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一年

第一章扬帆东行

乘帆船赴华本是寻常事，海上日子单调，少有可记之事；但若搭轮船，把这趟远行过成一次游艇之旅——我们恰有此幸运——那便成了人所能有的最惬意的海上旅行之一。

我们订了「鄱阳号」的舱位前往香港。这是同孚洋行新造的轮船，本为行驶中国最大的河流之一扬子江而设计。外观虽极像我们本土的内河轮船，论坚固耐用，其构造却更近于我们最好的远洋船只。船长乔治·布里格斯精于操舟。一八六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午后，船自东河第十街尽头的码头起碇。此前已有两三艘为中国内河航运而造的轮船自纽约启航，但据我们所知，都不曾载客；而「鄱阳号」连妇孺在内，载了十六位乘客。登船时，只见甲板与舱房里挤满了人，其中出于好奇的极少，多半是因情谊而来，作最后的道别，向即将远赴他乡的亲友道一声珍重——那是去往

「锡兰扬起芬芳的胸膛之外，

林木在浩渺的水荒之上摇曳，

直抵旭日初升的美好邦国。」

早晨本就阴云密布，就在警铃催促亲友离船之前不久，又下起细密的毛毛雨，这使我们最后的道别益发不见欢色。一艘拖轮要伴送我们驶过纳罗斯海峡；同孚洋行诸位先生偕一班友人，连同几位牧师和乘客的亲友仍留在船上，我们又得他们相伴两三个钟头，其间摆了一席冷餐；乘客中有几位传教士，便在舱内举行了动人的宗教仪式，众人恳切祈祷，把我们托付于天父的看顾。这些朋友该回去的时候终于到了，轮船停住，他们一一话别，安然由大船换到拖轮上。随后在一片欢呼与挥动的手帕中，我们分手了；两船之间的距离迅速拉开，各自的旗帜不住降下又升起，作最后的告别致意。我们后甲板上那群沉默的人也齐齐挥着手帕，一双双湿润的眼睛极力望去，想再看一眼那条小船；而它终于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消失，告诉我们：我们已与挚友和祖国作了长久的诀别。

我们这条好船破浪疾行，不多时便已远在大洋之上。在驶入波涛汹涌的墨西哥湾流之前，我们有充裕的工夫四下打量，看看周遭情形于这趟航程是舒适还是难挨。女管舱和气而利落，很快就让我们对舱内的日子放下心来，事后证明她丝毫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凡事都照料得极好，样样安排都是要让我们在这样漫长的航程里尽可能过得舒服。次日清晨我们进入墨西哥湾流，遇上三天的恶劣天气——正如所料，晕船来了，所幸几乎每个人都只难受了很短一阵。它旋即离我们而去，让我们得以尽情享受海上生活；而这么快便痊愈，我们以为主要得力于多半时间待在甲板上，以及按时按点进餐——这是一位航海经验丰富的朋友所给的忠告，后来证明极合情理，我们愿把它转告给日后处境与我们相似的人。不过也有几位乘客苦不堪言；进入暖水海域后舱房闷热难当，那些半病不病的人便在大舱里各自安顿：有的躺倒，有的以种种姿势坐着，撑住舱壁，一张张脸愁苦得不成样子，把「海上生涯」这幅画演成了滑稽多于如画的模样。

我们已进入热带，天气愈发炎热，虽然几乎总有凉爽的海风相伴，餐厅里还是热得叫人难受。后来用了「彭卡扇」才稍有缓解——顾名思义，那是一副蒙着薄纱的框架，悬在餐桌上方，开饭时由船上的机器带动，全然起了风扇的作用。天气宜人，我们平稳地行驶，就像行在一条静静的河上。同船的客人都和善有礼，其中既有牧师，便每日早晚在舱内做祷告，每逢礼拜日在餐厅举行礼拜，人人都可参加。我们那位老练而有绅士风度的船长和他的船员都是令人安心的人；穿越墨西哥湾流的那段颠簸已充分让我们相信，这是一条结实牢靠的好船，也让我们相信，凡是经验与技术所能为我们的安全做到的，他们都会做到。

十一月九日早晨，我们望见了佛得角群岛最北的圣安唐岛。空中有雾霭，相距二十英里时，那岛看去像一堆云停在天边。再近些看，却见出山坡的峻峭嶙峋；方才像是一团厚重乌云的，原来是轮廓分明的山巅，兀立在岛的中央，高出海面七千四百英尺。我们沿着它嶙峋陡直的一侧行了好一阵，只隔四五英里，但见高峰、深谷、荒原，气象雄奇，加上幽暗的沟壑，接连展开一幅幅宏伟而独特的画面。海水是最纯净的海蓝宝色——可爱的热带之海——清澈得叫人可以一路追着鱼群的游动，直看到仿佛最深最深的水底。

佛得角群岛属葡萄牙，由火山形成，其中许多不过是一堆堆荒秃的岩石和山峦。它们距非洲海岸三百英里，气候炎热而不宜人居。

我们要在圣文森特岛的主港格兰德港加煤。离开圣安唐岛的海岸，行了十三英里，便到了那构成本岛港湾的漂亮海湾的入口。渐近岸边，见此处景致比圣安唐更为荒野如画：怪石嶙峋，峰峦奇诡；不必怎样驰骋想象，就能把那些形如城堞雉堞的峭壁看作古时的废堡残垒。

格兰德港这个小镇——或者说村子——不过是一角肮脏破败的屋舍，坐落在一处美丽海湾的岸边。海湾的南、东、西三面都被山围住，其中正在聚落背后的一座，看去像座古堡，峰顶终年悬着一片云。海湾北向敞开，凉爽的海风自那边来；远处，隔着一层黄灰色的尘霭，可以望见圣安唐的群山。据说这种奇特的空气，是风从非洲海岸吹来的极细的沙所致。

这殖民地白人很少，非洲人却甚多。给我们加煤的就是这些人；他们不是奴隶，而是同白人一样，一概被称作「葡萄牙人」。这一带有些岛上是有奴隶的，不过两三年前葡萄牙政府颁了一道法令，定于十四年后解放他们。他们说的是一种混了葡语、英语、法语又掺着非洲土话的杂语。我们船尾下方泊着的小艇里坐满了这些人，个个说得飞快，谈话中还极古怪地不时夹一两个英文或法文词，反倒使他们那听不懂的杂语显得更粗鲁野蛮。屋舍模样极其寒伧，照东方式样抹着一层脏黄或奶油色的灰泥。此地颇以有一座天主教堂自夸，教堂的神父都是非洲人，由葡萄牙传教士教养栽培而任此职。我们有几位乘客到那教堂去看一场婚礼；但听他们讲述那场婚礼以及堂中其他仪式的情形，无论对神父还是对当地人，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好印象。天气很热——到岛上时，荫处的水银柱升到了八十七度。这里草木极少，不过我们看见镇上一两户人家门前长着棕榈；也吃到些热带果子，却都是在别的较肥沃多产的岛上种的。此岛大半贫瘠，圣安唐倒还有几处丰饶的山谷。

海湾岸后不远处有两口井，其中一口像东方的泉，四围灌木成丛、树影低垂，很是好看。傍晚时分，镇上的年轻女子到这泉边来，灌满水罐，顶在头上，脚步轻快地回家去——这幅活的画面提醒我们：我们正一程一程地向着东方去。

进港时我们升起美国国旗，鸣了两炮；湾内除了两艘美国船，还泊着几艘英、法船只，却没有一条理会我们。后来英国领事登船，这才得到满意的解释：原来我们被当成了叛军的海盗船「萨姆特号」，我们的驶近与入港在这小小殖民地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此前不久，宗主国政府曾训令总督：不得容许所谓南部邦联的私掠船在这一带海面停靠添煤或补给。官员们决意照办，已经打算把架在山腰小炮台上的几门炮搬下来，安在能对准我们船只的位置上。几位美国船长也一度惊惶失措；我们驶向海湾时，有一条捕鲸船的船长已准备砍缆逃走。他是新贝德福来的；结果不但不必躲我们，反倒兴冲冲地上船来，还带了一船水手来参加我们的礼拜日礼拜。在到这几个岛之前，我们曾遇见过好几条船，可几乎每一次，我们把旗展开，对方总是不予答礼，直到两船距离迅速拉开之后才有反应；尤其有一条船，对我们的致意竟全不理会，我们当时只觉得它太失礼。如今看来分明是：我们一路上都被误认成了叛军海盗船。我们的船身长、低、色暗；但纵有这许多可疑之处，照理说，每逢我们望见一条陌生的船，或驶进一处陌生的港口，只消拿望远镜朝我们后甲板上的妇女孩子看上一眼，谁都该明白我们此行绝非海盗勾当。

天气愈热，十一月十二日水银柱已到八十九度；虽然我们还要一直驶进更酷烈的暑热里去，中午听说船已加满煤、快要出海，仍是高兴的。傍晚时分，我们最后看了一眼格兰德港那美丽的港湾和它奇异的四围；驶出海湾，次日清晨已沿着福古岛〔一〕的海岸行驶，近在一座同名之山的脚下——那是一座火山峰，岛即以之得名。可惜这火山并未喷发，因为我们离它不过十二英里，火口那粗粝参差的边缘、当年岩浆淌向大海时冲出的道道深沟，都看得清清楚楚。福古旁边还兀立着另一座高山，轮廓令我们想起所见最好的亚拉腊山图画；但论高度和气象之雄伟，群岛上没有一座山比得过福古。

我们绕过福古岛最南端，左手是圣地亚哥岛——佛得角群岛中最大、人口最多、物产最丰的一个。只是相隔太远，陆地看不真切。到本月十五日之前，整群岛屿已被远远抛在身后，我们渐渐靠近非洲海岸。离岛不久，一艘英国商船与我们通话；很有意思的是，两船相距数英里，我们的船长和大副借着望远镜，凭马利亚特那套巧妙的信号规则，竟能轻而易举地把对方的航海旗语译出来。那条船叫「海洋之宝号」，开往海岸角城堡，船长请我们到了第一个港口就代为通报。「海岸角城堡」这名字令人痛心地想起才华横溢的兰顿小姐的凄凉结局；而她自己的诗句——

「而你却把你的记忆像幽魂一般留下。」——

在驶近她猝然辞世（其中至今仍有几分疑云）的那个地方时，读来格外凄然相称。

行到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一带纬度时，我们离非洲海岸五十英里；初见这块大陆，是在梅苏拉多角附近。那是个很热却明亮美丽的热带清晨；过了岬角稍南，我们贴着海岸八到十英里行驶，热带的丰饶葱茏尽收眼底。近海处地势低平，远处则缓缓起伏；借望远镜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土人的茅屋，星星点点散在看去广阔而秀美的棕榈林间。许多这样的林子一直伸展到目力所及之处；树木长得极其壮美，整片景色美到无与伦比。海滨点缀着渔人的茅舍；目光所至，草木之繁茂丰美难以言表。

午后不久，我们正欣赏着这样一幅可爱的景致——此时正对着谷物海岸——忽然有几只又小又单薄的独木舟出现在四周水面上，每只都由一个壮汉和一个至多十二到十五岁的男孩划着。最先看见的那只正拼命想追上我们；舟上黝黑的舟子打着手势，想让我们停下来同他们换鱼；可是任凭老的少的都像拼命一般地划，终究落了空；他们却毫不气馁，仍旧穷追不舍，那梭子似的小舟在浪上浪间穿行，煞是好看；到末了不得不罢手回去。然而过了十几分钟，又一只独木舟像变戏法似的冒出来，离船更近；我们被缠得没法，船长终于下令停车，然后中气十足地招呼「非洲」靠拢过来。这只轻巧的小舟同头一只一样，坐着两个人，我们看着像是父子；他们显然完全懂得「快划过来」「使劲拉」「用力划」这些话的意思。两人坐在舟底，手里拿着竹制的桨，身子并不动，只把桨一会儿插进这边水里，一会儿插进那边，从容、利落而有致，飞也似的向我们靠来；一忽儿舟首连同半条船都腾在空中，一忽儿沉到浪后几乎不见踪影，随即又露出这些矫健黝黑的人的头和肩——那身手，那一副筋骨气力，是掩不住的。将近大船时，他们打手势让我们明白：后面还有一只船，上面有个会说英语的人；恰在此时又望见一只独木舟驶来，若说还能更快，那便是更快了，划桨的人像角力士一般奋力推送，小舟穿水而行，迅疾如强弓射出的箭；转眼已到船边，舟中人一刻不耽误，忙着拿鱼来换面包和衣裳。交易之间，有人给了他们些航海饼干，他们吃得津津有味。

这些渔人的面孔并不呆滞；他们靠近我们时，神情里透着聪明而热切的兴味——不单是牲畜般的急切，也全不是有些人一口咬定的、未开化的非洲人所特有的那种迟钝愚昧的表情。

船重新开动，我们那位通英语的非洲朋友悠然挥了挥手，欠身道一声「再会！」；船上有人应了他一句，他似乎大为得意，仿佛很以自己懂几句英文自豪，兴致勃勃地又添了一句——「晚安！」在这样的时地，由这样一个人向我们——一群来自遥远西方、此刻正当头顶热带烈日、几乎要中暑的旅人——道一声「晚安」，逗得我们大乐；总之，与这个境遇奇特而不幸的种族的这场相遇，愉快地打破了海上生活的单调，给我们添了新鲜有趣的谈资和思绪。对面的海岸离蒙罗维亚约五十英里，这些渔人所会的那一点点英语，多半是同那个聚居地往来时学来的。次夜我们经过帕尔马斯角——那是我们很想一见的一处——可惜天色昏黑，看不见陆地。不过天亮之前我们已驶入几内亚湾，十一月二十一日越过格林尼治最东的子午线，当夜便过了赤道。

我们进入南大西洋的经历糟糕透顶。时值雨季，那潮湿、阴冷而又闷热的天气有多难受，非亲历不能想象。万物都被水汽浸透，「湿气、霉、雨」直钻进人的骨髓，也钻进人所有的行装。我们不得不换上毛料衣裳，虽然水银柱指着八十四度以上，有一天甚至高到九十三度。我们这些人本都惯于酷暑，这样的天气却最是磨人、最教人乏力——阴冷潮湿使四肢酸痛；而每场阵雨过后那毒辣照下来的热带太阳，也同样叫人害怕。

十一月二十六日夜里又黑又雨；我们渐近圣保罗德罗安达港，便不住地测深、按铃令机器减半速，一直到过了午夜；因为没有引水员，天色又不够明亮，不能安稳驶进湾内，只得抛锚等候。打八下钟时，天光初露，我们重又启程，西非的海岸尽在眼前；早饭之前，绕过一处高耸的沙质岬崖，驶入港内下了锚。我们的领事坎宁安先生随即偕几位葡萄牙官员登船；领事留下与我们同进早餐，显然为我们的到来感到高兴。他是新英格兰人，前后在此住了九年，这期间只回过一次美国。从他那里我们听到许多关于这殖民地及其居民的有趣情形；不过对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在此地生活想必枯寂难当到了极点，我们只奇怪我们这一族的人怎么竟能习惯这酷热和这可厌的气候。

我们泊在一个开阔美丽的海湾里，岸势陡峭而荒秃。此地及邻近一带多产铁与铜；崖壁由一种粗粝的含铁沙土构成，因土中铁质甚多，表面色泽极深。在海湾曲线近海的一处、崖壁之下，这种皮革色的沙堆成一座座小小的金字塔，形状与上埃及的金字塔颇为相似。人们对它们如何形成所知甚少，只知它们逐年变小，正不知不觉地消蚀下去。它们都是四面的，棱角的外缘平整齐一，宛如砌石而成；这一点，加上它们沿着海湾曲线排布的整齐位置，怎么看都像是人手所筑。

罗安达是众所周知的葡萄牙殖民地，昔日是这一带海岸上最大的奴隶市场之一，凡有人道之心的人进了这个港口，无不痛切地忆起当年在这片水域里犯下的种种冤屈与残暴。不过如今英国政府在公海上严密稽查，奴隶贸易已难以为继；此地还驻有一位英国专员，专司查看条约条款是否得到遵守——他的在场并不怎么受欢迎。若无这一层防范，只怕葡萄牙政府一有机会，便要设法重开那桩买卖人口的可怕勾当。

罗安达城建在一片高高的沙崖上，坡势一直下到水边。欧洲居民的住宅用晒制的土砖砌成，墙极厚，都是两层，带有回廊。房子沿海湾的弧线排开，好迎纳凉爽的海风；外墙抹着淡黄色的灰泥。屋顶是平的，覆着瓦；土人的房子则是茅顶。窗上不装玻璃，只垂着某种帘布，间或用土人编的细席代替。

城中有四座教堂，其中一座是旧日的大教堂，如今已渐成废墟，建成于二百多年前。不过据一位葡萄牙军官告诉我们，早晨的弥撒除了神父无人参加；一天之中，堂里任何时候也只见得到几个黑人妇女；然而就在我们到达前几个星期，这殖民地还从宗主国运来了一位主教和三十名神父。近海滩处有一座宽大低矮、造得很结实的海关，多数商务都在那里办理，几乎所有进口货都在此拍卖出售。城中点的是油灯，晚间从「鄱阳号」的后甲板望去，颇有一番灿烂堂皇的气象。然而它正迅速衰败下去——当年使它富庶、把它建起来的奴隶贸易眼看就要绝迹；这个一度繁盛、靠残暴与压迫的不义之财供养起来的市场，如今已几乎丧尽了兴旺的外表。

初进港时，最先引住我们目光的是三座炮台的位置，它们的雉堞森然俯瞰着港内的水面。其一是圣佩德罗堡，建在我们入湾时绕过的那处崖角上，位置极佳，正好扼守船只自北面驶入的水道。堡以砖砌成，外面抹着灰泥，同城中民宅一样。圣弗朗西斯科堡在海湾弧线上再往下四分之三英里处，坐落在一片低平的沙嘴上，那沙嘴一直伸进水里。这座工事也是砖砌，外抹灰泥，看去像是用浅灰色石灰岩造的。三座之中最后一座——圣米格尔堡——建在城所依托的那片崖地最高最远的一端，比另外两座大得多，也险要得多；它俯控全湾，足以使此地不惧任何兵舰来犯。

罗安达及邻近村落的土著人口据说有四万，葡萄牙人只有三千；而这三千人里有四百是本国政府发配来的囚徒，派作守堡、护民、维持法纪之用。（？）由这样的人充作士兵，实在难以令人安心；靠他们防守的殖民地，也很难说是个可心的去处。葡萄牙妇女只在傍晚才出来散步，那时由她们的奴隶用轿子抬着。酷热使我们无法到城郊一游，因而对当地的自然风物所见甚少。海湾岸后不远处罗望子树长得正好，花开得满树，那纤秀的叶子绿得精致，与四周景色相映成趣。

白人中说纯正葡语的只有少数，直接从宗主国来的人也听不懂这里通行的杂语。那是葡语和刚果语的混合，而刚果语的成分居多。葡萄牙人自己也习于使用，且不得不用，因为他们的仆役——奴隶——以及身边的其他人，说的不是这种土话，就是纯粹的刚果语。

我们进港时，湾内泊着两条挂美国旗的船，其中一条是大型美国三桅帆船「多德号」，几天前被一艘在海上搜查贩奴船的英国炮艇从沿岸上游拖来。它最先是在帕尔马斯角附近被发现的，那位自称大副的指挥者说，船长和几名水手到内地去洽购棕榈油和象牙，打算装这两样货。这条船从前就是贩奴船，已从这一带海岸运走过两批奴隶，最后一次连船带人被拿获并作为贩奴船变卖。如今它形迹十分可疑；可是无从下手，因为文件齐全，结关手续是从加的斯办的，尽管船员都是葡萄牙人。但因船上装奴的器具一应俱全，那艘炮艇便在它周围盘桓了许多天。这船又老又朽，还在漏水；那位自封的大副眼看躲不过约翰牛的耳目，索性做个顺水人情，很明智地认定自己这条旧船已不堪航海，便雇那炮艇船长把它拖进本港，到我们抵埠的第二天，便以二千五百元卖掉了。

此地和南美的里约一样，做工的奴隶总要唱歌，那奇异不整而单调的调子从清早一直唱到深夜。给我们的船加煤是这样进行的：要装的煤堆在我们下锚处正对面的岸上，一帮奴隶把驳船划到滩边，那里另有一帮男女，拿着土人编的筐子——形状很像我们新英格兰的木钵，能装近半蒲式耳——把煤装满，顶在头上蹚水走到驳船边，把煤倒进船里。到了大船这边，再用滑车把煤从驳船上一大桶一大桶吊上来。做这活儿的一帮人里，领头的是个高个子刚果人，体格极好，力气极大，兴头十足地吆喝着众人；他俨然是这一伙的领班，每次总是第一个去拉滑车，也第一个停手，每回都由他向其余的人发令。唱那野性而悲凉的调子也由他领头，一面拉绳，一面把拍子踩得极准；一忽儿摆出种种稀奇古怪、令人发笑的姿势，一忽儿头、身、手一齐动起来，脚下半跳半迈，既滑稽又有趣。活儿若偶尔停下来，这人便挥着手，仰起头，一脸欢喜，咧着大嘴，重又起劲地唱跳起来，那劲头立刻传遍全伙；有那么几分钟，眼前的情景野得惊人，几乎带着几分诡异。这些人干活很慢，岸上那一伙身边总有个监工来回走动，一手握着鞭子——照我们一位乘客的说法——只等他们稍露懈怠便抽上去。我们但愿这一天不会太远：在与这不幸的种族交往和交易时，人们能多少认得我们救主那条金律所教的道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些奴隶中最值钱的，在这海岸上十二到十四元便可买一个；而在古巴岛，以及叛乱之前的南方蓄奴诸州，同样的人却值这数目的几百倍；我们同行中有人认为，那领头的几个在那边怕要值到两千元！凡是我们所见到的这一族人，没有一个显得心智或体魄孱弱，面相上也看不出凶狠顽劣。上船来的有好几等人，多半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穿着各式各样的非洲装束——有的多少显得古怪——许多人只系一条腰布；另一些人举止端庄沉稳，身上讲究地披着大花纹、色彩鲜艳夺目的印花棉布，很是入画。我们停泊期间，船上日夜都有两名下级海关人员，也是纯粹的非洲人，却穿欧式服装。高级官员一概是葡萄牙人，举止有绅士风度，穿着南欧那种鲜亮的制服。

英国领事亨利·哈特利爵士很早就来拜访我们，他是皇家海军的一位上校。此人年事已高，拿破仑倒台时他正在海军服役，押送拿破仑去圣赫勒拿岛的那条船上也有他。从这个阴暗偏僻的角落并没有英国邮船开出，多亏亨利爵士体贴周到，好意提出把我们寄回家的信件随他的公文一并送往里斯本的英国领事，再由那里转送英国，然后转到美国，我们实在感激不尽。

注：

〔一〕 「福古」在葡萄牙语中意为「火」。

第二章开普敦纵览

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后，我们在酷热之中已捱过四天——虽不算身处「非洲的灼沙之间」，那片沙地却终日在望——煤终于加满，汽也升起，正待出海；不料船长懊丧失望地发觉，这个破败偏远的殖民地那一套繁文缛节，竟不准他在次晨以前开航。原来那位港务长——葡萄牙人称作「司令」的——是这么一位官员：戴一顶缀着亮扣的军帽，制服上绣着金线，气派活脱一个西班牙贵胄；他不肯给「鄱阳号」结关，也不肯在次晨以前引我们出港，理由是布里格斯船长没有照章在二十四小时前告知他当晚要开船。船长本不知道有这道必经的手续，便差人去向这位官员致意，以不明规章为由，请他宽宥这一无心之失，准我们离港。可是罗安达的港规如同米底和波斯的律法，断不肯为迁就我们而更改，我们只得屈从，在港内又多住了一夜。这位口气堂皇的港务长让我们在非洲海岸那令人窒息的暑热与瘴气里白白多熬一宵，我们心里对他实在生不出什么好感；次日早晨他登船时，我们的船员虽只以极其矜持的客气相待，却丝毫无损于他的自尊，也丝毫未减他那份沉得住气的寡言与倨傲——那份功夫，便是最老练的外交家也值得效法。这位大人物的小艇由六名健壮的刚果奴隶划着，我们驶出港口时，小艇被拖在船尾；虽然行得很慢，小艇在涌浪里仍颠簸得厉害，掌舵的要有几分本事和气力，才能使这条小船不至倾覆。等到我们加快速度，艇上那几位黝黑朋友惊惶的脸色和姿态，看着既滑稽又令人难过；他们一遍遍哀告「卡皮丹！卡皮丹！」（船长！船长！），那腔调同样是可笑之中带着认真。其中有一个可怜的家伙，直到他的主人——那位「卡皮丹」——从后甲板上向他说话、担保他平安无事之后许久，才算定下神来。小艇和桨都漆成白色，几个刚果人也整洁地穿着白衣，头上戴着小小的白麻布帽；当这位神气十足的官员带着他的奴隶离去，那些人面朝艇首、飞快地划向岸边时，那景象自有一种别致的画意。

驶出港口时，我们经过那片高崖伸出的一处外角——城的一部分就建在这崖上，崖的尽头便是前面提过的圣米格尔堡。这片高地以南伸出一条陆舌，或者说一片沙滩，我们那位「港务长」就住在那里；他的房子有回廊，是东方式的建筑，坐落在一小块热带绿荫里，四周环着棕榈——我们驶过时望去，很像一幅动人的东方图画。

沿海岸南下，空气由罗安达那种闷热污浊一变而为清新纯净、爽人心脾的海风，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近乎神奇的效力。非得像我们那样在窒闷如炉的暑气里熬上四天四夜，才能真正体会这变化里那份活命的力量。停泊期间，我们的温度表上平均是九十六度；但即便水银柱再高十度，我们所受的罪恐怕也不过如此。我们在国内都惯于所谓「伏天」的高温；然而罗安达的热有一种特别之处：它造出的那种空气让人脑中难受、四肢发软、浑身瘫倒。世上没有哪一种热对外来者——尤其对撒克逊人——更为伤身而险恶；在这样的暑气和夜气里待着，不久便要发非洲热病。想到我们正离开这样致命的空气，而且个个身体康健（虽然在圣文森特岛我们听说罗安达的驻军里已有黄热病），我们心中不由生出深切的感激：感激自己一路蒙保全，感激至今仍在承受的恩典。

海面平静，我们仍沿岸而行。十二月二日早晨，我们驶过亚历山大港——大鱼湾附近的一处聚落——那地方在努尔斯河口，南纬十六度到十七度之间，略在圣赫勒拿岛的纬度以北。过了此港，即沿辛贝巴的海岸行驶：那是一片荒芜的沙漠，沿整条海岸绵延，一直伸到南回归线以下——自大鱼湾至达马拉海岸上的圣克鲁斯，共九百英里，其间既无淡水，也无草木。岸势极陡，沙岸上深深刻着奇特的沟槽，像是被大雨冲蚀出来的。

四日，我们赶过了太阳；在南纬二十二度五十八分处越过了这颗星辰。那天将近十二点时，我们那位和气有礼、总乐于替我们添些舒适、乐趣和见闻的船长，招呼我们到后甲板上去，看看我们已变得何等单薄、何等无影。我们欣然应召，果然就在正午的满头烈日下走动，而那跟了我们一辈子的影子却不见了；虽然明知道老伙伴何以不在，这事仍显得太过古怪，我们忍不住一次次仔细张望：先看这边，再看那边，最后低头看脚下，想找出老朋友是否还留下一点残影或一道细线。既然遍寻不着，我们只好承认对可怜的彼得·施莱米尔颇生同情，恨不能借他那双七里靴，好赶紧去追回失落的影子。逼近太阳时天气反而凉了许多——水银柱降到七十二度——我们由此愉快地领悟到：日光垂直射下时，威力反不及稍稍斜照地面时那样厉害。这时我们遇上顶头风和极汹涌的海：那是沿岸方才刮过的一场大风留下的余波；于是老海神又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扮起鬼脸，对另一些人竟扯起胡须、摇动三叉戟，很不客气地提醒我们：他仍是大海的主宰，不容人把他忘了。

沿岸遇上那片汹涌的海不久，天就阴了，寒意渐增，水银柱一直落到六十二度，空气竟有几分像在冰山附近，使我们中间胆小的人颇为不安。除此之外，浓雾又把我们围住，所能看见的不过一船之长；而我们将近的那个港口，入口处的灯光也被遮没，只得抛锚等到天明，等太阳在晴空中升起，把雾气水汽驱散。

那天早晨明净美丽；我们虽起得早，上得甲板，却发现船已驶过罗宾岛——那岛横在桌湾入口，把湾口分作两道水道，船只由哪一道进去都稳妥。我们也没赶上最好的角度去看那座「卧狮」的头、身、尾三段山形；不过桌山轮廓分明。绕过绿角、驶进湾内时，我们从下锚的船只旁经过，远处山坡近海一带，别墅似的乡间住宅连同草坪园圃次第展开；不多时，那座非洲的、于我们却颇有家乡气息的城——开普敦——便升入眼帘。

开普敦城坐落在海湾的一处弯处，几乎正在桌山和狮头山的脚下。桌山高出海面三千五百英尺，那方正如桌面的山顶覆着一层绒白的云。〔二〕狮头山则昂然矗立，气象超拔；我们凝望这兼具雄伟与秀丽的景色，只觉天下再没有比眼前这片海山交辉更美的风光了。这份感受之所以格外强烈，无疑也因为我们暂时脱开了海上生活的单调，得以尽情而欣悦地领受这一生难忘的景致。

十二月八日礼拜日早晨，我们在桌湾抛锚，自罗安达出来不过十天。一到埠，登船的海关人员便告诉我们：此前十天里，这一带海湾和沿岸刮过一场猛烈的大风，才刚刚过去；我们该庆幸自己所遇的不过是它将息时的余涌——那余涌在我们航程的最后几天里，已把我们所经的海面搅得够呛。

四周的一切固然处处提醒我们身在异邦，却也有许多可喜之处叫我们记起：此地仍在新教基督教世界的范围之内，这块殖民地同它的母国一样，受着《圣经》教化与圣洁的影响。我们又听见了安息日的钟声，那声音甜美动人，带着家乡的意味；能像岸上人一样穿戴整齐去做礼拜，我们十分欢喜。桌湾常有突如其来的狂风袭来，港规因此规定：凡船长送人往返城中，必须用一种比装货驳船小、其余大体相似的小艇，其构造使它在骤起的飑风中不致翻覆。我们搭了这样一条艇，在码头登岸——码头连同通往码头的街道，都带着守安息日的气象——径直去了圣乔治大教堂。进堂时，一位穿黑哔叽长袍（式样仿照牧师的白法衣）的司事引我们入座。大教堂的教长道格拉斯牧师以《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三节讲道，内容切于实用，文笔与口才都称得上典雅工致。协助行礼的还有三位牧师；整套英国国教的大堂礼文，由十八名有色少年组成的唱诗班吟咏，年纪都不过十二到十六岁。他们是卡菲尔各酋长的儿子，就读于卡菲尔学院——此院下文还要细说。他们穿着白袍，应答的歌声不但悦耳，且带着一种虔敬的甜美。堂内走道铺红瓦，墙上嵌着纪念碑板。唱诗班设在大堂底层、圣坛右侧，一边是一架极好的风琴，正面装饰着一排小小的科林斯式柱；另一边是唱诗班的座位，坐下时有帷幔遮住，外面看不见。

这座大教堂气象堂皇，属希腊式建筑，正面有科林斯柱廊，高高的尖塔顶着十字架。外墙抹着与罗安达同样的淡黄灰泥——开普敦的房舍和公共建筑多用这种做法。据说到大教堂来的都是城中的上流与名门，多半举止有教养，衣着也时髦入时。不过我们看到，人群之中、同一排座位上，也坐着有色的男女，一望而知同样是受过教育的人。主日学的孩子所坐的位子上，白人和黑人的孩子不分彼此地并肩而坐；离堂时，我们沿中间走道走出去，身旁紧挨着一位很高大、衣着讲究、举止斯文的卡菲尔人，手里拿着祈祷书。住在城外的人多半驱车来做礼拜，漂亮的车马着实不少。这块殖民地的马匹上乘，难得见到劣等的。车辆之中，英国的双轮马车似乎最受青睐，城里用得很多；只是在这样炎热的气候里，它恐怕不如别的车式舒服。

我们下锚处正在桌山脚下不远。天气一直晴好，做完礼拜回来，见山顶那块「云台布」已经升起，散得干干净净。然而这份安宁不过是风暴的前兆：约莫傍晚七点，东边和山顶上空聚起乌云，逼近的风声像远处炮火沉沉的轰鸣。不多一会儿，云不但盖满了平坦的山顶，还极其优雅美丽地沿着山坡翻卷流泻下来，宛如一道瀑布，望去竟像一座空中的尼亚加拉——那等壮观，看着不能不叫人心里生出近乎敬畏的感觉。这场大风一连四十八小时不减其势，入夜更猛，在我们船的索具间呼啸得骇人，与狂扑船身的浪涛疯了似的相和。湾里泊着一大队船只，船首都朝着陆地，一片帆也不挂——这构成了一幅海景的前景，从我们后甲板上望去，野性磅礴到了极处。我们知道这是无从描摹的，只恨没有丘奇那样的画笔和天分，好把它移到画布上去。风暴非但没有如我们所盼的那样减弱，反而显出更可怕、更逼人的样子；因怕船会拖锚，遂下令升火起汽，万一必要便驶出海去，免得在湾内沉没。不过结实的小「鄱阳号」只微微抖了几抖，锚位未曾移动；虽然从日落到午夜，风势猛如飓风。这样的东南大风此地常有，不但横扫海湾，也横扫全城。据说它能把百病吹走，使气候变得清爽宜人；因此居民乐于把这「黑东南风」称作「开普敦的大夫」。

大风肆虐期间，就是乘那种结实稳妥的驳艇上岸也很危险；有一阵子，任凭谁想乘它上岸，都无异于发疯。不过次日风平了，海湾又静得像一条河；我们趁着早晨天气好，又想到若要游览就得抓紧每一刻（加煤正要全力赶办，好早早开船），便雇了条小船，上岸去「逛」这座城。

街道颇有一派生意兴隆的气象，彼此成直角相交。我们登岸的码头在阿德利街的尽头，这条街直通到山脚附近一条美丽的英国橡树林荫道。离开码头上熙攘的人群，沿阿德利街走不多远，便进入达令街：这是一条好街，与前一条相交，有一段与海湾平行。从这里那些规模可观的绸缎服饰店看来，开普敦的女人大约都在此处买东西。城中最好的旅馆也在这条街上，还有布里奇斯开的「古玩店」——那是个有趣的去处，下文自见。我们不讳言：出于女人的天性与趣味，我们很想把这偏远的南非殖民地上撒克逊姊妹们的衣着装扮打听个明白；可是买了几样东西之后却发现，在这方面她们同我们本国的女子并无什么分别：商人一心要掏她们的钱，她们一心要在有钱时把钱花掉——这两条，大约是文明与教养最不会错的两种征候了。我们又去书店和版画店，想寻些风景写生和本地各族人物的图像；除了几张小卡片，上面用水彩画着南非各土著种族之外，别无可用之物。这些画把他们的民族服饰和各自的营生——武士、渔人、汲水人等等——连同他们的茅屋小船一并画出，笔致生动工致，使人对殖民地政府治下各部族的相貌大致有个不错的印象，此外还画了些住在更北、在其治权之外地方的族类。

前面已说过，在圣乔治大教堂里白人与黑人的礼拜者并肩而坐，以示两族在基督里平等。我们后来发现，这平等的原则并不限于教堂，而是通行于一切工商各业——受压迫的非洲人在其中享有同等的权利，也有同等的机会提升自己和自己的族类。

在普莱恩街，我们走进一家很体面的绸缎服饰店，店主是有色人。主人不在，他的妻子——一位谈吐极好的女子——守着柜台，儿子是个举止讨人喜欢的青年，也在店里做伙计。开普敦的商家同英国的商人一样，住处与店铺同在一幢楼里；母子二人看出我们是外来的美国人，便请我们到客厅里坐坐，那里凉快些，走了这许多路也好歇一歇。儿子在前引路，拿出些难得的非洲珍玩给我们看，又讲些内地的风土人情，很使我们开怀。他可算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商人，我们猜他少年时代有一段是在英国度过的。他用我们这门语言的分寸和功夫，不像个店铺伙计，倒像个饱读诗书的专门学生。他们提到还有一个儿子在英国，我们没有再多打听，虽然对这一家人很感兴趣，很想多知道些他们的来历。

就我们所能看到的而言，这些人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与同行的白人在各方面都是一样的；也没有谁显得觉着这情形有什么不该如此。

在达令街九号，我们发现那家「古玩店」实在别有意趣：兽皮、鸟羽、种种卡菲尔珍玩，以及许多非洲的天产，都可在此购得；店主布里奇斯先生更以他谈起自家宝贝时那股热心劲儿，把我们款待得津津有味，还讲了些他同利文斯敦博士和戈登·卡明爵士交往的亲身回忆——这两位在开普敦逗留期间，都是他店里的常客。不过老人家倾向于认为，后者的叙述得打些折扣才好。我们进店不久，店主拿着一只大羚羊的头从后间门口出来，好意给我们看。那是刚从内地送来的，是这种兽极出色的一件标本，他正要动手作防腐处理。在这大宗收藏里搜寻奇物时，我们注意到玻璃器皿中盛着几枚极精致的贝壳；一问之下，才知是一八五六年在卡尔克湾——西蒙湾中的一处小湾，位于海军基地与开普敦之间——的沙滩上拾到的。老人告诉我们，据他所知，这种贝壳从未在别处发现过；而且在卡尔克湾也只出现过一回，且只现了很短一段时间。他曾寄了几枚给大英博物馆的莱亚德先生，那位先生复信说：他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这种贝壳，它们还没有名字，任何贝类学著作里都不曾提及或描述。我们买了几枚，本想交到某位博物学家手里；可惜连同我们其余的东方珍玩，都在归国途中被海盗船「佛罗里达号」的军官毁掉了。

游览之际，我们听说此地还有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植物园（即公园），以及两所学院，都值得一看。于是从古玩店径直去了同一条街上的威多旅馆——那是家舒适的英国客栈——饱餐了一顿丰盛的「铁芬」（开普和东方一带对午餐的叫法）之后，雇了辆马车，驶往卡菲尔学院。这所学堂专为教育卡菲尔酋长的儿子而设，我们去时才办了两年。它多少受政府扶持；家长只需象征性地缴些牛只作学费。

院长格洛弗先生（他是前任殖民地总督、现任新西兰总督乔治·格雷爵士的侄子）不在，已去英国为学院筹募更多的经费。这处院址风光极好，正在海湾的弯处，占着桌山西南麓一片上好的坡地，看船景最是相宜。它离城一英里多，灌木成荫，绿树掩映；原属早期荷兰移民中的一家，自殖民地初辟时便已垦治。房屋和附属建筑也是最早的业主所建。

若干年前，此地落入殖民地政府手中；印度土兵起事时曾用作马厩，当时在殖民地采购了一千匹马供女王陛下驻印部队之用，都养在这里一座极大的荷兰式谷仓里，直到能运往加尔各答为止。

这座建筑以砖砌成，墙极高极厚，山墙作尖顶，屋架以竹为椽，上覆开普灯心草。如今它派上了好用场：宽敞的屋顶之下，容下了礼拜堂、教室、餐厅，以及卡菲尔学生所用的大部分工场。正屋面朝大海，也是砖砌的，有两面古雅的尖山墙，覆着瓦，四围是式样别致的东方式回廊。可惜格洛弗先生赴英期间代为主持的那位牧师也不在，进城去了；不过我们作为想参观学院、想了解其沿革、规划与前景的美国来客，经人引见给总监事休伊特先生后，这位先生极和气地接待了我们，把我们让进客厅，说很抱歉今天是半日假，不少学生刚进城去了，我们看不到他们上课的情形；但他说很乐意领我们四处看看，随即在前引路，走向前面说过的那座主建筑——那屋子虽然大得出奇，却几乎被树木灌丛遮没了。

我们先进木工场，见有若干男孩在一位英国匠人指导下做活。休伊特先生指着一个十二到十五岁的少年说，他是卡菲尔最显赫的酋长之一乌姆哈拉的儿子。这孩子名叫孔德列，实实在在是位王族血脉的王子。他们个个显得开朗快活，只是见了生人有几分腼腆，都在专心做活，做的是读经台和别的教堂用具。休伊特先生说，他们主要做这类物件，用柚木制成，收拾得很精细。我们又看了别的工场，情形大致相仿，只有裁缝房不同：那里由一位英国妇人掌管，她的缝纫班只有七个男孩。教室是一间宽敞通风的屋子，铺红瓦地，桌椅器具齐备。墙上挂着地图和挂牌，牌上印着经文。

礼拜堂是一间宽敞而比例匀称的屋子，陈设合宜，座椅之外有柚木做的祭坛、圣坛和读经台，都出自学生之手。它只用于每日的礼文诵读，因为礼拜日师生都到圣乔治大教堂做礼拜；前面说过我们在那里听到的少年唱诗班，正是这所学院的学生。堂墙画着一种壁饰，是开普敦几位业余女画家出于爱好绘成的。祭坛之上、圣坛后两窗之间，有一具描金的大十字架，架上缠着藤蔓；十字架上方及左右，用描金的字写着经文：「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墙面作石色或淡影，上面点缀着在我们看来像是鸢尾花的图样，也可能本意是威尔士亲王的翎饰，颜色是栗红。地面是木板，铺着地毯；房子通风很好——各间的顶棚都一直升到尖屋顶，自那高处垂下一盏素朴的吊灯，用某种深色木料做成十字形，上面安着插蜡烛的座。

餐厅长而宽敞，陈设朴素却舒适；墙上挂着维多利亚女王、亲王和他们子女的大幅铜版肖像，都配着金框。阿尔弗雷德王子近年访问开普时，对这所学院大感兴味，回英国后便赠了这几幅画。孩子们所受的是彻底的宗教教育和实用教育，同时人人必须学一门手艺。手艺听凭自择，几乎各行都受欢迎，只有裁缝不然——那被视为下贱的差事，在他们本国一向由女人做；而在福音的光尚未照进人心、照亮日用之处，女人总被看作低贱卑下的一类。种园子出于同样的缘故也不受待见；至于务农，在这些卡菲尔王子中间连个体面的位置还没挣到——学院附设的园子他们难得去做，除非受了轻微的处罚，被判去那里劳作一段时日。

这所学堂的宗旨是预科性质：学业渐进之后，其中最聪颖的被送往英国接受更完备的教育，之后多半回到本国做传教士和教师。已经有一位送去了，正在牛津攻读文科。

与裁缝房同一幢楼里，有一位英国女传教士，带着六个卡菲尔女孩的班。其中三个跟她已有十五个月，其余的时间短得多。先来的三个读书都相当纯熟，尤其有一个小家伙，吐字的口音和嗓音甜美得无可比拟。

走过园子和毗连的小葡萄园之后，我们回到客厅，那里已备下一杯很好的茶；初次领略这东方风俗，提醒我们已到了东方的近旁。我们用茶时，一具大八音盒（也是阿尔弗雷德王子所赠）奏出悦耳的乐曲；随后那位有绅士风度的总监事从园中采了花，给每位女客一束。我们告辞而去，心中留下极好的印象：创办这所学堂、并且仍在为它扎实谋求发展的，是一种宏阔而高贵的基督徒仁爱。

休伊特先生从前做过传教士。我们中有人问他，卡菲尔人是否比别的异教民族更愚钝、更难教化，他答道：非但不是，反而更容易，学得也更快。他还说，这些孩子领悟力很强，各样手艺都上手得快。次日早晨，我们船上传教士一行中的几位也去参观了这所学院，遇见代理院长——那位从前在内地向卡菲尔人传教的先生——就这个种族及其眼下的宗教状况与前景作了一番有趣的交谈。他认为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并指着一个他觉得相貌颇似阿拉伯人的孩子作证。此说还有别的什么根据，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卡菲尔人很容易与非洲别的部族分辨开来；人们认为他们比霍屯督人或贝专纳人更勇敢、更坚毅、更有独立性——这三族是南非的主要种族。他们的肤色是带褐的黑，而西海岸的刚果人则是乌亮的漆黑。

回到码头时，我们发现又有一阵轻微的东南风把湾内的水搅得不平静；驾船回大船时，被风推得太急，不但灌进了海水，还把舵弄脱了——这一下，把我们置于离开纽约以来最险的境地。

「鄱阳号」定于次日午后备妥出海，因此一早我们又到了开普敦街上：打算去看博物馆和图书馆，还有圣乔治大教堂所属的实业学校，若有可能再到植物园一瞥。这些地方连同政府各衙署和非洲学院——那是一所对城中青年开放的学堂——都在同一带，分列在前面提过的、作为阿德利街延伸的那条橡树林荫道两侧，外围有砖墙围着。由街道通入林荫道的大门之上，墙上有一行字，标明图书馆和博物馆创设于一八四八年。供这两处使用的是一幢希腊式砖砌建筑，正面有科林斯柱廊，就在上述园地入口的右手。我们去时外部尚未完工，里面却已按扎实的英国式样全部收拾停当。

门厅（或称大堂）里陈着几件雕像和几幅画；右手一扇门通往图书馆，那是一间宽敞的屋子，一格格书龛都满满当当。藏书多少我们没能问明，但布置和设备都极好——各门类、各语种各有一格书龛，并设有供来客使用的书案。屋子两端还摆着漂亮而安排得当的阅览长桌，与其他家具一样，都用色泽深浓的上好柚木制成；这间屋子上首的墙上悬着维多利亚女王的全身像，画中女王身着朝服。阿尔弗雷德王子到图书馆来时，这幅画本用帷幔遮着，直到乐队奏起《天佑女王》才揭开；这位王子初次望见这幅极好的画——把女王画得栩栩如生——竟感动得当场落泪。

由图书馆往里走，进入一间称作「教学室」的屋子，内有各种自然哲学和化学仪器，后者尤其齐备。这屋子的墙上密密麻麻挂满了图解、植物标本图、地图和挂图。

门厅另一侧是博物馆，每周只有一天对公众开放。我们去的那天恰好闭馆；然而那位好说话的图书馆员听说我们是美国人、当晚就要开船，立刻去找管事的人；那人来了，说很乐意放我们进去，只是必须把我们锁在里面。他指给我们看想出来时按哪个铃，便掩上门。于是我们置身于一间大屋子里，里面是大宗保存完好的兽类、鸟类、爬虫标本，还有地质与化石标本，以及许多与殖民地早期历史有关的奇物珍品。最吸引我们的是哺乳类、反刍类和四手类的大批陈列；那几组猎虎与鬣狗，姿态样貌逼真得叫人猛一转身撞见时很不好受。不必怎样驰骋想象，就能给这些兽添上全副活物的形神，或者想着那些狞笑的东西真把我们当成一块可口的、送上门来的美味。蛇类和两栖类的收藏极为宏富，有浸在酒精里的，也有制成标本的。倘若这说法不算失礼：南非在爬虫上着实富有。我们注意到两具出奇的骨骼——一条蟒和一条黄眼镜蛇——骨骨完好，白如象牙。它们罩在玻璃柜里，摆出自然的姿态；那昂着头、半直半曲伏着的可怕东西，给我们的印象是狰狞逼真到了骇人的地步。鹿科的陈列也很多，几乎戈登·卡明爵士提到的每一种羚羊都有标本；与它们同列的还有一只叫「跳岩羚」的小兽，秀美可爱，很惹人注目。另有一批上好的珊瑚，其中石珊瑚类的标本极其美丽。矿物之中，我们注意到几块又大又精的结晶孔雀石。

鸟类数目极多，保存得极好，照通例陈在玻璃柜中，占满了这间大屋子的一整面墙。它们羽毛之美，我不打算去描摹了。数量最多的有蹼足类、涉禽类和鹑鸡类；这批收藏几乎囊括了南非所有的鸟，从有着绝妙虹彩的小蜂鸟，到又大又粗、筋骨遒劲的鸵鸟；羽色从最华丽的到最素净的，应有尽有。不过鲜明艳丽的居多：火烈鸟的红，鹦鹉类的黄和亮鲑红，以及种种绿色和橙色，最为常见。有一种鸟极令我们赞叹：约莫同我们寻常的啄木鸟一般大，形状却极像我们最好的家养公鸡。它神气十足，真有一副王者的气派，冠形生得好看，边缘镶着一线淡淡的红，同它那浓郁的橙色羽衣相映成趣。翅尖和尾尖点着黑色；它有一个与这份气派极相称的名字，叫做「岩上之王」。

有一组卡菲尔人像，两男一女，石膏所制，涂成黑色，把那个民族两性间社会地位的悬殊表现得极为鲜明。两个男子作土著武士装束，昂首而立，姿态里透着独立、男子气概和自恃；那女人跪在两人之间，神情与姿态低垂而卑顺，婴儿缚在背上，手里握着一块石头，表示她随时可去做磨谷这样的下等活计——她整个人就是「隐忍」与「柔顺屈从」的化身。这组像做得极有生气；它如实体现了异教对妇女的贬抑，使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虔诚地感激《圣经》基督教的福泽——它把我们这一性别稳稳地置于与男子平等的宗教地位和社会地位上。

我们在此还见到几件与旧荷兰殖民地历史有关的有趣遗物，其中有一把栎木椅，上面刻着古雅的花纹，系着一张卡片，写道：「好望角殖民地总督彼特·海斯伯特·诺德，一七二八年卒于此椅。」

植物园正对着图书馆和博物馆那幢楼，热带的乔木、灌木和花草极其丰富，尤以仙人掌一科品类繁多著称。花架上爬满美丽的藤蔓，其中西番莲长得极盛。

实业学校在街对面，占着两幢灰石楼。作幼儿部的那幢是座秀气的小哥特式建筑，创办于一八五〇年，由乔治·格雷爵士的夫人赞助，如今称作「格雷夫人学校」。高年级部由英国的夏洛特·贝尔夫人创办于一八二〇年。两校虽受政府扶持，却并非纯粹的慈善机构，通常要缴一小笔学费。校舍宽敞，设备齐全，包括高年级部管理者近来不惜重金添置的一套自然哲学仪器，为的是扩大学校的功用，使人人都能享受到上等的英国教育。现任校长和几位教师都来自英国，离国之前各自约定了要任教五年。两校之中，白人与黑人的孩子同坐，同在一班。我们见到那位校长（或者说女教务长）是位温和、明达而有淑女风度的人；深恨不能多留些时候，再听她讲讲教育有色儿童的切身经验。

开普敦城有三万二千人，其中一万是伊斯兰教徒，他们有自己的教长、清真寺和学校。我们在街上遇见一位教长，一身全副装束，手里拿着他那串经麦加祝圣的念珠。有位博学的东方游历家曾对我们说，伊斯兰教的教长谈话时极少不捻着念珠，就像西班牙贵妇总要摆弄她的扇子。

开普敦有五座教堂，其中阿德利街上的荷兰归正会老教堂始建于一七一三年。炮台和市立医院，以及其余一切建筑和公共工程，都造得十分坚实；还有一道防波堤正在兴建，其奠基石是阿尔弗雷德王子访问期间所奠，将自绿角伸入湾内两英里。这项大工程要费好几百万镑，做法是把大块石头抛入水中，直抛到够高，再在上面砌石。我们去时，这项工程已用去一百万英镑。此外还要仿照利物浦的样式修筑码头。每天我们耳边都响着熟悉的汽笛声——通往东岸伊丽莎白港的铁路已有五十英里筑成通车，全线预定于一八六二年秋季完工。海关是一幢宽大的砖楼，离阿德利街尽头的木码头不远。

集市设在一处大广场上，清早四点到六点开市，届时未售出的蔬菜果品便拿去拍卖。这里的牛羊比圣保罗德罗安达的好得多——在罗安达运上船的羊活像山羊，那毛（如果还能叫作毛的话）也很像山羊的毛，只有脸还看得出几分羊相。开普从前极负盛名的各种长尾羊，据说已近绝种，被美利奴与莱斯特的杂交种取代了；后者无论就羊肉的品质，还是就羊毛的纤细和产量而言，都更有利可图。羊毛每年大量输往英国，也有一些运到美国；近年来开普羊毛的纤维和品质已大有长进。

注：

〔二〕 开普敦人把这叫做「台布」。

第三章自好望角至毛里求斯

我们心里很明白，此番离去的是全程中最有家乡气息的一个港口，因此向开普敦作别时，喜悦与依依之情交织在一起。在那里，兴旺的气象随处可见；这地方带着一种殷实富庶、同时又安闲舒适的英国味道，凡是到过格兰德港和罗安达那些破败寒伧的葡萄牙聚落的人，绝不会看不出这分别。刚离了上述两地便来到开普敦，使我们对自己出自盎格鲁·撒克逊一脉深怀感激，也使我们更信那句常被人重复的话：「英国人是最好的殖民者。」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他们坚韧的干劲和勤勉，也因为他们无论走到哪里，进取的精神和我们新教信仰那种提升人心、使人得安的力量，总与他们同行。

十二月十二日午后三时，我们起锚；好船重又掉头向海，驶出桌湾。我们在后甲板上、连接两侧舵楼的天桥底下坐定，面朝船尾，预备把出湾途中一一掠过的景物记下来。先是城连同它背后的山峦向远处退去；接着是泊船；过了防波堤、炮台、市立医院和灯塔，我们绕过绿角，左手是鸟岛，不多时便已在大洋之上。迎面是一股强劲的顶头风；我们的好船却在深绿色的浪涛间破浪疾行，不久，狮背与狮头的另一侧也现出轮廓——狮背拉长了许多，狮头却依旧昂然如故——两山之间的谷地里，一条好路蜿蜒穿过田野，两旁是大片肥沃的农庄。

到这一带，我们沿海岸兜了一个弯，得以饱看桌山的另一面；这一段海岸的地形很使我们想起哈得孙河边的高地。随后是一连串同样高峻嶙峋的山体，如同桌山一样呈长方形，顶端平坦，方正的一端径直抵在海上，浪涛猛击着它们多岩的侧面。紧接着我们又驶过两座高峰，两峰基部相连，坡势平缓，坡上覆着从那几乎垂直的荒秃峭壁上冲刷下来的碎屑所化成的土壤。沿岸行去，所见山景大抵类此，间或也现出一座圆锥形的山峰，令我们想起佛得角群岛；也有几座形状颇像罗安达湾岸上那些金字塔形的沙丘。绕过这样一座巍然向海突出的大山之后，桌山便看不见了。这些山顶的地层构造很特别，近乎水平，显然是火山成因。我们遇上一艘沿岸行驶的小螺旋桨船，尽管涌浪很大，它却驾浪甚稳；此后那座久久高踞、气象阴郁雄浑的狮头山便从视野中消失，代之以一列渐次低下去的山脉；在那山脉的坡背上，老桌山重又探出头来，成了一幅绝妙风景的远景：近景是大海，近旁一处小湾里偎着一个小村。再往前，我们过了一列较为齐整的山，自山脚起便是垂直的峭壁；接着一转，又从侧面望见最初经过的那一列方正的大山，此刻正向内陆伸展，那朦胧的轮廓一直伸到目力的尽头。随后是一条狭长青翠的陆舌，愈近愈宽，却很快隐没在另一列山中；这列山的模样与先前所见都不相同，山形较为浑圆，近山脚处更绿，山顶却是一派荒瘠。到此为止我们一直离岸三四英里；此时虽仍一路正南，海岸线却在后退。恰好用茶的钟声响起，这一幅集山景之奇伟壮丽于一身的连绵画卷，便骤然中断了。

重上甲板时，航向大致未变，离岸的距离也没增加多少；只是沿岸那一层山低了些，我们得以清楚地看见两道分明的平行山脉，其间浮着轻软如絮的云，在落日余晖里闪着光。我们也正迅速逼近好望角的最南端——那里宽约五英里。我们下舱之后，仍在船尾守望，直到晚上八点，近海两座山峰中较小的那一座上，好望角的旋转灯亮了。在这些山的前方，一条长长的陆舌远远伸进海里，末端另立着一座灯塔，指引航海者沿岸平安而行。这时海上浪头很大，天色愈来愈黑；我们想到后甲板上去看那旋转灯，便攀了上去，刚站到自以为背风的位置上，一个大浪便扑过甲板，把我们立足之处横扫一遍，兜头浇了我们一身透彻而意外的「淋浴」，我们立刻退回舱下，那一夜便乐得待在里面不出来了。

次日早晨海面颇为平静，十一点钟我们驶过阿古拉斯角——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借望远镜可以看见灯塔，以及近旁一处小湾，湾中泊着船只。午后我们遇上一艘漂亮的快剪船，满帆疾驶，顺风穿水如飞鸟一般。将近时我们升起美国国旗，它立即升起英国国旗；再度用上信号，我们得知那是从香港来的「群岛之王号」。

一路向东北行去，非洲渐渐退出视野；我们刚望见并驶过阿尔戈亚湾的东南端，便又遇上一片大浪，那涌浪一连三天不减其势，大大迟滞了我们的行程。此后不久，将近南纬二十六度、东经三十七度处，我们穿行过绵延许多英里的所谓「鲸食」：那东西受洋流带动，成带成流地向东南漂去。据说那是一种微生物，样子很像橡木的锯末；在它下面、并与它混在一处的，通常有大量小虾。鲸极爱吃这东西，因此常在附近出没。次日果然有一艘美国捕鲸船与我们通话，我们停下船，让它放小艇过来打听消息。那是新贝德福的「少年凤凰号」，出海已十四个月，其间不曾得到美国的一点音信，捕获鲸油一千一百桶。一个不曾尝过海上艰辛的人，是无从体会这样与世隔绝的一船人，遇上一条新近从家乡来的船时是什么心情的。他们捧读我们赠与的那一叠报纸时的那份专注，英语里找不出恰当的说法来形容。

天气渐渐炎热，水银柱已升到八十五度，还在往上爬。我们已把「鲸食」抛在身后，一路行去，既无什么可打破海上生活的单调，也无什么可增添我们的见闻。不过我们注意到，海水泛出的蓝色比我们在大西洋热带所见的更深。在那边航行时，我们尤其为星光的极度灿烂所倾倒，常常直到深夜还消磨时光，看行星升起，看那壮丽的南十字座现身。然而我们从未像在印度洋上静静行驶时那样，为满天星斗的辉煌所迷醉——尤其是从毛里求斯的路易港驶往新加坡的那一段。金星即便在我们北方的天空也是格外美丽的一颗，在这里却光华堂皇到能投出影子来；它与其他天体一道，仿佛都凸显出来，使古人那个奇特的想头——星辰是「固定」的，像钉子一样钉在一层坚实的天外球壳上——竟真真实实地应验了。

可爱的南十字座那种引人入胜的诗意，以及它在热带天宇澄澈透明的太空里浮动、闪烁生辉时所唤起的希望与虔敬，是任何描摹都传达不出的。夜色安宁，天气和暖，长空无云，招引我们到露天里去；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守着，看这一座以及别的、从不照亮我们北方天空的星座升起，也看那奇异的麦哲伦星云——据说那是另外的行星系统。金牛座中毕宿五的华美光辉、昴星团格外的璀璨，以及组成猎户座（南天诸座中最大最亮的一座）的群星那无与伦比的光焰，常常叫我们出神几个钟头；也使我们极虔诚地领受了诗人的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还多少不止于隐约地窥见了全能者对约伯所说那句话的意思：「你能系住昴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

十二月二十日午后，我们渐渐近了「月亮之岛」〔三〕的东南岸；入夜之前已距陆地八到十英里，两座大山影影绰绰的轮廓清晰可辨。我们沿着这片相对而言尚未探明的国土的低岸行驶了好几个钟头；然而，

「碧绿的马达加斯加，繁花的谷地，

春意的草场，无数安宁的港湾」——

都笼在一片朦胧如梦的热带雾霭里；那雾霭像一层面纱悬在山上，又在低地上漂浮，不久便要被灿烂的太阳驱散——正如从前把这片美丽土地整个裹在重重黑夜里的异教阴影与迷信的黑暗，如今也开始被「公义的太阳」那灿烂的光所驱散。我们在明亮的热带月色里望见了多凡堡，月色也照出了山脉与海岸——这一带的海岸轮廓要雄峻些。不过我们是朝着波旁岛和毛里求斯去的；到了早晨，眼前重又只剩下天边澄澈的蔚蓝与海水更深的蓝相接。我们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土地：它的山川之奇，兼有自然界许多雄伟壮丽之处；它的花木之盛无与伦比，尤其多珍奇秀美的兰花，还以「旅人蕉」著称——刺破那叶柄，便有清水涌出，可解渴者之急。

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早，我们沿波旁岛的海岸行驶，最先望见的是它的西南角；其时天正从它那高耸的火山群峰之外破晓，晨光在峰顶上跳荡，把那些山尖照得发亮。此岛地势比毛里求斯高出许多，据说风景却不及后者秀美。由群山构成的海岸线，其临海的基部方正而陡峭，有一处直伸进海里一英里有余，宛如一道巨大的防波堤。此时我们正在圣但尼外海——那是全岛的主港，遇上大风时却极不安全。泊在这港里的船总要随时准备一声令下即刻开航；我们数了数，外海处泊着一队十四艘船，帆全张着，只等天气变坏的头一点征兆便溜出海去。岸上有一处码头，凡船上的小艇可以安全靠岸时，那里便升起一面旗。城后的群山之间有几道极深的峡谷；我们同行的传教士中有一位曾在北印度住过几年，说那些峡谷很像他在喜马拉雅山中所见的，谷中都有活水流淌。又过了几座山，山坡经过开垦，半山以下覆着丰茂的绿意；我们略向东行，圣但尼便不见了。

沿岛行去，群山渐渐退出视野，不久我们便到了一片更为开阔的坡地之外——那坡地自海边一直伸向远方，其间是经营得极好的种植园，田里满是热带的丰饶，四下里点缀着位置如画的房舍。

刚把波旁岛丢在身后，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午，我们便在六十英里之外望见了毛里求斯那些肩背宽阔的山；午后五时已贴着山脚行驶，打算进入路易港。这些山的形状变化几乎无穷。一处有一座古堡似的山峰从我们眼前掠过，后面跟着几座较小的，都是从一片广阔的平原上径直拔起；另有一座锥形的山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看去像被天然的草坪环绕着，草坪上覆着最浓郁的绿茵。这里的田土似乎与波旁岛一样经营得极好，种植园连同齐整的住宅，处处显出殷实兴旺的气象。

正赞叹这难得一见的美景时，一阵热带小雨忽然落下，转眼又过去了；太阳重新露面，一道美丽的虹自山后升起，使这多变的景色更添一种绝美的魅惑。然而这一幕虽然壮丽，不过是另一幕同样宏伟秀美的序曲罢了。热带的落日向来是壮观的，而暴雨之后的热带落日，则是人一生中的一桩大事——实在是自然界少有的那几种景象之一，其本身和它所唤起的感受一样无法描摹。那个难忘的傍晚，我们恰好得见这样一幅景象：阵雨移开去，它幽暗的裙裾被落日染上灿烂的宝石蓝。还有那些落在风暴之后的白色绒云，被极精致地染上蛋白石的淡红和紫水晶的柔紫——美得几乎要同彩虹的颜色争胜，而那残缺的虹弧正在远山之上闪着光。

我们鸣了炮，绕过一座高峰（峰顶有一座信号台，此时耸立在我们右手），驶入路易港。我们没有停下来接引水员：这虽是船长头一回到此岛，他的航海本领却高明得无须这等相助。船以半速前进，一路不断测深，摸索着上溯水道，直抵检疫锚地；后甲板上挤满了快活的人，眼前的美景使他们心里满是欢喜，更不必说我们还盼着去「逛一逛」路易港的城区和四郊。

上溯港内时，我们经过一艘英国船，那船长好意相告——「切莫试着靠码头」——这话在我们耳中像一个刺耳的不谐音；及至到了锚地，一个粗壮的英国引水员靠上船来，却非要先问明船上无人染病、离开开普之后未死过人，才肯把脚踏上舷梯。他是个风风火火、话头极多的人，登上后甲板时，粗声大气地说：「唔，这港里霍乱正凶！」——这一句的效果如同电击；我们一时惊惧失望得说不出话，一个接一个退到底舱去了。

然而「人在无可奈何时的本事是奇怪的」；虽然我们原打算游览城中名胜和近郊、借此得些乐趣与满足，那些「空中楼阁」已像热带落日的绚丽云霞一样消散，虽然我们即将在酷烈的暑气中（水银柱在九十度以上）迎面遇上一场可怕的瘟疫，却没有人张皇失措，这事也很少有人再提。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这场境遇的骤变对船上每个人的影响竟大致相同——人人似乎都更愿与自己的心念相对，而不愿把它说给别人听。这时以赛亚的话极有力地浮上心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似乎没有谁怀疑：在这样的关口，以基督徒的盼望与信靠自守，比起逞无谓的豪勇，或反过来任由自己陷入怯懦不男儿的恐惧，其价值都要大得无穷。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引水员把疫情说得过了些；他之所以不在最「和软」的心境里，是因为我们行船太快，害他没赶上在我们入港前登船，把我们扣去检疫。此前许多个星期里，凡自好望角来的船都得受这道折磨，因为那港秋天曾流行天花。

在港口医生上船、查明我们大体康健之前，谁也不准上岸。我们心里本已略略宽了些；布里格斯船长进城之后回来，所述情形与引水员大不相同，我们这才放心：这病与其说是流行病，不如说是地方病，据我们所能打听到的，只限于离路易港两英里的大河一带。一八五四年霍乱曾在路易港城中大肆猖獗，如今正采取最严厉的措施防止重蹈覆辙。此番疫病是由一艘自加尔各答来的船带进港的；我们在港口入口处通话的那条船也是从那座城来的，装着印度苦力，航行途中苦力中间便出了霍乱。它一到埠，自然立刻被扣去检疫。

毛里求斯岛于十六世纪由葡萄牙人佩德罗·马斯卡雷尼亚斯发现，他名之为「天鹅岛」；然而一五九八年荷兰航海家范内克到此，见岛上仍无人烟，便以奥兰治亲王毛里斯之名称之为毛里求斯。后来荷兰人弃岛而去；路易港的一位居民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因岛上老鼠成灾而被逼走的，这说法在当地是被公认为史实的。

一七二一年法国人占据此岛；它今日的富庶，多半得力于那位法国总督、著名的拉布尔多奈先生的才干与善治。此后一八一〇年为英国人所取，一八一四年的和约把它正式割与英国。据说此岛现有三十五万居民，其中欧洲人不过一万二千。境内多山，土呈红色；地力大体肥沃，水源充足，热带物产丰饶——东方热带常见的树木、果实和草木，在此都长得极好。

此岛虽产上好的咖啡和香料，所种却几乎只有甘蔗一项，别的大宗作物都被它挤掉了——每年输出食糖三亿磅，大半运往法国。岛上所产的乌木，据说是世上最坚实、纹理最密、光泽最好的；若果真都像搬上我们船的那些，这名声便是当之无愧了。谷物之类种得极少；大多数食物和别的给养，都自好望角、马达加斯加、印度和波旁岛输入。马达加斯加牧场广阔，出好牛；毛里求斯人吃的牛肉，便来自那座岛——卡蒙斯说那里是：

「哞叫的牛群点缀着碧绿的山谷。」

从前此地也有非洲奴隶制，二十多年前已经废除；而据说岛上一些最奇特动人的天然胜景，都与那不幸种族所受的不义与苦难相连——他们不过比亚洲各族多了一层更黑的皮色，如今却敢于抬起头来，要求与人类大家庭平等为兄弟。他们得了自由之后，境遇既不大有改善的指望，也难以维持原状。据说在与他们竞争的那些更有优势、更为先进的亚洲各族的辛苦劳作之间——那些人谁也不曾背负非洲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遇上的那种毫不留情的偏见——这些可怜人大半已经凋零。不过大家也承认，留下的人中间，有些已置得舒适的家业，也积起了些财产；而那些挣得这般安适体面地位的人，是在种种困难面前挣得的；若换了我们这一族里的人克服了这些困难，他必被看作一个不屈不挠、极其能干的撒克逊人。

路易港城是全岛的主港和首府，位于南纬二十度九分五十六秒、东经五十七度二十八分四十一秒。它坐落在一个三角形海湾的顶端，一部分建在三面环抱着它的山坡上。其中最高的是「拇指山」，就在城的背后拔起，高二千八百英尺；自此另有一列山向西南伸展入海。环抱城区及其秀美近郊的那列山向东北伸展；在它们后面高出同侪的，是著名的彼得博特峰的山顶。从港内望去，这城颇有一番堂皇气象。克里奥尔人、苦力，以及从前奴隶人口的后裔，各居一处；城中苦力聚居的一带，间或可见一座清真寺的尖塔。

路易港最初由较上等的法国人家开辟，其中许多出自旧日的贵族；他们的后裔至今仍守着祖上的体面，使他们所处的社交界带着一种教养与风雅的格调，便是在离文明中心更近的国度里也难得一见。据说人口在五六万之间，几乎地球上每一个民族都有人在此。这里被认为是世上最具国际色彩的地方之一，全岛的对外贸易都在此办理；清早营业的时辰，英法商人、军人、警察、水手，还有中国人、阿拉伯人、孟加拉人、帕西人，连同「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熙熙攘攘，各着本族服色，在一个不曾出过远门的美国人眼里，真是又新奇又有趣的一景。

码头上有大宗货栈；离登岸处几步，有一座宽阔的门洞通往一片大空场，叫做「阅兵广场」，两边都种着树。总督府在更远处，靠着山那边。

一八四五年以前，自毛里求斯运往英国的糖及别的货物，与印度来的同类货物课同样的税；这一年海关章程改订，税率定为「与英属西印度殖民地同样生长、出产或制造的同类货物相同」，贸易遂得与之平等。

俯瞰全城与港口的炮台，建在我们入港时绕过的那座山的一道支脉上。因为水道难行，凡船只驶近，都须升旗鸣炮两响；夜间则须点灯，届时引水员上船，把船稳稳引入港内。

每年头三个月，此岛常遭可怕的飓风，即所谓「气旋」，其间天气变幻不定。风雨飑先行而至；我们到时正近其期，每天都见沉沉雨云在山顶上或沿着山坡倾泻而下，有时我们船上也落下些微雨点。听英国海员牧师理查兹先生讲过他上一年的险历——他和全家因在飓风季节留在「伯特利号」船上，几乎丧命——我们看着这些必随之而来的风暴前兆，心里格外惊惧。他那番奇迹般的脱险并没有平息我们的不安，我们比先前更急着重返海上，好脱出这一带纬度。

据说因为这些风的缘故，城中的住宅都只有一层，为安全起见装着坚固的外护板——称作「防风板」——门也格外结实。气压表一显出飓风将至，城堡上便鸣炮为号，命所有船只放下上桅上桁；同时港务局升旗，警告泊在内港以外的船只出海去。若有船受此警告仍迟疑不动或不肯移锚，炮台便向它开炮，逼它离开。这样做实出于绝对必要，因为这些风一起，外港里没有一条船能不被推上礁石撞毁。内港一次只容得下少数几条船，它们并排成列系泊，以某种方式彼此拴住，中间留一小片空水。每条船首尾都下锚——这使我们想起保罗遇船难时，他们「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

众所周知，毛里求斯是圣皮埃尔那篇小小传奇《保尔与薇吉妮》的背景，两人的坟就在庞普勒穆斯的一座园子里。「圣热朗号」于一七四五年在附近海岸失事，毗邻的一处小湾便叫「坟湾」——据古老的传说，保尔与薇吉妮就葬在那里。往北驱车七英里，一路景致宜人，便到庞普勒穆斯；凡到路易港的人没有不去的。于是我们对城里的疫病也只往好处想，同样作了一次朝拜这块「经典之地」的行程。

那天是圣诞节，暑热逼人——荫处的水银柱升到九十六度以上；我们直到日光的威势稍减、空气被傍晚的海风吹得略凉些的午后才动身。离船在码头登岸，迎面是一群几乎囊括东方各族的人，从漆黑的非洲人到肤色浅的阿拉伯人，都蹲在地上，专心用贝币赌钱。我们从他们身旁过去，穿过前面说过的拱门，走到阅兵广场；我们一行中的男客同一群口齿伶俐的车夫和敞篷四轮马车的车主讨价还价一番，雇到两辆车，便出发了。路易港的街道和自城中通出的道路，都用最好的碎石法铺筑，城里的阴沟和人行道也都砌了石。许多地段种着荫树；山上引来的充足好水，经石砌的渡槽跨过深谷送进城来。其中我们经过的一道尤其可观，是仿罗马式建造的，气派古朴堂皇。

这一路驱车十分惬意，道旁两侧都是芦荟和仙人掌作篱，其间杂着各样别的热带灌木、花卉和树木。芦荟那奇特的、穗子似的花，擎在十五到二十英尺高的花葶上，尤其惹眼；沿路可见大片甘蔗园，四周围着树篱，还有种植园主的住宅和苦力们的茅屋。私人住宅院子的木栅，许多都被一种旋花科植物遮住——那种藤蔓无论花还是叶，都比我们西方任何一种更美；有些人家四围是极精致的花篱，里面是一方方小巧的花坛，栽满各色开花的灌木和草花。

毛里求斯确确实实是一座花的伊甸园。圣诞节的早晨，我们舱里的桌子固然被那些美丽的热带花色装点得光彩夺目，连有些人送来的圣诞问候，也附着扎得极好看的花束。在我们看来，东方的林木同样不同凡响：有榕树、竹、无花果、巴旦杏、芒果、香蕉、椰子和各种棕榈，还有正舒展着美丽花朵的石榴；而每一转弯处，大树盛开着花，尽显最浓郁的黄、紫、红。其中有一株，我们将永远记得它那庄严绚烂的美。它长在庞普勒穆斯的路旁，至少有四十英尺高，一树金合欢似的娇绿细叶，叶间缀着大簇大簇鲜红夺目的花。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叫「凤凰木」，俗称「千花」或「火焰树」，花期自十二月到四月。

样样凑在一处，使这趟车行如入仙境，我们几乎要自问：究竟是身临其境呢，还是在做梦？因为是圣诞节，各色人等都放假，苦力和克里奥尔人都穿了最好的衣裳出来。我们去庞普勒穆斯的来回路上，全程都挤满了这些人。有孟加拉女子，穿上了她最鲜艳的红、黄或紫的「纱丽」——那是一整幅长长的棉布或别的轻软料子做的衣裳，很有风致地把头和身子一齐罩住；走在她身旁的是她印度斯坦的姊妹，衣裳由三件组成：「库尔蒂」，我们要称之为短衫；「萨亚」，相当于我们的裙；还有「查达」，是一幅白纱或印花布，一码半到两码长，轻轻地、常常还很俏皮地披在头上。男子们穿着白与红的节日盛装，宽袍飘然，有的步行，有的坐驴车；境况好些的穆斯林乘马车驶过，或三五成群沿路缓行，其中有人到了礼拜的时辰，便在我们经过时俯身跪拜。流动的人群里到处夹杂着各操其业的苦力：有的头顶大而扁的圆筐，里面常装着鸡；有的挑着满载果蔬的沉重驮筐，快步往返于城里城外。男女都身形轻捷，腰板极挺，体态匀称。两性也都爱佩饰物——不但手指上戴戒指、耳上挂环，连鼻上也垂着饰件。在额上缀一件什么饰物也是常事，手镯更是多得不得了。

到了庞普勒穆斯，一个住在近旁茅屋里的孟加拉苦力迎上来，为我们当了向导，事后讨「赏钱」。随着这人，我们进了园子；走几步便见一泓小小的椭圆形死水塘，沿右岸行不多远，我们已站在薇吉妮的墓旁——保尔的墓正在对面，隔着那一潭浊水。两座墓都残破得厉害，所余不过两方砖砌抹灰的方台，每一方的中央自顶上贯下一根细铁柱。那砖台从前是基座，铁柱是用来支撑立在其上的陶土或粗陶骨灰瓮的；两座碑原先都围着轻巧的铁栏。如今铁栏和骨灰瓮已一点痕迹不存；只有柔韧秀逸的竹子在墓上迎风萧萧作响，一种藤状的含羞草贴着墓基蔓生。竹径、柚林，以及椰子树、芒果和橘树林——如果当年果真装点过这一处的话——都已荡然无存。多年以前，附近曾开过一家酒肆客舍，路易港的法国居民常来此地。

把保尔与薇吉妮的生平与情爱这样动人的故事拆穿，未免可惜；但毛里求斯一位英国新教牧师向我们保证说，那叙述几乎全是虚构。倒不是说未必有这么两个人存在过、未必在此岸失事；那不过是圣皮埃尔据以敷演成一篇凄婉感人的故事的「本事」罢了；除了少数法国人，没有谁把它当作真人真事。我们同船的旅伴中有几位是笃信这故事的，见我们对此一笑，很不高兴；然而我们采摘花朵和竹枝、含羞草的枝条以作此行纪念时，也同他们一样起劲，一面重又欣然想起当年初读圣皮埃尔那本有趣小书的日子。

庞普勒穆斯及其四郊极其秀美动人。离两座坟不远处立着一座哥特式的老教堂，很有气派，旁边是墓园，坟茔碑石上都供着新鲜的花；那许多美丽的圣诞花束与花环，是慈爱的手放在死者最后安息之处的，使这一方地界显得十分安详可亲。花束多半插在式样和做工都很讲究的花瓶里，且与碑墓连成一体。

同一带的动物园（即皇家园林）占地约五十英亩，布局宏阔——林荫道两侧种的都是世上最珍稀名贵的树木。每隔一段有石凳，供游人歇脚；我们还注意到宽阔的墙垣两侧有小小的沟渠，引水灌溉。时间不容我们如愿细看；不过那条据说在规模与秀美上世上几乎无与伦比的棕榈大道，我们匆匆一瞥；还头一回见到菠萝蜜树和它那奇特的果子——果子悬在离地三十英尺处，已长得很大，却还没熟。灌木丛中还有一株上好的鹿角藤，我们摘了几片它那斑驳奇异的叶子。

在毛里求斯的最后一个傍晚，我们用来拜谒基督徒墓园。这地方我们人人都感兴趣，而对我们中的传教士一行更有一份特别的牵念，因为最早的美国女传教士之一哈丽雅特·纽厄尔夫人就葬在那里。墓园虽自成一围，却与印度穆斯林的坟地相接，也与帕西人和中国人的坟地相接，同占着港湾东南侧一片低地。

一条沿海滨蜿蜒的宽敞林荫道——欧洲人似乎很爱在这里炫耀他们漂亮的车马——引我们到园门；道旁两行高大的木麻黄，极像柏树。海风的吹拂使这些树微微朝着它们所通向的墓园倾斜；微风时断时续地叹息着，在叶间萧萧作响，使这条通往死者安息之地的路显出一种格外凄恻的意味。

园中有许多坟茔与碑石，后者有些华饰考究、所费不菲，多数却是用本地粗糙的花岗岩朴素而结实地做成——这种石头能打磨得相当光洁，从荫蔽此地的群山中取用极便。常青树、灌木和花草很多；我们四处寻访纽厄尔夫人的墓时，苦力挑水人正忙着给这些草木浇晚水。我们没有向导，因此找起来颇费周折，在碑碣间耐心地搜寻许久，终于如愿。那坟由本地石砌成一圈低矮的墓围，顶上覆着一块白色大理石板，石板上首浮雕着一只骨灰瓮，瓮下刻着如下铭文：

谨志

以纪念

哈丽雅特·阿特伍德夫人，

孟买传教士塞缪尔·纽厄尔牧师之妻。

一七九三年十月十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黑弗里尔。

自印度航来此地，历尽艰苦，

于一八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卒。

她早岁献身于基督，心系异教之民。

为他们，她别却亲族与故土，

甘受危难与苦楚。

她天资颖悟，才艺与德行兼富，

为友朋所喜，为夫君之冠冕，

为传教事业之光。

此朴素之碑，

由美国海外传道部

为纪念她而立。

墓与石板都保持得洁净完好；据说每年都有虔诚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妥为照料，他们乐得有这样的机会，纯为出于爱心而做这件事。

这样一位为人所爱、才德兼备的人，一生如此短促，在许多以世人的眼光衡量的人看来，无疑是白白牺牲了，甚至是白白抛掷了。然而对于稍知新教传教事业在异教之地如何运作、并能据亲见亲闻述说传教场上何等需要这样的妇女的人来说，纽厄尔夫人献身此业、忍苦以终、行程虽短，却结出了许多果子，对这事业有无穷的功用。她的榜样又鼓动了她那么多同国的女子，欣然乐意地献身于同一桩高贵的事业，并且使另一些人愿意在本国做勤恳热心的工，以推进救主之国的扩展；因此，站在她那朴素的坟边，人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到「她虽死了，却仍旧说话」。倘若世上有一处地方能真切体会这句话，那便是这样一个人的墓前：她如此年轻，如此以身相许，如此有才有德，只要基督的事业和灵魂的益处是她的目的，她便不避任何艰辛，不吝任何牺牲。在她，基督徒的本分高于一切；她过早的死，对那桩似乎已耗尽她心魂全部气力的事业固然是无可弥补的损失，然而「庄稼的主」这样早早召她回家，也正相宜——用塔索那句雄辩的话来说她，真是再合适不过：

「这些天堂之鸟只盼着飞回

它们本来的居所去。」

我们寻访纽厄尔夫人墓时曾遇见一具巨大的石十字架，墓园别处还有两三具相似的，都是比例匀称、做工精致的圆柱，用本地花岗岩制成，约二十英尺高，横臂长六七英尺。我们这信仰的这一标记，在坟茔与碑碣之上于各处显现，其效果有一种宗教性的崇高；在我们看来，它不但是基督爱我们的凭证，也是基督徒终必在天上安息的确据。

归途中，我们在木麻黄夹道的路上遇见一场穆斯林的葬礼，那是一幅野性、奇异而凄然的景象。棺材置在一种灵床上，由人扛在肩上快步走着，形状像房顶，上面有一道脊。棺上覆着淡赭黄色的印花布，两侧垂着粉色玫瑰的花环。一位缠头的教长走在灵床前头；随灵而行的杂沓人群却不大讲究次序和体统。他们看去远不像送葬的队伍，倒像东方街头寻常的人群，谈得极其热闹。教长的声音间或盖过喧哗，郑重地以半吟半诵的调子唱着；但这一幕的主要特色、也是最令我们难过的，是这队人个个一副全然漠然的神气，交谈显然是生意和别的俗务。这是我们头一次亲见异教的葬礼；我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情形，能比这更让我们由衷而真切地庆幸：自己生在、也长在一个有《圣经》信仰和基督教风化的国土。

注：

〔三〕 马达加斯加从前被当地人如此称呼。

第四章自毛里求斯至香港

世上再没有比毛里求斯更妩媚的地方，也没有哪一片土地能夸称有比它更崇高、更入画的山色；只是我们逗留期间，那暑热的酷烈似要与我们在罗安达所受的一较高下，虽说它的影响远不像罗安达那样带着一股要把人枯干的毒气。不过我们听说，夏天的炎热要到一月、二月才发足全力；这一层，加上灼人的空气、加上飓风季节已近得令人心惊——更不必说路易港正闹霍乱——都使我们乐于痛快地同此岛作别。

我们已驶过要塞与钟浮标，遣散了引水人，正望着迅速退去的海岸，忽遇一艘自锡兰岛加勒角驶来的英国邮船。两船鸣礼相致，随即得知一桩据说可靠的消息：美国已与某国宣战；至于我国政府与之起冲突的究竟是哪一国，我们的船官因信号有缺，无从辨明。起初这在人心里生出些难受的疑虑与不安；但终究是这样一种看法占了上风：只要南方的叛乱尚未戡定，合众国便不会自陷于一场对外战争，除非是万不得已、势在必行。

天气依旧平静，海面仍无波澜；不过自离路易港后的三四天里，也有过几回：阴沉、赤红而不祥的云层沉沉压在天边，又漫过我们头顶；一天傍晚更是死一般的沉寂，除了气压表，样样都预示风暴将至。然而我们赶着汽力驶出那一带，风暴未及临到我们头上；等到出毛里求斯以北十度、十二度光景，人人才呼吸得畅快些，因为那时已可大致断定，此后是一路平安的航程。数月之后我们才得知：我们对旋风——即那种风暴——将至的推算并没有错，我们驶过那片海域后不过几天，那里就遭了一场这样可怕的飓风。

十二月二十七日午后，我们在路易港起锚；到三十日上午十一时，自纽约启航以来，我们的明轮已转足一百万转。一月二日，我们驶过查戈斯群岛，群岛中最大的一岛（迪戈加西亚）属英国。该岛长十四英里，宽八英里，为珊瑚所成，有一个极好的港湾，作新月形，像贝壳的内凹一般嵌进岛里。往下挖八英尺便有好水。岛上遍生椰树，毛里求斯人住在那里，主要是为了制椰子油。

在南印度洋上，日复一日，我们舱内的水银柱升到将近一百度，海面平静如江河；过了查戈斯群岛，暑热却有一阵明显退到八十五度上下，这变化甚是快意。我们再一次越过赤道，朝苏门答腊岛西北角驶去；到九日早上，已望见那一片青翠的海岸，正向苏拉特峡口驶去。霍斯堡说，这条窄峡「当地人称之为『塞拉特·阿努斯』，由石岛东端与亚齐角之间形成。峡宽约一百五十码，水深十二至十四英寻。真正的通道不过一百码宽；又因进口两侧回流甚急，若无一股够劲的顺风，便不甚安全，惟潮水刚转的时候例外。」

我们过峡那一日，正是那种完美无瑕的日子：头顶的碧空清澄深湛，与夜间群星浮游其中的那一片天同一个颜色，灿烂的日光柔和温润地洒在陆地与水面上。自西面驶入，亚齐角那一道高峻青翠的斜坡矗立在右手；但在它东北一侧驶入马六甲海峡之后，那里便是陡峭嶙峋的崖岸了。左手升起普洛〔四〕金金岛，它的山坡与沿岸的沃土上，覆着常青树木与椰林。我们穿峡而过时，亚齐角高踞众山之上；其两侧披着茂密的长草、热带的树木、灌丛与藤蔓，其间点点安卧着马来人入画的茅屋，望去分外可喜。有一处我们驶得那么近，近得可以把探出的树枝一一数过来，心里不由生出一股冲动，想去抓一把那些垂在水面上的藤条。这一路上，秀丽的、野性壮阔的、崇高的景致我们看得已多，然而论那种摄人的妩媚，都比不上我们驶入苏拉特峡口、驶进马六甲海峡时映入眼中的这一片——这是全程一切景色的登顶之荣，「是美的事物，是永久的喜悦」。

驶入海峡时，左手的浅水上散布着当地人的小渔船，形状略似独木舟；捕鱼时首尾相系，五六只结成一簇，便稳稳地定在那里不动。霍斯堡说：「在此处，若早上七八点钟还不见渔舟出来，这一天便可望有一股劲风。」还有一些小帆船四处滑行，船舷上缘造着一副窄窄的架子，用来配重，免得骤来一阵狂风时被打翻。

绕过亚齐角，我们驶过一条同名的河口；自河口往内陆两英里，便是亚齐城，那里有一位穆斯林的首领，每日午后两三点钟开市，市上可买到鸡蛋、家禽和果子；若提前一天告知，船只也能买到菜牛和山羊。亚齐河口稍远处有一处船只的泊地；我们经过时，那里停着三条船，两条英国的，一条土耳其的。胡椒是这里的主要出产，与当地人交易，可以大量得到。

我们沿这座秀丽岛屿的海岸行驶了两天，不时能极好地望见一座土人的村落，坐落在一片看去很不错的牧场或耕作得很好的田地之间。那看似耕作的景象，多半无疑只是热带野生的丰茂；因为从我们所站的地方看去，自然界的每一副面貌都招人喜爱。然而在那样一个地方，人人腰间都佩着一把凶悍的短刀，唤作克力士剑，一旦有什么东西动了他的心，便谁也信不得——如此说来，距离不但「使景色生出魅力」，还生出一种确确实实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形下，那安全感一刻也容不得人动「想走近些认识认识」的念头。

在这条海峡里行船，须极小心、极有手段，因为一路上会遇到险恶的沙洲和无数多岩的小岛。所幸我们得了几个月明之夜；布里格斯船长应付得了任何紧急局面，从不推卸他的职分与担子，一夜又一夜守在甲板上指挥测深——我们穿行水道时，测深是万分谨慎地进行的。其中一夜，我们驶过一片极广大而险恶的沙洲，不久之前，有一艘轮船在那上面触底失事。从前那里及其附近并无灯火，但在我们过境之前的一段时候，已有一条船系泊在沙洲近旁，每夜点起灯来，为航海之人作标识。

一月十一日早上，我们第一次瞥见亚洲大陆；这一整天，我们的眼睛几乎不曾离开那一片介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广袤邦土——一位旧时的作家告诉我们，「托勒密把他的食人族安置在那里，曼德维尔则在那里见到过没有头的人，用胸口的孔洞视物说话。」午后我们驶至马六甲城外，只见在低平的海岸上排开一长列低矮的房屋，靠水处立着一根高高的旗杆，我们从那里受了信号致意。港内船舶颇盛，远处隐隐横着一道高峻的山脉；而在那之外，便是我们正匆匆趋往的中华之国了。

那些有福气的人，从不曾带着要在异邦度日的前景离开父母之邦，他们便难以懂得：当一个人渐渐走近、并亲眼望见那将做他多年、也许是终身之家的陌生国土时，心里是怎样一番情绪。那时血流与思绪一齐加快，一个人天性再冷静，安宁与沉稳也要暂时离他而去。

一八六二年一月十二日早上，我们抵达新加坡；此前我们在一片多岩小岛的群岛里穿行了好几个钟头。那一夜的大半时间，我们都听见抛铅测深的声响；再加上轮船已放至半速，几位较为易醒的乘客便一直警醒着，直到天光大亮，我们平安系泊。

新加坡有一个极好、极宽绰的港湾，作新月形；市镇一半建在一列山丘之上，一半建在山脚下，这列山丘自岸边稍稍退进去，隆起得颇为入画。其中最惹眼的一座山顶上筑有炮台，为政府衙署所占；其余诸山上，则是外国人建造精良的平房住宅。市面上的商业区靠水，一道结实的石墙沿岸而行，约当其中段另有一处坚固的工事，架着重炮，炮口向外，把整个海湾都在射界之内，一副「莫犯我」的神气。这炮台的右手，顺岸而下，有一条极好的车道兼散步道，名叫「外滩」；外国人每在清早和傍晚到那里步行、驱车，享那凉爽的海风。我们到访之时，港内船舶极多，无数小船往来交错，多得出奇。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识了东方的船上生涯——中国船户为数甚众，照他们本国的规矩，就住在自己的船上。

我们在港内才刚系好缆，水面上便腾涌起东方的生气，四周围满了几乎每一个东方民族的船只，船上挤着形貌、身量、颜色各异的杂色人群，把各种各样的言语叫嚷得满空皆响。这些人不是卖果子，就是卖零碎杂货，一个个热切地吆喝着，求我们买；有几个甚至带着荐书上船来，要给我们「做」洗衣的活计。东印度人是极有意思的一族；我们的杜巴什——即通事——那个替我们船上办供给的拉马萨米〔五〕，便是这一族的一个好样本：神气安静，不慌不忙，自有一分体面，这正是这一族人的特色。

从毛里求斯与南印度洋的酷暑里出来，我们同行中有几位已很虚乏；对这样的人，新加坡较为温和的气候是一种温柔而可喜的振作。进港时我们本盼着能收到家乡的信与消息；然而我们行得太快，把陆路邮件都赶到了后头，结果发现并无自合众国来的音信，只有一则由电报传来的含糊风传：说因梅森与斯莱德尔一案，英国已有战事之虞。新加坡的美国与英国居民都担心，等那艘时时可到的邮船一来，这消息便要得到证实。这就说明了我们离毛里求斯时所遇那艘轮船要传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那消息当时曾叫我们有些忧心，不单为着我们的国家，也为着我们自己。倘那风传是真的，我们一到新加坡，就不得不把我们的船交到英国人手里；至于想从那些工事的炮口底下逃到海上去，即便不算全然发狂，也是愚不可及。不过，我们既在圣保罗·德·罗安达迎过黄热病，在开普敦迎过天花，在毛里求斯迎过霍乱，都毫发无伤，又平安穿过飓风纬度，连一场厉害的骤风都没碰上，我们便愿意希望：这片刚在西方天边升起的不祥之云也终会散去，两国之间不至于真起严重的冲突。于是我们信托上天容我们把余下的航程平安走完，决意好好享受在新加坡的日子，照往常那样去看看此地的「名胜」。

我们的船长一意要在英国邮船到达之前赶往香港，加煤便比一路上任何一港都催得更急，因此我们的时间容不得把这地方或城郊「做」得十分周到。不过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是及早起身，一面喝着茶、啃着饼干，一面乘拉马萨米的一条带篷小船进城。近登岸处，杜巴什照约好的备下了一辆马来「加里」——一种小马车，或者说轿式小车，由一匹小马来矮马拉着——在那里候我们。这车的造法与装饰处处顾着热带的舒适：座垫面子用马尼拉草织成的细而凉的料子，车厢与车顶之间还留出一两英寸的空隙通风。我们那位马来「赛斯」，即车夫，照他种姓的时式打扮得很齐整：缠头与上衣都是纯白的，上下两片耳垂上都挂着金环，镶着绿宝石，或是极像绿宝石的仿石。他有时骑着，多半却是在马旁边跑，一路催着那匹牲口，那副入画的模样再好也没有了。

我们先在「外滩」上走了那条公共车道。这是一条秀美、宽阔、筑得极好的碎石路，左侧有一片围起来的公共草地；那一畦茂盛的青草看得我们眼中一亮，勾起了家乡的念头——自离开合众国以来，我们不曾见过比这更青翠的草皮。新加坡的山坡上草色青美，这无疑要归于此地的雨水——我们听说，几乎每日都下。市镇铺展得很开，平房住宅四周的大片园地里，树木、灌丛与花卉的培植又极受用心，以致这地方看去既像城市，又像乡野，两边的好处都占了。

「外滩」上，过了公共草地稍远处，有三所宽绰的平房彼此靠着，充作旅馆，按欧洲式样经营，以便外国人起居。我们在「外滩」上驱车时，遇见欧洲的太太先生们，有步行的，也有骑马的，几乎个个面色苍白清瘦，可见西方的花木要在东方长得好是多难。我们又驱车穿过市镇的马来区与华人区；那里海湾弯得很深，中国船户便把他们那些小小的水上居室安安稳稳地系在那里过夜——这么早的时辰，我们看见他们正忙着吃早饭或做早饭。我们还去了市场，看见中国的菜农刚从乡下进城，脚步轻快地小跑着，箩筐里的果蔬压得极重，那富有弹性的竹扁担一步一颤。那里也有本地的车，由水牛拉着，叫我们想起主日学校的日子——那时我们在巴恩斯博士的《福音书注释》里，第一次见到同样一种车的图画。那挽具与整副行头，看去与据说我们救主在世之日圣地所用的一模一样：一样的机巧，一样的车，一样的套轭与驾牛之法，连车夫都算在里头，便把那幅旧图画原封不动地摆在了眼前，比我们的感觉更有力地告诉我们：我们离家真是远了。市场近旁，我们经过一簇马来茅屋，也是平房的式样，建在一片盐沼上，底下用木桩支起来，屋顶盖着芭蕉叶。

驱车途中，我们绕了一圈外国人平房所在的那座山，山上有一条极好的碎石路盘旋而上。路两旁是灌丛、花卉和热带的树木——椰子树、结着秀美悬垂果实的肉豆蔻树、面包树、姿态婉约的竹子，还有许多别的。路边草丛里，我们也看见色泽绝妙的含羞草。一路上我们顺道看了基督徒的墓园、圣公会的主教座堂，还有警察分署——署门前立着眼神险恶而奸猾的印度兵哨，一身英国军服；一队相貌不善的囚犯正在路上做工，其中有马来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管工的向我们行了一个极深的东方式额手礼。

镇上的用水是自山上引来的泉水；那些造得整齐的圆形石砌喷泉，安在树荫浓密、景致入画的所在，人来人往很盛。清早去看最见其好处：那时喷泉周围一群群赤铜色皮肤、衣着奇异的人，很能叫人领会什么是东方的泉边。不过新加坡河岸上本地洗衣男女所成的那幅图画，若说还能更奇特、更可观的话，那就是它了。那条小河里简直挤满了人；我们西方人关于爱惜、俭省、持家的种种观念在那里受了冒犯——只见他们抓起要洗的衣服往石头上一顿猛摔，我们几乎要叫出来：什么料子经得起这般揉搓！

我们把这市镇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得尽可能周到之后，便驱车到新加坡河边，离「外滩」不远，我们的小船早已奉命在那里等候。从马车走上码头时，我们遇见两位气派十分堂皇的帕西人，其中一位是祭司，他穿那一身格外惹眼的服色时，那副神气之高傲，非言语所能形容。重又坐进船里，我们沿着商埠的一带码头驶去，码头上是大片仓库，也就是东方所谓的「货栈」；然后穿出河口，进了海湾，不多时便又回到船上，对这一趟游历十分满意，另外还饿出了极好的早饭胃口。

我们同行的传教士，多半在此港离船；其中三位〔六〕要取道加尔各答前往北印度，两位要去曼谷驻扎。我们与他们分手，对他们此后的事工致以最恳切的祝愿；数月之后，很高兴听说他们都已在各自的事工之地平安落定。

世上最鲜美的一些果子，出在新加坡。在开普敦，我们买到极好的橙、杏和梨，只是节令尚早，没赶上那里上好的葡萄。在毛里求斯，甘美的芒果与开胃的荔枝正当时令；而在这里，两三种橙子都已熟透，其中有细嫩的柑；菠萝刚从株上割下来，多而饱满，熟到极处。也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吃到那精致的山竹——它胜过东方一切果子，那么细腻，味道那么绝妙，据说有人初次尝到，便断言这必是神仙的琼浆。毛里求斯的芒果是一种又大又美的果子，一面的颜色像桃子泛起的红晕；据说它与马尼拉所产的，在东方都是数得着的上品。

一月十四日午后，我们正在升火预备开往香港，忽听见英国邮船的炮声，不久便见她驶进港来。我们承认，她一到，我们心里着实有些不安；但很快便弄清，她并没有带来那些风传的证实。不过她带来了阿尔伯特亲王去世的消息；听到这消息，不单英国人，连外国居民也普遍显得很悲伤——他们也该如此，因为同情那位新寡的女王，也惋惜那位真正使自己的崇高地位增光、并造福于同类的人如此骤然逝去。我们的旗帜是最先降至半旗致哀的几面之一；带着这一分敬重与同情的表示，午后五时，我们驶出海湾，进了新加坡海峡，心里真正感激：并没有一场实实在在的战争把我们送进我们那些亲爱的英国表亲手里。拉马萨米是最后离船的。我们开动时，他立在自己船的正中，一面行着他那优雅的额手礼；他那高大而有体面的身形，一身洁白的衣服，再衬上一条红腰带和红缠头，连同他那条东方的小船和船上的水手，合成了一幅很好的图画。

东北季候风——自十月至四月刮下中国海的那股风——这个冬天异乎寻常地猛烈；我们停在新加坡港内时，多半时候都在摇动，那是北面海上风涛汹汹所生的涌浪传来的。又有消息说，前一班自新加坡开往香港的邮船已经失事；总而言之，摆在我们面前的看来是一趟颠簸的航程，此前一路伴着我们的静海与晴天，都要由北风之神狠狠地讨还回去。若只说我们「怕」这趟去香港的航程，实在表不出胆小的旅人被迫面对这种关头时心里的恐惧。对这样纤弱的人来说，静海与顺风是极大的享受；一旦反过来，那变化是可怕的——不，几乎可说是骇人的，若不是心里还想着：我们的天父在危难之时能保护我们，正如在平安之时一样。天下再没有一处地方，能像海上这样惊心动魄地显出上帝权能的威严；也再没有哪一种危险，能像大海的危险这样使人心低下去，使人这样彻底地觉得：地上可倚靠的一切都已离他而去。然而那双在我们风平日丽之日看顾我们的眼睛，在风暴临到我们时也不曾睡着，一直随着我们到底，终于把我们安然送上了所愿去的港口。

不过几个钟头，我们便穿出新加坡海峡，进了中国海，迎着季候风而行。头两天没有我们所料的那么颠；此后风却猛到那样的程度，不得不把上桅降下来。我们的船仍像水鸭似的骑在浪上；虽然风与流都跟我们作对，她在海里却颠得那么轻，我们的安全感便随之加强，心里也就有了希望和把握。

约在北纬九度上下，我们驶过昆仑群岛。这一群里最大的一岛属法国所有，法国人在岛上有一小块殖民地；西侧有一个很不错的湾，一艘军舰正停泊在那里，护着这小小的聚落。法国政府选定此岛做煤站，虽然从前此岛为英国人所据，四十年前还在那里驻过一支守兵——那支守兵后来终于被马来人扑灭，他们袭来，把兵士尽行杀戮。

一月十七日夜里，自离新加坡以来一直刮着的硬风终于聚成一场可怕的大风；第二天（星期六）是船上人人忧心的一天。机器上不宜再加汽力，而逆着我们的力量又那么巨大，以致在二十四个钟头之内——那也是大风似乎使尽了它最凶恶的手段的时候——平日能把我们推到一日二百英里的同样汽力，只把我们送了九十三英里。天色转成那种沉暗的金属蓝，海上刮大风时天色常是如此；短而重的浪极猛烈地抽打我们的船侧，船已有几分危险。

我们不愿待在舱下，便在后甲板上寻了一块干处，面朝船尾坐着，静静看这场风暴。几乎无人说话；只是这一天里有一回，我们的朋友施先生从船头过来——那一处的景象，以我们微弱的胆量是不敢面对的——他在我们近旁坐下，很有一阵子残忍地吹着《可爱的家》那支调子，手指还在后甲板一处天窗的木框上打着拍子。我知道他心里正想着留在自己那个美满家庭里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便不敢信自己开口说一句劝止的话；可等他停下来，我是高兴的，但愿此生再不要在这样难受的忧惧之下听见那支甜美的曲子。

感谢慈悯的天意，风在星期六半夜前后落了下来；星期日早上——船上还留着我们一位传教士牧师——我们照常聚起来做礼拜，满心感激地为蒙怜保全献上谢恩。

大风最凶的一阵平息后不过几个钟头，我们便驶抵帕达兰角；过了此角，水面平静了些，不久便近了那一片海岸——在那里，

「交趾支那的耕地层层升起。」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我们都在离那大胆嶙峋的海岸不到四分之三英里处行驶。岸上高山夹列，有时是两道平行的沿海山脉，接着是三道，有一处我数出四重分明的山列，一重接一重地向后升起。论形状与坡势，它们叫我想起佛蒙特的绿山，与这一路上所见的任何山都截然不同。山坡上的草木是极浓的绿色；歇在山上的云投下阴影，使那一片坡面的颜色更深，于是它们望去便成了雄伟、阴郁与入画的一种奇特合成。我们此时正驶过从前马来海盗出没的一带；据说即便如今，凡有船只不幸在这海岸上失事，不久便会被同样一族海盗似的、贪得而奸狡的人围上来。

东北季候风那股使人振作、凉爽得可喜的空气，对我们船上众人都有好处；在熬过那许多星期令人萎顿的暑热之后，实在令人畅快。离了交趾支那海岸，天气愈见顺遂，我们前行也更快；到一月二十三日早上，在香港附近的小岛之间穿行过后，我们望见了太平山，绕着它的山脚鸣炮，驶入港内。

「鄱阳号」还没到泊位，便有同孚洋行的两位先生登船；他们对我们这趟平安而神速的航程又惊又喜，极热忱地欢迎布里格斯船长，并恭贺他创下有记载以来最快的一次航程。十二时，我们在维多利亚城前系泊；在海上总共只走了八十六天，其中还有十七天是在沿途加煤的各港度过的。

注：

〔四〕 「普洛」是马来语的「岛」。

〔五〕 印度人几乎都取某一位神的名字。「萨米」的意思是神，或主。

〔六〕 其中一位是旁遮普省卢迪亚纳长老会差会的利瓦伊·让维耶牧师、神学博士；近日传来他骤然去世的消息，凡有幸识得他的人，无不为之难过。

第五章初到香港

香港的港湾——据说是世上最好的港湾之一——作椭圆形，四面被山峦与嶙峋的巨岩完全环抱，因而景致极其入画；而水面上终年拥集的大量船舶与无数小艇，又呈出一片生气腾腾、忙忙碌碌的景象。我此行的目的地是黄埔，但因比预定的日子早到香港，那位本该在此地接我的朋友还没有到这殖民地来。不过我受到了同乡好友施先生——合众国驻香港的海军代办——的热忱款待，在他家里得了极周到的招待与体贴的照料。

人在异邦，爱国之心便如一个人的信仰一样，成了一种神圣的情感；而我在航程中已学会以更深的挚爱看待我们的国旗，因此见它飘在施先生小艇的艇尾，并在它护庇的旗幅之下被送上岸去，心里很是欢喜。摇橹的中国船夫也穿着我国海军水兵那身蓝白相间的制服，这又使我的思绪牵挂地转向家乡——在那里，成千上万我国高贵的士兵与水手正舍出性命，以护住我们先辈所立的自由制度。

因美国与英国将有战事的风传，整个香港都骚动不宁；殖民地的居民有许多相信，一场严重的冲突已不可避免。在我们本国人中间，说法不一，都焦急地等着结果——大家料定下一班邮船便会有下文。

施先生看重自己的职分，他的爱国心敲上去是真金的声音；他的「围院」〔七〕里立着一根高高的旗杆，天气好时，杆头上总飘着「星条旗」。有一天谈到战事消息可能得到证实，他说无论如何他都不会降下自己的旗，也不会吩咐手下任何人把它取下来。不过他又说，殖民地政府一旦确定自己有权这样做，无疑会把旗除去，并把他的产业接管过去；只是他们能查抄到的财物极少，因为他早已预先把最值钱的存货处置掉，运回国去了。

我国的战船「萨吉诺号」被草草了事地逐出香港港湾，这在忠于本国的美国居民中间激起了一些愤慨；因为当时众所周知，她既已失修不堪，倘在那趟短短的、开往澳门泊地的航程中遇上风暴，其安全必然危殆。次年五月我在黄埔，沃特金斯舰长自加利福尼亚受派前来接管「萨吉诺号」，把她带进那一港修理；我听见那位军官颇有几分意气地提起此事办得如何不漂亮、如何不厚道，同时表示希望我们的海军基地终能自香港迁往沿海更北面的某一港。

这一冬异乎寻常地凉爽提神，凡自西方移来的人这一族「花木」，都在它使人复元的气候里欢欣，那振作之效将给他们添上新的气力，以应付随后而来的漫长的热带夏季。多年不曾有过这样的冷天；从酷烈的热带骤然换到气温如此之低的地方，不但使人乐于取出最厚的衣裳，还叫人想去亲近那一炉炉热闹的煤火所给的暖意。

香港岛与大陆之间隔着一条海峡，宽自一英里半至五英里。对岸是九龙半岛；半岛的最尖端正好扼住那座英国市镇的入口，从前在那里立有两座中国炮台。湾内足够容一支大舰队浮泊，水既深，又有极好的泊地。历来航海之人为此岛所吸引，是因为在这里取用最洁净的水极便当：那水自「两嶂」——即「两座峰顶」——的顶上落下，成一串瀑布，末一级姿态优美地泻进海滩上一个石砌的水潭。据说此岛的名字便是得自这一道泉水，它被称为「香江」，即「芬芳的溪流」，又称「红江」，即「红的、亮的急流」。此岛于一八四九年割让给英国。岛上暗色岩的山峰作锥形，极陡峻而贫瘠，但山谷里却有遮蔽，土地肥沃。此岛出口花岗石甚多。论地质构造，暗色岩居于最上层，而花岗石则以巨大的块体遍布全岛。

香港湾沿维多利亚城的那一段，筑有一道结实的石砌海堤。此城建在山脚下，有些地方把山削平，以便腾出地方来造那条主街上的房屋；这条主街沿湾岸蜿蜒，名叫「皇后大道」。自这条大道岔出去的街巷绕着山坡盘旋而上，坡上一级一级的台地上，高踞着外国人的住宅。从最高的那几级台地上——那里有几处最好的宅第——可以极开阔地望见整个港湾；港湾连着一串小湾，白帆点点，一直向远处铺开去。

城中最可意的地段各有专名；除总督府之外，还有卡尔顿台、春园、隐园、雅宾利等等。我们的朋友住在春园，占着一所又大又散漫的石屋，屋里的房间和宽绰的回廊都安排得很合热带起居之便。这地方就在湾岸上，各家房屋连着宜人的园地面朝水面，而各家「围院」的后墙则以大门洞开在皇后大道上。凡外国人的住宅，底层的房间都叫作「货栈」，只用来堆放东西，以及安置家中的仆役。

中国的气候对西半球来的人最是使人乏力，因此他们极少走长路；凡需多走动的场合，一概雇苦力用轿子抬。每家至少备一两副轿子、两名轿夫；此外也有专营的处所，外来人随时都能以极公道的价钱雇到轿子和轿夫。有些私家轿子蒙着黑色或深蓝色的细呢，衬以绸里，外面配着厚实的流苏；若再缀上亮闪闪的铜扣，便十分好看。这一类轿子里，我们见过本殖民地总督夫人罗便臣夫人的轿，也见过英国主教夫人施美夫夫人的轿。施先生既在合众国供职，他的岳父又是我国最受敬重、最忠诚的海军准将之一，我见他夫人的轿子很合身份地蒙着海军蓝呢、缀着我国海军的钮扣，心里很是高兴。轿子是用竹制或木制的杠子抬的，苦力把杠子架在肩上；杠子的安法使轿子离地抬起时，轿底至少高出三英尺，有时更高。因此凡有失手跌落一类的事故——尤其是在陡峻不平的路面上行走时——都可能招致极重的后果。

承施先生夫妇亲切接待，次日我便随施夫人去看一所中国女童学堂的考试。这学堂设在雅宾利，要到那里，我们非得往山上攀一段路不可；于是又添雇了轿夫和轿子，我们自那通向皇后大道的大门出来，径从欧洲人和中国人的住屋店铺前经过——轿夫在人丛里穿行。这里那里遇见一位英国军官，偶尔也遇见一名城里的巡捕；经过兵营时，我们又碰上那些印度兵——他们眼里那种可怕的凶狠神气，自在新加坡初次见到便深印在我们心上，是再也认不错、也忘不掉的。到皇家戏院附近，我们转进一条顺山坡而上的街；有一阵子，我们那几个壮健的轿夫轻快地小跑着，又稳又不吃力。可是走到坡路约莫一半的地方，我轿前那个人开始喘气，脚步也摇晃起来，最后竟像重病之人一样地挣着呼吸。我这一路慢下来，早已远远落在朋友后头；我一想到轿子可能失手跌落、从山坡上滚下去，便惊慌起来，又是说话又是比手势，恳切地求他们把轿子放下。费了好一会儿工夫，我的意思终于被弄明白，轿子便在路当中放了下来；那个引我怜悯与同情的苦力虽然还在喘，却安安静静地站着看，脸上那种郑重而似乎浑然不觉的神气，正是中国人一心要在你身上讨点不该得的便宜时最会装的一副模样。然而我的朋友一走近，一眼便看透了他。他不过是对一个新到的「外夷」使一套老把戏罢了——看来这人是打算把我的心思做软，好让我出于怜惜，付了钱把他辞掉。可怜的人！他把我化进了一片恻然，可是等我朋友明白了这情形，用广东英语〔八〕喝道：「怎么这样！——你为什么不抬那轿子？」——那从悲到滑稽的骤然一转，实在叫人忍不住。苦力一言不发，对眼前的事似乎一无所觉，好像既没听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停了一停，我的朋友一面说话，一面配上几个利落的小手势，接着道：「快的啦〔九〕——我告诉你的主人去，他一个钱〔十〕也不给你！把那轿子抬起来，快快！抬不周正——就拿不着那钱！我说你不抬——主人一个钱也不给！」我那几名轿夫一听便懂得「主人一个钱也不给」是什么意思——除非他们照约做完；于是便抬起轿子，看去毫不吃力地一直抬到了头。

到了学堂，只见施美夫主教同他夫人及许多人都已在座；只因总督夫人还没到，稍稍等了一会儿。这所学堂由主教赞助，共有女童十六名，自四岁至十四岁，由一位英国女子威尔逊小姐主持。

夫人终于到了，先做了些宗教的仪节，孩子们便由她们的教师考问。随后主教在一位中国学生的帮助下考问了她们一阵，又向在座诸人说了几句话，便散了会。

这学堂的女童除受有用的教育之外，还受《圣经》训条的教导与切实的操练。其中两名十二岁或十四岁的，出自较好的中国人家，迈着一双小脚一摇一摆地走动，样子颇讨人喜欢。她们也是坚振礼的领受人，此时受考，正是领受那圣礼的预备。协助考问的那位中国人，是施美夫主教在香港为中国少年所立的一所学塾的教员。香港还有别的传教士与学堂，由不同的宗派支持；只是我在这殖民地停留太短，未能与他们相识。

我们在新加坡甩在后头的那艘英国邮船，直到「鄱阳号」在湾内下锚三十个钟头之后才到香港；虽然阿尔伯特亲王去世的消息是我们带来的，正式的通告却要等邮船到了，才递到总督赫尔克里斯·罗便臣爵士手里。这一哀讯在路上走得太久，规定的宫廷服丧期只剩下一个星期或十天；但在这一段日子里，政府的大员们仍照规定穿了黑；而罗便臣夫人几天前已经发出的、约人于本月二十九日赴大会的请帖，也一律取消了。取消的办法是派仆人到被请的各家去，带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这样的通告：

「因亲王殿下、女王夫婿逝世之哀讯，罗便臣夫人原定本月二十九日之家中会客，兹不举行。

亨利·艾肯森　侍从武官

总督府，一月二十五日。」

字条下面列着受请诸人的名单；为确知此纸已呈给每一位，各人便在自己名字正对面签上名。

凡托中国仆人送信或送包裹，总须附一张字条，洋泾浜话里管这个叫「吉帖」。写字条在外国居民中间其实成了一项「制度」，难得有一天不多多少少要发出几张。为确保送到，仆人还带一本「字条簿」，簿上写着收信人的姓名和当月日期；送信人回来时，若见受信者已签上名，便是这一趟差使确曾忠实办妥的铁证。

韦先生星期六自黄埔赶来与我们会合；星期日我们去主教的座堂做礼拜，在那里看到庄严的坚振礼施行于一大批英国水手少年——他们来自停在港内的一艘海军收容舰。另有一两位英国军官也受了坚振，此外还有几名水手，以及我们在威尔逊小姐学堂里见过的那两名中国女童。那些少年受礼之前，已由他们的随舰牧师教导过、问答过；那位牧师当日也在场。

在这样庄严的典礼中间，想到他们对上帝诸诫、要理问答与信经的通晓，加上他们那位牧师始终如一的忠信，不但可望使这些少年的品行提升，并且在上天的祝福之下，还可能成为使其中许多人成为真正敬虔之人的凭借——这是令人欣慰的。

英国人向来对我们的「鼻音腔」和「清教徒的哼哼调」大有话说；然而在这一项算不得体面的本事上，能与维多利亚主教比肩的美国人却不多。我在国内偶尔听过几位牧师，这一毛病在他们身上也可怕地显眼，但我记不起何时遇见过比这更浓的一种。

中国本土所产的山茶花，我们在香港时正当花期。园子里普遍种着，多用来扎花束；那些最珍稀、也最秀美的品种，多得就像我们家乡的玫瑰。有一天我去看一位朋友，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从园中进来，送给我一束山茶，那花蕾与花朵的极美是我从未见过的。这份礼物除了美之外，最使我诧异的是它奢侈到何等雅致的程度；因为我向来把拥有一朵山茶视为一种奢侈，实在没法摆脱这个念头：一下子拥有这么多，未免是过分的享受了。

香港未开埠之前，华南各外国商行的成员都住在广州；不过为着海风于身体有益，他们常带家眷到澳门去度夏。但自英国人在维多利亚立了一处较有家居之感的住地，他们便把主要的总号设在那里，只留下年轻的股东在广州办事。因此香港成了一切外国人向慕之所在，也成了中国的仪范与时尚的裁断者。与所有英国的殖民地社会一样，这里对位分与地位的先后极为讲究，全部上流社会都受这一套支配。我们在此地只住了十天，这类事情我自然所知有限；不过从我们那几位得以出入罗便臣夫人交际圈的朋友那里，我对夫人本人以及以她为中心的那个社会，得了一个良好的印象。在中国的各外国社会中间，礼节的形式颇受注重；那些细小的、却总是令人愉快的人情周旋，也难得被人忘了。生活方式虽与西半球的大不相同——简直全然两样——社会的构造与其成规却是十足英国式的。有资财有地位的人过着极奢华的日子——东印度公司给此地社会定下了一种长久的调子，其影响至今仍见于人们通行的习惯与风气之中。

香港居民有许多养欧洲的马，但此地气候对马太不相宜，运进这殖民地之后只能活五六年。我见过几副漂亮的车马，其中似以那种篮式的、即「克罗伊登式」的车最为常用。

道路是用碎石筑得极好的，一天里凉爽的时辰，骑马的人很多。与所有英国人的社会一样，赛马是此地人的主要消遣之一；为了有个合宜的地方办这事，便把一片宽绰平坦的谷地——名叫「快活谷」，在市镇东边界附近，夹在两座起伏秀美的山之间，朝着舢板湾〔十一〕敞开——从盐沼的状态里开垦出来，如今成了一片广大的赛马场。在便当的地点造着合用的房舍，配齐了裁判与观众所需的一切设备。赛马期间，这地方挤满了兴致高、忙不停的时髦人群；但对一个刚从西方来的人，这谷地的四周景物与眼下的用途，混着一种奇异古怪的庄严与欢愉。新教、罗马公教与帕西人的墓园，就在观众的棚座与裁判台正后方约三竿之地。这几座人口稠密的「死者之城」各有围墙，却彼此紧邻，浓密地荫着常青树与花木。在新教的园地里，我们看见八九英尺、十英尺高的茶树上单开着山茶。在帕西人的围墙内，我们还留意到几座新掘好的墓穴，并得知这里的规矩是先备下这样的处所，以待需用；因为在这样炎热的地方，往往非得尽快把死者埋了不可。赛马场与这样一片墓地如此紧邻，给我们的印象很不愉快；我们不能不想：这样把庄严肃穆与欢腾喧闹如此不伦不类地掺在一起，若被一个英国人在别处、而不是在他自己同胞中间遇见，那么受到严厉指摘的不单是这一个社会，还要连及这些人所属的整个国族。中国人的坟墓也几乎散布到谷地对面那道山坡的顶上；不过在中国，山坡上以及大多数空闲的地面上，到处都有他们的安息之所。

驶近香港港口时，最先映入眼中的几乎便是中国人的坟；而有些坟茔那种别致的样式尤其拦住人的注意——它们的形状像希腊字母的欧米伽。太平山近水的坡上那些坟墓，格外惹眼。

祭祖（这一层我后面还要多说）是中国人信仰的一部分，它使连最穷的人也肯照料自家的坟墓，把它保持得整齐。不过只有较好或较富的阶层才立碑记其处；至于那种希腊字母形状的讲究坟茔，则非官员或世上过得宽裕的人不建。

我们到香港之时，华人正在过他们的新年，节里各行各业都歇了生计，好些天里尽情作乐取欢。节中有一天，我们在皇后大道几家中国人的屋前，看见一场极不寻常的踢毽子——一班年轻人以脚代拍，技艺神妙。

卫三畏博士在其《中国总论》中说：「这个头等大节将到的迹象，早在数星期前便已显现；那时家家户户、船只衣裳都要普遍打扫洗净，一切账目结清、欠债还讫。节一到，举国之人便一声欢呼把旧年抛下，换了衣裳，把新年穿在身上。」也是在这个节期，船上人家把他们小小的水上居室用彩纸装饰起来，许多纸上印着向他们神灵所祷的词句。这些纸张安排得能在风里飘动，再配上也常用来装饰的彩灯与纸花，就使那些船只显得极其鲜亮。据说我们去舢板湾时，那里停着这样装饰过的船只一千条。它们一排一排、肩并肩地密密系着，远远伸进水里去；橹上、舵上，以及那些小小的席篷舱顶上，都飘着颜色鲜艳的纸。

注：

〔七〕 这是对外国人住宅四周围起来的那片地面的通称。

〔八〕 外国人不会说中国话，与当地人往来时便用一种混杂话，叫作广东英语，或曰皮金（生意）英语。

〔九〕 「快的」与「快快」都是快、立刻、马上的意思。

〔十〕 一「文」相当于一个法辛，是中国钱币里最小的一等。

〔十一〕 之所以有此名，是因为这里是主要的泊船处，实际上乃是一座由小船组成的浮村，那种小船叫「舢板」，中国渔民与船上人家就住在里面。它是香港海岸许多凹入的小湾之一。

第六章澳门风物

有一艘英国的小轮船，名叫「飞马号」，往来于香港与澳门之间。我们想去看几位住在澳门的朋友，便不直接回黄埔自己的家，而于二月二日买了船位，往澳门去。

除我们三人一行之外，船上只有五六个外国人，多半是英国人。其中我们注意到一位英国太太，天气虽然严寒，她出门竟只穿一双薄薄的便鞋。这一节我们本来未必会留意，若不是先前读过英国旅行家在合众国所写的几段严厉批评，说我们本国的女子不知谨慎，就这样拿自己的身体去冒险。然而我们在本国旅行时，却不记得遇见过哪位有身份的女子，在这样的时令里把脚护得如此单薄。我们提起这一件小事，是要说明：我们那些盎格鲁·撒克逊表亲在细心与粗心的习惯上，与我们相比其实并没有多大分别。在好说空话自夸这一点上，以及另外一些脾性上，我们彼此极其相像——这只不过更清楚地证明：我们的确出自同一脉血统。

到澳门的路程只有四十英里，可是驶至伶仃洋外时——伶仃洋是人称广州河的那条大江，即珠江，入海处三角洲的一部分——海上浪头之重，把我们的小舱摇得东倒西歪，老海神又朝我们抖起了他的三叉戟。不过一两个钟头便把我们送到澳门泊地；望着玛利亚炮台与东望洋炮台从眼前过去——这两座炮台各占一座岩山之顶——我们便鼓汽驶进了内港。

还没来得及下锚，我们的船就被一群小客艇围住了，那些艇多半由妇人驾着，个个放开喉咙嚷叫；为了抢到客人，每人一心只想把自家艇头挤到舷梯跟前。当年巴别语言混乱之时，中国这一族想必在那里占了极大的份额；因为我们自纽约一路而来，在有些港口迎着我们的那些聒噪的舌头，比起此处几乎把我们震聋的这一大股尖嗓子的洪流，简直只算一道安静的小溪在絮语。在这一片喧腾里，男人较低的声音根本听不见；而那些身边没有女眷要照料的乘客，被这狂乱的嘈杂闹得几乎发疯，一见近处有条蛋家船〔十二〕便往里跳——那情景实在骇人。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平安无事地渡过了上那么一条摇摇晃晃的小艇的危难——驾船摇橹的是三个健壮的蛋家女，手法很老练——并平安在关口码头登了岸，这实在是值得由衷庆幸的事。

人在异邦与旧友相见，那一番热忱的欢迎，很能补偿旅途的种种不快；四周虽是陌生得出奇的新景象，而故乡亲友圈里几张挚爱的面容在眼前，便生出一种感激而满足的安适之感。

澳门半岛自香山——伶仃洋口附近的一座大岛——的东南端伸出，由一道狭窄的沙洲与它相连。某君说：「此城所据的地势，与其说是险要，不如说是秀美；因为环着它半岛那一面的诸峰也都能俯制它，而它内港外港的水面，吃水颇重的船也能通行。」这是葡萄牙人的一处老殖民地——城所占的半岛长三英里，宽一英里。它的一面弯成一个海湾，那湾的秀美常被人比作那不勒斯湾。沿这道弯的岸线便是「南湾大道」，一条极好的散步长堤。半岛的另一面高峻多岩，向海略作一弯；这道高地的脊上以及斜坡上，满是房屋、教堂，还有如今几乎已弃置无人的修院。

葡萄牙人约在一五三七年得了在此定居的允准——不过并非作为一个独立的社群，而是与当地居民杂处，且以他们安分守己、或者说以皇帝的意愿为限。为换取这一特权，他们起初许下要付一大笔银钱；但他们那排他的做法，以及一心要把中国全部贸易都揽到自己和西班牙人手里的图谋，把他们的经营弄败了，于是皇帝在一八四三年同意只向他们收取每年一百五十英镑的微薄地租。据卫三畏博士所记，一八四七年半岛上的人口与三万相去不远，其中葡萄牙人五千。

澳门从前是华南外国人私宅所在，但自英国人在香港立了殖民地之后，此地便几近荒弃，只在夏季几个月里有人来住；即便那时，肯在整个暖季都住在这里的人家也不多。不过此地仍有各国领事；我们到访之时，合众国的代表是小吉迪恩·奈伊先生——这位美国绅士的赤诚爱国、高雅好客与殷勤，凡在他任领事期间到过澳门的本国人，都会愉快而感激地记着。

澳门外国居民所住的房屋，有几所最大也最舒适的，是一百五十年前所造——那时这殖民地还是东亚最富的一处市场。它们的造法与大多数别的东方城市相同，墙厚两三英尺，足以抵住每年光顾此地的可怕台风那种摧折之力。

殖民地总督的府第在秀美的南湾大道上；从前东印度公司所占的那一大片房屋，也面临这条可爱的长堤。澳门最老的房子之一，便是我们作客的卫三畏博士的家。这房子有两百年了，屋里宽绰的房间——与外国人所住的别的宅子一样——安排得极妙，很合这样炎热的气候之需。

此地有好几座炮台，我们只去了一座，就是唤作东望洋、又称山顶的那一座，建于一六三八年——在澳门初有居民之后一百年。它立在一座同名的岩丘上。建造时只把那多岩的山顶削平，做出一片平面；随后筑起石砌的雉堞，墙极厚，堞上架炮。东望洋炮台是这聚落里最高之处，因它能极远地俯瞰海面与泊地，便用作信号台。

攀上东望洋炮台那座山时，我们遇见许多中国人的坟。这些坟，如我们前面已说过的，从不围起来；牛只就在坟间吃草，居民踩出的小径也在坟与坟之间、坟的四周穿行。还没到那座山，我们先穿过官家园圃〔十三〕的一部分，园中立着一块纪念碑，标出两百年前一位荷兰的提督自船上登岸进攻这殖民地时被杀的地方。

妈阁庙——这是我们在中国所看的第一座佛寺——是一座极入画的庙宇，建在近海岸的峭壁与花岗巨石之间。它奉的是观音，即「闻声之神」；观音又称慈悲之神、圣母、天后——卫三畏博士说，这不过是「圣母娘娘」的另一种形态。观音虽格外是船上人家、渔民与水手的神，却也是中国人普遍喜奉的一位神灵。此庙极古，据说是由中国水手所建——他们连人带船在一场可怕的台风中得救，那次台风里丧生的海上人极多。正门由两头石雕的巨狮守着，狮形虽大而怪；庙前那根高高的红旗杆，把庙的所在标给路过的人。

《阿勒姆东方景物图》某一卷里，有一幅从港湾望去的此庙图画，画得极准确——摹得如此逼真，以致一位细心的观者若曾从那个角度看过此庙，便一眼能认出原物来。有一位描写东方景物的作者，把这一片建筑记述得如此细致而出色，我们不如把他的原话整段引在这里：

「大石阶之下有三方大石碑，上面密密刻着姓名、衔号与颂扬的记载。有一圈围地，很像欧洲古庙四周的圣地，是用墙把这一圈里天然突出的粗岩连起来做成的——那些粗岩，中国的匠人总是敬而留之，用来点缀。矮墙上托着一道栏杆，分成一格一格，饰以透雕的花纹，又装点着乐器、工艺器具与兵器的种种图形。一个孩童骑在一头说不出名目的四足兽上，由几位长者陪侍，后面跟着两个撑伞的女子；而撒但生着一对狰狞的角，正万分惊惶地从这一行人面前逃开。〔十四〕

「另一格里满是一组人物，表现此庙的奉献之礼，以及它得以创建的那桩许愿之举。此庙的布置包括五座各自独立的建筑——中间的较高，两侧的自中间依次递降，格局与装饰也各不相同。

「一道华丽的檐口托着一顶极为讲究的屋顶，整个用瓷造成，顶上安着一条船，或说一条帆船，船上雕着种种自然景物与风俗。檐口之下是两方长方的板面，嵌在明亮的彩石框里——上面那方是奇形怪状的人物与离奇组合的浮雕，下面那方则满刻着那些来此礼拜的偶像崇奉者其教派几位大宗师著作中的格言。这下面一方碑板之下，开着一个大圆窗，窗框看去是从一整块石头上雕出来的，那工夫之大难以计量。满覆铭文的壁柱把中间与下面各部分隔开；这些部分也一样饰以瓷顶、厚重的檐口，以及镌着劝诫与哲言的碑板。

「每一部分都开着一个大尺寸的方窗，窗上的雕工虽是不倦劳作与罕见毅力的一桩奇证，却既不美，也看不明白。」

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榕树——佛寺的园地里总能见到这种树。这些树已有极大的年纪，又离房屋那么近，粗大盘曲的根在岩石上下蔓生，枝叶则荫蔽了这一片建筑的大半。

看过这一处之后，我们走进院里一间屋子，有一位在庙中住了五十年的老和尚，拿新年的糖果款待我们。

望厦庙——另一座佛寺——在妈阁以西约一英里，坐落在澳门郊外的望厦村。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一八四四年，合众国的全权代表顾盛先生与钦差大臣耆英所订的条约，就是在此处批准的。与我们同游此庙的卫三畏博士当年在签约时在场，他告诉我们，为腾出地方办那件事，正殿里的神像都曾移走。

此庙的正殿里安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大铜像，殿宇宽绰，饰以非凡的透雕与刻工。我们在一面墙上看见后者一件很可观的样本，其中几处施了彩色；据说那画的是佛教徒关于宇宙开辟的想法。这一片混乱怪诞的东方智慧的图绘，叫我们想起哥尔德斯密斯那句话：「世界的由来，把历代的哲人都难住了。」这句话用在世界上是否妥当，姑且不论；用在这幅画上，我们却颇有把握——因为比这更不成章法、更没有意思的构图，我们不记得何时见过。此庙在我们到访的前一年费重资翻修过，外面那些奇形怪状的装饰，连同屋顶上那些样子可怖的龙，都被新漆与新金亮得再新鲜也没有了。正殿之外还有一座神龛，里面供着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的像，又有一尊慈悲之神观音的像，两旁各有怪状的神像护着。几个蛋家船的妇人，穿着整齐的节日衣裳，在她龛前叩拜，献新年的供，求所祈之事。这些可怜受了迷惑的妇人跪在席上，把一些小竹片掷在身前地上，好问出那位神灵是听她们的祈求，还是不允。她们时而掷竹片，时而叩头至额触地，时而起身立着，在像前烧香；每隔不多时，神像右侧稍前处那口大钟，便由一个年轻的僧人敲响一下，好引起那位神灵的注意。

这些向一尊无知无觉的偶像所作的敬拜，加上那钟声，叫我想起《列王纪上》十八章二十七节里的一段话；我们不能不感叹：一个从蒙受耶稣那使人向上的宗教教导之福的国土而来的人，目睹这样粗陋的迷信与偶像崇拜的景象，怎能不庆幸基督的传教士已被派到这些人中间，来教他们《圣经》的真理，并使他们认得那位真神。那句看似自相矛盾的话——「不信之人的轻信，比信者的轻信更甚」——在这里似乎有了

「一个安身之所，和一个名字」；

我在中国住得够久，对目睹拜偶像之事也多少习惯了些，然而在这里落入我眼中的那些异教崇拜之举所生的念头与印象，我始终不曾摆脱。

三四年前，澳门的外国新教居民买下望厦庙一大片园地中的一部分，辟为墓园。几株两百多年的雄伟榕树点缀并荫蔽着此处，使它成为澳门郊外最可喜的所在之一。老的新教坟地在城的中心，也是一处有意思而秀美的地方。它是老东印度公司从葡萄牙人手里买下的，围在一道高石墙之内，园门开在圣安多尼前地上。新教的小礼拜堂就立在这道围墙以内，园中点缀着各样树木与灌丛。这座墓地里有一小块地方，对我们有一种温柔的哀思与悲怀，因为我们自己亲友圈中的一位——他正当壮年之力便离了我们——其肉身就在此处

「睡着那安静而平和的睡眠，

困乏的人喘息以求而不得。」

在这里，也和在香港的新教坟地一样，我们看见入土的多是年轻人。多数人到坟地去，心里自然生出一种特别的庄严之感；而在远方的异教之邦走进一座基督徒的墓园，这一种情绪便强烈得多。老东印度公司的几位职员葬在这道围墙以内；那位第一个把《圣经》译成中文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遗骨，也安葬在这里——单凭这一层，此地对基督徒便永是一处格外有意思的所在。还有别的传教士——高贵的男子与女子——他们欣然作工，直到这气候的耗人之力迫使他们

「因人生行路而困乏」，

躺下而死，如今在此「睡那不知醒来的睡」，直到他们光明荣耀的复活之晨。

英国画家钱纳利在世时，以精描东方景物、以及所画船上人家与其他各色中国人那种极其逼真的写生而颇有名声，他也有一座显眼的坟在这墙内。他的画不但带着天才的印记，尤其可观的是逼真到极处；就这一层而论，称他为东方的特尼尔斯，他是当得起的。

罗马公教是这殖民地的国教；然而十三座教堂里，除三座之外都已封闭。圣保禄教堂是一座宏伟的老石教堂，建于一六三四年，一八三五年为火所毁。这座建筑的正面与高高的石阶至今犹存；就那一片废墟——它是一个惹眼的景物，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撞入眼中——来看，它当年必是一座气象堂堂的建筑。

我们所游的白鸽巢花园，最有意思的一处，是那个石洞；据说葡萄牙诗人贾梅士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大半是在那里写成的。熟悉此诗的人都知道，其作者是被本国政府放逐到澳门的，一生中有五年是在这殖民地度过。这花园如今归一户葡萄牙人家所有，他们住在墙内那所气象堂堂的老宅里；来访的人须得他们允准，方能进这围地。

此处从前属东印度公司，那所房子当时由该公司的首脑居住。一段宏伟的石阶通到宅子的正门，我们到访之时，阶下摆着一圈架子，架上是一盆一盆珍稀的花木；而夹竹桃——它们长得极大，热带的丰茂使它们看去更像树而不像灌木——则在石阶两旁生长，花开得正满。这一片秀美的园地围在高高的石墙之内，起初的布置极尽宏丽，正合老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其鼎盛之日以奢华的排场与王侯般的气度著称的那种作风。贾梅士石洞——坐落在一处极可喜的所在——洞中有诗人的铜质半身像，立在一座台座上，台座上还用铜字刻着《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的几节诗。岩石上另嵌着一方大理石板，上面刻着一首颂贾梅士的诗，那诗题的作者是一个法国人，自称「流亡的诗人」。那半身像是件粗陋的手艺，但我们听说，葡萄牙将有一尊精雕的大理石像送来替换它。葡萄牙这一国族早已醒悟，对贾梅士的功绩有了公正的认识；然而他们永远抹不掉他那首大诗某些段落里那些严厉的话——他在那里痛惜自己受到祖国的漠视与不公。其中下面这一段，满是最苦涩的讽刺：

「太加斯河畔玫瑰亭榭中温柔的仙女啊，

且看你们的庇主大人们是何等的文墨中人！

蠢得如同在他们花谷里吃草的畜群，

受屈的缪斯向他们哀告也是徒然：

他们那粗野的手不肯给一分抚育，

虽然他们最美的名声全欠缪斯所赐！」

树木荫着这个石洞，一段石阶通到洞顶，那里有一大片平面伸出洞外。当澳门还是外国商人家眷主要的住地时，人们常在这园里野餐，孩子们就在这片石地上跳他们的小舞。

园地大半处所，热带的树木与灌丛多得几乎结成透不进光的荫翳；而围着这花园的那几段老墙上，苍老榕树坚韧盘曲的根爬上爬下，结成一种网络，反倒成了那砌石的支撑。别的地方，年纪极大、身量极大的榕树从高峻嶙峋的岩缝里长出来，蛇一般的根把那些粗粗裂开的石块与花岗巨石牢牢捆在一起。与这些相映的，则是姿态秀美的一丛丛竹子、几种棕榈，以及叶片细巧如相思树的乔木。

承蒙我们领事奈伊先生的美意，我们得以坐船去了一趟对面山，即葡人所称的拉巴岛，此岛在澳门之西。岛上一处小谷的谷口有一大片地面，满是碎裂的岩石和形状大小各异的巨石。其中有一块极大，用铁器敲它，便发出洪亮清越的铮铮之声，像敲在有声的金属上一样。因这一层，它得了「响石」之名；来看的人总带着铁锤，好拿它在山谷里引起的回声取乐。

这岛上散步极宜人，外国人常来；于是我们离了「响石」往山上走，正要朝一块大石走去，好在它那招人的荫下歇一歇，忽然撞见一样东西，像是一条骇人的蛇，把我们惊了一跳。不过那看似爬虫的东西盘在一丛灌木上，原来只是一条八英尺有余的蛇新近在那里脱下的旧皮。蛇公子脱这身旧衣时最后那一挣的力道，从皮上近尾处留下的许多重重褶卷便看得出来。虽有人向我们保证这蛇并非有毒的一类，我们却再也不肯在那地方待下去，很高兴地回到谷中开垦较多的部分；那里有一道迷人的小溪，溪水被引来转动一座极原始的磨坊那粗陋的机械。磨斗是由一具上射式水轮带动的，轮上装着竹齿——引水用竹管，是为了免去摩擦。不过我们无意在路上耽留，等重又回到登岸处，坐上奈伊先生那条宽绰的船「野餐号」回城去，心里是高兴的。

中国人用化石牡蛎壳烧出极好的石灰，在澳门做这一行的人住在一处名叫「灰窑村」的地方。我们在一日近晚时去了那里，看见一幕这里人如何俭省、如何会经营的奇景。天气异乎寻常地冷，有一处地方，一座圆形的、装满蛎壳的燃着的窑，四周围了一大群妇人和孩子。那窑直径约十英尺，窑顶一片通红都是火，上面摆满了妇人们的小炖锅和煮茶水的器皿，她们正忙着做晚饭；孩子们则挤在近处，要把衣衫单薄、冻得发抖的小身子烘暖些。那地方弥漫着诱人的香气，叫人想到据说是中国下层人最爱吃的某几种小动物所烩的浓菜。

注：

〔十二〕 「蛋」即卵；这些船作蛋形，因此在殖民地里被称作蛋家船，驾这些船的妇人便叫蛋家女。

〔十三〕 我们去东望洋那一趟，走过南湾的一段，也走过阿拉梅达——一处种着树的公共广场——又穿过城北墙上两座门中的一座，顺那条通往此园圃的郊野路而行。

〔十四〕 中国人的宗教里没有对其神的爱，却有对鬼、或说对邪灵的极大畏惧，他们总是一心要讨它的欢心。

第七章黄埔的浮家

在澳门畅游九日之后，我们已在美国轮船「火花号」上订好舱位——这船往来于澳门与广州之间——于是再度登舟，不久便往黄埔〔十五〕而去。船长与大副都是美国人，船尾飘扬的星条旗，愉快地叫人想起故国家乡。

那是二月十一日，热带冬日的早晨，天色清朗可爱。我们飞快地驶过大三角洲上那些丰饶秀丽的岛屿，不久便到了虎门口。这片三角洲的岛屿从前海盗出没极盛；我们在这小小群岛的重重水道间穿行时，人家不时指点给我们看某处某处，说那是他们当年聚啸之所。不过自从广州与澳门之间、以及广州与香港之间通了轮船，旅客落入海盗手中的事便已罕见——这些匪徒的帆船与渔艇，当年在那一带水面上是常见的——虽然也有几回，这班亡命之徒竟大着胆子扮作乘客上船，图谋把船夺下。然而他们的计划通常都被识破挫败；只是自从有一桩这样的阴谋败露之后，凡中国乘客登船，照例都要搜身，看有无暗藏兵器，随后派武装警卫看住他们，直到确知万无一失，才让他们重获自由行动。轮船上备有武器，船上职员以及多数外国人出门时都随身带着手枪，所以如今可虑的事比从前少得多，因为英国的威权在中国既受畏惧，也受敬重。

未到虎门口之前，我们先驶过一大片水面，名叫伶仃洋——这名字得自洋面南部的一座岛屿，从前贩鸦片的船就泊在那岛附近。此处遇见许多商船与渔船，还有赶集的船和客船；这些船索具笨拙，帆是厚重的席篷，行在水上却颇迅疾。帆的形状有许多奇古怪诞，有几种极像一只巨蝶的翅膀。船身多漆着鲜亮的颜色，船头一律画着眼睛。的确，中国的船——哪怕是大些的船——不画这双眼睛的极为少见；你若问一个中国人何以有这样奇特的风气，他多半答道：「无眼，不能看；怎么样走得路呀？」

虎门口的诸炮台如今只剩残垣遗迹，已足以叫人看出那些工事何等脆弱——在欧洲人的炮火之下，它们正是这样被验明的；我们同行中有一位一眼望去便说：「这些东西准能把一条兵舰逗笑。」那里原有十座炮台，尽数被彻底摧毁。其中一座在大陆一侧，因形状像中国妇人的鞋，便得了「鞋」这个名字。再往前，我们经过老虎岛；所以有这名字，是因为自江上望去，它的轮廓颇像一只伏卧的老虎。

黄埔——意即黄色的锚地——我们午后不久便到了。那是沿江绵延四英里的一段江面，距广州十二英里。海船上溯至此便不能再进，货物靠大驳船往来运送。黄埔老镇有一座高塔，坐落在同名的岛上，那岛在锚地之北。那一侧的河岸极低；虽然树木掩映，只露出些最高的屋宇和偶尔一座尖塔似的圆顶，景象却分外有东方气象。镇上的人向来对外国人不很友好，因此那地方少有人去。将近锚地时，低平的岸上景色远说不上可喜；竹镇与新镇两座村子，破败肮脏得可怜，住的是渔人和水上人家，也毫无可观之处——不过它们权充陪衬，倒把整幅画面烘托了出来，使那些大岛上的青山和肥沃的小谷地显得格外宜人。丹麦岛上有两座宽大的干船坞，一座属美国洋行，一座属英国公司。后者是极大的石造建筑，英国的邮船与兵舰都在那里修理整备。那时港内的外国船只虽比往常为少，仍有若干来自合众国、英国以及欧洲别的口岸的船泊在这段江面上；而船坞近旁那一片居留地，颇有几分商埠的气象。

因公务而不得不住在黄埔的外国人，住在一种浮在水上的屋子里，称作「趸船屋」〔十六〕。这种屋子是拿船改造的：船役过若干年后，卸去桅樯索具，便以船身为屋基。它们系泊在这段江面最宽处，稍稍偏在轮船与商船往来广州所走的航道一侧。船尾的舱房与客舱改作储藏室、食品间和浴室。前舱住仆役；整条船上再加盖一层，隔成宽敞而布置便利的房间，配齐日常所需的种种舒适，在许多方面比岸上所能安然筑成的住处还要可意。厨房在船头；自厨房到船身中部——家眷住处的界限就在近旁——是账房，另有外国帮办的房间。一侧有一条窄道，自厨房通到家眷住处；另一侧也有一条同样的窄道，却与住宅各房不通。为便利来账房办事的人以及仆役，两条窄道都有台阶通到水面。家眷住处的平顶造得可作散步之用。这散步的平台并不封闭，只有顶篷，篷架支在柱上；为遮太阳，又用一种草编的帘子，自顶上垂下。平台一角放着桌子、竹榻和安乐椅，余地仍很宽绰，遇上天气不容划船或上岸闲步时，尽够在上头走一趟「养生的步子」。有些趸船屋还有小小的廊子，或说走廊，用百叶窗围起来，造在家眷住房两侧，底下有斜撑托住，自船舷向上伸出。这些既中看，又使屋子夏凉冬暖，给一家人添了不少舒适。

黄埔一带地势低洼，多稻田，气候多瘴疠；但住在珠江——我们叫它广州河——这样湍急的江心，瘴气不易侵到浮宅中人，空气里也没有中国人聚居处附近常常扑鼻而来的那些可怕气味。对岸岛上的山冈与宜人的谷地，虽有许多适宜建屋的好地方，但岸居的好处尚不能同趸船屋上的日子相比；所以领事、海关官员、商人以及外国人，大都宁取这一种住法。

我们的轮船在这浮宅之邦对面停住，乘客由中国船家的三板载回各自的家。我们那所趸船屋原是一条巴尔的摩快船，当初造出来是贩奴用的；这桩罪恶的买卖没有做成，船便被弄到中国，卖给了朝廷，在船身上盖起一所舒适的屋子，给黄埔海关的主官居住。西方人没有见识过东方的趸船屋生活，总把它同书上读到的中国无数穷人住在水上船中的情形连在一起，因而想象那是一种半开化的可怜活法。在这些人心里，那必是一幅穷苦不堪、毫无生活之乐、毫无文明家庭雅趣的图画。其实恰恰相反：我自己过这种新奇日子的经验，非但适意，而且因它的古怪，加上周遭的异样景物，别有一种趣味。我们那所趸船屋事事安排得舒服，外观合于前面说的带走廊的那一种。只有一处不同：我们另有一道专供家人使用的台阶，从自己的房间直通水面。房间宽大通风，窗子一直开到地板；地板漆着花样，又上了厚厚的漆，看去像铺了上好的油毡。家具——如同在华所有外国人家一样——都是欧式做法〔十七〕。就连本地那些我们在家乡极为赏爱的精美瓷器，住在中国人中间的外国人也很少用；都觉得最朴素的欧洲餐具远要合用。地毯只在冬天铺，那时候确实很舒服。我在中国的那一年，冬天比往常冷，房里备有美国的小火炉，我们很乐得用它。这种浮家生活少有的几桩不便之一，是眼前的景致老在变。我们随潮水涨落不住地转向，因此一个人在同一扇窗前坐一上午，眼前的景象会全然换过，罗盘的方位自然也随之而变。不过一个好静而喜欢变化的人，说不定连这也觉得有趣。锚地一带江面极宽极深，水流又急得可怕——急到这地步：人若落水，非有好水性不能自救。

中国的家仆都是男子，但广州的妇人受雇作孩子的保姆，也作太太们的侍女。这里的气候使人萎顿，西方妇人不得不把日子过得从容些；既然多半活动都得放下，她们通常极依赖这些妇人的服侍。中国的「阿妈」——保姆与侍女都这样称呼——往往面目开朗和气；一户人家仆役都是中国男人那种严肃木然的面孔，有她们在内，日常家居这幅画上便大为松快。

我们觉得男仆很恭谨，也很肯帮忙；主人待之以恩义与公道，他们不但心里明白，且同世上一般人一样懂得感激。中国人是能忍耐、能坚持、又勤劳的一族，然而看上去并不是快活的一族。我所接触的那些体面的女佣，似乎比男子开朗些，可即便在她们中间，我也难得遇上一张欢悦的脸。这一层大半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安息日那样的休息之日，因而除了逢上某个异教节庆，日日的劳作从无止歇。水上人家的孩子，一能握桨就学着做活；陆上人家的孩子，只要小小的身子有了力气，挑得起竹扁担、两头吊着小水桶或小包裹，也就开始做活。像中国人惯挑的这样重的担子，我很少见幼童——甚至成年男子——挑过。黄埔的江面上永远挤满了船上的生计，常常呈现出贫苦受难的可悯景象。不过在这些水上人家里，我也见过许多整洁、安适、看去很快活的人家〔十八〕。

外国人家雇的大仆说「洋泾浜」英语，替其余仆役作通事。这种土话差不多是把中国话的语法照字面搬进另一种腔调里去；那腔调最像什么呢——我想不出比「英语的婴儿话」更贴切的比方了，外国人一学就会。每个仆人的职分都有定规；你若吩咐你的「仆欧」即大仆去扫房，或把箱子搬到船上，他会脱口答道：「此非我事；我叫看门苦力。」反过来，若吩咐看门苦力去采买，或擦银器，他也会庄重而恭敬地答道：「此非我事；我叫仆欧。」苦力做工有一定的工价，自己讲价，不给到他的价钱便不做。外国人若想欺哄苦力，等他上了工才被他晓得，他立刻就走。轿夫遇上这种事，会把轿子往地下一放，态度极其独立地不肯再抬，除非依了他的条件。

我这样细说中国的这一个阶层，是因为有人对我说过：他们对外国人以及对本国富户的处境之别，想必同美国的黑奴对其主人一样。然而，一群可以随处来去、可以自己讲价、可以同雇主争一个是非公道的人，同南方那些可怜的、被奴役的非洲人之间的分别，正如光明之于黑暗那么悬殊。作仆役而论，我觉得苦力很有条理，也很肯做，并且学着按我们的意思——或照他们的说法「美国式样」——办事很快。太太们极少、甚至从不进厨房，一切吩咐都交给管家或大仆。若要点一道厨子不会做的菜，他便把自己的小炉子搬到一间大食品间里，女主人借着侍役的洋泾浜英语，间或再加上不会认错的手势，居然能把厨艺的这位庄重木然的代表教会，而且教过不忘。此后那道菜便永远是他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受教时的样子，分毫不差。初到中国过日子时，人家告诉我，别指望仆人依我们西方的标准有多么讲究洁净。可我有幸并不觉得如此；而且为要看出分别，我还常常特意去搜检那些寻常不会去看的角角落落〔十九〕，结果总是有利于我们那些苦力：论一般的整洁与爱干净的习惯，他们比我们合众国大多数的外国佣人要强。

人说英国人一天里的大事是晚饭。不过众所周知，美国人对这一餐也并非全不在意；无论如何，中国各口岸小小的外国圈子里通行英国习俗，宴客便以晚餐会为主；有生客到埠，便是一连串「出去吃饭」的信号。若用的是较好的一等中国仆役，就连日子过得最简朴的人，对这类待客的事也全不必操心费力。凡与宴席有关的吩咐，一概交给大仆；只要告诉他预计几位客人，他便一切照规矩安排停当，把这顿饭办得体面到无可再求。豪富的商人过着奢华的日子，他们以及若干外国政府的代表，都雇有精于此道的管家。不过一个训练有素的中国侍者，从不逾越既定的成法，无论在哪里伺候，那些规矩他都一丝不苟。

一位先生受邀赴宴，总带着自己的仆人同去，那仆人到了便听主人家管家的调度，但各人的位置都在自家主人的椅子旁边，席间伺候得安静而妥帖。英国人的仆役训练得比我们合众国的好，这些细节他们也许不像美国人那样一眼看得出；一个美国女子见过自己的同胞因佣人不中用，一想到要请几位客人吃饭便几乎发怵。对这样的人来说，有中国好仆役伺候的一份家业，在某些方面简直像是乐土。

外国人的早餐通常很晚；到了夏天，一天的正事往往在这一餐之前就办完了。不过他们一起身，便有印度人所谓的「小早餐」送到房里，那是一杯茶、一片不抹黄油的烤面包，再加些水果。橙子有好几个品种，一年中大半时节都很多。最好的是柑与甜苦力橙。这两种当令时，在这顿早点里占了很大分量；此外还有芭蕉、荔枝、一种好李子、桃、芒果、番荔枝、柿子，连同另外几种果子，接续到初秋，那时甘美的橙子又受人欢迎地上市了。

中国话只有一种性别；太太对仆人说话，他答应一声「先生」，同答应男主人一样。的确，在中国人中间，女子似乎完全被男子吞没了，正如他们某些虔信的和尚完全消融于佛的本体。譬如：告诉仆人有客人来吃早饭或晚饭，他若要问该备几人份，便说：「有几个人来呀？」不论女子男子，一概称作「一个人」。

一个有思虑的女子，自基督教国度移到异教之邦，住上一段时日，无不深深感激自己生于并受教于一个有《圣经》信仰的国土。外国人难得见到中国上层的女子；但一国下层女子的境况，大抵可作上层境况的一个相当准确的标尺；以此衡量，「中华花国」最上层女子的处境是可叹的。中国妇人把婴儿背在背上，用一种带子缚在身上，同我们的印第安人背他们的娃娃所用的差不多。常见妇人这样把孩子妥帖安顿好，一面摇着三板，或做别的苦活。这种背孩子的法子很得外国人称许，她们雇的广州保姆也常这样安顿所带的婴孩。

东方多数人都爱划船；而困于趸船屋生活的人，因处境所迫，更不能不养成这一嗜好。黄埔各趸船屋所备的舢板与三板都齐整合用，是极惬意的一种代步；尤其是那收拾得干净的三板，座上铺着好垫子，地方也宽绰，尽容得下盛装，无论办事还是游玩，都是马车的一个可意替代。住在热带，没有比户外活动更要紧的；若天气既不容划船，又不容上岸行走，我们便用自家的散步平台。天气好时，我们到法国岛或丹麦岛的岸上去，沿着那些纵横穿过无篱无垣的田野的小路（中国没有道路），在坟茔间、在山坡上闲走，望见的景致或多或少都堪入画，有时且极美。

丹麦岛上有一座高冈，冈顶长着一片好常青树，广州的帕西商人的坟场就设在那里。自这高处可望见许多动人的风景；那一带田畴谷地耕作得极好，村落稠密，叫人觉得这确是一片异常丰饶的地方，居民是勤劳的一族。因为不很安全，我们从不敢离江太远，除非带上一个信得过的船家同行，权充后卫。

中国的自然景象并不使人欣悦；在别国，徜徉其间往往令人意气飞扬，在这里却不然。恰恰相反，那像是在坟场里行走，因为整个国土就是一片大墓地，户外一步一处遇见的小小土丘，无非是许多「毋忘尔死」的提醒，引人生出那种温柔而肃穆的思绪——我们自己家乡的葬地正笼罩着这样的思绪。广州外国人的坟地，在法国岛一处宜人的山坡上。我国首任驻华公使——尊敬的亚历山大·埃弗雷特先生——就葬在那里，一座花岗石方尖碑标明其处。同一座山的山脚下，山势陡然成为江岸，那里有若干外国水手的坟；他们是东印度公司初来的年月里葬在那儿的，那时中国人厌恶并抵拒「化外之夷」，除此之外不许他们葬在别处。这些坟离水太近，涨潮时有许多要被水淹去一半。

牧师一家所住的「伯特利趸船屋」，另辟一间大房，专为礼拜堂而建、而设，每逢礼拜日在那里做礼拜。然而像中国这样，水上人家、工匠、生意人和游乐之徒礼拜日照样各忙各的营生与嬉游，同别的日子毫无分别，那么一个安静的基督教安息日所有的慰藉与可感的影响，便无从领受了。这位伯特利的牧师在竹镇另有一处地方，平日在那里向本地人传教。

论爱热闹，没有哪一族赶得上中国人；因此爆竹、锣、铜鼓，以及别的音调刺耳、怪异不谐的乐器，不但婚娶与别的喜庆要用，连丧事也要用。在黄埔几乎没有一天不因这类事由闹出一场异教式的喧腾。若问那吵闹是为什么，回答有时是「有一个人死了」，有时是「有一个人娶亲了」；也许是某位异教神祇的节日，那就答道：「拜神呢」，或「是神的事」〔二十〕。

有一天，韦先生问一个做樟木器的匠人，他替我们做的几件东西能不能在某日之前完工，那人答道：「不能，我老母死了；我要去葬他。」我们当那妇人刚死，很佩服他的孝心，登时动了恻隐。再一打听，才知道那人的母亲已死了两三年，只是他不愿对一个外国人说，如今到了该去拜扫祖坟、行例行的祭祖之礼的时节。四月上旬正是行这异教之礼的时候。这叫作「拜山」，那时人人——男人、女人、孩子——都去拜自家的祖坟；把坟修整洁净之后，献上食物为祭，奠酒，焚香。行过种种异教的仪式与祷告，便把红白纸片压在坟或墓的后面，上头压些小块草皮，使它不致飞散。这些纸片留存很久，作为年年例祭已经行过的凭证。这时节刚过，我们每日在岛上散步，看见几乎没有一座坟是被撇下不管的。

祖先崇拜是这一国最要紧的偶像之事；除了每年在山间的祭拜，几乎家家都有一间「祠堂」，那是一间屋子，里面立着祭祀亡者的木牌——称作「神主」，即「神灵之屋」——受人供奉。这些牌位长约十二英寸，宽约三英寸，上面刻着名讳、品级、生卒年月。我在福州时，美部会一位传教士的太太送了我一块牌位，它原属于一位老先生，曾受他供奉，那位老先生如今是福州差会教堂的教友。可惜我落入海盗手中时把它失去了，所幸随牌附来的那封信还在我保住的少数几张纸里；为更充分地说明这一种崇拜的性质，我把朋友信中关于这牌位来历的话抄录于下：

「今晨我从这牌位原主的老先生那里问得以下的事：它所代表的是他的父亲，已有五十六七年了。他说他从前以为父亲的魂灵就在里面，如今却把它看作木头，不再这样想了。每月初一、十五都祭它；过年和节庆时也祭。略一推算，可知这块无知无觉的木头已受过一千多次的祭拜；或者不如说，那被认为寄居其中的魂灵受过这许多次祭拜。次数自然不能说得确切，因为有时或有事故妨碍了按期的祭祀。这使人想起以利亚对巴力众先知所说的话。老先生本人六十岁，名叫嘉恒，我想他入我们的教会已一年有余了。」

英国领事驻广州，副领事哈医生驻黄埔，住在一条三层甲板的兵舰上，那是锚地最大的一所趸船屋。这位有教养的英国官员是位博物学家，我们新英格兰的几位科学家都晓得他；他和他那有学养的一家人，给我们在黄埔所过的这种分外新奇的日子，添了许多可喜与可亲之处；另有几位和气的近邻，加上时常与广州的朋友往还，变化也就够多，不致使人生厌。

哪一种日子都有不快意的一面；我们过趸船屋生活时，所苦的是时时担心被中国船撞上。这些船虽不准在我们这一侧的江面行驶，有时却被水流带过来，被风吹过来，或是舵掌得不好，一直漂到离我们近得叫人不安的地方。夜里，虽然欧洲与中国的更夫都不住地警醒着，一听见外面有什么异样的响动，想到可能被一条笨重的帆船撞上，便觉可怖。有一天我们正在吃饭，韦先生听见一阵异样的声音，分明是中国水手发出来的。他赶忙出去问是怎么一场慌乱，片刻之间奔回来说，有一条极大的帆船正朝趸船屋压过来，叫我跟他到我们自家的门口去；他已吩咐我们可靠的船家阿星把三板划过来接我们。我们的处境可怕极了；即便不可怕，中国人那骇人的尖叫呼喝也几乎叫人觉得如此；他们那可怕的喧嚷闹出一片惊惶纷乱的景象，有一小会儿工夫我们简直动弹不得。然而正当我们要跨上船时，有人来报说那船已经让开了，我们只是散步平台的顶篷受了点小损伤便脱了险。那些可怜的水手所以格外惊惶，是因为他们知道这趸船屋是他们自家朝廷的产业；又知道自己本不该到江的这一侧来，一想到万一把我们撞沉，必有严刑随之，就吓破了胆。他们既惊慌失措，又驾不住自己的船，若不是派了一个欧洲水手上他们船去把船弄开，必定要直直漂到我们身上来。

四月里水银柱到了八十度，五月里平均在八十八度到九十度之间。不过除非雷雨将至，这样的热并不像在家乡那样叫我们难受。整个春天和初夏，雨季未过，潮气无孔不入，许多东西都长了霉。那时风暴很频，雷电极其骇人。有时整整一夜雷声不断，电光不歇，大雨如注；有一回一道可怕的霹雳，落在离我们趸船屋不过几竿远的水面上。

注：

〔十五〕 读作「黄埔」，即「黄色的锚地」。

〔十六〕 原文作「唛」。这个字有种种意思，何以用来称这些浮宅，我却不知道。中国商人说一「唛」茶或一「唛」丝，意思是带某一标记的一批货。他们管筷子叫「唛棍」；船装完货、领到出海的结关执照，叫作「大唛」。又有「唛唛」一语，对仆人说，意思是「快些」或「立刻就做」；对轿夫说「唛唛」，便是「脚步快些」。

〔十七〕 若把一件西式家具的样子——中国人叫作「马士打」（样本）——交给广州的木匠，他立刻就能做出一件工致而分毫不差的仿制品。

〔十八〕 中国子女对父母绝对的顺从，以及各色人等对年长者所表的恭敬，是这一民族最可注目的特点。事实上，中国人无意之中守住了那条附有应许的诫命；许多人曾疑心：他们国祚绵远、久为殷富之邦，是否正得力于孝敬父母。

〔十九〕 主妇亲自管着储藏室、食品间、存放食物的橱柜等等。

〔二十〕 原文作「请请神」或「神的泾浜」，即拜某位神、办神的事。

第八章广州城中

住在黄埔时，我们常到广州去，前后在那里盘桓了一个月，访友并游览各处名胜。载客带货的轮船每隔一日自香港与澳门开往广州，往来于河口与江上；这些船虽都在黄埔停靠，我头一回溯江上驶到那座「仙城」——古老的传说这样称呼它——却是坐一条三板去的，三个中国船夫划桨，一个妇人在船尾摇橹。

那是二月里一个晴朗和暖的早晨，天气倒更像我们家乡凉爽宜人的夏日，叫人每每觉得赫伯特的诗句极为贴切：

「可爱的日子，这样凉，这样清，这样明，

是天与地的婚礼。」

新年的节庆前一日刚过，中国的船只却还挂着过节的彩饰。新漆过的帆船张着蝴蝶般的篷，飘着花梢的长旒和红旗，显得十分喜气；再加上客船、货船和三板——上头也飘着鲜明的旗子、长旒和红纸——合成一片既奇特又灿烂的景象。

江两岸的地势都低，大半用来种稻；农人赶着水牛，拖着简陋的犁，已在整地待播。芭蕉长得极茂盛，沿着江边，垂着一长串一长串沉甸甸将熟的果实。

我们才驶过老黄埔近旁的那座塔，以及琶洲那座九层的高塔，猎德塔便迎面在望了。这些高耸的建筑，在一片低平单调的景色中各处拔地而起，不但打破了画面的呆板雷同，且大为增色。此处我们又经过猎德炮台的废墟，那是我们已故可念的富特准将所摧毁的。我们在中国时留意到，美国海军将领中，没有一个的名字像这位军官那样常被人提起；哪怕是最随口的一句提及，也总要引出一番颂扬，称赞他的绅士风度与始终如一的基督徒品格，以及他为将的干练与卓识。过了这片废墟，我们遇见某个小官的一条双桅船。风与潮都不顺，船由苦力拉纤，他们沿江岸奔跑——像马拉运河船一样——扯着系在船上的那根纤绳。离此不远，有一支朝廷的水师泊着，计兵船四艘、炮艇八艘。这些船都是新漆的，虽然间或有一道黑线白线，冲淡一点那刺目的艳丽，红色终究是主色。这支船队是当时在广州集结的水师的一部分，原要开赴北方去打叛军。有好几个月它以广州为聚泊之所，最后集齐兵船六十艘，另有大批载兵的篷船。然而到了那年七月二十七日，正当将要北上的时候，一场南中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台风把它吹散、摧毁了。那些兵船是庞大的帆船，船头画着凶恶骇人的眼睛——中国人画他们那御用的龙，总是这样一双眼睛。它们无疑是要叫本地人见了生畏；那副荒诞而可怖的模样，用来吓人是再合适不过的。

自江上望去，广州的样子低矮、污秽，并不诱人。最触目的是城墙上的谯楼，以及高出一切屋宇的塔。房屋多半只有一层，沿江铺展四英里有余。最靠水的那些筑在打入沙中的木桩上；这些房子连同城中低洼的地方，常受水淹。远及江心，又沿着两岸，水面上几乎铺满了各色各样、大大小小的船。最大最显眼的是花艇与官船——这类船大抵雕饰贴金，又漆着鲜艳的颜色，显得十分华丽。还有一种又长又窄的小艇，叫作蛇艇，多用来逆潮拖曳大船。近城处我们遇见一条这样的蛇艇，正拖着一条官船。

广州有几位外国人有一种游船，叫作「姻缘船」，陈设奢华，布置得极合炎热气候之需。我们的同胞葛先生——朝廷海关的税务司——就有这样一条，我们每在城中，他总殷勤地借给我们用；凡在江上访游名胜，我们的舟行都靠它。宽敞的舱里摆着长榻与靠枕，四围装着百叶窗，装法便于随手取下：日头一被云遮，或是傍晚我们到澳门水道去领受西南季风的凉意时，便把它们卸去。

江心，差不多正在船上生计最热闹的地方，有一座小小的绿岛，中国人叫它「海珠」，外国人却叫「荷兰愚台」；岛上老树葱茏，还有几座古怪离奇的中国屋宇，给这幅忙碌的生活图景增色不少。

联军炮轰广州以前，外国商人的行栈与住宅——称作「夷馆」——在西关。这些馆舍临江，地势敞亮，欧洲人住着凉爽适意。自从夷馆被毁，商人的行栈便设在河南。河南是正对着城的一座岛，也是广州广阔的城郊之一。如今外国人有了一处比先前西关那地方更合意的建屋之所。为此，在联军与朝廷所订的上一次和约里，割给了联军一大片地，同样临江，只是比夷馆更在上游。沿江的一边筑起高高的堤墙，整片地也都整备停当，以待建屋。这地方叫作「沙面」，意即「新沙」、「滩面」；它正对着江水分汊而成澳门水道的那个岔口，是广州最敞亮、最合外国人心意的地段之一。这条水道是江在几乎正对沙面的一点上分流而成的。北方诸水（南流而下）有一大部分自此绕过河南岛。不过这水的大部分又在黄埔附近汇入珠江，其余的继续南流，在离海较近处注入大三角洲。夏月里西南季风顺着这条水道吹来，凉爽宜人，因此成了外国人最爱去的地方；他们泛舟到江心，歇了桨躺着，享受那甘美而令人神清气爽的风。一八六二年春我们在广州时，沙面上造起的住宅还极少。不过已有几位商人搭了些大的平房，盖着茅顶，配着收拾齐整的游廊，权作夏日的临时别业，好躲开河南行栈里那种闷人的酷热。

「关于广州城最早的记载可上溯到基督之前二百年，但在那以前此地无疑已有商贾居住。随着这一带日渐开辟，它的地位也日渐重要；至公元七百年，正式开市，并设了征税之官。满洲人席卷中国时，此城抗拒了他们十一个月的全力攻打，最后还是靠着内应才被攻下。卫匡国说，围城期间战死者十万；若本地的记载可信，全城被围期间丧生的共七十万人。此后城复重建，日益繁盛，以户口论，已被视为帝国的第四大城。」〔二十一〕

「城墙的基座是砂岩，上部是砖，厚约二十英尺，高二十五至四十英尺不等；里侧有一道平台，三面都有路可登城头。城墙以内周围约六英里；连城郊在内，整个周围是十英里。街道狭窄，石板铺得很好。据最可靠的材料推算，陆上与水上的人口共约一百万。」〔二十二〕

广州的轿夫据说是中国最好的。他们气力极大，久练之下养成一种步法，使轿子走得平稳匀净，令人称快。这想必是抬本国人时不得不小心而学会的；因为若把一位中国老爷或太太的轿子抬得颠簸不适，抬轿的准要挨一顿训斥。这些人脚程极快，行地如飞，似乎宁可一路小跑，也不肯快走。他们通常穿一种粗草编的鞋，以一种独有的步态，在石板上落下紧劲而结实的一步。

美国传教士有好几位住在名叫「新沙」的城郊，那地方差不多正对着城的南门；他们住的房子面江，夏日凉风之利尽得之。差会附设的医院——从前由伯驾医生主持——也设在那里，如今归嘉约翰医生管理。佛山也设了一个布道站和这所医院的分院；佛山是江边的一个市镇，在广州以西十英里或十五英里，广州出口的丝织品、席子以及其余多数货品都在那里制造。这所医院也归嘉约翰医生照管，他每日拨出一定的时间亲自诊视病人。我们初次出游、寻访老广州的种种「奇观」，所以大半觉得快意，全赖这位先生的殷勤厚意——他通晓中国话，又熟悉各处庙宇和别的名胜。

三月初的一天早晨，我们雇了轿子，由嘉约翰医生在前引路，离开传教士的住处，穿过几条窄街——其中一条是屠户与饼铺所居——终于进了新城里一条比较宽阔安静的街，中国官员的宅第都在那里。由此我们到了万寿宫，即「圣驾临御之堂」；皇帝万寿的前三日与后三日，大小官员与百姓都到这里来饮茶，向皇上行礼致敬。

龙——在中国是标示品级与尊贵永不缺席的徽记——连同皇家的黄色，在这一处的种种装饰中都十分触目。这是广州唯一用黄瓦覆顶的建筑。此处立着一块大牌位，是奉给皇帝的，上面用中国字写着「皇帝万岁，万万岁」。「万岁」二字也见于支撑御堂的几根柱子上，以及围着这庙的矮石栏每一块栏板上。这些字句无疑是要教百姓明白：他们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一位近乎神明、值得崇拜的人物。守着百姓进庙之门的，是两头石雕的怒踞之狮——那是骇人的拙劣仿作。我们的轿夫在狭窄拥挤的街上穿行，游刃有余。然而那一片纷乱喧攘，加上我们自家轿夫「来！来！」的吆喝——意思是让路——再加上千百个中国人川流不息地与我们擦身来去所发的声响，多少有些骇人，也几乎把人震聋。

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形中一路前行，终于进了老城的一座城门，穿过一条长长的石匠街，到了一座奉祀文神的孔庙。这庙里的偶像不过是些牌位，奉给孔子和别的先贤。另有几块装饰华丽、形制极大、彩绘鲜明的牌位——是历朝皇帝赐给这庙的——高悬在诸先贤的牌位之上。先贤的牌位——连孔子的也不例外——都不能与皇帝的牌位受同等的尊崇祭拜。两旁的几案或小坛上，排列着孔门弟子较小的牌位。这庙好看的屋顶——看去像是拱肋交错的——漆着浓郁的深褐与深红，叫我们想起哥特式那种繁复的藻饰。

我们接着去的是武庙，门口有面目狰狞的石狮守着；因为新近驾崩的咸丰皇帝的国丧，庙里挂着白幔，地上也铺着白布。皇帝驾崩时，大小官员与武将都到这里来，一连三日在一张空着的宝座前叩拜俯伏，举哀恸哭。另有专司其职的「领哭人」领着他们哭、领着他们拜；等举哀的人都摆出哀戚俯伏之状，一声令下，宝座前的黄绸帷幕便合拢来围住他们，留他们独自去悲痛。

出了武庙，我们被抬着穿过几条街，到了城的西南隅，那里是本省首要的学宫所在。这一处名叫贡院，即「文试之堂」。全省各州县的生员到此应试，以取第二等的功名〔二十三〕。这处建置规模宏大，有一大片空地，地上有八千间号舍，即用砖砌成的低矮小间，应试求取功名的人在那里闭门作文。士子进了号舍，只准带笔墨纸砚与炊具，还要仔细搜检，防他身上藏着书本或抄件。这些号舍长不过五英尺，宽三四英尺；一排排平行筑成，中间留出窄窄的过道。每条过道口有一座小小的龙门守着，门上用中国字写着名号。试院大堂以及为考官与到临的官员所设的别的房舍，饰以青、红、黄三色。自街上进来的那条又长又宽的甬道上有三重门，每一重都通入一座庙；最里面的那一重直通号舍，无论结构还是装饰都别具一格，且高峻壮观。此地在联军炮轰广州时受损甚重，士子的号舍当时被毁。不过后来已经重建，整处建置也彻底修葺过，所以我们去看时，情形很好。

往城的东门去时，我们走了一段沿北城墙修的好军路。那路是碎石铺的，英国人初占此地时所筑，为的是把粮食与弹药更方便地运给驻在城北高地上的军队。为使高地与城中通信便捷，又沿着这条路架了一线电报。广州的房屋都紧贴城墙而筑；因此修这样一条路，许多居民不得不把房子迁走或拆掉。东门那又深又高的门洞，外面筑有堡垒，且设双重城门。门洞正上方厚重的城墙上，还筑着一座塔式的城楼。我们去时，楼上驻着少数中国兵，由一名称作「六十长」的官带着在那里守卫。自这城楼的顶层望去，城中、城郊与四围的田野一览无余。

自东门通到西门、横贯城心的那条街，中国的名字译成英文是「仁爱之街」；外国人却叫它东西大街。中国人的心思也在「西进」，我们路过这条街时便见到一个惹眼的实例：詹恩医生的药品广告，赫然贴在离先贤孔子牌位不远的显眼处。在城的这一带，我们看了一座孔庙，虽是中国的式样与装饰，却着实秀美。它属于本县的士人，是一处学宫，士子在那里取第一等的功名〔二十四〕。屋宇是花岗石造的，屋顶富丽，覆着釉色极亮的绿瓦。

在一处监狱附近，我们遇见一个模样可怜的囚犯，戴着锁链，由狱卒牵着走；我们正要进的是那座「恐怖庙」，这一幕恰好作了引子。庙前的空地上，大半被算命的、赌钱的、卖香纸的、要饭的摊子和成群的中国人占着。说实话，外院的光景太像一座魔窟，容不得细看；我的轿子被抬着穿过时，只觉心里发怵。所以对庙内那些演示地狱各种酷刑的屋子，我不过匆匆看了一眼。那些东西太过残酷骇人，太叫人痛苦地想起但丁的《地狱篇》，无从描述。稍偏一些的屋子里供着偶像，可怜的、执迷不悟的人正伏在它们面前礼拜。

从这座恐怖景象的庙宇转到衙门——本省藩司的官邸——真是说不出的清爽。通往此处的甬道两旁是古老的榕树，一片大园子里有鹿在吃草。园中除了秀丽的花圃，还饰以门坊、假山和玲珑的小建筑。外门有雕得面目凶恶的大石狮守着；但中国狮子的吼声，其无力已如这些雕像之不能如实写出那种野兽——我们看见法国旗正在它们上头飘着。这地方虽已渐就颓败，却像是一座有城墙的城中心的一所大庄园。联军入广州时它被夺自中国人，依着「强权即公理」，又按法国政府的要求，落到了法国人手里。我们去时住着的是一位法国官员特朗加莱男爵；他在这位可怜藩司被夺的居处里安享清闲，我们递进名片时，他正在午睡〔二十五〕。

在一座名叫火神阁的庙里，人家指给我们看一块石头上的人足印迹，佛教徒称它为佛足。中国人把这座庙算作城中最可观的「奇景」之一；但我们已看过太多贴金的神像，这阁中那些装束离奇的仙人，便没给我们留下多少印象。

在回教的礼拜寺——那不过是一座朴素的庙宇——下轿时，立刻被一群杂沓的男女老幼围住挤住。他们大半是可怜的乞丐，其中有些人既穷且病，挨得这样近不但叫人难受，简直叫人害怕。所以我们匆匆看了一眼里面，便回到轿上，被抬往城中满洲人所居的那一片。那里有神情欢愉的妇人走到门口来，我们过时，她们含笑颔首致意。这些满洲妇人的耳朵穿了三个孔，每一孔上垂着金丝或银丝的小环。

世上再没有哪里比广州街上聚拢人群更快的了；而一个西方女子上街寻访城中「奇观」，所受的注目似乎不亚于一整座野兽园。无论在铺子里还是在庙里，我们身后立刻跟上一大群人，以至于走动不但难，而且极不好受。在一座孔庙里，占用庙舍的士子——那些读书人——极想看看这个欧洲女子怎样用铅笔记事，竟有几位凑上前来，从我肩头望过来。一个受过教育、会写字的女子，在这些彬彬有礼、饱读诗书的孔门之徒看来，真是异鸟奇禽。不过他们一面笑，一面同嘉约翰医生很融洽地谈着，对于有人闯进这块在中国几乎由男子独占的领域，态度倒很宽厚。有时轿子抬着我在街上走，本地人瞪着眼、张着嘴，隔着轿窗窥看我，或是伸长脖子想从轿门张望进来，我实在忍不住要笑。

我头一个在广州度过的礼拜日，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去英国礼拜堂做礼拜，一路穿过河南城郊那些忙碌的街道时，心里是何等地难过。看着可怜的店主、工匠和苦工照常劳作、各干各的营生，真叫人心酸。街上仍是那样一群不得安歇、吵嚷推挤的人。铺子都开着，钱庄的人坐在闹市的街角，面前堆着一堆堆铜钱。想到这些人没有礼拜日，全然不知它那平安慰藉的力量，实在是最叫人惆怅的事。

不曾在异教之民中间住过的人，很难体会他们境遇的可悲。也许，像中国人这样一个大体上已开化、有教养、于技艺颇为精进、于人情礼数亦甚讲究的民族，竟全然不知也全然不顾安息日，以及一切由基督教文明生发出来的东西，比起在未受教化的野蛮部族中所见，更易催生沉痛的感想。不过这里的人很明白这一日在基督徒是神圣的；有少数人——我注意到其中有几位是中国较体面的人——在礼拜堂所在的街角三三两两聚着，显然饶有兴味地看着会众陆续进堂。

广州街上常见的迎亲行列，多半是奇特有余而堂皇不足。行列里是一顶顶装饰华丽、贴金的轿子，坐着新娘和她的女伴，也载着她的妆奁与礼物。前面是一班鼓乐，后面跟着一些穿短红袍的男人和男孩，抬着盛喜筵的红箱子。若双方门第高，还有长长的一队人擎着旌表的牌匾、旗子、花灯、伞盖以及别的种种物件。可惜我们没那样的运气，没遇上这一等的行列〔二十六〕。

新城老城里做买卖的街道，大都各有专业。除了屠户街与饼铺街，我们还走过几条卖果蔬的街、石匠街、一条很长的铁匠铜匠街，另有一条全是木器作坊的。木器铺子都很大，我们看见许多铺子里的匠人用手锯锯木备料。中国南方既无马匹，又无机器助人做工，看他们干起活来竟这样相对省力而娴熟，实在叫人诧异。有一条卖旧衣与旧家具的街，外国人叫它广州的查塔姆街。走街串巷的裁缝、皮匠和剃头匠，城中处处都有，就在道旁做他们的生计。

一群群褴褛的乞丐，专心致志地捉衣缝里活着的东西，在城里城外的街道每一处空地上、在各庙近旁，都见得到他们蹲在那里。还常在庙宇附近遇见患重病的人，其中有些是麻风。这些景象和类似的景象，加上时时扑鼻的恶臭，使城中许多地方成了世上最叫人厌恶的所在。

中国的官员极受百姓敬畏；凡在朝廷当差的外国人，也很受人尊重。去西关一带访游名胜时，陪我同去的是葛先生与韦先生，两位都属于后一类人，因此我们没有像往常那样受街上人群的搅扰。葛先生——前面提到过，他是朝廷派驻广州的海关税务司——虽也略通言语，仍另有一名中国通事随行；他有时抢前开道，惹得闲人四散奔走，我们停下的地方也就不致围起讨厌的人群。

广州的缙绅之家住在西关，他们的宅第有许多在浩官街上，那是城中最宽也最洁净的街道之一。这些私宅是灰砖砌的，墙高二十五至三十英尺，径直临街，正面除了门以外并无别的开口。有许多宅子占地极广——沿街伸展很远——造法使它看去像一连串小小的屋宇，每一段都收在一个折角或凹处。这折角的造法是：墙起初与街齐平，渐渐后退，退到约莫只离起点一两英尺的地方，便一转，成一直角，径直往回砌到街线上；再一转，又按先前那样的退势砌去；如此反复，直到整面临街的墙砌成。中国人凡事总要讨好某种邪祟或凶煞，他们相信这些折角能拦住「福气」，不让它从街上溜走，从而护住自己与家人，免遭祸患。

浩官与潘廷官——两位有名的、有势有财的中国绅士——私宅都在浩官街上。他们宅子的墙就是方才所说的那种造法；看潘廷官所占的临街面之广，他那份家业想必极大。

去西关的路上，我们经过一条街角上的一个大摊子，那里只卖狗肉。那牲畜剥得干干净净、收拾停当，像我们肉铺里的羊羔一样吊起来待售。

再过几条街，便到了猫市；那些喵喵叫的东西养得很肥，装在笼里陈列着，是买去上桌吃的。从前人说「天朝人」拿狗猫作食物，我们总有几分不信；如今亲眼见了实据，疑心便烟消了。

注：

〔二十一〕 见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一卷第一三〇页。

〔二十二〕 卫三畏。

〔二十三〕 这一处建置外国人通常称作「省学」。

〔二十四〕 称作「县学」。

〔二十五〕 这一带有一条街全是书铺，叫作书街。士子与读书人都聚在这里；他们同别国有教养有学问的人一样，好打听、好谈论他们那文墨世界里一切新奇可喜的事。

〔二十六〕 中国体面人家依定礼娶了妻，在妻在世时便不再对另一个女子行婚娶之礼。不过男子可以纳妾，除了与其父母立一纸契约之外别无仪节；而妾与妾所生的子女不但须听命于妻，还要服侍她。

第九章佛寺、园林与市肆

佛寺有许多是极古老、极富有的产业。中国大众的偶像之事虽以祖先崇拜为主，佛教徒却把这一种迷信并入自家的异教仪节，因而对民众取得了几乎无限的权柄。使这件事更可注意的是：据说除了祭祖之外，中国人对佛教的信仰、对他们的寺庙，其实并不十分在意。然而只有僧尼才被称为佛教徒——其中僧人极多，在各色人等中间都很有势力。卫三畏说：「佛教的鬼神之学容许把别种宗教的神灵并入自家；且更进一步，许僧人祭拜别的神系之神，使他们所到之国的民间迷信都能迁就得来，把一切外来的神灵嫁接到自己的信仰上。」这话不虚，我们在「五百神庙」得了一个实证；那是我们在西关所游最可注意的地方之一。庙门有兵士把守，我们却一说便得进去；进门前行，被领到斋堂外的一道走廊上，僧人正在那里用午饭。离开这一处，进了廊院，穿过几条长长的通道，才到了供着众神的大殿。

进这大殿，最先入目的是两尊巨大的贴金木像，高踞在座上，门的两边各一尊。它们体态肥硕，神情欢悦，半倚半坐，正逗着小孩子玩。其中一尊眉目间那种快活亲和的神气，叫我们想起哈克特演的福斯塔夫，那张笑脸也一样叫人忍俊不禁。欢欢喜喜的小孩子，摆着孩子们所有的种种姿态，有的坐在他膝上，有的站在他脚上、臂上，有的爬上他的肩头。有几个指着他、扯着他的头发、眼睛和嘴；似乎千方百计，一心要从这老头儿身上讨尽了乐子；而这老头儿看去是最快活的——不是神里最快活的，而是人里最快活的。中国人把无子看作一切不幸中最大的不幸；这两尊神像无疑是要显出为人父母之乐。这间大殿里几乎摆满了神像，一尊尊不但保管得好，而且贴金、施彩、铸铜，能有多灿烂便有多灿烂。它们摆在八到十英尺高的台座上，作坐姿，两两相向，中间留出长长的通道。神像的姿势多种多样——常常举着臂——有的生六臂八臂，我们还见到一尊生五只眼的。这几行偶像的那一头，华丽的宝盖之下，坐着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的大像；稍靠前，另有一尊坐像，是乾隆皇帝，阿美士德勋爵当年在北京见过的就是他。此处的他贴金施彩，极尽华美，穿着帝王的衮服。这座庙里几乎——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网罗了东方所有的异教神祇，叫人痛切地感到这民族在道德上的幽暗与迷信之深。它当得起「广州的万神殿」之称。

佛寺的方丈难得露面，也极少特意以礼待客。不过在长寿寺，我们同行几位先生的名帖递了进去，方丈便到客堂来相见，待我们十分殷勤。客堂里摆着椅子和若干小几，开出去是一座可爱的园子，树木花草都很齐备，另有小小的人工池沼、曲折的桥、瀑布、石洞和别的叠石点缀其间。园子占地不大，但人家告诉我们，这是城中最秀美的园子。堂上献了一盏香味绝佳的茶，还有几样甘美的蜜饯果脯；方丈——一位言辞温和、举止安详的人——屈尊与我们同吃，一面与葛先生谈了些话。

这庙里有一尊偶像，是挪亚的巨大卧像；他两颊有涡，笑眼盈盈，也许是要表现一个安乐的晚年。再往里，在一处光线昏暗的地方，有三尊高大、黢黑、看去无人照管的像，代表中国人所说的、洪水之时把方舟托住的那几个人，或说那几位超乎常人的存在。

广州最大的佛寺——也是中国最古老、最著名的佛寺之一——是海幢寺，外国人通常叫它河南庙。寺在河南城郊近江处，园地数英亩，四围有墙。寺的各进院落——以及自外门进来的甬道——都荫在苍老的榕树下，空中回响着无数寒鸦的聒噪，它们的巢就在那些广展的枝柯间。为赶上晚课，我们傍晚五时到寺；舍舟登岸，自临江那条街上开着的外门进了寺墙。沿碎石路走到高高的门廊——有两尊面目可怖的鬼将守着——再穿过一个小院到一座供着四尊大像的门厅，便被引到正殿。正殿是一座低矮的建筑，约百英尺见方，正中坐着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的像，高逾二十英尺，四围是香案和较小的偶像。

我们到这大殿门口时，晚课刚起。殿里有许多僧人，有的披着全副法衣，绕着佛像鱼贯而行，用拖长的鼻音唱诵他们那偶像之教的祷词，伴着一种鼓、铜钲，间或还敲一下磬。主法的僧人穿黄，其余多数穿宽大的灰袍。我们看见一位久未剃度、衣服又旧又满是补丁的；后来才知道，旧衣与不剃的头，正是佛寺规定的孝服。将近课毕，僧人们行过佛像前时，三三两两出列跪倒在像前，最后尽皆俯伏。敲铜钲的僧人跪在一张矮凳上，紧贴着正中佛像的座基俯下身去；但他敲得愈发起劲，加上鼓声磬声，唱诵便全然听不见了。最后，在这一片声响之中，他们三次俯身，每次以额触地，行了叩首之礼，礼拜遂告结束。

僧人虽合着掌、垂着目，摆出最虔敬的姿态，唱晚课的声调也最见哀恳，其中许多人却更留意看他们的客人，对客人的兴致似乎胜于对晚祷。主法的僧人身上，我们也看不出半点真的庄严：他们跪罢起身，一面脱下黄袍和别的法服，便快快活活地谈笑起来。祷词大半是「阿弥陀佛」四字的反复，即「佛啊，怜悯我们」；这叫我们想起我们救主的话。（《马太福音》六章七节。）

在佛的正殿之外另一所屋里，立着一座献给观音的石碑，据说里面藏有佛的一件遗物〔二十七〕。一座异常厚重的碑座上，耸着一根塔状的绞纹石柱，观音的像就刻在座上。一位僧人告诉我们，这座碑——那工艺与其说像中国的，不如说像印度的——是自暹罗运来的。凡奉佛的寺院，廊院各处都立着碑，纪念施舍给寺里的人。这一带廊院的墙上也嵌着刻有孔子格言的石碑；此处还见得到「圣猪」，那是某些善信献来的，另辟一间屋子给它们，养着照看着，直到老死。

僧人身后，遗体以火化处置。尸身在一座小石屋里焚化，那屋子是专为此而建的，在毗连园子的墓地里。屋子的拱门里边一线之处，有一个约一英尺深、形如墓穴的凹坑，火就生在那里；坑上两三英尺处架一具铁栅，用以承尸。后墙上几个小孔连同门洞，供烟排出；拱门正上方墙壁与屋顶都熏得乌黑，可见这屋子用得很多。骨灰盛在瓦罐里，安放在园内另一所小屋中；若过了相当时日，亲属仍未来领去与族人合葬，最后便葬在这墓地里。

游历佛寺时，我们注意到地面、房舍以及一应什物都收拾得异常整洁；再加上为热带的舒适所作的周到布置，这些地方成了引人流连的清凉去处。然而此寺的偶像崇拜，连同在火化之地所见那些令人作呕的情形，实在叫人深为悲悯；我们不由得纳闷：凡在新教基督教国度里长成的美国人或欧洲人，亲见这样的景象之后，怎么还会对基督徒支持中国传教之事该尽何等本分有丝毫的犹疑。天道的真光在那片土地上虽还只照亮了为数不多的异教之心，它的教训却在缓慢而确实地结果，接受全备福音的路也在渐渐铺就。凡基督徒，哪怕对异教之民的性情所知极有限，只要亲身接触过美国与英国在中国南方的布道站，无不惊讶于已经成就的事。在异教之邦，各宗派的基督徒可喜地忘却了门户之见；他们那些小小的团体中，弟兄相待之亲厚是最显著的特色，颇有福音的真精神。

广州的英国循道会传教士有一座大礼拜堂和很舒适的住宅，那是用英国几位朋友专为此事遗赠给教会的一笔款子建造的。据我们所知，差遣他们出来的差会对他们也有优厚的供给。至于美国的差会，我们在中国常听同胞说，给他们的薪俸不够养家，因此不得不省俭到那种地步，于这样耗人的气候里，无论对身体还是对起居都并无益处。然而他们太诚心于这高尚的事业，从不肯诉苦；总是欣然知足，乐于为主的事工作任何牺牲。

住在黄埔时，有一天早晨，我听见孩子唱主日学诗歌的声音，心里一动。起先我疑心自己听错了，因为在我们这异教的四围之中，居然能听见这许多稚嫩的甜嗓子唱出《安息日钟》和别的主日学诗歌集里那些小诗所配的曲调，实在叫人难以置信。不过韦先生进来，我的疑惑立刻就解了；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歌声出自一条行船，船上是那夏礼先生和夫人〔二十八〕，还有那夏礼先生学堂里的男孩子们。他们去过伯特利趸船屋之后，我们有幸看见他们把船系在我们旁边；上得船去，又听那些男孩子唱了几支这般悦耳的家乡曲调，方才那出人意料的一阵歌声就是这样传到我们耳中的。这些诗歌同我们在家乡听「小孩子们」唱的是一样的；然而译成中国话，由这些父母还在幽暗中的孩子在那遥远的地方唱出来，便格外甘美动人。一位住在广州的美国先生新近去过这学堂，便提议作这一次休沐的出游，并出了这趟船的费用。这在那些小家伙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他们玩得那样尽兴，那夏礼先生见他们快活又那样高兴，我这位同胞的一番厚意与体贴，可说得了远过于所费的报偿。

那夏礼夫人也办了一所学堂，有十二三个中国女孩，多半各有一段叫人心酸的小小身世。其中一个如今已能帮着照看小些的女孩，她原是被人以十元卖去作使女的，后来一位英国太太把她赎了出来，交给那夏礼夫人教养。另一个因受虐待致跛，不能多做家务，便被从家里赶到街上。还有一个，是穷得可怜的父亲以五元卖掉的，被一个中国妇人赎下，送到那夏礼夫人处受教八年。又有一个从澳门来，她母亲是个穷寡妇，本想把她卖三十元，那夏礼夫人不许。

这些女孩的名字译成英文都很有意味，譬如「富小姐」、「夏小姐」、「有小姐」、「思小姐」等等。那夏礼夫人雇着一位中国女助手；女孩们（用她们本国的话授课）受着有用的、基督教的教育。除了每日的功课，针线以及别的妇女营生也都教得很切实。这些孩子中有几个由本国虔信而好善的妇人供养；我很盼望我国还有更多的女子，肯作传教事业中这一支既有趣又要紧的分枝的资助人。广州还有别的差会学堂，由美国与英国的传教士照管，也在推进基督教教育的事业，只是我不像熟悉那夏礼夫妇的学堂那样熟悉它们。

在中国人心里，再没有比他们那传说中的动物「龙」更可畏、更尊严、更有威权的了。这多半无疑是因为龙被用作皇家的徽记；不过即便撇开这一层，据说各色人等对它也都或多或少带着迷信的敬畏，尤其船家与渔人对它既怕且拜，视之为水中的主宰。为讨这位神明——或说江海之魔——的欢心，五月里有一连五日的节庆，叫作「龙舟节」。这节庆的主事是各村龙舟的竞渡。这些船长约一百英尺，宽却只有三十二英寸，两头都收成尖。船身漆得鲜亮，船头饰以龙形。每条船都插满旗子和花梢的长旒，坐着六十到八十个人，他们安安静静地坐着划桨，合着锣、鼓与铜盘叮当那种粗朴的乐声的节拍；船一到全速，看去很像一条条巨大的蜈蚣在动。我在黄埔和广州两处的珠江上看这竞渡时，留意到乐声的快慢与船行的快慢总是齐头并进。近舵处站着一个人，不住地挥动一面花旗；另有两人击着立在船中的一面鼓，领着这一班乐。船速与乐声的喧腾一到顶点，乐手们的兴奋便化作种种怪相与手势。因为这些船造得极单薄，有时船身断为两截，便有许多人送命。

浩官与潘廷官的私家园林——在广州上游一二英里处——外国人常去游。两处都有高墙围着；浩官的园子虽不如从前收拾得好，却有宽敞的游廊、好看的池面、佳木名卉，当年甬道、亭榭、小桥都完好时，想必是极可人的去处。潘廷官的园子却不然，不但收拾得好，且还在继续修整。进这园子，最先触目的是沿墙一道有顶盖的秀美长廊。园中处处有宜人的小径纵横；其中一条隔开两个人工池，两旁种着叶片秀美纤细的杉树。园里有一所大屋，是潘廷官一家避暑之所，这位先生的私家戏台也在同一所屋子里。这一大片园地包罗了中国园林常见的各样点缀：有精巧的亭子、石洞、花样的小桥，还有一座好看的三层小塔，自塔的上层窗口望去，全园一览，秀美如画。

花地——即花园，广州的外国人廊下常年摆着的那些名卉盆花都出自那里——也在城上游的江边。这些园子里，我们看见几株极高的棕榈，别的树木花卉也多得过盛，看去都带着自然那种无拘无束的丰茂。在这里，以及在潘廷官的园子里，一种可爱的兰花——称作「尼姑」——正开着。除了每一座中国园子里都有的矮化树木花草，我们在花地和浩官的园中还看见一种小灌木，叶子细密丰茂而秀气，被修剪成式样雅致的花篮。也有照样修成动物形状的，其中我们看见许多惟妙惟肖的狗，还有小小的长颈鹿。

广州的铺子多半造得可以在白天把门面卸下，好让过路人把里面看个清楚。进门一侧通常有个小龛，里面供着牌位或神像，天天焚香，祈求生意兴隆。较富有、较讲究的铺子里，另设有装饰精巧的神龛，还常常用花瓶点缀。中国人迷信桃树在他们新年时开花，预兆来年吉利兴旺，因此有法子催它应节而开。我头一回到广州时，人家在和昌的铺子里——讲到铺主时我还要多说他几句——给我看一大枝桃花，经催发之后开得灿烂。

外国人买瓷器、漆器以及象牙与乌木雕件的铺子，在新城及其附近。中国人做买卖极精明，爱钱也不亚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凡有可以多赚的机会，他看得一样快，抓得一样紧。联军占据广州期间，工匠与商贩的货品被外国军官等人抢着要，旧价便普遍上涨；而这些价钱至今居高不下，许多最中意的东西比从前贵了——我们去时，上等瓷器几乎同战前纽约的法国货一样昂贵。此外，内地许多瓷窑已被叛军毁掉，广州的商贩要照旧进货也更难了。的确，从前铺子里有的某些东西，如今竟全然买不到；这无疑多少推高了各样物品的价钱。从前广东省——广州是其省会——北部出一种极奇特而好看的瓷器，叫作「玲珑瓷」。叛军把那一带席卷蹂躏，懂得烧造此瓷的人都已故去，这门手艺据说已经失传。这种瓷器人人想要，却极少见有出售的。我们只见过寥寥几件，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当作珍玩收着。

裕兴是新城里一家上好的大铺子，卖精美的瓷器——各色器物无所不备——还有式样奇巧而秀美、乌木细雕的家具。最中意的东西价钱都开得极高；但它们既稀罕，又往往美得出奇，所以这铺子很得富有的外国人光顾。到这里买东西的人受待极有礼：自外间进到铺中，通常由体态富态的裕兴本人迎上来，他穿着漂亮的绸缎衣裳，走到主顾跟前，虽然肥胖，仍深深作了好几个揖，引他们到边屋与楼上去，那里陈列着他叫人心动的货色。另一家外国人常去的铺子是宝兴开的，他专做瓷器，有许多好东西，价钱比裕兴便宜。不过宝兴是个嗓门大、话短、爱吹嘘的人，没有裕兴那份圆熟的礼数与世故；他最大的长处是：囊中不甚丰的人，在他那里能买到许多与裕兴同类、品质也一样好的东西，条件却公道得多。

中国匠人雕刻象牙的绝技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在这种材料上雕出的精微入毫，天下无双。和昌——他在河南城郊的铺子里满是象牙、檀香木与介壳的美丽雕件——据说在器物的艺术工致上胜过所有人。外国人到这铺子里来，总能找到稀奇的东西可以琢磨。有一回在那里，人家指给我们看几件出奇的饰物，是用一种鹭属之鸟的头骨精雕而成的。那鸟产于交趾支那。我们见到一只这样的鸟头，上面已被切下几块去作雕料。那骨质地极细，类似象牙，可以雕出最精微的花叶，也可以雕出庙宇与人物。它是一种雅淡而格外温润的橙色，有时略带红丝；这些饰物用金好好镶起来，便独一无二地精美。

富有的中国人酷嗜精雕。在和昌处，人家给我们看一件绝好的象牙雕，是一位中国先生定制的，价值五百元。那是一大团繁复精微的雕刻，雕着人物、走兽、飞鸟与山水。这件东西的式样很特别；据我们所能打听到的，是要用来装点家神的龛，或许是祠堂。庙宇——以及庙宇必不可少的陪衬，那些神圣的榕树——是这类雕件上常见的点缀，榕树尤其雕得极好。

有教养的中国人极爱古物，一件奇特的旧瓷、一件古铜、一件罕见的雕刻，他们都看得很重。据说帝国之内，没有哪座城比广州更多古的、稀的、奇的、怪的东西可供外国人赏玩——新城里那条古玩街，铺子大都是做这一行的。其中有些铺子很大，满是工艺稀罕而精美的器物。在随便哪一家，都能顷刻间花去一千元，买下雅致的家具、华美的雕件和别的贵重的玩好与艺品。不过铜器里有许多太丑，或怪得太叫人不快，引不起外国人的兴致。名画师林呱的画室，以及「老时呱」的铺子——他的漆器被认为是广州最好的——也都在河南城郊。林呱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师；他受过钱纳利——前面提过的那位往来东西的画家——的指点，因此他的画没有透视上那些大错，也没有他同胞的写生与油画上通常有的许多毛病。他以画果品著名；我在他画室里还看见几幅画外国人的很好的画像。他照着照片画在象牙上的精细小像，也极出色。

中国妇女极爱「玉石」做的饰物〔二十九〕。用玉制的瓶子和别的玩器也很受珍视，卖给富人的价钱高得离谱。西关有一处专卖此物的市，每日开市，定有若干规矩，其中一条是午前十二时必须散市。

看那条制扇匠人所居的街之长，以及处处待售的扇子式样之无穷，中国被称作「扇之国」是很恰当的。而论到需用，也没有哪一国的人比他们更需要它；几乎每座城都制自家式样的扇子，所以有北京扇、广州扇、汕头扇，此外还有许多。不过苏州——江苏省黄河边上的一座城——所制的扇子，或是画得极有意致、极精细，或是黑地泥金，做得雅致，最为人所求。事实上，这种扇子一度在中国上层中间风行到这地步：一个人说他的扇子是苏州来的，给人的印象就同我们说一件东西是巴黎进口的一样。苏州又以一种深沉的古铜色漆器著名，上面秀气地刻着鸟、树、花的图样，轮廓处再用泥金勾出或收拾。然而叛军几乎把那座城毁尽，苏州扇与苏州漆器都变得稀少——除了古玩街上几家铺子里还有，价钱却极高——如今是难得一见了。

论富庶，广州据说仅次于北京；无论到新城还是老城，没有人不对其中大部分人那种富足的气象留下印象。虽然最穷苦最可怜的乞丐处处都是，许多街上却挤满了中国的绅士，或步行或坐轿，一身穿的都是最昂贵的绸缎。还有许多街道两旁排着宽敞好看的铺子，里面尽是东方最华美的织物。走过这些街，无论朝哪一头望去，那长长的一片景象，加上熙攘的人群、鲜亮的招牌和别的富丽点缀，都极入画；在一个自西方来的旅人看来，更有一种令人着迷的气息，简直像是古时神仙故事的实现。

注：

〔二十七〕 据说是他的一片脚趾甲。

〔二十八〕 美部会驻广州的传教士。

〔二十九〕 另有一种玉或蛇纹石的仿制品，质地介乎玻璃与瓷之间，呈云雾似的绿色，做成饰物，下层人多有佩戴。

第十章内室初窥

中国各阶层的妇女都极留意头发的修饰与梳掠，挽发与簪饰的式样往往别有画意，颇见巧思。北方有些省份，无论哪一等人家的妇人，随时都能见到鬓边簪着好看的鲜花；但在广州以及南方一带，我们看到这种雅致的风尚只限于有身分的女眷。广州所见的几位中国贵妇，鬓上所用的花以玫瑰最为触目；我们后来知道，玫瑰在中国人中间受喜爱的程度，与在我们那里一样。中国本土的玫瑰有二十种，此外还有不少变种，种植极广。

妇人们因为滥用脂粉，把皮肤伤得很厉害。中国贵妇逢盛大场合梳妆时，先把双眉描黑，描成弯弯的一道弓；脸上厚厚敷一层白粉之后，再把两颊与嘴唇涂得红艳，方才算完。小脚的妇人为免踉跄，走起来步子极快，两臂摆动以取平衡；同时另有一种她们独有的碎步姿态，想必被看作极其风雅，因为我屡次看见那些大脚却打扮得俏丽的下层妇人也竭力仿效。

广州著名行商明官的后裔兼家主，是我们所遇的中国绅士里，除一人之外唯一能把英语说得流利、且大体不错的。此人举止温文而有朝仪之风，加之礼数周详，凑成一位极合其东方气派的绅士，与他的性情谈吐也十分相称。

在联军迫使中国人向外国人开放广州老城城门之前的好几年里，明官的夫人偶尔接待当时住在旧商馆的几位外国女眷，也偶尔回拜。浩官的夫人也偶尔接待这样的拜访；不过那时候与中国贵妇往还的机会并不常有，此后也未见增多。相反，所谓内室——中国有身分人家女眷所居的房间——守护得一如既往地严密；直到今日，一位西方女子若蒙邀入她们这片禁地，那便是受了殊礼。然而明官因通晓我们的语言，又与外国人往来极多，在若干方面已成了这规矩的例外。他似乎并不厌恶我们的习尚，倒颇赞成女子比在中国所能得到的享有更多的自由；因此他不但邀请外国女眷造访他的家眷，而且如下文所见，有时还准许陪同前来的男宾见一见家中的女眷。他屡次表示希望我去拜访他家的女眷；于是我们最后一次到广州时——书帖名片往还过了，一切合乎中国礼数的仪节也都办妥——到了约定的时辰，我们便坐轿前往他的宅第。

这次拜访，除葛先生与韦先生相陪外，还有一位英国绅士同行，他也在海关供职。这位绅士是位通汉文的学者，明官那封短简全仗他翻译我方读懂；简中照东方人的路数，极言自谦，用最铺张的谀词说到我光临他的「寒舍」。短简写在一种印度粉红色的纸上，随简附来的那张考究名片也是同色，长九寸有余，宽四寸。不过明官的谦卑还不至于让他住到别处去：我们找到他的宅子，不但在浩官街上，而且就在潘廷官与浩官那一带贵而富的街坊里。

我们到时，大门附近街上聚了几个人；但因我们的来临早在意料之中，那扇大门随即开启，我们快步穿过门廊，到了一个小天井，明官在此以极文雅的礼数相迎，随后以东方人的从容与仪态，把我们引到天井后面的客厅。这间屋子有两道门通往内室，家中的妇人孩子都聚在门边迎接我们。她们的衣裳是某种深色料子，式样极简朴，不事铺张；只是几位女眷脸上都厚敷白粉，两颊与嘴唇涂得浓红。头发也梳得雅致，簪花点缀，颇具风致。

我们同行的男宾——原以为只有我一人能进见女眷——对明官这样的安排既意外又欣喜，因为这使他们得见全家；他这样安排虽使我不能进内室，但一个中国人竟许外国男宾见他家的女眷，这在我的陪同看来实在出人意表，又叫人愉快，我很快便把那点失望忘了。我们进屋时，客厅里一张小几上已摆好一份简单的点心：蜜饯、糖食和糕饼；引见过全家之后不久，茶也送上来，与这些点心一同奉客。

我们怕显得过于好问，未曾打听家中女儿的事；对方也绝口不提，我们便料想明官同他所有的同胞一样，把女儿看得无足轻重。反之，他依礼引见诸子，先引长子，那是位年轻绅士，英语说得很好，风度之文雅圆熟也不亚于乃父。然而最引我们兴味的是那位幼子——一个才六岁、清秀伶俐的孩子——明官说他想送这孩子到英国或美国去读书。中国的上等人不经日晒，肤色比寻常人家白些；这孩子生得格外白净，我们中有人便对他父亲说：「明官，这小家伙真好，皮肤白得出奇。」做父亲的显然听了这恭维很受用，文雅地一躬，答道：「是的，出身高的总要白些。」屋子的一切陈设都极素朴简单；但据说明官因生意上有些窘境，故意作出节俭的样子过日子，因此他真实的境况难以断定。

中国的礼数不许彼此握手；相反，相见时彬彬一揖，各自把手拱在胸前摇一摇。明官与外国人往来，却采用我们的见面礼；我们告辞时，几位女眷很客气地向我伸出小小的手，照西式与我作别。

正要告辞时，明官告诉我们，他有一位堂兄住在离他几家门面之处，想请我们过去坐坐。我们知道有教养的中国人把失礼看作不可饶恕的过错，怕这样不经通报地贸然造访，会在他们眼中失了身分，一时迟疑。可是男宾们从明官口中得知，他这位堂兄是潘家一位富有的成员，属于官宦一流，早知我们即将离开广州，已把礼数上的事预先安排停当，我们此刻径直前往正合体统，我们便欣然应允。这位中国绅士曾在北方做过道台，积下一笔可观的家资后回到广州，在浩官街上造了一所华美的宅第，据说是西关一带最好的住宅。

先打发一名仆人去通报道台我们将到，我们便由明官陪着重新上轿，跟在我们的前驱之后。道台宅第那宽敞的大门在我们走近时开了，我们经过一道极大的门廊，进了内院。门廊里挂着精美的灯，护家的两尊彩饰绚丽的神像分立于通往内院的门两旁。下轿之后，我们在一处与宅中某间屋子相连的门口遇见道台本人，他不曾抬眼向我看〔三十〕，只一躬，挥一挥手；我一言未发，几乎是身不由己地，便朝他所指的方向走去，走到一扇门前，那门像是无人相助自己开了，待我走过，又同样不可思议地合上。那宽敞的门廊、那内院，以及道台最初接待我们的那间屋子，论构造、布置与装饰都远胜我从前所见；我每走一步，惊讶与叹赏便增一分，直到进了女眷所居的房间。而这所谓内室，其装饰之富丽辉煌，超出宅中其余部分之远，正如余昇号里最好的瓷器，其图样与彩绘之雅，超出路旁小摊上所售的寻常廉价货一样。

我这处境的奇特与周遭仙境般的景象叫我恍惚，稍稍定神之后，我看见一位中年妇人，穿着讲究的深色衣裳，立在屋子那一头的台座上；我一望过去，她便立即欠身，从容而有威仪地拱手一摇，用中国的礼语向我招呼：「请！请！」——即「万福！万福！」之意。我走近前去，也一躬身，照样还礼；然而除这两句招呼和几句简单的话外，我于这种语言一无所知，我们的往来于是只好全用手势。这位夫人领我从台座后面的一道门进了另一间屋子，那屋子那一头又有一座台，台上有一条宽敞的过道通往里间。过道两旁是雅致的小闺房，通着陈设华美的卧室；我们看见两位极清秀、装束极讲究的年轻女子，一边一个站在入口处。她们姿态婀娜，倚着闺房的转角；我们走近时二人不住地欠身致意，我为了还礼得当，只得一路欠身拱手，先向这边，再向那边，直走到台前登上台座。她们于是把我引进其中一间闺房，房里一张桌子上摊着她们的绣活儿，桌后略退处摆着椅子，她们做手势请我坐下。那位中年妇人——在这家里显然居于尊位——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两位年轻女子则一左一右，整个会面中始终站着。以她们的小脚，这一定很累人，但若礼数如此要求，她们也只得忍着不适，不出一声怨言。她们穿着华美的绸缎，饰以鲜艳的颜色，头发梳得精致，簪着花；又戴着金与宝石的精美首饰，两颊嘴唇都搽着红。她们温婉娴雅的举止和整个的仪态，只有最细致的教养才有。

我们才坐下，不但屋里挤满了人，房门口也围了一群；我很快发觉自己不单是女眷与孩子们眼中的稀罕物，连仆妇们也来看，那些人站在最外一圈，都是些看上去很体面的妇人和女孩子。

一个爽利爱笑的女佣送茶进来，一位年轻女子接过给我的那一杯，见茶很烫，便揭起精致的瓷盖，把腾腾的热气扇凉了，然后以无可摹拟的从容与娴雅，把杯子端到我唇边，让我把茶喝下。这一番礼数过后，我的衣裳成了众人细看与议论的对象；大家在微笑与偶尔一阵欢笑之中，用手势攀谈，人人都觉得有趣极了。我的帽子和帽上的饰带尤其惹她们注意，而一方精致的手绢更叫她们爱不释手。几位女眷随后把她们美丽的刺绣拿出来看，那是用丝绒线绣的，绷在同我们所用一样的绷架上。

闺房以及由闺房通出去的卧室，家具都是黑木的，刻着花纹。卧室不大，床却是一件极厚重的家具，雕镂繁细，顶架装饰得十分华丽，上面垂下绿色纱罗的蚊帐。除了最初领我走过的那几间屋子，还有几间光彩夺目的房间和一个同样格局的敞院给我看过，院里种着各色盛开的花木。屋子的隔断是花样繁巧的格子，漆成淡雅的石色，用泥金并以红、蓝和深浅不一的绿加以辉煌的点缀。每间屋子都摆着式样奇巧的小几，几上放着精美的瓷瓶瓷罐，另有屏风和别的陈设点缀其间。天花板上还悬着各式好看的中国灯笼，有几间屋子里则装着漂亮的欧洲吊灯。

那些带装饰的格子隔断、精巧的家具，以及全部布置的气象，在天窗透下的柔光里看来，有一种极华贵的雅致。然而每一间屋子又自成一件珍品，别致到这般地步，使整个地方笼罩着《天方夜谭》似的魅力。末了告辞时，我那位中年朋友很客气地送我到进来的那道门口，我于是重又与同行的男宾会合；他们没有受到这样高的款待，正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我们向道台和彬彬有礼的明官正式作别，随即离去，对这初次窥见的中国上流生活大为满意，也大为称快。

这两次拜访是在星期六。在明官家时，他客气地邀我于下星期一与他家的女眷一同用饭。然而我没有忘记我们逛过的猫狗市场，又无从担保上等人家不喜欢吃猫肉——情形毋宁相反——所以我能说我们打算那一天北上、不能赴约，心里着实庆幸。这个民族在礼节性的拜访中所奉的好茶，连同那些可口的蜜饯与糖渍果子，总是受人欢迎、叫人愉快的款待；可是一说到正式的宴席，一想到席上可能端来一味猫肉杂烩或是一碟小猫排，便不那么愉快了！一顿隆重的宴饮本会大大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无疑还能让我们对中国女眷那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多几分了解；但有了上面这些顾虑，我们不得不谢绝明官客气的邀请，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惜。

注：

〔三十〕 照中国的礼数，男子看女子是很不礼貌的，甚至可说极失体统。因此道台待我是格外恭敬的。

第十一章险渡与澳门之夏

韦先生奉中国官府之命调往汕头——那是香港以北一百八十英里的一处海口——我们的趸船屋生活便迅速告一段落；一八六二年六月初的一天早晨，我们已在前往新家的路上，重又登上美国轮船「火花号」，驶往澳门。

此前几星期，有几个中国海盗在香港搭上一条开往澳门的英国小轮船，途中图谋夺船，杀了一名船员，又伤了几位乘客。因为这件事，我们看见船上那一大群中国乘客都被妥妥地看管在下舱。船上还有一小队全副武装的马来人，不但守着下舱那一带，也分守别的容易出事的地方，使这条小船颇有几分兵戈之象。每名船员腰间都插着一支柯尔特手枪，外国乘客也都带了武器；因此，虽然航行在本国旗下，我们仍觉得周围并非尽是朋友。不过这一次欧洲乘客比平日多，万一有事，单凭他们自己也足以成一支很得力的人马。想到这些，又知道中国海盗除非见人大意到极处，轻易不去攻打外国人，我们登船时对自身的安危并无真正的顾虑。

平平稳稳走了几个钟头，过了金星门水道——这水道连同附近的岛屿，从前海盗出没得极可怕——不料机器出了毛病，我们只得停船下锚，耽搁了几个钟头。船停下不久，我们驻广州的领事培里先生和同船的葛先生便发现船上着了火。差不多同时，火势的大小还没弄清楚，就看见好些中国船朝我们压过来。我们于是开始担心：我们的机匠与司炉都是中国人，说不定与这些船上的人串通一气，图谋夺船劫掠；果真如此，他们还会把外国乘客一并掳去，照他们的惯例把我们囚起来，索取一笔漫天的赎金。火扑灭之后，又过了两三个钟头才升足汽，得以继续航行；然而一见我们有开船的势头，那些本地船便都不见了。这场变故发生时，正好有人来报乘客午餐已备；培里先生不肯下舱去用饭，非要先弄清这场麻烦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多严重不可——我们能够平安无事，实赖上天藉他之手。倘若中国雇员与那些船上的人当真有约，想来必是有人给他们打了什么暗号，示意船上武装的外国人和马来人太多，动手无望。总之，无论实情如何，到了澳门我们才知道，自己不但躲过了火，也奇异地躲过了汽；那时才查出船上的锅炉已被烧坏到不能再用的地步——可见我们蒙恩得保，所避开的不只是眼前之险，还有实实在在的大险。

澳门在冬天极其可人；但到了六月和七月上旬，园圃与四围的佳境里花树、花木、花草开得烂漫，它便是天下最迷人的地方之一。东方各处居留地，少有草木之盛能与它相比；其中许多还是东印度公司的功劳，当年公司在印度与东方诸岛搜罗最好的品类，装点自家的园林庭院。那种美丽的楝树——人称「印度之荣」——在这里的官家花园中可以看见；外国侨民的园子里则有各样花树，其中有羊蹄甲、凤凰木和紫薇。紫薇那细致如绉纱的花，几乎无与伦比，作为观赏之木，也少有能与之匹敌的。花草之中，好几种木槿、木兰、鸡蛋花、夹竹桃和茉莉都长得极盛；藤蔓之属，则有正在开花的使君子，其风致胜过我们在东方所见的一切花藤。此外还有莲花，花色淡雅；还有昙花那帝王般的花朵——两者都在七月里开——那种灿烂的美，叫我们看得心醉。

澳门初夏晴夜里那种柔和到极处的空气，是别处比不了的；人人都出门去领略「这景致的静与美」。本地的葡萄牙女眷——冬天里难得出门——这时候便三三两两沿着美丽的南湾缓步而行；或是坐在紧挨南湾的那片草地（阿拉梅达）上，静静地听军乐队奏乐。整个居留地绕一圈不过八英里，景致里却有许多可观之处各不相同——除南湾外，近郊还有不少宜人的散步去处。其中最好、最宜领受夏日凉风的，是那条盘旋而上、翻过临海高崖的路。这条路有一段沿着加思栏湾那道曲线优美的岸，名叫「加思栏路」。路边好些地方长着野生野长、极其茂密的露兜树；路所绕行的陡峭山冈上，道道冲沟里生着各样好看的蕨。这路的高处还可望见极好的海景，那里的空气总是清爽提神。因此加思栏路成了病弱之人和一般外国人最爱的散步之所；这些人若能捱过热带盛夏那消耗人的暑气，傍晚时分便可见他们成群结队在崖间行走，或坐着轿子由人抬着绕行。半岛这一带近岸处山石峭拔，加上那些陡然拔起的高处上戴着的旧炮台，使人从海上望过来时，这片居留地显出一种森严而古老的气象。

在澳门——如同一切在罗马公教治下的地方——教会的节庆举行得极为铺张，又有官府提倡，民间遵行得很普遍。其中一个节日叫圣体节，我们在这一天看见了举扬圣体的仪式：行列由主教、殖民地的高级官员，以及好几个修会、各着本会法衣的神父组成，成了一场极其庄严的盛典。祝圣过的圣饼由主教亲捧，几位教中显要在旁襄助，头上有一顶缎制的华盖，由殖民地最有身分的文官擎着。行列自主教座堂出来，神父们诵着经，穿街而过，其间东望洋炮台鸣炮致敬；列队在必经之处的兵士，在擎着华盖的主教走过时一齐跪下，军乐队也照样作出崇拜的姿势——虽然乐声并未停止。

聚拢来看这一盛大景象的穷苦中国人成百上千，其中多半人无疑分辨不出：伏拜在圣体之前，同伏拜在自家祖宗牌位和佛前，究竟有什么分别。这是一幅叫人难过的景象；尤其难过的是，这些罗马教的神父和他们的教众，在中国人眼中就是基督教的代表。不过这样的排场，不但很能招引并赢得葡萄牙人以及殖民地上混血各族的心，也很能赢得许多中国人的心。

驻守各炮台的兵士中，有一小队人组成一个军中舞队，每逢圣约翰节便举行一种狂欢，一连几个晚上不断；葡萄牙人认为这大大增添了节日的热闹。这个节日在六月，我们便有机会看到几场这样的夜间表演。

全队人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严守缄默，因此被称作「哑舞队」。有一个装束滑稽的丑角随行，吹哨子指挥舞者与变换队形；按惯例，他们先到总督和殖民地其他高官那里去，在廊下或宅前跳精美的花式舞，末了往往定成好看的活人画。每到一处都有人给他们一笔钱，这钱专拨给一项为他们本团设立的善举。舞者穿着花哨的行头，前面有乐手开道，乐手旁又有身披古式甲胄的人相随。他们打着火把穿街而行时，样子既气派又入画；他们的舞蹈似乎有一种吸引人的魔力，各色人等都被招来。然而把一个舞队弄成教会节庆的帮衬，在一个只惯于纯粹新教气氛的人看来，总觉得不伦不类。

一八六二年七月四日晚，我们驻澳门的领事馆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或说音乐晚会，纪念我国的国庆。这成了那一季里最大的盛事；我们因事耽搁到那天以后才走，恰好忝在受邀之列。奈伊先生那所宽绰的宅第坐落在城中心，离街两三竿之地，后面的庭院自成一个小园，四周围着墙，临街的一面高十二到十五英尺。除大门之外，这一段墙面以及装点其上的柱子，都被使君子的枝叶花朵覆满。庆典那晚我们走近这宅子，头一样引人注目的，是数百盏灿烂的灯排成的八颗星，以墙上深绿的枝叶为底，映衬得极有意致，把街上也照亮了；街上早已招来一大群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在那里观赏。我们的轿子抬进院内时，葡萄牙军乐队正奏着我国的乐曲。由院内经一道气派的入口进了厅堂，上了一道好看的楼梯通往家眷的居处，我们到了一间小小的前室，室内有一只满满的黑木书橱、一处放帽子外衣的所在，还有几幅古典题材的版画。乐队就设在这里；由此进入宅子正中的另一间敞厅，陈设极有品味，摆着一些欧洲与中国的古玩艺术之物。穿过这间敞厅——左边是女宾更衣室，右边是餐室——便进了主客厅；客厅两旁各有一间好看的房间也一并敞开，连成一列三间，横贯全宅。音乐会要在中间那一间举行，那里为此特地安置了一架大钢琴；但这间屋子的布置纯是古典气派，只有几件珍贵家具和一些装饰性的艺术品。墙上却挂着上好的旧画与版画；两旁通出去的房间虽布置得简单雅致，却摆着做工精美的大圆桌，桌上放着用华美的热带花卉扎成的巨大花束。这些花束出自西尔卡尔男爵夫人——巴西领事的夫人——之手，她把花献给奈伊先生，作为对他国庆的一份敬意。花插在图样精美的瓷瓶里，瓶下垫着用柏林绒线织成、作我国国旗颜色的垫子。

由这一列房间经拱门与拱窗可通往一道宽敞的廊子，长约八十英尺，宽十五英尺，沿宅子的全长而建。廊上覆着高高的拱顶，四周装着玻璃窗，窗外有百叶帘遮阳。不过这天晚上窗与帘都卸去了，只剩高高的拱与柱。由这廊子有门通向一处敞露的平台，平台下望是一片草坪，坪上花树花木交映，再往下是一个小园，园里养着几头鹿。右边是花圃，左边是一口大池，池中莲花开得极盛。平台只铺着席子，四周围着三英尺高的砖栏，栏顶上摆满了盆花，颇为鲜亮。由廊子通入客厅的那些拱窗与拱门，都缀着深色的香桃木花环，中间雅致地间以细巧的花，其中以使君子最为惹眼——它那可爱的下垂花穗与香桃木浓亮的绿相映，格外出色。廊子上横过屋顶弯处下方那些色深而油亮的梁木，以及朝平台开的拱窗，也都缀着花环，每一道拱的正中还垂下一只盛着名花的精致花篮。廊子的一端，美国国旗披挂成一片繁星的背景，衬着一幅华盛顿将军的大像，那像居于拱心，是这场庆典上最触目的一件。另一端则把「星条旗」同葡萄牙、英国和巴西的旗帜雅致地挂在一处；通往平台的几道正中拱门之上，又漂亮地布置着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国旗。这些旗以及别的用来装点廊子的各国旗帜，都饰以香桃木与花朵编成的花冠。这些装饰之雅，以及灯火通明的各间屋子里种种布置所显的好品味，无以复加。另有二十六颗星散置在庭院的树间，以深色的枝叶为背景；连同照亮前墙的那八颗，合成三十四颗，把我们领事那一片忠于合众国的心意表露无遗。

殖民地总督赴北京去了，其余的官员、葡萄牙军官连同各国领事，都身着大礼服到场。西尔卡尔男爵——他的爵号取自葡萄牙一个叫西尔卡尔的小镇——也全副仪饰出席，左肩上一颗最上等的钻石星章光彩夺目。

葡萄牙女眷虽然装束繁丽，显见得偏爱鲜艳夺目的颜色和首饰，按一位葡萄牙作者记述这场庆典时的说法，却是「素朴的装束」。男男女女都端庄得近乎拘谨；男子中有几位能说几句英语，女眷却全然不通这种语言。事实上，在澳门难得遇见一位会说英语的葡萄牙女眷。男宾身上金绦与亮扣多得过分；而且同东方一切由外国人举办的宴集一样，男子远多于女子。音乐会一直演到十二点，由香港来的法国与意大利乐人演奏，曲目多半选自流行的歌剧，十分动听。音乐告终时，有人请我们到平台上去；我们这才看见那二十六颗星——先前排在树间，整晚只点亮了一部分——此刻已尽数大放光华。我们还没来得及多看这灿烂景象一眼，忽听得远处传来军乐，不觉一惊；随即便见那军中舞队由掌火把的人簇拥着，正从庭院那一边小路旁的树影下行来。走到平台附近的草坪上，乐手奏起一支对舞曲；这样一队入画的人马，在这许多燃着的星辰的辉光里、在这样一处可人的地方起舞，真是叫人着迷。这一番出人意外的惊喜，正因其出人意外，格外为这场盛会增色，也叫人分外尽兴。舞队离开庭院时，小敞厅里的乐队正奏着我国的乐曲，我们被引入餐室。席面上花光灿烂，那样精美的布置，加上从花苞花朵间探出头来的各色果子，显出极细致的品味，很能满足人对美的喜爱；而那顿雅致的晚餐既慰劳了内里的人，也让宾客中较爱热闹的一部分为随后的娱乐养足了兴致。

晚餐一散，廊子便腾出来跳舞；这宽敞的所在从头到尾都被占满，那长长一道景深望过去极美。的确，屋里雅致的装饰，加上女宾华丽的装束、男宾亮闪闪的钮扣与肩章，凑成一片罕见的华彩；在场的几位美国人也满怀感激，兴致勃勃地投入这场庆典。我们的国家正在患难之中，这反倒使我们更愿意被人看作忠于联邦政府的公民；因此我国女眷的装束上都略缀国旗的颜色，男子则佩着同样颜色相配的徽记。晚餐后，有人把照着廊上那幅华盛顿像拍的小照片分给女宾，大家都很满意。宾客中一位法国海军军官也得了一张这样的小像，很得意地对我说：「我也有一张华盛顿先生的像了！」

殖民地政府秘书用葡萄牙文写了一篇记述这场盛会的文字，登在官报上，说到我们领事这一巧思，有这样一段：

「他连最小的一点礼数也不肯疏忽——虽然那位伟大的华盛顿的画像已倚在合众国的旗帜上，主持着这场兴致极高的盛会——奈伊先生仍把这位英雄的照片分赠给每一位女宾。」

我们聚在一处庆祝本国诞生之日，而此时国内正燃着一场可悲的战争，谈话自然转到国事的近况与前景，以及这场叛乱可能的结局。我们在东方结识的那些英国朋友，与他们往还的情形至今想来仍觉愉快而感念；一个教养好、有学识的英国人家，其家常之乐，没有人比我们更为倾慕。世上再没有比他们更可亲的人，也再没有比他们更动人的殷勤好客；然而除少数例外，在海外遇见的英国人对合众国的真精神、真性情与真情形所知极少，因而对我们的制度和政府抱着模糊、且往往荒诞得出奇的见解；一旦弄明白他们何以有这些错见，再听他们发表对我国最终命运的高论，便与其说恼人，不如说有趣得很。因此与这一类「表亲」相处，上策是安安静静少开口；让他们终归自己去明白：我们与他们本是同宗，血管里又没有那种我们担心在南方某些叛党身上流着的流犯血统（他们那几个州原是流放犯人的殖民地），所以我们不但能为一条原则据理力争，也能像他们一样，忍耐、执着而勇敢地为它而战。

第十二章汕头与双岛

在澳门——那座虽已有些破败、却依旧堂皇的古老居留地——安安静静、愉愉快快住了几个星期，它那柔和温煦的夏日空气，第一次教我们懂得并领略南国那令人着迷的「无所事事之乐」；此后我们前往香港。在香港，我们做了同孚洋行皮先生的客人，受到那种豪阔而可亲的款待——在中国，大多数有教养、有学养的外国侨民待客都是这样的。

香港这片殖民地所在的位置，不便充分承受夏月里凉爽的西南季风；那时候盛行的酷热天气，叫人生出热带特有的那种极度倦怠。我们只略住了几日，七月二十三日便登上英国沿海轮船「水妖号」，转往汕头的新家，次日到达。

汕头是几年前由条约向外国通商开放的五口之一，坐落在韩江〔三十一〕之上；吃水浅的船可以沿江上溯颇远。江口又有一处宽敞的港湾，水深足以浮起大吨位的船。这条江有几条支流，横贯一片人烟稠密、土壤肥沃的地方，其间散布着村庄、大城和有城墙的市镇。实在说，据说中国没有哪一处地方在农事与商务上的天然之利胜过这一口岸附近。

外国人所居的双岛，略在江口之外，离大陆约一英里，距汕头本地市镇五英里。岛上地面不大，脚程快的人半个钟头便能从容绕行一周。岛身高出水面，有两座显眼的青翠小山，一在北端，一在南端。两山俯瞰着港口的两处入口，其中一山上至今还可见一座本地炮台的废址，从前是守着主航道的。居留地面朝港湾，建在两山之间的谷地；大半又恰在高地的下风处，因而躲得过这一带偶尔光顾的可怕台风最厉害的一击。此地水土极宜人，这座岛被认为是沿海一带对欧洲人最有益于健康的地方之一。因它远伸入海，居民整个夏天都得西南季风之凉；那时候来岛上养病的人，从这纯净而提神的海风里得益很多。我们还听说，一度有人议论要在岛上设一所病人疗养院，这个计划得到香港一位最好的医生赞成。

尽管此地海风极好，夏天的暑热却延续很久，对所有外国人都极耗元气；这里同华南别处一样，十月较为温和的天气是人人欣然迎接的。不过盛暑来得并不像广州、黄埔那样早；但我们仲夏以前一直在南边，所以从四月直到十月八日，水银柱不曾降到八十度以下，其中绝大部分日子还要高出几度。

双岛上没有低洼之地，也没有稻田，所以蚊子——华南一切苦恼中最大的一桩——并不多。一个人只要在广州或澳门住上一阵，便能十足体会到摆脱这种虫豸毒螫的福气。我们在黄埔住水上时，很少受它们的扰；可是在广州，倘若床上碰巧挂的是有破绽的蚊帐，那一夜便苦不堪言，它们尖利的号角声加上叮咬，不但把睡意赶尽，连一点安适与休憩也毁了。那里遇见的这种虫是自成一格的，背上有条纹，有几分像老虎，因此有人极贴切地称之为「花脚蚊」。我在澳门卧房里的帷幔，被这些可恨磨人的东西盘踞得极密，我一碰着哪一处，它们便成群飞出。的确，即便白日里，我们也常常遭这些嗜血的小冤家劫掠，以致水银柱高到八九十度时，想安安静静、耐着性子做点什么，也难得很。因此一到双岛，我们便庆幸自己摆脱了这一桩——在东方所遇的种种烦扰里，这是最叫人难以忍受的一种。便是那可怕的蜈蚣也不如它可畏，因为蜈蚣总是往暗处钻，本能地躲着人。

这岛的洋名是欧洲人给的，取自它的形状：自东或自西望去，像是一双。它另有三个极有意味的中国名字，即凤山、放鸡山和妈屿。以下关于这几个名字的有趣解说，出自汕头英国领事馆一位通晓中国语文的先生之手。他写道：「『凤山』可译作凤凰岛——须知中国人想象中那种神鸟，我们称为『凤凰』的，与西方传说里的不死鸟并非一物。此岛得名于形状：东面那处立着灯塔的岬角是鸟头，岛身南北舒展，便是展开的两翼。中国人凭他们堪舆的观念，把这看得极认真，相信在凤凰头上盖起灯塔，给这口岸招来了台风〔三十二〕和别的种种灾殃。『凤山』的『山』字可译作岛，其本义则是山或山冈，但在多山的岛屿名字里常常用到。

「『妈屿』在中国人中间是最通行的名字，外国人也不是不知道。它的意思是妈祖之岛；妈祖是佛门的一位女神或说圣者，此地有她的庙，有时香火极盛。她是一种航海人的神，航海人和别的人都极崇奉，福建、广东两省尤甚。据说她是福建泉州或泉州一带的人，有时被称作『圣母』『天后』；但不可与观音——那位大慈大悲的女神——相混：观音的崇奉遍及全中国乃至域外，要广得多，位分也被看得更高。

「『放鸡山』可译作『放鸡的岛』。据告知，从前岛上除庙里的人别无居民时，人们常把活鸡供在妈祖庙前，随后在岛上放生；船家又出米喂这些鸡。又说人们不敢偷了吃，谁若偷吃，便要肚痛。」

中国的佛寺，如前所见，总是建在最入画的地方，常可远眺极可人的景致。妈祖这座庙虽小，装饰却极精丽，也是如此：庙旁有几株高大的老榕遮荫，坐落在岛上最宜人的一处。每年九月为这位女神举行一个五天的庙会，赶会的人极多，那时节大陆上的村镇城市都有人涌到岛上来，给他们所敬爱的神灵进献。这些人的习惯是把各样游乐掺进祀神里去；而在一个不幸住在听得见的地方的人听来，这些游乐最大的特色便是异教式的喧闹。凡这类庙会，游方戏班都是人们最爱的一项消遣；在双岛，那种临时戏台——总是用竹竿搭起、盖上席子——常常搭得离几处外国人的住宅近得讨厌。一八六二年九月，有一座就搭在离我们屋子极近的地方，时令又酷热，加上演员的喧声和他们那些「乐器」（？）的铿锵，几乎把我们逼疯。那些戏每晚演到十二点以后一两个钟头才散——真是「把黑夜闹得可憎」。戏子穿着华美的缎袍，绣得极精细；看那围在台下仰起的一片面孔〔三十三〕，这些戏想必叫看客入迷得很。

一八六〇年以前，住在汕头的外国人极少。但就在那一年，约翰逊牧师在美国浸礼会差会的主持下，于双岛设立了一处传教站。那时岛上没有任何宗教聚会，本地人对基督教及其一切礼仪一无所知。在这样叫人气馁、几乎能使最有指望的人也心寒的情形下，约翰逊先生买下一间弹子房——那是当时唯一能弄到手作礼拜堂的地方——立刻开始在星期日晚间举行崇拜，以便利外国侨民。此后这所房子改成了一间小巧整洁的礼拜堂，布置合宜，来做礼拜的人通常不少，都感念有这样一处地方。像约翰逊夫妇这样的传教士，无论被安置在哪一等人中间，都是一种福分；身在当地的人很容易看出，这个传教站的影响与教导，从多少不同的方面促使本地人向好，也使这地方在欧洲人看来更像个家。我在岛上的日子里，约翰逊先生家是居留地所有外国人最爱聚会之处；女眷们无论遇上什么急难，都指望约翰逊太太出主意、帮忙。

我们到双岛后，要住的房子过了半个月才收拾停当；这期间我们住在约翰逊先生家，因而看到些传教站的运作，对约翰逊太太那所中国女孩的学堂尤感兴味。约翰逊先生在汕头立足之前，曾在香港传教多年；他在香港时，约翰逊太太学堂里的女孩中有几个原是双岛一带的人，他们迁来时便随同前来。其中早早成为基督徒的几个如今已长成妇人，仍守着所信的正直，不但日子过得堪为表率，而且于自己的同胞也有益处。其中一位现在是约翰逊太太学堂里首要的本地助手。我们离开汕头时，这学堂有寄宿的学生十一名，另有走读的五六名；我回国之后接到约翰逊太太的信，说这些学生中近来又有六人成了基督徒。从我们所知的这学堂的影响看——不只是对这些女孩，也对她们所属的人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给年轻人、尤其给女儿们一种切实的基督教教育，日久必大有助于使这个民族归化基督；须知在中国，女儿是难得被教着识字的。这所学堂是我在中国最熟悉的一所，据说办得很有见识、很有斟酌。同广州邦尼太太的学堂一样，这里的女孩多有美国仁善而虔诚的妇女作她们的资助人。我们很怀疑还能找出比施于这类学堂更为明智的外国善举；我们说到约翰逊太太这一所，意在使国内浸礼会的同胞姊妹——以及别的新教各宗、凡心地宽厚、一遇机会便乐于行善的人——也来作它的资助人。

有些中国青年在约翰逊先生教导之下成了基督徒，因不肯参与本国拜偶像的祭祖之事，被亲友极其残酷地对待。其中一位是年轻的小店主，被父母以及兄弟姊妹苦苦逼迫；他们不但打他，还不给他饭吃，也不许他进屋。这青年原是出于好奇去听达濠埠——大陆上离双岛约五英里的一处地方——约翰逊先生所设的传教礼拜堂的聚会，后来才信了教。到末了他的生意全毁了，为糊口只得贩卖米、蛋和果子。我们常向他买这些东西；早在得知他的来历之前，我们就注意到他那温顺而受过磨难的神气，以及安静柔和的举止。年长的人弃了偶像之后，也受过极苦的逼迫。有这样一位——他是达濠埠传教礼拜堂的教友——归信之前开着一间铺子，卖小神像、线香和纸钱。这人受了福音的光照与洁净之后，决意舍弃这一全靠拜偶像撑持的行当，立刻把铺子关了。此举不合他妻子儿女的意，家里没有一个人肯同他往来，他被当作弃人赶出了家门。

中国与联军开战前不久，约翰逊先生所雇的一位年老的本地塾师阿顺，因是基督徒，在潮州府被囚——潮州府在汕头上游四十英里。被带到官长面前时，这人不肯下跪，说「他只跪耶稣」。随后他讲我们救主的事，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要向他们传福音；官长设法止住他，没能奏效，便用中国人厚重的鞋底狠命打他的脸，直打得他满脸是伤，打落两颗牙齿。

在这传教站看顾之下的本地基督徒，凡双岛举行圣餐礼时总来赴会，一年中有好几次得听约翰逊先生宝贵的教导之益。这些聚会从星期五起，一直到星期日晚间；领餐的人自大陆而来，常常跋涉四五十英里赶来赴会。夏天里这些人的船早晨到岛，我们的屋子又靠近渡头，我们便饶有兴味地等看三位年老基督徒的到来：这三人十五二十年前因生意住在暹罗，得几位浸礼会传教士的诚恳教导而归信了基督。这三位都年过六十，面容之充满灵性，叫我们想起柯尔那组《人生旅程》画里末一幅上的老人。这样的面容难得见到，这样快乐而虔敬的基督徒也难得见到。我们从约翰逊先生那里得知，这几位连同另几位身分微贱的本地信徒，在他们所住的地方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常有人因他们的教导与榜样而归信，特来见约翰逊先生，求他进一步教导，并受洗入他的教会。前面说的老人中有一位种着一小块地，把地里所出的卖了，所得的钱都用来印圣经的零篇和宗教小册，分送给同胞。这一小块地，他称作「基督的园子」。

伦敦传道会也有两位传教牧师驻在离汕头四五十英里的镇上。这两人一心扑在自己的工作上，偶尔来岛上走动；他们住的地方没有别的外国人，与世相隔，却丝毫不减他们的开朗，也丝毫不减他们行善的热忱。

在中国，每到一处新地方，方言之不同同人的样貌之不同一样惹人注意。我们到汕头时头一回留心到这一点：我们觉得这里的人比更南边同一等的人看去更壮实，也更粗犷。事实上，这一带的人素有凶悍好斗之名；几年前，外国人若敢在他们近旁居住，简直被看作拿性命去冒险。不过这一难处大半要归咎于官府无能，加上各村居民之间可怕的械斗。这情形愈演愈烈，到后来有些村子的人纵然极想安分谋生也不可得。他们在田里做活时常遭袭击；庄稼即便无人骚扰得以成熟，也一定被成群的劫掠者收了去。有若干大渔村在造成后来那种无法无天与困苦上尤为显著；它们靠海而居，便能对海上与内地之间的商运屡屡得手地劫夺，几乎把这商路毁尽。因此外国船只因能抵御这些劫掠者，早在这口岸由条约开放通商之前，便在汕头揽到了有利可图的生意。由于这种可悲的情形，百姓终于穷到极处；除了出洋便只有饿死，汕头于是很快成了苦力买卖的中心。起初这买卖只做到新加坡和暹罗，还没有后来落到欧洲人手里时那些惨状。

这桩罪恶的买卖同非洲奴隶贸易一样，弄到本地人自相掳掠；各村的人惯于结伙劫掠，强的劫弱的，无非是为了弄到人口，卖给欧洲人作苦力。这些不幸的人被关进停在港内的收容船上，照料既差，又挤在极局促闷塞的舱内，船还没有备齐出港，就已成批地死去。

双岛上有一段海滩是我们最爱散步的地方，近旁有两座大土堆，许多这样的苦力就埋在那里。原先覆在上面的沙，有些地方已被雨水冲去，我们不时看见一条胳膊或一条腿的骨头从堆上某处露出来。只消朝这两座大坟难过地看上一眼，就足以叫人相信：亚洲人一旦落进爱财贪婪的欧洲人手里，所遭的与可怜的非洲人并无二致。我们看见厚藤——一种美丽的蔓草，在中国海的沙滩上蔓生得极盛——就长在这两座土堆近旁，繁茂的枝叶与花把其中一座的表面遮去了一半。

据说在苦力买卖最猖獗的时候，这一带的人风气败坏到这般地步：竟至违背中国人一切关于体统的观念，把自家妇女卖出去，成批地送往新加坡和暹罗，还有一些运到了古巴。卖她们所得的价钱从十五元到三十元不等；那时候她们成了运往新加坡和曼谷的一宗寻常货物。汕头一口的外国通商合法化之后，这种骇人的情形有了变化，苦力买卖中的残酷也止住了。随之而来的是贸易大增、税收也相应大增，于是官民两方都肯出重手干预，把这桩暴行遏止住。如今苦力买卖已无人提起，当初酿成它的苦楚也无人提起；事实上，如今连肯出洋的人都少到这地步，以致英国移民公司——设在大陆鸥汀一带、与双岛隔水相望——竟在我住那里的那个夏天歇了业，代办们或是离开这口岸，或是改做别的生意。

倘若华南有可通的山地，能像在印度那样设立病人疗养之所，那么外国人在适应水土的那段日子里，到这种地方去住上几个月，无疑便能比现在多留些时候，而且多几分安适与稳妥。随着中国内地被欧洲人渐渐占住，这样的地方大概会被找到；但在此之前，外国人若被气候伤得厉害，便只能改换地方，到日本水土较佳的沿海去，或是回国。整个夏天我的身子一天天垮下来；到九月里，尽管我在中国的日子过得称心，尽管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奇特的民族抱着极浓的兴味，我不得不准备回国了。

注：

〔三十一〕 外国人也称之为汕头河。

〔三十二〕 这座灯塔建成以后，中国所经历的几场最可怕的台风都光顾过汕头。不过我在汕头时，它已废置不用；据近来收到的信，我得知它终于被本地人拆掉了。

〔三十三〕 戏台正面全然敞开，又搭得很高，所以演戏在第二层，看客则成群站在台下外面。

第十三章厦门与福州

约翰逊先生早就一心想把独子查理少爷——一个十五岁上的孩子——送回国去受教育；于是便说定由他做我这趟归程的旅伴。我们订的是快船「雅各·贝尔号」赴纽约的舱位，那时船正在福州装货——福州这口岸在汕头以北约三百英里。「雅各·贝尔号」预计十月十五或二十日前后可以出海；韦先生请到了假，得以同往福州，并在那里住到我们开船。行装很快备齐，十月十日，我们万分不舍地向岛上结识的诸位好友道别，再一次登上英国轮船「水妖号」，不久便沿海北上，往福州去了。

虽是顶着东北季风行驶，次日我们仍到了厦门〔三十四〕；船在那里停了三天，我们不但过了一个清静的、可以上礼拜堂的星期日，而且在身子许可的限度内，多少看了看这地方。海湾向海一面由若干小岛围成，其中有几座岛上矗立着塔与庙宇；再加上厦门城背后的高山与苍翠的田野，自海上驶近此地，景致极为如画。

城建在一座大岛上，叫厦门岛；据卫三畏博士说，周围四十英里。同一位作者又说，城连关厢周围约八英里，有居民三十万，而全岛另估有十万。外国侨民大半住在可爱的鼓浪屿上，即「鼓浪之屿」〔三十五〕，它就在港内，正对着城。我们的领事布拉德福德先生的宅子便在这岛上，通往那里的一条小径两旁种着秀美的棕榈。

星期日我们去布道礼拜堂，由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宾为霖牧师主持礼拜。宾为霖牧师一向穿中国衣裳，常到内地去，走访城镇村落，为别的传教士日后长驻铺路。他从事这项受命于天的工作已有几年，一开头便改着本地服色，为的是尽可能在民间不惹人注目。这样装束，他可以平安无事地进入新的地方，也容易吸引那些挤满中国各城街道的人群。他一度在汕头一带做工，并且为基督的缘故在潮州府城被囚，那正是约翰逊先生的老塾师阿顺为他的神圣之主受苦的时候。据近来所得的消息，我知道在厦门一带，宾为霖牧师与别的传教士同心协力，工作大蒙祝福，许多人已归信基督。不过这些本地信徒受过严酷的迫害；他们的仇家为把基督教连根拔去，一度扬言要把他们赶出家园、夺去产业。传教士们便向厦门的英国领事佩德尔先生求庇护；依据天津所订条约，庇护既已取得，迫害者立下字据，不再干涉本地信徒；过了几天，官长们出了告示，说此事已经了结，并禁止民众骚扰任何「入耶稣圣教」之人。厦门另有美国归正教会所设的一处兴旺的差会；该会二十多年来最得力、最热忱的传教士之一罗啻牧师，待我们种种亲切周到，我们深为感念。罗啻牧师刚从一场小小的热症中康复；他久居热带，身子显然已受损不轻。然而我们看得出，他对差会事业的深切关怀，使他一想到要离开自己的岗位便痛苦万分。

中国每座城都有一样自己出名的特产；厦门的手镯用橄榄核精雕而成，是别处没有的饰物，雅致非常。另有用假檀木——色泽与橄榄核相仿——雕成的精美胸针，配着手镯成套。这些饰物很受到访厦门的外国人欢迎，英国人尤其爱买，寄回本国去，据说在那边极受珍视。厦门的柚子〔三十六〕号称胜过别处所产，我们到时正当其熟。这鲜美的果子由沙多克船长带进西印度群岛，从此改了名字，却并没有因此添上多少光彩。

星期一下午离开厦门，出了港便遇上极汹涌的季风浪；不到九点，风已很硬，后来竟成大风，往福州的这一程颠簸得厉害。不过第二天傍晚我们到了闽江口外那三座叫「白犬」的岛，在其中一岛的背风处下锚，停到次日早晨，趁涨潮越过江口沙洲，溯江上行到罗星塔锚地。福州离江口约四十英里，航道难行，大船至此便不再上去；这锚地就在同名的一座岛外。

闽江口往上十三四英里，有近三英里的一段江面不足半英里宽，水深十二至二十五英寻。两岸山高一千五百到两千英尺，筑有炮台守卫。卫三畏博士说得好：「这条江上的景色虽属别一种，其雄奇与秀美却可与哈德孙河相比。不过闽江两岸的山要高得多。」溯江而上，景致时时变换，只是那些峭拔而富于浪漫意味的山峦，给这条江添了几分一律。这些山大半覆着青翠；石少土厚的，则辟成梯田，一直耕到顶上。行经两处地方时，我们看见焙茶的作坊，有些焙炉的位置正对着江面，看得一清二楚。峡口以上的谷地和沿江低地上，我们看见小村落和大片农庄，有房舍，有果园；在我们看来，那情形比在中国别处所见的更像西方的乡居生活。

到了罗星塔锚地——闽江上大船航行的尽头——我们才晓得「雅各·贝尔号」还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开行；这期间承同孚洋行诸位先生殷勤款待，我们便住在他们福州的宅子里〔三十七〕。除香港和澳门外，华南各口都没有供外国人住宿的旅馆。然而无论到哪一处，外人总能从当地的外国侨民那里得到极可亲的招待：他们敞开门户，以一种体贴的热诚和亲切的真心相迎，任何感激的话都不嫌其过。他们的宅子宽敞；而人人出门都带着一名仆人照料自己的房间，客人住着，简直与在自家一样。

从锚地到福州城——还要溯江上行约十二英里——我们乘的是海关的一只游船。船大，有帆，构造虽与广州的「姻缘船」不同，舱内的布置却相仿。离锚地时不但顺潮，风也顺；直到在江上转了一两个弯、来到一座颇高的山的背风处以前，走得都很快。随后便是死一般的静风；八个壮实的福州船夫静静坐了许久，等一阵吉利的风，我们忽听见一种低低的、像风一样的呼哨，声音渐响，才发觉他们正照水手的老规矩吹哨招风。这要吹到几时，我说不上来，因为韦先生插手了，吩咐工头叫他们摇橹；他们爽快地动起手来，一面摇一面用带鼻音、时而粗哑喉音的调子唱一支单调的号子，不但用橹合着拍子，连脚也踏着拍子。在同孚洋行的行栈上岸后，我们不久便安顿在他们那所宽敞的新宅里；宅子占着一处极好的地势，在江南岸一片秀丽的高地上，外国人的住宅大半都在那里。

福州府——意即「有福之城」——建在一片平原上，闽江穿流其间。平原四面全为群山所围，成一座直径约二十英里的大圆场；城在其北部，江则自西北方由一处狭窄的峡口流入，据说与前面所记江口以上十四英里处的那一处相似。土地极肥沃，城外未被占用的地方纵横着小河渠，遍布耕地，其间点缀着村落、农舍、果园、花园和林木葱茏的小丘。麦利和牧师在其《在华生活》中说：「城垣本身围以坚厚的砖墙，砖砌得极密实，下承花岗石基。墙高约二十英尺，厚十英尺，上有五英尺高的女墙，每隔一定距离设一处墩台。城门极其高大坚固，构造得法，只需少数人把守，几乎任凭多少来攻的兵马也挡得住。」

南面那片广大的关厢叫南台，自南城墙起伸展三英里直到江边，又沿江两岸铺开。沿南岸，尤其是再往外那座圆秀的山冈上，房屋就没有那么稠密了。不过这里是华洋贸易的中心；外国人的商行在近江处，住宅则占着俯临商行的高地。从这山冈到六英里外的南城门，只一条街可通。跨江的两座桥用花岗石造得极结实，由江中一座小洲连接，本地人叫它中洲〔三十八〕。跨过北汊的那座桥叫「万寿桥」，共二十六孔，每孔二十英尺，桥上有石栏。桥墩与桥孔都用花岗石，桥面也是同样的石料。介于小洲与江南岸之间那一段所架的桥，造法相同，只有九孔。这两座了不起的建筑上终日人来人往，据说至少已有一千年了。

我身子不好，未能把这城「游」个遍；不过我们在住在城内的美部会传教士夏察理牧师家里做了两天客，看了几处有意思的地方，对城垣以内的情形也比不然所能知道的多知道了些。

我们穿过南台关厢往南城门去，走的那条六英里长的街，两旁尽是铺户和住家，从早到晚总挤满一片忙碌、推搡、喧闹、流动的人群——铺子里的伙计、匠人、小贩，还有挑着重担的脚夫。在此以前，我们自以为对中国人肺量之强、中气之足已了然于胸，以为在广州街上听过的那种震耳的叫嚷喧呼断难有人企及；可是等我们那些膀大腰圆的轿夫穿过南台关厢，进了城门，一路小跑地穿行于南北大街，我们便心悦诚服地把这顶桂冠让给了粗壮、粗豪而聒噪的福州人。恶臭之增多，比起广州来也是同样的比例；而这里的人整个看去要壮实些——毋宁说要膀大些——也更粗野、更穷苦。沿街各处，我们看见摆着椅子小桌的铺子，人们在里面喝茶、吃点心。这些地方叫茶亭，教我们想起西方的饭馆。刚过了其中一家——离南城门不远——我们眼前忽然现出一座礼拜堂，不禁一惊：那是美国美以美会在这中心地点建起来的。堂的外观教我们想起本国的一些乡村教堂，上有圆顶小楼，还配着一口钟。地点选得好，正可招引白天总拥塞在那条大街上的人群；随便什么时辰，只消把门推开，就聚得起一堂会众。

城内的正街叫南街，即南面的街，自南城门几乎直通北面，所以欧洲人通常叫它南北大街。以中国的城市而论，这是一条宽阔而铺砌良好的街，城中最好的铺子都在这里。此地对外国人开放为时太短，我们在南街上被当作稀罕物看，甚于在中国所到的任何地方。事实上，我们进几家大瓷器铺时，一下轿便被人群围住、紧紧跟随，只得从铺子前头的几间穿过去，逃进后面的大货栈里躲开他们。几位先生和查理少爷坐的是敞轿，查理尤其惹人注目。中国城里的街上难得见到一个十四岁的外国男孩，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自然成了好奇的福州人眼中的大人物，个个回过头去，一直望到看不见为止。

在福州，如同在广州一样，官员和其他有地位有财富的人家都住在城西；据说有些宅第的布置陈设颇见雅致与好尚。城与关厢共有五十万居民，这些人极有干劲，能坚忍，也很有独立之气，同时据说多少有些桀骜，因而不大讲礼数。他们的确远不及广州人客气；从华南来的外国人一下子就会注意到他们那粗哑的喉音方言和那副独往独来的气派。船上人家极多，江面——像中国所有城边的江一样——是一幅生动的图画。船上的女人还有在头发上簪花的风尚；再加上几乎每条船上都摆着花盆，这景象便格外好看。其实各色人家的女子都惯于用花装点头发；无论头发怎样花白、头顶怎样秃、衣裳怎样脏破，总能看见这些好看的饰物扎成小小的花束，用金属簪子别在鬓边或近顶心处。所用的簪子都有花样；我们见过几支银丝做的，同她们耳上那种大得出奇的圈环很相配。这些花饰里有许多是用色泽绝美的翠菊做的，配色之讲究，可见布置时颇具匠心。两鬓同时簪花的也不少见；在街上遇见的那些不断变换的人群里看这些装饰，其动人处非亲见不能领略。任何描述——至少我所能写的描述——都不足以尽之。这些女人极爱真花，不过也有许多戴假花的；为应付这风尚所生的不断需索，假花的制造颇为兴盛。我在许多假花上看见颜色鲜丽的蝴蝶，做出停下来采蜜的样子。自然，供太太小姐们用的花要精致得多，也贵得多。不过专为下层人做的那种野花，也很好看。

城里有两座文庙，其中一座几年前被火烧了，此后由官员们大加规模地重建，据说是城中最好的建筑。正殿有高敞的门廊，藻井的屋顶由巨大的花岗石柱支撑。从这庙出来，我们去了一处俯瞰全城、并可望见环抱此城的整个山之圆场的入画高地，名叫乌石山。在这山陡峭崎岖的坡道走过一半有余的地方，有一座佛寺，四下散布着些精巧的屋宇；最高处还有一座石砌的坛，上置一具铁瓮似的东西，迷信的福州人一年三次上这里来祭天地，便在瓮中焚化纸钱。

强健的轿夫看去毫不吃力，把我抬到寺以上颇远的地方；从那里起，我自己攀上那石骨嶙峋的余下一段，登临绝顶。眼前展开的广阔美景——不但是城，还有群山、丘陵和低地上的稻田，以及穿行其间的江与小河渠——所得远过于我所受的疲乏。自此处望城，极有意思：两座九层的塔〔三十九〕连同城墙上的敌楼，把那一片低矮的瓦顶的单调大为冲淡；而福州著名的那许多株苍老雄伟的榕树，又使这景象更添变化〔四十〕。

从乌石山另一面下来，我们到了城墙，沿墙走去，直到南门。这些城墙的顶上和两侧，处处长满藤蔓、青草和可爱的蕨。

城以下五六英里处，有些山高两三千英尺。其中一座叫鼓山，已渐渐成了外国人的一处疗养之地；此地又以中国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佛寺之一而知名——那寺在山腰极高处，占着一片极可人的地方，离峰顶不过数百英尺。到福州的外客照例都要去朝拜一番；但要上两三英里的山路——虽说可以坐山轿——在一个病人是太艰巨了，我只好满足于看一看那条上山的宽阔而修得很好的路。这路大半有高松荫覆，沿着盘曲的路径设有「歇脚亭」；寺的附近长着高大的樟树，从那里望出去，远山与沃野一直伸展到极远处。

江南岸的丘陵和山坡上满是坟墓，其间错落着一丛丛好看的高松，偶尔也有几块地种着一种花，用来熏茶；或者那地方便种了菜。官员的坟总是造得很费钱。我们傍晚出去乘凉时，常经过一座新的、作希腊字母形状的墓，造得很雅致，有一处像祭坛的所在，祭祖时便把供品摆在那里。这是我生平所见最靡费、最惹眼的坟，而不过是一位极富有的平民绅士的葬所罢了。许多外国人的住宅都望得见这一片浩大的坟场；我们做客的那所宜人的宅子，就建在这些坟茔冢堆之中。它所占的地方和四围的院落，原先也是作此用的；买下之后，死者的亲属才把遗骸迁走。围着这宅院的墙附近，还有几座极古的坟，已占了好几百年。

这浩大的死者安息之地上，还到处散着些木造的矮屋，高低只够放三四层搁棺材的架子。里面密密封着的棺柩就停在那里，等到活着的亲属认定的「吉日」来到，又择得「吉地」，才下葬。人家告诉我，这些遗骸往往要过好几年，才算事事都称心合宜，可以入土。我又知道，有些是因亲属贫穷才停在那里，要等他们出得起像样的丧葬之资才行。我们看见这些临时的小木停柩所，有许多已经陈旧破败，路人一眼就能望见里面的棺材。

坟间那许多曲折的小径四通八达，一直伸到远处乡间；外国人把其中一些加宽修好，骑马的人尽可驰骋。这里养着几匹欧洲马，不过我们看见北方的小鞑靼马也在用。这种牲口教我们想起加拿大矮马，只是看去略小些，鬃却厚得多。

我国许多女同胞想必会被「除了坟墓夹道的路再无别处可散步」这念头吓住。我在讲到黄埔的生活时已经说过，这些东西不会让自然的面目显得欢快；倘若我们在没有见过福州这连绵数英里的秀丽丘陵和陡峭山坡——上面尽是这些提醒我们终有一死的东西——之前便已如此觉得，那么换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更难不生肃穆之心了。不过，人要欢欢喜喜地习惯于这样一片送葬般的风景，也并不难；何况福州一带的乡野美得无与伦比，尽管未耕的地方大半作了坟场之用，人还是不能不爱赏眼前的景致。说实在的，这座城的关厢与四郊，无论地势还是风光，都比我们在中国到过的任何地方更动人。山坡上有更好的宅址；除最热的时节外，欧洲人住在那里可以和在本国一样舒服。因为虽说自五月到十月初很热，山风却一直到暮春仍很爽利，入秋又早早回来，气候不像更南的几口那样耗人。不过在中国，空气潮湿，同样的冷热程度，感觉上比在美国要难受得多。

放风筝在福州人中间是一种雅人的消遣；常可见成群的男子在山上坟间走动，玩这个。风筝有时做成一群飞鸟的样子；有一回我们看见的，形状和动作逼真如鸟，若不是有人告诉我们并非如此，我们准会把它们当作真鸟。中国人做这种鸟形风筝、放这种风筝，据说高明到这个地步：有个英国人初到中国，出门打猎，竟朝这样一群「鸟」开了枪，才发觉弄错了。我们还见过一只据说有一百英尺长的蜈蚣风筝，正在天上飞，那动作与它所摹的那种叫人恶心害怕的虫子颇相像。

在中国每到一处，我都愈来愈佩服这民族在他们特有的工艺上所显的巧思；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福州人——他们的大理石雕刻不但本身刻得好，连城里城外的景致也刻得极精，许多件做得十分美。离福州约六十英里的一处地方，其人以做银花著名。这些出于艺术眼光与手艺的美丽制作，我们不打算细说；它们摹出纤巧的枝叶花朵，编成戴在头上的花冠，也做成小小的装饰花簇或花束。我们见过一顶做工绝精的花冠，正好用来装点新娘的头。这同一处地方的人还做一种极奇特而好看的火屏，用纸织成，上面不但有花、鸟、兽，还有男女人物，以及本地常见的种种景象。最了不起的是，那些图形是织出来的：纸线在织前先染了色，景与人物便以极鲜明的颜色显现出来。

为外国侨民起见，英国教会每星期日在英国礼拜堂举行礼拜；那是一座小小的哥特式建筑，地势极好，在英国领事馆附近，占着一处高地，正当外国侨居地的中心。美国美以美会的房产也在外国人住宅这一带；围墙以内建着一座小教堂，分成两处礼拜所，一处供欧洲人礼拜之用，一处供愿意来听传教士讲道的本地人之用。美部会在城内有一处布道站，住着两户传教士人家；在关厢另有一处，我们去时也住着两户。各站的女眷都在竭力为本地妇女和她们的女儿谋宗教与家务上的教育以及别的长进。

城内那处布道站上，夏察理夫人正教着若干本地妇女，却极需要一间在自己住宅之外的合用屋子，好按时接待她们、教导她们。因国内财政的情形，该差会不愿向差会总部请款盖屋；不过我们离开福州时正在外国侨民中间募集所需的款项，后来募成了。据此后从那里寄来的信，我们知道房屋已经落成启用，差会上下都很满意。关厢那处布道站的传教士保灵牧师，其夫人所办的学校，以及美以美会伍尔斯顿两位女士所办的学校，都被说成办得兴旺，正默默地在福州的中国女孩中间做着与广州、汕头同类学校所成就的一样的好事。

注：

〔三十四〕 这便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古港刺桐。

〔三十五〕 之所以如此得名，是因为岸边有一处形如洞穴的地方，巨浪拍击时所发的声响极像击鼓。

〔三十六〕 即柚子的果实。

〔三十七〕 我不能不在此表达我们的谢忱：那时代表同孚洋行驻福州的英国人奥先生，在我们做客期间给了我们许多体贴的照拂和绅士般的关注。

〔三十八〕 在当地方言中读作「东进」。

〔三十九〕 一座叫白塔，一座叫乌塔。两塔都极古，与佛寺相连。不过白塔已朽坏到不许人登临的地步。

〔四十〕 本地人有时把福州叫作「榕城」。

第十四章归航万里

十一月三日得知「雅各·贝尔号」已装满货，几天后便要开行，我们赶紧把这趟长途航行余下的几样准备办妥，登了船。本月七日星期五，我们依依不舍地向送别的朋友作了告别，船由英国轮船「飞龙号」自锚地拖着顺流而下，当晚在尖峰岛外抛锚。次日早晨又由轮船拖着，不久便驶出了所有的礁石与沙洲；轮船把我们交给一名引水，这引水本该在白犬岛离船。然而到了那几座岛近旁，我们遇上极短促而汹涌的浪；船无法从岛的背风处靠得够近，引水船出来接他有危险，他只得随我们一同下海去了。这样颠簸的航行，不能不多少受一点海神的摆布，可怜的查理苦不堪言。不过我们到底是好水手，难受不了多久，第二天这些不快便都忘了。

我们的住处极好；虽说船上只有我们两个乘客，但船长弗里斯比带着夫人同行，这一点叫人安心，使我对眼前这趟长途航行能平安走完，多了几分指望。

强劲的东北季风把我们以每小时十一海里的速度送下台湾海峡与中国海，于是星期日我们驶过南澳岛——那岛离汕头港口不远；星期一早晨已航行在离香港四十英里之内。望见维多利亚峰后，我们遇上一条本地引水船，船长得以把他那位福州引水送往香港，我们便没有像先前担心的那样，为送他上岸而进港耽搁。

本月十八日——在北纬四度以南、纳土纳群岛一带——好风离我们而去；我们借着微风慢慢前行，寒暑表指着华氏八十到九十度。天气不久便闷热难当，二十一日，一名水手中了暑，在舵轮旁倒下。所幸不曾送命，将养几天，这人又当起班来。在纳土纳群岛附近时，我们望见好几条船，同其中两条通了话，知道它们是开往伦敦的。二十一日夜间，风雨大作，几个钟头里风向绕着罗经转了七圈。狂飙过后是静风；但驶过婆罗洲外海时，强劲的南向海流把我们缓缓托着前行，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午，我们越过了赤道。

在赤道以南约两英里处，忽听一声喊：「海蛇！海蛇！」同时查理少爷冲进舱来，求我上甲板去看那怪物。我心里记着纳罕特的海蛇，满腹的不信，还是跟着我这年轻的朋友上去了。那蛇——或者不管它是什么——在我们左舷一侧，随流漂着，看去离船不过两三个船身。上到甲板，我看见船长和水手们都在看那东西的动静，它正静静浮在船的对面。镜子一样的洋面上不见一丝波纹。可是过了片刻，那东西极慢地动起来，抬起被人指为头的那一部分，身子作了几下叫人不舒服的蜿蜒，随后又归于静止。这样过不多久，又是一次通身的动作，比头一回更明显地活泛，也更像蛇；这一回那所谓的头似乎抬得几乎离了水面。这情景实在可怕得很；我素来极怕一切近乎爬虫的东西，便径直逃回舱里去了。这不知名的东西看去很像一条巨蛇，在热带最毒的日头下一面漂一面晒太阳；与它擦身而过，我并不觉得可惜。中国海许多地方多蛇，常见它们在水面附近游；「雅各·贝尔号」的船长断言他见过十英尺长的。不过这一条——他和全体水手一口咬定是海蛇——据他说有四十英尺长，有个老水手甚至说它有主桅横桁那么长。它是深鼻烟色的，据说身上还长着藤壶。

我记下这桩惊人的事，并非有意宣称我们见到了真正的海蛇；我也不说它是某种活的怪物，只是照所见的样子把这事说出来罢了。再者，我不承认自己对此有什么定见；那是海蛇——这是「贝尔号」船长和水手们的断语——究竟该维持还是该推翻，我留给纳罕特的居民去定：他们在这类事情上的高明见识与丰富阅历，是举世公认、人人折服的。

到了加斯帕海峡，穿过斯托尔茨水道，我们平安绕过那一带的岛屿与险滩，十一月二十六日进入爪哇海。船上所需的补给，在安耶尔总办得到——那是爪哇沿岸的一个小口，自爪哇海进巽他海峡，一入口便是。风顺时，船常在那里停下抛锚补给；天气不顺时，便有装着所需物品的小船出来相迎。

遇上静风与微风，我们走得极慢；末了驶过北守望岛和千岛群岛，二十九日下午——离巽他海峡约五十英里时——望见两条本地船，即所谓「普拉乌」，正奋力朝我们驶来。这两条小船上是马来人，从安耶尔来，除装着家禽、果子、菜蔬外，还带着几只猴子、一对爪哇小鼷鹿〔四十一〕，以及几笼爪哇禾雀。马来船来时，风也来了；买齐所需的补给后，船长把这两条小船挂在后面拖着，我们便以每小时八海里的速度前行。夜里其中一条断了缆，我们只得丢下它；另一条随我们到天明，靠上舷来，我们把信件交给船上的头目，嘱他亲手呈给安耶尔的荷兰总督，随后分手。这是星期日早晨，我们正驶近爪哇和苏门答腊两岛，拉查巴萨山黑黝黝的峰峦和海峡的入口都历历在目。然而我们遇上顶头风；船长虽百般努力，不停地抢风转向，想驶进那条水道，末了还是只得停住，在苏门答腊近岸、拉查巴萨山脉的背风处下锚过夜。

一个人须得走过一趟长途海程，须得是个睡不安稳的病人，又须得挨过一整天因不断转戗而来的难受的航行与喧闹，才懂得我那一夜所享的清静而香甜的睡眠。次日早晨，我们的努力顺遂了些，从伦让岛——又叫「拦路岛」——西边的窄道进去，平安穿过，不久便驶过安耶尔那个小小的居留地。

伦让岛，即「拦路岛」，顾名思义，横在海峡口上；岛形嶙峋而奇特，有好些锐角，岩石的尖端直插进水里。然而岛上树木、灌丛、藤蔓遍布；我们近岸驶过时，那一派热带的丰茂展出几处极精致的景色。近沙滩的一处，土石构成高高的拱门，上面垂挂着叶子极丰美的藤。我们还看见一道奇特的深壑，和一处自水边笔直拔起五百英尺的高崖。

十二月二日我们驶过科克图岛，续行至公主岛——那岛在印度洋入口附近，东西两边都有水道可通。我们走西边那条，不多时便到了辽阔的大洋上；眼看爪哇角在远处淡去，我们不但庆幸已逃出中国海的种种险恶，而且已经开始满怀希望地前瞻将来了。

那阵好风又歇了，不过有和风相送，我们仍缓缓前行，傍晚以前爪哇角便看不见了。可是夜间遇上自南而来的大涌，风又全然断绝，我们被推得倒退了许多，早晨爪哇角重又清清楚楚地在望。下午再得顺风，我们照原路前进，爪哇角这才永远从我们眼前消失。在此以前，静风与逆风之多，竟使我们一连十七天平均每小时只走两英里半。

在东方时我注意到流星比我们西半球常见得多。在汕头的时候，我们的夜晚照例在敞开的廊子里消磨到很晚；我不记得有哪一夜不曾看见一两颗流星划过天空，把那缀满灿烂星辰的蓝穹映得——倘若还能更甚的话——愈发壮丽辉煌。然而十二月五日傍晚，我在「雅各·贝尔号」的甲板上看见一颗，其明亮和持续发光的时间远过于我生平所见的任何一颗。它先现于东方天际，斜向南方，掠过极大的一段天空，随后有几秒钟拖着一条火焰色的尾，核心转成浓艳的金色，终于爆开不见了。那种洁白无瑕、像絮一样轻灵的云——在印度洋上航行时总能看见——似乎比我们来时更多、更美；当落日余晖照上去时，那景象真是迷人。海上的险难，以及后来我们被自己那些背信的同胞置于其中的更惨痛的险难，我也许会在时日中淡忘，但印度洋的落日之美，我永远不能忘。麦哲伦云和可爱的南十字座连同它那两颗光芒闪烁的指极星，也是我们每夜的访客；如同来时一样，十字座的星，以及组成猎户座、金牛座和南天其他星座的星，看去都比在大西洋热带所见的更明亮。

进印度洋后一星期内虽得顺利的信风，却只吹了几天；本月二十一日以前，我们驶近毛里求斯的纬度时，暑气大增，又遇上微风和静风。离福州后的头一个星期，天气凉爽宜人，此后寒暑表便不曾降到八十度以下，有时高到九十度、九十六度；这样的空气，若没有海风，几乎是挨不住的。圣诞节那天我们驶过波旁岛；夜里风雨大作，使我们痛切地意识到：我们又在不合时令的季节里进了飓风的纬度。这些狂飙倒没有持续多久，随后留给我们一阵顺风；我们已驶过马达加斯加的经度，一路顺遂前行，不料忽然从西北方来了一阵极猛烈的飑。那是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下午的事，我们正在纳塔尔港外海一带。我从前不曾坐帆船航过海，这又是我们所遇最可怕的风，船长发号施令的尖厉喊声、水手们奔去收帆的嘈杂，加上风穿过索具的呼号，听来惊心动魄。整夜大风不止，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减弱到可以张帆。然而这一阵飑和随后那几个钟头的狂涛，比起三天后我们遇上的那场厉害的东南大风来，还算不得什么。

那时我们差不多在大鱼河外，眼看不久就要绕过好望角了。大风从星期六起，到星期日达于极点，我们只好顶风漂着，直到星期一早晨。有好几个钟头，舵轮两边系上带滑轮的索具，好稳住舵；为更求稳妥，甲板上还蹲着人，各执一边索具，另有两人把着舵轮，小心操船。大风已刮了许多钟头，我才鼓起足够的勇气去看一看四围那雄伟可怖的景象。人家既向我保证船在这风暴里并无危险，我终于登上后甲板；自那里望去，大洋上那些高大绵延的巨浪，是一幅崇高然而骇人的景色。船虽被浪抛掷得像一叶脆弱的独木舟，却又乘浪乘得那样轻捷，我不久便学会以少一些恐惧、多一些快意的心情去看这景象——我从前万想不到自己竟能这样看待一场如此凶猛的风暴。海水屡屡涌上主甲板；偶尔一个浪扑过舱顶，连后甲板也一并扫过。其中一个浪终于把我赶到下面去，我也就乐得待在那里了。

这场可怕的大风——星期日夜里十二点前后开始转小——过后也留给我们一阵顺风，把我们送过了风暴角；一月九日我们已在南大西洋上，船头指着故乡，开始自许这趟长途航行快要吉利地收梢了。驶近厄加勒斯角时，空气变得爽利；未到大西洋，天气已宜人之至。

绕过好望角时，我们遇见好几种海鸟，多半是我们没见过的，颇引人入胜。尤其是信天翁，无论是振翅飞翔，还是以庄严优雅的姿态浮在浪上，总能博得我们的赞叹。

进大西洋时那阵顺风一直持续到我们遇上顺利的信风；信风又伴我们到一月十五日，那时我们离南回归线只有七英里。这里天气又变得极热，我在好望角一带爽利的海域所积起的那一点精神，不久便消磨殆尽；仿佛在船驶到并越过赤道以前所经的那些委顿受苦的长昼长夜，永无尽头似的。然而二月二日，我们已在赤道以北将近一度，开始略略感到北来的爽风。到十日——差不多出了热带，指望十天半月便可抵纽约——我靠着我那位年轻的朋友、也是我唯一的护卫查理少爷帮忙，开始收拾行装，为那一天略作准备。

注：

〔四十一〕 这对鹿是弗里斯比船长买下的，养得很好，到我们被海盗轮船「佛罗里达号」掳去时还长得很不错。此后它们落到匪首马菲特船长手里；我们从他船上被转到丹麦三桅船「晨星号」上不久，他到了巴巴多斯岛，受这英国属地总督设宴款待，便把这两头美丽的小兽送给了那位殷勤好客的主人的女儿。报上又有可靠的记载说，马菲特船长和他的军官们把中国和日本的精美物件赠给英国的女士们。这些女士还为马菲特船长所赠的几小罐好茶大为欣喜；而那些茶全是从我们的行李里拿的，我至少不能不说一句：但愿我们这些英国表亲在「享用」我们所失的东方物件之余，别在喝我们的茶时把自尊也一并处置掉了。

第十五章落入「佛罗里达号」之手

二月二日到十二日，我们一路顺风，其中三四天平均每小时走十至十一海里。十二日正午，船在北纬二十四度一分、西经六十五度五十八分，我们的船长和几位大副看见尾后有一片帆，渐渐追上来，到后来看得分明，是一条轮船。这时风小了，我们每小时只走八海里；于是下午三点光景，那陌生的船离我们约莫六英里，径直跟在船尾后面，前桅上扯着「星条旗」。我们没想到会遭南方的海盗〔四十二〕骚扰，倒盼着它是本国政府的一条炮舰；我们断了家乡的音信已有五个月，饥渴得很，一想到能听听国内的情形，心里很高兴。不到四点，我到后甲板去，在右舷坐下，离船尾不远。那船这时正在我们的航迹上，显然在全力追来，帆张得一片不剩，连翼帆都挂上了，蒸汽也开足了。此后不久，有令把我们的旗扯上斜桁顶端；我注意到船长不断举着望远镜看那驶近的船，神色有点紧张不安。实在说，疑虑已经笼罩了我们所有人，因为那轮船正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逼近，而它的样子，说得最轻，也不像于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已经张足了帆；倘若头一天那阵顺风还在，我们本可以避开它的炮火直到天黑，那时多半还能把它甩掉。然而天意不然：它直压上来，在约三英里外放了一炮，炮弹落在「贝尔号」左舷、船尾后一个半船身处的水里。那一炮有决定之力，教人人都确信：我们这条船完了，我们就要落到敌人手里。这事实叫我们痛切地意识到，用不着多想；全部真相像那远处轰然一响、仿佛宣告我们末日的炮声一样，突如其来，出人意表，一刹那间把一切思想与感觉都麻痹了。炮一放，弗里斯比船长便站起身来，转脸向着船头，先看看自己的船，又看看那片帆，说道：「好啦，我看你这就要停船了！」他吩咐水手「收起后桅下帆」，把帆桁掉转顶风，我们便静静等着命运的判决。

我们刚刚穿过热带的酷暑，我又病了三个多星期，自然虚弱，容易受惊；炮一响，我便径直回到舱里。不过据查理少爷说，我离开甲板约十分钟后，那轮船——后来知道就是「佛罗里达号」，一条由南方各州叛党充当军官与水手的海盗船——绕过我们船尾，到了左舷，在离我们两个船身处升起叛军南部同盟的旗，把「星条旗」降了下来，向我们喝问。我们答了话，说了要去哪里，便被喝令降旗；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动手照办，于是又来了第二次更严厉的喝令，弗里斯比船长只得从命——我们的旗降下来了！这中间，那轮船绕着我们转了一两圈察看，正像猫拿准了老鼠之后戏弄它一般。我们没有像样的武备，无能为力；然而它直到把我们横在它的炮口之下，才升起叛军的旗——这一节最清楚不过地显出这些海盗自知有罪，又极怕落进什么圈套，以致报应比他们所盘算的来得早些。海盗船长随即派了一条小艇过来，带着一名押船官；那人招呼弗里斯比船长，嚷道：「你是我的捕获物。」船长答：「可这是英国的财产。」押船官回道：「那我没法子，我得听命令。」弗里斯比船长便说：「你们在公海上就是这样拿英国财产的么？」答道：「是的，先生！约翰·罗素勋爵近来说过，英国臣民若把财产放在美国船上，就该找南部同盟政府去讨钱。」押船官接着告诉弗里斯比船长，他得准备上轮船去，由他接管本船；问到乘客与水手怎么办，这军官说他们也一并带过去，不过私人财物一概保全，他们从「雅各·贝尔号」上取走想要的东西之后，便把船烧掉。

这「钦定」的裁决——不如说是判决——既无可上诉，我们船长便下舱去，立刻准备离船。几分钟后，「佛罗里达号」又来了一条小艇，由他们的一名军医带着，我们的水手当即被带上那边船去；我们所得的时间，只有他们转运水手的那一点工夫——至多不过半个钟头——用来收拾几件东西，预备跟着走。

依着我们那位忠心而亲切的黑人管事所提醒的，我把房舱抽屉里那几样东西归拢起来，急急忙忙丢在床上，用床罩紧紧扎成一包。房舱里的几本书，我也装进一只小花布袋。虽然心慌意乱，我还算镇定，也有些先见，取了一只小手提箱，装进一两套换洗内衣和几件睡衣，并且留心加上法兰绒衣物、厚袜、靴子和手套，以备本国沿海的寒冷，又装上我们的梳洗用具。此外还添了几条手帕、一两本因情分而珍贵的书、几件首饰和另外一些零碎；这些东西连同我们随身的一点钱，万一别的行李再也拿不回来，便是绝不可少的了。人家催我们赶快；那只小箱子连同两只中国篮——我们所能带走的就只这些——不久便备好了；我们出海穿的衣箱也取了出来，同那两个像移民行李似的包袱一起放在舱里。没有工夫顾及自己的形容；我被带上海盗船时是怎样一副狼狈相，说出来一定不中听。不过我前面已经提过，我们穿过大西洋热带那一段时，我病得比平常重；我的女读者们不难想见自己若是这般「未及更衣」的模样：一件宽松的印花棉布长袍，肩上随手披一条旧披巾，头上不是软帽而是一顶草帽。

小艇第三次过来时，我们同船长、船长夫人和他们的孩子一道被转到海盗船上。幸而风一直很小，虽有些涌，却没有大浪。这是可感谢的；然而被缚在一张椅子上，用绳索滑车吊过船舷放进小艇，再照样吊起来，落到一条备着海盗战事的武装船的甲板上，四围是一群粗野堕落的人直勾勾地看着，他们那副下流嘲弄的神气，足以叫任何人不由自主地厌恶愤慨而退缩——这对一个身心都被长途航行和东方热带数月病痛大大削弱了的女人，是一场严酷的试炼；而这一切，比起后来的事情，还不过是浅浅的一点滋味罢了。

「雅各·贝尔号」的旗——被海盗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要带到他们船上去；弗里斯比船长把它铺在那张要把船长夫人和我吊进小艇去的椅子上，我们便把宽松的旗褶拢到膝上，半掩着身子。我的眼光头一次落在那旗褶间某一颗星上时，昏乱的脑中掠过的那一线安慰与光明，是永远不能忘的。它依旧是一颗希望与信赖之星，竟使一个柔弱无依的女人心里也生出一种欢欣的自豪：她得以为宪政自由这样的事业受苦——这事业，除了我们神圣的宗教之外，比人所能为之舍命的任何东西都更神圣、更可宝贵。

我们靠上「佛罗里达号」时，看管我们的那名军官一面重新安排那张要把我们吊上甲板的椅子，一面提议把我们的旗换成叛军的旗；我们船长很有分寸，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说：「这个也一样好。」于是对方并不反对，我们便又裹在自己的旗色里——这想必是命途多舛的「雅各·贝尔号」的旗最后一次尽的光荣职分了。被放到轮船甲板上、从吊椅的索具里解出来时，我听见右边有一个相当有教养的声音说：「夫人，请挽着我的胳臂。」我什么也没看见，因为我悬在空中时，头一眼望见甲板和那群仰起脸来粗鲁张望的汉子，便已低下头、垂下眼。可是一个女人身处可怕的苦楚与粗暴的暴露之中，天性总会爽快而感激地接受礼貌与庇护——不论它出自何处；于是我挽了那只伸过来的胳臂，任马菲特船长——后来知道，他便是这伙海匪的头目——领我到他的舱里去。他做这事时从容不迫，还带着一种主人似的、施恩似的气派，仿佛正要献上最可意的款待。不久我们一行人都到了舱里；人家告诉我们，这舱归我们支配，通着舱的船长私人房舱也可以让一位女客住。不过我们只用了它一夜，因为那屋子又暗又闷；此后便不在那里睡了，宁可睡舱里的柜榻——榻上铺着褥子，有几床还是从「雅各·贝尔号」上拿来的——我们其余的人也睡在那里。

我们水手的刀子都被收去，还被逼着签了字，声明在船上决不反抗。转运我们时十分匆忙，因为他们还要去追当时望得见的另一条美国船；时候既已是下午晚些，他们没法在那一夜洗劫并烧毁「雅各·贝尔号」。于是派了一队捕获船员上去，吩咐照某个方向行驶，我们则开足汽力去追那条被他们讥称为「北佬」的船；然而当晚那船设法驶出了他们的射程。我们这样的苦楚并不想要有人作伴，因此暗暗欢喜，感谢上天：这伙四处逡巡的匪徒没有得手。随后我们放慢了速度，早晨又回到「雅各·贝尔号」附近。

那一天于我们是可怕而多事得出奇的一天；虽然人家说过我们的私人财物会保全，我却大为怀疑这许诺能否兑现。前一夜的前半夜，我躺在那里，清清楚楚听见军官室那几位军官谈话的片段——他们上过「雅各·贝尔号」，去看有什么可劫的。他们正开着单子，列出要搬到「佛罗里达号」上供自己使用的东西；看那样子分明是要做一整天的活，我便担心船长或许会嫌麻烦，不肯把我们的行李捡出来搬过船；可是我一次也没想到，他们会在那边就把它们打开抢掠。

离开「雅各·贝尔号」以前，我们船长得了押船官的准许，留下他的管事和一名侍者在船上，照料他的财物和我们盛着航海衣服的箱子；我们指望这些东西连同我们的包袱和他们要替我们装的一小篮食物，都能送到「佛罗里达号」上来。早晨，听说弗里斯比船长已经上「雅各·贝尔号」去了，我便照人家要求的，把我们留在船上的行李清单交给马菲特船长；他看完退还给我，说：「韦夫人，我不能把你的东西全带上船，因为地方不够，甲板上也不能堆太多，会碍着炮位使用。」我便说：「马菲特船长，把我们所有的行李都丢掉，实在难受；舱底那些箱子里装着我们衣物中最大最好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些家用的物品，以及许多稀有贵重的东西；我们被拿住时，贵船的军官明明向我们保证过，一切私人财物都会保全。」他答道：「不错，可是眼下断办不到；你得挑最要紧的拿。我会准你比这种情形下通常所准的多带一些。」这番话之后，我对马菲特船长提起我的财物投过一点小小的保险，不过说我不敢断定这一回保单管不管用。他要我拿给他看，我便递上保单；他看过退还，说道：「不错，这是战争险。」过了片刻，他又要再看一遍保单；似乎极仔细地又研读一回，说道：「不错，你这保单在这一回是有效的；我很奇怪，如今这年头竟有人带着贵重东西出门而不好好保险。我劝你把保了险的那些行李留下。它们没有编号，你爱拿哪几件就拿哪几件，只是务必留下二十件，若不然，你的保单是要起争执的。」〔四十三〕他就这样以一副似乎不存私心的样子指点我该怎么办；告诉我他没法保全我们的财物，同时又像是惋惜事势之不得不然，还说他很替我难过，要眼看着那么多精致、稀奇、有用而贵重的东西毁掉。他就这样把我彻底骗过，我一次也不曾疑心他的用意；也不曾想到他会容许他的军官把我们的行李撬开抢掠。他随后告诉我们，他要上「雅各·贝尔号」去，会把我们那几件准带的行李送过船来。我立刻把那张少得可怜的单子递给他，说道：「那么马菲特船长，余下的就全得随船烧掉、沉掉了。」我又千方百计替查理少爷的那只大箱子说情——那箱子没有保险，于他却极要紧，和我的行李一同在舱底。我在这一点上格外着急，因为查理的父亲是在中国的传教士，正打发他回国受教育；那件行李里装着书籍和贵重物品，一旦失掉，这孩子整个求学期间都要感到缺憾。我们初被拿住时，查理心里很乱，慌张之下没把自己房舱里的东西收好。因此他必得上船去照料一番；马菲特船长去后不久，另有一条小艇要开往「雅各·贝尔号」，我便向当值的军官讨了准许，让他也一同过去。

我还留在甲板上时，水手们已一艇一艇地从船上搬东西过来，不过我不敢断定当时是否已送过什么行李。可是不多一会儿，我惊骇地看见海盗船上的一些军官和水手翻过船舷上来，人人抱着满怀从我行李里拿出来的东西。有床单桌布、做好的和整匹的毛巾、我的衣物、银器、一箱珍贵的瓷器、两把广州椅子、东方的桌垫、一箱印度蜜饯、我们的食物，还有两箱红葡萄酒；那酒和蜜饯上都写着我的全名。此外还有装着丝线、棉线的盒子，装着别针和衣饰花边的盒子，以及个人和家用所需的种种别的物件。因此断没有错：我们的箱子、皮箱、樟木箱和樟木抽屉柜，全被这伙不法之徒粗暴地撬开抢掠了。「佛罗里达号」的军官们——就是南方所自夸的所谓「骑士」——此刻正当着我的面，恬不知耻地扮着夜盗与窃贼，把我的财物乱七八糟地一抱一抱搬进他们的军官室，有些还在甲板上拖着、曳着。我看见里德中尉抱着一大捧棉布床单和没做成的桌布，一只手同时还抓着我的点心篮（篮上的包纸已被撕去，赤裸裸地露在我眼前），从船舷边直奔军官室门口；一见我正哑然瞪着他看，他便垂下眼，像个被人当场拿住的贼似的匆匆下去了。这一场劫掠延续了好几个钟头。末了查理回来，把他在「雅各·贝尔号」上亲见的情形讲给我听。他看见我的行李从舱底搬上来，又看见「佛罗里达号」的军官们把它们劈开、撬开，翻检里面的东西，急不可耐地撕去小包的包纸；凡不中意或用不着的，便扔在甲板上用脚踩踏，那样子连一个寻常的海盗看了也几乎要脸红。花边和别的细软织物就是这样被作践的；一顶贵重的软帽也照样被弄脏毁掉。私人文书和亲友的照片同样遭殃；实在说，没有一样东西逃得过他们那不知羞耻、亵渎一切的手。东方的稀奇、罕见而精美的物件极多——都是东方的亲友熟人所赠——此外还有许多既好看又有用、我带回国要送给朋友的东西；这一切都落得同样的下场。有个军官被人看见在一箱扇子里翻检取用——一把把拿出来，摇一摇，看哪一把中意。另一个抓起一件裙撑穿在身上，在主甲板上碎步走着，那份优雅娇媚，想必除了南方「骑士」的代表以外无人能及！

这一片胡闹抢掠进行时，查理三次求他们保全他那只大箱子，人家却说舱底的东西一概不许带上海盗船；直到他离开「雅各·贝尔号」回「佛罗里达号」去，他那件行李还没从舱底搬上来。后来还留在船上的几个我们的水手看见它被搬上去、撬开，同对付我的行李一样被抢掠一空〔四十四〕。而这场景的登峰造极之处是：一头肥猪——「雅各·贝尔号」上余下的牲口之一——在主甲板上被极野蛮地宰了，一块块肉从两胁上凶狠地割下来，匪徒们各取所要的部分，肠脏则乱抛在甲板上，血听凭四处流淌；我的衣物、贵重的织料、传家的纪念物和东方友人所赠的纪念品，也被扔在那里面，和那凝结的污秽搅在一处，令人作呕之极。看过这些之后，查理回到轮船上，牙关紧咬，眼里迸着愤怒，走到我跟前低声说：「我一辈子没这么气过！唉！那真是可怕的景象；我一辈子忘不了。」随后又加上一句：「我总有一天要端着枪同他们碰面！」看这温顺文静的孩子被激到这般地步，我又惊又怕；然而那一幕，加上随后被迫同行的五天五夜的海盗巡航，似乎把这孩子身上一个男子汉所有高贵勇敢的品质都唤醒、催熟了。他只盼着我们能遇上本国一条巡洋舰，同它交一回手；他说只要能把这条轮船击沉，连船上的海盗军官和水手一起带到海底去，他情愿为国捐躯。这孩子始终不肯承认自己对马菲特船长在起码的私人礼数上有什么可感激的；一提起这个，他总说他把那抢掠的场面看得太清楚了，除了盼着船长和他的军官们覆灭，别无他想。

此时海盗船的甲板上一片混乱。已近下午四点，皮箱、从我们行李里散出来的零星物件、船上食物的箱子和我们自己的几箱，连同几只水手的柜子、装满衣服的帆布袋和茶叶箱，四处横陈。海盗们埋头抢掠，竟至于把别的全忘了；不等他们省悟，「雅各·贝尔号」已张着满帆，飞快地朝「佛罗里达号」漂来。那是可怕的一幕。她仿佛是个有知觉的生灵——「一个活物」。海上有些微涌，谢天谢地并无大浪；她压向「佛罗里达号」时，船头简直像是急切地伸向前来，赶着要报自己所受的冤屈。轮船的炉火已经封住，没有蒸汽可以倒车退开，一时间乱成一片；末了我听见马菲特船长下令往炉里浇油和柏油。这时「雅各·贝尔号」的首斜桁已经绞进「佛罗里达号」的前桅索具，把绳梯横索也挂断了；于是有人动手去砍断它，船上的人全聚到船头来做这件事。「雅各·贝尔号」的水手和「佛罗里达号」的水手一同用长杆撑着，不让前者靠近；可她终于更猛地撞上来，首斜桁插到主中桅支索底下，所幸没有造成大损伤。不过我们很快便升起足够的蒸汽，稍稍移开了些。说这是一场迫在眉睫的危险，也只能略略道出我们在那些极度焦灼恐怖的时刻里所受的那种铺天盖地的惊惶与沮丧。我因为自知全无遮护，早已被惊恐与激动折磨得可怜；落在无法无天的人手里所受的震动还没有平复，这新的、压顶的恐怖仿佛把我一切官能都制伏、麻痹了。

海盗船一脱开我们的船，我们的劫持者便在「雅各·贝尔号」上三处放好引火之物，四点光景放火烧她，随即弃船，我们开足汽力离开那一带。我们所处的境况如此凄苦，使我们没法去体味她那一幕的壮观：火苗顺着帆、桁和索具稳稳地爬上去，直到她成了一座火的金字塔。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心里多念着这场丧尽天良的毁财，而是因为我们已被彻底隔断于家乡与祖国，不知何以获释、何时获释、何处获释。我们最后一次望见我们那条好船，是在她桅樯倒下之前不久：帆与索具一齐燃着，她静静地漂着——那景象给我们的，是一种可怖而凄怆的壮伟。这样一幕的崇高与否，全看我们是在什么境况下观看。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不过是相对的，其在道德上的效力全靠联想之力。所以，凡大规模的毁灭，在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看来，或许是崇高的极致；而在另一个人——他的身家所系，或者像这一回所担心的，他的性命所系，正在这场灾祸的性质与广狭之中——看来，就只能是一幕惊怖与沮丧了。

次日（十四日星期六）顺风，轮船因煤只够烧两天，便张帆行驶，把螺旋桨提上甲板。这海盗船的武备极重：有六门六十八磅炮，两舷各三门；另有两门叫作「追击炮」的巨炮，一在船头，一在船尾，据说是一百二十磅的。船上除军官外约有〔四十五〕一百六十人；军官则有船长一人、航海长一人、中尉四人、见习军官四人、军医两人，此外还有三四名小军官。他们缴获的「雅各·贝尔号」的轻武器，使一部分水手得以配上上好的短弯刀，装束这才齐全。几位中尉和军医都很年轻，没有过二十五岁的；见习军官更是些小后生——其实就是孩子——不过有几个看去很凶。中尉和见习军官显然都被看作所谓「南方绅士」一流！有个来自查尔斯顿的里德，有个来自佐治亚的弗洛伊德——前者我下文还要多说几句——都是南方最上等的血统，其余的军官据说门第也都很体面。有个军官是莫比尔来的年轻人，名字我已忘了，他喝我们食物里的白兰地喝得烂醉，被关了起来；这是我们在船上期间唯一的一桩处分。这条轮船脏得惊人，几乎可说污秽不堪——甲板上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让女人站着而不弄脏裙子。实在说，除了纽约市郊外国穷人最不堪的那些棚屋以外，我从没见过这样令人作呕的邋遢与不洁。在这样的环境里，个人的整洁根本谈不上，我的衣裳脏得又难看又不成样子。可是撇开这份可怜相，以及随之而来的、被「佛罗里达号」上那些下流堕落的军官水手粗鄙地盯看评头论足的暴露不谈——除了偶尔一阵鄙夷与义愤之外——这一切都被那个压倒一切的念头与祈祷淹没了：但愿早早脱出这不洁的气氛。

星期六慢慢挨过去，又是可怕的一夜，安息日到来时，我们正又在追一条本国的船。在「佛罗里达号」这样的船上，若有半点像样地守这日子的表示，倒成了怪事——军官和水手的习性，以及他们所干的这桩伤天害理的营生，同他们周遭的一切实在太相称了。水手们整日照常做活，有的刮桅杆，个个精神抖擞，一心想着再逮住一条「北佬」船烧掉。马菲特船长本不知道这天是星期日，直到我们中间有人当着他的面提起，他才叫道：「星期日！今天是星期日么？我没想到今天是星期日！」这一天我们祷告的中心，就是求他们预定的猎物终能逃脱。那是一条纵帆船，凭着高明的操驾摆脱了追赶，逼得他们一再抢风转向。海盗船的水手不是老练的水手，做起事来笨拙迟慢。他们大半是最下等的爱尔兰人，另有少数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多半从前在叛军中当过兵，于航海全是生手。不过马菲特船长告诉我们，他把他们在炮位上操练得能又快又准地使炮了。

下午早些时候，弗里斯比船长下舱来说，我们正在追上那条纵帆船，他怕她要被拿住；过了一会儿，马菲特船长走下舱来，满脸得意的喜色，神气举止里还带着几分做戏的味道，坐下说道：「唉，只怕又是『一个不幸的人儿』了！」他没有把那诗句念下去，我们几个人心里却接着念了下去，化作一句恳求：但愿上帝不容她死在你和你那伙无法无天的水手手里！几乎不用再说，暮色四合时，那预定的猎物逃脱了，我们暗暗欢喜，感谢上天。

「雅各·贝尔号」被拿住时，我们的鲜肉差不多已吃尽，只剩少许家禽和一头猪。那头猪如何被宰被分，前面已经说过。剩下的几只禽也杀了带上「佛罗里达号」，我们吃到过一回，鲜猪肉也吃过一回。除此之外，我们几乎全靠咸牛肉和咸猪肉度日，外加一点米和硬饼干。马菲特船长说他把最好的给了我们，并且表示遗憾，没有更好的东西招待两位女客。不过吃什么原是小事，谁也没有心思在这寻常的船上伙食上费神，我们中有些人更病得顾不上这类事。我们最苦的是没有好水——「佛罗里达号」上的水是蒸馏的，制水的器具显然有毛病，弄得水里一股极重的杂酚油味，简直咽不下去。我们实在担心那水有害，不敢喝；用它沏的茶和煮的咖啡也全不可口。

答应从「雅各·贝尔号」上送给我的行李，除一件外都送过来了；那一件里装着一样贵重的东西，是一位法国男爵所赠——他从前是法国驻北京公使馆的人员，如今是福州的朝廷海关税务司。人家告诉马菲特船长，那东西何等精美、何等难得，又说它就在船上靠近我房舱的地方，很容易找到，可以连同我们盛航海衣服的箱子和弗里斯比船长的行李一并转到轮船上来；他很恳切地说：「韦夫人，那箱子你一定拿得到，我会关照送过船来。」可是回到他自己船上，他却极冷淡地说，他找过了，没找着。对于我们财物被劫掠、被恣意毁坏，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愤慨。仁慈的天意安排得好：这场猝不及防的被掳所给的震骇，使我无心也无力去顾惜、去体会失财之痛；除了偶尔一阵激动——每当我们那可怕的处境和四面的凶险掠过心头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情绪，倒很像狮爪按在身上的利文斯敦博士那样，「没有感觉」。

我们初被拿住时，马菲特船长说过，我们在他船上至多两三天，因为到那时他多半会遇上一条友邦的船，可以把我们转过去；万一不然，他就把我们送进一个中立口岸。可是一天又一天，我们朝各个方向航行，哪一国的旗于他的用处最合适，他就扯哪一国的旗，好把海盗做得更得手。三天之内，暑气日增所带来的困顿告诉我，我们又在往热带的暑热里去了；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件事也在我激动的想象中渐渐明白起来：船长不敢冒险进中立口岸，因为要进去就得冒同本国政府的巡洋舰遭遇的险；这样一来，早日脱出苦境的指望便比先前更渺茫了。这种反常的亢奋之后是极大的消沉——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在它底下天性崩溃了，我像个孩子似的，一提起我们痛苦的处境就要哭。人说绝望能给弱者以勇气，在我却不灵；每当白日过去、夜的幽暗合围上来，那些凄惨时辰里所积的恐惧与焦虑，或许还可以想见，但任何描述都说不尽其可怖之万一。一个悬在但丁「灵薄狱」里的灵魂，也未必比这更无望。我们不能宽衣，只穿着白天的衣服躺下歇息。睡眠远不是那「甜美的恢复者」；头顶上炮位稍一动，船上稍有响动，我便惊醒，到后来一切都成了一场混乱可怖的噩梦。有一夜，我刚睡了一会儿，被甲板上异样的声响惊醒；风又大了，船走得更快，我怕是有大风要来。最有胆量的人也难得愿意再经一场海上的风暴，胆小的人一想到就要受煎熬。我是后一类人，一种说不清的恐惧与惊怖攫住了我。舱里没有灯，我急忙起来，在黑暗里尽力摸索，到了升降口；才上了几级梯，一个全副武装守在口上的人，狠狠地提醒了我：我们是俘虏。我怕开罪于他，便请这哨兵原谅，又说我在海上极胆小，看着风像是大起来，怕要起大风。这人是那群粗汉中的一个，客客气气地向我保证一切都好，说不过是一阵好风，随后添了一句：「我晓得，你这样的人受不起这个。」那爱尔兰的口音里有真诚的善意，我很替他难过：「他这样的人」竟干着这样亡命的营生。后来我才知道，好几个从莫比尔和新奥尔良来的水手，私下同「雅各·贝尔号」的水手谈话时，都懊悔上了「佛罗里达号」；不过他们说，他们是没了活计、没了生计，为混一口饭才不得不上船的。他们还说，可惜自己不能一同转到中立国的船上去，或是在某个可以北去的口岸上岸。

马菲特船长的来历，以及他在本国海军里当军官时的声名，我一概不知。不过从弗里斯比船长那里我听说，他一度在海岸测量局供职，他绘的海图水手们用得很多。弗里斯比船长自己就极看重那些图，说起作者来，称他论才具曾是本国海军中第一流的军官。我们初被带上「佛罗里达号」时，他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气派口吻，斩钉截铁地否认自己有向妇孺开战的念头或打算，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切私人财物都会受到尊重、替我们保全；他处处那样客气，以致我们虽然只能把他看作一个海匪，却仍不免存着指望：他也许还保留着十九世纪一个「文明」人所应有的一点东西，说的话是当真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想到，欺哄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和一个孩子，也算在他那套骑士信条之内。然而我们想错了；因为除了弗里斯比船长的一箱瓷器被军官室的军官偷去，以及海盗们对「雅各·贝尔号」那些无力反抗的水手所行的一般小偷小摸之外，被抢掠的只有查理少爷和我两个人；马菲特船长尽管话说得漂亮，却似乎专把我们当作他背信的对象。他假意惋惜自己不得不毁掉我们船长心爱的船，又假意替他可惜那些海图和大部分航海仪器是他自己的东西，说他政府的命令不容通融，逼着他把这些作为战利品收去。他说很替弗里斯比船长这样的人遭此不幸而难过，但向他保证他的私人财物一概保全；后来那些财物——好几只皮箱和柜子，此外还有许多装得满满的帆布袋和四箱瓷器——也确实都搬上了「佛罗里达号」。除了那一箱瓷器（前面已经说过）外，这些东西都平安转到了丹麦三桅船上。那一箱瓷器，大约是军官们奉船长之命扣下的，好教人觉得他们并没有把偷窃的本事全用在我们身上。

烧掉「雅各·贝尔号」的第二天，我在「佛罗里达号」的甲板上时，有个军官殷勤起来，提议借书给我看；我诧异地看着他，立刻说道：「书！这会儿我哪里读得进书——身子和心思都不济事！」一个人先帮着抢掠我们的私人财物，转眼又恬不知耻地想用这种方式讨我的好感，其厚颜与老练实在可观。同一天里，我还同另一个军官谈了几句关于这场叛乱的话；他谈话间说了些恶毒的话，引得我说：「我们并不像你们恨我们那样恨你们。你们南方人为什么这样恨北方？」他厚着脸皮极冷静地答道：「我们恨你们，理由更足。」这话的口气与神情，连一个无力自卫、感觉都已麻木的妇人也受不住了，我立刻回道：「不，先生，你们理由不足。我觉得自己是为一桩正当的事业受苦；倘若我身强体健，你连一声怨言也听不到。」这样当面捋虎须，无疑既不明智也不安全；但一个依我们的亲身经历只能归入窃贼之列的人，竟如此蛮横无礼，我们的荣誉感实在容忍不下，那些话便像「不招自来的念头一动」似的脱口而出了。他们外面虽然客气，却不必有什么过人的眼力便看得分明：只要于他们的目的有用、于他们的事业有利，把海盗做到「杀人」的地步，也不会叫他们心里一抽——他们眼下做的原就是活生生的海盗行径；只是他们很清楚，把仇恨发泄到那个地步，会把整个文明世界都逼到自己的对面去。

马菲特船长夸起他的女儿来，讲了那条叛军船被拿住的经过——他女儿正搭那条船从拿骚往查尔斯顿去，想要冲破封锁。他津津有味地称道女儿的胆气：她在纽约不得不到政府官员面前受讯，竟说她只认南部同盟一个政府，只认杰斐逊·戴维斯一个总统。他还告诉我们他小儿子写来的一封信，那有出息的孩子在信里请父亲「给他寄一个北佬的脑袋来，牙齿要一颗不少！！！」照我们听他说的，那孩子才「五岁」〔四十六〕！听见这样一个孩子提出这样野蛮的要求——如果那孩子当真提过的话——我们谁也不敢把心里的念头说出口；而在当今之世，基督教世界里竟会有做父亲的肯这样张扬自己小儿子那令人作呕的早熟的凶狠，实在教人难以设想。这句血腥的话，显出这孩子所受的是尼禄式的教养，也显出他小小年纪已能对同类怀着怎样恶毒的仇恨。孩子尚且如此，长成了人又将是何等可怖的模样？

从一份新近的纽约报纸上——那是承马菲特船长给我们看的——我们得知纽约商人的高义：他们派了一条船装着粮食，送去救济挨饿的兰开夏织工；而看到「雅各·贝尔号」的船主洛先生的名字列在这桩善举中最出力的人里，我们不由得环顾这间舱房：它的装修连同一切家具陈设，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再真切不过的事实——洛先生之失去他的船，我们之陷于这可怕的凶险与囚禁，都要归到英国头上，或者不如说，归到英国一班贪得无厌、毫无操守的商人和棉花掮客头上。别的事情或许会被忘掉，但愿这场战争的历史写成时，纽约商人那种高贵而真正基督徒式的以德报怨，不至于被埋没。

白天马菲特船长常在舱里，谈笑风生，掌故不绝。他时常讲起这场叛乱的种种情形，把他所谓北方的处境与苦难的「实话」讲给我们听；我们当时既不知他的真面目，又几个月不曾得到美国的消息，听了心里很不好受。

二月十六日星期一下午，我们正紧追一条挂法国旗的三桅船；傍晚时分驶到可以喊话的距离，没有放炮便把她迫停了。几名海盗军官上去查看，证实她的旗色不假；她是从马提尼克岛直航勒阿弗尔的，海盗既没得着战利品，也没法把我们当作乘客转到她船上去。这是很叫人丧气的，因为我们本盼着她是一条开往西印度群岛某处的中立国船，肯把我们带到她的目的港去。然而又一个漫漫长夜，带着它的疑虑、恐惧和难挨的钟点，来了又去；我们怀着更沉重、更绝望的心迎来十七日的早晨——而这一天的傍晚，将带来我们盼望的解脱。

照例，那些没长胡子的见习军官全副武装，不断爬上桅顶或索具高处四下窥伺，寻觅新的猎物；下午早些时候，其中一个瞭望的人发现天边远处有一片帆，从帆布之白和张挂的样式断定是条「北佬」船。「佛罗里达号」立刻循迹追去，直到下午很晚才驶得离那陌生的船够近，好让马菲特船长施展诱敌之计；这一回他用的法子是把英国旗扯上桅顶。那三桅船随即升起丹麦的旗，似乎有意亲近，一时间像是朝我们驶来。一见这面陌生的旗——说它陌生真是不假，海盗船上的军官水手没有一个通晓航海到能说出它属于哪一国——这些极有教养、极有学问（？）的先生们大为慌乱，末了只好去问「雅各·贝尔号」的几位船员。这一节由我们那位不甚通文墨的「北佬」船长给定了案；而那三桅船并不急于同我们结识，倒像是渐渐避着我们，马菲特船长便更径直地朝她驶去，晚上八点过后朝她放了一炮，把她迫停，一名军官登了船。

下午马菲特船长告诉过我们：那条三桅船若果真是丹麦船，又是开往哪一处岛去的，只要他们肯把我们当乘客带走，他就把我们转过去。因此我们心里牵挂得非同寻常——又不敢存指望，怕再挨一回痛苦的失望。

小艇从三桅船回来，海盗们商议了一阵，又派它去了第二次。天已很黑，我们外表上安安静静，坐在舱里——心里被无法言说的念头和情绪煎熬着——默默等候自己的命运。小艇第二次回来时，马菲特船长在甲板上一处僻静的地方同几名军官商议；随后走下舱来，告诉我们那是一条丹麦船，开往圣托马斯岛，她的船长已答应带我们做乘客。他接着转向弗里斯比船长说：「你看，搭她走怎么样？」船长立刻答道：「我说搭；风暴里有港就是港。」那时已过九点。天空晴朗，几颗星亮着，却没有月。风很硬，海上涌也不小；这足以叫我们领会到，我们将要冒的这一趟险是何等厉害，此刻它全部骇人的实情一齐涌上心头。那情形就像站在房顶上，底下和四周都烧着火。自由，甚至性命——谁也说不准——全系在敢不敢面对这危险上；这桩事可怕的种种可能，我们不消多久便都明白、都掂量过了；然而我们把自己交托给那位一路护佑我们的仁慈天意，盼着能平安到达那条友善的三桅船的甲板上，便把剩下的行李归拢起来，准备动身。

前面已经说过，「佛罗里达号」的军官们虽是「气度高华的南方绅士」，那副贪得的器官却生得极大。他们忠于自己天生的或养成的本性，不肯就这样放我们走，临了还要把他们那门体面的手艺再施展一点。动身前我们的行李搬出来堆在甲板上时，人家向我们保证，这些东西都会平安送过船去。我们隐隐怕有几件会被扣下，却不敢向马菲特船长示意，说我们希望「先」把东西送过去，唯恐开罪于他，又给自己招来新的麻烦。因此我们决意耐心等着事情的结局；而后文可见，我们的担心并非无据。

读者读下文时，切不可忘记一件事：马菲特船长自始至终使我相信，他是出于好意，竭尽所能保护我们和我们的财物；若是他管得住那些劫掠者，我们的行李本可以原封不动，随船烧掉。他还一口咬定，他已经尽他所能让我们多带行李，又说我们这样倒霉，他很是抱憾。记着这些，下面这段话便容易明白了——那是他从舱口一直送我们到船头、我们又要被放下小艇去时所说的；只是我们万万想不到，他这一回还要骗我们骗得多深。

走过那堆行李时，我说我们的东西都放在这里了，但愿都能平安到我们手里；马菲特船长道：「韦夫人，这些都会送过船去的。」我便谢他的种种礼遇，又说我们感激他的庇护，我们的亲友知道我们遭此不幸而身子还这样安好，也会感激的；他于是说了几句，大意是女客处在我们这样的境地实在难受，又说很抱歉未能让我们过得舒服些。此后我说道：「马菲特船长，将来您若被拿住，但愿人家待您也像您待我们这样。」他立刻接口道：「我倒盼着自己根本不被拿住。」置身那样的境况，我不敢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若要回答，我就只能说我盼着他被拿住——所以我沉默了。我们又走了几步，船长猜着我的心思，接着说：「不过韦夫人，我看你是盼着我被拿住吧？」他既然用的是问话的口气，我便得以用一句现成的回答脱出窘境：「马菲特船长，我不会为这事祷告的。」他随后扶我登艇，握手时装出极恳挚热诚的样子说：「再见，上帝保佑你。」这场戏做完，我很快便翻过他那条可厌的船的舷边，被放下小艇去了。这一趟的凶险，不下于后来登上那条三桅船；两次我们都不是不战栗的。

其时已是九点半。轮船摇晃颠簸得厉害，风又大了，虽然天很黑，白浪花仍看得分明。悬在小艇上方时所受的惊怖，我一时忘不了。那艇看去脆弱得像个蚶壳，被抛得如同一片羽毛，随浪不住地起落，很难让它与轮船保持适当的距离。我正悬着，弗里斯比船长照水手的样子翻出船舷攀了下去，进了小艇，喊道：「好，慢慢放下来。」椅子往下落了一霎，又听见喊：「停！当心！叫她离船舷远些。」有那么片刻，人与心都「悬」在半空，一动不动；随后又是一声：「好，慢慢来」；接着小艇一涌而上，几乎齐到船舷顶；但我随即被放下去，一脱开椅子，便神经紧张地抓住艇舷，坐下来，心惊胆战地等着船长夫人照样被吊起放下。水手们又扶查理少爷和船长的小儿子攀下船舷；一切停当，我们便离船，在黑暗里穿过碎浪划了半英里。我们的小艇漏得厉害，虽然不停地舀水，水还是涨得很快，不多时已漫过我便鞋的鞋面，我能感觉出、也能算出它涨了多少。我看见水手们极其小心，尽力让艇保持一个能最稳当地乘浪的姿势；但坐在艇首附近的查理说，我们有两次险些被浪灌满而沉没。驶近那条三桅船时，我们发现她也在可怕地摇晃颠簸，要靠得够近好被接上船去，实在像是难于登天；然而托上帝的福，这一险我们也平安渡过了。等到站在她的甲板上，那如山的焦虑与绝望的恐惧才从身上卸下——那种感觉，不曾经过同样可怕试炼的人，谁也体会不到、理解不了。

这条三桅船叫「晨星号」，从纽约开出已八天，开往圣托马斯岛。她其实正是海盗起初所疑的那样，是条「北佬」船；只因新近卖出，改挂了丹麦旗，才免于同「雅各·贝尔号」一样的下场。像大多数往来于纽约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小商船一样，她备得下几个乘客的铺位，有一间很好的舱房，住着颇为舒适。船上待我们极仁厚亲切，船长当即让出自己的私舱，安上两个铺位，给弗里斯比夫人和我住。实在说，这条小小的「晨星号」（船长姓斯特林），于我们竟成了一整座光明、希望与欢喜的星座；她的船长也真是一位「十足可靠」的主帅；对她的几位船员那热心的礼数与善意，我们也将永怀感激。

据说全部行李搬上船时，已过了十一点。风又更大，我们尽快张帆起航；这中间三桅船的船长和几位船员彼此庆幸未曾受损，显然巴不得尽快把自己同海盗船的距离拉开。我上这条三桅船的甲板时，不但脚是湿的，衣裙的下摆也一样难受。前面说过，我的小手提箱里装着这种时候能叫我舒服些的东西；可是管事在那堆行李里找了一遍——在那样乱糟糟的情形和一盏提灯的昏光底下，能找的都找了——回说找不着。我们于是猜想它压在行李堆下面，早晨大概就露出来了。所幸我们进了三桅船的舱不久，查理便得以取出他那只预备归程穿用的衣箱，拿了一双他的毛袜给我，替下我那双湿的，很是受用。不过小箱子既然找不着，我只得又在同在「佛罗里达号」上一样的不适中过了一夜。

到早晨，我的手提箱还是不见。那箱子上着两把锁；前面说过，里面塞得满满的，装的是当时于我比金子还贵重的东西；没有它，我不但要在本国沿海的寒冷天气里受苦，也许还要受大苦，而且连收拾出一副体面装束的凭借都没有了。我们的财物全遭毁弃，在此以前我不曾为那许多被一班比哥特人、汪达尔人还不如的家伙狠心毁掉的、满含神圣情分的珍物掉过一滴泪；可是一想到自己已被剥夺到这个地步，连保持整洁与一个女人起码体面的凭借都没有了，实在受不住，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航行时穿用的两只衣箱是送过船来了，可是离开中国时装在里面的衣物，穿过弄脏的差不多都归到一只大衣篮里，而那衣篮正在失落的行李之中。我甚至不敢断定剩下的衣服还够不够我穿得像个样子；在三桅船上，也不便把箱子搬出来好好查看一番。幸而我睡前把湿袜子放在一处，夜里干了；作为最后一着，早晨能重新把它们穿上，也就很高兴了。我又在那个床罩包袱里翻出一件寒碜的旧薄呢长袍——原是预备晕船晕得难受时穿的（那时候人要好起来，就得不论什么天气都待在甲板上）——立刻拿来穿上，这才使我的外表勉强算得上蔽体；而弗洛拉·麦克弗林西小姐那句「没有衣服穿」的抱怨（只是少了诗），此刻以「不加装点」的真情的全部雄辩，落到了我自己身上。我国那些不知足的「弗洛拉」们，若被逼到这般地步，或许能学到一课很有益的功课；不过我还不至于坏到愿意让她们中的谁尝一尝我的经历——除非她们把自己弄得道德上畸形，居然声言同情南方的叛党，还夸耀自己对本国政府的不忠。对那种土生土长、心被教成叛逆的南方女子，我很有几分怜悯；对北方那些不知羞耻、诋毁自己的政府和生身之地的女人，则一分也没有。

再找下去才发觉，除那只小箱子外，这伙不法之徒还扣下了一个用绳子捆得好好的小包，里面装着一把折叠椅，是预备海上旅行用的；还有一条从黑龙江来的大毛皮褥，是在福州买的，为的是驶近本国海岸时御寒取暖；一个东印度的枕头，面上包着细席，在热带极其合用；还有一把绸的遮阳伞，照东方的式样外面罩着白布；此外还有几样因情分而贵重的东西。离开海盗船时，我们没大想到会丢掉那只箱子，倒有几分担心那个捆好的包会被扣下。当初请准把那把折叠椅连同别的行李搬上「佛罗里达号」时，我留心不曾告诉马菲特船长：那椅子是用英国旧军舰「明登号」上的一块橡木做的——基先生被囚在那条船上时，写下了《星条旗》；可是抢掠那天，查理从「雅各·贝尔号」回轮船上来说，弗里斯比船长很不明智地把这椅子的来历告诉了马菲特船长，而当那椅子正要放进小艇转运过来时，马菲特船长出言禁止，说它不能从「雅各·贝尔号」上带走。然而我一心要保住这样一件因情分而神圣的东西，早已问过「佛罗里达号」的一名下级军官——他大约是在他船长离船的时候上「雅各·贝尔号」去的——请他行个好，看着把那椅子送过船来。他不知上司在这事上有过什么吩咐，便照办了；椅子从轮船舷边递过来时我正在甲板上，欢欢喜喜地上前接住；没有人出来反对（我想马菲特船长当时也在场），椅子便和别的东西一同放在我们舱里。那天下午我们正追那条丹麦三桅船，马菲特船长告诉过弗里斯比船长，说他盼着天黑前后能把我们送上去做乘客，我们便略略为这盼望中的动身作些准备；查理正在收拾捆扎那个包（就是前面说的装着椅子的那个），马菲特船长走进舱来，若有所思地看了那孩子片刻，说道：「哟，查理，你倒早早就准备起走的事来了。」我便把我们听说他对弗里斯比船长讲过的话重述一遍，说我们想着为免耽搁，还是先预备好一部分的好；又说我身子娇弱，那条毛皮褥在驶近本国海岸时是御寒的要紧东西，包里的物件差不多样样都是我们需用的。他没有再说什么，又坐了几分钟，若有所思地默默看着我们收拾。我留心端详他的脸色，尽管那副平日戴得极严的面具还在，我却把他的心思读得十分透彻，以致他一上甲板，我便对我那年轻的朋友说：「马菲特船长是不打算让我们拿到这些东西的。」不过我们还不肯往那里想，以为他竟会卑劣狠心到暗中把它们扣下。那些东西除椅子外，无疑都归了他自己使用；至于那把椅子，若不曾被毁掉，多半留作战利品，将来还要拿它来辱骂北方忠于国家的人民，妄加讥讽。

下面这几桩事发生在我们被掳的头两三天里，而竟没有真正教我看清我们所对付的是怎样一个人，说来似乎奇怪；然而惊恐与焦虑，加上我无依无靠、束手无策的处境，已使我胆怯之至，心智也麻木得出奇。

前面转述查理所讲的抢掠情形时，我说到匪徒们把不要的东西扔在「雅各·贝尔号」的甲板上。其中有几样被这孩子捡了起来，当时马菲特船长就在旁边，告诉他说，这样捡来的东西都可以送给我，我收下也无碍于我的保险。回到「佛罗里达号」后，他又对我说了同样的话；就在那时，我看见舱口栏杆上搭着一块新桌布和配套的一打餐巾——我认得那是我那只装桌布床单的箱子里的东西——便说：「这些也是给我的么？」马菲特船长立刻答道：「不，那些是船上的。」不多时它们便被拿进他的舱里去了。我们在马菲特船长桌上用饭，每一餐那桌上都摆着我那些极精致罕见的东方桌垫。垫子共有两套，式样各别；同一餐里两种混着用。从「雅各·贝尔号」上缴去的银器也摆在我们桌上用，而我的银器——后文就要说到——却收在军官室里。有些人钦佩并同情这些自称绅士、举止斯文的叛军海盗船军官，或许会以为把这么多眼熟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不过是他们教养高、一片好心，要让我们的周遭尽可能可意、尽可能有家常气罢了！

有一天，谈起我们的损失、说到那场抢掠时，马菲特船长先说他管不住他的军官，拦不住这事，接着讲道：当时有个军官在一包东方物件被撬开之后来找他，对他说「这可是给女儿弄一件漂亮礼物的好机会」；他如何回答那人说：「我要送女儿礼物，我会掏钱买。」要领会这几桩事的滋味，须得亲眼看看船长脸上那精彩的做戏，以及那恰到好处、与所抒之情相称的神色。我们到纽约后没几天，一位南方的旧交——查尔斯顿人，出自该城地位很高的一族——告诉我们：马菲特船长娶的是查尔斯顿一位姓里德的寡妇，她娘家姓劳伦斯，是那城里最富的几家之一。里德中尉便是她的儿子，也就是马菲特船长的继子〔四十七〕。撬开并抢掠我们财物的那些军官，正是这位年轻的里德中尉指挥的。我看见我们一部分银器被搬进军官室，向马菲特船长的管事说起，其中有几把匙子因家族的情分于我极贵重，我很想要回来；他把我们的意思告诉了某个军官，却很快回来，只说里德中尉吩咐把我们的银器拿进军官室；从他的神气我们立刻明白，再求什么也是白费。马菲特船长无疑是同里德中尉串通的，不但指点他怎样去抢，还吩咐把一切值钱的东西都搬进军官室，一直存在那里，直到我们离船。我心里毫不怀疑：那只装着北京来的贵重物件的箱子——马菲特船长冷冷地对我说找不着的那一只——当时正在里德中尉手里，替船长稳妥地存着；船长因此不但能送女儿一件漂亮的礼物，而且是一件华贵的礼物。再者，我那只小手提箱上着两把锁，我又特意把它带进从「雅各·贝尔号」送我们上海盗船的小艇里，这大约使马菲特船长和他的军官们疑心里面装着贵重首饰；船长贪心一起，便下令不许把它送上那条丹麦三桅船。

马菲特船长若不把自己的用心藏在这种怯懦的伪善底下，而是当下便告诉我们：「雅各·贝尔号」上的一切财物都是他的战利品，我们所有最可意、最值钱的东西他和他的军官们想要、而且「一定要」——那么他倒能博得我们的敬重，算是一个直截了当、明说明干、无所畏惧的敌人，一种还讲体面的海上掠夺者：他虽背叛了世上最好的政府，却还没有堕落到既不值得怜悯、也不值得鄙夷的地步。

「晨星号」的船长说，他接我们上船时，我们在松布雷罗岛以北约二百英里处；十八、十九两日风顺，二十日早晨我们便驶过此岛和圣约翰岛，当天午后不久进了圣托马斯岛的港。港口一带的景色可爱动人；那个小镇位置极其如画，主要是一条长街，两旁列着房屋，偶有一两所人家栖在峭拔的山坡或远处的山腰上。房子多半是砖砌的平房，照荷兰式样建造、铺瓦。我既无心也无力上岸去从容领略那景致；我一生的旅行中，也不曾以这样痛苦的漠然去到过别的什么地方。但愿能保全性命，平安走出热带，回到家中亲友身边——这愿望和指望压倒了一切别的念头，占住了我整个身心，成了我一切思虑的重负。因此我们只等着打听清楚怎样、何时可以续程去纽约，此外便一直留在船上。

虽然不得不如此，颇觉烦恼，但在我们这样无人护持的情形下，查理少爷和我再挂着非中立国的旗航行，似乎是极不明智的；听说「三角洲号」——丘纳德公司往来于圣托马斯与哈利法克斯之间的一条英国邮船——正在港内，次日十二点便要经百慕大岛回航，我们便盼着能搭她走。这虽是绕道，而且百慕大到哈利法克斯的冬季航程照例风浪极大，即使不算凶险；但除非我们情愿在热带再待上一两个月，这仿佛仍是我们回家最直接、最稳妥的路。

二十一日早晨，我们驻圣托马斯的领事埃德加先生上船来——这位先生谈吐可亲，举止文雅——他来是看看「雅各·贝尔号」的水手里有没有人肯上美国军舰「亚拉巴马号」去当一年的差；那时这条军舰同我们另外两条军舰正泊在港内。「亚拉巴马号」当天正午开走，开足汽力去追「佛罗里达号」。趁着机会，我把我们的处境和意愿告诉了埃德加先生；他便好意劝我们走百慕大、哈利法克斯这条路，说这是我们最好的走法，又恳切地叫我不要挂心，不必再为行程的安排费神，说他会把我们的船位妥妥地办好。

我们那点准备立刻办妥；弗里斯比船长随埃德加先生上了岸，带着我们的船票回来，陪我们上了那条轮船。我们上「三角洲号」时那副寒碜潦倒、不成体统的模样，若不是我们遭难的事先已传开，陌生人看了一定觉得滑稽得忍俊不禁。我们的箱子又脏又破，有一只破得非用绳子捆住不可；床罩包袱和那只小书袋又没工夫收拾装箱，只按当初在房舱里扎好的样子带进小艇，所以尽可以说，我们凑成了一幅画，那「整体」看去必定既可笑又可怜，像足了任谁心目中的移民。

承埃德加先生仁厚周到的好意，我们被托付给沃克船长——他正从印度回波士顿的家去，也搭这条「三角洲号」。仁慈的天意把我们交在这样一位亲切而有绅士风度的人手里；他做了许多事，使我们那被一路的凶险与忧惧搅得极其不宁的心绪得以转换。这一程走走停停，耽搁甚多，他始终不倦地照料，直到把我们平安交到波士顿码头上前来迎接的亲友手里；我们将永远感念他这无可估量的帮助。我们又发觉「三角洲号」的船长亨特，是英国水手那种慷慨而有礼的高贵典型，为使我们过得舒适愉快而不遗余力。这份对我们的关切，在我们到了哈利法克斯以后仍未间断；我们不会忘记他为我们在「阿拉比亚号」上的起居所作的奔走，也不会忘记我们动身赴波士顿后才知道的那一节：他曾体贴地为我们捎话给安德森船长和他的船员。

前面说过，在那条友善的三桅船上，我一直不能换洗衣服；直到上了「三角洲号」，才享到这份奢侈。船上给了我们一间大房舱，行李包袱一概搬进去查看；我这才头一次彻底梳洗更衣——那已是我们被掳后的第九天了。

我们走得很顺，不久便驶出了热带那摧人的暑热，开始感到北方空气那使人复苏振作的力量。随着气候变换，我们的勇气也复苏了，敢于再一次怀着感恩的指望望向亲爱的故国；心思都沉在一个深情的盼望里——重又见到那些久别的人，那些一度似乎再也见不着的人。

二月二十四日早晨，百慕大岛已在望。离岛还有几英里时，一名引水靠上船来，不多时便由一位年老的黑人引着我们进了风景如画的圣乔治港。这人目光锐利机警，仿佛能望穿我们正驶入的那条狭窄而秀丽的水道；他站在上层甲板上，身材高而挺直，头微仰着，右手的手指忽而指右、忽而指左，很使我们想起一位传神谕的先知。圣乔治港的水极清澈，驶向岸边时，水底那些美丽的珊瑚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在这座海上明珠般的岛上只停了二十四个钟头，却也够我们去看看圣乔治附近的美景，仅仅那样匆匆一瞥，也已教我们心醉。倘若境遇好些，我们很愿意在那里住上一个月——岛上一位富裕的居民就曾好意地这样劝我们，好养一养精神再往哈利法克斯去。我们所到之处，随着我们遭难的故事，也带去了叛军海盗所掳获的最丰厚的一条船被毁的头一个消息，自然成了众人格外留意的对象；而在我们那一趟游览圣乔治镇及其近郊的小小行程中，所遇的礼数与体贴的善意，深深打动了我们的心。

我们到时，港内泊着两条又长又矮、铅灰色的英国明轮轮船，是专为冲破封锁而造的；其中一条已经装满货物，我们开往哈利法克斯时，她正升火预备开往查尔斯顿。有传闻说，她弄得女用手套奇缺——她的船主把圣乔治这小镇上的存货全数买尽，要带给查尔斯顿的女士们。

从百慕大到哈利法克斯这一程，尤其是穿过墨西哥湾流的一段，风浪极大，还带着几分凶险。自离开中国以来的全程之中，除了在好望角遇上的那场大风外，我们不曾经过可与之相比的；有时竟像是我们这条小轮船非被吞没不可。可是亨特船长是位老练干练的军官，即便在不懂航海的人看来，他显然于本行极有那份「应付裕如」的本事；这本事加上他从容的自信和坦率有礼的气度，驱散了忧虑，使我们对他的才干与手段深信不疑。这条航路上的冬天太酷烈、太多风暴，女人若非不得已，不会去冒这季节的险；所以乘客中只有我一个女子。同行的人不多，多半是英国绅士。其中几位在女王麾下当差，听说我们从他们所设想的、在「南部同盟私掠船」军官中间可以找到的那样勇敢而气度高华的「绅士」手里，竟受到海盗式的对待，都很诧异。沃克船长从前在本国海军中服过役；他同那几位英国朋友之间，每天都要就我国不幸的时局，以及南北之争双方的立场与是非曲直，或多或少地恳切交谈，然而言辞平和讲理，不曾说过什么刻薄话；当着我的面，我甚至不曾听见有人拿我国政府开一句玩笑。

有位军官仔细问过我们、听完我们的经历后表示诧异，说他和他多数同胞都有一个印象：那些「私掠船」——英国人一定要这样称呼它们——「从来不」毁坏私人财物，而且一向小心，不但保护乘客本身，连乘客的行李也保护。他还说，我们的财物若是保了那样一种险，只要动其中任何一件保单便作废，那么马菲特船长若有心做一件正直高尚的事，本可以把我的银器和另外几件因家族或别的情分而贵重的东西取下来，送给我。他认为马菲特船长和他的军官们的行径，与高贵的英国水手大不相同；又说我们财物被毁的种种细节，连同最后偷去马菲特船长给了我们、又答应送上三桅船去的那一点剩余，都应当公之于众，因为这很有助于纠正外间许多人从报纸上得来的、关于这些船上军官品格的印象。当时我还不知道马菲特船长在我保单和我有权取回所保行李这件事上骗了我，因此不能像现在这样把这桩事的穷凶极恶和盘托出。直到我到了波士顿，才知道我给马菲特船长看的那份文书的正面并没有载明战争险；而即便载明了，我也不该只留下我本可从容带走的东西，倒该尽力把能救的都救出来，日后向保险人交代。

驶近新斯科舍海岸时，天气奇冷；三月一日我们到了哈利法克斯，恰好赶在这一带遭遇入冬以来最猛的一场暴风雪之前，妥妥地住进一家舒适的旅馆。我们在这里耽搁了五天，等候「阿拉比亚号」——她自英国开来，一路多遇坏天气，比预定的时候略迟。这期间我们的领事杰克逊先生一家知道了我们的事，特意来寻我们，同他们几位可亲的英国朋友一道，竭力使我们住得愉快。我们不久便知道杰克逊先生很得人望；有位英国人对我们说，他把这职位做得既体面又有尊严，凡这位置所需要的他都具备——他不但是个有才干的人，也是个有雅趣、有教养的绅士。

杰克逊先生对我们的照拂一直不断，直到五日早晨随我们上了「阿拉比亚号」，才道别，祝我们一路平安、早日到家。「阿拉比亚号」上乘客很多，我们遭难的消息和「雅各·贝尔号」的毁灭，一时颇引起轰动；据说还有一两回，使我国几位同胞同几位英国绅士之间就这场叛乱谈得颇有火气。不过如同在「三角洲号」上一样，英国的陆军军官和绅士们听了我们的遭遇都很诧异，以为我们这一件必是极端的例子；后来听说「佛罗里达号」的一位军官认为，我们落在马菲特船长手里而不是落在「亚拉巴马号」船长手里，还该谢天谢地——若是后者，我们的行李一件也不许带，只许带身上穿的衣服。听了这个，他们再没有话替这类彻头彻尾的海盗说，只说我们这件事的详情应当公之于众。

七日夜里（星期六）我们已驶近波士顿，却遇上一场大雪，不得不离岸候着，几乎整夜鸣笛。到星期日早晨，我们已在港口。头一次迎见故国，再挑不出比这更不殷勤的早晨了；然而上到甲板，望见那片海岸——虽然一派寒冷、荒凉、不甚可亲的样子——心里却生出欢喜与暖意，口中也发出感谢的话来。

我们本盼着早饭后不久就能靠上码头，可是一进港，种种不凑巧仿佛接连跟着我们。不知何故，船搁了浅，直到正午，我们的亲友——他们一清早就等着我们到——才得以上船来同我们相见、向我们道一声欢迎。

全书终

注：

〔四十二〕 合法而体面的私掠，从不容许劫掠并侵占被俘船上乘客的行李与私人财物；凡犯下这等暴行的水手，不论属于哪一国，基督教世界一切正直的人都称之为海盗。鉴于这一早已确立的道理，我虽不愿如此，却不得不在这篇记述的开头，给那些我不幸落在其「绅士」（？）之手的「骑士般」的南方军官一个唯一合适的名目——海盗。

〔四十三〕 离开福州前几天，韦先生给了我一份保单的抄件，当时说，万一出什么祸事，我不必为行李操心。我不惯于这类事务，也不懂投保人的权利与义务；马菲特船长说他没法保全我的财物时，我不幸把韦先生的话对他重述了一遍，还说我的印象是，保了险的行李我若取走其中任何一件，保单便要受损。船长当即向我断言确是如此，还说除非我把文书上开列的件数全数留下，否则一文也拿不到。我的损失在两三千元之间。

〔四十四〕 查理的钱大半是墨西哥银元，都在这件行李里；他父亲后来写信告诉他，那箱中物件值二百元。箱里还装着这孩子仅有的几件亡母的纪念物。

〔四十五〕 据马菲特船长自己所说。

〔四十六〕 以上写成之后，一位对马菲特船长的子女略有所知的人向我提出：他也许说的是「九」岁，而非「五」岁——他的小儿子当时约莫九岁；我们既可能听错，我很乐意把这存疑之利归于他，不过这并不怎么减轻那孩子的残忍。

〔四十七〕 里德中尉后来做了海盗船「塔科尼号」的指挥，在波特兰附近被俘，现囚于拉斐特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