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密信

一断片

一九〇〇年五月十二日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虽说这里是北纬四十度，眼下又才五月。北京的尘土——论黑，天下的尘土没有一种比得上它；论赖，它粘住你的衣裳、你的头发、连你的眉毛也不放过，直到人人都看得见那一层灰褐色的壳——今年扬起来的云头比往年都要厚。市场上，城门口，北京的大车和口外来的骆驼——用地道的说法，是「口外」——挤作一团，那尘土之可恶简直无法形容，人在里头断没有康健可言。于是北京的尘土成团成阵地腾起，有时连日头都遮没了；因为在我们华北，除了短短一段夏季雨期，再加上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天，太阳总是照着的。你会说，尘土算得了什么，它反正多多少少总在那儿。而且它无论如何还是——卫生的；它呛得你透不过气，可据说细菌也一样被呛死，所以它是好东西。这些话都不错，只是今年的尘土比哪一年都多，意思就是这座挨着蒙古沙漠门口的城，今年实在旱得厉害——这样的旱天，对北方的庄稼人可是要命的。

眼下有什么特别的事值得我记一笔么？没多少。倒是山东有一片云，不过巴掌那么大，离威海卫还不到一千英里，德国使馆因此有几分光火。譬如说，在我们那间寒酸的俱乐部里，大家都看出来了：德国武官——那位戴手镯的先生，有点娘娘腔，网球打得糟，台球打得更糟——对英国使馆摆出一副「敌意的姿态」，就是说，对每天聚到「冰窖」（这恰好是俱乐部那个古怪的中国名字）来的那几位英国使馆的人。这位武官所以光火，是因为威海卫团的六百名黄种士兵由十二个白种英国人带着，在山东追剿乱党，这一幕有损条顿人的抱负。德国已经把山东划进自己名下，而英国人偏是那样直通通，提醒这位想当家作主的强国：在这个中国的省份里，除了有德国的势力范围和德国的租借地，也还有英国的势力范围和英国的租借地。可是德国公使——一个蓝眼睛、蓄着漂亮胡髭的美男子——什么也不说，镇定得很。

同时，东交民巷上的寻常人等，对这片巴掌大的云压根儿没在意——这我敢赌咒。中国的乱党——「义和拳会」，老巢在山东省——偶尔有人提起；不过大家想到，山东巡抚是个厉害的中国人，叫袁世凯，懂得点军事，而且更要紧的是手里有一万名洋操练过的兵。山东没事，怕什么——这就是眼下的定论。

不过政治局势——我们几个人谈天总带着外交腔，所以叫它「政治局势」——虽说还不算严重，却是不妙的；这一点至少人人都承认。自打日本那场仗以后，北京就再不是从前的北京了。从前我们多少还算一家人，和和气气。这儿只有十一国使馆，还有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上头是上了年纪的罗·哈爵士——另外或许有那么几位得宠的环球旅行家，或是几个来路不明、专找肥缺特许权的人。那时候的日子是野餐和宴会、赛马和郊游，政治和政治局势烫不着人。全权公使和特命大臣们戴着阔边呢帽，穿着极旧的衣裳，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大概今天的德黑兰还是那个味儿。后来日本那场仗来了，那没完没了的政治局势也来了。俄国人先把球踢出去，别人便一脚一脚接着踢。华俄道胜银行登场，领头的是那位了不起的皮某；他胳膊底下老夹着一只不祥的黑皮包，在东交民巷上匆匆走过，那张黝黑的脸上总挂着一副搞阴谋的神气——人说他是个真正驾驭人和银钱的能手。这份阴谋不久就结成了喀西尼条约，被斥为子虚乌有，紧跟着又来了一个光明正大、坦坦荡荡的满洲铁路条约——这条约尽管坦荡，脸上却明明白白写着日后的祸事。除这些之外，还总有些不祥的风传，说另有些大事正在暗里做着。

华俄道胜银行和满洲铁路那桩买卖之后，是胶州湾的事，然后是旅顺的事，威海卫的事，广州湾的事，一件接一件全是「事」，而且一件件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去——把政治局势弄得极其严重。诚然，如今的年轻人拿它打趣，天天见面就拿这话当问候：「政治局势极其严重」，说完自己先笑起来。可是笑归笑，局势到底是严重的。一八九九年有一回，就在皇太后政变、皇帝实际上被囚禁之后，不得不调来了使馆卫队，凡在远东有分舰队的使馆各分到几列兵，而且这些卫兵还留驻了好几个月。卫队如今撤了，可有件事透着古怪：当初调他们来，主要就是防着董福祥那些从甘肃那个粗野的内地省份出来的回回好汉——那些人是向着守旧的皇太后的——如今这些人还驻扎在北方京城的近处。

于是旧日的北京社交界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疑心极重、彼此为敌的使馆——这些使馆看人看事都小气——这些使馆彼此恨得咬牙——用几位冷嘲之士的话说，这些使馆落到什么下场都是自找的。

我前面说过，北京的空气在这些干热的春日里满是电，叫人难受，尘土成团地扬起。使馆们吵吵嚷嚷、脾气乖戾，颇有几分荒唐、几分小家子气，各自在高墙围起的院子里、在那个议来议去的政治局势里，纺着自己那一点细丝。

我们四围之外，是鞑靼城的喧声轰响。到夜里这声音就止了，因为内外城之间有大城门隔断；可是一到半夜，睡眼惺忪的满洲兵会把城门开上短短的十分钟，好让那些张着红蓝帷幔、套着毛色光滑的骡子的华丽车轿，飞快地驰进皇城去赶早朝。这些车里坐的是帝国的大员。使馆里有个人在城墙——鞑靼城墙——上闲步，注意到半夜进城的车子比平常多出许多；注意到守城门的兵不时拦下车夫盘问几句。这算不得什么。

尘土仍旧成团地扬着。今年旱得厉害——如此而已。

二窃语渐起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我们开始管他们叫「拳民」了——叫得不大情愿，有时候还退回去给他们那个全名，「义和拳会」，或者「义和团拳会」；不过头总算开了，照着人说话必定越说越短的那条定律，他们正在变成「拳民」。

今天我们把这些拳民很谈了一阵，因为这天是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寿辰，英国使馆张灯结彩。女王陛下的公使自掏腰包，在英国使馆那片阔大堂皇的园子里款待我们。傍晚点起古怪的中国灯笼，沿园子挂了一圈；香槟尽着它那点起泡的本事流；十一国使馆和那些来路不明的人物把心事丢开一小会儿，享用晚风和罗·哈爵士那支中国乐队的音乐。看着点亮的灯笼，喝着香槟酒，听着中国乐队——你要说，规矩礼节和政治局势见鬼去哪儿了？倒也没全忘，因为法国公使整晚都以他那副激昂的样子招来许多人的注意。我也挤上去过一回，恭恭敬敬鞠个躬，听他在说些什么。啊，还是那套老话，那套万年不变的话，政治局势，或者说法国人所谓的「政治局势」，随你爱怎么说。不过你到底还是听一听的，因为「拳民」这个还没听惯的词用法文说出来，怪滑稽的。「拳击手们」，他说；而法国公使说的话总值得一听，因为他手里有全世界最好的一支情报队伍——中国的天主教神甫。

也巧，他正说到神甫里的大神甫，在北京这个世界里名声压倒众人的那一位，费主教，满洲京城的宗座代牧——对成千上万深黄脸色的教民来说，他几乎就是上帝的代理人。他这番即兴演说讲的，正是费主教五月十九日那封信，写下才五天，已经因为走漏而在本地出了名。费主教写信要求派一队水兵来保卫他的教堂、他的教民和他的财物——四五十名水兵，以保卫我等人身与财产，这是他的原话——而他的请求被公使团会议狠狠驳回了，理由是荒唐。可是这位宗座代牧把他提出这要求的根据说得冷静而有条理——他摆出一场排外的、造反的乱事在离北京不到一千英里的地方已经造成的损害，又郑重预言了不久就要发生的事……

法国公使大为光火，把两只肥手举过他那肥胖的身子，小心地朝四周瞧了一眼，然后透了个口风：拦着水兵不让来的，正是这一家使馆，英国使馆。

法国公使实在光火，一番话说完，便悄没声儿地溜走了——大概是再去打几封电报。他谈话的碎屑很快就被人拾起来散布开去，欢宴的兴致便有些受了潮。不过到眼下为止，拳民还只是被人取笑，并没有当真看待。他们杀了本地的教民，这是真的；而且现在已经确凿证明，在山东杀害英国传教士卜克斯的就是他们。可是英国人不值钱，本土市场上供过于求；他们在外头惹了祸、丢了命，本国政府只会对他们生气。在中国，随时都有这么多人被杀。

于是拳民——欧洲半数的政府，由英国领头，正如我们从电报里知道的，都在设法把他们的分量说小，实际上是想靠不理不睬、靠泼给他们无上的轻蔑，把这场乱事憋死——已经从他们的老巢山东，动到了京畿所在的直隶省。他们在涿州已经聚起一支人马，离北京不过七十英里，一路上总在屠杀，总在推进，把成群的本地教民赶在前头走。可是没有什么人很在意，除了一位宗座代牧，他急切地请求派四五十名水兵或水手来「保卫我们的人身和我们的财物」。这主教真傻，不是么？基督徒生下来本来就是要挨屠杀的呀。难道他不懂他自己的历史？

领着走吧，你们这些瞎了眼的全权公使和特命大臣；领着走吧，带着你们那些还在娘胎里的万年政治局势，那些还没孵出来的万年政治局势；而有一个比你们所曾设想的哪一个都更大肚的，已经就在你们鼻子底下生下来了，你们还在那儿拿鼻子嗅它。可是不管外头出什么事，北京是安全的，这是你们的断语，也是当下的断语。于是我们打着呵欠，对这一晚的欢宴有些倦了，各自坐上自己的北京大车和官轿回家去，不久便沉入睡乡——也许还梦见自己在这北方的干燥地方待得太久了，真是伤着神经了。

三阴云四合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我们议论那位宗座代牧的信、笑话法国人容易激动，才不过是四天前的事；可是四天里变了多少！那片巴掌大的云，如今比你整个人还大，实在说，比你所有邻居的身子加在一起还大——假定你能把他们异想天开地一层层铺开在天上。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

出的事是：拳民——你该记得，这名字是我们两三个星期前才给他们起的——长势凶猛，开花似的涨开来，成了眼下压倒一切的风云人物；四围叽叽喳喳的话若信上十分之一，整个地球都要被他们摇动了。其实这是一件很局部的事——只关乎世人半生不熟地知道的一个角落里的一小块地方。但对我们来说，已经够严重了。京保铁路正在被飞快地拆毁；丰台车站，离北京只有六英里——想想看，离这满人的至圣之地只有六英里——已经烧成一片火光；一座巨大的钢桥在炸药的破坏之力下塌了。所有欧洲工程师都逃进了北京；而最糟的是，拳民的旗子已经张开；瞧啊，那旗子在风里飘着，血红的旗面上认得出四个可怕的字——「保清灭洋」——叫洋人和他所有的事业死光灭净，对大清朝忠心拥戴。

这够不够引人入胜？还是我该再添一句：照眼下的传闻，拳民的刀枪不入已经由满人官方无可置疑地试验过了。奉派前往涿州拳民大营的朝廷命官，亲眼看见那些行过全套骇人仪式、已经入教的新徒，毫无惧色地站在一名正式拳民面前；看见那拳民往他的火铳里装上药，又捣实了一个塞子；看见他再加进一把铁砂，可是上头并没有塞子把这一装药压住；他们注意到，那位拳师为了让看客更加折服，在放铳之前把他这件杀人的家伙比划来比划去，却没有注意到铁砂已经从那生锈的枪管里欢欢喜喜地滚了出去，因为没有塞子拦着它；最后，当火器在离那新徒身子一人之遥的地方喷出火焰、发出震耳的巨响时，他们和另外成千上万的人都看见：那人竟毫发无伤。这真是骇人听闻，真是神迹，可它是真的；从此拳民便是官方认定的刀枪不入，而且只要地皮还这样焦干，就得一直刀枪不入下去。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听来的消息就是这么说的。

已经有无数的人在营里，还有无数的人正朝着涿州这座大营中的大营赶去；与此同时，在村镇里，防备可恶的洋人和他一切事业的地方保安会，很自然地一个个成形，红布——那造反的标记——已经涨了价。整个直隶省都在摇动；华北不久就要着起火来；但凡有半个鼻子的人，都能在空气里嗅出反叛的味道……

这是这幅画的一面，是对我们友善的中国人给我们画出来的一面。可是你再瞧瞧那十一国使馆，安安稳稳过着他们自己的小日子，你会看见他们冷笑着听这些老太婆的故事，心里却暗暗盘算：从这整桩事情里，各自能捞到什么政治上的资本，好让本国政府知道北京有的是聪明的外交家。聪明的外交家！自从法国使馆的葛某走了，那个像猫打呼噜的斯拉夫人皮某去了汉城，北京就再没有过聪明的外交家。

当然，北京是安全的，这还用说；不过单单因为这里有些糊涂的女人和孩子，有些来路不明的人，还有好一批传教士，我们就调几队卫兵来吧。至少公使团会议刚刚就是这么定的——这个会议相当糊涂，没有骨头，只有一个人是例外。整整一下午，人人都忙着把当天的命令和报告拍成电报，这些举动如今是收不回来了。

卫队已经从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军舰上调来。卫队不久就到，他们一到，这场乱事就会平息。十一国使馆如此说过了——每一家都给本国政府拍去一套不同的说法，每一家都对这次联合行动懊恼不已。顺带说一句，每一家心里都在暗暗嘀咕：往后会出什么事，是不是真有危险。

据传闻说，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已经从伦敦直接拍电报来，说这桩拳民的事已经听得够多了，必须立刻停止。南非的仗不是还在打么，英国的麻烦还不够多，还要加上这一件？这道断然的命令，出自一个从来拿不定主意的、摇摆不定的外交部，几乎叫人心酸——活像克努特王吩咐怒涛立刻站住，从此不许再被人听见。欧洲人永远不会真正懂得东方，因为东方是被一些在温带气候里不可能出现的东西支配着的。

同时，在那座宫里——就在东交民巷那一头，我们看得见它粉红的墙在太阳底下朝我们眨眼——据中国人的消息说，也一样乱作一团。皇太后精明地听这个说、听那个说，心里的骨头缝里总该觉出这是桩坏买卖，觉出它不会有好收场，因为对于王朝的祸难，她懂得非同寻常。她一次又一次地把皮硝李叫了去——这人姓李，人称「皮硝李」，若中国人的闲话可信，他是个假太监，掌握着她内廷的机要。太监李被郑重嘱咐：去查明真相，只要真相。这位中国的皇太后是个性子烈的老婆子，人说她年轻时活脱脱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一身滚烫的满洲血，一心贪着驾驭人。「皮硝李」，据说是鞋匠的儿子，为了进宫当太监才假意去了势，从这样卑下的身分里发迹，竟长成了宝座背后真正的权力；他又一次匆匆赶往端王府——端王是那位名义上的大阿哥的父亲。端王的持重早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如今「老团爷」，即拳民中掌教的头目们，坐在王府的宴席上，商议着要凭什么条件张起旗子、带着他们吼叫的人马冲进鞑靼城；那么，一个由最杂的成分拼起来的、糊涂而没有主意的政府，加上一位涂着胭脂的皇太后，就只能站到他们那一边去，否则也一并被吞没。「皮硝李」焦心地听着，掂量着胜算，因为这假太监绝不是傻瓜——他凭着一身男子的风流勾住了一位皇太后，而这位皇太后又牵着一个帝国走。他半信半疑，全然没有被说服，追问着究竟能摆出多少刀枪不入的人来；立刻就有人用中国式的大话齐声向他保证：多得像蝗虫，满地都是，这场乱事是不可战胜的。仍旧没有被说服，这假太监告辞而去；接着宝座便在一道道痛苦的上谕里降旨又收旨。还有人注意到，派送官报《京报》的人不再稳稳当当地走他们的路、停下来同熟人闲聊，而是捧着刚从版上印下来、墨迹未干的上谕一路小跑，还不知轻重地朝路人喊：「闪开，我们的事要紧。」凭良心说，这场乱事里是有点什么的。还有人注意到，街上的粗野无礼一天多似一天；在东方，那些永远是风暴前兆的小事，如今大家都放开手做了，「洋鬼子」几乎成了大合唱。空气显然是不干净的，不过卫队已经调了，很快就会好的。我说的所有这些别的事，不过是本地人的传闻罢了……

与此同时，各国使馆都不忘自己的身分，各自板着脸独来独往。只有法国使馆门前，几乎每个钟头都有一阵骚动。可那也不过是天主教神甫们为着四五十名水兵「以保卫我等人身与财产」那桩小事，往来奔走于西什库教堂之间，如此而已。这位费主教，我们满洲京城最可敬的宗座代牧，真是个死缠不放的人物。

四我们的卫队到了

一九〇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今天晚上我们一伙人出去赴宴。好酒好菜——北京的市面实在好得没话说——弄得我们个个心满意足，而且颇有几分豪气。我去的这一席不算大也不算小；确切说是十八个人，而政局之严重，则由一位公使偕夫人在座而得以充分表现。这位公使向来悲观，于是我们喝汤时是义和团，吃正菜时是义和团，一直吃到末了还是义和团。实说吧，义和团把我们团团围住，那阵言语的雾气之骇人，谁听了都有理由惊慌。皮公使的确说得口若悬河，手舞足蹈；他夫人则愁眉不展，不住地叹气——她发出一声声凄凉的叹息——为她丈夫的话所勾出的那幅血色的图景。照他说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北京城里说不定会突然大屠杀——中国政府已经疯了。酒足饭美，他越说越多，末了简直叫人害怕、叫人胆寒。可是我们吃着喝着，反倒越来越勇。向来如此。

这都怪那支卫队。早上从天津打来的电报明明说卫队正在上车；后来的消息说卫队已经动身；然而我们快吃到末一道菜、时候快到十点了，还不见一点影子。这才是叫人不安的地方；到后来，这件事越来越压在众人心上，起初那股豪气便开始泄了。因为九门提督——那是满洲人的一种城守官，可算北京的巡防大员——虽已正式接到知会：外国卫队之来已由总理衙门批准，也许会迟到一些，因此前门、即中门，该多开两个钟头；可是这位提督大人一急一恼，说不定就把城门关了。单是这一手，就足以闹出乱子来。

这个念头一起，我们便忙着往下推演，不多时太太们的叹息更是齐齐地、比先前更沉重地响起来。那个关口上发生的事，我永远记得：一条红格子的中国信笺送到某人手里，上面开着长长一串刚从正阳门进来的各队名目。卫队到底是到了。

我们转眼又豪气冲天。皮公使事后说，他本来知道一件事，只是不敢告诉任何人——连他的参赞也不敢告诉。

从这张小小的单子上，很快就看清楚了：英、法、俄、美、意、日各队都到了；德国与奥国的没有到，不过我们断定他们会在几个钟头之内搭另一趟车来。要紧的是人给放进来了——可见中国政府尽管作恶的本事大得惊人，究竟还没有打定主意怎么办。这就叫我们宽心。

此后我们有气无力地想把话头接着谈下去，可是不成了。我们很快发觉：在那场没完没了的议论里，各人都是在假装有兴味。我们真正想的，是亲眼去看一看这些也许还能挽回局面的使馆卫队。

我们就那样走进温暖的夜色里，头一处碰上他们，是在法国使馆。法国那一队不过是他们所谓「登陆队」的水兵；他们正彼此替对方掸身上的土，一面骂「这该死的尘土」。北京的尘土竟成了这样一个主调，连水兵也都留意到了。我们还看见费主教座堂来的两位神甫，坐在花园里，耐心等着公使回来。后来我听说：他们非等到皮公使决定第二天派二十五名水兵开往教堂——而且是天一亮就开——才肯走。

我到各使馆去看，情形都差不多：各队的人彼此掸着土，互相道贺，庆幸自己被挑中到北京来当差。他们彼此道贺，也许只是因为在中国那泥泞的海岸外没完没了地漂了那么久，如今得了岸上的差使而高兴；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舰队里听人说过：九八年政变之后进京的那一批，过的是想象得出的最美的日子——成天闲逛，一点差事也没有。他们看去既不明白，也不疑心……

那一夜稍晚，我才知道天津车站上实在出过一点岔子。英国人想把一百名陆战队塞进来，而不是讲定的至多七十五名；中国官府于是不许开车。虽然有一位英国船长扬言要把站长吊起来，末了这一着还是中国人赢了。到夜里一两点钟，人人都很快活，四处走动，彼此喝酒，说如今没事了。正是这时候，我想起已经是六月了——这是历来出的危机比哪一个月都多的月份——心里便又有些郁郁。天闷热而干燥到那个地步，仿佛什么事都会发生。我心里确信：这点卫队太少了。

五局势渐紧

一九〇〇年六月四日

无论你从哪一面去看，都会觉得：不知怎的——以某种奇妙而说不清的方式——常态早已不复存在了，我想是从五月里就没有了。两个星期前一天还只有二十四个钟头，如今至少有四十二个。这古怪的情形何以如此，你确实说不上来，因为至今还没有什么确凿的东西可以指实，你身上也丝毫没有害怕的感觉；然而气压表与寒暑表里的水银都被摇得不成样子，而一切钟表的发条——虽说与世上别处钟表的发条大致相同，你一凝神想便知道它们是一模一样的——终究不过是机械，由着一天有至少四十二个钟头。奇怪不奇怪？于是你开始隐隐懂得印度那些全然不可思议的形而上之学：它们一本正经地告诉你，有的其实没有，而没有的仍旧可以有……在这逼人的酷热里，你是懂得这话的。

也许这一切都因为如今每个钟头都被十种凶猛的谣言劈成十份：那些谣言狂暴上几分钟，随即因过于狂暴而力气耗尽，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空气里充着人心激情的电，充到痛苦地悸动，然后……你正快快活活地吃着午饭或是晚饭，一面极从容地骂你的「小厮」，因为有样东西没有冰好。你这位「小厮」——他是旗人、即满洲人，又出于奉天主教的人家，北京上流社会的用人一概如此——脸上一丝肌肉也不动，也不流露一点转瞬即逝的不平；若在从前那些规矩章程还管用的时候，他是要显一显不平的。他与北京数十万人、与华北数百万人一样，在等——比性急的西方人更耐着性子地等，可也一样焦灼地等；竖着耳朵听每一条谣言地等，盯着每一片阴影地等——等着看这场风暴究竟是要爆发，还是要吹散。被这样一些人伺候着，实在有点教人心神不宁、心惊、别扭：你知道他们自己也正等着刀兵、凶杀与暴死。你觉得随时可能有什么事忽然临头；虽然你不敢把心里的念头对旁边的人说出来，那些念头却片刻不停地在同你说个不休。因为这场风暴若真来了，它必定横扫一切，把我们统统以极可怕的方式抹掉。我们的用人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北京上流社会的这些用人是有福之人：他们个个属于八旗，是征服中国的满洲人的嫡裔。而说也奇怪，他们虽这样直接系于满洲一朝，其中有些人甚至可能是红带子、即皇室旁支的直系子孙，可是他们与外国人系得更紧，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而且远从南怀仁、汤若望的早年算起——那正是耶稣会士独步一时的年代。每逢主日与瞻礼，他们都到宗座代牧自己的北堂去，在中国爆竹那不成调的怪响里瞻仰举扬圣体；这真是一种奇特的伴奏，也只有天主教的宽容才容得下。这一层，他们比爱皇上还爱。

如今你这位旗人用人成了无数谣言的传声筒，他厚着脸皮一口咬定那都是事实，还要你明白：除非我们赶紧动手，人人必死无疑。北京三座天主教堂分踞三方，几乎是三个战略中心，四围整条整条的胡同、整片整片的地面都住着教友——那是多少年前被基督的教义收服的人，或者说，收服到人们认为对黄种人已经够了的那个程度。这几个星期里，这些人家家都见着乡下来的同教之人奔进城来，身心交瘁，而钱与物又全不够这场仓促的逃亡——人人痴心指望京城总还是个避难之所。说实在的，逃来的人并不曾得到他们所指望的那份同情，因为北京的教友是中国十八省里最老、最成熟的一支，头抬得极高；所谓「新人」——就是家里不过在十九世纪才领洗的那些——是有些被人瞧不起的。一句话，北京的几座主教座堂和它们那些满洲的与别的信众，便是「黑派」；这种宗教上的贵族气，就是教皇治下的罗马也未必胜得过。不过来人虽被轻慢，他们带来的消息却不被轻慢：他们说什么，人都信。

于是用人们走到哪里便啃到哪里的谣言，每出去一趟回来都带回一锅古怪的大杂烩。有时秤盘朝这边倒，有时朝那边倒；有时黑得不祥，有时不过是阴天。你永远不知道十分钟以后又是什么局面，只好尽力自己宽慰自己。你的贴身用人既是旗人（我这一位是满洲人），年纪又不算大，还是神机营的预备兵，往来的都是旗人，其中说不定就有此刻正在宫门上当值的。如今谁进宫、谁出宫，消息一出便像野火一样传遍全城；因为义和团的成败，全看到了最坏的关头，北京政府打算给他们多少支持。而北京政府至今还在支吾，因为宫里拿不定主意：那非动手不可的时候究竟到了没有。这样的犹疑是致命的。

傍晚时分传出消息：皇太后根本不在皇城，而在万寿山上的颐和园——那些山被人诗意地称为「万寿之山」。董福祥——他那些凶悍的甘军在使馆卫队进城前两夜被开出汉城，也就是北京的外城——也在太后那里，因为他那些黑蓝丝绒做的、上面泼墨也似地写着血红大字的骑兵旗，已经有人看见插在山脚下了。董福祥是个不可战胜的人：几年前他平甘肃之乱手段之狠，以致他的名字至今还教每一个中国人心惊。至于皮硝李——那位假太监——人说他无处不在，一忽儿在这里，一忽儿在那里，谁也搜寻不着。这位太监押着一注极大的家当，本地人都相信他会自己露出马脚来。北京一半的当铺与钱庄都是他的；除非确信自己的脑袋也押上了，他是不肯拿那三千万两去冒险的。颐和园离北京设垛的城墙不过十来英里，你登上城头朝西极目望去，隐约看得见太后的园囿。坐车进出算不得什么，而这位得宠的太监又有全国最好的骡子——十五掌高的黑骡——他正日夜不停地用着。于是人人一遍又一遍地问：太后同端王讲好了没有？因为这才是最要紧的问题；还有：这位太监中的太监，究竟同义和团那几位秘密的首领有没有过那场要紧的密谈——那场要最后决定「杀尽洋人」的密谈。

别的宫监的家里人说：有。据我的用人说，南堂附近住着一位太监的妻子，把话说得极肯定。我说太监的妻子？您要当我疯了；然而事实如此：中国的太监是有妻子的。您要问：他们既是半边人，不能尽男子之职，何以还要妻子？这个我只能照多年前我问过我的老师时他的回答来答：「太监究竟还是人，」他将信将疑地笑着说，「因为他们也愿意在宫墙之外有个自己的家，也想有孩子玩。既然他们的妻子生不出孩子，他们便从穷人家买孩子来，那孩子便正正经经成了他们自己的。这样太监死后，也有子孙在他坟前祭扫。」在这个神秘之国，连太监也能名正言顺地做祖宗。不过这是件小事，本不该说的。

且说南堂附近这位太监的妻子，常同她那些「黑派」教友的邻居闲话；她的闲话每天要给我送来好几回消息。她一口咬定：总管太监进过城了——一切都已定了——所有外国人都要死。而到了夜里很晚的时候，我那位满洲用人冲进来，两眼放着异样的光，嗓子激动得嘶哑，不像在说话，简直是在喊。「老爷！」他叫道，「这一回是我亲眼看见的：三大车刀枪从外城经哈德门进来了。城门上的兵拦住了，盘问了赶车的——随后放他们过去了。他们有北京府尹的通行票；人都说：这一回是真要来了。」如今您还奇怪我们的钟表、我们的时辰么？这个可怕的问题一日不了，什么都再不能回到常态。

六火舌逼近

一九〇〇年六月九日

事情正在变得不可收拾，这一点如今连一丝疑影也没有了。天津的火车近来越开越慢、越开越没准，仿佛它们也在等这场将临的风暴发落；如今索性不开了，而今天这一趟能不能到得了终点，赌局上的赔率是极不利的。说起来，就我们个人而论，这些火车早就不开了；因为在二十四个钟头里过四十二个钟头的那份疲惫，把人对一切——除了眼前身边的东西——的感觉都磨钝了。而连身边的东西也在不知怎地缩小，不久便要只剩一个院子的四堵墙。不过说到火车——它们何以停了？因为那舔过来的火舌已经逼得这样近，凡与开火车有关的人若不赶紧躲开，不久便要被它吞没。有一位中国的铁路总办，是西洋意义上受过教育的人，还能引莎士比亚的句子，昨天和今天整天在东交民巷上走，一面点明大局如何无望，一面几乎是公然地催使馆诸公请欧洲出面干预。聂士成将军——一位精明的将领，手下是洋操练过的兵——确曾断断续续地奉上谕「保护铁路」、维持交通；然而这道命令早已落了空，局面比先前更坏。他的兵不过是想试一试自己那些簇新的毛瑟枪，又抱着只有东方人才有的那份从容的残忍；一两天前，他们确实对着几个流窜到京津路上某车站的义和团匪徒开了一阵排枪——那些人本要把本地的站长钉在十字架上，又要把别的凡在铁路上做事、间接吃着洋鬼子的饭的人统统打成肉泥。聂将军的人放枪，并不是因为他们向着义和团的反面，多半只因为凡有枪在手的活人，只要自己不至于吃亏，总爱朝另一个活人放一枪。这是我粗鲁的解释。总之，这些兵如今已带着半是丢脸的名义被开回天津以北几英里的芦台大营去了，还被告诫此后不许再干这样莽撞失检的事。这就是说：一切约束的企图到此为止。因为北京那些帮着义和团说话的人扬言：这些兵竟真的打中并打死了不少人，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把一切布置都搅乱了。照例，逢到这样的场合，大家心照不宣：朝天上放几枪，大呼小叫地闹一阵，然后带着缴来的旗帜安安静静回营，作为你得胜的确证。这才是中国办内战的老法子——而且是唯一的法子。

不过这一切离神圣的京城还有好多英里。眼下的口号仍旧是：我们北京的人是安全的，即便真闹成叛乱，也伤不着我们。然而这口号已不像三四天前那样中气十足；实在说，它如今只是一句官面上的口号——就是说，你在街上遇见亲爱的同僚、大声猜想究竟要出什么事时，是可以私下反驳它的。在公文里，北京依旧十分安全，不过于卫生有碍罢了。至于我们自己那些从前引以为傲、说起来大言不惭的政局，如今这些可怜的东西都不见了，丢得干干净净，被忘得干干净净，谁也不高兴提。人们只说：一切公事暂且搁起；我们只能等，只能原地踏步。

不过今天到末了，我们打听到一件值得知道、而且千真万确的事：皇太后今天从颐和园回来了，此刻就在紫禁城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吉兆还是凶兆，我们一时还摸不着头脑。冬宫离我们这样近，就在我们西边。然而那位可畏的董福祥骑马跟在他的女主人后面，旗手们把旗色张扬得十足，号角吹得震天响——这就不大叫人放心了。那像是挑衅，也像是背信。

不过起初，太后进城虽是大事，随之而来的谣言倒不多；到傍晚便密得、快得谁也来不及记。谣言我们是早已听得腻烦了。让我说几件实事罢。

第一件，也是最要紧的一件：赛马场的大看台——不到一个月前我们还在那里看我们那些短腿小马争先后——「噗」的一声化为灰烬，就这么一下子，我们那块社交的战场没有了。义和团——如今凡是干事的人都是义和团——想把我们那几位看场的差役架在烧红的砖上烤，幸而附近村子里的人赶来相救，把这伙匪徒喝走了。这是迄今听说的离我们最近的一场险事。紧接着，有几个使馆的学生在鞑靼城墙下的沙地上骑马，被持矛的人公然袭击，全靠拼命纵马、又用如今人人随身带着的手枪放了几响，才脱了身。不过于我们最要紧的，还是年迈的罗·哈爵士正在收旗：他已经把散住在总理衙门——中国的外务部——附近的属员一个个急急召了回来。你看我们：全欧洲的使馆都在这里，五百名水兵与陆战队在一个所谓友邦的京城里擦枪、测距；我们那些照例的公文照旧一封封地发，真正要紧的消息却吓得不敢出口；我们竭力想顶过一场连中国政府也无力遏止的风暴。连过路的人都变得眼神闪烁，斜着眼看我们。

我说过路的人？可你别因此以为过路的人还很多：这些日子里，中国人躲使馆这一区，躲得像躲瘟疫；几星期前还喧腾的声响，如今一天比一天稀落。一片枯萎之气正笼罩着我们，因为整个华北的人都在咒我们；而谁又知道，凡被人看见在洋人附近逗留的，会有什么下场？

如今我们即便在自己的街上走——就是紧挨着使馆区各处院子的那几条街——耳朵里也会听见一个新的诨名。我们不再只是「洋鬼子」了；我们已经高升到「大毛子」的尊位。「毛子」这两个字带着相当的轻蔑，因为「毛」是走兽身上的毛，而我们这些蛮夷的头连剃也不剃。那个「大」字——头等、第一流——也大有讲究，因为在我们这可恨的一等之后，还紧跟着两等，在一切信奉神拳的人手里，几乎同样该受轻蔑：那便是「二毛子」与「三毛子」。据我们的用人说，凡入教的都算第二等，等着他们的是死；至于第三等，凡与洋人及洋人的事有任何直接间接干系的，一概不分青红皂白地归在这一类，同样该恨。如今茶馆里的闲话甚至说：家里摆着几件洋家具的官员便是三毛子。茶馆里公然议论这些，也是极可玩味的一件事；因为在官场的北京——这个庞大而松散的帝国的正中心——议论政治是被深恶痛绝的，「莫谈国事」四个大字高高地挂在每一间公共的屋子里。在上个月那些旧日子里，人是把这四字的警告放在心上的，因为就近的堆子上挨一顿板子总是可能的。如今谁爱怎样就怎样。

所以，即便最瞎的人也看得出来：这一回要出的是一件惊人的事，一件把从前听说过的任何一次排外之举都盖过去的事；因为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形：用洋货的人、单单与洋人有交情的人，竟被划进仅次于洋人本身的一等里去。随后天一黑，一股新的骚动涌过全城，几乎闹成了恐慌：董福祥那些凶悍的甘军的大队——就是他的全军——重又进了京城，迅速在外城天坛与先农坛前的空地上扎了营。我很高兴地说：这一下总算把事情定死了。各使馆到底都打了寒噤，急电纷纷发给英国海军提督，请他无论如何赶紧派援兵上来。

然而太迟了——太迟了。那些在宫门上有朋友当值的满洲用人，整晚都在这样说。因为这个笨重而懒散、迟钝而不整齐的中国巨人，已经支起胳膊肘抬起身来，用绵羊一般而又暗暗盘算的眼睛俯视着我们这一小撮侏儒似的洋人与他们的卫队；不久他就要冒险踢上一脚——说不定一脚就把我们踩成齑粉。人人都在痛悔我们那份虚妄的自信，而我们那几位当家的人，又被骂得何等狠！

七北京城与它的一切光荣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

这座京城中的京城，你大约是不认识的。就是说，你认识得还不够——如果那些也许即将在这座舞台上走过的场面要被人好好地懂得的话：那些场面，一时是执刀呐喊的人群，一时是些不足道的可怜小事；还有它们的布景——那布景必定是、也只能是惊心动魄、血脉贲张而又不伦不类的。我觉得要出事了——我甚至知道要出事。我一直在含含糊糊地说这个说那个；可以说，是照平常那样漫不经心地调着颜色，既不解释，也不旁及——弄得你也许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你还不曾看见那把这一切框住的野蛮的画框——说它是画框，实在是名副其实，因为它正从四面一点点向我们收拢，直到像中世纪的刑房一样，用一种残忍的挤压把我们的性命挤出来。好了，漂亮话不说了；趁着还有工夫，让我写点什么罢。

北京至少有两千年了。据说基督之前好几百年，就有一个中国的王国以此地为都，并动手筑外城的墙；然而中国人——那些较柔和的中国人，五千年前从美索不达米亚一路跋涉到他们如今所居的十八省，武的气性早被磨尽了——我说，这些中国人在北京从来只有一个临时的会合之所。因为北京所代表的，是一种张扬的野蛮，骑在结实的小马上，自极北倾泻而下；北京的历史，可以说要到蒙古鞑靼人——他们向来是劫掠之徒、是强盗——硬闯进来、把他们那套尚武之风强加在一个由店主与收税人组成的民族头上时，才算开始。

早在基督纪元之前，中国的史书就说到北方这些凶悍的蛮族压得人喘不过气、他们的劫掠一刻不停，以致始皇帝——那位替今日的中国帝国奠基的强大诸侯之君——动手筑起万里长城，又把旧日的北京修成要塞，因为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法子挡住这一波波活的洪水。长城筑了不知多少世代，因为北方的蛮族总是狡猾地绕过那些还没有筑完的头尾；而明朝——在北京做过皇帝的最后一个纯粹汉人的王朝——竟在一五四七年、即头一批砖砌上去将近两千年之后，给这座巨构又添了三百英里。由此可见那是怎样的一群人，那又是怎样一场角力。

同北方半游牧的部众的这场战争，延续了好几百年。有时零星的鞑靼人马冲破了中国的防线，把百姓变作奴隶，可是从来不久：那更机敏的中国人凭着本能、用尽种种计谋，总能把他们收拾掉。五世纪里，当阿提拉与他的匈人在欧洲肆虐时，另一支匈奴——真正的「上帝之鞭」——也硬闯进了中国。就这样，当中国本身经历着十来种不同的政体、有过十来个都城——有时奉一位皇帝为共主，譬如把广州与广东人并入版图的唐朝；有时又裂成「十国」那样的小邦——这场古怪的边境之战仍旧延续着，父传子、子传孙。中国的实业与社会，本是凡中国的强人所能强加的政体它都甘心接受的，却本能地对这些北方的入侵者保持着铁一般的抵抗。这份畏惧之深，有一句几千年前造出的谚语至今还在人嘴上：「不怕南来的鸡，只怕北来的狼。」人人都爱引这句话；今天我就听见了两回。

直到十世纪，鞑靼人才终于冲了进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站稳了脚。契丹人——那是起于满洲腹地的一支满洲鞑靼之族——那时夺了北京，以之为都。契丹人是快活的一族，有一种特别的幽默感，而对女人之卑下更是深信不疑。为表示对女人的轻蔑，据记载他们惯于把妻子的背割开，喝她们的血，以为可以长力气。契丹人以辽——即「铁」朝——之名，仗着刀剑维持了两个半世纪的局面；后来被中国文明浸蚀了元气，便再挡不住第二支满蒙的部众，即金人。金人以「银」朝之名在中国北方统治了若干年，然而他们的统治并无什么长久的性质，因为他们是粗野的蛮人，不久便把自己喝得一败涂地、喝死了事。

十三世纪之初，生在荒寒的兴安岭中的大蒙古人成吉思汗，把蒙古一切不安分的部众集在一处，横扫而下，取了北京，把金人赶了出去，立了纯粹蒙古人的元朝。在那以前，北京不过是今日的汉城、即较古的外城。成吉思之孙忽必烈汗于一二六四年定居北京，动手营建「大都」，即今日的鞑靼城。汉城是长方的；鞑靼城则是矮墩墩的方形，压在旧城的北墙上，居高临下。忽必烈汗把鞑靼城建在汉城的北缘、又修得坚固无比，可以说是给中国这根枪杆装上了枪头，并且定下了一直行到今日的国策之基调——以中国之北制中国之南。

元朝的蒙古人到底也过去了——他们被关在有城墙的城里，元气便被吸干，因为他们的力量本在帐幕的野地上。马可·波罗那位大胆的旅人，讲起蒙古大汗与他们那辉煌的宫廷来，总是讲不厌的。其实不用马可·波罗来告诉我们：远东的十三世纪比欧洲的十三世纪不知高出多少。至今还留下来的那些宏伟壮丽的工程，尽管风雨剥蚀，那些浓烈的红、那些奇妙的绿、那一切的雄大与气派，都在向我们诉说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知道什么叫无敌的蒙古骑兵征服全亚洲……

继蒙古人而起的是明朝——一个纯粹汉人的王朝；然而明朝对粗犷的北方多少有些惧意——因为四百多年来，鞑靼人或满蒙人一直是中国的太上之主——便谨慎地把都城设在扬子江边，称为南京，即南方的京城。直到明朝第三位皇帝，才敢把朝廷迁到北京来。这个选择于他的王朝是失算的，因为不过一个半世纪，新的部众——近世的满洲人——便在奉天东北的山谷之间聚起力量来。这番新事业的创立者努尔哈赤苦战不休，一步步冲破中国在辽东的抵抗——辽东那时是中国的一省，是从直隶移民去的——缓慢而确实地朝北京伸手，那是招引着每一个人的目标。一千八百年前为防同一血脉的别的蛮族而筑的长城，把努尔哈赤挡回去上百次；他虽取了奉天、以之为满洲的都城，末了却在半世纪的战事里耗尽气力而死。他的儿子太宗、即天聪，毫不气馁地接着打；他见东边山海关一带的工事冲不破，便采了成吉思汗的老路——从西边好几百英里外蒙古大草原通进来的那些隘口。这位满洲君主与蒙古联姻，开始了一连串取道蒙古地面、朝北京去的大举劫掠。有一回他竟到了北京，在它高大的城墙前坐下来围城；然而他发觉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只好又一次退回去。随后这第二位满洲君主死了，继位的是一个五岁的小孙儿。满洲贵族所立的那位摄政王之所以终于成功，是因为守着人人垂涎的山海关的中国将领把他请了进来，好从到处蜂起的中国叛军手里救出北京；于是在一六四四年，经过七十年的征战，满洲人坐上了龙椅——违着百姓的心愿，却有大群满洲人与蒙古人、以及东亚一半的凶悍刀锋作后盾。

这许多世纪的战事，明明白白地写在我们四周北京的一切建筑、工事、碑坊、宫殿与庙宇上。北京是中国的德里，是好战蛮族的坟墓。鞑靼人四次闯进来立了朝，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也四次把那份粗犷的力气吸干，使统治者实际上成了这些讲究礼数的居民的仆人。鞑靼城里有黄教的喇嘛庙，庙里有几百名光头的喇嘛——那是佛门协约的结果：以默认中国的宗主之权，换得西藏的半独立。皇城墙边是理藩院：那些至今还像千百年来一样在高亚洲的草原上放牧牛羊的蒙古部众，就在这里被分成一个个旗、即军事的编制，可见二百五十年前他们所拥有的非正规骑兵是何等地强大。紫禁城四周是六部与九卿，那是把满洲的宝座与十八省绑在一起的种种礼数与章程的外在表记。鞑靼城的墙拔地五十英尺，厚四十英尺；外围一圈工事的周长二十多英里。每座城门上都耸着一座方形的三层城楼或曰谯楼，宏大而有气象。城外城内有百年的河渠与护城河，水门上安着残忍的铁齿，可以落下来。汉城里，天坛与先农坛把它们的坛台举向天空，为这个衰败而骄傲的中华帝国祈求神明的庇佑。想一想那千百万双早已死去的手，造出了这样的雄强与旧日的华美！鞑靼城墙的一角上是旧日耶稣会士的观象台，台上那些饰着龙纹的美丽铜仪，是法国一位路易王所赠。还有多少庙宇，庙里几百名黄衣或灰衣的僧人，都是忽必烈汗时代创建的。还有伊斯兰的清真寺，逢节日有戴蓝头巾的中国宣礼人。还有满洲的王府，朱红的柱子与门楼，碧绿与描金的天花。还有络绎不绝的骆驼队，自西方的荒漠慢慢踱进来，驮着各色各样的货物；还有奇特的轿子，架在两头骡子之间，由持刀的人护着，一路从一千英里外的山西与甘肃走来；还有蒙古人的市场，光头长袍的蒙古人在那里叫卖鹿肉与别的猎获；还有姿容娟秀的苏州妓女，头发上散着呛人的土香水的味儿；还有山东来的结实的挑水夫与剃头匠；还有讲究吃的广东来的厨子；还有山西来的钱庄伙计——整个中华帝国把它最好的东西送到这座如今已无气力的、古旧而野蛮的京城里来。

而在这一切的正中央，是紫禁城：粉红的高墙围着那些宫殿，宫里满是热血的满洲嫔妃、说话腻声腻气的滑腻太监，永远闷着一团团的阴谋。宫门口懒散地立着带弓与抬枪的禁军。里面便是天子本人——那位被皇太后囚在自家宫里的皇帝；而那位太后之专断，不让世上任何一个男人……

我请你想一想：你可开始看见一点北京的模样，也开始明白那十一个可怜的小小使馆——各有各的心思与鬼胎，却一齐蜷在鞑靼城墙底下，装着满不在乎，实则战战兢兢地等着这场风暴爆发？你若肯这样看，便会领略这奇妙的舞台效果：那衰朽老迈之中的凶悍的中世纪气象，那宏阔的距离，那自戈壁来的红尘——它堵死了一切沟渠，把一切华美都弄得暗淡，直到那华美再也算不得华美——这尘土正是这场将临的风暴的先声——还有克虏伯先生的新炮新枪、荒漠里的骆驼，以及别的种种，统统搅和在一处……

哦，我明白：我们是荒唐的，而将来的事只会使我们更可笑。义和团公然从城门进来，那自然不可能是真的，然而——成吉思汗与他一切鞑靼人的在天之灵啊，那是什么？我刚写到这里，四面八方忽然响起一片野蛮的号角之声——那是些长长的铜号，能把人的血吓得凝住；这一阵吹奏把我正要写的东西搅了个乱，连墨水瓶也打翻了。我冲出去打听：原来不过是满洲神机营的一部分开回营去；可是这声音又把我们统统弄得心神不定，而在这样一团情绪的骚乱里，人真不知该信什么、该怕什么。什么都显得有几分不可能、有几分荒唐——尤其是我这样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写下来的东西。

八几桩事与那一个人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二日

连英国使馆——用美国使馆那位施的话说，是「那个死板、多疑而消息不灵的英国使馆」——如今也在懊恼地搓手了；它若是意大利使馆、因而长于把情绪演出来，它的诅咒与咒骂早已像我们北京的尘土一样，结成一片威胁的云直冲霄汉。因为凭着旧日的威望，我们一向都在等英国；而人人都说：我们眼下这份处境，主要该英国负责。东交民巷上，人人都朝英国与英国使馆横眉冷对，因为两星期前就该去请施提督而没有请；那些小使馆——除非泅水从欧洲游过来，它们是断不能指望有卫队来保护的——说起话来简直冒硫磺味。他们问得很有理：我们何以不去引导事局，反倒被事局牵着走？我们何以这样糊涂、这样自信？你要问：出了什么事，才值得这样闹？好，容我说来。

前天有几位英国人骑马到马家堡车站去——那站就在汉城外，是我们北京的车站——他们以为是去迎施提督与他的援兵：那援兵是英国使馆整整迟了十四天才绝望地打电报去请的。他们去时一路无事，只是心惊地留意到：天坛与先农坛前那大片空地上，甘军的营帐密密麻麻。到了车站，便是一场乏味的久候，连一点解闷的东西也没有：平日围在这「火车停的地方」——照本地话直译便是如此——四周的大群人众，一个也不见了；从前的喧闹换成了一片死寂。

末了，我们这几位英国人有些沮丧，一句消息也没打听着，只好回来；进汉城时天已近黄昏。不巧！甘军照一切天朝之人的习气，正在暮色里乘凉；他们一望见那可恨的洋人，怒骂与嘘声便一声高似一声。骑马的人加快了脚步，石头飞了过来；若不是有一个人临危不乱，他们早被撕成碎片了。他们把外城那条大街闹得天翻地覆，总算回到自己人中间，像是松了一口气。

昨天，即十一日，施提督看去是断然会到的了——他十日总该离了天津，而铁路不过九十英里。各使馆想派一个人去接；可是那些空地上的甘军并不可亲，谁也不大愿意去闯。派谁去呢？这话在日本使馆里一提出来，自然立刻就有日本人肯去；实在说，好几个日本人为这事几乎动起手来。书记官杉山彬不知怎的争到了这份资格，他便去了——却再也没有回来。

天黑了，他那赶车的才出现在东交民巷上，满身尘土，溅着血；那时我正在场。他所讲的是一个丑恶的故事，实在不大好说。就在那向天与农祈求的坛前的空地上，这个瘦小的日本人杉山彬惨死了。甘军正等着再有该死的洋人出现；这一回他们带着兵器，而且立意要见血。于是他们残忍地把这个日本人杀了；他只用一双小手护着自己。他们把他的四肢统统砍下来——他们是蛮子——又把他的头砍掉，然后毁了他的尸身。他如今还半埋在被砍倒的地方。赶车的讲起来，口若悬河——只有东方人在惨祸把他们平日的矜持撕开时才那样能说：「我若造谣，愿我的舌头被拔掉，」他一遍遍地用这句老话起誓，一面比划着事情如何如何。直到深夜，他还在向一拨拨新来的听众讲他这段故事，听的人个个惊骇得张着嘴。他蹲在北京一座大院子里，呼唤看不见的神明：他若说谎，就把他的舌头拔去——在肯想一想的人看来，这位北京的车夫是个颇有分量的角色；因为人人都明白：我们如今已被逮住了，是赶不出去的……

这是十一日。到了十二日，这一天更惊人，因为不知怎的，那一直潜在我们近旁的阴影像是更向前投了一步，也更浓了。这桩事的主角，自然是我们这些当家人里唯一真有胆气的那一个——冯·凯男爵，德皇驻北京朝廷的公使。

男爵在北京并不是生人，虽说他以公使的新身分到此才一年。十五年前，在那还没有「政局」可言的旧日子里——那时候有的是工夫野餐、有的是工夫谈情——他那张俊脸曾迷倒过不止一位佳人。那时他不过是个不负责任的随员；如今他是个十足血性的全权公使，背上还压着一项德国对华的特别政治使命——那是他那位自负而不知礼数的前任冯·哈男爵留给他的。可是这位现任德国公使若说世上有一个男子汉，那就是他了；而我要讲的这桩事，正出在新铺了碎石的东交民巷上。

这天早上，德国公使出门散步，看见一辆寻常的北京带篷骡车漫不经心地小跑过来，那骡子竖着两耳，因为赶车的正在它尾巴根上连捅带赶。可是引起公使大人注意的，既不是车，也不是赶车的，更不是骡子，而是坐在照例那个车辕上的搭客。冯·凯男爵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分明是一个十足的义和团——头发用红布扎起来，手腕脚踝上缠着红带，宽松的白褂上勒着一条火红的腰带；而更要命的是，这人正大模大样、安安静静地在自己靴子上磨一把大切刀！大白天里这样招摇过东交民巷，带着刀、带着这一身行头，宣告着义和团之风已在这京城中的京城破晓——这是何等绝妙的放肆，而且是极丑恶的一个兆头。凯男爵怎么办呢？——像他有些同僚、包括我自己那位上司会做的那样，回家去请人替他给本国政府草一份公文，痛惜义和团之蔓延、感叹和缓的训令无从执行？才不是！他挺起手杖直朝那人冲过去，不等那人逃开，已经在他皮上敲了一通整整齐齐的军鼓。那义和团挣了一挣，丢下刀，撒开腿相当麻利地跑进旁边一条胡同里去了。这位英勇的德国公使一面高呼捉拿，一面又在车里发现了另一个义和团，便扑上去把他压住拿获，交给了自己使馆的卫队。逃走的那个被人追进肃王府——那府第横贯使馆这一区——在一所房子里被围住。神秘的麦博士随即出现，坚持要把这位满洲王爷的整个府邸、连最私密的内室都搜一遍。可是工夫都耗在交涉上；尽管搜得极细，连姬妾的房间也搜了，那义和团还是像一口气似的神秘地不见了，至今下落不明。这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就在我们中间有他的同党。

这桩事一出、又添油加醋地传遍各处，各使馆以及从乡下逃进来的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的日子，便比先前更不成样子了。因为尽管我们处境如此离奇，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勉力办公——就是说，写了三行公文，便发疯似的冲出去打听最新的消息。如今连一个字也不写了；我们这十一个使馆公然地身心大乱，明知自己无能为力，虽然所谓外交的一切手段仍旧在我们手里，而且在官面上我们与中国政府仍旧是极友好的。

今天早上，即十二日，又闹了一场——这一回是在人所谓的海关街上。又有三个义和团，带着刀，后面跟着一群又怕又好奇的闲人，飞快地跑过邮局——邮局正对着总税务司署——钻进几百英尺外一座小庙里，开始念他们的咒。人议定只用马鞭打他们，免得先见血。可是等我们一伙人赶到，却进不去他们那处藏身之所：他们已经把自己堵在里面了。于是调来陆战队与水兵，带着斧子；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发现鸟儿早飞了。这又一次证明：友邦的本地人中间有内奸；没有人帮忙，这些义和团断不可能逃掉。

如今你且想象我们的激动与普遍的惶乱。自八日或九日起——究竟哪一天我实在记不清了——我们多少是照一个事先商定的计划行事的，就防务而论是如此，因为我们同外界已经完全隔断。英、美、德、法、意、俄、奥、日各队的指挥官开过会、商量过——每人都由本国公使仔细训示过：对同僚的提议该迁就到什么地步；而那地步，粗略地说，就是一步也不迁就。这样是开不成什么有效的军事会议的，因为没有总指挥，而人人都是这个位子的争夺者。头一位是一艘停在大沽口外的军舰的奥国舰长，他本来只是上北京来玩，被这场风暴困住了；可这并不妨碍他从带队上来的那位中尉手里把奥国水兵的指挥权接过去——而人人都知道，海军的舰长是与陆军的上校平级的。北京并没有什么军人，只有三位英国陆战队上尉、一位日本中佐与他的副官，此外便是几个无足轻重、资历极浅的武官。所以照纸面上说，指挥权该在两个人之间定夺——奥国的海军舰长与日本的中佐。然而日本人奉的训令是唯英国马首是瞻，而英国那位资深的陆战队上尉奉的命令是照自己的主意办；而他自己的主意，是看不上那位没有部属的奥国舰长的。于是那个协同防守的计划，是到极晚才骤然定出来的；这计划自然而然变成了：各队的指挥官各守自己的使馆、能守多久算多久，彼此之间由两三个人的哨兵松松地连着。不过这一层，你往后自会明白得更多。眼下我要你明白的，是这一点：欧洲各盟国的谋议，就其使馆卫队指挥官们而论，其有效程度不过与幼儿园里的小娃娃相仿。人人极其彼此嫉妒，个个打定主意在最高指挥权上寸步不让。自然，风暴若毫无预警地骤然而至，我们是死定了；因为一片一平方英里的地面，靠一群自己人先打自己人、又太快地掉进我们北京这套可怜的琐碎章程里去的人，是守不住的。

九义和团来了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四日

昨天我起得颇晚，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怪与不自在——我说的不是难受——那是靴子穿得太久、日常的作息被搅得太乱、听人发议论讲谣言听得太多，末了还加上一桩不惯的苦差：把一整套骇人的随身火器搬来搬去（因为我们到底都全副武装了）；种种凑在一处，我便同别人一样，脾气很坏，对这一切也颇厌烦了。我开始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在演一出天大的滑稽戏，还是当真有一场极大极可怕的危险逼在眼前？我始终只停在问这个问题上：我没法把神志清醒地维持得够久，好得出一个答案。

这一天过得很慢。傍晚很晚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把各使馆巡了一遍、看过他们各处的哨位，我末了停在奥国使馆与海关街上。到处都是人坐着，闲闲地望着尘土飞扬的空街，半盼着不久会出点什么事；忽然一声喊，接着是急促的奔跑声——出事了。

我们像被打了一枪似的一齐跳起来——因为我们本极民主地坐在人行道上；只见一个年轻的英国邮差从街角上转过来，跑得像是吓破了胆。起初只有他一个。

可是他背后跟着中国人，还有骑的马、赶的车，那份不要命的跑法真教人吃惊。这英国青年一面跑进来，一面喘着断断续续地喊，正要缓过气来，奥国使馆后面便响起一阵急促的枪声。奥国的陆战队本来伏在使馆各屋的屋顶上、伏在四围高墙的顶上，分明是望见了那逼来的风暴的一角，正在猛烈地放枪。我们抄起步枪——这些日子人人都是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乱哄哄一群人奔到奥国那片院子四围高墙的尽头，去看那条通向城门的大街。枪声起得突然，停得也突然；代之而起的是远处一片排山倒海的吼叫与呐喊。不多时我们便看见火光窜起，离我们站的地方不到半英里；可是中间隔着房屋树木，又有这一片喧嚣与骚动，加上一位奥国军官站在一间外屋顶上厉声喝令我们不许动——因为他们的机关枪就要从我们头顶上开火——我们既弄不明白，也无法向前。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一会儿，有人骑着小马从我们背后跑上来，瞅准空子驰到街心，手段相当利落，一把揪住一个逃跑的中国人的脖子。这俘虏被拖了进来，吓得半死，他说他所知道的只是：一刻钟前他从哈德门进内城时，成千上万的义和团——这是他的原话——带着刀枪、公然系着红带子、佩着记号，从汉城冲进了内城，见人就砍就刺，不分青红皂白。他说洋人的枪把他们扫着了，扫得很惨；如今他们正往北跑，一路烧教堂、烧礼拜堂，凡找得着的与欧洲有干系的东西都烧。此外他一概不知。我们把俘虏放了；他刚走开，新的一波逃难的人又涌来，激动得又哭又号。义和团被挡开了使馆这一区，正沿着正北去的哈德门大街迅速蔓延，人人都朝西往我们这一区外头逃。我从不曾见北京的街上有这样飞驰的马与车；我也决不会相信那些小脚女人——即便在大脚的满洲城里，这样的女人也着实不少——竟能这样麻利地掠过地面。人人惊慌失措、魂不附体，我们除了瞧着，什么也做不了。他们只管跑、跑、跑。随后这一波波的人、女人与牲口，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街上重又寂静荒凉。远处还听得见义和团的喧声，窜上天的火光此刻标着他们的去向；可是那些可怕的人本身，我们一个也不曾见着。

这时我们才有工夫喘口气，四处去打听。我们发觉东交民巷东头哈德门那边的意大利哨位上，人都激动得快疯了：一个个脸涨得通红，彼此大呼小叫。可是并没有什么新消息可打听。有几股义和团在离意大利防线不过八十码或一百码处走过；地上几摊黑色的东西，说明小口径的毛瑟枪多少收拾了几个。他们不过尝了尝我们枪炮的滋味，如此而已。各使馆怕出最坏的事，凡手脚利落的男人都到事先派定的岗位上去集合，等着看局势如何发展。

八点钟，我们正匆匆吃点东西，有话传来：北面与东面的火重又烧得更旺了。义和团越过了两英里的中立地面，已经到了那一带外国人丢下的房屋与地产——那是海关的、传教士的，还有别的人的。他们烧杀劫掠，无人拦阻，四处蔓延。此时十几处地方都有火焰腾起，越窜越高。夜黑如墨，这些火点因势头无人遏止而越聚越大，不久便连成一条半英里长的火线。世上再没有什么比夜里的大火更壮丽而又更可怕的了。风本来自北轻轻吹来，这时转到东面，仿佛神明要我们看清自己的处境；随着朝使馆这边刮来的风，那一片浩大的喧腾与骚动的声音也送到了我们耳中。整座城此刻像是都活了过来，到处是嘶哑的声响，说明无序之力已经放了出来。命令下来了：人人各就各位，另调援兵到奥国使馆一带集中；我们急不可耐、却又无能为力地等着这一切的结局。中国官府毫无表示；中国政府不曾、也不敢给我们送来一个字。我们被撇下了，只能各靠各的——这是必然的。

忽然，凡在看这片火光的人都打了个寒噤：先前只限在离我们东面哨位至少三千码那条宽带子里的火，开始朝近了一英里的地方窜起来。义和团把总理衙门一带的洋房烧光之后，正迅速逼近东堂——那是天主教的东堂，离我们的防线不过一刻钟的路。我们知道教堂四周住着成百上千的中国教友，一旦性命受威胁，他们立刻会躲进自己的教堂去；我们也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吼声越来越大；随后有几百支火把，像鬼火一样在我们瞪圆的眼前跳动，出现在王大街、即所谓海关街的远处——那条街把罗·哈爵士的总税务司署与奥国使馆隔开。他们离我们不到一千码。义和团把谨慎抛到九霄云外，看去是又一次朝使馆压过来了。可是这时奥国使馆里发一声喊，几句喉音很重的德国话嘶哑地叫着，我们旁边使馆的大门轰然打开。夜黑如墨，什么也看不见。一阵杂沓的脚步声，随后又是几声口令，接着是炮轮轧轧作响，一挺机关枪被推了出来，架在大街的正当中。

「两千码，」那位海军中尉忽然唱出口令来——那声音在我们站着看的人听来刺耳得很——「缓射。」

这样果断，倒教我出乎意料。当、当、当、当、当，机关枪在漆黑的夜里吐着火：一时因这当口的兴奋与四周的情形，射手把口令忘了，每分钟三百发地泼出子弹去；一时又稳住了，一秒一发地缓缓地打。这总算是一件足以抵消惊恐的兴奋事了：我们到底开口说话了。我们快活得很。教我们心里发颤的，与其说是枪声，不如说是那回响：子弹顺着这条又长又直的街飞下去时，那回响噼噼啪啪，像极干的柴在烈火里爆裂，使我们真切地感到它们那份摧毁之力。你可曾听过高速的机关枪朝着空荡阴森的大街扫射？它那噼啪之声在你周身激起电击一般的震颤，其猛不下于电池；它对头脑的刺激是别的东西都比不了的；那真是非同小可。

那些鬼火似的火把此刻不再朝前跳了，然而仍旧留在那里，一动不动，教人全然莫名其妙。我们以为这五分钟的轰击必定把那里的人和物都送上了死路。然而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一直在教堂附近舔来舔去的火焰，忽然腾成一根巨大的火柱。这就是回答：教堂到底烧着了。我们见此，齐声怒吼，因为我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哨位上不知怎的已经添了许多法国人、英国人，还有五六个别国的人，各用欧洲各种语言一齐嚷嚷。「怎么办，怎么办？」有人不住地叫。「把你们那挺该死的枪挪开，」另几个愤怒的声音喊道，「让我们冲上去揍这帮东西。」可是奥国的指挥官泰舰长这时已经在同一位他在黑暗里找着的亲爱的同僚会商了。便是在这样激动的风暴里，礼节也是不可忘的。陆战队、水兵与使馆的年轻人都哼哼起来：难道这个机会要错过么？末了他们议定了：这一冲算作志愿者之冲。

「志愿的上前！」有人喊。众人像一个人似的一齐跃出。一队法国人已经哗啦哗啦地上着刺刀，一面为这声响与黑暗骂着赔不是；奥国人已经散开，正在前进。「吹冲锋号！」一个法国见习军官叫道。有人开始呜呜地吹起号来；我们便乱哄哄地顺街冲下去，刺刀上着，弹仓装满——在黑地里，这简直是我们自己屠戮自己……

这一冲，不到四百码便自己泄了气；我们停下来，喘着气，一面骂一面笑。有人把另一个人的裤裆戳穿了，那另一个人正为这点小事闹得沸反盈天。还有几支枪不知怎么自己走了火——怎么走的、为什么走的、朝谁走的，谁也不肯解释。我们这一场夜间的反攻实在漂亮，而最安全的地方是后队。可是这一跑于我们有益，好比痛饮了一大口烈酒。

这时我们已到了头一批火把跟前，才明白它们何以一动不动：义和团被奥国的机关枪迎头一顿，便把火把成排地插在垫高的车道边上，自己在黑地里悄悄溜回去了。我们每一分钟都等着被自己打死的人的尸首挡住去路，可是一具尸首也看不见。那位奥国指挥官这时又开起军事会议来，这一回他主张赶紧退回去。我们确实同自家的防线脱了节；说不定我们自己出来增援的人会忽然给我们一排枪，那也难说。我们那几位指挥官摇摆了几分钟；然而在众人一致的心愿催逼下，我们又一齐往前推进，这一回并没有什么命令。我们走得更慢，朝路两旁每一片阴影里猛放枪。这里显得比先前更黑：那些噼啪作响的火把把垫高的路面照出一点微光，反倒把旁边的房屋衬得漆黑一团，深不可测。整营整营的义和团尽可以藏在那里而不被我们发觉；说不定他们正等着有把握把我们截断。那滋味阴森得很。

我们前面，燃烧的天主堂的火焰越腾越高，喊声与吼声越来越凶，听得清清楚楚。正在这时，一个法国人绊了一下，低声骂了一句，弯下腰去，随即惊叫一声跳了回来：他脚下躺着一个中国妇人，被绳子紧紧捆着，身子已烧焦了一半，满是煤油的气味，却还活着，微弱地呻吟。那些义和团、那些无人性的畜生，捉住了她，把她点着，扔在路上给自己照路。这是我们所遇见的、他们那股怒火的第一个牺牲者。这一下把我们弄得也像野人了。

我们此时离教堂不过三百码；借着比先前更亮的火光，可以看见几百个人影在那里忙碌地跳动。我们刚停下来准备作最后一冲，前面有什么东西动了一动。「站住！」我们一齐喝道——各人的口音，标出了各人的国籍。一个哽咽的中国声音回答我们：「我不是！我不是！」——意思不过是「我不是」，让我们自己去体会他指的是义和团；随后那个夜行人、不管他是谁，不等回答便匆匆跑掉了。当下的结果是：我们朝他逃走的方向开了一场可怕的排枪，弟兄们至少打了一百发。随后阴影里有许多戏谑的声音朝我们回话，还有笑声。在这样的黑地里显然是无事可为的；所以当一个号手从我们防线上跑来、带着法国指挥官的严令要他的人撤回时，我们个个求之不得地跌跌撞撞退了回来。我们是走得太远、深不可测了。

这期间火势越蔓延越远，直到内城像烧了一半。全北京都醒了；四面八方混乱的声响与一大片狗吠随风送到我们这里。万一攻势忽然绕着我们这一区全面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法国公使这时已正式得到通报：中国的天主教友正被成批屠戮；愿意去救他们的人有的是，可是谁也像是没有奉到什么命令，人人都在骂这普遍的无能。我们防线之内是一片彻底的混乱：哨兵离了岗位；各国的人在这一刻的激动里称兄道弟，彼此都走散了；这时候要把整个使馆区一举拿下，简直易如反掌。这一点我们看得再清楚不过。

直到过了半夜很久、又经过几场激烈的争论，一支救援队才总算组织起来；可是他们到教堂时，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屠杀已近尾声，毁坏已经完成。几百名中国的天主教友不见了；只看见并打死了几个义和团，救出了几个教友。

这第二支队伍回来时的情景，我记得多么清楚：他们激动而饶舌——只有法国人才那样。法国公使领着他们进来，向我们解说：义和团早已把一切彻底毁尽——离自己的防线这么远再去冒险是没有用的——这是极惨的事，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这位法国公使并不急着走，就站在那里说个没完。那情景既有戏剧性，又荒唐。罗·哈爵士同许多人站着听，脸上却是一副敬畏的神情。他身上带着一副颇可观的军械：至少两支大号的柯尔特转轮手枪绑在他那瘦削的身上，说不定屁股口袋里还藏着第三支。从半夜到凌晨，我们那些最显赫的人物川流不息地来，朝这条街上望着，猜想下一步会出什么事。那可不是什么英武的景象。

十二日这值得纪念的一夜，就这样古怪地过去了：一时这处哨位放枪，一时那处哨位放枪，人人疲倦地等着天亮。到那时候，我们几乎连兴致也没有了。

四点半，粉红的光开始把黑暗赶开；影子淡了，天到底亮了。六点钟，从被烧掉的洋房里逃出来的中国人一声不响地溜进来，脸色煞白，两手发抖，都被可怕的遭遇彻底摧垮了。有一个看门的，他的遭遇惨得独一无二：他失去了属于他的一切人、一切物，正在用一种中国式的奇特方式哭——没有眼泪，面目也不怎么扭曲，却执拗地哭着，不停也不歇，那样子相当骇人。他的妻子、六个孩子、他的父母，还有一些亲戚，全被活活烧死——一共十三口。他们是被长矛逼进火里去的。他像病狗一样呻吟着，教我们人人觉得自己怯懦——因为我们并不曾试着去救。他末了躲进一间外屋去了。罗·哈爵士仍旧站在他的岗位上，看去老得可怕，那份苦楚不比涌进来的那些可怜的逃难人轻多少：他那些旧日的衙署与住宅——四十年前他就是在那里艰难地开始了他毕生的事业——如今被荡平得一干二净，他心里像扎了一把铁刀。好几位带队的军官与各使馆的人，都想从这些幸存者口里探出义和团人数的底细，可是谁也说不出一点值得知道的消息。我留意到：一位公使也不曾来——他们都在床上！

八点钟，我们仍旧没睡，听说哈德门那边闹得不可开交，因为门还锁着，钥匙没了。这才弄明白：原来义和团冲进来之后，有一队志愿的人——由本地那位瑞士旅馆老板与他的妻子领着——开到城门那里，把门锁上，把钥匙带回家睡觉去了，好教旁人再不能从这一头来光顾我们。这是迄今为止所做的最简单、也最明白事理的一件事。它也说明：我们若要活下去，就非自己把王法抓在手里不可。

义和团便是这样被引到我们身上来的。我们多半熬到早上十点十一点还不睡，唯恐一睡便错过什么事。可是连义和团也像是累了：半夜以后不曾有一点动静。然而虽说安静，街上仍旧一个人也没有；下一步要出什么事，我们无从知道。

十街垒与救援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六日

在这非常之时，我们极自然地进入了生涯的一个新阶段：这是街垒与惩罚性远征的时期；是各使馆迟迟地为自保而动起来、并且明白过来——若要活命、更不要说有朝一日再拾起彼此的争竞与嫌隙——就非得设法把自家那些私下的政略忘掉不可的时期。我们不知不觉地被推着去行动：我们非做点什么不可。

十四日我们醒得晚，醒来才发现：各条街上到处已经动手筑起开着枪眼的街垒，用来挡住那些手执火把的凶徒的冲入；各使馆各干各的。又发现：若想保住一口气，就得郑重而冷酷地把中国政府的好恶撇在一边。于是四面八方的街垒都立了起来，只有英国使馆一带例外——那一份冷淡与懒散仍旧安然不动，而正是它们大大地促成了眼下这个僵局。奥、法、美、意、俄各使馆附近，筑垒的人都在动手：把散落的北京大车捉来，翻过去，装满砖头。这工事推进得极快，有几处横过街道的墙已经三英尺厚、开着枪眼，而且做得极巧，车子仍旧可以不太费事地进出。我们同中国政府还在说话，然而谁知道明天会怎样呢？

不过你从我所写的，虽或许对北京的大概有了点印象，却多半还弄不清使馆区究竟是什么样子、这筑垒又是怎么回事。看来我们迟早总得同什么人打一仗，那么让我来讲一讲。

使馆街——照本地的叫法，是东交民巷——与鞑靼城墙平行。从街的西头数起，即离皇城与前门最近的那一头，各使馆依次是：荷兰、美国、俄国、德国、西班牙、日本、法国、意大利。所以十一个使馆里有八个在这一条街上：有的在这边，有的在那边；有的彼此相连，那些极大的院子简直接在一处；有的则多少孤立着，中间夹着一片片中国人的房子。除这八个使馆外，这条街上还有一些欧洲人的建筑：银行、俱乐部、旅馆，还有几家铺子与不三不四的房屋。其余三个使馆呢：比利时使馆远在哈德门那一线之外，远得无可救药；奥国使馆在一条横街上，离这里二百码，总税务司署也在那条街上；最后，英国使馆在别的使馆背后——就是说，在南边鞑靼城墙以北。这个使馆地面广、位置又蔽，便成了一切非战斗人员天然的避难所：它两面被别的使馆遮着，真正暴露的只有北、西两面。如今已有许多传教士与不三不四的人进来要求保护；照事情的自然之势，它必要成为一切防务的中枢。人人都看得见、也都承认这一点。

东交民巷的两头——西头的俄美一端与东头的意大利一端——已经筑起了厚重的街垒。荷兰使馆在这街西头、俄美两使馆之外，既没有卫队也没有保护者，所以一旦有人从前门那边冲过来，它便非立刻弃守不可。比利时使馆自然是守不住的，也只好牺牲。奥国使馆同样稍嫌太远；不过眼下已在这使馆与总税务司署之间的路上筑起了三重街垒。到今天，即十六日，这些街上再看不见车子；步行的人也几乎绝迹。人人心照不宣：非取守势不可。

此外，凡经过我们街垒的中国人都必须自备一张路条，上面写明他在这样的时候在外面走动的理由。为这一层已经出过乱子，因为我们这套办法根本不曾好好试行过。

自十四日、自义和团那可怕的头一夜起，我们便颇有些把事情抓到自己手里的意思，凡遇有理由的时机，便向这场至今莫名其妙的乱动打上一下——就是说，我们中间还有点血性的那些人。于是十四日下午，冯·凯男爵带了一队他的陆战队上鞑靼城墙，指给他们看城下沙地上公然操练的一伙义和团新募之众，下令毫不迟疑地开枪。于是德国的步枪劈啪作响，那片沙地上便斑斑点点躺下二十来个死的与将死的。德国公使这一举，立刻引起极大的争论。胆小的公使们毫不迟疑地斥责此举；凡懂得毒疮须用柳叶刀去挑、而不是像我们几乎所有当家人那样拿公文笔去戳的人，都表示赞成，并且开始照着这个榜样办。在东方，一到该动手的时候，这是唯一的办法；其结果便是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出兵、搜捕，还有中国教友潮水般涌进来，求我们防线以内的庇护。有一桩事值得一记，正可见我们是怎样被逼着行动的。

忽然有消息传来：义和团捉了许多中国教友，带到一座庙里去，正用极精致的残忍手段拷打他们。我们有一位带头的人凑了几名陆战队与几个志愿的人，开出去把那庙围住，人赃并获，一个也不放。义和团被立时正法——就是那些佩着记号的；不过在甄别的时候，一眼是分不清谁是谁的：教友与义和团都被血糊得一身——那血是拷打与暴行里流出来的；于是教友被喝令靠着庙墙站成一排，好让那正在进行的就地处决办得顺当些。这时有个大个子从墙角里冲出来，嚷着：「我是奉教的！」我们那位带头的人用挑剔的眼光把这人打量了一下，随即用他最平静的口气对他说：「靠墙站着。」那义和团站过去，一枪打掉了他半个脑袋。凭着他那出名的眼力，我们这位带头的人看见了那人褂子底下垂出来的几根红线；那人一声惨叫倒下去，底下的红带子便露了出来。他是个义和团的首领。这一处至少打死了三十个人。

不过至今为止最惊心动魄的事，还是在天主教的西堂那边；因为那里同另一座教堂一样，义和团早已动了手。头一支救援队是夜里出去的——就是昨夜。由法国使馆的一位领着，这支队伍总算把教堂所属传教区里的神甫与修女统统救了出来。所救的人里最要紧的，是老 达神父——一位极可亲的意大利神甫。他在这里已经四十年，看着眼前这一片毁坏与劫掠的景象，说了这样一句：「在中国既没有基督徒，也没有文明。那都不过是些空话罢了。」这就是他说的话。

今天早上，第二支救援队——里头的成分再杂也没有了——一声不响地朝还在冒烟的教堂废墟那边开去，指望再救出几个不幸的人；我们的指望不久便应验了。走了一英里半，转过一个弯，四面都是哭号之声，我们冷不防一头撞上至少二三十个义和团——这些人已经好几天由着性子为所欲为了。当下一场恶斗，因为我们没等他们脱身便猛扑上去；他们也颇抵抗了一阵。我盯住一个人，把一柄旧剑朝他胸口扎去。那家伙惨叫起来；我正要结果他，一个法国水兵替我省了事：用他的勒贝尔步枪在他头上咚地一下，把他打得直挺挺躺下。那义和团像条病虫似的蜷起来，断了气。不过眼下并没有多少工夫去细看杀死一个人这样的小事，纵使自己就是那个下手的人；因为四下里人人都在发疯似的出入各家房屋，又喊又叫，乱到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义和团一直在从容地屠杀凡在他们看来像是教友的人——这活儿他们已经干了好几个钟头——如今人都混成一团，分不出敌友。他们一看见我们，许多匪徒便把红腰带扯下来，嚎叫着扑倒在地，指望我们放他们过去。烧毁的教堂——它还在冒烟——四周几十条窄巷里，满是躲在最不可能藏人的地方的教友人家；到处是义和团与土匪，有时成群，有时单个，还在追杀他们。已经被杀的不计其数，有几条巷子简直像屠场。六月的热气里那股人血的腥臭几乎叫人受不住，而那些景象更是我们看不下去的。男人、女人、孩子胡乱堆在一处：有的被砍成几段，有的喉咙被从这只耳根割到那只耳根；有的还在动，有的已一动不动。

我们渐渐聚拢了一群越来越多、从这场屠杀里逃出来的人，个个吓破了胆。有几个姑娘像是吓瘫了；另几个显然一时失了魂，只管尖叫个不停，叫得人快发疯。有个年轻的法国水兵，看去不过十七岁，因为在最糟的地方跌过一跤，浑身溅满了血；他一面一连两三个地抽她们，一面用流利的布列塔尼话骂她们，指望把她们骂醒。「好啦，我的美人们！你们没完没了了！」末了他绝望地丢下这一句，又冲出去看还能不能找着别人。

到这时候，我们的人已经血冲脑门了；我看见好几个再也忍不住，拿刀去戳我们弄到的那几具义和团的尸首。我们谁也不曾想到会来碰上这样的场面；因为这样残暴的事，谁也不会相信是可能的。等到我们判断凡活着的都已救出，有个模样可怜到极处的人从还在冒烟的教堂后面跑出来，两只手各提着一颗刚砍下来的人头。他看见我们并不十分窘，反倒相当麻利地朝我们奔过来，一面不住地回头张望。几个水兵挺着刺刀冲上去，就要把他戳穿了，他忽然跪下，一把扯开衣襟，露出一具铜十字架、上面是一个银的基督像，教我们看得发愣。「我是天主教徒！」他用相当好的法国话对我们又快又急地说了一遍又一遍；水兵们才把冷冰冰的刺刀停住，让我们把缘由问了出来。原来他是用这可怕的法子，好躲过教堂那一边一条街上还在干着活的几个义和团。我们一听，立刻绕过去，望见几个赤着上身的家伙，浑身是血——我从不曾见过人身上有那么多血。他们不但不逃，反倒硬碰硬地迎住我们的冲锋；有个高个子用一杆长矛把我逼得险些送命，末了在我们把他打倒之前跑掉了。

这一面，教堂的废墟上满是尸首，被火烤得、被日头晒得焦黑。有一个妇人不知造化如何作弄，死时坐着，两臂高举在头顶上，干缩得几乎看不出是人形。多半是义和团把许多牺牲者活活扔进火里，只要他们想逃，就用刀矛把他们逼回去……

末了，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凡还活着的人都被我们带走了。慢慢地、艰难地往回走时，这一群被救的人，是我平生所见最可怜的一群。不知怎的，那情景恰像《沙皇的信使》里那幅动人的插画：鄂木斯克陷落之后，费奥法尔汗的鞑靼人驱赶着成群的西伯利亚俘虏。我们这群人里，也有同样的老太婆，满脸皱纹、满头白发，拄着弯拐杖，用她们被弄残的脚一瘸一拐地艰难挪动；也有同样的母亲抱着吃奶的孩子；也有同样的男孩女孩，驮着几件可怜的破衣裳；也有同样壮健的男人，背着抢出来的口粮。年长些的人直勾勾地望着前方，带着东方那种听天由命的、木然的绝望，一句话也不说。有个昨夜才生了孩子的妇人，被人用绳子吊着一块木板抬着走，脸上是死人那种青白之色。我从不曾参加过这样一支非凡的队伍。

我们就这样满身血污、疲惫不堪地回到了使馆区；而麦博士的干劲与决断又一次显了出来。肃王府——那是满洲肃亲王的府第，几天前我们头一回公然看见的那个义和团，就是逃进那里去的——被他征用了；到傍晚，将近一千名天主教难民已经挤满了这片地方。人们整天忙着给自己的人搬米搬粮，不久便生起营火，好让他们做饭。好几位使馆馆长对我们这一举——公然去救中国人，不过因为他们是信仰可疑的同教之人——又大为惊恐。他们说：这一着要教我们拿性命去付重价；说各使馆必被攻打；说凭着对方将要调来的兵力，我们无论如何守不住；说我们是傻子。也许我们是傻子；不过发觉这个外交的窝里究竟还有几个男子汉，总还教人有几分安慰。

同时，施提督那边一个字的消息也没有；而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各使馆一封比一封更急地送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人家简直不看。局面越来越无法收拾；我们的用人说，再打听消息也没有用，因为宫里乱成一团，谁也说不出一句准话。

十一几个人与几件事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六日

过去这几个钟头里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至今引人注目的人极少；而所有的发展、我们这份处境的轮廓，正是这寥寥几个人弄出来的。只是他们今天个个累得要死，于是我们这里便是十足的单调。德国公使在做什么，我不曾听说；不过有传闻说：他正忙着贿赂总理衙门的小官吏，托他们用马递把他一包包的公文带到下面去，好重新接上天津与海口的音信。这法子能不能成，看去很可疑。因为如今一切交通已经彻底断绝；海关的邮差说：无论用什么计策也过不去，路上到处是义和团与土匪。中国政府在给几个使馆的那寥寥几件照会里，分明是在拖延，是在设法自保。宫里出了什么事、皇太后拿定了什么主意，我们无从知道。人人都说，如今京城里是天翻地覆，各省来的消息一件比一件离奇。我们的中文写手、我们的满洲用人、以及少数几个还穿过我们设了街垒的街道来的本地人，说的都是同一句话：现在言之尚早，然而危险极大。与此同时，与使馆这一区有干系的人里，胆子小些的都捎话来说自己病了，不能再来。这是说他们害怕的一种客气说法。我并不怪他们，因为如今什么事都可能出。人同你不过是雇佣的关系，你总不能硬要人替你牺牲。外面与大体的情形便是如此。

我们这一区之内，情形也大略如故，只是照阻力最小的那条线自然而然地演变着。

如今肃王府的府邸既已公然改作天主教的收容之所，成百上千的教友便从四面八方涌到我们这里来，带着锅碗瓢盆、被褥与米袋——实在说，凡想得出的东西都带着。大北堂与费主教眼下并无危险，至少暂时如此，因为教堂与它那一大片地面四围有坚厚的高墙，而主教如今已有他那五十名卫队，另外大约还有两千名年轻的中国教友——那些人多半可以发给武器、可以打仗。所以，虽然看去像是北京全部的天主教人口都在涌向我们，其实到我们这里来的，不过是几百个可怜人罢了：风暴逮住他们时，他们来不及逃到主教那里去。我们不能不作最坏的准备，因为一切都演变得极慢。

便是在中国难民这件事上，我们那些糊涂使馆的态度也颇难索解。直到几天以前，居然还有几位公使断然不肯考虑让中国的教友——那些因为听了白人的福音而与自己的同胞离了心、被当作贱民打上记号的人——进使馆这一区来。因此至今几乎没有中国的新教徒进来。自然，情势所迫、榜样所示、加上面对日增的骚动而生的怯意，到底把这种软弱的态度打破了；不过人们至今还在议论这件事。譬如说，那位写了名著《中国人的气质》的有名的施，就有一段值得一记的故事。远在义和团冲进内城之前，有一天傍晚很晚的时候，他到英国使馆来，带来确凿的凭据：若不赶紧让施进来，我们便都要死在一场由最有权势的人领头的阴谋之下。施被晾了一个钟头，末了被告知：抽不出工夫见他，因为人人都忙着写公文！我们这整个处境，实在被这件小事表现尽了：所有的全权公使都在最后关头拼命写公文，好保住自己的位子与前程。他们心里再清楚不过：眼下这个僵局全该他们负责；而且即便活着出去，他们个个也是无可挽回地栽了跟头。年轻的奥告诉我：他们使馆里居然把公文倒填日期，好占个稳妥！由此可见整整三个星期以来的全部方针，是何等地无可辩解。

我们不知道四周在出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北京的朝廷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施提督是被什么人挡住的。如今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自己一天天确凿无疑地脏下去，脏到脾气不能不坏。人非到这样的时候，决不会明白肥皂与水在自己一套日子里占着多大的分量。翻倒的北京大车堵住了通我们这一区的路口；一切都乱七八糟、不成体统；中国的教友挤到我们这里来；明白事理的异教用人拼命开小差；冰也快没有了——而我们，北京的十一个使馆，就在阴沉的鞑靼城墙的影子底下，怀着几分恐惧与战栗、忍着一天重似一天的不适，等着各自的命运。下一件事会是什么呢？我若不是累成这样，或许还能想出点什么来写一写。

十二地狱里的猎犬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七日夜

此刻已过半夜十二点；然而虽说夜深、虽说我疲惫——这一个星期我一直累得要死——我写起这个来却极其顺手，笔仿佛在一片冰似的滑面上滑行，尽管我的手指因干粗活而起满了泡。你要问为什么？只因为我的想象正着着火，把右臂的神经与筋肉、我的眼睛以及我这整个人这些小东西完全支配了去，推着我以惊人的速度往前赶。只要你的想象燃起来，你什么都做得成……

事情起于昨夜。守着鞑靼城墙上那些城门的禁军——他们至今在明面上还忠于职守——刚把城门关上，便起了一片我从不曾听过、也从不曾以为可能的喊声与吼声。那是义和团。头一回义和团冲到我们身上来，是从使馆东边的哈德门进来的。昨夜，在内城里烧杀劫掠、纵横了三天、除了我们那几百发枪弹之外一路毫无阻挡之后，义和团那一大伙人——北京城里所有的地痞流氓都投到他们那里去了——到天黑时发觉自己在汉城、即外城，因而挨不着他们那正当的猎物了。（城门一如既往，总是关着的。）想必有人告诉过他们：对教友与欧洲人尽可以随意处置。于是他们暴怒起来，齐声吼着两个字：「杀！烧！」声浪一层高似一层。多年以前，我曾听过极大一群俄国兵向沙皇发出的欢呼，那呼声以极异乎寻常的方式直冲云霄；然而我从不曾听过那时那地响起的这样一片教人血液凝固的声浪、这样浩大的咆哮：它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不断响下去，一刻也不歇，那份教人发疯的劲头把人心里都灌满了恶念。有时那声音会一点点不知不觉地低下去、像是要止住了；随后又添上几千个新的喉咙——那些喉咙无疑被大碗的烧酒润过——它便忽然又涨起来，一阵强似一阵，一阵嘶哑似一阵，一阵疯狂似一阵、一阵着魔似一阵，直到我们的耳鼓被折磨得像要爆裂。城墙与城门若能凭意志与喉咙的力气推倒，我们北京的城墙城门早已像耶利哥的城墙一样哗啦啦塌下来了。我们的妇女吓得魂不附体；连水兵与陆战队也咕哝着说：这不该叫打仗，这是但丁的地狱又添了新的酷刑。你本能地感觉得到：这些人一旦进来，会把我们从四肢的鞘子里撕出来。天又黑得像墨；黑暗里鞑靼城墙的楼与雉堞隐隐逼来，凶得仿佛它们也要塌下来把我们压碎。

这场疯狂的示威大约持续了三四个钟头。满洲的守军在城门里头阴郁而好奇地听着，并不想去开门；可是我们派了一支强壮的水兵与志愿者的队伍去——奉命对任何想开门闩的人开枪——他们却也沉着脸不肯同他们交涉。然而显然守军得过特别的训令：城门是不会交给暴民的。

将近半夜前几分钟，那声音变得阴沉了些；在这一片喧嚣之下，另一种调子——那是苦难中人的调子——像一道潜流一样，在这片鬼哭狼嚎底下响起来。缘由我们不必久寻：不多时火光便窜了起来。这景象我们到此时已经看惯，只是不曾在城里这纯粹做买卖的一区见过。这场火，是极野蛮地不管不顾地在汉城人烟最密的那条街的正中心点起来的，蔓延得快得可怕。不多时，就在鞑靼城墙那一边，前门大街的两边都被熊熊烈火裹住；一片越来越亮的惨红的光，把黑夜变成了反常的白昼。

放火的人与我们之间，横着高大的鞑靼城墙；然而这道为抵御别的蛮族而筑的古老屏障虽能有效地护住我们，它自身却不能长久幸免。那座面对汉城的「楼」——即方形的、塔一般的城楼——接住了冲天而起的成千上万的火星；不多时，这座庞然大物便同别处一样烧得极猛。那些缅甸柚木的大梁，是六百年前蒙古的大汗运到北京来的，被年月烘得干透，像火绒一样；因此我们几乎还不曾留意到楼底下已经着透，火焰便从屋顶、从那几百个昔日排着弓箭手的方形小窗里窜了出来。火越窜越高，那最长的火舌从一个砖砌的烟囱似的筒子里喷出来，顶端离地面有几百英尺。这一场焚烧，只有韦列夏金画得出来；我从不曾见过如此野蛮而壮丽的景象。

与此同时，底下汉城那边一切都静了下来，只剩那吞噬一切的火焰越来越大的吼声。义和团像是被自己的手笔、被京城陷于火海这凄惨的景象吓住了，退回他们的巢穴，把这场灾祸丢给那些不幸的市民自己去应付。我一得着准许离开岗位，便急忙爬上城墙；从墙顶望下去，可以看见成千上万的人影驮着自己竭力抢救出来的货物匆匆奔走。这些了不起的中国商人像蚂蚁一样忙碌，从火焰的怀抱里尽力抢救自己的本钱——而就在方才，那些爱国的义和团还拿着刀枪，把他们当作「三毛子」、即贩卖该死的洋人的货色与出产的三等蛮子，威吓他们、杀戮他们，如今刚刚走开而已。

然而半座城都在火里，说什么抢救实在是白搭；因为别的地方此刻又神秘地烧起火来，把天边「照亮」了。「整个北京都烧着了。」我回岗位去时，一个法国水兵对我咕哝了一句。他这句随口的话使我想到：这是巴黎公社与无套裤汉搅在一处——两个世纪的末日撞到了一块儿——因为我们这些洋人以我们的纠缠、以我们对黄种人财货的贪心，把远东的平衡搅乱了……

那么施提督呢——北京政府呢——外面世界的人都在做什么呢？在我们经历着这样的日子的时候，那个我们忽然完全失了音信的遥远的世界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全无所知；我们几乎连想也忘了去想。几天前曾从廊坊——一个离北京不过四十英里的车站——两次听到施提督的消息；然而他何以不前进、何以有这样叫人受不了的迁延，我们不知道。照《邸报》看，北京政府日夜还在下谕、又下相反的谕。我们十一个使馆的公使几乎每个钟头都彼此见面，永远在商议，此外什么也不做。我们用街垒把路堵了，又给我们的用人与仆役发了路条，上面用英、法、德、意、俄、汉六种文字写着——好教人人都看得懂。如今我们被这样多的语言弄得头疼，只盼全世界都说沃拉普克语。

于是，带着我们救出来的中国教友、我们宰掉的那几个义和团、以及把整个天边照亮的二十多处大火，在这六月十六日的半夜里，我们政局上的进展，比起两星期半以前使馆卫队到来、我们自以为万分稳妥的时候，一步也不曾往前挪。两星期半以前！那仿佛至少是两个半月了；不过这只能直接怪我们不得不在二十四个钟头里过差不多加倍的时辰。

十三几点碎屑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八日

方才才传出来：徐桐——那位声名狼藉的满洲大员、做过皇帝师傅的人，他的宅子就在东交民巷上、在意大利使馆防线以内约五十码处——竟被放出了我们设垒的这一区，而且是坐着他那顶蓝呢红帏的官轿，大模大样地出去的。这是个可怕的错误，我们说不定要为它付极大的代价。

徐桐是个恶棍，不过就我们而论，他至少在见解上是彻底的。正是他长久以来夸口说——全北京都在传他这句大话——不久他要用洋鬼子的皮做轿子的衬里，用他们的女人填满他的内宅；也正是他，比任何人都更该被我们拿住、扣作人质，一等中国政府公开正式认可这套疯狂的义和团之策，便立刻就地枪毙。我们若这样办，再把住在我们四周的若干别的大员一并拿下，或许能教那个发抖的政府明白：清算之日是必定要来的。然而且听出了什么事罢。十五日还是十六日，徐桐打发他府上的管家点头哈腰地到法国使馆去讨一张通行证。他先前曾试着从意大利的街垒那边溜出去，被厉声喝了回来，宅子也被监视起来。不知怎的，因了法国使馆一位翻译的糊涂，他竟弄到了他的护照，早上便厚着脸皮上了路，坐在官轿里，前后随着他那些官派的马弁。他过了法国人的头一道街垒，到了外面第二道由志愿者把守的街垒；志愿者粗声喝住了他，随即不许他过去。

那些马弁便想纵马把我们的人撞开，直到放了一枪，他们才醒过神来。所幸没有人受伤；不多时那几个年轻的志愿者已经把徐桐本人从轿子里揪了出来，叫他坐在地上，一面争论：究竟该不该认那张法国的通行证，还是索性把这位大人捆起来，当作战俘送到自己这边来。

然而末了，有一位参赞走来问是怎么回事；于是自然，软弱的主张占了上风，徐桐便得以从旁边一条小胡同里溜走，一点亏也没吃。

这件事很能作个标本，看出在我们这被围的一区里发号施令的是些什么样的人物。

若有一支像样的兵力来打我们，那就求天主保佑罢；因为我们是决计自救不了的。依我看来，凡心地端正的年轻人，即便在公元一九〇〇年，也天生就是个兵；而同一个恩年里凡上了年纪的人，却是一无用处——这是我们已经看出来的。

然而就在今天，我们使馆这一区里所有年长的人物——那些做我们的向导与师长的人——虽然暗地里惊慌得很，却因为有一封天津来的信而拿一大堆絮叨的话自宽自解——实在说，来了好几封信。这是多少天来我们所得的头一批可靠的消息，如今人人像是都以为我们安全了。这几封要命的信里主要的一条，似乎是：天津的天主堂也被烧了；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教友的屠杀；还有那座河口的城如今满是义和团。至于施提督，毫无消息——一点好消息也没有。他究竟怎样了，我们想不出来。然而各位公使、参赞与上了年纪的闲杂人等却略觉宽心，个个神经质地笑着走来走去，那样子十分可笑。谁也弄不清他们何以宽心；也许只因为他们高兴地发现：看得见的世界在别处依旧存在，而且不顾我们的窘境，照旧绕着自己的轴转。何以明摆着的事，人偏要一再去发现呢？

我们那些可怜的使馆卫队与他们的指挥官——两星期前我们还为他们高兴——如今也和别人一样被压垮了，说不定还更甚。你要知道，那些兵不过是一群没受过教育的水兵，至今还没弄明白北京这场天翻地覆究竟是怎么回事。多少天前，他们忽然被装上火车赶到北京来；他们到时天是黑的；他们被尽快地塞进各自的使馆；他们在街上巡了点逻、放了点哨，又站在人家叫他们筑起来的街垒后面等着；此外，他们又同回到自己船上一样，完全茫无头绪……在他们四周这一片尘土与烟雾里，他们怎么懂得？说实在的，我对使馆守卫者中几位至今不知姓名的人还颇有一点怨气，想起他们来或许还有几分气恼；因为他们同一切当兵的一样，也抢东西。趁着夜里的混乱，他们已经把我的望远镜、一支极好的转轮手枪，还有别的几样东西拿走了。自然，这是兵凶战危之常，凡久历行伍的人都会这样告诉你；不过在开始这场必不可免的剥皮之前，本该多留一段像样些的间隔……

至于各队的军官，有的是极好的人，有的不是；然而他们个个已经本能地把各使馆彼此相待的那副老样子摆了出来：彼此猜疑。这些队长也都极其疲乏、脾气极坏，因为夜被当成昼，而且规律得教谁也快活不起来。再说，污垢也在积起来——这是可悲的实情；而在东方，夏天里觉得自己脏，是断断快活不起来的。那是绝无可能的事……

于是我们个个满腹牢骚。英国使馆看去到底被挤得无可救药了：各宗各派、汗流浃背的传教士忽然从街垒外面涌了进来。那里的日子想必过不成了。这番经历的新鲜劲儿已经磨完；就我一个人而论，无论好歹，任何变化我都欢迎——只要是个变化就成……

十四最后通牒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

人能糊涂到什么地步！昨天夜里我还在抱怨这一切的沉闷与肮脏、这普遍的荒唐与不适；如今我毫不脸红地承认：我情愿拿昨天的不确定去换今天的确定——确定我们都要被剁成肉酱。可是我此刻连认真或绝望的感觉也没有了；事情已经越过那个地步。

今天的最后通牒是什么时辰到的，我不知道：也许是上午十一点，也许是下午一点；可是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此刻下午四点，这一千个欧洲人里的绝大多数都在发抖，彻底六神无主。由此可见：「到此为止」这个念头，于多数人有一种震慑与瓦解之力；也可见在二十世纪的门槛上，勇气既然极少有人经营，也就算不得什么活的大力量了。这也教人明白：一百年前被判上断头台受那耻辱之死的法国贵族，坐着囚车穿过挤满咒骂的无套裤汉的街道，脸上写着轻蔑与不屑——他们尽管有种种毛病，倒确是些异乎寻常的人。此后世道变了，而所谓世界的美国化于豪气是无所补益的。我们运气好：没有白人的看客在旁边冷眼旁观，没有人来见证今天这颗最后通牒的炸弹所生的效验。世上再没有比卑怯的恐惧更丢脸的事了。说也奇怪，女人比上了年纪的男人经得住得多——那些男人是公然乱了方寸的；而我说女人，是指所有的女人，既包括使馆的女眷，也包括挤进来的那几十位传教士的女眷。她们几乎个个都强过那些上年纪的男人；至少她们竭力不作声，免得给这可怕的混乱再添乱……

不过这最后通牒究竟是什么？又是这样急促地对着谁发的呢？简而言之，这最后通牒是一份看去齐整的文书，写在有格的中国公文纸上，出自总理衙门——即专管「外国事务」的衙门，而所谓外国事务，便是欧洲各国的事务。文中极简略地提到联合舰队的各国提督索取天津河口浊水沙洲外大沽炮台一事——这事我们一无所知——随后说：中国既已不能再保护各使馆，各使馆只好自行保护，即于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北京，自今日四点起算。就这些，再没有别的字。然而换句话说，这份文书的意思是：各提督的要求必已被拒；而他们若不是因为施提督与天津那边出了什么祸事，是不会提这个要求的；这就是说：战争行为已经发生，而此后便不再是义和团的事，而是政府的事了。这就实实在在使我们的处境绝望到了极处。要打仗了……

这最后通牒由中国政府几个发抖的奉差之人，用十二个齐整的红封套，分送给十一个使馆与海关总税务司署；虽然起初有人想把内容瞒住，不多时人人都知道了。这十二份的确一模一样：十二颗炸弹，在我们设垒的这一区的十二处地方炸开，末了把烟合到一处，几乎把我们统统熏死。因为我们此刻不是逃，就是被宰。人人的眼光机械地一齐转向这十一位驻华使团的首脑——正是他们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人人发疯似的要他们做点什么。人都失了自持，举止近乎癫狂。不多时，全体外交团便在西班牙公使的使馆里会齐——他是使团的首席——一片可怕的阴郁之中，转眼便吵翻了天。彼此互相指责；一个接一个的提议被提出来，又因为太危险而被否掉。谁也不曾梦想过这样的威胁会来得这样快。西班牙使馆门口不久便聚起等消息的人群，想打听究竟议定了什么；而我所能打听到的，只是勇敢的冯·凯男爵当场提议：各位公使该一齐到总理衙门去，逼中国政府答应停战。这提议自然被众人否决了；有一位先生一听这主意，竟当众哭了。末了到七点钟、天快黑了，一份联合照会写成了，说：各位公使只能接受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准备立刻离开北京；不过二十四小时的期限太短，来不及收拾行装；而且他们对到天津那九十英里的路必须有些担保，因为那一路匪徒充斥，音信已经完全断绝。也就是说：各位公使是准备接受的……

这份软弱的答复一送出去，一股新的惊惶便掠过整个使馆区；因为我们如今白人合计将近一千，绝没有可能一路走到天津而不溃散。然而在这股惊惶之下，一个更凶的调子稳稳地升了起来——那是反抗这十一个人的决断的调子。我无法向你形容那忽然显露出来的激情何等炽烈。这反抗起初是咕哝，后来便公然而起，而且近乎一致。我们个个愿意在街垒与堑壕后面痛痛快快打一仗，却不愿做一支拖得老长、没完没了的车队，任人屠戮。你且想象一下：这支车队若真被逼着走，坐着车、骑着马、拖着腿爬出这庞大的北京城，会是什么光景？我们是一千个白人，后面拖着一长溜中国教友，哭喊着叫我们别丢下他们与他们的孩子。你以为我们能只顾往前跑，任由义和团与凶残的兵丁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把落在后面的人与手无寸铁的人成批地宰掉么？决不！

那一整个长夜，几乎没有人想到吃东西。我们多数人都在设法看能不能商量出一个明白点的办法来；看能不能趁还来得及作点准备。可是无论要筹划什么、要想什么，都全然是白费：一切都乱了套，人人都惊慌失措。

然而夜越深，有些人竟忙着收拾箱子，仍旧自欺欺人地以为明天可以舒舒服服地走，像什么事也不曾出过一样。其实就我们而论，世界当真是翻了个个儿；局面绝不可能平常到让我们安安静静沿着天津大道退走。另一些人不断打发用人出去打听：雇车一直送到海口、或至少送到天津，要价多少。三天的路，要价四十两、五十两，甚至一百两；而且尽管车夫们说：若政府照允诺的那样派妥当的兵护送，他们就来——可天知道他们敢不敢走近我们这块遭殃的地方。仍旧有几个使馆不惜任何价钱定了五十辆车，还许下最丰厚的赏钱给弄得到车的人。各使馆的差役不久都发着抖回来，说找着了几辆车，可是「不一定」——不一定天亮时车夫敢不敢动。因为全城此刻又乱作一团：夜里人们四处奔逃。有消息说：有些官员被人从轿子里拖出来，逼着向义和团磕头，以示对这个新势力的恭敬。端王已被任为总理衙门的大臣；满洲的大员被派去统带义和团；官仓的米也发给他们了。如今传进来的故事没完没了，因为人人都明白：再没有隐瞒的必要，而且总要打起某种仗来。到两点钟，我甚至开始得到皇太后的举动的消息，以及义和团一党如何势大，以致除了最坏的结局再无可望。

有一回我得着几条自以为要紧的消息，想去找我那位上司报告。可是这深更半夜他不见了，正在非正式地同他几位同僚会商；我在他办公的屋里看见他把几条慌慌张张的笔记涂在一件写好的公文背面——那公文讲的，正是前几天还那样要紧的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不由觉得极其好笑。

啊，几个星期前那些可爱的小小政局哪里去了？那些安全的小政局，替造出它们的人挣了多少体面，而其中又绝无我们眼下这个真实而可怕的局面里那些骇人的成分！好比一支从追捕无足轻重的流浪汉里堕落下来的军队，我们北京的这些全权公使与特命使节，也从他们那尊贵的地位跌成了满肚子风的外交幌子——那风是同风车厮杀得多了鼓进去的；而他们的政府则在最后一刻像桑丘·潘沙那样把他们救出来……

不过我们虽还有几分指望，那些安置在肃王府里、被我们从义和团手里救出来的可怜的中国教友，却几乎毫无指望。

他们不久也听见了这消息：那个曾救过他们一回的洋人要走了——因为奉了命令而走。整整一夜，这些人中间是一片可怕的惊恐，教人心里发酸；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明白：一旦离了我们的照管，他们会被杀得多快。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这一夜，连同它一切的悲剧与悲喜剧，纵使我活到一百岁也永远忘不了。它让我在一闪一闪之间看见了一点真正的人性：我们实在是何等卑琐、何等充满恐惧，何等渺小、何等容易被吓住。有一百回我恨不得有工夫、有本事把所发生的事与那些骤起的冲动原原本本写下来，好教人人都明白——而这一切的主使，正是那位人类的主人：恐惧。正因如此我们才崇拜英雄，或者说装作崇拜英雄，因为那是时兴的规矩。有那么一刻，这些被人抬上台座的人是不害怕的。难道使人成为英雄的，就只是不害怕这一份本事么？

十五崩溃开始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

人人都知道：在紧张的当口，心思被一种病态的激动催得过于活跃时，你会想起种种最不相干的东西——实在说，是些全然不合时宜的荒唐东西。我这些时候一直在想一件极蠢的事，而且不过是小说里的：有个祖鲁人名叫乌姆斯洛帕格斯，一夜之间又骑又跑赶了一百英里，随后只睡两个钟头便养足了精神，在一道大理石阶梯的顶上奋力接战，救了那位憔悴的主人公。我想的就是这个……

可惜我们北京的人没有祖鲁人的筋骨；就我个人而论，睡三个钟头不过是再睡五个钟头的开胃菜。于是在六月二十日这要命的一天——我们那最后通牒的期限四点钟就要满了——我起床时毫无豪气，只觉得剧场之外的悲剧、至少是那些一天天没完没了拖下去的悲剧，于我们这些近世之人是断断演不成的。不过想来人人素来都是这样想的——连文艺复兴以前的人也一样。

八点钟，人人又都起来了，虽说多半几乎不曾合眼。我们使馆区里，满身尘土与污垢、既没洗脸也没洗澡的人们蹲在街边上，把疲乏的头靠在枪上，脸色煞白——那是站岗太多、睡觉太少的缘故。水兵与使馆里的人已经没什么分别：我们同在一个窘境里。在这多事的六月二十日，人人非但不果断、不警醒，只是在一场非正式的半围城里防了两个星期义和团之后精疲力竭；这局面把我们弄得再受不住新的压力了。然而我们那些翻倒的大车与偷来的砖头筑成的街垒之外，一切安静平和，几乎什么也不动。仿佛我们不过是做了一场梦……你沿着东交民巷东头往外走——从那里最看得见义和团已经占了的哈德门大街一带那个神秘的世界——果然见得四处几乎荒无人迹：百姓已经懂得，在这场危机以某种方式了结之前，最好待在屋里。偶尔看得见一个拾破烂的，或是别的什么卑微的人——这种人离阴间本来就近，再凑近一点也算不得多大的险——正从北京的垃圾堆里钩出破布之类的东西来。你同他说话，他呆呆地回一句「不知道」，粗鲁地走他的路。正如我那位老中文写手一星期前所说：自从两个半世纪前掀翻明朝的那个巨寇冲进来以后，北京不曾乱成这个样子……

登上鞑靼城墙，俯看前门外那一片焦土与颓垣，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前那样熙熙攘攘的地方，如今只见成千上万所房子只剩了墙，烧焦的梁木撒了一地。几夜前烧得那样壮观的大城楼还立着一半：它那雄厚的砖石太强、太骄傲，不肯全然屈服于火焰的毁灭之力。这座老鞑靼的城楼形容枯槁、双目空洞，多少带些轻蔑地俯瞰着眼前的景象，仿佛在说：今日这些侏儒似的人，比起古时的豪杰与他们的手笔来，实在差得太远了……

看去一切安静、绝无声息——然而城楼底下、实在说，放眼所及的四面八方，只要细看，便见蚂蚁似的小人们正在废墟上忙碌：并不怎么挪动，只是一起一伏地忙个不停，规律得很。那是北京的乞丐，成百上千地在这一大片毁灭里能捞什么就捞什么：把洞往废墟深处掏，从砖瓦垃圾底下拖出各色各样的东西来。在中国人那双惜物的手里，没有什么是彻底毁尽的……

朝极东望去，连不曾受损的哈德门那边也看不出多少动静：进出的车少得可怜；平常时候在城门的喧腾之上浓云似的浮着的尘土，今天像是不见了。连我们北京的尘土也被这将临的风暴慑住，紧贴着大地母亲蜷着，好教自己不受损伤。

我越看越留心。红球似的太阳懒懒地升起来，鸟儿趁着白日的暑气还不厉害而啾啾地飞着——这些都显出一种新的意味；六月二十日就这样殷勤地开了场，而人世间人人不过是疲乏而戒备着，两相对照，教人不能不诧异。到九点钟，我们的全权公使与代办们又把他们那可敬的十一位聚到首席公使的使馆里去。因为昨天各位公使那封答复——答应满洲人腾出京城之命，但须先满足若干条件——曾恳请对方在九点钟以前紧急答复：即关于展期的那点小小的反要求，以及沿天津大道护送的中国军队的确切安排。九点到了；可惜！并没有那份有格纸上齐整的中国公文来宽慰我们诸位公使的心。中国政府阴沉地保持沉默：中国政府已经明明白白说过一回，而在人所能记得的岁月里，它从不曾一连两次这样办。于是十一位公使又聚在一处，心情绝谈不上愉快——十一个饱受磨折、彻头彻尾害怕的人，只有两三位还徒劳地想给别人灌点勇气进去。昨夜开始的收拾行装，如今连想也没人想了：便是那个，也须要行动与决断。有人提议全体去一趟总理衙门，又被神经质的抗议搁在一边。这会于是开得极其激烈；后来法国公使好意地告诉人说：英国公使听了之后忽然涨得通红——「他忽然变得极红」——为什么，不得而知。事后作记录的施说：法国公使自告奋勇，说众人若肯一齐去，他就同去，而说这话时他脸色发白；这一点是他自己承认的。这样看来，我们有一位红公使、一位白公使；再添上那几位必定发蓝发绿的，全场诸君各国的国旗便可以凑齐了。法国公使虽不过是共和国派来在太平时候搞点纵横、并尽力帮他俄国同僚的一介公民，究竟还算个男子汉，虽说以他的履历而论是全然不宜于打仗与被围的。这三个星期里，他在法国使馆听他夫人含着眼泪下了那么多训令，他居然还剩下一点脊梁骨，真是奇事……

据施说，这个会越开越吵，末了老齐主张：唯一的决法是事事付表决。凡付表决的提议一概立刻被否；磨了一个钟头，他们比开头一步也没有挪！

戏剧性的一刻来了：冯·凯男爵站起来，简短地说：他早先同总理衙门约好十一点钟相见，那么不管有没有最后通牒、不管是不是可能已在战争状态——实在说，不管有什么，他都打算践约，无论付什么代价。众人劝他别去；他们心里想必对自己、对自己那被高估了的性命有几分惭愧。可是凯男爵坚持要去：他既已说过要去，就不打算让中国政府说他因害怕而爽约。

几个钟头后把这整段故事讲给我听的施说：他还添了一句——只等他自己那点私事办完，他便去办各使馆撤离北京这件大事，只要外交团授权给他。时候既紧，他们便痛痛快快地授了权。此后所发生的事，我记得分毫不差，因为公使们的会散时我刚好从西班牙使馆门前走过，而且打定主意要亲自跟着看每一步动静，好知道我们的命运究竟如何。

德国公使折进自己使馆，过了一会儿又出来，坐在他那顶绿呢红帏的官轿里；翻译官齐也坐着同样的轿子。随行的只有两个中国的马弁，因为冯·凯不肯带自己的卫队。我记得冯·凯一路抽着烟，两臂搭在轿子前面的横杠上，简直像是去野餐。这小小的一行不久转过街角，被吞没了。我同俄国使馆的罗男爵走出我们的街垒去了一段路，一面猜他要多久才回来。我们很快就知道了！那是何等可怕！因为不到一刻钟，那两个马弁便吓得魂飞魄散，把满洲马鞭拼命抽在马皮上，单单两个人发疯似的驰回来，险些把我们撞倒。他们穿过街垒，一路绝望地嚎叫。他们说什么听不清楚，可是祸事已经写在空气里了。

我们撒腿追那两个人；等我们赶到法国使馆的拐角，那里的人已经明白了：他们说德国公使被打死了，已经断了气。人人都呆住了。

这时马弁已经到了德国使馆，衣冠不整地从汗透了的马上翻下来。我赶到时，使馆卫队的人正围着他们粗声盘问；然而关于冯·凯，再也问不出什么：一枪穿过他的轿子，他从此再没有动过；别的枪弹也打在四周。翻译官齐浑身是血，绕过一个街角跑了，后面紧追着中国的枪手。他怎样了，他们说不上来；因为他们若不逃，也一样要被打死。这场惨祸这样简单，却这样叫人受不住；我们个个呆立着。我们唯一有性格、有决断的人死了——一去不返！

一刻钟后，德国队的一半人马上着刺刀，快步沿着海关街开过去，那些冷硬的条顿面孔上是一副拼命的神气。他们打定主意：至少要把尸首抢回来。我本想同去，可是略一转念，便知道眼下另有更急的事。我去料理了几只公文箱里的东西——那是别人无权过目的……

那一队人由一个发抖的马弁领着，到了行凶的地方：地上找着几点血迹；北京的尘土被这样那样地搜过、刮过，仿佛它也是被硬拉去做了帮凶、还挣扎过一番；然而那两顶轿子、那些轿夫、那些行凶的兵，以及一切别的痕迹，全然不见了。要问人是不可能的：人人都紧闭门户，满眼是拴死的门。北京的街道已经冷清荒凉到这个地步：连狗也不肯让自己被逮在空场上。后来我听说：齐逃掉了，虽然伤得极重。

那一队人板着脸走了回来，人同他们说话他们一个字也不答——德国人的绝望是极阴沉的。剩下的几位全权公使到底明白了这盘棋究竟是怎么下的，也明白了我们已经落到赤裸而粗糙的生死之事上。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的，正是他们那该死的摇摆。如今他们是明白了；而众人给他们的那些凶狠的眼色，更使他们一分分地明白起来……

不过十五个短短的钟头之前还半答应下来的赴天津之行，如今再没有人想起了：因为各位公使打算做什么，眼下谁也不感兴趣。他们无力地摆弄了一阵自己全然不称职的问题之后，便认了命，同我们其余的人一样成了棋子。所幸那些算得男子汉的人开始发疯似的干起来：四处奔走搜集粮食与材料。是美国使馆的头等参赞施带的头，不久便相当显眼地站了出来。他猜想米有用，面粉更有用，凡本地铺子里找得着的每一磅都该拿来——这话没有人驳他。在这样的时候，明摆着的事往往反倒模糊；肯动手的人是极可敬的。不容否认：二十日这一天美国人比谁都出力，逼着人人都派车出去，把成吨成吨的粮食运进来。凡有粮的铺子都被搜刮一空，有的付钱，有的把付钱推到日后更吉利的时候。美国的传教士本聚在离我们两英里的一处设了防的教会院子里；最后还留在外面的人被匆匆派人去接，给他们二十分钟收拾东西，由一队美国陆战队尽快押了进来。那是七十个白人男女老幼，另有数不清的中国女学生与教友。他们的报告是我们所得的最后一批。大群沉默的人看着他们穿过内城东部、走到我们使馆的防线里来，既不议论，也不敌视。北京的人群看着这支奇怪的队伍蜿蜒着往一处较安全的地方去，心里想必是阴郁的；那些传教士带着雷明顿枪与转轮手枪，装束滑稽；有些教友手里拿着长矛与切菜刀。因为北京的人群、北京这座城本身，一直在被义和团与满洲的激进派恐吓着，如今依然如此，并不是真同他们一伙的——这一点我们如今都确信无疑了。那位险些被杀的齐，也随美国传教士一同进来了。他在要害处中了枪之后，不知怎的半跑半爬，直到被人拾起来抬进美国教会的院子里。照我所听到的，关于德国公使之死，他也说不出更多的了。这才不过是几个钟头前的事，可已经像隔了好几天！

如今一切非战斗人员都被赶进英国使馆；除了妇女儿童，还有几十个本该在战线上、却全无此意的男人也挤了进去。运着物资、衣服、箱笼与各色杂物的车队不久便朝英国使馆滚滚而去；天还没黑，那宽阔的院子里已经塞满了辎重与人群，几乎挪不动步。那是一幅值得记住的、非同寻常的景象。

我们使馆区里少数几家至今还在半围城与街垒之间偷偷做着生意的中国铺子，不久也悄悄上了板——不是全上，而是他们所谓「上三停」，那是过年时的规矩：名义上不做买卖，实则照样做。那些伙计把胳膊伸进长衫，照北京的样子用长袖把裤子鞋子掸一掸，教人有一种可笑的感觉：到头了！他们脸上带着那种古怪的半笑——那是极度的紧张被客气地掩着。直到三点钟，这些好说话的铺伙还在以纯粹象征性的价钱卖东西；那钱不入账，悄悄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我把自己的事料理停当，便闲闲地看他们的举动，实在有趣。三点整，最后一块门板上了；最后一个伙计把一个菱形的红纸「福」字贴在木栅上，一声不响、神秘地不见了。这又完完全全像《沙皇的信使》里那个电报员：鞑靼人砸开他办公室的前门、把主人公捉住时，那办事员从容地取了帽子，从后门走了出去。这些中国人做买卖也正是这样：一直做到最后一刻——最后的一刻。

而且溜走的不单是这几个铺伙，还有我们防线之内许多别的人——这一个星期他们被我们的街垒与不断的巡逻半囚着。男人、女人、孩子，各人背上斜绑着一个蓝布包袱，里面是几件随身的东西，就这样溜走了：在枪弹打得到的空场上飞快地滑过去，钻进神秘的后巷与墙上的窟窿——那些地方的存在，我们多数人本来一无所知。这一回，耗子是安安静静、一声不响地离开将沉之船，因为有人悄悄传了一句话，人人都知道了要出什么事，谁也不愿被逮住。这一类无声的戏，我是爱看的。

不过就在这之前，奥国使馆那边远处传来一阵嘶哑的号角——那些奇妙的中国号角。哇——哇，先是半个合唱似的挂在一个高音上；随后忽然落下一个八度，齐声吼出巴松管一般的挑战，像一群发了怒的公牛。一大队兵越来越近，仿佛用这些嘶哑的声音向我们挑战；我们清清楚楚看得见马队统领四周那一簇鲜亮的旗。人马从高高浮在他们头上的尘云里挤出来，沿着我们这块方地的边上过去。我们留意到他们号衣的颜色、他们头巾之黑。有两个骑手不知为什么下了马，随即手执马枪极麻利地翻身上鞍，发疯似的驰去与同伴会合——那意味是很明显的。他们还半转过身来，朝我们挥了挥他们的曼利夏枪，露出胸前那一圈字。那是凶悍的董福祥的兵，正往西去——就是说，进皇城去。他们在离五十码处这样从容地骑过去，想必把什么人吓着了；因为一个钟头后我再经过这里时，奥国使馆与它那条街上的防御已经被我们的人骤然放弃了。我们不曾放一枪，就把我们四分之一的地面交了出去！我记得我对此不过略感兴味：一切都那样颠倒、那样古怪，再多一点也算不得什么。那像是在梦里。奥国水兵拖着脚步退回来，挤进法国使馆以及他们那一线各处，倒头便躺。有一个人困得像醉了一样，跌在地上，怎么也弄不动。人人踢他，他却像死了一样，可以从数里勾掉。我们这场战事就这样欢欢喜喜地开了头。

跟在奥国人后面，一大群志愿者跑步进来，气极了，大骂奥国人这一退——而这一退还是他们偶然才发现的。像战时许多支小队伍一样，这些志愿者被丢在了一条本可以守上好几天的阵线上，没人想起他们。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有奥国的指挥官泰舰长说：既然整个地面上并没有一个总指挥，他不打算牺牲自己的人、冒被切断的险。泰舰长很激动，像是全不明白一件极其要紧的事——我们东北面一半的防线不放一枪就交出去了。在朝北的法国大街垒那里，法奥两位指挥官立刻吵了起来。法国这一线街垒在此处本不过是第三道防线，而且只在街上设了防，房屋并不曾设防；如今因奥国人一退，它成了第一线，疲惫不堪的法国水兵只好再干一场累死人的苦役：多运材料来加固这个接合点。我记得我本来对这场争论有了几分兴味，随后发觉有一条不曾设防的小巷直通这一线的背后：夜里要把整条防线一举冲垮是容易得很的。

这期间谁也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所有的公使、他们的夫人与细软、还有参赞与不三不四的人，都进了英国使馆不见了；水兵与志愿者越发气得咬牙。海关志愿队里几个年轻的英国人开始对法国与奥国的水兵说：我们被人耍了——为的是逗他们骂得更响。我知道这事越来越滑稽，因为实在荒唐得很，正在这时候……砰——啪，砰——啪，从奥国使馆那边街上远处传来三四声零散的枪响。正是董福祥的兵经过的地方。这一下我们都不说话了；我从枪口里抽出一团废棉，看了看表——正三点四十九分，早了十一分钟。我一面把弹夹上面那颗子弹推上膛，一面往前跑，可是已经太迟了。「四百米！」法国指挥官勒喊了一声；随后一排枪朝那条尘土飞扬的长街打了出去——那是我们这场围城的第一排枪。

我们这里的街垒上挤满了人，硬挤进去是没有用的。我只好把自己的射击推后；因为这里一阵急促的排枪之后，别处急急地来叫人，我不得不飞奔而去……围城当真开始了。我照着事情在我看来发生的样子记下这些。我们实在太累，我的记述不见得显得有条理；然而这是实情。

十六混乱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这一夜我在五六处不同的地方过：凡可以领会的都领会了，凡看得见听得见的千百样事都看了、记了，睡了恰恰三个钟头。十二个钟头的混乱，能把一大群被逼进反常生活的文明人弄成何等异乎寻常的样子，这是很少有人肯信的。那实在非同寻常。一半的使馆已经放弃，只剩几个水兵；另一些正在撤空；而多数人身边连活命所需的东西也没有。譬如八点钟，我发觉自己还不曾吃早饭；一打听，知道好几个钟头之内也弄不到，便立刻饿得发慌，打定主意：必要时就去偷。一个初出茅庐的外交官，这成什么样子！所幸我还没干出什么骇人的事，便想起了北京饭店；不多时，那位和气而精干的瑞士人齐——这家了不起的客寓的主人——已经给了我咖啡。他随后叫我到他私人的房间里去，把那地方翻个遍，爱拿什么拿什么。我发觉他的私室里并不止我一个：俄国指挥官罗男爵刚在我前头进来，正吃着东西便因极度疲乏而睡着了。他仰在椅子上，嘴张得老大，佩刀与转轮手枪同他吃着的东西混在一处，样子滑稽到那个地步，我便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又引出两个人来——意大利代办的表弟皮侯爵，以及荷兰公使凯。他们在那里做什么，我没有问。荷兰公使正对一切人一切事大发脾气，说话声音那样响，把罗男爵吵醒了；他便又极其自然地吃起来，一个字也不说；吃完便又睡去。此人分明有几分性格：满屋子的情形这样可笑，他却毫不理会。

我不久便腻了，因为别人也纷纷进来嚷着要吃的；而我实在因缺觉少歇而疲乏到这个地步：人家说完话不到两秒钟，我就记不起他们说了什么。多数人都在生这场「胡闹」——他们是这样叫的——的气，说这样下去是没指望的。一位奥国的见习军官告诉我：其实枪打得极少，上阵的中国散兵至多不过几十个；然而我们这块方地的整个北面与东面守得那样不成样子，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被冲垮。人人都同意他；然而谁也像是不知道总指挥是谁、我们守备兵力的分派该由谁负责——而这兵力，若把每一个手脚利落的男人都逼上战线，至少也有六七百人。所幸中国政府像是又在迟疑：我们都被赶进了这块方地，眼下尽可以放着不管——他们大约是这样看的。

我这时惦记起一只装着几件值钱东西的箱子——那是我送进英国使馆的——便决意亲自去看看那边的光景。何等地乱！我很快听说：夜里英国使馆好不热闹。前一天下午四点钟，北面与东面的防线上已经有零星枪弹落进来，而那里在筑垒与装沙袋上一点事也不曾做——这是人人都承认的。从别的使馆涌进来、几乎是哭哭啼啼的人流，把他们弄得半疯。在正门——那是石头与砖砌的一座堂皇的建筑——倒真凑了几个沙袋，仿佛在暗示：往后或许还可以做点什么。然而眼下这座使馆，所有妇孺都奔到这里来求安全的地方，是全然不设防的。而它早已是众所公认要作总的根据地的。

如此说来，昨天傍晚六点钟在正门那里，当着众人的面出了一场惨剧，也就不足为奇。有一个欧洲人——后来查明是京师大学堂的乔教授，一位以古怪出名的人物——想穿过那座北桥：那桥把肃王府北端的墙与一条路连起来，那条路离英国使馆北墙不过一百码，离正门本身大约三百码。旁观的人告诉我：只见那欧洲人在跑，后面追着一个中国兵，一身战装，端着枪。那位英国军官韦上尉非但不带人沿街冲上去救这可怜的人，反倒下令把正门关上，除了他自己与他那一列陆战队，所有人都进去。随后他下令排枪射击，看去是朝着皇城那一带粉红的墙打——那墙不过是桥的背景；其实他还不如下令演一套操枪的花样。这时候，不幸的乔教授在石桥当中被另几个中国的狙击手打中了——那些人一直藏在桥上几堆石头后面。他中了好几枪，却不曾死，因为有几个人赌咒说：看见他手脚并用地爬下河床去。正门那里的排枪照旧打着，上面所说那位英国军官则冲他的人骂得暴跳如雷。便是到乔教授终于不见了之后，也不曾采取任何步骤去看他究竟怎么了；只从从容容报了个失踪。这就是英国使馆这场舞会的开场。

天刚一黑，我们那位首脑麦便出场了：叼着一支教人想起他当年埃及之役的香烟，穿着一身规规矩矩的晚礼服。这把人人的气都气足了；然而还没完。晚上十点，妇女中间起了一场惊慌，于是议定着手加固几处较暴露的地点。凡找得着的人都被派去干这活儿；可是黑地里能有什么进展呢——除了把任何人睡觉的可能一并除掉。

不过最崇高的滑稽，是在临河那边一所偏僻的房子里达到的；这件事比别的任何事都更能显出我们驻华各使团里某些人员的态度：人们发现一位圆滑的伦敦工务部的官员，穿着他那身漂亮的睡衣，安安稳稳睡在蚊帐里，还要问：半夜三更把他叫醒是什么意思。别处一查，又查出这使馆的另几位成员在自己床上睡着；人人都说：年轻人都是好的，可过了某个年纪的人……！

这一夜就这样极不安稳地过去了。他们不过是在学好几天前就该知道的事。

英国使馆里天一亮，情形看去比先前更不成话。四面八方来的命令与反命令；那地方挤满了妇女、传教士、哇哇哭的孩子，还有整群整群羔羊似的教友——他们挨得这样近，实在教人受不了。这事要怎样收场，只有天知道。前一夜人们只巴不得发疯似的奔到一个安全地方去；到了天亮，他们才想起自己难受得要命——而这日子说不定要过上几天、几星期。要在难受中死去，是极难的。我那时想：事情是永远理不出个样子来了。

我们这场围城，就这样开了头：人人气恼、人人不满；没有一个负责的首脑；那些居高位的人里唯一的一个已经死了；成百的教友在每一处挤着我们——一句话，一切都是过去这几个星期里那些本该做领袖的人所表现的摇摆与无知的自然结果。所幸如前所说，至今还不曾有过值得一提的交战或射击。只有朝东与朝北的法国与意大利街垒那边，自昨天起零星的火不曾断过；有一个法国人被打穿了头，一个奥国人受了伤。既然想起来了，有一点值得一记：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自然还有奥国人，已经接受那位巡洋舰的泰舰长为总指挥；而日本人也表示愿意照办——只要英国人与美国人也这样做。可见关于「谁来负责指挥」这个问题，一场好看的风暴已在酝酿；自然，只要眼下这情形不变，像样的防御便无从谈起。各队各行其是，除了法国人与奥国人——因为奥国人既避进了法国人的防线，不能不客气些——彼此都在骂。一半的军官也彼此不和；志愿者们随意四处游荡，看见远处有什么动便打一枪；弹药在浪费；我们的防线上有极大的缺口，任何果决的敌人只要愿意，五分钟之内就能冲进来；而我们要守的这块地面，连一张准确的图也没有！

这一切是我上午陆续发现的；到下午，我没有更好的事可做，便到肃王府——即肃亲王的府第——那边去；那里如今挤满了中国难民，天主教的与新教的都有；我在那里看日本人做事。日本使馆挤在肃王府的房舍与法国使馆防线之间；因此为了守在我们防线的外缘，这些小个子的日本人被移到北面去，如今守着我们这个四方地面的东北一侧。肃亲王连同他的妻妾以及他们的太监，几天前早已逃进皇城，把这座府第连同里面的贵重东西丢给先来的人任意摆布；于是日本水兵的这一队，加上二十几个日本与别国的志愿者，便对一切不客气地取用，守着一长溜高墙——那墙要守得略略安稳，至少得五百人。不过他们有一位极不寻常的小个子指挥官：施中佐，即他们的武官。他同多数日本人一样，笨手笨脚、腿脚发硬；然而他极其认真，而且已经清清楚楚明白自己做得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找了好几个钟头，我在这里头一回看见了有条理的迹象。这位小个子不声不响地干，正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而在昨天那可怕的事以后这几个钟头里，他已经把千百件需要他料理的小事一一料理好了。他把归他管的人编成一个小小的自足的营地；他叫成群的教友来帮他加固防线——实在说，凡他该做的他都在做。我对这位小个子已经生了敬意；我觉得不久我就要做他的奴仆了。

而且日本人的防线之内不但有条理，他们还设法弄清外面出了什么事——就是说，弄清这个被丢给欧洲人的荒废的城角里究竟在干些什么。外面虽然安静，却不可能人人都逃光了，因为总有些枪声……我到时，日本人已经查出：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处，中国人悄悄扎了一座营。半个钟头后，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日本水兵来报：有人看见狙击手偷偷逼近。我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施中佐立刻决定作一次强行侦察；谁愿意去都可以。我去不去？

我们在中佐亲自率领下溜了出去，穿过曲曲折折的巷子，朝已经放弃的总税务司署与奥国使馆那边摸。我们摸到税务司署那片院子的背后，一点声音也不曾听见，一个活物也不曾看见。几百码长弯弯曲曲的巷子里，本地的房屋空着、静着，主人丢下它们时是什么样子，如今还是什么样子。连北京的狗——那是一种极凶的野狗，太平时候到处都是，是我们骑马出游的人的大患——也逃了，仿佛被这将临的风暴的恐惧赶走了。我们悄悄移动时，远处不时听得见一阵枪声，多半是打法国使馆与意大利街垒的——那边已经打了二十四个钟头；然而北京的一条街被无数院落的高墙与挡住一切声音的浓密树木同别处隔绝得那样厉害，我们什么也断不准。也许那枪声根本不是敌人在打——无论敌人是谁；说不定是我们自己的人……

可是我们正前方一切都静着；我们正想再往前溜，一个日本人低声「嘘」了一下，警觉地举起一根手指。我们把身子贴住房屋，又钻进敞着的门里。忽然之间事情紧张起来。随后另一条巷子里传来嘈杂的脚步声，不小心地在硬地上啪嗒啪嗒响着，还夹着几句粗嗓门的话。使馆四周这一片巷子与死胡同织成的网真是要命；任何兵力也无法好好地巡查……

毫无预兆地，两个人转过墙角，用尖利的眼睛四处张望，身子一起一伏。他们一声惊愕的抽气，与我们的枪声同时响起。这一回因为距离近、又有日本人的示警，我们打得正着，两个人都翻倒了。可是不然：有一个又一跃而起，不等我们拦住，闪电似的钻进另一条巷子。我们立刻追上去，不顾利害地大呼小叫，那声音本可以把成百的敌人引到我们背后来；然而我们不管。追着那人转过一个弯，一堵高墙陡然立着；那家伙毫不气馁，猛地一跃，借着窗上的花格爬上了屋顶。于是砰、砰、砰，接连七枪快速地朝他打去。中了这一排枪，那人仍旧往上爬；可是等他爬到那所矮房的顶上、把腿跨过去时，他微弱地呻吟了一声，随后……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他从那边滚了下去，沉沉地摔在地上。到那边一看，他已经死得透透的，浑身是血。这是我们头一件像样的战果。不过他不是兵，是个义和团；而且不再是先前那种红带红绳的不成套的装束：这位真正的爱国者穿着一件镶蓝边的红长褂，头上扎着法国大革命那种规定式样的红帽子。腰间还束着一条蓝布的子弹带，带上的拇指孔里塞满了又粗又厚的马蒂尼子弹。这一层当时我们觉得极古怪，因为照说义和团是把火器看得一钱不值的。这桩小事使我们得意起来，便接着往前推；又碰上别的人成小股地在我们防线四周活动，与他们对放了几枪。都是穿这种新号衣的义和团；然而我们虽想引他们上来、把他们堵在房子里，他们却比我们狡猾，每一回都退了回去。末了我们把这个马蜂窝捅得太厉害，零星的枪声越来越紧，严令传来叫我们撤回去。

我们回来时兴头很高；施中佐脸色却很凝重，因为他已查明：肃王府的外墙——那是非全段守住不可的——比先前所料的长得多，而且每一处都极容易从外面攻打，这差事简直是拼命。日本这一长条防线上总共不到五十人；若再从别处抽人来，不过是又添新的缺口罢了……这局面实在不诱人。从北面一直绕到南面、日本人、法国人、奥国人、意大利人与德国人分布着、末了接到鞑靼城墙上的这整条防线，弱得可怕。这次午后的历险过了一个钟头，我开始明白这一层时，对前途便相当阴郁了。

实在说，一切都是颠倒的。英国使馆里的情形并不见好；别处有的那股战气，在这里是找不着的。男人、女人、孩子；马、骡、包装箱；沙袋与全权公使，仍旧统统忙着把自己理出来、彼此分开。英国使馆已经投降了——不是向敌人，而是向各种委员会。有总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筑垒委员会，还有别的什么委员会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那些美国传教士——他们看去至少比谁都有劲头——实际上把它们管着。这本来也不错；可是看着几十个身强力壮、带着枪的男人躲在角落里，免得被调到外围防线上去，实在古怪。到处都露着一种可鄙的气象，因为人人都觉得：并没有可以绝对信托的负责的首脑。当真是一锅好粥。如今是各人顾各人，谁也不照管别人……

不过有些人已经开始分派，如今按国籍分住在各处。然而许多人像是丢了魂、失了神：那位主持中国事务的大人物哈坐在一条旧褥子上，看去完全瘫了；华俄银行里与他相当的皮则激动地踱来踱去，自言自语。比利时使馆整个不见了：是跑掉了呢，还是在混乱里失散了，我实在说不上来。这是什么局面、什么光景！如今能同十来个人说得上话已经是了不起的本事；我们若能把彼此之间所感到的那份凶狠分一点到防务上去，防务便会强悍到无可战胜，任凭义和团帝国千军万马列阵而来，也冲不进我们这里。然而正是这本该无比坚决的防务，是想象得出的最三心二意的东西：它没有真正的首领，末了不过归结为那套老办法——各使馆各守自家的地面，在英国使馆四周绕成一个不成形的半圆；而英国使馆自身便是一团混乱。我确信：我们若立刻遇上一次夜袭，中国人极容易就冲得进来，那时候……更糟就更糟罢！

我在英国使馆看见的末一件事，是那位大记者麦坐在自己一大摞书上，疲乏地四下张望。他从前那股干劲与决断都没有了，被四周那非同寻常的无能之景抽干了。我们既连自己也保不住，那一番搭救中国教友——顶着各位公使的反对，把他们半死不活地拖进我们的防线——的干劲又有什么用？可是我这番道德文章刚一开头，聚在一处的一百五十匹骡马被几发流弹惊了，一齐挣脱，发疯似的绕着我们乱跑。等把它们统统拴好，天已经漆黑而极其阴沉；虽然枪声越来越密——中国的狙击手发觉可以安全地逼近我们的外线了——我到底替自己找了个地方，把枪抱在胸口睡着了，一面咒骂着所有的人。这是个时世的征候：我的神经正在变得公使化了！

十七退却与回防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昨天那必然要出的事出了；只有上天、以及那些不过在同我们玩玩、像是还不曾认真干起来的攻击者的糊涂，救了我们不致被全歼。奥国指挥官泰舰长不作一句解释，忽然下令法国人、意大利人与奥国人统统退到英国使馆去，同时传话给日本人与德国人照他的样子办。这就是说：东北与东南那一大片半圆形要全部放弃。结果是十分钟之内，各国的武装人员一齐涌进英国使馆，直到每一个持枪的战斗员都站在那里，乱哄哄地挤成一团说个不休，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美国人本在鞑靼城墙上立了足，那是西面防务的要点；他们料到自己不会被丢在那里、因为人家忘了他们的存在而断了生路；不多时他们也跑了进来，公然咒骂他们的军官。这些美国陆战队向来不大喜欢被安在鞑靼城墙上这个主意；凭着他们那一族素著的机灵，他们看得出：万一敌人冲上来而别人都安安稳稳待在总基地里，他们在上头被人忘掉是大有可能的。而美国人是不打算被人忘掉的——这一层我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是将来的民族。

你若想象得出，就想象一下：所有的全权公使、所有的传教士与他们那些羔羊似的教友，看见外线上英勇的守卫者小跑着涌到他们头上来、随即列队站好、极其自在地等着下一步动静时，那份盲目的恐惧。我这人也许残忍，可我着实有几分欣赏那一幕：那是一堂早就该上的课。最镇静的还是英国公使；也许他立刻明白：这盘棋如今落到他手里了。至于别的公使——我真愿你们能看看他们！他们围着这位英国大人，站成崇拜而战栗的一圈，毫不遮掩地把最高指挥权奉上；那正是我们所料到的。在他们那副神气底下，你很容易看出他们的意思是：他们知道自己避进来的正是英国使馆；他们这些惊扰与奔突已经受够了；只要让他们安安稳稳待着，别的他们不管。人在这世上何等地卑琐！法、俄、意、日四国公使是最先这样做的；他们既代表了各队中的多数，其余有使馆卫队的便不能不跟着办，不管乐意不乐意——而有几位是不乐意的，这一层我下文再说。麦公使一直很明白地暗示：他当年在一个穿苏格兰短裙的团里待过，而英国使馆是防务的中枢——是众人的避难所；于是他带着满意的微笑，欣然接受了奉上的这个职分。然而这不过是个虚名。因为正当他写他头一道每日命令时，各位全权公使便这样表示了他们对亲手授予他的这个职位的敬重：他们每一个人各自下令，叫本国那一队回到方才匆匆丢下的本国使馆去。于是水兵、陆战队以及同他们作伴的志愿战斗者，又一股脑儿滚回外线与街垒去，发觉一切都同先前一样，只是意大利使馆在烧，因而意大利的街垒也没用了。狙击手发觉自己忽然可以安安稳稳地下手，便扔了火把过来。如今已有四个使馆被毁、被弃：比利时、奥国与荷兰三处，都在过去这几天里先后化为灰烬。剩下七个使馆、十位公使。

这样一来，防区总算收缩到合情理的限度；只要我们所受的攻击不出至今这个样子，我们说不定当真挺得过去。用长杆挑着火把在外线四周放火；由看不见的敌人向最暴露的街垒倾泻猛烈的枪火；偶尔有一次没精打采的冲锋，被我们一阵排枪打得溃退——至今我们所应付的危险不过如此。然而防务上最坏的一点，是谁也不够信任邻队，不信它在任何情形下都会站稳、不弃守自己的地面；因此人人怕某处街垒忽然垮掉、放中国的兵与义和团涌进来，于是打起仗来眼睛总在往肩后瞟——那是我想象得出的最坏的打法。还有一点几乎同样要紧：担子分派得不匀，而弟兄们心里有数。譬如英国使馆至今丝毫不曾暴露，里面却满是无所事事的壮丁；而别的使馆外线上，许多人困得要死，连醒着坐两个钟头都难。我画了又画的那些草图，很容易看出我的意思。每一寸地方我都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过，断不会错。

从主图上你可以看出：守住鞑靼城墙，加上美国与俄国使馆，便有效地护住了英国使馆的南面、也部分地护住了西面；法、德、奥三国的防线以及有日本人守着的肃王府，遮住了东面；而在其余两面上，英国使馆的围墙与附属建筑本身便是与敌人直接接触的防线：西面有銮驾库——那是一大片长满荒草的地面，其中不过六七所黄顶的房子——使西面的来路极难进攻，因为我们的枪火很容易扫得到；北面则密密麻麻都是中国政府的房子（如今看来那是不能毁的），所以我并不担心这一面会遭攻击。无论如何，英国使馆真正的危险只在北面与西南这两个角上……

走到肃王府那边去，你便明白英国使馆北面与西面街垒上的险处，同那位小个子施中佐所辖的地面比起来，何等地不同。这里是同敌人直接照面的：四十八个小时前的那些狙击手已大大增援，无疑是被劫掠的可能引来的。

兵与各色土匪必是同义和团合了伙，因为分明每个钟头都有更多的人神秘地添到我们防线四周来。你听得见那些人说话；你从枪眼里眯着眼望出去，看得见离你不过五六十码处砖块在移动——那是新的街垒在无声地筑起来，它们正一点点把我们围在一把老虎钳里，说不定终要把我们夹死。那四五十个日本人与同他们在一起的少数志愿者，如今得了全部意大利人的增援：分给意大利人的是一长条外墙，还有肃亲王花园里一座设了防的假山——就我们这块被墙割碎的地面上所谓「地盘」而论，那座假山俯瞰的范围是很大的。因为这肃王府里墙与房子多得可怕，七八十个人怎么连守住这些位置的样子也做得出来，只有天知道。头一层是那道外墙，高十八英尺、厚三英尺；随后从这道外墙上，另有一道道厚墙成直角往里伸，把这地方割成一个个小方块，每一块里多半有一组带着饰龙大屋顶的房子。再往王府中心去，是肃亲王自己的殿堂与家人仆从的住处；这以南是一座花木蓊郁的花园，一片广大而凄清的地面，人站在里面，只隐隐听得见前哨的枪声。再往南面——就是靠法国使馆与受保护的东交民巷那一面——便见成群的中国难民聚在这里。单是一所房子里就有四百个中国女学生：一排又一排，望去像没有尽头，穿着素净的蓝褂蓝裤坐在地上，安安静静地彼此梳头，或是缝沙袋，带着东方人临死也泰然的那份不动声色。再往前去，便是一家一家的人，有时祖孙三代挤在一张六英尺的草席上。有个母亲想用她那几乎干瘪的乳去喂孩子，平静地告诉你说：没有用了，因为她自己吃的那点东西连养活她都不够，何况孩子。然而凡能做的都在做，好把他们喂饱。凡手脚利落的教友早已被编派去筑街垒、在那没完没了的墙上凿枪眼；这里，日本人那种奇特的、讲条理讲细节的癖性便显在年长者的衣襟上：每一班的班头，各管着若干人、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活儿，身上贴着大白条，上面方方正正写着字，教人人一望而知他们是什么人。旁边一张小桌子上，从这一群不伦不类的人里精挑出来的几个写手，备着笔墨，被派去做报表、开人名单。这些单子交给一位日本使馆的书记官——他如今被造就成了工程总管兼华工监工；于是一天里任何时辰，筑垒者的分派都是清清楚楚的。在这至少两千人的中国难民之中，时不时有两三个日本人走过去看看一切可好，还把他们从肃亲王殿里顺来的小玩意儿给婴孩玩。这些人安于现状，确信洋人不会丢下他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那不可思议的东西——信。可怜的人们——他们哪里知道！信这东西，向来都是这样的么？

于是肃王府——它不过是我们防线的西北一角——如今自成一座城，住着世上最不可能凑在一处的人。三天工夫，就足以使它自成一体了。这里的防务性质、以及日本人与意大利人打仗的分量，从小个子施中佐已经作出的兵力分派上便可看出：意大利人守着大约一百英尺的外墙与一座颇要紧的假山；日本人守着至少一千英尺开了枪眼与不曾开枪眼的墙，而且只要有人肯赏给他们，他们还随时准备再接一千英尺。三四个人一处的哨位，彼此有时相隔几百英尺；这些小个子的日本人日夜守着，两个钟头一班、歇四个钟头，从不哼一声，也从不间断。只有一处是三四个以上的小个子聚在一起：王府东头那座设了防的大门四周有一个大哨位，那里当真有八九个人，由一位日本海军中尉率领。

不过把这一整套章程组织起来的那位天才、那位日本小个子中佐，并不把工夫花在四处走动上。他伏案守着一张没完没了的图，上面点着绿的、蓝的、红的点子，标明他兵力的分布、各处的多寡与战力。不知怎的，我竟舍不得离开这一区：它是那样有条理……

在意大利人中段那座俯瞰全局的假山后头，我碰见意大利海军军官皮中尉，正就着面包吃博洛尼亚香肠——他照意大利人的样子剥着肠衣，很不雅观地用刀子既给自己的话点句读、又帮着把食物送下去。我一露面他便嚷道：「当心！这里热得很，子弹压得低。」他坐着的那几棵树的叶子，果然被狙击手的枪火削得纷纷落下。不过我倒愿他走上五百英尺，到一处日本哨位上去看一看：一个小个子日本人同五六个中国狙击手怎样对着干。我方才就是在那里——押送一点补给去的。那小个子日本人故意把他的水兵帽摆在离他实际蹲着的地方二十英尺处一个空枪眼前——我到之前几秒钟他大概正蹲在那里。狙击手看见了，立刻开枪：砰、砰、砰，一长串枪弹一发接一发地打过来。哼！他们此刻必在装弹了——那小个子日本人脸上的神情把这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于是他猛地一跃跳上面前的墙头，匆匆朝一个敌人放了一枪；随即又下来，可是几乎不够快，因为他周围的砖头都被打飞了，有一回还在他头上碰了一下。这小个子懊丧地揉着脑袋，像狗一样抖了抖身子好把那股刺痛甩掉，随后略加小心，又开始他那套古怪的把戏。日本人各处哨位上到处都是这样：人一探头就飞快地放枪，有的地方彼此不过相隔五十英尺。意大利人则舒舒服服地趴在地上，完全不露头，动不动就胡乱放一排枪，次数太多了。他们的弹药已经快不够，其实根本几乎无须还击。诚然，敌人已经爬得更近；他们枪手的数目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增加，谁也不觉得惊奇，甚至无人留意。如今我想起来：躺在我们四周随意开枪的人，必定有好几百。然而他们藏在墙后与破房子里；他们属于我们这奇特的处境；他们到底是最要紧的东西。人怎么会变得这样糊涂！

一路朝正南穿过去，你冷不防碰上一个法国哨位：四个法国人、两个奥国人守在一道厚厚的街垒后面。这宝贵的肃王府同法国使馆之间，不过靠着这一串哨位连着；一想到他们要担的差事——要维持一条几百码长、随时可能被敌人一次决然的冲锋在十来处冲断的联络线——这些哨位真是大胆地薄弱。这头一个法国哨位是法国防务的最左翼；要走过几条长巷子，才到得了中段本身。这里，法国与奥国的水兵伏在屋顶上、蹲在枪眼后面、甚至爬在树梢上——虽说树上极危险——同敌人对射。这里已有五六个人中了弹；然而尽管严令在先，人们还是无畏地把自己暴露出去，收着那必然的结果。人只有在开头才这样不智。有一个魁梧的奥国人摊在我经过处旁边一所屋顶上，用两只沙袋护着头，穿着蓝黑的水兵服，望去像一只被天神之怒拍扁在上头的巨大苍蝇。他一忽儿朝这边、一忽儿朝那边探着，朝意大利使馆方向放着曼利夏枪——而一百个钟头以前，谁也不曾梦想过中国的亡命之徒会把我们平常的日子变成这样遥远的记忆。

我走过去时，法国指挥官顺口说了一句：这地方他不喜欢——他的原话是「这地方我可看不上」——又说他的防线太薄，经不住一次决然的冲锋。被弃的意大利街垒后面，意大利使馆还在冒烟，如今那里正聚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枪手，不断地朝法国防线倾泻猛火——相距不过五十英尺。偶尔有个不要命的中国兵，从他挑好掩护自己前进的藏身之处飞奔出来，钻进那一片同法国使馆围墙只隔着一条二十英尺宽的巷子的中国房屋，从容地把火点上。于是「噗」的一下：先是一小团烟，随后是木头噼啪的一阵爆响，末了火焰腾空而起。这情景在这里随时看得见。中国人靠着火与枪火，一步步逼近法国人。分明可见：局面若照这样安静而迅速地发展下去，他们要比日本人更难受……

穿过东交民巷，同德国人的联络如今是靠更多开了枪眼的街垒接上的；因为德国人与法国人、奥国人拉着手，正如这两家同肃王府的小个子中佐拉着手一样。不过德国人的兵力并不在他们自己的使馆：他们不过拿它作基地；他们要摸到那宝贵的鞑靼城墙上去，只能借道北京俱乐部——那院子一直通到后面。德国海军陆战营的士兵如今沿着一条筑得极差的防线摊开趴着，满心恼怒，那份恼怒于谁都危险。自从失了他们的公使，他们心里一直含着痛，弟兄们已经不顾死活了。在鞑靼城墙上，他们暴露在半英里外隐隐耸立的哈德门城楼的火力之下，已经有人倒下。早上有一门三英寸炮开火了——起初除了城墙上的哨位没有人留意——如今这些轻巧而危险的弹丸便呼啸着从头顶掠过，带着那种极难形容的、把空气抖动一下的怪响。所幸那是一门颇近世的炮，而中国人不惯它那平直的弹道，打得太高了。我一路爬过去时留意到：炮弹尖叫着落进一两英里外的皇城里。他们要是把距离测准了就糟了！

沿鞑靼城墙朝前门那边远远望去，隐约看得见些黄点：那是美国人，戴着软边帽、穿着卡其军装，伏在地上，朝另一个方向迎着敌人的火。中国的将官们被德国人与美国人这两处各只几个人的薄弱哨位钳住，不能把人马沿鞑靼城墙推上去、居高临下地控制底下蜷着的各使馆。也许正因如此，如今不过是玩一玩，并没有强攻。子弹在这里一忽儿呜咽、一忽儿咕噜，从头顶密密地过去：有时成群飞来，像发怒的野禽；有时一发紧接一发地疾驰，仿佛它们都迟到了，正发疯似的要把误了的工夫补回来……如今我确信：这阵枪火正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几乎是一分钟一分钟地——加紧。我看「玩」这个字很快就不合用了……

要到防线上俄美那一面去，没有别的法子，你得绕一大圈：从城墙上爬下来，穿过德国使馆，横过东交民巷进法国防线，再从大片大片的院子与空屋里慢慢摸过去。若在昨天，我会一口气冲过去；然而在看过德美两处哨位之间那四百码城墙之后，你很容易明白：便是贴着护墙偷偷溜过去，也是蠢到极处的举动。因为我站着看的时候，鞑靼城墙顶上那一片中国人历年懒得清除而长起来的野草，看去竟像活的一样：一忽儿朝这边倒，一忽儿朝那边摆，有时甚至被子弹的疾流激得像发了疯似的整块儿蹦到空中去。枪手的数目在飞快地增加。于是我进了法国使馆；几个大洞把你放进隔壁的院子——那正好是我的朋友齐、那位北京旅馆老板的院子。这里是另一番景象：人人极其安静地干活——磨麦子、淘米、宰牲口、把窗户堵上——实在说，是一齐做着一切的事。这位齐是个奇人：他知道怎样叫他那些中国人拼命地干，而他自己又给他们做出极好的榜样。这些用人是一班相当亡命的家伙，虽说多数自称天主教徒，还能叽里咕噜说几句多年前在费主教那里学来的法国话。这倒提醒了我：这几天里谁也不曾想起那位英勇的主教。可见反常的处境把人弄得何等冷漠：法国使馆曾试着同远处那座主教座堂通一次消息，没有成功；自那以后，我所见的人里竟没有一个再提起那个大的天主教传教区。

这些孤零零的空院子，仅仅靠着在厚墙上粗粗凿出的大洞同我们的基地与外围工事连着，凄凉得出奇，也古怪得出奇。房子里空空荡荡、一声不响；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着主人发疯似的奔往英国使馆时的样子——如今他们闲坐在那里，指望我上面所说的那几条薄薄的外线来保护。在这些被弃的使馆与住宅里，你几乎只听得见远处隐约的枪声；一想到这些距离何等之大，便很容易明白：昨天早上外线上的人何以会慌起来——而那些安安稳稳待在英国使馆里的人，对此还极其愤慨。他们守着彼此远隔、连接不良的位置，又没有一个负责的指挥官用锐利而明察的眼睛照看他们；东、南、西三线的守卫者大可以设想：过去几星期里各位公使的无能与那一片混乱，末了会以「连一句警告也不给便把他们丢下」而告终。说什么「人既是兵、是水兵，就该准备在任何地方尽自己的本分」，实在是蠢话。便是庞贝城里那位罗马兵，也必定有过想造反的时候。

我接着往前推，穿过南面那座石桥，好到俄美防线与英国使馆的后面去；一路上越发惊叹我们运气之好。至今还不曾有人替这段极暴露的连接处做过一点防护；于是你只好又一次弯着腰飞快地溜过去，拿石栏当掩体，躲开那不知从哪里打来的侧射之火。我跑过去时，子弹在这里用各样调子唱着：老式的铁弹咕哝着低沉的男低音；近世那些尖头包镍的鬼东西则一路疾驰，嘶出最细的高音。估量它们的速度几乎是件有趣的事：有的已经飞了极远，「噗」的一声激起一小团尘土，精疲力竭地落在你脚边。跳弹占大多数，因为中间隔着无数的墙与树、加上把我们四面围住的中国斜屋顶，曼利夏与毛瑟枪、以及托尔式火枪的镍、铁与铅，很快就变成一群不成调的蜂鸟，其最大的害处不过是那声音。这些力尽的跳弹所发的嗡嗡声，我从不曾听过那样的。

过了南面这座石桥五十英尺，你碰上头一道俄国街垒：五六个疲乏的俄国水兵睡在地上，一个睡眼惺忪的了望兵靠在枪上。这道街垒作维字形朝两个方向，靠它的掩护，东交民巷这一段照说是不怕冲锋的——只要人站得住。在俄国与美国使馆，处处是同一个故事：街垒、开了枪眼的房子与外堡，如今多半顶着沙袋，一个接一个，规律得叫人厌烦。不过西面这边，子弹至今稀稀落落；有时几秒钟里竟有一种奇异的安静，只被东面远处闷闷的嗡嗡与噼啪之声打破。至今为止，在挨炮与挨枪这件事上，风头是日本人、法国人与他们的同伴出尽了，而德国人不久也要追上来。爬上鞑靼城墙的顶上，我又见美国陆战队带着反意默默地伏着。他们也是——坦白地、毫不掩饰地——不喜欢这差事；我躺在上头，把别处所见告诉他们时，一个留胡子的老兵说：是那位头等参赞施硬要他们留在这里的，为这事他几乎同所有人吵翻。这老陆战队员告诉我：他们弟兄若再在这里待久了，就得「该死」——他用这个词时带着一种若有所思的口气，一点也不亵渎。他们要别人也来分这份光荣；他们不明白何以不能人人轮着当这同一份差……我很高兴这些美国人闹这一场，因为一切仍旧同起初一样不平衡，处处没有一点信心。围城三天了，我所能看清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坏脾气很多；而少数几个好汉，是靠着各自尽力独立行事、不去理会别的，才把局面撑住的。

我心情颇为沮丧，末了从俄国使馆背后溜进英国使馆。不错！别人说得对：一走进英国人的地面，你不知不觉便觉出自己是从战线上走进了医院与粮台。这里，一大群精壮的男人——属于各使馆的低级职员与许多别的机关——同妇女不分彼此地混在一处，或是躲着，或是把自己弄进哪个委员会去，好躲开差事。我想一个钟头之内准能从这里凑出一百、甚至一百五十个能扛枪的有效之人。许多年轻些的人很气愤，说他们极愿意干什么都成，只是应该把所有人都撵出去……下午有几个人赞成我的主意——以独立编制到外线去当志愿兵——如今日本人、法国人与德国人那边都多了些人手。不过我在这篇絮絮叨叨的记述里要给你看的，是这种失衡的情形：除了两三处地方，我们十分钟之内就可以被冲垮。

十八火与粮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我深信：不但凡会等的人终能等到一切，而且人人迟早都要得着自己应得的报应。

英国使馆因不曾直接受攻而被听任堕入一种昏昏欲睡的状态，如今被粗暴地惊醒了。先前几次半心半意的尝试之后，昨天火真的烧起来了：这一大片院子里有五六处同时起火；有一个纵火的人像猫一样悄悄摸进来，火把扔得那样在行，以致至少一个钟头里，诸位公使住宅的命运悬于一线，而诸位公使的恐惧也涨到了骇人的地步。我又一次称心了：人人迟早都该得着自己应得的报应。

英国使馆的位置我前面已经说过：东面与南面全靠别的使馆与连着的防线护着，除非那几条线上的守卫者被优势的人数压回来，这两面是不会有险的；西面则部分有保护，因为有一大片长满荒草的园子，敌人若不细细挖壕筑垒便从这一面过来，纯粹是自寻死路。于是中国人的攻势不须多少准备便可以顺利展开的，就只剩两处小小的地方：北端那一条窄地，以及西南角上那一片像兔子窝一样、一直挤到使馆墙根的中国房屋。中国人以他们那套特别的攻法，正是把最大的力气使在这两处。

在西南角上略试了几下、不甚得手之后，他们在北端认真动手了：放火烧那神圣不可侵犯的翰林院——那是把中国十八省的牛津与剑桥、海德堡与索邦揉在一起的所在，是中国读书人看得比世上一切东西都尊贵的地方。翰林院那些宽敞的厅堂就贴着英国使馆的侧墙；天朝第一流学者的著述与劳绩，一大堆一大堆地聚在那里：篇幅浩如巨人的全本；手抄而卷帙成千的大类书；朝代早已几乎湮没无闻的时代所遗的文章；年深日久而发黑的书板——把那些没有尽头的、不曾上漆的书架挤得满满的。在一个学问已被推到西方远地做梦也想不到的、毫无拘束的考据之境的帝国里，在一个从乞丐到王公都尊重通晓经书到那样地步——要形容出来，在欧洲只会惹人发笑——的国度里，我们个个都以为，连最悲观的人也以为：这至圣之所是断断不会遭火焚的。且听听出了什么事罢。

在一阵猛烈的枪火——那是特意为了阻止一切扑救火魔的努力——之下，中国兵在五六处地方把火把投了进去；几乎不等谁明白过来，这至圣之所已经熊熊燃烧。火焰直冲天空，把危险明明白白告诉了最瞎的人；这时候人人到底奋发起来，把彼此的嫌隙也搁下了。英国陆战队与志愿者列了队，别的防线上也有独立的队伍赶了过来；墙上砸出一个洞，这支混合的队伍七零八落地涌进那边的院子。他们得翻过障碍、挤过塞死的门、从落下来的梁底下钻过去，间或停下来放一排排枪，直到把翰林院四周的地面统统肃清；随后发现敌人留下的空铜弹壳约有半吨——而敌人早已知趣地跑了。远处安全的地方，看不见也追不着的狙击手仍旧稳稳地放着枪；不过他们很小心，并不前进。

这时候火蔓延得极快，百年的梁椽噼啪作响，那份凶猛骇人，眼看要把使馆邻近的房屋一并吞掉。那火焰何等之大！那些无价的典籍也着起火来；于是翰林院幽静的院子里那些饰着龙的水池与井，不多时便被许多热心的手扔进去的成千上万卷书塞满了。无论如何得把这火止住。英国使馆里几十个人被几句厉声的话仓促赶上阵，此刻被推进烧着的翰林院去——他们本来自二十日头几枪响起以来，一直安安静静地干着开委员会与办粮台的事。有了这些人增援，陆战队与志愿者不多时就把二十个世纪的文献收拾干净了。那些用绢包着、手工描栏、出自中国笔墨大家之手的精美卷帙，成千地被人毫不客气、毫不顾惜地东抛西掷。有时一位汉学家——使馆里这样的人有的是——面对这些在别的时候万万到不了他手上的文墨之富，忍不住抱起一摞书来，想从火里杀出一条路回去，把他这一抱东西放到安全的地方；可是不久路便被陆战队拦住了，他们奉了严令，要制止这样的「文物劫掠」。那些书里有些是值得上同等重量的黄金的。也有几位带着战利品混了过去；说不定有朝一日，中国文献里失传的本子会在异邦重新出土。

在这些古怪的场面之中，这里的火刚被止住，那里又烧起来。因为后来中国的匪徒借着树木与那许多紧挨过来的大房子作掩护偷偷摸进来，发觉自己跑得掉，便把一支支浸了煤油的火把扔到近旁的屋顶与梁上。有几回他们用猛烈的枪火逼得我们的哨位不得不找掩蔽，随后猛冲一下，便从从容容地干成了他们那要命的勾当。有一阵子，靠着这套办法，英国使馆的附属房屋当真着了火；火借着凛冽的北风，把舌头馋馋地伸向主要的房屋。人们急忙排成一行行的人链通到我们的井边，几百样最不伦不类的家伙都派上了用场。我回去时，看见使馆的太太们连便壶也盛满了水，一只只递给那条长链上的下一个人；而在这些人——他们因眼看要被烟熏出去，到底肯干活了——里面，我看见了好些久违的面孔，连我自己那位上司也在内。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实在弄不明白。不过看见某某夫人、一位公使的太太，递着这类可爱的家伙、还不得不出死力干活，倒抵得上受许多的苦。如今可看的悲喜交加的荒唐事，实在太多了。

英国使馆那边的活儿把我在这一区困了一阵；我打定主意要占点便宜，便去找泰子爵——他是爱吃精细东西的——提议用香槟换他几听罐头。诚然，我们有骡子、有马，甚至还有驴；还有大批的粮米，够吃好几个星期。可那是干巴巴、凄凄惨惨的伙食，我实在想吃点精细东西。今天中午我那顿饭是拿马肉做的一份粗劣的咖喱；晚上因为忙、没工夫去寻别的，又吃了一顿马肉——这一回还是冷的！我坦白承认：我并不觉得陶醉；若不是有蒙波尔香槟——旅馆与俱乐部里存着极多，我想总共有一千箱——我早垮了。因为正如拉封丹先生告诉过我们的：便是最肯将就的胃也有它的若干权利，而有些时候是非拿出十足的热忱来不可的。诚然，我们如今另有一种麻醉品可以充饥，几乎不须别的也能支撑我们：那就是绵绵不断的枪声——它一时凶猛地爆发，把子弹的风暴送过头顶；一时又低低地、小心地嘀咕着，只有一片落叶、一根被削断的树枝，说明它是冲着我们这些忠勇的脑袋来的。靠着这个，你可以活上好几个钟头；不过这自然是极坏的食粮，因为它留下的后遗症，必比鸦片更难克服。法国使馆那位小个子达某赌咒说：只要枪不停，他就一点也不觉得饿……

要给这么多张嘴张罗吃的，就有各种委员会——那些委员会大得太不像话了，因为人人都巴望挤进它们那安全的行列；这些委员会虽说各国的人都有，在我看来，不过是洋基人组织之才、以及他驾驭旁人之能的活标本罢了。因为侵入并接管了英国使馆的，是洋基的传教士；在那里干着一切活、又得着一切好名声的，也是洋基的传教士。先说筑垒委员会罢：那里有一位了不起的人，名叫葛，什么都是他在干——当真是什么都干。我相信这个委员会确实还有别的成员——至少有些人帮着忙——可是葛才是当令的人物，而且不容任何人插手。英国使馆在围城之初，堑壕与沙袋一概全无，如今在这位传教士那只强有力的手底下，正被赶着迅速上轨道。苦力是从各色各样的教友里变出来的：他们虽抗议说自己不惯做粗活，人家只把铁锹、镐头、沙袋与砖头往他们手里一塞，硬叫他们动手去学。如今连外线上那些牢骚满腹的人也派人来请他，求他做这做那；而这位劳苦不堪的人，总还抽得出工夫办每一件事。真是奇迹。

在这个一人的筑垒委员会之后，如今还有许多别的委员会：有一个谁也没弄明白的总委员会；有燃料委员会；有卫生委员会；除了委员会还是委员会，一个个吵吵嚷嚷，而且安安稳稳地待在英国使馆里。从这一片喧嚷与絮叨里冒出来的是美国的传教士：他有时一身气味、看去也不顺眼，然而他不肯扛枪上前线的理由，写在他那张疲惫的脸上。磨麦子、又看住不让人偷的，正是这位洋基传教士；看着屠夫干活、连蹄子也不许糟蹋的，也正是这位美国传教士。而我不得不难过地承认：喂着肃王府里那几千名天主教友的，也正是他；而法国与意大利的神甫们，离了他们日常那套刻板的功课，便束手无策地坐着，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羊群交给这些更有干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这新教并不是我的教；然而论那种男子气的干劲，再没有别的能同它比。我不愿你因此以及我不断的牢骚而以为英国人里没有干得好的；不过是英国使馆那份沉甸甸的空气如此，以致惯住在那里的人，便在这样的时候也极少有几个挣得脱它。我知道他们中有一半人对自己被逼着扮的角色很不痛快；可是谁帮得了他们呢？

如今大火既灭，我们进展得平静些了；可是仍旧没有什么可庆幸的。譬如施提督，我可以向你保证：已经被彻底忘了；因为一个钟头前我还在法国公使皮面前提起他的名字，而他唯一的回答，是把两手在身前一摊，发出一声极长的叹息。随后他一面走开，一面咕哝道：「他完全不见了——彻彻底底地不见了；这就完了。」……

如今人人都觉得救援是没指望了。人也开始规规律律地倒下，浑身是血地被抬进来，证明这当真是桩要命的事。英国使馆的文案房如今是医院了；写公文的桌子洗过，铺上了外科用布；伤员一个个送进来（听说至今已有十七个），大夫们忙着。夜里已经有闷住的叫声从这些刑室的墙里迸出来，教人意识到：下一个说不定就轮到自己。我素来觉得：在火线上倒没有什么，可怕的是事后那张手术台……不过看护与大夫都极其英勇。听说有一位德国的军医极内行；他的名声在我们这支各国合成的水兵与陆战队里已经传得那样远，人人都指名要他。这个要求我已经听见过四种语言的说法了。

在我看来，凭着不可抗拒的法则，每一个角色都在各就其位；每一个民族都把自己最好的人推到应有的位置上去。啊！围城分明是众神的试炼之室。我们若能在平常的日子里也用一用围城这场大考，将会免去多少错误、保住多少名声不致破碎！因为那样一来，软弱的人便永远不会得到提拔了。

十九绳索收紧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我们的处境四面八方都更不稳、更不足羡了；敌人则更咄咄逼人、更大胆、更一心要冲进我们这里来。二十日开场的那几发零星枪弹，如今已结成一片子弹的丰收，有时接连几个钟头不停不歇。日本人守不住肃王府外墙那一条长得吓人的防线，已经不得不在好几处让步；不过每让一次，他们总设法在敌人进攻的头上狠咬一口。

前天，那位日本小个子中佐决定：东北面一片院子得放弃——就是我前面说过的那种院子：四围的墙几乎同那道十八二十英尺高、三英尺厚的巨大外墙一样高；你若能把人诱进去、再用枪眼里的火把他们打成碎片，那里便是十足的死地。施中佐所用的，正是这个法子。

对着北面的神机营那一营人，一直勤勤恳恳地把厚重的街垒往前推，几乎推到肃王府的外墙根上。躲在这些狙击手的工事后面，他们把一片恼人的火力集中到外墙上那五六处设防的日本哨位上。这些哨位是用木料与竹竿粗粗搭起的高台，外面拿厚厚一楔一楔的沙袋护着；日本水兵与一些杂色志愿者四五人一组地伏在上面，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连一根手指也不敢露、一只手也不敢动。成百支中国步枪在最近的距离上，朝这些现成的靶子倾泻着不断的火；那些堆着沙袋的位置被老式的铁弹与最近世的镍头弹一齐啃噬，简直被吃得只剩个空。你仰面躺在这些前进哨位上，望着我们防线以内几百英尺处肃王府那些亭榭的斜屋顶，那景象实在滑稽：中国的枪手所处的位置略低，非得朝上打日本人的阵地不可；因此他们许多子弹掠过沙袋的顶，打在后面那一排屋顶上。我说「许多」；其实该说成千上万，因为那些屋顶看去像是活的，在异样的感触里颤动着；说来也许离奇：单凭这样的步枪齐射，那些厚厚铺着瓦的屋顶不久便被啃出大洞来。中国人仿佛指望用这新法子把我们与我们的防务毁掉。不过还有一个比这更不祥的征兆：一个日本水兵高踞在这些前进阵地以内五百英尺一所房顶上，手里拿着望远镜，看见有两门炮被拖了上来。至多再过几个钟头——便把中国人的懒散与不讲时刻算进去——炮就要架好；到那时外墙便要被轰塌，说不定还要落个乱糟糟的退却。于是这位日本小个子中佐当机立断：他把教友里凑得出的苦力统统调来，飞快地在北墙侧翼那些棋盘格似的小院里开枪眼、堆沙袋，筑成第二道防线。天一黑，前进阵地便悄悄放弃了；中国的探子照例天一亮就往前爬，一发觉我们的人飞了，他们的头目便下令冲锋。一大群人乱哄哄地冲上来，闯进一个院子；见那院子像是空的，便不加提防地挤进下一格。他们还没来得及逃，三面的杀人之火便把他们逮住，一下子扫掉好几十个；枪支弹药被我们的人取了去，尸首扔到外面。这一手看来把这一带公然冲锋的策略冻住了；如今中国的将官们改用巧妙的平行壕与曲折的街垒把防线往前推——那是要花些时候才筑得成的。

与此同时，日本人最东头那座大门的堡垒连同它外围的街垒，也在被同样的法子慢慢逼近。法国人在南面一百英尺处同日本防线接着手，已有两三回不得不把凑得出的人统统派去挡一次突然的冲锋。每一回那威胁着的中国冲锋都不曾打成，刚起头的攻势便在渐渐稀落的枪声里散了。

肃王府西北角上那座俯瞰全局的意大利土山还稳；不过不知怎的，谁也不大信得过意大利人，于是在他们背后又筑起第二道防线——而意大利人对那道线望得眼热。然而除了英国使馆的哨位之外，日子最好过的就数意大利人了。他们的指挥官皮中尉是个勇敢的人；不过他之所以勇敢，是因为他有教养。不曾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不像不曾受过教育的法国人，他们于打仗是没有多少胃口的；从我们眼下的经验来看，就很容易明白奥地利人何以能长久压住北意大利，也很容易明白倒霉的巴拉蒂耶里与他的人马何以会在阿杜瓦惊慌失措、全军覆没。

法国与德国使馆对面，中国人的活动不像先前那样凶了。这一带几千码之内，一切几乎都被夷平：纵火的人毁了成百上千所房子；而中国的将官们爱用低伏的街垒，那种街垒在遍地半焚的瓦砾之中极难辨认。正如我们不久前——在这场灾难落到我们头上之前——读到的南非的情形：战场上最难看见的东西是活的布尔人；这里也一样：能看清攻打我们的兵，纯属侥幸。有时几十个人从一处窜到另一处，晒得黝黑的脸与颜色鲜亮的号衣在我们眼前晃一下；不过大体上敌人隐蔽之术学得极精，凡地面上一点起伏都会利用，以致许多人虽被他们的枪火勤勤恳恳地打着，却连一个义和团、一个兵也不曾见过，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模样。不过使馆里几个眼尖的人已经弄明白两件事：如今攻击的「光荣」是满洲八旗与董福祥的甘军分享的。所幸董福祥的兵多半是骑兵；他有一支不小的下了马的队伍带着曼利夏马枪，在日本阵地的东北面——因为有两个人被打死拖进了我们的防线。这些骑兵是不大可怕的。

再往南去，德国人的处境变得极其古怪。从鞑靼城墙上的美国陆战队起，一大圈绕到法国使馆，每个钟头都见有新的防御立起来；德国人却只好将就着——其实等于在露天里打仗。没有工夫给他们拨够苦力，于是他们只有几个了望的人，主力则在阵地中央挖壕据守。不过昨天他们撞见几个义和团：那些人大胆地闯进离一处外堡几码远的一所中国房子里，正要放火，预备着招他们的正规兵上来。德国人猛冲过去，把这几个匪徒一个不留地杀了，又把尸首远远扔出去，好教敌人看看大胆的报应。料定中国的将官必要报这一箭之仇，凡抽得出的零星人手都被借去，好教德国人这一串哨位连得紧些。如今各处援兵的来去已经几乎无从追踪；不过大略可以说：我们这块方地的东南、东、北与西北——也就是德国人、法国人、奥国人、日本人与意大利人——彼此互相接济：凡某一处枪声一紧、敌人影影绰绰地活动、使哨位的指挥官疑心有大举攻击要来，便互相派人；而英国使馆同西面俄美的正面、以及鞑靼城墙上美国人的哨位，则是一气的。自然，从我上面所写的看，头一部分、即欧洲大陆各国与日本的防线，处境远比别处坏得多。因为除了鞑靼城墙上美国人的哨位之外，第二部分至今还没有一处前哨同敌人直接照面。那些离中国人的阵地不过几码的人，所受的煎熬有时是可怕的。夜里，许多人非靠一套为给他们壮胆而设的巡查之法，简直守不住位置……

我方才说我们这套不规则的防线的后半截没有一处同敌人直接照面；这话今天固然不错，昨天却不然。中国人把一门炮推到英国使馆那危险的西南角附近，火力恼人到那个地步，以致议定出击一次，若可能便把炮夺过来。英国队的第二位上尉哈被选来率领这次出击；他带着一小队英国陆战队——那些人被硬按着无所事事、只干枯燥的站岗，早已憋闷；而别人因成功地宰了敌人而得的更大的光荣，又教他们眼红——于是墙上打开一个口子，我们的人冲了出去。我那时不当班，这场戏大半看见了。自然，这次出击是以失败告终的；只要想一想我们四周地形的性质，凡这样的举动本来注定要失败。四面八方尽是中国的小房子与墙，不把厚砖墙拆开、凿穿，人根本无法越出我们的防线。陆战队尽他们所能勇敢地往前推，还端了几处护着那门炮的枪手窝；可是中国人一面退，一面四处放火，在浓烟烈焰之中，除了原路退回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中国兵借着烟的掩护，朝这支出击的队伍倾泻猛火——那时我们的人正在拾地上散落的枪与刀；敌人见我们的人无论如何前进不得，便大胆推上来，枪打得越来越密。那位英国上尉受了极重的伤，却不肯退；一名陆战队员被打穿了腹股沟，几分钟便死了；子弹把弟兄们的号衣打得稀烂；在几码之外倾泻下来的弹雨里，他们退了回来。哈上尉虽然受了伤，却一路掩护撤退，还用他的转轮手枪打死了三个人——那三个人正领头作最后一次拼死的冲锋，扑向正往墙上那个洞里钻的我们的人。这位勇敢的人浑身滴着血，一路蹒跚着独自走到医院，谢绝一切搀扶，直到最后还攥着那支冒烟的手枪。他那副血肉模糊的样子把英国使馆里挤着的那些可怜虫吓得不轻，人人阴郁到吃完下一顿饭、又用一通絮叨把自己安抚过来为止。那位德国军医说：哈上尉多半要死。

与此同时，城墙上的美国人比先前更加反复无常。自围城开始以来，他们已经退了又占、占了又退三四回，如今弟兄们简直是要哗变了。昨天他们下来了两次——谁也弄不大明白是为什么——每一回过了一两个钟头又上去。今天早上事情闹到了顶点：英国公使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由所有各队的指挥官组成。会就开在鞑靼城墙上美国人的街垒底下，看来是为了给弟兄们壮胆、也教他们自己觉得羞愧。然而最古怪的一点是：我们的总指挥以生病这个外交上的理由告了假；于是在众人的微笑之中，由奥国的泰舰长主持并定下规矩。这明明白白显出我们这整套办法何等荒唐。人人都说：会散时美国人很觉得羞愧，因为各队军官一致投票认定：这处阵地筑得好、容易守、而且非守不可。他们说，全部缘由是美国分队内部有事，有一位军官不得人心。这话究竟真不真，我不知道；如今我们从来不知道任何确切的事。不过美国人虽没有多少纪律，作为守势中的神枪手，凭他那份高出一筹的聪明、以及他专心致志于手头之事的兴味，是无人可比的。你只消看这些要哗变的陆战队员当狙击手干上五分钟，便会信服。就在几个钟头前我还看见了一例：需要有人把一窝中国枪手赶走、至少吓住——那些人小心地占了干涸的御河对岸一大片中国房屋；那河把英国使馆与肃王府隔开。这片房子的位置，使它可以用侧射之火打到好几处日本防线看不见的地方；而这侧射之火是非制住不可的，因为那些中国枪手越来越大胆，已经打中过好几个人。于是调来六名美国最好的射手。

过来的这六个人照他们那种极有特色的办法，一丝不苟地干起来：他们分成三对，每一对不知用什么法子弄到了望远镜。过了一刻钟，他们伏在地上开始干活。先是把软边帽脱下来挂到别处去；可是他们并不像我们防线以内别人那样，带着一种红种人打仗的模糊念头把帽子摆在左右几英尺处，而是把帽子摆得恰好能引敌人开枪、逼敌人露出自己来——那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他们把上衣也添上去，还把附近的树装点起来，摆得离自己伏着的地方远到这个地步：敌人枪法坏，也绝没有误打中他们的可能——而别处试这法子时，正出过这样的事。

这些配戏花了些工夫，末了他们总算齐备了：一个人拿望远镜，一个人拿美国海军的步枪——那是李氏直拉式，射的子弹是我所见过最细的一根针，扳机只有两磅的力。便是这样，也还有大约十分钟什么都不做，有的地方竟半个钟头；看各人的需要而定。等拿望远镜的人把猎物找准了、拿枪的人把一串打趣的问话问完——那是为了拖时间——头几枪才放出去。拿望远镜的陆战队员并不因哪一枪而过分兴奋，只用极有美国味的办法报告进展，就是拿话打趣。这便是提神之剂；不多时子弹逼得离目标极近，一切打趣便都忘了。有时要花一个钟头、甚至两个钟头才放倒一个人；然而无论要花多久，美国人总耐心地守着他那个人，直到那狙击手的命血被这些细细的李氏直拉枪的铅笔芯钻干为止。只有一回，我所看的一对人被兴奋压倒了：他们已经把两个爬在树上的敌人打了下来，正对付第三个——那人只在开枪时偶尔从屋脊上露一露头，而且一探一缩快如闪电。这样的情形下唯一可做的，是算准那颗头什么时候再出现。于是拿望远镜的人便出声地算给拿枪的人听；不多时，墙线底下安全的地方便聚了一群古怪的人，等着看结局。可是这一枪难打，也扫兴，因为要紧的是不能把屋脊打碎、把猎物彻底吓跑。于是子弹都从高处飞过；那狙击手虽被同伴的话安慰着，却毫无进展。随后他忽然开了一枪——他事后说，是灵机一动——瞧啊！一个中国兵的头与肩膀清清楚楚地在空中一耸，随即往后倒了下去。「打死了，天哪！打死了，天哪！」拿望远镜的人不敬地骂道；两人对这一上午的收成极其满意，便爬下来走了。

从这一切事情上你会明白：一切仍旧极不稳定，人手仍旧分派得极坏。而且还不止此。如今整个使馆区的总指挥，分明是照中国的章程立的——就是说：指挥官并不干涉别人，除非干涉起来于自身无碍。正如我前面所说，凡不中听的命令，人家索性不理。那种反抗之气，只能出于一个缘由。读书多的人说：历史上每一次围城都是这样的——事事残缺不全、乱七八糟。若真如此，我倒要问问历史是怎么写成的！至少在这个时代，真正的英勇与豪气是极少的。也许从前还有一点，不过是时间的粉饰教它看去两样罢了。

二十神秘的停战牌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夜）

有一句话向来是不错的：意外之事总在人最不指望的时候带来宽解。在我们这里，这话得到了十足的印证。

太阳整天火辣辣地照着，把我们烤得半熟、闷闷不乐；它正缓缓西沉，把皇城那些粉红的墙浸在金光里，又把高高压在我们头上的阴沉的鞑靼城墙那道黑影的轮廓抹柔了；这时候，我们那些被打得千疮百孔的防线四周，零落的枪声越来越稀，末了只剩单发的枪响给这片寂静点着句读。我们的前哨聚到一处，靠在枪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也许到底真出了什么事罢；因为真正的围城开始虽只五天，在人人看来却像五个星期、甚至五个月——惊人的事变把人同日常那套沉闷的例行之事隔开的鸿沟，就是这样地分明。我们都留神听着；不多时四面八方响起中国长号那凶悍的乐声，喧腾大作——哇，哇，在一个高音上颤巍巍地呜咽，随后「嗡、嗡」地骤然落下去，成了一片教人心颤的极低的男低音。如今连孩子也认得这声音了。号角一声比一声高地彼此呼应着，不容分说地把攻击的队伍召回去。被这不断的喧声催着退走，中国的兵必是都退了，只剩几个落单的狙击手又多待了几分钟，呆板而有条不紊地朝我们的街垒放着枪。过了十分钟、一刻钟，这几个最后的狙击手像是被那越来越深的孤寂压住了，便住了手；他们从容地站起来，露出颜色鲜亮的号褂与深色的头巾，当着我们的面慢慢踱走了。我亲眼看见五六个人这样走掉。分明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在发生，我们越发诧异。

不多时，消息传遍了我们那半英里长的街垒：有一个打着照例的白色停战旗的中国兵，把一块写着大字的牌子立在北桥的护栏上——那正是头一个被打死的人乔教授倒下的地方；这块古怪的牌子引得人人惊奇。我告了假，跑进英国使馆；从离那桥不到一百码的一座脚手架上，我亲眼看见了这块神秘的招牌。望远镜与千里镜早已忙着调好；英国使馆里凑得出的汉学家个个手里拿着草草抄下的文句，正在争论它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这场围城里聚拢了何等奇特的一群各国之人。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有许多别国人，一齐在那里争辩；末了请出那位大行政家哈来裁决。那牌子上写的是：

「奉旨保护使臣，著即停止开枪；文书于御河桥交付。」

这消息在避难的各位公使、以及自从正事开场以来举止那样奇特的那一群乌合之众里传开时，闹出的骚动之大，你是想得到的。我们谁也不曾喜欢过像印度兵变那样被人屠戮的念头；不过身处这样的险境，人的举止是各式各样的：我们所见的有几种，实在说不出口。

不大工夫，一份合适的答复便用中文简略地写在另一块牌子上；然而要找个送信的人就难了。我们得派一个像样的人去。末了找着一个中国人，给他戴上照例的官帽、穿上长长的官服，好说歹说劝他举着我们的牌子、可怜巴巴地摇着白旗——以表明他也是来报平安的——朝桥那边走去。那人朝御河桥挪得极慢，有两回分明露出想溜的样子；靠着喊叫与拼命的挥手催着，他末了总算到了倚着敌人那块牌子的护栏跟前。他把我们的答复放下，胆子便彻底没了，也顾不上什么体面，撒开腿拼命朝我们的防线跑回来。他慌忙之中把牌子摆得歪歪斜斜，敌人断断看不明白。然而无论怎样劝，我们这位使者也不肯再去。他还赌咒说：他逃得正是时候，因为敌人的枪从皇城墙根下好几处——那是我们防线上望不见的地方——都指着他呢。于是我们的司令部再没有别的举动；一个钟头过去，全世界都在等，却并没有什么御旨的文书送来。

太阳这时离那粉红的墙头只剩六英寸了——再过一个钟头天就黑，我们的处境便同先前一模一样。我们战线上的人四处爬过自己的街垒，好奇地察看敌人那些沉默的街垒。英国使馆院子以北，那几处设了防的翰林院院子——大火之后它们被占了、又堆满了沙袋，好教敌人离得远些——再往外去，那一大片废墟果然像坟场一样寂静荒凉。我们几个人小心地翻过墙、沿着窄巷往前推了几百码，看看外面究竟怎样；不多时站在一段完整的墙头上，只见宫门与那神秘的粉红围墙几乎近在咫尺。太阳又往西移了些，斜射的光此刻把皇城照得异样地好看——我们被那样起劲地轰打，正是奉了这皇城的号令。宫门外聚着成群的满洲兵与汉兵：步兵、骑兵、炮手混在一处，成了一大片色彩。我平生不曾见过这样奇妙的全景——在这样粗犷野蛮的环境里这样灿烂的一片光焰。号褂与短衣什么颜色都有；血红的裤子上绣着黑龙；有人手里执着双手才使得动的大刀；带弓箭的人同董福祥的甘军骑手混在一处，而那些骑手背上斜挎着最近世的马枪。有蓝旗，有绣黑的黄旗，有白旗红旗，三角的、四方的都有，一股脑儿呈在我们惊异的眼前。董福祥麾下的甘军很容易从相貌较和善的北京旗兵里认出来：他们多年在日头底下征战，晒得几乎成了巧克力色，身板结实、筋肉发达；这些想当我们屠夫的人，单看模样便说明了：他们若被放进来，我们能得着何等少的一点怜悯。北京各旗的人像是都在那里，有边的与无边的号褂显出他们的旗分；然而义和团连个影子也没有。那出名的义和团哪里去了？

我们就这样站了一阵，敌人望我们望得同我们望他们一样起劲。宫里想必下过严令，因为并没有一点敌意的表示。单为看这一奇景，这五天围城几乎也就值了——那景象把人带回蛮族横扫世界的时代去。北京至今还这样野蛮！

我们传话回去，说也许可以同敌人谈一谈，或许能打听出这次骤然停战的缘由；不多时，所谓总委员会的几位委员——那机构的组织与职掌，我承认自己弄不大明白——从我们防线里出来，站着挥手帕。可是过了好一阵，那些穿得花花绿绿的敌人才肯理会这番示意；末了我们一位委员为表明自己是来讲和的、当真想同他们说话，便把两手高举过头，慢慢走上前去。于是有个又瘦又黄的中国人把刀往地上一扔，从皇城墙边走出来；末了这两人相距三四十码站住，彼此听得见喊话。于是开始了一场并无结果、却给了我们一点消息的交涉。那块下令停火的牌子，是奉荣禄的指示送出来的——荣禄是北京各路兵马的统帅。文书必定随后就来，因为此刻宫里正在开会。那人接着说：皇太后极为忧虑，已下令停止交战；义和团是些蠢材……

随后那兵挥手作别，小心地退去，在废墟与瓦砾堆里择路而行。他停了好几回，把躺在那里、死在我们枪下的人的头抬起来，凑近看那面孔可还认得出。五天之内，我们打死打伤的人极多；如今还有许多躺在他们倒下的那些暴露之地。

那人渐渐消失的背影，便是我们所得的、关于这场骤然的安静究竟何意的最后一点线索的尽头。影子渐渐拉长，夜忽然落下；我们四周除了这些异样寂静的废墟再没有别的。这边一道街垒，那边一道街垒；这边一个枪眼，那边一个枪眼；这边一只沙袋，那边一只沙袋。凡被火夷平的，又被重新堆起来——好教这废墟本身再生出更多的废墟来……

然而尽管我们问得口干舌燥、尽管许多人还在痴心指望，钟点慢慢过去，却并没有什么消息来。那座围在粉红墙里的皇宫，或是睡着了，或是把我们忘了——也许竟是发觉根本谈不成什么停战。随后半夜到了；正当我们半信半疑地预备睡下时，我们当真明白了。噼啪、噼啪，远处哪道街垒上先响了几枪；砰的一声，我们这边一支步枪回敬过去。被这回响惊醒，枪火便自然而然、机械地涨成我们早已听惯的那片声音的风暴；那场短短的停战被忘掉了。没有用；我们得一直走到底……

二十一炮弹与出击

一九〇〇年七月三日

整整一个星期，我什么也不曾写，一个字也不曾写，连札记也不曾记；我也不在乎自己或别人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写得了呢？没完没了的站岗、没完没了的枪声的轰鸣与炮弹的炸裂，把我压垮到这个地步：我只是机械地在指定的时辰醒来，机械地当我的差，再一样机械地睡去。我的「我」被碾没了；无疑，这也是极应当的——我成了一件叫做「围城」的怪东西里一粒无足轻重的微尘。身处这样的境地，无论对自己所领的任务何等忠实，也没有哪个凡人能提笔在纸上把身边这一片混乱与烟尘勾勒出来。你或许可以试一试，正如我试过的；随后你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人已经半睡过去，笔与纸都该千刀万剐了。

因为我们这些不在乎、又还年轻的人被驱使得那样苦，而敌人逼得那样近、那样不肯松手，以致照我眼前所见的种种征候看，我们能退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如今有八到十门炮把我们的街垒一寸寸磨碎，使我们的外堡越来越守不住。步枪的子弹成群地在头顶上飘过；把各处的情形凑起来算，我如今估计：对着我们摆开的步兵与下了马的骑兵，总有五六千人。地道已经挖到我们前沿好些地方底下，其危险之近，以致我们在外堡上睡去时，随时准备着被炸上天……

……而且这危险并不只是将来的事，它是眼前的，而且丑恶得叫人作呕。过去这一个星期，伤亡的名单迅速加长；到今天，在不满两个星期时断时续的交战里，我们四百五十支枪的兵力已有将近一百人死伤。炮弹有时压得低，正取你的头；子弹或从枪眼里嗖地钻进来，或一样常见地从某处侧射的街垒后头打中你的背——就这样，凭着这两样东西，你可以被催着走向那未知之境。就我个人而论，这事使人难受得厉害与否，大半是吃饭的问题：肚子饱着，你就不那么在乎，便是身边的人中了弹，你也不过耸耸肩；可是清早四五点钟，万物灰白而潮湿、你又饿得胃里发空的时候，看着一个人被狠狠打中、在那一下底下喘息，是极震神经的。这样的事我见过三次；有一次实在可怕，因为我被溅了一身的血……

这也大半是日子的问题。有些日子，你会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觉得：轮到你了，再过几分钟一切就完了。你想用默默的辩理说服自己：这种念头纯属糊涂，你骨子里不过是个十足的懦夫；然而任你用尽法子，那感觉仍在；从前那份满不在乎，被一种紧张取而代之。这紧张又不完全是你自己的紧张，因为你外面的那个自己正带着几分轻蔑俯视着你内里的深处；可那点轻微的怕仍旧在。你说不出它是什么——它无从解释。然而它在那里。

昨天我就十足地领教了一回：我们一列人正散开队形跑步赶往一处受威胁的阵地。我的靴带松了，险些把我绊倒两回。我不得不停下，也许两秒钟、也许五秒钟，单膝跪下，头低低地俯在膝旁。不知怎的，我没有把带子系完，便一跃而起，右腿往前一迈正要跑，「嗖」的一声——我已经在地上打转，一面笑自己摔得笨拙。随后我低头看：右膝盖何以这样火辣辣地疼。我不笑了：一颗子弹擦破了皮——法国人管这叫「擦过」——一条裤子的碎片连着几片皮，血淋淋地垂着。半秒钟以前，我的头正在我的膝盖此刻所在的地方；我若不是被某种古怪的直觉催着动了一动，此刻已经死在地上了。也许人内里的知觉，知道得比人自己所想的多……

不过这些个人的经历，比起我们四周大体上正在发生的事，实在微不足道，本不该说的。因为中国人的各路人马虽从四面八方朝我们收拢，我们的战线也在尽力凶狠地反咬；一旦短兵相接，我们给他们的比他们给我们的还厉害。可是即便如此，我们的处境比先前更不足羡；而且用不着什么天才也看得出：中国的将官若坚持眼下这套办法，再过两个星期若还不来救兵，各使馆必陷无疑。

且看肃王府与那位勇敢的日本小个子中佐罢！你也许记得我说过：肃王府那道长长的侧墙，于日本这一队实在是太大的差事，他们迟早非让不可。这话没几天就被证实了：两门中国炮的火力缓慢而确实地先后轰毁了外墙、墙后那些封闭的院子，随后又轰毁了一排用遍地瓦砾仓促筑成的野战工事连起来的房子。我恰好奉命当那六人一组、被匆匆派到这里、在其中一所中国房子里据守我们防线边缘的哨兵之一。那是一场奇特的经历，一连持续了好几个钟头。

在一所房子被轰塌了一半的墙里面，我们只好蹲在一座台子上，从枪眼里窥着敌人——他们离得不过二十码，伏在一堆杂乱的低矮街垒后头。这些枪手远远地被推到这一带中国主阵地之前，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躺着，一声不响，几乎不动。他们背后两百来码处，敌人的大队躲在厚重的土工与砖工后面，向我们这些忠勇的脑袋倾泻着从不见衰的火，那份劲头像是永不会松。我们的枪眼被我们小心地用散砖堵住，只留下最细的一道缝；敌人的子弹执拗地在外面啄着，虽进不来，却把尘土啐到我们脸上。有时一颗弹丸会歪歪扭扭地穿透一切钻进来，末了在里面的墙上「噗」的一声。有一回一颗子弹哗地穿了进来，正打在我旁边那个日本人的脸上，打掉他两颗牙，把他的嘴与腮割开，血流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看去可怕极了；那日本人却从从容容地解下裹头的布，改扎在伤口上，只骂了敌人几句，一寸也不挪动。我们其余的人连身边正出的事也没工夫多看，因为我们奉命随时准备迎击一次前冲。那一冲若真来了，我们便如落陷阱，必死无疑。这一层我心里是明白的。

这场风暴我们顶了两个钟头，并且开始报复起前沿那一线散兵来：凡有谁不小心一动露出一条胳膊一条腿，我们便给他一枪——虽说我们奉着最严的命令：除非挡冲锋，不许开枪。这时候一种新的危险来了，给我们本已难受的处境上又添一层。一门老式的炮本来把炮弹尖叫着送过我们头顶，如今分明得了命令要把我们从这里赶走：先前打得高高的炮弹越来越低，嗡嗡声越来越凶，末了有一发打中了屋顶。不过准头还是太高：瓦、木与灰浆的碎屑哗啦啦落到房子那一边去了，我们并未受伤。

过了大约五分钟或十分钟，一声巨响震得我们的台子直晃，落下的瓦砖如雨，把一切别的声音都盖没了。一发瞄得又准又低的炮弹正打在屋顶上，把一大块砸到我们头顶上来。有好一阵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也不知道毁到了什么地步，因为呛人的尘土把我们这临时的堡垒灌满，教我们除了拼命想吸一口新鲜空气之外什么也顾不上。我们不管敌人的枪火，把枪眼推开，大口喘气；我从不曾这样被呛住、这样难受过。随后空气略清，才见屋顶上裂开一个大口子。后面地上堆着一层层的瓦砾与碎瓦；而在离我们的头危险地近的地方，一根大梁半裂着往下垂。我们正商量着这样的情形还能撑多久，第二下震动又摇了这房子，我们又一次被尘土与泥灰浇了个透。这一回那根悬着的梁被震落，闷声一响重重地砸在地上；如今除了屋顶上的窟窿，后墙上也裂开一道长缝。我们上层的一排枪眼分明不但无用而且有害；而照他们如今测准了距离的情形看，中国的炮手多半不久便要把炮弹直送到我们脸上来；于是我们决定从台子上爬下来，去守离地面两英尺处开的下面一排枪眼。在这里，因为前面都是废墟，我们几乎望不见什么。我们下来得一分钟也不早，因为紧接着一发弹丸不偏不倚打中了我们的前墙，把砖头与开花弹的碎片撒了一台子。所幸这建筑的木板与梁架造得结实，替我们保住了脑袋；而松落的砖头堆在我们上面那层临时的地板上，反倒使我们下面这处更安稳了。趁着那门打我们的炮笨拙地装弹的工夫，我们把多余的梁木与砖头拖到身边，围成一座碉堡；于是我们看去像被埋在这房子的废墟里，实则不多时便安安稳稳、颇为舒服地窝住了。那些炮兵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把我们这座堡垒的上半截拆掉，把成吨成吨的砖瓦弄得在我们耳边哗啦啦地响；然而除了大家不分彼此地挨了许多青肿之外，再没有人受伤。轰了两个钟头、往我们头顶上扔了四五十发炮弹之后，敌人显然玩腻了；我们这边也觉得再守在这里没有好处，便从房子侧面杀出去，冷不防同那些还伏在被日头晒烫的砖石上的散兵打了照面。中国兵本以为我们早死了，见我们忽然冒出来，大惊而仓皇逃窜；他们逃得慌，把身子露得那样厉害，我们不费事就放倒了两个。他们一退，我们便在房子稍前处占了个小小的位置，心满意足地躺在那里啃饼干、喝水壶里的水。人会变得何等地麻木，实在异乎寻常。

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有人来换我们；而换防的方式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虚荣。那位日本小个子中佐亲自带着一小队枪手与几个担架兵出现；一看见我们在干什么，他惊得往后一退：我们把一个了望哨往前推了几码，其余的人正用碎瓦片下井字棋；我们前面的街垒静悄悄的；而那天早些时候受了那样奇特的伤的日本水兵，正同一个英国志愿者凶巴巴地争吵——那英国人教会了他这游戏，方才又说他耍赖，把他气着了。中佐说他本以为我们都死了；他虽派过两次人来看我们怎样，我们整条防线四周那一片炮弹与子弹的风暴使增援全无可能。他说：法国人被打得极惨，他已不得不预备全线退进英国使馆；德国人被从鞑靼城墙上扫了下来；美国人也被震动、几乎被逼退；中国人若不是自己玩腻了，再过一个钟头便要吹全线退却的号了。我们因不曾后退而大受称许；我们却指出这实在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人受了点轻伤。饶是如此，被丢在一所几乎被炮火夷平的房子里，这经历也是极难得的；而我得了十八个钟头的假，这期间一觉睡到底，中间一次也不曾醒；因此这整桩事牢牢地刻在我记忆的碑版上。人只有亲身经过，才明白自己能忍受什么。

这些都是几天前的事了，比起前天——那正是七月一日——的情形，实在算不得什么。

中国人的炮术虽然拙劣、炮与弹又老旧得没救，却已经恼人、扰人到那个地步，以致我们决意采取报复之策，其形式便是出击：若不能把炮拖回来，就用刺刀捅了炮手、把炮毁坏，好教敌人的攻势不那么磨人。开场的一仗，是对着几天前那样狠狠对付过我上面所说那个小哨位的同一门炮打的，而且打得极糟。本月一日，那位守着意大利土山的指挥官皮中尉向司令部呈上一个出击的计划，得了准许：意大利人在英国陆战队与志愿者的支援下，从他们的阵地大举出击，夺取那门炮；日本人则从他们的街垒与堑壕里开猛火配合，等意大利人一发起冲锋，便散开队形缓缓前推。整个上午意大利人闹哄哄地准备着；而他们的攻击一发动，便把我们素来对他们的看法一一证实了：他们狂呼着冲出防线，可是中国人的枪火一打上来，他们便溃散奔逃，死伤了几个，又发疯似的争着从一条通回去的过道里挤出去。皮中尉手臂上受了极重的伤，不得不交出指挥权；阵亡的意大利人的尸首始终没有抬回来。同意大利人一道出去的英国使馆学生里有一个受了重伤；看着这年轻人衣服上滴着血、踉跄着退回来，把英国使馆里的人吓得半天缓不过神。后来才知道：皮中尉的出击计划是根据一张错误的地图定的；全队还没推进五十码，就发觉自己被十来处的火力打着；而四面除了过不去的墙与街垒什么也没有。不过这仍旧不能开脱这一点：当意大利人像疯子一样乱窜时，那几个年轻的学生却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候撤退的命令。说真的，我们正在被事变教育着。

意大利指挥官一伤，意大利那几处哨位越发无用了。这些人如今神经过敏，虽然三天前发给他们一些缴获的中国毛瑟枪与一批新弹药，如今几乎连一发子弹也不剩了。夜里他们见影子就打；而当几十个敌人在漆黑里离几英尺处活动时，人人都会生出的那种莫名的不安，在他们像是受不住的。

与此同时，法国使馆因这炮火，如今已是一片残垣断壁，其中一部分落进了中国人手里。英国公使麦——他至今还挂着总指挥的名——为各处的进展而惊惶，好几天来一直缠着法国指挥官，要他派人去增援别处。回来的总是同样一句硬邦邦的答复：一个水兵也抽不出，一个也不会派。法国防线的指挥官与英国公使之间这场古怪的较量，末了成了一种僵局，于我们大家都不是好兆头。那法国人认定法国防线的残部是防务中要害的一环；那位被同僚授了军职的英国公使，本该亲自把整个防区仔细看一遍、看清究竟是不是这样，却从不曾冒险走出英国使馆一步。至少没有人见他出来过。连那位所谓参谋长、即英国陆战队的指挥官，也不曾按时去巡法国的防线。实际上可以说：外面是杀戮与死亡，里面不过是武装的中立。这局面实在异乎寻常。

尽管到七月一日为止受了这样的待遇，法国人与奥国人仍旧闷着头死守法国街垒的残迹。可是一日那天，中国人因夺得法国使馆东半部而得意，把街垒越推越近，又在他们前沿背后仅仅一百码处架起两门炮，交替打开花弹与榴霰弹。在这场毁灭性的、照法国人的说法「几乎是抵着打」的轰击之下，法国最后一道堑壕与他们守大门的碉堡再也守不住了。炮弹的碎片把什么都撕穿；受伤的人越来越快地添；就在掩蔽得最好的地方，法国志愿者瓦格纳被削掉了整张脸，死得极惨。法国指挥官因受了总指挥的那番对待而心灰，又确信他的人若再留在原处必被炸得粉碎，便命号手吹退却。那清亮的号音在这片火的风暴之上尖锐地升起；法奥两国的幸存者拖着自己的死者，退进他们背后那道设了防的防线——北京饭店。他们在这位无畏的瑞士人的客寓里据守窗口与街垒——那客寓已经被中国的炮打得很坏了。他们打定主意：不到最后一个人死，决不被赶出这座饭店；因为无论如何非拦住敌人不许他闯进这么深不可。又调来更多的志愿者增援这条线，法国人低落的士气便恢复了；因为退下来不到半个钟头，号手又吹起了前进，他们一鼓作气把放弃的阵地重新占了回来，把中国人赶了回去。随后炮也停了轰击，得来的这一口气，够他们把毁坏处修补一些了。

正当这些惊心动魄的事在平地上一件紧接一件地发生时，那阴森的鞑靼城墙一面是我们的救星、一面是吃人的地方。德国人吃了极大的苦头；他们虽以军人的镇定自持，末了还是被彻底赶了下来，损失惨重得叫人心碎。中国人本来从半英里外的哈德门上开炮，六月三十日夜里把炮推到离德国人那不完备的防御不足一百码处；七月一日，十五个人的一个哨位里，四名陆战队员阵亡、六名受伤，快得教人神经发颤。中国兵随即拥到鞑靼城墙底下，威胁着墙根那座小碉堡——那碉堡维系着俱乐部与德国使馆那一线街垒的联络；不久便无法可想：东段鞑靼城墙上的哨位只好放弃。德国人一退，美国人也弃了朝西的阵地，急奔下来求个安全。不能说美国人害怕；他们不过是从一开头就明白了我们少数人所明白的事。聚在英国使馆里那一群杂色人等、连同我们的总指挥，都为美国人的退却大为震动，因为他们已经看见自己要从城墙那骇人的高处直接挨炮轰了——这前景于谁都不会有什么魅力，因为本已横行的混乱若再让所有上了年纪的人尝一尝外堡上所受的滋味，只会乱得更不成话。于是仓促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那样子活像布尔人的突击队议事，人人一齐说话；当即议定：那宝贵的鞑靼城墙无论如何得立刻重新占住。一支混合的队伍在美国上尉指挥下猛冲回去，一鼓作气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一切完好无损。美国陆战队的陈情到底起了作用：英国陆战队接替了一半美国人，那一半被派到别处去当差。我们本以为问题就此解决了。

可那是本月一日的事。今天，三日，这个阵地又守不住了；因为中国人如今可以从两面攻打城墙上的防御，正飞快地把街垒越推越近，末了离他们的猎物只剩几英尺。于是又要人手；今天早上，经一番简短的训话，一支由英、美、俄三国人组成、六十把刺刀的突击队冲进中国人的防线，杀敌三十，把其余的人打得大乱而退。这是一场漂亮的小仗，指挥得也好；可惜带队的麦上尉脚上负了伤，美国人如今没有能带队的军官了。有一件事值得一记，也颇古怪：因为负伤与调去做参谋，英、美两国如今都没有好军官剩下。惟有这样多日的近身肉搏才教你明白：没有好军官，弟兄们是不肯离开掩蔽的。除非有人肯牺牲自己，寻常的士兵便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去做比舒舒服服躺着朝敌人放枪更吃力的事。你想象不出要人出击有多难：一离开自己的街垒，稍有风吹草动，他们便往安全处奔回去……

所幸在这许多事情之外，我们还得着别的可想的东西；而正是这一类事，比任何勇武之举都更能重建人的信心。我要说它，因为那是老老实实的实情；它也是对「人这头野兽」的一段好注脚。

你还记得几天前我说过的、由俄国水兵守着的那道维字形街垒罢？你若碰巧不记得，我只消再说一遍：那是东交民巷上一道朝两个方向的街垒；如今时候到了，它已经开花结成一整片街垒之网，护着我们的内线与英国使馆这个基地，免得敌人万一一时冲过我们的外堡便长驱直入。守这几处哨位的俄国水兵日子过得极轻松，除了吃、睡与轮班站岗再没有别的事。自然，在我们四周这一片风暴与紧张之中，这份相对的清闲给了他们工夫四处张望、去抢近旁的空屋。他们不以此为足，其中有几个又发觉：离他们的街垒一箭之地，住着一大群美国教会的丰润的中国女学生。传教士们怕出什么丑事，派了几个上了年纪的中国教友照管这些女学生，严令不许任何人进她们的住处。这法子灵验了一阵。可是有一天黑夜，外线上照例的枪声一起，这些水兵便大张旗鼓地准备迎接一场他们说必定会打到他们这里来的攻击。十一点钟，他们朝天放了一两枪作警告，把这场「威胁着的攻击」发动起来；随后越干越起劲，又被他们那富于戏剧性的斯拉夫想象迷住了这番布景，索性把枪里的子弹统统朝天打光。接着他们一排接一排地放枪，在窄巷里炸得骇人；一面放，一面往那禁地退。他们同想象中的敌人凶猛地厮杀着，缓缓后退；等那几个上了年纪的中国教友充分领会了自己所处的险境，这几个胆小的男子便匆匆从通往英国使馆的那些通道里逃了。于是水兵们把枪往墙上一靠，不见了。他们倒霉：一支被派来查这不寻常的枪声的强壮的卫队几乎立刻就到了；不多时那些水兵便被「救」了出来，有几个满脸抓痕。那些姑娘像猫一样，是懂得护住自己的！

第二天出了一场可怕的场面，不多时人人都听说了。俄国指挥官冯·罗男爵得知此事的原委，赌咒说：他的荣誉与俄国的荣誉都要求把犯事的人枪毙。我永远忘不了那荒唐的一幕：罗男爵操着极糟的英语，打着骇人的手势，要受害者把为首的指认出来。人家向他指出：这事出在漆黑之中——整个哨位都有份——根本无法指名道姓说出某一个人。于是罗男爵赌咒说：他要把他们统统枪毙以儆效尤；这样的事他绝不容忍。可是就在第二天，当英国使馆的钟楼上贴出一张告示、严刑禁止任何人接近那所可爱的房子时，罗男爵——照他自己的说法——作了一次「俄国式的报复」：他摘下帽子，装出一副极有礼貌的疑惑而困惑的神气，去问那个照管这些姑娘福祉的女传教士委员会。他故意用法国话说：「对不起，诸位夫人，这张告示只是给文职看的呢，还是军人也算？」

二十二医院与坟场

一九〇〇年七月五日

人有没有工夫笑、有没有工夫哭，全看碰上什么时候。上一回我写信时，我们几乎人人都在笑——在有工夫笑的时候；今天，我们多半在做相反的事。任凭你心肠磨得多硬，走一趟我们这残破防线里那所简陋的医院与那片小小的坟场，胸中总免不了涌起一阵柔软的东西，也许还会无声地落下一滴泪来。今天我们人人都去过其中一处或两处；我们的死伤在一天天加多。单是医院里，此刻就躺着五十个重伤而受着煎熬的人，呻吟着，翻来覆去。到眼下为止，枪弹与炮弹的伤都以致命见长，多半是因为我们交手的距离实在太近。这真是一堂古怪的聚会，竟集在一座外交使馆的秘书处里——几个星期以前，这里还在起草那些枯燥得掉渣的公文，正是这些公文不曾及时把风暴按住，反倒把它催得更急。因为英国使馆的秘书处如今成了医院；不久前还堆满外交文件的公文桌上，如今几乎每个钟头都在动手术，从残废了的人嘴里绞出闷闷的呻吟。这念头真古怪：愚蠢的公文所招来的报应，竟落在无辜的人身上，教他们呻吟着、流着血，躺在当初草这些公文的墨水所流过的地方。因与果这样碰头，可不是常有的事。

而且这也是一所可怜的医院，虽说已是能办到的最好的了。每一扇窗子都得用砖砌上一半；每一处子弹可能溜进来的入口都得堵死；在北京夏天的酷热与尘土里，那臭气实在可怕。更难受的是苍蝇：被壮汉新流的血引来，密密麻麻地成群飞舞，又添一重折磨。欧洲一半国家的人躺在一处呻吟，各用各的母语讨水，或求人把绷带松一松——在这闪着热浪的天气里，绷带勒得人受不了。而每隔几个钟头，步枪的噼啪声必要涨成一场风暴；于是又有人被抬进来，放到那张阴森的手术台上。连过道里也已经被占满，人躺在长椅上，因为再没有床了。他们尚且是幸运的；他们好歹爬到了一个可以安安静静喘气的地方，他们所求的也不过如此。

后面有一间丑陋的小屋，死者在那里被收拾停当，去往他们最后的安息之地——收拾的法子叫人心惊，却已是尽了所能。那情形我描写不出。到黄昏凉下来的时候，敌人的火力或许略松一些，子弹只在头顶极轻地呜咽，炮弹也停了它那残暴的关照，抬担架的人便悄悄地来，把尸首抬出去。那是一切景象里最难看的一幕。

没有棺材，死者裹在白布里，有时穿着靴子的脚会从缝住他们的粗布里顶出来。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人的样子：一条又高又长的汉子，裹在白布里显得极大。抬的人扛不惯这样的分量，一个趔趄，把裹尸布挣开了，他的双脚猛地伸了出来，仿佛在作最后一次挣扎，要逃开大地母亲——她正张开双臂向他伸来，那双臂便是一道窄窄的坑。那双穿着靴子的脚上有一种丑恶而可怕的东西。有一个人看得心神俱乱，短促地叫了一声，像是挨了一下打。那就是人生残暴的一面——死。

我们这些死者，也没有地方、没有工夫给每人一座单独的坟；于是把人绑在一块木板上放下坑去，草草铲几锹土盖在上头，再放下一具。有时一座坑里有三四个人；等坑填满了，就在粗糙的十字架上写下这些死者的次序。就是这样。

在这样的下葬里，你可以看见被日常生活的假面所遮住的真相。你原以为是好人的人，露出了石头做的心；真正金子做的心，往往属于那些在没有狂飙与突进的日子里满不在乎、不被人看重的人。我这从来不信教的人，也开始懂得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了——「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最后的估价，断不会是这日常世界的估价。想到这些事，我便极想逃出这一场囚禁；想在一种新的光里把万物重新估一遍；想去看、去懂。

可是当你从这间刑房与这片刑场旁走开，一股阴郁的怒气便攫住了你。为什么要召去这么多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死在一个坑里？……

二十三失败

一九〇〇年七月六日

我素来觉得：这世上什么事都有一味对症的药。人说，最好的一味便是行动。其实并不尽然。

今天早上我同十来个人一道去当班时，那位日本小个子中佐正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捻着他稀疏的胡子，一眼一眼地朝前望。前面是一大片废墟，遮着我们自己人的两处堑壕哨位——我正是要往那里去；再远些，半掩在废墟里的，是敌人的几道前沿街垒。

「我想，」中佐终于开口，带着日本人世代相传的那份谨慎断定局势，「这事会很难，可我们非试不可。」

他说的是那门破烂的中国炮——从近旁竖着的大旗上，我们已经认出它属于那位可畏的董福祥。这炮一刻不停、有条不紊地把我们防线的北面轰碎，眼看就要教我们在这一带站不住脚。我们每回到这几处哨位上当班，都提不起什么兴致。我们还不了手。另有一门炮是新来的，也架在海关废墟附近什么地方，像是受了先前那一门得手的鼓舞，如今专打肃王府的大门哨位，教我们连这几处也越来越难长久守住。

不过这新来的一门，相对说来还远；我们最怕的还是那位老朋友。它藏得极好，日日夜夜拿生了锈却仍旧管用的炮弹浇我们。再作一次出击是极危险的：这一带头一回出击的失利，确实把中国人的胆子养大了；这一回我们非得防着一场极顽强的抵抗不可，而那又可能招来一连串的反扑。再者，我们自己那点薄弱的防御之外，尽是被墙割碎、被街垒隔断的地面，一步走错，我们便会陷进一条死巷，脱身不易。步枪会抵着近处朝我们浇，炮弹会在我们当中开花；这前景便是我们防线上最好斗的人也不觉得有趣。然而我们不得不记住一件事：只要我们在这片废墟的外缘守得住，四周那些成堆的砖石——或是塌了的房子，或是倒了的院墙——便是一道道横墙，能教倾泻进来的枪炮火力不那么可怕。可是我们一旦被逼放弃前沿，敌人立刻就会涌进来；到那时，无论出击的计划定得多好，也再赶不走他。他会把我们最好的防御当作他自己的攻堑；一个星期之内，他就能把我们拦腰切成两半。这些道理使当机立断真成了上策；不多时便传下话来：立刻大举出击。

于是又是一上午的准备。陆战队员与志愿预备队从英国使馆调过来，排在堑壕与街垒里，用密集的步枪火力掩护前进；意大利人奉命配合——他们要从西北角的土山上跳下来向前冲——已经接到当差的通知，又领了新的弹药；最后招募志愿者，出击的指挥权交给一位日本军官阿大尉。

一切就绪，我们挤作一堆站了一分钟，听最后的嘱咐。那情形古怪而独一无二。十五个日本水兵，穿着蓝制服的肮脏残片，没有帽子也没有上衣，靴子破了，脸上一层污垢；他们旁边是二十五个杂七杂八的志愿者，有的枪上了刺刀，有的没有——可人人都打定主意：这一回无论如何要捅到敌人身上去。十六天来，堑壕与街垒上的活儿一刻不停，几乎没有睡过。泥与砖屑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怎么拍打也拍不掉。我们是一群衣衫褴褛、不成体统的人。

然而没有多少工夫容人思量、容人四顾，因为阿大尉刚听完最后的指示，他的号手便吹响了冲锋号；八百英尺外、被墙与树遮住看不见的意大利防线上，也响起一声回应的号音。意大利人预备好了。我握紧枪，站到我那一队的侧翼。

我们默不作声地翻身向前，能打的一共四十人，后头跟着二十几个教民，发给了他们一些缴获的枪与刀。我们一出防线，阿大尉——他即便在一个矮小的民族里也是极小的一个——便抽出一柄小小的刀，指着眼前越逼越近的敌人街垒，命号手再吹一次冲锋。号音撕裂开来；我们七零八落地学着欧洲人喊了一声，加快脚步，在满地的瓦砾上尽力快跑，一路利用着每一处可以遮身的地方。零星几枪啄了我们几下；可是在这一带——那样古怪，古怪得像不是真的——敌人几乎没有一点动静。我们背后偏左，一场极猛的排枪正在进行，步枪的噼啪声化成一片尖利的吼声送回我们耳中。可是中间隔着树与废墟，我们看不见、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同别人已经完全失去了联络。

绕过一个墙角，我们猛地撞见了那门奉命去夺的炮：它高高地架在一道开满枪眼的长街垒上，静悄悄地孤零零地立着。我们欢呼一声，一阵狂喜地扑上去——可是转眼之间，四周的景象全变了。几十个兵从我们身边跳起来，穿着鲜亮的号衣，活像一群受了惊的野鸡，迅速地成列后退。这就像事先约好的信号，紧接着四面八方涌来一片猛烈之极的火力，实实在在把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每一处近旁的废墟与屋顶上，敌人像变戏法一样冒了出来，朝我们开枪，劲头越打越足。此刻我们头顶上正是几天前把我那所哨位的房子轰塌的那同一门炮，看着实在诱人；我们几个打定主意要报这个仇，只要够得着就把那些炮手像杀猪一样捅了，便一径往前冲。号手吹了几声短促的号，把几个乱中落在后头的人招拢来；末了，枪手在前，教民由一位戴眼镜的勇敢的日本使馆书记官在后面哆哆嗦嗦地赶着，我们到底爬上了那座炮台。炮手本来伏在炮边，一见我们的脑袋从街垒上探出来，便仓皇逃走；可是我们左右两边，敌人正发疯似的喊叫着蜂拥而上。那些教民本该在我们用枪与刺刀掩护时把炮拖走，却怎么也催不动，只死死贴着墙，可怜地尖叫。我们急得发烧，用枪托打他们的脑袋，狠命踢他们，想给他们提一口气，可怎么也没法教他们往前挪一步。这事势所必至：信教的中国人面对着凶悍的、不信教的同胞，就是一只羔羊；他打不了仗。随后不等我们弄清，那位日本小个子大尉已经倒在地上，两三个日本水兵也倒了，「各自逃命」开了头，一切乱得不可收拾。中国的将官见我们狼狈，便催他们的人往前；不多时几百支枪朝我们轰响，一群面目凶狠的人穿着鲜艳的号褂、红裤套在风里飘着，向我们扑来。那是极可怕的一幕。除了退再没有别的法子；我们退了，用一股残暴的劲头把伤者拖了回来。到一堵塌了的墙边，我们六七个人站住脚，掩护这场已经变成溃逃的撤退；我们抵着近处稳稳地打，一个接一个把人放倒。有几个甘肃兵一直冲到我们跟前，直到离我们的枪口只有几英尺才倒下，到最后一刻还在喊「杀！杀！」；有一个被打倒时掷出一把刀，扎进我们一个人的大腿，伤得极重。

这一切想必只经过了短短几分钟，因为我记得的下一件事，便是我们都已经回到自己的防线里，而我两个膝盖因为在街垒与废墟上连滚带爬，正淌着血。我们又惊又跑，气都喘不上来；大半人气得满脸通红——事情本已经十拿九稳地攥在我们手里，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人人都主张枪毙一两个教民以儆其余，末了也就不了了之。与此同时，朝我们打来的排枪猛烈得不得了。四面八方，子弹成群地扫进来。中国人像是被我们这一手激怒了，拼命地、毫不留情地回敬我们；这不肯停的射击又把各处都惊动起来，枪炮的吼声不久便扩到每一面，轰得前所未有地凶。六七处地方都来传话要把预备队调回去；仓皇混乱之中，我们无从打听意大利人怎样了，这场行动的其余部分又怎样了。

这时我们的伤者躺在地上；不久便传遍了：日本军医断定那位小个子大尉已经无救。我一得空便去看他，我极少见过更可怜的景象。他躺在一件铺在地上的外衣上，一侧被一颗铁弹撕开，这受重创的人看去像个遭了大祸的孩子。他的身量至多五英尺；他那把刀不过是一柄三十英寸长的小刃，用绳子系在他腕上，他不肯教人解开。他把两臂上上下下地在空中挥打，那把小刀便随着上下摆动；他挣扎着要制住疼痛，可这一分力气对他实在太大，他抑不住自己，只是不住地呻吟。离他几英尺坐着一个受伤的日本水兵，膝盖上中了一颗达姆弹。为了上野战绷带，他的裤子已被剖开；我从不曾见过更骇人的伤口。子弹钻进他膝盖骨时，只是一个整整齐齐的小孔；可是那软金属一碰上里面的骨质，便一路溅开，以致穿出来的那个洞有膝盖骨本身那么大。这水兵忍伤的那份坚忍，在我看来简直超乎人类。痛得汗珠从他脸上直淌，他却把一顶帽子塞进嘴里，免得叫出声来丢了脸；便是在这样的剧痛里，他也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直瞪瞪的，等人把他抬上手术台。

不久那位大尉浑身一僵，死了；又有好几处哨位传来消息，说人正在倒下，我们得分些人去增援受威胁的地方。这一天在满天愁云里收场；我们累得可怜，直到后半夜也几乎不曾合眼。

二十四插曲

一九〇〇年七月八日

饶是有这许多事，插曲仍旧不少。因为困在使馆防线里的九百多欧洲男女老幼之中，许多人根本没有担当任何角色。自然，其中有四百来名陆战队员与水兵，又有两百多妇孺。前者理所当然地排在战线上；后者只能算非战斗人员。可是剩下的人里，有两百多是身强力壮的，多数却在躲差。真正出力参加防守的不满八十人——这八十人全是年轻人。其余的人自称有权避难，什么也不肯做。至多不过被劝着编成一支最后的预备队；我但愿这支队伍永远用不上。万一用上了——这支预备队的差使，便是一听见总警报便聚到英国使馆大庆钟楼那口当当乱响的钟底下。枪声一变得猛烈，那口钟便响起来。

前几天夜里响过一次总警报，我恰好不当班，便站在钟楼前把这一幕看了个全。那支最后的预备队从睡处里连滚带爬地出来，一个个衣衫不整，人人兴奋地说个不停。妇女们倒识大体，并不怎么走动，虽说这警报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她们中间也有几个起了身，走到空地上来；多数却仍旧待在原处。不多时总指挥亲自出现，穿着睡衣，捻着胡子，听那朝外围哨位打来的、越来越猛的枪炮声。若按日常生活里的响动来衡量，这一片轰鸣或许震得人神经断裂；可是对一个在这样近处待了十八天的人，这实在算不得什么。这场夜袭照例先以一阵凶猛的号角声预告，其实不过是几千支枪一齐炸响；就英国使馆而论，你站在那里同站在意大利人大道或皮卡迪利大街上一样安全。响声极大，成群的子弹从头顶掠过，如此而已。真要发起强攻的时候还没到；中间要越过的空地太多了。

一群群预备队员站着，敬畏地听着；总指挥从容地捻着胡子；另有两三位避难到此的全权公使溜了出来，提心吊胆地等这一切的结局。那是极古怪的一幕。好罢，那排枪声不久便涨到了它的极顶；随后，在一片欣慰的叹息里，人人分明听得出那渐弱之势。中国的枪手打光了许多发子弹，觉出枪管烫得难受，显然把枪从枪眼里抽了出来，靠在街垒上。那渐弱之势越来越明显；末了，除了照例的冷枪之外，一切都完了。于是预备队解散，心满意足地睡觉去了。若单就实际的防务而论，这出喜剧本可以不必演。在那样浓的黑暗里，这些人根本无法调到任何地方去。这样的调动只会立刻引起一场惊慌，因为彼此之间本就没有多少信任，而且从没有人做过什么去培养它。

起初，在最初几次进攻的仓皇奔突与混乱之中，事事人人都毫无准备、乱作一团，这一层还不曾引人注意。如今整条战线都公然不满起来。凡所做的事，无一不是任人唯亲与无能。两天前，一个年轻的苏格兰志愿者几乎是故意送死的，因为他实在厌倦了这份怯懦与犹疑。而如今，这些还嫌不够，又添了一桩新的蠢事。夜里有人看见天上有一道所谓探照灯的光在闪；英国公使麦一时乐观，宣布那是施提督率领的救兵在向我们打信号。可是有的人明明白白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中国城里一座炼铁炉的炉门开阖，遇上某种天气便把一片红光映上天去。

军纪也在坏下去；不当班的水兵与志愿者在抢我们防线里仅有的几家洋行。什么都被搬空；教民们探得了这情形，便趁枪声一停成群地涌进去，凡是搬不走的一概砸烂。

一个德国陆战队员打死了一个，另有几个被打成重伤。照我们眼下的光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饶是如此，设防的工程仍在稳稳地推进；我们这个基地——英国使馆——的模样已经变得教人认不出来。造出了数不清的沙袋，一一垒到位；所有的墙上如今都开了枪眼。添了这许多气力，我们是安稳得多了；然而我们最好的那几队人，正极慢却极不停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我们的伤亡名单如今已经好好地过了两百；随着守线的人一天天变薄，弟兄们也一天天变得凶悍。除了抢掠之外，还有好几起对教中女子的侵犯，都被压了下去……到处是不祥的征候，我们的处境一天比一天更不足羡。

二十五炮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日

我们若有一门炮，情形该何等不同！我们可以大摇大摆地把它推到敌人鼻子底下；把他的街垒与前沿在一片尘土与砖屑里扫平；轰他那些已被我们探明位置的营盘；教他又懊丧又羞愧……可是如今，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连一件称得上正经火炮的家伙也没有；敌人所偏爱的那种子母弹落下来，我们只能几乎完全默不作声地受着。且听一听我们这份武器的清册。

头一件，是意大利那门打无烟药弹的一磅炮。它绝对没有用。它那噼啪作响的炮弹小得很，你可以塞进衣袋里都不觉着。这门炮不过是件玩具。然而它既是我们所有的里头最好的一件，便被没完没了地推来推去，从十来个不同的地方朝敌人放。它也许能给人一点信心，可它能给的也只有这一点。前几天我看着它对付一道厚重的街垒——那是有条不紊的敌人日日夜夜垒起来的。夜里，中国兵爱怎么公然干活就怎么干，因为哪一处哨位也不许胡乱放枪浪费子弹。可是白天，不管有令没令，敌人再把自己露给我们看便成了冒失；哪怕只一晃眼瞥见一只动着的手，也够成为一阵冰雹般火力的由头。这就使处处加着十二分的小心成了常规；当没有枪声来搅乱这份错觉时，你几乎可以相信：我们四周只有死人。然而虽什么也看不见，无数双手却在动；任你警觉到极处，街垒与障壁仍旧日日夜夜地朝我们越长越近；我们被捆得越来越紧。这些神秘的街垒是照攻堑的样式一道一道筑起来的，筑得那样巧，我们最凶的出击到头来也只能在砖石上把自己撞个粉碎；敌人的图谋若得以完成，我们便要被无声地扼死。这就是那门意大利炮何以被请出来得这样频繁的缘故。

我方才说到，我看着那门一磅炮对付敌人那道砖砌的防线。因为弹药日见宝贵，每一发都瞄得格外仔细才放；每一发「喀嚓」一声小响，那婴孩似的炮弹便穿透街垒，钻出一个六到八英寸的破洞。这样干上两三回是容易的，而中国那边死一般地静。狡猾的敌人！随后忽然之间，炮身略一挪动、要接着把那道街垒撕开时，注意力便被岔开；不等你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些破洞已经不见了。看不见的手用几十块砖与沙袋顶了上去，把破处补好；而不等这场把戏重新开局，看不见的枪已经成打地轰响起来，把我们外堡的顶沿撕烂。在那一场砖屑、破沙袋与打瘪了的镍壳的风暴里，你既动不得也还不了手。这就是那门意大利炮。

其次该数得上用的，应当是那挺奥国机关枪——那是极新式的家伙，每分钟能泼出六百发曼利夏子弹。然而它也几乎全无用处。它到处试过，都发现有毛病。它开足了速度哗哗地打时，人看得出它的瞄准是虚的——弹道乱七八糟地高高飞上天，弹药纯属白费。它半点也帮不了我们。机关枪的价值素来被人高估。

再有一挺英国陆战队的诺登费尔特，与美国人带来的一挺极小的柯尔特。诺登费尔特绝对没有用，如今索性不肯动了；柯尔特因为只有一根枪管，小得只能干些孩子的活。然而这挺柯尔特倒是所有这些里头最教人满意的一件；我们把它拖出去朝敌人扫射时，它打得又准又直。人说，它杀的人比其余所有的加起来还多……

本来还该有一门俄国炮——一门口径像样的好炮。可是炮弹虽运到了，而且足足一千发，那门炮却被忘在天津车站上了！人人都说，这样的事只有俄国人干得出来。不过也有人说，那是故意忘掉的；因为德·葛早已从中国政府那里得了十足的保证：无论如何不会攻打俄国使馆；带水兵上来，不过是为了对其他各国守个信义罢了……

你看得出来，这份可怜的清册意味着：敌人的火力，我们无以还手。我们并不骄狂愚蠢到想把对着我们摆开的炮压下去；可是至少，我们该能还上几声。水兵里的炮手情急之下，试着把铁条与钢件捆扎起来、外面箍上木头，造一门粗陋的家伙。所幸它始终不曾放过，因为正在紧要关头，我们防线里一家铁匠铺中翻出一门生了锈的老式前膛炮；费了极大的巧思，居然教它能打俄国的炮弹了。它喷出来的主要是火焰与烟，还有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有人说，这东西同一门新式的十二磅炮一样有用……

至于中国人的炮，我们所能探明的极少；只知道北京库里存的新式家伙，用来对付我们的一件没有，至多也不过极少。经常打的至多九门或十门；其余的或许已经被拖上通天津的长路去了。可即便这九门十门，若合在一处用，也差不多能把我们轰垮。我们的几次出击把其中几门逼退了些。

其中两门是从皇城墙上一座台架上朝我们打的——有时打得很有规律、很执拗，有时又像是受了宫里那几股正争着分胜负的势力的牵动。它们若一连二十四个钟头不停地轰，便能教英国使馆几乎守不住。鞑靼城墙上还有两三门；三四门对着肃王府与法国防线；另有几门在我们四周绕来绕去，寻我们的薄弱处。他们既无章法，也无火力纪律。有的打榴霰弹与子母弹；有的打通身生锈的实心圆弹。有时一连好几天神秘地沉默着，忽然又活了过来，一阵猛打，几分钟里所造成的破坏，胜过几星期的排枪与好几天对外围房屋边缘的轰击。然而我们也不能抱怨。我们有这么多墙、这么多房子、这么多树、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阻隔，教他们什么也看不真切。这些唱着歌飞来的炮弹，若把炮集中起来连续地打，本可以在任何一处打开缺口；如今我们多数人已经对它们嗤之以鼻了。只要你肯伏低，炮火连它那点吓人的效用也很快就没有了。

二十六冷枪

如今这场围困于人人都成了一桩按部就班的营生，几乎有了一套规矩条例；这些规矩虽不曾在被围者与围者之间颁行，至少也是彼此多少心照不宣的。譬如说，过了后半夜一两点钟，我们四周的枪声必定完全静下来；炮手们早已停了对我们的关照，一种平和的宁静笼罩一切。这时月亮也许正挂在天上；果真如此，鞑靼城墙便清清楚楚地黑着，而我们四周残破的堑壕浸在一片银光里，教这周遭的肮脏在夜的魔法中立时消失。我们这小小的世界累了；我们都受够了；哪怕冒着上军法的风险，到清早三四点钟，多半的哨位与游动哨也必是睡得死死的。起初不是这样，那时候人无论昼夜都睡不了多少；便是睡着了，也只是被什么古怪的噩梦惊得呻吟着醒来。

如今，自我们同外面的世界断了音信以来，几个星期过去，情形大不相同了；我们纵容自己在枪眼前打个盹这点小小的软弱，任凭值星官整夜跌跌撞撞地巡查，为这情形骂天骂地。不过我发觉：人练一练，实在可以像狗一样睡——睁着一只眼，两只耳朵支棱着；那是一种最轻的浅眠，稍有一点响动便立刻醒来。人到了这个地步，便可以在枪眼前当差了。

而且在那永远守不完的枪眼前，这差使也实在沉闷：四周除了黑暗与浓重的阴影再没有别的，一处哨位其余那四五个人正打着雷一般的呼噜。头半个钟头过得还算快，也许第二个半钟头也还成；可是最后一个钟头，是又凄凉又难挨的苦工。等你两个钟头满了，心满意足地去踢身旁地上那个接班的人，他只轻轻哼一声，并不动弹。他睡得死透了。于是你再踢他一脚——带着一股因为想到自己丢了的觉而生出的狠劲——他又在疲倦里哼一声，这回哼得响些，人却仍旧不动。

末了，你气得没法，把枪托狠狠地砸在他胸口上，他这才叫一声或骂一声跳起来。

「时候到了。」你咕哝一句。接班的人嘟嘟囔囔地站起身，使劲揉着粘住的眼睛，问你有没有什么事。「没什么。」你干脆地答。永远是没什么；因为敌人的街垒虽然就在离你站的地方也许不到二三十英尺处耸着，你也知道：要在黑地里冲过这段距离、爬过你的工事与壕沟，迎着迟早要爆发的一阵狂暴的火力，非有一副硬心肠不可。因为如今我们懂得自己的行当了。经验是惟一的先生。

就这样，两个钟头上岗、四个钟头下岗，一夜便过去了，天边泛起红来。这真是极累人的活计，这一班班长长的夜哨……有时连你那四个钟头的睡觉时间，也被五六次警报粗暴地搅碎；因为你同隔壁哨位的同伴有时相距几百英尺，一见敌人中有谁动起来，求生的本能便教你排到枪眼前，焦灼地朝外面的昏黑里张望。引起警报的，十次里有八九次不过是近旁噼啪响了一枪；因为那不和谐地炸开、惊起回声的一枪，也可能正是那可怕的猛冲的信号——那一冲便是末日的开端。我们凭本能知道：防线一旦被突破一处，随之而来的混乱便要把我们统统吞没。人与人之间是没有信任的……

有工夫的时候，你可以打打冷枪，解一解这份单调。

清早——极早的清早——是干这活的时候，大略说，是四点到六点之间；这时候我们防线外面的中国兵正打着呵欠从睡里爬起来，蹲在那里眨着眼、心不在焉地喝他的早茶。这时候，你若是天生的猎人，肯冒不小的险，手底下又有几分快，便能碰上绝好的机会——那机会教给你的，比你在靶子前站几个月所能学到的还多。俄国分队那位愤世嫉俗的指挥官罗男爵，是我们中间打冷枪的头号好手；一则他白天没有多少事，二则他那俄国使馆防线外面一向静得很——静得古怪，静得意味深长。清早四点钟，罗凭着水手的习惯照例起身，像狗一样抖擞一下，点上他那永远不断的俄国纸烟，抽上几口，便带着一支曼利夏马枪与一夹五发子弹出门去。他的水兵们照例得了嘱咐：万一他得狼狈退回来，便掩护他；不过到眼下为止他还不曾出过岔子。他小心地推出自己的街垒，爬上一堵塌了的墙，到了顶上，便把自己埋进尘土里，愉快地等着下文。

不多时他便得了酬报。一个中国兵勇走到空地上来，挑了个墙角，在街垒的遮蔽下坐着抽烟。男爵不慌不忙地把那夹子弹推进弹仓，从进弹口送一发进枪膛，随后极小心、极缓慢地稳稳把准星对上那人。他干活的样子我是见过的。也许过去五秒钟，也许十秒钟——因为男爵每一回只许自己放一枪——随后「砰」的一声！子弹飞了出去，那中国人从头到尾被钻穿，一翻身倒下。运气好的日子，一天能有两三个；运气坏的日子，这位俄国指挥官便带着五发原封不动的子弹与一个固执的俄国式耸肩回来；因为他从不空放，而这项游戏里有些规矩，是他不肯轻易破的。

我自己看了这位俄国指挥官两个早上，便迷上了这场游戏，也打定主意要来干一干，虽说清早那几个钟头我没有这份闲。于是十一点或十二点、日头正亮的时候成了我的钟点；那时太阳火辣辣地晒在我们头上，人人都被正午的热蒸得昏昏欲睡。这时候你也能又一次撞见中国人抽烟、喝茶；你手底下若快，酬劳便是一个死人。每多一个死人，便给攻的一方多添一滴谨慎。所以这事既好且有用。

昨天我的运气极好，短短几分钟里接连打倒了三个人；正当我做着美梦、以为凭这个好地势还能再撂倒几十个时，却被一场我从不曾经历过的火力风暴扫回了我们的防线。我该告诉你：能干这种古怪营生的射场其实只有两处；只有两片砖石与废墟的地面，凭着巧妙的周旋，你可以溜出去，从敌人暴露的侧翼取他——那里没有街垒护着他不受纵射。这两片地面，一处正对俄国的前沿，一处在肃王府日本人最西端哨位之外。既然俄国前沿是俄国指挥官自家的猎场，我便从日本人的哨位上做活。

我打出那一天最好的猎获的日子，十一点半时人人昏昏欲睡，时辰正好。这样的时候，我们北京北方的太阳从万里无云的天上无情地晒下来，于是整片场子全归我一人。四面的枪声绝对停了，中国人已经睡下。我低低地猫着腰，从日本哨位上急奔到五十英尺外的一片废墟里，静静地蹲着，在热气里喘息，先把方位辨明。我四周一片沉寂；离我伏处三四十码，我看得见那日本水兵褐色的脸从枪眼里对我笑。随后我举起望远镜，把四面堆挤在一处的大片塌房与断街扫了一遍。

没有一根枝条在动，没有一道影子在移。万籁俱寂。这一面中国人的大营扎在哈那几处空院子里——这一层我们早就探明了；可是那里的队伍此刻显然都睡了，连一个哨兵也不曾放出来。于是我胆子大起来，往前推，顺着肃王府的外墙平行而行，离墙约五十英尺。忽然我停住，伏了下去，全凭本能；因为我的脑子虽已把危险传给了我的两膝，我却直到人贴在地上才完全明白那是什么。就在拐角那边，可以瞥见三个光着上身的人。他们看见我了没有？我提心吊胆地等了几秒钟，把望远镜按回套里，握紧了枪。我的心很快就放下了；因为一阵哗啦啦的声响——听着像比实际大十倍——那几个人利索地动起手来，在搭一样什么东西。他们在造什么，我的机会来了。我又挪到拐角，小心地探头张望：离我伏处不过七八十英尺，三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正抬起一根沉重的大木。他们脱了红黑两色的号褂，只穿着肥大的裤子，还有北方人惯常用来护着肚子不受凉的那种古怪的小兜肚。

他们褐色的脊背在明亮的日光里泛着汗光；在腰带与那盘着辫子的松松的黑布包头之间，一个两英尺高的理想靶子呈在眼前。我仔细地放了一枪。

一霎之间，一片宽阔的褐色脊背溅上了红；一个汉子伸着两臂跪倒下去，末了一声不哼地翻倒，看去是死得再透不过了。这事叫人变得粗暴。

那几个人抬着的大木沉沉地砸落在地上，剩下的两个兵吃惊地往后一缩。这一枪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干活的地方前面便是他们自己的前沿哨位，那哨位对着我们的，相隔两三百英尺，本该把他们完全遮住。他们四下张望了几分钟，焦灼地搜他们的正面，却不曾回头看背后。末了他们显然断定那是一发流弹，因为他们弯下腰又把那根木头抬了起来，对死了的同伴的理会，不比对一条死狗更多。

这一回我放他们朝自己的哨位走，一直走到离我又远了一百英尺。随后我又放了一枪。那木头又一次「咚」地闷响着落地，两个人也都倒了。可是我何等扫兴——他们两个都爬了起来，其中一个只把一处被削破、想必正在流血的肩膀指给另一个看，那伤显然算不得什么。我把我那支官发的步枪骂了个够：它总是往右偏。不到一百码上打成这样，实在丢脸。这一回两个人都惊动了，丢下木头绕过一片废墟不见了，随后又出现时已经穿上号褂、束好子弹带、手里提着毛瑟枪。他们是要报仇的。我有足足十分钟看不见他们，再见时，两个人已经绕到差不多在我同我出来的那个日本哨位之间了。我被截断了！我非把这两个人干掉不可，否则他们便要干掉我。

不过他们并不着急，一开头便仔细地一寸寸搜地，处处利用可以遮身的东西。他们显然疑心我们有人散开队形出来了，还伏着没走。末了，有一个看见了什么。他瞥见了那个日本哨兵——那哨兵正焦急地往外张望，看我到底怎样了。于是这兵匆匆立起来，朝那张褐色的日本面孔放了一枪。他还不及重新跪下，我已经一记快枪把他打了个正着——想必打在脑袋上，因为他一声尖叫翻了过去，两只手直往自己帽子上抓。另一个不等着看下文，撒腿沿着一条离我只二十英尺的小巷没命地逃。我看这场戏已经演完，便站起身来从臂弯底下匆匆放了一枪，没有打中。我一面往后追一面装弹，又给了他一颗，他猛地一个踉跄，却不曾倒。我的血这时上了头，打定主意非把他拿下不可，哪怕追进中国人的营里去；于是我也撒腿追上去。那家伙这时正扯着嗓子大喊，叫同伴来救他；我兴奋得像是要发疯。我一边跑一边又放了一枪，想必又打中了他，因为他晃得更凶；随后他踉踉跄跄地拐进一处塌了的门洞里……

正当我断定只好作罢的时候，眼前的景象像一盏灯猛地一亮，全变了。我的猎物一绊，直挺挺地扑倒；几十个半光着身子的人朝我冲来，一面跑一面装弹；几乎不等我弄清是怎么回事，我四周的地面已经被子弹犁开了。

这一回轮到我跑了，我跑得何等快！

我四周的火力猛到那个地步，我几乎想丢下枪好跑得快些，嘴里的水分全干了。我硬是攥住枪不放，末了越过了那片没遮拦的空地，一纵身跳进日本人的街垒。中国兵气极了，跟着我冲到空地上来，沿着整条线愤怒地放枪；不等枪眼上排满了人、不等我们还上排枪，他们已经几乎逼到我们跟前。随后，像每次一样，他们忽然又犹疑起来，稀稀落落地退了回去，躲在安全的遮蔽后面，照旧泼来那种远距离的枪火……

不过这不过是一桩偶然的事——而且是我自己惹出来的。平常我们并没有这样进取，倒是倾向于事情怎么展开就怎么受着。可是这一场胡闹向我证明了一件事：对我们发动的进攻，全是在政府下了专门的命令之后才发动的；扎在我们防线四周的那些兵营，与其说是为了杀我们，不如说是为了囚我们。他们用砖砌的工事把我们捆住，又用九门十门炮断断续续地轰我们；可是每一次轰击、每一次进攻，都像是同全局毫不相干……这样说来，我们虽然全局上组织不良、指挥不善，倒也算幸运：我们各个分队都带得好，而且就眼前的实情，我们已用了当下所能有的最好的办法去对付。可是这局面撑得下去么？会不会出什么事，把我们的敌人整个儿掷向我们，而且只怀着一个念头——把我们一个不剩地杀光？如今只消驻在我们四周的那几千武装的人一拥而上，便能把我们的防御像一堆枯萎无用的叶子一样从地面上扫得干干净净。

二十七英勇的法国人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四日

各哨位上的争夺越来越拼命，法国人的地盘在一步步失去。说他们正在失掉勇气，是真的么？自然，人人都知道他们是一个英勇的民族；虽说德国人凭着他们冷酷的学问与对细枝末节没完没了的讲究，在机器一般的战争里被评得更高，他们却永远比不上耶拿、奥斯特里茨与其他上百场战役里那些辉煌的征服者。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法国人竟会以他们当年在滑铁卢抱怨英国人所有的那种牛头犬式的死拼，死死咬住他们使馆的废墟不放——那种死拼教每一所房子自成一场围攻，非到这所房子被炮弹或大火彻底毁掉决不罢休；谁也不曾料到他们竟会把一切后退的念头视同轻蔑，尽管两个星期前所受的那番怠慢，曾使他们一怒之下暂时弃了自己的防线……这就是到眼下为止所发生的事：法国人咬紧了牙关；如今几乎人人都相信，什么也打不退他们了——地雷、炮弹、成千累万的子弹，以及司令部一道接一道下来的、命他们把人调往别处的蠢命令，都打不退他们。可他们也不能这样一直撑下去。他们四周那些连络的哨位与碉堡损失的人越来越多，事情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

自从开战十分钟后第一颗子弹在海关街远处的街垒上把第一个法国水兵的脑浆打出来，到如今将近四个星期；在过去这二十五天里，法国人的阵地被轰成一堆堆不成形状的东西，早已认不出本来面目。我有一个星期不曾到这边来，一见剩下的竟这样少，实在吃惊。中国人一尺一尺地已经夺去了使馆的一多半；守的人手里实际所剩的，只有大门口那座碉堡、一条长长的设了街垒的堑壕，与几所房子的残骸。他们发过誓：守到再无力守住为止。到那时候，也只有到那时候，他们才退进背后的第二道防线——设了防的北京饭店；那饭店身上已经有四百个炮弹窟窿了。

昨天法国防线上的损失是：五人受伤，四人被地雷炸上天——其中两人再也不曾见着，另有两人被步枪打死。随后，最后几所房子被中国兵放了火；他们趁地雷爆炸时的惊乱冲了上来，想夺下并守住这几处要害，费了几次反扑才把他们赶出去。这类事情说明：出于某种莫测的缘故，中国方面的将官正想尽一切法子要拿下法国防线……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

因为从七月七日起，中国方面先用一场持续六十个钟头的猛烈炮击替他们的进攻清了场，把地面以上的一切轰得满是大洞；随后便从缺口处往前推，用绑在长竹竿上的火把去点着一切点得着的东西。任你多勇敢，活人也守不住一堆烧红的瓦砾与灰烬；而中国人所显的那份狡狯，简直是鬼一样的。沿着整条法国防线，零星的搏斗此起彼伏——为了赶走放火的人，两三个人一组的小出击一次次向那不肯罢休的敌人猛扑，每一次都教他带着伤亡退回去，可转眼又见他像浑水一样，从这不完备的防御上每一个洞、每一条缝里渗了进来。然而连这也无济于事。最初几天里这些古怪的遭遇，谁也记不成一笔准确的账，因为一桩紧接一桩来得那样快，人已累得、困得不想开口。他们只想着做事；其中有些奇遇实在惊人。

譬如有一个年轻的布列塔尼水兵，不过十七岁，夜里见有一伙拿刀的人正集拢来要冲，便从一道土工的顶上跳进他们当中，不等他们有工夫招架，一连开枪并用刺刀捅倒了三四个。随后他花了半个钟头，从地上一个洞爬到另一个洞，躲着枪火，才回到安全的地方……

求生使人不得不这样单枪匹马地冲出去，把自己正面的压力松一松。多杀死一个人，便多给敌人一分气馁，能把他挡回去一点。

这一类的作为，到底教中国兵明白了：在这一带，他们要对付的是一群怀着绝望之勇的人；而他们最怕的莫过于白刃，于是断定：要够着这块猎物，惟一的法子是把他们一块一块炸上天。这便是他们何以动手挖地道——而且是极大胆的地道，就在法国守军的鼻子底下挖。你若夜里到这里来，待到步枪声中那种古怪的间歇忽然开始的时候，便能清清楚楚听见镐与锹那种奇特的笃笃声——那便是一条坑道正在成形。

为了省工夫，这样的坑道并不从敌人堑壕的后面挖起；它大胆地从散在中间地带的废墟里开头——那一带两边都不据守，一到黄昏，中国的亡命之徒便爬进去。有几天法国人不敢出击去对付这些勾当；可是几个年轻的志愿者发觉这些挖坑道的人身上只带着家伙、并无武器，便动手爬出去，在地底下动起屠刀……这事可怕，却千真万确。有一个叫狄的年轻志愿者，守了两天之后发觉：每天夜里都有一伙人钻进离他哨位仅二十英尺的一个洞口，就在他脚底下挖一条地道。他打定主意要亲自出去把他们统统杀掉……这故事是他讲给我听的。两天前，他一见那些人进了洞便爬了出去，守在洞口，喝令里面的人出来，否则他就把洞口堵死，用他所能想到的最惨的法子弄死他们。他们出来了，手脚并用地往外爬；每有一个爬到地面，便挨一刺刀……末了这样杀了十三个。还剩三个，可是狄的力气支持不住了，只好把他们当俘虏押了进去。随后这三人被处决、砍了头。据说法国水兵把那几颗头颅远远地扔回中国人的前沿街垒里，一面扔一面嘲骂呼喝。那一下教他们几个钟头没有再动工。可是停得还不够久。

昨天，十三日，中国人为过去一个星期里在这条正面上被枪打死、被刺刀捅死的一百多人报了仇。傍晚六点钟，全线的枪声都静下来的时候，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震动了我们被围地界的每一个角落，教人人怕得发抖。便是我们防区最北的一端——英国使馆之外那几处翰林院的哨位，大约隔着三四千英尺——那里的人也说，那响动像一场地震。在法国防线上，简直像是世界末日到了。中国人成功地把坑道挖到剩下的一所设防的房子正底下，用一大装黑火药把它炸上了天。法国指挥官狄、奥国代办罗、还是那位不屈的志愿者狄，以及四个法国水兵的一处游动哨，都在那所房子里，被埋在废墟底下。头一声爆炸的回声还不曾散尽，第二声又把另一所房子炸上了天；而从那废墟里，仿佛幽冥之力动了恻隐之心，被活埋的守卫者除两人之外，全被掀了出来。这样的事真是闻所未闻。上天分明在帮我们。这几个被这样残酷摆布的可怜人被拖出来时，个个脸色如死，血流不止。那两个失踪的法国水兵想必已被压成碎块。只找到一只脚……

这是后话；因为地雷的爆炸乃是一场可怕的炮击与全线枪火的信号，那一场我们至今还不曾缓过来。法国人受的震动着实不小，被逼退进他们最后一道堑壕——刚刚筑成的巴托兰壕。他们守着这道壕直到今天早上，随后反攻。这就是我何以到了这里。天一亮我们便急调援兵进来；四十个钟头不曾合眼之后，中国人的推进总算给顶住了。可是顶得住多久呢？他们下个星期若还这样认真地干，我们便完了！

二十八英国使馆这个基地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

所幸我方才所写的那一类骇人的事，只限于外围哨位与那五六处逼得极紧的地方。我们的大本营——英国使馆——几乎不受影响；里头许多人对外线上这些疯狂的搏斗，像是既不觉得、也一无所知。他们能从昼夜不停抬进来、送往医院去的担架队上，看出中国人的火力得手到什么地步；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多数人暗地里希望：但愿一直这样到底；但愿子弹与炮弹尽管在头顶上尖叫，而他们只管去料理些琐事。我环顾四周，越来越看得明白：自保乃是现代人身上占主导的、卑下的特性。人人的姿态都是：饶了我，把我那些不如我值钱的邻人统统拿去。我们在只有一层皮的文明上得着的，在野兽般搏斗的本事上失掉了。性命一有危险，我们多半实在是滑稽可笑的。

在英国使馆里，人们竟还找得出工夫办起一所模范洗衣房；据说这主意一提出来，有好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当真为了争这个管事的美差打了一架。

我们的各国公使也不曾因围城这番磨炼而长进。他们多数已经荒唐到这个地步：躲着公众的眼睛，在谁也找不着的安全处所听枪声的轰鸣。然而他们中间足有一半是身强力壮的人，本可以做些有用的事，甚至可以拿起枪来打。不过正是他们给这场围城添了一面滑稽；单为这一层，人也该谢谢他们。看法国公使皮带着他全班随员出门巡视，也算一景：人人扛着猎枪，摆出一副十足的运动家派头，而且专挑万籁俱寂的时候出发。每个人都被自己含着泪的太太仔细叮嘱：留神义和团，警醒着些——倒像有中国土匪就伏在使馆基地外头，等着把这几位勇士一口吞了似的！——于是他们结成密密的一队，浩浩荡荡地出去了。这些都是有家室的人；炮一响，婚姻便成了什么都可以开脱的理由。就有那么一位使馆参赞——他的名字我连一个字头也不肯泄露——昨天把我逗得不行：他掰着指头算给我听，他做一家之父，于国家的价值比我这样一个没成家的小伙子高出多少。他想向我证明：他若死了，他儿女在经济上的价值便要受损——这蠢货！——而我自己的价值照数学家的法子折成本金，实在小得很。我仔细听完，然后问他：勇者与懦夫之间的分别，在经济上有没有什么意义。他忽然火了，撇下我走了。被围的人里，有些实在变得叫人恶心。

便是那位皮——有人以为他该待在他自己使馆的废墟里——也颇觉得可厌；而当他穿着一件绣花的睡袍、上头用红线挑着小鸟的图样走出来时，他并不像我起初所想的那样荒唐。可怜的人，他是在按自己所见的道理尽他的本分；除了两三个人之外，在这些自以为地位可以开脱一切的上了年纪的人里，他是最拿得出手的一个。

妇女们坐在遮蔽之下辛苦地缝沙袋，陪着那些没胆子出去的男人。而因为炮弹落在这个安全基地里外的次数越来越多，谣言又告诉她们外线可能失守，于是许多处挖了防炮的地窖，专等收容那些甘愿一连蹲上几个钟头、以免万一挨上一下的人……

除此之外，英国使馆里再没有多少可记的；因为外线上的风暴与压力传到这里，古怪地竟极其微弱，除非是全线大攻的时候。那几十道墙便是缘故。到了晚上，传教士们如今聚在一处唱赞美诗……有时候那位俄国银行大总办的夫人皮夫人动了恻隐之心，唱一段歌剧里的咏叹调。据说多年以前她是圣彼得堡歌剧院的名角；在这样的环境里，她的歌声来得像一场甜美的梦。一个星期前她即兴开了一场小音乐会，出了一桩怪事。她唱《浮士德》里的珠宝之歌，唱得那样响亮，中国人的冷枪手想必听见了，因为他们立刻开了一阵猛「火」，越打越大，末了成了一场十足的旋风，把听众吓得四散奔逃。也许敌人以为那是一种新的战号，意味着他们的末日忽然到了！

不过我们到底有了这许多工夫把一切错处改正过来，事情如今顺当得多了。舆论逼得总指挥把英国陆战队分派到许多暴露的阵地上去，从而让战力较差的队伍去守内线。上个星期，在这番重新分派还没办完之前，意大利与奥国的水兵以及一些志愿者闹了两回乱子。他们有几处哨位在夜里退了下来……他们的理由是：他们知道，照这样松散的编制，敌人一旦猛冲，他们必被当作牺牲。这话有很多可说之处；总的指挥实在不成体统，夜里尤其如此——夜里全靠运气才没有被全歼。只消一次坚决的猛冲，这出闹剧就收场了……

这样的后撤并不限于水兵；末了在非战斗人员中间引起极大的骚动与惊慌，于是临时凑起的预备堑壕与街垒越来越多，也都派了人。饶是如此，兵力的分派仍旧不均。在英国使馆的北面正面——这一面是方块的这一侧惟一直接暴露在攻击之下的——驻着将近六十支枪。要从这里抽走一个人，费尽口舌也未必办得到。他们说：这里离所有到英国使馆来避难的人太近，离妇孺、离那些害怕的人太近，削弱这一面便是犯罪。可是四个星期的围城里，这六十个人中间几乎不曾有过一次伤亡；而在别处，死伤的约有一百二十人……

因为怕有人从这里远远扔进火球来，或从邻近的堑壕里射来火箭，他们便设了巡逻队，整夜沿着一条累人的路线绕行，看是否平安无事。在浓黑里，这些人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如今已经有好几桩腌臜的故事在传了。有一桩极滑稽。这一次的巡逻队全由俄国学生组成，他们是不算作战斗员的。前天晚上九点钟出发，巡逻队走到英国使馆北面这一带的日本妇女住处时，停了几分钟，传达几条命令。其中一个志愿者性好风流，瞧见昏黑里有个丰满的日本小女仆正在洗衣盆前干活。于是约定了第二天……

第二天夜里如期而至。巡逻队又一次停下，那年轻的俄国人又一次叫同伴们先走。巡逻队走开了，这位胆大的俄国人踮着脚溜进日本人的住处。他小心地摸着一条走廊往里走，推开一扇他认定是那一扇的门；于是悲剧发生了。忽然，从昏黑里有一个平静的声音用法国话对他说：

「先生要点什么么？只要先生肯站在门口不动，先生要什么，我都乐意奉上。」这可怜的俄国学生以为自己完了：那是一位公使的夫人！他迟疑了一分钟；随后握紧了枪，凭着俄国人那份十全十美的不动声色救了自己，深深一鞠躬答道：「谢谢夫人，千万谢谢！我不过是在找一点凡士林，给我的枪上油罢了！」

这句话在被围的人中间从此不朽。

二十九越来越长的伤亡名单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

然而人若还笑得出来，便算有福。枪炮声不停；街垒越推越近；我们的人倒下得越来越多——总是这样一篇单调的流水账。几天前，可怜的泰——那位曾想当我们的总指挥、结果闹得一塌糊涂的奥国巡洋舰舰长——在肃王府被打死了；当时他正鼓励他的人站稳，不要重演从前那几回的把戏。今天，那位矮小的施——英国公使的参谋长——受了致命伤，方才断了气。这是一桩伤心事。早上，司令部一行人去巡视肃王府各哨位，要看清这些哨位究竟还经得起多少轰击，又要看意大利人所说「土山上的工事已经守不住」这话多久会成为不容否认的事实。意大利人的防御刚看过，这一小队人正穿过那片花园——那里从来都被火力横扫——忽然施中弹倒地，伤在要害；那位记者麦腿上也重重挨了一下；惟有那位日本中佐只被打穿了军装，得以幸免。他们把敌人的火力引来了。这消息一传开，人人大为沮丧；这意味着司令部的威信挨了残酷的一击。如今再没有哪个军官能真正担起参谋长的差使；而这一份本来纯属客套与虚名的节制一旦松了，整条外线都会感觉得到。别国分队的军官接连伤亡，本来使英国陆战队的指挥官们的影响力得以扩大。如今这一层也完了。仅有的两个好军官，如今都从名册上勾掉了。

一整天里，人人阴郁地四顾，觉得事情正在慢慢地、然而确确实实地由坏变得更坏。六名最好的军官已经或是阵亡，或是伤重得再也不能上阵；我们最敢打的正规兵与志愿者中，约有五十人当场毙命；到今天为止送进医院的有一百一十人；这样算来，守我们防线的四百五十支枪里，不到四个星期便有将近三分之一失去了战力。除了御河北边那座桥头还有一小段空隙之外，敌人的街垒如今已连成不断的两道、甚至三道，从鞑靼城墙上美国阵地的对面起，绕成一道巨大而不规则的弧线，一直连到俯瞰德国使馆的那段城墙。

这些街垒越来越坚固，而且凭着一套攻堑与横墙的法子逼得离我们那样近，以致在肃王府与法国防线上，我们自己的防御同敌人的只隔着几英尺。已经有两回，在同一个枪眼上，我们的人同一个中国兵勇之间发生了一场凶猛而独特的搏斗，末了一方把另一方打死，逼得我们退到下一道街垒去。就这样，他们单凭砖石的分量把我们挤压进来；他们若再有两个星期不受打扰的工夫，结局只会有一种。施中佐又发动了两次疯狂的出击，两回我都在天亮时带着几个人参加；每一回都把敌人在某个特定的角落里逼退几天，代价却是我们赔不起的伤亡。可是这份活计与这份紧张正变得教人精疲力尽；便是日本人——他们被那个矮小的施像赶骡子一样赶着——也在无神的眼睛与拖沓的腿脚上现出了这份消耗。弟兄们缺觉缺得半醉，血也因为长年累月地从枪眼里张望、连睡着了也警醒着而变得又坏又躁。我说，这份紧张实在忍无可忍；而马肉越吃越恶心，教我一见便作呕。

更兼如今堑壕里有时半壕是水，因为拖了这许久的伏雨开始下了。腐烂的尸首与污秽的排泄物臭得那样厉害，本已虚弱的肠胃反抗得厉害，什么食物也难咽下去。

早上有时简直教人受不了。有四天我守在一排枪眼上，鼻子底下就是几具在日头下鼓胀起来的中国人的尸首……我冒着挨枪子的险，抓起一把把泥去把他们略盖一盖。不然的话，不是我自己受不了，是我那反抗的肠胃受不了。

白天被日头烤着，夜里除了短短几次打盹再睡不成，四周是永无休止的枪炮声——我们所能受的差不多已经受尽，谁也不想再受了。我如今有时纳闷：我们自己人为什么把我们丢下不管。救兵与施提督之流，只在骇人的梦里见得着……

然而近处还有人的光景必定比我们更糟。城北老远的地方，有费主教的教堂、他那几千名教民，与他当初那样恳切求来的四五十个人；在比较安静的日子里，我们听得见远远的炮声隆隆。有时风朝我们这边刮来，我们像是听得见极远极远处一片乱哄哄的枪声。据说北京的满人统帅荣禄——法国主教向来殷勤地同他结交——正留心不让中国方面的进攻真打到底，采取的是一种同他们对付我们的相仿的观望之策。可是无论实情究竟如何，被围的神父们必定正在受着极大的苦……

马与骡子也越来越少。原先那一大群至少一百五十到两百头，如今照每天两三头当肉吃的速度已经不见了。剩下的牲口如今圈在肃王府的一部分里，就着那阴森的园子里还找得着的一点点草与绿叶啃。有时一颗呜呜飞来的子弹打得低，正伤在一头可怜的牲口的要害上。那便用不着屠夫动刀了，因为肉是宝贵的；甚至病死的马——上头下令要赶快埋掉的——也逃不出我们那些半饥半饱的中国难民的手……

几天前有一群马被战场上骤起的轰鸣惊了，挣脱缰绳，居然奇迹般地跃过河岸前面几道矮街垒跑了出去。它们夹在我们与敌人的火力之间，除了在惊惶中成群地来回狂奔再无别的法子；这些可怜的牲口叫我们心疼了好几天，我们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救不了它们。它们一头一头地渐渐中了弹；不久，它们溃烂的尸体在日头下鼓胀着，给我们四周那本已可怕的臭气上又添了一分。有几个人自告奋勇出去把它们埋了；天刚黑，他们提着铁锹小心地爬出去，我们北京的尘土便又一次派上了用场，给它们盖上一层土被。

四处游荡、从每一个洞与每一道缺口里钻进钻出的那一群群无主的北京狗，也把我们扰得不堪。这些野狗的主人早从这片成了废墟的城区逃走，把它们丢下了；它们饿得发疯，为中国死人的尸首相争，把埋了一半的马刨出来，怎么也赶不走。夜里它们成群地发疯似的朝我们扑来，有时把哨位惊得开一阵猛火。上头下了命令，凡见一只便打死一只，好止住这些夜里的乱冲；命令是执行了，可是任你打死多少，总有更多的饿疯了的涌上来，当着我们的眼把死了的同类撕成碎块。在这片被砖石围死的战场上，这场战争正变得可怖。

我们防线里头有不少半饥半饱的本地人，是被这场风暴困住、逃不出去的。他们是苦力阶层的穷人，照管他们不是任何人的本分。他们曾几次成群地想溜出去逃走，可每一回都被恐慌攫住，又逃了回来，宁愿饿死也不愿被敌人的子弹打成筛子。我们防线外面的中国兵见什么动就打什么。几天前，有人看见一个拾破烂的老头在鞑靼城墙外面，半昏半醒地朝水关那边蹭去——那水关从大城墙底下穿过，通到我们防区中央那条干涸的河沟。中国的神枪手看见了他，想必当他是个送信的。不久他们的枪朝他轰响，老头中弹倒下，却没有死。过了一会儿，他用两手两膝把身子撑起来，像一条受了伤的可怜的狗，朝他的同胞爬去，指望他们看见他这副样子会饶了他。可是无情的枪声又一次轰响，这一回子弹打进了他的要害，这可怜的人一翻身便不动了。他如今就躺在被打倒的地方，躺在尘土与污秽里；他雪白的胡子与腐烂的破衣，像是在向苍天提出一份无声而雄辩的抗议，控诉这一场正在折磨北京的恶魔般的阴谋。

我们那将近两千人的教民大军，饭还是照常在发；可是婴孩死得很快，再没有什么别的法子可想了。

米就只有那么多，而在工事上干重苦力活的人非比别人吃得好些不可，不然就根本不必发什么饭了……

本地的孩子们饿得肠胃里像有东西在狠命地啃，四处游荡着捋树上的叶子吃，以致肃王府一半的园子里都是光秃秃的枝条。有些母亲因为天热，把孩子的衣服全脱了；那些可怕的、灌满了水而鼓胀的肚子，与那一双双可怜的细棍似的腿，把它们自己的故事说得再清楚不过。找不着吃的，人人便大量地灌水，好把饥饿的绞痛压下去。一个到过印度的人说，闹饥荒的时候人都这样喝法，喝得肚子胀到危险的地步，那是死期将至的先兆。

我们自己那份粗粝的伙食吃完之后，凡还拾得起来的残渣我们都给了那些孩子；而当什么也没有时，看着那一张张失望的小脸，比看着伤员被抬进来更教人心酸。我们若有出去的一天，有几笔重账是要算的；我们有些枪会说出极苦的话来。

就这样，我们被围在这砖石扎成的防线里，各人抽着各人的命线。欧洲人的食物仍旧够吃；中国人半饥半饱；枪弹炮弹不停；臭气熏天；腐烂的尸首在日头下溃烂着：我们的指挥比任何时候都更松散。我们至今还撑着，纯属侥幸。也许明天就完了。无论如何，那份荣光早已远去，剩给我们的只有残酷的实情。

三十停战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

不可能的事，在最后一刻发生了。我们四周，那些嘶哑的喇叭整整一天响得震天价响。那声音何等教人毛骨悚然！一支支铜喇叭凶猛而执拗地彼此呼应，这野蛮的停火号涨成一片令人骨寒的吼声，教人不能不加理会；于是枪声慢慢地、然而确确实实地一一止息，末了一片彻底的、绝对的沉寂笼罩了我们。遥远的外部世界里的外交，到底教人听见了；我们这些被搁在中国这个「中央之国」正中心的人，正被负责的中国政府遣人来商谈。这一场等待既长且教人心碎，可是迟到底胜于不到。

事情正是这样的，虽说详情我方才才全弄明白。十四日——也就是三天前——一个本地的信差带着我们的消息，战战兢兢地被派了出去；说动他去闯天津的，是许下的重赏与传教士们恳切的央求。可是他连城都没有出去便被拿住，挨了打，在皇城里满人统帅荣禄的衙门里被扣了几天。末了，当他以为自己正被押出去处死时，却被带回我们的街垒前，样子狼狈可怜之极，手里却带着庆亲王与总理衙门全体大臣的一封要命的照会。这照会里并没有什么惊人之语，但它标志着一个开端。它不过是说：近日以来兵与匪一直在交战；我方火力之准之猛，引起了惊惶与疑虑；因此邀请各国公使与随员即刻移驻总理衙门，在那里将受到妥善的照料。至于我们防线里其余那一千名或死或生的欧洲人，与那两千名教民，照会里连提都不曾提一句，不配有这份体面。多数人从此推想：中国政府里便是那些极端派，也不知凭什么法子明白了一件事——各国公使若都被杀，欧洲势必要拿皇族里的几个人来抵命。

这照会的措辞虽琐屑、甚至孩子气，于我们却有极大的分量。它表明：在北京之外那个模糊的世界里，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也许是有大军正在开来。它提醒我们：我们还活着。我们送去了一封措辞得体的复照；隔天便来了一封惊人的华盛顿密码电报，从此把我们弄得百思不解。全文只有三个词：「告知来人。」谁也说不出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连美国公使也绞尽脑汁而不得，逢人便问。可是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这电报是径直从华盛顿来的，不曾被人动过手脚；因为这三个字用的是一种秘密密码，华盛顿最高一级的官员里也只有五六个人懂，而在北京，除了公使本人再没有第二个人有钥匙。

这绝对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确凿的音信。我们的复电若真能送出去，舆论或许会逼着有人来救我们……

中国方面见我们可以信托，我们自己的信差之后，便来了中国政府的信差：他们哆哆嗦嗦地摇着白旗走到我们的街垒前，把信交进来，然后蹲下身等着领一纸安然回去的凭据。

这样的信件在我们漫长的正面上某一处交进来过好几封，而别处的对射仍旧照样单调地进行着。如今那些喇叭胆子壮了，带来了一片绝对的沉寂。

起初只有这绝对的沉寂。在几个星期的枪声与老式大炮的轰鸣之后，这沉寂显得那样古怪、那样希奇，单是它就像过节一般。随后，人人似乎都明白过来这是停战了，弟兄们便站到自己的街垒上，彼此挥起白布来。

两边这样挥了一阵；见谁也不开枪，彼此的好奇心便促着人爬过自己的工事，大着胆子走到空地上去。仍旧是一样的友善。

到晌午时分，友善与信任已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人有一半翻过了街垒，在两军防线之间那片废墟与瓦砾的中立地带上同中国兵碰了头。我们都把枪留在后面，把左轮塞在衬衫里，免得对方忽然变卦时我们手无寸铁。我在裤袋里放了一支军用左轮，心里隐隐想着：万一非动武不可，便试一试草原上那一手——隔着衣服开枪。我很快发觉这是多余的。

我们大着胆子往前走，一直走到中国人的街垒跟前。最教我们吃惊的，莫过于看见中国人的阵地比围城初期强了这许多。如今不但正面的堑壕与街垒把我们严严实实地圈住，这些中国阵地的侧翼上还有大量平行的防御工事，其用意专在我们万一再取攻势时，把我们出击的队伍打得粉碎。排在这些街垒与临时堡垒上的有好几百人，个个脸膛被日头晒成古铜色，头上裹着黑布战帽。给这一片阴沉的头饰添色的，是一件件鲜艳的号褂，标着这些兵各属哪一支队伍。他们凑成了何等壮观的一幕！有董福祥的炮兵，穿着绣紫边的褂子与蓝裤；有同一位统领麾下下了马的马队，红黑两色的号褂配着红色的「虎皮裙」；有荣禄的神机营；有满洲旗兵；有各省征调的兵，以及别的许多。这些人一齐站在自己工事的顶上，构成一幅极辉煌的图画，我们看得又久又热切。我但愿当时有个天才的画家在场，把那一点意思捉住。因为就在那里，满地散着骷髅与骨头——那是野狗吃剩之后，死了的敌人所留下的一切。折断的步枪与成千的空铜弹壳，给这片争夺得最凶的地面更添了一层残破；顺着街道，每一所本地房屋的残骸都被堆在一处，粗粗仿成一座堡垒的样子，每隔八到十英寸便开一个参差的枪眼，教他们可以在稳妥的遮蔽下把任意多的枪口对准我们。守过这些工事的人把枪就丢在原处；我们探头一看，便见这些家伙多半用木叉绑定了方位，好把交叉的火力集中在我们防御上暴露的那几点。到这时我才明白：一场拖长了的抵抗，会把进攻的一方逼成防守的一方。我们是彼此害怕的。有几个敌人踱来踱去，肯同我们攀谈。他们所讲的好些事教我们大为惊异，也使我们开始懂得我们四周这局面何等错综。山西征调来的兵与董福祥的人——就是说，凡是从外省来的兵——几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我们；他们说，他们是被派来阻止我们闯进宫里杀他们皇上的。

外国人若不曾把这许多外国兵带进北京，本来不会打起来。他们不想打……他们不想送命……

有人想向他们解说：这一切都是义和团招来的。他们却回答说：义和团已经完了，被赶走了，名声也坏了；北京城里一个也不剩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自己的兵也打发走呢——那些兵杀了他们这么多人。这样的话他们翻来覆去说了不知多少遍；那是他们惟一的看法。

一上午就这样过去了；其间也出过几回岔子，险些见血。有一回，一个英国陆战队员想从一个兵手里拿一个西瓜；那兵本是巴不得卖的，只是不当场给钱便不肯撒手，于是那陆战队员照他脑袋就是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两边的人都冲过去抓枪；我们几个人大喊着叫大家别出声，走到那陆战队员跟前，低声叫他别作声，一面把他的手捆了起来。我们叫他自己走回我们的防线去，又告诉在场的人：这人要挨打，那被打翻的人则可以得一块钱。凭着这一出粗糙的做戏，我们总算免了一场公开的破裂；可是显而易见，不能再让两边的兵卒混在一起。我们最后用极高的价钱买下了一大批鸡蛋，才算把一点交好的模样恢复过来。妇女、孩子与伤员久已缺鸡蛋与新鲜的食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对许多人大有好处。

到下午晚些时候，这场破天荒的联欢结出了一桩极离奇的事，就出在法国人的正面上——那里苦战之后，反弹出一份火热的友情。有一个法国志愿者，那份天不怕地不怕同他好些朋友一样，忽然爬过中国人的街垒，回头喊道他是去做客的。人家想叫他回来，他却只略一迟疑，仍旧一路爬过去，越走越远。随后他忽然彻底不见了。谁也不指望再活着见他，人人都把这归到那份正在感染许多人的初起的疯狂上去……

可是两个钟头之后，这法国志愿者来了一封信。信上不过说：他在荣禄营里，日子过得极舒服。到很晚的夜里他自己回来了。这一整桩事虽然莽撞得要命，他带回的消息却是我们所得到的最有价值的。

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不但别处出了什么事，连义和团在北京城里的这盘棋也正在下砸。

那年轻的法国人确实受了很好的招待，给他吃中国点心与水果，又给他极好的茶喝。随后有人径直把他领到荣禄的衙门，由这位统帅亲自细细盘问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存粮，与我们死伤了多少人。他说他答道：我们过得极惬意，只要再给点冰与水果，便是在这大热天里也心满意足了。于是荣禄把他的衣袋塞满了桃子，又吩咐仆人用一块布包上几个西瓜，让他带回去。荣禄末了同他道别，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手下那几支信得过的亲兵将设法保护使馆；不过他又添了一句，说这事极难，因为人人都为自己的脑袋担着心，谁也不敢对洋人表露出太多的关切。这就再明白不过地说明：这场不同寻常的停战，乃是一连串我们连想也想不出的事情的结果。这同那桩古怪的停战牌的事有几分相像，只是明确得多。它意味着……它究竟意味着什么鬼东西呢？自从施提督在离北京只一天路程的地方神秘地失了踪——那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再作任何揣测都是徒然的。这局面能维持多久呢？……

到了晚上，凡能想到的说法都议论尽了，有人说起这份沉寂。我永远记得：不知什么缘故，那句话把我烦得要命——教我又躁又气。也许是因为，在几个星期的枪声与炮声之后，这完完全全的沉寂那种毫无色彩的单调，实在能把人的神经毁掉。是的，必定是这个缘故；一种没完没了的、教人越发难受的、蛮横的沉寂，比声响更难挨……可是这话于你毫无意义；只有亲历过才懂得。

三十一半外交生活的恢复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日

第三个阶段照旧延续着，连一点提神的事也没有。用中文写的、不知究竟从何处来的照会仍旧从总理衙门送进来；笔已经蘸了墨，照会也一一照复了，局面却分毫未变。我甚至被征去写照会——我承认，我是不情愿的；可是我这双手指头久已只惯于枪机与扳机，与笨手笨脚地抡工事上的家伙，写出来的字丑陋到那个地步，人家冷冷地免了我再试的差使。人这样轻易就把字怎么写忘了，实在难以置信，却千真万确——在堑壕里待上八个星期，天下最好的一笔字也要毁掉。寻常人见了我如今写的字，怕要当作一种秘密密码！

再说外交生活。送进来的这些照会都是一个单调的调子：恳求、央告我们撤出使馆，把自己交给总理衙门仁慈的照拂，趁还来得及赶紧过去。自然，连我们的公使也没有一个肯去。

不过也有别的消息，虽说既不十分令人振奋，也不十分确切。十八日，日本人接到一封径直从天津来的信，说有三万大军正在那里集结，准备大举进兵北京。他们说，十天到半个月里我们或许就能获救；可是日本人不知怎的并不怎么乐观。

也是这一天，总理衙门来了一位章京，亲自前来，还带着一个哆哆嗦嗦的听差，那听差发疯似的摇着停战的白旗。他们想必怕极了，因为我从不曾见过那样抽搐似的举动。这位章京脚步一抽一抽地快步走着，死死抓住他那官差的胳膊，逼着他摇、摇、摇那面停战白旗，摇得教人可怜。

就这样在前引导着，总理衙门这位章京走到英国使馆大门的碉堡前，被人生硬地拦住，给了一把椅子，叫他等各国公使——或是那些打算见他的人——到来。他坐在这座臭气熏天的地牢外面——那碉堡外面裹着大沙袋，里头满是尘土与瓦砾，气味也是种种都有——中国政府这位代表的心情必定五味杂陈得妙不可言。近旁是一身污垢、被苦役磨坏了的人，穿着五花八门的衣裳，握着枪；旁边那条干河沟里是一排接一排用砖头与掀翻的北京车堆成的粗糙工事，推倒堆起，专等着敌人那盼了许久的猛冲；四面八方尽是这样的臭气与秽物——全是我们这片苦海里冲上岸来的漂流之物。直到这时我才看清，四下里究竟躺着多少尸首、多少断了的兵器碎片、空弹壳、破瓶子、撕烂的衣服，与其他上百样东西。那是一幅肮脏的图画。不多时英国公使以总指挥兼别国公使保护者的身份走了出来，在客人身旁坐下，一名翻译站在他旁边帮着谈话。随后法国公使走近来，把自己塞进了这场滑稽的和谈；西班牙公使以外交团领袖的身份也出了场，另有一两位。至于那些没有使馆的公使——他们同本国那些不管部的大臣像得教人不自在——则在稍远处站成一堆，谦卑得像一切不得不仰人鼻息的人一样。我有好几个星期不曾见过比利时公使与意大利代办，这回见着了。我自己的上司也在，搓着手，竭力装出自然的样子。会谈迅速进行；就我们所能判断的看，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结果。

两边都作了保证，表了遗憾，流了外交上的鳄鱼的眼泪，又含含糊糊地威胁了几句。我们的公使们似乎都因为觉出外交还存在而得了安慰——觉出这世上毕竟还有一个地方，议定书是有约束力的。然而从这位衙门章京嘴里探不出什么确切的东西。他说人人都会受到保护，不过「匪徒」的势力还很强。这场正式的会谈之后，又有别的私下的会见。我们四周中国将领手下的号手与传令兵，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一群群地涌进我们这里。有三个人翻过德国人的街垒，被蒙了眼睛领到英国使馆来盘问审查。有一个号兵说，他的将军想同我们的一位将军在大哈德门会晤，那里便是他的衙署。他要商谈军务。另有一批人组成一个大代表团来见那位日本小个子中佐，说他们也想会晤一次。这意味着某一种外交生活暂时恢复了。我想这是空气里的东西，人人都乐意换个花样。昨天又来了一封「庆亲王等」的照会——如今这些信件总是这样古怪地署名，位分较低的人便这样把自己的身份藏起来——再一次请各国公使去做一件办不到的事；我们也再一次去了一封照会，说我们待在原处极其满意，只是想要一点蔬菜与水果……于是今天，果真拉来了四大车西瓜与白菜，还带着皇太后亲赐的问候。在这样一片灰扑扑的日子之后，那些瓜看去红得美丽而熟透，那些白菜绿得纯粹。可是许多人不肯吃这份御赐之物；他们怕被毒死。欧洲来的电报也又转进来几封——尤其有一封给法国公使的密电，说已有一万五千法军从法国启程。显然什么地方起了变化。

可是就在这场谈判进行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些人一点也没有安下心来。内线的设防干得比任何时候都紧。整座英国使馆如今有了坚厚无比的墙，每隔一段便有一座小碉堡，另有一套堑壕。我们的前沿哨位万一不得不退下来，凭这个使馆或许还能顶着炮火守上几天。法国式的挖掘——那是一道道极窄极深的沟，专为阻断敌人可能挖来的地道——正在各处规划与施工；不久，这个总避难所会比开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稳当。毫无疑问，我们不过是在原地踏步——用我们外交的脚重重地跺出声来，好教自己安心，好显得我们还活着。因为尽管表面上这样友善——这友善还是以一阵握手与笑脸的爆发开的场——沿着防线已经出过好几桩小小的背信之事，说明旧日那股心思仍旧一样强地伏在底下。

在英国使馆北边那几处翰林院的哨位上，一个黑脸的旗兵一手举起一个青皮西瓜，一手招我们的人过去领这份礼。我们那人放下枪，正把一条腿跨过街垒，「嗖」的一声，一颗子弹穿过他衬衫的褶子——那是他生平离死最近的一回。这位志愿者滑回自己这一边；过了一会儿，他举起一只空罐头摇了摇，示意他想恢复友好关系。那中国兵勇小心地探起头来，「啪」的一声，这份礼又还了回去，那兵受了点轻伤；如今我们只从枪眼里往外瞧，把自己的脑袋看得很牢。停战的新鲜劲正在过去，我们觉得自己不过是在赢一点时间罢了。

饶是如此，我们的处境总在改善。我们防线里各国指挥之间的空气友好了些，各队也在重新分派。买通了衙门的信差，弄到了几张《京报》；从上头看得出：什么地方出了事。因为义和团起初那些日子里一道道下了又驳、驳了又下的上谕又开始了，而那不可一世、自夸有种种神通的义和团正被粗暴地对待。分明是再没有人信他们了；北京城里城外的局面正一天天地变。义和团既已显出自己的无能，如今便自食其果。他们不久必要完全消失。

自从夜里在日本防线外打死最后一个义和团以来，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如今驻在我们四周的只剩下正规的官兵。最后这个义和团不过是个十五岁的孩子；他照中国贼人的法子把身上剥得精光，浑身抹满了油，好教万一落到我们手里，谁的手也攥不牢他。最胆大的总是这些孩子。他浑身只带着火柴与一石瓶煤油，毫不畏惧地一直爬到日本人的哨位跟前，打算放火烧房子，好毁掉我们防御上的一环。这向来是义和团的法子。可是日本人照例是警醒的。他们放这少年义和团走到离他们枪口只有几英尺——在浓黑里，那不过是一道瘦瘦的、微微动着的影子。随后火焰喷了出去，一声闷响告诉哨兵们：子弹打中了。

天亮之后我们出去验看那尸首，惊叹新式步枪那可怕的初速。一颗子弹穿透了胸膛，所留下的痕迹不过是胸骨旁与两肩之间几处针尖大的血点。可是第二支镀镍的铅笔般的弹丸打在这狂热者的小臂上，并不曾钻透，而是干干净净地剜下一块肉来——半英寸厚、三英寸深，正像你从一块木板上削下一片木头一样。这里头并没有什么不成样子的地方；死来得太快了。那几下打得太狠，死得太快，连血也不曾流。

那真是不可思议。

与此同时，从北堂那边，我们仍旧清清楚楚听得见远处的炮声在热气里阴沉地轰响。我们得了一口喘息，可是他们这些可怜的人还在挨轰。谁也想不通他们怎么撑得了这么久。

如今我们有工夫四处走走、问个准确，我们的损失看去实在骇人。法国人在五十名水兵与十六名志愿者之中，死伤四十二人；日本人在六十名水兵与日本及杂色志愿者之中，死伤四十五人；德国人五十四人中死伤三十人；各色人等合计，伤亡已达一百七十人。轻伤的许多已经回到哨位上，可是这些人的锐气，同中弹之前比起来差得远了。

炮弹的窟窿与打来的炮弹数目也在统计。那座小小的北京饭店高高地立在法国防线的后面，挨得最多。它简直被撕成了碎片，身上有几百个窟窿。前后总共约有三千发炮弹打到我们这里并落了下来。外围一带的残破景象骇人之极；在眼下这份平静里，简直教人不敢相信。再来三千发，一切就要被夷平在地上了。

三十二外交继续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局面实际上毫无变动，可写的事少得要命。最近这两三天，除了一两桩零星的情形之外，再没有中国兵进来同我们攀谈。我们派两三个人一批小心地爬出去侦察，尽量往远处推，探得敌人的人数远不及这场停战刚开头时那样多了。

他有些街垒像是索性弃了，孤零零地、静悄悄地立着，再没有穿得花花绿绿的兵偶尔站起身来，向我们挥一挥那可疑的问候。可是——何等古怪的矛盾——虽有些街垒几乎已被放弃，另一些却正被极小心、极安静地垒起来，一点也不张扬，仿佛敌人正在为他心里明白势必要来的局面做准备。有时候，某个僻远的角落里甚至会响起一小阵枪声，始终无人说得明白是怎么回事。同董福祥营里那些背着上头的兵私下做的鸡蛋与弹药的买卖仍在继续；不过这些东西再也不能公然买了，因为中国的一位统领为这桩背信之事砍了好几个人的脑袋，并且扬言：他的兵若再被人勾引，他便重新开打。

不过另有一桩古怪的消息。有一个探子进来，自请为我们报告欧洲救兵的动静；据他说，那支军队已经离开天津，正把大队的中国兵朝后逼。这提议被接受了，那人从肃王府的库房里得了一袋子洋钱。他要每天来报告一次；只要他说的是实情，他要多少酬劳都可以。有人说他只可能是个骗子，风朝哪边吹他便把帆朝哪边转。可是同他谈妥的日本人却不这样怀疑；他们认为，或许能从中探得要紧的东西。

在鞑靼城墙底下穿过的水关一带，那些被我们这场仗困住的可怜的本地人，正陷在可怕的饥饿里。他们的骨头快要顶破皮；他们的眼神已经发疯；却没有人替他们做一点什么。便是在这样的平静里，他们也不敢冒险逃走，因为水关外头日夜有中国的神枪手守着。那是通往外面世界的最后一道缺口，至今还开着。近旁的哨位被这些饿殍的模样折磨着——他们昼夜呻吟、昼夜喃喃——便打下野狗与乌鸦，拖到那边去。据说那些东西统统被生吞下去，还伴着野人一般的叫喊……

所以局面并无变动。我们得了一个星期的平静，收到了总理衙门的几封信，信中向我们申致崇高的敬意；然而我们同从前一样孤立，同从前一样不安。这份与世隔绝正变得能把人闷死。

三十三不安加深，外交继续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不像先前那样太平了。外面响起了喇叭声；有人看见大队的兵在调动，前头打着大旗；北京那个皇家的世界正闹得天翻地覆；那个当兵的探子说，必有新的风暴正在酝酿。

饶是如此，总理衙门的信差如今来来往往倒有几分规律。这一往一来古怪的外交文书，想必已经积成一大摞了。连那些信差——他们起初走近我们防线时怕得要死，发疯似的摇着停战旗，生怕挨我们的枪——如今也做惯了这份差使，而且照中国人那种小心而古怪的路数变得肯说话了：不是明明白白地讲，而是点到为止。他们告诉我们：只有从东面——就是法德两国那一带——走近我们的街垒才略有几分安全；在别的地带，他们可能被自己人开枪打死。还听庆亲王与总理衙门节制的北京兵驻在这圈街垒的东侧；别的地方是别省来的队伍——那些人靠不住，尽管信差穿着官服、代表这个帝国最高的权柄，他们杀起信差来同杀我们一样不会手软。这局面实在古怪。

不过比一切喇叭声、比从高高的鞑靼城墙顶上望见的大队调动更不祥的，是地底下的笃笃声与种种古怪的小响动。这些小响动到处都听得见，而且总在我们防御的外缘一带。想必是法国使馆那条地道被他们看作太成功了，中国人觉得：只要能把黑火药顺着窄窄的地下通道送到我们外围工事的每一处，便能迅速地把我们炸进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子里，末了剩下的那一点，尽可以从从容容地用炮弹毁掉。我们如今占的地面这样宽，堑壕又挖得这样好，炮击虽折磨神经，却几乎已经失尽了它的威力与恐怖。中国的将领们若心思一致、部下又肯替他们卖命，几次坚决的猛冲便能把我们这松散的阵形戳穿。惟其不然，才是我们的活路。夜深人静时，所有的哨位都听得见这古怪的笃笃声。法国防线上听得见，德国防线上听得见，日本防线上听得见，英国使馆北面一圈也听得见。我们若只管按兵不动，说不定哪一天这场停战便会以我们全体战斗人员被掀上天来告终。不过我们的应对已经着手了。

因为，当敌人狡狯而迅速地把他的坑道朝我们的墙与外围工事底下推的时候，我们也在朝他的底下挖反地道——至少我们正试着这样干：先往地里深深地凿下去，到地面线以下许多英尺才开始横着掘。有几百个人在干这活；可是北京的土并不慷慨，那实在是一种该咒的土。最上头是厚厚几层尘土——就是北京那可怕的尘土，几分钟雨便能把它化成粘人的稀泥。紧接着往下八英尺左右，是一种古怪的土，满是石子与碎屑，在地质上想必有点什么讲究，可谁也说不明白。末了，到九英尺上下，是一片令人绝望的泥海——那才是真正坚实的底层：又厚又紧的胶泥，非得像削一块极老的干酪那样，一薄片一薄片地削下来不可。这活儿能把你的手与腰都干废。可总得有人干；凡事都由那几个人做，这一桩也由他们帮着做下去……

这一通挖掘之中，倒有许多古怪的发现，给人添了些可谈的话题。有一处，在地下十英尺深处，翻出了成百上千颗古时的石炮弹，年代必定极久远。有人说它们有六百年以上，因为筑北京鞑靼城的那位蒙古征服者忽必烈是十三世纪的人，而这些石弹又埋在当时想必还是耕地的地方底下。它们是一场被人遗忘的围城所留下的痕迹么？另有几处挖出了极漂亮的沟渠——四英尺高、三英尺宽的沟渠，四通八达。当年马可波罗年轻的时候，北京必定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地方，那些壮丽的街道也壮丽地干净。如今呢……！

今天那个当兵的探子带进消息来：朝廷正预备出逃，因为我们复仇的大军正在逼近；那些调动的队伍，与那几百辆可以望见的、正从中国城里烧毁坍塌的前门大街上择路而行的车，都是为这场出逃备的。他说我们的军队正稳稳地推进，所向披靡。饶是如此，这些话并没有多少人十分相信。我们已经受了六个星期，经过了几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不知怎的，这整场悲剧竟会以这样一个虎头蛇尾的方式收场——几千名欧洲兵不受阻挡地开进来，看见我们仍旧是这副样子——总像是不可能的事……如今白天差不多不用当班，夜里的活也极轻松。人如今可以好好睡一觉；可是连这也显得古怪，显得不合时宜。

三十四第一个真消息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又出了一件事，一件极要紧的事。天津来的信差到底到了——他溜进我们的防线，交出一根笔管似的信筒，那信筒卷好了编在他辫子里已经许多天；如今他坐着扇扇子——一个瘦条条的本地少年，为了尘世间极微薄的一点酬劳，把通天津那条长路来回走了一遭。这个从外面世界带消息来的人，安安静静地扇着扇子，带着他这个民族的那份坚忍，坐在那里的样子实在古怪。他交了纸以后，谁也不催他，也不多问他；人们由着他歇息，等他凉快下来，他才开口。我但愿你能听一听他说的话；在我听来，那既是一封信，也是一篇布道——一篇讲给那些这样害怕的人听的布道。这孩子一顿一顿地吐出来的一幅幅小小的画面，教我们看出：世上还有比被砖石封死更可怕的恐怖。他在天津路那八十英里上来回走了二十四天，四次被拿住、挨打、被威胁着要杀。到处是四出劫掠的义和团；每一个村子都挂着红布、贴着团里的告示；每一回被拿住，他都因为说不出个由头而挨一顿毒打。有一回他被捆起来，在一家乡下客店里被迫干了好几天的活。后来他夜里逃了，赶紧上路，夜里穿田而行。不知怎的，靠着偷东西吃，他到底到了天津。华界里满是中国兵与拿着武器的义和团；再过去便是欧洲人。到处只有打仗与混乱，还有大炮的轰响。他慢慢地挪，又钻进乡野，摸到了欧洲军队的一处前哨；那些人把他拿住，带进了营里。随后他交了信，又领了这一封带回来的。就是这些；这花了二十四天。这一段他讲了许多遍，因为人人都来，都要听。显而易见，许多人暗地里觉得羞愧，但愿还来得及把自己的名声赎回来。这机会是会有的！

因为大约就在这时候，司令部有人出来，把那根笔管里密电的译文贴了出来；密密一层人围过去看救兵几时开到。开到！一位英国领事的电文是这样的：

「七月四日来函收到。已登陆二万四千人，天津有一万九千人。盖斯利将军定于明日抵大沽；俄军在北仓。天津城已由外国管理。此间义和团势力已土崩瓦解。若能自筹口粮支撑，援军源源在途。天津妇女几已全数撤离。」

我想笑是残忍的，可是我同另几个人到底笑了。写出这样一封昏聩电文的那位倒霉的英国领事，被人骂到了从未有人挨过的地步。那探子早已把我们的军队送出了一多半路程；连最悲观的人也承认他们必已启程；一封确凿的电文却清清楚楚显出：那都是痴想与臆造。我们还得再受几个星期。也许整整一个月。人们哭起来、闹起来，不多时便对那个如此勇敢的送信少年再没有一点热情了。

两个钟头之后，我看见他还在那里扇着扇子纳凉。他孤零零一个人；多数人倒宁愿他从不曾来过。可是这封信到底被重视了。那句要紧的话是：我们必须自筹口粮支撑。马快没有了；粮食只够三个星期的份例；所以若再来一个月，很有可能会有许多人因为没有吃的而死。于是正在把一切能吃的东西开成清单，过几天所有私人的存粮都要征用。自然，人们在造假清单，把一点东西藏起来。若再来一个月，是要出些极难看的场面的。是的，极难看的场面。

三十五第三阶段继续

一九〇〇年七月三十日

北面那沉闷的炮声仍旧不断。北堂仍被紧紧围着；费主教带着他那几个水兵与他那许多教民还能撑多久，为什么这场暂时护住我们的古怪的停战偏偏不包括他们，都没有消息传来。关于他们，什么也打听不到。

然而我们自己这场停战，尽管有总理衙门的照会与彼此外交上的保证，也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街垒的修筑与地道的开挖便是明证。今天，不知出于什么古怪的缘故，最后几处缺口也被封死了；那条顺着粉红色的宫墙底下延伸、又越过御河北桥的街道，如今已用一道极坚固的街垒严严实实地设了防。水关外头，中国的神枪手也挖了一道堑壕……

这最后一道街垒的修筑，我们并非不曾设法阻止这一步咄咄逼人的棋：我们拼尽全力，用密集的步枪火力压制，末了又把那门意大利炮与一挺机关枪拖到位上，想教筑街垒的人干不下去。可是一切徒然；如今我们被整整齐齐地封在一个巨大的砖木圆圈里；我们被彻底围住、关死，再也冲不出去了。

这自然是破坏停战之举，因为双方本已议定：任何一方都不得再修筑进攻性的工事，也不得再往前推；破坏此约便要重开枪炮。我们重开了一小阵火，可这于我们没有多少好处。这一番行动折了两个人：一个意大利炮手手掌被打穿，好几个星期不中用了；一个志愿者两肩都被打中，说不定要锯掉一条胳膊。此后我们便停了火；因为那两个流血的人教我们看清：我们若连这场可疑的停战也没有，我们的防守早就化为乌有了。

这道巨大的街垒何以要修，不久便有了一半的答案。傍晚时候，中国的队伍开始在这道工事的遮蔽下小跑着从旁边流过。起初只有步兵，我们设在最高屋顶上的几处了望哨勉强看得见他们的枪与旗。可是不多时，炮兵与马队也来了。这些人人都看得见，虽说他们把身子伏得极低。他们川流不息地过去，末了人人都惊慌起来。原来单是北京城里、就在我们近旁，便有几千兵。等天津路上那些人被赶回来，便是我们的死期了。

鞑靼城墙顶上传来的报告也是一样。我们的哨位所见的，只有正在前门大街的废墟里择路而行的队伍——有开进来的，也有开出去的，后面跟着长长一串拉辎重的车。然而在新筑的那道街垒遮蔽下流过去的那些队伍，行踪却无从追寻。他们蜂拥而过时我们一闪一闪瞥见的那几眼，不足以辨认出是哪一支。也许他们正出城去；也许他们正在宫里集结；也许……什么都有可能；而人一这样想，空气便不知不觉地像是更闷了，仿佛一场暴风雨就要落到我们头上，而我们明白自己何等孱弱。然而我们已经强到不能再强。设防的工程一刻不停地干着。那已经成了没有尽头的事……

三十六外交又一番

一九〇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们的外交官又往总理衙门送了几封照会，抱怨我们四周所见的种种不祥之兆，并且要求解释。解释——那是何等容易给的东西！每一个问题都立刻得了答复，尽管衙门本身多半也不过是在四面涌来的革命的浊流里勉强把脑袋探出水面罢了。且听这些答复。城北我们所听见的重炮声，是因为政府下令剿灭攻打北堂教堂、骚扰教民的义和团与乱党。御河北桥那道大街垒之所以修，纯是为了保护中国官兵不受我方准确火力之害——我方的枪法是他们极畏惧的。至于挖地道，那必是我们的耳朵欺骗了我们。并无此事。

即刻送来的答复，大意如此。这些答复与这番往还大约教我们的外交官心满意足；可是多数人认为，自从这场风暴落到我们头上以来，他们从不曾把自己弄得这样有失体面。那衙门无论如何什么也办不了；它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咨议或参议的衙门罢了。多半有一模一样的照会，也正送到天津那些救援纵队的司令官手里。

眼下弟兄们既没有多少事可做、也没有多少话可说，闲话与丑闻便没完没了。鸡蛋是其中最烫手的题目之一！如今出重金向我们四周那些比较友善的兵买来了大量的鸡蛋——他们提着篮子、背着口袋溜进来，换走一卷卷的洋钱；这些鸡蛋由一个委员会分发。有些人分得比别人多。人人都摆出极大的愤慨，因为据说某位一头蓝黑头发的太太拿整整一打鸡蛋洗了头！她正是自枪声一起便不见其人、不闻其声的那一类。这样的人多的是，个个吃得饱饱的，胆小如鼠；而几十个可怜的传教士妇女却在受着大苦。有几位三十年前在巴黎有亲戚的人告诉我：那时候也是一样的，而且永远都会是一样的。不过鸡蛋这桩事倒立时有了一个结果：人们把更多的存粮藏起来，在清单上记作已经吃掉了。在这样的情形下，往后还为了公家的好处克扣自己，有什么用呢？可不是有什么用呢！

还有一个征候教谁也高兴不起来。如今奉司令部之命，正在编写一部官方的日志。那里头必定装满我们北京外交式的半真半假。而最糟的是：我们惟一的那位记者麦——他前几天中了枪，正在康复——已经被我们的总指挥收到羽翼底下；等我们出去的时候——倘若还有出去的一天——他的嘴也就被封上了。有了一部官修的历史，再加上一份谨慎的独立记述，便再没有人会明白这里头有过何等的荒腔走板、何等的罪责。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是我们那些胆小如鸡的头儿们，而且只有他们。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他们比妇女还怕，从不敢越出英国使馆一步。一切都丢给年轻人去做——那些经济价值比较小的人！我但愿我能活到读见那些官方记述的一天。

三十七砖墙之外的世界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

新的一个月开头了；随它一同到来的是成群的信件，把外面世界确切的消息带给了我们。昨天有一个信差溜了进来，带着三封信。今天又到了一个，带着六封——合起来共九封信，给我们这些整整两个月里除了两三封密电之外一无所得的人。这九封信之于我们，不亚于当年陆路邮班在冬天送来的一整袋邮件……

因为各封信彼此印证、彼此补充，我们如今可以把几乎所有已经发生的事串成一个完整而前后连贯的故事。我们甚至开始明白：施提督与他那两千水兵何以始终不曾到得我们这里。这中间的事实在太多了。

不过一切细枝末节都被一件事盖过了：关于救援纵队，有了绝对而确凿的消息——这消息被重复、被印证了九遍，这一回断不会是假的。信寄出时，各路纵队正在集结，准备大举前进。先锋即刻启程，主力两天后跟进；各国联军全部将在八月中旬以前抵达。信上是这样说的。还有，美国公使那封密电已经发了出去，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人人的眼睛都盯着北京。除此之外，人们不谈别的。这一点比什么都更教我们振作。可怜的人性——我们何等自我！

不过另外还有几条消息。我们头一回得知：天津自己也经过了一场围城与炮轰；整个满洲都在烈火之中；长江流域一直在叛乱的边缘上颤抖；天津城到底被欧洲军队攻下，并已牢牢地设立了临时政府；中国许多地方有不少高级官员自尽。这些消息带来的震动之大、许多人举止之失常几乎像是心神错乱，实在古怪。可是话说回来，我们已经受了两个月；两个月里人是可以走出很远的。医院里也有人注意到：所有的伤员都病得重了些……于是议定：此后的消息只可一点一点透露，凡载有确切详情的信件，不得再贴在钟楼上……

蒙古市场旧址一带那一片错综的塌房，方才已被一支志愿队占领并据守。那是仅剩的一处弱点——一道半闭的缺口，从前门开进来、奉命攻打我们的队伍原可以由此一拥而入。这一角新占的民房正在垒沙袋、开枪眼。如今守的一方与攻的一方都已准备得不能再周全。究竟会发生什么呢？我推想与写字都已经烦透了。

三十八琐事

一九〇〇年八月四日

如今四面都有哨位上的零星射击，而且已经持续了将近四十八个钟头，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且听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白天，你坐在一个枪眼前，也许正半睡半醒，忽然「啪」的一声！一颗子弹在你头顶上洒下一阵砖屑与一团粉末似的尘土。你也许骂一声，接着安安静静地打你的盹。随后又是两三声枪响，又是一阵尘土。这一回事情像是要紧些，也许有什么讲究；于是你伸手去拿望远镜，从枪眼里仔细察看外头的景象。如今的规矩是：把自己藏得绝对看不见。所以也看不出什么名堂。远远近近横着敌人的街垒，有些几乎顶到你自己的跟前，却太太平平、静静悄悄；另一些则在几百码外阴沉沉地立着，那是几个星期前竖起的纪念碑。后面这些远得成了未知之数。正当你要把这桩事当作白费工夫撂开手时，你看见一根枪管的上半截在日头下发亮。你刚要——「砰」的一声，又一颗子弹打在离你的望远镜险险之处。于是你拉着背带把枪提起来，抽掉几块砖把枪眼略开大些，然后仔仔细细、慢慢地把回话送到敌人的脑袋上去。你若运气极好，一声微弱的呻吟或远远的一声痛叫便是对你这番辛苦的酬报；可是你永远没法十分确定自己究竟打没打中对手。从枪眼里打枪极难拿捏，最好的枪手也有一连打上一个钟头而毫无所获的。这样的事我见得多了……

昨天我直接违了命令，自己先开了这场舞会。清早我被派在离敌人一面旗子极近的地方——也许不到四十英尺；这面花花绿绿的旗子就在我鼻子尖前挑衅似的飘着，想必把我惹恼了；因为我几乎还不曾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就已经极慢极仔细地瞄着那根竹竿，想把它打成两截，教那面旗子一下子落下来。十分钟里我放了三枪，气死人地全没打中。用一支不曾试过的官发步枪做真正精细的活，是件要人命的差事。可是我第四枪比较得手：竹竿干干净净地断了，那面旗子飘落到街垒外头的地上。

中国这处哨位上想必人手很单薄——其实自从停战以来，所有的哨位都是这样——因为足足过了十分钟才有动静。随后一条胳膊忽然伸了过来，朝那旗子徒劳地抓了几下。我急忙一枪，没有打中，那胳膊缩了回去。又过了五分钟，一段弯竹竿伸过街垒来，四处摸索。可是不中用，那胳膊也非跟出来不可。我等到那只握着竹竿的褐色的手压得低了，才朝它猛地打出一枪。回答我的是一声痛叫；竹竿掉了，胳膊不见了。我见了血。

此后一刻钟什么也没发生，我一点声音也听不见。随后忽然之间，六七条握着竹竿的胳膊在不同的地方一齐伸了出来；我刚放完一枪，六个脑袋便探出来指挥这场竹竿钓鱼。转眼间他们把那面旗子叉住了；不等我再开一枪，旗子已经回到他们营里。我输了！于是作为报复，我被铅弹稳稳地浇了半个多钟头，只好把身子伏得极低。他们用弹丸搜我，那份狡狯像是鬼教的。这一阵打得那样执拗，末了我们的一支巡逻队出动了，从后面的主工事那条线上爬过来找我。我全靠一番巧妙的撒谎才没有被报上去……

大约正是这一类的事，构成了眼下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哨位对射——尽管有总理衙门那些照会与没完没了的彼此保证。我们许多人一见中国人的枪或中国人的脑袋便立刻开火，指望给自己的账上再添一颗人头。无论如何，这并没有什么害处。在我看来，正是各哨位自作主张、有时甚至违着司令部的命令所表现的那份决心，才把敌人挡了这许久。枪杆子是信不过外交的。

同衙门的这番外交往还迅速地积攒起来。如今有许多文书以密码电报的形式从欧洲各国外交部转来，照例由本地的电报生誊出来。这些文书里说了什么，谁也不曾被告知；我们只能猜。衙门每转一件电文，必附一封中文的正式照会，大抵总是恳求各国公使把自己交给政府照料。如今他们甚至提议：把所有的人护送到天津去——马上就走。然而我们从几张《京报》上得知：衙门里有两位大臣，恰恰在七天前因为主张宽和之策、要求立刻结束义和团那一套而被处死了。所以这事究竟会怎样收场，实在无从看清。我们的命运最终要由许多因素来决定，而这些因素我们一概不知……

不过这一口喘息到底给了我们时间，我们这一边也不曾完全白白浪费。在好几处地方，我们已经设法同中国的几支队伍搭上了秘密的关系，并且引诱一些叛卖的人做起弹药与粮食的秘密买卖来……

这事怎么做成的，颇为古怪。他们在无人留意的角落里凿穿墙壁与房屋，挖出几条有掩蔽的通路，直通那几片半塌的民房。先花掉许多袋洋钱买下交情，再买东西。

日本人最见成效。那个卖假消息给他们的当兵的探子，他们非但不杀，反倒赦了他，把他招募到这桩新差事上来。他极有用，把同敌人的往来都张罗妥了……

前天夜里我从那条秘密通路爬出去，到日本人收货的那所房子里看这事是怎么做的。里头只有两个矮小的日本人蹲在地上，身边摆着几支预备着的左轮。一支罩着灯罩的蜡烛，只够教你分辨出破裂的屋顶与砸烂的木器。谁也不说一句话，我们都凝神听着。

足足过了一个钟头才听见极微的一点声响，随后我听见一阵谨慎的搔刮。那是暗号。一个矮小的日本人站起来，像狗一样手脚并用地朝门口爬过去。随后我听见左轮「咔」的一响——短短一顿，接着是开门的声音。随后是笃、笃、笃，像是有人轻轻地打摩尔斯电码；那左轮的击锤又轻轻放下了。来的正是那个人。他也像狗一样爬进来，随后费力地站起身，像是浑身僵硬得很，一声不响地开始卸货。这时我才明白他何以那样僵硬：他从上到下满身都是子弹。

把东西全取下来堆在地上，花了一刻钟。他带进来将近六百发毛瑟枪弹；每一百发，他得到同样重量的银子。这人是个伙夫，就在离这里不到一百码的地方，趁同伴熟睡时四处摸去偷他们的子弹。自然，总有一天他会被发觉、被撕成碎块；不过我方才得知：凭着惊人的巧思，又借了几个同伙之力，他已经运进来好几千个鸡蛋。这是一桩古怪的营生，给这一场最古怪的生活里又添了一样古怪的东西。

三十九外交上的知心话

一九〇〇年八月六日

这两天的射击更执拗、更遍及各处，虽说表面上停战仍旧照旧维持着。过去一个星期里，我们有好些人受伤，甚至死了两三个。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局面，可总胜过全线大攻。我们没有资格抱怨。前天有几个俄国人受了重伤；昨天一个法国人当场毙命，另有两人受伤；今天又有三个中弹。尽管医院里不断有人出院，丧失战斗力的人数仍旧不减。

今天喇叭又凶猛地响起来；从鞑靼城墙上往下望，可以看见越来越多的队伍在移动。可是城墙上头自己，却静得死一般。这样已经好几个星期了。那里不曾折过一个人。

至于本该从天津推进的那几路厚实的救援纵队，也毫无消息。尽管我已一一记下那成群的信件，都向我们保证他们即刻启程，我们多数人对于将到的解围又变得颇不相信了。这围城中的生活已经成了这样一桩按部就班的常事，而经过我们所经过的一切之后，别的种种生活不知怎的都显得那样遥远、那样不可能，以致我们把外面的世界看作一种神话里的东西……有些人的心思已经有点错乱；有两个彻底疯了。其中一个是个可怜的挪威传教士，多年来困苦度日，白费气力想招几个信徒；他早就危险到非锁起来、甚至捆起来不可的地步。可是有一天夜里他竟逃脱了，爬过我们的防御，向中国兵投了降。那些人也把他带到满人统帅荣禄那里，半疑心他是疯子。荣禄细细盘问他我们的光景，这挪威人把他所知道的一概吐了出来。他说中国人的枪打得太高，伤不了我们多少；他们该朝低处打，要记住新式枪械的弹道是平的。荣禄把他留了几个钟头，该问的都问明白了，便把他送了回来。这可怜虫踉踉跄跄进来之后，两眼发直地把自己说过的话告诉了英国使馆里的人；有不少人主张以通敌之罪把他枪毙。这样的事一旦开了头，便永无了结之日……

也有人是在打仗的时候发疯的。发疯的总是那些想象力太多的人。譬如在对法国防线的进攻停歇的当口，有一个俄国志愿者背着枪与子弹带、手里提着一瓶烈酒，疯狂地喊叫着朝中国人的障壁冲去。谁也没法设法救他，因为有几百个中国枪手正等着机会好打倒我们的人。于是这个注定要死的俄国人一路无阻地到了中国人第一道街垒，一条腿跨了过去，随后在十几支枪朝他身上倾泻之下，惨叫一声仰面跌落。说来是奇迹，他已经在弥留之际，却仍旧撑起身子，又发疯似的挣扎着要爬上那道障碍。可是又有更多的枪打了过去，末了这可怜的人仰面倒下，全无气息了。随后为了他的尸首，双方展开了一场凶猛的对射。中国的将官既悬赏买欧洲人的头，这些枪手便打定主意不肯丢了这份赏钱。一个接一个的人试着把那尸首拖进去；可每一回我们的人都比他们更快，一个中国兵勇便翻身倒地。末了他们用长竿子把尸首钩了进去，从此再没见着。

还有一桩更教人毛骨悚然的，是一个英国陆战队员的事；他已经无望地疯了好几个星期。围城初期他打死并用刺刀捅死了一个人，那情形想必把他吓坏了。据说他先把刺刀齐着护手捅进一个兵的胸膛；随后并不拔出来，把弹仓里的子弹一发不剩地全打进这个牺牲者身上，一面打一面喃喃自语。如今他躺在那里，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重复着：「溅得多厉害！溅得多厉害！」到了夜里便尖叫哭喊……在那所可怜的秘书处医院里——外头有枪火扫过，里头满是这样的喊叫与呻吟——夜晚已经成了教人畏惧的东西；伤员们竟还活着，简直是奇事……

饶是如此，衙门的信差仍旧像钟表一样规规矩矩地来来往往。昨天中国政府超越了自己，教几个还剩一点幽默感的人冷笑出声。在一封原发的正式照会里——就是说，并非只为转递电文的附函——它彬彬有礼地通知意大利代办：翁贝托国王已被一个疯子行刺身亡，谨此奉闻，并致最深切的吊唁！不过，这里头或许也存着一点点醒的意思——一种中国士人所喜爱的、微妙的点醒。是的，再想一想，那倒是一封相当高明的照会；论外交，中国人并没有什么要向人学的。

四十局势又复扑朔

一九〇〇年八月八日

有某位古怪的神灵在帮中国政府的忙。总有合时宜的题目可写。昨天爱丁堡公爵去世了。我们照翁贝托国王那一套被正式照会知会，吊唁之隆重无以复加。也是昨天，傍晚时分，炮击忽然开了头；那些炮口本来远远地斜睨着我们，为自己的无所事事而闷闷地纳罕，如今又把自己叫得沙哑地活了过来。于是，外交照旧进行着，而榴霰弹与子母弹在四下里乱扎。有时候真像是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把我们分成了截然两类：它想让外交官免于炮弹与枪弹；可他们既然同别人待在一处，便只好同别人共命运。

昨夜我们抿紧了嘴听这场炮击，听了一个多钟头，一面伏低了身子看碎片乱飞；随后，正当这阵喧嚣像是要涨起来的时候，它却同起头时一样突然地停了；而那些我们熟得不能再熟的、闹哄哄的喇叭，又用它们那洪亮的嗓子把进攻的队伍叫了回去。像是我们防线外头爆发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那个七拼八凑的中国政府也正在同自己搏斗。于是手脚乱扑腾一阵，闹得天翻地覆；随后脑子又重新占了上风，四肢便安静下来，消停一时。往后再不会有这样一场围城了。我开始有点明白这里头何等错综复杂，开始懂得：人人既是有罪的，又是无辜的；而某位古怪的神灵注定要它如此……

因为我们刚开始断断续续地挨打，从鞑靼城墙上又望见了别的怪事。底下那条烧毁坍塌的前门大街上有过一些厮杀与枪战，有人看见中国马队追砍穿红衣的人。这座化为灰烬的京城里，最后或许会兴起某一种「均贫富」的局面，或许会宣布一个新朝，又或许什么也不会发生——只除了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饿死……

肃王府里的教民已经饿得发慌，凡是他们搜罗得到的一星半点吃食，都从我们这里偷走。尽管想尽了办法，他们的口粮几乎已经供不上；据说负责给他们发饭的传教士委员会与各分委员会开始厚此薄彼了。这些被吹嘘的委员会，除了在同委员会自身的福利直接相关的事情上之外，只能是一败涂地。如今那点渺小的外交忙得不亦乐乎，司令部那份本就薄弱的权威，比起最初那些日子来更薄弱了；我们也要同中国政府一样，不久便要像胶开了一般散成碎片。本地的孩子如今死得很快，再有两个星期便要出现一场真正的饥荒。树上的叶子如今已经捋光了；猫狗被人追捕，用石头粗暴地打死，好把尸体吞下去。许多男男女女死死地攥着这条命不放，那份拼命的劲头看去实在惊人；因为有些人几乎一点吃的也分不到，肋骨快要顶破皮了。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这许多人半饥半饱，而一大群用在工事上的、身强力壮的教民却吃得相当不错。虽然已经递上去许多报告，却似乎没有人愿意多理会这个问题。也许从某一种眼光看，这些没用的人死不死是无关紧要的。那许多不参战的欧洲人，便是在这样的停歇里，也几乎没有一个肯走出英国使馆的地界。人人都坐在那里谈——没完没了地谈，祈祷解围，盘算我们还能不能再撑两三个星期，却从不动手做事。名册到底是造出来了，把每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登记在册，还拟了一张分派表。可是除此之外并无举动；那一百多个本可以补进我们战斗力量的人，仍旧被由着什么也不干。

若不是我们四周有些不祥的征候，显出变故不久必至，这样倒也罢了。因为敌人已经在我们四面插起新的旗子，上头写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中国将领的名字。这些黑的、黄的与别的许多颜色的花旗，大胆地插在离我们哨位仅二三十英尺的地里，向我们招摇，嘲笑着总理衙门所保证的那份保护。那些照会仍旧一封封送进来；可是法国使馆的头等翻译官见过其中几封的原件，他说那口气正变得越来越乖戾、越来越专横。

还有一桩不祥的事：中国那几支队伍如今补充得极多、势力极大，又离我们的外线那样近，以致他们不用开枪，只把大石头掼过来便能把我们哨位上的人砸伤砸残。为了防这一样新的危险，所有外围的街垒与堑壕正被匆匆加上顶盖。我们有一个人被一块二十磅重的石头砸中脑袋，从此昏迷不醒；另有许多人以别的方式受了重伤。中国人若存心，是能变出极刁钻的鬼主意的；而我们记在他们账上的那笔账，也越积越多了。

四十一又来了信差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日

到底来了大消息！救援纵队派来的信差当真到了，纵队本身离北京也不过几天的路程。不参战的那一群人何等兴奋；何等地握手；何等地拥抱；何等地欢喜若狂！这独一无二的生活就要完结了；我们又要变成大体干净、十分寻常的凡人，混在这世上十五万万人口里——不起眼，没人知道——那是说，倘若救兵真进得来的话……

这几个信差像是从空无中来到我们这里，照中国人的样子走进来——就是说，满不在乎地走进来，带着东方那种超然的镇定。头一个是天蒙蒙亮时进来的，他以极大的厚脸皮在敌人的街垒间钻进钻出，随后爬上日本人的防御，从自己左耳朵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纸团。要命的消息在那只左耳朵里揣了这么久！那是一封密电，出自救援日军的参谋长福岛将军之手。电文说：若一切顺利，前锋将于十三日或十四日抵达北京城外。天哪，我们一面出声盘算一面说，那就是说只剩三四天了……

这消息不久便有了副本；因为第一阵兴奋还不曾平息，便传开了：救援军里英国将军派来的第二个信差也硬闯了进来。他带的信说：所报无误；三四天……

不过这信差开口时另有别的话说。他是一个星期前由我们从鞑靼城墙上用绳子缒下去派出的。在离北京四十英里处，他碰上了黑人骑兵与俄国骑兵——他们比别的队伍远远地推在前头几英里。他们朝他冲过来，把他拿住，带到将军与军官们跟前……通往北京的道路上到处是受伤的与溃散的中国兵；打过许多仗，可是本地人顶不住洋人——这是他们的同胞说的话。人人都被印度来的黑人兵吓坏了；四十年前，他们也是这样来的……

这么说，救援的大军当真朝北京滚滚而来了。这事像是难以置信、不像是真的，可它无疑是真的，我们不能不把它当作真的……

像是被这些如今已逼得这样近的复仇大军所招来的恐怖驱赶着，总理衙门在最后几封照会里通知我们的全权公使：它正在把那些朝我们开枪的兵成批地砍头；它希望同各国公使一一当面会谈，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免得日后再有什么误会。痴心妄想！文书一封封送进来，每一位公使都想回写点什么——好显出常态一旦恢复，他们的分量也要跟着恢复。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在北京重新有什么分量了。他们太荒唐了；就政治而论，他们已经个个都是死人。

四十二进攻重开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二日

一切关于解围的念头，都被我们眼下手头这桩火烧眉毛的事推到了中景里去——甚至推得更远。因为进攻忽然重开了，而且接连不断、势头不衰，比我们从前所经历的任何情形都厉害得多——连围城最初那几天的凶猛也比不上。过去这四十八个钟头里，倾泻到我们身上的弹药数量何等惊人——多少吨的铅与镍！我们有些街垒被这片火力啃得几乎不剩什么；我们只好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趴伏在地上，不敢动，也不敢按定时换班。肃王府与法国使馆防线一带的枪火密到这个地步：在震耳欲聋的厮杀声之上，还听得见一种清清楚楚、不祥的、蛇一般的咝咝声——咝、咝、咝，一刻不停。那是高速的镍尖弹以闪电般的速度撕开空气，因为不曾钻进哪一个倒霉鬼的身体而恨恨地啐着。它们咝、咝、咝，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响个不住；而在这残暴的咝声底下，是步枪本身的连珠声——成千支枪朝我们噼噼啪啪地响，像干柴在烧。起初这一场声音的风暴教你有点发僵；随后一股嗜战的兴致攫住了你，你便稳稳地把子弹从中国人的枪眼里送进去，指望撞上一张中国人的脸。他们一挤作一堆往前压，我们便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可是我们这边倒下的人，比我们愿意去想的更快——两个钟头前有一个人从头到尾被打穿，倒在我身上——而救援纵队若出什么事、哪怕只耽搁两三天，这一场火的旋风便要把我们所有的守卫者统统扫进医院里去。中国人的炮也又轰响起来；榴霰弹与子母弹打倒树木与厢房，穿透墙壁，把屋顶劈成碎片，把我们最坚固的防御越毁越多。方才我们所剩无几的马里又有一匹中了弹；那情形惨不忍睹，血淋淋地说明了炮弹碎片何等致命。打中这可怜牲口的那一片并不很大，却硬生生地撕进它的腰胁，像是要把它拦腰炸成两截。那马肠子挂在外头，一双痛苦的眼睛无声地抗议着，摇晃着倒了下去。随后我们用枪结果了它。

据说我们的伤亡名单如今已经过了两百之数。再过几天，全部能战之人里死伤的便要过半了。

在两次进攻之间的间歇里——那时中国兵多半正从从容容地喝茶抽烟，把倒下的人拖走——我们从城北听见同样沉闷的大炮的轰鸣，不断，无情，不知疲倦。那是排在那座设了防的天主教大教堂前面的中国炮的声音。我们有片刻空闲的时候，尽可以在心里描摹出那位英勇的费主教：他手执十字架，像古时的武僧一样指着敌人，催促他手下那些持矛的羊群在外围站稳。我们也看得见那一线单薄的水兵在烟尘里——他们必是这场防守的顶梁柱。也许，他们手握说话生硬的枪，稀稀落落地散在院墙上，成了一种活的香火，单凭他们在场，便驱走了异教徒心里的鬼……

没有多少工夫想事情；写就更没有工夫了，因为每过一个钟头，我们该指望什么便显得更清楚一分。这一处的火力刚刚平息，那一处便更凶猛地爆发，我们一小股一小股地被匆匆调来调去。而从鞑靼城墙上的阵地——如今那里也被一片越来越密的火力扫着，那火力能把我们的人连同沙袋与砖屑一起卷成一团扫走——最能看明白敌人的进攻。对准我们的枪越来越多；打得越来越凶、越来越大胆；新的街垒越筑越逼近我们自己的，如今近到几乎要压上我们的胸口——这些从上头送下来的报告里都写得明明白白。天津路上的救援纵队正把笨重的中国大军朝我们头上赶；这些本地的队伍退回京城，好歹被重新整编一番——或是摆上城墙，或是被掷向我们，作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要把我们统统杀光，除掉那个逼得救援纵队推进得这样快的东西。中国政府怕得发了狂，它那退下来的兵所扬起的每一柱尘土上都镂刻着一八六〇年那场惩罚的鬼影；它举止如同附了体一般。

今天我借着我们所有的最好的望远镜，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先是一队队步兵趿着鞋匆匆小跑，一面东张西望。在尘土与远处，他们像是全然没了队形——只是些散碎的片段。可是有一回，一个人停了下来，抬头望我们——望我们这几百码外废墟中的一个小点——随后恶狠狠地朝我们放了一枪。他知道我们在鞑靼城墙上，便隔着一根三英尺长的钢管把他无能为力的咒骂送了过来……这些人后头是长长的乡下大车，载着伤兵与被打垮的人，赶车的面目凶悍，身上扑满了我们这该咒的尘土，站着赶车，全凭吆喝与鞭子。拉车的马都沾着泥、累坏了，极慢地挪开去；那些包着铁箍的大车轮在石板路上刺耳地哐当作响。有时也有一队马队从溃逃里脱身，前头打着花花绿绿的旗子，人用短鞭子抽着坐骑驰过。步兵与马队，车上的伤兵与步行的伤兵，穿过空无一人、惊恐万状的街道涌回城里；而要吃苦头的是我们。这一层人人都看得明白，于是私下里下了一道命令：除按班换防的人外，不许任何人上鞑靼城墙。何况我们多数人本来也没有工夫爬上去俯瞰城里；我们被拴在废墟之间那片平地上的街垒与堑壕里，被没完没了的枪火锁在自己的哨位上。

四十三十三日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三日

今天是十三日，这个要命的数目；有些人在希望与恐惧之间拿不定主意。在十三日这一天怀抱希望是好事呢，还是想这些事本就是痴？谁知道呢——我们已经变得不自然、不正常了，思想与行为都受着返祖的牵引……多数人把心思藏在自己肚里；可是行为是藏不住的。有些事你是不会相信的……

好几个钟头以来，救援纵队既无一点音信，也无一个字。昨天我们眼见得成群涌进城来的溃退的中国兵，如今不再往里涌了；此刻从鞑靼城墙上看下去，外城的街道像是十分沉寂、空无一人。昨夜还看得出：压在我们对面的敌人的枪线是那样绵密不断、排得那样紧，以致一条连绵的火舌从这一头撕到那一头，把金属像洪水一样浇在我们身上。这一片火力之重、之能把人压垮，教人瘫软。防线上任何一处一旦被突破，便再也无从挽回。子弹与炮弹成群地打在我们的墙与防御上，有时一次便有几百件东西「嗖嗖」地扑下来。朝我们打的步兵想必有一万到一万二千人，还有十五门炮。我同一处十六个人的哨位所伏的地方，正面对着我们的枪手在五百以上，远近从四十英尺到四百码不等。我们防御边缘之外的每一所塌房，如今都被那不肯罢休的敌人改成了碉堡。我们所筑的每一道街垒，对面都有十来道街垒与之相抗——有平行的，有像棋盘一样的，什么样的排法都有；从这些街垒里倾泻进来的火力，自十日以来——也就是整整六十个钟头——只在极难得的间歇里停过。我们的担架队忙得不可开交；可是自从这场停战被存心撕毁以来，我们究竟折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昨天一位法国上尉——一员勇敢、什么也不怕的军官——头部中弹当场毙命；这是开围以来阵亡或重伤的第九名军官。也是昨天，蒙古市场新设的防御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在崩溃的边缘上颤抖，连带着三千颗脑袋的命运也在颤抖。新到的中国队伍带着曼利夏马枪——街垒战里最趁手的家伙——在一层轻工事的掩蔽后推到离蒙古市场哨位仅二十英尺处，他们的火力猛到直接穿透我们的砖与沙袋。上天有意：正当最后的猛冲将至之时，中国人的一道街垒塌了；我们的人以绝望的速度把弹仓里的子弹倾泻进暴露出来的成群的中国枪手里；他们死伤了几十个，其余的人溃乱而退。再有十秒钟，我们的阵地便是他们的了。这最后一场煎熬逼得这样近，以致几队整个围城期间不曾放过一枪的预备队自动开到受威胁的地点，在那里躺了整整一夜。到底人人都被逼着认清了：我们的命悬于一线，而且已经悬了好几个星期。可如今太迟了。我们这条链子上只要断一环，便会出现一场任何英勇也止不住的各自逃命。

四十四十三日之夜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四日

昨天一整天，火力几乎不曾减弱，我们中弹的人越来越多……中国的将官得知蒙古市场折了一员大将与许多兵，便报复我们，一分钟的安生也不给。到昨晚六点钟为止，我已经连着当了四十八个钟头的班，只在间歇里睡过几分钟。傍晚六点我伸开身子躺下。到八点半，那一片鬼哭狼嚎已经涨到这个地步：不吃安眠的药便睡不着。我们防线四周，毛瑟、曼利夏、抬枪与老式的塔记火枪一齐吼叫狂吠，凡能对准我们的家伙无不以最快、最凶的速度发射，作最后一场疯狂的努力。那声音大得如此、骇人得如此，许多人几乎喘不上气。无数的弹丸打在街垒上，从堵了一半的枪眼里钻进来，一直打到地面上，咝咝作响，噼啪炸裂，跳飞，横劈，教人觉得在这样一场风暴里绝无活物存得住。

那是十三日的夜。救援纵队一字未闻，一封信、一个信差也不曾进来。可是有什么东西敢朝我们这边动一动呢！便是总理衙门，也被这场它再也节制不住的火的风暴重新吓住，不敢、也不曾试着同我们通信。我们被丢下了，只能靠自己。顶好的指望，也不过是自己救自己。这是这场疯狂的义和团之乱的最后一夜呢，还是一连串更可怕的进攻的开端——那种集结成群、直捣到底的强攻？无论如何，只有一条路可走：一寸也不让，直到最后一个人中弹。所有各自为战的哨长——我已经升成了其中之一——都断定：全体的命运系在我们身上。至于有一个最高的指挥在明智地监看、照管每一寸地面，这念头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从一开头便是一场哨长与他们手下弟兄的战争；直到最苦的结局，也仍旧如此。围城教给你的一条道理是：情形永远是这样。

到十点钟，每一个睡着的人都被拉起来推到街垒上。凡是靠不住的人都被私下告知：谁要是动一动，往后退的时候就打死他。我们各处都发觉：在漆黑里，许多人几乎按不住。到十一点，火力涨到了顶点。再重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敌人沿着整条线占满了每一处有利的角落，打得那样凶、逼得那样近，他们的枪手里必定有不少是死在自己人的枪下的。从高大的鞑靼城墙到皇城墙，再绕成一个巨大而参差的圆圈，几千道火舌朝我们喷来；随着这些火舌越逼越近，我们下令：稳稳地、慢慢地还击。有两回，黑压压的一簇人迅速地爬到我面前，却被打得化了。到十二点钟，进攻一方的力竭忽然显了出来。枪管烫得烧手，连信命的中国人也不觉得那还稳妥了；凡敢走到空地上来的人，都被我们的火力收拾得极惨，再没有胆量集结起来冲锋。这时喇叭声沿着战线响起，远远近近地回荡不绝。枪手们被叫回去了。

可是火力刚落下去十分钟或一刻钟，便又以新的劲头爆发起来。显然把伏在后面的生力军调上来了；到一点钟，这场旋风比先前更凶。我们的人被这可怕的喧嚣弄得如醉如狂；许多人被街垒上成团崩落的砖石碎片激怒——那些碎片从头到脚地扎我们，有时甚至扎出狠狠的伤口——再也按捺不住。到两点钟，凡能排上线的枪都在回敬敌人的火力。这样下去，再过两个钟头我们的弹药便要打光，只剩下刺刀可以倚仗。我沿着我这条线走下去，发疯似的想止住这通乱放，却是徒然。有两处地方中国人逼得极近，已经短兵相接。那一下生出的嗜杀之心是按不住的……一切都在脱出我们的掌握……

忽然，正当我朝弟兄们发疯地喊叫时，在枪声的喧嚣之上，远远的东方传来一声闷响，落进我耳朵里。我屏住呼吸，想弄清楚；可不等我拿定主意，「轰」的一声！几英里外又有一门大炮应答。我咬紧嘴唇教自己镇定，脊梁上却一阵阵发冷。那寒战来得越来越快……那种感觉你永远不会知道。随后，不等我定下心来，「轰」的第三下震动到了；十秒钟之后，三声连响——一、二、三，间隔匀停。我明白了，虽说那声音只在空气里微微颤动。那是一队六门炮的炮兵在极远的什么地方投入战斗。这必是真的！我站起身来，抖擞了一下。随后，应着那些重炮的，是一大片机关枪的滚响；那声音虽轻，却清清楚楚地盖过了我们四周这场风暴。必定有大队人马在野地里交战……

我一心听着这些声音，竟不曾觉出我面前敌人的火力已经不知不觉地消退下去，末了几乎完全静了。此刻只有零星的枪声炸响；别的人必定也在听——听着，猜着那远处的隆隆是什么意思。远处中国人的火力仍旧一样凶猛地肆虐着——可是在我们近旁，凭着某种古怪的机缘，那远方的回声攫住了人的注意。

炮声又一次沉沉地震动了空气。机关枪又一次敲起了应答的鼓点。这一回近旁每一支枪都忽然静了；我背后一队中国担架夫低声说：「大兵来到了。」有人把这句话接了过去；随后我们便用中国话朝敌人那边喊起来，越喊越响，喊得如痴如狂，还掼过去大石头想引他们注意。我们必是疯了；因为我的嗓子忽然哑了，只能用一种荒唐的耳语说话……啊，何等的一夜！

我们对面的街垒后头，如今清清楚楚听得见中国兵不安地走动、兴奋地彼此低语。他们明白了：这必是义和团的最后一夜；于是我们又掼石头，又添了几句嘲骂。随后，像是接了这个战书，一支枪响了，第二支跟上，第三支，第四支；不多时那长长的战线上又喷出火焰与震耳欲聋的声响。可这是最后一夜了——这些都不打紧——这准定是最后一夜；我们从哨位上把第一个消息送到司令部，报告东面听见了重炮……

不多时，趁着一个间歇回去看弹药送上来没有，我发觉我们防线里头的妇孺已经全起来了，个个伸长了脖子去捕捉那盼了这么久才来的远方的声音。整整一夜，肃王府里那些挤满教民的屋子里都是祷告的声音。派去照管这一大群人的长老们已经得了嘱咐：也许到最后一刻，他们全体都得退到基地去；夜里人人都得预备停当，谁也不许睡。一得着可能，便有人告诉他们：救兵来了——末日近了……看着他们那样一群群聚在一处，是何等的景象；因为他们把命令守得一丝不苟！一间大厅里，五百名天主教的妇女与孩子穿着素净的蓝衫，安安静静、耐心地坐着，双手交叠——整整一夜都这样坐着，等着听人送来任何消息或任何命令。是解围还是撤退，是屠杀还是拯救——一切都要以东方的坚忍受下来。一盏孤灯把昏暗的光洒在这些人身上；再过去一百英尺，还有别的厅堂与屋子，也一样挤满了这些等着的可怜人。只要一句话，他们便会汹涌着退过干涸的御河——到我们的基地里求几个钟头的平安。那真会是平安么？一股巨大的情感的洪流把我淹没了……

这一夜就这样不安地过去了，可是再没有听见远方的声音；到末了我们开始纳闷：经过这几个星期的紧张，我们的耳朵是不是欺骗了我们。

四十五我所见的解围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四日

那可怕的一夜之后，天亮得有些拖沓，有些古怪。守了这样久、绷了这样紧，我们都乏透了，只散散地放了一线游动哨，便往地上一倒。那时将近五点钟，天光渐渐亮起来，一切都显得不真、不实。我们四周没有一点声音；解围是不会有的了，我们不过是做了一场可怕的梦——我们的眼睛与神色所下的断语便是如此。然而便是人还能有条有理地想，也没有多少工夫去想了。天边越红越艳；一只熬过了这场风暴的孤零零的乌鸦不知从哪里飞来，沙哑地叫唤它失散的同伴。我们困得要死：非睡不可，不然……

我在上午十一点醒来，难受得像一条挨了打的狗。太阳火辣辣地晒下来，一道毒辣的光线从我这棵遮阴的树的枝叶间钻进来，一直烤着我的后颈。东方的太阳是个畜生；它若久久地照在你一处细嫩的地方，能教你比我所知的任何东西都更难受。我们都哼哼着爬起来，重新放了哨，喝了些酽茶，装模作样地洗了洗脸；见四下里静得死一般、连敌人的影子也没有，便踱出去探消息。哪里都没有一个字，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封信。从法、德两国的防线到英国使馆北面的哨位，人人都不安地三五成群站着。我们那几路救援的纵队究竟见鬼到哪里去了？

我们在鞑靼城墙上用望远镜扫遍了天边。一个走动的人影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是全世界还在睡，被昨夜的狂欢累坏了呢，还是干脆万事已终？时候一点点过去，我们四周的沉寂始终不曾被打破，我们便越来越焦躁。比起那几个钟头肆虐的火的风暴，这份不断的平静更可怕；因为世上一切折磨里，最难受的莫过于一个人被静静地关着。

到一点钟，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请准带一队散兵出去，招募志愿者，得了六个人与两个中国侦探。一点半，我们从肃王府东面的街垒上溜出去——就在平常派信差出去的地方附近——一路疾走，进了外面那片争夺之地。我们排成一条长线小心地推进，把地面细细搜了一遍；走近敌人侧翼的街垒，提心吊胆地探头一望，发觉中国的枪手不见了。一个人也没有，全逃了。什么地方必定出了事。这份寂静越来越会说话了……

我们丢开掩蔽，大着胆子走上满是砖头的街道，翻过那些把我们关了这么久的工事。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个活物。可是地上有许多这场久战的凄厉的凭据。被乌鸦与野狗啄食干净的骷髅，与那些食腐的狗自己的尸体，星星点点撒了一地；别的地方是半埋在瓦砾里、教人心酸的一绺绺辫子，断了的枪，锈了的刀，一堆堆的铜弹壳——单在这一小角落里，便宣告着这场厮杀何等惨烈。我们一面热切地四顾，一面慢慢前推，用贪婪的眼睛把这些细节一一饮下。哪怕只有短短几分钟，做一个逃出来的囚徒也是何等甜美！

一刻钟里我们便走完了我们的防御与久已弃置的海关街之间的地面——大约两百码；一面四下张望，末了翻过了那道法国街垒——两个月前我们头一个人便是在那里被打死的。两个月——简直像两年！四下里仍旧没有一点声音。除了一大片一大片的废墟再无别的。前进。

我们分成两股，沿着海关街朝奥国使馆摸下去，紧贴着墙走，随时防着有变。正当我们这样小心地行进时，忽然在离我们仅二十英尺处，一个又高又瘦的中国人从瓦砾堆里埋伏的地方一跃而起。我们的枪一下子举了起来。「老爷，」那人张开两臂朝我跑来，「老爷救我；我是外国使馆的车夫，刚刚逃出来。」这古怪的人拉起自己的蓝布褂，把里头的圣衣给我看。他出自一个天主教的人家；没有工夫细查；他是没问题的。我叫他跟上，我们便接着走。又前进了五十码，身后起了一阵扭打。我回头一看，我们那位天主教徒不见了。我们中了圈套么？我正要喊，他又出现了；这一回他手里提着一支枪与一条子弹带。这就教人不安了。「我瞧见那人，」他从容地说起来，「就用两只手掐住喉咙把他弄死了——这么着。」他用手比出一个可怕的哑剧。在一堵墙后面，我们找到一件中国兵红黑两色的号褂、一条腰带与一双靴子，却不见尸首。我很高兴自己明白过来了。「你骗我是什么意思？」我厉声问那车夫。「这些是你自己的东西，方才同我们打仗的就是你。」那人当场跪下，一点也不遮掩地招了。他说他几个星期前被中国一位统领拿住关了起来，那人威胁说：他若不入伙来打我们，便把他的腿骨打断。于是他入了伙，打了一个月的仗。昨天夜里一听见大炮声，他就开了小差，在我们发现他的地方躺了十五个钟头，等着我们往前推；他若说一句谎，情愿把腿打断。我迟疑了一分钟，随后拿定了主意——由他跟着！反正无论如何，形势于他是不利的。

我们蹑手蹑脚地往前，碰上的工事越来越多。有一座极坚固的碉堡，是把这片废弃地带里各家欧洲人的写字间里劫来的大铁保险柜拖出来，砌进一道厚厚的半月形石砖工事里做成的，连炮弹也打不穿。地上的铜弹壳、断了的皮带与兵器铺得越来越厚，却绝对没有一点活人的迹象。四周绝对的死寂笼罩着我们。我们简直像是在一座被人遗弃了几十年的城里……

过了这座碉堡，我们爬得越发小心，把地面细细搜过，宁可多耗上许多分钟，也要弄清满地的废墟里没有伏着枪手。我们那位新兵已经教我们看出，落进圈套是何等容易。无数低矮的街垒——不过是把砖头与烧焦的木料堆在一处胡乱砌成的——上头的枪眼斜睨着我们。这些中国兵显然怕我们出击，正如我们怕他们猛冲一样。他们设防的阵地纵深有好几百英尺。

我们如今到了废弃的奥国使馆近旁；在那道高高的围墙的掩蔽下，我们排成单行快步小跑，末了到了正门。这里是可争之地。我小心地用一只眼睛探头望了望那墙角，正望时，一条影子贴着地面窜了过来……我立时从腰间把枪甩出去打了一枪，别人也跟着放，回答我们的是一声野兽的怒嗥。我们打翻了一条正在找尸首吃的狼一般的狗。不等我们弄清怎么回事，那凶恶的畜生又立了起来，朝我们扑来——是要从门里逃出去。它经过时，我们干净利落地用枪托砸、用刺刀捅——如今我们对近身的活儿也有了几分本事——随着最后一声嗥叫，这畜生的命便灭了。狗是极危险的东西，这一层我们是吃过大亏才知道的；它们报起警来，便是在这文明的时代，也没有哪个活人会听不懂。我们提心吊胆地等着，看这一场扭打有没有被人听见；照我们被迫绕的这条路算，我们离自己的防线已有四分之一英里，万一中了埋伏，多半没有一个人回得去说这段故事……

仍旧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个字。我们略添了几分胆气，更放开手脚爬进奥国使馆，一见那景象便惊呆了。疯长的野草铺满地面，有两三英尺高；所有的房屋与住宅都被火烧空了，凡能烧的都烧掉了，留下一片可怕的狼藉。可是砖石的结构几乎完好无损；当初那位建筑师异想天开，用来给这位最虔诚的天主教君主的使馆添彩的那一排高高的科林斯式圆柱，在这满目疮痍之中依旧洁白而贞静地立着；它们像是几百年前就在那里了。野草丛里看得见断了的兵器、又是成千的铜弹壳，有时甚至有一件染血的兵褂。这里想必是中国兵另一处营盘的所在。弃下的草席标出当初一排排搭过的窝棚。可是这些大军都飞走了。

我们如今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该怎么办——继续往前推呢，还是回去？这看去极其危险；可是我忽然拿定主意，把一切商议截断，下令前进。去摸出敌人，不惜代价同敌人接上手，能挠他一爪便挠他一爪——这显然是侦察兵的本分，便是这侦察兵不过是个围城里半路出家的人，穿着破裤子、脏衬衫，提着一支破枪。可是我们得给自己留个稳妥。我们把大门从里面闩上，出了一身汗把砖头堆得足够高，教敌人的手要费上几分钟才开得开，随后又一次小跑着前进。这一回我们是不折不扣地进了这座使馆，也许从此同自己人永诀了……

我们迅速地穿过这片地面，到了那道环抱使馆的大墙的最东角。就在这里，方才还有人：地上一堆火还在冒烟，几只瓦碗里还有些冷饭。我们非看看外头是什么光景不可……

那位高大的新兵把他宽阔的肩膀借给我，我挣扎了一番才抓住一处厢房的屋檐，翻身骑上了大墙。仍旧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塌毁破败的房屋；仍旧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条狗，没有一丝活气。别人也上来了，我们赶紧凑了一架梯子，以便下到那一边去、必要时再爬回来。

我们正忙着把这些准备做完，忽然那位高大的新兵毫不客气地一把抓住我的肩膀，用兴奋而沙哑的声调吐出一个字来。「瞧，」他说，「瞧！」我一望，在我们底下那条长街的尽头、朝着皇宫与皇城的方向，我看见一个人影在迅速地移动。有人掏出望远镜对准了看。那是一个中国兵！

我们像一群爬行的蜗牛一样贴在墙头上，把枪伸到身前，隔着四百码，极愚蠢地朝那人开了火。凭着本能与经验，两个月里我们学到了不少；可是一兴奋起来，学到的一切又飞快地忘了个干净……

在那个距离上，要打中一个沿着高低不齐的街道躲闪跳跃的人影，是要有些枪法的；我承认我们没有见血。不过从枪眼里打枪想必把露天的活计毁了，不然在那个距离上……子弹的水流从那人身边咝咝掠过时，他曾犹疑地停了一下，随后猛地冲进一处门洞。不多时，我们凝神看着，他的头露了出来，随后是整个身子；末了他一闪一闪地躲进躲出，抢到一个十字路口，不见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要弄明白并不费多少工夫；因为我们刚骂完自己晦气，同一个方向便有别的人影出现，而且他们一面跑，一面把身上的东西扔掉。这下像是明白了：这些人必是从皇城与宫墙里溜出来的逃兵，正飞快地逃开某一种下场。什么地方必定出了事，虽说仍旧什么也听不见——也许除了空气里一阵远远的震动，那或许是枪声的噼啪。那若有若无的一点声音，有时听得见，有时又听不见；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上来。

一跑起来人就有了几分虚壮的胆气，于是我们从墙上跳下来，也跑了起来——朝着那些逃兵跑去。我们这些侦察兵越来越糊涂了。头一批逃的人看见我们，朝北窜去，其中一个一面跑一面朝我们放了一枪，那颗子弹擦着我们头顶在空中划出一声难听的「嗖」。那是中国人打猎时用抬枪与火绳枪练出来的、从腰间打的那一手；北方的中国人很难把它改过来。那一声「嗖」传到我们耳中，我们反倒更急切地往前推，不多时又一次踏上了长长的海关街——这一回比我们从前到过的地方高出了好几百码。我们把身子伏在地上，用砖头把脑袋垒起来，默默地等更多的敌人出现。如今我们的位置极好，也极稳妥。

过了好一阵才又见着他们，末了三三两两地又有兵出现，匆匆奔跑，一面飞快地四顾，像是怕被人打倒。这一回来的是各支队伍的人，在这样近的距离上，我们几乎辨得出他们的号衣；他们一面跑，许多人一面脱掉号褂、解开绑腿。这就是公然而露骨的开小差了。正当我要下令齐射时，一大队人排着密集的队形从一座倚着粉红宫墙的大房子里出来，迅速地朝我们这边开来。可是他们一到五百码外的十字路口，便急转正北，消失在一团尘土里。这样朝城北逃、这样不祥的沉寂，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出了什么非同小可的事，才闹出这些怪举动来？

然而没有多少工夫容人思量，因为像神明的戏台一样，新的一幕幕又铺展开来。不久又有别的队伍出现又消失，总是朝着北边去，总是匆匆行进、慌慌张张地四顾。如今我们既已确知这一带正在全线撤退，便开始狠狠地齐射。敌人三五成群地挤在一处，是极好打的靶子；凭着长久困厄养出的那份冷酷，我们在短短几分钟里至少放倒了十五到二十人。我们平趴在地上，枪上的表尺很快便定了角度；在四百码外一处房角上，我用同一个准星连打六次，每次都撂倒一个逃兵。可是这样猛打必定引起了注意，因为暗处开始有铅弹朝我们泼来，不多时这一场小仗便热闹起来。那是一种古怪的经历……

这时是下午三点；除了中国队伍这番无从解释的调动之外，我们不曾发现我们救兵的任何迹象。我们的齐射越来越不像话；我们捡了许多中国人的毛瑟子弹，便拿来消遣，把随身带的弹药几乎打光。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于是我又一次把人聚拢，又一次疾走，把方向转向正东，朝大哈德门去。如今我们既知道被切断的可能极小，便变得满不在乎；离家半英里于我们已经不算什么。

我们几乎已到了哈德门大街，正开始觉得凭着某种古怪的机缘，半座城都归我们所有了，忽然一阵疾驰的马蹄声给了我们及时的警告，教我们缩进一所民房里——那房子的门已经被劫掠的人砸开了。真是不早不晚，因为我们刚藏好，一队满洲马队便飞快地驰过，一面抽打着坐骑，一面兴奋地彼此呼喝。领头的是几位大员；我们那位新兵沙哑地低声说：其中一个老者不是别人，正是总揽一切的满人统帅荣禄。这话是真是假姑且不论，那些兵却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是亲兵，穿着天蓝色的号褂；这一支的撤退，比什么都更意味深长。如今是一丝疑问也没有了。

我们提心吊胆地耐心等着，直到那疾驰的蹄声完全消失；随后探头一看，见外面没有人，便撒开腿拼命跑。我们越跑越快；我们并不像自己所想的那样安全。三分钟便跑回了海关街；我们久不曾这样使力，喘得厉害，一面四下打量。这里如今没有一点声音，看不见一个人。

好些分钟里又什么也没发生；末了又有中国兵出现，全都成群结队地飞奔；一队马队从离我们伏处不过两百码的一条横街里冲出来，猛地纵马疾驰而去。人人显然都在朝城北去；别的地带究竟出了什么事，才闹出这场大逃亡？那队马队排着密集的队形行进，实在太诱人了；我们的枪毫不迟疑地又一次响成一片整齐的排枪。那一下闹得天翻地覆，因为马队是极好打的靶子。马挣脱开来，发疯似的窜进横街；人马挥舞混作一团，什么都看不清；然而不等我们回过味来，子弹已经在我们四周咝咝作响，在离我们身子几英寸的地方溅起一小股一小股尘土；我们对面有一位坚决的指挥官。这一阵打得那样凶，逼得我们只好躲避；我们一跑、一被看见，子弹便咝咝得更快更急。随后，这场浇灌又像它开头时一样突然地停了；我们看见那些马队远远地一闪而没，四下里又绝对地静了下来。显然有什么极紧急的事正在发生，谁也没有工夫在这上头胡闹。

又过了好些分钟，才见着新的动静；我们仍旧趴在地上，横在街上，殷切地寻着一个解释而不可得。末了，正当我烦腻的时候，那长街上又有人影动起来——一些小小的、犹疑的蓝点，一顿一顿地向前，又停住，一会儿出现一会儿不见，古怪之极。他们还朝我们这边来——一跳一跳的，像中了邪的人。我爬上一堵墙举起望远镜；那是寻常的城里百姓，这一点毫无疑问：男男女女带着孩子，拼命地跑，彼此挥手呼唤，显然惊惶得很。

我在这墙头上呆呆地望着，望到眼睛发花，什么也看不清了。于是不知什么驱使我闭了一秒钟眼睛，好让眼睛重新听使唤；等我睁开再从那架倍数极大的莱斯望远镜里望出去，我的下巴掉了下来。这一回可当真是新东西了。密密麻麻穿白上衣、深色裤子的队伍，正从几千码外涌上街心，随后朝正东开去——就是说，朝皇宫去。他们一队接一队地开来，像是永没有个完。这些新来的是什么人？他们到底是白人军队了么——还是白旗的旗兵……

他们可能是任何人——世上任何一种人——可是他们也可能是……

是的，毫无疑问，他们可能是寻常的俄国步兵。俄国的步兵！非弄清楚不可。

我从墙上爬下来，当即决定作一次严酷的试验。我们都把表尺推到最远的档，打了四排急促的齐射——八支枪刺耳地一齐炸响。正当我们要把弹夹上最后一颗子弹送出去时，肉眼刚刚看得见的那些白点停住了，一闪就没了。随后，我们等着，有片刻的寂静；远处腾起一小股白烟，「砰」的一声！一颗炮弹尖啸着飞来，在我们身后两百码处炸开。那可是天大的意外！可如今我们再无怀疑：这些是欧洲军队；救兵必是到了；一切都完了；我们得把消息送回去……

不等我们的念头理出个头绪，我们已经撒腿往家跑——像疯子一样地跑。我们沿着街心一直冲，什么也不顾了：我们像箭一样径直奔向法国防线，一头穿过中国人最坚固的工事的心脏——十二个钟头之前，那里还发动过疯狂的进攻。我们穿过几百英尺长的堑壕、街垒、坑道与挖了一半的地道，那里的一切都被镍与铅的狂暴通行刮花、砸烂。我们一面奔，一面恍惚看见一排排的席棚、断墙、烧焦的木料、数不清的铜弹壳、豁开的窟窿——这几个星期疯狂的战争所留下的全部残骸。可是活物的影子一个也没有。

我们一路杀将过去，末了穿过那条尸横遍地的法国使馆防线，到了我们自己最后的街垒——防守的人是被逼退到这里的。我们以为自己人还在街垒后面，便大声喊我们是自己人。没有人答应。

我们奇怪地慌了，越爬越快；末了在那座设了防的小小的北京饭店附近，从一处筑得极结实的四合院里升起一片乱哄哄的人声。等我们再走近些，人声越来越大，末了成形为一阵阵压低的欢呼——一大群人不安地彼此招呼、彼此呼喊。至少我们不曾被丢下！我抬腿要翻过一堵墙，忽然一股浓重的气味扑进我的鼻子——那气味我认得，因为我从前闻过；然而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气味……我心跳得厉害，探头望过去。那是印度的气味！在那边的院子里，几百个土著兵正鱼贯而入，架起枪来。他们是拉杰普特兵，人人同时说着话，一面同我们的水兵与弟兄们打招呼，一面用单调的合唱不住地要「帕尼、帕尼、帕尼」。那个词我听不懂。救兵到了；这必是被推到最前头的一部分先锋，不曾遇上抵抗便闯了进来……

我们晕头转向地往前赶，找军官，想问他们是怎么来的、如今是不是没事了。我们找着一簇军官站在一处，抹着满脸淌下的汗，嚷着要水喝。他们要去英国使馆；不是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英国使馆在哪儿？在这份热气、这股味道与这场兴奋里，那接连不断的追问教人又糊涂又恼火。这支冲进来的先锋弄不懂我们这片被割得七零八落的地方；可它到底救了我们。我告诉他们英国使馆在哪里。我叫他们跟我走；我要跑了。

我又跑起来，嗓子又有些发哽，心里有一种古怪的欲望，想哭，想喊，想发出些不成腔调的声音。我此刻兴奋得厉害。我记得我踢开一道道街垒时用力太猛，有一回竟因为这份糊涂摔了个大跟头，我的枪自己走了火，子弹穿过了我的帽子。我不在乎；救兵到了。这是何等了不得的场面，而我竟不曾在场亲眼看见。

我跑出使馆街时，注意到干涸的河沟里有高大的锡克兵三五成群地择路而行，看去累得像狗一样；可我并不惊讶。他们也兴奋得很，我跑过时他们朝我挥手，用古怪的腔调又喊又叫。个子小些、裹着另一种头巾的工兵，已经在拆毁我们的街垒、开出一条路来；从西面、皇宫那一边，一片极猛的枪声与机关枪声不停地扬着尘土。我从河沟的豁口冲进英国使馆，他们就在这里：成堆成堆的印度兵，或站或卧，一面挥手一面说话。一位英国将军与他的参谋坐在一张拖出来的小桌旁，正在喝水，像是他们也被渴烧干了。我们所有的人围在四周，乱哄哄地挤成一片：陆战队员、水兵、志愿者、各国公使——什么人都有。许多妇女一面哭，一面拍着那不断涌进来、满身是汗的兵。那些你几个星期不曾见过、其实早死上一百回你也未必知道的人，如今头一回从他们藏身的屋子里出来，举止歇斯底里。他们乐意跑来跑去、提水，开口讲自己的经历。有人告诉我：这一整天，这些藏起来的人忽然对医院大感兴趣；他们从麻木与惊恐里振作起来，因为末日就要到了。如今呢……

我们站着，绞着手指，欢呼着，想找出一句像样的话说、一件像样的事做；忽然人群朝着通往美国使馆与鞑靼城墙的那条线涌去。这又引起一阵极响的欢呼与对呼；在美国公使齐的引领下，一列列穿卡其军服、戴软边帽的美国步兵挤了进来。他们进来了——人越来越多，末了几处空场都挤得水泄不通。这些人比印度兵还累得像狗；他们的军服上结着一层因急行军而扑上的尘土与汗渍。不久场面混乱兴奋到这个地步，一切秩序都没有了；直到美国人又鱼贯而出，印度兵被调往北面的防线，才算完事。在这场喧腾与欣喜里，一切都被暂时忘了；可是渐渐涨起来的枪声到底提醒了人：也许还有更凶的仗要打。每一分钟都添一分喧嚣；不多时那连绵不断的密集声响表明：机关枪正在拼命地打。有人朝我喊，说鞑靼城墙上有极好的景象可看——只要你不在乎再多挨几颗子弹；我被那越扬越高的声音的风暴所诱，匆匆穿过我们的防线朝城上的墩台跑去。从前门起，每一条街每一条巷如今都被救援纵队的队伍塞满了；照我所见，全是英国兵与美国兵；各营所属的工兵已经在把我们那些粗陋的防御夷平，好教炮与辎重车过得去……

古怪的呼喊撞着人的耳朵——那是武装的人的种种咒骂；连日的紧张与无法展开队形，已经把他们的纪律弄松了。有一个词击中了我，又缠住了我；印度兵人人都在喊：「恰罗，恰罗，恰罗。」

那场从外城发起的总攻——消息一传来说通往使馆的路已经打开，便发动了——把各支队伍搅成了一团大乱。步兵、马队、炮兵与辎重队全混在一处，纠缠不清。有些人生怕落在后头、错过了这场热闹，推进得太快，城门一被撞开便从城墙底下钻了进来，如今塞在我们这些窄街里动弹不得。就在鞑靼城墙的马道底下，我碰上一队印度马队——大约三四十名骑兵，浑身泥污，由一名英国军官带着。那军官一看见我，便怒气冲冲地喝问：这一片枪声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怎样才能从这鬼地方钻出去、到开阔处去……他同别人一样，把问题像雨点一样砸向我，从不等我回答。那枪声实在猛涨了许多，此刻响成一片惊天动地的吼声。声音总是从那边西北方、皇宫几处门前后传来。显然中国兵正以重兵守着皇宫各门，而且不知为什么，无论如何要把救援纵队挡到天黑。我朝我那位垂头丧气的骑兵军官喊了几句这个意思，又建议他跟我上城去自己看；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马队爬不了城墙，」我朝上冲时他狂怒地回了一句；我越爬越高，那声音一阵阵追着我，越来越弱：「马队爬不了城墙！马队爬不了城墙。」随后那条马道把他与他的声音彻底抹去，一幅越铺越大的景象展开在我面前。

因为上去之后我很快就明白了。一大群印度步兵带着几挺机关枪，沿着这处制高点占了好几百码，就在中国人旧日的街垒中间，如今正以最快的速度朝远处的宫墙里头射击。子弹成股不断地从头顶飞过；一处凸墙的拐角下低低地伏着一些伤兵。可是敌人的影子一个也看不见；他还手打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拼命，却是确凿无疑的。这么多的子弹……

我正站着看，忽然底下我们的防线里响起新式高速野炮那种可怕的吠叫；传下话来说：一队英国炮兵已经挤过了那片壅塞，正从使馆区外面朝敌人开炮。那吠叫极快地响了几分钟，随后同开头时一样突然地停了。原因不难找：跟着来的是一次步兵的推进；因为毫无预兆地，成群的中国枪手开始从我们旧防线后方几百码处那一片塌房里跑出来。他们一阵一阵地急冲，正像一群受惊的麻雀贴着地面窜过；虽然极远，从鞑靼城墙这样的高处看下去，却是极好的靶子。枪声拼命地朝他们响，准头却照旧糟糕。头一批里倒了十来个，随即爬着、踉跄着挪开；可是第二批人虽在镍弹的冰雹下先是像发懵的人那样一会儿跑一会儿停，却很快变得刁钻起来。他们像是得了什么突然的号令，齐刷刷地伏倒在地，一面爬一面往前蹿，不多时便一个也不曾折损地闯了过去；紧接着便出了一桩滑稽的事——这样的事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有。

这几簇人已经不再仓皇后退，我们的人正把火力集中在皇宫侧翼远处的几道墙上；这时候有一个落单的中国枪手——他显然是在这场混乱里被忘下的——安安稳稳地小跑了出来。随后他见自己几乎落进敌人手里，便像一头被追的鹿，径直穿过大清门正前方那一片广大的空场狂奔——一点掩蔽也不找，只像个疯子一样在露天里跑。那情形实在了不得。

他一被看见，我们整条战线便发出一声吼；可是步兵并不打算把他放倒。只有一挺机关枪开始朝他「哒哒」地敲……子弹「嗖嗖」地在他身边呼啸，他越跑越快，末了两条腿倒腾得那样快，他简直像是飞了起来。那机关枪跟着他敲个不住，敲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响；到后来像是断无可能教他过得去了。人人的注意力都凭着一种自然的冲动集中到这个逃命的人身上：他能平安地跑到掩蔽处么？答案几乎不等人把问题想完便来了：那机关枪忽然厌恶地哑住了；那人又跑了几秒钟，末了纵身一跃便不见了——一个蓝里带红的小点，模模糊糊地闪进了某一堵墙后。于是有人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旁边的人接了过去，不多时，几百个目睹这一幕的印度兵发出一阵沙哑的哄笑。从那样的高处看下去，这就像戏台上的一幕；我记得那阵自由人的笑声在我耳朵里回荡了许久——那是从不曾被砖石囚禁过的自由人的笑。那笑声是从胸膛里直出来的，没有一点神经质的鼻音，也不会忽然刹住……

此后不久，枪声便像出于共同的默契一样落了下去，渐渐归于无声。人人都累得像狗；夜色落下来，两边都觉得在天亮之前什么也争不到、什么也改变不了。我最后一次四处游荡。我们那些在没完没了的几个星期里如此仔细、如此辛苦地垒起来的防线，在只有那一半长的几个钟头里便碎成了齑粉。拦街的街垒与堑壕被整个掀翻，去同四周那一大堆狼藉作伴。几乎看不见一个哨兵、一处游动哨，只有上百堆小小的营火四处闪烁。凡是挤进来的营队与分队，都在自己停住脚的地方就地宿营。远远的鞑靼城墙底下，那长长的沙地上，隔着匀停的距离燃着一堆堆木柴火，四周有数不清的人影在动。另有上百处地方传来那种含混的嗡嗡声，那是成群的人与牲口所发出的。有微弱的呼喊，沙哑的招呼与号令，空气里总有一股模模糊糊的暗流在颤动。眼下来的只有英国兵与美国兵——别国的兵一个也不曾见着。时候一点点过去，那些军队还没到的人便开始找借口，说他们的将军这样办自有极高明的道理。什么样的说法都有。有人说他们是在把全城各门都控制起来，去拿获朝廷，去办极要紧的大事。这是三个月前的政治局面忽然由这些人重生、转世了——我们连自由的空气还不曾吸上一口。原来我们被大军救出来，为的就是这个：只因为我们若被杀光、近来北京的历史若成了一片彻底的空白，便会留下一道可怕的鸿沟，任什么议定书也架不过去。那便意味着一个了结，一个绝对的了结；而各国政府与他们那些尊贵的仆人，其实是并不喜欢了结的。我们不过是一群傀儡，救出我们，一切便又能欢欢喜喜地跳起舞来——我们是被疯狂的时局拿来耍的木偶。我们不过是把外交从一个无法收拾的局面里救了出来……

我在夜色里站着想这些事，一面竭力躲开那些满口道理的人；这时响起一阵微弱的欢呼，一阵不知怎的并没有多少气力的呐喊。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正一路吵吵嚷嚷地把地面清到宫墙根下，好弄清废墟里没有敌人潜伏着，好教明天这出戏能痛痛快快地开场。那阵欢呼之后是几声沉闷的爆炸——炸掉几堵碍事的墙——随后一切又死一般地静了，只剩下驻在我们四周的队伍那永不停歇的轻微响动。没有一排枪，没有一颗子弹。全完了，这场围城，什么都结束了。

我心里有一片越来越浓的黑暗与苦闷，我说不出它的来由，想遮掩也遮掩不住；我便四处游荡。我想再要些动静——要些新的岔子，好把我的心思从阴郁的念头上扯开。

在被炮弹打烂的北京饭店附近，那些离了队伍又饿着肚子的军官已经聚了起来，凡买得着的东西都拿金子付账。所幸还剩下几箱香槟与几听罐头，如今可以安安稳稳地卖了。我看见几身法国军服。法国司令官那边到底来了几名军官，说天亮时法国的纵队便要开进来。眼下他们累得走不动了。

这些人围坐在桌旁，闹哄哄地议论这场解围。我这才知道它是怎么办成的，也知道了前几天的调动。他们说：十三日夜里，俄国人想抢在日本人前头偷走一程，去硬夺东面的城门，好赶在别人之先到皇城、到皇太后跟前。那一下把整个进攻的计划都搅乱了；于是干脆成了一场疯狂的比赛，人人拼了命地往前赶，把过关的指望交给上天。

桌旁多数军官不久便高兴得忘乎所以。人的肚子啃了许久的干粮、又在太阳底下晒了十四天，便是这样。于是他们都喊起来、唱起来，话反倒少了。可他们仍旧急切得要命，想知道围城的情形，想知道谁打得最好、谁被打死了。

我把他们撂在那家设了街垒、筑了工事的小饭店的残骸里，由他们相当愚蠢地争辩下去——因为他们多少有些醉了，太阳又把他们晒得厉害。我快步回到我藏东西的地方，取出我那两条毯子与我的防雨布。在我把别的东西一样样忘掉的同时，我学会了两样新本事——怎样睡觉与怎样打枪；如今既然再用不着练那一样，我便去做这一样。

四十六皇宫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六日

第二天早上（那不过是昨天！），我醒来时仍旧是那样一种古怪的颓丧。灰白的光轻轻地爬进我的窝棚，四周绝对地安静。这同上一个可怕的夜晚之后的那个早上一模一样；可那已经像是极久以前的事了！我几乎是机械地在污渍斑斑的衬衫的胸袋里摸昨天的命令，想看看游动哨该怎样布置；随后我忽然想起——心里古怪地一沉——这一切都完了，结束了，完成了……事情竟会如此，实在古怪——一切竟会这样突然地到了头。经过那样多的事之后，像欧洲的一个流浪汉一样躺在地上，名下一无所有，是既荒唐又不相称的。可是人必须立刻习惯这个念头：自己属于那个寻常的世界，在那里你同旁人没有分别；在那里一切都安安静静、井井有条……而我同这个世界之间隔着那样一道巨大的深渊。我如今知道的事太多了。什么！我再也尝不到开枪与被人开枪那份至高的快乐——那没完没了的兴奋了么？唉！难道当真完了？……

我起身，怏怏地抖擞一下，把剩下的那点围巾重新系好，随后厌恶地看我的靴子。我的靴子！两个半月的干活与睡觉都穿着它们——我只有这一双——并不曾教它们的模样好看些。可我先前连想也不曾想到这一层：解围这枚恶果把我的赤裸照得清清楚楚……

我旁边，整个哨位十个人还在安安稳稳地睡着——正规兵与志愿者不分彼此地堆在一处。可怜的人！解围那一场天大的兴奋过去之后，每个人都机械地回到自己惯常的地方；因为我们这被时局的纪律强加的古怪生活，已经成了第二天性，我们几乎不知该怎样把它抖落。我们像疲倦的狗，仍旧往自己的窝里钻。最年轻的几个呻吟着、翻来覆去，正如过去几个星期里每一夜一样——像甩掉一剂有害的麻药一样甩掉睡眠；因为在这退化的时代里，厮杀这味毒对多数人的血液来说实在太烈了。过去这两个月里，什么样的声音我不曾听过——什么样的叹息、什么样的喘息、什么样的呻吟、什么样的梦呓里的抗议！人睡着的时候，他的想象会把他心底的念头出卖了……

天还不曾大亮，昨夜的嗡嗡声与动静又起来了。这一回我环顾四周，那动静更明显了——像是救援的队伍对这陌生的环境已经半熟，行动起来有了熟人的随便。有军号声与喇叭声，有马的嘶叫与喷鼻，有重车的隆隆，有呼喊与叫唤……可是高墙与街垒挡着，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弄了点吃的；我想去探一探，便走到干涸的河沟边，跳下去，朝头一批人进来的那座水关走。没几步我便出了鞑靼城墙——这是将近三个月以来的头一回。终于有东西可看了。这一带远远近近尽是宿营的兵，像被人忽然惊动的蚂蚁一样不安地动着；我踩着沙土朝大前门走去，看得见别的纵队已经在开动，虽说天才亮，正从外城的中国城里迤逦而出。远处腾起浓浓的烟柱，在早晨的空气里滞重地悬着，像是许多房子被点着了；可是除了这些行军的队伍，一个活人也看不见。那些废墟与房屋成了单纯的路标，这座城成了真正的荒漠。

我无精打采地四处游荡，怏怏地同许多人说些闲话。谁也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可人人都想从别人嘴里问出点什么。最离奇的谣言到处流传。俄国人与日本人从城东各门不见了；据传闻，两家都想抢在对方前头，结果撞上了中国的大队人马——那些队伍还保着纪律，站住了脚，教这两个争先者折损惨重。可这话是真是假，眼下无从知晓。我想起围城里我最后打的那几枪——打的正是那些忽然涌上那条长长的土街的、数不清的黑白点子——便把嘴闭上了。我们闲着等，看要出什么事。经过了这许多高潮，人的想象力已经彻底不中用了。

早上还很早的时候，毫无预兆地，美国司令部忽然派出骑马的传令兵，把所有的队伍都调动起来。我记得像是只过了几分钟，美国步兵便已在皇宫南面几处入口四周集结起来；而以一种在围城里那份慢条斯理之后教我颇觉意外的速度，野炮忽然朝皇城几座门开了火。几百码的距离上，一发发炮弹带着可怕的咳嗽声掼在那些包着铁箍的巨大的门上；不多时，头一道门在这场轰击之下「哗啦」一声倒在地上。我这才明白，美国人那几挺威力极大的加特林何以一直朝外头墙头与屋顶的边沿扫个不停；因为当步兵略带混乱地向前冲、欢呼与号声灌满空气时，我们熟得不能再熟的、扬起尘土的中国火力也响了起来，噼啪与咝咝之声不绝。自从前一天下午起，就有几千名枪手默默地伏在皇城墙内，等着这个机会。这是最后一幕了。好罢，它到底来了……

中国人的火力多少见了效；因为当我穿过那炸开、压弯的城门往前跑、喘得心都要裂开时，一小股受伤的美国兵正慢慢地鱼贯而出。有的没人搀扶，一瘸一拐地走着，面色苍白；有的被抬着，一动不动。这头一进极大的院子有几百码长，满铺石板；地上躺着不少中国死人——那都是有几分决心的人，他们在露天里迎着冲锋，死得像个军人。这一层其实也正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即便每一支对着我们摆开的队伍里所下的命令必定都含糊不清，也总有一些人是拦不住的，他们径直冲到我们的刺刀上……如今我往前跑时，枪打得仍旧一样密，子弹那难听的疾风与「嗖嗖」把空气灌满了战争粗野的音乐。在我看来古怪的是：人人都在露天里，一点掩蔽也不要；经过一场围城，人是会有些怪念头的。

这头一道门被轰开其实无关紧要，这一层我自己是十分明白的；因为紧接着的是一道强得多的墙，巨大的粉红色墙身笔直地耸入空中。设计这座皇宫的鞑靼征服者用意极明白：他们要教这皇家的居所成为北京这座大城里最后一座堡垒——在旧时，哪怕敌人夺了所有的外城墙，这座堡垒也能轻易地死守到底。因为没有强力的大炮，此地是攻不破的。这道巨大的外墙的天际线上，中国的枪手仍旧以极大的胆量留在上头；我跑着找掩蔽时，枪声飞快而狂暴地朝我打来……不多时美国人的炮迅速推了上来，可是他们的指挥官很谨慎，像是不愿把炮冒险推得太近。有一阵短短的停顿，趁这工夫把巨大的云梯推了上来——那是美国人打造的，本是防着救兵万一别无他法进不了城，便强攻城墙。他们显然打算强登城墙、把一道道门轰开，一层一层推进去，直到皇帝的居所，把最里头那一方地界拿下。若遇上有力的抵抗，这要花上许多个钟头。要走的地面大得惊人。北面有微弱的炮声隆隆，表明别的队伍——也许是仍在较劲的俄国人与日本人——也在朝这座巨大的紫禁城动手，又一次赛跑，看谁也不肯让谁占了便宜……这一切都意味着慢工，不会有什么惊人的进展。人人都从从容容地动作，像是时间毫不值钱。一个新念头钻进我脑子里：这样大的距离，老靠两条腿是走不下来的，非累垮不可。我已经累透了。我得在来不及之前弄一匹坐骑。我得回去。

我快步小跑回到使馆一带，只见景象又变了。那些残破的街道又一次挤满了队伍。好几个印度团的辎重与战车队——他们夜里在外城中国城的什么地方过的夜——显然天一亮便被匆匆推上前来，以备万一。救护队与几门极重的炮同这些走动的人与尥蹶子的牲口混作一团，乱得不可收拾；人人争着往前挤，粗野的呼喝与咒骂灌满了空气。在这数不清的牲口与推推搡搡的赶车人中间，几乎没法杀出一条路；我挣扎着到了那条干河沟，又一次跳了下去，这才有了一条自己的路。我顺着它一直走。

到了鞑靼城墙底下，我重新爬上地面，迎头碰上新来的几路纵队。这一回是白人军队——法国的殖民地步兵，穿着撕破褪色的蓝布军装，落满尘土。他们必有好几千人；耽搁了一阵之后队伍动了起来，这些穿蓝制服、戴脏白盔的密集的连队裹在厚厚的尘雾里，川流不息地从我面前走过。军官们在队列旁来回策马，喝令士兵加把劲，快、快、快。可是这些兵卒疲惫得可怜，他们苍白而憔悴的脸只说着一件事：北圻那些疟疾横行的沼泽——他们是从那里被召来参加这场朝京城的疯狂进军的。我听说他们一直落在后头，全靠不断的急行军才被赶了上来，弄得兵卒怨声载道、无甚战力。如今又在催他们赶路，怕赶不上……

我刚摆脱这些队伍，又被长长几列骡驮的山炮挤住了；赶骡的是些模样古怪的安南人。他们排成细细的一线一直伸展开去，我只能凭猜测估量究竟有多少。可是这些炮兵并不往前开；出乎我意料，我看见炮忽然被装上、沿着一条马道拖上了鞑靼城墙——那马道曾是我们的活路。这是新的动向；我一好奇，把找马的事忘了，也跟着跑了上去。

上了城墙，我看见挤着一大群人，多半是围城里当看客、而非当角儿的那些人。我记得自己当时生出一种古怪的心情：他们俯望着那座皇宫，脸上带着一点点嘲弄与讥笑，快意地期待着。这些自鸣得意、当初几乎不曾为保卫自己出过力的人，以为算账的日子终于到了：他们可以对这座可恨的、给了他们那么多难熬的钟点的皇宫为所欲为了。这里要被毁掉，被烧掉。他们哪里知道！

不多时这几队法国的轻炮开了火，把一串小小的炮弹送进两千码外的宫墙里。多数落在宫苑深处那些皇家亭阁花花绿绿的屋顶上，炸成一团团漂亮的小小的云絮，燃起些小火，还不曾烧坏什么便自行熄了。可是有若干发打近了，扫过我明知美国兵早已进去的那几进院子。我倒吸一口气，却什么也没说。

从这里望出去，景致好极了。太阳已经升起，明晃晃地照着。正下方是残破的使馆区，连同它们那些粗陋的工事，还有四周被夷为平地的几千所民房；可是再往外，绵延许多英里的是北京这座巨城，死一般地静——只除了这几样如今已经听惯的战争的声响——又被无数树木遮去一半，教人看不清那里正在发生什么。那座皇宫——巨大的墙、明黄的顶、广阔的空场——在这一场惩罚落到它身上时，也神秘地静着。你弄不明白那里在发生什么。极北处有一大片乌云早已引起了我的注意，此刻越升越黑，末了像一块柩衣铺在明亮的天空上。哥萨克或日本人——他们此刻必已扫过了那一带——想必遇上了抵抗；他们正在放火与劫掠，一场大火已经烧起来了。

我怀着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无聊而疲倦的好奇看了一刻钟有余，看那些法国小炮弹在远处炸开、又落不到点子上；不多时，果然如我所料，该来的事来了。一位年轻的美国军官策马过来，朝城上怒气冲冲地喊叫。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可人人都看得入神，谁也没理他。于是不多时，他气得更凶，跳下马，涨红了脸冲了上来。他气得那样厉害，倒变得滑稽了。他要知道：指挥这几门该死的玩具炮的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难道看不见被轰的地方正被美国军队整个占着。他一路骂一路赌咒，一路比手划脚，末了停火号吹响了，那几门炮奉命撤了下去。法国人个个大怒；我看见公使皮同那位形容枯槁的西班牙领袖公使一道下去，赌咒要报这个仇，高声声明：若要拦他们，那就人人都得拦。不许厚此薄彼；这一层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这时我才明白那几门山炮何以那样快就投入行动：它们是在替那支疲惫的殖民地步兵赢时间，好教他们绕到某个方便的地方，另开一路攻。这是各顾各的。

不知怎的，我此刻明白了：眼下讲客套是白费工夫，人要怎么办便怎么办。于是我在下头一根桩子上看见几匹拴着的马，一言不发地骑上一匹，快马回到皇宫。经过大前门时，我一眼看见印度兵成百上千地鱼贯而出，在涌进来的辎重与炮车中间硬挤出一条路。显然英国的指挥官认为事情已经完了，再干下去没有用处。他们对我们北京这一套已经受够了……

我在皇宫那一进进广大的院落里径直骑了将近一英里，经过一排排躺在地上的美国步兵与停在高墙掩蔽下的预备炮队，才看见前头有一道还不曾被轰开的门。此刻全面的射击已经完全停了；除了偶尔从某个远处角落飞来一枪，再没有声响。美国步兵的大队甚至还不曾推到我所到的地方。一条散兵线——显然是在我到之前不久才排开的——仍旧伏在地上；可是那些兵有说有笑地抽着烟，军官们则躲开日头进了一间厢房，在那里看地图。云梯被丢在后头。不久便有人告诉我：司令部直接下了命令，绝对停止进攻，无论如何不许再往前推一寸。皇宫的内廷与皇帝、皇太后的居所，非等各国协同议定不得靠近。我笑了——头一批士兵冲进来还不到十八个钟头，北京那条九头的外交之蛇已经挑衅似的抬起头来了……

我面前这一道厚重的门，正是一座极美的汉白玉庭院之外的那一道。这我是从到处有卖的、画得粗糙的紫禁城图上知道的；这道界一过，便是藏着全部珍宝的皇宫了。我想起孟托班将军——他因一八六〇年之役受封八里桥伯爵；那一次赫赫有名的圆明园被那样残酷地洗劫，他把他所能找到的最华美的黑珍珠一概取了，带回去献给欧仁妮皇后作一点小小的贡品。我的口水不由得有些泛上来，虽说我对财富其实并无实在的欲望。只要能过了这道界，只要议定书不曾插进一脚来！

被这样的念头撩着，我走向正中那道门，从一条缝里往里窥看；缝边有一个步兵握着枪警觉地站着。汉白玉的庭院、漂亮的明黄琉璃顶，我看得清清楚楚；随后……对面有一支枪几乎贴着我的耳朵响了；一颗子弹也从离我脑袋几英寸的地方咝地掠过；我一闪眼看见一个穿天蓝号褂的宫廷护军兵朝那边窜了回去。里头必定还有许多兵闷声不响地等着我们预料中的推进；等我们的人冲进去，他们也不过像自始至终那样，飞快地退走罢了。我把自己的左轮朝那条缝里胡乱放了一枪，指望闹出点动静来，可四下里又静了。这里的事完了。

不过，虽说沿这条通往内廷与内殿的大道推进被止住了，却没有人说过不许从左右两侧穿过外面几进大院；于是我牵回马，绕过一个墙角，那里有一条宽阔的大道通向另一组门。也许这里会有点什么。一路上我看见零零散散的美国步兵，穿着汗透而落满尘土的卡其军服躺着，抓着什么便拿什么扇风，彼此扔着粗野的玩笑。旧式的中国抬枪、花花绿绿的旗子、甚至满洲长弓，乱七八糟地撒了一地。属于旧日满洲兵制的宫廷护军，显然是在这里被从大清门推进的美国大队冲了个措手不及，惊惶奔逃，边跑边丢下他们那些过时的兵器与装具。一直打仗放枪的，想必是最后几次进攻使馆的那些比较新式的野战队伍，或是被天津路上的溃败逼回北京的那些。总之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那些立在巨大的粉红宫墙拐角上的小小的鞑靼角楼轻蔑地俯视着，像是知道没有哪个敌人伤得了它们。我得往前走。

我快步小跑，一路同美国兵打趣；他们用古怪的咒骂朝我喊，说他们连早饭都没吃，想知道这场好戏见鬼为什么停了、为什么把他们撂在这里。唉！我没有消息给他们。我只好用同样开玩笑的口气回骂过去。在一道极长的墙的尽头，我碰上这一路兵的最后一伙——一班人围蹲在一扇小小的旁门边，看去疲惫不堪。他们告诉我：里头还有什么地方在朝他们打枪；正当我停下来看时，一堆古怪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怒气冲冲地砸在门头上。有新式的子弹，有旧的铁弹丸，还有两支箭——真是古怪的搭配。不知怎的，那两支从巨大的粉红宫墙那边射来、还在颤动的箭，想把它们旧式的愤怒发泄在这些擅入者身上——这地方从来不曾有敌人的脚踏进过——教我们全都瞪着眼发呆。那显得那样古怪、那样不可能——那样地不合时宜。随后有一个美国兵跑进一间班房，拖出一张巨大的满洲弓来——那是他藏在那里的战利品。他费了大劲把那两支扎进木头里的箭拔出来，用力拉得弓弦嗡嗡大响，把箭高高射上天去，末了它们忽然在极远处消失在我们眼里。回答来得不慢。不到半分钟，一阵枪声刺耳地炸开，一群新的子弹在头顶高处呼啸而过。敌人显然在那最后几进院子里仍旧警醒着——那里是谁也不许进的。停得实在可惜……

我骑马走了，顺手带走了几面旗与几把刀；一路朝正东，末了到了这座紫禁城东面几座门附近的几条大道上……新的人流出现了。两个钟头前我见过的那支法国步兵的大队正开进这里，几支小些的队伍则朝北开去；工兵在炸墙开路。我骑着马慢慢走，想找条出路，两名军官策马奔到我跟前，碰了碰头盔，看在老天面上求我告诉他们究竟在办什么事。他们想知道总的命令是什么。我向他们解释：谁也不知道什么；照我所见，美国人已经彻底停了进攻；印度兵已经开出去往中国城；再没有什么可干的了，因为同别的几路纵队已经完全失了联络。

「总是这样乱糟糟，总是没有命令，」这两位法国军官气冲冲地说；他们三言两语迅速告诉我：从天津一开头便是这样，各路纵队互相赛跑，面上却假装协同；人人都又妒又不满。俄国人、意大利人与德国人在哪儿？我答说我一点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而且看去谁也毫不在意。我自己要走了；我已经受够了……

我转身要走时，出乎我意料，我发觉那些穿脏蓝布军服的殖民地步兵已经尽量凑近来偷听我们说话，此刻把我们围住了。竟有一个兵大着胆子问军官：他们能不能立刻进皇宫；他得着一个怒气冲冲的「不能」之后，他同他的伙伴便骂起来、赌起咒来，闹得教人不敢相信这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这些兵要知道：他们像牲口一样被拖着，在这灼人的酷热与呛人的尘土里一天一天地赶路，直到再也走不动，若是一点酬劳也没有——若是在这该死的国家里什么也不许拿——那究竟为的是什么。在这灼热的空气里，这些满身大汗的人阴沉的怨言响得野蛮。他们要抢掠；要砸开一切上锁的门，对一切为所欲为。不然把他们带来做什么？这些人是知道一八六〇年的故事的。

我厌恶地转过身，顺着原路慢慢往回走，只见一切依旧……显然一切都被明令止住了；这一点如今是毫无疑问的。外交——生怕让任何人进入内廷，怕随之而来的事，怕这一国压过那一国——已经喝令彻底止步。可是谁也不肯冒险，谁也不肯太相信亲爱的盟友们的保证。这是明摆着的！因为我几乎快小跑到大清门时，碰上一大队意大利水兵，他们显然是刚进北京的，正迈着轻步兵那种急行的快步，由使馆那位瘦长的参赞齐领着，径直朝最后一道门去。他们急得要命，一面走一面睁着热切的眼睛四顾。我经过时，齐与另几个人朝我喊，想知道美国人与法国人是不是已经进去了、已经把那地方洗劫了一半，房子是不是已经被点着了。我毫无愧色地答说：看去正是如此；而且俄国人与日本人也从北面闯了进去，还朝从南面来的人开了枪，当他们是满洲兵……我告诉他们：他们来迟了；凡要紧的地方都已经被占了。这一下他们跑得比先前更快。那实在既滑稽又荒唐。再往前，还有别国的队伍刚刚到达，正茫然四顾。也难怪。既没有命令也没有地图，四周又是这些巨大的废墟与更巨大的广场，他们是一点也弄不明白的。何等的混乱！

我停下来盘算该怎么办时，又有别的东西很快攫住了我的注意。这一回是我先前不曾留意的几大群美国兵，正像苍蝇一样聚在一间中国班房门口——那样的班房沿着宫墙一排排排着。他们显然为某种发现而大为兴奋。我想弄清是什么，便下了马挤进去。地上趴着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他那特别的模样与举止一望便知他是什么人：他是宫里的太监，不知凭着什么古怪的运气被撂在这里。这人吓得浑身抽搐，一面指着他身后的班房，一面连说带比地哀求那些兵：不要像对付里头那些人一样对付他。从敞开的门里，我看得见一堆乱七八糟的尸首——那是清早被刺刀捅死的人；一根梁上吊着一个可怜虫——他在极度的痛苦里自尽了，为的是逃开白刃的恐怖。细节渐渐分明，那景象丑恶之极。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小幅可怕的战争的图画：几十张几十张戴着软边帽、只半懂不懂的、好奇的士兵的脸；地上哀求的太监；后面阴影里那一堆浸在自己血里的被杀的人；那股浓重的凶杀与暴死的气味在灼热的空气里升腾发臭；还有最后那残酷的一笔——那个中国人穿着宽松的长衣，从上头的梁上垂着，一声痛苦与恐惧的尖叫凝固在他的脸上。在明亮的日光与那忽然罩住一切的寂静里，这一切有一种奇特的威胁，教人发冷……

那太监或许从我不同的衣着上看出：比起挤着他的这些粗野的兵卒，我更能听懂他的话；因为我正瞧着的时候，他已经扑到我脚边，含混地说着话，一个劲地哀求乞怜。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不幸的人走不了路，只能像一条挨了打的狗那样拖着自己挪动。原因不久便清楚了：他两条腿都断了——那想必是他在极度的惊惧里试着跳下什么地方摔的。我尽力安抚了他的恐惧，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写下他的情形，好教野战医院替他包扎。随后，在这一片朦胧与混乱蒙住我们所有人眼睛的时候，我急于打听点实在的东西，便快速地问起他皇宫的情形、里头有多少兵、内廷的防守如何，以及皇帝与皇太后的居所。这人答得颇为情愿；可是他忽然说：这都没有用了，我们来得太迟。皇帝、皇太后、其实是整个朝廷，都已经不见了——逃走了，走了……

走了！

我以性命起誓：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经过这几个星期的混乱与密谋，皇太后与她整个朝廷竟在最后一刻逃了，因此逃脱了一切报复的可能？当真如此么？其实人本该料到：这支七拼八凑的救援远征队什么也办不成，样样都要办砸；可我们仍旧摆出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随后我忽然把问题收紧，厉声追问朝廷是几时逃的；究竟哪个钟点，朝哪个方向。

起初我问不出可靠的回答；可是我紧追不舍，摆出威吓的样子，这个垮了的太监末了泄了气，哭丧着告诉我：逃走是在昨天夜里九点整，走的是城北几座门。他们是在救兵进来五个钟头之后走的！我飞快地算了一下：那就是二十个钟头的先手，照每小时四英里算——因为他们必是昼夜发疯地赶路——八十英里！没指望了；他们已经安安稳稳地过了头几道山口；而他们既必定带着兵，这些兵也必定已经被布在北京以北仅四十英里处那些天造的险要关隘上。山口会护住他们。报复是无从索取的；任何惩罚也追不上这场大崩溃真正的主谋。什么也没有。这是一个古怪的收场……

我怏怏地掉转马头，回到使馆一带，觉得像是来了一场天大的不幸。在这里我终于碰上一些日本骑兵与一些哥萨克。他们实实在在地到北京已经二十四个钟头，这时才同自己的使馆接上头。那些骑兵来回小跑着，想找到自己的人。他们也一样弄不明白这一切。

我把打听来的消息尽快告诉了我所能找到的每一位要人，发疯似的讲给他们听；可是这消息并不曾引起兴趣，甚至几乎没有人议论一句。有一两回有人惊了一下，随后又是那副老样子的漠然。一种麻木似乎笼罩了所有人，仿佛是这可怕的几个星期里那一个个高潮之后压下来的一场反高潮。除了围城结束了这一件事之外，谁也不在乎。英国使馆的齐——多年来实际上是他在主持这个使馆的政策（其实自从它落到现在这几位手里以来一直如此）——告诉我：英国的司令官进来之后，只是把自己交给使馆支配，说他所奉的命令只关乎解围。他不得试图做别的事；再不做什么，绝对不做……

当天下午稍晚，仓促召集的公使会议上，各位公使决定：既然他们不知道自己会落到什么下场，也不知道本国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方针，在没有训令之前，他们什么事也不能办。自然，凡是有分量的人都要被调到别处去，多半会被派到南美，或巴尔干各国，也许是雅典。皇太后与朝廷出逃这消息被证实，于他们的关切还比不上野战电报可能带来的可怕的消息。电线已经架进了北京，电报不久就要通了……

那天傍晚，暮色降下来时，我正闲闲地看几个英国工兵从河沟街那边炸开粉红宫墙、给自己开一条进这块宝地的私路——开的地方，正是几个星期里那两门炮朝我们打的地方；一阵粗野的法国歌声教我回过头去。我看见是一个殖民地步兵，穿着褪了色的蓝布军服，枪斜挎在背上，肩上扛着一个大麻袋，摇摇晃晃地走来。他一路走一路醉醺醺地放声高唱，晃得越来越厉害；末了他要跨过一道砖街垒的残迹时，绊了一跤，重重地摔在地上。那几个英国工兵好奇地看了他一会儿——他醉醺醺地在地上动着，爬不起来——却没有人上去扶他，甚至没有人上前一步；直到有一个兵盯着地上什么东西看了半天，忽然用沙哑的耳语对同伴说：「银子！银子！」他说那话的神气非常古怪。

我一听这话便上前去看。真的。那口袋摔破了，地上此刻散落着一个个大大的半月形的银块——就是人们所说的马蹄银。那几个工兵小心地四下张望，见四周无人，只有我在那里；随后他们六个人被同一个念头攫住，悄悄地走上前，把这个摔倒的法国人身上的赃物洗劫一空。人人把能揣的银块尽量塞进自己的衬衫或军装里。随后他们把这个跌倒的醉汉扶起来，把剩下的那一小部分财宝交还给他，粗暴地把他推开。这一幕古怪的情景，我最后所见的是：这个劫掠者踉踉跄跄地走进夜色里，一面渐渐明白自己丢了什么，一面断断续续地微弱地喊着：「该死的贼！该死的英国贼！」于是我也走开了。那是我头一回亲眼见的公然的抢掠。我永远清清楚楚地记得它给我的印象何等古怪。那实在很奇怪。

四十七劫掠

一九〇〇年八月

经过这些事与我们救援队伍那样古怪的入城，再没有什么能教我吃惊了。我至今还记得——清楚得像是十秒钟前才发生的——我看完那几个英国工兵不动声色地把那个喝醉的法国劫掠者抢个精光之后，回到残破的使馆街上，发觉整整一连面目凶悍的印度兵——他们是俾路支人——摸黑闯进了一处院子，那里住着同我们一道熬过围城的女教民；这些黑人兵正在一片哭喊与抗议声中，从这些人的头上把她们仅有的小小的银簪与首饰拔下来。有一位女传教士竭力护着她们，不时抡起一根粗棍子，想把这些劫掠者打走。可是这些粗野的印度兵——一个个身量极大，头发从头巾底下厚厚地披出来——只是笑，漫不经心地挡开这场无济于事的雨点般的棍子，照旧从容地干他们这点小小的抢掠。还有几个想去搂那些女人，要把她们拖走……于是那位女传教士静静地、绝望地哭了起来，因为她实在是个有胆气的人，不过是整个神经绷断了。这时候一阵古怪的怒火忽然攫住了我，我拔出左轮，把它顶到一个家伙脸上，用他听不懂的明白的英语对他说：他若不把东西吐出来，我便当场打碎他的脑袋。我记得我把那短短的枪管一直顶到他脸上，狠狠地攥着，手指扣在扳机上。这一层他至少是懂的。有那么一刻的僵持，在那一刻里我有足够的工夫明白：我若真动了手，便要被其余的人用刺刀捅、用枪打成筛子。那情形是丑恶的；我不喜欢它。所幸到最后一刻，我这位对手软了下来，阴着脸把拿到的东西摔在地上，把枪往肩上一背走了。其余的人也咕咕哝哝、怨怨艾艾地跟着走了；那些女人如今安全了，便动手把自家的门堵起来，防着别的劫掠者。她们吓得脸色青白。她们怕这些印度兵……

同一天很晚的夜里，一支由日本苦力组成的辎重队开了进来——他们穿着印花的蓝布褂，隶属某个英国团，拖着一大堆小车；不到几分钟，这些人便兜售起几百卷华美的绸缎来，那是他们穿城而过时一路搜罗的。你几乎白拿就行。有个衣袋里有几块金子的人，用一百法郎换了极大的一堆。第二天有人出十倍的价钱向他买。他在黑地里买下的是杭州织机上出来的、在欧洲能卖到任何价钱的无价的料子。此后，凡从背囊与行李袋里掏得出来的东西，立时便有人兜售。人人都有东西要卖。我们这才听说：从海边一直到北京，凡经过的地方军队都抢遍了；到了天津的华界，兵士彻底失了约束，那城被剔得像根骨头一样干净；而且有好几百桩可怕的暴行败露出来。从天津一路行军过来，每一个村子都是这样的下场。也许正因为仗打得那样少，抢才抢得那样多。

第二天早上便定了主意：要尽快把使馆防线里所有不参战的人送走，教他们离开这些景象——教他们去呼吸一口不被这些废墟、破败与腐尸污染的空气——逃出这该咒的砖墙的囚禁。将组成一支车队去通州——那是十五英里外——再换船。要凑齐这十五英里路上的车马，人们非得自己出去动手不可；使馆近旁已经绝对什么都不剩了。我们得自己去张罗……而干这事的，仍旧是那几个一直在干活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我的人与另外招来的几个出城时，那份重新得到的自由的感觉，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回我们大着胆子闯进鞑靼城东关那片富庶的地带，把设防的地界远远抛在后头。骑马出门而不必每转一个弯就找掩蔽，也是一桩了不得的事……我们这一程的头一段，同几天前我那次侦察走的是同一条路。可是这一回我们那样快便到了奥国使馆的白色废墟之外的大街上，教人简直不能相信从前走这段路竟花了那么多工夫。这就见得危险是什么东西了。只有我一个人骑着马——骑的是昨天征来的那匹老马；我的人都步行，气喘吁吁地跟在旁边跑。我们那时候何等热切！

走了半英里左右，我们不时碰上欧洲军队的零星分队——那是一种少有人得见的、古怪的武装人马的杂烩。这些兵在空无一人的街上构成一幅古怪的图画，因为每一支分队都驮满了从中国人家里捡来的东西；几个德国的骑马步兵除了绑在鞍上的大包袱之外，还赶着一群混杂的牛、羊与多余的马——那都是一路上收拢来的。这些人兴致极好，一面赶路一面说笑咒骂；末了在这许多蹄子扬起的厚厚的尘雾里，他们拐过一个弯不见了。直到他们走了，我才觉出这些街道何等寂静、何等荒凉。没有一个走动的人，没有一扇半开的门，没有一条狗。什么也没有。这简直像一座死城。在几个星期的枪炮轰鸣把人的耳朵震钝之后，这份惊恐的寂静里有一种教人敬畏、不似人间而又令人不安的东西。居民都到哪里去了？

我慢慢往前骑了一刻钟左右，一路锐利地打量那些朝着大街紧闭而皱眉的门；忽然我发觉我的人不见了。我的马把我驮在那条垫高的官道上——就是同人行道之间隔着几道敞开的大沟的车马道。我的人本来在沟那一边，紧贴着房屋走，好尽快发现一点活气的迹象。随后他们便不见了。我所能记起的只有这些。

我掉转马头往回骑，颇有些慌，一路放声大喊。我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惊起回声，引得一些模糊晃动的脸出现在意想不到的门缝与裂隙里，告诉我：这座荒漠一般的城其实是有人住的；只是这个民族因为复仇的欧洲军队突然进城，惊惶得成了自己家里的囚徒。确实有成群的人在恐惧中窥看、静听，只等危险一露头便翻后墙逃走。这为我解开了许多疑团。我开始明白了。随后，忽然之间，我正望着的时候，响了几枪，有一阵扭打与几声喊叫；我提心吊胆、出了一身汗地奔回去，只见我的一个人骑着一头黑骡子，从一家客店巨大的车门里出来。我的人正从从容容地干活。他们是在给自己张罗一件必需的便利，好在这样大的距离上自由来去。客店的院子里躺着两个死人，一个脑袋被打掉了半边，另一个胸口豁开一个大口子。我其余的仆人正在把骡子套上车；每人另有一匹备好鞍的马拴在墙上的铁环里等着他。我怒气冲冲地追问那几枪是怎么回事，指着地上那两具骇人的遗骸；他们却一点也不慌，同样怒气冲冲地回我，说那两人反抗，非杀不可。随后我不满意，还在咕哝着、厉声威胁要惩办他们，其中一个便走到门房门口，把门一推，请我往里看。那真是一景！里头堆满了大量的兵器与各式各样的兵与拳民的衣服；一捆捆用蓝布扎好的赃物——皮货与绸缎——堆在那里，都已经预备好要运走了。这显然是义和团到处设立的那许多分坛之一。我的人本来就知道，因为这样的事在本地人中间传得极快。他们动了手。说到底，这是一场落到人人头上的报应。我能怎么办呢？……

我当时什么也没说，有些阴郁地看着他们干下去。他们极从容地把车套好，一路吆喝着把车赶到门房附近，默默地把那些赃物一捆捆装上去，又把刀与枪一叠叠绑在车后。看来是要扫荡干净，什么也不留了。随后，等一切齐备，其中一个到后院去了一小会儿，又是一阵扭打之后，他赶着三个衣衫褴褛、头发散乱的人出来——这几个人一直藏着，如今被逮住了，抖得像风里的白杨叶。我的人不作什么解释，告诉他们：他们得赶车，一人一辆；有一个想逃，便统统枪毙。这几个俘虏赌咒发誓说一定听命，只求饶他们一条性命；他们是无辜的……随后我们一队人出了店门，这一回是一支装备齐全、坐骑俱备的劫掠队伍了。这是一种逃不掉的命运——当所有当权的人都已经随波逐流的时候，我的人却还有这样的决断……

这样装备起来之后，我们沿街走得快多了；车轮哐哐作响，在这些荒凉的街上惊起越来越响的回声，听着古怪地不合时宜，教人的脑袋越来越频繁地从门洞与窗口里探出来。如今我们离自己的防线已有一两英里，横巷里甚至看得见惊恐的人三五成群站着，像是在议论要出什么事；他们一被我们瞧见，便悄悄散了。可是他们发觉并没有人理会他们，也不曾像他们半料想的那样有枪朝他们打来，于是那些人堆又聚拢起来，甚至有人走到大街上跟着我们走一程，半心半意地朝赶车的人喊，问有没有什么消息……联军从两三处闯进来之后，这座城里弥漫的这份可怕的寂静实在教人费解；开过去的队伍都匆匆向西朝皇宫去了。这一带想必几乎不曾被动过……

我们这一小队人在这奇异的环境里哐当哐当地走着，我的注意力忽然被一件事吸住了：横街上许多人像是都在干同一件事。那事分明不大光彩，因为我们一被看见，人人便躲进屋里。他们本来都站在那里，用随手抓得着的家什刮自家的门框；你走近时，远远便听得见那刮擦与尖锐的摩擦声。这实在奇怪。我打定主意要解开这个新谜；灵机一动，趁我的人还没露面，我猛地打马径直冲进一条小巷，飞快地扑上去，在一个老头逃开之前把他逮住了。我又一次明白了：这些人都在刮门框上贴着的小小的菱形红纸；那些纸上写着几个字，宣告这家上下都归附义和团的教门。在他们称雄的这几个星期里，这中国式的暴民之政竟成功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所有人。人人都牵连在内；整座城都曾在他们手里；那是一场极大的图谋……

我挑中的那户人家里，只有老妇与男孩——其余的人都逃了。地上摊着一块块白布，正在胡乱缝制旗子：日本的、英国的、法国的，还有别的几国。这些人都在尽快地改换自己的旗号——他们干的正是这个；再往前走，到了更僻远的地带，我们发觉这些护身的标记已经大大方方地在家家户户飘扬了。人人都想做朋友。可是我的人劝我快走，赶紧离开这一带；他们说这里仍旧满是义和团与溃散的兵。我依了他们的恳求，我们又越走越快地朝前赶。整整半个多钟头里，我们确实不曾见过一张友善的面孔。

我们经过的街道一条接一条，没有个完。除了这些荒凉的大街、横巷里逃窜的人之外再没有别的；我们在绝对的寂静里到了一条极宽的南北走向的大街。教我意外的是：如今四下里虽已十分平静，这一带却横着不少中国兵的尸首。有步兵，也有马队，都是逃跑时一头栽在地上的。有一个身材高大、扛着旗的人，骑马逃走时连人带马被打翻，此刻乱七八糟却又如画地躺着，半个身子滑下那垫高的车马道的陡坡，他的悲剧像一幅画一样画得清清楚楚。在明亮的日光下，四周绝对安宁平静，简直教人不能相信这些人不久之前竟在一片轰鸣里横死。这事既滑稽、又古怪、又无从解释……可是我的人心里并无这类念头；他们跳下马，抽出刀子或刺刀，把每一具尸首上的子弹带与弹盒割下来扔进车里。短短的工夫里他们已经成了好兵：弹药是永远不嫌多的。

那位三天前我如此古怪地碰上的山东大汉，这时又分明兴奋起来，嗅到了猎物。我这才想起：我这些随从个个这样果断，其实并不奇怪；他们是被这人带着，由他一一指点该怎么做的。说到底，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外头，知道出过什么事，也知道如今该在哪里下手！他一言不发地飞快往前，到了另一家客店的大门前，大声喊里头的人开门。他想必没有得到什么满意的回答，因为我看见的下一幕是：他电闪般从他那匹偷来的马上跃下，把枪往地上一扔，抡起手里一直拿着的一把旧刺刀去砸一扇格子窗。狠狠七八下，他把窗上的木头砸成碎片；随后像老虎一样轻捷地一纵，这样一个大汉竟以出人意料的敏捷从那个豁口钻了进去。接着是几秒钟的死寂，我们悬着心等着。不多时，咒骂与抗议声从很里面传来，越来越近；我这才知道那个不肯应声的人已经被拿住了。大门终于被打开，我看见一个身量极其高大、上了年纪的人被逼着来开门——这人非但不怕，全靠一支上了膛的左轮稳稳顶在他背上才按得住。那山东人的脸已经因怒气而狰狞；我看得出他正慢慢把自己鼓成中国人那种癫狂的怒——那是一种疯病，于谁都不是好兆头。这一幕我摸不着头脑。

我们夺来的车赶了进去，大门牢牢关上；随后我那人仍旧把俘虏赶在前头，领着我们走向旁边一座大屋，那份熟门熟路的快劲显出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地都清楚。这一回轮到我明白过来并发起愣来了。屋里用木板笨拙地搭起一座大神坛，披着血红的布；坛后沿墙立着一排画得丑陋不堪的木佛。还有香，上头写的字同我们几分钟前看见人们发疯似的从门框上刮掉的那些是一路的。地上还扔着红腰带与生锈的刀。这里绝对不会错了：这是那个带来了如此毁灭与破败的邪教的一处坛口。义和团在这里曾经声势极盛。

那山东人这时已经气得脸色铁青——其中的缘故我还没能理清，也不想去打听；其余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同他一样怒火中烧。他们说这里有教民被折磨致死——被一刀一刀割成小块，再烧掉。这事人人都知道。他们抽搐似的比着手势，喝令那俘虏把整座神坛掀翻在地，把他的偶像砸成千万块，把一切都毁掉。可是这人便是被擒也仍旧硬气，阴沉着脸不肯。于是有一个人按捺不住怒气，抄起一根长杆子，十几下便把什么都砸成了齑粉。偶像、红布、香、供饭的碗与刀，堆成了不成形状的一堆。我的人还狠狠地用脚踢，把这堆废墟碾得更碎。不知怎的，这教我心里一缩。那是残暴的一幕；这样对待神明，哪怕是假神明……

我一面看一面纳罕，几乎不敢上前干预；这时那山东人已经照本地人的样子把脸凑到他仇人的脸跟前，冲他咕哝着嘲骂，那声音像一条发怒的蛇在嘶嘶作响。这样是长不了的——我这人做得过了头。果然如此。他这个牺牲者忽然大叫一声扑上来，疯了一般掐住他的喉咙、揪住他的头发，想把他掼倒在地。我记得我只瞥见那两个揪扯得半赤的褐色身子在角力，我听得见到紧要关头时急促的喘息；就在这时，「啪」的一声脆响——那声音有点发闷——两人身后的墙上崩下一块灰泥，一股呛人的烟钻进人的鼻孔。不等我弄清出了什么事，那位巨人般的拳民已经踉跄后退；随后他晃了晃，跪倒在地，古怪地自言自语着，声音忽高忽低，像是再不听自己使唤。血涌上他的嘴唇，流了出来；他抖了一阵，末了轰然倒下。他就躺在自己信仰的废墟里——死了，死透了，当场毙命。

那山东人手里握着冒烟的左轮站在他身上。我这才想起：他的手从来不曾离开过那件家伙。他等的就是这个——一笔老账，如今算清了……

不过，在我的庇护下用这种法子清账，我已经受够了；我怒气冲冲地表示：若再有人开枪，我也要拔枪，把每个人都打死。我正要接着往下说，正觉得自己一腔正气涌上来、说得颇有些慷慨激昂时，外头大门上忽然响起雷一般的捶打，把我惊醒过来：这里不是讲抽象道德的地方。我们离安全之地这样远，早已把性命攥在自己手里；随时都可能再一次拼了命同数倍于我们的人厮杀。也许到末了我们也会同那个撞上我们道路的倒霉人一样倒下……实在，这不是讲道德的时候……

大门上的雷响不停；随后「哐」的一声门忽然开了，一队法国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军装凌乱不堪，朝我们冲了进来。他们起初没看见我，只朝我们那几个被逼来赶车的人扑过去，狂喊：「投降！投降！」不等我们动弹或现身，他们已经抢过几辆车，正要一刻不停地赶走。可是我也在一瞬间拿定了主意，豁出去扔下了战书。那份传染病也传上了我。我拔出左轮朝他们冲去，也喊着：「投降！投降！」我的人跟在我后头，我们横在这些劫掠者与他们唯一的退路之间。没有工夫想，也没有工夫解释；总得有一方让步，不然就要开枪了。一瞬间，一个新的、拼命的局面又生出来了。

这些劫掠者被我突然的出现与他们这场劫掠被打断的方式弄得莫名其妙，站在那里高声商量该怎么办，一面骂我。他们有两回转过身来，像是要把我打倒；随后其中一个替大家拿了主意，声明他们的目的不是打仗，而是抢劫——这几辆车算不了什么。他们阴沉着脸迅速退去，走到门口时还极从容、极放肆地咒骂我。到了外头我们看见：他们另有若干车与骡子，都装满了大包袱；围着这些抢来的东西东倒西歪的，是另几个喝醉的兵，他们凌乱的衣服与斜睨的脸表明：他们已经彻底放纵到最狂的地步。今天是不会有什么留情的……

我们等到这些人的喧嚣在远处消失，那山东大汉带着一种古怪的双重的笑，默默地转身走进一进内院，指给我另一座屋子。我不懂，因为这里连马厩都空空荡荡，像是什么都已经被抢光或被搬到稳妥处去了。看去没有一辆车、没有一副挽具、没有一件家具，什么也不剩。可是那山东大汉仍旧咧着嘴笑，快步朝他所指的屋子走去。门是开着的，像是并无什么可藏；只有几只竹席编的大囤把门堵了一半。我的人粗粗几下便把它们掀飞了；随后是一阵猛烈的跺蹄与惊惶的嘶鸣，我往里一看，纯粹因为意外而笑了出来。屋里满是马、骡、甚至驴，都被赶进来，紧紧拴在用桌椅垒成的障子后头。它们此刻见了我们，一个个竖着耳朵瞪着眼，拖着长长的嘶鸣与鼻息，分明是欢迎这场变故。我们兴高采烈地把它们赶出来数了数——又多了十头牲口！

可是我懊恼地想起：既没有挽具也没有车；出乎我意料的是，牲口既已找到，我的人便忙着在这片辽阔散漫的院落里四处翻找每一个可能的藏处。他们像老鼠一样钻进每个角落，把什么都翻过来，撬开活动的地板；不多时，在一间阁楼上找出一个藏得极巧的车厢。可那只是车厢，没有轮子。然而轮子也不会在远处。再搜五分钟，轮子便被发现吊在一口井里、一只水桶底下，而那水桶里塞着一大堆挽具；随后在每一个想不到的地方，我们都找出了这客店的家当，藏得极其巧妙。末了我们把所有牲口都套上，车上还装满了草料。随后照先前的老法子，就在门外找出赶车的人，逼着他们跟我们走；如今我们有了一支沉重的车队要护着，不容任何人来犯，便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一回我们可有得忙了。

我们上街已经一个多钟头，将近正午，四下里仍旧安静；我们意外地看见下层的百姓小心翼翼地在大街上走动，可是一见着来意不明的人便迅速消失。这一层不久也就明白了：我们看见一个无赖背着个口袋想跑，便朝他放了一枪。那人立刻站住，跪在地上，哭丧着说：他背的东西是尊贵的外国军爷准他拿的，他还被准许去帮他们的忙。那包袱里不过是绸缎与衣裳；我们踢了他一脚放他走了。显然四面八方的局势都在浓起来，在外头走动越来越危险。我忽有所悟，把整个车队叫停，下令把我们一路强征来的赶车人都用粗绳牢牢绑在各自的车上。这样一来，万一我们得杀出一条路回去，至少我们的车不会轻易被惊散。赶车的会把车赶着走；往前冲总比掉头容易。

随后，像是觉出了路上的凶险，我们疯狂地赶起路来。我们要把这些车带到安全的地方。不久，我们远远看见许多人堆围着一座高墙环绕的大屋子。那教我发慌，因为那些人堆不断地聚了又散，像是拿不定主意，又想夺取某样正在顽抗的东西。可是我的人一看见便粗声大笑起来，用土话说：那是一家当铺，老百姓正想抢。自然，每一家当铺迟早都是要遭殃的；可是百姓还这样惊恐的时候，眼见一场正在进行的进攻，仍旧显得古怪。更教我们意外的是：走近了才发觉，若干各国队伍里的劫掠者与掉队的人也被这景象绊住了脚；再走近些，我们看见一个法国殖民地步兵躺在地上呻吟，腿上一个可怕的伤口。没有人管他——他们都忙着自己的事；我们若不用些布与绳子草草替他扎上，他大概就要躺在那里流血至死。我们把这人抬到车上，决定带他去安全的地方。可是我们正要动身，有人用法语喝了一声警告，叫我们不要从当铺门前过；我抬头一看，只见另有几个法国兵，连同几个印度人与安南人，已经爬上邻屋的屋顶，把枪端在身前，想寻机会朝里头的人打一枪。那地方显然守得极牢，不肯投降。四周围着的是一群本地无赖，拿着砍刀、铁棍与长竿，阴沉沉地默默等着结局。那是一幕异乎寻常的景象。一切与所有的人都那样静。我决定停下来看个究竟。这样的事一辈子不会有第二回。

有一个不小心的人窜过街心，门里放出一枪，可见守的人既警觉又拼命，而且明白一旦让外国兵与暴民涌进去，他们会落个什么下场。屋顶上的法国兵被这声枪响一激，小心地朝他们的猎物越挪越近；可是不多时，正当我以为他们快要得手，一阵砖头与大石从看不见的手里劈头掷来，掷得又狠又准，以致又一个人失了战力，捂着劈开的头呻吟着下来了。不过他那只是头皮的伤；他发觉包扎之后其实并无大碍，便骂着粗话到正门外的一个墙角上站定，上好刺刀，阴森森地等着收场。那收场到来时，是断不会留情的。

然而看去也没有什么法子促成人们所盼的那个结局。守的人不时打出一两枪，刺耳地擦过静止的空气；进攻却一点进展也没有。我纳闷究竟会怎样。可这局面并不曾拖多久，因为天意在动手。有两个哥萨克沿街缓缓驰来，替俄国的某支队伍送信；虽然他们走近时人们也朝他们喊了警告，他们却不理会，满不在乎地骑了过去。他们正走到大门前，忽然一排枪打了过来，两匹马惊得偏得极厉害，换了不那么老练的骑手早被重重掼在地上。可这两个人是懂这种打法的。起初他们勒住马时确实有点恼火，把马枪解下来推弹上膛，像是要同别人一样干……可是他们一看清情形，便高兴地咧嘴一笑；末了跳下马来，吆喝着把牲口赶离大路，准备加入这场混战。我兴致重新起来，看他们动手。

新来的两位略一察看，便看出这家当铺非用特别的法子不能硬攻拿下；因为这样的地方本就是防着太平年月里强盗打劫而造的，几乎无一不是自成一座小城堡。它们是老百姓的银行。有一阵，这两个新到的人手提马枪悄悄地绕着走，东张西望，想找个薄弱处。随后一个对另一个说了句什么，两人钻进旁边一户人家，几乎立刻又抱着几捆稻草与一些木头出来了。照他们看来，显然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他们要放火！不等人抗议，这两个哥萨克已经把柴草堆在门房的一个墙角上——正是里头打不着的地方；「呼」的一下，整堆东西烧了起来。街上那些散着的本地无赖一看见他们干了什么，发出一阵压低的绝望的嗥叫，大声嚷着说整片房子都要烧着，里头的东西便全毁了。这些满有把握的抢掠者早已把这家当铺当成了自己囊中之物——那自然是等尊贵的外国军爷们先拿够之后！

不过这两个哥萨克是主意极多的人，对这场吵闹毫不理会，只把靠得最近的两三个人揍了一顿。他们用一双狡黠的小眼睛盯着火看；等短短的火舌被风驱着扫过大门、扬起呛人的浓烟时，其中一个说行了，我们不久就能进去。屋顶上那几个法国兵与他们的同伴默默地趴着，惊奇地看这两个下了马的骑兵耍的把戏；而从当铺院子里此刻传来的喊叫与咒骂听来，这种攻法显然要见效了。事情越来越有看头。

我的注意力一时被岔开了：我看见其中一个哥萨克爬上去，站在两个法国兵旁边，一本正经地用力比划着手势，向他们交代一会儿该怎么办。等我回过头，才见另一个已经用靴子踢、用上了膛的马枪横扫，把街上一伙人赶向那些长竿——北京的大街上总是堆着这样的长竿的。我自己的人如今懂了要干什么，也跑上去帮忙；转眼之间两根长竿被抬了过来，横放在大路上。任凭时代怎么进步，攻城的路数仍旧大致是那一套。随后哥萨克又比划了一番，说明烟一遮，里头的人既看不见他们、也伤不着他们；于是把人群哄得又把竿子抬了起来。这一回人人都上了火，彼此用短促的号子催着，几十个自愿的汉子光着上身跳上前去，那两根大木以极猛的冲势撞上大门。木头撞在门上、把那结实的门撞裂了一半的同时，屋顶上接连响起几枪；我看见那几个法国劫掠者飞快地滑下去，一头栽进院子里不见了。守御被打垮了——至少在这一处。看去是完全完了。

把门劈开只是一转眼的事；透过呛人的烟与烧焦的残骸，这群暴怒的人如今涌了进去。那点小火烧到大片砖石便渐渐熄了；只要不再被引着，便没有蔓延之虞。

像一股浑水冲来一样，这些浑身大汗、褐色脊背的人，此刻被抢掠的欲望冲昏了头，横扫过头一进院子。我身不由己地被裹着走，像狂涨的潮水上的一片漂流物；无从退回去。再说，这样的事并不是天天有的……

那几个法国人与他们的同伴已经先进去了；地上躺着两个当铺的伙计，或死或垂死，无声地泡在自己的血里。再往里是头一间大厅，除了极长的木柜台之外空空如也，没有家具；我跳进去往里头的库房时，昏暗的屋里，我隐隐看见那几十个被我们放出来的城里无赖扑到柜台上，简直是把柜台生生撕碎。他们是知道的！这一下抖出了成千串的制钱；霎时间几百只暴怒的手又扯又抓，滚烫的嗓子在空中发出低吼与喘息。他们要这钱——为它连命也肯丢。一瞬间，这当铺的大厅变成了一场硫磺味的狂欢，看着教人心惊。那教你阴森森地见识了一回什么叫暴民。我赶紧逃了出来……

在里头的库房里，我看见那几个法国人与最先指挥强攻的那个哥萨克，正一面说着粗野的笑话一面撬开箱柜，把无数架子上的东西掀翻在地。他们对找到的东西毫不在意；他们是在找财宝。失望越深，咒骂越凶，一架架橱柜不停地被掀倒；不多时他们便把一间又一间屋子弄得乱七八糟，那份狼藉是我从不曾见过的。华贵的绸缎与昂贵的皮货、一匣匣首饰、绣品、妇人的头面，与其他上百样东西，转眼之间被摔到地上，踩成一堆堆不成形状的东西，扬起呛得人喘不过气的尘土。这些人要的只是财宝，最好是金子，是能立刻兑现的东西——是一上手便意味着发财的东西。别的都不要。我带着几分惊异看这疯狂的一幕。外院里传来同样的兴奋的吼声，那是街上的人群为了那些现钱彼此厮打；我心想：只隔着几码远，欧洲的劫掠者与中国的地痞，做的原是一模一样的事。我跟着那几个法国人与他们的同伴进了最里头的几间大屋，那里满是灰尘，堆着数不清的箱子，都仔细贴了标签，一只摞一只。有的被刺刀撬开，有的被枪托砸穿了猪皮的封面；可是不管怎么弄，里头总是那些皮货与绸缎。没有财宝。

我的人这时已经从外头的人群里挤了进来，把一件件皮袍飞快地掼出来，说这些貂皮好歹是值得拿、值得留的。他们挑了二三十件这样的贵重皮袍——那是垂到脚面的漂亮的中国长袍——胡乱塞进腾空的箱子里，随后我们赶紧出来。我们受够了。人群何以不曾一拥而入，答案就在我们面前：留下的那个哥萨克手提马枪坐在通内院的石阶上，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就在他前头，几百个光着上身的人汗光淋漓、兴奋得直抖，等着那个放他们进去的信号。我注意到如今连老婆子也来了。整个街区都在尽快赶来……

那哥萨克见我出来，咧嘴一笑，耸耸肩瞟了一眼那些貂皮。在他眼里，这些算不得无价之宝。随后他用一个动作解释了他这份满不在乎：他把一只手伸进自己粗糙的马靴里，掏出一条中国的金条来——那模样活像人们就着冰淇淋吃的那种黄色的手指饼干。这无赖别处撞上了一处富矿，两只脚上装满了金子——他又掏出几条给我看——所以对这点小偷小摸并不放在心上。随后那几个法国人同安南人、印度人陆续出来了，人人背上一个大包袱；那哥萨克觉得自己这一班站完了，便起身退开。于是人群又像猎犬一样川流不息地涌了进去——男人、女人、甚至孩子，都是被「当铺——他们天然的仇家——倒了」这个消息招来的。他们吼叫着从我们身边冲过，彼此又打又扯，做着疯狂的动作，像是人人都怕自己去迟了。里头的景象必是笔墨难描的，因为不多时便起了一片喧嚣，可见那是一场拼死抢东西的恶斗。尖利的号叫与可怕的呻吟高高盖过那片声浪；城里的亡命之徒混在比较老实的百姓中间，抡起砍刀与铁棍，毫不留情地把挡路的人一概打翻在地。我们心情复杂地挤了出来；我上马时，一个浑身是血的可怜人扑上前来，跪倒在我脚边，抽噎着求我救他。他是当铺最后一个守御的人，十几处地方都在流血。我们也草草替他包了，救下了他，叫他上车躲在里头；末了我们又上了路。我们捡的货色真是希奇古怪。

天渐渐晚了，因为在这样古怪的场面里时间过得飞快；人们越来越频繁地从横巷里溜出来，像是一直在等这一层暮色。我们好几次经过成伙的持刀带剑的人——无疑是义和团——他们从容地看着我们走近，像是在斟酌要不要来袭我们。也有一回，离大路不过几百英尺处忽然响起一阵清脆的排枪，接着便是一片冰冷的寂静——那比任何声音都更会说话。我们不敢岔出去打听那是什么；大路是我们唯一的安全所在。便是大路也未必可靠。在北京这座巨城里，各处正在发生种种孤立的遭遇；如今是各顾各的，连魔鬼也不去照管落在最后的人。这不是老实人待的地方。

末了，凭着一阵猛赶猛骑——那阵哐当声极大，引得许多斜睨的脸从黑洞洞的门口探出来——我们拐上了几天前我在极度的疑惧中开枪的那条长长的大街。我们朝同一个方向赶回家去，这一路碰上一群群我们围城里的教民，四五十人一伙。这些在围城里几乎饿死的人，正在自己报仇。他们拿了随手抓得着的家伙出城来，整天在使馆左近抢掠。他们尽了自己的力，把自己最需要的各样东西都搜罗了来。人人背上绑着极大的包袱——这是他们为所受的一切报的仇。他们也不曾留情；再过不多几个钟头，他们便要把那长长的几个星期补回来了……我们很快把这些人抛在后头；整队人马此刻放开缰绳小跑，我们这一天里如此古怪地收拢来的同伴与牲口也觉出：快到家了。

可是这一段路上竟空无一人；暮色里我明白过来：我们若再离家远些，几乎必定会被义和团放出来的那许多歹徒伏击。这里是一条中立地带。每转一个弯，我都半料着会有一排枪迎面打来；每听见一声门响，我都以为会冲出一伙武装的人——那我们便非折掉半支车队不可。可是这些担心并没有应验；教我大为意外的是：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看见好些梳着古怪的满洲头饰的女人站在一座大门前，个个穿着最好的衣裳。我们走过时她们瞧见了我，一点也不忸怩，立刻朝我喊叫、挥手。这是异乎寻常、出人意料的。起初我以为她们不过是些妓女——久已没了生意，逼得没法，聊胜于无地想把我诱进去；可是我想起那样的女人只在外城，便勒住马，把整个车队停下，慢慢朝她们走去。我承认，我半怕这是个圈套。可是那些女人又是一片呼喊与说话来迎我。她们足有十来个，都是上等人家的；她们向我说明：两夜之前，家里所有的男人把她们彻底丢下走了——那些人怕出最坏的事，又听说城北还有路可出，便把所有拉车与骑乘的牲口一概带走，飞马逃了，临走说：外国兵不会为难女人，可是凡有身份的男人多半都要被杀。到眼下为止不曾有人来侵扰她们，因为这所房子离外国军队很近；可是街上这么多带枪的人，又在这样抢掠与杀人，她们不知道自己还能平安多久。这些话她们急促地喘着气告诉我。我拿不定主意该怎么答；正如我方才说过的，如今是各顾各，连魔鬼也不照管落在最后的人。可是女人……我总得提个主意。

她们看出我的迟疑，便像女人那样齐声重新央求起来。我也注意到有两三个年长些的凑到一处，低下头去，用响亮的耳语急促地商量，显出她们的惶恐。随后她们叫过一个个子高高、身材极好的女人，低声告诉了她几句话，把她推到我面前来。她毫不忸怩，步子稳稳地走到我跟前，把一只白皙的手——满洲女人的皮肤是可以极白的——搭在我胳膊上，求我自己留下来——把这里暂且当作我的家——随我的意思处置她们所有人……在那许多个星期的匮乏、那不断的枪声、那一身泥土的男人的臭气之后，这个女人离得这样近，显得古怪……我更加慌乱了，答说我还不能说自己是否能留在这样远的地方；也许会出乱子；我会看情形，在夜深之前给她们回话……

她们并不完全满意，半信半疑，一面重新央求一面放我走了。随后我想到，在我能给她们回话之前也许会出事，便从我们收来的那堆枪里给了她们两支，叫她们把门闩死顶牢，又教她们放一两枪多半就能把来袭的人赶走。我们哐当哐当地走了，昏暗里把她们丢在后头……

我们重新进入残破的使馆一带、在仍旧堆在街上的瓦砾中慢慢择路而行时，天几乎黑了。各国的工作队正在收尾，想把秩序与整洁恢复几分；浑浊的尘雾沉沉地悬在空中。这些窄街四周弥漫着一种疲惫与混乱的气息，一层压着一层；在外头空阔的大街上待过之后，这压得我极难受，一股巨大的乡愁忽然涌上心头。我们受够了；这一切教我又倦又厌。在那场巨大的反高潮之后，这里显得又寒碜又可怜。这像是回到一座肮脏的地牢里。

我们从两天前任何车辆都过不去的地方一直穿了过去；我把所有的牲口与车安顿好，交到需要它们的地方。随后我吩咐把我们夺来的东西、我们的兵器与我仅剩的几样家什装上剩下的一辆车，命我的人跟着走，一句解释也不说，便又出发了。我打定了主意。

我们相当快地又出了防线，在越来越黑的夜色里沿着那条长街疾行，正如我们回来时一样。几乎太快地，我们便到了那个街角上的大门前，只见门已经闩死锁牢。不知怎的，我的心一沉：是不是太迟了？

可是里头有呼喊与一片乱糟糟的说话声。有人从缝里往外看。随后便是一阵欢喜。门被几双柔弱的女人的手打开了，那个最先求我留下的柔软的满洲声音又在对我说话了……

进去之后我发觉：一进进院子与每一方院子前面那一排排房屋都极其宽敞，木器雕得富丽；这是一户富人家，凡是想要的东西无不丰足——只是没有男人！我们把大门牢牢闩死，又为稳妥起见略开了几个枪眼，因为这门手艺我们已经是行家了。随后，在蜡烛昏暗的光里，我把每一个角落都查了一遍，防着有人偷袭；那柔软的声音始终在向我一一说明。有这样的气息在四周，一切显得极静极柔；当一个人耳朵里还悬着热病似的轰鸣时，这简直像一剂麻药。我越来越觉得心满意足。说到底，我们已经变成了不正常的人；再多一分少一分，也没有什么分别了……那一夜是一场愉快的梦……

四十八劫掠继续

一九〇〇年八月

重新尝到躺下来的那份舒坦与奢侈——不是像牲口那样躺，而是像人那样躺——在我看来是了不得的事。这是将近三个月以来我头一夜睡在床上，我但愿永远不用再起来。我但愿懒上很长一段日子——不必动，不必想，不必做。可是这不成。各色各样的劫掠者正横扫全城，用上百种法子为所欲为。天一亮，便有五六次有人朝我的门洞里放枪。脱离了队伍的欧洲兵，以及解围之初几个钟头里吓得躲起来的本地无赖与改了装的义和团，如今都全副武装地四处游荡。这座大城，几个星期以来被交给了疯狂的混乱与丧心病狂的义和团，如今正是承受这最后一个高潮的好土壤。一点权威的影子也不剩了；各国互相较劲的军队还在不断涌进来，名义上还是交战状态，中国人还有反攻的可能——哪里还谈得上权威呢？……再没有什么能约束任何人了……

我安逸地躺着想这些事，一面盘算自己还能这样满不在乎地躺多久。并不久。因为我躺着的时候，附近什么地方响起雷一般的捶打，随后是一阵枪响，那回声撞得如此清脆，我便知道枪口是朝着这所房子的。我立刻跳了起来。真是一刻也不早：我抓起枪时，我的一个人跑进来喊道：外国骑兵闯了进来，朝天放枪，如今正把所有的牲口往外赶，连车也一并抢走。我若不出面领头，什么也办不成。

我匆匆跑出去，一面跑一面把一发子弹送进枪膛。这一回我打定主意要给个教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些劫掠者又是哥萨克。

不过他们只有四个人；他们一看见我，便想把我那群牲口惊散，趁乱丢人地卷了就跑。可是我们太快了。我头一发子弹以一记快枪打在第一个人的坐骑上，正中肩后，那骑手立时一堆似的摔在地上。这一下把他们搅作一团；他们还没能脱身，已经统统被我们的枪指住，大门也闩死了。随后我们从从容容地把这几个人从马上拖下来，让他们提心吊胆了好一阵，一面当着他们的面大声商量该怎么处置。末了我们厉声威胁了一番，放他们走了。那个丢了坐骑的人一点也不窘，从从容容地把鞍子与嚼子挎在臂上，翻身坐到同伴的马后，一句话也没说。他们一到了外面的大街上便纵马飞驰而去，像是怕我们从后头开枪把他们打倒。这就见得别处正在出什么事了……

如今我知道该防着什么了：除非我们准备得极周全，天一黑必定会来一场狠狠的报复。于是我们阴沉沉地动手，旧日打仗的那股劲头又回来了，迅速把大门加固起来，专防骑兵的突袭。我们在门后挖了一道宽壕，用挖出来的土垒起一道像样的街垒。随后搬来木料，借着砖石在上面架起来，开出一排枪眼，火力汇聚在门口。我们又把捡来的许多支枪中的几支照同一方向架好、绑定，正如围城时中国人在他们各处街垒上所做的一样。这样一来，只消几秒钟，守的人连一根手指也不必露，便能把十来个敌人放倒在地。对付哥萨克，这也够了……

不到晌午，我们又在屋顶上添了两处了望哨；随后，仗着这份新得的强固，我决定再出去一趟，收集给养与食物。有一桩事大大坚定了这个决心，它表明人人都在动手，而且这是唯一的路子。我们小心地打开大门、正要出去时，一辆车过来了，旁边跟着几个使馆里骑马的人，个个十分激动。他们也难怪：车里有他们两个人，都中了枪，皮肉的伤口血流不止。他们说，他们去了城东——就是俄国人与日本人进来的那一带。那里可怕极了，他们说。除了死人、大火与抢掠再没有别的。中国兵仍旧藏在那里，守着几处属于满洲王公的大宅。路上到处也是抢掠的人。他们劝我们小心，叫我们别把自己交给那些小巷。他们正是那样着了道；在四英里外，有一所设了防的房子朝他们开火，他们的仆人与马夫立刻成群地跑了。这反倒教我更加打定主意。既然这是当下的通例，我便去，必要时也挨一枪；不过我拿定主意：想趁我不备逮住我，可不是容易的事。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新的路数与新的要求。

我们并辔而行——我一个白人，带着十来个靠不住的、一想到抢掠便变得凶悍的随从，把我同他们系在一起的只是一种可疑的共同利害。可是这又有什么要紧呢，我想。人只活一回，也只死一回。这是根本的道理。那就随它去罢。

重新走在这些空阔的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一辆车挡我们的快马，我们高兴得在一团尘雾里往前飞奔。我们经过一条又一条街，四周始终是我们昨天所见的那份寂静。什么都关得死死的；连一只猫一条狗也不出来动一动。在使馆与皇宫附近——那里的恐惧最重——简直像一座死城。

可是我们知道：多的是活人，只不过按兵不动，等着他们的时机。这些人所要的只是夜；一个漆黑的好夜，教谁也看不见他们四处窜动。你骑马走过时，脊背上会感觉到：有一张张丑恶的脸正从那些寂静的房子里看着你，随时都可能响起枪声把你打翻在地。不过那不过是开头的感觉。不多时，它反倒给这场游兴添了味。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它只教人越发不顾死活罢了。

我们疾驰而过，几英里的街道上只见过两回人影。有一回，那几个家伙一见我们走近便飞快地逃开去藏起身份，我们竟没法断定他们是白人还是黄种人。可是另一回，一伙混杂的欧洲兵毫不遮掩地忽然出现——他们乱得不成样子，先是想朝我们开枪，随后一看见我，便发出一种没什么劲头的欢呼——随即又不见了。我们一刻也不停；我们一直往前走。

我们越往东走，越走进那些设了街垒的铺子云集的富庶地带；种种迹象清清楚楚表明：这里的抢掠早已以疯狂的暴烈进行过了，可是何人所为、何时所为，却无从说起。有的地方门窗被砸烂，旁边横着丑恶的、肿胀的尸首；有的地方一家大铺子的存货被一场古怪的旋风般卷到街上，把整条车马道铺了好几英寸厚的五花八门的东西。地上还散着几十面粗制的假旗——那是惊恐的百姓发疯似的赶做的，为的是撇清自己同义和团、同如今被这样迅速地扫除的那种疯狂的朝廷之政的一切干系。嘲弄的劫掠者把这些东西扯下来扔进泥里，算是回答：只要他们做得了主，是不会留情的。这些阴森的记号鲜明地印在每一样东西上，教人明白：空气里有一股势头，几乎是拦不住的。看见这一切，人会觉得有点发疯、有点醉；在那样长久的囚禁之后，血在血管里奔涌，人也生出一股想再添一点破坏、想砸开些地方、想开枪取乐的念头。你由不得自己；我说了，那是在空气里的。那是一种无从化验的微妙的毒，不停地在你血管里流，把血烧到发热。人会觉得：这些空旷的大街需要用声响与快速的动作填满；人会觉得：得把这些居民重新电起来才好……

我的人各样衣物都缺，因为整个围城期间他们都是一身褴褛；他们一有机会便表明自己懂得眼下的局面，不打算讲什么客气。他们一看见中意的东西便动手。一块摇晃的招牌上画着一只花花绿绿的大靴子，那便是鞋铺——在寻常日子里，各样的鞋在那里都买得到。可是如今这种路数不中用了。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径直朝铺门冲去，在木板门上擂起一阵狂乱的鼓点，齐声吼着要进去。不然就开枪，他们又添了一句。在这片喧嚷之下，不出几秒钟便听见拖沓的脚步，一双双发抖的手慌忙把门闩打开，怕的是更坏的下场。我们随即看见两个面无人色、浑身发抖的掌柜；他们脏污的衣服与散乱的头发说明，他们已经过了好些昼夜最凄惨的日子。他们哆嗦着问我们要什么，又说他们连一块银子、一串钱也不剩了。几个星期前义和团便把什么都拿走了；如今尊贵的外国军爷又因为他们穷而打他们。我的人懒得答话，动手就找。他们要靴子与鞋，而且要得多——反正有的是可拿的——于是又翻又挑又拣。可是不多时，一个人骂了一声，随后惊讶得粗声大笑起来。他发现这里只有左脚的靴与鞋。右脚的一只也没有，一只靴子也没有，一只鞋也没有！他们照旧懒得说话，只把枪口顶在这两个倒霉的掌柜头上，默默地等着。这两人立刻又垮了，哭丧着开始添新的解释。不错，这里没有右脚的，他们说。右脚的都在那边邻居的铺子里。那家铺子有所有的右脚；他们这里只有左脚。这像是一个古怪的笑话。其实这是这两个精明的掌柜在患难中想出来的一个法子——虽然粗糙，却颇管用。因为他们知道：在这样的乱局里，抢的人多半不肯费工夫去配鞋，何况近旁还有那么多更好的东西。他们指望凭这一手至少保住自己的货底；看来他们八成是能保住的。我一个字也没说；这是他们自家的事。

末了讲成了一笔交易：每人两双鞋，其余的一概不动。于是右脚的鞋很快便从藏处出来了，这两个铺家免了更大的损失。沿着这条商铺街，别的东西也都照这个办法办。每一处都讲成一笔交易，一边免了过分的损失，一边省了许多麻烦。用这种新式的法子，我们弄到了鸡、蛋、羊、米、面与其他十来样必需品，只取了若不然会抢走的四分之一，算是他们帮忙的报酬。这是古怪的买卖，可如今人人都古怪了。你不拿的东西，十分钟后总有别人来夺。

这几桩事办得这样太平、这样不费事，我不久便觉得：在这一隅，一切像是当真正在安安静静地定下来。其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过是一时走运罢了。因为不多时，各国的兵便朝各个方向走动起来，有的是打完一场得手的劫掠回来，有的刚要出去看看能捡着什么。而在这些人之后，来了一个使馆里的古怪的年轻人，骑着一匹大白马飞驰而来——那马必是他刚抢来的。他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围城里他已经半疯了好几个星期，如今骑在马上看去竟是全疯了。正是他一再自告奋勇，充当刽子手，去处置那些不时被捉住的、在我们防线底下挖地道的可怜的苦力，把他们的脑袋当场砍下来抵命。这人向来是用一支猎枪干这事的，而且像是乐在其中；到后来人们都憎恶他，不知为什么把他看得有点不洁。如今他兴奋得发狂；一看见我，便用他浓重的布鲁塞尔口音喊起来，作了一番断断续续的长篇大论——那番话我永远忘不了。

「你见着了没有？」他说，并不等我答。「那是天下第一等景象——最好的一景。徐桐，你记得罢，那位帝师，他说要拿我们的皮做他轿子的帘子；我们明明拿住了他，却放他跑了。好啦，他如今正高高地吊在自家的房梁上，他同他一家老小——妻子、儿女、姬妾、仆从，一个不剩。一共十六个，十六个人都吊在自己亲手系的绳子上，脚下的凳子被自己踢开了。那是他们临死挣扎时踢开的。到处都是这样干的。人管这叫上吊，其实不是；那其实是慢慢地勒死，要勒上好几分钟，因为到最后一刻人怕了，又想把脚重新踩上去。」

这人停了一分钟，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在我听来，在这条被洗劫的街上讲这样的故事，有一种丑恶的东西。他的声音有点像那些中国喇叭，那咕噜咕噜的调门教人立刻想到不祥的东西。随后他接着说下去，比先前更狂：

「还有东边几座城门附近那些井，你见着没有？所有的妇女姑娘都往里跳。井里满是妇女与年轻姑娘——满满的；因为她们怕那些兵，尤其怕黑人兵。人们说，黑人兵一见女人就会发疯。所以那些女人一听见枪响，不管在哪里都自尽了。如今正在把尸首捞上来，免得井水被毒坏。我亲眼见过从同一口井里捞出六七具尸首，都紧紧抱在一处；那些人还想打死我，因为我在看。可是我的马好；我爱看多久看多久，随后打马飞驰，连他们的枪子也追不上。那地方满是死人，到处只有死人，而且每一分钟都还有人在死。」

随后他凑到我跟前，低声说兵士们糟蹋了女人之后是怎样干的。那实在听不下去。他说我们自己那些没人性的兵还请他留下来看。可是虽然我骂了这人，叫他走开，却怎么也甩不掉他。他要说话，而且他找着了一个不能不听的人。他竟一路缠着我回到家，像是终于被他自己的故事与自己的想象吓住了。他越来越古怪。他看着我吃，看着我喝，自己却什么也不肯用。他还要出去。他说他非得动一动不可；他一定要骑马去樊国梁主教的北堂教堂。他还不曾去过；他忽然被一股好奇攫住，要去看看那些同我们一样受过苦的人待的地方。这也提醒了我：几乎人人都把这座天主教堂忘了——彻底忘了，因为如今大家都安逸了。整整过了两天才派兵过去看那里是否平安，而这还是因为有一位神父在使馆与教堂之间的半路上被杀了。我决定也去。作这一趟朝拜几乎是一种本分。于是我们又赶紧出了门。

离开占领区之后，有几分钟我们穿行的街上还看得见救援纵队的人；可是不久我们便走进了险恶的道路，满地是废墟与那种说不出的狼藉——那是几个星期断断续续的巷战留下来的。这一带于我是新地方——自五月里我便不曾到过附近；不久也同样清楚地看出：这里仍旧是极凶险的地方。就在昨天，有几个脱离了法国队伍的人在这里被发现，有的死了，有的被残害得可怕。可是纵然如此，四面八方迎着我们眼睛的仍旧是那假意友好的记号——那些用随手抓得着的布粗粗做成的、各国的小旗在飘。每一座房子都挂着旗——一座不落；可是如今另有一些记号，表明这一带已被剔得干干净净，于劫掠者再无价值。墙上刻着或钉着一张张脏纸片写的小告示，有的用法文，有的用英文，还有几种别的文字。这些古怪的告示半是玩笑半是当真，什么话都有。因为那些被抢掠、或被以别的方式糟蹋过的可怜人，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向兵士讨一张字条，好证明自己已经交过了份子，因而可以免于再遭抢劫。那些士兵的手迹写着诸如此类的话：「绝对禁止抢劫：我们已经全拿走了」；或是「不准抢了。这一家已经扫干净了」。这样的招牌到处都是。他们在这里想必干得又快又狠……

我们纵马疾驰，末了到了那座有名的教堂，四周环绕着大壕与土工；被打烂撕碎的建筑显出这场搏斗何等惨烈。在我们这双围城里练出来的眼睛看来，一眼便看得出这场防守的性质与那自然而然形成的防线。那清楚得像画在地图上一样。神父与他们的同伴已经把敌人丢下的炮拖到教堂门口，尖塔上如今缀满了各国旗帜的花环。可这就是全部了。一个人也看不见。人都出去了，忙着那桩新营生——向全城摊派，把自己受的损失补回来。这里死一般地静，像一片荒废的坟场。那些水兵、神父与他们的教民记得「天助自助者」，都出去给自己补给、补偿损失去了。其实我们所能找到的只有几个教民，正在一处僻静的院落里把马蹄银码成堆。这些东西凭着夺取的神圣权利已经归了教会；在当时，这看去一点也不奇怪。

这座寂静的教堂，连同它广大的场地与那些被惨烈的冲突撕裂的空院子，在明亮的日光里教我们奇怪地压抑——几乎像是闹鬼。要想象四五十个持枪的水兵、一群神父与几千名教民曾被烈火与浓烟在这里围了好几个星期、一次地雷便折损几十上百人，简直荒唐。同样荒唐的是：涌进北京的那两三万人，竟已这样快地消失在这座城的广袤里。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我那疯狂的同伴看得也腻了，又想赶去寻些活气的迹象。他尤其想去看一处地方：法国步兵最先的几个连在那里忽然撞上一大群混在一处、惊惶奔逃的义和团、兵与百姓，便用机关炮把他们扫倒了。据说那是一条死巷，情形可怕。在那个死陷阱里，机关枪一刻不停地打了十到十五分钟，直打到什么也不动为止。这事才过了一两天，人人却都听说了。人们惊叹说：报仇报到这个地步实在太过了。可是什么事都已经被听任着太过了……

我们轻驰而出，一路越走越纳罕这份寂寥——几个钟头前这里还是一片震耳欲聋的轰鸣。我们一头扎进迷宫般的窄街；随后忽然之间，不等我们觉出，我们的坐骑已经在发疯的恐惧里打旋喷鼻！因为尸首像丑恶的斑块一样撒了一地，那是以十来种不同方式死去的人的尸首。他们以精疲力竭的姿势躺着，铺满整条路，像是不过累死了一般。那情形可怕；我开始对这些亚洲人的面孔生出一种可怕的憎恶——它们一死便变成那样丑恶的青黄惨白，尸身在松垮的蓝布衣裳里像是缩成了无物。这样的死人是对活人的一种侮辱。

我们骑着发抖的马择路而行，徒劳地想快些穿出去，逃开这一切。可是不中用。我们碰巧撞上了一支复仇纵队所走的那条路；那些人本来是一心要抢皇宫的，几乎是临时被想起来才派去解救同教的教友，于是把一腔怒火发泄在一切东西上。我们越往里走，废墟与尸首便越发丑恶。四下里又只剩下寂静——死亡、废墟与寂静；末了我们撞上一座尸山，我们的马忽然惊了，发疯似的狂奔起来。它们被自己蹄子的声响吓得越来越厉害，很快便贴着地面撒开腿盲目地狂奔。我们徒劳地扯缰，徒劳地试遍各种法子想教它们停下。可是又不中用。那成了一场疯狂的死亡的奔驰；只好由这两匹牲口把心里的惊惧跑尽。

末了我们在离出发处极远的西边勒住了马。如今我们已近那些地带——就在昨天，那里还被宣布为极危险，非等清剿把潜伏的义和团与溃散的兵扫净不得进入。可是此刻我们被一片火焰的呼啸吸引，也不管近旁潜伏着什么危险，便循着悬在天上的烟迹去看究竟。人的兴致从不曾断过，可看到的仍旧是同一件事。几个法国兵——有的醉了，有的只是凶悍——不知凭着什么古怪的机缘摸到了这里；他们孤零零的，显然把一大片房子抢了，随后放了火。他们还在放枪；因为我们走近时，子弹在头顶呼啸，抽泣着的百姓被从藏身处赶出来，朝四面八方奔逃。这就怪了。

我们一到，迎来的只是又一阵枪响；这一下再没有疑问：他们打的是谁。这些人是有意瞄着我们，要把我们赶走！我们退到掩蔽后头，随后以他们那样的冷酷，回敬了他们一排枪，算是个警告。逼我们这样做的是我那疯狂的同伴；可是这排严整的枪声一响，四面八方的枪立刻多了起来，有的是从离我们极近的房子里打来的，有的是从空街上打来的。在越来越大的火焰的呼啸与噼啪声里，这些枪响成了极微不足道的「砰砰」，几乎无人理会。可是我很快看出：这样连绵不断的射击不可能出自欧洲兵的枪——除非有整连整连的人；也许我们是被当成了别的人。不久我的疑心便被证实了：土话的乱喊传来，一伙人从不到一百码外的巷子里冲了出来。随后是几声压低了的、丑恶的中国喇叭——是中国兵……

他们疯了一般冲出来，径直朝那几个喝醉的法国劫掠者扑去，一面跑一面按我们熟得不能再熟的老法子飞快地放枪。我们看着，那几个救援纵队的人毫不迟疑地溃退——其实是发疯似的逃进最近的房子，反过来用铅弹浇他们的攻击者。压低的喇叭声又响起来，招呼进攻的人；越来越多的人从各式各样的地方冲出来。这既不干我们的事，我们若再耽搁退路必被切断，我们便纵马全速朝西边越退越远。我们是径直往可能是我们的死地去了。

我记不清我们骑了多远，也记不清为什么要狂奔；可是不久我们便到了几英里外那道侧翼的城墙附近，发觉自己置身于成百上千的敌人之中——他们仍旧在街上潜伏着，半改了装，混在百姓里。我们骑着走，他们朝我们打；我们停下来，他们还朝我们打；有好几分钟，除了铅弹的咝咝与凶狠的吆喝再听不见别的……

我们明白只有拼一把才能脱身，便大胆掉转马头朝南飞驰——到了一座城门，以疯狂的速度穿了过去，到外城的中国城里求个安稳。这里有一阵子比较安静；可是我们再度走近联军开进来的那几条中央大街时，又碰上别的劫掠者。这一回是印度兵，成群结队地走着，身上只带着短兵器，留在身后的却是同样的破坏。随后我们碰上美国人，又碰上几个法国人，再碰上几个德国人；末了成了一支没完没了的抢掠的行列——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混在一处，彼此都无所谓了……

到晚上八点，我才骑着那匹跑垮了的马在家门口勒住缰。我承认我受够了。我们累得要死。经过那几个星期的围城，这实在太过了。

四十九混乱继续

一九〇〇年八月

那几队避难的车马到底走了，平平安安到了十五英里外通州的船上——那里同天津是直接水路相通的。几乎所有的妇孺与病人都被打发走了，这是好事。这里实在不是他们待的地方。一个印度团派出军乐队，一路吹奏着，送那没完没了的大车、轿子与担架沿着鞑靼城墙底下的沙地走出去，直送到他们上了路。这一下教人人都有些忍不住，也教人明白过来这段日子是怎么回事。人说那情形像印度兵变时的印度，说谁的眼睛也没法不湿。连那些印度兵——他们那个民族关于这种时候的掌故与传说极多——也懂得这一幕古怪的分量。他们议论了许久，对自己的军官说：正是一样的。

就这样，这支庞大的救援远征队唯一的存在理由，在沙地与尘土里蜿蜒而去了。北京城里的局面何以毫无好转之象，多半正是因为人人心里都明白这一层。有人说，情形反倒以一种微妙而隐秘的方式坏了几分。又有更多的军队开进来了——成群的德国兵与法国的正规步兵；而俄国人的纵队已经在开出去，去向谁也打听不出的地方。大路上除了行进的队伍再无别的。

闹事最多的是新到的人。他们气愤地发觉：随头几路纵队来的人早已把自己的窝填满、把每一样心愿都满足了，于是他们想把耽误的工夫补回来，连最寒碜的街上剩下的那些不值钱的东西也要刮一遍。如今又有人说，要组织讨伐队，推到华北各处去；因为这些从老远来的新军队总得给他们点事做，不能听任他们闲着，只等着出点什么事来改变眼下这份犹疑与混乱……

不过眼下除了不声不响的抢掠再没有多少别的事。连几位公使也靠所谓公家的「查抄」发了点小财；还有一桩古怪的事，谁也弄不十分明白：四万两马蹄银忽然被存进法国使馆，又忽然被别人偷偷弄到另一处使馆去；虽然那几个人的名字人人都知道，却没有人敢公开说出来。不过银子如今在市面上已经贱如草药。人人——无一例外——都堆着一大堆。还有，那被认为素来规矩的日本人，把整个户部搜刮一空，取走了一百多万英镑的银锭。他们最是精明。眼下唯一通行的钱便是马蹄银。你拿任何形式的金子去买这些银锭，都能打极大的折扣；便是拿银元去买，也能赚一笔好的。那些来得太迟的新军队，正拼命地挖园子、拆房子，想再找出些这样的银子来。意大利的皮侯爵——他总说自己在史前某个时期当过矿师——管这叫「淘尾矿」。

因为银子与古玩多得发腻，正经的买卖也就兴了起来，我们各国的军队都成了买卖人的军队。如今正在组织官办的拍卖，人在那里可以合法地、照许可的章程买到各式各样的赃物。不过最好的东西是私下脱手的，因为真正价值连城的物件是那些兵卒弄到手的。我今天听说：有个随某一路纵队来的好事者，从一个美国兵手里花二十块钱买到了普鲁士黑鹰大十字勋章，上面镶着华美的钻石。亨利亲王为了胶州湾的事专程来此，代德皇颁赐这枚表示私人敬意的勋章，像是还只是前几天的事。二十块钱——这是个不光彩的下场！

从印度来的土著兵，眼看着四周这些古怪的景象，又迅速被这些坏榜样带坏，看着是最有意思的。他们不当班时，如今便在人能安然通行的大道旁挑个好角落，蹲下身，铺一块布，把自己弄到手的银块、瓷碗、瓶子与别的东西一一摆在上头。有时你看得见他们整排整排地这样做买卖。中国的回民——太平年月里北京城里有好几千——发觉只要戴上头巾表明自己是回教徒，便能在印度兵占据的各区里平平安安地出门；如今每天都看得见他们成群结队，仿着自己教友头上所见的样子，用白布蓝布把头缠起来，去同印度军里所有的穆斯林攀交情。如今在百姓与占领军之间充当中间人的，主要就是这些中国回民。他们正用食物与别的东西换回大量的银子与绸缎。有若干条街如今只要天亮着便是安全的，人们在这些街上开始越来越自由地走动。可是天一黑，喧嚣便又开始了。不过中国人如今已经有工夫把留给他们的值钱东西都藏起来。什么都被尽快埋进深坑里；如今搜寻的队伍带着锹与镐出去，许下「凡有所获，必分厚份」的话，想买通告密的人。这实在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光景……

五十渐渐安定下来

一九〇〇年八月末

我今天才得知：整座城——其实是它的每一部分——早已被联军的司令官们划分成若干区，凡带兵来的重要国家各得一区。单凭这一点，便可见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的事，人们知道得何等之少，事情又实在何等没有条理。他们正想组织巡逻队与一套警察制度，好止住这场毫无消退之象的抢掠。如今人人都疯了似的想多弄些赃物。每一个新来的人都说自己只要一点小玩意；可是一有了几件，自然非要更多不可；于是这个球便这样无休无止地滚下去……什么也止不住它。

昨天，英国使馆一位先生正对我说这套办法实在很好、其实是一套行得通、不久便会见效的法子，坏的一段已经过去了；正说着，一支庞大的俄国车队拐进了我们所站的这条街。那是一种古怪的混杂：漆成绿色的俄国军车与夺来的中国乡下大车；每一辆都装赃物装到了极限。这支车队是从颐和园方向来的，护送的步兵那样少，我实在不肯替他们担保：路上万一被哪伙劫掠者在僻静处瞧见，他们能挡得住反劫。十来个有决断的骑马的人便能把他们收拾了。

不过这些车照旧乱七八糟地颠簸前行，对一切危险漠然不顾。赶车的人半睡半醒，东西不断地掉到地上，摔得粉碎。就在我们旁边，一辆车上捆着的绳子被这烂路颠得松了，货物没了约束，开始往地上洒。那个赶车的俄国兵一看见便火了。要把这车货重新装好得费许多力气，于是他很快想出一个省事的捷径：他索性把多出来的东西一件件扔下车去！三只极大、价值连城的漂亮瓷瓶就这样完了；接着是几件雕成古怪走兽形状的大块玉器。齐想拦住那人，我却只阴阴地一笑。这有什么要紧呢。两天前在端王府里，我见过一幕不可思议的景象：最先闯进那里的兵把成千件瓷器与一筐筐精美的珍玩砸成了万千碎片。他们只要银锭。绘着虹霓一般颜色、在欧洲市场上能卖到任何价钱的瓷器——那于他们又算什么呢？

那支车队末了颠簸着去了，只在身后留下长长一道尘土与地上那些碎片；齐沉默下来，随后忽然离开了我。也许他那颗体面的英国脑袋里终于生出了这个念头：我们已经变得荒唐而不合时宜，我们该退下去，把地方让给别人。谁也不管谁。就在几个钟头之前，还有一桩可靠的传闻在流传：在中国城外的乡野里，有几个印度步兵朝一支俄国分队开了火，辩说那是误会。那怎么会是误会呢？真正明白的事只有一件，可如今做也来不及了：把整座城点着，然后撤走，像拿破仑撤离莫斯科那样。到海边的路太短，冬天又太远，不会出什么乱子。

头一批电报到底一束一束地从欧洲经野战电报线传来了——那电线如今已经运转得又顺又好。凡有分量的人都在被调走，可是他们究竟要去哪里，谁也打听不出。如今所有的公使都装作自己早在围城真正开始之前便已请调，并且说他们乐得离开，从此忘掉世上还有北京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可是从那些被叫回欧洲听候训示的人的惶惶不安上看，这也未必全是喜事。

五十一禁果

一九〇〇年八月

所幸俄国使馆的朋友凯把我从那样一个时刻里救了出来——那时我只预备对这该死的局面发一通议论，对我四周与我自己心里的一切只看得见恶。我乐意把这都归咎于那种像枯萎病一样落在万物上的古怪的麻木与无力；不过我也相信，我这份心情的底下必定有一点点悔意。凯兴致颇好地进来，假装是来找顿早饭吃的，说他骑马路过，纯是偶然得知我的栖身之处。其实我想他是听说这宅子里有好些女人，说我过着王侯一般的日子。他来的理由也许不止一个。不过从他告诉我的话里，不久便看得出：他同俄国纵队的司令官勒相识多年，方才还同他做了一笔买卖；因此这位俄国司令官——一个由行伍出身、和气的老头——说过：只要他以名誉起誓不把这趟远足对任何人透露，便可以私下里看一看皇宫。他还不许拿任何东西。他起初并没有全说出来。那是在把我几处底细探过之后，一点一点漏出来的。随后他问我想不想去，我肯不肯也起誓。

自然，我照例起了誓！

末了我们上了这漫长的一程；因为我们非得绕皇城一整圈、沿着那粉红的宫墙走不可，免得闯进别人的地界，也免得太惹人注目。凯说，这是头一条须防的事。这一路绕行，正是一幅绝妙的插图，说明如今所谓的「万国协和」（这四个字是要大写的）是怎样运作的。皇城的每一处入口——绝无例外——都有某一国的军队把着：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还有别的；个个都用猜忌的眼光打量每一个过路人，把自家那座宝贵的门抱得死紧，倒像是全世界都在合谋要从他们手里夺走似的。也许他们以为这座皇宫是一根魔杖，点着了全中国便能变出任何结果来；以为无论是眼前还是渺茫的将来，在这里立稳一只脚，于他们各自的国家都意味着极大的好处。何等愚昧、何等天大的糊涂！我看着这些卫兵，有一刻竟生出一个疯念头：忽然冲上前去，以他们亲爱的盟友尼古拉沙皇的名义要法国人把他们的门交给我，不然后果自负；对别国的人也照此办理；把他们搅乱、弄糊涂；告诉他们新的战争已经宣布了；他们不久便要同可怕的强敌拼命——对他们说些疯话，给本已弥漫的谣言再添几分。这些被发疯般匆匆掷向北京的军队，来这里只是出于猜忌——这一层如今我看得明白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来，不知道在同谁打仗，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更不在乎。其实这也没有多大要紧。真该责怪的其实不是他们，甚至不是他们的军官。我太清楚那些训令是怎样发出的，也太清楚这些棋子究竟算得了什么。欧洲各国外交部里发出的那些公文，可以荒唐到何等地步！人人永远这样怕着别人。

我想着这些事，凯却没有。他一路骑着，暗地里犯愁：勒的许诺究竟能不能兑现，会不会又是一个僵局。不知怎的，我确信不管人家怎样保证，麻烦还在后头。正如我们那位老领袖公使齐常说的：认识俄国人，可不是白认识的……

我们末了从北面的几处入口进了皇城，离所有人都远远的，一下子落进一大片俄国营地中央：一排排的炮按队形列着，还有许多帐篷与马匹。这里的兵在这个晴天里过得极自在，其实已经脱得精光，正舀着一条漂亮的汉白玉河渠里冰凉的水往身上浇。这成百上千个干干净净的白人，亚麻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在这座半是蛮荒气象的皇宫里显得那样古怪、那样不合宜、又那样漠不关心。想一想几天之前皇太后与她全副仪仗还从这里经过，何等奇异！

我们找到哨所的长官，说明来意。正如我所料，麻烦很快就来了。这位军官对我们说：我们的请求不合规矩，办不到；内廷是不准任何人进去的，从来也不曾有人进去过；他还顺带暗示我们大概是疯了。凯听着这一通话，那种带侮辱意味的沉默正是有教养的确凿标记；随后他掏遍衣袋，取出一封信递给这位长官。那一下引起的变化，若在别的时候会极其可笑。那是叫人发笑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军官忽然敬礼、并腿一磕，像一只尝了牛奶的猫一样柔滑地说：这道命令写得明明白白，那便是另一回事了；实在，我们若愿意，即刻就可以去，只是我们得谨慎——极谨慎。他要亲自陪我们去。这类琐碎细节很快就安排妥当了。

我们把马与随从留下，快步步行前进。我们四周的兵一看出我们要去哪里，便瞪着眼彼此笑起来。这教我明白：这样的远足从前也有过，多半是奉着同样的命令、用完全同样的法子办的。这不过是一出排练纯熟的喜剧罢了。凯其实有几分胆小，像是不爱听那些议论，这时忽然畏缩起来。他后来告诉我：他听见那些兵说我们进去了也许会被弄死，因为里头人多。于是我们都默默地往前走。

我们到的头一道门是这北方之国的艺术的绝妙样本：柚木的华柱，底下是汉白玉的虎与镂空的石栏，四周是灿烂的彩绘。这里有一处强固的俄国步兵哨；院子里同不当班的兵坐在一起的，是几个宫里的太监。他们彼此显得极熟稔，正互相取笑——兵与太监都为某个粗鄙的玩笑放声大笑。

我们穿过一座汉白玉的庭院，那院子显得颇为荒凉萧索，两边排着低矮高大的厅堂与宫中仆役的住处。这些如今像是都空了，可是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俄国哨兵站在了望台上。他们朝各个方向从墙上张望，看去把哨放得极紧。那军官说：别国的卫队有许多就在这里的枪程之内；不断有人想翻墙偷偷溜进内廷。他管他们叫强盗！

再往里的门小得多；单看它的模样便知我们已经接近真正的宫殿了——那些逃得如此不体面的鞑靼统治者隐秘而神秘的居所。这里的哨兵奉着最严的命令：他们平端刺刀把我们截住，斜眼打量我们，客客气气地问那位军官我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敢到这里来。末了为教他们安心，他不得不从怀里的本子上撕下一页写了一道命令，又叫我们签上名。于是这处哨所的军士自己脱离岗位，加入了我们这一小队。原来我们是不许单独进去的；这桩事不知不觉地显出更严重、更要紧的样子。随后我们四人静静往前，很快便消失在这片庞大的园林与殿宇的迷宫里。这些宫殿所占的地面大得惊人。

再过去是一连串高大而如画的建筑，带着一种古怪的波斯与鞑靼混合的气象，四围绕着小小的廊道，出人意料的地方开着鼓形的石门。还有开花的树与美丽的树丛。那实在动人；万物之上笼着一种清雅的凉意，于我是极新鲜的东西。我们碰上最后一个哨兵；他听了军士一句话，便从墙上挂着的木匣里取出一把沉重的铁钥匙，插进锁里。钥匙转动时发出一声微弱的刺耳的响，那声音显得不合时宜；小门被推开，又在我们身后关上；于是……我们终于置身于这世上最古老的帝国的统治者们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庭院之中了……

如今我们四周是一种古怪而不自然的静，仿佛这里的世界极老极老，现代生活的声响到了门槛前便羞怯地止住了。凭着对那些古怪的中国旧图的研究——北京卖古玩的人总要向你兜售这样的图——我很清楚我们身在何处；我转身向东走时，几乎带着一种熟悉之感。我知道太平年月里皇太后本人就住在东边，独占一整座宫。离我们不远的什么地方，我听见了鸽子柔和的咕咕声——从皇帝到铺子的掌柜，北京人人都喜欢养鸽，在和风的日子里给鸽翅上系一只低鸣的哨，放它们盘旋而上；那哨在空中作乐，又把别的鸟招来。谁不曾听过那悦耳的声音呢？连皇太后想必也喜欢它。此刻在她私人的天地里，鸽子咕咕、咕咕、咕咕地叫着，活像法国话里那个「咕咕勒芒」，还带着重重的马赛口音。你听得见这些带马赛口音的鸟不停地说着那个法国字：咕咕勒芒，咕咕勒芒，咕咕勒芒，一刻也不停……

我们循着这些柔和的声音跑上几级汉白玉台阶，沿着一道宽阔的月台走；月台上摆着姿态奇诡的矮树，栽在华美的瓷盆里，又有极大的铜炉衬出气派。那位俄国军官、连同那位俄国军士，被这一片清静、幽闭与古旧的气息抚得极舒服，用嘶嘶作响的俄语低声咕哝。他们觉得说不出的受用。

我们急急走到月台尽头，走得很快，因为我们急于再找些赏心悦目的东西；在尽头一转弯，毫无预兆地响起几声轻轻的尖叫与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很快便远去了。是女人……

我们只瞥见一片鲜艳的绫罗与几张搽了胭脂的脸从几扇门里消失的影子；不等我们看够，几个面皮松弛的男人忽然出来，用命令的口气喊我们站住、走开。他们说，再不能往前了。

那两个俄国军人凭着我们所没有的纪律的本能，像是命令被违了一样站住，望着凯等他示下。凯捻着他稀疏的胡子，头略歪着，像是在斟酌该说什么。我呢——反正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这事又实在无关紧要——便毫不迟疑地往前走，粗声问这几位拦路的人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干什么，又告诉他们我们要接着往前。我知道他们是无性的太监；从前我在前门外那些神秘的古玩铺里见过他们倒腾官员为结交他们而送的东西，那时便听过他们那种结结巴巴的说话。我也没有猜错。他们结结巴巴地反问：命令怎么会被破坏。他们结结巴巴地说：各位大将军都答应过内廷不受侵扰；如今却总有人翻墙进来，还有人像我们这样公然进来。我们究竟要什么？

我恐怕是粗鲁的；因为在这样的时候，这种人是不配问什么的。我比先前更粗声地叫他们赶快走开，否则我们要教他们吃苦头。我摸着自己的左轮暗示说：也许还要教他们吃大苦头，因为我们身负职责。我们要巡查整座皇宫，看是否一切平安。不等这几个人从惊愕里回过神来，我们已经径直闯进了皇太后自己的前殿。

我一面走一面看见：远处一条长长的甬道径直通往一处黄墙围起的院落。那必是宫中的内廷女眷所居之地——照祖制备着供皇帝取乐的几百名年轻满洲女子，终身被囚在那里。朝廷出逃匆忙，她们多半被丢下了，只带走了最贵重的几个。这事人人都听说了。

我们一面温言劝着那几个惊扰不安的太监，一面走过一间又一间屋子；便是在这秋日的炎热里，这些屋子也显得凉爽而安宁。小几上零散摆着的珍玩、墙上垂着的字画，并不怎么能冲淡那高高的顶棚与雕花木饰所造成的沉郁。然而这里到底有一点高华与雅致的气息，显出这座宫中的得宠者与外头最显赫的人之间也隔着一道无从丈量的鸿沟。便是在这里，皇家也不只是施恩；它是要人折服的……

那几个太监抗议得越来越起劲，用东方特有的那种劝说、哀求与阻拦杂糅的法子想拦住我们前进；我们慢慢地走过一进又一进屋子。有些屋里如今陈设着奢华的长榻，明明白白地引人去作优雅的休憩。这些沉默的家具见过何等的场面！当年那些巧匠一刀一刀地雕、一层一层地染色时，何曾料到有一天欧洲的蛮子会放肆地打量他们的手艺！

我落在后头一些；忽然几声咒骂与恶声把我游移的注意力拉向里头的门。两个太监跪倒在地，重新使足了劲磕头哀求；第三个比同伴硬气，张开两臂站着，声色俱厉地不许再往前一步。最要紧的地方到了；这里必是压轴的一处。

可是这几个太监摆出一副受了正式委任、可以为所欲为的看守的架势，已经教我们厌烦了；我们走上前去，对他们说：他们若不赶快走开，我们便当场杀了他们。我们一齐拔出左轮，站在他们跟前，等了一两分钟。随后，像是把自己的戏一直演到了收场，那两个跪着的人忽然起身，抖了抖衣裳，毫无感情地朝我们客客气气一躬，走了……「总算，」凯说。

我们终于进了这位可爱的皇太后的寝室——这处居所每一昼夜里有那么多个钟头庇护着亚洲最有权势的女人。我们热切地看着。屋子的一边是一张大床，绣花的帐幔装点得极美；四周摆满了华丽的雕花木器，还有几把与其余陈设很不相称的、包了软垫的欧式椅子；一个高架上摆着镶宝石的钟，滴答作响；角落里不动声色地藏着的，竟是一只华美的银溺器。这位可爱的老太太在这里显然是极自在的。这一点小小的细节教我大为欢喜。其余的倒相当平常。

我毫不客气地在这张御床上坐了下来——在这位老太太一时兴之所至而害得我们在八个星期的枪火里吃了若干苦头之后，这像是我所能作的最平和的一桩糟蹋之举。回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我尽力重重地往这张尊贵的卧榻上一坐。我不能不承认：就床而论，它是极好的；这老太太在这一切之中想必睡得很好，而害得我们不眠不休地守着的正是她……

这处全宫最幽深的所在的这份孤寂，教我们越发好奇；不多时凯同我便动手翻遍每一处可能的藏处。

我们的护送者看着我们的举动，什么也不说。那是一幕颇为古怪的小景；我乐意品味它的不相称——我们这两拨人，一个钟头前彼此还不知道对方存在，如今却单独待在这处退隐之地，而这场围城多半便是从这里指挥的。

凯一直翻个不停，弄出极大的声响，不时碰上他感兴趣的小玩意便自言自语地惊叹一声。随后我发现了一种玫瑰花瓣做的蜜饯，又甜又香，我们便立刻吃了起来。还有俄国纸烟——是女式的，可也颇能抽。正当我们觉得颇为惬意时，凯大骂一声，手里举出一样东西来。我便知道他完了——很快就要出乱子了：那是一只路易十五时代的画珐琅表——他最大的弱点。北京到处是这样的表，有些确是真品，许多是赝品。几百年前，正是那些精明的耶稣会神父把它弄成了风尚：当年罗耀拉的门徒初到中国、在契丹的京城里下着争取王侯的赌注时，他们不惜用尽自己的巧思所能想出的任何法子去讨当日满洲统治者的欢心。法国许多最美的表——表盖内画着最艳情、最销魂的画——被带到北京，分送给那些权贵。这便兴起了追逐这类精巧之物的风气；带来的越来越多，末了北京成了专存这一样东西的库房。直到今日，只要出得起钱，人人都有一两件这样的玩意。

我看着凯摆弄那只表、越看越仔细时，心里正想着这些。他最后恋恋不舍地看了它一眼，随后一言不发，忽然把它放进了自己的衣袋。这可真够从容。可是那位俄国军官立刻上前抗议：我们背了誓；我们开始抢了；他不得不把我们拘起来。他说着说着，脸涨得通红，激动起来；凯起初只装出一副宽容的笑，这时也越来越慌，末了一声不响地把表放了回去。可是他仍旧接着这样古怪地搜寻；碰上别的东西时，我隐约看见他像是把它们一小堆一小堆地归拢在一处，好教自己回头容易取……

随后我们逛到别的大殿去，碰上一套极美的、亲王般的房间，满是滴答作响的钟与华丽的帷幔；书案与小几上摆着诸如纯金的糖盒一类的东西，镶着未曾琢磨的粗大宝石。我想，这在寻常日子里是皇帝的居处。这里有许多美丽的东西——瓶、珐琅、玉、景泰蓝，还有许多绝妙的瓷器；虽然人人都说北京已不比一八六〇年那样富——那一次给欧仁妮皇后带回去了一串串美丽的黑珍珠——可是显而易见，这些宫殿里所藏的财富是外头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实在，这里是有些华美之物的……

我们走着，看见那些太监在拐角处窥探潜伏，一觉得被人看见便立刻不见。如今他们人更多了；见我们只有孤零零几个，他们开始壮起胆来，又想插手了。我望着他们那几张阴险的脸，一时想到：不如扯下一幅华贵的绣品做成个口袋——正如几天前我见那些印度骑兵所做的那样——随后动手把我看中的东西统统堆进去，装出要扛走的样子。可是这样一出喜剧不值得花这个蜡烛；那位军官与军士到底得走一遍拘捕我的过场，而那些太监连被理会一下也不配……

我出神想着这些，对四周的景物也不再觉得有趣，想必一时忘了自己；等我回过神来，才意外地发觉我们四人已经散开了一段距离：凯正单独同那位俄国军官飞快地耳语，而那位军士远远站着，背对着他们，偷偷地摸着几上的东西。随后那军士让手停留得比必要的久了些，又从眼角锐利地四下一瞥，忽然把什么东西塞进了衣袋。他也没顶住！我对这些古怪的发展丝毫不加理会，只装作无所用心地望着虚空。不过我的眼睛仍旧留着神。凯分明是在替那些表做文章；那不干我的事——他便把那里的东西统统拿走，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

不管他用了什么说辞，那位军官显然还不大信服，也不大痛快。他一再用力摇头，用俄国人那种浑浊的低声抗议——在我听来，那种浑浊的调子总像是在解释俄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可是那浑浊的调子渐渐变得单调而不那么坚决，随后越来越慢，末了完全停住。随后凯朝我走来，漫不经心地说：他想我大概愿意自己再随便逛一逛，看看还有些什么。那是请我走开的意思。很好！我忽然移步，把那些太监吓得纷纷退回去。他们是想把这一队人分开几分钟，好教谁也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我知道我朝女眷住处那边走会把太监们气得不轻。也罢，我不去挑剔……

于是我快步沿着先前望见的那条后甬道走去，既不回头，也不看左右。我要一直走到尽头——上帝允许的话！能有这样独一无二的经历，去探一探这位可怜的皇帝最私密的领地，是有意思的。可是随后我想起：起初那些女人一看见我们便尖叫着逃走了。如今她们必已被牢牢锁在里头；一个人去想着硬闯一道门，是荒唐而危险的。我越走越远，心里越来越迟疑……

我忽然发觉自己正站在一扇小门前；那门虚掩着；极近处有开心的说笑与走动声，一阵阵清脆的笑声在静止的空气里清清楚楚地扬起来。像是命运出于某种莫测的用意在帮我。我非得弄清这用意不可。我毫不哆嗦地大着胆子走了进去。

我撞见她们时并无什么激动，虽说再没有比这更新鲜的事了——一群群年轻的满洲女子，有的穿着华美的袍子，有的衣衫不整得几乎不像未嫁的女儿家。她们散坐散立在一处大院子里；在她们头顶黄琉璃瓦的屋顶上不知哪里藏着更多那种咕咕叫的鸽子，仍旧带着重重的马赛口音：「咕咕勒芒，咕咕勒芒，咕咕勒芒」——这一回它们说得极轻柔，却仍旧一刻不停。它们柔和的调子作出了美妙的音乐……

不知为什么，这群女眷没有一个吃惊的。有两三个年轻些的往后退了一两步，拉住别人的手，发出断续的惊呼。随后她们都来寻我的眼睛；不知怎的，我们彼此笑了起来。天下的女人都是一样的；这些人不知怎的就知道我不会伤害她们。饶是如此，我却窘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本以为自己如今对一切最不可能的处境都已磨出了茧子——可是我竟在这里，孤零零的、绝对孤零零的一个人，置身于几十个年轻女子之中，而她们是皇帝最不可侵犯的所有物——是从全国最高贵、最秀美的人家里挑出来的处子；是连尝也不曾被尝过的禁果，因为这位皇帝并无男子之能……我飞快地想起按亘古的成规，这些女人分成的几等：一等的妃嫔、二等的、三等的，甚至四等的——末一等不过是圣经里那种得宠的侍女。随后我又寻思：先帝咸丰忽然驾崩、皇太后挑了幼年的光绪来继位时，她当真教人把这孩子弄残了，好教下一代的嗣君仍旧握在她自己手里么？……这些女人是会知道的。

然而便是宫里的妃嫔也必有旁人料想不到的机缘；因为我忽然免了破冰的必要——冰是她们替我破的。她们毫不忸怩地忽然向我连珠炮似的发问，问了又不等回答：外头出了什么事；将要出什么事；我是谁；我为什么来；我为什么不是当兵的？……问题来得又快又密，不等我觉出，我已经忘了周遭、忘了时辰，恐怕大半事情都忘了，只顾一头扎进一场奇异的谈话里——那谈话一刻也不冷场，还不断被笑声打断。随后我被一个不祥的声响惊醒了：我听见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我看见那些女人互相掐着、对望着，都不作声了。那一声关门是什么意思？

我故意不回头；回头便糟了。我照如今一贯的做法：先赢一点时间，把这一惊冲淡些。将来若有大把的闲工夫，我必定要编几张专为各种处境与各样性情配好的表，把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秒、多少分、多少个钟头才能对任何事习以为常，一一标得清清楚楚。这是办得到的；办成之后，是会教人惊奇的。可眼下我想着这个，心情相当阴沉——实在一点兴致也没有——我还有点后悔自己这样糊涂，把脑袋送进了狮子嘴里。我记得英国使馆从前一位参赞常给我们讲的故事：在开罗——还是君士坦丁堡？——那不开化的年月里，有两个英国人爬进后宫，为这份大胆被残酷地弄残了，还没等人去救。这念头一闪而过，我阴沉到这个地步，我那套伟大的预备之法眼看就要垮台。于是我猛地转过身，正眼看去……果然如我所料。

我进来的那扇门已经被悄悄锁上；如今门里站着那几个面目阴险的太监，嘴唇翕动，神气凶狠。这一回是四个人。两个是先前跪着求我们不要进皇太后私室的那两个；一个是站起来近乎威胁我们的那个；最后一个高大得很，那副有力的样子几乎教人不信他是为宫中之用被弄残过的。后面这两个是难对付的；另外两个可以不必计算在内。

我照我那套理论行事，指望这个古怪的盟友，只把左轮的枪套解开；随后我发觉对面有两个人也同样带着枪，心里便觉得自己是无可挽回地完了。我那些理论与预备都在往地上掉。多半再过几分钟，我这个人也要跟着掉下去。谁也不会知道……

我站在那里等着，这几个人对我咕哝着，像是如今恨我入骨，却又不知从何下手；我背后的女人们惊惶地叽叽喳喳。我徒然地盘算这座大宫里究竟有多少太监；是不是有一大批随朝廷走了；这四个人会不会再叫来四个，或是十四个，说不定四十个、四百个。人都说这宫里有三千……

可是这都没有用，因为这一手该我出了；我若不出，我们便可能这样一直站到天黑。那时我便可以被打翻在地、扔进一口井里，谁也不会知道。不会有人来找我；便是有人来找，也什么都找不着。北京城里不断有人失踪，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我这时空着两手往前走，主意已经打定。一切都系于一个我正要试的新说法——那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太监的一种说法：这种残缺使他们变得兽性，但也使他们受压、毫无骨气、而且格外孱弱。正因为如此，那位老太后一不高兴便可以把他们活活打死，而他们连举一举手、作一次挣扎也不敢。此刻我往前走时，仿佛看见教我这些关于太监的古怪说法的那位中国老塾师就坐在我面前，慢慢摇着扇子，用一番我并不十分懂得的剖析，说明造化自有其法度与律令，凡违背者，必立时招来重重的惩罚。我往前走时，不由得看见那位中国老塾师的身影在我面前，一面祈祷他说得不错。他若说得不对——于是我不再想，动了手。

我下手干净利落，也带着几分残暴；因为我实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还不曾回过神来，而且也因为我着实有几分怕。相隔六步，我以两个凶猛的纵跃扑向那个高个子；用右手抓住他伸出的右臂，凭自己扑上去的冲力与手上的劲道把他猛地一带转了半圈；随后趁他双腿虚浮地荡开时，用右膝自下而上狠狠一顶，把他硬生生顶住；那一顶陷得极深极狠，几乎抵着他的脊骨刮过去。照那位老先生的说法，这一下是没有人挡得住的——太监尤其挡不住——没有人，没有人。只要你抓得对，这一下便同死一样准。我这人「咕」的一声软倒在地，成了一堆不成形的东西，也许当真死了；我为这一下得手而从鼻孔里喷着热气，凶猛地扑向第二个，掐住他的喉咙，像疯子一样猛扭，把他连推带撞地逼退。另一手须得那六步与那股冲力；我本想再试一次，却没有敢……

可是这事以戏剧般的突兀收了场：我正把第二个喘不上气的太监往后推时，另外两个冲到门边，慌忙把门打开，随后闪到一旁，高声哀求告饶。我接受了。我松了手，飞快地跳了出去。我也受够了。走出去时，我最后瞥见那幅由朱红门柱与门外的屋脊框住的古怪景象——地上不省人事的太监，另一个站在旁边咳嗽着抓自己的喉咙，后宫的女子穿着花团锦簇的衣裳好奇地围拢过来……可是我受够了。我不曾逗留。我快步走开，心里念了一句小小的祷告。我几乎像从前有一回几乎淹死时那样。

五分钟后我找到了凯，他正坐在头一道汉白玉月台上，衣袋鼓鼓囊囊的，脸上是一副牛一般心满意足的神气。那是一剂解药，立刻教我清醒了。那位军官在更远处，从他的样子看也抢过了。至于那位卫队军士——他的事我早就知道了。凯见我出现便笑了，说我可真快，他没料到我这样早就回来。我懒得答话；解释总是道歉。我若把实情告诉他，他决不会信，更决不会懂。我若撒谎，结果也一样。于是我只说我预备好了，我们看得也够了；随后我们默默地各想各方才所做的事，飞快地走完回去的路，上了马。回家这一长程路上，我一路看着别国纵队那些重兵把守的哨所——他们正那样猜忌地守着各自的门。他们若知道了，该有多气！……那是异乎寻常的一天。

五十二残余

一九〇〇年八月末

我想，事情正在不知不觉地安定下来几分，也渐渐显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一天比一天容易看明白。经历过围城的人如今多半已经走了。剩下的几个传教士与他们的教民流散到很远的地方，在几位小满洲王公的府邸里安顿下来，如今正把找出来的东西拍卖脱手。他们这样做是得了各国公使与将军们特许的。其实到处都在开赃物拍卖；少数几个带着大批银元从中国别处闯进来的人正在发财。几乎人人手里都有成堆的马蹄银；我如今确信我们有好几位使馆的首脑已是坐享其成。我自己的上司——他因为多少有些懒于任事（这还是客气的说法）而自命清高——前几天极严厉地盯着我说：人人都说我已经变成了一种当世的匪首，杀了好几百人。他还说了好些别的话。我等他把那番口才用尽了才回答。随后我请教「无主之财」这个说法该怎样界定——这已经成了我们这许多伪君子的神圣措辞。我说：将军们与他的好些同僚都有大批的无主之财；我也有一些。自然，我承认：若有人来查、人人都得交一份严格的账，我也照办；不过眼下我想弄清楚的是：是不是人人只有一个法。这几句答得好；因为使馆里有几位最有分量的人物那样卑鄙、那样一心要遮掩自己的痕迹，竟差遣自己的太太去替他们干这些脏活。

我相信我这位上司有一刻以为我知道了他牵涉在内的某桩事，因为他只说了一个字：「好罢，」又古怪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我把他吓住了，他必是想：我日后若肯开口，便要出乱子。自然我并无此意；我不过是厌恶被一个没胆气的人来聒噪罢了。他若有胆气，我根本不会回他一句——至多不过请他分一份我私人的无主之财！

可是尽管这样在安定下来，我总觉得人们忽然变得越来越商人气了：查一查自己的账目，便都盼着进项那一栏再多一点。因为有一天早上，一个在北京颇为神秘地住了好些年的年轻英国人一早闯进我这里来，还带着几个中国人——我一看他们的模样便知道是些小官吏。这英国人说他有一个计划与一桩提议；他把它们抖落得那样快，倒把我逗笑了。原来他带来的这几个人是旧制下户部的库兵；照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清清楚楚知道官家的秘密库房里藏着哪些秘藏的财宝。他们说明：这些窖藏不但属于官家，其中还有一部分是那些贪墨的官员日积月累地取来藏下的，只等查库过后好稳稳地把赃物搬走。这几位报信的人说：那里有以百万计的金子与银子。他们说着说着，变得极其热切、极其兴奋。

我耐着性子听他们打算怎样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是想大胆地正面强攻呢，还是想在地下做文章？如今再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我们个个都有雇佣兵首领的那副机变，外加几分现代的体面。可这几个人是明白事理的，并不痴心妄想。他们说，他们想我是知道的：户部如今完全在俄国人手里。若能用适当的门路去跟他们的司令官接头，这事也许很快就能办妥。财宝可以用俄国政府的名义查抄，人人都能分一份。他们说的就是这个。

起初我想干脆拒绝，因为这类冒险我已经颇厌倦了；可是这几个人缠得紧，而我自己那位上司那份假模假式的虔诚又实在把我激着了；末了我告诉他们：我去看看能办到什么，虽说这事我并不怎么感兴趣。我私下里又想起我们那位老领袖公使常说的话：「认识俄国人，可不是白认识的，」一面猜这场交涉要拖多久。

这自然是一桩拖沓得可怜的事；没过多久我便痛悔自己当初心不够硬。当天我便托罗同勒通了信，把整桩事尽我所能地向他说明。我发觉这位俄军总司令是只老狐狸：他头一个念头是谢我报信，然后把整个库房搜一遍；必要时调一两个团的步兵来，往下挖它二十英尺。这就是他的主意。末了我们总算说服了他：这是糊涂法子；必定有些地方是他的兵便用刺刀与铁锹往深处戳也够不着的。我们说：暗室便是这样也不容易找出来。这话把勒惹恼了，显然并无别的缘故，只是这事看去极其麻烦费事。他回答说：反正日本人早把什么都拿走了；他若干下去，这必是一桩傻瓜的差事。他还不肯听人议定并写明：万一真有所获，各人该分多少。其实正是这末一条把他气得厉害；他怒气冲冲地说：我们是有意图谋夺走俄国政府的财产——那是俄国政府赔不起、也不打算丢掉的财产。他甚至添了一句：这是一座强盗之城，人人都不肯守着自己的地界，总想越界。这话把我们逗得大笑，他便忽然改了口气，说这整桩事是要紧的，非得用电报请示本国不可。不然他不能核准任何支付。在场的凯讥讽地答道：也许他愿意把这事径直请示沙皇；并且恳请他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务必谨慎！

从这位俄军总司令嘴里能榨出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即刻致电旅顺的阿列克谢耶夫，请他准许办理此事。阿列克谢耶夫若说可以，我们立刻动手；否则什么也不能试。我知道多半连一个字也不会说给北京以外的人听，这些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然而……

这桩事我几乎已经忘了；那次会面之后没几天的一个早上，我忽然在天亮时被叫醒，说院子里有几位俄国军官，要立刻同我说话。他们的事很急。我出去同他们招呼，他们说：勒当天下午两点便可率参谋前往户部查抄；对于所提供的消息，俄国政府将从查抄所得中提四分之一相赠。这几位军官还说他们得立刻赶回去；结果他们整整一上午都赖在我这里，拼命地喝酒，只打发一个哥萨克回去说一切都安排妥了。

我们早早便动身去俄军司令部；可是不知怎的，这最新的进展必定已经被人传了出去，因为来了五六个人，一见这些俄国军官骑着马同我在一处，都显得极其意外。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问我：是不是都安排好了、每人能分多少、财宝要存到哪里去。他们的问题实在没个完；他们还说据他们估算，查抄所得约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万法郎。后来每个人又把我拉到一边，说明自己为促成此事出过什么力，指望末了能被记着；因为这是一桩极大的事，入伙的人越多越好。我承认我并没有把这一切弄十分明白；这简直像在招股办一家矿业公司。可是我知道：这些亲爱的朋友多半在洗劫进行的时候都缩在使馆里发抖，因为他们不肯拿性命去冒险；如今他们以为在一桩合法的事情里可以稳稳当当地赚一笔正当的钱，便什么样的下作都肯做！

我们的队伍很快庞大到这个地步，我竟为勒会怎样接待我们而发起慌来。那几位俄国军官在露天里也越发醉了，不住地说他们盼着有仗打，有大仗打，因为他们正想打一场。他们说，他们要的是一次冲锋。谁也弄不明白他们打算同谁打，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不过一箭之地，附近连一个中国人也没有，里头还驻着两连强壮的俄国步兵。人人一笑，这几位军官便大为光火，说他们虽然醉了，却不像那些被人议论了许久的、没有胆子的人。这一下可结结实实地戳中了其中几位的痛处。

我们见着勒时，他早已预备停当——其实是我们教他等了。他带着大半参谋，照例有哥萨克护卫牵着马站在旁边，显得极其正式。自然，勒一见这一大群人便火了，问这是不是要去野餐。这个字眼把一位喝醉的军官逗得那样厉害，他忽然松了两条软腿，一磕马刺，那牲口猛地人立，末了把他掀在地上。我以为我要笑死了。随后人人都越发张皇起来，因为他们怕勒；所幸这位将军自顾自咕哝着先走了，我们便像一列仪仗似的骑着跟在后头。我觉得这实在荒唐；到这一步，我对这趟差事能否成功已经完全没了信心。人人都太乐观了；我深信这样的事若带着一群蠢货，是不会有什么好运气的。另有些本不该知道这事的人，不知怎的一路上也混了进来；等我们到户部时，不算护卫，我们已经有好几十人。

如我方才所说，那里驻着约两连俄国步兵；在头几进厅堂里，我们看见持枪的卫兵督着几百个中国小孩干活，把制钱一串串穿起来。这些不值钱的铜钱必有千百万枚，或堆成一座座小山，或撒在地上；要把它们分拣出来、出脱掉，得花上几个月。这是那些精明的日本人公然留下的唯一一样东西！

勒这时把守卫的军官叫来，向他们说明：他要查抄一批中国人藏得极好、连日本人也不曾找着的秘藏。他叫他们协助。这几位新来的军官一听这话，彼此对视得那样尖利，教人人都议论起来，说若是里头已经什么也不剩了，他们知道该怪谁。这事越来越有趣了。

我们一伙人出发，由报信的库兵在前头带路。他们领着我们经过好些像肮脏的旧仓房似的大屋子，随后在一座看去仍旧闩锁着的屋子前把我们拦住。开这几扇门费了些工夫，虽说守卫的军官说，这些门是他们从日本人手里接管此地之后才关上的；我们进去之后，里头又黑又潮，什么也看不见，几乎连气也喘不上来。只好点起蜡烛；烛光在昏暗里投下微弱的摇曳的光，丑陋的蝙蝠便发疯似的乱飞，惊惶之中把一片片想必已有几百年的积尘的蛛网扑落在地。可是谁也不在意；在这平淡无奇的年代里，百万之财正该在这样的地方找着！

到这时，这事便是单从人心的角度看，也颇有意思了……

那几个库兵毫不迟疑地往前走，把我们领到一道高高的木栅前——那栅把这座极大的厅堂隔成两半。照我们所能看见的，栅里堆的只是一座座空口袋的山——有几十万条，我想甚至有上百万条。

可是那道栅过不去。通过它的小门仍旧上着一把沉重的中国锁，钥匙又没有。一位军官挥了挥手，两个兵出去，再回来时带着斧子。几下便劈开了一个宽豁口；库兵们纵身跃了进去，像嗅到踪迹的猎犬一样，飞快地跑上那一大堆空袋的陡坡，一面热切地四下打量。随后他们出声算了算，标定了一处地方。他们已经断定该从哪一点动手。他们极快地脱得赤着上身，觉出自己的名声系于此举，不声不响地在那些空口袋里像一群疯子似的猛掀起来。他们把口袋抛开，越干越快。呛人的尘雾像变戏法一样腾起来，灌满了整座大厅，把我们呛得连咳带喘直往后退；末了我们彻底败下阵来，只好站到外头去。隔着一层浓雾似的东西，我们隐约看得见那几个人仍旧越干越快。我真纳闷他们怎么喘得上气……

不过没过几分钟他们也受够了；可是当他们跃下来、急喘着奔向空气时，手里带出了一根绳子的一头。显然他们不但断定了自己要找的确切地点，而且找到了使这场搜寻得以成功的第一条线索。饶是如此，这样干下去是不行的。照这样慢的速度，要从那几座旧银袋的山底下挖下去得花好几个钟头；要在下面开挖、打开地室，又得再花几个钟头。于是我们略一商议。只有一条路可走：非把这屋子的一面拆掉不可，好让光进来，也好多派些人手。主意一定，事情立刻办到；因为干这种活，俄国人是天下第一。他们从驻防的步兵连里调来工作队，用最浅白的话吩咐他们把这屋子的一面拆掉；不多时，一幕奇景开演了。围城最苦的时候，我也曾断断续续见过一些麻利的活；可是抡起斧头与撬棍能像这些粗鲁的步兵那样的人，我从不曾见过。什么都在他们的猛击下垮下来——砖工、木工、石工、铁柱，什么都垮；以一种教人不敢相信的速度，一个个大豁口出现了。不久，站在外头从十几个不同的角度都能看见那几个中国报信人又在里头干起来，在那呛人的尘雾里上下翻腾，像中了邪的人一样。

可是有些事光有劲头是不够的。三个人在干一百个人的活。我们得要更多的人手。

这一回把外院里几十个穿钱的小孩叫了进来，叫他们动手；他们排成一行行，样子古怪地像救火的人链，不多时便以每分钟几千条的速度把空口袋往外递。他们越干越快，像是同样的癫狂也传给了他们；那飘浮的尘环越铺越大，末了高高悬在一切之上，把白昼弄得灰暗而阴沉。随后里头的库兵忽然喊了一声。他们眼下已经挖得够低了——他们要能看得见。一队队淌汗的兵与几十个满身污垢的小孩住了手，睁大眼睛站着看下文。他们开始明白这一切的分量了。

我们耐着性子等，看那些大团的尘雾慢慢消散，落在我们衣服上、淤进我们眼睛里；末了空气清了些，里头有人划着火柴点了一支蜡烛，把它递进一个大洞——那洞是从这些几十年的银袋的正中挖下去的。那洞有多深，我看不见；那三个人溜了进去，从我们眼里完全消失了。

他们在下面待了像是很久，既没有一点动静，也没有一点声响；我们都有些紧张起来。也许这事当真要砸。不久我便确信它已经砸了，深悔自己揽下这桩事。随后有一个人哼哧哼哧地爬上来，一看见我们便骂天骂地。他那样做是因为他害怕。我怕最坏的事。他肩上扛着一大块银子，此外什么也没有；他爬到我们站的地方，把它「咚」的一声卸在地上，阴沉沉地说：只剩下这一件了，有人比我们先到过那里。这话他重复了好几遍，免得有人听错：只有这一大块银子，此外什么也没有。人人脸上的笑意都消失了。我从不曾见过这样突然的变化。不过在我，这是天命……

我们提心吊胆地走到勒跟前，把方才的话告诉他；于是又是一场风暴。他说这不可能——其中必有差错——那几个人说过银锭在那里，那就必定在那里。他一面说一面又火起来，走过去踢那块沉重的银锭，用几句我相信是他专为此事学的法国话一遍遍地问：「可是金子呢？金子到底在哪儿？」听他像孩子似的把这几个字翻来覆去地念，几乎教人可怜。他以为我们在骗他……

局面忽然变得荒唐可笑，我不知该怎么办。人人很快都学起勒的样子，觉得自己被什么人骗了。其实他们的举止活像丢了什么宝贵的家当。他们统统围到我身边，说这实在丢人，说该想个法子惩办那些报假消息的人。他们闹得那样厉害，只好想个法子岔开：我们自己下到那个洞里去，看个究竟。这一下便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是我生平下过的最肮脏、最难受的一趟。从那些口袋堆里滑下去，人便到了一层假地板上，其中几块板已经被那几个中国报信人撬起来了。底下是一架短梯；踏下去，人便置身于一间极大的地下室中。这里空气又浊又潮，几乎不能呼吸；在摇曳的烛光里，我们只看得见四周乱七八糟地摆着一堆箱柜。每一只都被砸开了。那些精明的日本人必定是先到了这里，把什么都拿走了。只剩下那一大块银子，因为它太重。

不过我发觉少了一样东西。那几个库兵先前极其笃定地说过：我们会找到那些贵重的法码——中国纯金的标准法码；他们说那是几百年前的旧物，同几百年前明朝所用的是同一副。我问起它们，问它们放在哪里。也许我们至少还能得着这些。

唉！他们领我到一间小些的地室，那里有一扇古怪的小门，是用整块石板做的；他们又一次怏怏地指着更多被撬开的箱子。这些外箱里套着与法码本身大小相当的小匣。我素来听说，最大的一只法码是一块方形的金块，重量等于一个成年男子。我倒想见一见；可是什么都没有了。再耗工夫是没有用的。

我们带着几只衬绸的空匣爬上来，算是个交代，也算个纪念。可是我们的朋友们此刻都围着几个兵站着——那几个兵无意中掀开了几块石板，发现底下有一个深洞。他们正猛拽着最后一层障碍；末了他们把什么都掀开，露出几级陡陡的台阶。我们正站着纳闷发现了什么、心里的指望几乎又活过来时，深处出现了一张满是污垢的脸；末了有个人跑了上来，一面爬到地面一面惊讶地连声叫嚷。那是我们的一个中国报信人！随后我们忽然看出了其中的关窍，尽管一场扫兴，也都笑了起来。那些工作队的兵反应比我们慢，末了也跟着笑；接着是几百个中国小孩；接着是别的所有人，末了我们都笑了。因为我们被那些精明的小个子日本人耍了，而且耍得漂亮。他们占了库房之后，不但找出了存银的大库，还设法找到了这个隐蔽的入口或是近旁的另一个。他们毫不费事地下去，把什么都拿走，把地方扫得干干净净，末了留下那一大块乌黑的银子——多半是作为一种绝妙的讥讽……我们实在是被卖得漂亮。这事了不起。

在那一刻，我想除了那位老将军，没有人为这场大指望之后的荒唐的反高潮而十分懊恨。不知怎的，他被我们那一番张罗弄得深信：必有大批金子作为应得的酬报被找出来。如今他又一次指责我们所有人都在耍弄他，说我们从一开头就知道这是一场捕风捉影。我讥讽地想起他那封电报、想起他起初还要就分成讨价还价，便由他咕哝去。笑到最后的人才笑得最好。我打了个小小的主意。

我们相当不体面地匆匆撤出了中国的库房。我们经过大门时卫兵列队致敬，勒连看也不看。我们进去时，他们照他们的规矩齐声向他欢呼，祝他身体康健；他还回了一段小小的致词，愿他们的孩子也都安好！你若碰巧领略得了那一种诙谐，倒也有趣。可是我的同伴多半领略不了。何况尘土落了我们一身，从头到脚一层污垢，想装得体面些也装不成。而所有那些早上还热络钦佩的朋友，如今何等冷淡疏远！他们什么也没捞着——这还不足以为任何嘴脸开脱么？

不知怎的，这趟差事的消息必定是被那些自以为知情的好事者不慎传遍了，以致人人都知道了；因为我们一路上不断碰见有人像是偶然横穿过我们的路，问我们运气如何。这教我招来的这些同伴越发恼火；临分手的最后一刻，我到底忍不住。我骑马走到那位最爱多事、最讨人嫌的参谋军官跟前，请他别忘了提醒将军：他还有一桩本分要尽。得立刻把经过电告阿列克谢耶夫！这是最后一句话——绝对是最后一句。

五十三瘫痪依旧

一九〇〇年九月

如今城里东南西北我都骑马跑遍了，连城外也去过，还以挑剔的眼光把一切察看了一番。事情自己成形的样子实在奇妙。城里如今有些地方便是夜里也算平静，连女人也能出来公然行走；另有些地方表面平静，却随时冒出些疯狂的事来；最后还有些地方，暴乱与无序仍旧当道。有人估算：本地居民已逃走了一半、甚至四分之三；如今这份古怪的寂静——只被劫掠者或行军队伍的声响打破——便是由此而来。可是我并不相信真有那么多百姓逃了；许多人半藏在僻静的角落里，几十口挤在一所房子里，战战兢兢地等着好日子回来。我有时想：这世上所有的民族里，中国人的历史感必定发达得惊人。几千年的内战与数不清的无休无止的围城，把他们推进今日这样的困境的次数，多得说也说不尽。不过五十年前，太平军便教整省整省的人吃过北京如今所吃的苦……这样的事必是活在一个民族的血里，永远不会被忘得干净……

你骑马出城、碰上那些满载着数不清的赃物箱子、颠簸着回天津去的军用车队时，常会这样出神。拿走的东西何等之多！其实凡是像样的地方，都被剔得像根骨头一样干净。如今路已通畅，几十个从天涯海角来的好事者也涌了进来，凡买得到的一概买。于是这些军队成了不折不扣的商人的队伍：永远在卖、在换、在比、在估价、在搬运、在装船。他们人人都想知道：一批古瓷究竟能挣一笔大财还是只够糊口；又想知道那说法是不是真的——一件黑龙江貂皮的长袍，只要皮子完好未经染色，在伦敦市面上能卖好几百镑。到处都在开官办的军中拍卖，大批的皮货、绸缎与别的东西被拍卖槌敲下。可是人们注意到：最好的东西总在公开拍卖之前就不见了。为此还造出了一句话：人们说，「去找那位将军罢。」

便是这样卖法，存货也像是从不见少。总有新的发现——由一两个军官带着几列兵去作官面上的查抄，好歹给那些死板地充作道学先生的人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这些新发现自然被称作「无主之财」。那是好字眼。抢掠在官面上已经停了，其实是被明令禁止，违者重罚。正因为如此，它才被系统化、被弄得公开而体面。这是在血里的东西。你逃不掉它；无论你走多远，它仍旧一路跟着你。

且听这一桩。前几天我骑马进皇城，为的是爬那座有名的煤山——照古老的传说，这山之所以堆起来，是为了万一有极大的祸事临到当朝，便可以点着它，教它的火焰把整个皇族烧掉。传说是这么讲的——这座山是一座巨大的火葬堆。（不过如今的当朝实在太有人性了，他们只是一逃了之。）在这座历史名山上，我一路都被那些失望的劫掠者央求的声音跟着。有一营法国兵——他们径直从欧洲来，迟了一个星期左右没赶上解围——驻在这座高丘的脚下；法国兵一路护送我上到顶上，多半是奉了命令，看着我别去刮那据说贴在亭子屋顶里的金箔。如今你永远说不准别国的人究竟为什么盯着你。

上到顶上是长长的一程，沿着没完没了的盘梯，穿过一座座俯瞰下方景色的小亭。末了一段石阶把人送进一座压住全山的建筑。从这里望出去，景色壮丽。正底下便望得很深地看进宫里，看得见汉白玉的桥、铺满荷花的水面，与这座御苑里其他种种。再往外，北京城辽阔地铺展开去，直到几英里外才被城墙灰色的轮廓与高耸的城楼围住。更远处是起伏的田野，未割的庄稼立在那里烂着，因为乡下人都逃了，躲这场报复去了。天边上是黛色的山。那景致实在辽阔而奇妙。

我出了一会儿神，把那些死死跟着我的随从忘了；忽然他们的声音在一场争执里高了起来——那是故意吵得大声，好引我注意。末了这计策不灵，我并不回头，于是有一个比同伴大胆的兵挤到我跟前，颇为客气地敬了个礼，说他们有几样东西要卖，虽说他们运气不好，到北京时这里几乎已经空了。其实在拿东西给我看之前，他们先狠狠抱怨了一通从北圻来的那些人——那些人不比惩戒营强，却因为随头几路纵队来而什么都捞着了。他们说这实在不公平得残酷。随后这些人从衣袋与军装里掏出他们那些小小的珍玩来。起初他们把我逗笑了，因为他们弄得极有条理：每个人的东西上都系着一张签子，明明白白写着法郎的价钱。那是从法国直接带来的好买卖经。

不过那些东西不过是寻常之物——表、戒指、鼻烟壶、头饰、价值不大的古玩，还有几块成色不好的宝石。可是这些人围着我，像欧洲的小贩一样夸自己的货，极其恳切地求我买。他们承认：眼下他们愿意贱卖，极贱地卖；因为他们方才得知上头下了命令，要搜查他们所有的行装，把搜出的东西交公。他们说，风声已经传到欧洲——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传了出去，将军们开始惶恐了……

所幸我随身带着些金币，我以极贱的价钱把东西全买了。我本不想买；可是经验早已教会我们：最好是在你孤身一人、附近无人帮手时买；不然你的衣袋可能被翻个底朝天，什么都被拿走，还不必找什么借口。德国使馆就有一个人碰上过这种事。

我从这座有名的煤山上下来，对那久负盛名的景致并没有想多少。我只是纳闷：这一切究竟几时才完，常态又要怎样才回得来。我这样想着，信步走过那座有名的白玉桥——那是一道纤丽而可爱的石的笔触，极动人地跨过一片人工的湖，湖上密密地摇着荷花。我东转西转，也没大留意自己在往哪里走；不多时，在回来的路上，我走过瀛台——据说一八九八年政变之后，皇帝便是被囚在那里。这里有一幕古怪的景象，把我游移的注意力拉了回来。法国兵与英国兵平分了守卫这座宫门的荣誉。彼此较劲的哨兵只隔着十来英尺站着，猜忌地互相盯着，防着这块肥肉被人暗地里夺去。英国团占着大门本身；法国人像是把哨放得这样近，纯是为了监视。我走过这两道哨线，信步往前，一进僻静的巷子便又被人拦住了。我很快发觉：这个人与他的同伴比我先前打过交道的那些精明，得过些时候才能谈成一笔买卖。他们花工夫先弄清我是什么人，只暗示有好东西——他们说，不是寻常的表与戒指，而是真正值得同纯金论斤两的东西。随后有一个人故意撩我，那突兀的一个动作教我想起巴黎卖猥亵纸牌的人朝毫无戒备的外乡人亮货的样子。他从军装里掏出一只小木匣，飞快地打开，露出一枚极精美的路易十五时代的金腰带扣，镶着钻石与红宝石，画工也美。我略懂几分满洲的掌故，明白这枚带扣的来历。它必是当年耶稣会士在北京、几乎左右着这个帝国命运的那些年月里，无数馈赠中的一件。那是一件无价的遗物。

自然，我屈服了。这样的东西是有国际行情的，并不只是从弃置的民宅里捡来的龌龊之物。谁会不去劫一个出逃的皇帝的家私呢？

此后我们不声不响地进了英国人的营地；不知怎的，人们从不知什么地方走出来，既不寒暄也不多说一句废话，把自己有的东西给我看。英国人是好买卖人；他们从不多费口舌。我一面看，一面想着德鲁奥拍卖行或佳士得的常客们若见了这批奇妙的收藏，该是何等心痛。因为这些寻常的兵所聚起来的这一批东西，品味与价值都高到教人毫不怀疑它们是从哪里得来的。每一件都是好的，都有一两百年的年头。有些珐琅与细密画，想必已在无人扰动中静静躺了无数年，看着满洲的皇帝们来了又去。还有美丽的宝石与鼻烟壶，以及许多别的东西。这里或许没有半世纪前教欧仁妮皇后欢喜的、八里桥伯爵孟托班将军的那些黑珍珠，可是这里有公爵夫人们所爱的珍玩。

末了，我自己也变得商人气了，约定当晚有几个人来找我，把他们所聚的赃物尽力带来。价钱以金币或金条支付，随我的意思，按斤两相当，我这边再占四分之一的便宜。这事很快就讲定了。到了晚上，这些人如约来了；来的不是我所想的几个，而是多得挤满了我的院子，然而他们竟古怪地保持着安静。对他们来说，一个要紧的关口到了；这事若顺顺当当办成，他们便能挣下一小笔家私。我面前摆着秤，旁边放着金子，我们没完没了地称、算——斤两相当，外加我那四分之一的便宜。这花了两个多钟头，因为这些寻常的兵极其仔细，每一样都得写下来、记下来，还带着古怪的记号与数字，标着日后私下分账的办法。末了一切谈妥买定。随后这些人站起身抖了抖，像是刚在一场焦虑的汗水里泡过；他们的代表——一个皮肤黝黑、口齿伶俐的人，那口齿表明他并非一向是当兵的——简短地谢了我。我请他们喝了酒，他便向我说明这事是怎么办的。他描述的那种方式里有一种戏剧性。那法子是这样简单。我把他的话记了下来，免得忘掉。「天一黑，」他压低了声音，没有什么开场白，「就只剩游动哨了。那地方全归他们，只是法国佬就在旁边。法国佬盯我们盯得紧，可我们盯他们盯得更紧，总有法子。如今什么都松了，查岗不会查一整夜；查完了，好戏就开场。换班的人趴在地上，把身上剥个精光，好像蛇一样爬，也好教人抓不住。他们从洞里钻、翻墙过去，一根火柴、一点亮也不带。末了他们就进去了。」这人有点沙哑地笑了笑，吐了口唾沫，接着说下去。

「他们叫瀛台的那座宫，不久就要被剔得干干净净——干净得像狗啃过的骨头；法国佬就在十五英尺外，那里你再也弄不着什么了。有时候法国佬起了疑，想直接开进来压住我们，可我们的班长等着他们，早有准备，我们的刺刀一横，他们便站住了。有两回他们的军官把一队卫兵一直开到瀛台门口，想在那里待上一整夜，而我们的弟兄正在里头爬着。他们是起了疑。可我们每一回都把他们唬走了；如今好东西都拿光了，我们正在搬大件——瓶子、小几、雕件、罐子、碗，什么都搬。早上我们把它们裹在一捆大衣与料袋里搬走，从来没人看出来。整个皇宫四周，人人都在这样干。美国佬、俄国佬，个个都在一条船上。他们整夜翻墙去弄这些油水。再给他们半年工夫，这里便什么也不剩了。」

这一伙人的代表便是这样说的。这是有组织的劫掠，而人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走后，我久久地坐着想。这便是那报应与报复。我们都被同一把刷子刷黑了；我们正在退回原始的路数上去。可是能做什么呢——能采取什么办法呢？这实在是一团没指望的乱麻；我又一次撇开不想了。

五十四随波逐流

一九〇〇年九月

值得一记的消息一条也没有，虽说如今经野战电报从欧洲来的电文越来越畅通。饶是如此，谁也不知道将要出什么事。人们越来越普遍地领会到：朝廷在最后一刻的最后一秒逃走，是何等精明的一着；于是人们开始看出我们何等荒唐——我们那些本来要大干一场的复仇大军，如今不过是些商人，搜罗着、估着价，慢慢把这京城里最好的赃物运走。军队确实解了围；可是本该还有别的举措。如今若再去办，也迟了。其实有人说：只等运输安排得当，便要派讨伐队下乡。便是眼下，据报离北京不过几英里处，成窝的义和团与溃兵仍旧极多。这些人像是明白：便是离欧洲的队伍这样近，他们也十分安全；只要那边一有动静，消息便会及时送到，容他们逃走。他们如今也在四处抢掠放火。据说哥萨克与别的骑兵已经出到北京以外许多英里，扫荡乡野，炸毁或烧掉庙宇与富家的田庄，好警告别人：凡窝藏歹人的，都可能落得这个下场。可是连这也毫无章法。它既无决断，又愚蠢。一两天前，我闲坐在鞑靼城墙上，看见十几英里外的天边腾起一根巨大的烟柱，渐渐越铺越广。空气极静——这秋月里正午的暑气仍旧能烤人——那股烟像一块柩衣悬在天上。它必定在整整一片乡野的人心里打下一种盲目的恐怖，因为乡下人至今仍旧相信：军队一开出去，他们便都要死。这样只是给恐慌上再添恐慌；而这样盲目地鞭笞一些未必有半点罪的人，是永远不会有什么用处的。北京的一切人与一切事上，仍旧是那同一种瘫痪。谁也不真知道将要出什么事。谁也不大在乎。人说欧洲正在议这件事，说那里意见分歧，也许会闹出分裂，真把如今名义上结盟的各支队伍变成实打实的敌人——正如我看见皇宫各门前那些猜忌的卫兵时所梦想的那样……

昨天有几个我旧日相识的中国人悄悄来看我；一同我单独相处，便既不告罪也不打招呼地跪倒在地，痛哭起来。这些体面的中国中等人家的人，实在伤心得很——伤心到我久久劝不动他们开口。可是便在哭着的时候，他们也有一种古怪的尊严；你觉得自己面前站着的是些只被人残酷地冤屈了的人。末了他们开口了。他们说：他们什么都失去了，绝对什么都失去了——义和团，加上这场洗劫，加上这漫长无尽的恐怖统治。可是这些他们并不在意。他们之所以苦到无从安慰，是因为他们失去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他们的体面。每一家的女眷都被人糟蹋了。有一个人细细地讲了许多丑恶的情形，说……的兵怎样闯进去，把他家里老老少少的女人统统糟蹋了。那一番用发抖的嘴唇对我低声讲出的话，不是编造的。他们苍白憔悴的脸表明：他们所说的只是实情。这样根本的惨事，是没有人撒谎的。

我尽自己所能安慰这几个可怜人。我把从前熟悉的几句老话讲给他们听；实在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可是他们到底渐渐达观了些，说他们明白这是这个民族该受的一场天谴。中国全错了；那是一场疯病。随后他们默不作声；那一阵沉默像是一篇直接从天上来的布道，对他们、对我都是如此。有几秒钟，我隐隐看见了许多事，也明白了再说下去没有用。不过他们穷苦得可怜，我便把从富人家里得来的银子给他们——那情形很有些圣经的味道——每人拿他扛得动的那么多；我又告诉他们：随时可以再来拿。我还请他们转告所有我认识的人也来；我能为他们做多少便做多少。于是今天一整天他们陆续来着，我也一直在散财。这样，有几户人家算是得了些接济；可是最后来的一个人告诉我：他邻居有一位翰林——一位饱学之士，太平年月里人人趋奉——如今在小巷里卖着可怜的小饼，好教自己与剩下的几个亲人免于慢慢饿死。这样的事是渣滓里的渣滓。这太过了。

五十五重拾头绪

一九〇〇年九月

我想，人们正以某种微妙的方式渐渐被逼着认定：总得实在做点什么，好把大局稍稍挽回一些。这样下去显然不能没完没了：各路纵队的司令官几乎彼此打起来，人人在不声不响地抢掠，而我们那些损失惨重的公使只顾搓着大拇指、拖着不走，因为他们怕出更坏的事。于是有人开始同这座残破的京城里代表着中国权柄最后一点残影的人接头；一番勤勉的寻访之下，居然找出了几位还留着的大官与一大批小官。这些人个个哆哆嗦嗦地抢着效劳；几番交涉之后，如今隐隐有几分可能：往后几个星期里能议出一套权宜的章程来。

因为这些留下来的官员一得信任，事情很快就露出来了：庆亲王是被出逃的朝廷谨慎地留在北京西南五十英里左右的地方——正留在头一道山障的背后，这样他既立时安全，又召之即来。看来他已经在那里候了好几个星期。真是老成的人；那些从早已停摆的总理衙门发出的、口气和缓的照会，已经使这位满洲老亲王成了替朝廷用自己的疯狂掘出的、越掘越宽的那道鸿沟搭桥的天然人选。如今人们记起：留下一位亲王来开始最初的交涉，不过是照一八六〇年的成例罢了。那一回朝廷逃到热河，恭亲王扮的正是同一个角色。

庆亲王拖了许久才肯前来，甚至连他那安全的藏身之处也不肯透露；可是末了他到底被什么人说动了。昨天他果真从城北那几座门进了北京——一个月前朝廷的疯狂出逃，也正是这几座门看着的。

许多人骑马出去看这场入城，多少指望有点排场好换换心思。可是他们大失所望。庆亲王不过是坐着一顶轿子出现，看去极老极苍白；他的随行被日本骑兵紧紧围着，那些出鞘的刀教这位大人物看去不像使臣，倒像个囚犯。城里大小中国官员，自从军队闯进城以来头一回为这个场合露了面；他们坐着能找到的车，穿着官服的残片，向他们这位满洲的大员战战兢兢地行了礼。这些可怜的人在真正见到亲王、看清不会有无知的兵卒背信开枪之前，显出了何等的恐惧！整整一个月里，他们个个都改装成最卑微的模样过活；一听说门口来了劫掠的人，便翻后墙逃走；甚至把自家的女人献出去，好教自己脱身；实实在在过着最凄惨的日子。他们时时刻刻都提防着被仇家向欧洲的司令官指认为从前的拳首，随后被立即枪毙。据说在费主教的教堂四周许多英里之内，发生的正是这样的事。那些中国天主教徒死了好几百人，整家整家的亲族丧尽；他们报复的残酷，也只有在生死之间熬过许多星期的人才做得出来。他们领着法国兵挨家闯进每一户被疑的人家，指出传闻里有过一点点罪的人，索取报偿。便是在庆亲王入城这一天，这样的搜寻与报复仍旧在进行；要清的账实在太多了……

我看得明白：每一个官员都在想着这些事；因为我整天看着那些朝城北迤逦而去的小小的车队，所呈现的是一种凝固了的恐惧，那形状我但愿此生不要再见。我拦住一辆车——那车上插满了旗，德国旗、英国旗、俄国旗、法国旗、日本旗，什么旗都有，好躲开一切可能的伤害——不过是想问一问庆亲王究竟几时到、住在哪里。这两个问题竟招来了这样的结果！车里那位官员一听见我的声音，立刻半爬出来，脸上是死人一般的青绿，浑身抖得那样厉害，我以为他要就此瘫倒。事实上他保持着一种被击垮了的姿态，像个被打晕的人。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好几次朝他喊：没事，不会伤害他，请他镇定……徒然。我说的每一个字只给他添一分恐怖，而且因为他惊慌过度，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他是一个永远迷失了的灵魂。那铁已经扎得太深。他伤得那样重，是再也治不好了。

他那几个跳下马来的随从末了朝我一躬。他们脸色有些苍白，倒还镇定。「大人，」他们说，「饶了他罢，这不是他的错。他是吓糊涂了。」是的，就是这句话：吓糊涂了。如今人人身上都用得着这句话。这场惨事实在太大，这份紧张熬了这许多个月，事情又实在太多，以致除了寻常百姓之外，人人的心神都有点错乱了。你同人说话，有一半工夫是不被听懂的；他们瞪着眼看着你，猜着这一问之后跟来的是枪还是刺刀。眼下这是治不好的。

与此同时，庆亲王平安地进来了，被安排在一处大宅里，由日本人严密守卫着。也许那套权宜的章程到底能议成罢。

五十六办不到的事

一九〇〇年九月三十日

庆亲王到这里已经好些天了——究竟几天，我连记也懒得记——可是仍旧什么也没办成。人说，有一半的国家不肯同他打交道，非等事情安排得好些不可；又说俄国人已经提出了无法克服的难处，因为他们说日本人把这位满洲大员揣在自己衣袋里。另有人主张：非得真向华北若干城池发兵不可——那些地方发生过骇人的暴行，义和团当道时传教士与教民被屠杀的不计其数。不等这些讨伐队开过去、报了仇，便不能议和。还得再杀，还得再流血。人们说的是这个。

据可靠的消息，出逃的朝廷已到太原府。那里离这里三百英里，可朝廷仍旧不觉得安全；它还要继续西行，径往七百英里外的陕西省城西安府。这已是极大的一道鸿沟；可是中国人已经在说：欧洲的队伍若朝那个方向推进，皇太后便要逃进极其遥远的甘肃省——也许到再往内陆四百英里的兰州；甚至到甘州或肃州，那便又朝中亚近了五百英里。这几座城处在中国长城的西南极端，遥望蒙古无边的草原；那里除了分属许多部落的蒙古人再无别的——那些人生活在马鞍上，赶着自己的羊群与马群，永远在迁徙。全程近两千英里；欧洲的军队永远追不上，五年也追不上。他们会在那条漫长无尽的路上慢慢消磨干净。有这样一条退路敞着，朝廷是绝对安全的，而且它自己也知道。它爱怎么办便怎么办。

据说庆亲王穷得可怜，最急需的东西又少得可怜，以致他不得不向各军的司令官借用抢来的马蹄银，开出凭票到南方通商口岸兑付。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局面。

若干支小小的队伍已经被推到乡下四十、五十、甚至六十英里处，去搜寻可能残存的中国军队。我因为聊胜于无，跟着其中一支去了；北京实在太阴郁，又没有什么可做，留在那里不断地面对这些无从逃避的废墟与破败，会教人生出极大的厌倦。

那一趟走进那片崎岖的丘陵与山地——中国的长城正以奇妙的姿态在那里攀爬——我永远不会后悔。那简直是神仙日子。那种自由与开阔之感，凡不曾在围城里做过囚徒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到的。清早，骑兵嗓音甜美的号角吹起床号，那声音在山峦与谷地上飘荡，清澈而安详，教人但愿它永不停歇。灰白的天光轻轻爬上来时，那号音在空中飘荡、颤动；褐色的泥土闻着何等地好！我几乎忘了另一种号角——那种只会尖叫与咆哮的、残酷的中国喇叭。

我们一天比一天骑得更远、更高，一路搜地，查看那些举村逃空的村子，看有没有敌人暗中潜伏。就这样走着，越爬越高，末了我们到了几座小小的山城；它们有厚厚的外墙与高高的望楼，在古时候，蒙古草原上来的劫掠者便是在这里被挡住，直到下面的乡野派来救兵。沿着不常走的小路行进、不断撞见连绵的残破的墩台与爬满常春藤的门——那些门封住了从蒙古进来的每一条通路——是一种奇妙的经历。这些防御当年必定极其坚固。

有一夜，走了许久之后，我们在这样一座小山城里宿营，把它整个占住，免得天黑后有人反覆。这一夜过得平静，因为便是在北京以外五十英里处，恐怖仍旧沉沉地压在这片土地上；早上我们逛到那厚重的包铁的城门与两边守着的高高的望楼那里，看有没有什么可得的。这些东西何等古老，何等古老。因为我们踏上通向楼上的梯子时，发觉底下那些粗陋的屋子虽有近来住过人的迹象，通向顶层屋子的石阶上却结着极大的蛛网、积着厚厚的尘土，可见许多年来不曾被人扰动过。这才对。在一座楼的最顶上，我们发现一扇锁着的门；在漫天的尘雾里把它砸开，我们闯进了一间欧洲中古的女巫定会喜爱之极的屋子。除了蛛网、尘土、扑簌作响的灰黄的纸与腐朽再无别的。它老得不得了。

然而我们到底找着了东西。因为那里藏着几只箱子；我们把它们撬开，发现里面是黄色羊皮纸的大书，老得、潮得一碰便碎成片。上头写的是某种蒙文或满文。它们也有几百年了。可是另有别的东西，一个大发现。那些书底下有几顶头盔，嵌着金银，饰以缀满小铁疙瘩的黑丝绒的垂饰。还有几副完整的锁子甲。在那个清早，我们像是忽然发掘出了中古，也许竟是黑暗时代。因为这些东西连早期的满洲之物也不是；它们是蒙古的、莫卧儿的——是那些征服者的戎装，而那些征服者的尸骨已经在尘土里朽了五个、六个、七个、八个、甚至九个世纪。这些遗物在这里原封不动地躺了这么久，因为中国不过是一味种地，别的什么都不理会。我们怀着一种古怪的心情披挂上这些甲胄，扮作古时的征服者走下楼去。

外头有几个印度骑兵等着；他们一见这些东西便惊呼起来，兴奋地彼此咕哝，投来半是吃惊的目光。这与德里的莫卧儿大帝时代的装具与戎装是一样的。一模一样。那些横扫上亚细亚的征服者穿的正是这样的东西；北印度来的人无不懂得它们的意义与音信。他们一面看，这些印度骑兵一面越来越兴奋地彼此说个不停。像是我们忽然掘出了那半被遗忘的过去的几个环节，显出成吉思汗、拔都汗与其余所有大汗曾怎样把一条武装的人的锁链紧紧扣起来——从中国的长城起，绕过北亚与中亚，一直越过喜马拉雅山伸进印度。这实在古怪。

这趟侦察带着我们沿着长城的影子往各个方向走了一遍；完事之后，我们掉转马头，改从另一条路回北京。离京城一天路程时，有人来报：南海子里仍旧藏着不少溃散的兵与被疑的义和团——那是一座巨大的皇家猎苑，本世纪以来已经荒废了。我们得把这座猎苑扫一遍——它有几十英里宽，而且十分荒野——把碰上的任何一伙人驱散。于是我们过了半夜动身，由本地的向导领着，在昏黑里急行了几个钟头；天亮时，我们已经到了这座古老的猎场的围墙底下。我们在那里稍停，匆匆吃了点东西，随后从一处缺口纵马冲了进去。里头是连绵许多英里的美丽的草地；我们与坐骑都跑得筋疲力尽，仍旧不曾看见或听见什么。可是将近晌午，我们碰上几座小丘与几处低矮的房子，看去可疑；我们刚一走近，整整一窝人便冲出来，一面跑一面开枪呼喊。有些人只有竹子做的大长矛，十五英尺开外，装着铁尖，挑着小小的红缨；然而这些才是最见效的。这些人猛烈地挥舞长矛，握法教人近不了身，不等我们冲到跟前便把我们的冲锋冲散了，还掀翻了好几个骑兵。随后成了一场混战，末了杀了并俘了几个敌人，其余的人迅速逃走。

夜很深的时候，我们带着头盔、锁子甲与长矛作为战利品骑进北京。同外头的乡野比起来，这京城显得沉闷压抑到可怕的地步；我痛惜那趟差事不曾延续上几个星期、几个月。

五十七悬而未决

一九〇〇年十月

又一个月来了，情形几乎毫无变化。如今人说庆亲王并没有议和的权柄，说他不过是日本人的囚犯。看来李鸿章也到了天津。真正开议之后，他要做另一位全权大臣；可是眼下他是俄国人的俘虏。俄国人用自己的军队把他围着，除了极少数得宠的人，谁也见不着他。为这个缘故，天津那边已经同英国人闹过一场；有人说，总会抓住个由头，在各国远征队之间闹出一场国际危机来。他们已经在为通往北京那条被毁的铁路争起来了。各路人马都在争重修这条路的权利，并且拒绝交出自己派兵驻守的路段。空气里到处是好看的纠葛。

与此同时，北京城里倒越来越安静；随着治安慢慢改善，人心也恢复了几分。不过仍旧不断有新的军队开进来——尤其是德国兵；一到天黑，这些人便无所不用其极地抢掠施暴。人说：德皇在北京的消息还几个星期没有传到之前，给他第一批出征的队伍送行时，训话便是叫他们这样干的。他们是在严格地奉命行事。连这些新到队伍的军官也换一种方式插一手：他们闯进古玩铺的残骸，把剩下的那几件拿走，在柜台上放一块把钱，随后扬长而去。这样便成了一桩合法的买卖。

在日本人的辖区——那里如今治安最好、也最安宁——铺子正在重新开张，如今却被这种新花样吓坏了。这是这场游戏的精致化，而且无从申诉。除此之外，我再不知道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

五十八依旧随波逐流

一九〇〇年十月

说到底，眼下是不会有和平了——这一层如今像是十分确定了。我们听说俄国人已经侵入整个满洲，正从黑龙江一带调来越来越多的队伍，把那里握得更牢。人还说法国人已经越过了北圻的边界。可是究竟在办些什么，我们实在一点确切的消息也没有。六七万兵忽然被掷到北京与海边之间这片残破的地面上，一切都乱得不成样子。你什么也弄不到，什么也听不着。唯一还算按时到达的只有电报，可连电报也被野战电线截得七零八落，或者不断地丢失。邮件确实到底来了；可是它们混得一塌糊涂，旧信又压在新信上头，照这样读下来，那些总的训令与提议简直像是疯人的呓语。有好几百封四月、五月、六月的公文，把某些外交部的斤两显露得明明白白。我有时纳闷：本国的各部里是不是只剩下蠢材了。

饶是如此，费了许多头疼工夫之后，人总算开始看得出各国外交部最终议定的大致方略，也开始明白救兵何以拖得这样久。最要紧的缘故是南非的战事；此外我觉得，他们是想给德国元帅瓦德西留出工夫来接掌总指挥，为的是亚洲的和平；这样便能有一场庞大的、集结起来的大进军直取北京，把整个华北收归基督教世界，把那位狡黠的老太后擒住，一切都照欧洲所安排的办。尤其要紧的是：不可在欧洲惹出一场纠纷来。

自然，事情完全走了反面；如今人人都同围城之前一样不满、一样猜忌。瓦德西在天津，已经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星期，等着作出某种新的决定。那场大进军已经收场了事；可是如今有些纵队的司令官想往省南推进，若有可能便把朝廷孤立起来。会议开个不停；可是瓦德西就要上来，他不到便什么也不办。中国人凭着一着巧棋——朝廷的骤然出逃——把结了盟的欧洲翻了个个儿，教我们都成了笑话。这样的事本是谁都能料到的——史书上是有成例的。然而历史造出来，原是为了立刻被人忘掉。

五十九讨伐

一九〇〇年十月

瓦德西到底来了。他作了一场在我看来滑稽的入城。我所注意到的只有两点：他很老；发给德国那支特别远征队的帽子荒唐可笑。那些帽子是草编的，样式仿着南非用的殖民地帽，翻起的帽檐上还缝着一枚德国国色的帽徽。这必是柏林某位裁缝心目中适合东方夏秋战事的头饰。这帽子毫无用处；若早一个月，所有的人必定都要中暑死掉。

自然，如今瓦德西既在北京，总得再办点什么；今天的传闻是：朝廷已经开始朝更西边逃了。中国的统治者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准确地通报着；只要露出一点追击的意思，他们便会朝中亚那片辽阔的地方越钻越深。在我看来，若真去追，真去设法把朝廷逼得那样远、末了教它同中国其余的地方失了联络，倒几乎是有趣的（假如那后果不是这样惨的话）。那样或许能生出一点于人人都有益的东西来：可以递上一份人家会理会的最后通牒，索取一些能管上若干年的保证。眼下这场出逃于中国半点损害也没有。朝廷在百姓眼里甚至并不可笑。它不过是极其不幸罢了——一个实在倒霉的朝廷，值得人怜悯、值得人为它哭，而不该受责备。因为在人人看来，这一切的头一个与末一个缘由都是洋人，别无其他。洋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总是祸乱之源。

便是政务的机器，也不曾因为偌大的北京、这座被吹嘘的京城落到无情的侵略者手里而被扰乱。起初人人都以为：皇宫既空，各大部院衙门又成了几千敌兵的宿营之所，整个帝国的政务必要瘫痪、必要绝育。可是这并没有发生。政务照旧运转，同从前几乎一样。如今我们知道了。因为朝廷一面逃，一面下上谕、收奏报与账目、受各省督抚的贡献、更衣设宴、新颁任命，一面跑一面把当天的事办了。所以我实在弄不明白这事将怎样收场。这是北京最敏锐的头脑也想不通的；人们如今只是等着事情发生，命运发下什么牌便认什么牌。这是无可奈何的方略；因为凡你捏不成形的事实，你总得认下来。

六十顶点

一九〇〇年十月

我又一次对这一切厌倦了——厌倦得说不出来。如今有时我觉得：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像是害过一场大病，等到病好了些，却被某种残酷的命运勒令永远坐在自己的病房里。围城总是一座医院——一座疯狂的念头充斥、疯狂的事被做出来的医院；在一种不自然的亢奋的刺激下，那里演化出新的生灵：这些生灵虽有着从前那个自己的外形，其实连大半旧日的外在特征也都还在，却已经以某种微妙的方式重生了，再不是原来的人。

因为你永远不可能一模一样了；这一层是没有疑问的。你可以说是尝了一味危险的毒而害了病。大仗打完、大战打赢之后，名将常对部下说：他们尝到了「生之盐」。生之盐！这话是真的呢，还是不过是恋生的人最自然不过会犯的一个错？因为那只可能是「死之盐」——它在每一个兵的舌头上短短地搁过一瞬；那是一味教人作呕的盐，兵不肯咽下去，非到发出古怪的喊叫与鬼一般的咕哝时才被迫咽下。有时候，这可怜的凡人挣扎也罢、赌咒也罢，全然无用：那可怕的盐被硬灌下他的喉咙，他便死了。极其幸运的人，只留下一种无从化验的辛涩的味道。不过这些比较幸运的人里，也分许多等。有些人因为神经脆弱，或者带着连自己也从不曾疑心过的遗传的病根，末了还是垮了；另一些并不全垮，却把痕迹带进坟墓；还有些人像是全不在意。那是一种极微妙的毒，可以在血里潜伏许多个月、许多年。我相信那是一样可怕的东西。

在那样多个星期里听着那不停的轰鸣、担着那没完没了的紧张、忍了那样多的人，本不该被允许留下来。本该用强把他们弄得忘掉。

然而连这一层也没有人懂，也没有人肯说，虽说仍有若干人半疯着。那些新到的人——不论是兵是民——如今川流不息地涌来观看、张望、打听这一切是怎么过来的，却全然漠不关心。有人说这必定是一场天大的闹剧——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另一些人只想知道些无关宏旨的古怪细节。英国人很骄傲，只想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在英国使馆——他们的使馆——里；听了是或不是，他们的兴致便完了。他们哪里知道那座使馆意味着什么。美国人走上鞑靼城墙，谈着「山姆大叔的小伙子们」，宣称是谁救了各使馆根本用不着猜。法国人也是一样，德国人也是一样，连意大利人也是一样。只有日本人与俄国人什么也不说。

起初我还费心一个一个地向他们说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掏出我那张粗陋的地图——上头全是拇指印，被砖屑与堑壕里的泥弄脏了——一幕一幕地指给人看这场戏是怎样展开的。没有用。可怜的我——谁也不曾十分懂得。有些人也许以为我是个油嘴的撒谎者；另一些人连想也懒得想。他们懂得的何等有限！他们没有那个背景、那个气息、那教会我们自己的漫长的几个星期。他们不曾尝过那味毒，也还不曾疑心它的存在。于是我渐渐罢了手。如今我什么也不说，一个字也不说。我听着，也明白了历史是怎样造出来的。你若彻底明白了，最好永远不要解释、不要争辩。雄辩不过是把心底深处早已明白的东西放大罢了。

所以我对这一切厌倦了，厌倦得说不出来。我想逃出我这座医院，到某个干净的地方去——那里的人对这样的事懂得那样少，也许他们的漠然到末了能把我说服，教我忘掉。

可是人当真忘得掉么？

六十一终局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

又过了一个月，我忽然拿定了主意。我同这一切了断了——至少在外形上了断了。我等了两个星期，一面盘算该怎么办；末了一场争执把事情定了下来——那是同一个德国人的争执，末了把我激怒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教我向他挑战，随他挑什么法子都成。那一下教我明白：我最后一个还来得及脱身的时刻到了。

那是一位相当年轻的军官，由元帅的参谋处派来同我的上司商议几件外交与军务上的细节。正事很快就完了，因为其实没有多少可定的；随后这人谈起该怎么办。他说：若不是彼此这样倾轧猜忌，若瓦德西能照自己的意思办，他们便会派出像样的讨伐队，把方圆几百英里内每一个村子的头人统统枪毙，把人人惩办得那样厉害，教凡有过义和团的地方世世代代都记得。这位军官说得慷慨激昂，因为他刚到，什么也不懂——绝对什么也不懂。不知为什么，我们的星宿相冲，我立刻就恨上了他。于是我等他说完，好轮到我开口。随后我开口了。

我说过的话连我自己也记不全了，因为这人那份残暴的见识把我激怒到了极处；不过我那样对待他，是他从不曾被人那样对待过的。我把我那股岩浆倾泻出来，他慢慢听明白我的意思，先是涨得通红，随后变得煞白，末了站了起来。我趁着他这个动作——我们如今都还带着武器——告诉他：他尽可以讨还他的公道，他若愿意，立刻就成；距离多少步，随他定。

这时我的上司忽然插进来，浑身抖得厉害，说这样下去不成——这是一场误会。他说责任由他来担，事后他自己会去道歉。他絮絮叨叨说了好几分钟；末了那军官眼睛发亮地走了，却也并不怎么不情愿。他知道：除非他头一枪打中我的要害，我第二膛便能要他的命……

此后又有第二幕——不过短得多。我的上司想来收拾我，我便把心里的话对他说了。恐怕我说了许多生硬得连现代的世道也要责备我的话。我告诉他：人人都知道，他与每一个有身份的人，几个星期里时时刻刻都在战战兢兢地怕死；在他们本可以真正挽回局面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肯做，只因为他们太害怕；报告里的一切都被歪曲了；虽说全部真相也许若干年内不会为人所知，可它终究会为人所知，人们终究会明白。我说：这种由没有胆气的人所造出来的琐屑的生活，末了教我恶心；我同它彻底了断了，永远了断了。随后我一言不发地走出去，用臂上全部的力气把门摔上。那一摔响得惊人。它非得这样不可；那是我最后一句话。

回到我征来的宅子里，我发觉不幸的气息也已经到了这里。正主儿们跟在某位大官——上头拨了外国兵护送他——的队伍里溜回了北京，此刻笑容满面、卑躬屈膝地同我招呼，谢我在他们不得已离开期间的看顾。那些满洲女人围在四周，极其激动。她们不喜欢这个变故——她们不要它。那位高挑端丽的女子——洗劫那一夜在黑地里头一个把手搭在我膝上的那一位——不在里头。

这几位正主儿的那份卑屈教我烦躁到极点。我烦躁，是因为他们还活着：他们本该早就不存在了。虽说他们已经平平安安到了北京，他们仍旧很怕；他们半以为我会把他们当作义和团的同党交给什么军法官，好把他们除掉。他们怕得很。那些满洲女人都在说话、都在夸我，把我做过的事讲成一个个了不得的故事。可是她们中间最要紧的那一个不在。我隐隐觉出这也意味着什么，也许还要有另一场惨事。后来我找着了她：她想自尽，想死，好教自己也不必再回到她另一种生活里去……那比先前那几幕更可怕。我什么也做不了，可我的干系又极大。末了总算安排了些什么。我几乎记不清是什么了。

我很快就预备好动身；当天下午我便把一切都收拾停当。我要收拾的实在极少。随后我最后一次骑马出城，身后跟着我所有的人，此外再无一人。我们沿街出了鞑靼城，穿过大前门的废墟，随后一直沿着那条极宽的大街走下去——那街上仍旧铺着瓦砾与污秽、骷髅与断兵器，仿佛交战以来过去的这些星期与月份全然不曾被人理会。快到外城门时，我碰上那个印度团的三位骑兵军官，正等着同我道别。他们加入进来，勉强做出几分欢快，可那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垮得太明显了。

我们走进乡野；高高的庄稼仍旧立在那里烂着，因为人都逃了，谁也不敢回来。路一宽，我们便越走越快；我们疾驰时，碰上新的队伍朝北京开去。那是德国人，赶着各色各样的俘虏走在前头。「该死的德国人，」那位个子较小、官阶较高、已经好一阵不作声的军官说。「该死的德国人，」另外两位机械地跟着说，像是这成了一句新的信经；我表示赞同，淡淡地笑了一下。这一下把他们的话头引了起来，他们告诉我：讨伐的事已经定了，他们也得去。本国来了命令：不许同瓦德西闹翻。因为南非的缘故，安抚德国人是极要紧的。可是美国人不去，俄国人也不去，日本人也不去。这要另作一套安排……

他们就这样谈了许久；我听着这些零碎的话，恍惚如在梦中。我讥诮地想：我虽是同几个于北京全然陌生的人一道把这一切抛在身后，末了的几句话却仍旧离不开我们那些曲曲折折的外交。然而这几位豪爽的朋友不过是想安慰我——教我忘掉。这样的事他们比别人懂得多。他们是从印度来的；那里的人想得很多，有时候还动手。他们是在尽他们所能地待我。随后我们到了一处陡坡，路在那上头盘旋蜿蜒；他们忽然停住，伸出手来，同我道别。他们是有意让这一下干脆利落——快些了结。天边线上，正铺着渐渐隐去的鞑靼城墙的灰色，还有那些高耸的城楼。太阳沉到西山背后，投下最后几束金色的火焰；空气却仍旧寒冷。天正在冷下来，连尘土也不再成团扬起。万物都被钉在土上——疲倦了——完结了……

我猛地打马前行，把马催成疾驰，越跑越快；天还没黑，我便赶到了河船上。一切都结束了……

（此处手稿越来越语无伦次，又写了几页，便戛然而止。——辛博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