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一九〇三年出版,第二版。作者雷迪在中国的海关和领事机构做过多年事。
这不是一本正经的中国论。它是一个在中国住了很久的英国人,写他在中国过的日子——以及他在中国打的猎、钓的鱼、坐的船。
十章。前面几章写在华洋人的生活:条约口岸的那个小世界,海关、领事馆、洋行、总会、跑马厅,几百个欧洲人挤在江边一小块地上,彼此熟得不能再熟。然后他往外走:长江上下,鄱阳湖和洞庭湖的水面,江北的芦荡,镇江到芜湖之间的那些滩地。
猎人的眼睛和游客的眼睛不一样。游客看风景,猎人看地形:哪片水会落雁,哪块田埂底下有鹧鸪,什么天气野鸭才下来,船要停在哪一边。所以这本书里的中国是按水位、风向和鸟兽的习性排出来的,是一幅很少见的中国地图。
书里的鸟兽鱼虫极多:雉、鹧鸪、鹌鹑、沙锥、丘鹬、野鸭、雁、天鹅、鹤、鹭;麂、麝、野猪、狼、狐、獾;鲤、鲫、鳜、鲟、鳗、鲥鱼。译文把这些名目都落到中文名上,没有含混过去。
也有另一面。他雇的民船上有纤夫,他住的村子里有里正,他要跟地方官打交道,要跟不肯让他上山的村民讲价。这些段落往往是全书最有意思的地方——一个洋人拎着枪走进一个中国村子,双方各自在想什么,他写得很诚实。
每章标题下有一行用破折号串起来的内容提要,是当时书籍的体例,照样译了。
他不是学者,语气轻快,常常自嘲——枪法不准、船搁浅、淋了雨、猎物跑了,都照写。译文没有把它端起来。
十章,底本是网络档案馆的页面影像,由古登堡计划录成电子本。
第一章旅华英人的生活
旅华英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国内多数人一无所知,好比一本封了口的书。即便偶尔想起,也是先入为主,心存成见:对实际情形茫然不晓,只模模糊糊觉得那边酷热难当,再就是记得几桩惨烈的屠杀。
一说「要去中国」,旁人总是瞪大眼睛,连声惊叹,觉得这事未免太冒失。可接下来那几句老套的问话——是不是用筷子吃饭,是不是一年到头热得受不了,喜不喜欢中国人——却又透露出,他们的不安,其实是担心我们要去面对「那些不知底细的祸患」。
我们和中国人最早的生意往来是在广州做的,鸦片尤其是从印度直接运到那个口岸。可是中国官员敌视英国商人,也敌视他们正当的贸易扩张,双方屡起争端,终于闹到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所谓的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我们得了香港这个荒秃的小岛,又开了五个口岸通商,广州和上海都在其内。每个口岸划出约莫半英里见方的一小块地,专供洋人居住,尤其是英国人。然而纠纷并未就此平息,二十年后,英法两国联手攻打中国,逼她答应各国派驻中国朝廷的公使可以常驻北京,又多开了一批口岸通商,每处同样划一块地给洋人居住。
两次战争之后订的条约,此后又有别的条约陆续补充,开放的口岸越来越多,其中一些也同样在近旁划给了租地。我们今日在中国的地位,就建立在这一连串协议累积起来的成果之上,而这些协议头一条保障的,便是治外法权,也就是不受中国司法管辖,因此欧洲人不论犯了什么过错,都只受本国领事处置。
如今约有三十个通商口岸,大多设有这种居留地,也就是租界。有些租界划了以后从未有人去开发建房;但凡建起来的,虽说是以象征性的租金向中国政府租来,实际上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大英帝国零零星星的小块飞地。这些地方打扫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中国人不许在里面居住,而各国欧洲人却在此安居乐业。
每处租界都驻有一位英国领事,对中国官员和各国官员代表本国政府,对本国侨民则兼任裁判官。除了极小的口岸,各处一般也都有一位英国医生挂牌行医。
许多租界四周筑了围墙,墙上的门到夜里可以上闩加锁,把中国人挡在外面。界内修了像样的排水沟,开了宽阔的马路,装了路灯,风景好的地方临水摆着公用长椅,种了树,盖了带花园的华屋,建了教堂,办了总会,从西方运来了台球桌和其他种种奢华的物件,选出一个工部局管理地方事务,还招募了一支由中国人或印度锡克人组成的巡捕队,归英国巡长统辖,在我们的街道上维持秩序。
别的国家,尤其是法国,也有类似的租界,只是数目少得多。本书只谈我们自己的租界。
外滩前面常常泊着一排废船,用浮码头和岸上相连。这些船当年多半是海上数一数二的远洋邮轮,如今老朽不堪,拆去了桅具,改作水上货栈,轮船就靠在旁边卸货装货。另一些地方,轮船在江心下锚,大驳船满载货物,在船和各个码头之间来来往往,一群群叽叽喳喳的苦力手脚麻利地把货装上船,或者卸到岸上。
岸边到处挤满了中国民船,半桅上挂着一捆柴、一只量米的斗或是一把煤铲,表明船上的木柴、大米、煤炭之类要出售。
要么就在租界之内,经领事许可,要么就在紧挨着租界的华人街上,开着两三家杂货铺和肉铺,店主是中国人、帕西人或日本人,专门供应洋人社会所需的杂货、面包、肉食和其他日用品。
谁的口袋里都不揣钱。欧洲人本来就不多,彼此一看便认得,买东西只须签一张欠条,也就是所谓「条子」,写明多少元多少分即可。在总会里,你叫两杯雪利酒、一杯「竹子」——半杯雪利兑半杯苦艾酒——侍者端来酒,连同一本小小的条子簿,你点的东西他已经用铅笔记在上面了,你看一眼,签上名字或者只签个缩写,他便撕下来丢进钱柜。此后你再也见不着它,直到月底总会的账单送来,后面附着你签过的所有条子。
教堂里做礼拜收奉献,四处放着铅笔和纸片,会众很方便就能写好条子,叠起来投进奉献袋,第二天由教堂的苦力上门收钱。这个办法固然方便,却也不免是个陷阱:签条子比掏现钱容易得多,数目看上去也小得多,所以月底一结总账,你起初总以为准是哪里算错了。可是,唉!仔细一核对,事实明明白白,你签出去的钱比你自己以为的多得多。
欧洲人之间通用的货币是银元,从前值五先令,如今只值一先令七便士左右。另有辅币,有五十分、二十分、十分和五分的银角子,还有一分和两分的铜板。
中国全国通行的价值标准是铜钱。一枚铜钱约有一先令硬币那么大,价值只合一法寻的八分之一。每枚钱的正中有个方孔,大小穿得过一根粗绳。通常先把铜钱一百枚串成一吊,每吊大小形状都和一根香肠差不多,再把十吊两两并排穿在一起,于是一贯一千文,几乎恰好就是两挂各五根、共十根香肠。这一整贯约值半克朗,分量很重,通常要搭在肩上扛着走。
所谓「两」,根本不是一种硬币,只是指一两重的银子。两的名目繁多,成色不同,价值也各异,而成色主要取决于银子是在哪里开采的。
中国人把土产卖给欧洲人,心里始终盘算着它值多少铜钱,不管银价涨落,都要按这个数目折成元或两来收。各种工钱也是一样,每回要多少,都看各人需要多少铜钱而定。
整个币制,或者不如说毫无章法可言,又有数不清的地方钱庄各自发行纸币,搅得人晕头转向,所以欧洲人当家过日子,除了元和分,别的一概懒得去管。为了照顾他们,别的币种都折成元和分来算,只是兑换时总要吃点亏。
这些租界,其实就是一座座英国小镇,有一些自开埠以来日渐兴旺,如今已是贸易繁盛、生意日增的中心;另一些却辜负了当初的兴旺气象,停滞不前,似乎正一点点退回到中国人手里。中国人违反条约规定,获准在界内购置产业,在那里定居的人数增加得很快。
上海这个兴旺的租界,地处长江口附近,有六七千洋人,可以算是帝国北半部其他通商口岸的首府,那些口岸一般统称「外埠」;而英国殖民地香港和南方各外埠的关系,也与此相当。
香港如今和中国已毫无关系,完完全全是英国属地。它从一块荒秃的岩石,变成了一座极其秀美、繁荣而重要的商埠和海军基地。据我所知,这是英国人的进取心和物质文明最伟大的胜利。
这些外埠几乎都和上海或香港通电报,再经由两地与外面的世界相通。邮政则靠沿海和沿江的轮船,这些轮船定期往来,载客运货,以这两个商埠为基地。所以不论你住在哪个口岸,心之所系、利之所关,天天直接牵连着其中的一处。每天的报纸从那里来,到手时也许已经过了好几天,可对住在偏远地方的人,读来仍是新闻。炮艇从那里来,除了保护我们,还带来海军弟兄们的快活作伴,叫人好不欢喜。推销员也从那里来,带着帽子、靴子、枪支、衣服和其他必需品的各色货样。我们要回国,得到那里上船;想换换环境热闹热闹,刮一刮外埠幽居生下的锈,也得到那里去。久而久之,我们的许多口腹之享、起居之便都指望着这两处,又透过它们,像透过一扇窗户那样,眺望外面的世界。
上海和香港两地的生活,处处有西洋的种种便利,好房子、电灯、上好的马路、马匹和马车、公园里的乐队演奏、每小时一到的电报,样样不缺。所以外埠的生活虽然有时十分单调,却往往更有意思。在那里,洋人社交的乐趣不那么喧宾夺主,你可以和中国的事物接触得更近。一个民族,天底下最古老、最奇妙的民族,要是研究它对谁有吸引力的话,那么这一点,再加上打猎和户外生活的种种便利,就算是最郁郁寡欢的人,也足以时时得些满足了。
从极北到极南,从海边到中西部,也就是沿着海岸线,再溯长江而上一千四百英里直到重庆,这些英国人进取开拓的巢穴,像藤壶一样附着在中国笨重的身躯上,把持着她和别国之间的庞大贸易,在东方异教与敌意的荒漠里,宛如一片片明亮的绿洲。各处欧洲人多则五百,少则三十来个,视进出的船舶多寡而定,船舶便是它们的命脉。
这些小小侨居地里的社交生活,究竟是十分愉快,还是死气沉沉、单调乏味,很大程度上要看住在那里的人自己。从国内出来的人,几乎个个都是从同侪中因某一方面出众而选拔出来的:要么做生意精明,要么身体健壮,经得起这里可能遭遇的极端气候,要么聪明过人,是凭竞争考试谋得差事的,又或者这些长处兼而有之。总之,他是挑出来的人,样样都在一般人之上,因此性格也相应地很有分量。
一群这样的人凑在一个小地方,要么同心协力,结成至交,妻子儿女——如果有的话——也跟着交好,日子便过得十分惬意;要么就因为各人个性鲜明,生意上又互相竞争,闹起不和来。真到了这一步,最好断了一切社交取乐的念头,自己关起门来自得其乐。一个吵吵闹闹的口岸,看上一阵子倒也有趣,可过了这阵子,尤其是雨季里天气潮湿、人也恹恹,湿得出不了门的时候,日子就变得单调而恼人了。地方那么小,你走到哪儿都要撞见互相交恶的人,他们还都想把你拉到自己这一边。小小的嫉妒、捕风捉影的怠慢、鸡毛蒜皮的琐事,若在大一点的天地里,根本没人留意,在这里却闹得不可收拾:总会里人纷纷退会,冷冷清清;教堂里因为弹风琴的是对立一派的人,去做礼拜的也寥寥无几;傍晚沿着外滩在树荫下散步,本是一家家欢聚的乐事,也变成了送葬的行列。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一个「和睦」的口岸。那里的人齐心合力,彼此情谊深厚,殷勤好客,让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家庭的一员。你可以径直走进邻居家里,抽他的雪茄,喝他的威士忌,酒是端到你跟前的,你就躺在阳台的长椅上,头顶的布风扇懒洋洋地摇着,一面等主人回来。你这样做,心里快活地知道,换了是你不在家,你的朋友自然也会照样在你家里坐下来。这才是真正的妙处。再想想那户外的生活,想想那些可爱的夜晚吧:空气温软,月亮正圆,大得在英国从来没见过,我们一伙人驾船到湖上,下了锚,在凉风里用晚餐,抽过雪茄喝过咖啡,再扬帆前行,唱起把我们带回往昔岁月的歌,在月光下的水面上滑行,心里和歌声里都带上了一缕又悲又甜的调子。
春秋两季有一年里的两件大事——赛马。
许多口岸都有一座极好的跑马厅,跑道总是圆形,中间围着的一般是游艺总会的场地。差不多每个爱好运动的人都要养上一两匹小马加以调教,为它们操心上火的劲头,比起纽马克特的赛马大亨也不遑多让。赛会前好几个星期,日子越近谈得越凶,事过之后又慢慢平息下去,人们嘴里说的全是小马、小马、小马,直说得不赛马的人垂头丧气,扭头走开,却连一句抗议也不敢说出口,只能任这场小马话题的流行病肆虐。总会里的赛马彩票让好赌的人大为兴奋:行家们坐庄开盘,到头来亏得一塌糊涂;而什么都不懂的人却傻人有傻乐,以为是凭自己眼光过人,才赢来了那一卷银元,其实那是运气胡乱塞给他们的。
真到了比赛的日子,一般是两天,外加第三天,算是余兴,事情便达到了高潮。一切生意都减少或者干脆停顿。人人都佩着彩色标志,或是自家马主的颜色,或是朋友的。十一点钟,马主们高高兴兴地驾着五花八门、为这天特意擦拭一新的车子,排场十足地把女士们送到跑马厅。人人都认识人人,参赛小马的名字几个星期来已是家喻户晓,它们的长处短处也是公开的秘密,骑师都是熟朋友,天气晴朗暖和,女士们穿着最时髦的衣裳。跑道由港内那艘炮艇派来的水兵帮着看守,维持秩序,艇上的军鼓横笛队或者黑脸滑稽乐班则演奏各式各样的曲子,水平高低不一。一场跑完,得胜的马主和骑师被众人一把抓住,扛在肩上抬到看台后面的酒吧,赢家输家早已抢先在那儿等着,要马主请喝一杯香槟,好祝他健康,对刚刚取得的胜利表示一番应有的欢喜。
看台上供应一顿极好的香槟午餐,由赛会干事主持。这位干事凭着这一崇高职位,在侨民中地位很高。席间有人提议祝酒,众人热烈响应,然后移步到围场里散散步、抽抽烟,再回过头来专心应付下午的比赛。
骑马一般很是流行。下午常有一伙伙女士,带着殷勤护驾的骑士,沿着河边那段河道小跑下去,再穿过平原纵马飞驰回家,或者沿着海滩信步而行,让小马在咸水里蹚着走。
对爱打猎的人来说,附近一般都有大量的猎物。这类事情里,最惬意的莫过于春天下午去打一趟沙锥,或者约一位志趣相投的朋友出去打几天猎。
夏季几个月里,网球仍是大家喜爱的消遣,还常常举行游园会,差不多全体侨民都来,有时在总会的场地上,有时在私人宅邸。不打球的人也来看看、聊聊,一边吃着冰淇淋和别的茶点,或者在枝叶繁茂的树荫下静静地抽烟。
许多地方有很好的草地球场,但在另一些地方,草长得不好,派不上什么用场,就只好用水泥或煤渣铺地。
总有穿着整洁布制服的中国少年在场边捡球,他们捡得非常好,大大增添了打球的乐趣。
近几年来,高尔夫球大为风行。球场常常设在跑道围起来的游艺场地上,因此一般都太平坦,打起来变化不多。不过澳门附近有一处很粗犷的球场,地势天然得天独厚,风景又秀丽,要是好好经营,差不多可以成为理想的球场。
我们在那儿的球会,鼎盛时期有六个会员,青黄不接的时候偶尔只剩两个。我们得骑自行车出去三英里,有一段是可怕的石子路,还要穿过叫人作呕的坟地。可是一到那里,在清凉新鲜的空气中,在山峦松林之间,俯瞰着大海和江河,打上一两轮,一路的辛苦也就绰绰有余地补偿了。
划船很少,只有上海和香港有规模大、办得兴旺的划船会。
香港濒海,没法用轻型赛艇,这当然是个大缺憾。
上海有港口,还有一条小河,差不多有剑河那么大,两处都足够划船。划船会有两座极好的船库,船也很多,会员更是一时之选,上海所有最出色的人,也像别处一样,都会在某个时候下水划船。可是划船的水平并不一流,除非我当年积极参加以来情形大有变化,否则连一支坐得稳一条轻型雪松木赛艇的队伍都凑不起来,比赛全用的是搭接板的船。
驾船功夫这样欠缺,原因之一是教练只能坐在船尾指导,别无他法,因为河边没有纤道,教练不能像在牛津或剑桥那样,骑着马或跑着步跟在队员旁边,而租汽艇又太贵。另一个原因是,新手很少有人带出去,由受过专业或科学训练的老手在练习船上调教,而是被塞进一条蹩脚的四人艇,听凭他们自己慢慢摸索。划船会要是能沿着小河修一条路,再从国内请一位职业教练来一两年,开创一种高水平的划法,那是很划算的。传统一旦牢牢立住,自然会一代代传给后来的划手。
舵手的水平和划船的水平半斤八两。我亲眼见过,桨还在水里,舵却打得死死的,结果在一个弯道上就落后了一个船身,每分钟的桨频慢了十下,整条船的队员也被拖得七零八落。
说到底,划船技术的高低不过是程度问题,在上海这样一个远离其他划船中心的地方,也没什么要紧。而且初到上海,划船会无疑是最值得加入的团体之一,尤其是年轻人,在那里可以和身体强健、心地健康的人为伍,得到大量很好的户外锻炼。
如果附近不远有丘陵或高山,就在那里盖起平房,大多数女士和孩子都去那里避暑,男人们则趁着生意上走得开的时候,匆匆离开租界去探望一下。南方有一处地方,这样的平房盖在离岸四五英里海上的一个小岛上,那里从来不会很热。傍晚去游泳,沿着沙滩散步,或者和值班的引水员一起坐在古老的废炮台旁,看灯塔的光芒远远地、远远地闪过海浪,看轮船的灯火从脚下驶过,听着螺旋桨有节奏的搏动声,真是赏心乐事。为住在华中的人,最近在九江附近的牯岭兴起了一处疗养地。牯岭是庐山中的一个山谷,海拔约四千英尺,庐山一边俯临长江,一边俯临鄱阳湖。几年前欧洲人还不知道这个山谷,如今却已像一座乡间小镇,大概有一百五十座设备齐全的平房,都是用就地开采的石头砌得结结实实,还有教堂、商店、洗衣房,以及纵横交错的大路小径。
在平原上熬过一长段酷暑,人困乏得不行的时候,到这个避暑地走一趟,最能让人恢复精神。那里总是很凉爽,白天穿一身薄呢衣服,夜里要盖毯子睡觉。山间漫游美不胜收,不管是登上高峰,穿过山谷里的树林灌木,还是沿着溪床行走,溪里不时有清澈的活水潭,可以痛快地洗个澡,喜好垂钓这门雅艺的人,也能钓上几条。
我永远忘不了那光辉灿烂的一天,我陪着两位朋友,翻到山脉的另一边,俯瞰鄱阳湖。景色壮丽极了。归途中,夕阳把千百种色彩洒在我们头顶上翻滚的雾气上,洒在随着我们的脚步变幻的山野上,洒在山岩和湖面上,每转一个弯,就展开一幅美得无以复加、又转瞬消融的景象。
乘轮船到九江以后,雇一顶四人抬的轿子上山,路程十到十二英里,另外再雇苦力挑行李。前一半路走的是普通的乡间道路,最后几英里山路虽然修得很好,有些地方却非常陡,另一些地方悬在深谷之上,你会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轿杠,一心祈祷轿夫可千万别绊一跤。
在北方,夏季几个月里,芝罘、威海卫和北戴河吸引了不少人去海边避暑。另一些人想换个更大的环境,就乘船到人间仙境日本去,甚至远渡重洋到加拿大去一趟再回来。
我们一有机会,不论在哪里,都要跳舞。房子一般都很大,房间宽敞,因为夏天炎热,或者因为我们自己居无定所,往往只摆着简单的家具,用人又多又肯干,所以办一场舞会并没有多大难处。
请十二到十四个人吃饭,趁着用餐的时候把客厅腾空,饭后又来几位朋友帮忙凑数,一晚的消遣中便可以穿插跳上几支舞,这是常有的事。
我有一回在一个小口岸,那里很长时间只有一位女士,她自然被奉为当地的美人。后来来了一位对手,还带着两个漂亮的、尚未出嫁的妹妹。我和同住的伙伴们当即临时办了一场舞会。
我们把饭厅腾了出来,却发现地毯又旧,又钉得死紧,根本揭不起来,于是决定就在地毯上跳。
我们没有钢琴,就用手风琴伴奏。谁知刚刚跳起来,那铺在门厅上方圆木梁上的地板就剧烈地颤动起来,餐具柜上的玻璃杯震得粉碎,墙上的饰物纷纷掉落。地毯显然多年没有拍打过,扬起的灰尘像一团团云雾,再加上那天夜里闷热难当,我们简直是被呛得跳不下去,只好逃到花园里避难。幸好那天夜色很美,月亮正圆,我们便把舞会改成了捉迷藏。像那样快活的夜晚,我一生中很少有过。
一年一度的外埠认捐舞会,让大家好几个星期都忙得团团转。侨民来自世界各地,所以必须十分小心,让各国人在筹备委员会里都有代表,免得得罪人。
然后委员会还要决定许多事情,其中一件就是谁该请、谁不该请。每回总有人主张不论身份地位一律都请,另一些人却希望只请到他们心目中的上流人士为止。不管怎么定,都免不了起些摩擦,有时还闹得十分激烈。
一位头面女士负责布置舞厅,另一位负责宵夜,还有一位负责把地板打好蜡、安排钢琴,因为没有乐队,音乐由几位出色的业余好手担任。
经过没完没了的讨论和精心准备,重要的夜晚终于到了。宾客们聚集一堂,心里往往各有疙瘩,却都下定决心,要好好享受这一晚的时光。
男人占了绝大多数,所以女士们,年纪从十四岁到四十岁不等,都被郑重请求赏光跳舞,而且事先就保证她们的舞卡会排得满满的。
找不到舞伴或者不想跳舞的男人,整晚就打打牌,偶尔到舞厅去看看。
宵夜总是很丰盛,也不像国内那样匆匆忙忙、吃得太急,那种急法在国内是很显眼的。到场的人里,有相当一部分至少可以说是早已过了少年时代,他们舒舒服服地坐上一个多钟头,把准备好的佳肴美点吃个痛快。说实在的,等女士们都走了,单身汉和不安分的丈夫们通常还要回来再吃一回,甚至两回,所以天亮前不久,听到一伙迟归的狂欢者在回家路上含混不清地唱着「他是个大好人」,并不稀罕。
在北京、香港和上海,舞会和舞宴非常频繁,排场也比得上国内同类的庆典。
总会一向很受欢迎。侨民中的男人,常常来自许多国家,聚在那里打打台球,聊聊天,那里还有国内和本地的报纸,以及相当数量的书籍杂志。有一年茶季的一个傍晚,正在晚餐之前,我在汉口总会的酒吧里,一时之间数出了十四个国家的人。
我喜欢圆桌旁那些友好的聚会,大家谈论打猎,谈论我们这个小天地里的其他话题,一般总能请到或者被请去吃一顿便饭,饭后再打一盘惠斯特,或者斯斯文文地小赌几把扑克。
那里有时还有一条美式保龄球道。天冷的夜晚——说起来天热的夜晚也一样——我们把大木球顺着一条垫高的球道滚出二十码,去撞倒尽头的九个木瓶。球道有两条,并排而设,我们分成两组,每组三四个人,输的一方付球钱,再请大家喝东西。
中国幅员辽阔,几乎包罗了各种气候。不过大体说来,夏天到处都很热;冬天则在北方各省冷得几乎像北极一样,海面封冻,所有航运停顿六个星期到两个月,往南纬度越低就越温和,直到很少见到冰雪,最后到了极南的亚热带,冰雪就根本见不到了。据说多年以前广州下过一场雪,当地人惊讶万分,以为那是一种棉花,便收进瓶子里保存起来。
在长江流域,七月、八月和九月里,有时热得几乎无法忍受,白天黑夜都一样。你早上起来已经筋疲力尽,因为在布风扇底下熬了一夜,一点也不舒服。布风扇挂在床的上方,在蚊帐那狭小的空间里,拉绳穿过墙壁,由守在外面阳台上的苦力拉着。卧室里的温度计停在华氏九十度,你穿着被汗湿透的睡衣,爬到阳台上看日出,心里暗暗问自己「我熬得过今天吗」,盼着能有一丝风,却总是落空。虫子嗡嗡作响,到处弥漫着一股焦灼的气味,鸟儿无精打采地跳来跳去,张大了嘴喘气,睡在草地上的苦力们扇子扇得啪嗒啪嗒,声音空洞,太阳像一座火炉似的升起来,你只好又退回到屋里的阴影中,免得中暑。
天色渐高,温度一点点往上爬,直到超过一百度,你觉得眼睛在眼眶里又干又沉,耳朵里怦怦直跳。到了这个地步,血气旺盛的人不论年纪大小,都十分危险,中暑猝死的事多得叫人痛心。
傍晚吃过晚饭,人们把长椅搬到外滩上,许多人聚在那里,一声不响,黑暗中只听得开瓶塞的砰砰声接连不断,只见雪茄的火头一明一灭,才知道那里有人。大家要乘一乘那一点点也许偶尔吹来的风,望着天边的闪电,盼着那场一再酝酿的暴雨终于下来,把暑热打破。
我记得在九江,有将近三个星期,每天阴凉处的气温都超过一百度,最后升到一百零七度,然后天气才一下子转过来,这无论如何算是救了「我」的命,实际上夏天也就此结束了。
有许多回,热得睡不着,我就打惠斯特一直打到凌晨三点。我们挑楼上阳台的一个角落,那里也许有可能吹来一丝微风,把雪茄、威士忌和冰苏打水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为了凉快些,脱下白外衣,只穿着背心,围坐在桌旁淌汗,桌上的蜡烛淌着烛泪。我们光着脑袋,露着胳膊,样子一定像一群走投无路的赌徒,其实只是按规矩打每分两角五,长短局另计,一盘一元,所以输赢也大不到哪里去。
这一带的冬天和英国很相似,只是短一些,一般有些霜冻,下不少雪,偶尔结的冰也够溜冰。
宴请极多,是主要的待客方式。菜单一般都很出色,进口税几乎只是象征性的,所以酒既多又好。
几位头面人物对座次先后的讲究未免有些过头,不免要在心里别扭几下,之后宾客入座,一顿好饭,再加上谈笑风生,一晚上便过得轻松愉快。
可是,你会问,这些旅华英人除了自寻乐子,还有什么事做呢?英国轮船遍布中国沿海,又沿长江上溯一千英里直到宜昌。经营管理这些轮船,进口和推销工业制品与鸦片,收购和出口茶叶、丝绸以及中国的其他物产,还有在政府机构里任职,或者从事各种专门职业——代理人、商人、官员和专业人士就靠这些谋生。所以,如果说我们身在异乡,却享受着国内只有富人才享受得起的奢华和乐趣,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唾手可得,花费又极少,而且多少可以补偿那些离开古老英格兰、到遥远异国闯荡的人所失去的家庭生活的甜蜜。
第二章仆役与商贩
初到一个口岸,你刚从轮船踏上通往外滩的趸船,就有一位满面春风的天朝子民迎上前来,递过一封没封口的信,内容大致如下——
「兹证明持信人老三曾任我的听差八个月,为人诚实,做事勤快。汤姆·琼斯。」
这位天朝子民堆着笑,用洋泾浜英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通。你听不懂,只哼了一声便走过去了。
那人说:「好咯,晓得,可以做。」随即不见了踪影。
到了住处,又有两三个满面春风的本地人候着,也都揣着推荐信——多半是临时借来的——一个接一个地向你报告:「我顶好听差。」
这类推荐信渐渐成了一种传家宝。洋人难得叫得准自家中国仆人的真名实姓,所以谁要找事,只消付点代价,就能把信借来用,于是信在众人手里传来传去。
听差反正是非雇不可的。你正要开始相看这几位候选人,一位朋友忽然来了。
「实在对不住,老兄,没能赶上船去接你。轮船比预计到得早,我就径直到这儿来了。料想你要用听差,顺手带了一个想找活儿的来。他底细如何我一无所知,不过他自己说靠得住,这班人大抵也都差不多。总之你不妨试用一阵,不合意,一脚踢出去就是了。」
你还没来得及答话,门已被猛地推开。你暂时留在船舱里的行李,由六七个苦力用竹杠抬了进来,往地上一撂。在趸船上迎你的那位满面春风的天朝子民紧跟在后,抱着你那一大堆遮阳帽、雨伞和手杖。他立刻付了苦力的脚钱,解开毯卷和箱子的带子,动手收拾起屋子来。
朋友说:「哦,原来你自己带了听差来。」便转而谈起别的事。
行李不费你半点力气就全到了,你心里颇为受用;又免了那班失业听差的纠缠,也觉得清净,于是不声不响就默认了。老三就此留下,说是等你有空、有心思时再另雇一个真正的好听差。可你难得有空,更从来没那个心思,等到想起,他早已站稳了脚跟。
当天他就领来一个厨子,外加两三个你并不需要、却又不能不要的苦力,还解释说,这几个人品行都是出类拔萃的,他「包得住,样样妥当」。你自然只好依了。就这样,你一家上下的班子全由听差张罗停当,你自己实在连一句话都没插上。过了一两天,你才猛然想起,工钱的事一个字还没提过。
你摇铃把听差叫来,略一商量,定下听差每月八元,厨子十元,苦力一个六元、一个五元。样样都是跟听差谈的,别的仆人压根儿没露面。于是,既然是听差替朋友们谋得了差事,按「老规矩」,他们就得从工钱里拿出一份孝敬给他:厨子大约每月二元,苦力各一元。厨子又在你不知情、未经你同意的情况下,把他一个年轻朋友引进厨房,称作「二厨」,或干脆就叫「老二」。他的地位相当于英国人家里的洗碗女佣,刷锅洗盆、生火跑腿,所得工钱极少,甚至分文没有,换来的是学一门烹饪手艺。至此,你这个家就算运转起来了。起初,在听差的督率之下,诸事倒确实井井有条。
几个星期以后,你忽然醒悟,开销不知怎么的涨得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于是查问起来。
倒也没查出什么大事,几处可疑的小地方,听差都解释得明明白白。可是没过多久,你又开始心里不踏实,坚持要弄清宅子里每个人每月呈上来的各项零碎账目的细节。
原来人人都在揩你的油!
听差开列了一大堆零碎物件,灯芯、火柴、肥皂、蜡烛之类,有的你根本没用过,有的只用了账上所开的一半。就是你确实用过的东西,也在本钱之上加了一大截。本地的商贩个个与你的仆人串通一气,你明知自己受了骗,却休想拿出凭据。因为哪个店家或屠户要是把真实价钱告诉了你,他就要丢掉一大半生意——在洋人家里帮佣的仆人,迟早总有法子把主顾拉到别家去。
有那么一大圈中国人,人数虽多却自成一体,全靠你过活,往往还能攒下钱来。这圈子里人人都把你当作猎物,彼此心照不宣,互相帮衬,放心大胆地剪你的羊毛。要一个中国人揭发另一个中国人,或者出面作证指控对方,实在是难乎其难,几乎办不到,尤其当这么做是为了洋人的好处时。
单身汉理家,最好的法子是拨出一笔他心里有数、足够每月开销的钱。开销能压在这个数以下,固然更好;压不住,超了,就把各项账目往下砍,砍到足够为止。跟他们讲理是白费力气,吃亏的总是你。
我听说有个单身汉,月薪六百元,可他排场摆得太大,刚刚够开销。后来他的生意有一部分垮了,便把听差叫来,说明以后只能花四百元。听差拉长了脸,可日子的排场丝毫未改。
接着又碰上坏年景,开销只得再减到每月三百元。单身汉对仆人说,你最好另谋高就吧,从六百元一下子降到三百元,只怕你难以应付;照我如今这副寒酸光景,不如另起炉灶,重新安排一个家来得明智。
听差想了一想,决定咬牙撑下去。他撑得如此成功,日子的排场跟从前一模一样。
洋人管听差叫「小子」,这「小子」二字却跟当事人的年纪毫不相干,十六岁到六十岁都有可能。这不过是洋人对贴身仆从的一种叫法罢了。
听差的职责,相当于英国寻常人家的管家,另外还添了好几项。
他管着其余的仆人,大体上要为他们的规矩负责。所有的工钱和本地商家的账都由他付,当然,从中抽一份公认的油水。他伺候用餐,听铃应差,铺床叠被,替主人刷衣服,总之,什么事都派得上用场。
照例,主人出去赴宴,他都跟着,帮忙上菜伺候。另有一个惯常而且公认的做法:哪家要办大宴会或舞会,那家的听差便向别家的听差借用器物,而且往往不跟物主打招呼。所以你出去赴宴时,常常会用自己的杯子喝酒,用自己的刀叉吃饭,看见自己的灯摆在餐桌上,由自己的仆人伺候。
有个新婚不久的苏格兰人,从伦敦带来一大批上好的玻璃器皿,预备给新家用。有一回人家为他和新娘设宴,他答谢了当晚的主祝酒之后,提议为主人的健康干杯,并请诸位以苏格兰高地的大礼饮这一杯——一只脚踏在桌上,一只脚踏在椅上。满杯一饮而尽,他又说,这些杯子既已承担了如此光荣的使命,往后再降格去做寻常用途,未免不合体统。说着便身体力行,把平底杯往肩后一甩,在墙上摔得粉碎。其余十几位客人也纷纷照办。
他的听差对这件事的评语倒是心平气和:「主人真太傻,他不知道那些是他自己的新杯子。」
那确实正是他自己那些漂亮的平底杯,是背着他借来应场的。
家里丢了东西,听差有责任,按理该照价赔偿,虽然他很少真赔。可想而知,碰上个挑剔的主人,这份差事绝非闲职,然而油水丰厚,人人都抢着干。
仆人之间互相担保品行的习惯,是一道很好的保障。其中一人若有偷窃或别的过失,其余众人都要担责任,为了查出祸首,可以对他们采取严厉手段。所以,尽管零零碎碎、惹人心烦的小偷小摸数不胜数,防也防不住,也无从讨回公道,严重的罪行却很少发生。
中国人自己之间,把这条连带责任的原则推行得极远。有人犯了罪逃之夭夭,官府可以——而且常常真的——把他的父母、妻子乃至全家抓起来,关押折磨,直到逃犯自行投案为止。家族的纽带如此牢固,这种专横的法子很少有不灵的时候。
在其余仆人中,厨子的地位仅次于听差。厨子一般手艺还过得去,有的甚至相当出色,不过须得格外小心,提防他们天生爱邋遢的毛病。一间厨房,男主人或女主人倘若不是每天进去一两回,那么要想吃得香,就干脆一回也别进去。
这也是个油水丰厚的差事。除了工钱,进厨房的每样东西都要被他狠狠揩一笔油;每餐剩下的东西,不管是半只鸡、半条羊腿,还是两样都有,厨子都视为自己的外快,拿去卖给本地饭馆——除非主人特意吩咐不许。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在炎热的地方,食物不立刻吃掉,很快就坏得比没用还糟。再者,肉、蛋、蔬菜之类都很便宜,这点损失远不像在英国本土那样要紧。所以户主一般也乐得每餐剩菜消失,好顿顿吃到新鲜的。
洋人家里的饭菜全是欧式的。中国菜则是迥然不同、真正令人叫绝的另一路,而且品质极佳。西方太太们常常花大力气调教自家厨子,使之精益求精,在中国吃到的一顿上好晚宴,比起在本国的同样一顿,往往高明得多。当然,反过来的情形也屡见不鲜,但这总足以说明,中国人在烹饪一道上天分极高。
在英国,宴客须提前好几天安排,以便做必要的准备。到了下午茶时分忽然宣布,晚饭的客人不是两位而是八位,那几乎是办不到的事。
这件事在中国确实办得高明些。
我常常五点钟从公事房回来,把厨子叫来说:「今晚八个人吃饭。做得到,做不到?」答复永远是简简单单一句:「做得到。」
立刻便是一阵忙乱,却丝毫不乱套。我一向觉得,厨房里的人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差遣,非但不抱怨、不摆脸色,反倒当作一件令人兴奋的乐事。「老二」飞奔去市场,一转眼就带回了鱼、排骨、鸡、蛋和水果。与此同时,厨子往汤里再兑上一两品脱水,又把一道果酱布丁做得八九不离十了。
七点钟你从总会回来,见听差已把餐桌布置得雅致可观,饰以绿叶鲜花。照看过酒和雪茄,你上楼更衣,七点半迎客,晚饭已经就绪。
我至今想起在镇江的一件事,仍觉愉快。
我早几天就应了隔壁朋友家的晚宴之约,正走在去赴约的路上,一位刚搭轮船从上海来的老相识在花园里碰见我,说有件私事非要跟我谈谈不可。轮船两个钟头后就要开,他还得接着去汉口,要成全他,除了爽约别无他法。我便匆匆写了一张便条,尽可能把理由编得体面些,然后叫厨子来。他一到,我就告诉他要开两个人的晚饭——快快快!他脸上的肌肉一动也不动,答道:「做得到。」我想催一催,便去了厨房,却见里面黑灯瞎火,连火都没生。这时仆人们全都不见了。我回到朋友那里,告诉他我们只好耐着性子等了,于是两人在廊子上坐定,准备认真谈事,可屁股还没坐热,听差就来报晚饭好了。
我满腹惊奇地跟着他去,只见他因为夜里暖和,在草坪上摆了一张小桌,汤已经盛好了。汤鲜美极了,接下来的鲥鱼、丘鹬、羊排和冰激凌也无不如此。事情竟有这样圆满的转机,我便开了一瓶香槟,两人吃了一顿帝王也不过如此的盛宴。
朋友夸我的厨子本事大,我们抽着雪茄,就着咖啡闲谈,直到轮船的汽笛响起,表示货已装完,即将启航。送走他之后,我去隔壁加入宴会,向女主人道歉解释。她爽快地原谅了我,她丈夫却惋惜我错过了鲥鱼、丘鹬和羊肉,说那都是今年的头一批。
我很识趣地一声没吭。第二天一打听,果然证实了我的猜疑:邻居晚宴的每道菜,最好的部分都被我的厨子弄了来。
在听差之下专管屋里活计的,是「打杂苦力」。他的差事是擦地板、擦炉栅、生火、修剪灯芯、擦刀擦靴子,屋里屋外什么都干。他往往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穿短褂,以别于听差的长衫。地位虽在听差之下,却比其他苦力高出不少,因为工钱多些,活计舒服些,又是个受信任的位置。
多数宅子的正门口有间门房,白天住着一个老头儿当看门人,负责不让歹人进宅子,也不许任何东西被带出去。日落时他回家,由守夜人接班,一直守到日出。守夜人同样要为全宅的安全负责,按规矩夜里不得睡觉,要守着。每隔两个钟头,也就是夜里五更的每一更,他该到各处外屋巡一圈,确认平安无事。他巡夜可不是悄没声儿的,而是一路敲着竹梆子,好让小偷知道他在留神,自己跑掉。有时为了给自己壮胆,我甚至听见他大喊「我看见你了」「我知道你是谁」「我来了」「谁怕谁」之类。
在英国的窃贼看来,这也许荒唐可笑,可它偏偏十分管用,只不过原因十分古怪。
中国是行会的国度,每一行都把持在某一部分人手里,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一切外来者。有挑水的行会,有算命的行会,有做烟袋的行会,甚至还有小偷的行会。这最后一个是个公认的团体,家家户户都跟它打交道,久而久之,竟成了一种防盗保险公司。所有看门人和守夜人每月都向这个行会交一笔小小的费用,以保他们看管的宅院不出偷窃之事。这套办法行之有效,不但东西难得失窃,偶尔真丢了什么,也几乎可以肯定是哪个散兵游勇干的——这种人要是落到行会小偷的手里,立刻就会被结果了性命。
我有个朋友雇着几百名苦力,他按月给当地的小偷头子发一份固定薪水。这人每逢发薪日就跟别的雇员一样到账房来领钱。不过,如果当月厂里丢了什么东西,就按价从他的薪水里扣,直到原物送回为止——而原物无一例外都会送回来。
我听说有一位锐意革新的人物,决意不肯屈从这种无法无天的捐税。看门人和守夜人当即辞工,而且再也雇不到人顶替。到了月底,他能搬动的家当大半已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搬走了。他彻底服了软,把两个仆人召了回来,吩咐他们照交这笔税。被偷的东西随即一一重新出现,宅子又恢复了太平。
主要由于佛教的影响,中国人只把牛当作役畜,很少宰来吃。许多本地人碰上牛肉送到手边,倒也吃,但对牛肉总有很深的成见。这种成见连带到牛奶和黄油,两样都不是天朝寻常的食物。由此不难想见,欧洲人要弄到足够的这类日常必需品,往往大费周章。好牛奶尤其难得。在本地的奶贩看来,只要奶是白的,他对主顾的责任就算尽到了,而水兑得越多,他自己的腰包就越鼓。在汉口,牛奶掺假掺到这种地步:我一个朋友竟在早上那一杯奶里发现了一条活的小鱼。为了揭穿骗局,我买了一支牛奶比重计,测出来通常是奶水各半。
这未免太过分了。我把奶贩叫到家里,把他痛骂一顿,威胁说今后要是不送纯奶来,我就请领事重重惩办他。他赌咒发誓,说那比重计「讲大话」,奶里一滴水也没兑过,还说我要是不信,他可以把牛牵到厨房门口,让我亲眼看着挤奶。
这似乎很令人满意。于是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穿着晨衣哆哆嗦嗦看完挤奶,得意洋洋地拎走了奶桶,满心以为这下可以享用纯正的牛奶了。真是痴心妄想!一测,里面仍掺了大量的水。奶贩满面春风,带着理直气壮的得意,牵着他的牛慢悠悠地走了。
我认定是比重计出了毛病,便去请教我的朋友医生。他检查了一番,发现比重计完全准确。
这其中的矛盾如何解释,似乎成了一道无解的难题。
我琢磨了好几天,决定亲自挤奶——这是我小时候学会的本事。在那位天朝子民的目瞪口呆之下,我挤了奶,当场一测。纯奶!
我一把揪住奶贩,脑子里迷迷糊糊地想把他结果了,就在这时,嘿,你猜怎么着,从他那宽大的袖筒里滑出一截粗竹筒,里面装着约莫两品脱的水。这个木头瓶子的下端伸出一根细竹管,粗细跟雪茄差不多,用作导管。
骗局就此败露。那犯事的家伙起初受了一惊,等惊魂稍定,竟带着明显的、虽然有所收敛的得意,向我演示这个巧妙的机关如何运作。
他把竹筒藏好,让袖子垂下来盖住手腕,一只手同时捏着竹管和一个牛奶头。这样,只要人的眼睛一挪开,他便能打开开关,让水跟奶一道流进桶里。
这下我占了上风,答应只要他今后供应纯奶,就不追究他。他欣然应允。有那么一阵子我喝得心满意足,可是没过多久,我的听差就来报告说,牛都没奶了,奶贩已经回乡下老家去了。
二百五十年前满洲人征服中国以前,男子都留长发,盘成一个髻挽在头顶。
满洲人却带来了一种风俗:把头皮剃去一部分,后面的头发编成一条辫子。不遵此规的男子一律视为叛逆,可以不经审问就地斩首。这个效忠当今朝廷的有形标记因此普及天下,从摇篮到坟墓,人人都留着。凡是想保全一身皮肉的人,这都是件要紧的事。加上「老规矩」又是极其强大的动因,如今即便不再强制,要废掉这个奴役的标记也几乎不可能了。在这项全国性的义务之外,还有一个习俗:男子在当上祖父之前,胡子都要剃得干干净净,当了祖父才蓄起唇髭,再往后有时还留一部胡须,不过这些毛发附属物都是稀稀拉拉、干干瘪瘪的。
你不难想象,人口这样稠密,剃头梳辫的活计需要数不清的剃头匠和编辫匠,尽管这被看作最下等的营生。可是,剃头匠虽多如牛毛,在欧洲人教会他们之前,却没有一个懂得怎么剪头发。所以在偏僻地方,往往很难找到人给你剪发。好几回我只得靠我的马夫,他用剪马毛的推子和铁剪刀,剪得倒也管用,只是不怎么有艺术性。
当然,中国人学得很快。在通商口岸,剃头匠是一种很方便的享受:每月花上几元钱,就会有一个剃头匠每天早上准时到你卧室来,给你刮每日的胡子,需要时还给你剪头发。我常常还在睡梦中,他就把鞋脱在门外,光着脚悄无声息地溜进来,围好毛巾,打上肥皂,在床上就把我的脸刮干净了,我只朦朦胧胧意识到有这么回事。
裁缝又便宜又多。伦敦西区那种剪裁是做不出来的,可是法兰绒衣服、薄花呢衣服,以及一切热带地方穿的这类衣裳,都还过得去。
「听差。」
「在。」
「叫那个裁缝四点钟来。要做新衣服。」
四点钟裁缝到了,带着一包料样,你从中挑了一块薄哔叽和一块白法兰绒,每样定做一套。问起价钱,他告诉你哔叽「顶便宜」,十四元,法兰绒十二元。
这价钱高得离谱,你又惊又气,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议定各为十一元和十元,两天之内做好。
「做得到。」
他掏出软尺,把你浑身上下量了个遍,全凭脑子记,一个字也不写——中国人的记性好得惊人。
第二天早上,他带着粗粗缝起来的衣服来让你试穿,这里划一道粉线,那里别一根针,就匆匆走了。
再过一天,你发现两套衣服已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你床上,一看,做工好,穿着也合身舒服。
另一个办法是,挑好料子以后,交给裁缝一套旧衣服,吩咐他照样做一套新的。照例,他会做得分毫不差。事实上,据说曾有裁缝在新裤子的屁股上补了两块补丁,好跟样子一模一样。
第三章打猎
凡是爱打猎的人,到了中国某些地方,简直如入天堂。我说的打猎,可不是国内习惯的那一种——在那里,你往别人家的地界上多踏几码,多半就要吃官司;猎场看守们靠着向东道主的朋友们收取的赏钱,一个个养得脑满肠肥;人工孵养的猎物被成群赶进死神的大口;而猎人的良伴与心头好——他的狗——差不多给撵出了场子。不,我说的是另一种地方:你可以望着整个中华帝国说一声:「这都是我的猎场,我尽可以带着枪和狗,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拦,没人管;想打什么就打什么,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用不着向谁讨个准许,这里压根儿没听说过什么猎场看守和狩猎执照。」
中国各地,雉、鹿、鹌鹑、水禽和沙锥多得很,丘鹬、鹧鸪和兔子则少些,分布也不那么匀。大鸨、鸻和许多别的候鸟只在冬天露面;至于专打大兽的猎人,某些地方有虎、豹、长角的鹿和野猪。
华北的机会最好。从蒙古到宁波,猎物都相当丰足,而浩浩荡荡的长江,更是猎人首屈一指的极乐之地。当然,你得有好狗,还得熟悉地形,或者跟着熟悉地形的人去,否则再火热的心肠也很快就会冷到冰点,一番奔忙换来的不是乐趣而是满肚子晦气。沿着这条大江的两岸,从海口往内地溯上几百英里,我所享受过的猎趣,在西方国家只有巨富之家才够得着。
中国人很少有好猎的,离了洋人的影响,他们难得去招惹任何野兽。
不过,由于上海的欧洲侨民日渐增多,每天又有许多邮轮靠岸,这几年里兴起了一个有利可图的野味市场。为了供应这个市场,如今有不少本地猎户拿打猎当饭碗,扛着洋造的后膛枪满乡下搜寻雉、水禽之类。这些人枪法都很好,所以离上海相当远的一圈地方,猎况已经大不如前;不过帝国其余各地,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仍然几乎原封未动。
本地的猎手之所以不多,一来是有条法律禁止百姓私藏火器,虽说这条法律执行得并不严;二来是现有的那几杆土鸟枪,构造原始,因此靠不住。
在远离通衢大道的地方,我偶尔碰见过本地的猎手,扛着枪,还带着用褐色纸卷成、闷燃着的火绳。那枪可真了不得:单根铁管,长约四英尺半,口径约莫二十号,没有枪托,只有一个手枪式的握把。既没有枪机,也没有弹簧,击锤和扳机是一体的,靠一颗铆钉穿在握把里转动。击锤上开着一道缝,看样子像是夹燧石用的,其实是夹火绳的。这些人有时打的沙锥倒也不少,可我亲眼见这种枪放过一回,打的是一只停在树上、离地约十五码高的鸽子。猎手把火绳吹红,按进击锤的缝里,把手枪握把抵在胯上,一扣扳机,击锤便慢慢往前倒,直到火绳落在药池里的火药上,枪就响了,鸽子应声落地。这种枪能不能打飞鸟,我说不上来;不过想想一百五十年前,就是在我们英国,打飞鸟也还被看作一桩了不得的稀罕事,我猜多半是不能的。
也有人偶尔把欧洲造的旧式前装来复枪当霰弹枪用,有燧发的,也有用火帽的,宁可用它也不用土枪。
霰弹一律是铁的,比铅便宜得多,可是极容易硌坏牙齿;火药也很差,烧得慢,烟大,味儿冲。不用裁好的弹垫,只塞几团纸,用一根通条捣实。那通条并不挂在枪上,而是同火绳一起攥在手里。
这些猎手还用又长又轻的网捉沙锥:把网横着张开,离草面约两英尺高,抬着往前走,鸟一惊飞,正好从网下起来,一头撞进网里,当场就捉住了。我还在各地见过人家给沙锥和鹌鹑下的套子,有铁丝的,有麻绳的;有巧妙的竹机关,能把鸟扎在木签上;还有柳条编的笼子,模样跟橄榄油瓶外头那层草编的套子极像。
有一回我从上海去南京,同船的有一位年迈的法国耶稣会神父,还有一位刚从黑龙江回来的中国官员。神父告诉我,太平天国之乱平定后不久,南京四周的田地一片荒芜,雉多得出奇,又一点不怕人,本地人在草丛里拿矛就能扎着。那位官员则说,在人烟几乎绝迹的黑龙江一带,雉更是不大怕人,人一走近,它们只把脑袋往草里一藏,这时候伸手就能揪着尾巴把它们捉住。这两件事我本人都没法担保,可是听他们讲时的那副神情,我倒是两件都愿意相信。
溯长江打猎,头一样要紧的是一条好住家船,或者一艘十到十五吨、吃水浅的轻便游艇。一应所需全装上船,这条船在那些日子里实际上就是你漂在水上的猎庄。你只要选定猎场,开船过去,就可以尽情享受了:舒舒服服,空气清爽提神,山水壮丽,又有快活的伙伴。人生还能求什么呢!
打定主意出猎,早上你吩咐听差一声,说下午动身,去多少天;到了钟点,你一脚踏上船,样样都已齐备——枪、狗、食物,舱里还生着一炉旺火。你对船老大交代几句,不到一分钟船就开了。一切烦心事到此为止,你只管安顿下来,喝下午茶,看书,抽烟,吃晚饭,同朋友围着炉火闲谈;一晚上过得跟在自己家里一样舒坦,然后上床歇息。第二天早上醒来,船已经到了猎场,说不定你还躺在被窝里,就听见雉在啼了。一顿牛排早餐下肚,你便可以上阵了。打了一天回来,有热水澡等着,有温暖的小舱房歇着。要是明天想换块新地方试试,船老大会趁夜里你酣然安睡的时候,或扬帆,或拉纤,把船弄过去。
雉是主要的猎物,跟英国那种带白颈环的雉是同一种,只不过若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个头更大,飞得更有劲,也狡猾得多。
溯长江上行一百英里,再沿大运河走,那一带当年被太平军蹂躏过,从前的耕地至今仍旧荒着,处处可见四十年前被毁的村庄废墟,村里的人要么被斩尽杀绝,要么被裹进了叛军,要么逃到了别处。在这种地方带着指示犬打雉,真是好去处。这些撂荒的田地之间穿插着一道道低矮的山冈,冈上长着幼松;地面通常干爽,覆着细草,雉最喜欢伏在里头。在一个晴朗、结霜的早晨,带上一两条好指示犬走过这样的原野,看着狗干活,鸟一起飞就一枪撂倒,实在是赏心乐事。
再往上游走,有些地方的矮山上长满结橡子的栎树灌丛,雉和鹿都爱在里头藏身,雉还吃那橡子。这种灌丛走起来极其吃力,可是不算太高,指示犬照样施展得开,我在那里打过好多回满载而归的猎。
长江下游两岸,以及江心许多沙洲上,长着密密的芦苇。夏天水淹好几英尺深,芦苇长到十五到二十英尺高,有大拇指那么粗,结实得差不多赶得上竹子。秋天水落,这些钻不进去的密丛露出干地,雉便成群聚在里面;可是要等到冬末,芦苇大多被割去当柴烧了,才有法子把它们轰出来。到十二月底,还没割的芦苇一方一方整整齐齐立着,四边陡直,跟房子的墙一般高。最好的办法是挑中等大小的苇丛,两边各站一个枪手,始终走在前头,然后从一头放进两三条狗去,最好是猎鹬犬。狗一路往里头搜,雉便会悄悄爬到苇丛最边上,觑准空子,像炮弹一样射出去。这时候就全靠眼疾手稳了;可你多半是一路跑着才跟得上狗的,所以这种枪远不像人们想的那么好打,多少回那「十拿九稳」的一只,竟欢欢喜喜地溜走了。
这些沼泽里还住着丘鹬、沙锥、鹿,偶尔也有浣熊和野猫,它们是跟着雉来的。所以收获顺手的一天,猎袋里往往五花八门,每支枪打到二十五头,其中有七八对雉,就算是相当不错的平均数了。除了春天的沙锥,像我们在英国津津乐道的那种惊人的大数目,在这里很少打得出来。这里迷人的地方,在于那份无拘无束,那份苦干,那明亮的空气,那浓密的草丛,还有跟着狗跑的那股兴奋劲儿。
春秋两季候鸟迁徙的时候,各色水禽多得遮天蔽日,它们在西伯利亚草原上营巢之后,冬天便往阳光明媚的南方去。天鹅、雁、绿头鸭、水鸭,以及数不清的各种野鸭,一连好几英里,把长江江面盖得严严实实;江轮开过,它们几乎懒得起飞让路,可是小船一靠近,它们又极其警觉。每一口小池塘、每一条小河汊,都可能让你放上一枪。然而打水禽的人并不多,为什么,我也说不大上来;除非是因为它们多得过了头,显得不值那份火药和铅弹;或者是因为要跑的路太远,潜近它们的活儿又太冷太累;或者是因为别的打法更有意思。
丘鹬常在竹林里找到,一般很难把它们轰出来,而竹丛又密得无法开枪,非等它们出来不可;它们出来也只是一刹那,越过竹梢,又落到对面去了。我有一回花了将近一个钟头才打到一对,前前后后大概看见了二十来回,可就是极难抢着放上一枪。它们也常去山上的松林和石南丛里,模样跟英国的丘鹬一模一样。
有一年冬天,镇江冷得厉害,本地人进来报信,说有几个孩子被「狗头老虎」叼走了。我们多方打听,才断定这种怪物原来是狼。
为了能对这些畜生放上一枪,我和一位朋友头天晚上就出城,到七英里外大家合用的一座平房里过夜,第二天一早便在松林里、在积雪的山冈上小心翼翼地四处搜寻,找这些吃人野兽的踪迹,快到中午时英国领事也来跟我们会合了。我扛着十二号口径猎枪,右管装了一颗独头弹,左管装的是一份大号霰弹,左管是全收束的。我正沿着一座陡坡的山腰走,坡脚下离我约五十英尺,是一条冻住的小溪,这时我那管狗的苦力往下一指,喊道:「快看那些鱼!」
清澈的冰层底下,大概只有四分之一英寸厚,一大群鱼正顺着水流游动。我不假思索,冲它们放了左管,没想到竟看见一股水柱,夹着碎冰和鱼,从霰弹打出的窟窿里冲起两三英尺高,真叫我大吃一惊。管狗的苦力冲下去,把这意外的收获装了满满一帽子,后来一数,共有二十二条,每条约莫二到四盎司重。许多是被打在冰上的那一下震晕的,另一些身上有霰弹打出的伤口,正在流血。
那「狗头老虎」到底没找着,当晚我们走回了镇江。
天一冷,各种水禽都来了,第二天我一早就动身,去下游几英里处江心的几座沙洲。顺风顺水走了一个钟头,到了想去的地方,我在沙滩上登岸。我的狗在船上憋坏了,一出来便撒欢跑上一道高高的堤——也就是防洪的土墙——离我约百来码,堤那边原来有几百只野雁,正避着刺骨的寒风,在太阳底下梳理羽毛,被它一下子全惊了起来。翅膀发出的那一阵轰鸣,才让我头一回知道它们在那里;它们早已飞出射程之外,我的狗便挨了一顿训,叫它记住眼下它的位置是紧跟在我脚后。要不是这样把雁吓跑了,我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到离它们五码以内的地方。
我沿着高潮线稍上一点的沙滩往前走,不一会儿来到几口周围长着柳树的小池塘边。从头一口池塘里飞起一小群水鸭,挤成一团,我对准那一团放了一枪,除了一只全都打了下来,剩下那一只我用另一管也收拾了。有几只伤了翅膀,掉进池里,一个劲儿地潜水,费了好大工夫,最后总算全捞了上来,一共八只。我的枪声惊走了几只野鸭,不过我在这里又添了半打沙锥。
走到几条长满芦苇和柳树的宽沟边,我的狗轰出一只又一只雉,可它们大多是从对面起飞的,那边没有枪手,所以我只打到七只,另外还有两只丘鹬。
我在一垛芦苇背风的一面吃三明治当午饭,这时注意到一群群水禽从一条江汊飞往另一条江汊时,都要经过沙洲上一个低洼的沼泽角落。于是我过了一会儿便到那里去,蹲在一道堤后面的灯心草丛里,背后紧挨着一个小湖汊。绿头鸭、赤颈鸭和许多别的水禽一批接一批飞过来,接得那么紧,整整两个钟头我一刻也没闲着;每打中一只,就听见身后湖汊里扑通一声重重的水响,真是痛快极了。
天光一暗,我便停了火,去把鸟捡回来,一共二十七只,其中有几种嘴上带锯齿的吃鱼的鸭子,还有三只秋沙鸭——当时我误当成了大个儿的潜鸟,是后来才弄明白的。回住家船的路上,我又出其不意地撞见一只紧贴着江岸觅食的雁,一枪打了下来,所以这一天总共打了五十一头。每次回想起来,我总觉得那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快活的日子之一。
打沙锥,这里可以说是天下第一。春天,这些鸟在温暖富饶的南方过完冬,跟着回暖的天气,慢慢迁往西伯利亚去营巢。它们在五月间经过华中,几乎同时到达,这时大约有三个星期,可以打得痛快淋漓;然后它们又像来时一样,说走就走。今天还多得成群结队,明天就几乎一只也见不着了。
在国内,一提打沙锥,人们总会联想到长筒靴、冰冷的水、烂泥和沼泽。中国的春季打沙锥,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你想象一下:一个晴朗暖和的日子,太阳简直有点太毒;干爽的草地上,新草青青,苜蓿长到六英寸高;麦子和大麦已经抽穗,豆子正在开花,大自然一派最好的光景。你带上枪和充足的弹药,叫一个苦力替你背着瓶装啤酒和三明治,捡打下来的鸟,便往草地和田里走去。身上穿的是寻常的薄夏装或法兰绒衣裤,头戴宽檐遮阳毡帽,脚穿低帮鞋,裤脚塞进袜子里,免得虫子钻进去。
没走多远,就有一只、两只——五六只鸟在近处飞起,说不定你还能来个左右开弓,两管各中一只。而且这是什么样的鸟啊,肥得像黄油!——说实在的,又肥又重,往往光是落地那一下就摔得肚皮迸开。你就这样一路往前打,枪管打得滚烫,时不时得停下来等它凉一凉。我一天最好的成绩是四十一对半,不过有些专为创纪录而打的猎手,打过比这多一倍的数目。
秋天的沙锥,也就是春天那批又回来了,从西伯利亚往南方过冬,路过时一般膘情不大好,大概是因为它们来的那片地方的缘故。说也奇怪,它们似乎比春天的少,也不像春天那样差不多同时到达,可是逗留得更久,许多干脆在这里过冬。这些沙锥不去干草地和田里,而是属于长筒靴、烂泥和沼泽那一类。
姬鹬我只见过一只,彩鹬倒是相当常见。
汉口下游七英里有一条河汊,附近一带是我所知道的打春沙锥最好的地方。五月里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应一位老朋友之邀,和另外两位客人一起上了他的住家船,顺长江而下,到了这个有名的去处。上岸时我把装着五十发子弹的袋子往肩上一挎,吩咐我的苦力把一盒新的、一百发装的子弹放在猎袋里带着。
计划是让住家船先开到下游三四英里的一个地方,几支枪一路穿过田野打过去,到那里会齐吃午饭。
船老大正要解缆,主人问我能不能往我的猎袋里放几瓶啤酒,因为早上暖和,容易口渴。我心想沙锥大概还没来齐,那样的话备用子弹也用不着,为了腾地方,就把那盒子弹放回了船上。谁知我们沿着江岸没走几码,就看出鸟多得数不清,我已经后悔带的子弹太少了。坐一条摇摇晃晃的破舢板过了河汊,大家便分开了,各走各的路线。不一会儿,别的几位那边枪声大作,沙锥不停地在他们周围飞起,直奔我左边一大片沼泽而去。我便藏在一片小米地里,鸟顺着风正好从我头顶上飞过,我痛痛快快地打了半个来钟头,打出了好几枪很漂亮的。
这才往沼泽那边去,可是还没走到,先经过麦田和豆田之间的几块草地。这里的鸟成打成打地飞起,我站在原地,一码也没往前挪,就打下了八只,八只同时躺在地上。枪管烫得只好打开枪膛让它凉一凉,而子弹不到一个钟头就全打光了。于是我扛着这杆如今毫无用处的枪,一肚子火,只好去追住家船。四面八方别人的枪声打得正欢,沙锥几乎每走一步就飞起一只,那苦力背着啤酒和死鸟,远远落在后头。
我上船的时候,正好赶上一群女士也到了,她们由我朋友的太太领着,坐小火轮下来同我们一起吃午饭。这顿午饭又长又丰盛,吃完已经该动身回汉口了,没工夫再去打沙锥。不过我们有两个人还是带着枪上了岸,匆匆穿过田野,往上游约三英里的一处地方走,打算在那里再上船归队。当然,我们让大家等了好一阵,因为猎况实在太好;不过总共打了约两百只沙锥,大家一满意,事情也就抹平了。说实在的,要不是有一支枪打得糟透了,收获还会更多;可是几天以后,传出他跟那天午饭席上的一位女士订婚的消息,谜底就揭开了;再过几个星期,婚礼的钟声一响,我们也就都原谅了他。
北京正门外四五英里,有个南海子,也就是皇家猎苑。几年前那里还有成群的、远近闻名的杂种兽,叫做「四不像」,因为据我所知,它们兼有马、鹿、牛、羊的某些特征,却又哪一类都算不上。可惜欧洲人不许进这片禁苑,所以我无缘亲眼看看这些稀奇东西,不过它们确实存在,这是有凭有据的。
围着猎苑的高墙外头,有一片公地,夹杂着沼泽,一条小溪从中流过。我在那里一个下午打到过多达十对沙锥,偶尔还有一只野鸭。
礼拜六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我先让头马夫押着车,把枪、狗和吃食送出去;一点钟公事一完,我便骑上二马夫早已备好的小马,同他一起策马追赶那辆车,到了地方,午饭已经在草地上摆好等着我了。
这样,两点半我就舒舒服服地准备好开打了,回去之前还能打上两个半钟头。
有一回出去,我看见好几大群毛腿沙鸡,我想它们原是蒙古的土产,可只有一次挨到了射程之内,打下了一对。这种鸟很漂亮,一副上等猎禽的模样,羽色是很浅的褐色,也就是沙子的颜色,背上带斑驳的花纹,腿和脚上都密密长着毛。它们飞起来很像金斑鸻,只是更急更利落。
打完了,枪又放回车上,我们便慢悠悠地往家走,我骑马在前头不远,二马夫跟在后面,我的指示犬在草地上东游西逛。有一天傍晚,正这样往回走,两只中等个头的鹰冲着狗扑下来,竟正儿八经地追猎起它来,把它吓得不轻。我下马,把枪从套子里重新取出来,不过一两分钟的事,在二十码开外打下了其中一只;另一只非但不害怕,反而立刻扑向它倒地的同伴,结果落得同样的下场。
我找不到人把它们做成标本,便叫人把翅膀和爪子装成了扇子,那两把扇子至今还在我手里,搁在什么地方。
寻常的鹿是獐,个头小,三十到四十磅重,不长角。它们皮厚,毛又粗又硬,雄的上颌有两颗向下伸出的獠牙,长二到四英寸,用来刨土找草根吃;洋人叫它「猪鹿」,就是因为这些特点。它们大多像兔子一样卧在草窝里,有时也藏在山坡上浓密的灌丛中,用打雉的霰弹在四十码内就能撂倒。我一天打到四只,不止一回了。鹿肉要是做得好,味道鲜美。
鹧鸪只有某些地区才有。离芝罘几英里的地方,可以打得很痛快;在华中却不常见,不过也不是没有,我自己就在安庆附近打过一只。往南去,有些地方竹鸡多得很,可它跟寻常的鹧鸪大不相同,得名是因为它吃喝起居、一生一世都在竹林里。
香港和澳门一带,鹧鸪虽说远不算多,倒也相当常见,一天打到三四只就算干得不错了。这种鸟像英国那种很常见的红腿鹧鸪,可是个头大得多,羽毛的颜色虽说几乎一样,却鲜艳得多。它们有个古怪的地方:从来不成群惊起,成对的也极少,差不多总是单独一只。这一点,再加上个头大、羽毛华丽,使我觉得它们一定是这一族里单独的一支,叫它「独行鹧鸪」,倒是再贴切不过。
鹌鹑很多,各方面都跟我们英国的一样。中国人看重它们,主要是因为它们好斗:捉来剪了翅膀,便卖给各路买主,买主把它们带到小小的斗场里,同别的赌客的鸟对斗,押上相当大的赌注。斗起来非常凶狠,常常斗到你死我活。
兔子是些可怜巴巴的小东西,只有骨头和一层毡似的皮毛,个头不比英国的家兔大。它们通常卧在空地上,不过也常在坟堆里、岩缝洞里找到,所以我曾想,《圣经》里提到的「沙番」,说不定就是它们。
大鸨,也有人叫野火鸡,每年一定时节中国各地都有。它们非常怕人,总是落在开阔的平原上,极难接近——非得长时间小心翼翼地潜近,才能放上一枪。
南方大多数省份偶尔有虎,可是欧洲人容易去到、而虎又多的地方却没几处。我没去过这种得天独厚的地方,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试试这种惊险的打法。不过我有个朋友,打虎打出了不小的名声,他客厅的壁炉台上摆着一排龇牙咧嘴的虎头骨,作为历次得手的纪念。他给我讲过打虎是怎么个打法。
厦门大概是这类地方里最出名的。那里一有附近乡下人跑进租界报信,说看见了老虎,打猎的准备便很快齐备,一伙猎人随即赶赴现场。
那一带山石嶙峋,老虎在岩洞和石缝里做窝,进窝要经过长长的地道或窟窿,刚好容得下这畜生通过,所以要把它们弄出来,既难又险。
有一回,循着足迹追到这样一条地道口,我那朋友端着来复枪头一个爬了进去,紧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个本地猎手,从我朋友背上往前探出一根长竹竿,竿头绑着一支点着的火把。再后面是另外三个猎手,握着长矛,也这样往前探着。于是这支进攻的队伍便由一支火把、三杆长矛、端着来复枪的英国人和四个猎手组成,按这个次序慢慢顺着地道往里爬。地道两壁被老虎来来去去磨得溜光,一直爬到传来一阵低吼和咆哮,表明猎物就在跟前了。
不一会儿,火把前方几英尺处,隐约现出两只闪烁不定的绿眼睛。我朋友对准两眼之间仔细瞄好,一颗空尖快速弹打穿了这巨兽的头骨,当场把它打死了。
万一那畜生只受了伤,扑将过来,会是什么光景,我从没听说过;不过要我本人来说,单靠一支火把和三杆长矛护着,我心里可有点打鼓。
据说有个精明务实的美国老猎手,一心想亲手打一只老虎,便加入了这么一回行动,全副武装,跟另一个猎人一同从会合地点出发。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脚步轻快地走了回来,用美国腔「琢磨」着解释说:「那老虎的脚印新鲜得太他娘的要命啦。」
我认为他显出了地道的美国式精明。
矛草这东西,常听人说起,却很少见到。在真正领教之前,我一直以为它跟那种带倒刺、专给狗找麻烦的草籽差不多是一回事。全然不是。
有一回我从宜昌出发去游长江三峡,临行前说起打算弄几只当地特产的那种漂亮的白冠长尾雉,尾巴有好几英尺长。人家便警告我,说得带上长绑腿,防那矛草。我手头没有,又自以为知道矛草是什么,也就没去借,所以带着狗和枪在南沱上岸时,身上穿的只是一套寻常的猎装和毛线长袜。
向本地人打听这种鸟在哪里出没,他们很快把我指上了山腰的一片石头平台,看上去极有希望,我甚至还看见了它们留下的痕迹。我的狗开始干活了,我跟着它走进那又轻又干、踩上去噼啪作响的草丛里,可是忽然觉得两条腿一阵刺痛,就像走进了荨麻丛,又发现那草纷纷粘在我的袜子上。我还是硬着头皮往前走,狗正循着气味追得起劲,可不久我们俩都走不动了——我是因为两条腿都抽了筋,每条腿上裹满了草,粗得像个蜂箱;狗那一身蓬松的长毛也粘满了草,看上去胖得像只羊,再也挤不过去了,还疼得厉害。
下山到船上不过短短半英里,可走得又艰难又难受。好容易到了,听差动手替我脱袜子,才发现袜子差不多已经被矛草缝在我皮肉上了:那些带倒刺的细尖成百上千地穿透毛线,像鱼钩一样钻进了我的小腿肚。虽说扎得不深,至多只渗出一点血,可袜子一边往下剥,这些草尖就一根根都得硬拽出来。我一瘸一拐、浑身酸痛了好几天,我的狗更是受了好几个星期的罪。至于白冠长尾雉,我连一只也没见着。
在南沱,我从树上摘下鲜美的橘子,一个铜钱一个,也就是说,八个橘子才合一法寻。
在中国用枪,以十二号口径猎枪最好,因为这种子弹到处买得到,别的口径的子弹却常常得从国内运来;不过我得承认,天热时打沙锥,二十号口径的枪更合适,因为枪和子弹都轻。
一般的看法是,养狗以指示犬和猎鹬犬最为相宜,我也同意,因为它们搜起草丛来似乎比别的品种强,也更耐得住这里的气候。
欧洲狗在中国很少活过三四年,往往还活不到,所以要是不想让打猎泡汤,就得始终有小狗接上茬,因为没有狗,想把雉从密草丛里轰出来是白费力气。痢疾是狗很常见的病,可它们最致命的敌人,而且据我所知别的国家都没有的,是心脏里长虫。病菌怎么进到血里,至今没有哪个医生说得上来;只知道那些细细的白虫,像粉丝一样,簇拥在心脏周围,靠吸血过活,直到多得终于堵死一条动脉,狗便当场毙命。我有一条心爱的狗死了,一位医生好心替它做了尸体解剖,那虫子多得我简直连心脏都看不见了。
本地狗打猎是没用的,它们似乎缺少我们自己那些品种身上一眼就能看出的那份亲热的灵性,嗅觉也差得多。我听说海南岛上有一种狗,猎豹和野猪很在行,不过这一点我不敢担保。
一八八九年冬天,有位朋友邀我到他的住家船上去,船泊在镇江下游几英里处,我们可以第二天一起打猎,然后在船上吃圣诞晚餐。
我雇了一条小舢板载我下去,带着我的听差,随身只带了一瓶威士忌、几样午饭吃的东西和一个葡萄干布丁蛋糕——那蛋糕是一位挪威女士送的圣诞礼物。
中午出发,到三点钟光景,快到约定的地方了,我们望见一群雁在一片泥滩上晒着太阳睡觉。我叫舢板上的船家尽量靠近,雁在大约六十码外飞起时,我用两发大号鹿弹打下了两只。一分钟后,又有一只从头顶飞过,叫唤着它那受了伤的伴侣,我也毫不留情地把它打了下来。头两只只是伤了翅膀,在水里又游又潜,快得很,费了好大劲,最后三只总算全捞了上来。
离天黑还有一个钟头,朋友那边还不见动静,我便上岸打了三只雉,才回到船上。第二天早上,在那条又脏又小的舢板的小舱里冷冷清清、苦苦熬了一夜之后,我八点钟左右带着枪和狗出发——满以为我不在的时候住家船会赶到——打了一整天,打到十一只雉、两只獐、三只丘鹬、七只野鸭和一只鸽子。到天黑,我等的东道主还是不见踪影,我别无他法,只好回家。
那是个美好的夜晚,晴朗,霜冷,满天星斗,吹着一阵清爽凛冽的风;江面在那里约有两英里宽,风一吹,竟掀起了不小的浪头。成千上万的水禽都在往南飞,四面八方呼啸着、扑棱着翅膀飞来飞去,就在船边从水面腾起。我和我的狗「沙锥」钻进舱里,躲开那迎面直吹的刺骨寒风,动手享用我们这顿临时凑成的圣诞大餐。说起来倒也不坏,很给听差的手艺争光。我把菜单记了下来,就是下面这些:
一、鸽子汤。
二、丘鹬。
三、白煮雉。
四、冷烤牛肉。
五、浇威士忌点着火的葡萄干布丁蛋糕。
六、奶酪。
七、柚子。
威士忌兑水。
茶。
没有冬青,也没有槲寄生,让人想起快活的老英格兰;可我还是怀着游子在这种时候特有的那份惆怅,举杯敬了「故乡的亲人」,然后这一晚剩下的时光,便交给了烟草和遐思。半夜到家,才知道我那爽约的朋友病倒在床上了。
第四章骑马
论马匹之缺,无论数量还是成色,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中国。
究其原因,大半在于国内交通的特殊与糟糕;再者,中国人种地很少用马,耕作多靠人力,中部和南方各省辅以水牛,北方则辅以黄牛。
凡有江河湖泊之处,必有稠密的船户,以载运各色货物为业。
大江大河这等水上通衢,满载货物、吃水很深的民船气派十足,往来川流,首尾相接,没完没了。水浅一些的地方,船小一些,数目却更多;如此因地制宜,一直推到最小的溪流和河汊——中国几条大江大河的流域,处处被这些小河像一张网似的罩着——河里挤满了小船,每条船都装着自己那份货物,或载着自己那份乘客。
这样的地方,什么都走水路,道路又少,马几乎没有活可干。除了各衙门、各营盘里拴着的几匹可怜货色,平日难得见到马的影子。
没有水路、货物非走陆路不可的地方,所谓大道,要么是用大石块铺成的窄路,只能走独轮车和驮畜;要么是随意踩出来的车辙,宽处大约有一百码,笨重粗陋、不装弹簧的大车在上面一路犁过去,一串串驮畜慢吞吞地来来去去。数不清的独轮车吱吱呀呀,载着沉重的货物,由苦力推着走,扁担似的横带搭在肩上,人在两根车把之间踉踉跄跄地往前挪;有时竖一面小帆借点顺风,有时另有一个苦力用绳子套在车上帮着拉。驮畜大多是骆驼(北方尤其多)、骡子和驴,矮种马用得少些。大车照例由几种牲口混编拉着,成色都很差,骡子占了大多数,马也不少。
欧洲人看惯了马车、双轮轻便车以及形形色色的畜力车辆在碎石马路上畅行无阻,很难想象,在这个现存最古老的文明帝国里,通商口岸以外不但没有碎石马路,连能跟我们国内最偏僻、最失修的乡间小道相比的路都找不出来;因此也就既没有马车,也没有轻便车,只有一种不装弹簧的笨重大车,上面搭个篷子,就算是天朝的出租马车了。它那几只粗重的大轮子,要么在深深的烂泥里犁着走,要么在石板路上颠来颠去,坐车的倒霉人苦不堪言。
既然路和车实际上都谈不上,拉车的马需求极少;至于骑乘,中国人要么喜欢个头较高、更显体面的骡子,要么喜欢走对侧步的矮种马。
这种走对侧步的马步子摇摇摆摆,骑的人可以安安稳稳坐在高高的木鞍上,用不着在马镫上起落。它跑得极快,又极有耐力,有钱的中国人为一匹好马肯出到四五百两银子。骑手身子使劲往后仰,狠狠勒住缰绳,这马便能每小时奔出十五六英里;缰绳一松,它立刻就放慢脚步停下来。北京附近常能见到这种马,城墙外时常举行走马比赛。比赛时一匹接一匹全速从评判面前跑过,评判按马的综合表现定出胜负,并不单看快慢。
种地不用马。推独轮车,是苦力干了牲口的活。驮东西,人们宁可用骆驼、骡子和驴。所以这「高贵的牲畜」虽然几乎处处可见,却不像在西方那样被视为不可或缺。它不受尊重,没人好好照料,价钱也贱得很。
中国的马或许有好几个品种,不过我亲眼见过的只有四种。其中一种是突厥斯坦来的小型矮种马,体形匀称;一种是伊犁来的高头大马,筋骨嶙峋;还有一种是四川来的矮种马,瘦弱,后腿呈牛肘形。这三种在这里只须一笔带过,因为东部各省难得见到它们。在东部大量存在的,只有蒙古马,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马」。
远东的欧洲人对这种中国马再熟悉不过,它原产于蒙古草原。平均身高大约十三掌,粗壮敦实,是那种矮墩墩的短腿马。一颗又大又丑的脑袋,低低地挂在楔子形的脖子上,所以骑上去以后,鞍子前面简直什么也没有。它很像如今在我国十分常见的俄国矮种马,显然两者血缘极近。
我听人说,第二次中英战争结束时,为了省下运回印度的费用,我们骑兵的阿拉伯马就在天津卖掉了,大多被中国马贩子买去,送到蒙古与本地马杂交。倘若此说属实,那就解释了为什么偶尔能在一些马身上看出阿拉伯血统的痕迹:脑袋小一些,各部分匀称一些,尾巴带波浪,性情也温和一些。
蒙古王公历来奉有皇帝的谕旨,独享在北方养马之权,每年向皇帝进贡若干匹。这一品种又远胜我上面提到的那几种,所以这项专利实际上遍及全国,而且看守得极严。
只有骟过的公马才准离开养马人之手,而且非得养到七八岁这样的大年纪才放出来。中国马盛年之所以短暂,干上两三年活就开始见老、走下坡路,这是一部分原因。
母马则无论出什么价钱都买不到,蒙古人死活不肯出手。我在中国前后十二年,只见过两匹:一匹在北京,是一位俄国亲王的;另一匹带着小马驹,是九江一位中国官员的。
每年深秋,进贡的马被赶到北京。我见过一大群一大群的马全速越野奔来,裹在滚滚尘土里,骑在马上的蒙古和中国赶马人手持长竹竿,在每一群的外围边跑边驱赶,掌握方向。村民们望见漫天尘土,听见马蹄如雷,急忙跑出来,想把这股马的洪流从庄稼地里引开,可总是白费力气。这阵旋风呼啸而过,留下一条又宽又平的踏痕,上面几乎看不出原先的田埂、菜园或者草木。这是皇上的贡马,有冤也无处申。
进贡的义务无论交了实物还是折了银子,履行完毕之后,大批这样的马就投放到市场上,平均每匹二三十元就能买到——也就是两三英镑。
最好的主顾是欧洲人。马贩子为了应这份需求,把模样最好的马送往天津、上海、香港、汉口以及其他有赛马的地方。
这一群群未经调教的马到了通商口岸,便被叫作「新马」。凡是从未在任何赛会上跑过的马,都算新马。它们尾巴拖到地上,鬃毛剪得短短的,一身长毛粘满了泥块,样子十分凄惨,跟人们心目中的赛马全然对不上号。
这些新马大多经过玩赛马的人之手。他们为了挑到一匹好马,要么跟马贩子约好私下试跑,用跑表把每匹马的成绩仔细记下来;要么事先不试速度,干脆在公开拍卖时买下自己看中的。
无论走轮船还是走陆路,都得花运费,所以越往南,新马的平均身价越高。供给洋人市场的又都是挑出来的马,所以各处价钱都比北京高得多,大约从五十元到五百元不等。那些跑得不够快、不值得当赛马调教的,就转手当作骑乘的代步马卖掉,或者以更低的价钱陆陆续续流到中国人手里。
这里不妨顺便说一句:好几个通商口岸虽有欧洲侨民修的几条好路,偶尔也能看见进口马车驶过,但只有在上海,车马交通才算有了相当的规模。这里的外国租界四通八达,都是上好的马路,一直穿过郊区,往外伸进乡间好几英里。中国人也大加利用,每天下午成千上万地坐车出城,去茶馆和游乐园。
除了大多数常见的车式之外,天朝人的头脑还自己琢磨出了一两种了不起的样式。最出名的是一种敞篷马车,车身做成两只倒扣的大海贝形状,上面花花绿绿地画满了花朵和蝴蝶,下面是轻巧的铁轮,辐条锃亮,还套着橡皮胎。车座上坐一个穿号衣的车夫,车后铁踏板上站一个跟班,胳膊上搭一条漂亮的毯子,两手攥着系在车厢后角的两根皮带稳住身子;车辕里套一匹挽具寒碜的中国马——这一套排场就齐全了。
坐这辆凯旋车的,要么是三四个看上去很发达的中国人,身穿五颜六色的绸缎;要么是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天朝美人,脸上搽得雪白,嘴唇点得朱红,头发抹满了油,簪着花,戴满了首饰,露出一双小小的缎鞋,一双纤巧好看的手里把玩着扇子。整个景致虽说还不至于怪诞得叫人难受,却也足够别致了。
在上海,用的马确实成千上万,但那完全是受了欧洲人的影响,学了欧洲人的样。
到中国来就职的人,大多刚过二十岁,有的甚至还不到二十。他们不管是刚出学校,还是从伦敦城里的生意场来,还是从大学来,难得有谁跟马打过多少交道。很多人连怎么上马都不会。可是一看马这么便宜,或者更妙,得了一匹退役的赛马作为赏赠,他们学起骑马来就像天生会骑一般。所以侨民当中,不分男女,不会骑马的寥寥无几;中国马在洋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就远非本地人所肯给的。
从骑马代步到赛马,只有一步之遥。一个学会了骑马(或者自以为学会了)的人,本来就是赛马会的会员,便骑着他的坐骑到跑道上去慢慢兜一圈。那匹老赛马一到熟悉的跑道上,立刻像火苗一样蹿了出去。我们这位年轻朋友根本勒不住,两脚脱了镫,死死抓住鞍子后头保命,被它驮着跑了一英里左右,到出口栏杆那里马猛地一拐,就把他撂在了草地上。
骨头倒是没断,可祸根已经种下。这位落马的骑士只要还有一点热情,赛马的瘾就一定钻进了他的血管!
从此以后,他会骑着自己那匹倒霉的代步马整天泡在跑马厅;每天早上准时去看操练,盼着哪怕能骑上一匹毫无希望的冷门马也好;一整天心里想的,除了骑马和马,几乎再没别的。
有些人骑马像打板球一样,天生就会;另一些人却怎么也练不出一个好骑姿。
一个体重轻、又幸而有这份窍门的人,很快就会被请去在即将到来的赛会上当骑师。那时他万一赢上一场,立刻有了信心,这比什么都更能把他变成一个真正的好骑手。
好马和劣马吃的草料一样多,于是他决定把代步马随便卖几个钱,换一匹新马,说不定能成为夺冠的料。他吩咐马夫在新一季的新马到来时去看看,跟马贩子约好,牵三四匹最好的来让他过目。马夫十分乐意办这件事。他本人就对赛马极感兴趣——中国人个个是积习难改的赌徒——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心照不宣的规矩:他东家的马房每赢一场,他都能从东家那里得一份丰厚的赏钱。
到了日子,这些没调教过、没钉掌、满身是泥的马来了。马贩子高高骑在木鞍上,让它们来回小跑,展示步法。
在英国,想买马的人要仔细摸每一条腿,确认没有骨瘤,也没有飞节肿;要抬起每只蹄子查看;要一手捏住下唇,一手把舌头拽出来看牙口;还要凑近马脸,看眼睛有没有毛病。
可走近一匹新马,你立刻觉得有一只凶狠的眼睛在死死盯着你。这畜生往往因为看到、闻到一个欧洲人而又怒又惊,打着响鼻,想朝你冲过来。这时候,什么摸腿、拽舌头、查蹄子、看眼睛的念头,转眼就烟消云散了。依我说,宁可去抚摸一只孟加拉虎!
接着大家移步跑马厅,马贩子骑着每匹马跑上半英里,可以看看各自的跑法,并用跑表计时。
这样一来,哪几匹马可能有足够的速度,心里大致就有了个数。眼下能得到的情况也就这么多了,因为至于腿脚是否健全、年纪几何、耐力如何,只能拿马贩子的保证当作唯一的凭据。
最后,买下一匹,很可能是两匹,每匹六七十元。这位昔日的骑师胚子,就此荣升为马主了。
拿到新马,头一件事是给它钉掌。这事可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它从没经过铁匠的手,必定会拼命反抗。谁也不打算慢慢哄着它干,马上把它牵到一种长方形的木架子底下。这架子大约六英尺高,用四根栽得很牢的木桩搭成,顶上用横梁连起来。
几条绳子从马肚子底下兜过去,搭在横梁上,不让它往地上倒;四条腿各绑在一根桩上,捆得结结实实。这样它就半点也动弹不得,活儿很快就干完了。
每匹新来的马第一次骑上去,一般都要斗一番。不过有两个马夫揪住它的耳朵,有时再用马衣把它的脑袋蒙住,终究能骑上去。
起初那股怕生劲儿很快就过去了,你会发现骑出不远就再也没有麻烦。这大概是因为它膘情不佳,又没有良种马那种神经质。
一连几天刮刮刷刷,把粗毛里积的尘土污垢除干净之后,再给它剪毛,把尾巴截短。这一变简直叫人吃惊。现在你有了一匹就中国马而论相当精神的坐骑。每天骑着它养膘的时候,它有什么明显的脾性,你很快就会发现。
它对中国人百依百顺,对欧洲人却很少能消除厌恶,连自己的主人进马厩,它也很少肯容让。我在北京买过一匹黑色新马,看上去非常温顺,我带它下乡跑了几天,亲自喂它、刷它、给它备鞍,直到深信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可是回来以后有一次我穿过马厩,它竟张着大嘴向我扑过来,全靠那根生皮笼头结实,我才没被它咬伤。
一匹如此,匹匹如此。它们的脾气靠不住。
许多马有一个讨厌的毛病,就是「牛踢」。通常在上马的时候发作,它用左后腿往前一踢,可能叫你挨上狠狠一下。
它们一律嘴硬,偶尔还会弓背跳跃,全无教养,小跑起来大多又慢又颠。比起西方那种温顺优雅的马来,实在只算个蹩脚的替代品。可另一方面,它们却是出色的赛马,因为它们冲刺快,就个头而言,负重能力惊人。它们也很适合越野,除了跳得还不错之外,力气又大,能在连英国猎马都吃不消的地面上硬闯过去。不过最要紧的一条,还是便宜,这让收入微薄的运动爱好者也养得起。
如今香港和上海也进口一些澳洲马,不过中国气候严酷,这种澳洲马固然明显高出一筹,可长途海运要多花那么一大笔钱,到底划不划算,很值得怀疑。
假定一匹新马已经养了一段时间,膘情很好,那么用六七个星期就足以把它调教得能上赛场了。
调教期间,最好喂从加利福尼亚进口的燕麦和干草;不过若坚持用本地出产,煮大麦、铡碎的稻草和麸皮,效果也差不了多少。
最要紧的训练大多在清早六点到七点半之间进行。这时马在跑道上小跑、快跑,社区里所有爱好运动的人都手拿跑表聚在栏杆边,或者在看台上一边吃热面包卷、喝咖啡,一边看着场上动静。马回到马房,要彻底刷洗一遍,腿上要多多揉搓;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再牵着快步遛上一个钟头,下午再遛一回,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完了。
每匹马都需要因马施教,哪位马主最懂得怎样因材施教,哪位的马上场时就最为精神。
按身高定负重,驮十到十一英石的话,跑半英里五十九秒、一英里两分零八秒、一英里半三分十五秒,就算好成绩了。
天气干燥时,马不钉掌跑反倒有利;但若跑道湿滑泥泞,那就非钉掌不可,免得打滑。
骑师全是业余的,大多是私交,赛场干事、发令员、评判和执事也是一样。所以一场赛会不是一大帮素不相识的人、庄家和职业赛马人凑在一起,倒更像一次大规模的野餐,充满了交际气氛。
冬季几个月里,上海运动生活的一大特色,是骑马进行纸片追逐赛。
聚会通常定在星期六下午,那时各洋行写字间都关门了,一场来上七八十人并不稀奇。
由总会的两名会员撒纸铺路线。他们可以任选穿越乡野的路线,但凡是他们自己的马没能跳过去的沟坎障碍,就不许把路线引过去。
到了预先公布的钟点,会长一声令下,大家便出发了。
蹚过浅滩小河,跃过水沟坟堆,穿过菜园稻田,这群兴高采烈的人马高速向前席卷,直到一次可喜的暂停,让人和马都缓一口气,落在后面的也好赶上来。稍停片刻,重新找到纸迹,人马又蜂拥而去,只是人数越来越少,到最后只有寥寥几骑望见了标志终点的小旗,拼尽全力冲向最后一道障碍。轻量级骑手和重量级骑手当中,各自头一个跳过去的,此后便有资格穿上红色猎装,并获得为下一场追逐赛撒纸的荣誉。这项运动极好,只是相当粗野,主要因为地面泥泞多沼泽,而这一带中国人在田地之间既不筑土埂,也不种树篱,所以跳的大多是又宽又深的水沟和干沟,摔得人仰马翻的事故便着实不少。猎会虽然赔偿庄稼的损失,却得十分小心,提防本地人故意设下的圈套。他们常常把纸迹从原来的路线上挪开,改铺到几乎跳不过去的地方,还在对岸挖坑,用树叶和垃圾盖住,让那里变得格外凶险;弄好之后,便找个稳当又看得清楚的地方待着,看热闹取乐。
秋天,长江水位开始回落,沿岸被淹的地方变干了,汉口的平原便是骑马的好去处,一连几英里都可以轻快地纵马奔驰,一次缰绳也不用收。春天,平原上铺满新绿的青草,更添一番魅力。直到江水重新上涨,又把骑马的地方限在跑马厅和江岸为止,中国能跑得这样痛快的地方,实在没有几处。
在九江,有一年夏天发大水,我们的马被从小河对岸的席棚马厩赶到租界的高地上,周围乡野大半成了一片汪洋。下午到哪里去骑马,叫我们大为犯难,直到有人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利用城墙。这城墙大约二十英尺高,周长四英里。
我们从西门进城,向右一个急转弯,骑马登上石阶——石阶被岁月和人脚磨得很厉害——上到城墙顶上。墙顶宽约十二英尺,路上满是松动的石块和砖头,我们小心翼翼地择路而行,通常绕两圈才下来。石阶紧挨城墙的地方,形成两个很大的直角,里面盖了中国人的房子,屋顶与石阶相接,坡度也跟石阶一样,从石阶到屋顶,一抬脚就过去了。
我的一个朋友第二次经过这里时,他的马想顺着石阶冲下去,打算回马房。他狠狠一拉左缰,马头是拽过来了,马却没停住,侧身从石阶上走到了一户人家的屋顶上,连人带马当场从屋顶陷了下去,只听得一阵木头断裂、瓦片哗啦啦往下掉,尘土飞扬,人马都不见了。
我的朋友满身尘土,从一片废墟里钻出来,牵着马从前门走到街上,那里已经围了一大群人。人和马经过这番壮举,看样子都安然无恙。当时屋里有个老太太,差一点被掉下来的马压着,好在她很快就从惊吓中缓了过来。拿到一笔丰厚的银元修屋顶之后,她大概还巴不得这种意外多来几回呢。
在北京,有一阵子我当过赛场干事,那时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我手里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它属实。
我有一匹马,名叫「粉笔」,是花二十五元从一个中国兵手里买来的。在上一年秋季赛会上,它所向披靡,所以我自然对它十分疼爱。它对别人凶得很,对我却格外容忍,这在中国马里是很少见的。
到了第二年春季赛会,粉笔是几项主要赛事的大热门。比赛前一晚,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大家谈论各匹马的胜算,尤其是粉笔的,一直谈到很晚。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骑完粉笔之后,下了马,牵着缰绳站在一块四周围着树的草地上,马却躺在地上。它两三次抬起头和脖子想站起来,最后挣扎着成了坐姿,两条前腿撑着,后臀着地,随后往后一倒,死了。
这个梦十分真切,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于是我当作闲谈,丝毫没把它当回事,用跟这里差不多一样的话,讲给一位俄国朋友听了。第二天一早,他陪我去了跑马厅。
比赛开始前一刻钟左右,在看台上,我又笑着把这个梦讲给荷兰公使的一个儿子听,把情形和场景说得一清二楚。
粉笔出场参加第一项赛事,一英里,看上去精神好极了,轻轻松松就领先好几个马身赢了。我在围场里下了马,过了磅,朋友们簇拥着我往酒吧走,要喝香槟庆祝胜利,这时我听见有人说:「看粉笔!」
我回过身,只见它往后踉跄,好像头上挨了重重一击。我冲过去,抓住马夫牵着它的缰绳,它就倒在了地上。就在总会的草坪上,四周围着树,和我梦里看到的一模一样,它两三次想站起来,最后成了坐姿,然后往后一倒,不到十秒钟就死了。
我那位俄国朋友吓呆了,往我手里塞了一枚小钱币,说可以驱邪。可我当时正为失去心爱的马难过,哪里顾得上什么鬼怪和梦,虽然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情景和那地方。唯一的不同,是此刻围在我和倒地坐骑身边、满怀同情的那一大群人,在梦里是没有的。
我并不信梦,而且我消化极好,很少做梦。对这一个梦,我除了说它是一桩极不寻常的巧合之外,给不出任何解释。
这事当时在欧洲侨民当中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听说了的中国人更是极感兴趣。
此后我和那两位俄国朋友、荷兰朋友又见过好几次面,当着别人的面,我们还谈起这个梦和它的应验。
无论在北京,还是后来我驻扎过的中国各地,我都常把这件事讲给中国熟人听。他们总有一番解释,而且说法从来一样:今生也好,前世也好,我曾借钱给某个朋友,或者帮过他大忙,他没来得及还就死了,于是投胎成马回到人间,替我赢够了钱,还清了债,便又回到阴间去了。
「海牙,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雷迪:二十三日来信收悉。关于粉笔之死一事,我当然乐于作证。你现在向我讲述的种种细节,我已记不确切,但我毫不怀疑,事情的真实情形正是如此。我至今仍记得的是:比赛前不久,你向某君和我相当详细地讲述了你的梦;马一死,你立刻走到我们跟前,提醒我们注意你的梦竟然如此应验;而且我当时对此事印象极深,无论是主要事实,还是种种细节,都与我那时还记得的你那番预言式的讲述惊人地吻合。至于该把这看作某种阴阳交界的神异显现,还是仅仅看作一桩非凡的巧合,那就不在本人的本分之内了。
「你非常忠实的,弗格森。」
我那位俄国朋友早已回到白沙皇的国土,我又没有他的地址;不然的话,我相信他也一定乐于为我所讲的这件奇事作证。
第五章行船
要给中国人挑一句国训,拉丁古语「永远如一」再合适不过;说真的,他们就是一成不变,即便有那么一点转变的影子,至今也还模模糊糊,看不分明。
当年令马可·波罗赞叹不已的那几种民船,今天依旧随处可见,不但行驶在这个帝国境内的江河水道上,还远走他乡,到了新加坡、暹罗海面和东印度群岛一带。帆船爱好者们或许有兴趣知道:水密隔舱、活动龙骨、平衡舵和开孔舵,这些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叫我们国内的设计师和造船匠绞尽了脑汁,中国人却早在许多个世纪以前就解决了;如今海上漂着的民船,几乎每一条都装有其中几样,全部装齐的也不在少数。
台湾海峡一带风高浪急,季风一起,海浪堆得像山一样。成千上万条渔船远远驶出,望不见陆地,就在这样的天气里照常作业;换了英国渔船的船长,早就掉头找地方避风去了。
往来香港和上海之间的邮轮,常常要穿过这些船队,以及它们那一英里接一英里、靠竹筒浮着的渔网。有时离得只有几码远,站在甲板上能把某条船看个仔细,这才发现船上的人手并不像别的国家那样清一色是男人,而是一家老小——父亲、母亲、孩子,连吃奶的娃娃也在——这片起伏不定的大海,实实在在就是他们的家。
这些坚韧的人里,有许多死在了干活的时候,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轮船时常望见他们那倒霉的船底朝天漂着,或是从残骸里救起幸存者。
从上海港开出的笨重民船,横渡黄海,驶往北方沿海各口岸,或者驶往「隐士之国」朝鲜。这些船往往有五六根桅杆,像一把折扇似的张开:最前面的前桅以惊人的角度向前倾,最后面的后桅则远远探出船尾之外。形状歪歪扭扭的草席帆,用竹篾、麻或椰子壳纤维搓成的缆绳,硕大的木锚,再加上通体不上一点油漆,看上去东倒西歪、一点也经不起风浪;而绳子上晾着衣裳,公鸡打鸣,猪随意乱逛,花盆和旧铁罐里种着花草,又有女人孩子在船上,平添一股田园农舍的气息。这些漂在水上的杂货铺,居然能不靠旁人领航,自己在曲曲折折的航道和密密麻麻的船只之间穿行出海;出了海,又居然没有在头一回碰上的坏天气里一命呜呼,我始终觉得是一桩奇事。
总的说来,中国民船造得都相当粗糙,虽然大体上经得起风浪,操纵也容易,但若跟吨位相当的欧洲船比起来,航速就差得多了。
有个奇特的风俗:所有船只,无论轮船、民船还是舢板,船头两侧都要各画一只大眼睛。问起缘故,随便哪个中国人都会这样给你解释:「要是没有眼睛,就看不见。看不见,怎么个走法嘛?」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所有的帆,无一例外,都装着竹制的缩帆撑条。这东西虽然让帆面不那么平整,却比我们的缩帆索强得不知多少倍,因为再大的帆,也能站在甲板上缩帆,或者不如说它自己就缩好了,绞盘放得多快,帆就缩得多快;坏天气里爬上桅杆、或者沿着帆桁挪出去缩帆,那份辛苦、那份耽搁、那份危险,一概都免了。
在浩浩荡荡的长江上,民船的种类数以百计,吨位、尺寸、吃水各不相同,全看它们要走的是哪一段水域。
在长江口,一直往上到镇江,可以看到大批宁波来的远洋帆船,洋人管它们叫「巴皮可」。这些船涂得花花绿绿,载重二十到八十吨不等,干舷高,船尾宽,桅杆前倾,帆用栲胶染成褐色,顶上插着艳丽的风向旗,模样十分古怪别致,入画得很。
天津和杭州之间有大运河相连。中国官员经由这条运河,把大量漕米从华中、华南各省运往北方,进贡给满洲统治者;凡是满人,只因为生在统治民族,一落地就有资格按月领取米粮和银子。运河在镇江与长江相交,所以常能看到许多吃水很深的漕船,载着沿江各地的货物抵达那里。
再往上游走几英里,有个地方叫仪征,那里总有几十条民船整整齐齐地排成几行停泊着,等着装盐。盐是官府专卖,在沿海的盐田里由官员监督着晒制,再从陆路运到这里。
漕船和盐船都带着几分官家身份,所以收拾得比普通商船齐整得多,载重从六十吨到一百五十吨不等,大概算得上是内河上最好的一类船了。它们造得十分结实,船身宽,有水密隔舱。船的线条,虽然叫人根本别想什么速度,却也不失优雅,载重再合适不过。船头方方正正,又大又厚,往后越来越宽,船舷以一道有力的弧线向上翘起,有顶棚的船尾高高耸在平衡舵之上,正好给船老大一家人住;女人和孩子从小小的窗户里怯生生又好奇地往外张望,看洋人驾船驶过。
主桅是一根长约六七十英尺的巨木,差不多立在船身正中,插在一种桅座里,既没有前后支索,也没有侧支索,唯一看得见的支撑是一根木撑柱,在甲板以上几英尺处,顺风行驶时分担一部分压力。所以仰头望着它那令人目眩的高度,总不免纳闷:遇上大风大浪,它怎么既没有折断落水,也没有一下一下把船底捣穿?前桅要小得多,远远立在船头,同样一根支索也没有。每根桅杆上挂一面巨大的帆,形状很好看,用一种粗糙的土布松松地缝成,那布有点像便宜的白洋布。一幅幅布竖着排列,与竹制的缩帆撑条交织在一起,缝得虽然稀松,却似乎经得起极大的拉力。
船身漆成浅黄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挂着艳丽的旗帜,旗上用大字印着所属行帮的字号。看一队这样庄严的大船,高高的帆在顺风里左右张开,像大雁展翅一般,钝头钝脑、一往无前的船头搅起一路浪花,从眼前缓缓滑过,真是好看极了。
中国社会处处渗透着繁复的行会组织,其中最有功德的一种,就是救生会。除了官府的资助和指导,它主要靠民间自愿捐助维持,经费之充裕,足以在许多险要地段设置救生船。
这些船通常漆成红色,所以人们一般叫它们「红船」。天气好的时候,红船停在河汊里或避风处,船上的人悠闲度日;可是风暴一起,它们立刻出动,抛下浮锚漂着候命,一有船只遇险,随时扯起帆冲过去救人。
在汉口,东北大风逆着每小时四节的水流刮过来,掀起又碎又猛的浪头,对小船最是危险。我就见过四条红船从不同方向飞驰而来,去救一条翻了的舢板上的人。它们满帆顺着大风疾驶,被浪头盖得几乎看不见,没多大工夫就赶到了出事地点,掉转船头迎风停住,救人的活干得既勇敢又内行。这种船没有船首柱,船头是方的,约四英尺宽,底下以一道平缓的弧线向后收去,所以它的势头是像一只盘子似的在水面上掠过,而不是破浪而行。船的前半截差不多有一半长都铺着甲板,与船舷齐平,往后是一间低矮的舱房,一直占到舱井,舱井已经十分靠后了。
红船是平底的,用披水板,吃水很浅,单桅单帆,用的是中国式那种轻便好使的帆,所以操纵起来极其灵活。船舷四周照例绕着一圈扶手绳,但没有软木救生带。
这种船的性能实在出色,有些地方沙滩平缓、水浅,眼下通用的那种救生艇有时根本无法下水,我们本国的全国救生艇协会不妨好好研究一下这种船型,拿来在这些地方使用。
炮船,也就是巡船,到处都是。干舷很低,除了船尾一个类似甲板室的地方供舵手站着掌舵以外,没有舱房;一根桅杆,挂一面剪裁漂亮的帆,帆布一幅蓝一幅白相间;船头架一门小小的前膛炮;船上十来个兵,穿着古怪的号衣,没风的时候就操起长桨,面朝船行的方向站着划,节奏整齐,船也走得不慢。停泊时撑起一顶蓝白条纹的遮篷,底下宽宽敞敞。既是官船,就收拾得光鲜整洁,刷着浅黄色的清漆,常常插着好些面真正漂亮的旗子,图样奇妙,色彩绚丽。整体看上去神气、古怪、讨人喜欢,搬到伦敦德鲁里巷剧院的圣诞哑剧里去,再合适不过。这种船吃水浅,大小随它要巡逻的水域而定,我见过大到二十吨的,也见过小得跟一条小划子差不多的,船头架一杆老式燧发抬枪,那排场,跟架了一门十二英寸巨炮没有两样。
宜昌这个通商口岸离海一千英里,重庆这个通商口岸还在它上游四百英里,两者之间,就是大名鼎鼎的长江三峡。
实际上,宜昌就是目前轮船航线的终点。虽然有几条小轮船闯过三峡到了重庆,失败的却也不少;有一条德国船叫瑞生号,是专为跑这条航线造的,处女航就撞在礁石上沉了。
三峡的风光,是我平生所见最为壮丽的,给我的印象甚至超过了落基山。
我去那里是在十一月,正值枯水,水流平缓,尽管如此,江水还是以每小时五六英里的速度奔流而过。
我们在宜昌雇了一条合用的船,趁着一阵强劲的上水风扬帆出发,小心翼翼地沿着江岸的每一处凹湾走,总算一直待在水流比较缓的地方,直到三峡真正起头的地方。到了这里,就得放出纤绳,除了帆以外,再加上六七个纤夫拼了命地拉,船才慢慢往前挪,一小时不过两英里;可是船头翻起白沫,船尾拖出一道宽宽的航迹,看得出船在水里其实是以每小时八九英里的速度穿行。
三峡,是这条大江硬生生从一道高耸的山脉中间劈开的通道;这道山脉当初拦在它奔向大海的路上。
我坐在小船上,仰望两岸几乎笔直耸立、高达几百英尺甚至几千英尺的峭壁,可以看见一个个洞穴、一层层台地和岩层,它们以惊人的清晰标示出江水在不同时期的水位:在无法计数的漫长岁月里,江水就这样在坚硬的岩石中一路蚀刻,直到今天的河床。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样摆在眼前,叫人心头格外清醒,深深感到我们凡人是何等渺小。就在那悬垂的峭壁上的一道道石台上,无处不在的中国人也盖起了房子,种上了橘林,于是在高高的头顶上,一串串金灿灿的橘子为这壮美雄奇的景色添上了一抹动人的色彩。
重庆和宜昌之间行驶的民船,都是为了闯过三峡里数不清的险滩而造的,最显眼的地方是船尾高得出奇;顺着每小时十节的急流下行,万一在沙洲上搁浅,高高的船尾可以挡住从后面打上来的浪头,免得船尾被浪吞没。
船上的主要装备,是一两根桅杆,挂着普通的中国帆,船头一支巨大的长桨,帮着转向,还有一副结实的舵,配一根极长的舵柄。
下水航程不到一个星期,一条中等大小的民船,十来个船工就够了;可是逆流返航,视水流强弱要走四到八个星期,除了船上的正式水手,还得再雇四十到一百个纤夫。
三峡里江水容易暴涨,几个钟头之内就可能涨上三四十英尺,所以江岸边的滩地高低不定,大概正因如此,那里一直没有修过纤道。
上水的民船除了用帆,还有一根用竹篾绞成的巨大纤缆,从主桅顶上一直牵到岸边。缆绳岸上那一头,有四十到一百英尺长的一段,供纤夫们系上纤板——每人发一副——纤板上的绳子够长,可以在缆绳两边各留出十到十五英尺的活动余地。
看一条大船靠着风力和人力,硬生生顶着急流往上走,真叫人热血沸腾。纤夫们像一群猎犬似的,成群爬过岸边的岩石和土堆,一路唱着、笑着、喊着;主桅在重压之下弯了下去;纤缆挂在突出的大石头上,就由胆大的泅水手去摘开,干这一行,他们常常得纵身跳进奔腾的激流;船头泛着白沫,在水里轰隆隆地往前冲,可一个钟头也许只前进了几码;要是纤缆断了——这是常有的事——船就会被急流卷着往下冲出三四英里,船工们才能再把它系到岸边停住。
在这翻腾的漩涡里,沉船事故屡见不鲜,那些命中注定要在这片凶险水域讨生活的勇敢坚韧的汉子,不知有多少把性命赔了进去。
正是在这一趟旅行中,我看见一个中国人借水獭帮忙捕鱼。
那水獭脖子上拴着一根长绳,就像人们拴雪貂那样,绳子另一头系在一条舢板的船头上。舢板由一个女人摇着,渔夫站在船头,手里攥着一张网。网是圆的,正中间有一个洞,大小刚好钻得进一只水獭。
到了合适的地方,渔夫胳膊一甩,把网撒出去,网像蜘蛛网似的铺开,罩住了好大一片水面。
网边坠得很重,很快就沉了下去,直到铅坠落在河底。渔夫随即拉一根绳子,把网中央的洞拉出水面,水獭便从洞口钻进去,潜到网里,不一会儿就叼着一条鱼冒出水来;它马上被毫不客气地拽上船,嘴里的猎物被夺了去,然后又被送进洞口,钻回网里去。
我在九江任职的时候,有一条柚木造的四桨小艇,又沉又结实,我给它装上了一面三角帆和一面主帆,又把龙骨加深了六英寸,结果它成了一条操纵灵便、经得起风浪的小船。艇尾的坐板上方可以搭起一个铁架子,蒙上帆布篷,就成了一间相当宽敞舒适的小舱;艇中间的舱井另有一顶轻便的遮篷挡着,所以坐着它出去跑上两三天,完全不成问题。
本地人时不时跟我说起一个紫湖,说是到过那里的欧洲人寥寥无几,湖岸一带打猎很不错。
这话听着够诱人的,于是一有机会,我就坐着我的小艇出发去探险,带上两个靠得住的本地船夫。我们沿长江往上走了一小段,拐进一条窄窄的河汊,一股急流推着我们往前走,两边是高高的芦苇墙,把风挡得严严实实。天黑时,我们在一个村子附近把船系住,不一会儿村里就跑来几十条狗,它们不互相撕咬的时候,就冲着我们叫,叫了整整一夜,那股锲而不舍的劲头真能把人气死。蚊子也多得出奇,所以天边刚露出第一线曙光,我们就巴不得赶紧解缆继续赶路。上午一路风景宜人,我看见左边几棵枯树上有一片鹭鸟的巢,又有一头鹿在船前方两百码的地方游过河汊;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到了湖上。
真是叫人耳目一新。湖水清澈,波光粼粼,湖面上点缀着渔船和野禽,一个个小岛顶着绿帽子,露出白色的崖壁,远处是一列高耸的山峦。我们游了一会儿泳,饱饱地吃了一顿午饭,便趁着好风继续航行,把湖的几个湖汊都探了一遍,到三点钟左右,我带着枪上了岸。
这一带虽然是丘陵,却开垦得很好,主要庄稼是烟草。痛痛快快走了一圈,我带着一对雉和一只丘鹬回到船上。那一夜,我们停在一个小小的湖湾里,四周有高高的崖壁挡着风,过得十分舒服;第二天早上,太阳老高了,我们才接着往前游。
到了湖的那一头,起初看见一座气派的城池从水边拔地而起,倒映在闪亮的湖面上;可是走近一看,远处遮住、蜃景美化了的那份照例少不了的破败寒碜,就全露出来了。一个渔夫告诉我们,那就是「紫城」。
后来我在一片低洼地上了岸,在稻田里走了不到一个钟头,就打了十对沙锥,然后我们又扬帆往前,驶进湖的一条窄窄的湖汊,两岸是美丽的崖壁和林木葱茏的山丘。到了这条湖汊的尽头,我们下锚吃午饭,午后不久,便顶着北风,抢风往回走。
上午我就注意到,有许多船从四面八方横过湖面,朝某一处聚拢过去;这时候我们刚绕过一个尖尖的岬角,猛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在几百条各式各样的船中间,每条船上都载满了穿红着绿、出来过节的人,还有好几条长长的快船,每条有二三十个人划桨,来来回回地竞渡,锣鼓喧天,枪声不断。原来是端午节赛龙舟。他们一看见我们,所有的船立刻围拢过来,好让船上的人把这个欧洲人和他那条古怪的船看个仔细。
他们对我的到来非但没有一点反感,反而待我十分客气,双方你问我答,问了好一阵之后,他们还特意为我安排了一场龙舟赛;龙舟从我身边飞驰而过的时候,我用温切斯特步枪鸣枪致敬,这显然叫他们大为满意。
我要在这里说一句:我在中国走过的地方,无论到了哪里,从来没有人找过我的麻烦;除了孩子们躲在安全距离之外随口喊几声「洋鬼子」,也从来没有人侮辱过我。许多人的经历不是这样,但我不得不承认,错并不全在中国人一边。
我就见过一伙人带着枪、牵着狗、领着一大帮赶猎的人进了村子,一位老人家客客气气地鞠躬欢迎,其中一个却粗声粗气地冲他嚷道:「喂,约翰尼,你好啊?」
这位天朝老人一个字也听不懂,那股粗鲁劲儿却是明白的,便没有作声。那个欧洲人见状,蛮横地吼道:「你瞪着谁呢,你这老糊涂?」
这时候,村里的狗被这么一伙不速之客惊动了,叫了起来,立刻招来这帮闯入者一阵石头。老人怕挨砸,赶紧躲进屋里关上了门;那几个打猎的带着他们的人马像一阵旋风似的穿过这个昏昏欲睡的小村,吓得女人、孩子、鸡和猪四处乱窜,他们的粗野叫村民们厌恶透顶。这样的行径,我担心实在是太常见了。
照我的经验,以礼相待,很少有不立刻换来友好回应的。
风渐渐小了,又有要下雨的样子,我便告别了新交的朋友,回到崖壁下那个小湖湾,也就是前一夜过夜的地方。天还没黑,雨就下个不停了,好在我们在帆布篷和遮篷上又罩了防水油布,总算一时还干爽舒服。
半夜里,我被一阵倾盆大雨和一阵狂风的怒吼惊醒,狂风从我们头顶高高的崖壁上呼啸而过。尽管有油布,雨水还是渗了进来,把我们浇得浑身湿透,所以天一亮,我们就巴不得收拾收拾回九江去。
遮篷我们收了起来,可是罩在帆布篷上的油布,绑绳被水泡得死紧,怎么也解不开结,只好由那个篷架子留在那里。
我们只挂一面三角帆,正顺风出发,一直到离开了崖壁的遮蔽、想回头也回不去了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们这回撞上了什么。
那风简直是一场飓风,我们被它推着,飞也似的往前蹿。离岸越远,涌浪越高,我猛然醒悟过来:要赶完这四五英里水路进到河汊里去,我们的指望可不怎么大。
我陷入绝境的时候不多,这一回算是一次。
两个船夫已经明白我们的处境有多危险,到了节骨眼上就撑不住了——这种情形,我在中国人身上之前见过,之后也见过——两人蜷缩在船里,脸吓得白得像油灰,几乎吓得连舀水都舀不动了,而打进船里的水却越来越多。
湖面上笼着一层被狂风卷起的浓浓水雾,小船在浪里疯狂地左右摇摆。浪头虽然不算很高,却又短又猛,像在急滩里一样嘶嘶作响。
要不是那个帆布篷——留着它与其说是有意为之,不如说是运气好——浪头早就一次又一次从船尾灌进来,把我们淹了。幸好舵柄够长,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总算让船走得比较直,最后冲破一团团狂风卷起的浪沫,闯进了河汊,船里的水却已经灌了半船。我们总算毫发无损地逃了出来,可那真是千钧一发。要是帆布篷和油布没能挡住浪头,我们就会被船尾打上来的浪吞没;要是三角帆的帆脚索断了,或是舵脱了钩,船就会横过来打横受浪,那样的话,眼前就是船毁人亡。
剩下的路就简单多了,几个钟头之后,我们平平安安回到了港口。
香港和上海两地,欧洲人口都有好几千,各有一个帆船总会,每个总会都有好几个新式的级别,从半级艇到十五吨级的船都有,各种规则下的帆船赛举行得很频繁。这些总会和帆船,与我们国内的实际上一模一样,就不必细说了。
在香港驾帆船,无论是在那壮丽的港湾里,还是在周围众多秀丽的岛屿之间,都是在湛蓝明亮的海面上;而在上海,却是在黄浦江浑浊的江水上。黄浦江要不是这个繁荣租界的港口,几十条大大小小、来自各国的船只或下锚停泊、或靠着码头系泊,那它不过是一条流入长江口的小河,没什么意思。
古老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离香港四十英里,以诗人贾梅士的故居闻名。从那里开出一队队渔船,在西江三角洲的岛屿之间往来捕鱼。
这种「澳门船」,在所有中国船里,大概是最经得起风浪、也跑得最快的了。
它们线条优美,用料轻巧,像鸭子一样浮力十足,即便在最大的风浪里也难得上水;两根桅杆,挂着形状匀称的草席帆,配着开孔的巨大平衡舵,加上吃水浅,操纵起来极其灵活,能在自身长度之内打一个整圈。它们抢风虽然不能像游艇那样贴近风向,最拿手的却是顺风跑;两面大帆向两边张开,跑起来那速度,对这样朴实无华的船体和帆装来说,真是快得惊人。
我在这个殖民地愉快地住了两年,驾过一条约莫一吨半的漂亮小单桅艇,所以能把这种民船的长处好好较量一番。微风里,无论什么航向,我都稍占上风;到了大风大浪里,只有在贴风满帆行驶时才能跑得像个样子,一到放开顺风跑,就被它们甩得远远的。
这片水域海盗和走私贩子横行,单看「死人坟」「强盗角」「坟岛」「海盗涌」这类地名就知道了;不过欧洲人很少受到骚扰。我出港远行时,一般都带上温切斯特步枪以防万一,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活的日子:有时驶向外海,有时穿行在纵横交错、把腹地切成一块块的河汊里,有时在岛屿之间游弋,偶尔也上岛,拿着枪绕着岩石嶙峋的岸边悄悄走,常常能惊起在浅湾和水洼里觅食的野禽。
另一些时候,我会约上一位爱喝两杯的朋友,趁傍晚凉快起锚出发,驶出海去一个来钟头,享受从太平洋吹来的夜风,或许还停下船来游一会儿泳,然后回到那美丽的海湾,在南湾外抛下锚,伴着葡萄牙军乐队的乐声,在月光下吃晚饭。军乐队每周演奏两三次,地点或在总督府,或在公园,两处都俯临大海。
有一回从广州溯西江而上,到梧州去,我注意到许多民船装着一种东西,不妨称之为可调式船首鳍板,或者叫船头插板。
这些船船身很宽,船底平平的,吃水只有几英寸,显然来自浅水地方,那里龙骨、活动龙骨、披水板都用不上,只好靠巨大的舵和这种船首鳍板来抢风,看来效果还相当不错。
据我观察,船首柱上开有一道深槽,插板大约三英尺宽,插进槽里,顶端用绳子绑牢。
逆风抢行时,插板就插在原位;顺风放跑时,便拔出来放在前甲板上。
凡是洋人聚居的地方,尤其是上海和长江沿岸,住家船集舒适、方便与不错的航行性能于一身,是出门打猎和野餐最受欢迎的交通工具,在我们远东的惬意生活里,总的说来占着重要的一席。
船身通常像一条吃水浅的游艇,装有升降龙骨或者披水板,所以浅浅的河汊也能轻轻松松地驶进去。
帆装是半中半西的,帆的形状是普通的平衡式斜桁四角帆,配上竹制的缩帆撑条,每根撑条末端各引一根帆脚索,汇到主帆脚索上,使得这帆极其好使,也极其安全。也可以挂一面三角帆,但那样就破坏了帆装的简便,船工们很不喜欢,所以很少用。
我此刻想到的那条船,经得起风浪,又快又舒服,有一间漂亮的大舱,四个铺位,活动龙骨槽两侧各有一张折叠桌,坐得下十来个人,还有火炉、枪架、玻璃杯架、酒瓶架和许多带锁的柜子。另有浴室和盥洗间,一间带好灶台的厨房,船头是船工的住处——船工有船老大和四个水手,外加厨子、听差和管狗的苦力——甲板上则放着水柜、狗舍,还有一条小舢板,权当随船小艇。
一应舒适,无所不备,于运动家是一座打猎小屋,于劳累过度的人是一处可靠的避风港,在我看来,住家船便是闲适与安宁的极致。
「夜晚将充满了音乐,
那纠缠着白昼的种种烦忧,
将像阿拉伯人那样收起帐篷,
又同样悄无声息地溜走。」
第六章欢宴
我在剑桥母校吃最后一顿划船庆功宴,算来已快二十年了。可那段回忆在单调的日子里始终那么鲜亮、那么提神,岁月仿佛被缩短了,好像只是昨天的事:两桶热气腾腾的牛奶潘趣酒,把四支训练有素的船队放倒了一大片,到最后多半人横七竖八躺成一排,第二天早上自然个个脑袋生疼,还得一个个去见学监。划船庆功宴这种狂欢,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
远东所谓的「欢宴」,跟它颇有几分相像。这个词打哪儿来、本义是什么,我说不上来,可在远东,人人都明白它指的是光棍汉的聚会:一顿极丰盛的晚饭,酒管够,有故事,有歌,满堂哄笑,偶尔闹得差不多成了一场骚乱,家具什物也免不了打碎几件。
回头看看这十五年,这样的狂野之夜就像一座座烽火台,在许许多多体面的聚会中间格外亮眼,叫人愉快。那些体面的聚会,不论是教会的还是社交场上的,我都有幸躬逢其盛,可它们没留下什么鲜明的印象,既够不上当作珍贵的纪念收藏,连让人一笑都难。
若干年前,有一位身份极其尊贵的人物到汉口来访。此人是当今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之一的近亲,因此侨居汉口的一大群他的同胞以满腔爱国热忱相迎,这个五方杂处的洋人社会里,其他各国人士也对他礼数周全。
他坐的是一艘漂亮的中国内河轮船。到埠那天,差一点就闹出一场大祸,多亏船上那位老资格的美国船长驾船手段高明,才化险为夷。
轮船刚刚从江心停泊的许多远洋轮船和外国炮艇中间穿过来,正缓缓靠向要系缆的那条趸船,忽然一只巨大的木排冲了过来。木排上搭着整整一村子的窝棚,住着为数不少的放排人。原来就在这儿往上两百码,汉水一股山洪正垂直地灌进浩浩荡荡、流速五节的长江,激起一道打旋的回流,木排正被它卷住,飞快地朝轮船压下来,眼看要拦腰撞上,不是把船死死挤在趸船上,就是把它撞到石砌的江岸上,那样的话船必定当场沉没。船长直到危险几乎临头才发觉,只来得及把机器倒过来,全速倒车,舵打到底,把船身调转过来,让那一撞落在船头,而不是船腹。这一撞差点把船尾顶进趸船里去,可这时机器已改成全速前进,两只明轮翻起两道雪白的浪沟,船头一头扎进木排,总算把它的来路拨偏了一点。于是船和排咬在一起,顺流漂下去,奇迹般地从所有船只旁边擦过,有时只差几英尺。随后轮船载着那位贵客重新掉头驶向泊位。真是千钧一发,可船上连一点儿损伤都没有。
这种大木排主要用竹子和松木扎成,一般来自湖南的山林,穿过洞庭湖,顺长江漂下,运到缺木料、销路好的地方去。木排大小不一,有时长达一百码,宽二十码,吃水大概有十到二十英尺。排上有竹子和席子搭的窝棚,前后都装着长长的大桨用来掌舵,还有一盘盘竹篾编的粗缆用来系泊,看上去十分入画。
这位贵客的同胞为他安排了种种庆祝活动,其中有一场在总会举行的宴会,宴前先接见当地有头有脸的侨民。那时差不多是仲夏,天热得吓人,太阳落山以后寒暑表还在华氏九十度以上。偏偏所有请帖上都附了一句话,说务必穿黑色晚礼服,于是我们穿不成凉快的白色短礼服,一个个裹在厚呢子里,到总会的时候差不多都快化了。
接见的时候出了一段很好笑的小插曲。
到场的女士寥寥无几,其中有一位西洋官员的太太和女儿。看得出来,她们是在远离上流社会通衢大道的地方「养大」的,平日里可没跟戴王冠的人打过交道。轮到这一家上前引见时,那位官员和他太太保持着外交式的沉默,可小姐却不肯轻易信以为真。她既没瞧见金冠,也没瞧见紫袍,显然起了疑心。「您真是大公吗?」她口音很重地问,「您真是位亲王?」亲王笑着答说确实如此,这位美丽的盘问者便嚷道:「哎哟!这可真叫我想不到。」然后慢慢从前排退了下去,一步三回头,满脸毫不掩饰的失望。
许多侨民都蒙邀赴宴,入席的大约有一百人。照中国这边的惯例,每位客人都带着自己的听差,于是一间大厅里聚了一百五十到两百号人,再加上热菜和许许多多的灯,屋里的温度又升了好几度,我们本来就穿得厚,这下更是难受得厉害。
更折磨人的还在后头:楼下街上聚了一群中国人,开始往敞开的窗子里扔石头。有一块从我和右手邻座之间飞过去,把我的酒杯砸得粉碎。窗子和百叶窗赶紧关上了,不一会儿,屋里的温度想必又高了好几度。香槟流得像河水一样。本地一位运动界的头面人物致了简短的欢迎词,贵客答了礼,医生唱了一首《白翅》,然后这群煮得半熟的人下到楼底下去看焰火。热得要命,一丝风也没有,焰火的硫磺烟一团团白花花地贴着地面不散,好像专要躲进总会里来,没多久,屋里就灌满了呛人的烟,胸口发紧,眼睛刺痛,隔着一间屋子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亲王退席退得比较早,过了一阵,客人们也开始散了。
那份热,那些香槟,再加上硫磺烟,我实在吃不消了。我想走直线,可已经没这个本事了。先是一只脚踩上一座山,接着另一只脚又陷进一个深坑,如此这般;路灯杆和房子好像在我身边、绕着我飞快地打转。
快到住处的时候,我听见一条小巷里有人有气无力地「喂」了一声,一位欧陆来的同伙跌跌撞撞,差点一头扑进我怀里。他是存心要扑的,我也没打算躲,可不知怎的两人扑了个空,双双直挺挺地摔在人行道上。出了这档子事,我们一点也不恼,反倒都觉得是个绝妙的笑话。我清清楚楚记得,我们俩并排坐在水沟里,发誓要做一辈子的朋友。打这以后的事就模模糊糊了,接下来我记得的,是自己手脚并用爬上楼,然后推开卧室门。眼前的景象真是奇绝。我在阿拉伯沙漠里见过海市蜃楼,可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的床缩成大约一英寸长,在屋子顶角上、紧挨着天花板的地方,悬在一条明晃晃、打着旋的隧道尽头,一上一下地跳着舞。怎么才能到那儿去,我可不知道。我只依稀记得自己趴下来,手脚着地,打算往上爬,结果地板狠狠地撞了我一脸,我便人事不省了。第二天很晚才醒,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身上还穿着礼服。据说我那位朋友想睡到他的澡盆里去,被人发现时还穿着全套晚礼服,一边往自己身上撩水,一边抱怨被单怎么也拉不上来。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几年以后我恰好到了九江。那里的洋人社会很小,只有几对夫妇,外加大概半打光棍。
日子过得像铅一样沉,难怪我们这几个年轻人隔三岔五要聚到酒桌边来。憋了许久的兴致一旦迸发,那股劲头,是那些四季都有乐子可寻的地方难得见到的。
我要说的那一回,饭局设在我们的伙食团。伙食团里除了我,还有一个意大利人,一个高个子美国人,此人性情严正,一板一眼。客人是两个俄国人、两个苏格兰人——我们能凑到的就这几位,可个个是上品。痛痛快快吃完一顿,我们出门到江岸上去。那晚月色皎洁,浪漫之情涌上心头,我们便着手给这个口岸的各位女士唱小夜曲。先到领事馆,在草坪上站成一排,时间是凌晨两点,唱了一曲《天佑女王》,唱得声势浩大,情意绵绵,尽管美国腔、意大利腔、苏格兰腔、俄国腔、英国腔大相径庭。随后各家各户都去拜访了一遍,只有一家我们有点不敢去打扰。那家的太太平日虽然十分和气,却容不得胡闹;她要是不想客气,挖苦起人来,那滋味能让你回味好一阵子。不过最后我们还是鼓起勇气,像一伙贼似的,悄没声儿、心虚胆怯地摸到那所房子跟前。前门锁着,有八英尺高,我们磨蹭了一会儿,总算翻了过去,在楼下游廊上排好队,《我的邦妮在海那边》刚唱到一半,头顶上哗啦一声,宣告暴风雨要来了。我这辈子从没见过七个大男人吓得这样魂飞魄散、拔腿就逃。一出游廊,到了月光底下,我们便完完全全暴露在那位气坏了的太太眼前。她穿着晨衣,威风凛凛地站在楼上游廊里,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是拼命地比画。我们冲向大门,人人急着翻到另一边去,互相推搡扭打,抢着头一个过去。门上的横档在我们手里断了,旁边墙头上的砖也掉了下来,足足过了五分钟,我们才回到大路上,一个个气喘吁吁,衣服扯破了,我本人还扭伤了手腕。
这下我们觉得第二天准没好果子吃,为了重振萎靡的精神,便到其中一个俄国人家里去。在那儿,伏特加、鱼子酱、熏鲑鱼脊、沙丁鱼、博洛尼亚香肠,加上俄国人开胃冷盘里常见的种种小吃,凑成了一顿极讲究的夜宵。我们把东西吃了个精光,酒也喝了不少。到这时候,我们又兴致高到了极点,干什么都行。我们那位高个子美国朋友还多少有点直挺挺的,他天生好奇,正在研究那扇小窗口——厨子就是从这里把饭菜从配餐间递进餐厅的。他的脑袋刚刚伸过去,那两个苏格兰人就扑了上来,抓住他膝盖以下的两条腿,像掷原木比赛那样,把他六英尺开外的身子从窗口里一下子掷了过去。一阵惊天动地的碗碟碎裂声说明了一切:那俄国人最好的一套餐具从此没了。受害者从碎片堆里爬起来,郑重宣布他的看法:在场诸位,除他本人以外,全都喝醉了,不配与体面公民为伍。发表完这番宣言,他就回自己住处去了。
接着我们听见女人的尖叫和哭喊,夹着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下来,我们这伙快活人里有两个出现了,一个抬头、一个抬脚,得意扬扬地抬着主人家的中国女管家。她拼命挣扎,身上只穿着睡衣。他们轻手轻脚地把她放在餐桌上,拿凯歌香槟安慰她。可怜的人确实有点受了惊吓:她正在床上睡得好好的,突然被人扑住,不容分说、一点准备也没有,就给拖到一间灯火通明、坐满男客的屋子里来,当众亮相。
天亮后不久,大家互道仰慕,散了。回去睡觉的路上,我想应该去看看那位美国伙伴,向他解释一下,刚才那样待他,并没有冒犯的意思。他已经上了床,睡得正沉,我只好把他叫醒,好完成我这趟议和的使命。要说他友好地接受了我的和解表示,那可不对。他似乎正准备立刻开战,于是,为了不吃亏,他从床上一跳起来,我就跟他扭在了一起。这场混战大概持续了五分钟,就在这短短的工夫里,他的家具被扔得满屋子乱七八糟,我那件黑色短礼服从后摆到领口被撕成了两半,他的睡衣被扯掉了,他光着的脚也被我的靴子蹭掉了一层皮。光荣的一夜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我们全都躲着不露面,却听说某人已经去见了领事,打算以所谓破门闯宅的罪名起诉我们。不过,我们的对头被将了一军,我们也得了救,全靠隔壁一位可亲的苏格兰老太太说了老实话。她声称我们的小夜曲「好听得紧,就是有那么一丁点儿乱」,还说她自己听得开心极了。
人们常听说广州的花船,一听就联想到漆得花花绿绿的游船,里头住着勾魂摄魄的美人,船上点缀着芬芳的花草,长得那样繁茂,只有「花国」才有。「花娘」是中国人对一类年轻女子的通称:她们当众歌舞,按定价到中国人的宴席上陪客——这种宴席清一色是男人——一面给客人装烟斟酒,一面跟他们调笑。穷人家孩子多,养活不了,常把一两个模样最俊的女儿卖给专做这行的教习,教习教会她们唱歌跳舞,再把她们送上花船,指望她们在那里迷住有钱的常客,那时就能卖个好价钱了。
这些姑娘往往并非品行不端,只是身在婚姻的市场上,便施展手段替自己找个丈夫,有时也真能如愿,按各人的成色,以三百、四百或五百元的身价,归了有钱的中国人,做个位分低些的妾,比方说四姨太或六姨太。
南方好些地方,尤其是广州和梧州,都有一批又大又难看、船舱宽敞的民船,一条挨一条地泊在某个固定的地段。这些船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我在梧州见过的那些,压根儿连一朵花、一棵草都没有,「花船」这名字的意思,不过是花娘出没的地方罢了。
在这些船的舱里摆欢宴,是殷实的中国人中间的时髦玩法。他们包下某条船的某个日子,到了约定的钟点,一伙人在船上聚齐,由两三个其貌不扬的仆役接待。晚饭——或者别的什么名目的款待——开场以后,好酒好菜下肚,众人兴致越来越高,客人们便在专备的一块石板上写下自己看中的花娘的名字。石板很快被送到附近姑娘们的住处,不多时她们就来了,待上一阵子,跳舞、唱歌,跟爱慕她们的人调笑一番,然后转到别的船上去赴下一个约。
那唱法难听透顶,又尖又带鼻音的假嗓子;那舞蹈,或者不如说是踩着一双小脚摇摇摆摆,一面用一双纤美的手在头顶上挥一块脏手帕,软弱无力到了极点。通常还要雇一班乐手来助兴,雇之前照例要讨价还价老半天。两三把构造极原始的中国胡琴没完没了地哀号,钹不管不顾地乱撞,一种笛子吱吱尖叫,声音像风笛,再加上一面木鼓,把这震耳欲聋的喧闹又添了几分。姑娘们尖着嗓子扭捏作态,满屋子冲鼻的烟草味和大蒜味,客人们嗑着瓜子,把瓜子壳往地板上吐,彼此大声嚷嚷,好在一片嘈杂里让对方听见。
那一晚最大的乐事,就是逃出这座地狱。我对「花船」也许有过的种种浪漫想象,从此永远破灭了。
澳门做葡萄牙的殖民地已经三百多年了。当初是两广的总督割让给最早来此定居的那批人的,为的是酬谢这伙胆大包天的海盗出身的冒险家,帮忙肃清了附近海面上的海盗和强人。这地方小巧古雅,很有意思,带着一股中世纪的气息,往昔繁华的痕迹至今仍随处可见,不过如今出名主要是因为赌博合法,所以常被称作远东的蒙特卡洛,两地天然的模样也确有几分相似。
在香港,中国人赌博是严格禁止的;在广州,赌场要抽重税;所以两地的中国人成群结队来到澳门,好玩番摊,不用时时提心吊胆怕警察来干涉。番摊馆——人们这样称呼它们——每家都只有一张赌台,设在楼下。台面上铺着一张细草席,三面围着长凳给赌客坐,第四面坐着摊官和管银钱的账房。正对着赌台的天花板上开了一个大洞,大小跟赌台一样,楼上沿洞口装了一圈栏杆,赌客可以上二楼,伏在栏杆上直接往下看赌局。台子正中放着一块薄薄的铅片,大约六英寸见方,四条边分别代表一、二、三、四。
摊官面前堆着一堆锃亮的铜钱,大概有两品脱。他从里面抓起满满两大把,放在台上显眼处,用一只小金属碗扣住。这时就该往四个数上押注了。假如我们在三上押一元。几分钟之内,想押的人都押完了,二楼的赌注由伙计放进一只篮子,用绳子吊下来放到台上,那一小块方铅片四周便围满了账房摆好的银元、钞票和筹码。于是摊官拿起一根一英尺来长的细棍,从那两把铜钱里一次拨开四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就这样数下去。小堆渐渐缩小了。急切的赌客——通常全是中国人——往前探着身子,瞪大眼睛,凑到离摊官的棍子只有几英寸的地方,所以想作弊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二、三、四。只剩几枚了。紧张到了极点。一、二、三……剩下三枚!
三门赢。押一、二、四的人输掉赌注,押三的人先扣去百分之二十五,再按余数的五倍赔给他。我们在三上押了一元,扣去百分之二十五作为台子的抽头,剩下七角五分,赔给我们的是它的五倍,也就是三元七角五分。
这样的番摊馆也许有二三十家,全都领有执照,受到严格监管,由葡萄牙当局包给有钱的财团承办,由此收进的大笔款项,在殖民地的岁入里占了不小的一块。
赌局一年到头日夜不停,礼拜天也照开,而且实际上没有限额,一次可以押五分钱,也可以押五百元。大笔的钱不断地赢来输去,常常看到赌客——有男也有女——输光了最后一个铜板,便把怀表、首饰和别的值钱东西交给账房估价,孤注一掷,想把输掉的捞回来。
番摊馆这个摆在眼前的诱惑,是滋生罪案的一大温床,在家仆中间尤其如此。中国人天生好赌,这且不说;他们一旦手头拮据——这是常有的事——就有一条可能的出路:从主人家里偷偷拿几样东西,比方说一座钟和一打银匙,拿到满街都是的当铺里去当了,再用当来的钱去赌。要是手气好,钟和银匙立刻赎回来,在主人发觉之前放回原处,仆人轻轻松松就摆脱了困境。反过来,要是手气背,他要么逃到外地去,要么硬着头皮咬定是夜里进了贼,把偷窃的事赖过去。
在一家做了多年、深得信任的仆人,也常常经不住这种诱人而凶险的赌运的召唤。
有一天早上,我坐每天开行的班轮从澳门去香港,一个中国乘客突然跳下了船。轮船停下来,很快放下一只小艇,一艘葡萄牙警察汽艇也飞驶过来救人。有好一阵子我们还看得见这个寻短见的人的脑袋露在水面上,可没等救援赶到,他就沉下去了。他在番摊上倾家荡产,不敢回香港了。
许多人的下场就是这样。
中国宴席是一种怪异的盛会,经历过一回就永远忘不了。
我想试着描述的那一回,请帖上写的是上午十点,可客人们按天朝的习惯,直到十一点半左右才到。又等了半个钟头,其间大家聊天、喝茶、抽烟,然后我们被请进一间大厅,地上铺着砖,窗子糊着纸,酒席摆在三张圆桌上,每桌有三个欧洲人、五六个中国人。我们的东道主穿着华美的绸缎官服,我们则穿着黑色晨礼服。
桌子是素木的,没有桌布;远东幻想里那些铺着软垫的豪华卧榻,原来是硬邦邦的木凳。
宴席上摆满了许多小碟,盛着干果、甜食、腌菜、火腿片、皮蛋——一年多的陈货,黑乎乎的,气味冲得很——蔬菜等等。
每位赴宴的人面前都有一双筷子,还有两小张草纸,每道菜过后用来擦筷子。
一种温热的黄酒,有一股特别的霉味,可惜劲头太小,由仆役从锡壶里倒进小酒杯,大家频频满饮,一饮而尽,每人干完立刻把空杯亮给邻座看,表示杯底一滴不剩。看上去活像我们同时举起左轮手枪,互相对准了对方的脑袋。
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中国人全体起立,拿起筷子,伸进各个碟子里,开始给我们这些贵宾夹菜。我那只小盘子里很快就堆上了些甜食、酸腌菜、干果、火腿片,还有一只那臭名昭著的蛋。
这下轮到我们起身还礼,给替我们夹菜的人夹菜了。我攥紧筷子,往一块鱼上戳去,结果把它掉进了邻座的酒杯里。全场定格!不要紧,我又一样样地试了腌菜和蜜饯,成功率大约中等。我的努力没成就什么好事,可也没闯什么祸,因为主人们笑着点头,从座位上起身,客客气气地答谢我们这番卖力却徒劳的尽礼之举。
这一切不过是热身,相当于我们的饭后甜点,只不过不是放在饭后,而是放在饭前。
接着热菜上桌,中国朋友们用筷子从菜里夹给我们,那双筷子在他们手里灵巧得出奇。
一、各式布丁 太甜。
二、清煮河鱼 寡淡。
三、白煮鸡 尚可。
四、海参 免了。
五、虾 难吃。
六、白蘑菇 好。
七、鳗鱼 一流。
八、海菜 韧得像皮革。
九、银鱼 好。
十、鱼的内脏 我的天哪!!!
十一、莲子奶羹 很好。
十二、换个做法的煮鸡 免了。
十三、田鸡丸子 不知为何物。
十四、猪肉米粉 一种古怪的搭配。
十五、糖饭 太甜。
十六、清煮鸭 妙极,全席最好的一道菜。
十七、鱼翅 很好。
十八、粥 谢谢,不要了。
十九、汤 免了。
二十、鸦片、雪茄等 这一回没有抽鸦片。
这份长长的菜单一道道吃下来,伴着说不完的话、客套、笑话,还有中国人吃东西时特有的种种声响。
一离席,我们便戴上帽子,照中国的规矩行礼,把合抱的双手冲着对方的脸拱了又拱,「您请。不送,不送。」然后一面连连鞠躬,一面倒退着告辞。
第七章北京周遭
「北京」二字,译过来就是「北方的京城」,这是相对于南京〔注一〕即「南方的京城」而言的。
(原注:北京的「北」字是北方,南京的「南」字是南方,两处共用的「京」字是京城。)
北京一般被当作一座中国城市,其实它压根儿不是中国城,而是一座鞑靼城。中国城镇照例是窄巷石路挤成一团,北京却不然,当初是按图规划、整整齐齐铺开的,气魄之大,恐怕世上没有哪座城市比得上。可今天看到的这座城,比起那位构思它的伟大头脑心中的宏图,只剩下一副讽刺的模样。这要怪蒙古人性情中的一个特点:倾尽全力去构想、去完成某项浩大工程,完成之后便撒手不管,任它朽坏,直到后世,它形销骨立地立在那里,替人类的智慧、愚蠢与疏懒作证。北京如此,长城如此,大运河也如此。
鞑靼城旁边虽然还连着一座中国城,可那地方又脏又寒碜,除了一条街之外,欧洲人没什么兴趣,所以一说起北京,人们心里想的只是鞑靼城。
城四周围着一道巨大的长方形城墙,高约六十英尺,顶宽二十英尺,底宽四十英尺,每隔一段便开一座城门,高耸入云,十分好看。城门之间,宽阔的大街纵横贯穿全城,从这头通到那头。只是这些大街既不铺石,也不点灯,不过是一条条污秽的巷子:天旱时尘土没过脚踝,一下雨就转眼变成黑泥河,没有弹簧的大车车轮不停地搅,拼命拉车的牲口四蹄乱踩,泥浆溅得四处都是。
大道两旁,往往比路面低好几英尺,是两条土路,行人在上面走得花样百出:要绕开污水坑,要跨过横在路上的木头,要兜过占地搭起的窝棚,一边还得挨大道上溅过来的泥点,或者被裹着垃圾的尘土迷得睁不开眼。
照明全靠灯笼。笨重的木框子,糊的是纸不是玻璃,大约每隔四分之一英里挂一盏,每盏放出的光,足足有一支蜡烛那么亮。
在街上望去,看不见几座像样的房子;登上居高临下的城墙一看,眼前是一片屋顶的海洋,高矮一律,灰色一律,单调得很。之所以千篇一律,主要是因为楼房极少,而富贵人家的宅子除了外面有高墙遮挡,又和铺子、破屋混杂在一起,很难分辨出来。
北京城的正中央,围着一道二十英尺高、墙头覆着黄绿两色琉璃瓦的宫墙,那就是紫禁城,皇宫都聚在里面,直到不久以前,欧洲人一直被严格挡在门外。
城墙;几座寺庙,有的富丽,有的俗艳,有的破败;几段下水道的遗迹,用整块大石砌成,宽得能钻进一头驴,可见从前确有过一套排水卫生的规划,虽然如今荡然无存;一条不起眼的小河;一座据说是用煤堆起来、以备围城时取用的小山——把这些看过了,京城的建筑奇观也就算看全了。
义和团事变以前,所谓「使馆区」并没有明确的范围,不过是城里的一片地方,各国使馆陆陆续续「碰巧」落在那里,周围是一片破破烂烂的本地房屋,馆与馆之间靠几条叫人寸步难行、却也算作街道的通道连着。
有位俄国外交官跟我说过,他觉得北京「脏,可是好」,这话和我自己的看法恰好一致。这具庄严骨架上的枯瘦身躯,一步就能把人带回一千年前的文明里去。不是希腊、罗马那些摆给游客看的残迹,而是货真价实的原物,西方那股求变的风气至今还没怎么动过它。
在这座庞大的古物博物馆里,处处都是引人入胜的东西。我个人觉得,普雷斯科特那本迷人的《墨西哥征服史》里描绘的许多场景,搬到这座赫赫有名的北方京城来,也差不多一样合适。年代久远,与西方世界隔绝,对自己种族和帝国的骄傲,对本国浩如烟海的典籍的崇敬,停滞不前的文明,加上对一切外来事物的深深蔑视,合起来便成了一幅画:细节丰富,题材极其悲凉,景深却妙不可言。
在城里来往,要么坐车,要么骑马,要么步行。轿子在别处是最舒服的代步工具,在这里却只有皇族和中外高官才能坐。
大车像出租马车一样揽客,是一种笨重的、没有弹簧的车,上面搭个车篷。天气好的时候,乘客为了少受点罪,通常坐在车辕前的挡板上,后背蹭着骡马的屁股,两只脚悬在车轮前头,车轮便源源不断地把泥土灰尘往脚上甩。刮风的日子,就得爬进车厢,像裁缝那样盘腿坐在车板上——里面没有座位——再把帘子放下来。这样一来,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了,可大部分尘土总算挡在了外头。那尘土漫天飞扬,迷得人睁不开眼,不一会儿就能把人弄得浑身污秽,灌满衣服、头发、耳朵和嘴巴,再顺着鼻子眼睛往下淌。整个东方眼疾流行,因此失明的人多得可怕,罪魁祸首就是这种肮脏的尘土。
下雨天,大车陷在黑色的稀泥里,一直没到车轴,车轮一转,骡马一踩,泥浆便向四面八方飞溅,溅到人行道上的路人和铺面上,从旁边经过的车辆也被糊得满身是泥。
大雨过后,街道糟到难以形容的地步。我确实记得,就在城中心一条大街的路边,有一头骡子套在车辕里活活淹死了。
幸好对谁来说,好天气都占了很大一部分。那时既没有泥也没有土,可以在松软的路上悄无声息地小跑,骑起来和伦敦海德公园的罗滕道差不多。
在这样的早晨,北京真是令人愉快:阳光明媚,空气清凉提神,处处有好看的景致。万里无云的天上,一群群鸽子飞过,脚上和尾巴上绑着木头或陶土做的哨子,发出奇特而悦耳的声音,随着鸽群的每一次盘旋转折而变化。
中国人性格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便不是由佛教教义生出来的,也是佛教教义培养起来的,那就是对动物不动声色的喜爱,或者不如说,被动地承认动物有权受到体恤。说来也怪,无论野生的还是家养的动物,似乎都懂得这份情意:欧洲人一走近,它们就惊慌失措,中国人在旁边,它们却往往不大理会。
常见一个衣着体面的中国人悠闲地踱着步,手里擎着一根弯木棍,上面用一根四英尺来长的绳子拴着一只鸟,小囚徒可以飞出去一小段,飞到绳子尽头再回到棍上,一路欢快地啾啾鸣唱。
另一个闲逛的人手上托着一只柳条鸟笼,手腕向后弯,举到齐肩高,很像跑堂的端盘子。笼里一般是一只天津百灵或别的什么有名的鸣禽。走到一块空地,他便把笼子放在地上,退开几步,冲鸟吹口哨,鸟儿不一会儿就放声唱起来,鸟主人和旁观的人显然都乐不可支。
某座城门外有一处类似集市的地方,我们洋人一般管它叫「鸟笼街」,养鸟的人住在那里,许多种鸟在那里出售,都不关在笼子里,而是驯顺得很,安安静静地蹲在架子上——鹦鹉、百灵、文鸟,等等,有的腿上拴着绳,也有不拴的。
这里还能看到一些柳条筐,很像装橘子的板条箱,里面装满了普通的麻雀,有固定的需求,就有固定的供应。心肠慈善的中国老人、闲逛的人和读书人,下午到这个集市来,唯一的目的就是花两三文钱一只买几只小鸟,然后把它们放飞。他们脸上那副安详满足的笑容,透露出内心因为知道自己积了功德而得到的慰藉。麻雀被捉、被关所受的种种苦楚,跟买来放生这桩善举放在天平上一比,全然不算一回事。
中国人对生死的看法和我们大不相同。
在我们那里,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和福祉负有头等的责任,法律和社会都会施加压力,督促他们尽到这份义务;而子女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几乎等于零。
在中国人当中,子女被看作父母的绝对财产,父母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舆论和国法都无权干涉。溺婴之事是可以发生的,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据说父亲甚至在法律上有权把成年的子女处死。
反过来,子女则受种种纽带的约束,必须服从、尊敬、奉养乃至崇拜生养自己的人。孝道是一切美德中最大的,在这上头有亏的人,人人鄙视,与无赖和社会弃儿同列。
我们对人生的看法是很有限的。我们出生,我们死去,被打发到未知的地方,很快就被遗忘。
中国人却把自己看作生命之流中可以分离出来的一部分:他被这条长流送到这个世界上,在这里过完一生,然后又被送往亡灵的居所,存在的连续始终不曾中断。他死后,全家人真心实意地为他哀悼,以极大的恭敬操办丧事,在与身份相称的范围内尽量排场。坟墓修得气派,选在面对一片宜人景致的地方,还要种树,有时甚至挖出人工的水塘,好让脱离了躯体的灵魂能享受绿荫和凉风。在这座坟前献祭,不是一次,而是年复一年,由他的子孙后代来做,他们绝对相信亡灵存在,并且知道、也赞许这一切。这就是祖先崇拜。一个人若是死后没有儿子到坟前祭祀,那就太可怜了。
北京的出殡行列规模大得惊人。
我见过长达一英里多的,那种野蛮的豪华,想必花掉了好几千两银子。
真马一般大小的马、骆驼、鸵鸟和别的动物,用纸板或棉絮扎成;板条和纸糊的房子;一串串仿制的金银钱,要在坟前烧掉,好送到阴间给亡灵用;刻着金字的牌子;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灯笼——这些都由一大群乌合之众举着走在前头。紧挨在灵柩前面的是一队和尚,有的念经,有的用一种声音很像风笛的乐器吹奏怪异的哀乐。灵柩是一座庞大的建筑,高十到十五英尺,里面放着棺材,外面罩着绣花丝绸的华丽帷幔,整个架在直径约九英寸的粗大红杠上,由多达四五十名杠夫抬着走。送葬的人披散着头发,穿着白色长袍,跟在后面,或步行,或坐车,或坐轿,视死者的身份而定。
华北的冬天极其严酷。天津是北京的门户,每年都因为海面和河面封冻,有六到八个星期不能通航。寒暑表常常降到华氏零度以下,不过因为空气晴朗,并不像预料的那样冷。夜里星星闪烁,光芒耀眼,静止的寒气几乎像金属一样铮铮作响。乞丐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每夜成打地冻死,整片大地都在冰霜之王的掌握中动弹不得。
我的卧室靠一个美国大火炉还算暖和,炉子烧得通体发白。可是早上一走进浴室——铺砖的地,糊纸的窗——里面的温度就跟外头差不多了,尽管角落里有个小火炉呼呼作响,木澡盆里的热水冒出的蒸汽浓得连天光都暗了下来。洗漱成了一桩匆匆忙忙的差事,最后总是狼狈地逃回温暖的卧室。小火炉会烧尽熄灭,蒸汽会凝结消散,澡盆里的水要是不倒掉,很快就结成冰。
冬天越来越深,澡盆的内壁上结了一层冰,每溅一次水就厚一分,最后厚达三四英寸——总去敲它是会弄坏澡盆的——于是到头来,我每天早上是在一个冰窝里洗澡,只有窝底被每天的热水化透了。
街上那些家境殷实的中国人,裹着皮袍和一层又一层的棉衣,胖成平时的两倍,衣服厚得胳膊撑在两边,几乎和身子成了直角,头上罩着颜色鲜艳的风帽,在下巴底下扣得紧紧的。可怜的乞丐半裸着身子,捧着饭碗,冻得弯成两截,拖着脚走路,嘴里嘟嘟囔囔、哼哼唧唧,饿得骨碌碌乱转的眼睛扫过行人的脸,无声地乞求帮助或怜悯。
一天晚上,我骑马走在一条大街上,看见一个中国人捧着一块热气腾腾的饼往家走,那饼有点像夹了葡萄干的约克郡布丁,是他刚在路边饭铺买的。忽然一个乞丐抓住他的两只手腕,在饼上狠狠咬了一大口,能咬多大咬多大,然后拖着脚走开了,任凭那位怒气冲冲的买主拳头雨点般落在身上,也毫不理会。
在最冷的日子里,我见过乞丐们聚成一堆一堆,拿他们仅有的几文钱赌博,总数大概超不过半个便士。他们赤着身子,饿着肚子,冻得发僵,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瞪大了眼睛盯着骰子落下的那一刻——这一掷决定的是:今晚吃上一顿饭,还是冻饿而死。
他们过惯了穷困潦倒的日子,手里得了一点小玩意儿也显得很高兴。有一回刮着刺骨的寒风,我看见几个成年乞丐在一块荒地上放风筝,玩得兴致勃勃,那份兴头是那些玩腻了这项空中游戏的人所没有的。
华北的冰很少有好的,因为风多,冰面上大都蒙着一层尘土。不过偶尔在入冬之初,头一场沙尘暴来临之前,倒也能滑上几回像样的冰。
北京搭起一座极大的席棚来挡尘土,棚里的地面每天灌水,好冻出好冰。这座冰场是欧洲人下午最爱去的地方,可是场地太小,人又太挤,只靠几盏油灯照着,实在滑不痛快。
我在城墙外的护城河上滑过冰,冰不太好,主要的乐趣在于看中国人表演。他们一般只穿一只冰鞋,另一只脚在冰上蹬,蹬到一定的速度,便张开双臂,身子前倾,直到鼻子几乎碰着冰面,把没穿冰鞋的那只脚高高抬过后背。这种单腿掠过冰面、像鸟一样的姿势,似乎就是他们心目中最优美的滑法。
这个季节,那些仪态庄重的双峰骆驼,披着一英尺长的漂亮褐色绒毛,从蒙古南下,驮来肉和皮货,还有从满洲和黑龙江来的冻野味和冻鱼,以及北京以北矿山出的煤。
蒙古赶驼人穿着毛朝里的皮袄,在前头步行,用一根拴在鼻子上的绳子牵着头一峰骆驼;头驼尾巴上系一根绳,连着第二峰骆驼的鼻子,依此类推,一队八峰十峰,牢牢地连成一串。它们迈着优雅从容的步子走着,唯一的声响是头驼脖子上挂的大铃铛沉闷的叮当声。
有时一峰骆驼背上驮着两只巨大的驮筐,蒙古人一家老小全装在里面,小娃娃圆圆的黄脸蛋从高高的育儿室里往下张望,看着这个陌生的、一晃而过的世界。
我还见过一峰小骆驼,显然是半路上生下来的,被放在一副驮架里,绑在母驼背上驮着走。
可靠的中国人告诉我,冬天每天进出北京城门的骆驼有一万多峰。它们是很美的动物,个头极高,看上去非常温顺。
有一回,我在卢沟桥附近打完野鸭,天刚亮往回走,被几百峰等着进西城门的骆驼紧紧夹在当中。我又喊又用马鞭戳它们,好给我的小马挤出一条路来,它们只是用那双有耐心的眼睛低头看着我,既不咬,也不踢。
到了春天,骆驼的绒毛一大片一大片地脱落,看上去衣衫褴褛。这些毛被收集起来,织成有名的天津地毯。
夏天,它们和野禽一样不见了,往北去,到蒙古高原上找凉爽的牧场。
北京不是海港,受外国贸易的影响还很小,所以住在那里的欧洲人,只有外交使团和使馆卫队、海关总税务司署的人、各学堂的教习、传教士,以及几个开店的。
冬天,与外界的交通相当困难,北京的社交圈子自然是五方杂处、极其国际化的,便以一场接一场的晚宴、舞会和招待会来自娱,款待极其慷慨大方,东方环境的新奇又给这些聚会添了几分魅力。
我和一位住在干面胡同的法国朋友结伴,去了一趟长城,从京城出发要走两天。
我们骑着小马,干粮和铺盖装在一辆两头骡子拉的大车上,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早晨,天还没亮就动身了。
我们沿着紫禁城墙外结冰的路慢慢走,天亮时到了一座城门,出了北京,踏上一条宽阔而尘土飞扬的大道。不久便迎面碰上络绎不绝的骆驼、骡子、小马、驴、大车和苦力,个个驮着、担着各式各样的物产,要去供应这座大城的市场。
时候还早,冷得刺骨,人人都只顾着自己的事,对过路的人顶多瞟上一眼,所以我们这支小小的驼队没人缠着围观,走得很顺。
将近十一点钟,一阵大风刮起了遮天蔽日的沙尘暴,抽得我们好苦。为了躲避,我们乐得在路边一家客店里歇脚,顺便早早吃了午饭。这时才发现,三天行程所需的面包落在家里了,只好将就着吃本地的面饼,又黏又沉,跟铅块似的。
我们待的那间屋子朝着客店的院子,没有门,一小群兴致勃勃的看客很快聚拢来,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人越聚越多,到后来有好几十个,我的朋友便出去找店主交涉,却发现那位老兄正在外面大门口忙得不亦乐乎,谁想看洋人吃饭,一律放进来,每人收五文钱。
风忽然停了,沙暴平息下来,我们继续赶路,天黑时到了阳坊村,原先就打算在那里过夜。
就是在这里,我差点儿撒手人寰。
整个华北,砖砌的床,叫做「炕」,到处都是。炕高约两英尺,长方形,里面是空的,一头开个小口,上面铺着草席。白天在这个口子里生一盆炭火,热气充满炕膛,慢慢把砖烘热,砖能把热气保持一整夜。到了晚上就让火熄掉,铺上一床棉被、一条厚毯子,再放一个枕头,便是一张极舒服的床了。
我以前没见过这种炕,也没人跟我讲过怎么烧,加上冷得厉害,临睡前我又往快熄的余烬上添了些新炭。不知睡了多久,我觉得自己陷在一场可怕的噩梦里。我浑身发烫,一点也动不了。舌头又肿又重,喉咙又干又痛,想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眼睛火辣辣地疼,一旦睁开就再也合不上。我神志很清楚,知道自己正在窒息,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惊恐万状,望着照在纸窗上的明亮月光,直到失去知觉。
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是冷风扑在脸上,嘴里有水,水还顺着脖子和胸口往下淌,一双有力的胳膊托着我,我朋友的马夫正在喊他的主人拿灯来——这时月亮已经落下去了。
我能得救,全靠我那匹小马的缰绳碰巧断了。那马刚剪过毛,冻得烦躁不安,把缰绳挣断了,马夫只好进我屋里来拿备用的——我出门总是带着一根。第二天早上,我浑身发软,头痛欲裂,但还能接着赶路,随着时辰过去,慢慢缓了过来。
不消说,这场意外就是添了新炭惹出来的,可我当时不知道炕里没有烟道把毒气排出去。
我们把小马和大车留在阳坊,改骑骡子,因为骡子脚底下稳当,只是那高高的木鞍子和短短的马镫实在叫人难受。一大早我们就上路了。
穿过一片约十英里宽、满地乱石的平原,便到了南口,也就是「南边的关口」,从这里进了山。
这条路走驮畜还算不错,只是隔不多远就要横过一道半冻的溪床,湍急的溪水清甜,像水晶一样透亮。两边山峦夹峙,迎面而来的是络绎不绝的人和牲口,把货物从蒙古运往北京。
景色美极了,一路上都能看见坍塌的堡垒和城墙,那是许多世纪以前为了守住这条最要紧的关隘、抵御来犯之敌而修的。
我们看见三四只雉,还听见好几只在叫,看来这片崎岖的山里大概能打到不错的猎。在一座精美的印度式拱门底下歇脚吃过午饭,我们到了八达岭,据说意思是「八座高峰」,在这里把长城看了个清楚。
我们在一处半已坍塌的地方爬上墙顶,我的朋友很快就忙着摆弄他的照相机,我则去仔细考察这座举世闻名的建筑。
我的脚算是比较长的,墙顶的宽度恰好是我的十四只脚长,上面平平整整地铺着方砖。墙高我估计在二十到三十英尺之间。每隔一段,距离不等,就有一座敌楼,其中一座里堆着一堆古旧的短炮,约两英尺长,从头到尾一样粗,外面箍着铁箍加固。这些炮很像旧水管,看上去一点也不吓人,大概对开炮的人比对敌人还危险。
长城修建于公元前两百年,绵延一千三百多英里,确实是一座宏伟的丰碑,用大砖砌得结结实实,至少在这一段保存完好,绝不像某些记述者说的那样,只是一堆乱石和瓦砾。
它不是顺着最省力的路线蜿蜒,而是随着地势起伏,翻过峭壁,探入深谷,所以能看见它一座山头接一座山头地往上爬,越过山脉,直到细得像一根线,最后消失在遥远的天边。我在墙上走了一小段,发现它爬上了几乎垂直的悬崖。我顺着其中一处爬了上去,这里的墙顶砌成了台阶;另一边下去却陡得厉害,为了稳妥,我是倒退着手脚并用爬下来的。
修长城的目的,是保护中国,防备野蛮的鞑靼人入侵,他们成群结队地从满洲、蒙古和北亚草原南下,到平原上来劫掠。
朝中国的一侧是一道矮矮的女墙,墙体中间砌有石阶,从墙顶穿过没有门扇的门洞通到地面,供守军上下进出;朝蒙古的一侧,墙头筑着约四英尺半高的垛口,足以掩护,大约每隔五英尺就开有射孔和炮眼。
长城是世界奇观之一,修了十年才完工。可在完工之时,要想挡住一支意志坚决的敌军,大概就跟今天拿它去对付现代大炮一样,毫无用处。
我想带一件像样的纪念品回去,便挑了一块保存完好的砖,用几块手帕打了结,挎在肩上,就这样踏上了归途。头三四英里一切顺利,可过了这一段,那块砖便飞快地沉起来,沉到几乎扛不住,骡子一颠一颠地小跑,砖头不停地敲着我的后腰,简直叫人忍无可忍。我想把它绑在鞍子上,说起来简单,可怎么也绑不住,还把骡子闹得完全不听使唤。又拼死拼活地撑了几英里,我终于把它扔掉了,心里又是厌恶又是庆幸。十有八九,它至今还躺在原地。
天黑以前我们回到阳坊,好好歇了歇,吃了晚饭,十分惬意。可这天正是月圆,我们又急着第二天早早回到北京,我的朋友便提议当晚再赶两个钟头的路。
换下疲惫的骡子,骑上精神的小马,坐在鹿皮马鞍上舒服多了,我们兴高采烈地走了一程。可是严寒和疲劳很快就显出了威力,我们困得厉害,决定到下一家客店就卸鞍歇下。然而我们打的是如意算盘,那家客店早已住满,我们只好重新上路,心情可就不怎么好了。下一家客店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更挤,再下一家也是,再下一家还是。整整五个钟头,我们半睡半醒地往前挨。我只依稀记得白雪覆盖的地面,记得我的小马过一处结冰的浅滩时脚下一滑,记得我一直拼命让自己不从鞍子上掉下来。半夜一点钟,我们又砸响了一家客店的门,结果又被那句可怕的话挡了回来:「住满了。」
我的朋友本地话说得很流利,这时使出了浑身解数,居然说得那扇门小心翼翼地开了几英寸宽的一条缝。我一个箭步就蹿了进去,看见一铺炕上只躺着一个人,便把他掀了下去,自己扑倒在炕上,只模模糊糊觉出一股呛人的鸦片烟味,一片喧哗吵嚷,还有一连串最难听的骂声。
醒来时,我发现朋友在我身边还睡着,屋里早晨的空气已经十分清爽。这家肮脏的客店几乎空了,昨夜投宿的客人天不亮就带着大车和驮畜走了,所以我用不着去面对那位被我毫不客气地夺了床铺的人。不过我还是留了一块钱给店主,让他转交,心里明知这钱绝到不了那人手里,只是想借此让略觉有愧的良心好受一点。
剩下的路不多了,我们轻轻松松地在午饭前回到了北京。
那年冬天,我还去了一趟前朝明代皇帝的葬地,俗称「明陵」。那里有好几座巨大的殿宇或者说宝塔,建筑上没有多少美感,如今已相当破败。
其中一座殿宇前有一条神道,两旁排列着巨大的石像,有武将、文臣、马、骆驼、象等等,每一尊看来都是用整块石头雕成的。
两百六十年前,中国人的明朝被当今在位的满洲王朝取而代之,所以现在没有人去设法保护这些有趣的古迹。
夏天白天往往很热,寒暑表在阴凉处也常常达到华氏九十度到一百度之间,加上街道肮脏失修,越发叫人难熬。
不过到了夜里,凉爽宜人,可以盖着毯子睡觉,床上也从来用不着像中部各省那样挂拉风扇。这时候在清晨或傍晚的凉爽时分到城墙外骑马,是最愉快不过的事,许多有趣的景象让人目不暇接。
有练绝活的杂耍艺人;有悲剧演员绷着脸,用尖细的假嗓子对着想象中的观众高声念白;有拾破烂的人拿着铁尖的棍子拣选他们那些臭烘烘的货色;有一群群粗壮的黑猪被买进卖出;而在高大的城墙墩台背风处,弓箭手竖起约八英寸见方的纸靶,演练射艺,神情庄严,姿势讲究,手法也相当娴熟。
总会里和各家私人球场上常有人打网球,不过外交使团的人大多和传教士一样,盛夏时都搬到西山的寺庙里去避暑,西山离北京约十二英里;如今通了铁路,也有人去海滨的避暑地北戴河。
一天下午,我和另一个欧洲人骑马出城约十英里,去看那座著名的颐和园的废墟。自从一八六〇年被英法联军毁掉以后,那里一直是一片荒凉、杂草丛生的废墟。我们把小马安顿在一家客店里,店里一个好奇的本地老头想知道,我们那亮晶晶的马镫和马嚼子是不是银子做的——中国人从来想不到把自家的擦亮。然后我们步行到正门,可当时修复工程刚刚开始,看门人不让我们进去。我们毫不气馁,绕到另一边,从墙上的一个缺口神不知鬼不觉地钻了进去,仔仔细细地看了一座临湖的、半毁的亭子,其间只有一位年迈的看守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温和地请我们离开。我们正准备离开,往园子的另一处去,忽然撞见了几十个正在修缮的工匠。他们停下手里的活儿瞪着我们,却没有什么敌意的举动。本来我们还可以平平安安地退出去,偏偏我的同伴一心想练练他的中国话,不顾我再三警告,满脸堆笑地朝他们走了过去。他刚一进入射程,砖头石块便漫天飞来,我们俩只得掉头,拼命往那个缺口跑,号叫的人群紧追在后。我们一口气跑回客店,也只停了一下,牵出小马,又继续那场毫无体面可言的逃跑。我没有受伤,我的同伴头上却挨了狠狠的一下,我心里暗暗称快,因为正是他这一举动,不但叫我们冒了相当大的危险,还害得我们没能再好好看看这处历史名胜,此后它就对所有欧洲人严格关闭了。
我是一八八九年年底离开北京的。当时还没有铁路,到天津的九十英里路程,要么骑马,要么坐大车走乡间小道,要么在离京城十四英里的通州上船,顺白河而下。我决定坐船,因为比另外两种走法舒服得多。
那年冬天来得早,河上已经有了些冰,不过打听下来,河道还通着。我的行李堆上一辆两头骡子拉的长而窄的大车,我和我的听差各骑一头极小的驴,就这样从这座雄伟的大城出发,走上通往通州的石道,因为接连下了大雨,又上了冻,比较好走的乡间土路已经走不通了。
这条路,或者不如说这条堤道,是中国人那种性格的又一个见证:花大钱修起工程,然后便撒手不管,任它破败坍塌。
路宽十二到十四英尺,用巨大的花岗岩条石铺成,条石一英尺见方,长约三到七英尺,当初一定是一条平平整整的壮观大道。然而岁月和满载的大车车轮的碾磨,在坚硬的石头上磨出了无数道七八英寸深的车辙,没有弹簧的大车在上面走,便左右猛烈地颠撞,几乎把驾辕的牲口摔倒在地,欧洲人根本没法坐在车里,而瓷器或任何易碎的东西,不管包装得多仔细,都注定要粉身碎骨。
到了通州,我看见许多冰块顺流漂下,可船家说河道还通到海口,我相信他们说的是实话。于是把行李搬上一条船,我带着听差和我那条指示猎犬上了另一条,下午三点钟左右解缆开船,指望第二天傍晚到天津。
天黑以前,冰块大大增多。我裹着毯子在舱里喝茶,能听见船家激动的声音,不停地向上行的民船打听我们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们是天津人,急着在河面封冻之前把船弄回家。然而到了六点钟,我们走了约十二英里,天已经全黑了,两条船忽然撞上了一道刚刚结成的冰坝,再也走不动了。船家拼命使劲,大喊大叫,总算把两条船绞拉到离岸几英尺的地方,我们就停在那里。顺流而下的新冰不断涌来,船被卡得一刻比一刻紧,冰块在冻结的冲力挤压下,发出可怕的咯吱声,堆积在船边,到后来,一块块八分之一英寸厚、晶莹剔透的大冰片,像活的一样滑上了甲板。
看来是没有脱身的指望了,我便打发一个船夫回通州去雇大车,好接着赶路。可叫我沮丧的是,他半夜两点钟回来,说一辆车也雇不到。
处境很不妙,因为我必须在封航以前赶到天津,搭上去上海的轮船,于是我派听差带着另一个船夫出发,吩咐他们无论如何、不惜代价也要弄到个代步的东西。这一回比较成功,十点钟他们带回一个农夫和他那辆着实了不起的大车,车子由一匹小马、一头牛和一头驴拉着,可他们只能出四十块钱这样的天价才雇得到。
我的家当又搬了一次,送了五块钱给垂头丧气的船家,我们就出发了,每小时走不到两英里。
我要是坐在高高堆起的行李上,很快就冻僵了;要是步行,转眼就把大车远远甩在后头,又不敢让它离开视线,怕它走了别的路,所以我的时间就花在往前走一段、再折回来迎大车上。
天黑很久以后,我们在一家寻常的路边客店歇下。那是一圈破屋子围着一个肮脏的露天院子,院里挤满了大车和牲口,猪和鸡也住在里面。我在一间简陋的屋子——或者不如说棚子——里的一铺砖炕上安身,窗纸破了,泥地坑坑洼洼。
我就着一支在穿堂风里淌着蜡油的牛油蜡烛,吞了些冷饭冷菜,又累又烦,不由得倒头便睡。第二天凌晨三点钟,我们又在满天闪烁的星斗下、在刺骨的寒风里慢慢地挪着上路了。
凡事总有个尽头。苦不堪言地熬了四天之后,我在中午时分到了天津一位朋友家里,饥肠辘辘,两脚酸痛,满身污垢,正好赶上最后一班轮船,当晚开航。
洗了个热水澡,饱饱地吃了顿午饭,我感激万分地上床睡觉。可是,人性就是这么冷酷无情,三点钟我又被人从床上拖起来,去踢一场足球赛。谢天谢地,我们那一队输了。
第八章东鳞西爪
到中国去有三条路:
一、陆路,坐火车穿过欧洲和西伯利亚;
二、西路,横渡大西洋,穿过北美洲,再横渡太平洋;
三、东路,取道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和印度洋。
三条路里,最后一条大概最有意思,在许多方面也最舒服,因为你可以在英国的港口登上一艘华丽的邮轮,此后便一直待在船上,享受着不亚于头等旅馆的舒适与奢华,直到在香港或上海上岸。
这类船里最好的几艘,简直就是水上宫殿:大餐厅金碧辉煌,装饰起来不惜工本,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点着电灯,吹着电扇,端上来的饭菜,放在伦敦或巴黎哪家馆子里也不丢脸。音乐室、图书室、吸烟室和酒吧,洗衣房、理发铺,还有叫人心旷神怡的大理石浴室,一应俱全。
在那些顶呱呱的德国船上,乐队隔不多久就奏上一曲;我还当真在几间舱房里见过冷气炉子,在红海或别处经过酷热地带的时候,你可以关上舱门,把椅子往前一拉,痛痛快快凉快一阵。
这种炉子是怎么运转的,我说不准,想来总跟船上的冷藏机有些关系,那机器给船上制冰,又给肉类和水果冷藏保鲜,大概就是把一股乙醚或冷空气用泵打进炉子里去。
样子像法国的瓷炉子,靠在舱房的一面墙上,旁边有个调节器,可以把温度一直降到差不多冰点。酷暑之中,这东西无疑十分惬意,给病院用更是无价之宝,可我怀疑它能否普遍用开来,因为依我看,从甲板上华氏一百度上下一下子换到舱房里比方说六十度,对身体不可能没有坏处。
走东路,是迎着太阳走,每一天都要缩短一点;走西路,是顺着太阳走,每一天都要拉长一点。
绕地球一圈,这些缩短或拉长的时间加起来正好是二十四个小时,所以走东路回到英国,你会多出一天来,你以为是星期三,其实是星期二,这样一来,一个礼拜里就得过两个星期三。反过来,走西路就会丢掉一天,按你自己的算法是星期三回到家,却发现别人个个都管这天叫星期四,第二天早上你也只好认它是星期五。
为了免得这样乱套,横渡太平洋的时候总要把日期调整一下。
往东走,船长就宣布,接连要过两个星期一,或者两个星期四,视情形而定,好把多出来的那一天用掉。
往西走呢,一个礼拜里就得砍掉一天,因为要想按期到港,这一天是没有工夫过的。
说到这件事,常听人讲一个故事。某一回,一艘船从温哥华开往香港,船上几位传教士乘客商定,星期天上午十点半在大餐厅做礼拜,还照例在大餐厅楼梯口贴了张告示,却没有事先跟船长商量,也没有请他准许。
船长在自己船上,可不愿意被人撇在一边,哪怕人家是无心的,于是不声不响把日期调了一调。第二天早上,乘客们发现传教士的告示正上方贴了一张正式通告,说本日上午十点以前为星期天,十点以后即为星期一。这么一来,传教士、星期天和礼拜,一下子全给取消了。
就我所知,天底下最舒服、最安逸的旅行,要数坐长江上的大轮船,从上海溯江而上六百英里到汉口,再换稍小一点的船,又走四百英里到宜昌。
船上干净得一尘不染,伙食好,船长个个快活,中国茶房极其得力,点着电灯,大餐厅富丽堂皇,舱房比最好的远洋邮轮上的还大一倍,乘客少,没有喧闹,也不晕船。你日日夜夜在平静的水面上滑行,恍如梦中一般安宁,只是每隔几个钟头,船要在停靠的口岸装卸货物,或者在江边的码头上下中国乘客,才会被打断片刻。不过中国乘客并不跟欧洲人混在一处,他们另有专用的大餐厅。这些船当中,有几艘是六十年代初那段黄金岁月里照美国式样造的,内部陈设的排场,新船上已经大大缩减了。
这些老船上宽敞的浴室,是一大舒适之处,而且多得叫生客几乎摸不着头脑。我就听说,有个刚从家乡出来、胆子挺小的年轻人,出过一桩倒霉的意外:他把船长的浴室当成了自己舱房的浴室,一头冲了进去,门显然是从里面没闩牢,结果和正在洗澡的船长太太撞了个脸对脸。他当然立刻退了出来,可事情严重得很,他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去找船长说明。这件尴尬差事,他虽然心里七上八下,还是去办了,到船长舱房里一看,丈夫正在看书。船长平平静静听他把经过从头说完,只简简单单说了一句:「啊,她身段很美,是不是?」
事情就此了结。
中国人知道罗盘已有好多个世纪了,可他们有个古怪的习惯,许多事情都跟欧洲人恰恰反着来,读罗盘方位也和我们倒过来,说的是「东北风」「西南风」之类。
「向右」「向左」这样的说法,我从来没听他们说过,惯常的说法是「往东南走」或者「往西北走」,看情形而定。就是在城里问路,本地人给你指路,也是按东西南北,不按街名。
中国的螺丝是从右往左拧的,和我们的方向正好相反。这一点我有过一回实地见识。一天早上我从山里回来,有个轿夫偷偷从午饭篮子里摸走了我的扁酒壶,想拧开盖子喝里头的威士忌,可他不知道洋人的拧法不同,其实是越拧越紧,最后终于把盖子拧断了。几个钟头以后,我在轮船上发现酒壶报废了,金属上深深嵌着一排牙印,罪状明明白白。
在北京学中文的时候,漫长的冬夜里,先生常常在晚饭后过来,两人坐在熊熊的炉火边,随便拣些有意思的话题聊,好练习说话。我这样听来的许多稀奇事里,下面这一桩一直叫我琢磨不透,心里老嘀咕:「这里头莫非真有几分道理?」
那天我买了几块不怎么值钱的皮褥子,拿不准是狗皮还是羊皮,就问先生的意见。他怎么回答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话头转到了皮货上,他告诉我,有几种罕见的狼皮贵得出奇,因为那些狼是蒙古猎人捉住以后活剥了皮,再用一种特别的法子硝制的。他一口咬定,用这种狼皮做的褥子,每逢野兽、强盗或者什么险情逼近屋子,毛就会竖起来,就跟狼活着时发怒一样,及时给屋里的人报信,所以才这样贵重。
我从没见过号称是这种狼皮的东西,把这个故事复述一遍,就算是为了它那股东方式的诡异吧。
水牛是中国乡间一道惹眼的风景,中部和南部各省尤其如此。水牛的身躯差不多跟大象一样庞大,也跟大象一样几乎没有毛,腿却很短,所以比普通的黄牛高不了多少。沉重的脑袋上顶着一对半圆形的巨角,模样凶恶,可说来也怪,性子却极其胆小温顺。夏天为了凉快,也为了躲蚊子,它们扎进河沟或泥塘里,一泡就是几个钟头,只把鼻子和眼睛露在水面上。看着这么一头笨重、样子吓人的畜生,鼻子上拴一根细绳,被一个小不点儿的中国女孩安安静静牵着走,倒是一幅可爱的景象。小姑娘走累了,就叫牛站住,拉着绳子把它的头往下一拽,一只小脚踩上那粗大的牛角,水牛便慢慢把她从地上抬起来,轻轻放到背上。那背宽得很,牛在吃草,她就在上面跪着玩耍。这些水牛主要用来种稻,而中国人很少吃牛肉,所以它们大多是老死的。
有一回,我看见一大家子中国人从附近的草地上愁眉苦脸地回村子去,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去埋自家的水牛,那牛忠心耿耿干了二十多年活,刚刚死了。
有一回我到汉水上游很远的地方打猎,看见一头大水牛背上骑着四个男孩子,在一条水沟边吃草,水沟那边是一道十来英尺高的陡坡。草很软,我走得很近了它们都没察觉,后来一只兔子蹿起来,我开了一枪。那水牛立刻冲过水沟,直奔坡上,男孩子们除了彼此之外没有什么可抓的,一个个仰面朝天给甩进了水里,挣扎的胳膊腿儿堆成了一大堆,把我乐坏了。
中国的农舍跟我们这里结实舒适的住宅大不相同,都是简陋的泥屋,没有楼,盖着瓦顶,窗户糊的是油纸,地面是泥地,家具是自己做的,粗糙得无以复加。房子四周没有小径,也没有花园,就立在场院、杂屋和粪坑的正中间,打谷场照例就在大门外头。猪、狗、鸡、羊在屋里屋外随意走动,用来耕地打谷的两三头水牛和黄牛,就拴在旁边的树上。
北方大量种植小麦、玉米、大麦和小米,可凡是种得了稻子的地方,稻子都是头一号庄稼,只是需要大量的水。稻种先撒在一小块干地上,日后再移栽,出苗密得像草一样,绿得极其鲜亮。这时就要整田了。稻田很少超过半英亩,一般还要小得多。先用精心安排的灌溉办法放水,淹到三四英寸深,等泥泡软了,再用一张原始的木犁翻土,犁头上包一小块铁刃,由一头水牛拉着。翻过以后再耙,农夫站在耙上,赶着水牛在水里蹚着走,一直耙到满田都是肥沃的稀泥。然后用手把秧苗一棵一棵插下去,间隔约六英寸,田里始终引着一股活水,让水刚好漫过田面。稻子熟了,约有两英尺半高,水早在之前一段时间就断了,于是开镰收割。
收割的时候,田里常常抬来一只大木桶,直径约四英尺,高约三英尺。割稻的人割下一抱稻子,攥着稻秆那一头,把稻穗使劲往桶沿上摔打五六下,谷粒就落进桶里。桶装满了,换上一只空桶,满桶抬到打谷场上,用铁锨一锨一锨扬到空中,风把糠秕吹到一边,扬净的稻谷单独落成一堆。要是不在田里这样脱粒,就把稻子运回农家堆起来,有时还堆在大树低处的树杈上,免得万一发大水被冲走,日后再在打谷场上让牛踩出谷粒,或者由农夫一家子用竹柄轻编的连枷打下来。
在房屋挨着房屋的村镇里,有个很普遍的做法:小鸡一孵出来,就给它涂上颜色或者染上颜色,好让每家主妇认得出自家的鸡。这一家染成鲜红,那一家用蓝色,另一家用绿色,诸如此类。这些颜色扎眼的小东西在街上混作一团,在欧洲人看来,真是滑稽又新鲜。
中国的各个阶层,从乞丐到翰林,对鬼魂、梦兆以及种种神怪之事,都是深信不疑、坚定不移的。
你要是表示怀疑或不以为然,他们会马上附和你,一来是有点怕被人当作笑柄,二来也觉得想说服欧洲人相信这些道理,无论如何都是白费力气。
一八九九年秋天,我在沙市。那是长江上游九百英里处一座不景气的城,当时那里只住着我和另一个英国人两个欧洲人,四周是稠密而充满敌意的居民,就在几个礼拜之前,他们刚把洋人的房子统统烧光,逼得房子里的人坐着小船逃命。就在那时,这种普遍的迷信当中最出奇的两桩事例,我都亲眼见到了。
当时,邻省四川正有一场叛乱闹得如火如荼,这种叛乱在中国社会本是长年不断的。为首的是个叫余蛮子的人,领着一伙人讨伐基督徒和外国势力,至少有一位法国神父被杀,另一位被长期扣押,地方官员想尽办法也没能把他救出来。
这个了不得的土匪干的事情,自然成了我们每天头一号的话题。有一位十分聪明、学问很好的中国绅士,常把当地的消息告诉我,他说本地人普遍相信余蛮子有神通。「当然,」他补了一句,一面狐疑地打量着我,「这不可能是真的,不过茶馆里都是这么传的。」
我停了一会儿,悄悄告诉他,别的洋人信不信我不管,我个人对于说世上没有神灵鬼怪这一点,倒是很有几分怀疑的。
我不用抬头,也觉得出他的眼睛正在我脸上仔仔细细搜寻,看有没有嘲弄或挖苦的意思,可我总算绷住了一张木然的脸,还故意不再往下谈,起身去找雪茄和酒,好消磨这个下午。后来他终于又把话头扯了回来,我看得出他对这事兴趣浓厚。有个肯听的人,又有好酒好烟助兴,他越说越起劲,最后憋不住推心置腹,压低嗓子、激动地把下面这桩关于余蛮子的「事实」告诉了我。
这个有神通的亡命之徒刚出来闯荡的时候,收罗了一帮门徒,在他们脚踝上绑上极重的东西,起初他们一步也挪不动;可是日复一日不停地使劲,渐渐地能爬几步了,后来能轻轻松松走路了,最后脚上绑着重物居然还能跑。
等到起事的时候到了,余蛮子把重物一解,门徒们身子轻得个个都能「飞」,于是能在相隔很远的地方之间来去如风,官府怎么抓也抓不着。
不熟悉东方的人,大概很难相信这样的鬼话竟会有这么多人深信不疑,可事实就是如此。后来中国朝廷拿官职和一大笔银子收买余蛮子,叫他改邪归正,这非但没有打破这种迷信,反倒更叫人深信了。
一连好几个礼拜,我们时时刻刻提防着余蛮子手下哪一股人马来洗劫。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城里两处地方同时起了大火,我们以为大祸临头了。好在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风雨挡住了叛匪,他们没能照原定计划顺江而下,可那两把火显然是事先计划好、约好时辰的,到底还是放了。
第二天早上,我那位同胞来报信,说他去火场看过了,有三个人被烧得惨不忍睹,盖着草席躺在街上,还没断气。我手头连一点医药都没有,帮不上忙,所以连屋门都没出。
过了一个钟头,我那位同胞又冲了进来,后面跟着两三个中国人,说那几个受难者的亲属已经把他们抬到附近一块荒地上,四周堆起柴火,浇上煤油,这会儿正把他们烧了献祭火神,因为火神已经认定这几个人是他的了。
面对这样骇人的情形,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那几个可怜人已经没有人能救得了了,要是出面干涉,激愤的人群立刻就会拿我们开刀。可是那种不得不袖手旁观、叫人作呕的滋味,我到死都忘不了。
我特意把这件事记下来,因为在中国人当中,这样极端的事我只听说过这一桩,虽说他们常常不肯救落水的人,怕惹河神不高兴,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后来我们听说,那伙叛匪约有两三百人,被风雨挡回去以后,越过省界进了湖南,在那里杀了一个官员和他的家眷,还有几个仆人,后来在洞庭湖边的一片沼泽里被官兵围住,一个不剩全被砍了,我们听了大为快意。
中国本地的猪种很粗劣,清一色是乌黑的。所以我有个法国朋友头一回把两头外国种的白猪运进北京的时候,当地的中国人好奇得不得了,觉得这两头猪邪门得很,还认为故去亲友的魂灵转世投到这样白净俊俏的身子里,也不是没有可能。
等猪仔细养肥了,请来一个屠户给它们一个痛快,哪知他一看见这两头猪,吓得撒腿就跑,怎么也不肯回来,别的屠户也没有一个请得动。我那朋友说,最后他只好自己挽起袖子,亲手干了这桩血淋淋却又非干不可的差事。
在天朝的人看来,「老规矩」差不多就是一种宗教,想要推翻它,非得极其谨慎、极有恒心、极有力量不可。一件事只要有老规矩撑腰,哪怕只是有个先例,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不管它多么有害、多么荒唐。
就拿缠足来说吧。
朝廷颁布过明令禁止这种残忍而无谓的陋习的法律,至今仍然有效,统治民族满族人也从来不缠足,可是汉人,而且女人比男人更甚,偏偏死抱着这个习俗不放,固执得近乎狂热,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是老规矩,女孩子要是不缠脚,就会冒犯人人心里的体统。
我常常跟中国人谈起这件事,他们很爽快地承认这毫无用处,而且让小孩子受极大的苦,可他们说,自家闺女要是一双天足,多半嫁不出去,因为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自己的妻子有什么出格的地方,跟别的女人不一样。他们常常反问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不觉得缠足比你们外国女人勒得紧紧的束腰更疼多少,而且缠足至少没有那么难看,也没有那么伤身子。」
中国人跟我们相反,是回头向过去寻求启迪和指引的。在他们看来,热衷于新奇和变化,大有轻浮不定、缺乏涵养的味道。
先例能多么快地确立,又有多大的约束力,几年前我在北京碰到过一个稀奇的例子。
环绕城墙的护城河,如今水已经很浅了,有一处地方多年来架着一座小桥,后来桥朽了、不结实了,到底塌了下去。
照东方人那种拖拉的作风,好几个月都没人想到重修。等到想修的时候,却发现有两个人在这段时间里,一直靠背着行人蹚水来回过河挣饭吃,他们极力反对造新桥,理由是新桥会砸了他们如今已经站稳了脚跟的饭碗。这两个穷苦力有一大帮亲戚撑腰,又有舆论支持,到我离开京城的时候,重修桥的计划还是被他们顶住了,十有八九,他们或者他们的儿子至今还垄断着那个渡口的过河生意。
在我们这里,许多人觉得,而在欧洲大陆,圣诞节纯粹只当宗教节日来过,觉得的人就更多了,新年连带着它那一大串账单、礼物、吃喝玩乐和假日,真是可恶透顶的时节,所有的生意都乱了套,仆人们一个个都疯了似的。
在东方像汉口这样有相当大的俄国侨民聚居的地方,要过三个新年,一个比一个闹得凶。一月一日是所有欧洲人都过的公众假日,太太们留在家里,主持丰盛的茶会,凡是相识的先生,哪怕只待几分钟,也非到不可;男人们,不管已婚未婚,揣上一大沓名片出门,挨家挨户到每位太太府上去拜年,道一声新年快乐。这一圈下来要花好几个钟头,需要惊人的耐力。此外还有晚宴、舞会、中国朋友的拜年,以及其他种种应酬,使新年的义务清单越拉越长。
事情还没平静下来,俄国新年又到了,因为在白沙皇的国土上,历法还用的是旧历。俄国人过纪念日和节庆特别起劲,也特别讲究排场,于是在一片上好甜香槟的汪洋之下,这地方又是一连几天闹得天翻地覆。
中国的历法跟着月亮走,所以他们的新年一般落在二月里的某个时候,确切的日子年年不同,前后能差三四个礼拜。
旧年的最后几天是大算账的日子,所有欠债都得还清,好干干净净迎接新年,到时还不上债的人可就倒霉了。
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人人愁云满面,可是午夜钟声一响,忽然间又个个笑逐颜开,因为不管是福是祸,新年已经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一片锣声中到来了。早上,全中国的人早早起来,穿上节日的盛装,互相拜年道喜。这是一年当中唯一的大假,生意要整整停上好几天,就连自家的仆人,你也很难叫他们对家务稍微上一点心。说实在的,我每年都暗暗发誓,新年那个礼拜无论如何不跟他们发脾气,因为发脾气不但没用,多半还得另外受一番罪,再去雇新人、教新人。
每逢这个时候,本地官员和商人都有个习惯,要给有生意往来的洋人送礼,表示友好。
你的听差拿进来一张鲜红的名帖,八英寸长、三英寸宽,是一位官员送来的,恳请你赏脸接受他的新年祝贺,外加几样微不足道的薄礼。紧接着就来了三四个苦力,挑着火腿、一盒盒雪茄、一坛坛干果、一盒盒茶叶、橘子和香槟,压得他们尽量大声地哼哼。你一面看礼物,一面连声称赞,然后私下跟听差商量该留下哪些,因为照一般的规矩,大部分是要退回去的。挑出一盒茶叶、一两坛干果、一些橘子,或许再加一盒雪茄,给苦力们几块钱赏钱,再托他们把你自己的中文名帖带回去给那位官员,附上应节的祝贺,谢谢他的一片盛情。
有一天下午,我在上海的寓所里坐在炉边看书,门悄悄开了,两只手轻轻把一只活生生的大火鸡推进屋里,门又关上了。火鸡开始迈着步子满屋转悠,偶尔咕噜咕噜叫两声。我把这位不速之客打量了几秒钟,就动手去捉它,却发现这可不是件容易事。它先飞上餐具柜,又从那儿飞上壁炉架,再飞上窗台,把小摆设和照片撒得满屋都是。它钻到沙发底下、桌子底下,最后逃进了我的卧室,我拼死一扑,在床底下抓住了它的两条腿。往外拖的时候,它使劲扑打翅膀,床底下显然有好几个月没扫过了,扇出一大团灰尘和绒毛,差点没把我呛死,满屋子都是。
它脖子上拴着一张红纸条,上面是一位中国商人的新年贺词。
过年的时候,所有水上人家都停了工,把船在方便的地方拴好,尽情享受他们那种简朴的生活所能有的一点点乐趣。
在澳门,供应澳门和香港两地鱼市的几百条渔船聚拢起来,在葡萄牙当局的严格管理下,一排排整整齐齐地紧挨着下锚,内港里有,南湾对面的海湾里也有。甲板上搭起席篷,就成了宽敞的屋子,挂上字画和灯笼,一连几天在里头摆酒设宴、合家团聚,过后整个船队挂满彩旗,又欢欢喜喜出海去了。
不论什么鱼,都是中国人爱吃的东西,捕鱼的法子也多得不得了。水獭、鸬鹚、网、鱼篓、不挂饵的钩子,都各有各的收获,可是要说最出奇的捕鱼法,还得数我在汉口一艘靠着趸船的轮船船头上看到的那一种。
那是隆冬时节,冷得刺骨,地上积着差不多一英尺厚的雪。我跟船长一起吃过午饭,正要走,他指着紧靠船边一条舢板上的几个中国人,说:「你见过那些人潜水捉鱼没有?」
我从没见过,正好有这个机会,便站住看。舢板上有三个人,一个划桨,另外两个一丝不挂,蜷在船头,拿一张破草席挡着刺骨的寒风。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水深大概在十英尺到十五英尺之间,船停下来,两个潜水的人立刻扎进浑浊的江水里,过了几秒钟冒出头来,两只手里各攥着一条活鱼,其中一个嘴里还叼着第三条。我告辞之前,他们又潜了好几回,收获有多有少。船长告诉我,冬天在长江上这是常见的景象,那时候鱼大概是冻僵了,伏在泥里不动。
有一次我在安庆附近打了两个礼拜的猎,坐船回九江,一路上风又小又不顺,耽搁了很久,为了不被湍急的江流冲回去,常常不得不抛锚。有一回停下来,三个船工坐上小划子,划到约莫一百码外的岸边,我在甲板上抽着烟,看见他们沿着岸边蹚水走,在泥里摸来摸去,不时把什么东西放进随身带着的水桶里。我问他们在干什么,船老大答道:「捉鱼。」等他们回到船上,水桶里装了半桶上好的鲈鱼,大的约有一磅,小的也有半磅上下,我更是吃惊了。在那以前,我不知道中国的水里也有这种鲈鱼,从那以后也再没见过。
跟这种捉鱼法最相近的,我知道的是在我老家诺福克湖区。天暖的日子,丁鲷躺在水草里,可以用手指去挠它,冷不防在鳃后一掐就捉住了,不过这门手艺需要对当地水情了如指掌,需要极大的耐心,还要有很高明的本事。
我回国以后,最常被人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人不是把指甲留得很长吗?」是的。读书人不干体力活,作为看得见的标记,他们让左手的指甲长到一英寸或一英寸半长,右手的指甲虽然也长,跟左手比起来就算短的了。
能跻身读书人、文化人之列,是天下最要紧的体面,所以随便什么人都有个倾向,爱穿长衫,爱戴文人们喜欢的那种玳瑁边的大眼镜,也爱留长左手的指甲。正像「先生」这个称呼在我们这里已经贬值,到了对谁都得叫,不叫就差不多算是怠慢人的地步,中国留长指甲的习惯也已经一层一层传遍了社会各个阶层,如今与其说是学问的标志,倒不如说多半是眼红别人而模仿的招牌。主人们把这些爪子似的指甲看得宝贝极了,我常见人用银指套护着,还听说指甲长得特别出奇的,甚至整只左手都装在一个袋子里带着走。
近来,对于西方女士新近染上的抽纸烟的习惯,指责之声四起。这种指责似乎反倒成了一种鼓励。美人有过,总叫人忍不住想替她们开脱,我也就顺水推舟,替她们找个借口:她们不过是追随远东姐妹们的足迹罢了,在远东,大略说来,占人类三分之一的那些人里,女人都抽烟袋。
很小的女孩子似乎抽得不多,可各个年纪的女人抽得都很凶,把烟吸进去,再从鼻孔里喷出一团团浓烟。常用的烟袋,一种是黄铜小烟锅,配一尺长的直木杆,安着笨重的瓷烟嘴;另一种是黄铜水烟袋,抽起来咕噜咕噜响,很不好听。两种烟袋的烟锅都小得很,只装得下一两撮极细的烟丝,吸上三四口就没了,于是得再装一锅,用手里一直备着的火绳点上,如此往复,直到这位女烟客抽够了为止。这幅景象可说不上迷人,也说不上可爱。
中国人很少有跟我们的户外运动相当的消遣,不过在通商口岸和那些有马路的地方,男人们倒是很快就骑上了脚踏车,只是因为衣服宽大飘逸,他们一般骑女式车。这为数不多的消遣里,射箭被认为最高雅,男孩子们踢毽子的本事也很了得,能接连踢上十几二十下不落地,还能隔着老远互相传来传去。所以你想想看,有一回在北京,我问一个中国小伙子前一天放假是怎么过的,他很自然地回答说,下午在他的板球会里消磨掉了,我有多吃惊吧。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据我所知,北京从来没有人打过板球,连英国人都没打过,根本没有合适的场地。我一个劲儿追问,才弄明白他说的是灶边的蟋蟀,因为英文里板球和蟋蟀是同一个词。他那个「会」原来是一家赌场,年轻人带着自家的蟋蟀去那里,在盆里决一死战,争夺冠军,那些高贵的主人在自己的小小角斗士身上押下大笔赌注,还用草茎撩拨它们,给它们鼓劲。
在中国所有的水道上,都看得见一大群一大群的家鸭。每一群通常有好几千只,由养鸭人和他的儿子们仔细看管着,赶着鸭群从一处游到另一处,寻找合适的觅食地。在长江上,我见过鸭群在江心顺着奔腾的江流密密麻麻地往下漂,看鸭人坐在木盆里围在四周,手里拿着长竹竿,哪只鸭子离群乱跑,就狠狠敲它一下,直到它回到同伴中间。
这些鸭子好像总是一般大,不管是一个月大、三个月大,还是已经长成了。要孵出这么一大群,得有多少窝同时孵出来才行,所以这件事一直让我有点纳闷,直到后来才有人给我解开了谜。
有一回,我的一位朋友在他的明轮住家船上请四位好汉吃午饭。那船的明轮在船尾,动力是五六个苦力用脚踩着轮子,跟踏车是一个道理。我们正以大约四节的速度沿着澳门附近的氹仔水道往上游滑行,船忽然驶进了一片蛋壳的海洋,蛋壳顺着风欢快地漂着,远远看去,很像一片睡莲。
我们在蛋壳里破浪前进了一刻钟左右,蛋壳总有好几万只,大家七嘴八舌猜它们是打哪儿来的。这时主人刚在下面监督着冰香槟,上到甲板来,解释说这些蛋壳无疑是从一个刚孵出鸭子的孵化炕里来的。这事我闻所未闻,就请他详细讲讲,可他说,他只知道有这种孵化炕,是用粪肥和石灰做成的,把蛋埋在里头,一直埋到孵出来,此外再也打听不到什么了。
从那以后,我四处打听,可中国人除了说孵化鸭蛋鹅蛋的炕「向来就有」之外,别的几乎什么也不肯透露。
有一位先生,论对中国人和他们的种种习俗的了解,没有人比得过他,也好心替我打听过,可收获有限。他说,这被看作行业秘密,养鸭人不肯泄露做法。不过他总算弄清楚了,孵化是在早春进行的,那时「用的是一种原始的孵化器。把蛋放在一只大筐里,上面盖着稻草或棉絮,一筐大约一千个蛋。筐底下生一盆炭火,保持所需的温度。这活儿是在关严的屋子里干的,总有一个人守着翻蛋。只有鸭蛋和鹅蛋才这样孵。」
不管这些孵化器是露天用粪肥和石灰做的,还是放在生着炭火的屋子里,抑或两种都有,有一桩有趣的事实是确定无疑的:孵化器在中国「向来就有」,而从那一大群一大群的鸭子看来,效果显然是十分成功的。可我们一向毫无保留地相信,孵化器是西方科学的现代成就呢!
还有一件小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最近有好几家报纸刊登短讯,宣布用拇指印登记罪犯的新办法收效极佳。
按拇指印对苏格兰场来说也许是新鲜事,可在中国却是很古老的做法。我见过不识字的人把拇指抹上墨,在文书末尾按个印,这样的拇指印被认为完全等同于正式签名。
第九章婚约
江西境内有一条赣江,几乎笔直地向北流入鄱阳湖,再由湖汇入长江。江边有座赣州城,城郊住着一位商人,名叫金宝廷,家中有妻子和一个尚在襁褓的儿子。
金先生照中国商人的老规矩开着一爿铺子,门面上做些零售,其实是他那份颇为可观的批发生意的账房。在此之前,也就是一八九二年早春之前,金先生雇了一个本地后生,名叫王福林,当账房兼心腹伙计。这后生聪明能干,金先生不但拿他当朋友看待,甚至打算日后拉他入伙。金先生究竟做的是哪一门生意,我说不上来,只知道他每年都要离家几个星期,有时一走就是几个月,到别的省份去跑买卖。眼下一年一度的远行又到了。四条船装满了各色货物,另挑了一条小些的船,专载金先生和他的伙计,这还是王福林头一回随东家出门。照中国人的眼光,这条船算得上舒适:舱里两边各有一排长凳,后头有个高台,台上摆一张矮矮的小桌,桌上照例供着香炉,插着几炷香,这一回还多了一尊鎏金的小佛像,金先生每次出远门都要带着它。
一应准备慢吞吞地办妥,动身的日子到了。金先生作揖打躬、礼数周全地辞别了妻儿,同王福林上了船,随身带着元宝和金砂,折合约五千元〔注一〕。爆竹噼里啪啦地送行,锣声震天,船队解缆起航,顺流而去。
(原注:当时约合六百英镑。)
到鄱阳湖这二百英里水路,一路上没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无非是这个季节凡与中国这条大江相通的水道都干涸了,照例耽搁了些日子。
长江发源于西藏的崇山峻岭。冬天和早春,那片高地上的积雪冻得结结实实,大江只靠沿途的雨水接济,水量一天天减下去,最后比夏秋两季低了足足四十英尺。到了夏秋,酷暑和暴雨把中亚的积雪化开,河床里便灌满了浑浊的黄褐色江水,先是漫进长江流域所有的湖泊、支流和没有堤防的低地,把它们一一填满,然后挟着翻滚的白沫一路东去,奔流入海,势不可挡。
赣江河道弯弯曲曲,满是淤泥,水浅岸高,风都被挡住了,很少能扬帆,只能拉纤、撑篙、摇橹,一刻不停地苦干了二十来天,小船队才驶进了鄱阳湖。不过这不是夏天那片浩渺的大湖,而是冬天的鄱阳湖,缩得只剩最大时的十分之一,不过是一条宽阔而迟缓的大河,两边是无边无际的泥滩,沙锥和野禽成群结队。湿地开阔,风又吹得到了,再扬帆走了几天,便到了湖口,也就是「湖的出口」。四条湖船上的货物在这里倒上了一艘高大气派的民船,这船要把货一直运往西边的上游,船上还给金先生和他的伙计安排了上好的铺位。货物倒完,金先生写了一封家书,托回赣州的船捎给妻子,民船便扬起帆来,驶出平静的湖面。有人看见它收紧了帆,顶着越刮越猛的大风,转向上游而去,直到消失在雨幕和渐浓的暮色之中。
几条空船按期回到赣州,那封信也如实送到了。丈夫回来之前,这就是最后一封音信了,金太太只好认命,熬过一个又一个星期的孤寂。
几个星期拖成了几个月,守在家里的妇人开始担心起丈夫的安危来。
闷热难当的夏天来了又走了,出门的人依旧杳无音信。
她向过往的民船打听,许多船上的人都和金先生相熟,可得到的回答总是一样:没见过他,也没听说过他的消息。
秋去冬来,仍然没有半点消息。可怜的妇人伤心之余,终于认定丈夫遭了什么不测,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
中国人早婚,几乎一律由父母做主,年轻人哪怕到了懂事的年纪,在这件事上也没有发言权。到后来,一夫多妻虽然远非普遍,却也相当常见,而且并不算不体面。
下层百姓一般只有一个妻子,因为养不起更多。可是一个人一旦发达起来,社会地位往上走,头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或立约、或花钱,再添一位内助。不过这位新人的地位远远低于「头一个」也就是「大」太太。同样,「二」太太排在「三」太太之前,依此类推。殷实人家有四五房妻妾是寻常事,我有一位老朋友,如今已经过世了,竟娶了十六房。
在丈夫看来,婚约对他的约束主要在于让一家人衣食无忧;而一家的名誉,却全系于妻子能否坚守婚誓、守身如玉。妻子这方面一旦被发现有半点闪失,那好色的丈夫和他的整个宗族都会毫不留情地惩罚她。寡妇极少再嫁,守着亡夫的名分不改嫁,是贞洁妇人的本分,也是她的荣耀。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几乎每个村子都能看见旌表节妇的牌坊,纪念那些至死守节的寡妇。
金太太对丈夫,或许怀着东方女子特有的那种痴心不二的眷恋,多半也确是如此;也可能她只是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本分。究竟是情还是义,我说不准,总之她多方打听都毫无结果,便下定决心亲自出门,去寻找失踪丈夫的下落。她把铺子和家当都卖了,凑足路费,然后抛下一切,把孩子绑在背上,满怀悲苦地告别了昔日富足的家,踏上这条几乎毫无指望的寻夫之路,独自去面对世界。她一路的漂泊,我打听不到任何记载;就算去问她本人,她多半也会带着东方人那种叫人捉摸不透的神情,连提都不肯提。不过,不管她到过别的什么地方,一八九三年那个酷寒的冬天,她到了湖口上游二十英里的通商口岸九江,只剩孤身一人,孩子已经死在路上了。她一面乞讨糊口,一面四处打听。机缘凑巧,她有一夜到城墙外的一座宝塔里借宿。那宝塔虽已残破,却十分秀美,高高立在江边的悬崖上。塔里住着一位老和尚,她又把那段不知讲了多少遍的经历讲给他听,得到的又是那句照例的回答:不知道。
可是第二天早上,她正要动身去走那每天的长路,老和尚出来了,两人照佛门的规矩互道一声「阿弥陀佛」〔注二〕,老和尚说,夜里他忽然想起,大约十八个月以前,他在对岸江滩上发现过一具男尸,赤条条地被冲上岸来。他按本门修功德的规矩,小心恭敬地把尸首埋了。
(原注:此语无法翻译,大意是「愿你平安」,或类似的意思。)
这可怜的流浪人似乎终于看到了一线微光,凄苦的跋涉也许总算有了着落。她跟着老和尚来到江边,他那条漏水的小舢板就搁在泥滩上。一老一弱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船推下水。她坐进船里,老人摇着桨,划过波涛起伏的江面,这里江面宽一英里多,到了对岸,在高水位线稍上一点的地方找到了那座坟。扒开松散的沙土碎石,揭起那口粗糙棺材没钉死的盖子,里面只有一副正在朽烂的骸骨,已经认不出是谁了。那妇人眼疾手快,把手指插进那堆一碰就碎的残骸,托起死者的一条胳膊,只见那臂骨上套着半只玉镯。她立刻捋起自己的袖子,把胳膊伸到老和尚眼前,上面戴着的,正是同一块玉的另一半。
中国常有这样的风俗:夫妻俩把一只玉镯剖成两只,各戴一只,用意和我们西方的「米斯巴」戒指差不多。
那妇人仿佛化成了石头,一丝不动,脸色青灰,两眼发直,像蒙了一层玻璃。她就那样待在敞开的墓穴里,一只手撑在棺材上俯过身去,另一只手攥着尸骨那条朽烂的胳膊,让两只镯子并排挨在一起。
老和尚悄无声息、恭恭敬敬地走开了,把生者留给死者,自己划船回到对岸的住处,一路上连头都没回一下。他没有半点好奇心,有的只是东方人对生死那份深沉而玄妙的领悟。
那妇人就待在这座荒凉的坟里,四周是丛生的野草和沙丘。寒冷和湿透全身的雨水,她全然不觉。很长时间里她一动不动,好像她也死了。后来,她的头往上仰了几下,透出她无声的痛楚。过了一会儿,她那灰白的嘴唇里迸出一声低低的、颤抖的呻吟。起初几乎听不见,抽泣声却越来越大,到后来浑身都抽搐起来。她呼唤着丈夫,为他的名字祝福,又祈求他的亡魂保佑。她用尽全部心神,用尽全身力气,无比真诚地放声痛哭,久久不止,照东方人的规矩哭祭她的亡人,直到筋疲力尽,昏睡过去。
老和尚回来的时候,天差不多全黑了。他看见这位忠贞的妇人被雨浇得透湿,头发散乱,拖在沙里。他轻轻把她唤醒,说了些宽慰的话,递上他那份微薄的供品:两小碗米饭和烧酒,几炷香,几支小小的蜡烛。可怜的妇人接了过去,却毫无表示,因为她的感激深得无法流露。她恭恭敬敬地把两只碗摆在坟前,点起蜡烛和香,围着坟一一摆好。
接着她对着尸骨叩了许多个头,又把棺盖合上,盖上几寸厚的沙土,然后恍恍惚惚地转过身,跟着老和尚上了船。丈夫死了,她已经哭祭过他,在他坟前烧过香了,这个心碎的可怜女人还能再做什么呢?
她那时打算怎么办,我不知道。只知道几天以后,她傍晚从九江城里回宝塔去,在西门外一条僻静的小巷里被一个男人拦住了,那人说:「你丈夫十八个月以前被王福林害死了,王福林眼下住在汉口。」天太黑,看不清那人的脸,声音她也不熟。多半是那条失踪民船上的哪个水手,心里有什么冤仇要报。这几句话对那已经垮下去的妇人所起的作用,简直像是神明传来的旨意,重新给她指明了该尽的本分。她找到老和尚朋友,把遇到的事告诉了他,说她现在要到汉口去寻那凶手,因为害死丈夫的人一天不伏法,丈夫的亡魂就一天不得安息。
从九江到汉口这一百二十英里路,她是怎么走的,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她在汉口露了面,挨家挨户地讨饭。过了些时候,她认出了王福林,他改了名字,正开着一家规模不小的铺子做买卖。王福林那边却没有认出这个衰弱邋遢的老乞婆,她跟当年那位富足的金太太简直判若两人。何况讨饭的人成十上百,王福林对她也没怎么在意,所以她能在铺子门口站上好一阵而不惹人注目。她把店里的东西仔细看了一遍,在许多物件当中,认出了丈夫当年随身带走的那尊鎏金佛像。她的下一步是求见当地的县官。为此她不得不花掉剩下的钱里相当大的一部分,去贿赂衙门里的差役,否则他们不肯把她的案子禀告上去,也不让她进公堂。等了许多天,县官总算准她见了。她跪在公案前肮脏的地上,把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状告王福林谋害她的丈夫。县官听完她的陈述,末了说:「你告这人杀人,却拿不出一点凭据来,单凭你一句话是不够的。你要是能拿出真凭实据,本官自会办他。」金太太回答说,她在王福林的铺子里看见一尊鎏金佛像,正是她丈夫那次不祥的远行随身带走的。许多年前在赣州,她曾把这尊佛像碰倒在地,摔掉了鼻子,为了修补,她熔了自己的一只金耳环,给佛像补了一个鼻子。所以,只要查出这尊鎏金佛像的鼻子是金的,老爷就知道她说的句句属实了。县官回答说,这个凭据他认,并且马上就验。他派差役随金太太到铺子里,把王福林拿下,连同那尊鎏金佛像一起带回衙门。一验之下,那佛像果然长着一个金鼻子,和老妇人说的分毫不差。
王福林自知抵赖无望,又熬不住随即加上来的酷刑,这恶贼便把罪行和盘托出。原来他小时候就常听人说起金宝廷每年西行跑买卖的事,乡里的闲话又把这位商人的财富越说越大,好像载着他和他货物的那条民船简直就是一艘宝船。于是王福林还是个半大小子的时候,就存心跑到九江,打算想个法子半路截住这一年一度的商队,一下子发一笔横财。他在码头附近一家鸦片烟馆里当伙计,结识了许多下三滥的亡命之徒,其中有一个是某条民船的船老大,那条船专在鄱阳湖和西边各省之间揽活儿。
这两人渐渐打得火热,终于定下了一条毒计:害死金宝廷,卷走他的货物。王福林随即回到赣州,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他不但设法进了金宝廷的铺子,还赢得了东家的器重和信任。
到了下一次一年一度的远行,靠着王福林的精明算计,在湖口等候商人的那条长江大民船,以格外便宜的价钱租了下来。
这条船,不用说,就是王福林那个同伙的船。不幸的商人一上了船,就注定没命了。开船头一夜,他在睡梦中被人扑住,一棒打昏,扔进了江里。船在九江停靠时,船老大和他的手下分得金砂和元宝作为赃物的份额,上岸去了;王福林则把民船和货物算作自己的那一份,另雇了一班水手,接着开往汉口,拿这笔不义之财在那里开起了买卖。
审讯完毕,松了刑具,王福林已经半昏死过去,被拖进一间污秽的地牢。他身上的绸缎衣裳很快被扒了下来,换上一身红衣。那红衣被凝结的人血浆得硬邦邦的,爬满了虱子,可判了死刑的犯人都非穿不可。一个铁环被硬生生地穿过他的皮肉,在锁骨上焊死,他就这样被铁链锁在一根石柱上,任他在臭气熏天的地上等死,或是烂掉。
官府里商议了好些日子,最后决定把犯人押到九江斩首,因为他作案的地方归九江管辖。
这可怜虫仍旧穿着那身红衣,被人拽着铁链拖出牢房,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垮得连站都站不住了。他的手脚被锋利的绳子捆在一起,中间穿上一根竹杠,就这样由两个苦力抬着,几个差役押着,穿街过巷,然后像一捆旧衣裳似的被扔进一条官船的船舱里。这条船载着这个半死不活的人,踏上了他最后一次航程。
根据从王福林口中逼问出来的供词,又抓了那条民船上的两个水手,可船老大和另一个人却逃之夭夭了。
此时已是夏天,站在九江城墙上向南眺望,景色宁静而壮丽。远处,雄伟的庐山群峰被夕阳映照得通亮。近处,长着松树和杜鹃花的低矮山丘,像一块地毯似的一直铺到湖边,湖就夹在这些山丘和城墙之间。一条窄窄的长堤从城里通到山脚,把湖一分为二。长堤的尽头有一块平地,满地碎瓦片和一堆堆垃圾。这地方平日冷冷清清,此刻却聚集了黑压压的一大群人,显然在等着看什么热闹。不一会儿,两三个骑马的人和一帮杂七杂八的兵勇从城里出来,沿着长堤快步走去。紧跟在后面的是苦力,用竹杠抬着三个红色的担子,再后面是更多的兵勇和几位坐轿的官员。这是去行刑。这支匆匆赶路的队伍被密密的人群吞没了,幸好有这道人墙做帘幕,把这幕人间怒火的惨景同大自然明媚的山光水色隔开。半个钟头以后,官府的队伍又像去时一样匆匆回来了。人群也渐渐散去,沿着湖边溜溜达达,说说笑笑,拿刚才看到的那幕惨剧打趣取乐,三三两两地又从城门里回城去了。
第二天早上,一座门楼顶上挑出三根长杆,杆头各吊一只木笼,每只笼里装着一颗人头。王福林和他的同伙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将来赣州会立起一座牌楼,也就是纪念牌坊,表彰金宝廷的遗孀,让她的贞烈事迹得以如实流传后世。
第十章众说纷纭的几个问题
百姓
「你觉得中国人怎么样?」这是人家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可每回被问到,我都得先琢磨一番,该怎么回答才好。
要我说喜欢他们,我说不出口,因为笼统地讲,他们是一个不讨人喜欢、也叫人喜欢不起来的民族;话虽如此,他们身上确有许多品质和性格,单凭这些本身,就足以赢得一切不存偏见的旁观者的好感。
妨碍彼此加深了解的最大障碍,是他们对我们根深蒂固的反感,而这反感又是我们那副咄咄逼人、颐指气使的做派招来的。除了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他们并不欢迎我们,巴不得看到最后一个欧洲人卷铺盖走人,连同欧洲人的文明、传教士和买卖一并带走。这话不大中听,我们向来多少有点自命为「明珠暗投」,把明珠扔在了猪跟前,可这是实情。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自己在这个国家的立足之地是靠武力打下来、靠武力维持着的;有了这层认识,再加上时时刻刻都能感到的那股无声的敌意,我们心里对中国人也就摆出了对峙的架势。我们总处在一种敌对状态之中,不是守,就是攻。这种彼此的厌恶,再加上欧洲人和亚洲人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使得除生意往来以外的一切交往,不但令人厌烦,而且几乎不可能。他们的路数不是我们的路数,我们不想同他们深交,他们那边也不想同我们深交,于是双方心照不宣,在社交上壁垒分明,老死不相往来。
许多人似乎把中国人想象成浪漫、有艺术气质、古色古香、阴柔而又神秘莫测的人。
浪漫,他们是绝对谈不上的;他们看待事物,是一种冷酷的现实主义,他们最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谓这种态度的绝好写照:「人生至乐,莫过于读自家的文章,偷邻家的老婆。」
说到他们的艺术素养,颇有些评论家不吝美言,不过依我个人之见,实在是差劲得很。他们的音乐,无论声乐器乐,比垃圾还不如;画素描、画图画,全无透视的概念;建筑笨拙粗陋;大受吹捧的瓷器满是瑕疵斑点,正因如此,一件完美无瑕的瓷器几乎是无价之宝,鉴赏家们对着它如痴如醉;舞蹈,除了花娘跳的以外,根本没有;至于文学,由于他们的语言难于登天,倒也免受了够分量的批评。依我看,刺绣、铜器、雕刻,以及瓷器和丝绸的染色,才是他们最好的艺术品,不过据说瓷器那著名的釉色如今已成失传的手艺,因为掌握这些秘方的几个家族,在太平天国之乱中几乎被杀绝了。许多古玩珍品无疑价值不菲,可这难道不更多是因为它们年代久远、稀少难得,或者只因它们是某种工艺的上好样品——哪怕这工艺本身并不高明——而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有什么艺术价值吗?
从欧洲人的眼光看,他们确实古色古香、怪模怪样,可等你了解得深了,就会发现这种古怪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奴隶般的适应本领,在每日求生的挣扎中,对最微末的境遇也能随遇而安。对一个在这个国家住过几年、又用心去理解当地情形的人来说,中国人是平平板板地活在实实在在的事情里头的。
说他们阴柔,那是不对的。在某些方面,从我们的角度看,他们无疑是阴柔的;在另一些方面,他们却阳刚得很。
一艘英国军舰的舰长对我说,他认为中国人是世上最不中用的兵。他们在战场上通常表现窝囊,这一点无可否认;可话说回来,他们是最讲实际的一个民族,对军功荣耀毫无渴望,事先明知绝无半点取胜的可能,便抢先一步,拔腿就跑,免得白白送死。
你挑一个我们最精锐的团,停发他们几个月的饷,撤掉他们的军官,拿走所有的医生和医药用品,让他们饿个半死,发给他们旗子、长矛和前膛枪,然后叫他们开上去,对阵一个欧洲的王牌团。你尽可放心,他们很快就会依样画葫芦,学了中国人的榜样。我并不是说中国人勇敢,但我确实相信,只要给他们良好的训练、公道的待遇和一个说得过去的取胜机会,他们会是相当难缠的对手。
他们天生悟性极高,只要值得费这个劲,很快就能成为好骑手、好枪手,打得一手好台球、好网球,当得了好水手,诸如此类;做每件事都全神贯注,只是没有什么热情。正是这种对某一行当闷头专注的劲头,使他们的性格丧失了那股至关重要的力量——进取心。这一点固然是对手国家最大的保障,却也使中国人的头脑失去了理解和承办那些需要运用、指挥现代体制与设备的大型复杂事业的能力。中国人眼下满足于出卖劳力,至于将来能否也拿得出那种多才多艺、运筹帷幄的头脑,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管怎样,那也得等上许多年,等他们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治下生活好几代之后才行。
对幼儿和老人体贴入微,留长指甲,据说因吸鸦片而身体虚弱,人人手执一把扇子,穿宽袍大袖,留辫子,还操持那些在别国落在妇女头上的家务——中国人被说成阴柔,大概多半是这些缘故。
至于说他们神秘莫测,那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人脑子里有多深,我们现在测不透,将来也永远测不透。对着同一样东西,双方从迥然不同的角度看过之后,我们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大家讨论,欢迎批评,而他呢——一声不吭。他听我们说,点头称是,自己的见解却留在肚里。我们什么都想解释清楚;他不想,他凭信念接受事物。
在内心深处,我们通常拿不准自己到底信不信通灵之说,信不信善灵、恶灵、鬼魂、梦兆、魔鬼和显灵。他却样样都信,毫不怀疑;不过他知道我们惯常那种不假思索的怀疑态度,所以往往会说自己不信,这是避免一场无谓争论、免得既成的事实遭人贬斥的最省事的办法。
同有学问的中国人打交道时,许多洋人会摆出一副勉强做作的姿态,仿佛面对的是一个暴君或一个杀人犯,而且时时刻刻想找点毛病来挑。我自己的主张是,保持一种自然而有礼的态度,对待他们,就像对待你自己的同胞一样,不管对方地位高低。他们给我的印象是极易感应,常常还会心存感激,因为你只把他们当作人,而不是当作另一种人类中的稀奇标本。
主宰他们一生的,是「面子」。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一个人保得住面子,就总有翻身的机会。我们常听人说起他们做生意的信用,这信用无疑是很高的,但并非出于什么与生俱来的公平交易的原则,而是出于保全面子的愿望。我毫不怀疑,一个中国商人只要能十拿九稳不被识破、因而不丢面子,就会立刻「坑」你一把,而且丝毫不觉得违背了自己的良心。「面子」,或者叫「体面」,是中国人跻身正派人之列的通行证,因而在商业上价值极大,但它同那些深藏于内的荣誉和道德的原则毫无关系。诚实比不诚实更划算,这是大买卖人都深知并且恪守的道理。对小本经营的人来说,诚实不划算,所以也就没有诚实可言,取而代之的是,揩油的本事被当作衡量能耐的尺子。
同中国人打交道,头一条要紧的是控制脾气。我不是说人不该有脾气,恰恰相反,有脾气是一大长处,只是必须牢牢管住。一个性情急躁、说话刺人的人,很快就会失去别人的尊重,管束也就松了;而一个无论何种境况都能保持冷静、只在关键时刻才偶尔痛痛快快发作一回的人,总能赢得钦佩和服从。因为人家会这样推想:一个能管住脾气的人居然发火了,必定事出有因,过错自然在惹他发火的那些人身上。
除了真正为了自卫,无论如何都不要动手打中国人。这一下给他带来的疼痛或侮辱,同你自己在中国人眼中的地位因此一落千丈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你本来备受敬重,转眼就会成为人人鄙夷厌恶的对象。
中华帝国比整个欧洲还要大得多,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自然资源,居住着约莫四亿吃苦耐劳的百姓,他们由血缘、语言、传统和宗教的纽带联结在一起。这个民族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还一直自成天地,事事自给自足,无论心智还是体魄都十分发达,只是它的政府,若以西方的观念来衡量,已经陈腐得无可救药了。
如果没人去打扰,我看不出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照现在这个样子一直昏睡到世界末日;可是,由于蒸汽和电力的作用,世界已经变得这么小,他们再也不会被撂在一边不受惊扰了,只会在各国争夺霸权与财富的狂热角逐中,受到其他民族越来越大的压力。对这种压力,他们终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屈服。他们是会抢先自我改革,以应对这不可避免的局面呢,还是会暂时沦于外国的轭下,等吃够了教训,再重新显示出他们的团结与独立?
无论我们用什么眼光看待这个民族,无论我们怎样指摘他们那数不清的自相矛盾的品质和缺点,有一点就像昼夜交替一样确定无疑:他们会长久存在下去,哪怕光凭人数也是如此,任何政治动荡都消灭不了他们。他们可能被打得七零八落,甚至一时四分五裂,但每一次冲击都只会使他们的生命力重新焕发。
他们已经具备了财富、人口、节俭、良好的体魄和高度的智力,只等一个好政府来把他们送上进步的轨道。不管哪些国家兴起,哪些国家衰落,汉家子孙的前途都大有希望。
语言
中国的语言就像中国本身一样:庞然大物!
大致说来,官话是全国各地所有官员都说的,长江以北各省的各色人等也都说官话;长江以南则以广东话为主要方言,不过别的方言多得不可胜数,彼此差别之大,相隔不过几英里的乡人,常常也听不懂对方的话。
有一回,我「到日本去转一小圈」,带上了我那个北京听差。因为误了每两星期一班的邮船,我便搭一艘德国小运煤船从芝罘出发,到了长崎,雇了人力车去旅馆。街上中国人不少,那里有个颇具规模的小商贩侨居群落。在异国他乡见到同胞,那听差高兴极了,吃过午饭我要出门逛逛城,他便问我能不能趁这工夫出去跟老乡们喝喝茶。我答应了,可几个钟头后回到旅馆,却见他一脸的失望。他解释说,长崎的中国侨民全是广东人,一句官话也听不懂,双方只好勉为其难,用洋泾浜英语尽力交谈。他说:「看看样子都一样中国人,讲话不懂。」
北京人很讲究分别,常常居高临下地把别处的中国人一概称作「外头人」或「外国人」。
洋泾浜英语是一种古怪的行话,由中国话的逐字直译拼凑而成,夹杂些葡萄牙语和法语,常把发音相近的词张冠李戴,还大量地在词尾添个「依」音或「哦」音。
「要是你想要捉捉老瓷器,买办会讲讲我」,意思是「你若想买些老瓷器,你的中国经纪人会通知我」;我还听到过拿「两回两倍」来说「二乘二」,拿「昨天今晚」来说「昨天晚上」。
「皮钦」这个词,指的是各种各样的活计,比如说「皮钦多多」或「没有皮钦」;所谓洋泾浜英语,不过是指商贩、仆役和苦力们东拼西凑学来的、勉强够用的英语口语,以别于学校里教的英语。
在北部边境上,还有洋泾浜俄语。
书面语言则全国一样。每个字——中国人说汉字有八万到十万个之多——都代表一个完整的词,所以要想读懂一句话,更不用说写出一句话,句中每个字都得仔细研习、牢记在心,就像我们背字母表那样,只不过字母表才区区二十六个简单字母,而汉字却有将近十万个,个个繁复无比。
中国的读书人从童年到进坟墓,从不停歇,却也永远背不完这些字,并把它们熔铸成那些优美的诗文——那可是中国文学的骄傲。
写字被视为一门高雅的艺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要花好几个钟头,用一支蘸了墨的小毛笔一笔一画地临写。那墨是块状或条状的,和我们的印度墨相仿,蘸了水在一块石板也就是「砚台」上研磨。如此苦练下来,字迹往往遒劲秀美,胜过铜版印刷。文字受到如此的崇敬,以至于以任何方式糟践写过字的纸都被视为罪过;所以,一些虔诚的读书人有时会沿街走着,把散落的写有字的纸片拾进筐里,拿到专为此事建在公地上的小宝塔或小塔楼里,恭恭敬敬地烧掉。
读书人的前程被看作所有前程中最体面的,可是,尽管所学主要不过是写字、识字、作文和本国历史,中国人自己也承认,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彻底掌握了本国的语言,甚至没有一个人认全了所有的字。
那么,洋人对这门语言的掌握又如何呢?好比老鼠啃大山。
一个欧洲人肯下苦功,记性好,耳朵灵,两三年下来,或许能把某一种方言说到大体让人听得懂的地步;可是一直到他老死,只要他说上几句以上,黑暗中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把他的话错当成另一个中国人在说话。
至于书面文字,我不相信哪个欧洲人能学到比肤浅的泛泛之知或精深的一偏之知更多的东西。有些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把一生都献给了这项工作,在经籍以及与宗教教义有关的学问上无疑造诣颇深;可是换一些时下通用的商业文件或别的公文给他们看,他们立刻就会一筹莫展。
一个人或许已经掌握了八千到一万个字,能读能口授任何题目的书信,可他多半连大部分经典里的一行也读不下来。
我听说过,有个洋人能自己动手写一封信,这被当作一桩奇闻;但它既然是奇闻,就说明这事是多么罕见,而且也不能证明那封信里没有粗陋之处或错误。
所有的欧洲人,即便是最能干的,在从事严肃的中文工作时,也总是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从旁协助。没有帮手的话,他们或许能正确读懂很多东西,却也可能完全弄错意思,而且十有八九会碰上不认识的字。
至于写,那是不可能的。即便没有帮手居然也写成了点什么,那也是生手的习作,绝对过不了中国文人那一关;而且字迹会显得吃力而粗糙,因为握笔或握毛笔的方式与我们大不相同,要是不从小就学,等筋骨长定了,这个窍门就很难掌握了。
至于掌握所谓的草书——打个比方,大致相当于我们的速记——那是想都别想的事。
拿一个普遍的标准来衡量:没有哪个欧洲人有丝毫希望考过科举中哪怕最低的一级。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连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的学问都达不到?
没有哪个欧洲人能从幼年起就把全部时间一心一意用来学中文;即便能够,我也很怀疑本地文学那缺乏吸引力的性质能否满足他那更为灵活多变的头脑;何况两个民族之间没有社交往来,这便取消了促使人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另一方面,中国人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学浸透了一种世代相传的本能,这种本能除了经过几千年的辛勤培育之外,又自幼受到周围环境的熏陶,而且与他们那种耐心、沉稳的性情恰好相合,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即便一句话里只认得几个字,他们也能八九不离十地揣摩出意思,就像一条良种猎犬循着踪迹追下去一样准。
由此可见,欧洲人即便才智卓绝,花上漫长的岁月和无尽的心血去研习中文,由于缺乏这种天生的本能,也永远达不到那种圆熟流畅的境地——那是只有蒙古人种才能继承的遗产。
传教士
关于传教士,该说些什么呢?
单在英国一地,传教的热情就十分高涨,每个教区都慷慨地为传教基金捐款,好让葡萄园里不缺做工的人,好让地极之民都能听到福音的喜讯。
在华的欧洲侨民大多反感传教士,而且表达意见时言辞激烈,往往把比较温和的批评都盖过去了。照这批多数人的说法,传教士除了坏事什么也不干。他们常常没受过多少教育,又全然不懂圆通和分寸,人家不欢迎,他们偏要往里挤;他们干预地方事务,无视地方习俗,伤害地方人情;还让毫无阅历、往往也没有合适人陪护的年轻未婚女子在乡间四处游走,把一切体统都践踏殆尽,由此招来恶感,屡屡酿成骚乱、流血和外交纠纷;而他们做的好事却微乎其微,皈依者也就是所谓的「吃教的」,人数多寡同散发的赈济多少正好相符,等到再也捞不着什么好处,这些人便又回到祖宗的信仰,或者回到无所谓的老样子。他们用国内那些好骗的人提供的钱盖起漂亮的住宅,再用剩下的几块砖头搭个小小的教堂;领着丰厚的薪水,而且薪水随孩子的数目同步上涨;生意人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却到日本或山里去度漫长的暑假——对整个这一套,听到的只有谴责,人们说,有关各国政府应当强行取缔才是。
这种大声疾呼的贬斥,虽说有几分属实,足以给整个说法添上点可信的色彩,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大多数批评者的意见是一文不值的。事实上,对于传教士和他们的工作,他们一无所知,只不过把从四面八方听来的话,添油加醋地重复一遍,从来不肯费心亲自核实一下。所谓「欲加之罪」云云,再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例子了。
我们这些在华的俗人,过的日子往往远远算不上模范,实在没有资格朝别人扔石头;大概正因如此,一见到一个以行善为业的人,就比斗牛见了那块老话里的红布还要冒火,我承认,人们很容易去贬低他和他所做的一切,却心安理得地把自己那些明摆着的短处忘得一干二净。
我知道有一两个传教士干过不光彩的事。我也知道有好几个俗人犯过罪。
不要忘了,传教士和我们一样,也是凡人,他们的队伍里,人与人的称职程度也大不相同。
我在许多偏远的地方遇到过各个教派的传教士——耶稣会士、圣公会士、非国教派教士,等等——深交之后,我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不管他们的方法、学识或成就如何,骨子里都是真正有价值的人,怀着崇高的理想,过着高尚而克己的生活,为了爱上帝、爱世人,为了心中的信仰,打那一场美好的仗。
由于他们的职业带有战斗性质,他们免不了要关心本地人的生活和习俗;他们向异教徒传达的信息,是劝人舍弃祖宗的神,皈依唯一的真信仰,在世上最保守的民族当中激起敌意,这丝毫不足为奇。
至于那些创办医院、治病救人的医务传教士,以及那些毕生教盲人识字、教哑巴说话的人,任何一个怀着诚意、对实情哪怕略知一二的人,都不可能说他们半句坏话。这些慈善事业,宛如基督教的巨大灯塔,照亮了异教的沉沉黑暗。
在我看来,几个传教会被坐实的最大过错,是插手本地基督徒同未入教的同胞之间的官司。这种插手无疑屡屡发生,而且往往很奏效,结果使中国官员恼怒万分,因为他们生怕同外国领事闹出什么纠葛;也激起了民众的切齿痛恨,不仅恨所有的基督徒,也恨所有的洋人。
不够审慎、不懂圆通,通常是满腔热忱而缺乏经验的产物,因为老资格的传教士一般都已用温和与谨慎调和了自己的热忱。
年轻的未婚女子,在西方家庭的纯净氛围中长大,见不惯东方城市里那些令人作呕的景象和肮脏不堪的环境,却任由她们毁掉身体,冒着死于难以言状的酷刑的危险,在中国人眼里还要赔上名声,只为了做一点很成问题的好事——我不禁觉得,这是一个大错,代价也太大了。如果非要有传教士不可,至少该让男人去当;这些姑娘要是在我们众多殖民地中的某一处安顿下来,嫁人生子,为世界添几个儿子,到时候再由儿子们来背起传教的十字架,那要好得多,也更合上帝的旨意。
总的说来,我认为传教士固然被在华的欧洲人过分谴责了,他们所做的好事却也被国内的人过分高估了。
撇开对传教士本身的一切批评不谈,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能不能使中国皈依基督教?」
我对必要的统计数字不够熟悉,提不出多么有价值的意见,不过就我这点浅见而言,倾向于认为他们做不到。
以为迫害必定有助于宗教事业,那是一种误解。只有当迫害是零星的、时断时续的,好比暴风雨过后便是晴天,才会如此。如果迫害带有严酷无情的性质,比如中国皈依者近来所受的那种,那它肯定会摧毁成长,至少也会使之窒息。
尽管列强一再抗议,尽管有种种条约,我深怕这些迫害将来会比过去更加残酷,也更加普遍。
当皈依的进展就这样受阻、基督教因招致仇恨和偏狭的炮火而吸引了全部注意力的时候,伊斯兰教却正趁着一段阳光明媚的日子,悄无声息地大步前进。上一次回民起事之后,据说成车成车的人耳朵被送往北京,以示镇压得力;除非迫害的风暴很快再度袭来,把这股潮水打回去,否则先知的信徒很可能会在中国确立一种不可压服、必须承认的地位,从而对基督教形成一股比现在更强大、更锐利的抗衡力量。
我常听人问起这个问题——「中国人成了基督徒,会不会变得好一些?」回答通常是不会。
我个人相信,基督教会给中国人的性格补上一样它目前完全缺乏的东西——侠义精神;有了这一样,再加上他们的许多优良品质,他们就会跻身于世界各民族的最前列。
如果中国接受了基督教,她在道德上和物质上的新生就有了保证,停滞会让位于进步,黑暗会让位于光明,敌意会让位于友善。中国将不再是如今这样一个赌气躺在别国脚下的笨重躯体,而会成为一个强大、自立、繁荣的国家,谁也不怕,却受到所有国家的尊重和友爱。
异教的中国也许会落入外国列强的轭下,但是,基督教的精神一旦带着改革与进步吹进她的鼻孔,要想把她长久地囚禁起来,就好比想用锁链锁住海水一样不可能,基督教的中国将是自由的。
机会
四十多年前,第二次大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黄金国,异邦人的手只要轻轻一碰,什么都会变成金子。发财快得惊人,钱来得那样容易,以至于洋商和他们雇员的生活水准奢侈到了荒唐的地步;结果,那不可避免的反落一到来,本该丰足的地方,就出现了窘困,甚至破产。
从那时到现在,从虚胖的繁荣跌落到勉强维持的寻常水平,这一过程是渐进的,也是确定无疑的。
这种跌落的原因何在?
四十年前,对外贸易实际上由英国人垄断,他们只要把货物摆到哪个新开口岸的市场上,中国商人几乎不论什么价钱都会一抢而空,因为那时中国商人对洋货所知甚少,又极怕自家的官府。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无知和胆怯越来越少,到后来,中国买主同英国进口商短兵相接,在小口岸上把中间人一脚踢开,把买卖主要转到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大商埠去做。美国人和欧洲大陆各国的人数迅速增加,纷纷带着货物前来打中国市场的主意,这一来,本地买主可挑选的货色多得多了,竞争也随之而来,把从前那种巨额利润断送了。
进出口贸易的总量虽然逐年持续增长,却越来越集中到为数较少的几家欧洲大商行手里,全国各地的中国商人都直接同它们打交道,小本经营的洋人就被排挤在外了。
有利可图的商业门路之所以减少,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对英国的茶叶贸易实际上已经绝迹,如今英国国内市场由锡兰和印度供应。中国茶叶的出口量虽然仍和从前一样多,却几乎全部销往俄国,而这项贸易掌握在俄国垄断商手里,别国人几乎找不到差事可干;即便是这里,大概也用不了多少年,俄国人就会大体效法我们,弃中国茶而改喝锡兰和印度的茶了。
轮船航运也是一样,起初几乎全归英国人所有,如今正逐渐转到中国资本家名下,即便名义上不是,实际上也是;这方面的任何新发展,几乎可以肯定主要会由本地资本出钱。
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因铁路、内河轮船航运和内地税厘的简化而日益开放,洋人会捞到种种好处,又可以迅速发财致富了。在这一点上,可千万别存什么幻想。
哪里出现了商机,哪里就会立刻冒出精明的中国生意人,背后有充裕的本地资本撑腰,西方人能捞到手的值钱东西少得可怜。
几年前西江开放轮船通航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满怀信心地预言,这会使外国航运大有发展。结果全不是那么回事。最近我到梧州去了一趟,看到几十条,说不定有几百条小轮船和汽艇,满载着货物和乘客,或者拖着一串串吃水很深的民船,可它们全是中国人的;看得到的外国船,只有几艘炮艇,外加不到半打轮船,一般认为这几条轮船挣的钱也就勉强够开销。
照这样说来,这种跌落主要是由西方人之间的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让中国商人得以同他们平起平坐;中国人本来就是极好的生意人,又完全掌握着本地市场,生活费用又比欧洲人低得多,于是一般都越过外埠那些小洋商的头顶,直接同各大商业中心的知名洋行做买卖,把小洋商挤了出去。
做大宗进出口生意的商行应该还会兴旺,虽然银价的不断波动叫它们烦恼不已;但它们的兴旺只会直接惠及少数几个人,一个人要是带着一笔小本钱从国内出来,想在这里为自己闯出一番成功的商业生涯,机会少得可怜。就连那些阔绰财团的代表,在实地考察了前景之后,一般也会得出结论:资本投到别处,要比投在中国更有利可图。
另一方面,可以谋到的官职倒有不少,待遇也相当优厚,不过这些职位大多是在英国和有关各国就已经补上了的。
医生、律师、牙医这类专业人士,既给中国主顾也给洋侨服务,机会相当好;轮船上的船长、驾驶员和轮机员,船坞和工厂的工程师和主管,各类学堂的教授,矿业专家和铁路建筑师,需求也越来越大,薪水也还公道。可是,考虑到这里磨人的气候、远离故乡的放逐之苦,以及银价的持续下跌,在远东居住,即便收入丰厚,是不是划算也很难说。
银价跌得太厉害了:二三十年前,四块银元就能换一英镑金币,月薪四百元相当于年薪一千二百英镑;如今要十二块多银元才换得到一英镑,同样每月四百元的薪水,一年还不到四百英镑。
国内普遍以为,只要在一个用银的国家里买东西,就感觉不到银价的波动。这完全是误解。中国是用银的国家,可她那四亿百姓所遵循的价值标准,既不是银,也不是金,而是铜钱,一切本地出产的东西,最终的价钱都是按铜钱来定的。
几年前,一个苦力的工钱也许是每月六千文,那时一块钱大约换得一千文,你每月给他六块钱就行了。如今他的工钱或许还是六千文,可一块钱只值五百文了,你就不得不每月给他十二块钱。肉、煤、蔬菜等等,道理完全一样。
至于一切进口的外国货,诸如衣服、食品杂货、酒等等,你得付出足够的银元,凑够在国内按金子计算的价钱;如今换一英镑金币要付的银元是从前的三倍,你的进口货也就贵了三倍;换句话说,银价跌了,它的购买力在全世界都比从前低得多了。
一个拿银元薪水的人,在远东的生活费用比二十五年前高出一倍还多。对于那些主持大生意、收入是银子而开支大半是金子的人,以及那些在银价彻底崩溃之前就已把家财投进股票的人来说,过去几年是一段损失惨重的时期,而未来也必定充满忧虑。
总而言之,在中国能发的财没有几笔,赔钱却容易得很。一个人除非在离开国内之前,就在一家好商行、政府部门或某个专业里谋定了职位,否则凭碰运气跑出去,指望到了那边再找差事,那是再不明智不过的了。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