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漫游

一我们管它叫朝鲜的地方

从日本前往那个西方世界至今仍称作「朝鲜」的半岛，旅人会觉得自己仿佛睡梦中乘着魔毯飘过了几千英里；每天往返对马海峡好几趟的那些华美轮船，也驱不散这种感觉。仅隔几个钟头海程的两片土地，竟能如此迥然不同，实在令人吃惊。在日本邮船会社的班轮上度过两个星期，又在这岛国从这头到那头流浪了六个星期，我们有了一层日本的底色，远东的许多问题衬在上面，显得清楚多了；然而对于如今飘扬着旭日旗的这片「朝鲜」的山川风物，这些经历却几乎没让我们作什么准备。关于把这一大片大陆土地并入天皇版图，曾有过漫长而激烈的争论，听过这场争论的人，想必常常听到辩护者断言：日本人和朝鲜人两个民族极为相近，简直就是一回事。也许如此吧；但倘若真是这样，那么走马观花的访客赖以形成看法的一切外在迹象，便统统是骗人的了。至少从表面上看，日本和朝鲜之不同，已是两个东方国度、两个东方民族所能相差的极限。无论风景、习俗、服饰、观念、一般的民族性格，乃至相貌上的种种细节，初来乍到的人都会觉得，日本海两岸几乎毫无共同之处。

对于刚从日本来的人，朝鲜最突出的特征大概要算是没有树。除了对她那些匪夷所思的服装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叹之外，缺少森林这件事，几乎必定会成为任何一个西方人朝鲜笔记第一段的题目。就我们自己而言，这半岛的光秃模样，又被那毒辣、万里无云的阳光衬得格外分明——北上旧都的头一天旅途中，阳光一刻不停地狠狠晒下来，此后许多天也是如此。那光秃秃、晒得焦枯的大地，叫人想起某个遭受野蛮酷刑的人，被剥光了衣裳，正放在火上慢慢烤死。也许我们本该料到这一点，可我们没有。日本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我们听说过不少；男人们那种滑稽歌剧似的帽子，女人们那短得惊人的上衣，我们也略知一二；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朝鲜」那种纯净得出奇、仿佛熔化了的阳光，那浓烈分明的阴影，那经过滤似的透明空气，更没人提到那没完没了的炎热——只因机缘凑巧，我们在这昔日的「隐士王国」里待的是从六月到八月，便只好忍受下来。

头一天的整段旅程，大都经过较为平坦的地面，树木稀疏得像朝鲜人的胡须，一棵棵孤零零地立着；树后通常不远处，便是伤痕累累、令人生厌的山坡，难看得就像沿途无数被「痘神爷」光顾过的居民的脸。这不单是天生无树之地的荒凉——那种荒凉如同安第斯山高处从来长不出真正草木的地带一样凄清——而是像西班牙那些光秃的平原一样，分明在控诉人类肆意的摧残。诚然，许多岩石嶙峋、有时高得几乎算得上山的丘陵上，这里那里稀稀拉拉覆着一些常绿灌木，或许有朝一日会长成树木，甚至森林。可是旅人会被人不厌其烦、执拗到令人厌倦地告知：这些都是新政府种的。我们后来终于知道，日本人的植树造林政策确已为朝鲜做了极好的事，而且并不像那些痛恨半岛遭受蹂躏的人所说的那样，只做在过路游客看得见的地方；假以时日，这项政策有望成就一番真正值得的事业。只不过，日本人有个不幸的脾性，总担心好事自己不会说话，说得不够响亮。

我们后来了解到，把一片曾经林木茂盛的土地弄成如今这般赤裸裸的样子，正是朝鲜人的特性，也透露出他的一般处世态度。古时候，百姓常被残暴或昏乱的君主逼进山里；与炎夏相对的严冬一到，他们不但把树烧掉，而且因为树根能烧出上好的木炭，连树根也刨出来，不留下任何有可能再发芽的东西。等到年景好了再去补种，认真为明天打算，那就不像朝鲜人了。即便是今天的朝鲜人，看中了一根枝条上的五六颗樱桃或李子，通常也懒得一颗颗去摘；他把树枝一折，边走边嚼那果子，压根不去想明年。把这种不知节俭、几乎全无远见的习性，推及日常生活的一切细节，朝鲜的现状以及她最终的命运便都可以理解了，事实上是势所必然。

在朝鲜，成片的树林只在两个地方大量保存下来——一是王陵周围，一是沿着构成北方边界的鸭绿江一带。半岛上其余地方，除了少数例外，只有外国传教士种下的一丛丛树木，以及由日本政府直接栽种、或者由地方当局、学童、私人在日本人影响下栽种的一行行小松树。这无树的状况并非许多人以为的那种无关紧要的细节；正是很久以前对森林的肆意毁坏，才使今天的朝鲜大多住着泥屋，才有了她那许多污秽、尘土和成群的苍蝇，才有了雨季那些毁灭性的洪水，把道路、桥梁、田地乃至整座村庄一扫而空。

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使朝鲜的风景显得格外不像日本。田地更大，不那么像园圃，田里干活的人却更少；稻草铺顶的村屋屋顶，比日本农家的更平更光；城镇本身似乎尽可能紧紧地、不显眼地挤成一团，仿佛为了躲避——或是联手抵抗——旧日那些贪得无厌、至今未被忘却的收税吏。朝鲜人一身白衣——那是他们必不可少的颜色，在日本却很少见——到处都是，只不过他们多半待在村庄的阴凉里，或是路边难得一见的树下、小屋下，而不是在烤人的太阳地里。我们不由得生出一个念头：也许田地之所以大，是因为这里的人没法说服自己单独干活。在日本，同一块田里很少看见超过一个农夫和他的老婆；在这里，活计似乎几乎全是成群结伙地干。尽管整个地方大体干旱，灌满水的稻田却很多，差不多每一块里都有一排像士兵队列似的劳力在蹚水，常常有十来个人，其中女人和男人一样多。乡间大片地方看不出有人那慵懒的手动过的痕迹，然而即便在较干的地段，也有一行行零散的农人，他们的衣裳远远望去依然白得几乎像雪，在大体泛红的景色里闪闪发亮。

同样的一群群人，围成半圆站在泥土打谷场上，挥着连枷打谷，那方式西方世界很熟悉，我们在日本却从未见过。每一条小溪、每一个泥水坑边上，都跪着一堆堆女人，拿一种板球拍似的东西捶打衣服，这也丝毫不叫人想起那个岛国。这里的生活方式，乃至房屋建筑，都奇怪地让人想起黑人居住的地方。

这里那里的田里，公牛拖着最原始的犁来回挪动。在那些勉强算作道路的地方，另一些这种笨重的牲口驮着新割的谷物或柴草，几乎被驮子埋没，慢吞吞地走着，那步子似乎正合这个国家慵懒的性情。有些地方，新统治者修的公路力图一路延伸不断；可是凡是本该有桥的地方，公路几乎无一例外地一头栽进河床里去，那河床干得就像西班牙夏天的河床。我们在离开半岛之前才知道，就连日本人也不大会造桥；而朝鲜人则一贯忠于他那天生的不知远虑，用树枝和泥土搭些不堪一击的东西，桥墩全然不够用，雨季的头一场急流从光秃的山坡上冲下来，就把它们变成一堆堆散乱的垃圾。

一整天里，景色和最初瞥见的这几眼没多大变化。黄褐色的山坡、大片沐浴在阳光里的稻田，自有一种粗犷的美，但千篇一律，终于叫人腻烦；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在有机会凑近细看之前，也不过是匆匆过客惯于拿「如画」这个陈词滥调一言以蔽之、随即便从记忆的书页间遗落的那类东西。朝鲜常被称为村庄之国，从半岛南端到汉城的整整二百八十英里间，几乎只有一个接一个的村镇，屋顶茅草铺得平平整整，房舍紧紧挨在一起，至少从外表看，彼此只有大小之别。直到后来，借着更原始的交通方式，我们才得以见识往昔文明的遗迹、松林环绕的王陵、覆灭王朝的废宫，以及这半岛上层出不穷、纷繁杂乱的现代问题。

朝鲜人的衣橱与西方的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又包含那么多令人瞠目的荒唐东西，因此值得细说几句，尽管其中一些较为惹眼的特色，对那些关心异域的人来说已相当熟悉。先从一切衣橱的根基说起：朝鲜绅士在炎炎夏月里，有一种巧妙的装置，用来保护他的其他衣服不被汗水浸湿。有位传教士带了一套回国，拿给家乡教区的人看，谁能认出是什么就算谁赢，结果记下了四十二种猜测，全都一样离谱，而答案不过是简简单单的「夏季内衣」四个字。离开了原本的环境，这些实用的衣物看上去更像原始的鸟笼或轻巧的篮子，不像它们的本来面目。整套包括一件背心似的东西、一副伊丽莎白时代式的高领，还有长得几乎可以算作袖子的袖套——全是用细细的藤条稀稀疏疏编成的。它们既能让空气自由流通，又能使布衣不贴着出汗的身子，这一点即便没有亲身试过，人们也乐于承认。偶尔也能碰见一个日本小官吏，为了减轻盛夏之苦，至少采用了那副袖套；但总的说来，这件巧妙的发明很可能遭遇常见的命运，永远得不到本乡以外的赏识。

在藤编的护肤衣外面，朝鲜绅士穿一件背心式的短衫，再穿一条裤子——倘若这么平常的字眼可以用在这么不平常的衣物上的话——穿在身上已是宽大得过分，晾起来时，简直叫人想起帆船的主帆；最后是一件「周衣」，一种长及小腿的外袍，在右胸前打个蝴蝶结系住。这些衣物一律雪白，夏天用一种植物纤维织成，薄得让人想起上过浆的纱布。那主帆似的裤子在脚踝处用布条缠紧，布条同时撑住那双精心做成脚形、厚得出奇的白布袜，袜子塞进鞋帮在脚背处挖得很低的矮鞋里。这种鞋过去是皮做的，绣着花或另加装饰，如今却迅速被日本造的白色或红色橡胶鞋取代，那种胶鞋正在毁掉朝鲜人的脚。不过这身按规矩非穿不可的装束，其最高的荣耀与最大的荒唐，还在头饰。额头上紧紧勒着一条黑带，约四英寸宽，一直延伸到头顶弧线的上方，勒得那么紧，初戴时会引起剧烈的头痛，还会留下终生的印痕。黑带上面坐着一顶无檐小帽，形状像土耳其毡帽，正面有一道曲尺形的凹痕；最后，高居一切之上的，是一顶折不扁的高礼帽。帽子和帽子下面的小帽都是马鬃编的，或是廉价的仿制品，编得稀疏，透亮得像纱窗，以至于一些爱开玩笑、嘴上不留情的外国人惯于管它们叫「苍蝇笼」。这个叫法既不公道，又冒犯人，因为在苍蝇当令的季节，朝鲜唯一没有苍蝇的地方，恰恰就是成年朝鲜男子那顶被帽子护着的头顶。用不着听信那些「老朝鲜通」的话，只要翻翻十年或更早以前的照片，便能找到充分的证据：朝鲜绅士顶在头上的这件滑稽歌剧式的玩意儿，从前的帽檐宽得几乎能当一顶真正的帽子用。然而那种讲究实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也许是人类家族共同的心病——生活费用高昂——把帽檐削减得只剩下一道窄边。事实是，在往昔的好时光里，一只苍蝇在一碗米酒边上痛痛快快地啜饮一番之后，满可以放心大胆地绕帽檐走上一圈，如今却得小心翼翼地走了。不过，请不要误会，也不必无端生出同情，以为帽檐缩小给戴帽的人带来了什么苦处。朝鲜帽的设计本意并不是护头遮脸。它一生的使命要严肃得多，而且集中在唯一的一个目标上——保护那珍贵的发髻不受恶鬼侵扰，那发髻是朝鲜男子成人的标志。因此它的职责并不只在户外；无形世界里的恶鬼占起受害者的便宜来毫无顾忌，所以直到今天，朝鲜男人躺下睡觉时——睡在光秃秃糊着纸的地板上，拿一块硬木砖当枕头——照例还戴着那顶宝贝高帽。

不过，我们还没有把我们这位「两班」——这位「晨静之国」的绅士——完全打扮停当。他的帽子很轻，事实上几乎轻若无物，因此无论是睡觉时还是遇上最轻微的风，都得把它固定住。为此，寻常人在下巴底下系一根黑带子，比他更傲慢的同胞则系一串琥珀珠子。再加上一把永不离手的折扇，一杆又长又沉、像手杖一般的烟袋，烟锅只有拇指尖那么大，你便可以想见这位骄傲绅士的全貌了：他从他的泥屋里踱出来，在随便哪座城镇的街上，悠悠然地在泥坑和垃圾堆之间择路而行。扇子很少闲着，一会儿给主人那张古铜色的脸扇风，一会儿替它挡住火辣辣的直射阳光。烟袋锅朝下，像英国人的「手杖」那样神气十足、咄咄逼人地晃荡着；最要紧的是，那张脸始终纹丝不动，安详自若，因为按照老派的地道朝鲜绅士的规矩，当众流露欢乐、愤怒、好奇或烦恼，是最俗不可耐的事。这副庄重的尊容，再没有什么能比它更洁白无瑕了，因为他那些充当仆役的妻子们，不是整日整日、还搭上不少夜晚的工夫，为他每天出门与同侪交游准备衣裳吗？瞧吧，他去找那些同侪了，在某家店铺门口或某个阴凉的街角，和他们一道蹲下——正是这种蹲法，使人把一排朝鲜男人比作企鹅——任凭他那一尘不染、浆得笔挺的周衣铺在未经打扫的泥地上，那份满不在乎，仿佛是在夸耀他能够役使无穷无尽的女人劳力。

然而我们还得回过头来说那顶不可思议的帽子，只要人在朝鲜，眼睛和注意力就总会回到它上头。如果说日本人的头饰平庸无奇、毫无创意，那么他们新近俘获的这些同为臣民的人，确实把这份欠缺补足了。「苍蝇笼」帽通常歪戴着，神气活现——不论是有意为之，还是风吹的，或是头颅长得畸形——帽檐之窄又更添了几分神气，朝鲜的如画风情，有一半是它提供的。新式教会学校或日本官立学校的毕业生、出过洋而自鸣得意的年轻人、本地的基督教牧师，或许会在一身民族白衣之上戴一顶西方的巴拿马草帽或毡帽，但在半岛的东西南北、社会的上下各阶层，「苍蝇笼」依然是最通行的头饰。无论天南地北，城市还是乡村，熙攘的集市还是冷清的乡间小路，室内还是室外，醒着还是睡着，这顶高帽很少缺席。它一直持续到边界的最边缘，然后骤然消失，正如它在国土另一端骤然出现一样。挨过了最初的震惊之后，戴在城里绅士头上，它倒也不显得多么格格不入；可是戴在脚夫、泥水匠和农夫头上，我始终没能学会心平气和地看待。话说回来，不戴它的工人照样惹眼。衣衫褴褛、满身污垢、晒得焦黑的汉子，背着一种流浪汉的包袱在乡间游荡，头上也顶着那马鬃鸟笼；也许最不相称的景象，莫过于看见一个稻田里干活的、饱经风霜的老头儿，一本正经地蹲在他那泥巴村落的垃圾堆上，滑稽歌剧式的高帽高踞在他那花白稀疏的发髻上站岗。

有一两次，我们瞥见过那种浅褐色的帽子，从前凡是即将成亲、或是要给自己那一群仆役再添一房妻子的男人都戴它；从前还普遍流行把帽子漆成白色以示服丧，但如今几乎清一色是黑的，与一身白衣正好相映成趣。新郎们已不再觉得非得当众宣告自己的喜事不可；而表示丧亲之痛，另有一种更有效的办法——一种丧帽，像一只编得很细的大篮子倒扣过来，边缘呈扇贝形，把戴帽人那张哀伤的脸完全遮住。他在这宽大的庇护下缓步而行，而不是在马鬃笼子底下晒得起泡，心里想必对那位过世的亲属充满感激吧，尤其是朝鲜的丧期要持续三年之久。还有一种更加巨大、编得非常粗糙的遮阳帽，是农夫在盛夏几个月里戴的；而佛教僧人——除此之外他们与俗家的流浪汉和乞丐毫无分别——戴一种形状类似丧帽而较小的帽子，只是用竹脚高高撑起在头顶之上。按朝鲜的标准，马鬃帽价钱不菲，好一些的即便按我们的标准也不便宜，而且因为是用胶粘成的，既脆弱又不经用。水尤其是它的克星。所以，阵雨的头一滴雨点一落下来，每个朝鲜男人的衣服里就会变出一把帽伞来——一个油纸或绸子做的小圆锥形罩子，像一把缩小的日本阳伞——飞快地撑开，套在那顶宝贝帽子上。至于男人身上的其余衣物，任何损害都可以靠太阳重新出来、或靠家中女人几个钟头的劳作补救过来。于是，在雨天里，整个朝鲜那种白身子顶着黑脑袋的特有景象，就变成了湿透的纱布，上面顶着一个个油光光的黄色小丑帽。

那无足轻重的性别，衣着理应简单些，也比较容易描述。朝鲜女人不许戴任何头饰，以免同那爱打扮的男性争妍斗艳；除此之外，她们的装束大体上是男人装束的粗糙翻版。凡是能合理得到的证据都表明，女人从来不许享用藤编内衣这种奢侈品。裤子、袜子和鞋，与男人穿的相仿；上身是一件最薄最小的衣裳，刚刚遮住肩膀；裤子外面系一条白裙，系得很高，一直系到浮肋上方。至少在夏天，就只有这些了，只有少数守旧的地方还偶尔可见一种裹得严严实实的白斗篷，除了眼睛和脚，什么都遮住了。我再说一遍，就只有这些了，而照我们清教徒式的眼光看来，这是不够的。因为朝鲜女人坚持认为腰线在腋下，又不设法让上衣和下裳连接起来，结果恰恰把大多数民族的女人竭力遮掩的那一部分躯体袒露给公众观看。传教士们也和我们其余人一样，与异族长久接触之后容易丢掉自己本来的眼光，他们向我们保证，朝鲜女人极其端庄。就一般举止而言，这话站得住脚；可是一位朝鲜已婚妇女若是穿着她本国的装束，走在我们哪座城市的大街上，人家会说她什么都行，就是不会说她端庄。人们也许会猜想，这身装束是古时某个好色的暴君规定的；然而深入研究过此事的人向我们保证，那是出于身为人母的骄傲。事实是，尽管西方各国的教诲和榜样已使城里上等人家的妇女，尤其是那些上过新式学校的，把上衣加长了一些，朝鲜绝大多数成年女性仍旧把乳房露在衣服外头。主妇们的丰腴也罢，老妪们干瘪的皮囊也罢，都和脸一样晒得黝黑、糙得像皮革，几乎总是明明白白——简直可以说是执意地——摆在人眼前。其实，平民中的男男女女都很少能让上下两件衣服接上头；「周衣」阶层以下的男人露着肚脐，就跟他们的老婆露着胸脯一样习以为常。

冬天也和夏天一样，白色是朝鲜衣服普天之下的颜色；唯一的不同是，随着寒季到来，衣服从纱布般的薄衣变成了絮棉的厚衣。溜冰的人穿着看似热带的服装，整座整座城镇的人在雪地里跋涉，与白雪几乎难以分辨，这种不相称的景象引得冬季来访的人啧啧称奇。朝鲜人群的那种洁白，在世上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第二处。就在任何一个能读这几行字的人有生之年，半岛上无论哪里瞥见一个穿深色或彩色衣服的人影，立刻就知道那是个外国人。有记载的第一次打破这一规矩，是十年前汉城一所教会学校的高年级学生通过决议，采用深色的欧式裤子，好让他们的妻子或母亲少受些没完没了的洗衣、捶衣之苦。

在朝鲜，这两种活计的声音从来不会停歇。站在这个国家任何一座城镇上方的高处，耳边便会传来上百个主妇忙着这两项主要家务之一时发出的「嗒嗒嗒、嗒嗒嗒」声，两种声音相似，却很容易分辨。她们在随便哪个泥坑或阴沟细流边上捶打衣服，竟能达到那些不知怜惜的主子所要求的雪白程度，这是东方的奥秘之一；然而路边的每一个水洼、每一块凹石都被当成了洗衣盆，而看得见的结果，从外表看，从来都是一尘不染的洁白。与洗衣棒沉闷的「噗噗」声不同，捶衣的声音是尖细的假嗓，每夜一直延续到深夜。不，无论你什么时辰醒来，若是听不到远处某位主妇正在为她的老爷第二天早上出门神气活现所穿的衣裳做最后的修整，那才叫怪呢。因为在朝鲜，热熨斗并不流行，只有一种小小的，用在缝合或粘合的接缝上。衣服是折叠起来裹在一根硬木圆筒上，用两根缩小的棒球棒捶打的，捶得那样没完没了，叫人想到这种看似单薄的料子竟有意想不到的经久耐用；那节奏经过几百年的练习，已几乎成了音乐。

孩子们常常穿彩色衣服，未婚的姑娘也可以穿带绿色或蓝色调子的衣裳；可是人人很快都会屈服于那无所不在的白色。从前，尚未被判处侍奉丈夫之刑的年轻女子，普遍非戴一种巨大的帽子不可，那帽子与服丧男人的颇为相似，为的是不让男性看见她们的脸。一些资历远未到白发苍苍的传教士还记得，礼拜的日子里，这种篮子帽在本地教堂门前一堆就是半英亩地。然而旧秩序正在消逝，即便在这昔日的隐士王国也是如此，如今你走得再远，恐怕也难以找到这一长期流行的习俗的任何遗存了。和日本一样，朝鲜女人的头饰如今只是头发而已，在这里是把头发平平整整、紧紧地梳贴在头皮上，像一顶油亮的黑丝绒小帽，在脑后挽成一个紧凑的小髻，也许还饰一朵红布花结，再横插一根东西，看上去简直就像我们那种新式的镀镍铅笔。

朝鲜人从来不曾沦落到靠征收光棍税这种粗陋的办法来维持结婚率。直到最近几年，所有男孩子都梳一条长辫，直到娶妻那天为止。即便现在，一些偏远地区仍保留着这一习俗，不过在外国影响涌入时，没有哪种习俗比它退让得更快。一个男人只要还梳着辫子，便被看作未成年人；到了快成年的时候，他越来越成为全村人的笑柄，羞耻和嘲笑很少不把他赶进早婚的。姑娘们也有强有力的理由不在那可怕的待字闺中的境地里久留，其中不容小觑的一条，是至今仍广为流行的一种习俗：未婚女子死后，尸体要埋在公路上，叫她的家族直到最远的旁支都永远蒙羞。再者，朝鲜女人在生下儿子之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生了儿子之后，便永远被称作「某某他娘」。在此之前，她的称谓，即便在丈夫嘴里，也不过是「耶！」或者稍体面一点的「耶波！」，大致相当于我们亲昵的「嘿！」或「嘿，你！」

幸福的日子终于来临，同伴的嘲笑和父母的羞耻就此结束，这时青年便把辫子改成发髻——一团编得紧紧的、拧过又对折起来的头发，直径一英寸，高约三英寸，笔直地竖在头顶正中，再用一根类似女人所戴的镀镍或银质的簪子横贯而过。中国人的辫子是作为异族统治的标志强加给他们的，朝鲜人的发髻却不同，它是朝鲜男子成人的标志，是他最引以为豪、最宝贵的财产。从此以后，他一生中最严肃的问题之一，就是保护它不受邪恶力量的侵害。他的额头上勒上了那条紧得叫人难受的带子，在进坟墓之前，人们很少再看见他不戴它；他戴着那顶锃亮的新马鬃帽出门，一副有家室之累、也有家室之利的男人应有的派头。对于戴它的人来说，朝鲜高帽想必已经成了一件美物，就像人类服饰中最难看的东西，戴久了也会变美一样；因为如今虽有许多男人、无数青年照西方式样剪了头发，这些人中仍有不少依然恋着本国的帽子；而那些剪了平头的店主，或是那些被恶鬼算计得秃了顶的人，可以看见他们几乎一丝不挂地蹲在货物中间，那顶名声扫地的帽子却摇摇欲坠地顶在光秃秃的脑袋上。

即便现在，隔上好久好久，也还会有个乡下青年来到官立学校或教会学校，梳着不久前未婚男子普遍梳的那种辫子，或者——因为早婚仍然流行——顶着发髻；可是到了头一个星期末，他的发式很少不改变的。偏远地区仍不断传来一些假作悲伤的故事：有的母亲因为儿子剪了辫子，哭红了眼睛；有的守旧老父亲怒不可遏，把牺牲了象征成人的发髻的儿子赶出家门。然而剪发之风稳步推进，朝鲜最惹眼的怪癖之一就这样渐渐消逝了。拖在背后的光棍辫子很快便向外国影响让了步；再过一代人，发髻，或许连同顶在它上面的那顶烟囱似的纱帽，在半岛上会变得像明治以前的男子头饰在今天的日本一样无人知晓。

如果留心不把这种比喻推得太远，朝鲜人可以说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混血。他的某些特性和习俗，与这个或那个近邻相像，但更多的似乎是他独有的。比方说，他盖房子有几分像日本人，取暖又有几分照中国的法子，然而无论哪一样，都不过是大致相似而已。可以肯定的是，在曾经达到过他当年那种文明程度的民族当中，除了中国人或许是个例外，再没有哪个民族像他这样甘于如此少的舒适。这当然部分是由于他在几百年骇人听闻的暴政下过日子；那时，国王和朝廷各自放出成帮结伙、互相争抢的收税吏，饿狼一般在国中横行，即便是最富有的人，只要住得比一间茅草泥棚稍好一点，招来他们的注意，就不安全。

因此，即便是朝鲜较大的城市，也不过是许许多多这样的泥棚，沿着胡乱弯曲、满是尘土或泥浆的小巷挤成一簇一簇，只有半岛的新统治者，或是那些三十多年来一直力图使它基督教化的西方人伸过手的地方，才是例外。典型的朝鲜房屋，无论在乡下还是城里，都是土坯或零碎石块砌的，里里外外全用泥抹上。墙就这样一直立着，直到坍塌或被雨水冲走为止，因为既不用油漆，也不用石灰水来掩饰它那奶咖啡的颜色。除了少数情形或个别地方，屋顶都铺着稻草，那屋顶那么光滑，几乎有光泽，那么低矮，几乎是平的，一座村子看上去就像一丛枯死的蘑菇。住宅公认的形状是半个方框，也就是曲尺形，不过穷人家的也许只是一间长比宽稍大些的棚屋，讲究些的有时则围成整个方框。无论围成与否，住宅都必须与外界完全隔绝，通常靠一道与屋檐一般高的墙或草编的屏障，把两翼之间那片全无照管、活像垃圾箱的院子围起来。汉城附近一个传教士社区为仆人盖了些坚固整洁的房子，仆人们却不喜欢，因为房子朝着一片秀丽的山谷，远眺群山，而不是照常例用席篱围起来。

那半个方框的外侧没有任何开口，对着世界的是一张全然空白的脸。内侧却几乎全是开口，开口处可以推上纸墙或纸门，与日本的有几分相似。朝鲜人和日本人一样，惯于蹲坐而不惯于坐椅子，因此一般住宅的三间起居室只有六英尺来高，长宽也大不了多少。地面比外面的地面高出一些，也和墙一样用石头和泥筑成，上面抹灰，有时铺木板，再糊上一层厚厚的黄褐色土纸，质地介于硬纸板和油布之间。日本人那种厚实柔软的草席、坐垫和棉被，在朝鲜人家里都没有，无论日夜都不能使生活柔和些。想睡了，屋里的人便在原先蹲着的地板上一躺，顺手拿一块橡木砖垫在脑袋底下，就沉沉睡去。他们上床和起床时很少换衣服，男人们，我前面说过，常常整夜戴着高帽。进屋时，鞋子——确切地说是便鞋——和在日本一样，必定脱在一道擦得光亮的木沿上，那木沿沿着房屋正面，介于门廊和台阶之间。在西方人眼里，空间和家具的缺乏都令人吃惊。房屋正中通常大敞着的，是一间客厅或起居间之类的屋子，至多十英尺或十二英尺长，两头各连着一间小居室，长宽相等，而整座房子无论哪里，宽度都比一般西方男人的身高大不了多少。吃饭、睡觉，事实上整个家庭生活，都在一种比我们最拥挤的廉租公寓还要局促的逼仄之中进行。它看上去更像是「过家家」，像是供孩子们哄洋娃娃玩的房子，而不像人类实际终生居住的地方。那些微型家具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家具通常既少且小。椅子自然是没有的；桌子也没有，除非把那张六英寸高、用来端饭的小托盘也算作桌子。倘若家里有个读书人，或者父亲是做生意的，也许会有一张没有腿的小书桌平放在地上；多半还有一只「欌」，也就是没有腿的五斗橱，和一只有名的朝鲜箱子，两样都包着大量的黄铜，倘若这家人比房子的外观所能显示的更富裕，甚至包着银。通常差不多就是这些了，也许还有一架手摇的小缝纫机，以及女人和孩子们聚在身边的几件小玩意儿和不起眼的零碎东西。

在一间小方居室旁边那一翼里，是厨房，泥土地面，灶台和炊具都是用石头和灰泥做的，粗陋之极。厨房隔壁，或者也许在尘土飞扬、晒得滚烫的院子对面另一翼里，是一间粗糙的储藏室；储藏室的位置常常与一间必不可少的小屋互换，那小屋的隐蔽和方便程度，远不如西方人所希望的。铺了地板的屋子，墙上通常糊着素纸，白色或奶油色，不过有时也印着花样，叫人既想起日本，又想起中国。院子里放着六七只或者更多的巧克力色大陶缸。其中一两只盛水，其余的装满腌制或泡制的食物，尤其是朝鲜人最心爱的美味「泡菜」——一种用白菜和萝卜做的酸菜，大量用盐，久经时日，除了在炎热的几个月里不得不断顿之外，本地人的菜单上很少少得了它。

说到给房子取暖，朝鲜人便完全告别了他那岛国邻居，转脸向西。石头地板底下，贯穿整座房屋，有一条大烟道，一头通厨房，另一头从地里冒出来，成为一根粗糙的烟囱或烟管。在别的方面不屑于舒适的朝鲜人，可不肯守着一只盛着几块炭火的「火钵」瑟瑟发抖；他要把住宅从这头到那头烧得暖暖的，不只是照中国的法子把他的「炕」即石床烧暖，而是屋里的每个角落都烧暖。做饭的时候，他可以躺在糊纸的地板上尽情烘烤自己；或者，早上往烟道口塞一捆柴草——在他这片森林被砍光了的土地上，这几乎是他仅剩的燃料——晚上再塞一捆，冬天便成了一桩笑谈。这是个巧妙的法子，却也不无弊端。比如在炎炎夏日，没有办法把厨房的热气隔断，屋子照旧烧得热热闹闹，和正月里一样。本地人倒似乎并不在意；他对热床也像对硬床一样毫无感觉。可是有不少巡回布道的外国传教士，在寒霜之夜投宿于竭尽所能款待客人的主人家，满怀感激地在暖得恰到好处的地板上躺下，舒舒服服地睡着了——半个钟头后却大汗淋漓地醒来，一整夜辗转反侧，徒劳地想摆脱一场噩梦般的感觉：仿佛自己恰恰落进了来世的那个去处，而他在世间的一切努力，本来都是为了避开它的。

朝鲜人和他的邻居们一样用筷子吃饭，但吃米饭时用一把扁平的金属勺子。米是上等人家饭食的根本，但不像在日本那样碾得那么精白；而且米对平民来说太贵，他们便用较便宜的杂粮来代替，尤其是小米。看似苦处，实则是福。贫穷使朝鲜人享受不到餐桌上的某些精致，却迫使他们吃上了比他们岛国邻居更有益健康的饮食；整体而言，他们的体格更为健壮；倘若别的标志都不足以分辨，通常只凭一口好牙，就能把朝鲜人和日本人区分开来。除了他心爱的泡菜，朝鲜人的饭桌上缺不了一种辛辣的酱，那是用豆子压成看似磨刀石的块，再泡在盐水里做成的，至少每隔一口就要蘸一蘸。吃肉比在日本普遍；吃鱼则和在日本一样多。可是茶用得不广；一般朝鲜人拿白开水代替，或者喝煮过大麦或小米的汤水，最好的则是「米酒」，它是邻国那火辣辣的日本清酒或中国烧酒的表亲。接着是十来样小菜——腌菜，有些稀奇，有些是我们熟悉的；连皮切开的黄瓜、青葱，还有某种芹菜的远房亲戚，全泡在醋和油里；辣椒片；某种耐寒块茎的小块；用油煎得像上过清漆一般的脆海苔片；一种乌黑的莴苣；以及另外一些在我们的语言里找不到对应的零碎。糖几乎根本不用；随遇而安的旅人，即便学会了对本地饭食在别的方面感到满足，吃完起身时，通常也会巴望来一块巧克力或者类似的甜食。

说来奇怪，地名在我们西方的语言里往往一沿用就是很久，而在我们所指的那些地方，这些名字早已过时，甚至无人知晓了。比如「高丽」这个名字，对住在我们这样称呼的那个半岛上的人来说毫无意义；何况我们由之得来这个名字的「高丽」一词，也从来只指这个国家的三分之一，而且那是许多世纪以前的事了。自从吞并了这个旧王国，日本人就一直力图让世界采用本地的名字「朝鲜」，这个词已经用了几百年，早有合法的来历。然而世界在这类变更上是出名的迟缓；也许它对日本的动机心存疑虑，对她企图让我们的地理书整页整页过时也有点儿不满。不过，日本在她这块新领地上大规模更改地名，其中并没有什么神秘或诡诈的地方，只是常常叫人不胜其烦罢了。每个道、每座城市，几乎每一个最小的村落，都得了个新名字；但这事来得十分自然，就像法国人固执地把马叫作「舍瓦尔」一样。这不过是个读音问题。某一个汉字，几百年来一直代表朝鲜的某一座城镇或村庄。朝鲜人看着这个字，读作——比方说——「原州」；日本人却像我们认得「猫」字一样确知，正确的读音是「根修」——事情就是这样。这算不上争端，但至少是折磨旅人的一种新手段。倘若他是美国人或英国人，就是法国人或德国人也一样，他会发现，住在这个国家的同胞差不多全是传教士，他们在日本人接管以前就住在这里，或者是受那些人训练出来的，只知道朝鲜名字。倘若他带着一本旅行指南——这差不多是必需的——那几乎必定是新统治者编的或是在他们影响下编的，坚持使用日本名字。火车时刻表、一切政府文件之类，也是如此。于是他发现，至少在地理问题上，要同自己的同胞交谈几乎是不可能的。

「您去过黑久吗？」他开口问道，打算从一位同胞那里探听一些关于半岛第二大城市的情况。

「从没听说过。」那位老住户一脸茫然地答道。于是新来的人认定他是个不可救药的隐士，不再理他，自顾自走了，也许过了几天才知道，正是这个人，曾在那座城市里做了十年最有影响的外国人，只不过在他嘴里，那地方一向是，至今也还是「平壤」。整个半岛上处处如此，所以想要两边都打交道的人，就得知道「开久」就是「松都」，「仁川」就是「济物浦」，指南和时刻表上叫作「坎寇」的地方，在传教士嘴里向来是「咸兴」，朝鲜每一个最小的茅屋堆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名字，尽管在东方那荒唐的书法里，代表它的那几笔用黄鼠狼毛笔胡乱挥就的笔画从来一成不变。远在他的学问达到这般精细之前，旅人早已把另一桩不快忘得干干净净了：那就是在一个漫长的夏日将尽时，他隆隆驶入一座城市，才发现这座他从小学起就知道叫作「汉城」的城市，如今的官方名称竟是「京城」。

不过这也没多大关系，因为他很可能一向把它念作「苏尔」——那是本地的烈酒——而不是正确的读音「搔欧尔」；学一个新名字，比改掉一个旧读音还容易些。这座城市五百多年来一直是「晨静之国」朝鲜的都城，至今仍是朝鲜总督府的所在地；我们对它的印象，起先是欣喜，继而跌落到几乎是深深的失望，然后又渐渐回升到近乎平静的欣赏。远远望去，环绕着它的那一排排参差的山峰，即便是厌倦了的漫游者，也会为之心跳加快。浪漫作家们诱使他罔顾自己冷静的判断，前来寻找古老东方的那种魔力；此刻，他终于能在这里找到它的许诺，似乎正从群山之间一波一波地升腾起来，几乎可以触摸得到。然后他在一个火车站下了车，那车站在我们中西部任何一个草原小镇都能找到；一辆福特汽车把他颠颠簸簸地拉进一座城市，这城市表面看来平淡而寒碜，格局平庸，卷着细细的褐色尘土。可是第二天早上，或者随便闲逛一两天之后——视他的心绪调节得快慢而定——兴趣便从昏睡中重新苏醒，一种近乎浪漫、近乎少年热情的东西，从他周围奇异生活的种种细节中油然而生。

当然，远东几乎没有美国意义上的真正街道；因此，只有对那一带全然陌生的人，才会大惊小怪地发现，那些半带宣传性质的笔杆子所强调的汉城「许多宽阔的大道」，其实为数不多，而且除了一两条之外，都是一段段晒得焦干的尘土路，到七八月的雨季就会变成冒泡的烂泥。不过，眼睛很快就会被大多数街道两旁紧紧挤在一起的古怪小店吸引住，尤其是被那些从大街岔出去、通往构成本地城区的蘑菇棚迷宫的七扭八歪的小巷吸引住。从这些肮脏的小巷里，不时颠出一顶花里胡哨的红金两色轿子，里头隐蔽地蹲着某位贵妇人，不过这种轿子如今几乎只在婚丧时才用了；那些寒碜的小泥棚里，吐出一个个一身雪白、傲慢十足的绅士，若不是有那尖细的「嗒嗒嗒」捶衣声，和每一条最小的溪流岸边跪着的一群群女人作解释，那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京城的街上一刻不停地流动着，若不是朝鲜衣服一律洁白，这流动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万花筒式的；但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流动，是一种从容不迫、却又不停不歇的来来去去，似乎很少真正到达什么地方。庄重的「两班」——这个阶层在朝鲜，尤其在京城，至今仍为数众多，旧时的地位仅次于贵族——戴着琥珀珠串和巨大的玳瑁眼镜，昂首阔步地走过，仿佛真要到什么地方去；可是你若不嫌麻烦跟上去，多半会发现他们没到达任何目的地就折了回来。从前，他们至少还可以去官衙，在那里假装做点什么来对得起俸禄；自从日本夺走了他们的闲差，却没有除掉那不许他们干活的傲气，他们除了这样随意闲逛之外，便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与这为数众多、被现代变迁甩在后头的士绅阶层恰成对照的，是扛着这样那样东西、汗流浃背的苦力；从远处某座山坡上运来的红褐色柴草堆成小山，底下埋着公牛；头发油光光的女人们带着一副几乎是抱歉的神气悄悄走过，其中许多人袒露着晒黑的乳房，这在京城比在别处稍少一些；这里那里还有一匹朝鲜矮马，雄性十足，脾气乖戾；这一切都在一条从不间断的夹道中来回流动，夹道两旁是戴着「苍蝇笼」式「家常」小帽、懒洋洋的店主，是生了癞疮的狗和肮脏的孩子。「老朝鲜通」会告诉你，不久以前，汉城除了那几座如今已无人居住的大宫苑之内，就只有这些；步行——在朝鲜人中至今仍很流行——是绝大多数人在城里往来的唯一方式。那时没有人力车，即便在完全由日本统治了十二年后的今天，人力车也不算多；那时也没有如今挤得满满的、泥土或尘土地板的小电车在主要大街上颠簸而行；当然更没有破破烂烂、喇叭声嘶哑的汽车，在安详步行的居民中间横冲直撞、制造恐慌。昔日的汉城相对安静，那情景不难想象：穿便鞋的脚步在尘土里无声地啪嗒着，或是雨天泥泞时仍穿的那种介于荷兰木鞋和日本木屐之间的鞋子，发出温和的咯噔声；其间不时夹杂着一口巨钟的轰鸣，王室车驾经过时簇拥着尖声吆喝的前导所引起的一阵温和的喧闹，还有那无休无止、如影随形的尖细「嗒嗒嗒」的捶衣声。

随着日本人确定无疑地到来，那古老的汉城大半已经逝去。围着城市的高大城墙大部分被夷平了，因为照新统治者的说法，朝鲜人只会躲在墙后打仗。雄伟的城门只剩下两座，而且只是作为纪念物，不再供人出入。为纪念不再向北京朝贡而修建的独立门，破旧、开裂、起了泡，立在荒凉的城郊一片沙地里。那口一度传达王命的巨钟，醉醺醺、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罩着它的那座阴暗的木栅栏围子里，堆满了垃圾和更糟的东西。这座城市一度引以为豪的石龟碑，上面罩着一座东方式的屋顶，流浪汉就在那屋顶底下筑窝；宏伟的天坛成了头号旅馆庭园里的一件点缀，里面慷慨地摆着日本长椅，还有印着铁路旅馆徽记的大号痰盂。三座主要宫殿中，一座不过是一片荒草丛生之地，里面尽是些目光空洞的殿宇；另一座住着那昔日王族中昏弱无能的残余，大部分园地已让给了博物馆、植物园和动物园；第三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座，正被一座巨大的现代建筑从城市的视线里完全挡住，那座建筑是打算作总督府的。

人们几乎要以为，新统治者采取了一项抹去旧日独立朝鲜一切可见遗迹的政策。然而我想，这恐怕算不上是那样的政策，主要还是那种讲求实用的现代改良观念，对往昔朝鲜的古迹表现得如此不敬。日本人热心致力于把汉城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我本可以说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因为他们的新建筑很难说是照日本的样子造的。一座座宏伟的大楼拔地而起，用来安置银行、大商号和政府机关，那些大楼仿佛是从我们自己的大城市里搬过来的。已经有了一条真正铺了柏油的街道；从前只有荒地或垃圾堆的地方，辟出了新的公园。除了中央大邮局，城里各区都有像样的邮政支局；警察局遍布各个路口，时刻警觉地留意着新的人选，好把他们送进那座按照最新认可的样式建造、位于「北京岭」附近的巨大新监狱。新统治者依照他们自己的见识，正在稳步改善这座城市，以及整个半岛的物质面貌。要指望他们把某些个人习惯和家庭习俗改善到超出日本人自己所达到的程度，那就未免要求太高了，因此有些不洁净和衣不蔽体的现象，比如说，一个新的美国殖民地会很快被迫根除的，他们却全然不加过问。

新统治者一度打算对这座老城作更大的改变。他们着手行事，显然有意几乎把整座城市——至少是它的商业中心——迁到靠近汉江的一带，那地方他们称为龙山。他们在那里建了铁路局总部，给职员盖了一排排砖房。还为天皇的总督修了一座石头宫邸，规划了街道，并筹划了在城里拥挤地段无法实现的种种改良。然而商业自有它挑选地方的一套；朝鲜人别的不说，保守是出了名的；据本地传闻，伊藤公被人带去看他的新官邸时，对他那些好心的部下说，他们若愿意，尽可以住在那片沼泽地里，至于他本人，他要留在城里。众所周知，这位公爵绝不是那种肯舍弃城市的温柔享乐的隐士。结果证明他的选择是明智的，因为很少有哪一个雨季不冲毁汉江沿岸几十间本地茅屋、不漫进他所拒绝的那座闲置孤立的官邸的。铁路局总部、住宅和学校都还在，火车在龙山站总要停上长得叫人恼火的时间，而那个站离大多数旅客要去的南大门站又那么近，简直好像官员们要借此发泄他们意志受挫的怨气似的；可是就连日本侨民也宁愿住在老城。在老城南缘，南山脚下，住着二十五万人口中穿和服、踏木屐的那四分之一，他们在这里居住、营生；沿着「本町通」及其邻近的街道漫步的人，走在那狭窄、拥挤、繁忙、如古老日本的大街一般五光十色的街上，很容易想象自己回到了那个岛国，远离了「晨静之国」那慵懒的、白衣如雪的人群。

二朝鲜风物杂记

我们有幸没有住在汉城城里，那里又热，常常闷得透不过气来；我们住在城外翻过几道山梁的地方。进城要走半个钟头：先经过那座花岗岩砌的大圣经学校，沿着一条小溪走，溪边照例有一排捶衣裳的女人；再从一位小王子的坟丘旁边绕过去，然后陡直地爬上另一道半覆林木的山脊。从山脊上望出去，群山连绵，视野开阔，满眼深绿，只有汉江那一道宽宽的褐色水带，以及这里那里一簇簇蘑菇似的村落，才把绿色断开。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学院正在一片起伏的大松林里兴建，这片松林之所以得以保全，全仗林中有一位国王宠妃的陵墓。松树的姿态之奇崛、之苍劲，比起日本任何地方的松树都不逊色，一株株衬着天际挺立；间或还有一丛丛气味难闻的栗树与它们作伴。从我们那个近乎神话般的「米国」来的传教士们，在获准使用这块半神圣的地皮之前，不得不答应绝不在任何俯瞰坟墓的地方盖房子；人家还早已要求他们封掉一条小路，那是学生们、偶尔也有一两位教员抄近道走的，只因这条路顺着坟墓上方的山脊延伸过去。在朝鲜，从高处俯视王家的葬地是大不敬之极，所以所有的陵墓都按一套固定的格局来布置，专为避免这种亵渎。

在城的另一边，出了东大门，有一座名气更大的王后陵；不过我们更喜欢那座我们称之为「自己的」陵墓，二者形制大小一模一样，而我们这座的清静却少有人打扰。再说，「我们的」这座里确实埋着死者的遗骸；而朝鲜末代王后惨遭刺杀焚尸之后，只剩下一根手指和几块骨头，就连这点残骸如今也葬在别处了。散布在朝鲜半岛上下的历代王陵，都和我们这座差不多。一个个王朝先后在几处地方建都，兴盛一时，而后衰亡；所以从从容容地把这一座看个仔细，抵得上匆匆瞥上许多座。

尽管有禁令，我们仍可以翻过长满松树的山头走到坟前去；在朝鲜，事情并没有管得那么严，除非牵涉到日本人的什么事。不过从山脚下走近这座圣地更方便些，而且不光是更恭敬些而已。林中有一块平地，树木砍伐一空，却长满了青草。首先是守陵人的住所，一座高墙围起的院落，退在左手边树林的边缘上。沿着这块长方形草地的中轴线，第一样是一座红箭门，一种方形的牌楼，用三根涂成红色的细树干搭成，上面那根横梁上装饰着粗拙而怪诞的雕刻；这是一道门，却两边既不连篱笆也不连墙。朝鲜人对于王陵前这道象征性的入口十分在意。我们进出汉城时经过的那位小王子的坟，有一天我们发现那道牌楼新近被铁丝网拦住了，守坟人告诉我们，我们仍可以穿过墓地，但不能从牌楼底下走。穿过这道孤零零的门，往里一百多英尺，便是这位宠妃长眠之地的祭殿，姑且这么叫吧。按朝鲜的标准，这算是一座大建筑，屋顶铺着色彩浓艳的瓦，四个翘起的檐角，每道屋脊上都蹲着一排瓷猴子，按照朝鲜的习俗，是用来防御恶鬼的。许多扇门都上着挂锁，门上木条之间糊着代替玻璃的油纸，经过岁月的侵蚀或好奇手指的戳弄，已破了许多窟窿；从窟窿里隐约可以看见光秃秃的木地板，上面散落着尘土和垃圾碎屑，还有一张光秃秃的桌子似的供台，想必每隔一段时间就在上面给死者的亡灵供上米饭和别的食物。显然最近并没有人这样尽过心，因为这座建筑里里外外最显眼的，就是灰尘、晦暗和褪了色的油漆。

这座正殿两旁各有一座较小、形制相仿的配殿，正殿后面，铺着草毯似的地面缓缓升高，直到坟丘，坟丘又在后面一百英尺左右，高约十英尺。在这座朴素的、长满青草的小土丘前面，立着一座巨大的石灯笼，就像日本寺院里的那种，虔诚的人或迷信的人有时把供米放在灯笼的口里。紧挨着这个秀美的石器后面，竖着我们西方人所说的墓碑，一块高高的直立花岗岩石板，立在一只大石龟背上，碑上刻着汉字，简略地颂扬这位已故女子据说有过的种种美德。更为稀奇的是坟丘周围的石像，左右两边成双成对。首先是两匹大石马，就像哪个有志气却没天分的小学生凿出来的。接着是一对石人，是祭司还是神祇，说不上来，令人想起的的喀喀湖那边蒂亚瓦纳科废墟里的类似雕像；它们相互对望，脸上带着一种似笑非笑、半信半疑的慈祥。两只狮子、两只羊，还有两只神话里的怪兽，雕得比其余的还要粗糙，凑齐了这一整座动物园；后面这些都背对着坟丘，以示对死者的尊敬。最后，一道盖着瓦顶的古老石墙，在后方紧紧地围成一个半圆，把这一切护在里头；墙外，是那片颇为稀疏、因年深日久而虬曲弯折的松林，一直爬上山坡，只有不懂恭敬的凡人才会从那道山坡上走过。

在朝鲜，行动迅速的东西大概只有出殡一样，而就连这一样，或许也是对那没完没了的闷热夏天所作的让步。我们在汉城街上相当常见出殡的队伍：一乘装饰得俗艳不堪的轿子，大红大黄，刺人眼目，由八个或十个穿得不伦不类的苦力抬着，一路小跑，仿佛急着要逃出那个把轿里那具不动的重负撂倒了的恶鬼的手掌心。如果死者生前是个有地位、有足够家产的人，就有两乘轿子，后一乘装着真正的遗体，前一乘是一口假棺，专门用来蒙骗阴间那些邪恶的东西。送葬队伍其余的部分，是一些穿着奇装异服、戴着张扬冠帽的僧人，心满意足、舒舒服服地仰靠在人力车上；另外还有长短不一的一串亲属，或许还有朋友，大多身穿麻衣，徒步而行。这些匆匆忙忙、跟丧事极不相称的送葬行列最后到底去了哪里，我们一直没能确切弄清，直到我们自己搬到山那边去住。

离我们郊外的住处不远，有一处山洼，洼里竖着一根难看的红砖烟囱，起初我们以为是一家小工厂，后来才知道是京城郊外几座火葬场之一。在我们下面的山谷对面，沿着一条在灌满水的稻田之间蜿蜒的小土路，每天都有好几起送葬的队伍走来，老远就用朝鲜人视为音乐的那种尖利刺耳的声响宣告自己的到来。到了这里，那不成体统的步子也许已经慢了些，因为就连人拉的车子也得走的那条路，绕山足有将近五英里；可是那些颜色的交相撞击依然十分醒目，衬着新插秧苗那天鹅绒般的碧绿，越发显得分明。时不时，整个队伍会完全停下来几分钟，抬轿的和拉车的就在路当中，或者在高出水田的窄窄路边上，伸胳膊伸腿地躺下来。有一天，我们信步走到一支停得格外久的队伍跟前，发现为首的哭丧人，一个嘴巴毒辣的干瘦老太太，正和抬夫们为工钱的多少吵得不可开交。不过，那些在路上歇脚、或者一路争吵不休的，想必都是付不起一气飞奔的价钱的那一等人。

也有好几次，我们一时兴起，翻过那座可以将汉城尽收眼底的高山进城去，路上看见送葬的队伍往回走。那时候他们就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了。主要的负担自然已经留在身后，轿子又是可以折叠的，于是送葬的人和抬夫们便随着兴之所至，三三两两地沿着那条陡峭的直路散漫地往家走；至少后者心满意足地抽着他们那细长的小烟袋，说不定还在盘算着不久又能找到下一个牺牲品。而这一切来来往往、花花绿绿的游行，归根结底、落得个了结的地方，在我们眼里始终只是那根难看的红砖烟囱：衬着山峦，有时闲着，有时悠悠地吐出一缕缕黄黑色的烟，全看它那可怕的差事忙不忙。

后来有一天傍晚，好奇心终于压倒了我们对不愉快场面的厌恶，我们便信步走到那个不招人喜欢的山洼里去。洼里比平地略高一点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平平常常的砖房，有五六个炉膛，跟砖窑的窑膛没多大两样。几个下等的朝鲜人光着膀子，懒洋洋地在周围干活，不时发出几声不成调的怪声，那就是他们哼小曲的法子。紧靠主屋前面还有一座小屋，里头传出一个人的高声念诵，那副嗓子在西方的歌剧舞台上是绝博不到什么名声的。我们打听到，这间小屋是一位僧人的，他的职责是给每一位主顾举行一场超度，至于超度得多么隆重，要看进炉子时付了多少钱。一个工人解释说，火化一具尸体要十二日元（差不多合六美元），不过这里面包括了僧人一个钟头的祈祷。那僧人一刻不停地忙着他的功课，不便打扰；火化工们却毫不掩饰地为引起了洋人的注意而高兴，也高兴有机会帮我们把他们所谓的「观光」看个够。我们一行里有一位生在朝鲜、会说当地话的，他们便把自己这一行的种种细节毫无保留地倒进他的耳朵里。他们解释说，「那个」，就在祈祷室和炉门之间那道粗糙的草席屏风里头，是下午早些时候送来的，可他只是个穷人，只好让比他体面的人先来。我们从屏风顶上探头望过去，看见一具尸体，全身用稻草裹着，用同样是稻草搓的绳子捆在一块木板上。我们想不想看看上一件活儿剩下了些什么？一个苦力问道。反正也到时候了，那一件该完事了。他领我们绕到炉子后面，打开一扇铁门，抄起一把粗笨沉重的铁耙，扒出半斗烧焦的骨头和灰来。他一边把一块块还在发红的残骨翻过来，一边多此一举地解释说，这是一根肋骨，那是这人走路用的那家伙的一截，如此等等。他絮絮叨叨地往下说，这是个有钱人——在他眼里，有钱当然不见得就是百万富翁——大老远从釜山送到这儿来的。他一边满不在乎地把还冒着烟的残渣扒进一只铁皮盘子，放到一边去凉着，一边接着说，死者的亲属给了他钱，要他替他们留下一些骨灰，别倒进公共的灰堆里去。有钱人总是这么办的。可是该把那边那个家伙打发掉，好回家吃晚饭了。

草席屏风被掀到一边，钉在木板上的尸体完全露了出来，我们问道：「他是得什么病死的？」

「肚子疼。」两个苦力当中的一个答道。他们连木板带稻草一股脑儿抄起来，把这最后一件「活儿」塞进炉子，接着手腕灵巧地一拧一抽，又把木板抢救了出来。放尸体的炉膛里看不见火焰；热是从外面，姑且这么说吧，加上去的，这或许是古时遗风的一点残余，那时朝鲜人的死者是用席子一裹，丢在太阳底下任其烤晒腐烂的。这样的「观光」，看一回就够我们受用一辈子了，我们正要转身离去，忽然一个声音把我们又拉了回来；它和工人们那种公事公办的腔调太不相称，简直叫人吃惊。从半明半暗之中出现了一个朝鲜人，农夫或者脚夫一类的人，四十开外，又瘦又黑，他发出一声哀号，那声音里带着几分野兽在极度痛苦中的意味，一头扑向炉门，仿佛要把门扯开，把那被它永远吞没了的身躯救出来。我们从来没想到，普普通通的朝鲜老百姓也能流露出如此锥心的悲痛。而这对于他那种身份的人，显然也是不合体统的，因为差不多就在他第二声哀号的时候，把尸体抬来的那三个脚夫就冲到他跟前，当即向他讨要脚钱。他们尖声的讨价还价，高高地压过了那按码论价的祈祷所发出的凄凉而不成调的嗡嗡声，而那祈祷在我们逗留期间一刻也没有停过。这几个脸色阴沉的脚夫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工钱这件正经事还没了结，没工夫白白哭丧。

「他是我哥哥，」那人哭着说，「我家里最后一个人了。我还剩下谁呢？一个也没有了。如今……」

我们离开的时候，那几个没讨到钱的脚夫还在狠狠地欺负他；我们走上回家的路已经好一阵子了，他们争吵的声音夹杂着僧人那没完没了的嗡嗡念诵，还穿过夜色传到我们耳中。

在朝鲜，只有佛教徒是自愿火葬的，而信佛教的人决不占多数。许多人只是祭拜祖先，或者讨好恶鬼，要么就是好几种东方信仰和迷信的混合，连他们自己也理不清头绪。不信佛教的人把死者土葬，于是也就像在中国一样，生出一个严重的问题来。因为划定界限的公墓是行不通的。死者的安宁，以及子孙的福运与幸福，都取决于葬地选得是否得当，而这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需要请巫婆、阴阳先生以及其他价钱昂贵的行家；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而最后的卜示可能指向一个最意想不到、最不方便的地方。一个个青草覆盖的坟丘，除了极少数例外，全都没有标记，可每一座都为子孙所熟知，照料这些坟墓是他们最庄严的职责；这样的坟丘布满了整个半岛上成百上千片大山坡，妨害了朝鲜的主业农耕。日本人采取了西方那种讲求实用的观点，下令划出指定的地段作为墓地；可这是他们的改革中最招人恨的一项，于是朝鲜人又重新获准，至少可以把死者葬在私人的坟地里。

我们周围松林覆盖的山里，隐藏着好几座小小的佛教寺院。不过「寺院」这个词有点误导，因为这些半与世隔绝的去处，几乎没有一点修道院的味道。按理说，朝鲜的和尚和僧人是守独身的；实际上，就连他们最虔诚的同道，也很少有人假装相信他们真是如此。这些瓦顶的房屋群，和俗人的草顶住宅相比，主要的区别只在于排场大小；房前屋后并不缺女人和孩子；而和尚们也是世上最不肯亏待自己的人，兴致一来，便到附近的城里去逛逛，或者在乡间四处游走。在中亚，那种鲜艳的橘黄色袈裟是信奉佛道之人的标志，给更西边的国度平添了许多生动的色彩，而在朝鲜却无人知晓。一颗剃光的头代替了那宝贵的发髻，几乎就是和尚在外表上与普通俗人唯一的区别；当兴之所至，或是出于一片诚心要踏上释迦牟尼指明的道路，他走进朝鲜的人世间时，也许会再戴上一顶藤编的、表明身份的帽子，可就连那象征性地装装样子的化缘钵，也很难把他和那些比他辛苦的同胞区别开来。在朝鲜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里，佛教僧侣的社会地位被排得比田间的农夫还要低，而人们对他们的这种态度一直留存下来，也许是不自觉的，表现为明显地缺乏敬意，几乎是漠不关心，除非是在他们执行职务的时候，或者是在一小撮格外迷信的人当中。

在这些寺院里，主要的起居室——这个词用得非常宽泛——地上铺着朝鲜民居里普遍使用的那种又厚又油的褐色纸，寥寥几件家具也是同样的路数。低矮的天花板正中，也许吊着一面半椭圆形的大鼓，用来召唤恰好在听得见的地方的和尚们去做他们那并不十分辛劳的功课；四壁可能摆着几件铜饰或铜像，自有它们的深意，可不明就里的访客是完全看不出来的。毫无疑问，释迦牟尼本人绝不会承认，隔壁殿堂里那种野蛮的俗艳、那一大群塞得满满的怪诞神像，是受了他那朴素教义的启发。一座殿里，正中有一种供台兼香案，后面是几尊金色的大佛，两旁顺着三面墙一溜排开的，是中国神话与鬼怪传说里那些不伦不类的偶人，往往和真人一般大小，那光怪陆离的程度，胜过任何一个怕黑的孩子所能想象的幻影。第四面墙是没有的，只有一长排双扇门，先向外打开，再往上掀平，用东方特有的、古怪的代替挂钩的东西撑住。如果悄悄地把几枚小钱弄得叮当作响，就能让门全部打开，那么，霉味扑鼻的殿里那比「幽暗的宗教之光」还要幽暗得多的光线，便让位于万里无云的朝鲜那耀眼的光芒，无数平时只能猜测、甚至连猜也猜不到的细节，便都显现出来了。比方说，你会发现，除了那二十来尊涂着最俗艳的绿色、红色以及种种能想象到的撞色的大像之外，其间还夹杂着好几倍于此的小像，高不过膝，仿佛这些古怪的木偶也有它们按人间比例生下的儿女似的。这些小小的偶像，和它们那些成年伙伴一样，神情千差万别，从吓死人的恶魔，一直到一副假笑着的温和模样，让人觉得它们的婴儿时代过得很是舒坦。然而，要描绘那一排呆板的立像后面布满墙壁、泼洒着各色颜料的壁画，光凭语言是一种不中用的颜料。东方神话的全部混沌仿佛都被一股脑儿堆到了这里：有战争场面，有朝廷仪仗，有乱哄哄的人群，身上的服装早在基督纪元以前就过时了，个个惊恐万状，从正中某个暴怒的君王那巨大的身影前逃开；那君王胡须蓬乱，脸涂得漆黑，用来表示他的面容给一切看见的人带来的恐怖。须得指出，这些静默的殿中居民的每一个特征都是中国的，而不是朝鲜的；历史告诉我们，迟至义和团之乱的时候，让逃窜的天朝子民心惊胆战的，与其说是欧洲军队，倒不如说是他们的黑人辅助部队。

我已经说过，释迦牟尼佛就算绞尽脑汁，也找不出这些塞满佛寺的奇异生灵和他那温和的教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反过来，中世纪的基督徒在其中某些角落里倒会觉得十分自在，那里画着这样一类场面：罪人被夹在两块木板之间，好让当助手的小鬼们省点事，漫不经心地把他们从头顶到胯骨从中锯开，和东方的工匠至今把原木锯成木板的法子一模一样。对于来自基督教国家的访客来说，这些寺院里最叫人吃惊的，或许是住在里面的人在外在举止上，对他们所崇拜的对象完全缺乏神圣感。别的宗教的信徒，或者什么也不信的人，随便进来看看，都可以和和尚们一样，自由出入最神圣的角落。一群农民前来，在某尊他们偏爱的神像前供上米和铜钱，一帮穿戴全副野蛮行头的和尚便应他们之请，行种种繁复的跪拜之礼，扯着喉咙念诵；而片刻之后，就可能把一块肮脏的供桌布或者一块满是灰尘的破布，往刚才他们还卑躬屈膝地央求过的那尊神的头上一扔。不管佛教徒有什么缺点，他们的宽容总有一种迷人之处。在朝鲜，有不少基督教传教士就是在这个温和的对手宗教的寺院里度过他们的夏季休假的。

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出发翻越我们正北面的那座高山，去看有名的白佛，那是在京城郊外一面被溪水冲刷的巨大石崖上雕刻并彩绘而成的。在朝鲜盛夏的烈日下，用不着爬这么高就足以让人浑身湿透，不过山顶的景色很快就让这一点成了几乎被忘掉的小事。四面八方起伏的丘陵一直绵延成大山，宽阔的褐色汉江上点缀着一片片方形的帆船帆影，这些都不必多说；这样的景色在朝鲜是司空见惯的。可是京城，也就是从前的汉城，那完整的全景，却值得我们多歇一会儿：它从我们脚下陡峭石崖的根底开始，从「北京岭」一直伸展到东大门以外很远的地方，从位置选得很糟的龙山，一直到山脊上日本人准许保留下来的那一段古城墙。中国式屋顶的古老宫殿；那些不知怎的至今仍显得水土不服的现代建筑的尝试；钟路以南那片以日本人为主的城区——钟路这条宽阔的大街，把京城分明地分成大致相等的两半；北半城那一片片黄褐色的朝鲜草顶小屋，挤得那样紧密，几乎像一大片干草地——这一切都像一幅着了色的版画那样清清楚楚。画面上所有细节中最不协调、同时也最显眼的，是基督教传教士们的住宅和其他建筑，红砖砌成，要是在这种场合可以用那个用滥了的比喻的话，就像肿起来的大拇指那样突兀。统计数字断言，汉城二十五万居民中，只有二百个白种人，这个说法没有什么理由可怀疑，可是从城市上空的任何一个这样的制高点望下去，却都显得奇怪，因为单是那座双尖塔的天主教大教堂，照老规矩占着那块居高临下的地盘，似乎就意味着远远不止这个数目。然而，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下午，提醒我们尽管有这些扎眼的建筑、我们却决不是身在基督教国家的，并不只是从下面城里传上来的那一片低沉的、大合唱似的洗衣捶衣之声。

我们顺着那条草木丛生的陡坡飞快地下到北大路旁那狭长的郊区，刚到坡脚，耳朵就突然遭到一阵叮叮当当的喧闹声的袭击。声音是从一座四合院里传出来的，我们挤进那小小的院子，发现自己撞上了一场巫婆作法。许多男人、孩子，还有一大群女人，在院子两边相对的两间屋子前推推搡搡，那两间屋子前面没有墙，里头典型的本地装神弄鬼正闹到高潮。每间屋子糊着纸的地板上都有一个巫婆，又蹦又跳，摆出种种姿势，挤眉弄眼，时不时尖叫一声，那股劲头至少叫人无法指责她们身体懒惰。我可不是什么化装舞会服装的保管人，所以我至多只能恳请那些比我更能胜任的人发挥他们生动的想象，去描摹这两个一脸世故的中年女人身上裹着的那难以置信的行头；不过我可以附带提示一句，就是到了六个月之后，她们穿着这身也不会挨冻；而她们装扮中最出彩的，是一顶头饰，看上去像是先围着一截火炉烟囱搭起来，然后改了又改，又往上加了又加。

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两人当中年纪较大、身手较灵活、也更像恶魔附体的那一个身上。她一只手不停地挥舞着一把有她半个身子长的弯刀，另一只手挥着一柄笨重的大铁三股叉，和人们说的海神老爷那把叉子不无相似；她的主要用意之一，显然是在不真正伤着人的前提下，尽可能贴近那些围在她身边、轻信的人砍、戳、抡。一个角落里坐着五六个垂头丧气的男人，一边嚎叫，一边拨弄着本地的乐器，似乎对于那被人瞧不起的女性占据了舞台中央颇为不满。几个穿着平常衣服的女人沿墙站着或蹲着。有人向我们解释，这几个女人家里有生病的孩子，她们是来请巫婆把钻进孩子小身体里的恶鬼驱除赶走的。巫婆不时叫她们起来加入舞蹈，特别是叫她们在屋子中央摆好姿势，她自己则挥着两件兵器朝她们猛扑过去。另一些时候，又命令她们跪下，把头叩到席子上，面对着摆在屋子四周的食物，后面似乎是些想象中的神灵或恶鬼。她们时不时吃上几口这些食物；每隔一段相当固定的时间，巫婆就停下她的蹦跳、猛扑和摆姿势，大口大口地喝一种本地饮料，那是由这家的女人们、或者是那些前来求她施法的人恭恭敬敬地奉上的。整个过程中，那支垂头丧气、蹲在角落地上的男子乐队，一刻不停地尖声演奏着某种朝鲜人心目中的音乐，那种不和谐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到了半个多钟头之后，两个巫婆同时换了装束，换成全然不同却同样怪诞的一身，各自痛饮一大口、深吸一口气，又跳回战场。她们已经闹了好几个钟头，说不定要一直闹到天黑。因为这类法事似乎颇有点批发的性质，凡是那天恰好有鬼要驱、又付得起驱鬼钱的，都到这里来。旁观的人在这里舒舒服服、自由自在，就像在悠闲的东方通常的习惯那样，对眼前正在上演的种种惊人壮举毫无敬畏之色。孩子们在人群中钻进钻出地玩耍；男人们，还有几个女人，安安静静地抽着他们那细长的小烟袋；那个把巫婆的全套法器扛来的壮汉，躺在装法器的箱子上睡得像个婴儿，等着一声吩咐再把箱子扛走。看来这里没有什么可怕的，除非你是那些正被从不在场或在场的受害者体内驱赶出去的恶鬼。因为有几个女人把生病的孩子亲自带了来，让他们受这一场吵吵嚷嚷的胡闹，这种做法只会让他们体内的病魔有增无减。那天来参加法事的病孩子的母亲究竟有多少，单从同一时刻在场的就有十几个，可以略窥一二。朝鲜究竟有多少深谙世故的女人以当巫婆为生，甚至还攒下一小笔家私——其中有些最出名的是瞎子，或者有别的什么残疾，据说这能增强那种法力——恐怕就连那些酷爱统计的日本主子也说不上来。在全国各地，路边的村子里，山间被灌木和岩石遮掩的小山谷里，都能碰到她们——而几乎每一处，不远的地方都有一所传教士或官府办的现代医院，有时候，就像这里在汉城，医院恰恰就在去看法事的路上，生病的婴儿随时可以住进去，花的钱大概还比巫婆的酬金少。

人们常常指责日本人没有自己的主意，所以我认为他们在汉城的铁道学校不是从别的哪个国家抄来的，或许是我错了。他们自己的印象是，这个主意出自南满铁路朝鲜段的总经理，他们的意见，至少应该抵得上过路的外人的意见吧。办法是招收念完通常那六年初等学校的少年，把他们集中到一种铁路的西点军校里，让铁路未来的职员在这里不单单学习本行直接的、机械的那些东西，还要学习一般的公民修养、团体精神，以及一群肩负着经营一个庞大铁路系统这样重大职责的人所应当具备、应当成为的一切。尽管这所学校才办到第三年，想进去的人已经十分踊跃，因为它为之培养学生的那个前途，不但还算光明，而且明确可靠。入学竞争考试每隔一段时间举行一次。最近一次有一千零八十名考生参加，其中一百五十名被录取。日本官员们断言，而且似乎是真心相信，只要初等教育程度相同，朝鲜少年在入学和日后的升迁上都享有同等的机会。可是，五百三十八名学生中只有八十名是朝鲜人，单是这一赤裸裸的事实，就叫人很难不加怀疑地接受这种说法。任何一个国家，更不必说像日本这样民族感情如此紧密的国家，要让这样的好处在相当程度上落到本国人手外，都几乎是不合常情的。

学校是一座红砖大楼，或者说是一组紧凑的红砖楼群，在下面的龙山，铁路上的人自成一镇，住在那里，镇子整齐有序，房屋造得很好；而这所学校，凡是西方最挑剔的民族认为一所学校应当具备的东西，它应有尽有。校长不是铁路出身，而是一位从日本来的文学硕士、有名的教育家；全部课程的设计，都着眼于让未来的铁路员工受到尽可能宽广的训练，只要在他们将要从事的那一行里能派得上用场。比方说，他们每人每星期都上六个钟头的英语。他们受到的教导是，礼貌无论在实用上还是在伦理上都很重要——这一点，西方的工会兄弟会似乎大都没有领会。在讲求实用的西方人看来，所教的某些东西会显得非常异想天开。我们很难指望我们的火车司机去学武士式的剑道和柔术，不管这些本事在把流浪汉从火车上撵下去的时候多么好使。可是日本人的想法是，既要培养单纯的机械技能，也要培养健康、体魄和全面发展的人格；既要培养单纯的劳工素质，也要培养公平竞争的精神、品格和团体精神，好让铁路有一种铁路的士气，就像大多数国家有陆军的士气、海军的士气一样。学校的创办人希望借此避免他所谓的「工会狂热」，同时让这些人适于同公众打交道，而不只是拉拉油门、收收车票的人。我已经说过，这所学校才刚刚三岁，所以还很难指望在铁路本身上看出这一方针有什么明显的成效，可是这个计划，即便在外行的观察者看来，至少也是日本人的东西里很值得仿效的一样。

大家都还记得，二十来年前俄国人和日本人交手的时候，朝鲜的铁路还没有和满洲的铁路接通，而满洲注定要成为主战场。这些小个子岛民迅速把铁路修通了，起初是为军用而仓促修成的应急线路，后来才修得比较完善。直到今天，他们还在把弯道取直，把那些战时匆忙中选错了地方、容易被水淹的路段往高处挪；沿途这里那里，还横着一段段旧路基，还有一座早已不在了的桥梁留下的废弃桥墩。朝鲜的铁路和日本的铁路一样，归政府所有，但不归政府经营。南满铁路系统，包括朴次茅斯条约从俄国人手里转交给战胜者的全部铁路，作为一家私营公司，获得了朝鲜境内各线长年的全权经营，所以二者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系统，作为两条干线运营——一条从釜山到奉天，一条从大连和旅顺到长春，外加各自的支线。这些铁路没有一点日本的样式；它们几乎是美国铁路的原样照搬，标准轨距，美国式的车厢，只略带一点欧洲影响的痕迹，就连那低沉的汽笛声也一样，我们这些在外漂泊的人一听见，立刻就被带回了故乡。世界上没有哪一条铁路是爱挑剔的旅客偶尔挑不出毛病的，可是要找到正当的理由常常发牢骚，很少有哪条铁路比这两个由大连统一经营的系统更叫他为难的了。

三朝鲜的日本人与传教士

在日本本土见识过日本人的旅行者，到了朝鲜，对他们的印象会得到几分修正。他们在这里仿佛同时把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都亮了出来，值得大加称道之处与应当严厉谴责之由，明明白白地并排摆着。半岛上似乎人人都承认，朝鲜被日本连锅端了去，在物质上确实大有好处。阴谋倾轧，卖官鬻爵，盗匪横行，警察寥寥无几又几乎全无用处，税收全凭各显神通、把百姓刮得一贫如洗，政府腐败到这个国家和国民心中连一丝希望都不剩——等到日本人终于揽下治理这块地方的差事、也享起治理它的乐趣时，整个朝鲜半岛上，在一片几乎砍光了树木的土地上，除了最原始的农业，已所剩无几。然而，就像我们在西印度群岛等地那些身不由己的被监护者一样，朝鲜人不愿意被人强行改良；人们终会得出结论：那经久不息的怨声，并不仅仅来自那些因失势而愤愤不平的本地政客。

尽管日本人带来的种种改进有目共睹，尽管如今由文官政府取代了军人政府，政策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可哪怕只是个过路客，也几乎免不了要听到朝鲜人对日本人的一长串怨言，而且很可能亲眼看到其中一些实例。怨言说，日本人把这个国家当成自家的东西随意摆布；他们对待它，就像对待一件从废物堆里捡来的玩意儿，抹掉了它昔日荣光的一切痕迹，连它曾经存在过的记忆都不留。他们说起本国诸岛时，总是称作「日本本土」，仿佛这个大半岛——面积比连同台湾在内的整个帝国「本土」的一半还大，有一千七百万分明不是日本人的百姓——不过是衣裳上的一块破布头。他们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不但改了政体，连各道的名字都改了；日常生活中最琐碎的小事他们也要插手——比方说，规定行人必须靠街道左边走。怨言接着说，当初刚吞并这个国家时来的那批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看中什么、馋上什么就拿什么，要么不给钱，要么爱给多少给多少。后来一位新总督把这帮乌合之众赶出了半岛，如今看到的是一批较为像样的人；可就连这些人，在过路的观察者看来，也比日本国内的一般人更「神气」、更傲慢——或许也稍微精明些。

人们很快便会联想到德国人治下的波兰，甚至很容易怀疑，日本人吞并这个昔日的朝鲜时，几乎是照着德国人的样子一字不差地抄了过来。矿山、工厂以及其他各种特许权，精华都归日本人；给予那家「东洋拓殖会社」——其实是一家半官方的、纯粹日本人的企业——的种种优待，简直成了丑闻。那家垄断银行在利率和汇兑上差不多是随心所欲；只要有机会，日本人似乎总比朝鲜人优先。铁路员工、警察，连车站上的「红帽子」脚夫，几乎都是日本人；在车站这类地方，最好的车位总留给日本人力车夫，他们的朝鲜同行只能待在后头。有一天夜里，我从东海岸的元山回来，那里刚开通了一班去汉城的夜车，不知什么缘故，这班车被认为不配挂卧铺车厢。开车前大约二十分钟，我正要穿过月台的栅门，却被守门人拦住了；几乎就在同一刻，他麻利地给一个穿和服、拖着一双嘎嘎作响的木屐的小个子剪了票，放他过去了。我向来没受过甘居人后的训练，便从守门人身边挤了过去，跟着那位穿木屐的先生走到候着的列车跟前。车上从头到尾已经坐了一半的日本乘客，大多数人一个人就占了两张双人座躺着；等到快开车时，朝鲜乘客才被放进月台，他们除了蹲在地板上，或是这儿那儿地坐在座椅扶手上，或是站一整夜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

我曾见过一个日本小官，让一辆公共汽车足足等了他半个钟头，他自己却在那里逗孩子，或是跟邻居再喝最后一杯茶。火车站除了极少数例外，都离它们所服务的城镇好几英里远，尽管铁路可能差不多就是从城中穿过的。当局声称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安全，至于防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带私心的访客会发现自己赞同朝鲜人的看法：这样做多半是为了让一座日本人的新城能在比背后那座朝鲜旧城更有利的条件下成长起来，许多地方已经是这样了；或许也是为了照顾那些拥有福特汽车、人力车和旅馆的日本老板。无论是朝鲜人的、传教士的，还是一般外国人的信件，日本人只要稍有由头就扣下来检查，人们怀疑，往往不过是出于好奇。想去美国或欧洲求学的朝鲜青年，几乎一律领不到护照。一千份申请里也许能批下十来份，而且往往要等上一年才拿得到。有一群学生申请出国考察实业，得到的答复是叫他们改去镇南浦考察。要充分领会这个笑话的妙处，你得亲眼见过镇南浦才行。总而言之，朝鲜人几乎就是被囚禁在自己国土上的犯人，即便逃了出去，也未必就安全。有些朝鲜人的土地被强行夺走，他们便迁到满洲，入了中国籍。就算这套「民族自决」的空谈对国家而言毫无意义，个人选择自己效忠对象的权利，在今天这个时代总该是不言自明的吧。可日本人不承认朝鲜人的中国国籍。他们既然占了这个国家，便声称连它的全部百姓也归他们所有，不管这些人身在何处，也不管他们本人作何选择；他们派兵到满洲这块外国土地上去搜捕这些人，逼着中国人把他们关进监牢，再把他们押回朝鲜受审，或者就地枪决。

日本人无论到哪里都抱成一团——这又是一个德国人的特点。那些对两个民族都很了解的人说，要不是日本人熟门熟路，一切条件都对他们有利，连官方语言都是他们的，朝鲜人在几乎任何一行里都能胜过他们。我个人不能在这样笼统的论断上签字，因为我虽然见过许多迹象，表明朝鲜人的头脑比日本人更敏捷、更灵光，可他们另有一些弱点，大大抵消了这个长处。然而日本在朝鲜的政策，即便在已有改善的今天，似乎也从来不是把人道和正义放在第一位，而是「日本和日本人高于一切」——在那之后，才顺手添上些方便添上的东西。有身份的朝鲜人说，日本不能为成就更大的事业而放下眼前的小利，这是她最大的弱点；正如她的同化政策，即硬要把朝鲜人改造成日本人——德国在波兰的经验本该教会她不去尝试——是她最大的错误。一百个应征者中哪怕只有一个是日本人，连一个铁路脚夫也非得是日本人不可，这种一手独揽的本能，在她所有的政治作为中都表露无遗；这种过了头的爱国心，也许最终会断送了她，而若是少那么一点，说不定能让她作为一个未被征服的民族、在同一个王朝之下再延续两千五百年。

日本急于把朝鲜人变成神道教徒，要教给他们那种古老的崇拜，即天皇是众神的直系后裔——这种崇拜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日本本土被重新振兴、修修补补、加固强化，为的是让天皇的「神授之权」即便在一个与这类谬论格格不入的时代也能存续下去。朝鲜的学童尤其要受这种宣传，与德皇时代由学校和讲坛炮制出来的德意志「文化」如出一辙。官立学校里的孩子不仅要时时向旭日旗敬礼，还得每天对着天皇的画像鞠躬跪拜，不管日本人怎么否认，那实际上就是礼拜——这一条规定，是朝鲜人最痛心的事情之一。任何一个民族只要稍有一点头脑，都该明白这种办法早已过时，而且比毫无用处还要糟糕得多。朝鲜各地山顶上那些新建的神社，前面立着剥了皮的新鸟居，看上去就像是散布在半岛各处的基督教堂姗姗来迟而又极其孱弱的对手。

直到不久以前，在朝鲜的所有日本官员，包括「学校教师」在内，都穿制服、佩军刀！你不妨想象一下，军刀用起来比戒尺要顺手多少。不过，要不是在受教育的权利上这般悬殊，日本对朝鲜新一代的影响本会更大些。在朝鲜，朝鲜人有一千七百万，日本人不到三十五万，而在官立学校里有学位的六万五千六百五十四个朝鲜儿童，大约只占朝鲜人口的二百五十分之一，在校的三万四千一百八十三个日本孩子，却占了半岛上大和子孙的十分之一。然而政府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刁难私立学校，尤其是教会学校。朝鲜人说，日本人带来了许多改进，可那是为谁带来的呢？

在朝鲜，丝绸、烟草、食盐、人参，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豆类，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的卖淫业，都是官营专卖。日本人似乎在哪里扎下根，就把伤风败俗、「红灯」和疾病带到哪里，并且对此抱着一种冷漠而玩世不恭的态度，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法国人堪称近亲。传教士医生们说，三十年前，在日本人与中国的那场战争把大批岛国居民带到半岛之前，花柳病在朝鲜几乎闻所未闻；如今却流行甚广。日本人照他们的老规矩，在每一座稍具规模的城市里都设了游廓，里面既有日本女子，也有朝鲜女子——在他们控制的满洲地带还有中国女子——这些地方虽说并不完全归官府所有，可官府给它们的保护、对它们的正式管理，以及从中抽取的大笔税收，使它们实际上与官办无异。

在朝鲜的任何人群里，哪怕是在半岛最偏远的角落，都能见到一个日本警察，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夏季制服，佩着军刀，帽上一道血红的帽箍据说颇有象征意义，给那一身白添了点颜色。旅行者到朝鲜多半没多久，就会看见一两个这样的警官押着一个朝鲜人往监狱去，那人的双臂被绳子紧紧捆着，绳子松着的一头就当缰绳用。这是东方的老习惯，但人们总觉得，它若能让位于某种稍微现代一点、合理一点、不那么招眼的办法，倒是好事。一九一九年八月，原先由一名陆军中将统辖、几乎不受文官管辖的警察部队，被一支直接对新任总督斋藤男爵负责的宪兵队或治安队所取代。人们普遍承认斋藤男爵是一位出色的官员，用心极好，能力也很强。可是，即便在他相对仁厚的治理之下，关于下属欺压百姓、警察施行酷刑的传闻仍然不绝。那套由来已久的托辞——「警察和宪兵的过火行为并未得到上级当局的认可」——已经过时了；上级官员若管不住下属，也同样难辞其咎。斋藤男爵的政府似乎承认了这一点，于是把说法改成了：「警察仍在殴打囚犯，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法律是禁止这样做的。」确凿的迫害和刑讯案件至今仍不时冒出来，可受害者吓破了胆，不敢向上级当局报告；而涉事警察一套流利的谎话就能了结一场调查，因为日本人的话总是比朝鲜人的话更可信。有一位美国传教士向现任总督报告过许多迫害案件，总督请他下次把受害者本人带来。可是，当一个偷偷溜来见他的人——那人浑身伤痕累累，从头到脚青一块紫一块——被他劝说去让总督亲眼看看自己的伤时，

那人一听这个主意，几乎拔腿就跑。他一口咬定，消息准会传回他本道的警察那里，等他回了家，挨的整治会比以往更狠。不错，行为不端的宪兵有时也会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在一般老百姓听来像是件了不得的事；可我们这些稍有一点军旅阅历的人都知道，除非受了冤屈的是那神圣的军队本身，否则军事法庭往往就是粉饰遮掩的同义词。

当然，对朝鲜人来说，挨警察的打，与我们想象中的滋味并不完全一样。自有记载以来，朝鲜就一直施行鞭笞，日本宪兵认为这是真正让某些朝鲜人开窍、从他们嘴里掏出实话的唯一可靠办法，也不足为怪。可是他们没有看到：被自己同胞用这种由来已久的方式惩罚，朝鲜人未必觉得有多屈辱，几乎可以像儿子挨父亲的打那样忍受下来；而被日本这些外族人——这些他们一向打心眼里瞧不起的矮小之人——如此对待，他们就会深恶痛绝了。丑恶的传闻至今确实仍在流传，种种迹象都表明，尽管上级当局也许是真心不赞成，拷打囚犯——还有证人——的事，多半仍在某些警察署里暗中进行。说纽约有时也发生同样的事，并不能使这种做法少一分可恶。

一个人一旦被判有罪，那是另一回事；可是，一个人毫无预兆地突然被捕，一关就是几个星期、几个月，有时一年以上，自己却不知道被控的是什么罪名，一个字也不许传进监狱或传出监狱，连托人给家里捎个信或者见一见律师都不行，除了坐等狱卒的高兴之外什么都不能做——而狱卒的高兴可能包括每天挨两个钟头的竹板，受「灌水刑」，夹手指，吊大拇指，被迫长时间蹲着，以及其他许多保证不在身上留下任何痕迹的巧妙刑罚——这不是文明的标志，而是野蛮的残余，而日本正竭力向世人证明，她已经彻底摆脱了野蛮。我们听说，警察一旦用这种手段取得了口供，就再也翻不了案，不管受刑的人实际上多么无辜。他的案子立刻被移交给检察官，而且要等他被判了两次罪之后，才准许请辩护人。这里通行的是法国那一套，即被告在证明自己无罪之前一律视为有罪；人们常常看到警察署长坐在法官身后，实际上是在指点法官如何处置被告席上的囚犯。许多朝鲜基督徒仅仅作为证人就坐了九个月的牢。据说，即便在事关生死的重大密谋案中，通译也会把证词译歪，偏向日本人，或者偏向定罪。有一桩典型的案子：独立运动期间，一位美国传教士以「窝藏犯人」的罪名被捕，原因仅仅是他没有把几个入了教的学生赶出家门，他知道这几个学生是无辜的，而警察却急着要拷打他们。他当时正在生病，却不准从家里搬一张床到那没有床铺的监狱里去，连把自己的下落告诉妻子都不许；他被隔绝监禁了十五天，其间一个傲慢的日本官员对他严加审讯，同他说话时只用「下等语」，也就是对苦力说话用的那种腔调；经过四次审判，他的刑罚才从一年徒刑减为罚款一百日元。

在我们西方人看来，在朝鲜的日本警察最令人反感的习惯，也许要算他们全然不顾家庭隐私了。不管有没有由头，他们都会径直闯进女学生宿舍或妇女的居室；在内地旅行的美国女传教士，无论住在客店里还是住在教友家中，常常被迫让警察进屋，不但是在她们已经宽衣就寝之后，而且一夜要来好几趟，只为了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他们那些愚蠢的问题：「你谁？你几岁？你哪里来？你哪里去？」

朝鲜的居民说，近来在朝鲜推行的许多改革，日本人若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的独立运动之前、而不是在那之后就想到了，那就会给他们增光得多。顺便说一句，对那场运动的处置，正是日本人愚蠢的典型例证。那场在半岛各地同时爆发的独立风潮，不过是一次示威，为的是向外界证明，朝鲜人并没有像日本人在和会上让世人以为的那样，被彻底地、成功地「上了日本漆」（这是传教士们的说法，他们对这些东方的棕色小普鲁士人并没有多少爱意）。朝鲜人的城墙早已被拆除，他们手无寸铁；走在风潮最前头的本地基督徒，在大家议定不得使用暴力之前，一直拒绝参与这次示威。倘若日本人以他们对半岛的控制力完全做得到的那种宽厚和气的分寸来应对，这场运动十有八九不过是一场全国规模的提灯游行而已。远东流传着这样一则轶事：有五六个英国「汤米」大兵在印度某城的街上闲逛，迎面遇上一群暴民，高呼着印度话的「甘地万岁！」这几个兵既没有跑回兵营去拿步枪，也没有抄起手边的家伙向人群扑过去，只是跟着当地人一道喊起「甘地万岁！」来。不到五分钟，示威群众便被这几个大兵的滑稽模样和他们那口可笑的印度斯坦腔逗得哄堂大笑，一哄而散了。这故事不管是真是假，都说明了日本人的一大弱点。按我们所说的意思，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像他们那样全无幽默感；也就是说，凡是涉及他们本人、他们的国家或他们那些「神圣」制度的事，他们除了万分庄重的言行之外，什么都容不得。

因此，他们非但没有把「曼塞」运动多少当作一个玩笑来看待，反而表现得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残暴得毫无必要。一群群手无寸铁的朝鲜人聚集在俯瞰城镇的山头上，高喊「曼塞！」——这不过是日本话「班宰！」亦即「万岁！」的朝鲜说法，意思大约是「朝鲜万岁！」——喊完便散了。那些愚蠢的警察东奔西跑，手忙脚乱，仿佛他们民族的荣誉、他们武士阶层的光彩、他们那位神裔君主的荣光都岌岌可危了。因为六十个八岁的小学生中有一个喊了那个可怕的字眼，他们便把这六十个孩子全都抓了起来，一直扣在警察署里，直到夜里十点钟。一位大官盘问满满一屋子的小女孩，问她们怎么能指望得到自由，就算得到了，又到哪里去弄钱来维持政府。她们用女人家的口气答道：「哦，我们会弄到的。」讲台上的日本人气得口吐白沫，想出种种巧妙的法子来惩罚这些小不点儿的大胆。他们对百姓施加的暴行，同我们在海地干的差不多，甚至更坏。学生只要承认自己上的是教会学校，就要挨打。在渡口和其他人群聚集的地方，他们被盘问是不是基督徒，若回答是，就会被士兵和警察用刀砍，或者受别的虐待。若否认，哪怕人人都知道他们是教徒，也不会受虐待，用意似乎是要逼他们叛教。囚犯们被捆在一起，被赶着强行军，有时一走就是一百英里，夜里睡在满是裂缝的木板地上，到了过堂那天（也叫「拷打日」）便一点吃的也没有。大批大批的人从四乡被押进平壤，许多人几乎已经走不动了，后面还跟着一车车的尸体。喊过「曼塞！」的妇女被带到警察署，剥光衣服，押着转来转去，警察则拿香烟烫她们取乐。不管她们是否遭到奸污，其他种种凌辱她们都受尽了。日本人声称，「偏僻警察署中有不少警察及其家属惨遭屠杀」，所以他们才被激得采取严厉措施。可他们没有交代这件事确切的先后顺序，而那顺序表明，首先采取严厉措施的正是他们，朝鲜人的暴力是对他们那种毫无必要的严酷镇压的报复，被镇压的原本很可能始终只是一场不流血的示威。就这样，积压在朝鲜百姓胸中整整十年的种种怨言、不满与冤屈，终于像冲破堤坝的洪流一样喷涌而出。

对日本人不友好的人说，日本警察既是恶霸，又是懦夫，他们举的例子是：我们在汉城逗留期间，有一群美国人在汉城那数不清的警察署之一的几码之外遭到暴徒围攻，现场却连一件白制服也没有出现。文官政府建立以来，一些朝鲜人被任命为宪兵，或者被授以别的有权势的职位；可是，正如这种情形下常见的那样，他们中间许多人对同胞比日本人本身还要残忍，对外国人的一举一动也比日本人更好奇得心痒难熬。直到「曼塞」运动之前，日本人都不屑学朝鲜话，反而试图强迫朝鲜人学日本话，这又是在模仿德国人在波兰的做法。可是他们已经领教了使用朝鲜通译、依靠本地眼线提供情报的种种弊端，所以如今凡是能用朝鲜话应付的人，除了正常薪水之外，每月再加五日元。

日本人从一九一九年的起事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可他们要学的还不止这些。至今仍有官员主张，对国庆节日不挂日本国旗的朝鲜人要罚款、鞭笞。任何一个民族只要稍有一点常识，都该明白：国旗是爱国心的象征，挂不挂只应出于自愿；爱国心永远不可能强塞进一个民族的心里；任何虚假的爱国表演都比毫无用处还要糟糕得多。就连那些为抗议日本人某些行径而关门歇业的店铺，也被警察逼着开门。军舰陆奥号停泊在汉城的港口仁川时，每一个上舰参观的人都必须向跳板旁站岗的普通水兵敬礼，谁要是行礼时不够庄严肃穆，那水兵就会像一条发怒的斗牛犬似的冲他狂吠。日本人在关乎本国民族生活的事情上持有这种荒唐的普鲁士式观点，除非他们自己治好了这毛病，或者被别人治好了，否则他们自然不会明白：说试图改变某种政体、甚至只是谈论改变它是「邪恶」的，那是很可笑的；事实上，任何政体都不比一双旧鞋更神圣，那双鞋只不过还算合脚，让穿的人凑合着穿了一阵罢了。

然而，我们西方人不应忘记，「白祸」对日本人来说，比「黄祸」对我们来说要真切得多。朝鲜不仅是俄国及其背后整个白人世界的一块方便的跳板，而且对日本人健康的威胁，比黄热病最猖獗时期的古巴对我们的威胁还要大。老住户们描绘了一幅日本人到来之前的汉城的凄惨图景——狭窄的街道被牛车轧成一道道车辙，不管泥泞多深，除了自己的两条腿之外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死于霍乱的人的尸首就撂在随便哪个「有钱」人家门前，逼着他去掩埋。朝鲜王室得到了「优厚的供养」，永远保有他们的宫殿和封号，条件是他们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新政府或半岛上的百姓。那些可能惹是生非的有势力的朝鲜人，则被扔给一块贵族封号的甜饼，于是七十六位新贵族从他们的泥屋里走了出来。日本人声称，他们每年在占领朝鲜上要花掉一千万美元，这个半岛需要学校、道路、树木、卫生设施以及许多别的东西，是他们的一个沉重负担。「虽然现在说这话算是叛逆，」汉城一位身居高位的日本人向我保证，「朝鲜终归会得到独立的，只要她能自己站稳脚跟，能保护她自己——也保护我们——

不受北方的侵犯。」这也许只是一番信口开河，想让我摸不着头脑；不过我确实遇到过一些日本人，他们有足够的见识，真心相信这就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在朝鲜的英美商人认为，就应付这个局面而言，日本人大体上干得比任何别人所能干的都要好，而朝鲜人根本不可能自己治理自己。说起来，大多数传教士也这么看。他们说，俄国人会把希腊正教强加给这里的百姓，却会留下一个最低劣的、既无能又肮脏的滑稽政府。他们实际上会助长那种愚昧和污秽长此存续下去，而正是这种愚昧和污秽，使这个「隐士之国」在任何意义上都成了世人鼻孔里的一股恶臭，成了一个只有两类人的国度——抢人的和被抢的。「假如日本明天对我们说：『国家还给你们，你们自己去管吧，』」一个在旧王朝时代被当作未来总理大臣培养的人说，「这个国家里连凑一个内阁的能人都找不出来。」商人们接着说，百姓有时确实吃了些苦头，比方说征用他们的土地修路——因为在旧日的朝鲜，也像在今天的中国一样，大路不过是侵占私人地产的不速之客；可总的来说，日本并不比美国或英国在他们所占领的那些国家里更粗暴。

半岛上的外国俗人声称，朝鲜人的独立运动，是由流亡海外、别有所图之人和教会学校——「尤其是美国教会学校」——的青年学生鼓动起来的；而那两个「临时政府」，一个在美国，另一个自日韩合并以来就设在上海，根本不能代表全体朝鲜人民的意愿。照眼下这样，朝鲜百姓被夹在两扇磨盘中间碾磨：一扇是就地的日本人，一扇是这些流亡政府，后者派遣密使，专找那些担心其中一方或双方有朝一日会掌权的人的麻烦，叫他们日子过不下去。如果相信生意人的话，那么如今就连那些旧日的政客和官吏也心满意足了，因为连日本人都已发现，军人首领中很少有人是当殖民地总督的材料，而他们的下属，尤其是低级下属，说得最客气也几乎总是不懂得分寸。不过，全世界的生意人都有一种倾向，凡是能使「生意照常」的东西他们都要称赞；人们若在他们的印象与传教士的印象之间取个平衡，或许最接近真相——同时要承认，传教士的动机比较不为私利，因而多少更真诚些。

不论一个人对海外传教事业的用处持什么看法，只要他睁着半只眼睛踏上朝鲜的土地，就不能不对这里基督教的影响留下深刻印象，至少也会对传教士、教徒和教堂之多印象深刻。他也许会觉得这一信仰分出的许多支派十分可笑，这些支派之所以分立，不仅是由于信条上的细枝末节和国籍的界线，还由于某些政治裂痕，比如我们的南北战争造成的那道裂痕——在美国本土，它差不多已经弥合了。当地人面对种种可供选择的救赎之道，就像乡下人进了百货公司一样眼花缭乱——光说美国的几个品种吧——有「北方」长老会和「南方」长老会，「北方」卫理公会和「南方」卫理公会，还有堪萨斯浸信会和俄克拉何马「豪赌派」，天知道还有什么，个个都担保叫人同样称心满意。然而，本地教徒对这些人为划定的分界线看得极重，远比传教士们自己看得重；那些「圣经妇女」和乡村牧师又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自己的羊群，生怕它们误入隔壁异端的羊圈——这恰恰证明了他们新信仰的真诚。

不论基督教是否唯一真正的信仰，它在迫害之下反而兴旺，这似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新教的传教工作在中国始于一八〇八年，在日本始于一八五九年，在朝鲜却迟至一八八八年前后才开始；可如今前两个国家的本地基督徒寥寥无几，而朝鲜的基督徒却成群结队。许多城镇，甚至半岛第二大城市平壤，信基督的人几乎比「异教徒」还多；传教士们夸口说，再过一两代人，朝鲜就将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这话听起来，并不像飘进一个天性多疑的漂泊者耳朵里的许多别的说法那样荒诞。有些迹象表明，这种迅速的进展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最不愿意看到基督教传播的日本人。日本和朝鲜的法律都给予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以绝对的自由，可是即便是一个过路的俗人，也能清楚地察觉到，半岛上某些日本当局对基督徒的所作所为已十分接近迫害，哪怕这只是无意识的、非故意的——而多半并非如此。天主教徒在那里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且常常行事专横，可是招来日本人最多恶感的，似乎偏偏是新教徒，尤其是美国传教士。我相信，这几乎更多是因为他们是美国人，而不是因为他们是传教士。作为美国人，他们天生就对日本在朝鲜的统治所意味着的那种缺乏人的自由——用时下的流行语来说，缺乏「自决」——心怀不满。相反的观点是深入他们骨髓的。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从未开过口，可他们那种不自觉的态度，他们对现行政治状况那种消极的不赞成，在朝鲜人看来，不能不像是在赞成他们自己对日本人的反抗。显然，教会学校里讲授美国历史，甚至讲授美国文学，都会增加朝鲜青年对这个昔日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现状的不满，即便教师们为了不把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已经矫枉过正了。事实上，尽管传教士们也许会否认，朝鲜人越来越多地聚集到美国人主持的教会周围，其原因可能既是出于一种信念，认为美国牌子的救赎是叩开天门唯一可靠的口令，也同样是出于一种误解，以为美国人暗中同情他们摆脱异族的枷锁，必要时哪怕诉诸暴力也在所不惜。

无论如何，日本人似乎已经断定，一九一九年的独立运动背后有美国传教士在指使，而且至今仍不能完全信任他们。那么，我可以像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那样确定地说：「曼塞」示威的密谋中，没有一个美国传教士参与。也许有极少数人对此略知一二，至少嗅到了空气中有什么事要来；可是，去当告密者，跑去向一个政府通风报信，这不是他们的分内事——这个政府是在他们多数人来到朝鲜之后才篡夺了政权的，待他们并不特别客气，何况它自己本该有足够多的密探去搜集这类情报。可日本人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很乐意让传教士不问政治，好把恺撒的物归给恺撒；可与此同时，他们似乎又指望传教士帮一把手，把一切可能对当局有用的风声和传闻都转告上去。

不过，独立示威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不明智的举措，都已渐渐成了历史。较有见识的日本官员似乎已经醒悟过来，认定美国传教士并没有积极地、有意识地参与其事；新任总督及其左右亲信，有时甚至会请他们来商议，听听他们对与之有关的问题有何看法。可是，一股近乎迫害美国教会的暗流仍然存在。正如新法律虽已禁止、警察鞭打犯人的传闻却仍不绝于耳一样，这究竟是桀骜不驯的下属故意违抗命令，是有与公开命令相抵触的秘密指示，还是纯粹出于愚蠢——这一点日本人可是有的是——实在无从断定。每一个有教会的城镇里都有一个专管传教士事务的密探。他出席每一场礼拜；哪怕有个外国人只是在教会里停下来吃顿午饭，他也会火急火燎地赶来，刨根问底地打听那人的情况，荒唐到无以复加；他几乎天天来问教会今后的打算，还有其他种种愚蠢而无礼的问题。在有些地区，警察至今仍对教会穷追不舍，真正像猎犬一般——要全体捐款人的名单，派密探站在教堂门口记下每一个进门的朝鲜人，在祈祷时吵吵嚷嚷地闯进来，命令新入教的妇女不许去做礼拜。就连传教士们也给人一种相当惧怕警察的印象，虽然这也许只是因为他们竭力避免再得罪人，并且主动迈出一大步，同政治当局建立友好关系；可以想见，这种粗暴的态度对本地牧师和纯朴的教徒会有怎样的影响。

官立学校里的基督徒学生常常报告说，有人暗中命令他们退出教会。日本人在背后怂恿学生罢课，似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这种罢课日益成为教会学校的祸害：一会儿要求用一个朝鲜人当校长，来取代那位在这个职位上熬白了头发的美国人；一会儿要求凡不是在日本或朝鲜受的教育的教师一律不得聘用；或者要求学校里不许读《圣经》——这几乎就是日本人插手的表面证据。所有这一切，都从两头使朝鲜人和外国人疏远开来。当罢课闹到要求改善实验室或图书馆的设备，全然不顾学校墙上的每一颗图钉都是美国人对这些罢课者的施舍时，一个普通人会发现自己真希望传教士们忘掉那种违背人之常情的耐心，一脚把罢课的人从前门台阶上踢下去。天底下的事样样都要许可证——当牧师要许可证，盖新教堂要许可证，连为教会医院募捐也要许可证。日本人对医院、学校和教堂的干涉，连他们自己也不可能认为情有可原。传教士必须听从他们对课程的指令，甚至必须让学年服从日本的习惯，在七月里上课。传教士们必须忍受的最大苦楚，恐怕是时时担惊受怕，唯恐自己生病的孩子被带到日本人的隔离病房去——借口是教会医院里没法妥善隔离传染病——在那里，只给吃日本饭食，没有床铺，也得不到像样的治疗，简直就是被活活折腾死，而做父母的连去看一眼都未必被允许。

外国人写的书，一律必须全部「印好」之后才能送交警察审查，审查官是不看手稿的。出版前三天，必须把两本成书交到他手里，只要书中「有任何一处」内容被认为不妥，全部印数就要统统没收。基督教学校常常被叫去在星期天会见官员，或者教师资格考试偏偏安排在星期天，次数之多，很难说是巧合。官立学校里的所有儿童都必须以礼拜的姿态向天皇画像鞠躬，这条规定自然是基督徒们的一根眼中钉。当局声称美国教会学校的学生没有纪律，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这多半是真的，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在一切可能的问题和场合上究竟该想什么、做什么。日本人出版的朝鲜城镇地图上，几乎从不标出基督教机构的存在，尽管这些机构往往已有多年历史，是当地最显眼的建筑。另一方面，传教士们旅行到自己的地盘以外时，几乎总是住朝鲜客店，而不去光顾由日本人经营的洋式旅馆；不过，老习惯和后者的高房价就足以解释这一点，用不着扯上什么赌气。

我个人得出的结论是：两者虽然都存在，但造成这两个为朝鲜的新生出力最多的民族之间摩擦不断的，与其说是蓄意的迫害，不如说是普通日本人的死脑筋。我不妨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东海岸元山附近，传教士们有一处私人避暑地，五十来所房子，外加一片海滩，全都圈在他们买下的地界之内。可是，凡是日本人认为关系到本民族与世界其余民族平等的事情，他们都极其较真，所以他们不准传教士把镇上的人挡在自家海滩之外。而日本人洗海水浴的那副模样，在喜欢的人看来也许天真无邪、合乎礼数，却绝对不适合美国妇女儿童来消夏的地方。于是美国人好说歹说，又向当局解释了他们自己那种特别的观点，终于让元山当局贴出一张告示：凡不穿像样泳装者，不得在传教士海滩上洗浴。日本人向来是出了名的守法。有一天下午，我抽空到那片海滩上去和家人会合，只见沙滩边上停着一辆大轿车，几位举止庄重的中年绅士——看样子可能是城里的银行家或律师——正穿着无可挑剔的体面泳衣在水里嬉戏。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偶然四下一瞥，只见其中一位就站在离我们不到十英尺的地方，脱得一丝不挂，正从从容容、慢条斯理地把泳装换成上街的衣服，另外两位也正在为了同样的目的宽衣解带。我敢肯定，他们丝毫没有冒犯周围那十几位美国妇女的意思；多半，以他们有限的头脑，真心以为在水里时穿着泳衣，在光天化日的海滩上穿上脱下，就既遵守了告示的字面和精神，也满足了促成这张告示的那些人的心愿。我用一种毫无传教士风度的激烈言辞冲他们发作了一通——他们若是存心抓住不放，我说不定就要被送进警察署了——他们却连忙为这无心的冒犯道歉，急急躲进那辆轿车里去了。在朝鲜的日本人正花大笔的钱，想让半岛上的某些海滩受到外国人的欢迎，这几位银行家模样的绅士很可能就参与了这项计划；可是，只要日本人也有权进入某片海滩，这片海滩就永远不可能受外国人欢迎——这其中的道理，他们大概至今谁也没有弄明白。

说到底，传教士也不过是凡人，他们自己头一个就承认这一点；他们把造福一个民族视为毕生的事业，而如今统治这个民族的，在他们看来多少是一个篡权的外族政权，对于这个政权的欺侮，我们并不指望他们能以超凡入圣的胸怀逆来顺受。传教领域里的许多美国人，在朝鲜待的时间比日本人长得多。另一类外国人把传教士视为他们宝贵的「生意照常」的威胁，据他们说，有些传教士在那里住得太久了，以至于「他们以为这个国家归他们所有，容不得它有任何变化，连改进也容不得。他们从前向来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点点强制的意思都讨厌」。我们应该记住，在日本人到来之前，传教士在朝鲜享有治外法权的种种好处，失去了这些好处，要服从异族统治者，而这些统治者从住房到司法，事事的观念都与他们自己的大相径庭，他们不能不心怀怨恨。况且，他们虽然爽快地承认日本人正为半岛做着许多好事，却首先把日本人看作别有私图的人。

即便是自以为超越国界在工作的人，国界之分依然如此分明；即便是有着坚定理想的人，也如此彻底地屈从于他们的环境——这若不是早已司空见惯，倒真是奇怪的事。在日本的美国传教士说，日本人对在朝鲜的美国传教士起疑，是有几分道理的。他们赞同那里的官员的主张：凡是要去朝鲜传教的人，都应该先在日本待上一年，以便更公允地判断日本民族的观点。连那些在朝鲜住了十年到四十年的人，对其中许多问题都意见不一，又怎能指望一个过路客弄清这件事的确切真相呢？他只能断定双方都有几分道理，私下里或许还有个看法，认为哪一方更爱在秤上做手脚，然后就此作罢。随着日本人和美国人越来越能够彼此交谈——通常用的是朝鲜话——摩擦正在逐渐减少；而且毫无疑问，日本是把朝鲜及其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的——作为日本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情况会不断改善。

四朝鲜的荒僻去处

大概是因为我事先被正式「上了日本漆」，才得以乘火车、坐轮船、搭福特汽车、坐人力车，乃至徒步，在朝鲜境内随意游荡，而不必像许多旅行者抱怨的那样，一路受警察盯梢，动不动就得掏护照。很久以前，日本正同俄国打仗的时候，我在日本各地流浪三十六天，前后被捕四十八次；那番经历虽说好笑多于严重，却也没有再来一遍的必要。所以这一回我不嫌麻烦，先到总部去把日本人的好奇心满足个够。我在朝鲜的六个星期里，或许——多半也确实——多多少少受着监视，可我敢说，我好些次出游，连我自己都是临时才拿定主意的，任凭哪个侦探也休想时时跟得上我。至少，从没有谁明着拦过我，不让我想什么时候去、想去哪里、想同谁说话。

有一回，一辆传教士的福特车载着我，到汉城以东那片光秃秃的山里去。朝鲜内地所谓的「大路」，就连那几条最有名的，也同西属美洲的「御道」差不多——「大」也好，「御」也好，全在名字上。有些地方倒有日本人所说的「公路」，可就连这些公路也难得有像样的桥：有的不过是几根盖了草皮的圆木，有的是泥土树枝垫底、上面抹一层水泥，还有的干脆什么都没有，只有最简陋的渡船。雨季一到，整面整面没有树木的山坡被冲垮，出门的传教士只好把福特车卖掉，走路回家。朝鲜的天气总的说来比日本好得多，可在一个多山而树木又被砍光了的国家，夏天闹大水是免不了的。七八月间，汉城有好些日子接连下个不停，有时从天亮到天黑，只有不到半个钟头是阴而不雨的。许多村庄和大约三十英里铁路泡在水里，数不清的桥梁至少一时之间走不得了。男人们蹚着齐腰深的水在淹了的稻田里，把铺满田面的浮萍捞出来，不然等水退了，浮萍会把稻子闷死。衣服鞋子隔一夜就发霉。国内另有些地方，比如平壤一带，雨水却比农民盼的还少，只是那近乎热带的酷暑，哪里都一样，一刻也不放松。

有一位旅行指南的作者，要算最持平公道的了，却也说朝鲜人「懒得难以置信」——可见他见识得多的是这座旧都和城里那些脑袋空空的两班，而不是乡下。他要是在火辣辣的稻田里苦干过一天，哪怕只是赶着一头牛在没膝的泥水里走一趟，或者背着一副「背架」在田间窄窄的小路上走一程，说不定就另有看法了。在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五分之四的人口仍旧住在祖宗留下的山间，耕种祖宗留下的山地，眼界不出自家那条窄窄的山谷和最近的一个集镇，普遍的懒惰是很难存在的。朝鲜人大体上并不懒；只是在他们看来，人生并不就是为了劳碌而没完没了地劳碌，所以即便干着活，他们也慢慢腾腾，仿佛做什么事、去什么地方都从来不必着急，跟忙忙碌碌的小个子日本人恰好相反。对那条罪名加上这样一条注脚之后，另一个人的话就很容易赞同了，他说得真好：朝鲜人「话多却说不清，木讷却易激动，节俭却不知积蓄，懒散却又被生计鞭打着拼命苦干」。在他们中间游荡几个星期之后，人多半会得出结论：这大体上是个孩子气的民族，得过且过，不大想着积谷防饥——在这一点上，他们同眼下的统治者可说是天差地远。

六月里，农民还在往田里撒当肥料用的沤烂了的橡树叶；到了七月初，便开始插秧，接着很快就是耘田。一伙一伙的人把密密生长的秧苗拔起来，扎成捆，隔着田甩出去，好让人栽插。他们甩得那样准，叫人想起这个民族的传统游戏——至少在日本人来以前——正是扔石头。带着泥土的根那一头要重得多，所以秧捆总是不偏不倚，直直地落在甩的人想让它落的地方。六个到十来个男男女女排成一行，在每一块灌了水的田里慢慢向前挪，把秧苗一棵一棵重新插下去；放眼望去，这片青绿低平的原野上到处点缀着成百个近乎白色的身影，在松软泡水的泥里弯腰忙活。为了不浪费一寸地，稻田之间的田埂顶上往往还种着豆子。青蛙到处唱着它们那凄凄惨惨的合唱，全不晓得这样暴露自己有多么不智，那些以它们为食的美丽的朱鹭正等着呢。到了耘田的时候，整村整村的人合成大伙，带着鼓、笛子、铜罐子，以及各色各样本地的响器，把干活弄成一场节庆，一边耘一边唱。男人们光着上身，晒成了洗不掉的褐色，一身皮子像皮革一样，在阳光下闪着红褐色的光，活像一只擦得锃亮的赤褐色皮鞋。可也有不少农民一边干活一边扇着一把黄扇子。遇到要把沟里的水提到田里去浇灌的地方，就有一个人整天不慌不忙地摇着一把吊在小木架上的大木勺。要是活计需要用锹，那就由一个人握着锹柄，另外两三个人拉着拴在锹杆上的绳子往上提，跟远在亚洲另一头的黎巴嫩人一模一样。朝鲜人待牛好是出了名的——如今那些性子暴烈的矮种小公马已经很少见了，牛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役畜——所以最常见的景象就是：一个农民把自家的木犁扛在宽阔的背上，牛却慢悠悠地在他前头往家里溜达。

朝鲜是一个村落之国，既不是城市之国，也不是散居农户之国，所以那片辽阔的泽国往往一眼望去毫无阻隔，一直伸展到远处山脉的山脚下，除非中间隔着一座小镇，镇上的茅草屋顶梳理得光溜溜的，就像女人的头发。这里立着一座上面盖了顶的石碑，纪念一个为亡夫悲痛而死的妻子，至少也是一个坚决不肯改嫁的妻子——按东方的标准，这是全体女性的崇高楷模。再往前，路两边立着几块直竖的花岗岩石板，自称是感恩戴德的百姓为纪念已故的地方官而立的，不过那上面深深刻着的汉字，所表达的往往同老百姓对这些乡村盗贼的真实看法截然相反。婴儿像小猪崽似的吮着躺在敞开的屋里地板上的母亲的奶，婴儿啃着连皮带瓤的大青黄瓜，婴儿哇哇哭闹，那哭声在日本是难得听见的——这些都是朝鲜任何一个村落景色中最常见的细节。这个国家有一样固定的风俗，就是把婴儿头顶囟门上的头发烧掉，大多数朝鲜人一辈子都留着这一小块圆圆的秃斑。

七月里，莴苣和青葱到处都是，给风景又添了一层更深的绿。大白天里，男人们随处倒头便睡，睡在窄窄的稻田埂上，睡在路边，睡在路当中，上身光着，那顶可笑的马鬃帽却依然端端正正戴在头上。不过，你会发现他们天黑了还在干活，早上太阳一出、雾气还没升起来，他们也已经在干了。普通的朝鲜人好像从来不一口气睡完一觉，也不一口气吃完一顿饭。孩子们没有固定的上床时间，说起来也没有床可上，所以长大以后随时随地都能打个盹。这个民族跟日本人一样，显出了睡的床不好、觉又是东一截西一截胡乱凑合的后果。一家人想睡了，便一个接一个和衣躺倒在铺着褐色油纸的屋里地板上，迷迷糊糊地或深或浅睡去，一家的日常生活照旧在睡着的人中间、身上跨来跨去。无论夜里什么时辰经过一个村子，总有些人蹲在廊子上，或者在屋里叽叽喳喳说话。庄稼快要成熟的时候，满乡野都竖起一座座小望楼，像是茅草盖顶的鸽子笼，高高地架在木杆腿上；夜里无论谁顺着哪条路溜达过来，都会听见里面的一家人，或是其中几个，用棍子敲打那高高架起的小棚子，或者唱着某支古怪的老歌，以抵挡在黑暗中游荡的无数恶鬼。

我说过，朝鲜的传统游戏曾经是——因为如今似乎差不多已经绝迹了——扔石头。在朝鲜，这种游戏多少相当于日本的柔术；从前，整村整村的人分站两边，由各自最凶悍的好汉和最拿手的投手领头，女人们常常把石头堆在勇士们伸手可及的地方，非得有好几个人受了重伤，要不就是真打死了人，这场热闹才算完。朝鲜人至今还有世界上扔石头最准的名声，不止一个不受欢迎的外乡人在同一伙村民争执的时候，领教过这一点，吃了大亏。在日本侨民和美国侨民的影响下，这门本事正被派上另一种用场，朝鲜的棒球队已经不止一次打败了我们的同胞在半岛上所能凑出来的最强的球队。

在朝鲜，人有时会对「适者生存」这条理论的正确性起疑。朝鲜人在头脑敏捷上胜过他们的统治者，体格上肯定胜过，某些道德品质上大概也胜过。这个身板更直、看上去更结实的民族，站在征服了他们的那些好出风头的小矮个儿身旁，显得像大汉一般——不过我发现，本地最大号的袜子和鞋，套在我这双绝不算大的白种人的脚上，还短了将近两英寸。他们比日本人聪明，至少心思转得比日本人快，这一点我凭亲身经历中的许多小事，是深信不疑的。只举许多类似例子中的一个吧，就说我在金刚山雇的那个向导。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背夫，背上驮着朝鲜人那种什么都能装的背架；我们俩谁也不懂对方一句话，可在四天的行程里，靠比手画脚，凡是需要交流的念头，竟一点也不费劲地都交流了。在同样的情形下，我还没见过哪个日本人不一败涂地的，而且还不单是因为手势对日本人毫无意义。一天傍晚，我们到了铁道局经营的一家设在寺院里的旅馆，管事的日本人虽然比我的向导多受了许多教育，还会说相当一些不大灵光的英语，却把他那个民族的迟钝表现到了这种地步，我只好把那个朝鲜背夫叫来当翻译。他全凭手势，外加几个单音节的地名，就完完全全弄懂了意思，再转告过去，所花的时间，还不到我先前想把这意思敲进那个大和子孙的脑壳里所费工夫的十分之一。

然而，许多朝鲜人固然头脑机敏，这长处却常常被迷信、偏见、自负，以及缺乏进取心和恒心所抵消。他们受宗族或村落舆论的奴役似乎太久了，很难作为个人来伸张自己。浅近的东西他们学得快，可到了高深的地方，往往就后劲不足。人会有这样的印象：同日本人相比，他们缺少自制，无论就教养还是就天性而言，都不守纪律。他们不像中国人，一点小小的挑衅就会动手打架，这也许又证明了他们既缺少自制，也缺少男子气概。有些传教士倾尽所有，长年无私地为他们效劳，他们却对这些传教士搞罢课，这类事情说明他们没有多少感恩之心。就连对他们最友好的外国教师也承认，几乎随便哪个学生，只要有机会，考试都会作弊。他们的残忍，或者至少是对别人痛苦的冷漠，恐怕与其说是朝鲜人的特性，不如说是东方人的特性。我们在朝鲜期间安营扎寨的地方，靠近汉城翻过山去的一个村子，就在那村子边上一间草棚里，有人发现一个老头儿病倒了，饿得半死。那些几乎天天从这里经过的外国老爷们都不理会他，村民们显然这样问自己，我们凭什么要管？可外国人头一回知道有这么个病人、知道他的情形，是有一天我们的主人偶然看见他几乎一丝不挂地躺在一条浑浊的小溪边，好像是想喝水，一身皮只剩一张羊皮纸，紧紧绷在骨头上。这个美国人给了村民一张条子，让他们送到教会医院去，又出钱雇了几个人用临时扎的担架把老头儿抬去。第二天早上，什么也没办。追问起来，村民们解释说，他们决定不送他去医院了，因为反正他很快就要死的，他们算计着，自己动手埋了他，要比让医院埋了再叫村里出钱便宜。

把残疾人藏起来不让人看见，似乎是日本人的政策，不过朝鲜人的本能和习俗也往同一个方向使劲。一所教会学校的本地教员大吵大嚷，反对录取一个格外聪明的考生——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这种事要是开了头，」一个教员大发雷霆，「咱们这儿就只剩下一群残废了。」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跳起身来，像个瘫子似的弓着背在地板上一拱一拱地挪过去，那股戏剧效果正是朝鲜人的拿手好戏。不管人们在这方面对日本人怎么看，谁也不会说朝鲜人没有幽默感，尽管他们的举止比中国人庄重得多。有一位美国侨民随身带着一只祖父传下来的笨重的老怀表，有一天他走出火车站时把表掏了出来——一个背着脚夫那行当的背架的朝鲜小伙子立刻倒退着凑到表跟前，一本正经地问要不要替他把表背过去。朝鲜人的好奇心，或者至少是那种孩子般或猴子般的打听癖，比他们东西两边的近邻都少，人会觉得他们更有自尊，外乡人在这里要招来一群跟屁虫，连在日本一半那么容易都没有。不过，村民们确实会在住着外国人的客店房间的纸墙上戳窟窿，传教士太太们到内地旅行，不得不随身带着一整套帐幔，好围成一间屋子。尽管受了外界的影响，迷信依旧盛行，有些迷信的形式还很古怪。同海地一样，常有行人在一辆行驶的汽车眼看就要撞上他的那一刻，冲到车前横穿马路，为的是甩掉像影子一样紧跟在他脚后跟的恶鬼，让它要么被压在车轮底下，要么附到开车的人身上去。其实，朝鲜有许多小地方，都让人想起西印度群岛那个黑人共和国——拿破仑式的胡子，小烟袋，茅草搭的集市摊子和摊主乐意做的那种芝麻大的买卖，随时兴之所至就在路边或路当中安然睡去的习惯，女人头顶重物走路时那同样的摆动，以及对袒露身体同样的满不在乎。

朝鲜的新娘一进夫家，才发现自己只是丈夫的「三号」老婆，这至今仍是常有的事——而她给丈夫生下的所有孩子，都算作一号老婆的。被教会停止教籍的人，至少在新教的皈依者当中，十之八九是因为纳妾，其余大多是因为同「异教徒」结婚。我已经提过，传教士们一口咬定朝鲜女人非常端庄，特别是同她们的日本姊妹相比。她们似乎并不认为当众露出乳房有什么不端庄，因为传教士也同常人一样，起初想必觉得「骇人听闻」的事情，看惯了也就习以为常了。不过他们不喜欢让人拍这种照片，家乡的人会「误会」的。女人们照旧敞着这做了母亲的公开凭证来教堂，正如男人们照旧戴着马鬃帽来一样。然而，当日本女人走进已有朝鲜男人在里面的公共澡堂时，闹得满城风雨，当局只好修改日本一项由来已久的习俗，下令澡池男女分开。不到二十年以前，上等人家的朝鲜女人白天是绝不上街的，连在汉城也是如此，不得不上街的使女则要遮住脸。夜里十点以后，男人照例就不该在外头了，因为这时女人们要出门拜客，通常坐着轿子，有人打灯笼，有人跟随。那时候，年轻人从来不在长辈面前抽烟——至少是男性长辈。正经女人不识字，识字的只有巫婆和妓生，也就是朝鲜的艺伎。如今在某些圈子里，情形变得如此之大，一户传教士人家的缝衣妇先送女儿们上学，说男孩子自己会照顾自己；结果她的女儿成了满洲一位副领事的太太，儿子却还是个背夫，在火车站等活儿背。当然，各人看法不同，我们西方人认为十分正当的事，在朝鲜人看来可能极不端庄，反过来也一样。我记得有一回，撞见一户外国人家里的一群朝鲜仆人，都在十分好奇地盯着我们一本价钱挺贵的廉价杂志的封面看，封面上是一幅无聊的，但在我们看来并无害处的画，照我们那些「通俗」画家的老套路，画的是一对少男少女在接吻。给外国人干活最久的那个仆人正在向他那些大惊失色的伙伴解释，说他们常常这样，还手拉手呢——为了演示这最后一桩可怕的恶习，他抓起另一个人的一只手，捏的是手腕！

考虑朝鲜近来的急剧变化时，应当记住，这个国家对外界封闭得比日本更久、更严，开放得也更晚。可是如今，那种古怪的老式儒巾已经同旧学问一样罕见了。新的一代似乎失去了老一代的沉稳，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来填补。新式学堂里那些相当轻浮的年轻人读不懂古书——朝鲜本有一套出色的古典文学，却被日本人禁了，于是年轻一代在没有它的情形下长大——而那个如此突然地闯进这古老半岛的现代世界，他们也还没有适应。几年前在朝鲜「独立宣言」上签名的三十三个人——据传教士说，都是朝鲜人中最优秀的人物，我们在朝鲜的时候，第一批人刚刚获释，个个又黄又瘦——他们的要求之一，就是学习朝鲜事物，包括朝鲜历史的自由。把受教育看成谋得一官半职、从此一辈子游手好闲的门路，这种想法仍然从逝去的年代延续下来。据报道，五分之四的人口至今还是文盲，就连那些渴望上学的人，也难得三个里有一个进得了学校。其余的人可以去——嗯，比方说，去一所老式的朝鲜学堂。这种学堂由一些邋里邋遢的老头儿私人开设，十几二十个男孩子天一亮就来，一星期七天，蹲在后巷里某间又黑又破的小屋的地板上，拖鞋在廊子上排成一行，整天前仰后合，不停地大声叫嚷，要不是它同时也是一片各自为政、多半毫无意义的噪音，倒可以算是合唱了。直到夜幕降临，他们才伸开腿，跌跌撞撞地回家。整整一天，在他们「念书」的时候，那位戴着一种特别样式的马鬃帽的「先生」就跪坐在屋子上首打瞌睡，数也数不清的苍蝇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从这个孩子身上飞到那个孩子身上。朝鲜的日本官府按品脱悬赏收购苍蝇，却似乎没有下多少功夫去铲除苍蝇的滋生之地。然而，朝一所这样的老式学堂里张望的时候，人会想起，日本的文明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朝鲜——它的文化、文字、佛教、陶器——还有它的天花。

朝鲜的礼拜，也是值得专程上教堂去看一看的景象。没有座位，顶多在讲台附近靠墙摆一条长凳，给传教士坐。其余的人都坐在或蹲在铺着草席的地板上，全都穿白，只有一些小一点的孩子例外，大多穿着粉红。许多男人还挽着发髻，有些还戴着那种「捕蝇笼」似的帽子，因为按朝鲜的规矩，除了一个不便明说的地方，在别处摘帽都是失礼的，而在那个地方则非摘不可。女人们晒黑了的乳房也多少露着，尽管一般会众中的绝大多数，在这两方面都已经改用西式了。偶尔也有个把穿洋装的男人，不过就连本地牧师，也差不多全都明智地坚持穿那身雪白的夏布长袍，这种本地服装穿在朝鲜人身上，要舒服得多，也好看得多。男人蹲在一边，女人蹲在另一边，孩子们在前头，夹在两边中间。整个礼拜期间他们很少起立，祷告时只是把头俯到地板上。他们时不时唱一首我们熟悉的老圣诗，曲调照旧，配上朝鲜话的歌词，嗓门又大又像金属似的刺耳。几十个两岁到六岁的孩子扭来扭去，说说笑笑，跑来跑去。不时有一位「圣经女」从自己的位子上挤出来，捉住几个泥鳅一样滑溜的小家伙，把他们分别送回各自的母亲身边，吩咐马上喂奶，然后又挤回自己的位子上。在婴儿用餐的时候，也许会安静一阵，可是在礼拜结束之前，这一整套戏准要重演好几遍；然后，那雪白的人群才从两个板着脸、目光锐利、大可不必那么凶的便衣男子中间涌出去，这两个人的老窝是警察局。

在一个样样都同本国截然不同、连一句听起来几乎和「快来！」一模一样的话都表示「站住！」的国家里，传教工作的种种困难是毫无疑问的。人们讲的传教士苦难的可怕故事里，有这么一则，说的是一位至今还在传教前线的人。他初来时，想以「谈纳基马拉」为经文讲一篇道，这是朝鲜话「不可贪恋」的意思。可是他的朝鲜话还不大到家，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把经文念成了「单纳基马拉」。原来「谈」的意思是「贪恋」，「单」的意思却是「出汗」。冗长的礼拜结束以后，一位矮小的朝鲜老太太走上前来，怯生生地对这位年轻的牧师说：「亲爱的先生，您讲的道我真喜欢，可是请您告诉我，天这么热，我们怎么能不出汗呢？」

从汉城往北，沿着那条除了在对马海峡断开一截、从东京一直通到北京乃至更远的铁路走，看到的朝鲜同南边大致一样。开城，也叫松都，让人想起古代朝鲜的君王很懂得挑选山川秀美的地方建都，因为那里的景色足以同汉城——别名京城——一带相媲美。整个半岛的第一次统一，是在高丽王朝手里完成的——西方至今还沿用的这个国名就是由此而来——这个王朝定都松都，统治了四百多年。就在发现美洲整整一百年以前，它被国王手下的一员大将推翻，新都迁到了汉城，这个国家的一个古名也恢复了——「朝鲜」，大意是「晨静之国」。中国人至今还管它叫高丽。在如今的开城以西，散落着一些想必曾是宏伟建筑的地基残迹，一道大城墙仍然沿着环抱它的山脉的山腰向上攀爬。可是今天的松都，不过是一大片挤得密密实实的光滑的茅草屋顶，紧挨着铁路，离车站却有好一段路。城里有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以学生们织的方格布出名，学生们在一位南卡罗来纳人主管的工厂里做工，挣钱读书——这听起来尽管很不东方。有些旧习俗在这里也比在汉城保存得久些，比如有些在狭窄的土路上飘然而过的女人，还是从头到脚裹在一块白布里。

此外，开城还是朝鲜人参业的中心。轻信的东方人认为这种植物的根有神奇的疗效，价钱高得近乎天方夜谭。有钱的病人，尤其是中国人，花上两百块钱买一支人参，这种事并不稀罕，而那支人参顶多不过像一根分了叉的小胡萝卜，长不过三英寸。不过能卖到这种天价的，是这种原产满洲的草本植物中长在深山里的野生品种，人工栽培的就远不那么值钱了。在整个远东，几乎没有哪家本地药铺不藏着一份这种珍贵的补药，而且藏得严严实实。据说它对老弱之人，至少对东方的老弱之人，确有几分真实的功效；就连中国医生也承认，它对西方人来说太热了，照他们的看法，西方人的体质本来就已经太热。毫无疑问，同许多别的货物一样，它的名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它那高得荒唐的价钱。人们也许会想，种人参倒挺合朝鲜人的脾性，因为它要七年才长成，长成之后，那块地还得休耕同样长的时间，至少不能再种同一种庄稼。这种像蕨类的植物见了太阳就死，所以在穿过松都地区的路上，有相当长一段，风景中出现一大片一大片褐色的斑块，走近细看，原来是人参田，一排排小畦，每一畦都用芦苇席或树叶编的席子护着，席子在北面围成一堵墙，微微向南倾斜。在这里，在官办专卖局的严密监视下，这位植物王国里娇贵的贵族受到的照料，远比朝鲜的婴儿精心得多，最后化作一支支黄褐色的干根，被本地药贩子藏进他们所知道的最保险的地方。

再往北，是红土高地，上面玉米和小米随风起伏；在有些车站上，堆着一大包一大包的蚕茧，茧里的蚕注定要在滚水里挣扎着死去，它们那珍贵的小房子则在散布四处的茅屋里被缫成一绞一绞的丝，异族政府那双专卖的眼睛也盯着它们。平壤，日本人叫它平壤府，朝鲜人和传教士则只叫平壤，它的地势比起继它之后的两座都城来，稍稍逊色一些，如今城里竖满了冒烟的工厂烟囱。的确，一眼就看得出，这座半岛上的第二大城市比汉城勤快。成百间茅屋里，织袜机没完没了地铿锵作响；对于脑子里还装着京城的旅行者来说，两班、高帽子和一尘不染的白衣裳在这里显得格外少见，处处都有迹象表明，这里的生活几百年来并不是一场长假，只偶尔到衙门里去懒洋洋地耗上一阵。再说，官方统计说朝鲜有一万八千中国人，他们多少集中在平壤和北方，而天朝子民无论到了哪个国家，都会给那里添几分勤劳的气象。这些个子更大、看上去更讲道理的人，干着朝鲜的许多重活，比如凿石头，比如盖房子——不管是基督教学校，还是供奉古老神祇的庙宇。在平壤，后者似乎正在失宠，因为基督徒如此之多，星期三晚上祷告会的钟声响遍全城，朝鲜牧师的布道也一样没完没了。然而，距离平壤全城的人一齐涌到河边，杀死那些胆敢乘一条中国帆船闯进这个禁闭之国的外国人，才不过五十年光景。

在这座北方大都会里，连发髻都很少见了，剃短的头倒成了常例。基督教一来，似乎就免不了要丢掉那些如画的东西；不过，最粗陋的迷信通常也随之而去，凡是把迷信一并带走的东西，它的消逝或许也就不必惋惜了。况且，平壤和它周围一带特有的屋顶还在，屋角高高翘起，是用六到八片瓦叠成的，如今法律规定要用它来代替容易着火的茅草；朝鲜人住的那一片，街巷像蛛网一样错综复杂，那里依旧满是就着砚台挥动的古老狼毫笔，依旧响着捶衣服那忙碌、执拗、没完没了的梆梆声。

令人惊奇的是，朝鲜一直到它的边境，都完完全全是朝鲜的。就连在雄基——载我从海参崴南下的那艘沿海轮船在那里停靠装木头——城镇和人民的外貌、举止和风俗，也同汉城或釜山一模一样，而日本人的掌控也一样牢固。看那小小的边境村落里长长一溜挂出来的旗子，人或许会疑心那里的居民差不多全是日本人，结果却发现，原来是为了庆祝天皇钦定的某个节日，所有店铺都奉命挂出了那轮旭日——还是落日？

清津是沿海岸再往南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港口，坐落在丘陵之间，景色如画，甚至还有一条铁路，只是铁路起点在它背后好几英里之外。这里也没有人力车给腿脚无力的旅客坐，不过有一种用人推的小平板车在一条窄小的轨道上跑，月夜里在海湾边上飞驰，真是赏心乐事。清津和驻有重兵的边城会宁之间，那一段与外界隔绝的朝鲜铁路沿线，茅草屋顶很少见到，却有些中国式的瓦房，几乎隐没在一片片玉米地里；沿途山峦和隧道很多，也有些秀丽的山谷。这一带每座抹着泥的住房上，都高高竖着一根用挖空的圆木做的大烟囱，顶上被有时蹿到那里的火苗熏得焦黑斑驳。就连那里，风景也几乎是光秃秃的，只东一片西一片长着些矮小的常青树，尽管再往前不远，就是鸭绿江上游的大森林了。在这片森林中间，耸立着那座头顶难得不披白雪的长白山；在它周围那片林木覆盖、迷宫般的群山里，有地道的孟加拉虎，还有别的配得上最高明的猎手一显身手的猎物。会宁本身是个相当大的镇子，日本人很多，这主要得归功于那座似乎挤满了士兵的大兵营。镇北不远，一道不起眼的城墙沿着山脚蜿蜒爬行，它的一段标出了朝鲜同满洲之间的古老边界。时值盛夏，这座窝在群山中间的镇子热得无法形容。在快要成熟的庄稼地边上，立着许多草扎的小望楼，像鹳鸟一样支着长腿；镇边的一面山坡上，有一座可怜巴巴的小神社，正在竭力要挤进百姓的生活里去。

朝鲜东海岸大部分是一片山岭荒野，最高处是一组真正称得上阿尔卑斯式的山峰，日本人正在努力让外界更多地了解它，这是理所应当的。如果说在东亚还有什么地方，比开始被外国人称作「钻石山」的金刚山景色更奇妙，或者比它更适合在那里逍遥几天、几个星期的夏日，那我是把它漏掉了。尽可以一页一页地热情赞美那些教堂尖塔般的峰峦、巨大的悬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立足点攀附在灰色岩石上——甚至是攀附在巍峨绝壁上——的壮丽常青林，以及这个小巧紧凑的风景天堂里其他上百种叫不出名目的美景，却仍然只能对它蕴藏的魅力略作暗示而已。

元山是从汉城往东北去的那条支线铁路的终点，也是东海岸的主要港口。从元山坐一艘小轮船，一瘸一拐地往南走半天，到一个热得起泡的小镇，叫长箭，轮船同一座小小的码头交换一下乘客，便又匆匆开走，仿佛山里的恶鬼在后面追它似的。从这里可以步行、坐人力车或者乘福特车，到五英里外内陆的温井里去；日本人在那里盖了一座现代化旅馆，什么都不缺，就缺一样——没有日本价钱；那里还有几家朝鲜客店，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住在这些客店里。要不然，也可以从汉城坐火车，远在到达元山之前就下车，从平康沿一条公路走八十八英里，到长安寺去——这座寺的一座殿堂，也被那些日本人改成了一家惬意的小旅馆。这条公路连正经的大汽车也跑得开，只要雨季不突然把它整段整段地冲掉就行。说起来，从元山直接到温井里，沿着一段美丽的海岸线，还有一条六十四英里的路，通行能力相仿，也同样时不时要出毛病。不过，上面提到的这一切，都只在夏季才运转，因为从十月起，金刚山就大雪封山，山里的和尚和淳朴的山民又回到那种田园生活中去——在喧闹匆忙的外部世界发现他们这处迷人的隐居之地以前，他们和他们的先人已经享受这种生活好几百年了。

要是钻石山在中国，轿夫们就会迁就懒人的懒惰，只收一笔少得可怜的报酬，抬着他们把全程转一圈。幸而朝鲜人不那么乐意替别人挑担子，结果金刚山就免得看见那种纯粹的观光客，他们连靠自己的腿脚和脑袋过上几天都办不到。一个背夫——他的聪明我已经在别处讲过了，他的结实、始终不变的好兴致，以及对山路的熟悉，同他的其他优点不相上下——虽然情势逼得我走得飞快，却始终让我那些少不了的随身物品就在手边；除此以外，我的眼睛饱享了什么，都得由我自己的脚来付账。事实上，我们三天就走完了全程，四天之内看遍了其他游客认为值得费力一看的一切，据说这是一项纪录。可我承认这一点，不是出于骄傲，而是出于悔愧，因为不在金刚山那高耸的群峰之间、奔腾的山涧之旁、原始森林芬芳的幽深之处流连、漫步，东一处西一处地露营几个星期，就是亵渎神圣，就是自己剥夺了人生的一大乐事。

有的山路一连几个钟头气喘吁吁地往上爬，比人造的任何楼梯都陡，眼前不断变换着景致：奇形怪状、宛如雕刻的石峰，即使在阿尔卑斯山也难得一见的山与林的组合，爬得够高了，还能望见大海本身，金刚山正是以摩天大楼的墙壁一般陡直的巨大悬崖，一头栽进那片大海里去的。有的山路一连几个钟头蜿蜒而下，穿过巨大的石峡，峡中的溪水清澈得无法用言语形容，从一个青绿色的水潭跳进另一个青绿色的水潭，两侧的世界陡然耸起，除了顺着天然的出口，只有老鹰才能飞出这道峡谷。有些地方，只有无畏而热忱的大自然爱好者的脚才曾踏足，或者更妙的是，将来也只有他们才会踏足；还有那一座座削尖了的石峰，从它们那几乎无法攀登的峰顶望去，无数同样的石峰——却又各各迥然不同——伸展开去，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白色花岗岩尖塔之林，阳光、雨水和常常回旋翻卷的雾气，在其间不断创造出新的美景，一个比一个更美。

不过我们这是在浪费笔墨。最高明的遣词造句的巧匠，也织不出一幅比现实更像样的图案来，织出来的至多是一点模糊的、漫画似的影子，哪怕写的只是钻石山某些较为平和的角落和面貌。所以，我们还是干脆承认这事根本办不到，看看凭手头这几样平实的颜料，能传达出几分暗示吧。

绕金刚山山脚一周，大约五十英里，这整座大自然的游乐场只占七十五平方英里，可是即便在安第斯山，造山者也没有在如此狭小的范围之内这样近乎超越了自己。一道至今还没有人找到路翻越的山岭，把它分成所谓的内金刚和外金刚，两边各有无穷无尽、举世无双的奇景。有些地方，山路是沿着花岗岩绝壁的崖面爬过去的，走的是栈道，或是用圆木像排木路一样铺成的阶梯，由钉进坚硬岩石里的大铁钉固定住。另一些地方，挂着粗大的铁链，好让人拽着爬上某座几乎无法攀登的峰顶，而登上峰顶所见，足以百倍地补偿爬上去的一切辛劳。有两回，人工凿出的石阶或是用铁链拴住的圆木都派不上用场了，任谁的腿也不会像青蛙腿那样，能让我们从一块巨石跳到另一块巨石，越过那白沫翻滚的溪流，我们只好蹚水、游泳渡过万瀑洞，就是所谓的「万瀑峡谷」。要看遍这一带最好的景致，往往手脚并用才行；对于那种受不了半途而废之耻的人来说，有许多时候，非得有爬尖塔的工匠那样的灵巧和钢铁般的神经，再加上马拉松选手的耐力不可。

倘若金刚山所能提供的，只有它那令人陶醉的林间幽僻和奇妙景色，它也完全配得上享誉世界了；可是除此之外，还有四十来座佛寺和僧院，那样古老，那样与世隔绝，单单为了它们，就值得远远地爬上来看一看。自从佛教传入朝鲜——大约在基督降生以后四个世纪——这片峰峦沟壑杂乱纷呈的群山，就一直是这种宗教的一方圣地。皈依了佛门的国王们竞相资助隐居到这片幽僻之地来的僧侣，派遣工匠和雕刻师，在许多奇特的地方为他们建造寺院和僧舍，在人迹罕至的峡谷里、在巨大的崖壁上凿刻佛像，还下令群山周围的俗人永远供养这些隐修者。相传这片紧凑的群山中曾经散布着一百零八座各自独立的寺院；可是到了十五世纪末，国王们兴起了迫害佛教的风气，许多修行之所被焚毁，或是荒废了，其余的则尽可能彻底地与外界断绝了往来。大约三十年前，说来也怪，是一个英国女人可以说是重新发现了它们，此后，它们那几乎与世隔绝了几百年的孤寂，就越来越多地被游客打破，这些游客与其说是一心向佛，不如说是爱好自然。

金刚山最大的寺院是榆岾寺，我们在直上直下地爬进内金刚之后，就在那里过夜，它同其他寺院颇有相似之处。一座圆木桥跨过那条我们从山顶附近一路追随下来的、翻着筋斗的溪流，通向一组十几座建筑，大小相差悬殊，却全是朝鲜寺院通行的那种屋角飞翘的式样，颇为艳丽却并不惹人厌，日本和中国的寺院也多少是这个样子。这些建筑通体木造，显得幽暗而古雅，尽管据说自创建以来，它们已经被火烧毁过四十多次——这对金刚山的僧众来说，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灾难。寺里那些五颜六色的妖怪和彩绘木雕神像，作为它们背景的那些色彩鲜艳的壁画，乃至那座纤秀的宝塔——它高高耸立，同最高的屋顶齐平，多层塔檐的每个角上都挂着叮当作响的小铃——我都不必特别去讲，因为这些东西在朝鲜随便哪座寺庙里都找得到。不那么常见的，是那几间供这座大寺院和它的来客吃饭的大厨房，还有那条木槽，它把最好的山泉水从几英里外引下来，注进一排紧紧并排摆着的挖空的大圆木里，这排圆木放在两组建筑之间那块略微倾斜的空地上。想喝水的人，用一只古朴的小木瓢从上头的圆木里舀；给厨房供水的，在稍稍往下一点的地方取水；洗手洗脸的，还要再往下；最后才是那些可以涮洗厨具之类的水池。不过，要说无论是游客还是和尚本人都严格遵守这种自上而下的用水次序，那就把哪一幅朝鲜图景都画过头了。

金刚山的寺院和僧院，大多给所有前来求宿的人供应饭食，许多还供应住处，因为山里既没有客店，也没有一点店铺或俗家小贩的影子。一个小沙弥在桥靠寺院的那一头迎着我们，给我分了一间屋子，屋里空空荡荡，直到小和尚们把那张小桌搬来，让我蹲着吃饭，才算有了一件东西；地板倒是朝鲜住房通常的那种褐色油纸地板。干净整洁，至少就我眼睛所见的一切而言，是相当普遍的。我们是在日落之前到的，在这里的人早早就寝以前，还有时间看一看这地方的日常生活。后院里一大堆一大堆的劈柴和柴枝，证明这里的天气另有一番光景，同这海拔好几百英尺处宜人的八月傍晚大不相同。我们到的时候，许多年轻些的僧众正在玩一种中世纪式的游戏，介乎网球和手球之间；当作球场的那片铺着砾石的寺院平台边上，有两副粗糙的单杠，有几个和尚和沙弥在上面做些颇有难度的动作。他们开玩笑地邀我也来玩，结果大多数人得跳起来才够得着的单杠，我几乎得低下头才钻得过去，于是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他们把寺里个子最高的人找了出来，一比，他竟比我矮好几英寸，于是又是一阵大笑；我还肯定，我在他们当中丢掉了诚实的名声，因为我硬说，在我们国家的人里头，我的个子并不算特别高。寺里有很多男孩子，可我没见到女人的影子，尽管据说金刚山的隐修者们对不近女色的誓言，破戒远比守戒来得多。那种在别的一些国家里使佛教僧人显得那样如画的黄袍，在这里却找不到对应的东西，至少在他们户外日常的穿着上是如此。他们穿的差不多就是朝鲜男子的普通服装，大多是粗麻布做的，像是戴孝的人，不过也有些是白色的，还有些带点淡蓝。头自然都剃了，也看不到任何帽子头巾之类。

一口大钟被一根吊着的圆木的一头撞响，轰然作声，召唤僧人和沙弥们换上更鲜艳、更讲究的衣服，在几座主殿的纸地板上坐着，前后摇晃着身子，唱诵晚课。这时我已被叫回屋里，开饭了。这顿饭少说也有二十道菜，或者不如说二十样不同的菜肴，没有荤腥，可是朝鲜厨子那真正出色的手艺，我在这里尝到的，比在别处尝过的任何一次都多。甚至还上了茶，尽管直到不久以前，朝鲜人还从来不喝茶。最妙的是，侍候的人和闲人们没有像看笼子里的野兽那样坐下来看我吃饭，而是把饭菜端上来就退下了，直到我点起晚间的那支雪茄，才又进来打扰。然后我们几个人溜达到那条喧哗的石头河上的桥边，用手势聊天，直到夜色吞没了四周紧紧叠起的那些常青树覆盖的山峦，它们高踞在这处远离尘世无聊喧嚣的可爱避难所之上。

诚然，有四个日本人隔着一道薄薄的隔板，吵吵嚷嚷地抽烟赌博，闹了大半夜，可这是朝鲜人没有任何有效武器可以对付的苦难。侍候我的人竟然一整夜都让门开着；可是，啊，拿朝鲜的地板当床，那份硬简直说不出来！早饭几乎同晚饭一样丰盛，可是我记得，经主人拐弯抹角地一提，我为自己和向导的全部食宿，只付了两三块日元。

那天上午的某个时候，我们从另一座好不容易才慢慢爬上去、长满了湿漉漉的半丛林的山顶下来，在一条荒凉的、全无人烟的深谷里，遇见了钻石山中最巨大的一尊雕刻佛像。这尊像以深浮雕的手法刻在一面崖壁上，大得出奇，我的同伴蹲在它的一角，在我拍的照片上看起来就像一粒苍蝇屎。中午，我们在摩诃衍庵做客，受二十来个和尚款待，它是僧院中最大的一座，正如榆岾寺是寺院中最大的一座。这些穿白衣、剃光头的结实汉子，在内金刚一座最陡直的山峰的正脚下，过着一种或许无用、但肯定是温和的生活。还有别的僧院，更是难以到达，有几座几乎从来见不到游客。我记得有一座，是那天下午沿着壮丽的千瀑峡谷往下走时看见的，它就那样陡峭地建在垂直的山壁上，房子一角底下有一根柱子，看上去像是铁的，肯定有一百英尺长，全靠它才没让整座房子一头栽进深渊里去，我们就在远远的下方，沿着那道深渊手脚并用地往前挣扎。

毫无疑问，我说得已经够多了，但是，到钻石山来的游客，谁都不应当急急忙忙回到单调乏味的现实中去，除非他已经用指甲和眼皮爬进了朝鲜人称作新万物相的那座白色花岗岩峭壁的迷宫，那些峭壁就像一百座巨大的伍尔沃斯大厦，却不是出自任何尘世的建筑师之手。我们冒着性命危险、差点把肺都挣破，哪怕只为爬上这片仙境中一些较低的高处的时候，雨多多少少一直在下；可是，为了我们所得到的那些景象，谁要是认为浑身湿透、再加上一整天苦役船奴隶般的劳累是太高的代价，那他准是人类里一个古怪的旁支。我那个苦力背夫，虽然以前来过不止一次，却也同陪着他的那个浑身湿透、衣衫褴褛的西方人一样，不愿意往回走，即使在早就该明智地回头之后很久也是如此。

然后，如果还有足够的时间，扔掉那些破布条——任何一次像样的金刚山之行，都会把夏天在那里还穿得住的最结实的衣服弄成那副样子——换上不那么暴露的衣服，那么还应当去看一眼海金刚。那里的岛屿就像更靠内陆的那些奇幻山岭的峰顶，星星点点散布在航道上，夏季里有些简陋的交通工具在这条航道上往来，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渔船。

五满洲上下

从朝鲜到中国，变化不单是突然，简直是一眨眼的事。鸭绿江上那座大铁桥，火车隆隆驶过，两旁人行道上人力车一路小跑，三教九流的行人来来往往，两股人流川流不息，脚下几乎悄无声息。就在桥的正中央，站着一个日本卫兵和一个中国兵。同是吃这碗饭的人，出身也相去不远，却再难找到比他俩更不相像的一对了。这两人恰好代表了这条名江两岸在风俗衣着上的巨大差异，生活的种种细节无不相异，本质上倒未必如此。人群里、个人身上，白衣让位给了蓝布衫，因为在中国，和在日本一样，白色是戴孝的颜色。发髻换成了辫子；小小的缠足，旅人或许从未见过，一过江便在各种年纪、各种身份的妇女中间比比皆是；袒露的乳房突然绝迹，那顶马鬃编的、装模作样的可笑帽子也一样。牲口里种马换成了骟马；独轮车和一颤一颤的扁担，取代了那种叫作背架的背负家什；中国人的幽默感，或者说这个民族天生的乐天，立刻显露出来——在安东一个钟头听到的笑声，比在朝鲜一整天、在日本一整个星期还多。中国人的块头叫人不能不注意，即便跟朝鲜人比也高大，矮小的日本人更不必说；他们的神气和穿着也更近常情——与此同时叫人不能不注意的，还有那一片片权当街道的可怕泥潭，在泥里爬来爬去的满身病疮的乞丐，以及华人城区里真正腐臭不堪的生活景况。

火车站一带有一片铺了路面、建得很像样的日本新市区，可就连这里，从人的面貌看，骨子里也还是中国的。尽管那儿匆匆搭起了一座席棚盖顶的大擂台，给一班大腹便便的二流日本相扑力士表演，这些力士系着兜裆布，披着飘飘的和服，在街上大摇大摆。那种又矮又老的敞篷马车，由一两匹瘦骨嶙峋、浑身泥汗斑驳的马与其说是拉着、不如说是一顿一顿地拽着，咔嗒咔嗒地往返车站，除了那个狠心的车夫，常常还塞满整整一打中国人，满得快要溢出来。这种车跟鸭绿江北岸倒是出奇地相称。所有列车都要在安东停一个多钟头，接受宽松的行李检查，所以有工夫把这一切都看个够，还能看到江上顺流漂下的大木排——上游的山林正被砍光，树木都做成了中国人的棺材。旅人若是碰上日本宪兵走过来要看护照，也不算什么稀奇事。对此，得体的回答当然是：在那副厚颜的礼貌所容许、自己的脾性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尽量温和地提醒他一句，中国还没有经国际承认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往北几英里，右手边紧挨着升起一道锯齿般的山脊，去奉天的路上还有别的几处山群，其中两三座山顶上醒目地立着古庙。不过这十个钟头的旅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连绵起伏的广阔田野，种着玉米、谷子和高粱。满洲这些辽阔的原野有一种令人想起美国拓荒时代的气息，跟朝鲜和日本那些筑了埂、灌了水的小块稻田大不一样。视野里难得见到一个人影，偶尔有个拖着辫子、穿着蓝布衫的汉子独自锄着玉米，或者赶着一头瘦红牛、一头母牛在犁地。寥寥几所房子跟朝鲜的草棚一样寒碜，除此之外却全然不同：方方正正，毫无装饰，屋顶苫的是玉米秸或高粱秸，不是那种光滑如发的稻草，一点也谈不上入画。盛夏时节，满眼是深深的、几乎毫无间断的绿色，因为那几所房子太矮，差不多都掩没在高高的庄稼里了；一座接一座颇具规模的山头上，灌木林的绿色则略微浓重一些。柳树到处都是；其实，要不是这片土地看得见的肥沃丰饶，同见不到一所像样的房子、见不到丝毫富足安乐的迹象形成那样强烈的对照，把这里想象成宾夕法尼亚州多山的地方也并不难。后来，梯田层层的高山上人烟渐渐稠密起来；再往后，地势变得平得要命，快到奉天时，大豆这满洲物产之王，在所有庄稼中称王称霸。

中国「东三省」的首府，西方人叫它「穆克登」，这个俄国叫法看样子要在西方人嘴里长久流传下去，虽然日本人按自己的读音念作「豪天」，中国人自己如今则叫它奉天。在中国，为了糊口、为了勉强免于饿死而进行的那种无休止的挣扎，日子久了便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常态，即便在这么远的东北，尽管满洲地广人稀，也看得出来。人力车成群结队，好像起跑线上的赛跑选手，只要哪个出口隐约有一桩生意的影子，就准备冲过去；你若想步行出发，他们便挡住去路，一路尾随，直到散步不再是一桩乐事。带点俄国血统的马车，只要有人稍微露出一点什么时候或许要坐车的意思，就把他团团围住，不挥舞至少跟手杖一样厉害的家伙，几乎休想脱身，而这一点，一般美国人是做不到的。不过，人力车夫也好，马车夫也好，都怕极了哪怕最不起眼的日本旅馆小厮；在奉天，除非从西边下车，否则都得穿过这些小厮的人墙，所以在这些多得过了头的交通工具头一阵猛扑之下，还是可以得到些援助的。另外还有一排排的「北京大车」，准备把五六个吃得了苦、不慌不忙的旅客塞进它们的蓝布篷子底下。最后，如果你恰好既爱地方色彩又爱地方气味，还有马拉的有轨车可坐，来自西方的年长些的游客，说不定会觉得这些车子依稀眼熟。这些车当年在中古时代的纽约第三大道上颠来颠去，到底是多少年前的事，我手头没有必要的资料可以断言；可它们在东京谋生也有好些年头了，而且有传言说，它们这趟东方之旅还没有走到终点呢。

乘火车来的旅客通常在红砖砌成的日本城区下车。那里街道宽阔，多半铺得很好，斜斜地排成格局，有典型的日本纪念碑，还有戴着血红帽箍、穿着卡其布制服的矮个子宪兵。除了上面说的这些车子和坐车的人，这里几乎没有一点中国的东西。可是等你终于乘着那许多种现成的、却一概慢吞吞的交通工具之一到了奉天城本身，那里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了。这里不单有一道雄厚的内城墙，围着满洲人在席卷中国、移驻北京之前的都城，还有一道随随便便、歪歪扭扭的土墙把全城圈起来，连最后一间城郊的破屋也圈在里面，与其说是防备人间的敌人，不如说是要挡住中国人热烈的想象中那些无所不在的恶鬼。城里是西班牙语美洲人所谓的「一片热闹」，没完没了的动：来回穿梭的人力车，比纽约的出租汽车还多；成千上万的男人和男孩子，甚至妇女和女孩子，川流不息，女人们常常梳着奇特的满洲发式。这一大群人永远在走动，有的为生意，有的为玩乐，有的什么事也没有。店铺密密层层、一家挨一家排在路旁，卖的东西从馒头到成卷的铜钱，从红纸条幅到研成粉的鹿角，无所不有。小贩们卖的是奉天本地人惯常消费的东西，或者惯常留着不消费的东西，他们在人群里、在泥泞的小街上、在窄窄的小胡同里穿进穿出，用古怪的吆喝或器物的声响招徕生意，而这些声响久而久之也就被公认为代表什么货色了。然而，尽管这般熙熙攘攘，却有一种中国式的从容。店主人也许急于做买卖，却不会为了讨好上气不接下气的西方顾客而乱了应有的仪态；小贩们在街上走动、讨价还价，仿佛我们称作时间的那样东西对他们毫无价值，虽然他们也孜孜不倦地做着分内的事，把命里注定该卖的货吆喝出去、卖出去。尤其是家家户户、店铺门前挂着的粗糙小苇笼里，蝈蝈或者蟋蟀唱个不停，给人一种田园般的宁静，把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来来往往、无休止的拥挤里的那一丝匆忙都抵消了。

卖这种奇特的中国「鸣禽」的小贩，走遍奉天的大街小巷，扁担两头挑着二十来个小笼子，每只笼里装着一两只绿色的虫子，模样像「蚂蚱」，旁边放着几根青草，让它们吃着，直到有人买去，由买主来养活。我们给家里那位小不点儿买了一只，连笼子才二十个铜子，好像合五分美金左右，不过不用说，我们既是外乡人又是外国人，准是给狠狠地敲了竹杠。在中国人手里它和同伴们那样快活、那样会唱，到了我们这儿，那一两天里它却不肯唱，至少唱得不够本钱。也许它想念华人城区那股甜美的气味，正害着思乡病，无精打采呢。它那位异国的小主人在日本城区的公园里把它放了，可谁也不指望它能长久享受自由，因为中国的顽童们鬼鬼祟祟地在四下里转悠，一副警觉的神气，对会唱的虫子来说大不吉利——除非，如我们半信半疑的那样，中国的蝈蝈更喜欢挂在店铺门前，用歌声让掌柜和顾客们和和气气地谈拢生意。

奉天那些游客意义上的所谓「名胜」，全都至少有三百年的历史。真正的城墙之内有满洲人的宫殿，那许多殿宇顶着皇家的黄琉璃瓦，至今仍然气象不凡，虽说在一班只关心赏钱多少的看守手里，它们正迅速沦为积满尘土的废墟。坐上奉天那种俄国式的马车，在中国人认为是路的路上颠簸一个钟头，到北陵宽敞的陵园里走一走，这代价并不算太高。在城中宫殿里住过的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就和皇后葬在那里，照例是一座人工堆起的土丘，前面是一片精巧的殿宇，也盖着皇家的黄瓦。在中国，名人和恶人的陵墓你准会看到很多，多得跟欧洲的大教堂一样，但这座陵绝不是其中最不起眼的。颠簸着去东陵，得多鼓一点勇气，那座陵早一代人，路也远一倍；不过那里松林覆盖的山冈和虽然柔和却颇为动人的风景，足以弥补陵墓规模稍逊的不足。此外，兴趣不全在过去的人，也许想坐支线去一趟抚顺。日本人在那里——靠着廉价的中国苦力的筋骨——从一个露天矿坑里挖出大量的煤。那矿坑一级一级地往地底下降，像是为某艘巨轮预备的干船坞，那船比任何海上漂过的船还要大好多倍。

我们在奉天第一次亲身接触到那成群结队的兵——说是「穿军装的苦力」也许更确切——在这个名义上的共和政体之下，整个中国都受着他们的祸害。满洲的军阀张作霖刚刚在夺取北京的图谋上受了挫，他那些穿着泥灰色布军装的部队，还在一车一车地涌回城里。一队队弹药车在狭窄的街道上隆隆驶过，由满身尘土的骡子拉着，这些弹药来年还用得着。到处都驻着兵，每一座大院子、每一处半公用的场院里，意想不到的角落里，城外的营房里。睁眼所见无处不是兵：他们在有人把守的大门前懒懒散散地倚着，毫无军人的样子；在大街上、在市场里闲逛，一副予取予求的征服者神气；一长串一长串地穿过日本城区去火车站，舒舒服服地仰靠在人力车上，身边塞满了铺盖行李，一只手攥着步枪。那些满头大汗、拉着他们来回不停奔跑的苦力，绝大多数大概就是挨了一顿枪托算作车钱。要是我们的兵也坐着出租汽车去动员，司机胆敢提一提计价表就一脚把他踹开，我们的生活该要生动多少。

书生模样的矮个子张作霖，住在一所难看的法国城堡式宅邸里，那房子夹在中国优美的宫殿中间，简直是个不可原谅的闯入者。张作霖是个谜，至少对那些只是见过他、而未能真正了解他的人来说是如此。这个外表几乎毫不起眼的人，怎么能把偌大一片疆土握在掌心，挫败那些在「东三省」上上下下不断翻涌的种种阴谋暗流，是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张作霖年轻时差不多就是个土匪，日俄战争期间又在日军里当过一名中尉，不知从哪里得来了统治的本领，使他成了本地人头上的独裁者，就连不少呼吸着满洲空气的外国人，也称他是中国的「强人」。他的手段严厉而果断；据说他靠直觉、靠「预感」多于靠有条不紊的思考。重犯脚镣的钥匙，他亲自保管，好叫他们没法照中国由来已久的老办法花钱买通脱身。就在我们到达奉天之前，他手下有两个将军被查出干了中国并非史无前例的勾当：每天从每个士兵的饷银里克扣几分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张作霖直到掌握了确凿的罪证，才把他们叫来问话，他们除了认罪求饶，别无他法。一道简短的命令，把他们押到外城墙外的刑场，事情就了结了。同一天，有两个在外县抢掠的普通士兵，被查出身上各带着五百块钱这样一笔惊人的数目，他们的尸首在中国火车站前面摆了三天，给那些可能正打着类似主意的人提个醒。那些爱挖苦人的人，还有另有所好、把别的哪位「强人」当宝贝的外国侨民，把这种个人的灾祸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张作霖自己没分到「油水」。不过公论似乎并不这么看。

中国砍头的老办法，已经沿用了好几百年，在现代黩武的中国，至少在北方，似乎差不多已经绝迹了，凌迟、装笼之类惩罚惹恼官府的人的刑罚也一样。死囚过桥去奉天刑场的时候，会有人客客气气地问他们要不要吸吗啡。他们多半拒绝，以此「保住面子」，装出一副勇敢、满不在乎、甚至快快活活的样子。有时多达二十来个人一齐跪在地上，双手反绑在背后。一个兵每处决一个人得两块鹰洋，他沿着那一排走下去，想杀几个就杀几个，等他玩腻了，另一个兵马上接替他。据说还有人因为头一个杀得超过了自己那一份而大吵大闹。枪管挨个抵在每个犯人的耳后，一个接一个，其余跪着的人顺着那一排往上望，看什么时候轮到自己，有时碰上一枪没打准，甚至放声大笑。每当一个人被枪的冲力打得脸朝下扑倒，就有一个看守把尸首拽直，把脚镣砍下来。在奉天这些屡见不鲜的行刑场面上，就我们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生死攸关的气氛而言，简直跟待在理发店里没什么两样。

在「满洲军阀」手下当差，想必得有几分控制神经的功夫。那两个贪污的将军被如此彻底地治好了毛病、去见了祖宗之后，还不到一个钟头，又有一位将军被请上一辆汽车，陪两个美国客人到刑场去。那将军的神态有些异样，看得出他正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可他那两位同伴只在通俗小说里见识过专制君主，直到了地头，才明白他为什么显然那样费劲才能集中心思谈一件事，甚至连咽口唾沫都费劲。可是等他看到那里并没有持枪的兵在等着他，看出自己确实只是被派来给客人当向导的，他顿时就完全活泛开了，弄得这两个外国人带着一个错误的印象离开，以为中国绅士对泛泛之交都是那样坦率热络的。

张作霖本人显然也不是对自己的安危毫无顾虑。另有一个美国人，带着一套电影摄影器材和齐全的证件，由张作霖一个最亲信的官员领进这位军阀的府邸时，他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军队总司令少帅张将军，先亲自来察看了一番；即便如此，老帅露面的时候，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摄影机检查了一遍，拍摄期间，他的十来个贴身卫兵——据传，不是至少杀过十个人的，没资格当他的卫兵——把步枪松松地挎在臂弯里，站在摄影师身后。然而少帅能读英文，也能说几句；他的夫人耳朵上梳着西洋「摩登女郎」那种蓬松的发卷；官方的翻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他手下有好几个中国人是西点军校出身；将军最心爱的那辆汽车出自密歇根州最好的汽车厂——车上装了机枪座，还装了皮带，免得踏板上的卫兵在危急关头改了主意。

我朝四个方向出游，前后四次经过奉天这个满洲的中心，才算结束了那几趟旅程；我们往前走了以后，也常常得到那里的消息，因为张作霖的一举一动，中国其余地方总是关心的。这个精悍的矮个子中国人，实际上已经成了满洲人入主北京之前那片故土的绝对主宰，把一六四四年两个民族所扮演的角色完全颠倒了过来。那年之后，长城不再是关内人满为患的地方与关外游牧民族广阔旷野之间的屏障，汉人蜂拥而入，把那些从前像汉人移民一样被严禁开垦的土地，渐渐变成了耕田，终于把这片人烟稀少的地区整个淹没了。满洲人征服了中国，中国又开始用她由来已久的老办法把征服者吞下去，到了今天，已经没有什么满洲民族了，那种铿锵响亮的满洲话几乎连一句口头的残余都没有留下，也找不到一个人像当年那些剽悍的武士、那些吃苦耐劳的骑手——而他们结束明朝，不过是不久以前的事。因为离「东鞑靼」的首领命他本族几位饱学之士仿照蒙古文字创制满文，才不过三个世纪，又过了二十年，他的继承者才登上龙椅。如今在中国各地都能碰到自认是满洲人的人，可他们已经完全同化在汉人中间，几乎没有哪一点能跟汉人区别开来。现在你可以走遍满洲，却意识不到自己并不在中国「本部」；特别是自从眼下这位中国独裁者崛起以来，用它的中国名称「东三省」来称呼它，要贴切得多。

在他的统治之下，这片辽阔肥沃的地区即便没有公开独立，实际上也已经独立了，说不定会有一个新的前途，配得上再换一个名字，一个毫无附庸意味的名字。奉天有自己的外交署；全国盐务专卖的收入、海关的收入、京奉铁路长城以北那一段的收入，以及其他类似来源的收入，都直接流进张作霖的库房。最新的消息说，他把这些钱用得很好，而且在中国的限度之内，用得还算清白。奉天眼看着就要焕然一新：街道拓宽铺平，学校增多，把那些老马车再打发出去流浪，成为中国第三座有电车的城市。顺带还有人在议论实行征兵制，好让张作霖的军队得到他治下这座大粮仓所能提供的全部精壮青年，这可真要跟中国「本部」长久以来牢不可破地通行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募兵制划清界限了。有人认为，以各省自治代替帝制时代那种高度集权的政体，不单是现代「共和」中国眼见的发展趋势，也是这个庞大的古老帝国所能遇上的最好的事，这些人正饶有兴趣地注视着满洲，希望它在近乎独立的统治下有所进步。可是在这个许多世纪以来一成不变的中央之国，如今依旧沿用旧名的国度里，政局的变化往往来得很快，所以要预言明年张作霖究竟是一个进步的、治理有方的中国东北的无可争议的君主，还是不过又成了无数被淘汰的政客之一，躲在人称外国租界的安全地带，靠着不义之财养得脑满肠肥、老朽昏聩，那就不只是冒失了。

旅人乘着南满铁路出色的快车，从奉天向北或向南疾驰，路基坚实，大部分已经铺了复线，经过的市镇都点着电灯，在日本人治下要多整洁有多整洁，这时实在很难想象，本世纪开头的时候，满洲人的这片故土除了名字以外，外界几乎一无所知。这些现代化的铁路城市背后，隐约耸立着中国古老的有城墙的市镇，而在从来不远的背景里，寻常乘客瞥见的是原始的交通方式和原始的生活方式，同他身边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他身边几乎配备了文明在机械上所能提供的一切。夏季，高粱把大地盖上一片深绿，高粱是一种我们南方叫作高粱属甜秆的作物，跟海地广为种植的卡菲尔高粱颇为相像，长到骑马人的头那么高，常常一连几个钟头一望无际——而且是土匪绝妙的藏身之处。奉天及其以北满洲地势平坦，可这一点由一道壮丽的山脉弥补了，那山脉在左手边不远处沿着铁路一直延伸到大连，一片层层叠叠的大山，无论是单纯的徒步客，还是寻访古庙古寺的人，在那里都会同样不虚此行。不过我还得有一阵子紧跟着现代旅行的路线，待在虽然舒适却平淡无奇的现代城市里。

大连是日本人在辽东半岛租借地上，把俄国人的达里尼改造而成的，那片租借地是他们打了胜仗得来的战利品。大连具备这类城市所有非中国的特征，要一一列举，无非是把欧洲的、或者稍加变通、北美的上百个大港口和铁路终点城市随便哪一个详细描写一遍。那么，宽阔的碎石马路，砖石砌的大楼，巨大的防波堤，码头上庞大的起重机，以及其他种种我们称之为进步的标志，那样令人赞叹，又那样毫不入画，是不是就可以不必细说了？我们更喜欢旅顺，西方人叫它亚瑟港，日本人则按自己的读音另起了名号。那里的生活更悠闲些；俄国人盖的老房子，街道每隔一段就豁然展开成长着青草、甚至长满野草的空地，一座从未长成它的创建者所规划的繁忙大城的地方所特有的那种空旷，使它有几分英国古镇的气息，或者说像我们南方的某座老城，稍稍偏离了当今匆忙喧嚣的活动轨道。旅顺是日本租借地的行政中心，大连不过是它的大都会。新旧旅顺之间隔着一条流进那天然良港的小河，还隔着一些山冈，这一带的山冈多得数不清，在整片原野上起伏堆叠，延伸开去。这些山冈是旅顺及其附近最显眼的景物，因为几乎每一座小丘顶上都立着一座纪念碑。不知这是他们尚武精神的一种不自觉的流露——这种精神，就历史所能追溯的，一直强烈而持久——还是有意炫耀他们对白人世界的一支所取得的胜利，总之，凡是有一小撮日本同胞倒下的地方，日本人都做了标记，每一座被炮火轰出俄国守军的堡垒废墟都保存了下来，于是这一带的山地到处散落着献给战神的纪念物。战神在旅顺的日子也还没有过去，因为有一位要塞司令时时刻刻警惕着，提防那些拿着柯达相机的游客亵渎他那些俯瞰海湾、用石头砌成的玩意儿。旅顺和大连都有海滩，本来可以成为日本人竭力要把它们办成的国际游览胜地，只要主办的人能明白，世上其余的人并不像他们自己那样，对矮小的日本人的裸体那么着迷。

从奉天往北，除了铁路本身，日本人武功的纪念物也还有许多。这一段线路正在铺复线，也许是因为航运被用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从海参崴引向大连，这条铁路已经不堪重负了。中国工人住在半地穴里和苇席棚里，每隔一段，就在一座细长的土堆尖顶上留一丛灌木或一棵小树，标明新路基挖了多深。一片片无边无际、种得密密的豆田，同高粱、谷子、小麦、玉米一起瓜分着广阔的原野，其间点缀着浓绿的山冈，和满洲那些毫不入画、稀稀落落的小屋。牛、马、骡子、驴子都很多，丑陋笨拙的黑猪更多。每隔不久，我们就经过一座有城墙的大市镇，这些市镇，我们西方人连名字都不知道；每座市镇附近不远的地方，都有一片新的日本区，包括火车站和一排排铁路员工的住房，也许还有学校和医院。可是，尽管得到那么多好处，迁来的日本人显然无法同从直隶湾对岸人口稠密的省份源源涌来的中国人短兵相接地竞争。他们开店铺，经营铁路，在他们所从事的采矿、磨坊、电灯之类的企业里占据所有的高级职位；可是说到直接从土地里生产东西——这在广阔、肥沃、人口仍然相当稀少的满洲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六俄国化了的中国

旅人在长春猛然撞见的种种变化，本该叫人吃惊，只是他几乎一定早有准备。除非记性太差或年纪太轻，他总不会不知道：就在我们自己的新英格兰海岸上签订的朴次茅斯条约，把长春定为中东铁路两段的交会点——一段是俄国人挨了痛打之后剩给他们的，另一段很长，已被战胜者改造成了南满铁路。从一列实质上是美国式的特快车走下来，踏上站台，再登上另一列特快车，这一列却是欧洲式的，连最不起眼的细节也不例外。「国际卧车公司」的车厢给旅客备着各自独立的包间，磨砂灯泡照得通亮，连温度计都有；俄国铁路的轨距宽五英尺，车厢便格外宽敞，列车靠右行，不像别处靠左。那台烟囱粗重的机车，同站台对面那台刚一路北奔、还在喘气的机车截然不同，正如满脸浓须的俄国乘务员，同那些干同一行的机灵的棕色小个子截然不同。忽然之间，到处都是俄国人，而且其中大有一些人，绝不会叫人为白种人感到过分骄傲；有几个干脆就是码头苦力和车站上的闲汉，专靠向不明底细的旅客敲点小竹杠过活，这种事在满洲的日本铁路上是从来碰不到的。长春的中国人、日本人、俄国人混杂一处，究竟谁在当家，只能靠猜。向我要护照的是个俄国人——我回答说是美国人，他便举一举帽子，深深一鞠躬，几乎是低声下气地道一声「谢谢」，退了下去。穿卡其布的俄国人，穿呢裤布衫的俄国人，穿着各尽所能拼凑出来的私人制服的俄国人，一个个脚蹬马靴、跟上带刺，腰被皮带勒得像少女一般纤细，挎着长刀在站台上踱来踱去，那神气分明在说：要他们干活，不能再穿着制服、马靴、马刺、佩刀到处招摇，他们宁可去死。欧洲平民不分男女，淡黄头发的妇人孩子，还有地道的俄国庄稼人，或倚着车站栏杆，或进出三等车厢。有一种人尤其眼熟——半是卑躬、半是骄横、总归俗不可耐的俄国犹太人。自从俄国时局有了新变化，他们变得十分自信，可在不是犹太人的俄国人眼里，依旧多少公开地受着鄙视。我们这节车厢里就有一个此类人物中最惹人厌的，是哈尔滨鸦片帮的头目，那副派头，仿佛他已从原主手里把整个地球买了下来，正拿来当自己的玩物。

列车每到一站都停得长得出奇，两站之间却跑得飞快；烧的是木柴，倒省了我们满身煤烟炉渣。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一片完全陌生的国土，比在日本人中间陌生得多。原因之一是站名都用中文和俄文写，对于我们这些只认得罗马字母的人，两样同样无从辨认；而从横滨到长春，哪怕最不起眼的小站也会用英文报出站名。在此之前，列车长起码多半能说几句我的话；最不济，我还能搬出几句虽短却极顶用的日本话；可这些黑胡子汉子同我之间，隔着一堵根本无法穿透的语言之墙。就能否用口说或笔写同他们交流而论，他们就是霍屯督人或祖鲁人也毫无分别。空气里仿佛充满某种不祥的东西，近乎那种无药可救的政局，或许主要就是这种陌生感造成的。

然而这一路上，玉米和大豆、小米和麦子的无边原野，一片浓绿，煞是好看，一小时又一小时，整整一个下午，向四面八方铺展到目力的尽头。敌对的列强都想控制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而默默苦干的中国农夫，正是这一切争夺的垫脚石；太阳挨到西边平平的地平线时，他们还在这里那里劳作。不过每隔不远，就有戴着军帽式样帽子的俄国男孩，从一种围着中国式土墙的黄砖农舍里跑出来。更多的俄国人住在村子里，有些村子简直像是从欧俄整个儿搬过来的。在这些地方，中国小贩和淡黄头发的小贩出现在车站背面一侧，兜售活鸡、活鸭、一篮篮的鸡蛋，直到被警察撵走。满洲真是一片奇妙的土地，不论耕种还是单单放牧牲畜都好；难怪人口拥挤的日本觊觎这片辽阔而半荒着的地方，可她早已表明，她要的是榨取，而不是往这里移民。

我们抵达哈尔滨时大雨如注，看样子已经下了几个星期。至少在我所有的漂泊生涯里，从没有在比这更糟的烂泥塘里挣扎过：我坐的那辆俄式马车在漆黑的夜色和倾盆大雨中迷了路，有一阵子看来，它想把我从车站送到旅馆，只是白费力气。到了早晨天亮一看，似乎并无特别的理由弄成这样，因为街道虽然条条至少都糊着一层稀泥，粗粗铺了石头的却也不少，足够哈尔滨满街的俄式马车行驶。这也许只是俄国人不切实际的一个例子，在我离开之前，这类事例我还要听到许许多多。

哈尔滨虽然还在中国境内深处，旅人却发觉自己回到了欧洲。除非他的地理知识经得起这种蒙骗，否则很容易以为自己已越过边界进入俄国，到了一座最典型的俄国城市。街道、建筑、风俗、居民，全是俄国的样子。这里没有人力车，而有两种马车。一种是俄式敞篷马车，颇有四轮游览马车的气派，多半由两匹马拉，辕马套在一根高高拱起的弯木下，边马的头则被拴低到齐膝，还使劲扭向外侧，这是出于俄国人某种由来已久的讲究，不知是为好看还是为得力。另一种叫「亚美利坎卡」。侨民们打趣地把这个词译作「美国女人」，其实是一辆两轮车，上面一个光秃秃的敞口木箱，车夫坐在箱子一角，马每迈一步、路面每有一处不平，车子便颠一下，他似乎早已习惯，可坐在他身边的一两位乘客却很少显出享受的样子。不过按西方的标准，这种车便宜得可笑，赶车的俄国人又几乎总是快活和气，倘若你恰好有个同伴能当翻译，他便有满肚子天真的故事，讲俄国本土正在发生的事，以及他以为正在发生的事；就算没有翻译，在斜眼的东方人中间过了几个月，单单他是个白种人，就叫人松一口气。不过，公共汽车已经开始出现在哈尔滨街头，到如今，那些不慌不忙挥着马鞭的俄国人，大概多半已被它挤得没了生意。

房子都装双层窗，两层玻璃之间隔着两三英尺；巨大的圆柱形火炉砌在墙里，从地板直通天花板，最好砌在墙角，好鼓进两间甚至四间屋子里去，这几乎同在俄国一样普遍。七月的暑热里，哪怕在月光下散一会儿步，也会浑身湿透；在哈尔滨那些地牢似的双层墙办公室里，哪怕最简短的会面也像受一场「逼供」。这时候实在难以相信，这些东西证明着漫长的冬天：再过不到四个月，这里便常常是零下四十度，非穿皮衣不可。在当地居民和大多数来客心目中，哈尔滨，其实整个满洲，是一片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土地；而我偏偏在短暂夏季最酷热的时候到了那里，它勾起我的记忆，永远是那样一种气候，相比之下热带都算温和提神了。在夏天的哈尔滨，夜短得很，白天长得没完没了，成群结队的苍蝇又帮着把日子弄得苦不堪言，我记得在整个日本也没见过这样的阵势。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纽约走进一家俄国犹太人开的饭馆，帽子总会被人一把夺去。在俄国，在哈尔滨也一样，走进一间办公室，哪怕只待一眨眼的工夫，戴着或拿着帽子、大衣，都是不可原谅的失礼。门外总有侍役等着替你接过去，显然他们也指望你走时别忘了他们。一想到我竟无知到那种可怕的地步，一直以为我们大都会里这项最不讨人喜欢的习俗只是勒索小费的花招，而不知它原是从温文尔雅的俄国移植过来的一种风雅，我就悲痛得无以自持。同样是俄国做派的，是哈尔滨人进任何一家店铺，不管打算买的东西多么微不足道，都要同上自老板、下至跑腿小厮的全店人员一一握手。其实，真正有教养的人，临走时还要再挨个握一遍。

几座俄国东正教堂，漆得蓝的蓝、绿的绿、金的金，俗艳夺目，奇形怪状的圆顶和鼓胀的、顶着十字架的尖塔高出哈尔滨一般的屋顶之上；从布尔什维克之前的莫斯科原样搬来的宗教仪式，一周里哪天都看得到。比方说葬礼，一天就不止一场。大多是贫苦难民的，草草了事，毫不起眼；但也常有那种排场讲究、地道俄国式的送葬行列。有一天中午，半小时之内我就碰上两起。头一起是俄国站长的妻子。站长因为一个中国雇员玩忽职守、揩油「吃钱」，把他开除了，那人回来要杀他，子弹却误中了他的妻子。第二起是哈尔滨高级中学校长的，此人从前是上校，在俄国家财巨万，如今穷得妻儿按俄国习俗步行跟在灵车后面，几乎衣衫褴褛，差不多光着脚。一些装束怪诞、穿着浅色长袍的扮演者走在死者前面和两旁；死者躺在带顶篷的车里，那车之华丽，是西欧或新大陆能给死人的任何东西都比不上的，连马匹也从耳朵到蹄腕披着绣满花样、飘垂下来的白罩布。但这仪式中最叫人惊讶、甚至可说叫人反感的俄国特色，是把尸体公开示众。两起葬礼都一样，沉重的棺盖斜搁在一边，从教堂到墓地好几英里路，途中还停下几次焚香、由神父祝福，敞开的灵车在石子路上颠簸，死者那张蜡黄的脸便一路左右滚动。

俗话说，刮开一个俄国人，就会发现一个鞑靼人；我原以为这不过是一种修辞，直到来了哈尔滨和北满，这里欧洲人和亚洲的东方人比邻而居。到了那里很快就明白，中国人和俄国人彼此之间的了解，胜过我们这些真正的西方人对他们任何一方所能指望的了解。他们有同样繁复的东方式思路，在「揩油」这类事上观点相近，做生意的手法也相差无几。在哈尔滨一家俄国百货公司里，顾客会拿到两张单子，一张在老板或经理亲自监看下到柜台付款，另一张盖了章，不交给招呼他的那个店员，而是交给离得老远、两人难以串通的另一个店员，这才终于把买的东西拿到手。双方白耽误的工夫，俄国人同中国人一样毫不在意。我时时吃惊地发现，自己原以为只是东亚特有的东西，其实又是俄国人的一种秉性。哈尔滨每一户要紧人家都有私人警察，通常是退伍的俄国兵；无论你想走进哪一扇大门，看门的和家里的闲杂人等便从四面八方冒出来，其密集程度同中国人的宅第或衙门门口一样。最叫人意外的，大概是发现俄国人算账也用算盘，同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一模一样，只不过他们的算盘大得多，仿佛他们粗重的手指需要配得上自己力气的木珠子。心算对他们来说，似乎同对中国掌柜或天皇的臣民一样是办不到的。我头一回到中东铁路的餐车去，离开饭还有两三个钟头，只要了一杯茶和一块俄国点心。菜单上标明这两样分别是十五钱和四十五钱——如今在满洲的俄国化地带，日本钱用得最广。坐在车厢角落柜台后面的那个人，长着一张圣像似的脸，一大把黑胡子像是从他那光秃秃的脑袋上掉下来的假发，他郑重其事地拿起算盘，把珠子来回拨了足足一分钟，最后才带着智力上大获全胜的神气，在面前我的账单上写下这两项的总数。两个民族算起账来都宁要算盘、不要纸笔，西方人休想在他们中间挤进身去。

然而俄国人毕竟是白人，由此便引出一些问题，在俄国动荡的今天，到北满的旅人必定会碰上。又来到一个西方人不会时时被人盯着看的地方，这真是一件快事，尽管那些男男女女走在任何一座美国大城市的街上都毫不显眼，你却一句话也同他们搭不上。然而猛然意识到，我们西方文明的某些弱点，比东方社会里类似的毛病要显眼得多，至少公开得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在许多方面都算不得模范之邦，可我在远东待了那么久，所见的公然的下流、不知羞耻的粗俗、存心卖弄的色相，加起来也不及哈尔滨那几家惹眼的歌舞咖啡馆里泛滥的零头。单是又见到成群的白种女人，就几乎叫人一惊；发现她们的穿着举止，是日本艺伎、朝鲜或中国的歌女在她那半居家的圈子之外连想都不会想到的，这比我们大多数人在西方住上一辈子所能察觉的，更令人触目，更叫人想到我们文明的种种恶习。这种对比，再加上对东方人如何看待男女之事在生活中应有位置的一点了解，使这些东西像电光招牌一样醒目。作为西方人，我们也许明白，哈尔滨经济状况不明，政府有些混乱，天翻地覆的俄国又把它的恶习和饥饿一股脑儿倾泻进来，算不得西方的正常样本；可是对于偶尔光顾这些乌烟瘴气场所的那些脑满肠肥、自鸣得意的中国客人，并通过他们对于成千上万的同胞来说，我们的恶习这样招摇过市，对西方生活和西方品格造成的错误印象，一千个正派的西方人专心致志干上多少年也纠正不过来。

二十年前，日俄战争期间我漫游亚洲，一个会说英语的印度人向我表示，他大为惊讶，白人世界竟会容许黄种人显示出比白种人优越，哪怕对手是当时看来白种人大家庭里最不讨人喜欢的一支。他所明白的，至少西方那些没出过门的大多数人至今还不明白：任何一个白人国家，几乎任何一个白人个人，只要露出一点软弱的迹象，一般东方人的头脑就会立刻把它套到整个白种人身上。日本战胜俄国的影响，像酵母一样在亚洲民众中发酵了二十年，在对西方人的态度上引起某些普遍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有些是好事，很多却恰恰相反。如今俄国第二次大祸临头，又把白种人软弱的新例子洪水般泼满亚洲，白人被贬到亚洲从未见过的低下地步，人们不禁觉得，整个西方世界理应留意，在华的俄国人正在给整个白种人留下怎样的印象，也该知道他们在中国人手里受的是怎样的对待。因为我们尽可以认为俄国人本质上是东方人，其实同中国人的亲缘比同我们更近，中国人却完全把他当作西方人，认为他的缺点和弱点代表着地球另一边的那个世界，而东方人对那个世界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要紧。我不知道白种人继续占上风对整个世界是否最好；但我在这个问题上有相当强烈的个人看法，凡是同我想法相近的人，最好去查一查如今俄国人在中国的境况，至少在那里，白人的优势很大程度上赖以维系的那份尊重，正一点点地被蚕食掉。

哈尔滨所有的大街两旁，都蹲着成群的白人乞丐，其中有妇女也有孩子，向中国行人乞讨，也向欧洲行人乞讨。在这座城市以及中东路沿线其他城镇的市场上，我见过许多俄国人，浑身污秽，满是疮疤，只裹着几片破布，手里捧着个什么腌臜的器皿，从一个摊子游荡到另一个摊子，恳求冷嘲热讽的中国摊主给他一个半烂的西红柿或一块发臭的肉。光着脚的难民孩子在街上游荡，能捡到什么就捡什么，也捡来了中国人一些最龌龊的习惯。沙皇从前的军官，还有当年在任何沙龙里都是风雅之冠、法语说得无可挑剔的夫人们，住在破烂的棚屋里，同挤得满满的邻居只隔一道破布帘子，吃的是中国苦力最粗劣的饭食，有的人要出门就只能光着脚。在所谓的贼市上，凡是想得出的破烂都有得卖，从有用的厨房器具到俄国祖传的没用的小摆设；哪天早上去，都能看见几百个俄国男女在那里穿梭往来，想卖掉一只落单的靴子、一件几乎穿烂的衣裳、一个孩子的玩具，换一把土豆或一升高粱的钱，或者想拿某件自己终于发觉可以不要的东西，去换同是难民的人手里那件在他们看来不可或缺的东西。

哈尔滨为数不多的美国人，至少在尽力救济困苦的俄国人。可这件事比我们西方人设想的还要棘手，因为在这里，受难者骨子里的东方性又显露出来了。一些面目清秀的年轻人，脸上明明白白带着半饥半饱的痕迹，跑来恳求任何一种帮助，任何一个能挣够面包钱的职位。「哎呀，」他们会嚷道，仿佛描述自己的惨状已经说到了极致，「我连用手干活都肯了！」可这不过是虚张声势；你那种被布尔什维克赶出国门的阶层里的典型俄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自贬到那种地步，哪怕他非得挨饿、讨饭或偷窃不可。周围满是饥饿却依旧壮实的俄国男女，美国侨民却几乎雇不到仆人，除非从中国人的城里找中国人。俄语教师他们要多少有多少，其中几乎没有一个懂得该怎么教，也没有那一行所需要的恒心、耐心和守时；可一说到洗碗拖地，偏偏在那些正被「救救我们、快饿死了」的急切呼求轰炸着的人家里，这种活儿却没人肯干。这并不单是这些昔日的富足人家不会干活；他们宁可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肯学。

有十五个小伙子，一路做工横穿西伯利亚而来，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给他们找到了差事，结果没过多久全跑了，还卷走了雇主的钱或衣服，或者两样都卷走。其中一个又横穿整个西伯利亚回老家去找母亲，连一点踪迹也没找到，被「红」军抓住，最后又在哈尔滨冒了出来，脚冻坏了，模样像个老头，其实他才十七岁。这位干事收到的求助数不胜数，同时他自己家里正好有一份抽水的活儿，可他始终没法把这两样凑到一块儿。他一次又一次把这份活儿提供给某个饥饿的俄国青年，每天干不到两个钟头，一天里什么时候干随他挑，工钱是管饱饭，外加每月七块五毛鹰洋——在中国，哪怕在物价昂贵的哈尔滨，这也是很大方的条件了。每个求助的人听了这个条件，无一例外地深深鞠躬，向干事保证说他救了自己一命，用俄国人所能有的最深沉的方式道谢，其中可能包括亲吻恩人的双手——然后无一例外地再也不露面。有一回，那人显然太值得帮了，干事便从箱底翻出一套好衣服，送去干洗，连同抽水的差事一起给了这可怜的家伙，为此还辞掉了最近一直干得很让人满意的中国小厮——第二天，他家的水用完了，才发现那人和那套衣服都已去了海参崴。

像红十字会这类组织的美国代表，在哈尔滨、吉林和北满其他城镇花钱出力改善俄国难民的境况，可他们供养着的那许多高大壮实的汉子里，竟找不出一个人肯为他们自己的好处砌一座砖炉、补一补屋顶、挖一条沟；所有这类「用手干的活」，都得叫中国工人来干。其实，难民们还指望恩人雇仆人，来打扫、收拾给他们找来的房子。哈尔滨也有一些富裕的俄国人——中东铁路的官员比能给他们的职位还多，都住在那里，过得很气派；还有几户人家早早逃出俄国，得以把大部分财产带了出来；更不必说那些早在满洲做了多年生意的人。可在哈尔滨，这些人是最不肯帮助他们不幸同胞的。他们尽可以当着不幸者瘦削的面孔炫耀自己的舒适和奢华；听说他们甚至还对难民中那些找到活儿、肯干活的劳动阶层穷鬼「揩油」；自己的同胞在周围挨饿，或者靠远渡重洋而来的人救济，他们却冷眼旁观，这一点同中国人一样东方。

有一阵子，青年会干事帮助一些俄国青年以学生名义移民美国，因为尽管有新的移民限制，对学生却有某种特别规定；可是其中有那么多人原来是帮着在俄国发动革命、又指望在美国也来这么一场的，这办法便被证明是不明智的。那些总算给这班爱惜双手的逃亡者找到合意差事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烦恼。「雇一个俄国人，你就得再雇一个人来看着他」，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意见都是一致的。俄国人的诚实观念坦白说是东方式的；何况他们是理想家、梦想家，没有生意头脑，既不懂经济也不懂节俭，没有「冲劲」，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实际的品性，除非他们血管里掺着些德国、瑞典或法国的血，哈尔滨那几个有进取心的人正是如此。尽管如此，他们却是一个极可爱的民族，举止像孩子，不负责任也像孩子，全无日本人的阴郁，也没有中国人那种爱讥笑人的脾气。他们给人一种感觉：他们应付不了实际的日常世界，不该没有监护人和顾问就在世上乱闯。你很快就不再奇怪哈尔滨的商业几乎全落在犹太人和中国人手里；在北满待上几天，就足以说明犹太人在俄国为什么那样有势力又那样遭人恨，为什么人们认为有必要约束他们，也几乎足以说明布尔什维主义为什么能匪夷所思地压倒常识。

哈尔滨分明是腐朽旧制度的一块碎片，住的主要是这样一些人：什么也逼不得他们去干体力活，却随时准备散布阴谋和虚假宣传，反对故国的新统治者。人们似乎普遍承认，布尔什维克不管对人类社会的想法多么不切实际，至少是真诚的；而人们觉得，哈尔滨这些难民一旦重新掌权，还会同从前一样坏，由于他们的无能、他们天性里的笨拙，他们从惨痛的经历中什么也学不到。「撇开宣传不谈，」一些有条件知道内情、而且对俄国新秩序绝无好感的外国侨民说，「倘若俄国老百姓的大多数能在旧制度和现制度之间投票，他们会两害相权取其轻，选后者。」凡是在这座中国的俄国大都会里哪怕只小住过几天的人，大概都会倾向于赞同这个说法。

哈尔滨的夜生活，即便略去其中邪恶的部分不谈，也同日本以及我此前到过的邻近各地大不相同。俄国流亡者别的什么都可以省，显然却不打算舍弃那些快活时光——社交场上的聚会往来，衣着的争奇斗艳，当众的挥金如土，好音乐的乐趣，这些在他们本国生活中曾是那样重要的部分。哈尔滨流传着数不清的趣闻：有的难民家里连一块面包皮都没有了，出门却穿得像个贵族；有的变卖必需品，甚至把人家为了让他们不饿死而给的钱花掉，去置办衣裳，好在频繁的社交聚会上露面而不觉丢脸。铁路俱乐部的花园，会员及其家属免费入场，过路的外人则要付一笔不菲的门票。我在那里度过的那个晚上，人山人海，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是如此，而且是那样纯粹的欧洲人群，得费一番心思才想得起自己还在中国。那座巨大的贝壳形音罩前，一个大乐队在罩口里演奏一台全是柴可夫斯基作品的节目，放到哪里都会博得爱乐者的满堂喝彩；可是在音罩周围站着、踱着的那一大片听众里，几乎看不出一点手头拮据的迹象，更不用说贫穷了。女士们穿戴得同在巴黎赛马场上一样讲究，同按欧洲标准衣着无可挑剔的男士们一起漫步，男士们挥着「手杖」，那份傲然的优雅，活像从没想到过自己会缺少足够进项的贵族。在俱乐部的露台上啜着冰饮的男男女女，付账、给侍者小费的那副阔绰神气，仿佛世界大战从来不曾发生过。有不少男子穿着一种罩衫兼制服的衣裳，领子高高地扣到脖子上；不过这看上去既像是时髦过了头，也像是省衬衫或掩饰没有衬衫的权宜之计，正如他们紧勒皮带的细腰，与其说是坦然承认晚饭寒碜，不如说是一种时尚。

这很像西班牙语美洲广场上的那种音乐会，可在许多方面又不一样。这里的听众在演奏时站着，曲间才走动，同格兰德河以南的通常做法恰恰相反。握手没完没了；胡子并不多见，连八字须也不大时兴，至少年轻人中间是如此，但剪得极短的头，甚至剃光的头，似乎同在新派中国人中间一样时髦——中国人如今废了辫子，废得那样彻底，头皮都从发茬里透出白来。女人中短发的也不少见，不过据说与其说是赶时髦，不如说是因为许多人在逃难的日子里害过斑疹伤寒。看到女人个个戴帽子，而且几乎都是新帽子，叫人觉得奇怪；看到女人公开受到尊重，同她们的男人挽着胳膊走路，说起来也叫人觉得奇怪；最奇怪的，是好几个月里从未见过十几个以上的白人聚在一处，如今又混在成千上万的白人中间，那种异样的感觉。姑娘和年轻妇人中不少人不止是好看，身段和脸蛋都好，而她们中许多人似乎有意不加掩饰，因为有些最新式的衣裙薄得吓人，年轻一辈几乎通行卷到脚踝上刚刚遮住的长袜。不过俄国人对展露人体似乎并不拘谨；七八月间，大批男女，而且全是体面阶层的人，一丝不挂地一起在哈尔滨那条毫无诗意的河里的浑水中洗澡。

有人把我介绍给穿着朴素却十分得体的公主们，介绍给身世离奇、身世凄凉的人，介绍给逃出俄国、撇下妻子让她们随后跟来——如果跟得来的话——的男人，介绍给为了逃离那片遭了灾的国土、或者去投奔那样不配的丈夫，做出过难以置信的壮举、吃过难以置信的苦头的女人，其中有些人依然保持着惊人的美貌，许多人依然保持着俄国式的魅力。然而人群中清秀的面孔虽多，用不着侨民们的阅历提醒也看得出，这些面孔十有八九显得骄傲、不切实际，而且——怎么说呢，在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事情上显得无能。人群时而恭恭敬敬地让出一条路，走过去几个老将军，仍穿着军服，从这边肩膀到那边肩膀满是闪闪发亮的勋章，脸上还挂着那副等着人立刻服从的傲慢神情，同他们当年有权有势、俸禄丰厚时一模一样。俄国人的某些偏见，我实在弄不太懂。我在北满旅行期间同这个民族的人谈话，没有一个放过机会咒骂犹太人，他们提起犹太人，总拿来同他们本国的新制度当一回事。可是这个乐队的指挥就是个犹太人，差不多每支曲子终了，他都赢得狂热的掌声，连那些刚刚还在辱骂他那个民族的人，也暂停片刻，极其热烈地跟着鼓掌；而且当他举起指挥棒要开始第一支曲子时，几乎清一色是俄国人的乐队却先给他来了一段「喝彩曲」，那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同他们要演奏的曲子全不相干的乐声，在俄国音乐界，这被认为是能献给一位乐队指挥的最高荣誉。

哈尔滨由四个城区组成，各有各的名字。一是旧城，俄国人修中东铁路时最早就在这里落脚，如今几乎荒废了，只住着附近田里种地的人，另外有个给难民孤儿栖身的临时收容所之类。埠头区俗称「犹太城」，大部分生意都在这里做，那些远近闻名的歌舞厅也在这里。从埠头区往山上去，中间隔着一块空地，中国人在那里行刑，山上是更宽敞的铁路城区，有重要的机关、较上等的住宅，还有那些俗艳的俄国东正教堂，像几朵艳丽得不自然的花，耸立在相当灰暗的一般屋顶之上。最后是傅家甸，也就是中国城，离另外几个城区一英里多，完全是中国的样子，仿佛方圆一千俄里之内从来没有过一个俄国人。傅家甸人力车很多，另外三个城区却一辆也没有，外国人也难得坐，尽管在那些糟透了的街上，坐人力车比坐俄式马车舒服，当然更比坐那种折磨人的「美国女人」舒服。中国城哈尔滨的几处街角挂着笼子，里面装着土匪砍下来的首级；诸如此类许多动人的小细节表明，这座城虽然近旁就有那么多外国榜样，却严守着自己的一套。

在俄国沙皇制度垮台以前，哈尔滨的三个俄国城区完全归俄国人自己管。即便如今中国人已正式接管了这几个城区的管辖权，市政事务上仍大体听任俄国人自理，不过他们越来越喜欢「插一杠子」，无端地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威，正如他们在中东铁路上所做的一样。这条铁路现在既有一位俄国总办，也有一位中国督办，从上到下直到最末一个书记员，一整套中国官员一应俱全，在人浮于事的各个机关里，同俄国人一一重叠。有人说，俄国铁路官员正存心把铁路出卖给中国人；另一些人则说，他们同布尔什维克在纸面上、隔着老远争吵这条铁路到底属于俄国政府还是仅仅属于华俄道胜银行，与此同时却把这世界交通的要紧一环弄得残破不堪、濒临破产。其间它背着头重脚轻的双份班子蹒跚前行，给什么也不干的中国人发薪水，也给许多不怎么干事的俄国人发薪水。后者是些多年来同上级失去联系的老官员，他们声称自己只是在替任命他们的沙皇政府经管这条路，直到那个政府恢复它在世上应有的地位为止；可实际上，他们行事却仿佛中东铁路是把持着哈尔滨权势与财富的那一小撮反动俄国人的私产。他们有多么热心公益，从这样的举动中可见一斑：红十字会拿来救济北满各城镇他们同胞的食物和衣服，他们不收全价就拒不运送。

一九一九年在凡尔赛，两年后又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要求废除在华的领事裁判权，认为它有损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地位。这一要求被驳回了，但在第二次会议上决定派一个委员会实地考察，看代表们所说的是否属实：从前的天朝在司法上已大有改进，足以放心废除外国的裁判权。此后中国发生的某些事情，并不替她增光，使得这个委员会无限期地推迟了行程；不过与此同时，俄国人失去治外法权地位以来，中国人对他们的待遇，已提供了相当多的现成证据。

所谓治外法权，大概不必多解释，简单说来，就是在华外国人只受本国领事或法官、按本国法律审判的权利——或者说是特权？八十年前，英国结束了她对中国的一场「鸦片战争」，紧接着签订的南京条约之后，就把这项让步强加给了中国政府，美国人和法国人很快跟进，不久，没有条约保护、免受中国法庭和监狱管辖的外国侨民就寥寥无几了。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不变，直到大约华盛顿会议前后，中国趁俄国的形势，废弃了同沙皇政府订的条约，在华的成千上万俄国人便忽然发觉，自己在法律上同中国人平起平坐了。中国同德国订了新约，德国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只字未提治外法权；中国又应协约国之请向一些国家宣了战，同其中几个国家还没有订约；于是德国人、奥地利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其他几国的人，便同俄国人落到了一条船上。

从那以后，哈尔滨和北满其他俄国人城镇的日子就不大一样了。一方面，这个变化带来了某些应得的报应。从前俄国人几乎可以随意对中国人拳打脚踢；如今哈尔滨的中国马车夫一旦有了好借口、好机会，俄国人的脑袋就难免遭殃。俄国铁路员工从前兴之所至，就把中国乘客赶回三等车厢或者撵到站台上，哪怕他们持的是头等票；如今张作霖的爪牙忽然征一种新税，中国兵便出去把俄国农民「揍一顿」，有时揍到这样的地步，大连的船只等着装货，庄稼却烂在地里。可惜事情往往并不止于报应。中东路沿线的中国人有时似乎故意对任何西方人蛮横无礼，无缘无故地推搡他、找他的麻烦；对俄国人以外的外国人的财产也征了税，尽管治外法权条约依然有效，还是有人遭到逮捕。一个意大利女人投诉说钱包被一个中国扒手偷了，结果同小偷一道被送进了监狱，就同一个想要回自己皮大衣的俄国人一样明目张胆，那俄国人至少被关了好几个星期。你不能指望寻常的中国兵或警察分辨得出外国人之间的差别，而在一座外国人里百分之九十八是俄国人的城里，我们其余的人就得步步当心。也许正因为他们的中国同事分不清失去了治外法权的外国人和仍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哈尔滨才有俄国警察，穿着笨重的靴子在烂泥里啪嗒啪嗒地走，仿佛背后仍有沙皇的权威撑腰——直到某个目中无人的中国官员经过，他们才猛地立正敬礼。

中国人欺压俄国人的例子，哈尔滨人人皆知，有的比别的更严重些。一个青年会的俄国青年会员，在住宅区的一座公园里推铅球，被中国人以私藏炸弹的罪名抓了起来。他在牢里关了几个钟头，最后交保获释，警察没收了那件法官同意他们认定为爆炸性毁灭凶器的东西。青年会干事不得不扬言要把此事提交美国领事，那枚「炸弹」才被退还；而我离开哈尔滨时，对那个「投弹者」的指控还没有撤销。还有一起可悲的事，另一个一心想在体育上出人头地的会员掷标枪，扎中了一条狗，事情复杂在这条受伤的畜生是日本国籍，这一来事态就严重得多了。近来中国人一有侵犯，我们这些国家的政府便照例把另一边脸也送过去，张作霖和他的部下对我们嗤之以鼻，或许不无道理；可是他有好几千条充分的理由，个个武装精良、装备齐全，而且就在当地，使他不能不尊重日本的意愿，即便他从前当过日本人的部下、以及至今仍常能听到的某些暗中效忠的传言，对他毫无分量。

我承认，这些事例都不是值得两国为之开战的事，可是同哈尔滨任何一个外国侨民都举得出来的许多严重得多的事例一样，它们足以说明：即便怀着最良好的意愿、最想秉公办事，单是种种误会，就会使外国人一旦被剥夺治外法权，便不可能在中国得到公道。看着一排俄国男女一等就是几个钟头，甚至几天，恭候傲慢的中国官员和他们那些街头小混混似的手下高兴，好领一张护照到另一座城去或出国，也不是什么特别令人愉快的景象。我在哈尔滨参观的那间法庭，是一座普通的砖灰房子，可是屋檐上爬着驱邪的兽，屋顶上蹲着龙，龙须在风里摆动。那里聚着许多俄国人，其中有一个穿着袍子的魁梧律师，他在身材矮小、眼睛细长的官员面前鞠躬赔笑，叫人想起提心吊胆的格列佛。照规矩法庭十点开庭，可头天晚上中国城里放了焰火，到了中午人们还在耐心恭候法官大人。法庭门前有一排告示板，案件都用写满汉字的薄纸贴在上面，叫人想到，一旦失去治外法权，要弄明白警察告你什么，非有个翻译不可。

法官终于来了，是个一脸孩子气的家伙，高高坐在椅子上，孤零零的，气派十足，甚至可说傲慢，时不时用听不大清的假嗓子哼哼唧唧唱念几句，更多的时候则是清嗓子往地上吐痰，尽管法庭里到处贴着禁止吐痰的告示。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沓薄纸卷宗，法国人也用这种松松装订的文件汇编，管它叫「清单」；可是看不到一本法律书，法官的判例，人们猜想连他的见解在内，似乎都得自那些常常凑上前来在他耳边嘀咕的、不怎么干净的书吏和闲杂人等。这时一个灰胡子俄国人恭恭敬敬地站在他面前的栏杆边，用本国话没完没了地嗡嗡念着一篇不知是控诉、证词还是辩护的东西。看样子案子并不怎么严重，只牵涉两三百块鹰洋；不过细节就不必多说了，简单说一句：尽管来访的委员会想看的全套司法机器这里都摆着，要我指望这个睡眼惺忪、把耳朵一会儿凑向这个、一会儿凑向那个邋遢而鬼鬼祟祟的随从去听悄悄话的天朝少年来主持公道，我可是会非常懊恼的。

我还参观了埠头区那座大监狱，是俄国人修的，如今由中国人接管。里面关着二百七十七个俄国犯人和一个德国犯人，其中十来个是女的，有一个犹太女人在「纽约」住过多年，因此一口英语说得很溜。监狱的章程同俄国人管的时候一样，但上面的命令如今来自中国人，犯人们若还有什么指望，也只能指望中国的法庭和官员。看守中还有些是俄国人，但大多数不是；戴着沉重镣铐、叮当作响的白人，被公然幸灾乐祸的中国狱卒在院子里赶来赶去，清扫厕所、干类似的贱役，这景象不会给白人国家添什么乐趣。不过几乎所有的犯人都是六个到十几个一伙，关在大牢房里，透过每扇门上一道小缝，能隐约看见他们。生活条件是旧式俄国监狱那一套，大锁巨大，墙壁极厚，使七月的暑热像火炉一般；吃的主要是高粱和别的粗贱杂粮；没有作坊，也没有任何经常性的劳动，每天只准在露天放风半小时，这还只是「原则上」。那些从门缝里往外窥视的人，脸色相当苍白，大多却是魁梧壮实的汉子，神情活像笼里的狮虎，叫人心里发毛；他们中间当然有亡命的罪犯，中国必须防着这些人，保护自己和境内的居民。可是同我一道去的那位美国传教士，在哈尔滨住过一些时候，会说俄语，他亲自认得其中好几个人，整个白人社会都可以担保他们无辜，他们关在这里纯粹是出于中国人的报复，他们的审判已经是、或者将来若真有审判也会是，比拿司法开玩笑还要糟。据那位误入歧途的「纽约」女士说，最大的苦处是谁也丝毫不知道、也根本无从打听，中国人哪天才肯赏脸把一个犯人带上法庭，把对他的指控公之于众。

刑期最长可判到四十年，不过「长刑犯」至少在理论上享有转押北京「模范监狱」的特权。据中国官方的一份声明，至今还没有处决过俄国人，「因为顾及此举在各国之间可能造成的印象」。当然，一旦那些国家放弃了治外法权，造成什么印象也就无关紧要了。不过我们参观后不久，有一个瘦小、模样女里女气的俄国人，因为干拦路抢劫的营生背了六七条人命，我曾在他那间小小的单人牢房里同他谈过些「高深学问」，他从法庭里从容走出去，杀了两三个追他的警察，于是官方宣布，至少对他，如果再抓回来，这项政策就要撤销。这个「坏人」该除掉，几乎毫无疑问；可是一旦中国兵把枪毙白人当成例行公事之一，我们这个种族在中国仅存的那点威望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因为那许多认为中国应在境内享有完全主权的没出过门的西方人所不明白的，是中国民众——兵也包括在内——的原始心态：别人之间自然发生的争斗，他们这样看；凡是表面上不受尊崇、不受保护的人，他们便认定其地位低贱。

虽说在这里提起是抢了后面的话头，几个月后我确实参观了北京那座「模范监狱」。它正名副其实，是一座造得很好、布局极佳的感化院，按最新式的车轮形格局修建，坐落在外城的西南角上。最近为外国人新修的那一部分——能容纳的人数是至今收进来的四倍——完全够得上它应有的样子，有冷热水浴，冬季有像样的取暖设备，还有专做西餐的自备厨房。整座监狱的作坊宽敞、通风、明亮；有一座俄国礼拜堂和一座中国礼拜堂，每逢星期天，道教的、儒家的、伊斯兰教的、基督教的，甚至青年会的讲员都来登台；这里的管理体贴而开明；其实，作为一座监狱，它该叫新新监狱那样的地方羞愧得晕过去。我在中国还见过别的「模范监狱」，尤其是山西省城那一座，那里除了一个因兜售鸦片丸被抓的土耳其人，从没关过一个外面世界的代表。可是这寥寥几座设在较开明的中心城市、值得称道的机构——调查委员会的目光当然会被小心地引到这些地方——比起遍布中国、把犯人扔进去的那些不堪言状的黑洞来，简直不值一提；倘若废除了治外法权，外国人也将享有在那些黑洞里慢慢烂掉的特权，而各省当局照旧酣睡。

中国没有一部法典；大多数犯人的命运，取决于法官本人往往拙劣的判断、一时的心情、曲折的政治权谋，更不用说普遍的贿赂和连老侨民也只略知一二的东方式种种门道。在交出治外法权之前，肯定得先制定两部分开的法典，一部给外国人，一部给中国人。一个人民因惯常半饥半饱而铤而走险、又饱经磨难以致寻常刑罚毫无作用的民族，也许确有必要用那样严酷的手段；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西方人偷了一套衣服或一袋粮食，就公正地把他枪毙或砍头，正如你不能因为一个外国商人的大衣被偷了，就公正地把他抓起来，当作证人关上几个星期。在中国的司法里，刑讯是公认的程序，由此逼出来的假口供，被认为是定罪的合法证据。每个犯人都被推定有罪，必须自证清白，而不是由控方来证明他有罪，这在拉丁民族看来不算稀奇，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看来却是颠倒黑白。中国人的做法中最叫人不快的，不能不算那种「连坐之法」，意思是在任何一个群体里，不论村子、家族、船员，或者，倘若现状改变，外国人的聚落，其中任何一个成员犯了过错，都必须有人受罚，于是为了省去追查真凶的麻烦，一颗完全无辜的脑袋也可能被砍掉。即便中国人竭尽全力公正地对待外国犯人，单是观念、风俗乃至饮食上的差异，也会使之不可能。东方和西方如此不同，一个美国人可能死于中国的饮食和居住条件，而他的狱卒由于对别国一无所知，还在自豪地认为给了他世上最好的东西。当然，日本就是废除治外法权的一个例子；可即便在那里，外国人也绝得不到西方式的公道；而且不管天朝人有多少美德和可爱之处，日本人又常有多少讨厌的品性，比起统治中国的那种腐败混乱、徒具其名的政府来，日本的政府都称得上理想了。

我从中东铁路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包括从绥芬河到海参崴的那段延长线，经过的是一片同朝鲜一样曾经属于中国的土地。松花江以北，大体是无边无际的草原，平得像地板，满眼都是粗草，这里那里有人在割草晒干。成群的牛羊，六匹八匹马拉的大车走在雨季里根本无法通行的路上，千百万英亩可以种小麦的地，一座什么都出的大粮仓，连张作霖军队里的壮丁也出——这些便是中国最北、最大的一省黑龙江的突出特色。南下的货车上不仅挤满了中国兵，他们在有顶的车厢里，四周乱七八糟一片狼藉，在那中间赌钱；就连那些装着他们的辎重、车轮和生锈机器的无顶平板车上，也挤满了俄国妇女和孩子，不论烈日还是大雨，都睡在临时凑合的窝里。有的是牲口车，由光着脚的俄国男人照料；有的是改装成住处的小小欧式闷罐车，中间有时坐着一个依然带着贵族气的年轻女人在给婴儿喂奶，无礼的中国兵在一旁看着。从满洲里到海参崴的中东路沿线，有多少漂亮的俄国姑娘，除了出卖色相之外别无生计，是无法计算的；这条铁路就像漏斗细细的那一头，多年来俄国的苦难一直从这里渗漏下来。

然而，尽管这条铁路有种种每况愈下的传闻，直达快车却是一列极好的车，只不过比哈尔滨往南那条支线上的车还要慢条斯理，每到一站都停个没完，看样子是让乘务员同点缀在每个站台上的姑娘们聊天。分隔成包间的卧车舒适一应俱全，由俄国人服务；餐车里挂着圣像，摆着算盘，从头到尾一张长长的公寓式饭桌，还有卷着短袜、容貌秀丽的俄国年轻女侍者。

早晨我在齐齐哈尔以远醒来，窗外一片白桦，银光闪闪。在「东三省」中这最近北极的一省，低矮的绿色丘陵间或辽阔的草原上，不时出现一些规模可观、往往颇为秀丽的城镇，都是地道的俄国城镇：街道宽阔，没有铺砌，颜色不相调和、半带东方色彩的希腊正教教堂高耸于一切之上，背景给人的首先是一种空旷辽远的感觉。俄国人在每个车站拥有约十二平方英里的地盘，铁路两侧还有一条地带，他们可以在那里租地，租期约八十年；而在中国其他地方，除中国人外谁也不得拥有土地，只对传教士有某些例外，外国人的租期也只有十八年。这些边地小镇的车站上，俄国人比中国人多得多，叫人想起达科他一带的车站，每天有火车经过，人人都跑来看。农妇大多光着脚；镇上的姑娘们一律卷着长袜，要不就干脆不穿。可是巨大的熊皮大衣和大皮帽也挂在绳子上晾着。各个大站都供应开水，壮实的俄国女人出售一篮篮的鸡蛋、各色吃食，尤其是这个时节最出色的覆盆子，她们往往在专门为此搭的结实摊棚里做买卖。然而每个站台上仍有长长一排中国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懒洋洋地来回走，此外还有数不清的俄国人，穿着五花八门、耀武扬威的各色制服，仿佛十几支溃军的残渣散落在这条铁路沿线。这些趾高气扬的家伙很多挂着刀，有的还带着枪，显然是某种地方警察或铁路警察；那些不带武器的多数人，大概是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衣服可穿。这种不停的逞强耍横，没完没了地炫耀杀人的家伙，叫人心烦；且不说这么多人不事生产，在经济上是明摆着的损失，这成千上万当年年纪太小没赶上打仗的小伙子，如今在战争的余波里招摇过市，仿佛在找机会弥补错过的良机，这其中自有某种不祥的东西。俄国人向所有的中国官员敬礼，连穿便服的也不例外，自己若没穿制服，便向他们谄媚地举帽致意。在一个车站上，一个喝醉了的俄国人到处转悠，硬逼着中国小叫花子同他握手。

整个北满深受土匪之苦，人称「红胡子」，他们四处烧杀劫掠，甚至袭击火车和车站城镇。有些匪帮里至少混着几个叛变的俄国人。在埠头区和铁路城区之间的空地上当众枪毙红胡子，是哈尔滨常见的景象之一。然而满洲真正的祸害，正如我们后来发现几乎整个中国也是如此，是兵。土匪拿了东西往往还给钱，兵却公然抢劫，当着众人的面把赃物整列车整列车地运走。他们要离开铁路开拔的时候，就逼着农民扔下庄稼不管，为他们提供十天路程的运输，沿途供车夫和牲口吃喝，完了却让他们自己想法子回家。十天期满若找不到别的车，原来的车就得接着走，二十天、三十天，甚至更久。我听说有一个人走了一年，至今还回不来。据内行人的看法，几百名精挑细选、待遇优厚的兵，也许再掺进几个俄国人给他们撑撑腰，就能在满洲把土匪平定下去。可是在中东路上下成群结队的那些穿了军装的苦力，即便没有同土匪真的勾结，对此也毫无作用。红胡子能把他们整座整座的兵营打得落花流水，对中国居民和俄国居民一样肆意掠夺。然而政府却死抱着一种虚构，说这些兵足以提供保护，不准俄国人带武器，除非他们在中国人手下担任某种军职。兵和匪一样欺凌北满所有的居民，只有日本人除外，他们在当地有自己的军队。

满洲里在西伯利亚边上，差不多就在北纬五十度线上，是一座草原式的大镇，俄国的面貌远多于中国的。许多房子是原木搭的，却并非没有家的气息；也有些居民住在草皮窝棚里，像洞穴一样半截在地下、半截在地上，其中有许多潦倒落魄的人。戴着大帽子的哥萨克在宽阔却尘土飞扬的街上游荡，眼睛水汪汪的，叫人觉得奇异。俄国人和中国人坐在一起说笑；两族的人都骑当地那种矮小结实的马；许多中国人穿着邻居们普遍穿的那种又长又软的黑靴子，不过两族混血的似乎极少。这些从北方和西方来的留着胡子的白种农夫，确是些健壮的汉子；不过说到这一层，吃得饱、住得宽的极北中国人也是人高马大，是真正的拓荒者，所习惯的环境与南边那些拥挤不堪的同胞不同，同欧洲文明有接触，对它也更有好感。时不时有个中国人用俄国话同我搭腔，见我答不上来，就向同伴宣布我是个「洋鬼」，不过这个词里并无侮辱的意思，显然俄国人太多、太常见，已经不再被算作「洋鬼子」了。一个由几十间临时棚屋组成的市场上，堆着足够供应半个满洲的旧五金。同哈尔滨的市场、以及我后来发现的海参崴的市场一样，这些集市塞满了各种东西，从铁路器材到铰链，从工厂机器到弯钉子，全都或多或少生了锈、破损、失灵。仿佛每个在「红党」面前逃走的俄国人都把手边能撬下来的东西统统带了出来；苏维埃俄国的工厂和火车为什么难以运转，这里又是一个解释。

从满洲里一眼就能望见布尔什维克的地界；可那已不是中国，旅人总得在某个地方掉头。一台古老的机车，拖着一串冒称火车的车厢里最破烂不堪的一列，正准备开往赤塔；乘客里有面容凄惨的女人、瘦骨嶙峋的饥饿婴儿，挤在肮脏破败不堪的包间里，照明只靠旅客自己带来的蜡烛。即便我们这些把吃苦当成某种乐趣的人，也很难为回程要循着来时那条舒适的路而感到遗憾。

从奉天往北京去，你终于有了置身真正中国的感觉。方便的纸币换成了银元；不受外国纪律约束的中国人群那种乱哄哄的推推搡搡，弥漫于车站和列车，两处都挤满了毫无军人样子的男人和孩子，穿着褪了色、不合身的灰布军装，连餐车都挤得水泄不通；车厢是美欧混血式的，带着某些奇特的本地特色，隔成一个个闷热的小包间，墙上或窗上这里那里有个弹孔，叫人想起这昔日天朝的近代史。一望无际的高粱地，汪洋大海似的，多得足以把全中国的土匪藏起来，夹道而生。说起来，藏在里面的还不只是强盗，连城镇也藏在里面，因为那些屋顶略呈拱形的石屋和泥坯房，还没有这种高秆庄稼高，屋顶上又常长满了草，相当大的村镇也很容易完全逃过人的眼睛。别的季节就大不相同了，庄稼一旦收割，田野便只是一片片光秃秃、任风扫荡的泥地，仿佛在抗议华北惯常的缺水，不时卷起旋转的尘云，把够得着的一切人和物统统裹住。有城墙的县城远离为它们服务的车站；包铁钉的大车轮子陷在「路」里，车毂都没了进去，乡下的运输就在这种路上艰难地挣扎前行；穿长袍的中国人，袍子几乎一律是土蓝布的；火车一停，到处是光身子的孩子和衣衫褴褛、满身病痛的大人低声下气地乞讨——这些只是我们向来不知怎的总同中国联系在一起的细节中的几样。连藏在庄稼里的城镇似乎也驻满了兵，可是凡是像样的产业四周都围着高大的石墙，叫人想到土匪是永远有的。这一切我们都看得朦朦胧胧，仿佛隔着一层纱，因为不知哪位冒牌天才起了个不幸的念头，在中国几乎所有的铁路两旁都种上柳树，柳树不停地一闪而过，执拗得叫人恼火，再加上闷热包间里那些小得不顶用的窗户，视野就更差了。

在山海关，长城翻越了三千英里的崇山峻岭，终于疲惫地爬下山来入了海，这里的兵比南北两边那些不那么要紧的城镇少得多。因为交战的各派在这道巨大的古老城墙两侧划了中立区，这道城墙在将近三个世纪无足轻重之后，又成了一个有可能独立的满洲与中国本部之间的分界线。在山海关或邻近的北戴河的海滩上，华北的外国侨民有一半在那里避暑，还有缠头巾的印度人、法国的白人兵和黑人兵、一艘意大利炮舰，以及其他种种提醒人们本国政府在保护他们的东西，好叫危险的传闻不足为虑；虽然八月已快过完，天气仍热得灼人，叫人不想马上进入更热的北京。甚至一星期后，短暂的雨季把大片田野淹了，无论白天黑夜，一丝凉风都像一块没有坟的中国田地一样难得。长城以内——就这类事而论，长城以外似乎被当作一片蛮荒——那些光秃秃、无人照管的坟包，连朝鲜坟上那种装点门面的青草都没有，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大地上，好像雨点溅在一片平静的黄色海面上。我们快到大沽时——天津因那条河而重要，那河几乎流到北京城墙脚下，大沽就在它的入海口——一些更高、更新的圆锥形土堆，叫人以为最近有许多要人或富人葬在那里。原来那是盐田，一大片海水淹过的地方，表层的泥土被堆成圆堆和方堆，渐渐被冲刷，从土褐色变成白色的盐堆，那是官府盐务专卖的禁脔。

旅人若任凭朋友们用电车或汽车带着他在天津的外国租界里匆匆兜一圈，得到的印象会是东方国土上一个舒适的西方社区，可对真正的中国，甚至对真正的天津，他几乎带不走什么认识。真正的天津是一座人口稠密的中国城市，虽说作为对义和团起事的惩罚，它的城墙被拆掉改成了一条林荫大道那样宽的街，这也丝毫不减它的中国本色。对于把商业和现代效率看作头等大事的人，天津租界比中国内地整整一个省还要紧；可我发现，中国城里的十座清真寺随便哪一座，或者李鸿章的故居——如今成了祠堂，他的子孙在那里供奉他，就同从孔子到袁世凯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古人一样——都比整条维多利亚道更叫我感兴趣。

在中国的外国租界，固然达到了它的目的，使住在里面的外国商人生活更过得下去，生意更做得成，可对于有心拿它当避难所的中国骗子来说，它也实在是一个太方便的避风港。单在天津，就有多少中国的前财政总长、前交通总长，多少从前各级搜刮钱财的官吏，退隐到外国管辖的庇护之下，靠做官时的赃款过着奢华的日子；倘若没有这种进出便当的安全区，这些钱财又有多少本可以被理应拥有它的中国人民追回来——这从许多这类恶棍在那里维持的豪华宅第上便可略见一斑。然而那些瘦骨嶙峋、充当马匹的人，拖着堆得高高的、装满进出口货物的沉重大车，从这些宅第前吃力地走过，一天挣的折合我们的钱才不过六分，他们的记数签一凑满一个铜子，就一个铜子一个铜子地狼吞虎咽下少得可怜、不干不净的饭食。作为过路人，我们不能不庆幸，美国在短暂地效法了别国之后，认定在中国领土上占租界不合我们的国策。俄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如今都已失去了他们的租界，正如失去了治外法权一样；当初因义和团的罪过而从中国手里拿走的主权，如今收了回来，倘若这使中国人民生出希望，不等本世纪过去多久就把我们统统赶走，也不足为奇。区区二十来个意大利人，就能把一大片中国领土置于他们的管辖之下，从那里向竭力使中国永远成为战场的各派贩卖军火，又几乎随意开价，把实际上就是他们国旗的庇护卖给中国的无赖；在这种地方，对「洋鬼子」的普遍敌意没有迅速被淡忘，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些仍保有租界的各国之间的相互嫉妒，也构成一段怪事。于是有几个租界就维持几支警察队和几个消防队，把主要外国区同中国其余地方连接起来的只有一座可怜的小桥，其实联合起来就能换上真正有效率的办法。对于喜欢天津的人，它也许是个宜居之地，可我们到了不久，一天早晨便毫无留恋地离开了，中午时分已隆隆行驶在北京巨大的城墙之下，我们将以北京为家，住上前所未有的整整九个月，那段日子是不会很快被忘记的。

七飞越戈壁

九月里，高粱熟成了紫红色，这时从北京搭上慢悠悠的中国火车，穿过南口，越过长城，爬上八个钟头到张家口，一路格外好看。过了那座不见一棵树、四面环山的城，铁路猛地折向西去，怯生生地躲在中国那道巨型城墙的外侧支脉之内；要往北去那片广阔天地的旅人，只好舍了火车，另找一种胆子大些的交通工具。

直到眼下这个年头之前，从张家口到七百英里外的外蒙古首府库伦，最快的还是骆驼队，一走就是六个星期到两个月，除非偶尔被大清驿站拼命接力的驿马赶在前头。可是近来，就连地球上这等偏远的角落，时间与距离的比例也起了剧烈的变化。不过十来年前，世人还惊讶地听说，有一辆胆大的汽车一路挣扎，从北京开到了巴黎；五六年前，一些更有生意头脑的人开始追随这位神速的先驱，横穿戈壁；到了今天，难得有哪个星期不见好几辆汽车爬出张家口，驶往库伦，而且车上总还能再挤进一位乘客。

其中有些车究竟怎样到得了目的地，是东方无数谜团中的一个。我们这一行看上去已经够冒险的了，可跟路上碰见或超过的那些比起来，简直是客厅里的游戏。头一件，我们只有四个人：车主是天津来的俄国犹太皮货商，他的司机也是同一路出身，再就是我们两个四处漂泊的美国人，是机缘在这世界错综的小路上把我们暂时凑到了一块儿。必需的行李，吃的、铺盖、御寒的极地衣物——这些要是削减，那就是自找苦吃——再加上一箱箱汽油，堆成了一道壁垒，每回爬上座位都像登山；至少我自以为我们载得够重了。然而我们在路上超过的车，有的坐着八九个中国乘客，某个难忘的早晨还超过一辆坐了十一个人的，另外还不知怎么塞进了各色行李、冬衣和零碎家什。那些车往往又旧又破，这也难怪；我们的车却是刚出厂的，两个油箱，一大堆加固件和配件，方向盘在右边，正合左行的中国。跟所有跑张家口到库伦这条线的车一样，它也来自底特律，只不过不是人们一提起那地方头一个想到的那一族，而是当地第二走红的汽车家族。据内行人说，只有这种车既结实又省钱，熬得住戈壁沙漠上的日子。

我们一路按着喇叭、喷着粗气、拉着汽笛，穿过张家口狭窄、尘土没踝、人头攒动的街道——在任何一座地道的中国城市里，汽车都只能这么走——一会儿被慢条斯理的步行人流堵得水泄不通，一会儿又被懒洋洋的牛车队挡住，而且总是转眼就被一群张着嘴、咧着笑的中国人围住；在他们眼里，洋人好像永远是稀罕鸟儿，不管每天能见到多少只。我们两次在古老的城门口被上着刺刀的警察拦下。他们对我们两个美国人比对那两位同伴稍稍恭敬些，我们随意拿出来的证件也更容易让他们满意；那两位同伴拿的是一张大红护照，足有报纸一整版那么大，是本地衙门准他们上路的凭据。俄国人如今要受中国法律管辖，美国人不受，这有时就是天壤之别。然而没过多久，就在这同一座城门口，一位住在张家口的美国侨民，因为不肯服从本地一位霸主的一道非法命令，被同一批守卫中的一个打死了。

出了外城门，我们沿一条满是石头的河床往上爬了大约两个钟头。那河床宽得足可容下一条行船的大河，如今却只有一道细细的小溪纵横穿流，从上头光秃秃的山里带下泥沙来。城市不情不愿地放我们走，先是挤挤挨挨的铺子和住房挣扎着跟了一程，接着越来越稀疏，缩成两边各一排泥屋，最后只剩一簇簇小茅舍，像散了线的珠串，终于化作零零星星的小村，一个个窑洞似的掏进干燥怪异的土山崖壁里；那些山在我们头上、在更远处耸立着，一片黄褐。这条路看着没什么指望，来往的却多得很——长长的骆驼队傲然踏过；一串串牛车，车轮是中国特有的实心轮，上面密密钉着铆钉；神情隐忍的骡子和驴，在大片乱石中小心翼翼地择路而行；成群穿蓝布衣裳、兴高采烈、毫无斗气的中国人，其间夹杂着几个更粗壮、饱经风霜、面孔冷硬的蒙古人，也许还有一个掉了队的兵，羊皮袄的肩上挎着一杆老枪，或是一个健壮的喇嘛，穿一身脏透了的棉袍，当初大概是红的或黄的。每逢种种阻碍让我们暂时停下，这些出家的流浪汉就过来讨我们嘴上抽了一半的香烟，把汽车浑身上下摸个遍，仿佛那是一种新品种的马，还暗示说，给一块钱、一毛钱、几个铜子儿，甚至一点剩饭，他们都会多多少少感激地收下。

这条没水的河从高原上跌落下来——去库伦的路几乎全在那片高原上——那一段坡太陡，连最结实的汽车也上不去，于是善于应变的中国村民找到了一条新财路。还没到那段陡坡，沿途的中国人就开始朝我们挥手招揽，指着他们那些又瘦又饿的骡马，有的甚至手里拎着套具，爬上我们的行李壁垒，央求揽下把我们拉上坡顶的活儿。经过这桩买卖双方两个民族都少不了的讨价还价，最后雇定了三匹马、一头骡子、一头驴，用长长的绳套拴在我们已经熄了火的汽车前轴上。一个多钟头里，它们在三个尖声吆喝的中国赶车人和噼啪作响的鞭子的打击下，一步步往上挣，那速度，我们中间那个宁愿步行的人轻轻松松就把它们甩在了后头。

牲口们总算获准在一片碎石乱堆的地方撇下我们，从那里铺展开一个起伏杂乱的褐色世界，和安第斯山的高处颇有几分相像。西方意义上的路，打一开头就没有；这会儿更谈不上了。整个上午余下的时光，我们都在乱纷纷的土丘之间犁地似的往前拱，土丘与土丘之间难得有一码平地，四处是奇形怪状、参差破碎的石头。牛群——一种模样出奇地女气的牛，长着又长又难看的角——绵羊和山羊混在一起的羊群，驮着各样货物的骆驼行列，这里那里还有一小群黑猪，多半徒劳地拱着地，正是它们标出了一条本来未必好认的路。穿棉袄、披羊皮的男人跟在牲口旁边一步步走着，或是独自背着一卷磨旧褪色的铺盖家当赶路；兴致勃勃、觉得我们挺好笑、难得洗一回脸的人们，从自家院子的土墙上头朝我们笑；有一阵子，我们身旁那道光秃秃的黄褐色山脊顶上，每隔不远就立着一座高大的残破墩台，属于另一道长城，或者说本来要修成另一道长城的。接下来是一片片起伏的庄稼地，主要是燕麦，种得虽然广阔无边，却大都已经用镰刀割、用背来驮的老法子收完了，一捆捆隔得整整齐齐地躺在割倒的地方，或者在硬土打谷场附近排成长长一行挨得紧紧的禾堆。

一点一点地，连这样的耕地也变得稀少零落，终于完全绝迹。等到里程表显示离张家口八十英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又高又阔、长满褐草的平原上飞驰了，时速常常达到三十英里；地面还有些高低不平，可山丘只剩下一点影子了。远远的地平线斜坡上，羊群好似一片片雏菊；一阵阵灰蓝色的鸟，飞得庄重从容，既像鹤又像大雁，在我们前头不慌不忙地急急腾起，往后飘去，徒劳地想把我们甩下。我们差不多时常超过长长的骆驼队，每队分成十来头一节，用一种木头穿索针似的东西从鼻孔下方穿过鼻子，拿绳子拴在前一头骆驼的驮子上；每一节打头的那头骆驼由一个裹得厚厚、包着兽皮的人牵着，这人多半是汉人而不是蒙古人。有些骆驼队简直望不到尽头，一节又一节步态悠闲、脚掌绵软的牲口，慢慢转过头来，带着一种轻蔑的好奇打量这个从它们身边气喘吁吁一掠而过、古怪又急不可耐的对手，那神气就像一位厌倦了尘世的教授，从眼镜上方望着不可救药的人类。时不时有一头骆驼往旁边挪开几步，发出那种可笑的尖细吱叫——这是骆驼向残酷世界表示抗议的唯一手段，实在不够用；不过大多数骆驼并不肯被这么个荒唐的怪物吓得失了体统、手忙脚乱。途中有一回，我数了数一支开往库伦的骆驼队，它在起伏的褐色大地上从天边一直排到天边，驮货的骆驼足有三十打，另有二十来个骑马的押队人维持秩序。

那天夜里，我们在一家孤零零的泥土造的中国客店里过夜，照例有一铺可以烧热、铺着席子的石头炕，既是床，也是唯一的家具。本来可以清静安歇的，无奈看门狗太过尽职，再加上两辆破破烂烂的汽车，载着十七个叽叽喳喳的中国乘客，天黑了好久才到，天亮前好久又走了。我们也是天不亮就动身，半个月亮照着路，车子飞驰过起伏的原野，那里一棵树也没有，只有又短又稀的草给褐绿色的大地添一点生气；终于，万里无云的天上，太阳把熔化的金子倾泻在这片大地上。就连积习难改的流浪汉，也会觉得徒步走这一趟是受不了的；即便一辆正当壮年的汽车，也几乎快不到足以免去单调，难得常常碰上一点有趣的景象，好让感官不至于昏昏欲睡。步行的人和单身的旅客早就不见了；无论为了防备可能的暴力，还是为了免于饿死，都非得结伴而行，还得有牲口可骑。蒙古那种毛茸茸的大黑狗，食性跟中美洲、南美洲的狗一样肮脏，却要凶猛好几倍，在草原上四处游荡，形同野兽。日出时分有个女人在外头，捡拾一支骆驼队宿营后留下的粪便，用一把竹杈子往肩后一甩，扔进背上的筐里；方圆好几英里之内，这就是唯一的生命迹象。这种燃料，就像安第斯高原上的羊驼粪一样，是这片荒瘠之地所能找到的全部柴火。

这片高原上零零散散的居民，处处令人想起安第斯山的土著。蒙古人在相貌、衣着、举止和体格上都与汉人截然不同，他们的五官宽阔而木讷，跟南美洲脊梁一带的人一模一样，只是神态要大胆独立得多，仿佛从来没有被外族吓服过。他们难得见到的两三座小屋凑成的聚落，里头的光景也叫人想起安第斯山——光秃秃的泥地当地板，十来张毛茸茸的羊皮当床，一双备用的靴子，两口旧锅，便是全部家当。不过，这些蒙古包不是用不抹灰浆的卵石垒起来的，而是用厚厚的毡子裹在一副轻巧的木架子上，搭成一座滚圆的住所，直径也许十英尺，门一律朝南，低得一个人只能跪着才勉强直身进去。进了里面，至少在那圆圆的斜屋顶正中、车轮般的顶架底下，就连我们美国人有时也能站直身子——办法是把脑袋探出那个排烟透气的口子去；天气晴好的白天，把最上面一幅毡子翻开，就露出这个口子。我们曾在一座这样的帐篷前停车，给口渴的水箱加水，出来的只有一个满身泥垢的老婆子，她在地上四处摸索，找那只明明就摆在眼前的容器。原来她双目全盲，可看样子她对自己所知的这种生活相当满意，身边不过一座破蒙古包，几杆远处一个叫人不想碰的水坑而已。蒙古人至今仍是地地道道的游牧人，他们那灰白的圆形住所很容易搬运，平原上哪个小洼地干了，他只消把房子一收，接着流浪就是。

每隔两三个钟头，我们就经过一簇三四座这种低矮的活动住所，总是离路很远。路仍旧没有，可我们差不多一直开得很快。除了其他旅人留下的往往模糊的踪迹，还有一排电线杆指路，杆上架着两根电线，却至今没有传过一条讯息。世界大战以前，消息可以经这条线从巴黎闪电般传到北京，甚至从伦敦传到上海，只要三分钟；可是撤退的军队即便在没有树的沙漠里也得有柴烧。绵羊和山羊混成的羊群——石板色的山羊夹着亚洲那种肥尾羊，肥尾羊从我们跟前奔逃时一摇一摆，滑稽极了——在一两个骑马牧人的看护下，还能这里那里找到些吃的。这时节还是初秋，狼还没出来，可成群的羚羊，像又大又漂亮的兔子，优雅而迅捷地跃过起伏的草原，我们越往西北飞驰，它们就越来越多，群也越来越大。到旅程结束时，大队大队的羚羊，像褐灰色的热浪，有时沿着整条地平线起伏涌动；不止一群五十头到上百头的羚羊，被我们这头突然冒出来、呼哧呼哧喷气的黑色怪兽吓坏了，不但不逃开避险，反而拼了命地抢在我们车前横穿过路，几乎把腿都跑断了。

大约第二天中午，我们渐渐进入了真正的戈壁沙漠。然而它并不是撒哈拉那种意义上的沙漠，满是流沙；它是硬沙、砾石掺着黏土，上面至少总铺着一层极稀薄的草，还常有一丛丛灌木似的草，足以让沙漠不至于随风移动飞扬。到那时为止，天气虽凉，却好得出奇；可我们刚一踏进戈壁——随便哪位地理教员都会告诉你，那里从不下雨——天空立刻被灰黑的云彩遮得严严实实，雨逼得我们停下车，想法子在行李壁垒上头撑起车篷。牲口的骨架，尤其是骆驼的，越来越常见，就在路旁不远，在它们一生劳役终结的地方渐渐白化成灰。模样更像鹰的秃鹫，跟野黑狗争着把尸体迅速处理干净。骆驼的现代对手也难逃同样的下场。我们看见好几副汽车的骨架，总是七零八落地散开好长一段，仿佛是在全速行驶中解体的，又仿佛它们的骨头也被啃得精光，被蒙古草原上游荡的那些恶狗拖得东一块西一块。戈壁这条天然的赛车道，平得像地板，宽阔无边，几乎既碰不上「别的司机」，也碰不上「交通警察」，却已经出过好几起车毁人亡的事故。

与撒哈拉不同，能横越戈壁的并不只有骆驼。骡子和马也走这条路，绵延数英里的骆驼队之外，还有望不到头的牛车队与之争胜。那是最粗陋的两轮车，在干燥的褐色大地上一步一步往前挪，仿佛一切时间观念和目的地观念早已当作没用的累赘扔掉了。我们常常经过宿营的商队，尤其是在寒冷的清晨；他们也许要歇上一两天，让疲惫的牲口去啃那吝啬的山坡。一顶蓝布帐篷，后面堆着几十包、几百包皮子或羊毛——如果商队是往中国去的；要是往库伦去，堆的就是一箱箱食品、布匹、酒和油类——也许还有许多翘起车辕的两轮车，多得我们平常停一回车的工夫都数不过来：我们碰上的这类场面，大抵就是这样。一听见我们那没装消音器的引擎声，帐篷门口便活跃起来，挤满了张着嘴、脑袋圆得像子弹的蒙古人；他们中间地位低下的，或者跟他们相当的汉人，从冰冷坚硬的地上原以为只是一堆堆毡片破布和羊皮的东西底下钻了出来；营地四周的马照蒙古人的法子三只脚绊在一起拴着，这时拼命想从这个从天而降的新恐怖跟前逃开，而且常常逃成了。戈壁的马还没学会平心静气地看待汽车，我们一过，常常惊得大群蒙古矮马乱哄哄地扫过草原四散狂奔，十来个押队的骑手也拦不住。

第二天里，我们两次望见地平线上远处山脊的侧面有密集成片的白色建筑——那是喇嘛寺，里头有好几十个蒙古僧人度日，过的日子绝谈不上什么僧院的清苦。有一回，我们好几个钟头没见过别的活物了，一个蒙古老汉骑着骆驼，顶着寒冷狂暴的风，一颠一颠地穿过沙漠而来。他穿一件长及脚踝、颜色还近乎鲜红的棉袍，戴一顶宝塔形的皮帽，模样很是入画。我们招呼他，他便停下来，猛地一拽拴在牲口穿了孔的鼻子上的缰绳，那骆驼于是分几截跪下去，先前腿，再后腿，然后又是前腿；主人下了地朝我们走来，它又站起来跟着。我们那两位俄国同伴，不管什么语言都能叫人明白他们的意思，其实除了自己的母语哪种也不会说，这时就用蒙古话跟他寒暄起来。蒙古话里顶要紧的一个词，好像是「布伊纳」，相当于法语的「有」，但用处之广远远胜过它。老汉那张皮革似的脸，就像一只在风吹日晒里扔了多年的靴子；他露出的两颗牙叫人想起狼的獠牙；可他的笑容和衣阿华的农夫一样和善。他得了一支香烟，谢意表达得非常简短，这正合一个不屑于、或者根本不知道那个更讲礼数的世界有何种种客套的游牧人；然而从我们头一眼看见他，到他重新骑上跪着的骆驼、驰入沙漠的茫茫无际之中，他的一举一动都透着一股十足的男子气概。此后好几个钟头，再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东西，除非算上我身旁那位同胞。他是那种漂泊东方的美国人，一代人以前来帮着平定菲律宾，从此再没有渡过太平洋回去；他至今宁愿要马和「轻便马车」，也不要这些喝汽油的新鲜玩意儿；许许多多在我们国内早已成了老皇历的事实和发明，他还闻所未闻；闲下来的时候，他就哼哼二十年前在我们国内流行的歌。

终于，我们从那一大片纹丝不动的云幕底下冲了出来，重新进入灿烂的阳光里，不过即便在阳光下，那疾驰的风也冷得几乎刺骨。我说过，戈壁并不是撒哈拉，可它千姿百态，像大海一样美，一片黄褐，或者一片冷冷的青灰，一直伸向无穷，或者伸到远处地平线上奔跑的一行行羚羊。二连电报站围着一道土墙，过了那里，平坦的、长着草丛的沙漠让位给一片蛮荒的地带，到处凸起一堆堆岩石，发黑的石头堆成尖顶，随处露出地面，仿佛大自然也在垒祈祷用的石堆，就像虔诚的蒙古人那样——他们只要有石头可用，就在自己的土地上遍垒圆锥形的石堆，以此祈求神灵。

夜幕降临时，我们正在两座土墙围着的电报站中间。这里海拔四千多英尺，狂风呼啸，夜气刺骨，找个地方避一避实在求之不得。远远的右边，两座被风雨熏黑的蒙古包打破了四周的茫茫一片。在戈壁上用不着找岔路；我们径直穿过平原朝它们开去。可那些从不用肥皂的住户不肯挤到一顶帐篷里，把另一顶租给我们；等我往那个本来可能分给我们的窝里瞥了一眼，倒真心感激他们不肯。又往前开了几英里，出现了一大片游牧人的住所，这回在左边，隔着一片更崎岖的地面。等我们好不容易挣扎到那聚落跟前，已经被蒙古人和黑狗团团围住，有几匹马挣断了缰绳，早成了地平线上的小黑点，连卧在蒙古包四周的骆驼也站了起来，用它们那可笑的、孩子气的尖嗓子抗议这场未经许可的骚扰。这回有五六顶帐篷，修补得好得多，也更像人住的地方。况且这里还有一位要人来接待我们。他是个喇嘛，这从他剃得短短的头和身上那件浴袍似的长袍就看得出——袍子絮得厚厚的，虽然多年没洗，还隐约是红色；蒙古俗人留辫子，穿更有男子气的衣服，事实上他们留辫子比汉人早好几百年，这种女孩子气的发式正是这些游牧征服者后来强加给汉人的。可是得靠我们俄国同伴的语言本事才打听出来，他还是个小王公，算是邻近一带的部落首领，这回是来看望他的朋友，这一簇帐篷的家长。他是个魁梧壮实的汉子，按他那个种族的标准相当英俊，一张宽阔坦率、颇有几分聪明的脸，上面有麻子。他请我们进他自己的帐篷，那帐篷又圆又矮，用厚厚的灰毡做成，跟戈壁上所有的帐篷一样；只是泥地上也铺了毡垫，圆墙四周摆着几只小箱子和别的简单家用物件，更不用说马鞍和辔头了。喇嘛发号施令，简短干脆，不像客人，倒像个司令官。帐篷中央支起一个带腿的铁篮子似的东西，用手往里填满干骆驼粪，不一会儿就烧得旺旺的，热得帐篷里比外面刺骨的夜风还难熬。我所知道的燃料里，没有哪一种在起火之快、火力之猛上胜过戈壁的这一种。然而蒙古人似乎对它毫无感觉。他们世世代代熬惯了高原的严寒，这时一窝蜂挤进帐篷，身上的厚衣服一件也不脱，把那扇低矮的小门关得严严实实，围着烤人的铁笼子蹲下，显出十分快活的样子。蒙古人的衣着男女差别很小，男人女人都穿又厚又笨的裤子，一双软而柔韧的黑皮大高靴，靴尖翘起，再加一件厚厚的棉袍，从脖子一直裹到小腿，更别说那粗笨的皮帽子了。即便在沙漠里的这些蒙古包中，女人们红扑扑的脸和衣服也常常配着精巧花哨的发饰和别的首饰；不过就算这里有这些东西，也都收起来了，连姑娘们也穿着塞满袜子、大了好几号的靴子大步走来走去，活像隆冬里的伐木工。

蒙古茶在火笼上煮好，用铜碗端给我们；可蒙古人把盐放在茶里，而不是放在饭菜里，煮茶的法子还另有些不合西方口味的讲究，所以我没有坚持再添一碗。我的心思常常回到南美洲安第斯高原上类似这样的夜晚，虽然那里旅行本身大不相同。这里是同样光秃秃、寸草不长的大地，同样对清洁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同样拥挤而毫不舒适的小屋，对人生的态度也和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大致相同。可是这些高原居民要好客得多，态度快活，还有一种活泼的人的好奇心；这好奇心虽然使他们像猴子一样，凡是够得着的东西都要摸一摸，却比他们那些美洲同类阴沉的麻木更叫人心情舒畅。每逢他们闹得太厉害，喇嘛就用命令的口气和架势把他们赶出去，一般说到第三四遍就管用了。不过他自己也不乏动手摸摸的好奇心，只是稍稍克制得住些。我们一边吃饭，一边把我们那些稀奇古怪的洋食物分些样品给周围那圈张着嘴、穿得臃肿的人。我的一颗罐头樱桃落进一只粗糙的蒙古手掌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这是什么东西？这另一种人吃起来虽然毫无顾虑，进了蒙古人的肚子可安全吗？它在那一圈人中间从这只手传到那只手，每个人显然都在发表自己对其中风险的看法，最后的共识似乎是，该由头一个接到它的人去冒这个险。樱桃回到他那满是皱纹的手心里之后，他小心翼翼地舔了好一阵。终于，经两个俄国人再三保证，又经喇嘛一催，他试探着咬了一口——随即差点跳起来，那樱桃仿佛把他的舌头吓了一跳。又经过一番安慰，他才总算把它吃了下去，一切顺利，直到那颗核露了馅；于是他立即追问，这外来的东西在里头是正常的呢，还是他的恶鬼又在跟他玩什么新的、也许要命的把戏。想想普通蒙古人每顿饭随饭吞下去的外来杂物有多少，这一场冗长的表演未免荒唐得不相称。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这些不开化的西方人，对东方那成群结队的恶鬼设下的种种捕人圈套，又知道多少呢。

一块巧克力引起的骚动小些，不过它在那一圈人中间转了一遭就没了，大家一致断定它甜得叫人受不了。方糖倒不是全然陌生的东西，在场的人个个都要求让一块在自己舌头上化掉。至于肉，哪怕是罐头肉，就没什么神秘可言了；蒙古人几乎只吃羊肉和牛肉，此外就是夏天的奶和奶酪，还有他们的咸茶。他们不但是地道的游牧人，他们那种似是而非的佛教还教导说，耕种土地是罪过——或者我们该说是危险？

蒙古人交往虽不大讲礼数，那天晚上我还是无意中失了一回礼。挤进这座热烘烘的帐篷的人当中，有一个我起初以为是英俊少年，结果在蒙古那种厚重、不分男女的衣服底下，却是个姑娘，大约十七岁。我递给她一点什么好吃的，她往后一缩，没有接，围成半圈的其余人都拿一种又惊奇又不满的神情望着我；过了一会儿，她从那扇关得严严实实、只有齐膝高的门溜出去，走进了夜色里。看来我本该做得委婉些，把东西交给那老婆子或家里哪个男人，暗示他们可以转给她。像我这样，显然是大胆示好，而且是当众示好，就好比在西方把自己的房门钥匙递给一位偶然结识的女士。那姑娘后来又回来了，也间接收下了几样小玩意儿，可只要我还在那里，显然我就是个做父母、做丈夫的都该留神提防的男人。

我们吃空的罐头盒，自然被看作了不得的宝贝，大家争来抢去，最后由喇嘛分配。那老婆子央求我们再开几罐，里头的东西随便怎么处置都行，好让她的厨具再添几件。她的好奇心似乎已经膨胀到近乎病态的地步，因为尽管我们或喇嘛几次把她撵出帐篷，她显然还是一心要看看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怪人怎样脱衣服。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汉，原来是部落的牧羊人，也同样难以打发，不过理由不同。他平时就睡在我们占用的这座帐篷里，所以喇嘛要他睡到外面去，他就在自己敢于坚持的限度内尽量顶着，这也情有可原。当然，最后还是喇嘛赢了，牧羊人嘟嘟囔囔地蜷在外墙根一窝棉絮破布和羊皮里，一整夜，他那低沉的咳嗽声在沙漠的寂静中回荡。重感冒在这些高原的常住居民中间，似乎跟在我们四个人中间一样普遍——我们是无一幸免。火笼搬到外面去了，可闷热还留在里头，尽管如此，喇嘛还是招呼一个男孩，把最上面那层毡子拉下来，盖住蒙古包白天留在顶上的那个口子，把整个地方封得密不透风。不过他是对的；天亮之前，毡墙上哪怕有个针眼，我们也会恼火的。我奢侈了一把，随身带了一张行军床，这不仅引起了主人的惊奇，还赢得了他的钦佩。能造出这么个玩意儿的巧思，在他看来倒还不如我敢睡在上面的那份胆量来得惊人；喇嘛说，换了他，夜里准会从上面掉下来，摔成重伤。他自己则脱光了上身，躺在靠墙的一堆毯子和兽皮上，拉过一条粗糙的驼毛被子盖着。不过这是在履行完他那一行的例行仪式以后。我们正要就寝时，他又招呼外面那个男孩，男孩不久就拿着两片松松地系在一起的铜钹进来了。喇嘛蹲下身，把两片钹相击一下，发出响亮的一声，然后嘟嘟哝哝念了几分钟经。接着他坐了好一阵，从我们这个看到那个，仿佛在琢磨这是些什么样的人，竟敢不先安抚那些在黑暗中横行的恶鬼就躺下过夜；最后他才吹灭那盏浮芯油灯，躺了下去。

第二天早晨，终于又见到了太阳，我们真是高兴；它从低平的地平线上猛地冒出来，像搅炼炉喷出的火。那时我们早已颠簸着回到了「大路」上——这条路配得上这个名称的程度，恰如南美洲的「皇家大道」配得上它们的名称——而且已经沿路飞驰了一程。在这刺眼的强光和不停迎面猛吹的大风里，最受罪的是眼睛，除非把整个脑袋裹起来，否则什么也护不住它们。不断的颠簸摇晃足以弥补任何运动的不足。在无数天然的和祈祷用的石堆之间，我们越过了内蒙古与外蒙古的边界，边界的标志只不过是两座格外巨大的石堆，立在那一段凹下去的道路两侧，两座石堆顶上连着一根铁丝，上面挂着一条条破烂的布经幡和信徒们的种种纪念物，最顶上是一顶饱经风雨的中国造草帽。除此之外，就只有沙漠的无边无际，因为边境关卡还在大约五十英里以外。随后石堆消失了，放眼望去，大地上密密地布满了千千万万个小土包，像没人照管的中国坟头，顶上隐约有几丛稀疏的草。隔好久我们才经过一支商队，铃驼沉闷的铃声在我们疾驰而过时，在耳边响了一刹那。有一支长长的骆驼队，打头的那头骆驼在它的「桅杆顶上」——不妨这么说——挂着美国国旗，警告那些想来打劫的人：它后面的皮子和羊毛，受着我们驻前中华帝国的领事和外交官们所能提供的那点保护。除此以外，我们周围的世界主要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本部估计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二百二十五人，而蒙古的人口密度据估算是两人。

要不是世人接受地理上的变迁总是那么迟缓——即便在地图不断改画的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早就不该再把蒙古和中国「本部」混为一谈了。中华民国虽然声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维持着北边那条叫做内蒙古的狭长地带对她的效忠，我们称为外蒙古的那片辽阔地域，却早在十年前就摆脱了中国的统治。说得更确切些，它从来就没有受过中国的统治，至少在近代没有；因为与蒙古人同宗的满洲人刚被赶下中国的宝座，蒙古人就宣布脱离新成立的民国而独立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两个美国人对抵达乌德一事，事先颇有几分担心；我们到那里是在第三天一大早。乌德只有五六座蒙古包和一座新盖的土墙电报站，是个荒凉的地方，所以设在这里，是因为附近有个水坑。然而，从中国进入外蒙古的人够不够格，就在这里裁定——由一些粗野的蒙古人来裁定，他们对世界上别的国与国交界处怎样处理这类事情，所知甚少，兴趣更少。俄国人倒一点也不担心；十八个月以前，他们那个民族的人是不肯到库伦来的，如今却可以说是来到了自己人中间。可是，由于一些原因——到时候自会明白——眼下蒙古对美国人不大欢迎，英国人和其他某些重要国家的人也同样如此。不到一个月前，两个英国人开着自己的车在乌德被拦住，不准进入里面的地界，他们为了推翻这个决定，进行了长久而徒劳的交涉，最后只好作罢，回中国去了。我们没有任何「文件」要求蒙古放我们进去。我们在北京的公使馆只能告诉我们，如果把护照送到中国外交部去，护照是会退回来的——在很久以后——附带这样的答复：蒙古虽然仍是中国领土，却落在叛乱分子手中——他们说不定还会叫他们土匪——既然中华民国无法担保外国人在那一带的安全，便不能同意我们前往，连签证也不给。蒙古人自己在中国自然没有正式代表；而北京某些别的代理人，如果他们愿意，本可以替我们疏通疏通，可他们的方针是假装他们自己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一方在蒙古并没有什么实权，显然是希望尽可能长久地让世人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在那一带的所作所为。因此，西方国家的公民想进外蒙古，照例是收拾起行装就走，不管什么合法许可。

然而，我们担心在乌德被挡回去，全是白操心。蒙古人办理政务，素有反复无常之名，这一刻铁面无情，下一刻碰上差不多的事情又宽大得很；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些大孩子，政府对他们来说是件新鲜有趣的玩具。再说，也许是我们一行的头儿给乌德那位官员带来的一封信和一瓶伏特加起了作用；总之，他不但没有要我们的文件，连见都没要求见我们一面，所以等我们在那座官帐隔壁的蒙古包里，就着自己带的食物和当地的热水吃过早饭，便可以自由地继续往库伦去了。

一队队牛车，每辆车上斜搭着一根电线杆，正朝西北慢慢爬去；乌德附近的路边这里那里堆着新电线杆和一卷卷电线，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我们在那里碰见了一个丹麦人，他整个夏天都在修这条被撤退的军队弄得一塌糊涂的电线。他保证说，不出一个星期——他果然说到做到——消息又将从巴黎闪电般传到北京，这条线已经两年多不通了。已经训练有素的蒙古人和汉人，正在补上那数以千计丢失的电线杆中最后的几根——它们有的是因为不得不疏于看管，有的是因为军队营火的需要而被弄倒的——他们的干法值得一看。我们的爬杆工在脚背上绑着尖钉，蒙古人却在每只脚上套一个大约两英尺长的半圆形铁圈，内侧带着锯齿，爬起杆来像某种热带蜘蛛，而每次从一根杆子走到另一根，都得把铁圈取下来。汉人用的则是他们那个人多得过分、人命低贱的国家特有的办法——每个爬杆工配两个苦力助手，扛着一架梯子！在戈壁上架设、哪怕只是修理一条电报线，可不是夜夜有床睡、顿顿有热饭吃的娇气差事。这家丹麦企业在蒙古的唯一本国代表，曾经一连几个星期连面包都没有，至于洗澡，谁在他面前提得越少，谁就越受他欢迎。在一片寸木不生、连灌木都没有的地方，要保护电线杆这种外来财产，也需要严厉的手段。依照蒙古人所谓的「活佛之法」，砍倒电线杆是死罪。丹麦人一行不久前就撞见过一个正在干这种事的人，把他捆起来，送去让他的同胞审判；这条法令效力极大，一根被砍断、没用了的电线杆头，就躺在路旁一直烂掉，也没人去动，而这条路上来往的成百支商队和成群旅客，对他们来说，燃料几乎是生死攸关的事。

过了乌德，差不多一天的路程里，沙漠又平又硬，我们可以长时间保持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平滑得在这片无路的高原上行车，几乎像是在虚空中坠落。赛乌苏，蒙古话的意思是「好水」，在它三座小屋中的一座里款待了我们半个钟头；过了那里不远，地平线上升起一座深蓝色的平顶山峰，那是图林的所在。有大自然提供的这样好的路，那山峰仿佛看得见地朝我们移过来；然而等我们拖着身子在山脚下的电报站前下车时，太阳已经很低，夜寒早已咬进了骨头。这里是横越戈壁途中的最高点，海拔五千英尺，是一大堆奇形怪状的黑色岩石，许多块大得像公寓楼房，一块叠着一块，这边垒得仔仔细细，仿佛出自人手，那边却乱七八糟地抛在一处，叫人觉得那位造物主忽然厌烦了手上的活计，轻蔑地一挥手把它推倒了。山的另一面坡上有一座大喇嘛寺，旅人有时可以在那里找到栖身之处，却找不到饭吃，尽管四周虔诚的游牧人给那些游手好闲的喇嘛送去了成堆成堆的各样东西。除此之外，便什么也没有了，只有黄褐色的平原，向四面八方倾斜着伸向无穷。

最后的一百五十英里，与其说像沙漠，不如说像大草原，一道道美丽的浅褐色大地褶皱，处处裁得宽宽绰绰，起伏着延伸下去，远得前行的目光永远也够不到尽头。还有一种草原犬鼠似的动物，蹲坐在后腿上，神气活现地打量我们，或者飞奔向它们在平原上打得星罗棋布、洞口堆着砾石的洞穴。这是旱獭，我们的俄国同伴对它们特别感兴趣，因为旱獭皮是蒙古皮货商最重要的出口货之一。一英里又一英里，它们排列在路旁，整窝整窝的，有些是皮货商极力搜求的那种泛蓝的颜色，大多数则是漂亮的灰褐色，它们像地鼠一样冲向洞口时，把毛茸茸的尾巴放肆地一甩，那毛色便在灿烂的阳光下一闪。

终于，出现的不光是男人了，还有骑着骆驼和马的女人和孩子；存放皮子和羊毛的营地几乎多了起来；沿途的聚落也多了，不过依旧全是游牧人那种圆形的活动小屋。大群像是鸻鸟的鸟盘旋而起；一种褐色大鸟，看上去介于鹰和秃鹫之间，乘风掠过；野鸭又多又不怕人，足以叫猎人心痒难熬。我们登上一处高地，眼前景色壮丽极了——黄色的近景随着大地在我们面前起伏远去而渐渐变褐，然后染上一层紫色，再转成越来越深的蓝色，直到远远前方地平线上那道断续的山脊，与静静悬在它上空的一带云彩融为一体。渐渐地，四面八方都升起了山，有几座山的山脊上长着几棵矮小的常青树，那是我们离开张家口不久以后头一回见到的树，甚至是头一回见到的灌木。一连几天把我们吹得透心凉的冷风，似乎从那边的西伯利亚草原上又加倍凶猛地刮了过来。没过多久，山脊上的树木变成一片低矮而茂密的绿色森林，覆盖着一座山的整个上半部；我们很快得知，那就是库伦的神山，山上所有长毛的、长羽的生灵都受着「活佛」的庇护。我们越来越深地走进一条宽阔的山谷，穿长袍的蒙古人越来越多，也比开阔平原上那些拿着长杆和套索的淳朴牧人更世故，更叫人不舒服。在那里，那些宽颧骨的游牧人比汉人更友好，更有男子汉的尊严；到了这里，男子气概还在，可他们身上有一种乖戾的、近乎野蛮的东西，我们很快就会领教到，那可不只是外表的问题。接着来了一条小河，上面居然架着一座桥，一座古怪而笨重的木桥，桥墩看上去像是一摞摞铁路枕木；顺着山谷往下，出现了一座城镇，群山之间耸起了无线电台的铁塔，一长排欧式的兵营般的房屋渐渐清晰起来——就在这时，我们的麻烦开始了。

八在「红色」蒙古

两个骑马的人从坎坷不平的谷地那头飞驰而来，近了才看清是蒙古兵——模样固然入画，别的方面却实在不怎么招人喜欢。他们一边跑，一边在半空里狂舞步枪，看样子是在朝我们吼着什么命令，可那声音还没传到跟前，就被狂风卷得无影无踪了。等他们到了近处，才看出所谓军装，不过是下层蒙古人的寻常打扮：笨重的红色长筒靴，宝塔似的皮帽，一件褪了色的、絮了棉的浴袍似的长袍，把他们其余的种种罪孽一概遮住；只是胸前背后各缝了一块一英尺见方的布，上面竖写着几行蒙古文，宣告他们的公家身份。若没有这两块布，我们满可以把他们当成土匪，因为不论是他们朝我们冲下来的那副骑法，还是到了跟前对我们摆出的那副架势，都更像是刚刚劫获了财物、捉住了等着赎身的肉票，而不像只是来护送我们进城的。

从他们的举动看，其中一个得上车跟我们坐，另一个只好牵着马骑回去。两人就像难得有机会坐一回汽车的孩子，为了谁该享这份福，争争吵吵，没完没了，刺骨的寒风一阵阵抽打在我们身上；他们一面吵，一面挥舞着老掉牙的步枪，那股满不在乎的劲头，叫这等历史悠久的古董也变得危险起来。末了总算有一个占了上风，毫不客气地爬上车来，把满脚的泥在我们的毯子上蹭干净，舒舒服服地躺倒，一半压在我们膝上，一半压在我们最经不起磕碰的行李上，还拿他那扳机松松垮垮的步枪枪口戳我们的肋骨——也许不是有意的，可照样叫人难受。输了的那个则悻悻地牵着马走了，那副神情，活像一个被抢了玩具、又被撵出游戏场的六岁孩子。

我们涉过了五六条多石的小溪——离库伦越近，路就越糟糕得不成样子；又有别的兵晃着步枪、白费力气地喊着，把我们一会儿指到山谷这边，一会儿指到那边，最后在一座寻常的小圆毡房前停了下来，房顶上伸出一根冒着烟的炉筒。里面想必比外面寒风里舒服得多，因为屋里的人一点也不急着出来领教外头的气温。不过到底还是有两三个蒙古人从矮门里钻了出来，向我们索要护照，也就是准许我们走这一趟的中国执照。为这件事又争了个没完没了，大半是在蒙古包里争的，而我们并没有被请进去。随后又有两个手里的步枪不大管得住的蛮横兵痞滚进车来，命令我们往前开。

到了一座衙门前，我们又被喝令停车下来——那衙门说它是一座破败的庙也行，说它是一座收拾得不错的马厩也行。原来这里还不是库伦，而是从前的中国商人区买卖城，离圣城还有好几英里；圣城里头，直到不久以前都是禁止做买卖的。这里简直是一窝蜂似的涌出来一大群兵丁和小吏，为首的是个极其傲慢的少年，穿一件华丽、柔滑却脏得厉害的浅蓝色长袍，头上戴着一顶大主教法冠似的帽子。他要我们交出武器。我们只好把武器和随身带的那一点弹药从行李里刨出来，一面徒然地申辩，说这些东西反正要到下一个衙门去检查，而且还有武装卫兵押我们前去，何必多此一举，把我们塞得满满当当的车子再翻腾一遍。可是很明显，叫我们白受这番折腾，至少有两个缘故：那傲慢的蒙古少年不肯错过一个把威风耍足的机会，尤其是对一个难得落到他手里的种族的人；而那一整伙人，则巴不得尽量多摆弄摆弄我们的东西。他们把我们的左轮手枪和我同伴的步枪传来传去，人人都要照自己的法子拨弄一番。幸而——当时我们倒觉得是不幸——我们的枪没有上膛，不然的话，等到他们的好奇心满足了、放我们走完这段路之前，只怕已经闹出好几桩惨案来了。接着，那个专横的少年头目又决定要搜我们的身，看有没有藏着武器，虽然我们已经担保身上什么也没有。这种暗含的侮辱原本也算不了什么，要不是他那双手看上去仿佛从小到大一直在摆弄戈壁上的燃料，连擦一擦的工夫都没停过；要不是他那副神气，活像一个有人撑腰的恶霸，正对着整个白种人发泄一股莫名其妙的怨气。不过我们很快就明白了，干净和起码的礼貌，正是如今统治外蒙古的这帮人身上最缺的两样东西。

谁该享受坐汽车进库伦的特权，这场争执最后是这样了结的：凡是能挤进车里、攀在车上、爬上行李的，统统有份。这机器在如此重负之下居然没有压断脊梁，这个谜只怕连底特律也解释不了。接着又耽搁了一阵，因为那穿蓝袍的少年要找出一副花哨的风镜来戴好——十有八九是从之前哪个倒霉鬼的行李里顺来的——没有它，前面这两三英里路当然是万万受不了的。我们终于呻吟着上路了，四面八方都是步枪，连我们自己的枪也在其中，一齐对着我们。先是穿过一座半已倾颓的镇子，泥巴巷子两旁是望不到头的松木栅栏，一根根木头竖着排过去；然后越过一片多石、荒凉、狂风扫荡的空地，还得涉过几条能把车轴颠断的小溪。在一次次颠簸的间隙，我们瞥见了库伦那几个彼此分得清清楚楚的城区，瞥见了它金顶的寺庙和黑色的狗，它那唯一一座高楼，还有山谷对面圣山山腰上用石头砌成的藏文经咒。随后我们突然被拐进一个臭气熏天的后院，院里尽是穿着劣质衣裳、从来不洗的兵和犯人，犯人在兵的刺刀尖下干着比下贱活还要不堪的差事；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关上了，上了闩，又一批检查的人朝我们扑了过来。

倘若纽约东区一帮年轻的地痞忽然把全城的大权抓到了手里，我能想象他们在第五大道上翻检受害者的财物，就会是我们此刻所受的这副样子。一个上司一声令下——这上司本人要是在黑夜里撞见一位独行的女士，只怕也难叫她放心——四面八方就蹿出来十来个年轻人，一个个像是专门照着匪帮的模样挑出来的。他们穿着某种说不清颜色的深色劣质制服，看上去像是下等俄国人和蒙古草原上的渣滓杂交出来的——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换句话说，就是布里亚特人。他们既以给我们添麻烦为乐，又以细细打探我们的私事为乐，这份乐趣显然把差事里一切劳作的苦味都洗刷干净了。我这辈子过过的边境不算少，可从来没见过哪一回检查的彻底，能有这一回的万分之一。我们手提箱里、铺盖袋里，甚至午饭口袋里的每一样东西，不论大小，都被一件一件拣出来，仔仔细细——说是蠢头蠢脑也不为过——地端详，凡是在物理上拆得开的就拆开，最后扔到院子里肮脏的光地上堆成一堆。干净的衬衣得整个抖开，正反两面都要细细瞪上一遍，然后揉成一团，那副样子，只有洗衣匠才救得回来。这类东西惹起检查者的疑心，我们并不奇怪；凡是像干净衣裳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显然都是稀罕物。把我们的面包和牙刷跟院子里的秽物混在一起，或许也不是存心冒犯，因为在这些检查者的脑子里，这两者之间似乎还没有划出过什么自觉的界线。不过，一旦有人提醒他们注意到我们那更高一层的干净讲究，他们倒是自觉地怀恨在心的。我那只被拆得七零八落的睡袋检查完了，被扔在地上，我正想把它捡起来，免得它遭遇更惨的命运，一个地痞一把从我手里夺过去，故意把它扔进一处格外上等的污秽之源里。

我的剃须皂被当作可能的定时炸弹，极其小心地打开了。我的安全剃刀引起了好一番争论，直到一个匪首裁定它不算致命武器才罢。有人拿起一罐普通的猪肉焖豆罐头，把标签撕掉，想拧开盖子看看里面装的什么，我好不容易才劝住他，让我省了拿开罐刀去对付它的那份力气。我那些已经曝过光的胶卷，眼看就要被展开，被我及时抢了回来，为这一番插手，我差点挨了一顿揍，幸亏我们的翻译找到了一个有点权力、多少还算有点人类智力的人。就这样一件一件，搞了一个多钟头，连我们带来的最简单的东西也没放过。每样东西检查一遍还不算完；只要翻出什么不寻常的东西来——由于检查者的无知，这种时候很多——他们全体都得把它彻底研究一番，好满足他们那猴子似的好奇心。我们并不是反对检查行李，哪怕检查得格外彻底也无妨——虽然按照法律，我们美国人是不受蒙古地方当局任何干涉的——但至少，把这份差事交给一些对文明世界的零碎家什略知一二、对牙刷为什么通常不跟秽物混在一起多少有点模糊概念的人去办，也算是一份仁慈吧。

末了，他们扣下了我们的武器和子弹、我们的美国护照，以及我们所有的文件，连介绍信和随手涂写的备忘录都没能逃过他们那飘忽不定的注意。他们还要我们把工具箱从车上卸下来，把备用轮胎打开，说那都可能藏东西。他们只想到了这两处，那是因为他们对汽车构造一窍不通。不过那几个俄国犹太人比我们有面子，经过好一阵大呼小叫的争吵，这道命令总算撤销了。他们检查的时候那么慢条斯理，这会儿却偏要我们赶紧把堆着的东西抓到一起，连同污秽一股脑儿塞回袋子和箱子里去，两相对照，真是天差地别。接着又得用俄文填写长长的表格，写明我们各自的生平履历。表格送进了里间，我们仍在外头冬天的冷风里抖得像筛谷子的筛子；过了好久，才有一个人出来宣布，我的柯达相机和胶卷也得扣下。这就又得把我的行李从头到尾重新检查一遍，因为我说自己带了多少胶卷，他们当然是信不过的。

最后，我们被带进了「奥赫拉纳」的内堂——坊间对它的叫法不一，也有人叫它「格波利塔克兰」，勉强译过来，大约可以叫作「国家内卫局」，虽然这译法既蹩脚又不达意。这是一种地道俄国式的秘密警察，专在国内刺探侦察，创设于沙皇时代，后来由接收了这份家业的布尔什维克原封不动地沿用下来，前不久又被他们强加到了蒙古头上。那是一间欧式的屋子，四壁空空，摆着一张粗糙的桌子和几把椅子；屋里有一个脸色阴沉的蒙古人，年纪离二十比离三十近，除了一顶褪色的宽边软毡帽，浑身都是本地装束，原来他就是名义上的秘密警察首脑；另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俄国「顾问」，穿一身灰不溜秋的半截制服，戴一副颇为时新的眼镜。这位「顾问」看样子早年是懂得寻常礼数的，可显然他要么已经忘了个干净，要么不敢把礼数掺进他对「红色」的效忠里去，因为他的举止处心积虑地无礼，正如那蒙古人天生地粗鲁。空椅子多的是，我们却站了好半天，这两位才赏脸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一个清秀有礼的小个子布里亚特人——跟这伙人的其余诸位大不相同——把我们的情形详详细细解释了一遍，特别着重说了扣我相机的事。一些粗野的兵，蒙古人、布里亚特人、俄国人，不分彼此，懒洋洋地进进出出，大多漫不经心地摆弄着上了刺刀的枪，不时恶狠狠地瞪我们一眼，桌上的公文哪一份碰巧合了他们的意，就拿起来看看。据说「红」军里是没有军阶的；至少在驻库伦的那一支红军里，以及在他们那些学得很像样的蒙古徒弟当中，外表上确实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纪律。

末了总算给了我们一张俄文收据，开列着被没收的东西。下午四点前后，也就是我们粒米未进十个钟头、到达此地五个钟头之后，才终于放我们拖着冻得发抖的身子去找住处。库伦没有旅馆，来访的人只得去求这里零零星星住着的哪一位欧洲人收留；这些欧洲人里，除了为数众多的俄国人不算，似乎每个国家都恰好只有一个样品。这个国际团体里挪威贡献的那一位是个相貌堂堂的人，我在他家里刚坐下来吃一顿迟到的午饭，就有一个穿红衣的上等本地人走了进来，帽子也不摘。据说这个年轻人在蒙古算得上是少有的饱学之士，在伊尔库茨克大学受过教育，俄语说得十全十美，而且以全蒙古唯一会说英语的蒙古人而出名。不过说到这最后一项本领，他还没有越过害臊的阶段，只有在找不到人替他翻译俄语或蒙古语的时候，才肯露上一手。他在外交部任职，不久就要作为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成员动身去莫斯科；他这回来，主要是出于跟我这位东道主的私交，特来警告我前头有麻烦。他用俄语告诉那挪威人，刚刚从戈壁上的一个站头收到一封电报，说有两个美国人坐着一辆载了四个人的汽车，在来库伦的路上打死了一个蒙古人。他说，他并无意对我或我的同伴含沙射影，可是两个星期以来到达的美国人只有我们，一个星期以来到达的外国人只有我们，两三天以来开到库伦的汽车只有我们这一辆，而且很长时间以来只坐四个人的车也只有这一辆。再说，我们还带着枪。

这番暗含的指控固然荒唐——我们的左轮手枪一路上都没上膛，一直躺在行李里——却也不全是可以一笑了之的事。我那位同胞一路上常常开枪打黄羊，一颗子弹飞得太远，这种可能虽然微乎其微，却也不是没有。可是比有罪无罪的问题更糟的，几乎是有可能被卷进蒙古法庭那一团乱麻里去。它的观点跟我们西方的司法必定大相径庭，而迅速想必不会是它的长处之一。刹那之间，治外法权——按照法律，我在库伦本来享有这项权利，尽管被人强行剥夺了——在我看来似乎不再只是一项被逼出来的让步，而是在这样一个跟我的世界全然异样的国土和社会里，身陷如此困境时唯一能得到公平审判的途径。那蒙古人估计，再过一个钟头左右，他们就会来抓我们；他虽然对最后的结局说得颇为乐观，可就算只关四五天，他也没法把那当作一个愉快的周末推荐给我。库伦的拘留所，我已经略有耳闻，就是我们受检查的那个「奥赫拉纳」的地窖，一个土坑。此刻里面正挤着二十来个俄国人和同样多的蒙古人，见不到一丝天光，没有床，没有毯子，没有供人方便的设施，也没有任何称得上是食物的东西，只有又冷又湿的土地可躺，只有一点点残羹剩饭可吃可喝。看我们作为未受指控、名义上自由的人尚且遭到如此轻慢的对待，那么这地方的那些兵痞会怎样对待身为囚犯的我们，也就不难想象了。我把面前的午饭尽力吃了个痛快，因为如果我们注定要去加入冰窖里的那个集体，我至少希望在开始这番经历之前，肚子里有点底，身子也暖过来一些。

城里寥寥几个美国人——全是过客——和较为西方化的一些欧洲人，匆匆开了一个会。他们对这件事的严肃态度，一点也不叫人宽心。他们对当时统治库伦的那股阴森势力，显然既不信任，又怀着说不出口的畏惧，这叫人想起法国大革命最黑暗的日子里，恐怖笼罩着人们生活的那些故事。很明显，如果当局存心拿这件事来「罗织罪名」，好把不受欢迎的来客打发掉，那就不单是证明我们清白的问题了。最后商定，上策是抢在当局前头，趁他那些不大灵光的下属还没接到、还没执行逮捕我们的命令，马上去见司法部长。

我们是通过他的顾问间接见到他的，幸好这位顾问是我东道主的朋友。在他那间完全欧式的书房里，借着傍晚的天光，这位文雅而聪明的人穿着跟我们一样的衣服，看上去完完全全是个俄国人；直到第二天，他那稍黑的肤色和他上班时穿的丝绵长袍，才显出他原来是个布里亚特人。他承认确实收到了那封电报，逮捕令大概再过一两个钟头就会签好——我暗想，在这个慢吞吞的世界里，送达的时候想必刚好赶在寒冷的半夜，把我们从床上拖起来。可是，这位布里亚特人接着说，既然我不怕麻烦，亲自来露了面，又把我的行踪解释得叫他本人满意，他可以暂且把逮捕令压下，只要我们四个人明天早上带一个得力的翻译到司法衙门去一趟。

整件事尽管荒唐，总算争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心里倒也松了一口气，晚饭还没吃完，我就几乎把这件事忘了。可是夜里我醒过一回，那一夜库伦本是死一般寂静，两三只吃人的狗在嚎叫，那声音听来却奇怪地不祥，几乎叫人毛骨悚然。就在两个星期以前，有十五个人，其中有一位前任总理，在附近一条山沟里被枪毙了，尸首照库伦那种欢天喜地的老规矩，拿去喂了这些狗。那些人固然都是蒙古人，可此刻正有二十来个俄国人被控参与了同一桩阴谋，在地窖牢房里瑟瑟发抖地熬着这一夜；而从想到以叛国罪枪毙俄国人，到真的以别的什么罪名枪毙一个流落此地的别国白种人，对这些受「红党」指使、洋洋自得的游牧民来说，也未必是跨不过去的一步。我不得不再三提醒自己是个多大的傻瓜，才翻过身去又睡着了。

头天夜里发生的事，到了第二天早上，很少还有当时那么严重的；坐下来吃早饭的时候，我已经能笑话自己半夜里的那份焦虑了。把我们这伙七零八落的人凑齐花了些工夫，合适的翻译也不容易找，等到找着一个既会英语又会蒙古语的俄国人，动身往衙门去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而不是十点了。不过这点小事我们大可不必挂心。在蒙古，守时既不是习惯，也不受欢迎；再说，全库伦找不出两只走得稍稍一致的钟表，所以早一两个钟头、晚一两个钟头，总可以拿各家钟表对不上来做借口——假如竟会有人指望你找借口的话，而这是不大可能的。在一个时间不过是一片真空的国度里，一个钟头又算得了什么呢？当时有个美国人正跟蒙古政府眉来眼去，想谋一项重要的特许权，他跟外交部长约好某天上午十点见面，到时候准点赶到。等了一个半钟头，他招手叫来一个小吏，问部长上午是不是见不了他了，要是那样，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办。

「噢，见的，」那小吏答道，「他会见您的；不过现在还不到十点呢。」

言归正传，说回我们自己的事吧。圣城的商业区和官署区之间，隔着一片多石、尘土飞扬、狂风怒号的空地，我们穿过去，到得及时，免了被扣上迟到罪名的风险。司法衙门是一座两层的木架楼房，大体是欧式的，是中国人从前对外蒙古握有宗主权的时候盖的；这一点用不着打听，那飞檐翘角的屋顶、天蓝色的门面、雕着龙的挡邪砖照壁、按照从前住在这里的那位王爷应得的前导骑从数目排列的交叉木杆栅栏，诸如此类，都告诉了我们。两个典型的蒙古兵，活像两个在园子里扔了几个星期、又在煤仓里丢了几天的东方布娃娃，从一座奇形怪状的岗亭里笨手笨脚地站起身来，穿着靴子挪过来，照他们这一类人如今的习惯，平白无故地把我们耽搁一会儿，好叫我们领教领教他们的平等和权威；然后我们才到了目的地。那是这座朴素的楼里一间谷仓似的大屋子。靠门的地方，一座圆筒形的俄国大砖炉一直顶到天花板。屋子另外三面，沿墙砌着一圈高台，齐膝高，一人长那么宽。台上铺的草席和坐垫叫人想起日本，可是那十来个官员从没扫过的地上迈上台去的样子，却没有半点日本味儿：他们穿着笨重的靴子，靴上多多少少都沾着街上的污秽，就那么若无其事地在台上走来走去，或是蹲坐在脚跟上。这些官员全是蒙古打扮，也就是说，穿着暗红、蓝、绿、紫、青莲之类扎眼颜色的长袍，颜色已被油垢泥污掩去了一半，头上戴着他们那许多种奇形怪状的民族帽子里的某一种。帽子是从来不摘的，也没人指望我们这些外国人脱帽。其实这个粗犷的游牧民族似乎根本没有什么社交礼节。他们不握手，除非是在跟外国人打交道或是学外国人的样子；也不像中国人那样作揖；见面和分别都没有任何表示问候的姿势；他们戴着帽子、穿着靴子就大步闯进外国人的家里；他们的一举一动，仿佛比较开化的社会里那些小小的礼数和规矩，从来就没有在他们脑子里出现过——事实大概也正是如此。

这地方有电灯，一面墙上挂着一部老式的欧洲电话机，时而丁零零乱响，时而忍受着这个那个官僚的尖声叫嚷，却似乎从来没有传来或传出过什么消息。这些官员大多是些魁梧结实的汉子，看上去去草原上放牧牛群倒更合适些。他们蹲在一英尺高的小桌或小案旁边，有的抽着烟锅极小、镶着许多银饰的长烟杆，有的闲闲地前后摇晃，油腻的辫子跟着摆来摆去，把他们袍子后背上早已磨出的那道脏印子蹭得更宽了。也有几个在办公，也就是说，在长条的廉价薄纸上书写他们那跟汉字大不相同的民族文字；纸是顺长折叠的，展开来像手风琴一样。他们用的笔倒是远东通行的驼毛笔，每人腰带上挂着一个银鞘，里面插着两支；墨是从一块扁平的小石头上蘸来的，他们把笔斜着在上面磨；写字台则是托在左手上的一块方形薄木板。屋角有一只吃饭时摇的大铃，用来招呼差役，或是传唤下一案要审的犯人。因为我们在那里的整段时间里，司法一直在进行，不紧不慢，却从不间断。高台正中，对着门口，坐的是首席尊位，那里蹲着一个仪表堂堂的人，穿一件颜色较深的长袍，戴一顶有彩色顶珠的官帽，拖着一条油光光的辫子，架着一副无框的挂耳眼镜，很容易被当作一个特别魁梧的中国人。他很胖，而且十分清楚自己在蒙古的大局里是何等要紧的人物。时不时地，一个煤仓里出来似的兵押进一伙犯人来，兵手里总是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被告一个个衣衫褴褛，浑身发抖，一望而知是饿着肚子的，看样子已经在地牢里关了好几个星期，还时常被打个半死。他们被逼着跪在光地上，把头往地上磕好几下，向那位倨傲的法官行礼。要是磕得不够麻利，就被兵捅着、捶着跪下去。所谓审讯，不过是法官向那缩成一团的犯人问话，问的时候，法官大人抽着烟，伸着懒腰，大口大口地往跪着的犯人面前的地上吐痰。问完了，他咕哝一句什么，也许是判决，也许不是，犯人就又被带走了。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审了二十来起，没有一个被释放的。

与此同时，别的公事，比如我们自己的这一桩，就在两边的高台上从容不迫地进行着。有些书吏或官员在他们的小木板上写字，有些问一些公事上的问题，更多的人则聊天抽烟，随随便便，仿佛是在咖啡馆里。时不时也有些稀奇古怪的人进来。比方说，有一个干瘪的小个子犹太人，留着一把稀稀拉拉的红色长胡子，眼神躲躲闪闪，仿佛是十几场大屠杀里最后一个幸存者。他在门边的角落里不声不响地坐了一个多钟头，手里捧着他那顶旧软帽，那些目中无人的蒙古人理也不理他，而他也没有勇气开口，向他们说明他究竟为了什么事而来。

我们自己的案子，除了速度之外，一切都照我们的心愿进行。当证词必须用驼毛笔、以蒙古文字、写在最差的纸上、搁在最不方便的案子上，而执笔的又是一位以「无论如何不许任何人任何事催我」为最高行为准则的官员时，哪怕是一件简单的事，也不能很快了结。为了怎样把我们那些古怪的名字译成本地的象形文字，争论了好久；还有别的一些冗长的讨论，在这期间，我有充裕的时间，不但把屋里的景象研究了个够，还把后院里那座装饰花哨、挂着席布门帘的大毡帐研究了一番——司法部长就住在那座毡帐里，像他许多身居高位的同僚一样，依然是个道道地地的蒙古游牧人。整个案子其实早就该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塌掉了，因为又来了一封电报，不但把罪行从打死一个蒙古男人减成了把一个蒙古男孩的手腕轻轻打伤，而且根据我们沿途歇脚处的记录，证明事发时我们离那里至少还有一天的路程；此外，那是用左轮手枪在近处打的——关于这一点，电报说得斩钉截铁——而我们的手枪就在秘密警察局手里，只要随便检查一下，就能证明它们一路上从没开过火。其实，就连所控的那点小小的罪行究竟有没有发生过，看来也颇可怀疑；也许不过是哪个孩子为了手腕上一道擦伤博人同情，编出来的一段故事罢了。在官方，几乎还没等我们走到衙门，「此事即已了结」；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那里耗上三个钟头，也并没有使这件事在四十八个钟头之后得以写成合法的文书、「存入档案」——而那时，洗清我们的名声，正是我们向当局提出另外几项不得不去麻烦他们的请求的先决条件。

九圣城库伦

圣城库伦蹲踞在一片原野上。若不是两侧起伏着一道道丘陵或低山，这原野也就是蒙古寻常的平原罢了。四下景色仍是那种黄褐色，光滑得像狐狸的皮毛；城市本身、它所在的宽浅河谷，以及右手那些起伏的山丘，同戈壁一样寸木不生，连一丛灌木的影子都没有。只有西面和南面那道山脉的边缘和上半截长着些东西，除了高山上那种稀薄的枯草以外总算还有点植被。那道山是「活佛」的圣山，他的两座宫院就坐落在山脚下。说起来，这里的土壤本就不欢迎草木。就连那座长而低的圣山顶上覆着的树林，虽说是几百年前种下、一向严加保护的，长得也还算密，却至今只够得上灌木丛的个头。库伦海拔约四千五百英尺，离西伯利亚边境又不远，绝不是什么温暖的乐土。人家告诉我，夏天正午有时热得难受；可我们到的时候不过九月中旬，带来的衣服全穿上身，也只是勉强挡住那钻骨头的山间寒气。五天前北京还闷热难当，这里却满城的人都裹着厚厚的棉袍，即便是最穷苦的人，也难得露出一只光脚来——哪怕是在玻璃般透亮的天空里挂着灿烂太阳、秋光宜人的日子。不到月底，冰雹夹着大雪的狂风便呼啸着横扫全城，把四周的山丘遮得无影无踪，等风过去，放眼望去已是一片白茫茫。

这座城由几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市镇或者说城区组成，彼此之间隔着光秃秃、满是石子、任风吹打的空地。河谷上游有老的汉人商镇，通往那里的那条天生的路旁零零落落地排着些房屋；此外有官署衙门之类聚集的官城，旁边紧挨着两座大寺院；再往下是如今的主要商业区和住宅区，凡是蒙古人以外的人差不多都住在这里；再过去，在山坡稍高一点的地方，是一整座完全归喇嘛所有的城，甘丹寺那座大殿高高耸在它上头，是库伦唯一的高层建筑。然后，隔着平坦的河谷和几道小溪，一英里多以外，以圣山为背景，便是博格多汗——那位「活佛」——的居所。离它有段距离，一边是他的夏宫，另一边是一簇簇房屋，里面安置着伺候他的器物和人。最后，在固定的城区以外，特别是城北，还零星散布着几十座蒙古包，那种低矮的圆形毡帐，住的是真正的游牧人，他们即便住进了神圣的国都，也舍不得他们那便于搬迁的房子带来的舒适。

其实，城里的许多居民也仍然守着他们所来自的草原上的习俗和建筑。库伦的蒙古王公和活佛为数不少，还有内阁大臣和法官，他们的院子里或许有一座颇带俄国风味的木板房，但十之八九，他们真正起居是在旁边的毡帐里。据说蒙古包夏天热得难受，所以按蒙古标准算得上富有的人家往往仿造欧式房屋；可是初霜一降，他们便又爱上那低矮拥挤的帐篷：牛粪火烧得炽热，那股舒适劲儿，乃至那刺鼻的燃料冒出的缕缕烟气的味道，都是他们从吃苦耐劳的游牧祖先那里传下来的。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位高官显贵的蒙古人，在被赶走的中国人留下的一座官署里分到一间又大又好的屋子，他却抱怨说这跟住在露天里一样糟，要求要么在这屋里再给他盖一间低矮的小屋，要么准许他在自己的帐篷里办公。

库伦也和任何中国城市一样，全由一座座围墙院落组成；只是这里的围墙不用石头，也不用烧过的泥砖，而是一根根连皮带树的松木竖着栽成，高约十英尺，挨得紧紧的，只偶尔有条缝能让人往里张望。这些阴沉的木栅，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只被一模一样的大门隔断。那门介乎木牌坊和日本的鸟居之间，有三根不弯的横木，漆成暗红色。栅栏之间延伸着的不是街道，而是些随意曲折的通道，天生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或积着深深的尘土，或满是烂泥，或干脆就是石头地——阴森森、毫无遮护的小巷，满是人畜的秽物、腐烂的尸骸和啃剩的骨头，而且总有一群群库伦的大黑野狗出没其间，那些狗阴沉、狡诈，一旦觉得凑够了数，便会立刻扑上来把过路人拖倒。院子里面是光秃秃、从不打扫的空场，因为肮脏对蒙古人毫无意义，而种一朵花、栽一丛灌木，远远超出了他的开化程度。一两座房子，甚至三座，也许同样数目的毡帐，一匹拴着的马，一堆晒干的粪饼，家当就算点完了。一条小溪无精打采地蜿蜒穿过这座阴郁的城，两岸高高堆着秽物和垃圾，岸上排着觅食的野狗和蹲着的蒙古人，溪上横着五六座摇摇欲坠的小桥，最尊的是那座供「活佛」专用的红桥，平日一概不许通行。因为库伦确有一种阴郁、一种不祥之气，即便它那许多寺庙神殿顶上金光闪闪的巨大金顶——晴天里亮得叫人不敢直视——也驱散不了。

中心城区有几条街是专做买卖的，两旁的铺子是一种中俄杂糅的样式，其中绝大多数，内里跟中国的店铺毫无二致，只是在这苛政的年月里货物往往稀少，透着一股丧气。此外还有许多露天市场，值得一逛的是它们的风情，而不是它们的货色。在一片宽阔的尘土飞扬的空地上，蒙古马被牵出来给想买的人试走试跑；某几天附近还能买到骆驼和牛；再有几个街区摆满了毛皮，这季节以绵羊皮和山羊皮为主，但偶尔也有价钱公道的野兽皮子。一家又一家铺子，从地面一直到低矮的棚顶，堆满了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少都穿的那种花哨靴子；小小的流动货摊上满满当当，傻里傻气的小玩意儿和有用的小物件无所不有；地上乱七八糟地摊着旧五金；还有些多少算是流动的小贩，卖旧衣服，卖蒙古装束上配的沉甸甸的银饰——个个轮番想法子招揽、拖住闲逛的人。这些商人，从马贩子到兜售喇嘛念珠和所谓「活佛」照片的小贩，几乎全是中国人；蒙古人明明白白就是游牧的牧人，别的行当一概瞧不上。即使在我们窗外那条堆满腐尸的小溪边上一路铺开的、脓臭的肉菜市场里，本地的摊贩也寥寥无几。族中地位较低的人或许肯把牛羊还在淌血的尸体剁开来分卖，库伦每天吃掉的牛羊多得惊人；即便在草原上，那也是一件必要而体面的活计。但蒙古人认为耕种土地是不洁的，所以那些巨大的胡萝卜、比椰子还大的芜菁、南瓜、土豆、白菜、生菜、高粱、小米和玉米面，全出自城郊不起眼的洼地里中国人的菜园，也只由他们来卖。况且本地人感兴趣的非肉食货品，也就是小米、高粱和岩盐了，因为他们一年到头几乎只吃煮肉，每一口都是在嘴唇前用鞘刀削下来的，跟南美的高乔人一模一样。

库伦虽然古老、神圣，又有耗资巨大的宗教建筑，却带着一种边疆小镇的气息。给人这种感觉的，也许既是它粗糙简陋的建筑和街道，也是那满街骑马的人。穷人和大多数受鄙视的外国人可以或者说只能步行，但真正的蒙古人，不论男女老少，俗人还是喇嘛，天生就是骑手。就连妇女，身上挂着重得难以置信的饰物，穿着累赘的衣裳，坐在那蒙着红布的紧巴巴的小木鞍上，也仿佛同身下颠跑的牲口长在了一起。孩子们一会走路就会骑马，而且骑得同样自如。骑马的人为数如此之多，在蒙古人的事理之中又如此根本，以致在库伦那松软无声的街道上，步行的人只有次一等的权利。蒙古人之所以动不动就把走路的人撞倒——除非对方闪开——与其说是由于他天性粗鲁，甚至与其说是由于他骨子里瞧不起没马的人，不如说是他大概从来没想到过，正如他的马也从来没想到过：别的一切会动的东西，未必总得给他让路。

除了无处不在的蒙古马，还有一串串傲慢的骆驼，或是刚从沙漠来，或是又要往沙漠去；有牛和它们拉的最原始的两轮车；时不时还有一头牦牛，或是牦牛和本地牛的杂种，主要凭它那条毛茸茸的粗尾巴认得出来。让人想起蒙古同它遥远的邻居西藏关系密切的，不只是这种来自亚洲屋脊的古怪长毛牲口。不止一座建筑的门面上、许多座碑上，横写的藏文与竖写的蒙文并列；在市场上可以碰见不少来自喜马拉雅山那边高原的人，他们模样和善，肤色较深，衣着也不同，右臂和右肩露在袍子外面，一眼就认得出；而等到来客开始探究宗教方面的事情，便会发现西藏离他比他料想的要近得多。

库伦虽有不少值得一看的死物景致，但最叫人为相机被没收而恨恨不已的，还是这里的人那独特而醒目的服装。蒙古人和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一样爱好艳丽的颜色，只是不那么喜欢野蛮的配色。二十个俗人当中，往往没有两个人穿同一种颜色的袍子；红的、紫的、蓝的、绿的，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搭配和深浅，在宗教圈子以外的任何聚会上都看得到。那些自诩对外界开明的男子，偏爱一种难看的软边呢帽，质地低劣，很快就褪成说不清的颜色。但这种人少得扎眼，同他们那些守旧的同胞站在一起格外显眼；后者的头饰花样繁多，我实在没有那份精力去描述。只消说一句：这些头饰无论颜色还是式样都很惹眼，而最受欢迎的似乎是那种宝塔形的帽子，顶上一颗珠子，通常是彩色玻璃的，两侧有毛皮护耳。俗人和喇嘛都戴，据说最初是仿照中亚的一座圣山做的。

不过，要指望男人——即便是在一个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东方民族里——在头顶装饰的效果上胜过女性，那就未免有失骑士风度了。来蒙古以前，我一直错以为，自己在世界各地的种种漫游中，早已见识过女子头饰的登峰造极之作。我在此谦卑地道歉，并郑重地把那枚皮质奖章颁给库伦的女士们，而且丝毫不担心将来还得修改这一裁定。论繁复、丑陋、骇人、难以携带、浪费、荒唐，且不说纯粹的愚蠢，她们那套玩意儿肯定把所有竞争者都甩在了后头——至少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太阳系里是如此。

据那些见识更广、又以诚实著称的人向我保证，这东西的起点往往是差不多秃了的头皮——在这种情形下，或者说顶着这样一套头饰，这倒也不足为奇。头皮上先扣一顶银质小帽，花纹繁复，倘若允许眼睛来估量手指碰不得的东西，怕有好几磅重。我不是给女士梳头的，也许把车套到马前头去了，但我有个强烈的印象：接下来是头发，其中大部分自然是别人的头发，至少是已经不再直接从戴它的人身上汲取养分的头发。论颜色和质地，它还有点叫人想起马尾巴，不过这也许纯属巧合。头发先做成假发，然后向外张开，一缕一缕地、缠得像布一样密实地，一圈又一圈绕在两只角上。那两只角又薄又扁，却比水牛角还宽还长，戴着这对附件的女士，两角远远伸出肩膀以外，看上去跟水牛颇有几分相像。两角的前后，每隔不远横着一道一英寸宽的银条——穷苦人家换成木条或别的代用品——而角的两端，也许是对那些总担心被顶伤的胆小看客的一点让步，垂着长及腰间的发辫或绳子。一位品味合乎情理的女士也许会认为这已经够了，可是添加别的银饰和彩饰的机会多得数不清，何况头发上面自然还得戴顶帽子，于是库伦的贵妇便在最上头歪戴一顶男人们爱戴的那种两侧镶毛皮的宝塔帽，歪得像个第一年上船的水手那样神气，就这样给自己加上一顶与全身装束相称的冠冕。性急的读者可别以为，这套笨重而又煞费苦心的头饰只限于王公和活佛的妻室，或者只在节庆和热闹时刻才戴。在我们窗对面卖半烂水果的那个老妇人，就戴着全副行头；种种可得的证据都表明，这东西难得摘下来，就像朝鲜男子那顶捕蝇笼似的帽子一样。的确，许多妇女一大早就已衣冠齐整地露面，要说她们每天梳一回头，那是怎么也说不通的。人们不难猜到，这种难以置信的头饰是仿照牛的样子做的，许多世纪以来，牛一直是蒙古人形影不离的主要伴侣；可是为什么要把角挂在女人头上呢？是为了时时提醒人们，她也是一种危险的动物？还是像中国妇女那双残缺的脚一样，是一种手段，用来训练她的耐性，叫她毫无怨言地忍受终身的累赘？

在寻常场合，蒙古女子服装的其余部分本也会引人注目，可是在那国粹头饰之下，就几乎不起眼了。比方说，其中有一对鼓鼓的大泡袖，跟一代人以前西方世界的泡袖不无相似，但里面塞了什么东西，弄得又硬又实，泡起的部分高出肩头约有六英寸。蒙古人的毛病不在于不雅地暴露身体。虽然男女各色人等都时时当众做出一些难以描述的私人举动，但绝没有一丝一毫能叫人联想起比较文明的国度里海滨浴场上那种放任。女人那件厚厚的、絮了棉的彩色袍子，从喉咙一直遮到脚背；长袖子像中国人那样兼作手套；尽管大家知道她穿着一条跟她丈夫一模一样的伐木工式的厚裤子，可是就连她那纤巧的脚踝——假如她有的话——也从不露出来，因为她把脚塞进了那种不分年龄、等级、行业和圣洁程度人人都穿的巨型靴子里。

蒙古靴，我前面大概说过，高及膝盖，用软皮子做，通常是红色，装饰极其繁复，靴尖翘起，像埃及艳后那条御船的船头；而且做得比脚大得多，好在冬天里套上好几层厚袜子。库伦生活节奏之慢异乎寻常，毫无疑问部分是因为穿着这样的靴子只能像戴了脚镣的囚犯那样迈着大步挪动；不过话说回来，这靴子本来就不是为走路做的，走路并不是蒙古人天然的行进方式。他们最喜爱的方式是骑一匹走对侧步的小马，用的是一种印第安式的生皮缰绳，马镫短得骑手看上去像是跪着，再配一副紧巴巴的小红鞍。库伦有个老笑话：蒙古人能当个出色的厨子——只要他能骑着马在厨房里转悠。由于妇女也和男人一样跨骑，像天生的牛仔那样洒脱自在，她们大多数人还死守着那套了不起的头饰，也许倒是好事，因为没有了它，男女之间就没有多少可以区分的了。

据说库伦的人口差不多一半是喇嘛。他们成千上万，这是肯定的，到处都是，挤满了商业城，也挤满了他们自己那顶着寺庙的城区，有时骑着马，更多的时候穿着笨重的靴子在邋遢的街道上跋涉。他们剃得圆圆的脑袋，与俗人的长辫子恰成对照，不论什么天气往往都光着。不用发问，一眼就看得出，他们长长的棉袍底下没有穿裤子；那袍子同可以娶亲的男子所穿的相仿，却也很容易分辨。他们的袍子原本是橘黄色或砖红色，同高原的寒气给蒙古人双颊染上的那种红木色倒很相配；可是这些袍子无一例外地被油污、秽物和粗野的沙漠生活弄得黯淡无光，叫人觉得这仿佛被看作追求一种伪涅槃的人最神圣、最合宜的状态。在这种转经筒吱吱作响、喧嚣野蛮、毫无教益的宗教里，清洁与虔诚确乎毫不相干；俗人和喇嘛似乎都公然对它不屑一顾。偶尔也能看见一位刚换上冬装的王公，或是一群高级喇嘛骑马经过，身穿崭新发亮的橘黄或红色长袍，高帽上的黄色飘带在身后拖着，一身是最洁净无瑕的漂亮丝绸。可是这种样子显然有点不够男子气，因为即便是地位最高的人，似乎也急于把自己弄成普通那种肮脏的土灰色，就像我们有些小伙子要给一双新鞋「施洗」一样。蒙古人从上到下都是不洗衣服的民族，跟许多半沙漠地带的居民一样，看样子从来不让衣服受任何清洗——事实上脏到连中国人都说他们脏！

然而，这些戈壁上高大健壮的蒙古人——在他们旁边，中国人显得纤弱而温顺——却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把历史带到了看客眼前。不难想象，这些无所畏惧的游牧骑手在一位成吉思汗麾下聚集起来，席卷南方那富庶而较弱的民族；一到了蒙古——这片许多世纪以来仿佛一直为人类培育新活力的温床——就不再难以理解，为什么胆小而勤劳的中国人要付出那样难以置信的辛劳，在整个北部边境上横筑一道长城，徒然希望把自己同这些可怕的蛮族隔开；这些蛮族蔑视文明，却随时准备去掠夺文明的果实。我不时遇到一位王公——不是西方许多顶着那头衔的人那样出自衰败门第、娇生惯养的孱头，而是些高大有力的汉子，能像半人半马的怪物那样一天接一天地骑马，能睡在旷野上，能像他们手下任何一个牧人那样用套马杆轻松地驾驭他们的大群牲畜——这些英俊的蒙古王公，尽管丝袍上油渍数不胜数，却有一种真正的帝王气度和威仪，叫人很容易想象他们扮演又一位成吉思汗的角色。

说起七个世纪以前蒙古人的那些黄金岁月，在历史学家心目中，蒙古人和鞑靼人似乎没有多大分别；可是在今天的蒙古，这两个民族之间却隔着一道鸿沟。至少在库伦——那里住着几十个鞑靼人——所谓鞑靼人已不再是武士，而是蜕变成了商人，一个锱铢必较的生意人，大多穿欧式衣服，头上总戴一顶小小的丝绒便帽，上街时再在上面加一顶皮帽。他还是个伊斯兰教徒，而蒙古人肯定不是。他似乎曾经以蒙古中部为家，如今却住在遥远的西方，散布在布哈拉、喀什噶尔和撒马尔罕一带。在今天的库伦，人数和势力都大得多的，是另外两个半欧化的民族——来自蒙古西部和准噶尔的阴沉的卡尔梅克人，以及布里亚特人。布里亚特人在种族上是蒙古人，但几代人都生活在沙皇治下一个被吞并的省份，又长期同他们那些更近于白种的同胞杂居通婚，已经变得半像俄国人了。

然而，库伦虽然几乎就是成吉思汗大征服告终时仍为其都城的那个哈拉和林的所在，人们在那里却也觉得，蒙古人的力量已经破碎了；他们沉溺于堕落的偶像崇拜，又几乎普遍染上了一种最令人憎恶的疾病，永远不会再有那股进取心和精力，结成一股威胁更先进文明的力量了。事实上，他如果能在自治的新尝试中取得成功，那就算是出奇地好了。旅行者不能不为蒙古儿童之稀少大吃一惊，尤其是如果他刚从日本和中国来；后来他才知道，全国人口足足有三分之一是喇嘛，又注意到库伦街头男女各色人等中缺了鼻子的人何其之多。我接触过的按我们西方的意义说最有教养的一个蒙古人断言，不出一百年，他的民族就会完全消失。这样斩钉截铁的说法大概过于悲观，但有许多迹象表明，这个曾经征服了几乎整个亚洲、在欧洲直到多瑙河才止步的民族，如今正同他们在许多方面相像的美洲印第安人一样，走在迅速衰落的路上。

库伦既是圣城，自然遍地是寺庙、神殿、僧院，以及喇嘛教的种种法器杂物。喇嘛教是佛教的一个堕落的、令人厌恶却又别具风情的旁支，以西藏为中心，却牢牢地攫住了整个蒙古。把一切与宗教相关的东西拿掉，这座蒙古都城就会缩成一个肮脏的村子。它的建筑中最显眼的是甘丹寺的大殿，不仅高耸于周围的喇嘛城之上，而且俯临全城。一片满是石子和沙土的洼地把这个寺院区同世俗城区隔开，但等你爬上洼地的对坡，便发现自己又在同样一座迷宫里游荡：狭窄的街道像粪堆，两边是高高的木栅。在这里，带上一根粗棍子就加倍明智了，因为库伦城内城外处处点缀着的那些凶恶的黑狗，不仅在这座木头搭成的迷宫里格外多、格外饿，而且它们看惯了的只是身穿脏袍子的喇嘛，外国装束很快就会招来它们不受欢迎的注意。至少在理论上，喇嘛城里没有女人；而且喇嘛教不是一种需要会众的宗教，所以就连本地的俗人在这一区也少得扎眼。

闲逛的人来到那低而宽的小山顶上的一片空地，眼前不仅有甘丹寺那座巨大的主殿——按西藏的样式建造，方形石墙厚达好几英尺，窗洞深陷，大得像堡垒的射口，上面是三层向外挑出的木结构楼层——还有许多比它低矮却同样华丽的建筑，环列在它四周。十有八九，从这些建筑里会传出野蛮的鼓声、敲击大铜钹的声音、神秘莫测的诵唱，以及更加令人生畏、他辨认不出来源的种种声响。甘丹寺高高的屋角上那些巨大的圆筒、它外部许多荒唐的装饰，以及较低建筑的上部结构，大都包着金，无云的阳光照在上面，金光灿灿。如果正是「上课」或做法事的时候，眼前只会有二十来个衣衫褴褛、满身污垢的乞丐，大多或者全是喇嘛，散落在外墙边或宗教建筑的门洞里。其中最大的一座建筑造得像一顶巨型的蒙古帐篷，屋顶呈碟形；一个孤零零的白种游客若有胆量，敢当着几百个身穿曾经是红色的袍子、怒目而视的恶汉，大步穿过大门，跨进敞开的门洞——因为比较正宗的佛教所用的那种「正统」黄色在库伦要少见得多——他便会看到一片名副其实的喇嘛的海洋：他们背靠背蹲坐在宽而低的木凳上，凳上多少铺着些脏垫子，一排排挨得那么紧，连一只猫也难以从中间钻过去，而且向四面八方一直延伸出去，远得人要弯下腰，才能从低矮的椽子上挂着的那些偶像杂物底下望过去，一直望到殿堂中央的高台。台上坐着一位我想我们该称之为住持的人，领着做法事，或是向众人讲授喇嘛教的精微之处。原来这是一种神学院，一所喇嘛大学，身穿红袍的壮汉从蒙古各地乃至更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精研他们那种信仰的繁复玄虚的把戏；在这种信仰里，一点佛教淹没在最粗陋的鬼神崇拜和荒唐可笑的迷信之中。学生没有固定的年龄；四十来岁的彪形大汉，和面带淫相、不久就要去喂狗的老家伙，几乎同那些已经按真正的喇嘛做派弄得满身污垢的放肆少年一样多。这一大群人一连几个钟头蹲坐着前后摇晃，在住持的带领下吟诵祈祷，有时伴着一种野蛮得叫不习惯的人脊背发凉的「音乐」唱诵经文，同时按照仪轨的规定，双手做出种种扭曲的手势。他们的功课主要就是把同样几句简短的祷词没完没了地反复念叨，那单调劲儿眼看就要把旁听的外人催入梦乡，或者逼得他发疯。其用意是，这样永不停歇地重复同一点贫乏的内容，可以使信徒的心思脱离尘世之事，专注于那种作为求涅槃者之目标的虚无；然而只消对喇嘛略有了解就能看出，真正的效果是把他们变成了只会嘟嘟囔囔的自动机器，心胸同他们那单调的祷词一样狭窄、一样浅薄。

这一大群挤得满满当当的人，时不时停下来吃喝，仍旧蹲在原位，一碗碗茶和小米之类的粮食在他们中间传递。这是「圣食」，端着它的那些下层小喇嘛，要是外人靠得太近，就会咆哮着抗议。随后吟诵又开始了，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地进行下去，冗长乏味得只有在东方才会如此，直到最后「放学」，红喇嘛们便像酒从扎破的皮囊里涌出来那样，从殿门和院门里倾泻而出，在几个钟头以来第一次逃到露天里的时候停一停，享受片刻，然后穿着过大的笨重靴子迈开步子走了，走的正是步行的蒙古人那种特有的、仿佛拖着铁球铁链的步态。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地方——除非是西藏——有这么大比例的人口专门从事拯救自己灵魂这种不事生产的胡闹。每家的长子都要当喇嘛；男孩子要是得了大病又痊愈了，父母通常会许愿让他也披上红袍或黄袍；此外还有许多别的理由，其中包括怕干活、怕挨饿、指望从女人那里得到更随便的青睐，使得喇嘛的队伍越发拥挤。这里没有人口普查可查，但在库伦，遇到的人差不多每两个就有一个是剃光的脑袋、无领的长袍；而持保守看法的估算者认为，全蒙古足足有五分之二的人口是打着宗教的旗号，靠其余的人的劳作过活。也无法想象还有哪一种教士——姑且宽泛地用这个词——陷于更深的堕落之中。喇嘛们不仅生活在肮脏和懒惰之中，只顾追求自己的解脱，丝毫不为同胞效力，而且是出了名的浪荡子、毫无道德的拉皮条者，许多人还是最下等的乞丐。我头一回见到喇嘛，是在我们从张家口往上爬的路上歇脚的时候，有两个人凑过来搭讪。这两个家伙身强力壮，干最吃力的活也能一笑置之，却连我们路边午饭扫下来的残渣都要讨，还把我扔掉的雪茄烟头捡了去。在库伦，邋遢到了极点的喇嘛日复一日蹲在热闹的街角，数着念珠，从天亮到天黑不停地用单调的声音念一句简短的祷词，换几个零星的铜板和一点残羹剩饭。

不过，喇嘛也有地位高的，不只有地位低的——你也许还记得，成吉思汗本人就是一个喇嘛。蒙古内阁中有好几位大臣是喇嘛；有些还是王公，拥有大片土地和几百个近乎奴隶的属民。在我逗留期间，有不少人来拜访我那位即将离去的东道主，我记得其中一个是一位仪表堂堂的伟丈夫，他来把这家最好的陈设全部买下，留作自用；还有一位面容刚毅的老者，带来一千块银元，替一个无赖还债——他只是出于交情给那人作了保。这样严格的诚实在蒙古人当中并不常见，尽管他们也有几分中国人那种信守诺言的作风；所以，促使他把也许是他财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白白交出去的，连舆论的压力都谈不上，更不必说怕吃官司了。

有些下层喇嘛为了糊口，也从事世俗的行当，至少是时断时续地干一干；不住在寺院里的，还可以结一种不正式的婚，不过他们的妻子一律被称为「姑娘」。高级喇嘛在理论上是独身的，但这样的戒律实际上丝毫约束不了他们的私欲，就连「活佛」本人过的也绝不是孤单的独身生活。在那一大群身穿红袍的粗汉当中，通行的性道德标准，似乎同我们大城市里那些好色的掮客所达到的差不多。据说，一个喇嘛用他念念有词的胡言乱语「治好」了一个年轻女子，拿她一时的欢爱来酬谢他，几乎已成了通行的做法；外国人在蒙古的一些经历也表明，这些身穿红袍或黄袍的人在风流韵事上毫不在意有没有遮蔽，正如他们在别的一些私人习惯上那样满不在乎。

蒙古除了这些喇嘛的诵经集会之外，没有真正的学校。在这些集会里，他们学习读和写，学的不是蒙文而是藏文，那是喇嘛教的拉丁文。上等人家的俗家男孩若受教育，是从私塾先生那里受的，极少数人能进到俄国边境那边的大学。女人当然用不着父母和丈夫教给她们的东西以外的教育，不过偶尔也有王公或富有的活佛给女儿请家庭教师。

不过，还是撇下那股退去的喇嘛人流，接着往前走吧。那座低矮宽大的「大学」周围的宗教建筑和器物，哪怕只是一一列举，也会叫人厌烦。在西方人看来，其中最有趣——或者说最愚蠢，看他当时的心情而定——的是转经筒。这东西为什么更常被叫作「经轮」，是个谜，因为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圆筒形的，大小不等，从最粗的到最细的下水管道那么大都有。它们有多少几百个，不仅喇嘛城里有，库伦到处都有，只有一个既有精力又有耐性的人才能数得清。一排排望不到头的大转经筒，每个都罩着一座像是开过光的岗亭似的小屋，沿着上城的整整几面延伸开去；好几条主要街道两旁都排满了；库伦每户人家至少总得摊上一个，那小屋拿来当茅房倒更合用些。小转经筒则多得像夏天的苍蝇。每一个竖立的木筒里都装着成千上万的祷词，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全是用藏文写在薄纸片上的同一句单调的话——「唵嘛呢叭咪吽」，意思是「珍宝在莲花中」，不管那是什么意思。筒上有个像绞盘似的东西，伸出五六根横杆，用来转动这玩意儿，每转一圈，就等于念了筒里所装的那么多成千上万遍祷词。每个虔诚的过路人都要在这里那里停下来转一个；朝圣者，或是专为此事出门的本地居民，则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全转一遍，沿着整整一排转下去，或者只要体力许可，把全城的都转遍。所以转经筒吱吱嘎嘎的声音难得停歇，不过它们倒是为车轴润滑油提供了一个大市场。在甘丹寺底层那厚重的石墙四周，排着百来个较小的转经筒，设计得只要手腕简单一拧，就能把它们一齐转动，放出实实在在的几百万遍祷词——这种节省劳力的装置，相比之下，我们工业世界最引以为傲的发明也不过是笨拙而浪费的东西。

东方和西方那些更真纯、更慈和的佛教的信徒不是这样，库伦那些阴沉的喇嘛却讨厌外人参观他们的圣地，对较为神圣的那些更是一概不许进。不过，当我跨过巍峨的甘丹寺那道深深的石门，走进一个杂乱而霉气扑鼻的殿堂时，恰好没有较高的职事在场出面禁止；那五六个平平常常的小喇嘛起初一窝蜂朝我涌过来，那副架势几乎同闯进伊斯兰清真寺的人会遇到的一样气势汹汹，可是我做了个手势，暗示最终会赏一个银卢布，他们的态度便软了下来。他们紧紧跟在我身后，允许我在底层绕了一圈，从脚到膝盖端详了一尊巨大的立佛，这尊佛像几乎占满了库伦这座最高建筑内部的全部空间。随后他们催我往门口走，可我不肯为这么一点点观看就交出那枚叫他们眼馋的银币，于是他们用嘶哑的耳语商量了好一阵。最后，派了一个人到外面入口去，确保不会有哪位高级喇嘛突然进来，接着，两个人在前、三个人在后，我爬上一道陡峭粗陋的木梯，上了二层。这一层大约齐到佛像的臀部。殿里半明半暗，挤满了成百上千尊小佛像，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绸幡和飘带，一串串纸印的经文，一个不洁的想象力所造出的种种俗艳怪物，以及一种恐惧的宗教所有的那些暗淡而猥亵的装神弄鬼的东西；在这样的光线里，除了看出这尊像没有多少艺术价值，而且通体包着看样子完全是真金、还相当厚的一层之外，别的什么也辨不清。第三层与佛像的胸部齐平，四角开着低矮的门洞，通向一道回廊，回廊上方是一面沉重的屋顶，从那里可以远眺库伦全城及其四郊。在这里，伸手就能碰到那些厚重的装饰灯笼，灯笼包着金，檐口的一部分和许多较小的装饰也是如此。再往上又是一道几乎垂直、将就凑合的梯子，通往更高的一道回廊，地上铺满了鸟粪，透进来的光足以让人看清，殿里的东西同我那几个满腹狐疑、忧心忡忡的同伴的袍子一样肮脏、一样从未洗过。这里正对着佛像的脸，那张脸最像的莫过于一个很年轻的、爱涂过多胭脂的时髦女郎，几乎是一张娃娃脸，鲜红的嘴唇足有一码长，一副稚气、多情的神态，同一个主宰着蒙古那阴郁而可憎的宗教的神祇毫不相称。在昏暗之中还能辨出两双手臂，一双高举，一双以佛教常见的姿势前伸。从凉鞋一直到盘蛇般的发髻，佛像通身包着的真金有多重，无从判断，但若是拿它来抵我一辈子可能挣到的全部收入，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一个喇嘛想知道，在我所来自的外面世界里，有没有什么能同他们这尊四层楼高的佛像相比的东西。我心里想的只是宗教建筑，所以想不出有什么可以提出来与之争胜的；不过我本可以告诉他们，在我们最主要的那座城市的港湾里，有一座岛上立着一尊塑像，个头跟这一尊差不多，只是不必提起，那是一尊失了光泽的青铜像，而不是金光闪闪的金像。

看过库伦以后，就比较容易相信古时西班牙征服者的那些传说了。印加帝国的都城倘若有这里一半多的「在阳光下闪烁的金顶金檐」，那就足以激起比皮萨罗的部下圣洁得多的人的贪心了。几乎朝任何一个方向眺望这座蒙古圣城，差不多总会有一座金顶映入眼帘。底层无一例外是用不那么招惹三只手的材料造的，外面还围着木栅。可是有哪个窃贼不肯拿他在人世间其余的全部机会，去换在那些闪闪发光的二层楼上狂热地、不受打扰地干上短短半个钟头呢？尤其是官署衙门以东寺院区里那座至圣之殿，其二层繁复厚重，叫人想到某个取之不尽的黄金来源；当无云的太阳正照在上面时，眼睛简直受不了。黄金、肮脏和迷信——看过库伦以后，即便我们当中最不偏执的人，也更能理解一个科尔特斯推倒异教偶像、焚毁被征服的「外邦人」那些不洁的庙宇时的专横，即便不能完全宽恕它。

喇嘛城后面那道倾斜的褐色山坡上，立着一排刷了白灰的砖砌佛塔，是一些圣者的坟墓，他们神圣到遗体不按蒙古人惯常的方式处置。在这些塔的凸台上，正如在转经筒棚里任何突出的地方一样，其实在圣殿上任何有空地又准许堆放的地方，信徒们都堆着一堆堆零散的石块，每一块代表着向某种想象中的超自然力量的一次祈求。那几座庞大的寺院内外还有许多别的古怪器具，其中有磕头板，那是装着短腿、略微倾斜的木板，供虔诚的人在受崇拜的神龛前行那种非同寻常的跪拜礼时使用。不过蒙古人向来以不怕弄脏自己著称，大多数信徒有光秃秃的地面就够了，所以这些木板用得并不多。那种正统的叩拜，同我们的体操教练最爱教的一个动作极其相像，看着一群信徒——女人和男人一样多——穿着笨重的靴子和厚重的衣服一遍又一遍地做这个动作，至少美国人简直要笑得前仰后合。信徒们虽然动作并不齐一，每个人却都按一个固定的节拍行礼，精确得就像有一架饱受摧残的钢琴在一下一下地敲出节拍，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每个人的动作都完美无缺，但整群人全然无法协调一致。行礼的人先面对神龛立正，在「身体构造」——更不必说那一身厚厚的衣服——「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站得像个士兵，把一句祷词喃喃地念上几遍，然后把上身弯成水平，两手按地，两腿向后伸直，把身子放平趴下，连鼻子都贴到地上。他在那里停一会儿，然后屈起双臂，让僵直的身子只靠两手和脚尖撑住，再把同样的动作倒着做一遍，回到原来的姿势，如此反复，虔诚之心、罪孽之重或者对恶鬼的恐惧叫他做多久，就做多久。我凭经验知道，即使穿着运动服，这也是一项实打实的锻炼；穿着全套蒙古服装，有时甚至还顶着女人的头饰，那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凡有点想象力的人都想得出来。难怪蒙古人高大强壮；我们那个有名的体操兼宗教的团体，又何必到库伦来设立它的一个东方分会呢？我们这些西方的业余体操家，也许最好永远不要向一个红袍喇嘛挑战比试气力；因为我不止一次见过他们当中有人绕着城里某个神圣区域整整转一圈，每向前迈两步就这样叩拜一次，天黑时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停下，第二天天亮再回到那里接着磕。

除了在拉萨，也许还有罗马，库伦的信徒享有一种世上罕见的便利：他可以不只是在无声的神龛和不动的塑像前面，而是在一位有血有肉的活神面前做他那些虔诚的把戏。一个人只要两条腿还没退化，穿过河谷走到「活佛」的居所去，是一段愉快的步行。几道小溪挡着路，除非他能找到那些没马骑的下等人踩着石头过河的浅滩。不过，他若是个西方人，那些在宫殿和城区之间不停来回颠跑的骑马喇嘛当中，也许会有人驮他过去，让他坐在马屁股上——或是纯粹出于好奇，想就近看看他，或是因为游牧牧人天生的那份善心还没有完全被迷信和别的外来人的恶行浸泡掉。或者，闲逛的人若没有心思去冒这种小险，也可以走那条堤道。这是一条宽如西方林荫大道的路，也许有半英里长，架在木栈架上，跨过河谷里稍低的一段；但它并不是从外国人寄居、在眼下的情形下尽量做点生意的那一区通出来的，它只是为「活佛」和他的廷臣修的，连接着他的宫殿和他那位已故的圣兄的宫殿，还连着那座顶着最叫人眼馋的金顶的神殿——他有时到那里去接受朝拜。不过这条路似乎并没有什么神圣之处，因为谁都可以走；有一伙中国人正在替换塌了的一段上盖着泥土的圆木——在东方人看来，这就叫桥。说起来，就连圣宫禁地之内那些奇形怪状的大门和翘角的瓦顶，也是由中国工匠来修缮的，当初大概也是他们建造的；要不是活佛圣座和那些小心翼翼维护他圣洁的人作了这一让步，大概什么东西都永远不会有人修了。

他那座主要宫院里一片低矮杂乱的屋顶，绿的、黄的、蓝的、金的，中国式、西藏式、俄国式和杂交式的建筑混作一团，衬托在圣山脚下那一行行小树之前——常青树、白桦以及别的树种，这初秋时节已经变红变黄，就像那无处不在的喇嘛一样。宫院四周有几座岗亭，前面懒洋洋地站着一两个衣衫褴褛、带着武器的蒙古人，但这些风情十足的哨兵并不干涉任何人的行动，即便是外国人，只要不企图进入禁地就行。在特殊场合，非蒙古人也曾被准许进入大门，但进入过「活佛」本人面前、乃至他真正起居之处的，少而又少；即便是地位最高的蒙古人，也不能随便见他。那些精心装饰的大门，有着同样的守门恶神，同样一堵孤立的墙作为挡鬼的照壁，以及中国和朝鲜这类建筑上常见的其余种种花样。然而宫院里有些房子，简直像是从哪个廉价的欧洲——至少是俄国——小城整个搬过来的，而整组建筑那种混乱的布局，也不会叫任何一位真正的建筑师心生欢喜。

这位人间神祇的「夏宫」在一浪之外，更彻底是西藏式的，看着倒不那么碍眼。在主宫另一侧差不多同样远的地方，是一片几乎成了小镇的建筑，大多是新式的，安置着这位蒙古神明的世俗家当和仆役。他的马厩里有许多马；他的车库里有十几种不同牌子的汽车，欧洲的美国的都有，更不必说照例占着相当比例的福特车；一套德尔科发电设备为他的宅邸照明；大多数现代发明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这里有了代表。凡是西方能拿出来的每一样新玩意儿，「活佛」都买，只不过当玩具，徒然想在他那份累人的收入上啃出一个看得见的缺口来。库伦一位为他供应了大量东西的外国商人向我保证，他平均每天要买价值一万鹰洋的各色杂物，凡能想到的东西无所不有，等到主人和他那成群的侍从玩腻了，便不耐烦地丢到一边。许多汽车闲着锈烂了，不过这位现代的神往返于他的各个宝座之间，全都坐汽车；他的司机是个穿卡其布衣服、打着绑腿的布里亚特人，常常可以看见他骑着库伦唯一的一辆摩托车在城里飞驰。

同他周围这种现代气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蒙古人对他们这位活神的态度。这是我们西方人几乎无法想象的，即便在西方最虔敬的教派当中，大概也找不出先例。在喇嘛教的教阶中，博格多汗——这是蒙古人称呼他的众多尊号之一——仅次于拉萨的达赖喇嘛，受到中亚广大地区几百万人的崇拜。他们赋予他神性，是因为相信他是原初之佛的转世。一位「活佛」死后——这一点下文再谈——喇嘛教的最高会议便查阅某些圣书，再加上一大套心智较健全的凡人没兴趣去追究的玄虚把戏，来确定他的灵魂转生于其中的那个肉身将在何处找到。乍一想，这个肉身必定是个新生婴儿；可是也许圣宫里没有育婴室，或者没有在这方面有足够经验、能照管一个哇哇啼哭的婴儿的喇嘛。于是，凭着某种相当于诗人的破格的东西，种种征兆便指向一个九岁左右的男孩，说是在某某城市某某街的某某拐角上，在某一指定的时辰，可以找到他正在做某某事情。一队高级喇嘛骑马前往所指的地方——那地方在西藏的可能性比在蒙古还大——把这位新的、毫无戒心的佛逮住，带走去过一种被奉为神明的生活。外界普遍传说，每一位佛到十八岁时，都被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他的枢机主教的那些人悄悄除掉，尸体用香料保存起来，再找一个新的来坐他的位子。一位在库伦住了很久的俄国教授颇费了一番力气来证明这不是真的，其实纯属胡说；但他也承认有一桩奇怪的巧合：直到现今这一位为止，所有的「活佛」似乎都是在十八岁左右死的。

现今这一位的运气异乎寻常。他比他的前任们更甚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做了蒙古的唐璜，在他众多的露水情人当中，有一个他想同她厮守——或者说是她决定死死缠住他。当神有时是很方便的。这一位若无其事地推翻了喇嘛、尤其是「活佛」不得结婚的古老律条——当然，「结婚」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十分贴切——把那个小妖精终身系在了自己身边。她似乎有几分中国从前那位皇太后那样驾驭男人的本事，从现存的几张她的照片上那张强悍的脸来看，也确有这种印象。她不但成功地使她的情人在青年时代免于通常的命运，而且大大巩固了他的地位，以至他到了如今——各人估算不一，说是五十到六十岁之间——还坐在他那神圣的宝座上。有些人对他的活下来另有解释：他们说，佛的转世本有定数，这一位是最后一世，此后——我们得出的推论是——那纯洁无瑕的灵魂就要进入涅槃了；而在进入那种极乐境界以前多拖延几年少拖延几年，自然对谁都没有害处，尤其是在东方，那里的人对时间的感觉几乎已经麻痹了。即便在不接受这种看法的人当中，也有许多人声称，蒙古再也不会有另一位「活佛」了，理由与其说是喇嘛教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

事实大概是，现今这一世之所以能活下来，固然同他那位配偶的强悍有些关系，但他周围那个势力强大的小集团之所以愿意容许，是因为他软弱，这种软弱使他从来没能抓到任何实权。自从他风流倜傥的青年时代起，他就染上了蒙古人当中流行极广的那种可怕的疾病，这病不仅使他成了个半残废的人，很容易被他那伪神性背后的真正权力所摆布，而且几年前还使他双目完全失明。由于他太神圣了，不能让不敬的手碰他，所以没有办法给他治病，如今已经太晚了。况且那些高级喇嘛宁愿他病恹恹、软绵绵，而不愿他健康强壮；更不必说蒙古人对他们那几乎人人都有的病的真正性质，差不多一无所知。

也许他的失明在信徒心目中反倒增添了他的神性，正如一个瞎眼的女巫往往比五官俱全的女巫招来更多的信徒。不管怎样，蒙古各阶层的人都以神明之礼对待他们这尊活的偶像。朝圣者从中亚各地赶来，在他宫院外面的地上或磕头板上叩拜；在特定的日子里，他们会受到赐福——不是由他亲自露面，因为见得多了往往就生出轻慢，而做神的体力劳动也应当减到最少——而是由中等喇嘛手里拿着一件器具在他们头上轻轻一点，那器具上系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至少在假定上，是由坐在中央宫殿里宝座上的「活佛」握着的。

他神圣到这般地步，尽管身患疾病，他身体的排泄物却被收集在金银器皿里，封好，分送给轻信的人，给他们治病！有些外国人碰巧瞥见过他——那是他往返城里的寺庙去求雨，或去举行别的什么仪式的时候；求雨嘛，他自然备有最新最好的晴雨表——据他们描述，他穿得比蒙古人的习惯要干净些，除此之外同任何一个高级喇嘛没什么两样，只是多一顶金冠之类的东西。仔细察看，也许会发现所谓的仪容整洁是言过其实——我不大相信清洁和蒙古人能凑到一块儿——但外国人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近看的许可。

从前中国皇帝每年到北京天坛祭天的时候，长久以来都要发布告示，命令外国人留在屋里，把脸转开；这里倒没有发布这种告示，但在这位神明往来于库伦各处的时候，带武器的卫兵和虔诚的狂热信徒都会留心，不让任何人太靠近他。就在我到访的那个月，有一群美国人坐着汽车，在一条没有标记的路线的一侧被拦住了——「活佛」当时正在一座寺庙里登座，要从这条路线上回宫——他们被迫下车，步行穿过这条路线。作为对现代精神的一种特别让步，当有人提醒那些不肯通融的卫兵，被丢下的汽车不会自己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准许司机重新爬上车，于是在技术上违犯了神律，坐着车穿过了那位瞎眼神明即将经过的路径。

我已经说过，藏文是喇嘛教的拉丁文。即便在北京——那里也有这一信仰的分支寺院——也只有两三座寺庙经特许用蒙文做法事，据说全亚洲只有一座是用汉文的。圣山山腰上那些巨大的石头字母，远在目力所及之处都看得见，也是藏文。从西藏来了许多喇嘛，还有旨在使仪轨更加正统的种种指令；达赖喇嘛本人就曾在外国入侵者面前逃到库伦来。无论是从拉萨及其附近来的这些求涅槃的人，还是从西藏较北部来的商人，如今都不走那条直通的陆路了。那条路上不仅有荒凉的山岭和辽阔的沼泽，有一连几天不见人烟的凄凉荒野，还要穿过伊斯兰教徒狂热的甘肃省，而且在这种「太平」年月里，还有好几个民族的土匪构成的实实在在的危险。所以如今的常走之路——那些像任何游客一样走海路来的西藏神明除外——是南下穿过印度北部，横越到中国中部，再从那里北上，穿过从前的天朝；这个天朝至今仍然声称——即便是徒然地——对整个外蒙古拥有管辖权。

在灿烂的秋日里，到库伦周围金褐色的起伏原野上散散步，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了，尤其是往北和往东走，那里的原野越起越高，直到整座圣城，连同它最远最孤立的一簇簇寺庙，都展现在眼前。没有一丝现代工业的迹象打破这份宁静；法律禁止在博格多汗居所周围约十二英里的范围内打猎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惊扰野生动物，这宁静就越发深了。一大群一大群的鸽子，只有等散步的人差不多踩到它们跟前，才像紫蓝色的云朵一般飞起来；不那么可爱的鸟儿也同样不怕人；圣山山脊上那片低矮的树林里，有马鹿、野猪、鹿、熊、狼出没，有人说甚至还有驼鹿和驯鹿，更不必说许多较小、较无害的动物了。然而整个景象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宁静宜人，不如说是不祥；这仙境般的魅力被种种令人厌恶的东西玷污、打破了，尤其是蒙古人那种不近人情的处置死者的方法。

这种方法很简单，除了少数被认为是神或半神的人以外，就是把所有人的尸体都拿去喂狗。似乎没有什么相当于葬礼的仪式。外国侨民说，从前的习俗是把尸体装上一辆两轮车，赶着车在小山丘间横冲直撞，直到尸体掉下去为止，赶车的人不敢回头看，否则死者身上所附的一切恶鬼就会钻进他自己的身体。另一些人说，他们有时见过一种由喇嘛和亲属组成的队伍，跟着尸体到山上去，站在不远处看着它被吃掉。可以肯定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其中的仪式并不比把垃圾倒到最近的垃圾堆上更多。放尸体的地方并不固定，只是随随便便地扔在城的外缘，往往就在大路旁边，尤其是扔在把城周围那片皱巴巴的褐色土地切得七零八落的那些浅浅的、寸草不生的沟壑里。

人死以后，得一早就赶到现场，才能找到足够多的残骸，认得出那不只是一副破碎的骨架。那些大黑狗，浑身长毛蓬乱，在库伦城内城外随处可见，满街都是它们那凶光毕露的眼睛，叫步行的人时时提心吊胆；它们经过许多代的实践，已经把这份差事学得很好了。它们能以惊人的速度，把一个前一天还有知觉、还能走动的人，化成撒了一地的碎骨头。这使得蒙古人对这些可憎的畜生加倍喜爱，因为他们相信，尸体被吃得越快，就越证明死者生前是个好人。看见尸体被鸟吃掉，是特别的好运，也证明死者格外圣洁，可是狗很少给它们那些长羽毛的对手留下机会，来这样为死者的品格作证。等狗对自己的劳作不再指望有什么进一步的好处了，才轮到鸟，它们把活儿收尾，把头骨掏干净，把那些非得用喙才够得着的碎肉也啄尽。

这些没有坟墓的墓地既不隐蔽，也不神圣。谁都可以在里面随意走动，会发现它们同任何城市的垃圾场一样荒废。除了到处散落的头骨以外，唯一显眼的东西就是狗窝，那是用裹着尸体抬出来的那些破烂棉袍做成的。起初我纳闷，为什么骨架的遗骸从来都只是散得远远的碎骨头，后来我看见一条狗叼起一根肋骨，把它带到山坡上一个舒适的地方，在那里蹲坐下来，把骨头咬成两截，把最后一点养分都啃了出来。在干燥的沙漠空气里，头骨很快就被漂得雪白、变脆；只是这里那里偶尔还有一个「新鲜」得颜色发灰，结实得叫把它踢过原野的脚趾生疼。这些大骨场可不是吃着过分精细的食物的西方人去跟牙医约好之前消磨那一个钟头的地方，因为几乎每个头骨里都有一副完整、洁白、完美无缺的牙齿，他的妒忌心可能会变得难以抑制。

蒙古人这些名义上的佛教徒，以及遵行同样习俗的他们的兄弟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一切生灵都是兄弟，那么一个人至少能为他那些不会说话的同类做的事，就是把自己无用的躯体遗赠给它们作食物——当然，由此还能积下功德，改善他的转世。西藏人也这样做，只是他们除了喂狗之外，还喂山里的鹰或兀鹫，而且给狗吃的东西要先拌上磨碎的粮食加以调制。这种习俗虽然可怖，却有一种彻底和迅速，远远胜过基督教的埋葬方式，是一种真实可见的「尘归尘」。我不知道还有哪一种处置死者的方法，能如此近乎按其真正价值来对待尸体，能如此使人真切地感到人的遗骸毫无价值。在这种方法和另一个极端——一场铺张的葬礼再加上一座炫耀的陵墓——之间，我说不准自己是不是更喜欢蒙古人的办法。

在蒙古人自己看来，他们那些散落的骨头并不比任何别的垃圾更神圣。因为职业关系来到那里的牧人或别的什么人，在那些撒满头骨的沟壑里走来走去或坐着歇息，就像在一片雏菊地里一样泰然。亲属们难得——如果有的话——来拾取一点遗骨；有时雨水把碎骨头冲下沟壑，冲到城边，它们就躺在那里，直到被淤泥盖住，消失不见。大多数遗骨只是在周围半沙漠的土壤里慢慢化掉。骑马经过的蒙古人，从来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他想到有一天，正在路边撕扯尸体的这些阴沉的黑狗也会同样来对付他，会感到有什么难过。头盖骨，尤其是高级喇嘛和有身份的人的头盖骨，有时被用作饮器，或在寺庙里用作油盏；特别圣洁的大腿骨能做成极好的哨子，用在仪式上的喧闹之中；除此之外，似乎没有谁想到过这些骨场的商业潜力。这些奇怪的人，对于硬闯到他们活神面前的外人，可能会处以死刑，可是对于他们的遗骨归谁所有，却一点也不在乎。一天，一位高级喇嘛顺道来看我的东道主，碰巧瞧见一块刚由某个本地的仰慕者送来的头盖骨。他把它拿起来，仔细端详了一番，举到亮处照了照，宣布说它原来的主人是个非常好的人，证据是那些锯齿状骨缝的状况，还有这头骨有一处薄得透过它能看见玫瑰般的红光。他把它放回摆古玩的桌上，接过一支香烟，又补充说，也许这是他那位好老朋友某某喇嘛的头骨呢。

如果容我冒昧猜测一下，那么，在我们看来这种可怖的习俗之所以在蒙古人当中形成，是因为他们是游牧民。他们没法把祖先的坟墓带在身边，而狗却会自动跟着走。他们对这些没有主人的阴沉黑畜生的态度——这些畜生在原野上游荡，也把库伦的每条街都变成了一条夹道挨打的刑道——也证实了这种印象。虽然在这些狗过于凶猛的时候，他们也像我们一样，随手抄起什么家伙就把它们打开，但如果有哪个受了惊吓的外国人把其中一条打成重伤或打死了，他们就会深为愤恨。然而任何一个西方人的倾向，恰恰就是要这样做；我知道没有几件差事比率领一个团开到库伦、把那里成群的野狗斩尽杀绝更叫我称心的了。它们大多数似乎已经染上了它们所吃的那些人当中最流行的那种病，叫人觉得被它们轻轻咬上一口也会送命。幸亏它们白天大半时间都在睡觉和交配，所以街上并不总是像可能的那样危险。但它们很容易结成群，尤其是在夜里，或者在漫长的饥饿的冬季，它们不仅对妇女儿童，就是对最强壮的男人，也是明显的威胁。其实，蒙古这些吃人的狗是些胆小鬼，一旦真正受到威胁，它们那虎一般的眼睛里就露出畏缩的神色，便是明证；然而它们太习惯于人肉了，人对它们来说是天然的猎物，它们似乎还发展出了一套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知道从哪里下口最有效，也知道在不特别饿的时候该挑哪些好吃的部位。库伦流传着许多故事，说这些丑恶的畜生等不及它们命定的猎物自然死亡。就在去年冬天，有一个人深夜穿过我们窗外那个臭气熏天的市场，被拖倒吃掉了。说来也是天理昭彰，他是个喇嘛。在一座寺院后面的城郊，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个布里亚特女人被从马上拽下来吃掉了，旁观的人还没来得及去救她。一年前后，一位新到的俄国上校在朋友家吃晚饭吃到很晚，临走时朋友问他要不要派人护送，或者至少借给他一根棍子。不必了，这位告辞的客人答道，俄国军官是不会害怕的；再说，他还佩着刀呢。第二天早晨，这位上校所能找到的，就只有那把刀、几颗纽扣和几片破布了。

十自己当自己的外交官

我在库伦逗留期间居然还抽得出空把全城看遍，想来只能归因于它终究不是座大城，因为我醒着的时间大半不得不耗在各个衙门里。首先，凡新来者都得领一张护照才能在城里住下；其次，我们的枪要发还，得先经陆军部长批准我们携带；我那架被没收的柯达相机和胶卷，又牵扯出没完没了的交涉；最后，只拣要紧的说，任何人离境还得另领一张护照，再办一大堆手续。这些事情即便都办下来，要是蒙古官吏办事能有我们自家官吏那份慢条斯理的速度，我在库伦的十一天里也总还能剩下几天空闲。然而整个东方大概再没有哪一处，把东方人的时间观念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一遇到谁也不愿担责任的事情，要从这个官员推给那个官员、从这个衙门推给那个衙门，这些由游牧牧人摇身变成的舞文弄墨之辈「踢皮球」的本事，足以叫我们最老练的军官眼红。

在库伦，每个美国人都得自己当自己的外交官，因为除了俄国，没有哪个国家在那里派有官方代表，所以我们打交道的大多是内阁阁员，尤其是外交部长。他是个典型的上层蒙古人，辫子油腻，绸袍脏污，他之所以够格当这个官，是因为会说汉话；不过熟悉库伦政情的人说，他是个有本事的人，在现政府的蒙古人当中最有权势。总理虽是喇嘛，而且是位圣者，品位比博格多汗本人低不了几级，模样却和其余诸公一般无二，当然，他没有辫子，衣着上也有些细节不同。各衙门都跟我们最先领教的司法部大同小异。几十个穿着靴子、裹着棉袍的官吏，盘腿蹲坐在屋里四周铺了垫子的炕台上；房子是木构的，说起来算是欧式，其实是中国人盖的。他们当中无论哪一位，老老实实一天的活计，似乎就是拿一支黄鼠狼毛的笔，在一条两英尺长的薄棉纸上写满竖排的字；第二天的贡献，便是把它再工工整整誊一遍。外交界所知最单薄的护照上要贴一张相片，是用粉红丝线缝上去的，线结上再封一块火漆印，那印比整份文件其余部分加起来还重好几倍；办成这件事的人，心里的滋味大概就像那首名诗里的乡村铁匠，干完一天的活，心安理得地回家安歇。至于把申请人的另一张同样走了样的相片归入国家档案，通常交给另一位官吏去办，好让这份辛劳分摊得均匀些。再说，衙门里谁也不愿错过任何有趣的东西。我们递上的每一张信笺、每一份文件，都得由全衙门上下仔细审阅一遍；倘若是蒙文写的，那么从最后要把它呈给上司的副部长，一直到那个管熔火漆、眼前蒙着一条黑马鬃布带的小伙子——那条布带活像强盗的蒙眼巾，是蒙古人用来代替眼镜的——人人都得从头读到尾，这就是说，同一支莫名其妙的曲子我们得听上二十遍，因为蒙古人读书非得把字句唱出声来不可。为了让政府相信，只要他们肯把相机还给我，我在城里随手拍几张照片绝无害处，我找到几本我国最讲究图片的月刊，带到衙门里去。这一来引起了空前的兴趣。所有别的公事——本来就少得可怜——一概立即丢开，全体人员戴着帽子的脑袋紧紧挤在一处，研究起那些图片来，议论纷纷。我们到了好几个钟头之后，总算轮到部长接见，他也得花上大半个下午翻看杂志，末了叫我们明天再来，到时他抽得出空再作决定。广告所受的关注，丝毫不亚于正文里的真实照片，而且同样郑重其事，这又成了一个耽搁的缘由。因为，我倒要请随便哪位试试看，用英语说出来，先译成俄语，再译成蒙古语，去解释美国其实并没有什么古怪的侏儒种族，尽管那个笑嘻嘻的小娃娃多年来站在一罐汤旁边，出现在我国那么多全国性刊物上，个头只比那罐汤高出一点点。

不过，我们总算把蒙古官场摸得很熟了，还发现这些官吏当中有些人，在那身古怪的装束和那已然萎缩的时间观念底下，倒是些讨人喜欢、几乎可说是可爱的家伙。我们在衙门里没完没了地蹲坐，到头来也总算有了结果。我们到后恰好一个星期，蒙古境内名义上掌权的人物，除了博格多汗本人，我们差不多都见遍了，这时来了一个兵，传我们到保安局去，当天下午还没过完，我们的枪支子弹居然真的发还了。不错，我同伴那支步枪上的背带给人偷了，缴纳有关费用时，我们又像领护照那回一样，被地道的中国式手法「揩了油」，硬要我们付鹰洋，而不收法定的卢布和戈比；可我们早就没了为鸡毛蒜皮操心的兴致。况且，蒙古政府雇员时有时无地领到的那几块银锭，也算不得什么丰厚的薪俸。不过，我这样一个衙门接一个衙门地跑，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准打枪；我想把相机对准库伦那些形形色色的奇特人物。外交部长终于口头准了我拍照，我便在参谋部耗了一个上午——那是两间阴惨惨的小屋，十来个愁眉苦脸、衣衫寒碜的俄国男女在里面磨磨蹭蹭地摆弄地图和译稿——最后见到了参谋长本人。他是个高个子俄国人，一副贵族派头，在沙皇手下当过少校，在「红色」的体制里当然没有什么军衔，不过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上晃荡着一套哥萨克式的制服，所居的职位在别的国家至少得由上校来担任。我的希望高涨起来，因为这里总算有个具备常人智力的人，懂得我这点简单的请求并不意味着背叛国家。他们让我再写一份新的呈文，译成俄文之后，他亲自拿去见陆军部长。会谈很久，虽然没请我本人参加，我却知道我的事正被翻来覆去地讨论，因为部长有好一阵子隔着窗户盯着我看。随后参谋长把我的呈文退了回来，上面有他那位名义上的上司的批示：陆军部十分愿意照准所请——只要外交部长也照准！我以为这场仗终于打赢了，剩下的无非是以蒙古人的耐心等候最后的公文；外交部长不是早已准了吗，哪怕只是口头上？不过，我的房东说他为了一桩简单的事——领一张许可证把他自己的几匹马运出境——跑了二十一趟衙门，我再也不把这话当成夸张了。

向参谋长求情之后过了两天，一个兵在街上遇见我，交给我一份蒙文公文。既然人人都答应准我再用相机，我便立刻到保安局去，要他们把相机还我。那个机关的头头是个戴着垂边软帽、脸色阴沉的粗汉，照例让我站了半个钟头，连正眼都不屑瞧我一下，然后用一种古怪的神气看了看我，咕哝了一句什么「明天」。也许我手里那份公文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我出去找人翻译。

我必须用最严厉的自制力，才能忍住不把那份妙文全文照录。倒不是说它作为文学作品有多高明，也不是说它本身有什么特别的趣味；只是近来人们大声疾呼，要求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开诚布公，像这样坦率的样本，恐怕再难找到几件了。它照例写在一长条薄棉纸上，横着折叠，打开来像手风琴，上面是一码多长的竖写蒙文，两头都盖着一方大红官印作凭证。一大段冗长的开场白之后，才引出正题：「鉴于一名叫索——、自称美国领事之人」，数月前访问库伦期间，曾与反对蒙古人民政府之阴谋集团成员交谈，而那些人后来已以叛国罪处决，此人遂「使伟大的美利坚民族之美名为之扫地」，因此本政府再不能相信任何美国人，无论口头还是书面，是以所请不准……如此这般，长得像一份和约。不过，要充分领会这篇业余外交的妙品，非得把蒙古近来的历史和政治略作交代不可；说它是外交，因为它虽然表面上是私人性质，显然却是指望我把它转呈我国政府，而外蒙古同我国政府之间并没有正常的沟通渠道。

中国经过革命、名义上成了共和国之后不久，外蒙古便割断了几百年来把它松松地系在中华帝国身上的纽带。中国新政府手头另有别的难题，好几年间都没认真采取什么措施，来收回这片辽阔疆土的归附；而这片疆土宣布独立时，在诸如彻底驱逐全部中国官员这类事情上，也并不怎么较真。一九一七年，中国在日本教官指导下编练了一个两万人的军团，打算接收扣留在上海的敌国船只，开往法国，打赢那场大战。可是停战协定赶在这些筹备之前来到了，留下一个难题：这支花了那么多工夫训练的军队拿来做什么好？终于有位天才出了主意，把它改编成「西北边防军」，两万人中的一半开赴库伦，统兵的是一位在中国通称「小徐」的将军。此公是人类中的一块妙品，他的功业里就有这么一桩：请一个对头来吃午饭，然后叫人在自家花园里把他刺杀了。各方的证词似乎一致认为，这些中国军队在库伦及其附近大肆蹂躏，尤其是在中国取消了俄国人的治外法权、那位促成此次出兵的「小爬虫」般的俄国领事离开之后。他们开始明目张胆地抢劫、杀害俄国人和蒙古人，从这一步再稍稍一挪，就是去攻击仍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了。不过，还没等事态严重到足以刺激列强采取行动，便传来消息，说有一支白俄部队正向库伦推进。「小徐」逃跑了，留下褚将军指挥。据他自己说，后者曾打算把剩下的外国人统统杀掉，接着在俄国人逼近时又丧了胆，抢在他的军队前头逃走了；他预定的受害者中有人再次见到他时，他正在北京一家头等饭店的舞会上，沐浴着外国女士们及其男伴们崇拜英雄的笑容。

恩琴率领的俄国人——此人被称为「疯男爵」，真是名副其实——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开进库伦，并在蒙古军队的协助下，把已经溃不成军的中国军团一路赶过了外蒙古的南部边界。巴黎到北京的电报线就是在那时因为缺了电线杆而中断的。我去库伦时，通往张家口的路边还散落着晒白了的中国人的骸骨。恩琴是那种由世世代代的俄国残暴孕育出来的人物，他们似乎以嗜血的行径为最大乐趣。在库伦，他越来越疯狂，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有「红色」同情嫌疑的蒙古人和俄国人，到了一九二一年二月的某一天，又以对犹太居民的一场大屠杀登峰造极。他解释说，凡是俄国人都恨犹太人；再说，同他势不两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当时和现在都主要掌握在犹太人手里——这个事实在我国之所以没被充分认识，是因为犹太人的手捂住了我们的报刊，可是研究当今俄国的任何问题，都必须把这一点记在心上。他对这些人恨之入骨，连子弹都舍不得浪费在他们身上，而是用马刀劈开他们的脑壳来结果他们。仍住在库伦的外国人描述说，当时的街道就像屠场，到处横着犹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尸体，甚至有婴儿，脑浆在尘土和垃圾中间流淌出来。人人都提到一件怪事：许多尸体倒在原地好几天，却没有一条狗走近，仿佛连这些畜生也被男爵的疯狂吓住了——要不就是已经吃饱了。在这场屠杀中狂欢的士兵辨认受害者时，大多只是匆匆瞥上一眼，所以有不少长相容易叫人看走眼的外国人，着实度过了一些很不愉快的时刻。两个蒙古人和一个白种女人吊在同一根门柱上——那女人是个可怜的半痴，死了脸上还保持着一种空洞倨傲、滑稽可笑的神情——诸如此类的景象，劫后余生的外国侨民至今还记得。

布尔什维克终于派了一支军队进入蒙古。据他们自己说，此前他们曾恳求中国人好几个月，请其一同出兵，把「疯男爵」两面夹住。男爵个人的那些消遣，在促成这一决定上似乎并没有多大分量，因为「红党」自己对血流成河也颇有嗜好；可是他们已开始担心，恩琴一伙会成为一支「白党」武装的核心，壮大到足以危及他们自身的安全。再者，他们既是真正的狂热信徒，便急于把他们那古怪信仰的阴郁福音带给蒙古。「红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进入库伦，从此一直待在那里。在那些供发表的照会里——各种颜色的政府都拿这种东西来愚弄邻国、愚弄本国人民，甚至愚弄自己——俄国现在的统治者向我们保证，他们在库伦只驻有一小撮兵，仅仅为了防备「白党」重新集结，蒙古人则是自己治理自己，不受外来干涉。就连那位以俄国领事的名义在库伦代表苏维埃的、仪表堂堂而风度翩翩的犹太绅士，只要你不怕麻烦去拜访他——他那间地道领事派头的办公室挂着一幅列宁的签名大像，所在的楼上飘着一面褪了色的红旗——他也会用六七种语言里随便哪一种告诉你，他不过是城里一个孤零零的外国人，跟你一样，对蒙古政府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倘若他说这话时能忍住不露出笑容，那就说明，他当年被驱逐出美国时所表现的那份温文尔雅，非但没有减退，反倒更加长进了。

驻在库伦的俄国苏维埃士兵确实不过两三百人。既已把这座城「染红」，又已确保扶植起一个同样颜色的蒙古「人民政府」，要保证莫斯科的意旨得到执行，也就用不着多大兵力了。名义上治理这个国家的内阁部长全是蒙古人，可是在他们胳膊肘边上、刚好在视线之外，坐着一位俄国「顾问」，他的顾问意见谁要是不当回事，是免不了要吃苦头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幕：参谋部的一个俄国尉官给外交部长送来一份文件，须由他签署才能生效。部长开始细读，那尉官脸上的神情明明白白地在说，就像他亲口说出来一样：「读吧，你这老叫花子，你想浪费时间就读吧，可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得签。」莫斯科的电报源源不断地——虽然只是细细的一股——涌向那位「毫无权力」的俄国领事，于是经由这些电报到达库伦的「顾问意见」，就这样渗透到独立的蒙古「人民政府」的各级机构。

绕了一大圈，我们总算又回到那篇业余外交的范例上来了：它驳回了我那点简单的请求，还顺手给「伟大的美利坚民族」的全体公民弹了个反手的脑瓜崩儿。不错，正如那份文件所说，确有一位名叫索——的美国人在我到达之前几个月来过库伦，他也不否认曾同那十五个蒙古人中的几位交谈过。那十五个人里有一位是前总理，还有一位是喇嘛教阶里地位很高的圣者，大多是在蒙古所能找到的最出色的人物；就在我到达前两个星期，他们以阴谋推翻「人民政府」的罪名被枪决了。说他「自称美国领事」，这毫不奇怪，因为我国国务院也这么称呼他，并且照此付给他薪水。他尽可能同他所能接触到的最有教养的蒙古人往来，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哪怕只是为了避开那些更油腻的袍子。简单地说，索——是我国驻张家口领事，全蒙古都在他的辖区之内。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其实除了苏俄之外，没有哪一个国家承认过外蒙古独立。所以，按照国际法——如果真有这么个东西的话——它仍是中国的一个省，属于我国在华的一个领事辖区，美国人在那里仍享有治外法权，只能由本国的外交或领事官员审判。索——受任后不久，便匆匆赶到库伦去考察局势。当权的蒙古人显然希望，他此行是出于我国政府承认他们独立的意图。结果什么也没有下文，他们便越来越怨恨。「红党」把美国视为反对他们那套可悲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首，他们的敌意更加深了这种情绪，至少在眼下当权的「红色」蒙古人当中是如此；种种迹象表明，在一般蒙古民众当中，并没有什么东西「使伟大的美利坚民族之名为之扫地」。至于说有哪一位美国领事会向外国的一个少数派集团许诺，要「使他们同我国人民东方的敌人取得联系」（所指的是一般的中国人，尤其是张作霖），「并协助清算现存的蒙古人民政府、恢复旧制度」——这是答复我请求的公文里所指控的——那就跟那份文件本身一样荒唐可笑。

政治谈得够多了，在我这简单的头脑看来，政治通常是件烦人的事。不过，作为我个人的一点窃笑，我不妨补充一句：我这桩事差点儿闹出一场内阁危机，把蒙古内阁推翻。这倒也没什么可夸耀的，如今这年头，内阁几乎天天在这块那块不起眼的小石子上绊了脚，摔个嘴啃泥；可是知道自己即便拍不成库伦，至少能把它闹个天翻地覆，心里也有几分满足。看来内阁对那个新贵保安局的举动深为不满，既恼它直接答复我，又恼它推翻了部长们的决定；据可靠消息，要不要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的问题，曾经久久地激烈辩论过。我虽然只是那个遭人诽谤的美利坚民族的非正式代表，当然也不能对保安局那份公文的攻击逆来顺受。因此我按照正规的外交格式，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答复，致外交部长，他也诚惶诚恐地收下了。可是我原指望这样再搅一搅，还能成为一场国家危机的起因，据库伦最近传来的消息，这个愿望并未实现。

不准任何人在库伦拍照，除了怄气或纯粹的无知，再找不出别的理由。这里没有什么讳莫如深的要塞或防御工事；至于苏维埃士兵和「顾问」的存在，镜头能捕捉到的，没有一样是用文字说不出同样效果的。穿着寒碜灰制服、上面缝着一颗红星的那些头脑简单、面相颇为粗野的俄国青年，差不多就是布尔什维克占领的唯一外在标志了。这里那里，有一两个上了刺刀在站岗，他们挥舞刺刀时，比一般士兵还要满不在乎，不管会不会戳着无辜者的肋骨。另一些不当班的，单个或三五成群地到处游荡，搜寻任何可能冒出来、合他们那点粗浅胃口的东西。朝中国人所建的无线电台那边走，俄国兵把一家美国矿业公司毁于战火的办事处当作营房，在那一带常能碰见五十到一百人的队伍，排着密集的队形，迈着送葬般的步子，齐声唱着歌前进——这是从沙皇时代承袭下来的习俗，倒也颇为动人。无论从他们的模样，还是从一点点权威的影子就能叫他们冲昏头脑的样子，都看得出这些粗鲁的年轻人几乎全都出身农民或城市最下层。我在库伦期间，一天要到保安局去办好几次事，可是没有一次，哪怕是奉召前往，能让我径直进去；总要等门口站岗的那个不管是谁的呆脸士兵把我拦住，拦得够久，好显示他的权威，以及他对那个居然还敢戴白领子的阶级的厌恶。更糟糕的是——正如一切坏榜样被社会更低的阶层效仿时那样——那些人数多得多的蒙古士兵，为了在「红」上胜过他们的俄国楷模，存心摆出一副粗野无礼、幼稚而又蛮横的傲慢态度。

人们普遍传说，驻在库伦的俄国人当中有许多「萝卜」，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无论士兵还是职位较高的人，大多是一张张头脑简单的平民面孔，却也有例外。所谓「萝卜」，显而易见，就是外面红、里面白的人；这个说法近年来已成了俄国人的日常用语。许多沙皇时代的旧军官，许多你最料想不到会拥护新的无产阶级学说的旧贵族，除了在布尔什维克手下谋个小差事、假装赞同他们的纲领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挣口饭吃。在俄国及其邻近地区，有多少这样的人会在他们眼下的统治者露出明确的垮台迹象时反戈一击，这个问题外界不无兴趣，却不是随便一个过客所能回答的。又据说，人们很乐意被派到库伦来当差，因为这里至少有足够的东西吃，而在俄国，几乎人人都多多少少在挨饿。然而即便在库伦，也有尝过饥饿滋味的俄国平民。在哈尔滨或海参崴的逃避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难民当中所能见到的那种赤贫和乞讨，在这片相对富足的田园之地是见不到的，可是光着脚的孩子和最瘦削的面孔，从来都不是蒙古人的。我特别记得一位官员的遗孀，她丈夫被「疯男爵」无端杀害了；她还年轻，若是境遇好些，本该是个迷人的女子。她带着瘦长的小女儿，住在一间两居室的小屋里，同住的至少还有五六个人。每天早晚，她都哆嗦着从我们窗前走过，去干、或是干完某种体力活回来，那活计已经让她长了一双农妇的手。

我决不想谴责任何想要摸索出一种更好的新政体的诚实尝试，因为到目前为止现存的任何一种政体，我肯定都不会给它挂上头奖的蓝绶带。可是，即便只在「红色」统治下的库伦待上几天，任何一个不是无可救药地偏袒它的人，也很难不相信：「红色」制度并没有增进人类的幸福——而人类的幸福，说到底，是任何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尽管这一点似乎在全世界都几乎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与之对立的制度固然也许很糟，这一种却显然更糟，哪怕只因为它把社会的渣滓沉淀翻到了上面，而把较清的液体压了下去。它把无知者置于多少受过些教育的人之上，把粗鲁恶毒之辈置于至少有几分教养、因而还能稍存宽容的人之上；它把人类身上残存的野蛮翻到表面，却把漫长世纪的努力所取得的许多进步淹没了。有一天晚上，我去看每周一次的演出——库伦的欧洲人社会获准以此来设法自娱——这一面让我感触尤深。那场演出，就跟主办它的政府一样，仿佛是锅炉房的司炉工跑上来占据了客舱，而且坚持只用他们自己队伍里那点可怜的才艺；而那些世世代代竭尽全力提供更好娱乐的人，却还滞留在这场闯入把他们赶进去的暗角里。

本来，「红党」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戈壁上孩子般的人引向更好的境地，可他们似乎只是把那些受了他们一丁点影响的蒙古人天生的那股刁蛮劲儿发扬光大了。诚然，这两个民族有许多或多或少相通的品性，历史也处处交错。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人打败过俄国人，摧毁了基辅，使几乎整个俄罗斯都向他们纳贡。在库伦边上，矗立着一长排欧式营房，是沙皇时代俄国人盖的，那是他们训练一支蒙古大军的计划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两个比邻的民族几百年来一直有来有往；再加上中间有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过渡，彼此浑然交融，他们似乎比一般所说的欧洲和亚洲要亲近得多。事实上，把两者放在一起看，你越来越惊讶于俄国人是多么东方。比如说，他们的残忍就是东方式的。一个直到昨天还把死囚装进结实的木箱、丢到野外骷髅和狗群中间等死的民族，在这方面俄国人或许也教不了他们多少，可俄国人确实丝毫没有软化他们与生俱来的野蛮。剖开一个被处决的罪犯的尸体，去找某个想象中能入药的器官，当然不比这件事更坏：库伦两位最有教养、最迷人的俄国年轻女士，被判去给西伯利亚的「红」军「服役」五年，所惩罚的滔天大罪，是她们当中的一位做了一个「白」军军官的妻子——而在这个意义上给「红」军「服役」，指的可跟白天缝缝纽扣大不相同，那是一种轻而易举就能让五年刑期变成终身的事情。

眼下他们对一般的生人，尤其是对白种人，大体上都板着脸，可你本能地觉得，这并不是蒙古人的本性。因为他们是一个质朴的民族，贴近自然，尽管有种种明显的毛病，却自有可爱之处。据三年前就熟悉库伦的人说，那时的库伦自由自在，虽说肮脏迷信，却是个叫人愉快的去处。几乎每个蒙古人，对任何人，不管是哪个种族，哪怕只是在街上偶然相遇，都会报以微笑，高高兴兴地开个玩笑打招呼。如今整个地方的气氛若是叫人神经紧绷，那倒是因为最近从外面强加给他们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他们也许愿意、也许不愿意，却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从前来库伦的人来去自由，做生意也好，闲逛也好，个人自由从未受到丝毫干涉。如今，欧洲侨民虽然可以在日落时分沿着那条从市场旁边渗流而过的臭水沟来回溜达几趟，可是谁也不能夜里出门，否则随时有可能在阴湿的牢房里度过后半夜。这条规矩，再加上多数人家的双层窗户都照俄国人的习惯用木板窗遮上，使得夜晚一片死寂，只偶尔被觅食的野狗的吠声打破，那吠声嘶哑，仿佛它们都因露宿而得了重感冒。不过也有一点可笑的地方，能稍稍冲淡这种普遍的惶恐气氛：原来「红党」和蒙古人的想法似乎是，只有那些在黑街上悄没声儿溜着走的人才可能图谋不轨，于是那一小撮非俄籍的外国侨民发现，赴完晚宴回家时，扯开嗓子又唱又嚷，倒是个有效的法子，可以让巡夜的士兵相信他们并无恶意。

如今，在任何人名前面用俄语里相当于「先生」的那个字眼，不管用哪种语言，都要冒风险；人家要你说「同志」。「红党」初来时，处处显出要在蒙古推行与俄国一样的共产主义的意图。他们索要一切不动产的地契，宣布要把所有这类产业以三十年为期租给出价最高的人，不管业主是谁。外国商行的代理人回答说，他们公司房产的契据存在北京各自的公使馆里，或是在美国、欧洲的总公司，要不就找个别的说得过去的答复；虽然对方索要了契据副本，后来却又退了回来，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毫无用处。然而，蒙古人和俄国人却在许多情况下被迫不由分说地当了共产主义者，有些人甚至连个人财物都已被剥夺了。两地都待过的人说，库伦对和平营生的干涉，比苏俄任何时候都厉害。商人们尤其怨恨，因为自从法令准许经商以来，俄国的生意一直在稳步好转，这里的生意却要被税收活活压死。中国商人占了商界的大多数，他们疑心重，很难从他们嘴里听到一句实话；不过，要说他们对「红色」当局那些往往形同没收、又繁重不堪的办法，比那些心灰意冷的外国人更满意些，这是很难叫人相信的。比如说，每一件进口或出口货物，都要按零售卖价缴纳极高的关税。因为一些技术性细节、因为往往无法避免地触犯了某条愚蠢的规定而被罚款，是家常便饭；而在费用之上，还要加上蒙古人对政务缺乏经验所造成的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一支六十峰骆驼的驼队，驮着成捆的旱獭皮进出，必须停上两三天，等每一张皮子都点过数、再重新打包。有一家英美烟草公司的分号运进一批香烟，七十二箱中每一箱的九十八包都得逐一点数。他们为什么不把每一支烟都数一数，至今仍是个谜。砖茶、巧克力块，以及最微末不过的物品，一律照此办理。

「红党」到了不久，便颁布一条法律，规定俄国银卢布为法定货币，与鹰洋等值，人人都必须照此收受。一家美国商行抗议说，这意味着价格上要亏损百分之四十，拒不遵行，结果被重重罚了款。而且罚款还真的交了，什么治外法权的合法权利也顾不上了。难怪库伦的外国货物奇缺，大商行纷纷关闭那里的分号。据我所能查到的，「红党」只推行过一项值得称道的改革：他们下令蒙古妇女必须放弃她们那奢华的头饰，说头饰上沉甸甸的银子可以派更好的用场。大约有四十副头饰被没收，可是就连布尔什维克也终于明白，女人的时尚不是立法者一纸命令就能规定的；他们后来把没收的那些玩意儿退了回去，这风俗也就照旧保留下来。其实，库伦所有的「红党」为那里那一小撮人类所做的事，还抵不上三位勇敢的瑞典姑娘；她们怀着传教士的热忱，孤身与蒙古流传最广的身体疾病搏斗，而且从不声张。

苏维埃为了把邻近的蒙古变成第一个皈依者、一个称心如意的国家，无论还用过其他什么形式的暴力，却不敢公然攻击活佛。倘若他们那位盲眼的神受到侵扰，狂热的蒙古人几乎肯定会把境内的外国人统统杀光，不论国籍；不过也盛传「红党」曾扬言，活佛若运用他的影响力反对他们，就要像对付前总理那样对付他。表面上，他们竭力维持活佛是蒙古政府首脑这个假象，正如他们竭力要让世人相信他们在蒙古政府里并没有真正插手一样。库伦唯一的报纸——官方公报，在宣布那十五名所谓阴谋者被处决时，提请人们注意一条法律：凡企图改变政体者，处以寸磔，直系亲属流放到距京城两千俄里之外，全部财产没收，所有亲戚发给边远地方的王公为奴。顺便说一句，蒙古这种奴隶很多；博格多汗就有成千上万，正如他有成千上万的牲畜一样。可是，那份官方喉舌接着说，这十五人的家属和财产都未受侵扰，这是奉了活佛的旨意！诚然，博格多汗这个称号的意思是皇帝，可他早已被剥夺了一切世俗权力，更不用说据说他对「红党」及其一切作为毫无好感。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再也不会在库伦重新掌权了。最近有一条出自日本方面的电讯，称莫斯科已宣布蒙古为俄国的一个联邦成员国，这消息未经证实，不过它名义上是不是如此，反正实际上已经如此了。我写这些话的时候，又有消息传来，说活佛正在请求中国再度接管这个国家，可那又是出自中国方面的。在东方这样一个两面三刀的天地里，政治上的确凿事实是很难找到的。不过，蒙古的前途值得关注，苏维埃似乎有意把它从沙皇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向南、向东扩张的帝国主义势头继续推进下去，这也同样值得关注。

仿佛是想弥补先前的苛刻，「红党」让我离开库伦时极为顺当。也许我该从他们的宽大里看出一个不那么令人受用的动机。不管怎样，我的行李只打开一下就又合上了，而大多数旅客都觉得离境比入境更难熬，平常凡是出境的每一行字都要受到严格检查。我们碰上的唯一不快，是那个掌管官印的油腻腻的蒙古人直到中午才来到保安局，而我们早上八点就在那里整装待发了。穿靴子的士兵又骑马送我们到城外远远的郊野，一路上在各个衙门把我们拦下，所以等我们的证件在最后一座蒙古包里查验完毕，太阳早已偏西，我们这才得以动身，争取在天黑前赶到远处的第一个歇脚处。然而，直到第二天下午，边境哨所乌德一言不问地放我们过去，此刻似乎像一片阴云般笼罩着外蒙古的那种惶恐之感，才让位于一种如释重负、对前途充满信心的心情。

两个星期前我们超过的那些长长的驼队，仍在向库伦艰难跋涉。一个个裹着好几层羊皮衣、几乎认不出是人的汉子，仍蹲在沙漠里挖出的沟槽边，护着火苗不让风吹，哄它燃旺，或是低下戴着皮帽的脑袋，迎着从北方以特快列车般的速度呼啸而下的刺骨寒风；我们在冰天雪地里驶过了将近一百英里，尽管当我们跌跌撞撞地下了山口、进入张家口时，九月还没有过完。

十一安家内城墙下

这一章显然该由一家之主来写。不过任何一位丈夫，至少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丈夫，都会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劝说往往无用，而强迫早已过时。所以，管家的那一半人类只好容忍我拿出男子汉的全副本事，来对付一个显然远远超出我浅薄能耐的题目。不管我在这过程中暴露出别的什么毛病，至少在仆人工钱和鸡蛋价钱这类事情上，我会尽量不吞吞吐吐——依我看，普天之下的主妇最挂心的正是这些。

北京那两家新式饭店，更不必说那十来家偶尔会因为来了一位洋客人而大吃一惊的旅馆，都不是一个刚到了能跑、能嚷、能砸东西年纪的男孩子住上八九个月的地方，何况他的父母早已连旅馆生活的种种便利都厌恶透了。于是我们打起了租房子的主意。在北京，可不是买一份早报、勾出上百处可能的房子、再一家家去看那么简单。英文报纸倒是有，多少算是日报，其实还有两三份；可报上向读者推荐的那些房子，能住得下去的人家寥寥无几。街上也看不到房屋经纪，至少是西方人认得出的那种；给无房者的邀请也不多见。只能靠偶然得来的消息，尤其要靠托朋友去托朋友——这对于刚到的人来说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因为他们顶多带着几封介绍信，又有一种或许愚蠢、却根深蒂固的毛病，总想尽量少给旁人添麻烦。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有些事在别处大遭白眼，在北京却再正当不过；反过来也是一样。

但无论如何，在中国京城找房子，全然不像在纽约找公寓那样是件力气活。随便跨上一辆离得最近的人力车——这些车子像饿极了的麻雀一样，朝每一个可能的主顾猛扑过来——便被悄无声息地一直拉到可能的住处门口。在使馆区以外对北京作这头一回匆匆的巡视，差不多总会叫打算在此安家的人大失所望，然而除了最爱抱怨的人以外，人人又都会被它迷住。那些狭窄、没有铺砌的胡同，就算不是满地泥泞、尘土飞扬，也是坑坑洼洼的；它们给眼睛、也给鼻子带来太多冒犯；没洗过澡的乞丐，挂着鼻涕的孩子，头一次近看的未来邻居，就连最贪看地方风情的人，也难得觉得赏心悦目。几乎任何一个受过美国式教养的人，都会被这些房子之矮、之挤吓一跳。一想到不但要住在底层，而且是地地道道住在地面上——因为北京的房子没有地窖，连一级台阶都难得有——简直不可思议。没有前院，没有草坪，连一点像人行道的东西都没有，两旁只有青灰色泥砖砌的光秃秃的墙，一眼望不到头，这里那里塌了一半，也许暂时拿旧草席甚至破烂东西补着——这副光景多半会叫初来的人心里一沉。

但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中国首先是个「墙的国度」；大街和那些小巷似的胡同夹在泥墙之间，失去了宽敞，墙内的住宅却因此得到了空间和清静。沉重的门扇漆成鲜红，上面写着几个斗大的黑字，诗意盎然地为住户祈福；等这两扇门在他身后吱呀一声关上，他便发觉，先前那种挤得难受的感觉不过是错觉。一条短短的砖铺过道，几乎一定要拐个直角，通进第一进院子；从那里再由另一条多半换了方向的过道——好叫恶鬼彻底摸不着头脑——通到第二进；再往里，也许要穿过一座屋顶两角高高翘起、色彩鲜艳的大门楼，还会有第三进，甚至第四进院子；不过那样的话，寻常找房子的人还是趁着没谈到价钱，识趣地告退为好。四周各座房屋的砖墙和瓦顶，通常也是那种青灰色；北京尽管宫殿、庙宇、古迹不计其数，却比想象中黯淡得多，正是这种颜色的缘故。可是屋檐与檐板，门户与过道，都饰着中国式图案的红、绿、天蓝各色彩绘，斜斜的屋顶下，椽头和斗拱涂着鲜亮的蓝和红，窗格糊着白纸，这便把那份黯淡补回来了。多半还会有一棵古树，从什么地方高高伸出，罩在院子上空；而且几乎总有，不论冬夏，头顶上那一片湛蓝的天——北京之所以是个令人愉快的家，靠的就是这片天。最叫外国人久久不惯的，是房子之矮。小孩子都能把一只猫扔过任何一座房顶；没有地下室，没有阁楼，每座房子只有低低的一两间屋，通常连天花板都没有，只有房梁，或糊纸，或刷白，有时还画着龙和别的中国物事。

当然，我说的是中国房子。北京也有许多两层甚至三层的住宅；也有大院子里满是房子，仿佛是从马萨诸塞州原封不动运来的；可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只为了住进一个围着墙的小小英国或美国的复制品里。于是我们在胡同里转来转去。按照条约，北京所有的西洋人至今仍住在使馆区之内。但外侨社会早已胀破了这块有限的地方。有房子出租的中国人，有货要卖的商人，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眼馋洋人鼓鼓钱袋里那点东西的北京人，都乐得在实际上对这一条条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刻着西洋字母的铜门牌，挂着各色西洋国旗的旗杆，在内城里四处散布开来。我们发现，它们在东南部，或者至少是东部，聚得最密，越往西北越稀；不过也有外国人住在中国人称为「黄城」的皇城里面。在内城城墙以南那片宽阔的外城，或者根本在那道雄伟屏障以外的地方，似乎就很少甚至没有外国人住了，只有远在跑马场的那一小片郊外侨民区是例外。

我们找到中意的房子之前，我已经到蒙古去了，因此不论是找房、置办家具，还是挑选那一大帮离了他们在北京似乎就转不动的外国人家的仆役，功劳都算不到我头上。那是一番漫长的寻觅，还碰上过一些在太平洋彼岸不会碰上的周折。按法律，外国人除非是传教士，否则不能在北京拥有房地产。许多人还是有，那是靠找中国人来当挂名的业主。有几座还没被洋人碰过的中国老房子，引得我们也想像几位朋友那样，把它们修复得同样动人。可是我们能在北京安家的八九个月已经在一天天溜走，而要把这种祖传老宅——一进院子接着一进院子，往日的气派却因年久失修而褪尽——收拾到能住人的地步，得占去我们太多时间。就算向一位特意为了租给外国人而翻修改造过房子的中国房东去租，手续也够复杂的。头一件就是免不了的讨价还价：房东开口也许是他愿意接受的两倍，租客还价也许是他打算出的一半；因为即便在北京这样见惯了外国人的城市里，能老老实实一开口就报出实价、并且说一不二的中国人，也还是凤毛麟角。这种讨价还价还不是直来直去的，哪怕我太太和那位未来的房东说得来同一种话也不行。万一生意谈不成，得有中间人替双方「保全面子」。中国人出租的房子从来不带家具；通常也没有自来水、下水道、浴缸、电灯，以及诸如此类的西洋怪癖——不过若是房东本来就打算租给外国人，也许已经做了些安装这些改良设施的准备。可除非他有把握租给洋人，房东是不肯为了一个可能落空的指望费这么大周折的；多数情况下，他提出的办法是由租客自己出钱装上这些东西，至于房租能否因此相应减少，那就很难说了。

倘若双方终于谈妥，没经验的租客一听后面还有什么在等着他，多半要晕过去。首先他得预付三个月的房租，这绝不意味着三个月没满他就不必再付钱。这笔钱抵的是住进去的头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剩下三分之一不抵任何一个月。它成了「赏钱」，也就是「揩油」，要分给这桩买卖里的每一个人——当然，掏钱的那位除外——凡是以任何方式沾过手的，都有一份：给你指点过房子的某位熟人家的「仆欧」，开过门的看房人，街对面知道房东姓名的仆人，把那位房东请来的人，一路往上，经过所有的中间人，直到房东本人。哪怕是我们当中最大方的人，要付一百或一百五十块钱的小费也难免犹豫，尽管那不过是「鹰洋」。然后，这桩事的契据还得送到这位外国人所属的使馆，使馆到时候照例办完该办的手续，再转给中国警察。在北京，有些官员办事快得出奇（这是就中国而言），所以文书也许能以一种在内地会叫人头晕目眩的神速办妥、回到房东手里——也就是说，人人都这么告诉我们，运气好的话，三四个月之内！

后来，突然冒出一座小小的中国房子，大小正合我们一家，一位美国传教士刚把它「开化」过，打算照我们本国那种爽快的办法出租。于是整整一个星期，苦力们背上压着形形色色的家具，络绎不绝地走进那条小胡同，来到我们的新家——这些家具有的是在拍卖会上捡来的，有的是在外城那片漩涡般的市面上一件件讲价买来的，有的是在别处零星店铺里淘来的，实在找不到的，就请手艺灵巧、要价又很公道的中国匠人定做。一个木匠凭着一点点提示，做出了一张四柱小床，每根柱子上都爬着一条光彩夺目的龙；另一位流浪的画匠在婴儿房衣柜的门面上画了一片奇妙的蓝色树林，中国最有名的那位演员照例扮作一位婀娜的女子，领着一头绿色的鹿在林中漫步；大部分陈设都是地道的中国东西，尽可能改得合乎洋人用；我们最大的遗憾，是这只能是个临时的、因而也只能是个花钱不多的住处，没法尽情享受中国陈设真正的美。

即便如此，等我们置办停当，七八百块钱已经化为乌有，可谁也不会把这地方错当成王府。不过那只是「鹰洋」，在中国一说「块」，向来都是指这个；而且等到我们离开北京、继续上路的时候，说不定还有人能退还我们几块。再说，两家饭店中随便哪一家，都会把这笔钱收下，连一件家具也不会给我们留。

等我从库伦回来，我们已经可以搬进去了。我们在北京的家位于内城的最东边，紧贴着东城墙，所以我们这里的日出总比京城别处晚一点。这地方不好找，因为它开在一条自己的窄胡同里——一条无名的小巷，一头撞在那道雄伟的城墙上，朝哪个方向走上好几分钟都碰不到另一个外国人；再有——既然为了让别的当家人知道底细，我们该把吞吞吐吐抛开——房租是每月七十五块「鹰洋」，租约里没有东方式的暗藏机关。在我还没来得及再次提到它们之前，先说明一句：中国的银元虽然天天涨落，在我们住在北京的那个冬天里，平均是一百八十七块合我们的一百元。此后这几页里凡是出现「块」或「分」字的地方，指的都是这种便宜些的钱。

使馆区照料得一丝不苟，街道铺着碎石，人行道两旁有树，一座座宽大的门楼里望进去，是一个又一个的列强——不过人们渐渐会疑心，在今天的中国，这些列强究竟是强多于弱，还是弱多于强——从那里穿过哈德门大街，拐进东边迷宫似的胡同，变化可真大。可就在那儿，真正有个家的喜悦深深印在我们心上；我们正像盘算已久的那样生活着：在北京，住中国房子，与中国人为邻，古都的魔力，真正的中国的魔力，把我们团团织在其中。从外面看，这地方不会合美国人的口味。可一旦轻快地叩几下门环，唤来「仆欧」拉开那两扇富有诗意的沉重红门，我们便走进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与周围熙熙攘攘的中国世界完全隔绝，只有那边的声音，偶尔还有气味，透得进来。它的人声也许飘到我们这里，可它对墙里的我们又知道什么呢？

原来中国房子住起来十分舒服。连不用爬楼梯都是一种乐趣，尤其是在饭店顶层住过之后——那里的电梯常常挂着「无电」的牌子；红门在身后一关，那种到家了的愉快感觉，比我们在任何一处西洋住所里感受到的都更真切。当然，我们的住处很简单，正配得上我们这种四处漂泊的人。只有一进院子，大约三十英尺见方，铺着灰色泥砖，四周是四座各自独立、屋檐低垂的小房子，每座两间，弯弯的瓦顶斜斜地罩下来，一副护卫的样子，仿佛预示着酷暑或严冬。它们光秃秃的后背朝着四面挤过来的邻居，窗户全都朝着院子，实际上占满了院子的四边，因为朝里的一面除了窗户什么都没有。窗户上半截是格子，糊着中国到处都用的那种薄薄的白纸，换起来容易，挡热挡冷也比人们想象的管用得多；可下半截，在洋人的影响下已经装上了真正的玻璃。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北京的正房总是朝南。院子若在街北，最好的屋子就在最里头；若在街南，最好的屋子便背靠着临街的墙，余可类推。这座最要紧的房子，差不多总有一道又低又宽的廊子，我们的也是这样，上面搭着花架顶棚，院子两边没铺砖的泥土条里种着的花草，可以一直爬上去。夏天，北京的规矩是给院子搭一座「棚」——一张撑在木杆腿上的巨大苇席，高高地罩在整座宅子上方，既遮了阳又不挡风——顺便一提，这棚总是向棚行租的，棚行不肯卖。不过我们搬进去时夏天已近尾声，而一年里有八九个月，要是把罩在北京上空的那片明亮蓝天遮住，简直是亵渎——那片天常常一连几个星期都不见一丝裂缝。即便在北京冬天干冷最凛冽的时候，我们也从未后悔这几座小房子各自分开，每从一间屋走到另一间，都得穿过院子，于是又能瞥一眼那片纤尘不染的蓝天，吸一口户外的空气。

招齐必需的一班仆人，是所有事情里最轻松的一件。在北京，也和在全中国一样，人多得密密麻麻，只要风传有人想雇人，应聘的便会成倍涌来。新来的人最聪明的做法，是通过朋友家的仆人，或者诸如此类的连环关系来雇用仆人。他们无疑得付给介绍人一笔「揩油」钱，可主人却因此免于碰上来路不明、根底不清、说走就走的佣工；不过话说回来，比起中国仆人坑骗洋主人的种种机会，这些人简直就是诚实的化身了。这样荐给我们的一班人排成一行，供我们过目。有一个模样讨人喜欢、年近中年的小个子厨子；一个圆脸、太年轻的「仆欧」，他从前在一家日本旅馆做过事，学了些讨厌的习气，不久便走了，换了一个本省内地来的人；还有一个高大英俊的山东苦力。接着来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车夫，别看他上了年纪，却是北京跑得最快的车夫之一；最后，经过更加仔细的挑选，我们选定了这班人里唯一的女性，一个老妈子，担当所有差事中最要紧的一件——追着小一辈跑。然后，经翻译传达了一通吩咐，我们就开张了。

因为有一点我们是毫不通融的：家里不要会说英语的仆人。我们早已注意到，中国佣人只要会一星半点主人的语言，就容易放肆无礼，精于「揩油」，还会要一笔在北京堪称天价的工钱。而且在仆人听不懂的情况下，说话可以无所顾忌，日子也简单得多。但真正要紧的动机，是我们想学中国话，尤其要让那个在横渡太平洋途中过了两岁生日——那一天就这么丢了——的儿子学会中国话，而不是那许许多多「仆欧」和老妈子肚里全部语言学问的那种糟糕透顶的洋泾浜英语。回头看来，我们可以作证：即便是中国话，要学会说，也没有比整天泡在里面更直接的路子了。

在使馆区，人们付给仆人的工钱是北京其他地方惯例的两三倍，更不用说账目马虎、生活排场又让他们捞到的「回扣」了。我们这班新人自己开了工钱，不过开得实在，没有注水，所以双方都满意。除了老妈子，人人都认为每月十块钱是自己的服务应得的报酬，当然，车夫另要八块，算是他那辆锃亮的车子的租钱，车子就停在大门里面。那女人坚持要十四块，比那一带的一般行情高一些，但事实证明她完全值这个价，因为她的差事不仅责任最重，老妈子份内还有许许多多别的活计，使她格外有用。中国仆人除了工钱，照规矩什么也得不到，只有他们在逼仄的住处里睡的那铺炕，寒冷的月份里时不时一筐煤球，有时还有一件专门在主人家当差时穿的衣裳。吃饭是他们自己的事。这样，我们这五个人每月花掉六十二块鹰洋，折成美国钱，大约三十五块金元。此外，他们还指望在我们的圣诞节、他们的新年，以及我们散伙不再持家的时候，各得一笔现钱的礼，合起来大约相当于多给一个月的工钱。

中国仆人有他们的毛病，但把这些毛病统统加起来，我怀疑也不见得比欧洲的佣人更多，更不用说我们本国的了。在他们的伺候下，日子过得比最肯干、最能干的「雇来的姑娘」所能做到的还要顺当。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只是出于对自己这一行的自豪，哪怕女主人一连几个星期独自和他们在一起，一张阴沉的脸、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一丝一毫的放肆或者「顶嘴」，在我们家里都从未见过，对于分派给他们的活计，也从没有人抗议过。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做法，但即便如此，凡是非改不可的地方，我们也都改过来了。活怎么分，由他们自己去定，因为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事最好别去插手。要是他们当中有谁觉得受了别人的欺负，那也是他们自己私下了结，从来没有传到我们耳朵里。北京的仆人没有什么下午休息之说；和他们的同行一样，我们家的仆人一天二十四小时、一星期七天都在干活，或者至少是随叫随到。偶尔「仆欧」或苦力会在晚上打断我们读书片刻，请求出去一趟，但我们从未见过下次要找他们时他们不在。一冬天里，车夫大概请过三四次假，说是要去修修他的车子，但除了几回误会，我们想让他拉着我们小跑出门时，他没有一次不在跟前；直到中国新年来了，他才决定自己一份差事已经干得够久了。老妈子有两个小女儿，更别提还有丈夫和那免不了的婆婆，家就在不到半小时路程的地方；可虽然我们从不阻拦她回去，我怀疑她一冬天回家看她们也不到十来回，而每次回来，她总要给她那心存感激的小主人带来一件花花绿绿、并不总是便宜的中国玩具，仿佛是为自己擅离职守赔个不是。当然，这其实不止于此，正如所有仆人对他始终如一的疼爱一样，因为一个小男孩走到哪里，也不会比在喜爱孩子的中国人中间受到更帝王般的款待了。

虽然我们从未深究，每个仆人的活计似乎都由习俗明确规定。车夫早上扫院子，除非他正忙着自己的主要差事，同时还留心听着门环响。「仆欧」把管家和收拾房间的轻活一身兼了，大体上是我们与外界之间的一道缓冲。苦力干大部分粗活，包括擦地板、生炉子、洗东西——碗碟和衣裳都洗——还有熨衣服，他熨出来的礼服衬衫，假如美国最好的蒸汽洗衣房也能流露这种感情的话，准会叫它们羞得满脸通红；就连女人晚礼服上的皱褶花边，他也能像法国女仆那样灵巧地熨平。老妈子在主要差事之余，做大部分针线活，还有许多零零碎碎的事情，在别的国家，这些正是主妇的苦差。自从春天里我们家添了个女儿，她担子加重了，却照样干得利落，始终高高兴兴。

厨子则比较自由，有很明确的职责，包括每天上一趟市场。在中国大部分地方，「做饭的」要常常和女主人一起对他的账本，但在北京，有一种流行很广的习俗，好听的说法叫「在厨子那里包伙」。给每天的伙食定一个固定的价钱，其余的交给天朝的厨房去办，这样管束厨子就省事多了，尤其是对一位只会说极少几句中国话的太太而言。我们采用了这个办法，发现不但令人满意，而且据朋友们说，和另一种办法一样省钱。我和蕾切尔每人每天给一块钱，小家伙减半。这包括端上桌的一切，只有早上那瓶牛奶，还有法国和意大利出产的、装在类似瓶子里的那些违禁货色除外——我或者我们的客人偏要拿它们来蔑视我们自己的体质以及我们祖国的宪法。北京外侨中那些挥霍惯了的人，要是看到这段话，无疑会嗤笑这笔钱少得可怜；那些曾屈尊接受过我们款待的人，或许会说：「我早就猜到了。」可我已经答应要坦白。我们是简朴的人，口味并不要求每天都吃那种通常被当作奢华象征的烤面包夹鹌鹑。事实上，我们倒是常常吃这个，因为世界上大概再没有哪个都城的野味比北京市场上的更多、更便宜了。我们肯定从来没有饿过肚子，而那个厨子拿着这么一笔钱能张罗一整天——在纽约一家很普通的饭馆里吃一顿午饭，这笔钱剩下的还不够付小费——会让美国人误以为，生活费高涨这回事从来没有来过中国。

我们主要吃中国的出产，外加一些洋货美味，如可可、咖啡、罐头牛奶、进口黄油、香料、果酱、腌肉之类，都从厨子那份钱里开销。鸡蛋，我相信，在隆冬时节涨到了最高价，每个合美国一分钱；一只中等大小的鸡要五六十个铜子儿，合真正的钱不过一角六分。名闻遐迩的北京鸭，就在我们城墙那一边的护城河上点点泛白，那要买起来可就是件大事了，因为中国的美食家们对它需求很大；可是肥嫩的乳鸽，一只只合五分钱，而先后装点过我们餐桌的沙锥、鸽子、鹧鸪、野鸡和野鸭，对国内一个发战争财的暴发户来说都算得上奢侈品了。北京的蔬菜很多，肉类的选择却有限。猪肉是所有中国人的心爱之物，外国人却理所当然地不碰；

中国猪吃的是什么，他们就算没亲眼见过，也必定听说过。北京的牛肉名声在外，据说那是些干不动活的役畜的肉，而不是专为食用而养的牛。时不时地，饥饿的军阀们把城门的入城税提高了，宰羊的屠户便罢起市来，这对北京人数众多的回民尤其是一桩苦事。不过禽肉，不论野的家的，总是随时都有，足以弥补任何这类灾难。我们觉得中国的玉米面、小米，还有一种本地产的、颜色发褐却味道极好的麦糊，比从太平洋彼岸运来的早餐麦片更可口。中国梨，尤其是那种几乎整个冬天都能存放的金黄大柿子，比起至少有一家洋货铺子里卖的那种一块钱三个的加利福尼亚橙子，也毫不逊色。「大师傅」时不时还要在甜点上冒一冒险。像北京所有的厨师一样，他偏爱做一种看上去骇人又奇妙、可对头一个要下刀的客人却是对脾气和手艺的双重考验的东西。有一种臭名昭著的「北京尘土」，一圈蜜饯果子围成墙，里头堆着一座栗子泥小山，那质地恰恰就像锯末——味道当然远比锯末高明——不幸的是，家里对厨房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位偏偏爱煞了它。有时晚饭的收尾是一只点心做的篮子，连提梁都有，里面盛满了蛋奶冻和果仁。但所有这些毛病，都被一件事充分弥补了：厨房里常常端出足以叫新英格兰最骄傲的主妇也自愧不如的馅饼，上面通常用蛋白写着富有诗意的中国字。只要腾得出地方，任何正式的甜点上都少不了这类文学抒发；我们本国的第一个节日到来时，端上来一只神气的粉红加翠绿糖霜的蛋糕，上面大模大样地写着「谢恩节」三个字——意思自然是感恩节，只是写得有些走样。

我们的厨子在同行里算得上出众，因为他既会做西餐，也会做中餐；每星期总有两三回，这种截然不同却同样可口的饭菜摆上我们的餐桌，连筷子都齐全。一般说来，只要菜单大体搭配得当，选什么菜全由他做主；他凭着一副绝好的中国人的眼光，把我们喂得几乎太好了，而且无疑也按照中国由来已久的规矩，把剩下的铜子儿揣进了自己的腰包。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厨子是否「揩油」过一分钱，可他要是没有，就该被开除出中国厨子工会——如果真有这么个工会的话。因为在华的外国人全都认定，他们的厨子相信这份差事天然附带着某种正当的「揩油」；虽然美国主妇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想得通，可老资格的外侨要是发现这条规矩并不通行，反倒会大为不快。照流行的说法，所有厨子都会把交给他们去花的钱，按一定的成数揣进自己的口袋；在北京的外国人中间，公认的数目似乎是百分之五，只有使馆区例外，那里没有什么确定的限度。说明这种习俗的趣闻多得数不清。传教士家的厨子，自诩为基督徒，每月拿着八块或十块鹰洋，竟攒下了小小的家私。我就知道这么一位，从上工那天起，就定下一条雷打不动的规矩：一天里给几个人做饭，每人就取六个铜子儿；如今他拥有两座新式洋房，都租给了外国人。

我们常常纳闷，我们的厨子究竟能攒下多少。这是没法查明的，因为在同「化外之夷」的任何争执中，中国的菜贩总是忠于自己人；而这种习俗在厨子心目中又是如此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厨房之王那张坦率而笑眯眯的脸上，从来不曾因良心不安而蒙上阴影。在人满为患的中国，几百年来的惯例是，凡是带来一份活计或一位主顾的人，都要给他一份酬劳；即使外国人亲自上市场，也省不下这笔「回扣」，事实上多半还要吃亏。因为菜贩报给外国人的价钱，并不是中国厨子最后能压到的那个价；而且没有哪个杂货商会在主顾付月账时告诉他：等他的厨子趁着没有碍事的外国人在场时一进门，这笔账里的百分之五就要归他。然而，尽管中国人在切下一文钱、一个铜子儿这件事上神乎其技——即便法国人的眼睛也绝看不出那里有什么凸出来的地方——我们还是看不出，我们的厨子怎么能靠这点零头发了财。连他那六块钱的厨房柴火钱在内，我在家时他每月有八十一块钱来喂饱我们。我们出去赴宴，他当然不会吃亏；请客时多给的钱让他稍稍宽裕一点；他也许偶尔把一只铁罐头或一个瓶子卖给不断从门口经过的小贩，尽管我们从没见过他屈尊采用这类手段的任何迹象。然而他的工钱，至少从他年轻时在满清宫廷里当差那会儿以来，从来没有比在我们家更高过；可尽管如此，他四个儿子当中，已有两个被他培养成了体面、正派、穿戴整齐的年轻人，英语好到足以在洋行里担任要职；老三也已在同一条路上走得很远了；最小的那个整天在邻近的胡同里撒欢，无疑将来也会得到同样的安排。我们始终没能把那几个已经成人的儿子，同我们这位远未到中年后半截的小个子厨子对上号；不过在中国，当然，一代接一代来得很快。我们假定他并没有把我们为此给他的钱全花在我们身上，也许冤枉了他；若是如此，我向他道歉。若不是，那他留下的尽可归他所有，因为八个月来，他伺候我们不声不响，干练利落，叫人极其满意。

几位有身份的中国人给我们透露了家仆生活中的一些秘密。看来大多数厨子，至少是给外国人做饭的厨子，都不是北京人，而是从乡下来的。他们在京城没有家小要养活，每月挣十块钱，吃剩饭——虽然中国仆人很少有人爱吃洋饭——自己一个月也许花上两块钱，一年便能往家里寄大约一百块。那些在北京有家小的人，就得想办法增加收入；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办法是不诚实的。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付给他足以养家的工钱，然后要求他诚实呢？唉，几百年来实行的是另一套，这已经使那种做法同中国人的想法格格不入了。你一旦付给仆人高于市价的工钱，他就会把你当成容易上当的冤大头或者百万富翁，「揩油」揩得更厉害。这是中国的制度，多少外国人在它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终归徒劳。

一个真正给外国人做饭的厨子，为了身份起见，必须有一个学徒帮手，正如他上市场来回必须坐人力车一样。我们安顿下来不久，「大师傅」就请求准许他把弟弟带进厨房来；这位弟弟的职业是折磨一把胡琴，看来生意越来越清淡了。他就在那儿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待着，学习西餐的入门手艺，直到攒足了胆量，自己去给外国人做饭，从此前程有了保障。可是从来没有人哪怕暗示过一句，说我们该付他什么钱；他不拿工钱的身份完全合乎中国的一套规矩，要是我们给他钱，最吃惊的莫过于他本人和他哥哥了。

不管我们对厨子能说些什么，我们都可以作证，从第二个月起就跟着我们的那个「仆欧」，即便按西方的标准来说也是诚实的。我们得赶紧承认，他与北京给外国人当差的一般「仆欧」不同；那些人无疑会管他叫「怪人」。他来自本省南边老远的地方，远离铁路，似乎存心拒绝学会京城的那些花招。他在老家有个十七岁的妻子，也许是他父母按中国惯常的方式硬塞给他的；至少他从没流露过想回家的意思，连过年都不想。不过话说回来，他已经四十出头了。他伺候得太尽心，以至于我们有时劝他多出去走走，他却笑着回答说，他在北京没几个朋友，也没地方可去。他每月叫一两回过路的剃头匠，一冬天里也许为自己的私事出去过五六次——只有一件事例外：每逢两星期一次的发薪日，他都准时出门往家里寄信。中国人家把收入合在一处、由某位祖父或婆婆掌管的程度，几乎能让任何美国人惊得喘不过气来。我们不止一次撞见这个非同寻常的「仆欧」小心翼翼地避开「揩油」的机会，把派给他的采买差事转给别的仆人，免得我们疑心他拿了佣钱。有一回，一对游客夫妇来喝茶，他们旅行得太匆忙，还没来得及把他们家乡芝加哥的眼光东方化，临走时「仆欧」开门，他们便偷偷往他手心里塞了一块银元。他并没有晕倒；因此，要不是门一关上，「仆欧」便冲回来，伸着手把那枚银元递给我们，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这桩社交上的失礼。我早就提醒过你，他是个怪人；我不敢说北京寻常的「仆欧」会不会认为他简直是疯了。可是，唉，在这个可怜的世界上，诚实和勤勉并不总是够用的。等我们离开的时候，所有仆人当中，最叫我们发愁找不到下家的就是这个「仆欧」，因为他的自信心之少，正如他的正直之罕见。

北京寻常的「仆欧」，尤其是懂些英语的，通常是外国人家里的总管。许多外国人从不同别的仆人说话，一切吩咐都经由「仆欧」传达；如果仆人多，就经由「头号仆欧」。这些人里年纪较大、经验较多的，会带上英国老管家那种干练和派头；从圣诞节的晚宴到月夜在天坛的野餐，交际繁忙的女主人只需稍加暗示，他们什么都能安排妥当。可我们宁愿要我们这一类的「仆欧」。这些能干的头号仆人尽管也许能瞒过他们的雇主，细心的客人却不会看不出，他们对手下人日渐轻蔑，而且常常瞧不起一般的外国人，尤其瞧不起他们所伺候的这一家。显然，他们的「揩油」随着他们的地位和机会一同增长。有些人靠着他们向东家推荐的小贩和店铺发了财，在他们手下谋个差事，可不是开口要就能要到的。北京一位美国官员家的「仆欧」有一天来找女主人，执意要送她一件礼物，价值足足抵得上他一年的工钱，说他已经入了基督教，因此对于那些向东家以及东家的许多游客客人卖东西的人给他的「那么多钱觉得惭愧」——他恳求女主人收下他这笔进项里照惯例该有的成数。至于外国使馆里的「听差」，也就是最高一级的「仆欧」，怎样利用他的机会，那是个值得一讲的故事，不过那就要闯进高级金融的领域了。

那个高大英俊、洗熨礼服衬衫和乔其纱晚礼服的手艺高明得惊人的山东苦力，原来同那个「仆欧」恰成对照，并且注定要在一月中旬前后突然离去。起先是太太自己「叫煤」，可王某渐渐把这差事接了过去，而且买得跟她一样便宜——我相信提他的名字不会对王某有什么损害，就像具体点出一个叫史密斯的美国人不会伤害他一样。然而煤似乎烧得越来越快，每一吨号称一吨的煤，堆在我们宅子前头那个小后院的墙根下，看上去都越来越小。有一天我们对煤堆的大小提出疑问，王某立刻担保让它烧满一个月。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可它居然就烧满了。别的一些可疑的小事也渐渐聚到这个高大英俊的苦力身上。不过这些事都说不准，要不是别的仆人，王某说不定至今还在我们家——虽然我想，到时候他自己也会把自己吊死的。老妈子悄悄说了一句，蕾切尔便亲自去「叫」下一吨煤，并向胡同里一位美国朋友借了一杆秤。那一吨煤运到的时候是个寒冷的傍晚，但我们坚持看着它卸下、过秤、搬进来。可是，为什么不是哈德门外那个油滑的中国煤商答应的十六袋？为什么十二袋加起来比一吨还多出五百斤？我们一直到第二天才弄明白。

那杆秤当然是中国的，不过是一根刻着星的木杆而已；可也正因为是中国的，它就不可能像看上去那样简单明了。这类秤都有两个提绳可以挂起来，王某向我们保证说，两个是同时用的。就这么回事。连整个冬天都在用这杆秤的那条街上的太太，也不知道其中的分别。等我们终于弄懂了中国秤的门道，那失踪的四袋煤就很容易说清楚了；再费了一点周折——主要是为了一般外侨的好处——便把那个满脸乌黑的赶车人找来，他招认说，王某就在离我们家一拐弯的地方截住了他，把那四袋煤卖给了一家几乎就在我们卧室后面的小煤铺——当然，王某后来为了兑现他的担保而买回来的煤，也正是从这家铺子来的。前一天晚上，王某请假说要出去理个发，或者诸如此类，我们正坐在晚上的灯下，其余的仆人突然一齐闯了进来，把我们吓了一跳；他们紧张地笑着，却由厨子做代言人说，他们再也不能容忍我们在这个不在场的人身上被蒙在鼓里了。他们显然很不情愿地宣布：他夜里跟坏人来往；他常常带朋友进来，睡在他们本已拥挤不堪的炕上；铜子儿粘在他指头上，那情形显然就连厨子工会也不能赞同。

中国仆人没有在主人面前互相告状的习惯，事情一定是闹到了相当不堪的地步，才会出现这样不寻常的场面。但我们一直等到拿到了别的证据，证明这不只是出于怨恨；第二天下午，王某正在我的书房里拨火，我们这才和颜悦色地同他说话。我们推心置腹地告诉他，昨晚那一吨煤少了四袋，因为我们不想为这么一件小事惊动警察，所以想看看他能不能把它们找回来。然后我们就出去喝茶了。到了晚上，我们已经没有苦力了；他卷起铺盖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领他那三四天的

工钱。

在中国人眼里，王某是个英俊的小伙子，自然比那几位年纪大些、恋家不出门的同伴需要更多的钱。再说，他干的重活比其余几个人加起来还多。要是他私下来找我，悄悄诉说他的难处，我想，只要他能让我相信别的仆人不会知道，我宁可每月给他一笔额外的奖赏，也不愿看他走；因为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我再也不指望能穿上王某给我熨出的那样亮闪闪的衬衫前襟了。老妈子立刻把她丈夫引荐来当苦力，结果他也叫人满意，而且处在一双警惕的眼睛监督之下，这就把人们对中国家庭里妻子地位的那些公认看法完全推翻了。不过硬领衬衫如今都送到专门的洗衣店去了，尽管在那里熨一件新的前襟只要纽约价钱的十分之一，可衬衫已经失去了王某给它们添上的那最后一笔完美、青春与天才的神韵。

不过总的说来，尽管其中有王某这样的人，我们在北京的仆人还是好的，这是就普天下的人而言。他们的毛病我早就会忘掉，可他们在我长期出门在外时对我家人那种母亲般的照料，我妻子生日那天我不在、没法亲自给她送礼时他们送她的那些雅致的小礼物，还有他们对我们小儿子那副祖父般的慈爱，我会记得久得多。

不过，要是我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外国人在北京过日子总的说来比在国内便宜得多，以致我们那无疑已经不堪重负的国务院被十块钱的钞票和要护照的申请狂轰滥炸，那我就要抱歉了。不知是因为价钱低，引得人花得比价钱高时更多，还是因为某些必需的东西——不论是实物还是精神上从西方世界输入的——贵得荒唐，积少成多，快得超乎想象，总之我们发现，我们在北京花的钱，和在纽约时一样多，而我们并不打桥牌，也不赌马。

我们从本地熟人那里零零碎碎打听来、拼凑起来的中国人持家之道，与外侨的大不相同。据他们说，中等人家的中国家庭通常有两个仆人——一个老妈子，一个厨子。老妈子洗衣裳，干全部一般的家务活，至少在女眷的屋里是这样。显然，中国人对于外国人家里的种种行径，会惊骇得说不出话来；比方说，胡同里我们那位白发同胞家的「仆欧」，看她该换衣服了，就把她最贴身的衣物都给她摆出来！这样一个老妈子，每月拿一两块钱，在中国四个主要节日里，每次另有两三块钱的「礼」。本地人家的仆人还管米，全家每月的米有定量，佣人吃最次的。可他们必须有更多的进项，这就要靠赌博了。一般中国人家里赌得很多，甚至女眷们下午同女客们也赌。按惯例，每下一块钱的注，便要提出一角作仆人的「赏钱」。拐角处八个铜子儿一包的香烟，主人家和客人买来就要十个，诸如此类。但赌博才是要紧的。在有钱人家或政界人家，下的注大是常事，那里的仆人每月也许能得到一百块之多。一位可靠的中国消息来源告诉我们，来应聘的仆人总要问他的一个问题，说法不一，意思都是：「有没有牌局？」没有的地方，就很难雇到、也很难留住好仆人。如今北京比较穷困，那些在外国人家里找不到差事，或者没有胆量、没有应变能力去干这种差事的人，日子常常很难过。

要是把李先生也算在我们的仆人里，那既不公道，也会大大伤他的自尊。李先生是我们的中文教师。按我们自己的选择，他也不说英语，所以我们学这门语言，走的是孩子学话的路子。他每天下午来一个钟头，每到月底领走一张十块钱的票子。他多少算得上是个读书人，尽管和我们迄今试过的所有同行一样，算不上什么好教师。不过，对北京那许许多多靠引导城里的蛮夷窥探他们这门奇特语言的奥秘来勉强糊口的人，我也不可过于苛刻。至少他们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应得的；如果学会主要把他们当字典用，结果也许比起初以为的更有价值。这里也不是发表我对那不可思议的中国语言的意见——无论苛刻还是和善——的地方。眼下只需说一句：我们两人很快就发现，不必请更有经验的朋友来帮忙，也能向仆人表达我们简单的要求了；到了隆冬，同那些巴不得听懂我们的商人打交道，已经能让他们明白我们的意思。家里那位更勤勉、更常在家、脑筋也更灵的成员，很快就在语言上把我远远甩在了后面，可就连她也跟不上「哈里」——中国人这样叫我那个与我同名的儿子。虽然他的三岁生日还没到，他已经是家里在声调以及诸如此类让学天朝白话的成年学生头疼的难题上的权威了；就算比词汇量，我也不敢跟他较量。我只能辩解说，开始学一门新语言时，还不会说任何别的语言，这可是不公平的优势。

再说，一个劳碌不堪的父亲，哪能跟童年的机会相比？「哈里」不是爬上城墙，同住在那里的守城人讨论他和他们共同关心的无论什么事情，就是用中国话同玩伴们闲聊——那些玩伴的母语，可能是从布列塔尼到敖德萨之间任何一个地方的话——再不然就是听着院墙外面世界的声音飘到我们这里来。他学会的小贩吆喝，已经比成年人的耳朵能分辨的还多了；他提着小篮子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照北京小贩的样子一手捂着耳朵，吆喝着叫卖他的货色，腔调和外面的原版一模一样，我们常常纳闷，那位原版对他的这个回声作何感想。天一亮，这些小贩便络绎不绝，从一大清早卖粥的——那么早，肯定没人有胃口把他叫进来——到深夜卖甜食的——那么晚，除了惯常挨饿的人，谁还会想着吃东西。我们的邻居大概自己也做点饭，但他们光顾这些流动饭馆，省下了许多柴火；这些流动饭馆里讲究些的，是一种十足中国式的手推车，大多数则不过是扁担两头颤悠悠挑着的两只筐子。我们周围的人似乎没有固定的吃饭钟点，如果他们真有什么时间观念的话。他们一个一个地吃，看胃口什么时候来，或者手头什么时候有铜子儿；我们只要一出门，准能看见一两个孩子、一个女人，或者某个大家庭里单独的一员，蹲在自家门口那条脏兮兮的小胡同里，全神贯注地对付一只碗里的东西——碗连同筷子，都是从小贩那里租来的，小贩耐心地等着这桩交易了结，耐心到仿佛不觉得自己在等。

有些街头吆喝，即便在我们西方人听来，也几乎称得上是音乐；有些小贩则用器具来省嗓子。剃头匠弹拨着一样看起来像巨大镊子的东西；磨刀磨剪子的吹一只长号，或者把专为此用而带着的五六块沉甸甸的铁片撞得哐哐响；卖玩具和糖果的有他的锣，锔碗的有他摇晃的铃铛，瞎子有他的苇笛，或者他的大铜盘，外加一根嗒嗒点地的长竿，卖水的，当然，有他那吱吱作响的独轮车。卖油的那一声嘶哑，叫人想起某只老迈的青蛙；那个用一只漂亮铜坛子卖中国酒的快活老头，有一串从不变样的粗嗓门吆喝；卖白菜的、卖花生的、可以说是卖熟食的车子，甚至拾破烂的女人，全都有自己的吆喝，各具特色，却叫人听不懂，除非像北京人几代以前那样，不靠意思，而是靠死记硬背把它们学会。就连我们这些耳朵迟钝的大人，如今也差不多全都认得了；它们要是没在往常的钟点出现——这种疏漏确实极少——我们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有一个家伙唱的，几乎可以说是某出意大利歌剧里的一小节。他是放留声机的，背着他的匣子和大铁皮喇叭，向那些肯为纯粹的消遣花铜子儿的人家，放他那些磨旧了的中国唱片。卖油炸糕的也差不多算个歌手，有一段抑扬起伏的叠句，他走过去很久，还在人耳边萦绕。但总的说来，这些吆喝叫人失望。有些起头像是音乐，哪怕是中国人喜爱的那种假嗓子音乐，可几乎无一例外，总要在什么地方突然落成一声刺耳的叫嚷，把它糟蹋了。也许，正如甚至某些外国的中国迷坚持的那样，我们西方人的耳朵只调准了西方音乐的简单；比起中国人的二十五级音阶，我们的八音音阶也许是粗陋的。可我表示怀疑。我曾试着想象，歌剧《路易丝》里那段萦回不去、颤音缭绕的街头叫卖，要是以一声尖叫收尾会怎么样。它的抒情意味肯定不会因此增色。不过这一切并不是说，我们北京的吆喝令人不快。它们的魅力是某种微妙的东西，等我们再次离开它们的范围时，我们会觉得惋惜的。

胡同里也许有一整条街长的一溜快活却惯常不洗脸的孩子，只要一看见我们，就没完没了地唱着：「一毛钱！一毛钱！」我们这一片每天来的那个乞丐，一声「老爷太太！老爷太太！」顺着音阶呼哧呼哧地降下来，那么动人心弦，却常常被闯进他地盘的对手们的叫喊压过去；可是一旦守城的人听到他那只小铃铛丁零作响，一路小跑下来，把离我们最近的那道登城马道的门在我们身后锁上，我们便摆脱了这类烦扰，也摆脱了胡同里的尘土和没人收拾的垃圾。因为中国人是不许上城墙的。就是说，广大的平头百姓不许上，而上等阶层里那么在意体育锻炼的人又少，所以雄伟的内城城墙顶上，几乎成了外国人的私家散步道。我们的仆人，就连那些生在北京的，也从来没有上去过，直到他们带着「哈里」作通行证出现在我们那道马道底下。其实，几乎所有那些连只待三天的游客都去看过的奇妙古迹，对他们都是关闭的，要么是因为有规矩，要么是因为门票太贵。从西方民主的观点看，这无疑是桩丑闻；当我们把自己的感情灌注到仆人身上时，又显得可怜。可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是不公正的——假如这真是不公正的话。因为要是把城墙向北京的普通公众开放哪怕一个星期，它就会变成一段满是污秽、睡着乞丐、苦力推推搡搡、无法通行的地带；不出一个月，就连它残存的那些垛口也会被拆下来，拿去在墙里墙外盖新的窝棚。

我们在夏末来的时候，城墙顶上是一片丛林，有些地方几乎走不过去，开满了牵牛花和别的花，连最贫瘠的地段也是一大片草场。到了十二月，割草的和拾柴的已经把它变成了一条寒风横扫的大道，差不多可以举行汽车比赛，五六辆车并排跑都行——只有哈德门和当年皇帝出入的那座城门之间的那一小段例外，那一段归城下的外国使馆掌管。前不久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星期天，我绕城墙走了一圈，那时，今年秋天的收成已经在沿着城墙蔓延开来的娇嫩绿意中露出了苗头，正如它在城墙所环抱的那座绿树覆顶的大城里蔓延一样。那十二三英里的漫步，几乎就是一门完整的中国生活与历史的课程，至少是近几百年来的；不过我们这一片以外的地方，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就在我们头顶上的那一段城墙，是我们主要的游乐场，从那里放眼望去，从底下邻居们的院子，到半环着北京平原的远处西山，值得一看的东西多得很，足以使它成为闲逛者的天堂。在我们这些西方来的人看来，底下的街道也许不过是些可怜的小巷，住宅也灰暗乏味；可院子里普遍有树，所以从高处望去，北京绿树成荫，令人愉快，几乎称得上是林木茂密。每座城市，从永远嘟嘟囔囔的纽约，到有着教堂钟声和牛铃声的山坡小镇，都有它自己的声音；而北京的声音，与我听过的任何一座城市都不一样。它主要由街上的吆喝声组成：小贩的吆喝，人力车夫喊人让路的吆喝，马车前头跑着开道的跟班的吆喝，这些声音从不完全融成一片，却各自保留着某种个性，所以从她的城墙顶上听，北京就像某场盛大的橄榄球赛的尾声，获胜一方的拉拉队四散回家时，还在零零星星地高喊着胜利的欢歌。

十二骑马逛北京

在北京，出门走动的办法有好几种，尽管这里缺了别国大多数大城市里最主要的那一种；而所有办法当中，我最喜欢的是骑「惠惠」。它是一匹结实的、毛发蓬松的红色中国小马，是我有一回深入内地旅行时带回来的；它要是还没学会对一片突然扬起的纸屑、一个突然冒出来纠缠不休的乞丐泰然处之，至少如今从汽车旁边经过时，已经不会再让一箭之地以内所有胆小的中国人吓得说不出话来了。「惠惠」和我一起颠遍了北京城里城外，在胡同里一路嗅着穿行，在外城和内城的宽阔大街上昂首小跑，把城墙外面合理距离之内每一条低洼的土路、每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都探了个遍。我有个印象，觉得这样做不大合规矩。外侨当中的上流人物在法国操场上打马球，星期天下午在京城四周坑坑洼洼的野地里追纸片赛马，甚至在使馆区边上新修的煤渣跑道上一本正经地来回慢跑，每人身后都隔着恭敬的距离跟着一个马夫，过一会儿，马夫就要牵着那些披着毯子、毛几乎剃光了、冒充纯种马的本地马，在某个临时搭起的马厩前面慢慢地来回遛；从人家向我们投来的锐利目光里，我领会到，单单为了观光而骑马，是不合北京社交法典的。一想到触犯了那部至关重要的法典，我自然伤心欲绝；可是能够纵情享受一种我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奢侈，这个机会连那样的顾虑也压倒了。

实情是，即便在北京，养一匹坐骑也是一种奢侈。「惠惠」的全部照料和草料，花费恰好是一个仆人的两倍；不过，一想到这毕竟只是「鹰洋」，而且只是相对而言，到目前为止，这已足以压住一颗不安分的良心的嘟囔了。我想，从「惠惠」背上那点高度俯视着我们混迹其中的人群，也有一种下意识的自得；那些地方，也许从来没有别的外国人、肯定也从来没有中国人骑着马闯进去过。我当然得承认，看着各种年纪、各种身份的北京人一旦醒悟到自己正同一头牲口挤在一处，便立刻表演出一连串杂技，从它身边闪开，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敢担保，就算把一个婴儿扔到它的蹄子底下，它也不会伤着他。

露天集市、应时的市场、数不清的庙宇、连我们的中文教师都不知道的角落，「惠惠」和我都一起探过了。不过，过了某条界线，它比起北京较常见的交通工具来的那些长处就没有了。即使可以把它拴在那几座难看的房子外面——中国的国会在里面互相扔墨水瓶，而且在投票给自己每天出席会议发了津贴之后，仍然不肯起草一部宪法——它也很难指望被放进紫禁城，或者要求晚宴的女主人给它安排个去处。「惠惠」只好留在家里的时候，有各种代用品，但真正行得通的只有一种。如今这个年头，轿子只是给新娘、送葬的人或者皇帝本人坐的；有颠得要命的北京骡车，要是给它取个名字叫「探头车」，那未免孩子气，却恰恰描写得准确；驮轿就像装在车辕上、装饰得花花绿绿的碗柜，至少从东北方向是有来的；城墙外的护城河上，夏天有船，冬天有冰床——只是沿河藏冰的人把冰堆成盖着席子和泥巴的土丘的时候，他们那些当苦力的同伴就被夺去了这份简单的生计；自行车也并非没有；还有带百叶窗的奇特小单马车，后头挂着个跟班，每逢拐弯或者遇到人群，他便跑到前头去牵马，或者吆喝开道，别的时候就扒在车后头——这种车仍然是守旧的殷实人家最喜欢的座驾。但这些东西都不在街上揽客出租；就算出租，对外国人来说也有失身份，对许多不知不觉受了外国人影响的中国人来说大概也是如此。凡夫俗子不能每回想拐个弯到街角去都叫一辆汽车，哪怕他们的神经经得住中国司机的疯狂。这些司机昨天还处在苦力那种卑微的地位，刚刚才被提拔上来，他们以为凡是撞起来他们能占上风的东西，他们都有优先通行权——警察又助长了他们这种想法，警察伸着手，像着了迷似的，只盯着那辆机器，看它醉醺醺地冲过行人和其他无力自保的车辆组成的漩涡——而且他们显然因此而有了「面子」，所以特别喜欢不停地按那种似乎是专门出口到中国来的可恶喇叭，让乘客一路上活受罪。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那无处不在的人力车。

我们常常纳闷北京究竟有多少辆人力车，直到后来京师警察厅终于报告说，他们登记了四万一千五百五十三辆这种车子，其中四千七百八十八辆是自用的。即使这真的包括了城门以内所有的车，城外紧挨着的十来个村子里还有好几千辆，车夫从那里跑到好多英里以外的地方去。在一位在日本的美国传教士为了让他病弱的妻子每天出去透透气而发明人力车之前，帝制时代的北京人是怎么出门的，我们至今还在纳闷。老住户告诉我们，直到本世纪初，京城里还没有这种车子。今天，它是北京数量最多、至少是最显眼的东西。

说到底，除了一个对速度着了魔的人，谁不宁愿坐人力车而不坐汽车呢？充气的轮胎和车夫穿着软底鞋的脚都悄无声息，在所有交通工具里，它最像坐在家里的扶手椅上。坐它不需要任何繁文缛节；即使一个人没有专供自己使唤的车子，也几乎用不着去叫，因为只要他一出门，北京很少有哪个角落没有一辆人力车已经等在那里。一旦坐上人力车，就可以把准时到达的事交给车夫，自己则把心思转到街道和街上的种种事情上去。那么喜欢「坐人拉的车」的，不单是「哈里」——虽然只有他会在我们乘车穿行于繁忙却又脾气好的北京城时，对着经过的每一头驴子、每一只大石头「小狗」大声嚷嚷，尤其是对那些沿着城墙或穿过城门悄无声息地大步走过的骆驼。

警察又说，有六七万人力车夫，平均每天挣一百个铜子儿，除去车租，大约七十个归他们自己和家人。这就是说，每天的收入合真正的钱将近两角，这在北京是很高的。顺便说一句，那年冬天有一份官方调查报告说，一个中国成年人在京城维持生命的最低费用是每月一块八毛七「鹰洋」！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外国人，尤其是女人，几乎不再坐人力车了，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那些坐在外面等她们、有时竟冻死的可怜家伙。于是警察只好出面提醒她们注意：饿死比冻死更痛苦，而且很可能连家属也一起饿死。我想，同一个无所不知的机构大概也说得出北京每年冬天有多少人饿死；至少他们有一回宣布过，自从天冷以来，他们已经奉命施舍了好几百口薄皮棺材。

北京的人力车夫之所以跑得那么好，也许是因为他们眼看着饥饿或多或少总是紧追在他们的脚后跟。他们从来不会放慢成步行，不像譬如日本那些工钱高得多的车夫，稍有借口就走起来。从我们那个街角到西直门车站，斜穿整个内城，要是这一趟小跑对哪一个车夫来说太吃力了，他宁可在跑不动的时候把客人转给一个闲着的同行，也不肯走路丢自己的脸。可是我在北京几乎从未见过一个体格健壮的人力车夫。他们的肋骨在皮革似的皮肤下面清清楚楚地显出来，胸脯扁平得出奇，与中国各地用肩膀挑担子的人恰成对照。认为拉人力车的人短命、死得多的看法流传很广，尤其在那些从没见过人力车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我能提供的唯一亲身证词是：我在东方的这一年里，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有人死在车辕里；而且中国有许多活计，要我选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宁可去拉人力车。当然，在北京，许多车夫，更不必说车子本身，都活到了高寿；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们并不是上了年纪才干这一行的。

曾经有人写信来，请我们寄一份中国的童工法规。等我们从由此引起的歇斯底里的大笑中缓过劲来，我便出门到哈德门大街，为这位询问者拍几个最小的人力车夫标本。不巧的是，合适的样本和拍照的条件从来没有凑到一块儿过。我不愿被人指责夸大其词，所以我不敢断言，我见过两个六岁的男孩或者一个八岁的男孩，拉着一个又大又胖的中国人样本在城里小跑，那人舒舒服服地在他们身后靠着；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报告，常常可以看到分别是八岁和十岁的男孩子干这种活。这些也许是家仆或者家仆的孩子，甚至是被迫出来干活的本家人；不止一次，我确信那些满头大汗的孩子，和那个催着他们快跑、没用过肥皂的老太婆，脸上有几分相像。常常有一个还没有车轮毂高的小男孩在后面跑着推车，不过这也许是一种学徒。最近有一些反对雇用十八岁以下车夫的呼声，不过显然只是在外国人中间。平头百姓里的中国人一边迈着步子走，一边为坐车讨价还价，假装宁可走路也不肯多出一个子儿，他们自然巴不得身边围着越多吵吵嚷嚷的竞争者越好。如果出价最低的人碰巧是一个孩子，体重刚刚够让乘客不至于往后翻倒，或者是一个老头，看上去仿佛是有人不明智地把他从义冢里救了出来，那也「不要紧」——这都无所谓，因为一般的中国人几乎分不清真正的速度和几乎在原地上下颠簸的慢跑。

同这一行里这些可怜的渣滓恰成对照的，是那些正当壮年的傲慢的车夫，他们按月拿工钱，为外国人或者有钱有官位的中国人拉车，有些人还穿着号衣，车上挂着叮当作响的铃铛，点着明晃晃的灯，证明他们身份不凡。我们认识的一位体重很轻的年轻小姐有个高个子小伙子给她拉车，他自己要出去办私事的时候，总是叫一辆人力车。这些私家的人力小跑者吃得好，活又不太累，往往是速度和耐力的奇迹。我最想做的事，莫过于让我们那个满脸皱纹的老「拉车的」去参加奥林匹克的马拉松——不过试过这类比试的外国人发现，这些人离了车子就跑不起来，因为车子的平衡恰好能帮着把他们从地面上托起来。和车夫一样，北京的人力车也是从肮脏的半破烂到人力车中的豪华轿车，应有尽有。前一种之所以存在，既是因为中国人对不干净视而不见，也是因为没有人坐的时候，它们愿意接受任何一种货物，哪怕是一头血淋淋的猪的尸体。不过，只要车子看上去还过得去，我们大多数人挑车夫就像挑马一样，只不过年纪一眼就看得出，用不着察看牙口。

奴隶制是一种可怕的制度，可要是中国千百万人肉牲口都是奴隶的话，他们至少可以确保有地方睡觉，有像样的东西吃。然而北京这些成群结队的人力车夫，却是一帮快活、好心肠、讨人喜欢的家伙，他们那种原始的作风很有意思。比方说，不管他们多么惹人同情，要想卷进一场吵吵嚷嚷的争执，没有比多给他们钱更可靠的办法了。打听清楚法定的车钱，照数付给，你的车夫十有八九会一声不吭地收下，并且认为你是个有经验、懂门道的人，尽管你

属于一个古怪的人种。你越是希望他围着你又跳又嚷，闹得越响越久，就越该多给他钱。一位心肠软的老太太，几乎是直接从美国来到北京，想对从前门车站把她拉到那家头等饭店的车夫公道些，便递给他一块银元。结果饭店里出来三个人，才把她从那个发了狂的车夫手里救出来，把他一脚踢出饭店大门，那块银元也没让他拿走。

事实是，北京的人力车太多，车钱太低。就连外侨也因为习惯了动不动就跳上一辆，而不肯走一两条街，变得身子松软了；不过我承认，这比忍受那没完没了的夹道围攻要容易——每个衣着体面的步行者都得穿过这样一道夹道：人们坚持不懈地吆喝，碰上被认为不懂中国话的「洋鬼子」，甚至还要含蓄地挖苦几句。心肠硬的人断言，车夫过剩也是因为他们懒，苦力宁可拉着车子四处闲逛，也不愿整天干某种固定的活计。电车来了以后他们会怎么样——法国人早就得到了修电车的特许权，这件事曾遭到强烈反对——比车夫们聪明得多的人也答不上来。可电车就要来了；水泥电杆已经从西北方向伸进内城，钢轨已经在紫禁城前堆了起来；除非奉天抢在她前面，北京将是继受外国影响的天津和上海之后，头一个用电车的丑陋和喧嚣来亵渎自己街道的城市。我们很高兴在电车到来之前就认识了这座无与伦比的中国都城。

由人拉的车子之慢，加上北京地势之平，使人对它的大小产生了夸大的印象；什么东西似乎都比实际上远。我上学的时候，常常听到一些离奇的传说，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许它有一百万居民，不过八十五万似乎更接近实数。然而人口普查是揩不到什么油的，所以在今后许多年里，这方面唯一能得到的资料大概仍旧只是猜测。一座只有一层楼、又有住院子习惯的城市，更不必说那些几乎住不了一个人的巨大宫殿和古迹，以及甚至在主城墙以内也有的大片空地，不管它的许多居民像老鼠一样住得多挤，也很难同纽约和伦敦相比。在我们外国人所称的外城里，京城本身三座南门之外，是一片店铺和住宅组成的迷宫，这里那里是人挤人的窝，夜里有熙熙攘攘的路边集市，白天有拥挤的一排排摊棚；但这第二道城圈里，许多地方是大片的坟地、耕地，甚至大片没人住的空地，更不必说天坛和先农坛那巨大的地界了——如今那里成了买得起门票的人的游乐场，几乎就在天子长年举行每年一度斋宿的地方，供应着茶、汽水和瓜子。

使北京理所当然地闻名世界的许多宏伟古迹，令人痛心，这不单是因为它们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共和政权下正在沦为废墟，也是因为听任一群乌合之众闯进其中许多地方，四处践踏、玷污。在几乎所有这些地方，都有冒充看守的衣衫褴褛的乞丐围住游客；外国人，或者有钱却没有势力的中国人，进北海和颐和园也许仍然要买门票，可是一进去，就发现自己被游手好闲的兵痞和粗野无礼的流氓挤来挤去、瞪着眼看，看门人既没有权力、也没有道义上的勇气把这些人挡在外面。尽管四周街市繁忙，帝都北京还要多久就会变成又一个巴勒贝克或者尼尼微，那又是一个可以猜测的题目。

不过，我们发现北京的兵，比起奉天那样的地方来少得多，而且至今仍受着约束，那种约束会让他们在各省的同伴惊讶得倒抽一口气。在义和团那年以前，北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警察；如今，小小的警察派出所像日本一样多，而由一位挪威将军统领、打着白绑腿的宪兵，两人一对，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主要街道上巡逻，尤其注意保护外国人。我们曾徒劳地想让国内的朋友们相信，北京比我们所知道的本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更安全。一个单身女人，连中国话也不会说，就算你愿意让她浑身挂满珠宝，她也可以不分昼夜，在任何时候，步行或者随便叫一个人力车夫，到北京的任何地方去，被人骚扰的可能连影子都没有，更不必说遇到什么真正的危险了。中国人是个古怪的民族。他们常常宁肯守着伸手可及的财富饿死，也鼓不起勇气去干一件暴力的事；正如在西方人早就连一副透明的面具都戴不住的地步，他们还远远地显出一副知足常乐的样子。一支微薄的饷银拖欠了好几个月的警察，竟把我们保护得这么周到，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这里面有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他们对外侨揩的那点小油，几乎也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了。当然，中国人那种和平主义的性情大大减轻了他们的任务；但就算在北京，也不可能没有罪犯，甚至凶暴之徒。按照中国的惯例，刑罚仍然是严酷的。往通州去的方向，以及天坛外墙那边，常常有成批的人被枪毙，而他们绝不都是杀人犯。去年春天击退从长城外打进来的军队的时候，子弹在我们这一角城区上空嗖嗖地飞，警察奉命对任何有抢劫嫌疑的行为就地正法。一个有些身份、同我们认识的几个外国人很要好的中国人，沿着宽阔的哈德门大街往北走，到一家钱铺去借几块钱，这家钱铺以前常常给他小额的借款。碰巧掌柜的出去了，管事的那个年轻伙计不认得这位主顾。「哦，不要紧的，」借钱的人向他保证，「我手头紧的时候，你们掌柜的总是借给我一点小钱，我有急事。」他拿了几块钱，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数目，转身就走。那伙计一声大叫，警察跑了过来，虽然掌柜的就在那时出现，认出被抓的是一位老朋友，并没有任何不当之处，可钱铺门前的尘土里，还是留下了一具无头的尸体。

小马和我下午出游时一路颠过的景象，也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差。五六个国家的使馆卫兵，在几乎就是街对面的地方玩着孩子气的游戏，而那边是拾破烂的人，他们同那些他们设法从中扒出一份生计的垃圾堆几乎分辨不开。外国人管它叫「皮卡迪利」、中国人管它叫「方巾巷」的那条街上，我们很容易想象自己回到了忽必烈汗的时代；而从那里拐个弯，就是外交部，至少从外表看，它比伦敦、华盛顿或巴黎所能拿得出来的外交部都更新式。在「四牌楼」下，汽车向南北飞驰，而野蛮的出殡行列从西边打牌楼底下缓缓爬过，两旁是两长溜尖声嚎叫的猪，它们恨那把四条腿捆在一起的绳子，也恨卖主和买主把它们翻来滚去时那副无礼的样子。像庞大的写字楼一样的城门，高高耸立在一长溜低矮的民居之上；冬宫的湖上开着荷花，而去那里的游客后面追着几乎一丝不挂的乞丐——中国人用他们比较客气的说法，管这些人叫「要饭的」。大多数新式建筑前面都停着豪华的私人汽车，北京的洒水队——由两个人、一只水桶和一把长柄木瓢组成——试图压住汽车周围的尘土。「惠惠」和我对这些洒水的人记得太清楚了，因为冬天里，水几乎一落地就结了冰，我们只好一路迈着一种骑马的狐步舞前进。要不是他们，还有那些推着吱吱嘎嘎、一刻不停地滴水的独轮车的送水人，北京的街道一年到头都会很好走，因为整个冬天的雪也不过一两块餐巾那么大，几乎一落下就化了。我也从未碰上过一场真正的北京沙尘暴，虽然我见过空中和天上、我衣服的最里层和我的饭菜，甚至上了锁的箱子里的东西，都满是那些飞扬的尘粒——它们来自这座都城自己的污秽和周围的半沙漠，而忽必烈汗的都城向来把这笔账算在遥远的戈壁头上。老住户告诉我们，今年的沙尘暴异常稀少，可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家人却赶上了一场头号的。一个炎热的春夜，一阵受欢迎的风整夜吹着，直到早上才发现它卷来了大团大团的尘土，睡觉的人看上去就像连一块湿布都没有、在内华达的荒漠里走了一个星期一样，从头发到床垫套，一切都得马上洗，这可特别困难，因为此后好几天，飞扬的尘土都遮得不见太阳。

我们穿过城门或者走过窄街的时候，常常碰上一辆辆满得往外溢的独轮车，装着城里的粪便，弄得人很不舒服——在大多数北京人家，下水道和自来水一样，都是奢侈品。这些粪便在城墙外面晒干，分送到菜园里去；菜园由一排排高高的苇子挡风墙挡住北风，占去了城外紧挨着的大片土地。不用说，在外侨的厨房里用漂白粉消毒，就像把饮用水烧开一样，已成了固定的习惯。中国人不明白，西方人为什么偏要浪费这种最肥的钾肥代用品，花钱把它毁掉，而不是把它卖掉赚钱。有时外国人也会被中国人的观点说服；我至少知道一所美国教会学校，靠它给附近田地贡献的肥料，供养了两个女学生。

但当人们从北京那庞大的城墙上，或者从那座叫做煤山的孤零零的高处俯瞰北京时，就不难忘掉所有这些缺点了。「惠惠」显然爬不上煤山；让人类中的化外蛮夷俯视紫禁城金黄的屋顶，已经够糟的了。如今它已经不怎么禁了，一大半向买票的人开放，其余部分也难免有闯进来的政客和他们的门客。但在那座城圈的北端，护城河以内——苦力们在河里捞泡在水里的干草，安放捕鱼的笼子；游客们从北京唯一的那座山上、甚至从飞机上，向它高声尖叫着表达他们的欣喜——却仍然萦绕着一种神秘气氛，有点像《一千零一夜》或者中世纪。因为，尽管已经可悲地萎缩了，满清皇室仍然在里面维持着门面。

中国，我相信，是世界上唯一有皇帝的共和国。一九一二年清廷同共和党人达成的协议规定，皇帝保留他的尊号、他的宫禁居所以及其他某些特权，每年从政府领取一大笔津贴，用来维持他的朝廷和宫中开销，并且「民国政府永远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所以，那个孩提时代就让出了龙椅的年轻人，只要一时兴起，哪天下午都可以去坐一坐。也许他从未起过这种怪念头，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他那位英国师傅的话，他聪明而又有帝王的风度教养，远远超出他的年龄，并不真把自己当作皇帝。不过，自从他当真是中国的满洲君主时起，他就一直住在紫禁城的皇宫里，在那里仍受着皇帝的礼遇。任何人只要起得够早，都可能碰见穿着朝服的满洲朝臣——朝服有点寒酸，他们那缀着红缨的帽子在现代的北京倒也并非全然不合时宜——他们骑着瘦马，在那个中国几百年来一直举行朝见的不近人情的钟点，朝见完毕，一颠一颠地回家去。

大多数中国人都有好几个名字，皇帝也不例外。婴儿时期有个「乳名」，后来有个「号」，是亲近的人称呼的名字，还有学名、生意上用的名字，最后——对皇帝而言却还不是末了——有一个帝号或者年号。可是，虽然紫禁城如今的主人有这么一个名字，也就是「宣统」，就连这个名字也不能随便用；你总不能用年号叫一个人去打台球。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历代皇帝的名字，其实是他们的「年号」，而不是个人的姓名。这就使清朝如今的这位首领处境为难，因为，尽管他在法律上拥有皇帝的尊号，却并不是真正的君主，至少在他死之前不能有庙号，所以没有一个名字能恰当而普遍地用来称呼他，不管是请他吃饭还是请他召见。他是个明白事理的年轻人，倾向新式而非守旧，对外国影响也绝无敌意，而且他注意到，不但在中国久住的外国人都有中国名字，西方的君主也都有个人的名字，于是决定取一个洋名。他的外国师傅是个英国人，这一点或许能、或许不能解释他为什么选择了「亨利」这个名字。

见过他的人形容说，「亨利皇帝」是个身材高挑、还在长个子的年轻人，写得一手艺术家的中国书法，还有他那位年号乾隆的皇祖的几分诗才。他不单古文和新式白话都挥得一手好笔，时不时在

北京一家报纸上用化名发表一首诗，而且用钢笔或铅笔写得一手很清楚的英文。据说他说英语慢，但是正确，带着很重的英国口音。他如饥似渴地读报，据说就他的年纪而言，对国内外的时事都异常熟悉。然而，他迄今对专制守旧势力最重大的一击，他那进步倾向最有力的例证，是去年春天一下子完成的——他把辫子剪了。三位太妃和他那两位德高望重的汉人或满人老师傅，白白地扯着自己剩下的那点头发。「亨利」下了决心，就算被关在昔日紫禁城的一头，也要赶上时代。结果，近三百年来头一回，紫禁城里几乎一根辫子也不剩了，只有那两位老师傅仍然留着辫子，以此无声地抗议他们认为是背弃「皇上」家法的不忠之举。

去年冬天，「亨利」满了十六岁，早该娶妻了——事实上是娶两个。据说他并不想要两个——也许他并不像人们让我们以为的那样极端新派——可他身边的人坚持要这样。正妻的职责太多，一个人承担不了；再说，邻居们会怎么说呢？于是他们给他挑了两个比他小几个月的漂亮满洲姑娘，定下了婚期。可「亨利」有自己的主意，他就算不能自己出去挑新娘，至少也可以行使共和国任何一个公民都有的主权，在准许给他的两个候选人中间挑一个。于是，满洲大员们指定当「皇后」的那个姑娘只做了头一位妃子，反过来也一样。在订婚礼和正式成婚之间七个星期的仪式当中，某个时候，「亨利」给他所选中的那位女子起了个名字叫「伊丽莎白」。

婚礼本身，照我们西方的历法，是在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的那个黎明之间举行的。经民国当局许可，从新娘在安定门附近的家到紫禁城东华门之间的街道，从这边路沿到那边路沿，都铺上了「黄土」——在北京，这指的不过是我们给孩子的沙箱里用的那种土。凌晨三点，正宫新娘乘着一乘罩着皇家明黄锦缎、由十六个轿夫抬着的轿子，由宫里的一队太监护卫着，沿着这条路出发了。那行列并不比北京街头任何一个宜于婚嫁的吉日里都能看到的迎亲行列更长，也几乎不见得更讲究；事实上，在沿途特地架起的明亮灯光下，一些穷困的满蒙贵族、皇族成员和前清旧官员，看起来比中国富商的婚礼宾客还要寒酸一些。可是也有一些不寻常之处。那乘轿子有一个金顶，四角各有一只凤凰，雇来的执事人等所擎的旗、幡和巨大的「伞」上，也都以凤凰为主要图案。没有那种由又长又刺耳的喇叭吹出的、大家熟悉的中国婚礼「音乐」，而是有两支西式军乐队，其中一支是民国大总统借来的。它们翻来覆去地演奏，彼此并不合拍，奏的是《行军穿过佐治亚》《斯旺尼河》和《约翰尼凯旋归来》。那是北京一个难忘的夜晚。

皇帝派去迎接他所宠爱的新娘的主要迎亲官员骑着马，穿着官服，包括插着孔雀翎、钉着前清各级顶戴的官帽。凌晨四点整，凤舆后面跟着一连串罩着黄绸、装着新娘礼服的轿子，穿过景运门，进入宫禁中央最神圣的部分。外国宾客和中国宾客一样，被准许进到这道门前的大广场为止；这广场是皇家侍卫的操场，也是接待骆驼商队的地方——即使在这共和年代，骆驼商队仍从长城以外给满洲皇帝带来「贡品」。月亮正从西边沉下去，那是一幅在我们这个平淡无奇的现代世界里几乎已经绝迹的盛大场面。

吞没了「皇后」的那道门里面发生了什么，普通人只是道听途说。据传，新娘按照中国古老的习俗，被抬着跨过了火——几只盛满烧得通红的炭火的盆——然后在御座下落轿，受到皇帝和他的头一位妃子的迎接，此后皇帝和除太监以外的所有男性立即退下。那位妃子在二十四小时以前不拘礼仪地走进了宫，她最初的职责之一，就是在正式的新娘到达时迎接她。流言说，她没有向她那位更幸运的对手磕足规定的头数，「伊丽莎白」对此耿耿于怀，把自己关起来，有一阵子不见皇帝。不过，北京的流言，无论是关于皇家的还是别的，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人会担保它是真的。事实是，「亨利」和「伊丽莎白」正式成了婚，定局的一礼是二人一同举行仪式饮下合卺酒；据最新的消息，过了这么久，他们三个人至少还算过得相当幸福。

一个美国姑娘在教「皇后」英语和西方的礼俗，婚前也是她教的；皇帝则在留辫子和不留辫子的师傅们的教导下继续成长，即便身体不长，心智也在长。据说连那位头一位妃子也好学，两人无疑会谈起她们和「我们的」丈夫在趣味上的相似。既然彼此的品级已经不可避免地定了下来——只是还得看谁生下儿子而定——两位年轻女子之间的摩擦，大概比她们的西方姐妹所想象的要少；这两位年轻女子最好记住，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女人，那位在同治和光绪两个傀儡皇帝名下长期统治这个国家的太后，只不过是个妃子。宫廷礼法使她们对丈夫的要求不致冲突。据说有一条沿袭了几百年的规矩，皇帝每月有权与皇后相处六次，与头一位妃子十次，与第二位妃子十五次——当然，这与她们所承担的交际应酬恰成反比。按这场游戏的规矩，「亨利」本该在此以前就选定他的第二位妃子，可是像所有被中国人欠了钱的人一样，他已经好几年没领到津贴了，推迟给他那个舒适的小家庭再添一口，可能有极好的理由。一想到他轮流同他的两位新娘烤着脚取暖——她们不但心智和容貌的魅力不同，也许性情也不一样——而且还有每隔一晚的空闲可以用来求学，这就是女学生们所说的「令人心跳」了。

当然，不幸就连失去了宝座的君主也不放过。一场大火刚刚烧毁了留给退位的清朝首领的那一部分紫禁城的很大一块，也让人窥见了那神秘宫禁里的生活。火虽然是在半夜以前烧起来的，可是直到凌晨两点，才采取了一点像样的扑救措施。大多数朝臣向来住在紫禁城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灾祸，所以有些说法是，当他们看到宫殿着火时，整个朝廷，包括「亨利」和「伊丽莎白」在内，除了狂乱的激动，什么有效的办法也没有。一半是怕有人趁火打劫，一半是因为上司没有下令打破一条古老的规矩，侍卫们拒绝给两支中国的和一支外国的前来援助的消防队开门。经过长时间的商议，这才让他们进去，可这时火势已经大到只有砍倒许多古树、推平一些较小的建筑，才终于在早上七点把火控制住。就连中国人也承认，几乎所有有效的工作都是外国人做的；天朝人不论有什么长处，在紧急关头都显不出光彩来。

许多无价之宝，还有许多先帝的画像，都被烧毁了。官方的报告起初说，火是宫中电灯厂的锅炉爆炸引起的，可后来泄露出来的真相似乎更可信。最新的说法是，火是宫里的太监故意放的，他们因为没有领到月例而心怀不满，或者是为了掩盖他们盗窃宫中宝物的行为。起火的时候，每年一次清点这些宝物的日子正快到了。第二天，「亨利」四下察看，发现就连火没有烧到的地方也丢了许多珍贵的东西，而且据说，他还顺带发现了一个谋害他本人性命的阴谋。愤世嫉俗的人纳闷，新政权怎么早没雇个人把他除掉。好些太监被交给了警察，有些人身上还带着赃物，可是，引一家中国报纸的话说：「不幸的是，皇帝已经没有权力下令砍他们的头了。」然而，当他要求逮捕几个大太监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受着两位老太妃的庇护——她们分别是那位著名太后的丈夫咸丰和她的儿子同治的妃子，而这两位皇帝已经死了六十三年和四十八年了！于是「亨利」和他的两位新娘跑到他父亲那里去了——他父亲在城西墙外有一座「王府」——声称不把所有太监都遣散，他就不回来。这也许像报纸说的那样，惊动了老太妃们；肯定吓坏了共和派，当时正没有大总统在任，国家因为群龙无首而动荡不安；不知从哪里来了压力，太监们走了，「亨利」回来了。

宫中的太监制度一向为害甚大，是统治过中国的许多皇室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自从三千多年前的周朝起，这些皇室就一直由太监伺候。朝代可以更替，可是太监——他们是宫里的仆役，往往又是宫中其他人，主要是女人的心腹——却留了下来，把旧朝廷的一切恶习都带进了新朝廷。每个新朝代都由一位强悍的、在野外长大的君主开创，可是由于「天子」这种愚蠢的观念，他的继承者实际上被终身囚禁在宫中，生活在女人和太监中间，在那种使人萎靡的空气里，必然会变成弱不禁风的蒿草。所以几乎所有的朝代都在两三百年之内衰败下去，到了末年，太监往往成了主子；众所周知，那个统治中国四十年、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自己就被一个宠信的太监所左右，此人出身是鞋匠的学徒——不过对于他到底是不是真太监，一向有人怀疑。人们相信，对义和团之乱负有责任的，没有哪个人比他更大，可他所受到的唯一惩罚是：法国军队占领北京时，发现了他的财宝——据说是价值好几百万的金条——而这批财宝——从此再也没有人听说过它的下落。

贪婪是太监这一族的主要弱点；哪个官员出得起钱，把一个有权势的宫中仆役拉到自己一边，就必定得到提拔，久而久之，这种制度使中国的官场从里到外烂透了。他们是阴谋和自私的老手，哪怕是想给皇帝本人送一份「礼」的人，也得从外门一直到宝殿，一路「上油」。宫中每个住户按照品级配给相应数目的太监，总数是三千人。他们主要来自河间府，那是北京正南约二百英里的一座小城，那里的父母习惯把许多儿子阉割成太监，正如他们给女儿缠足一样，因为他们可以把儿子安置到比一个区区女孩更有利的地方，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然而，当「亨利」同古制作出这一新的决裂时，发现宫里只剩下一千四百三十个太监了，据说全都在三十岁以上。此外还下令给所有的蒙古和满洲王公贵族，禁止他们使用太监，希望今后河间府不会再有人为了在宫里谋个差事而把自己弄残。同缠足不一样，

这种制度当然绝不限于中国。至少直到本世纪初，教皇的唱诗班还是由阉人组成的——舆论早就把他们赶下了意大利的舞台；在伊斯兰国家，他们至今仍被雇来看守后宫，是多妻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十六岁的少年终于把他们清出了紫禁城，发给他们回家的路费、临时的住处和一点钱；看着他们带着自己那些俗艳的家当离开皇宫，同派来给他们发遣散费的人一直吵到最后，那情景真是别具一格。也许在中国，他们就此了结了；可中国是个讲折中的国度，年老和残疾的太监已经又被收回宫里，养到死为止。

有些人相信，「亨利」可能会再度成为中国真正的皇帝，他最近的一些举动证明他很有魄力，叫人觉得，要是他早生二十年，中国如今就不会装模作样地当什么共和国了。就连我们那位中文教师这样新派的年轻人，也认为君主立宪是摆脱目前这种纸上共和所造成的无政府混乱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他估计，在这样一种有约束的政体下，为真正的共和作准备需要十年，别人估计要一代人到一百年。谁知道呢？就算君主制恢复了，领头的也许不是「亨利」；最近算命先生们一直在作奇怪的预言，说有一位全新的皇帝要从外省出来。再说，「亨利」是满人，而中国在将近三个世纪之后，已经回到了由她自己的人来胡乱统治的状态。可他已经在场了，可以说正坐在那空着的宝座上，而这很少是一种不利条件。

来中国久住的外国人，头一件要尽的义务就是取一个中国名字。在别的国家，人们都尽力用嘴、用笔去再现我们原有的名字；就连日本，用她的一种新式字母，也能把除了那些「勒」音特别多的西方姓氏以外的所有姓氏都写出来，读起来和原名相当像。可中国人一向坚持要化外蛮夷去适应中国的方式，而不是颠倒过来。再说，中国话是单音节的语言，任何来到这个国家的陌生人，自然都得被翻译成单音节的字。不幸的是，天朝的笔墨之士可用的方块字里，就连音节也是有限的，那些在我们看来显然只有一个音节的名字，到中国译者手里译完，至少也成了好几个音节。结果，它们同原名连一点亲属般的相似都难得有，一个外国人要是能认出自己的中国名字，不论是写的还是说的，就已经很有希望成为一个有造诣的东方语文学家了。

拿我自己的名字作个例子吧。除了可能在种族上引起误会之外，我一向认为这是个相当过得去的名字，愿意去念、去记的人念起来不怎么难，记起来也不怎么难，而且毫无疑问是单音节的。可是拿去给一位中国学者看，他立刻把它分成了三个音节，就像一个行家把一件人们一向以为是整块的器具拆开一样，还回来的是「费兰克」。头一个字的意思是「浪费」，不过这个虚假而不公道的开头，其锋芒被后两个字全都抵消了，那两个字的意思分别是「兰花」和「克己」。中国人的名字只许用三个字，因此我在本国语言里的那几个名字只好扔进了废纸堆。对中国人来说，我是「费先生」——浪费先生；他们要是想再进一步，弄清我的挥霍究竟是哪一种，便恭恭敬敬地请教我的尊「名字」，得到的回答是，在下的贱名叫「兰克」，就是克己的兰花。麻烦的是，几乎任何一个名字以某个轻唇音开头的外国人，也都是费先生。在我们一箭之地以内就有十来个，全中国准有上千个，他们大多数人的英文名字同我们的一点也不像。

有少数幸运儿的名字，可以原封不动地译成中文，不但让他们的同胞一听就认得出，还能把他们的名字从废纸堆里救出来。当然有费先生、何先生和梅先生，而李先生在中国任何地方，说起来显然都自在得很，不管读书人把他看成「梨子」的「梨」，还是「黎明」的「黎」。另一方面，有些名字无论如何也不能译成哪怕同原名有一丝相像的中文——比方说史密斯先生和琼斯先生。在中国，知道你要找的朋友的中国名字，同会说中国话一样必要；事实上更为必要，因为天朝人虽然在从手势动作领会意思的敏捷上与他们的岛国邻居截然相反，可是除非牵涉到某种突出的个人特征，一个专有名词是很难用手势表达的。你可以在一座中国城市里走遍大街小巷，高声呼唤你亲爱的老同学凯利，他在那里住了二十年，如今正领着一群中国人大体朝天国的方向走，可是除非碰巧让你摸到了他的新称呼的线索，你永远也找不到他的一点踪迹。幸而全中国只有百来个姓，可以用作姓的字也差不多就是这么些，所以人们不久就能相当熟练地去猜了。

一个人必须有中国名字，不仅因为否则在需要恭敬的场合，他甚至连在自己的仆人面前都没法被提起，还因为一大沓名片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幸好在中国，名片只要国内价钱的零头就能印到；因为不单是稍有由头就要交换名片，而且在这昔日的天朝帝国之内，无论什么地方，一张匆匆印成的小纸片，都像在南美一样重要，一样不可更改。没有名片，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百万富翁不过是个苦力；有了名片，就算是从通商口岸渗回内地的最不体面的外国流浪汉，也是一位够资格与督军同席吃饭的绅士。

在不太久远的旧日，中国的名片是红色的，这是喜庆的颜色。用白名片表示此人的父亲或母亲在最近三年内去世；新近死了祖父母、正在守孝的人，用黄的或蓝的。名片的大小决定了名片主人的重要性，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所以总督或大元帅的名片有一张大页书写纸那么大，一片血红，半英里外都看得见。然而颜色和大小都要花钱；而且中国至少在名义上已经成了共和国。因此如今相当普遍地用起白名片来了，虽然大小仍有不同，我却从没接到过比上衣口袋大的。有些名片仍然是一面红一面白，尤其是讲礼数的人和有钱人；极端新派的人则一面印英文名字，一面印中文名字，像外侨一样。两面都用的习惯，似乎由来已久。正面常常印着正式的或「生意上」的名字，有时还有官衔或职业，背面用小得多的字印着「号」和「原籍」——号是只有亲近的人才用的名字，原籍是祖上的出生地，名片主人的父亲可能都从没见过那地方。不少中国人用两种不同的名片。其中一种印着这样几个字，意思是：「此乃交际之片」；换句话说，它在正经事或生意上毫无效力。一位督军要是赏脸给了你他的「交际名片」，那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用它去给他的兵下命令，或者用他的名义到银行去借钱，虽然他的正式名片也许仍然几乎具有那种佩戴饰边和羽毛的时代里国王的印章戒指那样的效力。

几年前，有一出多少仿照中国路数编排的戏，在英语世界各地巡回上演，使我们熟悉了中国戏剧的一些特点——或者，从他们的观点看，熟悉了我们自己戏剧的一些特点。至少我们当中有幸看过那场演出的人都知道，在中国舞台上，由两个苦力各擎一头高高举起的一面旗子代表一座城门，一个人在戏里被杀死以后，会站起来，擦擦鼻子，慢悠悠地走下台去，观众对他视而不见，正如对那些检场的人视而不见一样；那些检场的人在演员中间不停地走来走去，脸上带着一副厌倦透顶的神情，仿佛他们对戏剧这回事的厌腻，比整个基督教世界所有首演之夜的常客和戏剧评论家加在一起还要彻底。但中国舞台还有其他一些特点，没有被收进那个可爱的仿制品里，一半是因为弄得太中国化，就是把西方观众赶跑的最可靠的办法，一半是因为发明日新月异。我很欣赏中国戏院里那些随随便便、懒懒散散、「看不见」的检场人，可我觉得那个拿热水瓶的人更加迷人。因为「检场的」并不像那个进口的天朝戏剧生活版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穿着黑衣，而是穿着中国劳动阶级那种随随便便的衣裳，最常见的是蓝布衣裤，他毕竟在戏院里如鱼得水，不久就连在外国人眼里，也和那无处不在、屋里屋外都有的苦力一样，自然而然地成了布景的一部分。我怀疑，他们的检场人对中国人来说是否真的看不见，因为在任何地方、每一个地方，不论最庄严还是最琐碎的场合，他们身边不总是簇拥着川流不息的仆役和随从吗？可是我始终没能完全习惯那个拿热水瓶的人，不能完全泰然处之地看待他。他不是戏院的雇员，而是这位或那位名角的私人仆役，而那位名角往往在一家戏院里待不上一两个钟头；因此，至少在北京的冬季，那个在每一段唱做的高潮时刻给主人送上必不可少的茶水的人，穿着大衣，戴着皮帽或毛线帽，还有其余所有的隆冬装备，于是，当他突然却又漫不经心地闯进一场宫廷典礼或一场战斗——都设在中国戏曲所追溯的那些五彩缤纷的年代——的时候，就叫人觉得像是一位经验丰富、处变不惊的北极探险家，拿着最新的发明，前来救援一群正在赤道度假的火星人。

当然，好几代或好几个世纪以前的那些演员是不知道热水瓶的；他们不肯哪怕在一场戏的工夫里离开这种国饮，同时又想让观众——观众自己也正像坐在家里一样随意地填饱肚子——明白，他们尽管是地位低下的戏子，却也一样重要，这就确立了一种在中国舞台上几乎普遍通行的习俗。老派的演员，或者票房补贴得不那么大方的演员，每演完一段紧要处也要喝茶；不过茶不是由私人随从用最新的科学成果送上来的，而是由一个无处不在的「检场的」、一个闲着的「龙套」，或者一个似乎总在中国戏院后台——如果那也能叫后台的话——闲荡的叫花子似的闲人送上来的。他们啜饮递到面前的那杯不醉人的茶时，也是半转过身去，或者撩起他们那总是宽大的戏装的一角遮住嘴角，这是一种程式化的假装，据说能让观众看不见这个动作，而从外表看来，似乎真的做到了。再说，一个在中国人当中像呼吸一样普遍、几乎一样持续不断的动作，为什么会引起一代观众的注意呢？自从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人头一次付钱进戏院以来，他们大概就把这个动作同每一个戏剧高潮联系在一起了。要是这么一件小事都会使人不专心看戏，那么乐队又会怎样分散人们本该给予演员的喝彩呢——乐队就散坐在舞台上，胡乱折腾着他们那些奇怪的乐器，或者极其随便地停下来，点支香烟，挠挠痒，剔剔牙，或者一个个地踱上踱下，穿着随便什么衣服，在下午或晚上随便什么恰好合自己心意的时刻。

内城中心有一家戏院，建筑和一般布置都完全西化了，演的却是地道的中国戏；可是想要领略完整气氛的外国人，得到「前门外」的外城去。因为说到底，西方人去看中国戏，值回票价的，与其说是台上发生的事，不如说同样也是观众和台下发生的事。在北京这最繁华的一带，在歌女们做着她们那门热门生意的那几个街区之间，散布着许多地道的本地戏园，再往前，还有许多用木板、席子和铁皮草草搭成的简陋戏棚，一直延伸到「天桥」那边——天桥下是熙熙攘攘的露天市场，几百年来，皇帝们就是被抬着从桥上经过，到附近的天坛去的。在那一带，一个人只要下午骑马经过，就能听到许多他并不想听的戏文，以及更多他并不想听的「音乐」——因为地道的北京戏园从中午前后开锣，一直唱到半夜以后很久。

总的说来，游客也许在前门外不远处那迷宫似的窄街里的随便哪一家戏园，都能花钱花得最值，而不必把人力车夫一直拉到天桥去，惹得车夫对他不满。在这里，他会发现自己——也许不无中国人的帮助——走进了一个看起来很像货栈或批发行的地方，一个有顶棚的院子，挤满了粗糙、狭窄、直挺挺叫人难受的长凳，长凳已被岁月以及几代人从每条凳背上伸出来、供后一排使用的小搁板上洒下来的食物和饮料染得乌黑。一个外国人到了这样的地方，已经远远离开了他的同类的轨道，尽管使馆区就在一蹦一跳之遥，就在那道庞大的内城城墙那边，几乎所有来京城的外国游客都要从中出站的那两座北京火车站还要更近，他多半还没落座，就会有一个看上去像苦力的人来问他的名字，最好是要他的名片，并且解释说——如果双方有什么共通的词语可以用来解释的话——每一个进入这个地方的「外国人」都必须立即报告，以便派一名警察来保护他。然而，多年以来，外国人在外城任何地方所需要的个人警察保护，还不及那个在整场演出中一直盯着他的没领到饷的宪兵所需要的小费一半多——只要你恰当地硬塞给他，他是不会拒绝的。

严格说来，外国游客并不是自己找到座位的，正如他不是没人帮忙就找到了戏园一样。他当然是个「有钱的主儿」，在中国，他无论走到哪里，尤其是在戏园里，都不乏急于从他身上尽可能多地骗走或哄走这种东西的人。因此，这个显眼的新来者一进门就被一群穿着那种再熟悉不过的、没洗过的苦力衣裳的人围住，每个人都急着要把他领到戏园的不同区域去。如果他容易被人牵着走，他会不知不觉地被安置在窄窄的楼座四周那些冒充包厢的小隔间里的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上，楼座是戏园里女观众唯一可以坐的地方。楼上的价钱高些，领路人那份免不了的回扣也相应多些。他要是聪明，就会坚持留在池子里，不要离喧闹的乐队太近，也不要太靠后，以免妨碍那些扔毛巾的人挥舞胳膊。等到他终于成了某一个人的门客——这个人一旦确信能把他留在自己的地盘上，就突然变得傲慢起来，摆出一副恩主的架子——并且显然同所有想让他坐到别处去的人结下了终身的冤仇，安顿下来之后，他立刻又成了无数小贩的猎物，这些卖这卖那的人在观众中间挤来挤去、吆喝不停，根本不管人家是不是可能对台上的戏感兴趣。也许他忽然想到，他没有买票，门口也没有人向他要票。进一家纯粹中国式的

戏园时，没有人买票。等到每个看客都尽其身躯所能，把自己塞进那些摇摇晃晃的搁板后面叫人没法坐的座位里，才有一个人过来卖票给他，并且卖票和收票一个动作就完成了。价钱不高，至多六十到八十个铜子儿，包括那笔出于对他外国人身份的敬意而几乎一定会加上去的成数；即使在内城那家西化了的戏院里，池座或正厅里无论哪个座位，也很少贵到一块「鹰洋」。然后，那个自以为替他挑了座位的人也得有他的「油水」，不过这远远比不上巴黎戏院里那些充当引座员的老太太们扣下的钱。早在这些手续办完以前，其实就在他坐下的同时，那数不清的卖吃卖喝的人已经认定他是主顾了。一只急需用沙子擦洗一个钟头的茶杯被倒扣在他面前没洗过的椅背上，紧接着来了一把茶壶，要是他眼尖，大概刚刚看见某个没用过肥皂的邻座对着这壶嘴吸过，现在又灌满了开水。几小碟干瘪的本地花生、南瓜子，还有五六样类似的美食——他常在露天市场上、在街头小贩的篮子里见到，却从没起过想同它们深交的念头——大概还有一节甘蔗，不等他说出自己的中国名字，也都摆在了他面前，除非他用一个非常坚决的手势把这些东西统统挥开。小贩们没有一个能立刻领会这手势的意思，至少表面上如此，等他们终于领会了，他们的愤慨往往会到这样的地步：说出来的话，听上去令人不快地像是或多或少含蓄的辱骂。谁听说过进戏园不喝茶、不嗑瓜子的？这个有钱的蛮夷既然要骗走供应这一片座位的人们那由来已久的正当买卖权，他跑来占个座位干什么？

过了一阵，人们也许才能把注意力转到舞台上，虽然自从进门以来，至少耳朵是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它。舞台不过是一个四面都有矮栏杆的高台，也许当年这房子还是它看上去必定曾经是的那种货栈的时候，这里就是拍卖的地方。后面那些充作化妆室的地方——按那里的空间来看，不可能有多大——同舞台之间隔着一条过道，下场和上场的演员一蹦就跨过去。台上的种种把戏，同外国人常去的那几家西化了的北京戏院里的，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面具、髯口和吓人的戏装大概更粗糙些，没那么华丽，也穿戴得更不妥帖；那些隔一会儿就乱哄哄一群群地上台来、毫不掩饰地扮作兵丁、朝臣以及天知道什么的瘦骨伶仃、没洗过澡的苦力，要说有什么不同，也只是更加卑贱、更加呆笨一点；也许整个晚上都不会出现一只热水瓶，尽管中国广大百姓当作茶的那种东西，照样喝个不停。当然不会有西方意义上的布景，不过也许会有几块幕布，把那不够用的化妆的地方遮住一半，还有一些冒充城门、宝座之类的东西，由那些百无聊赖的检场人拿布条和半破的椅子临时拼凑起来。那些程式化的代替布景的东西，那些据说是骑着马的人手里拿的奇怪的鞭子，以及那告诉观众拿着它的人正在乘船的某样东西，都有点用旧了；当名角该下跪的时候，「检场的」轻蔑地扔到他们面前的那些垫子，积着几代人的油垢，几乎滑溜溜的。但那些表示正在进行一场频频发生的战斗的翻跟头和耍把式，却和城里的一模一样，只是没有那么好罢了；喧闹也同样一刻不停，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还要震耳欲聋一点。

前门外有一家戏园只有女演员；可她们扮演的角色，演的那些历史悠久的戏目，都和别的戏园里清一色男人的戏班完全一样，演法也尽可能相同，就连中国演员的拿手好戏——那种糟透了的假嗓子——也同样可怕，正如日本演员从丹田里发出的那些声音一样。观众中的男人也许会为名角们的耍把式发出许多声粗嗓门的「好！」——她们就是这样照着舞台上的将军或皇帝们由来已久的方式赢得战斗的；为老一套熟悉的题材中某个巧妙完成的精彩之处，也许还会有更热烈的赞许，而这是外国人完全领会不到的；但除了一般外貌之外，从来没有一丝性别的意味，没有一点暗示说这些演员是女人而不是男人。有几个充当配角的没洗过脸的姑娘，穿着零零碎碎的旧华服，看上去活像厨房里的丫头，可是至少在翻跟头的武戏里，她们和别处的男演员一样是灵巧的杂技演员，虽然她们一个月挣的钱，还不及百老汇的一个合唱队姑娘一星期花在口香糖上的钱多。

然而，一个外国游客要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舞台上足够久，一下子注意到所有这一切，那他一定是个镇定自若的人。观众中发生的事，大概会显得更容易理解，肯定也更有趣。不必一一细说，只要说一句就够了：在中国观众做而西方观众不做的所有事情当中，登峰造极的是在演出中要热毛巾。一两个管毛巾的人站在远处一个角落里一只热气腾腾的木桶旁边；另外多达十几个人散在大厅各处，不过没经验的人直到第一轮瓜子快嗑完、毛巾的轰炸开始以前，是想不到他们在场的。突然间，头顶上空纵横交错地飞着一些白色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捆捆紧紧卷在一起的热湿毛巾。木桶旁边的一个人把它们扔给大厅某处的一个同伴，那人再转扔给散在各处的其他人，这些人把毛巾沿着一排排看客分发下去，用过以后再收回来——用来并不是为了让耳朵从那无休无止的喧闹中喘口气，而是为了让脸和手产生一种洗过了的幻觉——再把它们捆成一捆，高高地从头顶上扔回原处。在我们国家的球赛上，最善于扭着身子卖费城花生的小贩，在投掷的次数和不伤及观众的那一线之差上，也比不上中国的毛巾伙计。显然，毛巾服务包括在门票价钱之内，除非是小贩们和各片的看座人联合起来，给他们的主顾提供这一显然不可缺少的东西。因此，那位注意到收回来的毛巾只是整捆地浸一浸、拧一拧，就又被送去周转，于是婉言谢绝了这番盛情的外国人，并不会像涉及一两个铜子儿「赏钱」时那样招人怨恨，他所造成的唯一损害，只是让进展的车轮停顿一会儿，好让关于他这种古怪行为的消息传回桶边的人那里，并且至少在他因为在场而变得显眼的那一片座位里引起一番议论。

毛巾的轰炸，像其余的演出一样，从午后一直周期性地持续到凌晨。一出戏完了，另一出戏紧接着开场，中间只够啜一口茶的工夫；虽然有些看客不断地进进出出，就像乐队里那些随随便便的成员和那些毫不化装的「龙套」一样，但大多数人的耐力是惊人的。五点到七点之间的某个时候，许多看客会从隔壁茶馆的跑堂那里叫一顿全餐，给他们那无休无止的嚼和啜换换花样，于是筷子的咔哒声有时会在更响的喧闹之上听得见。但台上台下的戏，都照样若无其事地演下去。

要听懂一出典型的中国戏的对白——如果那能叫对白的话——需要的中国话，比我到目前为止所能听懂的多得多。没有经验的西方人，很少能对戏里演的是什么，甚至对角色代表的是谁有一丝一毫的概念，因为本地观众借以辨认角色及其行动的那些标志和象征，对他来说是那么不可理解。就连一般的中国人，除非几乎是随着母亲的奶水就把这些老故事全都吸进了肚里，也不会懂多少。中国演员说的——或者不如说「唱」的，用那个容易让人误会的中国说法——那些古老的、诗意的、常常已经废弃不用的词语，就算用清醒正常的声调说出来，也够晦涩的了；而他成功地模仿着没上油的机器，他实际的说白对听众的意义，大概也不比意大利歌剧的歌词对芝加哥观众的意义多。然而，像日本人一样，中国人宁愿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反复听同样的老历史题材，反复看同样的老场面，至多加上些新的变化。因此，就连不识字的人也常常能一字一句地跟着一出戏走，却一句也不懂。我们发现，只要事先请我们的教师把故事讲给我们听，我们就能猜出相当一部分动作的意思，因此觉得中国戏远不像大多数外国人所说的那样叫人厌烦。一方水土一方人；当然，冬天里本地一个上流人士的俱乐部模仿西方戏剧的那场演出，让一些出过洋的年轻中国男女穿着礼服大衣和单薄的长裙，更不必说剪短的头发，在台上蹦来蹦去，那比地道的中国演员干过的任何事情都更可怕。就我个人而言，我甚至已经对中国的「音乐」心平气和了——旧时演戏是在露天，所以这音乐才那么震耳欲聋——在某些心境下，甚至能欣赏它片刻，就像人们有时欣赏地铁里的拥挤，或者在百老汇的人潮里推推搡搡一样；而且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看梅兰芳，即使不是那么喜欢听。

梅先生——他那个姓是一种花的名字，他的名字里有一个「兰」字，就这一点而言，同我们还算沾亲——是中国最著名、最受欢迎的演员。他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只演旦角；虽然即便是他的假嗓子，西方人的耳朵听来也可能刺耳，可是有许多外国人追着他从一家戏院到另一家戏院，只为看他那优雅的动作、他那无与伦比的舞姿，或者单单看他那双美丽的手如何摆弄。只要在前门里或者前门外随便哪一家戏院的广告牌上或报纸广告栏里——其实在全中国任何地方都一样，虽然他用不着到各省去巡回演出——草草写上他那三个字的名字，售票房里的人只消吩咐把一切看来有空的地方都摆满椅子，然后就可以心满意足地往后一靠了。梅兰芳带着他自己的戏班，就像西班牙斗牛士带着他的助手班子一样，连乐队也是自己的，而中国演出的安排使他能在同一个晚上在好几家戏院演出，也许从十一点到半夜在内城——那里的戏院关门早得可笑——其余的夜里在主城墙外那些较好的戏园。除了在紫禁城或总统府的某场特别日场，他很少屈尊在这以前出场，他也没有必要为了糊口而每晚都露面。按中国的标准，他的收入可以同任何一位歌剧演员相比。

中国人喜欢戏里的角色复杂些，梅先生最成功的一些戏，是一个男人扮演一个姑娘，而这个姑娘又女扮男装；可是在这位炉火纯青的艺术家手里，这个角色根本的女性特质，没有一刻不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我有幸同他一起度过了一个下午。他的家在外城中心，外表平平常常；可一进门，处处都少不了真正的艺术气质的痕迹。这个面容清秀、几乎是白脸、还不到三十岁、有时看上去仿佛刚满二十的男子，原来是我见过的最亲切而又最不张扬的主人之一。他的举止中没有一丝在西方会表现出来的那种发了财的、受人崇拜的偶像的派头。他就像他把多余的钱财和时间花在上面的那些中国艺术品一样朴素，一样谦逊，一样毫无戏子气，不显山不露水，却有真正的格调。他的珍藏中有许多薄纸印的经典和旧戏本，有些已经好几百年了，页边上有已经故去却没有被遗忘的演员们的批注，标明声调、手势和动作，细到弯一弯小指头。梅先生常常用这些东西，但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他的随从里有一位颇有地位的学者，任务是围绕古老的题材编织新的故事，演员再从中创造出新的舞蹈——这不是个恰当的词，姑且就这么说吧——以及新的方式，来娱乐他那满座的观众，同时又不失去同那些遥远的世纪的联系，观众们进了戏院，宁愿被带回那些世纪里去。梅兰芳在台上不喝茶。那是这一行的一种傲慢，他那著名的家族从来没有堕落到那个地步。人们还注意到，他演出时，检场的人也不会没事在他脚下走来走去。梅先生亲口告诉我，他的嗓子并没有因为这一行不断加给它的那些不自然的活计而受损；可是只有从这样一个显然诚实的人嘴里说出来，我才会相信。当然，他在家里说话时那柔和的声音，丝毫没有否定这一令人惊奇的说法，正如他谦逊的举止中丝毫没有暗示，他无论在哪里演出，夜里至少一眼望去的街上都挤满了等着的人力车。

几百年来，俄国人一直住在内城的东北角。早在康熙年间——对康熙来说，所有白种人确实都是化外蛮夷——沙皇的一支军队在今天的西伯利亚一带被打败了，被押到北京来的俘虏被编成了一支仿照满洲「旗人」的守卫队。满洲武士们在帝国的腐败之下变得软弱、松垮、一文不名，一家接一家地把房产卖给了汉人，于是渐渐从那块曾经只供他们居住的城圈里消失了，到今天，「鞑靼城」只是名义上和记忆中的鞑靼城了。可是俄国人仍然留在那位得胜的皇帝指定给他们的地方。两座俗艳的希腊正教建筑，从一大片围着墙的地方里高高耸起它们的圆顶和尖塔，这片地方使城里的那一角比另外三个角落少了一些堆满垃圾、到处是拾破烂的人和游荡的野狗的空地的样子。天子开恩，准许他的俄国旗人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教师，从俄国派来的正教教士不但成了向周围「异教徒」传教的传教士，也成了沙皇的非官方外交代表。后来，当列强认为应当让龙椅上的人打消全世界其余地方都是他的藩属这个印象的时候，俄国人也在使馆区设立了他们的正式公使馆，在一个大院子里建了一些堂皇的房子，还有另一座正教教堂。今天，经中国人同意，旧沙皇政权的代表们仍然非正式地占据着那里，而没有得到承认的苏维埃使节只好像任何一个游客一样，自己去找住处。可是城那一头的那座机构依然存在，不但有一位主教，还有一位大主教，聚居在那一带的中国教徒数以百计。

一场主要由中国人组成会众的俄国教堂礼拜，是值得走一段路去看的。如今，教徒的人数已经不比同他们一起礼拜的人多了，因为有那么多身无分文的俄国难民流落到北京那遥远的东北角来了。他们像囚犯一样密密麻麻地住在旧修道院那些石墙的小屋里，那里从前只

有正教修士在那里念经——有体弱的女人和吃不饱的孩子，也有瘦削的脸上写满一整座图书馆的离奇故事的男人。一群群来得太晚、或者没有足够的门路在小屋里找到栖身之处的难民，挤在一起住在石头地窖里，有的还穿着沙皇军服的残片，或者在节节推进的「红军」面前土崩瓦解的各路「白军」的军服残片，有的战时的创伤和种种磨难还没有恢复过来。

那支给城里穿礼服大衣的那一带较幸运的外国人的夜晚助兴的乐队，就挤在这里一些几乎认不出是床的临时床铺上；在这些气味难闻的地牢里，有些人就算还剩下那份心气，也没有足够的衣服可以穿着出去，为自己眼下的悲惨困境寻找一条可能的出路。

然而，人们对在华那些被剥夺了一切的俄国人的同情，总是很快就磨到了边。他们即使以饿死作为另一条路，也瞧不起体力劳动；他们那些处境较好的流亡同胞那种不知悔改的自私；他们缺乏实际，从西方人的观点看，缺乏平常的常识；一句话，他们的东方气质，同他们高加索人种的外表那么不相称——这一切都使怜悯趋于变成单纯的慰问，久而久之又淡成了冷漠。也许我们当中任何人，要是作为一个民族突然垮了下来，就像一座骄傲的摩天大楼出人意料地坍成一堆乱七八糟的瓦砾，也会发现自己糊涂得失去了常人的智力；但人们很难不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些个人的弱点在崩溃以前就已存在，而且是无法医治的，至少在现在这一代人身上是如此。在从前的修道院里，已经办起了印刷、装订、制革之类的几项事业，可是很明显，几乎所有实际的活都是中国人干的。身强力壮——尽管也许饿着肚子——的年轻人在他们的小屋和地窖周围闲荡，抱怨说他们雇不到人来重砌他们那简单的砖砌澡池和做饭的灶台。中国官员，尤其是小官，对落到他们手里的一批批难民并不太友善；可他们至少不比北京的那位俄国大主教差，这位大主教把城的东北角视为他的私产，他恩准一些同胞在他自己那宽敞的主教府的阴影下占一块地板栖身，却要求这些人对他那崇高的人身表现出中世纪式的卑躬屈膝。

这些排场显赫的基督教形式，似乎比那数不清的教派的严峻的新教更合乎中国人的性情；新教已经像在全中国一样，在北京各处遍设了它的学校、教堂、医院和单纯的布道所。要在俄国人的礼拜同他们西边不远处的喇嘛庙里的礼拜之间，在同任何一座烧香的中国庙宇里的礼拜之间，或者说在这些同紫禁城西北的北堂里的大弥撒之间找到相似之处，一点也不难。天主教徒在北京的生活中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可以一直追溯到南怀仁和他的耶稣会同伴，他们既在世俗事务上为天子效劳，又在宗教上为天子的臣民服务。

在义和团那年，北堂作为抵御嗜血的围攻者的避难所，几乎不亚于英国使馆；至少在复活节的星期天，单就景致之别致而言，它也可以同京城里的任何一座庙宇媲美。柱子上裹着红绸，间以皇家明黄色的马耳他十字；在真花那么便宜、那么多的地方，还用了假花，给内部平添了东方式的俗艳；香火的气味和挤在一起的中国人的气味混在一起，使这场面不单是在视觉上令人难忘。地上的席子上跪着的礼拜者比长凳上坐着的还多。女人坐在一边，修女们那宽大翘起的白头巾，在一片光溜溜、油亮亮的中国发髻的海洋前面形成了一道宽阔的前沿。中央附近，数百名穿卡其布衣服的「孤儿」男孩形成一大片黄色。前面，在以华丽的祭坛为背景的唱诗席下，满是身穿全副挂满勋章的军服的法国和比利时军官，还零零星星有几个欧洲女人——北京还有别的天主教堂，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没这么远——她们的跪凳罩着华贵的丝绸套子，十分显眼。连一侧那块按理说是留给白种人的高台上也挤满了中国人，就是拿皮鞭或刺刀驱赶，也很难再往教堂里塞进十来个人了。一张张黄面孔，在随便一瞥根本看不到的高处，从大管风琴的管子后面往外张望。穿红袍的中国辅祭来回走动，摇着香炉；音乐虽然还不至于叫人受不了，却尖得足以证明那个看不见的唱诗班也是同一个种族，男孩子应和着男人，管风琴填补着空隙。孩子们在相当无秩序的人群中乱跑；有些会众在整个礼拜中一直站着；许多中国男人一直戴着帽子。可是，一千个中国人随着祭坛上发出的规定信号虔诚地画着十字，祭坛上，两位穿着至少配得上主教身份的彩色法衣的中国神父，在那位穿着大主教礼服的白发欧洲人两侧主持仪式，这场面有一种不亚于佛教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的震撼力。平日里，中国老妇人——正是在欧洲任何一座大教堂里都能见到的那种弯腰驼背、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从北堂周围迷宫似的胡同里走来，在教堂那永恒的暮色中低头默祷，俗艳的圣徒像和圣像俯视着她们，有的圣像这里那里带着几分中国人的面相。

中国新年的准备，从腊月二十三烧灶王爷开始，几乎每家都还供着灶王爷。我们的一些邻居，特别是那些因为没有院子只好到胡同里来举行这个仪式的人，做得有点偷偷摸摸，仿佛他们在假装——至少在有外国人看着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团普通的废纸。可我们知道，在把那张单薄的、被烟熏得发暗的神像揭下来以前，他们已经在它面前烧过香，还给画上那匹等着驮他的马供上一点草或者高粱；就连我们的邻居也承认，他们在把灶王爷经由火的路径送上天去报告这一家一年的所作所为以前，在他嘴唇上粘了点甜东西。一点鸦片更能收到这种效果，而最好的办法，是在焚化以前把这整张半便士的石印画在本地酒里蘸一下，好让灶王爷到了天庭时，昏昏欲睡或者醉得说不出真话来。

到中国人的天上去一趟再回来，要走七天，所以人们可以从灶王爷那讨厌的监视下稍微喘口气。那一个星期里，家家户户掀起了一阵大扫除的狂潮——这是按照中国人对这个词的误解而言的；家道殷实的人家换上新的窗户纸；负担得起的，还把木头部分重新油漆一遍。尤其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剃头、洗脸、洗澡的人特别多；内城南门外的澡堂挤得满满的，平时可从来不是这样，平时每月花两个到十个铜子儿洗一回澡就被认为足够了。那最后的一整天，除了真正的穷人家，家家户户都传出「剁剁剁」的声音，那是在准备食物，尤其是肉馅饺子，以款待接下来几天的许多客人，因为到那几天，干这种活就犯忌了。到处都揭下了褪色的旧纸片，贴上了鲜亮的新纸片，特别是每家门对面那些长长的竖直的红纸条，上面写着那熟悉的四个字：「开门见喜」。有些是住户自己贴的，有些是穷邻居贴的，他们希望这家人能稍微记着他们一点。此后好几个月，在全中国各地都还能看到它们。城墙外老远的最破烂的小窝棚，也贴上了新的纸神像，在门上和泥墙面上形成一片片鲜艳的色块。中国新年最叫人伤心的事，也许是人们应当在新年到来以前还清所有的债，这对在国外仍被承认为中国政府的那个机构特别难，除了督军们和有特殊门路的高级雇员，它拖欠着所有人好几个月的钱。第二天，我至少看见两个人提着灯笼四处转悠，那是假装还是夜里，还可以讨债。

在中国，元旦是每个人的生日；所以到处出现新衣服，有双重的理由。就连乞丐和拾破烂的人似乎也有新衣服，或者至少是洗得干干净净、补得好好的衣服，老百姓呈现出一副差不多干净的景象，要再过一年，才会逼得他们再这样换一次。在新年的头几个钟头里，贴上一张新的、印在薄纸上的花花绿绿的灶王爷，还有一座小神龛，用鞭炮和香火迎接他。其实，鞭炮是这场庆祝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它们整夜轰响，紧挨着我们的后墙，也响遍了全城；连「哈里」也被那不停的喧闹吵得睡不安稳。这一半是为了向灶王爷致敬，但主要是为了吓跑那些潜伏在四周、想在新年一开头就玷污它的恶鬼。中国人那一夜根本不打算睡觉；连我们的老妈子也请假回家，说她要坐一整夜，从凌晨两点左右一直吃肉饺子吃到天亮——可在中国，她是个少有的有常识的女人，对那些还在缠足的人极为鄙视。

新年的头五天，照理说女人不应该出门，也不应该进别人的家，不过在北京，许多人至少违反了这条古老规矩的前一半。男人们则相反，不但初一，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都早早地、一趟又一趟地出门，去拜访他们所有的朋友，尤其是主宰每一家的那位岳母，去拜年，顺便把肉饺子塞得远远超出了天然的限度。我们的教师再来上课的时候，还因为这番苦差而疲惫不堪。可是，老妈子严格叮嘱蕾切尔，不要去拜访一位邻居，冬天里她曾到那一家去参加过一场婚礼；这比我们没有一位岳母在场接待来拜访我们的人还要失礼。和法国一样，新年是送礼的时候；我们刚把十二块银元装在红封套里分给仆人们，他们就打发老妈子去给我们买礼物——给我们大人买好吃的点心，给「哈里」买玩具。不过，在整个庆祝活动中，看起来最奇怪的细节，也许是店铺都关了门，一长排又一长排的店铺，板窗紧闭，面目全非，这是我们以前从没见过的。里面传出锣鼓声和鞭炮声——有人说里面正赌得热火朝天——不知是为了吓跑鬼怪，还是只为了图个热闹；大概两种动机都有，看各人的性情而定。外国人有时指责中国人懒，因为他们新年要休息一个星期之久，仿佛这同我们一年五十二个以上的假日相比算得了什么。再说，店铺也很少真正关门；相信任何一个中国商人都不会错过一笔可能的生意。几乎总有一个窥视孔，只要你知道往哪儿找，里面还有一个人，会为找到它的任何人破例。何况商人们还可以把货物送到庙会上去；庙会到处都冒了出来，尤其是在城里城外的庙宇的场院里，人人都来一捆一捆地烧香，直到神像前许多巨大的香炉里香灰满得溢出来。这是最热闹的市集，有拉洋片的，有耍杂技的，有当天冒充吞剑人的苦力，有说书的、奏乐的，有室内的和露天的业余和职业的戏剧演出，有能想象得到的每一种赌博玩意儿，男男女女和孩子们围着它们挤成一团，还有各种各样出卖的玩具——会唱的空竹，几乎有鼓那么大；粉红色的、形状像意大利葡萄酒瓶的琉璃瓶，吹的人能听到一种奇特的响声；一个柄上插着一簇玩具风车，拿着的人坐着人力车或北京骡车回家时，它们便一齐转起来；还有各式各样的风筝，有的足有一人大小，做成鸟、甲虫、飞机的形状。中国人玩新年的玩具是不分年龄的；就连庄重的老头儿，在这个季节里也在全城各处放风筝，风筝周围是一群群鸽子，跟着那只带着哨子的领头鸽在无云的天空中盘旋。

这一切持续了一个星期或更久，不过劲头渐渐减弱了；因为有些人很快就厌倦了这么长的假期，而且许多人要是把假期全过完就要饿死，所以人们渐渐地回去干活了，虽然也有不少人坚持到了最后。即使在初一那天，我们也几乎没有觉得人力车少了，街头小贩的吆喝声也从没完全绝迹。如果说我们的仆人比平常出去得多，我们也没有少得到他们平常的任何伺候，厨子肯定也发现市场是开着的。当然，每个中国人真正的新年义务，是回家去，哪怕要穿过十个省，在祖先的坟上放些纸「钱」——就是在每一支送葬行列经过的路上飘飞的那种——并给祖先准备特别的食物，最好是鸭子或鸡，祖先们只能吃它的「味儿」，至于其余部分到哪里去了，那就任你猜三次吧。许多人确实回家了，但到了现代，令人惊讶的是有那么多人发现这趟非走不可的旅程完全走不成。最后，庆祝活动渐渐冷落下去，虽然一直到最后，还能看到一辆辆挤满穿着节日盛装的人的大车，吃力地朝我们东城墙外的庙宇走去；北京又恢复了它那一星期七天勤劳工作的常态。

随着共和的建立，中国正式采用了西历，正如日本很久以前所做的那样；可是广大民众仍然坚守旧历，以及它那十二个不断循环的年份的动物名称。和基督教一样，新历被认为是外国的东西，即使撇开旧习惯的顽固不谈，单这一点就足以使许多中国人唾弃它了；就连在官场，阴历新年也比另一个新年过得更彻底。结果，在外国新年，没有哪个政府雇员必须到衙门里去，而在旧历新年，谁也不去，连内阁成员都回祖籍去了，或者到天津、上海去寻欢作乐。

十二生肖的崇拜在中国人中间也绝没有消亡。几乎就在我们头顶上的东城墙上，陈列着那些著名的天文仪器，有些是南怀仁亲手制造的，一九〇〇年被德国人运走，最近才按照《凡尔赛和约》的一项条款归还；紧挨着它们过去，是一座老庙，庙里的人的职责之一，是每年编纂民间的历书。在中国，到处都能看到这种历书的原本或翻印本，因为它对于算命的、看风水的以及他们那数不清的同类，即便对广大百姓本身不是，也是不可缺少的。书里列明了婚丧、洗头、动土盖房以及中国日常生活中每一件要紧事情的吉日和凶日。没有它，媒人怎么知道可能配成一对的男女生年是否相冲呢？显然，如果一个属兔、一个属狗，或者一个属虎、一个属羊，结成亲家的结果就会是一个倒霉的家庭。

今年，我们那些当僧人的邻居们编出来的历书，从封面到封底，每页上方都印着一头猪作「书眉」，书页里也一再出现这个图案。因为今年是猪年，从我们的二月十六日开始，在十二个月里——今年碰巧没有闰出第十三个月——千百万中国回民提到这种动物时，只好用「黑羊」之类的遁词。而且，这是一个甲子的末尾，因为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个，十二生肖轮转五遍才构成一个甲子。看来，这预示着整整六十年中最坏的一年，算命先生们用最悲观的预言给这个新年添了不少热闹。据那些在街头靠给个人或国家算命挣一份勉强的生计的术士说，在这个猪年过完以前，中国要遭大难。也许会有几百万人死于战争、瘟疫或饥荒，或者三者兼而有之——有一个家伙甚至向听众担保，北京四分之三的人口将被消灭。全国各地都注定要有大灾，尤其是陕西省，它得为下一位皇帝的出生地这份荣幸而特别受苦——术士们断言，那位皇帝已经在那里快要长大成人了。所以，闲话说，在猪年这十二个月里，指望中国那些迫在眉睫的难题得到解决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当中有些人怀疑，外国使馆是不是也染上了同样的心态。这正是迷信的祸害所在，尤其是在一个大多数人仍然受迷信影响的国度里；单单是许多人相信所有这些街头摊子上的胡言乱语这一事实，至少就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消沉，而且很可能增加这些信念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不过，这些民间的神谕又说，过了今年，情况会迅速好转，而且几乎可以肯定，随着新的甲子的到来，秩序和繁荣将会恢复。中国的每一位朋友都衷心希望如此，因为不管她配不配得到，她确实非常需要这些。毫无疑问，下一个六十年会带来某种这样的东西，尽管很难设想中国的灾难会随着这个不吉利的猪年戛然而止。

中国的阴历，有好话可说，也有不中听的话可说。比方说，任何一个晴朗的夜晚，只要抬头看看天，就很容易知道他们的月份到了几时，谁也用不着问月亮哪一天圆。按照旧的历法，中国人有一整套确定天气变化的日子，如果一年的经验可以作为公平的检验，那么它们比我们那些薪水最高的气象专家的预报还要准确。阴历新年过后几个星期是「惊蛰」；「谷雨」定在三月初的某一天——也就是我们的四月下旬；还有固定的「芒种」「小暑」「大暑」「霜降」「寒露」「小雪」「大雪」——虽然大雪很少光临北京——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可是「清明」，如今又叫植树节，大总统本人就在那一天到几乎是我们隔壁的地方来植树，已经来过又过去了；到处都搭起了「棚」，给院子遮荫，在较好的店铺上方形成一个个新的屋顶和门面，这意味着我们该继续上路了，因为在北京，「大暑」可不是徒有虚名的。

十三热河之行

北京西北三十多英里外，长城在那里最为雄伟，再捎带上明陵，无论是坐火车加步行，还是坐飞机，都值得一去——前者要两天，后者只要两个钟头。京城附近还有一座特拉普派修道院，西山对徒步旅行者来说也处处有趣；事实上，单是把到北京的游客无论如何不该错过的游览去处列出来，就能开一张长长的单子。但其中有一处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它远些，路又难走，一点现代的便利都没有，名声又那么坏，以至于来北京的外国人，一千个里肯定没有一个真正想过要走这一趟。更绝的是，就在我准备动身的时候，外交部正式通告，由于那一带土匪横行，今后不再准许外国人前往。显然，要解北京那过多的舒适和文明之毒，热河之行正是一剂良药。

聪明人去的时候取道东陵，这样收获就加倍了。这意味着头一站是通州，坐火车或者几乎任何一种已知的交通工具都能到，在京城以东十二英里，几百年来一直是京城的「港口」。因为它位于那条在天津与大运河相接的河上，从南方运来的漕粮在这里转上较窄的运河，运到皇家的粮仓——如今这些粮仓几乎就在离我们北京的家一箭之地的地方渐渐坍成废墟。给我雇好的驴子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来，要不是我有幸同《中国人的气质》和《中国乡村生活》那位德高望重的作者一起度过这段时间，我也许会感到失望的。通州本身，除了它那半坍的城墙有一个圆角以外，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可以给今天的游客看。这是一个耻辱的标记，因为它意味着城里曾经有人犯过弑父之罪，这种罪在中国尤其不可饶恕。按照朝廷的律例，一座城要是该有四个这样的圆角，就要被夷为平地。

五月一日的天亮得早，可三头驴子还是在天亮很久以前就来报到了。它们当然比我所希望的更小更瘦，不过它们的主人兼赶驴人，满脸深深的麻子，剩下的那只眼睛已经显出白内障，总有一天要瞎掉，结果却是一个比我挑剔得多的旅行者所能要求的一切，而且还是个真正的好伙伴。我真希望对我从北京带来的那个「仆欧」也能这么说；可是真相无论如何必须说出来。我的热河之行，时间在后面要记述的那几次较长的旅行之后；我在中国已经住了八个月，这期间将近一半的日子，每天请一位教师来上一个钟头的课，似乎到了该靠我自己那点贫乏的官话知识的时候了，要把这一趟当作将来类似但更广泛的经历的一次测验。因此，我故意拒绝了那些略懂几句英语的应聘者，只雇了这一个仆人，因为据说他熟悉外国人的习惯，特别是厨房里的事。对于我们所理解的「干净」这个词，他知道得少得不能再少了——在中国，这方面的无知是深不见底的——而他的所谓熟悉，不如说是过分宽容的传教士在他那一阶层的中国人当中养成的那一种。要是再走一趟，我会让那个从通州来的好伙伴「看驴的」去骂人，在客栈里给我端开水，其余的我自己来。不过至少那个「仆欧」只会说北京话，所以从通州往返京城，除了在热河本地的两家英国人以外，我有幸一句别的语言也没听到。

太阳完全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坐着撑篙的乱哄哄的渡船过了河，在一片平得像地板、肥沃的平原上颠着前进，这片平原耕作精细，却几乎像沙漠一样一片褐色，就像华北除了盛夏以外的大部分地方一样；沿途许多市镇中的头一个还没完全醒来，我们就过去了。这正是撒粪的时节，也是直隶农民耐心地打碎覆盖在他们小块田地上的太干的土块的季节，他们用一把荷马时代的锄头的背面敲，或者让男孩、男人或驴子拉着石磙子在上面碾。另一些人在给冬小麦锄地，麦子一行行地长着，行距两英尺，可是行间已经像豆子或萝卜一样冒出了高粱苗，很难想象到了八月它就会高过骑马人的头顶。足够供养一支现代军队的青葱，在两个方向往来的苦力的扁担上晃晃悠悠地过去了。在一个单纯的西方人看来，为什么同样的农产品非得在全中国到处调换地方，这是不可理解的，正如不明白在一片永远饥饿的土地上，为什么至少长到少年那么大的葱，不比这些没有葱头的细小的葱更好。可是在头两天里，我们几乎一直闻得到嫩葱的气味，每隔几个钟头，我们就要穿过一个从这头到那头一片葱绿的集镇。数目仅次于葱的，是挑着两只扁平的低筐子的苦力，透过镂空的筐盖，可以看见几百只毛茸茸、唧唧叫的小鸡，被挑着在乡间四处叫卖。稀疏的树木披上了新叶；目力所及之处，那褐色的、海一样平的土地正被催促着，为数不清的、已被晒成褐色的耕作者尽其所能。

在我们过夜的那个其貌不扬的乡间小镇上，我的「仆欧」脸上带着一副惊骇的神情进来报告说，客栈老板要六十个铜子儿，足足合真钱一角五分，这是我们三人住的两间相当大的房间的钱，房子是新的，糊得很好，在中国算是干净得出奇了。一只鸡也要一百个铜子儿，而在北京只要七十！我表面上对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表示了惊骇，免得相反的态度让人以为照例的「揩油」可以加倍而不受惩罚，然后劝他在出门的这头一天付钱了事，不要争吵。也许正是鸡价高得叫人心疼，这镇上的人才愿意吃某些他们吃的东西，不过我相信，在这个人口过剩的国家里，到处都通行同样的杂食倾向。顺便说一句，好挑剔的人应该跳过下面几行；可是要讲中国的实情，就不能总是顾及体面。

一头骆驼随着它的同伴们往北京去，就死在我们客栈门前。显然买下这具尸体的那个镇上人在它的喉咙上深深割了一刀，然后同他的几个帮手动手肢解它。天黑以后不久，我再走到街上时，除了头、尾巴和四只从膝盖处砍下来的有肉垫的大脚以外，一切都已当作食物卖给了村民。骆驼皮和这些零碎显然也要贡献它们那一份营养，因为它们被拿进了附近的一家厨房，另外两个人则继续理着那堆成一堆的肠子，小心地保存着里面的东西作肥料，从一切迹象看，他们打算把肠子本身也当饭吃。

那天晚上，镇上有双重的热闹，把那个外国人算上，就是三重的，这是一个值得长久记住的日子。从客栈那令人作呕的门前顺着大路往下走不远，有一场戏剧演出，演员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可以称之为影子戏的东西。中国意义上的舞台「音乐」把全镇的人——除了那几个割骆驼的——都吸引到那里去了；女人们拖着她们残废的脚，在尘土中急急地慢慢走着；年轻一辈，照例是男孩子多得过剩，成群结队；稳重的老头儿们自带椅子——也就是六英寸宽的木头条凳。那座当天下午才在大路的一个角落里搭起来的戏台，不过是木杆撑起来的一个简陋的台子，部分用布围着、盖着。可它是一个完整的舞台，事实上几乎比真正的舞台还好，因为它有一种朦胧的浪漫气氛，这在单纯由人扮演的演员那实实在在的存在面前是不可能有的。甚至有真正的马上交战，而真正的舞台只能用象征来假装表现；宝座、城门、战斗、请愿的人、互相气得挥舞长矛、浑身发抖的人，所有北京戏迷熟悉的场面，而且还不止这些，都在那里。也不缺台词；这些影子人物用梅兰芳和他的同行们所用的那种古典的假嗓子表达着自己。

我在挤满了一整段洒满月光的路面的观众中间混了一阵——人群中照例夹杂着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能吃的东西的小贩——然后绕到后台去，看看他们怎样用这么简单的道具取得这样的效果。在中国，你随时都可以到后台去看，不会引起抗议，虽然看了你也不见得就能明白多少。一群男孩子挂在那个后面完全敞开的木杆架子上，那三个耍影戏的人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只要他们不真的挤着他们的胳膊肘就行。这几个人用一块黑幕、三盏放在幕后一英尺多远的煤油灯，以及挂在两边可以叫做侧幕的地方的一堆杂乱的彩色小人，造出了这些效果。耍影戏的人脸上带着和真正的中国舞台上任何一个检场人一样厌倦的表情，需要哪个小人就把它摘下来，在灯和幕布之间挥舞着让它走过去。每个小人都连着一根长长的杆子，长得足以使拿着它的手不被观众看见；当这些花花绿绿、单薄的小人儿按照各自的性情和一时的情绪来回冲刺、腾跃、摇摆的时候，那几个厌倦的操纵者用中国演员那种可怕的嗓音滔滔不绝地讲着故事。就是这些；可是全镇的人或站或坐，都被这场演出迷住了，直到我睡着以前，还能听到那假嗓子在远处的月光下回荡。

第二天下午过了蓟州，耕地渐渐稀少，光秃秃的山峦在地平线上升了起来，脚下的大大小小的圆石头连绵不断。其实步行真比骑我那头小白驴还容易，可我很快就发现，想让它过得轻松些，这份同情是白费的。你那中国赶驴人可不相信让他的牲口舒舒服服地长膘，我每次从我那头齐屁股高的坐骑垫着褥子的背上溜下来，不出片刻回头一看，它的主人总是已经把脚尖荡在它的这一边或那一边了。另外两头驴子，一头驮着我们的行李，一头驮着我的「仆欧」，歇的时候当然就更少了。不可思议的小牲口！它们靠着一点点几乎等于没有的东西活着，却还能驮着几乎和自己一样重的东西，不停地、无休无止地颠着往前走，它们真是勤劳而吃不饱的中国乡下人的好帮手。

从通州到马兰峪通常要走三天，可我们每天早上都出发得很早，再稍加催促，「看驴的」便被说动了，越过了大多数去东陵的旅客作为第二个歇脚处的地方，继续往前赶。山间有一道豁口，几乎像是人工开凿的，而不像是河水冲出来的，在这干旱的季节里，河水仍然填满了豁口，只留下一道石头河岸，此刻岸上挤满了往西去的牛群和羊群；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从这道豁口出来，来到一片被高山像圆形剧场一样团团围住的巨大平原上。越过平原，透过那些越往前越密、终于连成一片大森林的常青树，我们看见远远的前方东陵的第一座陵墓，一个金黄色的屋顶高高地耸在最高的树梢之上。将近两个钟头，我们在古老的松树中间一步一步地走着，这些松树至少在中国算是密得配得上森林这个名字了，四周是在那片光秃秃的土地上太难得闻到的清香，来往于各个守陵村落之间的步行者多了起来，然后又稀少下去，最后我们才望见马兰峪朦胧的灯火，惊起了一片狗吠。镇上最好的客栈的院子里，吃着草料的牲口、叮当作响的骡铃，还有在这种地方总是把夜晚搅得乱七八糟的赶车人、狗和公鸡，闹成一片，而朝着院子的那间最好的屋子，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很难被错当成人住的地方。可是在中国，在铁路以外任何一个没有外国人可以招待他的市镇上，旅行者所能指望的也就是这样了。至少，住处虽然不是王府，价钱也不是王府的价钱。

驴子们打着瞌睡，度过了一个它们应得却又出乎意料的假日，我却带着跟在后面的「仆欧」，花了大半个上午去追那个能给我打开陵门的人。尽管我带着北京有身份的人写的两份涂着红字的薄纸公文，当地的许可还是不容易拿到。先是顶着烈日、在尘土中走了十里路，到马兰镇那个小小的驻军镇上去，那里就在关内中国的最边上，一般认为驻在马兰峪的那位司令官看了我的信，把信留下了，请我喝了茶，最后派了一个兵跟我们回城，命令他把守陵的总管找出来。这位总管不容易找到，他又得去找好几个下属，每个下属都住在镇上最偏僻角落里的迷宫般的小巷深处；等我们终于甩掉了那一群人——在中国，任何一个敢于离开同类常走的路的外国人，脚后跟后面总有这么一群人扬起尘土——还得穿过那片稀疏的常青林，再走一个钟头，才到陵墓本身。

东陵虽然应该是阴森森的，却是华北最令人愉快的地方之一，几乎抵偿了它把两百平方英里的土地用来安葬九座陵墓的那种浪费。在那片稀疏却广阔的常青林中，微风的飒飒声和少数几只鸟的歌唱，是在这片光秃秃的土地上几乎已被遗忘的乐事；就中国而言，陵区里的人相对较少，虽然小路在树林中朝四面八方蜿蜒而去，驴铃声叮叮当当地消失在远方；尤其叫人高兴的是，连小路也可以离开，重新走在草地上，漫无目的地一直走下去，还可以爬山——虽然严格说来这是禁止的，因为

活着的平民不应当俯视显赫的死者。天子们不管有没有为他们的臣民做过什么，在为自己挑选长眠之所这件事上，倒都是行家。

不过，在我甩掉那一长串守陵人和闲杂人等以前，是谈不上随意漫游的，他们出于职责、好奇或疑心，一直到下午很晚才松懈下来。保护一位皇帝和他的后妃，即便在他们死后几百年，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东陵的九座陵墓，每一座都有一个带围墙的小镇，守陵人和他们的家属住在里面，当然全是满人，每个小镇肯定有好几百人，若不是一千多人的话。他们的生计落在中国人民身上，经由政府来负担，政府保证——尽管并不履行它的诺言——维持这些陵墓以及清朝遗族的开销。每座陵墓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的陵寝，而是一片占地许多英亩的围地，这还不算它四周那一大片林地，里面有五六座大殿和一大群小房子，宽宽绰绰；每座陵墓前面都有一座守陵人的值房。值房被几代人烧饭煮茶的烟熏得乌黑，从里面会走出多达十来个闲人，他们一生唯一的职责，就是确保里面的皇家死者不受任何未经许可的打扰。这些守卫中没有一个人被赋予足够的权力，可以独自打开陵门；里面有些东西，足以让盗贼发好几笔中国式的大财。当一位获准的来访者——或者，人们强烈怀疑，任何一个能把银元弄得叮当响的人——出现的时候，值房里里外外便喊成一片，直到终于把足够多的人从他们那永无休止的午睡中叫醒，才能进门。这需要四到六串，有时更多的巨大钥匙，每一串都由一个人亲自保管，或者，既然人总得睡觉，由两个人保管。等到这一群没刮脸的人终于到齐了，还需要两个普通的苦力扛来一架梯子，因为陵门除了用普通钥匙孔开的大门闩以外，上下还用巨大的挂锁锁了三重。顺便说一句，中国陵墓的钥匙是不转动的；它们只是把那些粗糙却又复杂的锁推开。往往要通过好几道这样的门，所以进去所需的时间，比一般游客愿意在里面待的时间长得多。

幸好，让人把自己放进东陵九座陵墓中的两座以上，真的没有什么好处。其余的和这两座非常相像，从旁边瞥一眼就够了。毕竟，值得大老远跑来看的，是那个以雄伟的山峦天际线为背景、林木葱茏的巨大圆形剧场本身，以及陵墓的外景——它们以皇家的明黄色高高耸立，不但高出守陵人的小镇，也高出四周的森林。再说，等到一个人把赏钱分给了两座陵墓的所有闲杂人等，又满足了那一大群坚持要从镇上一路跟来的随从之后，就又有了一个满足于只看其余陵墓外观的好理由。

最值得进去看的，是最老的和最新的两座，就东陵而言，也就是清朝的开头和结尾。清朝的第二位皇帝康熙有一座与他相称的陵墓，墓道两侧排列着巨大的石像，和明陵的颇为相似，时间那使一切变得柔和的手又给它增添了许多韵味，因为墓主去寻找他的祖先，恰好已经两百年了。可是，东陵中最宏伟的一座，也许是陵墓遍地的全中国最精美的一座，其华美却超出了世人会判给住在里面的那位臭名昭著的老妇人的份儿，因为她不是别人，正是慈禧，又称太后，西方所谓的那位太后，义和团之乱的主谋，清朝覆亡的最大的单一原因。康熙的享殿里有五把披着皇家明黄绸子的椅子，因为他的四位后妃即使在死后也伴着他；可那位著名的太后独享全部的荣耀，这却正在人们意料之中。因为她虽然曾经有过丈夫，也葬在东陵，但不管他半个世纪以前当皇帝时是怎样的人物，到她在清朝覆亡前三年让中国摆脱了她在人间的存在的时候，他已经无足轻重了。慈禧即使起初只是一个妃子，也不需要丈夫就使自己成了一位名义上即便不是、实际上却是的女皇。一座一模一样的陵墓，守陵人说是她姐妹的，就紧挨着太后的陵墓，两者之间只隔着一道矮墙；可是在她那宏伟的宝殿里，看不出一丝竞争的意味。这内部的富丽——墙壁和天花板上用多种颜色装饰着无数大大小小、形状极其繁复的人物，巨大的铜龙盘绕着粗大的柱子；还有成千上万的细节，都富于艺术性，它们对我们西方人毫无意义，对中国人却意义重大——用言语是很难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的。

我带着一封介绍信，去见守护太后陵墓的那个满人村子的头人。在它的砖墙里面，这个人口众多的小村落和中国任何同样大小的村镇差不多，猪和孩子相当多，这里那里因为贫穷或疏于照管而坍塌，对卫生毫不在意。然而，西方比这大许多倍的城市的首脑，很少有人能像这位满人那样，以完美的风度，以那种毫无一丝虚伪的、迎接浪子回家般的热情，接待一位偶然来访的客人；不久我就同他坐在一张一英尺高、摆满中国点心的小炕桌旁，啜着茶，挣扎着用我那贫乏的官话表达一些高于吃饭睡觉水平的想法。碰巧的是，这一家——连同各房各支，似乎至少有一百口人，孩子们一个月一个，一直可以往前数到数不清的月份——正在庆祝那位婆婆的生日。在中国，只有到了令人尊敬的高龄的人才给自己做生日——而且他们收到的礼物里有许多玩具。在那一片零乱的房屋的外门上方，挂着两面巨大的旗子，不是满人的龙旗，而是中华民国的五色旗。在最里面的院子里，那位老太太被家里所有穿着节日盛装的女眷围着，她的举止既和蔼可亲又有威严，证明她多年来一直有效地统治着这个家。最好的丝绸把她们从脖子一直裹到脚踝——裤子和缠足一样，是汉族女人的事——精致的满洲头饰为了这个场合又插上了大大小小的花朵，变得更加精致，年轻女人们的脸按照正式场合的要求涂了白粉和胭脂，看上去像上了釉的面具。其中有几位显然是我那位温文尔雅的主人的妻子，当我请求允许单独给她们中的一位拍照，以便拍下这身盛装的细节时，挑哪一位是毫不犹豫的：虽然她大概是她们中间最年轻的，因此对其余几位几乎是低声下气，可她给她的主人生了一个儿子，这儿子也必须一起拍进去。男男女女不断地来向当天的寿星屈膝请安或者磕头，视各自的身份而定。男人们除了少数例外，都穿着全套的满洲朝服，包括那顶扣着的碗似的、上面覆着松散的红缨的草帽，以及各人不同的饰物。当我终于得以告辞而又不显得失礼的时候，我的主人为了这个吉庆的场合，坚持要我的「仆欧」替我带走一大盒「点心」，也就是各色中国糕饼，够我们三个人吃完去程余下的全部路程。

居住在东陵及其附近的这两个民族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恶感，如果他们自己确实认为有什么真正的分界线的话。大批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看出满人和汉人的差别；东陵的守陵人比周围的人个子稍大，看上去更结实，举止也稍微不那么卑下，是介于汉人和蒙古人之间的一种类型。他们当中年老的和贫穷的仍然留着辫子；其余的人已经向共和献出了这个民族标志——它的起源已经湮没在史前的迷雾中，而三个世纪以前，被征服的汉人在他们的满洲征服者的命令下采用了它。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离开客栈，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仿佛我们是要回北京，然后从僻静的小路绕过那个驻军小镇，不久就到了长城外面——马兰镇跨在长城的一个关口上，扼守着它。我已经警告过我的同伴们不要提起我们这趟旅程的最终目的地，免得人家拿新颁布的那道命令作借口把我挡回去，那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差事突然结束。显然他们成功地完成了守口如瓶这一不像中国人的壮举，因为没有人来干涉我的计划。马兰镇的长城长满了草，比大多数外国人所看到的南口的长城更小，也更破败，甚至不如它在山海关伸入大海的地方那样雄伟。从地理上说，我们已经从中国本部进入了内蒙古，仿佛是为了标志这一变化，平坦松软的路几乎立刻变成了多石的高地，高地又变成了山麓丘陵，丘陵又那么突然地隆起成真正的大山，从那片此刻已远在下方的平原出发还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六个——三人三驴——就在几乎垂直的山坡上喘不过气来了。几百年来，东陵背后的这些山脉一直是皇家禁地，森林茂密，不可侵犯，目的是保护东陵的「风水」，使它们免受邪气的侵害，而在中国，邪气总是从北方来的。然而，民国把这一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区向移民开放了，结果，在这里至今仍能看到在中国其他地方完全见不到的景象，那种拓荒的情形同那片人烟稠密、耕作精细的土地完全不相称，同时也展示了许多世纪以前一定曾在规模无限大得多的范围内发生过的事情，正是那些事情使华北变成了今天这样一片风沙弥漫、光秃秃的地区。

移民从南方人口过剩的地方涌进来，就像空气冲进去填满真空一样。一个有效能的政府会设法使这笔意外之财得到最好的利用；由于没有这样的政府，它便遭到了无情的洗劫。在中国，树木和木材那么宝贵，可是这些离北京不过一百英里的大森林，却像巴西南部的森林、像处在节节推进的甘蔗田前面的古巴原始森林一样，被肆意地毁掉了。烧了一半的树干散落在山坡上；好几英亩被火熏黑的树桩，足以做成供应好几个省的木料的树木被砍倒了，就地腐烂或者烧掉，人们在从没见过锄头的山坡上刨地——这些都是同中国对不上号的事情。满是粉红色花朵的高山山谷——留着辫子的苦力每人在两只耳朵后面各插一簇这种花——清澈的山涧从小路上潺潺流过，这里那里架着坚实的木桥，而不是那种盖着松土、下面的席子和树枝往下坠的桥——这一切在世界的这一部分似乎都显得格格不入，就像那股把我带回乡村童年的燃烧树林的辛辣气味一样。那是我在华北徒步走得最愉快的一天，我几乎一次也没有想过要把我那位独眼的伙伴从那头白驴背上撵下来。

但这毕竟是中国，有着它的许多民族特性。一队队友善、快活的苦力，带着他们在人世间的全部家当——一把刨土的镐和几件破衣裳——爬上峡谷，准备干任何提供给他们的活计，或者没有活计的时候，就打算捡一捆柴火，扛到好多英里以外的市场上去；他们意识到，这片新土地上的人已经这么稠密，其实已经没有给他们的空缺了。看到一排男人和男孩子肩并肩地刨着这样一片多石、土薄、大半垂直的山坡，人口拥挤就成了一个比一书架的书还要活生生的问题。有几座劈开的圆木搭成的拓荒者的窝棚，可是尽管到处都有无穷无尽的原木和巨大的石头，这批移来的新一代山民盖房子主要还是用泥，最好也不过是用没加工的石头和树枝。许多这样的新家周围都有烧焦的圆木围成的栅栏，因为你不能单单把中国人移栽到根本不需要墙的地方，就改掉他们砌墙的习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那种最费力气的劳动方式仍然盛行。犁是家里自制的，由一个男孩、一个女人或一头驴子拉着，又粗糙又小，扶犁的人弯成两截，拖着脚步往前挪。成千上万根砍得粗粗方方、差不多有铁路枕木两倍大的木料，沿着小路堆着，渐渐发黑腐烂，每隔一会儿，我们就碰到一个人背上用绳子捆着两根这样的木料，在比被地震震坏的楼梯还要崎岖陡峭的山坡上小心翼翼地往下走。大脖子病在这整个地区比我在别处见过的任何地方都更普遍，而且大得更加令人厌恶。新的土地、新的家园、新的机会，一切都像一个新世界那样新，只有人除外，他们身上结着泥土和习俗的硬壳，仿佛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千年。人们总忍不住想：这些美丽的山本应保留它们那壮丽的森林外衣，而不该被奴役来从事几乎称不上是农业的活计。它们至多提供一些陡峭的、满是石头的小块土地，而它们所养活的人口，几乎抵不上被他们取代的树木。在中国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人们刨土求生，那种生存似乎几乎不值得付出这番努力；可是像东陵背后这样的原始森林，如今被如此鲁莽地弄成了烧焦的废物，只在最难到达的山峰和山脊上还剩下几丛树木，这在那里是罕见而珍贵的。

快到傍晚时，脚下出现了一条勉强可以走车的路，带着我们翻过了这一天最陡的、也是最后的一道山梁，到了兴隆山。「兴隆山」是昔日禁地中心的一座崭新的拓荒城镇，主要特点是中国式的，可是那么新，甚至那么干净，人们很容易怀疑它的国籍。客栈本身还没来得及把它的院子变成泥潭或垃圾坑，把它的房间变成摇摇欲坠、发霉的泥洞。主要街道两旁是气派的店铺；我同那位最高长官互相拜访致敬，他是个既有权威又有教养的人——而且他似乎没有接到过关于外国人的特别命令。

第二天早上我们沿着那条给兴隆山作背景的多石的河出发时，大团大团的白云在街上飘荡，造成了一种奇特的幻觉。太阳显然刚刚越过镇子上方近处的山脊，而山顶上幸存的那唯一的一排参差不齐的树，一棵接一棵地从遮住其余一切的流动雾气中的一道小裂缝里显露出来，看上去恰恰像是太阳本身正有一队树木从它的表面上走过。整整一个上午，是一条相当宽的山谷，处女地显然很肥沃，这多少让人对森林的毁灭想得开了些。这里石头少些，或者说捡得干净些，养活着相当多的人口，生活也还过得去。雾气继续玩着古怪的把戏，直到被那一直火辣辣、专横跋扈的太阳烧散。石头砌的地界，还有一根接一根首尾相连横放着的圆木，警告道路不要侵入。石头堆很多，但没有坟墓妨碍农夫。四个用绳子拴在一起的犯人，两边押着两个穿着通常那种黑制服的警察，朝着新城走过去，这说明这片处女地毕竟不是没有罪孽的伊甸园。那天上午，我们两次碰上一串串骆驼轻轻地向西走去，可是它们是怎样越过四面围住山谷的山岭的，却是个谜，那些阴沉的赶骆驼的人——他们同那些淳朴得几乎有些卑躬屈膝的移民毫无相像之处，只是一样不沾肥皂和水——不肯停下来回答。许多从我们北京的家门前神气傲慢地大步走过的骆驼队，要一直走到热河去，不过它们走的是几百年来被来往行旅踩得很深的直路。在这五月里，骆驼们掉了大团大团的毛，难看极了，比被蛀虫咬过还要糟得多，赶骆驼的人在它们的脖子上系了一张张绳网，免得这些最值钱的毛掉下来，或者被人偷走。

山谷终于变窄了，把我们推上了另一道高高的山岭，这是这趟旅程中第三次艰难的攀登，从岭顶望去，迷宫似的景色被雾霭染成蓝色，却在阳光下灿烂夺目，向两个方向伸展到无穷远处。可是这里的土地显然开垦得早些，所以拓荒的情形越来越少，到第三天就完全消失了。那天晚上，一家破烂的山间客栈把它的正房让给了我，虽然那间屋子占了给旅客住的那座房子的一大半，一群被撵出去的苦力拿起他们肮脏的包袱，挤到别处去了，没有一丝抗议的表示。我不知道他们付多少住宿费，但决不可能是一笔大钱，因为店主那么急于用一个单身的外国人来替换他们十来个人，还指望以后会有更多外国人来，而这个外国人的账单几乎不到美国钱的一角二分。随着新垦土地的气味减少，用玉米秆编的篱笆多了起来。在山谷里走了二十四个钟头，我们又来到一道陡峭的岭，从岭顶上望去，一排排蓝色的山岭在身后遥远的地平线上渐渐隐去。这里的居民定居得较久，是些天生的山民，淳朴而又自给自足，就像全世界的山民一样。大脖子病几乎人人都有，差不多每个人脸上都有深深的麻子，所以难得有一张男人或女人的好看的脸。每个院子里都立着圆形的粮囤，是柳条编的，有一个高个子人那么高，里面抹着泥，顶上盖着草。到第三天下午，关于皇家森林的一切记忆都消失了，熟悉的老中国又包围了我们，多石、光秃，风起时尘土飞扬，雨后泥泞发臭，虽然一列列锯齿般的山峰还相当紧地伴着我们。

雨开始下了，这使我的「仆欧」心惊胆战，他像大多数中国人，至少是北方的中国人一样，深信自己不过是一根盐柱——或者是糖柱？可是赶驴人却是用更硬的材料做成的。只要一句坚决的话，就总能让他继续往前赶，至于「仆欧」是跟上来还是跳崖，那是无关紧要的。可是这一回，阵雨变成了一场倾盆大雨，丝毫没有要减弱的迹象。整个地区的人都跑去躲雨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苦力独占了路边的一座小神龛，他以佛像那种蜷缩的姿势坐在里面，名副其实地坐在神灵的怀里，安详地抽着他的烟袋，直到神灵们愿意让他再上路为止。等到我们浑身湿透的时候，显然我们也必须找地方躲一躲了，只好放弃把从马兰峪到热河的纪录缩短到三天的希望。

唯一可以歇脚的地方，是一户给过路苦力提供住宿的农家。它夸口有个名字叫「小白树」，不过话说回来，在中国，每一个有人住的地方都有名字，而这个名字毕竟只不过是「小白树」的意思。要是它叫「卑贱人类猪圈」，那么同起这个名字的人争辩的理由就少些了。三间泥棚中的一间里有一种炕，可要是我要了那张炕，就等于把我自己的人也赶出去，只给二十来个同来避难的人留下光秃秃的泥地睡觉。因此，我把我的行军床放在炕脚下的地上，把炕空出来，给所有挤得上去的苦力睡，从而为整个化外蛮夷的种族赢得了一个新的名声。可是我为我的英雄行为付出的代价，不仅在嗅觉和听觉上，还在别的感官上，因为我哪怕做一个最轻微的动作，从行李里取出一件东西，都有五十来双眼睛钻进我个人隐私的最深处。没有亲身经历过的西方人，无法想象一群下层中国人会给他施加怎样天真无邪的干扰；可那毕竟是天真无邪的，我听懂了的那几句质朴的评论，使我深深遗憾自己听不懂那些不停地、恭恭敬敬地议论着我那无数古怪癖性的闲谈。

在离热河还有六十里的西南子，一个警兵被派来追了我一英里多路，要我的名片。那时天还早，显然那个镇子醒悟得很慢，这才意识到有个外国人正从那里经过。这显然是件不寻常的事，可是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我们照例从十点到十一点吃早午饭的那个村子里——那里也客客气气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都丝毫没有要扣留我的意思。我说过，在中国，一张名片的分量同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把它印出来这一点完全不相称。这趟旅程中第四次艰难的攀登，沿着一条壕沟似的小路往上爬，前一天的雨使它滑得像新结的冰，驮着笨重货物的牲口在上面四脚朝天、连滑带溜，几乎无法通行；爬上去以后，展现出一幅在地平线上团团围绕、层层叠叠、皱褶起伏的蓝色山岭的全景，就连一个终年漂泊的人也难得见到能与之相比的景色。然后我们走下来，在光秃秃的山麓丘陵中间，最后半天沿着一条宽阔的、满是沙子和石头的河谷艰难地往下走，其间坐了一次撑篙的渡船，又好几次蹚过沿着河谷蜿蜒流淌的那条涨了水的黄色小河。有几座土和树枝搭成的桥已经被冲走了一部分，正在用同样古老的、不中用的办法修补；也就是说，在那些装满石头、几乎连成一片充当桥墩的大筐子上，再横铺上一些树枝和高粱秆，上面再盖上靠不住的松土。在用最糟糕的方法做某些事情这方面，没有哪个民族有中国人那样的天才。比方说，有一长串络绎不绝的大车，满载着粮食，每辆由五到七头骡子拉着，这些累得不成样子的牲口在深深的沙子里和更深的小河里跌跌撞撞地走着，喘得像是到了最后关头。那条把粮食运往海边的滦河就流经热河的边上，船只本来同样可以一直停靠在货栈脚下；可是车行的行会却要求船只停泊在下游二十五里的地方！就连我们自己的工会，也拿不出什么能胜过这种为了一个集团的私利而牺牲公众利益的事情来。

热河是一座紧凑的、没有城墙的市镇，秀美地坐落在两座丘陵之间的一片洼地的斜坡上，低矮的灰色屋顶上方，这里那里有几棵春天的绿树点缀着，四面八方都被美丽的起伏的山岭环绕着。这一地区以奇特的自然景观闻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棒槌山」，一块巨大的岩石，看上去恰恰像中国洗衣妇蹲在溪边或泥坑边用的那种棒槌，或者像爱尔兰人的那种橡木短棍，以较小的柄端着地笔直地立着，几乎从任何方向走一天多路以外都看得见。然而，虽然风景壮丽，市镇繁忙兴旺，热河的名声却来自皇家的夏宫，以及像这座市镇本身一样围绕着夏宫发展起来的喇嘛庙。这整个地区原本是蒙古的，是作为一位蒙古妻子的嫁妆送给一位满洲的中国皇帝的。恰好在两百年前去世的康熙，是清朝第一个到这一地区来的皇帝，他非常喜欢这里。他在这一带到处打猎，也骑着一头驴——据说直到辛亥革命以前，养这头驴的费用一直是由皇家国库按时支付的！继承他的雍正在这里遇到了他自己的继承人、著名的乾隆的母亲，乾隆就是在热河出生的。也许我应该说是所谓的母亲，因为一向有人强烈怀疑，那位英明的乾隆其实是一个汉人男孩，出生时被调换成了那位皇后或妃子生的一个女孩。无论如何，史书记载他出生的那座空荡荡、半坍塌的小屋，至今还立在皇家夏宫那边的林木葱茏的山上。

夏宫被一道规模较小的长城围着，这道墙翻山越岭就像跨越宽阔的平地一样轻松，绵延好几英里，至今几乎完好无损。然而，它里面那些昔日的宫殿，却绝对不能这么说了。时间、风雨，尤其是人类肆意破坏的手，使它们在帝制中国一切正在腐朽的遗迹中落到了最可悲的境地。靠近宫门的那些较简单的建筑，无疑是为较低级的侍从和仆役建造的，如今由「热河都统」和他那名声远扬的「毅军」占用着，他们是这个「特别区域」的半自治统治者，因此这些房子多少得到了一些维修。可是散布在这些建筑后面那一大片半是林木的草地那边的昔日宫殿——有一个兵士向导，领着那些有足够的证件、势力或者胆量能通过宫门的少数「贵客」到那里去——却成了「破败」一词的同义语。只有一座建筑相对完整，因为它是用实心青铜造的。那些在全盛时期除了规模以外必定可以同北京的任何东西媲美的建筑，如今只是一堆堆倒塌的废墟，腐烂的木料、坍塌的屋顶和仍然带着辉煌的中国色彩的碎瓦。这地方似乎一度塞满了巨大的神像，其中一些在较为耐久的庇护所里几乎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就像一个覆灭的王朝的遗族，早在灾难来临以前很久就仔细选好了他们的避难所。另一些就没那么幸运，或者说没那么有远见，屋顶塌了，它们被留在露天，成了可怕的证据，证明中国的神灵，无论是最辉煌的还是最可怖的，都不过是泥塑的像而已。一座引人注目的塔仍然高高地耸立在围墙内除了较高的山丘以外的一切之上，可是如今只有鲁莽的人才去攀登它，而当年似乎曾在它周围古老的常青树之间耸立着的那一大片庙宇，已经腐朽得几乎无法辨认了。一块雕刻的石碑，在中国的碑碣中堪称上乘，整整一面刻满了藏文，是唯一一件挺立着、傲然对抗破坏力量的东西。

大量曾使这些园林成为一片森林的壮丽古树，已经被肆意毁掉了，可是那一片片天鹅绒般的草地保存了下来，在草地上吃草的，是早在美洲想到要摆脱对欧洲的效忠以前很久就被带到这里来的那些鹿的后代。关于散布在围墙内的鹿的数目，没有人说法一致，因为统计数字在中国是没有家的；不过各种猜测的平均数大约是七百头，我在园中漫步时肯定看到了其中的一半。在一个连死骆驼都被吃得那么津津有味的国度里，除了单纯的命令以外，一定还有某种强大的迷信在禁止捕杀它们。宫墙里有一个浅浅的湖，据说一些较强健的皇帝曾在湖上试过他们划船撑篙的业余本事，不过人们怀疑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那个小岛上度过的，岛上有人工堆成的假山和飒飒作响的松树俯视着湖面。据说湖里有一处温暖的地方从不结冰，热河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意思是「热的河」；由于早一辈的外侨传下来的那种常常莫名其妙的中国字拼法，游客和没有经过纠正的书呆子把它念得走了样；另一些人则尽力去模仿那两个带喉音的中国字音，其实照着那两个字音来拼，倒还稍微像样些。

宫苑的河对岸，沿着山谷散布着十几座大庙，至今仍有少数喇嘛住着，保存得稍好一些。其中大多数是乾隆修建的，从他的出生地脚下开始，一直延伸到山里，爬上去就能看到热河及其整个地区的令人愉快的景色。在长城以外这里避暑的皇帝们是满人，与忽必烈汗的种族同宗，这些庙宇不是汉式的而是蒙古式的，这意味着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却有天壤之别。那些至今仍自称蒙古人、在相貌和举止上肯定也不是纯粹汉人的喇嘛，

在庙里消磨着他们无用的一生，随着辛亥革命而消失的皇家资助没有了，他们只好尽力凑合着过，包括从每年那十来个外国游客身上哄骗或者唬来的钱，事实上，包括除了真正干活以外的任何东西。在全盛时期，这些庙宇一定不只是令人印象深刻而已；即便在衰落中，它们仍然如此。在「五百零八佛殿」里，五百零八尊真人大小的木像，涂着金，看上去像是年深日久的金像，沿着一条又一条幽暗的过道、一条又一条昏暗发霉的通道，一直排列到近乎无穷远的地方。在这五百零八尊披着黄袍、面前摆着牌位和香炉的坐像中间，有胖而快活的佛，有瘦而清雅的佛，有尖酸而放荡的佛，有威严的佛，也有傻气的佛；人类的每一种恶习和美德，每一种心智、道德和身体的特征，都在这里描绘出来了，其精确程度，恰如东方工匠的技艺及其阅人的广博所能达到的那样。北京附近也有一座满是类似塑像的庙，但同热河的相比就小了。巨大的金龙在另一座殿宇的金顶上上下嬉戏；有一整座殿被一尊骑着一只像狗一样的怪兽的巨大女佛占满了；从许多半明半暗的殿堂里瞪着眼睛往外看的塑像，能把一个神经脆弱的孩子吓得魂不附体；一个在这方面有兴趣、受过训练的人，在沿着滦河的这一两英里范围内，很容易就能找到足够写一大部关于藏蒙艺术和喇嘛教的书的材料。最高的那座庙里有一尊好几层楼高的立佛，有四十二只手，每只手拿着一件不同的礼物——至于是给全人类的，还是只给喇嘛们的，却不清楚。据说这尊像是用一整根树干雕成的，比北京雍和宫里那尊常常让游客吃一惊的佛像还要大，据那位颇为明白事理的总管说，它同库伦和拉萨的那几尊一模一样。它的面容和蒙古都城里那一尊一样，带着处女般的纯朴，可是这座殿宇里却远没有塞满那些几乎令人毛骨悚然的法器，不像登上甘丹寺时那样，叫人觉得仿佛窥见了藏蒙宗教那野蛮的心脏。

然而，热河一带的景观，至少对一般西方人来说，其高潮是「布达拉」，据说是拉萨那一大片很少有白人见过的建筑群的一个按比例缩小的精确仿制品。它就坐落在宫苑的河对岸，是一片著名景观中的一个醒目的景物。总共一定有十来座建筑，一座紧挨着一座往上叠，以至于在走进它们中间以前，看上去好像连成了一整座巨大的建筑，覆盖着整个一座小山。它们的总体颜色是粉红色的，只有灰泥剥落的地方除外，顶上那座巨大的方形建筑是一种暗淡的、饱经风雨的红色。这座建筑看上去有五层高，正面有同样多层叠起的大佛龛和一长排一长排的假窗；等到十来个喇嘛拿着同样多串中世纪的钥匙，陪着来访者爬完那段长长的攀登到达顶上的时候，他终于发现，它是没有屋顶的，只是围着那座最神圣的庙宇的一道墙。如果那些一直围着我、盯着我的讨赏钱的人说的是真话，那么自从乾隆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修建布达拉以来，里面每天举行两次法事，从未间断。两个年纪较大、有几分庄重的喇嘛声称到过拉萨，他们断言，这里连细小的装饰都是达赖喇嘛的主庙的精确复制品，还指给我看，在原来的那座庙里，达赖喇嘛在举行仪式时站在哪里、坐在哪里。那间一见小银元的闪光就打开了的至圣所，除了大小以外，也许确实可以同拉萨的任何东西媲美；它有非凡的挂毯、珐琅宝塔、各种大小的金佛，以及喇嘛教的全部法器，有一种庄严感，同人们想象中那座神秘的西藏都城的样子相符。

有两位中国皇帝死在热河，一八六〇年联军进入北京时，朝廷逃到了这里，正如一九〇〇年太后和她宠信的太监逃到西安府一样。咸丰，那位义和团时代臭名昭著的老悍妇的半被遗忘的丈夫，是死在这里的第二位「皇帝」，那正是我们的南北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四岁的儿子继位以后，逃离了这个充满悲伤回忆和恶鬼的地方，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皇帝到热河来过。于是，这个曾经是满洲皇帝们最喜爱的避暑胜地，就像一个玩具太多、脾气暴躁的孩子扔在一边的玩具一样被抛弃了，落到了今天难得来的游客所看到的这种破败境地。

要说有什么事情比别的事情更让我恼火，那就是被人错当成一个要人；可这恰恰是我在热河所遭遇的事。也许任何一个离外国人的老路这么远的外国人，特别是在他和他的同类被明确警告不要去之后，都会被看作一个人物；可是更糟的是，就在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有人正式请求我允许他们称我为禁烟会的特别调查员。他们解释说，不会指望我除了挂这个头衔以外做任何事情；谁也不敢真的去调查热河那边人人都知道种着那东西的深山老林，更别说一个连罂粟苗和萝卜苗都分不清的新来者了。可是国际联盟希望有人告诉它，已经派了一个外国人去视察每一个有嫌疑的地区，既然似乎没有别人要往那边去，我的名字填在虚线上也和任何别人的一样好。

要不是北京通知了热河，说那位可敬的调查员要来，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因此，当我到达的时候——那时我脑子里早已把自己那个名义上的官方身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吃惊地发现，尽管我的行装那么寒酸，护送我的又是那么一副驴模样，热河却坚持要认真对待我。一两天前，中国官方的调查员也已经从直路来了，带着一个会说英语的胖秘书和相应的随从，坐着缀满红绒球、夹在骡铃叮当、神气十足的骡子中间的驮轿。他要在这里待一个月左右，不过也小心着不要被山里那些不好客的种罂粟的农民或者他们的军人受益者和保护者抓住。就通过国际联盟取得任何真正的结果而言，我们两人不冒生命危险，事实上连中国都不必来，也同样能写出我们的报告，因为只要那个联盟里举足轻重的国家之一继续从她的主要殖民地，经由一条迂回曲折的、椭圆形眼睛的路线向中国供应鸦片，那么就算把昔日中央之国的每一棵罂粟都连根拔掉，也是枉然。

不过，宴请一切从北京派出来的「御史」或特别调查员，是有几百年的先例可循的，这件事情里严肃的这一部分，热河并没有忽略。在一尺长的血红请帖证实了我们将荣幸地受到「热河都统」本人宴请的口头传闻以前，我那位尊贵的中国同僚和我已经在宴席上见过面了。那位可爱的小个子米大帅，胡子梢儿搔着下巴，天生的好脾气即使透过他那正式的风度也往外冒，他之为鞑靼人，就同我之为土耳其人一样；他活脱脱是一幅穿着稍稍现代化的服装的唐代中国官员的画像。然而，几百年来，热河这个关外特别区域的统治者一直带着这个头衔，正如他的部队仍被认为是本地的「毅军」一样，虽然如今他们主要来自安徽和河南。刚刚把人力车这项新事物引进热河的那四辆崭新的人力车中，有三辆把镇上的三个外国男子送到了昔日夏宫的礼门前，终究是颠得够呛而没有受什么重伤，八九位最显赫的中国官员在一座长长的矮房子里同我们会合——几乎任何一个重要衙门的入口，都要穿过二十来座这样的长房子，一座接一座，像一条半明半暗的隧道。

那宴席——可是何必去讲那些不必要的细节呢？中国宴席就是它的名称所意味的那样，随着纬度的不同，以及设宴人的厨子按照主人所能指点的给它添上几分洋派意味的本事，会有些无关紧要的变化。只需说一句就够了：我们下午四点刚过就聚在一起，七点又散了，端出去的食物比一群起身时并不需要再吃一顿宵夜的人所吃掉的多得多，而且在回答不断倒进我们细长的酒杯里的祝酒时，另外两位西方世界的代表一点也没有帮我，虽然他们分别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将军的随员当中也有几个值得交谈的人，总的说来，当我们在两道连绵不断、急于更近地瞥一眼热河这位尊贵的外国客人的黄面孔组成的人墙之间颠簸着回家的时候，我那官方身份，比起人们可能料想的，还算是可以忍受的。

「热河都统」坚持要派两名「毅军」的骑兵送我回北京。看来土匪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虽然他们是在北边很远的地方活动，可是嗅到一个可能到手的外国人质的气味，也许会使他们的腿跑得加倍地快。毫无疑问，将军和我一样清楚，两个孤零零的中国兵，即使是他那格外像兵的「毅军」里的兵，与其说能保护我不受任何一伙像样的土匪的侵害，不如说更可能给他们的军火库添上两支步枪；他也肯定知道，这样的护卫指望靠旅行者的赏赐过活的天数，至少是他们护送他的天数的两倍；可是，让国际联盟的一位特别代表不带着相应的荣誉离开，那当然是不成体统的，尽管那个机构在一个中国军阀的心目中可能是何等模糊不清。

回北京最好的办法，本来是顺着滦河漂流而下，沿途有醒目的悬崖和峡谷，一直漂到天津以北很远的铁路上。可是水浅使这趟旅程没有把握，船夫们又忙着运粮，顾不上一个单身旅客。因此，我只好惋惜地沿着那条直接的大道往回走，这条路被几百年来人和牲口的脚踩得很深，却从未得到过人手的帮助。我们出城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丁香的芬芳，有白的，也有较常见的那种颜色的。我骑在白驴上，或者在那两个骑着好马、戴着大草帽的骑兵身旁步行，毫不起眼，几乎没有引起那些常常经过的、在驮轿里打瞌睡的旅客的注意，更不必说把北方的土匪引来了。第一天我们翻过了两个山口，蹚过了滦河，第二天上午望见前方有一道高高的、峭壁嶙峋的山脉，横贯地平线，从无穷远处伸展到无穷远处，上面每隔不远就点缀着一个个看上去不大自然的小凸起，就像铸件上的疙瘩。原来它们是长城的敌楼，像岩羚羊一样从一座高峰攀向另一座高峰；可是直到烈日当空的正午，我们才在那座城墙重重的古北口镇穿过长城。整个第一天，都有苦力挑着柴枝甚至树根往热河去，从我们身边走过；到处都是光着身子的孩子；男人们，还有一两回，如果我的眼睛没有看错的话，还有女人们，光着上身在干旱的田地里劳作，有时在小块水田的稀泥里蹚到膝盖深，再过一个月，那些水田就会被稻秧染成淡绿。进了长城，坟墓又多了起来；半坍的「烟台」，也就是古时候从上面传递京城消息的「烽火台」，

每隔一定距离就在我们头顶上耸立着；卖毛茸茸的小鸡的小贩和挑着青葱去赶集的苦力又出现了；那条徒有其名的路上，两个方向的行旅几乎连成了一支队伍。

几乎一路上都是糟透了的路，沿着多沙多石的河床艰难地走，只有在费力地翻越又一道山梁的时候例外，太阳从升起到落下，一直无情地晒在我们身上。剃光了头的婴儿似乎不怕太阳晒，同黑猪一起在泥土里拱着，或者用结实的小腿站着，吮吸着身上的泥垢结得更厚的母亲的奶。中国应该没有多少杂草；全家人不停地拔它，正如每一种能用的污物都被立即收集起来一样。在中国最常见的景象，是男人和男孩，有时还有女人和女孩，拿着一把叉子或铲子在大路小道上转悠，把牲口的粪便铲进背在肩上的筐子里，以后再撒到田里去。每天晚上我们住进一家客栈的院子，最好的房间很快就分给了我；我把行军床和一张一尺高的小桌子放在铺在炕上的油布上，用一盆热水尽可能地洗个近乎澡的澡之后，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只有耐心地等着我那个不太会变通的「仆欧」高兴给我端上什么晚饭。第一次换岗时护卫就减成了一个兵，第三天中午，他也完全不见了。多石的沙地终于变成了北京那肥沃的平原，虽然直到最后，这条路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尽管下雨，加上我这一小队人在岔路口两次走散，差点打乱了我的行程，第四天下午，我们还是鱼贯穿过了内城东边的一座城门。

十四太平山西一游

去西陵是件简单的事，没有葬在东陵的满洲皇帝都葬在这里。京汉铁路的一条短短的支线，从京城不慌不忙地走四个钟头，就把旅客送到离其中最新的一座陵墓不远、散步就能走到的地方，那里安葬着不幸的光绪的遗骸。这座陵墓规模之大、陈设之华丽，完全像是那个被囚禁的傀儡当过真正的统治者一样，可它仍然新得刺眼，将来会在它周围长成森林的树木才刚刚齐头高，因为这个皇帝的假人和那位操纵他的权势熏天的太后同时给紫禁城如今的住户让出位置，不过才十五年。毫无疑问，他终于能离那个压迫他的老妇人这么远，一定很高兴。

较老的陵墓之间是光秃秃的山丘，它们那皇家明黄色的屋顶掩藏在古老的常青林中，这些树林似乎对熙熙攘攘的现代一无所知。清朝的第三位皇帝雍正在一七三〇年派人为他选中了这块地方。可是，当他的继承者乾隆临终时，却表示宁愿葬在东陵，说如果他也葬在西边，这可能会成为惯例，那么本朝的头两位皇帝就要在阴郁的孤寂中长眠了。他吩咐他的继承者们在两处轮流安葬，他们都照办了，只有道光例外，他连死后也不肯同他的父亲分开。五位皇帝、三位皇太后、许多「妃」——她们的陵墓是蓝色的而不是黄色的，因为她们从未有过皇后的名号——以及一大群公主，一群群地葬在同一座墓里，散布在西陵的森林中。和中国所有的皇家墓地一样，这个地方背靠群山，这里是西山，那些崎岖陡峭、轮廓分明的山脉紧挨在陵墓后面，向南北远远伸展开去。令人愉快的小路在常青林中蜿蜒，吃不饱的满人这里那里在林中拾柴，好让他们那破败的守陵村落里的水壶烧开。和东陵一样，每座陵墓都有一大群闲人守着，他们很快就向来客敬上一杯礼节性的茶，而来客因为一些在他们看来是看不见的情况，不得不谢绝；可是即使在他们没用过肥皂的手心里塞了银元，他们也懒得把所有的门都打开，更不用说抬一抬手去修补岁月的破坏，或者割掉到处从石板缝里长出来的杂草了。说到底，这样倒更好些；任何真正精心照料的迹象，都会同这田园般的中国环境不相称，而且有足够的绵羊和山羊，使这些地方不致变成无法通行的丛林。

人们可以花一整天从一座深藏在森林中的陵墓漫游到另一座背靠大山的陵寝；在正门的碑亭里——那是大多数游客出去的地方——并排立着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巨大的驮在龟座上的整块石碑；这个方形广场的另外三边由三座「牌楼」构成，每一座都几乎可以同明陵那座著名的单独的牌楼相媲美。可我还是更喜欢东陵，而不是这个更容易到达的替代者，哪怕只是因为东陵的守陵人见到的游客太少，还没有染上街头顽童的作风。

我在保定下了车，保定长期是直隶省的省会，最近又成了华北的非正式首府，我想去见曹锟。可是他的秘书带话来说，中国的种种问题使他头疼，已经上床睡觉了——当时正是土匪对外国人的一次暴行闹得最凶的时候。那些了解这个不识字的武夫、知道他关心中国的程度远不及关心他自己的收益的人，会体会到这个回答中那种无意的幽默。他的衙门前立着总督衙门的旗杆，是水泥的而不是木头的，这也许暗示着他自以为他的地位会永固。除了这个北京傀儡的操纵者之外，保定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看的。几项表面上的改良，比如一座供全城的人散步和赌博的新花园，好让百姓对他们的主子的重要和他对他们的爱护留下深刻印象，这就是它和任何一座古老的中国大城之间的全部区别了。

五月里直隶那广阔的平原给人的主要印象，是从遍布田野的井里用辘轳汲水灌溉，摇辘轳的是一两个光着褐色上身的人，或者一头蒙着眼睛的骡子。铁路无情地横穿过坟地，也许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它就根本找不到地方可走了；旧的凹陷的道路变成了菜园，新的道路正在渐渐磨进粉末般的泥土里去。从石家庄向西进入山西的那条窄轨铁路，整个上午都沿着一条清澈的小河的河床往上爬，这条小河被驱使着干活，在河岸上，或者在人口稠密的居民把它分成的许多水渠上，有许多草盖的小磨坊。这里石头很多。整个整个的村镇全是用石头造的；那些最多只能产一斗麦子的小块田地，是由至少和它们一样大的石墙托着的。乌鸦和别的害鸟同人口一样多，一样贪吃，人们在梯田的石墙上粗粗地画上稻草人，还挂起一些稻草人，看上去滑稽得像道士。也许对付这类恶鬼，这些比俗家打扮的稻草人更管用。在山里，帮灌溉的人汲水的是桔槔，而不是辘轳。从平视的角度看，这些梯田山坡显得可怕地干旱，一片单调的黄色和褐色。可那是梯田的立面；从上面看，田地是无数块春天的新绿，所以从不断爬升的火车上看出去，效果就像那种从新的角度看过去就完全换了一副面孔的街头招牌。

历史上说，就在不久以前的明朝，直隶和山西之间的群山上还长满了树，「鸟不能飞过」。今天连一根树枝都没剩下，耐心的农民在每一座梯田化了的山峰上一直耕种到山顶。透过近处山岭偶尔露出的缺口，乘客可以隐约看到北边中国的五座圣山之一——五台山。整个山群的形状像一片枫叶，同朝鲜的金刚山相似，即使在风景的壮丽上不相似，至少在散布于群山之间的寺庙和修道院上是相似的。许多世纪以来，这一地区一直是佛教的圣地，既有穿黑袍的汉僧，也有穿黄袍的喇嘛，而后者也更多是直隶或山西本地人，而不是蒙古人或西藏人。皇帝们过去常到五台山来，达赖喇嘛本人也曾到过那里。

过了这条铁路的最高点——中国著名的关隘之一——窄小而高效的火车蜿蜒而下，穿过许多隧道，经过繁忙的石头村镇，在一长排一长排不规则的、挖在疏松的山坡上的窑洞之间穿行，沿途有许多梯田峡谷的醒目景色，几百年来没有树木，使它们形成了奇形怪状的地貌。总的说来，那是一片沉闷的景色，但火车很好。这些支线比中国的干线铁路好，因为它们仍在外国人管理之下。经营这条通往山西省城的铁路的是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他们不仅在总办事处发号施令，而且亲自坐车，监督这些命令得到执行。欧洲查票员不时查票，没有一个白坐车的人逃过他们锐利的眼睛；中国雇员们也留神着，不去以违反规章的方式来「遵守」规章。有一节三等车厢里有一个隔间标着「女宾专座」。要是在干线上，这里面坐满的会是除了它所保留给的那个性别以外的任何人；在这里，谁敢在里面坐下，很快就会被请出去。

在归交通部管辖的干线上，一列中国火车就是中国的缩影——占了几乎整列车的三等车厢里拥挤混乱，二等车厢只坐了个半满，头等车厢几乎是空的，只有那些聚集在那里的持免票者、有势力的闲人和自以为了不起的无名之辈。小规模的无政府状态横行，「揩油」到处抬起它黏糊糊的脑袋。托运行李的旅客要交装车费，然后实际上还得给装车的脚夫小费。站长们认为他们的薪水是他们最不重要的收入来源，这是人所共知的。尤其是火车，就像这个国家一样，到处都是没用的兵。他们挤满了较好的车厢，正当的旅客往往连站的地方都很难找到；他们像中国式的流浪汉一样，到处伸开四肢躺着，过道的地板上和包厢的地板上都有；他们把所谓的餐车塞得水泄不通，同他们那些臭烘烘的包袱一起躺在桌子上、座位上、地板上，甚至厨房的炉子周围，就像从每一个缝隙里渗进来的污水一样。照理说，他们有他们的将军的许可才能乘车，并且付半价；实际上，一个兵要是有票，更不用说有他所乘的那一等的票，那才是例外。他们不仅凭着自己的军装坐车，还把军装租给想出门的小贩和苦力。一群群穿着神气的制服的铁路官员从车厢里走过，却只对没有势力的人使劲。没有票的兵有时被和和气气地吩咐回到三等车去，但谁也没有道义上的勇气坚持要他们这样做，于是他们一小时又一小时，有时一天又一天地坐下去。臂上戴着铜轮子标志的警察随处可见，可是车站上几乎谈不上什么管理。上车的人，还有成群想揽个扛行李的活的苦力，在下车的人还没来得及出来以前，就像潮水一样涌进车厢；抢座位的战斗是一场尖叫的暴乱。冬天里，车厢还没暖和到舒适的程度，穿得太多的中国人就把窗子打开了。有个低级的促狭鬼把那块统一格式的告示涂改成：「旅客如见任何干净情形，请报告运输主任。」他把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成了一件非常容易的任务。火车准点，那是值得写信回家报告的事，虽然偶尔也有一列火车出人意料地紧扣着时刻表。

在北京和几个主要的终点站，旅客常常发现每个包厢都「已预订」。按规定，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这样做的，可是任何一个懂门道的人都能「疏通」，只需给疏通的人一点小费。沿着走廊，一扇又一扇门上挂着诸如「姬万道一行」或「已预订，国会议员」之类的牌子，就连外国女人也可能被撇在过道里站着。后来，要是旅客眼尖，看到其中一扇门没锁，就会发现一两个胖胖的中国人伸开四肢躺在那两排标明「应坐八人」的座位上，除非他天生好斗，否则在整整二十四小时的旅程中，这种情况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在这列拥挤不堪的火车的末尾，很可能有一节被一群恭恭敬敬的兵和铁路警察围着的专车，一打听才知道，坐在里面的，只举一个例子，是派往某个省城的一位「大臣」，他「比站长还要更高」。中国人办事方式的一个样本是：一份法文时刻表多年来每天都登在外文报纸上，宣布某条最重要的线路上的某几趟「特快」挂有头等车、卧车和餐车，而把这话当真的不知底细的旅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铺位，不过是两三个二等包厢，里面是两条光秃秃的木头长凳，连一点暖气的影子都没有。文明旅客唯一的救星，是北京和华中之间两条线路上分别每天一趟和每周两趟的快车，在这两趟车上，由于外国的压力，免票、军装和势力都不能代替车票。据传，就连在这两趟车上，军阀们最近也找到了办法，不必掏出真钱就能安置他们的爪牙。

因此，下到一条中国人还没有假装已经接管、仍然像铁路一样经营的支线上来，真叫人松了一口气。山西也有兵，可他们并不把时间花在坐车进出本省上。规定每个扛行李的苦力必须花六个铜子儿买一张站台票才能进站，这个简单的办法使这条轻快的太原府线上的旅客生活得到了惊人的改善；在省界上，两名省长的「模范警察」穿着一尘不染的卡其制服、带着军人的风度登上火车，一直护送到省城。

远在旅程结束以前，旅客就会想起，山西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矿蕴藏地之一，也许还是铁矿蕴藏地。从火车上可以看到煤矿，不过是些地面上的挖掘，却出产上好的无烟煤，一大块一大块的，大得一个壮汉刚刚搬得动。这样的一块劈成两半就是一头驴的驮子，两块就是一头骡子的定额，一长串一长串这样的牲口在没有树木的峡谷里一步步往下走。这里那里，一串苦力每人背上背着一块煤，沿着较陡的山坡蜿蜒而行。一个认真调查过这个问题的欧洲人报告说，单是山西一省的煤，就足以供应全世界一千年。到目前为止，就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言，它几乎还没有开始开采，就像中国除了农业以外的许多巨大的自然资源一样。原因之一是，使人们那么不愿意挖掘土地的某些古老迷信仍然盛行。守护这些地下宝藏的恶鬼会向胆敢打扰它们的人报复——更糟的是，会向整个社区报复。人们仍然知道，龙会向挖煤挖得太深的人喷出致命的火；换句话说，发生过瓦斯爆炸。据

中国民间的想象，龙、蛇和龟能生出珍珠，许多矿工自己也仍然认为，一个挖空了的矿井三十年之内又会长出煤来，铁和金子则要长久些。

下午三四点钟，我们来到了山西——「山的西边」——那广阔的平原上，海拔二三千英尺，到处密密麻麻地点缀着辛勤劳作的农民。在这里，用辘轳汲水灌溉似乎又成了主要的活计，这一回，常常是四个人在同一口井的井轮上摇着四个把手。榆次挤满了旅客，因为去本省南部的几乎所有的旅客都在那里下车，或者从那里上车回省城，铁路在那里转了个弯，朝省城去的方向，往北和往西差不多一样多。不到一个钟头，太原府的双塔就在起伏的地面上近在眼前地耸立起来，我们在山西省城的城墙外老远的地方下了车。

警察在城门口拦住每一个旅客，问他的姓名、来意和其他相关的问题。但盘问时有一种礼貌的气氛，使人觉得这是一个谨慎的统治者的防范措施，而不是一个暴君的侦察。城里的街道总的说来比大多数省城的好些，新式的改良设施一般也多些。可是不知怎么的，这还不是听了许多关于它的传闻之后想象中所描绘的那座模范城市。生活的节奏也明显地慢，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的省城——那里几乎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几百年来又是中国大钱庄老板们的故乡——慢得令人吃惊。对过路的旅客来说，也许最叫人恼火的，是发现这里的人力车夫是全中国最差的，那么慢，干这一行又那么没有训练，步行几乎更快，而且肯定更舒服。海拔将近三千英尺，也许可以解释——虽然不能原谅——他们那种蜗牛般的习惯，他们的笨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是附近村子里的农民，把拉人力车当作农闲时的副业，而不是一门职业。但人们仍然觉得，他们不过是这山背后的外省那种悠闲生活的突出例子罢了。居民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人力车夫像瘸了腿的乌龟，正如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造成的那种没完没了、毫无必要的喧闹一样。不知是习俗还是当地的什么规定，太原所有的人力车右边的车把上都装着一种汽车喇叭，车夫们拉车的时候不但毫无道理地按个不停，而且在等客或者到处兜揽生意的时候，也像大孩子一样不停地按着喇叭取乐，所以日日夜夜是一片不断的喧嚣。

太原——它的名字的意思是「大平原」，那个常常加在中国二等城市名字后面的「府」字，如今已经像「衙门」这个词一样过时了，虽然两者在民间说法中都还保留着——以及它所管辖的这个省，至今仍然保留着其他省份早已抛弃、即使没有忘记的一些旧时的特点和习俗。虽然有一支很好的新式警察，旧政权的更夫仍然每两个钟头巡夜一次，敲着锣警告小偷他们来了。不管传统怎么说，这个古老习俗的起源，肯定植根于中国人那固有的胆小——不说是怯懦的话。被逼过了某一点，他们可以比西方人更从容地死去；可是单单怕挨一巴掌，看到一根连一个普通美国男孩都吓不倒的棍子，就会叫他们中的广大群众胆战心惊。自然，更夫宁愿警告小偷走开，或者在他走过以前暂停他们的活动，也不愿同他们动手。一个外国人只要做出什么事，或者身上带着什么东西，稍有不寻常的迹象，就可能有上千个中国人用他们那双小小的猴子般的眼睛盯着他围上来，虽然外侨在这里既不稀罕也不新鲜。从来没有人测到过中国人好奇心的底。有一回我不合时宜地去拜访一位后来成了我在太原的东道主的同胞，他正在给一班大学年纪的基督教青年会学生上课，这些学生早就见惯了外国人和他们的作风，他叫其中一个学生照管着全班，自己出来同我说几句话；结果十五个年轻人里有七个离开了课堂，跟着他下楼来，看他在干什么。

太原的外国气氛几乎完全是英国的。在这个省工作的美国传教士都不驻在省城，而英国把义和团那年因为在这里大批杀害她的侨民而索取的赔款拨给了这个省的教育，正如我们把赔款拨给了全国的教育一样。十年来，山西青年被分派到英国各大学和技术学校去，如今那所为他们出国作准备的预备学校已经归还中国人，成了山西大学，教员中和重要官职上有许多留学回来的学生，有些人还娶了英国妻子。英国大学生活的优点和琐碎之处也随着他们一起回来了。比方说，他们似乎丢掉了中国人早起的美德。太原苦于有三种时间：「铁路时间」「午炮时间」和「大学时间」。最后一种比车站的钟和省长的午炮都慢得多，据传它之所以渐渐变成这样，是因为课程表上有好几门八点钟的课，而某几位最有势力的教员总是赶不上。

山西的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在中国被称为「模范省长」。单是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当全国其余地方像一锅翻腾的东西、一壶滚开的水，各级官员在里面翻滚，而浮渣往往浮到最上面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他的职位，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他得到这个称号了。可他所做的还不止于此，这使他配得上这个称号。在他的统治下，有好几条汽车路从省城向四面辐射出去，如今有相当多的公共汽车在上面行驶。不错，这些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由传教士管理的美国赈灾基金，而且那条主要的公路恰好向北通到大约二百里外省长的家乡村子。可是就中国而言，这些路维护得格外好，有足够的警卫不让那些窄轮子的大车上路，每隔一定距离还有一个养路工，他的长期任务就是保持道路完好。再说，那条北路还有一条支线，像是事后想到的一样，一直通到横贯山西北部的内长城的一个关口。阎省长为兴办乡村学校做了很多事，明智地把重点放在初等和普及教育上，而不是高等和阶层教育上；他规定男女都必须受一定程度的教育，不过就连他自己也未必敢说，这项新措施已经在全省生效，因为说到底，山西毕竟还是中国。他确实并且看得见地把乞丐从太原的街上清除掉了，还为他们办了一所职业学校。他为百姓改善了户外娱乐设施，还在城里和省内各处显眼的地方竖起长长的木牌，上面写着他认为人人都应该学会认、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学会写的一千个字。多年来山西已经没有土匪了；这个省过去比任何别的省种得都广的鸦片，即使没有完全绝迹，也差不多绝迹了。中国的这两大祸害都被赶出了省界。太原有一所初具规模的戒烟所，对穷人免费供养和治疗。诚然，就在它旁边不远，有一个日本人所谓的「游廓」，也就是一个官方保护的、两条街宽四条街长的特许区，有五百个女人；可是里面那一模一样的院落，每一处的情形都显示出异常良好的卫生条件，而且整个区域围着一道高墙，所以谁也不会弄不清自己进的是什么地方。顺便说一句，省长在日本留学过四年，他本人和他的政策都带着这一事实的种种痕迹。

省长在一个星期天上午接见了我，由他的文职秘书、在英国受过教育的大学工学院院长担任翻译。平平静静地穿过那个如今已相当破败的入口走进他的衙门，几乎让人觉得奇怪，一九〇〇年，四十多个外国人就是在这同一个入口被受义和团蛊惑的暴民屠杀的。省长以做一个平凡的人自豪，不相信在身边摆出排场或讲究礼仪。除了「基督将军」冯玉祥这唯一的例外，在我在中国见过的高级官员中，他保留的那些无用的、浪费时间的老式中国礼节最少，至少在他接见外国人的时候是这样。然而，基本的中国礼数仍然在那里；丝毫没有向西方式的唐突全面投降的意思。一个看上去很结实的人，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别的意义上都是如此，一张相当和蔼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证明他亲自过问他的户外活动；他几乎没有让我们等候，就在衙门的一个半私人的地方接见了我们，那地方按中国人的意思来说很雅致，却并不力求华丽，以指望增加主人的重要性给人的印象。同省长短暂的交往使人觉得，他与其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不如说是一个有平凡常识和毅力的人；天知道，眼下中国需要这种类型的人远比需要另一种类型的人多。他的衣服是棉布的，不是丝绸的，这所象征的简朴生活对他的部下有影响，至少在他面前是如此。官员们去见他的时候，通常也为这个场合换上棉布衣服，免得省长像他不止一次说过的那样说：「啊，我看你在任上赚了不少钱哪。好吧，本省西南角正闹饥荒，而……」他畅所欲言，却肯定不是夸夸其谈地谈到他的各项政策，这些政策平凡、合乎常识，就像这个人本身一样，可是对中国人来说，却并不像人们所料想的那样容易想到。后来我有机会把实际结果同口头意图作一番比较。

阎锡山的那些友善的批评者都同意，如果他手下的官员真的赞成这些改革，他那些禁止鸦片和缠足的法令会执行得更好。一个人单枪匹马，治不好一个比我们大多数州都大的省份的几代人的坏习惯。起初，省长在这几点上是非常勤勉的。贩卖这种毒品的人和种植它的人都被罚款和监禁，对那些坚持吸食的人，尽可能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检查员检查女人的脚，凡是没有放脚的，或者给女儿缠脚的，每年罚款五块钱。从西方人的观点看，这不是很重的惩罚；可是对一般的中国乡下人来说，这是很多钱了，而缠足在农村地区最顽固。可是百姓们说，省长的「厉害」正在渐渐消失，在太原附近，甚至在太原城里，都可以看到缠着脚的小女孩。在中国人那种即使针对他们自己的最大福利也无与伦比的消极抵抗面前，最坚定的改革者也可能会灰心丧气；要取得永久的结果，需要一代接一代不间断的激进派。至少辫子在山西已经差不多绝迹了！

这位「模范省长」相当接近于西方意义上的实干家。政府车库里的四十辆汽车，包括一些像电车一样的大公共汽车，充分利用了他的新路，还有一些主要靠蒸汽开动的卡车。汽油在山西很贵，煤却很便宜。城里很大一部分地方被一些像巨大兵营的建筑占去了，围着它们的长长的泥墙把公众撵得绕好几条街的路。可是，这虽然给人一种统治者把省城当作他的私产的印象，却使一所供全省用的大师范学校——那里对手艺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成为可能，还有新式的军人工厂，军队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那里制造，一座模范监狱，以及其他一些相当现代化的宽敞机构。再说，城里显然有足够的空地。太原的旧城墙已经残破不堪，任何人都能爬上去，从里面几乎哪里都行，从外面也不太费劲，仿佛省长意识到这种别致的防御工事对现代的攻击毫无用处，并且觉得自己有能力在旷野里对付土匪——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城墙对土匪仍然提供一定的保护。

城墙里面有湖泊和宽阔的牧羊草场，还有许多英亩耕地，城外只有一个稍大的关厢，除了远处那座背靠着半环太原的低矮山丘、矗立在城外的大兵工厂的烟囱以外，看不到一根冒烟的烟囱。事实上，城里一整个角落被用作靶场，那段残破的城墙充当挡弹墙，而士兵们仍然有足够的地方投掷他们的教练手榴弹，练习他们那种改良过的正步。如果不是一位好省长的实际作为，这一切很难说是一座繁荣的城市。顺便说一句，他的兵每月领六块「鹰洋」，这是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标准，他那些「精神抖擞」的模范警察领九块；可是阎省长与他的许多同僚不同，他真的给他的部队发饷，这是他成功的大秘诀之一。领不到饷的兵不但不会把土匪赶出省界，反而容易把弹药卖给土匪，甚至入伙当土匪。

显然，省长的进步施政中有一项特别心爱的计划，他正在尽快地推行，而且完全愿意承认，在中国进行变革是需要时间的。他正在逐步推行一种村兵制度，一种以一省为范围的国民自卫军。他不让外省的军事寄生虫来剥削百姓，或者在百姓中间当土匪，而是组织民团来保卫地方。他所期望的主要好处是：这样一来，维持和平、抵御外来的侵犯就会比较容易，因为村里的兵自然会尽力保卫自己的家园；这应当能消除变成一支侵犯邻省的力量的危险，因为这些兵不是随处招募来的地痞无赖，而是有正当职业的普通公民，他们不会愿意为了几个野心勃勃的军阀而牺牲自己的太平日子；而且这不会使他们离开他们的田地或日常的活计，只是每年有短暂的训练期。至少对整个世界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新颖的计划，可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总是不言自明的，阎省长也许正找到了消灭贪婪的军阀主义及其孪生姐妹土匪的办法。

山西的广大百姓深信省长像父亲一样爱他们，在中国，即使是一个实际上的独裁者，如果他想长久保住地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可是阎是个有钱人，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他并不是生来就有钱的。只有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才认为他为了他们的福利牺牲了一切。任何一个像中国这样人口压力大、有这种家族制度、几百年来从上到下几乎普遍存在政治腐败的国家，至少需要一位半神，才能造就出一个真正除了公众利益以外什么都不想的统治者。人们几乎公开地说，阎锡山之所以能长期保住他的职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即使在向那些可能夺走他的职位的上头人物缴纳「油水」这件事上，也保持着严格的中立。几乎人所共知，在「安福」时期，他分别给了张作霖和曹锟每人一百二十万元，名为「军事援助」。可是至少他使他连续统治了十二年的这个省份成了一个更适于居住的地方；他最凶恶的敌人也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也许正如许多善于用脑子的中国人所断言的那样，他之为伟大的省长，只不过像平原上的一座小山也算得上是一座山一样；可事实仍然是，他有一些想法，也有实现这些想法的意志，这些想法如果推行到其他省份，会使中国人民处于好得多的地位，去解决那些似乎正把他们推向民族毁灭的迫切问题。有了二十位阎省长，这个被拆散了的老天朝帝国也许仍然不是天堂，可是焦虑的来访者几乎把这个国家找遍了，也看不到任何其他有希望迅速而有效地抵御那些眼看要把她完全吞没的灾难的力量。

在全省上上下下，良好统治的可喜成果随处可见。村里的女孩子，和来到省城各个兵营式机构的男孩子一样，学的是她们在十有八九摆在面前的生活中真正可能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一种理想的却是想象中的生活所需要的、往往毫无用处的东西——就连美国的教会学校也有点偏向后者。山西省仍然有饥荒之类的灾难，它的许多男人向北迁往蒙古和满洲，去寻找他们的祖籍故乡不给他们的生计。可是，即使一位军民两政一把抓的省长，也不能让天下雨。别的省里仍然不止一个督军认为他能，领着他的百姓游行到雨神庙去，或者帮着他们把那位失职的神——刷上一层崭新的油漆作为反诱惑——抬出来放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希望他能对自己残忍地玩忽职守回心转意。不过人们猜想，阎省长那些更新式的办法，最终更有可能带来真正的结果。可是，唉！安全和现代化的改良，并不是最能吸引一个酷爱新奇景致的随意漫游者的东西，在这个「模范省」多待些时候，也不大可能弥补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可能还在等着我的那些令人兴奋的事情。

十五漫游孔夫子之省

早春时节从北京到济南那整整一天的长途旅行，给人的主要印象是坟墓。大大小小的坟，小的只像干草垛，大的简直像干草堆，占去的田地几乎比留给耕种的还多，以至于那一片平得要命、这个季节又是一片干枯暗褐的景色，看上去像出了天花一样。直隶省整个冬天都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雪；可是大约从我们进入山东起，最近下的一场不大的雪那渐渐消融的残迹，给无云的天空下那一片光秃秃的黄色单调稍稍添了一点变化。

过了省界，头一个重要的地方是古老的有城墙的德州，从外表看，它同中国其他一百座有城墙的城市毫无两样。长长的铺着碎石的站台的一头放着一口旧棺材，棺材上躺着一块石头，那是它原来的坟上的墓碑，现在要用到别处的新坟上去。当一条铁路、一个不断扩大的教会驻地或者一座工厂迫切需要更多地方的时候，中国人渐渐比较容易被银元的叮当声说服，相信他们的祖先经得起搬迁了。一个和北京的警察一样新派的警察，正赶着两个人在站台上走来走去，这两个人在遭此不幸以前，似乎也曾阔过一阵。拴在他们外侧胳膊上的绳子就是赶人的缰绳，他们脖子上用绳子挂着大木牌，上面详细写着他们的罪状。那警官留心让他们挤进每一堆人里，这样，长长的拥挤的列车里里外外的人，谁也没有借口认不出他们是坏蛋，然后他才把他们赶回到他们等候的地方，等下一趟车来再把他们拉出来。在这样现代的环境里，这种古老的惩罚方式是一种时代错乱；可是，如果我们自己那些卷款潜逃的银行家和小偷也这样从郊外一路游到火车站，谁愿意看就停下来让谁看，会有什么效果呢？至少这会使那些将来可能从这种认识中得益的人更熟悉他们的面孔。不过转念一想，我们的报纸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而且不用犯人和警察费什么力气。

在德州，长江和北京之间古老的和现代的交通方式分道扬镳了。大约十年前把上海到京城的时间缩短到三十六个小时的这条铁路，从天津起一路都在大运河的步枪射程以内；而这条大运河，忽必烈汗在六百五十年前不过是「重修」了它而已。在我们意识到今天中国的地图和现代状况并不对应以前，我们曾做过一个愉快的梦，打算到了该南下的时候，从北京坐船屋一路到长江。本来凭直觉就该明白的，可我们是打听了才知道：从前每年由几百艘帆船运到北京的漕粮，如今可以用别的办法运来——如果还有人给北京进贡的话——所以大运河有很长的河段已经淤塞了，更不必说在这自称共和的年代里它所流经的那些土匪窝了。铁路在本省的南界又一次与它相遇并跨过它；除此以外，在德州以南，这两条路线再也没有一致过。

当那座德国人修建的横跨黄河的长桥隆隆作响，把旅客惊醒，让他知道这一天的苦难已经结束的时候，山东省城也用它的烟囱宣告了自己的存在。这些螺旋上升的烟柱大多出自面粉厂，而十年或十五年前，这里除了坟墓几乎什么也不长。济南是中国通商口岸一般规律的一个例外，因为它是在一九〇六年出于内部的愿望、而不是外部的压力开放对外贸易的。德国人，以及继他们之后的日本人，在中国人自己划出来供外国企业发展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前城，街道宽阔，差不多都铺过，两旁的现代建筑有些地方称得上气派。日本医院和学校，使人联想起莱茵河上桥头堡的建筑，还有这里那里其他国家的某项贡献，给有着火车站的这一片现代的商埠区增添了一派颇为阳刚的气象。可是，要是一个人的头脑有那么一种古怪的、无疑也应受指责的癖好，觉得别致的景物比标准化的效率更有趣，那么独轮车就是争夺注意力的强劲对手了。在北京和北方，独轮车用得较少，而且根本不载客。在济南，坐独轮车的人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比坐人力车的大得多。因为人力车虽然也很多，载客量却有限，而一个推独轮车的人能在他那高高的木轮两侧的两块垫子上——轮子的护板权充座位的靠背——塞上多少人，似乎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最高限度。特别是在工厂工人往返于他们的泥屋的时候，八对、十对甚至十二对畸形的小脚从这些耐劳的车子两边挂下来，却仍然只是勉强压弯了车把中间那个人形驮马结实的脊背。男人们也坐独轮车，有时是两个或一群苦力，他们同那个——人们只能假定——他们付钱请来替他们走路的人根本分辨不出来。坐独轮车走一趟只要坐人力车走同样路程的一半或三分之二的钱；更快或者更舒服这类区区小事，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当然无关紧要；而车子那永远不上油的吱吱嘎嘎声，像电车铃一样老远就宣告它来了，对一个不受强迫也会走进中国戏园的民族来说，很可能是抚慰人心的音乐。

吱吱嘎嘎的主流慢悠悠地拐进了被两道曲曲弯弯的城墙双重环绕着的本地老城。在那里，最近那场雪把那些冒充街道的东西弄成了没踝的烂泥，也许只有几小段例外，那是几百年前用巨大的石板铺成的，如今石板已经磨得那么圆，人力车在上面几乎跑不出独轮车的速度，而且上面至多只是浆糊似的烂泥盖得稍薄一点罢了。在那里住了半个世纪的外国人说，他们能看出老济南本地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可是新来的人对这些大多只能姑妄信之，他从这里带走的印象，同他在任何一座人口稠密的中国城市的城墙里已经有过或将要有的印象，本质上不太可能有多少不同。穿黑衣服、戴瓜皮帽的商人们，懒洋洋地坐在两旁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地重复着的小铺子里，一面用没有把的杯子啜着茶，抽着那种杆子常常有一码长的小烟袋，下着象棋、跳棋，玩着纸牌或骰子，全是东方式的，表面上对生意漠不关心。然而，只要一个可能的主顾在那个如果有前墙就该是门口的地方停一停脚，他们立刻就殷勤起来，要是停脚的居然是个外国人，那殷勤就要翻四五倍。这里那里有几个人站在柜台前，柜台后面的人却是他们的两三倍。街头小贩在泥浆里蹚着走，尖着嗓子吆喝。拐角上以及其他每一块挤得进去的地方，都有没有屋顶的铺子，卖热气腾腾的面团、一碗碗汤水多的碎肉、中国式的面条，用磨损的筷子吃，也许还伴着一段不断重复的叫卖，那是为了招来而不是赶走更多的主顾。乞丐们穿着一身不经过故意的帮忙不可能破到那种地步的衣裳，在陌生人的人力车旁溅着泥水跟着跑，那速度足以证明他们身强体壮，嘴里不停地喊着：「大老爷！大老爷！」徒然希望这种在实际年龄还不到的时候就恭维人家老的中国式客套，也许能从那个其实还年轻得讨厌的化外蛮夷手里讨到银元。不规则地隔一段就能瞥见几条小街，那不过是同样东西的更穷的样本，临时搭的摊子多些，大铺子少些，尖声吆喝的小贩多些，满怀希望的乞丐少些。有一两回，看见一座饱经风雨的衙门大门，门口是几个套上一件褪色的棉军装就算成了兵的苦力，拄着步枪，用那种太少挨揍的坏孩子的神气打量着过往的人群。再往外，店铺少了，破烂的住宅多了，女人和女孩子们用她们畸形的小脚站在泥里，或者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到处是多得过剩的男孩子，找不到一个能称得上干净的人，几乎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都脏得像猪圈一样。然后，街道在出那头的城门以前错开一条街——因为一座有一条笔直通道穿城而过的城市，恶鬼会毫不费力地把它收拾掉——陌生人发现自己到了城外，在大城墙和外城墙之间，沿着大城墙可以别致地瞥见女人们在绿树成荫的护城河里洗衣服，衣衫褴褛的男孩子们在后面推着他的人力车，越过石头和泥潭铺成的路上一个拱起的桥，希望有人扔给他们一个铜子儿。

尽管城墙内外周围都有像样的住宅和习惯明摆着作榜样，在阴森的泥屋之间、在肮脏的街道上这样艰难地跋涉，却似乎仍然让人完全满意，就连那些看得出只要愿意就能改善自己境况的人也是如此。城的两边各有一排排传教士的新式两层石头房子，这些来自太平洋彼岸、令人费解的男男女女尽了一切努力，要把中国从她的老辙里颠出来，可是这些明摆着的榜样对那些同他们朝夕接触的人的日常生活所起的作用竟如此之小，甚至连为了清洁和方便稍微多费一点力气都谈不上——要不是一个人已经在别处见过中国，这倒是件很奇怪的事。就在美国人和英国人主持的设备完善的医院拐角处，中国药铺照旧卖着治眼病的化石粉末、治肾病的干青蛙肝、磨碎了治别的病的鹿角，照旧把求医的人打发到那些知道人身上一百多个可以用针扎放出病来的穴位的本地郎中那里去。那所教会大学有一片大校园，背后是壮丽的风景，要从主城墙上特地为它开的一个豁口进去，它在那片愚昧和污秽的环境里，始终显得格格不入。一座教会博物馆里满是生动地说明中国的谬误以及纠正这些谬误的简单办法的图示，单在香客季节，它的旋转门就记录下来自周围地区及更远地方的几十万参观者，可是这些来客带回家去的，似乎除了登过圣山、在南边不远处那位著名圣人的圣祠里拜过的荣耀之外，什么也没有。生动的证据表明：砍伐森林带来了毁灭性的洪水；它加剧了土壤的干旱，在这样的土地上，连雪也因为没有遮荫而在渗下去以前就蒸发了；如果有树让鸟儿栖息，鸟儿本可以消灭蝗虫，而蝗灾主要就是由砍伐森林造成的——可是这些证据几乎只促使人们在济南所在的那片平原边上起伏的山上这里那里种了几棵灌木——而一有好机会，这些灌木也会被砍下来拿去当柴烧。山东省城的居民似乎把城中心那眼涌成三个水堆的大泉当作他们最主要的市政财富，泉水在城墙里汇成一个大湖，人们坐着游船，让人撑着穿过湖上长满芦苇的水道，船上摆着桌子，供他们进行他们最喜爱的运动——吃，一直撑到岛上的庙宇，那里俗艳的神像仍在俯视着那些认不出它们涂得花花绿绿的木头脸上挂着讥讽的假笑的礼拜者。

济南以南是一些低矮的山，或者说高高的丘陵，除了庙宇和在月光下闪闪发亮的残雪以外，光秃秃的。这些山在名气上——即便不是在高度上——以泰山为顶峰，泰山是中国五岳中最神圣的一座，在省城以南两个钟头的车程。我特意把去山东的行程安排在这个时候，好在中国新年以后的那两个星期里，同成群结队前来的香客一起登泰山。虽然天气之神在那个季节本可以非常恶劣，他显然赞成我的计划，因为按照我们西方的历法，三月一日那天阳光灿烂，要进行这趟名闻遐迩的游览，简直想象不出比这更完美的条件了。

甚至在北京，那些本该更了解情况的人也让我预料到，我不雇轿夫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结果根本没有这回事，虽然当我只要一个苦力给我挑零碎东西时，我似乎感觉到一种混合着惊讶和预言的气氛，仿佛我在这一天结束以前会深深后悔的。

在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外国人都雇得起仆人替他干一切粗活，这就使广大中国人觉得，外国人自己没有一点体力，只有数不清的钱财。日出时跟我出发的那个苦力挑得很好，他不但具备一个苦力兼向导兼「仆欧」所应有的一切，而且脑子那么灵，山东土话里最粗的那些东西又那么少，所以尽管我的官话词汇贫乏，我们几乎可以无拘无束地谈论几乎任何话题。

路先是穿过一片缓缓向上倾斜的多石平原，在无云的空气中，那一大块紧凑的石头山近得叫人很容易对前面要付出的辛苦产生错觉，要不是它的盛名早已大大纠正了这种错误的话。香客们已经从两个方向汇集到那条从泰安府北门出来、部分铺着石头的路上，泰安府被它那被岁月熏黑的城墙围着；不到一个钟头，我们都排成一条人流，穿过了第一座大牌坊。中国人管它叫「一天门」，门上挂着一块匾，用中国字那种简洁的方式宣告：孔子登泰山时走的就是这条路——即使还有别的可以攀登的路，单这一点也足以使它成为公认的正道了。石阶很快就开始暗示前面将有一场障碍赛跑，不过在这么靠下的地方，它们还只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每段五六级，散布在那条渐渐变陡的路上，路面铺着大块的不规则的石头，已被数不清的千百万双脚磨得光溜溜的。点缀着整条登山路的乞丐们已经发出了他们坚持不懈的喧嚷，店铺、庙宇、茶馆和流动小贩在路两旁形成了几乎连绵不断的墙。再往上，越来越多的开阔地段可以望过我们正在攀登的陡峭杂乱的峡谷，望见把我们围住的陡急多石的山坡。这里那里，一丛崎岖畸形的松树提供了一个精致的去处，仿佛我们到了日本，可是单是那普遍的不洁，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并不在日本。而且，即使在中国这座最神圣的山上，这样的树丛也是少有的，除此之外，这座山几乎全是石头，几乎找不到一块足够种一个花坛的土。

然而，这并没有使它对它的居民来说变得贫瘠；恰恰相反。我那个苦力伙伴对这趟攀登已经是老熟客了，他估计沿路的乞丐有一千人；可这肯定是说少了。从山脚到山顶，肯定有这个数目的好几倍，从山顶到山脚也一样多。他们坐在大石阶的正中间，所以轿夫们从他们两边各过一个，而被抬着上山的人就从他们头顶正上方经过。每一小段石阶的顶上似乎都是某一个乞丐的专属领地，或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整家乞丐的领地，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哪怕片刻侵入同伴们的地盘。每爬完那五六级台阶，准能看到一个乞丐蹲在最上面一级的正中，他那只苇编的簸箕诱人地放在身边。在这些台阶之间单纯倾斜的路段超过十英尺或十二英尺长的地方，还有别的乞丐按一定间隔排列着；再往上，登山路全是台阶了，大约每隔六级就有一个，或者一家子。

比这更光溜、更肥胖、看上去更心满意足的乞丐，我记不得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见过。红脸蛋的孩子们，似乎以男孩居多，是主要的本钱，不过也有少数大人，看得出健康状况确实很糟。有人告诉我，在香客季节，好几百个农民把他们的小农场交给家里的一个人照管，其余的人就在登泰山的路上某处安顿下来，一直待到春天暖和起来，另一种营生要他们回家为止。在登山路的这一边或那一边，离他们蹲的地方很少超过几英尺，每一群人都有一个临时的住所——一间石头和草席搭的窝棚，有时是一个天然的岩洞，上面随便拿什么能找到的东西盖着，通常只有大人手脚着地爬进去那么高，可是地上铺着山草，比北京胡同里的一般人家还好。山泉水，极好的空气，远眺山下平原的开阔视野——如果这对他们有什么意义的话——使大多数中国人在城市、镇子或院墙里臭气熏天的阴暗中那些凄惨的泥屋，根本无法同在这样一个好地方过的这种完全悠闲的生活相比。

这一切本来可能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像禁酒演说家的那种「可怕的反面例子」一样，展品没法保持在最能打动人心的状态。泰山上的整个乞丐大军，除了少数真有病的以外，看上去吃得那么好，睡得那么好，只有特别慈悲或者极不善于观察的西方人才会屈从于他们的乞求。他倒可能想去捶一捶那个女人裹得厚厚实实的肋骨——她这里那里一见他走近，就突然把抱在怀里的胖娃娃剥得精光，一面急急忙忙想把孩子那厚厚的暖和的「衣裳」藏到身后——因为即使在这山的南坡上，灿烂的阳光照着，空气里仍然明显地有一股寒气。可是乞丐们看得见的富足似乎无关紧要，因为组成那几乎连绵不断、辛苦地朝天上爬的人流的中国香客，显然有某种迷信，认为如果他们不接济沿途所有需要接济的人，他们的朝山就不灵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肯冒险，单单因为一个应该接济的人看上去比他们自己吃得好、住得好，就从他身边走过去。施舍的人几乎全给黄铜的「制钱」；可是有许多簸箕里这种不值钱的钱币积了一两英寸深，偶尔还有一个真正的铜子儿醒目地突出在中间，虽然受施者时不时偷偷溜回他们的窝里去，把他们拾到的东西藏起来。满满一簸箕「制钱」，在一个美国的「伸手讨钱的」看来不像什么财富；然而对下层中国人来说，泰山上大多数乞丐的收获，如果那一天是个平常日子的话，几乎就是一笔奢侈的收入了。

九点钟左右，下山的农民和苦力也连成了一条不断的人流，所以要想上去或下来有所进展，就得多多少少严格遵守道路——或者更确切地说，到这时是台阶——的规则。没有什么朝山的服装，不像比方说登高野山的日本人那样普遍穿着；不过常常有成群的苦力扛着写了几个字的三角旗，这些色块使广大群众日常衣服那几乎一成不变的蓝色稍微活泼了一些。这些当苦力的香客始终脾气很好，既没有一点我们那种大众游览的吵闹劲儿，也没有他们东边的岛国邻居那种颇为好斗的自满。除了两个从满洲来的小个子日本教授——他们分别用英语和德语同我交谈，同中国人则在纸片上草草写字来交谈——那天登山的外国人就只有我一个。看到我步行，并没有引起比在中国任何地方任何一个离开了他的同类那有限的活动范围的西方人通常所遭受的更多的呆看——直到我的苦力一再回答人家问我的轿子到哪里去了的问题。就连那两个小日本人也步行爬了一个钟头或更久，他们的轿子跟在后面，只有少数几个最傲慢、最肥胖的中国人根本不肯下轿伸伸腿。可是，一个不但表面上属于有钱阶级、而且还是一个孱弱的「化外蛮夷」的人，竟会傻到冒着被困在半路的危险，去走一段他自然不可能不靠帮助走完的路程，这就使单纯的呆看变成了激动。从他们的话和手势中我所能听懂的那些，我领会到，即便是一个外国人，尽可能多地步行，以赢得这类人所能得到的无论什么功德，那也很好，可是他绝对应该带一乘轿子，在他再也爬不动的时候来救他。

顺便说一句，这些轿子其实配不上这个名称。它们不是中国许多地方至今仍在使用的那种像岗亭一样、前面有一个、两个甚至三个轿夫、后面也有同样多轿夫的轿子，而只是一种杆子和绳子做成的吊床，有点像一把粗糙低矮的乡村扶手椅，被抬的人朝前坐着，两脚在前面耷拉着，擦过登山路正中那些没完没了的乞丐的头顶，而他那很少超过两个的轿夫在他两边走着，横着抬这副家什。每走一小段，外侧肩上的背带压疼了，他们就用一个迅速的、几乎是机械的动作，把自己和轿子一起转过来，同时换肩，然后继续辛苦地往上爬。人们常说坐轿子上泰山有惊心动魄的危险，据那些最富想象力的讲述者说，轿夫们每次换位置的时候都「就那么把你抛进半空」——实际情况同这些故事最接近的也就是这样了。自从我头一次听到这个无稽之谈，我就一直想象在那个战战兢兢坐轿子的人正下方有几千英尺的绝壁深渊，而实际上，我怀疑在轿夫把他摔出去这种闻所未闻的情况下，除了他可能滚下去的距离以外，他在任何时候掉下去都不会超过六到八英尺。

反正稍微摔一下也是那些坐轿子的人活该，因为他们大多数比抬他们的苦力高大，营养也好，事实上正需要步行登泰山这样的减肥运动；而任何一个真正长着两条腿的凡人，步行登山都比坐轿子快得多。至少在这一天，被抬的人肯定是贵族式的少数，因为那些常常排成两长溜、连绵不断地来来往往的步行者，每一百人里也绝对摊不到一个坐轿的。显然，要为朝山赢得充分的功德，应该靠香客自己的力气来完成，不过在路上得到一点帮助似乎也无妨。所以，大多数用缠过的脚艰难地往上爬的女人，身边都有一个苦力走着，扶着她那蹒跚的脚步，时不时用一只手托着她的一只胳肢窝往上推她一把。

我们一处接一处地来到「飞云阁」，来到「万仙楼」——公元五九五年隋朝的高祖皇帝登山时曾在这里停下来接受朝拜——来到「歇马崖」，最后来到「回马岭」，就连皇帝到了这里也不得不下马，改用别的方式前进。所有这些「阁」「楼」都是中国庙宇，除了地势以外都很平常，里面满是积着灰尘、花花绿绿的木头神像，香客们在它们面前一捆一捆地烧香，把大铁香炉堆满了香灰，还有乞讨的和尚的喧嚷声，他们敲着锣，尖声提出他们的要求，招呼所有过路的人试试他们的算命，或者买他们的纸印的祷文。在许多庙的院子里，以及所有庙外的平台上，也有卖茶、卖面团和中国菜肴中其他美味的小贩，有的有固定的铺面，摆着自制的桌子和木架长凳，大多数则是把他们的全部货色挑在肩上的扁担上的人。山上普遍的多石地貌，这里那里突起为巨大的圆石和峭壁，几百年前人们在上面刻了字，字有时有一人高。有一些固定的歇脚处，不但轿夫们，连我自己的伙伴也坚持要在那里停下来，尽管他的担子几乎等于没有。开头只有一只午饭篮子和几件备用的衣服，在头一段台阶底下，他又雇了一个男孩替他挑了大半。比方说，在中天门，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大约在半山腰，有两三座庙和同样多家茶馆，有一个平台，站在上面可以得意地俯视已经踩在脚下的那段登山路，还可以看到从山脚无穷无尽地伸展开去的平坦的平原；我没有在那里停下来吃点东西，这在那群被习俗束缚的人中间引起的惊讶，同我那身古怪的西方装束一样大。

在这里，路穿过一条山沟，相当陡地往下走一浪或更远一点，隔着山沟，余下的攀登之路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像一道通天的阶梯，或者不如说是一架梯子，因为它看起来几乎是垂直的，在高高的上方消失在一座红色大建筑的拱门里，那就是闻名全中国的「南天门」。这一浪的路让人松了一口气，不但可以暂时不用没完没了地攀登，而且可以摆脱乞丐，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穷到要选这个潮湿背阴的山坡作据点的。不过，到了剩下那段登山路的底下，他们很快又开始了，像以前一样没完没了、纠缠不休。有个对统计比对风景更有兴趣的人计算过，登泰山的这最后一段阶梯有六千级台阶，凡是靠自己的力气走完这上半段路程的人，谁也不会指责他夸大其词。可是，它并不像一般传说的那样不可能步行上去——传说的理由，有的说是台阶太陡，有的说是踏脚处不牢靠，有的说是乞丐或轿夫会因为人家没有施舍照规矩该给的数目，就把他推下深渊——即便在北京，这些话你也可以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嘴里听到。石阶高低不平，宽度从六英寸到一英尺，平均大概八英寸，有些已经磨成明显的斜面。当它们被融化的雪弄湿的时候——那天山的上半截许多东西都是湿的——只有傻子才会漫不经心地踩上去，可这不能成为一个值得的理由，让人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两个气喘吁吁、会使登山时间加倍的苦力。一位曾在好几个使馆住过的中国太太曾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乞丐们如果我不施舍就是不让我过去，万不得已时，他们会强行拿走我的施舍，新年期间他们在山上是那么霸道。

他们当然人多势壮，足以自己规定施舍的数目，而且看不到有什么力量可以约束他们。可他们是中国人——换句话说，尽管样子咋咋呼呼，却胆小、被动、顺从。每爬完五六级台阶，他们就照例一个接一个地提高嗓门，那声音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不可拒绝的勒索；可同样照例，只要我不施舍就走过去，他们那表面上的凶猛很快就消散了，变成了一种温顺而无奈、而且还很乐天的听天由命。有一两个女人扯住我的衣襟或者腿，可是一个稍带威胁的手势就让我很快摆脱了她们那讨厌的纠缠；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吃得太饱、太心满意足了，懒得站起来跟在我身边跑，哭喊那句在北京和北方其他大多数城市里再熟悉不过的「大老爷！」从平原到天门，至少大人乞丐们似乎认为，蹲在几乎每一群人都在自己那级台阶正中生起的小火堆旁边，就已经够费力气了，至于收获，就靠嗓音和神态——当然，最宝贵的是古老的习俗。事实上，有一个精明的老家伙采取了远程治疗的办法，待在多石的山沟那边他的窝里，离他放在台阶上的簸箕将近一百码，敲着锣，喊着引人注意，无疑时不时踱过去，把雨点般落到他身上的财富拿回家去，而他的同行们一点也不打算把它据为己有。

「云步桥」是那段陡峭的登山路上最后一处间断，此后路就笔直地一直通到南天门，从上到下被一片深蓝色塞得满满的，那是小心翼翼地择路上下的苦力。有时有一个很老的老头，半被他的儿子们抬着；时不时有一个脸色苍白、浑身瘫软的人，他出发时不屑于坐、或者坐不起的轿子，此刻因为力气使过了头，只好坐着下山。即使在旅程的这最上面一段，台阶也被一些平台隔开，在这些平台上，随着那座红色的拱门慢慢降下来迎接我们，即使是最健壮的人，停下来喘口气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一些年轻人在最陡的地方闲荡，向那些看上去可能会酬谢他们的人伸出援手，除非你用轻蔑的手势把他们赶走。快到顶的地方，岩石上嵌着一根大铁链，作为一种扶手，可是只要两条腿还没有背弃他，谁也用不着它。从火车站出发四个多钟头以后，我终于迈步走进了那座拱门，这时我想到，撇开乞丐、香客和台阶不谈，这趟攀登无论在所需的体力上还是在景色的多石上，都很像攀登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山较陡的那一面。

一阵冷风扫过山顶，同天门下面火辣辣的阳光形成了令人不安的对照，我立刻需要我的两个挑夫给我带来的所有衣服。攀登还没有结束；事实上，从南天门到山顶的那座道观，足足还有半英里。不过这是一条弯弯曲曲、从容不迫的路，穿过好几座庙，香客们正在庙里完成他们此来要做的功课。这些庙的院子照不到太阳，到处是一堆堆脏雪、无数炷香的香灰、鞭炮的碎屑和纸印的祷文，作为庙宇，它们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全中国到处都有几百座一模一样的，只是因为它们的地势和它们的神灵由此得来的特殊法力而出名。在这里磕头、脸贴着地的，在那里烧香的，为了开导那边某个睡眼惺忪的神而点燃一大串鞭炮的，摩挲一块光滑如镜的石碑、似乎靠摩擦从中取得某种福佑的，这一大群人里至少有四分之三是苦力和农民；可是其中也有许多是富裕的、表面上受过教育的阶层的人。女人和孩子很少，使每座庙的院子都像是一个成年男子的大会；这些男人一本正经地进行着他们那些迷信的把戏，带着一种国庆节放鞭炮的孩子气和渔妇般的轻信，要不是他们那姑娘似的辫子和他们那一般说来朴实的、几乎是孩子似的举止，这就会显得更加不合时宜了。

在最高那座庙前面的岩石小丘上，这里那里立着一根石柱，此刻刮着同这一整天连续不断的灿烂阳光不相称的冬天的风，几个刻在石头上的字宣告说：「孔子登此而小天下」。四面八方展现出一片辽阔的景象，头上只有苍天。可以辨认出济南，还可以隐约辨认出黄河，再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湖，铁路像玻璃上的一根头发一样向两个方向伸展到无穷远处——一个褐色的世界，无数的山峰、山包和突出部起伏远去，看上去像一片沸腾的大地突然凝固了。我在哪里都没能查到泰山为什么是一座圣山，可是早在基督纪元开始以前两千五百年，它就已经是圣山了；也许，它的崇高的神圣性之所以在大多居住在平原上的中国人中间产生，只是因为在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只有遥远距离的朦胧才限制目力的时候，从它的顶上可以把山下的世界尽收眼底。

下午早些时候我下山的时候，这幅景象中的人的因素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两个钟头以前，每座庙的院子里、每家卖吃食的铺子里都是一群又一群的人，那道大阶梯从上到下似乎铺满了闪闪发光的深蓝色，现在却只剩下零零星星的一些人，而且大多懒洋洋地靠在或蹲在房子里面。那一大群人怎么突然不见了，这是个谜；从我的向导的回答中我所能弄明白的，是他们又回家去了。戴着黑色便帽的道士们在他们院子向阳一边的石头走廊上睡着午觉；剩下的礼拜者，在早上人们那么声嘶力竭地招揽他们光顾的那些洞穴似的地方，啜着茶，挥着筷子，或者什么也不干。变化最彻底的是乞丐们。他们那些此刻只稀稀拉拉撒着几个「制钱」的浅筐，仍然像以前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摆在台阶正中，可是在整个下山的路上，我怀疑亲自在场出声乞讨的乞丐是否有十来个。也许他们行会的规矩禁止在这个钟点干活——这使我想起，济南的那所教会医学院很少能得到乞丐的尸体来解剖，尽管活着的乞丐那么多，因为乞丐行会坚持要体面地安葬他们——而政府很容易提供的犯人尸体，对研究大脑又没有用处，因为在中国，取代刽子手的刀的新式办法，是由一个军官走上前去，用左轮手枪把犯人的后脑勺打飞。不过，他们普遍离开自己的岗位，看上去倒更像是一些工匠心满意足地收工了，半天的辛劳已经充分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他们离开小路，背靠着向阳的岩石，或者坐在偶尔有的一棵常青树下，或者在他们的窝棚和洞口周围，闲聊、争吵、挠痒，此外还尽情地享受，尤其是在他们那铺着草的窝里睡觉，不屑于费力气，连对看来有可能施舍的过路人说一句乞求的话、投一个乞求的眼色都不肯。如果慈悲心还在外面走动的话，他们那些没人看管的筐子就是足够的乞求了——显然乞丐之间的信义并不比盗贼之间的少，因为谁也似乎一点都不担心别人会把给他的钱拿走。

我们时不时经过几个下山的步行者，还有两三个坐着轿子下山的。试过的人说，坐这种名不副实的轿子下泰山，有跳舞般的快感，尤其是这上半段。因为这里的台阶虽然是连续的，却经常而有规律地被平台隔开，轿夫们的技术，也许是从远古传下来的，就是一小跑下完每一段台阶，然后在平台上慢慢踱过去，也许在平台上换换肩，再突然颠着步子跑下下一段台阶。所以下山就像有节奏地在空中往下掉，有点像是坐着飞机跳华尔兹，是叫人舒坦还是叫人害怕，就看坐轿人的神经怎么调节了。几个迟到的香客，主要是用她们那可怜的脚走路的女人，仍在往上爬；可是路几乎已经空了，从山顶下来两个钟头，我们已经在古老的柏树之间，沿着最后一段平缓的斜坡溜达着走了。在我们进入那座方方正正、有城墙的泰安城以前，我的伙伴有一回把我拉到一边，进了一座庙去「看一样好看的东西」，一个像中国许多和尚那样变成了流氓兼乞丐的混合体的人，打开了一间佛堂似的屋子，里面有一尊难看的镀金塑像，装作有人的胳膊和腿，腿以佛家的静坐姿势盘着。据说有个和尚坐在这张桌子上，把自己活活饿死，作为通往涅槃的捷径，可那东西不过是一具打扮过的木乃伊，摆在那里骗取轻信的苦力们宝贵的铜子儿。这是一种野蛮的发作，配得上拉丁美洲的天主教，而在一个不管有什么别的可羞之处、却并不特别热衷于这种野蛮行为的国度里，就更加令人吃惊了。

在有城墙的城里，我还第一次碰上了我在中央之国至今还没见过的故意的猥亵。一座庙的场院里正举行着一场盛大的庙会，好几个说书人为了给他们吟唱的故事配图，在他们竖起的双扇屏风里插了一些大幅彩色照片，其中有不少画的是诸如上身赤裸的女人之类的东西。在许多别的国家，这确实只是小小的越轨；可是在中国，性这个题目很少得到公开的承认，这几乎就等于公然炫耀伤风败俗了。不过，新年季节似乎连道德也放松了，尤其是赌博，在那两个星期里，不分老少男女，相当公开地在全中国大肆盛行，在这座庙的场院里就有几十处。场院很大，有壮丽的古树遮荫，围着一道和城墙本身一样雄伟的墙，尽管周围好几里的所有小贩、商人和兑换银钱的似乎都聚到那里来了，仍然还有空余的地方。场院的一头立着一座雄伟的大殿，以它的四尊巨大的木像而闻名，这些木像仍然够不到高高的屋梁，在墙壁之间也不显得局促，墙上的古老壁画保存得还算不错。在这里，就像在中国这片圣地上每一个供奉着木头神像的地方一样，站着化缘的和尚，还有一个容器，里面堆满了过路香客扔进去的「制钱」和铜子儿。香客无疑是泰安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那里的富裕似乎比中国绝大多数较小的城市更为自在。曾经有一个时候，人们认为，在城墙外面修建美国卫理公会的布道所，富裕就会离他们而去，可是布道所和富裕似乎都在增长而不是衰退。

十多年前，德国人修建津浦铁路穿过山东的那一段时，自然计划让它经过孔子的圣地曲阜。可是他们的测量员坚持认为，铁路必须横穿孔庙和孔墓之间那条长长的柏树大道，曲阜宁可不要铁路，也不允许这样的亵渎。说到底，那些来向这位伟大的圣人致敬的人，坐着「北京骡车」在车站和城之间那二十里路上颠簸，也许倒是合宜的——车站在泰山以南不到两个钟头的车程；因为孔子本人在如今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到处兜售他的智慧而徒劳无功的时候，不也在这样的某种玩意儿里受过罪吗？至少，汉学家们向我们保证，这种车子比孔子还要古老，自从它第一次出现以来，肯定没有过什么显著的改进，因为那会不像中国人。一个殷勤的讨赏钱的人用了一个简单的办法——从几张旅店的床上剥下几个枕头——给我备了好几个，把我塞进车里，人们会以为「北京骡车」坐起来相当舒服——直到头一下颠簸让他醒悟过来。也许有平坦得足以使这样的旅行变得舒适的路，可是它们不长在中国。在那片海一样平坦、本该坐起来很舒服的肥沃平原上走的那六英里路——那条迷宫似的路本该是笔直的——车子的这一边或那一边故意伸过来，在我这里、那里或别的地方狠狠捶上一下，究竟有多少次，我没有办法计算。不过我确实记得，我千百次地希望那头和我一起颠簸的骡子不要那么慢吞吞的，赶快把这趟路走完，可是下一秒钟，只要有什么东西，随便什么东西，让它暂时停下来，我又谢天谢地。

如果孔子能回到这座古城，他肯定会失望的——或者是我把一种即使转世也达不到的现代观点强加给他了？从他的哲学在这么多个世纪里对他的同胞所产生的效果来看，转念一想，我怀疑他是否会为了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而睡不着觉：在他走到他自己的院子以前，他得在我们的猪见了都会气得卷起尾巴的泥屋之间，在至少没到小腿肚的黑色稀泥里蹚上一英里左右，一大群多得过剩的人盯着他看，这些人似乎宁愿用他故乡的泥土、而不是棉布或羊毛来裹身。最坏也不过是，一旦进了他自己的私人领地，他大概很快就会把这些忘掉，特别是如果想到街道和「北京骡车」的时候，不必因为还得回车站去而更加痛苦的话。曲阜的城墙周长四英里，城里三分之一的面积被孔庙和他的嫡系后裔的府邸占去了。人们从一条不堪入目的街上直接走进那片巨大的围地，里面按照中国建筑常见的样式，被一道又一道的墙、一座又一座的房子分隔开来。首先是一片瓦顶的森林，每个瓦顶下面罩着一块由这位或那位中国皇帝立的、驮在石龟背上的石碑。这样的碑有好几排，每排也许有十来块，比一般活着的中国人的家还要大，建造得也好许多倍。在它们上方，正如在这片巨大围地的所有分隔区域里一样，耸立着古老的柏树，提供着林荫、鸟语以及摇曳的枝条的低语这些森林的乐趣。在正院里，一株据说是圣人亲手栽种的槐树的树桩，被保存在一座小小的、四面装着玻璃的庙里，这是一座缩小了的

外院那些碑亭。人们普遍相信，每当它死去一棵，就会从同一个根上重新长出新芽，恢复生机，从而把栽种者和今日中国之间的所有世纪连接起来；而确实，现在有一棵同一品种的大老树，从似乎是同一个树根上斜伸出来。再往里是一座亭子式的敞开的殿，孔子曾坐在一棵杏树下在那里讲学——毫无疑问，连冬天也是这样，因为他大概和今天穿着棉袄的中国人一样，不怕冷，也不怕不舒服。

一切都以它为中心的那座大殿，常常有人详细描写过，所以凡是读过这类东西的人都应该知道，它的面积是一百三十五英尺乘八十四英尺，高七十八英尺，前廊由九根著名的、雕着繁复的龙的石柱撑着。似乎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这座大建筑那种令人难忘的朴素，尤其是内部，透过纸窗照进来的光线昏暗却充足，同大多数中国庙宇里塞满的彩绘偶像毫不相干，正如整个院落里没有乞丐和阿谀奉承的和尚一样。一尊十英尺高的圣人坐像占据着殿中央的一个神龛，面对着大门。他穿着古代读书人的服装，头上戴着一种冠冕，我们的方帽子说不定就是从它演变来的，那是一块两英尺来长的扁平东西，前面挂着一串串珠子，一直垂到脸上，很像我们的铁路在低矮的桥梁两侧挂着提醒司闸员低头的那种警示物。神龛上方有一块木匾，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大胆地宣称孔子是「万世师表」；神龛前面立着神位，有一张供奉祭品的供桌，还有一只盛满无数炷香的香灰的大铁香炉。左右两边是孔子的「十二弟子」的塑像，这个数目似乎是有意凑足的，把他学生中的那个「笨蛋」和宋朝时注释他的经书的那个人也算了进去——这有点像在莎士比亚的墓碑上刻上某个编过一部他的作品学生版的教授的名字。可是，两边的宽敞，以及一直向上延伸到撑着瓦顶的那些古老的彩绘梁木的空阔，才是最可能长久留在西方来访者心中的印象。

最初的孔庙是公元前四七八年在这个地方建造的，要体会中国人对显赫的死者的崇拜在此后所有的世纪里变化得多么微小，只要到天津李鸿章的故居去看一看，注意一下供奉他的神位的那座祠堂在所有细节上多么相似就行了。每次翻修都有所扩大，直到孔子的祠庙成了今天这样一片柏树荫蔽的巨大院落。有许多执事附属于这座庙，可是他们把时间花在学习春秋两祭所用的那套繁复的礼仪和复杂的仪式上，所以像我们住在基督教国家的人所理解的那种经常的、频繁的礼拜，这里几乎是不举行的。孔子的嫡系后裔在规定的时候来这里烧香，在塑像前供上食物，正如每个中国儿子都应该在他祖先的坟前做的那样。香客也大批地来，尤其是在某些季节；但是没有什么同我们教堂里每天的弥撒或每周的礼拜相似的东西。

在这座大殿后面——也就是在它寒冷的北边，因为每座按规矩建造的中国庙宇都是朝南的——是一座较小、更加朴素的殿，里面供着孔夫人的神位，不过没有说明是哪一位。顺便说一句，神位是一块涂了漆或上了色的木板，一两英尺高，又窄又薄，上面刻着三个通常涂了金的字，那是死者被尊奉的谥号，竖立在供奉他的地方。一侧另有两座庙，是孔子的父母的，布置得一模一样。也就是说，父亲由一尊穿着读书人服装的塑像代表，而母亲只是一块牌位，供在一座温顺地跟在她的主人和丈夫那座殿后面的殿里，正如至今有血有肉的中国妻子温顺地跟在丈夫后面一样。为什么不给妻子和母亲也塑像呢？我问了头一个愿意费力去弄懂我那发音不准的意思的有学问的人，虽然我几乎肯定他会怎么回答。他客客气气地、像对一个无知如初生婴儿的人那样解释说，塑一尊女像是不合适的，说白了，是不成体统的，尤其是在一个神圣的地方。鉴于中国很多庙宇破烂肮脏的状况，所有这些殿堂维护得如此精心，是很引人注目的。可是即使这些也不是一尘不染的，尤其是妻子和母亲的殿，那里一切都积满了灰尘，空荡荡的、有回声的殿堂有一种寂寞的气氛，仿佛很少有人愿意费事来给区区女流烧香。

我本来只要稍微费点力气或者有点先见之明，就可以带着适当的介绍来曲阜，去见孔家——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孔子的那一家——现在的家长。可是他只是个男孩——那位长期居于这个地位的公爷最近刚去世——肯定同一百万个别的富裕阶层的中国少年没有任何不同。再说，虽然他被认为是这位圣人的男系嫡传第七十四代后裔，可事实上他根本不是。因为孔家和中国许多别的人家一样，不论显赫还是平常，时不时不得不过继一个儿子来保持香火不断；即使某一代并非完全不育，要延续一个中国家族，光生女儿是白费力气。在圣人死后将近十五个世纪，唐太宗追封了孔子以往四十四代的后裔，并免除了以后各代的赋税，这项特权他们至今仍然享有。

从城里到孔子的墓大约有两英里，要走一条两旁是古老而破败的柏树的破旧大道。这一带能找到的最接近导游手册的那本书解释说：「只有持有介绍信的人或有身份的人才能进去；不过别的人给看守一点小费也可以进去。」仿佛有谁能在中国走到这么偏远的地方而连这点都不知道似的！看守是一个没用过肥皂的独眼苦力，他就守候在第一座牌楼里面，牌楼前面站岗的是一对石虎、两只「麟」——一种博物学上不知道的神兽——以及两尊巨大的石人，人称翁仲。在这座牌楼上，或者在我们去墓地的剩下那半英里路上经过的另外几道门中的某一道上，有一块匾额宣称这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墓」，这个谥号，圣人本人恐怕都认不出是他自己了。要穿过一些田地，有时沿着两旁有树的路走，满眼是遍地的普通坟墓，有一条小溪，最后是一座庙宇似的建筑中间一道上了锁、插了门闩的门，我们的步行才结束。可是走到终点时，那是一处即使西方世界也会赞许、也许还会羡慕的长眠之所。古老的大树沙沙地抖着去年的枯叶，高高耸立在这个幽静的地方，却又不太稠密，没有遮住蓝色的天穹，只是把灿烂的阳光过滤了一下。鸟儿在这里那里飞来飞去。这样的地方在任何西方墓地里都很难找到，因为这里连花岗岩墓碑或墓间的碎石小路这类程式化的东西都没有，来破坏这片林间的魅力。石碑倒是有的，三个坟丘前面各有一块朴素的石板，可是每块石板上只有三个古老的圆体字，岁月之手——也许是几个世纪的岁月之手——使它们变得柔和，同景色和谐一致，它们看上去就像那些在它们上方伸展着枝臂的老树一样自然而然地各得其所。这几个坟丘按照中国的习惯是圆锥形的，但比遍布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坟墓大许多倍，只是些简单的小土丘，此刻覆盖着冬天的枯黄草。稍大的那一个，碑上的字是金色而不是红色的，是圣人本人的；东边那一个埋着他的独子的遗骸，而主坟前面还耸起第三个，陪我来的几个闲人为它争论不休，所以我没有确切的办法知道那是圣人的弟兄的、父亲的，还是孙子的。

孔夫子——这是他在他的祖国的称呼——出生在曲阜以东约十二英里的尼山村，那里如今在土匪的统治之下；他去世还只有两千四百多年。那时候，最终凝结成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的那些小国是各自独立的诸侯国，单是现在的山东就有四个，孔子是其中叫做鲁的那一国的人。他二十二岁就已经在教书了，并且大量研究历史。人们很难不怀疑，二十五个世纪以前，一个在曲阜的街上蹚着泥走的年轻人，也没有多少更刺激的事情可做；所以不应该因为这个年轻人常去书房而不去台球房，就给他过多的赞誉。他一生中有几十年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载的事情；可是在中国，几十年算得了什么？不管他这段时间还干了些什么，毫无疑问，这个好学的年轻人在不逾越鲁国那宽松的婚姻法的前提下，竭尽全力要生个儿子，最后他成功了。后来，「在五十五岁的早年」，他作为一个都城的主管官员再次从默默无闻中出现。选举似乎对他有利，因为我们看到他不久以后就当上了「代理」宰相——那个令人不满意的「代理」前缀，如果可以凭今天中国的政治来判断的话，大概是因为他的任命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作为宰相，他「消灭了一切犯罪」，这在那个时代显然是件简单的小事，也许是因为那时还不包括「揩油」。可是老鲁侯死了，新鲁侯沉湎于声色，孔子终于辞了官，上了路。流浪癖一旦发作，他似乎和任何一个普通凡人一样得了严重的流浪病，因为他一漫游就是十三年，徒劳地寻找——至少他是这样对同情他的听众讲这个故事的——一位肯听从他的劝告、建立一个模范政府的君主。只要稍微想一想，就是最粗心的人也会想起，从那时以来，在改革者这件事上，时代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如果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挑剔不算失礼的话，人们也许可以说出这样的怀疑：孔子并不太缺乏自信，因为他一再声称，任何一位肯雇用他的君主，他都能在三年之内在他的领地上造就一个完美无缺的政府，消灭一切犯罪。唉，要是他能回来就好了，哪怕只是回到鲁国！在今天的人类中，除非也许是一个「职业政客」，谁也不会愤世嫉俗到以为这位四处漂泊的鲁国人的提议没有被中国四面八方的人争相抢夺。然而真相比这还要糟得多：他一个买主也没有找到！那么，他除了回家写书以外，还能做什么呢？事实上，在他一生中在曲阜度过的最后三年里，他写了五部书，毫无疑问使他跻身于几乎任何一位现代小说家之列，尽管他只设法在身边聚集了三千弟子。当然，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人口比较少，宣传也几乎算不上是一门科学。不过，他在数量上的不足，在质量上弥补了，因为在这一小撮人当中，至少有七十二个人「通晓六艺」。他从这些人中选了十个作为「高足」，授予他们那个时代相当于文凭的东西，「以表彰他们在德行、文学、言语以及——以及政事上的造诣！」

主要是通过这些入选的门徒——他们写下了他的《论语》——孔子才出了名，并且像基督一样被大大地误解了，奠定了中国的伦理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可是，对于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将要归于他的名声，他恐怕顶多只有一点模糊的预感，因为他的荣誉主要是身后的，直到他死后一千二百一十七年，他才被封为「文宣王」！那么，现代人这种狂热地渴望在草皮还没有盖住自己以前就成名的心情，又是何苦呢？我也不知道，如果这位伟大的圣人能够

回来，再在今天这个坟墓遍地、肮脏饥饿、人口多得邪乎、政治混乱不堪的中国漫游一番，他是否会为自己的成就而洋洋自得。他肯定不能辩称自己对造成她今天的苦难毫无责任，因为几百年来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那么大影响的他的格言中，最著名的一句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如今那么名不副实地自称为共和国的古老帝国的主要毛病，还有哪里能用这么少的几个字解释得清楚呢？

就我个人而言，比起曲阜，我倒更喜欢再往南约三十英里的孟子的出生地，因为那里的平原上耸起了山丘，越往远处越大。邹县也是一个更有进取心的城市，有一座刚由一家美国公司安装好的电灯厂，不像泰安府或孔子的故乡那样，有一副靠香客轻松过活的神气。也许它这种比较有骨气的态度要归功于孟子的名气较小，因为他虽然被列为中国第二位、至多第三位的圣人，可是即使在他的故乡山东省，十个人里也没有一个人似乎知道他在哪里生、在哪里死。香客们确实到邹县来，因为它就在穿过中国这片圣地的那条朝圣路线上；可是孔子有几千个来访者，孟子只有几十个或几百个。

从铁路上就能很容易地望见他的主庙的绿色屋顶在树丛中耸起。如果说国内其他地方有点冷落他，他的故乡却时时刻刻记着他，任何一个街头顽童都能指给你看那块纪念碑，标明他用鞋子换了一本书的地方，或者其他一些典型的轶事在石碑上被永远铭记的地方，尽管几百年来稠密的人口已经使这些地方变成了可怜的、贫民窟似的所在。当然，在让后世不断关注这一点上，中国的名人比西方的名人占便宜。公共纪念碑和故居博物馆固然都很好，可是如果莎士比亚或华盛顿有直系的男性后裔——偶尔过继一个也不算什么——他们一生的主要事业就是一代又一代地在这些显赫的祖先的祠堂里礼拜，并照看那些纪念他们的神圣的东西兴旺发达，那他们得到持续关注的把握该大多少啊。

孟家现在的家长——因为孔子的这位主要继承者的名字其实叫孟子——是个中年人，住在庙院对面街上的一个高墙围着的大院子里；他显然同他那个阶层的、不那么被名声追逐的中国人惊人地相像，因为我们得到消息说，他那时正忙着宴请几位朋友。除了小得多、也没那么气派以外，孟子的庙院和他那位更有名的前辈的非常相似。古老的柏树和岁月的痕迹给了它尊严和某种魅力；圣人的塑像戴着同样的挂着珠帘的读书人的冠冕，衣着也一模一样，仿佛是由一个中国裁缝照样复制的；他身后是他妻子那座更加温顺的殿，里面只有她的神位；一边是他父母那两座较小却几乎一模一样的祠堂。如果说这地方有什么独一无二之处，那一定是在院子后部没人住的地方、在高树上筑巢的鸟儿，那是些美丽优雅的白鸟，既像鹤又像鹭，可似乎又不完全是其中的哪一种。有人说它们在中国别处都找不到，可是听到这话的人当中有些人表示异议。

十六在山东「巡回布道」

那天天气宜人，晴朗无瑕，暖得像是三个月以后的夏天，要不是人力无法甩掉那一大群涌进来的人——孩子气的兵、各种年纪的街头顽童，还有邹县每一个及时瞥见我们的好奇男人，他们冲进打开的大门，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像熔化的火山渣一样在我们周围打转——我们本来会很乐意在孟子庙那柏树飒飒的树荫下多流连一会儿的。我忘了说，我的同伴是一个身体健壮的美国传教士，他的驻地远在山东南边的一角，承他的好意，引我入门，领略「巡回布道」这项虔诚的运动。从孟子的故乡出发，我们要坐独轮车穿越乡野。对一个在本世纪开始以前就已经把独轮车当作自己主要的交通工具的人来说，想到坐独轮车远不如坐一回电车这种不寻常的经历来得刺激；可对我来说，这在旅行领域里是一件全新的事情。山东的载客独轮车有两种——小的和大的，城里的和乡下的，短途的和长途的，看各人喜欢怎么划分。在城里，它们不过是高高的木轮两侧各有一条垫着垫子、靠背笔直的长凳，六个或八个缠足的女人可以侧着身子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可是穿越乡野，用的是一种更大、更结实的品种，上面可以装几百磅行李，行李的两个主人还可以脚朝前伸开四肢躺在上面，像苏丹躺在他的长沙发上一样。在城里，通常是一个人承担全部重量；在乡下，除了那个在后面两个车把之间喘着粗气、肩上套着连着两个车把的编织背带的家伙以外，前面至少还得有一个人拉着一根绳子——除非你有钱到能用一头驴或一头牛代替他。如果是很长的旅程，比如一天走二三十英里，那么在乡下这种车子所具有的前辕或前把之间再加上第三个人，被认为更人道，或者至少更有把握。

在美好的旧日——事实上不过是几年以前——山东乡下推车的人通常的工钱是每天五分钱，他还能从中攒下钱来。如今事情已经到了相当糟糕的地步，因为每人可以指望拿到三角之多，不过真要开口要这个数，几乎就要把他归入奸商、激进分子、工人阶级中不受欢迎的分子之列了，而在中国，要价太高很可能导致丢掉饭碗，让给那三百六十五个急着抢这份活的人中的一个。诚然，这些工钱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可怕，因为是「鹰洋」，而且如今还包括独轮车的租用。

也许是因为我们慷慨地付了这个最高价，我们的两个人推得像「北京骡车」一样快，却平稳许多倍，尽管我们走的那条冒充大路的小路坑坑洼洼，车子却那么平稳，人们可以像在任何火车上一样轻松地看书。不过，尽其所能地快，似乎是山东大多数推车人的特点，正如那种一有一点由头就咧开嘴大笑、或者哈哈大笑的始终不变的快活劲儿一样，仿佛他们又有机会施展自己那了不起的本行，那份喜悦按捺不住。除非乘客没有经验、又过于敏感，以致身后那个人形牲口的喘气声刺痛了他的良心，否则乡下的独轮车差不多可以算是中国最舒适的陆路旅行方式了。它几乎没有两轮大车那种残酷的颠簸和恶毒的震荡；斜躺在一张临时拼凑的长沙发上，比骑在牲口背上省力得多；就连胶皮轮的人力车，也会对中国地面的高低不平突然提出抗议。再说，两辆人力车很少能并排走，而躺在独轮车轮子两边的两个人却可以讨论宗教、哲学和人类天生的平等，一个字也不会漏听，耳朵也不用费劲。人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赞美它的独享、那种克利奥帕特拉式的奢华感，以及路线的自由，这一切使独轮车远比一列火车可取——那种火车里挤满了没有纪律的兵，以及在这些所谓的国家保卫者恩准空出来的地方所能挤进去的、买票的、普通的、没洗过澡的天朝人。火车也许快些；可是有什么比匆忙更同中国的精神格格不入呢？一辆独轮车上的两个乘客必须就何时坐车、何时步行取得一致意见，这一枝节情况可以想象会是一个缺点，可是只要那个更爱走路的人记住他的同伴的丰满，以及适当地保持这份丰满的必要，就没有理由会成为缺点。从遥远的西方世界看来，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推车的人一定认为这些被他们像推一对最新生的双胞胎一样推来推去的家伙，是人类大家庭里相当孱弱可怜的成员。但这只不过换一种方式说明，西方人很快就会在中国人头脑的迷宫里迷路。那些汗流浃背的苦力的反应似乎不是：「但愿这一对吃得太饱的懒汉下来走一会儿」，而是一种因为同这样有钱有身份的人联系在一起而感到的自豪，夹杂着一种经过许多代人养成的感觉，认为比较高贵的人自然不该像苦力那样步行而降低身份，最后再加上一种印象：如果先生们喊停、下车步行，那是因为推得不完全令人满意，这就很快引起一种恐惧，怕下一回这份活会落到那三百六十五个急着要这份差事的人中的一个手里。

那天下午我们经过了两座古代中国的「电报」塔，这是用方石和泥土筑成的建筑，有两层楼的房子那么大，从它们如今已经坍塌、长满了草的顶上，消息和命令曾经从中央之国的这一头传到那一头。夜里用火作信号，白天用燃烧狼粪冒出的浓浓黑烟柱。尤其是在京城需要更多军队的时候就用它们；据说有一位皇帝，仅仅因为他宠爱的妃子想看看被激怒的士兵们脸上狼狈的神情，就发出了全面动员的信号，结果不久以后，他的角色就落到了一个急于顶替的候补者手里。在全中国，辫子仍然不算什么稀奇的东西，可是在山东，几乎普遍保留辫子，这一点令人吃惊。据说，满人下令留辫子，与其说是因为他们自己几百年来一直留着辫子，不如说是为了能分辨男女，以防他们那些相当女性化的新臣民中有人男扮女装，因为在那以前，男女都留长发。看来，在清朝被推翻以后，下令剪掉这个满清奴役的标志时，执行起来主要靠各省和各地的当局。在有些地方，人们要在失去辫子和失去脑袋之间作出选择，在决定这两件饰物的相对价值时，他们遇到的困难，比把这个问题交给一个公正的委员会去决定可能遇到的还要少。可是民国最初几年统治山东的那位军阀是个保皇派，他对这些共和的新玩意儿毫无兴趣，还尽力想让皇帝复位；所以他治下的百姓很少有人敢剪掉这等于效忠标志的东西。现在，十年过去了，发网制造已经成了本省的主要产业之一，连北京的那位少年「皇帝」都剪了西式头发，人们会以为男人的辫子该消失了。可是个人的美是一个趣味问题，而中国人的头脑以其专门用来保存既定习俗的那一部分齿轮之多而闻名——按中国的标准，留辫子简直算不上一个古老的习俗——在理发这个问题上，这个国家目前似乎大致处于维持现状的状态。

那天是正月十六，我们的三月三日，是中国新年季节最后一个大节日。因此，虽然我们看见了川流不息的人群——男人们干净得差不多达到了他们在这个猪年里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女人们穿着她们最鲜艳的衣裳，大多数是蓝色或红色的绸袄，下面是鲜红的裤子，一直收到一双小小的白色娃娃鞋上，耳朵上和油光发亮的头发上戴着她们最珍贵的首饰，孩子们打扮得像中国戏里的主角——我是说，虽然我们看见了成千上万这样的人涌进滕县，去参加一年中主要的庆典之一，田里却一个干活的人也没有，而在这么靠南的地方，田地已经完全可以开始春耕了。再说，这一带的土地很多种着冬小麦，十月下种，此刻刚刚开始给典型的华北景色那一大片黄褐色染上一点绿意。等我们终于像一车砖头一样被推到了中心店的大门口，我们停下来下了车，因为骑着或坐着车子进入或穿过一个有朋友在那里的城镇——或者坐在车上或牲口背上同一个步行的朋友说话——是严重违反中国礼节的。参加过美国远征军的人会想起，这种观点的一点残余，至今还保留在美国军队的条令里。

「中心店」几百年来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它是旧日北京到上海那条路线上一切旅行的中途歇脚处。后来，十年前，铁路来了，从它旁边经过，连一个以它命名的车站都没有，它就衰落成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一道长长的、弯弯曲曲、残缺不全的泥墙里面，一个又大又破的村子。而且，前一年秋天它遭了冰雹，城墙外的庄稼受的灾比受灾地区其他任何地方都重。我领会到，没有在那场风暴中不带伞被困在外面，真是运气。那一带的乡下人一本正经地断言，冰雹有茶壶那么大，美国传教士们勇敢地冒着被指控作伪证的风险，断言他们亲眼看见有些有柚子那么大。孟子庙院里那种像鹳又像鹭的鸟就有一只被砸死了，据报还有几个人受了重伤。

我的同伴手里还剩下几百块钱，是别人交给他分发给灾民的；我们在那间充当布道所的泥屋里安顿下来，吃了几个忠实的教徒坚持要为我们准备——而且坚持要和我们一起动筷子——的一顿丰盛的饭以后，头一件事就是出去挨家察看那些当地主要的基督徒指出来的急需救济的人。我的同伴为即将进行的分发所作的准备之周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凡是不能亲自察看的情况，一概不给任何救济，而且他在中国住得够久了，懂得那些不配受救济的人的大部分花招。在美国任何地方，甚至包括南方的「穷白人」和黑人社区在内，中心店的全体居民一眼看上去都会像是需要慈善救济的。可是在中国，一个人必须衣衫褴褛、肮脏、一无所有、面带饥色到了极点，才能在那几百万总是多多少少处于同样困境的人中间明显地突出出来。我们一间又一间地走进小屋，发现里面连值一块鹰洋的东西都没有。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点揉皱了的稻草，或者几块曾经是棉袄的破布，就充当床铺，有时铺在一张小小的、可以烧热的炕上——如果有东西可烧的话——更多的时候就铺在泥地上。然后也许有两个到五六个陶罐和浅筐，这家人平常就把他们的家当放在里面，也许还有一两件庄稼人的农具。这就是全部了，至少是看得见的全部；而且人们事先并没有得到有恩人要来的通知。似乎大家都认为，我的同伴在每个人亲自证明自己不是骗子以前，都会把他当作一个骗人的无赖，所以尽管这违反了中国的家庭习俗，不但没有人抗议我们进入每一间陋屋，反而邀请我们进去。

我们把手伸进每一个罐子和筐子去摸，捅遍每一个角落和每一堆破布，以确定这一家人除了他们承认的那一把粮食以外没有更多的东西。我相信，没有发现过一起欺骗，可是我那位认真负责的同伴不但一直干到那个星期六的天黑，而且违背了他的宗教戒律，把安息日下午的大部分时间也花在同样的任务上。有时

是一个独居的老头，除了几把糠和豆壳以外，名副其实地什么吃的也没有。更多的时候，有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来分享这样丰盛的食物。有不少人不住小屋，而住「窨子」——在地上挖的坑，上面用树枝、稻草和泥盖顶，有一架粗糙的梯子或一根刻了槽的木杆，我们就顺着它通过一个小口子下到黑暗的里面去。传教士对进入所有这些窨子特别认真，因为它们常常是赌徒的聚会场所，他相信自己有经验的眼睛，能够相当有把握地断定一个窨子不是赌窝，而确实是一个穷人的住处。当地「布道所」的院子里也有一个类似的地坑，不过没有盖顶，有泥台阶通下去，因为冬天在这样的地方上课或闲聊，既避风又能晒到太阳，比在那些阴沉沉的、没有暖气的泥屋里舒服。

有时只有女人和孩子在家，按照中国的礼节，向她打听她丈夫唯一体面的方式，是间接地称他为她的「外头」或者「男人」。他也许去了满洲，同那几百万在中国新年过后不久就带着一卷脏被褥动身去那里的苦力一起。同人口稠密的山东相比——在山东，五平方英里之内有十个村子毫不稀奇——「东三省」人烟稀少，工钱也相应地高。从烟台到大连，最破的轮船一天就能过去，铁路给迁徙的苦力减价——给他们提供敞篷货车坐。可是冬天的满洲，雪比活儿多；而且，任何一个对祖先怀有应有的尊敬的中国人，至少都要回到他那座在祖坟中间的家里过新年，所以在来来往往的路上要耽误许多时间，损失一些工钱。有时这个「外头」在本省的另一个地方干活。当然，中国是没有奴隶制的；一个文明了这么久的国家是不会容忍这种制度的。可是山东，无疑还有别的省份的许多「绅士」和地主，利用人口过剩获利，一年付给一个人五块「鹰洋」外加饭食，换取他的劳动，而对他的家庭一点也不管。

可是中心店并没有真正的饥荒，我的同伴得出结论说。没有人真的在挨饿——虽然有些人靠着他们那点看得见的生计怎么能不饿死，我是想不通的。营养不良很普遍；镇上唯一充裕的东西是孩子，尤其是男孩，这也许是因为连最穷的人也有把女孩藏起来不让人看见的习惯。因为大自然似乎在报复中国人那种热切想要男孩的愿望。一个旅行者只要有胆量把他的问题追问得足够远——因为中国朋友见面时并不互相问候各自家人的健康——常常最后会挖出一个难为情的回答：「全是丫头。」有些人为了熬过冬天卖掉了他们的地——一亩，大约六分之一英亩，也许卖十四块「鹰洋」——有些人卖掉了他们最后的、能换一个铜子儿的家当；有一个人的境况比最底层高出许多，不可能指望得到外来的救济，我开玩笑地问他，他那几个小儿子里最讨人喜欢的那一个要多少钱，他马上回答：「带走吧！」可是还没有人落到最后一步，把他们那可怜的房子拆掉，去卖房子里的几根木头；所以这些都是应该救济、但并不紧急的情况。

本地的助手按照我的同伴的口授，把察看过的每一家的姓名和详情写满了一大张红纸，我的同伴把他们分成一等、二等和三等。一等是最困难的——在国内的美国人看来，他们是一无所有的——他们将得到「全额救济」，也就是在下一季收成开始进来以前，每人每月一两块「鹰洋」。二等是那些还剩下一点东西的——几斤玉米面、一把可以卖掉的椅子、一份每天挣几个铜子儿的活——他们将得到相应的帮助。被列为三等，就证明相对富裕了；这意味着这一家有一只羊或一头猪，也许甚至有一头驴；他们的罐子里有一个还有半罐玉米、小米或高粱，或者他们被当场发现在抽烟，或者家里有一小撮烟叶，这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挨饿的初步证据。对这些人，如果给较困难的人发放以后还有剩余，就发给他们一点点。除了弄清「贫穷」这个词在中国的定义以外，这次挨户察看给我留下的两个印象是：第一，即使是最凄惨的赤贫者，也始终是那么快活，一触即发的笑容和随时准备好的笑声；第二，他们不顾种种不幸，顽固地坚守习俗。镇上最穷的人家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限制一下他们生到世上来分享他们那永远的一无所有的孩子的数目，也许是好事；那些名下连一口锅、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的母亲，不知怎么的，仍然找得到布条来给女儿缠脚。当然，从她们的观点看，这最后一番努力是真正的父母的牺牲；因为让女孩子长着一双天足，就意味着没有丈夫而几乎必定饿死，而不是有了丈夫只饿个半死。

在中国巡回布道的传教士，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遵行《圣经》上「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的训诫。因为他们一在镇子边上出现，就是一个信号，四面八方便涌来了人，不但有所有的男孩和所有没被拦住的女孩，还有一大批各种年纪的男人，甚至还有几个最大胆的女人。中国的礼貌和西方的礼貌在某些特点上截然相反，也许在对待陌生人的得体行为这个观念上，两者之间的鸿沟最宽。我们认为盯着人看是无礼的；中国人认为不盯着人看几乎是一种侮辱。就像西属美洲的年轻小姐们，如果排在她们散步的路两边的年轻男子们不厚着脸皮盯着她们看到几乎不成体统的地步，她们就会认为这远远不止是轻视了她们的美貌；同样，中国的高官或富人，如果他在公共场合出现时老百姓不成群地围着他，他就会深受伤害。当然，不能指望朴实的村民知道西方人并不认为这种关注那么不可或缺，再加上人类各种族中最好奇的性情，这种好奇心，把它叫做猴子般的好奇心并不夸张，却大概证明了一种比那些比较迟钝冷漠的民族更高等的智力。可是我相信，大多数西方来的旅行者都会非常乐意免掉这种智力，因为一小时又一小时不间断地被一群一动不动的人盯着看，有时会成为最叫人恼火的经历。

当然，把聚在他周围的人群赶走，对传教士是没有好处的，因为他来中国，主要就是为了向人群讲话，任何排斥他人的倾向，都会使他所选择的工作倒退一步。同样自然的是，作为一位巡回布道的传教士的客人，不管诱惑变得多么强烈，把一杯杯茶或者一块块泥砖扔到那密密匝匝的人群脸上——人群里可能散布着他的东道主的一些信徒——也是不合适的。因此，在中心店逗留的整个期间，我们就像在朝见仪式上的国王一样——如果我们相信国王们在脱下睡衣换上马裤的时候也曾有过这么多人侍候的话。布道所的院子有一道门，还有一把配得上的挂锁；可是即使从外面把那把锁撬开，似乎也是这镇上的人干得最轻松的事。再说，院子被人紧跟在我们脚后跟后面闯了进来，锁上大门也不会有什么好处。那座平时既作教堂、又作当地牧师和我们的卧室的泥房子的门，也挡不住人群的推进。早在给我们倒上开头那杯茶以前，一堵结结实实的人墙已经紧紧地把我们围住，我们连胳膊肘都几乎动不了，那一片一动不动地盯着看的面孔的海洋，穿过院子一直伸展到无穷远。时不时有一股因为离我们远近不均而不满的暗流在人群中涌过，撞到我们的肋骨上，或者把较小的顽童抛到我们两腿之间、膝盖上面。等到终于该打开我们的行军床和睡袋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愿意脱的那点衣服，仍然有一大群观众在看，又过了一两个钟头，那些最有特权的人物才被说服，相信他们也该去睡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还远没有起床，那一整天把我们团团围住的人群的先头部队就出现了。一个常常见到外国人的镇子，仍然有人来一站几个钟头，用雕像般一动不动的眼睛看着我们最细微的每一个动作，哪怕只是系一根鞋带或扣一粒衣扣，这真叫人不知怎么才能理解。

我们周围的人里有很多人姓着有名的姓。许多中国村子几乎全由同一个姓、同一个祖先的人组成，而中心店离孔子和孟子的出生地都不太远，住着许多这两位圣人的后裔。就在布道所的院子里，就有开铺子的孟某和做饭的孔某，两人都是基督徒，在任何一小群人里，都不难找到其他姓这两个显赫的姓的人。有一回，我碰到一个孟子的后人蹲在离大门最近的街角的泥地里，用磨损的筷子往嘴里扒着一只破碗里的某种不怎么诱人的食物，他愚昧到这种地步，我提出给他拍照，他竟惊慌失措地逃走了，不肯让他的魂魄被这样摄去。沿街再往上走不远，一个孔子的后人在卖花生，堆成一小堆一小堆的，一个铜子儿一堆。这一带的传教士说，姓这两个名姓的人太多了，使发展信徒更加困难，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祖先那么自豪，很少有人愿意冒改信一种「洋」教而带来的耻辱。然而，就在这个镇上，有一个孔子的后人如今是长老会的牧师，这两个姓在鲁南的教会名册上出现得相当频繁。

至少近年来，在那里要成为一个被接纳的基督徒并不太容易。我的同伴那个星期天上午花了半个上午让十几个候选人做一份长长的教理问答，只准许其中两个人立即入教，在上午的礼拜中给他们施洗——用的是一只茶杯。而且被教会开除也和加入教会一样容易；传教士们最艰难、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确保把那些退步的人从会籍中除名。我们几乎还没有走进那个冒充城门的泥墙窟窿，一个脑子有点糊涂的老头就出现了，腋下紧紧夹着他那本翻旧了的《圣经》；只要我们还在那里，他就一直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一有由头就朝我们咧嘴笑，仿佛在说：「我们是弟兄，远远高出这群凡夫俗子。」他差不多是这一带的第一个信徒——也是巡回布道者肉中的主要芒刺之一。因为巡回布道者多年前就不得不把他从教会名册上除了名，因为他纳了妾，而且仍然没有希望得到宽恕，尽管他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论点，说他是被他母亲逼着这样做的，免得家族的坟地没人照管。然而他仍然像是主要执事之一那样虔诚地上教堂。也许这是公正的报应：尽管他离开了传教士那条窄路，他仍然没有儿子。我承认，我不太明白凭什么推理，接纳那个妾本人成为教会成员就完全没有问题，不过我对神学上的微妙之处一向是迟钝的。

那天天气宜人，礼拜在院子里举行。大约有四十来个男人和一半那么多的女人，更不用说一大群孩子，挤坐在从泥屋教堂里搬出来的窄窄的小长凳上，或者站在长凳后面。我不能不钦佩这位传教士的耐力，默默地庆幸他从他的「宾夕法尼亚荷兰」祖先那里继承了结实的体格。因为用一种像鲁南方言那么陌生的语言，不停地、恳切地、有力地讲一个钟头，而几十个中国顽童，从穿开裆裤的婴儿到鬼精灵的少年，似乎在竭尽全力使他们周围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就连大人们也常常表现出一些在我们自己的教会聚会中不常见的习惯——这可不能说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或者，如果这还不足以考验任何人的体力和耐心的话，还有会众在传教士的纵容下对我们的赞美诗所作的可怕的模仿，听着真是常常受罪。显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守住」一个调子，可他却能对它做出生动的想象力所能描绘的几乎任何别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把他们自己的「音乐」改编得更好地用于宗教目的，这是像沼泽里的蚊子一样围着在中国的旅行者的无数问题之一。

几乎同样费力的晚间礼拜，以及许多关于宗教或钱财问题的个别商谈，把这一天塞得满满的；第二天一大早，在没有采取任何会在社区里种下一点不满的种子的强硬手段的情况下，甩掉了最后一个紧跟不放的信徒以后，我们又坐着独轮车上路了。中心店的少数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严格地遵守他们的信仰，我没有资格作证，可是他们，以及为数不少同样没洗过脸、衣衫褴褛的同镇人，对于一两个外国人在几乎任何一个中国城镇出现时——当地居民似乎把这当作一场杂耍演出——的表演，是几乎一点也没有错过的。这一回我们有三个推车的，其中一个是领取救灾款的一等候选人，他对这份意外得来的活计笑个不停，这倒不如他靠着糠和豆壳的伙食不知怎么竟有骡子般的耐力那样令人惊奇。不过，驾驭一辆中国独轮车所需要的蛮力，比看起来的要少。下午我同前把之间的那个苦力换了一会儿位置，虽然我并不想把推独轮车当作一门职业，

只要我还有别的不那么受束缚的谋生之道，可是这东西至少在平地上跑起来，比最乐观的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像一辆婴儿车。中国人是平衡术的行家，独轮车就像人力车和「北京骡车」一样，经过调整，所需的力气比看上去要少。不过，上坡下坡，沙地或松土，「路」边的陡坎，还有在没有地方可让的地方同许多类似的车子错车，使一整天的旅程即使对一组三个推车人来说也绝不是一次单纯的游览。

女人和孩子们在田里这里那里刨着地；男人们用装在独轮车上的两只大筐运来粪肥，就像把北京的粪便运出城门的那种一样，把它堆成一个个小丘，同无数的坟墓只是大小不同。新年季节显然已经过去，没完没了的工作日又来了。不知怎么的，「山东」这个名字总是使我想起一片半野蛮的地区，尽管理智提出了抗议；我发现它却已被驯服得十分彻底，正与它作为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的身份相称——至少在农业的意义上是被驯服了。至于土匪、官吏和黄河这类灾祸，在孔子之省还有许多驯服的工作要做。

我们几乎一刻不停地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子。随着我们往前走，渐渐隆起了一些平滑光秃的山丘，山顶上高高地有一些似乎是石头砌的圆圈，那是太平天国起义时修建的避难所，那场起义正是在这一带停下来的。它们只是一些墙，里面也许还有一口井，不过人们越来越怀疑土匪正在给它们找新的用途。有一回，我们在左边近处经过一座孤零零的多石的山峰，它和泰山一样神圣，只是远没有那么出名。成千上万的乡下人爬上这座山，尤其是在新年季节，这或者是他们唯一的一次赎罪出行，或者是他们遍游中国这片圣地的朝圣之旅的一部分。这是一段崎岖难行、不怎么吸引人的攀登，可是如果我们相信信徒们的话，孝心在哪里也得不到比这里更丰厚的回报。所以几乎在任何一天，都可以看到一个父亲生病的儿子，只穿着一条中国裤子，双手合掌捧在胸前，两掌之间夹着一炷燃着的香，眼睛一刻也不离开面前那缕袅袅上升的烟，一直走到山顶。一群人紧跟在他后面，其中一个人拿着这位虔诚者的衣服，经过这样的疗法，他的父亲必定会痊愈——除非发生了几百件小事中的某一件，使这番赎罪白费了。

那天晚上，在另一个没洗过的镇子上一间属于教会的泥屋里，我的同伴对五个会众讲了一篇充满活力的长长的讲道，这五个人里有一个脑子不太灵，两个常常睡着，还有一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推车人。只有村里的「大夫」——他所受的训练是在一家教会医院当过一年苦力——专心致志地听着手头的正事，作为这一带基督教的主要支柱，尽管是一根有点脆弱的支柱，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傍晚早些时候，就这样一个地方而言，听众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不但屋里挤满了它所能容纳的二十来个人，门口还至少有两倍于此的人堵着，或者把鼻子贴在那扇唯一的脏窗户上。可是突然，山那边什么地方响起了几声枪响。刚过去的这一年里，土匪曾几次袭击这个镇子，抢劫、绑票；虽然没有突然的大逃亡——因为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得「保全面子」——听众却不断地溜走，最后只剩下那五个人。然而，巡回布道的传教士绝不能让外界的影响改变他始终在设法传达的信息，哪怕只是改变它的语气。不管他给他所耕耘的这块田地带来什么好处——要对这个问题有确切的认识，需要广泛的经验——至少他还经受着早期传教时代的一些艰苦，而他那成千上万住得舒舒服服的同事，即使在中国，也只是听说过而已。

滕县似乎已经够靠南了，染上了华南的问题和习俗。即使在只受过一点中国话训练的耳朵听来，它的方言也明显地不同于北京话。在南城门那拱顶似的门洞的墙上，挂着几只被岁月熏黑的木箱，里面装着前任县官的鞋子。这一带的礼节之一，是在一位即将离任的县官出城门时拦住他，把他的鞋脱下来，这等于是说：「我们太舍不得您走了，要尽我们所能不让您走。」这样一位官员会多么留心确保这个仪式在他身上不被省略，即使他不得不亲自指派脱鞋的人；或者那天早上他是否穿上了自己最旧的鞋子——这些当然都是未经许可的窥探布景后面的行为，容易把生活中的诗意一扫而光。我们顺便去了当地的当铺，我的东道主同那家当铺关系很好，与其说是出于需要，不如说是出于策略；可它如今只是一大片空荡荡的房子，几乎像迷宫一样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当铺是任何一个中国社区里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有许多我们那些挂金球招牌的当铺所不知道的古怪的小特点，可是在一个夹在贪婪的官吏和不时从山里扫荡而来的土匪之间、当了的东西和手头的现钱都保不住的地方，很难指望它还能继续营业。

把生病的婴儿扔掉，在滕县似乎是一种固定的习惯，虽然在更北的地方很少听说这种事。成百万的中国父母相信，一个孩子如果在六七岁以前死了，那是因为它根本不是孩子，而只是一个冒充孩子的恶鬼；除非及时把它弄走，否则这家已经生下的或者将要生的其他孩子就要遭殃。看来宁可让狗把它吃掉，但无论如何不能让它死在家里。滕县的传教士们已经习惯了把这种习俗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在城里走动时，如果碰到一个被扔掉的还活着的婴儿，就尽力减轻它的痛苦，但并不「表示」惊讶。中国人只是从街的另一边走过去。碰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就等于把恶鬼请到自己家里来，除非它病好了，证明它只是一个生病的孩子，而没有一个中国人有胆量冒这样的风险。在我到达前不久，教会的「女传道」发现一个两岁的女孩被扔在一堆垃圾上，就连她也只敢坐在旁边给孩子扇苍蝇，直到孩子死去。不过，传教士们已经被看作不受这些恶鬼侵害的人。教会幼儿园里就有不止一个从垃圾堆上捡来的孩子，镇上一个现在颇有身份的人，脸上还带着当年他被扔给的那条狗留下的牙印。传教士们断言，这也不全是单纯的迷信，而是害怕承担责任、厌恶主动、往往只是自私，冒充成迷信罢了。许多中国人也许真的害怕救了一个溺水的人，河神就会来找他们，可是另外许多人只是怕弄湿了衣服。

西方人的头脑和中国人的头脑在构造上也许相似，可它们运转起来肯定不一样。比方说，传教士要是收下一个女孩训练一年，或者暂时减轻她父母的负担，那么期满的时候，他们准会被告知，照顾她一辈子是他们的责任。正如管好自己的事违背中国人的礼貌观念一样，他们的感激之情似乎也和我们的不是一个牌子。毫无疑问，对那些把一生都花在设法向中国青年灌输他们自己所具有的智慧和正当生活方式的海外来的男男女女，他们在别无他事的时候偶尔也会有某种近似的感情；可是过路的访客很少能察觉到，他们对恩人除了表面上的客气以外还有什么，而且他们认定这些恩人不知怎么的，从他们的劳动中在金钱或物质上得到了好处——否则他们为什么还要干下去呢？

滕县有时把它的孩子，就像把那些不属于乞丐行会的穷人一样，埋在那么浅、那么草率的坟里，狗惯常又把他们刨出来。这些阴沉的畜生这里那里坐在城郊，舔着嘴巴，周围是一些被扒乱了的小坑，坑边散落着曾经是棉袄的、已经变了色的破布。对麻风病人也采取类似的遗弃政策，或者说：「外国人非要管，就让他们去管吧。」救出垃圾堆上的婴儿最多的那位美国女人，在滕县城外一两英里的地方修建了山东——即便不是中国西北——唯一的一座麻风病院。在中国人看来，麻风病人可以像任何别人一样在乡间自由走动。他们也许不怎么受欢迎——因为人们知道这种病的可怕，很容易认出它的症状——可是很难躲开他们。被收容在一座两层砖楼里的那三十多个男人和男孩——那座楼比他们中任何人从前住过的家都要好许多倍——有着中国苦力在任何不幸之中都有的那种快活、很少抱怨、动不动就笑的神态。只有几个人卧床不起，因为中国人以对疾病的较强抵抗力而闻名，这似乎使他们免受了麻风病某些更可怕的摧残。可是在一件事情上，他们正在失去那份快活的耐心。几个月来，他们每星期接受一次大风子油注射，却看不到任何好转的迹象。这种治疗很痛；他们都承认这一点，有人指着一个胖脸蛋的十四岁男孩说，给他打针的时候，他「尖叫得能把墙都撕开」。可是他对这一指责的快嘴回答，似乎代表了大家的一致意见：「哎呀，请让我们不打针活着吧，等时候到了，让我们平平安安地上天堂！」人们正在努力为女人——在中国，女人当然总是排第二——修建一座类似的收容所，以至于连男病人也被请求捐出他们能省下来的几个铜子儿——等它终于靠传教士的努力建成的时候，它将和许多别的教会机构一样，向地方当局纳税。

要是情况更好些，我本该向山东东南部那迷宫似的群山进发。可是那可能意味着一次比我所愿意的长得多的逗留。多年来，这个省的山区或多或少一直被我们所说的土匪所盘踞。中国人管他们叫「红胡子」——这个名称显然起源于满洲，在那里，从北方来的留着胡子的人似乎是最早的劫掠者，并为本地的无赖提供了一种巧妙的伪装——或者叫「土匪」，意思大概是「从地里冒出来的本地坏东西」。可是不管叫什么名字，他们都是他们同胞的肉中刺。在北京，所谓的中央政府仍然在外国护照上为每个省分别签证，一次签五个，虽然省当局很少去看它们，这里对情况的承认坦率得可以让别的政府好好效法。我得到了在山东自由旅行的许可——「登州府、临城、曹州府、兖州府以及胶东道尹所辖地区除外」。换句话说，只要待在离两条铁路短跑可及的范围内，哪里都可以去。其实，中央政府的许多情报都已经过时了；它列为例外的地方现在是太平的，而它没有提到的另一些地方却有土匪出没。比方说，我经过兖州府的时候，那里并不比任何别的昏昏欲睡的有城墙的老城显出更多不祥的迹象；至于铁路本身在这个季节前后有多安全，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去冒这个险，我很可能到山东任何地方去都不会遇到什么严重的事；另一方面，我也可能还没有深入山麓就被绑走了。

土匪活动最猖獗的山区，只不过是这个拥挤的省份中比较贫穷、人口比较少的部分，那里除了一些在别处更容易看到的东西的缩小版以外，没有什么可看的。他们曾经几次进入滕县，也就是我那位「巡回布道」的同伴的驻地；就在最近，他们在稍南一点、由一条支线可达的峄县的教会大门上贴了一张警告，说如果在一百天之内不交出一大笔现款，就要把那地方烧掉。妇女和儿童已经被送到比较安全的驻地去了，农业和布道工作的前哨也已暂时放弃。几个星期以后，二十来个外国乘客将从中国最重要的一趟快车上被劫走，押进这同一片山里，出事的地方就在临城附近，也就是峄县支线的交会点，滕县以南的下一个大镇。事实上，那些土匪为了摆脱困境而走投无路的时候，曾经讨论过把滕县和邻近驻地的传教士绑走、作为他们对付当局所需要的杠杆是否明智。他们最后决定劫那趟快车，以确保抓到有足够的财富和势力、能使全世界注意到他们的人质，这倒更合乎公道，因为传教士们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这种袭击的不断威胁之中，而那些乘客大多是吃得饱饱的人，他们离家主要是为了寻求阅历。

当滕县被土匪逼得实在太紧的时候，当局便采用了一种不流血就把他们赶走的办法。人们会记得，义和团起源于鲁南，而他们自以为可以借以刀枪不入的那种办法，至今在那里仍被广泛相信。于是当局，或者有这份主动精神的私人，请来一些对这种护身法的效力深信不疑的乡下人，每人付给法师两块钱，让他们「刀枪不入」。这是靠种种装神弄鬼的把戏来完成的，其中主要的是吞下写着某些字的纸片，并佩戴类似的符咒。不但乡下人相信这使他们能挡住子弹、刀剑和刺刀，而且，使这笔投资真正有用的是，土匪也相信这一套。在设法让仪式的消息传到土匪营地以后，这些「刀枪不入」的人就被安排在官军前面，官军缓慢而稳步地向山里推进。土匪们知道，把宝贵的弹药浪费在不可能伤害的人身上是徒劳的；所以他们体面地撤退，当局愿意把他们赶多远，他们就退多远。当然，也有一点小小的危险：土匪中间某个怀疑论者可能会怀疑符咒的效力。可是中国人

更喜欢把他们的民间信仰囫囵吞下，而不是去考究它们的价值，万一出了意外，证据会清清楚楚地表明，不是那套装神弄鬼的把戏不灵，而是做得不好。

在滕县以南不远，铁路跨过了黄河的故道，黄河是中国最大的流浪者。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它每隔几百年就改一次主意，决定到别处去。它不相信「自己铺的床自己睡」这句古话，因为黄河有一种即使在河流中也不寻常的习惯，就是把自己的河道越垫越高，直到它比周围的土地高出二十英尺左右，而渺小的人类则拼命地用堤坝把它约束住，可堤坝终究赶不上堤间泥沙的增长。没有哪个中国人能指望在这么高的床上睡得舒服，更不必说一条河了，所以当情况变得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黄河就突然放弃它的河道，一夜之间另辟一条。上一次这样的大改道是在上个世纪中叶，它以中国许多古都之一的开封附近为轴心转了个向，向东北穿过山东流入直隶湾，而它以前是在几百英里以南流入黄海的，几乎没有碰到山东。山东并不想要它，可是在这件事上它别无选择。那些突然摆脱了这样一个凶暴的敌人、同时又在土地如此紧缺的地方得到了一大片土地的省份，当然不会帮忙，如果能避免的话，甚至不会允许让它恢复故道。再说，有历史的和看得见的证据表明，山东以前不止一次收留过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这个省的两个山区很可能曾经是岛屿，黄河在它们之间来回冲刷，造就了这个地区那些平坦而较肥沃的部分。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项工程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完成了，而在中国，它还在进行之中。结果，人类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碍事。

中国历史上充满了为把黄河约束在界限之内而进行的斗争的记载。有些皇帝主要是因为他们同黄河的斗争而出名的。几百年来，同修筑甚至维护堤坝有关的「油水」，一直是某些官职最丰厚的外快之一。也许正因为如此，同黄河搏斗的最新任务才交给了一家在中国开业的美国公司。两年前，黄河又一次决堤，不过这一次是在离河口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淹没了一片对于拥挤的山东来说非常广大的地区，毁掉了许多村庄，使周围的土地无法耕种。好几座有城墙的城市也岌岌可危，尤其是利津，它位于河湾里，而且在河的「下方」；因为在这里，和在它从前往南的河道上一样，河水逐渐把自己淤得越来越高，以至于在它下游的任何地方过河，都要从陆地一侧爬上三四十英尺，才到堤顶，而下到河边只有十或十二英尺。汛期里，河水冲刷着利津的城墙，天长日久，它必定会把城墙掏空冲垮，把全城淹没。救灾基金改善了那些被赶出家园的人的境况，他们有的在堤坝宽阔的顶上盖起了新的栖身之所，有的四散而去，尤其是去了满洲。在山东，死人和活人一起把土地挤得那么满，如果拿走一块，住在上面的人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重新驯服这条河的工程进行了招标，费用由救灾基金和本省共同负担；那家美国公司提出只要中国承包商要价的四分之一就能完成这项工程，并且坚持每月预付，以保证自己不遭受为中国政府干活的人常有的那种不幸，然后便着手进行一项在孔子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很古老的工程。

笨重的本地船运来工程用的石头，还有苦力和物资，从济南坐这种船一两天就能到工地；可是比较性急的美国办法，是从山东铁路上省城以东两个钟头的周村坐汽车去。一条在中国被称为汽车路的东西——也就是一条完全用松软的淡黄色泥土筑成的高出地面的堤道，路面被轧出越来越深的车辙，下多了雨就无法通行，陡峭的两侧渐渐坍塌，以至于那勉强够两辆车并行的宽度，在大部分路段上缩小到无法错车的地步——向北一直通到河边，到了那里，汽车就开上堤顶。说来也许奇怪，工人并不像公司所希望的那么多，招工得到相当远的地方去招。中国人对「化外蛮夷」那出了名的不信任同这有些关系；也许害怕因为干涉河神而招来河神的愤怒，也使另一些人望而却步；自然，在阴历新年这个季节，许多人回到他们的祖坟那里去了。把付给他们的工钱折成美元美分，会给人一种公司吝啬的错误印象；因此只需说一句就够了：工钱比山东工资的平均水平高得多，小米、大米和其他必需品按成本价供应给雇员，从而使他们免受他们那些商人阶层的同胞的无情剥削，还供给苇子和别的材料，让他们盖住住处。这些住处只不过是在地上挖的坑；可是泥屋，不管是在地上还是在地下，至少自从森林被变成柴火和棺材以来，几百年来一直是中国苦力的命运，而这些住处的好处是，随着工程的推进，用一把铁锹几个钟头就能搬走。

在这里，已经有几千个苦力——预计还会有两三倍于此的人来——正在把河上的一个大弯拉直。当然，用的是东方的方法，在东方，许多人拿着铁锹和筐子，像一队队切叶蚁一样在工地上蜂拥来去，比起呼呼喘气的蒸汽铲和没完没了、哐当作响的一串串货车来要经济。早春时节，从上游冲下来的堆积如山的碎冰，同短暂的冬天里覆盖着被淹地区的冰汇合在一起，那景象值得走许多里路来看。可是即使在三月中旬，那些冰也已经没有了，把「中国之患」的一道弯拉直的任务正在顺利地走向完成。计划是教这条河走它该走的路，然后让它自己冲刷出自己的河道。然而，西方人的首创精神和聪明才智，大概也不比古代的帝王们更能永久地治愈黄河的流浪癖，至少在今后的几百年里，还得对这条河流中不可救药的流浪汉采取矫正措施。

十七东去青岛

对某位耐心无限、又有数学头脑的学者来说，有一件出色的任务可做：数一数中国的坟墓，算一算它们占去了多少急需耕种的土地。他可以就这个题目写一篇论文，换取在名字后面加上「博士」头衔的权利。不幸的是，他一辈子，甚至一两百年，也完成不了这项任务，不过这项事业可以照中国的方式父传子、子传孙地传下去，直到得出的数据终于可以打动哪怕是天朝人的头脑。只要活人也能得到公平的待遇，这种祖先崇拜倒也无可厚非。在几乎每一片中国景色中散落着的神圣土丘之间的空隙里，经常可以看到成群营养不良的人刨土求生，勉强逃过饿死，这使人想起那个故事：帕特临死前闻着烤猪肉香极了，想尝一口，布里奇特却哭着拒绝了他，因为那些肉全得留着守灵用。

我在山东的又一次越野短途旅行中，这类简单的感想往往把其他一切印象都挤掉了，这一次是往北，到一座至今人们仍普遍称为乐安的古城去。因为路要经过临淄，那也是一座有城墙的古老的、梦想着往昔的城市，在孔子的时代，它在齐国的中心，正如这位圣人的家在邻近的鲁国的中心一样。因此，它周围好几英里内葬着齐国的君侯们，他们不是躺在普通祖先那种不过是圆锥形的土堆下面，而是躺在一座座土丘和山丘下面，隔着平得像地板一样的原野望去，有时几乎像是大山。有些至今仍受到尊敬，所以它们周围那些主要是常青树的树林一直保存到今天，美化了中国坟墓通常那种光秃秃的样子，还有一两座由一尊站立的石头巨人在恭敬的距离外守护着，使人想起埃及或的的喀喀湖南岸的那些石像。此外还有许多较小的人物，就像总是簇拥在宫廷周围的那样，还有无数片地方是其他古老家族的禁地，那些坟丘从后面这一群中最主要的那一座开始，大小和保存状况依次递减，一直到前面远处那些小坟，农民们已经敢在它们紧挨着的周围耕种了。新年时全中国都要给死者送的那种纸「钱」，其残片还在许多坟丘的顶上飘动，有些坟丘也许古老到那时是把活的仆人和家畜埋进去的，而不是用现代葬礼上烧的那种单薄的纸扎替代品——现代葬礼上还要连同纸扎的汽车一起烧，车里有一对彩绘的司机和一两个姨太太；可是比什么都更令人印象深刻的，甚至比那种古老感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坟丘的无穷无尽、数不胜数。

役畜，即使只是一头牛或一头驴，或者两者套在一起，正拉着粗糙却管用的犁，以及美国农民所说的那种「耙」，赶牲口的人站在上面，身后扬起一团团尘土。可是一路往北，躲开坟墓似乎是最严重的任务，人们不禁会想象，那些营养不良的农民突然被西方的眼光打动，取代了盲目的习俗，决定现在是把这些古老的坟丘铲平、或者至少在上面种上庄稼的时候了。也许那个奇迹总有一天会发生，那时中国只要一翻手，就能增加好几个省那么多的生产用地，既不必扩张边界，也不必从邻国抢走一亩地。

这一次，我用的是山东的许多交通方式中的又一种——自行车。在一个平坦的地方，路常常是窄窄的小道，一辆不能时不时用手搬来搬去的车子，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在这种地方，自行车有它的长处。可是，如果碰巧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都刮着猛烈的顶头风，而你那两条酸痛的腿之间的这个玩意儿又是从芝加哥一家邮购商行来的，那么坐独轮车的旅行者就有些地方叫人羡慕了。在某种程度上，季节也选得不好，因为虽然那天晴朗无云，天气暖和，却正在耕地，而中国农民虽然不去动他那小块田地上星星点点的坟墓，却常常把路犁掉。所以，一条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时而走在满是尘土的沟底、时而走在往往就在沟沿上的一条窄得危险而且绝不连贯的小道上的路线，常常变成了一片没有路的田地，被役畜犁过，或者被中国至今还在用的那种笨重得像大锤一样的锛锄刨过。凡是冬小麦还没有露出嫩绿的地方，主要的庄稼将是黑麦和大麦，尤其是花生。人们乍一想，不会把这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是在中国苦力头脑的粮仓里，花生和传教士很可能并排躺在地板上。在传教士来以前，中国人就有一种花生，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种植。可是它那么小、那么干，看上去更像一截豆荚的末梢，里面剩下一两颗豆子，在一个很干燥的地方熬过了好几个冬天——而它的味道也并不能消除这种错觉。美国传教士为了改善山东的状况，从佐治亚带来了利润高得多的品种，今天在中国种植的美国花生大概有几百万蒲式耳，每个集市上都有，榨出的油足够供应全世界做花生酱。

乐安已经不再正式叫这个名字了，这里面有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在外界眼中算是共和国的那个政体建立后不久，下令地契必须重新登记，虽然在满清时期这件事才刚刚办过。登记费是一块二角，其中百分之七十归政府，其余的归当地县官。可是，一块二角，即使是「鹰洋」，对一个山东农民来说也是一大笔钱，因为每一代都在儿子们中间分家的习俗只给他留下了很小的一块地，而十年前，这笔钱就更显得多了。而且，那位县官本该知道，在中国，政府的法令并不一定是要执行的，至少不必超出个人斟酌的限度。可他是那种积极进取的官员，这种官员在中国也许是非常需要的，却并不总是成功，他坚持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坚持到了亲自下去帮着执行的地步。乡间的怒气越来越大。有一天，那位县官为了彻底收齐费用、并确保他的差役老老实实地上交，到了离城四十里左右的地方，一伙农民扑到他身上，用他们的锄钩把他砍死了。

兵被急急忙忙派到乐安，照中国由来已久的方式在那里欺压了好几个月的百姓，最后砍了八个人的头。这八个人都不是暗杀的主谋，也许根本就没有真正参与其中，可他们是最容易抓到的；按照中国人的看法，兵们尽了职责，就撤走了。可是政府认为应该对乐安城本身施加一种可恶的惩罚，罪名是它允许在它的辖区内发生这样的罪行。乐安，大致可以译作「欢乐与平安」；它被命令从此改名叫广饶。这是否意味着「一群无赖」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像我们西方人可能设想的那样？不是的；它的意思是「广为宽恕」，因为，正如我已经有机会说过的，中国人的头脑最初也许是按照同我们一样的规格造出来的，可是在把我们隔开的许多世纪里，它的运转方式已经变得大不相同了。一个原因是，它拒绝用突然的调整来震动自己，所以一百次里有九十次，人们仍然管广饶叫乐安。

正像全中国常见的情形一样，乐安的大部分人口和生意都聚集到了城墙外面，那里有某些美国郊区居民能够理解的好处。城墙里面有一种养老院的气氛，就像人们在一个远离现代进步之路的新英格兰老村庄里感觉到的那样——虽然从外表上看，肯定没有比一个新英格兰村庄和一座中国有城墙的城镇更不相像的两样东西了。一个巨大的池塘或者说湖占去了城圈的整整一角，不停地舔着那道正在坍塌的城墙的内侧墙根。在全盛时期，这道城墙几乎称得上雄伟，比城里任何东西都高，宽得可以让一辆「北京骡车」舒舒服服地在上面走，垛墙上架着铸造得很奇特的小炮，如今这些炮随便滚到哪里，就在哪里生锈。城墙里还有别的空地，有的种着庄稼，有的只是闲着，可是城本身相当紧凑，一条长长的满是尘土或者泥浆的槽沟算是大街，两旁是各种形式的土坯房子，只偶尔有一个小贩发出某种中国式的响声，标志着他从容不迫的行进，或者一家长年不洗衣服的人在早春灿烂的阳光下晒太阳，才给它添一点生气。

城外就不同了——活动、拥挤、敞开门面的店铺和流动小贩一片喧嚣，都在吵吵嚷嚷地争抢主顾，在这种环境中几乎称得上气派的住宅，城郊还有一所大的长老会学校和布道所，由一位格外受信任的中国牧师主持。他的木板床也许谈不上舒适到了极点，可是比一个过路的客人在这整个地区其他地方所能找到的要舒适许多倍。我陪同的那位白发传教士每年到乐安来一次，查账、出主意、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这位受尊敬的来访者主持一场简短的礼拜，再到不生火的教室里待一会儿——在那里得穿上全套的户外衣服——这些做完以后，我们在再次迎着顶头风出发以前，还有时间去一趟监狱。它大概是山东大多数地方监牢的典型，除非那位牧师获准在那里举行了一年的每周礼拜，真像他所相信的那样彻底改变了犯人们的道德观：牢房比一般犯人在家里住的还大，按中国的标准也不算拥挤，伙食还过得去，阳光充足，有时在院子里还有某种半自由，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多数人的脖子、腰和脚踝上都戴着铁镣，有哐啷作响的铁链把它们连在一起。犯人们每天得到五个铜子儿自己买吃的——比整整一美分还多！据牧师说，他们生活得不错，还能攒下钱来。三个铜子儿能买一斤——一又三分之一磅——小米，粮行会注意让他们足斤足两。山东的一般乡下人，有谁能保证每天有一斤小米？再说，他们干活还有工钱。年轻灵巧的犯人织发网，每天能挣十个铜子儿之多，年纪较大、手指较笨的，织「带子」能挣一半——我想我们会管它叫腰带，不过中国人用在脚踝上的带子比用在腰上的多一倍。此外，乐安从靠近黄河口的地方运来大量铅笔粗细的灯芯草，用它们编成篮子和簸箕，喂牲口用的浅盆，井上用的水桶，簸粮食的簸箕，最奇怪的是一种厚厚的冬鞋，看上去像一艘罗马小战船。

发网的浪漫并不只限于它们所网住的发丝。山东，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一些邻省，也分享过一些这种浪漫。在欧洲发疯以前，发网主要是在法国制造的。美国这个冷酷无情的暴发户，即使在大炮轰鸣的时候，也仍然要发网。有些原料一向来自中国，虽然法国人多用马鬃；这时有个天才想到，可以教中国人就地制造发网。山东的一个小镇成了这项新产业的中心；后来它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烟台。人人都动手把剪下的辫子和梳下的头发织成网；孩子们学会了打网结；没有别的活可干的时候，苦力们也强迫他们笨拙的手指干这个；在教会的教堂里，女人们把这东西别在彼此的背上，一边听讲道，一边继续打那些小结。在饥荒的年月里，织发网使许多人免于饿死，尽管批发商利用这种形势，尽可能少地付钱给那些饥饿的劳动者。即使在最好的时候，干这活的人也发不了财。他们按罗计酬，一罗是十二打；零零碎碎抽空干的女人和孩子，每天能挣五到十个铜子儿；那些手艺熟练、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上面的人，在发网卖到最高价——每罗五到七块「鹰洋」——的时候，能挣三十五到五十个铜子儿，合金元一角到一角三分。眼下价钱跌到了一半，市场上发网大量过剩，时尚又转向双股发网，织网的人每打几乎拿不到三美分。

另一方面，许多批发商很快就靠发网发了财。比方说，有一个理发匠，据知在三四年里攒下了一万块钱，这在中国，即使对远远高于卑贱的理发匠阶层的人来说，也是一笔大财。可是在阶级界限仍然划得相当分明、先例又特别顽固的地方，新富起来的人并不受到那么友善的对待。他那些眼红的邻居用官司淹没了这位昔日的剃头匠，这是中国社区里最常见也最有效的迫害方式；虽然他把钱变成了土地，可是对他的偏见如此之深，他既不能住在那块地上，也租不出去。随着发网的到来，自行车生意兴旺起来了。这是在乡间快速往来的唯一办法，买主们可以把几千个发网带回去。青岛的德国人有价钱公道的好自行车可卖，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接着生意萧条了，其原因的一些迹象终于传到了批发商那里，即使没有传到织网的人那里。美国姑娘们兴起剪短发来了！可是这种一时的风尚已经开始消退，人口过剩的山东人已经在更满的饭碗里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在山东漫游时，不断碰到一些苦力，

他们去过法国。一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来，凭的是某件军装的残余，或者在军装穿破以后他们穿自己所选择的衣服的样子，也许还凭一种神气，那不完全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放肆」，却同它或多或少有些远亲关系。再说，他们很少等着别人认出他们来，而是带着熟人的那种自信同外国人打招呼，接着就去给他们那些没有得到这种便利的同胞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那些同胞总是在当地所能聚集的范围内围成一大圈。

英国人，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法国人，把大批苦力运到海外，在前线后方干活，他们主要来自山东和华南。从这个北方省份去的大约有三十万人，起初去得很慢，心存疑虑，后来，随着宣传和先去的人的报告在村子里传开，去得越来越踊跃。法国人作了某种安排，他们招募的人工钱似乎低得多，回来时却比跟英国人去的更满意。英国人许给他们在法国每月十块中国钱，在家里的家属每月也得到同样的数目，当然还提供交通、伙食和衣服。这个数目高得起初苦力们都不相信；这些狡猾的外国人袖子里一定还藏着别的名堂，他们互相说，也许是要把他们放在兵的前面，因为能挣到这个随口许下的数目一半的苦力，都是少有的。可是这件难以置信的事原来是真的。几个城镇被指定为地区总部；外国居民，通常是传教士，被请去主持其事，每月一次，外出工人的最近亲属进城来领他们的十块钱，领的是现钱。在潍县，好几年间每月给九万人发钱，因为华工大队直到一九二〇年、运兵工作结束以后才被遣送回来。到那时为止，跟英国人去的中国人一直相当满意。可是当他们来领取他们在国外这些年里攒下的钱时，却闹了起来。同他们订的合同上写的是「鹰洋」；根本没有提到法郎。可是在法国，给他们的工钱当然是用那个国家的钱，他们愿意攒下的钱是以法郎记在他们名下的。等他们来领积蓄的时候，法郎已经暴跌了。他们来自中国，本应比美国大兵更懂得汇兑的变化无常；可是他们坚持说英国人答应过用他们本国的银元付给他们，闹得那么厉害，以至于这件事荣幸地在议会里讨论过，不过那也就是它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了。这种被认为是狡猾的外国人玩的不公道把戏所引起的怨恨，如今在山东已经有点消退了，许多人愿意再为英国人出国去；可是，少数几个聪明的或者幸运的苦力，在攒钱的时候就把法郎换回了银元，后来又在金元跌到大约合八角「鹰洋」的那段辉煌日子里倒腾了一下汇兑，至今仍是他们的同伴羡慕的对象。在一群几乎全是文盲、离家几千英里、远离家乡的一切钱庄和习俗、从小就对自己的同胞满怀猜疑的人当中，大约有多少人利用了这个机会，那是不难猜到的。

人们猜想，一项想要缓和怨恨、结果却只是增加了怨恨的尝试，正是从这个令人痛心的问题所达到的最高荣誉之处产生的。全世界的立法机构都以笨头笨脑著称。有一天，山东以及更远的地方传出消息说，曾为英国人去过法国的苦力，如果回到他们被遣散和领钱的那些中心去报到，就会得知一些对他们有利的事情。啊哈，「顶好」！他们到底要把答应过的钱全都给我们了，苦力们说，于是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常常是从相当远的地方来的。有些人买不起火车票，从天津一路步行来。他们到了以后，每人得到一枚漂亮的铜质奖章挂在脖子上，一面是他们那位心怀感激的前雇主乔治国王的头像，另一面是表达类似感情的文字。任何一个对中国苦力的心理有三毛钱理解的人，都能告诉这个主意的那些考虑周到的发明者，多给一两块钱「赏钱」，远比一枚印着基督教世界所有国王那一张张乏味面孔的奖章更能赢得他永久的感激——而且花的钱大概还少些。可是在政客的教育中，心理学教科书，尤其是关于遥远的「异教」国度的心理学教科书，并不是必读的。起初，有些苦力以为这东西是金子做的，便相应地跑到钱铺去。等钱铺告诉他们这些俗艳的礼物连钱币都不是，人们就溜到教会的院子里去打听它们有什么用……「它值点钱吗？」「好吧，十五个铜子儿卖给你。」

顺便说一句，铜子儿是山东通用的交换媒介。银元可以流通，可是银元的零头辅币不行，连本省的钞票也只在有限的范围内被接受。除了在大城镇或者大宗交易中，人人都用铜子儿付钱，计算单位是「吊」。在旧时，一吊是指穿在一根绳子上的一千个「制钱」。现在在大多数地区，一吊是四十九个铜子儿。这种决定性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只不过是中国在货币问题上层出不穷的古怪故事中的又一个。有一天，清朝决定，只要下一道命令，规定从此一吊是五百个而不是一千个「制钱」，它就能弄到足够的钱来给它那些发牢骚的军队发饷了。人人都得被迫接受新的计算法，否则要受严厉的惩罚，多出来的五百个「制钱」就归政府所有。直到本世纪初，黄铜的「制钱」还是山东内地唯一使用的货币；在那些日子里，我的传教士朋友们出门要多带一辆独轮车来装零钱。后来，一九〇二年开始铸造铜元。十个「制钱」合一个铜子儿；所以五十个铜子儿应当是一个现代的「吊」；可是在大多数地方，其中一个归了某个人，身份不明，却有很强的嫌疑，这就是中国一切交易中免不了的那份「油水」。

在山东，津浦铁路上卖出的三等车票，大概多数是用一布包一布包的铜子儿从售票窗口递进去买的，布和多余的铜子儿连同车票一起退回来。外国人要是只需要几分钱却拿出一块银元，就会被一阵大铜子儿的雨淋个透，足以装满一个大衣口袋。山东物价和工资的一般水平，从我那位传教士同伴所付的一些钱上可见一斑。瓦匠师傅每天得到五十四个铜子儿，他们的帮工三十六个——一个铜子儿大约相当于半个法寻，或者四分之一美分。在十多年前那些美好的旧日子里，他们分别只要十五个和十个就满足了，虽然那时的铜子儿比现在值钱百分之五十。乡村牧师每月领二十块中国钱，城里的牧师从二十块到四十块不等，「女传道」八块，「布道员」——也就是也种自己田地的未按立的传道人——领十一块，教员从十八块到四十块，本地医生五十块。

在潍县，「北京骡车」几乎是唯一的交通工具，虽然往西四十英里的一个类似的镇子上只有独轮车。这个位于济南和青岛之间的重要中途站，坐落在三十个世纪以前的古潍国的中心，它两侧的原野上散落着许多纪念碑和坟墓。山东很喜欢雕刻精细的石头「牌楼」，在这个省更常被叫做「牌坊」，这些为贞节寡妇或者多少心甘情愿地受到表彰的官员而立的壮观的纪念拱门，自然比北京及其附近那些主要是木头的牌楼经久得多。一些坟前立着鞍辔齐全的石马，马镫垂挂着，随时可用，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熟悉的动物，它们等待着它们的骑手已经好几百年了；坟墓周围的常青树林，有些林子上方高高耸着四根发红的直立旗杆，杆上有一种像船上瞭望台的东西，这表示这一群坟墓中的主要死者在往昔的某个时候考中了中国读书人的最高功名——这样的树林在这里比在华北一般地方要稍多一些，不过坟墓仍然太多，树林仍然太少。

潍县其实是两座截然不同的城，各自围着一道厚重的石墙，中间隔着一条沙底的河。不过那边那座直到太平天国起义时才筑城墙，至今仍被看作另一座城的关厢。由于春雨和挑水的人，两座城的街道都成了泥河，即使是最短的距离，骡车也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是一场受罪。潍县确实最近引进了它的第一批人力车，可是三辆车都没有胶皮轮胎，也没有有经验的车夫，使得城里几个花花公子头几回坐着它们兜风，成了一种只值得回忆、不值得再来一次或推荐给别人的经历，人们表示担心，这些现代进步的标志会因为没人赏识而被撤走。不过，到烟台去的新公共汽车线是从潍县出发的，对于那些跑到关厢边上去看汽车的人来说，汽车几乎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了，汽车过了关厢边就开不进去了。本该早就有一条通往烟台的铁路支线了。同那个重要的丝绸和发网中心的海上交通既不规则又不可靠——除了从日本控制的满洲的大连去以外。可是只要日本人掌握着山东铁路，他们就不允许修这条延长线，唯恐烟台成为他们心爱的大连的一个严重对手。于是修起了通常的那种高出地面的土公路，经常设有守卫的关卡，不让别的车辆上路，在日本人撤出山东以前从他们手里买来的那些大小不一、牌子各异、还能开动的几辆破车，就在这条路上每天摇摇晃晃地跑一趟，按时刻表要一天半才到，中间在一家中国客栈的砖炕上歇一夜。这条线归铁路管理，可是只要看一眼潍县车场上那些横七竖八的曾经靠汽油开动的破车，就足以使最鲁莽的人相信，坐在中国司机后面比坐在东方最糟的火车司机后面还要危险。顺便说一句，中国人并不知道「芝罘」这个外国人叫的名字；他们管它叫烟台。早期的水手们是由于什么误会而给它取了这个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都知道的名字，似乎从来没有完全弄清楚过。

一九〇六年济南自愿开放通商的时候，潍县和更西边的周村也被指定为「商埠」；可是尽管中国人在那里划出了「外国居留地」，却没有人来居留。除了传教士以外，这城里在这方面所能拿得出来的，只有一两个流浪的德国人。天主教徒在城墙外面有一座堂皇的教堂，城外很远的地方还有一所重要的教会学校，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先驱者之一创办的，当年那种激烈的敌意把他赶到了那么远的地方。这所学校刚创办的时候，得花钱请学生来上学；如今要排队等候入学，一年五十八块钱——要记住，这在山东是很大一笔钱——其中二十五块付一年的膳费。主要的伙食似乎是小米或高粱熬的一种稀粥。还有一种像芜菁的腌块根，全山东的人不停地嚼它，有了它就不想再往别的食物里加盐了。有成群胆怯的中学女生，穿着整齐的裤子，虽然传教士的影响倾向于引进裙子，这肯定是为了单纯的改变而误用的热心。裤子更方便、更合身，而且肯定比我们西方现代少女那种飘忽不定的衣服端庄许多倍。从前，山东许多上层阶级的妇女，也许是受了满人的影响——满人曾在这一整个地区都有旗人的有城墙的驻防城——在公共场合露面时，要在裤子外面套一条裙子，年纪大些的女传教士至今还记得，她们到了一位中国女主人家里时，那句客气的问候：「好啦，把裙子脱了，坐一会儿吧。」

星期四晚上的祷告会上，潍县布道所的大教堂里坐得很满，星期天的主日礼拜更是挤得水泄不通。两次都是中国牧师主持。虽然天气仍然明显地冷，教堂里却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隆冬时节会是什么样子，只能靠猜了。石头地板渐渐把脚冻僵，使它们完全脱离了感觉的领域，可是中国人穿着全套户外衣服，连帽子都戴着，似乎舒服得跟他们平时需要的一样。脱帽几乎已成一纸空文，就连两三个穿着大衣的美国传教士，即使站起来用流利的中国话祈祷时，通常也戴着帽子。会众中的女性坐在教堂的后部，男孩子坐在前面和中间，往后和两边依次是青年和成年男子；祈祷时，大家都站起来，而不是跪下，至于那大胆而洪亮的赞美诗「歌唱」，还是少说为妙。

在我来访前几个星期，根据华盛顿会议达成的协议，山东铁路已经移交给了中国人。不过还是回到头说起吧：你会记得，一八九七年有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德国很快就以此为借口，要求租借胶州湾，并要求取得从那里到本省省城的铁路修筑权。虽然一代人以前，中国政府只有把中国第一条铁路——从上海向外延伸几英里——买下来，运到台湾去，才平息了民众对这种魔鬼般的玩意儿的骚动，可是这一次仍然有激烈的反对，表面上是来自迷信的群众，不过现在知道，是官员和一些绅士在鼓动百姓。事实上，修建山东铁路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义和团」起义，正如我以前说过的，起义开始于

多山的鲁南。这种愤懑一部分纯粹是出于迷信，一部分是出于德国人无意中造成的实际冤情。他们挖穿了潍县南边的一座山，几百年来那座山一直给这个城带来好运，这一来就毁掉了它的福佑。这种安抚风水之神的「风水」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付它们似乎没有一定的规则。比方说，潍县以西还有一座山峰，几百年前人们花了巨大的劳力，在它的顶上凿开了一道很像铁路路堑的槽口，为的是抵消它给这个城带来的「坏」运气。德国人初来的时候，不得不依靠翻译，而这些翻译当然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们下了班，或者没人看着的时候，就溜出去，在一座坟的顶上钉一根测量桩，那坟也许离计划中的铁路线好几英里远；过一两天，他们就提出，如果坟主的子孙能凑足钱去「贿赂德国人」，他们就设法把木桩拔掉，不动那座坟。测量铁路的时候，先把拟议中的转弯标成锐角，以后再在角内画出弧线。翻译们还向农民们大捞了一笔，说是让德国人拔掉钉在这些角的顶点上的桩子——而铁路从来就没想过要侵占那些地方。尽管有消极和积极的反对，德国人还是迅速地把铁路向内地推进；许多不受民间迷信束缚、或者得到传教士支持的中国基督徒，分段承包了开路的工程，本世纪初，火车头就喷着气开进了济南府。

这条铁路至今仍带着许多它原来国籍的标记。它是德国铁路的直系后裔——修得极好，碎石道砟沿着宽度一丝不差的两侧小路，按军队式的精确排列着，铁枕木是倒槽形的，钢轨较轻，桥梁承重十四吨——按我们的标准，欧洲的车辆并不重——车站、服务用房和坡度标都建得很好，尽管经过了八年的日本占领，这里那里仍然带着德文名称，整条铁路的大部分路段两旁仍然种着生长迅速的洋槐，德国人原指望用它们来作矿井的坑木。现在中国人回来了，人们常常碰到会说德语却不会说英语的站长。

据说在德国人手下，贪污比在他们的继任者手下多。德国的查票员很显眼；日本的查票员则或多或少同一般的人种景观混在一起了。在德国时代，没有记录的电报从一个车站飞到另一个车站：「今天查票员来」，于是某些惯例就暂时停止。在别的日子里，乘客常常不买票就上车，在中国车长手心里塞一块银元，车长就向下车站的检票员打个暗号，一有方便的机会就同他分赃。不管日本人有别的什么毛病，他们懂得怎样经营铁路，据说在他们手下，这类事情已经绝迹了。他们的影响仍然明显可见。据说百姓们喜欢德国人甚于他们的继任者，原因之一是德国人没那么严——这确实足以说明日本人有多么严厉。这种严厉的一部分，是坚持秩序，而不采用中国人那么喜爱的那种一拥而上的办法。德国人允许在火车旁叫卖；日本人则发执照加以约束。他们引进了排队买票这一新事物，而不是纯粹中国人的铁路上通行的那种乱挤。据说，前面明明有足够的地方，要让苦力们相信他们应该退到队尾去，不知用了多少枪托和刀背，可是随着对语言越来越熟悉，日本人就像他们以前的德国人一样，用较少的暴力取得了他们要的结果。外国人，尤其是他们那些多少有些亲缘关系的岛国邻居，能够约束中国人，这是中国人自己永远做不到的。中国最薄弱的东西就是纪律，这个国家没有足够的道德骨气——或者说中国人的性情里温和的成分太多，随你怎么说都行——从内部治好这类毛病。

外侨，包括一些传教士，已经在抱怨山东铁路在中国人管理下日渐衰败了。对于一个刚从中国其他铁路来的人来说，这似乎是相当夸大的冷嘲热讽，因为它在许多方面肯定比那些铁路优越，虽然这些优点也许是德国和日本时代的遗留，在新政权下正在逐渐消失。至少高级车厢那几乎值得称赞的清洁，可能只是早年的纪念品；车站上短暂而干脆利落的停车，也许也是。这里有「红帽子」行李员，而不是那种在别处为了抢旅客的行李而打一场阵地战的衣衫褴褛的暴徒的潮水；站台上没有闲人、游民、乞丐和假乘客，在一般中国车站上，真正的旅客完全被这些人吞没了，常常绝望到根本上不了车。可是，既然新的高级职员中有一大半是美国大学的毕业生，其中有些人有真正的铁路经验，这条铁路似乎不大可能完全毁掉，也不像某些传闻所说的那样，完全成了毫无能力的饥饿政客的卒子。

在铁路的欠款还清以前——还要五到十五年——将有一个日本人任运输主任和总会计。可是北京的交通部已经派了一位会说英语的局长到青岛来，他特别适合这个职位，人们会对全线职员高于一般的素质印象深刻。顺便说一句，它所有的电报都是用英文发的，这对那些花了好几年学德文的站长们来说是一种苦恼。可是为了发电报，中国字得换成数码，常常是四位甚至五位数，发一句简单的英文，比如「六次车在坊子等候」，比在电键上敲出「五六七四、八七六二、九〇八五、四三五六」要简单得多，而且不必冒两头的电码本放错地方的额外风险。很难指望从日本人管理转到中国人管理时不出一点毛病；一个原因是，得从中国全部五条国有铁路调人来，这些铁路最初是由不同国籍的人修建和经营的，规章和做法各不相同。如果把理论上的「全美明星」橄榄球队突然凑在一起比赛，我们也很难指望他们表现出完美的配合。再就是照例有一定比例的愚蠢要考虑在内。中国新年前夕，一个火车司机急于回家过年，可是没有接到给他通行权的命令，就把他的机车挂在另一辆拉货车的机车前面，双机牵引往西开。让三十五吨重的美国机车驶过承重十四吨的桥梁，已经够愚蠢的了；两台机车一齐疯狂地冲上一座桥，出了严重的事就不奇怪了。将近一个月以后，我们从一座临时便桥上缓缓爬过的时候，那两台漂亮的大机车的残骸还躺在中间桥墩的两边；不过那位司机作为给他的同伴们看的一个教训，对这条铁路大概比他当年握着节流阀的时候有用得多。

众所周知，心情不好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管外国人一般地叫「洋鬼」，我们多多少少正确地把它译作「外国魔鬼」。这里的「洋」其实是海洋的意思，而「鬼」是死者的魂灵，很可能是、但不一定是西方意义上的魔鬼。所以，中国小孩追着外国人喊：「洋鬼！洋鬼！给我钱！」并不像不明底细的人听起来那样离谱。因为死者的魂灵有时是仁慈的，就连小顽童也不大会指望用明知不恭敬的称呼去换取施舍。可是山东人对日本人的通俗称呼「小鬼」是什么意思，那是毫无疑问的。人们也不必常常打听或者用心听，就能得到一些暗示，明白为什么撇开由谣言和宣传造成的理论上的反感不谈，人们对这些能干的岛民确实怀有很深的仇恨。在日本人掌握山东铁路的时候，用中国钱是买不到车票的；通往所有重要车站的路上都有钱铺，要花一块「鹰洋」，有时还要再加几个铜子儿，才能买到一日元，虽然公道的兑换率总是对银元相当有利。发货人也许不像在中国铁路上常有的那样，已经付了官定的费用，还得贿赂站长才能弄到一节车皮，可他们完全可以肯定，日本发货人总是先得到车皮。熔化现行货币是违反中国法律的；日本人却收购并熔化了山东所有的黄铜「制钱」。近年来他们一直大声疾呼要求种族平等，可是日本人瞧不起中国人，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加利福尼亚人瞧不起日本人，也超过任何一个美国人瞧不起我们的黑人；而在山东的占领中，那些比较军国主义、比较野蛮的部分，显然一直在寻找机会，用强力来显示这种所谓的优越。也许较好的阶层，或者非军国主义的一派，或者一般的日本人民，完全赞同华盛顿协议的条款，乐于撤出山东来证明国家的善意；可是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应该更加努力地约束那种在当地盛行的、被赶出游戏场的坏孩子的心态。在离开以前，日本占领者中那些心怀不满的人把头等车厢的丝绒座垫割破了，就像德国人对他们被迫交给协约国的车厢所做的那样；他们带走了必不可少的配件；他们把车厢和机车尽可能留在离最需要它们的地方最远的地方；在最后几个月里，连急需的修理都不做。他们故意把坊子的煤矿淹了；他们把铁路所属建筑里的水龙头打开，等中国人来接管的时候，那些房子已经成了游泳池；他们把家具、墙壁、窗户或者带走，或者毁坏，或者肆意破坏；在崂山山麓的农业试验场，他们把准备春天播种的几种棉花种子仔细地混成了毫无用处的一堆。我们快到青岛时，一个在美国受过训练的专家溜进我的包厢，他断言，已经发现十几座桥梁有严重的裂缝，里面填了油灰，外面又刷上了漆。即使那些对日本人不友好的人也承认，在日本人的时代，火车准时到可以用来对钟。新局长解释说，火车越来越常误点，是由于这些蓄意的阻挠，以及不得不慢慢爬过状况不佳、或者对现有车辆来说太轻的桥梁，他正在准备一个较慢的时刻表，在全线加固以前使用。这位会说英语、坦率正直的官员，在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看来，大概都是一个格外可靠的中国人，可是他没有提到要让他的人相信遵守精确的时刻表的重要性，还有什么困难。

随着火车渐渐接近胶州湾，上车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女人和孩子，以及少数男人，穿着他们那冷飕飕的民族服装，拖着刮擦作响的木屐，鼻子冻得发青。一直到离青岛铁路四十五英里、隔着海湾相望的古老的有城墙的胶州城，乡间始终平坦肥沃，主要是坟地。这座古城虽然完全在租给德国人的那片高潮线以外一百里的范围之内，却仍然归中国人统治，很像巴拿马运河区里的科隆和巴拿马城。然后地平线上耸起了山丘，不久就升成一片迷宫似的低矮山岭，其中最醒目的在海湾那边，东南方远处的一些山顶上覆盖着雪。近在咫尺的野雁和大鸨诱惑着猎人。火车绕着那个大海湾走了大半圈，海湾就在左边近处，一眼就能看出是一个壮丽的港湾，尽管较大的船只必须在湾口等候涨潮。标志着中国景观的许许多多小东西一点一点地消失了；工厂、仓库、大型的现代建筑——其中许多仍然飘着太阳旗——在两旁越来越连绵不断，等到旅程结束的时候，不管是在港口站还是在终点站下车，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提醒他仍然身在中国了。

在德国人的时代，青岛被普遍公认为远东的模范城市。日本人大大地扩展了它，并在某些方面改进了它。在同一个国家里，很难有比这更大的反差了：一边是这座现代的欧洲城市，宽阔的碎石马路，宽敞的人行道，一条街又一条街的两三层砖石楼房，在一连串小山上起伏延伸，最后落到海滨，那些海滨放在地中海也毫不逊色；另一边是那些平坦、低矮、围着厚墙、阴沉沉的烤泥陋屋群，中间穿插着狭窄、发臭的小巷，那才是中国的典型。因为就连日本人也是按照他们心目中的欧洲模式来建造，而不是照他们本国那种单薄的样式，所以人们可以一条街又一条街地漫步，除了来来往往的行人以外，几乎看不到东方的一点迹象。也许最不像中国的，是向四面八方伸向乡间的那些出色的汽车路，以及目力所及的山上广泛生长的树木。

据说德国人如今正在渐渐回到青岛来，可是那些从东边来的、长着分趾脚的小个子民族要显眼得多。那些大多是日本人开的店铺，同整个城市的格局相比，显得有点寒酸矮小，而且仍然大胆地要日本钱，仿佛单单因为他们的军队和官员乘船走了，青岛的地位就没有任何变化似的。另一方面，像总督官邸下面山间的那所日本中学那样出色的机构，人们也许要走很远才能再见到一所，他们的许多别的机构也同样接近于它们应有的样子。按照条约的规定，日本人可以保留他们的教育、传教和类似的机构，他们的侨民自然保留充分的居住权和经商权。别的居民指责他们在扩大这些权利时有些暗中捣鬼，并指着一片又一片从来没有人住过的新盖的大住宅说，建造这些房子只是为了让日本人能多占那么多土地。

日本人在一九一四年到来，似乎带来了他们带给朝鲜和满洲的那些差不多同样的好处和不幸。在德国人统治下，生活是舒适的，也许有点严格，被等级界限截然分开，军官的妻子不可能同商人的妻子来往；可是事实上，德国对山东的渗透与其说是军事性的，不如说是商业性的。虽然在他们在周围山上挖的那些混凝土地下炮台上方，至今仍有巨炮指向海面，那些炮台上还留着日本人炮击的鲜明痕迹，可是青岛从来不是一个旅顺口或者直布罗陀。德国人更努力争取的是中国人的好感，首要的是为了卖给他们更多的货物。然而他们那种民族的效率从来没有辜负过他们，他们认为必不可少的改革，都在迁就和坚持之间保持着尽可能精细的平衡贯彻下去了。比方说，吱吱叫的独轮车就是一件事。山东推独轮车的人，要是他的车子不发出至少一浪以外都听得见的持续不断的尖叫，就会觉得他的家伙没有正常运转；要是尖叫停了，他的感觉就和开汽车的人听见引擎盖底下发出敲击声时的感觉差不多。可是那没完没了的吱嘎声刺激了一般德国人的神经，尤其刺激了总督夫人的神经。总督阁下，也就是她的丈夫，下令从九月十六日早上起，德国租借地之内的独轮车不准再吱吱叫。老住户们，其中包括美国传教士，都捧腹大笑；谁听说过改变中国人一个由来已久的习俗，尤其是单凭一纸公告？可是德国人不止是下命令；他们还不动声色地进行宣传，讲明理由，诉诸常识和善意。十六日早上，一群传教士正坐着吃早饭，模模糊糊地觉得出了什么事，事情不完全是它们一向的样子了。其中一个终于走到窗前，然后举起双手捂住耳朵。其他人也很快照着做了。他们全都突然聋了吗？外面街上照旧是那一长串独轮车隆隆地走着，可是连一丁点最小的吱嘎声都没有；它们像一队推独轮车的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直到今天，在这片被外人收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刚刚归还中国的地区之内，山东的主要交通工具一直是哑的。

日本人的方法同样是强制性的，却没有那种软化的宣传。军人派完全掌握着控制权，就连西方传教士也一刻不许忘记这一点。日本人以「散布宣传」为罪名关闭了美国长老会的教会学校；在他们把它用作警察所的那些年里，他们还继续向它征税。他们在这同一个教会建立的本地教堂的屋檐底下，盖了好几片半官方的妓院，根据撤退条约的条款，这些妓院得以保留，因为日本人在青岛的「企业」是不得侵犯的。如果这是孤立的事例，人们也许会相信选中那块地方只是因为它位置方便；可是朝鲜和满洲的「游廓」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倾向，要挤到教会财产和美国人住宅旁边去，看起来很像是军人集团的那种玩世不恭。日本宪兵和士兵追逐教会的「女传道」，在许多情况下迫使她们不得不放弃工作；他们使中国女学生住在教会宿舍里不再安全；他们表现出同样野蛮的、不尊重隐私的作风，人们常常听到在朝鲜的人对他们有同样的指控。一个传教士的妻子要是忘了锁厨房门，即使是在中午，她一抬头也很可能发现一对日本宪兵站在她的卧室里。他们从来不说明闯入的理由；他们只是用他们的态度暗示，他们是青岛的统治者，他们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去，都不关任何人的事。日本人——就这一点而言，德国人也一样——不允许美国医生在租借地内行医，甚至不允许他们给同一教会的、或者可能同他们住在同一座房子里的美国同胞看病。传教士，甚至他们的妻子，被以一切可能的借口传唤到法庭，被撂在乞丐和妓女中间站上两三个钟头，然后才叫他们在傲慢的法官面前立正作证。美国领事从来没有正式承认日本人有权把美国人带上他们的法庭，他坚持认为，美国人在青岛和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享有治外法权；可是出于某种原因，他私下劝告他的同胞服从日本人的传唤。把这几件有限的小小迫害的事例乘上一个很大的数，就会更清楚为什么胶州租借地的居民，除了日本人自己以外，会那么高兴地看到在十二月的一个早晨，太阳旗被中国的五色旗所取代，尽管他们乐于承认，日本带来了许多极好的东西。

在遥远的北京，我们曾听说青岛实际上已落入土匪之手；到了实地，才发现这个谣言毫无根据。在这方面，日本占领时期的情况其实要糟得多，虽然本来不必那样。似乎毫无疑问，日本人在山东容忍土匪，也许还帮着招募土匪，卖给他们武器。即使是占领区里最不多疑的居民，也听到了几十个这类的小暗示。他们似乎能无穷无尽地举出类似那个教会厨子的例子——那厨子的可靠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日本人去找他，许诺说只要他去当土匪，就能过上安逸的日子，得到一大笔收入。有人向我保证，任何想制造一点混乱的人，都可以每晚花两块钱从日本宪兵那里租到枪；土匪们常常被允许戴红帽箍——这是日本士兵和宪兵到处都有的标志——并躲进铁路或其他日本财产里，中国兵不能追进去。不管他们是否真的受雇于那个认为中国的混乱永远对自己有利的国家，他们受到非官方的援助和纵容，这一点几乎是不容怀疑的。

占领中的军人派使山东处于一种愤怒的情绪之中；日本人直到最后还希望会出现什么纠纷，给他们一个留下来的借口，而且他们并不是不肯尽一份力去制造纠纷。这是日本政治生活中两个对立因素的老故事，每当日本的辩护士们不得不解释那些同他们的表白奇怪地相矛盾的行动时，他们总是充分利用这一点。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直接对天皇负责，而不是像在别的国家那样对首相负责；因此军人集团可以公然藐视外务省。而且，这两位大臣必须分别是一位陆军将领和一位海军将领；换句话说，没有别处相当普遍的那种文官对战犬的缓和性控制。一条斗牛犬是极好的护卫，可是让斗牛犬来当家做主的人家是不明智的。

在日本占领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情况变得离奇古怪。土匪们的大本营就在离青岛只有二十英里、通着极好的汽车路的美丽的崂山山麓。他们随心所欲地袭击附近地区，一时兴起就进城去看电影。他们只需要溜达到租借地边上的日本警察岗亭，打电话叫青岛的一家汽车行给他们派一辆车来就行了。他们像俗话所说的活动军火库一样，坐着车或者大摇大摆地走过街道；更糟的是，他们穿的军装使人无法把他们同中国士兵区别开来。有一回，他们「邀请」商会请他们吃饭，日本人事先知道得那么清楚，他们的秘密警察都在最先到场的人当中；土匪们指示商会：付十万块钱、任命他们的首领为警备司令、并任命他们中的一千人为警察，是青岛免遭他们蹂躏的必要条件。然后他们带走了本省督军在当地的代表和商会会长作为人质，坐着汽车回他们的大本营去了。

看来，最后照中国这个讲折中的国度的惯例，给了他们一笔钱，以及或多或少的官方地位。可是等我到达青岛的时候，他们已经被调到了远在前租借地以外的坊子，城里由北京人非常熟悉的那种穿黑制服、打白绑腿的警察把守得很好。这些人是一个欧洲人亲手挑选和训练的，是中国最好的队伍之一，他们已经分布在山东铁路全线，起初装备很差，现在人人都配备了中国政府兵工厂出的崭新步枪。穿着棉衣、没有纪律的普通中国兵很少见。时不时有一群兵想不买票就上车，使这条铁路也大受损害；可是站长们自有办法，即使不是诉诸他们的爱国心，也是诉诸他们的好脾气，用一个有力的论点说：除非这条铁路在五年之内收回成本，否则日本人就会回来，到那时……

俾斯麦街变成了旅顺町，接着无疑又会变成这个或那个大街，也许连日本人对西方所作的用西洋字母标出街名的那点让步都没有了。在松弛的中国统治下，蓝色的大海和干净的红屋顶之间的对比也许会越来越暗淡，青岛也许会重新沉入德国把它从中救出来的那片泥沼。可是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中国人正在奋发图强。诚然，最高职位上已经有了无用的政客和军事压力这种祸害，可是一位耶鲁大学林学系的毕业生正负责继续德国人和日本人传播造林福音的出色工作，新政府的其他部门也同样掌握在称职而进步的人手里。中国非常需要官员们把经济学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尤其需要确立某种不因政治变动的干扰而中断的计划连续性；而现成的青岛是他们开始实践的一个极好的地方。老百姓也许会重新表现出他们几百年来养成的习性，把树全都偷光，正如有些人已经开始违反规定运走柴枝，正如他们在走投无路时连坟边的树也要砍，因为只有他们的孔教在守护着这片土地上剩下的少数树林。或者，他们也许会像前租借地的一些热情的年轻官员所宣称的那样，把新的铁路一直推进到济南以外的内地，甚至把长江天然的运输力都吸过来，从而使青岛比天津和上海都更重要。更可能的是，未来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地方，某种中国人对小小的舒适和严格的清洁的漠不关心，在西方人眼里会使这个港口稍稍逊色，但它大体上仍会保持它在四分之一个世纪较为严格的外国监护下所学到的许多东西。

十八土匪横行的河南

我们驻北京的一位武官打算在轮换的职务把他召回国内某个团去之前，看一看中国的远西，他同意有人作伴。至少，如果碰巧土匪们高兴——他们当时正在用这种手段胁迫那个语无伦次的政府——把我们添进他们那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质收藏里的话，有个伴总有些好处。

在我能离开北京以前，少校在河南有公事，带着新近「捕获」的厨子先走了，把那个「仆欧」老张留下，让他同我一起等下一趟每周两班的快车；老张糟蹋着相当多的英语，将是我们同外界联系的最重要的纽带。过了去山西的交会站，天亮了，景色仍然像北京周围一样平坦；不过树多了些，像杧果树那样枝叶繁茂，只是叶子稀些，就中国而言，确实算得上树多了。虽然已是十月下旬，树叶还几乎没有开始变色，而那种灿烂的阳光和万里无云——这是干旱、光秃的华北一年中许多日子里最大的魅力之一——使人觉得仍然差不多是盛夏。宽阔的、没有篱笆的田野上满是人，就匆匆一瞥所能看出的而言，主要是在摘棉花和打花生。有些地方的棉花稀得连节俭的中国人似乎都觉得不值得去收，而最好的棉花，长在几乎不到膝盖高的棉株上，也拿不到集市上去展览。去摘棉花的女人有穿裤子的便利，可是她们用来从一棵棉株蹒跚走到另一棵棉株的缠过的小脚，远远抵消了这一便利。同我们南方的黑人在肥沃的棉田里拖在身后的那种能装两蒲式耳的长袋子相比，在这里，腰间挂一只报童那样的袋子，或者系一条带口袋的围裙，似乎就足够大了。

很难把许多堆花生同更多的坟墓分辨开来。一眼望去就有足够的这种棒球场和马戏团的美食，满足一个饥饿的城市过国庆节的需要，这使人想起那个动人的故事：一位慈爱的美国母亲给她在中国的亲爱的儿子寄了一盒花生作圣诞礼物，好让他能暂时想起家乡。连小孩子也在帮着拔花生，把花生随随便便地堆成圆锥形的、像坟一样的土堆。坟墓本身简直是无穷无尽，以至于很长一段一段的景色里似乎除了坟墓什么也不长。然而这片土地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菜园，中国人对他们的田地在每一道工序上的个别照料就是这样精细。这里那里有一张由两三头骡子拉着的犁，代替了远为普遍的手工耕作；可是，如果你每在一小块田地上犁一个来回，都得躲开祖父的坟，再躲开曾祖父的坟，再躲开他之前那位父亲的坟，一直上溯到极为遥远的世代，那么犁地自然就没有什么好处了。要是这些老先生们肯躺成一排，或者哪怕是亲亲热热地挤成一簇，或者被安葬在一个真正的墓地里，那里的小土锥即使在中国也许能保持常青，而不是一堆堆难得有人照管、被雨水冲出沟来、像一堆花生一样被尊崇的干泥巴，那该多好啊！

然而，有时半打这样没人照管的土丘，除了一棵弯腰罩在它们上面的树的细细的荫凉以外，没有任何被照料的迹象，就这样随着世纪漂流下去，那棵树就像某个忠实的老仆人，仍然恭恭敬敬地等着听候它们的吩咐——这时，这些土丘有一种与其说是单纯的迷信、不如说是敬意的意味。就连那个对中国葬法那种罪过的浪费感到震惊、不以为然的外国人，有时也会有这种感觉；当然，农民本人，归根到底唯一与此大有关系的人，并没有产生什么批评的精神、什么反抗的念头。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他的祖坟之间用犁是不方便的，于是他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在坟的周围用手刨地，正如那些祖先几百年来所做的那样。即使在这深秋的日子里，他也光着上身，身体晒成了磨光的旧桃花心木的颜色，他从不去动那些坟，也很少、甚至从不去修补它们。

仍然能看到夏季庄稼的痕迹——白薯、葱、莴苣、白菜、胡萝卜；可是在更北的中国，实际上是在直隶省的整个北部，那种连绵几英里不断的、有房子那么高的高粱，这里即使有也很少见。乡下女人们拖着她们残废的脚，缓慢而痛苦地到处蹒跚，即使是她们中间最丑、最饱经风霜、最劳累不堪的，也夸耀着这种想象中的美。蒙着眼睛的驴和骡子在原野上这里那里耐心地一圈一圈地走着，有的围着古老的井台，用大木轮为这片森林被砍光、雨水吝啬的土地上普遍需要的灌溉沟渠提水，有的转动着大石磙给麦子脱壳或者磨面。中国人把砖窑连同里面的东西封上很长时间，砖窑矗立在那里，像粗粗凿成的纪念碑或者人工的小山。一切东西周围的土都被磨掉了，墙、树、路边、纪念碑，还有那些随处可见的、顶上雕着龙而显得头重脚轻的大石碑；因为中国很大一部分地方是半沙漠，干得像灰，是一种没有水分的褐色土壤，稍有由头就会被冲走或者吹走，完全依赖灌溉。中国的耕作方法也加剧了这种侵蚀。到处都有人在铲去表土，把土筛成许多小堆，一长排一长排地横贯低洼的田地。如果我听懂了老张费力的解释的话，他们后来要「把这个撒在麦子中间」；也就是说，他们把它当作一种肥料，有时掺上沿路拾来的牲口粪便，还用它来修筑许多低矮的小田埂。

刚过河南省界，那里有一个尖角伸进北边与它相邻的两个省之间，使人想起西方那种「不公正地划分选区」的做法，就是彰德，袁世凯的葬地。一座显然可以同最有权势的皇帝的陵墓相匹敌的陵墓，肯定比离这里不远、往东在山东的孟子墓更大更华丽，在大树中间耸立着，从火车上很容易就能看到。可是它没有覆盖着皇家的明黄色，因为墓主希望建立的新王朝——如果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先例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本来会是更自然的发展——并没有成为现实，人们怀疑，与其说是因为共和情绪普遍，不如说是因为这位本可成为开国之君的人，在他的构成中，缺乏政治智慧诸美德中的圆通。

袁世凯可以说是如今遍布中国的那种兵痞成灾的祸害之父。因为正是他在还只是满清的一个军官的时候，在朝鲜第一次见到了西式的兵，并且哄着政府开始了后来变成中国目前这场军事灾难的事业。现在到处都是「兵」——在中国，用这个字眼得打个折扣，因为给一个单纯的乡下青年或者一个区区苦力穿上一套褪色的灰棉军装，递给他一件像是武器的东西，并不就造就了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排排的人一边立正举枪致敬、一边回过头去瞪着一个散步经过的外国人，这种景象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天真的、耷拉着肩膀的家伙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每个车站铺着碎石的站台上闲荡；他们把火车塞得满满的；他们一连一营地，有一两回似乎是一整团一整团地，在沿途光秃秃、尘土飞扬的田野上操练。如果他们中有一半是真正的兵，那么朝任何方向走一个月的路程之内都不该有一个土匪了。

第二天早上在郑州，车站前的空地上，一个人的头离他的躯干一码远躺着，他的长发小心地缠在头上，仿佛那比曾经是他的脖子的东西宝贵得多，手脚被绳子粗粗地捆着。也许他真是罪有应得，遭到了中国常见的这种随随便便的命运，而不像他的样子不知怎么所暗示的那样，是一个用来顶替有势力的或者抓不到的罪犯的普通苦力。好奇的人溜达过去看他，可是就在前面的那些吃食摊子，主顾一个也没少，欢快的气氛也一点没减；到中午，尸体已经不见了，狗把头和身子之间淌开的那一大摊血舔干净了。

少校已经往西去了，直到几个月以后，在「基督将军」早已从那里调到北京以后很久，我才去了河南的省城开封。伏羲大约在四千七百七十五年前住在那里，不但统治着中国人，而且如果我们相信所听到的一切的话，还教他们用网捕鱼——黄河离那里不过是超自然的一箭之地——饲养家畜，使用琴和瑟，人们怀疑用法从那以后就没变过，还把剩下的闲暇时间用来制定婚姻法，并用图画作符号发明了一种文字。毫无疑问，他还玩过某种洪荒时代的高尔夫球，还宣讲过多子多孙的必要，只是早期的历史往往不注意保存「富于人情味」的细节。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开封从公元九六〇年起是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都城，直到将近两个世纪以后朝廷被金人俘虏，皇帝的一个弟弟逃到南方另立朝廷，开封又当了一阵金人的都城，直到金人最后被他们的鞑靼同类蒙古人推翻。从那以后，这座城市显然就满足于它省城的地位了。

它的城墙围着一片巨大的地方，比方说比太原的大得多，可是里面有大片空地。城圈中心「龙亭」前面的几个湖——在西方大概更可能被称为池塘——使这个地方有点像北京。在远处的一角，那座「铁塔」值得来看一看，虽然它上面唯一看得见的铁，是从它十三层的每一个洞口向外窥视的那些浮雕佛像。它是美丽的红褐色琉璃，上面点缀着皇家的明黄色，人们也可以管它叫世界上最大的瓷器。看守坚持说它有两千年了，可我担心，没有经过书本纠正的传说使他弄错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而中国的塔正是佛教带来的。

开封有一种繁忙的、几乎是令人愉快的气氛，街道相当宽，人力车夫几乎和北京的一样快；不过装运各种货物的吱吱叫的独轮车很多，有时有缠着小脚的女人在前面使劲拉着。中国大名鼎鼎的卫理公会教徒冯玉祥，在开封统治河南的那六个月里，按照基督教的意思把开封清理了一番。他赶走了妓女；在他的时代，兵们亲手在一切需要的地方撒漂白粉这种非凡的景象，不过是许多这类景象之一。似乎萦绕在人们对他的记忆周围的唯一丑闻，是他过分喜爱冰淇淋，到了这样的地步：在那些他不能亲自同美国传教士一起吃饭的星期天，他要派一个兵去取他的那一份。可是冯作为河南督军显然太好了，不合他的上司吴佩孚的意。接替他的那个家伙只有这个职位表面上的荣誉；一切重要的事情都由吴给他下命令，吴还在当地派有他自己的稽查。与此同时，这位傀儡享受着他的鸦片、他的歌女和他的威望，而这座城市又滑回到冯想要治好的那些习惯里去，兵们时不时在城里横冲直撞。一千个还是孩子的新兵，在最近为他们围起来的院子里操练一两个月，那些院子恰恰就在传教士们为了希望偶尔得到一点不像中国的清静而盖房子的那片城郊，然后他们就进入不断膨胀的军队，为同样多的同伴腾出地方。一星期七天，在六月的黎明时分以前很久，军号就嘟嘟地响起来，新兵们一整天行军时都在尽力唱着一些西洋音乐的片段，唱得糟透了。

然而，对于寻求不寻常事物的旅行者来说，开封主要的兴趣在于它的犹太人。中国人管他们叫「犹太」，这无疑是从「朱迪亚」来的，不过是口头传下来的还是只是从地理上来的，就不清楚了。他们是许多代以前来的，究竟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来的，他们的邻居和他们自己似乎都不知道。今天他们由「七姓八家」组成；也就是说，有八户犹太人家，他们之间共有七个姓，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每个人在中国定居时，都迫于他无法控制的情况，不得不采用中国一百多个姓中的一个。有人怀疑他们是否还剩下一百个人；这个宗族现在的族长说人数是「一两百」。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犹太身份的一切痕迹，只有大家用来称呼他们的那个名称还顽强地保留着。我见到的所有人，看上去都不如某些中国人那么像犹太人；他们的相貌肯定不能把他们和他们的邻居明确地区分开来，尽管那位「犹太头人」夸口说，有好几个人来给他拍照，「因为他的鼻子那么大」。我为了一个有点类似的目的找到了这个姓赵的人，发现他和他的儿子在城里一个邋遢的地段开着一家小铺子，光着上身，别的方面的举止也完全像比苦力阶层稍高一点的中国人。他们铺子后面的家里，没有一丝不像中国的迹象——除非算上一张大照片，父子俩中间站着一个从纽约来的非常像俄国犹太人的人，这张照片挂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可是，比起他们那个阶层的纯粹中国人来，他们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更友好，对一个外国人的来访以及这在挤过来的邻居们中间所引起的敬畏，更加兴奋得不得了。看来这位快活的小个子父亲曾经两次被控谋杀而坐过牢，如果这在中国真能说明一个人的品格的话；他又出来了，这一事实表明对他不可能有多少证据，因为开封的犹太人并不富有。

他们同中国人通婚，有些人甚至信奉起了中国的偶像崇拜；正统犹太教最坚持的那项礼仪，已经有好几代人没有施行了。从前他们有一座他们称之为会堂的建筑，可是大约五十年前被彻底毁了，而且看来即使在那以前也一直没有得到修缮。没有人试图重建它，唯一剩下的是曾经立在里面的一块石碑。这块最后的遗物上刻着一篇希伯来历史的概略和列祖的名字。它上面曾经还刻着开封主要犹太家族的姓氏，可是几十年前，为了让那些想要迫害他们的人摸不着线索，这些姓氏被凿掉了。顺便说一句，这块碑如今在加拿大圣公会开封布道所的院子里。据人们所知，开封没有一个人能读希伯来文，这个宗族似乎很久以前就对犹太教失去了一切兴趣。有人在街上发现过几部分希伯来经卷被当作单纯的古玩出售。那位犹太头人有一天兴致勃勃地提议，他要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改信基督教，加入正在同他谈话的那位美国传教士的教会——因为他同另一个教会的牧师吵过一架。

有两个看上去很有出息的犹太少年在美国教会学校上学，他们的父亲是个银匠，有些家产，可是作为一个群体，开封的犹太人还没有出过什么中国的罗斯柴尔德或者古根海姆；城里的财富也不在他们手里。换句话说，他们似乎已经完全「去犹太化」了——如果允许这样说的话——这正是他们引人兴趣的主要之处。因为我相信，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打破了犹太人保持独特种族这一种族传统的民族。迟缓而耐心的汉族子孙，已经抹去了几千年来标志着亚伯拉罕子孙的那些特征，正如他们和平地同化了一个又一个同他们密切接触的种族一样，如果开封的犹太侨居地在再过一代人之内完全消失，也不会令人十分惊奇。

从郑州往西的「陇海」线上，兵特别多，因为这条线通往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将军吴佩孚的大本营。老张和我在拥挤的三等车厢里同其中一些人聊了起来。他们都是志愿兵——除非说饥饿和它的同盟者也算强迫——应募服役三年，新兵理论上每月领六块「鹰洋」，老兵——也就是我们的兵所说的「第二期服役」的——八块。可是实际上，同我们谈话的人中，没有一个在一个「月」里领到过三块以上这样的钱，至少，照他们的说法，「在太平时期」是这样。这些现在回家休假、名下只有这么点钱的人当中，如果有人正在盘算用某种暴力手段来改善这种穷困的状况，那也不足为奇。

他们说，如果证明自己是个好兵，一年之内就可以当上军官，特别是如果你是将军的某个朋友的朋友，或者有钱在该撒的地方撒一撒的话。连一级的军官领的钱，似乎和我们的士兵差不多，外加自己买吃买穿的特权；可是，每一个在今天的中国待过一阵的人都知道，他们，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手下的兵，还有别的办法常常可以使他们的官定薪俸有可观的增加。

我想，裁军就像那些对付容易传染的烈性疾病的漫长而复杂的疗法。当我们多少有些错误地称之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们为战争、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树立了榜样的时候，这种传染不能不蔓延到在我们看来比较落后的种族中去。就像往池塘里扔一块石子，这个聪明的主意被一个又一个种族、一个又一个国家、一个又一个省份接了过去，等到先进国家濒临破产、准备暂时罢手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把这件事维持下去，作为对付那些被他们的榜样激发起来的有色人种和异教民族的一种防护。在中国，还有一层额外的复杂情况。在那里，当兵，还有当土匪，在很大程度上是失业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中国真有人们通常说的四亿居民，那么任何一个哪怕只在人口较少的北方各省旅行过的人都看得出，其中至少有一亿人必定永远在饿死的边缘徘徊。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客，或者一个不肯失去将军职位上的额外好处的将军，他自己也浸透了几百年来那种害怕沦为饥饿的、有口难言的群众之一的恐惧，于是把他所能招募到、又能找到任何办法养着的兵都聚集到自己身边。这些人大多是从农场和村子里搜罗来的单纯的、孩子气的家伙，还没有真正在中国复杂的社会和产业中扎下根。如果他们被遣散，如果领不到饷，如果他们的首领被推翻而使他们成了逃兵，他们除了去当土匪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干了。许多人多年来轮流当兵和当土匪；许多人不会别的手艺，即使会，要在中国拥挤而工钱微薄的工人队伍里找到一个空缺，也并不比表演那个古老的让骆驼穿过针眼的把戏容易多少。

所以，同样是这些人，当兵的时候强迫无助的村民补足他们拖欠的饷银，当了土匪，要跨出一步去折磨落到他们手里的有钱的中国人，直到受害者交出足够的钱再次把饥饿赶到后面去，也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跳跃了。袭击城镇，「邀请」商会凑出若干千块钱以免全城遭到焚烧和洗劫，这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是家常便饭；而几乎众口一词的证词是：大多数中国兵和土匪一样坏。事实上，有些城镇付给「土匪」固定的款项，不但是为了让他们答应不来抢，而且是为了让他们防止兵来抢。说到底，那一大群凭着自己的私人军队随心所欲地胡乱统治着中国各个地区的将军或者省级独裁者，同另一个首领——他在他的时代可能也当过将军，而且很可能还会再当——他的部下被称为土匪而不是兵，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常常唯一真正的区别是，前者强大到足以迫使所谓的中央政府承认他，而后者则不能，虽然他们可能同样轻视中央政府的命令和意愿。这条界线是多么模糊，即使在最成功的中国将军们的心目中也是如此，这从他们几乎全都持有的一种看法中就可以看出来：在中国那几乎连绵不断、即使不被承认的内战的某一场小冲突中，一支部队被打败以后，胜利者应当收编大部分战败的部队，省得他以后还得把他们作为土匪从他的地盘上清除出去。

显然，中国在有了能够吸收她的土匪以及她那过剩的兵的工业以前，是永远摆脱不了她的土匪的。过剩的兵通常只是由另一支部队开进他们一直占据着的地盘，把他们赶出去，而不是把他们包围起来缴械，这就算是「遣散」了。所以当他们被迫去当土匪的时候，他们保留着枪支、弹药和军装；而且人人都帮助他们，包括兵在内。两支力量之间形成了默契；土匪把从受害者那里勒索来的钱埋起来，把消息传给兵，兵们假装同亡命之徒打了一场大仗，实际上却把钱挖出来，把弹药埋在原处。人们很难指望中国苦力仅仅因为被招募当了兵，就冒生命的危险，甚至冒擦破皮的危险。而且，几百年来，土匪在中国或多或少一直连绵不断。在中国舞台上，很少有一出戏不提到落入土匪之手的危险；土匪头子是许多古老故事里的英雄，正如在西班牙的民间传说中一样；不止一个王朝是由某个打败了他的对手们的强大的草莽英雄建立的。如果有工业来吸收普通的土匪，谁能说有多少将军和头领本人不会作为「实业巨子」为他们的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用武之地，找到一条更好的途径，来摆脱对跌到饥饿线以下的恐惧呢？

我在吴佩孚的大本营赶上了少校，几个月前吴同满洲的统治者作战时，少校曾在他那里当过观察员。从车站坐人力车到那里要一个钟头，一路上是我迄今为止所见过的、即使在中国也是最糟糕的冒充道路的东西。路要穿过有城墙的河南府城，这座城在历史上更以洛阳之名著称。在基督纪元前后，光武帝在叛乱者把他赶出洛阳的前身、位于今天的陕西的长安以后，把洛阳定为都城。中国没有在某个时候当过都城的地方，都是被冷落的地方。这一座当时仍然是真正的权力中心，不仅是河南省的，也是这个名义上的共和国的一大部分的。矛盾的是，它比我迄今遇到过的任何一座中国城市都更加脏乱，满眼都是看得见的人间苦难，这也许是因为它是我迄今到过的最南的一座城。尘土和在尘土里蹲着、打滚的乞丐几乎分辨不开，直到乞丐们几乎就在车夫的脚底下畏缩着，他们满身污垢，不亚于印度的任何乞丐，露着大片大片的烂疮，病得那么厉害的人在空闲的时候就把自己一块一块地抠下来。

我们终于穿过一团团旋转的尘土，来到了二十来座巨大的新式兵营，里面驻着这位如今权势显赫的司令官从当中尉的时候起就一直在其中服役的那个师。一连串令人生畏的哨兵和办事人员，把我一步步地放进一道厚重的大门，穿过一个开满了花的院子，穿过一间宽敞的前厅，最后进了正式的会客室。有三个外国人——碰巧都是美国人——和十几个中国人在等候。少校和一个暂时离开哈佛、对政治有兴趣的年轻人——他将在去程中同我们作伴——刚刚从演习场回来，将军每天在马背上度过他的白天，每天早上七点骑马出去，下午五点回来，这期间不吃东西。可是许多中国人从早上起就一直在会客室里；事实上，人们很容易怀疑来访者有时享有在这里等上一夜的特权，因为四个角上摆着同样多张大床，有帐子，可是按照中国那种硬邦邦的样式铺着木板。房间中央是一张长桌；靠墙放着几把或多或少舒适的椅子。在中国，没有什么比不给来客不断续茶更失礼的了，好几个勤务兵从一张床后面角落里的一只熟悉的铁罐里取出茶叶，用一双看不出最近用过肥皂的迹象的手把茶叶放进壶里，使我们每人面前那只没有把的小茶杯一直满着，冒着热气。

快到日落的时候，前厅和院子周围的侍从们骚动起来，中国来客们半低声地说：「大人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们这几个外国人被请在前头带路，穿过另一个开满花的院子，到了一间稍微华丽些的屋子里。一个穿着花纹美丽的灰色绸袍、相貌英俊、神情格外机敏、英语说得几乎无可挑剔的年轻人，以一位娴熟而又极其谨慎的司仪的神气，接管了种种细节。至少有二十来个人陆续进来，除了我们四个以外全是中国人，却来自四面八方——从北京下来开会、或者想找机会到北京去的政客；五六家本国报纸和外国通讯社的记者，有些游历很广，英语或法语说得很流利；有一两个从遥远的华南来的人，他们只能通过翻译，或者通过双方都熟悉的一种外语，同他们的同胞交谈；还有零零星星几个纯粹中国举止的人，对他们来说，一个多种语言的聚会显然是一种新的经历。这场聚会使人想起一位国王的朝见，又添上了从完全西式到非常东方式的各种服装。

我们正在闲谈的时候，吴佩孚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地溜进了我们中间——只有片刻工夫——接着，中国人对任何一个已经掌握了权力的人所表示的那种敬畏的沉默，突然降临，突然得叫人吃惊。将军已经脱下了他那身不舒服的军装和皮靴，穿着他的祖国的长绸袍和布鞋。他个子小得几乎可以说是瘦小，无疑有「个性」；他那活泼的举止和相当明显的敏锐头脑中有某种东西，很快就使他高出于屋里许多比他高大、比他庄重的人。就连他那剪得很短、在中国很常见的「花生」形脑袋，似乎也只是给他的纤巧再添一笔；那双手，像女人的手，却把指甲剪得很短，是他整个外表的一个标志，他的外表可以用「整洁利落而又刚强」这几个字来概括。就他那种类型的中国人而言，他的脸异常有生气，也许是因为他在太阳底下待的时间很多，尤其是因为他那双眼睛异常明亮，在

他常常微笑的时候简直光芒四射，笑时露出满口价值一小笔财产的金牙。除了垂在坚毅而略带肉感的嘴角上、没有修剪的那一撮相当稀疏的黑胡子以外，没有什么地方同我们通俗小说里那种油滑而高深莫测的中国人有一丝相像。虽然我们知道他五十岁了，可他很容易被当作三十五岁，他说话带着连我都听得出来的那种相当含糊的山东口音。

他轻轻一挥手，大家就在两张摆好了中国饭菜的大圆桌旁坐下，将军向我们几个外国人道歉，说没有把我们安排在他那一桌，解释说他有要事要同别的来客商谈，显然是那些从北京下来的政客。那些像西方人能够了解一个中国人那样了解吴的人说，政治一半使他厌烦，一半使他困惑；他只有在军事问题上才觉得完全自在，可是他作为将军的成功把他抬到了一个无法逃避政治事务的地位上。他们也许是对的，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探到这个无疑很聪明的东方人的表面以下。这顿饭就像任何一次非正式的中国宴席一样进行着。一群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仆役端来一碗又一碗中国人最爱吃的菜，我们用雕花的象牙筷子同桌上其他人竞争着从碗里捞。随着日本人和俄国人以及中国人最喜爱的一种运动越来越热闹，把我们这些从西方来的人完全甩在后面，就连那些显然不习惯同「化外蛮夷」打交道、来自乡下的稳重的先生们，也变得和蔼可亲、健谈起来，用的是一种临时拼凑的语言，由手势、单音节的字，以及偶尔向会说英语或法语的记者求助组成。那种运动在中国叫做「干杯」，无非是每当主人示意敬酒时，把仆人不断斟满的那一小瓷杯烧酒、清酒或者伏特加——视情况而定——一口喝干，然后把空杯倒过来给桌上的同席看。对于那些喉咙经过适当训练而变得刀枪不入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一种简单的小消遣。可是对于一个在某些方面始终没有摆脱相当清教徒式的少年时代的单纯的人来说，它很容易很快就导致一种尴尬：无法用一种能被充分理解的方式证明自己领受了盛情。当然，时不时有热湿毛巾递给客人，等到大家终于吃不下了，又端来一碗碗温水，中国人饭后用它来漱口，漱得太响了。我们谢绝了这两种洗濯，这在成群的仆役和勤务兵中间，视他们以前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多少，引起了或多或少的惊奇。尽管中国大多数物价很低，这种大概是每天都有的对成群来客的款待，在这些拮据的日子里，对任何一个中国将军那从来不太充裕的资金来说，一定是一笔可观的开销。可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比吃更宝贵的了，没有一顿宴席的事都不算是真正的事；而违反待人接物的第一条规矩，就是时运衰落的证明，是严重的「丢面子」。

我们同将军进行一次近乎私人的交谈，是在回到会客室以后。他巧妙地把他那些纠缠不休的同胞一个一个地打发走了，然后来到我们四个美国人围坐着的那张铺着绿台面呢的长桌旁，每年有好几百加仑茶水不分你我地在这张桌子上倒来倒去。他的神态混合着几种意味：一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终于把来客减少到了那些肯定不是来缠着他要求政治提拔的人；二是中国高官们对任何西方人通常所表现的那种恭敬的亲切，不管他们对西方的真实感情如何；三是某种健谈的神气，这显然是由于他喜欢「干杯」，他的朋友们有时担心这种爱好最终会毁了他。他通过那位文雅而谨慎的年轻翻译解释说，他最后才来陪我们，是为了能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和注意，从这个吉利的开头起，谈话便按照中国客套的固定循环进行下去，我们向他保证说我们是专程来向他致敬的，他回答的意思大致是美国一向是中国最伟大、最真诚的朋友，如此这般，一轮又一轮。可是没有一刻不显而易见，将军对这一切空话和泡沫并不比我们更当真；他不仅具有近年来已经普遍时兴的那种「平民作风」，而且显然具有相当的常识，尽管这常识可能带着些东方式的装饰。吴佩孚的背景比许多在现代中国挤到前台来的人都要广阔，他是一个相当于文学士的人，又是军校毕业生，有长期的军旅实践经验。可是所有中国人天生的那种躲闪的本领，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些粗野的接触而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虽然谈了一阵，将军那张一直叼着一根牙签的嘴里，却没有说出什么真正值得回忆的话，只有一句惊人的话：中国不会再有内战了，这个国家大概在三年之内就会统一，此后他希望被派到美国去当官方代表。很可能他认为这些话不过是饭后闲谈，希望我们也这么看待。当我们坐着一辆将军坚持要给我们用的、喘着气的福特汽车，颠簸着回到城墙另一边的住处去的时候，我很遗憾我们中间没有人有勇气就一个当时不能不搅扰他的梦的问题提几个直截了当的问题。

简单地说，土匪活动在这位超级督军坐镇的这个省里——可以说就在他的鼻子底下——几乎已经达到了顶峰。两夜以前，一大股亡命之徒进入了有城墙的河南府城，离驻着他那个师的大兵营只有两英里，他们警告城里的四千名士兵不要企图抵抗，然后杀了一个主要的商人，显然是因为他拒绝向他们纳贡，接着把他的店铺彻底洗劫一空，然后从容不迫地回到他们的巢穴去了。就在我们拜访的那一天，住在城外一个大院子里并在那里工作的新教传教士们，接到了吴非正式的、间接的口信，说他们从此必须住在城墙里面，否则他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可是这些都是地方上的事。真正威胁着将军在全中国甚至在国外完全丢尽「面子」的，是就在他自己这个地区发生的绑架外国人的事件。土匪们似乎对传教士有几分偏爱，也许是因为传教士最容易抓到，也许正如其中一个传教士向他那些忧心忡忡的朋友们保证的那样，是因为主有意给使徒们提供这个绝好的机会去感化恶人。这里面没有抢劫，没有索取赎金，被俘者除了在那种情况下自然无法避免的艰苦以外，并没有受更多的苦。他们被允许不时同他们的朋友坦率地通信；在被从一个藏身之处拖到另一个藏身之处的情况下，他们尽可能被弄得舒服些，虽然这并没有使他们在被迫流浪的途中免于染上痢疾和肺炎之类的病。土匪们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而且只有一个——中央政府的吴佩孚应该把他们收编为军队的一部分，给他们一块地方驻防，并且「征税」！换句话说，那些因为职责或者游乐而深入中国内地的外国人，要成为一场他们既不参与也毫无利害关系的地方政治争吵中的卒子。在这个多事的共和国里，各派之间存在着那么多的怨恨，每一个敢于离开沿海的西方人都会有充分的机会同土匪及其巢穴亲密接触，特别是如果这个聪明的小计划成功了并且有人效法的话。

人们强烈怀疑，河南军队的高级军官，即使不是吴佩孚本人，也在对土匪及其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是因为土匪把他们的一份赃物交了上去，或者是由于一些太复杂、单纯的西方头脑无法理解的其他原因。可是这种印象虽然正当地责备了这位超级督军没有对土匪采取有力的政策，责备他利用他的势力胁迫北京，却可悲地未能统治他兵营门口枪弹射程之内的那一部分国土，但它通常由于缺乏亲身了解，没有适当地考虑到土匪活动的地区。在河南西部那乱七八糟、起伏不平的群山中，他们可以绕来绕去，一整支现代化的军队也很少能看到他们的影子。轰炸机也许是一个有力的论据，可是中国军队很少配备这种现代的奢侈品，而且还得考虑外国被俘者的安全。换句话说，土匪手里握着最好的牌，就连一个实际上对中央政府发号施令的独裁者，所能做的也差不多只是同他们谈判，仿佛他们是一个合法的、负责任的反对派。

这恰恰正是吴最后所做的。虽然那是在我们拜访他的大本营几个星期以后，将近一打分属五六个国籍的外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他自己的省里被绑走，所涉及的「丢面子」，再加上有关使馆不仅对那个虚构的中央政府、而且对吴佩孚本人采取了缓慢但还算严厉的一致措施，终于迫使他采取了有效的行动。主要的麻烦之一是，吴以及他的一切同类，在很大程度上由于那些本应把相反的观点灌输给今日中国那些胡乱统治的人的外国政府的软弱，手头有一场比营救几个充当土匪实现他们自己的小算盘的卒子的外国人更大的、往往是私人性质的游戏。正如这件事所证明的，来自国外的一个响亮而坚定的声音，大概就能大大减少土匪活动，即使在几百年来一直是亡命之徒的老巢的河南也是如此，而且肯定会使绑架无辜的外国人作人质不再是一件那么简单、那么平常的事。然而，政府即使在对中国局势最简单的方面没有得到可笑的错误情报的时候，似乎也对签发十块钱的护照、向它的海外侨民征收所得税更感兴趣，而不是给予他们这些东西所应包含的保护。

在这件事上，使馆开始显出真正的活力以后一个星期之内，所有的外国被俘者都陆续获释了，没有受多大的折磨，而且有了一个足够他们今后多年饭后谈论的引人入胜的话题。可是，既然土匪们这个小计划获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功，那么在也许今后许多年里，零散的外国人将会在他们可能完全不了解、也毫无兴趣的中国国内争端中成为多么出色的筹码，那是不难猜到的。更容易看出的是，只要一种软弱无力、对中国心理学的最起码规则一无所知的政策继续在这件事上代表西方世界，那些土匪在收集这类筹码时将会变得多么大胆，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使用这些筹码将会变得多么粗暴，而中国那些自私自利的军阀对于这些公认的亡命之徒在这件事上走得多远，又会多么毫不在意。

土匪们究竟被施加了什么样的论据，好几天里仍然或多或少是一个深藏的秘密；可是「中国通」有他的怀疑，结果证明他的怀疑完全正确。他怀疑，拖延、妥协和软弱的让步是依次采取的步骤，因为长期的经验已经使他懂得了中国人性格中较为突出的特点。等到再也瞒不住的时候，消息从河南渗透出来：土匪的要求实际上全部得到了满足。他们的头领被授予高级军衔和官职，他们的人被编入了「国军」——不管那是什么意思——什么世界裁军协议都不管了。不仅如此，他们的组织还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并给了他们本省的一角去统治，特别是去「征税」，而不是至少把他们拆散编入其他组织，在那些组织里他们的活动也许还能受到一点约束。有关的中国居民在他们敢于抗议的范围内提出了抗议，当然是徒劳的。这是外国政府软弱政策的又一个不幸，守法的中国群众因此受害更深。不过，说到底，也许他们对今日中国权威的低落多少负有责任，也就相应地该少得一些同情。

几个月以后，在河南绑架外国人的土匪活动的中心郾城，我打听到了一些关于他们这一行的细节。虽然外界听到的多得多，但到目前为止，被土匪绑走的外国人同中国人相比，几乎是一千比一。通常的办法是袭击一个村子，抓走一个有身份的人，或者他十五岁的

左右的儿子，勒索赎金；可是这些亡命之徒与其冒着拖着被俘者到处走的危险，常常把他交给邻村的某个居民，也许只是一个女人，威胁说如果他们回来领人质的时候人质不在，就要烧掉房子、杀死房里的人。许多无助的人家就这样被撂在前有狼后有虎的境地里。偶尔也有女孩被抓走，可是一个在外面过了夜的女孩或女人就失去了名声，不值得赎了。所以她们要么在几个钟头的谈判之后被送回来，要么就被留下作为营寨的财产。当中国土匪追求的是金钱或者物质上的进身时，他们并不虐待妇女；当兵痞们横冲直撞、洗劫一个城镇的时候，妇女们受的苦更多。像土匪活动一样，这也是中国的老历史了；在我们听到过那么多浪漫故事的忽必烈汗的时代，蒙古的佛教僧人或者说喇嘛们从皇帝那里领到一张铁券，有权进入中国任何人家，把男人赶出去，自己取而代之。据中国民间的历史记载，在元朝，每年有两个星期，全国沉溺于淫乱之中；记住这些事情，人们会对中国的恶徒相对来说较少凌辱妇女感到惊讶。

从京汉干线到河南府的路上，有许多那种叫做黄土的黏沙土，从那里到铁路尽头那漫长的半天路程中，黄土更多了。耕作、雨水和风把它侵蚀成高低不等的层次，留下奇形怪状的土丘，像那慕尔的岩石一样引人注目，还有摇摇欲坠的崖壁，崖壁上凿着窑洞、神龛，甚至庙宇；事实上，很长一段一段的路上，几乎没有别种建筑。即使从颠簸的火车上，也能看到成百块小田地正在逐渐而不可挽回地被磨平，最终会使耕种成为不可能。这是一个双重不稳定的世界，人的家是崖壁上的一个洞，随时可能塌落，人在田边或者窑前走路总得小心翼翼，唯恐它随时会从脚下塌下去。我们穿过了许多隧道，每次发现隧道是用石头砌过面的都很庆幸。这种土究竟怎么能凝聚在一起、哪怕保持到现在这么久，是那天整个上午的旅途中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谜之一。

在零零散散的观音堂镇，铁路把我们撂下，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幸好河南省的督军、中国大名鼎鼎的「基督将军」并没有撂下我们。少校曾到开封去拜访过他，他从开封一路派了他的一个副官来为我们安排行程。这个英俊而聪明的小伙子，仍然穿着他那身灰色的绸面棉军装，曾经当过中校，可是为了在士兵中间从事社会福利工作而放弃了他的军衔。他带着好几捆封面花花绿绿的中文小册子，原来是《圣经》各卷的译本，要分发给乡下人。使他同中国成群的兵更加不同的，是他坚持要买票。要不是陇海铁路的官员们已经熟悉了「基督将军」部下的这种怪癖，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对官员在我们那没有软垫的包厢门口惊讶得晕过去。

在中国的边远地区，所有外国人——也许说「欧洲人」或者「白种人」更确切——之间有一种同志情谊，比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同胞之间的情谊还要强。只要有传闻飘进一个旅行者的耳朵，说城里、或者确实在他的路线上可以合理到达的范围内有一个「外国人」，他就觉得去拜访是他的责任，不管那个陌生人是哪一国人，正如那个陌生人觉得立即向他提供款待是自己的责任一样。所以，我们在铁路目前的终点受到一个亚美尼亚人、一个希腊人和一个罗马尼亚人的迎接，他们都是这条比利时和法国合办的特许铁路的职员，立刻把他们的办公室让给我们住，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同样，一个刚刚从新疆以创纪录的速度骑马下来的俄国犹太人出现在那里，希望把他的马卖给我们，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不过，一谈到价钱，他就露出了他那个种族的本色，我们并没有受到多大的诱惑去改变原来坐骡驮轿离开观音堂的计划。

我们那位从开封来的副官不只是一个基督徒，证据是他在天黑以前就把我们所需要的行旅队伍召集齐了，签了字，盖了印。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办法是把整件事交给某个可靠的客栈老板去办。他定价钱，雇骡子和一切必要的驮轿，并负责妥善履行契约。在这件事上，也和通常一样，他拿来一大张涂着红色中国字的薄纸——那就是所说的契约——上面盖着好几个红色的「戳子」，那是镇上可靠的居民的私章，起着介于推荐和担保之间的作用。他还来要求预付议定款项的四分之三，议定的价钱是到河南陕西交界处以外第一个镇子的二百八十里路程，每乘驮轿十六块「鹰洋」。不妨在这里一劳永逸地说明一下：中国的十里大约合三英里，不过实际上有「小里」和「大里」之分，在山区，去的时候的里数有时是回来的两三倍，反过来也一样，偶尔对路程的计量则完全不知所云。客栈老板一定料到我们已经费心打听过，知道预付的至多只是款项的一半，可是中国人从不肯冒失去利用外国人可能的无知来获利的机会。当我们拒绝在第二天早上检查骡子以前连通常的一半都不付的时候，我们冒着把我们那位不只是基督徒的副官的全部辛劳毁于一旦的危险；因为汉族子孙最恨的，莫过于在惯例上作出哪怕最微小的让步，甚至比不能在惯例上多占几分便宜还要恨。如果我们是中国人，谈判大概就会在那时那地停下来，直到钱交出来为止；可是在中华民国，外国人仍然保留着他们昔日的一些威望和名声。

十九西行穿越黄土峡谷

我们六点钟出发，夜色仍然漆黑地包围着我们。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的那么早就上路了，因为一趟中国旅程要是开头不出点岔子，那就奇怪了。这一回是一头我们在黑暗中没能检查的骡子。原来它又小又瘦，一副寒碜相，远在我们穿过零零散散的观音堂以前，它就瘸得那么厉害、晃得那么厉害，看来连这一天都撑不过去了。幸好我们处在一个能让人听从我们意愿的地位。我们那位从开封来的副官奉他长官之命，已经吩咐当地的司令官给我们派十个兵护送。我们很熟悉那个古老的笑话，说有一队中国兵护卫，比落到土匪手里还糟；可是至少，万一遭到袭击，他们如果没能跑得比土匪快，也可以向土匪担保，我们不值得抢，也不值得扣下来勒索赎金。再说，我们出来，即使不是专门、不也主要是为了阅历吗？这时护卫从一开始就证明了它的价值；因为这样一支中国护卫队，尽管对大股亡命之徒也许没有多大影响，但当被护送的人表示一个愿望时，它在催促普通百姓迅速行动方面却很有用。我们刚刚向带队的排长提了一句，他就溜进了黑暗中，仿佛要干得那么「利落」，就连美国人也会鼓掌喝彩。可是这并没有阻止太阳在他再次显示存在的迹象以前，就红着一张肿胀的脸，从我们东南方那一片参差不齐的瓦顶上探出头来。可是等他回来的时候，跟着他来的是一头比我们已经雇用的任何一头都更大更结实的骡子，骡子那守旧的主人——他仍然留着辫子，辫子已经渐渐变成了铁灰色——在它旁边慢吞吞地走着，我们觉得他有点闷闷不乐。换了骡子，我们不久就正式出发了，这支马队使一群群过路的人无一例外地瞪着眼睛目送我们。

我们渐渐弄清楚，那个排长发现同我们订约提供牲口的客栈老板不能马上换掉那头病骡，就不慌不忙地征用了他碰到的第一头看来合用的骡子。这是那个无助的主人在世上的主要财产，他不得不跟着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准备好出一趟一个星期的远门。我们不过是美国人，看不出为什么不能把这头多出来的骡子交给别的赶骡人中的一个——每乘驮轿有一个赶骡人——特别是他们都住在同一个镇上，可以说是通过客栈老板作了担保的。可是人们很快就懂得，最好的办法是让中国人按照他们由来已久的方式去取得他们的结果，不要太多地窥探幕后，也不要断定凡是在西方人看来荒谬的、不公正的甚至残忍的事，对中央之国的人来说也必然如此。我们没有公开表示好奇，却渐渐发现，每一乘驮轿连同一对骡子，都属于一个人，或者是那个整天在尘土中跟在旁边艰难地走着、不断用一声爆破似的「嗒！嗒！」以及几句精选的中国「骂人话」——没有必要把它们添进我们西方的存货里——催他的两头牲口加快步子的赶骡人，或者是一个待在家里、雇人替他赶骡子的人。自然，我们不要那头瘸骡子而换了另一头，就使那乘驮轿的钱分成了两份，在整个旅程中，跟在它旁边小跑的那两个人之间显然结下了怨仇。

一片夏天似的秋色铺满了大地，在我们两侧散开的十个兵很快就请求允许他们把他们的棉大衣扔进驮轿里。他们那中国式的低帮布鞋和裹着的裤腿，很适于长途跋涉，尤其是在面粉似的黄土里。除了一支相当新式的毛瑟步枪和至多一打子弹以外，每个人身上似乎都揣着几件小小的私人物品，一个中年家伙长着一张配得上美国老派「铁石心肠」的「上士」的脸，在那整整三十英里有时炎热、常常艰苦的路上，一直在他弯着的胳膊上架着一只戴着头罩的猎鹰。我们猜想，这不过是中国人不敢把自己的东西放在视线以外的又一个例子。除了一道长长的、有点多石的山梁以外，黄土层绵延不断，每走一步，尘土都旋转着扬到耳边。乞丐们，常常是可怕的样子，在路边的尘土里打滚，不仅在镇子里，而且在野外最想不到的地方。他们的收获肯定连一天一顿简单的饭都凑不够，正是在这么不可能有收获的地方乞讨，才使人对中国贫穷之深印象特别深刻。

在离开观音堂以前，我们已经见识过它那种无情的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前一天下午，在它最热闹的大街旁边一条满是尘土的阴沟里，躺着一个大约十六岁的男孩，一块肮脏的破布只从肩膀盖到肚脐，他暴露在外的身体上有好几大块被某种可憎的疾病吃掉了。显然他是真的痛得在打滚，而不像沿途他的许多同行那样多少有些装痛以博取同情，因为有几个人停下来同他说过话，这在中国对路边乞丐来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关切。可是显然没有人为他做别的任何事；因为第二天早上天亮以前我们骑马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夜里仍然冷得刺骨，他还躺在那里，仍然是那副几乎一丝不挂的样子，身上撒满了尘土，显然已经死了——至少我们真诚地希望如此。中国的贫穷是那么普遍，本地人的慈善和同情心又那么少——因为即使是那些不受苦的少数人，也不能不或多或少经常被自己沦为乞丐的恐惧所困扰——以至于连我们所说的「非常值得救济的人」，也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使人注意到他们的需要。有些办法巧妙得既好笑又可怜，这也许是有意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欣赏幽默，对幽默的反应也更快。在我们经过的一条深深的黄土峡谷里，一个脚似乎已经烂掉了的人，紧贴着陡峭的土壁跪着，那个地方刚好让他躲开牲口的蹄子和行人的脚，而行人一群群地不断经过，他似乎泡在尘土里一样。透过尘土，传来他那嘶哑的声音，单调地重复着某句诉苦的话，伴着一只手铃的铃声。每隔至多三十秒，他就用头在他面前路上的一块大石头上狠命地撞一下，结束这一段声音。我停下来纳闷他怎么没把脑壳撞裂，渐渐发觉，他总是在头撞下去的同时，把右手里的铃往尘土里一敲，这当然巧妙地加重了表面上的撞击声，同时又不露痕迹地减轻了撞击。可是尽管如此，他的额头由于不停地撞击，几乎已经血肉模糊，单是这番动作，到一天结束以前，一定也是一整天的实实在在的活计了。然而过往的人群本身绝不富裕，很少给他多于随便的一瞥。他身边的柳条簸箕里只零零落落地撒着五六个「制钱」，在此后的许多天里，我们经过的所有路边乞丐都是这样。每当我们中间有人往这样的簸箕里扔一个铜子儿，连旁观者都会惊讶不已；因为一个铜子儿值整整十个「制钱」，虽然它大约只相当于四分之一美分！

最初几英里，有一长串没完没了的苦力，扛着一袋袋水泥和面粉，以及前面铁路工地所需的其他不那么显眼的物资。一条一英里长的隧道快要完工了，平整路基和开挖路堑的工程还要延续相当长的一段。乐观的官员们希望，一年之内火车就能通到陕西边界，再过两三年就能终于通到那座著名的古老的西都西安府。接着有大量的棉花从西边运来，还有各种各样可以想象到的东西在苦力肩上那些富有弹性的扁担两头颤悠着，这些扁担常常被误称为竹子，其实它们更接近山核桃木，磨光了，又上了漆，成了桃花心木那样的褐色。各种流动的手艺人，兜售一切有可能卖出去的东西的小贩，给这一大群人供应饭食的流动饭铺，成百个背着铺盖和几件家当颠着步子去找活干的苦力，都用这种扁担挑他们的担子，所以目力所及的景象就像一条由起伏的人和物组成的河流。大部分路段地势很高，让我们能远眺一片山峦起伏的地区，那地方被分割得奇形怪状，只有黄土才会裂成那样，被开成一百个不同高度的梯田，边缘不断地崩落，可以说是一个正在磨损消耗的世界。或者，那条从来没有一刻配得上路这个名称的路，又会一头扎进它在几百年来在这种易碎的土壤中艰难跋涉时为自己磨出的一道深沟里，深沟有一百英尺、两百英尺深，有些地方肯定有三百英尺，可能要延续好多英里，才能再瞥一眼周围的原野。在这些深沟里走路，就像在一座水泥厂里拖着脚走；只要稍微起一点风，人们就衷心地渴望再有一副防毒面具。沟壁是绝对陡直的，下陷的路很少比一辆车宽，只要有一辆车走到我们前面，我们就得在许多疲惫的里程中吸它的尘土、吞它的尘土；而要给不断从对面来的车子让路，就需要一个中国赶骡人的耐心和骂人的本事。至于在这样一条没有尽头的深沟里跟在一支骆驼队——大概至少有一百头，而它们扬起尘土的名声远远大于它们的速度——后面走，那是什么样的乐趣，在这部力求真实地记述一次完全体面的旅行的书里，就不容许提起来玷污它的篇页了。

不过，我们绝不是被关在峡谷底下的。我们很快发现，骡驮轿同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许多别的玩意儿一样，既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缺点。它的形状像一只浴缸，如果人们能把它铺成一张床，钻进去睡觉，也许倒相当舒适。可是当它已经被轮船衣箱、铺盖卷之类的零零碎碎装了一半的时候，剩下给区区乘客的地方就有限了。而且，草席既挡不住太阳也挡不住尘土，虽然人们假以时日、有了耐心，也许能学会在驮轿里睡觉或者看书，尽管那骆驼般的晃动中每隔一刻钟左右就夹着一次突然的、令人不安的颠簸——那是外面艰难跋涉的赶骡人认定一头或另一头骡子背上的杠子需要摆平了——可是一般的旅客更容易昏昏欲睡地望着领头骡子身上那一大堆红绒球和挂饰，听着它那单调的铃声来打发时间。坐驮轿是一门必须学习的艺术。由于这种摇晃很容易使这玩意儿失去平衡，把身体摆得恰到好处，就和走钢丝差不多。如果一个人生性好动，习惯每隔一定时间把压在下面的腿换到上面来，那他就不能让注意力昏昏欲睡；如果一个人坚持抽烟这种应受谴责的习惯，那么在用右手放下烟斗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同时用左手把烟丝罐放下，免得重量失衡造成致命的后果。在我们整个旅程中，我自己的驮轿只翻过一次，压在我身上，那是在一家客栈的院子里，那里有人帮忙把我从那一大堆把我压在底下的箱子、行军床、手提箱以及别的什么东西底下拖出来；可是如果说有哪连续十分钟我不指望它翻倒，那大概是在我许多次不在驮轿里的时候。我们在西部遇到一些在中国有长期经验的外国人，他们出门全坐驮轿，有些人还在驮轿里衬上毛毡、铺上地毯，在里面放一只炉子，一走就是几个星期，即使在严冬也是如此，旅途中读了许多卷书。可是，虽然我们毫无争议地乐于承认骡驮轿比「北京骡车」舒服，至少就我而言，我发现它最好的一点，是人们可以下来步行。

我们早早地、常常地这样做，因此常常有很长一段一段的路完全避开了尘土飞扬的峡谷。因为在这条路线上上下下不断地跋涉的苦力队伍，已经在深沟的边缘上踩出了至少一条、常常多达五六条坚实光滑的小路，这些小路起伏蜿蜒，恰到好处，令人愉快。从小路上，我们可以沿着很少相距超过十五英尺的陡峭的崖壁远远地往下看，看到那些没完没了的骡队，这里那里夹着笨重的、由牛或马拉着的两轮大车，或者一串傲慢地慢条斯理的骆驼，由于太深，有时都显得那么小，仿佛是一队孩子的玩具。与此同时，我们享受着灿烂的阳光——事实上常常是太灿烂了，尽管十月已经快过完了——时不时还有一阵怡人的微风，可以看到这一地区的生活和常常近乎壮丽的景色，所有这些，都是那个在下面远处的驮轿里打瞌睡或者想看书的人所不知道的。我们的驮轿虽然是峡谷里走得最快的东西，平均速度却几乎赶不上正常的步行速度，所以我们可以这里那里稍微离开那窄窄的正路，去瞥一眼某个似乎值得绕一绕道的东西。

比方说，有些地方，一排排旧陶罐

立在土垄上，装满了水——那水常常是从很远的地方挑来的——供过往的牲口饮用；相信人满为患、残酷拥挤的中国的人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捡几个零星「制钱」的机会。顺便说一句，此时「制钱」几乎成了唯一能见到的钱，过往的苦力们把一串「制钱」绕在一个肩膀上，或者挂在身上别的方便的突出部位。有时一排巨大的瓮代替了通常用来围院子的那种淡黄色干泥墙，砌成了一道墙。到处成群的光屁股孩子，以及在田里干活、光着古铜色上身的男人，似乎都在揭穿日历的谎话。蒙着眼睛的牲口没完没了地转着圈，或者两个男人，或者一个男人和他缠足的妻子，摇着一架粗大的辘轳，从这里那里散布着的田间井里汲水，要是井上没有架子，人们几乎一脚踩进去才会发觉。黄土的变幻常常是奇特的，有时简直难以置信。它极易碎，完全没有层理，却又出奇地坚固，它的种种反差不断地叫人吃惊。有些村子里，黄土裂开、崩开，塌进某条邻近的溪谷里，塌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泥屋似乎被乱七八糟地撒在一片由大教堂尖塔和哥特式屋顶组成的森林之中，高踞在各种可能的高度上，安详地在一块块垂直的土片上打瞌睡，人们简直不能相信，第一阵轻风竟不会把它们化作一团黄尘，抛进下面那令人胆寒的深渊里去。它在肯定早该倒塌之后还长久地坚持立着，这是下陷的道路上的奇观之一。这里有一大片黄土，已经同主崖完全裂开，似乎像一道卷起的浪头，悬在我们经过的驮轿正上方一百英尺或更高的地方，看上去完全像是马上就要断裂，把二十来个旅客埋在底下，可是不知怎么它始终没有塌下来，至少在我们在场的时候没有。在这条「国道」变成峡谷的漫长的几百年里，一定发生过无数这样的灾祸；可是中国人的办法无疑是让幸存者在尘埃落定以前就从坍塌的泥土上平静地继续跋涉，他们确信，如果他们自己的那几位小神宠爱他们，他们就不会遇到类似的危险，而如果小神们不宠爱他们，那么预防措施也不过是白费口舌。

我们沿着崖顶走的那些小路，好多次似乎已经到了必然要从崖壁上滑下去的日子，可它们总是把我们安全地带了过去。凿进这些崖壁深处的窑洞多得没有尽头，绝大多数居民只有这样的家。可是，在这种奇怪的土壤那一切令人惊讶的怪癖之中，最令人吃惊的也许是：在一片看上去完全是平坦完整的田地上散步时，突然碰到地上一个巨大的方坑，长宽各五十多英尺，也是这么深，那不是别的，正是一户人家的院子。坑底散放着农具和家畜；在它那像箱子一样陡直方正的四壁上，凿着十来个窑洞，拱顶很高，可是每个洞口用泥砖砌的正面上照例只开着一扇小门——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住所，大概有三代人。这样一个农家院落同全中国各地普通的农家院落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围着它的高高的泥墙是坚实的大地，往往有一条颇长的、不起眼的地道把它同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要是地道塌了，中国乡下没有一架梯子长得足以把这些住在坑里的人送上地面，而他们那坚硬的打谷场和他们的田地都在地面上。

这个季节，打谷场上到处都很忙碌，人们用连枷打出最后一点粮食，或者用懒洋洋地慢慢走着的牲口拉着巨大的石磙子把它碾出来。全家人都参加这项劳动，大半光着身子的孩子们逗弄着那些慢吞吞的牲口，让它们不停地走；女人们为了省她们的残废的脚，一般都跪着，在麦秸里扒来扒去，时不时甚至帮着男人把粮食扬到能吹走糠秕的风里去。每个打谷场的边上都有一堆堆干草和麦秸，上面都抹着一层泥顶，这似乎是河南的风气。

可是最值得一看的景象是梯田。我在南美洲的印加土地上见过一些梯田，似乎是人类坚韧不拔的非凡例证，可是同中国西部的这些梯田相比，它们不过是儿戏罢了。安第斯山的梯田砌着坚固的石墙，只修到偶尔一座山坡的一部分，或者使一条太陡的山谷得以耕种。这里，一连串最非凡的梯田，有三十层、四十层甚至五十层，一直修到我们不仅几天而且几个星期里看到的每一座山的山顶，把它完全覆盖在无穷无尽的巨大阶梯的一级级矮台阶之下。然而这里没有石头；每块田的护坡不过是黄土本身，不断地崩落到下一层田上去。我相信，地质学家们多少都同意，华北覆盖着二十五万平方英里的黄土地区，是几百年前森林遭到破坏造成的，破坏得那么彻底，连树根都被刨出来当柴烧了，于是一种有着天然的降雨和植被、本来令人十分满意的土壤，变成了一种粉末状的泥土，第一阵风吹来就会碎裂飞扬。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把那些正在竭力砍光我们自己美好土地上的森林的人，送到中国去同那成群的人一起为生存而挣扎，那该是多么绝妙的公道啊！在那里，人口的压力不仅把农民逼到了干旱山脉的顶上，而且逼进了土地上每一个最细小的洼坑！这些黄土地区完全没有树木，连一点灌木或草的影子都没有，一天又一天，到处都是同样光秃秃的黄褐色，从日出到日落不断变化的光景中也相当美丽，可是尽管岁月把它铸成了种种非凡的形状，那单调却使眼睛疲倦。也许在春天和夏天，梯田上庄稼摇曳的时候，会有足够的绿色。可是在这个秋季，就连难得残存的棉田或玉米地，也同整个一望无际、起伏不平的景色一样，是那种干瘪、没有水分的黄褐色，叫人很难相信会有那样的景象。

可是步行总是远在中午以前就变成了一种大汗淋漓的行进方式，于是在某个方便的峡谷口，或者在一段路面冒上地面来喘口气的地方，我们就爬进了驮轿。从那时起一直到傍晚，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视野多半局限在领头骡子背上的红绒球和驮轿的草顶之间那一小块三角形里，而那条几乎一整天都常常是一道窄沟的路的沟壁，又常常把它缩得更小。不过，透过这个三角形，我们看到的比人们可能料想的要多。一支骆驼队，或者许多骡子拉的兵车中的一辆，从浓得化不开的尘雾中隐隐出现，尽管我们走得很慢，还是险些撞上。黄土要是能安安静静地躺着，而不是坚持要探索它所接触的任何人、任何东西的最深处，那么至少就旅行者而言，它倒不会那么糟。只要有一阵风顺着路刮下来——这肯定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我们就几乎看不见前面的那乘驮轿了。那时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手帕蒙住脸，躺着听那没完没了的小骡铃的「叮铃叮铃」和摇晃的驮轿轻微的吱嘎声，中间常常夹着「骡队在尘土中咳嗽」——疲倦的牲口确实在咳嗽——时不时还有赶骡人大声的「嗒！嗒！」，他们的脚步在粉末般的泥土里悄无声息，或者，当他们想让牲口停下来的时候，一声拖得长长的「吁——」。一位年长而经验丰富的旅行家可以作证，从河南到西安府的这条路，也许是中国最难走的一段车路，尽管这话说得很重，我们还是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可是，即使它那许多小小的不适再多几倍，这也是我不愿错过的一趟旅程。

有时，路从峡谷里出来好几英里，那时准有许多东西吸引人的目光。也许是一座高高的细土柱顶上的一间小屋、一座小庙或者一座鸽楼，因为雨和风可能已经把它周围的世界冲走了，留下一根叫人难以置信的脆弱的支柱。我们不断地碰到大批的兵；偶尔经过大群还没发给武器的新兵，一张张淳朴的脸，都是些孩子，他们与其去给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再添一份，远不如留在他们家乡的窑洞村子里耕种那些梯田般的山。可是这种把乡村地区的壮年男子抽空的做法，在整个共和国里正起劲地进行着——培养未来土匪的事似乎没有尽头。我们自己的护卫，以及一长列一长列往相反方向去的他们那些带枪的同伴，时不时出现在高高在我们上方的崖顶边缘上，他们和他们的枪映衬在无云的天空上，成了剪影。我们不断碰到名副其实的成群旅客，主要是步行的。没完没了的一串串苦力来来去去，他们的铺盖、工具和在人世上的全部家当，都卷在蓝布卷里背在背上，或者挂在肩上摇晃的扁担两头颤悠着。我常常发觉自己纳闷，为什么他们不能都留在原地，省掉这一切来来回回的辛苦奔波，因为那一长列一长列往东走的和往西去的，简直一模一样。女旅客很少；同那一大群一大群的男人相比，几乎一个也没有，而且她们自然总是骑着牲口或者坐着车，因为不然的话，用她们那畸形的小脚，她们至多一个钟头只能蹒跚几百码。有时她们中的一个骑着一头驴从尘土中隐隐出现，后面总有一个男人赶着驴，他那轻松的步伐似乎更突出了那两条逐渐收细、终于变成一双几乎毫无用处的小脚、挂在那头《圣经》里的牲口两侧的残废的腿是多么无助。到处成群的孩子，很少在路上走动，不过偶尔我们也经过一个较富裕的中国人的车子或驮轿，他带着一家人同行。可是即使他的车子前面那扇厚厚的布门没有关上，我们也很少能瞥见比一下更多的东西：藏在男人和赶车人身后、一定挤得非常紧的地方的女人和孩子们那一张张向外窥视的脸。

有几次，穿着白衣或麻衣的寡妇经过，通常独自一人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在一辆没有车篷的大车上，仿佛要使她的悲伤尽可能引人注目。有些寡妇年轻得出奇；她们的脸一般完全遮着；她们无一例外地蹲着前后摇晃，放声号哭，不管是在经过一个镇子，还是在空旷的野外，至少只要除了那个艰难跋涉的赶车人以外还有什么人听得见她们。这种公开表示悲痛的做法似乎是河南的习俗；至少，再往西我们就很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天早上，我们还在步行的时候，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齐声的号哭，最后我们碰到一个刚死的人的母亲、妻子、六岁的儿子和婴儿，他们一起蹲在村边露天的打谷场上，全都向四方倾诉着他们的悲伤，连那个婴儿也在内。在我看来，那是一幅可怜的、几乎令人感动的景象——直到我碰巧回头一看，正好看见那个老妇人在男孩身上一个很敏感的地方拧了一把，从而使那阵因为看见一个过路的外国人而几乎停下来的号哭又加倍响了起来。

偶尔有一个新娘经过，穿着她那一身盛装，十分显眼，看上去仿佛如果习俗允许的话，她也很容易在她那漫长乏味的旅途中一路哭下去。还有独轮车队，在某些方面，它是这无尽的行列中最有意思的部分。一想到一个人推着一车重货横穿一个省甚至更远，就有一种既可怜又可笑的感觉——有点使人想起一场荒唐的选举赌注。然而，在我们广大的国土上，也许除了处于最紧张的比赛关头的冠军运动员以外，恐怕没有一个人干的活能像这些中国推独轮车的人那样累得筋疲力尽，他们成团成团地从我们身边经过，有时一连一英里排成一条紧密不断的长队。想一想这些又大又笨、吱嘎作响的车子本身的重量，那难以置信地沉重、而且往往很不好装的货物，一条任何没出过门的西方人都认不出是路的「路」，陡坡、尘土没踝的峡谷，以及在拥挤的、徒有其名的通道上不断地为争路而挣扎，也就难怪那个使劲推着车把、车把上一条结实的背带从他肩上绕过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像一个跑到他最艰苦的比赛的终点的马拉松运动员了。在华西北，「推车」不像在国内某些地方那样是载客的车子；可是这支没完没了的独轮骑兵队，除了人以外，几乎什么都运。最幸运的似乎是那些运着体积大、却只是棉花的人；最重的担子，除了极少数例外，显然是两到四袋黑褐色的麦子，每袋比我们的两蒲式耳的袋子周长稍小，却长了将近一倍。

那些满头大汗推着车把的人，已经动用了一切可能的助力，不过绝大多数人没有帮手，独自辛苦地往前推。有时有另一个人，也许是一头驴，偶尔是一头骡子、一匹老马、一头小牛，在独轮车前面拉。不止一个人把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拉来帮忙，各种年纪的男孩子都给这份苦活添上了他们那绝非微不足道的一份力。有一个孩子的细节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他不会超过六岁，古铜色的小身子一丝不挂，只系着一块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对健康不可缺少的、红色或蓝色的菱形肚兜，正用尽全力稳稳地拉着搭在他光肩膀上的绳子。他和他身后那位强壮的父亲，显然离家和离目的地都还有许多天辛苦的路程，可是孩子脸上没有一丝抗议的表示，反而流露出不止一点点的喜悦，因为有这么一个绝好的机会去看看世界。的确，这些独轮车的奴隶、这些苦力、以及一般中国劳苦大众对他们那艰辛的一段人生所抱的那种普遍的知足、甚至可以说是快乐的态度，是在中国旅行中令人惊讶、也令人愉快的事情之一。也许这些人干这种拉车马的苦活，每天只得到相当于十五美分的报酬，路上的食宿还要自理；然而一张阴沉的脸就像一个懒惰的身子一样少见，只要有一点由头，总会爆发出笑声。我注意到，那些在前面拉车的人，不管多么年幼或者多么弱小，从来不会受到后面的人的责备或者被催促着再加把劲；对他们来说，毫不懈怠地尽其所能，似乎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而推车把的那个人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会偷懒，或者还能出更多的力。

有两次，也许是三次，我看见一个女人拉着一辆独轮车，

可是每一次货都很轻，路程显然也很短；事实上也必然如此，因为靠着那由来已久的习俗给她留下的一双山羊蹄似的小脚和两条没有肌肉的腿，她是不可能挣扎着走远的。我想，此刻正忙于向我们「阐释」中国的那几位才华横溢的西方「权威」，会把这一事实当作又一个证据，证明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审美高于物质：尽管妻子的不受阻碍的劳动对他非常必要，中国农民和苦力却仍然坚持以牺牲她身体的用处为代价，让她变得美丽。在打谷场上或者棉田里，女人们可以比在路上发挥稍大些的作用，在那里人们见到的女人也多些。因为这些活大都可以跪着干，几乎所有的女人，即使是十一二岁的女孩，都戴着厚厚的护膝，很像橄榄球运动员的护腿，好稍微减轻一点落到她们身上的苦命。在城镇里，人们常常看到妻子或者女佣在肮脏的泥地上跪着爬来爬去，料理家务。

顺便说一句，棉田几乎一望无际，不过除此之外，就没有多少可以为它们说的好话了。棉株从六英寸到一英尺高，是一种干枯的褐色，同一直到梯田山顶的整个景色一个颜色，残留下来的那些可怜的小棉桃，似乎连这里那里还在四处转悠寻找它们的那些穷困的拾棉人都不值得去费事。他们告诉我们，这一带整个夏天没有下过雨，除非在今后两个月内下雨救活冬小麦，否则将会有另一场像一九二〇年那样严重的饥荒。

离开观音堂的第一夜，我们睡在一所房子里，几个星期前，一个希腊人就是从这所房子里被土匪绑走的；我们吃饭的那所房子，则是一个法国人被绑走的地方，他们两人都是正在向前修筑的铁路的职员。他们仍然被关在西南方山里的某个地方，是那一小群颇为可观的外国人的核心，土匪们最终就是借助这些人的不情愿的帮助，挤进了国军。事实上，我们睡在没有被褥的床上，吃饭时，我们那位文雅的法国主人和他的日本妻子为了他的前任被绑走时发生的洗劫，向我们作了不必要的道歉。少数几个外国居民中间仍然有一种压抑着的恐惧气氛，因为他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多快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可是人类很快就学会在许多不愉快的环境中不觉得难受地生活下去。

我们的护卫兵每天一换，每天傍晚，在这一队人能够接受我们给他们的赏钱以前，都要上演一场漫长的「保全面子」的过程，让我们看个够。我们把这场斗争交给了老张，因为他比我们更精通中国礼节；那头一个傍晚，斗争特别艰苦，因为那一队的带队官是一个真正的排长，一个区区的上士或下士在接受他其实根本无意拒绝的东西以前，似乎只需要三十二次大声而激烈的拒绝，而那个排长呢，在我们数不清次数、走进屋里去的时候，还在极有效果地把那可恶的银元推回来。为了可能保护一对素不相识的外国人，顶着炎热艰难地走了三十英里，十个人分三块鹰洋，在我们自己的「美国大兵」看来，也许不是什么值得写信回家说的事；可是对于那些每天的饷钱远远比不上他们在这笔钱中所占的份额、而且领饷多半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践上的人来说，少校坚持要他们「拿我们的钱好好吃一顿」，实在不可能像他们装出来的那样，在他们听来是那么不道德。

第二天下午时候还早，我们就到了一座有城墙的大镇，至少那里的居民管它叫灵宝。护卫兵要在这里停下来，可是带队的上士认为，如果我们让他进城去见司令官，而我们像大多数过路的旅客经过拥挤的有城墙的城市时那样，绕着城边继续走，他就能得到许可再陪我们走二十里，或者让下一队人马上出发。在靠近那一头的一座城门附近，当地司令官派来的一个兵赶上了我们。他说，他的长官不能这么匆忙地派出一队人，他认为我们没有护卫就往前走是不明智的。前面紧挨着的地区土匪活动很频繁，甚至可能已经听说了这两个「重要的」外国人，正在找他们。

这一切对我们没有什么触动，因为少校和我都从长期的经验中知道，对旅行者来说，危险的总是旅程的「下一」段，从来不是他实际所在的那一段。再说，十个零零散散、装备很差的中国式的兵，如果土匪真的打算把我们添进他们的收藏品里，恐怕也拦不住他们。可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赶骡人算进去。他们早就表示过想在灵宝歇下；司令官的报告使他们加倍急于留下来。我们正在对他们的恐惧不屑一顾，决定下令重新出发的时候，我顺着他们中一个人的目光，朝我们身旁近处的城门抬头一看。那是一座别致的小城门，可是单是这一点当然不会引起一个中国赶骡人的注意。引起他兴趣的，是两只用窄木条草草钉成的单薄的木笼，钉在城门门拱正上方两侧的门面上，每只笼子里装着一颗人头。我常常读到中国城门上、甚至我们中世纪祖先的城门上有这种精致的装饰；可它们似乎总是很遥远、很久远的事，是属于「美好的旧日」的东西，一个平凡的现代漫游者永远不会有幸看到。因此，在这个太平年月里，在我们周围平常日子的大白天里，碰到它们钉在两张撕破了的、描绘着一种广为人知的香烟牌子的乐趣和好处的广告画上，这——嗯，至少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提醒，说明古老中国的那些别致的习俗还没有统统被扔进废物堆，说明即使是现代的漫游者，只要他漫游得够久够远，也仍然可能千载难逢地碰到一些把今天这个有留声机、有缝纫机的世界同穴居人连接起来的小细节——他曾那么经常地羡慕过去几个世纪的旅行者能看到这些细节。

那个传信的兵解释说——在中国，只要有一点争执的迹象，或者有一个外国人，总会聚起一群关切的人，他们时不时从旁提醒他——这两个土匪是四天以前在我们如果坚持往前走就必须在那里过夜的那个镇子上被抓住的。我想，任何一个淑女都会把这两颗装在笼子里的人头称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可是我恐怕它们只使我觉得有趣。在中国，人们很快就会不知不觉地感到人命的低贱，所以在国内会搅得人一夜睡不着觉的事情，在这里拐过下一个街角就忘了。两颗人头都侧着一只耳朵躺在镂空的木笼底上，半咧着嘴俯视着过往的行人。由于朝南，在同它们原来那显然相当年轻的主人分离的三四天里，它们已经大大得益，把自己的身份掩盖起来了。它们是黄色的，不是中国人那种单纯的黄——这么靠北的中国人几乎根本算不上黄——而是一堆生硫黄的黄，一只熟柠檬的黄；它们已经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使是最马虎的主妇，也会赶快把这样一块肉送出去埋掉——埋得深深的。此外——我读过的所有描写挂着人头的城门的作家，都从来没有向我透露过这个小细节——它们上面爬满了苍蝇，苍蝇似乎认为这是一场特别美味的盛宴。

我们向赶骡人的不情愿让了步，转身回到附近的一家客栈。太阳还高，足够我们在城外的关厢——那常常是中国城镇里最拥挤的部分——里散散步，然后穿过灵宝城本身，再沿着它那宽阔的城墙绕半圈，从城墙上我们可以往下看到许多在别的国家会是家庭秘密的东西。比方说，我们碰巧看到，那个跪着跟我们进了客栈院子的高大结实的男人——他因为不小心，一夜之间把脚冻掉了——有一大家子人来分享我们给他的那剩下的半条烤羊腿。在拥挤的市场上的某个地方，有人设法告诉我们，这一带的土匪之所以更厉害，是因为这里相当富，他们可以靠这一带过活；可是中国街道上那熙熙攘攘的生活，肯定是完全无视城门上的那两颗人头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危险，平平静静地流淌着。更切题的是，还有时间从容地眺望一下南面地平线上那些丝绸般褐色的梯田山，看着无云的太阳沉到它们后面的一座火红的熔炉里去。

要不是在灵宝那次多少是被迫的停留，我们本该在第三天晚些时候结束骡驮轿这一段旅程。可是那也许会妨碍少校作为一个猎手所取得的非凡成功，那不是数量多这种平凡粗俗的成功，而是一种连佛教徒都会鼓掌赞赏的精妙。我们蹚过了一个相当大的山口——至少，这种把道路磨成峡谷的情形有时会明显地缩短一段爬坡——然后顺着一道陡坡下到了黄河宽阔平坦的河岸上。沿着深深的沙路，有一段路长着一人高的野生蓖麻；可是真正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在我们和河之间那片半英里宽的低地上，满是壮丽的野鸭，大概还有野雁。少校一把抓过北京某位轻信的牧师不明智地借给他在旅途中用的那支猎枪，大步走进一片名副其实地铺满了鸟的四十英亩的田地。时不时有一大群鸟飞起来，在低低的天空上盘旋成一幅巨大的帷幕，可是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那些鸟飞起来的地方总是还有更多的鸟；事实上，要是它们全都一齐飞起来，空中简直容纳不下它们。

当然，对一个可以说是东道主的人的枪法——他在一个枪法至关重要的职业中升到了那么高的地位——哪怕吐出一丝批评，也是再应受谴责、事实上再卑鄙不过的了；幸好根本没有这样做的丝毫理由。因为，没能打出满分，肯定可以老老实实地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所用的这件武器，早在我们的先辈们开始嘲笑那个幻想总有一天会有人发明「无马的车」的白痴以前，就已经在服役了。如果鸟儿们肯有礼貌地待在原地，直到猎人走上去踩住它们的尾巴再开枪，那么这样一件玩意儿就是再理想不过的了。可是野鸭和野雁，即使在黄河流域这样一个很少有人打猎的天堂里，对陌生人也不特别亲热；事实上，人们几乎可以指责它们冷淡。

然而，少校终于开枪了，两个枪管一齐发射，这样至少不会有第二次后坐力来加重他的失望，尽管他并没能足够接近他的猎物，以至于连把枪本身扔过去都不值得。说来奇怪，其中一只鸟显出种种迹象，表明它被打中了，要不就是受了它平生最大的一次惊吓。因为它没有跟着它那无数的同伴飞进此刻已经满是飞鸟的天空，而是在地上跌跌撞撞地乱跑，少校和老张，还有，我相信，两三个赶骡人，也许甚至还有厨子，在后面紧追不舍。这群人里跑得最快的那个——我那时碰巧正处在驮轿翻与不翻之间，所以对这件事不能提供可靠的证词——终于把这个逃亡者抓住了。如果它被打中了，子弹自然没有穿透那厚厚的羽毛；也许子弹从它那没有什么遮护的脑壳上擦过，使它对情况看得模模糊糊，直到永远为时太晚。无论如何，少校获得了一项殊荣：用一支猎枪，活捉了一只完全健康的野鸭科的壮丽标本，比任何家鸭都大，漂亮得像一只野鸡！

那天上午余下的时间里，一个兵一直抱着它，正如前一天另一个兵一直架着他那只戴头罩的猎鹰一样。我们的随从们想让我们相信这种鸟不能吃，可是第二天它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比感恩节的火鸡还要好吃，这表明他们也许只不过是照中国人的方式，提出要替我们把它扔掉而已。

二十直趋西安府

第四天一大早，我们从一条巨大的大路峡谷里爬上来，到了一座标志着河南和陕西两省分界的巨大石拱门前，随即又一头扎进另一道同样深的深沟。易碎的土壤、来来往往的没完没了的苦力队伍、沿着下陷的道路一直到城墙坚固的潼关这里那里蹲在尘土里大声哀叫的满身疥癣的乞丐——都没有任何改善。陕西省这个重要的前哨，就在河南省界那边不远，坐落在黄河边上，在这个水浅的季节，这里的河倒真是一条黄色的河，隔河可以望见山西省的黄土山丘，那个省当时正遭受严重的旱灾。围着城的厚重城墙周围的大地已经被磨掉了，正如在黄土地带就连一座泥砌的神龛周围的大地也会被磨掉一样，所以我们又得相当吃力地往上爬，才能到达那座让我们进去的雄伟的城门。

严格按照职责，城门周围闲逛的兵无疑应该查验我们的护照。北京的外交部享有照管「外国人」的特权，已经在我们的护照上涂满了半英亩盖着红印的字，据说是准许我们访问指定的五个省，此后，至少在官方上，护照必须送回北京去再受糟蹋。可是兵们只说了一声「片子」，我们为了回答这个简短的要求而拿出来的中国名片，显然就是他们要的全部身份证明了。由于少校的名字碰巧也是以那个轻唇音开头的，使他在中文里也只好冒充费先生，我们立刻被当成了兄弟，尽管我们的相貌明显地证明情况恰恰相反，然后我们就被放行了，没有受到盘问。

「福音堂」——中国人这样称呼新教的布道所——的本地牧师不在城里。可是在中国内地，任何一个白种人都被照面值接受，至少在他被明确证明是冒牌货以前是如此，所以我们很快就在那座零乱的、庙宇似的院落里几间落满灰尘、陈设简单的屋子里安顿下来，老张和厨子则同看门人一起去探索厨房。要是我们早到一个钟头，也许可以马上继续赶路，当天晚上就到西安府。因为，说起来奇怪，有一条公共汽车线路或多或少每天都有车，从潼关到省城，横穿「隐秘的陕西」的一半。可是公共汽车是一大早开的；而且，带着我们所有的行李，我们大概需要一辆专车，当时城里恰好一辆也没有。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想第二天继续赶路，最好由少校以他的官方身份给西安府的督军打个电报，这一小项不那么慢吞吞的运输事业是督军私人的。与此同时，还有同我们的赶骡人结账的事，以及决定我们愿意给他们多少「赏钱」——在中国，没有赏钱，任何交易都不被认为是妥善了结了的。潼关也相当大，相当有意思，它的城墙沿着高高在我们上方的一道山脊的脊顶攀援了很长一段；可是大多数中国城市都有许多雷同之处，这一座似乎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可以提供。不过，有从容不迫的半天工夫来洗濯、刮脸、整理行装和休息——这些我们都欠下了——至少倒有几分那种独特的味道。

我们整个队伍确实需要一辆专车，即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把司机的助手撵到脚踏板上去，在中国，任何这类公共交通工具的前座上照例都有这么一个人。他的职责似乎是摇动曲柄发动汽车，照料永远干渴的散热器，一有丝毫机会就去摆弄发动机，总之是帮助那个从外地请来的司机，尽快地把这辆流放到这里的车子从一件能动的东西变成一件不能动的东西。司机是从天津一路请来给陕西这项新事业增光的，显然是因为他对汽车发动机及其正确操作一无所知才被选中的，所以他肯定没有什么成见。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这辆车是拆成零件用骡子驮着穿过黄土峡谷运来的，毫无疑问，有些零件被派去干它们从未受过训练的活儿了。可是有一条公理是：只要没有彻底解体，没有什么能阻止一辆福特卡车运转，在请求它出发之后不到两个钟头，这辆车就一阵一阵地抽搐着，摇摇晃晃地驶出了西城门。

从潼关到西安府是二百九十里，几乎恰好是我们坐骡驮轿用了三天多走完的那段距离；所以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达到令人窒息的速度，比较起来，这段旅程还是觉得很快。一穿过那座把城和乡隔开的厚重的石拱门，起初路况似乎并不比我们身后那条所谓的路好多少；人们对任何人，尤其是胆小的中国人，竟敢在这样一条最适合障碍赛跑的路线上出发，还指望真的到达近一百英里以外的目的地，那份鲁莽不禁倒抽一口气。可是渐渐地我们认识到，这正是中国人认为特别好的一条路。黄土大部分已经让位于一种凝聚力稍强的土壤，也没有真正的峡谷。「基督将军」任本省督军的时候，主要用兵工——这两个字在中国似乎是互不相容的——在那条杂乱无章的旧路旁边，从省界一直到省城修了这条高出地面的公路。他的用意是极好的；可是他的资金有限，能找到的土壤里没有一点石头或砂砾，公众的合作当然是完全没有的。将军曾尽力用每隔不远就在路边竖起的木牌来代替这最后一项不像中国的资产，木牌上警告说，这条大路只供汽车行驶，任何其他用途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他的继任者显然曾试图维持这种对中国人个人行动自由的空前干涉，而他的权威无疑是相当大的，证据是到现在为止只有这里那里有几块木牌被拿去当了柴火。可是很难指望督军亲自在这条著名的公路上巡逻，即使他亲自巡逻，也不可能同时照看到它的每一段。所以，这条路比下面那条典型的中国路还要拥挤得多。驴、骡、驮货的牛、人力车——人力车常常不到两天半就跑完这八十七英里，五天打个来回，乘客的花费大约是两块美元——无数的独轮车，尤其是没完没了的苦力行列，都宁愿不理睬那些木牌，如果说那极少数识字的人真的认为这道禁令是当真的话。最糟的是，督军自己的兵正一团一团地往东开，显然是为了更直接地听候他们真正的总司令吴佩孚的调遣，而装载着这些兵和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装备的大车，有一大半本身就公然违反着木牌上的命令。这种窄轮子的两轮车，其设计之精妙，恰恰是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毁掉一条路，尤其是一条光用泥土筑成的路，即使只是我们在那一天里经过的那几千辆车的侵犯，结果如何也就不难想象了。还有许多地方显示出中国人那种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修理任何东西的天才，这里那里还有某个农民干脆把公路切成两段，给他的灌溉沟渠让出一条通道，这种特权同中国的文字一样历史悠久。

看到报应之神——以我们那辆摇摇晃晃、结结巴巴的卡车，以及我们有时超过、有时落在后面的那辆定班公共汽车的形式——追上这些权威和舆论都约束不了的违法者，倒有某种满足。陕西省的汽车很少，大概从来没有超过十辆，即使在它那条最接近现代化的路上，那一大群人中也很少有人能在碰到一辆汽车时不像「电影」界所说的那样「表现出惊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表现出一种非常夸张的惊讶，这种惊讶不仅影响到全身的肌肉，常常还波及他们的家畜。由于他们的独轮车吱嘎作响，又有一阵猛烈的顶头风妨碍他们的听觉，许多人几乎让我们踩到他们的脚后跟，才表示出想给我们让路的意思；可是这种自私的态度，却被他们一旦拿定了主意以后那种让路的敏捷远远抵消了。有时，前面紧挨着的路上挤满了惊慌失措、瞪大眼睛、互相冲撞着奔逃的苦力和赶骡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放慢速度，甚至停下来，等气氛澄清到足以再看清车辙为止。惯常的做法是立即丢下独轮车、牲口或者扁担上挑着的担子，拔腿就跑，根本不管往哪里跑。这条路高出周围的田地六到十英尺，大多数地方刚刚够一辆车舒舒服服地通过，两边陡直，常常两侧还有深沟，所以落到许多侵犯者头上的惩罚，差不多正好与他们的罪过相称。

苦力们总是对自己的狼狈咧嘴大笑，或者放声大笑，那种敏捷而真诚的幽默感，把他们粗陋而毫无舒适可言的生活变成一种永无休止的游戏，使他们尽管有许多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品质，却几乎是可爱的。然而，那少数几个较高傲的阶层的旅客，即使面对这个来自野蛮的外部世界的、有着非人速度的荒唐玩意儿，也力图保持与他们的高贵身份相称的尊严举止。可是他们并不总能成功地维护孔子的全部教诲。在那一天为了给我们解闷而表演了非凡的敏捷绝技的几十个、大概几百个人当中，头奖应当授给出潼关不到两个钟头时我们经过的一个人。他穿得格外体面，像是较富裕的商人阶层，也是往西去的，高高地坐在他那头壮骡背上，骑在较富裕的中国长途旅行者垫在自己和鞍子之间的那堆装在布褡裢里的铺盖和行李上。他胯下的骡子在它自己那一边的路边上舒舒服服地颠着步子——在中国大部分地方是走左边——虽然不是走在它自己的路上，给我们留出了超车的地方，所冒的危险不过是那个喜欢沿着边缘开车的司机惯常让我们冒的危险。那牲口显出种种迹象，表明它能自我控制，有能力应付局面而不出事，可是它没有把它那区区人类的主人算进去。我们在它们后面大约十码的时候，那人的耳朵和脑子协调起来了，他回头一看。他的第一个冲动显然是一把抓住缰绳，想让他那已经表现得完美无缺的坐骑表现得更好些，可是我们以一种不合孔子之道的速度缩短着我们之间本来已经很短的距离，这使他确信，以体面的最快速度下骡、让那牲口听天由命会更安全些。这位高傲的绅士没有丧失一点镇定和尊严，就这一点而言，甚至连他的姿势也没有丧失，他从容不迫地从他那高高的座位上朝表面上安全的那一边溜了下去，仍然保持着一个坐着的人那种直角的姿势——并且令人钦佩地保持着这个姿势，直到他屁股朝前消失在路边那个地方不幸紧挨着的一片介于沼泽和湖泊之间的水里。这一部分表演只有司机和我独享了；其余部分是留给那些在卡车车厢里坐在我们的行李上颠来颠去的人的。当少校第一次意识到这位高傲的侵犯者的存在时，看到的只是一颗脑袋，顶着一顶湿淋淋的中国瓜皮帽，从路旁的水里伸出来，而当他消失在地平线上时，少校最后看到的，是一个浑身往下淌水的身影抓着路边，向渐渐消失的卡车摇着张开的手掌——中国人用这个手势代替挥拳——而那头骡子仍然站在它被丢下的地方，耐心地等候着它那喜怒无常的主人的好意。

到了十月底，天气明显地冷了起来，这倒是幸运的；因为河南的炎热会使常常要求我们付出的那些力气，远不像现在这样像是一种消遣。我们那辆可怜的旧卡车三个月前运到本省的时候还崭新得笑眯眯的，现在却像一头受虐待、吃不饱的驴，连它那无情的中国主人也快要把它赶出去等死了，可它仍然尽其所能忠实地辛苦干下去。只要它还能一瘸一拐地走，

那位所谓的司机就世上万事无忧；可是只要一碰上最小的坡，或者比平常稍深一点的沙子，把我们困住，他就像一个霍屯督人对着一架飞机一样束手无策。他把发动机轰得几乎要从引擎盖底下跳出来，这是他想得出的唯一的解药，然后就有气无力地靠在座位上，黔驴技穷，等着别人来想办法。幸好在中国任何一条重要的路线上，招呼一声总有许多苦力；可是在这个大多数人只是从远处匆匆看过一眼的、呼呼喘气的奇怪怪物面前，他们天生的胆怯又增加了几分，得靠以身作则，才能让他们走过来出力。所以结果是，虽然我们为把我们这支队伍从省界运到省城付了相当慷慨的钱，旅程中相当一部分的动力却是我们自己提供的。

有一小段路有些石头和树木；可是我们很快又回到了漫天飞扬的黄土里，尘土厚得像一副白面具一样盖住了我们的脸。时不时我们经过一座高墙围着的城镇，通常是从那免不了的城外关厢穿过，那是一长排摇摇欲坠的泥屋，男人们挤在草棚子底下，吃着各种各样奇怪的、看上去不怎么可口的本地饭食。即使在难得的几次我们进了城本身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气派得多的东西。整个上午，华山——在中国五岳中仅次于泰山——以它那一连串锯齿状的山脉挡住了南面的地平线，形状很像一头巨大的睡象，那晒不到太阳的北坡像一堵颜色美丽的蓝灰色巨大峭壁，顶上是一道奇妙无比的天际线。大约在公元前二二〇〇年，以这一地区为核心的当时的中国的一位上古帝王，常到华山去祭祀，并接见他的臣民，从那以后，在中国人眼里，这座山一直是神圣的。

我们那么频繁地被没完没了的往东开的一列列兵阻住，人们会以为又发生了世界大战，他们大多懒洋洋地坐在草顶的两轮大车里，写着白字的红旗飘扬着。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兵以外，谁也没有马，中国大部分地方的马已经被她那些成群的、各自为政的军阀搜刮一空了。这里那里有一连连甚至一营营的兵在忙着操练；我们有两三次经过一些大兵营，帐篷是印第安棚屋的形状，带着一种现代气息，同那被几百年岁月熏黑、雄伟的、中世纪的、不合时代的城墙这类背景对照起来，显得不协调。有两次我们经过往东或往西艰难行进的邮政骡车；一整天，一排歪歪扭扭的电线杆，挂着一两根下垂的电线，随随便便地伸向远方。

快到西安府的时候，地势起伏稍大了些，黄土的迹象更少了。好几英里的路两旁都是数不清的坟墓，从残破的小泥锥到巨大的土丘都有。往昔的荣光散落在整个原野上，一座又一座驮在龟背上的石碑，从中国人的观点看，这些比可以通行的道路重要得多。终于，陕西省城那座巨大的东门像某座孤零零的大公寓楼一样从地平线上升起来，就在十月的最后一线天光熄灭的时候，我们轰隆隆地一颠一颠地驶上它宽阔的大街，到了我们的目的地。

说我对西安府感到失望，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可是就我所能回忆起的那幅先入为主的图画——它在现实的耀眼阳光下总是那么快地消融了——我原以为会是某种更「蛮荒」的东西，某种不那么像北京的删节本的东西。一座几百年来是满人在西部的主要据点、几乎是他们的第二都城的城市，一座曾经欢迎那位在西方世界正当的愤怒面前出逃的乖戾的老太后的城市，一座在共和诞生时目睹过那样残酷而不必要的流血的城市，一座那么经常地处在一场伊斯兰大起义边缘的前哨的城市，至少总该留下一点微弱的刺激，一点隐藏着的危险的暗示，来给疲惫的漫游者提提神吧。可是，那里却是同样一座平坦、平静的城市，一部分在一道雄伟的石墙以内，一部分在墙外，挤满了熙熙攘攘、无害的小商贩，欢欢喜喜地忍受着中国一切由来已久的不便，就像那些散布在那么长久地一心效忠北京的这片广袤土地上、多得像海边的沙子一样的城市。

从大多数说英语的外国人在那里受到款待的那座大邮局院子里一出来，就是那条宽得惊人的大街，路面铺的东西早已失去了舒舒服服坐人力车所必需的平滑，大街的大部分路段两旁是华北少见的两层楼房。沿着这条街，可以碰到做木器的车工，他们的方法很像大马士革的车工——一间浅浅的、没有门面的小铺子，一张松着弦的印第安式的弓当车床，一把有时用脚趾撑着的凿子。也许一个当家的会觉得更有意思的，是那一长排一长排的独轮车，装满了华西北又多又便宜的那种上好的无烟煤的大块，倒靠在路边，耐心地等候着买主。可是到了标志着城中心的那座大钟楼，这条宽阔的大街就收窄了，挤过那座回声隆隆、像地牢一样的门洞，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它失去的气息。这里铺着大石板，磨得那么凸，坐车不仅不舒服，而且几乎不可能，除非是那些几代人经历这种事已经习惯了的人，或者那些丢了「面子」就活不下去的人。另一些人，至少是新来的人，倒可能欢迎这种不言而喻的邀请，下车来散散步。因为，虽然这里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是在中国其他一百个地方看不到的，可是在西安府这条最繁忙的街上，「景致」紧凑得仿佛是有意把它们集中在这里，就像集中到一座博物馆里一样。

这条大街，以及在钟楼下同它成直角相交的那条街，把陕西省城切成了明确的几块。从东面进城，右手的那一块是、或者说曾经是满城，如今大部分是大片的空地；因为当中国最近一次摆脱异族的枷锁、宣布成为共和国的时候，当时的统治阶级中有几百人在这里跳井，或者以别的方式激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者被人激烈地结束了生命，一般估计人数超过五千。在那些也许几百年来一直是满人府第的院落中，大多数只剩下泥墙作标志，砖石的墙面已经被拿去派了别的用场。府第本身几乎没有什么遗迹；尘土和光秃秃的土地要显眼得多，不过树木倒保存了下来，程度几乎使人想起北京。过了这一块，占据西北一角的，是回民区，要拥挤得多，空地很少——也许除了公共的或私人的院子以外，根本没有空地。中国西部有些城镇，回民必须住在城墙外面；可是西安府对她那无法同化的少数民族比较宽厚，即使在那场大起义期间，他们也保留了他们在城墙内的居住区，所受的不过是经常的监视，无疑还有偶尔的辱骂。如果安拉的崇拜者选择住在城里的别的地方，是否会被赶回这个区里去，那无关紧要，因为习俗对他们来说就像对他们的中国同胞一样是一条牢固的纽带，西安府一切属于回教的东西，至少到了睡觉的时候，都会在这个区里找到。所有的清真寺都在这里；这里有一代人都几乎没有迈出过自家院子的女人，即使蒙着脸也没有出去过；每天早上从这里出发的，是信奉麦地那的信仰的挑水夫、赶骡人和普通的脚夫。从外表看，在这个区里散步的人也许会发现它同大街以南的那一半汉人城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也许会注意到，男人和男孩的瓜皮帽更可能是白的而不是黑的，他只看到最贫穷的阶层的女人，而且也不多，许多过路人有一双水汪汪的黑眼睛，比一般中国人多一点点自信，那种羔羊般的神情稍少一点。也许他还会想到，在喧闹的大街上敞着门面的那些羊肉馆，北边的比南边的多，照料这些馆子的人和光顾它们的人也喜欢戴白瓜皮帽，在相貌和举止上有某种说不出的近东气息。可是他的目光更可能被这条石头般坚硬的大街上一些更显眼的东西吸引过去——直径将近两英尺、却只有两三英寸厚的发白的大饼，无数堆熟柿子泼洒出的一片片颜色，偶尔一个长着天足的女人，那不是回教习俗的遗风，而是满人习俗的遗风。据非官方的估计，城墙里面住着五十万人，四郊还有同样多的人，其中大约十分之一是回民，满人勉强只有两千，如今大多当仆人，别人凭他们的北京口音和女人们稍有不同的衣着就能认出他们来。

一天早上，我找了一个在回教中有地位的人，一起溜达到大清真寺去。从外表看，它同任何一座中国院落都没有什么区别，从那典型的瓦顶和高出院墙的树梢来判断，里面也许围着一座庙宇。的确，那院子本身，有古树和古建筑，很美，充满了鸟的啁啾，这似乎使它成了一种避难所，气氛安宁而爱好和平，人们不容易认出里面除了通常那种佛教、道教和儒教信仰的混杂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同样有写着两三个中国大字的木匾从屋檐下斜伸出来；翘起的山墙上装饰着同样奇特的小塑像；对于清扫鸟粪，同样有一种地道的中国式的漫不经心。可是仔细察看，就显出了底下的伊斯兰教。离入口不远立着一块大石碑，形制纯粹是中国式的，连头重脚轻的龙雕都有；可是刻满碑面的文字不是中文而是阿拉伯文。这里那里还有别的一些刻在石头上的同一种文字；围在我身边的那群并非不好客的人管它叫「亚拉比」，不过有一两个人嘟囔着一个听起来像「土耳其」的词。那座由柱子撑着一层层屋顶的美丽的三层小楼，原来是宣礼塔，一个中国的宣礼员在上面用唱歌般的声调召唤信徒们去做礼拜。当然，在我能跨进一座直到那一刻还可能在中国任何地方的建筑的挂着布帘的门口以前，被要求——尽管要求得很客气——把鞋子留在清真寺门口，这已经离开了中国的习俗。可是一进去，我们终于把中国完全抛在身后了。塞满中国庙宇内部的那无数奇形怪状、鬼魅般的塑像，这里连一点影子都看不到；《古兰经》禁止偶像的规定被一字不差地遵守着，而最后的那座礼拜殿——西安府西北区的男人们每星期五聚集在这里，面朝西方的麦加祈祷——以它的阿拉伯风格而严峻地美丽，仿佛是直接照阿尔罕布拉宫复制的。

中国的伊斯兰教徒，至少是西安府的伊斯兰教徒，似乎已经失去了那种对异教徒的强烈的不好客，而正是那种不好客，使得非信徒连再往西的许多著名清真寺都不能进去。几百年来生活在中国人中间，使得即使是不宽容的穆斯林，也学到了许多中国人对待他们的宗教器物的那种宽容，或者至少是那种随随便便、几乎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是中国人非常典型的特点。只要我脱了鞋，他们并不反对我在清真寺的每一个部分随意走动，不反对我走进西墙上那个带有麦加的许多神圣性的壁龛，甚至不反对我给它拍照。事实上，中国的穆斯林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先知那含蓄的训诫，禁止让自己的形象被移到纸上；跟着我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的那群人中间，如果有人拒绝站在我的柯达相机前面，那大概只是出于中国式的迷信，再加上唯恐给同伴留下哪怕一点点笑柄的那种恐惧，这是中国人性格中最强烈的特点之一。因为这些人尽管有他们的宗教、较黑的肤色和更像闪族人的鼻子，本质上却是中国人；即使他们中间少数几个相貌放在一群土耳其人或阿拉伯人中间也不会显眼的人，除了他们的异族信仰以外，也有着他们的中国同胞的一切小习惯，而且从一切表现来看，有着同他们一模一样的观点。

虽然中国的回民不同他们的邻居通婚，他们血管里流的血却大多是一样的。当好战的伊斯兰信仰在它向四面八方扩张的时候从西方涌入中国——在我们那边，只是由于查理·马特在法国的奋战才把它挡住——逃避刀剑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皈依这个新的信仰；而没有人比中国人在恐惧的鼓舞下行动得更快的了。而且，征服者需要妻子，或者至少需要女人，便从被征服者中间去娶。也许它最大的收获是在忽必烈汗的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贸易涌入时期。很长时间以来，把汉人孩子收养到回民家里一直是、大概现在仍然是一种习俗。因此，侵入者的土耳其或阿拉伯的相貌大大地改变了，即使是少数还留有这些相貌痕迹的人，在人数上似乎也远远比不上那些被迫皈依这个信仰的人的纯粹汉人后裔，所以即使在清真寺的院子里，陌生人也常常只能靠推断，或者靠捕捉到某个习俗或服装上的小小细节，才能认出一个「回回」来。住在回民众多的地方的外国人声称，他们一眼就能认出一个回民来，哪怕只凭他对外界稍微倔强一点的态度，凭他划出的那条他拒绝被人欺负的界线，比他那些和平的汉人同胞划得离他自己的权利稍微近一点点。这些有经验的西方人说，随便什么时候走进一座庙宇，你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只有深深的礼貌，不管那时你多么不受欢迎；可是在礼拜正在进行的时候走进一座清真寺，虽然惯常的表面礼貌也许并不缺少，气氛中却充满着某种东西，像一块告示牌一样清清楚楚地说：「现在不是来访的时候。」就在我告辞以前，我自己也略微尝到了一点这种滋味。一位高级神职人员，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主教，穿着一身奇特的蓝色服装，由两个较低级的执事扶着，颤巍巍地从一个内院里走出来，要到一户人家去主持某个仪式。我请求给他拍照，被拒绝了，拒绝得并不失礼，却非常明确，非常迅速，仿佛他作为一个到麦加朝过圣的「哈吉」，很清楚先知对

制作偶像的禁令，不管他周围的人对此多么普遍地无知；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我企图违背他的意愿行事，我周围那群笑眯眯的同教信徒会找到某种不诉诸暴力的中国式办法来阻止我。

当然，同他们杂居的非信徒对这个回教少数民族，除了「回回」以外还有别的称呼，有些绝不是恭维话，除了最下层的社会以外，早已不用了。不那么刻薄的称呼之一是「不吃猪肉人」。回民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宗教有一两个非常恭敬、自鸣得意的名称，他们的同胞不肯用，所以「回回」这个中间地带，就成了社会上这两部分人通常碰面的地方。这个名称的意思大致相当于「结社的人」，单一个「回」字，意思大约就是「结社」。在西安府与清真寺所在区域相对的那一区里，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原来是由少校一位来自缅因州的少年时代的朋友主持的——人们管它叫「青年会」，这同我们自己的缩写完全是一回事，只是少了我们那代表「基督教」的第三个字母，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西安府的这个组织缺少宗教的成分——情况似乎恰恰相反；可是溜达进这个纯粹中国式的院子，看着它的中国式房屋、只写着中国字的木牌，也不会立刻意识到自己已经走进了另一种外来宗教的地界。「回回」的机构外表纯粹是中国式的，一部分是由于过去害怕受迫害；而「青年会」这样，我相信可以有把握地说，主要是因为它不得不在它所能找到的这种房子里安身。

顺便说一句，在陕西省城内外散布着的几个基督教布道所里，有二十来个男男女女，其中有几个是我们的同胞，正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从事教育、医疗，以及——我相信并不过分地——宗派事务，虽然在我们这些从西方来的人心目中，他们在别致和地方色彩上也许比不上集市上卖羊肉的人，但不提一提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现在过着不受干扰的生活，甚至受到大多数普通百姓和几乎所有高级官员的友善对待，过着与谦逊的人相称的舒适生活；可是他们几乎全都要为他们的事业殉难的那个时候，离现在并不太远，远未被遗忘。有一个人整夜站在一个池塘里，水没到脖子，怀里抱着他的女婴，而他家里其余的人被暴民杀害了，暴民们一连几个钟头围着他转——他至今仍在他的岗位上，有了一个新的家庭，证明他仍然信任那些他选择为之奉献毕生工作的人。不过，为了使双方都不致完全忘记，西郊有一所新式的砖砌纪念学校，里面有一块纪念死难者的铜牌——一位母亲、一个青年，以及八岁到十五岁的六个孩子。给西安府的传教士们带来最可怕的经历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排外情绪；也就是说，他们受到攻击，既不是因为他们是传教士，也不是因为他们是西方人。将要带来共和的革命来了；可恨的满人终于成了可以任意捕杀的猎物；虽然一些较粗野的分子无疑充分利用了他们那突如其来的短暂机会，可是在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心目中，满人同任何别的「外国人」之间老实说是没有区别的。

南城墙附近的孔庙，是在听得见人声的范围之内所能碰到的最宁静、最抚慰人心的地方，带着一种同这位伟大圣人的哲学非常相称的超然尘外的气氛。可是在这里，表面之下也有某种东西，不是古老的建筑或者群鸦环绕的树梢所固有的。一种现代的笔触被引了进来；人们怀疑那是「基督将军」冯玉祥的手笔，或者至少是他的影响，他不久前才卸任陕西督军去当河南督军。冯喜欢任何能带来他所追求的结果的东西，无论是古老的还是极其现代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大成殿有好几面墙上贴满了非常新式的彩色招贴画，从图解苍蝇的可怕危害——很难想象中国人会为这么一件小事操心——到生动地描绘恺撒被刺，以及耶稣诞生之类的场面，应有尽有；因为孔子当然没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中那种显眼的不宽容。另一部分挂着许多外国名人的肖像，在大约四十个人当中，美国人只有华盛顿、林肯和富兰克林。企图使孔子成为一个现代的教师，把他的庙宇变成一个宣传反对单纯的肉体疾病的场所，这肯定没有什么应受谴责的地方，尽管它不只是有点不协调。

离孔庙那么近、一整天都能从那里隐隐听到响声的，是著名的「碑林」。你会记得，几百年前，一位中国皇帝下令把所有的经书都烧掉。为了使这样的灾难永远不可能再发生，从逃过火劫的零星卷册里，或者从老学者们的记忆中搜集起来的那些经书里的全部重要文字，被刻在几十块石碑上——在那几座长长的庙宇式棚子或者说棚子式庙宇里走一遍，看着它们一长排一长排地紧挨着立在那里，我相信可以有把握地说是几百块。在那里，从新年游荡放纵的日子结束起，一直到新年再次来临，一整天都有几十个人在拓印那些著名的碑文。一人高的石碑上蒙着一大张一大张几乎像薄棉纸一样的纸，苦力和男孩们——他们中间也许没有一个人能认得周围成千上万个字中的一个——拿着木槌捶了又捶，直到拓片做好，上面除了凹下去的字留成白色以外，都盖着一层像灯黑一样的东西，然后被添进场院入口附近那些店铺的存货里。这些单薄的复制品在整个远东的销量显然是巨大的，因为从日出到日落，许多木槌那沉闷的「嗒嗒」声很少、甚至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单独立着「景教碑」，至少对那些来自西方世界的人来说，它是所有石碑中最著名的。因为碑上刻着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的故事，那远在耶稣会士把这片土地列入他们的活动范围以前很久。在无知的西方人眼里，它看上去同任何别的驮在龟背上、刻着一行行竖排的繁复文字的石碑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在文字上方刻着一个轮廓分明的希腊十字。我相信，景教碑刚从西安府附近的一块田里挖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被认为是多大的发现；可是从那以后，这块乌黑发亮的石板名气越来越大，那些本来就不太清晰的字，由于不断地拓印，很可能会变得更加模糊。

在同一个院子的最后面，有一块同样乌黑的石头，上面几道细细的白线勾勒出一幅被广泛认为是唯一可靠的孔子肖像。那简朴严峻的画法，以及所画的那张面孔那不失慈祥的严肃，同塞满几乎所有中国庙宇的那种愚蠢俗艳的鬼神崇拜，既是一种对照，又是一种谴责。再有，在离开西安府以前，还有那几匹著名的石马，不过是几百年前雕刻的奔马浮雕，却那么生动、那么富于动感，使任何一位在世的雕刻家都望尘莫及。它们低低地沿着本地博物馆一条走廊的露天墙壁奔驰，如今已经残缺不全了，因为一个破坏文物的人几乎把它们毁了。他是个法国人，他心中对艺术的爱那么强烈，竟决心把西安府的这几匹名马偷走，运回他的祖国去。那几块大石板整块是不可能运走的；这位热爱艺术的高卢人便把每一块都打成好几块，当然是在受了贿的中国人的纵容下干的，装着石马的大车已经走了好多英里，才被追上。正是这类公公道道地分布在全中国的小小冒险，使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四亿人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普遍尊重「外国人」，只是极少数情况下才把他们当作「洋鬼子」。

也许少校那纯粹私人出游的伪装无论如何都会被识破，可是那封从潼关发出的关于汽车运输的电报，把底牌完全泄露了。我们刚刚开始同我们在西安府的东道主一起感叹，给便携式锌皮浴缸灌满热水多么困难，那热水得从外面买来再挑进来，就有两位中国官员来拜访了。一位只是个县官，可是另一位在本省的「交涉署」里地位很高，说我们的语言同说他自己的语言一样流利。他立刻就来向我们致敬，欢迎我们来到本省，并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应当住进某个衙门或者府第，督军的兵已经花了一整天，按照与这位出人意料地光临陕西的美国军官相称的方式把它准备好了。谢绝这番安排的微妙任务落到了少校宽阔的肩膀上，我并不为此难过。我们当然不能给督军添这样的麻烦；我们已经在邮务长宽敞的住宅里安顿下来了，他不但是英国人，还有无数别的条件可以推荐他，他一个人过着单身汉的日子，有权要人作伴，他是一位老朋友——我相信少校确实带着一封给他的介绍信——而且从远古以来，他就是任何一个母语是英语、进化已经过了用刀子吃饭阶段的西安府来客的公认东道主。没有必要透露这样一些进一步的事实：我们担心，即使是督军心目中最高规格的款待，大概也包括木板床、没扫过的角落，以及好奇而又无法压制的随从们没完没了的拥挤，而文明的卫生设备、有效的取暖设施、不拘礼节地自由来去，也同样肯定是没有的。那位主要的使者熟悉外国的规矩，大概知道所有这些想法虽然没有说出来，却照样存在，所以在远远不到纯粹中国式礼貌所需要的通常重复次数的一半以后，就似乎很有风度地接受了我们的谢绝。

可是这并没有阻止我们在西安府逗留期间被官场的礼节淹没。在中国，礼节就像在拉丁美洲一样，是一个同样结实、同样无处不在的老太婆。我们到达以后不久不去正式拜访督军，当然是失礼到了极点；而对于像少校这样一位尊贵的来客，一位同行的军人，这次拜访必须回访；按照旧例要为我们设一次正式的宴会，而唯一恰当的回礼，是让我们的东道主请督军吃一顿丰盛的午宴；省长和那位肥胖的「交涉署」长官至少应当受到一次拜访的荣誉，而我们必须准备好接受他们的回访；不回报我们最初那两位来访者的好意是失礼的，尽管那位县官地位太低，我们在他那里待的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城里的每一群传教士都希望我们去吃晚饭，或者午饭，或者喝茶，或者，万不得已的话，吃早饭；商会和其他重要市民的团体希望我们演说——幸好有些约会无可救药地冲突了——而且，不必详细列举，还有一整轮无论如何不能省略的辞行拜访。回想起来，我惊讶地意识到，我们在西安府只待了整整三天，即使如此还是设法看了它大部分值得一看的「景致」；而且，尽管我们在一天之内吃了多达五顿难以置信地丰盛的饭——不说是「宴会」的话——离开时身体居然还相当健康。

这一壮举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国宴席在上午十一点左右或者下午四点左右举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顿中的任何一顿摇摇晃晃地离席，刚好来得及带着一副骗人的得意笑容坐下来，享用某一群外国人特意为了缓解我们在路上饿坏了的胃口而准备的饭菜。至少在一切同督军有关的事情上，我们不得不为他也为我们自己保全「面子」，坐着一辆「北京骡车」在城里颠来颠去，西安府所有有身份的居民都把这种车看作他们最不可缺少的财产之一。事实上，督军把他自己的车派来给我们用。一共两辆，崭新锃亮，可是在一些我们看不见的细节上按照身份等级精确地区分开来，对中国人来说，它们表明像少校这样一位外国大官同像我这样一个区区旅行者之间的区别，就像在它们蓝布车帮上涂了红字一样清清楚楚。每辆车由一头梳洗得很好的高大骡子拉着；车里面、连同较低身份的人可以坐的那种前廊上，都装了衬里、垫了垫子、放了靠垫，而那两个车轮是中国人那种普遍的「管他公众死活」的态度的绝好例证，这种态度决定了要用那种巨大的、锋利的、带铁齿的轮箍，它能以创纪录的速度毁掉任何一条路，却除了摆阔以外毫无道理——也许还有怕在城里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疾驰时在湿滑的拐角处打滑吧。

拜访一位中国官员，先要派一个仆人把自己的中文名片送过去，好让那位大人物有所准备。大约半个钟头以后，自己就可以跟过去，把另一张名片交给某个下属，这个下属会在某个地方等着——要是拜访一位督军，否则你也许会在那个地方被这种地方周围成群的兵那么慷慨地亮出来的明晃晃的刺刀随手捅穿。这个下属要消失好一阵，因为那位大人物一定是在他那狭长的院落里那一大片房子的深处坐镇，一个未经许可的来客即使很熟悉那里曲曲折折的通道，也很难到达那里。

过了一些时候，他回来了，走在来客前面，把他们的名片像扑克牌一样展开成扇形，名字朝后，高举过头，在前面带路。渐渐地，越来越重要的办事人员接过他的任务，直到来客们被一个人请进一种前客厅里坐下，这个人的地位甚至可能高到敢于同他们攀谈。这种前厅里通常有一个砌在一面墙里的台子，铺着垫子，成了一张堆满红靠垫的长榻，中间有一块稍高的地方，或者一张一尺高的小桌。然而，即使是在遥远内地的督军们，在这一点上也和在军装上一样，大多数已经采用了洋式，人们发现自己坐在一间较大的、非常平常的屋子里，里面摆着一张铺着台布的长桌，四周围着椅子，墙上至多挂着一两幅中国字画，那是唯一的地方色彩的暗示。可是一大群仆役和勤务兵在每位客人面前放一只没有把的小茶杯，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让他把茶喝干，这就使他记得自己身在何方。如果他是个有点身份的人，还会得到一支香烟——在他面前的台布上放一支——只要他显出一点要抽的意思，还没等他明白过来，就有人给他点上了。如果他是个地位特别高的人，比如从地球另一边的「美国」来的一位武官，那么头号侍从就会敬他一支雪茄。这种雪茄无一例外是某种可怜的马尼拉牌子——中国话管雪茄叫「吕宋烟」，也就是「菲律宾烟草」——这一回是整盒的，而且通常是满满的一盒，不知是希望他不会那么大胆地去破坏那宝贵的盒内之物的整齐，还是因为在中国抽雪茄的人太少，那盒子很少失去它原来的满满当当。最后，大人物本人从一扇由几个兵恭恭敬敬地撩起的蓝布门后面出现了；桌子周围的人都站了起来；主人和他的客人们各自热烈地同自己握手，无数次地鞠躬，就像只有腰部装着铰链的木偶；督军优雅地一挥手，众人终于落座，然后在客人的中国话水平或者翻译的帮助所允许的范围内，流畅地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如果只是拜访，就在开始时的那间前厅里结束。又经过一长串的鞠躬以后，客人们被送到门口，按照他们的身份送出门外相应的距离。这是中国礼节中最微妙的一点，外国人，至少是刚在这个国家住下来的外国人，最容易在这一点上失足。因为即使在「共和」的中国，社会上的等级也有复杂的划分，在不同的情况下，每一等级又受许多因素的影响；送客人送得不够远，同送他送出了他的身份所应得的地步以外，是同样严重的社交错误。在一座督军的衙门里——自从共和兴起以来，理论上他们管这种地方叫「公署」——从内宅深处到前面的牌楼之间，也许有将近一打门或者某种出入口，在每一道门口，礼貌都要求来一大套「您先请」之类的客套，客人还要假意抗议主人不要再往前送了，所以，当最后的告别像送一位伟大的美国的官方代表那样远在最后一道大门的门槛上的时候，最后终于脱身时看一眼手表，很可能会吓一跳。

我们第一次拜访陕西督军，是在他设在城里前满城的司令部。他的前任冯玉祥在这里把城墙内最大的一块空地变成了一个操场，操场上有一长排一长排新式的砖砌兵营。在围着这一切的那道大石泥墙上，每隔不远就画着巨大的中国字。可是这些并不是不明底细的陌生人因为它像棒球场而可能断定的鞋子和香烟广告；它们是「基督将军」以用来包围他的士兵而闻名的那些道德格言中的一部分。顺便说一句，据说修墙和兵营的很大一部分材料，来自那位令人想起凶险往事的太后在一九〇〇年逃离北京以后的那一年里同她的宠监一起住过的宫殿。前任督军看不出在共和政体下维持这座皇家宅第有什么好理由，所以如今，在我们来访前不到一年还有某种有点像北京紫禁城的东西的地方，只剩下一片散落着碎石的空地了。说到那个狡猾的老泼妇，当我们意识到她是坐着一辆「北京骡车」从北京一路来到西安府，吃着黄土峡谷的尘土，在沿途那些气味难闻的客栈里过夜——其中有些客栈至今仍用店名或装饰来夸耀这件事——我们就不再那么奇怪她的脾气为什么那么乖戾了。

督军为少校举行的宴会，除了地点以外，同我们前一天那次致敬的拜访一模一样——一直到我们那次开始告辞的时候为止。这一回，全体人员大约五点钟开始朝院子另一头的「宴会厅」慢慢移动，沿途每一道门口都要争执一番，仿佛每一道门都是一条有一窝机枪的枪口对准着的死亡线。客人包括城里所有的外国人——也就是说，所有成年男子——甚至包括一位日本官员，他是来为一个流落到这里被杀的日本棉花商向本省索取赔偿的；混在他们中间的那一大群中国官员里，西安府政界值得一提的人一个也不缺。在我们西行途中同我们一起吃过饭的三位省级军事首脑，在正式场合都喜欢吃西餐，在这方面，他们的意图能实现到什么地步，就看当地的见识和他们的厨子从外面学来的学问能达到什么地步了。结果是一种有趣的口味上的杂种，也许更像它那外国的父母，而不太像它的中国的父母。至于那张长长的桌子上一切丰盛的菜肴上方那些压制不住、纠缠不休的成群苍蝇，我实在不该说什么，因为一位督军肯定没有责任把他的军事天才浪费在这样微不足道的敌人身上。那些几乎同样密密麻麻地围着我们的兵，用手而不用盘子递面包片，这同他们的其他几个小小的失礼一样，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作风，只不过增添了一点地方色彩。至少「干杯」这个伟大的东方制度原封不动地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即使在场的有五六位新教传教士，还有一位可悲地未能尽到他在这项消遣中的本分的主宾。

一个中国省份的督军——因此通常也就是独裁者——的私生活，确实一定是很少的。他有客人的时候，成群的兵和仆役挤满了每一道门口，每一扇窗户都塞满了瞪着眼的面孔，如果说他们不是真的成群地涌进屋里来的话。从谈话中听到的每一句笑话、每一点最细微的消息，都立刻、而且常常多少可以听得见地传到院子里去，一直接力传给院子里最后一个苦力。大多数督军都以为了中饱私囊而两面三刀出名；他们究竟怎么能私下安排他们的那些小勾当，真是个谜，因为周围肯定总有某个下人在听着谈话。这不是偷听，而是仆人之类的人，甚至只是被好奇心打动的陌生人，坦然地出现在西方世界最没教养的蠢货也做梦都不会闯进去的场合；而且，由于中国人对隐私的渴望同他们对隐私的意识一样淡薄，这种闯入不但很少受到斥责，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大概根本没有被注意到。就连私人的家也不比公家的衙门多受几分尊重。督军来和我们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他的兵涌进了我们东道主的房子，挤在饭厅或者客厅的门口，在我们吃饭或聊天的时候，摆弄着他们的鲁格手枪，也许是无意识的，可是仿佛他们随时等着我们企图刺杀他们的长官似的。

我们来访时的陕西统治者，在「基督将军」手下当过本省的省长。他自己掌握最高权力以后，保留了他前任的许多改革和政策，而且显然真诚地努力把它们维持下去，尽管他并不自称信奉基督教。比方说，冯取缔了「红灯」区，而且真的把里面的人赶出了本省，这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在大多数居民看来不可理解的举动。西安府的警察厅长好几次呈请新督军准许重开这些地方，因为它们能给省库带来大笔的收入——当然更不必说给所有有关官员带来的丰厚的「油水」了。在我们来访的时候，他的拒绝显然仍然是真诚的。可是，今日中国那些想要诚实、进步、甚至也许想按照西方意义讲道德的官员，是多么可怜啊；一位督军至少得有钱给他的部队发饷，不是吗？冯接管陕西省的时候，这个省已经有一段时间处在一个前土匪的统治之下，这个人遵循一个可敬的先例，把所有的田赋和其他一切可能的税预先征收了好几年。这就只给新督军留下了相当微薄的厘金和几项小小的收入来源，靠这些来维持他的政府，并使他的部队保持异常高的效率。这是办不到的；在他恳求基督教传教士们给他指出任何可以避免采取这种极端手段的办法之后，冯只好退而求其次，征收从他的省里运出去的、或者从那边的甘肃过境的鸦片的丰厚税款，不管这种贩运多么不合法，也不管他个人对它抱什么态度。这不过是一个地方上的细节；可是它象征着摆在那些真心想为中国未来的改善而工作的人面前的几百个问题，而在那许多已经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权力、却仍然看不到比旧帝制时代就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那种普遍腐败更远的东西的软弱或冷漠的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不难猜到的。

二十一一路向西穿陕西

我们在西安府那位好心的英国东道主，打起了一个坏主意，要让我们坐「北京车」往兰州去；可是在督军的车子里免不了挨的那几回颠簸，早已叫我们铁了心：换什么都比这个强。所谓换什么，归结起来只剩一条路——把邮政上驮东西的骡子变成骑的牲口，办法很简单，只消给它们套上我们随身带来的美国军用鞍子和辔头，把它们乔装一番就是了。原来军阀们早把各省的马搜刮一空；好的骑骡即便买得到，也得花一大笔钱，至于租来走这么远、这么险的路，那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不错，我们也雇了两辆车，照中国人的说法，一辆「大车」，一辆「小车」，其实大小相差无几，那一辆的三头骡子也不比这一辆的两头高明多少。不过这两辆车是装行李、坐我们那两个仆人的。

把整个远征队开列一份清单，或许有点小小的趣味，倒不是给别的旅行者提供什么消息，而是要说明：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旅行，哪怕再俭朴，也难免带上一大队王侯般的随从。「大车」要价四十四块；小车二十七块；驮骡每头十六块，到头来另加一块「茶钱」（合同上写明了的）。这笔钱包括每辆车一个车夫，一个步行照料骑用牲口的马夫——后来才知道，大半路程我们都有两个马夫——这些人一概自己管饭，只在客栈里借个宿；当然，他们和店家私下有默契，少不了要揩一点「油水」。走一千五百里路，也就是四百五十英里，这个总数似乎不算过分，何况付的只是「墨洋」，折成美国钱，不过一半多一点。据说这趟路通常分作十八站，照我们这样的行头，少于十六天是走不完的。我们预先留了一手，答应两个车夫：比寻常日程每提前一天，每人赏钱一块。

出西安府五十里，那条号称的大路就下到了渭河宽阔的河床上。渭河是黄河一条健壮的支流，某些季节比眼下要宽好几倍。远远的水边聚着一大群人，等着那条实在不敷使用的渡船把他们送到对岸那座有城墙的大镇咸阳去。典型的中国渡口，是「怎样过河最糟糕」的绝妙范例，这一处也不例外。在那条依然宽阔的河边沙滩上，密密麻麻挤作一团，乱得只有精于此道的中国人才乱得出来：车子上高高堆着各色难装难卸的货物，骡子、驴子，还有几匹老瘦马，全都驮着笨重的包裹；成打成打装满东西的独轮车；数不清的苦力，每人挑着够一头驴驮的这样那样的东西。这一大堆五花八门的东西，还不算几十个神色远不如苦力和善的普通中国旅客，以及散落在人群里的各种赶路的零碎，全都在守候三条笨拙的土造驳船中的一条；这些驳船隔好久才一边撑篙一边唱着号子，从这岸划到那岸。中国人群聚到哪里，急于供应他们需要的人很快就蜂拥到哪里，所以在这光秃秃的沙滩上，竟冒出了几家草席搭的饭铺、一个仓促开张的鞋匠摊子、一个铁匠铺——那铁匠铺五分钟之内就能整个收拾起来，扛在铁匠肩上走掉——好让那些想趁着耽搁的工夫钉个马掌、或者修修免不了要修的东西的人方便方便；与此同时，向这类主顾兜售一切可兜售之物的小贩，在乱哄哄的人群里挤来挤去，吆喝着自己的货色，嗓音从白喉病人般的嘶哑，直到最尖利的假嗓子，应有尽有。当然还少不了那些免不了的乞丐，老的少的，病恹恹的、壮实的，从每一个可钻的缝隙里溜进溜出。

要是轮流排队，或者遵守别的什么可以让这件事好办些的规矩，那就不像中国人了。所以，三条船里的头一条，载得比美国上下班高峰时的任何「电车」都超重，刚开始露出要在哪里靠岸的迹象，人群便一窝蜂朝那边乱冲过去，许多人因此吃了亏。幸好，在这种你推我挤的时候，外国人通常能得到宽宽的让路；不知是出于纯粹的敬意，还是仅仅由于某种古老的传说——说这些模样古怪的「外国人」会冷不防「把手攥成一个球」，用前所未见的方式教训那些倒霉挤了他的人——总之大家几乎总是赶紧、而且一般还恭恭敬敬、高高兴兴地给外国人让出整条路来。就我们自己来说，也许不会利用这种态度，硬要抢头一个，让乱局更乱；可是老张就像任何一个替外国人当差的中国人一样，忍不住要让他的同胞们明白这一点；我们还没回过神来，他已经不知用什么法子，把我们这一队人马挤到了最前头，恰好就在那条船最后决定搁浅的地方。原来，给船预备一个真正能靠岸的地方，是不合惯例的，正如让船上带一块真正的跳板也不合惯例一样——船上只有两块翘曲扭歪的木板，好不容易才从船上那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扯出来，从船舷滑下去。一来，一块真正的跳板大概过不了一夜就会被哪一伙贼偷走；二来，要是车子和独轮车不靠人帮忙就能弄上船，那些在两岸游荡的成群衣衫褴褛的汉子，又拿什么去挣他们那一点点口粮呢？要是有一点点权威的影子，把这一群人挡开得远一些，好让那一群人下船，船停靠的工夫至少能缩短一半。可是中国首先是个讲个人自由、而不讲公共自由的国度，于是接下来便是一场比任何大学里的新老生混战都要激烈好多倍的争夺。有几个想下船的人又被卷回了船上，想上船的反倒被挤了下来，这当然算不得什么稀奇事。等到我们周围终于渐渐安静了一点，船尾那五六个撑篙的汉子唱起他们那古怪的号子来，我们才发现，我们自己和大部分牲口虽然上了船，我们的车子却一辆也没有在这场混战里得胜。车子是不能靠它自己的本来动力上船的，得先卸了牲口，再由人整个抬起来，扛着顺那两块疯疯癫癫的代用跳板弄上去。

对岸虽然是紧挨城墙底下一条石头铺的路，上岸的条件却比我们上船的地方糟糕得多。第一，船在离岸足足十英尺的地方就搁浅了，怎么哄也不肯往哪边挪动，直到把占乘客四分之三的苦力连人带货统统赶下水去，让他们各显神通，顺着河岸的石头护坡爬上去为止。他们许多人背着松散的棉花包，或者高高的尖顶棉花筐，在他们尖叫着、乱成一团的挣扎中，时不时有一两团这宝贵的东西掉进浑水里。遇上这样的灾祸所引起的惊慌——虽然只是货主或者背货的人惊慌，他激动得尖声大叫，直到把那一小点遭了殃的财物捞上来为止——不但既可笑又可怜，而且是对中国广大民众之贫穷的一个触目的注脚。最后，船被撑到离一条本该有、也很容易修成的石头坡道足够近的地方，受惊的牲口才被硬逼着走过那块摇摇晃晃的木板，掉下水去的不过两三头；我们到河边大约两个钟头以后，我们自己的车子也从后面一条船上被人连拖带拽地弄上了岸，我们的队伍又重新整顿好了。

一年到头，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大概至少也有成百辆车，在咸阳渡过渭河，好几百年来都是如此；然而那几项能让渡河变成一桩利落的例行公事的简单小改良，显然从来没有人想到过——除了爱挑剔的外国人——更不用说有人去试一试了。凡是跟这事有关的中国人，要是这件事不是用在办得成的前提下最费事的办法去办，谁也不会真正心安；那样会让他觉得和他所崇拜的祖宗隔膜了。再说，你指望谁来搞这些改良呢？不会是地方官，因为在现行的办法下，他们大概能揩到更多的「油水」；不会是船夫，因为装船装得越久，他们撑船过河的趟数就越少；当然更不会是那一群群靠上船下船的难处讨生活的闲汉；也绝不会是乘客，因为他唯一关心的是自己过河，而不是让别人过得容易些——别人是福是祸，他抱着中国人那种至高无上的漠不关心。

过了咸阳，一眼望去，整个尘雾迷蒙的原野上满是坟墓，不是中国各处成千上万的那种小小的圆锥形土包，而是成打成打的巨大坟丘，有的简直就是一座座真正的山——除了无雨的秋天那种黄褐色，哪里也见不到一点别的颜色。这些陵墓周围也许一度有过小树林，可是如今至多只剩下一匹做工粗笨的破石马，或许还有另外几只多少带点神话色彩的石兽的残骸。是哪些尊贵的人物值得在他们的遗骸上堆起这么大的山丘，他们又是什么时候在世上显赫过，沿途谁也说不上来。一天里有一两回，我们会经过一口花纹繁复的长方形巨大古钟，从前挂在庙里，如今却躺在某个干涸的泥坑里一点点锈烂下去，就像散落在西印度群岛几个岛上的那些废弃的熬糖锅一样。也许庙宇本身已经又完全坍回尘土里去了——在黄土地带，连神圣的殿堂也是用尘土造的——只留下这些被遗弃的钟，作为它们从前存在过的唯一纪念。有时候，这样一口钟被人救了出来，不知是出于虔诚、迷信，还是出于某种有利可图的灵感，挂在偶尔某个较大的村子引以为荣的唯一一棵树上。

第二天中午，我们在一个窑洞里吃午饭，连骡子喝的水都要付钱，更不用说它们吃的铡碎的草和豆子了；至少骡子的主人们是付了钱的。事实上，窑洞住所几乎已经遍地都是，而且往后许多天都是如此；一个个村子、一座座整镇的窑洞，沿着巨大的黄土崖壁一排排往上延伸，就像那些梯田一样——梯田覆盖着这山峦起伏的世界的每一寸土地，从河底一直到目力所及最远的山脊顶上。在这一片起伏杂乱的天地里，唯一的一点颜色往往就是柿子，像一个个橘红色的大番茄——柿子论牛车装；独轮车在两只草编的柿子箱子底下吱吱作响；一路小跑的苦力扁担上挂着一篮篮柿子；到处有流动的柿子贩子唱着柿子的好处；成百万只柿子待卖，还有成百万只正在太阳底下晒着。连那不分彼此落满一切东西、一切人身上的尘土，也遮不住柿子那一抹颜色，也挡不住当地人只要他们的家当允许买上一个，就把它整个狼吞虎咽下去。除了尘土和皮，我们也觉得柿子是深秋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既是饮料，又是午饭，还是饭后甜点，三样合而为一。

我们每天早晨五点从睡袋里爬出来，六点出发；只有少数几天变变花样，提早一个钟头。太阳升得那么低，要走出二十来里它才追得上我们，所以每天动身的时候不但天黑，而且越来越冷。虽然直到十一月十日，田里干活的人有时还光着膀子，至少在无云的太阳高挂的时候是如此，可是随着脚下的土地离海平面越升越高，只要有一点阴影或者夜气，便带上了越来越严肃的意味。道路大都仍旧是峡谷，有时是比我们以前见过的还要雄伟的峡谷；有时又翻过黄土的山梁和山丘，凡是岁月、车马和土质凑合得上的地方，就在上面深深地劈出一道道沟来。严格说来，根本没有什么路，在中国任何地方也难得有路；这倒不是说它们仅仅是些糟糕透顶的运输线路，而是因为中国人的那一套办法，连一块修路的地方都没有预备。每一寸土地都要纳田赋；公众为了拼命把自己和自己的出产从一处运到另一处，偏要从谁的地产上闯过去，那个倒霉的地主就得为这块只在名义上属于他的土地付钱。结果，路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哪里都不欢迎它，从这块田被赶到那块田，一有机会就被犁头或铁锹毫不留情地消灭掉。中国千千万万种地的人，每一个都想把这条并不公家的大路从他自己那几小块宝贵的土地上赶走，再加上车夫对他那头领头骡子的东游西荡只能控制几分，他自己又从来没受过走直路、省时间的训练，于是一般的中国道路便成了天底下漫无目的地乱绕的最不可思议的例子。在这个满是墙的国度里却没有篱笆；中国人给他的家、他的城、他的国都砌上墙，唯独不给他的田砌，而田似乎最需要墙。因为过往的车马对自己可能造成的损害毫不顾惜。只要有一丁点儿理由，它们就若无其事地踩过新种的庄稼或快熟的作物，而地主唯一的补救办法，不过是些软弱无力的抗议，比如沿着他的地边每隔不远挖一道横沟，指望车子不得不绕到沟外去走，而这指望通常落空；或者趁着某个来往行人稀少的好季节，把这条讨厌的路连根刨掉，干脆扔了了事。

穿过巨大的黄土峡谷，有些隘道窄得连车子和轿子都错不开身；而从这些隘道里过来的车马络绎不绝，往西去的较轻的行旅居然还能挪动，真是怪事。笨重的两轮大车，比我们的农家马车重好几倍，由六七头骡子拉着，并不少见。每辆车至少有三头牲口，一头驾辕——许多驾辕的骡子都是骡中的上品——其余的在前面两头一对或三头一排，也许还有一头单独的领头骡子定步子。从每根车辕上吊着的一个大铁环里穿过的绳套，把所有牲口都直接拴在车轴上。中国驾辕骡子的日子可不是什么闲差。那沉重的大车每一回没完没了的颠簸和摇晃，它都被困住它的那两根笨重的木头同样颠一下；车子要是翻了，它也得跟着翻；而且它整天被迫高高地昂着头，痛苦不堪，勒住它的不仅仅是一副嚼子，而是一根横在它上唇和牙床之间的生牛皮条。别的牲口也好不了多少；长长细细的口袋里装着狠重的麦子，从西边没完没了地涌过来，从我们身边经过，牲口们在深深的沙子似的黄土里拼命挣扎，特别是在峡谷陡陡地爬上那些这里那里横断路线的高山梁的时候，那喘息声就像突然被击倒的野兽临死时喉咙里的咯咯声。

这些车子的每根车轴底下都挂着一只长长的圆筒形铃铛，几十只铃铛沉闷的嗡嗡声，在车前车后几英里之外都听得见。这些运麦子的车队显然是日夜赶路的。我们天一亮就碰上他们，看样子已经在路上走了好几个钟头；整夜里，凡是愿意醒着躺在那里的人，都听得见过往车子的嗡嗡声；我们很少碰到他们停下来歇一会儿，哪怕只是喂一喂那些疲惫不堪的牲口。每辆车上至少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们猜他是下了班的车夫——直挺挺地躺着，看样子睡得那么香，仿佛那些颠簸摇晃的麦袋子是水手的吊床。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人从生下来就受训练，在各种随遇而安的条件下都睡得着。

黄土稍受一点搅动就不停地打着旋儿飞扬，又常常刮着大风，于是车上的中国人，还有那些骑牲口的、步行的，看上去都滑稽得像是一支没有尽头的、脸上扑满面粉的小丑行列，或者一队戴着死人面具的哑剧演员。

这支行列时不时被某种慢条斯理的交通工具打断——一辆车，辕里套的是一头牛，前面也许还有一头阉牛和一头驴，有时的搭配还要更不伦不类。窄窄的峡谷里常常塞满了牲口拉的车，成百辆独轮车只好和挑扁担的苦力以及别的步行人一起，到高高的崖顶小路上去走。这些「推车」——中国人这样叫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帮手，从小孩到驴子都有，这我们在西安府以东的独轮车队里已经见识过了；有一个机灵的家伙，在他的货上张起了一面大帆，借着强劲的西风，吱吱呀呀地走得挺顺当。我始终弄不明白，那永无尽头的苦力人流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又是为了什么。他们带着全副家当，辛辛苦苦地跋涉着换个地方，似乎纯属白费力气，就像把沙子从这条河床搬到那条河床一样。

陕西的苦力，至少是我们在那个省里见到的大多数苦力，似乎巴不得被人错当成读书人——这当然是一种荣誉，能让任何一颗中国人的心欢喜，而在别的某些国家，这往往会被当作一种侮辱。某个精明的推销员利用了天朝人这种古怪的渴望，把一副副没有框的大眼镜卖给了我们碰到的一大半苦力；那眼镜是用普通平板玻璃做的，当然毫无光学上的用处。要是做成护目镜的样子，人们也许会以为那不过是挡尘土的，可是它们身上没有一点地方，能让人哪怕凭着苦力的想象力，勉强看成是装饰以外的东西。

那个要人留辫子作为臣服标志的异族王朝倒台以后，中国的辫子已经显著减少；可是在守旧的中国人中间，一种习俗一旦立下，不管它的来历多么不光彩，都比豚草还难铲除。说我们西行途中碰到的人每两个里就有一个留辫子，也许稍嫌夸张，可是苦力们头上缠着的头发，肯定还够美国再用一个世纪的发网。据说老头儿们哪怕只剩下一根小小的灰辫子，也「宁可丢脑袋，不肯丢尾巴」。在这西部地方，男孩子留不留辫子是一半对一半；在任何一条热闹的街上，都看得见走街串巷的剃头匠给他的苦力主顾梳理那长长的黑发，哪怕是隆冬时节，主顾也安安稳稳地坐在露天里，常常还给添上一绺假发，算是饶头。在上层中国人中间，辫子大都已经不见了，可是在许多省份的老百姓中间，它和苦力们不用时插在后脖领里伸出来的长烟袋一样常见。

一具灵柩由两头用杠子连着的骡子驮着，往祖籍老家去，那笨重的棺材顶上放着一只小柳条笼子，里面坐着古老习俗所要求的白公鸡——这是沿途不算常见、却也不算稀罕的景象之一。有时我们碰到一长串黑猪，在几个耐心的汉子驱赶之下慢慢往东走，一个人空着手走在前头，其余的人拿着很长却不怎么伤人的鞭子，大家都唱着歌哄着他们照管的牲口往前走。猪听了音乐会走路，这倒给我那一点点博物学知识添了一条新见闻；不过中国音乐究竟能办成什么事，不试一试是说不准的。我们当然尽量骑着牲口，或者下来走走，松松蜷麻了的腿，爬出峡谷去走。在这里，人和骡子在什么地方开始觉得头晕，界限各不相同，这有时就在我们和坐骑之间引起严重的意见分歧。在高踞下陷道路之上的崖壁上，大都有好几条小路，有的已经明显地往那最终的共同水平面磨下去了，另一些则是土质稍硬的一道道窄梁，上面只容得下两只脚一前一后地踩。只要有路可选，骡子总是毫无例外地挑那条最靠近路沟边缘的，能走最边上就走最边上，外侧马镫底下常常就是一百英尺或更深的直上直下的悬崖——而那黄土处处似乎随时都会塌下去。有时一条小路不知不觉就绕到了崖壁的正面，到了那里，下骡子和掉头一样不可能，束手无策的骑者只能虔诚地把自己的前程托付给骡子；骡子显然丝毫没有那种沿着人的脊梁骨一阵阵往上蹿的恐惧。骡子的身体里肯定没有忧虑的细菌——它一生中的烦恼，大概比几乎任何别的活物都少，这倒值得满腹忧虑的人类好好想一想。有一回，我经历了一件叫人毛发倒竖的事：就在我前头，少校那头骡子的后半截身子，随着一小段塌下去的路，大半滑出了悬崖；可是那牲口一刻也没有失去它骡子式的镇定，下一回一有机会，照样毫不犹豫地又挑上了最靠边的那条小路。

离开西安府的第二天晚上，我们的赶骡人恭恭敬敬地捎话来，说希望我们第二天早晨「早走十里」，「因为路要上楼梯」。这是中国赶骡人和比方说南美洲的赶骡人不同的地方之一。在这里，我们说什么时候动身，他们总是随时准备好，有时还请我们提早。于是我们早起了三英里，那一天还没过完，就庆幸自己这样做了。整个上午，那条路摆脱了黄土峡谷，沿着河谷和越来越高的平原走，上升得那么缓慢，要不是回头望望身后越来越低的世界，我们几乎觉察不到自己在往上走。可是就在我们照例歇一个半钟头午间脚的那个村子过去不远，大地突然涌了起来，像一道海潮忽然奉命站住不动。那条路果然是上楼梯；它那之字形的路线，再没有比这更确切的描写了；离开村子好几个钟头以后，它终于把我们稀稀拉拉地带到了山顶，比那村子高出四千英尺，接着又更快地一头扎下去，落进一条小溪的河床；那小溪涓涓流过一片巨石嶙峋的地方，有一阵子地层比纯粹的黄土要坚实些。可是这只是一段短暂而不彻底的喘息。那易碎的土壤很快又独霸了整个景色，此后许多天，它那令人窒息、无孔不入的尘土塞满了我们的眼睛和鼻孔。黄土确实常常呈现出奇特的景象。只要水够，它是够肥沃的，可是在这里，人们很容易断定这地方从来没有落过一滴雨。有了泥，倒意味着更富足些；可是真下起雨来，这些大峡谷底部本来就没到脚脖子的路，一定离地狱不远了。

不过，这种光景我们一点也没有碰上，正如我们也无缘见到春天给黄土地带带来的那场巨变——它把这片土地从那种淡淡的浅褐色——在秋冬两季，这浅褐色就像头顶上无云的天空的蔚蓝一样浑然一片——变成一片春天的新绿；见过的人说，在美丽的风景中，那是很少有什么比得上的。那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黄土崖壁，成了沿途司空见惯、几乎没人注意的景物；崖壁从天际慢慢跌落到深渊，那深渊远在下方，几乎深不见底。在很长的路段上，全部居民都钻在这些崖壁上挖出来的人类兔子窝里，一排排窑洞层层叠叠，就像一座座十层或十二层的崖居城市。许多窑洞走近一看，原来已经破败废弃了；这些窑洞通常已经塌了，顶上开着一个圆圆的大洞。当然，从前的住户已经在别处另挖了新家——除非他们就埋在了旧家里——所以人口并不像山坡上那无数的洞眼所显示的那样稠密。即便是这样不像住家的住家，等级也大有差别。一个窑洞可以和平原上随便哪一间陋屋一样腌臜；有时崖壁上一个小小的洞，看上去毫不起眼，仔细一瞧，才看出那是一条长长的甬道的入口，甬道通向几个院子，每个院子周围有十几孔或者更多的拱形窑洞，也许全都比下陷的道路低得多。有时，那得意的人家甚至不辞麻烦，在门口上方弄了一块精心制作的匾额，还装上了木头门槛。可是这是不寻常的，因为除了这点小小的例外，简直样样东西都是用那很快就会碎掉的泥土做的——入口对面的「照壁」（虽然中国建筑中这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西部很少见），填住窑洞大拱门、上面开着一扇小门的那堵墙，甚至窑里面的「炕」，也就是那硬得像石头的全家的床。

于是样样东西——墙、房子、崖壁、梯田般的山坡，甚至那些凄凉的窑洞居民本身——都是同样单调的颜色，整个秋天的景色里，没有一样东西能打破它，给它哪怕一丝一毫的对照。这真是个让人生活的伤心地方，像一个衰老的世界，正在一点点磨损，不久就只配被扔掉了。的确，这种瓦解的过程就在我们眼前进行着。常常有这样的地方：路面刚刚塌进一道巨大的峡谷，那峡谷深得从边上往下一望，就会倒抽一口冷气，很容易就是一阵头晕；可是满载的大车仍然尖叫着、挨着鞭子，沿着它的绝壁边缘往前走，从这个下一次塌方就可能把它们送进地狱的地方经过的各色车马行人，对它毫不在意，就像中国人对遍布全国的那些敞着口、没有护栏、没有井沿的水井毫不在意一样——那些井多得就像我们西部大草原上的地鼠洞。

一个正在磨损的世界，而且显然无药可救。那些本可以用根把它固结起来的树木——更不必说树木会招来的雨水了——早在几百年前，就被那些可怜的现代居民奉若神明的祖宗们连根刨光了。那些目光短浅的先人一心只顾过去，至多顾到他们那时的现在；而他们活着的子孙也别无选择，只能走同样目光短浅的路，因为眼下是一场仅仅为了活命的无休无止的挣扎，而未来想必也没有多大指望。要弥补他们可敬的祖宗那致命的滥伐树木之过，大概得逼着中国每一个男人每星期种一棵树，谁砍一棵就立刻砍谁的头，而且要一直这样坚持下去，坚持到他们的祖宗刨光那些曾经给这片土地增色的森林所花的那么长时间；也就是说，要好几百年，如果不是好几千年的话。

我们以为自己对美国的贫穷和肉体上的苦难有所了解，可是到了人口稠密、遭受掠夺的中国，我们才发觉自己的无知。这里也许有最低等的人类，那些具有人形的生物不但近乎禽兽，简直是一种活着的秽物。而且人口中最底层的渣滓，还不在这个比较宽敞的西部；在这里，最穷的人也许还称得上是中产阶级，尽管他们穷得钻在窑洞里，天不亮很久就出门，一直到深夜，拿着筐子和柳条铲在路上游荡，准备为过往牲口拉下的粪争个你死我活。他们当中也许有些人能抓住命运的额发，多少逼着它听自己的使唤。可是虽然这里那里也有我们所谓的「凶神恶煞般的人物」，就连他们似乎也不伤人，至少对外国人是如此。

如今我们常听人说中国处在无政府状态，就一个负责任、有效能的政府而言，这个词用得并不错。然而中国社会里，在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广大民众当中，有一种凝聚力，一种惯性，使正式政府的失败主要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往往连一丝涟漪也搅不动一般生活那平稳的流动——几百年来它就这样流着，也许往后几百年还会这样流下去。在整个陕西西部，我们几乎没见到一个兵，其他任何强制力量也差不多见不到；然而，尽管本省也许真像它的督军大胆断言的那样，已经没有土匪了，可是那成千上万永远来来往往跋涉着的壮实苦力，随便哪一伙，或者那些聚在客栈院子里看我们吃简朴的午饭——在他们看来那午饭想必阔得像王侯——的村民，要扑向迷失在这中国人的汪洋大海里的几个零散外国人，把他们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国度里算得上巨富的东西抢个精光，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可是不但丝毫没有这种念头的迹象，不但他们对我们表现出最傲慢的享有治外法权的人所能要求的全部尊敬，而且他们坦率地友好，既不是出于畏惧，也不是指望得什么好处。只要有一点点由头，他们总是笑眯眯的；我是说男人；那些缠着小脚的女人从来不笑，这也难怪。我们身后一路不断地留下对我们外表的孩子气的评论，尤其是对我们军用鞍子上的马镫。中国人守旧守到了极细微处，哪怕他们一向看惯了的某样东西上裹了一块皮子，也会引起惊奇。这种惊奇常常化作一阵大笑，可是那自然而然的爽朗笑声里，从来没有一点可以当作嘲弄的东西。也许他们确实找到了暗地里拿我们取笑的法子；比方说，他们差不多总管我们叫「牧师」，也就是传教士。可是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惊人的错误纯粹出于老老实实的无知，也许偶尔是想恭维我们一下；我敢肯定，从来没有一回是存心要对我们不客气的。

少校把普通老百姓，至少是苦力，比作我们南方的黑人；他在军中的经历使他对那些黑人相当熟悉。两者的性情确实有某种相似之处；人们甚至可以顺着这个念头往下想，在那些比较阴郁、却仍然是中国人的不劳动阶层，同黑白混血的或者肤色较浅的黑人之间找到相似之处——后者常常带着一种对自己那不上不下的血统闷闷不乐的神气。可是这个念头很容易推得太远。两者对人生同样是那么随随便便——很容易被逗笑，常常是在一些似乎更该流泪的事情面前笑；可是除此以外，这两个种族便分道扬镳了。黑人仍然喜爱他那非洲式的闲散；如果说世界上有谁的天性里没有一丝懒惰，那肯定就是中国的劳动者——尽管这也许仅仅是几百年来为生存而苦苦竞争的结果。我们那些住小木屋的最穷的黑人，所受的贫困也远远比不上中国辛劳的民众；就连海地的黑人也差得远。中国还有更糟的地方，可是即使在这个人口比较稀少的西北，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只要有一丁点儿报酬，什么活都愿意从日出干到日落，他们生活的条件，在西方任何一个治理良好的地方，拿来养猪都真会犯法。在中国，凡是办得到的事，你随时都能临时找到人去办；多余的人实在太多了。要是路上横着一条小溪，准有人等在那里，只要一两个铜「钱」，就把穿着鞋的人背过去；要是有一件货太笨重或者太沉，驴子或驮骡驮不了，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人来扛。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叫人宽心的印象，以为他们世世代代受惯了这些苦难，不会像我们那样感觉得到。毫无疑问他们是感觉不到的，因为要是感觉得到，那种他们似乎用来包裹自己那苦难一生的、既无怨气也无忧郁的快活气氛，就不是人力所能造得出来的了。

我们这趟旅行的意外之一，是在这个地方，别的一切东西，直到最后一根草叶、最小的一点秽物，都被辛辛苦苦地收集起来，充分加以利用，饥饿把一切勉强能弄得可以吃的东西都赶进了锅里，而带羽毛的猎物却多得出奇。在每一条重要的河谷里，野鸭和大雁几乎遮住了太阳；鹧鸪、鹌鹑和美丽的野鸡布满了许多长着灌木的山坡，甚至常常布满了种着庄稼的田地，密得就像麻雀落满了农家的场院，差不多只要开枪就能到手。被鸽子染成蓝色的崖壁，满天像帷幔一样盘旋的鸽群，久而久之连注意也引不起了。要不是少校对这种打猎和追踪大野兽的区别那么敏感，我或许可以提一提那一枪打下八只这种丝绸般蓝色的鸟儿的事；不过，当然，那是在他企图用一支不太新也不太结实的——更不必说是借来的——猎枪的枪托，去降服一头不听话的骡子，结果闹得一塌糊涂之前的事了。在我们往西去的漫长旅途中，几乎没有一个时候，稍微费点力气不能给我们的罐头食品库添上些野禽；可是就我们所能发现的，那一带饥饿的人们并不想去打它们或者捉它们——也不想去消灭那成群的喜鹊、乌鸦、麻雀和秃鼻乌鸦，很难相信这些鸟儿会给辛苦种庄稼的人和牲口留下多少收成。法律对这件事并没有什么规定；我们亲眼证实，这种食物只要弄得到，人们对它并没有什么忌讳；就算承认中国农民难得有枪，弹药对他们来说又太贵，可是这个民族毕竟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机巧和在困难中成事的本领，所以他们对这种在许多地方是尚未收取的最有价值的出产显然漠不关心，就不能不叫人惊奇了。

每走几个钟头，我们就碰到一座有城墙的城。我始终改不掉这样一种感觉：城里准能找到浪漫和中世纪那种如画的风光，好从城外那龌龊肮脏的单调里透一口气。可是每一回，当我们穿过那长长的尘土飞扬的关厢——那里挤满了露天饭摊和寒碜的铺子，铺子里摆满了合苦力口味的一切东西，急切的叫卖声吵得我们耳朵嗡嗡响——穿过那高耸在厚重古老的雉堞城墙之上、面目狰狞的大城门之后，我们看到的总是同样肮脏、坑坑洼洼的土街，两旁是同样寒碜的铺子；事实上，城里的铺子往往更穷，更没有生气，是些已经衰朽了的守旧老字号，而城墙外那些相对说来新来的铺子，倒还有年轻人的那股活力。随意游荡的黑猪、满身溃烂大疮的野狗、境况比它们好不了多少的人，城里和关厢一样常见。城里往往似乎有一半是空的，废墟和空地跟有人住的泥屋一样多，虽然城墙外的关厢也许挤得密密麻麻。许多城镇又穷又不招人喜欢，我们的车夫干脆绕城而过——我们注意到，总是绕南边，紧挨着城墙——在城外的客栈歇下。这样做至少有一样好处，或许也有一样坏处。城门在理论上是「鸡一叫」就开的——这是老张的说法——可是也许直到六点还关着，这样就会耽搁我们动身，得把几个睡眼惺忪、打着蜡烛灯笼的兵叫起来，递上名片，证明我们有权受到额外的照顾，也许要等到东方天际开始发白，才能重新上路。另一方面，当然了，要是真有什么危险的话，夜里在城墙外碰上土匪，我们就只好任凭他们摆布了。不过我承认，只要说得过去，我总是骑着牲口穿过那些外表神秘的古老围城；我们在城外歇宿的时候，我也总要到城里去溜达一圈，总是在寻找那种似乎准能在那里找到、却从来没有找到过的浪漫的东西。

沿途散落着的、常常也密布在四周乡野里的那些较小的镇子和村落，也是一样的单调雷同，总是那么肮脏、那么凄惨：几个缠着小脚的女人在她们的窑洞或泥屋门口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许多拖着鼻涕、光着屁股的孩子在周围那凄凉的世界里尽情玩耍，通常还有一伙年纪大些的男人，在一个背风向阳的角落里蹲成一圈，用一种跟我们的纸牌毫不相像的小纸牌赌铜「钱」。在全中国，似乎都有给小孩子穿开裆裤的便当习俗，这样就用不着照料他们了；至少在这西北地方，人们相信要让孩子挨冻来锻炼他们。在隆冬时节，大约五岁到十岁的男孩女孩，都只穿一件刚刚遮到腰的破烂棉袄，下半截身子光着，皴裂着，满是污垢，愁眉苦脸地到处游荡，就像那些别处都穿得严严实实的大人没戴手套的手一样。毫无疑问，这种斯巴达式的对待，使那些活下来的人不那么怕冷，这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中是一项重要的本钱。

要是有什么事让我们当中的一个在城里或村里停一会儿，全镇上凡是没有家当需要人看着的，便很快紧紧地围拢到我们身边来——狗、男孩、小伙子、各种年纪的男人，还有很小的女孩，不过女人当然是从来不来的。要是我们碰巧在笔记本上写几个字，或者装一袋烟，人群挤得差点把我们的胳膊肘钉在腰眼上。在较大的城镇，或者赶集日引来了一大群人的地方，围着我们的密密人群扬起的尘土，简直要危害肺脏。幸好在这样的人群里，胆怯和好奇不相上下。有时眼看就要憋死了，我便猛地跳起来，大喝一声，故意踢个空、打个空，接着引起的一阵奔逃，差不多在吸一口长气的工夫里，就会把周围一百码的地方清得干干净净。被驱散的人群里也许有两三个是较高等级的人，镇上最要紧的商人或者读书人，这些人怕在芸芸众生面前「丢面子」，胜过怕那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来历可疑的陌生人伤害他们，便以他们两条腿所能容许的最从容的尊严，退到较近的地方，站在那里，脸上的神情仿佛在说：「我谅你不敢把我这样的大人物当个普通苦力来欺负，不过我承认，你要是真动手，我是会退的。」然后，空气清爽了，胳膊肘也不受挤了，你只消笑一笑，表示那全是开玩笑，人群就会立刻为自己的狼狈哄堂大笑——不一会儿又照旧紧紧地围拢过来。

中国人这种一见到什么不寻常的人或物就立刻围拢上去的脾气，尤其叫照相的人恼火，因为常常根本没法退到足够远的地方，把他们照进焦距里去。我那老一套的把戏——侧着眼往取景器里看，装作在拍跟真正的受害者成直角的另一样东西——在这里也不像在安第斯山那些木讷、严肃、毫无好奇心的印第安人中间那么灵验。因为，就算那顷刻之间聚拢来的人群没有挡住光线、遮住拍摄的对象，那对象本人也几乎准会冲上前来，凑近看看照相机。不止一回，为了抓拍一个街景，我假装对别处感兴趣，直到附近所有的闲散人等都挤到我身边，然后突然冲出人群，飞奔到预先选好的地点，按下快门；然而差不多每一回，照片的前景里至少总有几团模糊的东西，那在现实中就是领头追赶我的中国小伙子或汉子。

邠州是我们在陕西西部见到的最大的城镇，显然是个昔日辉煌过的地方，因为一道巨大的城墙沿着一座高山的山脊爬上去把它围住，城外不远还矗立着我们在这个省里见到的最大的宝塔。它的两边，梯田和窑洞高高地层层堆叠，就像巨大的城墙；东来的车马下山所走的那条路，是整个旅途中最陡的路之一，那是一道尘土飞旋的沟壑，顺着山坡下来，从上到下回荡着几百头骡子的喘息，像是临死的挣扎——它们仍旧拉着狠重的麦车往东去。也是在邠州，为了在一家破烂不堪的客栈里找到住处，我们不得不把一个睡着的苦力从一间寒碜的屋子里赶出去，又在另一间的门口挂上一块鞍垫；老张和厨子只好在那光秃秃、风吹个不停的院子里，守着一小堆牛粪和树枝烧的火，尽力做饭。这时候夜里已经冷得刺骨了，屋子的纸窗破破烂烂，用不着再开着门来帮忙。

也是在这里，我们和骑骡的主人之间的事情闹到了头。显然，那个包揽西安府外发邮件运送的人答应给我们提供牲口，先收了预付的钱，然后才去操心弄牲口的事。因为头一个跟着牲口来的人，原来只是个苦力，连给牲口买饲料的钱都没有；第二天晚上，骡主本人赶上来了，他带着一个被迫做了违心之事的人那种不情愿。他把我们预付的银元大半装在一只穿在棉袍里面的长长的袜子似的钱袋里，其余的被那个包揽人扣下作了佣金，或者说「油水」。可是他舍不得把那些银元变成骡子的饲料，还老是暗示应该让他把牲口带回家去。究竟为什么，却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付给他的，比他平常走同一趟路所得的还多，而那时他驮的邮件比我们还重一半，邮件又从来不会下来走路；当然，他向来也总是像现在这样，跟在骡子后面步行跋涉的。

天还黑得很，我们正要把邠州抛在身后，这家伙突然在院子里朝我们跪下，磕头到地，像一个在中国皇帝面前的求告者，哀求我们放他回家，说他这一趟赔了钱，如此等等。我想，一般的美国人都不喜欢别人对他叩拜；事实上，他的反应很可能跟我们的一样，对这种卑贱的胡闹既厌恶又恼火，几乎忍不住要赏他一脚。不过这家伙身上倒也有几分可怜相——直到我们想起，他每头骡子每天拿一块钱，喂它却只花一百来个「钱」。他哭诉说，他不能在骡子身上多花钱，因为他有一家二十口人要吃要穿。然而中国的家庭是一种有伸缩性的机构，我们劝他让几个没用的吃闲饭的挨挨饿，去喂那些干活的骡子。我们警告他，要是他不给骡子合理的饲料，我们就自己去喂，费用从旅途终了时该付给他的钱里扣。这并不是一剂完全见效的药方，不过至少大大增加了牲口在它们劳动所得中应有的那一份。

出了邠州，我们沿着泾河河谷走了许多里，一眼望去，两边尽是窑洞人家。紧靠河边的肥沃平地上有柿子园，最后一批果子正从杆子和藤条扎成的梯子上摘下来，一亩亩的柿子白天在太阳底下晒着，夜里盖上苇席挡霜，旁边还有一个个窑洞模样的小看守棚，防着无处不在的偷庄稼的贼。我们头顶上的崖壁有些是砂岩的，在这种崖壁上挖的窑洞比黄土里的小得多。有一回，我们经过一座凿在砂岩山坡上的大寺庙，再往前，山脚下有几尊涂着颜色的巨大佛像朝我们假笑；有两三处，河水把我们这一边的河谷挤得那么紧，路只好沿着崖壁的正面凿进去。一头头驴子驮着两大块看上去像是上好无烟煤的东西，开始把路塞得满满的，因为陕西众多的煤矿里，有几处最好的就在这一带。难怪几百年的车马在柔软的黄土上磨出了峡谷；那一天和第二天，我们经过好些地方，车轮在坚实的岩石上磨出了深及车轴的沟槽。要是一辆车陷在这样的沟里，那长长的车队就一个轮子也动不了，直到想出什么办法把它再拖出来为止。长武——照它的读音写下来就是这两个字——是一座一度城墙高耸、地位重要的城，人和自然似乎都已决定把它当废物扔掉了。它看来主要是回民的城，气氛凄凉而阴沉，大半已经荒废，也许赶集的日子除外；它那半已坍塌的城墙两边，黄土被磨成了巨大的壕沟，四周是无数的坟墓。然后，一天早晨，几乎出乎意料地，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把陕西省抛在身后了。

二十二中国的大西边

从进入甘肃省那一刻起——甘肃是中国本部最靠西的一省——自西安府通往兰州的这条古道两旁，便排满了巨大的老柳树，间或有一棵结实的白杨顶替。这是前朝某位有远见的本省长官留下的遗泽，四行，偶尔六行，夹着一条宽宽的地带；要不是在中国，这块地上早该修起一条大路了。虽然民间对砍伐这些树似乎有一种强烈的忌讳——里头的主要成分大概是害怕——缺了的树却也不少；还有多得多的树，根须不成体统地裸露在外，说明了那些已经不见的树落得个什么下场。在黄土地带，脚下的土不是不停地塌落，就是被风从底下刮走，一棵树又怎么活得到寿终正寝呢？

然而中国人难得有这点远见，过路的旅人不免心存感激。万里无云的夏天，这片树荫想必是天赐之物；十一月的太阳虽然叫人欢喜，以致旅人早已在林荫道南侧的冬小麦地边上踩出了小路，那一长排一长排摇曳的枝条，光是看着也是一种乐趣——在这一带，人可以一连走上好几天，放眼两边，望不见一棵别的树，甚至望不见植物界里一丁点儿活物。喜鹊和乌鸦在这些枝头搭起大大的枯枝窝，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树下为了争一根小树枝、或者一块极不雅观的燃料代用品而扭打的孩子，却从不爬上去掏那些废弃的鸟窝，虽然那会是一笔可观的收获。缘故大概很简单：他们害怕。西方同龄的孩子老是冒着摔断脖子的危险，去干毫无经济价值的惊险把戏；中国孩子却显出一种怯懦，这份怯懦照例一直伴他长大成人，即使壮一壮胆子就能得到实惠，也改不掉。

我们算出从西安府到省界是四百三十里，第五天一早在窑店村越过了省界。这时我们已经上到那片高原上了——高原一路缓缓起伏，越升越高，最后顶到西藏那片高地；这里虽然也许不过海拔三四千英尺，却已足以给步步进逼的冬天大大助一把力。那一整天刮着一场简直能把我们从地图上吹掉的大风，处处都预示着一场雪就要来了；到处都有妇女孩子，还有不少男人，出来捡那些几乎像阵雨一样纷纷落下的柳树枯枝。太阳一落，天便冷得刺骨，我们只好差不多一半路骑牲口，一半路步行。就在这第五天，我们碰见两个留着长胡子的俄国犹太人，带着一串大车，头一辆车上插着一面临时凑合的白旗，上面写着几个汉字，还有一句声明：「系属纽腰美果洋行」。撇开别字不谈，也许真是这样；不过如今在中国，有些外国人若不赶紧另投门户，就会丧失治外法权，连同随之而来的对人身和财产的更多保护，所以这类归属往往是说定就定的。

有位哲人不顾大量相反的证据，断言「不雨则已，一雨倾盆」；至少在那一天，我们倒愿意同意他的话。因为才过了不到一个钟头，我们正坐在一家破烂小客栈冰凉的炕上吃冷午饭，只有热茶能稍稍改善一下处境，又有两个外国人走了进来。他们是两位高大结实的天主教神父，荷兰人，孪生兄弟，也是满脸森林般的大胡子，穿着像法衣似的中国长袍，看得出经过了长途跋涉的辛劳。一位在新疆，也就是中国突厥斯坦，待了三十年，另一位待了三年；他们奉命调往华北另一个传教点，八月里动身，已经在路上走了三个月。去新驻地的自然路线本该是从兰州往北，顺着黄河或沿着黄河走，可是据说那一路土匪闹得厉害，他们便改道往东来了。另找一个也许并不存在的理由强加给他们，那是不公道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要是我在新疆住了三十年，哪怕只是三年，那么不管有没有土匪，我也宁愿稍稍绕点远路，坐一坐火车，至少看一看北京，同西方世界重新稍稍接一接头，然后再把自己埋进中国遥远的内地去。我们用英语、法语，偶尔夹一两句中国话，谈了短短一会儿，两位神父那股兴奋劲儿证明，尽管流放了这么久，他们对同白种人交往并没有变得淡漠；说真的，他们的神气有点像读完一年级、一个假期也没放过、刚刚回到家的大学生。他们说——我们西行途中也证实了这话——新教皇正在把中亚一大片地区的所有职位都换上德国神父，原先的在职者，其中以比利时人居多，则调到不那么要紧的地方去。

在陕西、甘肃两省省城之间的整整十六天里，如果我没有记错，我们再没有碰见别的外国旅客；所以一个上午见到四个，才叫我们吃惊。在这个新省份里，本地人的旅行也确实少得多了，不过大块大块的煤仍然由驴子驮出来，独轮车在各种各样的货物底下吱吱嘎嘎作响，特别是运着本省出名的大梨；柿子渐渐少了，此后一路上，这梨便成了我们的主要餐后果品。

有几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让我们避开了深沟——虽然在上面的平地上，毫无遮拦的大风随时都可能把我们从鞍子上掀起来——最后总算同大路会合了，我们顺着一道极长的下坡往下走，坡的末段粗粗地铺了石头，便进了人烟稠密的泾州城。两年前那场地震——再往前走，我们还将看到它留下的更大的痕迹——在这里的诸多杰作之一，是把一座高山和山上的一座庙干净利落地劈成两半，于是二十来尊颜色刺目不谐、姿态狰狞的异教偶像，就那样半遮半露地站在寒风凛冽的世界里。下城的天际线上，一座教堂尖塔颇不协调地突了出来；在塔下那座整洁的院子里，我们头一回受到那些散布在我们西行路线上的斯堪的纳维亚裔美国传教士的款待。这对结实的夫妇——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园地里，结实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本钱——从年轻时起就在这片不大有指望的人间园圃里耕耘，吃过的苦头自然不少；可是差一点动摇了他们信仰的那一次，就发生在最近两年之内。同国内的捐款人、同当地的工匠和包工头苦斗了几十年之后，他们终于盼来了那扬眉吐气的一天：他们那座气派的黑砖教堂不但完工了，而且连抵押也解除了。妻子兼同工在厨房和饭厅里督办要紧的事务，牧师则坐下来，给美国的教友们写信报告这个光荣的消息。「亲爱的弟兄们，」他写道，「我们的教堂，这一片再无第二座教堂的广大地区的中心，终于落——」「轰隆隆！」突然间墙壁和天花板一阵轰鸣崩裂，仿佛连大地本身也裂开了，墙钉上的画来回摆荡，家具跳起了一种即兴的弗吉尼亚土风舞。两位传教士还没完全明白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一切就已经过去了；可是等他们出去一看，新教堂已经开裂、崩坏、支离破碎，差不多成了一堆无用的废墟。

第二天早上，下雪的威胁已经过去，天气平静晴朗，昨天狂风怒号的地方，如今几乎连一丝微风也没有。路一直沿着一道河谷往上通到平凉，沿路的居民，看来足足有一半都出来了，拿着他们那用一把树枝扎成的粗笨扫帚，把柳树底下最后一点落叶和细枝扫得干干净净。在这片几乎没有燃料的土地上，那句以「恶风」起头的老话——无论什么风，总会给人吹来些好处——便又添了一层意思。河谷里有数不清的半坍的泥墙院子，院边照例拔起一层层叠叠的梯田。一串串驴子，每头驮着两只黄褐色上釉的大缸，缸里用稻草塞满小罐子，稍远一点看，活像某种古怪的陆地螃蟹。自从离开西安府，我们几乎没见过一个兵，可是现在又开始碰上长长的队伍了，一整支一整支的军队——至少是中国人所说的那种军队——坐着大车，骑着马和骡子，有一两回还骑着长长一串骆驼，往东开去。我觉得他们是一些肤色黝黑、面相颇为阴沉的家伙，不过这也许只是我的想象，或者只是露天生活在这些鼻梁较高的人身上所起的作用——那高鼻梁让人猜想他们身上有相当多的阿拉伯血统。在陕西，回民是不招来当兵的；可是在甘肃这个中国回民的大本营，穿军装的回民成千上万。他们在这里大模大样地踩过一英寸高的冬小麦，对沿路辛勤劳作的农民的权利全然不顾——这在全中国，土匪和兵都是一个样。

然而我们头天晚上的东道主曾向我们担保，甘肃的兵纪律很好；比方说，他们举例道，兵们进教堂的时候总是脱帽——我暗想，大概就像他们指望我们进他们的礼拜场所要脱鞋一样——并且把辫子放下来。因为辫子盘在头上进屋，同在中国那些守旧的地方跟平辈或上级说话而不摘眼镜一样，都是极大的失礼。

我们中午歇脚的那个镇子，逢着集日，满街一片蓝布颜色。有些高大挺拔、足有六英尺的汉子，美国人简直认不出他们是中国人；其中有些是从山里来的，虽然早就听说过白人，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还有他们那些结实的红脸蛋儿子，怯生生地越挤越近，围住老张不知怎么找来、给我们摆在客栈院子里一个避风向阳的角落里的那张罗圈腿桌子；我们要是站起身来，或者定睛看他们一眼，他们便一窝蜂乱哄哄地退回去。在中国，集日通常是一种固定的制度，大多数市镇都是隔不几天就有一回。这时候，那种由一个孩子或一个苦力推拉着一根木柄的木箱风箱——对于那些主要只能烧粪的手艺人和厨子，这东西是少不了的——在拥挤的街上几十上百地一齐呼嗒呼嗒响。那些浅浅的饭铺，把顾客撵到门外，蹲在架高的木板条上，或者干脆蹲在自己的脚后跟上，一手捧着热气腾腾的碗，一手拿着筷子；饭铺生意忙得几乎顾不上吆喝招揽了。给男人剃头梳头的露天剃头匠，有时候一整天也不把他那副可以挑着走的家什从选定的地方挪开，挣到在他看来是一笔小小的财富，虽然他收的那点钱，绝对不够一个美国理发师买肥皂用。他们挥舞着一把叫人想起木匠刮刀的剃刀，一把木梳——那是对面的梳子匠用手从一整块圆木上连同十几二十把别的梳子一起锯出来的——别的必需品也带得少得可怜，却几乎能把落到他们手里的那些毛发蓬乱的乡下人改头换面。因为他们不满足于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单纯刮脸，而是宽刃所到之处一扫而光——上脸颊、鼻子上一根零星的毛、眉毛、头发本身——把那受难者弄得活像一颗煮熟的洋葱；除非他喊停，声明他仍然认为辫子对于他的美貌和福气是必不可少的。据说即使到了这一步，剃头匠有时还能说得他放弃那种老式的念头——虽然在甘肃，这还算不得老式——于是他便加入了日益壮大的中国男人的行列：这些人认识到辫子是一种奴役的标记，而不是体面的装饰，便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得那么远，只要还能保住一块完整的——不，往往是被划得伤痕累累的——头皮就行。可是，倘若顾客的趣味既不为说教所动、也不为榜样所移，最后一道仪式便是把他那往往十分漂亮的黑发梳开——当然，蓄发的面积早已缩小到只有一只茶碟大小——编成一条辫子，这条辫子也许要过两三个月才会再解开。

不过，我们的大车大概又吱吱嘎嘎地出了客栈院门了，我们得骑着牲口跟上去，把集日的其余百般景象留到别处再说，因为这些景象到处都在一再重演。窑洞、梯田、峡谷里的道路接连不断；下午的天气像六月，柳树和稀少的白杨的叶子还几乎没有开始变色，虽然十一月已经一步步走来了。在下面的河谷里，土壤稍硬一些，所以有一小会儿，我们走路时不至于被裹在一团尘土里；可是空气那么干燥，雪茄和嘴唇都吃了苦头。过路的苦力用串起来的「制钱」带钱，每串一千文，用结子隔成一百一百的，两头拴在一起，便于携带。然而，要是我们在本已沉重得吓人的担子之外，还得带着十磅重、值不到美国两毛五分的钱，艰难地跋涉过一片干渴的土地，我们就很难把它叫作「便于携带」了；因为在这一带，兑换率平均是两千三百文「制钱」换一块「墨洋」。这当然并没有把中国这种有孔的黄铜钱贬到像俄国卢布或德国马克那样低贱的地步，可是那两种是纸币，面额想印多大就印多大，而「制钱」始终是单一的钱币，不论分量还是体积都是如此。我一时想不起有什么商品代表一文「制钱」的价值；我可以说它大约值一颗花生，但那只有在中国才对，而且只在某些地区、在花生最多的季节才对，在美国是绝对不对的，因为足足要四十文「制钱」才抵得上一美分。也许一根火柴最接近于等价交换，于是人们就不免要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改用火柴，既省分量，又省去一些算账的麻烦，而且手里总有一样实实在在、马上有用的东西，不光是名义上的、虚构的价值。可是你那中国苦力——至少一出了大城市的枪炮射程之外——乃至地位高得出人意料的商人，都宁愿要「制钱」，全不管它的分量和其他一切害处。

在北京和各通商口岸，小额交易通常用铜元，每枚值整整四分之一美分；银质的一角、两角、五角小洋，在陕西和甘肃无人知晓，也没人肯收，在那边却同它们作为零头的那种「墨洋」一样常见。说真的，北京的苦力收钞票并不稀奇，只要他们信得过给钱的人，并且发钞的银行不是中国的，而是在本地设有分行的外国银行。可是说到底，一枚铜元并不比十文「制钱」轻多少，而且没有孔好串，更不方便；在西部，比铜元高一级的便是银元，那已超过许多苦力一辈子一次所拥有的钱数，何况说不定还是假的；至于钞票，在内地并不比南方邦联的小额纸币在纽约更能通用。顺便说一句，我们自己的款子，是以北京中国邮政总局开出的汇信形式随身带着的，由我们到访的几个大城市的邮务长兑付，这些邮务长不是外国人，就是外国学校的毕业生。可是就连我们的赶车人，他们的地位远在苦力之上，也拖着一串串「制钱」，通常缠在身上；每天早上和中午，他们都一定要同店主和他手下所有的人——直到那个打水的破衣烂衫的家伙——为了该从旅途带着的钱串上转多少钱到留在店里的钱串上去，吵得大声嚷嚷、面红耳赤。只有少数几处有带槽的量钱板，免去一枚一枚点数那些可怜的劣质黄铜片的辛苦活儿

。因为当然谁也不能想当然地认定每两个结子之间确有一百文；真要这么认定，他十有八九要上当。除了中国人几乎普遍的习惯——凡是能少找钱的地方就少找——许多地区在银钱上还通行着一些约定俗成的虚数：在这个镇上，「一百文」其实只有九十文，要是人家告诉你六个核桃值一个铜子儿，你就付九文「制钱」；到了下一处，一串「制钱」名义上是一千文，实际上却是九百四十文，而且「这里九个铜子儿就是十个铜子儿，老爷，不过要是付『制钱』，那就是九个再多一点点，所以……」就这样，单说吃饭之类的事，我们没有老张也许过得去，没有厨子也过得去，可是在对付银钱这件事上，他成了使我们免于发疯的不可缺少的人物。

平凉是我们在西安府和兰州之间路上最大的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最如画的；至少，像这样的画面是不多的：透过外城门望去，那条挤满了人、挤满了店铺和小贩的大街，中景是内城门。我比别人稍稍先到，正牵着骡子从第二道城门里钻过去，那副模样处处显出我已经在路上走了一个星期，这时人流里一个同我走一个方向的人向我搭话了。直到他说第二句话，我才明白他说的是英语，即使那时，我还以为他是哪家客栈拉客的，想引我去光顾他那寒碜的店。我们一直盼着到了平凉能免掉这种命运，因为有好几拨新教传教士都要我们答应到那里去找他们的同工。于是我回答说，我打算到「福音堂」去跟外国人住，一边答话，一边仍把注意力放在周围那片如画的混乱上，而不在说话的人身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这个突然闯进城来、模样怎么看都不像正经人的家伙，竟是在通知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我一找到他的家，就指望他收我做客呢？因为那是我生平头一回碰见一个外国人穿着中国衣服在街上走；况且，平凉新教事业的那位瑞典裔美国主持人，身材恰好不大会使他在中国人群中显眼。

后来，尽管我那样粗野无礼，我们还是舒舒服服地在他家里住下了，眼前还有洗个热水澡的美妙前景；这时我才知道，在民国以前，他同许多内地传教士一样，甚至还拖过一条金黄色的辫子。不消说，他难得回波士顿拉格尔斯街的「母会」去的时候，辫子是剪掉了的。他的儿子也穿本地衣服，又是在平凉出生的，在黑地里同中国人简直分辨不出来，有一回一个本地警察就为此大吃苦头。再一想，等人从这点小小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在这种情况下，穿本地衣服当然是正理。一来，它比外国衣服省钱许多倍，外国衣服得一件件从外洋运来。中国衣服远比外国衣服适合中国的生活条件；在只住着两三个外国人的内地城市里，还有一个不小的好处，就是他们办事时可以混在人群里不被注意，而不会一停下脚步就成了一大群张着嘴、推推搡搡的人的中心。

对于一位招待我们还不到二十四小时的东道主，他的传教工作有多大功效、多少价值，我自然无从作证，不过对他的殷勤好客，对我们在他两处院子里所见的一切那种干净利落的效率，我可以大加赞扬。其中一处院子，要穿过医院才到得了教堂，这似乎是一种恰当而明智的安排。平凉的医疗设施不足，教会医院自然忙得不可开交，忙到连仁慈的外国人也会不知不觉对单纯的人间苦难多少变得麻木起来。在我们看来是可怕的伤病情形，中国人带着信步走进来，对于在他们中间过了一辈子的人却是司空见惯的景象，他们对此所表现的感情，比对一个割破的手指多不了多少。有一个人，脸上胸口都给砍得稀烂，似乎半摸索、半踉跄地朝医院走去，我焦急地打听他的事，所得到的全部回答只是：「噢，大概是跟人打架了吧。」男女老少的乞丐在城里到处游荡，整个冬天都睡在露天里，身上几片飘动的破布，露出来的皮肉远比遮住的多，饿得面如枯骨，脸色青黄；在这样的景象中出生的年轻人，很难指望他会为此多睡不着觉。

我沿着城墙散了一回步，发现平凉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大，它又长又窄，几乎所有的热闹都集中在我们穿城而过的那条繁忙的大街上。我们发现，城关所以那么拥挤，是因为回民不许住在城墙以内。本地那位独裁者的兵刚刚发了饷，许多人肩上搭着六串八串「制钱」在城里闲逛，这也问问价，那也问问价。有一个脖子上套着足足一万文，简直是一盘磨石，可他这份沉甸甸的财富，折成真正的钱，不过两块三毛左右。我说过中国内地没有纸币；那么我得为这个疏忽道歉了。因为纸「制钱」是成百万成百万的。孩子们用一种棉纸似的大张纸，二十多层叠在一起，往下冲压，这样模子每砸一下都干出点像样的活儿来；冲好的钱还松松地连在一起，卷成大圆筒，在平凉最热闹的大街上挂着，在风里瑟瑟发抖。不过这是死人用的钱，要在他坟前连同纸马、纸仆人，也许还有一辆同样用纸糊的「北京轿车」一起烧掉，好让他在阴间不至于身无分文、无人伺候。活人就只好满足于实打实的黄铜了。

我们注意到，兵们买东西居然给钱。我们的东道主说，要等他们出城一两天之后，才敢想给多少就给多少，或者干脆把「给钱」两个字从他们的词汇里一笔勾销。照理说，平凉及其所辖地区归兰州管辖，正如兰州归北京管辖一样。可是本地那位将军有他自己的兵，他服从西边十天路程以外的督军，也就像督军服从那所谓的中央政府一样绝对。兰州曾发出命令，禁种鸦片。平凉的独裁者把命令转了下去，贴出一张公开的告示，同时又向他属下的各县长官发出秘密指示——在中国，任何事情能秘密到什么程度，就秘密到什么程度——要他们鼓励种罂粟，必要时强迫种，因为他需要从这宗买卖里得来的钱。泾州有一位正直的官员，拒不服从秘密指示，果真在他的县里杜绝了种植——结果只能化装成苦力，连夜渡河，翻山越岭，逃到兰州，才险险地保住了性命。我们后来到了平凉以西的一个地区，才知道那里来自相反两方的命令恰好势均力敌，谁也不敢种，谁也不敢不种，于是大自然只好自己作主，什么也不长了。然而就在这些地方，穷苦的农民曾因为胆敢让罂粟花装点他们的田地而被关进笼子活活饿死，也许就在第二年，某个邻居又因为没有种罂粟，被兵们用刺刀戳成了长年的病人。中国一大片地方的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着的，鸦片的产量大概足足同过去一样多，尽管在少数几个大城市里，曾经轰轰烈烈地把成堆的烟枪和没收来的鸦片当众焚烧。我们经过的甘肃一大片地区，正面临饥荒的威胁，因为陕西在本该种麦子的田里种了鸦片，然后又出高价收购甘肃的麦子，于是麦子全都往东流去，正如我们所见，把种麦子的地方丢下挨饿。可是中国那许多各自为政的军阀非有钱不可，因为没有钱就养不了兵，没有兵就控制不住他们挑中的地盘；而在他们寥寥几项微薄的财源之中，鸦片税是油水最大的。当然，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公开准许种罂粟或者公开对产品征税。中国政府不是保证过要禁绝鸦片贸易吗？即使是远在内地、几乎独立的督军，不也得当心有什么风声传到外面那个世界去吗？抗议、压力，有时甚至是武力干涉，都是从那里来的。同大胆或武力比起来，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偏爱巧妙周旋。每个省城和其他大地方都有一个禁烟局，表面上的职责是根除这宗买卖。可是局长不是由军事统治者委派，就是受他的影响；要是军事统治者发出秘密命令，拆他自己公开告示的台，禁烟局便去收税，把它记作罚款，事情也就这样了。事实上，有许多地方鸦片税预先征收了好几年，而且税很重，农民除了种罂粟来捞回本钱，别无选择。

平凉再往前一天的路程，有一道海拔两千三百五十米的山岭，翻山的路陡得叫人惊奇，那些笨重的两轮大车怎么过得去。要不是牲口一前一后串着套，是绝对过不去的；即使到这时我们还没有向中国人那种起初在多数西方人看来是「白痴般」的拉车方法让步，到了这里也一定会让步了。几乎像鸡一样驯顺的野鸡，在我们上山所经的下坡那种石南似的灌木和枯黄的草丛里觅食。梯田和窑洞有一阵子绝迹了；脚步稳健的人顺着陡直的小径走下来，背着一捆捆干柴，这在这一带只有麦秸和粪饼可烧的地方，是一种不寻常而又受欢迎的补充。这道山岭本身由一座座光秃秃的山头组成，不见一丛灌木、一棵树，只有那一行行如今已有些矮小的柳树，仍然护送着那条疯狂地曲折盘旋的道路。有许多抄近的小路，要是你的骡子太小或者太累，连驮着一副空鞍子上这样的坡似乎都已够它受的，那么走这些近路真叫人心碎。步行上去，得吃力地爬上约莫两个钟头，这勾起了我在安第斯山那些日子的回忆，倒不是不愉快的。不过在这里，我一直有一种安全感，更不必说一种自我放纵的感觉了，因为我知道，紧跟在我后面的有充足的食物，有厨子，而最妙的是，还有一张床。

一头头驴子驮着香，每头驴两大方包，从山顶上小心翼翼地择路下来。从山顶望去，是一个刀劈斧砍、疙疙瘩瘩、杂乱无章、真正混沌一片的世界，一色浅褐，单调而美丽，一直伸展到遥远地平线那模糊的边缘。翻过山顶，苦力们扁担两头挑着整只整只的五斗柜，顺着陡急的下坡摇摇摆摆地走上来，几乎就像走在平地上一样。先前我们有一两回碰见过往东赶路的「快邮」，现在又碰见了，正一颠一颠地小跑着翻山过岭。在中国内地，所谓「快邮」，不过是两个正当壮年的汉子，肩上扁担两头各挑一捆邮袋，扁担上不知什么地方还捆着一盏方玻璃灯。他们每人挑八十磅左右，以快得惊人的速度一站接一站地跑，每站二三十英里，第二天再挑着差不多同样的担子回来，所得不过每月十块或十二块「墨洋」，视工龄长短而定。世上很少有哪个邮政系统比中国的更可靠；虽然它的高级职员主要是欧洲人（这一回这个词不打算把美国人包括在内），那些在全国许多地方充当这项事业主要环节的、工钱微薄的苦力，也应当得到不小的功劳。我们离开北京一个星期之后在那里寄出的信，我们到兰州时已经在等着我们了——因为苦力「快邮」是日夜兼程的；即使在那些已经变成对一切中国事物都长年牢骚满腹的外国侨民当中，寄出的东西遗失，大概也是最少听到的抱怨。其他邮件，在一定重量以内，也可以加付邮资作为信函寄递；大宗的邮件则由长长的驮骡队运送，我们已经好几次越过这样的骡队，平均一天走二十五到三十英里。

翻过山岭，有几片积雪，还有一片按中国的标准看来稍稍富庶些的地区，土质比较坚实，呈微红色，不过如今已是秋天，一切都是凄凉的褐色，光秃秃的。牛、马、骡、驴、大尾羊、山羊、猪、鸡，更不用说一团团青灰色云朵似的鸽子，到处都是。然而人们似乎仍然过得同过去一样悲惨，全然没有清洁、舒适和富足可言；不久，我们又发现自己被破碎的、盘旋起伏的黄土包围了。这样的地方证实了人是尘土造的这一说法；孩子们看上去好像刚刚造好，还没来得及打磨光滑。

一对瞎眼的卖唱人敲着响亮的梆子，没完没了地哼唱着民间唱本或古老的传说，给一个村子的人解闷，这样的景象，似乎只是更加突出了中国广大民众那种沉闷、终生凄凉的生存。那些比较幸运的民族所享有的无数简单乐趣，他们一样也没有，连可以坐的草地、可以在底下坐的树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来减轻他们在光秃秃的土地上过活的命运。然而很少有哪个民族比他们更满足于自己所有的东西，也许是因为不满足会随着占有和可能性的增加而增长吧。有些高明的哲学家，虽然无论如何也不肯到洗不上热水澡的地方去过一夜，却向我们称赞中国人的知足寡欲、安于匮乏。这些无疑是美德，但只到某一点为止；过了这一点，远游中国的旅人便得出结论：它们成了一种祸害，而中国人在许多事情上肯定已经越过了这个界限。

我们终于到了隆德，城外围着一道大泥墙，城里却几乎只剩废墟。偌大的泥屋倒塌成一堆堆碎土，打谷场上男男女女正把谷粒和糠秕扬到风里，还有空地、许多麦秸垛、结了冰的池塘，全都在城墙以内，而容纳那已经缩减了的人口，仍然绰绰有余。因为这里的地震很厉害。大城门扭曲变形，有的从上到下裂开，有一座整个倒了。显然曾经是商业街的地方，如今搭着席棚、布帐和临时凑合的帆布房子，这里正闹哄哄地赶着集。一些我至今见过的最粗野、最肮脏的苦力，挤成一团蠕动的脏蓝色人堆——看来大都是回民——围着一张临时搭起的赌桌。玩法是一只瓷盒里装两颗骰子，扣在一只碟子里一转。要不是那几个眼露凶光的庄家总要等上好半天，让更多赌注押到那张画了方格、标了号码的桌子上才揭盒，这玩意儿本来可以很快的。每个庄家身后都有一个苦力跟班，一会儿端杯茶、一会儿把长烟杆的烟嘴送到主人嘴边，主人则眼睛和手指都不离手头那件引人入胜的营生。桌上有带槽的「制钱」量钱板——就像我们在家里的苦力洗衣服用的那种搓板——免得点数那些钱，钱大都不过是黄铜，可是对于最穷苦的中国乡下人来说，加起来已是很大的赌注了。他们对命运的捉弄何等专注，从一件惊人的事实就看得出来：我挤在他们中间站了好一会儿，竟没有一个人对我稍加注意；这倒并不妨碍一大群男人和孩子跟在我脚后，在我身后紧紧跟着，满城扬起一大片尘土。

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同伴们——他们就是这样一丝不苟地诚实——替我掷硬币赢了，所以我到客栈的时候，发现自己被安顿在隆德最好的客栈里最好的房间里。也就是说，我的大部分家当堆在一间大约八英尺宽、十四英尺长的泥屋那高低不平的泥地上，和那座齐大腿高、铺着一张薄苇席、中国人叫作「炕」的台子上。老张总是有别的事要忙，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床铺由我们自己来铺。这种客栈房间完全是泥做的——墙、炕，一概如此，只有头顶上熏得乌黑的梁和茅草例外。有时屋子小得连一张行军床也没法顺着放到炕上，炕通常又太窄，横着也好、并排也好，都放不下两张。中国人当然就睡在炕上，炕底下有一条粗陋的烟道，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把炕烧热的；可是外国人要是对石头一样硬的床有成见，天气暖和些的时候，对汉家子孙似乎颇为喜爱的那无数小小的同床伙伴也有成见，那么到内地作任何长途旅行，他都会发现一张折叠床很值得用同样重的金子去换。住宿的花费也许会多些，因为一张刚好放得下他的行军床、再留出一点地方让他脱衣上床的炕，足够五六个中国人宽宽绰绰地睡；可是整间屋子的租金大概不会超过一毛金洋，除非他的「仆欧」任由店主顺着他那天生的癖好，出于对「有钱」外国人的敬意，把价钱翻上一倍两倍，所以他也许会觉得，为了清静，这份奢侈是值得的。即使在自己家里，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挤在一起睡在这样一座或多或少烧热了的泥台子上，所以行军床对他们来说不是奢侈品，而是毫无意义的累赘。

一夜又一夜，程序几乎丝毫不变。我们赶进一个客栈院子，老张在院子四周找到他认为配得上安置他的「老爷们」的房间或窑洞之后，大车便卸了套，除了较重的东西以外，我们的行李全都卸下来。骡子照例在尘土里打一个滚，扬起的大团灰尘连炕上的席子都钻得进去，然后站起来一抖，抖得干净得出奇——这种我们享受不到的淋浴代用品，对它们竟如此有效——便埋头去嚼它们辛苦挣来的铡碎的麦秸和干豌豆，那是盛在宽而浅的柳条筐里或泥槽里的。赶车人也许用一把马尾或绑在棍子上的几根公鸡毛掸掸身上的土，便着手解决吃饭这个重要问题。即使只是一两碗便宜的本地饭菜，这事也确实重要，因为除了难得在路上从小贩或店铺买一团热面疙瘩、或者一个铜子儿的别的什么东西，加上一顿少得可怜的上午点心之外，他们从头天晚上起就没吃过东西。与此同时，「管事的！」的尖叫声划破了空气。所谓「管事的」——要是觉得念法稍稍改一改更顺口，叫他「干湿的」也行，而且名实相符，保管一点也不费记性——就是中国客栈里包揽一切杂活的男仆，只不过他的称号比他的差事和收入都要体面几分。老张立刻就要「管事的」来给我们的炕生火，打水，告诉厨子在哪里做饭，要是天光还够看书，就给我们拿一对那种在中国乡下充当椅子的窄木马凳来，好坐在屋外，还要去跑上百件别的差事，「快快！」——也就是说，马上，最好是比马上还快，老张在北京当差的时候就懂得了，外国人总是指望人这样伺候他们的。与此同时，赶骡的也一迭连声地喊「管事的！」，要这要那；店主自己也尖声喊「管事的！」，有几件差事叫他去办，免得他闲着惹事；也许还有别的新到的旅客在喊，他们想知道在这已经挤满了人的客栈里，他们到底要睡在哪个鬼地方；喊得人都要以为，这可怜的家伙即使是中国人，也要手忙脚乱了。

到这时候，「管事的」大概已经连哄带劝，把塞进炕洞里的麦秸和粪饼点着了；而我们也开始痛悔不该叫人烧炕。因为冬天里的任何一家中国客栈，都是对「无火不生烟」这条老话的绝对驳斥。有多少回，我们摸索着进了泥屋，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床铺好，哪怕为此送命，可是一会儿工夫便喘着气、手抓脚爬地逃到露天里来——而且还白白等着，始终等不到一丝暖气来减轻这番苦楚。炕洞除了屋里那个大敞着的添柴口以外，很少有别的出烟口，而从里面涌出来的烟，同所费的时间和燃料都完全不成比例。然而中国人似乎甘心照这种不光彩的老法子再过上几百年，虽然他们用不着走得比朝鲜更远，就能找到可以仿效的榜样：从厨房烧热地板，让烟从房子另一头的烟囱出去，既不浪费燃料，也不会把自己的家变成一座滴着烟炱的熏房。

最后我们总算把烟赶出去不少，可以进屋铺床了。那个从缅因州带来、原以为密不透风的睡袋，我在平凉不得不又加了一层羊皮衬里，衬里上下再压上每一件外套和毯子，甚至我那些零零碎碎的衣裳，因为太阳刚一落山，山里的寒气便像直接从北极刮来的一阵狂风似的压下来。常常晚饭还远远没有做好，天就已经冷得刺骨，同几乎是炎热的白天恰成对照，我们真想马上钻进被窝；在回程上，我们就真的这样做了，把被子当饭桌吃饭。可是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刚一躺好，老张便出现了，端着那只由「第三次亚洲考察团」团长硬塞给我们的脸盆——考察团当时在北京过冬，那里是用不着这种原始东西的——还有那只盛着热水的帆布桶，一下子便把生活中的全部乐趣一扫而光；于是至少为了「面子」，我们也不得不爬出来，洗洗弄弄，洗到足以骗自己相信已经把那一天的尘土污垢都洗掉了为止。

要不然，也许多亏我们那个值得称道的习惯——每天早上必定在天亮以前很久就动身——我们到达时太阳还高高挂在地平线上，还能看一看城镇里本地人的生活。这用不着我们出去找；它自己找上门来，带着它全部的不洁。穿着肮脏蓝布衣服、衣衫不整到各种程度的中国人，端着一盘盘令人作呕的熟鸡来了，鸡头紧紧塞在一只翅膀底下，叉开的腿还完完整整；还有煮白薯、热气腾腾的白面团子、大块的烤猪肉，以及几十种别的本地美味，都同样全然不知世上还有卫生和清洁这回事。就连巴黎人买现成熟食，也不如中国人买得多；我们不马上扑向这些诱人的美味，至少拿它们来填补一下我们自己那些古怪饭菜做好以前的空当，人们总是大为诧异。我们自己的饭菜是在什么样的各种条件下做出来的，我们只是猜测，并不真正知道，因为我们虔诚地保护自己的感情和胃口，从不无故闯进厨子的领地。本地人却一有可能就闯进去，而老张和厨子背着我们实际遵守的那几分近乎清洁的讲究，他们无疑都归因于某种不可思议的怪癖——与其说是外国人的怪癖，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见过俄国难民吃饭，不如说是那些富不可计的人的怪癖，而我们的家当，甚至只看我们的床，就表明我们正是这样的人。事实上，我们大体上是就地取食的，要是我们满足于简单些的饮食，完全就地取食也未尝不可。鸡、蛋、主要的蔬菜、水果、糖之类，至少在去程上，每隔两三天总能买到，时不时还有些地方特产。可是果酱、黄油、干酪、巧克力、咖啡、可可以及诸如此类的珍品，就只能从大车尾部我们那几只轮船衣箱里去取了；至于面包的供应，就要靠事先的远见和沿途难得遇到的外国人的好意了。

这样的旅行，带上几本简单的图画书倒是个不坏的主意。那些溜进客栈院子的孩子，对你所来自的那个奇怪的「外国」的任何一点消息，无不兴致勃勃，有时还相当机灵；所以不但他们能从图画里得到乐趣和知识，旅人也能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中国字眼，也许有朝一日，他万一没有「仆欧」、困在某个恰好说同一种方言的城镇里，这些字眼就会派上用场。不过，尽管有种种传说，说官话的通行范围如何狭窄，我们却发现，官话也好，北京话也好，或者不管在京城很快就能学到一点的那种话叫什么，在这一路上，就我们那无疑糟糕透顶的发音所能指望的而言，都相当普遍地听得懂。农民和本地苦力有时摇头，要么是因为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要么是以为我们说的是什么外国话，干脆不肯试一试；可是只要真正懂得一点这种通用语言，或者同它极为相近的北京平民的话，在我们到过的任何一个省都完全够用了。

最后，晚饭准备好了，哪一个人的炕有一点热气就拿来当饭桌，六英寸宽的木马凳当椅子。到这时，山里的寒气就像冰袋敷在骨髓上一样——如果从解剖学上说这是可能的话——而且除非我们看住门口（要是有门的话），形形色色的中国闲杂人等，甚至好奇得有时忘了她们那一性别的森严规矩的妇女，便会渐渐地把门口换成一堵张着嘴的面孔组成的墙，其中最大胆的，甚至会找个蹩脚的借口一直走进屋里来。也许警察会来——不过这很少见——提着两三盏花花绿绿的巨大纸灯笼，要我们的名片，然后鞠着躬，客客气气地退回到那摇曳得怪异的夜色里去。然后拿着牙刷作最后一次短暂的出击，便钻进我们那奢华的被窝，也许借着那盏美国马灯看一会儿书、抽一会儿烟——我们设法弄到并保存的灯油，三夜里只够用一夜。因为无论我们给灯油付多少钱，那似乎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煤油，而且中国人制作不牢靠器物的天才，发明出一种稍稍烧过的泥罐来代替铁皮桶，大车稍一颠簸就会打破，甚至会渗到最后被判定背它的那个马夫的背上。不过，一支雪茄还远远没有抽完，睡意就总是来了；尽管那双习惯了另一种旅行方式的腿，因为在鞍子上坐了十个或十二个钟头而酸痛，尽管一整夜都能断断续续地听见骡子就在门外嚼着硬豌豆，我却从来没有像在甘肃的大多数夜晚那样睡得那么香甜、那么酣畅过。赶车人总是在两三点钟之间起来喂牲口，这时就能听到铡草那不停的「咔嚓！咔嚓！」声，一个人把麦秸往那种到处都用来干这活儿的带铰链的大铡刀里送，另一个人操纵铡刀。有时候，这件凶器还另有用途，比如在我们路上的一个村子里，农民抓住了一个土匪，不愿意长途跋涉把他押到县城去，担心路上他会逃跑或者被人劫走，便心平气和地用铡刀把他的头铡了下来。

可是一切至高无上的快乐都有一个不合时宜的结局，那美妙的夜晚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老张就会来点起马灯，或者蜡烛，或者中国客栈供给的那种浮在半只破泥碟里的浓稠土油中的棉线灯芯，报告那个苦涩的消息：已经五点钟了——或者四点钟，看情形而定。我们强忍住咒骂，就像已婚男人理当做到的那样，至少他们已经到了懂事而能自制的年纪；我们从睡袋里那热带般的奢华中爬出来，钻进清晨北极冰山般的寒气里，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这副样子既骗不了自己，也骗不了彼此；穿上那些冰冷的白天衣服，费的气力比费的工夫还多。然而，一顿比除了最富有的中国人以外所有中国人一整天吃的还多的热早饭，总能使我们的精神大为改观。院子里里外外会响起吵吵嚷嚷的争执，其中能听到没完没了地重复着「钱」这个字，意思是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黄铜「制钱」；等这些争执终于平息下来，我们的队伍便又拖拖拉拉地走进黑暗里去了。据我所能弄清的，我们每晚分摊的客栈费用在一百到两百个铜子儿之间，其中包括我们那所谓的房间、取暖和照明，我们随从在什么地方的炕位，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杂费，骡子和赶骡人的伙食不算在内，那不关我们的事。可是我敢说，没有哪个西方人能把中国客栈结账的种种复杂门道弄出个头绪来。我们这份纯属人的账上，似乎也有一项「草料费」；每壶开水要多少多少铜子儿；让大车在客栈院子里停一夜，也指望我们付钱；至少老张告诉我们，体面人总是付的，而当我们提出来讨论，说我们同赶骡人订的合同规定，凡是同他们那部分队伍有关的费用都由他们付，他似乎快要哭出来了——那样的话，他会丢「面子」，而我们会失去同外界联系的主要环节。事情还远远不止这些；因为中国人似乎最喜欢的，莫过于银钱事务上的极度复杂。也许这是因为有那么多人要靠一些零碎的铜子儿和「制钱」过活，这些零头是在兑换率的混乱、互不相容的钱币和繁复的收费——再加上吵吵嚷嚷的讨价还价——之间作那些不可能的折算时削下来的，而这些东西在全国任何两个地方都不一样。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为了复杂而喜爱复杂、为了困难而喜爱无谓的困难——比方说，他们的语言，尤其是书面语，就透露出这一点——而这种爱好，是在他们身后那一万年的社会交往中养成的。

二十三鱼摆尾的地方

我们这趟旅程无论有多少可怕的苦头，要是黄土地带真像它看上去那样干旱荒芜，逼得我们只好随驼队赶路，那苦头至少还要再添一样。因为，撇开那些说这可敬的牲口走起来像船一样摇晃的老掉牙的笑话不谈，骆驼之所以是个讨厌的旅伴，是因为它是个积习难改、不可救药的夜游神。或许用这个词来说它近乎诽谤，因为它夜游的缘由，同它那些人类原型恰恰相反。骆驼之所以在后半夜四处游荡，是因为它只能在白天吃东西，既然有这么个怪脾气，就只好在夜里干活。我们一天的行程刚开头，常常就被一支长长的驼队打断：它从黎明最初那一抹淡淡的白光里隐隐现出，沉闷的铃声轻轻地嗡嗡作响，每「一串」六头、八头或十头骆驼，由一个满脸胡子、面色红褐、神情略带阴沉的汉子牵着，那副相貌常常更像阿拉伯人而不像中国人。长长的白色绵羊皮或山羊皮斗篷，毛朝里翻穿，头上顶着的东西看来像是缠头巾，更加深了这种印象；不过走近了，到大白天看清楚，这后一样东西原来是中国回民大都爱戴的那种脏白色毡帽，或许外面还缠一条廉价粗布的脏毛巾——这条毛巾常常是赶路的苦力对肥皂和清水的崇拜所作的唯一让步。然而千万要当心，不可把白帽子和「回回」当成一回事。因为许多回民戴黑帽子，同他的汉人同胞毫无二致；而帽子上缠一道宽宽的白箍，并不表示信奉麦地那的先知，而是在为父亲或祖父戴孝。还是回到骆驼上来吧：这些无穷无尽、脚步无声的牲口，在半明半暗的山口里一行行傲慢地踱过去，用不着怎么费劲去想象，就能以为自己身在阿拉伯；只不过得忽略一些小小的细节，比方说它们背上是两个驼峰而不是一个。我们常在夜里听见它们走过时那闷沉沉的铃声；可是在白天却难得见到它们，除非是心满意足地挤在客栈院子里跪卧着，或是卸了驮子，在某个稀稀落落长着一丛丛枯褐色粗草的山坡上闲逛，由一两个打着瞌睡的赶驼人照看着。

我们顺着走了好一阵的一道宽谷渐渐收窄，把大路逼到了河的高处，然后大路又下到另一个肥沃的山谷里，谷中有许多坟墓，还有静宁城。静宁有一股不寻常的生气。因为虽然它在地震中几乎比隆德以及我们身后那些阴沉沉的废墟毁得还要彻底，城里却有许多崭新的房子，而且一大帮一大帮的男人和孩子正在重修城墙，全然不顾这本该是个安静的礼拜天下午。习俗，怕土匪，怕回民再次作乱，怕恶鬼，也许还怕寒风，此外无疑还有当局那种值得称道的愿望，想借机捞点「油水」——这一点我们自己许多城里人都能心领神会——看来就是这种不合时宜地修城墙的主要原因；而其中最强有力的，大概还是习俗。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推想出来：这座城墙正是完全照几百年前流行的样式重修的，周围好几英里的雉堞顶上，都凿着几千个在中世纪打仗时用得着的小枪眼。不过在中国，一座城墙只要有能锁上的城门，又没有坍坏到随便什么人稍微费点劲就能找到地方翻过去，至今还是有些实际用处的。因为只要土匪不太强，它确实能防备土匪袭击，防备一般的地痞无赖，而在城镇与城镇之间那种有时闹得很凶的争斗中，也不是毫无用处。再说，静宁似乎是一座反回民的堡垒，因为城里回民很少——即使那些人类居民不告诉我们，满街的猪也会告诉我们这一点——而谁说得准下一次伊斯兰教徒的起事什么时候会席卷甘肃呢？

静宁城里以及方圆许多英里之内，仅有的外国人是两位瑞典女士，其中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她们新近在这里开设了一个布道站。她们还没有使任何人皈依，但是已经使人们对她们自己，以及对一般的「外夷」，生出了一种较为友善宽容的感情，她们希望日后能借此有所收获。城里一个最富有、最有地位的人，起初是个公开的、毫不留情的敌人，几个星期以前却偷偷溜过来，让这些被人憎恶、又属于被人瞧不起的性别的传教士，治好了他的一处伤，那伤是本地药铺的草药和本地僧道的装神弄鬼都没能治好的；虽然他几乎没有表示出西方意义上的感激，关于这件奇迹的传闻却已开始发生影响。这两位女传教士，也像我们一路上遇到的少数几位别的女传教士一样，有一样难处得去对付：她们想要接近的中国妇女，尤其是在偏远地方，一见她们就逃，因为把她们当成了男人。这主要是因为她们没有缠足，又穿着裙子而不是淑女该穿的裤子；可是即使撇开这些细节不谈，这些高大健壮的北欧女子和那些驯顺娇小的中国妇女之间，无论外貌还是举止，确实也相差很远。

静宁的钱铺门前挂着巨大的木制「制钱」招牌，多得出奇，或许全都用得着。在那里，一块墨西哥银元值二千五百文「制钱」，不过多少只是理论上的，因为银元和那种当中有方孔的铜钱，都已大半退出了流通。代替前者的是银两——一块块不规则的银锭，凡是牵涉到它的交易，都得用一杆——或者两杆——秤来称——还有「兰州铜元」。这两个极端之间，就像从前银元和「制钱」之间一样，什么也没有；美国人有他那些面值固定、使用方便的小银币，有他那些谁也不怀疑的纸币，还有他的支票簿，他要是停下来设想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就会明白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做生意是一套复杂的手续，为什么街上似乎满是钱铺。幸好静宁的物价——当然还有工钱——都很低。那两位女传教士盖她们的布道所，自己既当建筑师，又当包工头和监工，从前付给工人每天五百文「制钱」；可是近来粮价上涨，就改成三百一十文外加伙食。这对两位女士来说差不多是一回事，因为供给工人的两顿中国饭，每人每天大约要花二百文；不过她们成批买粮、成批做饭，比工人自己在本地饭馆里吃要便宜得多，而饭馆里的饭既不那么卫生，也不那么有营养。本地的工头每天得四百文，外加伙食。手艺好的木匠——我们看到的他们做的活计样品，他们尽可不必为之惭愧——按照他们较高的等级，拿的是薪水而不单是工钱；就是说，除了伙食之外，他们每月得一万文「制钱」，换句话说，足足两块美金！相应地，两位女士买一只鸡只花我们一枚五分镍币的价钱，一条羊腿也只比这多一点，许多别的东西也都依此类推。另一方面，她们还有数「制钱」的差事，因为每一串一千文的钱几乎肯定不足数，也许一百文只有九十二文左右；即使足数，她们也得先弄清楚这一点，才能把这串钱付给某个木匠，否则半个钟头以后他也许就会回来，拿出看得见的证据，说是少给了他。再说，近来「兰州铜元」的涌入，又大大增加了她们的麻烦。

虽说要揭这件丑闻，恰当的地方也许是兰州本地，可是我们还没到那里，它的种种迹象就已经多得很了，为了说得清楚，只好提前讲一讲。像别的交通不便、货币流通迟滞的国家一样，中国的许多穷乡僻壤，长年缺少钱币来应付他们那没完没了的交易，尤其缺少零钱。甘肃督军希望补救这个难处——顺便也进一步排除自己日后离开本省时比进来时更穷的可能——想出了一个在他看来也许是极其新颖的计划。他把流通中的「制钱」和相当稀少的铜元收回来，熔化掺和，再作为新币发行出去。要是他真把这些东西铸成了钱，事情倒还不至于这么糟，这么恶劣。可是他实际上干的，是把权利给了全区各地的人——据闲话悄悄传说，每天要交两万文「制钱」的使用费——让他们在自己那些烧粪火、用风箱鼓风的小炉子里，把现有的钱币重新熔化，掺进大量的沙子，再把熔化的东西浇进粗糙的模子里，模子里出来的，是自从最后一批出土的罗马钱币进了博物馆以来，在文明世界里几乎再没有流通过的那种钱币的漫画。它们轻得像玻璃，敲起来发出的声音像衣帽间的号牌，字迹几乎认不出来，花样和字体五花八门，有好几种式样的一面还有拼错了的、想写英文的字样，而且据内行说，里面掺的渣滓多得无可救药，那一点点金属永远也提炼不回来了。起初它们铸成单枚铜元，每枚当十文「制钱」；可是后来发现铸一枚钱的成本就要三文，就改铸双铜元，即当二十文的铜元，不过大小和其他细节都改动得很少。

一位中国将军，可以说浸透了兑换的种种奥妙，从小就熟悉他所用的钱每天的涨落，怎么会忽略这类所谓的钱币必定迅速贬值这一点，实在叫人难以理解。也许他全都明白，只是只要自己能拿到真金白银的回扣，也就不为此睡不着觉了。无论如何，在甘肃，一枚「好」的或「红」的铜元，一块墨西哥银元能换两百枚或者还不到，新铜元也自称值这么多，可是在静宁的钱铺里，新铜元已经跌到大约七千枚换一块银元了。即使这个比价全省统一，情况或许还忍受得了。可是它不但每天、几乎每个钟头都在剧烈波动，而且相距只有几英里的城镇之间也相差很大，越是接近督军权势最盛的兰州，比价越有上涨的趋势。远在到达省界之前，他的权势就已经消失殆尽，至少在他的货币和财政试验这方面是如此。他在平凉的那位自行其是的部下，断然拒绝让新币进入他的地盘；凉州和其他大多数大城镇也都跟着这样做，只有在省城本身周围某个有限的地区之内，督军才成功地把这种代用品强加于人，而在别处，通用的仍然是「红」铜元和能串起来的「制钱」。在他真正统治的地方，拒收这种糟糕的东西要重重罚款或者坐牢；可是对于钱商给它定的价值，他却几乎或者完全没有影响力。凡是对金融学哪怕只有点头之交的人，都用不着别人告诉他，这种局面给店主和商人，尤其是那些货物或多或少从外面输入的人，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

这件事有个好笑的地方：凉州、平凉以及许多别的自己不肯用这种东西的城镇和地区，却在大量制造这种假钱，运到兰州去，当然并不付给督军他的「回扣」。就连中国人也很难智胜中国人，每天的使用费刚一定下来，督军势力范围之内的大多数铸钱作坊就改成两班，一天二十四个钟头不停地干。况且，仿造蹩脚的仿造品并不是什么难事，黄土山里差不多随便哪个小小的窑洞村子，只要弄得到所需的那一点点铜和黄铜，都能随心所欲地铸钱。光是运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个值得行家来对付的难题。「制钱」至少还能串起来挂在脖子上，可是要带足够眼下用的这种新钱，就连苦力阶层以上的任何步行者都吃不消。事实上，这对步行者以外的人也是件大事。我们每过一会儿就遇见某个旅客，通常无疑是个商人，骑着一头骡子，后面跟着一头驴，驴被「兰州铜元」压得直往下坠，还发出尖声尖气的哗啦哗啦的响声；而超过一长串苦力，看见他们扁担两头晃荡着大捆大捆的新铜元，一颠一颠地往东去，也是常有的事，仿佛这种假币像瘟疫一样在蔓延。的确，我们去程快到尽头时经过的那些城镇，听起来就像一座座黄铜号牌工厂永远在盘点存货。我们快到省城的时候，最新的传闻是督军决定连银元也要铸了；一个商人伤心地说：「那样一来，我们就一点钱也不剩了。」不过，这些饱受折磨的人，倒不妨用一个希望来给自己打打气：也许有一天，兰州这些叫人瞧不起的铜元，在钱币收藏家中间会值同等重量的金子，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用模子浇铸的钱币可是稀罕物。

少校一时好心，没有多想，就派人把他的名片和我们的问候送给静宁的知县，此人的品级当然太低，不值得亲自登门拜访。知县为了答谢这份崇高的荣誉，派了一个官员来问他能不能为我们效劳；虽然我们向他保证，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满意已经无以复加，第二天早上却发现他派了四个兵来护送我们。这究竟纯粹是出于对我们身份的敬重，还是真怕土匪来打劫我们，抑或是因为那几个兵需要几个铜板，而这几个铜板我们也许会给，他却不能或者不肯给，这可不清楚；不过我们颇疑心是最后这个动机。他们是一支快活而又别致的小分队。四个人里头，没有两个人有两件相同的衣服；他们的枪看上去像是某种无害的武器代用品，是半个世纪以前某个笨手笨脚的小伙子亲手做的，从那以后一直被人胡乱使用。每人都不用通常的枪带，而是用一根绳子把枪挂在肩上，那枪膛的口径，如果真有子弹的话，那子弹的粗细大概正合我们那杆猎枪用。这些快活的保护人当中有一个满肚子都是歌，都是地道的中国调子，他要是再多等一会儿才撇下我，去把他宝贵的保护献给我们这支七零八落的队伍的另外某一部分，他肯定就要领教一番治外法权的种种权利和特权了。中午歇脚的时候，我们对这队护卫说，虽然他们是任何军队都会引以为荣的人，我们却万万不敢让他们仅仅为了保护我们这几个不足挂齿的人，徒步穿过前面的地震地带；我们还提到，他们要是继续走下去，天黑时会得到一点小小的赏钱，我们很乐意现在就把它给他们。这最后一点显然是个有力的论据，因为我们满意地看到，他们谢过之后，就爽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我们离开甘肃之前了解到，甘肃许多地方，也像中国别处一样，军队那股死沉沉的重压，仍是那个老故事。许多地区的兵不发饷，而是让他们自己在百姓身上想办法。理论上，我们这队护卫每月能领四千文「制钱」！可是他们靠得多得多的，是我们这样的意外之财，是抓住自己的同胞赌博或贩卖鸦片，没收他们的财物，或者干脆在无依无靠的乡下人中间劫掠。那些实力和胆量足够的队伍，就向商会和类似的团体借无息的「借款」——就出借人而言，当然也是无本的；其余的就在乡间游荡，直到找到同自己的实力相称的类似门路为止。

我们还没到静宁，就已经见到许多迹象，表明这个地区曾遭受过大地震；可是在这样一片天然就四分五裂、沟壑纵横、破碎得无可收拾的土地上，其中许多迹象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就过去了。然而过了那座残破的城以后，四面八方那一片混乱的天地，一整天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已经进入了地震地带的中心，至少通往兰州的大路穿过的那一部分是如此。人们说，离大路远一些的地区，破坏还要严重，可是我们所见的已经足以说明，那条端端正正坐着、用两只前鳍捧着大地的大鱼，因为人类的罪恶而摆了摆尾巴，摆得可真是得法。顺便说一句，这场惨祸的这个起因，以及它所牵涉的中国宇宙起源说，不但我们那几个赶车的坚信不疑——他们在日常事务上可都是明白事理的典范——而且不止一个地位高得多的中国人也深信不疑。只有老张自称是个极虔诚的基督徒，虔诚到连「油水」都不信，他对这种关于灾难的说法一笑置之；可是他也拿不出任何别的合情合理的解释来。

显然，这一带从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因为不但那破碎龟裂的黄土地带需要这样一种解释，而且在低陷的大路两旁的崖壁上，离地面一百英尺甚至更深的地方，也常常有旧屋瓦的碎片伸出来。不过，这是现在活着的居民记忆中的头一次地震，看来在他们的传说里也是头一次，虽然这地方，还有这里的居民，从那以后就一直在发抖。这场灾难来得突然，没有丝毫预兆，时间是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七点半，它索取了骇人的代价便走了，幸存的人几乎还没喘过气来。至少有六十万人丧生；官方的数字是一百万，不过中国人爱夸大，正如回民在任何类似人口普查的事情上照例不肯提供准确情况一样。受伤的有多少，从下面这件事就可以想见：差不多两年以后我们到平凉的时候，还有地震的受害者陆陆续续走进那里的医院来。可是住窑洞，尤其是在这样一种松脆的土壤里住窑洞，简直是专为让地震发挥威力而设计的，有多少人身体并没有受到实际伤害，就那么被活埋了，根本无从计算。

甘肃的传教士和中国人都断言，这场地震是因祸得福——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上天对人间图谋的直接干预；因为有一位马将军和三百名回民首领在一座清真寺里丧了命，据他们的对头说，他们正在那里筹划另一次回民大起事，就定在第二天开始。有些人甚至说，有一支好几千人的军队，本已准备好天一亮就动手，却在它扎营的一道大山沟里被埋到了几百英尺深。这些事也许不完全属实，但是看来没有什么疑问：要不是这场地震，不久之后就会有一场回民暴动。一八六二年中国回民大起事，据说有八万非回民被屠杀，而且确实有许多大城市和大片地区被蹂躏得至今还没有恢复元气；从那以后，又有过三次较小的反抗中国统治的叛乱，所以甘肃虽然也许不记得她从前的那些地震，却决没有忘记据说被这一次地震消弭掉的那些恐怖。

那些比较虔诚的传教士很强调一种信念：虽然伪先知的成千上万邪恶信徒被埋在窑洞里，或者在山沟里摔得粉身碎骨，却没有一个基督徒遇难。据说，基督徒们一个接一个地陆续来到各个布道站，讲述他们周围发生的难以计数的破坏，却又虔敬地为那奇迹落泪，是这奇迹使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个个都免于受伤，甚至没有损失财产。即使不对那些操劳过度、虔诚过度的使徒们无意中的夸大打个折扣，这样一个事实也不能绝对地、最终地证明上帝因为回民选错了信仰而对他们发怒；因为本省回民有好几百万，而基督徒的人数，并不能完全排除他们仅仅是碰巧而不是靠神的干预才幸免的可能。比方说，在平凉，经过三十年的工作，受过洗的基督徒有五十个；在另一个地区，据称在二十万『户』人家中间有两百个皈依者。

出静宁一两个钟头以后，在穿过一片废墟世界的一段陡峭而短促的上坡路上，从前给大路遮阴的树木，如今岌岌可危地悬在巨大的深渊上方，就连这些缺柴烧的百姓也不敢去砍它们。这里那里，大段大段的路，连同那些大柳树、白杨树和别的一切，都被乱七八糟地甩到了崖边外头。可是仍然有村子住在一块块半已从世界其余部分断开、随时要塌进下面巨大裂谷里去的土块上。这些山真的「走」了，正如那复杂而有时又简单得孩子气的中国话所说的那样。一座座修着梯田的山峰，整面整面的山坡滑了下来，把大路原封不动地、连树带路地带到了半英里以外，在黄土地上的巨大坑洞底部，堵成了一个个深绿色的、不自然的湖——除非人动手把水放掉，这些湖将来会变成什么呢？是日后的祸患，还是只成一片盐碱？有时，五六座山一齐跳起舞来，把褐色的黄土搅得像煮沸过一样，上面横着一条自己形成的新「路」，电报线架在新立的电线杆上，一直伸展过去，却没有一点有人居住的迹象，好长一段路上只有死一般的沉寂，偶尔也许有一只喜鹊打破这沉寂，而它那副快活的样子同这荒凉的景象全然不相称。据说再往北去，还能看见收割了的庄稼一垛一垛烂在田里，那里的人全都死光了，也没有人来补上他们的位置。有时，梯田山坡只塌下来一半，压倒了两旁栽着树的大路，或者把一个村庄埋得像沉到了海底一样深，另一半却仍然托着下面一个毫无损伤的小村子，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来扰乱这宁静的田园生活。从一片黄色的混沌中伸出来的从前村庄的泥墙断头，常常是唯一的迹象，表明人类曾经在那里生活、繁衍、死去。有时，两旁长着古老柳树的宽阔大路，突然到一道被震得翻卷起来的巨大土岗前便断了，那是山崩下来高高地堆在了路上，新的路线从瓦砾上爬过去，带着青年人对老年人的经历的那种漠不关心——正是这种漠不关心使世界不断向前，而不是蹲在路边为它的灾难哭泣。有好几处，那条杂乱无章的旧大路上，一段段长一百码、宽二十码的路面，被轻轻地拎起来，摆得同原来的走向成了直角，路上那十几条骡道以及骡道之间的窄窄的草皮，连一道裂缝都没有。

将近中午，有二十个苦力翻过这个破碎荒废的世界迎面而来，一路小跑，扁担压着肩膀，两头晃荡着沉甸甸的鹿角。甘肃的高山里至今还有马鹿和别的鹿，可是中国人要它们的角入药，最好是带茸的，这种需求肯定会把它们灭绝，就像肆意的破坏已经灭绝了那些森林一样——那些森林大概是松树和铁杉，曾经覆盖着所有这些如今已被驯服、修成梯田的山岭。在这类事情上，中国人的性情有某种极其不像西方、而同我们自己中世纪祖先相似的地方：他们会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继续为某种价值完全出于想象的东西付出惊人的价钱——一对好的带茸马鹿角，在大城市里能卖到五十块美金之多——却从来没有想到要设法弄清楚这东西究竟有没有一点用处。他们的祖先认为有用，这就把问题解决了。一种习俗一旦在中国人中间站住了脚，就用不着为保住它的地位而操心，不管它变得多么无效、无用，甚至有害。

下午过了大半，我们碰到了一个美丽的蓝绿色的湖，被关在一道山沟里，长达好几英里，还有一条不知多长的支汊，四周是一片再没有任何别的水的荒凉褐色世界。人们也许会以为，附近的百姓有了这个湖该很高兴，会感谢地震堵住了那条细小的溪流，造出了这个湖；可是甘肃人除了他们自己和牲口的喉咙所需要的之外，对水的美、对水的用处，又懂得什么呢？于是，他们靠着美国赈灾款的帮助，在湖头塌下来的山上挖开了一个大口子——甘肃人修理自己的土地，竟得由地球另一边的人付钱，这有多么奇怪！——以确保这类不自然的湖涨得漫过堤坝，或者从松散的黄土里渗漏出去的时候，他们不至于被淹掉。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这个湖上端的青家驿，这是沿途各城镇中被地震糟蹋得最厉害的一个。它被震裂成许多奇形怪状，那些不过是巨大地震裂缝的地方，竟长出了一块块打谷场。然而这并不妨碍居民们照正统的中国方式享受生活。一个戏班子来了，在一块污秽的空场的角落里，用竿子和席子搭了一座临时戏台，台脚有六英尺高，那空场正悬在一道巨大的峡谷上方，两年前镇上的一大片地方就是陷进这道峡谷里去的；青家驿和附近乡间的大部分人，都挤在戏台前面站着看。在乡间集会和村镇赶集的日子里，在这类露天设施上演的戏，同北京最堂皇的戏园子里演的戏，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同样那种折磨神经的「音乐」，由戏台一侧的几个人一扯就是一百码长，他们在整场演出当中都随随便便，仿佛是市场上卖花生的。同样是那些或多或少属于神话的人物，穿着令人吃惊的戏装，只是更脏一些，上面是戴着面具或画着脸谱的脸，再上面是一些奇怪的假发和头饰，同戴的人接得很不严实；这些人物隔一阵就从正式戏台后面那半遮半掩的席棚后台里踱出来，用中国各地的看戏人都甘心忍受其折磨的那种一模一样的难听的假嗓子，一尖叫就是好半天。同样那个检场的，在台上没完没了地走来走去，收拾场面或者递送需要的东西，就像一个在煤场里干活的满不在乎的苦力；同样那些没洗过脸的小叫花子，被人随随便便地塞进荒唐可笑、五颜六色的衣服里，就成了将军、神仙、朝廷侍从，或者戏里需要的随便什么人物，像世界各地的「跑龙套的」那样呆板地被赶上赶下。小孩子们——更不必说那些大孩子了——在这仓促搭成的台子上爬来爬去，急着要把这凄凉的一生中难得的一次享受尽量享受够，甚至就坐在戏台边上，看来惹恼的只有一个偶然路过、自有其关于舞台规矩的古怪观念的外国人。台下站着的观众，也许说不上西方人所说的那种凝神静听，但他们自有一套躁动不安、各行其是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欢喜。

在中国的村子里，演戏通常是全村的公事，是花掉这项那项公益计划积攒下来的款子的一种办法，把这些款子浪费在修学校或者扫街上，当然是愚蠢的。有时演戏是某个头面人物请客，或者是从他身上逼出来的，有时是向某个吵过架的邻村勒索的一种罚款。在各省流浪的中国「戏子」不住有暖气的旅馆，也不坐普尔曼卧车，这几乎用不着强调；事实上，即使远远站在观众的最外圈，也能强烈地感觉到，要消除长途坐大车赶路留下的痕迹，时间、机会和意愿三者凑到一起的时候，是极少极少的。不过话说回来，在内地，唱戏的仍然被算作差不多是苦力一流的人，不管他们在那些张着嘴看的乡巴佬眼里多么象征着人生的浪漫。

第二天我们居然看见一个人在修路；就是说，他在一道很窄的山沟里，从很深的车辙之间凿出一块块砂岩，不过也许他只是在为自己用而捡石头。那是个清冷明亮的早晨，走路比坐车舒服，前面一道大峡谷对面，一座泥土的小镇上升起白色的炊烟，要不是这炊烟，那镇子大概永远也不会同它所挂着的那面褐黄色山坡分辨开来。也许有远处的一声骡铃隐隐传到耳边，也许天际线上的一对苦力映入眼帘，除此之外，好长一段路上也许就只有那翻滚起伏、寸草不生的无边无际了。那天我们翻过了一座两千米高的山口，然后走上了大地上的一道大裂缝，大路沿着它高高的边缘一直走到下午过半，两边是富庶的山丘，还有高高的泥墙围着的倾斜的农家院子，我们可以像从飞机上那样往下看进院子里去。泥土变硬了，比纯粹的黄土稍稍不那么松脆，不过仍然没有一点石头的影子，而且铸成的形状，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更加奇特了。放绵羊或山羊的男孩子，跟在牲口后面缓缓走着的赶骡人，在远处的山坡上唱着一段段小调，听起来更像西方的而不像中国的。一个由雕琢得不可思议的崖壁和难以置信的洼地组成的混沌世界，总是在我们面前展开。大路不时爬过某座巨大的土桥，那土桥的构造没有经过人手，底下是一道巨大的裂谷，却只有一条微不足道的小溪；有些地方，路已经塌进了另一道那种叫人屏住呼吸的深渊，贴着那陡直的边缘走过去，即使是步行，也似乎太冒失了。然而各种各样的中国旅客，连我们自己的大车在内，都安然自若地在这些地方吃力地走过去，看来全然没有注意到，外侧的车轮不止一次陷到车毂那么深，滑下了那巨大的悬崖边。时不时，肯定有什么人连同一段崩塌的路一起掉下去了；也许别的人在最近的一座坍坏的泥庙里烧了一点香，往那个老叫花子和尚在庙前不停地敲着的大铜锅形锣里扔了几文「制钱」，可是为了下一趟旅行时免遭同样的命运，他们肯定再没有做别的任何事情。

然而说中国人完全不能从经验中学乖，也是不对的。在这地震地带，住窑洞被证明是那样的灾难，他们确实已经从窑洞里搬出来了。可是他们在建筑上也像在别的事情上一样保守，凡是还有居民的地方，新盖的泥屋都尽可能远离那些叫人害怕的山坡，却盖得同窑洞一模一样，拱形的泥顶，整个看上去就像是从山里挖出来、再搬到新地方来的。这类新花样无疑还会在这一带继续盖下去，直到新的一代忘了教训，宁可再去冒一次险，也不愿在挖房子容易得多的地方多费力气去盖房子为止。

说到建筑，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建筑有一种很错误的印象。因为中国人已经存在了几十个世纪，又爱守着旧东西不放，我们许多人就以为中国人盖房子是为了子孙后代。事实恰恰相反。人们不断得到这样的印象：中国人主要关心的是他们的祖先，或者他们自己，而不是他们的后代。他们的棺材用巨大的厚木板做成，同滥伐森林的罪过大有关系；为了给父亲办丧事，他们不但可能倾其所有，而且常常弄得一代人都破产。可是他们的房子却是尽可能便宜的建筑，几乎全用田里的泥土做成——当然，在许多地区，这也是仅剩的材料。泥砖、掺草的泥墙、代替床铺、椅子、长沙发和桌子的泥炕——就连屋瓦也不过是烧得好一点的泥。也不单是寒微的人家才只有这种材料。有钱人的住宅，已逝各朝的宫殿，北京的天坛本身，长城本身，都是不耐久的建筑，大部分是用湿泥砌成的，而湿泥实在是水泥的一种可怜的代用品。仿佛中国人既有无限的贱得像泥土一样的劳力，又极其缺少好材料，便觉得把东西造得太结实是一件该受责备的事，是拿贵重的材料去换不值钱的劳力，是一种浪费，或许还觉得今天造得太好，对明天想找活干的人不公平。这种观点渗透到一切东西里，从皇宫到最小的儿童玩具，从寺庙宝塔到水缸泥罐；几乎全都不结实，或者很容易毁坏，不论是由于使用、时间还是风吹雨打。结果是，这个国家从头到尾始终处在一种半废墟或者凄凉失修的状态之中，因为大多数建筑的平均寿命都那样短，这一座刚重建起来，另一座肯定又已经倒了。

同几天以前那些没完没了的运麦大车之类的行列相比，这一天我们从黎明到日落只遇见两辆大车，步行的旅客也不多。回想在那些拥挤的黄土峡谷里，看着我们的车把式头儿驾驭他那几头套得松松垮垮的骡子和那辆笨拙的车子，那份熟练真是一种享受：他抓住往来车流里每一个小小的空当，抓住别人每一次犹豫不前的机会，抢到前面去，在看来不可能做到的时候，也几乎紧跟在我们的脚后跟。到了这里，路上行人稀少，他的熟练仍然用得着，好躲开路上的许多陷坑，而大车仍然差不多跟得上我们定下的步子。当然，这步子并不叫人喘不过气来；几乎像天天天亮一样准，每天九十里——而那些有城墙的城市，或者至少是大村子，似乎恰好是按这个速度分布的，正好供旅客歇宿。反正我们的车把式也许本来就会尽力，但是答应他们比规定的日程每提前一天，每人就赏一块钱「酒钱」，这就更有保证了。这免去了争吵、操心以及十几种别的可能的麻烦；如果车把式坚持说在某个镇上过夜比设法赶到下一个镇上去好，我们也就可以相信他们的话，单是这一点就很值那笔额外的钱。在南美洲，越野旅行有一个严重的弊病，而这里恰成鲜明的对照：大多数关于路途的消息都靠得住。随便问什么人，到某某地方有多少里，回答通常不但很快，而且相当准确。中国的「里」最妙的一点是，你不必为翻山越岭或者任何一段格外难走的路操心；里数会相应缩短，所以不管路上情形如何，稳稳当当地走上那么多钟头，就能到达目的地。

我们的路终于下到了一条蜿蜒小溪的巨大峡谷河床里，这条小溪白天——无疑夜里也是——都在忙着把高高耸立在它上方的崖壁搬走，那些崖壁在一团团尘土中塌下来，化成了淤泥。沿着这条河床走了几个钟头，我们来到了相当引人注目的会宁城，它坐落在河谷的一处宽阔地方，四面紧挨着高高堆起的山丘。这些山丘和两道截然分开的城墙，围着实际上是两座城：一座比较开阔，似乎有格外多的宗教建筑，另一座很拥挤，街道很窄，许多奇形怪状的古老木牌楼又使街道更加阴暗。有些迹象表明，头一座是回民区。会宁也在修城墙，确实已经盖了一座高大的新城门，眼下正在给内城那道主要的防御工事加上奶油色砖砌的雉堞，连枪眼什么的一应俱全。除了最上面几层砖之间，用的灰浆全是纯粹的泥，而「泥瓦匠」是些小男孩和老头儿。刚满八岁的男孩子搬着大捆大捆的砖；十岁十二岁的已经升格当上砌砖工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红扑扑的脸蛋，可是他们的脸和手皴裂得比在中国以外任何人见过的都厉害；在中国，长袖子便是手套或连指手套的可怜的代用品，而那些在风吹日晒之下变得粗硬——更不必说开裂发黑——的手，不但比我们的手耐得住更大的寒冷，而且耐得住比我们能忍受的还要烫好几度的水。

会宁受地震的打击很重，至今仍然满是裂缝、深坑和废墟，通往城里或者从城里通出去的那些「路」，在许多地方似乎都掉进了陷坑，有时完全迷失了自己，或者至少迷失了方向。这里死去的人比活着的居民多好多倍。城周围那些寸草不生的山坡，是一片几乎金黄色的景致，上面的坟墓之密，是我记忆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朝鲜都从没见过的；无数小小的圆锥形坟堆，叫人想起起伏的金色海面上溅落的雨点。紧挨着城的高山上，有看来多得过了头的寺庙和僧院，而整片景致里石碑林立，大多数驮在乌龟背上，其余的是雕花石头砌成的漂亮的古老牌坊，全都多少有些开裂毁坏。会宁在过去的若干世纪里，想必也像中国许多如今昏昏欲睡的古城一样，颇有过一番历史。

如今它似乎是中国人当草叉用的那种粗糙的杈子的大集市。这一带都做四个齿的杈子，一根木横档嵌进杈齿和把柄的末端，用坚韧的草绑牢，可是会宁显然独占着那种天然长成两齿农具形状的杈子。在河南，有大量天然长成的完美的三齿杈，就像日本人把玫瑰丛之类修整成奇形怪状一样。在中国处处都给旅人深刻印象的那种构造上的不结实，在这类农具上最为显著——耙子不过是一根竹竿，一头劈开、张开、弯过来当齿；柳条编的水桶，用在田间那些当井用的露天坑洞上；弯柳条做的小铲子，给那成千上万提着筐子在路上转悠的男孩子和男人，还有不少妇女和女孩子用——因为拾牲口粪似乎是中国人最喜爱的户外运动；只有在非常冷清的小路、人烟非常稀少的地区，这种东西才会被留下来同泥土混在一起。也是在会宁，我们看见有人在卖枪，那些枪在满清王朝开国的时候想必就已经很旧了，细得像长矛，有八英尺或更长，枪托很小，看来是要抵在大拇指上而不是抵在肩膀上用的，还有某种点火的装置，大概比燧发枪还要早好几十年。一种迷人的色彩点缀是几乎人人都戴的护耳，天气越冷得刺骨，这种点缀就越多。在甘肃，护耳几乎全是家里做的，手工绣着鸟儿、花卉之类色彩鲜艳的图案，违背艺术标准的地方比人们预料的要少得多。

这一带普遍流行着一种在中国很常见的风俗。那就是，几乎所有大约四岁到十二岁的男孩子，脖子上都戴着一根粗得足以拴住一条发了疯的斗牛犬的铁链，通常用一把本地打造的大挂锁锁在一起，虽然要把整套玩意儿从头上取下来并没有什么难处。这件装饰的用意，是保护宝贵的男孩子不遭厄运——在这里，也许是为了不让那条大鱼再摆尾巴。父母要是有什么理由怀疑恶鬼盯上了哪个儿子，就赶紧跑到庙里，可以说是把他典当给一尊神像；就是说，请一个和尚装神弄鬼一番，在他脖子上挂一根链子，借此骗过那些邪恶的力量，让它们相信他根本不是他们的儿子，而是属于庙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真的，因为父母要再把他「赎」回来之前，得重重地酬谢掌管挂锁钥匙的和尚。孩子一生病，就马上求助于这种可靠的保护；尤其是如果死了一个孩子，他那活下来的或者后来出生的兄弟立刻就给锁上链子。恶鬼总想通过尚未娶亲的儿子——祖先崇拜要求他们传宗接代——来加害一家人，这是中国人生活中最大的祸害之一。为了挫败这些看不见的敌人而使用的计策当中，给男孩子取个女孩子的名字是最常见的一种，因为自然没有哪个恶鬼肯浪费时间去害一个区区女子。

会宁的城门要到六点才开，开了以后，我们又下到迷宫似的黄土沟壑里，穿过一个宽阔肥沃的山谷，最后进了一道河流峡谷。在这道沉闷的深谷里走的那漫长的一上午，真是再单调不过了，除了我们自己弄出的声音，以及偶尔有一个赶驴的孩子在高高的崖顶上一路唱着走过，四下里一片寂静。可是，仿佛是为了补偿这段凄凉的路程，下午一早，大路就爬上了一道高高的山脊的顶上，眼前展开了一连串景色，也许是我们整个旅程中最奇妙的。在每一个可能的高度上，都有形状疯狂的田地，还有一个个参差不齐的小洼地，活像炮弹坑，连它们小小的坑底也精心耕种着，打谷场上扬起的谷粒像榴霰弹炸开一样，一簇簇农舍同整片景致颜色一模一样，四周总是围着高高的泥墙，这是一片狂乱混沌却又完全被驯服了的土地，一片光秃秃的褐色，在最明亮的阳光和最清澈的空气中变成了金色，只有天边最远的地方才有一抹极淡的紫色雾霭。小路又走上了一道被流水冲刷出来的巨大地缝的一面乱七八糟的斜坡，顺着这坡面杂乱无章的表面曲曲折折地前进，穿过天然的土桥，越过突出的山嘴和陡直的山梁，钻进一个个山坳，山坳里挡住了风，却仍然阳光灿烂，暖和得几乎叫人难受，就这样渐渐把我们带上一道越来越往南转的山脊，越走越高。我们找到住处的那个半已坍坏的破泥村子地势那样高，夜里一走出门，就像一头扎进了冰水里。可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又顺着山脊走了好几个钟头，大路才终于离开它，一头冲下一个大山谷，谷里是古老的安定城。一道格外巨大、形状不规则、有着非常花哨的高大城门的城墙，围着同样一群群瞪着眼睛的肮脏的人，拖着鼻涕、半光着身子的孩子和缠足跛行的妇女，全都挤在阴冷的背阴处，而不是散到周围开阔天地的阳光里去。安定似乎是一个重要的驻军城镇，我们穿过城的时候，恰好赶上被卷进一场类似正式换岗仪式的操演，四下里是许多中国军号野蛮的吹奏声。与此同时，我们的大车不屑进城，已经在往下走进一个迄今最宽的河谷了。沿着这条河谷，那条林荫道半死不活地延续着，有些树干上刻着淫秽的图画；可是矮小的白杨，有时是几乎没有枝杈的树干，

比起更东边那些壮丽的老柳树来，实在是可怜的代用品。这一带有许多老柳树已经被砍掉了，那些同地面齐平的巨大树桩就是证明。看来再没有什么比看见一棵活树更叫中国人恼火的了；把它做成棺材，或者改成庙门，该好看多少啊。

刚过安定，男女老少突然都做起纱线来了，像安第斯山区的人那样，一边四处走动，一边捻着纱锭；他们还织毛线，不单织帽子袜子，还织整套的衣服。几天以前，我们有一两回看见一个赶骆驼的一边大步走着或者骑着，一边若无其事地摆弄着他的毛线针，大吃了一惊；这种消遣，即使在那些爱唠叨的老太太和不肯浪费时间的茶会客人身上，已经够糟的了，对于伟大的男性来说，当然更是大失身份！可是看来是某个传教士开了这股风气——因为一代人左右以前，中国人还不知道织毛线，就像不知道真正的花生或者织毛料衣服一样——却忘了解释这件事该怎样按男女分开。人们说，这一带已经整整一年没下雨了，有人劝我们只向回民买雨水，即使他们硬要我们出高价也罢，因为从区区汉人那里弄来的水，即使煮开了，也可能是十足的毒药。在路上某个地方，我曾看见一个瞎眼的青年围着一盘石磨一圈一圈地走，这种两块石头的磨在中国到处都有，多半是由一头蒙着眼的驴来推的。在还时兴辫子的地方，他却留着短发，附近门口还有一个颇不难看的年轻女人在看着他，那表情很容易被当成一种心满意足的媚笑，这自然叫人想起了参孙和大利拉。的确，这家伙每走一步，脑袋都左右摆动，脚也抬得高得没有必要，那样子足以证明已故的卡鲁索至少有一个舞台上的招数是从实际生活中学来的。不过在这件事里，非利士人不过是使那么多中国孩子失明的肮脏和缺乏照料罢了。比方说，那天早上就有一个五岁的瞎眼小男孩，背着他两岁的小弟弟，两个人身上各只有一块破布；是那个小娃娃在告诉哥哥往哪里下脚，虽然后来他自己也跑了一小段，穿过许多坑坑洼洼，平安无事地到了打谷场。

十年前，罗斯教授在他的中国游记里有一章，题为「中国妇女的放足」。然而这位教授最好的品质之一，就是过于乐观。我们到西北去的那两个月的旅途中，所经过的任何地方，缠足都绝对没有显出要消亡的迹象。一群六岁到八岁的小女孩，用残废的脚在路上蹒跚地走着，却还挑着沉重的筐子，被一个满脸酸相的老太婆像赶小牛上市场那样赶着，而那老太婆自己的脚似乎每走一步仍然作痛——这种景象并不罕见。人们很容易以为她们是要被拿去卖掉的——在这一带，女孩子几乎花不了几个钱就能买到。我们有多少次碰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骑在一头由一个步行的男人赶着的驴上，她那细小尖削的腿末端只是一个个疙瘩，脸上擦了那么多粉，抹了那么多胭脂，看上去就像一个毫无生气、打扮过了头的玩偶！那不过又是一个新娘，或者一个小妾，正在去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丈夫或者主人家里的路上。肯定还不满十岁的女孩子，已经戴着像足球护膝那样的东西，在屋里和打谷场上拖着脚走来走去了；还有些小女孩，因为忍不住新缠的脚疼得露出痛苦的样子，被撵到某个泥圈里凄惨地哭着，或者紧抿着嘴唇，在路上一瘸一拐地走几码——这一切都突出了一个事实：在中国，比生为男孩还要糟得多的命运多的是。

即使舒适温暖，又有许多仆人代劳，省得走路——大概大多数西方人都以为这样「美化」过的中国妇女就是这样的——残废的脚也已经够糟的了。可是如果说缠足真有什么减少的话，那也是在殷实人家当中，在大城市里那些尽可以一辈子坐在垫子上、不让她们的小脚受累的富人当中。农民和乡下人最坚持保持这个老习俗；一想到娶个天足的老婆，他就会嗤之以鼻；他严厉地坚持他的女儿必须缠脚。这些乡下女人在她们肮脏的小屋里跺来跺去，冻得在山区的寒气里发抖，大概一辈子也没有把全身洗过一次，她们竟没有全都死于坏疽之类的病，真是令人惊奇。她们走不快，有时整天骑在牲口上，冷得那样刺骨，连我们都不得不每隔一会儿就下来步行，她们究竟怎样让这样的脚保持温暖，这个问题我至今还没听到有人回答过。也许那脚变成了一种蹄子，没有知觉，也不会冻坏。

乍一想，人们也许会以为，至少有几个一辈子受苦的母亲会让女儿免受同样的苦楚。因为她们曾告诉女传教士，她们缠过的脚每走一步都疼，而且一般说来，只要活着，腿和背也都疼。我们知道仅仅是足弓塌陷就可能多么严重，那么把脚趾折到脚底下去，把脚跟往上挤去同脚趾相接，使足弓倒折过来，然后还坚持要受害者走路，这意味着什么，是不难想象的。可是，即使母亲们没有那种普遍存在的人性中的乖戾——正是这种乖戾使得受苦的人喜欢有人作伴——即使父亲并不绝对坚持，还有经济问题。女孩子必须有丈夫——就连北京那些阅历丰富的阿妈也说：「不然她们就要饿死。」在中国的家庭制度里，是没有给老姑娘留下位置的。可是即使假定所有这些不可克服的困难都已克服了，还有女孩子自己要对付。要是她已经到了该开始缠脚的年龄——六七岁——却还没有缠，她很可能先是坚持要缠，接着就哭闹、扯自己的头发，直到这个疏忽得到纠正为止。换句话说，女孩子的脚不缠，她们要哭；缠了，她们当然也要哭，所以看来是无论如何也免不了眼泪的。你很难指望一个规规矩矩的美国女学生，如果非得穿裤子，或者把头发剪成男孩子的样子，还会心甘情愿地同她的伙伴们来往；而在中国，「面子」，即对嘲笑和舆论的畏惧，要比在美国强烈得多，习俗和先例也根深蒂固得多。中国女孩子自然宁愿忍受一点痛苦——因为在她这个年纪，对于这番折磨要持续多久、会有多疼，大概只有模模糊糊的概念——也不愿一辈子因为一双「男孩子的脚」而被人取笑，更糟的是失去一切找到丈夫的机会，而她所受的教导使她认为，这是可能落到她头上的最可怕的、事实上是最活不下去的命运。偶尔有某个可怜的孤女被「忽略」到没有人费事去给她缠脚；于是她就成了村里的邋遢女人，成了所有「正经」女孩子的可怕的反面榜样。因为她当然找不到丈夫；要是有人给她一份在牲口院子里做苦工的差事，她就算是格外幸运了。

在一个布道站里招待我们的女主人认识一个女孩子，她的脚没有缠过，长大了却非常漂亮。有一天，一位要人路过那个地区，碰巧看见了她。他说：「可惜她的脚没有缠，要是缠了，我就娶她做小老婆。」

那位心花怒放的母亲叫道：「啊，大人，别让这个挡了您的心愿；给我一年工夫，我就把她给您准备好。」

那位官员回答说：「可是一年工夫你缠不好她的脚。」

那位母亲坚持说：「只管交给我吧，大人，我决不会叫您失望。」

一年以后，这个女孩子得到了许给她的那个荣耀的位置，做了一个在淳朴的乡下人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的小妾；可是直到今天，她虽然仍然保住了她那岌岌可危的位置，却一步也不能走。因为这位母亲不是循序渐进，先把脚趾折到底下，用会收缩的湿布裹起来，然后绑得更紧，第二年再开始把脚跟往上拉，如此等等，而是在同时间赛跑。所以她简直是把女孩子脚上的肉割掉了一大块，把脚上的骨头几乎全都折断了，到一年期满，她已经把女儿弄成了一个无助的残废，就像随便哪一位官老爷想要的玩物那样。

看来最上等的缠足，是骨头折断了的。讲究的男人会问是不是这样做了，听到肯定的回答，就表示出相当的赞许。脚的大小和样式似乎因地而异。在我们西行途中的某些地方，脚小得根本没剩下真正的脚；腿一直不间断地变细，直到末端，几乎就像是从脚踝那里截断了一样。事实上，我们常常想，把脚整个截掉，岂不是简单得多，也少受许多痛苦。另一些地方，大脚趾留着，脚也就还留着几分脚的形状。可是在这下面，那小小的鞋子一般都装着一个小巧的鞋跟，在比较殷实的人家常常是红色的，这使走路几乎成为不可能。腿上的肌肉既然没有伸缩活动，当然很快就萎缩了，于是那条腿就像一根尖削的木桩，走路的样子也证实了这种相似。缠足当然是一个防止女人到处闲逛的绝妙办法；在一个几乎从来不指望妇女离开她被交给丈夫——或者婆婆——的那个院子的国度里，这无疑被看作一大长处。早些时候的作家曾经提到，有些地区已经不再缠足了，因为在回民大起事的时候，逃难的妇女跟不上家里的男人，吃过悲惨的苦头。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地区。大概那些经历已经被遗忘，习俗又重新占了上风。顺便说一句，在缠足这件事情上，回民同区区汉人一样糟糕；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古兰经里并没有说过反对它的话。

就我们所注意到的而言，西北的传教士似乎并没有为减少这种最残忍的中国习俗作出什么了不起的努力。他们当中有些人似乎更热心于拯救灵魂，而不是拯救脚掌，虽然一般说来，他们都是富有健全常识的男男女女，双脚踩在地上，而不是把脑袋丢在云端里。在中国，苦难和不幸、伤风败俗和邪恶的迷信是那样普遍，单单是把脚弄残废这件事，很快就变成了许多可能的攻击点中的一个而已。基督教的皈依者不准缠脚；如果已经缠了，至少在理论上要放开，不过对于年纪较大的妇女，这并不总是做得到的。缠了脚的女孩子，即使不是被所有的，也是被大多数教会学校拒之门外；少数几所最好的官办学校也开始这样做了。反对这种做法的最好的论据，还是那个简单明了的经济论据。传教士们告诉一个皈依者，如果你给女儿缠了脚，她就不能在教会里嫁人，因为基督徒男孩子不会要她。随着持这种看法的可以嫁的丈夫越来越多，女孩子们当然也越来越愿意冒着不让人给自己装饰上一双「金莲」的风险。可是，坦白地说，基督教并没有迅速发展，而缠足似乎至少在华北仍像以往一样盛行，只有北京和少数几个沿海城市例外，那里有法律禁止；满洲例外，那里的习俗不兴这个；相当小而分散的基督徒团体例外；大城市里少数比较进步的家庭例外。

习俗不但是一种顽强得出奇的野草，而且常常是一种长得很快的野草。有一天早上，我骑着牲口进入一个颇具规模的城镇，看见了一个天足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我大概有一个星期没见过了；那一刹那间掠过我脑海的头一个念头，简直可以用这样一声惊叹来表达：「哎呀，她可真难看！」反常的类型总是难看的；如果仅仅一个星期，一个外国人就能对那种像削尖了的木桩一样越往下越细的正常的中国女人习以为常，以至于一个没有残废的女人，哪怕只是一刹那，也使他觉得是一种怪物，那么中国人经过许多世纪，把这种对人体的改造看作既是一种改进又是一种必需，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个习俗也并不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自然会以为的那样，一概有害于健康。在甘肃，脚小到极点、不擦胭脂脸蛋也红得鲜艳的女人，同那些肮脏、衰老、毫无魅力的女人一样常见——两个无害的外国人骑着走累了的驮骡经过时，后面这种女人就慌慌张张地躲进她们的窝里去，仿佛大祸临头似的。

旅途的倒数第二天，我们在「干草店」歇晌——中国的地名，要是把意思翻译出来，大多古雅而质朴——过了那里，山丘不再修梯田了，也许是因为太陡，而是堆叠成千百道褶皱，显得更加美丽。麦子现在朝另一个方向流动了，流向兰州，主要是用驴驮着。那天下午，我们怀着越来越急切的心情，一颠一颠地穿过一片大平原，平原的土里有许多石头，左边，在低垂的夕阳下朦朦胧胧的，是与西藏接壤的那些高大山脉的起头。大城镇一个接一个，不过肮脏和贫穷并没有减少。

日落时分，在一道山口的入口处，两个骑着马、马身上的雪橇铃叮当作响的中国人迎上来招呼我们，其中一个递给我们一封信。信是兰州新教传教士的首领写来的，他是少校的朋友，少校曾从西安府写信给他，通知他我们要来。我们虽然走得很快，由苦力传递的快邮却远远跑在我们前头，所以这里已经有了回信，欢迎我们到城里去，并且表示遗憾，说因为我们要在礼拜天到达，写信的人要做礼拜，不能亲自出城来迎接我们。主人在三十英里以外迎接我们，哪怕只是派人代劳，在我们看来也是真正的殷勤好客；而那两个送信的人毫不费力就认出了我们，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在甘肃白种人旅行者有多么稀少。即使他们在那迷宫似的小路和沟壑中间错过了我们，也走不了多远就会有人告诉他们，那两个外国人已经过去了。在路上的整整十六天里，我们只见到两对俄国犹太人和两个荷兰天主教神父，在两处传教士那里过过夜，还在第三处吃过一顿饭。两个送信的人当中，一个要火速赶回兰州去报告我们到达的消息，另一个则给我们当向导。在中国遥远的内地，有些事情他们是以帝王般的派头来办的。

我们不得不过夜的最后一个城镇，是一堆污秽和半干不湿的泥土凑成的可怜地方，不过粮食很多，谷垛盖满了平顶的屋顶，还围在一块块硬土场的四周，场上仍在打谷；虽然也有两座崭新的庙宇在一片丑陋之中闪闪发光。第二天整整一上午，一条疯疯癫癫的路，显然决心要超越它自己，好给这趟旅程一个恰如其分的高潮，沿着一个宽阔的河谷蜿蜒前进，这河谷到处被切断，不但被那条弯弯曲曲的河本身切断，还被几百条灌溉沟渠切断。这些沟渠全都或多或少结了冰，结果前进就成了同我们的骡子不断的搏斗，骡子本来就又累又怕，精疲力竭，等我们终于爬上河岸，沿着一条窄路穿过几乎连绵不断的村庄时，它们身上已经挂满了冰凌。即使在这里，灌溉沟渠仍然添麻烦，一串串的大车和骆驼也大大减慢了行进的速度，不过这倒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们的大车只好继续沿着河底走，要跟上它们毫无困难。纯粹的黄土几天以前就不见了，可是在那条有意从一座山中劈开的路上，土壤也只是稍稍结实一点罢了；过了那座山，我比预料的更早地来到了黄河边上，黄河在这里穿过一道深深的岩石峡谷奔流而下，颜色与其说是黄的，不如说是灰的。在离我们旅程终点四十里的那个大镇上，突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热闹景象，因为有好几百人在修一道真正的堤岸，从河床上游远处运来石头，准备在我们顺着下来的那条支流上架一座桥。可是后来才知道，这项事业并没有完全推翻我们对中国人无力兴办公共工程所形成的看法，因为它是用美国的赈灾款，在正等着我们的那位主人的监督下进行的。

旅程最后几英里肥沃的土地上，到处种着烟草，越来越多的人忙着剥烟叶，而不是扬谷子。烟叶用席子做的两人抬的担架抬回家去，剥光了叶子的烟秆显然是当柴烧的。由于某种谁也说不出来的原因，许多田里仍然长满了成熟的烟株，被初冬的霜打得干瘪发褐，许多还盖着一种草帽似的东西。然后，那条路对它给我们的短暂喘息改变了主意，一头往上钻进另一道地道的黄土峡谷，那里的崖壁似乎随时都会在一团团尘土中塌下来，驼队拥挤不堪。一个多钟头以后，我们冲出了这道峡谷，眼前豁然展开一片辽阔的景色：一片群山环抱的宽广开阔的平原，平原那边，还在二十里开外，就是中国最西部一个省的省会。

二十四在回民地区

兰州平原的南面，环抱着一道半截修成梯田的山，在那最高的一座山包上，高高地立着一座新塔。塔是前任督军的太太修的，可是无论督军本人、他的太太，还是她信奉的那一路佛法，都不得人心，所以老百姓说，塔修成的那一天，他们的福气也就到了头。这塔虽然在好多里以外就看得见，却似乎没有人去游览。至少那天早上我爬上去的时候，几天前落下的雪上没有别人的一个脚印；那三层塔对着四面八方敞开着，也看不出一丝新近有人来过的痕迹。单是要爬上三个钟头，而且爬得一点也不轻松——先沿一条山路走到一个远处的村子，然后在梯田之间胡乱地上上下下、横穿过去，两脚在积雪和松土里直打滑——这一点恐怕还不足以说明它何以如此冷落；因为在东方，没有哪一处圣地会难走到偶尔没有一个虔诚的信徒肯去。不，督军太太这座塔，分明是一件不受欢迎的风景点缀。

不过，要鸟瞰兰州城和它的四郊，这里却是无与伦比的地方；当然，在这个季节，要是有一间装了暖气的休息室，那就更好了。中国最西边这个省的省城，纬度虽然和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一样，都在北纬三十六度上，海拔却有五千英尺，而这座当风的塔还要高得多。雪已经把我们骑马进城时那么容易卷起的尘土压住了，可是积得还不够深，遮不住那片大椭圆形平原的任何重要面貌。平原从这道南面屏障的脚下一直伸展到黄河；过了黄河，大地又层层堆叠起来，那本是中国西北常见的褐色的、寸草不生的乱山，只是此刻披上了一层薄薄的冬日白衣。这平原算不上一张巨大的棋盘，因为田地之间那些低矮的小土埂把它划分成的无数块，实在太多，形状也太古怪了。可是从整体上看，它给人的正是这种印象；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它像是一大块玻璃，被打碎成远不止一千块碎片，又被某位擅长中国七巧板的艺术家在一个平面上重新拼了起来。

我们头一次骑马穿过这片绿洲的时候，有许多细长的、奇形怪状的树惹人注目，可是从这样的高处望下去，这些树几乎一点也冲淡不了那一大片地方给人的全然无树的印象。那天我们注意到有许多灰色的田地，这种颜色同秋天的甘肃风景太不协调了，我们好奇得不得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一亩又一亩的地，显然是用手，仔细地铺上了一层小石子。据我们的主人解释，这是保住土里宝贵水分的一种办法，这一带地方到处都是这样；耕地或者下种的时候，只把一小块地方的石子扒开，随即又赶快铺回去。我们决定，下次碰到一群新英格兰的农夫，就告诉他们，世上有人故意往自己的田里铺石头。

如今，这些单纯的颜色差别自然都被雪抹掉了，可是有一个事实，雪却没有掩盖住：这片肥沃的平地，绝大部分都被坟墓白白占去了。在那薄薄的一层白雪下面，成千上万的小土堆——那是普通中国人的墓碑——看上去像是被单底下的一颗颗豌豆，或者，不妨说是芥菜子；而散布其间的牌楼和石碑，单是它们本身就可以填满一块很大的坟地。我们经过时那座不停地吞吐着兵士的巨大兵营，坐落在平原靠东头的一半多远的地方，我们就是从最后一道黄土峡谷里从那边下到平原上来的。朝另一个方向望去，目光匆匆扫过兰州城本身，越过几簇庙宇和许多杂乱无章的土房堆，最后落在西南方那道围住河谷的山梁顶上修筑的四座大圆堡上——那是为了防备下一次回民起事而修的。在回民的历次起事中，兰州城本身从来没有被攻破过，可是至少有一次，它被围得那样久、那样紧，据说城里竟盛行起人吃人来。上一次叛乱之后，守城的人才明白了在这道高梁上筑堡的道理，因为从这里炮轰城里实在太容易了，而且这道山梁又是兰州同那个「回民首府」河州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河州离这里只有二百里。

从那座遭人冷落的塔的高处望去，兰州的几重城墙，连它那广阔的关厢也圈在里面，看上去就像某个野心过大的绘图员画在一张大比例尺立体地图上的图案；因为就连北京的城墙也没有这么多段，当然更没有这许多有棱有角的事后添补。可是这座城远远地坐落在河谷的另一边，尽可能地挨近黄河，要想看到比大致轮廓更多的东西，就得从塔上重新下来。离塔最近的南门，是一切好运进城的门，所以任何棺材和尸首都不准从这里经过。在门洞上方高处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块那种写着几个大字的大木匾，任何认得这几个字的人都会得到一条惊人的消息：「金汤万里」。头十几个上前来拦住生客的、赤身露体到令人难以置信、骨瘦如柴的黄皮肤乞丐会告诉你，这话同吃食的格外丰足毫不相干；它不过是对紧挨北城墙流过的那条河的一种诗意的指称——有诗人特许的人不妨把那条河看作金色的，而它从西藏高原一路漫游到直隶湾，走过的路程也轻轻松松就超过了匾上所说的那个数目。在兰州，不论贫富，不论本地人还是外国人，人人一辈子天天都喝这条河的水，所以把它叫作汤，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想象力。

一进城门，便一头扎进了任何一座中国大城都有的那种混乱之中。城外，灿烂的阳光洒满了一切；城里却是泥泞、冰冻和阴暗，在窄窄的街巷里，只能难得地瞥见一眼低低的冬日的太阳。黄河被不知疲倦的苦力们两桶一挑地不断挑去送给用水的人家，他们一路上把大街、小巷和腌臜的胡同一视同仁、兴高采烈地泼得湿漉漉的。兰州的主要北门，铺着几百年来磨圆了棱角的大石板，略微有点坡度，到了隆冬，牲口和车辆都过不去，连步行的人也几乎过不去；因为挑水的人觉得从这里进城最方便，石板路上总是不断结起一层新冰。想起北京，这里几乎完全没有人力车，本来是会叫人吃惊的，只是在穿越这个根本不知人力车为何物的省份的漫长旅途中，我们早已把人力车忘掉一半了。鲜红的「北京轿车」蒙着那无所不在的蓝布篷子，由高大光溜的骡子拉着，载着有钱人在城里颠来颠去。官员们仍旧坐着总督时代那种色彩鲜艳的轿子；有些居民骑本地的矮马，偶尔也骑驴；可是广大的平民百姓，当然都是用两条腿走路。街上有无数中国的景象、声音和气味，然而其中几乎没有什么是在别的中国城市里看不到、听不到、闻不到的——千百年来，这个分布广袤的民族竟被留得如此相像；孔夫子的国度同它的邻邦印度又是如此不同，在印度，相隔一百英里的地方往往就迥然两样。中国人自己也说「十里不同俗」，可是他们指的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就连最从容不迫的旅行者也很容易忽略过去。

兰州已经有了电灯和电话的雏形，这两样东西将来或许能超出目前这种只供少数人享用的萌芽阶段。远为显眼的，是那些行尸走肉——他们夜里钻进垃圾桶，白天出来讨饭；不等冬天过完，兰州就把这些人在他们饿死之后扔进城郊的露天沟里去了——还有那些戴着锁的宝贝男孩，以及每一条重要街道上厨子和手艺人当鼓风用的「风箱」发出的沉闷的扑扑声。上等人家的妇女只把脚裹一半，这至少算是改良的开端了。有人告诉我们，满洲姑娘八两银子就能买一个，合不到六块美元；可是，人肉贬值到这样骇人的地步，想必会助长淫乱之风，外表上却看不出一点这方面的迹象，因为在某些事情上维持表面的端庄，是中国人最突出的特性。

当地居民告诉我们，由于本地币制糟糕透顶，许多店铺都关门了。在我们西方人眼里，剩下的店铺似乎还多得很；而强塞给这一带的「铜子儿」叮当作响，使那些狭窄、潮湿的街道听起来就像无穷无尽的锚链舱遇上了空前的生意兴隆。前任督军印过纸票，强迫老百姓按面值收用，可是他一走，这些纸票就跌到了一块钱只值八分，如今已经进了这类东西的冥府。银元稀少得几乎不再流通；除了现任本省之主——或者说他自己的兵力所及的那一部分本省之主——铸造的那些用黄铜掺沙子浇成的可怜的冒牌货之外，便只有银两，所以凡是经手钱财的人，都得备一杆秤，用来称那些大小不一的银块，还得往上添一些像鹿弹似的碎银子，好让秤杆刚好持平。即便如此，引起争执的机会当然仍旧数不胜数，因为只用一种衡制，或者秤与秤彼此相符，或者秤没有简便的办法可以按主人是买是卖来随意做手脚，那就不是中国式的了；何况银子的成色当然也相差很大。这样一来，兰州人倒可以尽情享受中国人心爱的那种为钱财斤斤计较、争吵不休的消遣，可是商人们究竟怎样还能做得成买卖，却是一个谜。

在这个西部省份，钱的问题的确荒唐离奇。我们的主人有一回得送二百两银子——约合美国钱一百四十三块——去给东边四十里外修桥的工人发一个星期的工钱，那座桥是用美国地震救济款的余额修建的；而因为这笔钱必须是「兰州铜子儿」，竟需要八头驮骡才运得过去。在地震灾区我们见过的那个最大的湖，当初为了排干它而开挖大沟的时候，每逢发饷的日子，给三千名工人发的「制钱」就得有七吨重。

不过，对一个只管在城里闲逛消磨时光的过客来说，这一切又有什么要紧呢？同在西安府一样，这里也不准上那雄伟的城墙；可是在西安府，督军准许我绕城一周，还派了一位中校和一大队兵护送我，于是为了「面子」，我不得不骑着马走完全程；兰州这里却不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早上，陪我散步的是兰州的整个「交涉署」——一位英语说得妙不可言、叫人捉摸不定的先生。六七座庙宇的小巧玲珑的镂空建筑高出一般的屋顶，其中两三座是清真寺的宣礼楼，每到一定的时辰，便有宣礼人的呼唤声从那里传出来，同街头小贩的吆喝几乎分辨不出。染坊晾着的一大条一大条布给这景色添了生气，那布的颜色绝大多数是苦力穿的蓝色；有些屋顶上蹲着大缸，里面装着本地用腌菜做的某种美味。我们站得够高，可以越过那道立着防备回民造反的圆堡的山梁顶望过去，看见那些堡垒似乎空无一人，只是四周是一片荒野般的尖顶坟堆，一直延伸到目力所能看清的尽头。每隔一段固定的距离，我们就经过一座小小的石头和泥土砌的房子，这是任何一座重要的中国城市的城墙上都有的，每座房子里都有两三个兵在打盹或者自寻消遣。连北京的居民也熟悉的鸽哨，使透明的空气里充满了呜呜的声音，随着带哨的鸽子后面的鸽群在城市上空来回盘旋，声音时起时落；鸽群一会儿闪着白光，几乎看不见了，一会儿整群鸟儿掉转背来对着我们，又突然变成了闪闪发亮的丝绸那样的蓝色。鸽哨是一种圆筒形的、轻如鸿毛的哨子，拴在鸽子身上，鸽子一飞，风就从哨子里灌过去，使它和它那几个带哨的同伴成了一支永不停歇的乐队。中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似乎一半是为了听音乐，一半是为了招引别的鸽子，这些鸽子围着带哨的鸽子成群结队地飞，就像孩子们围着那个花衣吹笛人一样。也许这些鸟最后是要拿来吃的，不过这似乎倒是中国人喜爱养鸟的一个例子——正是这种喜爱，常常使一些老成持重的老先生手提鸟笼出门散步，好让鸟儿透透风。

这座有几重城墙的城里，有二十多座大城门高出一般的屋顶。在北边那更多回民聚居的地段，我们俯视到一大片血红色的冰，底下是一个池塘，回民们一年到头在那里洗刚宰的羊。绕了一圈，最后我们来到北城墙，城墙陡直地落进黄河里。十年前在黄河上架起的那座美国桥，是西部唯一的一座桥，而且我相信，除了北京以南两条铁路上的两座桥以外，在这条「中国之患」蜿蜒曲折的全程上，也是唯一的一座；它衬着那古老的城墙，或者衬着对岸那片层层叠叠、以一座金褐色的塔收尾的关厢，看上去仍旧格格不入。时而有一队骆驼，或者一群半野的犏牛，从桥上蜂拥而过，更增添了这种不协调。在桥北头那一小片陡峭的关厢里，挤着几座清真寺和一所回民学校，还有供奉孔子、老子和佛陀的庙宇，将近十来座，每隔一段固定的距离沿山而上层层堆叠，作为朝塔的香客途中的歇脚处；离这些庙不远，还有一所纪念医院，冠着美国最出名的那个炼乳牌子的姓氏！当然，这还不是全部，那里还有赌场和各色店铺，有骡子打滚扬起尘土的客栈院子，有在各自行当的喧闹中忙碌的手艺人，有尖声叫卖各种货物的小贩，有把陡峭的街道泼成冰道的挑水夫；再往上，在那些随着万里无云的阳光的每一种情调而变幻的美丽的秃山之间，还可以寻出一座鞑靼古城的断垣残壁，那是早在许多世纪以前兰州城本身建立之前很久的事了。今天，三千名兵士正护送着一乘崭新的鲜亮轿子沿着对岸出去，迎接吴佩孚的一位特使，那人是走北路到兰州来的；许多种颜色的旗帜在风中飘扬，风把许多军号的呜呜声送进我们的耳朵。

用吹胀的羊皮和木架子扎成的筏子，顺着黄河漂到兰州来，从西藏边境运来麦子，从西宁载来旅客；常常有整垛的干草或者麦秸从河上滑过，那草垛仿佛就安安稳稳地坐在水面上。从上游几百英里外运来的植物油，装在大块的黄牛皮或者犏牛皮里，在兰州那座风景如画的驼背桥附近的低处卸上岸；那些皮子仍旧带着长毛，上了岸，一碰就颤动，像活的牲口一样。在北城墙终年不见阳光的阴影里，有一只羊皮筏子正在绑扎，准备作一次迟了季节的航行——在暖和的季节，甘肃的顺流旅行大多是靠这种筏子的；还有一两簇从西藏山坡上运来的木头正在重新整理，然后再继续它们漫长寒冷的旅程，直到冬天过去，才能到达中国东部的棺材铺。河边一架巨大的木水车，又给这景色添了一笔中世纪的色彩；最后，我们的散步在一道上了锁、有兵把守的门前暂时停住了，过了这道门，城墙就属于督军的私家园子了。这园子我早已看过，里面有一排排营房，有花园和假山石洞，有两头当作宠物养的甘肃马鹿——一有外国人停下来看它们，就凶猛地吼叫——还有二十来座房子，最后才是大门，门里有巨大的照壁和画得花花绿绿的鬼怪，门外便是熙熙攘攘的旧货市场。

督军「衙门」——尽管中国已经改行共和，在兰州他们仍旧这样叫它——前面的那一长片空地上，至今还立着四根高杆子，涂成红色，每根上面都有一个像水手的「瞭望台」似的东西，那是旧帝制时代统治中国西北的满洲总督的标志。督军至今还在这些杆子上挂起四面大旗，在这个遥远的省份，人们不难忘记政体已经发生过什么变化。从衙门的大门到最远的那座照壁之间那块长方形的公地，是兰州最热闹的市场，从天亮到日落，挤满了一大群衣衫褴褛的人，其密集程度在华北任何地方都数得上。因为聚在这里的，有买卖各种旧破烂的人——那些东西在美国是会整个扔掉的；有露天流动饭摊的摊主和主顾——在那种饭摊上，把全部菜单吃遍也花不了两三个真正的美分；有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三教九流，其中恐怕要数兰州那些饿得令人难以置信、破烂不堪的乞丐和她那成群结队的小偷为最多。

后面这两种行当，也像在中国大部分地方一样，都结成了帮会。我们的主人同前任的贼帮头子很熟，倒不是因为他惯于同这种人交往，也不是指望能把他领进基督的羊圈，而是因为凡是拥有重要产业的人，都发现为了自己的平安和兴旺，非得同他达成某种谅解不可。这个精明的老无赖虽然是地道的汉人，却连回民中的「三只手」也公认他是首领——这种人为数极多，如今都听命于那位新近继承了他的权力和那份从不落空的进项、名声却还不大的头目。尤其在回民当中，干这一行冒险营生的人，同干本国所能提供的任何一行的人一样感到自豪，只不过按这件事的性质，这份自豪不便那么随意地在屋顶上大声嚷嚷罢了。回民的孩子们为干这一行要受长期而细致的训练，他们通常是追随父亲的足迹，而父亲们看到子女完成了什么非凡的本行绝技，也理所当然地高兴。所以，有产业的人发现，通过贼头子同贼们订个协定，比依靠那些同贼们沾亲带故、关系并不太远的官吏和警察来保护，要好得多，这也就不难理解了。至于这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帮会的成员，怎样不但被说动不去碰某些产业，而且还保护这些产业不受任何外人、任何不属于这个行会的「工贼」小偷的侵犯，我就无须细说了。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承包兰州进出官方邮件的那个客栈老板，每月付给贼帮头子十五块钱——是通过警察总局付的！——而这些邮件即使在全国最荒凉的地方，也从来没有被动过。

还有一个小故事，也足以说明属于这个行会的贼，要练到多么高明，才能指望在自己的同行中受到称赞。讲的时候，如果你随时冒出怀疑有所夸张的念头，那就请记住：我是从我们的主人那里听来的，他既是一位英国人，又是一位地位最高的传教士，而且是一位极受尊敬的先生的儿子，这些话用在那位先生身上也同样合适。

有一个快到老年的贼，决定在去面见真主之前改邪归正。他在一条比较冷僻的街上开了一家羊肉铺。他隔壁是一个非常有钱的汉人商人的大宅院。有一天，这个洗手不干的贼正在把一只肥尾羊的尸体分割成各个部分，忽然注意到街对面有几个年轻的回民紧紧地聚在一起，偷偷地盯着那个财主的大门。他立刻认出这几个家伙是他最近才退出的那个组织里的人，而对于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他们的举动明明白白地表示，他们正在谋划当天夜里抢劫他那位有钱的邻居。所以，他关了铺子以后，就请看门人准许他同那位未来的受害者说话，把他所知道的一切，连同他自己从前干那一行的经历，都告诉了那位财主。

「可是我该怎么办呢？」那位财主问道，就像一个突然得了急病的人向一位白发苍苍的律师或者一位七十多岁的医生讨教一样。

「那好办，」那洗手不干的贼答道，「闯进你这宅院最简单的办法，是由一个身材矮小、身子灵活的人从你的大门底下爬进来，你那门下面近来一直懒得修理。你就藏在门边的黑暗里，等那人的脑袋一在门里露出来，你就在他下巴底下垫一块砖，然后走开。」

那商人完全照他那位内行邻居的话去做了。门外的贼们发现没法把他们那个被砖头卡住的伙伴救出来，又不敢再等下去，就从颈子那里割断了他的身子，把尸身带走了。第二天早上，那财主一早就急急忙忙地跑到羊肉铺来。

「看你让我落到了什么好境地！」他嚷道，「天不亮我出来到大门口，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该让看门的看见的东西，你猜我发现了什么？一个人的脑袋，还有他掉脑袋的时候流出来的血！这下子警察——」

「您不必着急，先生，」卖羊肉的答道，「脑袋由我来处理；您家那位看门的一定会来问我那血是怎么回事，到时候我就告诉他，是有人错把一只刚宰的羊放在那儿了。至于那一帮人会不会来追问他们那个丢了的伙伴，那是他们最不敢、也最不愿意做的事。」

一切都照那洗手不干的贼所预料的那样进行了；可是那天下午，他正拿着切肉刀在砧板上敲打着，希望招来顾客买走最后几块羊肉，忽然他看见街对面是谁？正是那同一伙歹徒，当然，前一天聚在一起的人里少了一个。他们又把脑袋凑在一起了，可是这一次，他们偷偷摸摸的目光似乎并不怎么朝着财主的大门，而是朝着卖羊肉的人。

「啊哈！」后者心想，因为他在揣摩他从前那些同伙兄弟的手势和眼色方面，精明得出奇，「他们怀疑是我坏了他们的事，已经决定要杀我了。」

所以那天夜里，到了该在炕上躺下的时候，他却在炕上放了一张吹足了气的羊皮，上面盖了些旧衣服。然后他自己藏到外面的黑暗里去了。

事情正如他所怀疑的那样。他刚开始想抽一支香烟，就有几个人影从他身边溜过，进了他的小破屋。接着传来几声沉闷的声响，每个人都把刀子捅进了那张羊皮，打了几下就有几声，随后是一阵漏气的声音，就像血在往外涌；然后那几个刺客又消失在夜色里了。

第二天，买卖兴旺的时刻过去，接着是中国人头一顿饭时的那种懒洋洋的时光——因为凡是夜里干活的行当，都不能指望它早起——那前任的贼看见同一伙人又挤在街对面，瞪着他，就像瞪着一个鬼。最后，他们稀稀落落地走到他跟前，带着一副悔过而恭敬的、甚至可以说是钦佩的神气，由一个代表用这种没念过书的家伙所能说出的最高的敬语对他说话。

「啊，大师傅，」他说，「我们认出您老人家，我们可敬的大哥，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比我们聪明得多的人。所以，您老人家肯不肯当我们的头领呢？凭您的聪明，再加上我们的手脚利索，干什么事还能不成呢？」

「你们的手脚利索！」卖羊肉的冷笑道，一面照旧干他的活，这本身就是一种侮辱，「你们是从哪儿捡来这种错误的想法的？我不相信你们懂得你们这一行最起码的门道，我不相信你们连从一个洋鬼子开着的窗户里爬进去，偷了他的表和钱包逃走而不叫人听见都办得到。我，嘿，去当一伙笨手笨脚、没受过训练、连用喉结顶开一块砖头都办不到的蠢货的头领！滚开吧！」

兰州曾经被称为中亚的汇合之地。我们觉得这有点言过其实，因为一座城市要配得上这样的称号，想必除了几个零零星星、几乎被淹没在一大片汉人海洋中的东方部族和风俗的样品之外，总得有些别的东西可以拿得出来。可是，他们告诉我们，首先，现在不是大集市的季节；到了那种时候，连西藏的王公也会被吸引来，那些集市带来了这个各大洲的老大哥在人类方面所能提供的几乎一切样品。即便如此，我光在街上闲逛，就碰到了藏人、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吉尔吉斯人，还有几个显然不属于这些种类中任何一种的人。此外，当然还有俄国难民、哥萨克人，以及来自不常有人来的遥远国度的零星偶然的访客，比如说我们这几个美国人。有两三个旧政权时代的俄国军官受雇于督军，是他从过去四年来断断续续流经甘肃的那股人流中捞上来的，他们穿着战前的军服，带着一副轻蔑的、颇为孩子气的神态，在兰州松软的街道上神气十足地踱来踱去。我们的主人和他的传教士同事们，那位在两个省里主管盐务、头发已经白透了的活跃的矮个子比利时人，那位同样出身、满脸浓须的天主教神父，那位来自广州、讲英语、认真得过了头的邮务长，督军本人，以及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不断地有人来为一些穷困潦倒的贵族，或者为一些普普通通的人的可怜的苦难求情——这些人是从西北漂流下来的，希望继续往前走到北京或上海，以改善自己的处境。督军大概也同一般中国人一样，几乎分不清各种白种人之间的区别，这样的事在他心里究竟留下什么印象，那一小撮外国侨民从来都不很清楚；可是他们确实知道，他常常拿钱给俄国难民——虽然他们真正的恩人是那位比利时盐务官——而且省政府还为那些无力自行上路的人提供到邻省去的交通工具。事实上，那位曾经在城墙上用多少算是我的母语向我大谈兰州如何不足道的「交涉署」，他唯一重要的职务，几乎就是调解同那些赶骡人和赶车人之间的纠纷，这些人觉得政府不该只给那么一点点钱，就强迫他们去拉那些身无分文的洋鬼子——当然，他们并不公开这样称呼他们。

有一天早上，我们还在吃早饭，看门人领进来一个穿着一身古怪军服、眼窝深陷的矮小的外国人。他是一个波兰上尉，从前有一次在同苏维埃军队的一场小冲突中逃脱了被俘，取道陆路穿过亚洲回到了波兰，不料又不得不把这番经历重演一遍。至少，这是我们从一场长谈中领会到的；这场谈话里，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彼此都懂的也不过是零零星星的几个单字，双方主要只好靠手势和直觉。上尉说，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家中国客栈里，没有钱，除了身上穿的，也没有别的衣裳。就在同一天，我们听到消息，说有一位俄国太太要卖掉她坐着来到兰州的马车和马，也许可以供我们回程之用。我去找她，发现她是一个身体虚弱、显然正在受苦的女人，实际年龄大概还在三十几岁，说一口地道的法语，好几代衣食丰足的闲适生活所养成的那种高贵气派，在她身上一点也没有褪尽。她住在一家普通中国客栈的一间土屋里，门口对着那照例又像牲口棚、又比牲口棚还糟的院子；显然她连这样的住处也难以付得起房钱，因为店里的中国人那种阴沉的脸色，除了钱上的失望，几乎不可能出于别的原因。她的丈夫是一位在沙皇军中曾经身居高位的将军，在路上得斑疹伤寒死了，死的地方就是她现在要卖的那辆马车里。她身边还有一个成年的儿子，顶着一头蓬乱的淡黄色头发，举止之间，傲慢多于常识；还有六七个哥萨克——至少她是这样称呼他们的——是将军开始逃亡时那批随从中剩下来的。看这些农民面孔的壮实汉子，穿着破旧的、胡乱凑合的便服，将军的遗孀一对他们说话，就啪地立正，争先恐后地执行她的命令，把马车、挽具和马指给我看，倒也不无意思。可是那几匹马看上去同「贼市」下面那条沟里出卖的中国矮马并没有什么两样；那副挽具与其说保存得好，不如说是笨重而繁复的俄国式；至于那辆马车，要是拿到美国任何一次农产品博览会上，作为「外国佬」莫名其妙地给自己造出来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玩意儿的样品，准能拿头奖。它是四个轮子的，单凭这一点，它就不能再往东走了，而且叫人吃惊它怎么竟被拖到了这么远；它有着一切俄国式的便利设施，而在任何别的民族看来，这些都恰恰是不便，比如架在右边那匹马上的一个大轭，还有一个车顶，要是重新漆上一种比较鲜艳的颜色，放在一座中国庙宇上也不会显得十分不相称；座位则已经连根拆掉了，所以车厢里面只剩下一块光秃秃的木头地板，大约六英尺长，四英尺宽。那位太太说，我们两个人铺上被褥，可以在上面伸直身子躺着，非常舒服，她和将军就是这样的。本地政府正在为她那一行人准备「北京轿车」，可是她病得太重，坐不了那种车，正坚持要一乘骡驮轿，同时希望卖掉她私人的这件车辆，好凑一点钱，作前面还很漫长的旅途的盘缠。我很遗憾，无论怎样发挥想象力，我们也想不出自己怎么能伸手伸脚地躺在这个看上去叫人难受地像一辆灵车的东西的地板上，一路回到文明世界去；而且在我们面前那几百英里根本没有路的地方，要驾驭这么一辆车，没有大量的俄国咒骂，是肯定办不到的。

我们的主人说，每年经过兰州的这种人足足有一千；可是，就像街上可以看到的那些零零星星的中亚样品一样，在那熟悉的、熙熙攘攘的中国人群里，他们算不了什么——那些人穿着肮脏的棉袄，把手揣在袖筒里代替手套，冻得发青的鼻子流着清涕。偶尔有个红胡子的回民，毫无汉人的相貌，却穿着中国军服，从那些遥远的地方下来，才叫人注意到一个难以体会的事实：兰州虽然已经这样偏西，中国却还要往西延伸许多个星期的路程，成为一长条舌头似的土地，最后展开成新疆，即中国突厥斯坦的广阔地域——即使她对蒙古和西藏的完全宗主权的主张不被承认也罢。

兰州人给我的印象是不如北京人有礼貌，可是也决不是故意对外国人不友好。他们对自己眼前问题以外的事情，似乎知道得很少，这当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这整个辽阔的省份，除了在兰州断断续续出版的一张单薄的「官方谎话」报以外，没有别的报纸；这个省不派学生出国，用一个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因为官员们对装满自己的腰包更感兴趣」；而即使在省城，那些「异教」学校，尽管最近有了一些改进，仍然糟糕得很，所以传教士们觉得，撇开单纯的宗教信仰问题不谈，他们也必须为自己的教徒办基督教学校。他们断言，自从革命以来，中国的学校里已经没有纪律可言，而且从督军到仆人，人人都比共和国成立以前更贪图「油水」。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对于「共和」这个词，除了它的读音之外一无所知；「投票」又是如此明目张胆的一出滑稽戏，以致投票箱在「选举日」前好几天就奉当局之命从从容容地塞满了，然后送到「投票站」去，到了那一天，兵们把所有的公民都挡在外面；要不然就是当场由兵们遵照上头的命令往箱子里塞票。一般老百姓对外国人的尊敬或者畏惧虽然仍旧很大，以致那位矮小的比利时盐务稽核所长在他出行途中，不止一次地没收过整队整队走私食盐的骆驼商队，可是要让官员们尊重外国人的权利或者条约，却不那么容易。比如说，那个比利时人曾把盐务专卖的六十万元收入存进官办的银行里，这笔钱按照条约是指定用来偿还中国的外债的——可是转眼之间，他就发现这笔钱已经换成了省政府的期票，换句话说，换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北京在这些偏远省份里并没有实权；即使省里的官员不能随心所欲地同银行职员串通一气，督军也好，某位回民将军也好，任何一个胆子够大的官员也好，所要做的，不过是请北京指示那个「盐务先生」给他们钱，而无论是他还是北京，都无法拒绝。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比德国任何时候都更加军国主义，可是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他们靠的与其说是武力，不如说是贪污和「揩油」的种种巧妙手段。假如他们不是这样温顺被动，这样缺乏公共精神，那么那些督军——几乎总是从他们所统治的省份以外的别的省来的——就不会这么容易地用种种花招很快发财，然后回老家去；或者，如果他们的贪污太声名狼藉了，就躲到沿海城市的某个外国租界里去，在那里，即使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奈何他们不得。

兰州人口中这两部分人之间，表面上很少看得出不和的迹象，可是老住户们说，这种情绪比一个走马观花的观察者所看到的要深得多。回民也有很多中国人的气质，至少有中国人那种外表上的态度，比他们更西边的教友更倾向于敷衍拖延，不到万不得已不肯动武。他们处在少数的时候尤其温和，而即使在甘肃，也有许多城镇里他们是少数。可是他们比单纯的汉人更进步，对外面的消息更感兴趣，而且，像大多数少数派一样，他们抱成一团。我只听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改信了基督教，就连传教士们对这个人也一点把握都没有。经过长期的压制之后，甘肃的回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汉人的羁绊，而且他们比汉人更能打仗，毫无疑问，他们还会从他们从前的压迫者手里夺得更多的东西，因为那些压迫者已经四分五裂，无可救药了。不但正统派的大本营河州，就是别的一些地区，实际上也已经自治了，某些回民将军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爱怎么统治就怎么统治。「回回」们早就觉得，甘肃省是他们的特殊领地，应该让他们来治理——或者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由一位同他们信仰相同的督军来治理，或者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同西边那个意气相投的邻居新疆联合起来。在他们的一次叛乱中，阿古柏统治了中国的回民十年，直到被北京派来的军队平定为止。至少在大多数外国侨民看来，中国人对甘肃问题处理得很愚蠢，他们强大的时候，本来可以用公正宽厚的待遇，在西边得到一个强大的回民省份，作为一个或多或少自治的缓冲国，而仍然效忠于全国其余部分；如今他们衰弱了，却很可能丢掉回民地区的一大部分。

然而，听是听了，却不那么容易信服。人们会想起过去「回回」的叛乱每一次都被镇压下去了，而且任何一个肯打听的旅行者都一定会知道，甘肃的回民自己内部就有很多摩擦，甚至不妨说是有很多火并；这一点使前面那种回忆更加分明了。如果他们真像他们所装出来的那样团结一致，他们现在大概就可以完全摆脱汉人的羁绊了。可是「回回」里有「突厥」的、阿拉伯的、蒙古的，更不必说数目也许还要多的纯粹汉人出身的回民，其中许多人是在最近六十年的历次叛乱中「皈依」的；有些人仍然严格遵守《古兰经》，而一些新教派则信奉后来的传统，或者掺进了佛教和基督教的成分。事实上，所有的回民大叛乱，都是由于汉人干预「回回」的教派纠纷而引起的；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的那一次，起因是争论一个不满四十岁的男人该不该准许留胡子！这是那个老故事：有人替挨打的老婆出头，结果遭到丈夫和妻子两个人的夹攻。不论走马观花的旅行者得出什么结论，也许用不了多久，世界就会一觉醒来，在早餐桌上看到一个新的回教国家成立的消息，在那个国家里，中国人的面孔将占多数。与此同时，「回回」们靠互相打仗和痛打甘肃边境上的西藏部落来保持状态；老百姓被迫接受的那些可怜的「钱」，所用的金属有很多就是从那些部落那里夺来的。

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同许多中国回民交谈没有什么困难；这正是我们的主人在一九一四年被他本国政府要求留在原地，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而不要匆匆赶往佛兰德的主要原因。战争期间，一些神秘的德国人和奥斯曼人的代表团不断地穿过甘肃，而且有某些迹象表明，他们那流产了的计划是大胆而周密的。可是这一切现在都过去了，这种有趣的语言上的相似，又只有语言学上的意义了。

直到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即使是在政府里身居高位的回民，也只能住在兰州的关厢里——兰州之所以有这么多重城墙，原因就在这里。可是今天，双方都有了一种比较宽容的精神，至少在日常的、太平时期的交往中是如此。一些比较讲道理、受过教育的「回回」，交朋友不问信仰。比如那位「驴先生」，他是我们主人家里最常来的客人之一，虽然他从来不在主人的饭桌上坐下。同他的许多教友一样，他姓「马」，这个姓是从穆罕默德来的，可是在中文里也是「马」这种牲口的意思；而我们的主人，尽管干的是那一行，性格里却颇有一层幽默感，所以当他这位回民朋友问他自己的名字在英语里怎么说的时候，他就对博物学稍稍放肆了一下。这个玩笑早已同受害者本人分享过了，可是他在被介绍给外国人的时候，仍然常常一口气抖出他全部的英语知识，说：「先生，我是驴先生。」叫人吓一跳。

「驴先生」同某位道士是知心朋友，两人常常定期地狂饮一番，有时候还有一位「活佛」来凑热闹。这欢乐的三人组偶尔会在深更半夜闯进教会的院子，希望他们那位信奉另一种宗教的好朋友能破一次例，忘掉他在教义上的那些小怪癖，同他们一起喝。有一回，我们的主人听到消息，说有一个「英国人」被关进了中国的监狱；他即使不是英国在甘肃的正式代表，至少也是英国人在甘肃的首要代表人物，当然不能容许这种侵犯治外法权的事继续下去。他要求立即释放那个囚犯，他的好朋友省长马上答应了——交给他的却是一个阿富汗人。他既然已经对这位同国之人负起了责任，把他送到一位同教之人「驴先生」那里去住，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马先生是个好主人，立刻拿出一瓶威士忌来，那阿富汗人却是一个仍旧按字面遵守《古兰经》的好穆斯林，于是狠狠地朝他下巴上揍了一拳。中国的回民在这些小事情上随和得多。他们当中许多人喝酒，不但抽烟，还抽鸦片。他们最死守的一条戒律——虽然据说即使是这一条，只要没有教友去告发，许多人也会破戒——是不准吃猪肉。除非是在滔滔不绝地骂人，或者即兴编排仇人的家谱来把他骂得抬不起头，他们从来不用猪的本名来称呼猪。如果在礼貌的交往中无法避免提到这种不洁的畜生，就把它叫作「黑羊」。在甘肃的某个城镇里，如果回民占多数，那么谁也不准在城里养猪或者把猪带进来，这自然会使少数派进一步减少。汉人可以在回民家里吃饭，可是回民不能接受回请，他们怕的倒不是人家故意端出猪肉来侮辱他们，而是怕用的碗碟曾经在什么时候沾过猪肉或者猪油。汉人到了觉得值得冒这个险的时候，就对「回回」说，他们不吃猪肉，不过是怕吃了自己的祖宗；于是刀子就亮出来了。

「驴先生」带我去看一座重要的清真寺，寺里的圣龛里外都贴着招贴画，画的是天房一类的景象，上面写满了阿拉伯文。这些画是朝觐的人从麦加带回来的，围在我身边的那一群人里，连最后一个小「回回」都知道这些图像代表的是什么。然而在我们穿越西北的整个旅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朝着麦加的方向跪拜祈祷，虽然别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凑巧罢了。在近东的穆斯林中间旅行两个月，这样的巧合肯定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我也只见过一次戴面纱的妇女：她的脸完全蒙在一块薄薄的黑布底下，一条绣得很奇特的老式裙子遮住了她那双无疑是裹过的脚；她骑着一头驴，一个小男孩紧挨着坐在她身后，一个步行的男人正赶着驴以不寻常的速度穿过田野。兰州既有基督教学校，也有回民学校，二者在比汉人学校优越的某些方面，似乎不相上下，只不过回民学校在上课的钟点和吵闹的程度上都模仿汉人学校。我见过回民的孩子在太阳还没有升出地平线的时候就聚集起来；也曾在暮色笼罩着那座高耸着翘檐宣礼楼的清真寺的时候，碰上满屋子的男孩在用汉语大声地念诵，虽然看不出还有老师在场。「回回」学校里教一定数量的「阿拉比」，凡是能念《古兰经》的人——这部经是禁止翻译的——都作为阿訇而受到极高的尊敬，虽然许多人只知道自己所念的字的读音，并不懂得它们的意思。

「回回」和汉人的习俗在丧葬这件事上尤其不同。前者认为人人都应当得到体面的安葬，而汉人却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把区区女孩和未婚女子的尸体干脆扔到垃圾堆上，或者扔进某条方便的沟里去。在非回民当中，即使一家人愿意花钱费事，要好好埋葬一个死产的婴儿，或者一个死于分娩的母亲，也常常会碰到实际的阻难。然而汉人却认为「回回」处理死者的习俗野蛮到了极点，尤其是在处理男性长辈的时候。每座清真寺里都存着一口装饰精美的棺材——没有底。一个「回回」死了，尸体就在家里洗净，用写着阿拉伯文字的白布裹起来，放在这口棺材里抬到坟地——然后不用棺材就埋下去。对于一个耽于祖先崇拜的民族，一个用厚重的棺材使森林砍伐向前推进、如今已经远远越过西藏边界的民族来说，这样的习俗自然是骇人听闻的。事实上，虽然有狼皮、狗皮、水獭皮、猞猁皮、松鼠皮、狐皮、熊皮、豹皮和雪豹皮、鹿皮以及其他好几种毛皮，大量地从西藏运下来到甘肃，再流向中国的其他地方，可是中国人之所以怨恨英国帮助西藏人摆脱北京的统治，恐怕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一般老百姓害怕他们的森林从此不再供应棺材——没有棺材，任何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既活不成，也死不成。一九一一年在陕西省打仗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一串串的驮骡，每头骡子两边各驮着一具冻硬了的「回回」尸体，蜿蜒而行，回到河州这个中国的麦加去；可是尸体一旦运回家乡埋葬之后，他们似乎并没有汉人那种要尽可能长久地保存尸体的愿望。

在一场真正的「回回」婚礼上，人人都骑着马来到新娘家里，由一位阿訇主持仪式，然后整个马队又奔驰回新郎家里去。据说回民中婴儿的死亡率比他们的邻居要低，这不仅因为女孩子也许不那么不受欢迎，还因为他们吃的羊肉和奶更多。十五岁的「回回」男孩常常就去当赶骡人，每天在山里跋涉二三十英里，夜里还要花很多时间喂牲口，一连好几个月都是这样，同时他们稳稳当当地长成了健壮的汉子，对他们来说，几乎任何艰苦都算不上什么艰苦。

那位造「铜子儿」的甘肃督军为我们设的宴会，在大多数方面都是西安府那一次的重演。这一次，除了红帖子请柬之外，还送来一张宾客名单，当然是用中文写的，写在一张同样颜色的长纸上，我们应当在自己的名字后面用中文签字。如果有谁不能来——或者也许是觉得有别的客人不合自己的意——就在那里画一个适当的记号来代替签名。宴会的时辰快到的时候，又有差人来提醒我们前去；也许我应该说是来警告我们不许迟到或者缺席，因为这分明是总督时代遗留下来、在这遥远的西部还保存着的一种习俗。在那个时代，到这同一座衙门里去拜访一次，是一件值得打电报回家报告的大事，同顺便去看一位在中国人看来极其「民主」的督军完全不一样。一个希望活着以曾经被总督接见过来夸耀的人，大约半夜就得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将近凌晨四点钟就到衙门里去，那样，他也许在一两个钟头之内就能被引进那半帝王式的尊前，因为总督们接见人多多少少是仿照北京朝廷的规矩的；要不然他就可能有幸等上大半天，也许第二天早上还得再来，再看一次日出。如果最后他终于被接见了，而他的品级又高到了被让坐一把椅子或者相当于椅子的总督府里的座位，他就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的最边沿上，就像一个知道在如此神圣的尊前竟敢喘气是多么该受谴责的人一样。可是那些老总督是懂得怎样统治中国人的，而他们的现代继承者，尽管穿着新式的军服，代替了那宽袍大袖的清朝服装，似乎也是在采用总督的办法的时候，才最接近于办好同样的差事。那时候，从总督一直到乡村的里老，有一条确切而不间断的责任线，上头命令去办的事，通常都会办到，反过来也是一样。可是我们都知道，从专制到任何接近真正民主的东西之间，有多么长的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我们跟在照例高高举着的名片后面，穿过衙门的一个个院子，一排排长长的兵向我们举枪致敬。最后，到了那无数次从腰部折弯的鞠躬的时刻，随之而来的，是如今在中国已经十分熟悉的那个难题：礼帽也好，便帽也好，究竟该脱下来，还是不去动它。因为按照中国的习俗，在客人或者主人面前脱帽是失礼的，即使在屋里也是如此；而欧洲的习惯不但恰恰相反，而且这里那里还有自以为进步的中国人仿效，谁也拿不准这种外来的礼节——也许连同那不卫生的握手在内——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冒出来。在日常用的客厅里行过初步的礼节之后，我们鱼贯穿过那两头马鹿吼叫的院子，再穿过如今已经光秃秃的花园，来到城墙边上一间俯瞰黄河的大厅。这间大厅不但敞着，冷得很，而且墙壁大部分是玻璃的，这对温度更没有什么好处。只凭写着我们中文名字的红色席位卡去找自己的座位，并不容易，可是找到之后，我们发现美国受到了格外的尊崇。因为坐在督军左手——按中国的习俗，那是最靠近心脏的一边——的是少校，而一位统治着西藏青海地区一个部落的蒙古王爷，却被降到了他那不那么重要的右手。不过，那位王爷同时也是一位喇嘛，而且据某些不大可靠的说法还是一位「活佛」，他不但使少校黯然失色，就连督军本人也被他比了下去——督军这一次穿的是一件黑袍子，而不是军服——更不必说那位省长了，在中国任何一个省里，省长实际上都不过是那个省的军事统治者的一个下属，就像白宫阴影下的副总统一样，是一轮苍白的月亮。因为王爷殿下，或者随便他应的是什么惯常的称号，穿着一件绣龙的鲜艳的橘黄色短褂，戴着一顶同样颜色、镶着一颗大粉红碧玺的帽子——也许是碧玺吧，因为我对彩色宝石并不在行——一条紫色的裙子，和一双暗红色的蒙古靴子！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班王府的随从，其中一个黑得像个混血儿，一双眼睛像鹰眼一样古怪，站在他的主人和督军之间，充当翻译。可是王爷一点也不健谈，这也许是因为他生性不爱多嘴，也许是因为他同一般人一样，不喜欢听自己的话用一种外国话转述出去，但最可能的原因是，他的注意力全被那一顿号称西餐的饭菜的种种繁复名堂占去了。那些奇怪的吃饭家伙对他显然是全新的；可是他既有常识的智慧，又有蒙古王公那种不动声色的本事，靠观察桌子一头的督军和另一头的省长，他应付得非常出色。他的智慧有多深，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每逢拿不准的时候，他就干脆「不叫牌」。也许他真的不抽烟、不喝酒，正像他用一个字和一个手势所表示的那样；可是他拒绝了那数不清的菜肴中的一半，从鱼翅开始——在离海这么远的地方，这可不是一样寻常的珍馐——一直到最后的杏仁饼，这却很难说有什么宗教上的动机；那杏仁饼他分明是避开了，把它当作又一种不认识的、因而也许有危险的食物。

那些当差的兵，由一个从垃圾堆上捡来的小厮从厨房里把东西递给他们，他们不但用手拿面包片，连叉子和勺子送进嘴的那一头也用手拿，丝毫没有意识到兰州并没有修指甲的人——这当然不必多说了。除了那位喇嘛王爷之外，座中还有新教传教士，一两位天主教徒，普通的佛教徒、道教徒和儒家信徒，大概还有纯粹的拜物教徒以及单纯的异教徒；而在屋里屋外挤来挤去的兵当中，当然也有回民，只是客人当中自然没有。谈话始终没有超出闲聊的水平；我沿着桌子望过去，意识到除了半公开的督军宴会上的惯例之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围着这张欢宴的桌子坐着的，不过二十来个人，却有八种不同的母语。

仆人们把水果切开，一小块一小块地分给大家，又把刚刚放在某位不留神的客人面前的雪茄一把抢走，灵巧地塞进自己的袖筒里，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终于可以向兰州作正式的告别了。最后的场面不无几分如画的意趣。在衙门那许多道门口关于谁先谁后的最后一番客气的推让和最后的鞠躬都平息下来之后，那蓝色的、绣花似的夜晚变成了一个大椭圆形中国灯笼的漩涡，因为轿夫们都聚在外院里，准备抬起他们的主人小跑而去。每一乘轿子都向前倾着，直到轿主把身子折叠起来坐进去，由一双双表面上充满爱意的手替他把垫子摆好，然后那构成轿子前壁的帘子便在他面前放下。他的轿夫头儿大声发出号令，其余的人一面重复，一面照办，于是每一班轿夫依次扛起自己的担子，颠颠地跑进夜色里去，那些大纸灯笼轻轻地前后摇晃着。就连那位代表盐务署的比利时人，除了四名轿夫之外，还有兵士随行，因为在中国，高级官员不能仅仅因为碰巧是外国人就不顾「面子」这件事。那位蒙古喇嘛王爷，像一个极其瞧不起这种女人气的代步方式的人一样，跨上了他那班骑得相当寒碜的卫队中的一个人牵过来的红鞍马，卫队在他身后哒哒地踏过石板路走了，军号吹着，一群群零散的兵举枪致敬；而我们这几个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则步行着出了衙门，走远了。

二十五顺着黄河往家走

看过兰州之后，最叫人丧气的倒不是我们花了二十七天才到这里，而是要把走过的路再倒走回去，少说也得花上同样多的日子。从这甘肃省城回北京，通常的走法很简单：乘羊皮筏子顺黄河漂下去，一直漂到正在向前延伸的绥远铁路够得着的地方。我们本来也打过这个主意，不过心里早有准备，知道到了这个季节，人家多半会说办不到。十一月已经跑到最后一圈，兰州这一段的河面虽然还没封冻，可是大块大块的冰已经从西藏高原上顺流漂下，这就更坐实了大家的看法：往北去，河面宽了，水流也慢了，那里的河段必定冻得结结实实，我们到时候就等于困在半路上了。

于是我们各买了一匹结实的甘肃马，另外给那个所谓的马夫买了一匹没那么欢实的。这马夫愿意辞了我们东道主的差事，回天津附近他家的祖坟那里去——只要我们肯出钱让他回去。马夫一般白天步行，夜里照料主人的马匹，可我们决定大方一回，结果得来的不是一个得力的仆人，而是一个麻烦的旅伴；因为中国苦力唯一受不了的，就是交上好运。随后我们雇了两辆大车，跟当初从西安府驮我们行李来的那两辆差不多，讲定一百两银子，把我们送到包头镇，要是火车那一段运气好，还赶得上回北京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我们又一次打定主意，要尽可能比通常的日程走得快些，办法是在车夫眼前晃一晃赏钱：每提前一天，每人赏整整一块大洋。

然而这并没能免掉我们起程迟误。不过我们也不像从前那样着急了，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头一回动身迟了，并不能证明往后的日子也会同样倒霉。临走前那些免不了的手续，比如车夫们大呼小叫地向住过的客栈告别——主要是一声声尖叫「钱！」，我前面说过，中国人认为「钱」这个字就该这么念——又添了一桩麻烦：得打发掉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我们那位老练的东道主撞见他偷偷摸摸地把自己的行李往一辆车上塞。他跪在我们面前那条绝对没铺地毯的街上哭诉，说他只是想跟我们做个伴，一路上每一步都自己走。也许他真会走，可是我们要是把一个说不定跟土匪串通的人留在队伍里，那就太傻了，何况督军还特地给沿途的回民将军们打了电报，要他们担保我们的安全。再说，我们这支队伍已经够累赘的了。所以我们鱼贯走过那座格格不入的美国式大桥时，已经快九点钟了。我们沿着河边、沿着河后那片层层叠叠往天上堆的城郊向北而去，不久便隐没在一重又一重光秃秃的褐色山丘之间。

走北路回家，和我们来时那条路大不相同。来时几乎每天都要经过好几座有城墙的城，这回却常常从天亮到天黑只见两三个凄凉的小村子，一连好几天，除了行人中午和夜里歇脚的一两座泥墙院子，什么也没有。黄土几乎没有了，代之以荒凉的沙漠山丘或者宽阔的高原，上面，以及远远近近把它们围起来的山岭上，就连夏天有过草木的痕迹也不多见。没有黄土，自然也就没有多少下陷的道路——见过另一条路的人，会觉得这里没有一条配得上这个名称——也没有窑洞，取而代之的是风吹雨打的泥屋，有时围在高墙大院里。

头一天下午，走完第一段半沙漠，接着是一片几乎称得上富饶的产粮地区，泥屋格外多。一座连一座的泥墙院子，看上去像小城的城垣，里面却只住着一户人家，不过在中国，一户人家可能多达四五十口，四世甚至五世同堂。大部分田地上都盖着一层保墒的石子。我们听说，这石子一代人才换一次，越往西这种习俗越普遍，那边的土地越来越干，直到同戈壁沙漠连成一片。一伙伙农民还在打谷场上迎风扬场，到处都是麻雀，多得足以把刚从糠里扬出来的粮食随扬随吃光，满天都是它们叽叽喳喳的吵闹声。我们跋涉了一整天，又在月光下走了好久，最后穿过的几乎是一片无人的荒原；第二天我们爬到将近八千英尺的高处，一路尽是乱石嶙峋、阴沉凄凉的山，除了一处小小的露天煤矿和难得一见的牧羊人，没有人烟；除了一小丛一小丛的褐色簇草，没有草木。前面总有一道新的皱巴巴的山岭在升起来，后面总有另一道在溜走，不过这些山岭通常是夹在宽阔的河谷两侧，并不横断我们的路。

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总已上路好一阵，至少步行了两个钟头，因为那时冷得刺骨，没法骑马；日落时分，我们也常常还在马鞍上。比如感恩节那天，我们四点起床，五点出发，因为要走九十里路，一户人家也没有，走完了才能吃午饭歇脚。风很大，乌云很厚，没法长时间骑马，也实在没有什么能叫我们高兴起来。一道皱褶的山岭，顶上薄薄地盖着新雪，给左手的天边添了几分秀色；时不时有一群戈壁羚羊，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奔而去，穿过那叫人想起亚利桑那或内华达的山艾丛，它们那白色的尾巴仿佛在向我们放肆地挑衅；上午过了一半，我们穿过了长城。幸亏地图上标着它，否则我们很可能把它当作一大块田地的泥围墙，连看都不会再看一眼。这里没有北京附近那种庞大的石头屏障，只有一道夯土的土埂，也许八英尺高，底座也有那么宽，处处有宽宽的豁口，如今的小路就从豁口里蜿蜒穿过。显然，在这西边皇帝看不见的地方，包工的人干的差不多是一份闲差。

到长城之前的好几英里，山艾平原上到处堆满了大大小小的中国坟，有的已经完全被流沙埋住了；可是过了长城，就连一个人工堆起的土包也没有了，仿佛人死了要是不能在长城以内找到安息之所，就根本犯不着埋。这褐色的无人世界之辽阔，在长久持续的绝对死寂中格外叫人震撼，连一只离群的鸟叫一声都没有。人简直像是到了哪一处「死亡谷」，然而这里似乎只缺水，不然本可以是极好的农田。

显然，水是越来越缺了，因为九十里路走到头，原先的一座镇子只剩下废弃的断垣残壁，连那座大庙也在内。沙地上有一个坑，所有的路都汇到这里，牧羊人、车夫和形形色色的行人不停地用一根竿子挑着的布桶打水，往坑边粗陋的水槽里灌，大群大群的羊同马、牛、骡、驴在这里争水；可是方圆许多英里之内只有这一处水，显然越来越不够用了。我们在一处废墟的背风处吃了一顿冻得硬邦邦的午饭，从那里可以望见大片平原，近处点缀着一支大驼队正在吃草的骆驼，驼队在离井不远的地方搭起帐篷，堆起货物；远处黄褐色渐渐变成紫色，隆起成那道皱褶的、顶上积雪的山岭，把西边的世界隔断了。整个下午都是同样寂静、起伏的景色，最后，刚好在刺骨的寒夜降临之际，在这大片荒寂中的一个小洼地里，我们到了一座孤零零的泥墙院子。

第二天恰恰相反，万里无云，十二月里几乎天天如此。我们在一片死气沉沉的荒野里慢吞吞地走了十二个多钟头，在那里见到一个人就值得记住，除了两只野兔，动物界的其他成员一个也没露面。深深的沙地，间或夹杂着一些山艾之类，大车走得慢得叫人冒火——后来我忽然发现骑在马上看书又省事又惬意，结果还没走完这趟路，我们带的书就全被我啃光了，还背熟了一本中文启蒙课本。然而中午和黄昏，恰好有两家间隔适当的客栈出现在眼前，后来几个同样荒无人烟的日子里，也都各有两家。这些客栈的位置如此精确，似乎不大可能纯属偶然长成，何况这里并没有什么自然条件能把它们吸引来、维持下去，有时水要用驴从三十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驮来，我们洗一回脸和手，每人要花十二个铜子。凡是我们问过的，店主都是本地荒野里生的儿孙，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罪犯或政治犯，被满清王朝判罚在这条古老的官道沿线指定的地点开设这些客栈。

从兰州往北走到第六天，我们到了那片大沙丘。有了它，这条本来几乎可以通汽车的路，就连中国大车也过不去了。一道道纯沙的巨大沙梁，表面到处被几百年来堆起它们的风吹出了波纹，从内陆不知多远的地方，也许一直从西边山岭的山脚下，绵延到黄河边上。我们花了三个钟头，步行的时候远多于骑马，蹚过这道把车辆挡得严严实实的屏障，要不是看见黄河在它脚下绕了个半圆，远远在下面，看上去不过是一条小溪，又看见河那边层层叠叠的乱山，最高处是一座锥形的山峰，据人家对我们担保，它已经不间断地冒了七百多年的烟，我们满可以想象自己是在撒哈拉大沙漠当中。从这样的高处望下去，那些能装载两辆满载的大车的笨重驳船，看起来只像男孩子们玩的小筏子，在无数漂浮的冰块间上下滑行；可是我们望穿了眼睛，即使在这明亮而毫无水汽的空气里，也辨认不出哪一条像是载着我们自己那一班人马的。过了沙丘，我们下到一簇泥墙院子里，这些院子大多只要有机会就准备充当客栈，这时正挤满了往西去的行人，拥挤得异乎寻常。这些人差不多全是兵，信的是回教，许多人长着一副土耳其人的相貌，蓄着红褐色的大胡子，穿着中国式的棉军服，看上去就像戴着假面的演员。他们是护送一位新任长官前往新疆的卫队，队伍浩浩荡荡，我们一大早就赶上了先头部队，他们护卫着几座名副其实的带轮子的房子，可是直到太阳快落山，我们才超过最后几辆落伍的大车和骑兵。

这样一来，渡船不够用了，害得我们同供给我们吃喝的那一队人分了开来，只好自己照顾自己，这可是一段可怕的经历。治外法权是一回事，而中国兵碰上好机会时，即使毫无缘由也常常乐于叫洋人受点烦扰和耽搁，那是另一回事。少校知道有一位同事，在满洲旅行时，被故意扣在河岸上四十八个钟头，因为渡河到他这边来的兵宁可让船空着开回去，也不肯让其中一两条船多耽搁一会儿，好让这个「外夷」把他的大车装上去。我们两人都不在场，老张口袋里连一张少校的名片也没有，毫无疑问，他无法证明我们这是一支洋人的队伍，因而是赶时间的，至于这些穿中国军服的更西边的回民本来会持什么态度，那就更不必说了。

我们平常吃午饭的钟点早已过了，同伴们还是杳无音讯，我们便凑足了几句中国话，叫人给马端上铡碎的草料和豌豆，后来又给自己弄到一碗白米饭，至于这碗饭是在怎样的条件和怎样的环境里煮出来端上来的，还是不要细说为好，免得少校至今清白无瑕的名声受到严重损害。随后我们猛然意识到，已经三点钟了，而没有行军床、没有厨子还能勉强过夜的唯一地方，还在四十里以外，那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城门多半日落就关。结果我们走出了一个多月前那辆一阵一阵发作的卡车把我们撂在西安府以来最快的速度。事实上，就连在一段未封冻的河面上从一个镇子到另一个镇子来往的几只羊皮筏子，也差点跟不上我们。

从身后那片荒芜无人的荒野，一下子换成一片富饶宽阔的河谷，变化之突然，叫人称奇；然而真正的区别只在于灌溉。几百年前，耶稣会士把灌溉带到了黄河西段，引进了一整套系统，至今仍在使用，有高大的水闸——照中国的样式装饰着花哨的水门和桥，桥上刻着大石鱼的头和尾。那些好神父大概没有引进的，是把所有道路都变成灌溉渠、只要沿途农民高兴就叫人简直没法走路的习俗；因为这种事就在北京城墙外面也看得见，而且你别想听到有什么法律，甚至什么有效的抗议来管管它。农家院子里和院子周围长着一丛丛的树，几乎称得上稠密了，天黑之前，这些院子越来越密，几乎连成了一座不断头的镇子，每隔不久我们就经过一座新庙，或者保存得很好的庙，每座庙上方都高高地立着两棵细长挺拔的白杨，叫人想起开罗那些「铅笔尖塔」。

可是我们没有工夫光顾着看风景，甚至也没有工夫去议论耶稣会士的远见带来的社会效果。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催马快走，太阳似乎都毫不费力地跑在我们前头，就像一个速度和耐力都没有止境、又偏好恶作剧的赛跑者，在上气不接下气的对手们前面悠闲地溜达。那些所谓的道路也在帮这个红脸的滑稽家的忙；因为它们要是在目标明明看得见的时候还直直地往前走，当然就会立刻丢掉中国国籍的证书，所以它们在这平坦的河谷里不停地拐来拐去，就像它们在我们身后那片无人的起伏平原上信步乱走一样，就像中国的道路随时随地都会这样一样，尽管这样做毫无道理，就好比在苹果馅饼上抹芥末。就连此前几乎值得称赞的里程准确性，也突然不见了，仿佛存心要再叫我们着一回急。因为我们问还有多远，间隔的时间虽然相当长，得到的回答似乎至少有十几次都是同一个数；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甚至冒着得让牲口歇一天的危险，也只能勉强不落后而已。

然而，暮色四合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发现中卫的城门还开着，城里居民的方向感比城外的人强得多，我们没出什么差错，也没耽搁，就到了城里唯一的洋人家门口。幸而这对夫妇是美国人，而且是我们这趟西行所遇到的传教士中最有美国味的，所以我们走进去对他们说：「我们来了，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么都没有，请照顾我们吧。」我们这边毫不难为情，他们那边也毫不迟疑。当然，从在欧洲给美国兵做辅助工作，到在中国极西一个从来没有洋人住过的城里开办教会，相隔十万八千里，所以我们颇有几分自鸣得意，觉得我们这两个这处新布道站有史以来的头一批客人，差不多就像他们待我们那样受欢迎。

中卫是一座古老的、多少有几分体面的城，自称城里有八千户人家，其中只有三个没带家眷的商人是回民。这城没有北门，因为城北再也没有中国了，所谓的长城几乎就在步枪射程之内，长城那边便是蒙古。这城所在的宽阔平原被群山和沙丘围着，却被黄河一分为二，这一带的富庶全靠这条河。秋收以后，到处把表层土切成大泥砖，靠庄稼的根须连在一起，所有的房屋，连围墙、篱笆和大部分家具，都用这种泥砖来做，而且总还剩下大堆大堆的。然后把河水放进地里，重新铺上一层肥沃的淤泥，长出上好的稻米来——当然，在一个刮着大风的阴沉沉的十二月天里，丝毫看不出这是一片产稻米的地方——还有大量的小麦和亚麻籽、小米、高粱、荞麦、大得像是从美国运来的土豆、多得即使别无他物也足以叫全城人不致饿死的白菜、上好的葡萄和桃子，还有我们的东道主担保说是全中国最好的核桃。换句话说，中卫要成为一片丰衣足食、安乐舒适，也许甚至干净卫生的地方，只需要设法改掉中国人那个似乎改不掉的习惯：为了狂热地求得男丁，只要这块土地养得活，便把一张张嘴都生到世上来，而像耶稣会士的水利工程这类改良所留出的一点余地，立刻就被新增的人口填满了。

天亮以后还躺在床上，这可是难得的享受。我们正享受着，安顿我们住下的那间饭厅的一扇纸窗上忽然传来一阵抓挠声，我们惊讶地听见老张那甜润的嗓音低声说：「老爷，今天早上几点钟喜欢动身？」我们失散的队伍终于闯过了渡河的难关，半夜两点钟光景到了中卫。我们把动身的时间定在十点钟，翻个身又睡了一觉，这未必全像我们自以为的那样，是出于对疲惫的雇工们的体恤。

我们的东道主很怀疑我们能不能按日程在四天之内赶到宁夏，特别是动身这样晚。可是我们没费多大劲就做到了，这主要多亏天气变得冷得刺骨。原来河谷里有庄稼的那一带，农民们最近刚打开灌溉水闸，照例进行秋灌，要不是恰巧在我们前头一两天，这样灌出来的所有水面上都结了厚冰，我们走这四百五十里路至少得花一个星期，从东北方来的大车就说它们花了这么久。即使在所谓的道路本身没有被干脆当作灌溉渠使用的地方，它也是东绕西躲，左闪右避，真心诚意却多少有些徒劳地想要避开那些筑了埂的光秃田地，夏天，这些田地从沙丘到河边，把整个肥沃的褐色河谷都盖满了绿色。如今到处是大片大片的溜冰场，到了下午刚刚化开一半的时候，更是加倍地叫人头疼。要是拣一条绕远的路走，我们满可以一路溜冰溜回家去。可是河谷里稠密的人口，并没有利用这送上门来的消遣。全省大概找不出一双冰鞋，除非是哪个洋人或者哪个留洋回来的学生带来的，这是肯定的；而甘肃是不派学生出洋的。偶尔我们看见一群孩子怯生生地在冰上打滑，笨手笨脚，滑不了多远，活像匹克威克先生，男孩子往往光着脚，缠了小脚的小女孩通常只是眼巴巴地在一旁看着。时不时，剩下的那点道路会跃上一座拱形的小土桥，越过一条较大的灌溉渠，颠得车轴都要断了，然后又在冰和半冻的泥里继续打滚。

仿佛这还不够糟似的，农民们还处处把大树伐倒，正好横在路上，让来往行人尽其所能地从旁边绕过去，要不就等着树干锯开再走。在中国乡下旅行的人，时时刻刻都会被提醒，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闯入私人地界的人。

离开兰州之前，就有人警告过我们，道路到中卫要「换轨」，到那里的前一两天，车夫们便来问我们，要不要在那里给大车换别的车轴。我们当然明白这是在委婉地暗示要添赏钱，于是我们装出一副天真的面孔回答他们：就我们而言，他们把大车减成一个轮子也行，加到六个轮子，每头牲口底下一个也行，只要他们每天走够我们日程要求的一百多里就成。我相信其中有一个确实换了车轴，因为我记得，只有那个抽大烟的、赶着三头没喂饱的牲口的老头儿，他的车始终没法同时落进两道车辙。这车辙是这一带特有的牛车轧出来的，这种车的两个轮子有七英尺高，同两轮之间那个小箱子里装的一点块煤或几捆稻草全不相称。有些地方，这种笨重的车子把路全占了，可是它们总是赶快给我们让路，甚至爬上高高的土坎，或者倒退到沟里去，要从沟里再弄出来，未必总是容易的。这似乎一半是由于那些乡下车夫天性和善，一半是出于某种畏惧，倒不是怕洋人，因为这一段路上我们通常裹得严严实实，不容易被认出是洋人，而是怕一支从装备看来显然不是本地的队伍。人们不断得到一些小小的暗示：中国人对「外国」人的那种感情，对外省人，甚至对外村人，也几乎同样容易产生，并不只是对外国来的人。有时这种长着鸵鸟腿的车子成群结队，一起在高低不平的原野上爬行——有一天早上太阳刚出来不久，我数过一支车队，有二十二辆，可它们全部加起来装的东西，在美国农民看来，大约只够一车好稻草。不知为什么，这些玩意儿并不像它们本该那样，尖声叫嚷它们不知道车轴油为何物，反倒几乎有些悦耳。原来每辆车的车轴底下都挂着一口长钟，钟口是波纹状的，很像中国庙里的钟，钟锤的形状像一根棒球棒，垂得很低，只有它最上端的边缘碰得着钟，下端则在「路」当中每一个小土包上弹一下，借此得到一些冲力。

长城的残迹时常出现，有一次道路从它的一座半塌的拱门下穿过，拱门一面还砌着黄砖，从前这座门至少是相当壮观的建筑。核桃树和中国枣树、柳树和铅笔似的白杨，这时都掉光了叶子，露出一个个用粗树枝搭成的乌鸦窝和喜鹊窝，像长了什么瘤子，它们一簇一簇，几十棵围着农舍，也零零星星散布在宽阔的河谷里；可是树远远不够多，上面的山则完全是光秃秃的。许多高墙围着的农家院子，隔一段距离看，就像庞大的封建城堡，可是走近一看，那墙总不过是晒干的泥，里面也只是那照例的凄凉和贫苦。有时一眼能望见四五十座这样的人家，平屋顶上一律高高地堆着一捆捆麦子或稻草，堆着玉米秆和高粱秆；可是无论屋里还是屋里的人，从来没有一丝安乐富足的样子。孩子们只穿一件打了补丁的破棉袄，脸上、手上和腰以下皲裂污秽得叫人难以置信，仍旧缩在向阳的角落里，或者没精打采地跑来跑去，玩着某种毫无想象力的游戏。天气冷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就蹲在或躺在屋里多少烧热了的炕上，有损他们的发育和健康。顺便说一句，兰州的美国纪念医院就治过许多臀部癌症的病例，都是睡这种中国泥砖床烫伤引起的。

中国人按可得的食物比例，坚持维持尽可能高的出生率，农田又在一代又一代越来越多的儿子之间不断分割，这就使得安乐富足成了不可能的事，不管土地多么肥沃，耕种的人多么勤劳，甚至不管有十六世纪耶稣会士引进的那种改良。有许多人喋喋不休地说，教育是一剂良药。如果所谓教育，包括教人懂得：即使是最穷的人、瘸子、跛子、瞎子、智力低下的人和品行败坏的人，也要尽早尽多地结婚，好叫家族的土坟前不缺烧香磕头的儿子，这是不明智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那么这种教育确实是亟需的。可是一个民族，全部的时间、力气和精力都得不断用来使自己不致滑落到饥饿的边缘，即使教育来自外界，并且充分适应手头的问题，要把这样一个民族教育到能使共和政体勉强运转起来的程度，办得到吗？

这个季节田里没活可干，别处也没有多少活，除了拾柴火和干草烧，或者拾路上的粪留着开春用。因此自然就是给庙宇开光、进庙烧香的时候了。有人把中国人对他们的神的态度概括为「敬而远之」，说得好极了；不过各地对神的待遇大不相同。我们去兰州的路上经过的庙宇，有多少正在倒塌或已经坍毁，有多少除了一两个冒充和尚的乞丐以外已经完全废弃，又有多少已成了贼人分赃、流浪汉随地便溺的腌臜巢穴，那是无从计算的；这种景象，旅人在中国几乎任何地方都看得到。可是黄河这段极西河谷里的人，虔诚程度在一般之上，待神敬多而远少，也许是因为经常需要神灵帮忙，从这边或那边挡住沙或水，否则很快就会毁于一旦。反正庙宇、田间神龛、寺院和无数较小的迷信标志多得不得了，简直可以把这河谷当成圣地；不但修缮完好的庙在中国绝不常见，这里还不断有新庙冒出来。一天午后不久，我们开始遇见行人，先是男男女女，女人都骑着驴，或者挤在大车里，穿着最鲜艳的衣裳，兴致格外高，接着是几十个扛着卷起来的旗子的小伙子；最后，随着牲口把我们带得离那喧闹的中心越来越近，中国「音乐」那种折磨耳朵的声音越来越刺耳地飘进我们的耳朵。原来在靠近山脚的地方，新修了一座鲜亮的小庙，一道沙丘仿佛正向它爬过去，这庙正在开光；方圆许多里内的每一个村子、每一簇农家院子，都亲自前来致敬，也来分享可能得到的一切好处。据老张说，这是一座道观，可是他后来又说起一尊佛像，而且显然还挂着一幅儒家的条幅，所以毫无疑问，这座新庙遵守的是中国的通例：让这个民族的三位精神领袖和和睦睦地并排而坐，把正中的尊位客气地让给外国人佛陀。那些旗子上彩色鲜艳，写着汉字，似乎是拿来祝福或受祝福的，然后再扛回各自的村子，渗透着一种代理的神圣。庙里，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们在擂鼓，放鞭炮吓唬鬼——胆小的中国人总是在驱邪赶鬼，却从来不去对付那些真正的鬼：贪污、土匪、肮脏、孩子生得太多，以及他们其他一切真正的病根。我们翻过了挡住河谷这个角落的山梁很久以后，和尚们嗡嗡的念经声和乱奏的乐器的喧闹声，还一直飘到我们耳边。

白天变得那样短，我们不得不把夜里的两头都用上，来把白天接长。不过有一个多星期，这并不怎么苦，因为一轮明月把早晨和傍晚都照得通亮，给景色添上了白天所没有的笔触。朝阳或夕阳下，一道道皱褶的深褐色山岭，用不断变幻着深浅的丝绒把天边包裹起来。我特别记得，有一天天色将暗的时候，我们来到一座格外别致的有城墙的小城，河对岸正对着它有一堆重重叠叠的山，那颜色像陈年的红葡萄酒，渐渐地融合变化，终于成了葡萄本身的紫色，似乎是一幅连大自然也很少能画出的杰作。可是这座城，虽然又一次唤起了我们对城墙里头会有什么浪漫事物的希望，却是一个那样破败的巢穴，到处是断了的石「狮子」和倾颓的昔日繁华，满城是不舒坦的人，像猴子一样盯着只不过是在街上溜达的陌生人，所以我们巴不得去住城外一家客栈，接受它的款待。

过了这座城，是四十里起伏的半沙地，渺无人烟，然后又是一片宽阔肥沃的河谷，同样多得过剩的大泥砖，同样的耶稣会水利工程，或者是较为新式却不那么管用的仿制品。这里的溜冰场更多，还有多得难以置信、成群如云的蓝鸽子，少校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中打到了足够的飞禽，一直到旅程结束都可以给我们的伙食换换花样，不过这叫老张大为惊慌，他凑到我耳边悄悄地说出一个可怕的消息：「它们是家里养的鸽子。」里数突然变长了，这是它们常常出其不意地养成的习惯，所以天黑了好久我们才到叶升堡，这是一个「回回」镇子，在这里我们连早饭吃自己带的咸肉都不行，因为店主不许我们的厨子进他的厨房，直到厨子答应顾及他的宗教禁忌才罢。这类不顺心的事，再加上每样稍带一点水分的食物照例都冻得硬邦邦的，使我们的饭食远不如本来可能的那样像埃及艳后的筵席。冷鸡肉或冷鸽肉，饥肠辘辘的旅人把它撕开时，一片片小冰片从肉缝间掉下来，这也许还不算太糟；可是兰州的大梨端上桌时硬得像石头，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冻硬了的煮鸡蛋的味道——如果还有味道的话——当然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然而这类珍馐大多数，尤其是梨，要是化了冻再端上来，就更糟得多。

一个无风的晴朗下午，简直又像是夏天了，一条差不多算得上好的路把我们接上，东倒西歪地朝宁夏走去。它这样任性，也许还有一点点可以原谅的理由，因为平原上大片大片是冰田，上面密密地长着高高的芦苇，人们正在收割，用各式各样的运输工具往城里运，从苦力的肩膀到巨轮的牛车，无所不有。两个方向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当中，回民似乎占了多数，戴白毡小帽的，或者像缠头巾那样裹着脏兮兮的「土耳其」毛巾的，远远多于戴其他任何头饰的人。远远望去，城墙好像只不过是农家院墙的一个放大了的样品；城墙上方高处，实际上高过城门，两座宝塔耸立着，衬着远方天边那道免不了的皱褶的矮山或高丘，山脚一带罩着阴影，朦朦胧胧，山顶一带落了一层薄雪，低低的冬日还照得到那里，亮闪闪的。

宁夏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不寻常的地方，也许除了它离别的城市都很远以外。我们在那里只见到两个洋人——一位斯堪的纳维亚女士，和一位比利时神父，这位神父养着一部在人间可数一数二的大胡子，两人是势不两立的基督教宣传家——他们俩都向我们担保，宁夏人是「一群坏蛋」，可是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经历可以证实这句话。据说住在城墙以内的四万五千人当中，足足有三分之一是回民，同整个甘肃的比例一样，而且照例人家都说他们比别人更勤劳、更有进取心，尽管内部有分歧，对外却更加团结。治理这地方的回民将军，是那位有权有势的回民马福祥的侄子，他的模样和举止同任何别的中国官员毫无二致，也许因为他血管里流着的回民血统的百分比，同这座城和这个省里信这个教的人所占的比例一样。他的衙门和他那片广大的营房，在中国算是显然整洁利落的，他的兵似乎操练有素，纪律严明，这也许要归功于那么一两个把自己的训练本领传授给将军的俄国军官。可是全城到处都是新近修建的东西；甚至有两座精致的木牌楼正在修造。这种奇形怪状的纪念性街道拱门，在中国多得数不清，可是看到新的正在修造，就此而论，或者看到旧的正在修缮，都是难得的经历。

用那位多毛的比利时人的话来说，其余的居民是汉人、满人、蒙古人，「还有四面八方来的一切贼骨头和无赖」。羊肉铺和羊皮自然随处可见，不过从城墙上望下去，也不缺黑猪。有一个我们在别处没见过的细节，虽小却很显眼：许多商号门前密密地竖着一排木条或小木杆，显然是防贼用的，我想，这倒可以印证关于居民成分的那个说法。「兰州铜子」很快就绝迹了，到我们抵达宁夏时，几乎已经被人忘光了，虽然在理论上，这里的统治者是隶属于本省督军的；制钱又到处可见了。沿城墙走了半圈，看见城里有许多空地，甚至还有些地在耕种。那两座像灯塔一样耸立在四周原野之上的宝塔，有一座原来远在城外，朝着那道皱褶的山岭，山岭那边便是阿拉善的古老都城。塔是多面体，面上素净，肯定不是很古老，看上去有华盛顿纪念碑那么高，不过这也许是想象的夸大，每座塔下面都有一座庙，庙里罩着一尊很大的卧佛。

我们在宁夏待了整整一天，这是从兰州到北京之间唯一没有赶路的一天，我们看不出多待些日子会有多大好处——除非待上好几年，那样才能在我们肤浅的印象之上，加上「老资格」那种详尽的经验。我们的心思也并不全用在单纯的观光和礼节性拜访上。我们的三匹马得钉掌——可是那些手提着铺子满街游走的胆小的中国铁匠，即使牲口的手脚都捆在结实的桩柱上，也不肯冒着宝贵的性命之险，到哪怕是最温驯的马的屁股后面去。任何一个够格的美国铁匠，都能单枪匹马给中国的任何四足兽钉掌，后蹄同前蹄一样，而且他肯定不会留下那几乎从不修剪的长蹄子，中国矮种马以爱失蹄出名，这长蹄子也有一份功劳；不过，要是有人提议钉一只掌只付给他两倍于他的中国同行钉四只掌所得的钱，他当然会抄起伸手够得着的头一把锤子朝那人扔过去。随后是要打发掉我们那个抽大烟的车夫，既不能粗暴地撕毁同他订的合同，又不能显得过于苛刻。因为，说到底，他一直跟得上另一个车夫，那个车夫赶车是无可挑剔的；而且有些时候，他那副被鸦片麻醉得心满意足的傻笑，多少弥补了他在大部分路程上的那份糊涂。可是，眼看着他那匹驾辕的马干了全部的活，而前面那两头饿坏了的骡子只是偶尔跌跌撞撞地把绳套拉紧，我们看腻了；拿本该给牲口和人买吃的钱，去供他吃和抽的大烟丸子，我们也供腻了；尤其叫我们厌倦的是，每回走得看不见我们的车队，就要担心那个「老头儿」和他那几头可怜的牲口是不是终于撂挑子了。

到了摊牌的时候，打发他却是简单容易得很。也许过去十天的速度已经治好了他，他再也不想在更难走的路上再这样走十二三天了。有一天夜里他对老张说过，老张要是愿意，可以开枪打死他，可他一步也走不动了，不过这后来证明只是一种修辞说法。也许还有别的理由，金钱方面的，比如把他那一份合同卖给别人所得的佣金；因为在中国，连差事都是可以买卖的。不过这些我们一概不知，也不怎么在乎。因为他二话没说就同意辞职，让位给他的同伴领来的新车夫，还对我们给的赏钱千恩万谢，那赏钱无疑很快就化成烟了。

新来的车夫同留下的那个一样，把我们的目的地叫做家，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十六天，就等着一个有钱可赚的机会回去。除了性情稍稍不那么开朗以外，他是一个不比另一个差的出色车夫，虽然只是一个受雇的车把式；而他的同伴不但有自己的车马，在我们路程的终点还有一家客栈。同这样的人结伴而行，你会被中国人性格的坚韧所打动。他们周围到处是道德的陷阱，他们那个被鸦片弄老了的同行就是一个醒目的例子。他们，还有成千上万像他们一样的人，都可以轻易得到罂粟的毒汁，抽得飘飘欲仙，离开他们那充其量也是凄凉的现实，进入美梦之乡；事实上，大多数本该负责除掉这个特定诱惑的人，只要不减少他们自己从中得到的「油水」，就千方百计地让这害人的东西容易到手；然而他们从来没有屈服过。中国苦力的坚韧也不仅限于消极的美德。就拿老张来说吧，他生在人口稠密得残酷的山东，是个种地的，只上过三年小学，却自学会了读书，还会写好些字，在给洋人当仆人的几年里，学到了在他那纯朴的父母看来大概是超自然的本事，跟了我们两个月，他的沉着和赢得同胞尊敬的能力就长进了许多，当他被叫去给我们和那位回民将军当翻译时——几年以前，光是想到要同这样一个人物面对面，大概就会叫他发抖——即使一个世代有过类似经历的饱学之士，无论在举止上还是在办理手头的事务上，也很难胜过他。最难得的是，他没有因为在世上爬高了一点，就以自己不再是苦力为理由，羞于去干手边最低贱的活，而这恰恰是正在上进的中国青年很容易绊一个大跟头的那块绊脚石。当然，老张和我们的车夫只是个别的例子；可是我喜欢把他们看作——事实上，我相信我有理由把他们看作——他们那个阶层千百万人的典型，看作证据，证明只要有一个像样一点的机会，中国苦力完全能同美国农民一样，真正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希望中国终有一天，即使是在几百年以后，能够进步到真正的民主，希望她如今自称的「共和国」这个名号有一天能成为现实，而不只是一个笑柄和一句口号，这就不算奢望了。

还是回到宁夏来吧，这里离民主，即使是眼下这种不完美的民主，也还远得很。比钉马掌和整顿车队的道德更要紧的，是洗澡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后多少按照我们的心意解决了：在我们各自的房间里各放上两大铁桶温水。这两个房间是在宁夏最好的旅馆里；事实上，那是我们整个西行途中光顾过的最好的旅馆，不过这还不足以使它跻身世界旅馆的前列。它之所以出类拔萃，主要原因大概只是它很新，因此还没来得及变得肮脏失修。也许那位回民店主——或者我该称他为「经理」，因为好几次有人悄悄告诉我们，真正的东家是宁夏的回民将军——同这也有点关系，因为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守在店里，我们每回撩开临街大门上挂着的布门帘，没有一次不看见他在帘子后面向我们鞠躬致意，不过始终丝毫无损于他作为伊斯兰教徒的尊严，当然也毫无自认低人一等的意思。那狭长的院子后面有一座空着的厅房，两头各有一间一模一样的房间，我们本来可以只要一间，可是风餐露宿有一个好处，就是只要有一丁点儿借口，就可以大手大脚一番，而丝毫不受良心的责备。

这家店最了不起的特点，也许是它没有泥土地面，院子、厅房，甚至我们的房间，都铺着砖。炕是那么新，上面的草席几乎叫人想躺上去；烟道是某种改良的新式烟道，冒出来的热气居然比烟还多，另外还有一个烧煤的小泥炉子。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我们进城时那种差不多是夏天的天气，一穿过城门就变了，到日落时分就完全不见了。在中国西北，大块大块的上等无烟煤多得很，在这一带，一牛车只卖一块美金左右，我但愿说出这件事不至于过分叫西方读者吃惊，否则我就连另一种煤也不敢提了。那种煤显然油性特别大，用一根火柴就点得着，放在哪里都能烧——砖地上或泥地上，专门为此做的浅盘子里，一只旧脸盆里——烟少得不值一提，火力却很猛，只要一点点就非常顶用。可是人类对自己的福分从来不知满足；连传教士都抱怨说，在过去的好日子里，一车煤的价钱还不到如今那些拥有牛车的可恶的奸商们所要价钱的一半。

二十六兜完这一圈

第二天早上，我们本不必照例那样斤斤计较动身的钟点，倒不如多睡一会儿，因为赶到城门口时，城门还关着。中国的客栈都养着一只公鸡，专为那些没有表的客人报时；这时它早已「唱」过了。可是在那些月光明亮的早晨，这样一件计时器很容易被看作走得不准，想必正因如此，我们不但得去叫醒小岗楼里的兵，还又耽搁了将近半个钟头，等其中一个兵晃晃悠悠进城去取钥匙——那钥匙分明是压在另一位宁夏治安卫士的枕头底下。要把《波希米亚人》的第三幕凑齐全，我们只缺一场小雪和一点更浓的巴黎气氛：兵们围着一只火盆烤手，一群乡下人挑着农产品等着城门一开就进城，这些都有了；而且，尽管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的咪咪也已经跟在身边了。

原来，我们新雇的车夫是从包头来的，同来的还有一辆车；我们这一伙和那一伙在回民客栈的后院碰到一起的时候，那辆车的车夫已经揽到了回程的生意。事实上，那一位本来一个星期以前就可以动身，只因他的主顾不敢独自穿过这一带以土匪和盗贼出名的地方。所以，我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这位胆小人物的护卫，而对于此人的存在，我们还完全蒙在鼓里。我们确实注意到有第三辆车紧跟在我们后面离开客栈，一直尾随到城门；可是别的旅客碰巧也挑了这么一个选得不妙的钟点动身，又朝同一个方向走，这本没有什么可疑的。我们头一回觉得其中可能有点蹊跷，是看见第三辆车仍然紧跟着我们的脚后跟出了城门，仿佛它是我们一伙的，因此不必交每一辆本地车都得交的二十个铜子儿。

整个上午，它一直粘着我们，穿过一片结着大片冰、这里那里长着高高芦苇的大平原。毫无疑问，它是不请自来地加入了我们；剩下的问题只是它要到哪里去，躲在它那厚厚的蓝布前门帘后面的又是什么人。这些谜到中午打尖时就解开了。一个穿得很体面的少年早已出现在车夫身旁的前车辕上；车子在我们选定的那家客栈院子里一停下，里面就走出一位中国妇人，离那种丑闻不再对漂亮女性嚼舌根的年纪还差得远呢。我们拐弯抹角地打听到，她是包头一个丝绸商人的太太；那少年是她的侄子，或者诸如此类的亲戚；看样子，她是打定主意要同我们一道走完剩下的这整整两个星期的路了。

我们两个都承认，自己并非毫无同情心或骑士风度，可是不知怎的，我们确实觉得，这位太太至少可以间接地知会我们一声，走个形式，说她要来给我们的远征增光。可是中国人办事自有另一套；也许比起坦然去结识几位非亲非故的男旅伴来，这样做还不那么有伤风化。

那天下午，我们在平原上一步一步往前挨，三辆车一次也没有乱过队形；途中又见到一座灯塔似的大宝塔，又有更多车轮高达七英尺的牛车队。整个黄河河谷似乎就在我们到来前刚好一个星期被水漫过；这无疑会在春天得到许多倍的报偿，可是若不是处处都已冻住，旅行起来就要苦不堪言了。即便如此，我们的车夫还是东绕西绕，徒然希望避开结冰的路面，因为中国虽然古老，显然从来没有学会在马掌上装防滑钉。那天我们要赶一百里，既然这一段旅程中我们曾经一天走过一百四十里，这看来并不难；可是这些里明显地越拉越长了，加上曲里拐弯和城门口的耽搁，天黑时离目的地还差得远。月亮如今升得晚了，我们只得在一片漆黑中摸索着穿过平原，因为即使在白天，那条「路」也常常只有一点模糊的痕迹。这大河谷夜里的寂静令人难忘——也幸亏如此，因为唯一能给我们引路的，就是前面大车的声音：车轮底下悄无声息，可沉重的车轮在松垮的车轴上不停地咚咚作响。

就这样，大车终于走出了我们听得见的范围，我们只好信马由缰地走了很久，尽可能保持笔直的方向，直到最后运气不错，看见一座气派的城门从夜色中赫然耸立在眼前，那是有城墙的平罗城。我们对这座城的主要印象是：它的铺路石要是有它的装饰牌坊那么多，要蹚要绊的街道就会少些，因而也就不那么容易叫人去咒骂那些依稀可见的居民蠢笨，连我们的车往哪儿去了都指点不出来。不过我们终于找到了那家客栈的院子，车子已经在那里卸了套——却发现那位穿裤子的太太连这里也跟来了。中午打尖时倒也无所谓，可是城里有好几家客栈可以挑，她却连夜里也缠着我们，偏偏住进紧挨我们的那一间，中间只隔着一堵薄薄的泥墙，我们就忍不住要抗议了。我们也确实抗议了，不过倒不是真怕被「连累」了名声，怕听见北京在桥牌桌上、在俱乐部的鸡尾酒杯之间窃窃私语：「听说少校和那家伙一路上带着个中国姑娘，这是怎么回事，嗯？」我们自己虽然从没从她嘴里掏出过一个字，这位太太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那个或多或少被冤枉地加在全体女性头上的毛病；而且她照中国旅客的习惯，白天大半在睡觉——对他们来说，「北京车」的种种苦楚似乎就像摇篮的摇晃一样——自然就需要整夜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来发泄一下，听众是那少年或是客栈老板娘们，她们倒也并非不愿意听。说起来，中国话实在算不上悦耳，中国女人的嗓子又显然是特意练成的，要尽量像一列货车飞快下陡坡时刹紧车闸的声音；所以，即使在我们心肠最好的时候，也顶多只能像实际上那样，默默躺上两三个钟头，哀悼我们一向极好的睡眠就此告别，然后就非得想点办法不可了。用靴跟使劲踢几下泥墙，再加上几句简短的话——大概只有一部分是用中国话说的，却并不因此就不清楚——收到了理想的效果；第二天又叫老张向第三辆车的车夫讲明了继续留在我们这一伙里所必须遵守的若干行为规矩，由他通过那少年转达给我们这个集体中的女性成员，这效果就或多或少巩固下来了。

第二天下午过了一半，灌溉地突然到了尽头，前面出现一片多石的荒凉平原，左边渐渐隆起成山麓小丘。再过一天，我们在某个时候越过了甘肃和内蒙古之间那条没有标记的分界线，把那个回民省份抛在身后。我们其中一夜所住的那个镇子，有一条穿过鄂尔多斯的近路，只需沿着黄河那个直角大弯绕一圈所需时间的一半；可是即使有把握在那条路的两头都能过河，中间也只有一片无人居住的荒漠，一口井就值得在地图上标个名字，只有骆驼队才走得通。所以，我们别无办法，只能任凭黄河把我们越逼越往西去，尽管我们的目的地在东边；时而走多石的路，时而花上半天工夫穿过真正沙漠里的流沙，时而经过河滩，那里铺开一大片一大片的冰，并不总是能不绕一大圈就过得去。我们之所以不能顺黄河漂流而下，也不能滑冰或坐冰船，理由很充分：河面不但常常长距离地完全封冻，而且冰都是一两英尺厚的碎块，挤得紧紧的，有时一直堆到岸上老高。有好些天我们根本望不见河，虽然我们一直顺着它走；另一些时候，我们中午或夜里就歇在河岸边，河水是唯一能用的水。

有一天下午我们到得格外早，那地方就是这样一处。它虽然有「后圪台子」这么一个三节头的名字，却只有一簇泥屋，脏得可以拿尽所有的头奖。而且每间屋子都挤满了苦力，多得炕上都挤不下，其中好几个人害的病，很可能是恶性的传染病或危险的重症。看来我们只好把苦力们赶出去，强占一间屋子——然后再把我们那位太太也收进来。可是马将军，也就是那位叔父，统治着这整个西部地区的回民首领，最近刚在离那些不堪言状的破棚子一两百米远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客栈，那些破棚子显然几百年来一直是这地方唯一供旅客栖身的所在。新客栈有鲜黄泥土筑成的带雉堞的高墙，看上去大体上颇为招人。我们的车夫似乎认定我们进不了这座新院子，因为它不但是严格的回民客栈，而且实际上是为驻兵而建的。可是老张不到五分钟就让管事的人相信，我们不会在里面烧猪肉吃猪肉，又说动一个兵让出了唯一一间炕上不挤的屋子。那个兵显然指望早上能得几个铜子儿——他当然没有失望——或者，如果他不是回民的话，还能分得我们吃剩的一些残羹，也许再弄到一两只空罐头，这对他来说就是足够的报酬了。我们那位女伴那一夜在哪里过的，至今还是个谜；因为她虽然马上跟着我们到了新客栈，可自从她下车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她，直到第二天中午，走出五十里以后，她才又从车里爬出来。

在太阳收回它那和蔼的陪伴之前，还有时间出去散散步。就在河对岸，横着大片大片皱褶起伏的群山，没有一棵树，呈天鹅绒般的褐色；这里的河有一部分没有封冻，流速大约每小时五英里。难怪它得为这样一道雄伟的屏障让路，把留给我们的路程加了一倍。在河的这一边，一片片高高的淡黄色丛生草和一种艾蒿——在西沉的太阳下略带紫色——被一长列一长列的沙丘隔断。到了早上，这些沙丘的北坡蒙着一层白霜，在天亮以前多少帮我们照亮了一点路。一队一队的苦力不断从这一片以及更远处其他无人荒漠的灌木丛和小土丘里冒出来，他们很可能就是土匪——我们怀疑其中许多人是不是缴了械、散了伙、猫冬去了的强盗。他们当中许多人头上缠着一种纯粹用没纺过的羊毛凑合成的头巾，个个都穿得能御寒，常常是皮袄和棉袍套在一起穿，模样颇为入画。我们北上途中遇见了几百个这样的人，已经无从计算，也无从知道他们是不是某个土匪头子的部下，等天气变得适于打家劫舍、旅客又多起来的时候，就会在前面那片近来饱受骚扰的地区重新上路。也许他们全都是我们交谈过的那几个人自称的那样——是放木筏顺流而下的人，或者是夏天在蒙古或满洲做工、如今步行一千多英里回家的苦力，在人口过剩的中国，这样的人成百万地来来去去。

我们常常在远离任何其他人迹的地方碰上这些吃苦耐劳的汉子。他们排成长长的队伍，把全部家当裹在身上，从清晨的黑暗中走出来，也许有一两个人在唱歌，那种小调夹着假嗓的唱法，叫人想起委内瑞拉乡下人的歌。偶尔有一个掉了队的，一瘸一拐地远远走在凄凉的平原上；可是除了少数例外，他们都跟得上步子，脸上带着心满意足的愉快神情。在那些常常是一整天里唯一可以落脚的孤零零的小屋里，我们总会碰上一伙这样的人：中午坐在避风的向阳角落里，也许光着膀子，仔细搜查他们那厚厚棉袍的缝子；或者晚上我们歇脚时，他们已经直挺挺地躺在拥挤的炕上了，因为他们似乎宁愿趁清晨而不是傍晚的黑夜赶路。大概他们心里也盘算着，炕位的竞争很激烈，吃的和烧的恐怕也是如此；这些小店是前后四五十里之内仅有的栖身之所，要想有个落脚处，就非早到不可。

苦力在这些客栈里住一宿的价钱似乎是固定的五个铜子儿；泡茶的开水五文钱，也就是一个铜子儿；他们一天两顿饭，每顿大概也不超过住宿的价钱；所以，客栈老板从每位客人身上所得的，大约相当于一到三美分，看他是中午打尖还是过夜而定；每个苦力的全部花销，平均大概一天四美分，另外还有些人随身带着一点吃的。他们无疑也不时省掉一顿饭，来压低这笔奢侈的开支；或者像有一天清早我们看见从一座庙里鱼贯而出的那几十个人那样，找个更便宜的地方借宿。这些苦力当中，有许多简直不大像中国人，虽然很难断定究竟是什么别的血统改变了他们的相貌。事实上，华北人，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的，身体强壮，面孔结实，同西方人通常想象中那种狡猾、瘦削、拖着辫子的「天朝人」毫无相似之处。一个美国孩子，如果他对这个民族的了解只来自「电影」，或者来自难得见到的一个从遥远南方的广东来的洗衣匠，那么我很怀疑，他能不能认出我们的车把式头儿是个中国人——此人长着一个结实的、几乎是罗马式的鼻子，一副皮革般黝黑的面色，即使按西方的标准，也具有一条真正男子汉的种种品质。

嚼烟草那种可疑的乐趣，出了西半球格兰德河以北的地界，就很少有人欣赏；可是发现有那么多中国人连烟也不抽，还是叫人有些意外。主要原因大概是抽不起，虽然十支装在花花绿绿的烟盒里的纸烟，只要相当于两美分的钱就能买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苦力群里有那么多人不抽烟了。抽烟的人用的是那种长杆小烟袋，烟锅大约只有半个榛子壳那么大，在朝鲜和日本也同在中国一样常见；他们那种淡色的烟叶，质地像细干草，味道淡得在西方人的口味看来，简直不像是从那种可怕的烟草里来的。每当我分给他们几撮在美国广为人知的某个牌子的烟丝，结果总是一阵阵突如其来的咳嗽，然后是笑着承认，「美国烟」凶得要命。可是我们的车夫——他们轮流抽一根大一些的烟袋，瓷烟杆有警察的警棍那么粗——要么是渐渐喜欢上了美国烟草的味道，要么是觉得不时从我的烟罐里讨一撮，比解开他们自己那串「制钱」更划算。好几家大公司——我相信都是英国或美国的——正花大力气、下大本钱，要教中国人尽可能多地抽纸烟；他们的货色和他们那种「广告破坏」——一位比我严肃的旅行家这样称呼它，倒也公道——甚至在遥远内地的村庄里和大路沿线都能见到。可是他们受到一个难题的掣肘：怎样造出一种纸烟，能卖到消费者付得起的价钱，尽管他们在中国的工厂里付的工资同国内别处的工资是相称的。在美国人的吸烟开销里占那么大比重的印花税，在这里是没有的，可这仍然解决不了难题。烟草同鸦片一样，是从外面带进来——且不说是强加给——中国人的，而且是在不多几个世纪以前。烟草在中国为人所知的时间，还没有在欧洲那么长，更不必说美洲了。沃尔特·雷利爵士让烟从鼻孔里冒出来，把他的仰慕者吓了一跳；过了很久以后，烟草才由葡萄牙人或荷兰人带到日本；又从那里传到朝鲜，自然而然地流入满洲，满人在一六四四年把它连同辫子一道带进了中国。

过了将军的那家客栈以后，大半天里，都有矮树从高高的淡黄色坚韧草丛上面冒出来。野鸡这里那里成群地飞起。有一回，我们经过一个蒙古人，他正在把一群鬃毛蓬松、半野的小马拢到一起。即使他听不懂老张的话——那是在一处路忽然不见了的地方，河水把路原先依傍着的一座小山的山脚舔掉了——我们也本该认得出他是蒙古人：尽管他穿着中国式的羊皮袍子，他那屈着膝、却像牛仔一样完美的骑姿，他那血气旺盛的红脸膛——有人说过，「就像英国一个运啤酒的马车夫」——都是明证。我们时而遇见一个蒙古人骑着骆驼，在灌木丛生的原野上小跑而过；还有一两大群散开的骆驼，在啃那坚韧的黄草，仿佛那是什么美味。我们的马一走近骆驼，总要受惊，也许是因为受不了那副笨拙丑陋的模样；因为这双峰的畜生，从来没有流露出丝毫意愿或本事，去伤害它们那些运输行当里比它们优雅的对手。

磴口在黄河形成的一个大河湾的那一边，是个颇为重要的镇子，显然是河运季节的一个主要码头，因为岸上拖着许多用手工砍削的木板造成、分隔成好几个舱的大船。那里有五六座新筑的堡垒，有的两层高，有的带着一种圆顶小楼，可以从那里远远望见敌人——比如一股土匪——的来临；镇上许多大院子也是新近用同样的草和黄泥筑成的，不过那些老一套的、瞪着眼看人、动不动就笑的居民，却没有一点新鲜干净之处。在某些心境之下，比如在许多漫长艰苦的旅行日子快结束的时候，被成群的人久久地盯着看，仿佛自己是一头野兽，或是马戏团的小丑，会有一种孤寂之感，一种说不出的沮丧。给这一带服务的那条两根线的电报线，在磴口一跃而过黄河，一跨就是老远，两岸各有一对加固的电线杆，然后又一头扎进一片撒哈拉似的高高的流沙沙梁之中；第二天早上头几个钟头，我们就费了好大劲在这片沙梁上找路。

随后有好几天，灌溉地又取代了沙漠，我们经过一些自称全镇都信天主教的镇子。回民起事以后，那个教会的某个修会开始在黄河这个西北尽头的大弯沿岸这片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区传教，仿照几百年前他们的前辈耶稣会士在稍南一点的地方修建的灌溉系统，建起了一个又一个镇子，只有天主教徒在那里才真正受欢迎。在神父们到来以前，这宽阔的河谷除了放牧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用处，人口也很稀少，所以在这一点上，几乎无可指责。三盛公和补隆淖大概是我们经过的十几个这样的镇子里最重要的两个，这些镇子极有规律地每隔四十里出现一个，有时每隔二十里就有一个。前一个有城墙，是不久前才用土坯砌起来的，也许因为那里是主教的驻地。主教的住宅紧挨着那座大教堂，另有一座独立的钟楼；它在别的环境里也许不怎么气派，可是比起通常那种低矮的泥筑中国村庄来，就显得堂皇了。有一天清早我们经过这地方时，弥撒正做得热闹，大多数居民都在教堂里，听得见他们的声音，街上空无一人；而那个带着蒙古名字的补隆淖是我们中午打尖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有机会同当地的统治者聊了一阵。他是个比利时神父，其他较大的镇子也是如此；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还是「镇长」；因为神父总是一镇之长和最高权威，尽管那里可能还有一个中国或蒙古的「官」。他在他那间兼作药房的办公室里请我们喝酒抽雪茄——因为他不仅照管教徒们政治上和灵魂上的毛病，也照管他们身体上的毛病——这时，一大群回民兵从一支自东北方向稀稀拉拉走下来的队伍里离队，聚在院子里，隔着玻璃窗往里窥看我们。神父说，这些兵快把他烦死了，每天都有新的一伙来，要他供给大车、牲口，当然还有车夫，好让他们继续赶路。他已经这样做过好几次，可现在拒绝了；兵们在他拒绝供给的时候，竟没有动武强取车马，这就是那遥远的黄河河谷里外国神父拥有真正权威的最好证明。

另一方面，「镇长」想要摆脱的任何罪犯，都交给回民军的指挥官去处置。教徒几乎全是汉人；因为回民自然是没有改宗的，蒙古人信天主教的也只有少数几个，住在靠山那边的两个小村子里。有一个我们过夜的镇子，神父暂时不在，可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他那一摊子看个大概。教堂和神父书房靠里的一面装着大玻璃窗——这在中国西部是极少见的——从窗外看进去，屋里都相当空荡：前者有几幅石印的圣像，还有长凳或跪凳，约莫六英寸高、六英寸宽；后者有一把中国人做的粗糙安乐椅和一张桌子，还有神父这一行必不可少的全套家什，包括二十来本翻得卷了角的书。我们刚进院子，一群男孩就吵吵嚷嚷地扑了过来。他们是院子一角那所小泥屋学堂里的「孤儿」，或者是镇上人家的儿子；至少在规矩上，他们实在不大能证明天主教教育的好处。他们不但毫无管束，而且十分「放肆」；在擤鼻涕、用肥皂和水洗脸这些事情上，比起「异教」的中国孩子来，也肯定没有什么进步。他们正挤在我们周围的时候，神父的本地助手出来了，照例对我们来了一番盘问生平的问答——任何一个被中国人团团围住的孤身外国人都免不了这一套——然后又回报我们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用的是中国话、法国话和拉丁话东拼西凑的只言片语。最后他领着我们朝学堂走去，却没有领我们进去，因为那群没擤鼻涕的孩子乱哄哄地抢在我们前头涌了进去，等我们进门时，他们全都跪在自己座位上跟教堂里一样的小凳上，前臂搁在自家做的课桌上，扯着嗓门、以特快的速度念诵着某段拉丁文祷词，那对他们的意义，大概同对我们的意义差不多。那助手得意地宣布他就是教师，还把他那几件学问上的宝贝拿出来展示，其中一本拉丁文和中文左右对照印的宗教书，显然是最受尊崇的。后来他终于动念叫那片诵经的喧闹停下来，又应他的要求，我们念了几个拉丁词，他竟欣喜若狂，那样子，就像一位大科学家忽然听到一位同行证实了他自己的实验所集中研究的某个精微之点一样。

在这些天主教镇子里，缠足和天足大约各占一半，仿佛在这件事和用不用手帕这类小事上，教徒们可以悉听尊便。我们也看不出生活条件有什么明显的改善，不过补隆淖的女学生穿着鲜红的裤褂，给这里添了几分入画的色彩，多少抵消了一点吃饭时有一大群人围观的烦恼——那阵势，同从未蒙受基督教恩泽的地方一样浩大。老张还报告说，沿途的人告诉他，信天主教的中国人极招人厌，因为他们不但格外不老实，而且相当傲慢，还因为他们想到什么下作的花招都可能去耍，而神父们总是替他们撑腰，甚至在由此引起的官司里也要施加影响。

这宽阔的河谷，一边是朦朦胧胧、甚至看不见的山脉，另一边是在旅程最后一个星期里我们几乎没怎么见到的那条河；河谷里时而是一片高齐骑马人头顶的黄草海洋，时而是一片光秃秃的大平原，被灌溉渠有意地切割开来，渠宽得常常要绕上好多英里才过得去。有时简直需要一只罗盘，那条弯弯曲曲的「路」是那样捉摸不定，连有经验的车把式也不时把它完全走丢。来往的行人很少，每走几英里，才有一间几乎完全隐没在高草里的牧人小屋，算是有人烟的唯一迹象。这些没有开垦的平原上，有成千上万英亩地被挖过、烧过，大概是那些靠捕旱獭剥皮为生的人干的，不过看不到这种像地鼠似的动物的踪迹，它们冬天躲进洞里去了。我们在黄羊木头过夜的那一晚下了雪——这名字是「羚羊林」的意思，这样叫它，无疑是因为方圆许多英里之内看不到一棵树，当然也看不到一只「黄羊」——第二天整个上午，马蹄底下都结成一大团一大团的雪和泥，把马绊得寸步难行，我们只好亲自动手去把它们除掉，因为我们那位勇敢的马夫对他照管的牲口，总是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亲近。可是到下午过了一半，景色又恢复了它那褐黄的颜色，在此后的旅程中再也没有改变。

天主教徒消失以后不久，蒙古的大喇嘛庙就开始每隔几个钟头在地平线上出现一座。这些庙比宁夏和包头之间的任何别的建筑都要气派得多，正殿总是两层，有时三层高，用上好的新式砖砌成。远远看去，它们像是硬塞给这片纯朴乡野的丑陋的避暑旅馆；可是走近一看，每一面墙上那十几扇大窗户，原来都只是用砖堵死的样子货，徒具窗户的外形。显然，驻锡在这些寺院里的「活佛」们曾试图模仿他们心目中上海或天津的辉煌，却又摆脱不了这样一个念头：一所像样的住宅必须像蒙古毡包一样憋闷。连这些拙劣模仿现代意大利别墅的建筑周围那一簇簇白房子，也都装着假窗户，只有那些萝卜形的佛塔才有几分入画的意味。如果我们骑马走进这些建筑之间，就会有成群肮脏的喇嘛从里面涌出来，穿着黄的、红的、紫的袍子，都是些高大粗壮的家伙，年纪从小沙弥到那些骷髅已经几乎显露在外、不久就要成为狗的玩物的老喇嘛，什么岁数的都有；有时从这些建筑里传出法事的声音，一半吓人，一半幼稚可笑。这些寺院周围也不缺女人，她们戴着大量俗艳的首饰，长着一双天足。

一连好几天，平原一望无际，毫无起伏，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这片土地是倾斜的，我们永远在骑马上坡；后来，星期五黎明时，地平线上升起一座低矮的山，我们直到星期六日落才勉强到达山脚。整个星期天，我们都紧挨着这座山的山脚一步步往前挨，这里那里经过一簇簇小屋，围在一个十有八九已经坍塌的院墙里，可是泥墙上用白灰写着大字，声称这是「旅馆」。有一两回，我们在蒙古人或汉人开的客栈歇脚，可是大多数客栈仍然是「回回」的，好在厨子想出了一个妙计，告诉店主们他给我们早饭上的咸肉是「美国咸牛肉」，这就不怎么要紧了。

这一路北上，我们几乎随时都料到会有这种事，可直到旅程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晚上，我们才头一回弄不到一间单独的屋子。夜色追上我们时所到的那家孤零零的客栈，只有一间大屋子，少说也有一百英尺长，一条过道从门口通到「厨房」，另有一条窄窄的横道通向两头的墙，其余的地方全被这样隔开的四铺炕占满了。炕上早已挤满了几十个苦力、牛车车夫和诸如此类的旅客，看看他们倒比同他们做铺伴有意思得多。幸好远处一个角落里有一扇纸窗，我们就吩咐在那里把炕的最后十英尺扫干净，把墙掸一掸，再把一条毯子和一张用不着的苇席挂起来当帘子。这间临时的卧室若说有什么缺点，比如要听同宿客人们吃喝睡觉的种种声响，至少它是暖和的，这不仅要归功于那几十个人的体温，还要归功于那座泥砌的灶，劣质燃料能烧出多旺的火，它就烧得多旺，把多余的热气送进大通铺底下的烟道。最近几天，客栈的「厨房」里都砌着一口极大的浅铁锅，固定在土坯灶上，谁要开水，就从锅里舀。为了这些不方便的设施，我们的厨子同成群的、自己做那点粗茶淡饭的苦力们争来争去；不过，很少需要劳动老张下一道命令，就能让他们明白，像我们这样的大人物，自然应该比芸芸众生里的寻常货色优先。

也许有心的读者会想知道，那个星期天晚上毫无隐私可言，我们那位女伴是怎样应付这种尴尬局面的。可是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在离开宁夏后的第八天早上，我们照常在黑暗中走出门时，那位「太太」的车仍然尾巴着地蹲在那里，车辕朝天，带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神气，本该叫我们那几辆破旧不堪、跑得疲惫的车子眼红。我们一问，得到的回答里颇有几分怪我们太不讲理的意思：说我们走得太快，太太跟不上；与其每天天亮很久以前就起身，常常坐车坐到天黑以后，除了中午打尖，从来没有机会下车，她宁愿冒被土匪抢劫、虐待甚至杀害的危险，因为她再也受不了了。我们忍住了没有作那显而易见的回答：就我们还算牢靠的记性所及，我们从来没有提议过她设法跟上一个外国人的步子。就这样，我们分手了，没有拥抱，连一句好话也没有。说实在的，在那亲密的整整一个星期里，她一次也没有同我们说过话，不过我倒有一两回撞见她同少校交换笑容。

抱怨我们走得太快的，不止她一个。厨子总是缩成一团坐在一辆车的前车辕上，鼻子埋在领子里，两手笼在袖子里，同他身边那个快活的、洗得干干净净、常常刮脸的车夫形成鲜明对照；有一天早上，他私下对老张说，这趟路他再也不走了，就是我们一个月给他一百块钱也不干。这相当于一个中国厨子工钱的五倍到二十倍，尽管他说的只是「鹰洋」，由此可以推想他这一路上吃的苦该有多深。然而他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要是他像我们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时不时下车走走，至少可以少受些冻。老张则相反，他以自己是个什么都能忍受的「苦力」而自豪，也没有什么「面子」可丢；两个月来他在各种情况下不停地侍候我们，虽然看得出已经累垮了一些，却极少有拿不出我们所要的东西的时候，而且总是外加一副笑脸和一种快活的性情。在中国，对自己的仆人表现出任何人情味的关心，是被认为有失体统的；事实上，这通常也是不明智的，同东方许多地方一样，很可能使仆人的举止和差事都变坏。不过对老张，这样做是相当保险的，我就常常放任自己，问问他和厨子有没有舒服的地方睡觉。他的回答永远不变，总是笑眯眯地说：「噢，老爷，我在哪儿都能睡。」这一路上，我真正看见他住处的，只有这一夜在那家拥挤的苦力客栈里。这一夜，他是在我们那间临时卧室对面的炕角上度过的，在那里，他可以一只眼睛看着我们的东西，另一只眼睛看着同宿的客人里任何一个按捺不住好奇心、想看看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有钱又不合群的人怎样睡在自己随身带着的折叠床上的人——仿佛那炕本身对谁来说还不够好似的。

星期一我们走了一百二十里，穿过一片多石的半沙漠，始终离左边那道一直固执地傍着我们的皱褶山脉的山脚不远。白色的蒙古喇嘛庙这里一簇、那里一簇，远离大路，坐落在比较难以到达的地方，比如那道山壁的半山腰上。时而有一位蒙古的大喇嘛带着他的随从，全都穿着鲜亮的黄袍或颜色稍暗的红袍，骑着健壮的、汗淋淋的小马走过，那种动中有静的骑姿，是好骑手才有的。牛车的车轮又变小了，通常是整块的圆木板，许多牛车正慢悠悠地从铁路终点运回一箱箱、一包包的货物，上面标着汉堡、上海之类的地名。有一回，我们经过一辆这种运输工具里最粗陋的一辆，由两头瘦小的红牛拉着，赶车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车上别无他物，只有一个死人，正在回祖籍安葬的路上。那口沉重的棺材占满了车，旁边再也放不下别的东西，棺材上搭着一两只装饲料的褐色大口袋，口袋旁边立着那只少不了的公鸡，关在柳条笼子里。不过它并不是中国习俗所要求的那种纯白的公鸡，而是一只红得几乎同棺材前头那张涂着黑字的鲜艳大红纸签一样的公鸡。大概这已经是能弄到的最好的颜色了，因为我们想不起许多天来见过白色的鸡；而掌管这些灵魂的神祇——每一具中国尸体都借此同它的灵魂保持联系——无疑会把这种处境的难处适当地考虑在内。再说，种种迹象表明，那死人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也许他的祖籍远在山东，要是那样的话，照这个速度走下去，等这支远征队到达目的地时，那只公鸡说不定已经被晒得褪成差不多白色了。

最后七十五里我们是一路小跑赶完的，到包头时正好赶上一顿迟到的午饭。离城越近，镇子越来越密；群山合拢过来，开始把黄河往南推；一股川流不息的行旅——骆驼、牛、驴、骡、骑马的、步行的——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多；我们的马夫登上那条充当道路的宽阔尘土洼地里一座小神龛的台阶，感谢神灵保佑他平安到达——或者是感谢一路上帮他偷懒、帮他捞到「油水」；终于，自从十二天前离开宁夏以来头一回像个城市的东西，从前方的尘雾中浮现出来。在寸木不生的平原那一头，一道寒碜的、凑合着筑起的城墙一直爬上一座光秃秃的山，山上晾满了一大片一大片染过色的棉布，在太阳底下晒着，把山染得五颜六色。其中有些布——城里也这里那里被它们点缀得亮了一些——是橘黄或紫褐色的喇嘛布，同中国苦力普遍喜爱的蓝色形成对照。天气依然好极了，可是当我们穿过那座把大片城郊同城区本身隔开的简陋城门时，尘土浓得像伦敦的雾。城门上挂着一颗风干了的土匪首级；进了城门，兵们客客气气地要我们拿出一点身份证明，比如一张名片，大概是为了确认我们是真正的外国人，而不只是俄国人——对俄国人，他们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欺负的。在我们旅程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关于土匪的传闻很多。秋天早些时候，从包头出发的许多行程都因为怕土匪而取消了；有两三回，神色紧张的店主告诉我们，就在我们到达前一两夜，「土匪」进过他们的院子；在我们安然往家走的路上，好几次传来谣言，说他们就在附近一带活动；可是城门上那颗风干的首级，是我们所见到的他们存在的唯一可见的证据。

包头镇原来大部分是个新城，随着绥远铁路的推进提高了它作为商业中心的地位，人口不断增加，城也就建起来了。城里地势起伏，我们一次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而即使这些部分，也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可看。这里那里可以见到回民；蒙古人默默地骑马走过松软的土路街道；大街两旁排满了华北出售的一切货物，其中皮货和羊皮比别的货物多一点。大商号，脚小得不能再小的女人，宽敞的院落，一些俗艳的建筑，唱曲的姑娘以及随之而来的酒楼里的喧闹宴席，还有中国城市——有别于村庄，哪怕是有城墙、人口众多的村庄——的一切其他特征，在包头镇都能见到。

可是，从前从那里载客到铁路终点的那辆汽车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只得同车夫们另订一份约，把旅程走完。于是，我们又照常在早上五点钟动身，开始了第二十三天的旅行；不过，从兰州出发以来，连停留的日子算在内，我们在路上还不满二十一整天，这是很少有人能超过的。东城门同我们进城时经过的那座对面的城门一样毫不起眼，甚至连同样的装饰也没有，一见少校的名片，没怎么耽搁就开了；我们又踏上另一片大平原，无疑是肥沃的，可是除了泥砌的农舍周围几丛落了叶的树以外，光秃秃的，一片凄凉。天色渐亮时，左边近处不可避免地又出现一道奇形怪状的山脉，跟了我们一整天。出包头几英里，其实还在天亮以前，我们就发现自己在同一道铁路路基平行而行。这道路基约有十英尺高，可是全新的，只用当地的松土筑成，里面连一点石头的影子都没有；它伴着一根孤零零的电报线，笔直地向正东穿过平坦的原野，这片原野对这样的直截了当是很不习惯的。不难想象雨季一来，这道路基会是什么下场，更不必说平原地面上那条临时轨道了——我们出城才七八英里就碰上了它，已经有一列工程车在上面跑了。因为，凡是同中国政府有关的任何事或任何人，都唱着那支老调子：没有钱在路基的缺口上架桥，把这条线路好好修完；绥远铁路只是以这种不完善的形式，在我们离开刚好一个月以后才通到包头。

不过，当我们回到文明世界的时候，第一个车站还在它以东六十里，一路上是一条满是石头的坏路，时而夹在徒劳地想约束它的泥筑田埂之间，时而在光秃秃的田地里曲里拐弯。我们穿过一个很大的破败镇子，镇子上方高处，一座醒目的山峰从山脉里突兀而出，半山腰上有一座喇嘛庙，看上去像是个什么精心修建的游览胜地。随后，路上的行旅越来越拥挤，有时十辆、十几辆「北京车」排成一行，送旅客去赶火车；可是在我们终于到达之前，路还时不时要滑过一片冰面。刚过正午，我们来到一个孤零零的车站，那里挤满了旅客、货物和停下来的驼队。在那个季节等待外运的出口货物中，最显眼的是堆满好几英亩地的大块大块的煤；不难看出，一条从包头通出去的铁路是多么迫切需要。

售票窗口周围当然是一场谁都可以参加的混战，那几个穿着新警服、趾高气扬地踱来踱去的人，丝毫没有想维持一点秩序的意思；不过我们到达一个钟头左右以后，那列每天一班的货车兼三等客车慢悠悠地开走时，我们还是顺顺当当地上了车。除了那两辆大车和它们的车夫，远征队的全班人马都还跟着我们。那几匹脾气温和的甘肃小马，三个星期驮着我们走了七百七十英里——除了我们在它们身边步行的时候——我们所能给它们的最起码的报答，就是带它们去一趟北京；尽管等到发现时已经太迟了：它们的运费竟比一个区区人类旅客坐所能买到的最高一等票的票价还要贵，而给它们的铺位只是一节敞车，大块的煤随时都可能滚下来，把它们砸成重伤。带上这几匹马，当然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事先充当从犯，把我们那位名义上的马夫强加给直隶省；厨子和老张自然也必须送回我们当初雇用他们的地方去。

等到在火车座位上有机会算一算，我们发现，在两条铁路之间，我们一共走了四千四百里，换句话说，一千三百二十英里，除了坐骡驮轿的那区区一百英里以外，全是在马鞍上走的。我们四周那些耐寒的中国乘客，穿着棉袄和羊皮袍子，穿得那么暖和，竟把车窗大开着，尽管车厢里连一点生火的家什都没有。我们的脚尤其受罪，外国人冬天在华北，脚通常都要受罪；这使我们更留心地观察中国人用来给脚保暖的种种办法。皮革是没有的，只偶尔见到一双蒙古靴子，大得里面能塞进一打羊毛袜。大多数鞋子用的是毡子，常常有四层厚，有时六层；在一个寒冷的小站上，有个老头穿着一双希腊悲剧演员的厚底靴，看上去像两只剖开了好把脚伸进去的火腿。

当天傍晚，我们到了归化，又名绥远，正好赶上换乘新排定班次的开往北京的快车。少校认为，坐二等车才同他这一行的尊严相称——这条线上没有头等车——因此享受了在两道硬木椅背之间坐一整夜的乐趣。我自己没有什么「面子」可丢，发现三等车厢又大又像货车车厢，沿墙摆着窄窄的长凳，长凳之间有足够的地方可以摊开我的行军床，照常铺好被褥。车厢里满是人，有的直挺挺躺在地板上，有的躺在长凳上，有的躺在他们用褡裢铺成的床上；可是车厢中央那只小铁炉，几乎没能把它从一间外国式的卧室变成一间中国式的卧室——因为在冬天的中国，一昼夜里只有夜晚这段时间，才最需要人工取暖。

在寒冷的早晨时分，我发现同车的旅伴，或者白天上下车的人当中，有蒙古人，有变成了蒙古人和喇嘛的汉人，有那个民族的女人，满身污垢和首饰，丑陋不堪，有面色阴沉的回民，留着长长的、微带红色的下巴胡子，相貌几乎像是夸张了的犹太人，还有男男女女形形色色的普通中国人。有时区别并不分明，因为蒙古人屡次侵袭这个古老的帝国，掳走了那么多汉族妇女，华北人和蒙古人常常长得很相像。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远离铁路这类现代事物的那些怯生生的乡下人，这里讨人喜欢的淳朴要少得多。长城这时已相当雄伟，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沿着仍在我们左边的那道山脉的山脚伸展；可是黄河已经不见了，它在离我们上火车的地方不远处陡然转向南流，一直保持这个流向，流到几百英里外的潼关——我们正是在那里进入陕西省的。下午早些时候，已经熟悉的张家口出现了，随后，到了该到的时候，又是南口，那里有中国这道伟大的人工屏障最著名、最壮观的一段；在一年中白昼最短、可在某些方面又是最长的那一天，天黑后不久，快车在北京西北角的西直门吐出它载的一大群人，这时，要是有人看得见的话，也许能隐约看到我们各自的家人，正在努力透过我们那长久没刮的胡子认出我们来——那是我们匆匆赶回家的旅程强加给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