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历史概述

城同人一样，各有各的性情。有的平平常常，转眼就忘；有的连过路的生人也要给它留下深刻的印象。固然甲之所喜未必是乙之所好，可是行路的人多半都承认：北京的性情是丰饶的，也极可亲。凡这座城打动不了的人，他身上总有点什么欠缺——因为她的可爱处，正在那变化无穷。

这里头有一部分，是出于当初营建者规划的恢宏、四围城墙与城门的庄重、宫前广场的堂皇、御用屋顶那一片浓艳的颜色；然而更多的，还是那一股子如画的气韵、那与你所惯见之物截然相反的对照，以及新旧杂糅的一份奇趣。

北京的历史，就是一部缩小的中国史。这座城同这个国家一样，都有那份本事：换了新主子，就把新主子化了过来。两者都经过无政府与流血的黑暗时辰。所幸两者都有熬得过去的元气。

上古之时，最早的中国人从黄河上游一带往北方各省蔓延开去，那时燕地——今日北京所在的地方也在内——似乎在纪元前两千多年就招人来住了，说它是「一片极可乐的土地，有河有泽，鱼产丰盈；麋鹿、大象、虎、豹、熊都在那里出没」。

史家提到一座叫蓟的城，地方差不多就是今日的北京，早到纪元前一千一百年，约当特洛伊被围的时候。今日鞑靼城墙以北两英里、大钟寺近旁，有一座黄琉璃瓦的亭子，覆着一通大理石的碑，是满洲的乾隆皇帝题的：「此地为古蓟城之一门。」这块碑很有意思，也很可宝贵：那座半近于传说的城如今一点痕迹也没有了，它是这座城曾在此地的唯一凭据。

据中国的史家说，蓟作燕国的都城，兴旺过几百年——拿那个粗野时代的尺度来衡量，也算得上要紧。它远离黄河流域那一股民族发展的主流，因此这个封国所享的独立，比它实在的力量要大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在封建中国的七大国里，它差不多是最后一个才被那位创建帝国的秦始皇吞并的——始皇是头一个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的奇才。

这位君主在纪元前二百二十一年攻下了蓟，并且把它毁掉。等他那副镇得住人的气魄随身而去，他用残酷和血建起来的王朝也就迅速垮台。接着是汉（纪元前二〇六年至纪元后二二〇年）。「汉」这个字，至今仍是「中国人」的同义语；汉朝奠定国家的根基、拓展疆土与声威、开通与外国的往来、把中国文明的成就凝定下来——这一番功业，可比之于罗马之于西方文明。

汉时在蓟城稍南另建了一座新城，名叫燕。它有一小部分在今日的鞑靼城内，更大一部分在今日的外城内。此后许多年，它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外省中心；它日后的抬头，同北方蛮族势力的坐大紧紧连在一处。汉与匈奴（与匈人有亲）之间那场关乎命运的争斗，似乎并没有把北京这一带认真卷进去；不过大汉倾覆以后，割据华北的几个异族王朝——出于通古斯或突厥一系——的记载，让我们看得出它的分量长得有多快。

到了唐（六一八年至九〇七年），也就是中国政治统一的重建者，今日北京的祖先仍旧只是一座州城，名叫幽州。不过它已经是一位节度使的驻地了。那个声名狼藉的安禄山——原是突厥种——正是在这个位子上，拿一位贵妃的宠爱作垫脚石，一路爬上去，末了闹出一场可畏的叛乱，唐朝的衰亡就从这里起头。

唐以后接连是几个短命的朝代，没有一个能管得到全中国。卜舫济说：「我们不妨把这一段比作罗马帝国衰微时的那个年头，皇权落到了得胜的将军们手里。」给中国送来正直的赵匡胤的，正是北京：他的祖上几代都在幽州做过显要的官。赵匡胤在开封府创了宋朝，把中国的大半重新合到一处——只除了北边那一片，那时已经轻易落进了征服者辽、也就是契丹鞑靼之手（九一五年至一一二五年）。在今日北京所在的地方立起一座都城的，辽是头一家。他们毁了幽州，却在原地另建了一座更大的城，把今日外城的西半部也圈了进去，叫作「南京」，就是南方的京城，以别于他们在满洲的另几处都城；又叫「燕京」，就是「燕子之京」——这个名字至今还活在文章里。每经一回兵燹，这座城总从灰烬里重新站起来，比先前更华美。那时它的周围已经有十二英里，城里有配得上一国之都的宫阙，四围的城墙高三十英尺，开八座门。

可是这些防御并没有挡住辽被金、也就是女真鞑靼所灭（一一二五年至一二三四年）。新主子既入了城，地方便改名中都。金人算是比较仁厚的征服者：他们不毁所得，只把它扩开，在旧城以东添了一座新城，在新的城防之内另建一座宫，又在城外建了一处带园林的行宫，地方大约就在北海白塔那里。两座城肩并肩，各有各的城墙，合起来成一个大长方，周围二十英里，城墙上开十二座门。这些墙一直完好到十六世纪中叶今日的外城建起来为止；如今在白云观一带、在现在的跑马场、以及丰台近旁，还看得见它们的断片。

金到头来也叫蒙古人推翻了。成吉思汗的将领在一二一五年拿下中都——不过是先把两座城分头围了，最后再围那两处设防的宫城，那是坚垒之中的坚垒。旧日的史书说，末了是「大戮而克之」。从字缝里读，我们尽可以想见那几日的屠戮是何等可怕，想见每逢改朝换代总要重演一遍的野蛮的大屠杀。既不留情，也不指望人留情。在那样一个年头里，凶悍的征服者拿一个帝国的气运去孤注一掷，街上那个卑微的、任人劫掠的小民作何感想，是没有人理会的。照我们今人的看法，这些征服里最可怜的一点，是「不打仗的人全不抵抗，听凭那班把城池变作屠场的兵痞横行，逆来顺受；那些吓破了胆的牺牲者，论心智与品格往往远在兵痞之上，却一筹莫展地等着死、等着比死更坏的事，并且把这些当作天地间本该如此的一桩事领受下来」。

这一回，为君者的罪孽报在百姓身上，比平常更加直捷：大汗的兵是金人自己请过境来的，因为金人想借他的力量去掉南边的宋朝。这一着短视的棋，不但赔上了他们的北方都城，连帝国和宝座也一并赔了进去。蒙古人一旦把宋收拾了，便翻脸对付东道主；打了五十年，终于把这个国家夺到自己手里，建起了自己的王朝。

北京在蒙古人的历史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连城一并承受下来的，还有忠心的耶律楚材的效力——他本是契丹人，成吉思汗攻下金的都城时，他正管着这座城，后来做了蒙古朝廷首屈一指的谋臣（见《颐和园》一章）。我们知道，成吉思汗死后，哈拉和林曾有两种主张相争：蒙古的君主究竟该到东方去收征服的果实，还是到西方去？在他们眼里，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自托勒密以来，行旅与地理家异口同声，都说中国是天下组织最良、最富庶的国家；几千年来，在旷野之子的眼中，它简直就是仙境一般可羡。不过蒙古人心里也许本能地觉着：要在一个于文治上远胜过自己的民族头上保住威望，是办不到的。耶律楚材自然做了这场争论里「中国派」的领袖，几番力争，终于占了上风。所以忽必烈汗从蒙古南下之后，便在中都稍北重建一城（一二六四年至一二六七年）——中都是他祖父攻取并毁掉的，而新城的地面把古蓟城的旧址也包了进去——名之曰「汗八里」，就是大汗之城。到这时候，它才头一回做了全中国的京城；而且这个中国，经蒙古人的征服，同西方的往来比从前亲密得多，正要凭这一层往来和一套出色的治理，收获空前的安宁与富足。

忽必烈拣中了北京，是因为从这个居中的地方最便于控驭：不单是中国本部各省，还有他在今日蒙古、满洲、朝鲜、西伯利亚和突厥斯坦的领地。他是个精力过人而又气象堂皇的君主，营建新都的气派，正配得上一位至尊之主的威名。我们很幸运：有十三世纪到远东来的那位威尼斯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一位配得上这题目的记述者——替我们写下了蒙古的壮丽，使我们能想见汗八里全盛时的模样。

他刚从欧洲来，那时的欧洲在文明上远落在中国后面；因此他对东方的倾倒，有时不免过甚其辞，也不免失实。所以他的描写，有时同中国当时的史家不合；而中国史家彼此之间，对汗八里的大小和城墙的位置也说法不一。把这些相左的证据筛一筛，大概可以这样说：今日所谓鞑靼城的东、西两面城垣，差不多就在今日这个地方——「鞑靼城」这名目的来历，是满洲鞑靼人在本朝之初把汉人赶到关厢去住，那片关厢后来就成了南城，也就是外城；只是蒙古的京城开十一座门，不是九座。它土城的一点遗迹，在安定门外和大钟寺近旁还辨得出来。可惜的是：这几处残迹，加上西苑围墙里的一段墙——那段墙一看砖就分得出来——差不多就是那一番壮丽仅存的一切了，今日的世人只能从传说里去认识它。此外便只有两座好建筑：钟楼和鼓楼，都在鞑靼城的北边。钟楼已经从原来的地方往东挪过，又修过；鼓楼却实实在在是一二七二年所建的原物。

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和尚、能吏兼战将——起兵成功，把忽必烈汗那班退化的子孙打垮，蒙古大帝国最后的残余就此瓦解，他们回草原过游牧的日子去了。他随即建立了明朝，「明」就是光明的意思。

新朝头几位皇帝，也许是忌讳蒙古人和蒙古人的经营，把京城迁到长江边上那座以南京著名的城，又把汗八里降作一个寻常的府，叫北平府。于是有好些年，它的声势扫地，连地面也缩小了——北墙往南挪了两英里。这一番屈辱一直挨到一四〇九年，永乐重新拿这座城做他理政的地方；从那时到如今，它就叫北京，也就是北方的京城。

永乐是位英明显赫的君主，对他这座城的抱负比忽必烈汗还大；他定下周详的计划来扩建它、装点它。今日北京气象之宏伟，真正的根基是他打下的。迁都之前三年，他就派大臣到各省去采办造宫殿用的名贵木材。他下令把今日鞑靼城的南墙往后移，好让宫前的引道更显气派，又照空前的规模重建了几座正殿。不单是紫禁城那匀称的格局、那些堂皇的建筑和阔大的庭院出于他手，连北京最好的庙宇、最壮观的桥梁也是。其实，除了后来满洲人修补过几处、仿造过几处——满洲人向来在建筑上没有自己的心思，这是人所共知的——这座城的规划，从他那时到我们今日，几乎没有变过。况且，一想到那位最伟大的明朝皇帝和他的匠师动手的时候，凡尔赛还只是一所无足轻重的猎庄，克里姆林还围着木栅，汉普顿宫更是连影子都没有，我们对他们这番营造的钦佩就要加上一倍。

倘若明朝历代都是永乐这样的成色，中国史的整个走向也许就两样了。有一位史家说：「这个朝代所以衰得快、收场收得可怜，头一层是坏在后来几位君主的贪腐与无能。」他们陷在可耻而可怜的颓败里，既压不下帝国各处的大乱，也敌不住努尔哈赤和他满洲铁骑的日渐坐大。不过他们的倾覆，间接还坏在一个女人身上，坏在那一段传奇式的痴情上——那种痴情，据说在中国是没有的。

明朝的处境变成绝望，是在一六四一年：那个狠辣的军人李自成所领的乱事——他的人马断断续续已经闹了十年——闹成了大气候，一路席卷北上，所向无敌。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取北京的时候，倘若他没有在城里掳到吴三桂的爱姬（吴三桂就是末代皇帝崇祯派人去求救、叫他来打流寇的那位大将），倘若吴三桂不曾因为失了心上人而又悲又怒，以至背了对本族的忠诚、把名节与信义一齐丢开，投了满洲人去讨李自成，那么这班外来的人也许永远坐不上龙椅。所以满洲人「之得天下，说到底是得力于那位小唱女——当时的野史称她作陈圆圆，圆脸的美人」。

日子一久，努尔哈赤那些强悍勤苦的子孙也栽在京城的酒肉里，堕落得同晚明诸帝不相上下。北京这座多难的城，两回替无能的满洲君主的恶业受了外国侵略者的报应：头一回在一八六〇年，咸丰是个荒淫而优柔的君主，被逼逃到热河去，他的京城让联军的脚践踏，他的行宫被烧，他的珍宝被劫。再一回在一九〇〇年，朝廷里邪谋得势，使馆被围，惩罚迅速地落到这座城头上。当日那位傀儡似的满洲君主光绪，和他那位说一不二的姨母慈禧太后，几乎丢掉宝座；只是列强踌躇着没有废他们，怕他们一倒，整座帝制的架子跟着塌下来——这是联军要避免的，因为那个政府尽管软弱，当时除了它，与不可收拾的大乱之间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其实这个朝代的气数差不多已经尽了。十一年之后（一九一一年十月），那场终于立起民国的革命爆发了；照麦高温的说法，起因是「当国的这一家已经不再显出那几样德性，而没有那几样德性，像中国人这样的民族是不会长久容忍任何权力的」。满洲人认了这不可免的结局，安安静静地退了位；北京这一回总算免了两军相争的糟蹋。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袁世凯以自封的调人身分，在共和党与保皇党之间戏剧性地进了京；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他被举为新民国的大总统。

可是不久就看得明白：袁世凯借着民间的不满去折断满洲人的脊梁，为的不过是遂他自己的野心。他一步一步把自己弄成了北京——也就是中国——的独裁者。有人受了指点，上书请他登极。他也像另一个恺撒，叫王冠的光彩晃花了眼，欣然领受，情愿不去理会举国上下那一片阴沉的怨声。这位独裁者的星运，从他加上帝号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往下落。为他正式登上龙椅所筹备的那些盛大典礼，注定没有举行的一天。袁世凯不得不无限期地延期，并且下令把那些劝他另建新朝的呈文一概退还原主销毁。他成了个失望而垮掉的人；不久一死，一切阴谋便都够不着他了，而北京也再一次躲过了党争在城里闹出的惨祸。

一九〇〇年以来，这座城虽没有遭过大难，可是在这几年比较平静的日子里，小小的骚动与惊慌却有过许多回。政党的倾轧、政客们相争的野心、内阁的倒台，仍旧不时把这里的安宁搅乱。

历史就这样在北京一遍又一遍地重演，重演得分毫不爽，两千年来都是如此。政府换了，朝代起了又倒了；然而扶起它们、推倒它们的那些动因，根子都深扎在这个民族的骨架性情里，而这种性情只随着最慢的演化一点一点地变。它是给过去的阅历塑过、淬过的；所以我们若想对北京的灵魂有一点同情的了解，就只有从她的过去、从她留下的这些古迹里去求。

隔开一点儿看去，城墙和城楼的轮廓在群山的背景上勾得清清楚楚；北京仍旧是她在中世纪里初做中国京城时的那个样子——一座石头砌的鞑靼营盘，「一圈游牧的旗人守着大汗的宫殿」。看着这些庙宇、城墙、陵寝和宫殿，我们想起更迭的宗教与殉道，想起苦苦的围城，想起鞑靼、蒙古、满洲或是汉人的征服，想起西方的入侵与惩罚，想起波斯、印度和耶稣会士的影响，想起煊赫的仪仗，想起吴三桂这样的叛臣，想起朱元璋这样的草莽英雄——他是「中国的哈伦·拉希德」；想起忽必烈汗——是他使北京成了世上空前几个最大帝国之一的京城；想起永乐——那位大营建家；想起康熙——「太阳王」的同时人；想起乾隆——军人、能吏兼一代模范的君主；想起慈禧——那位刚强得不让任何须眉的女主，她曾两度在西方联军面前逃出这座城。

许多最古的遗迹已经不在了；只消看一看比丘林神父的那张图便知道——因为中国人太不上心，不肯把它们保住。我们这些人里，有些真愿意能在这个正在消逝的东方盛世里住上一季。可是别忘了：在那个年月，一切最值得看的东西，都是严禁外人涉足的。北京同拉萨一样，几百年里都是一处充满神秘的地方，门是关着的，墙是拦着的。

不过北京的秘密同拉萨的不一样：揭开之后并不叫人失望。那些久闭不开的庙宇与宫殿，其可惊可喜处反倒超出了所有人的指望。它们的堂皇给人的那一阵震动，简直没法子形容。

北京的可爱，无疑有一大半出于她那雄伟的尺度。这里没有一件小家子气的东西，没有一件琐碎或不足道的。这是一座满是长长的视野的城，铺开得那么辽阔，以致有许多年，地理学家都以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各家的估计，人口从两百万到四百万不等；中国户口册的不确，更给这些说法帮了腔。如今我们知道，这些数字高得荒唐。北京虽然周围很大，许多地方却并没有盖满房子，而且房子多半只有一层。拿它同伦敦比一比，我们尽可以放心把居民定在一百万上下；因为北京的空地和园子，大约抵得上英国京城的那条河、那些公园和广场。

附注一：欲详考北京早期的历史，可看贝勒所著、柯林·德·普朗西所译的《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与历史研究》，以及樊国梁的《北京：历史与志略》。

对中国史有兴趣的，可看卜舫济的《中国史略》——入门的书里头，这是最好的一部简明纲要；或李翁炳的《中国历史纲要》，那是出于中国人自己的手笔，说得更详细。此外还有冯秉正、麦高温、包尔杰几家的经典史著。

附注二：见金史密所作《北京早期史》，载于费氏所编的《北京》。

附注三：见玉尔与考狄合注的《马可·波罗游记》。

附注四：中国历代兴废的详情，可看巴克斯与濮兰德合著的《清室外纪》，以及密迪乐的《中国人及其叛乱》。

附注五：这两个字按官音本该读作「北京」，「北」就是北方的意思；可是西文沿了南方的读音，通行的拼法已经走了样，另有一种写法更不准确。

二北京奇妙的城墙

带城墙的城，中国各处至今还有，那是一件件冷峻的纪念物，叫人记起城里的人当初要防的那些征伐与灾祸。不过没有一座比得上北京。她那高得出奇、满是垛口的城墙，她那层楼叠起的城门——叫人想起传奇年代的战事——看的人无不敬畏，无不动心。

十三世纪里，头一个把鞑靼城的城郭用夯土划出轮廓来的是忽必烈汗。可是得了天下的明朝人记着史事的教训，也记着自己攻下北京的经过，便把这些墙重建了一遍（一四二一年至一四三九年），成了今日这副堂皇的尺寸，外面包上砖；砖经了年月，坚牢得同石头一样。然而拿它当防御看，它还是一回回地失了效。一六四四年满洲人靠内应破了它；一八六〇年和一九〇〇年联军靠的是任何砖石都挡不住的兵器；末了一九一一年革命党人靠的是种种念头——在念头面前，没有什么是攻不破的。

这一圈庄严的雉堞高出满洲鞑靼城四十英尺，比两层的楼房还高，比纽约的第五大道还宽，绕着这座京城，周围十四英里。它们在城里住的人心上起的作用很奇怪。生客初来，先是被它压得难过，觉得像坐牢。可是日子一久，这感觉就变作一种叫人安心的稳妥——变作一种舒服的想头：这两条厚重的灰臂膀，挡得住外面世界的匆忙与烦恼。

有好几代人，谁也不许上城墙的马道，怕他居高临下望见宫里。直到一八六〇年以后，恭亲王有心笼络外国人，才下令准他们在城上走——这个恩典在那时候比如今可贵得多，因为那年月街上不铺路面，多半走不得人，照季节的不同，不是没到脚踝的泥，就是没到脚踝的土。

从这一圈城防上头看北京，景致极好。天晴的日子，四座城的格局一目了然。当中是紫禁城——这四座城最里头的一颗心，浸透了史事，也浸透了神秘——自己另围着两英里长的厚墙，墙是粉了桃红的，四角上有四座好看的角楼，开四座门：南是午门，北是神武门，东是东华门，西是西华门。

紫禁城外头是皇城。从前满汉官员里常要在朝中当差的，都爱住在这一带。它占地将近两平方英里，四围也有墙。西安门通西边一段，后门——就是地安门——通北边一段。东边的东安门同西边的西安门相对；至于南面本该同北面的后门相对的那座门，它的位子让通向宫廷的那一条引道占了去。

皇城再往外是鞑靼城，也叫满城。照它「九门之城」这个雅号看，就知道它开九个口子。不过它通称内城，是对着汉城、也就是外城说的。前面说过，满洲人得了北京，把打败的那些人撵到外城去，准他们在那里住、在那里做买卖。鞑靼城则留作驻防之用，住守卫京城的兵——就是禁军和八旗的建制。

凡满洲人，以及帮着打下中国的那些蒙古人和汉人，都隶在某一旗之下。旗的颜色据说是配五行的。比满洲人更古的一种迷信早把北京分作几个方位，每一方都说是受某一行所管；这么一配，正合了民间的成见。黄旗驻在城北，代表土，中国人说土克水。白旗占城的东北与西北，就在黄旗之南，代表金，金说是克木。红旗占当中一带，从齐化门到平则门，代表火，火克金。末了是蓝旗，驻在鞑靼城的最南边，代表水，水克火。既然一行克得住一行，那几位精明的老皇帝——他们是吃过兵变与将领跋扈的亏的——便盘算着：自己的兵这样分开安置，万一有人作乱，彼此就克住了。总之，那一条「和谐布置」的道理是照顾到了——这道理在中国人心上扎得极深，如今就是当差的人料理家里最小的事，也还要讲究它。

鞑靼城的南墙，同时就是汉城的北墙。东、西、南三面，外城另有自己矮一些的墙，开七座门，是嘉靖年间（一五五三年至一五六四年）由他的大臣刘伯温所建。这些墙比鞑靼城那一圈更气派的城防要入画，也更残破；它们圈住的是城与郊的一种奇特的凑合。有时候它们俯看着北京最热闹的买卖街；再走上半里路，看到的却又是田地、菜园，或是三五成群的农舍，一派乡村的安静。

北京最好的一瞥景致，得在前门上看。前门的性质极神圣，死人是不许从这里过的。这一眼望去，实在是整座城的钥匙；打算把这座城看明白的人，必得从这里起头。在这里，他把宫殿那一片奇妙的景象尽收眼底——宫殿是北京每一幅画面里的主角，所以眼睛总是绕回来歇在它们身上。屋顶那大幅横扫的线条，使它们看着比实在还大——看着像山一样。那一片黄琉璃瓦在深色的西山背景前闪着光，是这座京城留给人最了不起的记忆——一幅随时辰与光线的百般变幻而变幻、却始终美的画：或是当午的日头压在它们上头，压得像在它们四围浮起一圈游动的金光；或是它们盖在一层亮晶晶的雪底下；或是月色轻轻替它们描上银边；或是暴风把它们裹进铜色的云里。它们是那个斑斓的过去的标记，一直管着这座城，将来也一直会——不论四围随着时世变得多少。

难看的火车站离得太近，多少坏了前门楼子的气象；城里东一处西一处那一堆堆丑陋的洋式房子，也搅乱了整幅景致的和谐。宫廷正门那一条奇妙的深远视景，远处衬着树木蓊郁的景山，在北京还不曾叫近世的风气碰过的时候，要更入画得多。不过话说回来：箭楼修好了，几处广场归置整齐了，整条大街也铺了路面，那么那些宏伟的建筑总算有了配得上它们的引道，比从前的污秽与荒凉强。

我们站在这个居高临下的地方往下看，脚底下就是北京的大门。今日所见的这个出入口，已经大大地放宽、改好了。在城墙底下打通那两条宽券洞以前，全城的车马人流都从箭楼那一个瓶颈里挤过去——拿它给一座大京城做入口，实在太不够用。外面那座楼的当中一个门洞，本来可以分去一半拥挤的，可是在旧制度下只有皇帝一人走。民国成立以后，这条御路成了大家通行的路，用以表明皇家的特权已经没有了。它开了三天；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兵变之后，应着众人的要求，又关上了。

前门的两座楼都是新的，原来的两座一九〇〇年毁于火。那时才把外面的箭楼同里头的城楼用两道弯墙连起来。两门之间原有一片典型的中国市集，卖帽子、帽结、錾花的铜带扣和金带扣、烟袋、鼻烟壶、玉器、珐琅，也卖火柴和便宜的洋油灯。一九〇〇年义和团烧这些棚铺，是罚它们卖洋货；火苗蹿上去，燎着了城楼的大梁。这些梁是明朝人几百年前运到北京来的，干了那么多年，干得像火绒一样，一点就着。烟柱和火舌一齐冲天，在半空里会到一处，绞成一个巨大的、黑里透橘的旋涡——那是一片野蛮的壮观。围城之后几个月，同样的景象又演了一回：里头的城楼失火，有人说是印度兵不小心引起的。

中国人怕这座城要交厄运，赶紧把两座楼都重建起来；自乾隆以来，北京修复过的古建筑，差不多也就只有这两座。里头那座造了将近五年，造的时候是一桩奇景。它那八层的竹脚手架把西洋建筑师都看呆了。一根钉子、一把锯、一柄锤都不用。杆子和竹子搭头压着搭头捆在一处，这样，要多高有多高，既不伤木料也不糟蹋木料，搭与拆所费的人工又最省；另有一条用板子捆成的斜跳板，让工人照他们的老规矩用布兜把砖和灰浆背上去。到末了，又吩咐画匠照旧在木窗板上画出假的炮口。想想他们新近才尝过联军真炮的厉害，可见满洲人从患难里学到的东西是何等之少。

在前门的南面，紧贴着城门底下，我们看见两片小小的黄屋顶；它们看着不起眼，底下盖的却是两座要紧的庙。从艺术上说，两座庙里都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各自只有一座神坛。可是有许多更大更好的祠庙皇帝一辈子没去过，这两座他却从不落下：凡到天坛或先农坛去行祭，或是离京之后回銮——譬如一九〇〇年那次出走回来——他总要在这里停一停。

城门东边那一座次要些，是供观音菩萨的。它对西方人所以有意思，是因为一九〇〇年在城墙上或城墙附近阵亡的美国兵，曾暂时葬在它那间小院子里——那块地方比船上一个舱房大不了多少。

西边那一座是关帝庙，供的是关羽。关羽是汉朝的英雄，与篡位的曹操为敌；曹操是中国故事里那个典型的奸雄。关羽一心尽他的本分，却在二一九年被杀，死后还被斩了首。他的头由敌人葬在河南的洛阳——洛阳从前也做过京城——那些敌人极佩服他的胆气；他的坟至今还在那里。他的身子则由他的部属葬在湖北，另给他配了一颗金头。「关帝素有满洲王朝的护佑之神的称号；而且确有几则传说，若是能当史实看，倒也可以坐实他这个名分。」……照其中一则说：一八一三年有一伙乱民攻紫禁城，关帝从他在北京的庙里出来，替皇家出力极猛，乱民不久就被赶跑了。此外还有好几桩同类的灵迹算在他身上。那么，「满洲一朝，从顺治到光绪，历代皇帝都推崇关帝之祀，加给他一重又一重的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太常常需要他来撑住这一家不牢靠的气运。」京里给他修的庙有好几处，其中「在俗称煤山的景山界内有一座私家的祠堂……逢到一定的日子，年轻的逊帝至今还派一位王公去行礼」。

不过他在北京最有名、香火最盛的一处，无疑还是前门这一座；这庙是一位明朝皇帝在一三八七年替他修的。书上记着：明朝末一位皇帝崇祯，由他的首辅周延儒陪着，夜里到这座小庙来过一趟，叫庙里的乩人把这位大将的魂请来。皇上正在坛前上香，关帝忽然现了形，跪了下去，就像一位大臣在御前见驾一般。皇上也还了礼，问他国运与朝运如何。那魂答道：「没有指望了，作祟的太多。」这时首辅插嘴问：「你说的是什么祟？」那魂淡淡一笑，答道：「你自己就是顶坏的一个。」这事过后不久，周延儒——他本是个又贪又庸的官——便以十大罪状被参，赐了自尽；可是太晚了，救不了那位被他误到这般田地的君主。

关帝的香火之广至今仅次于孔子，他的祭祀是列在官方祀典里的；从前的公所衙门常带一座他的祠，如今也还是这样，连佛寺、甚至雍和宫那样的喇嘛庙也不例外。何况他的名字是勇与忠的代名词，家喻户晓，「时日已经把他抬到那样一个得人心的地位，这地位其实同他在官定神谱上的名分不相干；如今就是把官方的承认全撤了，也动摇不了它。」

为酬谢他的好主意和患难中的相助，人给他上过许多响亮的封号，其中有「三界伏魔大帝」这样一个别致的名目；随封号一同颁下的还有一道特敕，或者说金牌，并赐了绣袍与朝冠，就存在鞑靼城墙下的这座庙里。

历代皇帝直到光绪，都在他这座正庙里行「小祀」，以示对这位民间英雄的敬重；庙是一八二八年重修的。小小的神龛后头有一间歇息的屋子，是两宫歇脚的地方；屋子墙上嵌着一块格外厚的旧玉，刻的是竹子。竹叶巧妙地摆布成一首诗的字样，旁边有题记，说这幅画出于关帝自己的手笔。这块玉版是满洲人入关之初从南边运到北京来的，同来的还有关帝的铁印；那颗印在庚子之乱里失落了。

凡到北京的人，不把鞑靼城墙整个儿走一圈是不该走的。可是没有那个工夫、也没有那份气力的，至少也该从前门走到东边紧邻的哈德门，再从哈德门往前走一小段——大约一英里——到观象台。

前门与哈德门之间这一段城墙是有来历的地方。一九〇〇年中国人就是从这个居高临下的地方炮击使馆的，被围的守军则一尺一尺地同他们争这段墙。当年有一道街垒是拆城墙自己的砖石垒起来的，如今在水关上头还看得见它的残迹；那几日最苦的几场厮杀就在那里打的，解围的队伍也是从那里开炮轰宫，算是应得的报应。

围城之后，列强要求把这一段城墙交给他们，由他们的兵巡守，作为保护使馆区的一项措置，免得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地方随时又成了使馆的威胁。为着守得周全，装了铁门，凿了枪眼，挖了地道，美国人还竖了一根无线电杆，为的是日后再有什么暴动，也决不能再把使馆同海上的音讯切断。

后来又修了从这门到那门的一条铺好的走道，成了北京侨居的人爱去散步的地方。这一段平整、不长草，比起中国人自己管的那十三英里可强得多；那边只有一条又窄又坑洼的小径，在灌木与野草中间绕来绕去——每逢夏雨一过，草木便像热带丛林一样蓬蓬地长起来，从底下肥厚的泥里一直顶穿砖地。

往东走，左手底下便是使馆区。那里许多人各有各的主意，凑成了一个不调和的整体，同远处宫殿那一片庄重的一致比起来，实在难看。中国人确实比我们更懂得怎样叫房子合于四围的景致：框子要配画，画也要配框子。右手底下是外城。夏天树叶长齐的时候——差不多每一个小院里都有一两棵树——它给人的印象不像一座城，倒像一座大园子；园子上头压着天坛那一座青色的圆顶，像一朵秀雅的石头花似的从绿叶里冒出来。

哈德门，也就是崇文门，是所有城楼的样板；它高九十九英尺——照阴阳家的说法，好神在半空里来去，离地一百英尺，这样就让他们通行无阻了。双重门洞、中间用半圆形的墙连起来——凸的一面朝着城外，给那座直通城里的内门加一重保护——这是大多数城门共有的格式。此外像整块花岗石的券洞、炮眼上画的炮、直到几年前夜里还要关的沉重木门，也都一样。明末与清初摆在城门两旁的铜炮，早已不知去向了。看着这些瓮城，真觉得稀奇：几百年间它们塞满了带兵器的人，喇叭与锣鼓吵得震天（照东方旧日的想法，把敌人震聋、吓住，仗就打赢了一半），如今却派上了太平的营生，做了煤场，或是露天的市集，在那里卖便宜的瓦器。

从哈德门再往前，到城墙的东南角上，可以俯看护城河和外城的城郭。那里的角楼也值得一看。中国人管它叫狐狸塔，相信有一只狐狸在里头作祟，为着它魂魄的来去，塔门总是开着。这就是一九〇〇年被俄国人炮轰的那座楼；那好屋顶上轰出的一个大窟窿，如今还看得见是怎样用几片白铁省钱却丢人地补上的。好在那些显出这座楼构造之妙的大柱与横梁、那些积着一层绒毯似的灰尘、由这层通到那层的木梯，都不曾损坏。如今它成了蝙蝠和燕子的住处，里头常年昏暗，一进去便觉阴森。不用费多少想像，就真信得过它是闹鬼的。只是我们在那里看见的鬼，是蒙古的、明朝的或是满洲的武士，穿着绒的缎的号衣，影子似的手里握着弓箭、蟠曲的长矛和笨重的抬枪。

不过东城墙上最要紧的一处地标，还要算观象台。它有一部分筑在一座比城墙还高的墩台上，可是上去的路只有一条，得从底下的旧屋子里穿过。忽必烈汗约在一二八〇年在这里立过一座波斯天文家的高台，那地方在当时是他京城的东南角。明朝的永乐皇帝拆了南墙、把城往南展到今日哈德门与前门这一线的时候，也把这座建筑修葺过，另派本国的天文家来管当日那些粗糙的铜仪器。可见远在耶稣会的神父把西学带进中国以前，中国人早已自己推出了一套天文的道理。他们以为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绕着地走，就像一个人身边转着几只手炉替他取暖。他们的天地同他们自己，是不合比例的。

一六八五年，六位耶稣会士从法国来，带来一具大铜方位仪和一具天球仪，是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皇帝的礼物。他们到时，有名的南怀仁神父正接着大名鼎鼎的汤若望神父之后管着钦天监。南怀仁管观象台一直管到一六八八年，他把西洋数学的精密引进了天文之学，代替了旧日那些约略的算法。中国人证明自己是很能学的门徒。他们不久就学会推算日月食；可是到了交食的时候，监里那几位大人却又回到他们的老迷信上去：穿起官服，聚在院子里，拼命地敲锣打鼓，要把那条就要吞日吞月的龙吓跑。

正是照着南怀仁神父那些精雅的图样，中国匠人铸出、塑出了一批漂亮的、盘着龙的铜仪器，把院子里存着的蒙古旧仪器替换下来。其中有几件在一九〇〇年后奉德皇之命搬走了，一来叫中国人领教德国报复的可怕，二来也好装点波茨坦橘园的平台。照一九一九年协约各国与德国之间和约里的一条，南怀仁这些杰作如今已经归还了。

观象台的地址在史事上极可玩味，眼下的房子却是新的。蒙古与明朝的那座八角台，约在一八〇〇年换成了一座木构；木构后来又让今日这座结实的砖台取代了。

从这座台上还看得见近旁两处有意思的废址——官仓和贡院。官仓是靠护城河东边的一排破屋子，破到有一天环城铁路的火车一震，就要塌下来的样子。从前漕米从长江流域沿大运河一路北运，运到之后就存在这里；漕米是旗人俸给里折色的一部分。

至于贡院，如今除了几处亭子的石基，什么也不剩了；多少代人的指望，曾在那里落空，也曾在那里应验。它是明朝永乐皇帝所建，本来不过是一大片围墙里一排排铺瓦的棚子，看着像牲口栏；论建筑一无足取，论人心上的分量却大得很。每隔三年，成千的士子从各省来这里应试，考的是旧日那一套经义；中了的，官场上的肥缺就归他们。照我们的看法，拿写几篇讲孔子道理的文章来证明一个人配不配治民，这是把考试的法子做到了滑稽的地步。中国人却当真，而且这一关极难挨。应试的人要在号舍里独自关三天两夜，一块板当凳子，另一块板当桌子，此外再无长物。倘有人熬不住死在里头——这是有过的——便在墙上凿个洞把尸首抬出去；因为号门一经监临大员封了，无论什么托词也不能开。「不过在实际上，这样周密的防范并没有拦住作弊。文章常有预先买好的，考官常有买通了认暗记的；而穷苦的士子既无钱行贿，又无声望可托，有时就替大户人家的蠢子弟去顶名。」

光绪皇帝在一八九八年下的那些变法诏令里，曾想把这套腐朽的制度改成新式。然而直到一九〇〇年以后，慈禧太后才终于把经义科举扫掉——她明智地看出，这是整顿国体的一切有效改革的头号障碍——并且拿新式的教育法子来替代它。不过她费了心思替读书人把这颗药丸裹上糖衣，指出三千年前那位模范君主周公时代就有学校，办法同今日外国的大学并没有多大分别；所以中国设这一类学堂并不是学西洋，不过是回到自己原来的制度上去罢了——那制度比她废掉的这一种要古老得多，而她废掉的这一种说到底还是个近世的新花样，明朝约在一三九〇年才头一回行起来的。

贡院的用处已经过完了。空着，没人管，就一天天塌坏下去。有人说：围城之后使馆要修房子，砖又贵，便把贡院拆了，拿它的材料去重盖使馆的院子。这说法有几分真，不得而知；可有一件是准的——通往中国官场的那道门，如今除了一段记忆，什么也没有留下。

日落时分沿着城墙走回来，是极舒服的。这一天正在一片明净的安详里收梢。那一带紫色的山峦——它们在北京的每一幅景致里都是那样显眼，看惯了便像相熟相爱的朋友——在火红的天色前勾得棱角分明。光一暗，它们的轮廓就柔和下来，仿佛一点一点、几乎是恋恋不舍地退进阴影里去。城里的这些名迹——宫殿、景山、庙宇——也一样，一处接一处地在柔和的余光里淡下去；到末了，连城楼和城墙自己也化进一片灰色里，于是天就黑了。

附注一：照中国人的想法，那是不敬的。所以警厅长久以来不准北京盖高房子。

附注二：南墙上的三座门是对着宫廷的前门、哈德门和顺治门；北墙上是安定门和德胜门；东边是齐化门和东直门；西边是平则门和西直门。这几座门的雅号、也就是官名，依次是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朝阳门、东直门、阜成门、西直门。

附注三：外城这几座门的名目是：西边的彰仪门（又名广宁门）和西便门；南边的右安门（又名江擦门）、永定门和左安门（又名南西门）；东边的沙窝门（又名广渠门）和东便门。

附注四：「门」这个字就是门的意思；所以西人有时候说「前门之门」，那是重复了。

附注五：凡盖黄琉璃瓦的屋顶，总表示这所房子或是皇家的产业，或是受皇家护持的。

附注六：见《鞑靼城的庙宇》一章，并见庄士敦所作《中国的武神崇拜》，载一九二一年的《新中国评论》；这一段就是据他的文章写的。

附注七：关帝还兼着别的差使，其中有那个出名的「天地会」、也就是三合会的荣誉而无形的会首之职；这个会同义和团是一路的。有一位研究这个可怕的秘密会社的专家说：「各堂口都设关帝——武神——的神位，会中人似乎把他当作本会的守护神。」

附注八：这个俗名的来历，是从前哈达王的府第在近旁。

附注九：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在这里的天文家里，还有一位唤作「爱薛」的拜占庭人。见玉尔注《马可·波罗游记》。

三使馆区与今日的北京

使馆区是北京洋人生活的中心。在这一小块万国居留地的墙里头，欧美那些常见的房子差不多样样都有——教堂、银行、铺子、医院、俱乐部，还有一家旅馆。每一位建筑师都想把自己本国的一角搬过海来，于是美国的一片、荷兰的一片、意大利和日本的一片肩并肩地立着；这些不同款式、不同年代的东西凑在一处，外面又围着堡垒似的防御工事，那效果真是再奇特没有。

然而就是城里这个看着毫不浪漫的角落，也有一段浪漫的来历。这几条街整齐得难看，像是平淡无奇、默默无闻；可是在熬过一九〇〇年那些黑暗日子的人心里，它们满是围城的记忆。那时候，狂热的「义和拳」把中国教民点着当火把，街上一度就是让这些火把照亮的。街边的墙上至今还留着炮弹和枪子的痕迹。至少有一座园子的草坪底下埋着义和团的人。就连玉河那条平淡无奇的沟，也淌过血。它这个富于诗意的名字，同那两道难看的砖栏中间涓涓流着的脏水实在很不相称；名字的来历在它的源头——城外十四英里玉泉山上那眼奇妙的泉。泉水从石头里涌出来，清得像玉一样干净，一路灌着稻田，又注进西苑那几个人工湖；等流到使馆区，已经又浑又臭，正应了骚塞说埃克塞特的那句话：「年代久远，臭气熏天。」

围城以前，这条河从一个黑洞洞的涵洞流出去，注进鞑靼城墙外的护城河；洞口装着一道生锈的铁栅。这就是有名的水关——一处有来历的地方，因为给使馆解围的队伍就是一个跟一个地从它的铁栅缝里钻进来的。凡见过那一幕的人一辈子也忘不了：中国人做最后一次拚命的挣扎，要把洋人挡回去，子弹在半空里乱飞；那位白发的英国将军半个钟头前听说被围的人全被杀了，这时看见他们涌出来迎他，只低低地说了一句：「谢天谢地！」；他手下那些漂亮的印度骑兵眼里都含着泪。后来中国人被逼着准铁路修进城里，铁栅便拆掉了，另给水挖了一条地下的出口，城墙也凿开，好通到车站去。

围城的那些日子固然惊心动魄，可使馆区见过的热闹事还不止这一桩。这以后，它那几条僻静的街上多少回挤满了逃难的队伍！一九一一年闹鼠疫，北京四郊的洋人都跑进来避。而满洲人退位的时候、一九一二年共和军哗变的时候、袁世凯死的时候、一九一七年张勋闹复辟的时候、一九二〇年安福系的头面人物躲众怒的时候，也有许多中国官员跑到这几道开着枪眼的墙后头来避难，还带来一车一车的细软，甚至带着口粮。一九一七年，使馆区不但有幸庇护了民国的大总统，连那位惹祸的张勋自己，眼看事情不成，也跑来求庇了。

一九〇〇年的事情以前，所谓外交使馆区是并不存在的，虽然多数使馆都设在交民巷上或是附近。「交民巷」这名字的来历，是满洲人当国时朝鲜、蒙古、西藏这些进贡的使臣都安置在这里。这话听着虽不中听，可是事实如此：中国政府长久以来一直把西洋的外交官同这些属国来的差使看作一类。就连乾隆那样开明的君主，不也给乔治三世下过一道敕谕，自称「朕抚有四海」，又说：「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时日和它带来的苦教训，把中国那副骄傲的气派改了许多，正如使馆街也改了许多一样。今日这条平整的大道，从前不过是一条歪歪斜斜、不铺路面的土路；围城以前，路上挤满了驴、骡车和驼队。乾隆所拒绝的那个请求——派外国使臣驻在「天朝」——他的子孙在压力之下答应了。于是从明朝到民国、每一个中国官员的那个梦——但愿西方让这个国家保住它古老而可敬的老样子——也就碎了；这个梦，自满的中国人是很难舍得下的。外面世界的经济压力，带着它的外交官、它的传教士和它的速射炮，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可怕的变化带了来。

一八六〇年一战之后，中国政府被迫准许在北京设使馆。不过他们仍旧把使馆看作一件不得已的祸害，能推远一点是一点；这有一件事可证：他们居然刻薄地提议把圆明园的旧址——园里的房子正是洋人自己烧掉的——划给外交人员做住地，后来又提议城西墙外的另一片地。这两次提议都被回绝了，出主意的是巴夏礼爵士；他懂中国人，一眼看穿了这是要把洋人挡在京城外头的花招。

使馆区里洋人所有的产业，要数俄国使馆的院子最老，虽然俄国旗只是北京第三面挂上使馆的旗（一八六一年七月）。不过三百年来，俄国一直同中国有往来；早年别国海路又稀又难，俄国陆路的交通相形之下就稳当得多，她正得了这个便宜。十四世纪的中国史家就告诉我们，那时北京住着俄国人，甚至有一队俄国卫士替中国的君主当差。何况一六一九年，头一批中国茶叶的样品就是俄国的商队带到欧洲去的。中国派往西方国家的头一个外交使团，是一七三一年到俄国安娜女皇的宫廷去的；书上说，这个使团在克里姆林宫受到隆重的礼遇，还行了「磕头」之礼——而这个礼，多数外国使臣在中国宫廷是不肯行的，为着这一层，他们许多年都没能觐见。

今日俄国使馆这块地方，早在十七世纪后半叶就是俄国历次专使的住处，一六五四年巴伊科夫的使团也住在这里。这地方叫南馆；一六九八年指定给俄国的官商队做寓所，那些商队从那时起多少照着定期出发，一直到一七六二年为止，依据的是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里通商的条款。

一六八五年，也就是彼得大帝在位的头几年，出了一桩看着极小的事，却引出了俄国在中国的常驻代表。那一年，阿尔巴津人——一小群俄国拓荒者，在黑龙江上的雅克萨堡住了下来——同中国人起了边衅。苦守了两年之后，中国人打下了这个小小的聚落，俘了大约五十人。这些俘虏后来被慷慨地开释，接受了康熙叫他们在北京落户的提议；他们同本地人通婚，其实除了自己的宗教之外，样样都成了中国人；那宗教他们倒是忠心守住了。

过了些年，一七二七年俄中之间的恰克图条约给了一个俄国教团在北京居住之权。这个教团还带着几分外交的职分，不过它本来的用意，是正式承认阿尔巴津人后裔在宗教上的需要。南馆从此改作教士的修院，一直用到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之后；那时主教把他这所院子让出来做使馆，自己搬到鞑靼城东北角的北馆去——阿尔巴津人当初来的时候，朝廷就是在那里拨了一小块地给他们盖小教堂的。

俄国使馆里那座教堂，是使馆区里洋人所用最老的一所房子。它是一七二七年由满洲政府替正教教士盖的——那一年恰克图条约刚承认了他们——不过屡经修葺，如今原来的构件已经剩不下多少。

法国和英国在北京置产远在俄国人之后，可是头两个在这里设使馆的却是他们；这是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的一项条款，而这个条约是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在一八六〇年联军之役以后逼中国人批准的。

法国人找的房子是纯公府，那府里的园子极有名。纯公一家从前又富又有势，后来败落了，产业一半都成了破屋。法国人接过来的时候，发现几间快塌的下房里满是笼子装的蟋蟀。原来那年月斗蟋蟀同斗鹌鹑一样，是中国人顶爱的玩意儿。得胜的虫子常常值一大笔钱；这一门贵族末一位不成器的子孙，就把祖产剩下的那点底子全花在这上头了。围城以后，使馆略略扩了些，把沙莫旅馆的一部分地面并了进来。原来的房子里，如今剩下最要紧的是办公处，那从前是小教堂。

英国使馆的来历也一样入画。这所府第本是康熙皇帝赐给他第三十三子的住宅——那一支的后人袭的是梁公的爵——后来也因为主人家贫，日渐颓坏。英国人从总理衙门——就是旧日的外务衙门——手里租下它，每年租银五百镑。这租金按时交了四十年；每逢中国的新年，使馆的中文参赞便用一辆骡车把折合的银子送到衙门去。

那里许多房子已经破得没法修。不过公使住宅有一部分就是梁公府的旧屋；石狮子守着的那条正门甬道、那些红柱子的敞亭子，还有园子里那些别致的小亭，都尽可能地修复保存下来，使馆因此添了不少画意。

英国使馆的地面向来是北京各使馆里最大的；一九〇〇年以后又把翰林院和銮驾库的地并了进去，就更大了。正为这个缘故，一九〇〇年所有不参战的人都被安置到英国使馆院里避难。这里的仗虽然从没有法国使馆那样凶——法国使馆的房子多半被毁了——可是墙里头还是有许多东西叫我们想起一场英勇的守御。譬如参赞的花园就改作了坟地，匆匆忙忙地在那里下葬，往往是冒着弹雨办的。公使住宅的楼上被炮火和枪弹打得很惨。那几处走廊成了小小的炮台，拿沙袋垒了街垒——「这些沙袋真是五花八门，从前的防御工事里大约没有见过：天底下所有的颜色、所有的质地都用上了」，绸的缎的、帐幔、地毯和绣品，都被狠心剪开来做了沙袋。英国使馆守得最吃紧的一角，大约要算俯临蒙古市场的那一处；草原之子从前就在那市场上拿他们的绿松石和皮货，换文明世界的精致物件。那里被中国兵牢牢占住，一直是使馆的心腹之患，直到哈利戴上尉领着一队人出击，把它扫清烧掉为止；哈利戴上尉受了伤，为这桩英勇的事得了围城期间唯一的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东北角上对着玉河的一段墙，特地留着没有修：上头满是弹孔，还刻着一行粗粗的字，如今差不多磨平了——「勿忘」。列强眼下的方针是「既往不咎」；也许从这里可以找到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的答案：一九〇〇年那个永远忘不了的夏天，北京的外国侨民受着枪炮、酷热和粮水不足的苦；何以纪念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的，竟只有这一行磨得半没的题字和使馆门边那座不起眼的碑？

法、英两国既设了使馆，别国不久也跟着办。后来的多半在已设的几家近旁租地或买地，到末了，除了围城时被烧的意大利使馆和比利时使馆，所有的使馆都落在南边以城墙为界的一个长方里。这些使馆多数就在今日的地方，只是一九〇〇年以前院子小得多，彼此之间还隔着一片片中国人的房子。

这条通例有一个显眼的例外，就是美国人：他们最先占的是今日东方汇理银行所在的那块地。那地从前是卫三畏博士的私产；卫三畏就是《中国总论》的著名作者。美国使馆头一回正式在北京设立（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日）时，法国人又一次显出他们对美国由来已久的友好，请这个使团去住；美国人感激地暂时住下了。后来卫三畏的产业归了新任美国公使田贝上校，田贝后来又把它卖给朝鲜人，末了才转到今日的主人手里。

围城一结束，美国的外交人员暂时搬进三官庙——如今那里是美国陆海军武官的住处——一面等着现在这处馆舍在一九〇五年落成。国会为这所新房子拨了六万元，地是从中国业主手里接过来的；这几所房子除曼谷的公使馆和东京的大使馆之外，是美国政府自己完全拥有的头一所使馆建筑。

最早几处使馆的近旁，不久又有了赫德爵士主持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几家银行、一个邮局、一个叫沙莫的瑞士人开的小旅馆——沙莫是个勇敢的人，有一位一样无畏的太太，两人的胆识和先见对围城时使馆的备粮出了大力——还有一家末了提起却并非最不要紧的铺子：祁罗弗洋行。这铺子开张，中国人大为反对，因为北京那时候不对外国通商，如今在官面上仍旧不通；他们闭关的门虽已裂开一条缝，却极怕这条缝再撑宽。可是各国公使证明这铺子是他们日用所必需，硬把这一点争了过来。中国人认了这没法子的事，自己——连宫里的太监在内——反倒成了西洋货最大的主顾。所以祁罗弗早年的生意很兴旺，卖的是补袜子的棉线、饼干、炼乳、马鞍、纸烟、画花的怀表、炖锅、除虫粉和镜子。

使馆区划成今日这个大小和格局是在一九〇一年，把上面这些房子的地面——多数已经全毁或半毁——连同别的许多地面都圈了进去。围城以后，中国人不许在使馆界内置产。他们的房子被没收，地拿去扩充使馆、并给卫队盖营房。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分了肃王府——打仗的时候有三千中国教民安置在那里，最后十天全靠府里那些好老树的叶子和树皮充饥——又分了堂子，那是满洲王朝神秘的萨满祭所。比利时人也得了今日这块地，从前是义和团的主脑徐桐的住宅。

这一块划出来的地方成了一个万国居留地，完全不受中国管辖。它的公事由一个行政委员会经理。它有自己的巡捕，自己的电灯。街道铺了路面，有几条还起了名字，像拉布鲁斯路，是纪念那些为守卫这些街道而死的人的。各国卫队出巡逻的人，也出救火的器具。各使馆重建的时候——用的多半是庚子赔款——四周已经又干净又整齐。北京的外交官到底过上了同他们自己的文明相称的日子。

不过使馆区早已太小，容不下住在京城的全部洋人了。北京虽还不是通商口岸，可是那些钻头觅缝的西洋商务代理人、追逐路矿权利的人、报馆访员、兜揽借款的人和买古玩的人，已经一步一步挤了进来。中国人对他们不承认，却也容忍。房主人乐得有出得起价钱的房客。于是哈德门与东城墙之间这一带，因为位置适中，正迅速地变成一处非正式的洋人居留地。

使馆区三面直接被本地的城围着——那才是真正中国人的北京。第四面是鞑靼城墙，把它同外城的贫民窟、喧嚣和放荡隔了开来。

一九〇〇年那场翻天覆地的事，对整座城的震动同对使馆一样大。义和团搜捕教民，放火的时候并不大分辨。兵一旦搀进这场混战，抢起来一视同仁，那份公平本该用在更好的事上。每一把火、每一次抢，都是艺术上的一桩惨事。有来历的宅子、漂亮的铺子化成了烟，随它们化掉的还有再也补不回来的美物。跟着来的自然还有许多苦难。王侯的家财丢了；后来重划界线的时候，许多好产业又给一扫而空。

不过秩序渐渐恢复了。吓坏了的人一个个从藏身的地方溜回来。人天天看见他们可怜巴巴地在自家的瓦砾堆里扒来扒去。随后他们起头重盖房子，起先还怯生生的。那一场「涤荡的火」对个人虽然残酷，对整座城却是有益的。从前使它「比汉城或巴格达还要恶浊」的那些刺眼的景象和难闻的气味不见了，市政上一种更高的清洁标准开了头。在一个这样怕变的国家里，大约非得有这样一场剧变，才办得到这一步。

这自然不是一天办成的——是极慢极慢地来的。慈禧太后出走回京以后所下的那些变法诏令，替改革铺了不少路，也让守旧的百姓对变动的时世有了点准备；虽说以她那份看得出风向的过人本事，也料不到会变到什么地步。不过北京市政改良真正的功劳，得归袁世凯，其次归他手下的民国政府。

一个行路的人忽然闯进一段社会变动的年月——尤其是从封建的过去闯进民主的现在——大概总要惋惜中古之物的美和新造之物的丑；可是他也不能不承认，某些近世的新花样，给他添的舒服是没法计量的。单是新铺的街道，就把整座城的面目变了，在很大程度上也把它的生活变了。头一条碎石路是从西直门修到颐和园的，为的是方便朝臣往来入觐；这就见出一股上进的精神。这条路走的是乾隆以前就有的那条石道的旧线，路面还留着一段一段原来的石板，是特意留给旧日那种没有弹簧的重车走的。这些老古董一样的车子如今正让位给汽车。北京已经用上好几百辆，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自己的。路造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好——这是时世的征兆，可见总有一天我们会看见走遍中国都又容易又舒服。

同时，一支新的巡警——世上最讲理、最有礼貌的巡警——正把交通规矩的一点必要观念灌输给这些百姓；他们向来不大分得清独轮车同汽车的快慢有什么两样。此外巡警的差事并不难当，因为中国的人群天生守法，各自安安稳稳地走自己的路，直到忽然激动起来的那一刻为止；在到达那个谁也指挥不动的关口以前，它差不多是自己指挥自己的。说实在的，对中国人比对任何别的民族更可以说这样一句话：「人在动手行凶的前一刻，是多么和气啊！」

这些近世的改良倘若办得不知分寸、不顾民间的成见，一定要招来刻骨的怨恨。就这样小心，前门广场要改造的提议起先还是招了反对：极守旧的那一班人不愿意为修铁路把城墙凿开，不愿意有电灯的烟囱——一句话，凡可能坏了京城「风水」的新东西，他们都不愿意。原则上的反对一经打消，还剩下一层成见：不肯挪动门外那一对石狮子。这对狮子极古老。当年随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斯当东爵士说它们是「这样不像它们所要表的东西，简直会叫人错认成戴着查理王时代那种假发的披甲武士」——说的一定就是这两个东西。

北京的百姓怕：这两只可敬的兽一挪动，它们要不高兴——可是广场重铺路面又非挪不可。怎么办呢？这问题末了是用一个十足中国式的法子解决的。狮子是蒙着眼睛挪走的；成群的人看着它们眼上蒙着蓝布，被拖到新的位子上去——这在二十世纪里真是一件稀罕的景象。

这一套改造的计划里，还有一项是把宫前那座国号门开放——那门关了好几代了。工人把满洲的门额取下来，预备换上民国的新名「中华门」，却发现满文底下还有一层明朝的国号，只抹掉了一半。中国人照例满不在乎，就把这块国号的门额搁在近旁一个顺手的柜子里；后来张勋图谋复辟（一九一七年七月），头几件事情里有一件就是把它重新挂上去——可见这块门额在中国官场眼里有多要紧。

民国的新政府把这道御门开放通行的前后，还把许多久闭久禁的地方开放给公众，表示这座城同这个国家一样，如今是百姓的了。宫禁之内凡不是大总统或逊帝住所实在需用的部分，凭票都可以进去看。从前御苑的一部分改成了今日所谓中央公园——北京头一座公园——让居民除了街上以外，另有一处透气消遣的地方。

这里也没有忘掉公众更深一层的需要。平则门附近新开了一所中央医院。先农坛外头有一所模范监狱，这是着手医治旧中国一件最刺目的弊病的头一步——那弊病就是对付犯人和用刑的法子既野蛮又肮脏。又设了一个石印局，在外国人监督之下印钞票。一个农事试验场，日后总会认真考虑那些秃山造林的问题。近世的自来水也装起来了，把好水送进城里。市里的救火队归京师警厅管——虽说民间的水会还有许多。新设的官办工艺陈列所附着一所工厂，用着六百名徒工；凡对本国手艺有兴味的人都值得去看看。那里制造并出售玻璃、藤器、漆器、五金、呢绒绸缎和绣货，工厂还兼营印刷和凿自流井。

不过近年来中国、尤其是北京，进步最大的标志之一，也许要数新开的高等学堂之多，像两所大学、一所法律学堂、一所语言学堂和一所警官学堂，此外还有许多初等学校。同这些相类的，是京城最要紧的一所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它的设立是一九〇九年九月奉上谕批准的。这所馆日后注定要成为中国的国立图书馆；如今它已经藏有好几种要紧的典籍，譬如从前存在热河行宫书库里的《四库全书》，还有从前存在内阁的宋元版本，以及一九〇〇年翰林院大火时抢出来的那批名藏的一部分。

这些新机关多半同大多数新衙门一样，设在难看而费钱的洋式房子里。它们不如旧日那种瓦顶平房的衙门入画，也不如它们合于这里的气候；不过在许多方面究竟更合用，而且省地方。绕城游览时一般会经过的要紧衙署有：西长安街上的总统府——从街上只看得见它的外门新华门；集灵囿的国务院；石大人胡同的外交部；东城内务街的内务部；西长安街的财政部；同在西长安街的交通部；哈德门大街的海军部，紧挨着它的陆军部；以及前门西北小四眼井的司法部。

除这些之外，中国银行和许多同类的机关也占着洋式的房子。国会也不可忘记，虽说它不如各部那样惹眼。它在顺治门以西的鞑靼城墙底下，占的是从前法政学堂的房子。

国会开会的时候，要旁听公开的辩论，可以经使馆领票；会上的情形既稀奇又有意思。民主政治在草创之中，正像真心相爱的路一样，「从来不曾平顺过」；把西洋的文明接到中国的文明上去，也并不像不动脑子的人所想的那么容易。留给来宾的旁听席总有巡警把守，还有若干侦探不断留神，防人扔炸弹。议员们本身也很值得一看。人的模样之杂，出奇；衣裳之杂，也一样出奇，从老式的礼服一直到油腻的绸袍都有。不过中国人天生带着那么多的庄重，而且即便带着各省的口音、说话吃亏，也还是极好的演说家，所以那身可笑的杂色衣裳也就叫人忘了。

今日的北京有一处显眼的地标，在街上走的人常常打它跟前过；那是中国政府立的，为的是纪念这座满是惨事的城里的一桩离奇惨事。这就是哈德门大街上那座石牌楼：一九〇〇年六月，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在往旧总理衙门去的路上，被一个中国兵打死在这里。这座纪念的牌坊上有拉丁文、中文和德文的题词，末了几句是这样的：

「特建此碑，以彰善瘅恶，俾我臣民鉴于往事，永志不忘。钦此。」

一九〇〇年以后，这座城和城里的人确实学了许多教训；而且不单是立这座碑的那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所要他们学的那几样。

附注一：他们连火车穿过外城城墙都极不愿意；直到列强坚持要一个方便些的办法，离京城最近的车站一直设在永定门外马家堡那个关厢。

附注二：北京是拿一条龙来象征的：哈德门和顺治门是它的眼睛，前门是它的嘴，如此等等。照本地的传说，开水关等于在龙身上豁了一道口子，北京的财气——「龙血」——就从那里渗掉了。

附注三：这条巷子如今叫使馆街。

附注四：这里指的是马戛尔尼勋爵的使团。

附注五：见巴克斯与濮兰德合著的《清室外纪》，并见《马戛尔尼勋爵使华记》。

附注六：见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荷兰和葡萄牙最早的使团似乎也住在同一所院子里。

附注七：为嘉奖他们的勇敢，把他们编进了皇帝自己的侍卫，隶在黄旗之下；他们的子孙至今还在旗里。

附注八：见亨利·考狄所著《一八六〇年至一九〇〇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

附注九：一九〇〇年以后，这块产业不再属于中国政府，如今是英国皇室的产业。

附注十：这些小亭子里有一座至今还用着，做了小教堂的钟楼。围城期间每逢总攻，就是这口钟报的警。

附注十一：銮驾库里养着象和象车，中国的君主从前逢大典就用它们。象是尼泊尔和安南进贡来的。

附注十二：围城这件事至今还等着一位称职的史家——等一个人来做特里维廉替坎普尔之围所做的事。眼下讲这题目的书出过几种，都有意思。明恩溥的《动乱中的中国》把围城和它的余波叙得很好。普南·威尔的《北京来的私信》虽然夸张，也常带成见，却是讲围城本身和后来劫掠北京最生动、最出名的一部。罗兰·艾伦牧师的《使馆被围记》，是英国使馆里逐日情形的一部平实的记载。达尔西的《法国使馆防守记》，则是防守中极要紧的一段的一部直白而有分寸的叙述。

附注十三：德国使馆设得比别国稍晚，地是普鲁士王国买的。

附注十四：这是一部标准的著作，在讲中国的书里至今还占着权威的地位。

附注十五：三官庙从前是一座佛寺，在中国人中间极有灵验的名声。院子里至今立着几通碑，记着历来修葺积德的显要人物。有一个传说把它同明朝末一位皇帝连在一起。那皇帝听见流寇李自成在京城门外擂门，便打发人到三官庙的神前去问怎么办。回话叫他照中国的规矩抽竹签：抽着最长的，就该放胆迎敌；抽着不长不短的，就该在宫里等敌人来；万一抽着最短的，就该自尽。天意把那根短签放到了他手里，他于是在煤山自尽了。

附注十六：人记得他是那位凶狠的老帝师，「他的志愿是拿洋鬼子的皮蒙自己的车；他厌恶欧洲人和欧洲人的一切，厌恶得毫不通融，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义和团起事以前好几年，他立下一条规矩，出门决不走使馆街，宁可从住宅通城墙的一道旁门出去，也不肯把脚踏在洋人的路上。」

附注十七：外国人不准在北京置产。

附注十八：关于中国国会与民国的建立，详情可看普南·威尔的《中国争共和记》。这书把近年中国的政局说得很明白——这题目很难跟得上，因为昨天的实情到今天已经不是实情了。又可看濮兰德的《中国、日本与朝鲜》。

附注十九：那座一般叫作克林德碑的牌坊，在协约各国打败德国之后拆掉了。石料已经用来在中央公园建了一座纪念坊，纪念「公理战胜强权」。

四旧日的风致

今日的北京也有意思，因为凡是发展总有意思；可是给这座城最大、最叫人捉摸不定的魅力的，还是那些随处都在的东西，它们叫你想起一个比今天更奇异、更迷人的昨天——那个昨天还没有工厂和铁路来搅扰亚细亚睡梦似的安宁。如今新旧混在一处，过去同现在缠成一团。电报线把世界的消息送进报馆，报纸上印的是中文夹着西文的字。轿车打骆驼队旁边过去。铺子的招牌，有的是描金的方块字，中间夹着几块用别扭的英文写着告白的。铁皮顶的衙门同漂亮的庙宇做邻居，新式照相馆紧挨着塑佛像的作坊。不过那个更老的文明所剩下的东西是那样入画，所以凡领略过那一层幻境的人，回头去看它还不曾破灭的日子，总归是一件乐事。

前面说过，明朝人是会规划一座壮丽的京城的。原来那副对称的布局，如今在几条把鞑靼城切成直角的大街上还看得出、还叫人佩服：三条南北走，三条东西走，路口上立着好看的木牌楼。

可是这些规划得如此堂皇的大道，其实不过是土筑的路堤，像高卢一样分作三部分。当中一条垫高的大路——就是今日碎石路的前身——走轻便的车马；两旁各有一道深沟（后来都填上了），走笨重的大车。路是松土筑的，不铺路面，不久就磨出坑来，坑里积着污水垃圾，黑猪和吃腐食的狗聚在那里大嚼。一下雨，低处就变成又急又险的水流。中国人却说：「路既是路，永远是路」；他们守定祖宗做下的就是好的这条道理，并不想去改良它。同是这一股走了样的敬古之心，把永乐所设计的那一套极好的沟渠一直搁着不管，直到它坏了，只剩下几道断了的暗沟，至今还辨得出痕迹。

种种不舒服，百姓早就习惯了，达观地受着。就是有钱人，在家在外，身子上也并不娇养。冬天屋里难得生火，除了砖砌的「炕」——就是睡觉的台子。椅子是硬的。车是没有弹簧的。气候是走极端的。行路的人不是陷在「伏天」——一年最热的时候——雨后的泥辙里，就是在苦寒的「大寒」时节踏着雪跌跌撞撞；再不然就在沙尘暴里摸索着走，那沙是春风从蒙古的沙漠刮下来的，像一只脏手抹过天空，把太阳的光亮都擦掉了。刮「黄风」的季节里不得不出门的人，用布蒙着脸，在那一片芥末色的云里无声地走动，看着像鬼一样。有人提着桶、拿着竹瓢，到处泼脏水想把尘土压下去，那点微弱的努力只是在别的折磨之外又添了一股恶心的气味。

话虽如此，从前的人虽不如今日舒服，却有一层安慰，就是那种随随便便、各行其是的自由。没有巡警的章程逼人整洁守序。街道就是下层人家的起坐间；他们不惯于独处，也并不想要独处。一个人的铺子挤了，想多占点地方，就把便道占过去。当家的高兴，就把垃圾倒在自家门外。一个小贩死讲价钱，可以拿他那副挑子把一条小胡同堵上几个钟头，没有人说他。

这些小贩如今还剩下一些；他们是老北京生活里的一色——既是一色，也是必需。那年月走动比现在难，女人又深居简出，主妇买东西就在自家门口买。只有茶、米和药材不走街串巷。至于自家织不出的布、梳妆用的东西和零碎玩意儿，还有肉和菜蔬，全在街上买。

这些叫卖的多半有自己一套带腔调的吆喝，同伦敦卖鱼的、巴黎卖四季果菜的一样——这种吆喝，如今在傍晚的静里有时还听得见。许多人是拿一件简陋的响器报信的。一阵尖利的铜喇叭，是磨刀的来了。一把粗糙的口弦「铮」的一响，就是剃头的正顺着胡同走过来。修脚的是打着木板串街的。锣一响，必定引来一群闲人，看驯熟的羊、小狗和干瘦的猴子做把戏；某一种鼓点一敲，满街的孩子就跟着卖玩具糖食的跑——那人的全部货色不值几个铜子，却是孩子们不断的欢喜。

在外头做的不单是买卖。马是在铁匠门口钉掌的——如今还是这样；不听话的骡子就在便道上灌药。鞋匠哪里来了主顾，就把随身的楦头往哪里一放。锔碗的随处可以把一只碟子锔起来。卖烟袋的蹲在庙门的荫凉里，从肩上竹扁担挑着的箱子里取出家伙，替这一带的铜烟袋换上新杆。可惜在这些入画的东西中间，也常有叫人难受的景象。推拿的、屠户和修脚的一样在露天做生意，过路的人还客气地绕开，给他们留出地方。剃头的随便在哪家门阶上就替主顾刮脸。麻风病人和疯子没人管束，满街乱走，露着身子和疮口。

钟楼上报的宵禁一响，人就睡觉。天黑以后并不禁止出门，可是街上没有灯，也就没有人愿意出去。非出去不可的，提着灯笼。灯笼要是灭了——这是有的事——就有跌进沟里淹死的险，再不然就是被抢。

那时候没有巡警，只有一班更夫，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道勃雷和他手下人那样，有一下没一下地在城里巡着。此外民间自办的也补着官家的不足；因为从前的日子是过在一种共保连坐的公共制度里的——那是一个更古的文明留下的东西。铺家和住户雇人彼此照应；夜里满城都是这些人巡更的响动，他们一路敲着两块竹梆，「好让贼知道他们来了」。说实在的，这种如今难得听见的声音之于老北京，正如白兰地的气味之于科涅克。

那时还没有自来水，各家或是从自己那口又苦又碱的井里打水，或是同邻居说好了到邻家去打。再有钱些的，就向挑水的买「甜水」，那是用独轮车从远处推来的。挑水的车如今还在外城转，吱吱嘎嘎，难听极了。可是这刺耳的声音，东方人的耳朵听着倒像很受用；中国人正同《海伦的小宝贝》里那孩子一样，「就爱听轱辘转」。

若不是有那样好的日光、那样干燥的空气，北京的百姓决熬不过这种没有卫生可言的日子。多亏这种有益于健康的气候，京城向来比中国别处少受时疫；虽然看老北京那些脏街，人一定会断定相反。

这份龌龊一直到宫门口。连前门一带的空场也没人管，又乱又满地垃圾。参差不齐的石板缝里钻出野草。守门的石狮子看着灰扑扑的。大清门的屋顶上长着草。栏杆缺了口，是柱子倒了的地方。有时候胡乱拿荆棘堵一堵，或是把断石头竖起来用绳子捆住。可是要挤过去也容易得很，不少懒得绕路的人就这样挤过去，好从广场上抄近道。这块照规矩谁也不准进的圣地，于是成了闲人和乞丐的去处，他们在那里晒太阳，躺得四仰八叉，也不碍车马。中国自古以来豪奢与饥馁相并的那个传统，就这样活画了出来；白居易咏过这景象：朱门之内，酒肉之气；门外道旁，有冻死的人。

北京的风致损失最大的一回，是帝制的终结和满洲人的破落。在旧制度下，凡满洲的男丁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听皇帝调遣的兵，不论当不当差，都有钱粮。他们中间许多人手头宽裕，尽够讲究排场；有些同宫里有瓜葛，还享着官位的体面。

旧式的满洲官儿是很惹眼的人物。他身量高，很有气派：官帽上缀着宝石顶子，穿着绸的或貂的长袍，里头是绣得极华丽的袍子，腰上系带，带扣是雕玉或是金的，上头挂着绣花的眼镜盒、象牙的筷子套，还有一只四围镶着珠子或钻石的珐琅表。他那副样子，简直像是自己给自己画的一张祖宗像，叫人看着痛快。而他坐着绿呢大轿、后头跟着替换的轿夫往宫里去或从宫里回来，或是坐着关起来的京车、套着一匹漂亮的骡子、红的紫的鞍辔、前后围着一群吆喝开道的跟班，那么小百姓看他过去时那一脸敬畏，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一堆各色各样的闲人——伛偻的老头儿，眉眼斜挑、头上四面翘着小辫的漂亮孩子——怎样赶忙贴到墙根上去，或是溜进一个避人的门洞里，好看他的仪仗过去！看一回他那份气派，是他们沉闷日子里的一桩大事——好比伦敦的市长巡游，来得挺勤，而且引起的不是嫉妒，是得意。

可叹的是，这些满洲人如今拔了毛，许多已经到了真正缺衣少食的地步。他们从来想不到自己的钱粮有减掉的一天；等到身分上的特权撤了，在这样一个竞争酷烈的国家里，他们竟没有谋生的本事。他们被教着看不起做工、荒废学问，已经太久；连自己最爱的武事、弓马也丢开得太久了——当初正是弓马使他们成为一个强悍的民族，几百年里也一直撑着他们的强悍。至于上层，他们错在忘了一件事：除了做贵人，还得做人。

他们的女眷，在得意的年头里，给这座灰扑扑的老京城添上了极可爱的一笔颜色和生气。满洲男人穿便衣时，不是极熟的人细看便同汉人分不出；女眷的衣裳和头式却至今另是一格——又长又直的袍子配坎肩，颜色是鲜明的粉红或藕荷；鞋子样子别致，鞋跟安在鞋底当中；头发绾成高髻，或是架在一块蒙缎子的板上，那板横着立起来，两头张成显眼的翅子。这种古怪的、想来也并不舒服的装束（有一部分常是假的，可以摘下来），上头装饰着串珠的带子、好看的簪子和真花假花，有时还垂着珠穗。它顶好看的地方，是把头发做成一个精致的框子，很配满洲人的眉眼，把脸衬得分明；那脸上厚厚地敷着粉、抹着胭脂，为的是记着他们自称的那个据说是白种的来历。满洲太太们不裹脚，这也使她们比别处东方女子的深居更显出一种引人注目的自在。人常常看见她们在外头走，仪态从容，后头跟着仆人。她们成群聚在庙会上说闲话，像一群羽毛鲜亮的鸟。她们坐车坐轿去拜客或是进宫；过路的车窗里，常瞥得见一张俏脸或是一副华丽的头面。

从前北京车轿之多、之杂，也是一景；而且从轿子和车子的外面，就准准地看得出主人的品级。在位的皇帝、皇后可以用黄轿，宫里的妃嫔用橘色的。一二品的官用绿呢轿，三四品用蓝呢的——都是四个人抬。低微些的人有时雇两人抬的小轿，轻便得多，也不摆架子。这种轿子是拿不比拇指粗多少的竹竿巧妙地扎成架子的，柔软的东西自有柔软的结实。轿围子是灰的或铁青的，素净得像教友派的人；却在意想不到的角落上露出一点点鲜亮来——錾花的铜疙瘩，或是细竹拼成的雅致花样，衬在一道窄窄的红布边上。路修好以后，轿子在城里渐渐绝迹；不过在关厢里，有时还遇得见这么一间脆弱的小棚子，像一个吊起来的岗亭，在两个脚力好、耐得住的轿夫肩上晃着。

骡驮轿如今极少见了，从前却很平常。没有铁路的年月，山里来的人上京就坐它。独轮车也是街上熟见的东西，把乡下的出产推进城来——一车红艳艳的萝卜，或是湿淋淋的白菜，那是在护城河的脏水里泡新鲜了拿去上市的。城墙根下，一串串骆驼——那时比如今多得多——迈着又慢又匀的步子把煤驮进北京，或是把货驮出去，有时还伴着一支哀婉的蒙古调子。如今满街都是的洋车，在这座城里倒算是晚近的东西，一九〇〇年以前差不多没有人知道。从前男男女女骑牲口的多得多，坐骑之杂也叫人吃惊。驴子搭着布鞍，等在街角上候客，就像西方街上的马车和汽车。蒙古人有自己的骑乘骆驼，那步子除了主人谁也受不了。满人和汉人爱骑骡子。华北的骡子的确是极好的牲口，比常用的蒙古马好得多；一头漂亮的骡子是阔人的一件奢侈。常看见衣饰华美的某位少年王公骑着这样一头好牲口，四围拥着一群骑马的跟班；鞍子高高的，红色，钉着铜活或银活，鞍下垫着上好的丝毯。这些赶时髦的阔少爷买一头坐骑所花的钱，抵得上我们买一匹良种猎马。

除了这些代步的法子，还有十来种不同的车。寻常的车是两轮的，轮子沉重，钉满铁钉，车身蒙着蓝布。坐车人的贫富与身分，从布的好坏、饰件和辕里牲口的鞍辔上看得出来。不过除去小小的出入，一位公主那辆缀满流苏的车，样子同赁来的破车并没有两样；两者都看得出是从草原上那种粗陋的篷车传下来的。

中国的长敞车，叫人想起意大利某些地方至今还见得着的古式车子。拉车的是杂凑的一队牲口，「满套」是五头在辕里，还有第六头跟在后面，要用时才上。绳套穿过铁环，松松地把这一家子拴在一起；这一家子里也许有一头牛同驴、马、骡并排拉着。既不用闸，也不用缰。赶车的同他的牲口一同过活、一同睡觉，不屑用这些东西。他在车旁走着，或是坐在车沿上，连那条长鞭也难得动用。他单凭嗓子指挥牲口、鼓励牲口；他那些拉伯雷式的粗话同他这个人一样入画。不用说，这一队挪亚方舟似的牲口，只有中国车夫使唤得动；一八六〇年联军就懊丧地领教过这一点——那时远征军的中国车夫跑了，白种人使尽了法子也没能叫那些牲口挪窝。

一个倒霉的客人若非坐长车走一段远路不可，那滋味只能比作坐着炮车穿野地。可是要把他和他的行李从通京城那些糟透了的路上运过来，除了这个又没有别的家伙。那些路有许多是大石块松松地砌起来的大道——这种路面叫人想起罗马的古道，中国人自己说它是「十年好，万年坏」。

铁路虽然使笨重的车运大为减少，那一套辐凑到北京来的大道至今还有人走。

哈德门外是车店聚集的地方；看他们把这种原始法子运来的货卸下装上，很有意思。走大路这一行人，辫子上落着土，盘在头顶上，嘴里衔着长烟袋；要找比他们更脏、更快活、气色更好的一伙人，什么地方也难。他们从天亮走到天黑，在难走的野地里赶路，从不叫一声苦；等到末了进了城，卸了货，给牲口套上破料袋，你就会看见他们在近旁哪个摊子上美美地吃一顿白菜面——摊上挂着铜的月牙儿，可见掌勺的是同教的回民。这时候他们的客人——大约是某位官员或是殷实商人的跟班——已经散了，各自去到某几所私宅；那些宅子多大多讲究，都藏在不动声色的墙后头。至于路上一路平安，客人是早给过赏酒钱的。

京城里那些有名有来历的宅第——住过汉、满、蒙的大官儿，他们显赫一时，末了往往落得身败名裂——写一整部书也说不完。不过有一处可以提一提，是北城已故庆亲王的府第，那是一所典型的房子；他得意的时候，这所房子里住着一千多人。庆王府这块地方，原是乾隆的大臣和珅产业的一半；和珅的家私粗估有九亿两，足够勾起一位皇帝的贪心——那位贪心的皇帝就是嘉庆。也难怪！乾隆赐给这位宠臣的花园，在当日是京城的一奇。园里有六十四座亭榭，有几座还盖着御用的黄瓦；四角上立着高楼，是照宫禁的样式造的——有一位作者说得中肯：这无疑是自招其祸。他正宅里那张古玩的清单读起来像《天方夜谭》里宫殿的陈设：几千件貂皮衣裳、几十挂珍珠项串、实金的屏风、玉的食器、黄玉的汤碗、珊瑚树、几百块大红宝石、几千块上好的蓝宝石、嵌着宝石的漆器家具——这还不过是他宝藏里的一小部分。

「在东方的朝廷底下，极富总是极险的。这个道理，是一遍又一遍拿身家性命换来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民族里，攒钱的天性照例比怕死还强；他们对穷的那份怕，像是经过多少代最凶的生存挣扎，已经攒成了一股不讲道理的盲目本能。」

和珅并不是这条通例的例外。他被人拿捏造的罪名判了死；判以前还再三受重刑，逼他吐出家私的总数和藏处，他所有的宝藏都散掉了。嘉庆是个伪君子，还发了一道谕旨说明他办父亲这位宠臣的用心：「朕之所以籍没大臣之产，止为儆戒贪黩之臣，垂为炯戒而已。……和珅赀财之多寡，于朕毫无所系；朕所计者，惟在申明为官之廉耻耳。」——辩解便是招认。从这道有意思的文书的字缝里，我们读得出嘉庆一心要夺和珅的家财与权柄，动机不过是挟嫌与贪婪罢了。不过这位皇帝若肯，本可以光明正大地参他；因为和珅确实是蛀蚀乾隆留下的这份大家业的心腹之蠹。

和珅这所府第的来历，已经成了北京史事的一部分；它的西一半后来给了庆王府一家，那是宗室。

可是打门口过的人一点也看不出它的富丽。在中国向来如此。有钱人家的房子和园子越美，藏得越严。就是大门开着，我们看里头的房子也被一道影壁挡住；影壁保得住另一层清静——清静在东方是有钱有势的人一件难得的特权——同时也挡煞。我们以为房子不过是个住处、一个遮风雨的地方；这个想头在他们是全然陌生的。他们看一所住宅，重的是院子的大小和地面的秀美，倒不在房屋的高大堂皇。所以中国一所好宅子占地总是很大，常常从这条街通到那条街，让主人享得着日光、清静和绿意——北京人极看重这几样，因为公园少，他们把许多工夫消磨在自家的园子里。

各家院墙从外面看都一个样，无非是或长或短的一段墙；小街小巷因此像得叫人发晕，又没有什么显眼的标记，外国人在北京认路就极难。从前房子还不编号，这就更难上一倍。一个铺子的地址也许叫作绒线胡同、炸鱼胡同，或是石大人胡同——那是照住在那里最要紧的一位人物起的名字——可是对生人一点用也没有：既不知道这条街在哪一带（同名的往往有好几条），也不知道在它那许多曲折的哪一段上找得着这家铺子。他若向过路人问路，人指点的方向一律是东南西北；而在北京胡同的七拐八弯里始终把东南西北记清楚，可并不容易。

路上的阻碍又添了他的难处，逼他一再绕远。街角上冻僵的穷叫花子、弯着腰扛家什的搬运夫、被赶往屠户那里去的成群的猪羊、睡在街当中或是懒得挪窝的狗，都逼他绕道走。不过最难通行的，还是迎亲和出殡那长长的队伍。

这样的队伍如今还看得见——它们是街上仅剩的几块鲜亮颜色；逢到阴阳先生择定的「吉日」，一队接着一队，挨得那样紧，若不是有近世的巡警章程管着，至今还要把交通堵得很凶。

我们西方各国早把礼节从简了。中国人却不。他们是世上人情上最讲究的民族，死守着旧传统旧规矩；多少人家办一回喜事或是一回丧事的费用，是拿了不起的节俭省出来的。偶尔有从欧美回来的学生，娶亲时不照老规矩办：新郎新娘同坐一辆敞篷马车，车上缠着纸花，一路穿街过巷；小新娘穿着半中不西的粉缎袄和窄裤，蒙着面纱，新郎穿着不合身的礼服，戴一顶一八七〇年式样的高礼帽。他们甚至肯照一张合影：新郎僵僵地坐着，手按在膝上，新娘直挺挺地站在旁边——两人都是一副难为情、自惭形秽的样子。不过通例还是照老样子摆队，哪怕这笔花费害得一家人此后好几年像叫花子一样。

送嫁的行列可以有一英里长，包括几百个抬东西的苦力，抬着鼓和灯笼、一对表夫妇和睦的鹅，还有装满礼物与家常器用的盘子。绣着「百子图」——多子的象征——的绸被面，摊折在红漆桌上，好显出它的富丽；碗碟、篮子、钟表和炊具都跟着走，还有装她衣裳的樟木箱。然而这个行列连同随它而来的一应礼数与花费，不过是一出长戏的最后一幕；戏里的角色是媒人和亲族。看着那顶红「花轿」过去，我们不能不替里头关得严严的小新娘心里一酸：她茫茫然地往一个从没见过面的丈夫家里去。堕入情网那份销魂，与她无干。我们所说的那种爱，在东方是少有的。这在一个正经人家的姑娘，当然更是不许有的奢侈；因为这样纵性，于整个社会要生出没完没了的扰乱，于她自己这个牺牲者也要招来许多苦楚——一个人若由着私情，是会动摇整个家族制度的根的。

迎亲同出殡的排场仪仗太相像了，不等新娘的轿子或是灵柩露面，很容易把这一队错当成那一队。两样队伍里都有同样衣衫褴褛的执事，打着灯打着幡；都有同样几班乐工，从描金的乐器里抽出凄凉的呜咽，那乐器像极大的浇花筒。都有同样一班敲旧锣的：锣又圆又黄，像满月一样；鼓槌颤巍巍地使着劲一碰那薄薄的、抖动的面，锣就哀哀地叫出一大串怨声来。震得越尖，闹得越骇人，帮忙的人越得意。

可是相像到此为止。队伍过去一半了。抬的不再是礼盘和嫁妆箱，换成了到坟上去烧的纸人纸马。有仆人的样子、车的样子、马的样子，还有生前爱看的书、爱穿的袍子、爱用的烟袋——凡死者用过的东西，一概做出来，随着烟跟他去，好宽慰他在别个世界里的魂灵。

抬这些东西的人后头，是披麻戴孝的正经孝子，由仆人或亲族扶着，踉踉跄跄地走。灵柩前头有一位专司礼节的赞礼，隔一阵子打个手势叫乐停下来，叫哭起头。他喊一声：「诸位，该哭了。」满空里便是一片凄惨的呜咽；他喊一声：「诸位，可以了。」哭声就止住。

灵柩本身是一座极大的罩子，罩着红漆的杠架，上面蒙的是花花绿绿的红缎绣活。可是罩底下的棺材却很素净，是好木头或是漆的，比「我们那种叫人腻味的漂亮棺材」体面得多，也得体得多。因为分量极重，杠夫总是不少。皇家的丧事要过一百人；寻常见的是十二、二十四、四十八或是九十六。在中国抬棺材似乎是最下层的闲汉干的营生；不过杠夫是些没洗脸的叫花子、穿着又破又脏的绿袍、戴着瘪塌塌的帽子——那都是临时借给他们的——这在本地人眼里，并不减损这队仪仗的庄严。这些苦力归杠房派来的杠头管。他走在他们前头，把两根棍子一碰，就是叫他们把沉重的杠子从这个肩换到那个肩的号令。他的两个下手把一圈圈白纸抛向空中，据说那是给路上的鬼的买路钱，免得它们挡了亡人的道。

帝制时代，大官的出殡是极华丽的景象，要花几十万两银子。一位大人物生前怎样过日子，关乎他品行上的地位；可是他家里怎样葬他，却能成全或败坏这一家的名声。随着官场的富贵与奢华衰下去，丧葬之礼也渐渐不像从前那样繁重了。譬如纸人纸马，就取了从前殉葬的陶俑的位置——那些陶俑如今在收藏家眼里非常值钱。

不过变得最显眼的，还是给死者装殓的一套。从前放在身上的那一副副玉器——塞鼻孔的、掩耳朵的、覆在嘴唇上的，还有压住衣裳不叫它移位的坠子——如今不做了。从前上了年纪的人一觉着精力不济，就定做这样一副，正如定做一口棺材一样。或者孝顺儿子送一副给父亲，也不至于被疑心是在暗示老人家活得够久了。不过这个规矩多年前就废了，连上层人家也是如此；只有皇室一直行到不久以前。

我们不论怎样是个好共和党人，不论怎样佩服今日这个满是兴旺与友爱的指望的北京（像波士顿或马赛那样），也不能不承认——而且是难过地承认——没有了宫廷那份刺激与豪奢，死也好，生也好，都变得暗淡了。多愁善感的人还要说得更远：他公然惋惜满洲当权的那些好日子，那时候天一黑街上就不安全，而一天二十四个钟头街上都不干净。至少我们可以拿萨尔杜说巴黎的话来说北京：「我惋惜那座旧城，可我也爱这座新的。」我们的心，至今还是向着那个既英雄又糊涂、既有志气又血腥无情的过去。

如今中国正在朝我们所说的那种进步醒过来。她最好的朋友也愿意她如此。可是她就不能求进步而不带来丑陋么？这番非有不可的脱胎换骨，难道非得拿她那几百年的灰砖墙去换新造的红砖怪物、拿她秀雅的衣裳去换半土半洋的俗气衣服、拿她富于诗意的传说去换可以卖钱的事实、拿她那种碎音相和的别致谐调去换她根本不必懂的聒噪音乐不可么？但愿她当心：别叫进步的风刮得太猛太急，把旧日仪礼与传统那一层微妙的气氛吹散了；别叫她过去的烟霭被粗暴地撕开，逼得她哲学里的珍宝只好退进老人们记忆的库房里去——正如生活的震荡已经把她艺术上的珍宝逼进了别国的收藏。

附注一：牌楼同日本的鸟居一样，中国各处都有。它建筑上的道理源出印度窣堵坡的陀兰那门；不论用的是木、砖还是石，道理都一样。高高的柱子——照建筑的大小与要紧程度，或两根，或四根，或六根——顶着一个或繁或简的小屋顶；构造上的巧处，在于怎样把屋顶那样大的分量平稳地架在比较单薄的支柱上，而且主要架在一根横梁上。牌楼并没有许多人所想的那种宗教意味。古时候，凡做过一件好事或明智之事的人，以及守节不再嫁的贞妇，都可以给他或她立一座；不过北京街上的牌楼，似乎只是为着装点而建的。

附注二：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中国的政府不像旧日本，也不像希腊各城邦、甚至中古意大利那些城市，它对百姓的生活习惯干预得比较少。日本社会那些管束用度的条例，把人生里每一件小事都用法律定死；佛罗伦萨的法令连一个人可以有几件衣裳都要规定——比一比中国旧日生活那种可亲的宽容，只由习俗与便利轻轻地引着，何等不同！

附注三：报宵禁的是一口大钟，重两万三千磅，是奉永乐之命铸的；鼓楼上那面洪亮的鼓则按时敲着夜里的更次。鼓楼上如今还看得见一面大鼓和两面小鼓。可是从前量着子时、丑时、寅时、替全城报时辰的那座铜壶滴漏，义和团之乱以后就不见了。

附注四：一位有名的中国官员对我说过，他从西山泉里运来的「甜水」，从前每月要花三百元。

附注五：这里的气温从华氏一百零四度到零下十度；然而北京同马德里、那不勒斯、费城这些城在同一纬度上。

附注六：见阿瑟·韦利所译《中国诗一百七十首》。

附注七：东方各国都合得上那句土耳其谚语：「只要有蜜，苍蝇自会来。」家族制度是那里生活的命脉，凡大人物照例都养着他所有的亲族与姻亲。

附注八：见巴克斯与濮兰德合著的《清室外纪》。

附注九：命运偏会作弄人：把这所府第重新修得富丽堂皇的，正是那位在慈禧一朝举足轻重的庆亲王；而他聚敛家财所用的贪墨手段，同和珅因之掉了脑袋的那些一样有名。

附注十：中国人凡指示方位一概用东南西北，外国人觉着好笑。就是挪一件家具，本地的仆人也吩咐手下人「再往北些」或是「再往西些」。

附注十一：中国人日常的行事，都听凭算命先生和星士的话来引导。这些术士的势力，在军中也好，在朝中也好，向来是左右他们命运的一个要紧因素。当年独裁者袁世凯想把女儿嫁给逊帝宣统、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阴阳先生却在生肖上找出了这门亲事的妨碍：小两口一个属虎，一个属羊，这两样牲口是合不来的。袁世凯不敢顶着他们的反对硬办，这门亲事也就作罢了。

附注十二：近来某位维新人物的丧事上，这个老规矩闹出了可笑的花样。拿去烧的东西里头有假的啤酒瓶，因为这位老先生生前极爱喝啤酒；还有病房里某几样用具的仿制品，这里不便说出名目。

附注十三：从前以为玉有防腐的特别效验；我们知道，早在汉朝和周朝，就有玉的护符随死者入葬。库林在《中国百科全书》里说：放在尸体舌上的护符做成蝉形，蝉是复活的象征；盖在眼上的则做成鱼形，鱼是警醒的象征。

五三海与景山

论艺术上的美，也论史事上的关联，北京最好看的地方远要数宫苑。要对这片禁地略得一个印象，至少得花整整一天：上午看博物馆和几座朝会的大殿，下午看三海和景山。抽得出工夫的人，尽可以在这些庭院与园子里痛痛快快地消磨许多天，来了又来，每回总能找出新的好处来悦目、来撩动想像。

单是围着这些宫殿的那座城的名字，就已经富于诗意——一座留给天子的「禁城」！这样一个想头的庄严自会叫人起敬；若再想一想它所代表的一切——一个大帝国的百姓对君主那份极深的敬畏、他手里那股极大的精神权力、他承天受命的传说、他这个位分自古而然的尊严——就更叫人起敬了。所以看过这座紫禁城，看到的就不只是几座堂皇的房子；走进去，你能摸到那个古文明的脉息：这脉息在十八世纪跳得同渺远的上古一样有力，而这些宫殿本身虽已算古老，比起那个上古来还不过是一笔近世的记录。

就在这块地方，或者说差不多就在这里，帝王的居处已经立了一千年。辽（九一五年至一一二五年）在这里至少有过一所房子。金在十二世纪起头挖了这一串人工湖，水是从玉泉山引来的。后来蒙古人在北海一带造园子；有个好听的传说，说忽必烈汗吩咐部下从蒙古草原上采一种蓝花来种在园里，好叫他的子孙记着草原——那是他们祖宗生长的地方。

不过要到明朝来了，紫禁城才有今日这个尺寸。满洲人很明白：改不好的东西，就少去动它；虽说乾隆下令修过几处，慈禧太后也在三海添建过一些。他们同样沿着那条老主意，把宫禁看得极严，深知那种带传奇色彩的威权，秘诀就在一个「远」字。围着它的是一重又一重的墙：外面是红墙，经年月风雨褪成了柔和的灰粉色，四角上立着秀气的角楼，倒影落在底下的筒子河里；里面的墙把这片圣地分作两处，一处是真正的紫禁城，里头是冬天住的宫殿，另一处是三海和游赏的园子；此外还有墙，把这所房子同那所房子、这个院子同那个院子隔开。

谁要指望在紫禁城里见着欧洲君主的宫殿那一类东西，一定要大失所望。中国的宫殿同他们一切讲究的宅子、甚至庙宇一样，并不是一所极大的房子，而是一串筑在高石台基上、前带廊子的殿宇。所以紫禁城正如它的名字所说，是城中之城，里头有一条条街，两旁是正殿、住房、内眷的院落、库房、戏台、书库、佛堂和各样附属的所在——一个照规矩像庙里的佛一样被关起来的君主和他的朝廷，过日子所需要的那一整套繁复的机括，都在这里。

三海比冬天住的宫殿随便得多。围墙矮些，没有筒子河，几座门也不那么像堡垒。平常是从新华门进去。这座门本是乾隆皇帝为他那位信回教的宠妃造的——她是准噶尔掳来的一位公主——它有一段可怜的来历。造那一层楼，是为着叫这位想家的美人能从楼上的栏边望一望路对面替她盖的礼拜寺，或是越过山岭望一望麦加和她自己的国土；按规矩她是不许出宫的。她就在这座楼里住着、伤心着，所以中国人管它叫「望乡楼」，并且记得她是那位「客」妃。

她那座礼拜寺的废址，直到几年前还在三海的墙外。「那里的礼拜由一位朝过麦加的中国回民主持，是个老人，靠着少数几个教友撑着他那所快塌的寺；一九〇八年他死了，此后里头的墙和柱子都倒了，这地方虽已破败到极处，却还好看，成了旧日繁华一个可怜的纪念。后来奉袁世凯之命把它拆掉，说是因为房子已经危险，又说是这块地要盖营房；其实是因为它的楼俯瞰着宫苑，而且正对着总统住的地方，哗变的兵可以借它打冷枪。」

一穿过门洞，眼前就展开一片明丽的远景。脚下是南海，仙岛似的瀛台浮在上面；再远处，冬宫一重重庄严的屋顶在日光里发亮。

明朝人同营造凡尔赛的人一样，天生懂得怎样布置一片景致。他们懂得出其不意与对照的妙处。他们也懂得人工水面的好处——这一层其实是中国人共有的：他们说到风景，用的那个词本来就是山和水凑成的，叫作「山水」。永乐把金朝挖的几个小池子扩成了三海——南海、中海、北海——从此临着这三片水的宫殿就叫作「三海」的宫殿。

南海东岸有一条铺好的路，外侧堆着几座小土山；据传说，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三日那个决定命运的夜里，慈禧太后就是在其中一座上看城里的大火的。最先见着的几所房子并不起眼，只有那些入画的门窗有意思：做成瓶子、叶子、茶壶、扇子等等形状；这类形状用在这上头，是中国建筑特有的。这里有几处砖雕极可喜，那材料被处理得格外细腻、格外有情致。

近旁是船坞，御用的画舫存在里头。慈禧的时候差不多天天用；她爱逛水爱到这个地步：有一回竟下令停止炮轰使馆，免得炮声搅了她野餐的兴致。这些笨重的画舫至今有时还派用场：总统开园游会时，就用它们把客人渡过湖去。桨手是站着划的——这是旧制度留下的痕迹：在天子跟前，做臣子的谁也不能坐。

船坞右首有一座没有墙的怪亭子，盖在一眼泉上；泉水从一些像七巧板似的凿好的石头间慢慢渗出来。石头这样错综地摆布，是特意要挡住水，不叫它流得快；因为中国人虽然爱把水做成湖、做成池引进园子，却不爱流得急的水，尤其不爱它近着住处。

过了泉就到了那个岛；它虽美，却是一处叫人伤感的地方。就在这座镀金的牢里，光绪皇帝找到了他的圣赫勒拿。派来看守他的太监天天换，怕他们日子久了会同情这位不幸的君主，替他想法子脱身；每天守他的人一撤，连着岛和岸的吊桥就吊起来，由着皇帝在他那座当作囚所的宫院里徘徊，或是坐在南边那道临着荷花池的台上，等着、盼着，也许还指望他最后托付康有为的那件事能结出什么果子来——自从一八九八年那场害了他的政变以后，他这样等了整整两年。

一九〇二年朝廷回到北京，皇上又住在这里，不过管束松了些；大约是因为他生性怯懦、爱避人，这回是他自己愿意住的。总之他是死在这里的。人还指给你看他「龙驭上宾」的那间屋子——不过是一间带套间的小屋，中国人的卧房、连帝王的卧房，一般都是这样。只是它多了一样别处少有的东西：大玻璃窗。我们想像得出，这位孱弱而抑郁的失败者，怎样一直到最后还从窗里高高兴兴地望着他那个小小的美的世界；那世界虽小而处处匀称，屋顶的颜色和式样之多，就是在北京的宫殿里也算少见。

离岛不远是有名的假山园。那地方合中国人的口味多过合我们的，只除了晚春牡丹开的时候：「花王」的粉的红的映着灰石头，格外鲜明，这园子也就格外动人。夏天暑热的日子，那些幽暗的游廊即便在最热的钟点里也给人一片可感的阴凉。

三海最要紧的几所房子就在这园子近旁。要到那里去，得过那座折来折去的桥，桥名「万年」。桥上的廊子随着水面曲折，那些雕得精巧的栏杆连成一个个万字花样，是吉利与长寿的记号。这样的游廊中国人极爱，颐和园里有，官员的园子里有，连庙宇的院子里也有；用处是雨季里好有一条遮着的路散步透气。

近旁有一所房子，簇新得刺眼，惹人起疑。白大理石的墙、钉着镀金门钉的鲜红大门、照天坛样子仿刻的栏杆——都是昨天的东西，同它那些褪了色的邻居太不相称；那邻居是两座别致的双顶亭子，盖着柔和的蓝瓦。独裁者袁世凯造这座殿，是为着安放那只「金匮」——其实不过是一个镀金的保险柜——他把三个继任人的名字放在里头。一个共和国的大总统，居然照着一位皇帝、那位了不起的康熙的成例去办，这是何等意味深长！康熙也没有公开立储，而是把身后那个人的名字藏在一只封好的匣子里，掖在御匾后头。

一架盘曲的紫藤底下——它不知经了多少年的风雪，每到春天头一声呼唤就欢欢喜喜地应着——我们的路通到皇太后自己的戏台。戏台盖在水上，为的是把伶人的嗓子衬得柔和些。台子小，所以这地方有一种别的宫中戏楼所没有的、暖热亲切的味道。伶人的扮戏房极小。陈设很简单。只有御座那一间又大又气派，配着极大的玻璃窗，窗上画着五只「福蝠」。其实那根本不是我们所说的包厢，是一间屋子。中国的戏有时一演三天；要在我们看戏时坐的那种局促的小格子里坐上三天，谁也受不了；就是一气看下来也办不到。所以看戏的地方非宽敞不可。所以宫里看戏的规矩是断断续续地看，中间退到宽绰的看台两旁的套间里去吃一顿、睡个午觉，或是办一办国事。

三海的每一处角落都同慈禧太后连得太紧了——这位了不起的女子，凭她的政治见识和她那份出奇的性格，把帝制的局面维系了五十年——所以在这里走着，我们仿佛把从前的主人都忘了。压住这里的是她的性情。这是她所爱的地方，比冬宫那片庄严的禁地爱得多；既爱它，就把它弄成了她自己的。她的逸乐与她的情性所留下的那些带传奇色彩的故事，像扯不断的亮线一样穿在这些房子和园子里，使我们眼前所见的一切都有了意思，也连成了一体。

隔着那一条长方形的水面——真像威尼斯的运河——民国大总统的候见室看着很不调和。我们不过瞥一眼那雕得极好的天花、那黑白相间的大理石方砖地，就赶紧走开；走过时又瞥见那所洋式房子，元首和他的家眷就住在里头。

这样一件建筑上的怪物，何以竟准它立在这些精美的中国房子当中呢？答案是「女人的一时高兴」，而这女人又不是别人，还是慈禧。

她头一回觉着接见各国公使夫人在政略上有好处，便把自己的寝宫开放给她们。可是这些客人的西洋做派太粗，比不上她自己那份极精致的分寸，她们动手摸帷帐、摸古玩，惹恼了太后。她吩咐把她们碰过的东西一概搬开，不许再见，一面说：「往后这些笨拙的蛮夷，就在他们自己那种俗气的地方招待，不许进我的家。」所以她这个从头到脚的艺术家、这个爱一切形式的美的人，才故意叫人造了这所丑房子。

顺着她爱走的那条湖边的路（从前那上头还走过一条小火车）往前，就到了慈禧自己的几所殿。

殿前立着一道影壁，也就是「照壁」；差不多每一所中国宅子或庙宇门前都有一道，用来挡煞。不过这一道格外好，上头用砖雕出山水。正门口有两只景泰蓝的狮子守着，那东西贵重而希奇，说不上好看。旁边那座小小的大理石方尖碑值得一看。碑上刻着：「为纪念中国第一届国会开幕而立。」可是碑上的日子离袁世凯解散那个国会只有四个月；看他立的这座碑那么小，可以猜到这位独裁者对这桩不得不办的纪念并不怎么热心。

狮子那边的殿是皇太后自己造了自用的；袁世凯把她宝座殿前那个大院子加了顶，添出一座难看的新式大厅，有时拿来招待外国人。原来那座宝座殿如今成了新厅的一座台——那是一座被檀香木的雕花隔了又隔的台；那木头是浓褐色的，除了花边似的精美，还散着一股温暖好闻的香气。这些隔断上圆洞的边框有时厚到六英寸，却整个雕透，花样之丰富多变叫人称奇，两面的花样还各不相同。

就在这样一副帝王的场面里，老佛爷——直到今日京城里还亲热地这样称呼慈禧——去同她的祖宗相会了；她临终的那一段故事，有一种说不出的戏剧味。她病着，人也熬坏了，觉出死的影子已经罩下来；可是这位不肯服输的女人偏要从病榻上起来，接见达赖喇嘛。她端坐在宝座上，纹丝不动，摆着祭祀般的姿势，礼服顺着身子起伏，像石像上的衣褶；门一开，那位穿着华丽黄袍的佛教教皇走进来向她躬身，她最后一次把她那些威武祖宗的全副尊严都扮了出来。可是这庄严的静默被一声长叹打断，这个想把死也压服的女人，那颗骄傲的头往后一仰。太监们吓得四散。人人都怕出了大事，却没有一个敢去证实自己的怕……直到达赖喇嘛自己走上台去，证实了。「你看，」吓坏了的人低声说，「嘴还张着。这是魂不愿离身、不肯往九泉去的兆头。」就在前一天，她那可怜的侄儿光绪刚咽了气；老佛爷确实有许多理由，愿在她这一朝摇摇欲坠的宝座上再多留一会儿。

慈禧临终这段故事虽然人人都信，究竟是真是假，却说不定。至少它极能抓住人的想像；我们离开这里、沿着湖走向三海最后一所要紧的房子——紫光阁——的时候，朝臣们所形容的那一幕还留在心里。紫光阁本是明朝一位皇帝为接见他的蒙古臣属而建的，所以有「蒙古王公殿」之称；不过一向是接见一切外人的地方，一九〇〇年以前连西洋的外交官也在这里接见。从栏杆的白石一直到那些像华丽帷幔一样镶着屋檐的尖角，这整座房子都是精心算计好了的，要在使臣觐见天子之前先把他们镇住。就是今日一个随便来看看的人，站在那道气派的宽台阶底下也要动心；何况当年那些人：他们从跪着的贵官那两行光耀的行列中间拾级而上，四围还站着装束入画的卫士！

殿本身是一间极高极大的屋子，有四五十英尺高。它一无装饰的朴素反把那份堂皇衬得更足。眼睛不被次要的陈设分心，自然就寻到那座台，台上有两块希奇的黑大理石碑，刻着满文和汉文，还有那张雕花贴金、式样古朴的宝座。

从紫光阁后头一道门出去，我们就离了三海的地面；过了路，从那座大理石桥的桥头进北海。北海是另围一道墙的一处地方，同三海之间隔着一条宽街，那街接下去就是横过湖面的一道堤，也就是桥，建于一三九二年。中国人诗意地管它叫「玉蝀桥」，因为文人说大玉虹就是从这里挂起的；而那边的湖则叫「金海」，又叫「太液池」。可惜这道桥被袁世凯砌的一堵墙从中纵着隔开了，三海连成一片的景致就此看不全。不过从还通行的那半边桥上，过路人仍看得见北海一片好景，看得见东头那座四围绕着雉堞矮墙的承光殿。有人说这是元朝的一座正殿，其实大概还要古些：比丘林神父一八二九年写过，说他在这里见过一株白皮松，大得出众，是金朝（一一二五年至一二三四年）在这里种的三株中的一株。

承光殿不开放。不打紧。与其看它如今剥落了光彩的样子，谁不宁可去读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修士笔下大汗的宫殿——「天下最美的宫殿」呢？蒙古时代刷成白色的外墙之内，有几所盖琉璃瓦、柱上盘龙的房子。正屋的墙上蒙着黄猫皮，地上铺着黑貂皮；前厅里挂着白貂与银鼠的帷幔，中间夹着华贵的红皮挂饰。忽必烈汗自己的寝处——他一二九四年二月死在那里——全用「紫檀」，那是一种贵重的硬木，「雕得细如蛛网」。可是正殿还要华丽：用各色大理石装点，宝石辉煌；宝座上披着金线织的料子，嵌满宝石。一具金子和珍珠做的刻漏报着时辰，大宴的时辰一到，就有一个小人儿在盘面前现身报时。

这时银号角吹响，报大汗驾到，来到他乐意尊礼的宾客中间。伺候他的人嘴上鼻上都缚着绸巾，「免得他们身上的气息或是气味污了献给主上的盘盏」。他每举杯要饮，就是一阵音乐；满座的人在他饮酒时向皇帝深深地躬下去。在他那个年头，人并不羞于说渴；那只垂着珠穗的极大的玉瓮「高两步，值得过四座大城」，管子把酒不断地引进来，欢宴的、大笑的、满身珠宝的一群人便用金杯一舀而空。随后有人去把那些机括做的孔雀取来；鄂多立克用他那种古朴的说法讲：鞑靼人「为着给主上解闷，一个接一个上去拍手；孔雀便扇起翅膀，做出要跳舞的样子。这必是魔法所为，再不然就是地底下装了什么机关。」

宴散之后，这位尊贵的主人和他的侍臣便退到园子里去想些赏心的事、参些赏心的理。有的在北海的林园里闲步，摩挲那些驯鹿，「还有白鹿和黄鹿、羚羊和麂子，以及各色好看的松鼠」——这是马可·波罗说的。另有些心思偏于诗的，聚在湖边的亭子里；那里「野鹅、野鸭和天鹅多得叫人惊异」，荷花懒洋洋地雍容浮着，皮革似的叶子长得密密层层，孤零零的花朵从叶上高高地探出来，孤高得很——它就是夏日困倦空气的化身，就是「静」这个字的本味。同席里讲哲理的人，则往那边庙宇的院子里去寻清静；那里仿佛已经有几百年的安宁蹲踞着，蝉爬上柏树，在日光里敲它们小小的铙钹，蜻蜓则以一闪无声的翠色与金色，扰着荷池那圣洁的寂静。

忽必烈汗和他那些能喝能打、末了却太贪恋这份黄金般安逸的部下，早已化作尘土。可是他们那个奢华时代的传奇气息，至今还缭绕在北海，正如慈禧那些华丽游宴的记忆至今仿佛还使南海活着。这「北海」是御苑里最古的一部分，它的起头要追到诺曼人征服英国的年月；如今绕着它悬着一层淡淡的衰败的影子，给它的美添了一笔凄凉。

西岸那五座亭子——建于一四六〇年、被诗人们题咏过的五龙亭——那边几座正在剥落的庙、阐福寺那一方安静的院落、刻印梵文经版的那处长满野草的废址和上头字句古拙的碑、供着那位据说四千五百年前教会中国人养蚕的皇后的先蚕坛、万佛楼里那尊大佛（比雍和宫的巨像还大还好）、小西天和它残破的佛像——那里堆着模型的山谷，表着温和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凡应得永福的人在那里长享不老的青春——还有那道美丽的瓷龙壁，如今立在一片疯长的蒲公英和野百里香里，对面是一道难看的灰门，门里是袁世凯几个儿子的一块空荡荡的操场——所有这些旧房子旧古迹，都像童话里中了法的宫殿一样睡着，自从造它们、享用它们的人不在了，就一直寂静着、空着。

北海这个被人忘掉的角落，很少有人走到；它的好处是分析不来的。那是一种味，得自己尝；一种香，得自己闻；一种颜色，得自己的眼睛看。它在柳条投在湖上的影子里。它在沿岸像龙一样蜿蜒的灰石驳岸里。它在南飞的野鸭里，在苇丛间的蛙声里。它在爬过来轻抚断了的白石栏杆的水草里，在从黄屋顶上挤出来的嫩树苗里。它在青碧的水上那些瓦影里，在淡紫色门洞上乌鸦翅膀的紫光里。它在落日里独立石上的那只苍鹭里——它一动不动，像座上的一尊铜像。它是过去恋恋地望着我们，也是眼前的荒凉被一层金色的尘土轻轻遮住。

隔湖起着一座山，顶上戴着白塔，那是中国的护国之宝；一座宏伟的建筑，在日光里发亮，像一朵幻出来的莲花骨朵。关于这座山有一个好听的老传说。它本是蒙古地方一座灵山，叫作乐山，谁得了它谁就稳握至高的权柄。唐朝有一位君主，愿把宗室的一位公主嫁给一位回鹘王子，拿来换这座山。对方应了。可是山又大又难搬。中国人于是向那位面色黝黑的障难之神祷告，随后在山四围架起火来，把醋浇上去；那山便像克娄巴特拉的珍珠一样化了，碎块很容易就运到中国来。

在这座被施了法的高处立过的那些房子，故事也几乎一样富于诗意。很久很久以前，辽朝有名的萧太后——就是在西山东麓造了那座如今已成废墟的宝王山寺的那一位——在这里建过一所小宫，叫作「粉楼」。后来女人的浮华让位给了僧人的梵呗：成吉思汗下令把这块地方拨给丘处机、也就是长春真人做道观；这位道门的高人被他召到帐前，请教治国与教门的事，如今葬在白云观。

今日这座塔是顺治皇帝一六五二年造的；那一年头一位受封为达赖喇嘛的西藏教主来到北京。选用这个式样，大约是对这位贵客的一番体贴：它取的是佛教「舍利塔」的形状，蒙古和西藏一带到处都有；它的五段——基座、塔身、塔刹、饰顶和鎏金的宝珠——象征地、水、火、风、空五样。

城里哪一处都望得见它；从它的台上望下去，那一片必是北京最美的景致——而北京美的景致又是那样多。上去的路很陡。可是每到一层平台歇口气，这份疲乏就有了报偿。这里有一座庙，庙里一组古拙的铜像伏在地上，表的是各种异端的魔头，奉佛之命被鹅——驯顺与怯懦的象征——和别的牲畜按住。那边我们站住，赏一座秀气的牌楼。再往上，望得见几处屋顶，杂色的瓦拼成花样。再上最后一段石阶，就到了最高的一层台，台上供着一尊三头多手、颈上挂着骷髅串的喇嘛教神像；神像后头，高得多的地方，白塔那硕大的瓶身耸着，比人预想的还大。中国人有个迷信，说它往西不投影子；可是往东，这一团裸露的砖砌、这个形状一点也不像中国东西的怪物，却映在脚下那几片湖里——湖水像没有磨过的蓝宝石。

如今从这个高处望下去，我们最后一次、也是最好看的一次，看这一片安详壮丽、睡意沉沉的宫殿。形廓仍旧分明，却被距离理想化了。颜色融到一处。树丛里冒出些房子来，是我们没有理由指望在那里见到的。屋顶的奇形怪状叫人又惊又喜。毛蓬蓬的柏树站着，像一群伛偻的老臣在风里躬身；远处的山峰则把它们青蓝的肩膀转过来对着我们。

我们舍不得离开这一片好景，慢慢走下石阶，过那座秀美的白石桥，往景山去。景山另在一圈围墙里，在紫禁城北门神武门以北。

沿着筒子河走——荷花时节，河上是一片香气与华盖——我们经过一处院落，里头有几座庄严的牌楼和黄琉璃瓦的亭子，屋顶的尖角极其繁复。它们后头那座蓝瓦的殿宇，就是大高玄殿，一座建于一五五〇年的好庙。它原是一所宫，选进宫来当差的女孩子在这里学规矩，「并学各样合于她们身分的技艺」。比丘林神父说：「每年七月初七，她们把自己手艺的成绩呈上去，请皇帝过目。」到了这个日子要请主上过目，多少颗胆怯的心像檐下的鸽子一样扑腾！多少个卑微的女孩子，就在这几道墙里开始了那条以美貌与志气换来的路！后来正殿改作玉皇的庙——玉皇是道教至高的神，宋朝正式承认了他，百姓则把他同上帝看作一个——皇帝便为着更要紧的事到这里来：天旱时求雨。一九〇〇年，外国兵驻在这位失了体面的玉皇的院子里——他本是义和团的护法神——他们所供的神像就此不见了。这处关联如此驳杂、如此有意思的地方，钥匙在满洲内务府手里，一年只开几回，给派来拈香的王公用，从不为闲来的游客开。

大高玄殿可以说是给景山西麓镶了一道边，正如寿皇殿给它的北面收了个尾；寿皇殿是一所奉先的殿，历代皇帝的御容挂在那里，他们的梓宫也停在那里候葬。

同白塔那座山一样，景山也不是天生的，是一座人工堆起的土山，比它五座峰上那些好看的亭子还老。元朝初年的皇帝堆它，用意到今天还有争论：有人说是一道土工，用来挡住北方的煞气，护住宫禁；有人说里头是煤——它的俗名煤山就由此而来——预备被围时用；又有人驳这一说，以为它不过是为看守城池和宫殿而设的一座望楼；还有许多人以为它无非是御苑里的一处游赏之所。

这几种说法多半都各有几分道理。在宫殿后头堆一座山存煤，这个先例是唐朝皇帝在陕西西安府开的，比好武的蒙古时代还早好几百年。压煞的念头则更古；至于堆假山造游园，它的起头，同人想寻欢喜、想求变化一样久远。

不论当初造它的人本意何在，这座树木蓊郁的小山——十六世纪嘉靖在上头盖了那些轻巧的亭子——名声传得很远。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听了她的使臣的形容，神往之至，下令照其中一座在皇村她的宫苑里仿造了一所。

在中国人心里，景山同明朝末一位君主惨死的事连得极紧。他就是在这里了结了他多难的一生，也了结了他的王朝。末日那天天刚破晓，「皇帝换了衣裳，脱去长的御袍。宫里撞钟叫早朝，却没有一个人来。皇帝于是穿上一件绣龙的短衣和一件紫黄色的袍子，左脚光着。只有一个忠心的太监王承恩跟着，他从神武门出宫，进了煤山的围墙。他悲哀地望着这座城，在衣袖的襟上写下一道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然后他在那座叫作巾帽局的房子里自缢了，那忠心的太监也照样自缢。」

命运这个改不了的顽童，开过的最离奇的玩笑之一，就是叫崇祯死在他行乐的地方。他受人之误多于自己作孽，多年来苦苦地想把朝政立在一个稳当的根基上，在绝望的挣扎里换了四十七回首辅。可是到后来，他只剩下宫里的太监做谋士；这班贪腐的「鼠狐」把朝廷带坏了。他们心上只有穷奢极侈的享乐，景山在他们那时候，就大略相当于玛丽·安托瓦内特那段轻狂莽撞的日子里的小特里亚农宫。「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是这一朝的座右铭，也是那一朝的。臣子们不把职守放在心上，在这座行乐的山上树底下消磨光阴；日头照着的时候，那些叶子看着像某个属国国王库里的绿宝石。太监们歪在华美的地毯上，用绸垫子支着胳膊肘，拿画画消遣；再不然就叫侍从取墨锭和笔来，在近旁一块平石头上题几句咏某位有名的宫中美人的诗：

罗衣如浮云，

体态似柳摇。

纵有晴日好，

未敢比容光。

后宫的女眷绣得倦了，或是吹笙吹得倦了，也一样迈着细碎的步子、摇着婀娜的身段，到园子里来打发她们闲散生涯中那漫漫无尽的钟点。

夏日的亭子里，常有绸衣的窸窣，常有一阵浓得压人的香气，或是一声轻笑；那些敷粉抹脂的女孩子，从格子窗或是叶子的屏障里，往墙底下的那条路上窥看——那条路叫「人生街」，绕着这座御苑的行乐山。她们是命运的宠儿，以为过日子的正经事就该是笑、是玩、是快活；她们带着骄矜的漠然，却又带着孩子气的好奇，看饿着肚子的乞丐向过路人讨铜子，看大车在尘土里吃力地走。她们准是可怜那个穿着暗蓝暗灰、不起眼的卑微行人。黄与红那种豪奢的富丽，龙袍的华贵，行乐之园的堂皇气派，都不是给他这种人的。后来有一天，一道写在熏香黄绸上的旨意，命一位宫廷画师去画一座亭子的墙。画师立刻拿着笔赶到宫里，预备动手。一位王公客气地接见他，说：「你好好地替我们画，我们自会知道怎样赏你。这会儿你还有什么要求么？画师啊，你要什么模样的样子？」——在这位王公想来，画的自然该是某种华丽的宫廷仪仗。

可是这位大手笔慢慢走到亭子门口，指着脚下那座城：城楼、庙宇、树木、车马骡驴，还有来来往往的男男女女。

「王爷，」他答道，「这些就是我的样子。」

「可是这算不得美，只是一片灰扑扑的沉闷罢了。」

「王爷恕我——这是人生。」

那位王公若有所思地转过身去，由着这位画家照自己的意思画了。

附注一：紫禁城有好几个名目，有时把生客弄糊涂。它常被称作「圣城」；中国人中间「紫禁城」这个说法也很通行。「这个『紫』字——紫色，或者说深红——并不是从它那带雉堞的墙的颜色来的……而是从文人拿北极星作比来的：北极星是天界的中心，正如皇宫是地上的世界、至少是整个中华帝国政务所环绕的中心。这个譬喻极古，要上溯到纪元前好几百年。北极星在中文里叫作『紫微星』。」这是微席叶说的。北极星在泛灵的观念里同上帝相应，而皇帝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鞑靼城北边另有一座专祀它的庙。「皇城」这个说法不该用来指宫禁，因为皇城是围在外头的，同宫禁完全隔开。

附注二：游三海和北苑的参观券，可以经使馆领取。

附注三：见巴克斯与濮兰德合著的《清室外纪》。

附注四：翟理斯说：「守旧的中国人至今以为流水会把福气带走；我听说山里有些房子因为正靠着一道急涧，租钱要便宜些。」

附注五：有些牡丹已经有几百年了。

附注六：这条小火车是几位维新的官员得了皇太后的准许修的；他们想让她支持某项铁路的计划。宫外那一段他们如愿修成了，宫里这一段却很快被勒令拆掉，因为火车头突突的声音扰了太后。

附注七：总统接见宾客时，这所房子里有时陈列一批帝王御容。年代早的那些，除了一两幅宋人的真迹，自然都是比较晚近的摹本——其中有几幅还自称是纪元前三千年到两千年间几位君主的真容。明朝那些画极华丽，皇帝穿着鲜亮的黄袍，看得人眼花。

附注八：见《马可·波罗游记》，以及玉尔与考狄的《东域纪程录丛》。

附注九：会不会就是那座顶着高高瓷塔的刻漏，被明朝那位「乞丐皇帝」洪武下令夷平，好除掉一件无谓奢靡的凭据呢？他说：「蒙古人若不把精神花在这些玩意儿上，而用来安顿百姓，他们的天下岂不还保得住么？」——这是包尔杰记的。

附注十：清朝初年的皇帝时，北海里还有这些鹿。见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

附注十一：这尊大佛一九一九年毁于火。

附注十二：这道瓷壁上多色的龙，是烧出来的，凸雕得很高，在青石绿波的地子上翻腾；作为一件艺术品，是独一无二的。它本来是一座庙的「影壁」，可是那所庙已经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附注十三：其实这座土丘同景山一样，多半是挖湖的土堆起来的。蒙古人用原始的抽水机括把一股水引到丘顶上，水从一个龙口里泻进一个方池。不过他们那座喷泉早已不见了。

附注十四：游景山须有经使馆领取的参观券；这里不对公众开放，因为从山顶望得见逊帝宣统和他的随侍至今还住着的那些宫殿。

附注十五：见巴克斯与濮兰德合著的《清室外纪》。照这样说，通行的那种说法——他吊死在一棵树上——并不确；虽然直到不久以前，据说他用的那条链子还挂在一株松树上。

六博物馆与冬宫

紫禁城关了几百年，所以午门与太和门之间那一条地方开放的时候，真是一件叫人吃惊的新事。这是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办的，他把旧日武官候朝的几座殿改成了美术博物馆。东边相对的那几所房子，从前是文官候朝的地方。其中一处——叫作传心殿——如今用来陈列手卷字画，有时也办特展，陈列路易十六送给乾隆的那几幅无价的戈白林挂毯、耶稣会士郎世宁所画那幅穿意大利铠甲的「客」妃的奇画，以及一批精美的中国家具。

到博物馆参观的人从西华门或东华门进去，买一张不贵的票。顶好是从西华门进：那里离陈列的房子最近；看完了再往东穿过那几进气派的庭院，看一看冬宫的几座大殿，从东华门出来。

有一件事值得留意：这所博物馆的珍品没有一件是外国来的。它的藏品是满洲君主在热河和奉天两处积下来的，门类遍及各种艺术——只缺雕塑——而且全出于中国匠人之手。

陈列分在三座殿里，摆得很挤，所以走马看花一两个钟头也就够了；不过单是那些铜器，要细看就得许多天。这几座宫里的殿宇外面入画，里头改得也极合用。长窗上蒙着镂空的木隔扇，把光滤得柔和，像一层深红的冰花。陈列柜之间拉着绳子，绳子的走法把看客一路引着，把这些艺术品看个遍。这是几位外国鉴赏家帮着中国人布置的；可惜地方不够，有些瓷器和铜器摆得太高，或是离绳子太远，看不真切。不过看这批藏品最扫兴的一件事，还是没有外文的目录，虽说每一件上都插着一张写明年代的中文签子。

从博物馆当中的门洞过去（这里另收一道票），右手是一座单独的小殿，陈列景泰蓝。景泰蓝这门手艺本是从西边传进中国的，所以它的名字叫「珐琅」，意思就是西洋活；而且这正是中国人不大擅长的少数几门手艺之一。事实上这是整个陈列里最弱的一部分。有艺术价值的是例外，不是常例。几件明朝的旧东西还算雅致——那种少见的蓝绿色，正是绿松石洗过以后的色调。可是那些塔和喇嘛塔的模型，往往又大又唬人，却是乾隆年间的次货，既不很美也不很值钱，虽说在那个时候这一类东西里它们已经算最好的了。倒是托着它们的那些雕花乌木几案更值得赏玩。

沿墙的小架子上有许多希奇东西，譬如半边的花瓶——中国人把它挂在客厅的墙上、挂在轿子里、甚至挂在新式的马车里插花用。还有一批香炉和酒杯，其中有些做成古怪的兽形。奇怪的是：这些旧日的匠人能把一头牛的比例缩得全不对，却把它那种古怪、歪斜、笨重的走动神气拿得分毫不差；能塑一匹按骨骼说简直是怪物的马，却叫人一望而知它精神十足！

对着门的那座正殿满是各样珍宝。旧日安宝座的台上陈列着精好的古铜器，背后衬着画。右首一个大玻璃柜里有几件有名的郎窑红，其中一只光艳的深红瓶格外出众——比得上、或者说差不多比得上摩根藏书楼里那件名器。这些东西那种奇妙的红色，有一个传说解释它的来历。古时候有一位名匠奉皇帝之命，要烧出血色的瓶子。他抱定心志，试了四十九回要办成这道旨意。他白白耗尽了家私，白白使尽了气力，白白用尽了本事。他像另一个贝尔纳·帕利西，七日七夜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填进窑里去烧，他的工匠同他一起守着，看那些奇异的瓶子在火的呼吸里映着玫瑰色的光，一点点凝结成形。旧书上说：「到了第八夜，陶人叫他那些疲乏的伙伴都去歇息，说活计快成了，成功已经有把握。他嘱咐他们说：『天亮时你们若不见我在这里，尽管把瓶子取出来；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必已照至尊之命做成了。』他们于是走了。可就在这第八夜里，陶人自己走进火中，在窑神的怀抱里交出了魂魄：拿自己的命换他作品的命，拿自己的魂换他瓶子的魂。到第九天早上工匠们来时，陶人连骨头也没有了；可是你看哪！那些瓶子活着，放着血一样的红光。」这是小泉八云《中国鬼故事》里的话。

郎窑红旁边有几件很好的窑变，拿来同更早的钧窑比着看很有意思。窑变的好处全在烧了又烧的一套火候上，可是能把几种颜色调和得恰好的陶人向来极少。「最初的成果无疑出于偶然；后来经验多了，几位大匠心里有了把握，才能把各样金属的氧化物配准、量准，烧出所要的颜色来。」中国人管这些泼上去似的、斑驳的釉色叫「窑变」；西文里那个更通行的名字则是从那些奇特而极美、像火焰一样的纹理来的。

东墙边几个柜子里是红漆和彩漆，多半是乾隆年间的东西，如今仿的很多。做这个，匠人要的与其说是力，不如说是无穷的耐性，以及一种肯一天一天、接连几个星期把极细微的地方做得分毫不差的苦功：在薄木胎上一道一道地上漆，少不得三道，多不过十八道，每道都抹得匀；趁漆还温软，用快刀雕出花来。乾隆皇帝对这种雕漆格外有偏爱。宫里的作坊替他做各样东西：十二扇、八英尺高的大屏风，配着小几的宽榻，正殿里用的式样端正的大桌和椅子，此外还有各种或用或看的小件。

这些漆器虽然做得了不起，可是太华丽了，看久了眼睛发倦。从那里转到近旁陈列的宋瓷「定窑」，便觉得是一种歇息，也是一种快慰；定窑出在直隶的定州。不过刚从那一场浓艳明亮的颜色盛宴里出来的人，初见它那份素净、那份冷静的书卷气和严峻的古典节制，也许先要打个寒噤。这种瓷胎细而有声，罩着一层看上去柔润流动的釉：象牙白的一种叫「白定」，带黄土色的一种叫「土定」；在各家收藏里，它大约比别的宋瓷都常见。卜士礼说：「碗和盘子往往是倒扣着烧的，细薄的口沿不上釉，事后镶上铜边，免得碰坏。有的通体素白，釉在外面凝成泪滴；有的趁胎还软时用尖器刻出花样；第三类则在里面压印出繁复精致、凸起分明的图案，主要的花样是牡丹、百合和飞凤。」

这些名器一件也没有款，未免叫人扫兴。可是在中国，陶人的名字是难得附在作品上的，不像日本。习俗要求一个匠人：他固然要为求完美而不惜工夫，却也要有足够强的自律，能把自己的性情融进一个「窑口」里去；出名的是那整个窑口的风格、传统与路数。

从这座房子通到那座房子的过道里，挂着几幅缂丝的画，蓝色的调子极浓郁，装裱得也很有艺术。这几件极好；不过画的陈列整个说来又少又不要紧。倒是乾隆那把红漆宝座、那面用金漆框得很雅致的黄绣屏、那些嵌花的桌子和一柜子珐琅如意，一眼就看得见。

几个小玻璃柜里是馆中最贵重的瓷器。格外值得看的是宋朝那几件无价的茄皮紫，还有一件褐色的花瓶，款是显德（九五四年至九六九年），它这一类里独一无二，也是流传到今天还完好的最古的中国瓷器之一。这只瓶子能保存一千年，无疑得力于它的厚；那些更细薄的「柴窑」——「薄如纸，明如镜」——早已不存，我们只好拿旧日谕旨里的文字记载来证明它们曾经有过。

还有一把海绿色的青瓷茶壶也很出众，完好无缺，釉色莹润。行家告诉我们：绿青瓷是单色釉里最早烧出来的，极古的器物流传下来的不少，不过像这一件这样完好的却不多。据说这种瓷器约在一五〇〇年达到极盛，那时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大量收买；他们看重这种一色的釉，不单为它本身的美，还因为他们以为拿它试食物里的毒，万无一失。

除了这些珍品，我们还赏玩几件极美的月白釉，一对半透明的中国白盖碗——那是仿象牙的——一对小白瓶，看着脆薄得叫人不敢碰，是有名的古月轩画的；此外还有几件极名贵的「豇豆红」盒子和茶杯。「豇豆红」这名字容易叫外行误会，以为是桃花那样娇嫩的粉色；其实豇豆红是「一种少见而极美的深红褐色，表面透出一点点绿斑和粉点，叫人想起花苞初被春意从暗闭的萼里哄开的那一刻」，而不是盛开的那朵红花。

一批希奇的鼻烟壶、药盒和果盘，上头的圆形画片里是穿路易十五时代衣裳的人物，很能吸引西方人的眼睛。这些多半是郎世宁神父或是他那两个中国徒弟画的。可是走近细看，这些小玩意儿便显得琐碎做作；比起许多纯中国的构图那种高贵的简素、那种微妙的设色，以及「它们要把题旨表达得最直接最有力的那股专注」，就差得远了。卜士礼还说：「这样的旨趣，在许多方面同日本最好的一派相近；在西方的大家里，不妨再添上惠斯勒的天分。」

再过去一座殿，陈列的是一组美物，叫人想起中国从前在皇家护持之下那种华丽雅致的生活。铜的车饰、金的马蹄铁、带雕花马镫的鞍子、虎皮的鞍鞯、柄与鞘上嵌着宝石的弯刀、丝和金线织的毯子、缎面的宝座坐褥、缀着象牙与珊瑚圆片的织锦袍——这一切装具都是以极高明的手艺做出来，供宫廷的豪奢与仪仗之用，上头的每一样装饰都撩动想像；它们见证着庄严与权势、同帝王之家与美好人物的往还、骄傲的心思与华丽的欢乐、宝座上的声色与被抬高了的情爱——都在一片人间的富丽里放着光。这些过去年代的堂皇，把我们这些穿惯了礼服和软领子的今人看得眼花；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像龚古尔在凡尔赛那样叫一声：「可惜啊，这些艺术品如今竟被送进博物馆这座冰冷的坟墓，任凭愚蠢的过路人随便瞥上一眼！」

同一间屋里别的陈列品中，把法国历代国王送给满洲君主的礼物那种欧洲的趣味与工艺，同东方各属国进给宝座的那些镂金饰金的茶壶、盒子和高脚杯比着看，也很有意思。

可是东西两方的这些礼物，一放在那批铜镜跟前就显得俗气了。每面铜镜都端端正正地装在一个仿书籍装帧的绸套里。还有那一批笔筒、笔、印和砚——从中国人的眼光看，这是馆里最有意思、最完备的陈列之一。在这个天朝，读书人和他的家伙受着那样的敬重，连第一流的画家也不惜把才情用在装点墨锭上；这些小小的画面——它们是转瞬即逝的创作，本是要在诗人笔下重生为美好的念头的——正可见东方想像之细腻与丰富，值得人多看几眼，不是瞥一眼就够的。

同样精巧的手艺，加上富于奇想的灵感，也见于那些雕竹、染色的象牙，以及雕镂的「平漆」。

接着引我们注目的是玉器柜。旧玉虽然收得不多，却有几件极好的汉玉，因年久又埋在墓里，浸出了种种新的颜色。不过晚近的活计也决不可轻看。乾隆那几件的刀工往往极美，把好玉特有的那种蜡一般的润泽衬得更足。论手艺的细致与完工之精，那几件难得的黄玉无与伦比；因为这个颜色最贵也最硬，只有顶好的匠人才敢动手雕它。

中国人除了偏爱各色玉器，还极喜欢别的次贵重的石头，拿它们仿花仿果。玛瑙的雏菊、紫晶的葡萄、红宝石的石榴、碧玺的桃树配水晶的叶子、长在绿玉髓和珊瑚的石头中间——在我们看来，这些不过是巧妙的玩意儿罢了。可是这些仙境里的花果，从前是宫里心爱的陈设，也是皇帝在新年赏给忠心臣仆的贵重礼物。

再从过道折回外面那座殿，看客要经过许多瓷器柜；除了单色釉，别的都不必特别说了。单色釉是中国陶瓷艺术登峰造极的美，这是东西方一切鉴赏家公认的：论形体之纯美、论轮廓之富于诗意，无与伦比。康熙一朝那场灿烂的艺术复兴，在这些一色的釉上表现得最分明；不过乾隆和雍正两朝也烧出了许多好东西。这两个时代既添了新品种，又把从前复兴过来的品种烧得更精，直到虹霓的每一种颜色都被漂亮地再现出来——乳白、青白、死白，百样的蓝，绿松石色，吹的、洒的、蘸的各种蓝，日光那样透亮的黄，秋叶那样暗的金色，葡萄的紫，老冰那样开片的绿，带金属光泽的茶色，葱绿和茶花绿，黑得像眼睛的瞳仁，还有落日的红——这些色调六百年前就已由中国人烧到极精，我们至今还仿不来。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正殿这一批珍宝，右手一所关着的小房子又惹起我们注意。它里头并没有什么希奇的东西，可是它自己就是一件希奇东西。这是乾隆下令造的浴房，为的是讨那位性情执拗的美人的欢心——她名义上是妃子，其实叫她的主上失望得很，因为她始终不肯就范；这位痴心的皇帝也正是为她在新华门对面造了一座礼拜寺。

属于博物馆这一组的最后一座殿，在出去时院子的右首，陈列着一批了不起的铜器，多半是纪元前一千年到一千五百年的东西。从艺术上说，把这批铜器当作一整宗看，无疑是馆里最好的东西；从考古上说，更是好得无与伦比。它们尤其可贵，是因为它们是中国最早的艺术形式的标本；这些形式后来历代都被瓷器、漆器一再仿用，直到今天还被仿在便宜的黄铜器上。把它们研究一番，我们心上便印下中国艺术那种奇特的连绵不断。有人也许要说：像明朝的瓷器那样一味沿袭、一味重复周汉铜器的形状，是妨碍了可贵的创新的——艺术因此几乎停着不动，一再重复同样的形状与纹饰，去应付一个需要几乎不变的民族的要求、习惯与风俗。可是从另一面说，传统也起了作用：它止住了求新的躁动，鼓励了高贵的节制与朴素。说到底，旧东西已经被时间替我们品评过而且评得好，人看着是安心的。

何况这些远古传下来的器皿，表着中国这个民族的心魂与成长。那些向不朽者奠酒的爵，以它们那份敬畏之情的深厚诗意，证明中国多少代以来是被事死之礼管着的。香炉和梵钟见证着往古的虔敬，正如尊与盘见证着古时生活的雅致。这些器皿上的铭文一经释读，便用中国文字最早的形体给了我们一部国史，其中有战争，也有典礼。为着这一切，最不经心的人看着这些经过几百年沧桑还留下来的、美好的古文明的凭据，也不能不肃然。

离了博物馆往东走，我们穿过好几进极大的院子；院里有曲折的水，架着桥，围着雕花的白石栏杆。我们朝东华门去。朝廷驻在冬宫的时候，上朝的官员平常就从东华门进；这座门还有一桩可记的事：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捉到一个外国人，把他的头装在筐里挂在这里。

这几片空阔的地方何等宏大、何等威严；每一块石头都叫人想起一个强盛的过去。看它布局之阔大、颜色之富丽、建筑之高贵，这些宫殿再合适不过地证明了：了不起的永乐和他的儿子、他儿子的儿子，在他们煊赫的治下命令匠人、雕工、画师，造起并装点起比古来所知的一切都更高傲的居处，好叫历代的诗人用高华的字眼歌咏它们的荣光。

要把整座紫禁城那一片向日举着黄屋顶的美领略得最足，我们该能像旧日的君主那样走近它：从中华门——就是前门对面那座国号门——沿着长长的御道上去，把中间几道门一路畅通地穿过。可惜这是不准的。中华门开着，我们可以沿石板路走到天安门；天安门两旁立着两根华表，柔和的雕饰把它们磨得光润，映着永不断绝的日光，向着无云的天伸上去。可是再往里的三道门是关着的。

天安门与午门之间，是紫禁城的外围，中间又被端门隔开；端门也关着。东边那一半谁也不许进，里头是太庙。满洲当国的时候，这里被看作北京除天坛以外最神圣的地方。西边那一片宫苑如今成了公园，就是中央公园；园里的社稷坛可以去看。从前只有在位的皇帝有资格在这座坛上行祭。坛是白石砌的三层台，台上铺着从帝国各处运来的五色土：黄、黑、红、白、青，据说表着中国方位上的五方——北、南、东、西和中；不过它们也正合民国国旗的颜色。

有名的午门是内紫禁城正式的入口，也是宫里一切门中最气派的一座。它的城墙、它厚重的城楼和沉重的木门都叫人想起堡垒；那门是要在庄严的大典上缓缓地、肃穆地开的。每逢皇帝从留给他走的当中那个门洞过去，上头楼里就撞一下钟。军队得胜回朝，他在这里受献俘；他们带回的俘虏也在这里献给他。他赏给属国和使臣的礼物，也在这里隆重地颁下；每年新年，通行全国的历书也在这里颁发。

时世变了。满洲人退位以后，午门的门扇难得开。甚至有人说要在上头的楼里办一所国立图书馆。过不几年，游客大约就要不恭不敬地匆匆穿过这座光荣的御门了。可是眼下我们只好将就着从中央公园、或是从博物馆近旁那几进院子里，远看它那好比例；我们要去看几座正殿，也正是从那几进院子穿过去，到对面的太和门。

太和门里那座大朝会的广场，是中国最叫人震动的景象之一，就它自己的路数说，连协和广场也比得过。它比例之庄严，四围建筑立在高高的白石台上、在灿烂日光里那份华美，再加上大片投影那种绝好的对照，几乎把人压倒。倘若把这里线条的美与纯净，同过分繁缛的印度和印度支那艺术——譬如吴哥——比一比，我们不能不承认：那种出于本能的古典趣味要高一筹，它深知建筑上最大的秘诀是装点一座构造，而绝不堕落到去构造一件装饰。一位大批评家说：「装饰是仆人，在线条这位主人本可自由的地方，它往往显得拘束。主人本可雄辩的地方，仆人往往无话；主人本可安详的地方，仆人却慌张……南方的眼睛不满足于平阔厚重的轮廓那种朴素，南方的营造者便困在一个窄地方——尽是些细碎分立的尖顶、点子、钩花和挤眉弄眼的脸。」而永乐那些匠师的天才，造出的却是同天下一切宏大之物相谐和的建筑。

三座正殿——总称三大殿——一座接一座立在同一个台基上。头一座也是最好的一座，是太和殿；民国以来改称礼堂。

这是一座高一百一十英尺、长二百英尺、宽一百英尺的巍然大殿，从地面到高台有五道雕花的白石阶；台上陈着希奇的日晷和嘉量，殿门前立着鎏金的铜缸，闪着光。从前只有最隆重的大典才用这座殿，譬如新皇帝登极，或是万寿。

殿里是素净的堂皇。铜色漆的柱子、浓红的柱子，顶着藻井上画过的梁；那上头是孔雀尾巴一样的青和绿，画的是龙的花样——龙是阳刚之力的象征，是皇权的标记，也是一切兽形里最入画、最有力的一种。

不过这所房子最要紧的地方，同中国建筑向来一样，还是屋顶。屋顶这一部分在西洋建筑里通常是被牺牲掉的，在这里却占着这样大的分量；这是有道理的：这种格局本来是从帐幕的样子来的，立面本就不高，只是被做到了极精，又用经久的材料造得长久罢了。瓦面向下的曲势和檐角向上的翘势，无非是幕布自然的垂坡和被帐杆撑起的样子。细瘦的帐杆自己变成了承重的柱子，而装饰的檐角不过是绣花帷幔流苏的凝固，檐上的兽头则是当初压住帷幔的坠子的演化。

为着求变化，中国的匠师有时把屋顶做成两重、甚至三重——太和殿就是这样——或是在天花上做一个内穹，也就是「藻井」：这是一种取高的手法，从里面看极见效果，从外面却看不见。他对正脊和檐角上那些奇怪的兽形装饰也极用心；琉璃瓦鲜明的颜色更是从不随便选定，而是有严格的等级规条管着，用来表明主人的品级。最后，细看的人还会发现：屋顶不论从远处看多么平直方正，其实里头没有一条真正的直线。连瓦面那一大片主要的坡势也有一点点波动、一点点起伏；这不是偶然，是特意做出来的，为的是悦目，却又不损那线条的纯净和它那份安详的朴素。

太和殿后头是中和殿。这是一座较小的方形建筑；皇帝每年在这里看农具和种子的样品。一八九八年九月，光绪就是从这里被拿住，带去瀛台囚禁的。

三大殿的第三座保和殿，从前是考翰林的地方。

保和殿以后那一片紫禁城——占地不到半平方英里——被一道红墙和一座封着的门隔开，那门就是乾清门；那里头无论如何是不发参观券的。被废的满洲皇帝住在那里：一个孤零零的孩子，从游戏中被叫来坐上龙椅，末了却眼看他广大的帝国缩成了这么一块地方。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他和他的朝廷至今还维持着旧制度的一副样子。上谕仍用旧的年号；王公向他们的君主叩拜；太监穿着公服伺候他。这个假装的王国真是希奇——希奇，而且无限可怜；这是从前神秘的北京最后一座神秘的堡垒！

我们被挡在外头，也不必觉着可惜——倒不如把留给我们的这几处禁地好好领略一番；这样的地方已经这么少了，等到统统对公众敞开，这世界只怕就没有这么引人了。「禁果的诱惑叫多少少年人吃了生苹果；到了年纪大些，它还是一样有效。而且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看不着的那一眼，大约总是缠着我们梦的那一眼。」

那个角落虽然关着，我们凭图样、凭一九〇〇年联军的队伍穿过这些院落殿宇时目击者的记述，要把冬宫这片禁地的格局理出来却也不难。

乾清门以后是一串宫殿，都极有史事上的分量。其中最有名的是乾清宫，中国人自己认它是宫里一切建筑中最要紧的一所。皇帝从前在这里召见军机；义和团之乱以后，照和约所定的新礼节，也在这里接见各国使臣——西方各国到底明白了自己的公使必须在冬宫的正殿受接见这件事有多要紧，并且坚持要如此。就在这所房子里，光绪皇帝同康有为议定了一八九八年那套变法的纲目；也就在这里，他的梓宫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停到一九〇九年二月候葬。

同乾清宫连在一起的，还有一桩别致的盛典的记忆：一七一一年是康熙皇帝在位第五十年，他在这里为一千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设宴。客人从帝国各处来，由皇帝的儿孙替他们上菜斟酒。一七八五年，也正是乾隆在位第五十年，他照样为两千位客人重办了一回。年过九十的被请到皇帝自己那一桌，他们站着同皇帝一同进食。

乾清宫再往后，还有几座举行特定典礼的大殿，譬如交泰殿——那是行大婚之礼的殿——和坤宁宫，也就是皇后的正殿；坤宁门则是通往御花园的门。御花园另围着墙，是一处好假山园，里头有庙、有小亭、有池子，还有一座堆起来的土山，山上有个洞，洞上有御题：「云根」。

这些正式的殿宇东西两边都镶着墙和门，由那里通到皇帝的起居之处、太监和妃嫔的院落（因为在女人这件事上，中国的皇帝自然是多妻而族长式的）、库房等等。东北角上有一片地方一直伸到紫禁城的外墙，那里是慈禧太后住的几所房子，其中有名的是宁寿宫：围城的时候老佛爷住在那里，她把宝藏埋在那里；后来三海被外国人占过、玷污了，等着修整的时候，她又回到那里住。此外还有皇极殿：她从出走的地方回来以后，偶尔住在冬宫时，就在这里接见臣工；她的遗体也在这里停了将近一年候葬。

西北角上那些房子，从前是她的同朝太后兼对手慈安住的；因为这样的安排，慈禧被称作东太后，慈安被称作西太后。

紫禁城到神武门为止。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三日黎明，联军正开进北京，老佛爷和光绪皇帝就是穿着最卑微的百姓的衣裳，狼狈地从这座门逃走的。如今这座门仍旧是逊帝同外面世界往来的门户；打这里过的时候，我们常看见成群的太监、随侍或是忠心的旧臣从这里进出，穿着旧日的朝服——那样的衣裳，别处是再也见不着了。

附注一：中国人看文官高于武官，从一件事上看得出来：宫里指给武官用的殿在紫禁城的西边、也就是右边（以坐北朝南论），文官用的却在东边、也就是左边，而左是尊位。

附注二：「中国人论画的眼光同西方根本不同，两者之间那道宽沟，从郎世宁和王致诚两位耶稣会士的遭遇上看得分明。他们在十八世纪以画师的身分供奉内廷，想叫中国人接受欧洲的画法——解剖之学、明暗的塑造、光影的效果——却没有成功……五十年后马戛尔尼勋爵来了，带来乔治三世送的几幅画，陪侍的官员见了画上的影子大为骇异，一本正经地问：画上这些人本来真是半边脸比半边脸黑么？鼻子上的阴影在他们眼里是一大毛病，有几位还以为那是不小心弄上去的。」这是卜士礼说的。

附注三：这批藏品值多少，西方的读者只消听一句话就有数了：专家估的最低价是三千万元。

附注四：这一组房子里唯一不谐和的，是一所难看的红色防火库房，出于一位德国建筑师的手笔。博物馆里摆不下的东西存在那里。

附注五：对中国艺术珍品有兴味的读者，可以从下列几种书里得到许多通论，帮他把一切中国藏品看出好处来：巴莱奥洛格的《中国艺术》；卜士礼的《中国美术》；霍布森的《中国陶瓷》；翟理斯的《中国绘画史》。

附注六：见布莱克的《东方瓷器闲谈》。

附注七：「唐朝越窑烧的瓷器，是中国已知最古的瓷器——更早的时候大约只用陶器；可惜标本极少，几乎找不到。据说北京有一位和尚幸而藏有十件茶碗，据称是那个古代的东西；不过是真是假，很难有几分把握替它担保。」这是哈得逊牧师说的。

附注八：凡中国瓷器以一色釉通体罩住作为装饰的，常被归作一类，统称「青瓷」。不过这个词也专指海绿色的那一种。

附注九：瓷器在中国早期的对外关系里占过很大的分量。埃及出土的中国瓶子带着唐宋两朝的款（见玉尔与考狄的《东域纪程录丛》）。阿拉伯人同「中国」的通商在八、九世纪很兴旺，当时一位阿拉伯行人说到瓷瓶透明到「隔着它看得见水」。埃及和叙利亚的算端萨拉丁（一一三七年至一一九三年）——就是在阿克抵御十字军的那一位——曾送四十件上好的瓷器给从十字军手里收复叙利亚的努尔丁·马哈茂德。马可·波罗一二八〇年写过他参观一处中国窑厂的事，说那时瓷器已经运销天下。后来明朝永乐、宣德两朝，一位有名的太监统帅率领一支武装的船队到印度、锡兰和阿拉伯，沿红海一直上到麦加的口岸吉达；他所带的货物单子里就有瓷器。一四八七年埃及的算端送给洛伦佐·德·美第奇的那几件青瓷，也许就是他那次远航带出去的。见布莱克的《东方瓷器闲谈》。

附注十：中国人在纪元前就有赛车，而且沉迷于各样马上的游戏，连马球也在内。

附注十一：这些镜子里比较贵重的几面是纪元前的东西，叫作「银浸镜」；因为它们随死者入葬，替亡人照冥路，便染上了尸身的血，又被殓时所用的水银浸透，而这水银把棺里可能放着的银饰都溶了。

附注十二：象牙器多半出于宫内的造办处。造办处是十七世纪末在北京宫里设的，隶属工部。书上记着：康熙皇帝一六八〇年设了若干作坊，从帝国各处调来熟手匠人。这些作分别是：一、铸铜作。二、做如意作。三、玻璃作。四、钟表作。五、舆图作。六、珐琅作。七、盔头作。八、玉作与金丝作。九、镀金作。十、錾花作。十一、砚作。十二、镶嵌作。十三、锡作与镀锡作。十四、牙作。十五、刻木与雕木作。十六、漆作。十七、刻活字作。十八、香炉作。十九、画盒作。二十、木作。二十一、灯作。二十二、绢花作。二十三、皮作。二十四、镶珠宝作。二十五、錾金属作。二十六、甲作。二十七、眼镜作。这些作坊维持了一百多年，乾隆以后一处处停闭；剩下的房子一八六九年烧毁了。见卜士礼的《中国美术》。

附注十三：见第五章开头。

附注十四：民国成立以前，国号门也是关着的，那条铺石的御道——从前两旁是八旗兵的营房——也一样，只有皇帝通行、以及外国公使递国书时才开。那时公使和随员一直被抬到午门，公使再从午门坐一乘敞轿到接见的大殿，随员则步行。

附注十五：一九一八年正式阅兵、庆祝协约国胜利时，这座院子里到了一万五千多名军队和宾客，然而再多三倍的人也容得下。

附注十六：一九一三年，各国代表就是在这所房子里正式承认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十七、十八世纪，外国使臣有时也在「三大殿」受接见。

附注十七：中国的龙有许多种。「有天上的龙，有海里的螭，有泽里的蛟。又有带鳞的龙、有翼的龙、有角的龙、无角的龙和蟠曲的龙。」五爪的龙是中国宫殿装饰的主要母题，同日本的十六瓣菊一样，是留给皇帝专用的。其实它不单象征君权，凡与皇帝有关的一概如此：他的身子叫「龙体」，他的脸叫「龙颜」，他的笔叫「龙笔」，他的座叫「龙座」，他的子孙叫「龙种」。见布莱克的《东方瓷器闲谈》。

附注十八：见卡尔女士的《慈禧写照记》。

附注十九：门与建筑的全目可见韦廉臣博士的《华北游记》；前门外琉璃厂的书铺里也有许多中国的图样出售。一九〇〇年以后日本人也出过讲紫禁城的书，印数有限，如今几乎售罄；譬如东京帝室博物馆编的两卷本《北京皇城》，附有大量特为此书拍的照片；又如一卷本《北京宫殿的装饰》，有图版八十幅，多半是原色的。

附注二十：参看萨满的堂子。

附注二十一：「宫」是一组带附属房屋的宫殿，一般作居住之用。「殿」是头等的宫室，通常是宝座所在，而且只有一层。「坛」是小的殿，「亭」是四面敞开的亭子。某些第二等的宫室常有楼，叫作「阁」。

七天坛与先农坛

论华美，仅次于宫阙；论神圣，则犹在其上的，是那座宏丽的祭天之所。世上再没有哪一处圣地的构想比它更深远、更恢宏，也再没有哪一处更能贴切地道出人类那一份出于本能的心愿——向一个高出自己、超乎自己这点渺小之上的大能表示敬畏。那座孤悬而辉煌的白石之坛，是上古圣王四千年前献祭所用的原始之坛的孑遗，也是亚伯拉罕在他漂泊途中所筑的那种坛的孑遗。它是中国原有的一神信仰所剩不多的遗迹之一——那个极古极古的信念：神无所不在，不可见而无所不见，「所居之屋非人手所造」——这信念在亚洲盛行于神被拟成人形、神像被供进庙宇之前。

只有一个人，就是皇帝、天子，被认为配登上这座祭天之处，在那如一只中空的绿松石般覆着它的苍穹之下向至上者行礼。

因他有神圣的世系，唯有他能代表「寓于可见之天中的不可见之力」，百姓仰望他，把他当作自己受了圣职的「担罪之人」。那么，他最尊贵的特权自然就是一年一度向宇宙之主的祭祀了。

这些祭祀确切的起源与含义虽已渐渐湮没在远古的烟雾里，但它们四千多年连绵不绝这一件事本身，就给了它们一种特别的道德分量。可是随着时日推移，这番祭祀又有了政治上的要紧处，因为行祭之责按理属于在位的君主；而君主一旦被推翻，这个权利便转到征服他的人手里——因为他的得胜被看作天命所归的凭据，使他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表。「因此，公开向造物主献祭被看作有权统治的主要凭据；也正因为这一层，历代的君主都严守此礼，并且妒忌地守着它，不许旁人染指。」

作为万民之父、权力与荣宠唯一的源头，一国之首不但须配得上作至高的祭司立在神前，还须把举国之罪担在自己肩上。君主这份担当，商汤（纪元前一七六六年）早已承认，他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又有一回大饥，有人建议以人为牺牲来禳天，他便宣告：「若必以人为牺牲，请以朕身当之。」于是这位君主斋戒、剪发断爪，坐一辆白马拉的素车，身披茅苇，作牺牲之状，到桑林里去祷告，问这场灾殃是应在他生平哪一桩过失、哪一桩罪愆上。那是基督前十八世纪的事。到了基督后十九世纪，道光在旱魃虐地之时（一八三二年）也上过一篇用意极相近的祷文。一九〇三年，光绪又恳求上天不要因他的罪而不降雨。

天坛的大祀——皇帝在此正式行使他至高代祷者的职分——每年在夏至与冬至举行，冬至那一天正与古时德鲁伊与条顿人的典礼同日，圣诞节便是自那个典礼来的。实在说，中国这一套礼仪，与我们自己的祖先几千年前所行的自然崇拜是同一类。

从没有外国人见过皇帝行大祭司之职，但坛为大典而备的样子是有人见过的：巨大的角灯高高挑在杆上，搁乐器的镀金蟠龙架，歇息的帐幄与装饰的幡旗都已立起，代表上天的神位设在最高一层台上朝南。与「上帝」的神位同设在这一层台上的，还有五位「列祖」的神主，分朝东西；日、月与诸元素的从位则列在下面。

典礼前一日，皇帝乘十六人肩舁的黄轿自午门出宫。「御驾的仪仗是一场变幻的颜色之宴。有骑马的太监，穿着华丽的袍子，捧着祭祀的器物；有豹尾班的扈从；有穿绛色缎褂的马夫；有缀丝绒边、执三角龙旗的旗手；有背弓佩箭、样子古怪的骑士；还有牵着的、披黄鞍袱的马。」

在这一队灿烂的扈从护送下，皇帝缓缓行向那座「崇高的大坛」——它在宫南三英里处，因为向来的规矩是在京城的郊外祭天。前门的正门为圣驾大开；那座如画的白石「天桥」上的棚摊与乞丐都被清走；街上被车轮的木齿轧出的辙沟被抹平，铺上细沙。

全城仿佛屏住了气，被这一刻的深沉庄严慑住了。君主在绝对的静默中走完这一程、行完这一祭。唯恐连远处火车的汽笛也会打破这份摄人的寂静、从而亵渎大典，自他离宫到回宫，北京没有一列火车进出。

天子在斋宫里庄严肃穆地等着黎明前那个神秘的时辰——那个要把列祖的英灵聚到他身边的时辰。他手捧那块圆形的玉璧——那自古就是王权的圭璋之象——登上白石的坛。他跪在他所承认的唯一的主宰之前；当那头毛色纯一、毫无瑕疵的犊作全牲燔祭、烟如白色的香云上腾于天时，他以颤抖的声音替他的百姓道出他们所知最崇高的敬拜之意——那种敬拜「既只认头顶那一片大青穹之灵为唯一的神明，便摒除一切卑下的偶像与迷信的做法」。

在西方人眼里，那些敬拜的仪节、那些圣物的形制、那位帝王大祭司与他助祭者的举止仪态，都极其陌生。每一个动作都由传统规定，即便要把一名助祭的职分做得称职，也须经长久的操演。行礼之时，皇帝看去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一尊塑像，是一具由无形之手操纵的偶人，他每一个手势都满含神秘的含义；与此同时，那些亘古相传的和平之乐章被唱起来，舞者按着节拍跳起圣舞。

民国成立后，由谁来祭天这个问题搅得中国官场里的守旧一派不得安宁，直到袁世凯——一个强到足以自造成例的人——搬出那条不成文的旧律，说公开行此祭祀「是有权统治的主要凭据」，并以新政府首脑的身份自居为官方的代祷者。这典礼当真举行了，可它不过是从前那些祭祀一个苍白的影子，又因一位电影摄影师在场而显得不伦不类地时新。连袁世凯自己也明白：没有帝王世系的威望，本该肃穆的事便成了没有意义的事，因为敬拜的庄严与诚意都已经走了。于是它被当作不合共和之体而废掉；而这个民族把效忠之心毫不在意地自皇帝转到总统身上，很出色地显了一个例子：中国人有时会突然接受自己传统的倾覆。

天坛多年来对外国人时开时闭——有时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敬之举而关闭，譬如有些糟蹋东西的人在白石坛上跳舞的那一回。一八六〇年以后，给看门人一点小费便容易进园；可是这份方便一被滥用，这片禁地又被严严地闭上了。八十年代有几个外国人骑马从一处塌墙进去过。但一九〇〇年以后，联军硬闯了进来，孟加拉第一枪骑兵团与一个旁遮普团驻扎在那里，军官的食堂就设在皇帝的更衣之所（即斋宫）。侵入这片神秘的幽寂虽以军事必要为托辞，中国人仍为之深深震骇。这番亵渎又成了一个借口，使该修的地方无人修葺；再过几十年，这些坛庙眼看就要只剩一堆荒草蔓生的废墟了。

此后这地方开放了几年，世事已剥去了它许多浪漫之气。园子的一角一度被外侨拿去做马球场。后来又在圈内举行运动会；民国成立时，中国人自己把一部分拨给林艺试验场作农事试验之用。袁世凯还把这些坛庙向中国公众开放了三天，老百姓头一回在这片圣地上自由行走，中国妇女也登上了祭天的坛。更大的亵渎还在后头：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把他那些留着辫子的兵驻在了这里。几天以后他图谋复辟，这片神圣的圈地便成了他的兵与共和军交战的战场。墙上凿出了枪眼，炮弹在那些蓝色的殿顶上开花，所幸损坏不大。

张勋那桩事垮台以后，人们作了一些努力去修补时光与人为的损坏——这是幸事，因为任由一座这样启人心神之美的坛庙荒废下去，是全世界的一桩憾事。内外两园里都开了新路，辟了门以便有更好的视景，宽阔的庭院也除了草，公众交一点钱哪里都可以进。不过一排排的兵营与无线电杆也立了起来，这可耻地证明着实用正在把敬畏挤掉。

所幸那些难看的红顶房子自坛庙这边望去并不显眼。就是在外圈的有些地方，只要看不见这些煞风景之物，我们仍能得到一座宏大的欧洲古园的印象。参天的树丛——从前祭祀用的牛群就在这树荫下吃草——野草的清香、自草间探头的堇花，在这片有墙围着的广阔天地里唤起了故乡的记忆；人在这里，仿佛离喧闹的城有几英里之遥。

那一组通称天坛的神圣建筑，由第二道上覆绿瓦小檐的墙护着。虽然早在极古的时候就有一座奉祀不可见之神、名为天坛的祠宇，如今的建筑却成于中国那位大君主永乐之手，自他把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之后，建于公元一四二〇年。乾隆又加修葺并重新彩画。

斋宫——皇帝从前在这里守夜以洁身预备次晨的祀事，随扈则在四围的地上宿营——是一座比较晚近的建筑，四围有濠。它里面一度有一架精美的雕木屏与一座御座，如今都已不见，正如那尊著名的斋戒铜人一样。穿过一片苍老的参天林木，走不多远便到中央的坛。它敞露在天空之下，立在一方暗庞贝红的墙里，墙上开着白石的门；这一堆秀美的白石砌成三层台，每层都绕以雕镂华丽的栏杆，由一道道又宽又低的台阶通上去，东南西北四面都能登上第三层、也就是最高的一层，而这一层正中那块石头被中国人看作宇宙的中心。整座建筑按几何的精准布置，是建筑师、天文家与术数之士合力之作。于是登台要走三道各九级的台阶，因为中国人把天分为九重，罗盘也有九个方位。同样，台面的白石块铺成九个同心圆，一切都按这个数目的倍数排列。我们甚至能数出栏杆上有三百六十根望柱，正合中国太阴年的日数与周天的度数。

献牲的燎炉在坛的东南、一箭之地，外砌绿瓦，高九英尺，由三道台阶登上去；牛从前就放在里面的铁箅上，箅下生火。作为祭品一部分的帛卷，则在八只镂空的金属燎炉里焚化；写在帛上的祝文，在神位前正式呈上并宣读之后，也照样焚化。每逢一位皇帝驾崩，便添一只炉。

坛正北、与坛相对的，是那座小巧完美如珠玉的建筑，圆顶覆黑琉璃瓦，叫作「皇穹宇」，神主收藏在那里。它后面一条白石的甬道通往「祈年殿」，即祈祷丰年之殿，它三重的屋顶是全北京都望得见的地标。再没有比通往这座殿的那条路更可爱的了——当中是高起的白石御道，一侧凸出一块台，是搭皇帝黄色歇帐的地方，左右是森森的松柏，把雪白的铺石衬得分明。在中国一切美好的东西里，最美的大概就是这些通往坛庙与宫阙的甬道——毕竟这两者本就那样亲近，那样相像。这条路止于一座有曲檐翘脊的门。过了这道门，我们便与全中国最高贵的宗教建筑面对面了。「祈年殿自三层白石的台上拔起，高入空中九十九英尺，是一座宏丽的三重檐、覆青琉璃瓦、顶上加金宝顶的殿宇。」在一切装饰之中，占上风的是苍穹的那一片蓝——那苍穹正温柔地俯临着这件人类向往之心的杰作。本来就是要这样的，因为这颜色是有意重复的：连皇帝所用祭器的瓷色、他自己与助祭者的袍服都是这个颜色；而落在圣典上的光，也被串成绳、挂在门窗花棂上的细玻璃棒滤成了无云晴空那样柔和的色调。

一八八九年，祈年殿被雷击中，烧成平地。中国人相信这场灾祸的起因是一条蜈蚣胆敢爬上那颗金宝顶，并把此后接连降在帝国身上的一串灾殃，都归于上天对这份僭妄的震怒。

为平息这份震怒，殿被重建。可是原来那些柱子的木料——大概是某种栗木——已经找不到了。为合于传统的要求，找了许久，最后议定用俄勒冈松，那些大木以极大的困难、极高的花费运了进来。

这些柱子是这座建筑最可观的几样东西之一。四根髹漆精雅的柱承着上层的顶，下面两层顶架在十二根素红的柱上——都是整棵树的直干。藻井上饰着凤与龙，被光彩与金色交辉的彩画横梁分开。窗上覆着镂空的木棂，花样秀雅——中国人最擅长这一路花样，已知的图案有七十多种。做工精美的铜合页与泥金的门钉装点着那几扇华美的门，而门开处是——空。只有一座御座屏风——上面竟有一盏电灯的壁架，真是新奇的时新之笔！——以及供神主的几座龛，孤零零地立在殿宇的阴影里，像被人遗忘了似的。难道中国的建筑师是要告诉我们：一切排场、权势与美丽，到头来都归于空寂与静默么？

正殿四围还有若干附属的建筑。它们都关着——这倒不必惋惜，因为大体上没有什么意思——是守卫房、执事歇息的屋子、按古礼备办胙肉的厨房，以及从前收贮祭器的库房。真正值得一看的，是东边那几道清凉的长廊，通向一口废弃的古井，井旁从前长着一种野天门冬，以药性著称；还有卧在草里的九块刻着云纹的大石，相传是禹用来堵塞天上那些酿成洪水的窟窿的。在这个寻常游客极少踏进的清静角落里，我们可以毫无打扰地纵目望那几十英亩起伏的青草与参天的古木，望那些把它们分开的白石甬道，把这一片空阔、光与气所生的安宁吸进心里。倘若还有工夫，让我们一早再来：那时光线苍白，屋顶悬在乳白的空气里，像一个淡极了的幻影，柔和得像回忆；再在正午来一回：那时满天的光华正燃着、闪着；再在太阳像一颗火球沉到西山背后时来一回：那时它把白石染得泛出红晕。让我们再在如魔的月色里、或在粉屑般的雪花带着仙术般改换万物的轻触落下来时，登上这座坛。等我们在这许多种光景里看过了天坛，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领会得出它的比例何等和谐——人的建筑与树的美、与天的空阔融成了一体——也才领会得出它何等真切地映着生命与永生。那时我们会觉着：这些神圣的林木与殿宇所代表的是智慧、是爱、是敬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平安，把神圣的光辉调得柔和，好合于人那点昏昧的悟性。

自前门通往永定门的那条大街的另一边，是先农坛，奉祀的是神农（约纪元前三千年），一位史前的皇帝，人称「首先耕田的人」，说他「以特异的天赋通晓五谷之世界，并能大有影响于它」；犁的发明、草木药性的发现与第一处集市的设立，都归于他。它是天坛的对应之物，只是规模较小。

在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里，这座坛有极深的意义；正如爱默生所说，这里的百姓相信「一切贸易到头来都立在农人最初的劳作上」，因而敬重农人的行当；在这里，君主自己以庄严地敬拜大地的丰饶与伟大，来坐实耕田人那个崇高而合于理想的地位。每年仲春次候之首日，他带着一大队扈从——包括三位王公与九位大臣——来到这里，在先农坛、即「祀发明耕作者之坛」近旁的大殿中拜神农的神主。随后他走进那块专为此礼留出的田，亲手自东向西犁一道沟，往返三回，以此给臣民立一个勤劳的榜样，使这一季耕作的开端得以祝圣，也使最卑微的田间劳作有了尊严。户部堂官执鞭立在皇帝右边，左边是直隶总督捧着种子，另一位官员则在圣驾身后把种子撒进沟里。君主的活计做完，便退到歇息之处观耕台，在那里看着王公大臣把这块田耕完。此后这块地由自农人中选出的几位年老而精于此道的人照料，秋天收下的庄稼贮在仓里，专供祭祀之用。仿着皇帝的榜样，全帝国各省的长官、知府与州县官，都在同一天行一套相似的礼。不过因为主角的身份，这典礼在北京最为隆重。

先农坛里别的大建筑有太岁殿，即祀木星之殿；神祇坛，即祀天地之神的坛；还有一座宫——庆成宫。坛北有四块灰花岗石，刻着云中之龙。这里从前祭五岳与五镇。另外两块石上刻着江河的形象，底下凿出小小的承水之处，祭时注满了水。四渎之神也在这里受祭。

如今的先农坛虽只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约一六二〇年），敬拜这位农皇之神却古老得无从计算。元朝行此礼的情形有记载留下来；文献里也说到明朝时太监如何襄助皇帝。同祭天一样，神农之祀自民国成立以来已经废弛。

这片圈地在一九〇〇年被查飞将军与美国兵占驻之前是不许人游览的，如今已向公众开放，外圈用作通路。建筑所在的内圈被辟成了公园，有围着栏杆的整齐步道、树下的长椅与养鹿的圈。兵占着几座小殿，但乾隆重新彩画过的正殿、以及收贮皇帝那些黄犁的库房，都封锁着。主坛上如今立着一座不成样子的木凉亭；这座坛是方的，以象地，正如天坛是圆的以象天。

凡在那场「收拾整齐」的功夫毁掉它的本色与性情之前见过这座园子的人——那种功夫与合于艺术地修复保养美丽的旧建筑，是大不相同的两回事——都会永远惋惜它从前的那份宁静与可爱：一片荒野的草地，夏天铺满好看的淡紫色野芜菁花，晒得黝黑、背已伛偻的看园人在那里割芦苇、把一捆捆香草堆起来；那里的寂静只被白嘴鸦的呱呱或云雀的歌声打破，人在其中，觉得自己贴近了大地那些隐秘的奇妙与恩慈。

注：《圜丘祭祀位次图》系据满洲的《祭祀则例》所辑，所指的是天坛圈内行祭并举行附带仪节的那一部分。第三层、即最高一层台上设上帝之神位与五帝之神位；其次为第二层台，再次为最下一层台。图中所标，有上帝神位（在阶上、朝南）、五帝神位（分朝东西）、读祝官位、大香炉、护军、司香官、司帛官、司爵官、司祝之位、司拜褥官、光禄寺官、司设神位官、礼部官、皇帝之位、赞礼郎与读祝之助祭官、五星神位、二十八宿神位、周天星辰神位、月之神位、云之神位、雨之神位、风之神位、雷之神位、王公之位、御史之位、礼部官之位、引赞之位、司仪之位、分献从位之官的位置、贝子与公之位、乐舞之位、襄事小官之位、司燎官之位、燔牛之大燎炉，以及望燎之位。值得留意的是：与祭襄助皇帝的人里并没有僧道。

注：天坛的祭祀属大祀，同属大祀的还有祭地、祭列祖、祭社稷、祭孔子与各朝的特定先贤；与之相别的是中祀，以及祭日月、祭先农先蚕、祭山川与先贤的群祀。大祀的分别之处在于露天之坛与全牲燔祭——这两样要件自上古圣王（纪元前三千年）直到满洲人都不曾变过，虽然附带的仪节是逐渐繁密起来的。基督前二十六个世纪，中国就已经有掌礼之官，可见即便在那样早的年月，人们也何等看重仪节。满洲一朝的《会典·祠祭》里，祭天之礼规定得极其细密。

注：皇帝临幸天坛，事先在官方的《京报》上照例公布，并特地知照各使馆，警告外国人不得走近、不得窥看御驾的行列。中国人奉命闭户，沿途一路上板；两旁的小街用蓝布帘拦起来。

注：整片圈地周三英里，是东交民巷的两倍大。

注：像法国的路易十四、俄国的彼得大帝一样，这位长寿而精力过人的君主把自己的名字与他的京城紧紧连在了一起。他那份雄浑的气息在每一处古迹里都还留着；因为他是艺文的大护持者，到处都留下了他的品味、他的慷慨与他的观感，而且多半是诗的形式；自永乐以来，再没有哪一位君主享过比他更能把自己的性情烙在这座城上的那份自豪。

注：卜士礼说：「颜色的象征是中国礼仪里要紧的一端。正如天坛一切用蓝，地坛一切用黄，日坛用红，月坛用白——或者不如说是那种叫『月白』的灰蓝，因为纯白是留给丧事的。四季的更迭同样有一层神秘的含义，这含义也反映在御用的袍服上。」

注：中国屋顶极重，因而非多用柱子不可，柱子于是被赋予头等要紧的职分，因为全屋的稳固全系于这副架子。后来用砖填起来的墙，本就不是拿来承重的。事实上，那片地方往往被雕着极纤巧秀雅花棂的门窗占去……所以中国的旧建筑与美国的新建筑竟出奇地相类——后者也是钢的骨架，填以不承重的墙。这是卜士礼的话。

注：最初的共和党人有意把这座圣殿作他们立法的摇篮，宪法起草委员会一度在此开会，但袁世凯结束了这个会的工作。

注：在中国，农人只排在读书人之后，而在商人与工匠之前，这便是百姓所分的四等——士、农、工、商。

注：参见比丘林，又见马德罗尔《华北》。

八三教三寺

除了祭天与祭自然诸力之外——那是官家之礼，而不大是民间之礼——中国还有许多宗教的崇奉，北京也有许多属于不同信仰的庙宇。它们能这样安然并处，是因为这个民族天性里就有一份宽容：他们本来就不大会有强烈的宗教信念，也不大会有强烈的宗教憎恶。实在说，正如庄延龄所言，「中国在宗教思想上占着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各种宗教的样本都曾先后送到她面前；而在她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位』的当权者从来不曾有一刻拒绝以款待与体谅相待于任何一种纯以宗教身份自荐的信仰——这确实很值得称道」。得过官家认可的，有佛教的各个派别，有耶稣会、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有俄国来的东正教传教团，有道教与儒教这样半宗教性的哲理与伦理体系，甚至还有回教——一切宗教中最好斗的一种，而它或许正是为了报答这份承认，在中国显得比在别处平和些。

几场回民起事不可看作宗教战争。它们起于政治上的倾轧与利钱上的争执，被政府剿平，是因为它们妨碍了国策与公共秩序。这几场惨烈的争斗里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活下来的却并未遭宗教上的迫害。他们的信仰——先知的信仰——至今仍是中国一股活的力量，在传入中国的一切外来教义里，除了佛教，它扎的根比谁都深；而末几位满洲皇帝所统的回教臣民，几乎抵得上土耳其苏丹与波斯沙阿两家所统的总和。北京住着一万多回民。回教屠户的黄铜月牙，在许多肉案上都看得见；而先知的信徒至今几乎垄断着京城进出的驼队买卖。

为着他们灵性上的需要，全城散布着许多礼拜寺——中国人说有四十座，不过这大概说多了。最著名、也是最古的一座（公元一七六四年乾隆皇帝为他那位回族妃子所建），从前立在长安街上、正对着如今的新华门。在那里礼拜的人自称是先知本人的后裔，出自喀什噶尔与伊犁的和卓一系，是乾隆的将军兆惠在回疆那场著名的战役之后被当作俘虏带到北京来的。至今仍在的「礼拜寺」里最有名的一座，是内城彰仪门东南牛街上的那一座。它很值得跑一趟，最好在礼拜五——回教的安息日——那天下午两点举行主要的礼拜。

挤在巷子里的回民，从衣着上与寻常百姓分不出来。礼拜寺自外面看，也与中国的庙宇分不出来。这叫游客失望，因为他也许正指望看到一座缩小的圣索菲亚。可是在中国，本土的影响总要把自别国借来的东西改一改，于是圆顶换成了中国式屋顶，唤拜楼换成了方塔。

我们自一道小门进去，经过一处敞着的停尸之所，那里有石板，回民的遗体裹着殓布停在上面，等着下葬。有礼貌的执事——有几个身上明显带着阿拉伯血统的痕迹——领我们到礼拜殿去，那是明朝的建筑，经过修葺与重新彩画。一位可以被当作先知的可敬老人请我们脱鞋，掀起厚厚的蓝门帘让我们进去。在骄阳之后，自那些镂花木格窗滤进来的光——令人想起西班牙的礼拜寺——暗淡得像月色。有那么一两分钟，我们除了柔和的幽暗里几点金光之外什么也分辨不出。随后我们看出一排排木柱把这间屋子分成几道，而在最里端、面对着入口、朝着麦加的方向，是米哈拉布、即「望月楼」——一座小小的台，两旁有球形的象征之匣。右手角上一道台阶通往一座讲坛，坛上立着盛《可兰经》的匣子。墙壁与拱券上——尤其是西面、也就是朝麦加那一面——装点着自这部圣书里摘出的经句，以阿拉伯文书写，因为它从来不曾译成中文。玻璃与角制的灯自低矮的天花板垂下来，为黎明前与天黑后的礼拜照明。这一处庄重的殿堂那份严正的朴素，与佛寺或道观里满是泥金塑像、蒙尘供物与花哨帷幔的殿堂，成了强烈的对照。全殿唯一的一件家具，是靠近入口的一张中国木桌，上面按惯例设着「炉瓶三事」——就是那一套三件的焚香之具：三足的炉、圆盒与插箸的瓶——桌前是一方御制的牌位，上书「万岁，万万岁」。这类带着几分偶像气味的标识出现在这里使我们诧异；直到向导说：凡庙宇不论所奉何教都规定要设，作为礼拜者效忠的凭据，也就是准许礼拜的「官凭」。

我们正看着这些东西时，信徒们陆续自两侧的屋子里进来——他们刚在那里行过特定的净礼——来的全是男子。妇女不许入内，因为她们在场有违回教的教条。《可兰经》上不是说过么：「妇人除非其夫出于善意携之而来，不得入天国」——这就在宗教的事上剥夺了她单独的身份。

会众穿着长袍，戴白头巾，或戴绿色的尖顶帽——那是靠朝过麦加才挣得的戴帽之权——用阿拉伯语随着礼拜，那份虔敬与肃穆，与别的中国庙里心不在焉的香客大不相同。信徒们不时先俯首，再俯身，然后跪下以额触地。随后又站起来，手指张开、拇指按住耳垂，或双手抱在胸前、或按在膝上，接着一次次俯伏——这就证明：阿拉伯的教派虽有几分看不起这些同教，说他们所行的是纯正信仰的一种走了样的形式，他们却自有他们的虔诚。

正殿对面是一座方塔，宣礼的人在那里遵着回教那个优美的规矩唤人礼拜。两侧的屋子留给教长与他的小学生。在那座好看的院子里，学童们嬉戏；许多快活的童年就在那位先生慈祥的目光下度过——他只是一位「教书的」，而不是英文里那种有管辖之权的「主人」。年复一年，小孩子们在那里玩，玩到大得不能再玩，便离开这院子的庇护，去开始人生苦涩的劳作，去做父母，再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来替他们玩。

与此全然不同的另一路信仰，体现在喇嘛教里——那是自西藏传来的一种佛教，颓败、可厌，却又别有一种入画之处。喇嘛里没有中国人，这一派的人连同活佛在内都是蒙古人或西藏人；北京却有好几座喇嘛庙。

最有意思的是雍和宫，京城著名的景致之一，坐落在城里一个背风向阳的角落上，在哈德门大街的尽头、靠近北城墙。它通称「喇嘛庙」，其实用「僧院」或「贡巴」来称呼才恰当——「贡巴」是藏语，意思是「幽静之地」，我们该译作「丛林」；因为按这个词的本义，它并不是一座庙，公众并不在那里礼拜。从前要进这片禁地很难，要出来——更难。倒真有一个俄国人几次进过这座喇嘛寺，他用的通行证是一盒亨得利与帕尔默的饼干，因为当时那位活佛极爱吃。可就连他，想出去时也被一道又一道门关在面前，凶狠的僧人还讥笑着问他：每开一道门肯出多少钱。

每年打鬼的会（在正月三十日）是一个例外，那天「贡巴」对中国人开放。这个日子至今仍聚着极大的人群。耐着性子等了许久之后，几个半人半鬼的东西突然一头扎进翘首以待的人丛正中。他们的装束诡异，像红印第安人的巫医；骷髅面具遮着脸，画出的火焰自脚舔到膝，手里拿着样子骇人的长鞭，用来为跳舞清出一片空地。他们鬼叫着东奔西突，把人群往后推，把躲闪不及的打上一顿，直到腾出够用的地方。随后自殿里出来一队奇异的舞者。他们穿着五色的法衣，戴着禽兽形状的、可怖的大面具。伴着缓慢而有拍节、并不悦耳的乐声——「伴着手鼓与大鼓、小笛与大笛，以及西方的潘神所不识的那种排箫之声」——他们四人一列地前行，一面鞠躬一面绕圈，头随着拍子与身子的动作左右摇晃。这场表演要演几个钟头，看的人极其快活，全不在乎那些执长鞭的鬼的照拂，只顾往前挤，圈子越缩越小，都想看得真切；末了以把一个邪魔的纸人剁碎收场。

如今雍和宫的神秘——喇嘛们曾用尽物质与精神上的一切手段守了那么久的神秘——已经揭开，谁愿意进去随时都能进。这座僧院在外国人中间的名声，固然多半是靠着禁忌那种必然的吸引力建立起来的，可这名声也另有更实在的根基。作为一位活佛——按喇嘛教的看法就是神的化身——从前的居所，作为一大群属黄教即正统一派的僧人（约一千六百名，有常住的也有不常住的）的住处，这地方在宗教上分量极重；而因中国皇帝的官家眷顾，它在政治上也很显要——皇帝赐给这些僧人许多特权，例如可以与君主面对面说话，此外还赐田赐禄。朝廷指望由此换来这一教团的好意——他们在西藏与蒙古的影响极大——并借此加固自己对那些远省的把持。

兴旺的日子如今过去了。朝廷的赏赐停了。北京蒙古八旗定额的进献，也不再把那股金流注进庙里的银柜。民国只给僧人一点微薄的津贴。何况剩下的那点进项，章嘉呼图克图——他已不住在雍和宫——也拿去自用，而不用来修葺。

一张叫人心酸的告示劝游人避开某几处房子，说是「恐有危险」，使人想到喇嘛们对保存自己的过去已经何等漫不经心。不过我们不可从这些外表的破败断定这座老僧院已无人看重。远不是这样。在那些颓败的客房里，不知住过多少自草原上来的蒙古王公；而这些殿宇即便在衰败之中，仍是中国京城里蒙古人生活的精神与群体中心。

雍和宫本是雍正皇帝的潜邸，他一七二二年即位时按中国的成例改作奉佛之用——照那成例，君主的诞生之地此后永不可再作住宅。宽阔的地面、一进接一进由漂亮庭院隔开的好殿宇，都不负这一番来历；入口那条两旁立着黄琉璃顶牌楼的甬道也一样。在这里，在喜鹊与大黑乌鸦开议会的浓荫之下，我们看见僧人在数念珠。右边那排低矮的房子是他们的住处，有一个自那里跑出来，要把一尊木雕的佛像卖给我们——他说是西藏来的——开价五倍于其值；而且叫我们吃惊的是，他还用几句蹩脚的英文力劝我们买。贪心竟使这些连中文都懒得学的蒙古人找出了与外国人通话的法子。从他们难听的口音与粗俗的手势里，我们读得出这些僧人懒惰、无知、出身低下。然而熟悉这个僧团的人、能自由出入寺中藏经楼的学者，都对我们保证说：其中也有几个出色的例外——真有宗教情怀、学问极博的喇嘛，受人请教，也有好名声。

甬道尽头第一进院子里立着两尊铜狮，雄的爪下按着球，雌的按着幼狮——两尊都是著名的铸作。它们守着头一座礼拜的殿，殿中坐着布袋和尚，那位笑口的佛，本是一位僧人，也是小孩子的朋友。他那张欢喜的脸是我们熟悉的，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几乎没有一座庙不供这位受欢迎的神。布袋和尚被供在僧院的前廊里，是更庄重的神明的前导。穿过他的前厅，我们过一进院子，院里有一通大碑，四面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刻着喇嘛教的源流，还有一只著名的八英尺高的铜香炉。

再往里两座殿——是两间充满好闻香气的长方大屋——里，供着泥金铜铸的诸天之佛，那些神有火焰般的背光，手或举起赐福，或合掌祈祷。他们的供桌上添着许多珍宝：精美的乾隆景泰蓝、华丽的雍正珐琅、在鄂尔多斯荒野以外的宁夏织成的美丽丝毯，还有许多西藏与蒙古的画，构图有神，设色极像意大利早期画派。

可以称为主殿的那一座还要往里，在这片圈地的心脏处。我们进去，本指望看到巨大华丽的造像——不料迎面却是一尊极小的佛，披着黄缎的披风与风帽。他不像那些大些的偶像那样慑人，可是他非常非常神圣——是这院墙之内最神圣的一尊。许多年前他托梦给一位皇帝，皇帝于是派一位高僧到西藏边上去寻他。可是那僧人到了指定的那座庙，庙里空无一物。不多时他听见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话。「我在这里，」那声音说，一面指引他走向一堵墙。僧人于是把砖拆开，把佛放了出来。他怕丢了这尊宝贵的像，便把它缚在背上，动身踏上取道西伯利亚的漫长归途。那个国家的人说一种奇怪的话，这位高僧听不懂，起初常常为问路发愁。那位小神却轻而易举地学会了这难学的语言，来帮助放他出来的这位朋友；等到他们终于抵达大京城时，僧人便讲起自己如何得了神助。于是这尊像便以「会说俄国话的小佛」闻名。僧人告诉我们说：神是什么也不会忘的，所以他这本事至今还在。你不妨试试看！

这座殿里每天都有向游人开放的功课。喇嘛们自僧房走到日光下时，样子很是动人：黄色的盔形帽——据说其形最初是仿中亚圣峰金山的——以及橙色或砖红的法衣，把东方人黝黑的肤色衬得极好。他们缓缓鱼贯入殿，各就其位。坐在僧众正中的方丈自身旁一只瓶里取起那把孔雀翎时，忽然爆出一阵奇异的乐声：钹响、鼓擂、号角与法螺齐鸣。他起一种格里高利圣咏似的调子，僧人们像唱诗班的歌者那样相对而坐，诵着连祷，一面以各样神秘的手势捏动手指。同一篇经文无休无止地重复，据说有把心神自尘念中收回的功效；可是事实上它似乎倒更像把心神麻痹、催眠，使诵的人根本无力作任何认真的沉思。僧人们随着拍子摇晃、懒懒地歪在拜垫上，明眼人一看便知：门口出现一位客人，比他们的功课有意思得多。话虽如此，尽管他们昏昏然心不在焉，我们仍须承认这堂功课是动人的，尤其在大节的时候，僧人们把那篇宏伟的迈达里赞唱得节拍分毫不差，而且用的是变声时练出来的、异常低沉的诵经之声。

西方最低的男低音也够不到那几个音——高僧就用那样的音，起那篇能使「朵玛」镇伏群邪的法咒的头几句：

「朵玛啊，你使一切有罪者化为尘土！

朵玛啊，你使一切可憎的教敌化为尘土！」

随后，当他头一回把那座尖塔高举过顶时，众僧代他答唱：

「我，瑜伽师，我掷出朵玛，

那可畏的朵玛比矛尖还利，

它可怖的力道连雷霆也不及！」

方丈再举起尖塔，唱诵再起：

「我，瑜伽师，我掷出朵玛！

我所掷的，不为居于上界的诸天，

不为居于下界的龙王，

不为浮游于天地之间的诸灵，

也不为山川土水之主——

我，瑜伽师，我掷出这天上的朵玛，

为要粉碎那些撕裂我们灵魂、

在大法之前设下障碍的凶敌，

为要制伏那些搅扰我们心神的魔！」

末了，他举到第三回，把它掷进熊熊的火堆里，喇嘛们便以一段可畏的收束作结，那几句简直像出自某位古希伯来先知之口：

「我，瑜伽师，已掷出那可畏的朵玛！

守门的诸尊啊，把你们的门大大敞开！——

是了，门已开了，真理如得胜之师列队而出。

地狱的守者啊，把我们一切有形有质的仇敌拿住、囚住！

地狱门的守者啊，把门关上，

是了，连门缝也一并关严！——

如今守门的已把最细的缝也封住，

把一切灵性的障碍都囚禁了——好使我们得自由！」

整堂功课就表面而言，令人想起圣彼得大堂或别的罗马教堂里的弥撒。

雍和宫诸景中最著名的，是那尊泥金的大弥勒——即复活之佛——用一棵云南香柏的整根树干雕成。他巨大的身躯贯穿三层楼，实测七十五英尺高，喇嘛们却说他有七十肘之高，据他们的说法，那是我们将来圆满转世时人人都要达到的身量。

「大佛，看大佛，」一个聒噪无礼的小喇嘛一面把人往殿里推，一面伸手要赏钱，虽然他明知寺里明白告诉过游客：除门票之外不必再花钱。在半明半暗里，弥勒那张凶狠而含怨的面孔在我们头上隐隐浮现，头顶上有一盏灯——从前皇帝驾临时才点——手里有慈禧太后进献的丝帕。他显得何等疏远、何等无情，与四围进行的礼拜何等不相干！

我们登上一道歪斜摇晃的楼梯，想把这尊像的大小看得更清楚些，并饱览正殿那片以老虎窗打破檐线的美丽屋顶；路上经过一具巨大的转经筒。这不过是一个装满写好的经文、绕轴旋转的圆筒，转一圈便算诵完了里面成千上万的祷词——这样一件省力的机巧，对一种死气沉沉的信仰里那些懒惰的信徒极有吸引力。

把指望寄在这类机械而无意义、又不伴以内心虔敬的祈求上，这个念头令人反感；在有些人看来，一个人敬拜什么倒不那么要紧，要紧的是他究竟有没有诚心敬拜。

这座殿的后面，我们到了中路最后一座殿。里面供着三尊「度母」，即智慧之女神。「她们坐在莲花上——化生的莲花——四肢轻盈的姿态敛在花瓣之内，手指柔软地屈数着妙法之数；这些形象大概是在某个已被遗忘的年代里，受一位印度舞女的风致所启发而来的。」照喇嘛教的传说，叶卡捷琳娜大帝被认为是右边那位女神的化身之一；有时同样的传说也系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名下。

小些的佛堂还有许多，多到把它们的神明一一列出来，只会叫不熟悉喇嘛教那套繁复仪轨的读者生厌。不过这些配殿里差不多都有点值得一看的东西——譬如有一座里供着那尊著名的玉嵌金佛。也留意它后面那尊木像，因为僧人们说：那是一位皇帝看见北海上有异光浮在某处之后，自那水里捞起来的。

另一间屋子里有一座金的极乐世界模型；第三间里有两头河马的塑像，据说乾隆出猎时它们曾想害他——这两头畜生的凶猛与古怪，比起那四位制伏它们、救了君主性命的绿脸武士的塑像来也差不了多少。

运气好的游客也许碰得上配殿里的小功课，那有时与正殿里的功课同时举行，由年轻僧人眼神游移地咕哝着他们分定的经文。这些小殿里满是俗艳的魔与女魔的图画，是魔性想象的怪胎，全是一种以恐怖为把柄的宗教那套虚妄的吓人之具。丑恶的神披着黄绸的披肩，作亵慢之状；戴尖帽的圣者或坐在宝座上，或立在供桌上，中间杂着法螺号、人头骨做的灯与酒杯，以及别的种种怪东西——其含义连僧人自己往往也不知道。

可叹的是，在这些喇嘛中间，自那可怖的湿婆崇拜里带来的那些比较粗鄙的鬼神之说与迷信，已经把佛教原初构想里的高贵盖住了。

自雍和宫那股不洁的道德气氛里出来，我们几乎是松了一口气，接着往近旁的孔庙去。这些奉着平和安稳之教的清静庭院，与那里何等不同！

「大成庙」之所以称庙，不过是没有更好的名字；这个词并不比用「宗教」二字去称它所奉的那一套更确切。它的创立者孔子生在犹太人自巴比伦归来、希腊被薛西斯入侵的年代，既不以弥赛亚自居，也不僭称自己有神性。他甚至否认自己有任何发现或发明之功，而是明白地、有意地只教一套道德。他真正所做的，是把古人的思想重新振起，把它们排得井井有条，再把他凭勤学考究而得的学理与做法告诉同时代的人、传给后来的人。因此他的礼仪里既没有僧侣，也没有神像，实在说不过是敬祖之俗的一种变体——敬祖是东方许多宗教的根基，也是把中国社会（那社会总的说来是持重守法的）经过那么多变故仍粘合在一起的胶泥。

对我们西方人来说，要给这位大圣人安一个恰当的位置很难；要体会他那套道理里竟有一股力量，足以使它两千年来在中国成为公私生活的准的——不论在饱学之士与门第中人、在读书人与官员之间，还是在小百姓之间——就更难了。大概应当把他与柏拉图并列，同为世上最伟大的导师之一；虽然柏拉图的训诲即便更深更高，对他的门徒却从来没有孔子的训诲对孔门弟子那样的约束之力。后者的影响，无疑多半是因为他以有教养的形式，为实际的问题提出了实际的解法。

时至今日，他的训诲在中国仍是一股活的力量。千百万中国人是虔诚的佛教徒或道教徒，却仍奉他的教；每一座城都有一座庙来尊崇他。

京城这一座虽与许多别处的构造相似，却格外精美。它自元朝、约十三世纪末在现址初建以来，已经改建重建过许多次。如今的大殿大概是明朝的。

在北京看过那么多部分坍败的美丽古迹、听过处处都在喊穷以致无从修葺之后，看到这一处圣地保养得井井有条、比起昔日的荣光并无实在的衰颓，真叫人心里一爽。正如那些道理传到今日并不曾失色，这里的屋顶也以完好的瓦闪着光，浸在一片金色的阳光里；檐上的彩画鲜洁如新，门上的匾也是新贴的金。连祭祀这位圣人的典礼，至今仍在仲春与仲秋两个月里举行。那一套繁复而极其虔敬的献祭之礼通常在早上三四点钟举行，不过有时能设法在前一天比较像样的钟点去看演礼。

某几位官员受命在圣人的神主前上香、俯伏，主祭的官则自一卷轴上读一篇祝辞，读完放进供桌上的一只匣子里。典礼的前半在殿内举行，后半则在殿外的庭院里。庭院里成群的乐工穿着明朝的衣冠——就是古瓷与屏风上所画的那种——奏那六章赞颂孔子的乐章，就是所谓「平」之乐。这位夫子极爱音乐、也极提倡音乐，因此他的英灵想必乐于听到这些乐章，因为它们奏得与二十个世纪前分毫不差。所用的乐器有许多已有几百年，只在这样的大典上才奏，而它们的形制则更古老。譬如架编磬的雕花架子、架在座上的、雕镂精美的鼓、丝弦的琴瑟、「月琴」（即满月之琴）、「扬琴」，还有十三簧的笙、直笛，以及用鼻吹的笛。

游人自这片圈地西侧的一道门进来。近入口处，在几株粗得把我们带回远古的柏树之间（据说是宋朝种的），立着几通秀美的石碑，是为过去五六百年间乡会试中出人头地的一百多位士子所立。最古的一通是一三五一年的。

主院小小的入口内，一座有顶的门道下，立着十只黑石的鼓，约三英尺高——是山里的大石粗粗凿成这个形状的。据说它们出自周朝（纪元前一一二二年至前二五五年）。这些珍贵的古物曾多年半埋在陕西一处荒地里。当时著名的诗人韩愈恳求把它们移到安全的地方，约公元八二〇年，它们被立在凤翔府的孔庙里。五代（公元九〇七年至九六〇年）时它们又失散了，但宋朝（公元九六〇年至一二六〇年）一位知府寻回了十只中的九只，放在自己家里。到公元一〇五二年，失落的那一只终于找回；后来宋朝的皇帝避契丹鞑靼之难，在河南建都，宫里特地为它们造了一座殿。可它们在那里只歇了几年，因为女真鞑靼在一一二六年洗劫了那座城，把嵌在刻文里的金挖了出来（那金是用来标明其贵重、同时也免得捶拓时被锤子损伤的），并把石鼓运回自己的中都，就是今日的北京。

这些巨石上的刻文一向为考古家所深深关注。它们以原始的篆文凿成，学者说是现存中国文字最古的遗物，不过大概是自更古的铜器上的字摹下来的。刻文共有十章诗，每只鼓上刻一整章；其长短不齐的诗句颂的是约纪元前一千年一位诸侯的一次田猎——那时雅利安人正在征服印度，大卫在以色列为王，荷马在希腊歌唱。

对这几乎无法辨读之物，许多汉学家的释读彼此不同；而自韩愈——他惋惜第六只鼓被某个糟蹋东西的人凿空了拿去舂米——直到乾隆皇帝——他为证其真而作的诗刻在一通大理石大碑上——许多诗人都把自己最好的灵感献给了这几块被一次次捶拓熏黑的三千年老石。

过了石鼓，我们来到一座可爱的庭院，院里错落着六座黄琉璃瓦的亭子，亭中是驮在龟趺上的石碑，记着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对外的武功。正如日本的天皇至今仍在列祖的神位前宣告他们的胜利，这几位旧日的皇帝也把自己的捷报带到孔子的英灵跟前，带着一份可喜的笃信：伟大的死者仍关切着生者的气运。

自庭院有三道台阶通往正殿，即「大成殿」，当中有一道著名的「御路」。

这座殿本身的比例比京都最精美的寺院还要美，给人一种极好的空阔与理智上的安宁之感。我们进去，脚下踏着厚如苔藓的棕毯。里面一切都严正而洁净：没有塑像，没有装饰，没有象征之物——只有那方朱漆的牌位，上题「至圣先师孔子」；另有四方较小的牌位，安着夫子四位大弟子的英灵（曾子，作《大学》，为四书之首；孟子，作四书之末；子思，夫子之孙，作《中庸》；颜子，他与夫子的问答记在《论语》里）；而八位次一等的弟子的牌位则较小，设在后面。一排排庄严的巨柱上从前挂着颂赞的楹联，梁上是题献的匾额，每一朝的皇帝都亲笔写过一方，以示对圣人的尊崇。后者顾及共和的观感，已经取下。只剩黎元洪总统所献的一方还高高挂着，金字在幽光里闪亮。

游人通常同一天顺便去看孔庙紧西边的国子监，即「经学之堂」。它在蒙古一朝本是一所简单的学堂，被永乐改为国家的太学。皇帝在二月里到那里去讲经，坐在中央的殿、即辟雍宫中的宝座上，身后是一架著名的、作五岳之形的屏风。园中的古柏是蒙古时代一位教习所植，但国子监并不是元朝原有的建筑，而是乾隆照古制重建的。它是一座高敞的方形建筑，重檐，顶上加一颗大金球，四周环以由木柱撑起的回廊——整座建筑立在一泓圆池当中，四道白石桥通往正中的几道门。

窗棂的秀雅、宽展的屋顶与殿内梁架的美妙布置，加上外面彩画繁密的檐，使这座建筑成为中国建筑的一件佳作。

可惜这座殿虽与孔子间接相连，却不曾像他的庙那样得到修葺。尘土长驱直入，把红漆与泥金的装饰都弄暗了。

「你们怎么不至少把这座漂亮的宝座擦一擦呢？」我们问那位面目温顺的看守。「因为，」他答道，「我要是擦了，游客就会坐上这神圣的座位；可要是让它脏着，谁也不会动这个念头。」他对人性的了解，比他的托辞要准确些。

其实他之所以疏懒，根子在懒——懒，再加上骄傲。他是一个真正的守旧派，恼恨外国的糟蹋者闯进这中国文教的居所；他领我们绕过那些荒废的廊庑——廊下立着几百通刻着四书五经全文的石碑——走过那只古雅的日晷（从前官家的平均时刻就由它而定），一直走到临街那座宏丽的琉璃牌楼；一路上他虽急于挣一点赏钱，那副神气却分明表示：他把我们看作不速之客。

注：有一个传说：中国第一座礼拜寺、「怀圣寺」，是穆罕默德的舅父在广州所建。庄延龄说：「有一件事很可注意：中国的史书对回教的传入一个字也没有记。我们只是笼统地知道，伊斯兰教在九、十两个世纪里传遍了亚洲……并且知道回教在忽必烈汗时已在中国立稳了脚跟——他即位以后下过一道诏令，要穆斯林与别的奉外教的人一体承担兵役。」关于这个有趣的题目，比较好的参考书有海恩波《中国的伊斯兰》、德维理亚《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起源》、德希桑《回教在中国》，以及庄延龄《中国与宗教》。

注：「礼拜」这个词最先是回教徒用来表示「敬拜」的，后来被新教传教士采用，拿它来表示「星期日」与「一个星期」。

注：中国的回民是中国人里唯一不用棺材下葬的。不过礼拜寺备有棺材出租，出殡时照例雇来把遗体抬到墓地，正如西方国家雇灵车一样。

注：《可兰经》不许译成任何文字。礼拜寺的装饰里也不许用任何人形或兽形，因此环绕并点缀经文的那些曲折缭绕、令人目眩的线条，都是叶与花形的化用。

注：关于僧人的凶横与无赖，从前有说不完的故事，汉南那部惊心动魄的小说《燕之翼》就是以其中一些为底本的；凡在一九〇一年初、雍和宫刚被八国的军队向世人打开时进去过的人，都会觉得那书读来极像实录。

注：被鞭子抽到虽然难受，却被认为是吉利的。

注：章嘉呼图克图是京城活佛中的第一位，在喇嘛教的法统里位列第四，只次于西藏的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中国官册上登记的「呼图克图」，西藏、蒙古与北京合计约一百六十位。）章嘉呼图克图自十七世纪起就住在北京，第一位转世是康熙三十年、即一六九一年自西藏派来的。他如今住在嵩祝寺，那是一座明朝以来的喇嘛寺，在皇城之北。那里虽不及雍和宫有名、也比它小，却因有活佛在而保养得较好。现任的呼图克图是一位任性的西藏青年，他难得接见人，一接见便以半王者的排场出现，随从众多；民国政府待他的恭敬与加给他的荣衔，是在他一身上尊崇整个喇嘛教团。实在说，他的地位与围着他的那份排场，比雍和宫日渐衰落的盛况更能见出他那个信仰的生气。

注：这类半神话的怪兽，或石刻、或铜铸、或用景泰蓝制成，在北京要紧的建筑门前常常看得见。中国人以为它们活着的原型无论雌雄都在爪里分泌乳汁，所以雌的被塑成用脚按着幼狮喂它。雄的没有育儿之累，据说便以玩球来消遣、以保其雄健之力。近五十年内，朝鲜山中的原始居民还像早先的中国人一样，夜里把丝球放在据说是这类怪兽出没的地方，第二天再去收回来，从这些被狮子好心地用爪子滚来滚去的玩具上，蒸取那被视为珍药的「狮乳」。

注：在日本，他是「布袋」，那位背着麻袋的快活和尚（他的名字就由此而来），并被赋予了本国的面貌，带着日本画家特有的那种戏谑而不失敬意的意味。

注：北海上现异光的传说，被安在好几位君主与好几件宝物身上。参见《颐和园》一章。

注：要把这些象征的意思完全弄明白，须有多年的研究与一座可供采撷的珍本图书馆。不过华德尔《西藏的佛教》讲喇嘛教有许多有趣的细节；坎德勒的《拉萨揭幕》则有一些关于西藏的生活与喇嘛寺的、如画的描写。

注：「朵玛」是一座面做的尖塔，漆成红色，饰以火焰与花的纹样。顶上也用面做出一个人的头骨。整个是一件辟邪的法物（譬如满洲皇帝出兵之前，有时要诵「朵玛」的咒），同时也是献给弥勒佛的一种神秘的供品。

注：在外表的仪节上，罗马公教的弥撒与喇嘛的功课有几处惊人的相似，若能追溯到它们的起头，是很有意思的。「喇嘛有权杖、有法冠、有法衣，有一唱一答的仪文，有香炉，有向信徒头上伸手祝福之礼，有念珠，也有行列。我甚至见过喇嘛给香客赦罪：忏悔者先在庙院里以祈祷洁净自身，然后被准许到坛前，由一位喇嘛用一方刻着梵文的方印在他胸前打上印记。」这是舒兹在一八七六年《环游世界》上的话。

注：喇嘛教与中国通行的佛教之间的分别，可由一处特别的细节见出——两者对未来之佛弥勒的构想彼此不合。中国人把他塑成一个矮胖的形象；喇嘛却相反，把他画成一个巨人，衣着如王者，戴着菩萨的宝冠。这是卜士礼的话。

注：「庙」是庙宇的通称，「寺」专指佛家的，「观」专指道家的，「坛」的意思是祭坛。

注：儒教这个题目太大，这里无从细说。有兴趣的人可读庄延龄《中国与宗教》、道格拉斯《儒教与道教》、理雅各教授的《中国之宗教》与他的《官方的儒教》，以及他的大著《中国经典》，或花之安的《孔子学说撮要》。最可宝贵的还是孔子本人著作的标准译本；因为他有些话虽已不再时行，他的学说仍是通向中国思想一大部分的钥匙。

注：这件事说明儒教在守成上的生命力，却并不表示别的信仰软弱。夫子极其宽容，从不阻止门人奉行宗教。佛教徒与道教徒那一边，既把儒教只看作一套伦理的体系，也就不禁止自己的信众行它的礼。不过回教与基督教本身是完备的人生规范，便不容许这样。

注：大修是袁世凯做的，他为此拨了五万元。

注：这些石碑所记是：康熙四十三年平定西蒙古；雍正四年平定东藏；乾隆十五年平定苗疆；乾隆二十五年平定准噶尔，即卡尔梅克人之地；乾隆二十五年平定回部；乾隆四十二年用兵四川与云南。

注：最好的一方是四个雄劲的大字——「万世师表」，康熙所书，钤有他的御印。他这一系的末一位、如今已退位的幼帝宣统，也像他那位显赫的祖先一样献过一句褒语。

注：名将李自成那件铺棉的战袍与铁盔——盔的形状能使箭偏开——从前收在国子监附近一座小小的遗物陈列所里。这批东西如今存放在午门之上，那是冬宫的入口。

注：这泓池子从前养着金鲤与好荷花。可是民国一宣告成立、这片古老的禁地里出现的不是皇帝而是总统，那些花与鱼便都死了——传说是这样说的。总之如今那里一朵花、一尾鲤也不剩了。

注：这些竖立的石碑上的刻文，是乾隆皇帝下令镌刻的，为的是效法汉、唐两朝——这两朝都曾在当时的国都西安府把经书刻在石上。此外也是要为这些至关紧要的、神圣古昔的典册上一道保险，以防第二个秦始皇的任性。碑面上的文字按便于翻阅的篇幅分页，以便拓在纸上装订成书。

注：中国的文字起初无疑是表意的，最早的字或多或少是实物的摹写；表音的成分要晚得多才被采用，这与世界别处类似的文字所经历的自然发展途径相同。这一点可由最初的字被称为「物之图画」看出来；相传那些字是仓颉所造，取代了先前所用的结绳与刻契——那结绳正如古秘鲁人用来记事的结绳一样。这是卜士礼的话。

注：中国人拓刻文，是用一种薄而坚韧、有粘性的纸，濡湿后平铺在石面或铜面上。先用木槌把纸捶进去，中间垫一块毡以免损伤器物，再用长而软的毛刷把纸压进每一道缝隙与凹陷。最后把纸揭下来，上面便印着刻文一份完好而经久的印痕，当然是黑底白字的反面。旧碑上常能见到墨的暗影，可见有爱好书法的人拓过刻文中某几个特别精美的字。这是卜士礼的话。

九皇城里的庙

除了这三座大庙之外，北京还有几百座别的庙，西方人不大知道，中国人却是知道的——他们极其不偏不倚：凡成神的英雄，都给他立一处祠；凡神明，都给他设一座坛。「唯有高明之士才能安于抽象的悬想；下一等的人非得有实在具体的东西，好把自己的信心系上去。」所以在纯粹敬拜至上者的同时，灶王那种原始的崇奉也一直有它卑微的一批信众。

我们也看得到自极古而被遗忘的年代传下的自然崇拜的孑遗——人把宇宙间那些出于本能而惊异或畏惧的力量奉为神明：太阳、星辰、雷、雨与风——总之凡是他听得见、看得见、感觉得到而又弄不明白的。随着他文明渐开，他便给自己的恐惧披上近乎人的形貌，用供献去抚慰它们，祈求它们相助，或者为所得的恩惠向它们道谢。

每一位自然之神都有他自己分明的性情、自己的祠宇。雷神供在凝和庙里，就是宫东那一片绿琉璃瓦闪着光的院落。它约建于一七七〇年，如今已改了本来的用处，成了一处平淡无奇的警察岗所。这位神的雷霆显然已不再叫人心里发怵，因为他在紫禁城西边的另一处祠宇——雷神庙、即昭显庙，与凝和庙同时——如今正作学校之用。这有点叫人心酸，仿佛一位素来受敬重的悲剧名角忽然失了众人的欢心，连他最宏伟的身段也再不能使观众动容了。

雨神的境遇也好不了多少。他从前所住的福佑寺（在昭显庙附近），如今有另一位神在那里听着他大可以认为本该是冲他而来的祷告。这座寺一七二三年奉他以后，先归了佛家，后来又归喇嘛，至今仍在喇嘛手里。如今虽有些荒疏，那些绿的黄的屋顶仍是西华门一带漂亮的点缀；约有二十名喇嘛住在里面，与一所中国学堂合用这处房子。那批可贵的藏书在一九〇〇年被运到日本去了。可是有一样东西是谁也拿不走的，那就是这座寺的记忆——早在它连那位可怜的雨神也还不属的时候，康熙小时候为躲紫禁城里的天花，曾被送到这里由乳母照看。他像小孩子那样为着离开父母而咕哝，到老了还耿耿于这场分离。不过他留下了一方匾、一座宝座与一批著述，至今还在正殿里陈着，也算补过了他那份成见。

康熙出于他宗教上的热心与营建的劲头，还把明朝一处军需库改成了佛寺，就是与福佑寺隔街相对的万寿兴隆寺。他的题记证明这是一七〇〇年的事。这座寺渐渐成了宫里老太监最爱去的栖身之所，也因此得了满洲皇帝的青眼，历朝无一不加以赏赐、无一不赐匾以示尊崇，连如今已退位的宣统也在内。那几座供着有意思的佛像的殿——外人只偶尔蒙僧人相待才进得去——保养得很好，兼作太监施主那些华美棺木的存放之处。小院里有一株美丽的楸树开着花，荫着一座露天的戏台，法事的戏与仪仗就在那里演。这地方整个的气息所暗示的不是行动，而是静观，那是东方人的人生理想。……于是这些太监僧人坐在园子里，「趁树正绿、灌木柔润带湿，趁风偷走了新叶的影子、鸟还流连在最后几枝开花的枝上」，泛泛地思量着万事万物——唉，在人有限的心智里，这正是「什么也没想」的同义语——「直到连自我的感觉也似乎消失，他们便穿过那道雾一般的无知无觉之门，漂进涅槃之海那浩瀚而无分别的混同里去」。

风有它们的祠，在宣仁庙，外表与凝和庙一模一样，在同一条街上略往北。一七三八年它建成的时候，南风扇着那座漂亮的坛，北风得意地绕着它呼啸，东西两位兄弟也一同来凑热闹。可如今它们到蒙古、到大洋上办更要紧的事去了，它们的信众也一样星散。这些房子空着、被撇下了，归一位官员管着，他把它们租给手头紧的匠人，挣一点正当的小钱。

比中国人更笃信自然崇拜的，是征服他们的满洲人——他们是荒野之地那片幽暗的「泰加」林中部落的后裔，那地方风暴骤起，天象骇人。皇城极东南角上一组黄琉璃瓦的房子，是北京萨满教、即「黑教」独一无二的祠宇，可惜不许人参观。它称作堂子，是满洲朝廷官设的萨满之庙，是为替代旧堂子而建的——旧堂子在拳乱中被焚（见《东交民巷》一章）。虽然从没有外国人被准许观礼，我们由记载知道：那些仪节与从前在盛京所行的一样。行祭之时，一位「萨玛」（意即「可敬之人」）穿着饰龙的袍子，头戴「佃子」，腰间系铃，在神坛前读一篇用满文写成的祝辞，然后按满洲旧仪跳一段舞。这种粗朴的泛灵之教——这西伯利亚土著原始信仰奇特的孑遗，满洲人的通古斯先祖正是从那里出来的——竟在中国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的京城里存留下来，这只说明：最初几位满洲君主给祖先的宗教建庙时，心里对自己的过去必怀着何等深的敬意；而末几位在外国的武力与思想入侵之后又把它重建起来时，也是一样。一班男萨满与女萨满（女的替皇后行礼）自宫廷侍卫的家族中选出，一直供养到清朝最后的日子。也许如今还有人在紫禁城内坤宁宫主持萨满之礼；不过从前皇帝率领全朝亲自与祭的那套仪节，如今是否还保留着一部分，我们无从查考。

离堂子不远有一座喇嘛庙，也与满洲一朝关系极密。这就是玛哈噶喇庙，建在一座高出四围房屋十五英尺的台上——这是不常见的做法。这地方本是明朝的一处宫，正统皇帝自蒙古被俘归来后（公元一四五七年）就住在这里。到满洲人手里，普度寺成了睿亲王的府第——那位著名的多尔衮，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是满洲人征服中国这件事里最有权势、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耀武扬威开进北京的那个人；照与吴三桂的约定，他以助平李自成之乱的功劳酬答自己的族人，建起了满洲的一朝。随后他像另一个沃里克那样做起了立君的人，把他那六岁的侄儿——满洲人的皇帝——召来扶上宝座，由他摄政，年号顺治。

一六五〇年十二月，睿亲王在他最爱的射猎中丧命，年仅三十九岁；这位强毅的统帅七年之中一直是满洲人议事的主心骨，小皇帝以最高的身后之荣酬答了他。后来因政敌的攻讦，他失了这些荣衔，名字也自宗室中除去；可是一百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又为他恢复了名声——这便证明：在中国的史书里，谁的作为也不曾被最终定谳。

他那座如画的府第在民间的想象里，久久萦绕着这位大英雄的记忆；空墙的凄凉曾被当时的一首歌谣咏过：

我行经松林飒飒之下，

过一座王侯之家的门。

庭中一片沉沉的寂静，

栖鸟被我的声音惊起。

雕窗外探进无人管的野草，

高高的草尖刺穿了瓦缝。

再没有人到敞着的门前来求恩泽；

这里不过是一所空屋，

没有了主人。……

那位在这颓垣之内

擘画过七年光荣事业的武人，

已经做客到天上的堂宇里去了。

——吴伟业《读书屋诗》

康熙皇帝把这座旧府改成一座喇嘛庙，奉玛哈噶喇佛，因而得名玛哈噶喇庙；他又给这里的僧人一项特别的恩典：功课可以用蒙古语而不用藏语。

一个小喇嘛见有客人走近，便带着他们要看的那座殿的钥匙出来。他领他们穿过那唯一的一进院子到殿上。殿里有许多有意思的稀奇东西。左边是一副异想天开的雕花架子，上面挂着铜钟，每一口的音都不同。小喇嘛咯咯笑着指出：有几口不见了。那几处空档，也许代表几笔好买卖。再往里立着一排排的神，在昏暗中隐隐现出诡异之状。罗汉、佛、菩萨，以及比它们更古的神话里的形象，挤满了幽暗的空间。它们的手法不属于哪一地、哪一时。有些是端坐莲台的寻常观音；另一些是天母，骑着象、虎，或骑着神话里的怪兽。有一尊阴森而华丽的像，血一样红，作魔状，筋肉可怖，眼里是狂乱的怒火，脚下踏着一个人。

靠近天花板的高处有一座垂着丝帘的小龛——那是玛哈噶喇佛的神龛。可是那尊金像已经不在了，与庙里大部分珍宝一样，在拳乱时被偷走。五台山圣寺那座泥金模型里的龛也是空的。它那尊金像同样勾起了某个「义和拳」的贪心——他把贪婪掺进了自己那份走了岔路的爱国心里。收在柜子里的经书——我们的向导好意地把柜子打开——倒是幸免了。多半是抢的人不知道它们的价值：那是仅有的几部完整的蒙文经典之一；再不然就是太笨重，搬不动。几段刻着佛本生故事的珍贵木料至今还立在供桌前；一只漂亮的石香炉也还在，很像意大利早期的洗礼盆；此外还有几件彩绘的铜器，几乎看不出是铜的，直到一敲，才发出闷钟那样柔和的声音。

那个小沙弥摸索着进到一间配殿，里面黑得只辨得出些模糊的形状。他毫不当回事地取了一支蜡烛点上，爬到供桌上去照那些像。那是些魔的形象，半人半禽或半兽，有喙有爪——是代表死亡的可怖怪物，或是飓风般的造化之力的化身，其形体之逼真，经不起细看。在这些眼睛邪恶、在暗中像黑猫的眼一样发亮的赤绿之神旁边，立着四位黝黑的护法，装束如披甲的武士，似乎天真地望着外国人，全不觉得自己在他眼里是何等不净、何等不美。四围环列着佛的「兽军」那些古雅的塑像，象征着与凶暴相去不远的力。

在这些仿佛自挪亚方舟里走出来的奇异生灵之间，放着伟大的多尔衮的甲胄。那件积尘的、内衬铁片的缎袍，那顶尖盔，那把已碎成缕的黄色仪仗伞，那些年深日久而僵硬的箭箙，那张他曾勇武地拉开过的弓，都鲜明地唤起这位武人政治家的身影——他的才略、谨慎与克制，对中国之归于满洲统治出力极大；而在诸神闯进这里之前，正是他那副中世纪的气派，使这处殿堂一直焕发着王侯的华贵。

注：这种树所出的木材，是中国做棺材最受看重、也最贵的木料。

注：正统皇帝在位时，中国深受蒙古入侵之苦，他被人劝着亲自随一支五十万人的大军出征。结果是一场大祸：他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统兵的大将阵亡，正统本人被俘。蒙古人拿这位君主索赎，虽然所索之数小得可笑，不知为着什么缘故赎金始终没有付，皇帝便被撇在俘虏他的人手里，他的弟弟景泰（公元一四五〇年）被扶上了宝座。等蒙古人看出扣着他并无好处，正统终于被送了回来；可是他弟弟不肯逊位，他只得暂时退居私人的生活，静静地住在普度寺。后来趁景泰有病，他以政变夺回帝位，又统治了这个帝国八年。

注：参见马德罗尔《华北》。

注：这是北京唯一准许用蒙古语做功课的喇嘛庙，尽管各处喇嘛僧团几乎清一色是蒙古人。类似的例外还给了颐和园路上海淀村的两座喇嘛寺，以及西陵附近的一座：这三处诵经都用满文。据说唯一用汉语做功课的喇嘛寺在热河。

十鞑靼城里的庙

鞑靼城的庙比皇城还要多。北城墙下、积水潭岸边，有两座小小的祠宇，风吹得它们连在日头底下也显着清冷。积水潭如今是一泓浅水，从前却是一片好湖，挤满了沿忽必烈汗所开的运河把乡下出产运进京城来的驳船。其中一座祠宇——高庙——那几间不起眼的明朝房子，永远与巴夏礼和洛奇的名字连在一起。这两位不幸的英国人一八六〇年被诈囚，在刑部受过残酷的折磨，此后又在这里熬过了许多难挨的星期。几年前还在的那位老住持，记得自己做小道童时那两个「洋鬼子」被押在庙里的情形；他指给人看那个逼仄的院子——他们在里面走动，时时刻刻怕着：万一驻在城外的联军攻城，他们就要被杀；他也指给人看他们睡的那间黑屋子，屋里墙纸上有一方，写着他们的名字与最后的话（后来被珍惜他们的人揭走了）。有这样的凭据，高庙无疑就是囚禁巴夏礼与洛奇的地方；虽然隔水那座立在假山上、又老又灰、因湖得名的元朝小庙，也说那两名俘虏是关在它那里的。

鞑靼城西北角、西直门与德胜门之间整片地方，是一处可爱的中古街区，外国人极少踏访，也几乎不曾被「进步」的影响沾到。这里的日子过得还像乾隆年间一样，只有几根电线杆稍稍搅了这个幻境。货郎仍旧卖东西给自门里羞怯地探头的妇人。男人在街上讲价钱买棺材。染匠把绸子摊在向阳的空地上晾。没有一片难看的现代的影子落在这快活而亲厚的生活上。

在这片老派的街坊里有若干鲜为人知的庙，很值得寻访。远为最好的是巍然的关岳庙，一组漂亮的建筑，本是为前摄政王（醇亲王，即已退位的宣统皇帝的父亲）一家做家祠用的，就在他那座广大的府第后面。这座宏丽的庙因为建于光绪年间，至今保存得完好无损，使我们得以判断那些更古的建筑在彩画新、瓦片完整时是什么样子。袁世凯以民国的名义收了这处产业，改成一座奉关帝与岳飞的武庙。

关帝有时被误称为中国的战神，其实中国的神谱里根本没有这样一位。「不过在那些被本国尊为无私爱国者而封圣的大将里，他大概是最有名的一位；在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三国）里，他无疑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最先给他特殊尊崇的是宋朝的皇帝，他们把他立为一种全国崇拜的中心人物」，明朝接着以定期的祭祀延续下来，满洲人又以特别的敬意加以发扬。

「关帝既受过前清那样殊常的尊崇，得胜的革命党人若是决意冷落他，本也不足为奇。可是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在这位英雄身上产生这个结果——说来也奇，他那么久以来一直有本事在各色各样、各等各类的人中间保住他的名望；今日他仍受封为护国之神，按古时的诏令在他生日那天受人致敬。」那道诏令早在一五三一年就颁布了，说「此后凡国家大事，皆当告于关侯之神于其庙，使其不致不知本国之气运」。新一代的人或许觉得他的灵异仍旧派得上用场，又记得他曾多少次率领一支不可抵挡的鬼兵或天兵现身，来救那些寡不敌众的军队与被围的守军（所谓蒙斯天使的事，在中国的史册里早有许多同类的先例），于是决意不但做他感恩的信徒，还要做他寄望的信徒。

不过关帝特别的地位已不完全是一九一一年以前的样子了，因为他如今得与另一位爱国者岳飞分享这份近乎神明的尊荣——岳飞在中国人心里也占着一席之地。这位气节高尚的武人被称为中国的巴亚尔，他生在关帝之后将近一千年，正当中国历史上极不幸的一段。他抗击金鞑靼（女真）而立名，那时金人正把宋朝的皇帝赶出华北的平原。可是在位的宋朝君主（高宗）对他的胜仗一点也不高兴，生怕这位可畏的大将逼得鞑靼人把被掳去的钦宗皇帝送回来（见第十一章《法源寺》），到那时高宗要么得让出宝座，要么得同这个宝座的正主打仗。岳飞又不幸招了权相秦桧的敌视，秦桧对他百般构陷，终于使他下狱身死（见第十一章《精忠庙》）。

日子一久，岳飞便按东方常见的那种身后昭雪的奇特过程，一步步被抬进中国的护国之圣与神明之列。「有人为他建了庙，并拨了款按时致祭。可是满洲一朝对岳飞很少留意，缘故很有意思：他抗击得那样起劲的金鞑靼是满洲人的同族……即便不出于孝道，出于种族的自负，满洲的君主也须对他们在龙座上的前人的英灵表示敬意。饶是如此，实际上并没有做过什么去损伤这位与鞑靼一族为死敌的大将的名声，也没有褫夺他的英灵已享的尊荣。」

设一座「武庙」、在其中正式致敬于关帝与岳飞，连同另外二十四位被认为配享祭祀的名将与爱国者（关帝与岳飞平分最高的尊荣，其余的算作他们英灵的「从祀」）——这个主意出于袁世凯，所根据的是治国与强国上很实在的考量。它的主旨是要在百姓中间鼓励爱国的理想，抬高众人对武人这一行的看法，并激起兵士自己的尚武之心与本行的热忱。

关岳庙的正殿、或者说正堂——「武成殿」——可算这套重新整顿过的武圣崇拜的「母堂」，是一座漂亮的建筑，覆着美丽的彩瓦，立在一座宽阔的庭院里。殿内木柱林立，屋顶彩饰华丽，布置既庄重又简朴而显得堂皇；里面是关帝与岳飞的塑像，并肩而坐，都穿着华服，都是一副严正的尊严里带着慈和的神气。此外还有关帝那匹著名的战马「赤兔」的模型，以及他那把同样著名的「青龙刀」——他曾用它劈石，石中便涌出水来解他的渴。

「头一回尊崇这两位爱国者的典礼——既简朴又动人——是一九一五年正月在这座殿里举行的。袁世凯派了一位将军领着他的军官与士兵到这座新立的庙来，各人自那些为国而战、且多半为国而死的人的塑像或牌位前列队走过，逐一低头行礼。此后类似的典礼在北京与各省一直照行不误。」

与这座巍然的英雄之庙几乎一墙之隔的，是安静的老拈花寺，有好几进清幽的庭院，还有几尊新贴了金的好佛像。后殿里有一尊铜佛，坐在由几百尊小佛像叠成的座上，是难得一见的手笔；虽然罩着一只大玻璃罩，却积了厚厚的尘。

不远处另有两座明朝的庙——佑圣寺，有一位有进取心的商人在那里仿制精美的黑漆描金家具，摆在廊下灰色的檐底下样子很别致；还有广化寺，游人在那里会出乎意料地撞见一件精美的欧洲古家具：一张葡萄牙的雕木桌，据僧人说是乾隆年间施给这座丛林的。

近旁还看得到另一座关帝庙，建于一七三四年，在后门与鼓楼之间那座石桥附近。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这位爱国者如何毫不自私地把自己的祠宇与别的神共用。财神——向来是受欢迎的神——在同一所房子里有一座坛；火神也有，而且如今这座庙竟以他得名，俗称火神庙。他的脸是黑的，也许是被自家的烟熏黑、被自家的火燎焦的；总的看去，他是一位相当粗鲁的神。

鞑靼城里曾有过那么多著名的庙，如马神庙——马的保护者之庙（旧址如今是京师大学堂的一部分）——都已经不见了；大概最古的一座，是那间据说出自唐朝的小小的祠宇，奉的是二郎神，天王的外甥；他那条著名的袖犬「哮天犬」曾忠心地帮他追捕那只有罪的天猴。那猴本是看守长生蟠桃的，却不看守，反把桃偷了。二郎发觉以后立刻去追，那猴有七十变的本事（每一变都成了一个民间故事的底子），一次次把他难住。有一回这只捣蛋的猴变作一条小虫钻进追他的人身体里，在里面扭来扭去，直等到有机会逃走。又有一回他把自己变成一座庙，门是他的嘴，前殿是他的头，如此等等。这一回二郎识破了他，因为他看出那根代表猴尾巴的旌表灯杆竟在庙的后面而不在前面——就身体而论是在对的地方，就建筑而论（对一座庙来说）却在错的地方。所幸二郎能变七十二变，比那猴的七十变多两变，终于把这只狡猾的畜生斗败，为它的劣迹把它锁了起来。

这座祠在哈德门大街上、正对灯市口，通称「狗神庙」，坛上堆满了还愿的北京哈巴狗——一个个鬈毛、塌鼻子、爪上带穗的小东西。谁家的狗病了，主人有时便献上一只这样惟妙惟肖的毡制或皮制的小像；不过趁那位已被供献蒙住眼的道人背对着小偷敲磬的时候偷一只走，据说也差不多一样吉利。可是万一供献不够多，他会猛地回过头来把要偷的人逮住，那么这一整套花招也就不灵了。

不但二郎、即「清源妙道真君」能治凡人的病，连他那位不会说话的伴侣也有本事为它的同类治病——这件事是一位老妇人偶然发现的。她正为儿子的病祷告时，跟着她到祠里来的那条害病的爱犬也奇迹般地好了；她感激之余，便有了坛上第一尊还愿的小像。

我们去这座祠的时候，有一位妇人在代不在的道人做事，一面缝着活计，一面在间隙里烧香敲磬，还帮香客「抽签」占卜。占法是照通常的样子：一把签，每根签上有一个字，对应一叠签纸中的一张。求卜的人把签在竹制的签筒里摇，摇到写着他命运的那一根掉出来为止，老太太便把那张预言他前程的签纸递给他。成年的男子相当郑重地来请教这位神明与他这位卑微的女祭司。实在说，这座庙微薄的进项主要就来自这一股无害的迷信之泉。

二郎庙还附着一则古雅的传说。从前近旁有一位屠户，生意兴隆。一天早上他发现头夜留在案上最好的一块肉不见了，而且天天如此。他又纳闷又气恼，便应了儿子的请，让他天黑后带一把刀在铺子里守着，指望查出贼来。约摸半夜，那小子被一条黄狗惊醒，那狗正想偷那块鲜美的肉。他朝那畜生刺了一刀，它便不见了。可是他顺着血迹追去，惊讶地看见那东西是从一道上了闩的门缝里出去的。第二天早上他把血迹一直追到二郎庙。他家向来是那座庙虔诚的香客，所以当他发现卧在二郎脚下那尊狗像身上有一道深深的刀口时，大为骇然。自那天起，这屠户的生意就垮了，一家人沦为乞丐——这就证明：屠户同别人一样，有时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款待了天使；而把「那一块肉」让出来，偶尔倒是划算的。

城的另一边、西南角上，有两座大庙，名气更响，在人心里却不那么活。其中一座白塔寺，我们常常远远望见，因为它那座高高的白塔耸出树梢，与北海岛上它那位姊妹的白色锥体相媲美。

我们在巡警、老妇人以及热心的路人帮助下把要去的地方说给洋车夫听——北京的人总是随时乐意问长问短、出谋划策的。随后便开始在神秘的胡同里长长地绕来绕去，越走越宽，直到我们到了那条宽阔的平则门大街，白塔就立在那里，四围是一座破败的庙，山门也已残损。可是从前这座白塔的丛林曾富得连贪心也梦想不到。它是金人在一〇八四年为收藏佛的舍利所建，一二七一年忽必烈汗把它装点得极其宏丽，作为一座奉文殊菩萨、即「智慧之佛」的喇嘛庙。台阶上添了白石栏杆。单是给这座塔本身贴金，就用去五百多磅金子、二百多磅水银。离地二百七十英尺的塔顶饰着做工精美的铜浮雕，塔身嵌着碧玉，还绕着一串珍珠。一四二三年，八百根小砖柱环列在它四周，用来安放还愿的灯；有几盏铁灯上至今还辨得出半磨灭的、标着乾隆年号的字。

一位守塔的老喇嘛脚步轻轻、咳嗽干涩地走来，手里照例拿着一把生锈的钥匙。他一副穷相，面目却慈和，那副欢迎的笑容让人看出他何等需要那一点照例该给的赏钱。他每开一道吱呀作响的门便咳得厉害，弄得我们觉得：下回再来这里，只怕问起他也问不到了。

庙里可看的东西实在不多——不过几座殿，殿里的神背光已碎，坛上不见供物。一尊愁苦的佛裹着袈裟孤零零地立着，徒然地举手赐福。通到他龛前那些磨凹了的台阶，诉说着成千上万早已死去的香客曾在上面走过；而这位开了四十年门的老喇嘛，还记得听那些在他做小沙弥时就已年迈的人讲起这座庙昔日的荣光——讲它的影堂、十七世纪添的那座著名的藏经楼、一八一九年信众最后一次的修葺，以及最了不起的一样：曾经安在这里的旃檀佛。

这尊佛像几百年来是北京最著名的一尊。它是相传在天上造成的三尊像中最小的一尊，由释迦牟尼本人开光，作为他法身的写照。它带着这样一句话：「我入涅槃一千年后，你将往震旦之国去，为那里的百姓带来大福，引他们向天。」这尊像几经辗转才被运到白塔寺，一路的经过都有记载。康熙对它的来历很有兴趣，留下过一篇描述。造它的那种珍贵旃檀木叩之如金，声如铜；它光亮如漆，又能随光线与冷暖神异地变色。自后面看去，它的头像是低垂沉思；自前面看去，那张脸却像是仰起的。一只手向下伸着，另一只举起赐福，手指之间像鹅的蹼趾那样相连。

白塔寺的荣光偏偏坏在这上头：康熙对这尊至圣之像的敬重，使他为它另建了一座丛林——北海附近的弘仁寺——传说这尊佛满二千七百岁时被移到了那里。白塔的丛林既被剥去了这件宝贝，威望与香火便渐渐衰落，到如今只剩下一处供人凭吊的地方了。

紧挨白塔寺、就在新建的中央医院旁边，另有一座很值得一看的祠宇——历代帝王庙，是一座纪念中国自远古直到满洲一朝所有君主、以及各朝名臣的庙。这实在就是中国的万神殿。门前那两通石碑是「下马碑」，就是我们在帝陵与特别神圣的建筑前所见的那一种。不过它们的刻文不寻常，用了四种文字：汉文、满文、藏文，还有罕见的阿拉伯文。

头一进院子是空的。第二进里有几座建筑：一座正殿，式样很像宫里的殿，两座较小的配殿，还有两座安放石碑的「亭儿」——全都初建于一五二二年，清朝又加以扩建，把屋顶换成了黄瓦。鸽子在檐下自在栖息。我们一走近，它们便惊飞起来，盘旋入天，身子转向耀眼的日光时雪白一片，落进阴影里时又成柔和的灰色。而在那一阵悦耳的振翅声里，我们听见一缕哀婉的音，像风鸣琴的叹息——那是气流穿过缚在它们尾上的竹哨发出来的。

除了一位驼背的老看门人，这里既无执事，也无僧道。这座庙里一年一度的祭祀，是由皇帝指派一位亲王代他向那些显赫的死者致祭。

西方的读者自然会问：「一个外来的朝代替它所推翻的人尽祭祀之责，这种古怪的反常是怎么回事？」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须解释中国人敬祖与祀死的信仰，那太长，这里说不下。

然而即便不深究其中的道理，那一排排简朴的牌位——曾经统治过中国的人，如今并肩立在这里，受着后继者的祭祀，好让他们的英灵护佑国家——是何等动人。

「这里没有塑像。受封的英雄只以他们的神主为代表，也就是一块块素朴的长方木片，各写着它所代表的人的名字。居尊位的是几方比别的略大的牌位——三皇五帝的牌位。」

在那些禳祝的典礼上，这些简朴的漆木条（彼此的分别只在泥金字所标的年号与谥号）所受的尊荣，与它们的主人生前所受的相等，因为人们认为逝者的英灵就实实在在住在牌位里。按仪节，新到的一方牌位须先向列祖的牌位行礼；礼官恭恭敬敬地跪着把它接过来，郑重万分地「请」这方牌位屈尊下车、进入庙中。幽冥世界里的位次极其森严，比人间任何一座朝廷都森严。

不过中国的史册里满是英灵在幽冥中或被贬或被升的例子。鬼神甚至可能被逐出这座万神殿。譬如康熙就不许两位明朝皇帝的牌位入庙，说他们是亡国之由；不过他把与社稷同殉的末一位收了进去。单取贤君这一点，令人想起古耶路撒冷的成例：不许恶王入列王之墓。可是在中国，这样的摒除是极重大的一步，每每伴着激烈的争论，因为罚一个英灵在另一个世界里无所归依地飘荡，对活人可能有危险的后果。

反过来说，被冤枉摒在外面的也可以复入，这不但适用于君主，也适用于名臣的英灵——中国人称他们为「国柱」，他们在历代帝王庙的配殿里与他们的君主同享荣光。这条规矩连皇族的女子也适用。且记得珍妃那桩事：一九〇〇年朝廷自紫禁城出奔时，她奉慈禧之命被推下井。等到太后良心不安起来，便特降一道谕旨，褒扬这位死者的贞德与可敬的胆气，说她「宁可自尽，不愿目睹宗庙被污被毁」。她可靠的行止因此以追赠谥号为酬。这道谕旨被认为已经把补偿死者的一切合理要求都做到了。「活着的时候，多一个珍妃少一个珍妃，与老佛爷大计的需要相比算不了什么；可是一死，她的英灵就非抚慰、非补偿不可了。」

身后的荣典在中国人心里至今仍是实实在在的事，这一点可由外交部后院新立的那座祠证明——那是纪念四位官员的，他们在拳乱的疯狂之中挺身反对毁灭使馆。其中至少有两位——袁昶与许景澄——是自愿把性命放下作一个警告，为的是指出他们所深知的本国最大的好处。

「若说以高贵的勇气迎受不该受的厄运便是英雄气概，那么这几位确是英雄。读他们的奏章、尤其是最后那一篇，人不可避免地、强烈地想起希腊罗马史上最好的范例。在他们高尚的处世之道、出于本能的德操与对死的从容静观里，呼吸着苏格拉底、塞内加与普林尼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给了欧洲文明关于高贵刚毅的典范与许多最好的灵感；也正是这种精神，去掉了其中个人主义的成分之后，成了日本伟大的根基。」

双塔寺那一对塔，凡穿过西城的人没有不注意到的，同样是为纪念两位西藏高僧而建的祠塔。它们与一座小小的佛家丛林相连，那丛林是金人在公元一二〇〇年所建，明朝无人过问、被人遗忘，乾隆又加修复，到近世却再度消失了。这两座塔一座九层、一座七层，各以所奉的那位高僧为名。

注：这条运河今天在西直门附近还看得见，只是因失修而水流迟缓；它原是要把西山的水引到京城来的，并把一整套水道与大运河连了起来。鞑靼城里那几片湖的布置是在万历皇帝手里完成的，为的是追念长江流域的景致——那是明朝的摇篮。

积水潭岸边从前很热闹，那里举行过许多稀奇的仪式。六月十二那天照例要在潭水里给御马洗浴，那些牲口披着绸被成队被牵来，前面是挥红旗的马夫，后面跟着一头只有一只角的黑牛，「万万不可让它走到马前头去」。此前一个星期，御象也要去洗一年一度的澡，不过不在这里，而在顺治门外的护城河里，大群的人围观这一景。另有一个日子是专留给妇女洗头、给人家给猫狗洗澡的。

注：见第二章，又见庄士敦《中国的武圣崇拜》（《新中国评论》，一九二一年）。

注：这座庙是明朝正德皇帝所建，后来又被满洲初年的几位君主装点得很华丽。近旁从前有御马厩与掌管御马的太监衙门，还有象房。

注：弘仁寺的宏丽给每一个到过那座丛林的人都留下过印象。它的珍藏价值连城——帷幔、绣品、金的法器与珠宝，都是信众为供佛、为利益僧人而施的。一九〇〇年那地方成了拳民的巢穴，被他们起劲而彻底地劫掠一空。佛不见了，丛林本身也被烧掉，旧址如今是兵营。

注：北京人做这种哨子有十一种不同的音，所以几群鸽子相近飞过时，几乎有一片编钟的效果。

注：这种对位次的一丝不苟，有一个稀奇的例子：老佛爷的牌位被请进满洲的太庙时，须先把她儿子同治与她儿媳的牌位自殿中移出，才能把她请进去，因为新到的牌位不能当着晚一辈的牌位向列祖行常礼。要想见在位君主的牌位受何等的尊敬，不妨再举一例：摄政王代幼帝宣统行礼时，在九位祖宗与他们三十五位后妃的每一位之前都行九「叩头」，而且严守长幼之序。（见巴克斯与濮兰德前引书。）

注：他们的胆气与无私的爱国之心，最先是以摄政王的谕旨在历代帝王庙里为他们立祀而得到承认的。

注：对这几位爱国者品格动人的评价，以及他们奏章极好而精审的译文，见巴克斯与濮兰德的《清室外纪》与《慈禧外纪》。

十一汉城里的庙

汉城的庙是京城里最古的。其中大多数外国人从来不去，有些他甚至从来没见过，因为它们藏在离大街很远的、曲曲折折的小胡同里——中国人把胡同分作「活的」与「死的」，意思是两头通的胡同与一头堵死的胡同。然而这些祠宇有许多极其古老，附着稀奇的传说；即便在它们剥落的残败之中，也与那些更有名的庙一样能打动人的想象。

罗斯金说过：「有一等人是不值得羡慕的——他们心里想象那份宽大的仁慈已经死了，他们的遐想已无力去压住废墟所给的痛楚的印象，无力去不看那些卑下的东西，无力去掩住那些与满是记忆的景致格格不入的东西。」

琉璃厂一带有几座庙，本有极大的史迹上的意趣，在旧一些的城图上还标得又大又要紧，如今却完全不见了；此刻再去找它们，是「白费气力」。虔敬的火一座接一座地渐渐自己烧尽了，直到货栈取代了神坛——那些残破的偶像看上去正是它们实在的样子：歇了业的、满身尘土的神——而堆木料的场子填满了从前响彻赞佛之声的庭院。有一个古雅的例外，是那座叫吕祖庙的小道观，奉的是吕祖，「八仙」之一，主要是剃头匠与戏子的祖师，可是直到今天，也还有几位显赫的中国大人物对他怀着迷信的虔敬。通往那间小小的神堂的廊子上排满了还愿的匾；那里的空气从来不新鲜，总是一股闷闷的、老派的气味。

东便门附近运河岸上的小道观蟠桃宫，倒有几分生气。

它的名字照字面讲是「蟠曲的桃树之宫」；在「西王母娘娘」——又叫碧霞元君——的像后面，可以看见一架枝条交缠的树棚，上面缀满了纸做的桃花。在中国人中间，桃是长寿的象征；在道家，它就是生命之树的果子本身。谁若以德行修得了在天母那座天上果园里摘一颗桃的特权，便得以列入仙班——那些仙人每年在西王母的宫中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席上摆的是奇珍：熊掌、猴唇、龙肝，还有自女神园中摘下的、能使人永生的桃子。蟠桃宫里有一圈精雕的檐板，上面刻着诸天神明向西王母——「西天的王母」——朝贺；她有凤凰与轻盈的侍女相随，手擎仙桃等着宾客。逢三月初三仙人赴会之日，这里有一场著名的庙会，众人极其欢闹。运河两岸聚着大群的人，那里会长出一整条铺子与饭馆的街来，另有赛马与卖艺的助兴。偶尔还能见到难得一见的马上女艺人，她们的表演惊心动魄，那一身红衣与一双小脚更添了一种异域的风致。这庙会格外受老太太们欢迎，她们在西王母前殷勤地念佛烧香，求她赐长寿，求她把岁月的侵蚀补回来。

同样在蟠桃宫附近、往左安门那个方向，立着法塔寺那座古塔，俗称「小乏塔」，因为附着这样一则传说。故事说：许多百年以前，在金人的时候，这座塔是建在一个远省里的。可是有一天它起了一个念头，想到京城来看看。于是它便动身，走过田野，穿过村庄。乡下人见了这桩奇事惊得不得了，它过去时都把头磕进尘土里；而看着它一路走的明白人则喃喃道：「愿力所至，果然能成不可能之事。」走了几十里、几百里之后，它终于过了大城的墙。这时它像人走远路一样乏了，便在我们如今所见的地方歇下，再没有力气往前走。因此百姓叫它「小乏塔」，并为它盖了一座庙。可是那庙早已不见，它如今孤零零地立在田野里——一支熄了的火炬。

不远处、天坛北墙附近，有一座很特别的纪念之庙——精忠庙，尊崇的正是那位供在关岳庙里的岳飞；而说来也奇，它竟是奉康熙之命所建，而他那一朝本没有什么理由去敬重这位宋朝的英雄，一向也不大理会他（见第十章）。我们问了许多人才找到这座庙，沿着一条露天的阴沟边走过去，再上一条小巷，到一道新漆的门前。

一位有礼貌的人——显然是商人一流——听我们说明来意，便请我们进去。「我们把这地方租下来做买卖，」他告诉我们，「不过您若想看看庙里的古像——请进。」于是他领我们走过一间摆着一排排廉价钟表的、时新的陈列室，那室紧挨着一座剥落的旧门廊，廊前两只石狮早已站不稳，自座上跌下来，头也摔断了。在头一进院子里，他叫我们看一尊残破的铁像，是一个跪着的人。

「从前有两尊，」他解释说，「一尊是奸相秦桧，另一尊是他妻子——她那些恶毒的构陷害死了岳飞。直到不久前，它们还立在庙外，过路的人朝这两个奸贼吐唾沫、踢他们的像。后来那女人的一尊终于碎掉不见了。」庄士敦在《中国的武圣崇拜》里说：「至于秦桧，天天受辱的还不止他那尊铁像。连他的名字也曾经、并且至今仍在承受人所能想到的最难堪的一种羞辱：它被用作痰盂的同义语；他的谥号被改成了『谬丑』。反过来，那位被他诬陷、被他所杀的武人，却随着几百年的流逝愈积愈多的声名与荣誉。」

奉岳飞的那两座殿并没有被拆掉，但他的塑像——四围是他英勇的部将与他的弓箭——头一座里得与镜子和玻璃匣子共处。第二座里他与妻子同龛而坐，两尊像都比真人还大，坐在尊位的椅子上，四围是相框。

这位商人对英雄的钦敬，似乎丝毫不曾被这一堆鄙俗的环境冲淡。他很在理地判断：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也只在非常的时刻才显出他们最好的样子；他知道岳飞活着时也必定不止一次像他这尊像一样满身尘土——如今这尊像正夹在「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与「玛丽·安托瓦内特赴断头台」那些装了框的油彩印画中间。「在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心里，都没有什么戏台上的理想主义遮住他对本国最伟大的人物身上那份人性的体会：恰恰相反，正是他们四围那份日常人性的证据，最叫寻常人心里念着他们；也正是这一层对照，使那些不平凡的一生显得更入画、更可敬。」

从前先农坛圈地后面也有过几座庙，可是像黑龙潭那样许多著名的地方已经全然不见，只剩几块石头标着旧址。剩下的那几座也几乎不管什么灵性的事了；它们主要成了游乐之人的约会之所——天暖时，人们到那些清静的屋子里吃饭，或者上台子去乘凉，隔着汉城南墙下丛生的芦苇远眺。有一处别致的丛林是三圣庵，一座吃素的尼庵，在去印刷局的路上、靠近城隍庙（那是一座奉本城守护之神的庙），三月里著名的清明庙会就在那里办。这座尼庵的厨子以善治素食闻名，有钱的中国施主为着这间精致的厨房的拿手菜，情愿把庙里所禁的荤腥割舍了。

再往前、近右安门处还有几座庙，庸俗的争斗、喧嚷与污秽几乎透不进它们清静的院子；在那些墙后面，日子流得又慢又深。其中一座是圣安寺，灰得见老，在空旷的田野里打着盹，像一个坐在太阳底下、想着许多往事的极老的人。这里多年不曾修葺，破损的屋顶与墙急需外科的手术。可是仍有两三个僧人在那唯一的一座殿里、在三尊大佛前嗡嗡地做着每日的功课，而

各人滑行而过，

徒然地虚构与梦想

那些地方——时光之河

在他于河怀中醒来之前已经流过，

或者在他闭上眼之后才会抵达。

那几尊佛与罗汉都不足道。可是满墙那些佛家人物的壁画（大概是明朝的）有时比真人还大，极其动人——画得好，也保存得好；而那尊旃檀佛的摹本——本尊从前立在北海附近的弘仁寺里（见第十章）——更是独一无二的。

僧人们说他们这座庙的创建者是唐朝末一位皇帝昭宣帝（公元九〇四年至九〇七年），但也承认他亡国时它还没有完工；至于几百年来「五浊之风」吹到它身上、使它进项微薄而幽静酣然之福有余时，是谁修的它，就谁也说不上来了。

不远处另有一座唐朝的庙，崇效寺，是伟大的太宗在那座更有名的法源寺落成之后亲自兴建的。为尊崇这两处他最爱的祠宇，太宗各赐了一尊自西藏来的泥金木像。无量佛立在法源寺的正殿里；在崇效寺，则有一尊摹本供在殿前的一通石碑上。除墙上几幅壁画之外，这里没有什么有意思的遗物或珍藏，神坛上也不见有人照料或敬奉的迹象。僧人们话多而贪财——是被那些来看那株大树、也就是那株楸树的著名树根的游客惯坏的；那树根因其大而被当作奇物保存下来，也证着它岁数之大。由红墙外历代住持的塔看来，很久以前这里的宗教是认真的。如今僧人撂下他们的功课，去干更有赚头的园艺。他们的牡丹很有名，花时招来成群的游人。栽培上花的工夫与心思极多，显然妨碍了佛事；可这一批花确实可观，有酒红、粉红、白与「黑」的名品。不过最奇、也最难得的是绿牡丹，盛开时只比它的叶子浅那么一点点。

崇效寺纵有这座花园，仍不能与法源寺相比——法源寺是汉城最大的丛林，在琉璃厂一带以南（烂缦胡同），据说是在发现观音菩萨一块骨殖的地方（公元六七五年）建起来的。那些旧建筑那份如梦的安闲、那份醇厚的可爱，有一种难得的韵味。这里没有人工的颜色，砖石经风雨与日头，已变成深浅不一的灰：随受晒的面不同，自桦树皮那样的银灰到玄武岩那样的暗灰都有。此外，那份古意、那层与唐朝诸帝中最受敬仰的太宗相连的史迹，也不能不叫来客动心。

我们高兴地看出：在这里的僧人中间，古来的理想绝没有死。他们与大多数佛家丛林里那些连守戒的样子都懒得做的人不同，他们爱自己的道场，知道它的掌故，以它的珍藏为荣。一位老僧催我们登上钟楼那摇摇晃晃的梯子，并撞了钟，好让我们也为那几百年来回响不绝的浑厚之音而动心。另一位领我们去看一株据说自唐朝就有的大槐树，还有许多好看的花木——树干有一英尺粗的丁香、开着花的梅与樱，一大片如烟似雾的花瓣。可是他又惋惜——几乎像是自己的过失似的——说牡丹如今还只是自土里冒出来的绿芽，请我们四月里再来，那时它们的花是这庙园的荣光。

随后，听说有尊贵的外国客人来访的话传开了，一位比我们此前所见的更有学问的年轻僧人过来，把这庙的来历讲给我们听，并回答我们要问的话。

他很客气地替我们辨读正院里石碑上的刻文。有几通是明朝的，其中一通是明末那位薄命的君主所施；不过也有几通只是满洲朝的。

「这些不过是近世的东西，」他抱歉地说，「一会儿我带您看更有意思的。」

各殿的门都听他一句话就开了。我们被领着穿过一间小殿去看一尊「爱小孩子的佛」的塑像，几个好看的裸着身子的娃娃在他肩上玩耍、偎在他颈窝的褶子里——就是喇嘛庙里那位布袋和尚，只是塑得更可亲些。

接着我们登上一座高台，台上另有一座殿。僧人指着它地基上那些大石块。「那是太宗所建原庙的一部分，」他讲道。「这位可爱的皇帝自辽东与高丽的征战归来后，在此地（在他那时的北京东南角上）建了一座塔，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忠臣孝子。这里为他们的灵魂超度诵经；而这些石头底下埋着他几位爱将的骨灰——那是虽死犹生的英雄，当年君主亲自擎着黑虎皮的旗领他们上阵，也正是这些武士随他凯旋进入他的京城西安府。」

「与这座庙有关系的大人物很多，」他又告诉我们。「有宋朝的钦宗皇帝，一一二六年他做了得胜的金人的俘虏，自开封府北去、赴他在囚中的死时，曾在这里歇过脚。有宋朝忠贞的官员、著名的学者谢枋得，他被蒙古元人俘来囚在此地，绝食而死。还有叛臣安禄山（公元八世纪），他是太宗最先征服的一个突厥部落的后裔；他做北京的节度使时那场可畏的叛乱，开了唐朝衰亡的头。他与当时另一位叛将在这里建了两座高高的砖塔。不过其中最伟大的还是太宗本人，他是坐过龙座的最高贵的统治者之一。」与他相连的种种，确实是法源寺的荣光。

不多时，那位年轻僧人说：住持很愿意请我们到他的起坐间里喝一杯茶——我们欣然领了这份情。一位老人以那种立刻使生客自在起来的礼数向我们致意，说了几句客套；我们尽自己所能地回答，为这一番异常亲切的接待致谢。

「欧洲人到这座老庙来是很少的，」他答道。「您可愿意看看贵国人难得见到的东西？」

我们再次道谢，他便吩咐人领我们到最圣的一处去，自己也陪着，一路提醒我们注意那些值得一看的东西：譬如殿前那只刻着字的、灯笼形状的怪石匣，以及殿内那通十世纪的石碑——两样都是可贵的史迹遗物；还有泥金木雕与纱幔后面的几尊像，其中一尊据说是太宗本人所赐；还有「戒台」，即为僧人授戒的坛，北京与近郊各庙中只有三处有。

我们随他走进正殿后面一座好看的院子，院里立着一座两层的殿。我们在这里赏玩了几幅雍正年间所绘、摹自更古粉本的画。那深蓝与浓红鲜活得像是昨天才离笔的。人物与面相都守着中国艺术的法则：个性从属于类型，个人从属于人性；而我们把目光自画上诸圣庄严、无欲的面容与他们衣褶的柔和处移开时，竟在四围看着我们的僧人脸上找到了摹本——同样安静、半带好奇而莫测的目光，袍子的颜色不那么鲜亮，样式却几乎不差。

老人见我们赞赏，很是欢喜，便吩咐了一声；一位僧人自壁龛里捧出几个卷轴，小心地展开。「这些，」住持怜爱地看着它们说，「是真的宋画。拳乱里我们能把它们保住，算是运气。不过它们不常打开。有一回给一个外国人看过，他要买去送博物馆；我们不肯卖——他出的价不卖，出什么价也不卖——他便出言不逊。所以如今它们难得拿出来。」

我们把这些珍品一一看过、惊叹过之后，他又添了一句：「还有一样东西，您或许愿意看看，」便领我们到一座偏坛前；坛上有几方牌位，就是给死者的英灵用的那一种，牌前点着灯，还有精致的糕果供品。

「这些牌位，」他解释道，「是纪念在那场大战里阵亡的兵士的；这些供品是为安慰他们的魂。」

「可是欧洲那些可怕的战场上并没有中国兵阵亡吧？」我们说。

「当然，这我们知道。是给外国兵的。」

「您自然明白，那些死者没有一个是佛教徒？」

「明白；可是我们难道不可以钦佩他们牺牲之美么？况且一切信仰在根本上岂不都是一样的——都愿众生得好。在你们基督教的堂里，你们不是也为众人的得救祷告、并且相信它么？」

要承认这样博大慈和的宽容并非人人都有，实在叫人难以启齿，我们便沉默了。他察觉自己问了一句我们不愿回答的话，便体贴地为我们解围，说道：「若蒙允许，敝寺想专立一方牌位，纪念贵国阵亡的英雄。我们也想不日请您来，同我们一道为所有的人做一堂普度的追荐——因为我们相信，您一定敬重佛陀教诲之美。」

「我们敬重像您这样奉行此教的人的信仰，」我们答道。随后在门槛上道别，住持与他的僧人们深深地、深深地躬下身去，露出他们剃得光光的头顶，光润得像象牙的球。

注：安禄山的命运是在太原一战定下的，肃宗的兵头一回用炮打他——肃宗是那位不幸的玄宗（七一二年至七五六年）的继位者，而玄宗以创设翰林院与《京报》（世上最古的定期刊物）为人所记。有一点很有意思：肃宗这一役中用了四千名阿拉伯兵，是哈里发阿布·贾法尔借给他的。这些阿拉伯人的后裔是甘肃回民的一部分，他们还隐约留着这样一个传说。一种特别好的马，以及中国人喜爱的兰州猫（那模样令人想起安哥拉猫），都显出这些异乡客带到异乡来的动物品种混血的痕迹。

注：这位僧人的赞语有史册可证。伟大的太宗（公元六二七年至六四九年）与穆罕默德同时，为他父亲所创的唐朝增了不朽的光彩；《中国总论》的作者把他与阿克巴、马可·奥勒留、康熙相比而不逊色，又比之于查理曼与哈伦·拉希德。帝国在分崩几百年之后的安定归功于他。他自一个已忘了自卫之术的民族中招起九十万人的大军；他是自喀什噶尔到高丽、包括西藏在内广大地面的主人（他是头一个与西藏打交道的，也是头一个接待拜占庭使节的，同时还收容了萨珊王朝最后的遗族）；他提倡文艺，自己也著有可观的书；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猎手，也是一位著名的武人——他把中国统治者的理想品格都做到了。他朝廷与仪仗的辉煌，令人想起《天方夜谭》里那些关于中国豪奢的炫目描写。鲍尔杰在《中国简史》里说：「他整个的形象卓然而立，是中国君主中最有才干、也最有人味的一位。」庄延龄则称太宗是「中国全部历史上唯一的一例：一位在欧洲人看来既是君子、又是勇敢、精明、有恻隐之心而不假道学、不说空话的人」。他死后，他的才具在他的妃子武则天身上有了一个折射——那位著名的中国的伊琳娜，有时被称为「中国诸位叶卡捷琳娜中最伟大的一位」；她后来嫁了太宗的儿子，统治这个帝国二十二年，其间尽管她私德不检，百姓却富足，唐朝的声名也大为增色。

十二城外的寺与坟

城外的平野上也散布着许多庙。有些是破败的丛林，进项断了，香客散了，只剩几个老病的僧人在那份冷清里勉强度日。这样的地方只有专治中国古物的人或研读碑刻的人才会有兴趣：它们剥落的神像属于一个非得多年浸润不能懂的世界——一个神话、信仰与迷信的世界，西方人通常一无所知。另一些则与城墙以内任何一处圣地一样有名，大钟寺、万寿寺、白云观与东岳庙便属于这一类。

外国人大概最熟悉的是大钟寺，又叫觉生寺，即「悟得存在之秘的庙」，以它那口巨钟著称；那钟上系着一个孝女的故事，被小泉八云在《中国鬼故事》里重述得极美。这座庙坐落在清静的田野里，自西直门走两英里去，路好走也好玩；或者自安定门骑马穿过平野走四五英里，途中要经过那道鞑靼人的旧土城——那曾是忽必烈汗京城的北界。

早在一七四三年那口著名的钟自万寿寺移来、早在那座红檐的六角亭为安放这件天下奇物而建起来之前，这个地方就已经有某种祠宇了。这口钟是中国铜铸艺术最了不起的成就。它自巨大的梁上垂下来，直垂到我们眼前；那像花瓣一样翻卷的钟唇上刻着佛典里的句子。站到它下面的坑里去，惊叹它的高吧。然后爬上那道歪斜的楼梯，把铜钱自钟顶的孔里投进去——那孔是有意留的，免得钟被敲得太重、或者敲得太密时炸裂——因为投进去的钱能给投的人带来运气。

我们想听听那宏大的声音，僧人却说这是不许的，从来非有皇帝明令不可。他们提醒我们说，这不是寻常的庙钟，并讲起它的来历。

它是永乐本人在十五世纪下令铸的，有人说是赐给一位名僧的礼物；钟上的铭文记着这位君主的名字，也记着铸它的人的名字。照御意，它要大到敲起来百里（三十英里）之外都听得见，所以这口钟以铜加其劲，以金增其厚重，以银润其声。可是那位铸钟的大匠虽然把合金的料一一量准、手法老到地调治，又备好了火与那口熔金属的巨鼎，虽然铸了两回，每一回的成品却都不中用。于是皇帝大怒，传下话去：这位有名的铸钟师若再失手，就要身首异处。

「于是铸钟师去求教一位术士；那术士沉默良久，答道：『金与铜永不成婚，银与铁永不相拥抱，除非有处女之血和进熔化的金属里去。』

铸钟师那位美丽的女儿听见这话，便下了决心要救父亲脱开悬在他头上的厄运。于是在第三次开铸那天，她纵身跳进那白亮的金属之流，喊道：『父亲啊，为了你！』那旋转的、五色的火泉把她吞没了，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只绣着珠与花的小鞋——那是在她跳下去时想抓住她的脚、却只抓住了那只好看的鞋的侍女手里剩下的。可是等这一炉铸成，这口钟的形制比任何别的钟都完美，也比任何别的钟都奇妙。而它一响，那声音比任何别的钟都更深、更美、更浑厚，以致它的声音如夏日的雷，二百里外都听得见。然而每一击之间，总有一缕低低的呻吟，末了化作啜泣与怨诉之声，仿佛一个哭泣的女人在轻轻地呢喃：『鞋——』每当那一缕尖细、甜美而颤抖的声音浮在空中，北京那些五颜六色的小巷里，所有中国的母亲便对自己的小儿低语道：『听，那是孝顺的女儿在讨她的鞋。鞋——那是她在哭她的鞋呢。』」

安定门外的平野上另立着一座著名的庙，黄寺。这一大片散漫的地方由东西两所组成，各由一班不同的喇嘛住持。东边那所奉释迦牟尼佛，是顺治皇帝一六五二年在辽朝一座旧庙的旧址上所建，作为达赖喇嘛偶尔驻锡之所。西边那所是康熙约一七二〇年所建，供西藏与蒙古的喇嘛一般驻留，此后一直是这类来客的栖止之地。满洲初年的几位皇帝都费心笼络喇嘛各派的尊长，因为他们需要这些人的归心，也怕他们的敌意；而康熙尤有特别的缘故——传说他巡行时曾在蒙古归化城害死过一位活佛。因此这位君主在装点黄寺上花了大笔的钱，一面赎罪，一面博取蒙古僧人的友谊。

那座华美的白石塔是乾隆大帝所添，纪念一七八〇年在北京死于天花的西藏班禅喇嘛。不过这位高僧并没有葬在这座塔下。这位艺术家皇帝一向留心众人的观瞻，便双管齐下地向世人证明他的虔敬：把这位显赫僧人的遗体装入金棺送回西藏，再在另一只盛着他那些沾了病气的衣服的宝匣上，建起这座美丽的覆钵塔。

北京近郊再没有比这座仿西藏式样、有尖顶的纪念塔更好的近世石雕了；它大体守着古印度的样式，不同处在于覆钵是倒置的。塔刹由十三层阶梯般的段落组成，象征佛家的十三重天，顶上是一颗泥金铜的大宝顶；整座塔连同四座陪塔与镂空的白石牌楼，都架在一座石与白石的台基上。自它波纹形的基座到三十英尺高处那颗金球，通体镌着浮雕，令人想起阿格拉与德里的莫卧儿陵墓与宫殿；八面上刻着这位已故喇嘛一生的情景——他出生时的种种异兆、他出家、他与异端的论辩、他教诲弟子与他的圆寂。有一处凄婉之笔：一头狮子用爪拭目，为这位善人的逝去而落泪。这些雕刻都异常精美，纹饰之富丽非同寻常。可惜浮雕上许多人物被一九〇〇年以后驻在这庙里的兵毁了，他们用枪托把那些头砸掉。所幸没被毁的还够多，仍看得出这些手工精细的地方。

与这座塔相比，黄寺别的景致就都不足道了。正圈外那座稀奇而可厌的「攒坛」——死去的僧人被放在方木匣里存在那里——只招得来好这一口的游人；对这样的人，一位殷勤的向导会把匣盖揭开，让他看腐坏程度不一的喇嘛。那座供人驻跸的宫殿，房间高敞，另有一座漂亮的私人佛堂，是不对众人开放的，留给活佛敏珠尔呼图克图。别的房子大半都在坍毁。连供着释迦牟尼佛像、至今仍有几百名蒙古香客虔诚地伏地叩拜、把「哈达」（祝福的巾）献到佛像上的正殿，也满是裂缝与豁口。隔壁那座庙，柱子虽已褪色却仍见其华丽的黄、蓝、绿三色，已经歪斜，看着就要倒；而从前正对着那座塔的牌楼，如今只剩一堆灰泥与碎石。

同雍和宫一样，黄寺因没有了朝廷的津贴而境况堪怜。僧人靠铸铜像与钵盂、香炉与花瓶，勉强糊口。他们的作坊一度与多伦诺尔争着给「荒野之民」（蒙古与西藏）造神像。可是如今对佛像的需求已不比从前，我们所见做出来的东西，多半根本不是给庙里的，而是给城里做景泰蓝的匠人的——那些人来掐丝、上釉，付给喇嘛一点可怜的铜器工钱。

尽管穷，黄寺的僧人至今仍照旧在正月十三办一年一度的打鬼会，装扮成佛的「兽军」跳一套架势的舞——很像城里雍和宫办的那一场。近旁的黑寺也有相似的活动，那庙因瓦色而得名。这里的马术表演与赛马招来大群的人，北京所有养快马的人都来。

另一处与黄寺一样带着浓重印度影响痕迹的古迹，是北京以西两英里、紧挨颐和园大路的五塔寺遗址。它据说是仿古印度菩提伽耶那座佛寺的，有一段颇入画的来历。

永乐在位之初，中印之间的往来有了新的推动，那时有一位地位很高的印度沙门来到中国京城，蒙皇帝召见，献上五方佛的金像，以及一座石制的金刚宝座模型——「金刚宝座」是印度人的说法，就是在释迦牟尼成道之处所建的那座纪念之寺的名字。皇帝本人是一位佛僧的儿子，便回赐他国师之位，又把北京以西的真觉寺（创建于此前的蒙古一朝）整修好给他住，同时许诺在那里照他带来的那座寺的模型用石头造一座，作为供奉圣像的殿。不过据立在近旁、由皇帝为此事亲题的白石碑所记，这座新寺直到成化朝才落成开光。碑上明白写着：五塔寺无论尺寸还是每一处细节，都是中印度那座著名的金刚宝座的精确摹本。如今只剩下那五座给这寺命名的塔，立在一座厚重的方形基座上，基座各面饰着一排排的佛。礼拜的人与所礼拜之物都已荡然无存。僧人走了，这地方被彻底撇下，只偶尔有匆匆的游客来看一眼。

五塔寺附近——实在说，自那里就望得清楚——是大慧寺（大佛寺）那座高敞的两层大殿。它晚至一九一〇年还部分修葺过，如今却在一位僧人忧郁的目光下迅速朽坏下去；那僧人哀叹自己穷得无力抢救这些正在坍塌的房子。他一口咬定这座庙是唐朝伟大的太宗所创，后来明朝加以扩建修复；后一句话的凭据是正殿前那只景泰年的香炉与一通万历的碑。殿里有一尊巨大的「千手千眼」佛像，四围是比常人高大得多的菩萨与侍者——都是木雕彩绘、极动人的像，做工很好，却被鼓胀的屋顶威胁着，随时可能毁掉。

顺着同一个大方向再往前一点，我们到了万寿寺（「万种长寿之庙」），它在忽必烈汗那条运河的岸边，沿岸种着秀美的垂柳。这座祠宇最初是明朝万历皇帝一五七七年所建，屡经修葺，直到不久前还保养得很好，因为御驾乘船往返颐和园时要在这里歇脚。慈禧太后格外喜欢这地方——喜欢它那一套精致的独立客房，喜欢在那些旧假山园子里徜徉，喜欢在黄瓦的「亭儿」下啜她的香茶，喜欢自高高的「万佛楼」的楼廊上眺望西山那一弯青色的半月——万佛楼是乾隆所建，为他母亲祝寿诵经的地方。因此老佛爷从不吝于厚赏僧人——这也就使他们得以把庙保养得整整齐齐，既为释迦牟尼增光，也为她的欢心。太后的船坞至今还立在高梁桥旁边（那是出西直门后颐和园路上的第一座桥）。这座桥附着一个古老的传说。永乐虽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他在位之初却有种种恶行，于是一位有法力的圣者决意惩罚他，可能的话还要使他悔罪，办法是断掉北京的水。他动手了：他在京城两口不同的井里打了两桶水，一桶甜的、一桶苦的，用一辆独轮车推出城去。一位明白的谋臣把这场威胁着京城的危险报知永乐，皇帝大为惊慌，征募自愿的人去破那术士的计。可是没有人站出来，只有一名叫高亮的武士——他以勇敢与不顾死活著称。高亮奉命去追那术士，用矛把盛甜水的那只桶刺破，然后拼命打马回来，万万不可回头，否则会像罗得之妻那样大祸临头。他照办了；可是他刚把桶刺破、在石头上溅起一片火星策马狂奔起来，就听见身后一阵大水奔腾之声。他跑得越快，那轰鸣越响。高亮几乎已经到了城墙下，可身后那可怕的声响、加上眼见一片水漫过马蹄往上涨，压倒了他的谨慎。疑心战胜了信心。他冒冒失失地回过头去——一回头，浪就卷过他，他就淹死在如今高梁桥所在的那个地方。后来永乐懊丧地发现：这位好汉情急之中分不清术士那两只桶，刺破的是盛苦水的那一只。水固然回到了北京，却自此又苦又硬，以致许多喝不惯的行客一边刮脸一边咒骂可怜的高亮和他那番好心办坏事。

再往城北、靠近安定门，是地坛，建于公元一五三〇年，按中国人的想法，它是南城天坛的对应。同天坛一样，它从前作为皇帝每年亲祭的圣地，分量很重，一向严禁百姓靠近，直到一八六〇年联军在园子里扎营为止。尽管满洲的嘉庆皇帝在位时、甚至更晚都常有修葺，地坛的建筑如今仍在朽坏。不过它总的布局还辨得出来——大体上与天坛的相仿，只是气象不及。斋宫、牌楼与库房（每年祭祀所用的各样器具至今还存在那里）的缩小版，立在参天的树木之间。只有那座露天的坛是方的而不像天坛那样是圆的，因为照古人的看法，地是方的。而且构成它的不是莹亮的白石，而是黄瓦，因为黄是土的颜色；天坛的燎炉与燎盆这里也没有，因为在这里献的祭是埋掉而不是烧掉的。

平则门外西墙之外有一座夕月坛，齐化门外东墙附近有一座朝日坛——都是较小的祠宇，同在明朝嘉靖皇帝手里同一年建成，由亲王奉派行礼。

那座方形的月坛，在秋分——我们的丰收月节——那天有一场好看的典礼。所有的供物都是白的：白绸、白玉、乳白的珠。月亮升起时，一方乳白色、写着银字的神位——「夜明之神位」——被「请」上坛去，在近旁楼里那口音色甜美的钟柔和的鸣声相伴下，行那些古雅的仪节。

这两处庙里都没有什么可看的。那么何必费事去呢？一半是为着那片园地——它的空阔与宁静使人歇息；牛在倒塌房屋的砖块间吃草；自破晓时割草人的镰刀扫过这里以后，一垄垄柔软的青草把香气送进空中——那是如今充满这座古老祀典之庙的唯一的香。一半也是因为——在这些荒芜的野地里，多少能懂得一点自然崇拜在中国民族魂的发育上意味着什么。

后来经由道教一类别的崇奉，兴起了一种拜鬼神之风；这风日久便以一大群按人的模样造出来的天使、鬼怪与神明，把那更古老、更宏大的信仰遮暗了。

道教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教义在玄想中孕育得极纯，到了众人手里却败坏成一堆迷信。它的创始者老子若还活着，恐怕在自己的理想与今日顶着他名字的那套多神崇拜之间，连一丝一毫的相似也找不出来。他多半连自己庙里那些神像中的一半也认不得。

道家神谱最好的样本——像多得数不清，而且往往荒唐——大概要算东岳庙，那是一座殷实的祠宇，起于蒙古一朝（公元一三一七年），是在更早的建筑旧址上盖起来的。它在齐化门（鞑靼城的东门）外半英里，正对着朝日坛，有一座惹眼的绿黄两色的牌楼；所奉的是「与天同齐者」，也就是泰山之神（山东那座圣山），这位神明在道家的位次里几乎与造物主平列。正殿里，这位神明供在阴影相接、低语、又退回温暖的深暗中的地方。他殿里的一角与文昌帝君共用，凡想在文章上得意的人都来给文昌献笔与砚。此外，逢庙会之期（三月十五至二十八），虔诚的人在忏过自己的罪、数过自己的善之后，还献上纸，好让司录之神把他们的记录写下来，存着以待将来的审判。有三个香会为这庙会出力——掸尘之会，给神像掸灰；纸花之会，扎一座纸花的牌楼；还有灯行的行会，献一盏不许熄灭的油灯。

东岳庙那些小一点的殿堂里塞满了各样的神，大多是管人身体的。害各样病的人来这里祷告求免：发热之神、发冷之神、咳嗽之神、痨瘵之神、腹痛之神、血症之神、牙痛之神——因为「自头发到脚趾甲，身上每一处都有神管着」。为了加倍稳妥，病人还要到正殿后面一座小殿里去拜那匹著名的铜马，据说它能治人一切的病。古经上「以眼还眼」那句训诫在这里成了照字面的翻版：瞎子摸它的眼睛求自己的眼睛好，摸得太久，连它也快瞎了；瘸子则把它的肩膀摸得凹了下去。

心里的病与忧虑也在这些殿堂里找得到医生。月下老儿——他在人一出生时就用看不见的红线把命定的一对的脚系在一起——自他那幽暗的鬼屋里听着孤单的姑娘求偶的祷告。狱神听刑部官员的祈求；而关帝怜悯那办完可憎的差事回家去的刽子手，禁止犯人的魂去缠这位执行公道的工具。穷苦的妇人带着令人心酸的信心，跪在「碧霞元君」——那位「山中老人」（他分派赏罚）的女儿——面前，求她赐点什么：无子的求子，不得意的求运气。这位女神想起自己也曾转世为女人、为人妻，对我们偶然听到一位乡下姑娘在她面前所作的祷告，断然是不会回绝的：

「我黑，太黑了，因为我在田里做活，因为太阳晒着我。为着我心上人的欢喜，求您大发慈悲把我变得很白——像城里的女人那样白。慈悲的母亲啊！」

入口的墙上有一具巨大的算盘，帮欠债的与讨债的了结账目。争执的双方斋戒祷告后到庙里来，在那里过一夜。第二天早上，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公道的判断便出现在算盘上。神明已经断过，他们的判决高于国法。

不过东岳庙最不寻常的一处，是那一廊敞着的彩塑泥像，刻画作恶的人在道家名目繁多的地府里所受的刑罚。

沿去通州的路再往前一点，另有一座专门的庙叫「十八狱」，整个用来做外国人「俗称的恐怖之室」。这些刑罚的场面当得起这个名字，「因为杜莎夫人整个了不起的收藏里，也没有更骇人的东西可看」。它们表现的是「炼狱的各殿，有过的魂须经过其中一部分或全部，然后才准以另一种形体重生于世，或者被移到那专留给义人的永福里去」。（这几殿的详说见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的附录。）可畏的阎王摊开他的生死簿，阴森地监临着对罪魂那些可怕的拷掠。一个鬼正忙着把一个魂锯成两半，我们注意到他用锯的手法同中国木匠一样，是往自己这边拉而不是往外推。一个说谎的人被绑在柱上，舌头正被人慢慢地、有讲究地一顿一顿往外拽：已经比他本人的身子还长了。那张脸是一场噩梦。有几个罪人捧着自己的头出现。再往前一点，一个男人正被两个长着女人面孔的怪物生吞活剥：一个红，一个蓝。「红的是他的妻，蓝的是他的妾，」我们的向导解释道。

我们打了个寒噤：「你们中国的匠人为什么爱塑这样可怕的东西？」

「哦，我们觉得这些彩塑很好。多半这个人是治不了家。也许他被情欲迷了眼。那么他还想逃得过报应么？」

「不过外国人若是爱看舒服些的东西——」他急着讨好，又添了一句。

「当然！给我们看舒服的东西。」于是他殷勤地领我们去看善人得报——有智慧、公正、可敬的人捧着绸与玉的供物，乘云到极乐之境去。这样我们才得以带走一个比较愉快的印象。

京城里道家一派的祖庭与总坛是白云观，即「白云之庙」，在汉城西北门西便门——「西边的小门」——之外。早在忽必烈汗的时候它就已是一处受人敬奉的地方，如今仍是近郊最大最殷实的丛林之一，有一百多名道士。宫里的太监在得势时施给它厚产，为自己晚年谋一处安适的退居，因而这座庙与朝廷极有渊源。上层的道士被列在宫廷的职事之内，在政事上颇有影响；同时他们又能博得民间的敬重（这在中国是难得的事，因为僧道一般为人所轻），因为他们把几分庄严与体统放进了一种含糊难解、别处早已堕落成最下等的巫术与迷信的崇奉里。

白云观是许多殿堂的累积，神像极多，有成套的大客房与假山园子；正如中国诗人所说，我们在那里「……深入玄门，为的是所求之乐许在此处」。

这座庙最古的一部分立在唐朝一座建筑的旧址上，金人一一九二年加以修葺，那时它还在城内。成吉思汗时它被改名为「长春宫」。可是它一切较小的渊源，在道家圣者长春真人（又叫丘处机）那了不起的人格面前都黯然失色——这位著名的僧人与导师，是被征服者成吉思汗召到哈拉和林的蒙古朝廷去的，成吉思汗想弄清自己对中国各教的好奇。长春属「金莲」、即「全真」一派，精于炼丹，用了许多工夫寻求点金石、或者说长生不老之秘。他生在山东，在宋、金两朝就已有名，两朝召他入朝他都谢绝；后来蒙古汗入侵中国，他终于应召，虽已年高，仍动身去见他。「……我与我那些卑微的牧人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破衣，」成吉思汗托一位大臣写信给这位圣者（因为这位大征服者不会写任何一种文字）。「我视百姓为子女，待有才之人如兄弟。……要渡河，我们造船与舵；同样，我们也延请贤者……来把这个帝国治好。我要亲自事奉你！」可是等长春到蒙古时，成吉思汗已经西行，这位僧人一直追到印度边上才赶上他。

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为了送到他的话而历尽艰辛——他穿过战场时受了伤，在叛乱的城里东躲西藏，在沙漠里半饥半饱——成吉思汗认出了他真正的价值，以帝王之礼接待他，给他一顶好帐篷，设宴款待，并问了他许多话。这位圣者毫不畏惧，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这位皇帝：想要统一诸国的人不该从事杀戮与劫掠。「治国真正的根基是敬天爱人。为永生真正的预备，是清心寡欲。」

皇帝听了这番睿智的劝告大为欢喜，宣告说：「上天赐我这位良师，为的是唤醒我的良知。所以把他的话记下来，好让我与我的子孙常常看得见。」

过了些时候，长春回到直隶；我们知道，成吉思汗把北海白塔的地方赐给他做丛林。他究竟有没有住在那里并不确定。庙里的记载说他一二二七年（正是他那位帝王护持者去世的同一年）死在白云观，享年八十。有一座纪念他的殿标出他的墓，墓就在石铺的地面之下。他吃饭用的钵——据说原是自朝鲜来的——保存在这里，另有两方御笔题记证其为真。他的塑像也供在这里，至今受人尊崇、受人祭拜。

他死了六百多年，可每年（正月十九）人们仍成群地来以稀奇的仪式尊崇他；仪式以一场盛大的行列正式开场，有几分像布列塔尼的赦罪节，那时圣像要拿出来给众人看。这一天就是「会神仙」之日。据说庙里的一位仙人会在这片地界上现身，或化作一位官员、一位少女，或化作一个乞丐；道士们便在松柏下守夜，等他来。整场热闹要三天，以赛马收场。京城的纨绔子弟很爱来赶这场赛马，为此在直道两旁搭起的席棚看台上挤满了人，一面呷茶，一面嗑瓜子。

自白云观再往前，值得去看看天宁寺，那是北京近郊最古的建筑之一，在彰仪门外。僧人从前在这座倾颓的庙里高台上的客房里奉上茶与印着法轮的点心；庙里那座高贵的十三层塔（公元六世纪）内有一尊巨佛，泥金的面容却平平无奇。他们哄客人把铜钱投向悬在佛手上方的一块金属盘，说这于众人的福气有益。临走还可以费力爬上塔去，把四围的田野好好看一看。

西边是望海楼，一处园子，园中有钓鱼台的废宫，即「垂钓之台」。这是十二世纪最初辟出的游乐之地的遗迹，是满洲初年几位皇帝爱去的钓鱼禁苑。可叹的是，那座如画的「望海楼」（一七七三年在金朝一处更古的宫的旧址上所建）如今正在坍塌，那一泓水也被芦苇塞满，在风里凄凉地摇。只有蛙声打破这份寂静。它们的嗓音似乎比稻田里那些寻常的呱呱者柔和些，几乎带着加了弱音器的乐器那种忧郁，仿佛是对从前在这片如今荒芜的园地里取过乐的、已被遗忘的几代人致意。伴着这一片带着异域与远方之意的声音，看园人重复着中国古诗人的话：

「双手据地，恭恭敬敬地唱着你的歌，蛙啊。可是客人都散了，你为何还这样恭敬地坐着，蛙啊？」

望海楼以外，我们还辨得出金朝旧城的土墙。一列火车自近旁驶过，汽笛声打破了谐调，它实用而不入画地喘着气，往跑马场以及更远处去。

外侨在这里跑那些小小的蒙古马取乐；每一季都有马贩把这些马自长城外的草原上赶下来。在京汉铁路与新修的汽车路通行之前，交际场上的人只得骑马、坐轿、坐骡车与骡驮轿去——发牢骚的外国人如此，来把看台点缀得绸缎貂裘生辉的中国官员也如此。比节目单上那些赛事有趣得多的，是看客人自那些中古的车轿里下来、或者挣扎着脱身出来的独一无二的景象。末一场赛事跑完，众人立刻又急急地把自己塞回去，沿着路上的车辙或田里的犁沟飞奔而回，好赶在鞑靼城的城门夜里关上之前进城。

我们的目光越过跑马场与它那些长满芦苇的湖，落在那条石路上；石路自延座寺的废墟近旁经过，庙里有一尊五十英尺高的好铜佛。这尊像从前无疑是有一座漂亮的殿罩着的。如今只剩两面侧墙，佛像本身除了后来在它上头加的一个小小的顶篷之外，便任凭日晒雨淋。这地方彻底荒废了，只有几个村里的孩子走过来，一见生人便怯生生地讨钱。

仍顺着那条石路白色的线沿浑河左岸走，我们辨得出北惠济庙，庙里有那尊铜牛的像；它的职分是看着这条河，不许它淹了四围的地方——可惜它常常失职，这是中国的不幸。

离我们更近、在日光里白亮亮的，是卢沟桥，它跨在河上，近旁就是同名的、颇为入画的村子。整整五年（公元一一八九年至一一九四年），一支民工的大军辛苦地要把它造得又坚固又美：凿出那十三个（如今是十一个）石拱，雕出栏杆上那些石狮——早年间狮子多得令人眼花，传说没有人数得清。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过过这座桥，并称赞过它（因此外国人叫它马可·波罗桥），断言它是他那时代世上最好的桥。它是一个更雄健的时代留下的经久之作，其构造至今为近世的工程师所称道。作为浑河上唯一的大石桥、至今仍是要紧的交通命脉，它屡经重修。就技术而言，造桥的人所巧妙克服的许多难题中，把桥墩安在一条泥与流沙的河床上——那河床还随水而移，雨季里更涨成急流——并不是最小的一个。一二一五年正是金兵在这座桥上的哗变，导致成吉思汗攻取北京。它在十七世纪被一场大水冲毁，康熙重建，乾隆修葺，这都记在两端黄瓦亭子下的碑上。桥东那座设防的城，是明朝末一位皇帝为拦阻叛军李自成的推进而建的，却是徒然。

到处映入眼帘、像卡其色田野中绿洲一般留住目光的一丛丛树，一般都标着庙或坟。多半是坟。这些死者的居所与生者那些破败的住处恰成可喜的对照。葬在田野之中、而且往往就葬在一个人生前劳作过的那块地上，而不葬在阴沉的公墓里，这风俗何等之美。它令人想起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海伦》里那段动人的呼告：「父亲的坟啊，我向你致意！普罗透斯，我把你葬在人来人往的路旁，好让我常常同你打招呼；于是每逢我出入，我，你的儿子，便呼唤你，父亲。」这样的风俗证明：这里的百姓对死者并没有病态的恐惧，倒有一份温柔的敬意——那些已逝的世代就躺在他们所到之处的脚下。他们喜欢觉着自己的田地里游荡着温和的鬼魂，那些魂的数目比活人多出千万倍。

在中国，正如在古希腊，死就是取得超乎人的力量——就是能够以神异的手段降福或降祸。昨天一个人还不过是个寻常做活的、无足轻重的人，今天他死了，便成了一股神力。那么在世的一代尊崇自己的死者，也就不足为奇了。祭祀鬼神出自这个民族最深的伦理感情，因为一位东方的大阐释者说过：「一心追念祖先，是一切德行的发条。凡对祖先尽了本分的人，绝不会对神明或在世的父母不敬。这样的人必忠于君、信于友，而对妻子儿女则慈祥温和。」

不过祀死一半也是为生者自身的利害而行的。每一个鬼都得靠阳世的亲人才得安适：唯有借他们的诚心，它才找得到安息。给了合式的坟与相当的供献，它便会帮着维持那些抚慰它的人的好运。可是若不给它墓中之家、不给它丧葬之礼、不给它饮食与炉火的供献，它便要受饥受冷受渴，一旦恼了，就要作祟，给那些冷落它的人招祸。

中国人既是这样的想头，那么把最好、最美的地方选来做坟，凡出得起的人不惜重金去讨死者的欢心，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凡见到一具无人照管的棺材自土堆里露出半截、或者见到一通断了的石碑，我们便可知道那家已没有后人接着祭祖了——一个中国家庭所能遭的最大的悲剧，已经使那些英灵断了供养。

跑马场附近有许多著名的坟，其中最有意思、也无疑保养得最好的，是慈禧太后父母的坟。看坟的是一位老人，下颌上一颗牙像方尖碑似的立着；他很得意地指给人看那座旌表的牌坊与白石的碑。像所有的东方人一样，慈禧费心这样张扬自己的孝。不过她还从守礼的人那里赢得了更多的声誉：一九〇〇年出奔之后，她不肯乘京汉铁路回京，因为那条线离她父母的坟很近，过其地而不恭恭敬敬地下车致祭，是对他们英灵的大不敬。而这事既办不到，她便改了路线，自南边回来，费事不小，却大得百姓的钦敬。

另一座好看的坟是泽公的，在沙窝门以东两英里，以一株著名的松树闻名。那树不过十一英尺高，枝条却被引着往外往下长，爬在一副杆子搭的架上，覆了大概二十平方码。树干自然在支着枝条的架子外面全然看不见，整个看去像一顶极大的绿帽子，形状就像下雨天乡下人戴的那种。

城近旁最好的坟有许多在东南的乡下，外国人叫那一带「乐谷」。粗略地说，乐谷——顺便说一句，它是北京近郊最宜骑马的地方——自通州运河一直伸到南海子，即「南边的猎苑」，那是一片废弃不用的禁地，多年里珍稀的「四不像」曾成群地在那里游走，别的猎物也太太平平地繁衍。那些野物早已不见了，不过脚力好的步行者与热心的骑者会乐意去看看东北角上永和宫（「永远安宁之处」）那些动人的遗迹——皇帝行猎时在那里歇息。其中一座建筑是明朝的道观，当地叫它「蓝庙」，因为顶与地都是青瓦，由木柱撑着，柱上盘绕着雕得极妙的龙。苑的南端如今派了实用的用场，有营房、操场与飞机棚。一条好玩的小火车自永定门通到苑的南门。

通州运河两岸同样满是坟——有新坟，如那位著名的荣禄的坟，他是慈禧太后毕生的朋友与忠仆；也有许多古坟，断墙之间，在肃穆成行的柏树中间露出一角倾斜与倒塌的佛塔。

外国人爱去的一处是第二道闸下面那座好看的「公主坟」。虽然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车路可以到那里，我们却宁愿走运河，为的是它那一层渊源。谁不愿沿着这条十三世纪的水道走一走呢——它存在的时候，巴黎的街道还没有铺石，伦敦还没有第一盏路灯。凡知道两岸那份引人的生活——岸上与水上那些如画的意外之景——的人，断然是愿意的。夏天，那些有石凳石桌的露天饭铺挤满了乡下人，他们养的鸣禽的笼子挂在席棚下。种菜的农人把一车车菜推到水边，蹚进水里把菜浸鲜好上市。自那些泥墙的村子里——百姓在那里养着被所有讲究吃的人称道的、肥美的北京鸭——鸭群摇摇摆摆地下水，在闸与闸之间往来的、又慢又重的客船之间游着。稍远处，那说书的职业艺人踱来踱去，单调的腔调里带着传奇；他在挤满人的驳船上用没完没了的历史故事给中国乘客解闷，一面敲着两片竹板，像游吟诗人的响板——虽然凑近了听，那没完没了的反复会磨人的神经。何况整片景致上还笼着一种令人想起沙漠的光的魅力——空气异常清澈，最远处的东西也显得清晰得惊人。那是一种把景致里一切细节都烧掉的光——一种造出大块大块颜色的光——一种使泥墙发亮的光。

冬天这景象就变了。水结成冰。船无用地泊在岸边，用泥块作锚，用带刺的树枝护着。代替它们的是古怪的冰床，一个人拉、一个人推；小孩子穿着简陋的铁冰鞋在四围绕圈子，像饿雀一样向乘客讨铜钱。那时茶馆都空了。偶尔可见一个村里人在岸边把冰凿开，好让鸭子每天下水游一游。等他把这些值钱的禽赶回窝里去，我们便看见口渴的野狗聚到冰窟窿边来喝水——它们不知用什么神秘的法子，把话传给了远处的同伴。

在这荒凉的季节里，公主坟的松树最能优雅地打破黄色平野的单调——正如她故事里的传奇，可喜地衬出寻常中国人一生的单调。

一方乾隆年的刻文颂扬「佛手公主」的德行，就是手指之间有蹼相连的公主——那是佛的相好之一。可是乡下人有一个传说：她是一位大王公的女儿，那王公田产极多，以门第的古老自负；而她竟忘了自己的身份与体面，爱上了她父亲马厩里的一个马夫。他们私下相会，他们的血——连东北那样冷的血——也化成了火，直到他们因情热而不小心，被发觉了。在中国从前那些年月里，父亲对全家有生杀之权；所以这位王公听说女儿的丑事，便判这一对情人死。于是他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坟，把这姑娘和她的心上人放了进去，撇在那里。乡下人说，他们在里面活了三天，像另一对阿伊达与拉达梅斯，因为听得见他们临死的低语。至今每年春天，那些美丽的树仍在他们的石床上低语，过路的人在槭叶的呢喃与多指的松枝的颤动里，听见「造死者居所的匠人们的歌」。

我们自这位爱得太深的小公主的安息之处转身时，停下来看门边一群孩子。他们在玩出殡：埋那些随牵牛花一同死去的蟋蟀，装模作样地在坟前念佛「经」。一个过路的少年唱着一支歌，曲折的转腔又长又怪、又带哀音，听起来异常悦耳。我们叫住他，问他唱的是什么。

「是一支老歌，」他答道，「我常听运河上的船家唱」：

自神代以来从没变过的东西，

是水的流，与爱的道。

中国的传说里难得见到爱情的题目，可是讲古坟的故事里却常有一缕哀音。与明朝那两位失位之君相连的故事便是如此。

头一位是建文（一三九八年至一四〇二年），他把帝位丢给了他那可畏的叔父永乐之后，在云南一座丛林里做了和尚，虽经这样惨烈的转折，却在那里得着了圆满的快活。他的身份终于因一首诗而被查出——那诗里他述说自己早年的不幸。他被召到正统皇帝的朝廷上荣养幽居，最后在京城里怀念着他隐居之地的清静而死。

传说说他晚年时，一口老井里涌出泉来，眼看要淹了北京一带。这位圣者般的废帝自告奋勇去镇那水，办法是自己坐在泉眼上。他的干尸大概至今还在那口井上——井如今已用砖砌死了——那地方叫「铁塔」，是东直门外一座半被遗忘的小楼，顶上那座小铁塔就是它名字的由来。而那具干尸据说不但至今镇着那眼不肯安分的泉，还能应人祈祷而调节雨水。

在紧挨颐和园的一座山脚下——因为在中国，坟茔比邻并不被认为不吉或不成体统，即便挨着皇帝的行乐之所也一样——躺着明朝另一位不幸的君主景泰（一四四九年至一四六七年）的坟；他的年号在史书上被记作一段空位，他也不得葬入明朝正式的陵寝，即北京以北的帝王陵园。慈禧太后曾拿他继位之不合法（其实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来奚落她那可怜的侄儿光绪，甚至威胁说他身后也要落得同样的下场。因此光绪出于同病相怜，一向对景泰的英灵抱着一份忧郁的虔敬。他会在颐和园的窗前一连几个钟头凝望着这位不幸的前人的坟，又哀叹它的荒芜，便劝一名太监在坟四围补种树木、把正祭殿的柱子修好，同时嘱咐他当心别让老佛爷知道这些事是奉谁的命办的，免得她发怒。于是这座老坟不再被撇下，光绪至少得着了一点安慰：他侍奉了一个孤零零的同病之魂。

注：实测的尺寸——虽然那给不出它慑人之处的分毫——是：钟高十七英尺，最大周长三十四英尺，厚八英寸。重量的估计自两万磅到八万磅不等。莫斯科那口大钟虽然更大，这一口却是世上最大的悬钟。

注：像大多数中国钟一样，它没有钟舌，不是摇响的，而是在外面用一根吊在链子上的木杵撞响的。

注：大钟寺这口钟是永乐下令所铸的五口大钟里最大的一口。另一口悬在钟楼上，也附着一个相似的传说。

注：康熙在归化城谒见那位活佛时，活佛坐在自己的法座上受礼。皇帝的一名随从见自己的主上、天子受这样漫不经心的对待，勃然大怒，拔剑把这位圣者杀了。据说随后是一场可怕的厮杀，两边死伤都重，康熙本人骑上一匹快马才勉强脱身。

注：有两位达赖喇嘛在这座宫里受过接待与款留：头一位在一六五二年，礼数极为隆重；第二位一九〇八年自拉萨出奔后到京，礼数就简些，因为慈禧太后认为他这一趟来不吉利——星命家曾对她预言，她自己的死期会与他的到来相合；后来果然如此。这些装饰华美的房间在一八六〇年还做过格兰特爵士的司令部。

注：与我们的教士不同，喇嘛这一行的人一向鼓励蒙古人所说的那种赛马；全蒙古最高的教中尊长都公开赞助此事，自己还养着许多夺标的好马。

注：在这座汉朝的城之前，运河上有一座白石桥，叫八里桥。一八六〇年法国将军库赞·蒙托邦在这里打败了中国的兵，因而得了「八里桥伯爵」的封号。

注：文昌帝君在上古的神话时期，照传说是仿鸟的足迹而创出造字之法的；自此中国的文字便成了神圣之物，以致头一样罪就是糟践字纸，而惜字则被算作功德。至今还雇着人去把墙上的旧告白与每一片带字的废纸收起来，送到一座专门的炉里恭恭敬敬地焚化——许多庙里都附有这样一座炉。

注：见第十一章「蟠桃宫」。

注：长春对大汗所讲的道理，也许是归在这位先知名下的一部寓言之作——《西游记》——的底本；李提摩太曾把它译作《出使天国》。这部书不可与长春一位门徒所写的、他那次行程的实录相混，也不可与唐朝著名的中国佛僧玄奘所写的赴印度行纪相混；后者叫《大唐西域记》。此外，长春本人后来也成了另一部寓言的主角，那部寓言的笔法很像他自己那一部，也叫《西游记》。

长春这部据称的著作可注意之处，在于它载着中古亚洲最伟大的先知对世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所说的话。它还证明作者的胸襟宽大到足以设想宇宙间那公义的法则，并把它看作一切真宗教的根基，高出于门户之上。

注：见第五章。

注：在如今这处场地定下来之前，最早的跑马场在东便门外如今的靶场附近，紧挨着一位豫亲王的坟——那是满洲初年几位皇帝手下的国之柱石。

注：跑马场那个湖叫莲花池，金朝的史册里提到过它，说它给连接直隶与山东的那套水道里的一条运渠供水。

注：见第一章。

注：见第九章。

注：见小泉八云《日本：一个解释的尝试》，又见斯宾塞《动物崇拜的起源》。

注：这条运河其实是举世闻名的大运河的一支，在天津与大运河相接，因而使北京与浙江的杭州之间有了直通的水路——九百多英里，或者照马可·波罗的说法，「四十天的路程」。它大部分是元朝所开，清朝也一再修浚，只要它还派得上原来的用场——便利漕米运京。

注：见第十章（旃檀佛）。

注：明朝这位皇帝的命运与他自己的，确有许多奇特的相似之处。景泰是奉当时的皇太后之命、越过他的兄长被扶上宝座的——那位兄长正是被蒙古人掳去、后来又回来、住在如今叫玛哈噶喇庙的那些房子里的人。景泰在行祭时被太监阴谋害死，他的年号自本朝的史册上被抹去，不过后来又恢复了。

十三两处行宫与玉泉山

在中国，营建行宫、布置游苑的风气可上溯到极古的时候。辽、金两朝（公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史书表明，那时的统治者在今日的颐和园近旁就有别墅，也记着玉泉山那眼泉的存在。看来正是这眼泉的甜水，决定了朝廷在这几百年里一直落脚在这一带。

虽然有些废墟被民间归在他们名下，那几朝的建筑实在没有多少证据说还留着。连元、明两朝几位君主住过的房子也已不见；不过一九〇八年在玉泉山附近、据信是那个时代行宫的旧址上，掘出了两对十六世纪中叶的铜狮。

我们不妨断定：满洲人入关时这一带无论还立着什么明朝的建筑，到第二位满洲皇帝康熙手里，都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修复的了，因为他在一七〇九年动手另建一处全新的园囿。彼得大帝一七一九年遣使来华，苏格兰人约翰·贝尔在使团里当差，他记下伊兹马伊洛夫公使与随员被「年迈的康熙皇帝请到北京以西约六英里一处叫畅春园的别墅」去；从贝尔的描述看，这别墅显然就是新造的那一处，是圆明园——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旧夏宫——的一部分。下一位皇帝雍正住在圆明园，并于一七三五年死在那里，这一点也印证了此说。

继位的乾隆把这处园囿装点得更美，把康熙起头的几处各别的宫苑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他被耶稣会教士带来的凡尔赛的图画与描述打动了，于是照着比中国从前通行的规模更繁复得多的样子规划园林与建筑，甚至添上了几座欧洲宅第的摹本。

可叹的是，中国、意大利与法国的建筑师和艺术家在这处他所钟爱的居所上倾注的品味、才具与财宝，他的子孙没能享用多久。嘉庆更喜欢热河，他在那里与一位宠妃安坐时被雷击死；不过我们知道他有时也住圆明园，因为他本打算一八一六年在那里接见英国公使阿美士德勋爵。道光一心节俭，那份主妇般的算计到老几近吝啬，不是会去享用这样一处维持起来所费不赀的产业的人。不过他倒免了他儿子咸丰的羞辱——圆明园正是在咸丰在位时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当年那些巧夺天工的亭台楼阁，如今什么也不剩，只剩几块断石。

我们的车在海淀小村外那条老路上颠着走——海淀从前是护军的营地，朝廷驻跸近旁时又是一处热闹的中心；我们经过断墙与荒芜的园子——那曾是皇帝亲族与大员的别业；想象便把昔日的光景一幕幕唤了出来。几乎像是有一长列行列要蜿蜒着过桥来——有人擎着幡旗，「迎着太阳扬起的丝旗，以五色的绣纹绣着他——皇帝——与他列祖的荣光：有圆的旗有方的旗，有蓝的旗有绛的旗，有讲不完故事的白色筒旗，由穿着虹一般灿烂的丝袍、眼角斜长的人擎着。这些捧着贡物来的又是谁？一个人手里是一只上着失传之海的蓝釉的碗；另一个高举着一只长颈的银天鹅，昂然自得。第三个捧的雕花匣里卷着一幅用孔雀石与青金石的粉末画成的山水，画里有万年的梦。第四个捧着一只瓶，瓶上画着古时一朝的仕女——花棚园里的宫人，发上簪着翠羽的首饰，华服缠着她们碎步的小脚。另有人捧着红宝石、紫水晶与祖母绿雕成的贵重符饰，或者漆匣里小小的象牙圣者，或者织着凤凰故事的、丝线精工的绣屏。还有一个高高举起一件月白玉的奇工——那是日复一日、几生几世雕成的一尊莲座上的佛，佛的碧玉眼睛凝在法喜之中，右手伸出两指为世界祝福。」

这些捧贡物的人必是要往那位大君的宫里去的，随行的有穿着耀眼袍褂的太监，有披甲佩剑、样子可畏的卫士，有摇铃击鼓的乐工，有比日头底下的罂粟还绚丽的成群侍从。他们要自大路转进一条有顶的廊子，那廊顶列柱撑着，外覆琉璃、内施彩画，以万千颜色回答光的挑战。他们在朱红的柱间缓缓鱼贯而入，要跪在龙座前，把礼物放在四周。泥金的幡旗向那些六色的圣殿之顶致意——橙的绿的、青绿与浅紫的、孔雀蓝与宝石蓝的屋顶，檐角上蹲着守护的小兽。他们开始登上朝殿低低的白石台阶，而那长长的行列像一条蛇，一路蜿蜒回廊里、过桥去，直到路上。他们为什么停住、耽搁着——一刻，一炷香的工夫，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那长长的队伍为什么一动不动地停着，华服与鞍辔在日光里闪着？天子为什么独自在便殿里流连、沉思、出神、忘我——那位焕发着青春与权力的天子，黄袍上织着十二章的威权之纹，额前饰着那颗宝珠？他为什么不起身走向他的宝座，傲然领受他的尊位，任那些进贡的人上前俯伏，把供献堆在他脚下？

天子一动不动地坐着，穿着织有十二章威权之纹的黄袍，额上映着那颗宝珠的光。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他就这样沉思地坐着，而行列等着。因为天子正在作一首诗——一首四行的小诗，要给这世界一个声音、一个形状。

我们走到当年立着金狮的大门前时，这幻境便散了。这里有一位驼背而沉默的看园人出来领我们去看废墟——他小时候亲眼见过宫苑被劫被焚——因为圆明园是极大的一片圈地。他顺着一条粗糙的小路，在长草间、在耕地旁蜿蜒而行，上到冠着残塔的假山，下到堆满破碎亭榭瓦砾的小谷，走过凿工精细的断桥——桥下的渠边长着野鸢尾——走过那片长满芦苇的「扇面湖」中的小岛，岛上码头已毁，栏杆摇摇欲坠。

那座岛曾是这片园囿的明珠。它那座百间的宫殿举世无双、也无从超越，闪着眼睛能享受而嘴唇说不出名目的色调——那些微妙之处细如中国音乐里音调的分野。「这座宫殿有四面，」到过那里的王致诚神父说，「其美其雅非我所能描摹——自那里望出去的景致可爱极了。构成这岛的、形状野而天然的岩石，四围绕着一道白石的台，台上的栏杆雕得极奇。台上每隔二十步立着精美的蓝色嵌珐琅的瓶，瓶里插着用血玉、玛瑙、碧玉与别的贵石做的假花。」另一位耶稣会士这样描画整片领地：「皇帝（乾隆）一年里大半时候住在京城外这处别墅里，他日夜费心要把它弄得更美。要想象它的样子，必得回想那些想象力丰富的作者所描摹的仙园。运渠在假山之间蜿蜒，结成一张水网贯穿全园，有些地方自岩石上流过，随后展成白石台围着的可爱的湖。曲折的小径通往令人神往的居所与宽敞的朝殿，有的在水边，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花木芬芳的幽谷里——这里的花木极多。每一处别业虽与整片园囿相比很小，却大得足以容下我们欧洲一位显贵和他全副的随从。专供皇帝自己的那一处更是宏大」——他天真地补上一句，大得像他家乡汝拉的多勒城——「里面可以找到全世界一切珍奇罕有之物：家具、摆设、图画、珍木、瓷器、绸缎与金银织物，收藏既多且富。」这位好人末了说：「再没有什么比得上这些园子，它们实在是人间的乐园。」

正是这些园子，乾隆羡慕法国国王的游乐之所，想用喷泉来点缀，便把这事交给蒋友仁神父去办，任凭后者一再自陈「学识不足」也不管。所需的水自五六英里外的玉泉山引来，存在一个大水库里，供那些叠瀑之用，还带动一座著名的水钟——十二只动物轮流喷水，各喷两个时辰。蒋友仁那套精巧的机械被中国人糟蹋，只用了二十五年，此后便只好用人力来抽水。

大约同时（一七三七年前后），皇帝命郎世宁神父建造那些西洋楼。中国的工匠有摹仿的天才，照耶稣会士给的图样，把白石门廊、敞廊与马蹄形楼梯上那些洛可可的装饰造得很成功。这些西式的宫殿对乾隆有着新奇的全部魅力。法国宫廷送他一套戈布兰壁毯来装点这些墙壁时，他大为欢喜。正如小特里亚农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与她那座中国式亭子里的叶卡捷琳娜大帝一样，这陌生的环境使他得以纵情于人类那份古老的化装之乐。

这些建筑庄严的遗迹永远残毁了，可它们在被亵渎的荒废之中仍有许多魔力，比最完好的古迹更动人。这里那里还立着白石的柱，另一些则横卧在长草里。一丛丛彩陶的花，蓝的、黄的或紫的，鲜亮得像昨天才做成，还攀在华丽的柱头上。檐板与山花的碎块堵住了那些漂亮的双扇门。残墙上可见雕出的仿古典的兵器饰板，其中有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太阳徽。一只蜥蜴窜进一眼被野草与稗子半掩的喷泉里躲起来。多么凄凉的景象——而一切为取乐而造的东西一旦成了废墟，又何等加倍地令人心酸！我们的向导把圆明园说成「一座失了魂的宫」，说得很在理。

当落日金色的手指同时落在这些西方古典风的遗迹、与远处新夏宫和玉泉山那些尖顶与宝塔上时，很少有哪一片景致能显出更强烈的对照，也很少有哪一片能在我们心里唤起更深的惋惜。当时的每一位著者谈起旧夏宫与其中珍藏的毁灭，都带着哀伤。连那些不得不举火把、点引信的军官也觉得可惜。可是额尔金勋爵与英军总司令「认定：对违犯休战旗与虐待外国俘虏之事，必得有一次重大的报复。他们辩称，还有哪一处比这些俘虏受刑之地更合于这样的报应呢？让惩罚只落在统治者一人身上，而不落在他那长久受苦的百姓身上；因为无论他后来何等想推卸，这桩罪行的责任皇帝是推不掉的。」诚然，他周围是一班守旧党的首领，他们向他进言：与西方各国的条约可以不理，对欧洲的军队可以有效抵抗。可是他对这番进言的言听计从、以及他那些骄横的谕旨，都定了他的罪，下面几句就可看出：「兹悬赏如下：取黑夷（即印度兵）首级一颗者，赏银五十两；取白夷首级一颗者，赏银一百两；生擒或击毙夷酋一名者，赏银五百两；夺取或焚毁夷船一只者，赏银五千两。……兹令关闭一切通商口岸，断绝与法英两国一切贸易。其余恭顺各国之民不得侵扰；一俟法英悔过自新、复归恭顺，朕当欣然准其照旧通商，以彰朕之宽大。」何况那些侥幸未被立时斩首的俘虏，就躺在他自己宫苑的院子里晒着烈日，一切必需之物皆无，被虫豸啮咬，被看守残酷虐待，直到死才慈悲地把他们自苦难中解脱——咸丰实在难以否认自己是直接的同谋。

联军到圆明园时，皇室刚自一道边门走脱，法国军官在皇帝的私室里发现他刚用过的扇子、烟管、帽子与文书都还在。这就证明朝廷奔热河是何等突然、何等仓皇，尽管《实录》里记着一道遮羞的谕旨，把皇帝的出走说成「秋狝」。

「尽管严禁劫掠，外国兵因同伴被害而气疯了，还是把凡搬得动的东西大都掳走：庙宇天花板上的金片、神坛上的金像、玉与珠。这些珍宝有不到十分之一被抢出来、去充实欧美的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十分之五的易碎珍品被枪托砸碎、或被胡闹的兵丁抛来抛去，其余的则在最后那场大火与爆炸中烧毁震碎。」

燃烧的宫苑把天照亮了两夜，把黑烟送向惊恐的北京两天；毁灭的活计一直推到山坳里最远的那些亭榭。即便这里那里有一座塔或一座祠被某位于心不忍的军官保下来，时光——它对中国木与砖的建筑是不留情的——也终于把它毁了。何况本地成群的盗贼趁机把本来还修得好的也拆了。他们把建筑材料运走变卖，包括喷泉里衬的几千磅铅。精美的旧瓦被几分钱一片卖给邻近的农人，当作烟囱帽。白石的雕刻为了取出连接石块的铁扒钉而被砸开，参天的好树被无情地砍来当柴烧。这处美丽之地实在受了一场旧约式的报复！

后来中国人凭着他们那份拿外国人来遮自家颜面的本事，解释说：降在皇帝身上的惩罚其实根本不是联军所致，而是因为御座不理会大哲学家孟子给他那时代一位诸侯的警告。孟子对那位国君说：「您有一座十里见方的猎苑，百姓就抱怨您奢侈。怀公有一座二十里见方的苑，百姓却都爱戴他、以它为乐。因为您把苑围起来自己一个人享用，怀公却把苑敞开；所以他把苑弄得越可喜，百姓从中得的乐趣越多，也就越爱戴他。」自私实在是满洲后几位皇帝的座右铭。连最高的大臣，除了正式的朝殿之外，也看不到圆明园的别处。一切奢华、一切游乐都只属于皇帝一人与他的宫廷。这位「唯一之人」在泥金的嬉游里把一切痛苦与不快的念头统统关在门外，直到战争那只血手粗暴地打碎了他的梦，抹掉了他的珍藏。

一八六〇年那些黑暗的日子与咸丰的死之后，命途多舛的圆明园被撇下，再也没有重建。这地方对与丈夫一同蒙羞出奔的慈禧太后来说，无疑装满了不愉快的记忆，她再也不愿住在那里了。因此垂帘的头十几年里，朝廷是没有夏宫的。可是等老佛爷觉出自己上了年纪，便想要一处清静的退居。这时她做中国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她尝够了独断之权的甜头，把自己一切统御的本能都满足了，很情愿拿紫禁城那套严格的规矩去换乡居的相对自在。

起初她的打算遭到反对，可是反对从来拦不住她走自己选定的路。她的内帑是空的，但这对一个有她那份决断的女人也不算充分的理由。她把本该给海军的两千四百万两银子挪来造自己的行乐之所，把这难题解决了；而一八九四年中国在日本手下那场屈辱的败仗，很大程度上正因为这笔本该用来加强舰队的钱被挪走了——一位美国作者恰当地把它叫作「一个女人五千万元的一时兴致」。

新宫是赶着她六十大寿建成的。说来也巧，立在她所选那处旧址上的原有建筑，也是为一位皇太后的六十整寿而建的——那位钮祜禄氏是乾隆的生母，一位性情之刚强与她相仿的女人，而且与她自己的母亲同姓。这位最初的钮祜禄氏随她那位著名的儿子（她对他影响极大）南巡到杭州时，看中了那里一处地方，乾隆便起意在北京近旁为她仿造一座。这就是新夏宫的开端，当时叫万寿山。

钮祜禄氏死后，这地方多年无人使用，渐渐失修。同圆明园近旁一切皇家的产业一样，它一八六〇年也在联军手里受了些损。那里只留下几名更夫看守，外国人便翻过断墙进去，在湖上溜冰，或在园子里野餐。

老佛爷决意为自己重建万寿山、并改名颐和园时，把它对外封闭了。如今交一份门票钱人人都可以进。我们走近门口，被一个导游缠上。他说一块钱就把什么都指给我们看、什么都讲给我们听。我们向他保证：我们不要他讲任何东西，我们来过十几回了。他说我们会迷路，把价钱降到六角。我们对他说，路我们比他还熟。他答应五角就来。我们叫他走开。他一阵好意上来，说整个下午给我们当向导只要两角。我们冲他脸上抛出一句比客气话有力得多的中国话。这才总算得了清静——他把注意力转到他那双尖眼在远处瞧见的一群游客身上去了。

慈禧凭着她一贯的艺术直觉，把那片可爱的湖、那座小小的铜亭与「万佛之庙」都照乾隆时的样子留着。山后的废墟也未曾动过。这些遗迹在建筑上虽有可怪之处，除了一座秀丽的绿金二色的塔之外，于游人并无特别的意趣；可是日子一久，它们倒变得入画了，并给这片含笑的园囿添上了那一点必要的凝重，把它的韵味衬得更足。

新的居住宫室聚在湖的东北端，像一座小城，因为太后对旧址有不愉快的关联。离大门最近的是朝殿——这是通例的布置，好让为公事来的官员不必经过私室。过了这座殿，一条曲径通到水边与皇帝自己的居所。其中一座是两层的，正对着一片湖上的景致——那景致连一位君主也算有福气才看得到。

太后的住处在更里面，也直对着湖，另有一处专用的码头，栏杆卷成浪花、盘成蟠龙。这些房舍同一切中国的宫殿一样，是一进进带廊的殿宇，以敞廊相连，围着宽阔的庭院。这里有两株被修剪成异形的树，几百年来就有名。它们若听任自己的天性去长，最终会失掉这被强加了那么久的形状，可是轮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会变，因为叶子起初只会朝阻力最小的方向舒展——也就是说，仍在剪子与修枝刀当初定下的界限之内。中国的社会也被成规这样修剪、这样夹弯捆缚，正如这样的树。如今旧传统正被拆掉，这座社会的架子还能把它从前的匀称保持多久呢？真叫人忍不住要发一通议论。

这些房子如今都锁着、并照中国的样子用交叉的纸条封着。不过我们可以隔着大块的玻璃窗望进御寝之内，看见雕木的隔断与那张床——床砌在凹间里，挂着黄缎的帐子，用绣带挽起。上面空着的架子上从前摆着一批钟表。那是太后的癖好。她驻跸时，一次能让多至十五只钟同时走着。

太后偶尔为各使馆的男女宾客办一场园游会。「这种园游会，」卡尔女士在她那本引人入胜的书里说，「女宾占两天，男宾不在同时接待。……女宾到齐后，大家自外务部（离宫的正门只有几百码）步行到宫门，进去以后到朝殿右边一座亭子里，按觐见的次序排好队。廊子与那片大白石平台上张着帐幕似的丝质凉棚，那一天还铺着红地毯——后者是迁就外国人的趣味。……一列双行的公主由大公主领着走下朝殿的台阶，在白石平台上迎接女宾。公主们随即转身，领她们进朝殿。进殿后她们分开，如画地分立在御座台的两旁。在幽暗之中，太后坐在本朝的宝座上，皇帝在她左边。太后面前立着公案，蒙着及地的明黄案衣，……上面堆着果与花的锥塔，很是鲜艳。女宾进殿时行三鞠躬；正式的引见完毕后，太后自台上走下来。有人搬来她一张黄缎的椅子，她便在朝殿右侧坐下。随后太后把众女宾一总引见给年轻的皇后与大公主，又传了茶；宾客围着太后的椅子站着，她（自然是隔着通事）随意地同每一位说几句话。茶毕，女宾由太监引着、公主们陪着，穿过戏台的院子，过年轻皇后的宫，穿过太后的院子，到御座之殿用午膳。午膳由各位公主作主人；膳后女宾到俯临湖面的白石台上去，年轻的皇后与皇帝的次妃在那里迎候她们——因为款待外国女宾时，她们同太后自己一样，是从不在席上的。……那天太后的画舫没有领着宫里的船队。有三条大画舫，每条那种笨重的家伙都有一间大舱，舱里有一个铺着黄缎的座位是留给太后的；她虽从不用它，别人也决不许坐。我们被摇过湖去，先到那座岛上看了宫与近旁的小庙，然后到石舫。下层甲板看湖的景致最好，那里备了茶点、糖果与水果。游湖完毕，女宾向两宫辞行，离开宫苑回外务部，在那里坐自己的轿与车回北京。」

私室附近有一座好看的戏台，难得的是有三层。「它离地约十二英尺，主台与御座的包厢齐平。台下有一层地下室，存放演戏用的那几件布景与几样简单的机关。像希腊的戏台一样，这座台三面敞开，演员出来念白，自台左上、自台右下，都穿帘而过。……通往第二层、第三层台的梯子在幕后。这两层上台用来演场面戏与活人画，演的人排成金字塔形念台词。王公贵族被召进宫看戏时，坐在与御座包厢成直角的那些包厢里。包厢里没有椅子；坐的人盘腿坐在地上，因为臣下在君主面前是不能坐椅子的。一架十二英尺高的彩绘绢屏自王公所坐最末一间包厢一直拉到台边，使包厢里的人把台看得清清楚楚，却挡住他们望见皇太后与她的女眷看戏的那个御座包厢。」

颐和园的建筑没有一处比得上紫禁城里的。可是它们在气派上所失的，在不拘形迹上补了回来。而房舍在空阔上所欠的，则以在庭院上加盖蜜色的席棚来弥补，于是庭院变成了清凉的户外起居室，像西班牙的天井一样。

新夏宫最了不起的一点，自然是它的地势。高处与天然的起伏都被尽量用作宫殿与庙宇的基址，园地则以中国造园家所能有的全副本事布置出来。一道画着四围景致的长廊，顺着湖北岸那道白石长台而行。间隔着的亭子打破了线条的单调，或者标出岸线的曲折。码头与漂亮的牌楼也给这道长台添了变化，台的守卫是两尊著名的铜狮。这两尊铜狮（在自太后住处去石舫的路上，正对着那座装饰的牌坊）不但是艺术品，在史迹上也有意趣。传说它们是三国（公元二二一年至二六五年）三位君主之一的孙权所铸，他在南京与汉阳称王；据说这两尊狮子就立在他汉阳的宫里。乾隆把它们运到颐和园来。它们来历之古自然是夸张了。可是今天，凭着金银合金之富所生的那一层华美的「五色」包浆，它们有着岁月之美。据说满洲皇室新近回绝了北京古玩行会出二百万元买它们的提议。

我们顺着长廊走，右手边可以瞥见总管太监李莲英的住处与女官的房舍；往左隔湖望去，则可透过树看见乾隆的铜牛卧在那片算作沙滩的空地上，再远处是十七孔的白石桥，通往一座绿意葱茏、安详地浮在碧水之上的小岛。岛上那座小庙仿佛就是它所立的天然岩石的一部分。它奉的是中国最著名的那条龙。更往西，我们看见那座形状奇特的玉带桥——它那单孔高三十英尺，高得足以让从前的御舟不落桅就过得去——而正前方，就是那座顶上有庙的山。

园中凡可能之处都种着花，几乎一年到头次第开放，各应其时。春天带来开花的果树——那些娇嫩的粉扑般的花瓣——在这东方之国被人驯养、抚爱了那么久，以致照中国人的说法，它们有了魂，并且要像被爱的女人一样，靠把自己变得更美来向人表达感激。接着是丁香，那安神而提神的香气。然后是「花山」上的牡丹——一片繁花，颜色调和得精美，香气清淡而易散。再后，夏天的丰饶把一切一齐送来：荷花散着放肆的甜香撩人的感官，夹竹桃粉得像涂了脂的唇，石榴红得像鲜艳的伤口。最后，随着秋天的凉爽，紫菀填满花畦，菊花像一群盛装的使臣，把园子变成一片荣耀的火焰。

爬到那座「万佛之庙」去，须有胆气也须有脚力。可是我们被那些屋顶的一角催着往上走——那些屋顶每一条翘起的线条都在向天讲着另一个更奇幻的时代的故事。论颜色，这些建筑并不比论形状逊色，因为彩琉璃瓦用得极好。半路上我们在乾隆的铜亭歇脚，那是一八六〇年火里少数幸存的建筑之一，因为柱、梁、瓦与檐饰全是金属铸的；据说是耶稣会士铸的。乾隆自作的一首爱诗，就颂着昆明湖的景致。

我们在这里被那位一心要当向导的人赶着追上来的游客追上了。那位密苏里来的姑娘立刻问这座铜亭能不能买。她说这可见中国人何等有艺术天分，又觉得它摆在家里的园子里一定挺可爱。她父亲以为不行——毁得太厉害了。新的东西更好看。随后她大谈那片景致。她听说乾隆喜欢它——这就是停下来歇歇的极好理由。

可是那位教授断言上头那座庙的景致好得多。爬到顶上要沿着石洞的廊子曲折地走好一程，那姑娘说但凡文明国家都会坚持装一部电梯。那位教授本是个稳重而容易气喘的人，这时却为我们俯瞰的这片可爱的景色激动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里的一段描写——一片仙境，有形状古雅的水榭、柔和的粉墙、虹彩的屋顶、髹漆的柱子、白石的拱门与驼背的桥，衬着那些山作背景，山的轮廓那样多变，颜色变幻不定，那样柔和、那样温润、那样美。我亲爱的，自然与人工到处交融，简直分不清哪里是这个的尽头、哪里是那个的开头。」他颇以学者自许，很乐意在那座「万佛之庙」里东翻西看——那庙「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用黄琉璃瓦砌成，每一片瓦上都是一个坐佛的龛」。「那差不多是芝加哥牙科诊所的数目，」那姑娘说。

可是教授不肯被她那些大不敬的比方扰了兴致。他找到一方刻着诗的石板，非要翻译不可；从向导的笑容看，多半译错了。不管怎样，那是一首好诗：

台阶上影子密密地爬上来，

白叫童儿把它们都扫开。

落日刚把这一队聚拢的驱散，

谁知那月亮又把它们摆了出来。

他向我们保证这是一个女人写的，是某位皇帝的宠妃。「你们想象得出她么？她的头发是雷云的颜色，神秘地梳成一绺绺、一卷卷，有椭圆的弯、有盘旋的曲。珐琅的凤钗把这些别住，也装点着额前与耳上那一段。她的眉像柳叶，形如新月；她的眼清如秋水，黑白分明。金耳环把她的脸拉长成一朵莲花苞的样子。而她的衣裳配得上那副像嫩竹一般柔韧的身段。她穿一件丝的上衣，绣着一块圆「补子」标着她的品级；裙子是绿的，在她脚边碎成窸窣的波浪。系衣裳的纽子是纯玉的，手上戴着嵌八宝的戒指。」

「好个姑娘！」那位父亲心不在焉地说，一面在一张纸片上潦草地算着数。末了他说：「女儿，我真希望这地方的电灯是我们公司包的。我算了算，在山后头弄一座利落的小发电厂，可比他们湖边那个小玩意儿强得多。而且要是太后的下人跟我们旅馆里那些一样毛手毛脚，换碎灯泡这一项也准有得赚。」

于是我们又都爬下来，膝盖都有点发软。那姑娘背靠着山下的墙，寻思这一趟究竟值不值，因为纽约有高两倍的楼。「是的，太太，」她对我说，「高两倍，而且有电梯送你上下。这会儿我看这儿是弄不到冰水了！」

冰水是没有，不过我们说石舫上有温吞的柠檬水，于是大家走过去，发现那是「一件稀奇物，却不是一件美的东西」——颐和园里唯一叫人扫兴的所在！正如某位机敏的人所说：「中国想要一支海军，到手的却是一条石头船，上面还有一间难看的木舱，漆得像石头，游客在那里买热啤酒或者『汽水』。」我们在那里与同伴分手：那位父亲仍对着一杯矿泉水算着数——「是的，太太，我戒酒了，戒了两年了，做事有效率」；那位教授反刍着导游书上的事实；那姑娘则嚷道：「要不是我生在上帝自己的国度，我倒真会考虑当中国的皇后、住这座宫。这真是浪漫极了；要是再有暖气和电梯，我看这些景致就妙了。」

我们在这里离开这一行人，去看耶律楚材的墓，费了不少事才在宫墙外找到——因为至今除了一位日本学者之外，没有游客愿意来找它。宫里的电灯房被极不成体统地装在正对着墓的一所房子里，要向这位中国最伟大的开国之才的遗骸致敬，非得穿过一间堆满破旧生锈机器的屋子不可。他是辽的宗室，生于一一九〇年，先事金，后事成吉思汗。史书记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做过撒马尔罕的长官，为蒙古人编过历，写过一部鞑靼王朝的史，是中国纸币的创始者，而且大公无私到劝皇帝给孔子的后裔世袭衍圣公之封。实在说，一位与他同时的中国人说「他以罕有的无私著称」，他一切的操劳与辛苦都只为主上的利益与荣光，无论那主上是金人还是蒙古人。这是鲍尔杰的话。

北京被成吉思汗攻取时，他正管着这座城，后来在征服者那里得了差使——他们对他必是有信心的，因为一二二四年他随成吉思汗去征印度。在喀拉塔格，这支远征军遇见一只东西，「形状像鹿，头却像马，额上一只角，身上是绿毛」。这东西会说话，它对卫士说：「你们主上该回自己的地方去了。」成吉思汗被这句话搅得不安，去问耶律楚材，他答道：「此兽名角端，能通四方之语。它出现是个兆头，说眼下不必再流血了。大军在西方征战已经四年。上天厌恶流血，藉角端示警。为天故，请饶了这个国家。节制会带来无穷的快乐。」成吉思汗听了这位大臣的劝告——这位大臣不但以才具、也以他的仪表而为一时之杰。他身长八尺，长髯及膝，声如洪钟，形貌高出同侪。他心地明智，谋划周密；照史书所载，他做过的事里少有让他有理由后悔的。有多少人葬在远比他那座小蝙蝠出没、屋顶剥落的小屋里的土丘更堂皇的坟里，我们能这样说他么？

自颐和园再往前不远，同一天顺路便可去看，是玉泉山那片可爱的园子，有一条渠与乾隆的湖相通。如今水路已封，游人只得走陆路，过那座两边都盖着房子的桥。路上很值得在一座庙前停一停，那庙的门口由两只可畏的石兽守着。它们不是常见的狮子，而是长翅膀的怪物，中国人叫「犼」，即「百兽之王」，能走也能飞，对一切生灵都有威权。它们那不属人间的一声呼唤，连虎也得听命，同它们那些更弱的同类一样匆匆奔赴必死之地；因为这些嗜血的怪物见什么吃什么，用额上的角把猎物开膛，吸它的血。这样的饕餮惊动了上天，上帝便下令把它们的眼睛朝天，好保住那些畜类的性命。

这一对格外精美的犼守着功德寺，那是蒙古一朝帖睦尔皇帝所创。史册里记着他与他的后人「屡至此，不独礼佛，且宴游、更衣」，又自庙前从前立着的三座楼上赏池里的鱼与花——如今那里是稻田了。明朝的皇帝也惯在这一带「阅农」。嘉靖皇帝的一次临幸，对这座丛林却是不祥。他有一回到近旁他前朝的景泰的坟上去，地方官为御驾通行把庙后金山口的隘道拓宽了。而照星命家的说法，这道隘口象征一只白虎的口。它一被拓宽，虎口便张得大得能吞下这座庙——是极坏的兆头。何况皇帝谒陵之后在隘口停下时，被守着庙门的一尊天王的骇人相貌吓了一跳。他恼自己受了惊，便借口庙宇的尺寸不合规制，把庙封了，把僧人下狱问罪。

这庙直到一七七〇年才由乾隆修复，他赐了田产，把它改成一座喇嘛庙。在他那时候，它以曾经收藏过一只神异的木球而出名。这球本属于一位叫般安的名僧，他在唐朝公元八七〇年住在功德寺这个地方。这球会自己走动，主人便派它去办各样差事。譬如它惯于跑遍近旁的村子，替庙里化缘。它会跑去叫仆人、通报客人来了，遇见要紧的客人还在人家面前一上一下地跳，像在「叩头」。有一回失火，它自己跳进一口池子里，被捞上来时毫发无损。这样的本事使这球大受敬奉。可是乾隆虽提到它在他那时还在，却对归于它的那些灵异表示怀疑，同时也说它确实证明了般安不朽的名声。这座庙如今已成废墟，球也不见了，何时何地不见的谁也说不上；不过剩下的喇嘛们知道、也印证这个在中国民间传说里独一无二的故事。「如今我们什么也不剩了，」他们说，「只剩一口旧铜钟，和一方记着乾隆临幸、由他亲笔题写的美丽白石碑。」也许那只神异的球有一天会自己跑回老家，再去化缘来修庙。不过它若不快些回来，只怕就没有什么可修的了。

自这座神球之庙到玉泉山的大门只有几百码。看一眼山顶那些古塔，人就明白：颐和园连同它更早的渊源，同玉泉山比起来都是昨天的事。这座小园子——「静明园」——事实上已做了北方统治者的游乐之地七百年。也许更久。就我们所知，最初的园地与建筑是金朝的章宗在明昌年间（一一九三年至一二〇八年）规划的。继他那一朝而起的蒙古人把它保持下来；明朝加以改良；满洲的康熙皇帝在这里建了庙与塔——一座奉佛，一座奉泉神，另几座奉着已被遗忘的神。最可爱的一座是整块白石的，自地上升起来像一朵白百合。它令人想起黄寺的那座覆钵塔。基座雕成海浪的样子，整座塔七层而体态轻盈，立在一朵巨大的莲花上，花瓣上又雕着各样美丽的花纹。

更惹眼的是最高的山顶上那座塔——玉峰塔，也是康熙所建；而照中国人的品味，西坡废墟近旁那座绿金二色琉璃瓦的小塔更美。

这些并不像乍看那样是宫殿，因为这片圈地里并没有住人的房舍。在中国帝王奢华的黄金时代，其中有几处是用作虎圈、狗舍与鹰房的。勇武的猎手全副披挂去行猎时，往往自这里出发；那些大兽也在这里等着被放进近旁的猎苑去。

除了这些如今被火燎过的旧日盛世的遗迹之外，玉泉山还有一泓小湖与许多美树；不过它最大的荣光仍是那眼自山坡岩石里涌出的、清澈闪亮的泉。泉上的洞口缀着芬芳的紫藤花，洞里满是造像。我们流连着赏玩一尊可爱的女神像：一只白石的脚垂着，另一只搁在对面的膝上露出脚底，脸几乎转过去越过左肩，下巴微扬，唇边开着一丝含讥的笑。我们又在乾隆那方题着「天下第一泉」的碑前驻足，然后爬到上头的歇脚亭里去看整片景致。

这真是一眼玉泉，绿得那样深，掠过水面的影子那样柔和；夏日里风在水上拂弄，就像旧日的乐工拂弄三弦。塔投下它们尖尖的影子；那些顶像中国笔架的小山，俯身对着自己的倒影微笑。一条尖头的、像维京船似的旧画舫懒懒地穿过水草，船尾一位中国诗人正写着颂赞的字，笔势流畅得像湖上的涟漪。上头祠宇檐角的风铃，只要有「够吹动三根头发」的风就絮絮不休。我们多想、多想听懂它们的絮语，想知道它们讲的是些什么——讲那些曾经拥有这块好玉雕、并自万寿山乘画舫来赏玩它的帝后，讲那些把它比作自己从未见过的绿海、或者比作神话生灵明亮的眼睛的宫廷诗人——讲那一千样今日的诗人没有工夫去想的事。

我们正出神时，两个中国小男孩顺着小路跑上来。一个绊倒了，跌得鼻子出血。他哇哇大哭，把眼泪抹在满脸的狼藉里。我们表了同情，又给了一枚钱，他立刻好了，转身去追另一个男孩，一头撞在那位正悠然上来、要到歇脚亭里把他的诗作完的中国先生身上。

彼此见过礼之后，我们问起他写的东西，赞他那几个又大又劲的字。

「不是诗，」他答道，「不过是想把『玉玺』的旧传说写下来。您留意到泉上乾隆的题字了么？这传说正解释那几个字是怎么来的。」

「请把这故事讲给我们听。」

「是这样：很久以前、在已被遗忘的年代里，做这方玺的那块原玉是楚国一个乡下人偶然发现的。这位乡下人深信这块石头有神异，便竭尽所能要让他的国君知道。他因为执拗被两次逐出宫去，第二次还被砍掉了双腿，免得他再进宫。可他终究还是让国君信了。」那石头经琢磨后碎成三块，美得出奇，一块做了御玺，一块做了「天师」——道教宗师——的印，第三块做了孔子的砚。

那方御玺显出它的神异，是在乾隆把它抛进长江去镇一场风浪的时候——可是这件历代的宝物也就此丢了。许多年后，有一天乾隆坐着看「玉泉山的龙口」流水，忽然惊讶地看见水流把这件宝贝吐了上来。他于是感激地立下「天下第一泉」那方题字。「外国人听了这故事，只怕要以为荒唐罢？」

「不，老先生，这故事在我们心里。」

于是我们与这位朋友道别，他开始爬我们刚下来的那条嶙峋的石径。在一个东方人是很少肯这样费力的，可他解释说：他那本中国导游书把玉泉山列为北京八景之首，所以非爬不可。除了自最高那座塔上，游人无处能俯瞰颐和园的全貌；也无处能这样领会它的布局，看清那片湖的形状——像一只青绿的孔雀抖着它镀了日光的羽毛——看清那些桥与宫殿的位置；同时还能望见稻田那安详的棋盘、西山的全景、美丽的碧云寺与它一众姊妹寺，以及皇家猎苑那些闪亮的绿瓦。

注：《自俄国圣彼得堡至亚洲各地游记》，格拉斯哥，一七六三年。

注：阿美士德勋爵终究没有见到圆明园的盛况。他不肯走过海淀村，因为中国人坚持要他像荷兰使臣那样向皇帝叩头，他便失掉了觐见天子的机会。

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里，一名巡哨的卫兵忽然留意到湖里有东西闪光。他就在那发光的地方往下挖，掘出一只大蚌，里面有两颗连在一处、形如葫芦的珠子。这珠子被献给康熙皇帝，他说这必是上天特地降下来护佑他的，便把它们做了帽顶的珠子戴着。如今它们归退位的宣统皇帝所有，他至今还戴着。（见阿灵顿在《新中国评论》一九二一年所作的札记。）

注：见哈丽特·门罗《在契丹》。

注：随一八六〇年联军到北京的沃尔斯利上校说，因为这两只狮子「是铜的颜色，外国人谁也没费事去弄清它们是什么金属铸的，只当是中国极常见的铜饰所用的那种寻常合金」。几个月后在上海，一个中国人问一位住在那里的英国人：联军把圆明园门口那两只金狮子运走了没有？问起那两只狮子时，他把它们描述得很准确，说它们漆成了铜的颜色。见沃尔斯利上校《一八六〇年对华战争纪事》。

注：从前朝廷惯在这道台上观看小帆船之间的水战，船上还有小铜炮。

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建筑与喷泉都没有用雕像来装点；北京所有的宫殿里都显然没有雕像。这出于中国人的一种忌讳。半身像尤其被认为不吉。光绪皇帝的头像不顾成例出现在藏币上时，迷信的反对者便把他后来的种种不幸归咎于这一创举。同一班人在袁世凯准许自己的像出现在银元上时，也预言了他的垮台。

注：有人说这场毁灭是乾隆部分盗用十三陵的报应——他曾取十三陵的材料去装点圆明园。

注：《中国，长寿的帝国》，西德莫尔著。

有两柄玉与金的如意、一套完整的御服、几枚戒指、珍珠项链、漆器与瓷器被抢出来，作为纪念送给了拿破仑三世。

注：照中国人的想法，这是一桩须特别馈赠与加荣的大事。

注：关于六十年代北京生活的一段动人的描述，见米特福德（雷德斯代尔勋爵）的《北京使馆随员》。

注：《我在慈禧太后身边》，凯瑟琳·卡尔著。

注：这个名字出自汉朝，当时是给西安府附近一个湖起的——西安府是那时的京城，在陕西省；汉武帝曾在那湖上操演一支战船的舰队，练水兵以图征服天下。颐和园这片周四英里的湖，是中国内陆水面上第一片浮过武装轮船的——拳乱前一年，皇太后下令造了一队模型船。这片湖是明朝一四七六年开始开凿的。

注：中国的著者说这是北京城内外曾有过的万座塔中最可爱的一座。

注：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的水比重小于中国任何别的水，只有雪水除外。（《北京寺庙游览记》，载《北京政闻报》，一九二一年。）

注：「犼」据说是凶猛的蒙古狼与有翅膀的虎的杂种。活的自然罕见，照真身大小雕成石像的也不多。不过「犼」的小像——它是白羊宫中某一星座的表征——见于中国屋脊上那一列小兽之中，有时也被塑作佛座的承托者。

注：这方玺至今仍归满洲皇室所有。

注：照中国人的品味，其余七景是：宫苑诸湖上的金鳌玉蝀桥；北海里被春雾笼着的白塔；满月时的卢沟桥，即卢沟晓月；落日照上西山、把它们染成花的颜色时西山的全景；朝阳门外一英里处立着石碑的金台；以及南口那些翠色的山岩。

十四西山诸寺

我们只消顺着玉泉山以外那条路走下去，就到了西山脚下；那些山坡富于史迹，也满是钟声。中国人向来爱这些山——山峰或被日头镀金，或被雪染银，是那座「建造之时锤子、斧子与任何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的永恒之殿上无瑕的装饰。

十五世纪时，一股新的信仰的潮水漫过这片土地，兴起了一个营造寺庙的新纪元——它可与横扫欧洲的那一大波造教堂之风相比，时间上也正相合——明朝的皇帝乐于尊崇踞在这些高处的神明。凡不是他们新建的，便是把唐、元诸朝所造的加以修葺、装点与扩充；几乎每一座要紧的祠宇都立在另一座的旧址上，把我们带回几百年前去。因此这些丛林大半的年代都难以判定，其中往往只剩一段墙或一角屋顶还叫人记得起创建者。修庙的人总是照着旧日中国建筑师逐渐演成的原样去修——那些人的名字我们连知也不知道。「出钱的施主、梦见奠基的僧人，我们有时还听得到；真正动手做这件事的人，却从来听不到。」

中国的庙宇通常比别的建筑大，因为要容更多的人。「它们比别的建筑更加装点，因为它们比较不受暴力之害，又是奉献虔心的合宜对象；但它们从来不是照什么另立的、神秘的、宗教专用的式样造的，而是照人人熟悉的通行样式造的。」我们所见的是常见的一进进自北而南的方院，主殿在正中，次要的房子在两旁。一对石狮守着门口，两旁立着高高的木杆，节日里挂幡挂灯。门道有顶，成为一间前厅，里面有护法的神像；再往里供着佛家的弥赛亚，塑成一个笑容可掬的胖中国人，或者供着关帝，塑成一位披甲的、汉朝装束的武将。穿过前厅，我们看见头一进院子两旁各有一座方亭，里面是一口铜钟与一面木鼓；正前方是庙的正殿，即「大雄宝殿」，供的是历史上的佛陀释迦牟尼。在殿内莲座上那一组庄严的三尊像里，他几乎总是居中的一尊。

正院之后往往还有一进幽静的院子，是奉慈悲之神观音的，中国的女眷在那里献供。这里的厢房中存着历代住持与僧人的画像与遗物。较大的庙里，两侧的廊庑是两层的，庙中的珍藏存在楼上。有时还有别的佛堂、一所佛学的书院、或许一座藏经楼，也许有假山园子，或者一泓养着鲤鱼、上架一座如画石桥的古池。一道外墙把整个圈起来，圈内还包着一段山坡，足以另辟地方安顿寺中高一等的尊长，安顿厨房与马厩、存果存粮的仓房，以及供人赏景的敞亭。许多庙附有叫作「行宫」的御用行馆，而每一座都有「客堂」，招待生客与过路的香客。在这个别业稀少、客店又差的国度里，本地的士绅便在庙里度假；而僧人也像中古的欧洲一样，惯于接待并留宿一切来客，外国人也在内。实在说，行客所施的「茶资」是他们主要的进项之一。

那些环游世界的人若知道这些山中寺院生活的妙处——这些山在北京城外十英里处拔起，像罗马城外的阿尔班山那样突兀——他们就不会被到山里去的一点小难处与不便吓住了。这些琐屑同那十几幅美丽的图画、同关于人间众生相的、启人心智的记忆、同那些日后会撩动想象的因缘比起来，是不足道的。空气的清新、树荫的柔和、诵经之声的音乐、日光的灿烂，以及俯瞰山与原野的壮阔景致——凡此种种，都是自二十世纪的愁烦里得来的、抚慰人的救赎。在这里，就像无线电报未有之前的船上一样，人有工夫去想、去做梦，去医治自己那被地下铁道与设着一切「时新之便」的大旅舍闹出来的、不得安宁的心病。

自然，照我们所指的路走的人里，也有人会因许多庙的肮脏、贫穷与破败而吃一惊、生出失望；正如莱斯利·斯蒂芬论约翰生博士那些粗直的话时所说：「对任何非经辩护便不能欣赏它们的人，辩护是全然无用的。」另一些人却会庆幸：时光已把它们鲜明的敷彩磨淡，与四围的山相调和；并且觉得这样的圣地本该被往昔的尘土罩着才更相宜。可是我们越常去这些剥落的祠宇，就越学会爱它们。我们越研究它们的掌故，它们就越动人。

住在北京的人按季租下自己中意的庙，为的是在这古雅的佛门界内，享受一种如画而亲切的、野营与乡居合一的生活。譬如在卧佛寺，青年会就有一处城外的会所。这是西山最古的丛林之一，起自唐朝，同别的名寺一样，也有一通乾隆皇帝题字的石碑。一条老柏参天的好甬道——在这个木材如此稀少的国度里格外可贵——通往入口那座绿黄琉璃瓦的牌楼，漂亮得不下于国子监那座备受称道的牌楼。我们自它下面走过，穿过几进洒满阳光的院子，到了著名的卧佛的殿上。这样的佛像在七、八、九三个世纪里于佛教各族中间很常见；这位可爱者安卧之像的塑造者多半是归教的鞑靼人，在中国各处至今还留着不少。实在说，正是蒙古人用如今这尊五十英尺长的像，替下了此处原先那尊木像。

这尊像面容安详无欲、双目闭合——是无梦之眠一个动人的化身——通身穿着礼服。只有脚是裸的。虔诚的人带鞋来献，或大或小，按各人的力量或用丝或用纸，放在坛上。为什么呢？这里头可有一点复活的意思？僧人不知道——或者知道而不肯说；于是我们只好对着这些奇特而动人的信心的见证去猜——那信心美化并慰藉着「行道」的人。混在甜腻沉重的香气、钟声与低沉诵经声里的，是山坡上教民尖细的嗓子吹奏出的基督教赞美诗。可是那支略走了调的《金色的耶路撒冷》，似乎没有力量搅醒佛的睡眠。或者他听见了，可他不是一位善妒的神，并不介意这番打扰。

往西隔一道谷，是碧云寺，即「碧色云的丛林」，是西山最美的庙，也是中国最美的庙之一。这里可以看出佛门僧人择地建祠是何等用心，好让自然之美来衬托宗教建筑家的手笔！自那条可爱的谷口望上去，那座压住全局的白石塔便现出来，像一座纪念碑的幽灵或梦影；在清澈的空气里，它近得骗人。可我们爬了两英里的石路，才走到守在门前的、由巨大的天王把着的外山门——那些木胎与泥塑彩绘的巨像，臂与腿的筋肉像亚述雕刻里英雄的肢体，头几乎顶着屋顶。人不由得想起《大品》里所记他们现身的故事：「一个美好的夜里，四大天王进入圣林，光明充满了那个地方；他们恭敬地礼拜了世尊，便站在四方，如同四支大火炬。」

我们走进最外一进院子，只见房子都在朽坏。弥勒——那位我们已见过许多回的笑口佛——的亭子屋顶已经塌在他身上，任风雨把他的金剥落。可他仍旧笑着，人们羡慕他，因为他的肚子永远是饱的。中国人对幸福的想头就是如此；在我们指摘这套哲学彻头彻尾的唯物之前，不妨停一停，想想这片人满为患的土地上，千百万人与饿死之间只隔着几文钱。正如濮兰德所说：「中国人因敬祖与儒教而生的那份不顾一切的生育，使他们长年处在一种为食而争的境地，世上别处无与伦比。那么，这场争斗把这个民族的魂逼进最初级的唯物、只顾着造人与养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座配殿里几幅奇特的泥塑壁画，画着天堂之乐与地狱之刑。天堂是佛家那段华丽描述的一个苍白的摹本：「西方十万亿土之外有一片地叫极乐世界，是阿弥陀的居所，那里没有一个生灵知道忧愁，也没有饥、渴与赤身。极乐世界里没有死，没有痛，也没有冬天。那里的花永不凋，果永不落；人若尝过那果子，哪怕只一次，便再也不觉渴、不觉饿。住在那里的有福者用极小极小的钵吃饭，可无论吃多少，钵里的饭总不见少，直到吃的人不想再吃为止。他们用极小极小的杯喂酒，可无论谁喝得多猛，也没有人能把一只杯喝干，直到那份醺然的快意上了身。……闪着微光的门户围着这地方，有七重栏楯、七重宝树、四围有七个金沙的池。街道是银、珠与水晶合成的。每日六时、每夜六时有花雨落下；每天早上有福者把花兜在衣襟里，唱着赞歌献给千万诸佛。……连极乐世界里的鸟也不像人间所见的：白鹤、金孔雀，还有羽毛比日光还艳的紫鹦鹉。这些生灵永远齐声诵经，因为它们没有原罪。」

地狱的画面叫我们打寒噤——它以东方式的粗直与残酷，画出人的归宿那最终、最庄严的一桩事：末日的审判。这里有一个魔样的形象在用秤称魂。那边是狞笑的鬼用铁链把受罚的人拖向火炉。到处都是死者——僧人、贵人与农夫——在同等的定命之下战栗。我们很高兴时光正在报复那些行刑的恶鬼，把斧子自他们嗜血的手里拽开、把矛自他们手里掉落。不过这些民间信仰的表现听任其坍毁，终究可惜。

然而碧云寺同许多别处相比并不算穷庙，也不很古。它不过是元朝创建的。明朝时，一位著名的太监于经——正德皇帝的宠幸——把这座丛林装点了一番；他是靠着精明的手腕收税起的家。到下一位君主手里，他为搜刮百姓而抵罪，被下狱，凄惨地死在狱里；此后另有富有的施主把他所选的这座祠宇修葺扩充。

里面几进院子还保存得好。其中有许多值得一记的东西——几只精美的石狮，一座漂亮的楼里的大鼓，还有一座五百罗汉堂，是照杭州那一座仿造的，一排排比真人还大的罗汉端坐着。看过这些之后，很值得拐过去看看乾隆所建的黄瓦行宫，以及那座有高台俯瞰硫磺泉的迷人的园子。这一处是僧人堆山、覆土、栽种出来的，此后便由自然独自去把它收拾完；自然经几百年的经营，已经胜过了凡人园丁的梦想——她用苔藓把岩面变柔，用蕨把泉遮住，又把树扭成奇形。

自那里我们往那座塔去，它是这庙最大的荣光，立在一层层白石台上高耸于我们之上。中国人称它为「完美的纪念之作」。据碑所记，它是乾隆一七四八年添建的，与五塔寺一样是「金刚宝座」的摹本。

透过一座雅致的牌坊望去，这件白色的珍宝嵌在杉林里，很是好看。一道道台阶通往那座离地八十英尺的塔。七座顶上加铜的白石塔又更高。塔上的雕刻同黄寺那座一样，带着不容错认的印度影响的痕迹。它们刻的是国王与武士、男神与女神，仿佛在等着一位诗人，在另一部《摩诃婆罗多》或《罗摩衍那》里唱出他们的爱与战、圣洁与复仇的史诗。我们在一尊坐在三重白石莲花上的女像前流连。这必是一尊观音——那位「循声而视其上者」。「风暴与仇恨在她的名号前退去。火因她的名号而熄。魔在她名号的声音里消散。凭她的名号，人可以如日轮一般稳立于天。」经上是这样说的。

这些供在白石座上、安享永恒之宁的神明，实在有福：在如诗的四月天里做着梦——那时野桃花在灰岩上柔和地映着；在昏昏的夏日里做着梦——那时山坡上每一处剥落的废墟都像园子一样绽出新叶；在秋日五彩缤纷的日子里做着梦——那时树木换上橙与金的鲜衣，像盛装的宫中仕女。

下面，朝山的那一面，是太监的坟地。越过松顶，我们瞥见那些坟立在一层厚褐色皮毛般的落针上，细苔在上面慢慢慢慢地长，地衣在座上铺着一点点死了的银、一片片死了的金。

于经在这里给自己定了坟，却从没有用上，因为他名声扫地、死在狱中。臭名昭著的总管太监魏忠贤——「至今仍为中国百姓所唾骂」——也在这里备了一座大得如同帝陵的坟，花了一百万两银子。「魏忠贤的生平，把中国帝王治术那幅织锦的背面翻了出来。」当日那位懦弱的天启皇帝不理会那些有胆气的御史再三的警告、不肯不许太监干预政事，一味埋头于他做木匠的癖好，任魏忠贤揽权到实际上独裁的地步；他那些恶行对于终于淹没这一朝的种种灾祸，出力比任何单独一个人都大。魏自宫中逃出，奔山东。「他被褫职、被所有的党羽抛弃，在孔子墓附近自尽；但奉旨他的尸首后来被支解，头颅在他本籍河间府示众。」他的几个党羽后来偷偷地把他的袍服与官帽葬在碧云寺。

宏丽的碧云寺近旁，有一座小丘上的小庙，那丘叫万花山，即「万花之山」。庙里只有一座殿，供三位女神，都是小儿的特别护佑者。其中一位似乎是眼睛的主保，因为她坛上放着还愿的眼睛。不过那里最稀奇的东西，是一只玻璃匣里的小小的像，穿着黄缎，戴着好看的蓝头饰。僧人解释说那是一个九岁小女孩的干尸。我们凑近去看那还没长开的孩子气的眉眼与温柔的微笑，他便讲起她的故事。将近二百年前，她住在近旁的村子里。还在襁褓时她就爱问那些除了神明谁也答不上来的问题；大些以后，她爱爬到庙里来，当日那位老僧便就着那些谁也不能全懂的事，给她一些美好而虔敬的解说。每天晚上坛前的灯点起来以后，他教她的嘴唇念祷告的话。起初她走开家去时，父母常为她担心，不过他们很快就知道到哪里找她；父亲会来把她抱回去。她在他怀里打盹，梦里还笑着，所以他知道是观音大士在与这个小小的魂做着影子的游戏。可是有一天，父母发现这孩子睡得那样沉，谁也叫不醒了。他们哭着哀恸，直到那位老僧叫他们住声。「为死者哀恸不是慈悲。他们静默的路在泪河之上；做母亲的一哭，那河就涨，魂便过不去，只得来回飘荡。」

他们虽已为她备了殡，那孩子却一连五天躺着，秀美甜净得像活的，他们不忍心把她埋到田下去。这桩奇事的消息传得远远的——传进了宫里，甚至传到乾隆皇帝耳中。他便下令把这小小的身子做成干尸，供在她生前那样爱的庙里。

又有香客来了，僧人请我们容他失陪一会儿，好去照应他们的事。我们让了地方，他们进来——是些穷苦的乡下人，很和气地向我们致意：一位忧心的母亲想为她害病的儿子请一堂经；一位父亲为荒年里被卖到远处去的女儿求神明相助；一位年轻的妻子急着要为她瞎眼的男孩求观音的怜悯。僧人对每个人都柔声细语，替那位父亲烧了几个还愿的小面具，替那位母亲在「明目的娘娘」前放上一对眼睛，又为各人备好经文。这样纯真的祷告每天在破败的庙里不知有多少，多少恐惧与指望、多少卑微的悲苦这样倾诉出来，除了神明再没有人听见！

隔着谷是香山，即「有香气的山」，也就是北边的猎苑，是一片有围墙的林地，起自金朝。皇家的猎场早已不在。后来的满洲皇帝在奢华里养软了，撂下了行猎这桩事。可是在他们一朝强盛的全盛时期，我们在旧日的史册里读到皇帝行猎的记载，随从浩荡、排场极大。我们知道康熙是一位了不起的猎手；彼得大帝的公使伊兹马伊洛夫——就是被请到圆明园去的那一位——曾随皇帝猎鹿、猎雉，甚至猎虎，据说还打死过一只。乾隆也一生保持着对行猎的热衷，正是这一项使他的先人成了那样强悍的人。到嘉庆手里，体魄与精神堕落的过程已经开始；道光虽断断续续地沿着祖宗尚武的习惯来，却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了。

猎苑里有金朝君主一座行宫的废墟（公元一二〇〇年），还有辽朝末一位皇帝的坟。此外还有一座喇嘛庙的遗迹与一座漂亮的牌楼。近来苑的一角设了一所学校与一处疗养院，但这片园地的大部分仍是野的。在这里爬那些柔缓起伏的山、或者在树下做梦，可以消磨极惬意的几个钟头——最好是整天；四围的寂静只被草的簌簌、蝉的歌唱或一道小溪的涓涓打破。

顺着谷往上走一段可爱的路，过了那些废墟、绕过山耸起的肩膀，便到一处太监的行乐之所，叫狮子窝。路很陡，给人一百个歇口气、回头望的借口：望下面那座曾经有名的喇嘛寺的绿黄琉璃瓦大殿——它属于一八六〇年被毁的一组行宫；望那些剥落的敌台，至今仍强烈地令人想起中古的警报；也望乾隆的「小北京」，就是团城。这里有京城城墙的缩本，连城楼也按比例缩小——是给守卫京城的兵练兵的模型。这里有一座黄瓦的亭子，皇帝亲自坐在那里看攻与守；若出了差错，便下令再演一遍。

乾隆是信「有备」的。东边山坡上那些样子古怪的西藏式建筑也是他造的。它们有两重用处：装作坚固的堡垒（其实不是）去吓唬来犯者；又可用来教他的兵攀爬西藏式的房子——那时中国正与西藏用兵。如今山羊在漫过断墙的野草里翻找吃食，太平的农人在「当年壮武之日」武士操演之处的树荫下歇息。

就在这些建筑下面、紧挨颐和园，另有一处太监的行乐之所。它得名宝藏寺，是因为旁边那座好看的小庙（公元一四三九年由一位西藏僧人所建）；那小小的殿里有一块神秘的砖，无论怎样砌进那平整齐好的地面，每次都要松脱出来，不肯与邻砖粘合。僧人解释说，这庙的地方从前是僧人的葬地，那些死去的僧人把砖撬松，好让他们的魂来去无碍。传说说，造这处退居的太监爱慕他所侍奉的那位皇后。自然，成规不许他把那颗痴心里的话告诉她。可是人们倒许他向这位仁慈的主子求一件恩典——求她来一趟。她轻轻地应了，像女人常做的那样。于是他半生都在构想能使她欢喜的房子、擘画供她游赏的园子，想在每一块石头、每一朵花里说出那不能用言语说的话。然后他等着。等一切完工，他已是一个老人了。一个昏昏的夏日，他太累了，等不下去，便睡着了，被安放在山坡上一张柔软的床里，草在他上面支起了一顶小小的绿帐篷。人们把这事告诉皇后，她哭了，因为她本是个心善的人，也曾想让她忠心的仆人高兴。可是这些年她一直忙着——像女人那样忙着些不相干的事；等她终于践了那个诺言，她所看见的只是——他的坟。

狮子窝没有这样富于诗意的因缘，掌故也不多。可是它的庭院与台榭要可爱得多，是照颐和园的样式布置的，还有一道顺着山势通往一座水榭的长廊。日头高高地落在山背后时，下面那片景致像旧日某本中国画册里的一页。平原上毫无阴影，绿盈盈地一直铺展到远处的城。近处的前景里，就在英国使馆避暑馆的废墟之下、一个凸出的土岗上，一个农人和他的骡子正用一张神代的犁耕那石头地，他的妻子用一把比中华帝国还古老的锄帮着。三个都带着一种奇异的认真在劳作，仿佛被「劳动是活命的代价」这个认识无情地驱赶着。

「那个人我们从前在另一个世纪的画里见过。我们在年代更古得多的雕刻上见过他。一模一样。数不清的别的时样都过去了；农人那件蓝布衫与草帽还在。他本人比他的衣裳更老，老得无从相比。他所耕的土地确实把他吞下去过一千次，可每一次它又把生命连同更新的力量还给了他。而对这永远的更新他是知足的；他别无所求。山改换形状，河改换河道，星辰改换天上的位置：他从不改变。然而他虽不改变，却是变的制造者。自他劳作的总和里造出了铁的船、钢的路、石的宫殿；付钱给新大学与新学问、付钱给电报与电灯与连发枪、付钱给科学的机器与商业的机器与外交或战争的机器的，是他的手。他是一切的施与者；而回报给他的，是永远劳作的权利，以及在劳作中得知足的权利。」

在山的另一面、也就是落日的那一面，狮子窝所在之处，我们下到八大处的谷里去——「八大处」之名出自那八座一座低于一座、错落在两山之间一道裂谷里的庙。人真会以为它们是自背后的山坡上滑下来、滑到这些浪漫的位置上的。

最高的一座宝珠洞，即「珠洞之庙」，可观之处在它台上那片宏丽的全景，以及那方漂亮的花岗石碑——碑上照例刻着乾隆的一首诗，由老资格的汉学家与传教士丁韪良译出，他曾把这处退居租了许多年。乾隆在位长久，写过三万多首诗；而他在这里题下这几句时，缪斯给他的灵感断然是最好的一回：

脚下江山收眼底，

如图舒卷在前头；

头上一幕为华盖，

金云缀满不胜收。

这庙得名于一个石洞，从前那是香客爱去的地方。它出名是因为有一位僧人住在这个即便正午也黑的洞里，四十年祷告斋戒，修出了那样的圣名，连康熙也听说了，把他召到京城，赐他紫衣与一方题字：「屋上之鸽亦因之而归正法，泉上花下之鱼亦顺服法音。」

这一组祠宇中最古的是三界寺（公元八世纪）、龙王堂与三山庵，后两座起自宋朝，三山庵据说闹鬼。最漂亮的是灵光寺，即「灵异之光的庙」，是金人一一六二年在一座更古的庙的旧址上所建。明朝照例加以修葺，那是他们为把古来对神明的忠敬之心续着不熄而不断作的努力。他们与这道谷另有一层特别的因缘，因为他们有一位公主翠微葬在灵光寺，上面那座山也因她得名——「翠微山」。她的坟已经不见；那座秀美的白塔——乡间一处惹眼的地标、灵光寺的骄傲——也不见了，是一九〇〇年之后印度兵毁掉的，为的是惩罚僧人窝藏拳民。

山脚下是长安寺，一座明朝的丛林，在史迹上无甚可记，却别有一种如画之致；寺旁一小片葬着历代住持的墓地，是虫鸣的乐师们那间绿叶的音乐厅。一尊佛坐在他的石莲座上，半掩在长草里，就和康熙年间一模一样。他沉思的目光自半闭的眼帘间斜落到那座小小的火车站（黄村）上，脸上带着受了侮辱而不必计较的人的微笑。尘垢与痂皮把他的眉目弄得走了样。我们心里不忍，想把他额上那个小小的、象征性的肉髻上的脏擦掉，一面想起《妙法莲华经》里的古句：

「世尊眉间白毫相中放出一道光。它照遍一百八十万佛土，使那些佛土无不被它的光明照彻，下至大阿鼻地狱，上至有顶。六道中一切众生都现了出来——无一例外。连那些佛土中已入究竟涅槃的诸佛世尊，也都现了出来。」

火车每天两次自近旁驶过，几乎把他自座上震下来；在他像前玩耍的村童至今还惊奇于那条平直的、铺着碎石的怪路，也至今畏惧那些「没有眼睛没有耳朵」的怪物——它们像吐着风暴的龙一样吼，把地震得发抖。西方就这样闯进了佛门的清静。可是佛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惋惜是徒然。所以他微笑着。

秘魔崖，即「鬼崖」，是拳民另一处巢穴，所受的惩罚却轻，它在谷的那一边，离别的丛林稍远。它在构想上也自成一格：与其说像一座庙，不如说像一座旧堡，崖壁上凿出不寻常的洞与石室。它所在的那座山叫卢师山，得名于隋朝（约公元六世纪末）一位著名的僧人卢师。这位僧人在近旁创了一座丛林（后来毁了），在唐、金两朝都有名；不过他常到秘魔崖来。有一天他在那里遇见两个小男孩，殷勤地服侍他。那时正逢大旱，僧人替百姓祈雨，两个孩子说他们来应他的祷告。于是叫他大为惊异的是：他们双双跳进一口井里，化成了龙；天也开了，雨降在焦渴的土地上。

一座小而著名的坛就立在井边，奉的是那两个化龙的孩子；井上垂着柳。早春时柳絮像雪片一样自柳上落下来。在东方，人们把心爱的魂比作柳絮，说它们像柳絮飘在河面上那样飘在地面上，在那里得了滋养，便重新升起，去向天帝叩拜。这个美丽的神话，是民间对在墓前供给亡魂饮食这件事——敬祖之礼中最要紧的一项——的解释。

除了大悲寺与灵光寺近来稍有修复之举外，八大处都或多或少地荒废了。僧人大半连守戒的样子也不做了，对自己那些可爱的祠宇也并不很在意——那些祠宇造得那样早，在英国玫瑰战争正酣时还是华美的。

我们循着自平则门进京的那条路回城。我们的车惊了乡下人和他们驮着菜上市的驴。一串骆驼被喇叭吓着，笨重地让到路边给我们腾地方；我们在显应寺前停下，那是西黄村附近一组破败的房子。它们是北京近郊最著名的尼庵仅存的部分，中间那座高楼很惹眼。明朝时有一位吕尼姑住在这里，是位有见识的、能预言的女人；她曾含泪恳求正统皇帝（即英宗，见第二、七、九章）不要出兵征蒙古——那一仗结果惨极了。皇帝不理她的警告，结果被敌人俘去，七年后才回到宝座上。他这才想起吕尼姑的忠告，赐她「御妹」的荣号，也给她住过、死过、葬过的这座庵赐了荣号。一五二七年嘉靖皇帝下诏，因尼庵中风气败坏而令一律关闭时，显应寺身上生出一串奇特的交涉——自英宗赐号以来，它已被人叫作「皇姑寺」。起初这位新皇帝不觉得可以为这一处破例，虽然它那位最著名的尼姑于国有功；可是几位不知名的施主搬动了皇帝的母亲与姑母来说情，他终于依了她们的恳求，附了几个条件，饶了这座庙。这一番女眷的说情，很能代表有关系的人为庇护这些已成行乐之所的尼庵所用的手段。君主们对它们的恶名知道得太清楚了，可是历次下诏令其关闭的谕旨都成了具文，很使他们抱憾。然而即便有这样高的庇护，皇姑寺仍渐渐荒废，直到康熙手里才修葺过一次，随后又在物质与道德上双双衰朽下去。如今这座尼庵穷得可怜，规模缩小，一派败象。只剩一位邋遢的老住持，带着几个小尼姑，靠着一点可怜的进项，住在那座从前用来藏佛经的高楼的影子里。

路再一转，我们到了黄陵，就是那片黄瓦房子的旧圈地；满洲皇帝的梓宫在繁复的丧仪筹办期间停放在这里，再由这里送往西陵安葬。

黄陵之上那一小列山冈上是高尔夫球场，四围的景致很好看。一面回望八大处与玉泉山，另一面望八宝山。这座小山顶上有一所小小的佛家丛林，起自金朝皇帝的时代（公元一一九四年），他们许多别业中的一处就在这里。这小丘的本名其实是「双泉寺」，即「双泉之山」，得自山脚下那两眼泉；而「八宝山」这个俗名据说出自山中所产的八种土，代表这山的「八种珍贵（或神异）之性」。

紧挨八宝山、略偏东北，是护国寺，即「护国之庙」。它很值得一看，因为与著名的太监刚公（又叫刚铁）有渊源，他的坟就在庙后。刚公的仕途自明朝开国之君手里开始，曾勇武地襄助伟大的永乐用兵，是一位可畏的武人，遇险总是当先，因而得了「铁」或「钢」的绰号；他本名炳。据说他使的那杆重一百斤的枪——今日任何士兵的力气都举不动——就陈在他坟旁那座奉他的祠里；另有一幅照他生前写的像，以及一套同治年间的画，画上他和他的枪几乎与那匹无畏地驮着他们去建「盖世之功」的马一般大。

护国寺是太监之庙一个有意思的样本，僧人全是太监——他们择了这处靠近他们那位有权势的恩主葬地的退居。它不像那么多穷苦的丛林，倒是兴旺的，因为它主人们的财富——那财富在许多情形里恐怕来路不正。它直到满洲一朝最后的日子还享着皇家的眷顾与体面，至今仍保养得好，有耕得很好的田、装得很满的仓与马厩。一排排的马与骡站在院子里，把温暖而友善的气味散在空气中；多半还会有一群佣工在用连枷打小米，或者把金黄的玉米摊在浅筐里晒。

再往前一点，在去平则门的汽车路上，一座关帝庙漂亮而完好的红墙与门楼引起我们注意。紧挨着它、却被一道高高的树幕遮住的，是一片极大的坟地，许多侍奉过清朝、甚至侍奉过明朝的太监葬在那里。多数坟的形制一样；讲究些的在碑上刻着龙纹，四围种着白皮松。或者碑座雕得极重，或者坟丘前立着一套石的祭器。不过我们留意到一座单独圈起、进不去的坟，那是配得上一位王公的墓；而按史实说，立它作自己最后归宿的，正是他那一类人中的一位王公。这里躺着那位声名狼藉的李莲英——他四十年间在中国的政事上举足轻重，把千万人的生死攥在他那双柔软的手里，捧起又拉下这个帝国最高的官员，向十八省勒取重赋。他性情里可取的一点，是对他那位主上慈禧太后至死不渝的忠诚。她一死，他那份骄傲的心气便垮了，也没比她多活多久，一九一一年死去，年六十九。

八里庄那座十三层的塔——北京近郊最大的一座——把影子投在他坟旁，是个吉利的兆头。这类塔最初的用处是藏佛陀焚身后的舍利，但儒者如今把它们看作「风水」——即风与水的气数——的调节者；据说它们能给立在它们影子里的城与庙带来兴旺、给坟带来安宁。

近半个世纪里八里庄塔已经荒废，那尊由明朝一位皇后虔诚地供在那里的金观音像也不在坛上了——这座秀美的塔就是她（十六世纪时）所建，并留下一方自撰的题记记着此事。随着香客减少、近旁丛林的进项也随之减少，僧人恼了。他们把庙里的木料与雕花木作当柴卖掉，坛上的供器也一并卖了。然后他们走了，撇下这座塔孤零零地荒着。

过了八里庄、离平则门约一英里，是慈慧寺，俗称「倒影庙」，因为正殿后面的门道上有一个孔，光自那里射进来时，物件投下的影子是倒的。这座庙同这一带大多数庙一样，是明朝万历年间一位太监所建。这座丛林本是为施舍茶水给穷人而造的，墙用不规整的石头砌成，作「虎皮」之状。庙里从前有一座塔，叫「蜘蛛塔」。塔上一方题记说：造它的人性喜静观，惯于同一位僧人一道读经。一六〇一年七月的一个早上，他们一同读起《金刚经》来，有一只蜘蛛爬上坛去，面对神像深深一拜。把它赶走，这小东西又回来；问它是不是来听圣言的，它点头答应，就留在坛上。经读完之后，这蜘蛛便在佛足下蜕了它那具肉身，自己化去了。蜘蛛的身子被僧人虔敬地葬在一只匣里，匣上就造起了这座塔。

过了这座庙，城便迎着乡下走出来。安静的路变成一条关厢的街，铺子与祠宇混杂得极可喜，深蓝的幌子上写着中国字，显得又美又神秘。每走一步都有小孩、狗与鸡同我们争路。光着胳膊腿、被日头与风晒得黑黑的乡下人把出产挑进城去；面容耐苦的母亲抱着娃娃堵在城门口——她们是被买与卖这块磁石吸进城来的。

注：另外两尊往往是他的爱徒阿难与迦叶；两侧墙边立着与真人一般大的十八罗汉像，那是已修到脱出轮回、却因个人尚有未圆满处而未臻涅槃——即与神性完全合一——的弟子。他们因此仍与凡人相接，帮助那些被尘世系住的人自人间的苦难里解脱。罗汉有时被称为佛教的使徒。

注：不过行客在筹划这样的远足时须记着：这些佛寺的客堂里只有一张木桌、一条凳与一铺砖「炕」当床。要住得像样，须提前一天叫一个「小厮」把行军床连铺盖与折叠椅送去；这小厮还得会做几样简单的西式饭食。鸡与蛋在村里买得到，可是茶、咖啡、糖、面包与肉这类讲究之物是买不到的，非自带不可。嫌运东西麻烦的人，会发现玉泉山的旅馆与八大处的旅馆（都有西式饭食与床铺，坐汽车都容易到）是去附近各庙游览的方便去处。

注：《中国近事与现行政策》，濮兰德著。

注：明朝所建所修的庙有一半以上是太监的手笔，他们以为主上皇帝祈福为名而建——其实是为自己扬名，也为老年备一处退居。

注：《清室外纪》。

注：《北京寺庙游览记》，载《北京政闻报》，一九二一年。

注：这些房子一九〇〇年刚落成不久就被拳民毁了。公使的家眷只是刚好赶得及逃进城去；直到最后一刻他们才明白：这些太平的山其实正是拳民运动的温床。

注：这片圈地已被农商部接收，辟成一座模范果园。上面提到的那座荒废的喇嘛庙的地界，同一部门也拿去做试验之用。

注：东陵所葬的那些人，另有一处相似的建筑在北京东北角附近。

注：在中国，不同姓、不同族的人葬在同一片坟地里是不寻常的。不过太监与僧人这些「出了家」的人（对这两类人用的是同一个委婉的说法）是这条通例的例外。

注：他更为人知的是绰号「皮硝李」。这样叫他，是因为他十六岁当太监之前，在本籍直隶河间府给一个鞋匠当过学徒——太监多半出自那一带。

十五西山诸寺（续）

另有一组庙宇，或走汽车路、或坐通门头沟煤矿的火车都可到。自黄村（去八大处的车站）再往前五英里，有一座孤立的山——石景山，得名于崖上所刻的「石经」。事先讲好，火车会在山脚停下；自那里须步行沿一条多石的小路上去，路旁的巨石泛着红与金的火色底光。刺猬藏在石头底下，颜色像焦叶的蚱蜢在我们的影子里振翅飞开。

自下面望去，这座庙可以当作意大利的某座古堡，甚至可以当作利钦扎本身。我们在残破的楼底下攀爬、或者探那些自整块岩石里凿出的洞与幽暗的甬道时，这印象更深——那些地方最能令人想起最富传奇的冒险。实在说，十六世纪这座庙堡建起来的时候，这里正多这类事。明朝正德年间（一五〇六年至一五二二年），总管太监、皇太后的义子刘瑾，怀着不下于夏洛克的贪婪、以及连沃尔西也比不上的野心，在同类的太监中间结党，想夺取最高的权力。他的谋划里有一条，是把浑河的北梁掘开，让河水淹了京城。同时他造了石景山这座堡垒作为发难的据点。万一到了最坏的地步，这里总还守得住；为此存在那里的兵器，近来还起出过一些。这个阴谋因太监之间内讧而败，刘瑾便在石景山找最后的藏身之处。他本人与他忠心的党羽最后葬在山下。山腰里至今还看得见一条砌过的甬道；传说说它通向一条地下的水道，那里浮着一条石船，载着死了的叛党那一船鬼。每逢有活人钻进洞去，那条幽灵的船便沉到水下；而凡看见它的人，当即被击毙。

这座堡垒如今是一处古雅的中古废墟，但山顶那座小庙保存得较好。它的位置极其入画，墙自一道陡崖的边上升起，浑河绕崖而流。自那座据说是奉刘瑾之命所建的塔的台上望去，河谷向上展开，被群山蓝色的臂弯拥着，那全景是无与伦比的。

石景山几乎正北（约四英里外）是隆恩寺那座王公的坟，有一条壮丽的白皮松甬道——是北京近郊最好的一条。它们是高贵的树，有巨人的力气与巨人的身量，却又亲和可近，枝条温雅地朝你垂下来，像巨人向一个孩子伸出手。这座坟本身立在金朝一位公主所建丛林的旧址上，是侍奉第一位满洲皇帝的一位大王公最后的安息之所，以半帝王之礼葬在这里。它至今仍是前皇室的产业。

隆恩寺离三家店车站（北京至门头沟线）不过一英里左右。这一站也是去天台山的方便起点——天台山外国人叫它「肉身寺」——走一个多钟头的好路就到。照一个流传很广的民间传说——「乍看之下，佐证之多颇为可观」——第一位满洲皇帝顺治并不像史册所记那样死于一六六一年，而是与大臣商定退位、隐姓埋名做了天台山的住持。据说他这个决断出于丧妻之痛——丧的是董氏；当时本国的记事者天真地说，那份哀痛「看来是真的；就这一点而论，他在历来的帝王丈夫中大为出众——那些人通常为配偶之死而庆幸」。「董贵妃看来人既美、心也善，很配得上一位皇帝的爱。他们的幼子夭折时，她勉力克制自己的悲伤去劝慰皇帝；皇后因严重失仪而触怒圣心时，她侠义地代为求情；她为位分低于自己的人不知疲倦地、无私地奔走——凡此种种，很足以说明为什么不但君主爱她，连他的母亲与宫中一切女眷侍婢也都爱她。一位性情温和、心向灵修的君主厌倦了治术、渴望僧人那种恬静的生活，尤其在董贵妃之死斩断了把他系在这世上最强的一根绳之后，也就不算很奇怪了。」不过庄士敦把一切证据彻底而精审地考究了一遍，有力地驳倒了这个充满哀感与传奇的美丽故事。

天台山里确实有一具干尸，或者说有一个僧人们断言是干尸的形体。它与寻常佛门僧人的干尸不同之处，在于它穿的是明黄的御服，而不是通常红色的「袈裟」。烘干这具干尸所用的那口「缸」随时可看；而覆着同一形体一尊塑像的石塔，至今每年为信众开启一次。凡此都足以证明：受了这样尊崇的那位僧人纵然不是顺治皇帝，也总是一个有些来历的人。庄士敦姑且把他考定为某位疯癫的圣者——那人在荒瘠的天台山上给自己辟了一处退居，因为凡向他祈求的人祷告都应验得快，他的名声很快便四面传开。「一七一〇年他死后，照这类事常有的情形，他的门徒多半把他的遗体制成干尸、供在龛里；又通过相应的衙门把这位圣僧异常的功德上奏朝廷；而乾隆皇帝便照许多成例赐了他一个封号——『魔王和尚』。」

浑河对面的山里有两座著名的庙：戒台寺与潭柘寺；后者是京城附近最富、也是戒律最严的丛林之一。这两处、以及后面要说的别的更长的远足虽然大概最有意思，却不宜于荐给不善步行、又不肯骑驴的人。然而地方越远、越难到达，人家对生客的照拂通常也越周到，接待也越热。我们所需之物有时他们不大懂，往往还成为大惊小怪与逗乐的由头，可是他们总是想尽办法来供应。

戒台寺（「戒坛的丛林」）的地方，民间传说是秦始皇赐给一位在纪元前三世纪规划这座庙的高僧的。它极富传奇地坐落在两山之间一道林木掩映的裂谷里。自门头沟出来走两个钟头：起初在河床附近一片片园子似的小田间走，随后沿一条长长的石路上去——那路被无数人脚与驮兽踏得发亮。往上走时回望峡谷的景致很可喜。田被细细的垄划开，在这个高度上看去，像一把张开的扇子的扇骨自山脚铺出去；小小的茅屋村落显得齐整洁净（其实并不）；变幻的云影落在我们脚边。在城里的尘土之后来呼吸这样清净的空气，何等舒服；自软土里、自硬石里长出的绿物的气息何等芬芳——那些奇异的草汁的味道、腐叶怪异的辛香，以及像粉白蝴蝶似的野海棠的香气！

这座丛林立在一座高台上，起自唐朝（公元七世纪）。辽朝时它是著名的僧人法均的住处；他葬在那座公元一〇七五年的塔下，塔在丛林入口的右边看得见。戒台寺被明朝自彻底的废墟中修复过；它与明朝还连着一个奇怪的传说，布依亚尔在他的《北京近郊》里重述过。事情是这样：成化皇帝时，圣者般的住持道孚自韦驮菩萨（护法的武将）那里得了一种神通。他的钵每天被法力自庙里送到宫中，由李太后盛满珍贵的供献，再送回主人手里。有一天那钵一大早就出现了，太后还在床上，便打趣地问它：「怎么这样早？如今是要五百个女子，给庙里五百个僧人么？」这句不敬的话一出口，钵便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太后怕菩萨发怒，问住持该怎样赎罪。道孚答说：除了照她说的去做、把五百个女子送来，别无他法。于是女子被选出来，安置在庙下面石佛那个小村里。可她们在那里，对这些修行人实在是太大的诱惑，到末了个个都败在她们的姿容之下。这样破戒闹出的丑闻极大，住持不得不把清规原原本本地用上，判这五百僧人与他们的情人烧死。据说这场处决真的当着无数人众举行了；可是，看哪！——火焰刚碰着这些罪人，一股无形的力便把他们送向天去，各人搂着各人的伴侣：菩萨不但赦了这些失足的僧人，还把他们收进了罗汉之列。庙里一处院子中所供的五百罗汉，据说就是这些奇迹般得救的佛的仆人。道孚那只钵的摹本、以及如今用作神坛的李太后的床，至今还在庙里看得见；一通当时的碑记着道孚生平的细节；他的坟在戒台寺以南、更远处的一座塔下。满洲一朝时，这丛林的房舍是乾隆爱去的地方，他在这里留下许多刻石，记着他的观感；也留下同样华美的赏赐，记着他的虔诚——正是这些赏赐使这所丛林得以保住许多昔日的兴旺。作为佛门信仰与学问的一个中心，这座丛林同样保住了它的分量，仅次于潭柘寺。至今还有一百多名僧人参与每天的功课；而每年六月初六，各地的僧人都来「晾经」——把经典摊出来晾。那些珍贵的写本收在一座专门的库房里；万一失火，把库里的东西立刻搬走是众人的头一件本分。

我们去看这座库房、藏经楼与法堂的时候，我们的「小厮」讲起一桩奇特得多的仪式；外国人从不许看，僧人也少提。那便是「莲花降临」，令人想起耶路撒冷的「圣火降临」。一朵完美的夏花，洁白无瑕，在隆冬时节降在一位僧人身上——那僧人须先以十八个钟头的祷告与斋戒预备好，才配领受这神圣的兆头。虽然我们很难接受这番显现出于神异的说法，却也不容易找出一个更说得通的解释来替代。住持显然是个诚恳而可敬的人，他说每一位与会者进殿之前都被仔细搜过身。我们自己也看得出：如今空着的殿里不可能有活板门；扫一眼便足以断定：天花板与光墙上不可能装有变戏法的机关。何况在那漫长的等待里，谁也不准离开这所房子，哪怕累得发昏或病了也不行。可是假如有人与外面串通，把莲花偷带进殿呢？那倒有可能。然而若是如此，那花怎能十八个钟头都保持得那样新鲜、一点也不压坏呢？信心确实还有行神迹的力量。

最后我们被带到戒台的殿上（建于公元一四四〇年），那是年轻的求戒者受戒的坛。我们特意算好日子来看这场半夜举行的法事。它极其庄严，几乎可以说是圣礼。白日的暑气、那含着尘土的风的温暖叹息，都已自空气中散尽。太阳以群山为它的坟，庄严地落下去；一片奇异的紫晶色的光铺在那火焰消失的地方。夜很快自平原上走来，仿佛佛正在他所爱的世界上拉下一幅幔子。头上的天是一块深色的丝绒棺罩；东边那里，像一个大指甲在蓝上按出的印痕，升起了新月。这是僧人入殿的信号。他们跪下，一动不动，像木雕的像。自破晓起，粒米不曾沾唇，一滴水不曾润舌。清规是这样定的，为的是教人节制、教人耐饥，为的是在灼人的时辰里以斋戒养成自制，不发一句怨言，只有向大慈者的谢恩之祷。

一个小沙弥自座上起来，走向那面鼓——一个巨大的、有雄浑发声之力的东西。「他敲了敲那张古老的面，它便像浪打低滩一样呜咽。他以一种奇特而单调的节拍再敲，它便像松林里的风一样呻吟。它又轰鸣，又呜咽，时而像雷滚过深渊般轰然，时而像搏动的心跳般低语。」那年轻的僧人出神地仰起头，仿佛他的魂已向这声音的醺然屈服。那声音波动着、起伏着，里面有一种诡异的东西——一种催眠的东西。我们若听得太久，也会觉出一阵恍惚爬上身来。于是我们走开，心里被某种可畏而神秘的东西镇住了；可那声音跟着我们出到天鹅绒般的黑暗里。庙宇的形体透着幽异。忽然，当我们站在台上等着法事结束时，一种奇特的感觉袭来——一种如梦如疑的感觉：仿佛那些屋顶、那幅缀着星子的紫色天幕、那些蟠着龙的洞、甚至我们自己投在白皮松上的影子，转眼都要消失。这些奇特的尖山墙与中国式的怪诞雕饰，似乎太不真实、不能久存——直到那如人的脉搏般规律的鼓声停下，「实在的传奇」才回来。

这时黎明的风像一个钟情的女人的呼吸拂上脸颊。佛家诵经与祷告那忧郁而悦耳的声音停了。法事完了，与会的人鱼贯出殿去开斋。他们脸上还留着一层振奋的光。我们悄悄走开，不去惊动他们，虽然住持传话说他要来送我们。看他那双疲倦的眼，这位老人需要歇息，所以我们请他不必为我们费心，便动身往辽朝所建的山中静室极乐峰寺去。有人先告诉我们那里除了同样的谷中景致之外没有什么可看。可它毕竟叫「极乐之峰」，每一个人一生里至少总该爬一回。极乐峰寺的创建者据说就是雕了戒台寺门前那两只石狮的人。他把活做完之后便出了家，退居到这座山峰上，守了十年不语之戒，胜过了种种诱惑——那些诱惑被形容得与圣安东尼所受的相仿。

自戒台寺去潭柘寺（「柘树之潭的丛林」），或者翻山走大约三个钟头的硬路，或者自门头沟起程去这座著名的庙，那样便要沿陡坡穿过一道山口，一路景致壮丽。

外门的拱上有题字的匾，写着诗意的字句：「紫山丹泉」「香林净土」。这是修葺此庙极其宏丽的康熙所立。可是潭柘寺比他那一朝古老得多。记载说它起自公元四百年。它们把它定为西山最古的庙，多半是可信的，因为有那句人人皆知的谚语：「先有潭柘，后有幽州」（幽州是北京的旧名）。这丛林名字里第二个字「柘」，是一种用来饲蚕的树。传说说，远古时这庙的地方有一泓池子，四围环着一千株柘树，这里住着两条龙。庙建起来时，水没有了，龙化成两条蛇，叫作「大青」与「小青」；因而有这样的说法：「龙去矣，其子犹存，色黑，大如碗。」

这两条蛇住在一只朱漆匣里，匣盖上题着：「护法龙王」；不过它们完全自由，会爬上神坛在香炉之间歇着，也会随意出寺、听见晚钟再回来。它们既是宇宙之灵的化身，便有随意改换形体大小的法力。有一回乾隆皇帝驾临潭柘寺，对它们的神通表示怀疑，它们便显了这份本事。那不敬的话刚出口，他就惊讶地看见那条小些的蛇怒然而起，开始长大。尾巴还留在坛上，舒开的身子却已盘出山门，下了谷，越过山，而头则指向颐和园。皇帝慌了，下令照着安抚附身于蛇的精灵的仪轨做一堂法事，求龙宽恕。祷告良久之后，那蛇才开始缩小，终于恢复了原来的大小。随后，为答谢它们的显灵，皇帝下令给僧人散钱。这丛林的宏大，由这一件事可以判断：那位君主在指定的那一天自黎明散到黄昏，凡上前的人各给一钱，到入夜时，等着领施的队伍还望不到头。那条小蛇至今还看得见，不过来客受了告诫：要恭恭敬敬地近前，免得招祸。

我们也去看了庙西的龙王殿与一泓清澈的龙潭。随后我们游遍这片宽阔的园地，林木秀美，收拾得一尘不染。那些老柘树都已枯死，只剩几个树桩。可是有三株著名的银杏，来历神异。据僧人说，一株在康熙临幸时忽然长成，两株在乾隆驻跸时长成。另有几株，据说是退位的宣统皇帝与袁世凯所植。

这座庙由许多殿组成，大的至少有十座——每一座康熙都赐了题字。奉观音的那一座里有一幅妙严公主的画像，她是忽必烈汗的女儿。她厌倦了宫廷的生活，便在这里落发为尼，日夜礼拜观音，虔诚得在她叩头的那块砖上磨出了额与足的印痕。万历年间（一五七三年至一六二〇年），孝定皇后来看这件与庙里别的遗物，把它们收在一只珍木的匣里带进紫禁城，后来又送回丛林。住持为感谢它们归还，便雕了忽必烈汗与他全家的像，立在他女儿修行的那座殿里。

许多君主与名人都做过潭柘寺的施主，留下了他们慷慨与虔敬的凭据。那座有五个塔的塔院，是公元六百年某位已被遗忘的施主所施。延寿塔，即「大长寿」之塔，高六十多英尺，是明朝一位藩王章庸所建。金、元两朝的碑与辽代的壁画从前也曾点缀这座庙，可如今都不见了。僧人倒很客气地把康熙手书的一部《心经》拿给我们看，同卷还有一篇写景的文与一幅山水，都是他驻跸时所作所画。

在我们看来，这丛林最动人的一点，比它的珍藏更难得的，是僧人那份虔诚的信心——他们不但按时做功课，而且照他们所知的道理过着圣洁的生活。也许他们的虔敬与守仪之严谨，得力于一个较大的僧团所生的影响：人多了就非有规矩与秩序不可，也促着各人用功，免得在彼此面前失了面子——这是孤零零的僧人所没有的鞭策。不过无疑也有一部分是因为这座庙产业丰厚，必得给它那些在家的施主立个榜样。因为潭柘寺同戒台寺一样，至今仍受着富人的供养与恭亲王一家的眷顾。

我们在那里时，恭亲王家几位就住在专为他们留出的那几处可人的客院里。他们族中有人去世，亲属来请僧人为他的魂做佛事。大钟为这堂追荐缓缓而匀地敲着；它那浑厚的铜声震过莲池，在无量慈悲之坛上方的屋顶上回荡，又「化作深沉的声浪，撞在群山那一圈青翠上」。

这是一堂动人的法事。也是一场费钱的法事，因为要许多僧人参与，一面诵，一面敲木鱼合板。而那篇唱诵是一篇宏丽的观音赞：

「您啊！您的眼清澈、您的眼慈和、您的眼满是怜悯与甘美——啊，可爱者，您有美好的面庞、美好的眼目：

啊，清净者，您的光明无瑕，您的智慧无影——啊，您永远如那轮荣光无力可拒的太阳一般照耀；啊，您在慈悲的运行上如日之行——求您俯垂尊意，接引这一魂灵。」

坛前一百支蜡像系在地上的星子一样燃着；香自康熙年的炉里袅袅升起，炉旁是果、饼、米与花的供献。坛的两旁僧人成排跪着，相对而列——一排排锃亮的头与华丽的锦襕法衣。唱诵持续了几个钟头。然后忽然停了。有一刻完全的静默，接着爆出一阵哭声。可这啜泣之声很快被木鱼最后一阵轰鸣压过，领唱的高亢嗓音起了那篇宏大的收尾——《涅槃经》的偈，那是渡过生死之海得胜的歌；低沉的众声则涌上来，重复着那几句铿锵的话：「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直到信心或爱再把他们唤醒之前，「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就是我们对潭柘寺最后的——也是最可爱的——记忆。

自这座丛林再往前几英里是良乡，一座古城；难得有来客自那里去看金朝皇帝那几座残破的陵。那些陵被明朝出于对败敌一份小气的报复而毁；康熙又不惜重资把它们修复，因为它们属于他自己那一族的人，那些人曾坐过他自己如今所坐的宝座。他还准许他们的直系后裔到墓前祭扫。有一回一位这古老王室的年轻后裔正祭着，被一只盯着他的老虎吓了一跳。「不要怕，」那畜生说，「你虽不知道，我是受命来守这些陵寝的。所以不要想伤我，我也会一直护佑你与你的先人。」这年轻人便向这神圣的兽叩头，并吩咐随从永远不许惊扰它。

离良乡十一英里，自琉璃河（在京汉线上）分出一条短铁路；自那里可以去上方山以外著名的云水洞。这是一趟又长又难的行程，须备齐一切进内地所需之物，如床铺、几天的食物等等，此外还须备足灯烛以探那些洞。自琉璃河到西域寺（一座公元六世纪的好庙）可以坐车，但自西域寺到上方山便是难走的步行路了。饶是如此，这一趟也自有它的酬报。洞里的钟乳与石笋极其宏丽，最大那间穹室的地面令人想起群龙翻腾扭动，涌向一座仿佛是巨大佛座的所在。

此外沿浑河谷还有几趟可喜的行程，尤其是去三家店外约三个钟头路的一座娘娘庙。不过最有名的无疑是去妙峰山那一趟，大概是西山一切行程中最美的一趟。去的路有五条不同的，都要穿过崎岖的地面。最容易的是经三家店；但即便这一条，也只有最好、最耐走的人才该尝试步行。

路起初上得慢，顺着河走，一次次跨过支流的河床——那些河床在雨季会成为暴涨的急流。别的时候它们不过是一堆堆石头，这里那里留着几洼浅水，是底土不让水渗走所致。这些便成了乡下妇人洗衣的地方。

我们穿过桃园那个小村，村里满是黑黝黝的孩子与狼一般的狗；自那里缓缓上到海拔二千五百英尺。有两个半钟头，左右两边的山脉忽退忽近。美丽的蓝色形体向我们滑来，变成绿的，随后慢慢漂过去，又都成了蓝的。忽然我们略略下到涧沟——一个极入画的村子，在一道谷里，开花的果树把它装点得很鲜艳；而正前方耸着我们的目的地：一大块黑黑的岩石，顶上是灵感宫的庙，后面便是那座圣山妙峰山。我们又动身上顶去，这最后一程要爬一千英尺，末了是一道粗糙的石级；抬轿的人不知疲倦、兴致极好，竟是一路小跑上去的。

我们住在那座庙里，庙的台简直是悬在谷上的。脚下铺展着一片错杂的山脉、峰峦与峡谷，四围一百英里的景致毫无遮拦，其中有百花山、南口诸山与远处的京城——一片宏大的全景，它的记忆永不会褪。

然而要看这景致最盛的美，只有在日出时看它的人才得着——日出被极贴切地叫作「幻之时」。啊，那第一眼所见的雾气缓缓升起、黎明最初那些如幽灵般的情爱之色，而山坡上蔷薇丛淡淡的香气飘下来时，何等迷人！不多时，东方那片淡黄的光顺着山顶跑开去，像被风吹的火。这中空的世界越来越亮，直到太阳像一只金球升起，把最远的地平线上的幔子扯掉。河闪着光，像一根镀了金的蛛丝；村子还在阴影里，像灰尘依附在灰蓝的谷上；而那座城，在山与原野这一片着色的梦里不过是一个针尖。许多魔力随雾气散去：在生冷清澈的光里，我们失去了碧玉的宫殿与金色的帆，只看见泥与茅草的破棚、以及渡船那种未加髹饰的古怪。「大概任何地方使人生美丽的一切都是如此。要以喜悦去看人或看自然，我们必得隔着幻象去看——或主观的，或客观的。最有福的是那自生到死都隔着某种理想的灵魂之霭去看的人；而这霭中最好的是爱的霭——它像黎明的雾气一样，使寻常之物生辉。」

妙峰山上的庙没有一座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但它们供着三位道家的女神，其中一位能使无子的人得子；而且它们极其神圣。自四月初一到十八，成千的香客来朝，中国妇人想要儿子的，会一路跪着爬上山顶，每走几码便俯伏一次，到女神前去祷告。做过这件事，她们便深信自己的愿望会得报。

我们取道大觉寺，即「大彻大悟的丛林」，沿那条滑溜的石路下山——这条路下山比上山好走——路上遇见这些香客，或独行、或成群，带着旗、鼓与铃。我们又穿过涧沟，此刻那里因货郎与卖吃食的而热闹起来；随后爬上三千英尺高的阳山。自那里下大觉寺的路陡得吓人，沿着峭壁的边缘走。照规矩，坐在轿里是倒退着被抬下去的，那滋味实在不好受。可是我们想自己走时又老是绊跤，于是很快又坐回敞轿里去忍受那较小的恶。一次失足便意味着跌下悬崖，几乎没有生还的指望；而一旦跌下去，受害者对这趟行程也就再没有切身的兴趣了。何况我们很快发现：抬轿的苦力从不失足，看去也不比在平地上走更不自在。他们的脚落在石头上总是恰好的角度，行动轻捷得像鸟。

三个钟头足够下到大觉寺。自一清早不停地赶路之后，在这座安宁的老庙里歇一歇，真是迷人。外面抬轿的人在说笑喧嚷，这里却一切安静，只有几道清水小溪的潺潺（那是这些山里最无价的恩物）与松间喜鹊的絮聒。从前大觉寺必是一处宏丽的所在，大概可与戒台寺相比。它建在一座辽朝旧庙的废墟上，十二世纪末曾是金朝一位皇帝在西山的「八大水院」之一。看几通石刻，明朝与满洲初年它兴旺到这般地步：每天斋堂里要供二百名僧人的饭。丛林的客房在去妙峰山的路上接待过成千的香客，那几口大灶不断冒烟，供应过往的客人。花园院子里康熙的宝座殿有一种忧郁之美，芍药香馥，玉兰遮荫，很是动人。要体会它那份抚慰人的气息，人必得看见那荒凉里的幽异——老木头那些美丽的中性色调、墙面上朦胧的深浅、榫卯松脱的怪异、檐下不寻常的雕刻——那些雕刻从前是漆得辉煌的，如今褪成了烟的颜色，看去像是就要像烟一样卷起来消散。

还有几座殿完好无损，里面有几尊未擦拭的旧铜色的神像。更值得一看的是两株极好的银杏，据说有一千多年；秋天给它们的叶子上了色时，它们看去像某位巨富的梦——他把满身金币的家当都挂出来在日光里闪着。可是最好的还是那座任它自在生长的园子。这里有一泓池水，在绿荫的静默里总是清凉的，边上缀着堇花、鸢尾与蕨。满是低语的槭与松——那种无声的细响——探在好看的水榭上方。多少香客到这绿树的昏暗与几百年的寂静里来忘掉那座城与它的扰攘，梦到时间与空间之外去。多少有权势的人坐在泉上的亭子里沉思，看满月自这座庙园升起，口中低吟着那句佛偈：「自山脚起，上升的路在阴影里有许多条；可是自台上望去，凡登上来的人所见的是同一轮月。」

这园子里，如画的松树那些多节的枝条，深情地缠着一座旧塔——那是康熙年间一位著名僧人的门徒为他所立的。不过传说把它系在乾隆身上。几百年里保着这丛林声名与兴旺的吉利气数（风水），据说就寓在这座塔后那座山里——那座荫庇着全寺的山，据说形如一头蹲伏的狮子。而别人太走运，向来是这位强势的君主所畏的：他怕上天在助一个与他争夺宝座的人。那头有力的狮子在他看来便危险了。于是据说他把这座塔立在术士所指的地方，说那样能夺去这百兽之王作恶的法力，也能破掉它的影子落在行宫上的邪。这条计策在替满洲皇室挡开恶气上是成功的；可是自这座塔建成以后，丛林的记载便一路衰落下去。住持讲这个故事时并不掩饰他的怨气——他深信不疑，怨的是一位断送了这僧团黄金岁月的当权者。若不是近来一位富有的中国商人出资修葺过，这座丛林如今怕是所剩无几了。

很值得在大觉寺多住几天，去看看近旁几处有意思的地方。像一只燕子窝贴在上面高高的山上的，是小斋寺那座可爱的小庙，只欠水源之便。不远处是为已退位的宣统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所备的那座华美的坟。大觉寺以西一处入画的崖上立着一座奉关帝的小庙。从前这座庙是一位王姓老妇虔诚努力修复的，她年复一年地卖灯与香给香客，凑齐了修葺所需的钱。心愿既遂，她便在这里住下，享一份该得的歇息与圣洁的美名。她的坟在庙附近的路边看得见，上题「王奶奶」；她被奉为香客的保护者。

顺着同一方向沿山路走下去，我们经过一片山坡，坡上密密地立着佛家的塔——那是当日教中名人的坟。这地方叫西峰寺，是照从前立在那里的一座庙起的名。这片地属莲花寺，被辟为佛门圣僧与高位尊长的葬地，不拘他们属哪一派。

其中一座坟上立着一座孤零零的、饰着浮雕的塔。这塔的名字叫大工（或玄通宝塔），意思是「大的工程」。传说说：十三陵动工的同一年，大工这地方也起了一座极大的建筑，大到永乐的陵连同神道全部完工时（其间所费的时日与人力可想而知），大工才造了一半，于是这桩「大工」便被撂下了。然而无论这座塔四围的建筑当初多么大、多么要紧，说它们在规模与气势上能与明陵相比，总是难以置信的。那么这传说岂不是纯粹的童话、是架在空想的地基上的么？不然；因为人家向我们保证：与这座塔有关的工程里，更大也更难得多的那一部分是在地下的。附近村里的人带着敬畏说：塔立在一座极大的地宫之上，地宫里有精致的殿、坛与装饰。这座地宫的入口至今还看得见，被荆棘塞住了；可是多年来没有人敢进去，因为都知道有幽冥的力量护着这地方。

大工之上还有一座塔，在大觉寺背后那道山脊的脊线上，衬着天极其分明。上去的路又陡又难，沿着那条经它通往山那一面的演进寺的窄路。这座塔的名字意思是「六郎之塔」，把我们带回极远的年代——公元一千年——那时它是著名的杨继业的第六子所建；杨继业正是那位在百望山建庙的辽朝皇后的对手。这位老将军的儿子个个以勇武著称，与父亲相埒，甚至过之；而第六子尤为出众，一度控制着北京四围之地。据说这座塔是他所建，作为一处前哨，好在上面检阅自己军队的调动。

自大觉寺去的另一趟可喜的远足，约走一个钟头，是到那座叫城子山的山上去，山顶有一座道家的老庙东岳庙。再没有比这座孤悬的祠宇更富传奇的了——它独自立在山顶一片开出来的空地上。它的创建附着一个奇特的故事。明朝时有一个人出现在这一带，行事像是受着某种秘密誓愿的驱使。这个人的名字实有记载；他选了这座峰顶做庙址，不但备齐了材料，据说还独自把材料搬上山、独自把这座祠宇建了起来。我们不但佩服他的虔诚，也佩服他的精力，便循着他的足迹沿陡径上到顶上；那里一道倾斜而残破的石级通往两进无人照管的院子。这些房子一年只有一天不是空着的——那一天近旁村里的人还在残存的房子里做一堂烧香的法事。我们怜悯这些神：他们的鼻子没了，腿在膝上被截断了。「狐狸真有洞，天空的飞鸟真有栖息之处，神却再没有可以遮头的地方了。」时光待神明——或待人——并不总是仁慈的。唯有自然抵得住它的摧残；而在这里，别的一切都在坍毁，那片景致却永远新鲜，被那根像屈起的手臂般优雅弯着的探出的松枝框着。一道长长的山支衬着天成了剪影，日近落时泛出玫瑰色，月初升时又成一丛深紫的金字塔。它们令人想起中国旧日画家最好的山水——他们用迅捷而有把握的笔触画出这些山那破碎的宏丽。

紧挨城子山脚下，是涛贝勒那处可人的产业——他是一位有名的票友。这样的别业在北京近郊是难得的。园子里满是中国园林那些独有的奇想：扭曲的树与形状为西方所不知的石头。它那座好看的台俯临平原，友善地守望着那些村子。

回北京的路绕过一座低丘的山脚——丘上的岩石里刻着字——通到明朝的道观温泉寺，那里以硫磺泉著称。这些水能治风湿与痛风；康熙皇帝一七〇〇年把泉眼用石头砌起，围成浴池。近世的医家可以说是把它们重新发现了，这里已建起一座小小的疗养院与几间浴室。五月里这里有一场敬奉娘娘菩萨的乡间庙会。山腰的敞亭里演戏，连村里那班戏子、穿着脏而俗艳的行头，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显出一种入画的效果。别的时候，这庙除了幽暗的龛里几尊积尘的道家造像之外没有多少可看的。往那半明半暗里张望，我们看见钟离权——八仙中最长、最圣的一位，一个全中国普遍敬奉的人物；他出家的故事便浮上心来。

钟离在古时是一位了不起的武将。二十年间他打过许多仗，末了却成了皇帝猜忌的牺牲品——那猜忌是朝中妒忌他的敌人有意挑起的。他全家被杀，家产被没。日子一久，皇帝对他忠心的怀疑消释了；这位骁将自一场得胜的战役归来时，君主远远地出迎，向他说明这场误会，并命皇后亲自侍候这位客人。钟离被她异常的美貌打动，回到家中便被一种相思压住，终于成病。他躺着，虚弱而说不出地苦，便恳求皇后来看他；她来时，他吐露了那份灼人的痴情。她一面温柔地照料这病人所需，一面问他：在朝中她给他斟酒的那只杯是什么做的？他老实答道：「金的。」「那么在你自己府里我给你斟酒的那只杯又是什么做的？」她问。他又老实答道：「银的。」于是她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不论盛在什么器皿里，那酒岂不是一样好么？」这位武人领会了她话里的深意。他那份郁结忽然散了；他辞别皇后，自榻上起来，离家而去，入了「圣道」。

温泉以东的路通往「三里村」（又叫白家滩），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它那唯一一条茅屋的街逶迤一英里（三里）长。这村子原有北京近郊最古的庙之一，开元寺，创于唐朝开元年间，约公元七百年。它失修坍毁，又在永乐年间由大觉寺一位僧人重建——他是那些爱来这地方「享和暖的天气、好水与安宁田野之景」的佛门大德之一。这处史迹如今什么也不剩，只剩几块石板。白家滩如今可记之处，在于那座为雍正的兄弟怡亲王所建的、安宁的纪念之庙；这一带他佃户的后人至今仍感念他的恩惠。后面的院子里有四株极好的白皮松，很可以启发白居易那首可爱的《庭松》：

……堂下阶前，

几株松树生着……

谁种的，无人知道。

早晚有日月来看它们；

晴也好雨也好——它们不沾尘泥。

秋风里它们低诵一支缥缈的曲；

夏日里它们送出一片清荫。

春深时那细细的晚雨，

给它们的针叶缀满垂着的珠。

岁暮大雪的时节，

又在它们枝上印下一片晶莹的玉纹。

四时各有各的情致，

万木之中没有一株与它相同。

出村不远便是那处惹眼的地标「孤松山」，中国人叫它蜘蛛山，因为它像一只蹲着、把脚收在身下的蜘蛛。从前这一带住着两条龙——山的两边各一条：白龙在白家滩沟里那座藏着的小庙白家水，黑龙在黑龙潭。而这座山名字的读音、加上它夹在两龙之间的位置，令人想起那个人人皆知的中国图案「二龙戏珠」——那是专留给皇帝、用在宫殿等处装饰上的图案。民间的传说总爱围着伟大的乾隆的名字编些亲切的故事，说这位君主对这座山的位置与这些巧合大为动心。「这必是一个极要紧的兆头，」他说，「早晚要有一位真龙天子出在此地。」这自然意味着乾隆一朝的倾覆与一个新王朝的建立。于是他决意避开这一祸患，破掉主宰蜘蛛山的那份不祥的「风水」。办法是把这座山从中劈成两半，开出一道沟，如今有一条路自沟中通过。皇帝达到了目的，可这座受伤的山至今还留着一个受辱与悲伤的见证，那就是冠在顶上那株孤零零的老松。据说砍它时，根上至今还要滴出几滴血来。

蜘蛛山把我们引向黑龙潭；它金色的屋顶自画眉山（即「画眉」之山）的脊上把日光接住又反射回来，像磨亮的镜子。有人说这座能远眺山与原野的小丘得名于常栖在它树上的画眉鸟；也有人说金朝时山上所产的黑石被宫中女眷拿去画眉。无论如何，明朝的成化皇帝一四八六年在这里建庙，是选得很高明的。

我们走近这座庙时，抬轿的人和着拍子唱起一支歌，是一首汉朝古诗的仿作：

龙来兮，

风起而叹息。

纸钱抛兮，

丝伞摇。

龙去兮，

风亦止。

香火灭兮，

杯盘冷。

进了庙的界内，我们一直走到那眼汩汩的泉边，见到龙所住的那泓可爱的潭。老树探在水上，看去悬得险极；下面的潭光滑闪亮，像猫一样耐心地等着紫藤与楸树的落花。难怪这里几百年来一直是人爱来的退居之处——难怪数不清的帝王与朝臣曾在那道俯临碧玉般绿水的回廊上踱步。

因为我们是不敬的外国人，尽管有人警告说可能触怒那条龙，我们还是又喝又洗。那水使我们精神一振，奇怪极了；又见不到黑龙的影子，我们便斗胆怀疑它的存在。「说这样的话是不智的，」我们被责备道，「免得招祸。想想乾隆皇帝敢于怀疑时出了什么事。」我们想不起来，因为从没听过；于是那故事便讲给我们听。

从前有一回，皇帝行猎归来，在这庙里消磨了一天。歇过并用过茶点之后，他召来两位官员对他们说：「朕要与黑龙说话。传朕的意思给它！」两位官员深深地在他面前躬身，急急赶到潭边，照朝廷的礼节一人一句轮着对那条龙说：「今当奏知：我主皇帝欲见尔。」他们话音刚落，一个自岩石里发出的声音答道：「奏知圣上：臣当恭候。」皇帝走到泉边，说了几句温和的话，俯身去接那怪物，只见银色的水泡间冒出一个不过他胳膊长的小东西，说道：「臣即尔所求者。尔欲何求于我？」有那么一刻，这位君主吃了一惊。他困惑地盯着那条龙，失声叫道：「奇怪！朕本指望见到一个了不得的尊容，一个令人生畏的东西。可是看哪！这不是龙——不过是个不足道的小东西罢了。」这话刚出口，那小东西就不见了。随后泉水猛烈地沸腾起来，一个轰隆的声音如雷般响道：「嗨，你所指望的可是这样的么？」与此同时，岩石底下伸出一只巨大的、五爪的龙爪。它长啊长，一直长到树梢，像一只恶手张开在皇帝与围着他的那一大群显贵之上——那些人华美而一动不动地立着，像一尊尊像。它长啊长，终于长到天上；那几只可畏的爪子尖锐而含着威胁，把影子落在庙上、落在上面的山上，一切鸟声虫声都静了，如同暴风雨前的沉寂。这时皇帝才知道自己以貌取人错得多厉害，便在这条龙面前俯伏，连声悔叹；那爪子才慢慢缩回去，黑龙的气平了，日头又照了出来。可是自那以后，泉之神不但受着皇帝、也受着四围一切朴实百姓应有的敬重。每年两次，近旁的农人跪在潭边向他祷告，求足够的水以保丰收。旱季里村子里为他击鼓。听啊！我们这会儿就听得见。我们来时曾不明所以地留意到一个敞棚下有一面鼓在被人猛敲。随后，隔着几英里干渴的稻田，看不见的村落里也响起更多的鼓；再远处还有别的鼓像回声一样应和。

我们开始羡慕龙王陛下了——他永远住在那泓奇妙的潭里，有两只乌龟侍候，同时听见一百个村子向他恳求，吸着一百处供献的香气，读着他那些虔信者祷告的唇语：「大能的龙啊，我们击了鼓，我们点了火，可是土地干渴，庄稼歉收。求您本着神圣的怜悯赐我们雨罢！」

如今是一位仁慈的神在听百姓的祷告。可是这条黑龙也曾有一回对他们的恳求充耳不闻。那时他领教到：连神明的权势与安逸也要看行为好坏。而教他这一课的人不是别人，又是乾隆。

他在位时有过一场可怕的大旱。这位君主为焦渴的土地深深忧心，亲往黑龙潭致祭。可是那条龙对他的恳求置若罔闻。于是皇帝义正辞严地发了怒，以至高的龙君的身份给了它一道最后通牒：要么降雨，要么把黑龙之神的像自庙里逐到极北黑龙江那苦寒之地去。那神明仍旧不理，乾隆便带着那尊像动身进城。可是行列刚到庙外头一个村子，潭中之龙便想起了他那清凉的水、他那些还愿的供献，想起一位神明乐于听闻、乐于目睹的一切。于是他命雨降下，那样丰沛的雨是前所未有的。于是乾隆把那尊像护送回来；自那以后，黑龙一直住在他那泓可爱的潭里尽着本分，所受的打扰不过是偶尔有不敬的外国人在他清澈的水里游一游罢了。

为表悔意，乾隆下令为这庙的屋顶烧了黄瓦，又命画师把这桩事画成一组壁画。这些壁画至今还在山顶最高的那座祠里看得见；虽然透视上有些生拙，那生动的画法与有力的设色却很见效果。这座祠旁另有两通明朝的碑与两通清朝的碑，记着别的几次祈雨应验的事。

与平地相齐、在一处完全独立、有自己的门通进通出、又通往潭与山上的庙的小圈地里（皇帝驻跸时这里可以与僧人的住处完全隔开），是乾隆惯住的那座小小的御用亭馆。最后住过它的是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他们一八九二年来作了最后一次山中之游。自那以后，这地方被难看的、近世郊区别墅式的改建糟蹋了。一群欢快的蓝鸟仍在门旁那丛为镇地震而植的竹子里安家。一只羽色艳丽的啄木鸟在檐下藏着它的浆果。避风的园子里那口小池中虫豸繁盛，无害的蛇在石上安然晒太阳。中国人是做梦也不会去打死它们的：一半因为佛家忌杀生，一半因为蛇往往是龙王派来预告神明降临的。黑龙潭就有这样的神蛇；它们虽住在画眉山上，却在庙的界内随意来去。凡人难得见到它们。不过那位老看守向我们保证：这样的天使「有一张古人的脸，白眉毛，头上戴着一个像冠冕的红记号」。

我们恋恋不舍地辞了黑龙潭，慢慢穿过庙外那个村子；一片汩汩的大合唱跟着我们——那似乎正是土地本身的声音，是被龙泉之水所灌的稻田里群蛙的歌。

继续西行约三英里，我们到了去汤山的新碎石路，正在百望山（又叫望儿山）——西山的东北峰——投下影子的那个转角上。这座「百望之山」隔着几英里就容易认出来，因为顶上有一座旧庙的废墟。那是一处被撇下的地方——一座已死的祠宇，只剩一具庙的空壳。我们猜它有一段富于诗意的来历——猜得不错。

公元一千年，那时统治华南的宋朝正与统治北方各省的辽朝交战。宋朝的政客无疑大谈开疆拓土、大谈直隶那片富庶平原上青年人的大好机会。于是他们发大军去攻燕京（北京）。当日辽朝的皇后、那位著名的睿智皇后——一位多情人的女子，她的名字至今在京城还叫得响——下令她的兵出城迎战，并亲自参战，结果是入侵者大败。得胜之后，她在百望山上建了这座祠，纪念她那六个在她所英勇统领的那场恶战中当着她的面阵亡的儿子。

辽与宋早已不在。金人打败了他们。蒙古人席卷了这片土地。明朝把这些北方蛮族赶走。满洲人兴兵，使明朝不光彩地收场。可是这座纪念之祠——一位母亲的爱与牺牲的象征——它凄凉的废墟仍旧立着，仿佛在向几百年的时光挑战、要它们尽管来，也向人挑战、要人去忘那不可忘的。

去汤山的路向北插进平原。田野的线条虽单调，却映着天的每一种神色，应着季节的每一次轻触。它们一天天地像一幅全景画那样推换着画片：此刻在春的新鲜里娇嫩，此刻在夏的丰饶里成熟，此刻沉静柔和地转成秋天的紫褐，此刻在冬雪之下一片洁白与静默。

在沙河我们横过去十三陵的旧路。一座漂亮的明朝桥经改造以适应今日的交通，横跨着河；右手边、残墙后面是沙城，那里有明朝行宫的废墟，皇帝出行时在此歇脚。沙城（又叫平安，因为传说唐太宗北征时曾在这里养病、得以复元）从前是一处热闹的中心，因为建十三陵所用的一切材料都由水路运到这里，再装上车运往工地。

明朝与满洲初年的皇帝也是自沙城出发，去汤山（离北京二十二英里）那著名的温泉；汤山在一座布满石头的小山的背风处，三座古庙如画的废墟衬着天际线。康熙格外爱这地方；那几口白石围成的露天池子就是他的手笔，每口约有一个网球场大小。这处有着养身之浴的好地方何以被撇下，那传说是值得一讲的。

清朝后来的君主在衰败中变得迷信，养成了每逢出行必问卜的习惯。有一回某位星命家——无疑出于他自己某种隐秘的缘故——禀告君主说：经沙城前往汤山是危险的，因为御体等同于龙。而「沙」字——沙河与沙城两个名字的头一个字——对龙的害处，正如「汤」，即汤山的头一个字，所指的滚水一样：龙陷在前者里，煮在后者里。这一番文字上的不吉附会被指出来之后，康熙与乾隆那些懦弱的后人便撤了对汤山的眷顾，汤山也就失修荒废了。

不过温泉所在的这片地至今仍属满洲皇室，每年以八百元租给汤山兴业公司；前财政总长曹汝霖是那公司的中心人物。旧园子里那些花哨的新式小洋房，就属于他与陆宗舆、孙宝琦、靳云鹏等几位。一座新的西式旅馆连同极好的浴室吸引着行客，尤其在深秋——那时汤山最好，也是北京城外少数几处宜于在严寒来临之前去的地方之一。何况它还是几趟可喜的远足的方便起点。

近旁有几座入画的古坟。澄贝勒——今日恭亲王的父亲——的坟保养得好，也很漂亮，不过比不上那位著名的恭亲王宏丽的陵寝；后者略往北，在北面环着地平线、替汤山挡住冬天冷风的那些山脚下。他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坟的规模与气派与西陵的帝陵相仿，所不同的只是瓦是绿的而不是黄的。

龙泉寺——「龙泉之庙」，起自公元十世纪——那残破的庙与风雨剥蚀的塔也值得一看。房子所剩无几，只余一座亭子，地板下藏着一眼泉。看守向来客保证：水源处埋着一把「够斟九个人」的金茶壶，庙上那座山里还埋着一头金骡子；至于两者有无关联，他就说不上来了。这些奇物有神圣的禁忌护着，谁也没有见过。可是那眼银亮的泉——大大的水泡自那小池里庄严地浮上来，在空气中静静地破掉——那些仿佛已解决了永动难题的摇曳的水草，以及来去追逐、一心行凶的蜻蜓——这些才是人人都享受得到的真正的珍宝。

注：西山与西南更远的山里藏着可贵的煤，马可·波罗说的「可燃的黑石」就是它。不过尽管庞佩利与李希霍芬那样的大地质家五十年前就考察过、也报告过它们的丰富，让外国工程师用机器开矿的权利却是近来才自政府手里取得的。凡中国人自己开的矿，煤至今仍用原始的工具刨出来，装在筐橇里，由本地矿工缚在颈上，在近矿脉边缘的窄道上四肢着地爬着拖到地面。

注：这一种松（白皮松）是独一无二的，几乎只见于直隶中部这一带；它极大的体量与白色的树皮，使它成为坟茔与庙宇的装点。世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它，行客见了无不惊叹。见诺曼·肖《中国的林木与木材供应》。

注：《一位皇帝的传奇》，载《新中国评论》，一九二〇年。

注：除了非坐轿不可的山行之外，通行的都是那种灰色的小毛驴。它的好处是几乎每个村子都以公道的价钱雇得到，不知疲倦、肯走、脚稳，能驮着骑者走过马不能走的石头路，每小时稳稳地走四英里。

注：龙多半与水相连；它同它的同类蛇一样，是旱涝之时人们常祭的对象。

注：「银杏」因其叶而俗称「铁线蕨之树」，是中国——若不说是全世界——最有意思的树，因为它是树与蕨之间仅存的一环。远古时银杏分布极广，好几个国家较低的地层里所发现的它的叶化石就是证据。它不但是史前森林的孑遗，也是一切树木中最美的之一。

注：《陌生日本的一瞥》，小泉八云著。

注：《北京寺庙游览记》。——老虎守墓的想头流传很广。据说有一种神话里的兽在坟四围逡巡，要吃死者的脑子。它只怕两样东西：老虎与松树。因此有了在要紧的坟旁至少种一株松树的通行风俗；而在活老虎不便或不受欢迎的地方，间或也立一只石虎。

注：娘娘菩萨，即天母，是一位道家的神明，某些属性上与佛家的观音隐约相当。奉她的祠宇有几百座。

注：若事先说定，可以雇到还算舒服的轿子。

注：筹划去妙峰山之行时，最好避开进香的那两周（在五月），因为那时庙里挤满了人，轿夫也难雇。至于游山总的说来哪一季最好，大概九月与十月是最可人的月份。四月与五月果树开花时同样可喜，只要没有大风扬起那使华北旅行变得难以忍受的、令人窒息的尘云。冬天草木尽凋，地面显得光秃；而且不生火的庙里太冷，不能过夜。至于盛夏，雨季带来无法通行的路与成群的虫害。

注：这种画眉鸟为中国人所珍视，得名于眼上那一簇羽毛——那羽毛确实像花瓣。

注：她所摄政的那个儿子，后来在她的教导下成了辽朝最有成就的君主（即圣宗，九八三年至一〇三一年）。

注：今日的行客见到沙河与浑河这样的小水也被称作「河」，觉得这名号未免夸大。如今一年里大半时候，它们不过是宽阔多石的河床里细弱的一缕水。可是关于航运的传说似乎表明它们从前是要紧的水道。水量的减少多半是四围山上林木被伐光所致——由残存的树桩可证，那些山原先是林木茂密的。仅存的几株树之所以得保，是因为靠近农舍、丛林与住宅；因为中国人相信树能吸掉一切致病的瘴气与潮气。他们平常虽不讲卫生的规矩，我们却看到：凡经验教给他们、合于本地气候的卫生之法，他们是采取的。一切不在住处附近的树，都被无情地砍去做建材与柴薪。植物学家指出，这种滥伐已严重影响了气候，在北方各省造成「日渐的干化与戈壁之沙的步步进逼」。水量的减少无疑也出于同一个缘故。

十六长城与十三陵

自北京出来最经典的一趟远足，是到南口的长城去；哪怕只在京城待几天的游客也不该漏掉。这道令人震动的屏障——据说是人手所造、唯一自火星上望得见的工程——自山海关的海边一直伸到西藏边上将近二千英里，可看的地方很多。可是这座古老的城防没有一处保存得比这里更好，也没有一处比这里更雄伟。何况南口还有个好处：容易到（约二十五英里，坐京张铁路一个半钟头），又有干净而相当舒服的旅馆。

自北京往长城一个来回，一天就能办完。连十三陵一起，在山脚下住一夜，四十八小时也能赶完。不过有工夫的人若肯把两整天花在这趟行程上、再多花一个下午在南口本地闲逛，是不会后悔的。

这座古雅的老城是一串防御的第一环——那串防御筑在前面那道狭窄的隘谷上，为的是挡住鞑靼人。它从前也是、如今多少还是通蒙古的商队路上一处要紧的驿站。出镇不远，山便合拢，我们到了那道由四座敌楼守着的峡口。照中国诗人的说法，游人该在日落时在此处沉吟——「日光落在翠色的山岩上」，是这一带八景之一。只有极大的画家的笔才画得出这景象：那道荒野崎岖、被水与风蚀过的隘口的窄入口，沉在黑暗里，像被墨涂掉了一样；它那些森然的崖顶自火焰色慢慢转成青玉色，再转成极浓的紫罗兰色——而前景则染着细腻的紫与蓝。

到隘口顶上的长城去，可以坐火车。生客会嚷道：隔着车窗去看这样一处名迹，何等煞风景！可是这条铁路本身极有意思。修它的那位中国工程师克服了极大的难处，这份功劳该归他——那些陡坡、那许多隧道（其中一条竟自长城底下穿过）与精心的石砌护坡，都是证据。

火车喘着气慢慢爬上那道窄谷时，陡峭而光秃的山愈升愈高。我们把最后几处小农田撇在身后——那些地里石头多得叫人觉得勤劳也无法从这样瘠薄的土里挣出生计来。墙曲折地下到峡谷里，敌楼像哨兵一样笔直立着，给山的轮廓添上一道入画的天际线。这些隘口的辅助防御满是中国人与游牧人之间多次交战的痕迹；它们如今看去那样没有用处、那样彼此脱节，却把人的遐想带回那些日子——那时它们对挡住突厥人、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以及别的蛮族的祖先，是性命攸关的；那些人都想打进华北这片人人垂涎的肥沃平原来。

有人把南口与开伯尔相比，把这座镇与贾姆鲁德相比，把半路上居庸关那座堡与阿里清真堡相比；在它比较荒野的地段，这道「中国之门」确实令人想起那道「印度之门」。前者虽然景致不及后者宏丽，在史迹上却与后者相当。成吉思汗与他的大军自这一道找到了通往富庶的中国之路，而希腊人、波斯人、阿富汗人与蒙古人则自另一道涌进印度河与恒河的流域。

爬了一个钟头，火车停在青龙桥这座小站上。自那里沿老官道走半个钟头的好路，便到隘口顶上的八达岭关（海拔二千英尺）。长城在这里端端正正地横过隘口；透过那道厚重的券门——钉着铁钉的门扇如今已不见了——我们看见直隶平原与远处顶着雪的群山，那景致极其宏丽。

长城在两边沿着山脊蜿蜒，攀上那些看去连人脚也爬不上去的峰头。这些历史悠久的砖石所结成的雄浑的环，被古人列为世界奇观之一是有道理的；而在这山中的寂寥里，它们更加倍地震人。一个人影也看不见，除了我们那位赶驴的——他把牲口拴在草里躺着的一尊旧炮上（那是从前在一座敌楼里发现的一批古兵器与甲胄最后剩下的一件，大部分被德国游客搬走了）——还有一个自村里上来找草场的牧人。他坐着看自己的羊群在碎砖间攀爬——那是好看的一景！母羊后面跟着蹦跳如精灵的小羊，而那些爱爬到最难上去的高处的长须老山羊，得胜而安详地衬着明净的天成了浮雕。这份寂静只被远处火车偶尔柔和下来的汽笛、或者被一只在高处盘旋的鹰追逐的鹞子的尖唳打破。

要把这景致宏伟的全貌尽收眼底，人须沿城墙爬上东支上最高的那座敌楼。这一段陡得厉害，以致马道成了一级级方砖的台阶，爬起来极费力。可是自这座巨大的石哨所带垛口的射孔望出去，另外二十八座碉楼都看得见，每一座与相邻的相距三分之一英里；而我们无论转向哪一面，长城本身都仿佛在追着我们，像一条巨龙一直扭到目力的尽头。

那位在黄昏的凉意里沉思的中国哲人，就是自这同一座楼上，踏着月光的银梯登上月亮去的么？传说是这样说的——那是像经过耐心岁月积起的苔藓一样附在长城上的许多传说之一。他到了月宫，自然有惊人的遭遇。他先穿过一连串闪着光的殿堂。随后来到一座比其余都可爱的殿里，见一位老人坐在案前，埋头看一大本书，那是「姻缘簿」。既然中国的婚姻都说是在天上定的，这位老人忙得很；可是他很有礼貌地愿意搁下手里的活，陪这位地上来的生客游月亮上的仙宫。那些宫都是银与螺钿造的，饰着宝石。「它们高出云与雨之上，也高出愁苦之风与死亡之寒之上。宫里满是美丽的女子，她们的衣裳配着她们，如同花瓣配着花；她们在金的织机上织着星辰的花样。」

这位哲人对所见之物惊叹不已；可是那仙境的空气太稀太清，凡人不能久留。因此将近黎明时，他便向那位可敬的老者辞别，谢他的盛情款待，又踏着月光下来了。他回到人间，把所见的奇事讲给遇见的人听，人家却只笑他。「你若当真找到了一个高出云雨之上、愁苦之风从不吹、死亡之寒也碰不着的地方，那你为什么回来呢？」他们问。这位哲人答不上来，因为他自己也不很明白；于是众人都嘲笑他——只有一位明白的长者，猜出了那说不出的缘由，解释道：「这位哲人是被熟悉之物的记忆拉回来的；因为比完美更可亲的，是心所习惯的东西。」

我们在这巍然的高处流连，教想象把那一行残破的敌楼重新填满往昔的守卒。我们的心放起电影来，给我们一幅这道雄浑城垣的历史的活动画——中国人那份筑墙的痴情，凡在这国里待过几天的人都看得出来，而它在这里得到了最宏大的表现。

基督前两个世纪，与汉尼拔同时的秦始皇，想出了这个把鞑靼人挡在界外的巨大计策。这位皇帝所筑的那些段落——把先前已有的几道垣墙连起来并加以延展——用了七十万名罪犯与俘虏。有一度难处看去大得无法克服，秦始皇便去问一位术士。「非有一万人埋在这墙底下，」他答道，「它是不会顺利完工的。」如今连这样一位大专制者，也犹豫着不肯为成全自己的计策而活埋一万名臣民。于是他与那些冥冥的力量折了个中：埋了一个名字里带「万」字的人；此后工程便顺利进行了。

我们带着一阵失望得知：挡住南口的这道墙并不是秦始皇所筑的原墙，而不过是「内长城」，是一项比较晚近的工程，公元五五五年由北齐以土垒起头。

别的朝代别的君主续修或修葺过秦始皇的工程。譬如有记载说金朝一位君主用了不下一百万人，十天之内筑起一段城墙，其中许多人死于苦役。也有些时候什么也不做，这道屏障便废弛了。蒙古人自己是自墙外来的，用不着它防守，便听任它失修；它似乎也没有引起什么兴趣，因为马可·波罗竟一次也没有提到它。可是明朝一把鞑靼人赶走，长城又重要起来；这个新朝在十五世纪用花岗石与砖重筑了这道守着南口的环墙，作为抵挡北方之敌的障碍。

其实在两千年里那些席卷亚洲、有时连欧洲也扰动了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之中，中国尽管有长城，仍一次又一次地被淹没。不过作为抵挡小股劫掠的垒墙，它往往是有用的；而它给一个想入侵的人心理上的威慑，必定极大。要侵入一个有这样一道屏障守着的国家，尤其用骑兵，非有壮胆与惊人的准备不可。何况要出其不意地溜进来也几乎无望，因为要紧的隘口上敌楼相距不过一百码，即便在偏远、不常受游牧人劫掠的地方，彼此也从不超过一英里。每一座都由小股守军驻着，他们有一套极好的烽火传讯之法，消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自这一座楼传到那一座楼、传出几千英里。靠这个法子，长城某个偏远处受了攻击，一夜之间就能飞报北京；大军的全部资源便可调动起来，跟上那些沿着屏障外侧四处侦察、寻找薄弱处的蛮族的动向。

如今鞑靼之患早已消失，这道雄浑的垣墙已无用处，几百英里之内连一个班的兵也没有；不过张家口、古北口以及别处长城的那些「口」至今仍严加看守，每晚日落即闭——请留意，那主要是为了护着近旁的城池。那些抵挡过成吉思汗的骁勇武士都不在了；古物家自敌楼里掘出的他们的兵器已经生锈；敌楼本身也在坍毁。连长城在有些地方也在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滑到谷里去；而那些巧妙地设在屏障内侧、好让口渴给入侵者再添一重难处的排水口，也已倒在荆棘丛中。可是这道雄浑城防的强盛与荣光，至少不是在任何人间的敌人面前屈服的。唯有时光——那最有力、最不可战胜的敌人——才能把凡人的征服者所毁不掉的东西毁掉。

你若坐火车上长城去，务必走大路下隘口回来；那样你才会对边地旧日的生活有一个真切的印象，也才懂得这道屏障本身的全部意味。这一程约四个钟头，须骑驴、步行或坐轿。自隘顶急转一个弯，我们便进了弹琴峡——那里一道小溪永远奏着乐。凡踏过这条大道石头的人，无不觉得自己退回了几百年；而与这条路本身一样古老的（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是中国人与北方各族之间商旅与兵事往来的主动脉），是行路的方式、车轿与牲口的鞍辔。同样是一长串一长串脚步轻软的骆驼，铃铛叮叮当当——当年给忽必烈汗驮货的就是它们；同样是「自鞑靼地方进来」的羊群；同样是驮煤的驴队；同样是被古怪的蒙古人赶着、裹在灰色尘云里的一群群毛茸茸的马；同样是那些骑马的行客，蹬着短镫，坐在高高堆起的行李上。除了从前那些披甲的弓手驻军、以及在城上巡逻或在烽火台上点火的守卒之外，我们所见的是一幅几百年前这道隘口生活的完整画图。

明朝把京城北迁之后，从前走南路的许多商货都改由这条大道；而十七世纪与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哨所通商，又大大增加了穿过这道隘口的驼运。如今张家口来的铁路把这些运输抢走了不少；皮货南来，茶叶则经别的路北去、西去。可是这条窄谷里仍有一股人与牲口上下往来——至少多得足以给我们许多入画的印象与记忆。

到居庸关附近，我们赶上一队山中的出殡。棺材用杠子吊着，杠子搁在骡背上。棺上笼里那只公鸡是做什么的呢？一问才知道：死者曾在游牧人的地方做买卖——那些人如今的居处、放牧与想头，同挪亚时代他们祖先的差不多。凡中国人都不愿住在长城之外，哪怕只是暂住；若出得起钱，他必定预先交代：万一自己死在「口外」，遗体须运回来葬在界内。因此，唯恐魂魄迷路，便带一只公鸡随柩而行，好让它早晚的啼声引着那魂跟住遗骸。

设防的居庸关村向来纯是一处军事前哨，而不是贸易中心，所以守军一撤，它便没有多少生气了。它的城防至今仍是古人军事天才的可观的纪念——筑得与长城本身一样坚实。它们当年挡住过金鞑靼；居庸关的守军还两次抵住蒙古人，其中一次是成吉思汗亲自统兵。然而别处的疏忽却使墙内的人失了一个帝国：这位蒙古大首领不过是另择了一处守备松懈的隘口，便出现在北京的平原上，而居庸关的军队还在等着第二次攻打。有人说那座券门就是为纪念这件事而建；也有人说它不过是蒙古诸汗——喇嘛教的大护持者——所立的一座佛家纪念物。

它的年代是一三四五年，用厚重的白石砌成，深深地刻着佛家的人物与法象：拱心石上是一只高浮雕的迦楼罗鸟，两旁是一对七头眼镜蛇的龙王，蛇形的身子隐没在繁密的卷叶里。五十英尺长的八角门道之内是四大天王，以及六种不同文字的六篇刻文，考古家为它们争论了许多。那些文字是：汉文、以八思巴字写的蒙文、回鹘文（自叙利亚文而来，是今日蒙文与满文之祖）、藏文、以天城体写的梵文，以及罕见的西夏文。最后一种最有意思，既因为留下的样本很少，也因为它长久以来是学者的一个谜。那篇刻文看去像显微镜下的杆菌，是汉字的一种变体。一九〇三年，北京法国使馆的莫里斯终于把它释读出来，证明那是西夏国（公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字母；西夏是黄河上游的一个西藏系的国。别的刻文记着一四四五年重修这座券门的人的名字；清朝又添了一通匾，称居庸关为「天下第一雄关」。

北方那些部族当年不知有多少次自这条崎岖的通道涌下来，成群结队、肆无忌惮地劫掠，烧墙内的村子、洗劫城镇、偷窃杀戮！而在得胜的蛮族打败守军、只停下来把被杀的敌人的头像血淋淋、龇牙咧嘴的花环一样系在鞍桥上、然后策马进谷之前，这里必定有过何等惨烈的厮杀！可是每一回「仁慈的雨总会来，把石头上的血洗掉，太阳又把它们晒白；羞怯的野草编起叶子的花环去遮那些污痕与伤口；群山则透过那些门道端庄地探望，带着它们的雾霭与云、它们浪荡的风与它们敷彩那份绝妙的惊人之处——直到看去仿佛悲伤与死亡从没有自那条路上来过」。

与南口那种荒野强悍的自然形貌恰成鲜明对照的，是东边约七英里处那道安宁的山谷，十三陵就在那里。

这最后一个纯粹汉人王朝的十三座陵的地方，是把帝国京城自南京迁到北京的永乐皇帝所择。他连遗体也不肯运回旧都、葬在他父亲洪武身边，因为他在那里太不得人心。他自幼就显出强悍暴烈的性情。他父亲是明朝的开国之君，而永乐才是真正把这一朝巩固起来的人；据说他父亲做过一个梦，梦见一条黑龙自宝座殿的一根柱子上向他作威胁之状。当时所问的星命家不肯解这个梦，只劝洪武仔细留意自己的家人。后来有一天，他的二十三个儿子在他四周玩耍，他留意到日后的永乐皇帝——那是他最不喜欢的一个，因为性子拗；此人肤色异常黝黑——并不加入游戏，只双臂抱着一根柱子站着看他。那个梦立刻回到他心上。不久之后，这位年轻的王子便被遣到远处的燕地（北京）去；他在那里装疯，大概是要打消他那专横性情所招来的猜疑。

洪武为维持他想立的嫡长之法，把帝位留给了他长子（已先死）的长子；这位指定的继承人想先发制人压住叔父的妒意，却遇上了强过自己的对手。在一场艰难的战事里，那位叔父打败了他的军队、攻取南京；这位败了的储君出走，做了洪武当初起家时所做的——和尚。

永乐登位时，对他侄儿的党羽施了最凶残的酷刑。传说说有一个人敢于抗议，被当着永乐的面斩首，颈上喷出的血在沙上写成一个「篡」字。另一个不肯向他叩头，被投进一口滚油的大锅；可即便在临死的挣扎里，他仍背对着皇帝。第三个被活剥了皮，那张空皮被一根钉子吊在南京一座城门上。有一天风大，永乐骑马过那道门，那张干皮像小丑的气囊一样吹落下来，狠狠扇了他一个嘴巴，旁观的人便笑了起来。这桩不快的事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使这位君主决意离开南京——他在那里那样不得人心，又有那么多不愉快的记忆。他此后的作为证明他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他用兵不但统一了中国，还把蒙古与中南半岛收入治下。帖木儿之死使他免了与那位「可怕的跛子」交手的考验；而其间中国的舰队称雄于南海与印度洋。以永乐之名传世的那部大类书与那部大百科，以及他在位时的文艺之作，凑成了他留给后世的光荣纪录。

永乐为自己与后人营建陵寝时，遵的是帝陵的通制——自从原始的土金字塔（周、汉君主的葬地就是那样）被撇下以来，这通制一直没有改过。唐、宋有他们那种带石像的凯旋般的神道，有他们供奉神主、祭祀亡灵的享殿，有他们的常青树林，有他们凿在山坡里、上有楼阁遮蔽的地宫。他也有这一套——只是更大、更精。实在说，在这一朝被推翻之前，明朝皇帝的陵寝无疑是人手所辟的最大、最华丽的皇家墓园之一。论体量，它们让埃及的金字塔占先；可论式样与气派，断然不让。

一条公用的神道，《实录》里叫作「总神道」，供谷中散布的各陵共用——那些陵并不按先后排列，而是各位皇帝在何处找到合乎自己命理的地方就葬在何处。它自一座宏丽的五门白石牌坊（建于公元一五四一年）起头，那是中国最好的一座；透过它的门洞，我们看见整条神道的全景，两旁褐色的山夹着这座死者之谷。前景里有一笔人间气息：一个晒得黝黑的农人牵着两头灰驴，驮筐里满是柿子——一团团金红与橙色，「比传说中赫斯珀里得斯的金苹果还丰腴、还熟透」。

若我们回到明朝，便非在「大红门」（中国一切帝王陵园都有这一处）下马不可，同那些随送葬或祭祀行列而来的从人一样。如今我们若愿意，尽可以放肆地骑到第二座亭子——那座叫「碑亭」的——跟前；亭里立着华北最大的石龟驮着的巨碑，是仁宗皇帝一四二五年为纪念他父亲所立，上有乾隆所题颂明朝历代君主的「三十韵」，四周有四根刻着云纹的「功德柱」守着，雅称「擎天之柱」，就是华表。

自这里我们踏上那条三分之二英里长的「神道」，全程铺石，两旁列着十八对人与兽的石像（一四三六年）：坐狮二、立狮二、立獬豸二、卧獬豸二、跪驼二、立驼二、麒麟四、马四、象四、朝服文臣四、披甲武将四，以及执笏的「勋臣」四。

这些穿着素净灰石衣裳的庄严武士很是动人。自他们脸上的严峻，我们猜得出他们是何等有力而骁勇的人。不过他们身上一切自然都过时而无用了：自他们奇形的盔到他们那双沉得根本无法穿着前进、侦察、或做近世士兵必须做的那些繁复之事的笨靴子。就实用而论，它们随着那个战争不比敏捷、而比分量的年代一同过时了。可是他们那个粗野严酷的年代——那个暴君的年代——仍有几分气息附在他们身上；看他们立在那里坚定地守着他们所事奉的主上，令人想起那句老话：「昼则日照，夜则月照——披着战甲的武士也一样照耀。」

「他们活着时对那位有神圣世系的主上，作为忠仆，是什么都欠他的；不但在理论上如此，事实上也如此：财货、家室、自由、性命本身。这里头任何一样或全部，为着那位主上，他们都得毫无怨言地交出来。而对他的本分，同对家族先人的本分一样，并不因死而止。」主上的魂必须继续由那些生前直接听命于他的人恭恭敬敬地事奉，也不能容它无人随侍地进入幽冥之界。生前事奉过他的人里，至少总得有几个随他而死。于是上古便兴起了以人殉葬的风俗，起初是强制的，后来是自愿的。不过史上终于记着有一位仁慈的皇帝说：「强迫、甚至只是容许自己生前所爱的人随自己而死，是一桩极其痛心的事。虽是古来的风俗，若它不好，何必沿下去？」自此以后，朝中一位显贵的建议——显然他自己也有干系——被采纳了：以人与兽的石像代替人殉，立在陵前（正如地宫里的泥俑一样），以荣耀那位逝去的魂灵。

过了最后一对石像，路穿过三门的「龙凤门」。自这里我们辨得出这一圈山中十三座陵的大部分，而永乐那座居首的陵寝长陵，比其余一切都更分明地凸显出来。

随后神道跨过几座残破的桥——桥下是山洪的河床，除雨季外都是干的——再缓缓爬上山坡。在这样理想的「吉地」（风水）之中，永乐的魂安息着，而他的身子躺在一座全国上下再美不过的陵寝里。

他陵前立着三座门廊，通向一进种着虬曲古树的外院。第二重三门通向第二进院子，院中有纪念的碑碣与琉璃的燎炉。到了那座大享殿，这印象便到了顶点——敬祖之礼就在那里为他举行；行礼的不但有他自己的后人，还有夺了他江山的人，即满洲的顺治与康熙两位君主。

好好看看这座殿庄严的气象罢：它是中国最大的建筑，满是宏大的静穆与含蓄。单为它那纪念碑般的比例，它就值得研究。三道白石台阶通上它所立的台基；三座厚重的门连着镂花的对开门扇，开进那一间广大的堂屋——七十码长、三十码进深，比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十字翼还长，约合科隆大教堂长宽的一半。四十根用整棵树干（楠木）做成的柱子，每根直径一码有余、高六十英尺，撑着真正的屋顶；顶下另有一层离地约三十五英尺的天花。这座空殿——除了一张简朴的木供桌与神主的架子之外空无一物——的全部华美，就在这些以朱红与金色提亮、历近五百年之用仍完好的柱子上，在它们如此相称地撑起的那些沉重的横梁上，以及那按几何划成一格格凹面、每一格都雕出浮雕并髹漆蟠龙的藻井上。

可是坟本身并不在这里。它在殿的后面、也在殿的上面。我们再穿过后面一进院子——同前面几进一样，种着侧柏与大叶的栎树——到那座秀美的「明楼」，楼里的碑上刻着永乐的谥号。自那里一条四十码长的券道通往坟丘，丘门以砖石封死。一道灰石的阶梯在幽暗的树间爬上俯临坟丘的宝顶之台，那坟丘雅称「宝城」，是一座周半英里有余、种着森森松树的人工之山。这下面便是那巨大的穹顶地宫：永乐的棺髹漆华丽、刻着佛家的「经」，停在它的「宝床」上，四围是随意堆叠的珠宝金玉。陵上的建筑纵然宏丽精工，花钱与费力最多的还是地宫（请记着，这是中国帝王地宫最好的样本）。顶与壁衬着石块，砌合得那样严密，一滴潮气也进不去。「门内的后面，」波恩（《皇家地理学会会报》第五卷）说，「地上凿着一个圆孔；门一关上，一个大石球便跟着落下、掉进那孔里，凸出的顶端使门再也开不开。除非用足以把它砸碎的力气，否则也开不开。这道门一关上，那位驾崩的皇帝便被认为永享安宁了。」

那躁动的魂如今静了，那些使永乐扬名的种种作为也完了；而我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高贵、更相称的陵寝，配得上北京一切宏伟动人之物的创造者。在他留给中国的这座京城里，我们该谢他的太多了：他为它筑的那了不起的城墙、他在那里奉起的宫阙、他召唤而生的天坛！看着他的陵，我们不由得想：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胜过了死亡；因为除了「造出美得不会死的美之物的人」，还有谁能骗过死亡呢？

我们的遐想被一个衣衫褴褛的苦力粗鲁地打断了，他问我们要不要买苏打水或柠檬水。他在外门的檐下摆了一个卖饮料与纸烟的小摊。这令人想起欧洲某个小站上的小卖部——只是少了那些熟悉的矿泉水广告、少了该乘哪条船去美洲的图画、少了在巴黎该住哪家旅馆的招贴。老实说，这有点刺眼。饶是如此我们还是买了柠檬水，因为我们热，也因为有些可怜这个苦力——他很穷，自从穷困的皇室不再付他看守的津贴之后就更穷了。可是他要卖给我们一片屋顶上的黄瓦时，我们不肯买，这叫他大为诧异。我们大概是想要一片比那些已经像金叶子似的落下来的（因为草与野藤把屋顶顶开了）更完整的罢？若是这样，一根长竹竿现成的，可以自檐上哄一片下来。不，绝对不要。让过去安安静静地塌下去罢，若它非塌不可的话——虽然我们对这种听之任之的漠然不禁打个寒噤。

这一群里别的陵除了位置之美外，比永乐那座差得太远，几乎不值得去看。

这些陵是：

献陵，洪熙（谥仁宗）一四二六年葬于此，在位只十个月。

景陵，宣德（宣宗）躺在那里，一四三五年葬——一位公正持平的君主，他那太平富庶的一朝以铸铜著称。

裕陵，正统（英宗）的陵寝，一四六五年葬；这位君主在一段漫长的太监摄政之后被蒙古人俘去，获释归来发现他弟弟已篡了他的位。他把帝位夺了回来——却又落回他在位之初那些为害的影响之下。

茂陵，成化（宪宗）之陵，一四八八年葬，正当明朝极盛之时；他是百姓的施惠者，却没有远见到能遏止宫中太监日增的权势。

泰陵，弘治（孝宗）安息于此，一五〇六年葬；是一位仁厚的君主，才具平平，决断也不甚了了。

康陵，正德（武宗）躺在那里，一五二二年葬；他被记作一个荒唐的享乐之人，荒废国事，却又是一个有才具的人物，通晓多种语言，是著名的旅行家与猎手。

永陵，嘉靖（世宗）之陵，一五六七年葬；他是个偏执的道教徒，毁佛寺，在位虽长却不祥，被蒙古与日本的劫掠所扰。

昭陵，隆庆（穆宗）葬于此，一五七三年；他是一位有指望的君主，却早逝。

定陵，万历（神宗）躺在那里，一六二〇年葬。这位和易的人物在位多年，其间他看着与日本那位了不起的统帅丰臣秀吉断断续续的几场战争，看着可畏的欧洲势力的扩张，也看着满洲人的兴起。外国人记得他，主要是因为他那时所造的著名瓷器。史家则记着：他一死，这一朝便衰了。

庆陵，仁厚的泰昌（光宗）的陵寝；他在位只一个月便死了（一六二〇年），据说是被毒死的。

德陵，天启（熹宗）之陵，一六二八年葬；他被称为「不幸者」，为人所知的主要是他是个热心的业余木匠。他把实权丢给「臭名昭著的太监」魏忠贤与他的乳母，对两人都盲目信任，自己成天摆弄锯子与斧头。他们是怎样滥用这权柄的，可由明朝的迅速倾覆见出，也可由康熙的评判见出——康熙很在理地把罪责归在这位不理事的皇帝身上，并把他的牌位自历代帝王庙里撤了出来。

思陵，是满洲的顺治皇帝所建；崇祯（怀宗）——这一系的末一位——一六五九年葬在这里。他曾英勇地努力要涤清自己的朝廷与政府，可是尽管他有那样的抱负与精力，要挽回前人所造的祸害已经太迟了；这一点他到最后在绝望中才明白。他就是那位在叛军逼近时自缢于煤山的皇帝；那些叛军导致了这一朝的倾覆，也间接促成了满洲人的入关。

征服者李自成进宫时下令抬来两扇门板，把皇帝的遗体连同他那位忠心的太监侍从的遗体一并抬到东华门内一家铺子里。「遗体在那里停了三天，听任百姓致敬；此后命太监给这位先帝穿上御服、梳理头发，再入棺……」

四月初三，皇帝与皇后被暂时葬在田贵妃的坟里，可是只有太监与农人目睹了这场安葬。后来李自成被打败、满洲人进了北京，他们的摄政睿亲王下令营建一座帝陵，并规定举国服丧三日。可是当时，明朝末一位皇帝是无人致哀地归了土……

关于这场葬礼的一段记述很值得引来，因为它描写了一间地宫；那是后来由奉叛军的北京知府之命经办此事的一名小官呈给满洲摄政王的，如下：

「北京陷后七日，我奉命将先帝后葬于故田贵妃的地宫，并令我雇工开掘通往地宫的隧道，工钱由公款支付。于是我雇了三十名抬御棺的夫役、十六名抬皇后棺的夫役，安排把灵柩送往昌平州。部库空空如也，而李自成礼政府的书吏又不肯拨所许的款，我只得向乐善的人募捐。幸赖两位善士慷慨，得银三百四十吊（当时约合六镑）。于是我动手开那条一百三十五英尺长的墓道。我们昼夜不停地做了三天三夜，才到那道通往前室的石门。里面是一间高敞的堂屋，内有祭器与许多陈设。当中是一具石器，上面立着海象油做的巨烛（就是所谓的『长明灯』）。随后我们开了中间那道墓门，进了一间大得多的堂屋，屋子当中有一张一英尺五英寸高、十英尺宽的石床，田贵妃的棺就停在上面，覆着丝帐。

「次日，两具棺自墓道抬进地宫。我们献了牛、金银纸、谷与果为祭。我领着在场的几名官员向先帝行礼，大家在御柩门前痛哭。然后把棺放在石床上：圣上的居中，皇后的在左，田贵妃的在右。田贵妃死于太平之时，因此她的棺依例有外椁。此时既无从为圣上备一具，我便把这外椁移下来罩住皇帝的棺。丧事既毕，我们把墓道填回去，把土堆起来把入口遮住。次日早上我们奠了酒，又叫近旁的农人在坟上堆起一个丘，并在四围筑了一道五英尺高的土墙。」

明朝末一位君主就这样自龙座上去了；而要给这一朝写墓志，再没有比鲍尔杰那段有特色的评语更好的了：

「明朝把蒙古人赶走以后，似乎安顿下来成了一系寻常而极其本土的统治者。……中国人认可他们的统治，甚至表明对它怀有一种特别的敬重与爱意。」然而除永乐一人之外，「洪武的后继者没有做过什么伟大或可记的事」。这些君主里有许多，我们可以说：他们的陵比他们的一生更高贵。

注：值得一提的是，据中国史家说，更远古的时候，北方的农人惯于把田垄犁得与外敌入侵的方向垂直，也就是自东而西。这对志在征服、又要用车运输的军队是个不小的阻碍。这个习惯至今在许多地方仍旧通行。别的地方则种成排的柳来阻挡骑兵的推进：这就是那道著名的「柳条边」的由来——它从前是长城伸入满洲的延长。

注：南口这道墙是五道大环的最内一道；其中两道至今仍全程可辨，一道就是经过张家口的那道墙。外面三道墙史书上说得很少，如今不过是一些土堆。

注：关于长城全程的详史，见盖洛《中国长城》。

注：散布在北京平原上的许多明朝敌楼就是为此而设；它们同土耳其的「碉楼」一样，只能自外面架梯上去。

注：「口」是一个中国字，意思是「嘴」。

注：这几篇刻文由罗兰·波拿巴亲王在巴黎以一部华美的图册刊行过。

注：八思巴是一位西藏喇嘛，公元一二五〇年被封为国师，并被大汗尊为佛教的最高领袖；他仿藏文创制了这套字母，用来转写忽必烈汗治下的一切语言。

注：见第十二章「铁塔」的传说。

注：明朝倾覆之前，这条「神道」比如今更为动人，因为两旁列着参天的常青树。碑亭立在一座苑囿之中。可是尽管满洲初年的皇帝下过保护十三陵的命令，乡下人一等到可以不受罚，便把树砍去当柴与木料了。

注：「楠木」（樟科的一种）是中国最高最直的树；它的纹理随年月而愈美，木色渐渐转成枯叶的颜色，而仍保着它的芳香；所以永乐享殿这些极好的柱子虽起自十五世纪初，至今仍散着一缕隐约的香气。这是卜士礼的话。

注：关于帝陵的详细描述，见高延《中国的宗教制度》。

注：见第九章玛哈噶喇庙；又见第十二章景泰之坟。

注：见第十四章「碧云寺」。

注：见第十章。

注：见第五章煤山，又见第二章。

注：见第九章玛哈噶喇庙。

注：见巴克斯与濮兰德《清室外纪》。

注：在这座暂厝之坟的门外，那位随皇帝死难的忠心太监被葬在紧挨着他的地方。

十七西陵与东陵

除十三陵之外，京城近旁还有两处帝王的葬地，无论位置之美还是营造之奢，都彼此相埒——那便是西陵，几位满洲皇帝葬在那里；以及东陵，清朝其余的君主（只除了葬在盛京的头两位）在那里得了最后的安息。两处都比明陵更难到达，因而外国人所知也少。不过西陵至少不算太远、也不算太难走。

头一程到高碑店（八十四公里），可坐京汉铁路。近良乡县时，自车窗望出去，我们的注意被一座塔吸引，那是多宝塔，立在一座红土的丘上。这座塔起自宋朝，与宋朝连着一个古雅的传说。宋初的皇帝在开封府立定江山时，遇见了一位起初可畏、后来却成了有力支柱的对手——山西的「汉王」杨继业；他有八个骁勇的儿子，是他那位同样骁勇的妻子所生，那位夫人不止一次做过丈夫军队的统帅。那正是约公元一千年的时候，北京的辽朝在勇武的萧睿智皇后领导下气运方兴。我们记得她，大概最清楚的是她为纪念六个阵亡的儿子而建百望山那件事。而在一场对老杨继业的战役里，她眼看着他失掉了除一个之外所有的儿子。可是她熬过了自己的悲伤，这位老军人却没有熬过他的。是某一根同情的弦、是一位母亲对一位父亲的哀痛的怜悯——一种强过战争仇恨的人情——使她把落在自己手里的杨继业的遗体葬在多宝塔下、以此尊崇他的英灵么？然而他仅存的那个儿子，见父亲的遗体在征服者手里，心里不安，便请了一位骁将相助——那人有法力，能自一只法器里喷出火来。他们用强夺不回这位老英雄的遗骸，便以神异之法把塔所在的那座山点着，这才进了墓。杨继业的骨殖被移回开封府；可是自那以后，塔四周的土一直红得像着了火。不用说，这个孝道的故事极合中国人的心。

离北京四十英里、近涿州处，我们经过一个立着大石碑的村子。其中一通碑上的刻文告诉我们：这是刘备的故里——他是后汉（公元二二一年）的创立者。再往前一点另立着一通，是纪念张飞的，那位酒量惊人的豪杰。在中国人心里，这些名字有着说不完的、五光十色的联想。他们的《伊利亚特》——《三国志》——记着这几位英雄的事迹；看戏时几乎不可能碰不上一出演他们生平里某一段的。这著名的三人中的第三位，有时被称为武神，是关羽；他与刘备、张飞以那场著名的「桃园结义」结为异姓兄弟。

高碑店在纪元前三世纪曾是燕、赵两国的分界，在这里换乘一条小支线——那是慈禧太后为君主谒陵之便而修的。这条铁路通到梁各庄，自那里骑驴一个多钟头便到西陵。

西陵的地方是奉雍正皇帝之命选定的；他在一七三〇年派怡亲王与两江总督去寻一处合适的万年吉地。他们选得好。前景里那些起伏的丘陵——时而藏起幽谷，时而又忽然把它们揭开——以及背景里那一整圈剧场般的山，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爱呢？这地方一点也不像坟场——毫无那种令人不快的墓地的意味。它倒像一处华美的私家园囿；实在说它也正是，因为它是清朝皇室的产业。在栽得那样美、护得那样用心的松林之中，一英里又一英里保养得很好的路伸展着，最宜于骑行或散步。它们时而自那些阴森的树的长拱下钻出来，进到宽阔而向阳的空地上；时而那些巨杉的大树干像两排柱子一样引向一座跨在蜿蜒小河上的白石桥，河面上缀着小小的黄色睡莲。一只鹤栖在探出的枝上，令人想起日本的剪绒；一只闪亮的蜻蜓悬在水上，简直可以做扇面的图样。

我们爬上一道低脊去看这些陵的全景。直到它们那些圣所的门槛，绿色的森林像一道永不破碎的巨浪滚涌着。上面的蓝天一尘不染，「那出人意外的神的平安」像一条带子铺在树梢之上。

这些满洲的陵虽在布局上与明陵相似，不同处在于每一座都有自己的石像生甬道、自己的「龙凤门」、自己的碑亭——规模比永乐那条公用的神道小些。这是因为这片圈地大得多，周围二十多英里，而多数陵彼此相距很远。把它们连起来的是一道环着整片圈地的墙，只有一座正门，就是那通例的「大红门」，两旁夹着美丽的白石牌楼。

雍正无疑是打算让他所有的后人都葬在这里、伴着他的。可是他的儿子与继承者乾隆在定自己墓穴的地方时，却舍西陵而取东陵；他的理由是：他若葬在父亲身边，此后每一位君主都会照办，那么顺治与康熙两位皇帝的陵便要孤零零地留在东陵了。因此他表示希望：这两处轮流作后人的葬地——他的直接继承者用西陵，再下一位用东陵，如此相间。可是这条定下来的规矩并未被道光皇帝遵守，他的陵在西陵而不在东陵，因为他连死也不忍与父亲分开。

西陵的帝陵是：

泰陵，雍正（谥世宗）之陵，一七三七年葬。这位君主是康熙自众多儿子中选出、认为最有才干而立为继承人的，他四十五岁即位。他论才智论品格虽都比不上他那位显赫的父亲、更比不上他那位越发显赫的儿子，史书却记他是一位严毅果决、极可称道的君主，称职、无愧于他的种族——一句话，配列在于国有功的中国统治者之中。

昌陵，嘉庆（仁宗）之陵，一八二一年葬。他即位时满洲的荣光正到顶点。饶是如此，要遏制底下那些离析的因素仍须一只强有力的手，而嘉庆既不胜任，也不配去实现他父亲乾隆——那位为他而退位的人——的期望。他在位的那段时期是一场接一场的变乱、边地的骚动与秘密革命会社的谋划。他那时候还剩下的一点气象，都得自乾隆的伟业；乾隆留下的印象那样深，以致在他死后将近二十年，中国在欧洲人眼里仍是一个可畏的帝国。「中国皇帝那种自居天下共主的僭妄纵然何等荒唐，」一位外国的观察者写道，「人行经他的领土而不感到他拥有世上帝王藩篱之内最好的一片国土，是不可能的。」嘉庆六十一岁而终，留下的是削弱了的威权、衰颓了的国力与不满的百姓；他是中国的路易十五。他的路是被前人铺平的；他的难处是他自己的漠然所造——那种一阵一阵、又用错了地方的劲头，其不幸几乎不下于他惯常的倦怠，再掺上对享乐过度的耽溺。鲍尔杰对他的品格与他这一朝有一句中肯的总括：「二十五年里他给国家造的害，与他父亲六十年辉煌的治世给国家的好处一样多。」

慕陵，道光（宣宗）之陵，一八五二年葬。他无论就哪一点说都比他父亲更称职，却收了后者疏懒之政的后果。嘉庆死时，那长久滋长的痈疽开始在仍显得光鲜富庶的表面上显露出来。道光年轻时见过他祖父英明治下的国家；可是后来那一场逆境的磨练，只使他生出忍受灾祸的性情，却没有给他与灾祸搏斗的气力。值得记他一笔的是：他明白国势衰败到什么地步，避免不必要的开销，也从不把公帑浪费在自己的享乐或身上。尽管一生俭朴而有男子气，他七十岁去世时身体苦极、心里犹疑不定，却仍相信自己已经担过、也挺过了最坏的危机——而下一朝要证明：这不过是一场苦涩的幻觉。

崇陵，光绪（德宗）之陵，一九〇九年葬；他是道光之孙，三岁被扶上帝位——是历史上最可怜、最无力、却又最仁厚的人物之一，是一位傀儡君主，落在他那位不屈不挠的姨母慈禧手里；而正是慈禧把满洲帝国最后五十年的国运维系在一起。

这些陵中最好的是泰陵。「一个华丽的红、橙与黄的梦，供在一丛丛杉树之间，衬着一列陡峭如削的屏障之山分明地立着；日光落在突出的岩石上时，那些山亮如白银，而阴处又转成柔和的蓝，像某种美丽的鸟胸前的绒羽；前景里灿烂的殿宇像一群金色的雉；在它们与观者之间——是白石的桥与笔直的石路，一路引向陵寝更神圣的界内；而那些界内又由鲜红的大方门守着，门上包铜、钉着泥金的门钉，棱角森严而尊严，线条简朴而峻峭；环着的墙是深红的，那一片红自松树的大枝底下浓浓地透出来，间或还有一株白干的杨。」——这就是泰陵留在我们记忆里的画面。

「隆恩殿」立在一座饰着鹤形与鹿形铜香炉的台上，是颜色与华美的顶点。这座殿里有什么呢？有礼貌的执事用形状古怪的钥匙打开那四扇门——最高的那把锁远在人头之上，他们得架梯子才够得着——我们进了一间屋子；它与永乐那座厚重的大殿相比显得小气，却有一样补偿的好处：保养得完好无缺。高高的天花由泥金的柱子撑着。在黄色绣幔的背景之前——幔后是收藏神主的龛——立着三座御座，覆着黄锦。当中那座上是神主的架子。另一重三门通向坟丘之前那片种着树的院子，以及那座遮着地宫入口的楼。「明楼」与坟丘仍是仿永乐的，只是小些；不过封住地宫的那块板是雕花的琉璃而不是石头。实在说，这些满洲的陵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与汉人明朝皇帝的陵相似。同样有烧祭品的、用彩砖砌的炉，同样有内院里森然的树丛，同样有坟前石制的祭器摹本——只是低低地掩在树间、离得很远。不过在明陵，一切都成了废墟；在这里，一切都灿然如新，像是昨天才造的。

泰陵后面不远是泰东陵，那是雍正的皇后孝圣钮祜禄氏的美丽之坟，她是乾隆的生母。除了享殿里的雕刻与刺绣不是龙而是凤之外，它几乎就是她丈夫那座陵的翻版。

紧挨泰陵那一组的是昌陵，嘉庆躺在那里；与它相连的还有他皇后的坟（昌西陵），她是道光皇帝的生母。昌陵与泰陵一模一样，只是气派上略逊一筹，一切都按略缩的尺度。这里正有一点迹象，表明时势在走下坡，表明嘉庆无论生前死后，都没有他祖先那样的权势与排场。

入口的牌楼没有了，神道几乎是随随便便地自那座更早的陵拐出来的。一条小小的石像生甬道——每一种只有一对——便算是「神道」。那些石兽也古怪得很。雕狮子的人显然从没见过活的模特；他照描述去做，把百兽之王做成了一副带着傲慢笑意的漫画。至于骆驼，人简直可以像班迪卢的邦盖那样说：「那些驼峰在我看来总有点不合天理、有点多余，叫人心里发毛。」照例有一座碑亭，四围是四根盘着龙、顶上蹲着神兽的高石柱。一座嵌着漂亮琉璃的「龙凤门」把这些建筑与那些庄严的树分开。可曾有哪一处的屋顶，比这些在这片自四围森林里辟出的宁静空地上的更能显出它们灿烂的颜色——这片林间静默的空阔，何等富于诗意与安憩？

只有慕陵与别的陵不同。它远在南边，独据一道小谷，透着一种别出心裁的意味；我们倒愿意以为这是营造者对一味因袭的反抗。老实说，全不是那么回事。躺在这里的道光，我们知道，是俭省的。他为省钱把石像生甬道免了。他在坟本身上也俭省，不用通例那种费钱的坟丘，改建了一座圆形的、覆着三合土、架在台上的高丘。随后，像许多精打细算的人一样，他忽然在他的享殿上大手笔起来，殿题作「隆恩殿」，通体用芳香的楠木造成；那份光润的朴素，比灿烂的彩画更见效果。

自这座陵起，绕到自泰陵与昌陵望得见的那些山脚下去，是一趟极可爱却要走一整天的远足，行客往往漏掉。这里立着三座古塔，是比这些陵更古的庙的遗迹。爬到半山上那两座去虽然费力，那一片宏丽的景致必定酬得过我们。可是谷里的农人劝我们不要上去。有雨来了。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刚到顶，暴风雨就发作了；一个多钟头我们困在撕裂的雨云之中，四面都是雷的轰响与滚动。随后它像来时一样忽然收了。我们动身下山时，已经隔着渐散的雾纱隐约看见云像岛屿一样悬在下面的蓝色里。而我们看着，它们便泛出玫瑰的红晕。我们离那坚实的世界那样高，整个空气又那样饱含水汽，以致一块块绿色的地面看去像深水底下长着苔的石头。

一路下谷，成群的小青蛙在小径上跳在我们前头；它们受惊跌回小溪时那一声「扑通」又脆又亮。岩石还湿着、亮着。大颗的雨珠还在茅屋的檐上颤动；庄稼伏倒着，像是累极了。在这片圈地更外围的地方、在那道环绕的「风水」墙以内，农人耕着他们的小块地而无人呵斥——虽然按道理他们是不许耕这块圣地的。

可是等我们再进森林时，太阳已明晃晃地照着，每一片滴水的叶子都成了珠宝。羽色鲜明的啄木鸟已经在湿得发黑褐的树干上重新开工。金黄鹂闪着身子去觅食，斑鸠在一座座绿瓦小坟的檐下咕咕叫——那是妃嫔或幼年皇子公主幽静的安息之处，没有人去看，因为它们掖在僻静的角落里，也没法与他们父母的陵相比。可正因为它们这样隐蔽、这样被遗忘，燕子便大胆地栖在它们的墓碑上晾翅膀——成群的燕子，都把头朝着路，像好奇的看客。我们过来它们似乎一点也不慌——只一动不动地俯看我们，把我们当作过眼的现象。实在说，绝大多数都不肯把我们当真。

崇陵，光绪之陵，几乎在圈地之外，回车站的路上顺便去看最方便。它那些洁白的建筑自远处看是一片极动人的整体。走近细看，才发现白石的成色较差、做工也不如——大概因为这座坟是到民国政府手里才完工的，而要指望民国对一位皇帝的安息之所有多大兴趣是不合情理的，虽然它确实为完工特拨了三百万两。隆裕皇后葬在她丈夫近旁。想到他们生前彼此憎恶、能避则避，这就颇有几分惨然了。他真正爱的那个女人、被慈禧太后推下井的珍妃，葬在对面的山坡上一座无人照管的小坟里，小小的坟丘上孤零零长着一株白杨。

退位的宣统皇帝虽还是个孩子，陵寝已在东边、离光绪葬地几里处动工了。这个由来极古的风俗在中国人中间很通行；他们认为生前就有自己的坟是极体面的事。凡在将来要住进去的人生前所建的，另有一个专名叫「寿域」。

东陵比西陵还要好。圈地更广，森林更老更壮，而长城本身构成北界，冠在那些屏障之山上——那些山

如巨人般站立，

守护着一片被施了魔法的土地。

可惜这东陵离北京九十英里，用中国那套原始的运具要走好几天的硬路，所以敢走这一趟的人很少。

五位皇帝躺在这片宏丽的园囿里，其中有满洲君主中最著名的几位。

孝陵里是顺治的遗骸，一六六三年葬，谥世祖——正是给忽必烈汗的那两个字。他那位著名的叔父多尔衮、即皇父摄政王，把满洲的权力巩固了最初几年之后，顺治十四岁亲政，把新的规制立起来并加以调适，修了一部律法，又把中国与信喇嘛教的西藏之间的关系联结起来。他向着宗教的心思那样明显，以致给他退位出家的传说提供了根据。「且不说他体质孱弱——那大概也促成了他厌烦帝王生活里那些冗沓的仪节与空泛之事——他似乎天生就该做一个好沉思的学者，也许竟该做一个宗教的隐修者，」庄士敦在他的《一位皇帝的传奇》里说。可是传说归传说，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说他真的卸过自己的担子。在满洲开基的几位之中，他那份诚恳的用心、他对一个被征服的民族的克制、明智与远见，都配得上十足的称许；他因此为康熙铺了路，使康熙得以凭臣民的爱戴与尊崇，收获他自己靠武功与好运才拿到的归心。

景陵是康熙（圣祖）最后的安息之地，一七二三年葬；他是顺治的第三子，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一个极了不起的人。还在少年时他就平了一场可畏的叛乱；在位既久，大半时候都在筹划或指挥蒙古与中亚的各场战役。然而他还抽得出工夫去做内政上的大事业，去营建，去提倡文学与艺术，自己也写作，赢得了那些以才具点缀他朝廷的耶稣会士的钦佩，也赢得了一位气味相投的人——俄国那位巨人般的君主、与他同时的彼得大帝——的友谊。鲍尔杰的评语使这个历史人物活了起来。「康熙在中国君主中的地位，」他说，「是划得很清楚的。他与其中最伟大的两位——唐太宗与他自己的孙子乾隆——几乎并驾齐驱。公允的后世无疑会把这位君主列在万国的帝王之中一个卓著的位置上。」「勇敢、慷慨、明智、于政事上勤勉而警觉，天才既深且博；虽然权势与财富都极大，却毫无亚洲朝廷那种排场与怠惰」……冯秉正是这样形容他的。论文学上的造诣，他证明自己与当日博学的中国学者相埒，若不是更胜一筹。他的诗集是中国流传最广的书。此外他还通拉丁文、蒙文与藏文。不过这位伟大而良善的人晚年被家庭的烦恼与争执所损。饶是如此，他是在荣光与悲伤的顶端，以极大的尊严与勇气去世的。

裕陵是乾隆（高宗）之陵，一七九九年葬；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常被称为「中国最伟大的君主」。我们站在他坟旁时，他在位那整个辉煌的时代——近世中国史上最要紧的一段——便回到心上。那个时期无与伦比的武功、在文学、艺术与治理上无人能及的成就，若放在任何国家都足以标出一个空前富庶的时代。这位君主把他那尚武之族的至尊确立得何等之好，把一个伟大民族的协力争取得何等之好，把他的财力用在开疆拓土上——自暹罗到西伯利亚、自尼泊尔到朝鲜——又用得何等之好！康熙成就了许多，却也留下许多未竟之事。乾隆凡所举办无不成功，而且是彻底的成功——成功到当他终于把剑入鞘、退居私人生活时，就武功而论，再没有留给最高的雄心去完成的征服了。然而他的梦想并不是被人记作一位军人，倒是记作那位仁厚的、父母般的统治者、百姓之父——那是中国皇帝最高的理想。这一点他也做到了，靠的是对国民所需不懈的留意、以及推行他所认为最合国家利益之事的热忱——做得那样好，以致众口一词地把「大帝」之名加在他这一朝上。随着他的死，中国的元气开始退潮。这份宏大的遗产被怎样的盲目愚蠢、怎样的优柔寡断与可鄙的权术糟蹋掉，是帝王故事里最可悲的惨剧之一。

定陵是道光第四子咸丰（文宗）的安息之地，一八六五年葬；他是一位荒唐、执拗、器局狭小的继承者，父亲又不走运。虽然即位之初他曾下诏把降在中国的种种灾祸的罪责一概揽在自己身上，他却仍旧把自己看得过高，而并无维持这份自视的力量。惨烈的太平天国之乱与第二次对欧之战，很快就证明了这份僭妄之空。他三十岁死在热河的行宫里，是一个逃避万国公理的亡命者，把皇位留给了他唯一的儿子。

惠陵是同治（穆宗）之陵，一八七九年葬。他冲龄时，在两位太后同时垂帘之下，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这样的人作过一些自强的努力。他十七岁亲政时，照各方所说是一个对人怀着善意的人。可是即位两年后他死于天花，与他的妻子阿鲁特氏一同待葬；阿鲁特氏据说与光绪的珍妃一样，是慈禧太后残忍之下的又一个牺牲者——一个温柔的年轻身影，「历代的人都会给她同情」。

除君主之外，园中散布着四十多位皇室之人的坟——有皇后与妃嫔，那些未曾加冕的宠幸有时对事势的走向大有左右之力，尽管西方流行的想头是中国女人没有权柄；也有康熙、乾隆这类多子的君主的儿女——在满洲人身上，强健与伟大向来是相随的——他们幼年便夭折了。在林子里人总是撞见这样的坟，彼此像极了，一一细述便是多余。然而其中每一座，只要我们有耐心去把它找出来、去弄明白它主人的故事，便构成满洲政权这幅镶嵌画里的一块——构成那幅伟大与失政同画在一起的图画的一部分。

在留给皇室的那片地界之外，我们留意到两座坟。一座是康熙老师的坟；皇帝对他爱敬极深，准许他葬在成例所许的、离自己最近的地方。这位可敬的老人对那位专制君主的影响，说来很动人：他一句话就能平息这位君主少年时的怒气，一个微笑就能催发他慷慨的心念。因为他代表着旧秩序里一切勇敢、真挚、高贵的东西，也是东方那种师生之谊的一个实例——那份情谊往往维持到两人一生之终，即便学生的地位远远高过老师也是如此。

界外第二座坟是那位正直无畏的御史吴可读的；他为抗议光绪皇帝继位之不合法，在同治陵旁自尽——因为这次新的立君使同治的英灵断了嗣。

帝陵屡屡成为抗争与不体面的争执的场所，那些在宫禁之内久积的不平与激愤在这里找到了出口，说来也怪。这类事有一桩发生在一九〇九年慈禧下葬之时：同治与光绪在世的妃嫔与新的皇太后（隆裕）为位次之争闹翻，不肯回城，负气留在陵上，直到派了一位皇族的公爵专程去恭恭敬敬地请她们回来为止，在守礼的人中间闹出不小的笑话。

连在东陵营建一座帝陵，通常也免不了为该进哪位经办官员腰包的成数而争执。那确实是一桩巨大的工程。且以运那些做石驼石象的大块白石所需的准备与人力为例。英国使馆的医官芮尼在他的《北京与北京人》里有一段有趣的记述，讲一块这样的巨石是怎样被运到安放并雕琢的地方去的。「一八六二年，」他说，「我听说有一块重六十吨的大白石正经过北京，装在一辆六轮的大车上，由六百匹马与骡子拉着。这块白石来自离京城约一百英里的一处石场，正运往东陵，要在那里雕成一头象，作为先帝咸丰陵寝的装饰之一。它的尺寸是长十五英尺、厚十二英尺、宽十二英尺。马与骡子套在两条自车上平行伸出的巨缆上，每条将近四分之一英里长。石上竖着御旗，车上坐着一位官员与几名随从。其中一名随从执一面锣，每次停歇之后、大家预备好了他便敲一下。随后沿队的别的锣也敲起来；一声令下，赶车的一齐甩响鞭子，马便拖着那笨重的负载起步了。队首有一人执旗引路，一切号令都用旗子打出。」

一八六五年咸丰下葬的记述可作帝王殡葬的典型，或许也有意思：

「这一年秋天举行了咸丰的葬礼，他陵寝的营建正好进行了四年。与他同葬的是他的皇后萨克达氏，她死于一八五〇年，比她丈夫即位早一个月，遗骸在一座村庙里待葬了十五年。……照例，丧仪与陵寝的营建耗费极大。单是皇帝的陵寝，名义上就花了一千万两，其中自然有极大一笔被挪去便宜了内务府与别的人。

「年幼的皇帝与两宫垂帘的太后依礼前往东陵与祭；而为先帝筹办丧事已经五年的恭亲王随侍在侧。

「君主的遗体装在髹漆华丽的楠木梓宫里，被抬进那巨大的穹顶地宫，当着执绋者的面安放在它的『宝床』上——那是备来承它的贵金属的座。从前要与驾崩的君主一同活埋的妃嫔与仆役，如今以与真人一般大的木俑与纸俑代替，放在棺旁。巨烛点起，经文诵念，地宫内陈设了大量贵重的珍玩：金与玉的如意、一串珍珠项链放进了棺内。一切依礼办妥之后，地宫的大门缓缓落下、就位封死。」咸丰在他永恒的长夜里睡着，在他不幸的一生之后永远安宁了，空空地享着他的财富。

慈禧太后的丧仪——大概是东陵最后一次举行的葬礼——更为动人。她那具巨大的灵舆由一百多名杠夫抬着，沿一条专门修的路走了四天，到那处被原始森林环抱、背靠万古之山的静地。荣禄为他的主上所建的这座陵寝，政府档册上记着的造价是八百万两；慈禧在她辉煌而多风波的一生之后，就在这里得了安息。它的布局与她丈夫的定陵一模一样，只是规模较小；它紧挨着定陵，而西边是她的同僚、同为垂帘者的慈安太后之坟。

世上少有凡人的陵寝能与中国的帝陵相比——在那里，自然之美衬着中国最好的建筑的华美范本，在来客心里留下一份关于伟大死者的、庄严而并不压抑的记忆。

注：陵附近没有供欧洲来客住宿的地方，所以想去看的人最好去找通济隆公司，他们会提供一切消息、并帮着筹划这趟行程。凭外交部可以领到的特许，来客可以在圈地内、在管着四千名充作守卫与看守的旗人的那位官员的衙门里落脚。不过即便在这里，他们也须自备食物、床铺、仆役等等。

注：见马德罗尔《华北》，又见第二章。

注：见第十五章「白家滩」。

注：关于这些品性，见鲍尔杰《中国简史》。

注：见第十五章。

注：《我的北京花园四周》，立德夫人著。

注：见第十三章「新夏宫」。

注：这是皇室中未曾在位者的坟通行的形制。

注：皇帝一经入葬便不可再惊动、因而他的遗孀须另有自己的地宫——这个想头给宫廷加了极重的负担，因为造这些地宫所费极巨。中国人格外忌讳尊者（男子）的安息被卑者（女子）惊动，所以照严格的礼法，一位皇后该不该葬在丈夫身旁，一般要看她是死在他之前还是之后。她若死在他下葬之前，棺可以暂厝某处，等他的坟封了再说。可是她若死在他之后，通常便另给她一座自己的坟。

注：见第十章「历代帝王庙」。

注：关于东陵一带一幅很好的地图，以及各段路程、客店等准确的记述，见迪布勒伊上尉《东陵考察记》。

注：见第九章「玛哈噶喇庙」，又见第十四章「天台山」与第二十章。

注：见第十三章「旧夏宫」。

注：见濮兰德与巴克斯《慈禧外纪》。

注：这座陵前后营建了三十多年。慈禧一生、尤其到老年，对自己最后的安息之所极有兴趣、也极以为荣，不时去看，并对经办营造与装饰的人要求极严。一八九七年有一回，工程实际上已经完工，她却因柚木的柱子不够粗壮而下令重建。

十八北京——一间古玩铺

等到宫殿都看过、庙与陵也都「跑」完了，北京还剩下一样永不枯竭的兴味与消遣——古玩铺。凡搜求中国的东西——美的也罢、奇的也罢——的收藏者，那里是他们快活的猎场。少有生客抵得住那份诱惑，不去为旧瓷、铜器、绣品、或者凡合各人口味之物讲一回价；而在寓居的人身上，这个习惯迟早会养成一种特别的心性。我们厚着脸皮打量彼此墙上的画，在席上把主人的盘子翻过来找款识以证其来历，饭后拿起他的漆器掂分量，又直截了当地问他新得那件东西的价钱。这样的举止在巴黎或伦敦会被认为没教养，可是在这「古玩铺」里——一位机智的旅行家曾这样叫北京——它是被容忍、也被理解的；而你若住得够久，自己也会养成这套习气。

买东西有两种法子：在家里买，或者到铺子里去买。你若择前者，商人会带着他们的蓝布包袱来找你，不知疲倦地一层层打开，而你舒舒服服地靠在圈椅里坐着。这种买法对极无知的人与极有眼力的人都有好处：对前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什么都好得说不出地想要；对后者，是因为他们是老主顾，卖东西的人认得他们，会把他们要的那一类带来，省得他们在一堆废物里翻找。寻常的游客走不出旅馆的大堂，坐在两人之间：一个是我们叫作「蒂芙尼」的那位特别会引诱人的，捧着珠与玉请你过目；另一个叫「利伯提」，是照他那批华丽的衣料起的名，正在夸「顶好的官家跳舞褂子，太便宜了」。

不过亲自到铺子里去别有一种迷人之处。可惜北京是一座路途遥远的城，走起来很慢。何况街上车马拥挤，古玩商又往往彼此隔得很远：我们的洋车夫一路跑着，把狗与小孩撵得四散；而讨价还价的声音——「多少」之后必跟着「太贵」——一路追着我们。

每一位生客最先去看的地方之一，是法国鉴赏家格罗让先生的陈列（在广茂胡同）。这里的好收藏有一样长处：陈设在一片谐调的布置里显得极好，也省了人在积尘的角落里翻找那些来路可疑的宝贝的麻烦。另一处著名的地方是北堂附近的「保罗」。「保罗」是一位中国的基督徒，他对自己收藏里每一件东西的真伪都出保。他的藏品里有古雅的瓦当与墓里的泥俑。许多瓦当标着极其古远的年代，若不是他担保，我们简直要怀疑。「请记着，」他说，「屋瓦是中国人发明的——最古的样本可以追到纪元前五世纪，虽然最早上釉的属于公元一世纪；而瓦正是瓷器的始祖，瓷器就是自烧瓦的试验里长出来的。」这些怪诞之物、螭首与明器，吸引收藏者的不是它们的美而是它们的古，尤其吸引本国的收藏者——他们把它们看得极重。

「还去别的铺子么？」我们把这里的东西看遍、被诱惑过、并且量力而「败」了之后，我们的「小厮」问道。

「去，小厮，去别的铺子。」

于是那长长的街景又展开了：街两旁是本地铺子雕花的门面，以及髹漆的「招牌」——黑底或朱底上是泥金的字。奇怪的是：这些为装饰而加变化的中国字，在人脑子里留下的印象远比我们那些平淡的字母组合深：它们是鲜明的图画；它们仿佛活着、说着话、比着手势。我们所以觉得这些街道惊人地入画，大半要归功于它们——也归功于那个小商贩至今还守着的老风俗：把自己货品的形象或标志挂在门上。鞋匠那只配给山大王穿的大纸靴、那只配给山大王的伴侣抽的巨大烟袋、钱庄那枚大大的泥金钱、袜铺自檐下垂着的毡袜、刷子铺外的鸡毛掸——这些招牌向眼睛呼喊，这些标志在飞掠而过时像一张张脸，或笑或做鬼脸。

几分钟后，洋车停在王府井大街一家铺子前。这里别的不说，单有些珍宝我们就未必舍得买——那是欧洲造的表，珐琅华丽，缀着珍珠，嵌着钻石；有嵌在扳指里的小小计时器，也有大些的——当年中国的王公喜欢把它们挂在腰带上，那时腰带是松松地系在缎袍外面的。索价高得荒唐，凡记得一九〇〇年之后这类珠宝多么便宜就买得到的人都这样想。可是新来的人还是买；先是小心翼翼地试探，随后像饿鱼一样把垂涎的饵连钩一起吞下去，事后还要夸自己吃了一顿好的。说起表，我们想起一只这样漂亮的计时器如何拆散了一段友谊的故事。两位使馆的秘书是形影不离的伴侣，也同样热心于收藏，一同去寻表。他们找到一件宝贝，两人都极想要。其中一个觉得这件古玩贵得太过分，便打消了自己买的念头，不过表示愿意第二天再来替同伴买下。两人这样说定了；晚上在俱乐部里，那位将成为这件小玩意主人的人急切地等着接收它。「对不住，亲爱的朋友，」那位去买东西的人说，「那只表今天早上被别人买走了。」于是有安慰，有徒然的惋惜！可是几星期后，这只表却出现在那位答应替同僚买它的秘书的柜子里。中国的「小厮」有一个多事的习惯：把主人仔细藏起来的东西摆出来，理由是主人请客时，总得给主人的客人留一个最好的印象。这个小故事的教训是：「哪怕最好的朋友，也千万别带他一同去古玩铺。他可能想要你想要的东西。你又不能体面地抬价压过他——于是你冒着既失古玩、又失朋友的险。」

相当一批最好的古玩商在前门外，朝着著名的琉璃厂那个方向。古时的规矩一成不变：同一行会的商人或匠人住在同一条街上。木匠与做家具的自有一条街，做灯的、做银器的、做铜器的、卖画与卖瓷的也各有一条。这风俗无疑是为了彼此的安全才形成的。遇上骚乱或变故，卖最贵重之物的那一带可以用木栅门与城里其余地方隔开。不过如今这习惯已不再严格遵守，城墙之内没有一个角落是我们不能寻古玩的。

不要以为最气派的铺子就一定卖最好的东西。往往是藏在死胡同里的那位商人有最漂亮的物件——正如他的铺子有最响亮的字号。我们知道有一间只有一开间的小棚屋叫「悦知斋」，那里有一座估价三千元的欧洲古钟出售；另有一间小地窖似的铺子叫「万荣号」，藏着一只极精的雍正珐琅匣。在前门大街后面那片肮脏的、本地的「奇迹之庭」里，也不知捡着过多少好东西。

我们可以寻了又寻，寻上几天、几星期、几个月而一无可买；可是在这场艺术的彩票里中一注的指望使我们始终有兴味。我们的知识也许既不足又不准，可是学问上的欠缺，我们以爱来补。铺子的石地冬天冷，我们不觉得；小小的陈列间夏天又闷又常常熏鼻子，也不打紧。散在欧洲、美洲与日本各博物馆与收藏里的中国艺术的奇珍，以及像卜士礼《中国美术手册》那样的书里的描述，使人指望北京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库，在那里以便宜价钱仍容易寻到美好的艺术品。他们想，总该有什么是被漏掉的、或者是自宫里偷出来的——也许还有一八六〇年或一九〇〇年劫余的东西剩下。

可叹的是，奇遇与便宜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至少就真正的古铜器、比较有名的瓷器与最好的画而言是如此。不要以为万一有一件好东西上市，随便哪个生客都能贱价捡走。无论它出现在北京本地还是在外省，凡有价值的铜器、画或瓷器，总是先拿给那些著名的古玩商——他们正等着这样的机会，而且带着充足的本钱在等。譬如日本的大商家山中，一年到头在北京养着专家。这样的人自然拿得到最好的，因为商贩认得他们。他们也难骗，因为他们有多年的经验，又极熟悉中国鉴家的著作——那些鉴家几百年来把每一件名品出现时都编目描述过，其详尽与辨别之精是世上别处所没有的。同时这些公认的买主提供一个长久的市场，懂得所售之物的价值，一般也肯照价付钱。

这话是说给新手听的警告：新手往往以为自己短时间内已成了行家，以为自己能发现那些成年累月在这行里打滚的人所漏掉的东西。譬如说一位真正的瓷器鉴赏家（外国人一般最热心于瓷器），他有一份天赋，再经长久的历练。在买贵重东西之前，最好先花些时候到博物馆或私人收藏里研究真的艺术品，好养成品味与眼力。不过同样要紧的是读我们这方面标准著者的书，学会分辨各样胎与釉、年款等等。过一阵子，人即便算不上行家，至少也精明到能避开那些明显的陷阱。然而不可太依赖款识、也不可太依赖纹饰：收藏者要判断一件东西总体的高下，主要还得靠眼力的养成。再没有比亲手摩挲精美的旧物更好的训练了——瓷的胎质、颜色与纹饰都可以在其中细究；而这样得来的知识便成了经验，而经验高于一切，是凡收藏旧瓷的人必备的本钱。

当某件动人的东西合了你的意、你一时热心起来时，千万别忘了：西方古玩商的一切花招、加上他们自己上千种独创的，中国商贩都熟得很。他们把珍珠剥皮，把铜器埋起来养出好包浆，把皮毛染色，把绣品熏旧，仿造玉器，给水晶上色，伪造年款，又巧妙地把旧底嵌进新瓶里。骗新手的诱惑一般是抵不住的——或在货色上、或在价钱上、或者两样都骗；而最讨人喜欢、最能说服人的伙计，往往就是最坏的那一个。

补过的瓷器——如今上市的真品里有许多是以极其高妙的手艺补的，能骗过眼睛——常常可以用一枚钱轻敲来辨出：原件部分的声音与那补料发出的闷声之间的差别，是容易分辨的。

对一切古玩、以及一切经营古玩的人，都要存着疑心去打交道。窃贼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尚可算他无辜；可是一只（据商人说）头等的康熙瓶，在被某位识货而无利害关系的人证明它清白之前，都该当它是假的。这样的瓷器若是真的、又不曾破过，稀罕到那个地步，是有十足的理由不信的。而若商贩还把它当作便宜货卖给你，说一通缺本钱的苦情，那就更要让谨慎压住热心。凡中国人肯把一件好东西「忍痛」让出，请放心：忍痛的是买主，牺牲的是他的钱袋，而不是店家。一年里唯一可望大减价的时节，是中国新年之前。到这个大结账的关口，每个店家都得还债；为了保住来年信用所绝对必需的现钱，他往往肯便宜卖给第一个出价的人。

北京如今还买得到的那少数标准瓷器，索价惊人。譬如十五年前十元就能买到的青花「团花碗」，如今在本地市面上要卖一百元。一只旧康熙青花笔筒——荷兰陶工的代尔夫特器就是仿它的——新近以两千元卖给了一位有钱的中国人。我们知道有一对瓶标价一万四千元，另有一对与博物馆里某几件相似的标价五千元。两只乾隆茶杯前些天卖了十五镑，转手在伦敦卖了一百镑。这就证明好东西的价值是实在的，并不像有些人所说是虚的；而对那些懂得足以不受骗的人来说——可惜连专家有时也意见不一——它们是极好的投资。

中等的中国瓷器如今在北京比在巴黎、纽约、伦敦或东京都贵。运费正常时，在西方收起来运回中国、卖给京城里环游世界的游客，是划得来的。何况欧洲仿造的东方瓷器也被运来放到本地市面上骗游客。欧洲某些厂家长久以来专以仿造中国瓷器为业。巴黎的桑普森先生以他惊人的东方珐琅瓷仿品而闻名，他最好的样本极能乱真。西班牙托莱多附近也造过东方瓷器的完美摹本。

古铜器与瓷器一样美、一样贵重，虽然它们不那么投西方人的缘。中国人自己是极热心的铜器收藏家。端方那批著名的收藏在他死后散出发售时，引来各省的本国买主，在远东的艺术界所引起的轰动，不下于一场希腊大理石雕的拍卖在欧洲所引起的。

这种金属几乎不朽，又有极古的魅惑，因为铸铜与饰铜之术在中国早在基督前许多世纪就已知晓。几乎所有历史名品上的刻文都显出早期文字的形体；而它们的形制则令人想起最初的陶器——它们就是照那些陶器仿造的，那时中国人正一步步向文明挣扎。尤其是，它们身上附着一种更幽微的价值——那是与它们相连的、半被遗忘的生命与正在消失的信仰的淡淡记忆。有时它们使人生出关于魂灵、或者至少关于魂之物的残骸的古怪遐想。人很难说服自己相信：那些镜子从前所映过的一切动作与面容、那些香炉与酒尊所用过的一切祭祀，如今竟一丝也不缠绕着它们。「人不由得要想：凡曾经有过的，必定还在什么地方存在着——只要极轻极轻地走近这些旧铜器，忽然把其中几件翻过来对着光，人也许就能捉住『过去』正在畏缩战栗着躲开的那一刹。」

本国的爱好者虽承认后世也造过一些精品，却只把属于三代（夏、商、周，纪元前二二〇五年至前二五五年）——通称「三代」之期——的铜器列为上等。秦始皇（纪元前二五五年至前二一〇年）焚书之时埋掉的器皿极多，以致至今仍不断自土里出来，真品还买得到，价钱自然高，自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新近有一位收藏家买到的几件，精美不下于博物馆里的任何一件，尤其是一只有龙形流的、盛祭酒的壶，另一只同样用途的、做成鸭形的错金器，以及一只小香炉——形如倒置的兜鍪，架在三足上，浓重的金合金在上面现出灿烂的斑块。价值次一等的是秦、汉两朝的铜器；第三等更次的，是唐、宋的物件。

明朝时佛教的影响使中国的匠人去塑男神女神，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比得上三代之器那种严正的形制与朴素的纹饰。后者可由它们端方的形状、它们的纹样、它们的刻文（要释读那些刻文，非有汉学家相助不可）以及它们美丽的包浆辨认出来。不过要当心，别太拿最后一项当年代的凭据。真的包浆是自铜器内部生出来的，一半取决于合金——取决于金或银与铅、锡等的搭配——一半取决于它埋在什么样的土里，是潮土还是干沙。可是人工的包浆能用蜡做得那样巧，非用刀刮或者投进滚水里才揭得穿。

在北京，再没有比收旧画更有意思的珍藏了。也再没有比它更难寻的。寻着了也再没有比它更贵的。不过很少有外国人喜欢它们，因为东方画家的手法与我们的太不相同。正如一位批评家中肯地说：西方人要恰当地领会中国画，必得把自己的艺术教养、自己那套批评的传统、以及自文艺复兴到今日所积起来的全部美学行囊统统抛开。他尤其要戒绝把中国画家之作与欧洲收藏里任何名画相比。唯有这样，他才逃得开那些使他看不见东方绘画之意的影响。

我们对这题目略知一二之后，头一批打动我们的画，大概是那些果与花。不是惠斯勒坦言过么：西方最伟大的画家在画这类题目时，与东方的大师相比是笨拙的？——惠斯勒同比亚兹莱、格拉塞、谢雷与劳特累克一样，承认中国手法对自己作品的影响。华莱士谈到一批东方的草木写生，说那是他所见过「最精到的东西」。「每一根茎、每一片叶、每一条枝，」他说，「都是一笔画成的：极复杂的植物，其神态与远近都交代得极好，茎与叶的关节也以合乎科学的方式画了出来。」而这一切所凭的，是「一种腕上的天才——那不但是我们的旧大师们所不及，简直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再后来，我们开始领会那些山水——它们所画的仿佛不只是一个美的世界，而是一个理想而欢喜的世界。回想西山，我们才明白：中国的山水画所以「程式化」，只是就符号的意义而言；而那些符号一经解读，所显示的比我们的画法所能表达的更多——尽管它们初看给人一种奇异怪诞、不像真的印象，它们其实是实在之物的真正映照。

西方有些批评家或许要说：凡真的艺术，其意都不该需要翻译；中国之作既被承认不是立刻就能为万人所识，就足以证明它品格低下。「凡作这样批评的人，」小泉八云说，「必是以为西方的艺术处处一样好懂。……可是我可以向读者保证：并非如此。」实在说，我们的画有许多在中国人看来，正如中国画在从没见过中国的欧洲人看来一样不可解。「一个西方人要看出中国画的真、或美、或诙谐，他必得知道这些画所映的景象。」它们与其说是对自然的摹仿，不如说是对自然的一种表现——那表现上盖着画家心灵的印记。伯恩·琼斯说这话时，不自觉地与中国画相通了：「我所谓的画，是关于某种从未存在之物的一个美丽而浪漫的梦——照在一种比从来照过的都更好的光里。」

最后我们才懂得中国人对人的面容与形体的表现。尤其在人像上，我们得习惯于细节的缺少。画得小的时候，五官便不必细描；年龄或身份则以发式与衣裳的样式来标明。小泉八云说，这里「值得留意」的是：「中国艺术在面部表情上的收敛，正合于东方社会的伦理。多少年来，处世的准则就是尽量把个人的情绪掩起来——把苦与情藏在一层含笑可亲、或者淡然认命的外表底下。而这种在生活里与在艺术里一样的对个性的压抑，使我们极难透过类型去辨出个人。」

日本人对中国艺术底下那套主观而重暗示的道理懂得比我们多得多，因此他们是今日北京最大的好画买主。他们还占着一样便宜：凡上市的好画都先给他们看。在伦敦或巴黎，一个有钱人立刻就能看到最好的一切，只因为他有钱。在东方却不然。中国商人有一句谚语：「莫把宝贝摊给人人看。」一个买主若不为人所知，真正头等的画是永远不会拿给他看的——而这条规矩对一切古玩也一样适用，只是程度轻些，因为商贩不愿冒自己最好的货色不被赏识的险。唯有对懂的人，他才会怜爱地翻开他那些精美的册页——那里面是鸟的生态、虫的生态、草木的生态、树的生态，画家笔下抛出的每一个形象都是一课——对不被成见蒙住的感知来说是一次启示，对看得见的人来说是开了眼，哪怕画的「不过是风中颤网上的一只蜘蛛、一只乘着日光的蜻蜓、一对穿过莎草的螃蟹、清流里一条鱼鳍的微颤、一只飞蜂的起落、一只飞鸭的俯冲、一只摆开架势的螳螂，或者一只爬上柏枝去叫的蝉」。唯有对懂的人，他才会打开他的手卷——那些要慢慢展开、一段一段去玩味的长横卷：一个主题接着一个主题，把刚过去的那个补足并了结。

在中国画上要分真迹与摹本、真与假，其难处与在瓷器或铜器上一样大。设色、笔法、绢或纸的质地，以及画家的印，是买主所能凭的唯一手段。与签名不同，中国的印——尤其是水晶的印——是决不可能摹得一模一样的，因为它是手刻的，只有同一个刻者才做得出两方全然相同的，而且也难得做到。因此，我们若仔细审过一方真印，加以练习，便可能把假的辨出来。另有一样识破伪作的助力，来自中国人的习惯：一幅名画历代的主人都要在上面钤印。还有无数手写的诗被装裱成画、在本国人眼里有同等的艺术价值——那是中国所特有的。

除了这些标准而昂贵的古玩之外，生客常问：「在北京买什么值得？」这问题极难回答，因为市面总在变。两年前一位穷困的满洲王公卖出过一些极好的旧漆家具。今天恐怕连一件真的也难找。一年后，蒙古的庙里又出来许多宝贝。它们被买得那样快，以致一位有进取心的商人把其中许多拿到曼彻斯特去仿造，再运来供不应求之需。所以市面不断变化，要看许多情形——看是否有一批中国私人的好收藏散出，或者穷困是否逼得僧人或宫里的太监出卖。

照通例，凡合买主心意的东西都值得买——只要他所得的确是他所付的，而不是「以新灯换旧灯」。比较投专家而不投一般收藏者之缘的，是珐琅、玉与漆。

珐琅之术似乎是极古时在西亚发明的，自那里在基督后最初几个世纪传入欧洲；可是并无证据表明它很早就传到了中国。最好的样本造于雍正与乾隆两朝。自这门手艺在西方时兴以来，它们已极稀少。要当心近世的仿品，既无价值又俗气。

漆器有好几种。其中许多可以追到宋朝，有些追到元。不过漆是易坏的，要找到一件真正完好的旧物是不寻常的。如今被大量摹造的剔红，可以凭颜色、雕刻的深度与分量来判断。通例是：越重的越古。泥金漆——最好的样本见于宫里的家具、屏风框等等——不及日本的。这是唯一一门学生胜过老师的艺术，日本人在这上面达到了中国人从未企及的完美。

旧玉既贵重又稀少。同铜器一样，它们为本国收藏者所追求，因为它们与中国的历史、与中国文明的进程密不可分。周朝（纪元前一一二二年至前二五五年）时，礼仪用的玉饰由皇帝佩戴；据记载他还用这种心爱之石做的笏。玉印造于汉朝；而玉器，我们知道，是要随死者下葬的。玉的天文仪器、带钩、剑柄与镜在古时也已有；到近世，玉又被用来做香炉、茶壶、戒指、镯子、耳环、笔搁、如意与供器。

最古的东西虽不总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因为它们随年月而失去光泽——研究它们对了解中国人的心性与中国风俗的历史却极有意思、也极有价值。哪怕只是看一看成色好、保存好的玉，也给人一种清凉光润的爽快之感。中国的鉴赏家闭着眼，凭手感与温度就能说出一件东西是不是极古。在东方人中间，敏感的指尖养出了一种新的艺术感觉，那是外国人很少能学到的——以触觉去判断、去享受的本事，与以视觉去判断享受一样。正如福开森在他的《中国艺术讲演录》里所指出的：对这样精微的感知，我们所知几乎不比我们对那些人眼看不见、却被分光镜证明存在的、无从想象的颜色所知更多。

我们笨拙的手、未经训练的眼，会在辨认仿品时迟疑——而那些手眼本可以万无一失地识破它们，在玉上如此，在别的古玩上也如此。不过有几条简单的规矩，或许能帮业余的人挑选这种半宝之石：

买有色的玉、尤其是贵重的深绿玉时，请记着它常被用玻璃仿造。要择那种颜色透光的。

白玉常被用皂石仿造。这类假货一般可凭它们的软来辨出，指甲就能把大多数样本刮出印子。中国人还有一个花招：把有瑕的玉用蜡填平磨光来骗买主；所以每一件都该在买之前极仔细地查看。

常有生客——不是古玩收藏者，只是个喜欢好看或便于携带之物的人——问：北京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他可以买来、不必懂门道就能享受的，照豪威尔斯的话说，「只凭他是一个还算实在的人」？

自然有。何不买绣品？或者皮货？

在京城的特产里，绣品早已著名——著名到有一种极见效果的针法被称作「北京针法」。自帝制取消以来，精美的丝绒座褥、缂丝的帐幔与朝服，或被自宫里偷出、或被卖出，或被穷苦的满洲人押在当铺里不赎。可是这些东西极易打包，一上市便被游客买光，如今所剩无几。真正的旧缂丝——那是把小块分别织成再缝合起来的——既稀罕又极贵；不过如今杭州在造极有装饰性的摹本，常被拿去充「真乾隆」卖给不留神的人。它们做成火炉屏、靠垫与灯罩很好看，颜色被香烟熏得柔和，成了耐看的色调。明朝旧件那些真正的红与蓝是仿不出来的，因为染法的秘方已失传；不过要极当心避开苯胺染的鲜色——那是容易辨出的——也要避开刺眼的、会失色的近世金线。织物总该在好光线下买。

成套的座褥与朝服通常用龙的纹样，但花与几何的图案更为西方人所赏识；他们常惋惜中国那套刻板的成规，使匠人不多做这类东西。

朝服可凭袍脚的水波纹、凭马蹄形的袖口辨认；而供皇室之用的，还可凭一套特别的吉祥法象辨认，其中有卍字、蝠、法轮等等。通例是：水波纹边里织进的色调越多，这件袍子越贵重。缂丝的袍比缎的贵；而黄袍——不论是织金、缂丝还是缎——最贵，因为这个颜色只有皇帝与皇后穿。饰龙的是皇帝所穿，饰凤的是皇后所穿。

价值次一等的是王公与公主所穿的杏黄袍，再次是官员的红或蓝色礼服。中国女眷在节庆、婚礼、寿筵等场合所穿的、绣着花或蝴蝶的短褂，特别宜于改作便袍与看戏的斗篷。稀罕的喇嘛法衣或带教门图案的供桌围，则是俗艳多于美。

北京的皮货市面如今已萎缩得无足轻重。帝制时代，朝臣用貂、银狐、白鼬与白狐（后两种用在服丧的时节）作袍里，大量好皮子自西伯利亚、满洲与库页岛运来，在市上公卖或作贡品进呈。需求既退，供应也几乎断绝。偶尔买一件貂皮袍是划算的，因为中国的貂虽比不上俄国的皮子，在欧美却值北京索价的三倍。不过买貂要极当心。中国最好的皮是金褐色的，而西方人极爱的深色样本一般是染的。也要当心别买旧皮。它们多年受过冷热之极的折磨，毛容易掉。白狐、火狐、真正好的银狐、做成中国式袍子的白鼬，以及貂鼠、水獭与东北虎皮，都比较便宜；只要成色好，都值得买。

北京的地毯正渐渐驰名全世界。这一行本是一门小小的本地手艺，近几年却长到这般规模，每年有成千条中国地毯运往欧美。这些近世的地毯可以照任何花样定做，织的人摹仿西方的图案摹得颇为满意。可是因为全是手织的——那奇特的工序在哈德门外任何一家小铺子里都看得见——而厂家一般订单又忙，所以没法为过路的行客赶工。地毯按每英尺的道数论价，而羊毛涨价，价钱也涨了。不过出钱买好成色是值得的——至少要每英尺一百到二百道——因为织得薄而松的毯子几个月就磨平，头一回拍打就破洞。骆驼毛与牦牛尾的毯子虽好看，却有一样短处：带着一股讨厌的商队气味，几个月不散，潮天里尤其呛人。当心别挑太繁复的花样，那非用会褪色的人工染料不可。经久的好颜色是中国的草木染料染的，最耐用的是各种深浅的蓝、米黄、粉与砖红。绿色很快就败，黑色会发锈。

如今还剩下的那几条康熙与乾隆的老地毯、以及用西藏山羊内层绒毛织的蒙古礼拜毯，如今都极贵；不过最好的样本有时像波斯毯。它们可凭羊毛的光泽、颜色的醇化，以及那些随年月转成黄褐色的棉经辨出——那种色调是染不出来的。

再没有比在前门与哈德门之间的「硬木街」上闲逛、寻访「中国的齐本德尔」更惬意的消磨一个下午的法子了。这里通常能找到几件好的旧货，比城里铺子便宜——城里的货过了城门要纳落地税。真正的便宜货往往是在木匠的作坊里、在它们到商人的陈列间之前捡到的。不过要在它们上光之前、或者正在修理之中就判断它们，须有些经验。一张初看只配当柴烧的桌子，其实可能是珍贵的紫檀。

这是一种花梨木，并不像许多人所以为的是乌木。它带一点红，随年月与见光而转深。真正的老件是全黑的，而且极重。最好的取自树近地的那一段。枝干与上段树身也出硬木，只是成色较次。略有经验，人很快就能判断纹理，并把它与红木分开——红木也做许多好柜、桌、椅、凳与匣子。偶尔还能找到一件好的樟木——通常是箱子——胡桃木或梨木，或者那可爱的褐色楠木，它不但做家具，也极为有钱的中国人所求以做棺材。

比较简朴的装饰能恰当地体会素面的价值、让这些好木材的全部之美显出来，比那些沉重的雕刻、那些成堆的龙与云、火焰与花的图案（就是俗气而堆砌的广东黑木上所见的那种）要动人得多。真正的「中国齐本德尔」持重而素净，同它西方的对应之物一样，有一样长处：无论摆在什么环境里都不会显得不合宜。

在中国，我们常惊讶地发现：卑微的匠人的手指里竟寓着一位艺术家的灵魂。连寻常人日用的寻常东西也往往可赏。「寻常东西！」——与别的时代的珍宝相比，也许算寻常；就其为近世的、普遍的而言，算寻常；可是在我们西方人看来却新奇，而在初到之时简直令人心跳。

谁忘得了他头一回穿过中国街道时那份可喜的惊讶？——没法叫洋车夫听懂任何话，只能打手势，拼命打手势要他随处停、处处停，因为一切都新奇得说不出地可喜。他不能错过那个满脸皱纹的小贩，货色摊在身前地上——那样古雅的骨牌、水烟袋与铜锁。他可找得到小胡同里那一排小银铺么？——人家说那里有做成盐瓶的塔的模型，有北京的骡车、独轮车与牌楼，有蛛网形的菜单夹，有珐琅柄的匙子。他能带我们去看那些做点翠的工匠么？——那些翠羽镶成梳子与首饰是那样好看；还有那位本地的金匠，他在软金或累丝的戒指、镯子里面打上自家铺子的字号，照行规与惯例便自缚于此：随时按分量把它买回来，而不问材料的成色；还有景泰蓝的铺子，那里肯照我们喜欢的任何图样仿制——连带纹章颜色的家徽也行？他一定要找到那座有人推荐说景象极奇的大市场。他们说是在前门外么？不错，就在这里，同人家描述的一模一样——外墙与装饰鲜艳的门楼，门前小院里塞满了车，角落里是那架带手压泵的原始救火机。它连二层楼都射不到，可是四围围着华美的缎旗，上面写着向火神的祷词。这就是中国人的做法——信符咒更甚于信水龙带。

进去之后，古玩与精致的小物件多得叫我们眼花——绣的眼镜盒，几乎叫人愿意做个近视眼；小脚女人的鞋；珐琅的纽子；绸缎；画的鱼缸；鼻烟壶；绣的香囊。

看着中国女眷踩着她们的「金莲」蹒跚而行、看着满洲的太太们戴着插花缀金条的头饰，为将来的妆饰斟酌衣料、或者挑选小玩意，而一架刺耳的留声机放着中国曲子给她们解闷——真是极分心的事。我们毫不脸红地盯着随她们来的男仆与女仆，盯着在乳母怀里睡着或若无其事地吃着东西的小孩——盯着摆在这一行人面前的茶与点心；因为在中国，没有茶就做不成买卖，而时间是不算什么的。看来这些太太们预备着要花好几个钟头来买东西，因为这样一次出门是她们难得的消遣之一。

我们尽可以看个够——看买东西的人，或者看被买的东西。店家并不催我们买。因为这些市场或百货店在北京算是比较新式的东西，他们便以自己新式的办法自豪。他们乐意有人来看热闹，也乐意有主顾，为的是招徕。真卖的时候，他们卖的是「不二价」——「跟美国一样，」一位伙计得意地告诉我们。

在外国人买东西的一切别的铺子里、尤其古玩铺里，一条稳妥的规矩是：假定商贩所要的价比他指望拿到的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你出比索价一半略少的价，随后随着商人渐渐降价，你也极慢地加，直到接近中间地带。最后各让一半，这桩买卖就成了。若你性急、或者对所议之物露出一点热心，便不可能买得便宜。要指出所议那件东西的毛病，并记住那句老话：「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及至买去，他便自夸。」有一个好法子是走出铺子去——那时店主怕失掉主顾，会追出来出最后一个价，那便是他肯接受的最低价、或者接近最低价了。

中国的古玩商并不指望天天有买卖。一年里做成几笔就够了，因为这一行利极厚。

我们为某件东西讲价讲了几天、几星期，一次次从铺子前经过。「还没卖掉么？」我们漫不经心地问。「还没有，」店主同样漫不经心地答。而当我们急着要得到所想要的、又怕被别人抢先而心焦如焚时，他享受这场讨价还价几乎不亚于享受成交。实在说，中国人只有在你懂得怎样讲一场好价时才把你当主顾看；而我们性急的西方人却觉得这些浪费掉的时间本可以派上远为有用的用场。

注：「中国文字如画的性质……要求凡想在这门功夫上出色的人，须有画家所需的那种眼与手的训练。寻常字的笔画里满是轻灵柔和的提按、猝然的顿、优美的转折、渐强的力与渐弱的线，那都非久临不可。中国的文人深信：写得完美的人所写的字，能把它们形体上的美分几分给它们所表达的意思，也能给寄寓其中的每一个念头添一层细微而内在的意味。」这是卜士礼的话。

注：中国的当铺以顶上泥金的漂亮木柱为标志，那柱子有几分令人想起阿拉斯加印第安人的图腾柱；它们是极奇特的机构。它们与西方的不同：那里不单是以物押钱的地方，也是一切闲置贵重物品的收纳之所。中国人很少在夏天把冬衣、或在冬天把夏衣留在家里。季节一换，便把该穿的赎出来，把该押的放进去。通常的利息是每月二三分。当铺是有钱人爱做的一门投资。

注：中国瓷器上凡有款识的，一般标着一个年代或一处窑。它们常被伪造，不过细心研究有助于识破。为帮助学习的人，讲中国陶瓷的书很多。卜士礼是最大的权威之一。又见夏德《古瓷考：中国中古工业与贸易研究》、帕莱奥洛格《中国艺术》，以及古兰《中国瓷器》（附许多精美插图）。布莱克《东方瓷器闲谈：收藏者实用指南》是一本不事张扬的手册，极宜于初学。

注：见第六章「博物馆」。

注：见第六章「博物馆」。

注：这类古雅的兽形，本是中国祭器最初的模样。

注：关于铜器更详的记述，见卜士礼《中国美术手册》、帕莱奥洛格《中国艺术》，以及《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的若干文章。

注：新到的西方人常抱怨自己分不出中国人彼此的面貌，并把这难处归于这个种族没有鲜明的相貌特征。可是我们西方人更为分明的五官，在中国人身上也生出同样的效果。不知有多少人对我说过：「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很难把一个外国人同另一个分开：他们在我看来都一个样。」

注：对学习的人有帮助的中国绘画之书有：施特雷尔内克《中国绘画》、夏德《收藏家笔记零拾》、翟理斯《中国绘画史》、宾庸《远东绘画》、福开森《大都会博物馆藏中国画目录》。

注：见第六章「博物馆」。

注：见第四章「丧仪」与第六章「博物馆」。

注：见第六章「博物馆」。

注：在铺子墙上贴防火的符是常见的事。有些符上是圈起来的一个「水」字，另有一行字禀告火神：此处已蒙他光临过，言外之意是请他此后绕道。北京有好几座火神庙，见第十章。

注：在中国人自己中间，茶、饼、米与酒的铺子是不二价的。

十九庙会之乐

北京是一座有一千样营生、百般行当的城。可是我们不该由此断定中国人不在意消遣。穷苦的伙计或匠人所得的消遣实在少得可怜，因为他没有闲——除了睡觉必需的钟点，他没有一刻属于自己。他必得自清早做到深夜。除了难得的一个节，他一连几个月日夜都离不开铺子或工凳。过节的排场不是给他的。谚语不是说么：「米缸满了，明白人才寻乐」——意思自然是：非得家里张罗得那样宽裕、出得起这份钱才行。可是兴旺的商人与有钱的官员却时时刻刻在玩乐，在前门外那片「乐子地」的茶馆、戏园与饭庄里大把花钱。

戏园被谕旨禁止开在鞑靼城内之后，便在界限外面、「天桥」近旁冒了出来。不久，最好的饭庄也在近旁开张，门面雕镂繁密到我们觉得该罩上玻璃以防尘。旅馆在同一带开起来，方便有钱的外客。铺子跟着来诱惑他，本地的药铺来医他，澡堂来给他洗澡。这些便成了这座城里寻欢作乐之处的核心。

奇怪的是：这些有钱人流连之地，与京城最坏的贫民窟只隔一箭之遥。远在前者开门之前，稍东那些狭窄污秽的小胡同便已挤满了穷苦的人——那份穷因与奢华相邻而更可怜。天不亮，「鬼市」就在这里点着火把开了。「跳蚤市」开得略晚。货色直接摊在街上，不过它们一般是那种脏与随手乱翻都伤不着的东西。旧瓶子、坏门把、弯钉子，与磨破的外国领子、破网球拍、生锈的束腹、甚至磨穿了的晚礼鞋并排躺着——那些鞋是被扔进某家欧洲人的字纸篓、再被殷勤的拾荒者捡起来的；那些人为这个市把北京的废物分门别类。旧衣摊到处都是，人们为了几件遮体的破烂拼命讲价；还有客栈，那里花一个铜子，褴褛的可怜人便能睡在臭烘烘的窝棚里成堆的鸭毛上。古伯察神父描写过这样一处地方，说客人偷走分给各人的棉被之后，有人想出一床与地面一样大的公用被，上面开洞让睡的人伸出头来。它用滑车升降，早晚敲锣警告投宿的人。

让我们自这些凄凉的景象转开去罢——那穷与苦，唉，在每一座大城里都找得到——转到那片人群正开始聚拢的「乐子地」去。前门大街无论白天夜里都有意思。有几个钟头在手，自城门起一路闲逛，预备着钻进每一家招人的铺子、探遍每一条诱人的小街——那是无穷的消遣。人在这里看见中国人最鲜活、最忙碌的样子，而过往的各色人等更是看不完的一门学问。这里来了一位名妓，坐在镶铜的洋车里，车上有半打锃亮的灯与丁当的铃。多少男人被她的笑迷住了——都是年纪大得该明白事理的人。一辆昂贵的汽车里坐着一位由兵护着的将军，他在自己省里是个独裁者。我们认出一位活佛坐车过去。传说他爱看戏。那边一辆车身镶满镜子的马车里，有人指给我们看两个女人，既不年轻也不很美，却深谙男人的门道，又是许多秘密的知情人。她们尽可以把京城里全部的闲话告诉你，只是她们太精明了。那个进铺子去的胖商人是中国的立顿。他那位相貌斯文的同伴新近还在内阁里。而那位身段与风致都像女子的清瘦青年——两人都停下来同他打招呼——是走红的伶人梅兰芳，正往戏园去。他们就这样一个个过去，像布景华丽的台上的人物——商人与部长、军人与名妓，一个个都是戏子，不论在政事上、在戏台上、还是在情感上。

古时连皇帝也微服混进这快活的人群。明朝的正德君主最爱到近旁琉璃厂的书摊上去，买那种北京放荡的世家子弟向来偏好的小说与画。乾隆不止一次私访「乐子地」某位美人，这是人所共知的；而慈禧太后那位不肖的儿子同治，则常自宫墙上特意凿开的一个口子溜出去。一名太监的车套着一头快脚的骡子在这里等他；于是坊间流传：天子常卷进醉酒与不体面的斗殴，甚至在他成年以后，还常常过了定下的召见时辰很久才回到宝座上。

年轻的满洲王公自然不甘落后地学这个坏榜样。拳民首领端王的儿子大阿哥——一度还是储君——在前门外的事迹比他在宫里的用功更出名。堕落的世家子弟在饭馆与戏园里争执是常有的事；而新设的巡警部的长官在与皇族打交道时，处境实在不妙。他们不容人干涉自己的任性，尽管有些任性既蠢又不体面。譬如他们有一样消遣，是扮成乞丐上街招摇。「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巴克斯与濮兰德在《清室外纪》里所引的一位满洲官员说，「一八九二年三伏里的一回。天极热，有几个朋友约我一同去南城门外那座叫『锦秋墩』的亭子与园子。那地方有荫，当中有一口池子，长着莲与芦苇。客人可以在露天的茶座上静静喝茶。

「挨着我们那桌坐着一个年轻人。他脸黑得像锅底，看去憔悴而营养不良。辫子盘在头上，头发里插着一根骨簪，那是北京流氓一类人夏天的样子。他没穿袜子。光着上身，唯一的衣裳是一条极破的短裤，勉强到膝，满是油污与泥：其实简直算不上体面。

「说来也怪，这个样子可怜的叫花子手上戴着一只至少值五百两（当时约合八十镑）的绿玉扳指，手里还拿着一把柄是玉的、极贵重的美扇。他说的话满是粗鄙的赌咒与最下等的北京俚语。可是我留意到伙计们对他格外殷勤、几乎不离他左右。我正满心纳闷、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忽然来了一辆体面的官车与一队衣冠齐整的随从。仆人捧着帽盒与一包衣裳走到那年轻的叫花子跟前。

「『王爷的车预备好了，』他们对他说。『今晚您约了在恭王府赴宴。该动身了。』于是这位少爷起身，取了手巾洗脸。我们看着那番变化都惊呆了。那层脏黑被一副细白的面皮取代；他虽瘦，却有满洲王公那种分明的相貌。他穿着官服驱车而去时，跑堂的头儿悄悄对我说：『那是载王爷。』我惊讶地问：『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唉！』那人说，『您不知道咱们北京年轻王公们新近的时髦么？』他接着告诉我：庄王、克王、端王，连、宁两位贝勒，庆亲王的儿子载振，以及许多别的人，都惯以这副装束出现，惹是生非、当街寻衅，而巡警不敢碰他们……我听了大为骇然，说道：『这个兆头对我们的帝国必定不祥。宋朝终于被蒙古人打败之前正有这样的事，唐朝末年也有。史书里满是同样的例子。记住我的话：不出十年，中国必遭大祸。』」

八年后拳乱发作，多数王公沦落街头，不是扮的乞丐，而是真的乞丐。

「他们活该。他们不该拿我们取笑，」「绊脚」说；他这绰号得自他惯于把旧麻袋缠在下半身。「绊脚」是个职业的真乞丐，破衣底下却是个哲人。你多半会在「乐子地」找到他，跟在有钱人的车后哀声求施。正如中国谚语所说：「肚子空的时候，骨气就不硬了。」或者他会在一家铺子门口站定，把自己弄得叫人看着、听着、闻着都受不了，直到东家忍无可忍，给他点什么打发他走。「那商人为什么不叫巡警把你赶走呢？」我们问。给了他多年的零钱，我们有直言的特权。「他不敢那么做，」他答道。「我看着褴褛、不值一提，可您记着：我是丐帮的人。我们的组织极有势力，有一位『帮主』，帮众成千上万。连有钱的店家也不敢得罪我们，怕我们中间有人到他门口自尽以为报复，害他惹上大麻烦、担上嫌疑。现在请您恕我失陪，」他极有礼数地一躬，看得出他是有过好家教的，「我得往『天乐居』去了，那里有几桌大席。客人吃饱喝足、脸上泛红的时候，最容易被打动去享一享慷慨之乐。」

因为中国人很少在自己家里请客，那些昂贵的饭庄在富人中间生意兴隆。男人到那里去打牌或打「麻雀」、喝酒、抽烟、议论时政，或者凭着栏杆看街上的人群。中国人说得对：「民之脉搏，可于楼上的闲谈中按得出来。」不过他们像去巴黎的苏格兰人一样，「可不带太太去」。成规不许中国的女眷与男人——即便是自己的丈夫——同到这类地方；而设宴时在场的女子只有歌女，那是靠陪侍为业、没有名声可失的人。

不过不要以为中国的筵席是什么有伤风雅的纵饮。不，中国人是一个持重而有节的民族，一个文化高、文明古的民族。当我们还在大嚼半生的牛肉、在七天的蜜酒宴上烂醉时，他们已经有了真文明的一个标记——取「少许」而不取「许多」。他们的酒杯大概装两茶匙，茶杯装三茶匙，烟袋只够抽几口。醉酒极少见，虽然也有。不过一个存心要醉的人所需本地酒的实际分量比我们少得多，因为酒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的。

中国的筵席在以较少的食物满足口腹上或许是省的，可是饭庄不让它便宜。「现成可上」的席是没有的。一切都须预先点，而且非等客人到齐才做全，中间那段等候在我们看来长得没完没了。极讲究的一桌菜每位可花墨西哥银十元、甚至十五元，但两元就能吃得相当好。价钱相差这么大，自然是因为那些珍馐：自南洋来的燕窝、不当令的鱼翅、广州来的早黄瓜，或者别的运来的、中国人极爱的菜蔬。

头等的饭庄还靠把剩菜卖给二等的铺子添利，二等的再卖给三等的，如此无穷。在中国没有浪费；自富人席上掉下来的碎屑，最终可能流落到街角某个露天食摊上——穷苦的苦力在那里花几分钱买一碗饭加豆腐，或者一份病死的骆驼或骡子的碎肉；那里有个嗓门沙哑的小男孩喊着相当于「饭得了！」的话，招徕他那些衣衫褴褛的主顾，而野狗在板凳底下逡巡，要抢柜台上掉下来的东西。

时髦的中国宴席散场时，众人打着嗝——这被当作赏识的表示，算是体面——把外衣松开或脱下，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享用主人备下的消遣。也许是歌女，她们那尖锐的假嗓令人想起月夜里在墙头或屋顶上听过的演唱。也许是一班瞎子的乐工。他们相貌丑，而那天生的丑往往被夺去他们视力的那场狠毒的天花弄得更甚。可是等他们坐定、吹奏起那些古雅的笛与胡琴，一种魔力便降在满座之上。随后自那位领唱者丑陋变形的唇间涌出一副动人的天然嗓音，低沉，那份穿透人心的甜美令人说不出地感动。任何歌女都发不出这样的嗓音，也唱不出这样的歌。「他是谁？」旁边有人问。「不过是个庄稼人，可是一位极了不起、极了不起的艺人。」他唱得「只有庄稼人才唱得出：那些声腔的节奏也许是自蝉与夜莺那里学来的，还带着西方乐谱里从不曾记下的分音、半分音与再半分音」。他唱着，听的人便严肃起来，被那悲伤的调子、被那含着瞎子全部的哀愁、甘美与忍耐的、颤动的嗓音打动了——那嗓音哀哀地寻着某种永远求不到的东西。一曲既终，这位歌者凭瞎子的敏感猜出听众心情沉重。他忽然又拉起胡琴，那些弦像自作主张一般，跳跃颤动着奏出最欢快、最活泼的快步；又变作外国号角的调子——那是他自使馆卫队的号兵那里听来的——再掺进中国的军乐与街头声响的摹仿：吱呀的独轮车、打鸣的母鸡、啼哭的小孩与吵架的女人，直到客人们相视而笑，惊讶不已。

主人也可能择在戏园里款待朋友，也许是彰仪门大街上的第一舞台——那是一座半西式的好建筑，可坐一万人，比那些常常透风、不好看又脏的老戏园好得多。几英尺长的红纸海报贴在外墙上，告诉人今天演什么。可是在中国，用不着匆匆吃完饭去赶开幕，也不必怕来迟了被关在外面等下一幕。一场戏要演半天加大半夜；遇上一连串受欢迎的历史戏或神话戏，有时竟演三四天——而观众是来来去去、川流不息的。谁也不想着保持安静：其实那些坐在池座或宽廊里桌旁、一面吃糖果一面喝茶的一群群相熟的人，是不断在谈论的。仿佛没有人在听那些把嗓子喊哑的伶人；可是一手漂亮的翻跌或一个优美的身段，必定引来「好，好！」的喊声与竖起大拇指的赞许之姿——那手势令人想起罗马斗兽场里同样的手势。

布景很少，或者不过是个意思；台上一般显得空荡无饰，很像莎士比亚时代我们的台。作为补偿，戏装极华美，那些缀着雉翎、镜片与铁丝绒球的头面尤其灿烂。伶人一律是男子，旦角由少年扮。演悲剧的在我们看来可笑。想想那些画了脸的武将，眼睛四周是深紫或雪白的、像护目镜似的圈，摆着一副连孔雀也要自愧的做作台步上场，扯着尖嗓互相吼叫，随后挥舞手臂、在台板上来回大步走，情急时还翻筋斗，每人身后跟着一名检场的替他整理袍子，而场面上的鼓与钹隔一会儿就猛敲一阵。不过演丑角的往往真有趣，说出些机巧的双关与对答，在我们口味看来是相当辣的。

还有第三种戏，把悲剧与喜剧两样最好的成分合起来，加上出色的舞台效果与配得上俄国芭蕾的行头，正由那位了不起的旦角梅兰芳发展出来。他那些受欢迎的戏——或者我们不妨叫作哑剧，因为那里头身段与优美的手势比情节或唱词更要紧——引起中国人与外国人一样热烈的赞赏，若搬到欧美去，无疑也会轰动一时。

第一舞台以外，「乐子地」正朝先农坛那个方向铺开。新的饭庄冒了出来；一座叫「新世界」的游艺场（仿上海那一座）新近开张，有屋顶花园、咖啡座与杂耍。门票的价钱很说明问题：只要两角。可即便这个数目，办的人也多半赚钱，来的人就是那样多。

最穷的人连这也嫌多，他们的消遣在天坛与先农坛之间那片空地上。这里有席棚的戏台、踩高跷的、卖艺的与说书的——说书的像意大利的「即兴诗人」，只是更有火气。这里有露天的茶摊，茶炊用煤末与湿泥搓的球烧着。这里有小贩卖插着枣的大块黄糕。露天大锅里炒着的栗子散出好闻的香气。千百万只苍蝇围着一辆走街的肉车嗡嗡，密得叫人只见苍蝇不见羊肉，可中国人似乎并不在意。整家整家的人就在旁边、就着这些走动的厨子吃晚饭；那厨子连炉带担，由一个衣衫褴褛的苦力用一根竹扁担挑在肩上。他备着一只粗碗、一双筷子与一把骨勺，菜单上是汤、粗面条、在滚油里嗞嗞响的白菜条，或者在滚烫冒泡的糖稀里噼啪作响的白薯。他用一声有腔调的吆喝招徕：「一个铜子儿一个大热白薯。先暖手，后吃它。」

过了这些原始的游乐之处，是一条跑马道，颇受马贩与票友骑师的照顾——他们在赞叹的人群面前炫耀自己走对步的马。他们的坐骑是特地自蒙古带来的，比一匹好的快步马值钱得多。中国人不喜欢后者；实在说，他们那种高鞍配上极短的镫，走那种步也不舒服。这些小马披着钉铜泡的鞍辔，鬃与尾上编着亮色的布条，在直道上全速冲下来，那单蹄快步跑得与寻常马的奔驰一样快，而骑者侧身站在镫上——这景象很好看，人群则大声喝彩。

近旁向阳的空地上，可见养鸟的人带他的画眉出来遛。这在中国的绅士看来是一件极体面的消遣，同时也是那宠物健康与快活所必需的。好些种会唱的鸟，如百灵与「画眉」，若不按时带出去、若不把笼子轻轻悠着，便要蔫头蔫脑不肯唱。另有些非放出来、把浆果抛到空中喂它们不可。我们尽可以讥笑这是成年人的消遣。可是它到底说明这个民族的性情里有一分雅致与诗意；而那些在笼中啁啾、或优雅无畏地飞来落在伸出的手上或杈枝上的小小羽族，是很好看也很有趣的。

中国人同法国人一样，天生是个爱逛街的人。他爱人多，也喜欢到什么公园去一趟，可以从从容容体体面面地站着，懒洋洋地晒太阳。几乎每一个好天的下午，一串串马车与洋车载着有钱的寻乐者，往西直门外的万牲园去。这处去处是农商部一位官员创办的农事试验场。那里有几座暖房培育着许多种花，还有一处动物园——是慈禧太后用人家献给她的野兽起头的；不过那些兽多半死了，如今在博物馆里——是标本。园地宽阔，收拾得好，有秀丽的湖与出租的游船，还有探在莲池上的精致茶馆。有时水面被那些大叶子遮住，它们像一片银绿的草坪一直铺到栏杆边。那些大叶子又阔又挺，像站不稳的巨人挂在梗上；针尖大的露珠或雨珠聚在毛茸茸的叶面上，直到叶子卷成一只杯，一大滴水银便亮晶晶地在那绿上滚。叶间懒懒地斜倚着的花，仿佛在梗上升起来，像要振翅的鸟。全是纯白或极浅的粉，每一朵都是巨人一握，是一只端然而立、心里含着纯金的大杯。它把丰腴与秀雅合到那样一个点上：再多一分哪一样，两样反倒都少了。

想看北京中国人社交界最好最亮的样子的来客，该在夏日傍晚五点到七点之间去这些园子、或者去皇城里的中央公园。中央公园大概更容易到，也更热闹：从前宫苑里的树下有旧石凳，如今辟作公众游憩之地了；花畦之间点缀着棚摊与饭馆，还有假山，还有养着好看金鱼的大缸。光顾这一切的人群衣着极体面、举止有礼、见识明达，作为京城里上等居民的代表很有意思。

古时这两处去处都还没有，百姓唯一的户外消遣便是庙会。办庙会的风俗起自极古，而且有最高的护持。单举一例：乾隆惯在新年时沿他夏宫的大路搭起棚摊，给朝廷解闷。那里有古玩摊、绣品铺与画的陈列，由太监照管；出售之物由北京各大商号供应，具体安排由税关的监督经办，由他挑选该送哪些货去。一切都照真的集市办。连小贩与叫卖的也准来做买卖；跑堂与伙计自城里几家大饭庄调来，在露天伺候酒饭。皇帝走过这座市集时，跑堂的会唱出当天的菜单，小贩会吆喝他们的货，账房则忙着念他们记在账上的数目。这份熙攘与生气使皇帝与他的宾客——那些被请来买东西的大员与他们的太太——大为高兴。这样天天办到正月底，棚摊才拆掉。

最入画的一处公众庙会，是从前在蒙古市办的那一处，在英国使馆墙外，一直办到被围之年为止。蒙古的行商在那里卖法号、佛像、转经筒、茶壶与嵌绿松石的粗银器。人群因种族样貌的奇特杂糅而总是有意思。没有一个生客能不盯着那些草原上来的女人看——她们有硬硬的垫肩，长辫子上编着珊瑚与半宝石的串子。也没有一个精明的中国商人能不去坑她们那些和气而愚憨的丈夫——那些人穿着羊皮里子的衣裳与毡靴，又矮又几乎是方的。在北京人心里，蒙古男人向来就是巴黎顽童眼里的奥弗涅人、或伦敦车夫眼里那些进城看牲口展的乡下佬——是众人取笑的对象，走到哪儿都必被骗。

至今还在办的那些古雅的庙会里，最著名、去的人最多的是隆福寺、护国寺与琉璃厂。隆福寺一月三次——中国历的初九、初十，十九、二十，二十九、三十——在东四牌楼附近一座破败的明朝庙的院子里办。这座给它命名的「隆福」丛林是一四五一年不惜重资所建，它五座好殿由喇嘛住持。雍正时开了庙会以庆庙节，此后一直办下来，即便一九〇一年那场毁掉这所丛林的壮丽的大火之后也没有断。

这里卖的是各样便宜货。一到外门，便被抱着北京哈巴狗的人围住。有几只看去像假狗，简直该给它们装上绿轮子与红绒布的舌头。

进去之后，近世的铜器与托盘、或者零碎的古玩，摊在地上或摆在摊子上。大院的一角让给了卖竹笼蟋蟀与金鱼的——那些金鱼是美丽的东西，有三尾四尾的。我们真想把它们全买下来，放进清水的大缸里。可是「小厮」解释说：我们若那样做，它们会死；它们喜欢自己惯了的那种浑水。

一整排卖纸花的摊子前挤满了寻找头饰的满洲女人。看着她们很有意思：她们身量修长匀细、体态无可挑剔，带着一点柔韧的雅致，正如风起时一竿新竹给人的感觉。

我们随着人群往里院去。这里摊子更多：卖长条假发的摊、卖成对装盒的红喜烛的摊、卖梳子的摊、卖几十把小而异常锋利、用来刮脸刮鼻刮眉刮下巴的刀子以及像小手一样的竹痒挠的摊、卖缠脚踝以束裤腿的带子的摊，以及为本地一切需用而设的数不清的摊子。

它们中间夹着冒热气的食摊，逛累了的人在那里歇脚，就着露天动筷子。兑钱的坐在旁边，面前是一排排码在有槽木盘里的钱。刻图章的在不远处摆开了摊。卖草药的择了一个角落，好让他的货不被踩着。近旁一位可敬的老人存着几十颗牙，拔得干净、完好，等着主顾。算命兼择吉日的也在那里等人请教。他有一只竹筒，里面是长短不一的签。他先摇筒，问卜的人再抽一根。是长的么？那就是吉。不，可惜，是短的。请过去罢，改天再试。他用来招徕的那面小锣一响，便勾起一首孩提时的歌谣：

以利亚是个赶乡间集的先知，

他招揽生意，靠一班跳舞的熊。

你看，即便是先知，若不设法告诉人家他是先知，也永远不会有人信他的预言。

修眼镜的、磨剃刀的、做便宜首饰的，一个个都在，忙着自己的营生，像在自家铺子里一样。那位卖布的喊价人在本地的主妇看来简直不可抗拒——他一面扯着自己的白布显它结实，一面押着韵唱它的好处：

十个子儿，十个，

再添一点点。

这样的料子您从没见过。

一尺才十个，又结实又好看，

这就是您要的。正合您的意。

他唱词的意思大致可以这样随意译出来。可是那些手势、那些声口、那个腔调，是没法学的。

我们硬把自己自他那出好笑的哑剧前拉开。他那样殷勤地递出来的那块难看的花洋布，我们拿它有什么用呢？抵得住它，大概算不上什么功德。

可是走到玩具摊前，我们就丢脸地败下阵来了。每一个外国人都惊叹于中国做玩具的人那份本事：花小得不值一提的钱，几乎做出与我们那些昂贵玩具一样的效果。贫穷在多少年前就教会了他们一个秘诀：把快乐做成最寻常而不是最昂贵的经验——那是无中生有地造出美来的、神妙的本事。一群立在马鬃上的小纸人，只要在铜盘边上轻轻一敲便跳起舞来，这样一件可喜的机巧不过几分钱。一群鹅只要把系着的弯竹松一松紧一紧，便会沿着一根线上下飞——只要一个铜板。纸蝴蝶在轻巧的柳条上扑翅。缀在真枝上的假花骗过人的眼。用的总是最便宜的材料——纸、竹、草、泥、或木片、或羽毛。可是无论那仿中国齐本德尔样式做得极巧的娃娃家具是用旧雪茄盒的碎片做的、那些虫子是干泥做的、那些粉脸的女神是糖做的、那些诡异的神话之兽是彩布做的，还是那些泥人（就其自身而论，可喜不下于塔纳格拉的陶俑），件件都做得那样巧——那样传神、又往往那样诙谐——叫人不能不买。

护国寺的庙会分量仅次于隆福寺的，也是一月三次（中国历的初七、初八，十七、十八，二十七、二十八），在一座忽必烈汗指定作此用的喇嘛庙里。明朝时西藏的活佛曾住在这里，如今已成废墟。院子里的庙会供应朴素人家日用所需：笤帚、鸡毛掸、剪子、勺子、小堆小堆的花生、最不经用的玩具、最便宜的玻璃首饰。通往这庙的街上满是花铺。至少有一家起自明朝，铺主很得意地给人看两株明朝就有的、有来历的棕榈，那是中国人所说的「铁树」。它们一百年或更久才开一次花；照他家所留的记载，自满洲人入关以来只开过两次。外国来客会有兴趣看看那些用篱笆抹泥搭的冬季花房：三面泥墙、泥顶，朝南一面的骨架杆子上糊着厚厚的白纸。它们给棕榈与花做成温暖干燥的避所，在明亮而酷寒的冬季里保着安全而均匀的温度。有些暖房有地下的火道，逼那些应新年之景的花按时开。若到最后一周花还赶不上，便用大锅滚水送出一团团柔和的蒸汽，把最固执的牡丹也熏开，并把矮橘树的果与那奇特的「佛手」——一种柑橘类的、形如手掌的吉祥之果——染上金黄。这些最受欢迎的新年赠友之物随后被装进衬纸的篮子里，用手炉暖着，好好地护着免受霜——不然一霎就蔫了——再送到买主家里，在这欢庆的时节给宅子或铺子添彩。

在北京、实在说在全中国，新年（按太阴历）是举国同欢的时候——是唯一一个要过好几周的节，是唯一一场无边的欢腾与热闹，仿佛全体百姓一声呐喊把旧年抖落，再换一身衣裳把新年穿上。庆祝它的，是北京一切庙会中最著名的那一处，在琉璃厂办。

有机会就无论如何去一趟罢。「小厮」说我们得穿过灯市街，虽然那是绕远路，只为看看人群。很好。我们的洋车走得几乎不比走路快，因为往来太挤。可是我们并不抱怨，因为这街道有一场无穷好看的戏的效果，而走得慢反倒让我们更好地看那些挤满主顾的铺子。人人都要为这节买一盏灯，可挑的多得叫人眼花。有些是大的，角的或纱的，上面画着表示吉庆的字，或者写着主人的名字。有些是纸的，有些是绸的、镶在雕木里；有些做成奇特的鸟形、蟹形，或者做成关节能动的甲虫与大黄蜂。这些极便宜，其实不过是玩具，因为它们不发光。不过如今街上照明改良了，油灯又通用，灯笼与其说是必需之物，不如说是中国生活里一件装饰的附属。

再往前一点，我们便置身于书肆街的热闹之中；那是文人的大去处，他们在那里一泡几个钟头，就像他们欧洲的同行在巴黎塞纳河边的小摊上一样，搜寻珍本、旧书、名碑的拓本与画轴。有裱在绫上的诗，是书法的妙品。也有动人的山水——积雪的山的一角、鸟掠过稻田的谷穗、树在巨大峡谷上方转成深红、一列列挂着云的山峰——就摊在一堵旧墙边；它们坦然是近世之作、价钱自一元到二十元，却并不因此稍减其可喜。

露天的庙会连同各样常见的棚摊、卖假药的、变戏法的、耍把戏的与傀儡戏，办在一片大空场上，四围是新辟的宽敞好路。可是自那里岔出去的一条窄巷里，是那座古老的火神庙，珠子、玉与瓷器在那里出售。这里是诱惑的化身。而那人群啊！起初看去谁也不可能在里面挪动。然而人人都在动、或者不如说在一个摊子一个摊子地流转。「那里有一种普遍的滑行与穿插，像鱼在群里一样；不过只要有耐心、脾气好，人便不难穿过那看去密不透风的一堵头与肩。」

我们留意到：直到庙会最后一天之前，价钱高得荒唐——实在说是高得不让人买。可是看来商人本就不大指望卖出去。东西放在这里其实是陈列，为的是招买主注意；买主日后会到铺子里去，为看中并赞赏过的东西私下讲价。饶是如此，单是看看这些陈出来的东西，也是一种教养。

外面街上，穷些的人在果摊上花他们的铜子；那里堆着雪白的北京鸭梨、大颗的紫葡萄（中国人懂得把它们埋在地下的陶瓮里、用一套古老的冷藏法存上一年）、粉脸的苹果、橙色的柿子，映出一点点鲜亮的颜色。孩子们最爱的是那位肩上扛着大「扫帚」的卖山楂的人——每一根草秆上都串着蜜渍的小红果。他这方子本是自蒙古人那里来的：蒙古人把这样渍过的果子串起来挂在颈上，骑马或讲价时常从自己那串「项链」上咬一口。实在说，正是蒙古人养出了亚洲的甜口，把他们对糖食的爱随着征伐带到各处，又传给突厥人、波斯人与东方一切民族，以致今日人还能凭着甜食追出那些一度强盛的汗的行迹。琉璃厂那些著名的蜜饯铺子，是靠改良这些原来的方子挣下的名声；他们为急切的主顾装出的不是一种而是上百种可口的蜜饯，装在绿釉的罐里。

正如有人说得公道：北京人最爱的两样放纵是糖食与爆竹。我们回去时，爆竹在四面炸响，庆贺这快活的节日的收尾。这一切都像一场好梦过去了。如今家家作贺礼的小梅树正在落花。还要再熬一年的辛劳，它们才会重开。可是过节那份欢喜的魂灵似乎还在客房里萦绕。也许那不过是欢乐的余香——在东方那些忙碌操劳的大众，这样的欢乐是难得的；也许那是一份祖辈传下的记忆，是某位「往年新春的夫人」无形地随着他们的脚步送到门槛边，为着「往昔之情」而同他们再流连一会儿。

注：前门外的天桥是一座旧白石桥，新近修过、也改了样子；每一位游客去天坛都要从上面过。它跨着一条既不清也不香的渠，从前是可厌的乞丐聚集之处。因此在中国人心里，它便与偷窃、行乞与堕落连在一起。叫一个中国人去「天桥」，是骂人骂到了极处。

注：这里那些最稀奇的药至今仍在守旧的一类人中间有买主——鹿茸粉与虎须、鱼骨粉与牡蛎壳、干竹沥与蝉蜕、化石粉，以及别的说来太骇人的东西。中国人中间普遍相信：几乎凡是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能治病；而药丸越大——有些大如鸽卵——越灵验。药若无效，医家便用针。药铺橱窗里陈着的那些满是孔的小人，是旧派的医家用作图谱的，用来标明往活人身上何处下针不致丧命、而且往往有惊人之效。这些小人的原型，是一尊起自宋朝的著名铜像，供在使馆区俄国使馆旧址上一座药王庙里。一九〇〇年之后，这尊像被一位私人收藏家——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带到了圣彼得堡。药铺里有时还能找到医家另一样奇特的助手：一具骨或象牙做的裸女小像。给女病人看病时用它，因为男医不得见、不得触女病人。他把它自帐子间递进去，病妇便在上面指出自己痛处的所在，再把小像递回来；她的医家于是据以处方。

注：白天可凭高杆顶上挂的打水篮认出澡堂，夜里则凭一盏挑起的红灯——那是水已烧热的信号。较好的、只招待男客的铺子相当干净。除了少数出得起单间钱的人之外，大家都在一个下沉的大池里洗，水几乎滚烫，满屋是蒸汽。

注：暑气最盛的时节，常逛「乐子地」的人午后常转到这样的园子里去透一口凉气。西直门外的蒋家花园与贾家花园、前门与顺治门之间的古尔园、以及平则门外的怡畅花园，是其中最著名、也值得一去的，牡丹时节尤其如此。

注：您会觉得「绊脚」是个极明白的人，很值得同他谈谈。他高兴时讲得出最了不起的故事——那都是关于人性的真事。有些极可怕，有些会叫您笑，有些会叫您深思。他与别的乞丐之间隔着一层门第之别。他出自一个好人家，那家忽遭穷困，他还来不及学一门手艺。而在中国，行乞是一种被承认的行当，列在一个穷家青年出道时可干的正经营生之列。因此他说：「娘，我知道如今只有一条路。让我去做叫花子罢。」他母亲默默地哭了。他的生涯就这样开了头；而他不幸中有幸，因为他做得很成功，从不必像有些人那样蓄意自残——譬如剜掉一只眼或砍掉一只手——去博人怜悯。关于中国京城日常生活极有价值的一份洞察，可见甘博《北京社会调查》。

注：京城的新奇事之一是一家素菜馆。那里不但备着中国所知的每一样蔬菜，而且把这些蔬菜做成几乎每一样已知的荤菜的样子。新近在这地方办的一席上，上了二十七样中国菜。烤鸭是豆腐做的；炸鳝鱼是某种瓜的皮用素油烹的；素菜、猪肉与牛肉几样菜，原来都是笋与蘑菇，如此等等。这场款待的新奇之处在于：这些蔬菜不但吃着像各样荤菜，样子也被塑得像它们。

注：下面这出哑剧《天女散花》的简略梗概，或许有意思，可作这类身段戏的典型——它们骨架似的情节，全靠梅兰芳与他自己那班伶人华丽的颜色与行头来润饰。

「维摩诘居士有病。佛祖释迦牟尼吩咐天女到这位圣者的居处去，把天上的花散在他身上。又命释迦的弟子先她而往，问居士的病。天女到后依命而行，把花散在空中。花落在众人身上都一样，可是落在心不净的人身上便黏住不掉，而自心地清净的人身上则落下去。」

注：这些人气息之长令人惊异，满口俚语与俏皮话，好惹人群发笑。他们往往把自己弄得如醉如狂，比划得满脸流汗。随后到了紧要的一刻，他们便不肯往下说，非得先敛一回钱不可。

注：男女从不同台演戏，中国人认为那不成体统。也有几个全由女子组成、有自己戏园的班子，但本国的看客把它们当作二流。中国戏剧及其历史的简略勾画，见庄士敦《中国戏剧艺术》。

注：见第四章。

注：北京有几家商号自夸有同样古老的起头，譬如前门外大栅栏的同仁堂药铺。这家铺子至今还用它开张之初那些如今已是无价之宝的明朝罐子，来盛自欧美来的最新的药，与本国药材并排出售。

注：从前各色人等都提灯笼。连值班的哨兵也用。

注：慈禧太后在她退出政事的那段时期（一八九八年政变之前），曾在新夏宫恢复过这个入画的旧俗。

注：见第三章。

二十西人留下的痕迹

在汉城或关厢里，这里那里会有一处西方的痕迹——一座教堂或礼拜堂、一所学校或医院，门上是法文或英文；或者一片立着十字架的坟地——与它远东的环境成鲜明的对照。这些属于各个基督教的差会，使我们想起中外关系史上最富传奇的一章，也想起早年传教士所扮的那个不寻常的角色。

且把那个渺茫的传说——多疑的使徒圣多马是最先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搁在一边，可以断定的是：基督教的教师在极远的古代确实到过中国。最早的大概是摩尼教的教师。六世纪时有两位景教僧把蚕子带给查士丁尼；而他们那一派自伟大的唐太宗以来就在中国传教，比第一个教皇的使团早了几百年。直到十四世纪，景教在北京还是一个要紧的群体；而据报给利玛窦的说法，他们在华北最后的孑遗于公元一五四〇年前后被一场迫害扫尽。不过在他们的势力还在的时候，他们强到足以阻止任何别的基督教派在此长久立足。

十三世纪由教皇尼古拉四世遣往忽必烈汗朝廷的孟高维诺，是头一位撩动我们想象的天主教神父。我们读到他如何在汗八里（古北京）受到亲切的接待，又如何留在那里——照他自己说得那样动人——「十二个长年，没有一点欧洲的消息」；如何建起一座教堂，「有尖塔与钟楼，三口钟每个钟头一响，召新入教的人祷告」；如何给将近三千人施洗，又「买下一百五十个孩子，教他们希腊文与拉丁文，还为他们编了几本灵修的书」；以及在一生「外表上良善、艰苦而粗砺」之后，他一三二八年以中国教区总主教的身份去世时——离家在外已四十多年——全城如何为他志哀，教徒与非教徒一样撕裂衣裳、到他墓上朝拜。

他的成功无疑有许多要归于诸汗对一切宗教完全的宽容。忽必烈的前任蒙哥说过一句话，把他们的态度说明白了：「我们鞑靼人认一位神，凭他而生、凭他而死，我们的心时时归向他。可是正如神给了我们手上几根指头，他也给了人许多条通往天上福乐的路。」为着那些不如他宽容的人，这位君主安排了一场辩论会，请景教徒、天主教徒、回教徒、道士与僧人都来，把他们的争执了结。荷兰教士鲁布鲁克——法王圣路易派出来的——在头两场里是得胜的斗士；可是一二五六年后来的一场里，这位勇武的基督教辩者不在场，蒙哥便判佛教为「拇指」，而基督教、回教与道教不过是「手指」——尽管据到哈拉和林去寻访长老约翰的鄂多立克修士作证，他自己的母亲就是基督徒。

此后，福音在中国的传布中断了许多年。不过到十六世纪末，耶稣会开始施展一种几乎压倒一切对手的影响。圣方济各·沙勿略早已把中国标为自己特别用力的园地。然而他本人始终没能到那个国家，「因为他的去向一经人知，葡萄牙人便开动了那可畏的阻挠之轮……他们的商人自始就与一切传教之事为敌，预见到万一因此与朝廷起冲突，生意便有危险」。沙勿略一五五二年在澳门附近死于热病，没有亲眼看见自己的梦实现。他的衣钵落在一位配得上的继承者利玛窦神父身上；利玛窦克服了千难万险到北京之后，明朝的万历皇帝待他格外优容。

这一会在满洲初年仍保着它崇高的地位，那要归功于另一位大人物汤若望神父出众的才具；他在满洲的顺治皇帝手里所受的看重，比在明末还多，被任为皇储的师傅，又白得了顺治门附近利玛窦住过的那所房子的地基去建教堂。南堂便于一六五〇年建在这块地上。这些荣宠引起了中国官员的妒忌——汤若望曾提醒过顺治会如此；而这位皇帝一死，这位著名的传教士便同他的同伴南怀仁一起下了狱。整整六年，他们受尽中国牢狱之苦！最后，顺治死后接掌政务的四位辅政大臣因苛待这几位天主教神父而触怒了年幼的嗣君（康熙）——他父亲对这些人一向亲厚。实在说，一六六七年这位年轻的君主在十三岁上黜退他们、亲掌政权，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他们迫害了他的老师。

康熙百般尊崇耶稣会士，给他们官品与朝廷上的体面，为他们建住宅与教堂——那就是最初的北堂，就在宫苑之内，地是一六九三年赐的，为的是酬谢张诚与刘应两位神父用金鸡纳、即「耶稣会士树皮」（那时在欧洲还是新药）治好了圣上的热病。

作为回报，这些学者的科学知识供皇帝驱使，而且对他极为有用。南怀仁校正了本国天文家歪斜的推算。他的继任者张诚被康熙派往俄国，帮着促成《尼布楚条约》；作为酬答，皇帝在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颁下他那道著名的「容教之诏」，准许基督教在全国自由传布。汤若望修改了历法，又铸了炮——那些炮他「极隆重地、穿着如做弥撒的法衣，当着满朝的面祝福了，洒上圣水，并给每一尊起一个女圣徒的名字，亲手写在炮尾上」。另几位神父则实测并绘制帝国的地图，还亲自刻版。

这无疑是耶稣会士在北京的黄金时代。他们在城里有三座教堂，另有一座女教堂——京城的女眷格外热心地用自己的首饰去装饰它。不过这座教堂是否有多大影响是可疑的，因为马国贤告诉我们它半年才开一次；然而它竟被准许开在京城里，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与他们同伴的故事，」米特福德说，「教给人一个如今常被忽略的大道理。传教士若要在中国有成就，必得凭出众的才具与学问。他们大规模做事只能经由读书人这一层；而要折服他们，就必得像旧日的耶稣会士那样拿得出更高的造诣……说到胆气、虔诚与自我牺牲，我们〔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的〕传教士是极其充足的。他们连性命也献出来证明过这几样；可是在有教养的儒者眼中，这几样算不得什么。得着一位像汤若望的朋友、宰相徐那样的教徒，或者像他女儿、圣洁的甘第大那样的教徒，对基督化中国所起的作用，胜过千千万万贫苦的农人。可是要得着这样的教徒，所需的资格实在稀罕。最要紧的是对这门语言有准确而合于学问的掌握。我们的传教士里颇有几位极好的学者。可是更多的人因无知而致命，把自己与所传的宗教都弄成了笑柄。设想一个中国的佛教徒爬上查令十字街头一辆马车的车顶，用洋泾浜英语向众人讲佛法！由此大约可以量出这样一位传教士在中国人群中所生的效果——我曾见他站在北京鞑靼城大门外一辆车上，用带着浓重阿伯丁口音的蹩脚中国话，向一群张着嘴的黄面孔高谈阔论。耶稣会士比这高明。」实在说，耶稣会士发现中国人对他们传教的努力有敌意时，便退而以西方的科学知识去克服这份阻力。赫林说：「正是凭着高深的学问，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这几位大人物才一步一步、名副其实地打进京城，并在那里站稳了脚。」

他们那套提高并洁净人心、藉着认识神奇妙作为把人的念头引向神的办法有多成功，是人人看得见的。皇帝的母亲、妻子与半个朝廷都受洗做了基督徒；而康熙自己之所以迟疑，只因为要祭祖。难处就在这里。若这些宽容、通达、有远见的耶稣会士在康熙开明的一朝被听任自便、或者得着一位明白的教皇支持，这难处本来绝不会成为死结。可是当他们敦请教皇承认皇室的祖先、从而除掉皇帝归信的唯一障碍时，好管闲事而心怀妒忌的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却向罗马告状，说耶稣会士在纵容异教的风俗，又过着排场华奢的日子。于是教皇派了特使来查问，自然与耶稣会士闹出了麻烦；而康熙恼这份干涉、又厌烦新来神父们的争吵，及至克雷芒十一世颁下敕谕支持多明我会的主张、斥祭祖为异教之举，他便再也不理这个宗教与它的教师了。「康熙无意为基督教牺牲他王国的安宁。」

机会就此错过，再也没有回来；耶稣会在中国影响的黄金时代，随着他们几位最伟大的人物与他们所事奉的那位了不起的君主的谢世而过去了。

康熙的继任者雍正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尽管他少年时有一位教士傅德理格，而且他很喜欢他。他存心要明白表示自己是本国的主人，又恼几位耶稣会士插手他与兄弟们的龃龉，便直接给教皇写了几道「谕令」，取消天主教传教士的朝廷品级，只把他们当作工程与工艺的监督来容留。他甚至没收了北堂，改作时疫病院。下一位皇帝乾隆比较和气。他让王致诚为自己画像。他经钱德明神父与伏尔泰通信，也关心那些为他装点圆明园的画师。

可是宽容随着他这一朝彻底结束了；在失宠、冷落、最后公开的迫害之后，耶稣会——其时它那个会已被教皇取消——于一七八三年应法王之请，由遣使会取代。耶稣会士在一八六〇年的战争之后重回北京；那时孟振生主教——他可算是这处教务的第二位创始人——重新公开主持他的教众，而德拉马尔神父在《北京条约》的中文本里（未经法国公使知晓）塞进了那条著名的、为基督教差会取得全部权利与豁免的条款。

于是天主教徒再一次收回了他们所珍视的座堂北堂。最初那座建筑是一八二六年奉道光皇帝之命卖给一位王公的；那位王公听任这座在传教士手里一百多年的教堂坍毁。等它被交还时，神父们发现路易十五所赠的铁栅还挂在门口的铰链上。他们立刻设了一座临时的礼拜堂；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这座关闭三十年后重开的教堂里，唱了一首感恩赞，庆贺拿破仑三世的胜利。

然而它注定不能长久回响基督徒的谢恩之声。光绪亲政、慈禧太后须移居三海之后，她发觉这座大堂离她的居处太近，钟楼坏了她园子的「风水」。于是神父们被说动接受了一处更远的新址。可是那座建筑仍留在皇家的地界里，外国人常说起这桩怪事：一座基督教堂竟在一位东方君主的禁地之内，而那君主正是佛在人间的代表之一。它长久被当作一种博物馆，谭卫道神父那批极好的鸟兽标本就同发霉的绸缎与地毯一起丢在那里，任虫子慢慢蛀。一九〇〇年法国人进这座旧北堂（一九〇九年拆除）时，发现的东西里有一头制好的狮子的残骸。相传谭卫道神父一八七〇年巴黎被围时正在巴黎，人们把动物园里的兽都吃了，他便弄到一张皮制成标本，留给自己在北京的收藏；而这头巴黎之围的牺牲者的皮，正是被那些来解北京之围的军队发现的。

如今的北堂与樊国梁主教的名字密不可分；他是早年耶稣会诸神父配得上的继承者，一九〇五年去世，葬在一处偏堂里。在他感人的领导之下，这处庞大的机构——除教堂之外还有育婴堂、印书房、几所学校、一片坟地等等——熬过了一九〇〇年的拳乱。实在说，只有三十一名法国水兵与十一名意大利水兵来增援本地教民，它却守住了一场自六月十五到八月十三的围困，比使馆那一场更可观。三千名避难的教民中有四百人丧生，此外还有一名法国军官阵亡，而那一小队英勇的水兵里死伤将近一半。

立德夫人在《我的北京花园四周》里描写过解围后不久到半毁的北堂去的情形。「我们看着它那被弹丸打得千疮百孔的门面、那用许多木梁撑着的廊，看着园子里被啃掉了皮的树、断墙后面成堆倾颓的砖灰、以及那几个地雷炸开、吞掉成百孩子的大坑，这些都唤起关于英勇、又关于忍受得那样久的苦难的记忆，叫人心痛……『那里，』一位年轻的葡萄牙修女说，她那双褐色的大眼睛因回忆而发亮，『那里就是那位意大利中尉被炮弹埋住的地方，我们三个钟头都挖不出他来。不……他还活着，只受了点擦伤。啊，那位年轻的法国中尉才叫人难过呢！他那样好。我们只能为他的死伤心。』」随后我们在那位在解围时正弥留的女院长墓前停了停；正如她所写的，「对我来说太迟了」——她此前几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明天我拿什么给他们吃？我拿什么给他们吃？什么也不剩了。」……「可怜的兵，」另一位修女说，「他们饿得那样苦，虽然他们天天把腰带勒紧一格。我把自己所有的信都撕成条卷了烟。烧纸总比没有强。他们又没有什么可抽的。这对一个兵是很难熬的。」接着我们在那个大坑旁停下，那么多被地雷炸死的孩子埋在里面……如今这些修女已是讲地雷与炮弹的行家了。她们也知道哪些叶子有毒，并讲起中国教民为了活命去吃它们，怎样肿起来、怎样受苦。她们把仅存的学生带出来见客。「炮打着的时候，我们这些修女带着一大串孩子在院里挪来挪去，往炮火看去不那么危险的地方躲，」那位年轻的葡萄牙修女说。

我们去拜会了主教。「您的教民里有背教的么？」我们问。「有几个，极少。我想有一万二千教友丧了命，」樊国梁主教答道，「此外还有三位欧洲神父与四位中国神父，以及我们许多中国修女。有一位神父被钉在十字架上吊了三天才死。韩默理主教是被他们把手臂与腿割到见骨、往刀口里灌上煤油点着而死的。我们靠什么得救？哦！靠一连串的奇迹，别无其他。」

我们又一次站在座堂外面。这一回是个明朗美丽的礼拜日早上，兵士们正自那场庆贺解围的感恩赞礼中涌出来——各国的兵都有。我们回头看那残破门面上的弹痕，这才明白：正是那些枪弹发出了召唤，把这一大群万国之人召到北京的皇城、召进它的心脏、径直召进它的禁地。中国人开那些枪的时候，何曾梦到会是这个结果！」

围攻的人非但没有如愿地把北堂抹掉，反倒活着看见它被修好、装点得比先前更华美，还添了一座专门的礼拜堂纪念他们的失败，并陈着两尊自拳民手里缴来的、刻着「一六〇六年鹿特丹」的炮作战利品。

天主教徒如今在北京另有几座教堂与礼拜堂，还有男女学校与由仁爱会修女管理的育婴堂；那些修女也在圣米歇尔医院当看护——那医院是樊国梁主教在旧礼部的地基上、紧挨着太医院旧署所建的。不过他们教产中最古、也最有意思的一处在平则门外的栅栏，那里最著名的是那片坟地：早年的学者与传教者长眠在那块圣化的土地上——那地本是明朝万历皇帝一六一〇年为他所庇护的利玛窦的坟而赐的。这位君主还下令用我们在王公坟前所见的那种石像生甬道来装点这座坟；而利玛窦是除赫德爵士之外，唯一一位得着那份稀有荣典的西方人——不但他自己，连他的父母与祖父母也一并受封。

汤若望与南怀仁去世时，康熙自出内帑把他们葬在这里，坟是华贵的中国式，并在龟趺的碑上以拉丁文与中文表彰他们的德行。艾约瑟博士在他记北京的文字里保存了一段南怀仁神父葬礼的描写，其中中国与基督教的仪节奇特地混在一起。他说坟旁立着一座大石十字架，下面有供桌，饰着佛家的法象——那些成规的瓶、烛台与香炉，正是中国要紧的异教坟前所见的；他还指出这些法象何等鲜明地表现了早年布道者的宽容，以及他们为着劝化而在信仰单纯的仪节与外表上所作的让步。

一九〇〇年拳民烧了栅栏，掘了那些坟——原有八十多座。它们的壮丽大半毁得无从修复；不过凡可能之处，那些旧碑都被重新立起。我们至今还能在一排排坟间徘徊，在开裂的石板上辨认那些残损的刻文——那标着那一群杰出之人最后安息之所的刻文。

比早年天主教神父的故事略逊传奇色彩的，是北京俄国东正教传教团的历史。它的起头可以追到那一小队雅克萨俘虏；他们一六八五年把自己的司祭列昂季耶夫神父与圣尼古拉的圣像一同带到北京，在鞑靼城东北角一座专为他们的礼拜整修过的中国小庙里做礼拜——那地方离十四世纪俄罗斯卫队受赐土地之处不远。

这些雅克萨人到来十年之后，托博尔斯克的都主教送来一方圣餐布、承认了这个小小的会众，并吩咐说：该在中国人中间开始讲道，也该为中国皇帝祷告。「要这样祷告，」他古雅地写道，「在为沙皇的祈求之后：『我们再求我们的主：愿他保全他的仆人某某、博格达汗陛下（照他的尊号），增添他寿命的年日，赐他高贵的子嗣以承继他，救他与他的波雅尔脱离一切忧愁、忿怒与匮乏，脱离灵魂与身体的一切疾病，为他开启福音之光，赦免他一切有意与无意之罪，使他归入神圣、普世、使徒的教会，好叫他得着天国。』」

那位随雅克萨旗人同来、与他们同甘共苦、甚至随他们参加中国征卡尔梅克之役的老司祭，一七一二年去世。为接替他而来的第一个传教团由大司祭伊拉里翁率领，受到极隆重的接待。可是团还没有长久立定，伊拉里翁便去世了，理藩院便请求再派一位继任者到北京来。彼得大帝本打算派一位主教，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有人说那是因为耶稣会士从中作梗——那时他们在中国正违着自己的判断陷入麻烦，无力去对付可能成为劲敌的竞争者。此后，他们既不再怕俄国司祭与自己争锋（那些司祭一度几乎在钦天监的位子上取代了他们），两教的代表便处得极为融洽。往来之中彼此多有礼尚。前面已经说过，耶稣会士张诚神父在缔结一六八九年那份著名的中俄条约上出力极大；正如固里神父一八六〇年在北京第二次对外战争中成了一位可贵的调停人。

回头看更早的日子，我们看见天主教徒在一六七六年向俄国使臣斯帕法里索取并得到了一幅圣像，挂在南堂里，好方便那些远在雅克萨人到来之前、也远在他们有自己教堂之前就随俄国商队到北京来的希腊正教徒。这份好意后来得了慷慨的回报：在嘉庆朝那几场酷烈的迫害之后，一位俄国的大司祭接管了同一座南堂（自一八二六年到一八六〇年）。

一七二七年《恰克图条约》正式承认俄国传教团之后，中国政府对这些司祭的友善表现在许多方面：官品、赐地等等。旧档里说，中国人甚至保举这些传教士得俄国的勋章；有一度还照给伊拉里翁神父的许诺，每年付给他们银米。这桩惊人的约定被忠实地守到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为止。

雍正与他的后人一面迫害耶稣会士、一面帮助俄国修士，并不是因为同情他们的教义——他们憎恶一切形式的基督教——倒不如说是因为：在使馆设立之前的一百七十五年里，从来没有过一桩反东正教的教案。

这些司祭之所以不曾招来那份施于天主教徒的恶感，无疑是因为：他们不插手国事；他们为人够谦逊，不招妒忌；他们够明白，在劝化上讲分寸，从不试图以教义把中国人拢到教会的政治羽翼之下；同时又常尽外交上的效力，于双方都有益。实在说，这处教务的作为，与其说是布道的，不如说是文事与学问的。一代代出色的学生与大司祭写下的书，至今仍是关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亚各部族、中国与蒙古、西藏的历史地理的最好权威之一；此外还有许多关于各种宗教——道教、景教、佛教、回教——的研究，近几年还有一部俄国东正教在华传教史。

比丘林神父是这些学者中最出色的一位；他才具过人，而气性之烈使他无法适应修道院的戒律与常规。他在北京做团长的漫长岁月里（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二一年），他那许多弱点——中国最高的当局对此抱着父兄般的关切——比他的研究要出名得多。他丢脸地回到俄国，可是他所积的渊博知识不知怎地很快使他在上司眼中恢复了名誉；二十五年里他在翻译与考释上完成了惊人的巨业，终于挣得后世的敬重与科学上可记的一席。

传教团在俄国使馆接手它旧址之后所设的「北馆」，在一九〇〇年拳乱中被炸药炸毁。本地教民、那些雅克萨人的后裔，多半被推进一口井里（那井如今在园中还看得见），徒然地哀求饶命。「杀，杀！烧，烧！一个基督徒也不许留活口，连一点念想也不许留！」那些狂信的人尖叫着，一面走过去把火把丢进那座无价的藏书楼——那是比丘林、波利卡尔普、巴拉第这样的人两百年积起来的；其中还有应英美传教士之请、为教会合一之议而购的一批书。它们代表着通向一个美好理想的最初几步。谁知道那理想若能实现，于基督教会有何等的意义。

所幸那幅著名的尼古拉圣像保住了，如今在新教堂里可以看见，被岁月熏得发黑。修士们把它连同修道院几件珍藏一同带到雍和宫——他们暂住在那里。此后他们回到自己原来那片产业上，如今又因买下四王爷的府第而扩大了。他们不气馁、不灰心，一点一点把自己的会所重建成一座典型的俄国修道院；只是主教的住宅是由王府的一座殿改建的，给这幅图画添上了不容错认的远东之笔。除了在旧圣母升天堂、即圣尼古拉堂（一六九六年初次祝圣）旧址上重建的座堂之外，司祭们还在殉难者的遗骸之上建了一座纪念的教堂，另有别的房屋——学校与司祭、修女的住处。照俄国修道院的惯例，他们还添上了使这个团体自给自足所需的一切。园子一角听得见磨面机的嗡鸣。树下散放着蜂箱。好牛的哞声表明近旁有一处奶场。一家忙碌的印书房供应着教众灵性上的需要。

整体的印象是一片修道院的宁静，连着不慌不忙的勤劳，强烈地令人想起旧俄本身——那样贴近大地、又那样接近上天，在料理滋养人灵魂与身体之事上那样有耐心、那样能干。也许正是这些品性，成了俄国与东方之间的纽带。

与这处教务相连的，是安定门与黄寺之间那片入画的俄国坟地，紧挨着一八六〇年联军轰开北城墙的地方。这处教务最初的许多成员就长眠在那座小教堂——带着标志性的泥金圆顶——的影子里；说来也怪，还有几位英国的新教徒，是一八六〇年被中国人杀害的人，蒙人厚意准许葬在这里。

新教的传教士开始在北京做事，比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司祭要晚得多。他们也沾了那条塞进法国条约里的条款的光，在一八六〇年之后中国政府被迫在朝廷接待外国使臣不久便来到京城。时代已经变了，不再是万历欢迎利玛窦的时候，也不再是中国的大臣对比丘林神父的品行抱着父兄般的关切、在他门上贴「闲人免进」来帮他抵挡诱惑的时候。

他们没有被给予官品——虽然给了他们也未必要。没有王府赐给他们，除了贫病之人的感激之外挣不到别的感激，而且连这也不总有，因为百姓无知到会猜疑无私的动机。一句话，他们只有一样独享的特权——他们的信仰。

京城里新教的先驱是伦敦会的人，他们起初把总部设在英国使馆里。早年间，差会要置产极难。一块地若被人知道要卖给基督徒，那便是一场小骚乱的信号：地主可能挨打，房子也会被拆得倒在自己头上。有几处地方终于买下来了，外国人还得亲自守着，免得被不情愿的邻人砸掉。

英国国教的教务是一八六二年由圣公会差会的人在北京开办的。如今西城「象房桥」附近他们那片好产业上，立着一所大的男校与一座漂亮的座堂——那是中西合璧的建筑，由人人爱戴的史嘉乐主教所规划。

一八六三年著名的汉学家丁韪良博士到来，在北城开办了美国长老会的教务；一八六四年白汉理牧师设立了美部会（公理会）的教务。

第一座美以美会的教堂随后于一八六九年建起；拳乱时，许多外国人与中国人在进英国使馆之前曾以它周围的院落为避难所。

别的教派接踵而至，以致如今我们看见教堂与礼拜堂散布全城，几乎顾及基督教信仰的每一种色彩。此外，把特定的社会服务与宗教结合起来的团体，如救世军与青年会，也来为中国人服务。

这些差会与团体多半有一处大的总院，另有受其管辖的分堂或支会，设在生意或游乐把中国人大批聚起来的地方。它们的门天天开着，请过路的人进来听讲福音。

就宗教而论成就了多少，我们宁愿不去议论。天主教徒自称一年劝化十万人，其中自然大半是自穷困中救出来、在他们学校与育婴堂里养大的孩子。新教各派在劝化上有多少成绩，我们说不上来，因为没有现成的数字可据——若这样的成果当真能全凭数字来断的话。

不过有一件事连最随便的观察者也看得出来，那就是传教士所办的学校与医院正在中国人身上留下的印象。如今中国人并不迟钝，看得出受外国教育在生意上的好处；哈德门附近美以美会所属的汇文大学有几百名学生就是明证——它是自一八八五年为高年级学生所创的怀理书院那点小小的开端长起来的，一八九〇年由纽约州立案为一所完备的大学。这套新的教育长远看是否会像旧的孔门之学一样合于中国人的性情，只有时间能说明。中国无疑需要更新、更高的教法；可是许多人以为这些必得自古来的准则里、自内部而不是自外部演化出来。不过众人都同意：基督教的学校与书院所施的教育，其目的在使学生在道德上对同类更有恻隐、更肯施惠，在体魄上更有男子气——那是靠鼓励健康的运动，连同运动里那些公平竞赛、无私服从规则与合力同心的训诫。这对女孩与年轻女子尤其有益：她们心智与身体的活动，长久以来被缠足与幽闭的生活束住了。

大部分高等学校的意思是给学生预备去欧美的大学深造。北京西北、圆明园旧址附近的清华学校就是如此，它建在从前属于四王爷的一部分地上。当初查明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超过了补偿拳乱损失所需之数，便议定把余额退还中国，条件是这笔钱要用来创办一所预备学生出洋深造的学校。今天这所学校看去像一座袖珍的近世市镇。它的建筑是二十世纪纯实用的样式：把它们放在芝加哥或克利夫兰也一样合适。凡最新式的西方大学所愿有的，这里都有：宏大的校园、设备齐全的医院、很好的图书馆、极好的体育馆与游泳池。三十位美国教授指导三百名学生修习新式的课程，也鼓舞他们的余暇，提倡歌咏社与校刊，正如他们自己在本国所熟悉的那样。不过校长向来是中国人，由他主持全校的方针；这所学校并不明言是基督教的，虽然许多教师用自己的影响去传布福音。多半不久之后，这所学校便会升格为大学的程度；因为许多有思想的中国人自己也相信：他们成长中的一代年纪还小就出洋，并不是好事。西方的眼光与准则相去如此之远，对一个终究要回来、在中国度过一生的人往往起动摇之效——除非他年纪够大，心里有了准头、看得很清楚。

作为基督教的见证，比学校更有力的是医院。传教士所创的医院、以及它们保持的秩序与体面，使它们很在理地在百姓心里占了很高的地位。我们每一次去，看到的处处是洁净、善于经理、细心而周到的看护。我们看见害病的老人像被自己的儿子照料一样被照料，无助的妇人与小孩像被母亲一样温柔地看顾。我们看见门诊不分彼此地向一切人开放；而在我们多数人还没吃早饭之前，那位好修女或那位有恻隐之心的看护已经擦干了许多眼泪。向一切教派中这样的人致敬罢——他们在夜里把疲乏的身子放倒歇息之前，有福气向那位至上者交出一笔账：这一天里治愈了千百样的痛与愁。

这些医院里许多是自何等小的开端长起来的，而当初那些英勇的医生与看护所得的回报又何等薄！可是这些日子过去了。一个为救一个女人的命而锯掉她一条腿的外科医生，如今再不会被指望供养她的余生——因为她家认为他骗过了命运。病房再不会因为某个恶人散布说小孩的眼睛被拿去做药而被砸。当年热诚的医家所要对付的简陋条件与器械的缺乏，如今已换成了一应近世之便。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新医院在这一点上是个典范。它那十八座建筑自外面看去像宫里的殿宇，后面的比前面的高一层，以求好看。里面则有许多最新的设备，用来减轻痛苦、推进研究。

可是在它们的堂皇之中，我们别忘了：正是多少年耐心的工作，才使中国人有能力领会这样的馈赠。别忘了：二百五十年来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传教士、一百年来新教的传教士，一直在努力克服迷信。记住那句谚语：「批评容易，创作艰难。」所以让我们把「中国人究竟会不会成为好基督徒」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搁在一边，而承认：传教士无疑帮着立起了更高的生活标准，减轻了许多痛苦，救了许多性命，同时也极大地增益了我们对这片秦国之地的认识。

注：中国的史书里记着基督降生一事，说是在汉朝孝平帝之时，「冬至节」后第四日，生在「德亚」（犹太）。

注：见第十一章「法源寺」的注。

注：玉尔与考狄，《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

注：「在上述总主教到大汗的帝国来之前，基督徒不论属哪一宗哪一族，都没能建起哪怕极小的一座祈祷所、或者立起基督的记号，因为景教徒有势力、禁止这样做……可是约翰修士（孟高维诺）来了之后，靠神相助，他不顾景教徒建起了好几座教堂。别的憎恶分裂的景教徒的基督教民族也跟着来了，尤其是亚美尼亚人，他们如今正给自己建一座可观的教堂，打算把它送给他。」这是佩雷格里努斯修士一封信里的话，由穆尔译出，载一九二〇年《新中国评论》。

注：同一封写于一三一七年的信里说：「在不信者的地面上，我们可以自由讲道；我们还在撒拉森人的礼拜寺里讲过好几次，为的是劝化他们。」

注：关于蒙哥汗的宗教辩论会完整的描述，见鲁布鲁克修士本人那篇不自觉地满是诙谐的记述——《鲁布鲁克的威廉一二五三年至一二五五年东行记》，柔克义译。

注：赫林《天主教在华传教研究》，《新中国评论》，一九二一年。

注：顺治本人「虽对宗教本身极有兴趣，却不是狂信者，这可由他对住在他京城、出入他朝廷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友善态度看出来。据他们所说，他曾耐心而有兴味地听基督的故事，并在听到客西马尼与各各他的惨事时落泪。他自己也颇有几分传教的心肠，这可由他自己那段动人的记述看出来——他讲了自己怎样把心爱的董贵妃自怀疑或漠然引到一种与他自己一样深挚热切的信仰上去。」庄士敦《一位皇帝的传奇》，《新中国评论》，一九二〇年。

注：南堂光荣地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名字相连，装点着自欧洲运来的精美塑像与郎世宁妙笔所绘的画；它作为礼拜之所熬过了耶稣会士的被召回与遣使会的被驱逐，末了却在一九〇〇年那场狂热的骚乱中被拳民烧掉。

注：「欧洲的传教士每逢大典都获准与会，并有他们的班次。皇帝常屈尊向他们说话，并当着可以说是举国之面对他们说满含慈意的话。」见《北京传教士中国论集》，巴黎，一七七六年至一七九一年。

注：见赫林《天主教在华传教研究》。

注：见《北京使馆随员》。

注：这些基督教纯正主义的卫道者若知道下面这件被学者证明的事，不知会说什么：圣约萨法特——即圣王子约萨法特，早期教会凭大马士革的圣约翰的证言把他列入圣品，他的名字本身正是「菩萨」一词之讹，他在罗马公教历上的瞻礼日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其生平竟与释迦牟尼佛相合。（见玉尔与考狄《马可·波罗游记》第三版。）

注：「东方对一切不动摇它社会根基的教义都是宽容的；西方的差会若明白到肯不去动这些根基——像佛教对待敬祖那样对待敬祖，并在别的方面也显出同样的宽容之心——那么大规模地传入基督教本该是容易的事。其结果会是一种与西方基督教颇为不同的基督教，这是显然的……不过教义的要旨本可以广为传布而不惹起对抗。……要求一个〔中国人〕把祖先的神主抛掉或毁掉，其不近情理、不近人情，不亚于要求一个英国人或法国人毁掉他母亲的墓碑以证明他对基督教的虔诚。」这是小泉八云的话。

注：德理格神父看来是一位极可敬的人，虔诚而慷慨。他一七二三年自己出钱建了西堂。不过他既无机缘、也无才具去施展他前人那样的影响。

注：「在北京被围期间所组织的一切防守之中，」当时的法国驻京公使、著名的政治家毕盛先生说，「北堂那一场也许是最惊人、最可观的。」

注：勒戈菲克在《布列塔尼之魂》里以《三个水兵》为题，为这位年轻的英雄写了一篇动人而优美的颂词；他曾预感北堂会保住，而他自己会死在那里。他那本朴素的日记在他惨死后刊行，把这场了不起的围困写得极好。

注：譬如东堂，它屡建屡毁；在葡萄牙耶稣会士的时代，它是北京最好的教堂。

注：这块地从前属于一位有钱的太监，他本打算留作自己的坟；可是他犯了罪，被处死，产业也被没收。

注：见韦廉臣《华北行纪》所附之篇。

注：见第三章。

注：基督教各派之间的相妒，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归信之路上的难处。有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绅士曾就此向米特福德发问：「怎么会这样呢？」他问，「我若去找一位教师，把自己自另一位那里学来的讲给他听，他却答我说：『不，那不对。那是某某人所讲的道理。你若跟他走，就要下地狱。』」问的人因此起疑、心里糊涂，又有什么可怪的呢？

注：他的坟在汤山附近可以看到。

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还在中国政府十八世纪所设的官办俄罗斯文馆里教书。可惜他们那些可贵而精审的著作，几乎全是不通俄文的人无从利用的。

注：见序中的注。

注：在彼得格勒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里，他坟上那篇中文的墓志，向到那里去的人提起他那样深爱的国土——他在那里生活过、失败过、挣扎过，他的天才也自那里汲取了灵感。

注：青年会在哈德门大街上有一座大楼，是费城那位百万富翁商人沃纳梅克所捐；救世军在王府井大街有一座中国式的好会堂。

注：照这个速度推算，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要把整个帝国劝化过来还需四千年。对此神父们答说：在中国做事的神父只有二千位；若全世界二十万位神父都有这样的成绩，教会一年便可增加一千万人。

注：它建在豫亲王府的旧址上，豫亲王是东支诸王之首。（见第十二章「跑马场」的注。）

注：它们的瓦是在浑河上、三家店村对面的旧琉璃局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