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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年的农夫》封面

世界看中国译丛 · 博物与探险

四千年的农夫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12.4 万字

著者
富兰克林·金(F. H. King)
译者
波多
原著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1911 年
出处
美国土壤学家 · 中国、朝鲜、日本
卷帙
21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一九〇九年,六十一岁的土壤学家金走了九个月,从日本到中国再到朝鲜,要弄明白一件事:同一块地种了四千年,怎么还在出产。他看出的答案是东方农民不扔东西——粪尿、河泥、塘泥都还给地。

导 读

一九〇九年,一个六十一岁的美国人带着妻子到东方来,为的是弄清一个问题。

富兰克林·海勒姆·金,一八四八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一九一一年去世。他是土壤物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做过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又做过美国农业部土壤管理局的局长。

他的问题是这样来的。

美国中西部的黑土开垦不过几十年,地力已经明显下降。欧洲人到北美三百年,把许多土地种坏了。可中国、朝鲜、日本这三个国家,同一块地种了四千年,养活着比美国多得多的人口,地却还在出产。

他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于是他走了九个月,从日本到中国,再到朝鲜。上海、杭州、嘉兴、绍兴、广州、西江、香港、天津、山东、满洲,一路看一路量。

他看出来的答案,归根到底是一件事:东方的农民不扔东西。

人畜的粪尿不入河海,收起来堆肥还田。河泥、塘泥每年挖上来铺在地里。豆科作物与禾谷轮作。一块地一年种两三茬,行间还套种。桑树下养鱼,鱼塘的泥肥桑,桑叶养蚕,蚕沙又回到塘里。运河既是水道也是灌溉系统,还是运肥的路。

他写得极细,到处是实测的数字:一亩地打多少粮,一个人要多少地才活得下去,一担河泥值多少氮磷钾。

书里有一句话流传很广。他说,西方人花钱造焚化炉烧垃圾,把污水排进海里,中国人却把这两样都变成肥料,而且是有赚头的。

这本书一九一一年出版时他已经去世,是遗稿。一百多年来它成了世界有机农业运动的奠基之作,被一代代人翻出来读。

二十一节,由原书的导论与十七章拆分而成。书里的插图与图说一律略去。

导论

这里须先说几句开场的话,好让读者站到一个最便于观察的位置上,来看下文所述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农事与农俗。须记住一点:今日主宰并决定着西方各国农业与其他产业的那些重大条件,在一百年前对他们还是实际上办不到的事,而在那以前,对世上任何民族都是办不到的。

还应当看到,美国至今仍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国家,稀稀落落地散布在一片广阔的处女地上,每一个男子、妇女、小孩名下可用之地在二十英亩以上;而本书所要考察的那些人,耕作的田地已经种了三千多年,每人平均所得不过两英亩〔注一〕,其中一半以上还是不能耕种的山地。

(原注一:此数在第一版中误作一英亩,系把耕地面积与国土总面积混为一谈所致。)

再者,把成船的饲料与矿质肥料运往西欧和美国东部的那一股大潮,兴起还不到一百年;在中国、朝鲜、日本,这种办法从来不曾可以用来维持地力,而在欧洲或美洲,它也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这些进口的东西,眼下只是替我们的现代污水排放制度和其他种种失当的做法打着掩护,叫作物养分的浪费暂时还过得去;而东方诸民族却把一切这类废弃之物——城里的、乡下的,以及许多我们根本不加理会的东西——都看作农事上的神圣之物,一一送回自己的田里。

我们所要考察的,是一个约有五亿人口、生气勃勃的民族的若干做法。他们承袭的家业完好无损,带着四千年积攒下来的势头向前行进;这是一个在德行上、智识上都很强健的民族,于机械一道也颇有本领,并且正在醒觉过来,要把近年来科学与发明带给西方各国的种种可能一概收为己用;这又是一个长久以来酷爱和平的民族,然而一旦被逼到不得不战的地步,他们能战,而且会战。

我们久已盼望与中国和日本的农民面对面站在一处,走过他们的田地,亲眼看一看他们的方法、器具与做法——这些都是世上最古老的农夫在几百年的困顿与经验中拣选出来的。我们想弄明白:历二十个世纪、也许三十个甚至四十个世纪之后,他们的土地何以还能出产得足够供养今日这三国这样稠密的人口。如今这机会我们已经得着,而且几乎每一天都有所受教、有所惊讶、有所叹服:无论转向哪一边,眼前的情形与做法都叫我们受教——受教于这些民族几百年来保全并利用自然之物的途径和程度;叫我们惊讶——惊讶于他们从田里取得的收成之丰;叫我们叹服——叹服于那样多有效的人力,为着一天五分钱另加饭食、或者不给饭食而给一角五分美国通货的工价,便心甘情愿地付了出去。

一九〇七年,日本三大岛共有人口四千六百九十七万七千零三人,全靠两万平方英里耕地养活。这合每英亩三人以上,每平方英里二千三百四十九人;而这一年日本农产品的进口总值超出出口总值的部分,每人合不到一元。荷兰的耕地若只按其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计算,则一九〇五年荷兰的人口密度照此算来,还不到日本三大岛的三分之一。同时日本每平方英里耕地上养着六十九匹马、五十六头牛,差不多全是役畜;而我们一九〇〇年在同样面积上只养三十匹马和骡,这些便是我们的役畜。

作为粗饲料的转化者,日本养着家禽一千六百五十万只,每平方英里八百二十五只,可是将近三个人才合得一只。我们一九〇〇年养家禽二亿五千零六十万只,每平方英里耕地只有三百八十七只,然而每人合三只以上。日本以猪、山羊、绵羊充粗饲料转化者的,每平方英里合起来不过十三头,一百八十个人才合得一头;而美国在一九〇〇年,每平方英里已垦农田上养着牛九十五头、羊九十九只、猪七十二口,用来把青草与粗粮变作肉与乳。这样合算,一头牛大约该当羊、猪五头,因为乳牛的转化之力是很高的。照这个算法,我们每平方英里养着六百四十六个日本单位以上,每一个男子、妇女、小孩名下合五个以上,而不像日本那样,一百八十人才合得一个。

中国没有同样精确的统计可查,不过在山东省,我们同一个农民谈过话:他家十二口人,养一头驴、一头牛,两者都专作役畜,又养两口猪,所种的耕地是二点五英亩,地里长着小麦、小米、甘薯和豆子。这就相当于每平方英里有三千零七十二人、二百五十六头驴、二百五十六头牛、五百一十二口猪。另有一处人家,田只一又三分之二英亩,家中十口人,养一头驴、一口猪,这块田地的养人之力便合每平方英里三千八百四十人、三百八十四头驴、三百八十四口猪;换算到我们四十英亩一所的农场上,便是二百四十人、二十四头驴、二十四口猪——而这样大小的农场,我们的农民还嫌太小,不够养一家人。我们走访过的中国农家,取得同类数据的共有七处,就其平均而论,那些田地的养活之力为每平方英里一千七百八十三人、二百一十二头牛或驴、三百九十九口猪——即一千九百九十五个食口和三百九十九个粗饲料转化者。中国的这些数目指的全是纯粹的乡间人口。美国一九〇〇年的乡间人口,每平方英里已垦农田合六十一人,另有马和骡三十匹。日本一九〇七年乡间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一千九百二十二人,马与牛合计一百二十五头。

长江口的崇明大岛,面积二百七十平方英里,照一九〇二年的官方户口册,密度为每平方英里三千七百人;岛上却只有一座大城,可见居民大半是种田的。

若能有一部完备而准确的记述,把那些使如此稠密的人口得以大体靠中国、朝鲜、日本土地的出产养活的全部条件一一说明,这对各国在产业上、教育上、社会上都是头等要紧的事。这一演进所经历的许多步骤、阶段与做法,已经一去不返地埋在过去了;但几百年前便已达到、而延续至今又不见有多少衰颓的这样惊人的养人之效,值得最深入的研究,而现在正是着手的时候。我们生在一个世纪的清晨,国家的生活正从孤立走向交通,产业、教育、社会都势必要有深刻的调整;这样一番考察,无论多早动手都不算早。各国都该及时研究别国,并以彼此的约定与合作的努力,使研究的成果为一切有关的人所共有;其心志应当是:各国都成为世界进步中彼此配合、互相有益的一分子。

要对付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合宜而又极有益处的办法,于国民与国家两面都当有益,那就是:各国的高等学校不要只拿棒球队互致殷勤,而应当由国际间立约,从东西两方各自挑选一批最好的学生,派有胜任的人带领,组成若干考察团体,每一团体都兼有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成分,专以研究预定的问题为务。这样一项举动,若立意周到、指导得法,又由最有才干的青年担当,就能结成国际间的相识,把一大宗要紧的学问播散开去;青年成长,所得也随之长成,于世界和平与世界进步必有极大的贡献。倘使这里所说的这种国际合作的大计真能办起来,维持的费用尽可以从那些为扩充海军而划出的巨款里挪出所需的一部分来;因为这类举动既为提升世界、保全和平而行,其收效之大、所费之省,断不会不胜过添置战具。它培养的是协力同心、公平相待的风气,而不是各自旁立、争取不相睦邻之利的风气。

远东的田地与农夫能有这样高的养人之效,是许多因素与条件凑合而成的,其中几项可以简略说一说。中国、朝鲜、日本凡人口稠密而得以维持的那些地方,就农业出产所系的地理位置而论,都格外地占便宜。中国南部的广州与古巴的哈瓦那同纬度,而满洲的奉天、日本本州的北部,往北也只到纽约、芝加哥和加利福尼亚北部那样的地步。美国的疆土大体在北纬五十度与三十度之间,而这三国在四十度与二十度之间,约偏南七百英里。位置上这一点差别使他们的农时较长,因而能够设计出种种农法,在同一块地上一年收两茬、三茬,甚至四茬。中国南部、台湾和日本的一些地方,稻一年两熟;浙江省里可以先种一茬油菜,或小麦、大麦,或蚕豆、紫云英,到仲夏再接一茬棉花或稻。山东省里冬春的小麦或大麦之后,夏天可以接高粱或小米、甘薯、大豆、花生。在北纬三十九度的天津,纬度与辛辛那提、印第安纳波利斯以及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相当,我们同一个农民谈过话:他在自己的小块田上,麦子之后接种洋葱,洋葱之后接种白菜,三茬合算每英亩得金币一百六十三元;又有一个农民,春天一有机会就下马铃薯,趁小便上市卖掉,接着种萝卜,萝卜之后种白菜,三茬合算每英亩得二百零三元。

将近五亿人口,大体靠一片比美国已垦农田还小的土地上的出产活着。从芝加哥往南画一线到墨西哥湾,再往西画一线横过堪萨斯,把这个方形补全,其中所圈的面积要大于中国、朝鲜、日本的耕地之和,而那片耕地所养的人,是我们今日人口的五倍。

这几个国家的雨量,不但比我们大西洋沿岸和墨西哥湾沿岸各州还多,而且更集中在夏季——正是雨水于长庄稼最见功效的时节。中国南部雨量约八十英寸,冬天下得很少;我们南部各州的雨量近六十英寸,其中六月到九月之间下的还不到一半。沿苏必利尔湖到得克萨斯中部画一线,一年的降水约三十英寸,而五月到九月只得十六英寸;中国山东省一年的雨量不过二十四英寸多一点,这几个月里却下十七英寸,大部分又在七月和八月。要知道,即便耕作得最好,又没有渗漏的失水,我们的农作物多数每结成一吨干物,仍须水三百至六百吨;这就不难明白,适量的可用水分而又来得其时,必是任何土地有高养人之力的首要条件之一;也就不难明白,远东诸国用他们精耕细作的办法,为何能叫土地出产丰厚。

这三国选定稻与各种粟类作为主粮,又为了尽量取其所长而演成种种农法,在我们看来是很了不起的,显出他们对要领和道理把握得深,很可以叫西方各国停下来想一想。

这些国家雨量既多又调,然而每一国都单挑中了那一种作物,不单可以几乎把落在田里的雨水全数用上,还能另外把邻近不能耕种的山地上流下来的大量径流一并收用。凡可做水田之处,便种稻。日本三大岛的耕地,有百分之五十六,即一万一千平方英里,辟作稻田,自插秧直到近于收割,始终蓄着水;此后放干,农时许可的话,一年余下的日子便改种旱地作物。

凡在田间研究过远东农法的人,都看得出:这些人几百年前就已懂得水在长庄稼上的价值,别的民族都比不上。他们把条件迁就作物,又把作物迁就条件,终于得了稻这样一种谷物:既容许最浓厚的施肥,又能保收成于旱涝之外而不减。照西方各国在一切湿润地带的做法,无论我们施肥如何周全如何重,年头里收成因缺水或因水多而减的,总是多于不减的。

灌溉稻作的那套运河系统,规模之大,无论用言语还是用地图都难以说得透。保守地估计,中国的运河总长足有二十万英里;中国、朝鲜、日本的运河里程,恐怕比美国的铁路里程还多。单是中国,每年种稻的英亩数就与美国种麦的英亩数相当,而她一年的出产在我们麦子年产的两倍以上,大约有三倍;并且整片稻田每年至少还能再出一茬,有时出两茬别的作物。

凡无水可灌之处,便以成熟快、耐旱的粟类为主粮;播种又几乎一概点播或条播,便于行间中耕,于是几百年前便已把以土面覆盖保住土中水分的办法用上了。这样一来,遇着旱年、遇着雨量稀少的地方,他们也能取得最大的收成。粟类在炎热的夏天长得好;土中可用的水分少到极处,它还活着;大雨一来,它又长得旺。于是我们看见:远东的雨量比美国多,分布比美国好,天时又暖又长,而这些人竟以难得的智慧把灌溉与旱作两法合在一处,其广其精远过于我们的人所曾梦想,只为要养住他们稠密的人口。

这几个国家的土壤本来比寻常的深厚、肥沃而耐久,然而施肥之事,处处都做得审慎合理;不过矿质的商品肥料,是到近些年才用起来的,而且只有日本用。几百年来,一切耕地,连带近旁的丘陵山坡、运河、河流以至海里,凡能为耕地增肥的,都被征用了,而这些零零碎碎合起来数目极大。在中国、在朝鲜、在日本,广大的山地丘地,除了人迹不能到的地方,长久以来都被尽其所能地取用:取柴,取木料,取青草以为绿肥与堆肥之料;而家中所烧的柴草、所用的木料,其灰烬几乎一概终归要送到田里作肥料。

在中国,挖上来施到田里的河泥数量极大,有时每英亩竟至七十吨以上。没有运河的地方,便把表土和底土挑进村里,趁着用不着的空档,费极大的人力同有机的废弃物堆在一起沤;沤过之后,常常还要晒干打碎,然后挑回田里当自家做的肥料用。各种粪壅,人的、畜的,都虔敬地收起来,施到田里,其得力之处远在我们的做法之上。据日本农商务省所得的统计,一九〇八年该国人粪尿之量为二千三百九十五万零二百九十五吨,合每英亩耕地一点七五吨。也是在一九〇八年,上海的公共租界把每天清早进入住宅与公共处所、运走粪便的权利卖给一个中国承包人,七万八千吨的废弃之物收得金币三万一千余元。这一切,我们不但一概扔掉,还要花多得多的钱去扔。

日本每年按时制备并施到地里的肥料,除买来的商品肥料不计,每英亩耕地在四点五吨以上。六月十八日,我们在山海关与满洲奉天之间,一路经过成千上万吨干透而富含氮素的堆肥土,刚挑到田里,一堆一堆地放着,等着「喂庄稼」。

直到一八八八年,经过三十多年之久的一场论战——全欧洲最好的科学家都统帅其间——人们才终于公认:豆科植物做了根上所生低等生物的东家,这些生物直接从空气里取氮,氮又经腐化的过程还给空气,而土壤含氮之量的维持,大半要靠它们。可是几百年的实践早已教远东的农夫懂得:种这类作物、用这类作物,是地力长久不衰所必需的;所以在这三个国家里,把豆科作物同别的作物轮种,专为给土地增肥而广种之,是他们古老而固定的做法之一。

稻子收割之前或收割之后不久,田里常撒播一种紫云英,任它长到临近下一次插秧的时候,或者就地翻进土里,或者——这是更常见的——堆在运河沿岸,一边堆一边浇上从河底捞起的稀泥。沤过二三十天,便施到田里。所以说,这些被我们看作无知的旧世界的农夫(我们看他们无知,大概只因为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坐在犁上耕地),其实久已把豆科作物纳入轮作,视为不可缺少之物——这话是一点不假的。

时间是一切生命过程的一个要素,正如它是一切物理的、化学的、心理的反应的要素一样。种田的人是一个产业上的生物学家,既然如此,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活计安排得合乎作物在时间上的要求。东方的农夫是天下第一等会省时间的人。头一分钟、末一分钟,以及中间的每一分钟,他都用上。外国人责备中国人总是时间有余,从不烦躁,从不着忙。这话很对,而其所以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个民族确实把脸朝着未来,拉着时间的额发走在前头。他们早已明白:要把有机物变成植物可用的养分,是很费时间的;他们虽然是世上用有机物最多的人,这些有机物的大部分却先同表土或底土拌在一处预先消化过,才施到田里——这要花去人的时间与劳力无数,可是实际上延长了他们的农时,使他们能够采用一年多熟的办法,不然这是办不到的。因为点播、条播又行间中耕,常常可以看见同一块田上同时长着三样作物,只是生长的早晚不同:一样快可收割,一样刚出苗,还有一样正在最吃地力的时候。靠这样的做法,加上重肥,必要时再辅以灌溉,土地在整个长庄稼的季节里都被使得尽了力。

还有,这几个国家每年所种的稻亩数虽然极大,却一概点栽,每一根秧都是移栽的。这样做,他们处处节省,只有人力一项不省——而人力正是他们富余的那一样。他们把秧田整得极细,施肥极重,照料极其周到,于是能在一英亩地上,用三十到五十天工夫,育出够种十英亩的秧;而在这段时间里,另外九英亩地上的作物正在成熟、正在收割,田地也正在整治,预备稻秧可移之时接它进来。实际上,这一段时间便添在他们的农时之上了。

蚕桑是东方一大产业,就某些方面说,也是最可称奇的产业之一。可称奇者:一则在其规模之大;二则在其发源之地看来是最古的中国,至少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三则在其根基竟是驯化了林中的一种野虫;四则在其历四千年以上而不绝,且愈推愈广,终至有价值百万元的一船货卸在我们西海岸,再由特备的快车赶往东部,赶上圣诞节的生意。

中国生丝的产量,低估也有每年一亿二千万磅,加上日本、朝鲜和满洲南部一小片地方的出产,每年恐怕要超过一亿五千万磅,总值约计七亿元,与美国麦子一年的收成在价值上相当;然而产出它的土地,还不到我们麦田面积的八分之一。

中国与日本的茶叶种植,是这两国另一大产业,与蚕桑并列,就其于民生所关之重,或者还在蚕桑之上。这一行的根基出于一种需要,即要有点什么东西使煮过的水喝得下口——这是不大可疑的。这几个国家普遍地喝煮过的水,这是一种各人自己办得到而又极其有效的防护,防的是那一类致命的病菌;凡人口稠密之国,要把这类病菌从饮水中除尽,至今还是办不到的事。

以至今所行最周密的卫生办法所得的成效来判断,又顾到人口愈增、其中固有的困难必愈增无已,则似乎难免有这样一天:近代的办法在卫生上终必失效,而绝对的安全只能用某种与煮沸饮水收效相当的法子求得——而煮沸饮水这件事,东方诸民族早已采用了。

一九〇七年,日本有茶园十二万四千四百八十二英亩,产制成的茶六千零八十七万七千九百七十五磅。中国一年的产量比日本大得多,单从四川省每年运往西藏的就有四千万磅;直接出口到外国的,一九〇五年为一亿七千六百零二万七千二百五十五磅,一九〇六年为一亿八千零二十七万一千磅;可见她一年的出口必在两亿磅以上,而制成茶的全年产量要在此数的两倍以上。

然而比任何别的因素都更要紧、或许比所有因素合起来还更要紧的,当推劳动阶层不得不将自己迁就的那种生活程度,加上他们惊人的勤劳,以及他们在用力与过日子的每一条路上所行的极度节俭——这几样,在这些国家所达到的高养人之效里,须摆在首位。

几乎每一英尺土地都被使着出产食物、燃料或织料。凡能叫它可吃的东西,都充人或家畜的食物。凡不能吃、不能穿的,便用作燃料。身上排出之物,烧过之余,以及穿到不能再用的布帛,都送回田里;在送回之前,先要收藏起来,免得在风雨中损耗,再凭着见识与预先的筹算配搭起来,耐着性子料理一个月、三个月、甚至六个月,使它成为最得力的形状,好给土地作粪壅,给庄稼作口粮。在这些劳动阶层中间,似有一条金的规矩,若不是金的,便是一条不可违的规矩:凡多出一个钟头或一天的工夫就能许下稍多一点收成的,这工夫便须给出去;下雨的日子不许,顶毒的日头也不许,取消这一份本分,或者把它推到后头去。

第一章初见日本

我们是从西雅图启程往中国上海去的,走的北线,二月二日下午一点开船,二月十九日到横滨,三月一日到上海。此行自始至终,我们的用意是贴近田地与作物的实际问题,并且亲自同农民、园户和果农谈话,或经翻译,或用别的法子;许多地方我们还费了心,趁一季之中不同的时节,把同一片田、同一个地方去看两回、三回或更多回,好察看同一种耕作或施肥的办法随着节令变换时所呈的不同面目。

我们头一次就近望见日本,是二月十九日清早,船离那一处岬角约三英里。两年前,太平洋航线的客轮「达科他」号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那里搁上浅滩、撞毁,却没有伤一个人。那些高而圆的山,既不像十六天前我们离开的华盛顿和温哥华那样披着浓深的森林之绿,也不像爱尔兰的山六月里那样翠如碧玉——那一片翠色是对看厌了滚滚灰海的旅客无可比拟的迎接。山上土层很厚,既没有耕种,也不见有严重的冲刷,四周气候的条件又不差,而偏偏没有壮实的林木,连灌木与茂草也少:这是头一件使我们大为诧异的事。

绕过岬角往南,再折向北进入深湾,情形也是一样。十点钟,我们停在浦贺口外。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佩里准将就是在这里下锚的,他带着菲尔莫尔总统给幕府将军的信,那封信替世界的商业打开了日本的门户;而这个民族的节俭与勤劳是几百年承袭下来、刻得极深的,我们愿意相信那封信也替他们带来了更好的机会,好在那些更高的方面有所发展,使人生愈加值得一过。

土佐丸靠上横滨码头的时候,正下着大雨,雨水把一队人装扮成了鲁滨孙的模样,等在那里,只要一分、二分、三分或五分钱,便替你把你和你的行李搬到海关去、搬到更远的地方去。后来这趟旅行走到回头,我们在西雅图下船梯时,没有一个人来讨这搬行李的生意:两处相照,对比何其鲜明。

土佐丸的哈里森船长很周到,用无线电报替我们叫了一个翻译到船上接应,因此停泊横滨的那一段工夫,全都用在了最有益处的地方——用在那片一直铺展到东京、长十八英里的平原上的田地与园圃间。那片平原上既有电车,又有铁路,两条线上车次都很多,站站都停;所以这片肥得出奇、种得极精的地方,几乎哪一点都容易到。

我们离家的那一天,正遇着一场叫人难忘的雪、冰雨与雨,美国好大一片地方的电报电话线都被压断了停了用;路上望见过阿留申群岛,一路上所见所感,没有一样能叫人想到温暖的泥土和碧绿的田野;所以我们一见那些人力车夫光着脚、两腿赤到大腿根,就十分惊讶;而更惊讶的是:还没有出城界,就看见电车在一片片青绿的田地园圃中间驶过,地里长着小麦、大麦、洋葱、胡萝卜、白菜和别的菜蔬。我们是闯进东方来了,车窗外的一切都这么陌生,这么不像家里的样子,那一下的震动真如晴空里打下一个雷来。

车厢里除我和另外一个人,男人个个在吸烟;那一个人也在吸,吸的是樟脑,用一只象牙的嘴子,像雪茄烟嘴,末端是封住的。有几个妇人照外国样子坐久了不耐烦,便把鞋褪下——我不能说是脱出来——面向车窗坐着,脚尖交叠在身后的座位上。街上被雨下得泥泞,日本人个个穿着雨天的木屐,鞋底用两条横木垫起,离地三四英寸。一位母亲背着婴孩,带着一个十六岁的女儿上了车。虽说屐高,那母亲还是把一只脚尖点进了泥里。坐定之后,她把那只脚褪了出来。那女孩眼黑发亮、唇红颊润,无须谁吩咐,便拾起那只木屐,从袖子里的大兜中抽出一张白薄纸来,先把那本来一点不脏的白布袜子擦干净,再擦木屐,把纸丢在车门口,看一看自己的手指没有弄污,然后把木屐放到母亲脚边;那只脚不费力气、也不用看,就自己找着了地方。

这里的一切都是新异的,而景象变换之快,如同最狂乱的梦。此刻正在打桥基的桩。桩上立起一副三脚架,架上吊一只滑轮。一条绳从打桩的重锤上过了滑轮,到滑轮这一端分出十根绳垂到地上。三脚架下围成一圈,站着十个身手利落的日本妇人。她们就是那台起重的机器。她们唱着号子,节拍丝毫不乱,一齐拉,一齐跨步,放下重锤,再拉起来;锤子轻、落得浅,就用每分钟多打几下来补足。到了上海,我们又看见打桩是从上头做的。十四个中国男子站在搭高的台架上,每人手里一条绳,直通下面的重锤。一支合着拍子、半像唱歌的号子,调门时时变换,免得单调,就把众人的手归在一处。开这一台机器要多少钱呢?每人每天金币一角三分,其中连燃料与润滑油都算在内了,而这两样都是自动供给的。另有两个人管桩,两个人管锤,合起来十八个人操使这一套家伙。每天二元三角四分便把燃料、监工和修理都包了。机器上几乎没有投什么本钱。人是尽有,还有余。燃料是米饭,煮的时候不加盐,煮得硬实,再添一点猪肉或鱼来加力,拿咸白菜或咸萝卜开胃,或许还有四十几样别的小菜里的两三样。这些人身子强不强,心里乐不乐呢?强是一定强的。他们的人口正稳稳地一百万一百万往上添;而当你站着看他们做活的时候,他们脸上常是满面笑意,带着一种像是知足安分的神气。

从横滨到东京,不论在城里,还是在通往田间的路上,清早动身时最常见的景象之一,便是一担一担的粪便:有人挑在肩上的,有牲口驮在背上的,而最常见的是人拉的结实大车,车上装着六个到十个盖得严实的木桶,每桶装四十磅、六十磅或更多。说来也怪:今天在日本、中国、朝鲜最大最老的城里,都没有一样东西相当于西方各国现在所用的那种水力排污系统,看来从来也没有过。雨水的排除是有安排的;可是当我问我的翻译,冬天几个月里城里是否照例把粪便倒进海去,因为这样处置又快又省,他的回答来得又快又利:「不,那是浪费。我们什么也不扔。它太值钱了。」在火车站一类公共的地方,设置是为着收存,不是为着弃掉;就是乡间路旁,也有屏围招呼行人停下来,而其主意首先在于主人的进益,而不在行人的方便。

横滨与东京之间,顺着电车线、离海岸不远的地方,二月里可以看见许许多多长长的、与篱同高的屏障,东西向排列,向北大大地倾着,是用稻草紧紧扎成的,架在竹竿上,竹竿又由埋进地里的木桩托着。这些屏障成排地立着,一排五道、十道或更多,长的有好几百英尺,是用来晾晒几种细嫩的海藻的。

海藻先摊在一张一张十英寸乘十二英寸的草垫上,摊成七英寸乘八英寸的薄薄一层。草垫用木签穿过屏障的草身别住,把海藻直晾在日头下。晒干之后,便把这些长方的藻片叠成一英寸厚的一束,一刀切作两半,成为四英寸乘七英寸的小包,捆得整整齐齐,就这样摆出来卖,作汤料,也作别的用处。

要从海里取得这种海藻,便把小灌木和树枝插在浅水的水底。海藻附在这些枝条上,长到可收的时候,再用手采下来。靠这样的养殖,大量重要的食物在本来全不出产的水面上长出来,养着这里的人。

还有一样乡间的景致,用二月里拍的照片最看得清楚,那就是日本培养梨园的办法:把枝条拉平,绑在头顶上水平的棚架上,棚架的高低,正好让人直着身子从底下走过,站在地上伸手就够得着果子。这样的梨园便成了一座座或大或小的凉棚,树按梅花形栽,行里行间的株距约十二英尺。头顶用竹竿,竹竿又绑在同样材料的支柱上,柱粗一点五至二点五英寸。

梨树的枝条严格地只在一个平面上培养,该拉平的拉平,不要的剪去。这样一来,底下的地全在荫里,每一个梨都伸手可及;到了要护果防虫的时候,这是极大的便利——他们给每一个梨都套上纸袋。明石试验场里的梨树便是这样,场里的小野教授还另有一种特为推荐的修剪法。园地里不留杂草,并且常常铺上一层稻草或别的草秸。在日本,稻草是广泛用来给各种作物盖地面的;这样用的时候,一把一把从捆里取出来小心铺好,草秸都顺着一个方向,像收割时那样。

一个人从一百六十英亩一所农场、四杆宽的大路的国度来,从街道宽阔、住宅有绿草坪和宽敞后院的城市来,从墓园就是大而美的公园的地方来,那么在这些古老的国度里头几天的行旅,会把「挤」这件事逼到他眼前,别的什么都比不上。他觉得城里的房屋与店铺挤得太厉害,房屋与店铺里的人和货又挤得太厉害;觉得乡间是田挤田,田里是庄稼挤庄稼;而在日本,挤得最厉害的还是墓地:墓碑几乎碰着墓碑,一座坟上立着的牌子简直是成捆的,而四周竟可以没有一点空地,住屋、园圃、稻田把那一小片划定的地界争得太紧,连一条过脚的小路都不肯留。

除非近来受外国影响改过了,村镇与城市的街道都很窄;我们见过的一条已经算是格外宽的了,那是箱根地方的一个村子,临着一个同名的秀丽的湖,湖对岸的山上有一座皇家的夏宫。这里房顶上那种用稻草铺得整齐细致的草苫,是很有代表性的:日本好大一片地方的乡村,都用它代替瓦。

店铺栈房整个门面直对街敞开着,里头挤得满溢出来。

中国有运河的地方,乡村便挤在运河的两岸。这里往往也只有一条街,又极窄,极挤,极忙。石级从屋里一直下到水边,衣服、菜、米,什么都就便在那里洗。我们所见的那个村子,运河一边立着两排房子,中间隔一条极窄的街,另一边立着一排。从架相机的那座桥到背后勉强看得见的另一座桥,相距三分之一英里,我们沿着窄街走过去,单数一边,就数出八十户人家,每户一家人,通常是三代同堂,常常是四代。就在这宽一百五十四英尺的一条窄带子里——其中街道十六英尺,运河三十英尺——排着三行房子,住的人家不少于二百四十户,人口在一千二百以上,大概要接近两千。

说到乡间田地之挤,没有什么比亲眼看见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在日本、在朝鲜、在中国南京附近都见过这样的景象:从山上望过去,田畴一方接一方,直铺到宽阔的长江,那江只在天边显出一条发亮的带子。

日本稻田的平均面积不到五平方杆,旱田的平均面积也只二十平方杆左右。稻田之所以非得这样小,一半是因为要把水留在山谷的斜坡上。这些小块并不代表一户人家所种的地有多少,日本一户的平均数接近二点五英亩。但一户所种的地很少是连成一片的,有时竟分散得很远,而且多半是租来的。

人大抵住在村里,常要走相当的路去做活。零碎分散、块块又这样小,其不便处是很大的;日本政府看到了这一层,已经立了整理农地的法令,自一九〇〇年起施行。法令许人换地,许人改界,许人改动或废去道路、堤岸、田埂、沟渠,又许人改动灌溉与排水,使地块加大,使渠道与道路取直、减少,不再那样耗费时间、劳力和土地。到一九〇七年,日本已经发出了二十四万英亩以上土地的整理许可;我们也看到过其中一处整理过的地区。为着造就能规划并监督这些改动的人才,政府在一九〇五年把训练的事托给了大日本农会所属的高等农校,自一九〇六年起,农科大学与攻玉社也担起同样的任务,现在人手已经够用,想办多快就能办多快。

还有一件事也不妨记住,可见日本在别的根本方面也在切实地动手改善民生,那就是她早已有了从一省通到另一省的御道;有了在一县之内连接城镇村落的县道;还有更近于地方的,供田庄与村落之用的路。这三套路各有专为此设的税来养护,养护的钱又在妥当的监督之下支用;指定的一段路,整年由专派的一班人修理,办法与铁路的养护一样。其结果是:日本的路养得极好,一向很窄,占地最省,而且处处不设栅篱。

在这些古老的、种了许久的国度里,田地怎样挤满了庄稼、一切可用之地怎样被使得尽了力,看一处田地便明白:连那只有一英尺宽、用来给稻田蓄水的田埂上,也长着繁茂的大豆;而在四周水面之上高不到一英尺的一道极小的土坎上,还立着一条窄窄的梨园——这道土坎本来在把稻田整平时削掉倒更好些。

地面上植物能挤到什么地步,看一处年轻的桃园就知道:树冠已有六英尺宽,行距二十二英尺,行间却还种着十行白菜、两行大蚕豆和一行园豌豆。二十二英尺之内十三行菜,个个肥壮;还要留意他们安排的见识:把最高、最需日照的那一样,摆在两排树中间。

然而这些惯于挤、也惯于被挤的老百姓,早已能在造化只长一叶草的地方长出四叶来,此外他们还学会了一手:凡作物所要的是舒展手脚的余地、而不是立足的地方,便搭起架子来,把可用的面积加倍。有这么一个人,园子只有六十三英尺乘六十八英尺,其中还有两平方杆是留作祖坟的圣地,动不得;可是照他自己说的收成、茬数和价钱算起来,他在不到十分之一英亩的地上一年挣一百元。

他那一茬黄瓜,种在不到零点零六英亩的地上,可得二十元。青菜他已经卖了五元,黄瓜之后还要再接一茬。他刚用一架脚踏的水车从旁边的运河里给园子浇过水,说是不下雨的话,他每星期浇一次。站在园里的是他的妻子;她虽穿着裤子,装束却十分顾到体面。

但是把庄稼在田里挤得更紧,不单要喂得更足才能多收,还要相应地多费照料,百般地看得更细,并且有一种远在美国人分寸之外的耐性;所以在田里的庄稼挤起来之前,并且随着它挤起来,这些极老的农夫脑子里的灰质也挤起来了,并且挤出了有效的纹理。这一点显在他挤满了眼界的田地上,显在挤满了他田地的庄稼上。你也在那位老农的脸上看得见——他与他的同辈庆亲王相对而立,两人都穿着冬衣,而冬衣正是「省」字的化身:把身上的火留给身子自己用,好把山坡上长出来的东西省下来派别的用处。等你明白了:凡要紧的方面,保全与节省差不多都做到了极处,而且已成一种承袭下来的本能,那么你再想一想——这两个人,一个是喂人的,一个是领人的,站在四亿人的前头;这个民族作为一国,大约已经走过了四十个世纪,而今在渐渐展开的科学的光亮和大希望里,他们正把脸朝着一个更可望、更长远的将来——这就不必再觉得奇怪了。

二月二十一日,土佐丸按时刻表、照着表上的秒针离横滨往神户,从西雅图开船时也是这样。日本的轮船似乎都像火车那样准。到神户,我们换上山口丸,它第二天早晨开,这样可以早些到上海。于是只剩一个下午可以到神户与大阪之间的乡间走一趟。在那里我们看到的耕作,若说还能更精更密,那就比东京平原上的更精更密,因为冬天不带作物的地更少。庄稼紧挨着房屋与店铺,几乎贴着墙根。这里有很多水泥衬里的池子或有篷的贮槽,用来积粪壅、制肥料;而土壤与庄稼的样子,分明显出这样做有多大的好处。我们路过一处将近一英亩的园子,整片种的是英国香堇,正要开到最盛。花种在长长的、东西向的畦里,畦宽约三英尺。每一畦的北边立起一道四英尺高的稻草屏,向南倾着,斜压在畦上,约成三十五度,于是成了一种像烤炉似的棚:既把日光反射进来,又挡住风势,又拦住土里吸收的热跑掉。

从神户到门司这一程,是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十点到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点半,海上很静,一路可人。夜里遇雾停了船,倒把日本秀美的濒户内海整个给了我们:远近的美都迷人到无可计量,而这是任何笔、任何画、任何照相机都不敢去试的,只有眼睛传得出来。进港之前潮正在涨,隔开本州与九州的那道海峡,在门司与下关之间奔流打旋,像一条大河,黑夜里闯进去是危险的,所以我们等到了天明。

有货要装上船,船又得上煤。锚才落下,船身才摆进水流里,驳船便靠了上来,装着要运出去的货。那些身小力大、手脚灵便的日本脚夫,晚八点半就把这桩活干完了;等我们吃过饭再上甲板,又是另一番景象。运货的驳船去了,换上四条载着二百五十吨煤的大驳,分停在船的两侧,每一条都用一桶桶烧着的煤、或是堆成锥形燃着的煤堆照亮。黑暗里从这些煤坑底下照上来的光,使人想起一座座被砍去了顶的蚁冢,正闹到最狂的地步,因为煤面上好像铺满了人,四面八方都在赶。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俯着身子做活,把煤装进浅浅的碟形筐里,八个十个一叠,叠成半圆,像一摞摞待交的钱币。从这些坑里起来,沿着船侧上去十六英尺,再顺着甲板到通煤舱的斜槽,像是四条没有尽头的人链,论功用正是我们今日输送机的雏形,只是这里每一环都自己有力气。装满的筐沿着这几条链子往上走,一个跟着一个,每分钟四十到六十只,空筐再顺着下行的那一列回去;四条链子合起来每小时一百吨,因为二百五十吨煤是在两个半钟头里进了煤舱的。链子上男女都有;其中一条链子的上端,把筐里的煤倒下斜槽的,是一位母亲,背上的兜里还有她两岁的孩子,一上一下地颠着摇着,整段工夫都是高高兴兴的。孩子若歪得太偏、靠得不舒服,母亲就不得不替他正一正;她做得很利落,总是耸一耸肩就成,因为两只手都占着。那母亲看来身子很壮,看来也把自己这份命当作理所当然;她常笑着把脸转向孩子,孩子便拍她的脸,玩她的耳朵和头发。她的丈夫大概正在这链子上更吃力的一处尽他的一份;两个人都没有闲工夫去理会什么情致,因为筐子停下来已是晚十点半,而不用说,总还有一个家要赶回去,或许还有一顿饭要做。等到我们的人数大大增多了,我们还能不能让一切必需的生计以较好的法子挣得呢?

我们清早离门司,当天傍晚进了长崎秀丽的港湾,船上的人都等到次日早晨才有汽艇送上岸。我们中午又要开船,能用来观察的时间很短,便立刻坐人力车出去,头一次就近看一看日本陡峭山坡上的梯田园圃。去的路上和回来的路上,经过的街道都铺着长而厚、又窄的石条,一边或两边紧挨着房屋有很深的明沟,脏水倒在里头,雨水也由它流到海去。这些街道很少有宽过十二英尺的,走过去要紧盯着、不断躲让才行。这里也是一样,城里的粪便正用加盖的桶运出去:有人挑在肩上的,有马和牛驮在背上的,也有马牛拉的车装着的。另有些男人女人挑着菜筐匆匆走过,有的是新鲜白菜,有的是高高一摞脆嫩的生菜,有的是粗大得出奇的白萝卜或芜菁,有的是一捆捆洋葱,全是从山坡上的梯田园圃挑下来,往市上去的。我们还路过几车刚砍下来的青竹,根部粗三英寸,长二十英尺,用车拉着。男人和女人都抱着小孩,大些的孩子在街上玩着唱着。很多老妇人,有几个看着已经衰弱,挑着担子在人丛里走。样子不起眼的小狗,偶尔一只瘦猫,还有母鸡公鸡,从一处低矮的摊铺窜过街到另一处去。那些临着干净窄街的小栈小铺的后面就是住屋,出入似乎都要穿过店面,中间几乎没有、或者全然没有一个够大的院子把住屋同铺面隔开。东方的主妇上市买菜可以挑的余地有多大,日本陈列这类货色的样式又有多好看,是很值得一说的。

我们终于到了一面梯田的山坡。这些山坡高出港湾五百到一千英尺,坡陡得很,园圃的宽度难得有过二十到三十英尺的,往往还更窄;而每一级梯田的前面可以是一道石墙,有时高十二英尺,常常高过六英尺,最通常的高度是四英尺与五英尺。这些梯田园圃又短又窄,大半有三面石墙围着,看去像房屋的墙基;两头的墙从后一级梯田的高处顺坡下来,到前面落到地面,于是成了上坡的小径,有的地方还有一级、两级或三级石阶。

每一级梯田都顺着坡略有倾斜,前缘有一道矮坎。沿着整个边界开着一条窄沟,把地面的水收起来,引到排水的渠道里,或引进一个积水的池子,再从池子里浇回园子,或是用来调制水肥。许多这类小梯田的一角,砌着水泥衬里的坑,既作积水之用,又用来盛水肥,或是在里头制堆肥。在那些陡峭的小径上,一路往高处去,两旁我们还看见许多堆厩肥,等着施用;这些全是装在筐里、用竹扁担挑着,由男人女人担上坡来的。

第二章中国的坟山

十一点半,小汽船把客人送回了轮船;船长已站在舰桥上。一声「起锚」,分秒不差,号令传到下舱,山口丸的汽笛便涨满了港湾,又漫过山去。缆索绞起,正午十二点,我们离开长崎。长崎今有十五万三千人,是一个五千一百万人口的国家的西门;可是在十六世纪它成为葡萄牙贸易的总汇之前,这地方并不要紧。此去要把朝鲜人留在右手,进另一个四亿人的国家的门户。我们从一个百年之间人口增添了八千五百万、而每一男女老幼仍摊得二十英亩地的国家出来,经过一个每人只摊得一英亩半的国家,再往一个连好地坏地算在一起、每人不足二点四英亩的国家去。我们从三代人就把肥美的生荒地种枯了的那一套做法里出来,到另一套做法里去——那里的田种了三十个世纪,至今还肥。一月三十日,我们越过密西西比—密苏里河的源头,那里离河口四千英里;三月一日,我们已在扬子江口,这条江的水,是从一个住着两亿人的流域里汇来的。

山口丸夜里到吴淞,抛锚等天亮和潮水,然后上溯黄浦江。有些地理学家认为,黄浦是扬子江早年三条三角洲分流中间的一条;南边那一条在再往南一百二十英里的杭州入海,第三条就是今天的江身。我们在这片大三角洲平原上绕行,向各国都设租界的上海驶去,最先触目的,是「先人的坟」、「祖宗的坟」。起初,平原上那些长满了草的小丘,看去像一堆堆谷子或稻草;随后又疑心它们是等着散到田里去的大堆肥;可是江水把我们载得近了,我们竟像是走在一片古代筑丘民族的土地上。远远望去,正是那个样子。

路再往田间去,那些土丘之大——常有十到十二英尺高,基部二十英尺以上——草长得那么密,看去那么无人照管,又那么多、那么乱地散着,全不管田界在哪里,所以人家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坟时,我们简直不能信。但还没有到上海,我们已经看见有些地方,河道一改,江水切进了这些土丘,露出砖砌的墓室,有的低到一年里总有一段时候浸在水下。我们不免要想:这是不是也记下了三角洲平原在江泥一年年加积的重压之下缓缓下沉。

走近些看,同一片三角洲平原上的这些坟就坐落在田地当中,不但占去大片有用的好地,还很妨碍农事。再走近些看另外几丛坟,背后是一座农村,它们占地之广就更看得分明。其中有六座坟一字排在一个共同的台基上,这正是那种又大又高的坟——远远望去,竟令人想到房屋。

在中国,我们所到之处,凡极古的大城四周,坟地与耕地之比都很大。河南岛上岭南学堂一带,五成以上的地让给了坟,许多地方坟挨得那么紧,人可以从一座跨到另一座。坟都占着较高较干的地,耕地则落在山沟和低处——那里引水容易,也最出产。不大好耕的山地,尤其是挨近城市的,多半也这样用掉了;山地上的坟不像平原上那样堆成土丘,而是在坡上开出一层层的台。这些坟地倒不是一无所产,上面总长着这样那样的草木,用来放鹅、放绵羊、放山羊、放牛。沿运河走,常见一头大水牛衬着天空,立在近处最高最大的一座坟顶上。草若不曾喂了牲口,通常也割下来,或作饲料,或作柴薪,或作绿肥,或用来沤堆肥肥田。

棺木可以就停放在田面上,外面砌砖室,上盖瓦顶,几座连成一丛——我在浙江省大运河岸上就见过这样的;也可以孤零零一座立在园子中间;也可以立在稻田里,一年中有几个月四面都是水;真是什么想不到的地方都有。一八九八年,上海一地由官府迁出公共租界之外、或代为掩埋的露天停棺尸身,就有二千七百六十三具。

再往北到山东省,旱季更长,一场大旱把草压得极短,坟地几乎成了裸土。那里有一位山东农人,刚挖了一口临时的井,要浇他那一小块大麦地。我端起相机拍这一处时,镜头所及,除了近处七座坟,还有四十多座坟也落在底片上,用放大镜看得出来——由此可见,通共让给坟的地有多广。

更往北的直隶,说的是同一件事,而且如果可能,说得更重。大沽到天津之间,以至再往北京一路,到处可见这样典型的一族坟。我们从白河口进天津时,远望直到天边,是一片几乎光秃的平原,上面只有数不清的这种「先人的坟」;它们那么奇怪,那么光秃,形状那么整齐,数目那么多,以至我们走了一个多钟头,才明白那是坟,才明白这一带地方住着的死人,恐怕比活人还密。好多处都有一座极大的父坟,顶上往往戴着远看像烟囱的东西,四周附着许多较小的坟;船行过去,一时真认不出那是什么。

中国的风俗,即便一家人早已迁到远省长住,也照例要把遗体运回祖坟一族中安葬;正是这风俗,才有了先给遗体找个临时安放处、等有了好机会再迁入祖坟的办法。常见的那种孤棺,上面只草草盖一层稻草,多半就是为此;还有许许多多装着骸骨、或骸骨的一部分的小石坛,或单摆,或成排,立在最想不到、最不碍事的角落里,在挤得满满的田地与园圃中间,等着迁往长眠之所。据说也正是这风俗,才使他们在棺底铺上一大层生石灰,让尸身卧在上面,取其吸水之力。

中国有些地方——也许处处如此——照例要定期给坟添土,保住它的高矮大小;又一年一回在坟上插起彩纸飘带,我所见的坟上还留着这种彩纸的残片。插纸是个记号,表示纸钱已在坟上烧过,它的精魂随烟升了上去,供养亡友的灵魂。我们有我们的纪念日;他们的纪念日,已经虔敬地守了千百年。

做工人家办一场丧事,据说照例要花一百墨西哥银元。想一想他们一天的工钱、一家一年的进项,再添上每年祭祖的开销,这是极重的负担。处在这样的境地,人何以还肯自愿背起这样的担子,是很难懂的。传教士们断言,是怕今生招祸、怕死后受罚而无人照管,才使他们背起来的。然而,是不是更可能:这是这些人情愿付的代价——为了在活人中间有个好名声,也因为他们对死者怀着深长不替的情谊?一个心地和善、待人热诚、孝思极重的民族,在他们长久的历史上很早就有了这样的信念:死者的魂,一在家宅四周,一在坟墓四周,还有一魂游于外;这也一点不足为奇,因为这三处境况,样样都能长久而有力地唤起对故人的记忆。这个看法若讲得通,那么这样的祭祖,岂不正是某些根深而极可贵的品性的表记?将来有了改良,眼下这副重担得以减轻,这些品性只会更放光彩,于立身之正与生计之安,都更有益处。

便是我们自己,也很难说我们的丧葬之俗已经到了最好、最后的地步;凡文明之国,这些规矩都费钱得不必要,繁重得太过分。只要在心里把几个世纪的积累加到我们的公墓上去,就明白我们这一套终归行不通。这里分明有一条极要紧的改良之路,各国都该去走。

轮船在上海抛锚那一天,天气晴和,在横滨迎接我们的那一片雨衣不见了;可是来到船边、盼着挣几个小钱的人,比在日本多得多,许多地方也与日本人大不相同。我们很诧异,这里的男子身材这样高大,远过于在美国常见的中国人。他们的骨架全然比得上高大的美国人,却全无多余的肉;而面带饥色的也少。要知道这些人筋骨强健,只看他们两人一担、用一根粗竹子抬着棉花包走就够了;至于他们用独轮车把重载推过乡间长途,更可见耐力过人。这种车也是载人的一种常法,尤其是载中国妇女;四个、六个乃至八个同坐一车,由一个推车人推着走。

第三章往香港与广州

我们到东方来,是要弄明白旧世界的农人何以能在这样小的地面上,为千百万人备出衣食之资,价钱又这样低,而且一直供了许多个世纪;所以我们急着要到土里、到庄稼中间去看他们。那时太阳还在赤道以南,一天只北移十二英里左右;为省时间,我们订了下一班往香港的船票,打算到北回归线以外、南去六百英里的广州去迎春,再搭原船回来。

三月四日清早,土佐丸驶进扬子江,江水已带着退潮的劲头流去。引水员站在舰桥上,领着船沿狭窄的南航道走,水色黄浊,看去就像下过雨后的波托马克河。过了大戢山岛还要走一段——那里离岸出海七十英里,岛上有一座灯塔和一处电报房,接着六条海底电缆——我们才穿过退潮的水锋;两色的水划出一道分明的界线,向两头伸展,远得望不到尽头,横断我们的航路;而这还是这条江一年里的枯水期。悠悠长年,这条水量浩大的河,远在西藏就把东西装到自己身上:不用挖泥船,不用驳子,不用燃料,不用人力,把那些没有用处、在那里也无从使用的泥土,从人迹不到的高处带下来,越过两三千英里,再用它们在海底之下筑起地来——就在通商的门户上,筑出一英里又一英里世上最肥的田与园。

今天在这条江上,穿过六百英里精耕的田地——那些田都铺在江水自己筑成的平原上——大海轮可以一直开到汉口、武昌、汉阳;那里一百七十七万人在半径不足四英里的地面上住着、做着买卖。小些的轮船还能再上溯一千英里,而那里的海拔也只有一百三十英尺。

即便今日,靠着水流、潮水和人力,这些黄浊的水还在飞快地添出肥沃的三角洲平原,给人安家。近二十五年里,崇明岛每年长出一千八百英尺上下;今天有一百万人住在那二百七十平方英里的沃野上,种稻、种麦、种棉、种甘薯;而五百年前,那里只是没在水下的江沙与淤泥。此地每平方英里已有三千七百人安了家。

南下一路海面平静。我们从近岸的岛屿之间和旁边经过,这些岛和在日本所见的一样,除了低矮的草本,便几乎没有别的植物,灌木很少,差不多没有林木,也少见什么别的绿色。哈里森船长告我,这些岛屿一年里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北方常见的那种草绿的翠色;可是它们明明处在夏雨丰沛的地带,草木何以不更繁茂,实在难懂。

三月七日,礼拜天早上,先过了几处大糖厂,便进了香港那又长又窄、十分秀美的港湾。十平方英里的水面上停泊着五艘战舰、几条大海轮、许多沿海船只,还有数不清的小船,一年的吞吐在两三千万吨。但这港湾正当可怕的东印度台风的路上;它虽有一座高岛北岸作屏障,近年仍有一场这样的风暴沉了九条船,把二十三条推上岸,重伤了另外二十一条,小船损毁极多,捞起来的尸首在一千以上。那就是一九〇六年九月那场风暴的破坏。

我们的船没有靠码头,由日本邮船公司的小汽船把我们送上岸。这座城很像西雅图:长长的海滨与背后高峻的山坡之间,只有窄窄的一条立足之地。这里有攀不上去的峭壁,从人行道边上就直立起来,壁上丛生着极繁盛、极多样的蕨类、小竹、棕榈、藤蔓和许多开花的灌木,中间又错杂着松树和大榕树——这些树很能把北方风景的秀美添到热带的景象上去。这景象一路向上,直到隐没在一层雾里;我们在香港的那几天,雾始终笼着市区,笼着港湾,又一直铺过旧九龙与新九龙。

香港岛长约十一英里,宽只两到五英里;竖着信号杆的那座山顶,比街面高出一千八百二十五英尺,山顶缆车就从街上起行:一根结实的钢索两头各挂一辆车,一辆上坡,一辆下坡,每十五到二十分钟一趟,使山下的商号与山上景致佳美、气候和润的住宅通起消息来。山坡上,城市之上,还有极好的道路,坡度修得仔细,配有混凝土的边沟和桥梁;人可以步行,可以骑马,可以坐人力车或坐轿子,只是路太窄,走不了马车。我们就从这样一条路上山,沿跑马地的一侧上去,绕过谷头,再从另一侧下来。山顶只在雾气抬起时偶然露一露;可是那些景致——俯看、横看这座城,再越过港湾看港里的船,又从高架道上看一道道山沟的上下——在任何城市的居民所能到手的景致里,都算得最上等、最难得的。那时正是候鸟迁徙之初,树上、丛中挤满了许多种鸟。

香港有许多妇女同男子一样做着粗重的活,比如把筑混凝土和铺碎石路要用的碎石和沙子,从码头老远地背上陡斜的街坡;但她们并没有被缠足折磨,也没有因此不能做事。她们和男子一样,身材比在上海所见的多数人小些,很像美国的中国人。两性都灵便、精悍、有力。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见有人就在露天的街上锯木头,用的是中国通行的那种锯法,从樟木原木上开出宽板来。天气潮湿,已经有了暖意,锯木的人赤着上身,腿露到膝以上,各带一条大手巾,擦那淌不住的汗。

也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那种了不得的脚手架——盖四层六层的楼房都用它,搭起来不用锯、不用锤、不用钉,木料不受损伤、不生废料,搭与拆所费的工都极少。杆子和竹子首尾相叠绑在一处,不用截、不用钉,要多宽的间距、多高的高度都成;拆的时候一拆就下来,全无废弃,除了捆扎用的一些材料,各个部件都能一再使用。盖六层的花岗石楼房时,灰浆就装在竹杠挑着的筐里,由男人女人扛在肩上,顺着一层一层斜搭的梯道,由这一层脚手架送上那一层;在英属的香港,人力既甘愿又有余,这便是最便宜的起重机。

新泽西州造的胜家缝纫机,在香港和别的城市,我们在许多中国铺子里见到,使它的是中国的男子和妇女;买价已付清运费,只合美国零售价的三分之二。可见厂家在本国卖本国的货原是有利的,同时在异教之邦做大宗买卖,连运费付了之后,还另有一笔好进项。

中国、朝鲜、日本做工的人并不守我们每周一天的休息。礼拜天下午我们在跑马地一带走,俯看谷中的梯地菜园和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只见男男女女都在忙:有的整地备下一季的种,有的采菜上市,有的拿粪水喂苗,甚至还有给某些作物浇水的——尽管天气又潮又雾,一阵一阵下着雨。绕过谷头,一道围墙引住了我们的注意;顺坡拐下去,便到了一个花匠的园子。园里一排排的大盆里,栽着半灌木样的观叶植物,修成真人大小的人形,有腿、有臂、有身躯,手、脚和头则是上了亮釉、着了彩色的瓷做的。这一类,连同许多别的盆栽草木,包括矮化的品种,在中国各处都养在露天的棚架底下,卖给有钱的中国人家。

他们耕作如何彻底,整地如何得力、如何用心,又如何把地面挤到出产力的极限,从这样的园子里看得分明。人若站住了细看其中的种种讲究,便会料定经营它的,是一个有条理、仔细、俭省而勤劳的人,不管活计多苦、一天多长,总从自己手造的东西里得着不少的快意。可是你若在园中遇见他,或在屋前见着他,看他照职分与报酬所定的样子穿着,你也许会失望,心里会起一种不客气的评断。然而谁肯穿着这样的衣服、处在这样的境地,而把自己的名声交出去赌一回呢?在田间园圃间走动,与这些古老而久被误解、被曲说、被低估的人相处,有许多次,当彼此之间那条共同的关切被认了出来,就见有一种精神从脸上透出来,把衣着与环境一概撇在旁边,站出来的是这样一个人:他以坚忍和难得的明智养着千百万人,几个世纪以来担着那由不义与无谓的战争所加的、可怕的赋税重负。不止如此,站出来的还是这样一个人:他把做人的种子保存了下来,养成这样强健的本干,任凭进步的河流上漂来多少乱木堆压,它仍把这河流守在文明最好的一面上。

这些人不单在整田整园、预备下种上极其小心费力,在另一件事上更是一丝不放:凡可以给土作肥、可以给庄稼作食的东西,只要没有别的更有赚头的用处,他们一定要它去作肥、去作食。他们不惜花钱备下盛器,不单盛自家的粪尿,买来的、别处弄来的也盛;凡可作作物养料的液体,都贮在里面。那几口陶缸旁边,还堆着一堆灰和一堆厩肥。这一类东西都存起来,用在最得力的地方,或是肥土,或是养苗。

粪水一般都要先兑上水——兑多兑少不一——然后才照中国人的说法「喂」给苗;所以水要足,要就手。我见过一处,那家的中国人竟用上了新式的白铁水管,把水从跑马地的山坡引到自家园里。水柜旁边放着带盖的桶,粪便是用这桶挑来的,也许挑了一英里多路,先兑了水,再浇下去。但更通行的供水法子,是在地面开渠挖沟把水引过去,引到梯田或园子一角的小池里蓄起来,多出来的再一级一级往下放,使每一级都有常备的水。那园子的上角有两口粪缸,蓄水池边还有第三口。下面一级种的是西洋菜,上面一级也是。这个时节,跑马地的梯地园里,这正是种得最多的作物之一。

在这些园子和散落的人家之间走,我们经过一个猪栏,栏里铺着平整砌好的石地,刚洗得干干净净,就同屋里的地面一样。这一处我没能问出别的情形,可是我几乎不疑:冲洗这地面的水,是仔细收起来、送进某个容器去作作物养料的。

三月八日傍晚,天有云,我们离香港往广州去;回头望时,那景象美极了。我们是从三座城当中退出来的:一座是电灯辉煌的香港,顺着陡坡一直往上升,像把一块天剪下来,嵌满了大小不等的星,大的竟有三个木星那么亮;另一座是港湾对面的旧九龙与新九龙;而在这两座之间,隔着两边都空着的宽阔水面,卧着第三座——海峡中间的一座城,由舢板、帆船和各式沿海船只组成;每到日落,便照着警章分成街坊和街道,可是天一亮又散开去。入夜过了定时,除了几处固定的码头,并须得到警察许可,谁也不得离岸穿过那条空水带;许可时,警察要记下舢板的号头和船上人的姓名。港湾上有三道大探照灯来回扫着;看那些帆船和别的船突然通体亮成一片,像一只只巨大的萤火虫,灯过去又没了,灯回来又现了,很有意思。这海峡中间的城便是这样照明、这样管束的;也是这样,才使从前常有的那种祸事少了些——从前有人夜里离了码头,往海峡里某条船上去,就再也没有消息。

到广州走水路约九十英里。第二天一清早,我们的船在沙面外国租界外抛锚。总领事怀尔德先生好意给广州岭南学堂打了电报,学堂的小汽艇便来接船,直接把我们送到河南岛上学堂的所在。河南岛在城南那片大三角洲上;长年以来,西江、北江、东江三条江送来的泥沙在这里筑成了最肥的土地;因为人口稠密,这些地处处都方方正正地筑到水边,一成就被占去,叫它大量地产出衣食与燃料之资。

我们正是在河南岛上第一次走进坟地,才认出那是坟地的;因为广州岭南学堂就立在坟中间,这些坟虽极古,却不许扰动,校舍的扩展只好等着——要么等到准许迁坟,要么把房子盖在并不合宜的地方。牛在坟间吃草,同它们一起的还有一群棕色的中国鹅,约二百五十只,长到三分之二大,由几个孩子看着;它们一身的吃食全是从坟地和近旁的水里捡来的。一只长成的鹅在广州卖墨西哥银元一元二角,合金币不到五十二分;可就算这样,一天工钱只有十分或十五分的工人,怎么买得起一只给家里吃呢?也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中国人那种执拗不歇的勤劳:要叫自己的地、自己的日光、自己的雨水,同自己一道,总在产出一点有用的东西来。有些田在长夏里已经熟了两季稻,又费大力气、多半靠手工,打成一道道结实的高垄,好让地里还能再出第三季的冬菜。

可是这样密、这样不断的种法,意思就是地力要耗尽,就要人去维持、去补回可用的养料,或是大量加进能很快化成养料的东西;所以在河南岛的田里,正如我们在跑马地所见,到处是用心极细、出力极多来喂作物的证据。运河里停着一只船,清早从广州运来两吨人粪尿,人正忙着把它兑上水,浇在韭菜畦上,一英亩要浇一万六千加仑,全凭肩挑,用的是那种带盖的桶。浇时用一加仑的长柄粪勺,从桶里舀出来;人赤着脚,裤腿卷到膝以上,就在畦间水沟的水里走。这是他们「喂作物」的一种办法;他们另有「肥田」的办法。

其中一种,我们也是在河南岛上初次见到。这里用船装来大量的河泥,运到田边处治,摊在那里让它淌干、晒干,然后才散到地里。喂作物用的东西和肥田用的东西,两样都是废物,都是这一方生计上的累赘;可是中国人叫它们担起维持这一方生命的要务来。人的排泄物总得处置:他们把它还给土,我们把它倒进海。这样做,他们每百万成年人口每天就为庄稼省下一吨多的磷——二千七百一十二磅,和两吨多的钾——四千四百八十八磅。淤泥积在他们的运河里,妨碍行船:河道非疏通不可。而这泥里满含有机质,施到田里能给土添腐殖质,同时又把田面垫高,高过江面和运河面,排水更好;于是他们把本来是废物的东西用了起来,使那非花不可的处置之工,变成有进项的事。

清早去广州岭南学堂那一趟,还有后来蒙人家许我们在运河与江面上乘汽艇走的三趟,样样又都是新奇可喜、满是人情味的。广州的水上人家出我们意料,不在人数之多,而在那轻捷筋道的身形、明亮的眼睛和欢喜的面容,妇女尤其如此,老的少的都一样。摇帆船、住家船和舢板的桨的,差不多总有一个或几个妇女,多半是母女,许多时候还有祖母,脸上满是皱纹,有时头发也白了,可动作仍然有力、麻利、起劲。有时是夫妇同在,许多时候是一家子都在,那船便既是家,又是生意的本钱。小孩子从最想不到的小窟窿里往外看;或者腰上系一条绳,绳长只容他们走到落水之前便被拉住,就那样摇摇晃晃地走。猫也照样系着。从船尾探出来的格子窗里,鸡伸长了脖子,想那些到不了的地方。光着头,光着脚,穿着短裤,衣着也都差不多,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使桨都一样在行。从这么小就开始,日日夜夜在露天里,在潮水往来的河道运河上,雾和云肯放下来的日光都受着,又离了街上的尘土污秽;看来这些孩子若能活下来,总归要长得结实。那些妇女的样子,不知怎么总让人觉得她们比男子还健旺、还精神。

卖各样热腾腾的吃食的船很常见。其中有用绿叶裹着扎起的米饭,三个小包用一根草纤维系成一串,从锅上趁热递给买的人——或是过路帆船上的,或是进出的船上的。另有人买热水来泡茶;还有人花一文钱,便可得一小方棉布,刚从热水里拧出来,擦过脸和手再还回去。

要衡量此地谋生之争有多紧,要看出他们的算计有多细,也许没有什么比他们日常零售所用的最小货币单位——文——更说明问题的了。我们太平洋沿岸一带,对小处的节省大概比世上任何地方都看得轻,通行的最小硬币是五分的镍币,二十枚合一元。美国其余各处以及多数讲英语的国家,要一百枚分币或半便士才合这个数。俄国要一百七十戈比,墨西哥要二百分币,法国要二百五十枚二生丁的铜钱,奥匈要二百五十枚二海勒的钱,才合美国一元;德国要四百芬尼,印度要四百派,才值这么多。再者,芬兰的五百彭尼、保加利亚的五百斯托丁卡、意大利的五百分、荷兰的五百半分,各合我们一元。可是在中国,日常的小额交易,是拿一个小得多的单位来计的,就是他们的文:要一千五百到两千文才合美国一元,而它的购买力又随银价一天一天地变。

在山东省,我们向农人问起他们庄稼的卖价,所得的回答是这样的:「四百二十斤麦子,三十五串钱;一千斤麦秸,十二到十四串钱。」据我的通事说,那时一串钱值墨西哥银元四角;由此看来,一串上大约串着二百五十文。有两回,我们看见一辆独轮车满载着一串一串的钱在上海街上推过去,就那么敞在车架上放着,看去不像钱,倒像一串串的铜链。在青岛的一处货栈,正从轮船上转运货物,脚夫们领的工钱就是这种钱。发钱的人站在门口,脚边一只粮袋里装着半蒲式耳的散钱。他一只手接搬运工递来的竹签,一只手把钱付出去。

前面说到买热水。有一只舢板送我们上岸,船是一个妇人同她女儿管的;船的中舱布置得像一间小小的客厅,碗橱上摆着一件东西,正是我们那种无火焖锅的十足样子,用来保住烧开的水的热气,好泡茶。这件器具和这个风俗在这里已有几百年了;这几个国家里,把水烧开当茶喝是通国的习惯,无疑是用来防伤寒一类的病的。生吃的菜很少,差不多所有的食物都是热的,或是刚煮熟的,不然便是腌过、盐过的。运河上众多帆船之间,有住家船开的肉铺游走,船上设一个舱格与运河的水相通,鱼就养在里面,卖掉才出水。街市上也是这样:鱼养在大水盆里,水从高处的容器细细落下来,有法地给水添气。活鱼甚至可以当着买主的面切开,没卖掉的那一半再放回水里。家禽多半是活着零卖的;不过我们也看见许多已经收拾好、煮成一色油亮褐色的,像是烤过的,就那么敞挂在广州极窄的街市上,上头搭着凉棚遮住烈日,光从半透明的蚝壳格子上头透进来。这些禽也许是用热油烹过的,上桌之前还要这样再热一回。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这些人中间,许多极根本的卫生讲究是严守不改的。

有一件事我们始终没有全弄明白:无论走到哪里,家蝇都极少。在中国、朝鲜、日本的这一个夏天,我们从来没有过苍蝇这样不扰人的夏天。也许我们这一回是例外;可若是例外,也不能归到我们来访的季节上,因为我们见过四月初的佛罗里达南部,苍蝇多到吃饭时非用蝇拂不可。这几个国家里普遍行着的那种对废弃物一丝不漏的收存,若真像我们所经历的那样,把苍蝇之害、把这一桩危及健康的隐患减到了这个地步,那便是一大收获。我们每年养出亿万的苍蝇,养到成了不可忍的祸患,然后花掉几百万元去置纱窗、买蝇药,而这一害的厉害与危险,终究减不下去多少。

广州运河上和作坊里所用的机械器具,可以证明中国人有很高的构造才能,虽然这些器具多半是最简单的样式。那简单而有效的脚踏车盘就是一个好例:一位父亲带着两个儿子踩动它,驱着一架木链的提水车灌田,十小时提水七点五英亩英寸——也就是够七点五英亩地灌上一英寸深;所费连工钱带饭食,合金币三角六分到四角五分。这里还有大的尾轮客船,能载三十到一百人,也用同样的脚踏车盘推动,只是横装在船尾;人成一长行或两长行踩着,行数看船的大小。这种船的船费是金币一分,可走十五英里,只合我们每英里二分的铁路票价的三十分之一。广州城内外运河与水道的挖泥清淤,也是用同样的脚踏车盘做的,常常由住在挖泥船上的人家来做。用的是一种斗式挖泥器,拿结实的竹片编成,样子像一具两马拉的滑行刮土斗,由一根长竹柄导着。挖斗靠一条绳在水底拖行,绳绕在脚踏车盘伸出的轴上,由三人或更多人踩动。斗到了轴边、提出水面,便荡进船里倒空,再用一根长臂送回去——那长臂就像旧式的桔槔,一头垂一条绳由人操着,斗挂在另一头。从城里运河水道挖起来的泥,大半送到稻田和桑田里去,这些田在四周乡间占着许多平方英里。河道这样保住了通畅,田面稳稳地一年比一年高出洪水位,而田的出产力又靠淤泥里带来的养料和有机质维持住了。

小孩子用纽扣和线做的那种嗡嗡转的玩意儿,其中的力学道理,在广州和许多别处被用来带动小钻,也用在制造装饰器物时所用的磨光抛光的器具上。钻金属用的钻头装在一根直杆上,杆多半是竹的,上端装一个圆形的重块。带动钻头用一对绳:一头系在那惯性重块底下,一头系在一根横手柄的两端;横手柄正中有孔,装钻头的杆就从孔里穿过。把钻头按在要钻的地方,转动杆子,两条绳便绕到杆上;此时双手握住横柄,只须往下一压,绳就松开,钻头便转起来。到时候把压力一松,转着的重块凭惯性又把绳绕回去,下一次往下压,钻头便又转起来干活了。

第四章溯西江而上

三月十日早上,我们搭上「南宁号」,往广西省的梧州去,溯西江而上,共二百二十英里。「南宁号」是往来于这两地之间的两条英国轮船之一;一九〇六年夏天,正是它的姊妹船在一趟航程中遭了海盗,船上的职员与头等舱的客人都在吃饭时被杀。据说此事的起因,或者说借口,是当时饥荒在即:大水毁了三角洲一带的稻与桑,又使粪肥与豆饼运不到后面山地的茶园里去,这一带三种大宗作物就同时败了。为防此类惨事再起,「南宁号」的头等舱已用粗铁栅横在甲板上、盖在舱口上,同船上其余部分隔开。上了锁的门口有持枪的卫兵守着,头等舱的凉棚底下,柱子上挂着刀,正像我们客车里挂着锯和斧头一样。英国与中国的炮舰都在江上巡弋;中国客人一上船就要搜身查看有无暗藏的兵器,便是政府的兵也不例外,所带的械具一概收存,到了终点才发还。路上遇见几条载着贵重货物的中国大商船,船上都装有小炮;而我们从广州乘火车到三水时,车厢里就坐着一名政府的缉盗探员。

西江是中国的大河之一,就世界而论也算得上大河。枯水期它在梧州的江面宽近一英里;我们的轮船在二十四英尺深的水上靠一座浮码头停住,那码头用粗大的铁链系牢,铁链沿坡上伸三百英尺,直到城区,为的是留出雨季涨水时江面上升二十六英尺的余地。江流穿过肇庆峡的那一段最窄,枯水时水深在二十五英寻以上,深得无法下锚,所以预料有雾的时候,船只只能等天色转清再走。江面高低的涨落,限定了能上行到梧州的船:枯水期只容吃水六英尺半的,涨水期可容吃水十六英尺的。

西江挟着泥沙从高地出来,与北江、东江合流,便进了一片广阔的三角洲平原,东西约八十英里,南北也差不多。这片平原已经开渠、筑堤、排水,变作最肥沃的田地,一年可收三季以至更多。我们向西穿过这一带三角洲时,那些宽平的大田四周都围着堤,用以挡住高水,正在犁地整治,预备下一季的稻。许多地方,分隔田块的堤上种着香蕉,远望过去像是大片果园把地面占得满满的。若不算那些水和堤,真容易把眼前当成我们西部早春播种时节的一片草原;散处的农家村落很像远处的田庄。可是走近房屋,才看见屋顶与墙都是稻草苫的,屋前屋后的草垛极多。堤上安着许多水闸,常设双重闸筒。

有几处我们离田近到能看清田是怎样划分的。从闸门起有长长的水渠通进去,宽六到八英尺,有时伸进八九十杆远。横过这些渠、与渠成直角,又开出引水的干沟;干沟之间,田被犁成一条条长而直的畦,每畦约两杆宽,中间以水沟隔开。许多田里长着甘蔗,高达八英尺。中国人不制白糖,只把蔗汁煮到能凝固,再浇成糖块,看着像巧克力,也像我们的红枫糖。甘蔗还有极大的数量运往北方各省,用席子或别的东西裹成捆,到零售市上卖;卖时把蔗切成短段,有时削去皮,拿在手里当糖食吃。

这条水道有很长一段太宽,便是用望远镜也看不清田里的情形与作物。在这些地段,新筑的堤往往看着像是用石灰石块砌的,走近了才看出是把江里的淤泥切成块,一层层砌成略带斜面的墙。不过日子久了,泥块风化,堤也就成了圆钝的土墙。

我们经过两个人的一只小船,他们管着好几百只黄绒绒的小鸭。岸边系着一条大船屋,四周有一道向外探出的沿边,船上堆着稻草垛和别的东西,这便是鸭子浮在水上的家。江上人家就用这个法子大批地养鸭养鹅。要换个地方放食的时候,搭一条跳板到岸上,鸭群便上船来过夜,或是被载到另一处放下。

在这片三角洲平原上往西走了约五个钟头,田面已高出当时水位六到十英尺,我们到了桑区。这里的桑成行栽种,行距约四英尺,长相像小灌木,不像树,与棉花太相似,以至我们初看还以为进了一大片棉田。在堤围着的低洼地段,有些田的布置像旧时意大利或英国的水浸草地:畦背的脊上有一道浅浅的灌水沟,两畦分界处则是深得多的排水沟。我们看见的那些沟是新开的,而桑树早已在地里长着了,行间的地面都匀匀地铺上一层从沟里铲出来的新土,土还是一块一块的,大体没有打碎。在广州与三水之间,也见过同样处理的桑田:沟里挖出的泥土原封不动,匀匀地铺满了行间与株旁的整片地面,正是从铁铲上落下来的模样。

沿江时时能看见通到水边的小路与台阶。在不过四分之一英里的一段里,我们数出三十一个男女,用竹扁担挑着篮子运泥,泥是从水线上一点取的。这些泥究竟送到哪里去,我们看不见,因为挑过了一道土坡。但我们几乎不必怀疑,那是去铺桑田的。也正在这里下起雨来,田里像施了法术一般,忽然开出无数巨大的雨笠与油纸伞,先前竟没看见有人。从午后一点到六点,我们一直在这些桑田中间走,田向两边伸出去好几英里,总面积一定很大。不过此时已近三角洲的边缘,桑田渐渐换成了谷物、豆、豌豆和菜畦。

出了三角洲,到梧州的余程都在山地里走。山坡从离江岸不远处就陡起来,可耕与易耕的地很少。这些圆钝的、覆着土的山,一般高五百到一千英尺,坡上与顶上多半长着短短的草木,散着些小树,最常见的是松,高四到十六英尺。这一带的山景,大抵都是这个样子。

沿这条江有几处地方侵蚀得很厉害,光秃的冲沟不算小,但那是例外。我们反而一路惊讶于这些山坡何以如此之陡,轮廓几乎处处是凸圆的,而土层覆得很好,没有冲沟,草木长得满满的,中间点着小树。林木之所以不见,要从人的作为上找解释,不在自然条件。

在这条大江的山地一段,最有特色、也最一路不断的人事景象,就是江岸上一堆堆的柴薪与一垛垛的灶柴,或是已经装上了船与驳子,运往市上。柴薪多半是松枝,捆成把,像堆谷子那样垛起来。灶柴通常是圆的,剥了皮,取自直径二到五英寸的枝与干。这些燃料都从后面的山里运到江边,顺着陡陡的溜道下来;那些溜道远望像是翻山的小径,其实陡得无法行走。燃料装上大驳船,松枝垛成垛以便泄雨,垛中留一条通道通到船上的住屋,住屋就在柴垛当中;灶柴也照样码在住屋四周。灶柴运往广州与三角洲的别的城市,松枝则送进石灰窑与水泥窑,这类窑沿江很多。整棵树连根带针叶,无不收起来烧掉,一点也不许浪费。

「南宁号」上行的货,主要是在广州装的席草,捆得像麦捆一样。席草种在三角洲较低较新的地上,栽培的法子与稻相近;在日本也见过这样的席草田。

这些席草是运往西江一条支流上的一个乡村去的;轮船到时,有一队帆船从那村子来接,村子在支流上游约四十五英里处,织席的人家就住在那里。回程时,这队帆船又来接船,载的是织成的席子。中国人记点件数,用一种简单而别致的法子。每个挑夫挑两捆,领一对竹签。跳板旁边坐着一个人,守着一只分成二十格的签筒,每格只能放五根签,多了放不下。货捆一离船,签就投进筒里,等到筒中满了一百根,便换一只新筒。

梧州有居民约六万五千,坐落在后面的高地上,从轮船停泊处看不见,从江上望去也不容易看见。码头的铁链横过前面一片地,地上住着水上人家,许多人的棚子还不如印第安人的圆顶棚屋结实,可干的活计名目极多;夜里还有许多水牛顺着那些铁链系着。到不了七月,这一片地大半要没在西江的洪水底下。

这里有个造船的人正用他那简便而有效的弓钻,在船板上钻榫销的孔;另一个人在把船板弯出应有的弧度。那弓钻是一根竹杆,一端装钻头,一端有个顶肩的托。用肩把钻头压在活上,再拿一张长弓,弓弦在竹杆上绕一圈,来回拉弓,钻头便又快又顺地转起来。

弯那又长又重的板子更简单。板厚四英寸、宽八英寸,先用水浸透,一头搁在离地四英尺高的支架上。拿一束燃着的稻草沿板的下面来回移动,烤那湿木头,等于把木头蒸软,板子自身的重量便使它慢慢弯成要的形状。竹杆通常也用这法子随需要弯直。我还见过一把木叉,就是照这个办法用一棵有三根主枝的小树做成的;当时它拿在我的译员手里,原是旁边那位妇人翻晒小麦用的。

那位年老的造船人把板子弄好以后,便坐在地上吸烟。他的烟袋是一节竹筒,长一英尺,直径将近两英寸,一端开口。闭着的那一端侧面钻了个小孔通气。烟丝搁在筒底,嘴唇按在开口的那端,一面把点着的火柴举在小孔上,一面吸气点火。吸的时候,筒身立在两腿之间的地上。他把嘴唇按在筒口,长长地吸一口气,把肺吸满,含着烟停一会儿,再慢慢吐出,照常呼吸一阵,又吸满一肺。

回广州时我们走铁路,带着译员到三水去,一路看田。有一处的景象是这样:一个妇人在整整齐齐的菜畦间采玫瑰;她身后、近处那所屋子的前面,排着两列粪壅的容器。当中的后景上有一座大货栈,其用处一半相当于我们的冷藏库,一半相当于我们存稻的谷仓;有钱人也把皮里子的冬衣存在里面保管。这种货栈在中国这一带很多,一座城的等次就看它有多少座。画面上那个圆锥形的小丘是近处一座大坟,更远的山上还有许多坟,把天际线弄成锯齿形。

另一处的景象是:冬豌豆攀在竿上,种在田垄上,垄间还留着第二季稻的茬。前面是一条水渠,后面的双垄是另一条,第三条渠从屋前经过。头一季稻的准备已经动手,田在放水与施肥。我还见过这样一块田,一个工人正把厩肥挑来,趟进水里把篮子倒空。

华南通常一年种两季稻,而冬天和早春,田里还可以种谷物、白菜、油菜、豌豆、豆、韭和姜,算作第三季甚至第四季,一年里地上的总出产因此很大;可是为换得这些出产所费的心思、劳力与肥料,比出产更多,多到美国人决不肯忍受的地步。这番工夫有多大,看一看这样的情形就明白了:有两块田被做成高高的垄,种了姜,上面覆着稻草。这些活全是手做的;到了插稻的时候,每一道垄又要推平,地面抹到水一样平。即便为种稻而不把垄与畦推平,沟与畦也要互换位置,使全部的土都翻得深,而且主要是手工翻的。人们常说这里的人只用最粗笨的器具在田面上胡乱划划,这话离事实很远;他们的土翻得既深又勤,尽管单说犁地,也许犁得浅。

从广州以东东莞教会医院的布卢曼医生那里,我们得知当地的好稻田几年前每英亩卖七十五元至一百三十元,而地价正在飞涨。那里境况较好的农家,所有的地是十亩到十五亩,合一又三分之二至二又二分之一英亩,一家要靠它养六口到十二口人。木匠或泥水匠一天的工钱,合我国货币十一分到十三分,还不管饭;而一个做工的人一天的口粮算值墨西哥银元一角五分,折合金元不到七分。

养鱼在深塘与浅塘里都做。常年不干的深塘,租价高到每英亩三十金元。浅塘在旱季可以放干,只在雨季养鱼,以后放水种庄稼。常年的深塘往往已深到十或十二英尺,而且用得越久越深,因为每隔一段时间要抽水放干,把积起来的一两英尺厚的塘泥挖出来,卖给种稻和种别的作物的人家作肥料。养鱼的人还有一个通行的做法,就是给鱼塘施肥;若有小路沿塘而过,便在水面上搭起遮屏,供过路人方便。施肥较足的塘里养出来的鱼,在市上卖得起较高的价。给水施肥,有利于鱼所吃的那些食料生物长得更旺,植物的动物的都是,鱼得的养分好,长得就快,肉的品质也好,正与喂得好的牲畜一样。

市上摆着卖的鱼,常常被纵着剖成两半,剖面上抹着新鲜的血。我同布卢曼医生谈到何以如此,他说中国人极不肯吃不新鲜或已变味的肉,他想这样做不过是让鱼看着鲜些。我却怀疑,抹新鲜的血未必没有真正的防腐作用,也很难相信像中国人这样精明的人,会被这么一个花招骗过去。

第五章运河之广与田面的整治

三月十五日傍晚,我们离开广州往香港,次日又登上「土佐丸」,往上海去。轮船离岸很远,一路上除了几个近海的岛屿,大抵望不见陆地;可是自从在汕头韩江口外越过北回归线以后,海水大半都是浑的。沿着海岸往北六百多英里、离岸或许五十英里的这一片海底上,正有无从计数的英亩英尺的中国最肥的土壤被送到她四亿人民和他们的子孙再也取不到的地方去。把这样的泥沙更多地引到近岸,用一种能每年给国土添上有用的新地的办法,这一定是将来的政治、教育与工程技术的大事之一;不单在中国如此,凡有这一类大宗资源白白流失的国家都是如此。

我们刚刚离开的广州一带的大三角洲平原,我们此刻要去的扬子江那片更为辽阔的三角洲,以及再往北那条屡屡改道的黄河的三角洲,千百年来,千百万人辛劳不息,所成就的工程浩大得几乎无法计算,而其路数根本上正是刚才所说的那一种。这些事情,他们绝大部分是靠身体与意志的蛮力做成的:筑堤、开渠,把浑浊的河水引进渠里,再把沉下的淤泥与长出的有机物搬到田里去,而搬运往往就靠人的肩膀,正如我们一路所见。

中国、朝鲜、日本千百年来所成就、至今还在进行的开渠工程、三角洲与其他低地的垦辟,以及田面整治之广,其规模之大,无论用言语还是用地图,都很难说得明白。这样垦出来、整治好的土地,是他们最经久的产业,也养着他们最稠密的人口。在中国,我们有一回乘船屋走上海到杭州之间三角洲上的河渠,一共一百一十七英里,把通进与通出我们所行的这条干渠的支渠,一条条数了数目、量了宽窄,仔细记下来。这份记录表明,从嘉兴以北起算、南至杭州的六十二英里之内,自西面通进来的有一百三十四条,向海的那一边通出去的有一百九十条。这些河渠沿水线量的平均宽度,我们估计两边分别是二十二英尺与十九英尺。四五月间的水位下,田面高出水面四到十二英尺。进了大运河以后,水深常在六英尺以上;依我们的判断,中国这一带所有河渠的平均水深,应在田面以下八英尺以上。

原书附有一幅我们走过的这一带的地图,画的是七百一十八平方英里的地面,图上所有的线都是河渠;然而实有的河渠,图上画出来的还不到三分之一。从我们开始记录的甲地(在到嘉兴之前)到图左边缘附近的乙地,自内陆一侧通进来的河渠实有四十三条,图上只画了八条;靠海的一侧,把水引向沿海三角洲平原的实有八十六条,图上只画了十二条。还有一回我们乘火车从上海到南京,照样把紧贴铁路所见的河渠数了一遍;笔记上记着,在一百六十二英里之内,龙潭与南翔之间共有五百九十三条。这就是说,这一带每英里平均在三条以上,上海到杭州之间也是这个数。

这些浩大的内地水利,其范围、性质与用意,看过另外两幅略图就更容易领会。头一幅画的是一百七十五英里乘一百六十英里的一片地面,刚才说的那七百一十八平方英里,正是其中小方框所框的那一块;这幅图上画出了两千七百英里的干渠,另有三百多英里的海塘,而前面那小块地面上的河渠,这图上也只画下约三分之一。按我们亲眼所见,实有的河渠是这图上所画的三倍。因此可以推想,今天在这幅图所包的范围之内,河渠的长度不会少于二万五千英里。

再一幅画的是中国东北部六百英里乘七百二十五英里的一片地方。图上未着色的陆地,是将近二十万平方英里的冲积平原。这片平原平得出奇:在扬子江上游将近一千英里的宜昌,海拔也只有一百三十英尺;潮水的影响在江上一直上溯到芜湖以外,离海岸三百七十五英里。夏天扬子江的水深,足以让吃水二十五英尺的海船上行六百英里到汉口,较小的轮船还能再往上走四百英里到宜昌。

前面说过的那一片河渠,就位在这辽阔的低三角洲与沿海平原之内,在这幅图东南角上的两个方框里。自南边的杭州一直伸到北边的天津的那条粗黑带线,就是大运河,长在八百英里以上。运河以东的平原,北到一八五二年黄河的入海口为止,开渠之密与前一幅图所示的地面相仿。今日黄河入海口两侧、在山东与直隶境内运河与海岸之间的一大片地面,也是如此。往西,沿扬子江谷上去,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省都有极广的开渠地带,面积恐怕超过二万八千平方英里;这一带偏西的地方,满谷都是刚插下秧的稻田,山坡上则是一层层蓄满了水的梯田。再往西,四川省有成都平原,三十英里乘七十英里,有人称那里是「中国最了不起的灌溉系统」。

出了这幅图往西,沿黄河谷上去,宁夏府一带有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灌溉地;更西的兰州府与肃州还有,那都在甘肃省内,河面已升到海拔五千英尺。此外还该算上广州的大三角洲。保守地估计,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河渠与筑了堤的河道,总长当是前面那幅图上所标数目的八倍,合计足有二十万英里。若在美国东西向开四十条、南北向开六十条运河,其总英里数也还赶不上今日这三个国家的。而且这个数目,恐怕单算中国也不算多。

与这些浩大的开渠工程相配的,还有数量惊人的土堤、围堤与大堤。单在前面那幅略图所包的范围内,海塘就有三百英里以上。大运河东岸,在扬州与淮安府之间,本身就是一道大堤,把西面的水挡在东面平原之上,使它南泄入扬子江;不过堤上也设了溢流口,以备特大洪水时让水往东泄出。这样泄出的余水,又由东面约四十英里处另一道堤拦住,堤的西侧还有一条河渠,把水蓄在一连串大湖里,慢慢排去。这一带就在扬子江以北。

沿扬子江两岸,以及黄河的许多英里之上,都筑有大堤;凡河床高过两旁地面的地段,有时还在离河道远近不同之处筑两道三道互为后援的堤,为的是免得一旦大水成灾、祸延极广,也为了把淹没的范围限住。在湖北省,汉水流过二百英里的低地,这一段两岸自始至终都筑了堤,其中有的地段堤高到三十英尺以上。再说广州三角洲一带,又有几百英里的海塘与围堤;这样算来,全国这一类工程的总长,只能以千英里为单位来计量了。

除了开渠与筑堤之外,还有许多蓄水的湖泽,遇到大河涨溢时便派上用场。其中有些,如湖南的洞庭湖与江西的鄱阳湖,面积分别是两千与一千八百平方英里,雨水最盛的季节各可涨高二三十英尺。此外沿海平原上还有别的大小湖泊,合起来的蓄水面积超过一万三千平方英里,全都用来节制洪水,也全都在被远方不能耕的山坡上送来的泥沙慢慢填实,终有一天要变成肥沃的冲积平原,而且多半也要照我们所见的样子开上河渠。

这些浩大的工程还有一面,于增大全国养人的能力关系最大,那就是从洪水所挟的巨量泥沙里把泥沙夺下来,让它淤在淹过的地面上、淤在河渠里、淤在岸边,由此添出可住可耕的土地。前面已经说起扬子江口崇明岛长得何等之快:如今已有一百万人在那两百七十平方英里的新地上安了家,而新地上也已经开了河渠。上海这个名字本身就说明,它原是在海边上的,而今海岸已经向北、向东长出去二十英里。公元前二百二十年,山东的蒲台离海只有三分之一英里;到一七三〇年,它已离海四十七英里;今日离岸是四十八英里。

白河上的咸水沽,在公元五百年时也在海边上;我们往天津去的路上经过这座城,它已在内陆十八英里。那幅图上从直隶湾海岸画进来的虚线,标的是历史上的一条岸线,可见这一带陆地总共向海长出了十八英里。

除了岸线这样实实在在地外展,千百年来湖泊与低地受水泛淤,许多洼地已被填平,大片沼泽变成了耕田。不但如此,把河渠里的泥普遍地摊到四围的田上,还有两件极要紧的效验:一是垫高了低田的地面,使它排水较畅,土的性状也就较好;二是添进了最肥的生土,等于添进了新的养分,使地力得以保持,养人的能力居高不下,农事历千百年而不衰。

这种保持与改良的工夫,起头极早;看来有史以来全国一直在做,今天也还在做。前面所说那两类河渠,在一八八六年到一九〇一年之间仍在开凿,崇明岛新长出来的部分与北面新成的陆地上都是如此——把一八八六年修订的施蒂勒地图集与德国新测的图比一比就知道。

公元前二千二百五十五年以前,即四千一百多年前,尧帝委大禹作司空,把排泄洪水、疏治河道的事交给了他,他为此花了十三年。据说这位大工程师写过几部论农事与排水的书,最后又十分不愿意地被请去做了皇帝,在位是他生命的末七年。

黄河的历史,就是一部水患与改道的历史;自大禹以前至今,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多次,而今日沿袭不废的那些工程,也许就是大禹开的头。从公元一三〇〇年到一八五二年,黄河是在山东高地以南注入黄海的;可是一八五二年那一年它涨了异常的大水,冲开北岸的堤,终于走了今天这条道,重新注入直隶湾,比原先的入海口往北约三百英里。黄河与扬子江的几次改道,在那幅图上用虚线标了出来;由图可见,黄河曾有一百四十六年之久,是从白河口注海的,北到天津,比它一八五二年的入海口还要往北四百英里。

据说这条大河在枯水时流过山东济南城下,每秒钟的水量不下四千立方码,涨水时三倍于此。这样的水量,二十四小时之内足以把三十三平方英里的平地淹到十英尺深。一个民族,四千年来拿自己的力气去对抗这样一个巨灵——它在他们家门口奔流,水面高过他们的田,所倚仗的拦束之物不过是他们自己筑起的墙——对这个民族的心志,又该说些什么呢?他们虽然并不总能把河治住,却从不肯不再试一回。一八七七年此河溃堤,淹了极广的地面,溺死百万人。晚到一八九八年,济南东北一千五百个村子和同城西南更大的一片地面又被它毁了。正是这样的事,给这条河赢得了「中国的忧患」「桀骜不驯者」和「汉家子孙的鞭子」这几个名号。

大运河的开凿,在中国历史上算是较近的事。中段,自扬子江到清江浦,据说开于公元前六世纪;南段,自镇江到杭州,开于公元六百零五年至六百一十七年;而北段,自一八五二年被黄河弃掉的那条故道到天津,直到一二八〇年至一二八三年才筑成。

这条运河,中国人称它御河、运河或运粮河,它把来自遥远内地的几条大川连成了一个庞大的水运系统;但这一层用处,也许只是那个占主导的大宗旨的副产——正是那个宗旨,才带来了分布如此之广、经营如此之备、利用如此之得力的河渠、围堤、大堤与蓄水湖泽。那个根本的宗旨,想来只能是为日见汹涌的人潮预备活路。而我也情愿承认,大禹按着全国的脉息,的确有本领把眼光投到他的族人四千年之后,并且订出若干办法,使之随年月而长,为后来的人确保永久的生计。

耕地的耗竭,想来向来是一切文明民族最根本、最切身、最难对付的问题;而前面所说那样的开渠,看来起初多半正是垦辟三角洲与泛滥地的头几步。无论当初是否有意如此安排,中国把三角洲与泛滥平原开成河渠,总是她为保全国家资源所能采取的最根本、最有成效的办法之一。我们深信,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正是靠此大大扩展了她的沿海平原,把从大川手里夺回来的侵蚀之废物保存下来、堆砌起来,成就了几百平方英里最肥沃、最经久的土壤。而且我们几乎不必怀疑:假使有人把近四千年来人力对这片奇异地方所起的变化作一番完备而确切的记述,那记述必会表明,这些庞大的河渠系统是慢慢地、一点一点长成的,其开端往往出于那些强健、耐劳、坚忍、有心思而始终不声不响的农人之手,而且无时不受他们深刻的影响——他们所求的,只是置一处家,保住自家田里的出产之力。

今日中国可以让最好的头脑去用心的物质大事,最明白不过的莫过于这一件:把节制洪水、疏排广大低地、以及更有效地利用河流所挟的巨量泥沙来肥已有之田、造新垦之地的种种办法,加以完备、推广,并且传之永久。她有千百万人需要安家、急着找活干,又在造地、垦辟与保持地力上做过这么多事,政府理应认真考虑,能不能把他们大批地组织起来做工,交给最高明的工程人才去有效地指挥。凭今日的工程技术与机械之力,把黄河以及中国其他容易泛滥的河流完全治住,一定是办得到的。黄河一旦束在河道之内,两旁的低地便可以用开渠的办法排得更好,也可以免去那些正使它们变瘦的盐分积聚。洪水期还可以放淤,把邻近低田的地面垫高,同时使之更肥。凡河水高过两旁平原之处,要在可控的条件下靠重力把浑水引进围起来的淤地,并不难办,甚至可以叫河水自己去加厚自己的堤。中国已有的那些了不起的运河,无论是通航的,还是专供排水、灌溉与施肥的,都大有改进得更好、更得力的必要,也大有这个机会。

在美国,我们眼下既然在考虑内河水道的开发,同样的事情也该从大处勘察一番,而这些古老民族经营了这么多世纪、且行之有效的工程,很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密西西比河每年带到海里去的最肥的泥沙,将近二十二万五千英亩英尺,而它流过二百英里容易被淹的地方时,河床是垫高了的,两边夹着大堤。现在正是应当着手的时候:有计划地把这些肥土的一大部分引到沼泽地上去,把它们造成排水良好、可耕而肥沃的田,并配上水道,兼供排水、灌溉、施肥与运输之用。这样,这些大片的沼泽地就能变成世上找不到更好的稻田与蔗园,而只要密西西比河还在、还挟着它那份肥沃的泥沙,这片地方就能养活好几千万人。

不过,像中国三角洲平原上那样把土壤侵蚀的废物保存起来、利用起来,这桩工程纵然惊人,若同他们普遍施行的那种细致而广泛的田面整治所省下来的东西比,仍然算小。田面整治既减少了土的冲失,又使径流中大量可溶的与悬浮的物质能施到田上、留在田上,这靠的是他们那一套广大的灌溉系统。日本的地虽多山多丘,本州、九州、四国几个主岛上却有一万一千平方英里的耕地,被仔细地整成水平的一块一块,四周围着窄窄的凸起田埂,使十六英寸以上的径流连同其中悬浮的与可溶的物质都能灌到田里,大部分留在田上或被作物用掉,而地面的冲失则几乎完全免了。这个道理用在较大较平的田上是怎么个样子,前面已经说过;用在陡坡上的做法,后面还要讲到。

若说日本整到几乎水平的田总共有一万一千平方英里,那么中国这样整过田面的总面积,必是此数的八倍或十倍。我们所见,远东无论何处都不容许像今日我们南部与南大西洋沿岸各州那样厉害的田土冲失,便是地势比那里陡得多的地方也不容许。我们所见较陡坡上的茶园,若没有修成水平的梯田,常常厚厚地盖着稻草,这样连大雨也冲不动土;而且这样处理,雨落在哪里就留在哪里,让土有机会凭毛管力与重力两样把它吸进去,连草里淋出来的可溶灰分也一同吸进去。我们所见这样用的稻草,常厚到六至八英寸,等于每英亩施了不下六吨,其中含可溶的钾一百四十磅、磷十二磅。所以这个做法一举而数得:既是一次好的施肥,又把雨水保得最住、用得最足,还把土的冲失挡得干净。这是一举而数得的办法,而这些人的许多做法都有这个特色,都是二十个世纪的紧张经验里结晶出来的。

在江苏与浙江两省,也如远东人口稠密的别处一样,我们看见耕地几乎全是很平的,不平的也整平了。在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方,这种整治是什么样子,我们见过几处例子:低洼的地上种着蚕豆与油菜,高一些的地上种着桑;低处的地要到后来才轮到种。田面先这样整过,这些人就把地力因冲失与表面淋洗而受的损失压到了最低;同时他们能把雨水中尽可能大的一部分留在田上,而且匀匀地铺开,又能迫使必须流掉的那一部分里有远比别种情形多的比例从地下排走,把表土里生出的养分带到作物的根上去,而对那些没有被吸收的可溶养分,土也更能完全地留住。这同一种处理,又为两件事备下了最好的条件:一是若需要补灌时往田里放水,二是万一必要时把多余的雨水从地面排掉。

除了这样整治田面,他们还广用别的法子来保住雨水与地力,其中一样是蓄水的塘。有一处是三个塘串在一起,彼此以地面的沟相通,又与旁边的一条河渠相通。塘的四周,平田被做成一条条畦,长而窄的垄之间留着浅沟。这些沟由一道绕着塘边的总沟连起来,总沟与塘之间只隔一道窄窄的凸埂。这样的塘可深到六至十英尺,但只能靠抽水、或靠旱季的蒸发才排得干。地面多余的水便排进这种塘里,田上冲下来的悬浮物质都聚在塘底,再送回田去:有时径直当泥施用,有时作堆肥的料。做堆肥时,在塘边掘坑,把粗肥和能找到的禾茬之类粗料扔进去,再浇上从塘底捞起的稀泥,让这些料浸透。

凡河渠多的省份,河渠也兼作承接地面冲洗之物的蓄池,渠岸上维持着极多的堆肥坑,一季之内反复填用,等到换作物时施到田里去。我也见过一条河渠岸上两个已经填满的坑;沿渠那条窄路,正是江苏省常见的大道之一。

另有些地方,如山东省,则把田面做成一块块平展的大畦,彼此之间以又深又宽的沟隔开、围住,大雨时多余的水就聚在沟里。照我们所见,沟里的水并无排走的去路,只能渗掉或蒸掉;也可能有一部分靠地下的潜流与毛管上升,回到原先汇水的那片土里去,或者用抽水的法子直接取去灌田。这个省雨往往下得很猛,可是全年的总量很小,不过二十四英寸多一点,所以保住雨水的需要最为迫切,而他们也正在仔细地做这件事。

第六章民间的几种习俗

土佐丸载着我们再度驶入上海,时为三月二十日,恰好赶上家中寄来的第一批信。一名黄包车夫拉着我们和沉重的皮箱,自码头一路快步小跑到礼查饭店,一英里有余,车钱折合美国币制八点六分,这已比这一趟脚力通常所得的价钱多给了些。路上我们遇见好几辆满载的大车,式样与上海街头常见的那一种无异,车上坐的尽是妇女,她们所付的车钱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不过走得慢,一路颠簸。

隔着半条街,那响亮而齐整的号子声便送了过来,告诉我们打桩的工人仍在为礼查饭店的新楼打地基。等到五月二十七日我们从山东回来,距初见他们已有八十八天,他们还在那里干,只是工程已大致告竣。假使这十八个人在这段日子里不停地做下去,包工的人所付的工钱也只有二百零五点九二元。在这样的条件之下,用机器带动的打桩机是无从与之竞争的。此地一切寻常劳力所得的工钱都低。浙江省雇一名长工,十年前是一年三十元并供饭食,如今涨到五十元;折合金币,约为十二点九元与二十一点五元,比美国一个月所付的还要少得多。在山东青岛,一位传教士雇一名中国厨子,每月十元;雇一名做杂务的男工,每月九元;厨子的妻子替他家缝补衣物并做些别的家务,每月二元。三个人都住在自己家里,自己吃饭。每月九点〇三元金币换来的,是采买、园子与草坪的一切照料,以及屋里所有的活计。在华的传教士都觉得这样的仆人可靠而称心,钱袋和一家的采买全交给他们,不但老实,论讲价钱、论拣选便宜货,还远胜过主人自己。

我们托一家英国人开的大造船修船厂代做了一支土壤取样管。厂里雇着好几百名中国技工,用的是最新式、最繁复的机器。工头说,这些人一旦听得懂吩咐,就比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一般工人还要强。江苏省苏州火车站上有一位受过教育的售票员,月薪折合金币十点七五元。我们向他问去伊丽莎白·布莱克医院的路,他自愿领我们去,果真一路送到,足有一英里多。他不肯收一文报酬,而我与他素不相识,也没有任何人的介绍。

在中国,我们所到之处,做工的人只要有活计可做,大抵都显得欢喜而安分,而且明显看得出营养是好的。工商各业的人组织得极为严密,他们的行会——也就是工会——已有数百年之久。某个做工的人若被认定犯了行会的规矩,当场受罚、甚至从此不见踪影而无人过问,这是常有的事。只要走到离游客惯行路线以外的民间去,便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人人都在忙,或者已经套上辔头,随时准备去忙。我们那一类的流民在此地少有存身的机会,这三个国家里究竟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们都要怀疑。身有残疾而行乞的人是有的,也有专为救助他们而设的善堂;但按人口总数的比例算,这样的人似乎比美国或欧洲还少。那些不幸的人和惯于行乞的人,总爱聚在有闲有钱的人常去的公共场所,游客于是对这类社会情形的广狭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在这些人烟极稠密的地方,无论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朝鲜人,我们一个醉汉也没有见过;而在美国人和欧洲人中间,这样的例子却看到不少。各等人、男女都吸烟,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每年的营业额以百万元计。

在这些人中间住了五个月,我们只见过两个孩子吵架。那是两个小男孩,在上海南京路上闹起来,彼此揪住对方的辫子,狠命地厮缠,直到其中一个的母亲赶来,把他们分开。

城里街上最常见的景象之一,是挑着担子卖热食和糖食的小贩。炉子、燃料、材料、器具,全都可以用一根竹扁担挑在肩上。我们见过一位母亲,大约就是靠这个养活一家人;她的孩子正在吃饭,身上穿的是蓝白两色的印花布——这种布,年轻人大都穿它。这种花布的印法极古老、极简单,却极有效,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个运河边的农村里亲眼见过。这门手艺,与中国许许多多别的手艺一样,是我们所见的那一家人世代相承、传下来的家业。

印花的人站在一张粗木案前,案上压着一块方形的大石头,用来把一张上过厚漆的硬纸板按住不动——花样就镂在这纸板上,印出来便是布上的白花。石头旁边立着一罐稠糊,是用石灰和黄豆粉和成的。黄豆就在同一间屋子的角落里磨,那是一具与前面说过的石磨相仿而略小的家什。驴子常年住在这屋里做活,一歇下来便站到食槽跟前去吃料。操作的人右手边放着一卷白棉布,布头已理好,可以一面放卷一面从那张被重石压住的花版下面过去。要印的时候,先把花版掀起,将布移到版下;然后用一把小抹子把糊灵巧地刮过版面,糊便从版上镂空处落到底下的布上。这样一来,这一卷布中的一段就印好了。接着掀起花版活动的那一头,用手把布送过适当的长度,再把版放下,印下一段。糊就留在布上听它干。整卷布浸进蓝靛之后,有糊护住的地方便仍是白的。千百万小孩子身上的衣料,几百年来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地印出来的。这家老式印花作坊的晾房顶上,垂挂着几百张花样各异的花版。我们那些大印花厂,一分钟能印出几百码布,所用的机械与化学原理,与此相比只是施行的细节与快慢不同,根本的道理并无二致。

出城以后,不论往哪个方向走,只要是清早天气晴和、空气不动的时候,都能看见有人在给棉布理经,织布的事则留到乡下人家里去做。这活计我们在清晨见过许多次,地方也不一处,总是在路边或空地上,可是一到日间就再也看不见了。经理好了,便连那张撑子一起卷起来,搬进屋去上机。

江苏省有许多地方可以看见成排的大染坑,坑是陷在田里的,内壁砌着洋灰,径六至八英尺,深四五英尺。有一处我们数了数,一组共有九口。有些坑上头还搭着整齐的活棚架遮荫。不过近年来这纺、织、染、印的活计,多半已被价钱更便宜的洋布挤掉,我们所见的染坑大半不再作此用途,前面提到那两口坑就改作粪池了。农家屋前屋后常有一丛丛竹子,那也是这一带极常见的景致。我们的通译却说,洋货不经穿,人们对它的不满正在滋长;而且我们确实看到不少地方,染好的蓝布成大批地摊在坟地上晒。

另一户人家里,我们站着看了将近一个钟头,看他们弹棉花、铺棉花,做褥子的胎和床上的盖被。这事我们可以看得毫不碍人,因为这户人家既是住处也是作场,整个门面直接朝着窄街敞开。夜里关门用的那几扇厚木板,此时搭在活动的架子上,就当作案子使,约七英尺见方。案子与人行道之间只容一人立足做活,不至于挡了路,另外三面各有三四英尺宽的地面。后头坐着祖母和媳妇,四个小些的孩子跑进跑出地玩。屋子两侧摆的是盛生棉的器具和做活的家伙。后面也许还有厨房和睡房,可是看不见有门。做成的褥子仔细卷好、用纸包了,吊在屋顶下。那张临时搭起的案子高出地面二英尺,我们到之前的早上,案上已摊好一堆雪白的软棉,六英尺见方还多,足有十二英寸厚。

父亲和他十二岁的儿子各站案子的一边,各自拨弄着那把粗竹弓的弦,把棉絮从棉团上弹下来,均匀地撒落在渐渐长高的褥胎面上,两根弦同时发出的声音,比大黄蜂的嗡嗡还要低沉得多。那把重弓用一根绳子绕在操作者的身上吊住,他只用一只手便能使唤它,又能随意绕着活计走动,这与我们在日本见到的做法不同。靠这法子,棉絮弹得快,撒得又匀又在行。一小把一小把地从棉筐里取出来,一遍又一遍地撒满整个面,手法极为灵便匀净,褥胎便一层层地往上长,四壁笔直,边是直的,角是方的。这样做出来的胎,纹理极为匀整,压实之后厚薄一致,不会有硬块。

做褥子的下一步更其简便快捷。祖母身边放着一只篮子,里头是一根根长长的粗纺棉线轴,大概是她的手工。父亲从墙上取下一根细竹竿,像钓竿一般,长六英尺,挑一只线轴,把线头穿过竿梢的一个小孔。他一手执竿带轴,一手拈着从孔中穿出的线头,把线从褥胎上头递过去给儿子;儿子用手指一勾,把线带到棉胎的一边。就在这工夫,父亲已把竿子甩回自己这边,用自己的手指接住线,按在儿子对面的棉上。这样便铺下了双股线。竿子不停地来回甩动,父子二人接线、按线,每分钟铺四五十道,不多时整个褥面就铺满了双股线。接着把一根粗竹滚子横放在线上,先从中间小心地推到一边,再推回中间,又推到另一边。然后斜着铺一层线,照样用这滚子压过;再向另一个斜向铺一层,最后纵横各铺一层。摊棉花之前,案上也曾先铺过一层同样的线网。再取一只平底的圆浅筐,径二英尺,轻轻把这堆料由十二英寸压到六英寸厚。此时把四边的线翻过褥胎的边沿缝住;缝毕,父子二人用两块径十八英寸的厚实木饼把棉压到只剩三英寸厚。剩下的事,便是把这件做成的褥子仔细折好、用油纸包了,吊到屋顶下去。

三月二十日那天,我们去看上海文监师路和南京路的菜场,第一次吃惊地见到蔬菜在中国人日常饮食中所占的分量。我们曾见一长串推独轮车的人从运河边穿街而过,车上满载油菜的青梢,一捆捆长约一英尺、径五英寸。这些菜是用船从乡下运来的,每条船都载着好几吨嫩叶和嫩茎。我们在街上一处站着数过,前后相接从眼前过去的推车人多达五十名,每人载着三百至五百磅青油菜,走得那样快,要跟上都不容易——我们跟着其中一队走了二十分钟,一直跟到目的地,这才知道。这期间队里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也没有一个人放慢脚步。

这种油菜田里种得极多,茎梢趁嫩时割下,煮熟或蒸熟了吃,吃法与洋白菜相仿。还有极大的数量是用盐腌起来的,大致每一百磅菜用盐二十磅。这一样和许多别的蔬菜都这样腌了出卖,就着饭吃当小菜;饭则一概不加盐、也不加别的调味,煮熟就端上来。

另一种田里大种而供人食用、同时也用来给土壤添氮的作物,与我们的紫花苜蓿是近亲,这就是紫云英。茎梢趁未开花时采下,煮熟或蒸熟当菜吃。在华的外国人管它叫「中国三叶草」。茎也有煮过晒干、留到不是时令的时候吃的。采得极嫩的,中国富贵人家肯出很高的价钱,有时每磅给到我国币制的二十至二十八分。

清早菜场里挤满了买菜的人,人既拥塞,菜又名目繁多,那景象几乎同伦敦的比林斯门鱼市一样叫人难忘。原书此处有一张详表,逐项列出一九〇九年四月六日文监师路菜场所陈列待售的蔬菜名目与价钱,价钱一律折成美国币制的分。其中莲藕每磅一点六,竹笋每磅六点四,洋白菜每磅一点三三,橄榄菜每磅零点六七,白菜每磅零点八三,中国芹菜每磅零点六七,紫云英每磅零点五三,极嫩的紫云英每磅二十一点三三,长白菜每磅二点〇〇;红豆每磅一点三三,黄豆每磅一点八七,白豆干的每磅四点三〇,花生每磅二点九六,黄瓜每磅二点五八,青南瓜每磅一点六二,脱粒玉米每磅一点〇〇,蚕豆干的每磅一点七二;法国生菜每棵零点四四,结球生菜每棵零点五七,羽衣甘蓝每磅一点六〇,油菜每磅零点二八,西洋菜一篮二点一五,胡萝卜每磅零点九七,豆荚每磅一点六〇,马铃薯每磅一点六〇,长白萝卜每磅零点四四,小白萝卜一把零点四四,葱白每磅一点二九,青莱豆去荚每磅六点四五,茄子每磅四点三〇,番茄每磅五点一六,小扁萝卜每磅零点八六,小红菜头每磅一点二九,洋蓟每磅一点二九,萝卜每磅一点二九,蒜每磅二点一五,球茎甘蓝每磅二点一五,薄荷每磅四点三〇,韭每磅二点一三,漂白的大芹菜一把二点一〇,豆芽每磅零点九三,豆苗每磅零点八〇,欧防风每磅一点二九,生姜每磅一点六〇,荸荠每磅一点三三,小甘薯每磅一点〇〇,葱芽每磅二点一三,菠菜每磅一点〇〇,莴笋去皮的每磅二点〇〇、不去皮的每磅零点六七,豆腐每块三点九三,山东核桃每磅四点三〇。动物产品只有寥寥数项:鸭蛋每打八点三四,鸡蛋每打七点三〇,羊肉每磅六点四五,猪肉每磅六点八八,活鸡每磅六点四五,活鸭每磅五点五九,活公鸡每磅五点五九。

这一长串名目,主要是一个集日里摆出来卖的鲜菜,却远远算不得完备,所记的只是沿菜场一侧走过去、再横穿一头所见的东西,而这菜场占了将近一个街区。差不多样样东西都按分量卖,而分量准不准这个难题,解决得很干脆——每个买主自带一把秤,当着卖主的面毫不犹疑地就秤起来。这种秤是照旧式杆秤的样子做的,只是秤杆用细木条或细竹条,上头刻着星,配一个可以移动的秤锤,吊挂处一概用绳。

我们在旁边看完了一桩买两只公鸡的交易,以及围着分量的一番讨价。一只大而疏编的筐子盖着,里头有十来只活鸡。买主一只一只掏出来,用手摸着看,最后挑定两只,卖主报了价。卖主把两只鸡的脚捆在一起过了秤,报出斤两;买主随即用自家的秤复核。接着是一场热烈的对话,手势比个不停,买主把鸡往筐里一扔,转身要走,卖主的话便愈说愈急。买主终于转回来,又把两只公鸡架到自己秤上,叫过一个旁人来念分量,然后带着看去很不屑的神气把鸡掷给卖主;卖主一手接住,放进买主的篮里。风波就此平息,卖主收下墨洋九十二分,把两只鸡卖了。那是两只个头不小的公鸡,宰净了每只准有三磅多,而他买这两只,照我们的币制算还不到四十分。

竹笋在中国、朝鲜、日本都用得极普遍。见过它长出来的人,会觉得它像一根根巨大的芦笋;有的径粗三英寸,甚至五英寸,到可割的时候高约一英尺。不长竹子的省份,或是不当令的时节,都有大批竹笋从别省运去。我们在长崎见到的那些,是从广州或汕头、也许是台湾运来的。竹子的形、叶和花,在风景中最能生出美致,与别的树形相配时尤其如此。竹子多是在住宅左近不易另作他用的地方成小丛地种着——前面说过的那种农家屋后的竹丛便是。像芦笋的嫩芽一样,竹笋从四月到八月之间便长足了身量,即使高过三十英尺乃至六十英尺也是如此。笋是从地下肥厚的茎根上发出来的,根里储着养分,才容得这样猛长;在初起的那一程,一昼夜能长十二英寸以上。不过虽说头一季就长足了个子,木质却要三四年才熟透变硬,才合于竹杆的那许多用途。看来总有一天,竹子的许多种类必会引进到我国来,在许多地方大量种植。

莲藕是另一种吃得很多的食物,从广州到东京都广为栽培。它长在水里,那是它本来的生地。莲是种在久蓄的池塘里的,这种塘不便排干去种稻或别的作物;藕则远销各处。

发芽的各种豆与豌豆,以及别的菜的芽——例如葱芽,在中国和日本的菜场上都很常见,至少冬末春初是如此;它们当菜卖,各有不同的味道和不同的消化性质,对营养无疑有重要的好处。

姜也是一种种得很广很多的作物,在市上多以根的形状陈列。中国街头叫卖得最多的,莫过于荸荠。这是一种小小的球茎或肉质鳞茎,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小洋葱。孩子们把皮削去,用织针长短的细签子一串串地穿上十来个卖。还有菱,是在运河里种的,结的果像一个带角的坚壳,形状使人想给它起个「牛角」的名字。另有一种叫做茭白的,种在江苏省那些太湿而不宜种稻的地上。这种植物有一个嫩而多汁的叶心,把外头粗老的几层剥去,很像剥一穗青玉米的壳;吃的是中心那一段嫩的新生部分,煮熟了是一道清鲜的好菜。农家的售价是每百斤墨洋三元至四元,即每英担零点九七元至一点二九元,每英亩的收益为十三元至二十元。

上面所列的市价单里动物产品只有寥寥数样,这不可当作他们饮食中动物性食物与植物性食物的比例。不过有一件事确实如此:他们吃素的程度远过于大多数西方民族;而中国、朝鲜、日本的农业之所以能有这样高的养人效能,在很大程度上正要归功于采用了这样一种以素食为主的饮食。霍普金斯在他的《土壤肥力与永久农业》第二百三十四页上有一句说得十分中肯的话:「一千蒲式耳谷物所含的食用价值,至少是用它所能制成的肉或乳的五倍,能养活的人也是五倍。」他又提请人们注意罗瑟姆斯特德用正在长身体的和正在催肥的牛、羊、猪所做的许多饲养试验的结果:牛每吃进一百磅干物质,就有五十七点三磅被彻底销掉,散入空气,正如木头在炉中烧过只剩灰烬;留在粪尿里的是三十六点五磅;而一百磅中存在身上的增重只有六点二磅。羊的相应数字是六十点一磅、三十一点九磅和八磅;猪则是六十五点七磅、十六点七磅和十七点六磅。而存在牲畜身上的东西,又不到三分之二能成为人的食物,所以牛吃进去的干物质,一百磅中我们只得到四磅的人食;羊得五磅,猪得十一磅。

这些关系是近来才由严密的研究确立为科学事实的;看清了这一层,再想到这个极古老的民族早就舍弃了牛而不以它产乳产肉,用羊也多是取它的皮毛而不是取食,而三类牲畜之中他们单单留下了猪,叫它充当中间人,把粗劣的东西转成人的食物——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事。

显然,采用多汁幼嫩的蔬菜充作人食,所得的好处是重要的。在这个成熟阶段上,它们的消化率更高,于是要把牲畜这一环省掉也就不那么难了。它们的含氮量比例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少吃肉的损失。把土地用来生长人能直接消化的植物,他们便省下了牲畜白白损耗的每百磅六十磅,而把自己的废物送还田里,以维持地力。这样大量地取用未长成的植物作食物,使他们能生产出极大的数量,否则是办不到的;因为这样的东西长成所需的时间短,同一块地便能多出几熟。而且它还能在深秋和早春生产出来——那时节天气太冷,每天日照的时辰又太少,不容庄稼成熟。

第七章燃料问题、建材与纺织原料

耕地的产物要供人食用、供人衣着、供家用器物、供绳索之需,所取于它的既多,又年年增加;人口愈繁,善治土壤一事便愈见其重要。矿物燃料的价钱日高,终有掘尽之时;木料与纸张的需求有增无已,我们的林木正在迅速消失;树木长成本来迟缓,而世上能够拨出来经营林业的地面又极其有限。照此看去,总有一天,农场上必得用短期的轮作种出原料来,不但用以造纸、用以代替木料,连燃料也要出自这里。即便把每一条入海的河流都用尽,再加上风力与沿海可以转化的波涛之力,也不足以尽应将来对动力和热力的需求。所以,除非科学与工程的本领终能想出法子,把我们时时随之旋转的那个空间里无穷的能量转化过来,而其效率又近于今日庄稼所显示的那种程度,否则善治土壤便永远免不了这一桩差事:世上所需的动力与热力,总有一部分要由它来供给。

一九〇五年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几百年来,中国、朝鲜、日本的人口之密,早已迫使他们用寻常的耕作方法大面积地种植作物,以取燃料和建材,并取织物的原料。因此,我们所遇的许多意外之中,又添了一件——这就是这几个民族对燃料问题、对如何取暖所得出的解答。他们的解答直截了当,而且简单到无可再简:穿衣服穿得用不着烧燃料来暖身,再把作物较粗的茎杆——那些不能吃、不能喂牲口、也别无用处的部分——烧掉。凡是运得到的荒地上所能长出的木柴,他们仍旧用;并把大量木材烧成木炭,这样运得远些也容易。煤、焦炭、油与煤气这类矿物燃料的普遍使用,在近一百年以前,对他们和对别的任何民族都同样是不可能的。不过煤、焦炭、油和天然气,中国人自极古的时候起就在本地用着了。四川省许多深井所出的卤水,两千多年来一直是用井里出的天然气烧出的热来熬干的——气由竹管引到锅边,从铁制的管口上点着烧。同一省份的别处,则多用煤火熬卤。霍西估计四川省每年的产盐量在六亿磅以上。

此地也有一些人家用煤取暖,煤就在地上挖的坑里烧,烟任其自行散去。二月间在横滨的邮局里,我们见过同样的取暖办法:火盆是大铁盆,口径二英尺有余,就那么摆在屋子里,当时烧着三个。这几个国家的住宅里是不用取暖的炉子的。

在中国和日本,我们都见过把煤末和稀泥浆和在一起,做成中等橙子大小的形状。木炭也照样做成团,所用的黏合物是制米糖的副产物。在南京,我们饶有兴味地看了用另一种办法做炭砖。一个中国工人坐在铺子的泥地上,身旁是一堆炭粉、一碟米糖的糖水、一盆已经润湿的炭粉。他两腿之间夹着一大块铁,铁上有一个略呈锥形的模子,深二英寸,上口径二英寸半,另有一把重好几磅的铁锤。他左手握一根短而沉的捣杵,右手往模子里放一撮湿炭粉;接着是三下对准的锤击,打在捣杵上,把这一撮又湿又黏的炭压成极密实的一层。再加一撮炭,再照样打,直到装满了模子,便把炭砖顶出来。

就凭这样简单到极处的机械,这个人只用了自己可以使出的力气的一小部分,却给炭加上了极大的压力——这样的压力我们只有用最好的水压机才能达到;而且他所用的,正是「分多次少量加料」的原理。这原理近来才有人取得专利,用在我们那些又大又最有效的棉花打包机和干草打包机上,因为这样打出来的包比一次装入大量料子所能打出的要紧实得多。中国人在这里和在千百件别的事情上一样,对力学原理的运用是十分在理的。他一天的出产不多,可他的耐性似乎没有尽头。他的手臂和上身赤着,看去结实而营养良好,脸上则是一副安然自足的神色。

四亿人的血脉里流着四十个世纪这样的遗传,他们的国土又有那样惊人富厚的煤与水力、森林与农业的前景,这样一个民族的将来,本该迅速开花结实,长成一切最高最好的东西。倘使他们能保住自己的节俭与勤劳,并把精力用在开发、引导和利用河流与煤田中的动力上——这是今日的科学已经使他们办得到的——同时又走在和平与德行的路上,那么凡是值得要的东西,没有多少是这样一个民族得不到的。

我们见过一位山东农民的冬装,又见过一位江苏乡间妇人同样式的衣着,这两身衣服极足以说明他们如何把用来暖身的食物减到最少,又如何把体内所生的热守住。且看那农民的棉袄,絮着棉花、纳过针线;裤子也是同样的料子,裤脚在踝上扎住;脚上套着好几层袜子,穿一双厚毛毡底的布鞋。这一类衣着,靠絮、靠纳、靠束腰、靠捆扎,把一大团空气也裹进去、关在里头,当作有效的材料的一部分,这样不花一文钱便添了许多暖,而衣服的分量并不加重。外衣底下还穿着几层厚薄不同的内衣,最冷的天气里极能守住暖气,又可以随气温的变化,在很宽的范围里增减调节。要想为这些人的情形另造一套衣装,而头一笔置备的钱和日后维持的花费都比这更少,恐怕是办不到的。内地会的埃文斯牧师在四川顺庆住了多年,他估计一个农民的衣装一旦置备起来,每年只需花我国币制二点二五元便能维持——这笔钱买得到修补和替换所需的全部材料。

这些人无不实行的那种极度的个人节省,连最小的事情也不放过;正是它支撑住了蒙古种诸国在漫长历史中的厚实力量。这一特性见于他们处置燃料问题的办法,也见于其余的一切。浙江省有一位吴氏,自家拥有并经管着二十五英亩稻田,她家里有一座砖石砌的炕,七英尺见方,高约二十八英寸,冬天可以在里头生火取暖。炕面铺得下席子,白天当榻坐,夜里就在上头铺床。在山东省,我们到过一位富裕农民的家,那里有两个炕,各在一间睡房中,都是用厨房的余热烘的——厨房的烟道先横着从炕底下通过,然后才穿屋顶升出去。这两个炕宽得足以铺床,高约三十英寸,是用一英尺见方、四英寸厚的砖砌的;砖的料子是从田里取来的黏土底土,和成可塑的泥团,掺进糠和短秸,晒干,再用同样的泥料作灰浆砌起来。这样厚实的炕,白天能吸进厨房大量的余热,白天把宜人的暖气传给坐榻,夜里则传给床铺和整间睡房。满洲有些客店里,大炕连成一片,布置得让客人头对头睡成两行,中间只以矮栏隔开:燃料省到极处,客人又有地方可坐在这微温的火炕上,睡时就在上面铺床。

这种以烟道暖床的办法,其节省并不止于把热留住。土与麦秸做的砖,经过发酵,又经过收缩,用了三四年便变得疏松多孔,于是抽风不良,烟气呛人,非换不可。可是热力、发酵和燃烧产物的吸收,三者合起来已把这本来不甚肥的底土变成了他们眼中一种很值钱的肥料,这些拆下来的旧砖便用去配制田里的堆肥。正因为旧砖有这个用处,拆炕重砌所费的大量工夫,就不全算是白费的工了。

我们自己的观察表明,把土加热到摄氏一百一十度直至干透,能大大提高用水的溶解力从土中取出植物养分的难易程度;同样的加热,无疑也改善了土壤的物理与生物状况。以氨的形式结合的氮,以及磷、钾和石灰,都随烟或煤灰被气流带走,有的被炕的内壁截留,有的随烟渗进多孔的砖里,这就把植物养分直接添进了土中。木柴的烟灰经测定,平均含氮百分之一点三六、含磷百分之零点五一、含钾百分之五点三四。我们却把麦秸和玉米秆成千累万地烧掉,只为图个清场省事,于是把宝贵的植物养分撒向风里;人家辛辛苦苦、虔虔诚诚地攒着的东西,我们却轻率而懒惰地弃掉。而这些所得,还是在发酵所生成的硝酸盐、可溶的钾和别的植物养分之外另有的收获。在山东和直隶两省,我们看见许多地方正在用这些拆下来的旧砖;在乡村的街上走,常常见到一堆堆这样的砖,显然是新拆下来的。

农场上所产的燃料,是一切多少带木质的农作物的茎杆——除非它们另有更好的用处。稻草、收完棉籽后连根拔起的棉秆、蚕豆的秆、油菜和各种粟类的秆(也都是连根拔的),以及许多别的种类,都捆成捆运到市上去,捆法划一。这些燃料用于家常炊事,也用于烧石灰、烧砖、烧瓦和烧陶器,还用于榨油、制茶、做豆腐以及许多别的工序。在家里,用这些轻而占地方的燃料做饭时,总得有一个人——往往是孩子中的一个——坐在地上,一只手往灶里添柴,另一只手拉风箱,以保证抽风够用。

棉籽油与棉籽饼的制造,是中国常见的家庭工业之一。在这样的一户人家里,我们看见他们用稻壳和稻草作燃料。那是一所又大又矮的一层瓦房,既是铺子,又是仓房、作场和住宅;一家四代都在干活,祖父在作场里监工,祖母则主持家里和铺面的事——铺子里零卖棉籽油,每磅二十二分,棉籽饼每英担三十三分,都按金币算。铺面和住房的后头是作场,三头蒙着眼的水牛各拉一台花岗石磨,把棉籽碾碎磨细。另有三头水牛是替班的,正躺着歇息或者吃料,等着轮到自己上那每日十小时的工。三台磨里有两台是平卧的花岗石磨盘,径四英尺有余,牛走一圈,上盘便转一周;第三台是一对硕大的花岗石滚子,各径五英尺、厚二英尺,装在一根极短的横轴上,牛每走一圈,这对滚子便绕着一根立轴在一块圆形石盘上转一周。三台磨由两个人照看。棉籽过磨两遍之后,要上蒸笼蒸,使油变稀而易于榨出。蒸笼是两只带盖的木箍,与日本蒸茶叶所用的器具大体相仿,底上装着筛网;料末就放在箍里,架在一口煮着开水的铁锅顶上的孔上,蒸汽便被迫着从料末中穿过。每一笼料都用一只勺盛着,在竹秤的秤杆上称过,这样饼的分量才能一致。

灶前的地上坐着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左手不停地把稻糠往火里送,每分钟约三十把;右手则极有节奏地来回拉一只长方木箱风箱的长杆,替灶火保持强劲的抽风。隔一会儿,那个送柴的人便往灶里塞一捆稻草,让孩子的左臂得一息之歇。蒸到油已足够稀了,就把热料移到径十英寸、深二英寸的竹编箍里,趁热用赤脚灵巧地踩实,操作的人两手扶着一对横杆稳住身子。这样做成十六个箍摞成一叠,每两块饼之间撒一层薄薄的糠或短秸隔开;摞齐以后,便送到四个榨油的人中的一人那里——这四个人一直忙着把油榨出来。

榨是用两根平行的大梁架成的,长得足以把十六个箍竖着放进两梁之间的空档里。这一摞料饼所受的压力极大,是靠三排平行的楔子逼着压板而得的,每一排都用一个包铁的主楔子,由一柄二十五磅或三十磅重的大木槌打进去。三排楔子轮番打紧;某一排松了,便在抽回主楔子之后添进一个楔子把空隙补上,再把主楔子打到底。楔子常在压力下被压坏,为了不断有楔子可用,另有一个比灶前那个年纪大些的男孩在地上做活,削制新楔;坏掉的楔子和削下的木屑都送进灶里当柴烧。

就凭这极简单、极易做成、又极便宜的机械,得到了巨大的压力。操作的人把料压到了所要的程度,便点起烟袋坐下来吸烟,一直等到油不再滴进榨下地上挖的那个坑里为止。这当中,下一摞饼便送上另一台榨,一天的活就这样接连不断地做下去。这一家八个男人、两个男孩和六头水牛,每日平均出饼六百四十块。

棉籽饼是当饲料卖的。附近一家中国人的奶场正用它喂着四十头水牛,为上海的洋人供应牛奶。这四十头奶牛里有一头是白的;全群每日平均只出二百斤奶,合每头六又三分之二磅!这种牛的乳房极小,可奶很浓——上海卫生处化验的结果便可见一斑,这份化验是承阿瑟·斯坦利医生的好意才得到的。奶的比重为一点〇二八,含固形物共百分之二十点一、脂肪百分之七点五、乳糖百分之四点二、灰分百分之零点八。南长老会驻嘉兴的哈德森牧师,曾两次极其殷勤地招待我们;他家桌上吃的黄油,就是用这样的两头牛的奶做的。那黄油白得像猪油或棉油酥,可是质地和味道都很正,远胜于旅馆里端上来的丹麦与新西兰的货色。

上海那家中国奶场所出的奶,是装瓶卖的,每瓶盛二磅,价一元,合金币四十三分。这似乎贵得离奇,也许是我的通译听错了;不过我问他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奶按上海的一元一瓶卖,每瓶一斤半——换算过来,便是上面所说的价钱。

然而,栽培作物的茎杆——其中有一部分另有用处——所能供的燃料,终究不够乡间和村镇的需用,尽管他们已节省到那样的地步。大片的丘陵山地也被征去出它们的一份力。我们在中国南方就见过,那里用松枝烧石灰窑和水泥窑。在青岛,我们看见骡子背上驮着松枝柴,从山东的山里出来。朝鲜也用同样的燃料;在日本东京以东的船桥,我们还拍到过大堆的松枝柴垛。

凡是丘陵山地与人烟稠密的平原相通的,久已被砍过一遍又一遍;而造林也同样是一向被鼓励的,甚至有意识地专为此事育苗、移栽,以求成林。关于中国和日本滥伐森林的话,我们读得太多了;而除了寺庙、坟地和房屋周围受保护的那些,老树我们又实在见得太少。所以当苏州附近伊丽莎白·布莱克医院的海登牧师坚称中国人是有心经营林木的,说他们按时种树取柴,地面砍光之后,必要时还移栽树苗,以求早日长成密林——我们听了大为惊讶;于是他慷慨地自愿陪我们往西走两天,到山区去看这件事的实情。

我们雇了一家有船的人家,他们就住在这条住家船上。这一家人是:一个新近丧偶的父亲、他两个刚成亲的儿子,还有一个帮工。他们要载我们前去,并为我本人、海登先生和一名厨子供给铺位,议定每日墨洋三元;夜里行船,白天留着在山里考察。

这位父亲不久前办的丧事花了一百元,两个儿子的婚事各花五十元,为了适应新添的家口而改造这条住家船,又用了一百元。为应付这几笔开销,这三百元竟不得不全数借来。其中一百元,他付的利息是百分之二十;五十元那一笔,他不得不付百分之五十的利息。余下的是向朋友借的,不计利息,但说明了日后朋友若有需要,他须照样回报。

埃文斯牧师告诉我们,中国人遇到手头极窘的时候,邻里相助是常事。其中一种办法是这样:某人需要八千文钱。他备下一桌酒席,发请帖给一百个朋友。大家知道他家里没有丧事,也没有婚事,然而都明白他是缺钱。酒席办得不费多少,被请的客人都来,每人带八十文钱作贺礼。受礼的人须把出钱的朋友仔细记下来,日后还上这笔钱。另一种办法是这样:某人因故须借两万文钱,便向二十个朋友提议结一个会来凑这笔款。朋友若是答应了,各出一千文给起会的人。会中其余的人抓阄定谁是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等等,由此定出以后各次付款的次序。借钱的人此后便有责任保证这些款项都按约定的日期如数付清。收取一点薄利的也不在少数。

中国的利息很高,小额的、担保又不甚可靠的尤其如此。埃文斯先生告我说,月息百分之二已算低,年息百分之三十是极常见的。这样的债务往往永远还不上,可是它并不因时效而失效,还会由父传子。

那条船的价钱折合美国币制为二百九十二点四元;一年的进项是一百零七点五元至一百二十点四元。丧事花了四十三元,两个儿子的婚事又用去四十三元。他们六个人做活,一天得一点二九元。若是一气雇上两个礼拜或一个月,价钱还能低得多;按一年做三百天、全年进项一百二十点四元计,他们平均每日所得只有零点四〇一三元,每人不到七分钱——可见随我们走这一趟,是他们难得的两个好日子。上海和别处城里的洋人常雇这样的住家船,在运河与江河上游行两个礼拜或一个月,觉得这既是极愉快、又是花钱不多的野游之法。

第二天早上到了丘陵地带,所见的景象是这样的:一条一条的林木顺着坡直上,树龄自两年到十年不等;因为界线笔直而树龄不同,往往对照得极其分明。这些狭长的地块,有的宽不足二杆。有一块新近才砍过,我们顺着它往上走了好一段,见小松已经成片地长出来,数目可观:在一条宽三十英尺的林带上,取六英尺的宽度数去,竟有十八棵小树。这块地上的东西前不久全被砍得干干净净,连树桩和大根都被挖出来留作燃料。

我们见过从这样一条林带上砍来、刚运进村子的柴捆,柴已晒干,枝上的叶子却还留着。树根也一并捆在枝条里头,可见是一点也不丢的。往山里走的路上,我们遇到许多人肩上挑着扁担,担着两头悠荡的柴担回来。

问起这些山坡林带如何造林,才知道:为取树根而非挖不可的那一番深翻,往往使散落的种子和残留的树根很快自行长出新树来,所以一般并不需要栽种。我们向一群人打听哪里能看到用来补栽山坡的树苗,一个七岁的男孩头一个听懂了,自愿领我们去看一处苗圃;他果真领到了,事后得了一点小钱,欢喜得不得了。这样的小松苗圃是在林间合适的地方到处种着的。那孩子领我们去了两处,显见对它们的所在极熟,虽说离小路颇远,离家也远。这些小树是用来补栽自生林木长得不够密的地方的。新砍光的地上通常很快会长出茂盛的草本植物,这也要割去作燃料,或用来做堆肥,或作绿肥。

坟地上长的草,若不放牲口吃掉,也要割下来攒着当柴。在上海城外我们见过几个这样的例子,其中一处是一位母亲带着女儿,拿着耙、镰、篮和口袋,在坟地上搜集去年的干茬和干草——那上头的草比我们割得极净的草地上所能找到的还要少。我们还见过一个人刚挑着这样一担回来,他手里拿的是远东那种常见的耙:只把竹片弯成爪形,照样子绑住便成。

山东、直隶和满洲三处,粟类的茎杆——尤其是高粱——大量地用作燃料和建材,也用来做帘子、篱栅和席子。在奉天,高粱秆当柴卖,每担一百捆,每捆七斤,价墨洋二点七元至三元。高粱秆作燃料,每英亩可得五千六百磅;秆长八至十二英尺,所以驮在骡马背上时,牲口几乎被这一驮遮没。在中国和日本各地,农作物茎杆作燃料的价钱,折合美国币制每吨自一点三元至二点八五元。南京的无烟煤每吨七点七六元。若按干橡木每考得重三千五百磅计,则同等重量的作物茎杆燃料,售价合二点二八元至五元。

这些国家还有大量木材被烧成木炭,用粗席包捆,或装在用细树枝编的筐篓里运到市上,每件装两蒲式耳至两蒲式耳半。木材若不烧成炭,便锯成一二英尺长的段,劈开,捆成捆出卖。

在满洲奉天至安东的铁路沿线,燃料也有锯成四英尺长的柴段、照堆柴的样子装运的。在朝鲜,牛身上配着一种特别的驮鞍,用来驮四英尺长的柴段,柴像毯子一样铺在牛背上,两侧垂得很低,这样把柴从山里运到车站。这些木材和满洲的一样,都是从小树上砍下来的。在朝鲜,也和我们所到的中国大部分地方一样,凡不是小块私产的山坡,树木一概稀疏,地面上长得很薄。稀疏的松树底下和中间,许多地方有橡树,可总是很小,显然不过两三年的树龄,看去是被一再砍去过的。也正是在朝鲜,我们见到那么多把带叶的嫩橡枝运到稻田里作绿肥的例子。

满洲的奉天至安东之间、朝鲜的义州至釜山之间,以及我们在日本的大半行程——从长崎到门司、从下关到横滨——都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林木是按期砍伐的。这些国家的林木复生都很快,私产上的砍伐是十年、二十年或二十五年一次。木材卖给自己来取的人时,取者按每一马驮四十贯、合三百三十磅,付四十钱。明石试验场的大野场长告我们说,在那个县,木材是十年砍一次,这样的柴驮所得的收益,十年一熟算下来每英亩约合四十元。那里的地价是每英亩四十元;但若宜于种橘,便能卖到每英亩六百元。这些林地里有些地方的树荫下大量种着香菇,情形好的时候每英亩可得一百元。日本的森林面积,台湾与桦太不计在内,共达五千四百一十九万六千七百二十八英亩,其中属私人所有的不足两千万英亩,余下的属国家和皇室。

这些国家在建筑上都广泛使用木材以外的材料,而许多代替木料的东西,正是耕地上长出来的产物。用稻草盖屋顶,像我们在箱根的村子里所见的那样,在产稻的地区极为普遍;连房屋的墙壁也可以照样苫起来——我们在广州三角洲一带就见到过,这样的做法冬暖夏凉。不过这种草顶的寿命短,往往每三年至五年就得翻新一次;而换下来的旧草是极被看重的肥料,用在长出它的那片田里;也可以用作燃料,只把灰送回田中。

烧过的瓦片,尤其是在城里和公共建筑上,用来盖顶极为普遍,因为黏土又多又近便。在直隶和满洲,大城市以外无数的住宅,屋顶是用粟秆与高粱秆盖的,有的就那么用,有的还抹上一层泥浆,泥里有时掺石灰。

在满洲的桥头,我们看见了粟秆屋顶的做法,以及把高粱秆当木料使的办法。椽子照常架好,上面铺一层约二英寸厚的长高粱秆——秆上的叶和梢都剥去了;这些秆用绳彼此绑住,又绑在椽子上,成了一种席子。再在面上抹一层稀泥浆,抹得十分匀,直到底下那面也开始透出泥来。这上头再苫一层小粟秆,秆捆成八英寸粗的捆,根端齐齐切断,裁到十八英寸长。苫的时候把它们蘸水,照铺木瓦的办法一层层铺上去;不过秆的根端被向前压出一个斜面,把层与层之间的台阶抹平了,所以看不出一层层的痕迹。好一些的房子,这层草苫上还可以抹泥浆,或抹掺了石灰的泥浆,这样大雨里不易被冲坏。

我们所见正在盖的那所房子,墙也是用又长又粗的高粱秆做的。先按常法立起一个寻常的木架,柱与横枋相距约三英尺,底下有地槛,上头有承屋顶的梁。高粱秆竖着靠在横枋上并绑住,密密地排成一层,内外两面各抹一层稀泥浆。横枋里侧另立一层同样的秆,照样抹泥,就成了墙的内面,横枋之间于是留出不通气的空隙来。

用土做的砖,在盖房上用得极广,掺糠和短秸作为黏结之物,砖只在日头下晒干便是。我们见过一所正在盖的房子,用的就是这种砖。可以看出,屋基是用成形很好、烧得很硬的砖砌的;这是必需的,否则地里的毛细水会被吸上来,把土砖泡软,墙便不安稳。

我们沿白河上行时,路过好几座用黏土和泥垒成的砖窑;窑的周围码着一捆捆高粱秆作窑里的燃料,自河岸往里铺开八百多英尺。

不烧的砖用得这样广,是因为燃料难得;而为了减少建筑上所需的烧砖数目,人们采用了种种办法。其中一法可见于嘉兴的城墙:那城墙是每四层烧砖为一组,各组之间夹着一层纯用泥土筑成的夯层,如此相间砌成。

除了供食、供燃料、供建材的那些一物多用的田间作物以外,还有很大的地面是用来种纺织与纤维作物的,这些东西每年的产量极大。日本有五千万左右的人口,所食主要出自二万一千平方英里稍多一点的耕地;一九〇六年那里种出棉、麻、亚麻和苎麻等纺织原料七千五百五十万磅以上,占去耕地七万六千七百英亩。另有十四万一千英亩种的是构树与三椏,产一亿一千五百万磅,这是造纸的原料。又有一万四千英亩,出席草九千二百万磅。此外还有九十五万七千英亩以上种着桑树以养蚕,给日本出了二千二百三十八万九千七百九十八磅生丝。这就是说,有三亿磅以上的纤维与纺织原料,取自一千八百六十平方英里的耕地,于是产粮的地面缩到了一万九千二百六十三平方英里;而把十二万三千英亩用去种茶,又使这地面更小了——这些茶园在一九〇六年出茶五千八百九十万磅,值近五百万元。然而这些话还不足以道尽那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一平方英里耕地的生产之力;因为除了上面说的粮食和别的物产之外,那里还做出了值二百三十六万五千元的草辫与木刨花辫,值六百万元的稻草包、包装箱和草席,以及值一百零八万五千元的竹器、柳器和藤器。要说明这些人家庭工业之盛,不妨想一想这件事实:一九〇六年,日本五百四十五万三千三百零九户农家在家中以副业做出的制品,值二千零五十二万七千元。倘使中国和朝鲜也有同样确实的统计材料,必能见出那里对耕作之可能同样尽了十分的利用。

这份由几百年的艰窘熬出来的、关乎节俭、勤劳与积攒的了不得的遗产,决不可因接触西方那些浪费的做法而失其元气——而那些做法,如今竟借着机械成就的炫目光彩,被抬举成了似乎是美德的东西。无论在哪一家的家里,劳动都必须一样地愈益受人尊重,而节俭、勤劳与积攒必须成为血脉里带来的冲动,既叫人不得不为,又叫人为之而安。

这些国家已经开了头的那种便宜、快捷、能通远路的交通,将带来对大量的煤与矿藏、对巨量可用的水力更充分的利用;其结果,燃料之窘会暂时松一松,而林业若经营得较好,建材方面也会宽裕一些。但是不到一百年,全世界都必得在这几件意义最为深远、最为根本的事情上有更充分、更完善的发展——这些事情,中国、朝鲜、日本的蒙古种民族已经奉行了那样久,又奉行得那样有效。等到这些国家巨大的水力被驾驭起来,化作电流送到山麓、送到河谷与平原的边沿,但愿它能尽量这样分布开来,使乡村人家都用得上,以减轻负担、减少人力的苦役,同时又提高人力的效能——如今在家庭的主持与首创之下,这份人力已经很好地用在各种副业制造上了;在那里,人有地方可以透气,孩子可以在尽可能好的境况里长成大人,而不必挤在庞大而拥塞的工厂里。

第八章田间行脚

三月三十一日,我们乘上午八点的沪宁铁路火车前往昆山。这地方在上海以西三十二英里,我们打算在那里的田间走上一整天。二等车票是墨西哥银元八角,三等票四角,一等票一元六角,折成我们的货币,大约每英里二分、一分和半分。到南京的二等票价是美金一元七角二分,路程一百九十三英里,每英里还不到一分钱。车座虽然没有软垫,服务却很周到。车上供饭,可要西式的,也可要中式的;饮料有茶、咖啡和开水。热的湿手巾按时递送,车上还卖好几种中文日报,旅客常常一买就是两份。

昆山一带有一大片农田已为法国天主教会购得,地价是每亩墨西哥银元四十元,合每英亩一百零三元二角。教会把这些田租给中国人耕种。

就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看清了中国境内行得极广的那件事——以河泥作肥料的种种细节。我们穿田而行,走到一处地方:紧靠右手有一个蓄水塘,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一种。几个人在塘里,把积在塘底的淤泥舀起来,倒到岸上一块蚕豆田里。稀泥在那一侧已积了两英尺多深,正往蚕豆地里流,已经漫开两杆之远,把豆株都埋住了。等泥干到便于动手的时候,就把它摊散到蚕豆行间去;我们在另一块田里正看见有人这样做。那里有四个人在把已经晒干的河泥撒到行间,并不是为了肥这一季的蚕豆,而是为随后要种的棉花作准备——棉花要在蚕豆收割之前就套种到行间去。这块地的主人正在监工,我们和他谈了话。他说他的蚕豆通常每亩收三百斤,剥了壳青卖,每斤墨西哥银元二分。照这个产量和价钱,他每英亩的收入合美金十五元四角八分。假如土里缺氮、缺有机质,摘完豆子就把青藤连根拔起,和湿河泥一同沤成堆肥;若不缺,就把晒干的茎秆捆成把,卖作柴火或自家烧用,灰再还到田里。这样看来,蚕豆是一季早熟的作物,兼供肥料、燃料和食物三用。

这位农人给雇工每天一百文钱,另外供饭,他估计饭食值两百文,合起来是美金一角二分,一天做十小时。照我们亲眼所见,又照每担泥的分量来算,我们估计这些人一天至少挑八十四担,每担八十磅,平均挑五百英尺远;这样算下来,分撒河泥的工钱是每吨美金三点五七分。

另有一处,河泥撒在我们所走那条小路旁的一条狭长地上。照相的那天上午十点以前,一个人已经把眼前这些泥从四百多英尺外挑了过来。他是从一条十英尺深的河渠底上取泥的——潮水退下去,渠底露了出来。到那时他已经往自家田里挑了一吨多。

干这活用的挑筐,形状像两只极大的簸箕,用两根绳子系在筐帮上,吊在扁担下;筐背后装着一个把手,一只手握着它,既可稳住筐子,又便于一倾而空。有了这样的构造,泥土很省力就能耙上筐去,到了地头只把手一抬便倒净了。对这种只有一小块田的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简便、更快捷、更省钱的办法了。千百英里的河渠是这样一筐一筐挖出来的,长长的海塘也是这样一筐一筐垒起来的。在上海,雨水沟冲进苏州河里的淤泥,我们看见也是趁潮退的时候这样挑走的。

又在一块田里,河泥撒下去的分量超过每英亩七十吨。有人告我们说,这样的重肥隔两年便可施一次,不过通常间隔要长些——若能弄到别的更便宜的肥料的话。取泥的那一段河渠就在旁边,泥是顺着三道土台阶挑上来的;台阶是用河泥本身筑的,筑好了先晾干再用。我们沿河渠走的那些日子里,看见许多这样的台阶,有的是新筑的,有的还在筑,都是预备着施泥的时候一到就能用上。为了便于从浅渠里取泥,有时在两处横筑临时的土坝,把中间的水舀干或抽干,让渠底全露出来;捕鱼也常这样做。我们还看见河渠对岸有一座很大的坟丘,那堆土也是这样一筐一筐聚起来的。

浙江省内,河泥大量用于桑园,作面层的覆肥。前面讲到华南时已经提过这种做法。四月初,在嘉兴以南我们又看到一例。桑园前头停着一条船,那是一家从远处来的人家的住处,他们是趁采桑叶养蚕的时节来寻活做的。我们收起照相机以后回头一看,很是意外:这家的家长把席篷推开了一段,直挺挺地站在船中间。

这块桑园上铺的河泥,松松地有两英寸多厚,等随后的雨把它压实,全园就要加上足足一英寸的土,每英亩的分量不会少于一百二十吨。

这省里的农人还有一桩同样辛苦、甚至更辛苦的做法:隔些年头把桑园的土和稻田的土对换。他们的经验是,桑园里用久了的土能把稻长好,而稻田里的土用到桑园上也很见效。我们坐拖船往来于上海、嘉兴、杭州之间,看见许多把土从稻田里挑出来的例子,挑出来的土或堆在岸上,或倒进河渠里。这种土多半取自穿田而过的窄沟——开沟即是把田划成一畦一畦。我们以为,倒进河渠的土会发生要紧的变化:或许是吸收了水中可溶的养分,如石灰、磷酸和钾;或许是起了某种生长或发酵的作用。总之在农人看来,这变化值得他们下这么大的工夫。堆在岸上的土,大概是预备用船运到某处桑园去的。

农人很清楚:从穿过村落的那些河段取来的泥,本身就比野外河段的泥肥,物理性状也更好。他们把这分别归因于村里人在河里洗衣——洗衣用的皂极多。城里的雨水无疑也带去一些肥分,不过污水本身是从来不进河渠的。洗衣水极可能有明显的絮凝作用,泥施到田里便更松散易碎。

重施这种河泥,田里还得一样很要紧的好处,就是石灰的添入:一部分石灰在絮凝沉降的时候已和细泥结合在一起,另一部分则是以河渠里到处都有的螺壳的形式加进去的。刚挖出来的河泥里螺壳之多,看一眼便知——泥面上像铺了一层小石子,那都是螺壳。新翻过的田土里,也到处露着螺壳的白点。一般田里螺壳自然不至于这样多,但也足以把石灰的来源维持下去。

有好几种这样的螺是大量捞取、充作食物的。村外河渠边上见过一堆堆的空螺壳,论蒲式耳计。螺是带壳煮的,常按量卖,拿在手里吃,像我们买炒花生、爆米花一样。买的时候,卖主用一把小剪子把每个螺壳的尖儿剪掉,空气进得去,嘴唇凑上一吸,螺肉就出来了。河渠里还有极多的淡水鳝、虾、蟹和鱼,一概捞起来供人食用。在河渠地带走路,常常遇见一群群人在浅渠底上忙着,凡可充食物的东西都捡,连可吃的水生植物的小球茎、肉质根也不放过。为便于捡这些东西,常把一段河渠照前面说过的办法放干,人就下去踩着泥用手捡。住在船上的人家,专以捕虾为业。他们在住家船后头拖一两条船,船上载着几百个虾笼,笼子做得很巧:顺着渠底拖过去,虾受了惊,便往笼上的孔里钻,只当是稳妥的藏身处。

街上,尤其节日里,可以看见年轻人和别的人一面交谈,一面手里嘴里不停,吃的是煮螺,更常是西瓜子——瓜子卖得极多,就这样吃。我们头一回见这风气,是在嘉兴以南一座城里的街上,那里通着杭州到上海的新铁路。这条线上第一班客车是我们到的前一天才开的;我们去的那天是节日,成群的人往城外一英里一座高冈上的九层塔上去。对这些从来没见过客车的人来说,这一天满是惊奇;而我本人在许多人眼里也成了一件大稀罕物。我坐在车站的长凳上写字,一个五十岁的妇人站到我跟前,不到两英尺远,还往前探着身子,细看我的脸——哪个孩子看笼里的黑猩猩,也不会看得比她更仔细、更出于纯粹的好奇、更不顾对方的感受。有人伸手捋我的袖子,想摸出是什么料子;一个男孩摸了摸我的鞋。我们在街上走,经过许多人围着桌子、坐在凳上,或闲谈,或商量买卖,手指头都忙着西瓜子,或者忙着一包煮螺。通塔的那条路上,乞丐一处一个散开着,相隔两三百英尺,向人讨钱;多半年老体衰,或是身上有别的残疾。我们只看见一个像是还能挣得饭吃的。

那时上海到杭州之间来往的人很多。有三家公司在开船,每班六条以上的住家船,由一艘小汽船拖着,天天挤满了客。我们那一班下午四点半从上海开出,第二天下午五点半到杭州,沿河渠走了一百一十七英里多。我和通译两人包了一等舱一间五铺的房间,付美金五元一角六分。房间占满船的全宽,只在一头留出约十四英寸的过道,两侧都可下五级台阶进来。铺位是光板的平搁板,三十英寸宽,中间隔着一块六英寸高的床头板,前面没有栏杆。被褥各人自备。房里还有一张小桌,吃饭用;一侧一面镜子,另一侧一盏灯,嵌在隔板的洞里,两间房共用——陈设就是这些。舱顶上张着凉篷,横着用六英寸高的木板隔成两排铺位,每铺也是三十英寸宽。客人就在这些格子里铺被睡觉,头挨着头,只隔一块六英寸高的床头板。凉篷的高矮只够人坐直。通风是极足的,私密则一点没有。遇风雨天,四面可以放下帘子。

饭是不论客人在哪里都送到手上。晚饭是热的蒸米饭,盛在很厚的瓷碗里,碗搁在一个带盖的、湿漉漉冒着热气的木箱子里。配饭的是几样小碟,碟子只有黄油盘那么大:青苜蓿,烧得入味;豆腐烧笋丝;小条猪肉烧豆腐;小块猪肝烧笋;青菜;还有泡茶的开水。胃口好的,饭可以再添,泡茶的开水要多少有多少。没有桌布,没有餐巾,除了茶,样样都得靠筷子对付,筷子不行就用手。饭毕收桌,送水来洗手,要热的也有;洗脸盆连同茶、茶杯、被褥,都算旅客自备行装的一部分。到晚上十点以前,隔不多久就有人提着开水在甲板上走一圈,招呼要添茶的;第二天清早又是如此。

这个时令,中国的孵卵房正开足了工,我们有幸看了一家,由哈登牧师陪同,并为我们做通译。孵卵之术在中国很古老,也行得极广。我们所看的这一家,鸡蛋、鸭蛋、鹅蛋都孵,蛋是买来的,雏孵出来就卖。和中国许许多多行业一样,这一家是一条长长的世系里的末一代,世世代代都做这一件事。我们是从他们的铺面进去的,铺面开在一条狭窄的村街上。买蛋卖雏都在铺子里,这摊事由家里的女人管。孵卵缸安在住家最里头,一共三十个,个个都在用,每个能装一千二百枚鸡蛋。

每个孵卵缸是一只大陶缸,一侧开一个小门,可以从那里送进烧着的木炭,上面盖一层灰把火半掩住,这就是热源。缸外裹得严实,外面再编上竹篾作套,还配一个盖。外缸里头套着一只大小差不多的内缸,像一只茶杯套在另一只茶杯里。要孵的蛋装在一只大竹筐里,筐装到三分之二满,放进内缸——装鸡蛋六百枚,鸭蛋四百枚,或鹅蛋一百七十五枚。三十个孵卵缸排成两行,每行十五个。每行上头,就着缸里升起的暖气,连着排一溜出雏盘和育雏盘,都是编的浅盘,盘帮用棉花絮得暖暖的,上面盖着几层厚薄不同的棉被。

一筐鸡蛋孵过四天就取出来照验,把无精的蛋挑出去,趁它还没有坏到不能卖。无精蛋送到铺子里去卖,筐子送回缸中。鸭蛋是孵过两天验一次,孵过五天再验一次;鹅蛋是六天一次,十四天再一次。有了这些讲究,无精蛋几乎一个不白费,受精的蛋能孵出百分之九十五到九十八;无精蛋的比例在百分之五到二十五之间。

进缸第四天以后,所有的蛋每二十四小时翻五遍。鸡蛋在下层的缸里放十一天,鸭蛋十三天,鹅蛋十六天,然后移到盘里。整个孵化期内,对温度看守得极细、管得极严。他们不用温度计,而是掀开盖子或被子,取出一枚蛋来,把大头按在眼窝上。这样接触的面积大,那里皮肤敏感,温度又几乎恒定,只比血温略低,一按上去还把空气隔住了。做惯了,他们就能这样又快又准地辨出极小的温差;孵化的不同阶段,他们保持的温度也不同。人就睡在这屋里,日夜总有一个人值着,把所有的孵卵缸和育雏盘巡一遍,按各个的情形查看调理:或开闭小门,或挪动盖在育雏盘上的棉被——雏鸡就在那些盘里出壳,一直待到送进铺子里去。出雏的盘里,蛋铺得比一层略多一些,第二层所占不过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鸡蛋在这些盘里放十天,鸭蛋、鹅蛋放十四天。

雏鸡孵出来,到了该喂食的时候,就可以上市了。这时按雌雄分开,放进另外的浅编盘,盘径三十英寸。分辨雌雄又快又准,全凭手上的感觉——轻轻捏一捏肛门就知道了。我们进门时,临街的铺面里摆着四盘雏鸡,有几个妇人正在买,每人买五只到十几只。哈登博士告我说,城里和乡村几乎家家都养几只鸡,不过也只养几只;在那些窄街上常可看见大鸡走来走去,进进出出敞着门的铺子,在人脚和过路人之间穿来穿去。我们去的时候,这家买蛋的价钱是墨西哥银元一角买九个鸡蛋或八个鸭蛋,卖壮雏则每只三分。折成我们的货币,买蛋约合每百个四角八分,卖雏合每百只一元二角九分——也就是六分钱十三个蛋,九分钱七只雏鸡。

这样一来,千百万户人家随时都能有绝对新鲜、十分洁净的动物性食物,就是肉与蛋。这件事解决得何等要紧,不说衡量,连设想都不容易。这些国家人口极密,供蛋给人吃这个问题,和美国的情形大不相同。一九〇〇年我国有家禽二亿五千零六十万只,合每人三只;日本一九〇六年有家禽一千六百五十万只,每三个人才合一只。然而她每平方英里耕地上有八百二十五只,而美国一九〇〇年每平方英里已耕农地上只有三百八十七只。要让日本也做到每人三只,她每英亩耕地上平均得有九只左右;而美国一九〇〇年每一只家禽摊着将近两英亩已耕农地。中国有多少家禽、产多少蛋,我们没有统计,但总数是极大的,而且她还向日本出口。我们看见一条大船满载着鸡蛋,刚从乡下顺着上海的一条河渠运进城来。

除了照上面说的那样把河泥直接施到田里,还有一些极为普遍的做法,是把河泥和这样那样的有机物沤成堆肥,再把堆肥用到田里。下面说的几件事,可以见出其中若干步骤,见出他们心甘情愿、高高兴兴担起来的那份极重的体力劳作,也见出他们的深谋远虑——为的是家能保住,为的是祖父母、父母、妻子、儿女既不至于饿死,也不至于行乞。我们走到一处地方,八个挑夫正把冬天沤的堆肥挑到邻田里一个新挖的坑中去。

我们所见的这番忙碌,在四个月以前就起了头:有人把上海马房里的粪秽从水路运了十五英里来,卸在河渠岸上,一层粪,一层从渠里舀上来的稀泥,就这样放着让它发酵。这八个人正把这堆肥搬到那个坑里,坑已经快满了。同一块田里不远处还有第二个坑,挖下去三英尺深,挖出来的土围在四周,又高出两英尺。

坑填满以后,坑那边正在开花的苜蓿就要割下来,一层一层堆在坑上,堆到五英尺到八英尺高,也是一层一层浇透从河渠里挑来的泥,让它发酵二十到三十天,直到渗出来的汁水被下面冬天的堆肥吸尽——这又帮着底下那堆再熟一程——也直到该整地种下一季的时候。这些和河泥一同发酵过的有机质,到时候由这些人撒到田里去,这是第三次上肩挑运,尽管分量有好几吨重。

这些粪秽是收集起来、装船、由水路运了十五英里来的;运来卸在岸上,又浇透河泥;这块田头一年秋天已经整好、种了苜蓿;坑是在田里挖的;冬天的堆肥是挑来放进坑里的;苜蓿要割下来,由人挑在肩上运到,一层一层堆起来,再浇透从渠里舀的泥;这一整堆往后要撒遍全田;最后,从坑里挖出来的土还要填回坑中——总不能让一块本可长庄稼的地白白闲着。

中国农人就是这样对自己课以这般劳役的,因为他们确信这样做必有所得,因为他们的田太小而家太大。这些做法在中国行得极广,对保住土地的高产力又极为根本,所以我们特意花了功夫,把它的各个阶段一路跟下来。我们看见过预备搭一座浇透河泥的苜蓿堆的情形:左边是从渠里舀上来的稀泥;中间有行人正过着乡间小路上的木桥;再远处立着一个尖尖的草棚顶——水牛就在那下头拉水车,抽水灌溉将来要吃这些肥料的稻子。右边是两大堆刚割下的青苜蓿,这家的一个妇人在其中一堆上把苜蓿摊开,好接泥;男人们还在从田里挑苜蓿来。我们赶到这里恰在饭前;等做活的人走开,我们又换个方向,近些看了一回。泥挖出来已经有几天,太稠了摊不开,所以右边用桶从渠里提水来,把它调稀到稀粥一样,才好把苜蓿裹匀浸透。堆是一层一层长起来的,每一层都浇透泥,再光着脚、把裤腿卷得高高地踩实。这里一共预备再搭四座这样的堆。

再往前走,我们看见搭堆和取泥同时进行的情形。河渠一边,儿子用一个蚌壳式的篾斗取泥,两根竹柄一开一合,已经把船中段装满了稀泥;另一边,紧靠正在搭的那堆,母亲正把一条同样的船卸空,用的是一把大舀子,也装着竹柄。堆上站着一个人,拿他作比,就能估出这一堆有多大。

再往下走,在另一条河渠岸上我们看见一座已经搭好的堆,便把我们的伞立在旁边作尺。这一堆占地十英尺见方,六英尺高,里头的青堆肥总不会少于二十吨。同一处地方另起了两堆,各约十四英尺见方,又打下了另外六堆的底子,合起来一共九堆。

这些青的、含氮的有机质,要在裹着它的细泥浆里发酵二十多天。这种做法很值得注意,因为它是把一条要紧的根本道理极早、极彻底地用了起来,而这道理在农学上是晚近才弄明白、才补进去的,就是:有机质在和土壤接触之中迅速腐解,能把土里的养分变成可溶的形态释放出来。所以,要是说这些辛苦的做法出于无知、出于不会确当地思考、出于没有领会和利用的能力,那就大错了。将来美国的农地若也要养活十二亿人——这个数目按比例还不到今天日本所养的一半——那时我们所行的办法必与现在大不相同。我们可以相信,那些办法所要的体力会少些,效率会高些。然而能使它如此的知识,我们的农人还不曾掌握;至于说要有那样的产量,就非得给庄稼施肥、非得更持久更得法地管理土壤不可——这个信念,他们更是还没有。

后来,就在插秧前不久,我们又回到这一带,看他们怎样把这堆肥施到田里。五月二十八日上午所见的一家人的劳作,我记在这里。他们家在附近村里,所有的田分成四块几近长方的水田,整平到一个水位,四周有垒起的田埂,合起来将近两英亩。远处草棚底下有一头中国本地的牛,蒙着眼,套在一架大木龙骨水车的转轮上,把水从河渠里提上来,灌前头那块田,把土泡软好犁。转轮上坐着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还有一个七岁的,还有一个小娃娃。他们在那里一是玩,二是看着牛别停下。土已经泡得够软,父亲开始犁了,牛走一步陷到膝。同一块田里,一个男孩正用手撒那苜蓿堆肥,很用心地把它掐碎撒匀。犁还没动以前,他已经撒了一圈。这堆肥是从河渠边一座堆上挑来的,另有两个人还在往另一块田里挑,其中一个挑着两只筐。这两块田之间还有一块,已经熟了一季油菜,油菜拔起来一行一行摊在地上,等着搬运。这里另有两个人在忙,把油菜捆成大捆,挑回村里家中,家里的女人正在打籽,很留心不把茎打断——打完籽,茎捆成把作柴。籽要磨碎榨油,饼则用作肥料。

这一季油菜,怎样嵌进这些人的生计里,实在值得称道。它是芥菜、白菜的近亲;在一年中较凉的时节长得快,春季这一茬在稻、棉下种之前就熟了;它的嫩苗嫩叶肥嫩、养人、好消化,大量充作人的食物,或煮了鲜吃,或腌起来过冬,佐饭用;长老了的茎带木质,是好柴;它又结一大季籽,籽里多油,向来大量用于点灯和烹调;而菜籽饼极为人所看重,用作肥料也极广。

初春时节,大片的油菜把乡野染得一片油绿,随后变成一海极鲜亮的黄,最后叶子落了,茎和荚熟了,又转成灰白。油菜像奶牛一样产出一种脂肪——大约一百磅籽出四十磅油——这油可以吃,可以烧,可以卖,而只要饼和茎灰还回田里,土的肥力并不会因此大受亏损,因为油几乎全由碳、氢、氧构成,这三样来自空气,不是来自土壤。

日本的油菜是在旱地和水田上都作第二季种的。一九〇六年她产菜籽五百五十四万七千蒲式耳以上,产菜籽饼值一百八十四万五千元,另外还进口了一些,合起来总值二百五十七万五千元,全数用作肥料,油则出口。日本每英亩的籽产在十三到十六蒲式耳之间。前面说到的那块田的主人估计,他这一季的收成折算起来是每英亩六百四十磅籽,值六元一角九分;茎八千磅,作柴值每英亩五元一角六分。

第九章废物的利用

凡有文化的民族所行的农事之中,最值得称奇的一件,就是中国、朝鲜、日本几百年来几乎人人都在做的事:把人的排泄物一点不弃地收存起来、利用起来,使它在保持地力、生产粮食上发挥出惊人的功效。要明白这件事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先得认清一点:近代西方农业中大量使用的矿质肥料,和大量使用的矿煤一样,直到很晚近的年头,对任何民族都是办不到的。再要把这一点同另外两件事连起来看:这几个国家的国命极长而不曾中断,而他们的农人被迫要养活的人数又极大。

想一想我们自己那些较老的农地,地力已经亏空,而其中种过上百年的还为数不多;再想一想为了得到有赚头的收成,每年要往这些地里撒进去的矿质肥料是何等惊人的分量——那么显然,今天正该郑重地考量蒙古人种历经许多世纪所守住的那些做法。有了那些做法,才能说中国六分之一英亩好地就足以养活一个人;才能在日本四个主岛中最南的三个岛上,每英亩农地平均养着三个人。

欧洲的沃尔夫和日本的凯尔纳都分析过混合的人类排泄物,由他们的结果看来,平均每二千磅里含氮十二点七磅、钾四磅、磷一点七磅。又据卡彭特的估计,成人每天的排泄物平均是四十盎司。按这两样算,每一百万成年人口每年所产,是排泄物四十五万六千二百五十吨,其中含氮五百七十九万四千三百磅、钾一百八十二万五千磅、磷七十七万五千六百磅。霍尔在《肥料与粪壅》里引的数字,算下来则是氮七百九十四万磅、钾三百零七万零五百磅、磷一百九十六万五千六百磅;而他另外取的、称为高位平均的数字,算下来是氮一千二百万磅、钾四百一十五万一千磅、磷三百零五万七千六百磅。

一九〇八年,上海公共租界把收集人类排泄物的专权卖给一个中国包商,价钱是美金三万一千元;按定下的章程,他可以收集七万八千吨,运到乡下卖给农家。我们看见一支船队,这样的船队在上海终年每天都有好几支在做这件事。

农商务省的川口博士从他们的记录里取出数字告我们说,一九〇八年日本收存起来、施到田里的人粪尿是二千三百八十五万零二百九十五吨;他们四个主岛上的耕地共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一平方英里,平均每英亩合一点七五吨。

照沃尔夫、凯尔纳和卡彭特的数据,或者照霍尔的数据,美国和欧洲的人每年每一百万成年人口倒进海里、湖里、河里和地下水里的,是氮五百七十九万四千三百磅到一千二百万磅,钾一百八十八万一千九百磅到四百一十五万一千磅,磷七十七万七千二百磅到三百零五万七千六百磅——而这一桩抛掷,我们还认作自家文明的一大成就。在远东,三十多个世纪以来,这些极大的废物一直被当作神圣的事收存着;今天那四亿成年人口每年还回田里的,是磷十五万吨、钾三十七万六千吨、氮一百一十五万八千吨,总重在一亿八千二百万吨以上。这些是从每一户人家、从乡村、也从汉口、武昌、汉阳那样的大城里收起来的——那三城周围不过四英里为半径的一片地上,就密密地住着一百七十七万人。

人是这世上从来所忍受过的、最会挥霍地加速消耗的生灵。凡在他手所能及之处,万物莫不受他的枯萎之害,连他自己也不例外;一代人手中那把无人管束的扫帚,已把须得几百年的生命才能积起来的地力扫进了海里,而这地力正是一切活物的根基。我们现在开始往田里还的那些磷矿,必须看清:它们不过是老土壤失去的地力的尺度,是至今还在进行着的那些过程的指标。据估算,北美的河流每一立方英里的水要往海里带走五百吨以上的磷。在这样的损失之上,近代文明还加上了水力排污这一项:经它流失的,五亿人口每年的废物里可能有十九万四千三百吨以上的磷,这是纯度百分之七十五的磷矿石一百二十九万五千吨也补不回来的。蒙古人种今日的人口已近此数,而所占的地不过比美国的一半略多,所耕的地不足八十万平方英里,其中许多已耕了二十个、三十个、也许四十个世纪;他们无从取用矿质肥料,这样的抛掷他们活不下来,也容不下。既被迫要把免除这种抛掷的难题解开,他们便施出这个民族素有的本事,「就在自己所在之处把桶放下去」〔注一〕。

(原注:一条船在海上迷失多日,忽然望见一条友船。那遭难的船从桅上打出旗号:「水,水!我们要渴死了!」友船立刻回话:「就在你所在之处把桶放下去。」遭难的船又打旗号:「水,水!给我们送水来!」回话仍是:「就在你所在之处把桶放下去。」第三次、第四次求水,回的还是这一句。那船长终于听了劝告,把桶放下去,提上来满满一桶清甜的淡水——那是亚马孙河口。见布克·华盛顿在亚特兰大的演说。)

广州这样的大城,建在潮水往来的江河与河渠织成的网里;汉口这样的大城,坐在世上最大的江河之一的岸上;还有如今的上海、横滨、东京——在这些地方,这样的抛掷也是不许的。对他们来说,那种做法等于灭族自杀;他们抵住这个诱惑抵得太久了,诱惑早已不复存在。

上海的卫生官斯坦利博士在他一八九九年的年度报告里,把这事当作市政问题来谈,写道:

「说到东方卫生与西方卫生的关系对上海卫生的意义,可以这样讲:假如国命长久就是卫生得法的明证,那么凡是关心公共卫生的人,都该把中国人当作一个值得研究的民族。即便没有户籍总署的报表,也看得出中国的出生率必定远远高于死亡率,而且在中华民族存在的这三四千年里,平均看来一向如此。中国的卫生之道,拿来同中古时期的英国相比,是占上风的。卫生最要紧的问题,是把居处一天一天地打扫干净;若打扫还能有赚头,那就更好。那极文明的西方人费钱造焚化炉烧垃圾,赔着本,又把污水排到海里;中国人却把这两样都用作肥料。他什么也不扔,因为农事这桩神圣的本分在他心里是头一等的事。而且实际上,近来的细菌研究已经表明,粪便和家中废物最好的消解之法,就是把它们还给洁净的土壤,让自然在那里完成净化。我以为,就上海目前的情形而论,要不要烧掉垃圾这个问题,可以干脆回答一个不要。至于采用水运排污之法,把污水放进那条取饮水的河里去,那更是一种卫生上的自杀。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中国卫生之道里好的东西拿来用;它既是一场从公元前一千多年起一路演进而来的成果,就该受到尊重。」

中国储存这类肥料,多半用陶器,就是那种烧得极硬、上了釉的陶缸,容量从五百磅到一千磅。日本则更多用有棚遮盖、内壁抹了水泥的坑。

这三个国家往田里运送,多半用某种桶,一对桶吊在扁担两头晃着走。往田里或园里泼施液肥时,用的是长柄的舀勺。

我们对家畜的粪秽也开始有些节省着收存了,可是在这件事上,我们远远赶不上中国、朝鲜、日本。中国人经常在乡间路上和商旅大道上寻找、拾取牲畜的遗粪。我们在城里街上走,一再看见这类东西被人迅速而且显然是热心地拾起,仔细收存到不致因淋失或不良发酵而多有损耗的地方去。我们看过的一些桑园,树干四周的土被仔细地向外锄开,开成直径六到八英尺的一圈,锄下去三四英寸深,这片地上就摊着蚕沙、蚕蜕的皮,还有喂蚕剩下的碎叶和梗。这些废物总得有个去处。他们把除了叶子所化成的丝之外的一切,立刻还给桑园;不必有的损失就这样免了,而这些东西马上就派上用场,去催下一茬桑叶。

在嘉兴附近吴夫人的田庄上,我们正在看两头牛带动的两架水车怎样运转——那是在往她二十五英亩的稻田里提水,预备插秧。看着看着,我们很觉意外:管牛的那个小伙子,他的差事之一竟是拿一只六夸脱的木舀子,装着六英尺长的竹柄,把牛的排泄物在落地之前统统接住,倒进为此预备的容器里。我们心里闪过一阵不平,觉得怎能给这孩子派这样的活——那时我们对节省二字能行到什么地步,才刚开始有所领会。可是那男孩脸上并没有一丝烦厌的意思。他做这件事只当是理所当然;我们把道理想透了,也觉得本不该是别样。其实他们走的正是唯一正当的一条路。不接住,情形只会更坏。接住了,米就能多打一些。而这孩子身上正在养成一种结实的品性,那意味着他长成之后的勤俭,也意味着这个民族生命的延续。

我们前面提过,一路行来,所见的苍蝇到处都极少;但它的意味,直到行程将尽时我们才体会出来。说也奇怪,我们返美途中,从横滨开出的头两天,船上的苍蝇反比此前一路上任何时候都多。也在意料之中:那种永不松懈的留心,凡成了废物的东西一出现就把它抓住,安放到有用处的地方去,这必定大大减少了孳生之所。或许这些民族也一直记着自家做法于卫生有益,而他们处置废物的办法在演进中有许多环节,本就是出于对卫生需要的清楚认识才这样定下、又这样守住的。

这些旧世界的农人在用他们的废物上,显出了很高的见识和极高的手艺。许多可举的例子里,有这么一个。一个人肩上挑着粪桶,顺着菜行走下去;回来时他告我们说,他家里有二十口人要吃饭,而这半英亩的园子,他通常卖出的产物能收进墨西哥银元四百元,合美金一百七十二元。那园里种的是黄瓜,两行一组,行距三十英寸,组与组之间二十四英寸;行里株距八到十英寸。架子就搭在上头,结实、耐用、轻便,又极容易撤去;架下黄瓜行间原来种着一季青菜,他刚把最后一批卖掉。到五月二十八日,瓜藤才开始爬,可见换茬之际一分钟也没有白费。不但如此,这人还靠两茬相叠给自己添出了一个月的生长时节;而有了架子,他能养的这类瓜株,比地面上容得下的藤还多。靠着巧思和大量的劳作,他把这半英亩的黄瓜地变得抵过两英亩有余。他把藤全从地面上架了起来;留出两英尺宽的一条走道,就是他走的那条;而且每一株的根旁他都能动手,既可松土,又可施肥。照美国大田的办法种四英亩黄瓜,收成也不会多过这个人的一英亩,而他同一季里还另种两茬东西。这分别不在肌肉的劳动,而在脑子里那团灰色物质的机警与效能。他是一株一株地看、一株一株地侍弄;他把土耙松,使他的粪水一浇下去就渗到地面之下,正落在活根所及之处。雨水若少、土又干,他会用十份水配两份粪水——不是为了供水,而是为了让肥确实渗得够深。若天雨土湿,施的肥就浓些——不是为了省力气,而是为了免得淋失、免得浸得过饱。他一面催着庄稼长,一面却从不施得过量。前思、后虑,心思专注在手上的活计,是这些人的本色。我们不记得曾见过谁一边做活一边吸烟。他们是爱吸烟的,不过宁愿吸的时候也心无二用,这样花的钱才更值。

五月里早些时候的另一天,我们在田间走,身边没有通译。我们站了半个钟头,看一个老园丁用锄整地,就是前面说过的那种样子;他家祖先的坟就占着那块地的一角。地里蚯蚓极多,粗细像一支寻常的铅笔,不伸直的时候长约那铅笔的三分之二,颜色绿得很分明。锄下去几乎每一下都翻出两条到五条蚯蚓来;可是就我们所见——我们看得很仔细——他把土打碎的时候,既没有伤着一条,也没有让一条露在外面。他好像并没有刻意去避开它们,也没有刻意拿土去盖它们;我们又无法同他交谈;但我们确信他的动作是始终护着这些蚯蚓不受伤的。它们无疑把他的园子深深地翻了一遍,使空气在地面以下很深的地方也能更畅快地流通。它们如此之多,正证明这土里有机质的含量很高;而蚯蚓一路吃着穿过土层,土从它们身子里过一遍,这样一年里做下的工作量是极大的。稻田在整地之前要放水泡田,那时这些蚯蚓被逼得成群涌到地面上来,人便赶大群的鸭子到这样的田里去吃。

另一块田里,一季大麦将近成熟。紧挨着的一条地要整要种。歪过来的麦穗挡着事。一穗也不能丢,一寸地也得用上。于是把地边宽十六英寸那一带的麦,一把一把地聚起来,巧巧地系住,每把都用一根没拔的麦茎来系,又不把秸折断——这样连那一穗上的麦粒也能灌满,到时和别的一同收;而这一系,所有的秸都斜斜地让开了,裸着的地最后一寸也能整出来,麦子却一点没有伤着。

还有一个人在种马铃薯,要趁个儿还小就上市卖。他已经把土肥足了;雨水若不及时、不够,他会浇水;苗也已经追过肥。他的行距只有十二到十四英寸,行里每八英寸一墩。薯秧长得壮,长得直,高十四英寸,齐整得像修过的树篱。叶和茎都胀鼓鼓的,绿到极深,神气光亮得像一头得奖的肥牛。株距这样密,整片地每一平方英寸上落下的阳光,都有叶面接着。地里没有马铃薯甲虫,我们也看不出有被害的迹象,可那园丁打量着这片地,眼神像一只知更鸟。他瞧出一根茎上的叶子刚刚有一点点垂意;追过去找出了病根,拿来放在我们手上:一条地蚕、一个弹子大的小薯、一根被咬断了一半的茎——他肯这样舍掉,是因为看出我们确实有兴味。可是这两个相遇的朋友,却被言语的隔阂挡在两边。

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不能彼此通晓所费更多;没有什么东西结下过这样多的仇,也没有什么东西这样妨碍了友情的结成。所以那只衔来世界和平的鸽子,必定要靠一种共同的语言的翅膀才飞得起来;而东方那颗明亮的星,就是世界的通商——它乘着铁路和轮船航线的迅速开展而升起,由电讯通报着、指引着。通商一起,随之而来的必是互信与友谊;而这又要求彼此充分通晓,因而要求一种共同的语言。到那时,世界和平才算有了长久的保障。这是必定要来的,而且来得比我们所想的快。这桩心愿一旦当真去求,只要让三代孩子都在公立学校里既学母语、也学那世界语言,等父辈祖辈渐次过去,这变化便成了。

关于远东这些民族,最该让人留心的要点是:在那些从有限的土地上养活过、至今还养活着这样稠密的人口的农人之中,通行着一种有效的、清楚而有力的思考。这一点,在他们到处大量施用草木灰上还可以看出来——那些灰来自耕地上和近旁丘山上长出来的燃料。

这几个国家每年烧掉多少燃料、用多少灰作肥料,我们无法取得确切的数字。不过一考得干橡木约重三千五百磅,而家用加上工用的燃料,每户必定超过两考得。日本每户平均五点五六三人。假若每人只算一千三百磅燃料,日本一年的消耗便是三千一百二十万吨。这些国家所用的燃料,很大一部分或是农作物的茎秆,平均含灰分百分之五,或是树的细枝甚至树叶,如松枝之类;因此取百分之四点五作灰分的估计是公道的。照此,再按含磷百分之零点五、含钾百分之五计算,日本一年的燃料灰便有一百四十万零四千吨,其中带着磷七千零二十吨、钾七万零二百吨,另有石灰石四十万吨以上;这些每年都还到不足二万一千二百三十一平方英里的耕地上去。

中国有四亿多人口,若燃料消耗的比率相仿,她还回田里的磷和钾便在给日本算出的数目的八倍以上。照上面这些说法,日本一年从燃料的废物里省下来的磷,相当于纯度百分之七十五的磷矿石四万六千八百吨以上,约合每英亩七磅。倘若这个分量——即便连钾和石灰石一并算上——看来也只是添了一点点地力,那么美国人要紧的是记住一件事:即使如此,这些人也觉得非省下它不可。

说到还给耕地的可溶的钾,日本随草木灰施下去的,相当于纯硫酸钾不下十五万六千六百吨,合每英亩二十三磅;而这样每年施下的碳酸钙,约合每英亩六十二磅。

长久以来靠燃料灰把养分送进耕地的,除了林地,还有大片供给绿肥和堆肥材料的土地。这些多半是丘陵地,合起来约当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上头长的多是草本。这类地中约有二百五十五万二千七百四十一英亩,一季可割三遍;一九〇三年每英亩平均产青草七千九百八十磅。丘陵上的青草,头一遍割下的主要用在稻田里作绿肥,踩进行间的泥里。

那样的事我们见过一回。有一个人提着筐、带着镰,凡能割到青草的地方都去割过,把草挑到自家稻田里来。那是七月里极闷热的一天。我们遇见他时,他正蹚在半膝深的水里,仔细地把割来的青草铺在隔行之间,一处放一把,草梢彼此搭着。铺好了,他便换个姿势,把草拢成紧紧的一束,用脚踩到水面以下去。两只手把软泥抹平,盖住青草,又把左右两墩被扰动的稻秧扶正。就这样,一脚跟着一脚,每次只前进一个光脚的长度,一束一束地把青草按下去,直按到最后一束;他走的是每隔一行、相距只一英尺的行间,行里每九到十英寸一墩,而这田里的每一墩都经他的手扶过、抹过。

这块地是他租的,租额是每反稻四十贯,而他平常的收成是八十贯。这合每英亩四十四蒲式耳,每蒲式耳六十磅。年成不好,他的收成也许少些,可租子仍是每反四十贯——除非明明看得出他为这季庄稼已经尽了可以合理期望于他的一切。人的意志,哪怕有爱家爱亲之心在后面催着,怎么能把血肉之躯按在这样的劳役上,美国人是不容易懂的。

日本原野地上第二遍、第三遍割下的草,用来做堆肥,于当年秋天或次年春天施到旱地上。这些地有一部分是放牧的,但大约一千零一十八万五千五百吨的青草是从丘上长出来、割回来的,它的有机质有很大一部分、它的灰分则全部,都用去肥了耕地。日本这类野生草地是附近村落的公地,村里人可以自由进去割草。割草的时节可以定下,带走的分量也可以限定,人们便一担一担地挑回去。人人都很清楚:这样不断地从丘陵地上割走青草而毫无回还,会把那里的土壤弄瘦,也会使能割到的青草越来越少。

承东京帝国农事试验场大工原博士的厚意,我们得以把六月间割作绿肥的五种最常见的野生植物,其青叶与嫩茎的平均成分记在这里。每千磅之中,水是五百六十二点一八磅,有机质三百八十二点六八磅,灰分五十五点一四磅,氮四点七八磅,钾二点四零七磅,磷零点三四磅。照这个成分,又照总产一千零一十八万五千五百吨计算,每年从原野地上施到耕地里的,便有磷三千四百六十三吨、钾二万四千五百一十六吨。

除此之外,从山地和原野地上流下来的水,大量用在稻田上;有些县份每年施到稻田里的水在十六英寸以上。假如这些水的成分同北美河水相当,那么三个主岛的稻田每年施上十二英寸的水,就会带去磷不下一千二百吨、钾不下一万九千吨。

农商务省的川口博士告我们说,一九〇八年日本农家做成并施到田里的堆肥是二千二百八十一万二千七百八十七吨;那是用牛、马、猪、家禽的粪秽,掺上青草、稻草和别的同类废物,再掺上泥土、草皮或沟渠河渠里的泥沤成的。这个分量,足够给南边三个主岛的耕地每英亩施一点七八吨。

照奈良试验场所得的数据,那里做成的堆肥,每二千磅含有机质五百五十磅、氮十五点六磅、钾八点三磅、磷五点二四磅。按此计算,二千二百八十万吨堆肥里就带着磷五万九千七百吨、钾九万四千六百吨。奈良试验场发给农家的一张大传单上,画着堆肥房的造法,立面、剖面、平面都有。

这样一座堆肥房是按两英亩半的地设计的。地面十二英尺宽、十八英尺长,用黏土、石灰和沙调成的料抹得不透水。墙是土的,一英尺厚,顶用稻草苫着。容量十六到二十吨,值六十日元,合三十元。堆的时候,材料每天运来,摊在堆肥房的一侧,摊到五英尺高为止。每铺实一英尺厚,就在面上摊一点二英寸的土或泥,如此反复,直到够了高度。再加水,加到够把整堆浸透、又能把温度保持在体温以下。堆好以后,夏天让它放五个星期,冬天放七个星期,然后用叉翻过,倒到房子的另一侧去。

把上面列举的日本农人每年施到或还到他们二万到二万一千平方英里耕地上去的氮、磷、钾总数取个整数来说,便是氮三十八万五千二百一十四吨、磷九万一千六百五十六吨、钾二十五万五千七百七十八吨。这些数值只是近似,而且不包括用鱼做成的那一大宗、品类繁多、行之已久的肥料;也不包括他们长久、广泛而不懈地种植大豆和别的豆科作物,从空气里直接得来的那极大量的氮。实在说,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六年,水田中种一季豆科绿肥作第二茬的,平均占水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点八,而水田总面积共一万一千平方英里。一九〇六年,旱地里种过某种豆科作物的也在百分之十八以上,而旱地总面积在九千到一万平方英里之间。

上面所给的、每年施到日本耕地上去的氮磷钾总数,就其中某几个来源而论也许偏高了些;但日本农人每年施到田里的这三样养分,比算出来的还要多,这一点是几乎无可疑的。已列出的分量,足以每年给那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一平方英里耕地的每一英亩施上氮不少于五十六磅、磷十三磅、钾三十七磅。若把北边那个大岛北海道除去不算——那里农业还新,没有老农区那种精耕的做法——则这些分量足够平均每英亩施氮六十磅、磷十四磅、钾四十磅。而要长成一千磅的小麦,连粒带秸按无水物算,从土里取走的只是氮十三点九磅、磷二点三磅、钾八点四磅。由此可以算出:所施的六十磅氮,足够一季每英亩收三十一蒲式耳小麦;磷足够收四十四蒲式耳;钾足够收三十五蒲式耳。

霍普金斯博士在他晚近那部很有价值的著作《土壤肥力与永续农业》第一百五十四页上列了一张表,我们从中摘出一些数字。那张表说的是各类作物每年每英亩可带走的氮、磷、钾大约各有多少。一百蒲式耳的玉米约带走氮一百四十八磅、磷二十三磅、钾七十一磅;一百蒲式耳的燕麦约是九十七磅、十六磅、六十八磅;五十蒲式耳的小麦约是九十六磅、十六磅、五十八磅;二十五蒲式耳的大豆约是一百五十九磅、二十一磅、七十三磅;四吨苜蓿干草约是二百六十磅、二十磅、一百二十磅;三吨紫花苜蓿干草约是四百磅、三十六磅、一百九十二磅;二十吨的糖用甜菜约是一百磅、十八磅、一百五十七磅。而日本每年所施的,照前面算出来的,在氮六十磅、磷十四磅、钾四十磅以上。原书此处有一张详表,各类作物一一在列。

我们在那张表里补进了稻这一项,又把马铃薯的收成从每英亩三百蒲式耳提到四百蒲式耳;因为这样的产量和表中所列的别的产量一样,在管理得法、年成又好的时候都是办得到的,尽管一般因养分或水分不足,实收要少得多。再假定成熟的谷粒含水百分之十一、秸含水百分之十五,马铃薯含水百分之七十九、甜菜含水百分之八十七,便可从那张表算出每一千磅干物质的作物每年带走这三样养分各有多少。小麦是氮十三点八七三磅、磷二点三一二磅、钾八点三八二磅;大豆是氮三十点八零七磅、磷四点零七零磅、钾十四点一四七磅;马铃薯是氮十九点二一三磅、磷三点四六二磅、钾三十点一九二磅。原书此处也有一张详表,谷类、豆类、根菜、禾草各项俱全。

把每年施到日本耕地上去的氮、磷、钾的分量,同这两张表里的数据合起来看,便不难明白:这些人现在、而且很可能长久以来,每种一季所施到田里的这三样养分,同庄稼带走的分量差不多相等。而这一点在日本既然成立,在中国也必定成立。况且,美国的农事里也没有一样迹象表明,我们到头来不会被迫照样去做。

第十章山东省内(上)

五月十五日,我们搭一艘沿海的轮船离开上海往青岛去。青岛在上海以北约三百英里,属山东省。我们此行的用意,是要跟上耕作与施肥的节令——同样的农事,在那里要稍晚些才轮到。

山东的纬度相当于北卡罗来纳与肯塔基,或者说介于旧金山与洛杉矶之间。全省面积近五万六千平方英里,与威斯康星州相仿。其中耕地不到一半,而眼下所养活的人口已超过三千八百万。纽约州今日不足一千万人,其中一半以上还住在纽约市。

孔子就生在这一省,距今二千四百六十一年;他的后学孟子也住在这里。还在孔子以前一千七百年,黄河一次大水之后——那是公元前二二九七年,距今四千一百多年——大禹受命为司空,奉派去疏泄洪水、疏浚河道。

义和团之起也在这里。青岛坐落在胶州湾口。中日之战以后,德国于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夺取此地,名义上是为两名德国教士在山东被害索偿;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这个海湾——直至高潮线——连同湾中岛屿、自界址向四面伸出三十英里的「势力范围」,以及青岛,一并租与德国,为期九十九年。俄国同时索得并取得旅顺的租借。英国在山东取得威海卫的同样租借,法国则租得中国南方的广州湾。然而欧洲各国的「侵夺」并不止于这几宗租借;一八九八年后半年,「势力范围之策」愈演愈烈,终于变成各国争攘铁路与矿产的利权。这使中国大为惊骇,而事变最先在山东爆发,也是极自然的——那里的百姓与开国者血脉最近。一个民族虽天性爱和平而又爱国,碰上这样的事,自然要决意护卫本国,不容人侵夺;于是有了义和团之乱。

青岛港深而宽敞,终年不冻;德国正在这里大兴极广大、极坚固的港工,这于本省、于全国都将有长久的好处。一道四英里长的堤坝围住内港,第二座码头也快竣工了。德国又在此设一所气象台,并辟了一座又大又齐全的林业试验园,经营得极好,开办时日虽短,长进却很可观。

我们的轮船夜里进了港。上岸之后,我们很快就发觉这里通行的只有中国话与德国话;幸得美国长老会司各特牧师的好意相助,答应有一位通事晚上到旅馆来见我,可是他并没有来。那天下午,我们在林业试验园与造林地里度过,这两处都归哈斯先生经管。试验园占地二百七十英亩,造林地另有三千英亩。园里正在试种各样林木、果树与浆果,极有望得出最有价值的结果。

正是在青岛四围的陡山上,我们头一回就近看到中国严重的水土流失;而在几乎没有土的山上林木能够回来,尤其可注意,因为这里自十一月到六月是漫长的旱季。花岗岩山顶可以剥蚀到一点土也不剩,然而只要不再砍伐,林木的回生竟会那样快。取景之处那正在崩解的岩石,是一种结晶极粗的花岗岩;它风化之速惊人。崩解已深入岩石表面以下很远,大颗的结晶彼此黏结之力,比起一堆砾石来也大不了多少。水分、甚至草木的根都能轻易深入其中,刀刃一戳结晶就散,岩石碎得极容易。只凭镐与锹,人们已在山坡上开出许多道路。细看岩石,可见结晶面之间夹着一层层的沉积,或是雨水下渗冲带下来的,或是结晶就地分解而成的。在这样的土上,草木竟能长得很大;而草木与林木正重新回来,密密地盖住这样的土面与岩层。

这几处景象取自青岛的造林地,不过那里的林木多半是自生的,如今由德国政府护着,看看在细心照管之下究竟能成什么样子。

前面说过的那几担松枝柴,就是从这样的山上、这样的林子里打来的,只是在离城更远的地方。可是青岛有四万中国人,湾对面的胶州又有十二万,加上散布在狭窄平原上的许多村子,对山上这点柴薪的需求极大。所以林木居然还能存留下来、还能供出这许多柴,实在叫人称奇。

林业试验园里长着一种极美的野生黄蔷薇,是山东的土产,园中用它作造景之物;凡能长得活的国家,都该把它广为引种。它长成厚厚的花墙与团团的大丛,六到八英尺高,开起花来是一大片浓密灿烂、极浓的黄云,效果好极了。花是单瓣的,足有玫瑰花那样大,瓣尖渐淡成极娇嫩的浅麦秆黄,花心却是深橙色,反差之大,连照片上都看得出来。这种蔷薇另有一样好看而惹眼的地方:花朵偏生一侧,攒成花环似的长串,有时长到一英尺至一英尺半,花挨得那样密,竟至彼此交叠。

替我们约好的通事到时没有来,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们搭头班车往济南,想看一看全省的大概,并留意哪些地方最宜于作田间考察之所。我们又打定主意,要设法通过济南的美国长老会书院另找一位通事。火车离开青岛,沿胶州湾绕行将近五十英里,经过同名的胶州城;该城有十二万人口,一九〇五年的进出口贸易值二千四百万元以上。到索镇,我们穿过一处产煤之区,煤是由人用筐挑到车上的。装满的敞车上,煤面上洒着石灰水,当作封印,防途中偷窃;这样一来,谁也不能取走一点而不把印痕弄破、露出马脚。这个办法在中国通行,许多散装的货物都这样办。我们见过苦力挑的熟米筐,面上撒些有色的粉末,印出一个花样作封。成捆待售的料石,也照煤那样洒石灰水。

快到潍县——又一座十万人的城——时,恰好看见六七挂车马走在一条深陷的、几百年的古道上;火车正从那道上横过,我们这才认出它来。那种路陷下去有八到十英尺深。先前我们已经过了好几条,正猜不透这样奇特的侵蚀是怎么来的;这几挂车一出现,谜就解了,先前书上读来的话也就同眼前的实物接上了头。沿着这样深陷的道路,商队可以在田间蜿蜒而行,若不是恰好走近路边,或是看见扬起的尘头,根本察觉不到——而扬尘正是造成这种深陷的缘由之一;我们还猜想,从路上收取粪壅这件事,大约也出力不小。

潍县靠近中国一条大商道,又处在本省一个产煤区的中心。再往济南去,我们又过了青州府,也是本省的大城之一,有十五万人。整整一天,我们都在麦田中穿行;麦子一律成行种植,高密以东还在行内作穴种,自此往西到济南则是单条或双条连播。这一天所过的灌溉水井数以千计,多是新近才掘的,为的是给大麦浇水——那年旱得厉害,眼看要伤了庄稼。

到济南站时已是下午六点半;七点半吃完晚饭,雇了一辆人力车,往美国长老会书院去寻通事。我们不会说中国话,拉车的小伙子既不会说、也听不懂一个英国字,不过旅馆老板已告诉过他该往哪里去。我们一头扎进这座中国大城的窄街里;他能跑就跑,人太挤、或石板路太坏的地方就走。我们拐过许多弯,过了桥,又穿过厚重城墙上几段券洞;天色渐暗,车夫买了一盏灯点上。本说三十分钟到书院,可是已经走了足足一个钟头。又过一会儿,他把车停下,同一个巡警商议。街上看热闹的人围拢来,我们这才醒悟:我们在一座十万人的中国城的窄巷里,夜里迷了路。再往前走也没有用,因为教会院子的门该上锁了。我们只能打手势表示要回去,可是人家看不懂。火车上有一位体贴和气的德国老人,看出我们是异乡客,主动告诉我们些有用的事,还从当天的报上剪下一则广告,说的是一家好旅馆,上面有德文、英文与汉字的店名。我们把这张纸递给巡警,指着店名,又打手势表示要回去;可是他似乎两种文字都不识,倒像以为我们在指点去书院的路。人丛里有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孩子,像是自告奋勇要给我们引路。人群让开,我们便跟他们走了,又拐进几条不点灯的窄巷,其中一条难走得连车也坐不成。那两位引路的人——如果他们真是引路的话——终于撇下我们走了;黑巷却一直往前,末了到了一堵光墙跟前,大约又是那厚重城墙的另一段,先前我们已三次从点着灯的券洞里穿过它。车夫在这里停住,掉过头来;他灯里的光太弱,看不清他脸上的心思,而在这当口我们两边的舌头又全然无用,只好打手势叫他往回走。七绕八绕,到夜里十一点总算回到了旅馆。

去书院找通事这件事我们就此作罢,搭头班车回青岛,到得正是时候,又承司各特先生从中照拂,请到了朱惟永先生,他的差事办得极好。两城之间的路我们来回走了两趟,对这一带的地面、这个节令的庄稼与农事已有个大概的印象。第二天一早,我们坐头班车到沧口,预备下田去走一走,同那四十多个世纪不曾中断的农夫的末一代人谈一谈——他们凭着脑力与筋力,在小小的地面上养活了一大家子人,世世代代不绝,而地力并不因此而竭。

我们请那位老农让我们扶着他的犁,在他那小小的一块田里走一个来回,把他吓了一跳;不过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翻的那条垄不如他翻得好,也不如我们用奥利弗或者迪尔的双柄犁翻得好,却比老人家所料想的强,因此博得了他的敬重。

这张犁有一个很好的钢犁尖,是另装上去的一块钝的人字形铁;犁壁是铸钢的,扭度合宜,土翻得很好。犁柱与犁底是木的,犁辕的末端有一块木头,用来定耕的深浅。这张犁的价钱,在农家是合美金二元一角五分;一天活做完,便扛在肩上带回家去,哪怕路有一英里以上,到家还要小心收藏。据中国的记载,犁是神农所造;神农在世是公元前二七三七年至前二六九七年,他「教人耕种,又教人以草药治病」,被尊为「农神与医神」。

通过通事,我们得知这个人家里有十二口,就靠十五亩地过活——合二英亩半——此外还养着一头牛、一头小驴作牲口,另喂两口猪。照这个比例算,四十英亩的一个农场上要住一百九十二人,养牛十六头、驴十六头、猪三十二口;每平方英里耕地上的人口密度则相当于三千零七十二人、牛二百五十六头、驴二百五十六头、猪五百一十二口。

另一处小农家,我们同那位正在井边浇地的农夫谈了谈;他浇的是一小块大麦,三十英尺宽、一百三十八英尺长。他名下耕种的地只有一英亩又三分之二,家里却有十口人,还养一头驴、通常还有一口猪。照此算来,四十英亩的农场可养二百四十人、驴二十四头、猪二十四口;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为三千八百四十人、驴三百八十四头、猪三百八十四口。年成好时,他一年所卖的东西合美金七十三元。

这两家所种的庄稼,都是小麦、大麦、高粱与小米、甘薯,以及大豆或花生。本省的妇女小孩在家里编了许多草辫;我们回上海所搭那艘轮船的货,几乎全是麻袋装的花生仁与大捆的草辫,是运往欧美去做帽子的。

山东的雨水只算中等,一年不过二十四英寸多一点;这一点对这极古老的民族的农事之法,起了很要紧的作用。那位农夫浇他那一小块大麦的井,是刚刚掘的,八英尺多深,专为给这一块庄稼浇一回水;浇完就把井填上,把地种上。

这一年旱得出奇,上一年也是如此,百姓都怕闹饥荒。自前一年十月底到我们五月二十一日到访,青岛只落了二点四四英寸的雨;沿着那二百五十英里铁路的两侧,这样的临时井已掘了、或正在掘着成百上千口,而且差不多都是地里的庄稼浇过之后就填掉,好腾出地来种下一茬。人家都住在相隔一英里以上的村子里,自有的或租种的地又常常零散,彼此离得颇远,所以这套浇地的家伙什,紧要处就在轻便好搬。水桶极轻,不过是一只编的筐,用豆面糊过防水。辘轳像一只长线轴,架在一根轴销上转;支架是个三脚的,腿还可以卸下来。我们见过有的井深到十六或二十英尺,这样的井便用一头牛拉着绳一直往前走来提水。

本省雨量的多少与分布,可据青岛十年的记录的平均数来看;这是承德国气象台麦尔曼斯博士的好意见示的。下面把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雨量一并列出,以资比较。

各月平均雨量:一月,青岛零点三九四英寸,麦迪逊一点五六英寸;二月,青岛零点二四零英寸,麦迪逊一点五零英寸;三月,青岛零点八九二英寸,麦迪逊二点一二英寸;四月,青岛一点二四零英寸,麦迪逊二点五二英寸;五月,青岛一点六三六英寸,麦迪逊三点六二英寸;六月,青岛二点七零二英寸,麦迪逊四点一零英寸;七月,青岛六点六三七英寸,麦迪逊三点九零英寸;八月,青岛五点一五七英寸,麦迪逊三点二一英寸;九月,青岛二点四四八英寸,麦迪逊三点一五英寸;十月,青岛二点二五八英寸,麦迪逊二点四二英寸;十一月,青岛零点三九六英寸,麦迪逊一点七八英寸;十二月,青岛零点六八二英寸,麦迪逊一点二五英寸。全年合计:青岛二十四点六八二英寸,麦迪逊三十一点六五英寸。原书此处另列有每十日的平均雨量一栏,各月俱全。

山东全年得雨不到二十五英寸,威斯康星则在三十一英寸以上;可是六、七、八三个月,山东的雨水近十四英寸半,威斯康星只有十一点二英寸。夏季雨水较多,加上不懈的施肥与精到的经营,又在温暖的纬度上——这几样合起来,使山东今日能以与威斯康星相等的地面养活三千八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人,而威斯康星所养的不过二百三十三万三千八百六十人。美国的农业到头来是不是非得在如今养一个人的地面上养十六个人不可?若真如此,相应地也必得有更精到、更有效的做法;那么,这旧世界的百姓被逼着做了些什么、他们怎样做成的、我们与他们又怎样可以在他们的做法上更进一步、怎样多用自然之力与机械之器来减轻人身上的担子——这些事,我们知道得再透彻、再早,也不算过分。

我们走到别的田里,看见母女二人正在一小块地里栽甘薯;那块地是一面深受冲刷的山坡上残存的一级台地,垄做得极细,土却干得近乎尘。做丈夫的从四分之一英里外一道深沟里挑水来润土,肩上担着两只桶,还要跨过中间一条小壑。他在沟里顺势掘了四个坑,用一只破了又缝补过的葫芦瓢,轮番从这个坑舀到那个坑,再把自己的桶灌满。

栽苗的是女儿。她把薯苗的梢头夹在拇指与手指之间,手向前一使劲,在松软干燥的土里划出一道沟;随即手向后一带、往下一按,把苗栽好,再把苗周围的土按实,留下一个小窝,母亲便用另一只葫芦瓢往窝里浇约一品脱水。等水渗下去,再把干土拨到苗旁按实,上面又盖一层松土。所用的家伙,不过是一双赤手与一只瓢。

父母穿的是粗布衣,女儿却衣着整洁,一双纤手上戴着戒指与镯子。母女二人都不缠足。他家有十口人;在附近同样的几块地上,他们还有几小片快要收割的麦子,都是作穴种的,锄过,而在这样的大旱之下竟长得出奇地壮。在这样极端的情形下栽薯,是因为指望着那早该到而未到的雨季。上一年夏天旱得异乎寻常,眼看要闹饥荒。官府新近出了告示,禁止把羊卖出本省,怕将来要留着当粮食。我们走过一个村子时,有个老妇人出来问我的通事:你们是来求雨的么?——这些人所处的窘迫,就是如此。

有一位大户,名下十英亩地,说年成好时小麦每亩常收一百六十斤,合每英亩二十一点三蒲式耳。这一年他指望收到往常的一半就不错了。他所用的肥料,是一种调制过的土粪堆肥——后面还要细说——播种时把它同种子拌在一处,下在穴里,每英亩约施五千三百三十三磅;按我们的币值,他估这些肥料值八元六角,即每吨三元二角二分。院子里堆着这样调制好的堆肥,只待运到田里去。看得出院子收拾得何等干净,牲畜的粪溺又是怎样一点不糟蹋地收着。那头牛与那头驴就是他家的牲口,正和前面说到的那位扶犁人所用的一样。院后的土堆是坟;牲口后面的篱笆是用高粱秆扎的,驴右边的一道则是土打的——两样都见出木料之缺。房屋也是草葺的,墙是土的,外面抹一层掺了糠的泥。

另一块田里,有人正为种甘薯犁地施肥,把碾得极细的干堆肥运到田头,一堆一堆地放着。父亲扶犁;十六岁的儿子跟在后面,从筐里把碾细的干堆肥撒在犁沟底下。下一道犁沟把肥料盖住,四道并作一垄,另一个年长些的儿子用一把重手耙把垄顶耙平整好,薯就栽在这垄上。这样,肥料是直接施在行下的,每英亩施七千四百磅,按我们的币值值七元一角五分,即每吨一元九角三分。

翻起来的土那样润,叫我们吃惊:虽然旱得这样厉害,地下的存水又在八英尺以下,这土握在手里却能捏成团。这块地此前一直空着,又锄治过。

问他:「这块地的甘薯你指望收多少?」他答道:「约四千斤。」——合每英亩四百四十蒲式耳,每蒲式耳五十六磅。据说市价通常是每百斤墨西哥银元一元,这样算来,每英亩庄稼的毛值合美金七十九元四角九分。他的地作价每亩墨西哥银元六十元,合每英亩美金一百五十四元八角。

我的通事告诉我:山东这一带殷实的中农,名下大抵有十五到二十亩地,这些地足够养活八口人。这样的人家通常养两头牛、两头驴、八到十口猪。不那么殷实的小农,名下只有二到五亩,还要替大户人家做管事。就以每家八口人二十亩这个最大的数为准算,每平方英里的密度便是一千五百三十六人;一块与威斯康星州相等的耕地上,便要有八千六百万人、牛二千一百五十万头、驴二千一百五十万头、猪八千六百万口。这些所见只适用于本省最出产的一带,而省内很大的地面是不能耕种的,上一次户口册所载的全省人口也不过这个数的一半。那么事情很明白:这里若不是农法极为有效,便是俭省到了极处——其实两样都是真的。

这一天在田间,我们的通事在一户农家吃的午饭,还给我们带来四个煮鸡蛋,付了合我们的钱八分三厘,不过他那顿饭大约也算在这价里头了。下表是一九〇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在青岛市上问来的几样东西的价钱,已折成我们的币值:陈马铃薯每磅二分一厘八;新马铃薯每磅二分八厘七;咸萝卜每磅八厘六;葱头每磅四分一厘;水萝卜每束一分二厘九;菠菜每磅一角一分四厘六;黄瓜每磅五分七厘三;豆角每磅五分七厘三;猪肉每磅八分六厘;鱼每磅一角三厘三;鸡蛋每打五分一厘六。

同我们自己的物价相比,只有咸萝卜、水萝卜与鸡蛋算便宜。所列各物多半不是当地的时令货,是为外国人运来的;萝卜、水萝卜、猪肉、鱼与鸡蛋则是例外。罗斯教授告诉我们,他在陕西见鸡蛋卖到合我们的钱一分四个。

我们的通事要的工钱是每天墨西哥银元一元,合美金四角三分,饭食自理。这里雇农工,通常一年八元六角,管吃管住。前面已说过教士们雇人做家务所付的工钱。中国人作用人,公认是能干、忠实、靠得住的。利格夫妇素来把买菜的钱袋交给用人,觉得在讨价还价上尽可以倚靠他们。平常吩咐他们去买某样东西,他们若见价钱比往常贵了一两文,便另挑便宜的替代。若问他们为什么不照吩咐办,回答便是:「太贵,买不起。」

利格太太讲过她的厨子怎样对待我们的厨房家伙。她把厨房装上新式的炉灶与锅具,又同他一道上手,教他用熟;几天之后进厨房,却吃惊地发现那只中国旧灶被架到新炉上,仍旧用惯常的中国家什做饭。问他为什么不用那新炉,他回说:「太费火。」最叫这些人受不了的,莫过于花冤枉钱、无论哪一种铺张,以及买东西时失了算计。

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深地感到:几百年稠密的人口所加的那种时时刻刻、无休无止的压迫,是何等真切;在这压迫之下,遗传的法则又怎样作用在人身上,影响了体质、习惯与性情。连牛羊也逃不出这股不可抗的力量。在这一省,我们多次看见人赶着二三十只羊的一群,沿着田间无篱的窄径、或在坟地上放牧。那年大旱,这些地方几乎没有一点绿色可吃;羊的身子简直擦着青青的麦子与大麦过去,却从不去啃它们。火车来时,羊群一次次受惊冲进麦地,可是立刻就回到原处,一口也不咬。只要牧人一声吆喝,偶尔再扔一块准头极好的土块,就足以把它们带回那片并不诱人的草场。

在江苏与浙江两省,常看见六七只白山羊排成单行沿着小路吃草,用一根绳子像串珠子似的串着,有时由一个小孩牵着。在那里,另一种极常见的景象是水牛在田间小路与河岸上无人看管地吃草,四面都是庄稼。我们在中国浙江遇到过一次最难忘的震动:当时我们正倚着矮矮的中国船舱门,望着移动的景致出神。天色与河岸上的草木,忽然勾起儿时的情景;斜望着那长着一溜青草的河岸,仿佛我们正沿着白水溪、穿过熟悉的草场滑行,仿佛只要站起身来,旧时的家园就会在望。就在那一瞬,门框里滑进一个影子,高高地衬在落日之上染了色的天空里——一头巨大的水牛一动不动,像一尊塑像立在一座大坟丘的顶上,比田面足足高出十英尺。可是转眼之间,这景象又被另一幅相配的景象替去,连同它那一切美好的陪衬:十四年前在遥远的特罗萨克斯,我们的马车在山间急转过一个弯,蓦地露出一头苏格兰的野牛,也是那样从一处孤立的小石顶上刺向天空,当时就那样突然地印在记忆里。随后,记忆比电报还快,越过两个大洋与中间一片大陆,又把我们带回中国——而那头一幅图景,以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还没有移出那窄窄的舱门。

前面说过那几位壮健的脚夫,正是在沧口一带的田间从我们身旁过去的;他们走的是一条从胶州穿过无数乡村的小路,当时已走了十一英里,独轮车上装的是日本造的火柴。在上海与别的城市所见的推车人,许多是山东人家出来做工的,打算日后要回去。到了收获的时节,这些人还有许多往西、往北进满洲去找活,冬天再回家乡。

谢立山在他讲满洲的书里说:单从芝罘一处,每年春天就有两万多中国工人搭轮船渡海到牛庄去,另有些人乘帆船或用别的法子前往;到收获季节过后,搭轮船回芝罘的人比春天从那里出去的多出八千。由此他断定:山东每年供给满洲的农工约有三万人。

这个旱季里山东将熟的小麦,大致的长势是:高出地面三英尺多一点,我们立在行间的伞可以为准。麦田那边偏右,坟丘像锯齿一样割着天际,看不见山;因为我们正在那片由海中淤起、介于构成山东高地的两座山岛之间的广阔平原上。

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在胶州以北的田里;这里离青岛铁路西行约六十英里,却仍在自胶州湾高潮线向内伸出三十英里的中立地带之内。德国人在这里照欧洲上好的样式筑了一条宽阔的碎石大道,可是道上走的仍是四十个世纪以来的车辆。这些人走在好路上所省的力气,比起他们原先走的旧路来,未必省得多到能叫他们相信筑路养路的花费值得——除非车辆与人工的价钱有所改变。一个有这么多万人口、又有这么长历史的国家,道路竟一直不过是踏出来的人行小径,这似乎奇怪;然而在上一个世纪的科学开出路来之前,近世的运输之法对任何民族都是物理上办不到的事。这些人有史以来,担子主要是用脚搬的,而且多半是人的脚;凡能把担子分开挑的,就由一个人分挑。牲口是帮着驮担子的,可是同人一样,也是把担子直接驮在自己的脚上——这是最不受路面高低影响的法子。

论对付最坏的路,没有一种车赶得上独轮车:一个轮子加两只脚就走得动。在中国,若把扁担除外,没有别的车用得比它更多。

第十章山东省内(下)

世上也没有哪一种独轮车能像中国的这样,把人力用得如此之足:几乎整个担子都平衡在一只又高又粗、轮箍很宽的轮轴上。车把上系一条肩带,手上的吃力便减轻了;担子重或路难走时,另有人或牲口在前面帮着拉;遇上顺风,扯起一张帆来借风力推送,也不算稀奇。只有在中国北方、而且是运河少或没有运河的平坦地带,大车才用得多;在坏路上,大车是不好摆弄的。大多数重载的车,尤其是满洲的那种,轮子与车轴是死装在一处、一同转动的,轴承装在车身上。不过新式的大车也正在传进来。

论内河水道开辟与利用之广,没有哪一个民族比得上中国人。在陆路运输上,他们显然是沿着对个人来说阻力最小的那条路走的——这正是中国工商生计的一大特色。

另有官驿大道,把北京与帝国最远的地方连起来,通常算作二十一条。这些路凡能办到的地方都取最近的路线,常常凿山而行,甚至穿过隧道。在平原地带,这种路可以有六十到七十五英尺宽,铺过路面,有时两旁还种着成行的树。有的地方每隔三英里筑一座烽台,沿途又有客店、驿站与兵站。

前面说过庄稼是成行种、行内又作穴种的。有一块田,行是两条两条并作一对的:一对之中两行相距十六英寸,合占三十英寸;每一对之间也空三十英寸,合起来是五英尺。这样一来,常常锄地就办得到了——开春就锄起,每下一回雨又锄一回。这样也便于在庄稼最能受用养分的时候给它上肥,必要时还可以再上一回。再者,那较宽的空地还可以在头一茬收走之前就整治好、施上肥、种下另一茬。穴在两行之间是交错的,中心相距二十四到二十六英寸。

下种可以用手,也可以用耧;那种耧机关虽简,巧思却在于能作穴播。我们在一户村舍门口遇见那位农夫,他刚扛着耧从田里回来,便给我们讲了耧的构造与用法,又许我们照相,只是把脸侧过去,不愿在照片上现出自己的面目。耧上有一个沉重的铅锤,从通向两只耧脚的两个口之间的上方自由悬下。下种时,摇耧的人把耧左右摇动,铅锤便忽而悬在这个口上、忽而悬在那个口上,于是两行之中的穴就交错开来。

在好几块田里数一数每穴的麦穗,多的一百、少的二十,行距与穴距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样。凡土壤蓄水力大、地下水离地面近、土质显然又好的地方,每穴的茎数总要多些。这固然可能有一部分是分蘖的结果,但我们并不怀疑下种时是用了判断的:土薄、水少的地方,种下的籽就少些。前面所说的那块田里,平均每穴有四十六根茎,每穗的粒数在二十到三十之间。照理查森所估的一磅麦子约一万二千粒来算,这块田在这异常干旱的年成里,每英亩约可收小麦十二蒲式耳。我们的通事家住高密附近,再往西四站;他说一九〇一年是那里最好的年成之一,农家所收每法定亩高达八百七十五斤,合每英亩一百一十六蒲式耳。在面积小、施肥足、耕作又细的地上,若雨水充沛或能灌溉,这样的产量是很办得到的;在江苏省,我们见过个别的小块田,收成确乎要接近这个数目。

那一天再往前走,我们走到一块田里,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十四岁的男孩——正在锄小米与玉米、顺手间苗。在中国,天热的时候,下田的男子身上只穿一条裤;那孩子连裤也觉得多余,不过我们同他父亲说话时,他把裤子套上了。玉米常年的收成说是每亩四百二十到四百八十斤,小米每亩六百斤,合每英亩玉米六十到六十八点五蒲式耳、小米九十六蒲式耳(每蒲式耳五十磅);照通常的价钱,每英亩玉米的毛收入是二十三元四角八分到二十六元八角三分,小米是美金三十元九角六分。

在这些田里走过,有一件事看得很分明:秋天下种的麦子比春天种的大麦耐旱得多。这多半是因为生长的时日长,根系扎得深、长得壮;也有一部分是因为麦子生长时所用的水,有许多是在大麦播种之前落下的,那些水若不被麦子用去,也要从土里渗漏、从地面蒸发而失掉。这里的农家极留心锄地,开春就锄起,雨后必锄,对土壤覆盖层的功用体会极深。他们的锄头尤其合用:宽大的锄板装得与地面几乎平行,锄下去很浅,锄松的土差不多就落回原处。这种锄分三部分:木柄、一根又长又结实又沉的铁銎,以及一块钢的锄板。锄板是可以卸换的,同一根銎上能装不同样式、不同大小的板。专作松土覆盖用的锄板,刃可长到十三英寸,宽九英寸。

从青岛到济南这二百五十英里铁路的两旁,每隔不远就看见田里堆着许多土粪堆肥。这些堆有时在还没有种东西的田里,有时在快要收割的庄稼当中,或者是预备在已有庄稼的行间再种一茬的地方。有些堆有六英尺高。所有的堆都砌成方正的形状,顶是平的,外面还仔细抹一层泥,泥干了有时会裂开。为什么要这样细心地砌形抹泥,我们没有打听出来;我们的通事说是为了防止堆肥被人取去用在邻田上。这样的抹面确有封印的作用,动过就看得出来;不过我们疑心这番花费这许多人工的做法,还另有别的好处。

山东每年所调制、所使用的这种土粪堆肥,数量极大;前面举的例子可以为证:一处每英亩给一茬庄稼施了五千多磅,另一处施了七千磅。同一块地一年种两茬以上时,每一茬都要施肥,所以每英亩耕地一年可以施上三吨到六吨、甚至更多。江苏、浙江与广东几省调制堆肥与施肥的法子,前面已经说过。在山东这一带、在直隶、以及往北到满洲奉天一路,法子大不相同,若说有分别,还要更费人工,然而显然是合理而有效的。这里的肥料堆肥几乎全是、甚至可说全是在村里调制好,再运到田里去的,无论田有多远。

利格牧师很热心地陪我们搭火车到城阳,又从那里往回走了约两英里,到一个殷实的乡村去看他们调制这种堆肥的法子。到村里时已近傍晚,农人正从四面八方下田回来:有的扛锄,有的扛犁,有的肩上扛着耧,还有的牵着驴或牛;日本也有同样的景象。回来的多半是年轻人。我们走到村街上时,年长的人都光着头——下田回来的也都光着头,辫子多半盘在头顶——正在串门闲话,吸着自己的旱烟。

如今中国已不公开吸食鸦片了,除非是上了年纪、瘾已成痼的人或许还准他吸;种罂粟也在禁止之列。违犯的刑罚很重,据说执行得严而且有效。头一次犯禁罚钱;第二次定罪,罚得更重,还要加上监禁,好帮着犯者学会自制;第三次定罪就可能处死。革除鸦片这一害,对中国必定是极大的福气。可是这最可怕的祸患虽然去了——而这祸患加于中国,英国实在要负大半的责任——却有一件大不幸的事:由于英美烟草公司不留情面的经营,中国人正迅速染上西洋的烟草之癖。这癖自私得无可辩解,脏污得无以复加;它把人人都不得不呼吸的空气弄污、把其中的氧耗去,于卫生大有妨碍。它加在人类身上的负担,已经比鸦片当年更重、更无可开脱。

中国的田地本已负担过重,实在拿不出一英亩来种这种作物;她应当像禁种罂粟那样禁种烟草。趁眼下还容易办的时候,就请她走这明智的一步吧——因为一切开化的国家,到头来都不得不采取这样的办法。美国在一九〇二年有一百多万英亩地种烟草,收叶八亿二千一百万磅。这些叶子从那些土壤里取走的,有氮二千八百万磅以上、钾二千九百万磅、磷近二百五十万磅,而且失得这样彻底,连中国人——尽管他们在节省上本领非凡、对琐碎之事有无穷的耐心——也无从把它们收回田里去。同样大的一片田,一样可以种出二千万蒲式耳小麦;就算这十二亿磅谷粒全都运出国去,它所耗于地力的,除磷之外,样样都比烟草少,而磷也不过相当。若在本国吃掉,中国总会把它一一还到这一块那一块田里去。

美国本国的烟草消费,一九〇二年平均每人七磅。中国四万万人若照这样消费,就要八亿二千八百万磅——合二十八亿磅——的烟叶。她若要自己种,两百万英亩也不够。她的地力要照比例消耗下去,还要短少四千万蒲式耳小麦;而若中国仍旧靠进口烟草,那一大笔花出去的钱既不能肥她的田,也不能养她的民、衣她的民、教她的民——同样一笔钱若用来进口小麦,却能养活她的饥民、肥沃她的土地。

说到爱惜一国的资源,这是摆在一切开化之国面前最大的机会之一。在美国,每年五千七百万元——这是烟叶的市价——再加上那些土地、人工与资本,本来可以做出多少事来呢?如今这些都花在把这产物送到那些人手里:他们把这有害之物吞吐、呼吸、出汗出到人人都得呼吸的空气里,又把街道、人行道、每一处公共场所与车船的地板弄得斑斑点点,弄脏那千千万万的痰盂、吸烟室与吸烟车厢——这些东西本都不必有、也本不该有人要,可是它们的设置与维持,不吸的人与吸的人一样得出钱,而这还是在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里。这种既费钱、又脏污、又自私的烟癖,是该戒掉的。让它从每一个新组成的家庭做起:母亲帮着父亲,一同不去做这个榜样;又让凡在公立学校读书的人、凡在各级学堂里的人,一概严禁沾染。

利格先生带着一封引荐信,是给村里一位首屈一指的农家的。恰巧我们走到他家门口时,遇见他的儿子肩上扛着耧从田里回来;照片上站着、手里拿着那封引荐信的就是他。照过这张相,又从同一处往那条窄街上照了一张,我们便被领进他家小小的敞院里,院子大约四十英尺宽、八十英尺长,所有平房的门都朝这院子开。院里干干的,一点绿色也没有,不过有一排又高又好看的树——同我们的三角叶杨极近——树干三十英尺高才分枝,越过低矮的草顶房俯看着这院子。在这里我们见到了那扛耧之人的父亲与祖父;加上在街门口迎他父亲、怀里抱着婴孩的那个男孩,我们这场谈话上共有四代男子。家里也有妇女与女孩,但照规矩这样的场合她们要回避。

院里搬出一条又矮又窄的四腿长凳当座,五英尺长,很像我们木匠的锯马;主人与我们同坐在上面。在浙江吴太太家,我们也受过同样的款待。我们右手边是厨房敞着的门,门里直挺挺地立着这一家的长者,又高又瘦,一双眼睛仍旧乌黑发亮,头发与稀疏的长须却是一色的暗灰。中国人的头发,看来是从不会老到全白的。他似乎担着厨子的差事,我们在那里时他生起厨房的火,忙个不住;可是年轻人在回答问题上有了分歧,最后的论断总归是他的。厨房旁边两间卧房,宽大的炕从灶里引去做饭的余热——这办法前面已说过——这一边的院子就到此为止。我们左手是大街,被一道与屋檐齐高的实土墙完全隔开;而我们面前靠街的,是粪池,一个六英尺深、约八英尺见方的堆肥坑。街墙上开一个低口,可以把坑掏空,也可以把田里的土、禾茬与杂物送进来沤肥。

紧挨着粪坑,中间不隔断,却与院子隔开的,是猪圈;两者同在一个屋顶之下,这屋顶又与一座封闭的建筑相连,连到卧房那边去。我们背后、以及我们进来的那条巷子两旁,还有别的住屋与仓房。这样,这一大家四代人便有了一个格外隐蔽的敞院,可以在里头做活,也可以出来晒太阳、透空气——按我们的标准,这两样在屋里都太少了。

我们来是要多知道些这些人施肥的法子。粪池就在眼前,从田里运来备用的土堆在街上;我们在门口已把它们照下来。照片左端站着一位吸烟的父亲与两个男孩;再过去是运进村来、仔细堆在窄街上的一大堆土;街对面头一所房子的拐角处,是一堆从墙后的坑里起出来、沤了一半的堆肥。顺着街往前,同一边又有第二大堆土,两个男孩站在两头,另一个小男孩在近旁的门洞里。街左边那棵树前站着第三个男孩,近旁有一头小驴,还有一个男孩。再过去是第三大堆土,更远、街对过又有一堆沤了一半的肥。尽管有前面那张照片里的牛,有驴,有大人,有孩子,有三长条高高的土堆与两堆堆肥,这十几丈长的窄街上可通行的宽度与洁净的程度,仍旧出乎人意料。每一农户在街上都有自己的一堆土;我们走过这村子时,见到几十个人在翻拌土与堆肥,为下田作准备。

我们所坐之处前面那个堆肥坑装了三分之二。坑里放进了家里与街上一切粪溺杂物、田里一切禾茬与粗秸、一切不直接施用的草木灰,以及街上所堆的一部分土。每隔一阵添些水,使坑里的东西完全浸透、几乎淹没,目的是把发酵的性质管住。

这种堆肥坑的大小,由所要供应的田亩多少而定;沤的时日则尽量拉长,为的是把一切有机物的纤维彻底沤烂,弄成稀泥一样的稠度。

快到往田里施肥、或给庄稼追肥的时候,便把沤好的东西用不透水的筐搬到院里的地上、或院场上、或街上摊开晒干,再掺进新土与更多的草木灰,反复翻拌搅动,使它透气,并加快硝化的过程。在这一切处置之中,无论在堆肥坑里还是在硝化的场上,那与土相接触、正在发酵的有机物,都在把作物养分变成可溶的养分,成为硝酸钾、硝酸钙、硝酸镁,以及这一类或那一类可溶的磷酸盐——也许是同样的盐基,也许还有别的有机的一类。若时候还早,而田里的温度与水分又宜于这些发酵在庄稼用得着它以前就在土中进行,那么堆肥也可以径直从坑里运到田里撒开、犁进土去。不然,就把这东西一遍一遍地翻拌,必要时再加水,直到它成为一种养分齐全的好肥料;然后任它晒干,再碾得极细,有时用牛、用驴、或用人拉着石碾在上面碾。青岛到济南之间田里所见那许多堆肥,就是这一种,都是在村里这样费力地调制好,再运到田里堆起、抹上泥,预备下一次下种时用的。

欧洲史上早年,在近世化学还没有想出又便宜又快的法子造硝酸钾以供制造火药与烟火之前,曾有许多地与许多人力用在「硝田」上;那不过是中国这项极古的做法的一种专门应用,而且多半是从中国传去的。硝化的过程于农事是万不可少的,然而直到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九年,科学界才知道它出于微生物的作用。为公道起见,对世上那些平实的农夫——他们自亚当以来历世历代与自然相亲、凭自然、同自然做工,养活了全世界——应当承认:他们中间早有人把握住了这样要紧而切身的真理,并把它活在自己那个时代的实践里。所以我们在史册上看到,早在一六八六年,苏瓦尔法官就在自己日记本的封面上抄下一位实干家做硝床的方子;方子里除别的东西外,还吩咐要加入「硝之母」。在苏瓦尔法官的理解里,这不过是指旧硝床上的土;可是在那个给它冠上「母」字的人心里,它必定是指土中所含、随土带走、能繁衍其类、能把那番特有的功用延续下去的一种有生之物——与那古老、熟悉而平常的「醋母」属于同一类。做干酪的老行家也是如此:他把握住了一个念头,由此有了那个沿用已久的做法——新建的干酪房,墙要用同类旧厂的水来洗;他必定是从亲眼所见之事的类比里,悟到自己在这里所对付的是一种有生命的因素。当然,照样做而并不明其理的人成百上千;可是在他们之先,总有一个人先有了这要紧的念头。因此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受过十年二十年的专门训练,又被人指点着去看某样东西,手里还拿着复式显微镜,可以用肉眼亲见那「硝之母」,却自居为一项大真理的发现者——这实在算不得什么光彩。若肯承认我们长久怀疑这样一种东西是否存在,而如今总算把一项伟大发现的真实完全证实了,而这发现本属于古时一位无名的天才、或许属于上百位这样的人——他们与生命的历程打交道、因长久亲近而熟悉它,从这些看不见的历程中看出了类比,由此把要紧的真理看得那样透彻,竟能在它上面建起一套万无一失的做法——这样说才谦逊得多,也才更合乎功归其主的本意。

中国人还有一项与土中生硝有关的做法,又一次显出这个民族凡有一分可用之物便要省下来、用起来的性情。使我们注意到这件事的,是四川顺庆的伊文思牧师。这做法本于一点:住屋的土地面经由自然的硝化过程,往往积满硝酸钙。硝酸钙易于潮解,吸的水分多到自身溶化,把地面弄得又湿又黏。伊文思博士起初注意到自己屋里地面发湿,以为是通风不足,可是把通风改好了也治不住。他一位助手的父亲——此人的营生正是收买这样的屋土来制硝酸钾,中国制烟火与火药用硝甚多——给他讲明了缘故,又告诉他治法。

这个人挨家挨户在村里走,收买那些积硝过多的屋地的土。他取一份样子试过,就说出表面二、三或四英寸厚的一层他肯出多少钱;有时为取走地面这一层——主人还得另补上——他肯出到五角。取走的土他用水淋,把硝酸钙收出来,再把淋出的水浇过含碳酸钾的草木灰,使硝酸钙变成硝酸钾、也就是硝石。伊文思博士得知:在我们这次晤谈之前的四个月里,这人所制的硝酸钾卖得墨西哥银元八十元。他要把货卖出去,得走两天的路。此外他每月还要纳八角的牌照钱。他还得买烧灰的柴草,并雇两个人帮工。

住屋地面上积起来的硝若不收去作这个用处,那土便送到田里直接当肥料用,或者沤进堆肥里去。年深日久,村墙上、甚至房屋上所用的土也会酥散到非换不可;逢到这样的时候,就同炕上所用的土坯一样,这些土于沤肥的用处反倒长进了,一般也正是这样用掉的。土何以会变好,说出来也不奇怪:这类材料通常取自心土,一经风吹日晒,它的物理性状就会改善,实际上变成了一块没有种过庄稼的生土。

这些堆肥的化学成分,我们没能得到确切的数据,所以说不出山东的农家每年还到田里去的有效养分究竟有多少。不过几乎可以断定,这个分量与庄稼所带走的相当。那里的土看去有机质很足,叶色与庄稼总的气象也显出养分充裕。

村里同我们谈话的那一家,说他们小麦常年的收成是每亩谷四百二十斤、秸一千斤〔注一〕,谷值三十五串钱,秸值十二到十四串,当时一串钱合墨西哥银元四角。他们的豆子,谷可得三十串钱,秸可得八到十串。小米常年每亩收谷四百五十斤,值二十五串钱,收秸八百斤,值十到十一串;高粱他们说每亩收谷四百斤,值二十五串钱,收秸一千斤,值十二到十四串。把这些折成每英亩的蒲式耳与我们的币值:小麦每英亩收谷四十二蒲式耳、秸六千磅,谷值二十七元零九分,秸值十元零六分。麦后接着种大豆,又可多得豆二十三元二角二分、秸六元九角七分,两茬合起来每英亩毛收入六十七元三角四分。小米每英亩收籽五十四蒲式耳、秸四千八百磅,籽值二十七元零九分,秸值八元一角二分;高粱每英亩收谷四十八蒲式耳、秆六千磅,谷值十九元三角五分,秆值十元零六分。

(原注一:他们的亩是法定亩的三分之四。)

像上面所说的这样一茬麦子,假如谷与秸里所含的养分一点也不还给田里,便要从土中取走氮约九十磅、磷十五磅、钾六十五磅;那一茬大豆若也全部运走,照每英亩收豆四十五蒲式耳、茎叶五千四百磅算,便要使土中这三样养分减去氮约二百四十磅、磷三十三磅、钾一百零二磅——这里假定豆子并不给土里添氮,而这自然是不合事实的。所以这一农家要保住地里这样的出产之力,每年非得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还给它每英亩不少于四十八磅磷与一百六十七磅钾不可;那三百三十磅氮,则须以有机物的形式还回去,或者靠他们那一茬大豆、或别的豆科作物从空气里攒来。前面已经说过,他们所施的干堆肥在每英亩五千到七千磅以上;第二茬再施一回,一年每英亩就是五到七吨干堆肥。除这堆肥之外,他们还大量使用豆饼与花生饼,这里头带着豆子与花生从土中取去的一切养分。若把藤蔓作饲料,或把豆秸当柴烧,这里头的养分多半也要回到田里去。他们无疑已经学会怎样把庄稼取走的养分完全补还,并且始终不懈地这样做。

德国人在青岛一带所筑的路,使我们能坐人力车到邻近乡间去。有一次出行,我们参观了一座村里磨豆与磨花生榨油的作坊。那只石碾直径四英尺、厚两英尺,由一头驴拉着,绕一根立轴在一块圆石盘上滚动,一半凭自重、一半凭扭转之力把仁碾碎——因为碾子所绕的那根臂极短。碾出粉来之后,榨油的法子与前面说过的榨棉籽大致相同,不过豆饼与花生饼做得比棉籽饼大得多,直径约十八英寸,厚三四英寸。作坊外整洁的院子里,立着两块这样的大饼。豆饼正是以这个样子大量运往中国各地、近年又运往日本去作肥料的;最近还运到欧洲去,既作牲口饲料,也作肥料。

在这一省、以及再往北,我们都没有见过南方那种大量用来贮人粪的大陶瓮。在这些比较干燥的地方,他们用某种晒干的法子;我们见青岛附近的园户把大量这种肥料晒干了,堆在席棚底下,施用之前还要用这样那样的法子碾得极细。有一张照片上就是这样一堆正在整治预备下园的肥料,草棚立在那一家祖父的身后。他的孙子把调制好的肥料挑到园地里去,父亲在那里把它拌进土中。无论是把这东西弄成细粉,还是撒开、拌匀到土里,他们都极肯下功夫;因为他们治土的一条格言是:要让田里、园里每一平方英尺地的出产之力都同别处一样。这样一来,在农夫所能左右的条件之下,每一小块地都被逼出了最高的收成。

正在整治的这片地,有一部分刚收过一茬蒿菜,每英亩毛收入合七十三元一角九分;另一部分收过韭菜,每英亩毛收入四十五元八角六分。这块地正在整治,是要种芹菜。

把土当作肥料施到中国的田里——无论这土取自心土,还是取自河渠的淤泥与有机物——对远东农业的长久不衰,必定起了要紧的作用;因为凡这样添上去的,都是有效土层实实在在的增加,既加了厚度,又把各样养分带了进去。假如施到山东田里的堆肥里,肥力很足的土只占一半重量,那么照所见的施用量,一千年可以每英亩添上二百万磅以上;这大致相当于我们寻常耕作时犁翻的那一层土的分量,而这许多好土里所带的,可以有氮六千磅以上、磷二千磅、钾六万磅以上。

我们坐人力车从旅馆往码头去搭船回上海时,不久就留意到有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像是跟着我们:有时稍稍在前,有时在后,多半走人行道,可是车夫一放慢脚步,他也跟着放慢。到码头足有一英里。这孩子显然知道船期,又看见车前的皮箱,断定我们要搭出港的轮船,他或许能挣到墨西哥银元二分——这是把皮箱送上船通常的酬劳。码头上也许有二十个人等着这桩活计,可是他宁愿碰碰运气,连来回一英里的路也算在内,所挣不到我们的钱一分,合当时约二十文。将近轮船时,这孩子紧跟上来,可是旁边有的是又壮又急的人盯着。他被人粗暴地推开两次;车还没停稳,一个身材壮大的人就抓住了皮箱。我们若不是早看出这孩子这样不声不响地加入了竞争,他便只落得白跑一趟。这里谋生的争竞就是这样激烈,而一个小小的孩子竟也这样有效地投身其中。照着家教与榜样,他为取胜不惜任何劳苦;及至所得多于所望,他又惊讶,又感激。

第十一章东方人把时与地都用到了极处

时间是一切生命历程的一个要素,正如它是一切物理、化学与心性反应的要素一样;种地的人不能不把自己的活计安排得合乎庄稼对时令的要求。东方的农夫比谁都更会省时间。头一分钟、末一分钟,以及中间所有的分钟,他都用上。外国人说中国人总是「时间有的是」,从不着急,从不慌忙。可是他既然一把揪住了时间的额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尽了,又何必着急呢?

这最东方的民族把土粪调制成堆肥、又把炕上、村墙上、房屋上用过而性状已变的心土拿来用——这些风俗与做法,无一不是叫那些生出养分来的化学、物理与生物的作用,在田里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他们这样做,不但增了自己在时间上的本钱,实际上也增了自己的地面——因为这些变化是在田外完成的,而交给庄稼的又是立刻就起作用的土中之物。

他们沤肥的做法于他们关系极大:无论在极湿的稻作里,还是在那种「旱作」里都是如此;旱作之地土中的水分长期太少,在田间的条件下发酵快不起来。西方的农学家还没有充分体会到一件事:土中养分生成得最快的时候与地方,不可能同庄稼长得最快的时候与地方相重,因为这两样历程都要取用土中可用的水分、土中的空气,以及可溶的钾、钙、磷、氮的化合物。实用农学上这条根本道理,不管他们的书上写没写,总之是极深地刻在他们的做法里了。我们和他们若能把这做法的精义保存下来而大省人力,或者能用更快捷、更省力的法子永久得着同样的结果,那就是极要紧的一步进展了。

我们北上山东的时候,江苏与浙江的农家正忙着另一桩省时间的活计,这活计也要费极多的人工:就是在麦子还没有完全可收之前,先把棉花种到麦田里去。在我们所到的这两省地方,麦子与大麦多是撒播在窄窄的高畦上,畦宽约五英尺,畦间有沟。有一处景象是这样的:眼前是一口蓄水塘,塘沿上装着一架四人踏的水车,正在给右边近旁的稻秧田灌水;撒播麦子的窄畦从塘边一直伸到散布在田野间的农舍那边去;左边靠着河岸,立着一座水车棚。

为了省时间、或者说把随后那茬棉花的生长期拉长,棉籽是在麦收前十到十五天撒播在麦子中间的地面上的。为了盖籽,先把畦间沟里的土挖松四五英寸深,碾得极细,再用锹均匀地撒到畦面上,让它从麦棵间筛下去,把籽盖住。这样撒上的松土又起覆盖的作用,保住土中上行的水分,使土在麦收之前就能润到足以让籽发芽。另一张照片是近看的,我们的通事站在另一块麦田里,四月二十二日那天正照上面所说的法子在那里撒棉籽;麦子长得极密,高齐人肩,无论撒籽还是撒够盖籽的土,都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从山东回来时,这块麦子已经收了,每英亩收小麦九十五点六蒲式耳、麦秸三点五吨——这是照地主所说,四千零五十平方英尺的畦上收谷四百斤、秸五百斤算出来的。五月二十九日早晨照了一张相,就是这同一块地:麦子收过,棉苗出了土,小苗在短短的茬子间微微露头。这几畦已经浇过一回水肥。再过些时,就要锄过、间过,留到每平方英尺地上约一棵。前后两张照片相隔三十七天;照这个种法,棉花这一茬比起先收麦、再整地、再下种来,着实多得了三十天。可以看出,棉花接在麦子后面,中间并不犁地;不过那土很深,本来就疏松,下种时又在籽上盖了近两英寸的松土。此外,间苗的时候还要用两齿或四齿的锄把地深深地松一遍。

照上面说的法子在麦子里起棉花,不过是一种通行极广的普遍做法的一个特例罢了。凡气候许可的地方,这些国家里一概是种多熟的。有时同一块田里,错落的行间有三茬庄稼,下种的日子不同,成熟的早晚也不同。前面说过黄瓜与青菜的套种与轮换。差不多一切庄稼都成行种植,这一通例极便于多熟之法,而多熟之法又极便于把生长季里的每一分钟、把全家照料庄稼的工夫都用到十足。有一块田,四月二十二日那天,冬小麦快熟了,一茬蚕豆长到三分之二,棉花刚种下去。这块地做成约五英尺宽的垄,垄间有一英尺宽的沟。垄顶上种两行小麦,每行宽八英寸,行心相距两英尺,留出十六英寸宽的一条,这条地的用处是:一、耕锄;二、施肥;三、最后在麦收之前种上那行棉花。两边靠沟各种一行蚕豆,把沟遮住了;蚕豆在麦收之后一些时候成熟,而那时棉花还不大。蚕豆之后,有时经过一番耕锄施肥,再接一茬晚秋的庄稼,一年便有四茬。这样接连下来,每一茬都要施肥,又要有充足的土中水分,才能从地里得着最大的收成。

另有一种安排:冬小麦或大麦可以与一茬绿肥并排生长,比如外国人所说的「中国三叶草」、也就是紫云英,长起来翻到土里去肥田,预备在大麦两边各种一行棉花。大麦收过之后,它所占的地便要耕治、再施肥;等到棉花快熟时,还可以种一茬油菜,拿来腌「咸菜」过冬。

多熟之法北到直隶的天津与北京也还在种,那里最常见的是小麦、玉米、高粱与小米、大豆;而那里的土要瘠些,一年的雨量也只有二十五英寸上下,雨季要到六月底、七月初才开头。有一块这样的田,六月十四日所见是这样的:两行小麦与两行高粱一对一对地间种,行距约二十八英寸。麦子可收了,可是秸特别短,因为长在轻沙壤上,又碰上出奇干旱的年成——那一年自一月一日以后,落的雨不过两英寸多一点。

行间所见那几堆碾细的干土堆肥,是运来预备麦子收走之后施在那块地上的。麦子要连根拔起,捆成捆,运到村里把根铡下来沤肥。一家人正在把小捆麦子的根铡下来:用一把长而直的刀,一端固定,借杠杆之力向下压在麦捆上。这些根若不当柴烧,便送到土坯墙围成的院子里那个堆肥坑去。在那里,它们同别的废秸杂物、粪溺、草木灰一道,泡在水下沤烂,直到纤维烂尽;这样才好掺进土里施到田上,既富于可溶的养分,又不致妨碍土中水分的上行。这番活计是在田外做的,各样变化在那里可以不受阻碍地进行,也不妨碍地里庄稼的生长。

在这种间作与多熟相结合的法子里,东方的农夫便把轮作或接作所能生出的一切好处——无论是物理上的、生化上的还是生物上的——都占到了。有人以为,草木的根系在土中紧挨在一处,彼此或许有益;若真如此,把不同的种类这样紧挨着种,似乎正给了这样的机会。不过前面指出的那些好处既这样明显、这样要紧,使他们把不同的庄稼错落成行紧挨着种的,无疑是这些好处,而不是那一层。

第十二章东方的稻作

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百姓的主食是稻米。日本到一九〇六年为止的五年里,每人每年平均吃米三百零二磅。日本全境十七万五千四百二十八平方英里,一九〇六年用在稻上的有一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平方英里。水稻一万二千五百三十四平方英里,平均每英亩收三十三蒲式耳以上;旱稻三百二十一平方英里,平均每英亩收十八蒲式耳。在北海道——其纬度已北到伊利诺伊州的北部——日本从五万三千英亩地上收得水稻一百七十八万蒲式耳。

在中国四川省,谢立山总领事说平原上水稻每英亩收四十四蒲式耳,旱稻二十二蒲式耳。我们在中国所得的数据,水稻平均每英亩收四十二蒲式耳,而小麦平均每英亩二十五蒲式耳;日本小麦的常产约为十七蒲式耳。

假如中国本部与朝鲜每人吃米之数与日本相等,那么照每人每年三百磅这个整数算,三国一年所吃的米便是:中国本部四万万一千万人,吃米六千一百五十万吨;朝鲜一千二百万人,吃米一百八十万吨;日本五千三百万人,吃米七百九十五万吨;合计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吃米七千一百二十五万吨。

假如朝鲜与中国本部水稻与旱稻的比例同日本一样,又假如这些国家每英亩的平均产量是水稻四十蒲式耳、旱稻二十蒲式耳,那么产出这些米所需要的地面便是:中国本部水稻七万八千零七十三平方英里,旱稻四千零四平方英里;朝鲜水稻二千二百八十五平方英里,旱稻一百一十七平方英里;日本水稻一万二千五百三十四平方英里,旱稻三百二十一平方英里;总计水稻九万二千八百九十二平方英里,旱稻四千四百四十二平方英里,两项共计九万七千三百三十四平方英里。

我们在朝鲜安东、汉城与釜山之间四百英里铁路沿线所见,使人觉得这个国家稻田的地面只会比上面算的多,不会少;而中国已开运河的地面有多少平方英里,前面已经说过,由此看来,她稻田的亩数也同所估的一样大。

在日本本土三大岛上,每年种一季水稻的地,占耕地的五成以上,占全国土地总面积——除极北的桦太不算——的百分之七点九六。在台湾与中国南方,有大片地面一年种两季。照上面计算所用的那个很高的平均产量算,中国本部稻田的亩数约占她全部面积的百分之五点九三,比一九〇七年美国小麦的亩数还多七千四百三十三平方英里。可是我们的小麦产量不过一千九百万吨,而中国在差不多同样大的地面上所出的米,确实有这个数的两倍,多半还有三倍;而且尽管每英亩出产这样多,这同一块地上五成以上、也许高到七成五的地面,同一年里至少还要熟一茬别的庄稼,其中不少是小麦或大麦——这两样也主要是供人吃的。

假如蒙古人种当初不是在东亚、或者说不只是在东亚,而是也到了北美并在那里发展起来,也许北美早有了一条大运河:从格兰德河通到俄亥俄河口,又从密西西比河通到切萨皮克湾,合起来是两千多英里的内河水道,既供商运,又把地面流失的水与随水流走的地力拦住、再分散开去,铺到二十万平方英里开满河渠的沿海平原上去——那些平原如今有许多已经贫瘠了,而使它们贫瘠的,正是一种自夸的文明所造成的不可容忍的糟蹋。这样经营下去,世世代代能多出多少吨糖、多少包棉花、多少袋米、多少箱橙子、多少篮桃子,多少车白菜、番茄与芹菜,谁敢去数?又能多养活、多穿暖几百万人,谁数得清?我们固然可以禁止磷的出口,可以把石灰岩磨碎施到田里,可是单这样做,不过是向将来敷衍一时。我们出产得越多、人口越多,照目前的做法,这些东西流失入海的速度也必越快;一旦入了海,无论用钱还是用祷告都唤不回来。

美国若要长久立国;若要像蒙古诸族那样把自己的历史延到四五千年;而这历史又要写成绵长的太平,不致有大面积的饥荒与瘟疫——那么这个国家必须重新定向:必须把自己的做法同一种足以使长存成为可能的资源保全之道对正。耕作越精,表土——生命由之而出——的消化、吸收与耗竭也越甚。多熟、密植、旺长,都意味着每英亩地上经由庄稼蒸腾掉的水要多得多;而这只有靠把地面径流重新分配、并在水量丰足的湿润气候里也采用灌溉之法,才办得到。我们迟早必须定下一项全国的大计,把水利资源更完全地保全起来,不单用它来发动机器、供运输之便,而首先要用它来保持地力、用补充灌溉来增加出产;而这一切国家大事,都应当合起来、放宽眼界去考量,务求配合得最充分、最妥当。中国、朝鲜、日本早就点出了永续农业的主调;不过如今时候到了,他们能够、也将要大加改进,而我们与别的国家所当做的,是从他们的经验里得益,把他们做法中好的东西采过来、改过来用,并在引进新法、改良旧法的世界潮流里出一分力。

他们以稻为主粮;他们虽有丰沛的夏雨,却仍建立并维持着灌溉与排水合一的制度;他们行多熟之法;他们大量而不懈地利用豆科作物;他们轮种绿肥以保住土中的腐殖质、以供沤肥;他们又以近乎虔敬的忠诚,把一切能补还庄稼所取养分的废弃之物送回田里——在这些事上,这几个民族显出他们对根本之理、对要害所在把握得何等准确,很可以叫西方各国停下来想一想。

我们这个国家眼下既不必、也不能采用他们那种极费人力的稻作之法;我们但愿后人也永远不至于非这样做不可。可是为着其中所含的道理,把他们不得不采取的做法研究一番,仍旧是极值得的。

这几个国家稻田的亩数虽大,旱稻却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种稻的田都已整得水平如镜,四围围着低矮窄小的田埂。地面若不平,就把山坡整成一级一级的平台,台的大小随所开山坡的陡缓而异。我们常见这样的台不过一间小屋的地面那么大;罗斯教授告诉我,他在中国内地走过的田,有的还没有一张饭桌大,而他看见过一块田,带着田埂、蓄着水、长着稻子,却只比一条好餐巾大一点点。日本官方所报稻田的平均面积是一点一四畝,也就是只有三十一英尺乘四十英尺。除北海道、台湾与桦太不计,日本灌溉的稻田有五成三是不到八分之一英亩的小块,别的耕地有七成四是不到四分之一英亩的小块,而这每一块还可以再分。稻田之小与为了取得水平的田面所作的梯田,从两张照片上看得很明白。照片中央附近那所房子,是量稻田大小与山谷坡度的好尺子。稻行之间还不到一英尺,所以数一数近处的行,也可以当作另一把尺。这幅图上房前的小田有二十多块,还只伸到房子的一半路;而房子离照相机不到五百英尺。

日本本土三大岛上这样整过的田有一万一千多平方英里,每一块都有田埂,有引水与排水的沟渠,都小心修得极好。三国中比较平坦的地面也同样被做成一个个水平的塘盘,其中占地大的相对很少,因为地几乎总是零碎的。从河渠里挖出来的土,除了筑堤之用,全都摊平到田里去了;所以当初开辟的工夫加上后来维修的工夫,合起来之多,远非我们所能想见,而且几乎全出于人力。

把这许多田辟成、整成这样水平的塘盘,每年给这三个民族带来一宗极大的总收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西方各国至今还没有利用的。最大的好处来自这样一件事:有了充足的水,便可以多用些养分,因而年年都有把握得着较高的收成。所用的水大半来自未耕的丘陵山地,水里既有溶解之物,也有悬浮之物,年年都确确实实给田里添上溶解的石灰与各样养分;几百年如此不断,合起来数目极大。假如每年施到稻田上的水不过十六英寸,而这水的成分又合梅里尔所举北美河流的平均数,那么——悬浮之物不算,水中的钾与磷被吸收的也不算——每一万平方英里的田,单靠水中所溶之物,每年便可得到磷约一千四百吨、钾二万三千吨、氮二万七千吨、硫四万八千吨。此外还带来溶解的有机物约二十一万六千吨,以及分量更大的溶解石灰——这对中和土壤的酸性是极要紧的——计一百二十二万一千吨。而这样的收获,在中国、朝鲜、日本已在五个、也许九个以上的这种「一万平方英里」上,维持了好几百年。照这样算,九万平方英里的田,一千年所得的磷将近一千三百万吨,而这做法所行的年头还不止一千年;这比美国至今所开采的全部磷矿石——即便全部都是七成五的纯度——所含的磷还要多。

若把我们墨西哥湾与大西洋沿岸平原的五万平方英里开上河渠,把泥沙、有机物连同水一起用到田里去,那就等于把如今白白流进海里的大量养分变作有用之物,庄稼的收成也必相应地大增。应当、而且看来早晚必须想出法子,把这条河与别的河里那些肥沃的泥沙与有机物大量送到佛罗里达的沙地平原上去,送到那里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沙地上去;此外还该有计划地用它们把三角洲上那些易被水淹、或低得排不出水的地面垫高到洪水线以上。

也许有人以为:把这样大量的水施到田里,尤其是在雨水本多的国家,必定会因淋失与地面排水而大大折损养分。可是照这三国出色的做法看来,情形决非如此;而他们在种稻灌溉的地面上几乎一律采用的那套做法,其中的道理,我国百姓极应当明白、极应当体会。头一件,他们的稻田是有地下排水的,所以水大半或是经庄稼而去,或是从地面蒸发,或是渗过心土流进浅沟。水若径直从这一块稻田放到那一块,通常是在施肥之后过了些时候,等土与庄稼都来得及把可溶的养分取用或固定住了才放。此外,田里要到插秧的时候才放水,那时秧苗已有一副强壮的根系,凡在根旁生成的、或随水带下来的可溶养分,它立刻就能取用。

那些排水沟虽是地面式的,只有十八英寸到三英尺深,却开得够多够密;所以土里虽常年几乎充满了水,仍有新鲜的、透气充分的水不断渗下,把大量的氧带进土中,供根之需。因此在灌溉的稻田之间,小小的田盘上还能在轮作里种西瓜、茄子、甜瓜与芋头。有一处,每两行茄子之间隔一条窄而浅的小沟,沟与总沟相通,沟里的水面离地面只有十四英寸。西瓜也是如此:瓜藤长在厚厚一层稻草上,草把藤托着不挨湿土,又减少蒸发、保住水分,还因夏雨淋沤而腐烂,成了这茬庄稼的肥料。另有一处,是沿着一条小路看过去,路两边各是一条总沟,分开种西瓜与芋头的两片地,把各条犁沟里的水汇到大沟里去。土虽看去很湿,苗却壮实无病,一点看不出排水不足的样子。

可见这些人对排水与灌溉一样用心,既讲怎样供给养分,也防着养分白白损失。不单种稻的地方如此:即便不放水淹田的地方,也常把小块的田与畦整得极平,四围围上低埂,这样一来,不但可以在想要的时候把落下的雨全留在田里,而且雨水能均匀地铺满全田,使整块土湿得一样,也免得田的这一处被冲到那一处去。

中国、朝鲜、日本灌溉的稻田虽有这么大的亩数,几乎每一棵稻都是移栽的;定他们法子与做法的,是怎样得到最大最好的收成,而不是像我们常有的那样,是怎样最省工最省事。我们头一回见整稻秧田是在广州,再就是在浙江嘉兴吴太太的田庄上。她当年与丈夫从宁波迁来——那时太平天国之乱单是两省就荡去两千万人——在一小块空出来的地上落了户。日子好起来,他们买地添产,置到约二十五英亩,这大约是中国寻常殷实人家所有的十倍。如今是这位寡妇当家;她一个儿子虽已娶亲,却还在读书,媳妇同婆婆住着,帮着料理家务。夏天她田里雇七个长工,另养四头牛,供犁田与车水灌溉之用。工人的工钱是夏季五个月墨西哥银元二十四元,外加每天四顿饭。这样,七个人的现钱开销合我们的币值是每月十四元四角五分。十年前这样的工一年三十元,到我们去时是五十元,分别合我们的币值十二元九角与二十一元五角。

她稻子常年的收成是每亩两担,合每英亩二十六又三分之二蒲式耳;同一季里,一部分地上还要再收一茬小麦——产量是稻的一半——或是别的庄稼,施一回肥管两茬用。她说每年买肥料的花费通常约六十元,合我们的币值二十五元八角。吴太太的宅院是一个大四合的院落,围着一个天井,南面是一道八英尺高的实墙。房子是土坯砌的,屋顶用稻草葺。

我们头一回到这里是四月十九日。稻秧田已经播下四天,下种之量合每英亩二十蒲式耳。土整治得极细,肥上得极足,末一道是撒一层没有烧透的草木灰,把地面铺得乌黑。种子是直接撒在地面上的,几乎把地面盖满,又用一只宽而平底的筐轻轻拍打,刚好把种子按进那层灰里。每天傍晚,若夜里可能转凉,便车水上畦;第二天若晴暖,再把水放掉,让乌黑的地面吸热,又让新鲜空气透进土中。

将近一个月之后,五月十四日我们第二次到这个田庄,那时稻秧已有八英寸高,快到移栽的时候。秧田那边的田已经放了一半水、犁过,把紫云英翻下去作绿肥发酵,预备插秧。秧田另一边、正对着住宅那片地,正往垄沟里放水;那些垄是上一季稻子收过之后做的,紫云英就种在垄上。两列秧田的一头就是车水的棚子,草顶之下装着两架水车,设在从河渠引进来的水道尽头。其中一架木制的车盘,由一头蒙着眼的牛拉着;牛头前面不远处,可以看见前面说过的那种长柄粪勺。

用秧田育秧,可以为冬季与早春作物的成熟与收获、或为整治稻田,多留出一个多月;大部分田的灌水期也照样缩短这么多,水与时间两样都省了。把一小块地施足肥、整治好,既便宜又省事,同时所得的秧苗比直接撒在田里的壮得多、齐得多。在秧田里除草照料所费的工夫,也远比在大田里少。要把全部稻田像整治秧田那样早早整好,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为绿肥还没有长成,而且若直接翻下去,还得有时间让它沤烂。秧田里的稻苗被养到能大量吸收养分的时候,一插进那新整治好、上了肥、又干净的田土里,便能在这最有利的条件下大量吸收。这样既赢得了时间,又赢得了苗的壮健;在他们这种地少人稠的境况下,这些人所行的,看来正是能有的最好的法子。

我们地广、有机器而人少,在我们看来他们这一套又笨拙又行不通;可是只要把我们的田减到他们那样小,这一下子就连我们的机器、甚至我们的犁也更行不通了。所以,越是研究这些人到目前为止无法避免的处境、他们的人数、他们做过与正在做的事、以及他们是顶着怎样的难处成功的,就越难看出还有什么别的路会更好。

插秧前的那一个月是怎样忙法,前面已经指出过:要调制堆肥,要收麦子、油菜与豆子,要把堆肥撒到田里去,还要放水、犁田。有一块这样的田,已经犁过、耙平,差不多可以插秧了。翻起来的土要碾得极细、整得极平,和弄到稀泥一样的稠度;在大些的田里,是用这样那样的耙来做的。把土这样彻底和成泥浆,秧苗插下去便快,根也立刻能与土贴得严实。

田整好了,妇女们便带着矮矮的四腿竹凳到秧田去拔秧,仔细把根上的泥涮掉,再捆成插秧时好拿的小捆,分送到各田里去。

插秧的活计可以由几家人换工合做,相当多的人一同下田。田里拉起长绳,绳距六英尺,七个人每人插六行,行距一英尺,每穴六到八棵,穴与穴相距八九英寸。一只手拿着秧捆,另一只手灵巧地用手指在根上分出要用的棵数,从捆里分开,一戳就插在行里。根旁并不培土,每一穴只是一个动作,一个紧接一个,一横排六穴插完再插下一排。人向后退着横过田去,插完一整段,把用剩的秧扔到还没插的田里,再把绳移开去插另一段。据说在这样的条件下,田已整好、秧也送到手边时,一个人一天通常插两亩,合三分之一英亩。那么这一组七个人一天可插二又三分之一英亩;照吴太太所付的工钱算,若是雇工,每英亩的现钱开销近二十一分。这比我们用最好的机器栽白菜与烟苗还要便宜。在日本,妇女参加插秧的比中国更多。

稻子插下之后,对它的照料并不像我们的麦子那样就此完了。还要锄、要施肥、要浇水。为便于浇水,所有的田都整平了,又开了河渠沟洫;为便于施肥与锄草,插秧是成行、行内又成穴的。

我们在日本所见,插秧后头一次下田的活计,是用四齿锄在穴间挖松,看来与其说是为除草,不如说是为松土透气。这样处置之后,还要再过一遍:有人用赤手把翻动过的土抹平整好,留心把每一棵草都除尽、埋到泥底下去,经过每一穴稻时还把它扶正。有时手指上套着竹爪,好便于除草。日本近来开始用一种手推的转齿中耕器;这种中耕器的齿装在一根轴上,随着沿行推进而转动。

这三国于稻田的施肥处处极为留意,而尤其着意于保住土中有机物的存量。前面说过的紫云英,在秋天收稻之后大量播下,到开满花时,正好割下来沤肥、或在犁稻田时径直翻下去。这种青紫云英每英亩可收十八到二十吨;在日本,这通常施到约三英亩地上去,而长紫云英那块田自己则靠茬与根来补,这样每英亩便上了六到七吨绿肥,其中含钾不下三十七磅、磷五磅、氮五十八磅。

人多地少、腾不出地方种绿肥的人家,便到山上、荒地与丘陵上去采,或者在河渠里割。五月底我们从苏州乘船西行,一路遇见许多船,装着好几吨又长又绿、带子一样的水草,是从河底割来的。割这种草的人,水没到腋下站在河里,用一把新月形的刀,像锚一样装在一根十六英尺长的竹柄头上,顺着河底往前推,再往回拉,把草割下;草浮上水面,就捞到船上。绿肥的材料也可以在坟地、山上、丘陵上去割,前面已经说过。

稻草与别的禾秸,以及一切不能当柴烧的茎秆,也可以踩进稻田的泥里;稻插过之后,常把谷壳撒在水面上,也是这样。

这些国家怎样利用各样废弃之物来保住土地的出产之力,前面已经说过;不过为西方各国着想,好叫他们明白这样的俭省到头来是不可免的,这里值得把日本所做的再明明白白说一遍。农商务省的川口博士依他们的记录见告:日本一九〇八年所出、并施到田里去的人粪有二千三百八十五万零二百九十五吨,堆肥二千二百八十一万二千七百八十七吨;又进口商品肥料七十五万三千零七十四吨,其中这样那样的磷肥七千吨。除这些之外,她所施的草木灰必不少于一百四十万四千吨,在丘陵与荒地上所产的绿肥必不少于一千零一十八万五千五百吨;而这一切都施在不到一千四百万英亩的耕地上。应当着重说一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至今还没有找到别的更好的法子,能长久保住一种足以养活她那千百万人的地力。

除施肥、插秧、除草之外,还有灌溉这桩极大的活计,要一直做到稻子快熟。所用的水大半靠畜力提上来,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力。有两个中国人穿着凉快宽大、处处不贴身的夏裤,用吊着的戽斗泼水;用这法子能把水提高三四英尺,分量之多叫人吃惊。前面说过那种可以搬动的辘轳;直隶一带则大量使用一种四方锥形的吊桶与桔槔。有一个人用它把水提高八英尺,一天供得上半英亩地灌溉之用。

中国用得最多的那种水车与踏车,前面也见过。有三个人踏着这样一架水车;还有一架立在一连串已经放了水的田边。照的那个地方,有位老农告诉我们:用这架水车把水提高三英尺,两个人两个钟头能给两亩地上三英寸深的水。这就是每人每十小时可灌二点五英亩英寸的水;折成我们的钱是一角二分到一角五分。这样算来,十六英亩英寸——也就是一季所需的水——只要花七角七分到九角六分,而这还是雇苦力、管饭的价钱。人力用在中国的水车上,效率竟高到如此,用美国的币值一量便知。

这种水车不过是一只敞口的木槽,槽里走着一条木链,链上一块一块松松套着的板把水从河渠里带上来,倒进田里。槽与板的大小随所用的动力与要提的水量而变。它看去虽粗陋,可是就中国的情形而论,论起初的花费、论维持、论效率,西洋所造的东西没有一样比得上它。这些人一切器具都讲求简便有效,把构造与花费的每一处都减到最省——再没有比这更能见出他们的性情了。用最简的法子,办成最大的事。假如一条河渠非架桥不可,而宽得一孔跨不过去,中国的工师便可以在近便的地方把桥造起来,造成之后再把河渠引到桥下去。松江附近一座新建的铁路桥就是这样:桥已造好,水刚引到桥下,正逼着它自己把河床冲出来。这样既省了极大的花费,河渠上的行船也不曾阻断。

日本的踏车把一切齿轮都省去了,人直接踏在叶板上。有些这样的车直径十英尺,看要把水提多高而定。

用畜力灌溉,三国都很通行,所用的多是前面说过的那种车盘。浙江与江苏两省最常见的那种水车棚,数目极多;我们在半英里为半径的一个半圆里,数出过四十座这样的棚。棚子给牲口遮阳挡雨,使它们得些舒服;因为无论如何,稻田里的水都不许落得太浅。这些地方的家畜处处都受到和善体贴的待遇。

在不那么平坦、溪流落差足够的地方,通行用水轮:轮缘附近装着一圈斗,过水时自然灌满,升到最高处便倒进一只接水的器具里,由一条管道把水引到田里。四川有些这样的水轮又大又秀气,很像游乐场里的摩天轮。有一架直径约四十英尺,拍照时正在转动,把水提上来倒进轮顶附近那条横槽里;横槽架在轮子那一边立着的一对粗杆顶上。从这槽里往左、越过天际线伸出去的,是一条用竹竿接成的长管,把水送到田里。

收割的时节到了,尽管谷物的亩数这样大、产量以亿万蒲式耳计,可是地块小、又极零散,加上田面的情形,使我们那一套机器全然用不上。连我们在收割机之前所用的钐刀架也不行;这桩大活计至今仍旧靠老式的镰刀,一穴一穴地割下去——当初也是一穴一穴插下去的。

割之前,等谷粒熟透,先把水放掉,让地干硬。那时雨季还没有过完,收晒必须十分小心。捆好的稻可以一行行堆在田埂上,也可以头朝下挂在竹竿上。

脱粒是把稻穗从一把金属梳的齿间拉过去。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用一把大双扇风扇把谷里的尘与糠扇去。照我们农家所用的原理造的、样子也极相像的风车,中国与日本早已用了很久。稻脱过粒,还得砻去谷壳才能作食粮;日本最古最简的舂法,是靠米粒彼此摩擦来舂白:把一些米倒进臼里,再把长头的杵重重地砸进米堆,逼着米粒彼此滑擦,擦到所要的程度为止。同样的法子也有做得大些的:把杵用身体的重量来踏,几个人踩在带配重的杵柄上,把杵抬起,再任它凭配重落下。不过近来日本已有用汽油机开动的碾坊,砻谷与舂白都用它。

稻草在这些人的生计里用处极多,几乎同米一样要紧。它作牛马的饲料与垫圈,作房屋与别样棚舍的苫盖,作柴,作覆盖,作土中有机质的来源,又作肥料——所值的钱极大。除这些最终的用处之外,稻草还大量用来制造用量极大的东西。据估计,日本每年用稻草所制的袋子不下一亿八千八百七十万条,值三百一十一万元,用来装三亿四千六百一十五万蒲式耳谷物与二千八百一十九万蒲式耳豆子;此外还有大量袋子用来运鱼与别的制好的肥料。

兵库县有五百九十六平方英里农田,比起罗得岛的七百一十二平方英里来略小;一九〇六年兵库的农家在二十六万五千零四十英亩地上收稻一千零五十八万四千蒲式耳,值一千六百一十九万一千四百元,平均每英亩将近四十蒲式耳,单谷一项每英亩毛收入六十一元。除此之外,这些农家同一季在同一块地上至少还种一茬别的庄稼。若这一茬是大麦,平均每英亩收二十六蒲式耳以上,值十七元。这些日本人家在做农活之余,又在夜里与冬闲的工夫,用一部分稻草制出各样席与网八百九十八万件,市价二十六万二千元;袋子四百八十三万八千条,值十八万五千元;草拖鞋八百七十四万二千双,值三万四千元;草鞋六百二十五万四千双,值三万元;另有杂物值六万四千元。这就是在十一个半乡镇大小的农田上、靠农家的劳力所得的二千一百万元以上的毛收入,平均每英亩八十元,而这是就这一县将近四分之三的农田而论的。照这个比率,我们一百六十英亩的农场,四个四十英亩里有三个每年应当有九千六百元的毛收入,第四个四十英亩则应当够付一切开销。

在奈良试验场,有人告诉我们:那一县一季好稻的钱值,谷应算每英亩九十元,未经加工的稻草八元;裸麦每英亩三十六元,麦秸两元。这里的农家行一种四五年的稻麦轮作,到第五年或第六年,用一茬夏天的瓜代替稻,瓜值每英亩三百二十元,又种些别的菜蔬,每反值八十日元,合每英亩一百六十元。为取绿肥肥田,每年在大麦的行间种大豆;大麦是十一月下种的。大麦收后一个星期,便把大豆翻下去——大豆每反收一百六十贯,合每英亩五千二百九十磅——再把地整治好种稻。照这些数目算,奈良的农家在自己稻田的五分之四或六分之五上,每年每英亩的毛收入是一百三十六元;在其余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上,每英亩是四百八十元;这还没有算上每年那茬用来保住土中氮素与有机质的大豆,也没有算上他们家中手工的进项。我们南大西洋沿岸与墨西哥湾沿岸各州同在这个纬度上,那里的农家将来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不能的理由;不过非有最好的灌溉、最好的施肥、恰当的轮作与多熟之法不可。

第十三章蚕桑

东方还有一桩大事业,在某些方面也是最可注意的事业之一,就是养蚕缫丝,并把丝织成世上最精美华丽的绸缎。它可注意之处在于规模之大;在于它的发源地看来是最古的中国,至少在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在于它建立在驯化一种林间野虫之上;也在于它历四千多年而不衰,至今扩展到一船价值百万元的货可以一次卸在我国西海岸,再由专开的快车急运到纽约市去赶圣诞节的市面。

日本一九〇七年用一千七百一十五万四千蒲式耳蚕茧缫出生丝二千六百零七万二千磅,所喂的蚕吃的是九十五万七千五百六十英亩桑地上所产的叶子。照这些丝在日本的出口售价算,这一年的收成值一亿二千四百万元,合全国人口每人两元以上;而从事养蚕的,一九〇六年有一百四十万七千七百六十六户,约七百万人。

理查的《中华帝国地理志》载:一九〇五年中国输往各国的生丝共三千零四十一万三千二百磅;照日本的出口价算,值一亿四千五百万元。理查又说,中国每年输往法国的丝值一千万英镑,而这不过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由此看来,单她的出口总值就近四亿元。

中国人穿绸比日本人普遍,而中国的人口又是日本的八倍,所以国内所用的丝必定极多,每年的产量也必远在日本之上。谢立山说四川所出的生丝有五百四十三万九千五百磅,几乎是日本总产的四分之一;而另有八省大量产丝,这八省合起来的面积将近日本的五倍。这样看来,中国每年生丝的产量往少里估也该有一亿二千万磅;加上日本与朝鲜所出,三国每年的产量大约超过一亿五千万磅,总值或许有七亿元——在价值上足可抵得上美国的小麦,而所用的地面还不到八分之一。

据丹多洛伯爵所察,造出这一大笔进项的蚕极小,刚孵出时约七十万条才重一磅;可是它们长得极快,一连蜕四次皮:头一次蜕皮时重十五磅,第二次九十四磅,第三次四百磅,第四次一千六百二十八磅;到成熟时竟重近五吨——九千五百磅。可是据巴顿说,在这约三十六天里长成这个样子,这七十万条蚕到头一次蜕皮时已吃掉一百零五磅叶子,到第二次三百一十五磅,到第三次一千零五十磅,到第四次三千一百五十磅,末了吐丝之前那一段吃掉一万九千二百一十五磅;合起来,为长出近五吨的活重,共吃桑叶近十二吨,也就是二磅半青叶长一磅肉。

据巴顿说,这七十万条蚕所结的茧重一千四百到二千一百磅;而照谢立山在四川所察,茧约可缫出自重十二分之一的生丝。照此算来,由卵孵出的那一磅蚕可得生丝一百一十六到一百七十五磅,照一九〇七年日本的出口价算值五百五十元到八百三十二元;而每出一磅丝要用青桑叶一百六十四磅。

我们在浙江同一位中国钱庄老板谈过,他说:一张十二英寸乘十八英寸的纸上所铺的卵孵出的小蚕,长到成熟要吃桑叶二千六百六十磅,可吐丝二十一点六磅。这就是一百二十三磅叶子出一磅丝。日本一九〇七年在九十五万七千五百六十英亩桑地上所出的二千六百零七万二千磅丝,平均每英亩桑地出生丝二十七点二三磅;照一磅丝用一百六十四磅叶子算,每英亩桑地平均要出青桑叶四千四百六十五磅。

这些国家寻常的丝,大半出自三个品种的桑;一年可以采三回叶子,养春、夏、秋三季的蚕。我们在日本名古屋试验场得知:那里桑叶好的春季收成是每反四百贯,第二回一百五十贯,第三回二百五十贯,合起来每英亩出青叶十三吨以上。不过这似乎比全国的平均数高出不少。

浙江有一处桑园,用河泥施肥施得极足,当时正到了采叶喂头一批蚕的时候。桑叶的出产者通常并不是养蚕的人;这座园子的叶子卖的是每担墨西哥银元一元,合每百磅三角二分二厘五。一个星期后在江苏南京一带,价钱也是这样。

早春桑树还没有发叶时的样子是这样的:那些长条是去年生的新枝,枝上至少已采过一回叶子;在壮实的园子里,这样的枝可长到两三英尺。另有一座园子,一部分的枝条刚刚剪过。这些树有十二到十五年,枝梢上的疙瘩是年年差不多在同一处反复剪枝所致。树下密密地长着一层紫云英,正要开花;将来要把它翻进土里,既供氮,又供有机质,烂了还能把钾、磷与别的矿质养分释出来供庄稼用。

另有一处,三行桑树相距四英尺,栽在一道高出四英尺的窄堤上;这堤一半是整治四围的田种稻时堆起来的,一半是用作肥料的河泥一层层加上去的。桑树两边各种一茬蚕豆,左边还有一茬油菜,两样都在六月初收,收完就把那块地放水、犁过,插上稻秧。这一处与别的桑园景象,都是在中国河渠极密的那一带照的。这座园子的主人刚割完两大捆枝条,要把叶子拿到村里去卖。他说头一回的收成通常每亩三担,多的到二十担,第二回却很少超过两三担。头两回的叶子若合计每亩二十三担,便是每英亩九点二吨,照上面的价钱值五十九元三角四分。桑叶采下必须趁鲜送到,而且当天就得喂掉;枝条在卖叶的地方把叶撸净之后,捆起来留着当柴烧。

在中国南方,桑是用矮插条压条生根养成的。前面说过我们乘南宁号轮船在广州三角洲一带走了五个钟头,一路穿过大片正当盛叶的矮桑田,起初还错当作快要开花的棉花。日本南部也行这种修剪之法。日本中部行高剪,同浙江、江苏两省一样;日本北部则直接采叶,就像各处末一回采叶时那样——在更北的纬度上是不修剪的。

这些北方国家所产的丝,并不都出自驯养的家蚕,有很大一部分是野蚕所吐;这些野蚕吃的是中国、朝鲜、日本各处山岭丘陵上几种栎树的叶子。中国所收最多的,是从山东、河南、贵州与四川所采柞蚕的茧上缫下来的。满洲多山的地方,这项事业也正做得很大,茧运到山东芝罘去织茧绸。

兰多先生估计四川每年所得的野蚕茧有一千零一十八万磅,不过谢立山以为其中许多恐怕来自贵州。理查载一九〇四年整个中国本部野蚕生丝的输出为四百四十万磅。这就是说野茧不下七千五百三十万磅,而这还可能不到国内自用之数的一半。

据谢立山所集的数据,一八九九年单从牛庄口岸用轮船运出满洲的柞蚕生丝就有一百八十六万二千四百四十八磅,值一百七十二万一千二百元,而产量还在迅速增加。前一年从同一口岸用轮船运出的是一百零四万六千七百零四磅。这些都出自奉天以南的丘陵山地,西起辽河平原,东至鸭绿江,约五千平方英里;我们坐安奉铁路横穿过这一带。

这种野蚕一季有两化,从五月初到十月初。秋化的茧留过冬,蛾出来之后,让它们把卵产在布片上;蚕孵出来,先用从山上采来的鲜嫩栎叶喂到头一次蜕皮,此后便把蚕送到山上的矮栎丛里,任它们自己吃食,自己扯些叶子裹住身子结茧。

头一化留下的蛾交配之后,用线拴在栎丛上产卵,产出的卵便生出第二茬柞蚕丝。为使近处常有鲜嫩的叶子,栎树要按时砍去上部,使它再发。

这样,这些平实的百姓——能忍耐,能俭省,不怕劳苦,三个最古国家最基本的分子——走上未耕的丘陵,从野栎与他们帮着喂在栎上的千百万虫子身上,不但做出一宗可贵的出口买卖,还取得衣料、柴薪、肥料与食物;因为缫丝时煮熟的大蛹可以当下吃掉,也可以拌上酱料留着日后吃。除此之外,每个茧上末一层缫不出丝来的部分也留起来,制成丝绵,做柩中柔软的褥垫,富贵人家拿它来安放死者。

第十四章茶业

中国与日本种茶,又是这两国的一桩大事业;论它在百姓生计上所关的轻重,可与蚕桑并列,甚至犹有过之。这行业的起头,几乎可以断定是出于一种需要:要有点什么东西,使煮过的水喝起来可口。在这些国家,喝煮过的水已经成了通例;这是各人自己办得到、又十分有效可靠的法子,可以防住那一类致命的病菌——在任何人口稠密的国家,要把这类病菌从饮水里排除干净,几乎都是办不到的。

就至今所行最周密的卫生办法所收的成效来看,又顾到人口一增多、其中固有的难处便要大大增加,那么似乎势所难免:近世的法子在卫生上到头来总要失效,而绝对的安全必得靠某种与煮水同等效力的办法去求得——煮水是蒙古人种早就采用的,它在临用之前的最后一刻把活的病菌杀死。还有一点不可忽略:中国与日本所以非把饮水煮开不可,乡间人口之稠密与大城里的险情是同样要紧的缘由;而我们的卫生工程师至今只对付了这个极要紧的问题在城市一面的情形,而且多半还只是在能够从人烟比较稀少的丘陵地带取水的地方。可是这样的机会不会永远有,正如中国与日本当年那样;如今我们的大城里已有伤寒流行,当局还劝市民把饮水煮开。

倘若家家喝茶在世上多数地方仍旧通行,尤其倘若它要随人口而加增,那么中国、朝鲜、日本在茶业上便大有产业与商业上的指望——只要他们肯在丘陵广阔而至今未用的山坡上把茶再种开去,肯改良种法与制法,肯把出口的买卖做起来。他们有最好的气候与土壤,人也足以把这行业大大扩张。凡紧要的地方,法子都需要改良与扩充,使他们能把品级整齐划一、品质有保的纯茶供到市上去;与此同时,还要守住一套严正的国际公道,使各方都得着公平的对待、分得公平的利益。

出米、出丝、出茶这三行,是这几个民族在境遇与才具上最宜于经济地发展并保持下去的。别的国家不妨按各自的所长专做别的行当。时候快到了:凭着处处都值得过的、洁净强健的生活所带来的「花最少的本钱出最多的产」,将成为定社会进步与国际关系的准绳。既然人已经真切地醒悟到世界和平既有可能、又属必需,那就该认清:这和平不能不是普遍的——除了要使历世历代蹂躏世界的血腥屠戮永无可能之外,还要在产业上、商业上、智识上与信仰上都如此。

随着世界各处快速的运输与更快速的通信铺展开来,我们正迅速进入一种社会状态:它把整个世界当作一个彼此相助、彼此相和的产业整体。必须认清:在某些地方,因为土壤、气候与人情特别相宜,所需之物在那里出产得更好、又便宜得足以抵偿运费。假如中国、朝鲜、日本连同印度的若干部分能够而且愿意出产最好最便宜的丝、茶或米,那么谋一种彼此有益的交换,必定是最大的好事;而筑起无法逾越的关税壁垒,无异于宣战,于世界和平与世界进步都无所成。

种茶传入中国的年代似乎无从考知。那是在基督纪元以前;照传说还要再早二千七百多年。日本则明确记它传入本岛是在公元八〇五年,并说是从中国来的。无论这几国种茶是怎样起、几时起的,总之早就成了大规模,至今不衰。一九〇七年,日本有十二万四千四百八十二英亩地辟作茶园茶场,产制好的茶六千零八十七万七千九百七十五磅,平均每英亩四百八十九磅。日本在将近二百平方英里的地上每年所产的六千多万磅茶,国内所用不到二千二百万磅,其余都出口;一九〇七年出口值六百三十万九千一百二十二元,平均每磅一角六分。

中国每年所产的茶,数量比日本大得多。谢立山说单四川每年输入西藏的就有四千万磅,而这多半产在本省岷江以西的山地。理查载中国一九〇五年直接输往外国的是一亿七千六百零二万七千二百五十五磅,一九〇六年是一亿八千零二十七万一千磅;这样看来,每年的出口必在二亿磅以上,她制好的茶总产必在四亿磅以上。

日本所种茶树的大致样子是这样的:丛的形状、叶的大小与式样、浓绿发亮的叶面,很使人想起我们那种常用作花边与篱垣的黄杨。茶丛还小、盖不满地面时,行间种别的庄稼;等丛长足了,修剪之后高齐腰、齐胸,行间的地通常就厚厚地盖上稻草、树叶,或从山上采来的草与杂草,既作覆盖,又作肥料,又可防山坡被冲刷,还能逼着雨水就地均匀渗进土里。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茶丛种在屋舍周围零星不规整的小块地上,那些地本不好耕;不过也有许多相当大的茶场。每采一回叶子,便用剪子把丛修回去,一行行看去像修剪得极整齐的篱垣。

茶叶是手采的,一般由妇女与女孩子来做,把新发的嫩叶采进筐里,趁鲜过秤。

一季通常采三回叶子:在日本,头一回每反收一百贯,第二回五十贯,第三回八十贯。这就是每英亩三千三百零七磅、一千六百五十三磅、二千六百四十五磅,一季共七千六百零五磅;种茶的人每磅青叶可得二分二厘多到三分多,每英亩的毛收入是一百六十七元到二百零九元五角。

据告诉我们,茶园每年买肥料通常要用每反十五到二十日元,合每英亩三十到四十元;肥料在秋天、早春、以及头一回采叶之后各施一次。茶树还小的时候,行间冬夏各种一茬菜蔬、豆子或大麦,每英亩可得四十元上下。茶场若照料得好、肥施得足,据说一片茶场可以接连活上一百年以上。

我们从宇治步行到木幡,沿着一条乡间路穿过一处茶区,路上经过一所焙茶的作坊。那是一座长方形的平房,沿墙排着二十座炉子,每座炉子都对着一扇敞开的窗。每座烧着火的炉子与它那盘叶子跟前,有一个日本男人只围着一条兜裆布,浑身大汗,忙着用两只手掌把茶叶搓揉成条。

在另一处,我们看见人制那种下等的末茶;这种茶是用必得拔去的茶丛的叶子、或修剪下来的枝叶做的。那一回是把晒干的茶丛连叶放在打谷场上用连枷捶打。这样制出的末茶,是穷苦人吃的。

第十五章天津一带

六月六日,我们离开华中往天津与更北的地方去,从上海搭沿海的轮船,又一次在浑浊的水里破浪而行——「黄海」这名字真是名副其实。船在青岛靠过一回,载上一队德国兵,又在芝罘靠了一回;只有这两处之间的海水不很浑。还不止此。从十日清早起,直到下午两点半在天津下锚,我们沿着弯曲的白河上行,一路顶着挟沙的大风;留在甲板上的人个个灰头土脸,像是坐汽车穿过了科罗拉多沙漠。可见亚洲腹地高处的土,至今仍旧凭水、凭风往东铺到河谷里去、铺到远处的沿海平原上去。天津与北京之间的大片地面上,以及往北到奉天一路别的地方,树木与灌木都按方格的篱列有计划地栽着,用来挡住风力、减少土的流走,种庄稼的田就在这些行列之间。

正是在这趟船上,我们遇见四川顺庆的伊文思博士。他夫人是医生,在中国妇女中行医。谈到中国人口大概的增长率时,据说她行医所知,有极多做母亲的生过七到十一个孩子,活着的却只有一个、两个、至多三个。据说有许多风俗与做法造成小儿这样高的死亡率,其中一样是在孩子还没长牙时就喂他吃肉,由母亲嚼烂了喂,往往引起抽搐而致命。有一位在山东行医多年的苏格兰医生在青岛上船,我问他所走的一带人家通常有几个孩子,他答道:「我不知道。这要看年成。年成好,孩子就多;闹饥荒的时候,女孩尤其被处置掉,往往很小就因无人照管而听其死去。那种时候有许多被卖到别省去。」不过这样的话无疑该打许多折扣。若把那些成为此类传闻根由的事情的详情都弄清楚,情形恐怕与这样冷冰冰的叙述所暗示的大不相同。

中国的田赋虽重,伊文思博士还告诉我,同一笔税一年里征两回、甚至三回的事并不少见。我们在中国各处向农家打听田赋,税率从每亩墨西哥银元三分到一元五角不等,合每英亩美金八分到三元八角七分。照这个数目,四十英亩的农场要纳三元二角到一百五十四元八角,一个四分之一方段则是这个数的四倍。天津的卫理总领事所集的数据表明:山东的田赋约为每英亩一元,直隶两角。江西的税率是每亩二百到三百文,江苏是每亩五百到六百文;照前面所说的兑价,江西是六角到八角,即每英亩九角到一元二角;江苏是一元五角到两元,即每英亩一元八角到二元四角。照其中最低的税率算,一百六十英亩要纳九十六元,照最高的算则是美金三百八十四元。

在日本,税是按季缴的;国税、县税与村税合起来,通常约为官方所定地价的一成。一九〇七年,除台湾与桦太不计,水田的平均地价是每反三十五点三五日元,旱田九点四〇日元,原野与牧地的地价定为每反零点二二日元。这合每英亩美金七十元七角、十八元八角与四角四分;四十英亩水田的税便是二百八十二元八角,四十英亩旱田七十五元二角,同样大的原野荒地则是一元七角六分。

伊文思博士说,在村子里做这样那样的工挣钱,一个妇人一年的工钱也许不过墨西哥银元八元,合美金三元四角四分。我们问:一个妇人整整做一年只得这么点钱,怎么还值得去做呢?他答道:「她若不做这个,就一文也挣不着;做了这个,她的衣裳就有了,还略有富余。」他教会里有个纺纱的妇人,领一磅棉花去,交回纱时换得一磅四分之一棉花,那四分之一磅就是她的工钱。

伊文思博士还讲了中国各处通行的一种使树枝生根的法子:把一根枝条的下面割一刀,向上弯起,再劈开一小段;在这里裹上一团湿土,外面用稻草包住,既把土拢住,又便于日后浇水;整个还可以用竹片扎紧,使它更稳。新桑园的苗就是这样得来的。

早晨八点我们进了白河口,一路向西,穿过一片广大的、几乎与海面相平的荒滩;两边极目望去,大沽官盐场的地面上点缀着一座座巨大的白盐堆,还有许许多多横轴的布帆风车在风里转着,把海水车进极大一片蒸发池去。有一处可以看见五座大盐堆、六架风车,以及许多小些的盐堆。另有一处近看蒸发池,母液放走之后从池面刮起的盐一堆一堆地摆着。这些风车每架带动一架、有时两架大木链车,直径约三十英尺,把卤水从潮水池提到第二层、第三层更高的池里去,在那里作第二次与最后一次浓缩。这些风车看去虽简陋,却有效、造价便宜、又易于驾驭。八面帆每面六英尺乘十英尺,挂得使它在整整一转里都能兜住风:帆的边缘一过那个临界点,就自动翻转,用另一面去迎风。这样展开迎风的帆面约有四百八十平方英尺,而所绕的半径是十五英尺。横置的主动轮直径十英尺,上有八十八个木齿,咬合一个十五齿的小轮;轴的另一端是带动链条的卷筒,有九根辐。链车上的板斗六英寸乘十二英寸,相隔九英寸;风力适中时,车里是满的。

这样,凭着风力、潮力与日力,由最便宜的人工指挥着,便极便宜地制出了极大量的盐。还没到天津,我们就经过官府的存盐场,数出露天堆着的盐垛二百座,而开始数的时候,这场子已经过去三分之一还多。每垛平均所装必在三千立方英尺以上,场里所存的盐必在四千万磅以上。穿军服的持枪守卫日夜在巷道间巡查。垛上盖着一长条一长条的席子,这就是挡雨的全部遮盖了。

沿中国的海岸,北起山海关以北、南到广州,凡地势相宜之处都用海水制盐。据谢立山总领事的报告,我们得知四川每年所制的盐不下三十万吨,大半是用畜力从七百英尺到两千多英尺深的井里提卤制成的。

谢立山记述了自流井一口两千多英尺深的井上的情形。一座车房的底层里养着四十头水牛;房里立着一只巨大的竹筒,十二英尺高、周围六十英尺,装得能绕立轴转动,由四头牛在筒边拉着走。筒上离地六英尺处绕着一根麻绳,绳从筒上出来,绕过井口下方的一只滑轮,再上去绕过装在六十英尺高处的一只轮,然后垂下去接在那只由四英寸粗、近六十英尺长的竹筒做成的吊桶上;绳一放开,吊桶便飞快地直落井底。桶到了底,四个人各牵一头水牛等着,便套上筒车,赶着牛小跑,跑一刻钟、或到把桶提出井口为止。随即把牛卸下;在倒桶、再把桶放到井底的工夫里,另换一批牛来上套。活计就这样日夜不停。

卤水从井里提上来,倒进分水池,再由竹管流到熬盐棚里;棚里的砖灶上坐着四英尺口径的圆底浅铁锅,灶里烧的是天然气的火苗。

在约六十英里见方的一片地面上,有一千多口卤井与二十口取燃气的火井。火井的井口用砖石封住,从那里引出涂了石灰的竹管,通到各处炉灶,末端接在锅底下的铁喷嘴上。可注意的是,自流井这座城里,这些卤井与火井用来制盐,早在基督降生以前就开始了。

那四十头水牛每头值三十到四十元,每天的草料一角五分到两角。这种盐的制造成本算作每斤十三到十四文,官府再加九文的税,这样厂价是每百磅美金八角二分到一元一角五分。制盐是官府专卖,产品只能卖给官府,或卖给买得了某些地方专卖权的商人。条约禁止洋盐进口。为征盐税,中国分作十一个盐区,各有各的来源,盐不许从这一区运到那一区去。

盐寻常的成本据说在每斤一文半到四文之间。零售价则从每磅四分之三分到三分,足足是制造成本的十二到十五倍。全国每年产盐约一百八十六万吨;一九〇一年盐税收到近一千万元。

过了盐场往天津去,河岸上每隔不远就有一簇簇低矮、几乎没有窗子的房屋,用土坯砌成,墙与屋顶都抹上泥,泥里掺了糠与铡碎的草,更耐雨水。这些房子看去格外簇新,后来知道这是为快要到来的雨季新近修整过的缘故。过了头一个这样的村子,是一片平野,密密麻麻一直铺到远处,全是数不清的坟丘——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沿河上行将近一个钟头,才见着像样的草木;在那以前,土里的盐分显然重到长不出东西。再往上,田园里的庄稼,连同一些果树与别的树,沿着两岸结成宽窄不等的一条绿带。两岸常有插了秧的小块稻田,地面往往整成高低两层,整治得很仔细,稻种在低的一层;木链车由人用手、用脚、用牲口推着,给稻子与菜园浇水。

村子里有许多山东式的土粪堆肥堆;粪池也很常见。驴拉着沉重的石碾一圈一圈地走,后面跟着人用大木槌打,把干土堆肥与拆下来的炕上的大土坯碾碎拌匀,为麦收之后将要种的那一批新庄稼备肥。一船一船调制好的肥料正从河上、从运河上运往田间。

从天津往海边去,尤其是铁路所经的地方,除了一种短草,几乎不出什么东西;我们去时正有人在那里放牧,有的地方还割下来作极薄的一点干草。出产的耕地主要沿着江河渠道或别的水道,那里排水较好,又有水可灌。江苏、浙江有些地方那种密布的河渠,这里是没有的;土地不那么肥沃,一半也就因为这个。把河渠开得更全、取得足够的排水、并把雨季里流过这片大平原的洪水完全管住,是中国产业上最要紧的难题之一;这个难题一旦解得妥当,她的资源必要大大增加。我们坐车走旧的京沽大道时,常看见旱季里泛到地面上来的盐碱;天津的工程师说,他们在租界里辟公园时,曾发现树木过几年就死去,正是在根开始扎进含盐较重的心土的时候;可是自从开了河渠、把排水改好之后,树就不再死了。几乎可以断定:用河渠作妥当的排水,再加上随之而来的灌溉,必能使这些如今或多或少带碱的地都变得极出产,正如如今紧挨着水道的那些地一样。

我们坐车走大沽路的前两天下过雨;我们去雇车时,车行老板还疑心路能不能走,因为前一夜有一辆车陷在路上,他不得不另派一挂牲口去接。最后说定另给我们加一匹马。雨季刚起头,可是道路深陷,雨水都聚到路里,麻烦就格外大。我们所过的一个小村子,窄街当中陷下去有三四英尺,两边住屋门前只剩五英尺可走;我们的车就在这条沟里走,泥水几乎没到车毂。

天津与北京之间,前一夜下过雨,第二天清早我们看见许多农人用宽锄在田里做活,一有可能就赶紧做出一层土的覆盖来,好保住那极缺的水分。人们用长柄锄,锄板九英寸乘十三英寸,装得刚好贴着地面下走,做得极有效,地也翻得快。

再往前走,我们碰见六个妇人在一块麦田里,捡那些过早熟了、倒在行间地上的零星麦穗——那块田不久就要开镰了。她们这样做是一种许可还是一桩差使,我们不知道;她们身体壮健,神情愉快,衣着也还过得去,年纪不过刚过中年,当时已近晌午,可是没有一个人所捡的麦秆多到一只手握不下。直隶同山东一样,那一年旱得异乎寻常,庄稼歉薄,也许正格外地省。不过这些人所长的,大约在「省」上比在「产」上还要多些。这些麦穗若留在地里就白糟蹋了;而这些妇人若真是获准拾穗的,她们所得也确实比我们在法国见过的那些拾穗的老妇人多得多——那些人是在已经收过的田里捡麦穗的。

天津与北京之间的田里,麦子一律是连根拔起,把根上的土抖掉,捆成小捆运回家去,有时用那种重车,牲口是一头小驴与一头牛前后串着——这是最常见的农家牲口。这块田的麦行间种了小米,已经出了苗。麦子一收走,地就要施肥种大豆。因为年成干旱,这位农夫估计每英亩只能收八到九蒲式耳。他指望同一块田里每英亩还能收小米十三到十四蒲式耳、大豆十到十二蒲式耳。照本地的价钱算,这给他的进项是小麦美金十元三角六分、豆子六元、小米每英亩五元四角八分。这块地是皇室的产业,租价每英亩美金一元五角五分。土是相当轻的沙壤,本身并不肥,已施过价值每英亩美金三元六角一分的肥料,这样每英亩净得十六元七角一分。

我们还同另一位正在拔麦子的农夫谈过;他麦后要隔行种小米与大豆。他指望麦子每英亩收十一到十二蒲式耳,豆子二十一蒲式耳,小米二十五蒲式耳;照本地谷与秸的价钱算,每英亩的毛收入是美金三十五元。

在往下一站走的这段田间路快走完时,我们又遇上一件事,可以再一次见出这些人为庄稼上一点可能的增收肯下多大的功夫。那块田紧挨着一道防风的树篱,树根伸到田里很远,耗水耗肥,眼看要害了他的庄稼。为止住这种消耗,这位农夫沿田长挖了一条二十英寸深的沟,离树行约二十英尺,把所有的表层根都切断,断了它们从土里吸取的路。沟就那么敞着;有一样有趣的事值得记下:沟靠田这一边几乎每一条被切断的根都抽出了一根以上带叶的新条,而仍与树相连的那一头却不见发叶。

直隶同别处一样,中国人是种园的能手,凡用水有益的地方就引水灌溉。有一位园户种一茬早白菜,接着种一茬瓜,同一季里还要再种一茬萝卜。他的租价是每英亩美金六元四角五分;三茬庄稼每茬施肥各花近八元,这样现钱的开销是每英亩二十九元六角七分。他的白菜卖得美金一百零三元,瓜七十七元,萝卜五十一元多,合计每英亩二百三十二元二角,净得二百零二元五角三分。

第二位园户种马铃薯,趁新卖的每英亩收八千磅,若让它长到老则收一万六千磅。新薯卖得每英亩五十一元六角,老薯一百八十五元七角六分,同一季两茬合起来共得美金二百三十七元三角六分。头一茬种得极早,所以这些园户在北到俄亥俄州哥伦布、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这样的纬度上,同一季能收两茬;头一茬是在块茎长到核桃大小时就起出来的。这一处的租金与肥料合计每英亩三十元九角六分。

还有一位园户种冬小麦,麦后种葱头,葱头之后种白菜,后两样都是移栽的;三茬合起来每英亩毛收入美金一百七十六元七角三分,肥料与地租的开销是每英亩三十一元七角三分,净得每英亩一百四十五元。

这些古老的百姓已经练出贮藏梨、葡萄这类易坏果子的本事与做法,能使它们几乎常年不断地摆在市上。六月下旬梨极常见;卫理总领事告诉我,葡萄照例可以放到七月。我同通事谈起所用的法子,只打听出种果的人不过靠干燥的土窖,窖里的温度能保持得极匀,每个果子分别用纸包好。我们所谈过的外国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的法子。

菜蔬过冬也是放在这样的土窖里,装满之后把窖口盖上。

说到中国这一带的工价,我们从卫理总领事处得知:一个匠师每天可得墨西哥银元五角,一个帮工一角八分,合美金二角一分半与七分七厘五。农工一年得墨西哥银元二十到三十元,合美金八元六角到十二元九角,另给饭食、柴火与节赏,合计十七元二角到二十一元五角。这还不及我们雇一个月、而且多半效率还要低些的工所付的钱。中国用童工的相对很少;成年人的劳力既这样多、这样贱,这大约也是意料中的事。

第十六章满洲与朝鲜(上)

北纬三十九度线就在天津以南。顺着它往西,它横过意大利靴尖,经过葡萄牙的里斯本,傍着华盛顿与圣路易斯,再从萨克拉门托以北到太平洋。我们所离开的这个地方,七月平均气温为华氏八十度,一月为二十一度,而冰却能结到两英尺厚;这里十八年里最高气温的平均数是一百零三点五度,最低气温的平均数是四点五度;这一段年头里寒暑表两次记到零上一百一十三度,两次记到零下七度,而它还靠着海,还在华盛顿的纬度上;这里年平均雨量十九点七二英寸,其中除三点三七英寸之外,全落在六、七、八、九四个月里。六月十七日清晨五点四十分,我们搭京奉铁路的官车北上,要北行到芝加哥那样的纬度——到满洲的奉天去,铁路里程约四百英里,可是一路仍旧走在中国大沿海平原向北伸展的地面上。从地球上最冷的那一角往南吹来的北风,把奉天一月的平均气温压到只有零上三度;可是那里七月的平均气温高到七十七度,而年平均雨量只有十八点五英寸,同天津一样多半落在夏天——地球上最冷的那一角,一月的平均气温在零下四十度以下。

中国沿海平原北段的雨量虽少,效用却相对很高,因为分布极为相宜,夏天气温又高。在生长初期的四、五、六三个月,雨量是四点一八英寸;在生长最旺的七、八两月,雨量是十一点四英寸;在成熟期的九、十两月是三点〇八英寸;一年其余的日子只落一点〇六英寸。可见雨大半落在庄稼每日耗水最多的时候,而在生长极少的隆冬最少。

火车离开天津,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所过的地方于农事极薄,很少耕种:地面平坦,土显然带碱,极需排水。凡有河渠的地方庄稼最好,大抵沿着两岸连成或断或续的一片。那天又热又闷,做活的人却忙着用他们的大锄,往往除了一件短褂、或一条宽大的裤子之外什么也不穿。

塘沽村一带的盐区里,有巨大的盐垛,还有尚未归堆的小堆,加上许多风车,在景致里格外显眼;可是农作物与别的草木几乎没有。过了北塘还有别的盐场,有一条运河往西通天津,盐大约就由这条河运去;再往前,盐垛与风车一直看得见,到汉沽附近才止,那里又有一条运河通往北京。到这里海岸从铁路向东退去,出了城界,四围的平野上点缀着许多坟丘,羊群在那里吃草。

我们赶往滦河三角洲一带,还没到唐山,所过的地方已出产得多了。茂盛的树木把景致染绿,小米、高粱与小麦的田沿着铁道一连绵延数英里,又往后铺到平原上目力所不及的地方。随后见到有些田里两行玉米与一行大豆相间,行距却不过二十八英寸,玉米每隔十六到十八英寸一棵,都锄得仔细,不见一棵草,上面盖着极好的一层松土;可是在烈日之下叶子仍旧卷了起来。唐山是座大城,显然是近年因铁路而兴起的;那一带平野上耸起一座座孤立的圆锥形山丘,高一二百英尺。这里有许多车装着碾细的土堆肥往田里去,一堆一堆单独放下,每堆五百到八百磅,相隔四十到六十英尺。到了开平,地面略有起伏,我们过了头几处六到八英尺深的铁路堑道,溪水的水面已在田面以下十到十二英尺。古冶以东、以右有低山;这里我们看见极大量干燥碾细的土堆肥,散放在田里一条条没有种东西的窄地上。这一季这些地上究竟种过什么、或是不是种过,我们判断不出。这里施肥比我们在山东所见还要普遍、还要周到;有的地方还用桶往田里挑水,或供下种、或供移栽之用,好叫新种下的庄稼一到落雨就能用上头一场雨水。

随后过了一条约三百英尺宽、几乎干涸的河床;河那边一片沙地平原上,防风的树篱之间开成一条条狭长的田。庄稼矮小,可是显然因有屏障而见好。有的地方沙已经堆到树篱上三英尺高。到奉天以前,一路上还过了好几处这样有屏障的地面,多半是在宽阔而此时几乎干涸的河道北侧。

往山海关去,我们被载过比中部西部玉米带里任何地方还要平坦、还要空旷的大平原;这里也种着玉米、高粱、小麦与豆子,低矮的房屋藏在远处三三两两的树丛里,点缀着两旁广阔的平野;看不见一道篱笆,眼中所及也没有一处像是道路。我们仿佛正穿过一整片大田,田里点缀着成百上千忙碌的人:这里一个扶犁的,那里一辆大车——就所能看见的路径而论,那车简直是在田里迷了路。

像是有一茬早庄稼已经收过,收过的地与还长着庄稼的地相间;收过的地上点缀着一堆堆土粪堆肥,合起来有好几百吨,散放在田里。不过再过三四天,这成千的堆无疑都要翻进土里、从眼前消失,等过了一茬庄稼、过了一年,再重新出现。

正是在滦州,我们遇上了往日本与欧洲去的大豆洪流:豆子装在麻袋里,从四围乡下用大骡子拉的重车源源运来;铁道旁露天堆着极大量的豆,一点遮盖也没有,等着车来运往出口的海港。

这里下种同别处一样是成行的,可是并不只种一样谷物。最常见的是两行玉米、高粱或小米与大豆相间,行距通常不过二十八英寸,一般都作又高又陡的起垄耕作。这样种法,既能保证日照,又能在田里多立几棵;又能使固氮的大豆的根每一季都连绵地分布在全田的土里,使土能更连续、更彻底地被根系榨取。玉米或小米出得太稀的地方,空处便补种大豆。这样的种法,或许能使根瘤从土中空气里攒来的氮更快地被利用,因为这些根瘤在同一季里就死去并硝化,而那时庄稼还在地里;至于这番腐烂所释出的磷与钾的化合物,也同样能供庄稼取用。

这一天的行程在山海关作结,那是直隶与满洲的交界;火车下午六点二十分停下过夜。清早我们从一家日本客店二楼的房间走到廊上,面前便立着那阴沉灰暗的长城东端;它向西蜿蜒一千五百英里,横过二十度经线,历二十一个世纪而不毁,是人所构想、一国所成就的最惊人的工程。它基宽二十英尺以上,顶宽十二英尺以上;高出地面十五到三十英尺,两面都有女墙,每二百码有一座敌台再高出二十英尺。以当时的情形与当时的战法而论,有成千的人守着,它必定是有史以来所筑最大胆、最有效的国防。论建造与维持之省,它也从没有被比下去过。

即便真有两万名工匠费十年之功去筑它,有四十万兵保护,有两万人的军需供给,又有三万人在运输、采石与烧砖上支应,那么以当时六千万人口为准,她所用的也不到人口的千分之八;而照泰里的估算,今日欧洲的军官与士兵在太平时节占四亿人口的百分之一,而这些人单吃穿与所失的生产力每人每天算一元,十年就要费各国一百四十亿元以上。中国若照她眼下的习惯与风俗,每人每天三角便更容易地养住她那四十七万人的军队,十年的总花费不过五亿二千万元。法国内阁一九〇〇年核准了一项海军计划,要在此后十年里花六亿元,这是向共和国内每一个男女老幼每人课十五元以上的税。

早晨五点二十分离开山海关,傍晚六点半到奉天;整整一天我们都在满洲的田野里行驶。满洲面积三十六万三千七百平方英里,相当于南北达科他、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与艾奥瓦几州之和。它的轮廓大略像一只大靴子;若把它往东挪,挪到旅顺落在华盛顿,那么山海关便差不多落在匹兹堡,两处都在靴子宽阔的脚尖上。靴脚要横跨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与整个新英格兰,一直伸出新不伦瑞克之外,靴跟落在圣劳伦斯湾里。靴面上的哈尔滨要落在蒙特利尔以东五十英里;渐渐张开的靴筒要向西北伸到几乎抵达詹姆斯湾,全在渥太华河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以北,跨纬度一千英里、经度九百英里。

三十英里宽的辽河平原与中部的松花江平原,是满洲最大的两片平原,合起来成为两条平行山系之间一条狭长的谷底,从旅顺与山海关之间的辽东湾向东北,溯辽河而上、顺松花江而下直到黑龙江,长八百英里以上。这些平原土深而肥;满洲的农业就是在这里、以及别的较小的河滩上发展起来的,在大约不超过两万五千平方英里的耕地上养活八九百万人。

满洲在林业与牧业上大有可为,只待日后开发,矿藏也极富。齐齐哈尔在北达科他中部的纬度上,人口在九、十两月蒙古人赶牲口来赶集时,从三万涨到七万。中部一省里,吉林位于松花江轮船可通的上端,因木料又多又便宜,已成了造中国帆船的中心。松花——「乳河」——是一条大河,汛期所挟的水比黑龙江在它入口以上还要多;黑龙江可行吃水十二英尺的轮船四百五十英里,吃水四英尺的一千五百英里;所以夏季里中部与北部两省有天然的内河水道,只是出海之口远在北方,一年有六个月被冰封住。

过了中国的长城不远——那城如今正迅速倾圮,一半是因为它已失去用处,人们把它的材料取去盖房子——我们又过了一条宽阔而几乎干涸的河床。那里有一种白色的野蔷薇正开得极盛,像是我们先前在南边苏州以西所见的那一种,小白花极繁,成簇而生,很像蔓性的多花蔷薇。河渠岸上有一丛这样野生的蔷薇,已经爬满了一丛树,其中一棵高三十英尺,整个被它裹在花幔里。这株蔷薇离地三英尺处的茎围十四点五英寸。这种花若能在我国长得好,用在园囿与游览道上再好不过。后来在奉天与安东之间的铁道旁,我们又多次见它开花,只是没有一处长得这样大。花径不足四分之三英寸,通常三到十一朵紧紧成簇,有时两朵,偶尔单生。叶多为五小叶,有时三小叶;小叶阔披针形,先端渐尖,边缘细锯齿;刺极细,向后弯,数目不多,且只生在细枝上。

再往前的一块田里,有一头小驴拉着一只三英尺长、一英尺粗的石碾,一次压两道,把新做好的又窄又陡的垄顶压实。这里主要的庄稼是小米、玉米与高粱。又过了一条几乎干涸的河;那里田地起伏较大,被深沟切得很碎,这是我们在中国除青岛附近的陡坡之外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形。这里的地并没有全种上,未耕的地面上有五十到一百头的山羊、猪、牛、马与驴在吃草。

满洲的田比中国内地的大,有些垄足有四分之一英里长,所以耕作用驴与牛;做活的人很多,四人、七人、十人、二十人一伙,有一块田里竟有五十人在锄小米。像最多那一伙人,每人每天大约合美金一角就雇得到;他们多半是从山东人烟稠密的地方春天出来、指望九、十月间回去的人。做活的人与牲口都在田里吃午饭;这一天早些时候我们还见过好几处,用木爬犁把干草与饲料连同犁与别的家伙一同拉到田里,晌午就拿它当牛、骡或驴的食槽。

在作深沟高垄的田里,牲口常是一头大牛与两头小驴并排驾着,三头各走一道,犁跟在牛后面;也有用一头大骡子代牛的。

雨季还没有起头,许多田里下种与移栽时都是一穴一穴地浇水,有时用桶从近处的河里挑来,有时用装水箱的车拉来。先用窄锄的刃在垄顶上刨出穴来,下种或栽苗之前用瓢往每穴里倒一点水。这必定又是农家甘愿多费人工、好给庄稼的成熟省出时间的例子:土太干,不浇水就不保准,他们便帮它发芽,不等雨来。

这里这样普遍采用的高陡起垄与密而平直的行列,在利用雨水上多半有显著的好处,尤其是落得早的雨,还有后来若下猛雨时也是如此。垄陡而窄,大雨一下就立刻顺到深沟底下去,不致把垄浸得过饱;而沟底的湿土又便于水往深处渗,同时水分从沟向垄下横着强烈地毛细上行,把水与可溶的养分带到最能被完全而迅速取用的地方。雨若下得猛,每一条沟就成了一个长长的蓄水池,既防冲刷,又让水很快渗下;垄上从不积水、也不泥泞,沟里的水往下渗时,土中的空气便容易排出。平田在雨下得急、把土中孔隙全填满时,空气就不易排出;而水要进去,空气非先出来不可。

行距既只有二十四到二十八英寸,起垄因地面增大、蒸发增多而多耗的水分并不至于多到抵消所得的别的好处;所以就他们的情形而论,这个做法看来是稳妥的。

过了山海关之后,把碾细的土堆肥施到将要下种的田里、有时施到已经种上的田里,仍旧同先前一样普遍。凡房屋离铁道近到看得见的地方,院子里常有堆肥垛。一路上约有三分之一的田还没有种、或是刚种上,而其中绝大多数都已把堆肥放到田里备用,或是正用大重车——有时三头骡子拉——往田里送。在沙后所与宁远州之间,不到半英里内我们数出十四块这样施过肥的田;再一英里内十块;再下去一英里又四分之一内十一块;再两英里内数出一百块;快到站时,我们拿着表数了五分钟,数出九十五块待种而已经运来这种肥料的田。有些地方,堆肥是撒在上一年庄稼的行间沟里的,显然是要把它翻下去,这样垄沟的位置就倒了过来。

过了连山,铁路傍海而行,湾里望得见一张帆;蒸发池四围堆着许多盐垛,连同前面说过的那种转动的布帆风车。这里也有大量的牛、马、骡、驴在未耕的低地上吃草;再过去,我们走过一段地方,那里田都种上了,田里不见堆肥,却有许多成伙的人在忙着锄地,有时一伙二十人。

山海关到奉天之间,每一个火车站上都有持上了刺刀的枪的中国兵站岗;从锦州府起,我们的车厢里坐进了一位中国官员,带着宾客与随行的武弁,其中有持枪的兵。这位官员与他的宾客是一群很可亲的人,面目和善,举止动人,穿着好几层花纹华丽的绸衣,颜色鲜亮好看而不扎眼;他们或正经、或说笑,几乎谈个不停。他们一点钟左右上的车,随即照中国的样式开饭,可是末一道菜直到快四点才端上来。每过一站,兵都列队行礼,直到这位官员的车厢过完。

快到锦州府时,我们头一次看见种上的田里散着上一茬的禾茬;许多地方正把这些茬收起来运回村去,院子里堆了大垛,或当柴烧,或用来沤肥。火车将近大凌河时,成伙的人在小米田里锄地,这一边一伙三十人,那一边一伙五十人。许多小群的牛、马、驴与成群的山羊、绵羊沿着河道、在没有种东西的田里吃草。过了车站、渡过河,又过了一片沙丘地带,上面栽着柳树,沙丘之间平处种着小米;再过去不远,是大片未耕的平地,许多畜群在那里吃草,地面上点缀着坟丘——这时我们快到沟帮子了,那里有一条铁路支线穿过辽河平原通到牛庄口岸。正是在这一带,头一次有些像我们的沼泽草甸;不久就看见远处过来一车车绿得发亮的东西,若不是分量这样大,真要当作新割的青草。那是晒好的干草,颜色绿得极鲜——这无疑是在他们那干燥的天气里晒出来的结果。

到打虎山,铁道旁与货场上堆着大量装袋的谷物,不过有席棚遮着。这附近也有三头骡子拉的大车载着干土堆肥往田里去,还有人在打谷场上忙着碾碎拌匀,预备施用。长着的庄稼几乎全是这样那样的小米,可是还有相当大的地面没有种,上面有牛、马、骡、驴在吃食;又有八车极鲜亮的新干草过了铁道。

火车到新民府时,铁路在这里折向东去,要渡辽河到奉天。我们头一次看见堆积如山、预备出口的大豆饼,还有极大量装袋的大豆堆在铁道旁与货场上,或已装上车厢编成列车等着开行。离开这一站,我们走过几片谷色显然发黄的田,这是我们在中国头一次看见缺氮的庄稼与明显缺乏有效氮的土壤。再过一站,田里不但发黄,而且斑驳不匀——这情形在本国常见,而在这里先前是显然没有的。渡过辽河,河床宽阔,满是流沙;这条河所挟的水是我们在中国所见最多的,可是水位极低,仍旧是半干气候里旱季将尽时的样子。不久到了又一站,货场与铁道两旁的空地上高高堆着豆饼,而四围田里发黄的庄稼与长得不匀,却正反映出土壤的贫薄。

自日俄战争以来,满洲输出的大豆与豆饼大为增加。在此以前,豆饼是输往中国南方各省,用作稻田的肥料;可是新开的大市面把价钱抬得极高,以致我们听说有好几处人家如今已用不起豆饼作肥料了。单牛庄一处,一九〇五年一月一日到三月三十一日之间运往外洋的豆与豆饼有二百二十八万六千磅,到一九〇六年这个数增到四百八十八万三千磅。不过我们在天津时,当地报纸登过一则据称是官方的报告,说从大连输出的豆饼与大豆,截至三月三十一日为止的几个月里,一九〇九年只值美金一百六十三万五千元,而一九〇八年同期是三百零六万五千元,一九〇七年是五百一十二万元,可见减得很显著。帕克从奉天给《评论之评论》写的文章说:「一九〇八年从牛庄、大连与安东运出的豆饼共五十一万五千一百九十八吨,豆子二十三万九千二百九十八吨,豆油一千九百三十吨,总值美金一千五百零一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元。」

照霍普金斯分析表上所载大豆的成分算,这一年运出的豆与豆饼,合起来从满洲的土壤里带走磷六千一百七十一吨、钾一万零九十七吨、氮四万七千八百一十二吨。若这个速度能维持两千年,便要从这些土里卖掉钾二千零一十九万四千吨、磷一千二百三十四万二千吨、氮九千五百六十二万四千吨;而其中的磷,若这样输出去,要比美国至今所产的全部还多三倍以上,比一九〇六年全世界的产量还多十八倍以上——这还是假定所开采的磷矿石全是七成五的纯度。

中国北方与满洲以小米、高粱为主粮,这选择同南方诸省选稻一样可注意;两者合起来,在决定这些人何以能以极高的效率养活自己这件事上,起了极要紧的作用。论养分,这几样谷物与小麦不相上下;大粒的几种,秆大量用作柴薪与建材,小粒的几种则是极好的饲草,并被直接用来保住土中的有机质。它们长得快、极耐旱,极合中国北方与满洲的气候——那里六月底以后才落雨,而秋天冷到不能生长的天气又来得早。

第十六章满洲与朝鲜(下)

它们熟得快,所以即便在南方,在那通行的多熟之法里也极有用;而它们极耐旱,土干得长不动时能长久停住不长,一遇好雨又能迅速赶上去,所以在高处没有水可灌的地方也普遍用得上。

在山东,大粒的高粱每英亩可收籽二千到三千磅、风干的秆五千六百到六千磅,秆的分量相当于干栎柴一点六到一点七考得。在满洲奉天一带,高粱籽的平均收成算作每英亩三十五蒲式耳、每蒲式耳六十磅,同时还得柴薪或建材一吨半。谢立山说,高粱是满洲百姓的主粮,也是役畜主要的谷食。谷粒先用冷水淘过,再倒进锅里,加四倍于谷量的开水,煮一个钟头,像煮饭一样不加盐,就着煮的或腌的菜蔬用筷子吃。他说一个寻常的用人每天要吃这种谷约两磅,做重活的人要加一倍。他有一位中国朋友雇五个用人,每月给他们小米二百四十磅,另给本地面粉十六磅,算是够吃两天的,又有两天吃肉,分量没有说。两种小粒的黍类(粟与糜子),以及小麦、玉米与荞麦,也是拿来作食粮的谷物,不过主要是为换换花样、调剂口味。

大粒高粱的叶子还大量用来织席、作包装,用处极多,相当于日本与中国南方的稻席与稻袋。

小粒的黍类在山东每英亩可收籽二千七百磅、秸四千八百磅。日本在一九〇六年种粟、稗、糜共七十三万七千七百一十九英亩,收籽一千七百零八万四千蒲式耳,平均每英亩二十三蒲式耳。除这几样之外,日本同一年还在三十九万四千五百二十三英亩地上收荞麦五百九十六万四千三百蒲式耳,平均每英亩十五蒲式耳。有一处的小米已长到六英寸高,是种在蚕豆行间的;那蚕豆六月中旬已经成熟,叶子落了,豆荚也从茎上摘下来了;再过些时,等根烂得差不多,豆茎就要拔起来捆好,当柴烧或作肥料。

整整一天不断地细看与记录之后,我们到奉天时已十分疲倦。我们要住的阿斯托客栈离车站三英里,而来接车的唯一车辆是一辆四座、无弹簧、敞篷、半当行李车用的大车;它一路颠簸,足足走了一个钟头才到客栈。不过这里同东方各处一样,外国人所遇见的景象与人情,足以把他的心思从几乎任何不适上引开去。再没有比满洲妇女梳头的特别样式更惹眼的了;这天傍晚一路上我们见过许多。那头发梳得又奇又妙,抹得极光极亮,乌黑一片,横里张开差不多有火鸡尾那样宽,又带着公鸡尾那样的后翘;比起中国或日本妇女那种素净、文秀、含蓄而极有艺术意味的样式来,可就差得远了。

从奉天到安东要走两天,火车夜里停在草河口。一路多半穿行在山地或陡峭的丘陵间;我们这列车是几节小小的车厢,由一个小机车拉着,走在三英尺二英寸的窄轨上,轨条很轻,是日本人在对俄之战时铺的,为的是把军队与军需运到辽河与松花江平原上那些鏖战之地去。坡多半很陡,弯极急,有好几处不得不把这短短的一列车分开,机车才上得去。

往南望辽河平原,庄稼几乎全是小米与大豆,另有一点大麦、小麦与少许燕麦。从奉天到过了浑河的头一站,我们在河这边过了二十四块相当大的大豆田,河那边二十二块;到进山地之前,走了大约十五英里,紧挨铁道又过了三百零九块同样的田。在这一段路上,我们还过了日本人所立的两座碑,标着他们那几场值得纪念的战事的所在。这些田处处平坦,比几乎干涸的河床高出十六到二十英尺,耕作多半用马或牛。

出了平原地带,铁路穿进一条不到一英里宽的狭长曲折的山谷,坡陡到要把我们的车分开。山坡足有六成是一直耕到近顶的,而坡度看去在三比一到五比一以上;未耕的坡上密密长着幼树,高过二三十英尺的不多,可是一片一片显然年岁不同。过了山口,许多耕过的坡上有石砌的梯田。

我们过了一条大河,河上正在放运铁路枕木。刚过这条河,火车又分开,去爬三十分之一的坡,折返了五次才上到顶;山口那一边则是四十分之一的下坡。

沿途狭谷里许多农家门前,有又大又方、顶上平整的堆肥垛,高三十到四十英寸,占地二十、三十、四十英尺见方,有一处竟有六十英尺见方。越看越明白:这些山地丘陵本来林木茂密,而新的林木长得极快、发得极旺。也看得出,隔不多久就把这些林地砍伐一回的习惯由来已久,所砍的树并不总在同一生长阶段,但通常都还相当小。铁道沿线各站上堆着相当多的劈柴,正往车上装;这些柴总是圆木,或是只劈过一次的木条;还有许多木炭,多半也是用圆木或只劈过一次的木条烧的,装在同装米那样的袋子里外运。有几条林带像是已二十年以上没有动过,可是多数地面砍得更勤,看去往往三五年、或许十年就砍一回。

所过的几条急流上有几处装着近世涡轮水车的雏形,用来磨豆磨谷。同中国各处土造的器械一样,这些水车也被减到最简,把原理几乎赤裸裸地用起来。这些涡轮是下泄式的,很像我们近世的风车,直径十到十六英尺,水平地装在一根穿过磨坊地板的立轴上,叶片外面围着一圈边;水从轮中落下,被斜置的叶片一反弹,便生出反作用之力。美国的工程师与机匠要说这些东西极粗陋、极原始、极无效率。更公道的看法,是把它们看作一个人彻底把握了原理的例子——那人在很久以前看见了河水那股未被利用的力,居然想出法子把它用了起来。

我们这两天的行程都晴朗而极热。虽然在奉天是一早上的车,有个日本青年却早料到天要热,只穿着和服与木屐上车,提着一只皮箱与一个包袱。他坐了一整天,是全车穿得最舒服——若不说最不雅观——的人;第二天早晨他仍穿这一身坐在我们前面,可是车还没到安东,他就取下皮箱,当场从容地换上一身很好的洋装,把和服叠起,同木屐一道收进箱里。

六月二十二日早晨六点半,我们从安东乘渡船过鸭绿江到新义州,于是到了一个很不相同的国度、来到一班很不相同的人中间,虽然铁路上的官员、雇员、警察与守卫都同从奉天以来一样是日本人。在安东与新义州之间,鸭绿江极宽,流得极缓,与其说像一条河,不如说像一条海湾,使人想起佛罗里达杰克逊维尔的圣约翰斯河。

六月二十二日恰好是朝鲜的一个全国节日,叫作「秋千节」。我们往汉城去的一路上,田里差不多都空着,穿着盛装的人群沿铁路到处可见,有时聚成两三千人以上的一大堆。许多地方挂起了秋千,年轻人正在上面取乐。男孩与成年男子在各样「水坑」与水边洗澡。此外还有许多露天的大集会,有人在当众演说。

差不多人人都穿着白色的外衣,料子虽不是蚊帐纱,却疏得几乎一样,而且硬得出奇,像是每一道折痕都留得住,样子很特别,又薄得透得出里面第三层内衣。有五个朝鲜妇人的裙子撑得极开;配着这裙子的裤也一样宽大,只在脚踝处扎紧。这些衣裳像有一股极强的斥力,把自己撑得离身子远远的,无疑叫人凉快不少。那天有风,却是又热又闷又黏的一天;看着这些敞开的衣裳在风里鼓荡,人也觉得凉爽。

朝鲜的男子同中国人一样留长发,却不编成辫子。头上没有一处剃去,头发在头顶盘成一个紧紧的髻,用一根簪别住;从奉天到安东与我们同车的那个朝鲜人,所用的就是一根结结实实的近世十厘洋铁钉。那种用薄竹丝编的透空帽子,帽顶又高又窄作圆锥形,显然既是为了容下这样的发式,也是为了凉快。

这里同中国、满洲一样,差不多一切庄稼都成行种植,连小麦、黑麦、大麦、燕麦这些谷物也是如此。我们先经过一片低平多沼的地方,土是沙的,水面离地不到四英尺;在最低洼的地方,一种同我们的野鸢尾极近的花正开着。小麦正在抽穗,玉米与小米却比满洲的小。我们早晨七点半离开新义州,八点一刻从低地进入狭谷的丘陵地带。坡上稀稀落落长着幼松,高过十到二十五英尺的很少;走近些,看见山上长着许多小栎,萌条显然不过一两年。乡间的屋顶通常用稻草葺,像铺瓦那样一层层压着。路旁常见成垛的松枝,堆起来遮着风雨,显然是当柴用的。

八点二十五分我们过了头一个隧道,沿途隧道很多,最长的一个火车要走三十秒才过完。隧道那边的谷里是麦田,行间种着豆子。到这里为止,这些田没有一块耕治得像中国所见的那样彻底、那样经心,庄稼也没有那样好。再往前,我们过了几处山坡,坡上的松树分两种年岁:一批约三十英尺高,另一批十二到十五英尺或更矮;其间有许多栎树的萌条。这些多半是拿来喂野蚕的。有些地方看情形,栎树与别的落叶树连同草,大约每年都割,只有松树许它多立些年头。

往南过了高水,栎的幼条盖满了山冈,常常像一片正经庄稼似的铺在坡上,高两到四英尺;坡脚的人家门前有新割的成捆萌条,又叫人想到这些叶子大约是喂柞蚕的,虽然时令看去已过了头一次蜕皮。离开汉城之后,我们进入较宽的谷地,那里稻种得更多,从山上采栎枝与青草下来作绿肥的事就极为普遍了。

冬季与早春的庄稼收过之后,便用他们那简单的犁、套上一头大黄牛,把原先种庄稼的窄垄翻到沟里去;这种牛与中国的牛不同,却同日本的极相像。随后把田放水淹了。在这些淹着的垄上摊开青草与栎枝,再犁一遍,把这些东西和进湿土里。若和得不彻底,就有人下田去踩,踩到每一根枝、每一片叶都没进泥里为止。有一处的中间一段已经整好、插过秧;它前面与左边两块田犁过一遍,却还没有施肥;远在右边的几块已经施过绿肥、又犁了第二遍,但还没有完工;最近处则是草与枝条已经撒开,第二遍犁还没有动。

我们一路遇见人与牛从山上驮着这些青草下来;越往釜山走,山地出产绿肥供耕地之用的越多。有一处田里,有人正把这层铺料踩到泥面以下去。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堆在稻田的边上;也有的是谷子一割就运到田里,堆在禾捆之间;还有的是趁谷子还立着、快要收割的时候,先把绿肥的料子运到行间去。有的田里,整块地上每隔三英尺就放下足足三分之一蒲式耳的青料。另有些地方,是一堆灰一堆青料相间;又有把粪与灰拌在一处、与绿肥一堆一堆相间放着的。

还有些地方,我们看见没有处理过的稻草散放在田里等着施用。在新道,这些稻草看去像是蘸过、或抹过某种东西,大约是泥与灰,也许是某种用水调成稀糊的堆肥。

过了京山,山上的青料是用扎得极巧的驮架驮在牛背上、成大捆运下来的;有一块田里,我们看见一个人刚背着极大的一担、用他那画架似的背具运到自己的小田里。可见朝鲜人也采用了稻这种作物——水足的时候它收得极多;他们又用山上的水来补充夏天丰沛的雨水;此外还把青料运到田里供腐殖质与有机质之用,又把同样来自山上的柴所烧的灰运来;用这些法子,补上密集耕种所不能免的损耗。

就我们所见,朝鲜靠近耕谷的林木,任何一处都不算多。到处都有定期砍伐的明证,一尺粗的木材劈成的劈柴,正用牛驮到车站去。有些地方水土流失显然可见,有时还很严重,快到衣山时就过了这样一处;不过一般说来,山的轮廓是浑圆的,上面覆着矮小的灌木与草本。

朝鲜的最南端在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与密西西比几州北界的纬度上,东北角则到了威斯康星的麦迪逊与内布拉斯加北界的纬度;这样,全境跨了约九度、六百英里的纬度。面积约八万二千平方英里,与明尼苏达州相当,不过地面上很大一部分是陡峭的丘陵山地。

六月二十三日,雨季还没有起头。汉城以南小麦与杂粮差不多都已收割,人们到处忙着用连枷在露天打场,或在屋前,或在田里,往往四条连枷一齐打同一堆谷。越往南走,谷地与田面越宽越广,庄稼与耕法也显然好得多。

中国那种踏车、畜力水车与木链车,在朝鲜没有见人用来提水;却多次见到一种长柄的、勺子似的吊斗,用绳从高高的三脚架上吊在水面上,一人操作,在提水不高时看来效率很高。还有两处用的是日本常见的那种人踏轮边的水车。朝鲜南部种了许多麻,不过处处都是极小的零星地块,把景致点缀上一片片极深的绿;每一小块大约就是一户人家的出产。

我们这一路又热又多尘,下午六点半到釜山。车上的服务很好,也相当舒适,只是没有美国火车上那种冰水桶,代替它的是各样牌子的冰镇瓶装水,连汽水在内,由日本的小伙子在几乎每个大站上叫卖。火车与来往日本的轮船衔接得极紧,我们径直上了壹岐丸,这船晚八点要开往门司与下关。船虽小,设备却齐全,服务极好。我们运气好,一路风平浪静,第二天早晨六点半下锚,又赶上了去长崎的火车,靠一只汽艇把我们送到码头上岸。

我们坐火车穿过九州岛,所见的景象同刚离开的地方相差不远。一路都在稻田之间,朝鲜的那些特点很分明,不过耕作一般更好、更精细,时令也稍早些。这里犁田多用马,不像朝鲜那样清一色用大黄牛。从中国到朝鲜、再从朝鲜到日本,有一点看得极清楚:论农法与农具,朝鲜人与日本人比中国人与朝鲜人更为相像;而我们越是看到日本的做法,越是强烈地觉得:日本人的法子或是从朝鲜人那里得来的,或者是朝鲜人更多地取法于日本,而不是取法于中国。

正是在从门司到长崎这一程上,我们领教了日本火车上给旅客供应饭食那种可人而极周到的办法。在大站上,有人把热茶送到车窗前,装在带盖带提梁的小上釉陶壶里,另配一只同样的茶碗。这一套连里头的茶可以买下,要五钱,合我国的钱两分半。茶一律不加牛奶与糖。饭食很实在,整齐洁净地装在一只三格的木盒里;盒子是用无节的木板仔细做成的,用木钉接合,接缝严丝合缝。盒盖里塞着一张纸巾、几根牙签与一双筷子。第二格里有薄片的肉、鸡与鱼,另有竹笋、咸菜、糕饼与小块的腌菜;最下面那一大格盛着饭,饭煮得相当硬,照三国的习惯是不加盐的。盒子约六英寸长、四英寸深、三英寸半宽。这样一份饭用一张雪白的薄纸包得整整齐齐,再用一点彩色的纸绳巧巧地系住,递到旅客手上,只要二十五钱,合一角二分半。这样,花一角五分,旅客就能从车窗里恭恭敬敬地接过一顿齐备的饭,可以从从容容地吃。

第十七章重返日本(上)

我们回到日本时,正当头一个雨季;六月二十五日整整一天连着两夜,长崎都在落着绵绵细雨,几乎没有停过。日本旅馆对面那条窄街那边,是它的两所客舍,立在一道墙砌的台地前缘,高出街面二十八英尺,面对着美丽的港湾。上去只有一条曲折的石级,石级在铺石的平台上转折再上,两边是挡土墙,墙上垂着繁茂的灌木,叶子密极了,在雨滴里绿得发亮、润得像要流出来,叫人几乎想侧着身子在石级间走,免得那水滴沾上污痕。顺着另一道这样的、却更长更曲折的石级,我们走到美国领事馆;在那幽静美丽的地方,席德摩总领事躲开了许多麻烦——那些麻烦都是来替美国游客与人力车夫之间想象出来的小小龃龉评理的。

承札幌帝国大学与农商务省的好意,时任教授到长崎来接我们,此后在日本的行程大半由他陪同。我们头一处去的是长崎县的农事试验场。本土四岛上还有四十处这样的试验场,平均每四千二百八十平方英里有一处,每一百二十万人有一处。

九州岛的纬度相当于密西西比中部与路易斯安那北部,一年两收稻;长崎的园户一年种三茬。园户一家所种约五反,不到一英亩又四分之一,每年每英亩可得二百五十元上下。要保住这样的进项,所施的肥料每英亩值六十元,分摊在三茬上;所用的东西大半是城里的废弃之物、畜粪、沟里的泥、草木灰与草皮,合在一处沤成堆肥。这笔肥料的花费若显得高,须记得出产几乎全部出卖,而且一年三茬。这样精到的耕作,要保住大收成,就非大量还田不可。这里好的农地作价每反三百日元,约合每英亩六百元。

往门司去访福冈县农事试验场时,头一段路上的稻子高出水面约八英寸。沿途不易排水的地面上有大片莲塘;稻田与未耕的山地之间那一圈田里,种着南瓜、玉米、豆子与马铃薯。许多小块地上在又窄又密的垄上栽了甘薯,垄顶薄薄地撒着青草,有时撒稻草或别的碎料,为的是遮荫,并防雨后烈日下土被冲走、被晒硬。到木津,我们从官办的盐场近旁经过,那里用海水晒盐;这一行在日本同在中国一样,是官府专卖。

沿途收集了许多捆的草与别的青料,是要用到稻田里去的。另有些地方,绿肥已经摊在放了水的田里,正往泥面下和。这时山地披着最浓最深的绿,可是除了寺院近旁,树木没有一处长得大,而且通常是一小片一小片界限分明,分别由年岁不同而来。有些地面是新近才砍过的;有些是第二年、第三年或第四年的;还有些长着大约七到十年的林木。有一个村子里,从近旁新近砍伐过的一片地上打来了许多捆的柴。

还有几块田里长着二月间种在谷行之间的大豆;青料正和进放了水的土里,预备种稻。运到田里的堆肥堆得很多,中间一层层夹着稻草,草铺得笔直,一层顺一层横,把堆箍成四方、边壁垂直的形状,有的高四到六英尺,每层堆肥约六英寸厚。

快到田代时,所过的一带有蜡树的园子,栽在稻田之间整平的高地上,办法与前面说过的中国浙江桑园一样。这些树远望很像我们的苹果园。

在福冈试验场我们得知:稻田通常犁三英寸半到四英寸半深,可是犁得深些收成略多。五年试验的平均数表明,犁到七八英寸深,比通常的深度增收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本县把边上山地的草施到稻田里,每英亩从三千三百磅到一万六千五百二十磅青重不等;照所给的分析,这些东西每英亩可给田里带来氮十八到九十磅、钾十二点四到六十三点二磅、磷二点一到十点六磅。

用豆饼作肥料时,施用量可到每英亩四百九十六磅,其中带氮三十三点七磅、磷近五磅、钾七点四磅。土堆肥主要施在旱田上,而且要沤得很透才用:发酵至少要经六十天,其间翻三次透气,这活计是在家里做的。用在水足的稻田上时,堆肥可以在沤得不那么透的时候施用。

本县稻子最好的收成约为每英亩八十蒲式耳,大麦的收成甚至还要高些;两茬是同一年里种的,稻接在大麦之后。在日本多数地方,做工的人所吃的谷食,约七成是裸麦掺三成米,两样同煮同吃。大麦的市价较低,用它便可以多卖些米换钱。

这里的土每年每茬都要施肥;试验场给本县种田人所开的大麦与稻的施肥方子如下。

裸麦的施肥,每英亩:厩肥堆肥六千六百一十三磅,内含氮三十三磅、磷七点四磅、钾三十三点八磅;菜籽饼三百三十磅,内含氮十六点七磅、磷二点八磅、钾三点五磅;人粪尿四千六百三十磅,内含氮二十六点四磅、磷二点六磅、钾十点二磅;过磷酸钙一百三十二磅,内含磷九点九磅。合计一万一千七百零五磅,含氮七十六点一磅、磷二十二点七磅、钾四十七点五磅。

稻的施肥,每英亩:厩肥堆肥五千二百九十一磅,内含氮二十六点四磅、磷五点九磅、钾二十七点一磅;绿肥大豆三千三百零六磅,内含氮十九点二磅、磷一点一磅、钾十九点六磅;豆饼三百九十七磅,内含氮二十七点八磅、磷一点七磅、钾六点四磅;过磷酸钙一百九十八磅,内含磷十二点八磅。合计九千一百九十二磅,含氮七十三点四磅、磷二十一点五磅、钾五十三点一磅。两茬总计二万零八百九十七磅,含氮一百四十九点五磅、磷四十四点二磅、钾一百点六磅。

凡照这方子办的,每年每英亩所施的肥料合起来约有十吨,带进氮约一百五十磅、磷四十四磅、钾一百磅。试验场田里与这样的施肥相应的收成,约为每英亩大麦四十九蒲式耳、稻五十蒲式耳。

试验场为日本这一带所拟的通行轮作是五年一周:头两年冬季种小麦或裸麦,夏季种稻;第三年冬季种紫云英或别的豆科作绿肥,夏季仍种稻;第四年冬季种油菜,收了菜籽,把茎烧成灰还田,偶尔也把茎直接翻下去;第五年、也就是轮作末一年,冬季种蚕豆,随后夏季种稻。这个轮作在本地农家中还不普遍,他们多半择油菜或大麦,到二月在行间种蚕豆或大豆作绿肥,等种稻时用。

照我们所见,用堆肥施田在中国要比在朝鲜或日本普遍得多、广泛得多;不过为鼓励人制造并使用堆肥,这一县与别的县都给了补贴:凡照所定的办法做出并施用一堆占地二十到四十平方码的堆肥的农家,每年可得二元五角。

我们去的那天福冈的农学校没有上课,那天是最后一批插秧过后照例放的假。日本任何地方都没有美国的学院与试验场那种在考究堂皇的屋宇上大把花钱的风气;可是论研究的设备,无论专任的人员还是器具,都比得上美国同类的机构。学校里行寄宿之制,膳宿每月八日元,合我们的钱四元。一间宽敞的屋子住八个学生,各有一张书桌;床铺则是夜里摊在席子地面上的褥子,白天紧紧地收在壁橱架上。

日本的犁与朝鲜的极相像;有两张,右边一张值二点五日元,另一张值两日元。靠着那一根犁柄与右手所握可以推拉的杆,便能把犁的方向定住,也能把犁向左右倾侧,使土翻到右边或左边。

这个试验场作稻的育种试验与品种比较的秧田是另有一处的。这些小区虽都放着水,靠近流水道的边上那些苗却显然比里头的大,绿色也深得多,可见吸收得好;可是最奇的是:这些壮苗从不拿来移栽,因为它们长得反不如那些不那么壮的好。

六月二十九日傍晚我们离开九州岛,渡海到本州,在下关等第二天早班车。下关附近种稻的谷地比较宽,稻田都是新近插上的,行距约一英尺,行内作穴。山地林木稠密,山脚多是针叶树;越往上、尤其是南坡,到了顶上只有割来作肥料与喂牲口的青草是绿的。新近砍伐过的地面上长着许多极小的树,常常不过一英尺高;细高秀美的竹子一丛丛立在路旁,到处给景致添上奇妙的秀色。一车一车的竹子正沿着那些大体极好、窄而少有篱笆的道路运走,竹根处粗二到四英寸,长二十英尺以上。稻田之间的田埂小路上,有许多小垛稻草等着铺到插好的稻行之间,踩到水下去,再盖上泥,用以肥田。这里的农家同别处一样,须同木贼、各样的草、以及我们常见的藜之类相争,连稻田里也是如此。山地丘陵之广,比起可耕之地来;而可耕之地中此时没有放水种稻的又相对之少——这两样情形一路都是如此。

这片美丽的土地若会使初来的旅客觉得单调,那也只能是因为景致换得太快,因为那一片片地面拼合的样子——比妇人所做最杂乱的百衲还要杂:那些小块几乎从没有大的,形状无奇不有,甚至皱着、褶着,朝各个角度歪斜着。这里记下一程路上的光景:过了埴生,山脚林木稠密,多是针叶树。谷极窄,种稻的地方很小。竹子长在合宜的地方;我们过了一捆捆截成灶口长短的木柴。随后我们横过一条又长又窄、几乎全是稻的谷地;快到厚狭时又横过一条不到半英里宽的。再过去田的面积就小了,两旁的低山新近砍伐过,新长的小灌木正长起来,其中有许多松。这时我们在一条窄谷里,两旁只有小小的稻田、或竟没有;忽而又冲进一处比较平坦的地方,稻田的大片主要在铁道的一边,这是上午十点半到小野田以前的事,过了小野田再走三分钟,我们又在无田的山间,树是松,还有一丛丛竹。再过四分钟,我们到了小小的稻田之间;十点三十五分过了又一道山口,正横过一条谷地,稻田与莲塘交错;可是再过一分钟山就合拢,只剩下容得下铁道的地方。十点三十七分,我们沿着一条有梯田稻畦的窄谷走,那里许多山在竹子、零星的松与别的小树之间露出赤裸的土;随后我们出到厚厚盖着稻草的园圃之间。十点三十八分,我们在较高的山间,紧挨铁道只有窄窄一条地种稻;可是两分钟后这也过去了,我们到了低矮的山间,有梯田式的旱地。十点四十二分,我们在平坦的谷地上飞驰,谷里是稻;可是很快又出到土壤裸露、冲刷显著的山间。这正是在过船木之前;在那里我们沿着一条约六十英尺宽的溪流走,耕地极少,而且都是小块。十点四十七分,我们又从铁道近旁的窄稻田边过去,那里的人正半腿没在水里用手除草。十点五十三分,我们进入一条较宽的谷地,向南向海伸出去很远;可是一分钟就横过了,又穿过一道山口;十点五十五分,我们正走在一条宽得多的谷地上,大半种着稻,不过有些田里种的是蔺草,也照稻那样成行作穴栽着。这里我们过了大野;再过去横过一条河,河两岸离岸稍远处筑着堤。十一点十七分,这片平地过完,我们又进了一条没有田的窄谷。日本的农田多半就是这样处在极窄的谷里,往往坡度很陡,而伸进来的山嘴又使界线与坡度零乱到极点。

这一天的行程,十四个钟头走了三百五十英里,一路都在一片奇特而秀美的土地上;这样的景致,除了多山而种稻的东方,别处无从再见,而且在那里也只有插秧将毕的那十五天里才有。这里既没有高山,也没有广谷,没有大河,湖也极少;既没有嶙峋赤裸的岩石、参天的森林大树,也没有一望无际的广袤平田。可是那些低矮浑圆、覆着土、披着草与幼林的山顶,处处落下来成为较低的丘,丘又落下来成为狭陡的谷;谷再一级一级地以水平的台面落到大河的河道去。这成百万级的台面,各有凸起的田埂围着,都是一片银亮的水,水上极雅致地点缀着刚插下的稻丛;稻丛既不密、也还不高不披覆,遮不住水面,却恰好给水面染上一层极细致的绿光。而那些长着草的窄埂把水拦在一个个盘子里,又把这些盘子胶合成一列列极精美的镶嵌画,是大约两千年前的巧匠艺人依着谷底的形势做成的,此后历年由他们的子孙维持着,好叫山上的雨水与肥力、天上的日光,经稻这种作物一变而为养家活国的食粮。早两个星期,这些景致的面貌大不相同;再过两个星期,映光的水面就要藏到那渐长渐密的绿毯底下去,一直变到秋天,那时满目都是熟透的庄稼。而更使这一切美上加美的是:除了最宽的谷底,这些镶嵌画并不是平的——平的只是每一小块自己的水面,而这些水面总是很小。有时我们正沿着一列往下落的台阶走,忽而又沿着另一列顺着曲折的谷地往上,在一处伸出的山嘴后头隐去;而在这一切之中,随处可以立着日本的农舍或别墅,水与长着的稻简直紧挨着墙根,而近旁一级高台上的水,可以与烟囱顶一般高。日本人爱自己的国、日本人生来就是造景的艺术家,这还奇怪么?

快到本乡时,有相当大的地面被做成一长条一长条高高隆起、东西走向的畦,上面盖着草席,席面略向南倾斜,离地约两英尺,北面敞着。这里究竟种的什么,我们没有打听出来;不过那时正是盛夏酷热,草席显然是为遮荫的,我们疑心种的大约是人参。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进入了种蔺草的地方;广岛、冈山两县种得极多,全国各处也都种些,只是没有这样多。蔺草同稻一样,先在秧田里育苗,再移栽到水田里;一英亩秧田的苗够栽十英亩大田。栽时每穴二十到三十株,行距七英寸,穴心相距六英寸。施肥极重,每英亩要一百二十到二百四十日元,即每年六十到一百二十元;肥料用豆饼与草木灰,近年有时也用硫酸铵供氮、用过磷酸钙供磷。整地的时候先施约一成,其余随季节推移陆续施下。同一块地一年可收两茬蔺草;也有与稻轮种的,不过多半种在不易排水、不大宜于别的庄稼的地上。

长得最旺时,蔺草高过三英尺;市价随茎的长短大不相同。照最好的种法,好的收成每英亩可到干茎六点五吨,不过平均要少些:一九〇五年是九千六百五十五英亩收八千五百三十一磅。出产的价值每英亩从一百二十元到二百元。

用这种料子织成的席有一定的尺寸,铺在垫料上,把地板装得软软的;在日本,各色人等都是坐在地板上的。还有一处是头等日本客店里陈设齐备的客房,用不上漆的本色木做成,墙是半透明的纸糊的推拉隔扇,可以开向廊下、过道或另一间屋;房里插着花,也许只是一大枝形状好看的紫叶枫,切口烧过,使它鲜得久些,插在瓶中的水里。

「我听说有两位小姑娘,两人都生着好眼光,

各有一间小屋要布置,一刻工夫也不肯放。

两人相隔八千英里,偏偏在同一天里,

一个在日光的窄街上,一个在百老汇,

各自出门去,要寻那称心如意的东西,

把自己亲爱的小屋,按自己的心思装起。

爱丽丝一上街,买了一张铜床,

一只五斗橱、几把椅子,还有一面好镜子,

照得出她小小的身影——旁边配两只烛台——

又有一张小梳妆台,她说简直可爱极了!

一个矮书架搁她的书,一个小小的瓷器架,

自然还有一套妆具,和一大堆小摆设;

一张雅致的小写字台,里头件件归她自己,

又为着便利起见,装了一部小电话。

她买了几条东方毯,还有马德拉斯布的帘,

里头再衬一层「巧极了」的花边,正好贴着玻璃;

然后一张长榻,好极了,垫子软得一按就陷,

还有四十来个靠枕,有麻的、绸的、长毛绒的;

此外的种种摆设,我连一半也数不清,

凡是再没有别的东西的地方,她就贴上一张照片。

等到样样都办齐了,她却轻轻叹了口气,

举目四顾,眼里竟带着一丝怅惘:

「还缺一座小像——一盆蕨——一只银鹤——

哦,随便什么,把它填满才好!」纽约的爱丽丝说。

日本的小阿近上街去,脚步轻轻地一路小跑,

买了一把纸扇,一领睡觉的席;

她在窗前摆了一瓶百合,

再四面一看,那张秀气的脸上满是疑惑:

「说真的——你不觉得么?——有了百合又有扇,

已经略嫌挤了些!」日本的阿近说。」

(原注:玛格丽特·约翰逊作,载《圣尼古拉杂志》。)

一九〇六年,日本的乡间人家织出这种铺地的席一千四百四十九万七千零五十八张、别样的席六百六十二万八千七百七十二张,合值二百八十一万五千零四十元;此外,用同一块地上所产最好的蔺草——那一年合计七千六百五十七英亩——还制出供出口的花席,值二百二十七万四千一百三十一元。这样,就上面所说的地面而论,连土地的出产带制造的人工,合计每英亩值六百六十四元。

在小野教授主持的明石农事试验场,我们看到日本果树栽培的一些做法。他正在做试验,想改良梨树整形与引枝的法子;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又在研究给果子套纸袋的利弊。我们去时,正有妇女把旧报纸剪开、折好、糊成纸袋。果园里行清耕,所用的肥料是鱼肥与过磷酸钙,每年施两次,合计每英亩花二十四元。

结果好的本地品种梨园,每反可得一百五十日元,欧洲品种的每反二百日元,合每英亩三百元与四百元。中国大种的枇杷这里也种,每英亩约可得三百二十元。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头一次见到一种用种子种的牛蒡;气候相宜的地方一季收三茬,或在多熟之法里作三茬之一。它是为根而种的,每英亩所收值四十到五十元。有一茬是三月种下、七月一日收的。

我们清早坐车往明石去时,一路过了长长一列的车,有牛拉的、马拉的、人拉的,走在与铁道并行的乡间路上,都装着神户城里的废弃之物,往田里去,有的要走十二英里;到了地头,每吨卖五角四分到一元六角三分。

从下关到大阪的一路上,我们好几处看见人往稻田的水里施熟石灰;不过在试验场所在的兵库县,一九〇一年已禁止施用,除非经试验场当局指示——土是酸的、或因虫害而需要时才准。在此以前,农家惯常每英亩施熟石灰三到五吨,每吨出四元八角四分。头一道限制的法令准每八百二十七磅有机肥料配用八十二磅石灰;可是农家仍旧用得多得多,于是索性全禁。

前面说过有补贴来奖励用堆肥;本县还给各郡最好的堆肥垛发奖,由一个委员会去查验。各郡评得前四名的堆肥,可以同别郡的一同角逐由另一个委员会所发的全县奖。

兵库在稻后种作绿肥的紫云英,在相宜的条件下每英亩可收青料二十吨,通常施到约三倍于它自己所占地面的田上,每英亩施六点六吨;长紫云英那块地自己则靠茬与根来补。

七月三日我们离开大阪,往南经堺到和歌山,再折向东北往奈良试验场。过了头两站,路线穿过一片极平坦、耕治得极精的园圃地带,有搭架的黄瓜,许多正开花的南瓜,还有芋头、生姜与别的许多菜蔬的田。过了滨寺,相当大的一片平沙地密密栽着松,其间也有种稻的地方,种稻的人正用那种转齿的除草器。到大津,稻田成片,不过这里用的是短柄的爪形除草器;上一茬的禾茬已归拢成一小堆一小堆,日后还要仔细撒开、和到泥下去。

这一带的山地多长松,归私人所有,每隔十年、二十年或二十五年砍一回,就地卖给来砍的人,价钱是一马驮四十钱,前面已经说过。

从这里起,路线溯着上升相当快的纪伊川谷而上;那里用各样提水的法子给稻田大量供水,其中有许多水轮,偶尔有牛拉的水车,而最常见的是那种人踏轮边的水车——人拄着一根长竿稳住身子。这里有相当大的一段山坡新近砍伐过。也正是在这条路上的桥本附近,照下了前面那两幅极美的景象。

在试验场我们得知:奈良县人口五十五万八千三百一十四人,耕地十万七千五百七十四英亩,其中三分之二是水稻田。县内另有约一千口灌溉的水塘,平均八英尺深。稻田除雨水之外,另受灌溉水十六点三二英寸。

未耕的山地中,约有二千五百英亩供给绿肥以肥田。前面已说过制造堆肥的事。本县所建议每年为两茬庄稼所施之量是:有机质每英亩三千七百一十一磅到四千六百四十磅;氮一百零五到一百八十一磅;磷三十五到四十四磅;钾五十六到七十磅。

照前面那张表算,这些分量差不多够一茬三十蒲式耳的小麦接一茬三十蒲式耳的稻之用,其中磷有余,钾则略嫌不足——这是假定别无来源。

我们在奈良所住的旅馆也是日本那种美丽的客店之一;我们的房间开向二层的廊,从廊上俯看一方极美的小湖,约二十英尺乘八十英尺,坐落在一座不过一百英尺乘二百英尺的小小园囿里。湖岸有草有石,上面垂覆着树与灌木,全按自然那种野趣与美栽种:竹、柳、冷杉、松、柏、红叶枫、楸,还有别的种类;树间沿着湖岸,绕着一条林间的、踩得很实的窄小径,从客店通到一所半隐的小屋,看来是女侍的住处,因为她们常在这条路上来往。日本人怎样把这样的野趣之美一直引到门前,还有一处更小的园景可见一斑。

七月六日早晨,我们每辆人力车用两个人,从也阿弥旅馆出发往京都试验场去,场在城界西南约两英里。一上乡间的路,我们就夹在一队运粪的车夫中间;每人拉着六只带盖的大桶,每桶约容十加仑,装着城里的废弃之物。到试验场以前,我们过了这样的车五十二辆;回来时这队车仍旧朝同一方向走,我们又过了六十一辆。可见至少在五个钟头里,单这一段由城往乡去的路上,就运走了不下九十吨废弃之物;别的路上也有同样的车在走。这些货车,以及马拉牛拉的车,都装着长长的架子;装不满全长时,总是把货平分两半放在两端,这样可以借车身的弹性起到弹簧的作用,既省拉力,又少磨损。

沿乡间路进城的东西里,最常见的一样是山上来的柴:劈开的木条捆成捆;成捆的枝条二十四到三十英寸长,有时四到六英尺长;还有用一英寸半到六英寸粗的树干树枝烧成的木炭,用草席打成包。日本所用的役畜多半是母牛、公牛或儿马;至少我们很少见到阉牛,也很少见到骟马。早在一八九五年,官府就开始切实设法改良马种,当时派了一个委员会去筹画通盘的办法。由此步步推进,终于在一九〇六年设立了马政局,职务要行三十年,分作两段,头一段十八年,第二段十二年。头一段里,官府打算购置种马一千五百匹,分布全国供私人使用;第二段里,指望这个办法能把马种彻底改良,并使百姓熟习正当的管理之法,于是便可以交给他们自己去办。

我们此行的本意与有限的时日,要求我们全神贯注于农事,而在农事之中又要注重百姓久已相沿的做法;所以无论游览,还是考察他们为引进改良农法所作的努力,我们都分不出多少工夫。不过在极古的京都城——自公元八〇〇年以前直到一八六八年,这里是天皇的朝廷所在——我们还是略去看了看清水寺。寺在也阿弥旅馆以南约三百码;旅馆对着圆山公园,园里有一株几百年的大樱树,树干粗过四英尺,枝条四面张开,如今多用撑子撑着,免得出事。日本极多地用这种樱树作观赏之用,效果惊人。这种树不结可吃的果子,可是开满花时极美。当年日本政府送到我国供华盛顿栽植的就是这种树,不过头一批因为查出带虫、恐怕危及本国的树木而被销毁了。

京都四围的景致美得出奇,当初择址显然极有眼光,看中了它在大景致上的可能;而这些可能又被经营得那样充实丰厚,最大的艺术家能做到近似,也就可以满意了。我们心里想的尤其是清水寺——或者毋宁说是那漫过寺院、又一直向山顶上铺展开去的树木与枝叶那种绝妙的美,把寺半掩在山脚下。这种效果,无言语、无画笔、无照相之术能够传出。非亲见不能感到它当初所要造成的那种感染;那一天在那里的有好几十人,老的极老,小的极小,几乎都是日本人,而且那天穷苦人家的比殷实人家的多;他们同我们一样,都恋恋不肯走,一步一回头,像着了魔。那座大山所笼罩的美里有一股什么东西,力量大到如此,以致从那条两旁开着铺子、通到寺门的窄街一路上来,连最小最小的一点园景也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欣欣向荣;时任教授与我往回走的时候,还恰好碰见六个衣衫粗陋的小孩子,正在沙地上用心经营一座小小的园子。

第十七章重返日本(下)

那园子足有九英尺乘十二英尺。他们必定已经做了好几个钟头,因为里头有池、有桥、有小小的山与沟壑,还栽了许多青苔与别的细小的绿物。他们做得那样专心,我们站着看了足足两分钟,他们才觉出有人在旁;而这一伙里年纪最大的,也不过十岁上下。

从一处半隐的地方望去,那座寺就在浓密的山翠之下、之后。走进寺里,看见乡下的男女来到神前,握住那条长长垂下、结着大疙瘩、对着大钟的绳子,把它荡起来撞三下,向他们的神通报自己来了,随后跪下祷告;人不能不感到他们脸上与举止里那份深切的诚与信,而那时他们对别的一切都浑然不觉。没有哪个基督徒比他们更虔敬;若说有谁祷告起身之后比他们更得提举,也大可怀疑。谁敢断定他们没有越过那些偶像,与永恒的灵相交呢?

同一座寺还有第三处景象,可以看见树荫下歇脚的地方,用处相当于我们园里的长椅。

日本人生来就有极高的美的感觉;他们是「美」这门学问的行家;他们中间有能造出动人而有力的效果的艺术家——这一点可以从上百种地方看出来,其中之一就是那座鸢尾园。这里看得出:香蒲使鸢尾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一段看去像是偶然横倒在水上的木头,毫不做作;那条踩得硬实的小径,以及老松树那被踩痛的露根,都在诉说来往的人有多少;这也从女子的衣着与姿态上看得出来;而照相的人把所见的都感到了,又把它留得这样好——这是可以断定的。

卖阿近那枝百合的小贩也在画里。那里另有一个人正在买一束花;我们在奈良客店房里那枝红枫,也是这样买来的。他的花架用那种寻常的扁担挑着,沿街走动。

从京都试验场回城时,我们过了好几块日本蓝靛的田,长在水里,情形与寻常的稻作一样。这种植物是蓼蓝,与水蓼极近。在苯胺与茜素染料输入以前——一九〇七年这两样的输入分别是十六万零五百五十八磅与七百一十七万零三百二十磅——种蓝靛比如今多得多:一八九七年所收的干叶达一亿六千零四十六万磅;可是到一九〇六年,产量已落到五千八百六十九万六千磅,其中四成五产在四国岛东部的德岛县。该县人口七十万七千五百六十五人,耕地十五万九千四百五十英亩,合每英亩四点四人;而这耕地中有一万九千九百六十九英亩种着蓝靛,于是每一英亩出粮之地要养五人以上。

这种作物二月在秧田里育苗,五月移栽,头一茬在六月底或七月初割;割后再施肥,茬上另发新条,到八月底或九月初可割第二茬。蓝靛之前可以先收一茬大麦,也可以在一茬稻之后再栽蓝靛。这样的做法,加上每一茬都重施肥料,就在很大程度上把所需的粮食供上了。人口稠密也使制蓝成为农家的家庭手工,使他们能把家里多余的人工换成现钱。一九〇七年种得少了,所制的成品仍值一百三十万四千六百一十元,其中四成五出自德岛县乡间人家之手,他们可以拿它换米与别的必需之物。该县一九〇七年种稻七万三千八百一十六英亩,收米一亿一千四百三十八万磅,合每个男女老幼一百六十一磅以上;另有六万五千六百六十五英亩种着别的庄稼。除此之外,县内还有八十七万四千二百零八英亩山地丘陵,供给柴薪、草木灰与作肥料的绿肥,供给灌溉的径流,供给木材,并供给田里用不着的人力以有报酬的活计。

七月七日我们继续从京都北上东行,沿着琵琶湖走;火车出了大谷,刚出隧道,湖忽然就在眼前。许多地方我们过了那种水车,装法都一样,正忙着转动,直径通常十二到十六英尺,而厚度往往只有这么多英寸。没到琵琶湖以前,谷都很窄,种稻的地方不大。较高的耕坡上常有茶园;山坡上的梯田园圃里种着各样菜蔬,也很常见,地上往往厚厚盖着稻草;再往上,有林木或草的坡上仍旧看得出那种按期砍伐的常规。过了湖的西端,稻田几乎连成一片,而且极广。到八幡以前,我们过了一条流入湖中的河,河被两道十二英尺多高的堤夹着;出草津之后,我们已经从两座高架桥下穿过。别的庄稼与稻并排长在同样的地上,看来是与稻轮种的,只是种在又陡又窄、相距很近、十二到十四英寸高的垄上。再往东走,我们进入一处要紧的桑区,那里的田整成高低两级,高的种桑或别的不需灌溉的庄稼,低的种稻、或与稻轮种的作物。

在木曾川,同名的车站旁,有四座泊着的浮动水力磨坊,各由前后两对大水轮推动,每一对装在磨坊两侧的一根共轴上,靠流过的水力驱动。

到木曾川,我们已进入日本最大的平原之一的北端;这平原约三十英里宽,向南伸出四十英里到尾张湾。平原大体整成高低两级,高的一级通常高出稻田不过两英尺,种着各样旱地作物,桑也在内。土显然偏沙,可是本县稻的平均产量是每英亩三十七蒲式耳,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名古屋以北的分场对土壤所作的分析,三种主要养分的含量如下(每百万分中所含的磅数):水田的表土,氮一千五百二十、磷七百六十九、钾八百零五;心土,氮八百一十、磷七百五十六、钾八百八十八。旱田的表土,氮一千零六十、磷六百八十六、钾一千一百六十二;心土,氮五百一十、磷六百七十三、钾一千二百零四。

这片平原上的绿肥主要是两个品种的紫云英,一种秋天播,一种约在五月十五日播;前者每英亩可收青重达十六吨,后者五到八吨。

平原上离山地丘陵远的地方,庄稼的秆大半当柴烧,烧出的灰施到田里,每反十贯,合每英亩三百三十磅,值一元二角;石灰本身用得很少。

爱知县大部分在这片平原上,耕地的面积约合我们十六个官定乡区,人口一百七十五万二千零四十二人,合每英亩四点七人;农户共二十一万一千零三十三家,每家平均一点七五英亩,主要的生业是稻作与蚕桑。

离开安城的爱知县农事试验场不久,我们过了大河矢作川,河在高出稻田的坚堤之间流着。凡高出稻田一两英尺的台地上,都种着桑,还有牛蒡与别的菜蔬;过了冈崎、幸田、蒲郡,情形仍是如此;那里许多山新近把矮林砍得精光,我们还过了许多大垛捆好的松枝柴。过了名古屋以东六十五英里的御油,桑便成了主要的作物。随后是一片平野,曾以极大的人工整治削平,台地的方肩高出稻田三到四英尺;过丰桥又走了一程,我们意外地横过一片相当宽、比较平坦的地面,上面长满了松与草本,显然已经砍了又砍许多回。过了二川,稻田开在看去相似的地上,只是土的质地略细些;再往前,还有别的平地没有耕种。

到舞坂,耕地里足有一半像是种着桑,低处有莲塘;到滨松,稻田间夹着许多方肩的台地,高出三到四英尺,种着桑或菜蔬。我们走上天龙川的泛滥平原,那河床尽是粗砾,几乎干涸,有半英里宽;农村的住屋许多都围着几乎密不透风、顶剪得平整的常绿树篱,九到十二英尺高,用的是伞松,成为又美又有用的屏障。

到中泉,我们离开桑园进了茶园,凡能做成水田的地方仍旧种稻。这里我们也头一次见到烟草田;在袋井与堀之内,站台四周堆着大量从满洲输入的豆饼,显然是由铁路运来的。到金谷,我们穿过一条长隧道,进了大井川谷,渡过那条宽阔而几乎干涸的河,桥有十九个长跨;于是到了静冈县,大片茶田一直铺上山坡,占地极广;不过过了下一站,直到静冈以前的十七英里里,我们走的是一片几乎连绵不断的平坦稻田。

静冈试验场特别留意园艺,在引进品质更好的新果与改良本地品种上已有进展。我们在中国或日本客店饭桌上所见的本地梨与桃,无论肉质还是味道都算不得出色;可是在这里,我们尝到三个品种熟透的无花果,味与肉质都极好,其中一个有一只大梨那样大。又给我们看了三个好桃的品种,其中一个特别大,带着娇嫩的深玫瑰色,连果肉也是。这样的桃若能装罐而保住那娇嫩的颜色,摆上餐桌必定极惹人爱。这种桃的味道与肉质也极好,另两个梨的品种也是如此。

这个试验场还在试制果酱,我们尝了三种极好的牌子,其中两种没有苦味。看来日本、朝鲜与中国在园艺一道上前途极为光明,可以把这些国家广大的山地利用起来,并把鲜果、果酱、蜜饯与罐头的出口买卖做得很大。他们有相宜的气候与土壤,有极多在性情与习惯上都宜于这行当的人;本国的需要又极大,本该设法满足;此外还有极有赚头的出口买卖这一大可能,可以多开就业之路,并给百姓带来所需的进项。这个场里有三处景象,最下面一处是一面陡峭的梯田山坡,栽着橙子与别的果树,为将来许下了光明的指望。

这里桃园设在山地上,株行距各六英尺。栽后三年结果,可产十到十五年,每反可得五十到六十日元,合每英亩一百元到一百二十元。桃园寻常所用的肥料是厩肥土堆肥,每英亩施三千三百磅;鱼肥轮着施,分量也是如此。

静冈是大县之一,总面积三千零二十九平方英里,其中二千零九十平方英里是林地,四百三十八平方英里是牧地与原野,五百零一平方英里是耕地,耕地中水田还不到一半。水稻的平均收成将近每英亩三十三蒲式耳。全县人口一百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七十人,约合每英亩耕地四人;全县所收的米合每人二百三十六磅。

七月十日我们离开静冈往东京去,一路许多地方见农家在稻田的水面上撒某种碾细的肥料,也许是豆饼。将近富士车站,过了富士川足有四分之一英里宽的卵石河床之后,我们走在一片广阔的水田平原上,田里有凸起的台地,台地上却长着梨园,枝条引在头上的棚架上。铃川一带,人们正用镰刀割渠堤上的草,供稻田作绿肥;铁道左边的稻田向东伸出六英里以上,过了原站,我们进入一片旱地作物的地带,种着桑、茶与各样菜蔬,另有些旱稻;可是再过四英里,到沼津又回到水田地带。这里有四车皮的肉牛,要运往东京或横滨,是我们头一次见到。

正是在这一站,铁路折向北去,沿着秀美的富士山东麓,上到较高的、带褐色壤土的地面,那里有许多两英尺大的巨石。这里的马驮着大捆的青草在路上走,从山上往水田去;这一带的山上除草本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覆盖得很好,一片青绿。相当大的地面种着玉米与荞麦,荞麦磨成粉做成面条,用筷子吃,给米饭与裸麦的饭食换换花样。到御殿场——游客在这里下车去登富士山——铁路又折向东,穿过许多隧道迅速下降,横过酒匂川宽阔多砾的河道;那时河里水很少,同我们所过别的大河一样,虽然已在雨季之中。这一半是因为时令还不深;一半是因为有那么多水被引到稻田里去;再就是因为坡陡而水道相对短,泄得极快。过了山北,铁路又沿着一片广阔的水田平原走,山坡几乎一直到顶都做了梯田、种了庄稼。

铁路大转向东南,在国府津到海边;那一带是丘陵,主要出菜蔬、桑与烟草,烟草往东一直种到快到大矶;过了大矶,走过一英里甘薯、南瓜与黄瓜,便是平野上的水田。到平冢以前,稻田已经过去,火车正横过一片比较平坦的地方,土是沙的,有时带砾,桑、桃、茄子、甘薯与旱稻之间,夹着仍长着小松与草本的地面,或是新近栽了小松的地面。过了马入川宽阔的河道,一直到藤泽前后,情形也是这样;那里一片整平的平原上,台地散布在水田之间。这里是东京平原的西南边缘;东京平原是日本最大的平原,分属五县,耕地合计一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英亩,由六十五万七千二百三十五户农家耕种,其中六十六万一千六百一十三英亩是水田,每年产米约一千九百一十九万八千蒲式耳,合五县七百一十九万四千零四十五个男女老幼每人一百六十一磅;这些人里有一百八十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五人住在首都东京。

七月十七日在这片平原东部的千叶县所照的三处景象里,有两处田间作物之间还立着麦捆,被雨淋得很坏,因雨季而发了芽。那时地里主要的旱地作物是花生、甘薯与小米,放了水的田盘里则是稻。蚕豆、油菜、小麦与大麦已经收过。我们同一家人谈过话,他们正在打麦。那一年麦子收成好,每英亩收三十八点五到四十一点三蒲式耳,当时值三十五到四十元。同一块地上这位农夫还能收三百五十二到三百六十一蒲式耳马铃薯,照当时的市价每英亩毛收入六十四到六十六元。

前面说过日本人在耕作上大量使用稻草,这在他们的菜园里尤其如此,有两种情形可以为例。下面一幅里,园地已经做成垄沟预备移栽,苗已放好,根上盖了一点土;中间一幅是下一步,根上压实了一层稻草;最后一步就是在这上面盖土。照这个法子,稻草的位置使它:一、能有效地覆盖,而丝毫不妨碍水分上行到苗根;二、能使土深深地、彻底地透气,同时让雨水很快渗下去,把空气带下去;三、稻草里所含的灰分被直接淋到需要它的根上;四、末了,稻草与土成了一处堆肥,迅速腐烂,把养分一点一点地放出来,而且正放在最容易被取用的地方。上面一幅是几行茄子,上面厚厚盖着粗稻草,分量足以起极好的覆盖作用,又能大大抑住杂草,在雨季里还是极实在的肥料。

种大麦、豆子、荞麦或旱稻这类旱地作物时,先把田犁过或掘过整治好,再在要下种的地方开深沟。沟里放肥料,上面盖一层土,种子就种在这层土上。苗出来之后若要再施一次肥,可以在每行旁边开一道沟,把肥料撒进去再盖上。等这一茬长到可以再种一茬时,又开一道新沟,或在两行当中,或紧挨着一行,施肥盖土,再下种。这样,生长季里所耽误的工夫减到最少,田里的土处处都在为出产出力。

我们有幸参观了东京附近西原的农事试验总场;全国一般的与专门的农事研究,由它主持。工作分农学、农艺化学、昆虫、植物病理、烟草、园艺、畜牧、土壤与制茶几部,各有自己的实验室与研究人员;而四十一处县立试验场与十四处分场,则担着处理各地具体实际问题之责,并负责把总场所得的结论与法子试验、推行,同时在本县农家中间传布知识。

全国耕地的通盘土壤调查,自一八九三年以前就已着手,出了极好的地图,比例是十万分之一,约合一英里一点五七英寸,用八种颜色标出地质的层位,其下的细分用字母表示。土壤共分十一类,依物理成分而定,各类所占的地面用黑色的线与点印在颜色之上。每幅图上还插印着深到三公尺的典型土壤剖面,图上用红色的号码标出这些剖面所适用的地方。

实验室里还对表土与心土的样品作详细的化学与物理研究。农事试验总场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好的研究设备,而土壤一门尤其强。有一处可以看见那些沉埋的大圆筒的一部分,筒里装着全国各处典型的土壤;另一处是他们正在进行的土壤研究那套精备器具的另一部分。

据查,日本几乎所有的耕地土壤对石蕊都呈酸性;他们倾向于把这归因于含水硅酸铝的酸性。

日本这个岛国沿亚洲海岸伸展,纵跨纬度二十九度以上,自台湾最南端北到库页岛中部,约二千三百法定英里;或者说,自古巴中部的纬度到纽芬兰北部与温尼伯的纬度。可是全部陆地面积只有十七万五千四百二十八平方英里,还不及威斯康星、艾奥瓦与明尼苏达三州之和。这些陆地里,眼下耕种的只有二万三千六百九十八平方英里;本土三岛上有七千一百五十一平方英里是荒地与牧地。全部陆地面积中,眼下耕种的不到百分之十四。

若坡度在十五度以下的地都可以耕,那么本土四岛上还有一万五千四百平方英里可以开垦,比已耕之地要增加百分之六十五点四。

一九〇七年,全国有农户五百八十一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家,耕地一千五百二十万一千九百六十九英亩,还养活另外三百五十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户、合五千一百七十四万二千三百九十八人。这是每英亩耕地平均三点四人,每一农户平均耕二点六英亩。

尚待开垦的地正迅速开出来,一九〇七年新辟的有六万四千四百四十八英亩。新开的地若能像现有的一样出产,那么在不改变眼下每英亩耕地三点四人这个比例的条件下,人口还可以增加约三千五百万。

尚待开垦的地本身虽不如现有的出产,可是经营上的改良足以有余地补偿;这个国家必定能把眼下所能养活的人数增加一倍,至少供养一亿人,而且比他们如今所享的有更多的安适与满足。

自一八七二年以来,日本的人口每年平均增加约百分之一点一;若保持这个速度,不到六十年就要越过一亿之数。不过看来,开出来耕种与放牧的地面合起来,在到这个限度以前多半能赶得上人口;而法子与作物的改良,还能轻易地容得下同样大的第二次增加,使如今这个国家的人口达到一亿五千万。也许与这个看法相反的,是这样一件事实:到一九〇六年为止的二十年里,稻的收成只比一八三八年多三成三。

在日本,同在美国一样,因制造业与商业大增、而每一农户所有的地又少,人口从乡间向城市的流动很强。一九〇三年,日本只有千分之二点三的人口住在五百人以下的村子里,有百分之七十九点零六住在一万人以下的镇村里,百分之二十点七住在更大的地方。可是一八九四年,有百分之八十四点三六的人口住在一万人以下的镇村里,只有百分之十五点六四住在一万人以上的城镇村里;而在这十年里,乡间人口的增加是每万人六百四十,城市里却是每万人六千一百七十四。

日本一向是、如今仍旧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一九〇六年有以务农为主业的农户三百八十七万二千一百零五家,以务农为副业的一百五十八万一千二百零四家,合占全部户数的百分之六十点二。台湾的比例也差不多。不自耕其田的富有地主不在此数之内。

日本的农家中,约有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四是自有自耕的。自有之地较少而另租地来种的,占农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点零三;佃农占百分之二十点六三,所种的地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一。一八九二年,地主中名下在二十五英亩以上的只有百分之一;在五英亩到二十五英亩之间的占百分之十一点七;名下不到五英亩的占百分之八十七点三。在日本,一个人名下有七十五英亩地,就算在「大地主」之列了。不过除了农业上还算新地方的北海道以外,这样的产业从来不是连成一片的。

照农商务省农务局所刊《日本之农业》中的统计,可以列出下面关于地租、收成、租税与开销的情形。出租田地的富有地主所得如下(每英亩):水田地租二十七元九角八分,旱田十三元五角三分;水田租税七元三角四分,旱田一元九角八分;水田别项开销一元七角二分,旱田二元四角八分;合计开销水田九元零六分,旱田四元四角六分;净利水田十八元九角二分,旱田九元零七分。

这些统计还说,地产资本的利率,水田是百分之五点六,旱田是百分之五点七。这样算来,地价约为每英亩三百三十八元与一百五十九元。一个地主若名下有水田十英亩、旱田十英亩出租,照这个比率每年可得净收入二百七十九元九角。

自有自耕的小农每英亩的收入如下:庄稼的收成水田五十五元,旱田三十元七角二分;租税水田七元三角四分,旱田一元九角八分;别项开销水田三十六元二角,旱田二十四元;合计开销水田四十三元五角四分,旱田二十五元九角八分;净利水田十一元四角六分,旱田四元七角四分。

自有自耕五英亩——水田二英亩半、旱田二英亩半——的小农,可得净收入共四十元五角。这还是扣去他自己人工的价钱之后的数目;若把人工算进去,他的收入约为九十一元。

佃农所种的地约占日本农田的百分之四十一,他们的账目大略如下(每英亩):庄稼的收成,水田一茬四十九元零三分,水田两茬七十八元六角二分,旱田四十一元三角六分;地租分别为二十三元八角九分、三十一元五角八分、十三元五角二分;人工分别为十五元七角八分、二十五元七角九分、十四元六角九分;肥料分别为七元八角二分、十七元三角、十元二角二分;种子分别为八角二分、一元四角、一元五角七分;别项开销分别为一元六角九分、二元八角二分、一元六角六分;合计开销分别为五十元、七十八元八角九分、四十一元六角六分;净利分别为负九角七分、负二角七分、负三角。

这张表表明:佃农从庄稼上所得,还不足以抵上开销与所列的人工之价。佃农若租五英亩,水田旱田各一半,所得是七十三元或九十九元七角三分,看水田收一茬还是两茬而定;这就是他从自己的人工上所实得的,其余的庄稼价值都被别的开销吃掉了。

可是日本每一农户平均所耕只有二点六英亩,所以佃农每户平均所得是三十七元九角五分或五十一元八角六分。若把日本的情形按我们一百六十英亩的农场来列,就更看得清今日日本的农家与美国农家境况的差别,如下表:

水田八十英亩、旱田八十英亩、合一百六十英亩。庄稼的收成:水田四千四百元,旱田二千四百五十七元六角,合六千八百五十七元六角。租税:五百八十七元二角、一百五十八元四角,合七百四十五元六角。别项开销:一千六百三十三元六角、七百四十四元八角,合二千三百七十八元四角。人工:一千二百六十二元四角、一千一百七十五元二角,合二千四百三十七元六角。合计成本:三千四百八十三元二角、二千零七十八元四角,合五千五百六十一元六角。净得:九百一十六元八角、三百七十九元二角,合一千二百九十六元。连人工算在内的所得:二千一百七十九元二角、一千五百五十四元四角,合三千七百三十三元六角。

在美国,一百六十英亩的农场由一家经营、也养活一家;可是在日本,每户平均只种二点六英亩,这一百六十英亩的进项便要分给约六十一户人家,于是每户所得的净利只有二十一元二角五分,而不是一千二百九十六元;把人工也算作所得,每户再多三十九元九角六分,共六十元六角七分,而不是三千七百三十三元六角——那才是一百六十英亩按日本的办法耕种所得的总数。

这些数目多少显出这些人所受的那种紧绷的压力、所负的那副可怕的担子——这还是在一家糊口所需之外的。只种一茬稻的佃农,每英亩要纳地租二十三元八角九分;种两茬的要纳三十一元五角八分;若是旱田,要纳十三元五角二分。在这些数目之上,他还要分别加上十元三角三分、二十一元五角二分、十三元四角五分,充肥料、种子与别项开销,于是每英亩共投下三十四元二角二分、五十三元一角或二十六元九角七分;若小麦每蒲式耳卖一元,这笔本钱要卖掉同样多蒲式耳的小麦才抵得上。除此之外,他还要担着天时、虫害与病害的一切风险,指望能把本钱收回,另外在一季的辛苦上得着十四元八角一分、二十五元五角二分或十四元三角九分的报酬。

社会的负担——这负担在各国历来而且至今大半是战事与政事的负担——在日本的田赋上反映得几乎叫人睁不开眼:田赋从旱田的一元九角八分到水田的每英亩七元三角四分,这样一个四分之一方段的地,即便不算房屋,每年也要负担三百元到一千一百元。日本一九〇七年的预算是一亿三千四百九十四万一千一百一十三元,合每个男女老幼二元六角,合每英亩耕地八元九角,合全国每户二十三元。情形既是如此,那么在今日的日本,七十岁以后仍不得歇手的景象很常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的景象除了可悯的一面,也有明朗的一面。这两位老人已经相守五十年;日子虽满是劳苦,与劳苦同来的却有身体的强健、心志的强健与纯正的品性。担子虽重,彼此却把对方的担子减轻了,使满足更足、喜乐更深、哀愁更易担当;而那些生在这个家、又从这个家出去另立门户的儿女,也必然成为极有力量、极能长久的民族的根基之一。

前面说过,农家里由妇女与儿童、以及男子在别无事做时所做的活计极多;这些副业的进项,着实帮着补上了那微薄的收入,也帮着应付那相对很重的租税与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