北京使馆随员书简

第一信

香港，一八六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海上生涯，在喜欢它的人也许极是惬意；然而我怀疑，凡搭半岛东方公司的轮船走完一个半月航程的人，到头来没有一个不由衷地、诚心诚意地说一声谢天谢地。日复一日那些周而复始的例行功课，单调得能把人闷死。不过——

任凭日子疲沓，任凭日子漫长，

终究要敲响晚祷的钟响——

连香港也终于到了。

早饭后我们冲上甲板，要头一眼看看这座褐色的、被太阳烤焦了的岛。可惜它裹在雾里，没多少可看。但人人都兴奋、都忙乱，一想到马上就能享受脚踏实地的福气，便对全人类都生出善意来，同船的旅伴一一亲切话别。不多时我们进了港，这座小小的殖民地便展现在眼前：它立在一片荒野嶙峋的山脚下，对岸大陆的山势与之正相匹配。一大群揽客的小船围上来，划船的多半是女人——说来近乎笑话——常常背上还横缚着一个娃娃，却照样使劲摇橹，一面朝我们嚷：「要船吗？」「要大船吗？」这些中国船娘真是奇观。她们结实、强壮、被日头晒得黢黑，看上去——大概实际也是——不输给任何男子。至少我亲眼见过一个女人跟两个壮小伙船夫厮打，还把他们揍了一顿；那是一场有来有往、堂堂正正的拳脚。他们并不让她，她也把他们捶得极是起劲，一面还又叫又骂，那副声势，便是比林斯盖特鱼市也要被吓得哑口无言。船上似乎装着整整一家子——连育儿室也在内——小男孩身上系着软木塞或空瓶子，掉进水里好浮着。女孩子既被看作不值钱，便听天由命，身上什么也不系。我们刚一抛锚，各大洋行的船便靠了上来，每一条大约都由一位股东亲自掌舵，急着打听最新消息，或是迎接朋友。旅客一个接一个消失了；凡是持有致某位中国商界巨子的信的人，尽可指望豪华的住处和热诚的款待，因为好客之道，别处再没有像这里做到这般地步的。

香港的房子宽大通风。高敞的厅堂里家具并不壅塞（一切布置都以尽量多得风、多得凉为准），朝外是一道宽阔的游廊，挂着绿色的芦帘遮挡炫光。廊下摆着舒服得难以形容的竹躺椅，张着两臂招人去把闷热的下午睡过去，或是坐着抽一支方头雪茄、呷一口冷饮，懒得无以复加。地上铺着洁净齐整的席子，正房里装点着难得的古玩和瓷瓶，穿蓝布衫当差的中国「仔」脚步轻得像耗子，进来听吩咐或传句话，说的是那种古怪的洋泾浜英语——凡此种种，给整个地方打上一种别致而独特的印记，本身就教人精神一爽。样样都透着安闲静谧；然而正是在这些安静的、看似无所事事的屋子里——它们简直像一座座「懒散之宫」——一颗颗忙碌的头脑整日运筹，算计涨落，窥伺那些一日之间可赢可输成千上万的机会。当年鸦片贸易还在禁例之中、因而也最为兴旺的时候，各家洋行都有自己的快帆船从孟买、加尔各答一路赛回来，最先到的便躲在海湾转角处按兵不动，派人翻山上岸去送那要紧的消息，直到价钱做成了才肯露面——那时候香港商人的日子，其刺激必是难以言喻。如今人人的信件都由邮船送到，鸦片贸易也合法了，这行当里不再有从前那股闯劲和锋头。不过，一笔上百万元的茶叶买卖，盈亏动辄四五成，对多数人来说总也够刺激了。眼下中国的生意正处在一种少有的窘境：茶叶投机赔掉了巨款；几家大行受创甚重，幸而本钱厚，这一下还扛得住。小号就没有这份韧劲，一个个垮了下去；倒闭的消息和倒闭的谣言到处都是；唯一没吃亏的，是那些有先见之明、袖手不动、静候好时候的人。

香港恐怕是全世界最古怪的大杂烩之一。它非鱼非肉，非禽非熏鲱。政府和上层人物是英国人，居民是中国人，警察是印度人，语言是搀着广东话的杂种英语，通货是墨西哥银元；各种成分互不相融，正如沙拉里的油和醋。欧洲人恨中国人，中国人加倍奉还。街上，中国人、印度巡捕、马来人、帕西人、混血儿，同欧洲人、海陆军军官、水兵、士兵以及各色游手好闲之徒挤作一团。君士坦丁堡、士麦那、开罗的人群更入画、更斑斓，然而论怪诞，没有什么赛得过香港的街头。本地的出租马车是一顶绿色轿子，前面敞着，上头有顶，你可以照美国人的坐法坐进去，两脚高高伸到头顶上，由两个肩膀粗壮的苦力抬着飞跑；他们剃着光头，拖着长辫，戴着巨大的伞形斗笠。街角上到处有这样的轿子候雇，价钱是一趟一毫。这些苦力用竹扁担挑的分量，实在惊人。我见过土耳其脚夫被那种荒唐的重负压得几乎对折，伦敦火车站的搬运工连看都不肯看一眼；可是看中国人挑运，还是叫人肩膀发酸——因为他们并不是像从前英国乡镇上抬老太太去吃茶讲闲话的轿夫那样，手扶杠子、肩上垫带，而是把竹杠两头缚死，往肩上一耸，就那么踉跄着走了。下层的男男女女，在我们眼里诚然生得极丑，一脸凶相；若传闻不虚，那相貌倒也没有冤枉他们的品性。不过间或也遇得见一个颇标致的人物，多半是广东女子，貌美而德薄——毕竟在海滨的驻防城里，圣安东尼是不大有人供奉的。男人拖的长辫子，用丝线接长了几乎垂到脚跟，是初来者百看不厌的奇景。还有一种剃头的式样，东一根西一根留着几茎硬毛，像醋栗上的刺，样子尤其滑稽——真可谓「醋栗式」发型。中国人极爱惜他的辫子；猫怕沾湿皮毛，也不及他怕一滴雨落在脑后的头发上。剪掉辫子是奇耻大辱；半岛东方公司船上的中国水手偷货舱里的鸦片——这东西他们实在管不住自己的手——被拿住了，就把辫子绑在绞盘上抽一顿；这时候辫子倒是既中看又中用了。剃头匠生意兴隆；他也不只管剃、剪、编，还有巧妙的家伙替主顾掏眼掏耳，结果常把人的耳膜弄伤，可怜的病家从此落个长年的聋。

在这座处处是反差的岛上，最大的反差莫过于城里的欧人区与华人区。前者房屋高大，用青灰色的砖和上好的花岗石砌成，还有一些正在兴建，将来简直是宫殿。后者则相反，房子低矮寒陋，大抵只一层：底下是铺面，摆着各样货物，挂着古怪的直行招牌广告；上面一层探出人行道，用木柱撑着，形成一条有顶的走廊，一家人就住在这里，可以看见丑陋的老妇——中国的老妇比哪里的都丑——和黄皮肤的古怪小孩从窝里探出头来张望行人。傍晚时分，纸灯笼点起来，铺子关门——不像我们用门板窗板，而是用一种竹杠扎成的笼子，从外面看得见里头——中国房子便显得十分离奇好看。这一区名声极坏。下流场所和低等酒馆比比皆是，水兵们光顾得很勤。街上的苦力个个一副恶棍相，独自一人赤手空拳在僻巷里碰上可不受用。说实在的，以此地驻军之多，性命财产的安稳程度实在不该这样差。不久前有位绅士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城中心被人打倒抢劫；至于独自上山，若没有一支左轮在身上做「精神威慑」，简直是拿命去冒险。中国人做贼、撬门都极精明，甚至敢闯进兵营，溜进军官宿舍，在某位酣睡的英雄鼻子底下烧一点鸦片，转眼工夫把屋里的表、表链、零钱和值钱东西一扫而空。不过有时候也失风。前几天夜里有个年轻军官比这位手快的老兄还快一步，正当他要溜的时候一把揪住了。他挨的那顿收拾也着实漂亮：军官们打累了，又想出个刁钻的法子，把他扔进关醉酒兵的班房里——那一夜他是怎么过的，你自己去猜罢。据说印度人能把人睡着的床单抽走而不惊动他；可是当着货主的面、在巡捕眼皮底下把一座大货栈搬空，我看这本事至少也不逊色。事情是这样的：他们看中了一座堆满贵重货物的「货仓」，某日一群苦力跟着一个「买办」（工头、管事、掌柜兼跑腿）大摇大摆走进去，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动手搬空了它；那位假买办自始至终一本正经地记账，把一包包货送到码头，装上小船运走。苦力个个长得差不多，站在旁边的巡捕自然以为不错；而这桩盗案的胆大妄为本身也叫他失了防。等到发觉，货物、苦力、买办早已远走高飞，只剩下货主对着空仓叹气。

初到这一带的人有件苦事，就是得学会自己母语的一种新方言，比萨默塞特郡的土腔更离奇，比丁尼生笔下那位北方农夫的话更难懂。这就是广东的「洋泾浜」英语。「洋泾浜」即西文「生意」一词之讹，不难看出；这套切口是为同本地人打交道而自行生长出来的土话。你对中国人说一个平常的英国字，他会瞪着眼说一声「不懂」；可你若把它拧歪，加上一两个音节，摆到不该摆的位置，总之弄得连它的词根都不认得它了，他反倒一听就明白。再搀进若干来历可疑的中国字、葡萄牙字和别的字，便凑成了这套行话；它的句法是中文的直译，起初着实叫人摸不着头脑。举个例子——先得说明，洋泾浜里是拿牲口的雌雄字样来分男女的。有位从上海来的英国绅士到香港一个朋友家去拜访，开门的是中国大仔。「太太在家吗？」绅士问。「在家，」仔答道，「不过这会儿见不得。」「怎么就见不得？」仔笑得嘴咧到耳根：「昨儿夜里得了一个头等雄娃娃！」原来女主人夜里平安生下了一个胖小子。有时候这些仔把主人主母正在干什么交代得一清二楚，未免过于分明，叫人想起加瓦尔尼笔下的《可怕的孩子》。苦力和当差的说这种话不足为奇；奇的是大行里那些精明伶俐的买办，居然也没学会稍好一点的英文。

香港的日子过得相当舒服。此间居民极富，花钱像王侯一般。他们好客无度，家家门户洞开。我想不出还有比这里更适合海陆军人的驻地。气候与从前大不相同，如今很是宜人；万一有人病了，也可以北上北京，或去日本走一趟，再不然近处也有十几处地方可挑。眼下这个季节，一天的常规如下：六点钟，你的仔端一杯茶把你唤醒；起身沐浴，读书写字，到时候换衣服吃十二点的早饭（商人们自然十点钟、甚至更早就上写字间去了）。所谓早饭其实是一顿正正经经的席面，好几道菜，佐以香槟或红酒；谁高兴来都可以来，必定受到热诚款待，多半还会被留下吃晚饭。喝过咖啡、抽过雪茄，又办公，直到五点光景，于是人人出门骑马、驾车或散步，到七点——这是闲谈的钟点，在会所里喝雪利加苦酒。那是个第一流的所在，外来客可以作为访客入内，高兴的话还能住下。晚饭八点，且是件极郑重的事，因为香港讲究吃喝和好年份的酒；这规矩还不止行于各行的东家，他们的伙计吃住的等级与东家完全一样：一个在伦敦小馆子里花一个先令吃顿饭就心满意足的后生，到这里坐下来便是公爵才配吃的席，还要摆出行家的架势品评香槟和红酒，袋里叮当响着一年三四百镑的零花钱。可见俗气的算术到底强过斯文的拉丁文和希腊文。

香港一带骑马驾车的去处，自有其秀丽，只是几乎全无树木，与新加坡、槟榔屿那种丰腴的热带草木相比，反差未免太烈。另一面，无论大陆还是岛上，都有雄奇峭拔的山形，常裹在雾里，教人想起苏格兰和爱尔兰；巨大的礁石上密生着各色秀美的蕨类（已归类的有五十二种）；海湾里点缀着荒凉的野岛；东面隔着约一英里海面便是大陆，那就是风景如画的九龙半岛。跑马地的马场是个可爱的地方，三面环山，第四面临着海湾，从那里望进去是一条青碧的幽谷，仿佛司各特爵士笔下的景致。山坡上就是坟场；这里和总督府一带有几棵树，其中挺秀的竹子最为惹眼。不过居民最中意的还是岛的西南。约四英里外有个叫薄扶林的地方，几位富商在那里盖了平房；夏天里在写字间闷了一整天，下午照例要到那里去，让清爽的海风把脑子里的茶叶、鸦片、生丝、涨落之类的蛛网吹散。天气好的傍晚，这些园子是极舒服的消遣处。背后耸着太平山，一块气势不凡的岩峰，约一千七百英尺高；四围是香气馥郁的热带花木，其间飞满奇异的、五色斑斓的昆虫和绚丽的蝴蝶；前面视野越过粼粼碧海直抵大陆群山，海上小岛星罗，本地船只成队游弋，看去何等太平，其实随时准备干一票顺手的小海盗买卖。

离开华南之前，我很想看看广州，于是四月二十八日同一位朋友搭上往来港穗之间的一条巨大的「房子船」，这种轮船本身就是奇观。船上分成几处，欧洲人、帕西人和下等华人各占一处，另有单间供体面些的中国人家眷居住。说件事你便可想见它有多大：三星期前逢一个节日，我们这条「金山号」载了两千零六十三个中国人上广州去「请请」祖坟。凡美国轮船——这一条便是美国人的买卖——都以快为要务，八九十英里的路程，我们不到六小时就走完了。

那天早晨阳光明媚，正宜出游，香港港内景色格外好看，天上飘着许多絮状的云，在四围山上投下变幻的影子。海平静透明如湖，我们坐在最好的舱里——那是前甲板上一座大屋子——迎着每一丝风，赏玩沿途风物。江岸起初荒凉多山，与香港相类；再往上便见出耕作的痕迹。大蕉和稻子——稻子是一切绿草中最绿的——在鹬鸟出没的沼泽间长得极盛。竹子一直长到水边，山势渐低，不那么犷野，也更丰饶。当年我们以武力强通商贸时打坏的炮台废垒，无数小船与帆船，间或一座宝塔、塔身层层窗洞里探出各样草木——这些都告诉我们快到城镇了。约莫四个半钟头，我们到了黄埔。这是个不堪的地方，人口之肮脏猥琐，举世罕有其匹。几座石灰窑，几家酱油厂，几处替船只刮除藤壶海垢的旱坞，似乎就是全部营生。此后我一见酱油，总要想到它是黄埔的污秽所提炼的精华。

广州自身，对着那条气味不佳的江水，也不算有一张干净面孔。谁若指望在这里看到一座有码头有宫殿的名城，定要大失所望。千千万万低矮肮脏的木屋几乎直接盖在水里，杂乱无章地挤作一堆。仿佛这还不够，另有成街成巷成片的水上棚户，污秽之极，里面蠕动着人——大概还有别的生灵。江心泊着许多帆船，都带着炮，用以自卫；倘遇上稳妥的机会，也用以攻人。那是些奇形怪状的船，硕大的船头做成海怪的模样，两舷各画一只大眼睛——中国人把船当作有灵性的东西，说：「没得眼睛，看不见；看不见，走不动。」这话无可辩驳，连「金山号」也依这说法在两侧明轮罩上各画了一只眼睛。不过这里江上景象的头一件特色，同香港一样，是那一大群女人掌舵的小船。母亲扳头桨，姑母扳船头桨，祖母带着第三个把舵。围着轮船的这些黄脸太太，我敢说一时总有好几百。动物园的鹦鹉房同她们一比简直算是寂静，因为重活和使劲划桨给了她们一副皮革做的肺。她们个个自称相识，凭这交情来揽生意：「我的船，我的船，我好久不见你在中国这边喽。」我们自有小船，好容易耐着性子分开水路上了岸。然而讲广州江面，若不提那有名的「花艇」，便不算完全。那是些笨重的大驳船，泊在江边，凡中国的欧文·琼斯所能想出的廉价镀金、纸灯笼与离奇装饰，一概堆砌上去。这些便是维纳斯的庙宇。庙里的女祭司多半是些又黑又丑的小妇人，穿着暗淡的衣裳，扁平的黄脸上抹着胭脂，比欧洲人涂了还要惨白骇人；也有几个几乎称得上标致的；她们个个手足秀美（只要脚没有被生生弄残）——这实在是中国人共有的一项天赋：连伺候人的男仆，手也保养得干干净净，形状之好，多少欧洲太太都要艳羡；他们用不着在拇指上裹餐巾，也用不着戴白棉手套，那纤长的手指和榛子形的指甲看着就叫人舒服。到夜里灯笼点起，装饰的俗艳不那么刺眼，花艇便显得颇为热闹好看，是广州一景。艇上人所操的行当并不被视为可耻，据说也不妨碍她们日后正正经经地嫁人。

有人把一所空宅借给我们住，我们带了一个当差、一个苦力和一个本地厨子同去。这就引出一桩壮举来。我们到了那宅子，才知道看门的「仔」（「仔」和《雾都孤儿》里的「小子」一样，可能是个很老的老头）已经去「请请」祖坟了——虽然早有人通知他我们要来，这桩礼数却无论如何不能推迟。于是三点半钟，我们在那里，连一块柴火、一张烤架都没有。饶是如此，八点钟我们四个人坐下来吃的却是：咖喱肉汤、鳎鱼（此江以鳎鱼著名）、三道小菜、一块水牛峰肉（好比升华了的白煮牛肉）、沙锥鸟、咖喱大虾，饭后果品有大蕉、橙子、味道活像玫瑰花瓣的蒲桃，还有干荔枝；席面布置得极有品味，满缀着最香最艳的鲜花。酒是我们自带的。总之我从没吃过更好的一餐。换了英国仆人，到伦敦一所空房子里，办得到吗？中国人一旦学会照我们的路数做菜，便是天下第一等的厨师。你看这门手艺要的是手上的细致和满脑子的想象，又不必懂透视法，正合他们的才性。

广州的景象，恐怕我只能给你一个很拙劣的描摹；这份清单太长，一封信是装不下的。萨拉先生，或是随便哪一位以文字作估价的行家，单凭那些恶臭就够写一章。街道极窄，三个人可以并排走，若再塞进一个孩子，那孩子须得小到不能再小。两边是低矮的小铺子，伸出无数灯笼和直行招牌，像许多彩旗瘦成了鬼影，看去仿佛童话剧里一队庄严的行列被丑角的魔棒一点，化成了满街的市招。仿佛过道还嫌不够窄，小贩摊贩又把各色货物摆在每一方寸可用的地面上。有肉摊、果摊、糖食摊、甘蔗摊、鱼摊，还有只能叫作下水摊的。全世界最黄的一群人乱哄哄地飞奔而过，因为人人有事，人人赶时间。苦力用扁担挑着一切想得到的负载，从一堆木料到一捆韭菜，直向你冲来，须得眼明手快才躲得开他们的竹杠。转过街角，一位中国大人斜倚在轿子里，活脱脱是法国太太们爱摆的那种瓷偶，前呼后拥五六个戴白帽红缨的差役，几乎把一位小脚太太撞翻——她刚好来得及摇摇晃晃地挪开那双站不稳的腿。哪里有一块空地，你尽可断定那里有个郎中或算命的：郎中正盯着病人的嘴看，像马夫验马牙；算命的则拿把扇子神秘地敲着自己的脑袋，看热闹的围着一小圈，张着嘴惊叹。除极偶然见到一两条狗——这些机警的小东西似乎晓得，一旦走出自家地界就有变成案上肉的危险——此外不见牲畜。驮东西的是人，拉车的牲口一头也没有；实在说，这里也容不下任何车辆，连小贩的手推车都挤不过去。一条街上所见的勤劳，多得叫人吃惊。木匠、鞋匠、车工、雕工——总之各行各业的匠人，都在拼命干活，没有一个闲着。屠户忙着把粗肉和精肉分开；鱼贩剖鱼，把内脏仔细留在一边——没有哪一部分贱到无人要，也没有哪一部分贵到无人买。吃的狗（我见过一只极可爱的小狗被牵去处决，样子像只褐色的狐狸犬，我几乎想把它赎下来）、燕窝、禾花雀——中国的莺雀美味——以及种种珍馐，与同样繁多的可憎之物比肩而列，更不必说老鼠之流的「小小野味」了。菜蔬铺是食品铺中最诱人的，至少没有什么碍眼的东西，而且把果子摆得极出色：橙子、苹果、荔枝和青菜排成古怪的花样，天花板上垂着成串的香蕉、韭菜、嫩莴苣和别的绿菜。竞争极烈，纵然使尽气力也难糊口，因为满城与汉城连同关厢，人口浩繁，还不算那成千上万生在船上、活在船上、死在船上，除了那六英尺长三英尺宽的共同遗产之外在陆地上一无所有的人。总计江的两岸，居民约有一百五十万，其中欧洲人不过百来个。

在英国人重回广州之前，香港的中国人总以为一桩体面事，是要人相信一八五六年的炮轰并没造成多大损害。若问他们叶总督的府邸衙门可曾受损，他们会答：「没多少啦；我听说打破了一只茶杯、一只茶碟，就这些。」事实却是这城至今还带着那次惩罚的痕迹；有大片地方被火烧成白地；叶的衙门已被夷平，地基被法国人「并」了去，正在上面盖一座大教堂和一所耶稣会学院。然而尽管炮弹造了这许多破坏，可看的仍然不少。总督、巡抚以及其他大员的衙门都还在。这些府邸我只看了外面，彼此大同小异：一座拱门，两旁墙上画着巨大的武士壁画，正对着一堵照壁，上面画着某种怪兽的轮廓，似乎兼作张贴告示之用；院子里陈设着石麒麟和各样怪兽，挤满了属员和依附之人。屋顶雕镂着千百种奇巧的花样；不过这种式样你和我一样熟悉，而且往后我大约还有机会在信里讲讲中国官员府第的内里，此刻就搁下不谈罢。

我们自然去看了「刑罚庙」和五百罗汉堂，后者是中国的名胜之一。前者得名，是因为庙里陈列着中国人的巧思所发明的各种拷问犯人之法的模型。守门的是两尊巨大的「菩萨」，朱红的脸，胖得出奇。虔诚的人把纸片当作还愿的供物钉在或贴在他们身上，有的写了字，多数没有；这是中国人对祖坟和神明表示敬意的一种法子。进了门是一个大院子，我们去时挤满了人；四围摆着小桌，坐着算命先生，有年轻的，也有胡子稀疏、戴着大玳瑁眼镜的老手，写起来像法官一样一本正经。庙名所由来的那些泥人就分格陈列在竹隔断里，所演的情景十分可怖；院子那边才是正殿，我从里面带出来的，只是一团金箔、纸花、纸片和幽暗的混沌印象。

五百罗汉堂有趣得多。门口也和前一处一样，两尊巨像守着。其中一尊做出自弹一种琵琶自娱的样子；我留意到人家「请请」他时所贴的纸片，许多都剪成了他那件心爱乐器的形状。我们无人阻拦，信步穿过一重重粉白整洁的回廊，来到斋堂（这庙附有僧院），正碰上僧人们用午后的饭。我们刚到，一只声音细小清脆的钟敲响了，众僧应声起立，齐诵一段像是短祷或谢饭的词，随后一位品级较高的僧人由侍者前导退出堂去。堂是方屋，摆着长桌，一端用一道矮竹栏与回廊隔开。大和尚一走，其余的便重振精神对付起筷子和小碗来。僧人穿浅灰长袍，满头剃光，此外装束与俗人无异。殿本身是一座大堂，五百尊罗汉分列成十字交叉的甬道，彼此相对而坐，一个个气象俨然。他们都用镀金的金属或木头制成，比真人略小——若用这词来说偶像还讲得通的话。姿态、事业、神情，无一雷同。有的奏乐，神色温煦；有的分明在说法，一副教诲之容；有的在施刑或鏖战，凶悍之极；有一尊骑在一只大麒麟上做高难的马术，两只小麒麟在旁仰慕地观看——个个都被做得肥满安适，腆着大肚子。每尊前面放一只小小的绿瓷炉，盛着为他烧过的香灰。僧人待我们始终有礼，这里和那座「恐怖之庙」都不曾索取、也不曾期待分文；欧洲人若肯效法这些异教徒，别在自己的大教堂和礼拜堂里收门票，岂不好得多。

你自可想见，初次游历一座中国大城，样样都显得奇异可惊；然而最可惊的，莫过于我们居然能够东游西荡，闯进庙宇，像黄鼠狼钻兔窟似的把好奇的鼻子伸进每一个角落，在人丛中从容穿行而无人相扰——而仅仅在几年之前，任何一个胆敢走出商馆的欧洲人，至少要被围攻掷砖，说不定还要被一寸一寸地凌迟处死。几乎像是天数：偏偏在这城已经安全、居民也已相安的时候，长江的开放把原以广州为总汇的欧洲内地贸易引入了新的河道。广州的富庶显而易见，且极可观。然而那是一种本土的、自给的富庶，丝毫不倚赖欧洲，足见中国人当初说没有我们他们也过得很好，并没有说错。就在英国几家大行撤回驻城代表之前不久——他们发觉那一点点生意交给抽佣的代理人去做更省钱——我们同地方官府订了一项办法，租下一座叫沙面的小泥洲，费了极大的工本填筑起来，作为英国人的居留地。教堂和新的领事馆已经盖好，还有几所商人的空平房；但这地方看来永远不会显出什么气派：商人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回来，所以沙面至今是笔亏本买卖。

离沙面不远，是一位名叫潘廷官的商人的花园。台榭、凉亭、阶级、吊桥、鲤鱼池、假山和花木杂陈其间，异想天开，正像茶杯盘子上那些男女游逛其中的园子。墙上的门洞剪成种种奇形，或圆，或作瓶罐之状。梅雨季节已经来了，园子不是最好看的时候，然而仍旧十分秀丽，只是照我们的眼光看，死水未免多了些。培根勋爵论园林说：「喷泉极能增色怡神；死水却败坏一切，使园中不洁，多生蝇蛙。」这话若在英国是真的，在东方就更是真的了。此地没有花坛这样东西。草木随意生长，不成行列，然而照料得极精心；整座园子确实收拾得漂亮，看来养着一大班园丁和木匠——木匠在中国的园子里是极重要的角色。

你一定想听听古玩铺的事。我去看了，除了漫天要价的破烂一无所有。好东西中国人不惜价钱先都买走了。古董商把最好的货挑到本地行家那里去兜售，剩下的废物便推给碰运气的外客，一面赌咒说件件都是「又老又古」。我花了几个先令买了一只小瓶，算作广州的纪念；纵有成堆的钱，这里也没有什么值得花的。我在广州遇见一位老朋友，就是我们的领事甲先生，他做向导再和气不过。他大半生都在中国度过，凡有关中英交涉的事，他都是极有分量的权威。他住在一所别致如画的衙门里，还带一座颇大的园子——那园子本身就是一件珍玩。我们大半天在一起，每天傍晚不是在我的住处便是在他那阿拉丁宫殿般的府上一同用饭。

五月一日我们回到香港。我发现半岛东方公司加开了一班轮船，四日星期四启碇，便决定不等邮船，即刻动身往上海去。这样一来，我便去不成澳门了——那原是香港人出游的头一个去处。不过雨季既已认真开始，也许损失有限。无论如何，我离开香港的朋友们万分不舍：他们的厚意与殷勤，实在没有止境。

第二信

上海，一八六五年五月十日

「恒河号」直到五日正午才离开香港，星期一夜里我们在此地江口的灯船外抛锚；但这条江实在难行，直到次日早晨才驶得进上海。这一程大体顺利，而且极快。在广州同游的乙君和甲君与我同行；船长又是个博览群书、颇有绅士风度的人，为使人人舒适不辞辛劳，所以这趟航行很是愉快。同船还有一位年轻的法国炮兵军官，此行是要重游他一八六〇年打过仗的旧地；此外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物，两三家中国人，还有一个帕西人。中国人自然另聚一处挤作一团；帕西人则因教门之见不能与我们同桌，这在各方都是好事，因为他无论如何算不上可意的同伴。中国旅客一路上所能达到的肮脏程度，以及舱门一开时涌出来的那股味道，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天我同那位法国军官下双陆棋，他们中间一位大人物站在旁边观看，对棋局兴味十足，每掷出一个好点子便惊呼一声——中国人赌性是入骨的——可是他身上气味太恶，我们只得罢手，冲到甲板上去透气。「体面人」尚且如此，你再想想前甲板下那一百一十名苦力旅客，看着闻着是何等受用。中国女眷始终不曾露面，却常把她们肮脏的小崽子打发到甲板上来玩，那几个小东西居然也能把自己弄得十分讨厌。除肮脏之外，中国人出门在外也实在不成样子：头该剃了（一星期不剃，长在头顶上比长在下巴上还难看），辫子给睡得又乱又毛。说起辫子，上海此刻似乎时兴用白丝线而不用黑丝线接辫子，那是远不及黑的好看。我留意到有一个人，活像童谣里的知更鸟，「拿一码蓝绳把尾巴扎起来」。（后来我才打听出，这白辫子蓝辫子是戴孝的记号。）

从香港北上，多半沿岸而行，不像远洋航程那样沉闷无事。陆地几乎不断在望——无数岬角和岛屿标示着航路，遇上坏天气却也因此危险。海上船只不少，礁岛四围渔船往来如织，渔人正忙着做活。我们船上既没有邮件，也没有板着脸押运的官员，所以船长有一回停下来买了许多鲜鱼——都是活蹦乱跳的上好鲳鱼——以船上的饼干作价付给渔人；但愿那些饼干于他们的好处，不亚于他们的鱼于我们的好处。在这种狭窄的岛间水道里——两边玄武岩上的浪声几乎听得见——从一条大帆船的下风处贴身驶过，再开足马力把她抛在后头，实在是一桩快事。远在到达江口之前，这一带本来深碧如海蓝宝石的海水就开始浑浊变色了。这是因为长江倾泻下来的那股黄泥浊流量太大。那颜色和莱茵河差不多，看着也一样脏。

星期二天刚亮不久我们就开始溯江而上。两岸低平。若不是有几棵树，眼睛在那片污浊的水和无边的平原之间便再也找不到歇处。间或有一簇欧式房屋和一两面旗子，标出一处居留地来。到十一点，我们已在密如迷宫的船舶中穿出一条路，抵达上海。我当即上岸，打听到星期五有船去天津，正好搭乘。顺带在这里说一句：据我所能打听到的，天津与此地之间的交通颇不可靠，所以哪一班邮船若没有捎到我的信，你不必客气地替我担心，只当没有消息便是好消息。

我在香港所得的好住处和厚款待，似乎一路跟着我走。到了这里，又受到乙君的年轻股东丙先生最热诚的接待，并且有人向我担保，天津也是一样。我所遇见的旅行者和驻华的官员若不是个个告诉我这种好客是通例，我几乎要不好意思承受这许多美意了。

关于上海，我实在没有多少可讲。城市丑陋无趣，江水污浊，四野是一片死平的原。从会所楼顶望去，四面八方全无遮拦，连一个亲爱的老索尔特山那么高的土堆都没有。再说生意，我到的时候此地也是一片空白。我先前同你讲过的那场风潮，在这里比别处为害更烈；在我眼里港内的船已经够多，人家却告诉我，如今的船不及从前年份的三分之一。造成这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地皮投机。当初中国人被叛乱吓怕了，巴不得挤进租界来避难，地价于是飞涨，四处都被人买了去。如今这一带的乱事既已平定，本地人回了自己的家，地产自然跌落，那些没有及时脱手的投机客，钱便被牢牢套死了。这一层，加上欧洲人彼此竞争、而中国人事事联手的对比，再加上「年景艰难」，把上海压得很低。总之，无论就形势论还是就人心论，此地眼下都是平的。

我同我们的领事巴夏礼爵士谈了很多。你该记得他，就是当年同洛奇一道在北京被俘时以胆气著称的那一位；他是中国事务的一大权威，也是我们在东方最能干的官员之一。他对我说，他认为这一带华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情形大体令人满意；本地人已开始把我们和我们的贸易当作一件非有不可的事来接受。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有点像夫妻过日子，两边脾气稍有不合罢了。巴夏礼爵士是个意志与精力都异乎寻常的人；他通晓中国的语言、风俗和性情，因而对本地人有极大的影响力。他处处是个出色的人物，连意见与他相左的人也期望他成就大事。不过平心而论，此间也有不少有见识、有阅历的人并不同意他关于我们对华贸易已立于稳固基础之上的看法。他们认为，本地人当初接纳我们时那种不情愿的心气并未消散；中国人深知我们的力量，所以会一点一点地、始终用光明正大而不诉诸暴力的手段，设法把我们从现有的地位上排挤出去，好退回他们传统的守旧之中。这也许是一种悲观的信条，然而持这种看法的人着实不少。无论如何，中国人要甩掉我们总归不易，因为没有哪一个政府肯不加争夺就放弃将近六百万的岁入。就眼下而论，英国人在此是受欢迎的。太平军已被逐出中国的这一带，乱事也已缩小到无足轻重。中国人至少有这么一点感恩之心：把过去的好处看作将来还会有好处的凭证。我们眼下还有用，所以还被拉拢。等我们把这出戏演完，这些朋友会不会想把我们撇到一边去，那就要看以后了。

阿礼国爵士当年在此主事时，创立了一套市政制度；只要上海繁荣，这套制度行得很好。当然，此地既是中国的土地，服从市政当局便不能强制，它的章程也没有法律约束力；然而承认它合乎众人的利益，所以社会上凡体面之人都拥护它。如今商号倒闭之风打击了它，也打击了别的一切机构；除非好年景来临，它终将因缺乏经费和力量而垮掉。这实在可惜，因为此地需要改良的地方还多，尤以路灯煤气为最。真心希望局面快些好转，因为看来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

我得讲一桩前几天有人自荐投效的趣事。甲君的中国仔到我这里来，先是有些紧张地摆弄了一会辫子，然后说道：「我东家说我太糊涂；我想还是跟你走北京那边好。」就冲他这份憨直，我几乎要雇下他——何况他还是个好当差的，虽然确实说不上精明。

五月十一日

我刚去看过「元子飞号」上的铺位，那是条私家轮船，中途要停芝罘。我独占一间舱房——从加勒起我一直有这份运气。大约一星期后我该到北京了。明日凌晨三点开船，所以今晚就得上船去。「元子飞号」是条极小的船；大船进不了白河，所以只要一起风，我们就要好好地颠上一阵了！

邮船随时都可能到，不过我希望赶在它前头到北京。

第三信

「元子飞号」船上，直隶湾中，

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五日

你想必能体会，离开上海时我心里颇有几分怅惘。这一趟长途跋涉，我头一回要独自上路；主人们虽只是新交，待我却好到使我觉得像是在辞别老友。五月十一日星期四夜里十一点半，我向他们告了别——船既定于凌晨三点开行，我只得睡在船上。港里又黑又阴沉，我勉强凭着各处桅顶灯笼的微光把那条六桨小艇驶了过去。总之一切看去都晦暗凄然，我的心境颇像假期完了回学校去；然而人不能认输，上船后不多时，我便睡着了——睡得跟我舱里、床上的老鼠一样沉，只要那一大队跟着上船来的蚊子肯让我睡。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已在江口牢牢搁了浅：夜里起了大雾，船长走错了航道，撞上这条大江里许多险恶的沙洲之一。约莫十一点潮水把我们浮了起来，此后一路无事。

同船只有一位旅客，是陆军军需部门的一位官员，此去北京，想在中国政府里谋一个差使。

起初顶头风很强，星期五夜里天气极坏。然而不顾风浪，小小的「元子飞号」总算对得起它的名字——有个中国人替我解释，说这名字的意思是「走起来跟飞一样」——一直保持着八节半的均速。

星期日早晨我们驶过山东半岛，那是一座宽阔峻拔的岬角，轮廓粗犷参差。空中虽有霾气，海岸和那些使这片海如此危险的礁岛仍看得清楚。过了科德角，我们把那条倒霉的「赛马号」失事的地点留在西边，当天傍晚五点光景抵达芝罘。

论商业其实不无几分分量，芝罘却委实是我生平所见最寒碜的窝棚之一。全镇不过一条狭长的街，两旁是零乱的石屋砖房，奇处在于看不出哪面是前、哪面是后，住户究竟怎样进出，简直是个谜。两三所欧式房子，中国海关官员的衙署，几座或空或半空的货栈，间或一间用泥、海草和竹席搭成的棚屋，便是全镇了。唯一的装点是领事和中国官员的两面旗。镇子的位置倒很秀丽，坐落在一带低矮而错落有致的山脚下，从镇上望去，港内成队的帆船和轮船很是好看。此地居民的相貌与华南人不同，鞑靼的轮廓十分显著；我看他们身材也更强健、更端正。替我摇船上岸的六个人，我的确没见过比他们更好的桨手。若同英国的桨手比耐力，他们肯不肯「咬住」我说不上，但那一阵短程的猛冲实在可观。

芝罘外表虽寒陋，生意却做得不少，足以吸引七十来个欧洲人在此居住。此外，它多半还会成为时兴的海水浴场和疗养地。

从前这里是帆船的大港，如今跑这条线的帆船也还不少；不过帆船的生意已被洋船和轮船打得抬不起头来——中国人看出雇洋船的好处，一面却仍旧照造他们自己那种笨重难使的船。芝罘的大宗出口是豆和豆饼，还有少量丝织品；进口的生意不大，是细布和鸦片。

五月十七日

星期一大半天都花在卸货上，直到五点才升火。西北风大作，港口正朝那一面敞着，种种迹象叫我们料定出海后是个风急浪高的夜；不料风忽然停了，代之以浓雾，我们便免了颠簸之苦，代价是几次险些撞上礁石的虚惊。那可不是什么惬意的前景：纵然性命未必真有危险，一旦触礁，行李必定尽失，而且要熬过极难受的一夜，这却是准定的。我们在芝罘又添了一位旅客，是个通译，要去天津——看来是位极得人缘的先生，因为一班送行的朋友迟迟不肯散，那种送别的礼数免不了要喝掉许多雪利酒和白兰地，直拖过了开船的钟点，末了船长只好连推带搡把他们撵下船去。

星期二早晨我们接上了白河的引水人。他说途中遇见一条失事的帆船，桅杆全无，船上的人显然无一生还；他用篙钩在舱里摸索，想把船上的文书捞出来，却捞到两三具腐烂得可怕的尸体。据推测，那船失事大约在一个多月以前。

我们在这里简直冷得发抖。我舱里的寒暑表是华氏五十五度——比起我一向惯的九十度、九十五度，反差着实厉害。厚衣服都在货舱底下，我只好穿大衣。听说天津会暖和些。

星期二下午很晚的时候，我们到了白河口。

这里就是有名的大沽炮台，一八五九年那场惨败的所在——当时卜鲁斯爵士溯江上去交换条约批准书，我们的舰只被打了回来，还沉了两艘炮舰。两座炮台分踞河口两岸，北岸的由法国人占着，南岸的由英国人占着，每座有一连步兵驻守也就够了。这两处不日即将撤防。英国炮台略东，至今还沉着我们的一艘炮舰；船上的炮已被中国人捞起据为己有。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差使比驻守大沽更凄凉。除炮台本身够沉闷之外，附近只有几间中国泥屋和一家旅店，主顾多半是引水人；法国人连这点去处也被白河隔断——世上再没有比这条肮脏的小河更能污辱一片海的了。河口两岸是茫茫的泥滩，与水面齐平，荒寒愁惨到这般地步，真叫人诧异连水禽都肯在那里歇脚。泥造的炮台，泥造的房屋，泥泞的田，泥浆似的河——样样都是泥。

再往上游，岸虽极平坦无趣，绿意却不缺。树木不足观，但有青翠的田地和种着菜蔬果木的园子。据说天津近郊是中国的园圃；当令的时候，一个桃子只值三文钱，而一元银元合一千文以上，随行市而定。

我们很快就领教了白河行船之难：这条河不比伊顿一段的泰晤士河更宽，弯曲则不下于布谷堰。一次又一次我们险些搁浅；有一回真搁住了，费尽气力才脱开身。只好放一班水手上岸，把缆绳系在岸边一棵结实的树上，一面全力倒车，这才浮了起来；岸上的水手趁此良机，把河边园子里的葱和菜偷了个痛快。水浅还不是唯一的阻碍，一路到天津，我们同帆船几次擦碰冲撞，有一回把螺旋桨都撞坏了。

我到天津时，那里正闹得热闹非凡。恰是赛马的末一日；更使我大喜的是，我发现同僚索林正住在俄国领事馆。我们自然约好一同上北京去；俄国领事又极殷勤，为使事情方便，主动留我住下。

那几场赛马着实精彩。天津当然比不上香港和上海的马会——那里跑的是英国纯种马，还从外面运来「巴克斯通」（已经死了）和「威廉爵士」那样的名驹；这里的马不过是蒙古矮马，是马主兼骑手平日骑的脚力，然而三英里的赛程，它们跑了七分四十秒。这些小畜生极有胆气，也极结实，不跑到倒下不肯罢休。这赛马对我又是一重运气：当天散场时我花五十元买到一匹极好的小马。中国人围观，对场上一切兴味浓极，维持跑道全靠「武力与鞭子」，后者本地差役用起来毫不吝惜。大约他们怕把中国人惯坏了——照老话说，中国人就是个孩子。

五月十九日

我得承认，天津叫我失望得很愉快。那么多旅行者痛骂过它，历数它的污秽和满街的乞丐，弄得我以为每走一步总有一种感官要受惊吓。它确实很脏，但也不比别的中国城市脏多少——说到底，也不比欧洲许多城市脏多少；凡在阳光明媚的南欧游历过的人，谁没见过褴褛、虱虮、恶疾和残畸被特意陈列出来，好招人施舍？天津倒有一桩短处实在叫人受不了：井水一概是咸的，居民只好喝河里那种令人作呕的水。为了把水弄干净，先倒进大缸里让脏东西沉底，再加过滤。可是任凭怎么弄，也无法叫人相信那些溯流而上时硬往你鼻子里钻的可厌之物，已经清除干净。

我们去看了几家古玩铺。瓷器很多，商人和本地的行家都给它们派上了了不起的年代和好听的名目，然而没有一件是英国人会看得上的；价钱更是荒唐透顶，因为那些商人只要无赖古董贩开口，多疯的价也肯付。景泰蓝倒有几件极精的；不过瓷器的要价若说高，珐琅还要贵上十倍。我看见许多中国的画册，都不宜买，虽然其中有些笔致纤巧，很有可取。每一本讲一个故事，大抵是中国式的《妓女生涯》，十分粗鄙，末了又没有贺加斯那种森严的报应。这样的画既公然摆出来卖，风化自然谈不上严谨；天津之出名——毋宁说臭名——正在于此：即便在中国，它也以各种兽性下流的恶习著称。

天津的欧洲人居留地离中国城约两英里。沿着一条宽阔的堤岸（即码头）盖了些相当好的房子，租金高得惊人。上海那一套市政制度在这里也已设立；总的说来，这里的侨民颇有兴旺的气象，尽管当初有人指望这个口岸会重要到压倒上海及其他对手、至少也要分去它们一大半生意，结果却令人失望。开埠头一两年生意极好，有人发了大财；例如有一位商人，从一八六一年起积下每年五千镑的家私，现正要退休回国。可是中国人做生意精明，很快就发觉自己雇轮船、径直把货发给自己，比向大洋行的代理人买合算得多；而这里的贸易全属进口，欧洲人于是越来越无事可做。「元子飞号」虽然船籍在格拉斯哥，名义上属于德商特劳特曼洋行，实际上却主要——若不是全部——是一个邋遢的中国小买办的产业；那人我见过，全船的货也都是发给他的。

第四信

北京，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五月十九日星期五一早我们离开天津，如此便赶上了顺潮，得以尽快脱出河道穿城而过的那一段丑恶景象与气味。我们每人占一条船：索林那条算客厅，我这条算餐厅，他的仆人占第三条充厨房。船都极宽敞，上覆竹篾与藤席编的篷，舱里各有一条案板似的台子，我们把铺盖摊在上面。每船三名船夫；索林那条最大，另添一个小伙计。这些人快活又肯下力，事情也着实不轻省：风虽说是顺的，河却拐着一个又一个急弯死角，隔一段水路便正顶着我们，只好吃力地拉纤撑篙。可是越使劲，他们的兴致仿佛越高，那小伙计尤其卖力，那股热心劲儿不亚于一个不支薪的使馆随员。沙滩多得数不清，我们不住地在河上折来折去，循着插在泥里的树枝标出的航道走。沿途无景可赏，只有望不到头的高粱地，间或一小片树林。连个土包也看不见；这一程想必极其沉闷，我们能用最短的时间走完，算是运气。星期日下午三点我们到了通州。马匹已在此等候，还有一队随马下来接我们的护卫。

通州很热闹。一队运粮的帆船刚进来，码头上挤满了苦力，许多人赤条条同生下来一样，卸货、筛粮、往仓里搬。我们一露面，引起一阵惊诧——在这样靠北的地方，「洋鬼子」还算不得眼熟的物事。一八六〇年那几个不幸的英国俘虏正是在通州被拿去的；威妥玛与克里洛克持白旗前往，要求与统兵官会谈，也是在这里遭到射击，险些送了性命。此地同北边各城一样筑有城墙，然而那墙也只挡得住本国的兵。这一带的道路坏得堪称奇迹；当日英国俘虏被装在没有弹簧的本地骡车里沿路押送，双手双脚在背后用绳捆作一处、再浇上水叫绳子收紧，那份苦楚不难想见。往北京去的路上，每一寸都因当年那些事而出名。出通州不远，我们骑马过了八里桥，中国人就是在这桥上与法国人的刺刀交锋，支持了半个钟头；蒙托邦将军的封号即由此桥而来。桥上的麒麟与石板至今还留着炮弹枪子的痕迹。尘土深没马腿，一步扬起一片，委实是桩干渴的苦差；后来我们拐离大路，在一处荫凉角落遇见一家茶馆，停下歇脚打尖，我这才松了口气。店家待我们极和气、极有礼，端上极好的茶——不搁牛奶也不搁糖，盛在碗里——还有煮老的鸡子，和一种不烤而炸的卷花麻花。不多时便有十来位黄面孔的先生围拢过来，兴致勃勃地打听我们的种种：多大年纪，家里有些什么人。默里的中国话说得流利，索林也懂一些，我们便谈得很投机。我们的年纪总叫中国人摸不着头脑。他们不到四十不蓄须，因此以为凡是留着胡子的欧洲人都过了那个年纪。不过最教他们惊叹的，还得数单片眼镜。眼镜他们是见惯的，双片的也见惯——他们自己就戴，大得吓人，镶着厚厚的铜边或玳瑁边。可是单独的一片镜子，当真是件奇物，惹得众人大笑。外国人的古怪处逗中国人发笑，正如他们的古怪处逗我们发笑；可是他们天生的礼数使他们不至于把这份好笑露在脸上，不像英国人在某些外国所领教过的那般无礼——这一点着实不同寻常。我原以为北京这一侧的地方必是平坦、丑陋而荒瘠的。平坦是真平坦，可是树木不少，田地肥腴，说不上丑。村庄与坟头之多，足见人口极稠。要一直走到城墙脚下，才看得见北京。城墙高峻、残破、带着垛口，颇入画，是一种深沉好看的灰色。每隔一段有形制奇特的中国式楼阁压在墙头，加上巍峨的城门，合成一幅奇异而动人的图画。若论抵挡近世的炮火，北京的城墙大概是可笑的。不过在跟你讲北京之前，我还是自己先弄明白些为好。眼下我只知道：骑马进入英国公使馆院子的时候，我又热又累，一身尘土赛过档案局里最老的那只卷宗柜；在那里，代办威妥玛给了我最热诚的欢迎。

中国方面传来了坏消息。僧格林沁——一八五九年在白河统兵、一八六〇年因未能击退联军而一度获罪的那位蒙古亲王——在四百英里外的山东省被叛军杀了。他素有勇将与正人之名。中国人虽故作姿态，说这消息无关紧要，但它的严重是毫无疑问的。火到处烧着，他们却不能、或是不肯，采取扑灭的正当手段。

附记：我愿在此添上一句，以表对我在中国的第一位上司威妥玛爵士的敬慕与追念。他当过克莱德勋爵的副官，后来弃武就文，改入外交界。他是个大学者，通多种语言，一手中国学问连同他打交道的那些博学官员也为之叹服。两次中国战争之中，他不但以谈判的大才著称，更以无所畏惧的胆气著称。他慷慨舍己，几乎到了过分的地步，是我生平所遇最了不起的君子之一。——一九〇〇年

第五信

北京，一八六五年六月一日

去年威妥玛回英国时，斯坦利勋爵对他说：「北京是个天大的败笔，不是么？全城连一所两层的房子也没有，是吧？」在斯坦利勋爵讲究实用的眼光看来，它无疑是个败笔；可是画家到了那里，却有许多可赏可画的东西。

「北京」的意思是北方的京城，正如「南京」是南方的京城。它由两座城合成：汉城与鞑靼城；鞑靼城之内又有皇城，皇宫与朝廷的禁地都在其中。两城都围着深灰色砖砌的城墙：鞑靼城的墙高五十英尺，顶宽四十英尺，底下约六十英尺；汉城的墙就次要些，只有三十英尺高。墙上有垛口，有放枪的射孔。汉城的墙已经荒废，鞑靼城的墙则修葺得较为经心。每隔一段有高耸的敌楼映在天上。城门上头也立着高楼；城门日落即闭，闭后便不许出入。

街道是宽阔的大路，多半不铺石，一概无人照管。两旁是店铺与矮屋，可是路面的宽度又被无数形形色色的摊贩摊子占去，常常挤成四排。在这尘土与污秽之乡，街道无论冬夏一样肮脏。汉城与鞑靼城里都有大片空地，也有自成院落、占地数十亩的建筑：在汉城，那是佛道两教的庙宇；在鞑靼城，那是皇帝与贵人的府第。这些园地里种着高树，给全城添了极大的秀色；两城的腹心，往往会有几处地方竟是一幅村居图。中国建筑那鲜明的颜色与奇诡的样式，立在这样的树丛之间，效果好看得出奇。皇宫的宫墙覆着光亮的黄琉璃瓦，四角的楼在日头底下亮得像金子，尤其夺目。不论朝哪边看，总有些怪诞而粗野的东西可看；败落腐朽的痕迹也无损于这幅画。北京实在像一间极大的古玩铺，连同古董行里免不了的那份尘土与污秽。若不是在城里骑行如此艰难，这地方看看赏赏本是件乐事；可是人群把路堵死了——大车、脚夫、骆驼、轿子、货郎、乞丐、喇嘛、赶骡的、从蒙古来的马贩、骑马的弓手、带着随从的官员、小脚女人、坐在车里的贵妇（严严实实地遮着，免得给俗眼看见）。总之，黄的褐的各色人等，还不算狗与猪，随时随地挡在你路上，扬起一团团尘土，灌进眼睛、耳朵、头发、嘴和鼻子，除了触觉，一时把各样知觉都毁了。仿佛自开办德比大赛以来历届赛马日的尘土（顺便一提，不知今年是哪匹马夺魁），都给风吹到这里来落户安家了。中国北方的沙尘暴是一种天象。云头压上天空，像是要打雷下雨。我头一回见这情形，没有经验，只当要落雨；不料落下来的不是雨，是一种极细的尘，无孔不入，门窗都挡它不住。这桩祸害从蒙古大漠上来，除了像寻常尘土那样填得满眼、伤了眼睛之外，还带着化学的性子，叫人又刺又烧地疼。沙尘暴有时浓得人会像在伦敦大雾里一样迷路。那当真是「摸得着的黑暗」。

北京城墙一周约莫二十三英里，其中十五英里要算在鞑靼城上；鞑靼城是方的，在长方形的汉城以北。相传之说，加上多年笼罩着这座京城的神秘，把它的人口说得过了分。中国人一向假装相信城里有二百万人，说天下没有哪一座京城比得上。乾隆年间（西历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五年在位）大约果真如此。可是如今看看那些极大的空地，看看但凡体面人家必有的花园与院落，纵使把某些坊里的稠密也算进去，人口大概也到不了一百万。「户口」的数目无从确切估计。行家的说法各不相同；我听人估过北京的人口，从六十万到一百五十万，什么数字都有。北京未对欧洲人开放之前，南方的中国人讲起它来，什么谎都敢扯。比方你跟他们说起铁路、电报一类的西洋大发明，他们立刻会极从容地应一句：「见过！见过！北京那边多得很！」讲起北京的大小与人口，他们也是这样扯谎。北京周围的地方似乎人烟极稠。我原就料到如此，可仍不曾想到会见着这么多的人，以及他们留下的那些痕迹——那些痕迹常常很不堪，在中国尤其如此。

我们的公使馆在鞑靼城的南部。我们占着一座极入画的府第，叫梁公府，即梁公的宅子；它同一切要紧的中国建筑一样，占地极广。院子一进套着一进，有立着红柱子的空落落的大屋充作敞厅，有两只大理石大狮子守着的正门甬道，还有若干只有一层的房子，我们每人独住一所。公使馆初迁来时，整处地方都修过一遍，照中国的样式重新装点：起脊的屋顶施着许多颜色，木作雕花，石的陶的麒麟，以及中国人拿来铺满房屋的那千百样花样。可惜工修得草率，此后又没有再费心整治，于是这座本该尽可能好看的公使馆，实在是我们的一件丢脸事。园子成了荒地，院里的砖墁碎了，墙在往下塌，好好一处地方眼看着败坏下去。在这样大热大冷的气候里，一针不补，九十九针难补。你且想想：住在一座人烟稠密的大城的腹心，四围却尽是狐狸、蝎子、臭鼬、黄鼠狼、喜鹊，以及别的本该在荒野里才有的东西。这就可以叫你明白北京的地方是怎样糟蹋掉的了。我们这座府第的大毛病在地段。要出城透一口新鲜气、躲开满城的臭味，先得骑一个多钟头的马。为了到野地里放马跑一程，却要先横穿北京的街道骑上一个钟头，这得鼓起天大的劲儿；我常常动念要把马卖掉、把马夫辞了，然而那就等于把自己永远关在公使馆里了——在北京，走路比骑马还要难受。

恭亲王殿下——议政王、总理衙门的首领、宰相，以及不知还有多少名目——昨天递了帖子来，通知威妥玛他要来做一次正式拜会。他的名帖我附在信里。

恭亲王是先帝的弟弟，一八六〇年先帝把与额尔金勋爵、葛罗男爵议和的事交给了他。当今皇上年约十二，未曾亲政，两宫太后名义上垂帘听政；然而皇上的功课归恭亲王照管，实际上他就是这个帝国的摄政。不久之前他险些落得个跌碎了拼不起来的下场，因为有人参他卖官鬻爵、滥施恩荫、御前无礼。参他的人据说是受了一位与他为难的太后的指使，做了宫廷倾轧里的一只猫爪子。不论内情如何，两宫下了一道上谕，那口气活像《阿伽门农》里的歌队，讲的是显达如何生骄、骄慢如何招祸；恭亲王的一切差使与荣衔便都被褫夺了。他失势了几天，他的几位兄弟出来营救，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念在他劳绩甚大，仍叫他管总理衙门的事。可是这对他并不是好兆头：外务这一门差使极不得人心，单得着它，未必算得上是福气。直到从前的荣衔一件件还给他，才可以说他重新得了朝廷的眷顾。参他的罪名被宣布为查无实据，又议定：无礼一节属于家务，不应干预国政。至于那位参他的人，眼下仍在外头走动，不过其自由也就像猫从爪下放出来玩一两秒钟的耗子罢了。叫我换他的皮，多少钱我也不干。

亲王定下的钟点前不久，总理衙门的两位大臣恒祺与董先到，等着迎接他。恒祺就是一八六〇年战事之中、巴夏礼与洛奇被囚期间在欧洲出了名的那个人。他是个又瘦又小的老头儿，很像公主剧院的演员米多斯先生，极讲究穿戴。那天他穿一件珠灰色的绸袍，翻着蓝边。他挂在腰带上的扇套、筷套和别的零碎，绣得极精，缀着细珠和一种云雾似的粉红珊瑚——中国人管那叫孩儿面。他的鼻烟壶是上等翡翠，就是那种碧绿的玉，在这里贵得与钻石同价；然而他所有的东西里，他自己最中意的却是一只银壳的日内瓦怀表，大得像个萝卜，掏出来给人看时神气得很。他黑缎靴筒里插着烟袋，小小的银烟锅，配一支华丽的翡翠嘴子，另外还塞着糖食、药丸和别的零碎。他的白凉帽四围垂着官用的红缨，顶着一颗粉红的珊瑚顶子（恒祺是一品），帽上垂下来的花翎也配着翡翠的翎管。末了还压着一样：他戴一副茶碟大的眼镜，镶着宽宽的银边。再没有哪个小老头这样自鸣得意的了；他那一套做作的派头与纨绔子弟的做派十分可笑。董是个快活的胖老官儿，与恒祺恰成对照。他是个大文人，把朗费罗的《人生颂》译成了中国诗——那是威妥玛把英文直译一遍给他，他据以作成一首诗，据说很有可观。

到了时候，亲王坐轿子来了，前后跟着一群跑差的，还有一队骑马的护卫。威妥玛同我迎接他；我以「米大人」的名义引见——我到任时就是用这名字向总理衙门通报的。我们与中国人往来，都不能不取一个单音的姓。卜鲁斯爵士是卜大人（中国人发不出西文那个卷舌的音，便把他的名字念作「卜鲁斯」），威妥玛是威大人。「大人」直译就是「了不起的人」，是表官阶的称呼，官员都用它。

亲王是个年轻人，看模样二十八岁上下。他脸上有麻子——我所见的中国人几乎个个都有。他近视得厉害，眯眼睛的那个习惯与我一样；我们对坐着彼此做鬼脸，我不由得想，这要画下来该是怎样一幅漫画。亲王一落座便从靴筒里抽出烟袋，他自己的跟班送上火来，单膝跪着伺候。茶自然是要上的，随后谈话就开始了。这位大人物说话又短又轻佻，他险些栽跟头，正是坏在这上头。桌上一条英国式的唤人铃拉索，还有一柄螺钿裁纸刀，逗得他乐不可支。我那只单片眼镜于亲王更是天赐之物：每逢他辩论落了下风、一时答不上来，便猛地打住，两手一扬做出惊讶的样子，指着我嚷道：「单片的眼镜！奇怪！」他这样拿我岔开话头，就给自己腾出工夫想措辞。他同威妥玛似乎很亲热，满口说笑——他们讲的话我自然一个字也不懂，只好躲在一支大雪茄后头，看着这位客人的做派，觉得极有意思。我疑心在他那一团和气的做作背后，看出了一种残忍而狡狯的神色。

亲王去后，恒祺——他除了是半个外务大臣，还是一位带兵的将官，另外还兼着许多差使，因为兼差是这里的常例——邀我们六月三日早六点去看操，随后用早饭。

这话或许是冤枉他，可我极疑心恒祺把他的辫子染过。

附记：咸丰皇帝的元配、那位居长的皇太后，看来多少是个有名无实的人物。真正掌权的是圣母皇太后慈禧。这位了不起的女子，据一些说法本是个婢女，据另一些说法则是宗室某人的女儿。在一个认养子女向来有效的国度里，这两种说法倒也并不相抵：皇帝若要把后宫里的一个女子抬到最高的位分，只消命一位宗亲收她为女，她立刻就成了皇家的格格，与生在紫袍之中、或者按这里该说是生在黄袍之中的，并无两样。

居长的皇太后，即人称东太后的那位，死于一八八一年四月十八日，此后权柄便完完全全、独独地落在圣母皇太后手里。她的儿子同治皇帝已于一八七五年无嗣而崩，由他的一位堂弟——一个四岁的孩子——继他登上龙位；垂帘之局仍照旧由两宫太后执掌。

卫三畏博士在他那部堪称中国事务百科全书的《中国总论》里说：「皇太后是宫中最尊的臣属，皇上时常向她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致敬。一八三六年嘉庆皇帝的未亡人六十寿辰，皇上颁赐种种恩荣。从这次庆典所下的谕旨里摘出一段，便可见天子对她的敬重：

『朕之广土，赖累世昌明之福荫，极享升平；朕之令族，蒙举朝仰望之尊亲庇佑，最为显赫。其福本已纯全，今复加以至上之庆，六宫之内，无人不欢忭鼓舞。此番大典之隆，当超越古人于人伦之道所要求的极致，以致举国称贺。庆典仪注必须格外非常，庶几朕对圣母之尊崇与奉养，得以一同光大昭著。……今冬孟月，适值皇太后六十圣寿。当此吉期之始，日月并耀，同施和气；甲子一周重新起算，其荣愈增其福。仰瞻懿光，重申庆贺，并以此事告于天、告于地、告于列祖列宗、告于社稷之神。道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朕将率诸王、贝勒暨文武大臣，诣慈祥端庄、普安纯德、恬静自持、施恩无量之皇太后前，于其圣寿吉日敬呈贺忱。此一庆典之乐，直与天上神女所享者相埒；朕于告神告民之际，谨为她祝无量之福。』」——《中国总论》第一卷第四一〇页。

这一天又降旨犒赏兵丁，并加恩、升擢、赦宥等等——「凡纯孝之子、顺从之孙，凡端正之夫、贞节之妇，一经查实，皆为之立碑旌表。」兵丁年届九十或百岁者赐银建牌坊，又敕修坟墓、庙宇、桥梁；不过，照卫三畏博士促狭的话说，「这些格外隆重的殊恩究竟有多少真办了下去，就说不上来了。」

道光皇帝这道谕旨，在此刻（一九〇〇年）极有意味，因为它说明了当今皇太后慈禧的地位——那地位在我们西方人看来一向那么费解。一个有野心的女人，若兼有伊丽莎白或叶卡捷琳娜那样的大手腕，不难看出她会遇上种种机会，而她也确实把这些机会用到了最好、或者说最坏的地步。

六月四日

昨天天刚亮，我的仆人来把我从床上拖起来的时候，我恨不得把恒祺将军连同他手下的兵一齐打发到十万八千里外去。前一夜下了一场大雨，尘土倒是压住了，可是作为报偿，街上成了一片泥海，许多街简直是河，我们只好深一脚浅一脚地趟过去，马每走一步都要踩进一个坑里。这样折腾了将近一个半钟头，才到安定门外的校场。场地用木桩与红绳围出界线，每根桩旁站一名兵。我们被一直引到一顶蓝色的小帐篷里，将军在那里郑重其事地接待了我们。茶喝过之后，三位将军、俄国使馆的人和我们一同出帐，在一座小土丘上站定。我们一露面，军乐便奏了起来。乐队约有十二名中国人，所用的乐器是大海螺；他们从里头吹出一种最凄惨、最难受、绵延不绝的嚎叫，我这辈子没有那么倒霉地听过第二回。我简直不知拿什么来比。你听过海螺壳里的那种响声——就是那个，不过放大一百万倍。我们一站定，前面一名兵挥起一面大旗，这一天的正事便开始了。兵约两千，他们要操的不是「勇」字营的刀、弓与藤牌，而是照我们的操典——那操典是威妥玛给他们译的——使的是俄国人送的步枪与炮。他们的各样队形走得还像样：威妥玛这么说，他是行伍出身，操法是第一等的行家。不过我承认，当他们逼到我们跟前、朝着我们的脸放了一排枪的时候，我觉得很有可能像我们义勇队检阅时那样，哪一支枪里落下一根通条没取出来。所幸并没出事，只有一门大炮的药箱炸了，四个人烧得厉害，五个人不能再上阵；管那门炮的把总当场就给揪了出来，当着众人一顿竹板，因为他不等药箱合上就下令开炮，太不小心。军纪如此！

日头开始很毒了，所以宣布检阅完毕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宣布：每名兵丁因当日在场上表现好，各赏三枚半便士的钱。听了这喜讯，全军一齐单膝跪下谢恩，虽然他们心里雪亮，这钱是永远见不着的。可怜的家伙！

早饭摆在近旁的一座庙里。我们坐下时不见恒祺，原来他想得周到——这份周到便是比他文明得多的主人也未必做得到——亲自去看我们和俄国护卫队的人有没有招呼好。

中国的席面，次序与欧洲的恰好颠倒。先上茶，茶碗撤下去之后，每人面前放两只极小的碟子。接着摆上果品与甜食：橘子、苹果、蜜渍核桃、各色糖食、麻子和着面与糖做的点心、油浸后晒干的杏仁，以及别的珍品。然后才是荤菜——其中最出奇的是海参（味道像甲鱼汤）、竹笋、鱼翅和鹿筋；凡是胶质的菜最受看重。有名的燕窝汤，就像没熬透的鱼胶。最后上的是一种米做的汤。起初我用筷子极不便当。吃法是把自己的筷子伸进哪一只碗里，夹一口挪到自己的碟子上；整席之间碟子不换，筷子也不擦。你若要敬重某人，便用自己的筷子挑一块好的放到邻座的盘里，他也照样回敬。这就使得这场宴会看去像一阵不成体统的乱抢，因为人总要越过两三个人去还这份礼。菜都极腴厚，我想是极不克化的。桌上前后摆出六十多样吃食；我得承认，我的筷子几乎每只小碗都伸到了，却没有一样不合我的口味。土产的酒用小杯斟给我们，杯子约莫我们的甜酒杯大小；味道颇不坏，极干。早饭一完，中国的先生们便从靴筒里掏出小片的纸来——那靴筒仿佛是个取之不尽的口袋，自烟叶到公文无所不有——拿来揩嘴和象牙筷子；接着便有一节中国的礼数，是欧洲人极受不了的：在这里，为了恭维主人、表示吃得饱吃得满意，要打出又长又响的饱嗝才算有礼；恒祺与那两位将军在这一点上做得毫无可挑剔，把家教施展得十足。庙院里又喝茶闲谈了一阵，我头一回的中国宴便告结束。我没法告诉你，先吃果品、末了喝汤，在我看来是何等的古怪！

第六信

北京，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自上次寄信给你以来，我既没见着、也没做成什么值得一记的事。我们院子里的寒暑表一直在华氏九十五度到一百零七度之间，因此既没有多少兴致去看什么名胜，连出公使馆一步的兴致也没有；在馆里，日子一天与一天像双生子一样。不过今天有一班邮袋要走，我只好勉强拼凑一封信出来。

我们打算下星期一挪到山里去；差不多已经定下一座叫碧云寺的庙，离此约十二英里半。我很乐意去，因为城里正变得闷热得可恶，尘土也多得叫人不能相信。我们大概要住上六个星期或两个月，逢邮班的日子再进城来。我们不能不把整副家当一齐带去，所以住得短了便不值得。

说起来，我这副家当近来添了一位教习——不是欧洲那样按钟点付酬、一天来一个钟头的先生，而是正式进我门下当差的人，我什么时候要他，他就得听我使唤。我一头扎进了中国话里，正在一片艰难的海里扑腾。有一桩极不便处：本地的教习——自然也只有本地的——除了本国话，别的一个字也不会说。所以起初我同顾（这是我那人的名字）常常对坐着面面相觑，谁也不懂谁，直到他厌烦了，比划出肚子疼的样子告辞而去；要不就是我再也忍不住，把他打发走。不过说也奇怪，一个人若是靠着它才有日常的柴米油盐，他学起来竟能极快——学到的倒不是那个异邦的语言，而是一套勉强通得过的杂凑话。教习、仆人、厨子、马夫，一概都得用中国话吩咐；买东西讲价钱又添出许多字来。于是七拼八凑，顾同我总算对付得过去。他要随我上山去；我打算在那里下一番苦功，但愿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顺流而上、走上了正路。

我这班底里另有一个更可喜的添丁，也更可亲，因为它既不吃蒜也不抽鸦片，那是一只马尼拉种的小狮子狗，名叫努努，是我承继下来的。它先后慰藉过好几位在北京作客的外交官，末了落到我手里。它是只再快活不过的小狗，最会做伴。个头不过比你那只小不点儿大一丁点儿，胆气却赛过汤姆·塞耶斯，是生狗与中国人的克星；实在说，它的勇气远远超过它的身量，因此常常惹祸。多少年里，凡在公使馆什么地方撞见的狗，它都要扑上去，喝令对方给它这位陛下让路；如今它却已不在当年的盛年了——那些小时候被它吓住惯了的狗，后来没少给它苦头吃，尤其是一条黑色的大猎犬，那家伙是半点也不让人的。努努把我们的院子占作了领地，别的狗仿佛默契似的都认它的账。哪一只若敢把鼻子伸进来，努努便竖起耳朵，尾巴照旧卷得挺挺的，直扑过去，来者立刻不见了踪影。努努在这里日子过得很美；人人对它都有一句好话。它唯一的委屈是：每逢星期一和星期四，总有一个大个子中国人把它拎走，不由分说地洗一遍澡；那人相貌圣洁得像一幅拉斐尔前派的画，人都叫他「使徒」。

山东有好消息了。官军把叛军打了回去。眼下已没有这一省被侵入之虞——那对我们本来可能是件大事，而且必定会闹到天津被洗劫。然而实在气人：费了这许多气力劝这个可怜的政府自救——它只消拿出最寻常的一点力气便办得到——到头来却看见城门外六七个弓手，对着二十码开外的靶子练那么一手，在国内随便哪个射箭会里的十八岁姑娘也要为之羞愧。可中国政府却安然拿这样的货色当作平定叛乱的凭借。他们照欧洲法子操练的那些兵，不过是喂给外国公使的一块骨头，并不表示他们当真有意振作。自助与自强，似乎与这个拍着肚皮的佛教之邦的性情相忤。请外国军官——尤其是英国人——来操练、带领他们的兵，他们倒是很愿意的，戈登上校的榜样使他们对英国人有着无穷的信心；可是要他们自己动手，却什么也不肯干。而且有一班高位的官员（比如上海所在那一省的巡抚李某），在本国人中间挣得了些勇武与知兵的名声，便觉得听外国军官节制有失身份。这些人处处给外国军官掣肘，再加上麾下兵丁的军械与饷银能否领到毫无把握，便叫他们的处境难以忍受——戈登上校就不止一次尝到过这滋味。借调来教练官军的英国军官，许多人的路都走得很不顺，要推行他们认为必需的措置，极为吃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叛军仍然抬得起头来，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队伍里还添进了本地的盗匪、秘密会党，以及因欠饷而哗变的官兵。

内里的这桩难处已经压得他们够苦，中国人却依旧一味违背同各大国订下的条约；这些国家里随便哪一个，只要存心，都拿得住把柄把整个局面掀翻。文祥是总理衙门的首脑（衙门名义上以恭亲王为首，实权却在他手里），也是这个政府里最开通、最有忧国之心的人，他对时局的危险看得十分明白；可惜他为人胆小，而说服一个中国人是一回事，叫他照着自己的信念去做又是另一回事。于是条约照旧被破坏，中国这一朝的存亡，全系在外国各政府的耐心上头——他们在这国家的干系太大，只要船还有浮起来的指望，就不肯把它凿沉。

不过话说回来，也该公道地讲一句：外国使节这四年驻在北京，确实生出了一些好处。有一件可为凭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先生，用总理衙门出的钱，会同恭亲王特派的一个委员会，把惠顿的《万国公法》译成了中文。上一封信里跟你提起过的那位把朗费罗《人生颂》译成中国诗的董大人，又为这部书作了一篇序。这篇序出自翰林院副掌院之手，而翰林院掌院正是中国文人一流中的领袖，因此给这部书添了极大的分量；此书之刊行，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无疑是一桩要紧的事。

第七信

碧云寺，一八六五年七月七日

看这封信的地名日期，你便知道我们已经从城里的尘土、酷热和污秽中撤了出来，我们的「避暑」开始了。北京实在是待不下去。动身那天，背阴处的寒暑表指着一百零八度，是这三年里的最高数；能把公使馆的大门甩在身后，我从心里高兴。

这片山与城之间的平原极美。上面密密布着田庄、成丛的树木和坟地——坟地在中国总是最好看的去处，大约是作为一种抵偿：他们一生过得肮脏寒碜，却替自己的最后居处挑最富诗意、最惬人意的地方。这里的土壤肥沃得出奇，一年两熟，平原素来是一派丰饶气象；今年却因大热大旱，头一季庄稼绝收，田地都焦干了。皇帝求雨也无用，雨只零零星星下过几阵，烈日反把地烤得更硬。乡下人苦极了，粮价贵得像荒年。可他们看上去仍旧快活知足；我们问这里一位僧人，会不会闹出饥民的乱子来，他答道：「哪能呢！这一带的百姓蠢得闹不起事来。」实在过不下去的，把女儿卖去为奴，事情也就完了。

北京西边的山，是华北的瑞士。它们既不很高，也算不得怎样绝色，却有几处极秀丽的峡谷和山坳，林木丰茂；无论如何，这里的空气清新洁净。每一道山谷里都窝着一大群寺院，是明朝和更早的鞑靼诸帝出于虔心所建；就凭这桩功德，北京的外交团便怎样感激也不为过。按佛门的戒律，僧人本不该为款待客人收钱，所以中国人到庙里住，照例修葺或点缀庙中的某一处作为报答；我们却宁可付几块钱，而且尽管有戒条在，这办法似乎既合我们的意，也合僧人的意。

我们这座庙叫「碧云寺」，即青碧之云的寺院，名字富于诗意，这地方也当得起。它依山筑在一层层台地上，前后约有半英里长，每一层台上有一座殿，一座比一座精美（若「精美」二字用在这国度里这些奇形怪状的建筑上还算贴切的话）：黑白大理石的雕像和瓶罐、青铜的龙、刻着帝王武士神佛与荒诞怪兽的高浮雕和浅浮雕，件件是难得的手艺；碑石上的题刻、木上嵌的铜字与描金的字，步步遇得见；而这一切又安放在一窝假山、泉水、树林和园圃之中。最高处有一座小殿，式样与其说是中国的，不如说是印度的；里面有一尊极古怪的偶像，生着十个头：底下三个大的，上面生出三个小些的，再上面又托着三个更小的，顶上是一个极小的头。手也照这比例加多。这小小的去处望得见平原的全景，远处便是北京的城墙和城楼。

我们的住处是庙一侧的几间小屋。吃饭在一座敞轩里，四围是水池和假山，蕨草苔藓丛生；高树遮住日头，近旁一道冷泉从石缝里注进池中，我们的酒正好镇在里面，冰得恰到好处。我们来时，池子干了，泉水也被引去了别处；找来几个苦力，一会儿就弄妥了。你且想想我们初到时的心情——人家告诉我们：若不下雨，就没水洗澡！而这是个夜里热得非要早起冲一冲不可的地方。僧人话音才落，山上便打起一场极大的雷雨，我们这才把心放下；第二天早上又发现，原来有一处天然的浴处，妙不可言。我们在此的日子极简单，也极其单调。只有两个人——索林和我。天亮以后随便什么时辰起身，八点早饭，三点正餐；饭后骑马，或到山上乱走一气，八九点钟回来喝茶。抽一个钟头的方头雪茄，谈的永远是家里的事，一面看萤火虫——照中国的传说，孔夫子和他的门徒当年就是借它当灯的。俄国公使馆在离此约一个半钟头马程的地方也占了一座庙，彼此走动走动，是这单调日子里唯一的变化。我把先生也带来了，从早饭到正餐同他学话，这是我正经的功课，其难也足够人受的。其余的时候我把功课写在纸扇上随身带着——要把书本时时摆在眼前，这是个绝妙的法子。蚊子颇扰人，还有一种极毒的小虫，叫沙蝇，黄色，比蠓还小；小得好，它若长到青头苍蝇那么大，我看被叮一口是要送命的。蝎子也多得很，前几天我们一个人就被蜇了。有天夜里听见一片号哭，活像爱尔兰人守灵；第二天早上底下人来说，是厨子的帮工手上被蜇，一个钟头就死了，后来又缓过气来，眼下正在好转。这听着颇像那句「整个儿被结果了」。这人之在庙里，正好说明本地的一桩风气。照东方的规矩，人自然是一动就得带一大群随从：每人要一名跟班，每匹马要一名马夫，还得有一两个什么也不干的，再加两三个在旁边看他们不干。除此之外，正如萨克雷讲爱尔兰人和他们的穷亲戚那样，中国人无论怎样穷、怎样下贱，总能找出一个更穷更下贱的来替他干一部分活。一个月挣三块钱的苦力，肯拿出一块钱雇一个帮手；那一个又分给一个小子几文钱，好让自己安安逸逸抽他的大烟。被蜇的这个，就是厨子的穷亲戚。虽然他兄弟和别的人都当他要死了、后来又当他真死了，却始终没来告诉我们一声，也没替他找人救治。那阵响动我们是听见的，无奈我们有个底下人颇有一手拨弄琵琶的小本事，守灵的声音同他张罗的那些合奏实在分不出多大分别，我们只当这片喧嚷是后者的一个凄惨变调，也就没理会。讲到中国的药石，还是不领教为妙。中国在医学和外科上无知到什么地步，简直令人难信。本地的郎中从不解剖，多半连心、肺以及别的要紧脏器长在哪里都弄不清；动脉和静脉的分别也不懂，更不明白血是循环的，只把身上各处的脉当作各有各的来由。一切病症都归到他们心爱的那套道理上去——「寒热」。药性他们倒知道一些，尤其是水银；然而百法之中最倚重的，是针灸。前几天我的马夫闹肚子，他的医生便在他舌头底下扎了一针！德庇时爵士还讲过一个郎中，要给人扎针治疝气。若是这样乱扎，扎破了动脉，人死了，那么活该他倒霉——是命。星相之学在他们的医道里也占极大分量，说某某星辰主管身上某某部位。这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从中看得出今日的中国同中世纪的欧洲何其相似。

第九信

碧云寺，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我想你一定还要听些我们庙里的生活，前几封信讲得究竟有限。我们把四近各处都走遍了，可看的东西确乎不少，只是名胜无非寺观，不是佛家的便是道家的，讲了一处，别处也大同小异。其中最奇的一处离我们约一英里半，叫卧佛寺，因寺中一尊极大的睡佛得名，那佛长约二十英尺。起初我以为塑的是个女人，仿佛林中的睡美人一流；伺候的僧人却一口咬定，那正是佛祖本身。偶像睡在一座大龛里，四围是若干位次一等的圣者。他的拖鞋用最软的丝绒和缎子做成，摆在脚边，只等他老人家高兴起身时穿；每一位侍者也各备着一双。他至今已经睡了七百多年，可见鞋匠这一行从他身上得不着多少好处。这座佛龛极受尊崇，龛上有乾隆皇帝御笔的题字——这位皇帝但凡有写字盖屋的机会，似乎从不肯放过；这两桩心爱的消遣，卧佛寺里都有实例：从寺中一进院落通出去，便是一处极精致的小小行宫，如今也同这里别的一切一样日就颓败，然而当年必定美极了。亭台、庭院、假山、佛龛之中，只剩一池莲花还全盛如故。同样成了废墟的，还有我们庙旁的一座皇家猎庄，它坐落在一片鹿苑当中，苑子一直伸到山顶，四围高墙围着。这里也是乾隆爱来的去处，他在这上头必定花掉了一笔赎一位国王也够的巨款；如今只余一两道门、零星几处凉亭、一座黄绿琉璃瓦的塔，可以想见当年的气象。整个地方都已坍塌零落，鹿和野物在昔日华美的殿宇之间随意来去。这里的黄瓦上用最高的浮雕做出龙、鹫首狮、狮子和别的纹样，是陶工的绝品；整幅整幅的山花是用小块拼成的，接得那样巧，看去竟像一整块石头。每年花极少的钱就能把这地方修得好好的；只是「保养」二字，不是亚洲人的天性。园里的小径旁到处是极可人的歇脚处，我在一条路边留意到一排东西，看着像义卖会上的摊子；一打听才知道那是些小铺面，宫里的太监有这份特权，趁皇帝携着嫔妃经过时，向他兜售些小玩意和零碎。

乾隆为这些庙宇所做的事情里，还有一桩：他从满洲热河的行宫运来了许多一种树上的蝉，欧洲人因它的叫声叫它「唧唧」，中国人叫「大知了」。这是最奇的虫子，闹起来像手风琴的铜簧在响，整日不歇，几乎把人逼疯。有时候连自己说话都听不见；中国人却喜欢得很，我的先生给我讲这虫子移来的经过，那口气仿佛说的是引进了一批夜莺。幸而它们在北京长不旺；那里只有一种小些、也轻些的，每年某些时节，用长竹竿头上粘了胶去树上粘它，还是宫里的一种消遣。中国人确实以我们觉得极难听的声音为乐。你且想象一群鸽子，尾巴上都缚着迎风作响的哨子！我头一回听见它在头顶上响，还以为要出什么可怕的事。不过这份雅兴也有实用的一面：北京鹰隼极多，这声音能把它们吓开。

一连两天，我们享了难得的奢侈——下雨天。在这样烤干了的地方，一个真正的雨天是何等快活！那样的日子里，山看着像苏格兰的荒原，寺院楼阁看着简直该化了去，换上蓓尔美尔街的几家会所。这种下雨天我们就在自己这片地方闲逛。要知道它有多大，单举一件：光是一座殿里就供着佛和他的五百罗汉——罗汉是第三等的圣者——比真人还大，同我从前告诉过你的广州那座庙一样，只是那边的小些。再有整座整座的院子，四围的屋子里用成百上千的木偶演出天堂和地狱。照这里的说法，佛家的天堂是个极古怪的所在，极乐似乎在于骑一只老虎，或一只鹫首狮，或别的同样坐着不舒服的坐骑；地狱则实在滑稽过甚，尤其是女监那一部分，可以看见在世作过孽的可怜女人，落在一群淡紫羊皮手套颜色的鬼卒手里，受着——说得最客气些——很不体贴的对待。男监里一种最得意的刑罚，是把罪人的头砍下来，叫他夹在腋下走来走去，像舞会上夹着一顶折叠礼帽。这些偶像木偶之荒唐丑陋，我怎么形容也说不出。据我看，人们对它们并没有什么真的敬意。百姓到这里来倒像是野餐郊游，纯为看热闹，不为拜神，正如有些游客上大教堂去，是为它的美和里头的艺术珍藏，并非为着做礼拜。不过他们把进庙叫作「逛庙」，意思是行敬奉之礼，所以也许有人当真看得有宗教的分量。我们庙里的僧人是一班懒惰粗鄙的东西，还有几分无礼。卧佛寺的僧人体面得多，有位在那里住过的先生告诉我，他们常在殿上做唱诵，夜里尤其如此；我们这边，钟鼓催课的声音我极少听见。不过有一件事我得替我们的僧人说句公道话：有一天我请其中一位喝杯酒——这是他们的戒律所禁、他们的肠胃所欲的——他却谢绝了，而且旁边并没有人会去搬弄是非；可见他们的良心总还在什么地方，而且良心扎起来，他们是知道疼的。

可惜因为住在山里，僧格林沁的国葬我们没赶上。他在山东阵亡，遗体一路运回北京，沿途每一位官员都得派人抬棺。丧事和在北京停灵的花费都由皇帝出，皇帝还亲自到棺前奠酒。僧格林沁是蒙古的世袭亲王，他的儿子如今已封了王。不少人说这位将军并非死在叛军手里，而是死在自己部下手里；不过关于他阵亡的记述十分详尽，大约总是战死的。中国人说话素来爱打比方：一位大将战死，他们便说：「长城塌了一角。」

第十一信

北京，一八六五年八月七日

酷暑到底过去了，秋天来了——在这个地方，这是最可人的一季。它是一个地道的第二春；不像英国的春天，那是烈日与料峭东风争胜的一场缠斗，这里却是烧焦了的草木在及时的雨水和暖意之下当真「蹦」回生来：树发新条，抽出嫩绿的叶子，平原成了一片丰茂的高粱地，十二英尺高，人骑马穿行其间，觉得自己像格列佛走在大人国的田庄里。雨水把我们从山里的庙中赶了出来，我很舍不得，无奈近来潮得实在住不成；蝎子也进屋里来，多得叫人不快，两天之内单我房里就打死了五只，还不算别的爬虫。我屋里壁虎也多。中国人以为壁虎——他们叫它蝎虎——能叫蝎子自尽，说是这样：壁虎用尾巴碰一碰蝎子的背，那东西回身就蜇，可是对手太快，蜇着的是它自己；如此再三，等壁虎看出蝎子的毒已经使尽，便扑上去把它吃掉。这套说法被我们戳穿了：我们捉了两只蝎子、两只壁虎，一同放进一只玻璃盖的匣子，结果只是大蝎子把小的吃了，这顿同类相食的大餐吃了十个钟头，末了只剩一截尾巴尖；于是我们放了壁虎，打死了那只蝎子——我们的管家绍多认定它如今身上有两份毒，加倍地毒了。

离山之前，我们把各处山顶都走了一遍，好把四围的地势看个明白。看那形势，如今远在一百英里外的海，从前想必曾拍到这些山脚下，在平原上冲出一处处海湾、岬角和岸头；这片平原同特洛伊的平原一样，一望而知是冲积成的。纵横其上的无数河道说明，当年流向大海的水量，远比今日——哪怕最多雨的时节——要大得多。从最高的峰上望去，北京、圆明园和四围的村庄尽收眼底，气象壮阔；我们背后又是一列山，比脚下这一列更野、更峭、也更入画。其时微微下着雨，我们正看着，天上起了一种我生平所见最奇的景象。我们与北京之间浮着一层淡雾，城的上头却压着一大片浓云，半是漆黑，半是赤红，透出一种说不出的、地狱般的光。我们四周是一片幽深的蓝暗。罗得的妻子当年所望见的，大约就是这样的景象。

前天我们骑马进城，绕了个圈子，好顺路看看有名的夏宫圆明园。这条路我没走过，走着极舒服。一路经过几个中国村子，多半由兵营组成，像拉长了的牛棚；还经过一座极整齐、看去颇兴旺的小城。越近御苑，景致越好；尤其是一片片荫蔽的树林，在那灼人的早晨太阳底下，越发可爱。古雅的石桥、汉白玉的桥架在堤渠之上，宝塔的小小飞檐——照例装着琉璃的怪兽——不时从林间探出头来。

圆明园（意思是「圆而明的园子」）是三处有皇家宫殿的苑囿之一，其中两处毁于一八六〇年；第三处有些偏僻的屋子没被注意到，逃过了毁弃。欧洲人把圆明园这名字错安在全部三处头上，更错的是拿它称呼三处中唯一看得见、也就是我们所游的那一处（第三处叫玉泉山，即「宝泉之山」）。我们游的那一处正名是万寿山，意思是「万年之寿」，这是称颂皇帝或皇太后寿辰的说法。放人进去看，自然是违背中国官府的禁令的，不过看守的人从中得着不少好处；万一被拿住，他们也随时有话可说：「是夷人硬闯进来，拦不住。」

他们领我们穿过一进进院子，里面除了残破焦黑的墙和枯死的松树的影子，什么也没有；又沿着一道好看的游廊，来到湖边一座亭子上吃早饭。那是个可爱的地方。湖里满是荷花，正当盛开；水上散布着许多小岛，岛上树木屋宇参差。若干只小船上有赤身的渔人，给这景致添了一点野蛮气息，也给我们添了些乐子：其中一个渔人上了岸，躲在废墟里——那一带连一片完整的瓦也不剩，天晓得他想在那堆瓦砾中捞什么。看守的人发觉了，便演起一场猎兔似的追逐，又掷石头又骂街，叫我想起伊顿的日子——别家舍监下的学生溜进我们舍里来，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便是这般光景。几位好汉回来时个个气喘吁吁，很以自己为荣，绘声绘色、指手画脚地把这段讲给我们听，因为这实在是桩壮举：他们不过以三敌一，「并且还可以随时添人」。

讲到野餐或是出门的种种不便，天下没有比得上中国仆人的。无论落在怎样的难处里，绍多从不叫我们短什么。连那只指示犬的小狗丹，也照旧有它那一份饭和肉汤，仿佛还在家里一样。吃完早饭——四围围着一圈看热闹的人——我们便去探那些废墟。这宫殿当年是什么模样，如今实在难以想见，毁得太彻底了。我们在陡峭的石阶上爬上爬下（当年那些可怜的小脚踩上去，一定极吃力），又沿着一道道平台走，如今野葡萄、藤蔓和带香气的野草在上面纠结蔓生；没有一块石头不是被火烧裂的。两只极大的汉白玉麒麟，手工难得，如今遍身裂痕，几乎一片片剥落下来。那座八角的三层大殿，如今一石不存，只剩一圈白石栏杆，标出它当年的所在。再往上还有几处没被火烧到的：一座小小的铜殿，是件十全的珍品，自然是逃过了；塔中两座小小的旋转木塔，里面满是小神像，也保全了下来；最上面一座较大的庙，全用我常向你描摹的黄绿琉璃瓦砌成，可以想见这地方当年是何等一片辉煌。如今那辉煌已经过去；而在这种气候里，倾颓来得极快，眼下所余的一点，不久也要归于乌有。有一样极别致、极中国的巧思，我不能不提。湖边平台的尽头伸出一道埠头，用极大的石块砌成，做成一只正要下水的帆船的样子，长四十一步，宽九步。有些假山石也极古怪。中国人遇见形状奇古的石头，便把它安在座子上当作陈设；万寿山上这类奇石极多。

说到烧毁夏宫这件事，我以为从政治上讲是失策。中国人所犯的暴行，自然非有一次重大的报复不可；可是这毁弃应当施在城里，不该施在十二英里之外。中国人大半对自家四堵墙以外的事一无所知，以至今日北京还有许多人相信，我们是付了赔款才得准许撤兵，是靠人家容忍才留在这里的。北京尚且如此，外省的人离真相更不知有多远，而蒙住他们的眼睛，正是这个政府的政策。当初若毁的是北京城里的皇宫，这事便人人皆知，它的记忆也不至于随圆明园最后一缕烟一同散尽了。

再讲几桩中国的医道，或可供你一笑。前几天有个孩子被送到伦敦会的医院，略有些发烧的症候。医生恰好不在家，父母便把他带到一个中国郎中那里，郎中开的方子是三只蝎子煎汤内服！尽管吃了这药，孩子第二天还是好了。

北京墙上贴着一张治眼疾的方子，是这样的：取道光年间光亮的铜钱三枚，用水煮过，以其水洗眼。至于我们那句老话「以毒攻毒」——原是说取咬人的那条狗身上的毛——在这里竟照字面施行：被狗咬了，就把那狗捉来，拔下几根毛，和上少许石灰和油调成膏，敷在伤处；自然，真正起作用的是石灰，因为它有腐蚀之性，可是人们信的却是那几根狗毛。

公使馆眼下正在款待一位先生，他受某小国的委派，前来同中国订约——照他自己夸张的说法，是「为中国自身的利益」。他若不在总理衙门把话说得小些，就会发现中国人远不像他所以为的那样有义务顺着他：他们精明得很，决不会以为有谁大老远跑来订约是为着中国的好处，而不是更紧地盯着自己的好处。至于中国人自己，那些官员自然宁可回到从前的局面，同我们和我们的条约一概不相干，连海关所入的那笔进项也肯舍掉。全靠外国方面的压力，再加上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一位极有才干的人——的劝导，才把他们扶得不歪，才逼得中央政府担起它宁愿推给各省去担的责任。你且想想，要把这样一班人推动起来有多难：他们心目中最高的天上之福，便是同佛与他的罗汉们做伴，永生永世对着自己的大肚子出神。

我们的译员实在苦，除本馆的事之外，还得替别国使团办差。别国的公使上这里来，身边一个随员也不带，他们的一应事务便全落在受托照应他们的那个公使馆头上。

第十二信

北京，一八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自上次给你写信以来，我们过的是再单调不过的日子，家里也没有消息来给我们提神。前些时有一位偶然被风刮到此地的稀客住在我们这儿——一位甲先生，军需处的军官，是极好的伴儿；他刚从日本过来，满肚子横滨与江户的故事，可我们在这边，宁愿听人讲伦敦。如今实在没有什么能勾着旅客上这儿来：多亏我们某些同胞的胡闹，中国人把城里几处头等的名胜都关了门，天坛、孔庙一概不给看，连使馆的人员也不例外。我本人就一处也没能进去。大喇嘛庙倒还开着，在没见过中国庙宇的人看来也算大观；不过这些庙彼此极相像，分别无非在大小而已。几个横行霸道的旅人硬要闯进不该去的地方，害得人家把真正有意思的去处一并封起来，实在气人。

如今我们能招待客人的，只剩下带他们上城墙看内外两城的全景——墙顶是一条可骑可走的大道，绕北京整整一周——那上头还立着当年耶稣会神父们了不起的观象台，几件精美的铜仪至今犹在；再就是领他们穿街走巷，逛古玩铺子，只是眼睛和鼻子都要受些委屈。逛古玩铺子尤其能消磨一个有趣的白天，我总乐得找个由头去。一进中国城还有个市集，像是缩小了的洛瑟拱廊商场，卖玩具、香料、假首饰、贱价绣货并其他种种无用之物，很值得一看。蒙古人最爱光顾这里，对着摊上花哨的破烂百看不厌。蒙古人之于北京人，正如奥弗涅人之于巴黎的顽童，又如进城看牲畜展览的乡下佬之于伦敦的马车夫和公共马车夫。他们是一切玩笑、诳骗、讹诈的长年靶子，逮着机会就要被作弄一番。出了市集便是乞丐桥，桥上堆着一团正在腐烂的人肉，那地方想一想都要打寒噤；过了桥，就深入中国城了。这里车马行人从来极多，要在骡子、大车、马匹和行人的夹缝里穿过去，殊非易事；最糟的是，动不动便被挤到某个可怜的麻风病人身上，那人浑身上下的衣裳就是污垢和烂疮。铺面的整洁精致，与街道本身的肮脏污秽恰成对照。门里边，凡水能洗到的地方无不干净；门外边则是一片粪土场，乞丐正在那里同狗和猪争夺西瓜皮、烂菜叶和死牲口的归属。

沿街的小贩是一大景。他们自然也各有各的吆喝，同欧洲一样；可是除此之外，每一行还另有一件家伙作招牌——这一行提着个像特大号口簧的东西，那一行拿一面小锣，第三行是一面鼓，第四行把两片竹板敲得啪啪响，如此等等。这些合起来闹得天翻地覆，再加上乞丐助威：他们挑一家铺子——最好是饭铺——在对面一坐，就叫人眼、耳、鼻子三样一齐受不了，直闹到掌柜的忍无可忍，拿一个铜钱或一点残羹把他们打发走。中国街头的人物里，即兴说唱的要算头一号。他同他意大利的同行一样嗓门高、口齿快，精神头儿却强出百倍。他多半自己敲着牛骨板伴奏，也常带个小男孩替他打鼓。他能把自己说得如醉如狂，跳来跳去像中了邪；又舞又比划，一直说到满脸流汗；可什么也累不倒他，那唱词从不停顿、从不歇一口气。这班人舌头太快、市井话太多，外国人多半一个字也接不住；不过想来总是既俏皮又有趣的，因为他们身边围着一大群张着嘴听的中国人，一句妙语出来，众人无不叫好。也同意大利人一样，等把听众的兴头吊到火候上，他们便打住，非再给铜钱不肯往下说。见了外国鬼子走近，照例要冲我们发一句小小的俏皮话。那话中听不中听，你自己去猜；不过既然「他们乐了，我们也没少块肉」，也就无所谓了。在欧洲人看来，货色最新奇的小贩，大概要数那些挑着活蟋蟀和知了叫卖的人，或装在小小的木笼里，或拴在竹竿上。中国人买这些做玩物，多少都买；还有人叫蟋蟀相斗，如同斗鹌鹑、斗鸡一般。

体面些的人也常来搭话。头一句招呼总是「您用过饭了吗，先生？」这就是中国的「你好」；接着这场对话便照下面的路数走：

「贵姓？」

「敝姓米。您贵姓？」

「贱姓黄。请问贵庚？」

「二十八。」（对方大为吃惊，因为我平日总被看作四十五。）

「进城多少时候了？」（指北京城里。）

「四个月光景。」

「您是大英，还是大法？」（英国人还是法国人。）

接下来便是一串关于英国的荒唐问题。有一天，一个人问我：听说欧洲有一种人，胸前背后通着一个窟窿，仆人拿一根竹竿从窟窿里穿过去，扛在肩上抬着走，可确有其事？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一个饱读伦理与孔孟之书的读书人，也照样问得出方才那样荒唐的话——上面那一问，正是出自一位有学问的人之口。

受了街上的喧嚣、拥挤和脏污，走进一家铺子便觉分外舒服：那里总有最客气的招呼，纵使你什么也不买。掌柜的差不多总要请我们喝极好的茶，自然不搁糖也不兑奶，味道却清绝。茶是在一只带盖的小碗里泡的；茶壶我几乎没见过。外间的店堂大半不过是个幌子，摆的全是不值钱的东西：此地一家顶好的铺子，临街的门面活像集市上叫卖郎的摊子；可你进去，穿过一个小院，到里头的密室，那些待售的陈设与玩器便要晃花你的眼。有一架乌木的多宝格，雕作纤细的竹竿，撑起一个个不规则的格子，格里填着雕成器物的青金石、玉、红玉髓、玛瑙和别的珍奇石头，我恨不能整架扛走。那一格一格没有一件不是精品。价钱自然贵得没有天理，可是会往下落；说来也怪，一个做买卖出了名精刁的民族，偏偏这样行事。譬如他要三十元，我们还十五，起初他必定气呼呼地不答应；可磨上三个月工夫，他到底会降到我们的价上——如此一来，他自己白白三个月不得这笔钱的利息。此地有很好的瓷器，只是极贵。家里那样珍视的胭脂红底的盘碗，我一件也没见过；问过两三个古董商，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劣等的景泰蓝到处都是；真正的好东西出自圆明园，中国人当年怕犯法，只得赶紧脱手。（我看那一场抢掠，本地人也很出了一份力。）我只晓得有两件真正了不起的，主人开口要一千镑！他多半三百镑肯出手，果真如此便是天大的便宜。那是两只极大的盖碗，毫无瑕疵，摆在温莎宫或是哪一处极体面的大宅里，一定极其壮观。我已写信告诉一位朋友了。

要零零星星淘到好东西，机会最多的还是那些小铺子——大铺子的货就是从这些小铺子里搜罗去的。有一条街叫琉璃厂，旧书铺子（有点像帕特诺斯特书街）和古玩铺子挤得满满的，有些简直不过是个摊子，可有时能用极贱的价钱买到一件好瓷器或别的艺术品。

后天早上我动身往古北口去看长城，回来时绕道去看明朝皇帝的陵寝；这么着，我至少不必再唱那句没完没了的老调：「北京真脏。」此行大约八天。这一趟本来是要同俄国公使一道走的，他却被公事绊住了，于是我同默里同行，并送索林到古北口为止，他由那里进蒙古去，我和默里折回。

关于乞丐桥，还要再说一句：那些可怜虫常有就死在自己位子上的，我见过一具尸首在那儿躺了两三天，只拿一片烂席子胡乱盖着。他的苦难和不幸到底完了。听人说，乞丐们是一种行会，有公认的头目；给这头目按年送一点小小的进献，是常有的事，如此便可免掉他们的纠缠——比如在人家门口或铺子门口一坐就不肯「挪窝」——那一声声可怜的「可怜！可怜！」也就听不见了。行乞一道，遍亚洲都是一门精妙的艺术。

第十三信

北京，一八六五年九月五日

星期六我从长城回来了，得设法给你讲一讲这趟行程。

如先前告诉你的，我们八月二十五日动身。索林和学生译员之一弗雷特要往蒙古走一趟，默里和我送他们到边墙为止。

两拨人各带三名底下人——一个管衣裳铺盖并一应杂务的，一个厨子，一个马夫；除此之外，我们的人还带了他们自己的底下人，一个古怪的小个子中国人，脏得出奇，穿一件旧英国水手的厚呢短外套，大得很不合身，于是得了个「船老大」的绰号。我从没见过这样又快活又肯干的小东西；他总在忙，总在笑，仿佛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天大的笑话，而他居然活在这世上这件事本身，也滑稽得叫他怎么也想不过来。

头一天的路上景致，没有多少可说的。北京东北面那一片平原我从没到过，可它同别处一模一样，那种光景我已给你描过多次。我们在一个叫孙河的地方吃早饭，离此约十三英里；再往前，田野便渐渐好看起来。我们经过几个安逸的村子，村里有极好的老柳树；其中一个村子就叫古柳树，我们在村里茶铺子歇了晌，避一避一天里最毒的日头。同往常一样，人人都极客气，极爱说话。有个上了年纪的人姓马，是回民，一望便知是村里的政论家，谈兴甚浓；他是个十足的守旧党，一味称道往昔，痛骂当今这一朝，替明朝的「好日子」叹气。我给了他一支雪茄，他喜滋滋地接了，一纵身跳上一堵矮墙，屁股压在脚跟上蹲在那里，活像一只老鸟，接着数说他的鞑靼人。「呸！」他说，「他们满朝的官儿里挑不出一个像样的。是他们把我们拖进了同洋人的仗；等见了人高马大，听见炮声嘭——嘭——嘭，他们又怎么样呢？撒腿就跑，把账全撂给我们还。」

我们宿在一个叫牛栏山的地方，近旁有些沼泽，有鹭鸶和水禽。中国的客店同我们心目中的客店很不一样。它多半沿着一个院子的四面盖起来：客房在院子底里，坐北朝南；东西两厢是骡、马、驴的槽头；剩下一面住着店家自己。店院里十分热闹——大车、猪、马、骡、狗、成群的鸽子和家禽全挤在里头，还有穷苦的旅人，中国的、蒙古的都有。此外照例有一个游方剃头匠在一角做他的生意，另一角有个货郎为几文钱磨嘴皮子，还有一切游手好闲之徒——华北无论哪个地方，这类人似乎都占了人口的一大半——他们进来闲逛，评点这几个外国人。这些评点并没有多少花样，也谈不上新鲜。总有一个领头的先说一句，众人便合唱似的接过去。下面这一段，实在是他们议论我们的一个好样本：

领头的——「瞧那双靴子！是香牛皮做的。」（即俄国香牛皮。）

众人——「瞧那双靴子！是香牛皮做的。」

领头的——「瞧那双靴子！穿这个的不怕水。」

众人（赞叹地）——「瞧那双靴子！穿这个的……」

领头的（冲我们中的一个）——「瞧那双靴子！多少钱买的？」

英国人——「十四两。」

领头的——「瞧那双靴子！十四两银子，他还会说官话。」

众人——「十四两银子，他还会说官话。」——如此没完没了。我们要是心绪好，便给领头的一支雪茄，他猛抽几口，赌咒说「又冲又香」；可是呛得他直咳嗽，于是传给身旁的下一个，直到一群人全咳着退到墙角，一面还断定它「又冲又香」；从那墙角里，隔一会儿又飘出「瞧那双靴子」来。

客店的屋子实在空得可以；家具只有一张桌两把椅，所供的器皿只有一把茶壶几只碗，一切客人都得自带铺盖、吃食和随身用度。每扇门上贴一张颜色刺眼的神像。里间门的门楣门框贴满红纸上的字，多半是孔夫子书里的格言，譬如「福自天来」、「欲富须循理」。墙上通常挂一幅画。我见过一幅：一位圣贤，脑门子像个长歪了的梨，正对两名武士讲阴阳（天地间的大道理）；另一幅画着一头戴眼镜的黄象，身上、腿上、鼻子上写满了字，两位穿蓝衣的先生在它肚子底下安安稳稳吃饭，第三位则把一枝谷穗递给一位穿粉衣的女子，那女子含羞侧过脸去接——这是中国庄稼人的一种《摩尔历书》，标明播种、收割等等的吉时。除中间这幅画外，墙上还常常画满穷苦的行脚画师的手笔，他们凭一支笔挣一宿住处。他们的东西，只要不去画人物走兽，有些很高明。我在最偏僻的客店里见过随手挥就的竹子、草、花和鸟，放在有名有姓的人名下也不丢脸。倘若这旅人是个穷书生——这类人素来最得意自己的字——他便不作画，改题几句哲人或诗人的话，或是做几行诗颂扬店主和他的诚实，说自己（穷书生）与他相与的这段日子里心中如何欢喜。每间屋子里都有一铺炕；这是一座二尺半高的大灶，上面铺席或铺毡，占去屋子的一整面，权当床用。到冬天，中国人像俄国人一样，每回睡觉都把自己烘一烘。

夜里来了一场吓人的雷雨，大雨如注，叫我们有些不安，因为前头有好几条河，只怕涨得不能涉渡——后来果然如此。好在我们所受的不便只是耽搁工夫：第二天早上到了头一条河，见有极大的渡船，撑船的是几个精赤条条的壮汉；把我们的车、骡、马摆渡过去，花了将近两个钟头。这工夫我们看一个猪倌白费气力赶他那群猪凫水解闷，带头顶着不走的是一只犟头犟脑的小卷尾巴，附和它的还占多数。北京的猪肉消耗量一定大得惊人。街上猪已经挤挤挨挨，可我们仍见四面八方有大群的猪往城里赶。中国人凡吃得起的，几乎顿顿有猪肉。我们在河岸上遇见一处蒙古人的营盘。他们是从北京回家去的，到京里卖马。他们看着极好性情，也极老实，简单朴野到了极点，见了我们的表、衣裳、马鞍和别的家什，像小孩子一样欢喜。

说来也怪，离京城越远，样样东西反倒越好。田种得更精，房子盖得更结实，村子比城里干净得多。出北京十五英里，那些作为京城特色的不雅与污秽便全然消失；在这里若有人像北京人那样有伤体面，是要被人拿石头打的。乡下的穷百姓更有礼貌，对我们也不那么好奇，虽说外国人在他们中间极少露面——这倒叫人想到，那份好奇心有时不过是学来的无礼罢了。我们见过几处农舍，带着好看的园子和整齐的下房，搬到英国哪一个郡里也立得住，一点中国的印记都没有。人看着颇殷实，做农的简直是富户。我们碰见一位太太出门去串门子，打扮得一尘不染，怀里抱着娃娃。她骑一头驴；我们那些凶性子的蒙古小马一见着驴，便直冲过去，把驴连人带娃娃一齐撞翻，幸而翻在一道土坎上，若是落进泥泞的巷道，她那一身鲜亮就全完了。这么着，她不过受了一场惊吓。「哎呀！这是什么规矩！这是什么规矩！」她挣扎着用那双羊蹄似的小脚站起来，气愤地嚷。我们自然赔尽了不是，她便重新跨上驴，多少消了气，骑着走了。

这一天（八月二十六日）我们经过的大地方是密云县，一座有城墙的县城。我们没有进城，只沿着城墙绕过去。城门外立着一座哨房，近旁有一株枯死的高树。它无叶无芽，惨白的枝上却挂着几只小木笼，每只笼里装着一颗人头，食腐的鸟正在啄它。好一树可怖的果子！

在一个叫石岭的小地方，我见了我在中国所遇最美的女子。她是个寡妇，一身白衣白帕，权当孝服，看上去真是秀丽。她肤色是明净的橄榄色，一头浓密的黑发，深色的眼睛，五官端正。这个国家的女子衣裳完全看不出身段，可我们一致认定她的身段必定好；可叹她的脚被折磨得变了形。一般人以为这是纯粹汉人女子与鞑靼女子的分别。据可靠的说法，这其实是各家的风气：有些鞑靼人家也缠，有些汉人家倒不缠。那些缠了脚的苦命丫头，干起活来一定极受拖累。

我们宿在穆家峪。第二天早上（八月二十七日）我们动身得早，想当天早些赶到古北口。前一天的路已经很好看，且越近山越好看，可这一日途中的景致之壮丽，我仍是没有料到。道路在覆满蕨草、苔藓和野花的小丘与岩石之间起伏穿行，前面便是群山，远处一片蓝，轮廓奇诡，足够一个风景画家玩味到忘乎所以。最高的山巅之上，万里长城拉出一条曲折的线，像一条远远的链子。谷里和平地上是茂盛的谷子和玉米，底下间种着豆子或荞麦，四围镶着蓖麻。各村的屋舍都有一股在中国少见的舒适与齐整的气象；差不多家家有个小花圃，用谷秸扎的篱笆围着，上面爬满葫芦、牵牛和藤蔓。有些地方人们正在收小米，他们拿一把小刀一穗一穗地割，就像花匠采一盘果子或菜蔬。

我至今所遇本地人对外国人唯一一次动粗，就发生在这一天。弗雷特和我骑在大队前面约二百码，刚到一个岔路口，正拿不准该走哪边，迎面来了十来个中国人推着一辆车。我们照规矩「借光」问路，他们指点了，还顺带客气一句，问我们吃过饭没有。我想我告诉过你，寻常的招呼就是「吃了饭没有」。这话直译是「吃了米没有」。「米」已经成了一切饭食的通称：「早米」是早饭，「晚米」是正餐，「米得了」便相当于小贝利先生那句「吃食儿齐啦」。总之，和气与礼数已经到了无可再加的地步。谁知过一会儿，索林和默里赶了上来，一脸又热又怒，问我们方才同这伙人有没有过节。原来索林打那车旁边过时，车里的人毫无缘由地用他的铜烟袋朝他胸口打了一下。默里就骑在他后头，亲眼见那一下；照他们讲的经过，我看这人往后再不敢对外国人无礼了。他的同伴一概不帮他，却替他求情，直嚷「息怒，息怒，他吃够了」。总之他挨了一顿好打。

日头晒得人焦，因而走到一处好看的村头草场上，实在是一大解脱；草场一头有间小茶铺，顶上苫着谷秸，旁边一株大树遮荫。我们的马同我们一样需要歇息；它们被苍蝇折腾得快疯了，尤其是一种恶毒的小虫，我看那准是当年追赶伊俄的那只牛虻的祖宗。它尾上有一条长鞘，从鞘里把刺扎进马的肋侧，看样子纯是使坏，因为它似乎从不吸血，却能追着一匹马或骡子跑上几英里。它若缠上我们的马，唯一的法子就是下马打死它。它的刺极利，每回扎上，牲口都要像中了枪似的一跳。有个好去处遮遮荫，人人都高兴。

铺子里有几个中国人在玩骨牌。他们玩法更像我们打纸牌，而不像打骨牌，可我看不出里头的门道。店主是个极爽快的胖大汉子，一副诸事顺遂的东家相，其实他准穷得很，因为他喝的不是茶，是山上常见的干枣叶泡的水。有些弄不到茶的地方，人就喝一种大麦水，也很好喝。在这类茶铺里，茶叶得客人自带，店里只供壶和开水。

这一带山谷里，我们遇见的男女差不多人人（我并没有夸张）都有大脖子病，不像瑞士山谷里见的那样厉害，数目却多得多。在一个村子里，我们只见到八个成年男女——八个里有七个是大脖子。

俯临上面说的那片村头草场的，是一座扼守平川的堡子；堡子一侧，道路是从整块的岩石里凿开、上面用坚实的砖石券成拱顶，做成一道门，门上题着「南天门」三字。穿过这道门，各重山脉、长城以及通往古北口的路口，便展开一幅极壮丽的景象。

古北口就它那一路而论，是我生平所见最惊人地秀美的地方之一。通到它跟前的那道谷，有岩石、蕨草、苔藓、菜园和一条在日光里闪亮的小溪，是一颗宝石。城本身卧在四围山中的一个小窝里；一面临河，河对岸的树林中是提督（本区的统兵大员）的衙门。整个地方没有一处不叫眼睛歇得舒服。街道干净，房屋结实，铺子看上去买卖兴隆。城的一头是中国的边门，守卫极严，无护照者不得进出。除城墙之外，为防蒙古各部，临河一面还有两道一步就能跨过去的小沟，两尊小炮——那炮看着对自己人比对敌人更危险。我们走出门外，站到中国本部的疆界之外去。守兵极客气，站岗的还很有礼貌地请我们进哨房喝茶！中国人极看重古北口这座边关，在此驻兵两千，其中十分之一是鞑靼人，其余是汉人。

这里的客店是我住过最大的。过往的运输量极大，店里的生意因而很旺。店主是天津人，是个读书人，中过相当于我们学士的功名。中国的功名由考试拔取，每一科只取定额若干。考试在北京举行，天下各处的人都来应考。前些年有位一百岁的老先生从南边来赴考，皇上加恩赐了他功名，另赏人参二磅——那是极有力的补药，也是助情之物。帝国的官职便从中式的人里补用；从前，一个中国人最高的志向就是考取功名，好有做官的资格。如今却兴起了一班人，对朝廷的荣典毫不在意，宁可顾自己的实惠。我们这位东家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理儿是：下僚在上司手里所受那些琐碎的窝囊气与作践，何苦去受，就为了那一点点飞黄腾达的指望？做买卖的安稳日子却是现成的。许多人否认读书人里有这样的心思，然而这心思确乎存在。文武的官职，另外也可以拿钱捐。

我坐在屋外抽烟，看一本旧杂志，店主走过来，问了我许多话：我看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从左往右读，而不像他们那样一行一行从右往左读。约莫过了半个钟头，我听见他在店院里对着一群马夫、赶骡的和闲汉发表演讲，讲的是英文，要旨是我们写字同满洲人一模一样——满文是一行行从左往右写的！见我出来，他借了我的书，把方才所讲的当场演示，书却是倒拿着的。这一番学问，在张着嘴的众人看来，是敬畏得很的。这店主真是个人物：烟瘾极大的鸦片客，又因是个读书人——在这里，读书比欧洲的门第还要紧些——所以有极多体面的朋友熟人，他很以此自豪。他领我进他自家的小屋，四壁完全用相熟者的大红名帖糊满了。

我们到古北口的头一件事，是请提督在护照上钤印，算是签证。在中国各省，中枢的权威比起地方来简直不算什么；一个小官儿会把总理衙门的印笑作无物，见了他顶头上司的印却要拜倒在地。于是到的那天晚上，我们打发我们那位「使徒」邵铎持我们的名帖上衙门去，求提督赐印。他碰了一鼻子灰回来，连一个有品级的官儿都没见着。第二天早上他却提议再去搏一回，于是穿戴起最体面的一身，剃了头，辫子重新编过，吩咐套上一辆车，又叫「船老大」随侍。这里出了个难题：我们的底下人一致断言，船老大必须脱掉他那件旧水手外套，因为与此行的体面不相称；他也一样死死要穿，无奈众议太强，只得舍了心爱的衣裳，换一件脏兮兮的本色布褂子出场。这一趟使节虽如此声势煊赫，却毫无结果：当局声称没有接到北京的特别指示，没有指示便不能用印。这很气人。那印于我们是必需的，我们有权索要，也决心非要到不可；何况我们在此是有官职身分的人，倘若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日后别的旅人再要请印，必定加倍困难。默里决意亲自去，指名要见提督。人把他让进一间满是兵丁的脏屋子，中国人想拿一个可怜的白顶子小官冒充提督塞给他。他自然不会上这种小孩子把戏的当；一看出他心里有数，大门便敞开了，他被恭恭敬敬地引到提督面前。提督再三为让他久候赔礼，接待得很有礼数。默里很得意的是：给他端茶送点心的，正是方才冒充大人的那位！讲到用印一节，提督支吾了许久。他没有上头的令。他怕惹出麻烦。我们凭什么来要？默里给他讲条约，他承认我们这要求成立。可护照一拿出来，他又生出别的推托：英国公使馆的印在正中，总理衙门的印在左边，左边再往左已没有地方容他的印——这可怎么办？他的品级太高，印不能盖在底下。「那么，」默里说，「请把您的印盖在我们的印右边，如此我们便象征地处在中国文武两班的护持之中了。」这一点小小的诙谐正中中国人的脾胃，印当下就盖了，默里则答应回北京去解释此事。「我知道您一定办到，」提督说，「因为英国人许下的事，是一定做的。」

我讲这一段，是要你看看中国是怎样办事的。最要紧的大事，办起来也同我们在古北口同提督闹的这场护照小纠葛一样，一样的孩子气，一样的耍花招；而须记得，这位提督是最高品级的武官。

下午我们是在长城上过的。这项最了不起的工程，中国名字叫万里长城——照字面就是一万里长的墙。一里作三分之一英里计，这名字便给了它将近三千四百英里的长度，英文书上却估作一千二百五十英里。它是秦朝的始皇帝在公元前二百三十年上下修的，为挡北边的部族，或者更可能是为显示国力。就是这位皇帝烧了先贤的书，于是他以两件事出名——一件是造，一件是毁。古北口一带的长城大半修得很完好，别处却只剩一堆瓦砾；我们所见的这一段，是用大块花岗岩、巨砖和灰浆砌的，当中填以碎石和三合土。它宽约十五英尺，高二十英尺；每隔一定距离有四方的敌楼，高约四十英尺，花岗岩砌成，开着射孔——有些还十分完整，有些已成废墟；野葡萄、天门冬、风铃草、矮树和别的草木在残迹间长得极盛，敌楼上覆满背面泛银的蕨和苔藓。目力所及，绵延数英里又数英里，上冈下坡，攀上几乎垂直的峭壁，越过最高的山峰，我们一路追着这道墙的走向；正当以为再也看不见了，望远镜又在远处哪一块危岩上把它接了下去。这许多材料，在那样荒野难至的地方是怎样运拢的，真是一件奇事。

即便没有长城这一层，我们所立的这座高处也极值得一游。四围重峦叠嶂，一面是蒙古的荒野，一面是中国的平原。脚下是那座小城，连同它那可笑的工事、沟壕和大炮，河水从旁流过。山景所至，只以目力为界。

我们在墙上逗留了许久，看着，惊叹着这一片风景之美。我们采了些蕨和苔藓，分寄给你一些；又费了一番不小的力气——大日头底下扛着可不轻——弄下一件战利品：一块长城的大砖。它历经波折，如今已安置在我此间的房里，因为路上好几次几乎被撇下；我希望有一天把它带回家去。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古北口，各奔各路——索林和弗雷特往蒙古去，默里和我往明陵去，那要在另一封信里讲给你听了。

既然你对中国的古物奇器有兴致，我便就信里前面提到的阴阳再添几句。

你在旧瓷器和别的器物上大概见过这个图案。它是阴阳的符号，即造化的男女二原，万事万物都归到它上头。天之理为阳，地之理为阴；连草木也分阴阳，自然与林奈的雌雄体系无涉；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昼与日为阳，夜与月为阴。身上的各部分，肺、心、肝等等，也各有其阴阳。德庇时爵士拿这个同埃及与婆罗门的神话相比（《中国人》第二卷第六十七页）。

第十四信

北京，一八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上一封信里我讲了我们怎样到古北口。八月二十九日我们动身回家——我居然把北京叫作家了！回程一开头就不顺。我的马背上磨破了，一个邋遢的中国老兽医那套药方里没有一味能及时治好它让我骑，我只得坐车。头一天的路是顺着来时的道折回密云县，三十五英里——诚然算不得什么；可平均一个钟头才走三英里；路上满是深辙，又被岩石路段和大石头颠得加倍不平。中国的车没有弹簧；每颠一下我就被掼到硬邦邦的车帮上，到傍晚，我的背同我那匹马的背一样破了皮。坐了十个钟头中国车，一个人就只配拿到破烂铺里去论斤卖了。祸不单行：我到密云县时，浑身散架、根根骨头都疼，客店却不肯收留我们。这原本是极小的事，好说歹说加上几句吓唬，人们很快便通了情理。他们不肯留宿的唯一理由是：去年有几个外国人在此住过，店主讨钱，他们非但不付宿费，反把店主打了一顿。到这一带来的旅人里就有这样的角色，我们要抚绥百姓的种种苦心，全被他们毁了。总之，我们叫东家相信我们既不想赖账，也不想打人；他这两桩心事一落地，便很愿意客气了。可是在那场争执中——那可招来了好大一群看客——我口袋里的记事本被人掏了去，损失不小：里头有一大堆笔记、几处随手画的草图和地形图，都是我在几次出游时记下的，另外还有我们的护照。我们悬赏求还，又打发人去求知县——也就是本城的父母官——帮忙，他派来两名官员，很谦卑地跪在我们面前，却对怎样找回我的本子一句主意也没有；那本子我如今是断然再也见不着了。

从密云县到昌平州走了两天。因为路在大道的侧旁，村子比我们此前所到的都更小、更穷、更不起眼。照庄稼的丰茂看，这里的百姓本该最殷实；无奈官府的税赋和大大小小官儿的盘剥，使他们毫无指望。我们所到之处，人人都在诉苦；这也不是白说说而已，因为我们回北京之后，离我们走过的那一带不远就闹出了一场不小的乱子。这场起事——如果配叫起事的话——幸而已经平定，可闹事的人已经造成极大破坏，占了两座小城；甚至有人说他们杀了一城的知州，这一节后来又被否认了。此事不过是又一个明证，说明小吏如何专横，百姓如何恨他们。谚语说，「城里的和尚，乡下的官」是有福气的两种人：一个得女人的宠，一个能安安稳稳地肥了自家的窝。

在这个国家看见路旁的神龛，同人在「虔敬的蒂罗尔」和别的天主教国度所见一模一样，实在有意思。那些供慈悲的女神观音——怀里抱着婴孩——或是天后娘娘的龛，简直就是圣母与圣婴像的翻版。这类龛前大多有一堵刷白的矮墙，墙上常画着极其古雅的譬喻画，龙在其中是主角。龙是善的一方，长年与代表恶的蛇或虎相斗。这类争战是神龛照壁上常见的题材。说到龙与蛇，中国人有一种古怪的迷信。他们认为雷雨是龙在空中追逐虎或蛇，向它抛掷雷霆与火箭而生的。雷雨时站在敞开的窗前或空旷处极危险，因为蛇与虎极狡猾，自有躲闪龙的射击的巧法，于是那一击便落到无辜人的头上。虎被画成一只弓着背、一脸凶相的猫，寿数极长；满了一千岁，它就脱去满口的牙，换上一对角。有这类寓言并不足怪，哪里都有老婆婆讲的故事；此地妙就妙在，有些读书人当真信它。

昌平州是一八六〇年那场大惨剧的所在——英国俘虏在看押者的暴虐之下毙命的地方。有一桩事很奇：与那几桩杀害有干连的官员中，唯一还活着的一个已被革职流放。其余的都死得很惨：一个因对太后不敬，在狱中处决，而处决的那一天，他正盼着赦免，已请了妻妾家人到牢里来接他；另一个据说是被自己的兵杀死的。报应可谓周全。熬过那番酷虐而生还、并把经过讲出来的锡克兵，把昌平州说成一座同天津一样大的城；这是弄错了：那是一座小小的城，三面环山，位置很秀美；其中一座山顶上有一座庙，锡克人把它当成了炮台，这也是极容易误认的。这座小城看上去颇兴旺，棺材的买卖似乎很旺（我生平没在任何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棺材），还有柳条编的不漏水的水桶——在我看来，那是华北最见巧思的产物。

十三陵，即明朝的十三座陵寝，离昌平州约五英里。它是本朝自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诸帝的葬地。我们将近这一处胜迹的头一个征兆，是一座宏伟的石牌坊，用极大的石块砌成，孤零零立在平原当中。这座牌坊是我所见中国建筑里最精的一件。再往前有第二道砖砌的门，覆着宫殿的琉璃瓦，也很漂亮；由此通到一座高大的方形花岗石建筑，里面作十字形，中间蹲着一只巨大的白石龟，背上竖起一通极高的石碑，两面都有铭文：一面讲这些陵寝如何由明朝所建，一面讲乾隆年间如何重修。这座碑亭四角围着四根华表。接着是一列白石的巨像夹道——通往陵寝的神道上一队狰狞的卫士。这些像的次序如下：狮子二蹲、二立；麒麟二（这是一种传说中的瑞兽，一万年才现一次，上一次现身是在孔子诞生之时。「麒麟」这个名目，我们在英国用错了地方，拿去称呼舶来的那种鬈鬃的瓷狮铜狮；那种东西中国人叫「狮子」。你们家里正好有一对，我想这一节或许你有兴致）、麒麟二蹲；骆驼二蹲、二立；象二蹲、二立；披鳞、生翼、周身缠火的怪兽二蹲、二立；马二立、二卧；全身甲胄、如临大敌的武士二——胸甲上的纹样叫人想起美杜莎的头——手执剑与锤；息肩的武士二，剑已入鞘，双手交叠胸前；戴冠着朝服的文臣四；内侍四。我们从这一列神秘的行列中间穿过去——我们的马给吓得不轻——随后还要沿着一英里半的破败石路走，路上有残朽的石桥与白石桥，才到陵前。每一座陵本身就是一座宫殿。十三座陵坐落在群山合抱的一片环形谷地里，柏林与柿林之间；陵与陵相距约四分之三英里。平地如今已开垦种地，可当初的用意显然是要整个地方肃静、孤寂、幽隔。这位置之美，再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我从前同你说过，在这个国家，最好的地方是留给死者安葬的；那么堂皇的明朝的皇帝们，在这件事上自然不肯落在百姓后面，你尽可以想见。

外来人通常去看、我所见的那一座，是永乐皇帝的陵；它最古，也是名副其实的「大陵」。太宗皇帝以永乐为年号，是本朝第三位皇帝，在十五世纪的头二十五年间在位。把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的，就是他。继他之后本朝的十三位皇帝中，十二位葬在他四周；第十三位——就是流寇破北京时，先杀了妻子儿女（只剩一个女儿）而后在宫中自尽的那一位——则不在这里。

陵宫自然围着红色的高墙，覆黄瓦，是皇家的颜色。一道宽阔漂亮的大门通进一个大院；右边一座亭子，里面又是一只白石龟，驮着一通高高的石碑，上刻纪念的铭文。过了这院是一座极大的享殿。两道台阶通上殿去，两阶之间是一面雕饰华美的白石斜陛；我想这中间一条路是给善灵走的。第二进院里有两座漂亮的黄色小龛，都空着。三层白石台基，照样有台阶与斜陛，前引至正殿——一间极有气象的大屋。它八十一步长、三十六步宽，极高敞。地是黑石铺的，墙是暗黄色；顶棚镂刻彩画，龙和别的纹样画得像景泰蓝一般，由三十六根巨大的木柱撑着，木料刨得光而不上漆，粗细一律。这些柱子美得出奇；在这个木料贵到一所空房子一夜都防不住贼——贼会把屋顶、门、窗全拆走——的国家里，它们的价钱一定惊人。殿正中是一座相当寒素的神龛，供着「我圣祖谥曰文者」。每位皇帝都要经过三个名字：先是他本名，一旦登极便再不用、也再不许人叫，因为他这时改用年号；死后又以第三个名字受谥。所以这位皇帝本名太宗，以永乐为年号，最后谥为文。过了正殿，还有两进院子；其中一进立着一座石与白石砌的大祭台。台面那块白石长八步；台上陈着五供——一只香炉、两支烛台、两只果盆。台内是一池清水，取水的法子是把一根绑着布头当海绵用的棍子从侧面的孔里伸进去。这水据说能治某几种病。最后一座建筑是一座高楼，楼里有券顶的甬道分向两边。我从没听过那样的回声；我们两个人走过去，声势像是一整团兵。楼顶上立着一通高大的白石碑，漆成红色；从那里望出去，乡野的景致极美，十三座死者的宫殿各据山间的一个壁龛——这真是难得一见的动人景象。楼后不远有一座人工的土山，草木葱茏；我想遗体便在那底下——这一场堂皇，归根到底不过几根老骨头。中国有句谚语说：「宁做浑身烂疮的活叫花子，不做死皇帝。」

在客店里吃饭时，我们两人一致主张：既是这样好的月夜，无论如何也要再回到那条石像神道去一趟。我从没见过什么比那些巨兽和武士在月下的模样更诡异的；它们几乎像是要动起来——人简直半信半疑地等着其中哪一个从座上走下来，像《唐璜》里的骑士长石像那样，来惩罚我们的擅入。再荒僻、再孤寂的地方是想象不出来的；那确确实实是坟墓的孤寂。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便骑马进北京，约二十五英里。我到中国以来，所见没有比我在这封信里试着描给你的这些景象更有意思的了。

第十五信

北京，一八六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不久前还在信里跟你讲烈日炎炎、酷热灼人，如今却巴不得缩进炉角里去，看「火里的图画」。窗外雨一阵一阵地下，风刮得像飓风；它在公使馆的院落和那些歪歪斜斜的屋宇间呜咽怒号，往各样古怪的角落里钻，把古雅的檐下那些老铃铛全都惊动起来，刺耳而不成调地乱响，仿佛恼恨有人扰了它们积灰的窠。四面门在吱嘎，梁在呻吟，窗子像要被撞破，幸而那结实的高丽纸撑得住，只是被扯得绷紧，像风平时松垂的帆一样拍打个不停，叫人不舒服——说到底，我还是喜欢玻璃。风暴间歇的时候，我时不时听见更夫的竹梆笃、笃、笃地敲过去；我看看自己的炉火，想想他该有多冷，忍不住生出一点卢克莱修式的快意，哼了一声。总之，我们正一步步走进冬天。再过半个月，树就全秃了；北京会把它夏天穿上的那身绿衣裳脱掉——它穿那身衣裳，本是为了哄骗偶尔路过的客人，叫人以为这是个好地方——到那时它便赤条条地站在那里，又脏又羞。上个月天气极好，不冷也不热；清早趁风沙未起、又趁被夜露压下去的满城恶臭还来不及重新发作时出去骑马，大热之后叫人重新活过来。我买了一匹新马。春天买的头一匹，凡马身上可能有的毛病它一样不缺；折磨了我四个月之后，我赔本把它卖了，如今换了一匹第一等的蒙古矮马，坐骑很称意。

说起马，就想到狗。我的小狗努努没了，我很伤心，本来极疼它。我跟你讲过它是个多么厉害的小土耳其人，老是为了风流事惹祸。前几天它跟我们卫队军士的一条大狗吵了几句嘴，结果背上挨了一口，脊骨被咬断，就此送命。使馆上下都惋惜它，可怜的小东西；打外国公使馆头一回进京起它就在这里，是这地方的一位名角。它的死叫我很难过。

近来俄国政府着手在恰克图与北京、天津之间架设电报，我们都很关注。俄国人希望这算作中国自己的事业，而由他们俄国人来架设、并帮着经营。为此他们派了一名工兵军官带一整套器械到这里，演给中国政府看。机器就装在俄国公使馆的花园里。约莫四年前葛罗男爵回欧洲时，曾寄一套电报机送给恭亲王。那时中国人厌恶新奇之物到了何种地步，从这里可以看出：亲王不但不肯收，连看都不肯看。如今政府却比较能接受外来的影响了。总理衙门的各位大臣、随后恭亲王本人，都来看过机器运转；不过亲王很留心不让人觉得他这一趟有什么特别用意，为此当天把各国公使馆都挨个走了一遍。他看电报工作时并没有显出多大惊讶，也看不出他明白其中的道理；然而过了几天，俄国公使倭良嘎哩——他曾为亲王草过一份说帖，论电报于各国交往的用处——接到总理衙门一件很叫人满意的照会，说各位大臣只看一次还不足以领略这样神妙的发明，盼望能再看一回。倭良嘎哩想出一个好主意：挑几个伶俐的中国少年学着操作电报，这样下回亲王来时，便能看见自己的百姓也能学会发报收报。这实在是一大进步。法国人素来留神别国如何扩张他们所谓的「势力」，这件事上又因当年葛罗男爵的礼物被拒而多一层醋意，因此对俄国人这一着极不信任、极不喜欢。我们则相反，凡有哪一国肯帮中国往前走，我们都赞成。民间的迷信，将来会是在中国办电报、铁路或任何大工程的一大障碍。凡可能惊动被视为神圣、吉利或不吉之地的事，他们都会视若奇祸。他们有一套定规，用来判定方位、建法之类是否吉利，叫作「风水」，即风与水之学，举国无人不信。中国人无论读多少书，若不先弄明白一所新屋是否合于讲风水的书上所载的种种要求，是断不肯住进去的。前些时我们这里有人病了，我们的总教习——以中国人而论是极有学问的——悄悄对威妥玛说，这一定是因为病人房间对面新砌了一座烟囱，虽然相距足有一百五十码。在这里动任何工程，都必须对「风水」十分敬重，否则就有被毁的危险。坟墓和别的圣地也动不得。要办成一件工程，最好的办法是工程师先把线路定下来，再雇通晓此道的中国行家看看能照着走到几分。

我有个不错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向总理衙门抗议的事由之一，是我们在北京街上受地痞无赖的侮辱。他们捣乱的手段，是等我们一转过背去就在后面嚎一声「鬼子」，随后自然摆出一副并非我干的神气。前几天西班牙公使玛斯先生将要离京，同总理衙门各位大臣一一辞行。其中恒祺格外殷勤，送了玛斯先生一桌讲究的中国席。玛斯先生去道谢，两位老先生把那套客套话说了个够；西班牙人晓得恒祺有个小儿子，是他老来得的，宝贝得不得了，便想着请见一见这小孩该是一句极漂亮的恭维话。于是孩子被带了出来，照他那个年纪的规矩正吮着大拇指。做父亲的叫他给玛斯先生请安——也就是拱起两只小拳头作个揖——不料这孩子沉默了半天，任人怎么催促，末了才不慌不忙把大拇指从嘴里拔出来，扯开嗓子大喊一声「鬼子」，撒腿就跑。你且想想这两位老糊涂当时的狼狈罢！恒祺吓坏了：他对我们说了那许多友好的漂亮话——顺便说一句，那些话谁也没被骗住——如今却让我们发现他家里深闺之中把孩子教成把我们看作鬼子，这实在叫他窘得很。

极西的四川省有一名法国传教士被害。据说该省有八十万教民。近来因教民之故屡有教案与骚乱，北京政府非采取十分有力的措施不可，不然法国人就要找上门来。中央政府惩办本省大员向来迟缓，因为怕他们；这一回尤其不情愿，因为该省的巡抚是个曾为朝廷办事得力的干员。

我们听见种种中国将行改革的风声。若要保住本朝、要中国仍旧独立，这些事就非快办不可，眼下正是紧要关头。行政的每一枝每一节，再没有比它更腐朽败坏的了；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行事，再没有比它更失信的了。内有民穷政怨，外有因违约而来的严词责问，政府已开始为自己的存亡发抖。药若不早来，就来不及了。

第十六信

北京，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五日

今早我是被一片爆竹、花炮、响炮、双响、开花弹、大炮以及各样烟火的声浪惊醒的，揉着眼睛，几乎要疑心是哪位好心的仙女把我送回了英国，那里正以空前的盛况过盖伊·福克斯之夜。倒不是说烟火在这里算稀罕事——这东西一天到晚、一夜到明都在响；我们对门的邻居肃亲王就不断地放，听那声势，克雷莫恩园压轴的那一束焰火在它跟前简直要羞死。烟火和糖食是北京人最爱的消遣；女眷们尤其着迷，烧掉和吃掉的钱数目惊人。今天北京更是变本加厉：从没听见过这样的嘶嘶、噼啪、砰砰、轰轰。因为今天是九月十七；此地虽然从没听说过火药阴谋案，就是听说了也不会有什么了不得的感触，可这一天每个虔诚而规矩的中国人都得有多少放多少爆竹，甚至超出力所能及。原来九月十七是一位小菩萨——或者说小神——的生日，名叫财神。这位小神可是位极大的小神，因为他同生意人、尤其同生意人的利市有极亲密的关系；此地生意人既极多，人人又天生舍不得利市，于是耗掉无数爆竹花炮，为这位小神增光效力——自然也是指望他回报的；此外还要烧许多写着或印着吉利字样的纸片，撒得满天飞。再者，这位小神在世时既与回教有些干系，那么整天吃羊肉、并请他也吃羊肉，也就成了礼数：猪肉显然是对他的侮辱，牛肉又是对佛爷的大不敬，羊肉却各方满意，连吃的人也满意——只要管够。我所以提这一节，是因为我觉得颇可记：今年在我们这半球的两端，同一天竟因不同的缘故而以大略相同的方式庆祝。

小皇帝今天离京去东陵，也就是本朝历代皇帝的陵寝。他去把先帝的梓宫奉安于已经修好的陵中——那座陵修了四年。这是极隆重的国家大典。随扈的有恭亲王和全部朝臣与各位大臣，只有文祥不去——他才是真正管外交的大臣，留下来看守京城。关于仪仗队伍我没什么可讲，因为逢这种时候，各使馆人员都会接到公文，通知我们某几个钟点内不得在某几条街上露面。其实这整桩事在城里办得极其隐秘玄妙，简直像《天方夜谭》里白都伦公主去沐浴的那一队行列：铺子关门上板，御道沿途街道清空——因为万一有个北京百姓瞧见了他的皇上所坐那顶轿子的外面，谁知道于国家会有什么妨害呢。中国人在这件事上和别的事上一样前后如一，妙不可言：队伍一出城墙，随便哪个乡下呆子都尽可以去张着嘴看。这类圣驾出巡，百姓倒得一样好处：凡皇上要经过的路都要修好，因为让御骨受颠簸、让御目看见那种「百姓」（中国人称平民的说法）将就得了的路，总是万万不成的。

中国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条约已于本月二日签字；我得说，这件事中国人办得出奇地漂亮。他们先前在上海已同美索不达米亚订过一个条约，也不曾接到过通知说该国国王拒绝批准；不料今年夏天忽然来了位先生，自称是国王派来订约的全权大臣，对前一个条约却一字不提。中国人商议了一番，派出两位全权大臣，请丁先生在现有的各国条约里任选一件。他却说：「既然不让谈判，何必派个谈判的人来。」于是坐下来，照编串烧歌剧的办法，拿四个条约拼出一个新的来。这条约的来龙去脉说给你听也不会有趣，只须说：那位美索不达米亚人显得比中国人还中国人，而中国人却表现出一种通融的态度和乐意接受新章的意思，叫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这条约本身无足轻重：中国海面上偶尔见过一条美索不达米亚船，中国境内有一名美索不达米亚臣民，还在谈判期间宣告破产了。但中国人的这番作为，显出他们有心改良自己的外交，对我们关系极大。这次谈判里他们表明自己读惠顿的《万国公法》译本读出了心得，而且一反旧例，那份劲头足够叫那班老守旧派的辫子根根竖起来。

我们同中国人最难办的一向是他们的外交。至于内政，只要他们肯接受我们的文明和我们对官吏操守的标准，自会理顺。但他们若要保住独立，就必须学会对外国守信，以诚待诚。

近来同中国人打交道，他们虽比从前守信、也更诚实些，我们同他们要算的账还多得很。违约的事没完没了。我们最坚持的条款之一，是英国臣民若触犯中国法律，应交由最近的领事惩办。太平天国之乱招罗了大批无赖，其中许多是官军的逃兵。这些人若被拿住、听凭本地官府处置，他们的下场想想都可怕。眼下我们正设法从他们手里救一个人出来；另有一人，官府报称在解往上海途中病故，我们正在查办；可是这消息直到他死后六个星期才报来，我们疑心内中有鬼。中央政府处处显出愿意帮我们的样子，可是各省督抚势大，他们自己也明白。当然，为把那活着的一个（如果他还活着）要回来，为那死了的一个——若查明确有不法情事——索取抵偿，我们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你看，还没有到处都是玫瑰色呢。

十一月十三日

九月十日那班邮船至今没有消息，我们的新首长阿礼国爵士是搭这班船来的。本来要我去天津接他，我嫌走水路太冷；如今很庆幸没去，不然这些天我就得在天津晃来晃去，不知如何打发自己。这期间我们正忙着预备迎接。我已经搬进新屋，屋子颇秀气，有许多中国式的雕花木作，只是极宜于害风湿。要把它弄得不透风，得花我一笔钱。不过我盼望慢慢能把它收拾得舒服温暖。

我如今在语文上成了孤儿。第一位教习姓顾，弃我而去谋了个小小的差事——差事再小，中国人也是当宝贝的；第二位是个极可亲的人，却被拿住从我桌上偷了一块银元。这人实在是个有趣的伴儿、极好的先生，我倒情愿装作不知道；可我的仆人张喜说，徐先生若留下，丢了什么他一概不能负责，于是我只好把可怜的徐先生打发走了。他肚里的掌故、谚语、风俗传说和中国的闲谈，取之不尽；哪像寻常那些中国教习，一开口寒暄只会问些关于人家「贵国」的荒唐问题。只可惜他管不住自己那双手，偏要顺手牵羊！

第十九信

北京，一八六六年一月一日

昨夜邮件到了，把旧的一年圆满地结束了；只可惜索林要离开我们，调往德国的一个使馆去。这一批信我格外欢喜：一则家书已隔了这么久，二则下一班邮件从芝罘送上来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至于报纸，如今送到时消息已陈旧得几乎不值一读。要闻我们都由俄国的邮驿和恰克图的电报先得了，所以读《泰晤士报》就好比小小地得了一点预言的本事，可见人若能预知未来，日子将何等乏味。我们的报纸还在揣测帕麦斯顿勋爵下一会期要如何行事，而三个星期前我们就听到了他的死讯。

今天早上我是被使馆里所有中国人的一队人马唤醒的，他们来给我打千拜年，道一声新禧。但愿他们所有的吉利话，连同我自己的祝愿，都在你身上一一应验。

虽然离上次写信已经很久，我却没有多少可说。阿礼国爵士和夫人已在新居安顿下来。我想他们多少有点失望，这也难怪；不过他们似乎打定了主意凡事往好处做，并且要让身边的人都过得舒服。阿礼国爵士初次会见恭亲王，十分顺利。我从没见过亲王这样和气。中国的外务衙门——总理衙门——作为接见宾客的地方，几乎同我们唐宁街那座老房子一样糟。为了要在大门口受迎接（逢隆重场合这是非有不可的礼数），我们进花厅得穿过后厨房，一路看见待会儿要吃的那些精致点心正由极脏的本地人烹制。花厅是院子当中一座八角形的玻璃亭子，冷得可怜。不过中国人不怕屋子冷，因为他们不脱皮袍（狐腿皮是官服），靴子又厚得让他们感觉不到地上冷石板的寒气。这样一座四面透风的屋子，自然夏天有多热，冬天就有多冷；在这种冷热两极的气候里，上一趟总理衙门从来算不得愉快。

我该告诉你，总理衙门其实是一个由大员组成的衙门，各位大臣都另有本职，是一八六〇年各约订立之后为办理外交而设的。并没有一位名义上的外务大臣。

约莫半个月前一个晴冷的早晨，我们三个人看了一次中国的行刑。刑场在外城菜市口。市集设在一条稍宽的街上，若干大街与它成直角通进来。这些路口一律拦起来，街上站满兵丁和官员——好一群褴褛的人！除了一顶鞑靼帽之外，衣着毫无一致之处，而那帽子许多也破烂瘪塌、连缨子都没了。人和他们的衣裳一样杂。老的少的，壮的残的，半瞎的全聋的，似乎没有一个因太不成样子而当不得差。我看见一名拄拐的现役兵；驼背瘸腿的比比皆是。我们把马交给这些可怜虫中的几个看管，穿过队列走进去，没有人拦阻，相反人人对我们极其客气。街上所有铺子都关着，可那些平顶矮屋上挤满了看客；里头一个女人一个小孩也看不见。

围起来的这块地方，一头搭着一座席棚。犯人就在棚里，等着定他们死活的圣旨送到刑场来。我们走进去，那情景我不容易忘记。犯人共十五名，其中一名是女人，一名是凶犯；另有两名——女人是其中之一——是拐卖女子、把她们卖入最下贱的奴役里去的；其余都是强盗。凶犯要斩首，因为对中国人来说，不能把父母给的身子囫囵带出这世界，是很重的惩罚。（正是这种心思使他们极怕截肢。）其余的都是绞。跟几分钟后就要死的人说话，感觉极其古怪。他们有几个十分镇定自若，走过来同我们攀谈发问，仿佛什么事也没有。一个眉目开朗、看着颇伶俐的汉子走到我跟前说：「你们是来瞧热闹的罢。」他用的那个词，跟说赶庙会的热闹是一个词。另一个笑着说：「你们贵国也有这样的热闹么？我倒愿意你们把我带走。」我们说那真是求之不得；他便笑道：「唉，王法不许你们这么办。」有个很老的老头儿，临死之际也忘不了他那套东方的礼数。我们同行的一位向一名兵丁讨火点雪茄，那兵丁不是没听见就是没理会；老头儿便碰碰他说：「这是什么规矩？没看见这位老爷要火么。」不过并非个个这样安静。那凶犯醉得又叫又骂，把他想得出的种种秽亵咒骂都朝皇上嚎出来。那女人被人慈悲地灌了些药，药虽叫她很难受，却已使她不省人事。官员们对这些死囚，一个个都好得不能再好。他们把自己烟袋里的烟递给他们抽，给他们茶、给他们酒；连那个在两个兵丁中间挣扎厮打的可怜凶犯，任他怎样撒野，也不过被劝一句「别闹，别闹」。其余的人手被捆着，背后插着一支类似令箭的东西，上面写着姓名和所犯何罪，此外行动并不受约束，就在棚里走来走去。他们都是一个地方来的。我说过那女人被灌了药。行刑时这是常例。为此最有名的药是鹤的红顶下面的血，中国人叫作「鹤顶红」。这东西，或者号称是这东西的药，卖价极贵，据说大官都把它藏在朝珠的一颗珠子里随身带着，万一触怒皇上，好有现成的死法；因为鹤顶血既是麻药，也是毒药。我们把身上带的雪茄全给了这些可怜的死囚，他们很感激；我巴不得快些离开这样难受的场面。

沿街再往下一点，另搭了一座大棚。这里高级官员围坐成半圆，为首的是刑部一位红顶子的大员。棚的一侧有一座小小的祭台样的东西，上面陈列着刽子手的家伙——刀、带血的绳，以及绞刑用的绞棒和绳索。台前砌着一座小砖炉，上面架一口滚水大锅，像剃头匠的大铜壶，用来温刀。刽子手的伙计们围着它挤作一堆烤手。那刀是短而阔的刃，几乎像切菜刀，装着长长的木柄，柄上雕着一个怪脸。它们已用了两百多年，被看作有神灵、有异能。刀共五口，名字叫大爷、二爷、三爷、四爷、五爷。不用的时候供在刽子手头目家里，那是城墙上的一座楼；我的教习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夜里常听见它们在那里唱着讲从前功绩的阴森歌儿。要用的时候，得「请」几位爷出来。

关于这几口刀，刽子手们有种种传说。据说其中一口比别的年轻，性子轻佻好玩，砍头时爱同脑袋戏耍拖延，不像其余几口年长持重的那样一刀落地。好几次有人误传圣旨已到、说时辰已至。最后刽子手的头目出来了，脱下皮袄，系上一条血迹斑斑的黄皮围裙。他是个矮壮结实、相貌倒也不难看的人，脸上带着一种奇特的、惴惴的、等待着的神气——人有重大活计在前头时就是这副神气。看他如何俨然是这场面的主角，真叫人作呕：四围的兵丁对他极其恭敬，得他赏一句话，显然引以为荣。五口刀排成一行由人捧在他近旁。他的助手脱去外褂，于是万事俱备。圣旨一到，犯人便一个一个被带到坐着大员们的棚前，照例走一道认罪服刑的过场，随后交给刽子手。刽子手和他的伙计得用棍子把别的兵丁打退，才腾得出一块空地。后者的举动，再没有比这更不成体统、更叫人厌恶的了。什么秩序纪律全没有了；他们像一群猎犬嚎着、龇着牙、挣着要把狐狸撕碎，哪像是名义上维持秩序的人。头一个被带上来的是那凶犯。幸而他已经骂得昏死过去，痛苦算是完了。斩首快得出奇。一根绳子绕过犯人的脖子、紧贴下颏，由助手这样把头提起来，好让它受得住刀。若处决的是位官员，刽子手要先迎上去说一句「请大人归天」——很像我们的刽子手从前要求受刑者赦免自己一样。人被按着跪下，转眼刀已举起，刽子手大喝一声，据说那一声是「杀了人」三个字，一刀下去，头就同身子分了家，被提去给大员们验看。刀落的时候，众人一齐喊「好刀」，一半是赞刽子手手法高，更多却是出于一种避忌招祸的迷信心理。绞刑也同样干净利落，比吊死短得多。两段鞭绳绕过脖子打一个套，犯人被面朝下按在地上，两个刽子手快如闪电地绞动绞棒。看上去并无痛苦。我往外走时经过那座大棚——你可以想见，既已看明白这事是怎么办的，我一刻也不肯再留——听见有人高声喊一个名字。立刻从关着其余死囚的棚里，我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在两人中间走出来，那样从容安详，仿佛是去吃饭。正是我不久前同他说过话的那几个后生中的一个。这场恐怖的最后一幕，是在外城的「万人坑」里由狼和狐狸来收场——受刑犯人的尸首就扔在那个坑里。有钱人家的尸首由家属赎回去，好得个像样的安葬。

我很高兴看到，这行刑比某些著作家笔下所让人以为的要仁慈得多。诚然这不是「凌迟」，即那种羞辱性的慢死，那是弑亲和谋大逆的刑罚。不过有一位亲眼见过凌迟的英国人对我说，他所见那个受此刑的犯人是被一下子结果了痛苦的，肢解是在死后而不是死前。我尤其惊讶于兵丁对犯人的过分和善。唯一显出残忍性情的，是他们争先恐后挤上去看死的那股劲头。那是叫人作呕的。

那天死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显出丝毫为自己处境之庄严所动，也没有一个对身后之事露出畏惧。凡有情绪流露，都不过是对眼前死的痛苦的一味怯怕。除此之外，他们的心思似乎再也钻不进去了。

这封满是恐怖的信，我得就此打住了。

第二十信

北京，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日

自上次写信以来，我们个个都在自家园子里过着草木一般的日子；公使馆里既有了溜冰场，便再没有借口到外头去顶风冒尘。要维持这块冰场，我们费尽了心力。风把尘土一团一团地刮到冰上，太阳一晒又化了进去，非得不住地浇水，这冰是保不住的。这一季便是在这最干燥的气候里也算格外干旱，以至几天前《京报》上登出一道上谕，派五位亲王分赴各处庙里拈香祈雪。皇上偶染风寒，不然是要亲自去的。说起《京报》，那真是一份极有趣的小刊物。它每日出一册薄薄的小本，售价极贱。据说创始于宋朝，比它伦敦的那位兄弟在牛津出世还早七百年光景。上头载着朝廷的动静、上谕、奏折、题本及批答、任命、升迁、赏赉之类。有些条目读来极可发笑。我举一两则给你看。

几个月前，官军攻打一座被贼人占据的城池，正当地雷炸响的那一刻，战神关帝显了圣，威仪赫赫（究竟是谁看见的，似乎不甚清楚），官军因他亲临而大受鼓舞，一拥冲入缺口，锐不可当，遂将全城洗劫。皇上感念此事，依山西大员所请，命翰林院与南书房诸臣撰制匾额一方，立于山西某庙，以志神佑。——浙江地方官咨报礼部：该省有一寡妇，因夫死悲不自胜，矢志守节，遂自尽。诏旌其贞烈，赐以身后之荣。（夫死而自尽，是中国妇人所能显的最高德行。北京街上许多地方横跨着木造的牌楼，就是为这些节妇立的。不过这种极端的贞节像是渐渐绝迹了，因为这些牌楼我没见过一座不是朽坏到了极处的。）——南边某城的一位道台，因硫磺事务进京；公事办完，他向政府陈明：其父数年前殁于山西之乱，尸骨迄未寻获；又称老太爷的骸骨压在他心上，使他极不自安，因此建议政府特派他赴山西寻访这副骸骨，盘费自然由公家开支。政府批复，褒奖他的孝心，对他寻骨之意深表赞同，勉励他务必尽力去找，只是断然不肯松开钱袋。《京报》上还常载着追赠、从祀、封神一类的事。

老恒祺是总理衙门里专办与俄国议定西伯利亚、蒙古通商新约的大臣。每逢他要格外刁难的时候，便送饽饽（甜点心）到公使馆来。如今我猜他又要给俄国人下什么狠绊子了，因为他给公使和使馆参赞两处都送了整整一席。那一席摆得极是好看；碟子的装点、点心堆成的花样，厨子必定费了天大的工夫。我记得从前给你写过这位老先生做东的一席中国酒席，想来你不愿再听一遍，正如我不愿再吃一遍；不过这些东西偶尔尝尝也还不坏。燕窝汤很好，只是那味道全是佐料调出来的，燕窝本身淡而无味，极像鱼胶——样子也像鱼胶。

前几天我的教习就几年前那场霍乱发了一番他自己的议论。当时说法不一。有的说，这场疫气是太平天国之乱死者的尸气所致；有的说，是触犯了瘟神——瘟神是司疫疠的神祇，画出来是蓝脸、红发红须，手里拿着一面轮、一支矛、一把剑，或是别样兵器。人若遭了横祸，便说是「撞见了瘟神」。「丑得像瘟神老爷」，照我们的说法，就是「丑得像罪孽」。

前几天夜里我们着实乐了一场。外交团里的一位太太办起了礼拜四的「在家」茶会，北京所有的欧洲人都聚到那里去。上礼拜四不知哪一位坐下弹了一支华尔兹，于是那仅有的两位女客像是被毒蜘蛛咬了似的，非跳不可，硬要跳；法国使馆随员毕商和我便被派去做她们的舞伴。我们正满屋子旋转，忽然进来三四个中国仆人，端着盘子送糕饼和热酒，我真怕他们要失手摔了，因为他们看得都呆了。我从没见过哪几张脸上写着这么大的惊骇。我能想见他们事后如何议论——哎呀！米大人（就是我）同毕老爷把两位姑娘拦腰抱住，那样子真不成体统，抱着满屋子转圈子，鄂老爷还在那里擂那张琴案。真真是天下少有！这些夷人，好古怪的人！

前天托马斯先生来看我和萨林。此人在中国很有名，因为他同圣马太恰好相反——马太是弃了税关归了教，他是弃了教归了税关。托马斯先生自命为语言学家，会说好几种欧洲话（俄语也在内），还会中国话、日本话和蒙古话。他两年前作为某传教会的会员来华，后来同别的传教士闹翻了，因为他很有见识，不肯到中国才三个月就用中国话讲道。他于是进了中国海关，去年五月我路过芝罘时，他正在那里当差。如今他又回到羊群里去了，同北京别的传教士住在一处。托马斯先生刚从朝鲜回来，此行是为研究语言而去的，我们本来大指望听到些关于那片「未知之地」的消息。托马斯先生在芝罘时，曾善待过两名到那里讨债的朝鲜商人。他们是教徒，随身带着朝鲜京城汉城天主教会的公开信，恳请凡遇见的基督徒都好生相待。托马斯先生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住，就跟着他们学起朝鲜话来。他们要回国时，托马斯先生便同他们一道去了。然而他似乎什么也没看见。他登岸不过是走走，多半还是在沿海的岛上。他到过离汉城二十五英里的一处海岸，本打算改扮成朝鲜人进京——扮作父母新丧的居丧人，脸用长纱全罩住，身上是宽大的白衣，头上再戴一顶帽檐足有一码半宽的大帽子。可他那条朝鲜帆船沉了，这个念头便未能成（于他或许倒是运气），只好搭一条中国帆船回来；于是他饥饿肮脏，吃尽了想不到的苦，又几乎翻船丧命，结果所得无几。他那点朝鲜话必是从那两个朋友那里学来的，至于那国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一概说不上来——那必定是很古怪的一族。他们不但排外到不许外国人入境，还照日本从前的办法，不许自己人出境；只有少数有特许的人，才准带贡物到中国来，或是来做买卖。此刻北京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一望而知，戴着高帽子，模样也与众不同。凡不在这行会之内的朝鲜人，若擅自出国，回去是要杀头的。奇的是，虽然禁得这样严，天主教的传教士在汉城却像是安然无事，据说还招了不少人入教。不过他们也须穿朝鲜的孝服把脸遮住，事事依着那国的风俗。

托马斯先生所讲最要紧的一件，是有传闻说二百五十名朝鲜人越过了黑龙江，向俄国人归附。俄国迟早总要得朝鲜，这是不消说的；不过我想这传闻若确，我们必定也从别处听到了。

第二十一信

北京，一八六六年二月三日

邮班的日子来得真快，所以我盼着你收到我的信，比我先前叫你指望的要准时些。倘若眼下这难得的暖天气持续下去，河道不久必要开冻，那时邮件就又能照常往来了。一月三十日夜半，寒暑表还指着华氏四十度。中国人喜得了不得：先前他们烧了无数的香求雪，又派亲王到远处的庙里去挨冻，全不见效；后来有一天早上，皇上亲自出去祷告，就在那天早上雪下来了。我们趁着这一场——至少目下看来是今冬最后一场——严寒，到圆明园去了一趟，在湖上溜冰。那景致明净秀丽，湖面平得像一片玻璃，冰透亮得一览无余——只是不很宜于溜冰，因为荷梗没有全躺倒。不过隔一阵总能遇上百来码见方的一块好冰，没有冰刀划过，也不沾灰土。来了许多中国人看我们；花样溜冰教他们惊奇得不得了，尤其是倒着走的种种花样。本地人也有会溜的，只是他们多半满足于一只脚上绑一只冰刀，另一只脚在后头蹬着走。据说溜冰从前是满洲八旗兵操演的一门功课。我们在园里一座小亭子上野餐，快活极了。

几天前我头一回去访鞑靼城东北角上的俄国传教团（主持是修士大司祭巴拉第）。那一带四周空阔，空气清新，没有尘土，尤其是一出门就到了郊野，不必先穿过好几里肮脏的街道。一八六一年没有把各国公使馆设在那一带，实在可惜。传教团除主持外还有三位神父；办着一所日间学塾，收二十四名孩子，父母都是教徒；大司祭还告诉我，附近的居民差不多全入了教。俄国人在这里的会众总共不少，其中很要紧的一部分是阿尔巴津人。阿尔巴津人本是一小群俄国人，在黑龙江边上一个叫阿尔巴津的小城落了户。彼得大帝之父阿列克谢在位时，中国出兵讨伐这一小群人；他们拼死抵抗了约莫两年，终于被攻破，没被杀的都做了俘虏。因为他们勇敢得出奇，活下来的便被带到北京，编入行伍当兵。他们就此在这里住到今天，除了宗教一事之外，样样都成了中国人，而这信仰他们是忠心守住了的。父子相承，他们一直被迫充当兵丁，不许另谋别的出路。直到近年才下了一道旨意，解了这条禁令，准他们经商、做工或读书。纯粹的阿尔巴津人家，如今大概不过十家或十五家；但他们同中国人通婚不禁，又把娶来的妇人都领了洗，因此希腊教的会众便大为增多。两国边境上互相掳人，是中俄之间一桩由来已久的争端。正是为了了结这一类事，彼得大帝才遣使来见康熙皇帝。这一次遣使，便是俄国两处驻所的由来：南边一处即今日的公使馆，北边一处便是这教堂。南馆从前供西伯利亚三年一至的商队在此办两国交易之用；近年重修过了，只有礼拜堂还是彼得时代的旧物，上头至今留着上世纪中叶一场地震的痕迹。大司祭对我说，他二十五年前初到北京时，同百姓往来并不比现在难。传教团的神父们一边不能出长城，一边不能远到天津；不过这是官府作梗的缘故——官府从来是爱刁难的，将来大约也总是如此。百姓倒很和气；没见过他们的人，头一回看见这些穿着古怪、须发浅黄的人影，只当是满洲鞑靼人；所以时至今日，我们欧洲人还常被那些两族都没见过的中国人当作蒙古人。

前几天我同我的教习谈起帕麦斯顿勋爵，说他身心之强健何等惊人。他大感兴味，举了中国史上两位年过八十仍精力旺盛的名臣。头一位他说是梁公，在唐朝武则天皇帝时（西历第七世纪）中了最高的科名，八十二岁上做了宰相。第二位他所举的就近乎传说了。

周朝第一位天子武王的父亲文王（与以色列王扫罗同时），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兽，像猪又像人，生着翅膀会飞。醒来他心里大为不安，因为解不出这梦的意思；于是召来朝中的卜人，卜人告诉他，此梦之兆，是他将得一位足智多谋的贤臣。文王听了，立刻乘车出去访求这位贤人，还带了两个儿子同行。走了许多天，来到一条叫渭水河的河边，河边上有个老人在钓鱼。这老人名叫太公，在暴君纣辛在位的时候，他曾隐居山中石洞里治学。文王见了这老人，便叫两个儿子下车去问路。那老人只顾钓他的鱼，答道：「小鱼儿都到我这里来了，大鱼却不肯来。」文王听见这句带谶语的话，当即明白：这必是梦中许给他的贤人了；因为老人这话是责备他没有依着礼数亲自下车，倒打发儿子来问。于是文王请太公上车，把他载了回去，拜为首相。那时太公已经八十多岁。文王死后，武王待太公以父礼，因为周室之所以在天下立稳，全靠他的良谋。他活到将近一百岁，死后成了神；许多人说，他如今是众神之长，各神的位次与职司都由他派定。

以上太公的故事，是照我的教习讲给我听的原话一字一句译出来的。

第二十三信

北京，一八六六年三月七日

我上一封信写于二月八日，那一天中国新年的热闹便从祭灶——祭灶神——开头。这自然是以鞭炮齐鸣、火铳轰响揭幕的。灶神在众神之中与一家一户最为亲近，每年过年前八天，他要上天去奏报一回。既然家家总难免有几桩小小的隐私，不便教天上知道，那就非得想个法子，叫灶神的舌头别转得太灵便不可，于是供他麦芽糖，好把他的嘴粘住！同时在他那安在厨房里的神龛两旁贴上红纸的对联，一边写「上天言好事」，一边写「回宫降吉祥」。随后把神龛焚化，灶神便升天去了，到正月初一再回来，届时早已给他备下一座新龛。

年近岁逼，街上最大的玩意儿是放风筝。风筝做得极精，飞禽走兽鱼虫无所不有。据说还有做成蜈蚣的，只是我没见过。风筝尾上安着一种风鸣的琴，就是我从前告诉过你的、中国人系在鸽子身上的那一种。这些形容诡异的怪物在半空里嗡嗡作响，那份奇异的意味，我简直没法向你形容。灯市也开始大热闹起来。各样式的灯，从一束花到一条火龙，都摆出来卖，买的人成堆。

除夕这天，家家打扫收拾，门框上贴满吉利字样；窗台上垂下一条条剪成花边的红纸，在风里飘动。院子里搭起供桌，点上蜡烛，摆上供品；爆竹烟火彻夜不停，为的是把这一年里在四下游荡的邪祟统统赶走，尤其要赶走那位穷神。

二月十五是中国的元旦。那天天气晴朗，人人都穿出了所能弄到的最好衣裳，不是自家箱底的，就是当铺里的——当铺的柜子为着这一天，想必是一件体面衣服也不剩了。店铺全关着门，却并不空；从好些铺子里传出震耳欲聋的闹声，天下再没有这样折磨人耳朵的了。我好奇心压倒了礼数，往一家里张了一眼，只见一圈体体面面的中年铺户人家围坐着，各执一副拍板、一面锣、一副钹或一面鼓，个个板着最严肃的脸，拼了命地敲。这是在驱鬼；鬼若长着耳朵，这法子该是灵验的。街上满是彼此拜年道贺的人，这一套礼数，别处再没有像中国行得这样普遍的。前门——由鞑靼城通往中国城的城门之一——外有一座黄琉璃瓦的敕建关帝庙，供的是战神。正月初一这里挤满了进香的人，上自贵人下至小民，都赶来行礼，并为这一年抽一支签。庙门外有两个道士在兜售善书和香烛，生意兴隆。信众手执一把点着的香，一路挥来挥去，火苗乱窜，欧洲人的胡子很有危险；他们走上前去，在神案前磕头，三跪九叩。随后再近前些，从案上一个签筒里随手抽一根写着字的竹签，依签上所刻，向旁边伺候的道士换一张纸，纸上写着他这一年的命运，只需给几文钱。参与这一番仪节的人，神情虔敬之至，没有一丝轻慢或敷衍的样子；他们是在向神明祈求来年的庇佑，纵不算敬虔，也总是一片诚心的迷信。有钱些的还献猪羊为牲。

我不记得从前有没有对你提起过琉璃厂，那是一条书铺和古玩铺的街，也是我在这里最爱闲逛的地方之一。它是新年里的一大名胜。那里开着一场极有趣的庙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卖得最好的是玩具和绢花；玩具里有些真是绝品：活灵活现的虫豸模型、小巧的鸟兽、陀螺、各式各样的风筝，尤其还有几种欧洲兵丁水手的小人儿——是拿上回那场仗打趣的漫画像——滑稽得叫人忍俊不禁。有个人卖一种好玩具：两个带关节的小人，做得巧，暗里一扯马尾，两人便厮打起来，摔跤的种种拼命架势一样不少。也有几个变戏法的，只是手艺很平常。一个人让人在他头上砸砖，看着着实骇人，他倒像是毫发无伤。还有一场刀枪对打，颇像当年萨维尔堂里的路数，末了使刀的挨了一脚踢在肚子上、一下戳在肋骨上，这六便士挣得不冤。有个西洋景摆着中国和欧洲的景致，摆摊的人对这些地方的无知，同看客不相上下：他把圣保罗大教堂和那不勒斯湾说成是琉球群岛上的名胜；至于圣保罗那张片子的背面画着什么，我实在羞于告诉你。庙会一角上有一座中国医神的庙——药王庙——挤满了人，众人围着一位老先生的摊子，他的全副家当是一两斗牙齿和一张图，上头用图样画着各样病症的治法。他拔下来的牙，大半是好牙！各处院子里都有算命的在推算运气，有相士在断人命数；院里堆满了痊愈的病家送来的还愿匾额，墙上的匾更是层叠三重。人丛对我们始终客气，只是那一身蒜味啊！这几天叫花子更是如鱼得水，比平日还要讨厌、还要缠人，尤其是抱着病孩子的妇人，非要变着各种腔调给你拜年不可。心软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给了一个，身后就会拖上一百个。

新年的热闹要延续半个月光景，无非是一场接一场的吃喝与烟火，直到元旦后十二天的元宵灯节。灯节有种种灯彩与画屏，看着确是明丽，只是听起来比实际有意思得多。

我得跟你说说那几位要往欧洲去的中国人，你日后会见到他们，或是听人说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要告假回国，中国政府命他手下的中国文案带着儿子和三个学欧洲语文的年轻人随他同去。这位斌椿先生，为此赏戴了三品亮蓝顶，并在总理衙门加了个挂名的总办章京；他儿子也在衙门里补了个章京。可惜中国人没有挑一个比斌椿更精明、更年轻的人——他已经六十四岁，而且唠叨得吓人。就我所见所闻，他父子二人全无能力对眼前所见作出中肯的评判。再者，这是他们第一次遣人赴欧，纵然不带官方名义，也该挑一位分量比斌椿重些的官员才是；他的报告在中国士大夫那里是没有什么分量的——这些人正妒忌他的升迁，觉得他这份体面得来太容易了。选中斌椿的缘故，是他同总理衙门的一位大臣是姻亲。据说他在北京的官场里人缘极好，所以他回来之后，至少他的见闻能在「上流圈子」里被人传说一番；他又同恭亲王相识，这趟差事就是亲王在一次喜筵上向他提起的。斌椿并无使臣的名义。上头只叫他游历一番，把所到各国的「山川」都记下来，人家自然会把他带着到处去看稀罕。我只盼着别把他捧得太过。那在这里是会被误解的，人家立刻就要说：「瞧我们何等了得；我们一个私人出游的人到了你们国里，便受到你们所深知该有的那份敬重，因为我们见识高人一等；而你们的夷人公使在这里连接见都得不着——可见我们皇上如何伟大强盛，你们不过是承我们的情才留在这里罢了。」

我得搁笔了。我这就要动身往天津去送萨林——唉！等我回来，这里就几乎只剩我孤零零一个人了。

也许我把斌椿这趟差事说得太轻慢了些。这件事本身自然是小事，可我们都把它看作日后在欧洲设常驻使节、并改善此地关系的第一步。

第二十四信

北京，一八六六年四月十二日

我要给你讲一讲在一位中国官员家里作客的情形。从我先前几封信里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中国人在自己屋里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全然见不着；他们的生活与习惯，于我们是一部封住的书。我们所见的官员，永远是穿着全套公服、戴着会谈时那副面具的。所以能结识一位有身份的中国绅士，实在叫我欢喜——此人开通远在同侪之上，竟肯喜欢、甚至主动结交欧洲人，还尽力从他们那里学些东西。

杨老爷是个戴三品蓝顶子的官员，名义上在兵部当差；可他自有每年一万到一万二千镑的私产，除了关乎身分体面，那个差事于他其实可有可无（你知道，在中国，做了官便算是绅士）。我是由俄国公使馆认识他的——他同那边往来已有三年多了——元宵灯节时，他请我们一伙人到他家去。他在汉城里住着一所大宅。我们上午十一点左右到他府上。他没料到我们来得这样早，我们便花了半个钟头把宅子各处看了一遍。中国绅士家里的内景，我从前没见过；不过我想，杨家总算得上阔人宅第里极出色的一个样本了。宅子很是漂亮，无数的院落，房屋就绕着这些院子盖起来。正院当中是一方小小的人工池塘，池心立着一座玻璃凉亭，两道小得像玩具的桥通到亭上，桥头隔一段便有一头白石的小狮子守着。假山——那是中国人最爱的园中点缀——还有洞、岩窟、带垛口的小塔，一概照着小人国的尺寸做出来，凡有空地便塞满了，把章法与体制丢得干干净净，偏偏别有一种入画的意趣。花木上唯一的经营，是几株有名的矮树，枝条被扎缚成吉利的字样，如「福」、「寿」之类。这一切之上，还横着一道宽敞的平台走道。

然而杨老爷除了一应中国式的讲究做到十全十美之外，又是个欧洲新玩意儿的大行家。他有一间屋子照我们的样式布置起来，整所房子里塞满了枪、望远镜、钟表、气压表、寒暑表和别的洋货。他甚至还置办了一间照相室，正在学这门手艺，居然照得很有几分成绩。他把自己亲手拍的小像送给我们几张，着实不坏。宅子逛遍了，杨老爷便领我们进内室，那里早已备下了早饭。他在这里把儿子引见给我们——一个十六岁的小小少年，却已是个白顶子的官儿（那品级自然是捐来的；在中国，文武官职都可以拿钱买）。家里的女眷，绫罗绸缎，五色斑斓，脸上敷得连一丝本来面目都看不出，被一道帘子同我们隔开，却不住地从帘缝里偷看，急着要看我们，也并不很不情愿被我们看见。又来了两位官员作陪，一位在刑部，一位在户部，都极其活泼健谈。这顿早饭，是我至今所见中国烹调的最高手笔；尤其一味腌渍的鹿肉，简直无从赞起。每逢人家请我用筷子，我总不免想起狐狸请鹤赴宴的那则寓言，也就格外体会得鹤当时的心境；好在杨老爷备了叉子，我们才得以同主人平起平坐地吃。说到筷子，他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从前有位近臣，使筷子极精，皇上嘴里掉下一粒米来，他竟隔空用两根筷子在半路夹住了，就凭这一手，当场便高官厚禄。

这顿早饭唯一的毛病是太多了。主人和他的朋友又不住地敬酒，是那种最上头的热酒，还讲究干杯不留底，眼看事情要不妙了，幸而碗盘撤了下去，茶端了上来。我以为吃总算完了，哪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过是这场苦工里歇一口气罢了；随即便抬上一大盆鲜美绝伦的燕窝汤和鸽蛋，还有盛在碗里当饮料喝的米浆——好是好，只是腻得很。中国人的宴席就这样整日不断地摆下去。我们还亲眼见识了中国的儿子事父之礼：杨老爷的儿子不但不同我们一桌坐下吃饭，反倒像个上等仆役似的在旁伺候，替他父亲递烟袋，把我们要什么都预先想到。他硬塞给我们的东西里有一瓶库拉索酒，中国客人们对此大为欣赏。

我该早些说到：早饭开席之前，一班杂耍艺人就在院子里献技了。练柔术的是两个女人、四个小女孩。那支乐队，三个多钟头里几乎没停过手，只有一面锣、两副钹、一面单皮鼓，都由男人敲。表演以走绳和翻筋斗为主；论花样，本身还不及我们在欧洲街头天天看见的，只是这些人都是小脚，难处便平添了许多。年长的那个女人力气大得惊人。她仰面躺着，用脚把桌子、椅子和别的重家伙托在半空，轻巧得像顶着几根羽毛，末了搬来一只大酒瓮，里头装进一个小女孩，活像《天方夜谭》里的四十大盗，就用那双小小的羊蹄子似的脚把瓮抛来抛去，看得人心惊肉跳。每逢一个花样到了紧要关头，那支不知疲倦、又认真得叫人难受的乐队便拚命敲打起来，把一个上午闹得不成样子。为让女人们歇一歇——她们随即换到乐器旁边去——男人们开始卖弄些戏法。那可就平庸了，变的都是最寻常、最容易看穿的路数，什么变出一盆鱼、一盆花之类。最好的一手是耍一条纸做的鞭子，十二码长，四英寸宽，缚在一根短棍上。表演的人把它朝四面八方甩动挥舞，让那条纸变出种种好看的形状：一忽儿是一条蛇在地上蜿蜒盘绕，一忽儿是一根螺旋的柱子，像独腿舞人多纳托的飘带，一忽儿又成了一串圈子，让耍的人前前后后地钻进钻出。这一套极耗气力。演出当中，班子里那个老头儿同一个扮丑角的小男孩还有一段颇为逗趣的对口，凡报出什么戏法，那孩子一概咬定办不到。杂耍的酬劳不是一总给的；遇到哪一手做得特别精彩，杨老爷不鼓掌，却打发人送钱出去，我们照中国的规矩也照样办，他们便得了极丰厚的赏。中国走绳同欧洲走绳，有一点大不相同，便是规矩体面。那些女人一律穿着厚厚的冬裤和宽大的褂子，腰间系一条带子——这身衣裳，一点身段的轮廓也显不出来。

我们在杨家一直待到下午三点。我想他原指望我们在他家过夜的；可是这场热闹已经叫人乏了；何况中国人不懂我们所谓的舒服——纸糊的窗户、四面穿堂的风、石头地、硬板凳，这就难怪他们要把自己裹在棉花和皮毛里，穿一寸厚底的靴子。在这些事情上，他们比土耳其人差得远。至少在我，在汉城里过一夜实在是好事太过，能够告辞，我很高兴。主人、他的儿子，还有那几位中国客人——顺便说一句，这些客人早早地就退到后面一间屋里去过烟瘾了——一直送到大门外，彼此说了许多亲热话才分手。

我同杨老爷谈过许多。他确实是我至今遇到的中国人里头最开通的一个。铁路和电报是中国大臣们的心头大患，在他看来却是必需之物，一味推挡不过是愚蠢。他甚至同我说起，要在他山东的产业上修一条小铁道和一条电报线，好同他的佃户与管事通消息。凡听说一样欧洲的新发明，他不像旁人那样摇头说一声「哎呀！真了不得！」，却要设法弄一件来试试，想引进到中国来。还不止此：明年若不被召去做大官，他打算游历欧洲，到俄国、法国、英国去；说不定还要同我一道回国。

北京的赛马会已在本月四日举行，极其成功。跑马场设在一个叫望河楼的地方，离城约三英里。那里是一个干涸的旧湖底，四围小丘环抱，远处又有山作背景，是个好去处。每一个土坡上都站满了成千的中国人，是来瞪着眼看夷人的玩意儿的。总理衙门的两位大臣，恒和崇，也到了看台。老崇带着他的孙子，一个八岁的伶俐小家伙，庄重得像位法官，比他祖父还要一本正经。早饭时我让这小人儿坐在我旁边，尽拿好东西给他吃，他表示中意的那份郑重劲儿，活像一位老成持重的宰辅。酒我却怎么也劝他不动，连香槟也不肯沾唇。总而言之，就我们手头这点条件——不如说这点条件也谈不上——竟能玩得这样痛快，算是很不错了。我们的小马极快。索林送我的一匹老马「关都」，未经调习，背上负着十一英石，跑赢了半英里一场，用了一分零五秒。我们两场之间，两位大臣叫随扈的军官们把各自的马牵出来溜溜；恒大人那匹小灰马，真正是个小美人儿，便是牵到罗滕路上去也要惹人赞叹。不过我想全场最好看的一匹，还是我那匹叫「小拇指」的枣红小马——这小家伙是我前些时候买来顶替我那匹矮壮马的，我那匹马照我一贯的晦气，肩上瘸了，再无治好的指望。

赛马那天，中国人不像平常那样和气；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跑道清出来，等到散场，他们冲我们又叫又嚷，尖声喊叫，活像一群狼似的恶鬼。他们甚至还扔了几块石头，好在没打着人；那么大的人堆里，自然没法把闹事的一一指认出来，不过还是有一两个挨了狠狠一顿打。前些时候我陪阿礼国爵士和一位女士骑马到天坛去，走到汉城大街的尽头，被人围住了，石头砖块一齐扔来，有一块打中了我们的护卫。到官府去告状是没有用的——我们讨不着什么公道。有一阵子我开始觉得，中国人那种和气——起初那样叫我心折的——不过是一张面具，底下盖着的是憎恶与厌弃，所幸被极度的畏惧和怯懦压住了。无论实情如何，眼下做主的是我们，他们心里也明白——有这一层，也就够了。

我们这里如今是极可爱的春天，暖洋洋，和融融，还下一点雨，叫人想起家乡。城里从城墙上望去，已透出一点绿意；墙上砖缝里，野堇菜和野豌豆虽然干瘪得没什么汁水，也都探出头来了。

四月十三日

发邮的日子。家信一个月没有了，听说邮船在加勒抛了锚。

第二十五信

北京，一八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自从上回写信以来，我所做的、所见的，没有一样不是早已对你翻来覆去讲过的。不过，明天一早我就要同俄国公使馆的波果热夫医生动身，往蒙古走三个星期。我们打算由南口出关，仍旧循我从前走过的古北口一路回来。头一回能见识一点蒙古人的生活，我怀着极大的兴致盼着。那将是一番新经历。只怕要有一班邮船带不去我的消息了；等我回来，再好好补上。

上星期我们在总理衙门大干了一场。铁路、电报、违约种种，都是些搬弄过一百遍的老话。恭亲王紧张得坐立不安，扭来扭去，躲躲闪闪，活像一只兔子。到末了，阿礼国爵士自以为总算把他逼到了墙角，我却看见亲王脸上掠过一线喜色和希望之光：他瞥见了他的老朋友、他遇难时的避风港——我的单片眼镜。一转眼，他已经把它抢了过去，公事也就到此为止。那一班大孩子全围着它玩起来，我们的首长气得要命，眼看自己一番说教被风吹散。其实也无所谓，这些滑头什么都肯答应，欠的只是做。顺便说一句，恭亲王到公使馆来拜会，留下的帖子是一条红纸，上写名号——恭亲王。可他从不在文书上签名，只署「无私心」三字，意思是不存私意。

有个我认识的广东人姓马，上北京来办事，一心想买一个北京的小丫头，讲价时我也在场。那孩子是个伶俐的小东西，八岁，由她父母领到马的寓所来，看着还中意，事情便归结到价钱上，好戏就从这里开场了：那小人儿急着要去，竟帮着买主一同压卖主的价；最后二十八元成交。就照这个价把她交给了新主人，另立一纸卖契，这里是译文——

「立卖契人宛平村万成，有亲生女一口，系次女，行七，年八岁。因家贫寒饿，凭中人与妻商议，情愿将女卖与马姓为奴。得价银二十八元，每元合七吊半，笔下一并交清。女须听从其主，衣食倚靠其主。日后女家如有争执疑难，惟卖主一人是问，与买主无干。恐此女有不测之灾，那是天命所定，其主不负其责。自此以后，无人得入其门过问其事。此系两相对面公议。日后如有查问，即以此契为凭。」（以下是卖主、中人和另一位在场作证者的签押，其实是画的记号，还有日期。）「女生日为六月十一，生于七时八时之间。」

马说，等这女孩长大，他就放她嫁人。他说：「我勿要做那种黑心生意。」我信他说话算数——这是一桩买卖，而做买卖，南边的中国商人是一丝不苟地老实的。

至于那孩子，离开父母竟乐得像发烧一般。我想她那可怜的小日子未必好过；俗话不是说么：「宁养一个残疾儿，不养十八个佛门弟子样聪明的女儿。」

不知道从前可曾有哪个欧洲人亲眼见过这样一桩交易。

这几天我多半消磨在琉璃厂——那是北京的帕特诺斯特街——坐在一位极博学的中国小老头儿脚下听讲，他是我的迦玛列，给我讲中国的工艺和旧日匠人的种种奇闻。他本行是卖书的，可他又是个大鉴赏家，铺子里总有几件稀罕物：景泰蓝、玉、水晶、玛瑙或是瓷器。他讲起这些来永不厌倦：景泰皇帝（西历一四五〇年）当年怎样亲手做掐丝珐琅（就像路易十六做锁、彼得大帝造船一样）；有人甚至说这门手艺就是他发明的，中国人至今还用他的年号称呼它，叫景泰蓝，即景泰之蓝；又讲制瓷的大族郎氏，十七世纪初绝了后，把秘方一并带进了坟墓，此后中国人一直想把他们的法子摸索出来——却全是白费，再也烧不出那种奇妙的牛血红，那种胎质柔润得仿佛可以拿匙子舀出来的东西，烧出来的只是他所谓的下等仿制品，法国人给它起名叫「玉色青瓷」，卡菲耶里那一流的大金工最爱拿来镶配。顺便说一句，掐丝珐琅到上个世纪末已经不时兴，中国人就不做了；可是等到圆明园被劫之后，从那里抢出来运回去的东西在伦敦和巴黎卖出了那样惊人的价钱，他们便把祖先仔细锁着方子的抽屉一一翻了出来——中国人是什么也不肯毁掉的——不久市面上就要被新货充斥了。头一件样品前几天送到公使馆给我看，做得很不坏。

佳士得行里那班眼尖的闲客所珍爱的玫瑰底盘碗，在北京是从来不曾时兴过的。这里的人所爱的，是明代匠人那种大胆的色彩与雄放的花样；遇上元、宋两朝那种厚釉的器物，哪怕只有一小片，也肯解囊大买。从康熙到乾隆末年，即西历一七九六年，人一眼便觉出耶稣会士，或者说欧洲的影响，古朴粗犷的旧花样换成了蔓草纹。中国和日本艺术最盛的时代，同欧洲一样，是十六世纪；最不堪的时代，则是十九世纪之初。

第二十六信

北京，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上星期五，十八日，我从蒙古回来了，饿得半死，晒得焦黑，兴致却极好。我把日记抄给你看。

四月二十三日，我同医生离开北京。随行的有我的仆人张喜、马夫和那个胖厨子。我们自然是骑自己的马，另有五头骡子驮着仆人和行李。医生的狗德鲁若克——一条半血统的俄国塞特犬——还有我的「王子」——一条笨重蹒跚的小狗，我管它叫纽芬兰犬，它十六代的门第却是难以查考的——凑成了这一队人马。我们这一行在北京街上大为轰动。「好耍子！」街上那班野孩子嚷道——他们除了脑后那根辫子像猪尾巴，别的地方也很有几分猪相——「瞧那些鬼子和鬼子狗！」我们从德胜门出的城。一出了尘土飞扬的街市和塞满大车骆驼的关厢——那铃声和沉闷的蹄声聒得人耳朵难受，它们踏起的灰又眯眼又呛人——这一路便骑得快活起来。新萌的树、初长的春苗那一片鲜绿，还有远山的颜色，对于看腻了北京冬日单调灰色的眼睛，真如同重获新生。那天天气也好，晴朗有太阳，山上吹来的风又凉爽。

从前坐大车的经验使我这回决计用骡子；不料是才出油锅又落火坑。大车慢，骡子更慢。用大车呢，仆人们准要夹带一两个叫花子似的帮手，替他们干活，添我们的盘缠。用骡子呢，赶骡的准要多带几头驮着货物的骡子，好在沿途城镇做买卖，于是耽搁没完没了。何况驮行李的骡子赶不上马，人又累又饿地到了店里，只能在「叫一顿难吃的中国饭」和「等三个钟头让厨子赶上来做顿好的」之间挑一样，这滋味可不好受。我们既走在前头，一路上就得自己找路；这原本不难，只消人家肯给一句痛快的回话——可是指望这个，无异于指望雷丁的贵格会教徒。

英国人：「借您的高明指点一二。」

本地人：「好说！您太客气了。」

英：「从这儿到沙河有多远？」

本：「从这儿到沙河有多远？哦！您是要上沙河去么？」

英：「正是！有多远？」

本：「从这儿算起么，呃？您到沙河去做什么呀？」

英：「不过随便走走。到底有多远？」

本：「不过随便走走，呃？」

这一路问答下去，直问得你火冒三丈；旁边人堆里一个老头儿见了，便竖起拇指和食指，那神气像在打卦。这在懂行的人便知道，沙河在八里之外（不是二里；一里约合三分之一英里）。中国人有一套用手指计数的法子，同学口语里的数目字一样非学不可。人家问到数目，常常一言不发只伸出一只手来。五以内都好办，过了五就不那么容易了。拇指同小指是六；拇指加食指、中指是七；拇指同食指是八；食指弯曲是九；中指压在食指上，或者把整只手先正后反地亮一下，是十。

第一夜我们宿在昌平州，这是稍微绕了点路，因为我的同伴要看看明陵——去年秋天我曾写信同你讲过的。城里客店都住满了，有个小叫花子——多半是惦着几个铜钱——对我们的行止极感兴趣，把我们领到城外一家干干净净的小店，住得安静又整洁。

四月二十四日

今天早上要叫骡子上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对付赶骡的，只有一招管用：说要扣工钱。饶是如此，也磨蹭到八点才动身。我同医生带着张喜去看陵，骡子既然被认为看了也无益无趣，就先往南口去，在那里等我们。陵区的山谷，不像我上回见到时那样明丽丰饶——那时秋庄稼正繁茂——不过野花很多，有野堇菜、野鸢尾、旋花之类，柿子树也开得一树繁花。那一列巨大的石像，在大白天的强光底下，比起我月下所见的那种诡异幽森，就显得平淡了；然而那地势和那些建筑，无论何时总是动人的。北京城里城外，同样宏大壮丽的庙宇宫殿多得很，可论到匀称得体，没有一处比得上；在十三陵旁边，它们个个都像是「仿造品」。

我们得往回骑到离昌平州只剩几百码的地方，才接上那条通南口的沙石路。天热得像火烤，不过照俄国人的说法，「热烧不坏骨头」，只要吸得着新鲜清洁的空气，热一点也不打紧。在北京可就是另一回事了。下午两点我们到了南口。这小镇坐落在那条以它得名的著名关口的谷底，位置很好。两边是陡峭的石崖夹着；一道清水穿镇而过——在这一带是难得的景致；谷中的村舍围在树木和庄稼地里。山势野而险，脊上这儿那儿露出一截城墙、几座敌楼，或者一座庙宇神祠。骆驼和骡子的铃铛响个不停，可见来往之盛。隔一家便是一家客店，看上去个个都热闹兴旺。我们店院里也是又热闹又嘈杂；赶骡的、赶车的、剪径的、鸡和驴，永远在那里吵嘴、打鸣、嘶叫，对面厨房里还有个说书的，正靠着讲些不甚正经的故事挣他一晚上的食宿，听客是店主和那些下等客人。我们虽然到得这样早，还是觉得不如在南口住一夜，明早再走，所以饭后还有工夫到山里溜达一回。

四月二十五日

六点动身，骑的是驴，好让马少受关口这段苦。南口关一路，实在别有一种壮观。谷地是缓缓上升的，两边夹着陡峭突兀的山，荒莽得像苏格兰的峡谷；间或点缀几株树，一线细水从中流过。沿途神祠极多，而且总是筑在陡得叫人想不通当初怎么上去的崖壁上。我在这些祠庙之间，看见一种我从前没见过的圣物，这一路上却屡屡重复：五个刷白的土锥，形如糖塔，上面粗粗画着蝙蝠或别的吉祥图案；我猜它们代表佛坛上所供的五种供物。要想打听到可靠的消息是何等难，西人讲中国的话又该何等审慎地听，这里有个例子：我沿路问过三个体面的中国人，这五个锥子是什么意思。一个说是用来避狐狸和狼的，一个说是每五里路做一个记号，第三个说是佛家的标记，可他不知道代表什么。

这条关道既是蒙古通中国的大路，其道路之坏，简直是一桩奇迹。仿佛造化在一场天崩地裂里从山中硬劈出一条通路来，把碎石乱岩丢得满地琳琅，而人懒得去收拾。本已难走的路上，一步一块巨大的圆石挡道，头顶探出的崖壁又像随时要再抛下几块来把路堵死。走这种路，驴子远比别的牲口强。我们那几头驮得极好，赶驴的一路用他们那套流氓话催着。「王八蛋！你停下做什么！」——这还是他们最斯文的一句；说王八，不是嫌它走得慢，是「戴绿帽子」的婉辞。关里村落不少，居民做点小买卖，卖茶、卖煮鸡蛋、卖烙饼给过路人。有一座很秀气的小城叫居庸关，城门楼古旧奇特，上面雕满了古怪的人物和汉、满、蒙、藏四种文字的题记，据说是元朝——蒙古朝——的遗物。关顶上，将要略往下走通到西边高原的地方，有一座荒废的旧城堡，叫八达岭，意思是「八座大岭」。那地方很奇怪：里面简直是一堆瓦砾垃圾，城墙和工事却差不多完好如初。

我们在关口尽头的岔道吃早饭，离南口约十五英里，而且是极累人的十五英里。过了岔道，路便沿着一片沙地平原走——那里从前大概是个湖——到怀来县。那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小城，城堞齐整，敌楼别致。城东有一条小河，上面横着一座本来很好看的五孔桥，如今自然也在坍塌破败之中。近旁一座小山上立着一所庙，模样像意大利的修道院。我们在怀来县歇夜，这一天从南口骑了约三十五英里。找店颇费了一番周折。城东的人打发我们往西，城西的人又撺掇我们回东。骡子和仆人都落在后头，我们只好自己想办法。最后是我的马替我们拿了主意：它径直冲进一个院子，原来那正是全城最好的一家店，只因门口没有招牌，被我错过了。

四月二十六日

今天到新保安去的一路相当沉闷，经过几座小城，都筑着城墙，大概是防蒙古人入犯的；在其中一座叫土木的，我们打了中火。新保安是座很秀气的小城。中国的城镇大抵一个模样，看过一座就等于看过所有；这里却不然，镇当中有一所很古怪的建筑，说不上是英国的市政厅、中世纪的城堡，还是中国的庙宇，三样各占几分；有了它，这镇子便显出个特色来。在中国见着一个醉汉是极难得的事，所以这里有一个醉汉闯进我们屋里，几乎值得记上一笔。他伸手就要拉扯医生，医生大吃一惊，把他甩开；店里的人进来把他撵了出去，为这场打扰再三赔不是。

四月二十七日

出新保安后，平原上最显眼的是一座陡峭的山，或者不如说是一块峭拔嶙峋的大岩石，约有八百到一千英尺高，名叫奶奶山。它立在平原的西端，紧靠着洋河——意思是「羊河」——的东边，河水就在它脚下蜿蜒。这块岩石的绝顶上有一座庙，关于它有个传说，叫人想起罗兰兹埃克和嫩嫩韦特的故事。当地有位王子立下重誓，要在一夜之间在河上架起一座桥，不成便以性命相抵。他动了工，可是早上太阳出来，桥还没有完，于是他绝望之下，依着自己的誓言投河淹死了。他的遗孀就盖了这座庙，好叫自己终身守寡，日日望得见丈夫没顶的地方。这个传说我所据的来历是再靠不住不过的；顺便说一句，贝尔另有一说，密切曾引过。当地的中国人根本没听说过这回事；不过我想，它大概同别的传说一样真实。总之山在那里，庙也在那里，庙里还住着五个和尚——天晓得怎么住法——头上是毒日头，四面是冷风，连喝的水都得从底下平原上背到那几乎攀不上去的高处。这一天的路顺着洋河往西北走，景致极富变化，也很入画，只是常常乱石嶙峋到了极处。好在我们那几匹蒙古小马的脚力像山羊；它们除非走在平路上因懒散而失了小心，从不失蹄。这一带山里有的是煤，

开采的法子却粗陋不堪，用骆驼驮到北京去。有位地质学家考察过中国这一带，尤其是西边的山，断定这里是世界上最富的煤田，中国人却不知道利用。路上遇见的行旅甚多，各色人等都有；阔一点的坐骡轿，我看这种坐法是要叫人晕船的；还有数不清的商队，驮着运往俄国的茶叶。

我们在一个叫响水铺的穷小镇歇脚，夜里宿在宣化府——一座大的府城。这里关厢上有一家客店，比起我们一路住过的，简直算得宫殿了；不过我睡的那间屋子，拿英国一个短工的茅舍来比，也并不见得就吃亏。窗上新糊了些纸，似乎许下了里面干净体面的诺言，进去一看，砖地残破，桌凳发霉，那诺言并没有兑现；倒是挂着许多破旧俗艳的灯笼。若说吉利字样能叫人开胃安眠，我们真该吃得像妖魔，睡得像七睡仙了。我们在这里被当作稀罕物，很受了一番围观；那些人的好奇心实在教人吃不消。晚饭前我正在脸上打肥皂，想把两三场沙暴积下来的东西洗掉——沙暴是华北旅人的一大灾殃——一个赶车的衔着烟袋，大摇大摆走进我卧房来，一见之下笑得前仰后合。我被这一闯恼了，把满是肥皂水的海绵劈头甩了他一脸——那张脸必定大吃一惊，因为它那副样子，正像爱尔兰船夫同总督握过手以后两年间的那双拳头；我这位敌人便嚎叫着逃走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位先生，称我为「老夫子」——这是很高的恭维——并告诉我他姓马，是个贩帽子的商人，由西往东走；说完退了出去，不多时又把头伸进来，问我的尊姓和贵国。随后我听见他在院子里对一堆赶车的、赶骡的和闲汉解释：我是英国的米夫子，懂得礼数，浑身上下都是口袋，年纪也不小了；这几句话听的人都哼哼哈哈、打着饱嗝表示领会，还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然后一个一个踱过来亲自验看。马先生来的时候，我正巧在掏口袋。中国人不用口袋；他们腰带上确有荷包或钱袋，可是极小。装零碎东西的主要所在是靴筒。我头一位教书先生常常从靴子里掏出文房四宝和糖果来，也不分个次序，而且总是客客气气先请我吃糖，自己才尝。总理衙门的老大人恒祺是个疑心自己有病的人，成天给自己吃药，他也老从靴子里摸出丸药或别的心爱的方子来。欧洲人的口袋是永远引人惊奇的。店院里的响动闹得人过了半夜还睡不着。最难受的是一个老车夫，裹着他的羊皮袄，坐在车辕上，拿一根棍子在一段空竹上敲出报丧虫似的声音来，活像一只阴森森的老啄木鸟。我出去想拿话奚落他，好叫他住手，他却把我的反话当成了极高的称赞，得意之余，还不时用又尖又细的假嗓子迸出几句歌来，那永无休止的魔鬼鼓点却一下也没停。骡、驴、马，加上吵嘴的中国人，凑成一支恰如其分的合唱。

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骑马穿过宣化府城。这座城在中国算是修葺得还过得去的。论「府」它虽小，却相当秀气。树很多，多半是大柳树和白杨，还有形形色色古怪的楼、塔和别的建筑。城下的平原耕作得很勤，我想必定肥沃；只是庄稼比北京平原上的差得远，头一茬播下的还没出苗。此地小路和水渠纵横，我们迷了路——照例又是远远地走在骡子前头。看见隔几块地有一群孩子在做活，我便骑过去问路；他们背朝着我，直到我跳过一道矮土墙落到他们当中，才发觉。伊顿的学生在布谷堰洗澡时忽然冒出一条鲨鱼来，也未必闹得比这更慌。这班小子异口同声喊起「鬼子！鬼子！」，拚了命地逃。末了我总算捉住一个，把他安抚得略能问话，才弄明白我们离正路已有一个半钟头的马程（对于空着肚子又顶着这样毒日头的人，这可不是玩笑）。偏离了常走的路，也就难怪我一露面会引起那样的恐慌；那些孩子多半从没见过外国人。

下午很晚了，我们才到张家口——蒙古人叫它喀尔干——中国与蒙古之间的边城。这是北京到莫斯科一路上头一个大站口。从前俄国禁止海路输入茶叶的时候，全部茶货都要从天津经张家口运出去；如今贸易仍旧不小，自然是大不如前了。俄国人对中国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出口。他们出口一点自产的呢子，那种货色和价钱是别国厂家竞争不了的，因为他们的呢子正合中国人的意：纯毛、幅面宽、又便宜；可是他们送不来多少。在北京、天津和华北几个大城，也能见到俄国制的种种杂货，如茶炊、刀子、印花布、镜子之类；不过大体说来，西伯利亚不是个制造的地方，人手又太少，成不了制造之地，货物运来的路太远，运费划不来。我相信俄国人已经发觉，他们同中国的这层关系总算下来是赔本的买卖。买茶得付银子——纸卢布人家不要——只要一天建不起出口贸易，就得一天这样付下去；他们正设法在蒙古取得某些通商之权，可是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信，把本国商人的专利转让给一个强邻，是什么公道的事。在极北，他们已经得到了几个港口，由此可通中国海和太平洋；然而那些港口一年要封冻好几个月，而且这点便宜还叫他们背上了大片难以治理的土地，因为缺少人手，更难从中取利。俄国指望着西伯利亚通铁路、通电报的那一天——那日子大概也不很远了——来把这笔帐扯平。实情是：在中国真正有商业利害的，只有英国人和美国人。俄国眼下的利害不过是疆界。在法国人，中国问题是传教士问题，外加妒忌别国在远东的「利益」——「利益」二字在法国那班危言耸听的人嘴里，就等于「势力」。德意志各邦至今还谈不上在这里有多大的本钱，虽然他们在中国的侨民不少，多半是大行号里的账房或小商人。葡萄牙同中国订过一个措辞极巧妙的条约，中国人却不肯批准，因为那等于把澳门的主权让给她；她在澳门的贸易很兴旺，名义上叫作「华工出洋」。西班牙的条约还在胚胎之中，因菲律宾群岛之故与中国有接壤之利害；比利时有一个条约、一个侨居的臣民，还有一条大约三年来这里做一趟买卖的船。丹麦有条约，商务却很少。意大利两三年前筹划过派使团来，中途散了。即便俄国人当真取得了他们在蒙古所图的那些特权，他们的对华贸易同我们庞大的商业利益比起来，也不过是沧海一粟。

四月二十九日

我们那位骡头再三劝阻，甚至掉下泪来，断言我们连人带骡都非饿死不可；我们仍旧决定一直走到喇嘛庙——蒙古的大马市——回程改由古北口进关，好换一条路走。因此我们打算在张家口歇一天，让马歇力，再办些米、面和别的干粮，并带上牲口的草料。这一耽搁，倒给了我们工夫看看这座热闹的小城——贸易把它从四邻那种沉闷里救了出来。街上极有生气。算命的、说书的，还有一班走江湖的戏子——戏装华丽，脸上勾得滑稽——占了一座小庙，招来成堆张着嘴看的蒙古人和中国人。关厢的大街像一个大集，两旁摆满了摊子，像跑江湖小贩的棚子，卖的是想得出的各种破烂货。烟袋、戒指、耳环、假首饰假玉、蒙古刀、荷包、号称罗杰斯父子出品的刀具、维也纳来的火柴、万花筒、立体镜、八音盒，还有镜子——镜子背面的画是断断不能付印的——这些是主要的货色。一道极好的七孔桥横在那条几乎干涸的河上，桥上装点着狮子和猴子；说来稀奇，这桥居然有人修理，可见此地是何等兴旺，看上去也确是兴旺。外国人在这里引不起多少注意，因为欧洲旅客常有经过的；何况还住着两三个俄国商号的代办，专管给运往西伯利亚的茶队装货。

离开张家口之前还有一件事非办不可，就是请武官衙门在我的护照上盖印签证。去年我同你说过，外省的小官不把北京各衙门的印信放在眼里，却敬畏他们的顶头上司——那位上司的胳膊长得够得着他们。万一路上遇到什么为难的事，没有这颗印，我就休想得到官府的相助。于是今天一早我把护照送到将军衙门去，请他们签了发还。到五点上还不见护照的影子，我便打发人去说，我要亲自去取，并请见将军大人。到了衙门，人家告诉我说大人本人病了——照例的托词；不过他的属员倒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我，是个油头滑脑的小官儿，戴蓝顶子，姓包，另外还有两位。我又提了一遍要见阿大人（那是他的姓），因为我知道同中国的属官交涉是白费气力；可是「他的」大人只重申一遍歉意，说不能见「我的」大人，并盼望我一切安好。想到他也许正在抽鸦片，实在见不得人，我便觉着不必再逼，转而向包某讨那颗印。他一味推托，说护照上并没有写明我有资格用印。我答道，这护照原就使我有权指望他的一切帮助，去年古北口的提督便给我们盖了印；又拿恭亲王的雷霆之怒吓唬他，还告诉他（上天恕我！）说，若是我们女王听说她公使馆的一员，持着公使馆的护照，头一回向中国官员求助便碰了钉子，该有多么震怒。「要不要用点点心？」「多谢，我不饿；我要的是印。」「至少来一点果酱？」「多谢，不要果酱，要印。」「可是这颗印实在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既然如此，何不像提督那样爽快给了。」（顺便说一句，提督当初也并非不曾费一番口舌。）「哦，可提督住在古北口，这里是张家口。这怎么办得到呢？」「有志者事竟成」——这是一句极好的中国俗话。我这几位对手时时刻刻像兔子一样兜圈子，一会儿献茶，一会儿留饭，一会儿敬烟，就是不给印。他们不住地用满洲话商量，那我自然一个字也听不懂。隔一阵便有一个出去回话，我想是去禀告那位装病的长官：这夷人何等固执，又何等多疑——因为我特意让他们知道，那套陈旧的装病把戏是骗不了我的。我们在同一块地面上进进退退了一个多钟头。我咬定要印；他们咬定绕开。最后我告诉包某：要么给我盖印，要么由阿大人另写一道给属下的关文；两样若都不肯，我就要写信到北京去，控告他们失礼。他们为难了一阵，答应给我一道关文，还吩咐先拟个稿子送到客店去请我过目。我这才告辞，可是脸上那份厌恶之色太明显了，他们大约怕我当真告他们一状，因为我一回到店里，就来了一名差人，说包某盼望我一切安好（我们方才才分手，这份客气未免过分了），又说我的护照他还没有看得十分仔细，可否借回去几分钟。这以后十分钟，护照连印一并到了我手里。

就在这工夫，我们那几位爱哭的赶骡人已经带着骡子逃回北京去了，驮鞍和绳索都丢下不要，除了我预先付给他们的一笔定钱，全部工钱也不要了——只为不肯去面对那条通喇嘛庙的路上想象中的种种可怕。这可真是一团糟！早早动身的指望全泡了汤；张家口固然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可是待一天也就够了。

四月三十日

整整一上午都白费在找骡子和大车上。那些赶车赶骡的看准我们急着要走，索价高得离谱，而且死活不肯今天动身；我们却铁了心今天非挪窝不可。末了实在没法，医生骑马去找俄国商号的代办，看他们能不能帮上忙。找官府是没有用的：遇到这种事，他们的惯例是极客气极热心，立刻把本地最坏最便宜的牲口弄来，讲好一个高价，中间的差额落进自己口袋；等到旅人走出一百来英里、求助无门的时候，一匹马或一头骡子便寿终正寝，其余的又老弱不堪，弄得他到不了目的地，干粮早已吃光，自己还得白受好几天的饥寒困顿。医生不在的时候，张喜——他是朝另一个方向出去做全权大使的——带回一纸待批准的条约，是他本人（署衔「张大老爷」）同一个赁车的所立，那人愿意把我们的行李运到喇嘛庙去，价钱比通行的脚价高出一倍还多。医生那边办得顺利些，他带回来一个凶神恶煞模样的粗汉，我们同他总算讲成了差强人意的条件；只是无论许愿、好说、还是吓唬，都不能叫他今天就动身。

五月一日

前些时候有位传教士送了我一部译成中文的《天路历程》，里面还配着插图，图上「基督徒」和别的人物都照中国样式拖着长辫子。哪一位若肯为官老爷们也印一部这样的《堂吉诃德》，我一定推荐我们这位车夫去做那位骑士的模特儿。他那高耸的鼻子、瘦削的长下巴，还有又高又瘦、笨手笨脚的身架，正正合适；这种模样我在中国还从没见过。他那几匹马，随便哪一匹都能充当极好的驽骍难得。今天动身迟了，到八点才走成，即便如此，我们的人还落在城里买东西。城门口就是万里长城作为边界的所在，我们并没遇到什么留难，护照也没查验，官员只记下了我们的姓名和一行几人。这一天的路沉闷单调，顺着一条不断上升的山道，在荒山之间盘旋，四望都被山挡住。路上遇见一串串骆驼、骡子和牛车，都驮着运往俄国和蒙古的茶。蒙古人贩去的茶是最粗的货色，压成大砖，看着有点像板烟，只是更粗，捆结的纤维也更硬。这些茶砖在有些地方就是当地通行的货币：大笔交易论多少砖茶结算，小笔支付便从砖上切下一块来，就像中国人剪碎银子一样。砖茶泡出来的水又粗又难喝，常带一股霉味，那是茶饼里封着的潮气所致，也正因此，它不能走海路运。

我们在土井吃的早饭，那是个可怜的小村子，一色的土窝棚，远远看去简直像山上的一个个洞；这地方使我想起两年前我在切尔克斯人迁徙途中见过的一批害热病的人，他们就像兔子似的在切尔纳沃达附近的土坡上打洞栖身。除了热病，两处的模样实在也难分高下。过了土井，坡陡得厉害，路边便像圣哥达山口一样备着马，专为把重车拉到一处台地上去；台地上有一座关帝庙——关帝是武神——虔诚的车夫们上完了坡，便到庙里献一份供。我们夜宿的坝达，招牌叫作「万全」，比土井也富不了多少。床铺就搭在厨房里，四围是面缸、油罐、臭奶酪的坛子，还有各色零碎。这已经是全店最好的一间屋了；那店是一间用泥和碎草垒起来的矮棚，上头盖了顶，地下却只是裸土。这自然谈不上舒服；不过行军之中，只好将就。

五月二日

又上了两个钟头的坡，我们便实实在在登上了蒙古高原。山上有一道长城的支线；不过此处不过是一堆石头垒起来的，论耐心，固然是了不起的工程，却没有古北口那段砖墙的雄伟；隔一段有几座粗陋的敌楼，或已坍塌，或正在坍塌，破败到了极处。

高原本身是一片浩瀚的丘陵之海，除了天边再没有别的界限。再没有比这更荒凉的了：没有树，没有灌木，最高的不过是几株矮小的毛茛和风铃草；连一块可以坐下的石头也没有；一程又一程见不到人烟人迹；一程又一程走下来遇不见一个人影，偶尔碰上一个蒙古人骑着骆驼一摇一晃地走过，或是一辆运茶的牛车。兽类我们见到一群黄羊，几乎没等我们看清便跑掉了；狗又惊起一只狐狸；一只乌鸦在啄一条死狗；还有一只孤零零的秃鹫跟着我们飞了好几个钟头，仿佛指望我们当中有谁要出事，只是今天它失望了。我们在十八里台歇下，这一天走得短得可笑，可是我们那位堂吉诃德，怎么也催不动。

五月三日

天没亮很久我们就起来了，打算把耽误的路补回来。草原上的清早是极美的。成群的云雀、百灵和别的鸟儿唱得像要把喉咙唱破，空气清冽新鲜到了极点，地上还闪着一层露水。在这样的早晨、这样的地面上，我们那几匹小马——尽管前头还有长路，而它们对此似乎总有一种本能的预知：一旦给它们套上鞍鞯笼头，连最劣的一匹也会沉静下来，规规矩矩——也忍不住要放开蹄子跑一阵。它们昂起头，迎着风长长地嗅着，那股津津有味的神气看着真叫人痛快，随即像疯了似的在这生养它们的草原上飞奔起来。狗也受了传染，兴头大得不得了，一溜烟跑得没了影；德鲁若克的猎技教养实在荒废得可惜，带头去追云雀，我那小狗「王子」自然不甘落后。高原上是没有路的；我们不久就把那些（本来就叫人犯难的）稀落的车辙马迹全甩掉了。这一下可好！迷失在草原上，就像水手坐着一只小艇在海上丢了罗盘！一点标识也没有；一片无边的平地，四围是一圈天。商量了半天全无结果，正着急时，天边喜幸地升起一个小点；越来越大，最后现出形来，原来是一位极快活的胖和尚，穿着黄袍骑在骆驼上——像个蒙古的塔克修士——幸而他会说几句中国话。这好心人一面笑得浑身发颤，笑我们倒霉，一面掉转他的舵，绕出自己的路一两英里，把我们引上正道，所以末了我们比自己的人马早了两个钟头到达半山图。我们凌晨三点凭着一杯茶、两个鸡蛋就上了路，在鞍上坐了八个钟头，要等到一点多才有饭吃，实在难熬。更难熬的是天色向晚，浓云聚起，明摆着今夜没有月光给我们引路，而我们离宿头还有二十五英里，人在旷野当中，拉车的马一小时勉强走得三英里。所幸我们碰上了一处蒙古包（他们的屋子或帐篷），那些粗野的主人既肯也能收留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这条道上的蒙古包差不多都可以当客店用。我们照例走在队伍前头，又一个蒙古字也不会说；这时从包里出来一个又野又瘦的人影，我只凭她戴耳环、留长发，此外别无凭据，才断定是个女人；她用最粗鲁却又最和气的法子把马牵到桩子上拴好，又打开一顶包，招手叫我们进去烤火，因为天很冷。这顶包里挤着几个男人、女人和光着身子的孩子，还有一头牛犊、几只羊羔，一齐围着火堆挤作一团：伦勃朗见了要蚀出一幅何等的铜版画来！里头的空气闷得人透不过气，烟加上浓烈的气味，简直没法呼吸；好在这位好太太又腾出一顶包，等我们的仆人赶到时已经给我们收拾停当了。

蒙古包的构造极简单。先用泥和碎草筑一个十二到十五英尺直径的圆形高地作底，四围立起约四英尺高的木条格子墙，从墙上伸出许多木杆，聚在顶上一点；再用粗绳把一层厚厚的毡片捆缚上去，这屋子便成了；连那格子墙也是用皮条穿过木条交叉处的孔眼扎住的。整个包很容易拆散，驮在一头骆驼背上。里面的陈设并不比外面阔绰：正中是一个铁火塘，烧的是马粪牛粪，那是这里唯一能弄到的燃料，还得费很大工夫在高原上捡；烟——至少是漏得出去的那一部分——从屋顶正中的一个洞里找路出去；四根铁条架在火上，托着全家做饭唯一的一口锅；包里四围有几只中国货里最粗陋的箱柜，还有从北京运来的最寻常的铜锅铜盆；几张羊皮、牛犊皮和几块毡子，就算是床、沙发和椅子；整个包被烟熏得乌黑，像一只短烟斗。一块毡子当门；屋顶那个洞既是烟囱又是窗子，下雨时便非把它盖住不可。这地方最别致的一件事，也是这块土地贫瘠的最好写照，是包里的一块菜园：一只篮子或盆子，一只破茶杯，里面装了点土，便是苗床，里头精心照料着六七头正在发芽的蒜！这里没有马厩，蒙古人不用马厩。要用马时，他们便到马群里去套一匹。我们的马拴在外面的木桩上。牛自己会守在营地附近；羊挤在一个棚子底下，总算有个遮盖；至于小东西——牛犊、羊羔、山羊羔——则抱进包里，同别的孩子一同睡。这便是我们那一夜的下处；我们既已那样疲乏，住着也就很好了。晚饭可就难办得多；我们的厨子尽了力，可是锅碗瓢盆之类实在难倒了他。前面说过，粪火上的那口锅便是蒙古人全副的厨具。锅里扔进一大把小米或别的粮食，几块肥羊肉或牛肉，加水炖。把里头的干货捞出来之后，剩下的那锅油水就拿来泡砖茶。这一锅腌臜东西，连最下等的中国人也咽不下去，说起来无不深恶痛绝。蒙古有些地方是拿滚牛奶加盐来泡砖茶的，包里总备着现成的。据说那是极好的。我本来一直盼着能喝上一口鲜奶，蒙古人却都说他们的牛死了。可是那些生下没几天、膘色还很好的牛犊，说的却是另一番话。

我们在包里安顿下来之后，营子的头人便来拜访，引见的是那位收留我们、张罗我们的「梅格·梅里利斯」，我猜她就是他的妻子。他会说几句中国话，这是他到张家口卖牲口时非会不可的。他告诉我们他是个武官，只是手下没有兵。张家口以南、喇嘛庙以北的天下，他一概不知。他的牛羊和他的帐篷就是他全部的人生。女人们，老的少的，都不忌讳露面；她们过来看我们，还带来孩子，我们用点心和白糖把孩子哄得很高兴。女人们圆脸、扁平的五官、健壮、肮脏而且丑；至于男人，日头、风和天气把他们晒得、磨得又黑又硬，同他们一比，朴次茅斯或普利茅斯最饱经风霜的老水手也算是缎子一样的皮肤了。男女一律穿长长的羊皮袍，羊毛朝里，戴圆圆的皮帽。那不成形的衣服和圆圆的帽子，叫人想起玩具挪亚方舟里的一家子。这些人看着极快活极朴实，他们也确是如此；看着极老实，据说却并不如此。据说凡他们看中的小件东西，都会莫名其妙地不见了。蒙古狗每一处营子都有好几条守着，把德鲁若克和「王子」窘得不得了——这两位出去找水喝，老是挨它们攻击——那真是好牲口，高大蓬松，多半是黑黄两色，好看的大尾巴卷在背上；招惹它们准没好处。我们这些主人虽然过得这样邋遢，照他们的活法却是富户，很宽裕的；脏和寒碜在他们必是出于自愿，而非出于不得已，因为他们兴旺的畜群在张家口不愁销路，都是供应北京的。有些东西，在最穷的中国人也是日用必需，这些相当富足的人却没有。他们连一把茶壶、一只茶碗都没有；我们说要洗脸，才从某个角落里拖出一只生了锈的旧铁盆来，那盆子搁在那里没人用、没人想起，少说也有好几个月了。

夜里刮了一场大风，又下起雨，我们正好试一试帐篷是否舒服。我们既没受冻，也没淋着；实在说，对付草原上这种极端的天气，再没有比这种屋子更合用的了。天好，你可以头顶着天睡；天冷，一层毡子就足以蔽护。外头冷得刺骨，里头我们虽然因为烟大不能生火，却暖得像烤面包一样。

五月四日

早上大雨倾盆。我们同蒙古朋友告别，骑到二十英里外的张麻子镇——那是一处中国人的聚落——因为天气太坏，不能再往前赶。我们靠着孩子同全村交上了朋友。恰好有个货郎打这里经过，我们花了几个便士买些小镜子之类的玩意儿，把男孩女孩们乐坏了。在这些孩子看来，货郎那一担破烂里装着阿拉丁宫殿里的全部奇珍——他不是一路从北京来的么？这一天余下的工夫，我们店门口都挤满了快活的小家伙，我们把表、铅笔套之类拿给他们看，自己和他们都消遣了一番。这一带的平地或谷地较窄，四围有山。我爬上一处高地，草原的景色尽收眼底。

五月五日

早晨之美，把昨天补偿过来了。三点我们就起了身。前一夜的水汽都落成了露水铺在地上，太阳在轻绵似的云间灿烂地升起来，那些云整日在山上投下明暗，正是欧洲常见的景象——北京却从来没有；在北京，天要么被风沙压得乌黑，要么是一碧无瑕的深蓝。我们在一大片平原这一边的一处蒙古营地停下吃早饭。我生平没有一次见过这么多马——高原上简直是一片活的马海；它们身上还是蓬松的冬毛，一冬吃的又是那样粗劣的草，样子并不好看；不过其中有些骨架很好，胸膛深、后躯壮、身腰粗，是能负重耐久的。收留我们的是一位名叫阿巴奎的寡妇，一位相貌极丑的老妇人；然而她的帐篷是全营最好、也最干净的一顶，虽然「干净」二字在这里算不得多高的夸奖。她的家具、皮张、毡毯都很富裕，住处甚至还有点装点的意思：格子墙上贴着几张最粗陋、最无视透视法的中国年画，颜色艳得刺眼，正合蒙古人的口味——在这一点上他们比沉静的中国人要「东方」得多。有一位蒙古阔少骑马从平原上过来，一身明黄与朱红，圆圆的快活月亮脸从

一顶黄帽子底下放着光，帽上是红顶子，还镶着紫貂——这景象是值得一看的。蒙古的太太们是北京珠宝铺的大主顾，买珊瑚、珍珠和玉器。一个女人不论怎样穷，总要有一两件从北京来的耳环头饰之类的妆点。买不起真货，就买假的。

寡妇阿巴奎不会说中国话，可是营子里人人都进来消磨个把钟头，我们不愁没有通事。为首的那位中国话说得很流利。阿巴奎的丈夫死在一八六〇年那场战争里——蒙古人总是被派到前头去挨枪子的——说实在的，摊上这样一位太太，他早早离开这世界倒是运气。她那副面相凶恶已极，论丑，只有她的「使役小鬼」胜过她：那是一条丑得出奇的小狗，背上驼着峰，长着一张叫人恶心的人脸。我拿「饽饽」——中国点心——去讨好它，它贪馋地吃了，甚至肯屈尊像基督徒家的狗那样坐起来作揖；可是我的存货一光，它照旧恶狠狠地扑上来咬我。这位老太太身上还养着别的更叫人作呕的小鬼，她不断解衣搔痒，便是它们存在的凭证。这寡妇很想要雪茄和白糖，我们却匀不出给她；她坐在那里抽着烟袋，一面嘟囔我们仆人付给她的租包钱太少，那贪婪吝啬的样子活画出来了。我又添了些给她，她还是不满足。总而言之，我若是身上带着一磅雪茄、一块糖、一袋钱，是断不敢独自睡在她的包里的。我整夜要梦见雅亿和西西拉。

离营地西北约莫两三英里的地方，立着一座大庙，叫马神庙，即马神之庙，这名号和这地方都再合适没有了；我用望远镜望得见围墙里有大树，眼下还没有叶子，那是我们出张家口以来见到的唯一的树。树那样大，可见庙是古的，因为树自然是当年僧人栽的。从营地到我们住宿的上都河，平原长得没有边际，两侧被一带入画的高地夹住，光影千变万化。远处现出我生平所见最逼真的海市蜃楼：活像一片浩大的湖，山脚伸进湖里成了岬角，围出许多海湾和小港。快到上都河时，路旁立着四根木桩，每根上挂一只笼子，笼里装着一颗人头，腐烂得可怕。有一颗的辫子从笼栅缝里挂了出来，在风里凄凉地摆来摆去。那是四个中国强盗的头，从前是这条路上的祸害；如今，可怜的东西，他们只能吓吓马了——马见了这样丑恶的东西，惊一下也是难怪的。我们看见成群的黄羊，可是它们像白云一样消失在旷野里，休想有放一枪的机会。

五月六日

为了换换样子，也为了让我那匹该当班的老马关都省些力，头一程十六英里多的路我是走着的，一直走到大梁底。路西两英里处我们经过王大人庙，即王大人之庙，是一位姓王的蒙古酋长的葬地；据车夫说，那里住着掌管一处皇家马场的官员。这一天的后半段添了一点刺激：有人警告我们，附近有一伙「劫马贼」出没。大梁底附近一处大营子的蒙古人正同他们打仗；昨天捉住四个，前天捉住八个，都要解到张家口去审。我们昨天见到的那几颗头，就是他们同伙里的四个。这一带的地势极便于他们下手。道路绕着一片低矮的山丘走，他们就藏在山里，见着人少势弱、无力抵抗的旅客便扑出来。四邻的人当真吓破了胆，没有一辆单身的车敢上路。还有一层可怕的地方，是这伙强盗都是山东人，山东人是出了名的厉害。我们连强盗的一根毫毛也没见着，倒遇见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蒙古人，拿着套马的长杆和绳索——对付骑马的强盗，那是最厉害的家伙——他用北京那位马拉普洛太太所谓的「破碎的瓷器」问我可曾见过强盗，说他也是出来追剿的一伙人之一。我只能祝他「渔猎顺利」。这一夜我们宿在哈巴桥，那里的人同大梁底一样特别客气。

五月七日

今天我们真是「苦得不能再苦」——中国人倒霉时就这么说——三十五英里的路，只能一步一步地挪，因为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一路穷追不舍，行李又不能撇下不管。沙土地沉重得车轮几乎转不动；马都乏透了。离喇嘛庙约两英里的地方，暴风雨正闹到最凶，我们走到一小片四围低丘环抱的高地上。在这里我们见到一种现象，我从前没见过，此后也断不想再见。雷声仿佛绕着四山打转，凶猛地吼着，霹雳震耳；闪电沿着地面纵横乱窜，直把这一小片平地织成一张青蓝色的火焰之网，眼看是插翅难逃。那对马的作用真正叫「电击」。我的马站住不动，怕得直哆嗦，浑身冒出白花花的汗沫；医生那匹却尖叫一声，发疯似的冲进旷野，所幸方向是朝着镇子的。那景象诡异离奇，正配得上一场女巫的夜会。蒙古的雷雨，实在是对人神经的一场磨练。给我们的苦难再添上最后一笔的是：我们浑身湿透、又冷又饿地到了喇嘛庙，一家又一家客店不肯收留，我们在湿漉漉的街上骑行了将近一个钟头，人们冲我们乱嚷，一大群野狗对着我们的狗又叫又扑。末了我们在一家又大又破的客店里找到了栖身之所；我们住的那几间屋子，上一批房客是马，而我的卧房还兼作车棚。我们被人围看得厉害；外国人在这里是稀世之鸟，我们引起的轰动可不小，镇上每一个邋遢的闲汉都挤进院子来。最叫他们惊奇的，是我们出门竟不为做买卖。抛下一应舒服，骑马跑上四百英里只为取乐，这是他们无论如何想不通的，中国人于是认定这夷人脑子里有毛病。

五月八日

喇嘛庙是沙漠中间一处很大的中国人聚落，海拔四五千英尺。蒙古人叫它多伦诺尔，俄国人把音读软了叫作多洛诺尔。它的中国名字意思是「喇嘛的庙」，得名于两座巨大的喇嘛寺——「旧庙」和「新庙」——都在镇外一条小河边上。不过与其说是庙，不如说是村子；据店主和别的本地人说，里头有好几千喇嘛。我们没能进去，因为河水被雨涨满了，过不去；不过也不很觉得可惜，因为天下的庙都有很强的一家子相，我们两人早已看够了大佛和剃着光头、脸上一副痴相的脏和尚（喇嘛是中国僧侣里最下等的一流），而且从他们嘴里连关于他们自己教门的消息也问不出来——你若问他们一句关于他们宗门的事，十有八九他会反问你一句你的衣裳。我们只好远远望一望那两座庙也就罢了。论大小——也只是论大小——它们使我想起莫斯科附近的三一大修道院，那也简直是一座小城。

蒙古人成群地到喇嘛庙来，把马、牛、羊毛和生皮卖给中国人，中国人则供给他们各样粮食和蒙古营地所需的那些简单制品，价钱是北京的三四倍。一斗粮在北京卖一百文，在这里要卖三倍半。这桩买卖——据店主说，此外别无买卖——的吸引力足以把喇嘛庙变成一座长六里（两英里）、宽四里（一又三分之一英里）的镇子，人烟稠密。我们在这里过了沉闷的一天，裹着皮袍还发抖。没见到有好马出卖，倒是有人把一匹很不错的小灰马——私人的牲口——牵到对面马医那里去，就在街上放血。后来我听说，这里铜佛的生意做得很大。

五月九日

今天我们骑马穿镇而过，得以把镇子和马市看得仔细些。昨天下雨，买卖清淡，今天却有几百匹小马待售；马主们牵着它们来回遛，一串一串拴在一起，或者发疯似的纵马疾驰，好显出脚力来，看客——尤其是那些小孩子——可就危险得很，孩子们从这匹马蹄底下被撵到那匹马蹄底下，却总是奇迹般地躲开了。这一市的货色论品质并不好，因为最好的马要到夏秋才牵出来。我们的马因为刷洗喂养得讲究，很受人称赏，而我们的鞍辔更博得了满堂彩。「哎呀！」一位老马贩子用脏拇指在我的鞍子上抹了一把，说道，「在关外这一带，人便是活到老，也见不着这样一副鞍子！真是无以复加！」除了马行中人，这里还有许多手艺人，如搓绳的、编筐的、做鞋的之类。除了几家高大坚固、甚至还略讲究些装饰的大字号，房子都又小又寒碜。总之，喇嘛庙本身不值得专程一游；我们不过拿它当作一个可以走到、再从那里折回的好去处罢了。若不是因为回去的路是往北京骑，我离开它也不会有什么舍不得。

我们在路边一家小店打尖。这里的人同镇上的人正相反——镇上的人总是无礼而又碍事的。村里人朴朴实实，又客气又肯帮忙。店外板凳上坐着一个很小的男孩，脏得不成样子，却漂亮得出奇，正在喂他三岁的弟弟吃一种像通心面的东西，用筷子往他喉咙里塞；父亲是个和气的乡下人，就在旁边坐着歇脚抽烟。我给了那小家伙一枚六便士，他甜甜地转手就给了弟弟。我正同这些人闲谈，来了一个衣着体面的中国人，后面跟着他的仆人，也骑着马。他停下来要了一碗茶，喝完不给钱就走了。我看出我这几位朋友爱他就像老鼠爱猫，便问是什么人。原来是个收税的官。「厉害着呢，」一个说，「过路的若不贿赂他，他就扣住人家，把行李抄走，一口咬定人家走私。」中国人对他们官长的敬重，真是动人。我们那位车夫今天逼我答应，回到北京时给他一张公使馆的路条；没有这个——说不定有了这个也一样——他一个乡下人回家时，在城门口是要被敲一笔的。

离喇嘛庙约二十英里，到一个叫水仙子的地方，沙原到了尽头，景致的性格便全然一变。

道路沿着一道陡峭的山沟蜿蜒而下，两旁的山岩形状千奇百怪；一线细流也顺着这条线走。树有几株，眼下还没有叶子；较低的山坡上这儿那儿有人耕种。农舍很多，行人之众也表明我们已经上了通北京的大路。这一夜我们宿在沟门子。那里的人客气到了极点，只是好奇得很，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带着孩子气的好奇心细看一遍。他们最爱的是我的望远镜，求我准他们看一看。他们爱惜得不得了，谁要是太性急，别人就喊：「别抢，别抢。」镜子是由这一伙里的长者还给我的，他极郑重地说：「老夫子，您叫我们开了眼了。」接着便对着新来的一群人讲解起我们来。「你们是来卖什么的？」有人打断他的讲解问道。「卖东西！」我这位讲解人气愤地嚷道，「你是什么东西？他不卖东西；他是个官，跟我们的知县一样！」——须知知县这个官，对一个戴铜顶子、品级约莫相当于教区差役的小官来说，已经是高升了。等我掏出一份旧的《星期六评论》读起来，大家的热情便到了顶点。我如今算是体会到一个跟着马戏班的巨人的心境了：走到哪里，便被人展览到哪里。

五月十日

沟门子底下流着一条山溪，上面架着一座简陋的桥，桥墩是塞满碎石乱土的柴捆。从河的左岸望过去，村子极其入画，山坡上还有一座庙，就其一路而论，真是一颗小小的明珠。沿河上行了一程，我们又钻进另一道山峡，比昨天那道更美更野。岩石更峭拔、更惊人，山坡上满是一种矮小的野果树，开着粉红的花，鲜艳得如同阿尔卑斯的野杜鹃。矮树和灌木上也抽出了一点嫩芽，加上覆在各层岩石上的苔藓地衣，给这景色添了颜色。道路是一味地曲折，人便不断地遇上新的惊喜、新的形状。今天这一程本可称得上完美，可惜遇上一场风沙，把兴致败坏了。我们在红洞店歇脚，夜里住在老窝铺，那是个安静的小地方，客店坐落在路的一个拐弯上，四面被山围得严严实实，像落在一只魔鬼的酒钵里。我们坐在那漂亮的店院里，一致认为，虽然天气坏、天又冷（好几处我们还见着冰），这样痛快的日子却是少有的。比起前几天，今天还多得一样好处：我们一路慢慢地走，在几家农舍里停下来「坐一坐、歇一歇」——人家总是欢迎我们的——所以竟比仆人晚到客店，而不是早到。在一群张着嘴看稀奇的人当中照料打扫房间、安顿马匹，实在是桩苦事。

五月十一日

下了关口，谷地渐宽；山间的细流成了一条不小的河，我们得一次又一次地涉过去；水流很急，渡口上水没到马肚带。这里的地耕作得很仔细，又有好水浇灌，想必是肥沃的。我看见一对快活的老夫妇一同在他们的小田里做活：老头儿吃力地用锄头开沟，老太太迈着一双小脚一颠一颠地跟在后面撒种，种子盛在一只木器里，器上有个像喷壶似的嘴，她用棍子敲着，让粮食一点一点漏出来。但愿他们有个好收成。我们这一天的两处歇脚地是瓜地儿和郭家

屯——郭家屯是个大村子，村民尤其讨厌，他们的习惯是先吃一肚子蒜，再对着过路人喘气。今天下午的沙暴是我所见最厉害的几次之一。它眯了我们的眼，又把一层黄豆汤似的浓雾罩在这片山水所能造就的最美景致上。

五月十二日

昨晚有人警告我们要当心强盗，结果并无其事。今天早上我们折进另一道关口，朝西南走。这里的景致又是一变，山上长满了树木杂丛，越往南越见绿色。人们又嚷起强盗来，不过那班人似乎不大愿意招惹欧洲人；讨厌的是我们因此非得担任护卫，寸步不离大车——没有我们和我们的左轮枪，车是不安全的。中国人怕强盗怕得要死，所以丰宁县知县衙门的一个差役央求我们让他同行，好有个伴、有个照应。他是一路步行到沟门子去讨一笔六两银子（合两镑）的债的。他告诉我他有五六十岁了，抽鸦片成瘾已二十多年，每天准抽两回，每顿饭后一回。他却结实康健得很，背着沉重的包袱一天走三十英里——他很会打算，要把公事同自己的一点小贩卖并作一趟；这又是一个新的证据：鸦片只要不大量地吃，究竟并不那样销人筋骨。至于它对心智的作用，中国最精明的人里也有惯抽的。我不能不说，书上所写的那种抽鸦片的惨状，我连一丝一毫类似的情形都不曾见过。这人告诉我，鸦片如今仍旧给他美妙的梦，可是他惋惜地说：「都是空的，从来没有一样应验。」

头十五英里的路极其崎岖——马可受了大罪——却又那样入画，若真有强盗出现，我倒指望他们是扎着彩带、戴着高帽子出来，像塔普曼先生一般。若换了一群寻常的中国无赖，那可就大煞风景了。我们要下的一处坡陡得厉害，我满以为那辆沉重的行李车要一溜到底了；车夫却显出了他的机巧，临时用一根大木头做了个刹车，绑在车后，用绞棍拴在车轴上；这刹车很有用，只是不很经久：木头被轮子磨穿了，他就把绞棍再绞紧些，就这样把车安安稳稳带到了坡底。从关顶望下去，是一片壮丽的山的全景，南北两面重峦叠嶂，一层高过一层，作种种奇诡的形状，近处苍黑，远处化入一片淡蓝。我们脚下偏南，是一小片群山环抱的谷地，麦苗青青，树也几乎长满了叶子，直是荒野里的一座小伊甸园。谷子那一头有个秀气的小村，叫牛圈子，我们就在一家干净整洁的客店里吃了早饭。到此我们已经在狭窄的山关里走了一百多英里；可是出了牛圈子不久，路便豁然开朗，成了一道宽得几乎算是平原的谷地。我们骑进丰宁县城时，太阳正落，把那道隔开我们与中国的山照亮了。这城看着很不错，对我们却极不好客；最好的几家客店都不肯收留，等我们找着了歇处，又被围看纠缠得不像话，我只得请官府出面清一清店院。所谓官府，现身时是一位又高又脏、辫子也没梳的先生，全凭一顿恐吓和难听的话，替我们换来了清静。

五月十三日

自然啰，我们那家客店又脏又坏，店主的敲竹杠也就成正比。他显然不是好路数，而且是从前阔过如今败落了的；他不顾自己同满城人一样的成见，收留我们，无非是想从我们身上捞一笔。能撇下他、撇下那家店和那座城，我们都很高兴。中午打尖的地方却大不相同，是个叫守虎营的小村。这名字的来历是个传说：当年康熙大帝到这里打猎，在如今村子所在的地方打死了一只虎。村里只有一家客店，简陋得很，却极干净，正屋里还摆着几盆花，显得利落。客房又兼作村塾，一应家伙什散在各处。有先生坐的太师椅，学生的凳子上铺着毡片或羊皮——比我们在伊顿时还要讲究——还有翻得起毛的《三字经》，那是中国孩子的启蒙书，几样便宜的文具，一本仿影，上面有哪个小家伙费力描的数目字和别的简单的字。作为装饰的是一幅画：四个小男孩代表四季，围着一篮子世上不会有的花，以最滑稽的姿态扭着跳舞，上题「四季发财」。为学问计，可喜的是我们并没有打扰功课，因为那位塾师已经给自己和学生放了假，到邻村波罗淖赶集看戏去了。听一班小家伙合着声调把自己一个字也不懂的经书拖长了腔念出来，是极有趣的，这种语言的声调念起来自成一种抑扬。教一个孩子认一大堆字而不讲意思，每个字对他不过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声音——这种法子也只有在中国才有。再往前约十五里便是波罗淖，我们竟没有停下来听那班穷戏子唱戏，看热闹的人大为诧异。「什么！到了波罗淖竟不去看戏！哎呀！真是怪事！」我向一个地痞问路时他这样说。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更好的东西，就是波罗淖本身——那是我在中国见过的地势最入画的小地方之一。它坐落在一弯低丘的脚下，丘上又耸起一列黑黢黢的嶙峋高峰，旁边一道清澈的卵石小河蜿蜒而过，这儿那儿撞在大石头上激起水花；再加上几所古雅的中国房子、许多树，还有赶集的一片热闹。今天那辆重车又走了一段难走的沙路；我们在路上走了十三个半钟头，中午歇了两个钟头，才走了约三十英里。夜宿瓜峪儿，那里同一切小地方一样，人极客气，我们的店主甚至把自己一家人从屋里撵出去，好让我们住得舒服。

五月十四日

我们的主人兼着武官和店主两重身分，我们留心不叫他因客气而吃亏，分手时彼此都说了许多好话。我们爬了一段相当陡的山，山顶上有一座关帝庙，随后顺着一条在悬崖上凿成的、一级一级的盘道下到古北口的谷地——这种路在瑞士和蒂罗尔可以见到规模更大的。在这些山里走的这一路，好几次叫我想起阿尔卑斯；不单是因为景色——若不是缺少雪和冰川，是完全比得上的——也因为大脖子病和呆小症，那似乎是山区的通病。前几天在一个岔路口，我向一个正在拾粪当柴的人问路；他转过身来，极老实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是个傻子；问他罢，」一面指着一个正在耕地的人，「他什么都知道。」耳聋似乎也相当多，大概是因为一年里有七个来月是极酷的天气。老年人除了耳朵，看着还都硬朗。年纪极大的我一个也没碰上；有个七十九岁的老头儿很健旺，看样子还能健旺下去，不过他比我所遇见的一切人都长好些岁数，而凡过了七十的，似乎就被看作稀罕事了。

今天骑得暑气逼人：空中电气很足，我们在鞍上坐了几个钟头之后便觉出来了。因为我们比行李早了整整一个钟头，便把马放开去吃草，自己坐在小溪边抽雪茄。偏偏不巧，我们没有火柴；好在不远处有户人家，医生便自告奋勇去讨个火。他到了那农舍，见四五十人正在办一件「白事」——这是丧事的婉辞，因为白是孝色。十来个亲戚、朋友和邻居围着灵床坐着，照规矩哭着、哼着，其余的人等着轮到自己悲哀，先抽烟袋、说乡间的闲话。他们很客气；不多时——看外国人的吸引力，显然胜过替一位可怜的老太太代哭——除了当真在棺材旁边当值的，都快活得不得了地围到我们这边来了；连那些用白布包着头、仿佛牙疼的妇人，也从屋后探出头来瞧我们，咧着嘴嗤嗤地笑，好像是在帮着办喜事。

我们没有进古北口城，只在城门外一家客店住下；这样一来，长城的好景致尽收眼底，呼吸的又是清洁的空气，免了城里那股大蒜加秽土的气味。

从喇嘛庙到古北口这一路，我们连一个蒙古人也没见到，更不用说营地了。这里的地不合他们游牧的习惯；开垦的清一色是中国人，多半是山东来的农民。欧洲人极少走这条路；据我所能查考的，在这里见过欧洲人，只有一次，至多两次。

五月十五日

上星期的今天，我们在喇嘛庙裹着皮袍发抖。今天一件纱衫还嫌多；苍蝇简直成了灾。热得除了睡觉什么也做不成，可苍蝇又叫人睡不成。直到晚饭后我们才敢出门。我们爬上店后的一座山，从那里看见太阳落在长城攀越的那道高峰背后，景色极佳。山下谷中，行人正赶着在关门之前进城；殿后的是一群约百来口的猪，那是今晚由古北口进中国的最后一批旅客。

关于古北口和回北京的那段路，我去年写信同你说过了，这封信也已经太长。三天之后我们便回到了公使馆。

又及——顺便说一句，我们所到的那一片蒙古，地图上虽然划归直隶省——就治理而论也确是如此——我却一直把长城以内称作「中国」。住在长城以外的蒙古人，没有一个肯自认是中国的居民；中国人自己也把「口外」，即关口或边界以外的地方，叫作蒙古。在斯坦福那幅中国日本大地图上，你可以看到张家口、多伦诺尔（即喇嘛庙）和古北口的位置；我们别的几处歇脚地也有标出的，只是照那拼法你多半认不出来。

五月二十日，星期日——逛了几家古玩铺，人家拿出来给我看的东西里，有一件水晶的执壶带盖，约一英尺高，妙不可言。这一类东西的雕工，我从没见过更好的。当年乾隆大帝——他自己便是艺术的大护持者——在位时，凡有上好的水晶、玉或玛瑙从西山作为贡物进来，便由一个鉴赏的班子议定该做成什么形状，并指定交给哪位匠人去做，出以御命。

五月二十一日——这几天虔诚的中国人都出门进香去了，到山里一处叫妙峰山的圣地去烧香，据说那是百病百难的灵验预防。

五月二十二日——寒暑表在阴处指到一百度。热得可怕。所幸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雷雨，冰雹大得像鸽蛋。空气这才凉下来。那冰雹的构造很奇怪：一颗冰核外面裹一层冻雪，冻雪外面又包一层冰。砸在头上可不是玩的！

五月二十七日——「天花」发作，闹得人人惊惶，纷纷种痘。凡反对种痘的人，最好到东方的城市里来看看这可怕的病所造成的蹂躏；它是这样地普遍，以至于一个中国人若不曾「出过天花」，便不算是个完全的人。这就像欧洲的狗要出瘟一样。

五月二十九日——在美国公使馆同卫三畏博士夫妇吃饭，这是一对漂亮可亲、如今正入中年的夫妇。卫三畏博士著有一部汉英字典，还有那部包罗万象的《中国总论》，是最博学的汉学家之一。他早年是在南方传教起家的，可是他的大才干使美国政府离不开他，如今他是这里的代办。他谈锋很有意思，说到的题目里有纸币。据说钞票最早出现在宋朝绍兴年间（西历一一七〇年）。那时铜少，所以官府发行「大钞」，值一千到五千文；又发行「小钞」，值一百到七百文。各处都设官发钞收钞。钞票七年之内要换新，每一千文里扣十五文作为造钞的工本。当时称之为「公私便」，意思是于公于私都方便。马可·波罗提到过它们，很是称赞。

六月一日——我的新同僚埃里克·法夸尔爵士从英国到了。他是我的老同学。同来的还有布伦奇利先生，一位极有造诣的旅行家，天下似乎没有他没到过的地方；他又是个大博物学家、深刻的观察者，做伴实在再愉快不过。

六月十日——这几天都花在领布伦奇利看北京的名胜上。今天我们到一家时髦的中国馆子吃早饭，字号叫「永盛居」，在大栅栏，我们管那条街叫古玩街。为了让我们显得体面、合乎那一万条规矩，我的仆人张喜非要我们坐车去不可。走路是何等的下作！我们在那无法形容的车辙和石板上被颠得、撞得苦不堪言，体统却总算保住了。到了永盛居，只见又破又脏，早饭还不如在家里吃得好。

六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又到了两拨旅客。又要多做些「高明向导」的差事了。

第二十七信

大觉寺（「大安之寺」），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上一班邮船没有替我带去信，因为那时我远在蒙古。我起初只打算走到张家口为止，送布伦奇利一程，替他安排取道西伯利亚往俄国去的行程。不料后来同行的竟增至四人，其中还有一位女士，我们的计划也就随之膨胀起来。六月二十一日动身。在张家口耽搁了四五天，都怪一个不守信义的蒙古骆驼主人从中捣鬼。不过那是个明快热闹的小城，我倒也不甚在意。何况这回比往常更热闹：因为大旱，从早到晚城里都有求雨的农人结队游行。前头是吱吱呀呀的唢呐、鼓和锣，后面一群男人小孩，头上腰间缠着柳枝，柳枝上下晒得黝黑的身子都赤裸着，有的额上系一条红纸，有的把脖子套进囚犯戴的沉重木枷里自苦，簇拥着一乘小轿，轿里坐着一尊小小的神像，往龙王庙去——龙王既是水神，遇旱自然该去讨好他。有些善男信女手执长矛和土枪，不时放上一响，总之那份喧腾聒噪，便是中国人看热闹的胃口也足够满足了。「唉！这班种地的！」一位中国绅士在旁瞧着，一脸不屑之至，我向他请教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们就没有知足的时候！不是雨水多了就是少了，横竖总有不是。绝了！」然而这班老实人的祷告到底是上达了，龙王也体察了他们的下情：我在张家口的头一天便来了一场雷雨，那雨下得之大，热带以外是难得一见的；我们逗留期间，雨也一直下下停停。这一巧合，对于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前程可不是好消息——他在张家口替本地人看病施药已一年有余，然而任凭蓝药丸和黑泻药那样峻猛的说辞，至今一个教徒也不曾劝化成。

从中国进蒙古的大隘口共有三处：张家口、古北口，以及夹在两者之间的独石口——独石口较小，也不那么要紧，我却还不曾见过。我提议、同伴们也赞成的计划，是把这三处走一个圈，路线在长城之外，有些地段与长城平行。

六月三十日离张家口。天热得怕人，幸而我预先备下了避烈日的法子，否则正午是万万熬不住的。我们每人有一乘骡轿，那是一种狭长的车厢，一个人几乎可以在里头直挺挺躺下，前后各有辕杆，架在骡背上。听起来倒像是舒服阔气的走法，因为铺盖枕头都放在里面。其实颠得厉害，颠得人晕船；何况你刚刚安顿出一个尚可将就的姿势，打起盹来（打盹是免不了的，一打盹又热又难受），赶骡的便要你「匀舱」了：「老爷！请您往南边挪一挪。您的分量全压在北边了！那骡子脊背的北边磨得不成样子啦。」我那赶骡的是个极有性情的角色。他有一种了不得的本事：扯开嗓子嚎唱中国的酒歌，还会做戏似的念白，学时下名角的腔调。早晨起身他永远是几个赶骡的里头最末一个；后来我索性用猎鞭「啪」的一声把他抽醒，他也不过好脾气地嘟囔几句，说「老爷」——指的是我——待他太狠，可到底还是不肯爬起来喂骡子。他从前跟卜鲁斯爵士去过一趟蒙古，提起卜鲁斯便竖起大拇指，那是中国人所能给的最高褒奖，再没有别的话好说了。总之这个查麦初——那是他的名字——是我在这里遇见的最快活、最爱咧嘴笑、最叫人喷饭的活宝。到了客店，六个赶骡的领受了店主客气的提议：「六位爷想必是一桌用饭罢？」——那「六位爷」的模样你若见了才好！——于是坐下来吃他们舍得吃的粗食，一种拌蒜和咸菜的面条；查麦初总能把另外五个逗得哄堂大笑，我疑心他就靠这一手，把那白面条的大半份哄到自己碗里去了。

我们头一段路走到张麻子镇为止，同我上一封长信里讲喇嘛庙之行的那一趟完全一样，就不再絮叨了。再往前便是我没走过的路，有些地方从前还不曾有外国人到过，这个也许你会有兴味。七月三日离张麻子镇，我们没有一直向北穿蒙古而去——蒙古此时倒是远比两个月前对得起它那个中国名字「草地」——却掉头往东南，朝中国方向走，过一片沙地平原，上面种满了土豆和别的庄稼。这片沙地当中有个东倒西歪的中国小村，叫莲花潭，即「莲花之泉」，据老辈相传，从前那里有座庙，庙里一泓泉水，开满莲花。如今是名不副实了：庙也罢泉也罢花也罢，一齐凋零净尽；至于说「开满」什么，我们连一片吃早饭的屋顶都几乎找不着。我们要去的是一带青山，本指望登顶便能望见长城，不料直到下了一道翠绿的山谷——谷中草木丰茂，两旁是嶙峋的秃岩——长城才露面。就在独石口近旁，那砖砌的巨兽又现出身来，却已成一片废墟，被终年的流水淘空掏塌了。这一带的岩石极好看，形状奇诡得惊人。独石口本身是个古怪的小老城。城垣工事都在朽坏，无人过问，也无人修葺。我想再过几年，它那些别致的山墙、敌楼和早已无用的防御，便要坍成粉末了；可是另一面，城里的铺子又干净又齐整，房屋也颇有几分兴旺气象。看来把当年防边的旧物听其自生自灭，这貌似荒唐的做法，到底也未必没有几分道理。

我从前常同你说，在这里投店，最烦的是那些张口呆看的人。这一趟因为队里有位女士，这份麻烦更放大了百倍。我身上带着总理衙门给沿途大员的专函，那些大人一听说我们受了滋扰，便忙不迭送「饽饽」来，又派人护卫；不过在这之前，我已不得不自己动手执法了——有三个脏兮兮的灰白老无赖，竟拿蘸湿的拇指当钻子，在我们的纸窗上捅出窟窿来做偷窥的汤姆，看得入神，连「报应」蹑手蹑脚提着猎鞭摸上来都没听见。「报应」者，便是在下；我把他们三条肮脏的辫子系在一处，哭着喊着打发走了，他们的亲友看着大为称快，都承认这三个人确是坏了「道理」。同中国人一堆闹起纠纷来，搬出「道理」、体统、规矩，总是一张必胜的王牌。

独石口我们只住了一夜，随即又从另一道隘口骑回草原上透气。夜宿一个叫长梁的小村。村里只有一家客店，还住满了，若不是有位从喇嘛庙回独石口去的秀才慷慨答应连夜再走一程，把屋子让给我们队里那位女士，我们只好露天过夜。其余的人东挤西凑，总算对付下来。我在这里到处漂泊，从没有像这一趟睡过这么些古怪地方。村子穷，客店更不像话；我们几个男的非但不能占上房，还得将就英国的叫花子见了都要掉头就走的窟窿。不过单就风景而论，这蜡烛烧得值；何况蒙古的空气，什么委屈都补偿得过来。便是阿尔卑斯俱乐部那班人，也不懂什么叫新鲜空气；他们该到草原上来。

第二天早饭是在一个叫大滩的村子里一家毡坊吃的。中国人做毡的法子极其粗陋原始，做出来的东西却胜过曼彻斯特的机器齿轮。先把一堆羊毛弹松、称过，匀匀地摊在一领苇席上。铺够了厚薄，用一种柳条编的扇子把毛仔细拍实，再洒上滚水；然后连席带毛卷起扎住，把这卷子放在地下，六个人用脚来回踢上五分钟。再加一层，毡便成了，成色极好。我真希望能让你领略那天下午骑行的美。出了毡坊，路在低山之间穿过一道山谷，谷里遍地野花，像上了一层珐琅，黄的居多，真是一片金光——野蔷薇、毛茛、孤挺花、芍药、瑞香、委陵菜、石竹、紫鸢尾、绚烂的卷丹和土耳其帽百合，还有罂粟（它们穿的正是中国皇帝的颜色，也算恭维了他一句），此外还有无数别的，一大片的娇艳。同这丰腴的草场成剧烈对照的，是成群的骆驼：这时节它们褪了毛、生着癞、瘦骨嶙峋，虚弱得几乎挪不动步，被赶出来放养，好养好背上的疮，为秋冬春三季的苦役蓄一点力。可怜的畜生！模样虽可怜，这却必是它们一年里最快活的时光；这份歇息是它们挣来的。沿着这座野生的花园我们一路缓缓上坡——缓得叫人不觉，直到登上两石之间豁然开朗的山口，脚下万山重叠，一层压着一层，才知道已登得这样高。那天的景色——远处日头正落，一场雷雨的余势正卷过群山而去——我看是我生平所见最好的景致之一。山本身是荒蛮秃裸的，谷中一丛丛树木标出中国人家的所在，穷得连鸡蛋也买不到。我们便在这样一处叫坝底的地方过夜，半是农家半是客店；我睡在一间谷仓似的屋里，床铺打在地上，梳妆台是一扇磨盘的下扇，脸盆架是一辆破车的骨架。

第二天日出时我们下谷而行，这道山谷委实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壮伟的东西；除了没有冰雪之胜，我看阿尔卑斯也拿不出更好的来。岩石之狰狞粗犷，无以复加。什么形状都有：人头、老虎、狮子、连着雉堞箭垛的活石城堡，一望便能想见。又有巨大的圆石，底下的支点看去万万承不住那份重量，却偏偏那样悬巧地搁着，仿佛一口气就能吹倒。这是一道会叫人想起古时童话的山谷——巨人、矮人、食人妖的城堡。住在其中的，却是些寻常可怜、终日劳碌的中国人，同这样的家园很不相称。最好的一段景致在下谷十五英里左右处收束，那里有座山叫喇嘛山（「喇嘛的山」）——两块巨大的金字塔形岩石，山脚下的村子便用它们的名字。其中一块岩石上，高处一片难以攀登的平面上，画着一幅粗率的佛像，头有圆光，手指照着法度拈起。画是旧物，近来有虔诚的手重新描过。另一块岩石里有个洞，据一段相当含糊的传说，古时有一位或几位喇嘛在此遁世，成日虔虔诚诚地观照自己的肚脐。这几位大和尚选居所倒有眼光，那真是个可爱的地方。上半谷的美把我们的胃口养刁了，下半谷便不在意；不过前头还有一座峻峭嶙峋的好山，山脚下就是我们的宿处大阁，一个不小的镇子，园圃很多。要是埃克塞特会堂的诸公听说这一带竟有地方公然自种罂粟，不知要说什么。我们在大阁找到一家有名的客店，屋子宽大，纸也是新裱的；奇怪的是七月六日了，那些炕却都烧着。我们从凉爽的山风里来，只觉那空气本身就气闷——虽然比起北京来还算清新——那烧热的炕更是断断受不了。漫长的一天，末了照例是给一群讨厌的人看一场西洋景。

第二天走的是一道贫瘠而景致好的山谷，谷中一条山溪因新雨涨得几乎成了河。这一天我们涉水过河二十二次。有一处渡口，一乘骡轿塌了，摔得粉碎。倒没出什么大事，那骡轿用几根绳头和一两枚旧钉子拼了起来。赶骡的为这场祸事咒骂牲口的架势极可笑。他把骡子当人看待，一怒之下便去败坏它妹子的名节。不论人也好、骡也好、马也好、猪也好，或是别的什么，凡是开罪了中国人的，他立刻要去践踏那冒犯者妹子的清白，凡舌头上能说出来的脏话，一股脑儿堆到她头上。骂声之中，这赶骡的又向我提出最谦卑的请求，求我别扣他的工钱，从央告转到辱骂，转得神乎其技。倘若那骡子的妹子当真犯下了加在她头上的那些滔天罪行的一半，那么足以相抵的刑罚，至今还不曾有人发明出来。她的罪状单子，是不宜于付印的。到了柴岭，我所能得到的唯一一间屋子，气闷加上一铺占去足足一半地方的热炕，实在不能住人，我便睡在店院里自己的骡轿上，露天而卧，倒极凉快舒服。

次日早晨，七月八日，我们是被一场辉煌无比的日出唤醒的；天气那样清爽宜人，我竟步行走完了当天大半的路程，把赶骡的惊得不加掩饰。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这件事，一面竖起大拇指赞叹，一面大声表示对这等能耐的敬重。「瞧老爷！瞧他那走法！」「他这走，真走绝了。」「这副身板！我们这儿的老爷们可没有这样的身板！」其实不过走了十英里；可是中国的绅士是做梦也不肯尝试这种壮举的。这一天我们全都发了甲虫癫，因为队里有一位是昆虫学家。在一棵枣树底下，我们找到那么多种类各别的虫子，简直叫人兴奋起来；连赶骡的也染上了这热病，对这场围猎生出几分兴致来，只是有点怕那猎物。走完一段极好看的山路，我们找到了「兴义店」，一个大院子里净是半裸的赶牲口的、赶骡的，三三两两，入画得很。我们住得好，也很舒服。

再一天早晨我们下了隘口到古北口，觉得它还是那样有意思。我仍旧住在城外的老地方。我们自然歇了一天，好让同行的人到长城上逛一逛。他们忙着捡砖头、采蕨草、搜罗长城的种种纪念品的时候，我却结识了一个奇人。那是个中国老头儿，姓李，本行是采药兼博物，兼着养鸡玩儿，还得了灵感当上了看手相的先生。他先给我讲了许多草木根荄的奇特性状和功用，只是那些东西的英文名字我不知道，转述不来。有的是治热的，有的是驱寒的。他指着蜥蜴说，那是马牛的剧毒（内服）。讲了一会儿，他要看我的手；接着他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他讲出我自己和我家里的一些事，那是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极少有人知道的；这些事竟会传到亚洲极东一个偏僻小城旁边山坡上一个穷茅屋人家的耳朵里，断无此理。他讲的关于将来的话是否同样灵验，且看日后。他据以推断的手上纹路，同欧洲从前看的那几条不一样；他把他那门学问讲给我听，无奈他是用韵语讲的，又满是行话，我听不出多少名堂。他随后请我到他的茅屋去——那是个多么好看的小地方，屋前一架葡萄藤修得极好，搭成一条覆蔽的凉棚。他在这里心满意足地过日子，除非要卖药卖鸡，轻易不进城。他一同我露面，一群脏兮兮的小娃娃便一丝不挂地拥出来迎接他，并且照规矩给他们父亲的客人行礼。

我本指望一直走到热河——那是行宫和围场所在——不料同行中有一位罢了工，我只得回北京，离目的地只差两天的路程；不过我希望改日总能到得那里。

第二十八信

大觉寺，一八六六年八月四日

三星期前我从蒙古回来，发现全世界——也就是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那三四位外交官——都很明智地躲到乡下去了。早在去年二月我便订下了这座「大觉寺」，于是一刻不停地搬了出来。这里离北京太远，说不上便利；然而多骑这一程路是值得的，而且离欧洲人住的那几座庙有十五英里之遥，好处是算不清的：你不会没完没了地被人打搅——那班人自己闷得发慌，便闯进来把他们的闷气强加给旁人。搬到山里来是一桩大工程。我们不得不把整个家当、几乎全部家具都搬了去。我想你看见我那支队伍准要笑：十四辆大车，装满了各色可搬动之物——我们整个鸡场都在里头，在笼里筐里咯咯乱叫——还有一头母牛带着牛犊。这在你看来一定很古怪，因为你从城里下乡，断不会做梦也要把鸡鸭母牛一齐带上；这不过是中国万事颠倒的又一个例子罢了。还有一桩也足以证明这颠倒：离城越远，东西越贵，因为既没有市集也没有竞争，有一条羊腿的人爱要多少价便要多少价，他知道你要么照他的价买，要么索性没得吃。

到这里来的一路骑得极好看：先过海淀——一个小村子，有家体面的客店，可以成打地看见北京人光着上身，照他们的方式出门散心，就着筷子和米饭、茶和小得不能再小的烟袋；再过圆明园和万寿山，或者不如说它们的废墟；再过丰茂的庄稼地和入画的小村，过数不清的庙宇祠堂；一路石头路都被雨水泡成了运河，深得赶车的不得不抓阄，看谁把那身极脏的躯体脱光了下去探一探，车究竟过得去过不去。我到庙里时天已全黑，那一程骑了八个钟头，头上是我记忆中最毒的太阳。第二天我便得到了这毒日头厉害的伤心证据：我那匹褐色小马「大拇指」——它驮着我走了好几百英里，一向出色——中暑了，病了几个钟头便死了。可怜的小东西！它是我极疼爱的，恋我像条狗一样。它临死前不久我下马厩去看它，它把头搁在我肩上，抬脸望着我，那样可怜。中国的兽医（他们这一行倒颇有本事）断定它是前一天被人牵着时叫日头打着的。那是你所见过的最结实最壮健的小畜生，从不曾病过恼过，走完七百英里的路还能一溜小跑进北京城，像是刚出去做了一趟早间运动似的。这是自去年九月以来我因这样那样缘故失掉的第三匹马。够晦气的罢？

这确实是我在北京左近见过的最好看的庙、最可人的消夏之所。庙坐落在一窝树木当中——香柏、松、杉和白杨——一道长流不断的泉水穿过它所有的院落，并且仿佛总有凉风吹着。我们的朋友在他们的庙里叫苦，说是被烤被焙，我们在这里却享着清风。下面是一位中国绅士所作大觉寺记的译文：

「距北京城七十里（二十三英里），辽时有寺，名灵泉寺，即『灵异之泉的寺』。明宣德年间重修，改名大觉寺，即『大安之寺』。寺有四殿：一为天王殿；二为如来佛，即西天之佛；三为药师佛，即司医药之佛；四为末殿，有上层，中奉大悲菩萨（菩萨者，次一等之神也）。殿后有池，池有泉。中有石雕龙首，泉自其口出。池前有塔，塔左右各有古杉一株，相传二树永不能高过塔顶，故其地名曰『松塔齐』。此外天王殿外两旁各有一石，一曰龙石，一曰虎石，以其形似此二兽也。石前有石桥，桥两侧各有一池，池中有泉，有莲花、金鱼。池旁有龙爪树一株，其状如群狮相戏，故又名狮子树。寺坐西朝东；其南有行宫曰四宜堂，即『四种合宜之堂』。堂中设御座。园中有树四株：牡丹并玉兰花二株。堂后为『憩云轩』，即『云憩之轩』，轩前修竹苍杉交柯如林，盛夏避暑之佳处，且颇有可观。」

我那位写了上面这篇、由我译出来的刘姓朋友，漏掉了此地一大妙处。我们所住的「憩云轩」后面，有一座极好看的叠石，满缀着羽毛似的丛草、苔藓、蕨类和石松；一道沁凉可口、带着松针香气的泉水顺石而下，跌进一个人工池子里，池上有杉树枝叶结成的网遮着日头。我们一天在这里痛快地淋两回浴——真是难得的享受。泉边有座小亭，当年乾隆皇帝有一天在亭中同大臣议事，觉得受此地灵气感发，把事情办得极称心，于是给这亭子起名叫「领要亭」，就是「领会要务之亭」。不知我可曾让你领略了这地方有多美？几乎足以诱人出家做和尚，从此抽身于此生的虚幻，把在世的光阴用来默想那注定求不到的涅槃之美（我料你不知道涅槃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更好。那于你正如教堂里那老婆子听见的「美索不达米亚」那个有福的字眼）。可惜的只是蚊子和白蛉一齐响亮地把人唤回到那讨厌的现实里来。

这所寺院田产丰厚，厚到用不着领朝廷的补助——它既是敕建的庙，本来是有资格领的。此地看上去比附近多数庙宇都富足。并没有什么气派，却有一种舒适殷实的模样，园林房舍都收拾得停当。园子里到处贴着告白，请前来游寺的「亲友」不要损坏房屋树木，不要摘花砍竹；告白里说，此意「凡体面人自当遵守，不遵者罚」。庙里上上下下，僧俗合计，约有五十人当差。方丈本人嫌这里冷清，便留在北京享福。他的副手是位极可喜的和尚，人很干净，尤其把靴子拾掇得利落。他也很聪明，常来同我一坐几个钟头，谈佛法。这是一座极重法事的庙——诵经、做功课、敲鼓鸣锣，仿佛从不间断。不过除了每月初一十五和别的节日，出力的都是小沙弥，众和尚享着不断的清闲；他们似乎生来受着一种止不住的口渴之苦，好在有长流不尽的茶泉供着，也就不值得可怜。我料你要问我这位靴子利落的朋友叫什么名字；这一问可就大错，是失了体统的。一个人剃了辫子做和尚，便是断绝了整个尘世，连他的家也在内，连他家的姓都不再用了。提醒他这一层是很失礼的；可是一个和尚——他纵然把此生的浮华都舍了，总还免不了偶尔要同「尘世」这个极虚幻的东西打交道——若竟全无称呼，又诸多不便，于是他取两个字作为名号，而这两个字你无论如何不可称作他的名字。你该问他的「上下」是什么；这指的是那两个字，一个写在上，一个写在下。我这位朋友的「上下」是佛果。佛门弟子不可问名，正如道士不可问年岁，尽管在中国问年岁本是应酬的例问之一。

这一带的四邻，同这地方本身一样可喜。田地耕作得丰美，篱畔多有树木，村子极入画，树荫也好。山的形势生得好看，傍晚时颜色极佳。所缺的只有水，这一带中国到处都缺水。村人的屋子最好看不过，长长的低檐；家家有个小园子，围着高高的谷秫篱笆，篱上牵着葫芦和别的蔓藤。多半还有一座秫秸棚，上面爬着葡萄藤，傍晚做活的人便坐在棚下喝茶，一副心满意足的画图。庙宇不论道观佛寺都多。昨天我爬上一座极好看的庙，它在一处极高极陡的山头上，中国人因此管那山叫「墙山」。我看见一座极可爱的小寺院，一层一层地筑上去，本想说「梯田」，无奈它太小了；那层层叠叠叫我想起莱茵河畔的葡萄园。众位和尚大和尚都上北京快活去了，两个俗家的伙计倒殷勤地请我吃了茶，我便把雪茄盒掏空了回敬他们。这些人栖在高山顶上，过的是何等古怪的日子！他们守家守得那样死，连下山到平地上走走都仿佛无心。至于上北京，除了境况好些的和尚，别人是做梦也不敢想这种荒唐的。他们所处的蒙昧之深，你可以想见。论脸上那副蠢钝的兽相，天下没有比得上中国和尚的，除非是西藏喇嘛——喇嘛同十足的痴呆之间，是找不出中间环节的。我这位朋友佛果是个出色的例外。僧也罢俗也罢——我们四邻都一样——对我们客气得争先恐后。个个都要拦住你聊几句；至于茶，我若有意，尽可把自己淹死在一大桶里。不过女人们——有个村子里还有几个很俊的——却怕生得同野鹿一样。我从村这头骑进去，便见她们背着娃娃往屋里钻，那双可怜的畸形小脚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万一被我赶上了，她们便瞪着我，仿佛我真是她们所叫的那个鬼。我在中国这些时候，中国女人同我说过话的，我想不到三次；那几回稀罕的例外，还都是满脸皱纹的老婆子——叫花子自然不算。这些太太们是不爱我们的。每逢有人喊我们「鬼子」，带头的总是她们；我几乎以为她们当真相信我们身上有什么邪气，至少相信没有什么恶事是我们干不出来的。不过去年我大约已经同你讲过她们关于我们的一些说法了。

七月二十日法夸尔来同我作伴，还带来了波戈热夫医生，是从俄国人在八大处的消夏处来的——八大处是离北京近些的一处庙群，多数使馆都在那里消暑。他们对这地方的美极为倾倒。法夸尔画得极好，画了几幅可爱的速写。七月二十五日是中国的月半，是我们那班佛门朋友的大日子。平常日子敲鼓鸣锣、唱念经文（那声音简直没有停的时候）都由小沙弥来办；可是每月初一十五，那些高僧——他们平日的差事似乎只限于抽无穷无尽的小得不能再小的烟袋、一杯接一杯地呷琥珀色的茶——便亲自动起手来，撇下他们的清闲与体面，披上黑黄袈裟，同众人一道做法事。

有一天我们出去散步，路上一个人同我们搭话，说他今天是出来过节的，硬要拉我们同去一个村子，那里正在「热闹」。我们抵不过，便跟他去了；在那村子的一条小巷里，一处打谷场上，我们看见一座小小的高台。等了好一会儿——这工夫全村人都赶了出来，把我们好生看了一场——才出来一个人，带着一面极小的鼓、三副响板、三面锣。跟着来的是三位女角——一老二少，都丑得可以——于是开场，先由全班人马合奏一段序曲，那一阵咣当叮当响了五分钟，把我们塞着耳朵赶跑了。我们给了这班可怜人一块钱，得以脱身，心里庆幸；村里人却高兴得很，因为这不是从北京老远请来的真戏子么？既是北京来的，自然是名角了。马里奥和格里西下乡巡演，也没有给过乡下的看客更多的快乐。

天热得吓人。你可记得唐宁街旧外交部里，有人用金刚钻在一块窗玻璃上刻的那首老四行诗：

我是个抄写匠，

这营生真可怕，

欢喜也罢愁也罢，

总归是抄呀抄！

阴凉处的寒暑表一百度，身边搁一盆水一条手巾，随时得擦手，纸上空白处还要压一块吸墨纸——这样抄公文，真真是一桩「可怕的营生」。

我发现不会说中国话的英国人，对于中国人一个劲儿要同他们客套这件事，态度颇为反复无常。有时候他们觉得隔着通事同本地人站着扯些废话极其有趣，有时候——尤其若是有一点头疼——中国人得到的便是硬邦邦的回答。今天我们走路，经过一群庄稼人，其中一个照例客客气气地招呼道：「歇一歇吧？」

法：「他叽里咕噜说什么？」

中国人（以为嗓门再大些便能叫人听懂）：「歇一歇吧！」

法：「别他妈嚷嚷了！」

我：「人家不过是请你坐一坐。」

法（恶狠狠地）：「那他也用不着嚷得这么厉害！」

中国人（对同伴）：「这位爷不大安静。」那口气，像是在说一匹不老实的马。

同伴（附和）：「唉！这些外国人！真是厉害人物。绝了！绝了！」

那几个可怜的村人若知道有人听得懂，是断不肯把心里话说出来的，只是我一直不作声，要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八月十六日，我们这个家庭小圈子里添了一位极可喜的新人：我的老朋友迪克·康诺利，他是来做二等秘书的——再没有比他更爽朗的伴儿了。

第二天他同我骑马去看一座极有名的庙，黑龙潭，是供黑龙的祠，明朝所建，康熙年间重修。那是一座气派的建筑，筑成三层，覆着御用的黄琉璃瓦。黑龙王便在这里极有威仪地安坐。左右有六位从神：一位司雷的怪物，一位司电的女子，一位手执笔簿、记录降雨旨令的文书，还有三位职司不甚分明。至于人形的侍者，只见着一个和尚，脏得很，一身的蒜味。黑龙既同这国里所有的龙一样是水神水灵，自然有一口池子供他游戏。但愿他那和尚也肯下去游一游！

乡下人确实极客气极和气。前些天我们在一个藏在山间的村子里闲逛，好几个庄稼人出来，送我们极好吃的梨。有位老先生，看那身份显然是个人物，正在门外预备一场大祭，要驱鬼。他搭了一座祭坛，坛上摆着各色果子和葡萄，坛前是一只大纸船，船里装着纸人。这船是要烧掉的，再放许多爆竹，这一祭便算圆满。原来这天是七月十五，是亡灵的节日——一种万灵节。虔诚的中国人在这一天到祖先坟上祭拜烧香——当年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在这一边，耶稣会在那一边，就为这一风俗在康熙皇帝朝里起过一场大争执。这一天还有大礼，敬的是各城的守护神：由皇帝指派某位已故的大臣或将帅，做一城或一城某一区的护佑。这些守护神中有一位极受尊崇，人们成群到他祠里，把自己献给他执役；譬如一个人今生是马夫，便去许愿来世给这位神做马夫。这位所谓「城隍老爷」的神像要抬着游街，据说他要在城里搜查作恶的人。此外还有一位亡灵之王，他的祠在这一天香火极盛。要搭起台来，请僧人诵经、施食给亡魂，好让横死的人脱出地狱。到了半夜，把巨大的纸人放进船里——放在船里是为着让亡魂渡过奈河，那是一种冥河——郑重烧掉，这节便完了。这节叫做「盂兰会」，即「盂与花之会」。我的教习给我解释说，船上有位佛家的神叫地藏王，他把盂和花授给亡者的魂灵，作为罪业得释的凭证，好教他们渡过那条隔在他们与极乐之间的河。

第二十九信

北京，一八六六年九月七日

前些时候，此地那位大古玩商韩掌柜的请我去看戏。北京的戏园子既大大有名，我就该同你讲讲它们的情形。

外城戏园子极多，门口所在，不过几副面具、几个假人、几只乌龟或龙或别的怪兽的形象作标记；其实用不着什么招牌，那终日从里面传出来的鬼哭神号，自会把人引了去。戏园子是饭馆老板的产业，他们包下一班戏子来唱若干天，因此戏班子是不断挪窝的。进门先走一条长廊，通到一间高大宽敞的厅堂，顶上采光，四围绕着一圈楼座。厅堂正中的池子里摆着桌子，人坐着喝茶、吃点心，面前铺开一纸炒瓜子葵花子。这是给穷些的人坐的；有身份讲体面的上楼座，楼座有一部分隔成包厢。厅堂一端是一座高台，没有布景也没有任何行头机关，两侧敞着，用两道挂帘的门同后台隔开；台后坐着乐队，五六个人，个个都会好几样乐器，按曲牌的性质轮换着拿起来。主要的乐器是胡琴、琵琶、唢呐、笛子、一种笙，还有数不清、样式各别的锣鼓钹。我图省事说什么「胡琴」，可是你知道，中国的胡琴之不像欧洲的提琴，正如拖着辫子的中国人之不像戴大礼帽的欧洲人。

戏剧这门艺术的状况，再粗陋原始不过了。悲剧一概是大摇大摆、张牙舞爪：要么用一种仿佛从靴筒里发出来的低音吼叫，要么用尖得叫人牙酸的假嗓子干号。台词全用一种半念半唱的调子诵出来，被鼓锣压下去一大半。悲剧的语言是旧日的文言，极为艰深；而且像是唯恐北京人听得懂似的，戏子一概装腔用苏州话，那是戏台上的「母语」。结果便是：一个读书很好的中国人，若不曾事先把本子读过，对情节也只能瞎猜。然而听不懂台上唱的什么，似乎并不妨碍看客的享受——他们十个里有九个，要说出这戏究竟演的是什么，本事并不比我强。

既没有布景也没有行头机关，许多东西便只好靠想象补足。一位女子由一个穿北京苦力粗布衣裳的随从陪着上场，随从在她两侧各平举一面旗，旗上画着轮子和云彩——这就是仙女驾云车而来。武将挥一挥马鞭，表示他骑着马；要下马，便用一条腿转个圈，把鞭子扔下；要上马，便用另一条腿转个圈，再把鞭子拾起来。不过还是让我把亲眼所见那出悲剧的情节讲给你听，就照韩掌柜的给我解说的那样。

一位白衣武将同一个红衣反贼有不共戴天之仇，那反贼老是占上风，跳出种种骇人的独舞，做出极可怕的脸相（脸上还抹着红蓝白三色的道子加重效果），把满朝天下——由五个老头儿和两个穿白的小男孩代表——吓得魂不附体。白衣武将同红衣反贼交手数番（那一套台上的武打，我们最好的哑剧艺人看了也要心碎），然后在一把圈椅上坐下，把一条腿盘到身底下，看客便该明白，这是他在荒林中睡着了。接着他梦见亡父的鬼魂来教他一个招数，并授他一口宝剑，凭此可以制伏红衣反贼。这个梦是这样演的：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同父亲的鬼魂把这一场做完，然后仍旧照原样坐下。他那已故的父亲说白正长，大约那位演员同我一样觉得未免冗赘，忽然有点口渴，便叫了一碗茶，一个苦力递上来，他冲着台下把茶喝了，还漱了漱喉咙，把最后一口啐出来，全不顾此时是什么情境。且说父亲昂然踱下场去，那武将把腿一盘，随即醒来。末了又是一场几个回合的恶斗，靠着父亲宝剑之灵，武将得胜。反贼被杀，自己走下场去；得胜之师——由四个气喘吁吁的老头儿组成——凯旋进了京城的城门，那城门是两个苦力举着两根杆子、中间挂一幅挖了个洞的蓝布幔代表的。

演悲剧的行头极华丽，金线绣工厚得发硬，价值也极高。脸上的面具和勾画则怪诞丑恶到了极处。胡须和假发又粗又笨。

演过两三出历史戏之后，接一出小戏；这时候场面也确实该活泼活泼了。小戏不难看懂（虽然有些作者我知道是不通中国话的，却说北京喜剧演员演得那样好，整出戏都能一目了然——这我可就不懂了；我自己明明常常听得云里雾里，尽管演得极佳，尽管对白我能懂一大半）。小戏用的是纯粹的北京白话，除了几支曲子外都是说白。旦角由男孩子扮，把中国女人那种扭捏碎步和做作神气学得惟妙惟肖——「行如拂柳」——靴子上还接了假的小脚，把那份幻觉做得天衣无缝。这些男孩是从南边买来，当学徒调教出来的。他们从班主那里领不到工钱，却靠陪城里阔人的酒席挣下不小的银钱；不在台上的时候，他们便上楼进包厢去陪阔客，拿后台的新鲜闲话逗他们开心。

小戏之猥亵，我只能给你一个大略的梗概而已。这里的美狄亚是当众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所以我给你的，是我看过的一出戏情节的洁本。

有个姓王的大富公子，被一个叫玉堂春的相好弄得倾家荡产；说也奇怪，钱虽花光了，她对他却仍旧留着一片痴心。他呢，落得身无分文，没脸再去见她，便躲进一座庙里，靠着心眼过活。开场是玉堂春以一长段念白和一支曲子（照中国的音乐说来还相当好听）哀叹情郎不在、自己孤单。接着上来一个丑角——演得真好，滑稽极了！——告诉她她的情人在哪里，又把他那副可怜相细说一遍。她决意去看他，还要带三百两银子（一百英镑）作赠礼，好教他上北京赶考。于是她动身；台上摆一张桌子，供着五样供品，代表一座庙，她便托词去烧香。一见情人，两人齐声一声怪叫，扑进彼此怀里。以下的事情，非拉上幕布不可。戏的结局是她把银子给了王公子。他动身上北京去，一两秒钟便回来了，已经高中，得了大官。看客当中偶尔也有女子，不过极少；遇到这种时候，应当说句公道话：那些下流得叫人难以置信的段子是不演的。那样的场合，戏码便是武戏和历史戏，其体面之无可挑剔，正如其沉闷之无可挑剔。

北京最好的戏园子，池座的票价是一吊（约合八便士），楼座贵些，包厢十二吊。前面说过，这整桩事既是饭馆老板的生意，演出期间便始终有人沿座叫卖吃食。有个人举着一根长烟袋到处兜揽（正像伊文思酒馆里卖雪茄的约埃尔先生），拉生意拉得极执着。天热时，池子里的人便脱了褂子光着上身斜倚着，从晌午一直坐到晚七点，散场时把剩下的果子瓜子一包，回家去，还远远没有看够。

我去过三四回，觉得那份喧嚣和烟气，我至多支撑得住两个钟头；何况我发现，出于礼貌吃下的那些饽饽，把晚饭的胃口也坏了。

我在这里的日子已经很短了。我告诉我的教习我要走了，他支支吾吾，坐立不安，末了鼓起勇气说：「先生，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求您。西洋的先生们精于医道，身上有许多秘方。我没有儿子，这是极大的伤心事！无后的人，日子是苦的！我们向观音娘娘求了又求，内人总不见有喜。先生，您若能赐我一味药或是一道符，去了这桩祸患，小恩尚可言谢，这样的大恩可就无从谢起了！」

精通玄妙之学的名声，于人真是可爱！可惜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无能为力。

下星期一我动身去日本；从此别了，北京！

附录

官是怎样做成的

论文字里的高尚言论之丰富，天下没有一国及得上中国。倘若真有一国的百姓是照孔子、孟子、老子的训诫治理的，那才真是有福了！最高的道德与政治原则，人人挂在嘴上，个个搁在笔尖。中国的男孩从进学的头一天起，便学着用一副虔诚口吻背诵先贤最有德行的格言；然而读书偏偏是唯一的一条发财之路，而发财所凭的，是劫掠、侵吞与最精致的敲诈。官阶每升一级，盘剥「百姓」、亏空国库的机会便成倍地增加，其增势有如钻石按克拉计价；几位大官所聚敛的财富，必是骇人听闻的数目。就拿同日本的那场战争作例子。中国的兵，只要带得法、待得公，是极好的战士。一八六〇年在曾国藩、僧格林沁麾下死守桥梁、抵挡英法联军的那班勇士，他们的儿子，竟会在约三十年后被日本人从旅顺那样险固的阵地上赶下来，实在教人难信。可是没有粮、没有枪、没有弹药，什么样的军队打得了仗？粮、枪、弹药、饷银，一齐进了官老爷的腰包。便是近卫旅，站在那里任人扫射而放不出一发有用的枪，可扛得住么？我听一位地位很高的人说，在那场有名的鸭绿江海战——有些行家还把它当作未来海战的示范来征引——中国方面只放了三发实弹，其中一发打瘫了日本旗舰，使它冒着烟逃得无影无踪。若把几位大官战前战后的银号折子拿来对照一下，倒是一桩有趣的研究。

所谓「曼达林」——因为找不出更好的字眼，只得沿用葡萄牙人的旧称——出自两途：一是世袭的贵族，二是名义上凭考试、实则往往靠捐纳而得官的人。

世袭贵族由皇族成员以及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构成——这五等，习惯上译作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

皇族中最高的一等是亲王，即「有亲之王」，照我们的说法便是「血统亲王」。有些情形下，这爵位世代相承；另一些情形下，则按贝勒、贝子一路递降，降到公为止，皇族成员降不到公以下。

臣下也是一样：公爵有时候世袭；有时候则公之子为侯，侯之子为伯，以此类推。承袭爵位的必须是正妻所出的长子，不能是偏房所出；因为中国虽有多妻，除皇室外，正式娶的妻只有一位，而且她在世时不能另有一位。贵族乃至皇族的次子以下，无论按例还是按礼都没有爵位；不过皇族的次子们通常会被派为将军一类的武职，因而得到品级。爵位的凭据是买不来的——至少在理论上买不来。

一家长房的当家人若无子，可以过继幼房的孩子，过继来的孩子便承袭爵位。有时候一个发了财的弟弟会买通长兄，让他过继自己的孩子，把合法的继承人和他的后嗣排挤在外。

同我们一样，君主是荣典之源，这些爵位由他颁给，随爵还有赐地。大体而论，赐给公、侯的地，周围不超过一百里（合三十三英里），伯为七十里，子男两等为五十里。

中国的贵族里最显眼的是「八大家」，即「八个大族」。这是那八位王爷的后裔——他们当年放弃了对帝位的任何主张，随着本朝从满洲入关。他们的爵位世代不改。其中一家的当家人怡亲王，在一八六〇年的战事中很出名。一年之后恭亲王发动政变，他失了势，被「赐以白练」（勒令自尽）。

然而北京的皇族与世袭贵族，纵然无疑是极有用的阻挠工具，在那条把整个庞大帝国绞在触手里的、由舞弊与贪污构成的巨章鱼身上，也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上自尊贵的总督，下至品级约相当于教区差役的小吸血鬼，那千千万万的官员，不是出自所谓科场的举子，便是靠捐纳升上来的。后一条青云之路没有什么可说的，简单得漂亮。可是考试这套制度极其复杂，值得一叙。

下面这篇讲官是怎样做成的文字，本于我自己的一篇文章，其中大半是从一位中国举人的著述译出来的，一八七一年刊于《麦克米伦杂志》：

中国男孩六岁到八岁上，便从妇道人家那一片娇宠溺爱里被领出来，送去上学，在那里领受头一批读写的功课，而这两样纯粹是机械的活计。教他读，是叫他同学伴们扯着嗓子、难听地齐声唱念经书里的段落；教他写，是叫他照着印在薄薄黄纸上的字描红。这一段预备工夫要做上两年或更久，到末了，人们便认为这位小学生已经够格听讲他所读的东西的意思了。这时候塞到他手里的书，自然是有名的四书五经；其中每一段文字，连同种种隐晦难明之处和可疑的解法，都要不厌其烦地讲给他听，直到不但正文本身，连历代学者层层叠叠加上去的每一条注疏，他都能烂熟于口，如同家常话。这一步做到了，便放这少年自己扑腾着翅膀试飞，动手作文作诗；而作文作诗，须凭着有益而勤勉的诵读，取法乎最好的范本。「唐诗、晋字、汉文章」，谚语如此说；学生纵然望尘莫及，也该恭恭敬敬地朝这几样看齐。

一旦这青年的文章略具规模，经得住先生苛刻的挑剔，文辞妥帖地贴住了思致，连一个虚字都不放错地方，他便可以指望着预备去考秀才这一层功名了。

主持这一层考试的，是北京翰林院（直译便是「笔之林」）的官员，由皇帝特简；全国每省派一位，他在所受命的那一省，从这城到那城，在各要地开考。

我们不妨假定考试是在直隶省城顺天府举行——直隶便是北京所在的那一省。学台大人到来时那份架子可不小，住进城里的贡院。到了定下的日子，顺天府所属各州各县的童生便涌进贡院，各按自己所属的州县就位。一等他这群羊聚齐，学台便从四书里拈出两个题目作文章的题，另出一道诗题。每个考生要作两篇文章、一首十二韵的排律；时候倒是很宽裕，因为考试早晨四点开始，卷子要到傍晚五点至七点之间才交。到第三天发榜：学台按名次写下取中者的姓名，交给贡院的执事，执事恭恭敬敬地把榜顶在头上，出去贴在正对大门的墙上。于是有一场热闹：童生们把大门围得水泄不通，在榜上找自己的名字。（这不又是牛津么！）一位中国人的记述说：「倘若中了，他们从此便有资格自称秀才，欢喜得天上地下样样都变可爱了。」他们从此盼着有一天戴上那顶人人眼馋的顶子。落第的可怜人只好认命，来年再来。就是中了秀才，麻烦也还没完；因为还有第二场考试，把秀才分作三等：头等是优贡，有资格取得荣衔，凭此可以去补较好的文职缺。优等秀才之上还有一重出身：每十二年，各小州县各出一名，给拔贡的功名；此外也从优等秀才的一场考试中取，凡这样取中的，是同辈里最聪明、最端方、最年轻的。朝廷要放某些低一等的官缺时，皇帝便召拔贡们进京，再考一场，分为三等。头等的用作铜顶子的官（七、八、九品）；二等的放出去做知县，即小城的父母官；其余的便只能在乡试会试中当个帮办差事。

以上简略说的，便是一个人考过第一层功名之后可得的荣衔和官职。至于举人，那就要认真得多了。

这场考试逢定年举行；到了定期，凡有心上进的秀才，连同一班捐了功名的监生，都要战战兢兢地预备着受这场磨难。

八月初六，颁下上谕，简派主持考试的官员。主考三人，同考十八人，此外还有一大群属员，考生进场时由他们搜检，看有没有夹带书本、小抄或别的助智之物；除这些人之外，还有一队皇帝的耳目，把场中一切都看在眼里，等于在贡院里布下一道暗探。这些准举人的卷子一概交给誊录去抄，免得主考认出考生的笔迹而生弊窦；抄好的卷子，再由专派的对读生同原卷校对。除这些人之外，还有一百八十名小官，照管一应琐细。考试分三场。初八日头场开始。考生分作四队，每队分一道门。每道门口站着两名皇帝的耳目——一个满人，一个汉人——他们的差事是点名，并发给每人一张纸卷，上面写着分派给他的号舍的号数；他带着自备的食物铺盖进去，要被单独锁上三天三夜。到了晚上，考生都点完了，每道门便加封条，出入从此绝无可能。

头场的题目是四书文三篇、试帖诗一首。头一个题目由皇帝亲自拣定（或者说是应当由皇帝亲拣），其余的由主考拣选。上海出的英文报纸《循环报》，曾登过武昌一次乡试所出的题目：

一、《论语》：「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二、孔子之孙孔伋所作《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

三、《孟子》上篇：「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

每篇文章不得少于三百字，不得多于八百字。

诗题是「观物之美者，沉酣忘四时之更迭」。

一个人若在这样的凭据上显出高人一等的智慧学问，便有资格治理别人了！中国的学问极难做成；倘若它压根儿做不成，天下大约也未必就穷了多少。

题目拣定并经御览之后，封进匣中，交一名内廷首领太监保管，再转交主考，由主考命人刻板刷印。初十交卷，考生出场。

官员收了卷子，仔细查看有无不合程式之处；一旦发现有违定例的地方，卷子便被弃置，犯规考生的名字从榜上划去，并且不许参加第二场。卷子若合式，便送誊录处用朱笔抄录，再送对读处、弥封处，把原卷所带的记号糊上去。然后到监临官处，由他分送十八房同考官。

这班饱学之士小心翼翼、字斟句酌，连一个虚字用得合不合都要细细掂量，埋头评阅面前的卷子。凡是入了他们眼的，便批个「荐」字，交回监临官，由他转给三位主考。卷子若不合主考的意，便扔进字纸篓，不过这考生到底有了过头一关的名分。若合主考的意，便批一个「中」字，意思是中了；然而每一科取中的名额是有限的。

第二场在十一日，作五经文五篇；第三场在十四日，专考策问五道，题目出在经学、经济或博物上。据《循环报》说：「武昌所问的头一道是经义考辨；第二道是史事；第三道是屯田（中国政府指望把土地分给边地的兵丁、责成他们随时备战，以保全西边各省）；第四道问历代选拔任官之法的种种；第五道问荆州府的古今地理、汉水与长江的水道，以及洞庭湖的沿革。」每道策问的对答不得少于五百字。

有时候榜已拟定之后，又有某位新进秀才的文章被荐到主考跟前。他所呈的文章若显出过人的才具，这位幸运的作者便得副榜的功名；副榜若已额满，便派他做誊录，这一头衔并不带来品级上的升迁，却使得主有资格去补某些官缺。

武昌那一科考试期间，贡院里一名属员因给某考生递进文稿而被查实。处置是雷厉风行的：那属员斩首，那考生充军边地，代作的那位举人则议定拿获后处决。我所引用的那篇《循环报》文章的作者说得好：「中国的官府惩治罪人竟这样快、这样公道，倒是有意思的。倘若被这班宝贝斯文人害死的是个倒霉的外国人，那位巡抚便会宣称：面对成千上万的同类，要动这些犯人是万万不能的。」照我看，他更可能会宣称找不着人，或者干脆拉几个牢里的囚犯抵数杀掉。

那位考生大约是个蠢材，封口的钱要么没给，要么给得不够。若是这样，那处置也是该当的：他既不肯行贿，便分明显出他没有做大官的才具。他不懂得他一心想挤进去的那个阶层有些什么特权，又给了贡院的官员一个机会，让他们花极小的本钱表一表忠于职守的热心，而他自己就此万劫不复。

三场考完、功名都已定下，贡院的监临便上疏请旨，请定一个日子揭晓。这通常在下月初十。揭晓的头一天，在名叫至公堂——「至公之堂」——的厅上设下一张桌子。三位主考同两位监临庄严地在桌旁就座，两侧斜斜排开，照那位中国作者的说法是「如雁翅然」，是十八房同考官，一概穿着公服。这一群学问智慧的精华聚在一处，是为了见证卷子的封条被拆开，并听取榜上姓名的唱名。次日天未明，把榜卷起来，放进一乘华丽的官轿里，轿上缀满彩绸；结队而行，前头是掌着仪仗的旗手，如同婚礼一般，满天是鼓声和细乐，一路鸣锣开道。紧跟在载着那份宝贝榜文的轿子后面，是主考和他们的属员，一直送出「龙门」。贡院的这道门所以有此名，是取一个比喻：正如鱼从海中跃起、上达天庭而化为天龙，中举的人也凭着学问之力，褪去了他们本来那副浊胎凡骨，升入了功名富贵之天。监临把榜一直送到省城外门，那里特为搭了一座高台，榜便挂在台上。

榜这样最后揭出之后，按规矩新科举人要去拜谒主考和同考。这些拜谒上酒是要多喝的，喝完再转到戏园子去，看一出闷煞人的历史戏；不过也有下流不堪的小戏调剂，还有照例的炒瓜子、点心、糕饼和茶。

尽管名义上费尽苦心以求公道、以杜绝一切舞弊的可能，可中国人的心窍若不能想出法子来钻过一切法令规条、并借此填饱贪欲，那就枉为中国人的心窍了。考生的名字虽然要到卷子评定之后才知道，卷子却可以做得让主考晓得作者是谁——譬如事先讲定，行贿人的文章以某几个字开头、以某几个字收尾。反过来，誊录处、对读处的人若没拿到他们的规费，也极容易把任何一个考生的卷子弄得一塌糊涂，而且申诉无门。送到同考官手里的那份朱卷，便算是作者的原话。誊录的人怀恨在心，手下一滑，最好的文章也就毁了。

第三层、也是最高一层功名进士的考试，性质同举人的没有大不同，只是举人在各省城考，进士只在顺天府考，全国各处的举子都得到京城来。这样一趟路程可能极远极费钱，其花费与艰难，自然把应考的人数限住了。

榜发之后，还要在北京的皇宫里举行最后一场考试。按这最后一场的成绩，进士分为三甲。一甲只取三人，按名次分别叫状元、榜眼、探花，若照英国的说法，便相当于「头名优等生」、「第二名优等生」和「金匙」；二甲取七名至十名；三甲便是其余的人，可以有二百名以上。这场考试的第二节，是把进士们引见给天子，由天子亲自派他们各种官职。状元通常在翰林院里做修撰，榜眼探花则派作编修。进士们都稳得一官，可是能不能保住，就要看有没有办事的本领了；而这本领最靠得住的凭据，便是大方地敞开一只长钱袋。

一位中国作者写道：「从前一个人只要考中秀才，便稳可得一官半职。如今捐官的太多，于是衡量一个人的高下，看的是他钱袋的大小，该在其位的人反被挤出其位。因此许多满腹经纶的人，只要还有一点糊口的产业，又有几分骨气，宁可埋没在草野做个百姓，也不肯同那班做官的搅在一处。好人既都站得远远的，一国的官吏到头来也就不成个样子。人心不服、乱事四起，又何足怪呢？」

这是一位近人学者的话，不错，其中是略带几分酸葡萄味的。然而早在耶稣降生前五百年，道家的开山祖师老子便已指出，这个国家正在滑进去的那一套教育与治理，是何等虚妄浮泛。「绝学弃智，」这位哲人说，「民利百倍。」中国的哲人当中，讲简朴之德而最接近基督教标准的，大约要算老子。孔子同他会过一面之后，对弟子们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要说自老子那个远古以来情形有了什么长进，怕是说不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