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被围记

一联军八旗与满洲八旗

今年开春以来，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中国，看那里上演一出惊天的悲剧。登场的不只是汉人与鞑靼人、王公与农夫，出没于朝堂与军营；列国也纷纷披挂上阵，军容煊赫。那确是一番壮观的景象：来自天涯海角的庞大舰队云集白河口；四十年间第三度攻打大沽炮台；苦战四个星期，占领天津；随后八大强国旗帜之下的联合部队向北京进发。

六十年前，与中国兵戎相见的只有英国一面旗帜，结果是在南京订立条约，开放五处口岸，准许通商、居住和传教。四十年前，英法两国的旗帜合在一处远征，使京城向外国使节开放居住，通商口岸大为增加，整个国家从此向西方思想敞开。五年前，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邻邦，靠着采用这些思想强盛起来，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如今，旭日旗与西方七大强国的旗帜并列，又一次在天朝的城门前隆隆作响。

举世都在问：这场前所未有的行动，意义何在？什么样的动机，竟能强大到让列强搁下彼此的政治宿怨，联合起来一同出征？答案只有两个字：人道。人道受到了践踏，于是世上每一个国家，要么派兵前来讨还公道，要么同情那些派兵的国家。倘若美、奥、英、法、德、意、日、俄八国想在旗帜上题一句古典格言，恐怕再也找不到比泰伦提乌斯那句名言更贴切的了——它恰好道出了促使各国放下各自图谋、捐弃彼此成见、同心协力的那份情感：「我是人，凡是人的事，我都不以为与我无关。」

北京城里，困着十一国的公使（上述八国之外，还有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连同他们的侨民，男女老幼约有一千人，眼看就要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戮。围攻他们的，并不像中国外交辞令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群压倒了朝廷的乌合暴民，而是一支奉朝廷之命行事、有组织的军队。后文将举出文件证据，足以证明中国政府——我该说满洲政府——是这场暴行的同谋。它向一切信奉人类进步原则的人开战，便把自己置于文明世界之外，丧失了它过去在列国之中所享有的体面地位。

倘若翻遍史册，想为使馆之围找一个先例，那是在马弗京或莱迪史密斯找不到的，因为那里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交战。被围的人只要放下武器，就可保得到最好的待遇。要找野蛮残酷与之相仿的，就得追溯到勒克瑙。当年，一群杂七杂八的人困在驻扎官邸里，以寡敌众，死守待援，盼着哈夫洛克的高地兵前来解救；他们宁可饿死也不投降，因为坎普尔的下场就摆在眼前。

还有一点使这番比较更加贴切：统治中国的鞑靼人，与领导印度兵变的莫卧儿大帝本是近亲。德里国王起事，好歹还有个借口，说是要恢复自己的王位；中国的皇太后却连这样的托辞也拿不出来。她向文明世界的所有国家开战，并非全无挑衅，却绝无正当理由。她与黑暗势力结盟，参与了一场恶魔般的阴谋，纵容闻所未闻的暴行，为的是让她的百姓永远蒙昧，使她的家族免于面对更高的光明与知识的竞争。这是阿里曼与奥尔穆兹德之争的又一次上演，是黑暗之灵与光明之神之间永恒的战争。

要理解这场错综复杂的斗争的起因，推测它的结局，不妨把冲突中的几方分开来看一看，尤其是从笼罩远东的乌云里浮现出来的那几方——皇帝与维新一派；皇太后与守旧一派；义和团及其同伙。促成这场惊人变乱的，有三种动机交织在一起：政治上的猜忌，宗教上的敌对，以及工业上的竞争。第一种，表现在鞑靼人的作为上：他们本是异族，对于一切可能在其疆土之内抬高外国人声望的事物，向来疑神疑鬼。第二种——如果一种拜物的迷信也配称作宗教的话——可见于义和团这场宣传运动隐晦不明的起源。第三种，则表现在这个秘密会社的发展过程中：它摇身一变成了政党之后，便捣毁外国机器的产品，只因这些东西妨碍了愚昧百姓那套慢吞吞的老办法。读者倘若急于看围城中那些惊心动魄的事件，不妨跳过后面几章；不过恐怕那样一来，局势就远不如原本可以做到的那样明白了。

说来也巧，北京的鞑靼人，也像联军列强一样，分作八旗。自从二百五十六年前入关、进军北京以来，他们一直被汉人称作「八旗」。而且两者相似之处，不仅在于部众划分的数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他们当初兵临北京城下，所负的使命与我们这八国颇为相像，那就是「救援或复仇」。

一六四四年，北京被一个名叫李闯的嗜血恶徒率领的叛军围困。皇帝是明朝的汉人天子，自知抵抗无望，先挥剑刺死了自己的女儿，作为父爱的最后证明，然后在俯瞰京城的一座山上自缢身亡。（在我们最近这场围城的危急关头，有多少做父亲的也准备好了给出同样的父爱证明啊！）

吴三桂当时统兵镇守满洲边境，听说君主遇难，又得知自己的家眷落入叛军首领之手，便请满人助他驱逐篡位者、惩治其罪行。鞑靼兵一到，叛军便逃散了；可是鞑靼人领了酬劳之后，却不肯退去。这正是那个老故事：驴子求一个原始人骑到它背上，替它把一头长角的公鹿赶出草场，事后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盟友的奴隶。这一回，骑在鞍上的是鞑靼诸部。汉人请他们下来，他们凭什么就要下来呢？

如今形势倒转过来了。被赶出草场的，是鞑靼人。骑在鞍上的，是外国列强。此刻旗帜飘扬在北京废墟上的八国，会比当年的满人更容易打发吗？李鸿章一打手势，他们就会撤走，把没做完的事撂下吗？尽管外交上信誓旦旦地否认，相似的情势必然产生相似的结果。八旗之中，至少有几面是不会轻易放弃这居高临下的地位的。他们已经给中国这头驴子套上了嚼子和笼头，照眼下的情形看，他们多半还会继续骑着这头高贵的牲口。

这个问题，以及其他关于是非与策略的问题，一开头就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不得不暂且搁下，先请读者随满洲八旗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占领中国的。这番回顾不仅是理解近来事件所必需的，而且从满人的经验中，还可以拾取不止一条对我们的政治家有益的教训。

头一条便是：汉人是容易征服的。第二条与此相类：汉人很容易被外族统治。他们耐心、勤劳、不尚武，天生就是被人统治的。事实上，在过去十五个世纪里，他们有七个世纪处于不同的鞑靼部族的统治之下（程度或深或浅）。从公元三八六年到五三二年，中国北方大片地区臣服于拓跋氏。从九〇七年到一二三四年，满人奉为祖先的金人，即「金帐」鞑靼，占据着北方诸省。取代他们的是成吉思汗与忽必烈汗的蒙古人，他们把势力扩展到帝国最遥远的边陲，几乎同时又把印度置于轭下，所建立的疆域之广，大概是有史以来任何一个民族都未曾有过的。中间隔了一个本土王朝之后，满人便如前所说夺得了皇位，从一六四四年一直坐到一九〇〇年——这一年，十有八九标志着他们统治的终结。

外族入侵而未能征服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有史之初，我们便看到中国人像埃及人一样，饱受北方「牧人王」的侵扰。万里长城，绵延一千五百多英里，是人类最宏大的工程，早在公元前二四〇年便为抵御他们而修筑。长城落成之时，有一位史家形容它「一代之祸，万世之屏障」。倘若这位乐观的作者预见到自那以后他的同胞要在鞑靼人统治下度过许多个世纪，他还会如此称颂吗？

对于那些剽悍的游牧民族来说，蹂躏中国的部分地区向来易如反掌；可是要守住所征服的土地，光有武功是不够的。有一位征服者对劝他提倡文治的大臣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那大臣反问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为了长久占有，他们总是不得不采纳汉族臣民的文明（姑且称之为文明）。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用中国的方法施政，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就是他们的历史所昭示的第二条重要教训。

满人在这一点上做得比他们的任何前辈都更彻底，或许变得比汉人还要汉人；然而，汉人已表现出能够接受新思想，满人既已皈依了中国的文明，却断然拒绝拿它去换西方的文明。不过，尽管他们的历史以骇人听闻地退回野蛮而告终，我们仍可以有把握地断言：没有哪一个本土王朝治理这个国家比他们更有智慧。他们做得到的事，欧洲强国去做就不明智吗？

据报道，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曾在议会中说：「英国若企图治理中国的任何一部分，那简直是疯了。」

难道不正是英国的治理，把香港殖民地从一块不毛的礁石变成了远东最富庶的商埠吗？中国人难道不是天下最容易治理的民族，而英国人不是公认最善于治理海外属地的吗？至于外国能否治理中国，一八六〇年英法联盟曾借当地官员之手短期治理广州一省，这番试验极有启发；而满人两个半世纪的经验，更应当是定论了。

满人当初人数虽少，与今日相比不过一小撮，却只用了七年便使十八行省悉数臣服。他们的统治始于一位女摄政，看样子多半也将终于一位女摄政。第一位摄政的军队由她亡夫的弟弟多尔衮统领，内阁也由他掌控。她年幼的儿子在入关第一年登基，得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年号——「顺治」，意即「治世顺遂」。对他的百姓来说，那一朝确实顺遂，可他本人享国不长，二十四岁便去世了。

他的儿子便是赫赫有名的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比中国的一个甲子还多一点，身后留下极高的明哲仁厚之誉，庙号「圣祖」，谥「仁皇帝」——意即圣明而仁慈。他求知若渴，在精通中国学问的同时，还把手伸向了西方的科学，以礼相待来到朝廷的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早几年作为更高深的科学与更优越的信仰的先驱来到中国。他不但学习几何与天文，而且似乎对基督教颇有好感。然而有两件事令他心生反感，并把这份反感传给了后继者。他曾表示，「上帝」——即「至高的主宰」——与基督徒的神本是同一位；又说祭祖纯属礼仪。不料他却懊恼地看到自己的见解被罗马教皇的一道谕令推翻：谕令斥祭祖为偶像崇拜，并禁止使用「上帝」这一名号，说那是异教的叫法——而「上帝」正是中国古圣先贤所敬奉的神。更令他的自尊难堪的是，他得知自己若要做基督徒，首先必须承认教皇至高无上。他的著作流露出与传教士的教义日渐疏远，这难道还值得奇怪吗？他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中国学童人人背诵的一部正统纲要——里就有一条斥责了这些教义。

他的儿子雍正，不出所料，成了新宗教的残酷迫害者。雍正在位十三年，此外无须多谈；不过，他就像叛教者尤利安一样，虽然是个无情的迫害者，或许正因为如此，反倒享有才能出众的君主之名。

雍正的儿子是乾隆，一位辉煌的君主。他坐拥一个俯首帖耳的帝国，为了巩固君民之间的纽带，常常出巡，体察民情。每到一处，他往往留下一首御制诗，刻在花岗岩碑上，以志其事——他可不是一位平庸的诗人。我在西山一座寺庙里见过他的一首，大意可以这样译出：

缘何登此烟霞顶，

缘何来访山中洞？

足下恍如仙境踏，

不似人间寻常境。

林间但闻奇声语，

空中但见奇幻影；

松涛低诉是活琴，

自有仙人拨其弦。

俯视脚下我江山，

铺展恰如舆图开；

仰看头上一华盖，

缀满金色云彩来。

他握了整整一个甲子的权柄，便退位了，因为据他说，在位年数若超过祖父，便是不孝。他难道就没有想一想：自己活得比父亲还长，岂不是更加不孝？

接下来的嘉庆，在位年数只有他的一半，身后留下耽于逸乐的不佳名声。

嘉庆之子道光在位三十年，步武康熙。正是他首次着手禁绝日益蔓延的吸食鸦片之风。有人拿税收损失为由劝他罢手，他义愤填膺地说：「朕岂肯从百姓的恶习中牟利！」

这位好君主不幸所托非人，委派去执行他这道仁政谕旨的，是傲慢专横的林总督。林则徐为取得这种违禁的毒品，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给了英国报复的正当理由。停泊在港外的鸦片船，他嫌捕捉麻烦，便派兵包围了广州整个外国人居留地，并扬言如拒不交出鸦片，便要取所有外国人的性命，不分国籍。商务监督召集商人，要他们交出鸦片，说这是唯一的逃生之路；商人们便把鸦片交给女王陛下的代表，作为全体侨民性命的赎金。女王陛下因此承诺要赔偿他们的损失。惩罚这种蛮横的行径，并索取所许诺的赔款，这才是英国对华第一次战争的目的，而绝不是要强迫中国人接受鸦片或吸食鸦片。

中国军队武器陈旧，又毫无纪律，一再被击败。倘若璞鼎查爵士当年不在南京签约，而是一路打到北京，那么他所占据的就可能不只是香港这个小岛，而是整个帝国了。那样一来，世人将再度看到印度与中国一同处在一个外族的权杖之下。

本朝在位最短的是咸丰。他一八五〇年登基，不到十年便眼看京城落入外国人之手，自己逃往蒙古边地，在那里找到了坟墓。随他出逃的妃嫔之中，有一位便是如今名闻天下（或者说臭名昭著）的皇太后。

她的历史涵盖了她亲生儿子同治的一朝，十三年；以及她嗣子光绪的一朝，二十六年。这两朝都留待后面的章节再谈。这里只须说一句：在满人治下，与外国的冲突频繁发生，小到地方教案，大到正式战争，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外族，是凭武力和诡计得的天下。他们疑心别国想取而代之。在他们看来，开设商埠为的是这个；传播宗教为的是收买民心；学堂和报馆会使汉人不忠。经商与传教的这些权利，是用武力强索来的，也就应当用武力收回。这便是一八五〇年咸丰登基时，一位军机大臣向这位不幸的皇帝所进的忠言。

「愿陛下以此为志，」一位老臣——老得再也学不进任何新东西了——说道，「沿海一带，尽复旧日之禁。」

咸丰即位之初，便眼看南方的都城被太平军占去。这是一伙狂热之徒，信奉一种不伦不类的基督教。到他在位末年，他手下一位骄横的总督，把一艘挂英国旗航行的船上的水手不由分说地处决，使他卷入了与英法两国的战争。

说来岂不奇怪：直到今天，满人竟还没有认识到，他们想把可恨的洋人赶出去的企图是徒劳的。他们先是被英国打败，后来被英法联手打败，接着又被没有任何列强相助的日本打败。他们居然还策划一场大屠杀，明知这必定招致万国为敌，岂不令人惊愕？我们有时看见一头小公牛，身为吃草的牛群之首，恼怒于火车闯入它的牧场。它横在铁轨上，摆出一副挑战的架势；可是列车呼啸而过，它便只剩下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巴纳姆马戏团的大象江伯，力大无穷，也是这样死于非命的。满洲的八旗兵，也落得同样的下场。被列强的八面大旗一扫而过，满洲政府如今匍匐在地，看来已被碾得粉碎，再无重建的可能。

在进一步论述这场黑暗与光明的冲突时，我们必须把汉人与他们的满洲统治者严格区分开来。前者是受了蒙蔽，后者则是背信弃义、不可调和。而在满人之中，又必须把一位力图进步的皇帝与仇视洋人的皇太后区分开来。辅佐前者推行变法的，清一色是汉人；怂恿后者进行血腥反扑的，则主要是满人。

二皇帝与维新党

年轻的皇帝今年三十岁。满洲王朝哪怕只是暂时复兴，唯一的希望也寄托在他身上。他相貌清秀如女子，体格孱弱，却有一副异常敏锐的头脑，和一颗能为百姓疾苦所动的心。本朝坐过龙椅的人里，只有他一个显示出足够开阔的眼界，能超越本民族的成见，愿意让自己的政府去适应西方的新文明。他因热心提倡进步而被夺去权柄，这使他格外值得我们同情。以他的名义犯下的种种暴行，也丝毫不能归咎于他。其实，他倒应当被看作这张漫长而血腥的名单上的第一个受害者。

他的前任同治，是皇太后唯一的儿子，一八七四年去世，年仅十八岁。同治年纪太轻，还显不出独立的性格，一直受母亲操纵；不仅在他漫长的幼年时期如此，就是在一道正式的诏书宣告太后撤帘之后，她仍继续左右着朝廷的政策。

最能使他的名字流传后世的，莫过于他的死法。那年冬天，将有一次金星凌日。一个多世纪以前，库克船长曾为观测同样的天象、借以测定太阳视差，作了那次著名的南海航行。一八七四年，两位美国天文学家——密歇根大学的沃森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扬教授——为着同样的目的来到北京；因为地球上再没有别的地方能看得这样清楚，而为了校准我们衡量宇宙大小的尺度，无论费多大的周折都不为过。

果然，在推算好的时刻，一个黑点从太阳的圆面上横穿而过。两天之后，皇帝便死于天花——也有传言说，是一种更加不堪的「花」。百姓说，这是上天预示：太阳不正是阳刚至尊的象征吗？太阳老公公脸上的那块斑，不正预兆着——或者不如说描画出——天子注定要死于的那种病吗？民心骚动到了极点，我国使馆的秘书们认为最好趁着黄昏，尽量隐秘地把两位天文学家连同他们的仪器偷偷送出城去。有人看见他们搭起一座像是炮台的东西，在上面架起貌似大炮的器具，把那些长管子对准了至尊的象征。愚昧的民众把降临皇室的灾祸算在他们头上，那是在所难免的。

为了讨好这个年轻人的母亲，翰林院的学士们替他撰写了一篇行状，把他说成是集一切美德于一身的完人，并拟定庙谥为「毅皇帝」，意即刚毅英武的皇帝。然而，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外间所知的没有一件事能让人联想到英武二字。

丧子的母亲重新垂帘，四处物色一位年幼的亲王来过继——不是作为皇位的推定继承人，而是作为名义上的君主。在可选的人选中，她自然挑了最小的一个，好比那位女士，有人问她为何嫁了个那么老的男人，她回答说，她一共只收到过两次求婚，两个都是老头儿，她自然挑了更老的那个。被选中登此大位的婴孩年方三岁，是太后妹妹的儿子，咸丰七弟的儿子。她给他定了年号「光绪」，意为「光大前绪」；他如今在位已是第二十六年。其中一半时间，她以他年幼为由垂帘听政；如今，她第三次临朝，理由是他无能。倘若能让他实现他的变法计划，他本可以不负这个光荣的年号。

早年间，他这位皇家监护人本人还不像后来那样敌视进步。要证明她当初有开明的倾向，年轻的皇帝很早就被安排学英文，这一事实难道不可以为证吗？他的两位老师，就是从我的学生中选出来的。他们专门为皇上编写了课本，为确保无误，这些课本都先送给我审阅过。因此，我或许可以认罪：我大概给了圣心某种影响。他最初向进步方向迈步的冲动，极有可能正是来自学习英文。不过，把这个贪图安逸的学生变成一位热切的改革家，首功当归于广东学者康有为。

皇帝在中国学问上造诣非凡，出类拔萃。他的老师是帝国最杰出的十几位学者，又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其中最有名的是协办大学士翁同龢，他特别赏识康有为，向皇帝举荐时说此人「才胜臣百倍」。

大多数国家、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个维新党。它有没有势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追求的目标。在中国，维新党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采用西方方法来使国家强盛。不幸的是，中国人大体上并不相信自己弱；他们也不愿意舍弃那些带着古老印记的制度，去取那些昨天才冒出来的、蘑菇似的新玩意儿。

早在一八四二年第一次对英战争结束时，就有不少官员本着「向敌人学习是正当的」这一原则提倡这种政策。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努力不过是编纂或翻译几部书，大都是史地之作，或者兼而有之，为的是让中国知道在她的疆界之外还有别的国家。其中一部集子，便是以《海国图志》之名著称、描述海外诸国的书，编者是那位不幸的林总督——他挑起了战争，因此被发配边疆。另一部叫《瀛寰志略》，是一部叙述全球的史志，编者是福建巡抚徐继畬。这位巡抚毫不掩饰他对外国人及其方法的钦佩，朝廷认为这样的人不宜执掌一省的命运，便把他革职，打发回乡了。

他在书中说，书里的材料得之于传教士雅裨理。不过，他在整理材料时偶尔也显出几分独创，例如说罗得岛以一尊「巨大的雕像闻名，那雕像大得横跨海港，船只可以从它两腿之间穿过」。

一八六〇年中国在第二次战争中战败，使这个受压制的派别骤然显赫起来。开设了学习西方语言和科学的学堂；派遣少年出洋留学；可怜的老徐继畬作为补偿，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外交衙门——总理衙门——的大臣。又因他见识过人，被委为同文馆的总管大臣；同文馆是总理衙门开办的一所学堂。所谓「盲人国里，独眼者称王」。我为那所学堂编写的一部格物书，由总理衙门出资刊印，卷首便有他亲笔撰写的一篇褒扬的序文。

大约与此同时，耶鲁学院毕业的广东人容闳博士奉命督率一批经过挑选的少年，到西学的源头去求学。他们分批被送往哈特福德，前后共二三百人，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最后因为有人疑心他们学得太多，才被召回国。

这时，外国使馆第一次在北京设立，对朝廷起到了一种教化的作用。在这方面，它们的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成果，是促使中国向西方派遣使节。

在迈出这样革命性的一步之前，中国人想先去探探路。为此，他们向欧美派出了所谓的「环球使团」，由曾任美国首任驻京公使的蒲安臣率领。他眼界开阔，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召力，这些品质使他在外交同僚中居于主导地位，引得他们在那么早的时候就采取了一种「合作政策」，与今日海约翰国务卿所成功倡导的政策颇为相似。他也吸引了中国的政治家，他们选中他来开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外交往来。这次出使，有两位副使辅佐他，一满一汉；随行的还有一批学生，大多是同文馆的满人子弟，被派到国外去完成他们在中国已经开始的学业。

到这时为止，维新运动还只限于求取知识。内政上的改革，还丝毫没有尝试过。不错，陆海军的某种重建已经着手，还修建了兵工厂，购买了军火；但除此之外，任何意义上的「改革」都被视为不祥之词。他们的旧制度，就像约柜一样，神圣得碰都碰不得。

在那场倒霉的对日战争之后，许多高官，特别是翰林院的少壮翰林，都确信中国需要一次彻底的变革。京城里公开成立了维新学会，会员都是士林中的精英。被一个他们蔑称为「倭」、世世代代看不起的民族痛打一顿，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比败于欧洲列强要深刻十倍。这些维新人士这样推论：「日本人在往昔各代都不如我们，是什么使他们变得如此可畏？还不是全盘采用了欧洲的方法——他们为此还曾被人那样不公正地讥笑过。中国为什么不能抛开成见，步他们的后尘呢？」这种议论一经发表，便在仍然守旧的朝廷里引起了惊慌。维新学会没有被公开取缔，但受到了监视，名称也改了。

后来，变法的事业由皇帝亲自接手，如我们所说，是受了康有为的影响。变法推行得如此急切，使整个帝国既惊且骇。新政一道接一道，快得令人瞠目。科举考试奉旨彻底改革；要建立一套分级的学堂体系；平民百姓家无人过问的孩子要收进学堂读书，为此要把供奉偶像的庙宇拨作校舍。要开办矿务、商务、农务学堂，以及普通的中学堂和高等学堂。在这座多层宝塔的塔顶，要建一所新的大学堂，让贵胄子弟在那里学到现代世界的科学与精神。过去衡量做官资格的标准——书法是否工整、八股和诗赋的格律是否合度——要废弃，代之以对科学和实用技艺的严格考试。皇帝的大刀阔斧还不止于此。他裁撤了无用的衙门，鼓励广设报馆，并力图把言论自由这一无价的权利赐给他的百姓。

这整个计划，与近年来在日本帝国造成奇妙变化的那一套如出一辙。其实，它正是从日本来的——康有为自己就承认，他坚持尽可能效法那个国家。因此，追根溯源，它与美国也相去不远。

伊藤侯爵最近访问北京时，我认为自己有理由恭维他一句，说日本在促进中国改革方面显然比任何别的国家影响都大；我还补充说：「就像月亮是我们最近的邻居，它掀起的潮水比远处的太阳还要高。」恐怕侯爵并不觉得这句恭维受用，因为它暗示他的国家是借光发亮的。

教育计划虽是康有为拟定的，创办大学堂的建议却主要出自李鸿章。他虽是皇太后的亲信大臣，却是——或者说曾经是——帝国最开明的政治家之一。他长期担任北洋大臣，在天津创办了陆军和水师学堂，这些学堂对中国的影响有目共睹。说他是新式教育的提倡者，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

李佳白牧师请他资助自己拟议中的尚贤堂，李鸿章说：「且慢，你得先帮我办大学堂的事。」

皇帝终于批准了这个建议，正是李鸿章会同另一位大学士孙家鼐，推荐我出任总教习。

维新人士在许多事情上都向传教士请教，尤其是林乐知博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李佳白牧师。林乐知博士是中文报业的开路人。要说明这场奇妙的觉醒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只需指出一点：一八九五年，中国只有十九家报纸；到一八九八年，竟不下七十六家。李提摩太先生即便不是传播实用知识书籍的先驱，也是继韦廉臣之后，在推广这类书籍方面出力最多的人。一八九五年，广学会书局的售书收入只有八百元；到一八九八年，已增至一万八千元。

皇帝为鼓励言论自由，并不局限于报纸。他准许所有官员就改革问题畅所欲言、直接上奏。他之所以倒台，正是因为他想把百姓从历来所受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

礼部掌管教育与祭祀。礼部一位低级官员拟了一份奏折，陈述这两方面应兴应革之事，先呈给礼部堂官。堂官们拒绝代为转奏。皇帝大怒，他们竟敢挡在他和任何一位锐意进取的官员之间！他把他们一律革职。这些老守旧派羞愤交加，急忙赶到颐和园，跪倒在皇太后脚下，恳求她重新训政，把帝国从这个年轻的法厄同疯狂驾驶的车下救出来——他眼看就要把世界点着了。她听从了他们的请求，如霹雳一般给了他一击，从此走上了反动之路。她先是命他向她呈上一份谦卑的请求，自认无能，恳请她教他「如何治理百姓」。

康有为和他的几位同道得到皇帝的警告，得以逃脱，但其中六人被押上了刑场，不久又有许多人步其后尘。变法的纲领，就这样被它的倡导者的鲜血抹去了。这就是一八九八年八月的政变。

皇帝下场——皇太后登场。

三皇太后与她的党羽

这是皇太后第三次以摄政的身份登台了。年轻的皇帝难道不会再一次以改革家的身份重新出场，至少恢复一部分往日的权柄吗？驻京各国公使当初不肯支持他，听任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把他的政策掉转方向，错过了多好的一个机会！不过，他们甘当袖手旁观者，也不应受到责备——那场政变并没有大肆流血，也丝毫看不出它会为后来的灾难性动乱铺路。

一八六〇年，他们犯过一个更糟的错误：把同一个女人扶回原位——她那时也和现在一样，是在入侵的大军面前出逃的——还帮她镇压了一场更加宏伟的变革。我指的是太平军。那些起事者浸染了从西方宗教借来的原则，又建都于南方的都城，外人容易接近；倘若得到外国的支持，他们本会表明自己是能够接受良好影响的。异教将被一扫而光，同它一起消除的，还有与基督教列强发生冲突的一个永久根源；一个朝气蓬勃的本土政权，将取代一个出身异族、衰朽不堪的旧王朝。

更好的办法或许是英法两国在那时就把中国瓜分了，从而预先避免如今这么多争夺权力、势力或领土的索求者所带来的种种纠葛。在这些问题上，见仁见智；但鉴于后来发生的事，毫无疑问，支持皇帝革新帝国的努力本是上策。那样一来，就不会有化为灰烬的京城，不会有堕落到野蛮境地的民族；各种改良将得到多大的推动，又能避免多少惨祸啊！

对于缺乏远见，最好的开脱是：中国人自己似乎也默认了这次篡权。其实那只是表面上的，这是我们后来从各方为皇帝请命的呼吁、以及扬言皇帝若遭不测便要起兵的威胁中才知道的。外交，尽管夸耀自己如何高明，充其量不过是一连串幸运（或不幸）的偶然，是一系列盲目探测未来的尝试。那位手握命运奥秘的神，经上不是说他「使占卜的癫狂」吗？我们的外交代表不仅看不透帷幕后面的东西，而且按照国际惯例，对于一次看来为百姓所接受的政权更迭，他们也无权表示异议。

在续讲我们的故事之前，回顾一下皇太后那富于传奇色彩、波澜迭起的一生，不会不合时宜。

有一段传奇，大约五年前起源于纽约的一份星期日报纸，可以马上用真相之针把它戳破。那就是说她原是广州的一个婢女，由一位从广州回来的鞑靼将军献给了皇帝。她的家族在北京尽人皆知。她的哥哥照公新近去世。她的妹妹嫁给了咸丰的一个弟弟。如果还需要更多证据，我还可以补充一点：英国医药传教士普理查德医生应召去为公府的人看病，府里请他带夫人同去；那一回，他和普理查德夫人有幸由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夫人亲手奉茶，而那位老夫人正是皇太后的母亲。

除了照公一家之外，皇太后还有一大批亲戚，遍布八旗中两三旗的若干分支。几年前，她曾在东直门附近的一座庙里，不拘礼节地把他们都当作自家亲戚接见。在宫里，她是皇太后，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够资格进见；在这里，她是他们中的一员，让他们觉得亲情并未被遗忘。这个女人后来表明自己是那样一个罪大恶极的魔头，但公道起见，我们应当记下她这一优点。

她不到二十岁便成了咸丰皇帝的妃子，并为他生下了皇位继承人。皇后没有子嗣，皇帝得了儿子欣喜万分，为了表示他的满意，便把这位年轻的母亲晋升到与皇后同等的地位，赐给她一座西边的宫殿，与东边那位同僚的宫殿不相上下。

她美貌、聪慧，又受过良好的教育，与新的地位十分相称。一八六一年两宫同时垂帘，「慈安」——「慈爱安宁」之意——完全被她那才华横溢的同僚「慈禧」——「慈爱喜乐」之意——的光芒所掩盖。前一年，联军逼近时，她们俩都随夫君逃到了鞑靼地方。是否是倔强的慈禧怂恿他宁可出逃也不屈服，这已无从断定；但这样做，与我们如今所知道的她那顽固不化的性格倒是相符的。她的性格倘若不是这样，难道不会以前一次出逃为戒，及早求和，保全她的京城吗？

那一回，她是两宫垂帘中的主心骨；她亡夫的弟弟恭亲王做首席大臣——他得到这个位置，是靠处死了另外两位亲王，据他宣称，是为了保全幼帝的性命。所以，她最近这次出逃并不是第一次。相隔四十年，她竟活着重演了一遍同样的经历，岂不奇怪？逆境的学堂没有教会她谨慎，反倒使她更加胆大、更加怨毒了。

在万寿山上为她重建的夏宫里，俯瞰着美丽的昆明湖，她眼前便是圆明园的废墟——那是东方帝王最豪华的宅邸，她青春鼎盛时曾在那里居住；对于一个穷困的朝廷来说，修复它的花费太大了。这番景象，自然不会使她对那些毁掉它的人心生好感。大约十五年前，她第二次撤帘后，就在这湖畔名义上颐养天年，可她没有一天不过问国事，没有一天不借皇帝之手施加政治影响。他不是她的嗣子吗？他登上大位不是靠她选中的吗？她决心让他不忘这些恩情；为了让他时时记着，她要他每五天走十五英里路来看她一次，在她脚下叩头。

她始终是宝座背后的那股力量。她在朝政中扮演什么角色，从政变前几个月颁布的一道上谕里就看得清清楚楚：皇帝要求全国所有大员，凡蒙简任，不仅要向他谢恩，也要向皇太后谢恩。在这类任命上，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向她请示。那么，她重掌大权之后，要他颁一道上谕，恳请她「训政」，岂不是顺理成章吗？

在她大多数臣民看来，她的干预不但正当，而且是势所必然的。人们并不认为她是那种令人反感的守旧派。当初带头鼓励——至少是准许——她的百姓学习西方技艺的，不正是她吗？四十年的阅历之后，她还会走上相反的政策吗？她本人也否认自己是出于敌视进步。她在一道说明自己立场的上谕里说：「不得因噎废食。」

她的意思是说，皇帝把他的变法太过急躁地硬塞进臣民的喉咙，这是危险的。她只不过是想让他们有时间消化这些食物。

在另一道上谕里，她下令不再追查康有为的同党，说她不忍多杀百姓。难怪世人都以为她既有几分仁慈，又懂得审慎节制。这两番话是何等言不由衷，很快就可以从她推翻皇帝的新政、追捕所谓的谋逆者时那种过激的热忱中看出来。

这些倾向并没有立即显露出来，何况她以往的记录足以令人放心。然而这一次，她执掌大权，公开宣称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皇帝的新政。火车头倒转了（换个比喻），列车开始在回头的轨道上行驶，起初很慢，渐渐地速度越来越快，终至疯狂，撞毁已不可避免。

皇帝最信任的几位大臣起初也没有察觉这种倾向。例如管学大臣孙家鼐，政变后几天，我带着新大学堂各科教习的名单去拜访他，他却不肯办理，要等觐见过皇太后再说，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革职，甚至受到更重的处分。几天之后，他在这一点上放了心，便批准了全部名单，并向我保证，教育方面的规划不会改弦更张。

伊藤侯爵刚从日本来到北京，无疑是被皇帝声言要效法那个岛国的愿望吸引来的。我们的管学大臣和顺天府尹联合设宴款待他，并请李鸿章作陪。他们还以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邀请了我——那是在座唯一的西方人。席间的谈话全是日本的改革。侯爵讲起三十多年前，他从英国留学归来，长州藩主问他，是否认为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是的，」他回答说，「一切都必须改变。」

他在日本推行改革如此成功，人们曾希望能把他留在北京，做顾问，指导中国推行一种温和的改革，不致引起革命。他本人并没有抱这样的期望。不用说，反动的朝廷根本没有去请教他。

终于，反动的措施成堆成串地出现在《京报》上。旧的科举制度得到确认。开办普通学堂的成命被撤回。矿务、商务、农务各局被裁撤。闲散衙门的冗职又恢复了。

硕果仅存的新政机构，几乎只剩下新的大学堂。究竟是因为李鸿章曾为它说话，还是因为荣禄做了它的保护人，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可以肯定的是，直到变乱爆发之时，它似乎都没有被裁撤的危险。新的校舍正在兴建，聘任新教习的事也一直获准，直到那天为止。趋炎附势的御史们曾经参劾过它，但荣禄挺身为它辩护，说：「若裁撤大学堂，将为外国所耻笑。」

在社会进步方面，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新举措，是在皇太后直接主持下出现的。对她来说，这是一着政治上的妙棋：使馆的夫人们为之欣喜，她也借此把她们的强大影响争取到自己一边。过去，她们从未被宫廷接见过；如今，皇太后却认为不妨表示愿意接见她们。

年初，皇帝照例接见各国公使，接受他们的新年祝贺。他们发现他沉默寡言，神情抑郁，似乎身体不佳。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他已不过是往日的一个影子，当时是、此后也一直是一幅帝王的画像而已。

皇太后毕竟是个女人，尽管专横，也不敢召见各国公使。那样做无疑会引起一场反革命，在全帝国造成地震般的冲击。于是她想，接见使馆的夫人们，也许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或许，她也并非全然没有受女人好奇心的驱使。受到邀请的夫人们无一推辞，她们也没有理由推辞，因为到那时为止，皇太后还丝毫没有暴露她那野蛮的本性。

她以最动人的谦和对待她们，赠给每人一件小小的纪念品——一个护符，用以维系好感，把她们拉到自己一边。夫人们说她举止迷人，经过一番妆扮，看上去像个三十岁的妇人，而她当时已年近六十五岁了。

在制定政策时，这位摄政者非但没有显出排外情绪，反而刻意笼络外国列强。一个显著的证明是，法国公使要求按照天主教传教士在教会中的品级地位，授予他们相应的官员品秩和特权，她竟爽快地答应了。

诚然，在内政方面，她已开始迫害维新党，毫不留情地追捕其首领。她的借口是他们曾图谋不利于她——按照中国的成例，这个借口是充分站得住的；因为在朝廷眼里，他们这样的行为便构成叛逆。

一般认为，她的疑心并非毫无根据；年轻的皇帝受了谋士的怂恿，甚至密令袁将军去取直隶总督荣禄的性命——荣禄是她的主要支柱。前往天津的路上，袁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没有向总督亮出匕首的尖，而是把一支令箭的箭尾递给了总督——那支令箭本是他奉命取总督性命的凭信。由于他的倒戈，政变的成功便有了保证。因此，他从那以后一直是皇太后的宠臣，如今身居山东巡抚的高位。

有时有人暗示，说她早年之所以能大权独揽，先是除掉了她的夫君，后又除掉了皇后。这种说法根本不值一驳。说她有意谋害年轻的皇帝，也不可信——她发现用他作工具实在太方便了。他是她的傀儡，她最不得人心的那些上谕，都是以他的名义颁布的。倘若她把他除掉，就必须另立继承人。而她不必犯下这样的罪行也能做到这一点。皇帝没有子嗣，今年年初她便宣布，决定立端王之子——咸丰一位兄长的孙子——为嗣，作为她儿子的继承人。

这个少年名叫溥儁，年方十四岁，是嫡系继承人。她什么时候觉得合适，让皇帝逊位给他，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大阿哥」——人们对皇位继承人的通俗叫法——一被立嗣，他那先前几乎默默无闻的父亲便骤然显赫起来。端王本人似乎颇得皇太后的信任，从那以后便左右着她的决策；而在帝国所有的王公大臣面前，他享有当朝君主之父所不可分割的那份威望——大家都以为溥儁不久就会登上龙椅。

使她的外交政策似乎发生不利转变的，是外国列强接二连三地侵犯她的领土。德国在下一章将要说明的情况下取得了胶州的割让，俄国马上坚持要占领旅顺口，作为它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一向警惕着要遏制这个北方强国扩张的英国，便要求在直隶湾的对岸得到一个海港。法国不甘落在一旁，声言自己与任何大国平起平坐，以均势为名，坚持要取得广州与其安南属地之间的海港广州湾。意大利也在浙江沿海四处搜寻，要找一个合适的港口来占领。

每走一步，这位骄横的摄政者便更加恼怒，下令各处做好抵御入侵的准备，并公开表示：倘若有谁企图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她就要开战，不管是哪一国、有多少国牵涉在内。恰在这个关头，义和团的风潮出现在地平线上，她把它当作天降的援军来欢迎。

现在我们要来看这场运动了，皇太后的命运是与它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的。

她的品性从来没有像在这第三次训政期间这样被人议论纷纷。有人把她比作英国的伊丽莎白，也有人比作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但依我看，最合适的原型是撒玛利亚的耶洗别——她杀戮耶和华的先知，与巴力的祭司们一同纵情狂欢。

四义和团及其同伙

义和团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由在华传教事业催生出来的新组织。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古老的会社，一种类似共济会的团体，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一八〇三年，嘉庆皇帝因其惯于滋生事端，把它列为禁止的会社。它发源于山东一个颇为闭塞的角落；遭禁之后，便一直默默无闻，苟延残喘，直到与欧洲人接触，才又被激活起来。它的教义，其形状——

倘若那也能称作形状，

它肢体关节全无可辨——

是由佛、老、孔三教混杂而成，再掺上各色民间迷信。他们自称有一些独门的秘术，比如催眠术，正是靠着这个，他们才对愚民具有那样的蛊惑力。遇到容易受暗示的人，他们便用作灵媒，使之进入恍惚状态，借以得到神的启示。他们当中许多人能随意使自己进入这种反常状态。操练打仗时，他们所有的兵丁（大都是很年轻的人）都要这样做，还要练拳脚和其他种种怪样。我亲眼见过他们操练，只是不敢在他们中间停留太久，没有用相机拍下照片。有一天我骑马走在街上，一个看上去十六岁的少年从我的马前横穿过去，扑倒在一处土坡上，进入了恍惚状态。我很想停下来看看接下来会怎样，但转念一想，他从催眠状态中醒来后，多半会向我扑过来，引起一场骚乱，于是觉得还是走开为妙。临阵之前，他们跪下来向东南方叩拜——从北京看去，那正是他们的发源地鲁南的方向。念过咒语，求得神灵护佑，再装神弄鬼地比划一番，他们便相信自己刀枪不入了；这种信念，无疑是因为处于催眠状态时，他们对外界的刺激毫无知觉，不再感到疼痛。

最近，天主教传教士深入他们的巢穴，冲突在所难免，其中两名德国籍传教士被杀。这招致了德国皇帝的干涉，他不仅要求处决三名凶手，还趁机在那一带取得了一个海港。

该省百姓群情激愤，与其说是因为领土被侵占，或许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反对德国人开始铺设的铁路。在许多地方，他们扒掉铁轨，袭击工程师。义和团顿时从一个共济会式的兄弟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组织。它的宣传像野火一样蔓延开去。每一个村落里，都可以看见成群的少年在接受他们那套神秘的训练；而且参加者并不限于男子。

为本省的年轻女子专门设立了一个支派。中国妇女平常被小心翼翼地深藏闺中，这就使得这一点更加引人注目。她们的一首战歌是这样开头的：

我们大刀会的弟兄在前头开路，

红灯照的姊妹在后面殿后；

我们一同攻打洋鬼子，

把他们赶下大海。

（原注：倘若有人怀疑中国妇女容易受尚武精神的感染，请想一想：太平军就曾组建女营，正如这些后来的狂热分子所做的一样。一首极其流行的歌谣《木兰辞》，也为此提供了证据。见附录。）

他们所以称为「大刀会弟兄」，是因为得到了满人巡抚毓贤的庇护。毓贤想阻挠德国人修铁路，发现这些狂热的义和团正是最合用的工具。他把他们召进衙门，让他们当面表演；看来他确信了他们所言不虚，便发给他们许多大刀——这是他们唯一想要的兵器。

他们没多久就学会了使用这些刀。不但铁路工程师和传教站遭到袭击，各处的教民村庄也被夷为平地。驻京各国代表要求撤换这位巡抚，于是由汉人将领张曜接任。他大力剿办义和团，逼得他们无处容身，只好越过省界，逃到邻省直隶——北京就在直隶境内，而人人都知道那里的满人总督是他们的朋友。

张曜忠于职守，却触怒了朝廷，于是他又被见风使舵的袁某取代——此人在许多场合都显示出自己善于脚踩两只船。

毓贤到了京城，蒙皇太后亲笔御书一个「福」字相赐，无疑是说他有福气，发现了一支援军。随后他被调任山西巡抚，在那里双手沾满了五十多位传教士的鲜血。在他的举荐下，义和团的首领们被召进京城，进了皇储之父端王的府邸。端王看了他们的表演，自己也成了信徒，此后一直是他们热心的庇护人。

皇太后无疑是听了端王的建议，让他们当面演示他们的神通。她即便原先有过怀疑，似乎也就此消释了，因为从那时起，她便放手让他们去干，还特别留意不让她的任何官员去阻挡他们。只有这种推测，而不是别的，能够解释她为什么肯把她王朝的命运押在义和团的成败上。

无信仰啊，你还算不得怪物，

迷信才是真正的怪物！

（一位德国诗人这样慨叹：无信仰与迷信这对孪生怪物之中，迷信是更可怕的那一个。）

统率直隶各军的汉人将领聂士成，因为杀了一些拳民，受到了严厉的申斥。总督想跟外国人保持良好关系，派兵去剿办他们。可他事先得了太后的指示，特地叮嘱部下朝他们头顶上方开枪，或者只放空枪。一个拳民也没有打死。于是他们刀枪不入的说法便在百姓中取得了信任。大批人投奔到他们的旗下，他们像一股毁灭性的洪流向前推进，所过之处，每一个教民社区都被一扫而空。两名英国传教士在离京城不远处被杀。在山东省也有一人遇害。天主教传教士被杀了多少，我说不上来，但据樊国梁主教估计，惨死在这无情仇敌手下的教民不下三万人。

他们的行进路线始终指向北京。虽然朝廷不时颁发上谕禁止他们前进，暗地里却一直鼓励他们向前——这位两面派的皇太后，一只手吓唬他们，以讨好洋人；另一只手又招呼他们，以讨好她自己和端王。

义和团的声势，还得助于一种普遍的说法：这一年闰八月，因而是个凶年。每五年有两次要重出一个月，一年便有十三个月。不过，只有闰的是八月才算不吉利，而闰哪个月并非人力所能选择。

在这里，我还可以提一提一件与历法有关、却不是迷信而是统计的事。据《北华捷报》说，历来发生的三十四起排外骚乱之中，有十四起发生在六月。这是在四五月间作为警告发表的；而京城那场可怕的变乱，使同一个月份的次数达到了十五起。对于这种悬殊的比例，我举不出什么理由，除非是由于那个季节常闹旱灾，再加上一个为期三天的节日里的狂欢。

举出义和团所发布的一两篇揭帖，就足以看出他们的用心。有一篇在北京四处张贴，开头是这样的：

「四十年来，洋人把天下搅得天翻地覆。他们占我海口，揽我税权〔指海关〕，还侮慢我们的神佛圣贤。」

他们的大多数告示，开头都冠以一句口号：「扶清灭洋。」

为了讨好朝廷，他们自称「义民」，而且被当作爱国者看待，尽管他们蹂躏城镇、毁坏同胞的财产时毫不手软，而那些同胞与洋人毫无瓜葛。倘若追究起来，他们总能拿这样的理由为自己辩护：那些人用了洋货。

投入他们队伍的新丁，大都属于劳苦阶层，这里便是第三种动机在起作用了。有些是船户，他们笨重的船只因为被轮船取代，搁在白河岸边朽烂。有些是驼队的把头或大车的车夫，因为有了铁路运输而丢了饭碗。驿卒（中国早在许多世纪以前就有了一种初具规模的邮传制度）也加入了敌对的大军，因为新的邮政办法使他们失了业——靠徒步或骑马的驿使慢吞吞地传递消息，已被电线取而代之。最后，铁匠和手摇织机的织工也成群结队地赶来，为一个扬言要毁掉西方机器产品的团体壮大声势。农民也在各地纷纷被诱去拥护同一事业，他们倒不是怕竞争，而是因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旱灾，使他们既不能下种，也无法收割。有人让他们相信，老天不下雨，要么是因为洋人施了妖法，要么是因为老天恼恨洋人在这里；只有洋人的血才能平息神的怒气。

下面这一篇，在天津散发了成千上万份，其特别之处在于把佛教放在了突出的地位：

圣谕

福禄财神颁

「天主教与耶稣教侮慢神圣，毁坏圣物，不遵佛法，激怒天地；以致雨泽不降。今有八百万神兵自天而降，扫清天下洋人。那时甘霖复降，润我田亩。一旦兵马践踏、刀枪相击之声传来，将为我百姓带来灾祸之时，佛门义和团便要保护天下，使万民安宁。

「尔等速将此道广为传布：劝得一人入教，可免本身日后一切灾难；劝得五人入教，可免全家一切祸患；劝得十人入教，可免全村一切灾殃。凡不劝人入教者，斩首；因洋人不尽灭，雨泽终不得降。凡不幸饮了洋人投毒之井水者，速用下开神方，将各味煎汤服下，中毒之人即可痊愈：

干乌梅　　五钱

白英　　　五钱

甘草　　　五钱」

倘若有人问：那段时间我们驻京的公使们都在做什么，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即将到来的危险？我的回答是：他们全都没有对外界传来的呼吁充耳不闻。然而，他们从来没有片刻怀疑过京城里真会发生暴乱。

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的官方消息比传教士的陈述更有分量。他们对后者那卡珊德拉式的预言充耳不闻，却听任自己被前者那塞壬般的歌声所抚慰。

官员们说：「这些拳民并不是兵。他们只是练一种无害的拳术，为的是保卫自己的家园。有时候，他们确实跟信教的邻居起争执，以致流血；但他们不过是一群没有纪律的乌合之众，根本抵挡不住官军。皇太后马上就会下旨，令他们解散回家。」

至于北京相对安全与否，我自己也跟任何一位公使一样判断失误。我曾写信给亲人，说我认为京城没有危险，因为有组织严密的军队巡逻。我说：「北京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

没有预见到京城的暴乱，哪一位公使都不比别人更该受责；不过，法国公使可以说确实难辞其咎，因为他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这场浩劫，而正是这场浩劫毁掉了他的同胞所经营的蒸蒸日上的传教事业。倘若他扣押中国的炮艇，封锁中国的港口，朝廷很快就会清醒过来。

外交团虽然并不担心会突然发生变乱，仍然认为审慎起见，应当要求准许调一支水兵卫队来保护各国使馆。总理衙门表示反对，交涉拖了几个星期。终于，五月二十七日，通往保定府的铁路被扒毁，车站被焚，一些员工被杀，其余的逃散了。

公使们第一次感到惊慌，决定不经总理衙门同意便径自行事。他们派人去调卫队，卫队（连同军官约四百五十人）及时赶到，一刻也没有迟——因为第二天，另一条铁路也被毁了，与沿海的交通完全断绝。围城就此开始。

五北京使馆之围

北京这场围城，无疑将列入史册上最著名的围城之列。别的围城有比它更长的；被围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多，所受的苦往往也更重；然而这一次围城却独一无二：它是一个大国奋起反抗整个文明世界。

在一座使馆的狭小范围之内——那是英国使馆，占地最广，房屋最多——挤着不下十四个国籍的人和十一国的公使，外国人总数将近一千，他们保护之下还有约两千名中国教民。城门之外，在京城与海之间的某处，一支打着世界八大强国旗帜的军队正在前来救援；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这支军队的动向，其关切之切，是任何一出悲剧在剧院里最动人的场面也从未在观众心中唤起过的。

现代文明的一切手段都促成了这种效果。电报把我们遭难的消息从海底传了出去，地球四方的船坞和兵营都为之骚动。各国的政治，都让位给了全世界公众对那一个大问题的关注：能不能救出来？各家日报天天记载着救援部队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希望与恐惧交替起伏。一会儿报道说被围的人过得挺舒服，有人保护，吃得也好；一会儿又说他们已被杀得一个不剩，附带着种种可以想象的惨状。本章的目的，是把围城的各个阶段照实际发生的情形呈现出来，不再回头讨论那些前因问题。

围城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有十天，那时我们显而易见的敌人是义和团，中国朝廷和官兵刻意躲在幕后。第二阶段持续了八个星期，朝廷和官兵走到了前台，义和团则几乎销声匿迹。

为八国使馆调来的卫队，连同军官在内不过四百五十人，然而正是他们挽救了局面。倘若他们晚到哪怕四十八小时，北京的全体外侨必定已经丧命；因为可靠的传闻确认，义和团已决定在六月初的端午节期间攻打使馆，杀尽所有外国居民。没有那一小撮水兵，防守是毫无希望的。

传闻（这一回也是可靠的）还确认，皇太后已决意放手让义和团去干。他们若是成功，那再好不过；若是失败，也还有余地来申辩（中国的外交就一直在卖力地这样申辩）：朝廷是被一群势不可挡的暴民压倒了，一番好意也落了空。

传闻又说，为了替他们的行动扫清场地，皇太后已同意把外国侨民所居的城区彻底毁掉，那就是一条因为有许多使馆坐落在街上或附近而被称作「使馆街」的街道，连同两边相当纵深的大片中国房屋。

六月九日，京城南部，即汉人城区里属于外国人的房屋和财产被焚毁。住在内城偏远处的外国人，无论是传教士还是一般侨民，都到各自的国旗之下避难。传教士们带来了他们或多或少的教民羊群，这些人同样面临仇敌的怒火。

凡能想到的防御措施都预先商定了。我们的险境绕道传到了沿海，大家希望我们能坚持几天，等到答应好的援军到来。一支强大的水兵部队由西摩尔海军上将和麦卡拉上校率领，乘火车从天津出发，打算一路修路前进——他们并不知道铁路被毁到了什么程度——希望两三天内就能赶到我们这里。这个希望落空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其间我们不断被他们正在推进的假消息鼓舞着，而实际上他们已被打回了出发地，铁路也被彻底毁掉了。倘若他们当初撇开铁路，径直走完剩下约四十英里的路程，或许能够增援我们的使馆卫队，使我们侨民得到安全，或许还能避免后来的宣战；不过这是我说到前头去了。

联合舰队的各位海军将领正在河口组织一支更大规模的远征。六月十九日，总理衙门发来一份照会，通知各国公使：他们的海军将领已要求交出炮台（照会没有说他们已经攻下了炮台，而那才是事实），并说：「此乃战争之举。我国因此与贵国处于交战状态。贵使务于二十四小时内率同本国侨民离京。」义和团下场——中国正规军登场。

从那以后，我们便暴露在朝廷所能调来对付我们的全部兵力之下。

美国使馆秘书司快尔先生好意来信提醒，邀我到他家去住，于是我事先已从大学堂搬到那里避难——我原本独自一人住在大学堂，离那里两英里远。我们留在美国使馆期间，还没有遭到直接的枪击，但每时每刻都有被火烧死、或被一拥而上的大刀会踏平的危险。

我说过最先在外城出现的那些火灾，并不只限于教会的礼拜堂。一大片街区，里面有最富的洋货栈，估计值五百万到一千万英镑，被狂怒的拳民烧成了灰烬；他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除掉工业上的竞争，或许还指望一阵顺风把大火刮过城墙，烧掉外国人的居留地。

事实上，俯瞰内城正中大门的那座高高的城楼果然着了火，被烧毁了。火星纷纷落到城墙里面，我们全都出来，准备扑火。幸而风向转了，才用不着动手。

几天之内，拳民又在内城亲手点起了大火——教会的礼拜堂、学堂、教堂和主教座堂都卷进了火焰，整整一个星期，每夜把天空映得一片血红。

新的——也就是北边的——主教座堂独自矗立在一片空地上，被认为不是不可以防守的。樊国梁主教勇敢地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以保全在那里避难的三千名教民的性命。协助他的，是一支由四十名勇敢的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水兵组成的志愿队，还有一支经过训练的教民武装。北堂的保卫战，是围城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然而，直到解围之后，我们才知道那支忠勇的小队为了击退敌人经历了何等惨烈的战斗；因为他们与我们直线距离虽然只隔两英里，彼此音讯却完全断绝，就好像他们是在北极一样。

宣战和上述最后通牒之后，公使们开了一次会，一致认为不可能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去做。他们决定请求延期，或者至少借讨论条件来拖延时间，直到我们所盼望的援军到来。为此，他们约定各自分别前往总理衙门，抗议这份最后通牒所包含的苛刻待遇。

十八日，两个拳民坐在一辆大车上，招摇过市，以示挑战，就像封建时代的传令官那样。经过德国使馆时，公使下令将他们逮捕。一个逃掉了，另一个被抓住，押到美国使馆来。商议之后，决定把他关押起来；他被带走时，男爵用他那根沉重的手杖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二十日早晨，克林德男爵按照上述约定，动身前往总理衙门。他刚走到一条大街上，便被人从背后开枪击中，当即倒地身亡。他的秘书同时受伤，却设法逃到了一家教会医院，止住了血之后，被抬回了使馆。

这个消息使各国使馆一片恐慌。他们以为预谋的大屠杀已经开始了；由于只有英国使馆被认为可以防守，大家便都带着各自的侨民退到那里。窦纳乐爵士慷慨地把使馆的一切都交给同僚们使用。

倘若敌人当时乘胜追击，涌进那些外围的使馆（它们已被放弃了），本可以把它们烧成灰烬；或者一路追进英国使馆，也许能趁我们惊慌混乱之际把我们一举压垮。幸而他们对外国人的勇武心存畏惧，那时还小心翼翼地不敢短兵相接。当天白天，人们发现各使馆并没有被敌人闯入，于是各自的卫队又重新进驻，只有比利时、奥地利、荷兰和意大利使馆除外——它们在防线之外，很快就被焚毁了。

克林德男爵的生命，在一种不可小视的意义上，是许多人的赎价；但那一天献出生命的外国人，并不只他一个。下午，京师大学堂的秀耀春教授从御河对岸一位蒙古王公的府邸回来，在过桥时被枪打死。他也是为一项崇高的事业献出了生命，因为他同伦敦《泰晤士报》的莫理循博士一起，在那里安排了收容教民的事。

就在那天晚上，从那以后天天如此，围攻者向我们开火。每逢雷雨，枪声就格外猛烈，中国人似乎把天上的炮火看成是来助他们一臂之力的。

然而，他们最危险的攻击手段，是放火。我们外墙以外的许多房屋，一座接一座被点着，别无他图，只是要把我们烧出来。其中最主要的是翰林院那座宏伟的殿宇，里面藏着中华帝国最珍贵的图书。对于那些冷酷无情的破坏者来说，那些藏书不过是引火的柴薪；五六百年前的无价手稿，被烈火吞噬，或被践踏在脚下。靠了几乎超人的努力，火被扑灭了，敌人被击退了。从此，那座建筑便成了双方血战的战场，彼此有时逼近到敌人向我们泼洒煤油，而我们的人在肉搏中以硫酸回敬。

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发生了一场争夺，比其他任何一场都更关系到我们的命运。那就是城墙上的争夺。城墙本来由中国兵把守，但它居高临下，俯瞰所有使馆，倘若敌人在那里架起重炮，防守就不可能了。美德两国的联合部队把中国兵从城墙的一段赶了下去；可是中国兵以更多的人数卷土重来，渐渐迫使我们的部队放弃了阵地。局势看来已经绝望。德国人兵力不足，连自己的使馆都守不住，于是由美、英、俄三国组成一支约六十人的联合部队，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迈尔斯上尉率领。

在决定我们命运的那次冲锋之前，迈尔斯上尉作了一番非凡的讲话。他指着英国使馆说：「弟兄们，那边有四百名妇女和孩子，她们的性命全靠我们能否成功。我们若失败，她们就要死，我们也要死。我一说『冲』，就冲！」美国人和英国人听了这番话，一定感动得无以言表。俄国人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懂，却完全领会了他手势的意思。他们也同别人一样，甘愿为这支敢死队的成功献出自己的鲜血。

中国兵猝不及防，被赶出了他们的街垒，使馆前面的一大片地方便留在了我们的外国卫队手中。但这次胜利代价高昂：除了另外几人伤亡之外，那位英勇的指挥官——他应当被看作围城中的英雄之一——也负伤倒地。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像他心中渴望的那样参加我们的防御了。

使馆之内，一片忙碌。水兵们得到一支一百多人的志愿队的增援，有的占据使馆围墙上的制高点，有的从使馆大门出击——有时是去夺一门威胁着要轰开我们防线的炮，有时是去驱散一股正在集结准备进攻的敌军。夜以继日，一周又一周，都是如此，但并非没有损失。好几位率队出击的指挥官在并非徒劳的冲锋中倒下，许多士兵负了伤。我们的工事，部分是靠沙袋加固的；沙袋有好几千个，都是夫人们不停地踩着缝纫机缝出来的——这件器械在当时证明，它的功效并不亚于我们的机关枪。

还挖了许多壕沟，用来对付敌人的地道。这项工作大都由传教士以高超的技术指挥，他们的功劳得到了外交官和将军们的坦率承认。出力流汗的，则是中国教民。这些不幸的难民无家可归、生计全无；人们也承认，没有他们的帮助，防守是不可能的。

在最后的善后中，教民的损失当然不应被置之不顾，也不应忽视采取措施保障他们日后的安全。

漫长的八个星期里，希望一再落空，使我们心灰意冷。守卫者的力量因每天的伤亡而削弱。我们储存的粮食越来越少。倘若援军再迟两个星期到来，我们必定会遭到坎普尔那样的厄运，而不是勒克瑙那样的幸运。我们把马和骡子都吃光了，总共有八十头！只剩下三四头，够吃不到两天的肉。我们的面粉桶也见了底，不幸那寡妇的油瓶并不在我们手边。就连我们的衣服（我们许多人都没有替换的衣服）也穿得破烂不堪，穿一件干净衬衫出来反倒成了不合时宜的事。

这使我想起一位名诗人写另一座城市的几行诗。四十一年前我初到北京时，曾把它们抄在笔记本上。（那几行诗活画出了当年这座城市的模样；而如今它的景况比那时还要坏上十倍。）

谁若走进这座城池——

远望它光彩熠熠，宛如天上宫阙——

便会怏怏不乐，四处彷徨，

满眼尽是陌生人看不惯的丑陋。

茅舍与宫殿一样污秽不堪；

灰头土脸的居民在泥垢中长大；

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

谁也不在乎外衣和衬衫是否干净。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若问我们是怎样打发时间的，我的回答是：没有时间娱乐，也没有什么不得体的轻浮举动。人人心中都怀着恐惧和焦虑，但我们留意不让它们流露在脸上。我们勇敢的女士们尤其努力做出欢快的样子，好给保卫者们打气。在最猛烈的攻击中，步枪声夹杂着炮弹爆炸声，只有一个女人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她不是美国人）；为了公平起见，也许还应当补充一句：有一个男人，一个挪威人，彻底疯了。

地方太挤了，房间紧缺到这种地步：天主教会的四五十个人被安置在一座敞开的亭子里，其中有几人被流弹打伤。新教传教士有四十三人住在使馆的礼拜堂里。不用说，那礼拜堂与其说是聚会所，不如说是一家旅店。没有时间祈祷或唱诗。星期天也像平日一样忙于战斗，我一次也没有听说开过祈祷会。然而，从来没有哪一段时间，人们的祈祷比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更加发自肺腑。

在英国使馆里，我从司快尔夫人的餐桌转到了康格夫人的餐桌，两家人合住在使馆医生那所小房子的一部分。我即便是她的亲兄弟，也不会得到比她和公使更亲切的款待了。康格夫人沉着、坚定、满怀希望，正如蒲柏所说，「纵然中国倾覆，她依然自持」；她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虽然带着些贝克莱主教的唯心论色彩；她是我有幸结识的最令人钦佩的女性之一。我多少次希望自己也能像她那样，把这一切都看作不过是一场由病态的想象招来的可怕噩梦。可是那些打穿我们墙壁的实心炮弹太实在了，没法把它们化解为虚幻的观念。美国在北京从来没有过比康格少校更称职的代表。他在整个南北战争中都是军人，面对这场变乱，表现出了卓越非凡的坚毅和明智。他同情心广博，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性格有深刻的洞察（经过这次围城之后尤其如此）；最后善后的谈判在很大程度上托付给他，这是好事。

这里可以插叙围城中的几件事。

首先是英国国旗的倒下——不是就时间先后而言，而是就它在我们心中留下的印象而言。我负责查验往来于各使馆之间的中国人的通行证，岗位就在那面国旗骄傲地飘扬着的大门口（整个围城期间，我每天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八九点都在那里）。它从来没有比那些日子里飘扬得更骄傲：在它宽大的旗帜之下，庇护着十一国的公使和十四个国籍的人民。英国的卓越地位从来没有如此显著——这种地位，与她在打开中国门户方面的历史，以及她对这个帝国的商业和政治所施加的首要影响，是相称的。一天清晨，旗杆被打断，国旗落了下来。我们早就注意到，好几天来它一直是敌人的靶子。说到旗帜的庇护，在我们不过是诗意的说法，中国人却似乎把它当成了真事。在他们看来，旗帜是有守护神相随的。在这里，他们会称之为大英帝国的守护神。

临阵之前，他们要祭自己的军旗。倘若能夺得或以任何方式毁掉敌人的旗帜，他们便认为这一仗已经赢了一大半。对我们来说，国旗的倒下是一个不祥之兆。好几天都没有重新挂上，门楼失去了它那光荣的顶饰，那景象着实令人沮丧。重新挂上时，也没有升到原来的高度——旗杆特意截短了一些，以防再遭同样的不幸。

我在门房值勤的头几天里，驻在那里的卫队中有一名水兵中弹倒地，当场身亡。子弹从哪里来的，不容易判断；不过四面不远处都有树木和高楼，神枪手很可能藏在里面。我们对这些看不见的死神使者实在提心吊胆，所以夜里很少点灯，晚饭都在天黑前吃完；必须点灯时，也总是尽快熄掉，免得引来那些暗藏的射手瞄准——他们夜里可能占据着一些白天太危险而不敢去的制高点。不要以为中国人在军事上落后，就缺乏精良的武器或使用它们的技能。

我们那些上尉和士兵的遭遇，就是最好的回答。

英国的哈利迪上尉在一次出击中身负重伤。接替他的斯特劳茨上尉，在我们大门前过御河时中弹身亡。雷上尉在夺炮时头部中弹，幸而未死。法国水兵的上尉阵亡了——几个星期前，他还抱怨说在北京无事可干，水兵是被一场虚惊召来的。迈尔斯上尉的伤（以及他是怎样负伤的），前面已经说过了。

这支悲壮的行列，以美国海军的赖利上尉告终。他在占领京城的时刻，正用他的大炮轰击宫门，不幸死于神枪手之手。看来，这些神枪手也像别国的一样，懂得专挑部队前头的军官下手；不过我们士兵的伤亡之多，也表明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只限于军官。

步枪子弹被我们的高墙挡住了，我们的主要危险来自大炮。起初敌人的大炮似乎不多，但渐渐地，一门接一门张开了它们那刻耳柏洛斯般的大口，直到四面八方大炮小炮都朝我们狂吠。最危险的，便是我说过的那门在几码之外对准我们围墙的炮。去夺它的那次出击，没有达到目的；但中国兵被那次攻击的大胆吓坏了，认为最好把这件宝贝炮挪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从此再也听不到它的轰鸣了。

王府东北面架起了几门重炮，把法德两国使馆轰得一塌糊涂，几乎每天都有炮弹在我们头顶上爆炸，吵得我们睡不着觉。较轻的炮则架在皇城城墙的一个拐角上，紧挨着英国使馆。它们控制着御河两岸，威胁着要摧毁一座为保护我们大门而匆匆筑起的单薄炮垒。

到这时为止，我们用来还击的，没有比机关枪更大的家伙。大家深感缺少重炮。我们的一名水兵，名叫米切尔，在一位心灵手巧的威尔士人托马斯的帮助下，着手用一台黄铜水泵造一门大炮——把两截铜管接在一起，再用钢丝缠紧，有点像弥尔顿描写的魔鬼们用一根空心松树造炮那样。然而还没造好，窦纳乐爵士就禁止使用了，他说留着水泵以备可能发生的火灾，要紧得多。

幸好，正在造炮的时候，一个中国人告诉炮手们，在我们防线以内的一家旧货铺里，他们发现了一门相当大的铁炮。炮被运了进来，质量非常好，他们决定立即把它装配起来使用。起初以为是英国造的，经过检查，原来是中国造的。

把它架在一辆意大利炮车上，配上俄国炮弹，它就成了我们的得力武器、敌人的心腹大患。俄国人带来了弹药，却忘了带炮。意大利人，我想，是嫌他们的炮太重，只带来了空炮车。拼凑起来，再由美英两国的炮手操作，给它起名叫「国际炮」，倒也恰如其分。它在许多次出击中打头阵，轰倒街垒，以它那可怕的雷鸣吓唬敌人。不过，它不是后膛炮，弹药又不大对路，用起来很不方便。

在一次出击中，那位勇敢的炮手米切尔——他爱这门炮就像爱自己的恋人一样——被打断了一条胳膊。

最初像雨点般落到我们头上的炮弹，使我们担心会有更大的暴雨，于是设法造伞来保护自己。这些所谓的「防弹洞」，其实是在各使馆所住房屋前面的地上挖出来的坑。它们刚刚够妇女和孩子容身；男人们则要站在外面同敌人战斗。坑上面盖着粗大的梁木，梁木上又覆一层土和沙袋。山坡上的任何洞穴，看上去都不会比它们更阴森可怕。第一场雨（不是枪弹炮弹的雨）就把它们灌满了水，我们对女士们说，要享用这些费尽力气造成的防弹洞，她们得换上游泳衣才行。

女士们并不胆小，因此也不急于去领略泥水浴的妙处。对她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炮弹的爆炸声和枪声的噼啪，即使算不上音乐，也不是没有一种振奋的效果。第一阵枪响时，患有神经衰弱的康格小姐扑进父亲怀里，抽搐着哭了起来。下一次进攻时，她已经能十分镇定地经受这番考验了。随着围城的持续，每天的排枪似乎成了她神经所必需的补药。她一天比一天健壮，到围城结束时，她好像已经完全痊愈了——这是她曾借一次远洋航行去求而未得的。

康格一家有三位从芝加哥来的女客，她们的访问被变乱打断，赶到火车站时发现铁路已被毁掉，只好回来，让围城延长了她们的做客时间。伍德沃德夫人带着她的相机到处走，连危险的地方也不例外；不过她经常值勤的岗位是在医院里，我们受伤的小伙子们亲热地叫她「妈妈」。另外还有许多女士，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也有没受过的，都辛辛苦苦地护理那些勇敢的小伙子，使他们恢复健康。她那美丽的年轻女儿，除了缝沙袋之外，若说还有什么贡献，主要就是激励某些年轻人去建立英勇的功业。那位母亲曾向我表示，想要一支拳民的步枪放在她的收藏馆里，我便对年轻的俾斯麦耳语了几句；第二天，他就把那件武器送来了，放在她的脚下，说：「这是我今天早上打死的一个敌人的战利品。」

（原注：倘若忽略了皮尔斯小姐，那是不公平的。她是康格家一位美丽的外甥女，在她的激励下，一个名叫杜伊斯伯格的荷兰年轻人立下了不止一件功劳。总之，我们所有的男人都加倍勇敢，因为有我们的女人在鼓舞他们。）

另一位女客佩恩小姐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水彩画家，她那优雅的艺术虽然比相机慢，无疑也为这次围城保存了不少纪念。

这三位女士是康格家三位女眷的有力援军，这六位不仅吸引年轻人，就连赫德爵士和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先生——一位有爱尔兰血统的西班牙绅士——这样的老人也常来拜访。

谁也不如赫德爵士那样保持着高昂的精神。他总是那么愉快，谈吐妙趣横生；尽管他四十年辛劳的有形成果——由他建立和组织的海关总署和大清邮政局——都已化为灰烬。他一到使馆就对我说：「丁博士，除了你看见我身上穿的这身衣服，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面面相觑，一想到我们毕生的效劳竟这样不被珍视，都禁不住羞愧得脸红。一个把他们的关税收入从三百万培植到三千万的人，中国人却要屠杀他；而我教了三十年国际公法，他们学到的却是公使的性命不必视为神圣！

随他到这个避难所来的，有副总税务司裴式楷先生和海关全体职员，还有同文馆的教习们；随我来的，有京师大学堂的七位教习——另一位已为他的善行殉难了。这些人都同传教士和其他人一道，分担各种职责；在围城的情形下，最卑微的差事也变得光荣了。

有人整天挖壕沟，有人为了卫生去巡查茅厕。我们的一位教习负责监督宰马和分发马肉，而一位海关税务司则主持着一家中国洗衣房的运作。

在食物供应方面，出力最大的是一个名叫沙莫的瑞士人。他不过是个开旅馆的，他的名字却将载入光荣的名册，法国公使还提议为他请授荣誉军团勋章。对我们来说，他就是先知以利亚的那只乌鸦，早晚给我们送来饼——只可惜没有肉！他新近开了一家旅馆，在他勇敢的妻子协助下——她扛着一支步枪，而且枪法有效——把旅馆筑成了堡垒，守住了它。他临时开了一座磨坊，让他的面包房全速运转，供应面包（又酸又粗），勉强够一千张嘴吃。他过桥时常常遭到射击，他的面包车被许多子弹打穿，有一次他的旗子也被打掉了。

我记得一次著名的出动，沙莫和他那聪明的年轻妻子在其中扮演了显眼的角色。教堂被焚之后，派出了几支队伍去把幸存的教民接进来。其中一支队伍由沙莫夫妇随行——她完全尽到了一名武装士兵的职责。

另一支前往南堂的队伍，由莫理循博士随行。他舞枪弄笔都是好手，用起笔来同样勇猛。他的见解抵得上一排舷炮齐射。

这一次，他是应司快尔夫人的请求去的，秀耀春教授随行做翻译。司快尔夫人心胸宽广，手头宽裕，从不厌倦地去寻访穷苦人的住处。

最后这批难民进来时，我在他们前往王府之前，在街上看见了他们。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令人心碎的景象。两百个我平生所见最凄惨的人，从他们家园的灰烬中被扒了出来。他们又饿又累，几乎站都站不稳。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个个看来都已奄奄一息。其中一位妇人是我的学生、前任驻法公使庆常的母亲。她也像别人一样是步行来的，同样一无所有。她家世代信奉基督教。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肩上背着他的母亲——一位七十岁的白发老妇。

王府里安置了将近两千名这样的难民，其中四五百人是新教教徒，后来被转移到别处去了。

王府，如我所说，由奥地利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尤其是日本人防守，虽遭敌人最重的炮火和最凶猛的兵力轰击，他们付出了巨大的流血代价，还是守住了它。它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掩护着通往河那边四国使馆——西班牙、日本、德国和法国使馆——的通道，而且还控制着英国使馆临河的一面。我们的教民之所以能在他们的避难所里得到保护，至少部分要归功于此。

在这些战斗中，柴五郎中佐率领的日本兵死伤过半，其他各国的人也死伤甚众。每天都有人被抬进大门，送到医院里去死。我常常同那些英姿勃勃的年轻士兵打招呼，看着他们出去，几个小时后又看见他们回来，不是死了，就是垂死，或者终身残废。

我对人生的虚幻，从来没有过如此真切的感受。

啊，伟大的永恒，

我们短暂的一生不过是一阵风，

吹弯了你那棵大树的枝条，

把它的花朵拖进尘土之中。

然而，死亡的念头在我心里从来没有像这时那样令人不快——并不是我怕死，而是我憎恶在一场不分男女老幼的屠杀中死去。我的心情就像那个疲惫的樵夫，他放下柴担，叹了口气说：「唉，死神啊，你什么时候来呀？」

死神立刻出现在他面前，问道：「你叫我了。有什么事？」

樵夫被那可怕的狰狞模样吓坏了，回答说：「只是想请你帮我把担子扛起来。」

我也是这样，虽然已年过七十，同一个幽灵却劝我再把担子多挑一阵子。

在我们的围墙之内，被枪弹炮弹打死打伤的人并不多。被困人群的健康状况出奇地好，也许正因为他们不得不节食。因病而死的只有小孩子，他们没有牛奶，又受着酷热，像花一样枯萎了；短短几个星期里，竟有六个填进了小小的坟墓。

北京的夏天，平常热得叫人受不了，每个外国人都要逃到山里或海边去避暑。这一回，「上帝为剪了毛的羊羔调和了风势」。

没有哪一天热得过分，不过，霍姆斯所说的「城内消夏」可一点也不惬意。我们的经历，正合那篇滑稽小品所描绘的情景：

「喘息之民，拭其炽热之额，

梦游于生风之水滨。」

我们都因为出汗和缺吃而掉了肉——有的掉了十磅，有的二十磅，有的五十磅。一个法国人，大概是觉得用公制说不如这样明白，便把他的上衣拉开给我看，本该由一个饱满的肚子填满的地方，如今空空荡荡。

围城之后，不少身强力壮的人都病倒了，发起烧来，那无疑是那段艰苦日子里的困乏所致。

我的岗位是一处便于观察的地方，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事情之一，是看见各国的人来来往往，为公共福祉而通力合作。这使人预先尝到了那种联合的滋味——我们相信，那种联合将在即将到来的千禧年中实现，所不同的只是，到那时万国「不再学习战事」。信仰和国籍的界限似乎都消失了。一位东正教的俄国神父，同一位天主教或新教传教士肩并肩地装沙袋、挖壕沟。我常常同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交谈，他们的灵性与虔诚使我情不自禁地被吸引过去。

听说援军逼近了，我们的心情才开朗了一些。两位女士请我在她们的《花甲忆记》上签名，我题了一句：「日后回首，自有乐趣。」

第二天，法国公使——他一向以对局势看法悲观著称——来到大门口，对我说：「好了，我们要从这里出去了。」接着又引了我那句题词：「日后回首，自有乐趣。」

我们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敌人内部意见分歧；因为我们从偷偷带进来的一份《京报》上获悉，总理衙门有四位大臣已被皇太后下令处死，心中深为悲痛。我们哀悼他们，把他们当作朋友，他们曾尽其所能利用自己的影响为我们说话。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其中一位是管学大臣，负责督理我们的新大学堂。另外两位是同文馆的管理大臣——这所培养外交人才的学堂，我担任了那么多年的总教习——我对他们极为敬重。其中一位曾把他的三个儿子送到新大学堂来受我的教诲。

庆亲王无疑暗中为我们施加了有力的影响。他统率着京城的卫戍部队——五万满洲兵，倘若他愿意一下子把他们全都放出来对付我们，我们必定难逃覆灭。他虽然没有勇气去劝谏那位暴虐的皇太后，却有权力也有手腕约束他那些兵丁的狂暴。

我们最大的困苦之一，是没有报纸。我们不仅得不到大洋彼岸那个大世界的消息，而且对我们自己围墙外面发生的事，大多也一无所知。我们不时设法补救这种状况，想方设法窥探一下外面的情形：或是夜里把信使从墙上缒下去，就像保罗在大马士革被人用筐子从城墙上缒下去一样；或是向敌人购买情报。

用后一种办法，柴五郎中佐自以为特别走运，找到了一个人，天天给他送来援军逼近的消息。一天说他们已到了廊坊；又一天说他们已到了张家湾；过了五六站之后，看来他们眼看就要到北京了，这时他觉得有必要让他们掉过头来，往回退一两站，好让报酬源源不断。他每天为这种振奋人心的消息得到约三十元。不用说，这些消息全是他凭空捏造的。

我们最成功的信使之一，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他扮成一个瞎眼乞丐，居然到了天津，又带回了最令人鼓舞的信件。他不是教徒，却曾恳求一个基督教差会收留保护他；如今他以自己的无畏，高尚地报答了他们的恩情。他把信缝在鞋底的夹层里，三次被搜身都没有被发现。

八月十四日午夜过后，一个哨兵冲进我们的卧室，大声喊道：

「他们来了！」

公使和我一跃而起，冲到露天里——用不着穿衣服，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脱过。果然，我们听见城外机关枪在响。从来没有哪一种音乐如此甜美。我们叫醒了女士们。她们也来听。消息从一座房子传到另一座房子，直到所有人都站在露天里，听着那些枪声，就像当年勒克瑙的妇女们倾听哈夫洛克的高地兵吹奏风笛一样。有几位容易激动的女士欣喜若狂，互相搂着脖子放声大哭。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使馆的大门敞开了，进来了一队锡克骑兵，也许是我平生所见最精良的骑兵；他们手持长矛，头缠高高的包头，在我看来，是我眼睛所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子。也许是由于时间和环境的放大作用，作为援军的先锋，他们在我们所有人眼里都是这样的。他们是从水门进来的；要不是我们的水兵占据了城墙，这条通道是不可能通过的。

其余各国的部队，当天稍后从正面的大城门进来。那座城门的钥匙，是担任窦纳乐爵士参谋长的司快尔先生从逃跑的敌人手中夺来的。他也是围城中的英雄之一。还有许多别的人，他们的名字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但他们都应当被永远铭刻在光荣的名册上。

我深知向北京进军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也知道——那时我还不知道——为救我们而进行的这次远征付出了多少宝贵的生命，我实在找不到足够的言辞来表达我的钦佩和感激。最后，让我表达一个愿望：在取得充分的保证、确保这种异教徒的凶暴不再发作之前，这些军队不要撤走。

第二天，我们没有忘记向一个更高的力量表示感谢。大家在露天集会，英国牧师诵读了《赞美颂》之后，明恩溥博士作了一篇讲道，列举了十件事，说明我们的获救显出了上帝的手指。他本可以把它们扩展到一百件。

六围城拾遗

还有几件似乎值得一记的事，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另立一章记在这里。

在天主教传教士中，一位白发神父尤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曾见他在弹雨中沿着御河岸边行走，仿佛在求死，可他嘴上却说着盼望获救的话。

我们获救的那天早晨，他紧握着我的手，抬起头来，泪流满面地喊道：「赞美主，赞美主，我们赞美你。」他独自一人，没有护送，动身去北堂向主教报告这个好消息，途中被一个埋伏的敌人开枪打死了。荷兰公使克罗伯先生也是这样，在解围后的第二天，站在使馆附近一座桥上时中弹负伤。

前一章说过那批偷偷带进来的《京报》里，有几道颇有意思的上谕。其中一道说到六月十一日日本书记官被杀一事。他为了打听西摩尔救援纵队的消息，去了火车站，在那里被官兵和拳民合伙袭击，从车上拖下来杀害了。这件事发生在攻占炮台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前，皇太后仍想推卸责任，便颁下这样一道上谕：

「闻此消息，朕深为轸恻。邻邦驻京官员，理应多方保护。当此亡命之徒四处充斥之际，尤应格外小心，以防有人加害。朕已屡饬各地方官会同筹划保护，乃竟不遵朕命，致有日本使馆书记官在帝都之内被害之事。

「朕之文武官员，本已忧心忡忡，正在清剿地面上的匪徒。现着各该衙门限期缉拿此案凶犯，按律处以极刑」云云。

上海及各地广为流传的一幅彩色画片，为激励忠义之心而描绘了这一事件，把这场谋杀画成不是暴民所为，而是军法处决的场面：拳民排成一列，兵丁排成一列，全场由朝廷军队的高级统帅宋将军监临。

六月二十一日，即宣战两天之后，皇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了一道诏书，宣布她的举动，并向臣民为之辩护：

「我朝开国以来，凡外国人来华者，无不待以优礼。道光、咸丰年间，准其通商传教。初时尚知遵我约束，近三十年来，则借我宽容，侵我土地，践踏华民，吸尽帝国之财富。每一让步，徒增其骄横。彼欺压我良善之民，侮慢我神圣，激起百姓满腔怒火。

「于是有爱国义勇（即拳民）焚毁教堂、诛戮教民之事。

「朝廷本不欲开衅，屡颁谕旨，令保护使馆、体恤教民，宣示拳民与教民同为国家赤子。此谕之颁，本望消弭吾民与教民之宿怨。对远方来客，恩至优渥，而彼辈不知感恩，侵逼益甚。

「昨彼等竟以照会来，勒令我交出大沽炮台，归其看守，否则以武力夺取。此等恫吓，足见其在一切邦交事务上之侵略成性。我从未失礼于人，彼辈自称文明之邦，行事却不顾道义，专恃兵力。朕临御将近三十年，视民如子，民亦奉朕如天。当朕在位之中，又蒙皇太后慈恩眷顾；祖宗在天之灵，亦来相助；神明有求必应；忠义爱国之心，从未有如此普遍之表现。

「朕已含泪告于宗庙，宣布战事之开。与其苟且偷生、蒙千秋万世之羞，不如竭尽全力、投身一战。我文武百官，无分大小，众志成城。更有未奉征召而自行聚集之爱国兵勇（拳民）数十万，连孩童亦执矛以卫国。

「我所恃者，天理也；彼所恃者，诈力也。且不论我出师之义，我行省二十有余，我百姓四万万有奇，欲伸国家之尊严，当非难事」云云。

诏书末尾，许诺重赏那些临阵立功或捐输军饷的人，并威吓那些临阵怯懦或心怀不忠的人。

六月二十四日，户部奉命拨给刚毅二百袋米，作为普遍分发给拳民的口粮。

同一天的一道上谕，任命一位亲王做拳民组织的正式首领。谕中说：

「我民之隶于拳民组织者，散布于京畿与天津一带各处。理应为之设一统领。着派庄亲王（皇帝的堂兄弟）会同大学士刚毅，总理该会。并着副都统英年、载澜，协同办理。

「拳会众人正竭尽全力，皇室为向仇敌报复而效力，断不可落于人后。」

再没有什么比这些文件更能清楚地显示朝廷是义和团运动的同谋、并对拳民所犯的暴行负有责任了。然而，我们的海军将领在勒令交出炮台时，却特意声明他们的目的是来协助朝廷对付义和团的！

七月中旬前后，上桥上挂出了一面白旗，或者不如说是一张白纸，用大字写着——借助望远镜可以看清——「我等奉命保护各国公使」。同一天，还给我们送进来少量西瓜、蔬菜和面粉，附带提出停战的建议，并提议让端王和庆亲王进来会谈。西瓜和水果被津津有味地吃掉了，面粉却被谢绝了，怕对健康不利。提议中与二位亲王的会谈虽被应允，却是抱着疑心的，本着那句话：「即便丹奥希腊人送礼，我也要提防。」可是到了时候，他们并没有露面，借口说我们没有遵守停战协定，杀了他们许多人。事实是，就在他们出示那道保护公使的上谕的当天晚上，他们就向我们开火了；整整一夜都看见他们在准备一次总攻，被我们的人一次成功的出击化解了。

有几天，攻势的猛烈程度略有缓和，一种初露端倪的往来似乎开始出现。敌对双方的士兵走近攀谈。一个被俘的法国青年受到敌人的善待，而且——这是他极为感激的——吃得很好。一个从我们队伍里逃过去的人，同那个法国青年一起，被客客气气地送了回来。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礼遇的缘由是天津失陷所引起的惊慌。天津于七月十四日失陷，事后李鸿章立即被任命为全权大臣，通过电报谈判停战。那意思就是要设法阻止对北京的进军。

正是在这段时间，中国请求我国以及欧洲各国和日本朝廷从中斡旋。国务卿回复说，作为答应这一请求的必要条件，须先有康格公使的一份来函。我们的公使因此获准发出一份密电，那密电非但没有起到阻止援军前进的作用，反而陈述了我们万分危急的处境，对加快他们的行动起了极大的作用。

到围城的后期，对我们日夜不停的攻击又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卷土重来——无疑是因为他们阻止援军前进的努力已经落空了。

上面说到的那个逃兵，是一个挪威传教士，名叫内斯提加德。他的头脑一向不大正常，就是我们说过的那个彻底疯了的人。他被看管起来，恼恨受到约束，夜里逃了出去。在荣禄的司令部里受到严密审讯时，他无疑把他所知道的我们的情况全都招了：我们剩下的马匹已经不多，别的储备也在减少，我们的防御手段也很不完备。他供认曾告诉敌人，他们在我们围墙里打死的人之所以那么少，是因为他们瞄得太高。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坏蛋应当枪毙。可是窦纳乐爵士念他疯了，饶了他，从那天起，看守他一个人竟要占去七个人的工夫！

在围城的第一阶段，我注意到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士——一位从国外来的女客——正坐着让人画像，女画家佩恩小姐用一双沉稳的手，把她那讨人喜欢的容貌移上了画布。我惊讶于两人的镇定。到了晚上，我无意中听见那位年轻女士对迈尔斯上尉说的话，我的惊讶更是有增无减：

「记住，万一他们压倒了我们，你的头一件事就是先打死我。」

另一位女士，一位有家室的母亲，也表现出同样的镇定。她的丈夫给了她一支左轮手枪，叮嘱她：万一到了那种地步，若他不在身边替她了结这件痛苦的差事，就先打死她的几个女儿，再打死自己。夫妻俩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据信，使馆里的每一个女人都作了类似的安排。在我们那种处境下，没有时间去讲究什么良心上的推敲。

我们那道护身的围墙何时会塌成一堆瓦砾，谁也说不准；但我们确知敌人在昼夜不停地挖地道。我们的反地道能否成功，也远难逆料。中国人在这种攻击方式上格外在行。他们曾对法国使馆试过，而且成功了，使馆几乎被夷平。当那座使馆的两幢房屋被炸上天时，一个站在其中一幢屋顶上的哨兵随瓦砾一同飞起，落下来竟毫发无伤！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活着，齐脖子埋在瓦砾堆里。

我们虽然努力装出愉快的样子、怀着希望，然而每当我们盼望速速获救的心愿落空、以致担心最坏的结局时，我们便说：「愿上帝的旨意成就。我们若死了，我们的血将使中国重生。既然我们的主为世人流了他的血，我们为中国流我们的血，也算不得什么。」

难怪在那些黑暗的时刻，我们被报道成已经遇害，最后的场面被绘声绘色地描述出来，我们的画像被登在杂志上，配着丧礼的黑色边框和我们的讣告。知道朋友们怎样看待自己，未必总是坏事。读者若翻到附录，就能在那里看到一篇赫德爵士的讣告，从中可见他的朋友们是怎样看他的。

几乎从一开始，我们就设法用《圣经》的经文来鼓舞自己的勇气。这些经文通常由明恩溥夫人提供，我把它们贴在门房，希望能被那些没有多少工夫读经的人看见。有一天，她递给我一段经文，说是康格夫人替她挑的，康格夫人在每日读经时读到了它。我们大家都感到它与我们当时的处境何等贴切。那段经文是这样的：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借着许多人所得的恩。」——《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至十一节。

在那些漫长的夏日里，每当我需要离开大门，通常都请明恩溥博士替我做查验通行证的差事。他总是花许多时间坐在我身边，与其说是被我谈吐的魅力所吸引，不如说是被那个岗位所提供的观察各国人生活和习俗的机会所吸引。他的谈吐我极为受用，我发现，即便我们处境的严峻，也压不住他那源源不断的诙谐幽默。查一查他家的族谱，多半会证实我们的猜想：他有一位祖先名叫锡德尼。（译按：指以机智著称的英国文士菲利普·锡德尼。）

他指着骑自行车来回穿梭、巡查我们防御工事的甘威尔教授，喊道：

「这个人好像是一种有限的无所不在。」

我引这句话，与其说是因为它新奇，不如说是因为它真实。早在传教士们避入使馆之前，甘威尔就在筑城的技艺上显过身手了。几个新教差会曾把力量集合在美以美会宽阔的院子里，得到霍尔上尉率领的二十名水兵增援，决心守住那个阵地。

克林德男爵遇害后，令他们大为失望的是，霍尔上尉突然下令撤离那里。

他们在那里为防御和供应组成的各个委员会，尤其是所取得的经验，都在英国使馆派上了用场；窦纳乐爵士对他们的欢迎，同他欢迎各使馆的人一样热诚。

中国教民，如我们所说，也受到欢迎、庇护和保卫，虽然不在同一道围墙之内。几天前，公使们开会讨论到他们的问题时，外交团的一些成员反对收容这样一大批中国人，理由是有粮食短缺的危险。然而，传教士们已经决心与他们的教民同生死，他们这种高尚的献身精神得到了美英两国公使以及大部分外交团成员的充分赞赏。

下面是美国公使的一封信，他在信中优雅地承认了他们和传教士在防御工作中所担负的一份：

美利坚合众国使馆

中国北京，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八日

致被围的美国传教士诸君：

诸君蒙上天护佑，得免于所面临的屠杀。值此获救之时，我谨向诸君表达我所深知的外交团的一致心情：对于诸君及诸君所照管的中国教民为保全我们而给予的无价援助，我们诚挚地感激，并深深地铭谢。

若没有诸君明智而成功的谋划，若没有中国人毫无怨言的执行，我相信我们是不可能得救的。

诸君对我的殷勤照顾，以及在最艰难的关头始终不渝的耐心，令我深受感动，为这一切，我衷心向诸君致谢。

我希望并相信，依照上帝那毫无差错的安排，诸君的牺牲和危难，终将在诸君如此高尚地献出了自己生命和事业的这个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福祉上，结出丰硕的果实。

谨向诸君表达我个人的敬意和感激。

您忠实的

（签名）康格

我们十分欣慰地听说，李鸿章已被任命去议和。他不管别的方面怎样，总归是一个爱国的人，还有一个长处，就是忠于当朝。他不像皇太后，一向表明自己是进步的开明友人。中国的政治家，即便是那位以一部名著指出教育是「中国唯一希望」的南方总督，也无法同他争夺新式教育首要提倡者的桂冠。几年前，我在一份中文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据他的私人秘书告诉我，他非常高兴，并毫不犹豫地为我所编的一本《基督教心理学》写了一篇褒扬的序文。早年我编的几部科学著作，他也写过类似的序。他读了那些书，也许并没有因此就倾向于向年轻的皇帝建议在京城设立大学堂，但确实促使他推荐那些书的作者去做那所学堂的总教习。

他提议我接受这个职位时，我答应干上两三年，以年事已高为由，表示不敢考虑更长的任期。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说：「我看你还能再干十年：我倒希望我有你这两条腿。」（他的下肢有些瘫痪。）

「对政治家来说，要紧的是这个，」我敲了敲自己的额头说。

「啊，」他笑着回答，「可你是两头都好啊。」

回到美国使馆之后，我头一个去看的地方就是新大学堂。我发现它被俄国军队当作兵营占用了。走进我的住宅——那是一座新建的中式风格的漂亮建筑，供总教习使用——我发现士兵（不是俄国兵）或拳民把每一件家具都砸烂了，还把我的书连同学堂的书，包括几套珍贵的中国典籍，全都倒进了井里和水池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们连翰林院那座宏伟的藏书楼都践踏成泥、焚成灰烬了！他们对我的书是浸而不是烧，因为那座建筑曾是王府，他们被禁止放火焚毁它。

一架钢琴的弦和一台风琴的风箱散落在地板上，四面八方都能看见打碎的瓷器的碎片。（译按：原文此处一语双关，既指打碎的瓷器，又指残破的中国。）

电报告诉我们，存放学堂经费的俄国银行，已宣布打算没收这笔款子。他们按我的要求付清了教习们的薪水之后，便不肯再无限期地付下去了——并向我声明，他们打算扣下这笔款子来抵偿俄国的索赔。李鸿章是这所学堂的创办人和庇护人，他会同意这样一件与文明国家惯例如此相悖的掠夺行径吗！

再没有人比他更在意西方国家对他的评价了。四年前，我同李佳白牧师一起去拜访他，为李先生经手的一项教育事业（尚贤堂）请他写一封推荐信。

「咦，」李鸿章说，「总理衙门不是已经给他写过推荐信了吗？」（那封信正是应李鸿章之请写的。）

「不错，」我说，「可是西方世界压根儿不知道有个总理衙门。」

「什么！」李鸿章嚷道，「他们不知道我们有个『外部』——外交部吗？」

「知道是知道，」我说，「不过全中国只有两个名字是他们略知一二的——一个是孔夫子，另一个是李鸿章。」

他笑得合不拢嘴，说：「我给写。」当即写了一封极尽褒扬之能事的荐书。

七救援与报应

我们曾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出城迎击援军的中国军队，一旦战败，会退回城里，增援攻打我们的敌人，赶在救兵到来之前把我们全部消灭。他们领教了欧洲的枪炮之后，倒是留了神，没有这样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朋友越逼近城墙，围攻我们的敌人就把攻击发动得越发猛烈。董福祥将军甚至向皇太后许诺，五天之内把我们扫平。八月十三日夜里的攻击异常凶猛，我们不无忧虑地展望着第二天夜里可能发生的事。所幸，还没等到第二天夜里，救援就实现了，我们的敌人也溃散了。夏飞将军对我说：

「幸亏我们提前一天赶到。各国统帅原本约定十五日攻城，但俄国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抢先动了手，我们其余的人便不可能落在后面，于是都赶紧向前，准备十四日发起攻击。十三日夜里，我们在城郊宿营时，我听见中国大炮轰击使馆的隆隆声，我说：『恐怕我们已经太迟了。』我焦虑得睡不着觉。」

俄国人无疑也是被同样的心情所驱使，就这样，出于天意，敌人没有机会再发动攻击。

当我得知我们的共和国怎样伸出她强有力的臂膀去保护她海外的公民，我们的总统怎样迅速地担起行动的责任时，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而当我听说我们的同胞在从海边进军途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时，我又为他们感到何等自豪！

六月十七日，各国海军将领勒令交出炮台，出于无知，声称只是想协助朝廷对付义和团。我很遗憾地说，美国海军将领拒绝加入这一要求，也拒绝参与攻击。他和我们的指挥官后来是通过什么方式改变了看法的，我不得而知；但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美国人的表现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

一八五八年，我曾亲眼看见那些炮台在二十分钟内被打哑、攻占。一八五九年，我又目睹了英法十三艘炮艇组成的联合舰队被这同一批炮台打败；这一回，这些炮台又经过现代战争一切技艺的加固，我不无担心，它们也许会强得使攻击部队奈何不得。若不是一桩意外的情况，历史或许真要记下又一次失败了。中国炮手把重炮对准了炮艇，可炮艇随潮水摆动，除了一艘之外，全都改变了位置。开炮时，唯独那一艘挨了打。

炮艇的还击很快就打哑了炮台，中国炮手四散逃命。慌乱之中，他们忘了拆掉一座吊桥；一支突击队没遇到抵抗就过了桥，联军的旗帜很快便飘扬在炮台的胸墙上了。

向天津的推进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中国人在许多地方都打得非常勇敢。美国部队至少被击退了三次，但他们毫不气馁，勇敢的军官率领着他们向前，他们为解救被围的居留地出了不小的力。在那些战斗中，李斯康上校丧了命，他手下不少人也和他一同倒下了。

十天来，外国居留地一直被敌人紧紧围困；方圆数英里的中国房屋化为灰烬；外国商人的洋行被轰塌，他们宫殿般的住宅成了废墟。居留地的妇女和孩子挤在戈登堂的地下室里，躲避炮弹，而那座漂亮建筑的上层楼房随时都有塌下来砸在他们头上的危险。

二十三日，他们的救星出现在河对岸（俄国人最先到达），他们得救了。然而，直到三个星期之后，联军才得以强攻进中国城的内城。

下一步是向八十英里外的京城进军。为这次远征挑选的联合部队不过一万五千人多一点——留了一支强大的分遣队保护天津。他们直到八月一日才开始进军。据说，由于天热和雨季，有些指挥官主张把进军推迟到九月。但英军统帅盖斯利将军和美军统帅夏飞将军，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坚持要毫不迟延地前进。盖斯利将军大胆宣布，倘若别人都不肯前进，他就带领英国部队立即向北京挺进——这个问题便这样决定了。若不是这一果断的行动，他们所做的就将是复仇，而不是救援。

在途中的两三处地方，他们遇到了比先前更加凶猛的抵抗；但他们杀开一条血路，冲破了数量占压倒优势的中国军队，稳步向前推进。

他们进军的开始，我们略有所闻，可他们的进展如何，我们却一无所知；在那乏味的两个星期里，一天又一天过去，我们对这支部队的构成、它的指挥官们的秉性，猜测了许多，我们担心把他们牵制住的，与其说是敌人的勇武，不如说是政治上的猜忌。我们疑心这场耽搁要归咎于「瞎指挥将军」；还有人打趣说，不管各路人马由谁统率，整个行动想必是在「慢腾腾将军」的指挥之下。

守卫外城城墙的部队所作的抵抗没有持续多久。京城的命运早已由天津的失陷决定了，中途各处的战斗又使朝廷和它的军队惊恐万状。经过一场短暂的搏斗，守城的士兵一片混乱地逃跑了，我们的部队凯旋而入。

几乎就在我们的救星轰塌东面城门的同时，皇太后和她的朝廷从西面城门逃走了。一半以上的居民抛下住宅，逃出城去。慌乱之中，他们留下了装满贵重皮裘的衣柜，地板上撒满了最华美的绸缎；有的人家，满地都是一锭锭的银子。这对抢劫是何等的诱惑！倘若这座罪恶的城市被正式交给士兵洗劫，惩罚也不算太重。它并没有被正式交付抢掠，但各国指挥官虽然声明打算禁止抢劫，对约束部下那夹杂着愤怒与贪婪的行为，却似乎并不着急。

这个古老的勾当是士兵们心爱之物。没有哪个国家的士兵不曾参与其中；究竟是出于一种感觉，觉得这样做是在向中国人施加罪有应得的报复呢，还是因为果子越是禁摘就越诱人，这就难说了。总之，那道人们所期待的禁令迟迟不下，给了许多人往口袋和背囊里装东西的工夫。我甚至听说有个士兵用一辆独轮车装了一车银锭。同伴提醒他有几锭因车子颠簸掉了出来，他却笑着说：「没事，你捡去吧。」

其实，他是急着要把赃物运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而安全的地方并不好找；由于人人都担心会被勒令交出，他们便尽力想尽快脱手，因此有大量的银锭被士兵们零零星星地兜售，他们东游西荡，仿佛在寻找什么。他们寻找的并不是更多的赃物，而是他们已有之物的买主。走过正阳门附近的街道，没法不碰见各国的士兵，他们向过路人打手势，偷偷从袖子里或口袋里掏出银子、宝石、小件艺术品和各式各样的古玩——凡是不太大、能藏在身上的东西。

在这件事上，也像在别的事上一样，各国所施加的约束程度大不相同。有些国家几乎放任自己的士兵为所欲为，另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将领，禁止一切私自侵吞，并尽可能把各种赃物收归公有，拍卖变卖，以谋公众之利。因此，一连几个星期，都能看见成群的骡马，还常有长长的大车队，一律打着英国或日本的旗帜，满载着被遗弃的财宝、绸缎、皮裘和粮食，络绎不绝地驶向这一国或那一国的司令部。

至于公家的财宝，日本人因为确知该抓哪些要害之处，抢到了最大的一份。私人财产则大多无人看守，无一个警察、一个仆人，甚至一条狗来保护，因此完全听凭最先到来者摆布。既然如此，一连几天各国士兵在赃物堆里大肆狂欢，以此补偿自己所受的艰苦和危险，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倘若他们只抢空房子，那倒也罢了。我羞愧地说，他们当中有些人玷污了那些未能逃走的贫苦人家的神圣家园。这类暴行，大多算在从威海卫来的一营中国兵头上，他们在英国旗下作战，由英国军官率领。他们虽然学到了英国的纪律，却没有学到英国的道德。

传教士和他们的教民脱离了困境，却没有自己的房子可回，军事当局便准许他们在任何被遗弃的房屋里自寻住处，随意占用。有了这样广的选择余地，有的人便带着他们的羊群住进了王府；有的人占用了较低等的贵族或富有官员的宅第。而那些当局，也不甘落后，同样自作主张地行使起这种自由来。比王府更为庄严神圣的地方，被占来供他们自己和士兵之用。盖斯利将军把营帐扎在天坛的神圣禁地之内，把司令部设在皇帝的车马场里。美国人占据了先农坛——皇帝亲自在那里祈祷丰收。

在一座宽敞却并不气派的建筑里，我承蒙长老会差会的女士们殷勤照顾，住了几天。在那里，一次传教士们出去了，我的仆人叫我去看一个没有递名片就闯进来的外国人。我发现他正从怀廷牧师的房间里退出来，一手拿着怀廷先生的步枪，一手拿着他的左轮手枪。我很遗憾地说，他是个白人；经我喝令，他放下武器，承认自己是个美国人！

传教士们为教民的粮食供应焦虑万分，我便由惠志道博士和怀廷牧师陪着，去替他们干了一点抢劫的勾当。

我听说内城靠近大学堂的地方有一家被弃的粮店。我们在那里发现了相当多的小麦、小米和别的粮食。我们把它装上车，运走了不少于两百蒲式耳。我高声呼唤店主，告诉他只要凭单据来，我就照他财产的十足价值付钱，可回答我的只有回声。

杜克斯伯里牧师在围城期间当过粮秣总管，如今他显出自己很懂得怎样为他那些困窘的教民弄到给养。美部会差会住进了一座王府，他在那里和邻近的建筑里发现了大量皮裘、绸缎和别的贵重物品，便预先向军队和各使馆登了广告，公开拍卖，所得用以周济中国教民。这些东西，美国使馆那位英勇的秘书司快尔先生成了大买主；还有史德利牧师——一位自食其力的传教士，围城前曾同梅子明博士一起，在义和团横行的地区作过一次著名的长途旅行，围城期间又执枪尽了出色的职责——如今买下四箱皮裘，运到纽约去卖，以周济受难的教民。人们对传教士抢劫的指责，就是这么回事！我乐于分担他们所受的责难，承认自己和他们一样有罪，尽管我据为己有的唯一物品是一张羊皮褥子。那是我在一座漂亮房子的地板上找到的，那房子是我的仆人替我在正阳门西边挑的。那座建筑我独自住了几天，每逢我外出，它必定会被各国的散兵游勇闯入——印度兵、俄国兵或美国兵——他们拿走一些东西；据我的仆人说，还扬言要撬开我的箱子取里面的东西，疑心里面装满了赃物。这种事发生得如此频繁，我只好去和别人住在一起，好有个互相照应的便利。

这座大京城被瓜分给了征服部队的各个师团。内城的北半部由日本人占据；中部连同内城，即皇城的一部分，则归俄国人，他们在皇家园林里那座美丽的山上架起炮台，还占了我们的新大学堂做兵营。

落到其余六国手中的部分，就不必一一指明了。所有这些区域都以在一切公共建筑上悬挂各自的八旗之一，来标明它归某个外国控制。

满洲的八旗到处都看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无数私人住宅上飘着的那些外国旗帜的小小仿制品，上面写着中国字，表明住户「乃大日出帝国的忠顺臣民」，或「顺从俄国沙皇的统治」，或「大美国的恭顺子民」，等等。

有些旗上还能读到一句用「洋泾浜」英语或蹩脚法语写的话：

「我们是好人——不闹事！请别开枪。」

这些不久前还剑拔弩张的芸芸众生，被吓得如此彻底，倘若要他们崇拜十字架、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照办。

这座骄傲的城市，东方的巴比伦，如今被踏进了尘土。她的城门楼被烧了：有的是她自己的百姓烧的，有的是征服的军队烧的；她的公共建筑，有的被外国军团毁掉；但每一个角落里更大规模的破坏，都是义和团疯狂的怒火所造成的。要恢复她昔日的辉煌，得花上半个世纪。

然而，联军在这一片浩劫之中，却有意保全了皇宫。一八六〇年，英法远征军烧毁了圆明园，作为对侮辱休战旗的惩罚。这一回，联军把皇太后的宫殿炸掉，作为对她背信弃义和残暴的惩罚，难道不是完全正当的吗？他们却选择只是耀武扬威地进军到紫禁城的深处，以使中国朝廷蒙受屈辱之感，使中国百姓确信外国军队的胜利。他们希望皇帝和他的朝廷或许能被劝回那座宏伟的居所。他们这个指望会不会落空呢？因为，众所周知，有某些鸟，你只要一碰它们巢穴的内里，它们无论如何再也不肯回去居住了，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吗？

保定府，这个省的省城，作为闻所未闻的暴行的发生地，已被英、德、法联合远征队占领；它的城墙被拆毁，一些公共建筑被摧毁，一些最高级的官员被处死。这座城市被有意加以羞辱。它罪该被撒上盐。（译按：西方古俗，将撒盐于被彻底毁灭之城的废墟，以示其永不复兴。）

邻省山西的省城太原，也罪有应得，因为正是在那里，凶残的巡抚毓贤双手沾满了五十多位传教士的鲜血。据报道，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共有九十三人，在这场血与火的风暴中丧生。他们所受苦难的详情不忍复述，但我们可以像一位英国诗人评说印度兵变的死难者那样，这样说他们：

每一个受辱而死的妇女都是未曾玷污的贞女，

每一个被砍碎的婴孩都是伯利恒的圣婴。

传教界以外的外国人若说很少丧命，那是因为暴露在这凶残敌人面前、身处不设防之地的外国人本来就很少，甚至没有。那凶残的敌人，才不管他们是把仇恨发泄在教堂上还是铁路上。凡是外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都像红布之于一头暴怒的公牛。在他们的一篇揭帖里，末尾说道：「等我们把他们统统杀光，就扒掉铁路，砍断电线，最后再烧掉他们的轮船，以此收场。」

八重建

电报告诉我们，各大国驻华代表在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上，大体已取得一致。至于是否存在一个能够、或愿意满足这些要求的政府，那就要拭目以待了。朝廷绝不会同意屈辱地回到北京，把脖子伸到刽子手的斧头底下，这是极有可能的。它也很可能证明自己完全无力承担为赔偿八个外国的长期征战、赔偿他们的百姓、连同一大批中国教民的财产损失而必须背上的债务。

战争必须继续下去，直到满洲政府同意做到这一切，并对将来不再发生类似的暴动提供适当的保证。他们必须被解除武装，使之不再有危害文明世界和平的能力。必须拔掉这只老虎的牙，剪短它的爪——毁掉它的军火库，并禁止军火的输入。要迫使中国走在那些被称作「不再学习战事」的国家的前列。

有一个关于卫理公会传道人的故事：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发誓，下次那传道人再来，他就要叫他的圣诗和劝诫都唱不成、说不成。可他打错了算盘，因为那传道人自己就是个「拳师」，受到攻击时，转眼之间就把对手撂倒在地。他跨坐在恶棍身上，一顿猛揍，直打得旁观者恳求他放那可怜虫起来。

「不，」他说，「我不放这魔鬼起来。我的目的就是把魔鬼压在底下；这个坏蛋不答应去寻求灵魂的得救，我就决不停手。」

这正是我希望联军在中国所做的。我不主张在那个帝国的任何地方设立什么国教；但我们最终极的死敌是异教的黑暗，倘若我们不想放「魔鬼」起来再次攻击我们，就必须向黑暗的势力开战，直到真正的光明得以毫无阻碍地照进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不能削减传教士的权利和特权；不能放松本国教会的努力。在皇太后那不祥的政变之前的短暂间隙里所发生的那场奇妙的觉醒——堪比枯骨中间的一阵震动——之后，必定会有一场规模广阔得多的民族复兴接踵而至。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期待一个「世代的新秩序」，从二十世纪开始。愿美国既已如此高尚地在解救使馆中担当了她的一份，也在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基督教远征中担当她全部的一份。

各种各样的美国利益正在中国的土壤里深深扎根。从汉口——那个人口、财富和权力的大中心——辐射出去的铁路之中，论重要性，没有哪一条能超过一家美国公司所勘定的、穿过湖南、广西、广东直达广州海港的那一条。列强决心尽可能维护帝国完整，这就给这类事业增添了价值。门户开放看来已成为他们既定的政策。愿门户永远向光明敞开，一如向贸易敞开。据我们所知，近年来为教育中国人民而设立的各所高等学堂，没有一所不是由一位美国公民主持的。愿这样的学堂在今后的岁月里增多，而不是减少。

据说，各国代表一致提议召回皇帝。这个念头如此自然，谁也不能说自己想到它就算独创；不过，本文作者也许是最早提议把它作为一套重建方案基础的人。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早在六月中旬就已写成文字，并在解围后不久付印。现从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五日的《京津泰晤士报》上照录如下：

重建问题

北京丁韪良博士

「下面这几段文字，或许因为知道它们是在围城之初写成、并在当时交到京城几位外交官手中的，会增添几分趣味。如今，皇太后和朝廷出逃之后，我发现其中没有一处需要更改或修正；为了把这一点显示出来，我把原文加上引号照登：

「『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恢复秩序，同时又保住这场革命的果实——这场革命出人意料地把中国的命运交到了外国列强手中。有四项措施似乎足以涵盖全局：

「』一、为了消除她所造成的祸害，把皇太后放逐，让皇帝在列强协同监督之下，恢复其应有的权力。

「『二、把皇太后的一切举措，从她的政变起，包括她对其党羽的任命，一律撤销，唯经新政府批准者除外。

「』三、恢复皇帝的变法纲领，在列强的认可下加以推行。

「『四、由列强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各派一名代表，在自己的范围内节制各省政府的行动。

「』对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能，也不足取。上述方案将使现有机构继续运转，避免无政府状态，有利于进步，并争取到中国最开明人士的支持。舍此之外的另一条路，是推翻现今的王朝、正式瓜分帝国——那是一个包含着长期而痛苦的冲突的过程。依照所拟议的方案，外国列强将有时间使自己的政策成熟起来，逐步推行改革，所得远比公开或暴力的吞并所能指望的要多得多。通过中国人来治理中国是容易的；舍此则不可能。『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八日于北京『

「重读这几段文字，我唯一要补充的（也仅仅是作为说明），是建议：列强的联合委员会对一切有损其共同利益的措施，应有绝对的否决权。除此之外，他们在推进改革方面，应享有创议权，虽非专有。

丁韪良

「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三日于天津」

这个简短的纲要，我可以加以引申和解释，但即便到了今天（十一月六日），我也不会在任何实质要点上改动它。

不过，为免误解，还需稍作说明。

关于第一点，到如今，各方看来意见一致；只要皇太后不加反对，恢复皇帝的权位便将成为既成事实。关于第二点，并不打算提出任何直接的惩罚。对于她那样一个骄矜傲慢的女人，剥夺权力本身就是足够的惩罚了。她理应受到更严厉的对待，这一点谁也不会有异议；但有许多考虑不利于对她施以极刑。南方各总督对他们所作的约束——约束本省百姓不发生任何针对外国人或中国教民的骚乱——大体上是守信的。事实上，他们成功地遏制了义和团狂热在他们境内的蔓延。因此，当这样的人为宽大处置皇太后而求情时，他们的话是有权被听取的。他们恳请「从宽处置」，绝不是要求恢复她的权力，而只是要保全中国人看得比权力、甚至比性命还重的那个东西，那个他们称之为「面子」的神秘之物。在这一点上，只要看到她被送到帝国境内某处——比如蒙古的热河，或她如今选作行在的陕西西安府——去归隐，他们无疑就完全满意了。

皇帝若回到北京，无论如何不应允许皇太后随他同行。事实上，把他们隔得越远越好；既然她近来公然表明自己是铁路和电报之敌人的庇护者，那么她和她的侄皇帝之间，就既不该有铁路，也不该有电报。倘若只是把她送回她昆明湖畔（离北京很近）的旧宫去归隐，她必定会像她上一次归隐时那样，继续做那个宝座背后的权力，以四十年操弄所练就的娴熟手法摆布牌局。列强若坚持把她流放到国境之外某个厄尔巴岛去，那些忠顺的总督——他们在对她的义务和对外国的责任之间，如此出色地走了一条中间路线——无疑会把这种惩罚视为国家的耻辱。

第四点，提出了列强所要处理的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极易使他们反目，把中国拖入一场血腥冲突的漩涡——那将是一场巨人之战，相形之下，本土王公之间的争斗不过是侏儒与鹤的厮杀。这个问题也不是现在才头一次提出的。它起源于二十多年前——中国的每一个邻国，尤其是英、法、俄，早在那时就已盯上、并已踏足于帝国的某一部分，打算把它作为自己的特殊范围来索取，或者一旦帝国解体，便作为自己的领地。对日战争以来，又冒出两个索求者：日出帝国和德国；三年前，中国的政治家们眼前被摆上一幅新的中国地图，上面用红线划出分界，标明她的领土怎样被欧洲和东方的列强瓜分，他们为此激动到了极点。

如今，经过这场惊天动地的大动乱，瓜分或划定势力范围的问题，又像幽灵一样赫然浮现。这些范围的中心地带已大致清楚：俄国的在北方和东北；她的盟友法国的在南方和西南；英国选定的在中部，即长江那壮丽而水源充足的流域——其广袤和物产之富，可与我们自己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相媲美。日本既已得了台湾，她自然要求在对岸的海岸上取得一个立足点。德国已在海岸上扎下根来，正向西伸向遥远的内地；究竟有多大一片腹地会以「势力范围」之名随她的海港一并划去，那还要看。

让我们再来审视一下这些界限不明的索求，以便更确切地弄清它们大概的范围。

先说俄国的。自从三百年前叶尔马克率领他的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吞并西伯利亚以来，她还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打算以势力范围为幌子，实行如此大规模的领土兼并。她的范围无疑将囊括东北的三个大省，即满洲——当朝王朝的发祥地。除此之外，她还要加上整个蒙古、突厥斯坦、伊犁，以及印度以北的帕米尔。

她早已对沿长城一带的整个北方诸省投以贪婪的目光。然而，毫无疑问，别的列强会联合起来，反对她在那一地区取得任何独占的优势。我认为，英德两国最近协定中那引人注目的第四条，其含义主要就在于此。因此，那一带省份，只要不落入任何一国的支配性影响之下，就将作为一个帝国的核心保留下来，成为各国联合影响的公共地带。

俄国早在一八五八年就为逐步吞并中国领土奠定了基础，那时英、法、俄、美四国正在天津谈判各自的条约。其中两国是交战国，各有权凭自己的刀，在盟友同意的范围内，为自己划出尽量多的领土。另两国身为中立国，也占了一些便宜；俄国把牌打得十分高明，因为她以那次中立为代价，取得了一条长达七百英里的沿海地带的割让——从黑龙江口向南延伸，与日本帝国隔海相望。谈判期间，有一天，桂良的一位秘书卞老爷来找我（我当时是翻译），求我劝说美国公使列卫廉运用他对俄国公使的影响，促使俄国撤回它对满洲那一部分的要求。卞说：

「在我们，这不是领土问题，而是那里居民的问题。皇上疆域如此辽阔，像那样一小条地方，他本不会在意；可那一小条地方里住着七千户满洲人家。皇上把他们看作自己的至亲，或者不如说看作自己的子女，实在不忍心把他们交给外国去统治。」

他对那些远方部族的眷恋（就像杰利比夫人那样），是很动人的；但不用说，美国公使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出面阻挡俄国的推进。

除了长江流域之外，英国要么把她的盾牌张开来罩住珠江东西两岸的整个流域，包括广州这个大商埠；要么，这个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发祥地的地区，会像北方诸省一样，被保留为公共地带。

德国已在筹划一条通往山东省城的铁路。她的报纸把这个省叫做「德国的中国」；她对腹地的索求，很可能被扩展到囊括直隶南部和河南北部，二者都以黄河为界，这并非不可能。

福建省将被日本视为她理所应得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因为她曾被列强逼着放弃对辽东（即南满）的占领。俄国这一手是高招，就这样把一个战胜国排挤出去，为自己保留了那个战胜国本已凭征服之权占据的富庶地区。

两年前，德国曾提议在山东省城任命一位德国长官，与代表中国皇权的官员并坐。这个方案没有实行；我建议在每个势力范围内任命一位高级官员来「节制」各省长官的行动，也无意让他们自己去做长官。我用「节制」这个词，取的是法文的意思，指他们的职责是留意、并在必要时约束本土长官的行动。这样的权限并不难界定。的确，倘若济南府有一位德国官员（我们不妨称之为监督）坐在毓贤身边，暗中察看他的一举一动，对他的胡作非为加以约束，我们就绝不会听到他把武器分发给义和团的事；这场大动乱也就会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了。

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各自要求一块称得上势力范围的地方。给奥地利的，也许是舟山岛；给意大利的，也许是邻近大陆的某一部分——她曾徒劳地想在那里插足。

至于美国：四十年前，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以领土作为中立的代价。在最近这场冲突中，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并没有中立；然而，我们不是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不愿沉溺于领土扩张吗？也许是因为我们国内国外要办的事已经够多了。倘若要我在中国境内指出一个地方，中国可以把它让给我们做一个立足点，以代替偿付战费，那就是海南岛——香港和菲律宾之间的一块踏脚石。它有西西里岛一半大，物产同样可以变得十分丰富。

那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凭据，可以要求在一切关系到中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发言了。

六十年前促使英国索取香港岛的，并不是攫取土地。她所要的，是一个立足点，一个撬动世界的支点；对我们来说，谈判取得海南岛也不算过分的侵略。

对于那个被冠以「帝国主义」恶名的东西，我没有什么同感；但自然的扩张或成长，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对美国来说，同对英国一样，绝不该

「因怯懦地害怕壮大，

而放弃她那骄傲的卓越地位」。

促使俄罗斯帝国跨过乌拉尔、直抵太平洋的，并不是帝国主义。哪一个热爱人类的人会因为她在途中遇到了几个土尔扈特人、布里亚特人和萨莫耶德人，就希望把这几个世纪的时光倒转回去呢？她若因为缺乏进取心而错过了机会，那么，北亚呈现在世人眼前的，就不是那片拥有世界上最长铁路的辽阔疆域，而只会是野蛮部落的战场了。我们的祖先若错过了他们的机会，我们今天就不会拥有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一寸土地，佛罗里达也不会成为我们旗帜上的一颗星了。

我们把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把影响伸展到日本和中国，靠的正是自然的成长。日本之所以被从她古老的窠臼里提出来、走上她崭新的道路，靠的正是我们的政治家抓住了一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我们在那个帝国的影响如此显著，以至他们把我们所说的语言称作「美国语」（而不是英语）。在中国，直到如今，我们政治上的影响一直不显眼；但现在，一个大好的机会出现了，但愿上帝不容它白白错过。依我看，要给我们一个所需的立足点，并不需要多大一片领土。倘若一个海岛不合意，大陆上一个海港也能给我们所需的一切，那就是：我们海军舰队的一个庇护所；一个我们军队可以集结的据点——万一需要出兵，或是去阻止某个贪婪的国家吞并中国，或是去平定又一场像我们如今所目睹的这种反抗文明世界的暴动。

这是我们自然的成长所要求的。没有它，我们日益增长的商业、我们在内地宏伟的铁路和矿业事业，都将没有保障。

关于最后的善后，在华的英国喉舌大体持上述观点。至于德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我们可以从远东的德国喉舌《德文新报》上看出来。一九〇〇年十月三日《北华捷报》所载的一段摘录，分为十二条，内容如下：

「一、在全部问题解决之前，不撤出北京。

「二、凡与近来暴行有牵连的中国人，一概不接受为谈判者；联军一方的谈判由一名代表进行，比如总司令。

「三、暴行的主使者及其他人，要在他们最敏感的地方——钱袋上——受到惩罚。

「四、光绪皇帝陛下如有可能，予以复位；如不可能，则另立一位与皇太后一党无涉的新皇帝。端王之子应从皇储之位上废黜。准许皇太后归隐，不再加以别的惩罚。

「五、北京仍为京城，因为南京过于暴露在某个外国海军强权的支配性影响之下，而别的拟议中的京城又过于难以到达。

「六、不给任何外国以领土补偿。更严格地遵守条约。赔付一笔款项，以帝国的全部收入为担保，唯以下两项除外：

「（甲）已经抵押出去的；

「（乙）官员办公经费所必需的。

「七、整顿财政，废除一切陋规和冗职，其间由欧洲占领军维持治安，直到一切改革运转顺畅为止。

「八、限制中国所能保有的陆海军兵力，以及所能输入或制造的军械弹药。

「九、四个主要通商口岸方圆三十英里以内，不得设立炮台或军营，军舰可以航行的水道上不得设炮台。凡任何通商口岸方圆三十英里以内的中国军队，都须有准确的记录。

「十、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充分的自由去开矿、修铁路等，并可航行内河。

「十一、传教士活动应限于通商口岸方圆三十英里以内，女传教士则限于通商口岸之内。任何传教士除传播福音、普及知识之外，不得从事别的事情，违者惩办或驱逐出境。

「十二、载明和约条款的告示，须在中国每一座城镇张贴至少一年，被毁则立即补贴。」

令人满意的是，那家英国报纸的编者对其中规定限制传教事业的那一条，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没有谁比他更清楚：杀害传教士不是义和团暴动的起因，而是它的由头——对一个异族王朝的政治猜忌，以及一个守旧民族对每一项似乎要夺走他们口中之食的事业的抵触，才真正是它的根源所在。（原注：他的评论值得保存，见附录。）

指责传教士挑起义和团的暴行，其不公，简直不亚于指责他们引发了印度兵变。在这两件事上，他们首先都是冲突的受害者，而不是冲突的一方。在印度兵变中，一颗涂了油脂的子弹是点燃爆炸的火星；在义和团这件事上，与其说是传教士的血，不如说是随后德国侵略和德国经营的表现——如我们所说，正是这一表现，使义和团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党派。

传教团体并没有把他们的传教士从印度撤走，反而受到劳伦斯勋爵这类政治家的鼓舞而加倍努力——这位勋爵曾宣称，传教士为印度所做的，比文官或军人都要多。

至于中国，不仅时常有人提议把传教士从内地撤走，甚至有人主张把中国这块传教园地整个放弃。这些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人民的性格。在年轻皇帝这样一位开明君主之下，他们出奇迅速地觉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国家的需要，认识到我们基督教文明的卓越优长；可是在皇太后之下，受了蒙蔽和误导，他们又随了她那反动的政策。对他们来说，追随宝座的引导是一条不移的原则。他们的经书里常常断言，那「一人」能以他的教诲和榜样，把整个民族引上正路或引入歧途。

在我心里，毫不怀疑：最近这场胜利的影响，将逐渐地（因为在中国凡事都快不了）在中国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效果不仅是变法运动的复苏，而且是对我们文明的基本要素前所未有地广泛采纳。一个新纪元的引入，道路已经扫清，可望从二十世纪开始。

我很高兴地获悉，美国有十七个传教团体——浸礼会、公理会、圣公会、卫理公会、长老会，以及另外约十二三个——最近开会决议：不把他们的传教士从中国撤走，而要为使这个人口众多的帝国归信而加倍努力。

他们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大意如下：

「中国的这场暴动，当然对传教事业目前造成了限制，在有些地方还造成了深重的损害，但没有充分的理由灰心；这项工作应当、也必须在切实可行而又明智的最早日期重新开始。我们无意鲁莽地重开传教站。我们并不低估过早恢复工作可能带来的后果。主的仆人必须明智，但我们没有一刻灰心。两次会议都发出了清晰、有力而一致的声音：上帝将驾驭这场骚乱，使之促进福音的传播；正如印度最成功的传教时代紧随一八五七年的兵变而来，中国的新时代也将从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之乱算起；不仅每一个被毁的传教站都应重建，而且应当制定增派人手、增加经费的计划，好让上帝的教会抓住这即将到来的战略良机，为基督赢得中国。传教士们尤其一致而热忱地相信：明年将需要大批新的传教士，应当鼓励神学院里的年轻人申请派任。」

这份文件表达了十七个团体的观点，因而具有极大的分量，其全文见附录。

列强已就最后善后的基础达成一致。莫理循博士在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份电文中，于十一月十一日（星期日）自北京作了如下清晰的概括。他说：

「由于共同渴望迅速结束目前的状况，各国公使终于就下列条款达成一致，将以一份联合照会提出；这份照会在得到各国政府批准的前提下，将作为一项预备条约的基础，逼中国接受：

「中国应在克林德男爵被害的地点为他立一座碑，并派一位亲王前往德国致歉。中国应将已经指名的十一名王公大臣处死，并在暴行发生的地方停止乡试五年。今后凡在其辖区内未能防止排外暴行的官员，一律革职惩办。〔这是对康格先生提议的一项修正。〕

「应向各国、各法团及各私人赔款。总理衙门应予裁撤，其职权交由一位外务大臣执掌。应准许如文明国家一般与皇帝进行合乎情理的交往。

「大沽炮台以及直隶沿海的其他炮台应予拆毁，并禁止输入军械和军需品。应常驻使馆卫队，并在北京至海口之间常驻护路卫队。

「载明镇压义和团条款的上谕，应在全帝国张贴两年。

「赔款应包括对因受雇于外国人而蒙难的中国人的补偿，但不包括对中国本土教民的补偿。照会中不出现』传教士『和』基督徒『的字样。」

确知中国的完整、由她自己的统治者治理，就这样得到了保障，是令人欣慰的。照会中虽然对年轻的皇帝只字未提，但据了解，只要他那专横的姑母允许他回来，他就将在新政府里做那个傀儡（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一如他在旧政府里所做的一样。不过，在新政权之下，对皇太后的监护将被「欧罗巴夫人」的监护所取代——或者更好，被欧、美这母女两位夫人的监护所取代。

那将足以保证一种开明的政策，为一切正当的利益和事业作出安排。门户开放将得到维持；这份议定书里虽然不出现「传教士」的字样，我们却不肯相信，无论哪一班谈判者会愚钝到把散播人间的和神圣的知识的人排斥于中国之外——仿佛光明是她唯一可以省去的商品似的！这样的安排，基督教世界绝不会予以批准；即便批准了，也长久不了；因为要不了几个五年，就可以料到又一场暴动的发生，那时就要在更开明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关系了。

惩办那些有罪的王公，是合乎我们的正义感的。中国的谈判者为他们求命，人们不无理由担心他们会逃脱死刑。倘若容许义和团的大庇护人端王白发苍苍、安然入土，那将是对基督教世界道德良知的一种侮辱。同样令人憎恶的是，容许京城的军事统领庄亲王得到中国人所说的「善终」——他曾发布告示，为外国人的头颅悬赏：「男人的头颅六十两，女人的头颅五十两，孩子的头颅三十两。」

至于那位皇储，将来若容许他登上宝座，那简直是发疯——尤其是如果他父亲被判了死刑的话。因为那样一来，他首要的义务就是为父报仇。《礼记》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居不仕，寝苫枕干，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译按：原文所引大意如此。）这位大阿哥若被允许以任何方式主宰中国帝国的命运，就会把这段话唤入基督教世界的记忆。

一份趣味几乎不亚于这条电讯的文件，刚刚落到我手里，那就是《议会蓝皮书·中国·一九〇〇年第三号》。

它所载的领事和公使的报告，把我们带到了决裂的前夕。这些报告读来既有教益，又令人激动，但只有一点我可以匀出篇幅来摘录几段，那就是：义和团运动在传教士和公使眼中所呈现的不同面貌。

早在一月十七日，窦纳乐爵士就向索尔兹伯里勋爵报告说，史嘉乐主教（在卜克斯先生被害之后）致电卜朗先生询问局势，本月九日得到如下答复：

「前景极其黑暗；天天有抢劫；危险不断。取缔（义和团）的上谕已经颁布。有军队在，但毫无用处；官员完全无所作为。知府从中阻挠；宝座有密令鼓励（义和团）。」对此，窦纳乐爵士评论道：「本月十一日，我会见了总理衙门的大臣们，用最严重的措辞警告他们。我说，我不能相信宝座有密令的传闻会是真的；但单是这种传闻的流传本身，就表明知府的行为给了公众怎样的印象。」

英国公使又附上一封五月二十一日樊国梁主教致毕盛先生的信，内容如下：

「公使先生，我请您相信，我消息灵通，绝非信口开河。宗教迫害不过是障眼法。其主要目的是消灭欧洲人，这个目的明明白白地标示、书写在义和团的旗帜上。」

窦纳乐爵士就此评论说：「（外交团中）普遍感到，即便充分考虑到他的话可能因他教民的恐惧而被渲染，他对局势深思熟虑后所表达的意见，也不能等闲视之。同时，就我们所能判断的情形而言，我们并不认为当时的情况已到了足以调来使馆卫队的地步。」

恰好一个星期后，窦纳乐爵士又发出一份电文，其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载有克林德男爵最后一次公开的言论。到这时，保定府铁路上的暴行已把所有公使从他们外交的迷梦中惊醒了。

「（会议）讨论中，德国公使宣称：无论是指望中国政府采取任何有效行动，还是我们自己基于』相信那个政府能够保持稳定『或』愿意帮它支撑其摇摇欲坠的架子『的想法而采取任何行动，如调来卫队，都是全然无用的。」

那个「摇摇欲坠的架子」，如今已经倒塌，把外国经营最美好的成果都埋进了它的废墟。列强承担起把它重新扶起来的事——这桩事，颇像罗马若决意重建庞贝城。他们或许能清走一些瓦砾，却难以指望它长久。这架子的长久，除非它能公平地庇护基督徒和异教徒，否则也不值得指望。

中国的前景并不令人鼓舞——即便列强联手维护她的领土完整——却也远非毫无希望。

赫德爵士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见解，未免过于悲观了一点。他认为（他的意见是不容轻忽的），义和团的狂热将继续蔓延；两三年内，中国将有两千万义和团；而只有一剂药能治它，那就是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但对此他看不到希望。三点之中有两点，我的看法与他一致，可我不赞同他那阴郁的预料。

那个把义和团从隐晦的巢穴里召唤出来的权力一旦垮台，几乎必然会紧跟着义和团的崩溃——尤其是因为中国公众把皇太后给帝国招来的种种灾祸都归咎于他们。她自己也拿他们做替罪羊；而且她似乎并不打算像希伯来人放走他们那代罪的羊那样，让义和团安然无恙。就是现在，他们的潮头也已经在退落，再过几个月，也许这场灾难性的洪水就只剩下东一处西一处的几个苦水洼子了。基督教即便不是根治异教狂热这个祸害的唯一药方，也是最彻底的药方，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它的传播，就事情的本性而言，不可能像义和团那样迅速，这一点我也承认。然而，义和团点起的那些大火，却照亮了传教事业的成功，证明基督教一直在取得不小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