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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女神号航行记》封面

世界看中国译丛 · 历史与外交

复仇女神号航行记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30.6 万字

著者
伯纳德 与 霍尔(W. D. Bernard & W. H. Hall)
译者
波多
原著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1844 年
出处
英国海军 · 中国沿海
卷帙
38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一八四〇年,一条铁壳明轮船开到中国海面。吃水浅、不靠风、能在河里跑,第一次鸦片战争几乎无役不与。名义上是一条船的航行记,实际是一部完整的战争史。口气是胜利者的——却也写下关天培与陈化成怎样死。

导 读

一八四〇年,一条铁壳的明轮船开到了中国海面。它是东印度公司的私船,叫「复仇女神号」,吃水浅,不靠风,能在河里跑。第一次鸦片战争里它几乎无役不与:虎门、穿鼻、广州、厦门、定海、镇海、乍浦、吴淞、镇江,一直到南京城下。

把它说成那场战争里最管用的一条船,并不夸张。中国水师的师船和炮台打的是风帆战舰的仗,而这条船能逆流而上,能拖着战列舰进浅水,能在无风的日子里横着穿过阵列。战争的技术差距,有一半是它示范出来的。

这本书的来历是:舰长霍尔留了航海笔记,伯纳德执笔写成文字——伯纳德本人也随船走过一程,是霍尔的朋友。一八四四年伦敦初版,次年出第二版,本库据的是第二版。

它名义上是一条船的航行记,实际上写成了一部完整的鸦片战争史。原因很简单:这条船到处都在,于是跟着它走一遍,整场战争就走完了。书里还有两块额外的东西——香港开埠的头几年,和一些对中国人的观察。

三十八章,原书的章没有名字。

要先说明立场。这是英国人写的、写给英国人看的战史,口气是胜利者的。它替这场战争的起因辩护,把林则徐写成一个蛮横的人,把每一次胜利写得很体面。译文照原样译了,没有在正文里反驳,也没有替它辩解。

然而正因为它是胜利者的记述,它反而把一些别处讳言的事写了出来:炮台里的人怎样守到最后,关天培怎样死,陈化成怎样死,镇江城里发生了什么,英军自己怎样抢、怎样烧。写这些的时候作者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敬意,而那些细节是实的。

一部一百八十年前的敌方战史,今天听它,听的是两样东西:事情本身,以及写这些事的人是怎么想的。

三十八章,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第一章

凡是关心过东方事务的人,都会长久记得一八三九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手段严苛、毫无道理,竟将女王陛下的全权代表连同所有英国臣民一并囚禁;他当政期间那一段短暂而狂暴、全无节制的横行,迫使我方必须采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硬的措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和本国政府随即双双着手,其直接目的,一是尽快派出一支足够的兵力,保护在华英国臣民与英国贸易;二是就女王陛下代表所受的暴力与侮辱,索取应有的赔偿。

在这种情势下,很难指望战端能够完全避免;而一旦开战,主要的战场必在江河之中、海岸一带,于是人们便把目光转向装备一批特别适合这项任务的武装船只。铁作为造船材料,此前已经试用过,证明可行;眼下正是检验铁壳汽船利弊的绝好时机,而中国沿海众多的江河,向来所知甚少,几乎从未测量过,恰是进行这番试验的理想场所。倘若在那里获得成功,便不难推想,它们在印度斯坦那些宽阔的大河里、沿岸一带,以及公司其他领地上,同样能显出用处;日积月累,一支强大的蒸汽舰队将成为印度政府本已雄厚的实力之外一笔无价的增益。

于是公司下令,立即建造若干艘坚固的铁壳汽船,造法上特别着眼于江河航行之用。每一艘都要配齐武器和人手,凡属合理的开支一概不吝,务求装备得最适合它们所要达成的特定目标。在此之前,还从没有一艘铁壳汽船绕过好望角;它们在南部非洲一带风暴频仍的海面上表现如何,尚待检验。至于这类船只的罗盘误差、雷击影响等等问题,也都还没有圆满解决,在热带地区尤其如此,那里的大自然现象来得格外猛烈、格外凶险。事实上,这类船能否胜任漫长而危险的远航,人们还全无经验;而有人竟提出让它们绕过好望角东行,并且偏偏选在一年中最恶劣的季节,那时就连最坚固、最庞大的木船也尽量不在那片风暴海域逗留,这实在是一个大胆的设想。

然而,复仇女神号的装备和去向始终严守机密,除了直接经手的人,外人一概不知;就连这些经手的人,除当局之外,对她究竟要去执行什么任务,也几乎毫无头绪。

复仇女神号终于完工,以私人武装汽船的身份出海。她虽然主要由皇家海军的军官指挥,却从未依照军法条例正式编入现役,也不列入东印度公司正规海军的舰船之列。总之,复仇女神号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形下装备起来的,再加上她构造新奇,便成了众人普遍关注的对象。英格兰的「木头城墙」,长久以来与她最引以为傲的往事紧密相连,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她举国「自豪」的东西,如今竟要改用铁来造,简直像是一种有违国本的标新立异。说实在的,人们多少把它看作近世那些冒险的试验之一。况且,木头天生能浮,无论造成什么形状样式,都是造船最自然的材料;而铁天生下沉,乍看之下,用来造船似乎极不相宜。人们有时忘了,即便是木船,也是木、铁、铜三者合成的,而这些必不可少的材料体积庞大,大大削弱了木头的浮力。

关于复仇女神号构造的详尽而专业的介绍,见于一八四〇年五月号的《联合军事杂志》,因此这里只需略提一两处她与一般木船不同的特点。除了横贯船身的大明轮梁、甲板的木板和舱室陈设,以及另外一两处只有专业读者才看得懂其名目的部件之外,整条船全是用铁造的。

利物浦伯肯黑德铁工厂的莱尔德先生值得称道,她造得极为出色,船型线条优美,完全符合对她的一切要求。

她载重约六百八十吨,蒸汽机一百二十马力,由同在利物浦的福里斯特公司制造。装上十二天用的煤、四个月的淡水和给养、两年用的各色物料、备用机件等等,再加上全副武装,她的平均满载吃水只有六英尺。而在实际服役中,她通常吃水不过五英尺略多。她全长一百八十四英尺,宽二十九英尺,深十一英尺。从铺设龙骨板到建成下水,前后只用了短短三个月。

严格说来,复仇女神号并没有固定的龙骨,只是沿船身中线把两舷连在一起的那块底部铁板,称为龙骨板。因此她几乎是一条十足的平底船。为了尽量弥补这种特殊构造带来的不便,船上设有两条可以滑动、能够升降的活动龙骨,最深可放到船底以下五英尺。每条活动龙骨长约七英尺,一条在机舱之前,一条在机舱之后。它们各自装在一个宽一英尺的狭长箱槽之中,箱槽从船底直通甲板,底部自然是敞开的,海水便可以涌进来,升到与船外海面相平的高度。龙骨是木制的,厚四英寸半,就在这箱槽里借一架小绞车和一条系在其上的粗链条上下升降。由此可见,前后两条龙骨可以视情况需要各自升降,互不相干。

不过,这样构造的船,若只装一个寻常的舵,是无法准确操纵的,因为船身吃水浅,遇上大浪,舵的大半会露出水面。于是另有一种装置,在真舵即固定舵的下部,接上一个活动的假舵,它可以下放到与两条活动龙骨同样的深度,也和它们一样可以随意升降。

主舵即真舵是木制的,下面的假舵则是铁制的,造得能从两侧牢牢夹住上面固定舵的下部,又用螺栓贯穿,可以像装了铰链一样活动;从假舵外缘引一条链子上到船尾栏杆,就能把它拉起到所需的任何高度。

复仇女神号构造上第二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整条船用铁隔板分成七个水密舱。因此实际上,她有几分像是许多铁水柜,外面包上一层壳,造成一条连成一体的船的模样。这样一来,一旦发生意外,比如触礁或是中弹穿孔等等,某一个舱室即使漏水严重,也丝毫不会波及船的其他部分。

在她三年艰苦的服役之中,这种布置的好处屡经考验。而且,正如下文就要讲到的,她首次从利物浦启航后没几天,正是靠了这个设计,才免于几乎必然的覆灭。

这里似乎还须提到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船上装了某种仪器,用以抵消这么一大块铁对罗盘所产生的局部吸引,并纠正由此造成的误差。切斯尼上校率领小型铁壳汽船远征幼发拉底河的时候,就曾深受这个难题的困扰;不过他认为,把罗盘安置在高出船身一定距离的地方,使它离铁的局部吸引范围远一些,便足以大大减小误差。

巴洛的抵消板孰优孰劣,艾里教授的那些有趣发现又如何,这里且不细论,只需说明以下几点:复仇女神号所装的校正器,大体依照艾里教授的方法,但并非由他本人亲自监督安装;在利物浦进行的试验,处处条件不利,结果始终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事实上,她不久之后遭遇的那场事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主要应归咎于她罗盘的不完善。不过也应当指出,另外一些船,如弗莱吉森号和冥王号,装了艾里的校正器,按照最公认的原则加以检验,又经过极其仔细的试验,便完全摆脱了这一层危险与忧虑,航行起来准确无误,满怀信心。

现在我们可以讲到复仇女神号从她的诞生地利物浦启航的那个动人时刻了。起初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天气良好,机器的每个部件都运转完美。她已经驶过爱尔兰海最狭窄的地段,经过威尔士海岸,横越布里斯托尔海峡的入口;照她一直所走的航向,本可以远远避开地角。

这时离她启航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左右,天气依然雾蒙蒙的,夜色漆黑,她猛地撞上了一块礁石。

蒸汽机当然立即停了车,但她原有的冲力似乎足以把她带过礁群;而且,礁石本身就在船的外侧清晰可见,显然她是从礁石与陆地之间穿过,只是擦撞了礁群的边缘。

发觉船并没有搁在礁上,仍然浮着,于是把船头转向外海,蒸汽机保持慢速运转,众人焦急地等待天亮。这时才弄清楚,她所撞的那片礁石,名字起得倒也贴切,叫做「石群」,位于康沃尔郡圣艾夫斯湾的入口,离地角不算很远。不久也看清楚了,这次事故在船首的一个舱室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漏水。用手摇泵抽水,好不容易才使舱内水位保持在船外海面之下;事实上,若不是船身分成了这些水密舱,很难想象这次事故不会要了她的命。

不过,她并没费多大力气便绕过了地角,驶进芒特湾,在彭赞斯附近、圣迈克尔山外约三英里处下锚。在这里停泊的目的,是要再弄一台水泵,希望借此把那个水柜即舱室里的水抽干,好从里面堵住漏洞。幸运的是,湾里正停着一条沿海小船,从那船上弄到了一台完全合用的水泵。那是一台铁泵,从此一直留在船上,许多场合都派了大用场。说实在的,凡是这类船只,都应当备一台这样的手摇泵,随时可以放进任何一个舱室,作为一种额外的抽水手段;同时也可用来防火,必要时往船里打水。

靠着这台添来的水泵,舱室里的水被完全抽干了,这才发现船底已被礁石整个划穿了一个洞,不过现在从里面很容易就能堵上。

这件事很快办妥,船便毫无困难地继续航行,第二天傍晚驶抵怀特岛内侧的雅茅斯锚地下锚。

这里应当提一句,船上每个舱室都装有一根小管子和一个旋塞,可以把水从一个舱放进另一个舱,如此逐舱传递,一直放进机舱,再由机器抽出船外。可是这种办法似乎相当笨拙,等于无缘无故让差不多半条船都泡在水里,所以没有采用。不过,在较新建造的船上,这方面已有很大改进:每个舱室各有一根管子直通机舱,不与其他任何部分相连;于是借助一个旋塞,既可以让水直接由蒸汽机抽出,也可以在不宜让水流进机舱时,把水限制在本舱之内,用人力抽出。

必要的修理尽可能抓紧完成,务使她在各方面都能胜任即将开始的那段漫长而未知的航程。最后,她报关出港,申报的目的地竟是俄国的敖德萨港,令人人都大为惊讶;但那些肯花点时间想一想的人,几乎都不相信那会是她真正的去处。

她装备了两门三十二磅炮,架在回旋炮架即旋转炮架上,既可发射实心弹,也可发射开花弹,一门在船首,一门在船尾,所有武装汽船都是这样布置的。〔注一〕

(原注:她后来又加装了五门长管黄铜六磅炮,两舷各两门,舰桥上一门;另在舷墙顶上装了十门小型铁制旋转炮,此外还有舢板炮和轻武器。)

离开英国时,船上官兵约六十人;但在中国作战期间,通常有官兵九十人左右。〔注二〕她每天耗煤约十一吨。

(原注:本书所述期间在复仇女神号上服役的军官名单如下——

威廉·霍尔,皇家海军,舰长——一八四三年六月十日晋升海军中校;

威廉·毕打上尉,皇家海军,大副——一八四一年七月任香港港务长兼海事裁判官;

爱德华·斯特兰韦斯先生,皇家海军候补军官,二副——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因病离船;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晋升上尉;

约翰·莱尔德·加尔布雷思先生,三副——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升任二副,一八四二年七月一日升任大副;一八四三年三月在加尔各答领饷离船;

怀特赫斯特先生,四副——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升任三副,一八四二年七月一日升任二副;一八四三年三月在加尔各答领饷离船;

彼得·扬先生,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军医——一八四一年一月十五日在澳门离船;

约翰·冈特先生,事务长——全程在船服役。

附记——以上诸人均在英国登上复仇女神号。

以下军官于不同时期在中国登船——

约翰·特纳先生,军医——一八四一年一月十五日在澳门登船;一八四三年十月任孟买编制助理军医;

弗里斯先生,皇家海军候补军官,大副——一八四一年八月一日在香港登船;一八四二年六月三十日离船;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晋升上尉;

阿尔弗雷德·弗赖尔先生,四副——一八四二年二月一日在舟山登船;一八四三年在加尔各答领饷离船后复又登船;

德莱顿先生,二副——一八四二年七月一日在吴淞登船;同上;

阿瑟·贝克先生,志愿兵——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在长江登船;同上;

轮机员——科林·麦克卢格尔先生(阵亡)、约翰·金罗斯先生、亨利·哈利先生、威廉·兰先生、戴维·威尔逊先生、罗伯特·凯利。

附记——皇家海军候补军官克劳奇先生,经伯麦准将爵士许可,从威里士厘号调来船上任炮术军士,参加了穿鼻之役、第一道沙洲之战和内河水道之战等等。一八四一年六月八日晋升上尉;一八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晋升海军中校。在镇江府负伤。)

她没有明轮旁的舢板,但在其他方面,她在中国时小艇配备得很齐全:有两艘快艇、一艘大舢板、一艘轻便快艇、一艘杂役艇、一艘小划子,另外总还带着一条大号的中国船。两个明轮罩之间,没有照常搭一座小舰桥,而是建了一座宽大的平台。这座平台占满了两个明轮罩之间的全部空间,船上载兵的时候尤其方便,因为军官们总是待在上面,甲板上则挤满了士兵。舰桥上还架着一门黄铜六磅回旋炮,用来试射距离十分得力。平台上总是备好一具火箭发射筒和一批火箭,此外还有那门铜炮的弹药等等。天热时上面张起凉篷,这里始终是观察和指挥这条汽船作战最便利的地方。

除上述各炮之外,复仇女神号还装有四门黄铜六磅炮和一门小型榴弹炮。

这条奇特的船即将启航,远航的目的和去向都无人知晓,因而激起了非同寻常的关注。就连海军将官本人也不知道她要去执行什么任务。

终于,在一八四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她真的启航了。针岩、怀特岛背后的高崖,乃至英格兰的海岸,都渐渐沉落到地平线下;临别时的激动终于平息下来,化作海上第一夜那冷冰冰的现实。

第三天,即三月三十日拂晓,众人最后望了一眼生养我们的故土。利泽德角消失了,四周只剩下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洋。这条英勇的船欢快地穿过比斯开湾,用蒸汽航行,平均航速七到八节,随着那片海域终年不息的大涌浪优雅地起伏。

四月二日,她清楚地望见了葡萄牙那礁石环绕的海岸上、令水手们畏惧的菲尼斯特雷角,遇上一阵中等强度的大风,却毫不费力地顶风而进。

四月六日,美丽的马德拉岛完整地出现在眼前,这是她离开朴次茅斯后的第九天,离开地角后才第七天。

天亮时,船已驶过小小的圣港岛,较大的马德拉岛全貌便展现在眼前。

水手们虽然很少是诗人,可这座可爱的岛屿的景致里,总有一种东西,连最没有诗意的人也能感到诗情。这里的大自然仿佛满怀言语,挂满果实的葡萄园一片新绿,与上方较为荒野的岩石相映成趣,几乎终年不断的夏日阳光,把四周各色林木映照得光彩焕发。复仇女神号紧贴着岸边缓缓滑行,就连这铁打的船和她那铁石心肠的船员们,也都精神一振,满心欢喜。

复仇女神号不久便在湾内下锚,离城不远,泊在城镇与那座名为卢岩的奇特岩石之间。

时间宝贵,此行的主要目的须尽快完成,那就是用司炉的话来说,「上煤」。这活计绝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但凡想享受汽船「在水上庄严行进」的人,就只好心甘情愿地付出这份代价,忍受这桩不可避免的苦差。

第二章

四月八日傍晚,这条汽船在丰沙尔湾只停留了三天,便又驶出港湾。前面已经说过,这条船不受军法条例的约束;船员们对此人人心知肚明,虽然她的军官大多属于女王陛下的海军。还在她生涯的这个早期阶段,这一层难处就已深有体会;若非亲身处于同样境地、担任过指挥官的人,很难想象他们在管束部下时,每天需要多大的克制、多少机变、多么审慎的判断。

十一日,她平静地穿过加那利群岛,从帕尔马岛与特内里费岛之间驶过,只是天气雾蒙蒙的,没能望见特内里费岛上那座高峰。复仇女神号此时完全靠帆航行,离开马德拉之后,十二三天都没有生火起汽。东北信风很快就把她平稳地送向前去,她大致从佛得角群岛与非洲海岸之间的正中驶过,只是在塞拉利昂附近遇上无风,才不得不开动蒸汽机。人们发现,她虽然船底那样平,不用蒸汽时却出奇地善于航行。

她就这样沿着海岸平静地前行,直到福莫索角一带,一股反常的强劲南风和一道下风海流把她推向了那里。不过,她没过多久便抵达靠近非洲海岸的普林西比岛。这是葡萄牙人的一个属地,也是我国巡洋舰在那一带最常去的停靠地,离费尔南多波岛不远。五月十四日傍晚,她在普林西比岛的西湾下锚,离开英国已四十四天,一路主要靠帆航行。她在这里停留到二十三日傍晚,进行必要的整修,砍柴作燃料,做好出海的准备。

这里的惯例是,凡驻守这一带海岸、到岛上来停靠的英国军舰,都留下一名克鲁人,由该舰付给工钱,专门为本舰砍柴,等它回来时取用。〔注一〕由于海岸一带通常有好几条船,各船所属的克鲁人也就有好几个,他们结伴出去砍柴,彼此帮忙。砍下的柴运到岸边,每条船一垛,上面写着那条船的船名。

(原注:克鲁人,是所谓克鲁地方的非洲土著。)

复仇女神号带着海军部的一封公函,要求女王陛下的所有舰船尽力给予她一切协助,因此她没过多久就把为这支小小分舰队储备的木柴全部装上了船。当时指挥狼獾号的塔克舰长尤其热心相助,甚至把自己舰上已有的木柴也让了出来。这样,复仇女神号最后装上了大约七十吨上好的硬木;煤又还剩下不少,有了这批补充,她无疑能够顺利抵达好望角。登陆处近旁就很容易取到淡水,水质极佳;这样,船只补给最要紧的两样东西,在普林西比岛都十分充足。猪、家禽、山羊要多少有多少,此外还有薯蓣、玉米、咖啡、香蕉、菠萝和酸橙。最难得的是,普林西比岛的锚地一年四季都很好,无论白天黑夜都容易进出。因此,对于取道东线前往好望角的船只来说,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停靠站;在某些季节,东线比西线更为可取,对汽船尤其如此。

在岛的另一面,即与西湾相对的东北面,是圣安东尼奥港的市镇和港口,岛上的总督就驻在那里。那里相当安全,但地方狭窄,作为泊船之所,远远比不上西湾。那里有一位体面的葡萄牙商人,素来为停泊西湾的船只供应各种所需物资。为了尽量搜集一切可得的资料,以备日后若有别的汽船到此停靠之用,曾向卡内罗先生打听。他答复说,木柴要多少都可以供应,价钱是每一百根木头一块西班牙银元;〔注二〕但如果需要劈成小块,就要贵些,因为得为此雇用黑人,每三个人每天一元。至于所需时间,他认为要准备五千根木头,得花三四十天。西湾也有煤可买,当然是从英国运来的,但价钱高得惊人,每吨约合六英镑。

(原注:大约一千根木头合二十二吨半柴火。)

普林西比岛已经因为木柴的需求而大受其益。岛上因此正在开荒种植,那里出产的咖啡品质好,价钱也便宜。事实上,以它的地理位置和种种条件而论,随着取道好望角的轮船交通逐渐扩展,这里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往来频繁的地方。

这里须提一句,经常沿这一带海岸航行的船只,船底几乎必定长满大藤壶;复仇女神号非但不能幸免这桩烦恼,而且由于全身是铁,所受的困扰恐怕比包了铜皮的船还要厉害。藤壶的数量实在惊人,附着得又极牢,要费好大力气才能刮下来,往往连油漆也一并带掉。为此雇了军舰上的克鲁人潜到船底下去清除,那场面真是又新奇又有趣。这些人能在水下干活那么久,实在令人惊讶,而且干的还不是轻活。一个个高大魁梧、肌肉结实、皮肤黝黑、头发卷曲的汉子,在水里一起一伏,有的拿着扫帚,有的拿着刮刀,有的拿着一截截铁条,总之,凡是能用来对付这些顽固不去、紧紧依恋着铁打的复仇女神号的不速之客的东西,都用上了。克鲁人是一个勤快、吃苦耐劳而又忠诚的民族,凡是在这一带海岸雇用过他们的人都可以作证。在这一带驻防的我国军舰上,他们被收作水手;复仇女神号经过长期艰苦的服役回到加尔各答时,当初从这一带海岸随船出发的三个克鲁人,仍有两个留在船上,另一个死于任上。

终于,五月二十二日,再度生火起汽,小艇吊上船来,起锚,「全速前进」的口令传到下面,太阳刚刚沉入地平线,依然神秘莫测的复仇女神号便扬长而去。她的航线势必经过圣多美岛,那是葡萄牙人的另一个属地,几乎正好位于赤道之下,因此离普林西比岛还不到一天的航程。于是她在第二天下午驶近该岛,并且不失时机地驶进了沙维什湾,岛上的首府圣安娜·德·沙维什就坐落在那里。

这座小岛有些地方十分秀丽,风景如画,另一些地方则荒野未开,林木茂密。岛上盛产水果蔬菜,但最可贵的还是品质优良的咖啡,只是种植的数量并不很大。首府圣安娜坐落在一个可爱的海湾的尽头。圣安娜的居民大部分是黑奴和克鲁人。克鲁人是从赤道以北的海岸渡海过来的,身材高大,体格健壮,非常勤劳(这一点与其他大多数非洲人不同),头脑聪明,待他们好,便忠实可靠。所有克鲁人都非常亲近英国人,乐意在我国船上服务。他们极其信赖英国人的话,无论被带到世界哪个角落,他们始终确信,一旦不再需要他们效力,就会免费把他们送回家乡。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从来不与奴隶贩子沾边,事实上似乎对奴隶贩子极为鄙视。不过,他们也长着纯正黑人那样的羊毛般的卷发、厚嘴唇和宽鼻子。在我所见过的所有非洲人当中,就性格和习惯而论,他们最像阿比西尼亚人,只是由于与我国同胞接触较多,又有所长进。

总督的住宅是当地最好的房子,有一道绿色游廊这样的奢华装饰,与周围那些较为简陋的房屋区别开来。正厅门口挂着一幅巨大的帷幔,上面富丽地绣着葡萄牙的国徽,这几乎是葡萄牙在当地权力仅有的真正标志。

前去正式拜会总督阁下,自然是件令人好奇的事。于是霍尔船长和他的军官们由一位威风凛凛的典礼官引入「御前」,这位典礼官同时又是岛上的驻军司令。此人是个高大的黑人,为了这个场合「披挂得华丽非凡」;他会讲一点英语,引见之后,便立即向总督阁下说明来意。来意首先当然是向这样一位显赫的长官致敬;其次是探明,日后若有汽船偶然到此停靠,能否在岛上设立一座煤站,能否采办木柴作燃料,并提供合适的地方存放,以备取用。总督阁下屈尊降贵,极为客气,说这两件事都办得到,他乐意尽力提供一切协助。他又说,他清清楚楚记得,许多年前,木壳汽船进取号在前往印度途中曾在这里停靠过,但铁壳的汽船,他直到今天才算听说。

会见很快就结束了,到此为止,一切都十分圆满。可是,一行人正往船上走的时候,那位黑人典礼官兼副官兼司令等等,特地提出一个请求:千万不要鸣放礼炮,因为他们自己恰好「火药奇缺」,若是不得不回礼,就会很为难;这大概是委婉地暗示,送一点火药给他们会很受欢迎。

没有多少时间对这座岛屿作进一步考察,对它的主人来说,这座岛看来价值甚微。不过有理由相信,它在某种程度上被用作一种转运奴隶的中间贸易站,虽然无人承认,而是暗中进行。

正是在这座岛上,著名的萨宾少校于一八二二年进行了他那些富有科学价值、饶有趣味的摆锤摆动观测,因为此岛几乎恰好位于赤道之下。

第二天早上,即二十五日,复仇女神号越过赤道,温度计指着华氏九十六度,这几天来平均温度一直如此。此后许多天都刮着强劲的逆风,涌浪很大,她顶着风浪十分平稳地前进,每小时五节到五节半。不过,由于需要尽可能节省燃料,最后决定做一个前所未有的试验,就是在挂帆航行时只开动下风一侧的明轮(另一侧明轮脱开,任其随船行而空转),同时只用一座锅炉。船头保持在离风向约五个半罗经点的方位上,在这种状态下,海面起伏,风力平稳,她继续以每小时六节半到七节的速度前进,工作着的下风明轮每分钟转十二到十五圈。试验就这样大获成功,尤其是它似乎还能抵消船的横漂。船两侧受力不均,舵似乎也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

曾经花了些工夫,想弄清楚能否只用一座锅炉,把两台蒸汽机都开动起来并收到实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是:除了在利物浦的默西河上、各方面条件都格外有利的时候之外,复仇女神号用一座锅炉带动两台蒸汽机,从来收效甚微。但显而易见,任何船只,只要动力足以在紧急时这样做,就必定占有很大的优势;毫无疑问,她若再多二三十马力,在平静的水面上,尤其是挂帆的时候,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因此,她的动力(只有一百二十马力)对于她的体积和重量来说几乎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六月二日,船忽然仿佛不听舵手使唤了。既然想不出别的什么像样的原因,自然要仔细检查一下舵。立刻就发现,那个下垂的假舵已经丢失了,至于是怎么丢的,却不大看得出来,只是检查之后,有理由认为,它一定是在与上面真舵下缘相接之处被彻底磨断了,因为舵的全部受力几乎都集中在这个部位。

这个损伤必须刻不容缓地设法修好,因为船几乎已无法操纵,在船身剧烈的纵摇之中,真舵有时差不多整个露出水面。军官们和船上那位聪明的木匠竭尽全力,在天黑之前造好了一个临时假舵,并把它牢牢装上。而且人们发现,它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使,因为它在水中吃得更深,与上面舵的接合面也更大。下面附有这个装置的图样,几乎一看便知其巧妙。它是用木板而不是实心铁造的,用链条系牢,既能紧紧夹住上面的真舵,又能随意升降。

整个装置非常好用,在驶往好望角的余下航程中(那段航程可是够艰难的),它从未出过毛病,也无须另加支撑。事实上,人人都说,船比以前更容易操纵了。

但复仇女神号要应付的困难还没有完。强劲的南风依旧刮个不停,看不出有很快转向的迹象;她进展缓慢,船上只剩下三十二吨煤和一点木柴,附近也没有任何可以驶去补充燃料的地方。于是决定驶向外海,单靠风帆航行。这样,剩下的燃料就可以留作应急之用,等到离港口不太远时,足以保证她能够进港。看一看地图,便可知道她这时所处的位置。

能挂的帆都挂上了,航向随风向而变。无畏的复仇女神号离开陆地扬帆远去,不屑于傍岸而行,勇敢地冒险出海,在隆冬时节去闯那一带风暴肆虐的海面。长久以来一直刮着的强劲南风,打乱了一切通常的推算。

驶离陆地的头一天,情况就比以往更加明显:船身很轻,实际上吃水几乎不到五英尺半,又确实是平底,因此下风漂移得很厉害,在逆风和大浪中前进得很少;总之,她那几条可以下放得很深的活动龙骨,远远不足以抵消这种倾向。因此,设法想出某种附加的手段来弥补这个缺陷,就成了头等要紧的事。

舰长回想起自己从前在荷兰海岸的经历,记起荷兰的平底船在微风中航行,或是迎着顶头浪抢风航行时,靠着它们的披水板得益极大,便想到这一次或许可以采用类似的办法。军官们都赞同这个主意。当大家都怀着同样热忱而富有进取心的精神时,很少有什么事会像起初看来那样困难。正是在困难关头彼此信赖,英国水手才能勇敢而成功地闯过许多危险,而那些危险,只要有片刻的怀疑或犹豫,就可能变得无法克服。

上面的示意图足以说明这次所采用的装置是什么样子,无须再作细致而冗长的描述。只需说明一点:除了图上可以看到的四条链子之外,还发现必须再加第五条,才能使披水板紧贴船舷。这条链子系在披水板下端的中央,然后绕过船底,用一根绳索和滑车固定在另一侧船舷上。

复仇女神号这样装备之后,继续航行,人们发现这个新装置帮了大忙。经过仔细观测查明,她的横漂足足减少了一半。〔注三〕

(原注:这一次还想到了另一点,或许值得注意,而且此后屡次得到证实,那就是:凡是按照复仇女神号的样式建造的汽船,若不装一条从船首直贯船尾、用螺栓牢牢贯穿船底的固定龙骨,就不应派去作漫长而前途未卜的远航。这在海上会有极大的用处;而一旦船只用于沿海或江河航行,又很容易把它卸下,换上活动龙骨。

此外,如果打算派出一条较小的汽船,那么,与其让它装备停当,冒着一切难免的风险,靠蒸汽和风帆自行驶往目的地,倒不如把它拆散运去,到了预定使用的地方,再由随船的机械工和轮机员组装起来,这样是否既更安全、又更省钱,恐怕也值得斟酌。)

此后几天,风势渐渐加强,到了大约十八日,终于成了一场中等强度的大风,掀起了凡是到过好望角的人都会久久难忘的那种又高又猛的巨浪,时时刻刻都像要打上甲板,或是从船尾扑进来;但这条稳当的小船像天鹅一样随浪而起,一次也没有被大浪或险浪打上船来。

大家对她各方面性能的信心与日俱增。此时风从船尾斜后方强劲地吹来,她单靠风帆,每小时就能航行八节到九节半。人们发现,披水板在挂帆航行时始终有助于使船身稳当;不过它是仓促间用手头仅有的材料赶制的,所以需要修补加固好几次。

终于,到了二十九日,离好望角还有二百三十英里,但已经向南走得很远了,看来剩下的燃料足以把她送进港口,于是最后一次生火起汽。七月一日早上,桌山那与众不同的山形,以及它南面那座圆锥形的山峰,已清清楚楚地望得见了。复仇女神号在一年中最不利的季节,完成了一段漫长而令人疲惫的航程,船上人人所共有的那份焦虑,是不难想见的。每年这个时候好望角的种种凶险,并没有被人夸大。七月一日,天色已晚,开普敦人人都大吃一惊,只见她悠然开着蒸汽,驶进了桌湾。

第三章

冬季里,桌湾整个儿敞向西北,正当大风的锋头,因此敢进湾的船寥寥无几,即便进来,也都是吨位轻小的。复仇女神号却没有多少可怕的:她吃水浅,能在新近筑成的石砌码头附近一处避风极好的小湾里下锚。

抵达后的第二天,殖民地总督登船参观。他对船的构造与装备的一切都显出极大的兴趣,于是船上生起火来,载着总督一行绕湾游了一圈,众人看来都十分满意,玩得尽兴。船首那门炮在各个方位、用不同的装药量逐一试放,以显示它的威力与射程。眼前所见,更叫众人对这条船日后究竟开往何处愈发好奇。

那一天处处都叫人难忘。复仇女神号游罢归来,驶近登岸处时,成千上万的人涌来迎接。她竟一直贴着那座「旧」码头靠了上去,那里从来没有哪条船停靠过,众人无不惊愕。这座老木栈桥平日只有小艇往来,如今居然有这样一条又长又大的船浮在它身旁,人们的惊奇简直无以复加。宁静的开普敦为此大为轰动,那些沉稳持重的荷兰人几乎不敢相信铁竟能浮在水上,更不敢相信它浮得这样轻巧。

总督和随员刚一上岸,就有数百人,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数千人,好奇地挤上船来。一条铁壳汽船泊在城边的消息传得飞快,惹得人人好奇,连病人也拿它当出门透气的由头。围在船边的人群形形色色,各种出身、各种肤色都有,这样的景象在别处是难得一见的。黑人、霍屯督人、卡菲尔人、马来人,还有介乎其间深浅不一的各色人等,都闲闲地赶来看热闹;体面的欧洲人和殖民地居民则不论老少都被请上船来,看到新鲜东西,个个都显得很高兴。

潮水一退,船就得离开码头,因此要趁此之前尽量多装些煤。这桩麻烦事一刻也没有耽搁就动手了。即便如此,参观的人也毫不退缩,一拨接一拨地涌来,全然不顾种种不便。

此时有好几处修理要赶紧进行。首先要把那副垂舵,也就是假舵,重新装好,而且必须大大加固。这是件要紧事。这里倒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建议:日后若再有同类的船出海,应当给它们配备某种装置,以便在海上万一需要修理垂舵时,能把主舵暂时完全卡死,或者干脆使它不起作用。在海上修舵时没有办法让舵保持不动,这种不便屡屡令人感到,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置备一样东西。在好望角前后一共耽搁了整整九天。

七月十一日,诸事完毕,她再度驶出桌湾。人人为她欢呼,衷心祝她马到成功,虽然大家都在猜测,她那神秘的目的地究竟在哪里。

显而易见,一条开往新加坡或更东方的汽船,有三条航路可选。其一,从好望角驶向爪哇与苏门答腊之间的巽他海峡,主要借助风帆,因为那一带纬度上的风一般都很强劲,这样可以节省燃料;其二,从好望角北上毛里求斯装煤,许多汽船都这样走过,再取道马六甲海峡;其三,穿过非洲大陆与马达加斯加岛之间的莫桑比克海峡,在锡兰停靠加煤,然后同样经马六甲海峡南下,驶往目的地。

这一回,复仇女神号奉有明令,要走最后一条航路,因为一般认为这个季节走这条路最为相宜,而且上面认为最好顺道去一趟约翰娜岛。这座岛在莫桑比克海峡北端,属科摩罗群岛,是群岛中往来船只最多的一座。关于此岛,后文适当之处还要细说。离开那里,她便直驶锡兰加煤。不过就连这些,也只有舰长一人知晓。离开好望角时,无论军官还是水手,对于目的地所能打听到的,只是马上要穿过莫桑比克海峡,至于去做什么,却一概不知。

复仇女神号如今就要迎来她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经历了。离开好望角还不到六天,一场全新的、完全意料不到的危险便在等着她,眼看就要酿成极其可怕的后果,而附近又没有任何港口可以避难。一条船濒临毁灭到这般地步,最后居然还能逃出生天,这是极为罕见的。航程的头几天,时而狂风,时而无风,交替而来;她所遇到的大浪,只不过让她又一次有机会证明自己作为一条海船的优良性能。十四日,从桅顶上望见了弗朗西斯角,那是在非洲南岸,属殖民地境内,靠近阿尔戈阿湾。十五日,气压表开始下降,到了第二天,几乎跌到了二十八英寸。此时西边天际电光闪烁,划过长空;原本从北西北方向稳稳吹来的强风,渐渐增强为猛烈的大风;种种迹象都表明,风暴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海浪愈来愈高、愈来愈重,时时刻刻都像要把这条「又长又低」的复仇女神号吞没,因为船上所能挂的帆,几乎不足以让她顺着浪头跑。

大风未起之前,明轮上的蹼板已经拆下,从那时起,船一直只靠风帆航行。早在天气变得如此凶险之前,就已驶过了阿尔戈阿湾,此时要折回去已不可能。风越刮越猛,海浪高得吓人,于是航向略作调整,好让船离陆地更远一些。即便在这时,她的处境也已十分危险,因为她伏在海面上那样低,而狂涛却在她头顶上翻腾起伏。

夜里,确切地说是十七日凌晨三点钟光景,一个巨浪终于打在她左舷后部。整条船身被打得直颤,那一下震动猛烈至极,船上所有人的第一个念头都是:船身真的被劈裂了。这一击之猛,使她横转过来,迎着风浪;所幸很快又把她调回顺风顺浪的方向。

天一亮,船所受的损伤很快便查明了。右舷明轮受损严重,实际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几乎已被打掉,只剩一点点地方还连着,就这样在水里拖着走。

刚刚想办法保住明轮的这一部分,又发现船体本身受了另一处更严重的伤。在后明轮梁,也就是耳台梁的前方,船的两侧都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竖直裂缝,几乎贯穿了从上往下数第二块铁板,连最上面那块也裂开了一小截。这些铁板断裂时力道极猛,伤得最重的地方,铁板向外鼓起,断面有一处凸出约两英寸,在船舷上留下一个极其可怕的口子。实际上,船已经开始从中部断开,从这一侧一直裂到那一侧。而且极有可能,这道当时已近两英尺半长的裂缝,若天气不能很快转好,便会随着船体的扭动迅速延伸。处处都有令人惊恐的理由,而在当时那样的天气里,要把如此严重的损伤修补起来,哪怕只是暂时修补,看来也希望渺茫。

显然,那只破损的明轮撑不了多久,几乎没有人认为还能保住断下的那一部分。不过,一时情急,略施巧思,往往就能想出最管用的办法,而这些办法说到底又是最简单的。最要紧的,是想个法子暂时把它拴住,这样,一旦轮缘彻底断开,那一大块就可以用别的办法吊挂在船舷边。船摇晃得厉害,要用绳子绕住它几乎不可能。可是很快有人灵机一动:船上那种大号小艇锚,正好可以当作一只绝妙的大鱼钩来用。用它终于钩住了一根轮辐,把它托住,直到轮缘完全扯断;然后借助滑车,费了一番周折,才把明轮断下的那一大块拖上船来。

到此为止,可说是祸中有福。因为倘若明轮的这一部分彻底丢失,那么正如后文即将说到的,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只剩一只明轮,而这一只也随时可能受损,不幸的复仇女神号多半熬不过她后来遭遇的更恶劣的天气,即便半沉半浮,恐怕也很难驶抵港口。

在此我们不妨提出两点看法。第一,有些汽船在扬帆航行时拆卸蹼板,甚至把它当作水手的例行操练,这种做法无论何时都会大大削弱明轮,在大浪中尤其如此,甚至可能把整只明轮毁掉。第二,在轮辐中部再加一道明轮环,绕轮一周,把各根轮辐连在一起,对加强明轮大有裨益;此外,明轮的轮毂绝不可用铸铁制造。它是整只明轮最要紧的部件,必须有最大的强度,而这只有熟铁才能做到。这里应当说明,即便在这一次,十六块蹼板中也只拆下了八块,不然的话,损伤很可能还要严重得多。为防止类似事故再度发生,后来下令预备若干根小铁条,每拆下两块蹼板,就在其中一块的位置上用螺丝拧上一根;这样,拆下八块蹼板,便装上四根小铁条补位。如此,明轮便不会失去应有的支撑与连接。不过,有了这次的经验,后来便很少再认为有必要拆卸蹼板,即便拆,也必定是在风平浪静、天气看来确已稳定的时候。这一次被扯掉的那部分明轮,足足占了整个轮周的五分之二。这一大块铁的重量,不会少于十五到十六英担。

第二天,也就是十八日,天气大为好转,船仅靠一只明轮,以每小时约四节的速度前进。与此同时,众人竭尽全力抢修那只破损的明轮。出事后短短三天之内,就以非凡的辛劳把断下的那一部分从船舷上放了出去,最后用螺栓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

二十日,船从纳塔尔港外不到四十英里处驶过。这个地方如今已经大大出名,因为好望角殖民地那些有名望的荷兰农民曾试图在那里自立。然而,在那样的地方是没有什么希望进行必要的修理的。

两侧铁板开裂之后,船的危险处境是瞒不过船上任何人的。不过,只要天气平和,看来大可以抵达德拉瓜湾,而不至于冒很大的沉没之险。然而第二天,即二十一日,风又从东北方向刮紧了,在一年中的这个时节,这是很少见的风向。巨浪再度掀起,把众人刚刚复燃的希望又浇冷了;那汹涌的横涌,只能让人看得心惊胆战。

船舷上的裂口,原先还算有限,只让船进一点点水,如今却渐渐以惊人的势头扩大起来。实际上,谁也猜不出它会裂到哪里为止,也想不出有什么切实有效的办法能遏止它。两侧都坏得厉害,很难说哪一侧更糟。船显然在中部「扭动」,这是行话,换句话说,它不仅上下裂开了,而且在左右来回地错动。况且,天气看来只会变坏,不会变好;更雪上加霜的是,此时发现左舷锅炉的炉膛也同样受了损,实际上几乎用不了了。这样一来,能不能让机器一直运转,好把舱底的水抽出去,就越来越没有把握了,更不必说推船前进了。

必须马上采取权宜之计;好几个地方同时需要修理,船上每一个人此刻都要日夜不停地忙碌,想方设法让船浮在水上。风向改变以后,巨浪迎着海流全力扑来,在船后汹涌翻滚,时时刻刻都像要打上船来。为了尽可能防范这一危险,便在船尾和两舷后部,尽力牢牢地钉上了四排厚木板,好把海浪挡在外面,至少也能削弱它的冲力。那时浪大到这种地步:主舵有时整个儿露出水面,而与此同时,船首的三角帆杆却没在水「下」。

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为了减轻船两端上部的重量,从而缓解船体所受的应力,大家花了极大的力气,把船尾那门最靠后的大炮从回旋炮架上卸下来,稳妥地存放在后部的一个煤舱里;早已收进船内的两只首锚,此时又被拖到更靠近船中部的地方。这使船轻松了一些。可是随着白昼渐深,风越刮越大,海浪一小时比一小时更凶险。

不过,二十二日还是试着对船舷作了一次临时修补,因为船舷此时受力极大。为此,在铁板裂缝两侧各凿掉两三颗铆钉,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外面最糟的地方装上一块新铁板,再用螺栓穿过去,紧固在里面横贴着的一块结实的橡木板上。这时,船两侧的裂口已经向下延伸了「三英尺半以上」。

此时他们离维达尔角已不太远,但一股强大的海流正以每天五十多英里的速度流向西南,掀起了极其沉重而危险的大浪。终于,又一个黎明来临,天光渐亮,东北大风减弱了,而且渐渐平息下去,到了午后,风向转为东南。那只破损的明轮此时已经修好,虽然船舷的伤势一小时比一小时严重,但看到两只明轮又一齐转动起来,船上人人都希望倍增。然而,他们拼尽全力要赶去的德拉瓜湾,仍远在不下二百英里之外。夜幕再度降临,怒风又开始呼号,一阵阵狂风暴雨扑向这条命运多舛的船。四下一片漆黑,阴森肃穆,正如那似乎又在以苦难与毁灭相威胁的命运一般。

她此刻挂着的唯一一面帆被撕成了碎片,单凭蒸汽,也难以抵挡狂风巨浪的肆虐。终于风势稍歇,她又向前移动了;可是巨大的风暴又一次加剧,众人在希望与恐惧交替之中,盼望着天明。她起伏挣扎,受力之大,令人心惊;漏水越来越多,「裂口不断扩大」,可她依然浮着。大家原指望天亮以后风暴会减弱,可是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却毫无转变的迹象,也看不到好转的兆头。此时他们的危险已迫在眉睫;然而人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唯一的生路就在于不懈努力,同心协力,日夜苦干。正是这份努力本身生出了信心,而信心又反过来使他们力量倍增。尽管如此,新的危险似乎总在前头等着。

漏水仍在增加,船舷受力开裂,情形骇人,此时裂口向上已一直裂到甲板,向下已远远裂到吃水线以下。船左右起伏摇摆时,铁板的断口有时张开到一英寸之宽,而在鼓起的那一处,随着船体扭动,铁板左右错动的幅度往往不下「五英寸」。风暴愈烈,尽管众人竭尽全力加固那一处,却发现短短两个半钟头之内,两侧的裂口竟又各自延长了足足十八英寸。

在这样颠簸的横浪中,船的摇动十分急促;船舷每张开一次,风和水便从裂口里汹涌而入,声势骇人。幸而机器仍能运转,而且一直在飞快地往外抽水,尽管裂口实际上就紧挨着机舱。然而船的险境实在令人胆寒,不仅担心她会从中部断开,还担心舱底水泵会被堵死,或者炉火会被涌进来的水浇灭。

显而易见,这将是一场生死搏斗。她呻吟着,剧烈地扭动着,船上各处的报告接二连三地送来,说她正在迅速地四分五裂。

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仍须设法振作起水手们低落的士气,激励他们再加一把劲。舰长努力露出笑容,以冷静沉着的态度,试图唤起希望,而他自己心里其实几乎不存什么希望。「您尽可以笑,先生,」水手中最结实的一个说道,他本是个强悍的锅炉匠,「可您不懂铁的脾性,您怎么会懂呢!」说这话时,仿佛在可怜舰长的无知;接着他又补了一句,像是要安慰人似的:「唉,先生,铁这东西,一旦像咱们这船舷现在这样扭动开裂,就准会一直裂下去,什么也挡不住。」

然而,说这些显然无济于事,所能说的只有一句:「危险越大,我们越要加倍努力去对付它。」大家果然加倍努力了。每一个军官、每一个水手都重新认真干起来,力图把船保住,不让它散架。一组人在甲板上沿着船的首尾方向,在断裂的部位上方钉上厚木板和圆木;另一组人忙着把这些木料的两端用螺栓固定在两个明轮罩之间的耳台梁上;还有一组人,即轮机员和司炉,正忙着在下面加固船舷。

要明白这后一部分的情形,必须先解释一下:在木船上称为肋骨的东西,在铁船上叫作「角铁」。它们其实就是结实的直角铁条,像肋骨一样沿船舷上下排列,有一个平面,铁板就用螺栓固定在上面。这些角铁,也就是肋骨,彼此相距十七英寸,而铁板正是在两根角铁之间的正中附近开裂的。事故恰恰发生在船最薄弱的部位,即船的中部。看来很可能是这样:出事之时,莫桑比克海峡里正有沉重的横浪,就在一个浪头重重打在船的后舷之际,船首恰好被另一个浪的浪谷牢牢卡住。这一击使她整个船身都颤抖起来;而她又长又浅,因此遇到类似的冲击就更容易受伤。〔注一〕

(原注:日后如何进行彻底修理,以及较新近建造的船只如何设法防止类似事故再度发生,将在第五章中加以说明。)

至于临时修补,显然需要两种办法,才能把断开的铁板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首先,在两根角铁之间斜着钉上一些小木块,彼此交叉,形如一个叉字,以抵御船体的扭动,并防止铁板互相错叠。其次,用结实的螺栓或铁条从一根角铁「穿过」另一根角铁,两端用螺母拧紧。这样一来,角铁之间便牢牢连在一起,从而把夹在中间的断板边缘紧紧地合拢;只要螺栓不松,作为临时修补,这就完全够用了。但所有这些办法,都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在一场大风之中实施的,那时候,任何这类尝试看来都近乎徒劳。所幸,到第二天,即二十六日,天快亮时,大风稍稍减弱;这些修补也在当时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完成了,使船在各方面都更加牢固,受力扭动比以前小了许多。

此时陆地已经不远,就连那些最绝望的人,也重新燃起了希望。雾气渐渐散开;此刻,那焦虑的心中涌起了多少新的感受!当竭力远眺的眼睛第一次隐约望见那若有若无的陆地时,心头掠过了多少欣喜与感激的激动!复仇女神号驶近海岸,大浪渐渐平息,她终于在一座陡峭的岬角附近驶入了平静的水面。一场几乎毫无指望的航行之后,听见锚链哗哗放出的声响,从来没有哪一次比这一回更叫人欢喜。她终于平安了,从近乎绝望的厄运中得救了。大家互相道贺;真可以说,那些一同辛劳、共担忧惧与希望的人,彼此在同情与友谊上结得更加牢固了。

第四章

复仇女神号如此侥幸抵达的这处锚地,紧靠德拉瓜湾入口处的伊尼亚卡角。这块居留地至今仍归葡萄牙人所有,在奴隶贸易的历史上曾经大大有名,是那种令人憎恶的买卖的主要集散地之一。它虽已从昔日的兴旺中大大衰落,却仍远远洗不掉附在它名字上的污点。它位于非洲东岸(见地图)。一八四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清晨天刚亮,复仇女神号便开足蒸汽,驶入了流进这个海湾的那条河,此河名叫英吉利河。

葡萄牙人在河口附近有一座小炮台,炮台上的人一发现汽船驶来,立刻大起骚动。汽船这东西,他们连听都难得听说过,更不必说亲眼见到了。谁也猜不出她来访的用意;可是人人心里都明白,自己或多或少都沾了奴隶贸易的罪孽,也分了它的好处,因此人人都把这条驶近的船看作不怀好意的来客。大炮掉转过来对准了她,弹药也备齐了;若不是人人都心知肚明,复仇女神号的船尾炮只要一发,就能把炮台的墙打得发颤,叫守兵四处躲藏,这阵势本来倒也显得十分威风。

复仇女神号拿不准自己会受到友好的接待还是别样的对待,便缓缓驶过炮台,溯河而上,去探查这条河。旁观的人看见她在那样浅的水里行驶得如此轻松,无不大为吃惊,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么浅的水连他们最小的运奴船都几乎浮不起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样大的一条船,必要时竟能把运奴船的小艇一直追进它们最隐秘的巢穴。

她再度顺流而下,驶近炮台时,那里显然有些骚动,仿佛他们拿不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不久,炮台总督派来一名副官登船,询问这条船从何处来,到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有何贵干。可是他和船上的人谁也听不懂谁的话。

当天,复仇女神号的舰长和几名军官上岸去拜会总督阁下。总督装出见到他们极为高兴的样子,对他们百般殷勤周到。这无疑是他的权宜之计,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复仇女神号是一艘军舰,而他也很清楚,倘若她真是军舰,他就很难洗脱公然助长、纵容奴隶贸易的罪名。而这种贸易,恰恰就在那一刻,在他眼皮底下,在他的大炮射程之内进行着。不仅如此,运奴船斜桁顶上飘扬的,正是为这种贸易撑腰的那面旗帜。然而,炮台上升起的也是同一面旗帜,而且是根据一项条约升起的,按照该条约,这面旗帜理应尽力制止那种可怕的买卖在这条河上继续下去。事实上,河里离炮台不远处就泊着一艘运奴船;汽船溯河而上时,很容易就看见那条船上的水手正在弃船,拼命想逃走,把船丢下,任凭区区一艇人去处置。可是复仇女神号并不是军舰,无权捕获它;因此,起初还是装作没有注意到那件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事情,更为得计。

有好一阵子,根本无法同总督交谈,因为谁也不懂对方的语言。后来终于请来了一位帕西商人,他既会说印度斯坦语,也会说葡萄牙语;碰巧船上也有一个人会说印度斯坦语,于是便拐弯抹角,来回传话,正正经经地交谈了起来。谁也想不到,在葡萄牙人治下的德拉瓜湾这样偏远而又不卫生的地方,竟会有一位帕西商人在那里落户。然而,那「对黄金的可诅咒的贪欲」,有什么地方不会引诱人类去博取命运女神的一笑呢,哪怕瘟疫与死神正在面前狞笑?

作为一块居留地,德拉瓜湾对葡萄牙人用处很小,住在那里的葡萄牙人也寥寥无几;若不是有奴隶贸易这个污点撑着,它几乎都维持不下去。不过,那里也有少量象牙和金砂的贸易,沿海还常有捕鲸船出没,尤其是美国捕鲸船,它们进居留地来补充给养。欧文上校勘测这一带海岸的记述,描绘了一幅凄惨的景象,说明这里的气候何等致命:他手下的军官和水手,能侥幸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一艘运奴船竟泊在炮台的炮口之下,此外还有种种小迹象,表明总督在执行他所接到的有关奴隶贸易的指令时极为怠慢,这些事后来让他吃了大苦头。此事被报告给了莫桑比克总督,德拉瓜湾归他管辖,这里的副总督也由他任命。后文将会看到,无论如何,「他」在制止这种贸易上是真心诚意、雷厉风行的。听到这些情况,他大为震怒,声称这违反了他最严格、最明确的命令,当即下令将那位副总督撤职。

那艘运奴船是一艘漂亮的葡萄牙双桅横帆船,后来复仇女神号的几名军官曾上去察看,发现它完全是按照贩奴的需要装备起来的:铺设奴隶舱板的木板都已备齐,还有给奴隶煮饭的锅,以及镣铐等物。它的桅杆和圆木又大又好,用料上乘,于是很快便利用了这一点,弄到了修船所需的一些材料。

原来海滩上躺着几根极好的大木料,大概是附近失事的某艘大船上的。这些木料恰恰最合我们这条船的需要。听说它们属于镇上的一位葡萄牙商人,便立即去打听能否买下。然而对方却百般推托,横生枝节。显然,要么是哪里「有颗螺丝松了」,要么就是他们想漫天要价。于是立刻传话过去,声明若不在「二十分钟之内」按公道的价钱把木料交出来,复仇女神号的舰长「就要带着手下登上那艘运奴船,把『它』的桅杆和圆木拆下来;看样子那些桅杆和圆木好得很,拿来派用场还更合适些」。

再灵验的护身符也不会比这番恰到好处的威胁见效更快了,何况这番威胁是肯定会付诸实行的。全居留地上上下下,从总督起,或多或少都同这件事有牵连;这话很快传到了运奴船船主的耳朵里。他惊慌失措,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之所以力主立刻交出木料,理由也再明白不过。「求求你们,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吧,」他说,「我宁可为此付上十几倍的钱,也不愿让那条怪模怪样的船待在这里。她会把我们全都毁了;无论如何也得把她打发走。千万要给她要的一切东西,让她走吧,看在老天的分上。」

二十分钟远远未到,木料就交出来了。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九日,总督本人还送了些蔬菜和象牙到船上作为礼物,后来又亲自来看船。他显然对所受的接待十分满意,无疑也对这条船的模样印象极深,于是留下来用了晚餐,竭力表现出自己是个好人。

这里不妨说一说,那条在德拉瓜湾入海的所谓「英吉利河」,实际上是三条河共同的河口,这三条河叫作滕比河、邓达斯河和马托尔河。不过,单独来看,它们都无关紧要,源头离河口几乎不过一整天的路程;与其说它们是远方层层山峦间过剩之水的出口,不如说是一片肥沃冲积地带的排水沟。它们在炮台上游五英里多一点的地方汇入英吉利河。两岸一般都镶着一片宽阔的泥滩,渐渐升向较高的地面,上面长满了大灌木丛,却很难说是覆盖着繁茂的森林。在热带的烈日之下,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容易滋生致命瘟疫的地方了。难怪那些试图溯这几条河而上的人,哪怕只走了短短一程,也常常因自己的热忱而送了命。

英吉利河的河口,从它的宽度和大致的样貌来看,会让人以为它比实际上重要。然而,它也不乏几分如画的风致:长满葫芦树的沙丘,村落的景象,还有那座葡萄牙炮台,尽管已经摇摇欲坠,经过一段漫长而危险的航行之后初次望见,这一切都构成了一幅令人神清气爽的图画。

附近一带的土地分属不同的部落,这些部落彼此之间常常交战,葡萄牙人对他们几乎管束不了。葡萄牙人自己的商馆,也就是那座炮台,位于河的北岸,在马福莫部落的地界内。不过,所有部落中最好战、最难对付的,要数住在南面相当远处的所谓霍伦屯特人。他们与祖鲁卡菲尔人相似,其实很可能就是祖鲁卡菲尔人的一支。关于祖鲁卡菲尔人,我们近来听说了不少,都与纳塔尔港那些不幸的荷兰移民农民有关。这些霍伦屯特人,这个名字大概是由「霍屯督人」讹传而来,曾不止一次显出可怕的威势,连葡萄牙人自己也吃过他们的苦头。

三十一日,复仇女神号被拖上炮台附近那片细软的沙滩,实际上就在炮台大炮的射程之内。

就在这一天,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值得在此一提;尤其因为当天夜里和第二天紧接着刮起了一场极猛烈的大风,这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那场大风的预兆。这其实就是埃及的第七灾〔注一〕,即蝗灾。蝗虫铺天盖地,成千上万,充塞空中,举目四望,所及之处无不是蝗虫,其实远远不止目力所及;在它持续的那段时间里,连天空都暗了下来,整个空中都充满了蝗虫振翅的声音,犹如「一阵大风吹过」。你几乎不敢睁眼,也不敢张嘴,生怕被它们迷了眼睛或呛住喉咙。

(原注:读者当记得,那几场灾祸是:蛙灾;尘土变虱;成群的苍蝇;畜疫;起疮生疱之灾;雹灾、蝗灾和黑暗之灾。)

所幸这场灾祸持续的时间不长,还不足以造成大面积的破坏,但仍然叫人十分惊恐,极为不便。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成群的蝗虫有时也会造成很大的祸害,百姓和官府自然都很害怕。不过,那些蝗灾都没有这一次在它短短持续期间那样厉害。〔注二〕

(原注:在关于埃及蝗灾的记载中,说「东风把蝗虫刮了来」,后来又「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去了。我很想弄清楚,在德拉瓜湾,蝗虫出现时和又被刮走时,风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地方。查阅了航海日志,我发现蝗虫出现的前一天完全无风;而蝗虫到来的那天,一早便刮起了东北风,一直刮到傍晚,然后风向转到正好相反的方向,即西南,第二天又从同一方向增强为一场大风,把蝗虫全都刮走了。后来风又转回东北,一连刮了好几天,却再没有带来蝗虫。)

土人捕捉了大量蝗虫作为食物。此后两三天里,看着一群群几乎一丝不挂的黑人围在火堆旁,带着饥饿者的急切和老饕的馋相,享用一顿蝗虫大餐,真是一番奇特的景象。他们把翅膀和腿扯掉,稍微烤一烤、炙一炙,看来便觉得是绝妙的美味,甚至值得一边吃一边载歌载舞。

第五章

船亟需修理,此时便一刻也不耽搁地动起手来。读者当记得,船舷的构造前文已有交代,那些角铁其实就是船的肋骨。船腰的那道裂口,开在紧靠后部耳台梁之前的两根角铁之间,正当铁板的中央。裂口从甲板往下,两舷各足足延伸了七英尺;而在吃水适中时,甲板到水线的距离不过三英尺四英寸到三英尺六英寸,可见裂口在水下延伸的长度,大约与水上相当。可是船体的整个半周长只有二十三英尺半左右。因此,两舷的裂缝既然各有足足七英尺长,每一侧船壳未曾断开的部分就只剩下十六英尺,总共约莫三分之二而已。

可喜的是,同一位造船家,伯肯黑德的莱尔德先生,在后来新造的几条铁船上,已经为杜绝同类事故作了周全的防备。弗莱吉森号后来就是按同一式样建造的,造法上加装了隔舱壁等物,不但不必再担心这种事故,而且几乎不可能再发生。随附的木刻图可以说明这项改进。

眼下头一件该做的事,显然是拆掉破裂的铁板,再铆上新板顶替。为了从船里另加一层加固,先前买下的那几根大木料正好派上用场,再合适不过。其中三根横架在角铁上,紧贴船舷。最长最粗的一根长二十三英尺,宽一英尺,厚六英寸,安在最高处,距甲板约两三英尺。这根木梁用一英尺长的螺栓固定,螺栓穿透船舷,每两根角铁之间的正中各打一根。不过,木梁的正面与船舷之间,除了搁在角铁上的那几处,都还留着空当,于是用干透了的红松把空当填实,整套装置因此坚固了许多。为了「加倍稳妥」,又用了另外两根木梁,高度厚度都一样,只是没有那么长,也照同样的办法固定。这样一来,船显然比原先结实得多了,不过就她的大小与形状而言,这样的结实也只是恰如其分。新换在船舷上的铁板,全长八英尺二英寸。活儿干得极其扎实,此后两年半繁重而不间断的服役下来,整处修补连同纵梁在内,依然完好无损。

这些装置几乎没有给船增加什么分量,却在最薄弱、也最需要支撑的地方给了她极大的支撑,使她能够在甲板上装运煤炭等物。

复仇女神号在此滞留了十二天,在这期间,无论是非洲土人还是葡萄牙殖民者,都对她极为好奇。有几个部落的酋长不时获准来看船,看了无不惊诧万分。恰好这时正是一年当中的一个时节,有一个与葡萄牙人最为友好的部落,它的国王照例要从三十英里外自己的地方下来,向葡萄牙总督作一年一度的拜访。这个部落之所以与葡萄牙人友好,看来多半是因为双方在奴隶上有大宗买卖。每逢这种场合,双方都竭力装出十分亲善的样子,那份诚意恰恰够到最低限度,也就是拿奴隶和象牙换铁器和烈酒,或者偶尔拿金沙换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好让交易做得有利可图时所必不可少的那一点。那些小玩意儿,在野蛮人眼里却是无价之宝。

大体说来,土著部落与葡萄牙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好感。前者对后者有几分畏惧,那是因为他们不止一次吃过后者的亏;后者则把前者只看作堕落的野蛮人,除了拿来做奴隶买卖之外,几乎别无用处。双方彼此都存着戒心,这是那种买卖对所有沾手的人必然产生的败坏作用所致。欧文上校的记述里讲到一件事,葡萄牙的基督徒对落到他们手里的几个手无寸铁、受尽欺压的土人,施以极其野蛮的暴行,读来无不令人战栗。

这一次,前来向总督致敬的那位土著酋长,是个将近七十岁的老朽,身边跟着七八百名最骁勇的武士。这些武士身上披着些兽皮,头上插着鸵鸟毛作装饰。他本人身为一位极大的人物,穿着一件宽松的睡袍似的衣服,头戴一顶红色睡帽,那是总督亲手送他的礼物。每个人都带着三支大小不一的长矛,大概是分别用来投掷远近不同的目标的,另外还有一根粗大的棍棒和一面盾牌。他们使用这些兵器,显得十分娴熟。

总督请霍尔船长和他手下的军官们去观看他们的战舞。那场表演,实在是野蛮到无以复加。

天色向晚,老酋长的随从们被召来为总督的健康干杯,酒是满满一大桶朗姆酒。为了保证公平,一名下士手持一根粗手杖站在一旁,凡有谁露出不开化的脾性,想多舀一份的,他就极其英勇地拿手杖揍过去。可是野蛮人的情欲不是那么容易压得住的;单是看到、闻到这酒,就已经让他们热起来,近乎要寻衅滋事了,真尝到那火辣辣的滋味,又会怎样呢?众人言辞越来越激烈,这些激动起来的野蛮人做出种种威吓的姿态,看样子甚至要流血。最后,下士的棍子已经不足以平息这场骚乱,他便不动声色地把桶里剩下的酒整个儿掀翻,那些了不起的武士很快就散了,看上去已经言归于好。

这一带的黑人部落有在脸上刺纹的习俗,不过不像新西兰人那样以格外整齐匀称见称。这里的做法更像是在皮肤上粗粗地刻出一道道口子,似乎是为了显示他们能多么刚强地忍痛,而不单单是一种装饰的手艺。

德拉瓜湾一带有些部落还有一种较为明智的习惯,就是把头上浓密的鬈发剃掉一大片,这在热带地方大大有助于清洁。有时把头发修成某种奇巧的形状,就像我们英国某些村庄里的老紫杉树一样,成了大自然经过人工改良的奇特样品。再者,马达加斯加海岸某些地方的土人,一般都是些健壮魁梧的汉子,他们把满头的头发分成一个个小簇,每一簇常常在发根处扎紧,于是四面八方都支棱着一个个小疙瘩,使脑袋显得非常古怪。尤其是当他们同剃光了头的印度或中国苦力并肩干活的时候,看上去更是如此,这种情景我在毛里求斯就常常见到。

上面提到的那位国王和他的随从是从相当远的地方来的,据说在邻近各部落中很有势力,因此大家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既可以让他们领教我们的威力,又可以显示我们的善意来笼络他们。这样做还有一层更充分的理由:据颇为确凿的证据,不久前有一条美国商船在这一带海岸失事,船员落到某个部落手里,受到了极其野蛮的对待。这样的不幸难保不会再次发生,所以大家认为,正好借此机会给土著部落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印象一定会通过老国王和他的追随者,在各部落之间一个传一个。于是,有一天,便请这位老人(葡萄牙人叫他阿佩利)带上一两个随从,登上复仇女神号。这时船差不多已经修好,可以出海了。这一回,为了在所有旁观者心中造成更大的效果,船上挂满了旗帜,又是新漆过的,看上去十分鲜艳。一位葡萄牙商人陪同这位老酋长上船,充当翻译。颇出人意料的是,还有几个妇女也跟着他一起来了,个个穿得花花绿绿。驱使她们前来的,恐怕不单单是好奇心,也还有一种得意的念头,以为她们准能叫白人大吃一惊。

国王的脚刚一踏上甲板,船上仅有的一支横笛和一面鼓便奏起「天佑吾王」来,老人对这支曲子和这番礼遇都显得十分满意。随后,一个长得格外丑陋、令人生厌的家伙,原来是国王的弄臣,年纪却和国王一般大,拿着手里的三根芦管吹出一串极不和谐的赞叹之声,有点像排箫的吹法。他不时还附上几句自己的讲解,无非是几个粗野的字眼,用一种叫喊的方式嚷出来。这对旁人来说大有教益,唯独那些据说他特意为之倾吐这番话的贵宾除外。他的下巴底下还系着一个大口袋,使他的模样更显粗野。这口袋做什么用,不大看得出来,大概不是装他的护身符,就是装他的烟叶。

王后本人这一回也陪着她的夫君来了,她毫无惧色,当然也毫无美色可言。请你想象一位年轻的黑皮肤王后,活脱脱是一尊黑色大理石埃及雕像的绝妙漫画,跟那原型一样丰满油亮,只是少了几分神情。再请你想象她的脸颊和鼻子周围布满了好些巨大的疤痕。那可不是新西兰部落里装点王族上唇的那种精致的线条和优雅的曲纹,而是一个个规规整整的肉疙瘩,仿佛是挤起来再晾干,结成了一颗颗大疣子,尤其是鼻子周围,就好像有一群巨型蚊子在那里大吃过一顿似的!

不过,为了对这位女士的身份表示应有的尊重,虽然未必是对她的容貌,霍尔船长认为应当对她礼数周到,于是给她和她的夫君各敬了一杯葡萄酒。老人起初像所有半开化的人一样心存疑虑,等一位军官先尝了一口,他便高高兴兴地一饮而尽。可是对王后来说,葡萄酒还不够好;朗姆酒才是她的琼浆玉液,那才是能折服她的傲气、把她的心焐得温柔起来的提神之物。

用这些办法把这对王室夫妇哄得高兴了,接下来便是要叫他们目瞪口呆。这并不难。请他们去察看船舷,让他们自己确信这条船完全是铁造的。他们大叫一声:「嗬!」在他们看来,这一大块宝贵的东西简直是一座无尽的宝藏,能买到它就是他们全部的野心。他们心里在盘算,得弄到多少千、多少万个奴隶,才换得来这么多宝贵的金属。可是等到领他们去看机器,看到那一根根锃亮的连杆和一件件粗重的部件,又经翻译把它的用途讲解了一部分,他们的惊异就再也没有止境了。

酋长离船之前,大家特意费了一番心思,向他讲明沿海某些部落对失事水手所犯下的野蛮暴行。他声称从未听说过这件事,装出一副大为震骇的样子。大家要他明白,他必须告诉他部落里所有的人,以及他可能遇到的其他所有人:日后白人无论漂流到这海岸的哪一处,倘若受到任何伤害,就会有一条铁船开来惩罚那里的人,那条船比他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还要可怕。反之,他若安分守己,处处善待白人,就会被看作英国人以及其他所有白人的朋友。他还要走到哪里就公开宣告到哪里:白人遇难时,一定要好好相待。他答应照办,看上去十分诚恳,而且总的说来,他显出的见识比人们预想的要多。

为了酬答国王的许诺,也为了更充分地借重他的影响,便送了他一件礼物,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贵重的礼物,就是一支带刺刀的火枪,连同全副附件。他的惊喜简直无以复加;他把这件宝贝兵器握在手里,高兴得几乎又年轻起来。离船的时候,他坚持要同船上几乎每一个人握手。

第二天,他又兴高采烈地回到船上,带来了他自己的长矛和盾牌,还有其他打仗和打猎的器械,把它们放在船长脚下,作为他所能献给一位「忠实盟友」的最贵重的礼物。

第六章

上一章提到的那些在海岸上遭难的水手,他们的遭遇最初是由一位受难者本人讲出来的。复仇女神号的几位军官回船途中,这人用一口很好的英语上前搭话,很快便表明他原是一条美国船上的人,不过他说自己生在汉诺威。他名叫塞缪尔·里德,或者是与此极为相近的一个名字。他的右眼和下颌看来受过可怕的创伤,这便为下面这段故事作了一个活生生的开场白。这故事的每一处细节,都有十足的理由相信是千真万确的。

原来,有一条美国纵帆船,名叫克罗克特上校号,载重一百四十吨,船籍属美国纽堡,一八三九年夏天从纽约启航,前往非洲西海岸采购牛只,用来腌制咸肉,主要供应圣赫勒拿岛的市场。此后她又去了马达加斯加,途中在德拉瓜湾停靠,然后驶往东海岸北边远处的伊尼扬普拉河,去做象牙买卖。她在那里待了三个星期,没能办成这件事。一八四〇年五月,她驶出河口时调向失败,搁浅在河口的沙滩上。第二天,他们想把船弄下来,却白费力气,因为能干活的人手不够:十一个人里,除了三个,全都患了热病。船就搁在那里,几乎完全露出水面。看来他们只剩下一条小艇,容不下全体人员,于是商定由船长和二副(就是塞缪尔·里德)带两名水手乘小艇出发,设法赶到德拉瓜湾。那里只有七十英里左右,他们要在那里弄一条大些的船,找些别的帮手,再回来接走其余的船员,并尽可能从破船上抢救些东西。

不幸的是,他们发现伊尼扬普拉河口沙洲上的浪打得太猛,小艇怎么也出不去。处在这种窘境之下,船长和二副自告奋勇,一同出发,要从陆路去德拉瓜湾。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都是一次极其冒险的尝试,致命的热病和野蛮土著部落的背信弃义,一齐摆在他们眼前。这番尝试实在几乎毫无指望。尽管如此,一八四〇年五月九日早晨,他们还是离船上了岸,身上一件武器也没带。他们大概是想,弹药难以携带,两个人背着武器,至多也只能放上一两枪,既无用处,又徒增劳累。

那一天他们走了二十到二十五英里,没有受到骚扰,但后来有三个土人跟了上来。其中一个借口去找水离开了,另外两个生起一堆火,烤起玉米来,大家一起平分着吃了。这时,那个走开的土人回来了,还带来了另外七个人。

船长急于抓紧时间,虽然天色已经很快暗下来,还是决定继续赶路。不过,为了卸下各自随身带着的那袋衣物,减轻些分量,他们把衣袋交给跟在后面的土人照管。走到一座陡峭的山脚下,那里有一处风景如画的山谷,众人便停下来过夜,很快生起了一堆旺火。不出所料,土人的好奇心,且不说他们奸诈的本性,经不住诱惑,要打开他们背着的口袋,看看里面装着什么。船长是个颇为急躁的人,出手阻拦,于是扭打起来,土人所寻找的机会就这样一下子送到了他们手上。

那人借口找水、其实是去找帮手离开队伍的那一刻,他们的用意本来就可以看得出来。虽然土人对白人天生的畏惧,使他们一直没有公开动手,大概是在等夜幕降临时更好的机会;可是争吵一旦发生,不管多么细小,他们野蛮的血性就被激了起来,所有的恶念都被唤醒了。他们立刻一拥而起,朝这两个不幸的白人一齐掷出长矛。船长勇敢地迎面而立,很快正面就受了好几处重伤,最后想逃命。可是他受了伤,他们很快就追上了他,把他打倒在地。但愿他当时已经断了气,虽然连这一点似乎也不能肯定。

二副则侧身对着飞来的长矛,这样露出的身体比正面要窄些。他右臂中了两矛,右眼附近中了一矛。他拾起其中一支长矛,向离他最近的几个人猛冲过去,当场刺死了两个野蛮人。然而,寡不敌众,再拼命的勇气也终究抵挡不住,最后他头上挨了一记沉重的棍击,被打倒在地,失去了知觉,被当成了死人。据他后来发觉,他们随后把他拖到火堆旁,一定还在他身上各处狠狠地打了好几下。等他苏醒过来,发现衣服全被剥光了,赤身裸体地躺在沙地上,虚弱得既说不出话,也动弹不得。不过,渐渐地,他意识到自己孤立无援的处境,便不时地偷偷四下张望,没有被人察觉。终于,他惊恐万状地发现,他那不幸的船长的尸体就躺在火堆旁,几个土人围站在四周,有的正忙着从尸身多肉的部位割下一片片肉来,另一些人则把肉放在火上烤,一副急不可耐、只等大嚼的样子!

此时此刻,还能想象出有什么处境比这个受了伤的不幸之人更加可怕吗?他若露出一丝活着的迹象,必定会被沉重的棍棒活活打死;他若一动不动,看上去像个死人,等他们吃饱了他同伴的肉,接下来很可能就要动手屠宰他了。那些可怕的时刻一分一秒地挨过去,在悬而未决的焦虑之中仿佛没有尽头,谁想象得出这一切而不毛骨悚然呢!那可怜的人就躺在那里,痛苦得说不出话来,命中注定要目睹这最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

最后,他们以一种特别的吃相饱餐了那顿可怕的饭食,凡是见过饥饿的野蛮人进食的人,都永远忘不了那副吃相。吃得撑胀不堪之后,他们便围着火堆睡着了。可怜的二副看到这情形,拼命挣扎着摆脱那死一般的昏沉,想逃离眼看就要落到头上的厄运,至于怎么逃、逃往何处,他也不知道。他站不起来,也走不动,一使劲几乎就要晕过去;但他还是用手和膝盖爬向附近的灌木丛,设法藏了起来。

他无依无靠地躲在那里,一直到第二天,才被那疑心重重的野蛮人四处搜寻的眼睛发现了。他打手势讨水喝,他们不但不给,还让他毫不费力地明白,他们正满心欢喜地盼着拿他当晚饭吃。他们还指给他看一张粗陋的台子,打算按他们最讲究的吃法,在上面把他切开来下饭。这以后,他们便丢下他,让他独自受苦。应当提一句,他们不给他水喝的时候,倒是给了他一点吃的,硬逼着他吃了下去。说来可怕!那很可能就是他那遇害的同伴身上的一块肉,是他们前一天晚上大吃大喝剩下的。

天色将晚,这人觉得伤痛带来的打击稍稍缓过来一些,便再一次拼死设法逃走。这时他已经能走路了。他缓慢而小心地往前走,凭着绝望中的决心所唤起的那种几乎万无一失的本能,循着原路折回去。夜色的黑暗帮了他的忙。他时而钻进树林里藏身,时而在灌木丛最暗的地方歇一歇,积攒渐渐耗尽的力气,然后又大胆地沿着海边较为开阔的沙滩赶路,终于甩掉了所有追赶他的人。他们追了他一段路,却毫无所获。第二天,他平安地回到了他离开的那条纵帆船上,已经精疲力竭,毫无自理能力了。

他在船上发现,就在他离开的这短短几天里,死神已经在船上的伙伴中间做下了它的事。眼见从岸上求援已无指望,船上的人又一次设法把小艇弄过沙洲,这一回成功了。大副带着另外两个人上了小艇,希望能沿着海岸一路驶到德拉瓜湾。这番尝试幸而成功了。五天之后,众人望见一条大船正朝破船驶来,那是他们的伙伴花两百元从葡萄牙当局那里雇来接他们的。可是他们的苦难还没有到头。沙洲上依然浪涛汹涌,激起的浪花使他们不得不至少又等了十四天,才离开那条纵帆船。所幸最后他们终于上了船,带着能装走的最便于携带的值钱东西,终于抵达了德拉瓜湾。

非洲东海岸的某些部落在某些情况下吃人,这一点不止一次有人怀疑过;但也有人,欧文上校就是其中之一,宣称「经过查问,就连他们最大的仇敌也洗清了他们的这一嫌疑」。然而,对这位不幸的里德所作的陈述,似乎并没有什么站得住的理由去怀疑它的真实性。他向霍尔船长讲这个故事时,看来句句属实。固然可以说,此人头部受了那些伤、挨了那些打,很可能陷入了一种恍惚的谵妄状态,也许是出于恐惧,把自己想象出来的情景当了真;但对于一段朴实无华、不加修饰、编造这种恐怖事件又毫无所图的事实陈述,这样的解释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况且,他出发之前若不是神志已经完全清醒,没有人帮忙,他几乎不可能找得到回纵帆船的路。

这些不幸的人当中,有两个作为一等水兵上了复仇女神号,言明随时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离船,他们一直待在船上,直到船抵达新加坡。可是那位二副宁愿留下来,等候可能停靠这个殖民点的美国船。

我在复仇女神号停留德拉瓜湾期间那些有趣的事情上,似乎着墨太多了。但实际上,这是非洲海岸上一般读者知之甚少的一段,而且船在那里滞留了相当长的时间,许多有趣的事物都被注意到、记了下来。我前面已经说过,葡萄牙人远没有推进土人的开化。他们彼此之间确实毫无情谊可言;奴隶贸易的败坏作用,似乎普遍地毒害人心,毁掉我们天性中的一切同情。

当地发现了一个可怜的土著妇女,英语讲得相当不错。原来,凡是到这里补给的英国船和美国船,捕鲸船也好,别的船也好,她都给它们当过翻译,极有用处。不知出于什么特别的缘故,总督严禁这个妇女登上复仇女神号,违者处以最严厉的惩罚;事实上,自从这条船到来,她几乎一直被严密地关押着。可是后来,有一条美国捕鲸船驶进湾来,她却照常获准登上那条船。这个可怜的妇女举止间有一种特别的天真和善良,她特意表示希望能见一见英国船上的人。于是那位美国船长便把这个意思带了过来。

她讲的故事很不寻常,讲得也相当有条理。她用强烈的言辞表达对英国人的眷恋,一一列举她从英国人那里得到的种种好处,打听某几条船、某几个人的下落,似乎几乎每一件琐碎的小事她都记得。她非常害怕因为胆敢同英国人说话而受总督惩罚,可是说不出她所受的苛待有什么具体的缘由。不过,人们都精明地怀疑,那是因为总督怕她泄露有关奴隶贸易的消息;事实上,她的话可能早已对英国的巡洋舰大有用处,因而对葡萄牙的奴隶贩子大有损害。前文已经说过,总督本人也难脱纵容这种买卖的嫌疑。把种种情形合在一起看,事情就相当明白了:这个可怜的妇女所受的待遇,不过是奴隶制这根铁棒锻打出来的那条罪恶锁链上的一环而已。

复仇女神号到来以后,她的几位军官这才头一回能离船一天,溯河而上,作了一次有趣的游览。他们一大早出发,同行的还有一位葡萄牙商人和他的仆人。这时正是一年当中最不伤人的季节,生病的危险微乎其微,何况他们也不打算在外面过夜。

前面已经讲过,英吉利河其实是由三条河汇合而成的,汇合处离炮台只有五六英里。其中最大的是南边的滕比河,最小的是西边的邓达斯河,马托尔河则向北流去。这一次选的是邓达斯河,因为大家满心指望能在河岸上找到大群的河马,或许还有别的野兽,可以痛痛快快地打上一天猎。河岸低平,水流缓慢,两岸处处是茂密的红树丛和灌木,单凭这一点就足以看出这一带一定常常遭水淹。各种各样的鸟儿,尤其是以小鱼和虫子为食的那些,成群结队,随处可见:有杓鹬,有乌鸦,偶尔有一只鹈鹕,还有野雁和鸽子,时而也有羽毛更加美丽的鸟儿。

小船溯流而上,远远望见四头野水牛,又望见一匹漂亮的斑马从河边疾驰而去。但最惹眼的,还是那成群的河马,此时他们已经置身于河马最喜欢出没的地方了。再难想象出比这更奇特、更刺激的场面了。当大家决定继续上行,指望好好打一场猎的时候,那位葡萄牙商人吓坏了,十分谦卑地请求让他留在后面。这些怪兽张开巨口,发出一种吼声,有点像牛的吼叫和野猪的哼哼合在一起,再加一点驴叫来伴奏。它们起初似乎并不害怕,反而龇出那副看上去很吓人的牙齿,仿佛它们才有权去吓唬别人。成百上千的河马在不同的时候冒了出来,有的从它们一直躺着的浅泥里爬起来,迈着又快又重的步子匆匆走开;还有的只从河水较深处探出头来,又像海豚一样潜下水去。有好几头被开枪打中受了伤,随即潜入水中不见了,再也没有浮上来。其实,河马几乎从来没有当场就被打死、可以立刻拖走的;它们死在水下,尸体自然要过两三天才浮到水面上来,然后便归土人所有。年景不好的时候,土人吃河马肉吃得狼吞虎咽;不过一般说来,河马更受看重的是它那一口漂亮的牙,那是上好的象牙,土人把它们收集起来,换取各种欧洲制品。

只见好几个土人划着小独木舟在河上来来往往,看上去一点也不怕河马。他们同其中一伙人说了话,这伙人显得与人无害,安分知足。他们邀请军官们上岸看看这一带地方,军官们却没有接受,因为时间不多,而且土人奸诈的本性已经尽人皆知,把一小队人再分成更小的几拨,实属不智。不过,这些土人把他们设法猎杀河马的方法讲得很明白:有时专门挑出几头来,持长矛向它们正面冲杀。要这样做,他们得成群结队地一起去,但这种猎法相当危险,除非在饥荒年头,难得采用。更常用的方法,是在河岸上,或者在附近的树林里,设下各种各样的陷阱,同时总有一伙人埋伏在近旁,到最后关头把落网的河马结果掉。

从邓达斯河与英吉利河的汇合处算起,一共上行了大约七八英里,这时水已经浅得小船几乎无法前进了。因此,傍晚时分,他们又乘着退潮顺流而下,一路有满月的清辉照着他们回到船上。这一天虽然辛苦,却非常愉快,所见的种种有趣事物,足以使他们不虚此行。

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到了。为了对他们尽量表示殷勤,也为了笼络他们、求得他们的关照,总督邀请霍尔船长和他的军官们赴一场盛宴。为了款待客人,非洲海岸上所有的珍馐美味都搜罗来了,凡是能使这场宴会新奇而完美的,一样也没有遗漏。

总督府的外观有点像一座宽敞些的英国乡间小屋,只有一层,这在炎热的国度里是很常见的。门前有两根白色的柱子,撑着一部分屋顶,同时也充作游廊。为了这次宴会,房子用绿树枝装点起来,这在当时十分必要,可以遮挡太阳的强光,因为太阳仍然高悬,炙热逼人。周围还有好几座小些的房子,大致排成一个方形,可是一棵树、一样能叫人眼睛歇一歇的东西也没有,没有什么可以减弱那深厚的沙地反射出来的灼热,炮台和总督府就建在这片沙地上。

宴会办得极为风光,那些黑人侍者(不消说都是奴隶)别出心裁地想要媲美欧洲人的讲究,也引得众人乐不可支。傍晚时分,茶终于端上来分过一巡之后,宴会便以附近村子里的土著妇女跳的一场舞蹈收尾,算是「最后一场演出」。整个宴会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军官们巴不得躲开那份炎热与喧闹,便回到了船上。

关于德拉瓜湾,要说的已经不多了。不过,复仇女神号若是在那里多待些时候,本来还可以打听出许多有关奴隶贸易的有趣事实。看来很明显,从前这种买卖做得比现在还要残暴,但眼下所知道的情况已经足够让我们认为,土人自己才是这种买卖最坏的帮凶。那些野蛮酋长的贪欲,似乎只是因为一时难以弄到奴隶而暂时收敛,并没有被遏止。当他们既抓不到敌人,也找不到可以判罪的犯人的时候,有时就派出一支类似劫掠队的人马,用诡计去捉拿他们自己的百姓,卖去为奴。据欧文上校说,就在几年以前,在一位前任司令官治下,有几个酋长受人怂恿,竟以每人一元半,也就是大约七先令的区区价钱,出卖他们无辜的臣民,而且这钱还不是付现款,是用不值钱的货物来抵;就这样弄到了好几船奴隶,运往巴西的市场。

如果我们要找眼下非洲东海岸最兴旺的奴隶市场,那就在克利马内河,在德拉瓜湾以北五百多英里的地方,大约位于这个殖民点与莫桑比克之间的正中。在那里,奴隶是用粗布、火药、珠子、刀具等物买来的;而且「一个小贩子带着他那些货郎担似的货物,来到内地某个土著部落中间,就成了普遍开战的信号,在这样的战争里,弱者成了强者的牺牲品」。几年以前,单从这一个市场,每年就有不下五千名奴隶输往里约热内卢。

克利马内这个地方本身就如此不卫生,竟能源源不断地供应人口出口,实在令人惊异。这里的土地,连同这里的空气,都和那败坏它的买卖一样充满瘟气;然而这种需求的影响却远远传开,在内地几百英里的地方,也有人在进行所谓的猎奴;这种可憎的买卖向四处蔓延,就像见血封喉树的枝杈一样,不但毒害树荫下的一切,而且离根越远,枝杈伸得越长,毒性越强。

第七章

一切准备终于停当。八月十七日清晨,距她天幸驶入那处避难港恰好二十天,复仇女神号再度整装待发,继续航程。

八月二十二日,她从一群名叫印度礁的岩岛近旁驶过。这群礁石差不多正位于海峡中央。此后她张帆续航。逆风之中,进度自然迟缓;罗盘既不可靠,彼此又互有出入,船长为此忧心不小。不过,她还是在三十一日下午平安抵达莫桑比克,一路未曾动用轮机,只在最后驶入锚地时开了一下。

驶过外锚地时,她与女王陛下的双桅横帆炮舰橡实号互通了信号。该舰由亚当斯船长指挥,正在守候两艘每天都可能前来装货的贩奴船;为了更好地诱它们上钩,她在主桅上挂起一面诱饵旗,那是先前从一艘同类船上缴来的。就在这边登舰作短暂拜访之际,岸上已派出一名引水员,前来引领复仇女神号驶入内港;不久她便停泊在离城不过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拜访的时间实在挤不出多少,船上还有些必要的活计要做,非到第二天不能完工。

上文既已提到罗盘的误差,而这段航程中它似乎又给人带来极大的忧虑,那么不妨在此再就这件事说几句。读者当还记得,离开利物浦之前,曾做过一长串实验,意在设法抵消船体铁质对罗盘的局部作用。可是要做如此精细的实验,再没有比拥挤的船坞更糟的地方了。干扰的因素无时不在起作用;而她驶往朴次茅斯途中所遇的那场意外,也证明罗盘的准确程度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后来在朴次茅斯所做的实验,结果同样大可怀疑;照前面的解释,这多半是因为缺少了艾里教授一向使用的那几箱铁链或碎铁。不难想见,船上的人始终为此忧心忡忡,靠近陆地时尤其如此;多少个漫长而焦灼的夜晚是在甲板上熬过的,两边明轮罩上往往各站一名测深手,船首斜桅上另有一名。

那几块大磁铁自当初安放就位以后,从未挪动过,罗盘也丝毫未作更动。然而它们虽然大大减轻了误差,却远不足以将误差纠正过来。人们一向发现,最稳妥的办法是根本不信罗盘;或者不如说,就这条船而言,经观察发现,用一根横杆把罗盘装在箱子里吊起来,高出舵手头顶十至十二英尺,要比别的任何罗盘准确得多;只要能用,大家总是最倚重它。

几乎无可怀疑,这条船的航程常常比罗盘准确时要长;因为天气恶劣、无法观测天体的时候,她的航向难免屡屡出错。而这些困难,再没有哪里比穿越莫桑比克海峡这一段更叫人焦虑了,因为那里离陆地总不会太远。时刻需要好好瞭望,测深台上要站两个甚至三个人,这本身就叫人焦虑而疲惫;同时,只要夜空足够晴朗,军官们还得抓住机会测量星体高度,一夜之间不止一次,而是许多次。罗盘不但与真方位不符,彼此之间也不相符;尤其在莫桑比克海峡,人们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比别处更大,然而却并不受当地气候急剧变化的影响。船的航向越是指向真极,罗盘的误差就越小;而航向渐渐转向东或西,罗盘的误差与彼此的分歧也就随之增大。

令人欣慰的是,后来派出的其他铁壳汽船上,并没有遇到同样程度的困难;而复仇女神号既是同类船中第一艘走这条航线的,那么在此把她在这方面所遇的困难记录下来,也是理所应当。多少个焦灼的值更是在甲板上度过的,人们守着某几颗星,等它们从浓云或雾霭中露脸的一刹那,赶紧测下它的高度;这类反反复复的辛劳,倘若罗盘可靠,大半都可以省去。〔注一〕

(原注:至于雷电对铁船的影响,以及人们所担心的危险,即船身整体以及船上某些部位,会把云地之间往来的电流吸引过来、成为它落脚的尖端,看来却丝毫未曾带来任何不便。她启程前往热带之前,在英国对此议论颇多。胆小的人以及不大懂行的人,公开表示忧虑;有学问的人则微微一笑,好奇多于担心;而船上的军官们忙于别的事务,根本无暇多想这个问题。南下途中遇到过许多危险,雷电的危险肯定是大家最不放在心上的一种;如今她穿过莫桑比克海峡,这一带正是以猛烈的雷暴著称,铁船却丝毫未受雷电的影响。烟囱顶部完全光滑,没有有时可见的那种装饰性尖顶;主桅索具和烟囱拉索在顶端用的是铁链,其余部分全用绳索。)

现在该回到莫桑比克锚地,回到我们暂且撇下的复仇女神号了。她驶过葡萄牙人的主炮台时,照例鸣礼炮致敬,对方也鸣炮还礼;这礼炮声立刻向全城报信:有不寻常的事要发生了。一艘大汽船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四方,人人都觉得新奇,许多人更是大为惊恐。最初的印象是,她是专程来铲除当地奴隶贸易的,于是举城惶惶。总督——下文还要多说他几句——当即助长了这种看法,因为他觉得这能加强他的权力,也能坚定他的决心:他决心竭尽全力制止这项贸易,而事实证明这份决心是完全真诚的。那些与这项买卖利害最深的人,早已开始公然藐视他的权力,甚至毫不犹豫地向他声明,他们照样会在一些浅水河里继续干下去,兵船是开不进去的。然而,眼看一艘大汽船紧贴岸边行驶,灵便得几乎像一只小艇,吃水却只有五英尺半,他们的气焰顿时就灭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一艘满载重炮的大船竟能在他们最小的溪流里随意穿行;他们有多惊讶,也就有多惶恐。

就在此前不久,抗拒总督权力的风气一度极盛,几乎酿成叛乱。总督阁下虽是个有胆识的人,又是葡萄牙在那一带海岸属地上第一位真心实意、不顾一切要制止奴隶贸易的总督,却也感到处境十分尴尬。然而一看见汽船停到离城这样近的地方,他便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采取断然措施了。他后来承认,她来得真是再及时不过;当时他喜出望外,立刻掉转矛头对付奴隶贩子,就在当天,扣押了两艘大贩奴船,当即判决没收,不到天黑便公开拍卖。如此雷厉风行的手段,是以往任何一任总督治下都闻所未闻的,立刻向葡萄牙人、也向全世界证明,他的表白是真的,他说话算话。在此之前,他已对奴隶贩子采取过强硬措施,而这一大胆之举,正是他整套方略的点睛之笔,顿时叫各方都惊慌失措。事实上,由于这些措施,一时间各种买卖都陷于停顿;大堆贵重的象牙闲置在那里,因为平常运它们去市场的贩奴船已经不可能出海,至少是出海极其凶险。

这位总督是葡萄牙军中的一名准将,名叫若阿金·佩雷拉·莫里尼奥,早年曾在半岛战争中随威灵顿公爵作战。他到这一带海岸为时不长;但他既是抱定决心来摧毁奴隶贸易的,至少是要为此竭尽全力,所以虽然时间不长,却已足够招致所有葡萄牙侨民的忌恨。事实上,与这项买卖利害相关的人怀恨在心,他的人身也并非全无遭暴力侵害之虞;因此,他请橡实号的亚当斯船长尽可能在此多停些时日,以资保护;又扣留了本国的一艘小型双桅兵船维拉弗洛拉号,用以震慑居民中靠海为生的那一部分人。

总督对英国人似乎普遍怀有极好的感情,他与英国人交往颇多。他特意询问能为复仇女神号提供什么帮助。燃料和蔬菜自然是最需要的,便向他提了这两样。他能拿出些对她有用的东西,显得十分高兴;第二天一早,一艘大船驶到舰边,送来一头肥牛、四只羊、一头大猪,还有些蔬菜水果,人人见了都欢喜;此外还有一艘满载木柴的大号土船,足有八千块。除了这些十分丰厚的礼物,他还提出免费为舰上补足淡水。随礼附有一封葡萄牙文的短笺,出自该省总秘书长唐·安东尼奥·儒利奥·迪卡斯特罗·平托之手——此人身份高贵,名号更是响亮——他奉总督阁下之命,奉上上述诸般好物,「以表示他的善意,表示他深知复仇女神号此番来访将为反奴隶贸易的事业效力;同时,也是一位在国内外为祖国效劳、两鬓已斑的老兵,送给一位袍泽兄弟的一份薄礼」。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合心意的了;复仇女神号得此鼎力相助,只耽搁了一天多一点,便得以继续航程。为了答谢总督阁下的盛情,舰上回赠了一份薄礼:几瓶上好的荷兰杜松子酒、一些腌鲑鱼和英国泡菜。这些东西在那一带是难得的珍馐,对方显然十分领情。总督阁下此前从未在那一带见过汽船;为了更好地回报他的厚意,也为了让她的到来在岸上引起更大的轰动,霍尔船长邀请他登舰参观,并品尝舰上所能提供的茶点。于是这一天成了宾主同欢的盛大日子;一八四〇年九月一日,出于种种缘故,将在莫桑比克长久为人记忆。

总督阁下乘坐他的礼宾艇登舰,全体随员身着全副制服随行,岸上各炮台和那艘葡萄牙双桅兵船一齐鸣炮致敬;岸上凡是看得清楚的地方,都站满了围观的人群。复仇女神号的甲板上虽然宾客拥挤,却显得五彩缤纷,因为凡有资格佩戴的人——人数着实不少——都在这个场合穿上了各色制服,佩上了外国勋章。

参观舰船、察看机器——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见过这东西——用了足够的工夫之后,全体人员入席,享用一顿丰盛的午餐。这样一件小事,看上去似乎与禁绝奴隶贸易毫不相干;况且,后面这个问题,在仁慈的太太们的茶会上谈论得多,在战神玛尔斯那些威风凛凛的子孙们的香槟午宴上谈论得少。然而一件事给人留下的印象,往往比单从这件事本身的微末来推想要重要得多。

众人为英国女王和葡萄牙女王的健康干杯,三呼三遍万岁,紧接着,汽船和葡萄牙双桅船各鸣礼炮二十一响。这对当地居民的影响绝非无足轻重:它使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两国政府在禁绝奴隶贸易这件事上是完全同心一致的;而那王家礼炮的轰鸣在他们耳边回荡,使他们抗拒总督权威的念头一扫而空,至少一时之间肯定如此。

为了表明他竭尽全力禁绝奴隶贸易的决心,莫里尼奥将军已经下令,把一名副总督押解到莫桑比克,交军事法庭审判,罪名是违抗命令,在自己眼皮底下纵容这项贸易;前文也已提到,根据复仇女神号提供的消息,德拉瓜湾那艘贩奴双桅船就停泊在炮台的炮口之下,因此那个居留地的总督也要被传来问话。

总督阁下对舰上众人如此厚待,为了礼数周全,舰上又载着他和他的随从沿河上溯了一段,向他们展示这条船的本事。成千上万的小船从四面八方簇拥在她周围,而屋顶、炮台、海滩,以及港内所有的船只上,都挤满了人,争看这个地方有史以来所见最新奇的东西——第一艘汽船,在他们那片优良的港湾里飞快地往来穿梭,随心所欲,想往哪个方向就往哪个方向。

关于莫桑比克的位置,以及将来若有更多汽船取道这条航线前往印度,此地作为加煤停靠港是否合适,说几句话或许不算离题。下面这段对港口的描述,摘自欧文上校关于他在那一带海岸测量的记述,读者会发现是完全准确的:「它由一个深入陆地的海湾构成,宽五英里半,长六英里,湾头接纳三条无足轻重的小河。湾口有三个小岛,连同礁石与浅滩,使锚地即便在最恶劣的天气下也十分安全。这几个岛中,城市所在的莫桑比克岛完全由珊瑚构成,十分低平狭窄,长不过一英里半。它差不多位于海湾正中,恰在构成湾口两端的两个岬角连线以内。另外两个岛,名叫圣乔治岛和圣地亚哥岛,位于莫桑比克岛外约三英里处,彼此紧挨着。两岛无人居住,虽然覆盖着茂盛的草木,底下却是珊瑚基座。」

十六世纪刚一开始,葡萄牙人便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莫桑比克。他们在那里修建的圣塞巴斯蒂安堡规模宏大,即使在今天,只要修缮得当,仍可成为一座十分坚固的要塞,能安设将近一百门炮;单看这一点,便足以说明,即便在殖民初期,他们也把这个地方看得何等重要。堡内至今仍有宽大的兵营和大片营房、仓库,但驻军却很少,也很羸弱,不过两百来人,或是黑人,或是混血的土著兵。岛上另有两座较小的炮台,所以这座岛可算得防守坚固;只不过它乍看之下所显出的那份重要,更多是拜往昔所赐,而非今日。

莫桑比克的公共建筑,无一不显示出在葡萄牙称雄海上的年代,这块居留地对其主人是何等宝贵。总督府在其鼎盛时期,想必是一位权重一方的统治者的相称居所。它用石头砌成,规模可观,里面有几间精美的厅堂;实际上,它充分说明了葡萄牙人在往昔是何等看重他们的东方属地。那座建在漂亮拱券上的大石码头,以及码头尽头一处广场般的地方那座精美的海关大楼,都清楚地表明这块居留地昔日在商业上的价值;而它终于凋敝,或许更多是由于奴隶贸易的麻痹作用,而不是由于非洲东岸的商业潜力自然衰退。

总而言之,这座城市已经倒退到相对无足轻重的地步;常住的葡萄牙人寥寥无几,只有一些卡纳拉人,即生于印度其他葡萄牙属地的混血葡萄牙人,他们虽然通常被称为白人,却只是「出于客气」才这样叫,因为他们往往黑得同地道的印度人一般无二。治理不善与道德败坏,在其他导致此地衰落的原因之外又添了不少分量;说来几乎难以置信,当地竟专门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已婚的人必须留在那里,至少不得返回本国。如此离奇的措施,其效果是谁也不愿意结婚了;道德风气低落到这种地步,男女公然同居,既无婚姻约束,也无道德约束,对此也不大觉得羞耻。

我之所以在莫桑比克的这些细节上稍作停留,是因为它是葡萄牙人在那一带海岸所有居留地中的首要一处;作为首要之地,它尚且从昔日的光景衰落至此,其余各处如今在生死之间苟延残喘的情形,便可想而知了。奴隶贸易的毒害,似乎使这个国家的全部商业往来陷于瘫痪;土人们彼此猜疑,终日生活在恐惧和贫困之中,无力购买外国制造品带来的种种舒适。贩卖奴隶几乎是酋长们唯一的进项,使他们不能从事任何别的事业,也窒息了他们心中一切荣誉感和一切求进步的希望。一种普遍的停滞,似乎既笼罩着人的心智,也笼罩着土地的出产。若不是附近阿拉伯居民勤劳,周期性的饥荒必定难以避免。眼下,塞纳诸河沿岸的全部葡萄牙属地,所产的粮食连自给都不够。然而这片土地却是极为优良的,能够丰饶地出产大地上的一切果实;倘若加以开垦耕种,气候随之改善,便是欧洲人也能在此居住;可是如今却有许多土地荒芜不治,而这些土地当年都曾耕作得很好。

事实上,奴隶贸易对这个国家而言,是比热病本身还要厉害的瘟疫;莫桑比克、克利马内、德拉瓜湾、索法拉和伊尼扬巴内,都已沦落到文明的最低一等。倘若你去问问朴素的历史,葡萄牙人在那一带海岸的统治带来了什么结果,你听到的,既不是野蛮人得到教化,也不是土地得到改良,不是商业得到扩展,不是公道与仁慈得到施行,更不是基督教得到传布。奴隶制的枯萎病,凡它所到之处,无不受其毒害。

尽管如此,作为过往海峡的船只停靠补给之地,莫桑比克还是有几分值得注意。那里能弄到大量蔬菜水果;猪和山羊很容易买到,家禽也是;倘若对阉牛的需求再大一些,很快就会有大批送上市来。不过眼下牛价很贵。

然而,此地真正的宝藏还有待开发;至少,这个问题大可加以探究。我相信,那一带蕴藏优质煤炭这件事,如今还是第一次公之于世。有理由期望,那里的煤炭储量大、质量好,尽管迄今为止的勘探还谈不上有多大规模。奴隶贸易这件压倒一切的事情,似乎使那一带其他一切事物都黯然失色;葡萄牙人大概也害怕,一旦在他们的居留地发现煤炭,会招来络绎不绝的汽船和其他船只,从而给这项买卖设下更大的障碍。

复仇女神号正要离港时,一艘英国商船——当时港内仅此一艘——的船长送来一大块上好的煤炭请他们察看。这块煤看样子完全适合汽船使用;据说它产自克利马内,即前文提到过的那个居留地,在莫桑比克以南约三百英里,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那里可以大量开采,开采起来也不难。霍尔船长把这块样品寄往英国检验,但后来得知,它并未到达目的地。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令人遗憾。它装在一只箱子里,从莫桑比克寄到好望角,附有说明,要求转寄东印度公司总部,大概是在好望角遗失了,或者被搁置一旁了。

倘若进一步的勘查证实这里所说的不错,那就没有理由不在这一带海岸的其他地方寻找煤炭了;无论如何,克利马内离莫桑比克这样近,煤炭很容易以低廉的费用运到后者;倘若这条通往印度的航线来往更为频繁,最好在城外系泊一艘大型储煤趸船,船上经常备足煤炭,汽船只消靠上去,就能又快又省地装煤。

可惜的是,葡萄牙人似乎连对自身的利益都全然看不清;他们看不出,倘若能开采煤矿,便能雇用大量人口,使财富流通于全境,并为他们的港口招来可观而日益兴旺的商业。可那样一来,他们的奴隶贸易就毁了;他们就连按照他们那一代人的眼光来说也不够精明,看不出正是从这项贸易的灰烬之中,会渐渐生长出健康而茁壮的商业之树,规模宏大,不仅同外国通商,也同非洲本土各部落往来。这些部落如今却不断遭受战争与奴役之祸的蹂躏。但他们很快便会懂得珍视和平与和平的技艺;对新制造品的喜好会渐渐变成需要,需要久而久之又会生出对奢侈品的向往。到那时,正当贸易的果实将远远超过贩卖人口的一切利润;国家将会前进,而不是被逼得倒退;社会的福祉与政府的福祉将同时得到增进。

首先,关于贸易的新章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眼下葡萄牙所有较小居留地的司令官,即那些小总督,本人都获准经商,而且往往是当地主要的、甚至可以说唯一的商人。单是这一点,就必定会扼杀一切正当的竞争,而竞争正是商业的灵魂。然而,倘若贸易走上正轨,煤炭又可能成为一种需求旺盛的货物,那么它便很容易出口到好望角、毛里求斯,北上运到亚丁供孟买的汽船使用,以及其他许多地方;这些地方对煤炭的需求年年增长,将来几乎会是无穷无尽的。

在这里,我与其说是证明了,不如说是假定了那里会发现大量煤炭;不过,上面所说的已足以表明,那一带海岸不止一处蕴藏煤炭的可能性很大;而这个问题关系如此重大,值得作最充分的勘查。

一度有人认为,在前文提到过的、位于莫桑比克海峡北端的科摩罗群岛中,某个岛上会发现煤炭;因此复仇女神号奉命无论如何要顺道到那里停靠,以便考察它是否适合充当汽船的煤站和补给地。

科摩罗群岛中离莫桑比克最近的莫埃利岛,距莫桑比克不到二百五十英里;从那里到群岛的主岛、也是苏丹即群岛统治者驻地的约翰娜岛,约三十英里。约翰娜岛差不多正好位于马达加斯加与非洲大陆之间那条海峡的正中,恰在海峡展开、通向大洋之处。

复仇女神号于九月一日傍晚离开莫桑比克,直到四日下午才抵达约翰娜岛;几乎全程只靠风帆,顶着一股很强的西南向海流行驶。

自然,最先望见的是莫埃利岛。它那高耸而林木葱郁的山顶,以及南面环绕的众多小岛,都很引人注目。莫埃利岛与约翰娜岛之间的水道风景如画;岛内高山处处显得丰美而清新,覆盖着繁茂的林木,间或裂为深谷,谷中照例是热带那种浓郁的苍翠。约翰娜岛是群岛中来往船只最多的一个,锚地也最好。但复仇女神号驶近海湾时,天色已经全黑,于是不时燃起一盏蓝色信号灯、放一支信号火箭,通报她的到来,好让引水员出来接应,或者打个信号,指引她驶往最好的锚地。

岸上很快为此燃起一堆大火;她刚驶到不太远的距离,便有许多小船靠拢过来;土人们纷纷跳上船来,见她进港,显得十分欢喜,对她的模样和她在水中行进的方式,又不免极为惊奇。其中有几个人能说几句蹩脚的英语;他们想到有机会挣点小钱,自然高兴,而看到她的武备,就更加高兴了,当即断定她是专程派来援助苏丹和岛上居民的,因为当时他们正陷于极大的危险与困境之中。

英国船只间或到约翰娜岛来采办食物,那里的食物充裕而价廉;岛上的人在英国也颇有好名声,因为不时有可怜的英国水手在这几个岛上或邻近海岸遇难,他们总是善待这些人。不过,岛北面的那个大海湾并不是很合适的锚地,或许只有西南季风期间例外。那里任何时候都有很大的浪涌向岸边;而东北季风期间,季风正对湾内吹来,涌浪极大,锚地很不安全。因此,它根本不宜充当汽船的煤站,况且更值得注意的莫桑比克就在不远之处。尽管如此,对于我们在那一带海域的捕鲸船来说,它仍是一处十分有用的避难所;而且岛上的居民和官府一向对英国人十分友善,事实上几乎把自己看作英国的盟友,所以保持他们对我们的这份好感,似乎是明智之举。

这几个岛上的居民主要是摩尔人后裔,几乎全是伊斯兰教徒;他们缠头巾,穿宽松的衣服,这种装束在邻近海岸任何地方都见不到;腰带里插一把短剑或几支手枪,也是常有的事。他们握手的方式是道地的老派英国式或阿拉伯式,举止快活,很讨人喜欢。他们五官端正,轮廓匀称;肤色虽深,却与邻近大陆或马达加斯加岛的居民大不相同。总之,显而易见,他们原是从某个遥远的地方迁来的移民,大概是阿拉伯商人,只不过经过一代又一代,相貌已有所改变。

这些岛民似乎颇受到此停靠的各国兵船和商船的喜爱;不过他们也落下了口是心非、狡猾奸诈的名声,因而也以说谎著称,而说谎的同时,他们又用极其巧妙的奉承加以掩饰。然而,他们对落难英国人的善良与好客,却屡屡得到很高的评价。几年前,埃克斯茅斯号载着大批乘客在归国途中于该处搁浅,现任苏丹殿下的父亲阿卜杜拉苏丹表现得尤为出色,甚至亲临现场,指挥前来帮助脱浅的手下人。他对全体乘客关怀备至,对妇女儿童尤其如此,务使她们得到他所能提供的一切舒适,直到她们能够继续航程为止。他们为我们同胞效劳的善举,这也绝非仅有的一例。

第八章

科摩罗群岛现任的统治者,即苏丹,名叫阿卢埃,是已故苏丹阿卜杜拉之子;前文已经提到,阿卜杜拉对落难的英国人格外仁厚。阿卢埃是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中等身材,面容和善,举止随和可亲。但他的性格并不以果敢见长,他所不得不应付的种种困难,似乎颇有些超出了他的能力。他的父亲阿卜杜拉,曾与时任毛里求斯总督的法夸尔上校订立条约,承诺竭尽所能,禁绝当时在他治下各岛盛行的大规模奴隶贸易;他执行条约时的热忱与十足的信义,尤其令人称道。事实上,他家族后来的诸多困厄,以及他的百姓的日益贫困,似乎很大程度上都被归咎于此。

阿卜杜拉晚年似乎遭逢了一连串可悲的变故;从我所能查阅的文件来看,他坚决抵制奴隶贸易继续下去,似乎为自己树了敌,不仅在他自己的岛上,而且在更强大的马达加斯加岛上,以及在非洲大陆沿岸。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因为对东印度公司船只多有效劳,一向受到孟买政府的青睐;为了答谢他的帮助,孟买每三年送他一份礼物,是少量的武器弹药。然而,阿卜杜拉在历尽艰辛之后,终于落入马达加斯加派来的一名使者之手——或者说是落入该岛一个半开化有余的酋长之手——遭其背信弃义的残酷虐待,以致丧命。

这里不是详谈马达加斯加历史的地方;只需说明以下几点就够了:那个国家现今的女王是一位极其残忍暴虐的君主,她把臣民的性命和鲜血看得很轻,据信她毒死了她的前任,即已故的拉达马国王;此外,她并非不牺牲大多数反对她的酋长就能登上王位的,此后她又设法把许多原先各据一方、独立自主的总督或酋长收归自己统辖。关心传教事业的人,大概也都听说过她对境内那些不幸的传教士所施的骇人暴行:他们大多被野蛮地处死,有的就死在她面前,据说有一部分还是她亲手所杀。只有一两个人从岛上逃了出来。

在这种情势下,该岛有一个或几个酋长避难到邻近的约翰娜岛和莫埃利岛上来,并不奇怪。早在一八二八年,就有一个名叫雷马尼泰克的酋长,他在老国王治下曾任马达加斯加一个重要省份的总督,有人说他是老国王的兄弟,带着约一百名随从来到约翰娜岛,对阿卜杜拉苏丹说,他是因为害怕女王要他的命,才从本国逃出来的(大概他自己曾企图攫取最高权力);又说他听闻科摩罗群岛的居民是英国人的盟友,而他本人也同样是英国人的盟友,所以前来恳求庇护。他的说辞很是可疑;尽管如此,阿卜杜拉还是十分友好地接待了他,拨给他一所房屋和一些田地,另外还给了他种种礼遇。

不过,阿卜杜拉大概对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几分不放心,便派了一名使者前往孟买,禀报此人到来的详情,并询问孟买政府是否同意他在自己治下的岛上居住。他无疑怀疑这位新来的酋长不久就会成为一个麻烦的客人,因此急于设法从孟买取得进一步的援助,以备不时之需。他大概也想打听一些关于雷马尼泰克为人的消息。

孟买方面认为毛里求斯政府更熟悉马达加斯加的政局,便把这件事转交毛里求斯政府处理。与此同时,这位酋长并不满足于住在阿卜杜拉苏丹的近旁,而是跑到岛的另一面,即南面,在那里买了一条土人的小船,显然是为了贩卖奴隶。这条小船多次横渡到非洲沿岸;最后,阿卜杜拉就此事向他提出抗议,并告诉他,如果这种暗中进行的买卖不停止,就要把他彻底赶出岛去。对此他不作任何回答;那条船照旧往来于非洲沿岸,有一次竟带回将近两百名奴隶。其中许多人大概又被转运到别处去了。

于是阿卜杜拉命令这位不听话的客人立即离岛,理由是在他的领土上不能容许奴隶贸易,何况他还受与英国人所订条约的约束,有义务想尽一切办法加以制止。

对于这道命令,雷马尼泰克的唯一回答,就是把他所有的随从武装起来,集合在一起;又用贿赂和许诺,把他附近一些较穷的居民拉进自己的队伍;还把他那些黑奴中凡是说得动、看起来又靠得住的,尽量武装起来。他似乎从来不缺钱,据说他从马达加斯加登岸时,就带着一只鼓鼓的钱袋。他凭着眼下纠集起来的这支队伍,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岛上的首府;首府毫无防备,自然无力抵抗。全城一片惊慌;此外,据信他的钱也收买了一部分人按兵不动。

老苏丹阿卜杜拉几乎随即被废黜,他的兄弟阿里掌握了最高权力。阿卜杜拉带着全家其余的人离开了这个岛,希望能找个机会前往某个英国港口,在那里陈述自己的遭遇,请求援助。他平安抵达了科摩罗岛;可是此后他的下落如何,直到如前所述终被极其野蛮地杀害为止,这中间的情形,我至今未能查明。

在这短暂的间隙里,雷马尼泰克得以夺取了阿卜杜拉的武器,也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孟买政府每两三年供给一次、用以酬报他在需要时友好相助的那些武器;他把城镇的大半焚毁破坏,把附近的庄稼和种植园彻底毁掉,然后登上他的小船,把凡是方便带走的值钱东西都带走,退到莫埃利岛,在那里据守一处易守难攻的地方;合法当局此后种种驱逐他的努力,全都无济于事。

这个人想必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得到了充足的弹药供应;他用自己的船贩卖奴隶,所得的恐怕不仅是钱,还有兵器和弹药,这并非没有可能。人们也有理由推测,他曾多次直接从马达加斯加得到援助;而且不应忘记,从这些事情开始到复仇女神号来访,其间九年或十年,在奴隶贸易问题上正是一个特别多事的时期;从表面看来,这个四处劫掠的叛贼,很可能曾得到远方与这项买卖利害相关的人的大力怂恿,甚至援助。事实上,除非他得到过某种这样的援助,否则很难想象他怎么能这么长久地维持下去。

苏丹曾多次向毛里求斯、好望角和孟买的政府求援。一八三六年,年轻的阿卢埃苏丹在父亲死后,写信给好望角总督和该站的海军将领请求援助,那封信是对他们善心的一次真正哀切动人的呼吁。信中详述了可怜的老阿卜杜拉死时的惨状,以及入侵者的暴行;叙述了他接掌大权时所处的毫无防御的境地;然后,念在他的家族对大不列颠的忠诚依附,以及他的百姓对一切英国臣民的殷勤款待,恳请英国慷慨相助。

那一次的答复迅速及时,不负这项事业,大意是:「鉴于约翰娜苏丹所处的困境,并念及已故苏丹阿卜杜拉忠实履行其禁绝奴隶贸易之约定,以及他对停靠约翰娜岛的英国船只一贯殷勤款待,总督与海军将领欣然俯允阿卢埃苏丹求助武器弹药之恳切愿望,兹派国王陛下单桅炮舰一艘,将充足的武器弹药送往约翰娜岛」等等。

有了这次援助,阿卢埃一时又能够抵挡住他的敌人。但是国内依然极不安定;而且援助只是一时的,他又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于是就此事致信毛里求斯总督。当时任该岛总督兼总司令的威廉·尼古拉爵士,把这项申请转呈本国政府考虑。不过,苏丹自己的家族内部似乎生出了一些小小的倾轧,要弄清楚并不容易,就眼下而言也无关紧要。

大约与此同时,阿卢埃苏丹的叔父赛义德·阿巴斯,派了两个年轻人——或是他的儿子,或是他的侄子——前往毛里求斯,报告岛上的不幸状况,并请求援助,以支持现任苏丹阿卢埃。不久之后,又有两三个年轻人来到毛里求斯,也带着赛义德·阿巴斯内容相同的信。由于此人被认为对英国人怀有好感,凡到过该岛的人对他都赞誉有加;再者,他的目的似乎是值得称道的,即设法维护年轻苏丹的权威,尽管并没有得到苏丹殿下的正式认可;所以当局认为,应当由公家出钱供养这些年轻人,直到有机会把他们送回去为止。过了几个月,专门雇了一条船送他们回去;同时明确表示:「无论赛义德·阿巴斯派自己的亲属离乡充当政治信使,其用意多么值得称道;无论他本人多么受英国人尊敬,今后英国当局都不可能与他、或与约翰娜岛上除该岛苏丹殿下以外的任何人保持政治通信。」当局又进一步劝告苏丹,鉴于赛义德·阿巴斯年高望重、阅历丰富,又显然真心维护苏丹的利益,今后在议事时应当对他有几分信任;同时还向苏丹推荐那几个年轻人,说他们十分明理,见识也广。随后,当局又笼统地表示了对约翰娜苏丹和百姓的友好关切与善意;就这样,凭着几句好话,以及对他的臣民将来过上好日子的更加美好的祝愿,年轻的苏丹暂时只好自顾自去了。

上述事件中,有些就发生在复仇女神号到来之前几个月。阿卢埃苏丹仍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就在大约五个月之前,他又写了一封信给毛里求斯总督。这封信似乎写得非常好,其中有些见解颇为机巧;一位年轻的摩尔王子,偏居地球一隅的一个海岛的统治者,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中写出这样的信来,或许值得我们在此稍作停留。

他感谢毛里求斯总督阁下善待那几个年轻人,承认他们与自己沾点远亲;但又精明地指出,他们「违抗他的明令,于夜间偷偷离开约翰娜岛,这使他有理由认为,他们对他并不像他们希望总督阁下所相信的那样友好;他担心他们此行的目的,不过是想凭着总督的好心和英国人的好客,打一笔银钱上的算盘」。接着他表示感谢,因为总督告诉他,有人在他不知情、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与英国当局保持着政治通信;他又补充说,虽然他完全同意总督阁下对他叔父赛义德·阿巴斯年高望重、阅历丰富的看法,但约翰娜岛上同样具备这些品质的人还有不少,而他们的爱戴与忠诚,他是从来没有理由怀疑的。

这里流露出的猜疑不言自明,表达得也相当委婉。接下来他描绘了自己国家的状况,一位王子竟不得不亲笔描绘这样一幅景象,实在可怜:「城镇被焚;田野被劫;我们所有的牲畜都被酋长雷马尼泰克杀光了,帮他下手的是听他号令的莫埃利岛土人。」他明白暗示,这个叛乱酋长正在接受「法国人的援助」;虽然他没有为这一说法提出合理的根据,但这话并非全然不可信,因为毛里求斯废除奴隶制,激起了当地法国居民对我们和我们盟友的反感;再者,邻近的波旁岛上奴隶制仍然存在,那里的人曾毫不掩饰地表示过对英国人的强烈敌意;与此同时,新奴隶越来越难弄到,价格也因此大涨。

人们认为,法国商人在马达加斯加本岛也搞过一些阴谋;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企图在那里取得立足之地,但由于气候极其致命,收效甚微。不过,众所周知,他们至今仍然急于竭尽全力,在好望角以东除波旁岛之外再找一个地方立足,因为波旁岛根本没有港口,只有一片开敞的泊地。此外,他们还急于取得一个据点,以便一旦战事发生,可以从那里在那一带打击英国的贸易;同时,通过建立一块他们自己的小殖民地,找到扩充其商船队的途径。

他们最近的一次尝试是在马达姆岛;而且众所周知,他们还作过其他几次努力,嘴上谈论的就更多了。

不过,即便雷马尼泰克真的得到过外国援助,那也不大可能是波旁岛政府知情或默许的,而多半是出自与奴隶贸易利害相关的私人那种不安分的冒险行径。不管怎样,我们似乎很有理由希望,阿卢埃苏丹能够获准和平地保有他自己合法的领土。不让那几座美丽的岛屿落入他人之手,显然符合我们的利益,尤其是现在,经由莫桑比克海峡的东西方往来很可能比以往更为频繁,而海峡之内正当贸易的门路,也不能不引起英国商人的注意。奴隶贸易将一年比一年难做;事实上,最能促使它彻底垮台的,莫过于在政府的适当保护之下,让英国制造品的正当贸易沿着那一带海岸逐步扩展。

年轻的阿卢埃苏丹在信中接着声明,他的许多百姓被人掳走,带到莫桑比克和桑给巴尔,在那里被卖为奴隶;这样的船货已经运走了好几批。他恳切请求从速给他送去武器弹药的援助,说他特别需要铅和火石,以及两门小野战炮。同时,他恳求派一艘小兵船来援助他,因为他的处境艰难到这种地步,倘若援助不能速到,他恐怕不得不放弃城镇,亲自到英属印度去寻求庇护。随后他向英国政府的宽宏大度发出呼吁,希望他和他的百姓不至于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援助,而被迫抛弃家园。〔注一〕

(原注:苏丹最近亲自去了加尔各答,向印度总督申请,希望能说动东印度公司接管这几个岛,因为他觉得没有援助,自己再也守不住了。他只要求从岛上的收入中拨给他本人一笔小小的年俸。他得到了什么答复,不得而知;不过他的申请大概被拒绝了,理由是我们在东方的领土已经够大了。但实际上,科摩罗群岛,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因为可以说它们控制着这条海峡的航道,而且一般认为,法国人对它们早有觊觎之心。)

这便是美丽的小岛约翰娜的不幸处境,由它自己的王子亲笔描述,就在复仇女神号意外来访之前几个月。情况没有多大变化;城镇仍在坚守,但似乎并没有任何援助送到。一看见这艘汽船,年轻的苏丹便心花怒放,百姓也受到了鼓舞,而他们正十分需要这种鼓舞,因为那个叛乱酋长当时离城不远。

时候虽已很晚,但因时间有限,船长和毕打上尉还是穿上制服,即刻上岸拜见苏丹。苏丹的一位叔父和他的首相接待了他们,陪他们穿过几条摩尔式建筑夹峙的窄街,来到苏丹的宫殿。宫门口站着四个衣不蔽体、手持火枪的士兵,充当侍卫;到了接见厅,只见苏丹坐在房间尽头一把高背椅上。他立刻起身,十分友好地迎上前来,热情地同他们握手,欢迎他们来到约翰娜岛。他左边放了两把椅子请客人坐,右边坐着城镇的长官和其他几位要人,大家都翘首企盼来自英国的消息,尤其因为他们多少抱着一线希望:这条模样古怪的「魔鬼船」——他们这样称呼她——也许带来了英国政府的信,答复苏丹的求援。

然而,他们注定又一次失望了;不过苏丹问了许多关于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事,问王位继承人是否已经降生,似乎还很想知道泰晤士河隧道是否已经完工。总之,他看来是个很有教养、很懂礼数的年轻人。他痛心地谈到岛上的困苦状况,谈到自己被雷马尼泰克手下的敌人包围,苦苦恳求至少给他一点火药和弹丸,好让他设法坚持到更有力的援助到来。

由于天色已经很晚,会见没有持续多久,但约定次日再见,并安排第二天上午一行人到城外游览。于是,天刚亮,国王的叔父又在海滩上迎接他们,指派了三名士兵充当向导兼护卫。这几个人对派给他们的差事显得十分乐意,整个游览过程中,尽其所能地让客人们开心,指点他们最值得一看的东西;一个人到海滩上去找贝壳,另一个去弄水果,客人们几乎有什么愿望,立刻就能得到满足。

登上山谷东侧的山冈,四面八方的美景令他们心旷神怡。下面的山谷土地肥沃,宜于精耕细作,但只有一部分林木被砍伐开辟,其余地方长满了长草和低矮的灌木,间杂着当时正在盛开的许多野花。背后是高耸而林木茂密的群山,本身风景如画,却挡住了岛另一面的景色;而在另一个方向上,目光可以追随那一长条风光秀丽的海岸。总的来说,这个岛给人的印象非常好,尤其因为有些木材十分优良,适于修船。

城镇本身只有登上它后面一座更高的山顶才能看清;他们这时便登了上去,把它的面貌看得一清二楚。那些白色的平顶小房子、带塔楼的城墙,以及非常狭窄的街道,都表明了它的摩尔渊源。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

全城的人似乎都出来了,个个争先恐后跑到海滩上,想看一眼这条奇怪的船,以饱眼福,因为这样的船谁也没有见过。只见小船从四面八方簇拥在她周围;她挂满了旗帜停泊在那里,场面既热闹又如画。

下山的时候,苏丹的叔父又来迎接,邀请他们同苏丹殿下共进早餐,先陪他们到他自己家里,在那里见到了苏丹本人,然后再到近在咫尺的宫殿。可是,要接待客人,时间还嫌早了一点;一进宫殿,显然看得出迎接他们的准备还没有做完。苏丹殿下的女眷们,即苏丹妃和她的女伴们,刚刚来得及躲开,留下一片凌乱;总之,早餐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苏丹殿下十分谦和,但显然他的注意力同时分散在两件或更多的事情上,其中一件不难猜到,就是那些匆匆躲开的佳丽们。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一件;趁他进进出出的间隙,有人找机会问在场的他的叔父,到底是怎么回事。谜底揭开了:原来苏丹殿下是在屈尊亲自督办款待客人的早餐,务求配得上他们。这一回,厨房变成了议事厅,在那里讨论的事情,其分量之重、争论之热烈,绝不亚于更高的会议上往往以更庄严的方式所讨论的事情,大概还带着饥肠辘辘者那种「声如洪钟」的满腔雄辩。

结果确实不负这番苦心。早餐被一致称为上品;经过一早上的步行,大家把苏丹殿下深思熟虑的成果吃得干干净净,充分领教了他的高明。他本人似乎十分高兴;他的叔父趁他不在时对霍尔船长说,这个年轻人最大的乐趣,就是想出新的办法来让他遇到的英国人高兴;他对这个民族推崇备至,为了他们,没有什么事是他不肯屈尊去做的。这其中或许有一点是为了效果而说、而做的,但始终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无论何时都是一个真诚的、在某些方面也是有用的盟友。

同一天,苏丹的一位亲戚要在苏丹叔父的家里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庆祝在苏丹年幼的儿子、即他的继承人出生后第八天,为他举行第一次伊斯兰教仪式。苏丹本人和他的首相陪同客人前去观看庆典。这一回,人们发现宫中的女眷都在与接见厅相邻的房间里,两室之间只隔着门前一道大屏风或者说帘子。照文明生活的一切成规,我们不妨合情合理地设想,这些平日深居简出的美丽少女,想看看当天的风云人物、那些身穿制服的英国军官的好奇心,丝毫不亚于后者想窥见一眼东方美人的心思,何况越是禁止,就越想一看。不时可以看到帘子被轻轻拨到一边,一个年轻女子的头探出来;接着另一个又从另一边悄悄张望一眼;然后,她们你挤我、我挤你,露出来的人比她们本意要多,却也足以叫人还想多看几眼。在此期间,苏丹殿下已经退下,否则她们也许不会这样大胆。

海神尼普顿的子孙们向来以殷勤风流闻名,这一回,这份殷勤天真无邪地压倒了他们的谨慎:看上去是无意、其实是蓄谋已久的一次冲锋,帘子被极其英勇地推到一边,所有美丽的女眷便一览无余了。这一壮举的目击者、那位老叔父,显得惊骇万分,比那些美丽的少女本人惊骇得多;不过她们还是有些慌张地悄悄退了下去。由于是喜庆的日子,女眷们都穿着非常华丽鲜艳的衣裳,只是她们并不都是维纳斯那样的美人。

然而,他们被引到另一个房间时,看到了更为奇特的一幕:一大群身份较低的女子正在那里欢快地跳舞唱歌,自娱自乐,只是舞跳得实在不怎么优雅,歌也唱得实在不怎么动听。整个聚会中只有一个女子长得好看,她似乎是美人之冠,或者说是宴会的女主人,因为其余的人都对她极其殷勤恭敬。

回到苏丹面前时,侍者端上了茶点;由于天气炎热,家中的一大队女仆被领进房间,每人手持一把扇子,或者说一种手持的布风扇。她们个个穿戴得十分整洁干净,立即各就各位,站到每位客人身后,极其灵巧地扇起扇子来。

就在这个时候,苏丹不见了,他的叔父随后跟了出去;商议了几分钟之后,有人来请霍尔船长到苏丹殿下的私室去。显然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可是还没等他来得及多猜想是什么事,他已经与苏丹单独相对了。苏丹殿下坦白承认,那个名叫雷马尼泰克的酋长势力强大,令他心中十分惊恐;此人此刻就在离城不远的地方;而他本人决心只要能弄到足够的火药和弹丸,便立即出兵讨伐叛贼。同时,他恳求在必要时让这艘汽船帮他保卫城镇。

能给的答复只有一个:这艘汽船的来访纯属偶然,目的是察看港口的情况;她所执行的任务容不得任何耽搁;不过,只要她还在这里——不可能再停留多少个钟头了——她将保护苏丹本人和他的家族,城镇如遇危险,也一并保护;并且会给他少量弹药,使他能够自卫。他对这个答复显得十分满意,也很高兴。同时,由于危险迫在眉睫,否则可能会血流成河,他又请求道:既然汽船必须遵守的命令要求她立即离去,那么在她启程之前,能否在他的城堡上升起英国国旗,并鸣放相应的礼炮,以震慑那个叛乱酋长;此外,能否给那个酋长写一封信,说明约翰娜苏丹是大不列颠的老盟友,再也不能容许任何人举兵反对他;总之,那个酋长最好赶快走开,回来服从苏丹。

这一请求需要非常慎重的考虑。显然,霍尔船长根本无权干预此事。因此,许多军官,也许是大多数军官,处在同样的境地,都只会给出这样一个答复。但是,此时有某种人道之心被唤起了,有某种怜悯之情,或许也有某种自豪之感。年轻苏丹的不幸处境,不能不令人深切关怀,尤其是他和他的全家曾在那么多场合对落难的英国人仁慈相待。况且,他还明确表示,他希望不仅成为大不列颠的盟友,甚至成为大不列颠的臣民;他宁愿把这个岛整个让给英国人,必要时自己退往别处,也不愿看着它在雷马尼泰克的侵扰之下陷于眼下这样的苦难。

事实上,阿卢埃的恳求之中,有某种叫人完全无法拒绝的东西;经过再三考虑,又深知此举须承担何等责任,最后同意在城堡上升起英国国旗,鸣礼炮二十一响。于是照此办理;这面为千千万万人所自豪仰望的旗帜,第一次在约翰娜岛的城堡和城墙上飘扬。苏丹露出了笑容;他似乎为那面清白无瑕的旗帜感到的自豪,远远超过为他自己那面独立的旗帜、或为他自己那岌岌可危的权威所感到的自豪。

全城百姓欢欣鼓舞;事实上,这一天对各方来说都是激动不断的一天。最后锦上添花,按照上面所说的意思给那个叛乱酋长写了一封信,希望借此促使雷马尼泰克暂时和平退去,把他的叛逆图谋推迟到一个对他不那么有利的时机,倘若不能使他就此彻底放弃的话。他的图谋显然是要废黜苏丹,很可能还要杀死他,放逐他的全家,由自己取而代之,独揽大权。

对复仇女神号来说,这是漫长而多事的一天;在我们叙述岸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船上的人一直忙着装淡水和木柴,以便立即继续航程。不过还剩下一件事:苏丹要来参观这条船,看看在他眼中那些神奇的东西。下午,他带着几名随从登上船来,一身全套摩尔服装;对船上的布置、机器等等,他自然惊讶到了极点。对他和他的随从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船绕着海湾行驶时,她行进得那样轻松、那样迅速,令他们越来越惊叹不已;吃了一点水果和面包之后,他非常友好地、看上去也满怀感激地向霍尔船长和船上全体人员告别,乘坐舰上的小艇上岸,艇上飘扬着他自己的旗帜。

上岸时,他似乎对这一及时的援助感激不尽,而与这些新结交的朋友分别,他也流露出真诚的惜别之情。

一八四〇年九月五日下午,复仇女神号离开了饶有趣味的约翰娜小岛,船上的人衷心祝愿苏丹旗开得胜,祝愿他饱受困扰的臣民早日重享太平与富足。然而恐怕这些愿望至今几乎还没有实现。〔注二〕

(原注:下面这封关于科摩罗群岛命运、以及法国人在那一带横暴行径的信,刊登在一八四四年一月三十日的《泰晤士报》上。信中所述的事实看来颇有夸大之处,但英国政府似乎有必要出面干预。

「近一个月来,法国人用欺诈手段占据了约翰娜岛、莫埃利岛和佩奥纳罗岛;先前,他们已用同样的手段取得了马约特岛和诺西贝岛。目前这里有十一艘兵船,最大的是一艘六十炮巡航舰;预计还有更多兵船开来,准备征服整个马达加斯加;据说还要征服南纬十度至南纬二度之间的非洲海岸,这一段包括马斯喀特伊玛目的领地。在这个地方,即诺西贝岛,正施行着一种您所不知道的奴隶制度。住在这里的人把钱送到非洲大陆上的莫桑比克、安戈什等地,用来购买奴隶;奴隶在那里每人约值十元,运到这里再以十五元卖出;在这里,他们又被转卖给来自波旁岛和圣玛丽岛的法国商船,每人约二十五元至三十元。购买奴隶的船长们采取一种预防办法:让其中两三个最年轻的成为自由人,然后让他们给自己当若干年的学徒,在岸上的那些人,学徒期是十四年和二十一年。这些自由证书可以替许多人顶用。众所周知,有大批奴隶被运到波旁岛,每人卖到二百元和三百元。那些在此地即诺西贝岛获得自由的人,以及其他人,主要属于马库阿族。勒阿弗尔的法国三桅帆船印第安人号,去年九月二十日从这里带走了好几个,她的目的地是马达加斯加西海岸、圣玛丽岛和波旁岛。三十二炮巡航舰赫西俄涅号刚从约翰娜岛开来,她已强迫一名酋长签署了一份文件,把该岛让给法国人。法国人第一次提出要求时,约翰娜岛的国王和酋长们说,这个岛属于英国人。法国人便说,如果不交出来,他们就要毁掉这个地方;此后,他们弄到了一名酋长在一份把该岛让给法国人的文件上的签名。

先生,余不一一。

亨利·阿尔坎杰洛

已故孟买加兹尼号货运监督

一八四三年十月六日,于马达加斯加诺西贝岛」

上面这封信中的叙述,部分得到了下面这则公告的印证。公告刊登在法国官方报纸《箴言报》一八四四年三月间,其要点在此转录自三月十四日的《泰晤士报》;法国人采取上述积极步骤的用意,几乎无可怀疑。因此我们必须希望,我们在那一带的利益能得到妥善的关注,尤其是想到,一旦法国人在好望角以东占据了良港,万一发生战争,将给我们整个东方贸易造成何等严重的损害。公告如下:「德福塞上校已被任命为马达加斯加和波旁岛海军站司令,该站此前归波旁岛总督节制。此站从此地位更形重要。德福塞上校麾下有五六艘兵船,将在整个非洲海岸和阿拉伯海一带展示我国旗帜。他将设法扩大我国与阿比西尼亚的关系,以及我国在马达加斯加的影响。」)

第九章

复仇女神号接下来要驶往的地方是锡兰岛,到了那里,她最终要担负的使命才会揭晓。直到十日,她才看不见科摩罗岛;这座岛是同名群岛中最北的一座,若按直线计算,离约翰娜岛还不到一百英里。

霍斯伯格特别提到,每年十月、十一月间,科摩罗群岛一带风力微弱、风向不定,又有强劲的西南流和南向流。然而这一次航行却发现,这些困难有时出现得比他所说的早得多。眼下才九月初,南向的海流竟已每天流出六十英里之多。其实,莫桑比克海峡里的风向和海流,都与原先预料的大不相同。她在八月驶入海峡时,正当西南季风的季节;按通常的说法,这股风要一直刮到十一月初,那么复仇女神号即便再晚些时候进入,也理应一路顺风直穿海峡。事实恰恰相反,她遇上了强劲的顶头风,南向海流也比她所能预料的猛烈得多。

霍斯伯格的意见看来完全得到了证实:季节一晚,船只最好避开莫桑比克海峡,宁可绕到马达加斯加以东,再从迪戈加西亚岛与塞舌尔群岛之间穿过去。不过,倘若莫桑比克能够买到煤,汽船就不那么需要这样绕道了。

过了赤道以后,海流一直向东;途中别无值得一记的事情,只是在驶近马尔代夫群岛时,遇上了几阵极猛的暴风,夹着大雨。

第二天,也就是十月一日,马尔代夫群岛已经在望。为了迅速穿过群岛,船上生火开了几个钟头的蒸汽;到了下午,她在群岛最东边一座名叫菲阿瓦尔的岛下停泊,离岸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她所取的航线,是从马尔代夫这一长串群岛的正中间笔直横穿过去,而这片群岛直到不久以前还一直令人望而生畏。

这条绵长的岛链,或者说这片群岛,正位于印度洋的中央,恰好横在从西南方驶往锡兰和印度斯坦南部的船只的必经航道上,因此长久以来为航海者所畏惧,被看作一道几乎无法穿越、而且无疑十分凶险的屏障,避之唯恐不及。据霍斯伯格说,早年从欧洲到印度经商的人,对这些岛屿反倒比近代的航海家熟悉得多,那时候船只常常从群岛中间穿过,并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可见,关于群岛中可通航水道的知识,后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传了。不懈的霍斯伯格竭力找回其中一部分失传的资料,固然功劳极大;但自一八三五年以来公之于世的、对所有这些曲折水道细致而精美的测绘,却要归功于印度政府的慷慨,尤其要归功于印度海军莫尔斯比上校和鲍威尔中校的科学劳作与卓越贡献。

这片群岛分成许多岛群,土人称之为「环礁」,每个环礁都包含相当多的岛屿,其中有些有人居住,遍生椰子树;较小的往往只是光秃秃的礁石或沙洲。这些岛屿大大小小合计有好几百座,所分成的岛群,也就是环礁,为数也很多。莫尔斯比和鲍威尔两位上校把它们标绘得精确细密,令人惊叹;借助他们的海图,岛屿之间那些曲折的水道,几乎可以像读书上的铅字一样一目了然。这实在是给各国航海者带来的一大恩惠。群岛差不多沿一条子午线排列,从北纬七度六分一直延伸到南纬零度四十七分,因而横贯热带最炎热的一段,绵延三百七十多英里。

复仇女神号穿过这些岛屿时,发现从前的种种困难如今都已烟消云散。测深的数字如此精确,比例又画得如此之大,与其说是驾船穿行于错综复杂的岛屿迷宫之中,倒不如说更像是在看一本欧洲的道路指南。

一见汽船,菲阿瓦尔小岛上的居民就吓坏了;后来他们虽然终于不大害怕地划到船边来,却怎么劝也不肯上船。不过,他们倒不反对充当向导,领人去看看岛上有什么可看的东西;于是,趁船上做些必要的修整,霍尔船长和两三位军官上了岸,在海滩上很快就被一群土人围住,这些人全都手无寸铁。

沿着铺满珊瑚碎块的海岸漫步不久,他们便来到一座清真寺和一片墓地前,那墓地布置得整整齐齐,令人瞩目。一块块小巧而带有装饰的墓碑,刻着碑文,许多墓碑四周还种着花,大概是用近旁一口井里的圣水浇灌的;无论如何,这足以证明他们对死者极为尊敬,而这在所有伊斯兰教徒中都是常见的。其实,这许许多多岛屿上的居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并且自认受英国保护,这几乎是东方所有弱小独立部族的共同愿望。

村子本身看来至少有一半人走空了,这些可怜的人,尤其是妇女,仓皇逃走,把纺车都丢在了门口。他们似乎用自己造的大船,把油、鱼、绳索、席子等等土产运到锡兰和印度其他地方去,换回大米和英国制造的货物。事实上,这条绵长岛链,或者说这些海底山脉,其北部诸岛与印度海岸较近的各处之间,贸易往来十分兴旺。

当天傍晚,复仇女神号继续航行,十月五日下午抵达锡兰的加勒角港。她是开着蒸汽进港的,煤只剩下约八吨,从约翰娜岛到这里恰好走了一个月。

笼罩着复仇女神号的谜团如今终于要揭开了。她刚刚系泊停当,就有一份印度政府的公文送到船长手中,内有总督会同参议会的命令:尽一切可能从速完成必要的修理,装足煤和给养,然后开赴广州河口外与舰队会合,归海军总司令节制。

这一下,全船官兵无不欢欣鼓舞。离开英国以前,船长就已知道此行要到锡兰为止,可是直到此刻,船上谁也不确知以后究竟要执行什么具体任务。现在,通往荣誉的道路摆在了他们面前:他们马上就要与女王陛下的部队并肩投入实战了。

然而,尽管全船上下不停地拼命干活,复仇女神号从抵达加勒角之日算起,还是足足花了八整天,才准备好继续航行。此外,全部物资和补给都得从七十二英里外的科伦坡由陆路运来,因为当时人们还不大知道,这些东西在新加坡都能轻易买到,所以只需带上少量就够了。其实,自那以后,为了补给而在加勒角停靠的船只越来越多,与锡兰的往来更加频繁,如今那个港口一切供应都已齐备,不必再远到科伦坡去取物资了。

无论如何,时间是一刻也不能耽误的;大家急于尽快上路,霍尔船长便决定当晚就动身前往科伦坡,去拜见总督阁下,催促把所需物资赶快送来。一位极受尊敬的商人吉布先生正要过去,热心地请他同乘自己的轻便马车;一路劳顿辛苦,他们在第二天深夜才到达科伦坡。

次日早晨,这片土地呈现出热带地区那种丰饶富丽的景象。通往科伦坡的整条道路,处处显出这是一片肥沃繁茂的土地,而道路本身也极便于旅行。

就我自己来说,热带地方见得越多,就越是处处为它们的繁茂所倾倒,越是享受它们那灿烂的天空。偶尔炎热逼人固然难受,但可以补偿的东西很多,况且说到底,炎热比起北方那刺骨的寒风来,并不更恼人,也不更伤身;总的来说,只要「防护」得当,我自己几乎毫不怀疑,在这些得天独厚的地方,人们「平均」的健康程度和精神上的爽朗愉快,要远远胜过那些不那么得天独厚、却更能磨炼人的地方。在那里过的每一天,你都觉得自己是真正活着,因为周围的一切都生机勃勃、长得那样美好。不过也不可忘记,在这样令人松懈的气候里住上几年,体质就会衰弱下去,只有到气候更能振奋人的地方去住一阵,才能恢复过来。

麦肯齐总督似乎对这艘汽船很感兴趣,也很关心她能否胜任在中国可能要承担的那种特殊任务;他显然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都表现出极高的见识。

关于锡兰岛,这里不必多说,因为近来已有一些能干而见闻广博的作者把它描述论述得很详尽了。科伦坡(岛上的首府)那些精良的城防工事、总督府、兵营和各处官署,都值得一看;说实在的,从加尔各答开往红海的汽船都在加勒角停靠,可惜至今还没有作出安排,让部分乘客不必在加勒角白白耗费装燃料的宝贵时间,而能趁机到科伦坡去走一趟。如今陆路航线一天比一天繁忙,汽船只需多花极少一点费用,就可以停靠科伦坡把他们接上,连同那里可能有的其他乘客一起带走。

科伦坡最稀奇的景象,是那一小队渔船。这些船形如狭长的独木舟,每条都用一整根树干凿成,上面再装上舷板,向内收拢,收得恰好只够一个人在里面转身。早晨它们乘着陆风出发,驶到很远的地方去捕鱼,下午再乘着海风回来。船的两头造得一模一样,所以不必掉头抢风,只要把那面大斜桁四角帆换个方向就行;桅杆立在船的正中,哪一头朝前都无所谓。这样窄的船身天然容易倾覆,为了抵消这种倾向,船舷外伸出两根细长的撑杆,外端用一根长而结实、两头削尖的木头连起来,样子颇像一条窄小的独木舟;它起着杠杆的作用,使船保持直立,一般装在上风的一侧。如果风势转强,只要派一两个人坐到上面去,用他们的体重再添一份平衡就行了;他们就坐在那里,看不出有丝毫畏惧。

近几年来,锡兰的卫生状况大有改善,这主要得益于大片土地的开垦。咖啡种植园一度被发现利润极高,其实至今仍是如此,于是引得许多人投身于这项买卖。人们以每英亩五先令的价格,有多少地就向政府买多少地;其结果是,岛上的出口大为增加,岛上的境况也有了改善。

煤、给养和各种物资都以最快的速度送上了复仇女神号;十月十四日下午,她又一次准备好出海了。当时同中国人进行的交涉中逐渐生出的种种事端,已经渐渐把公众的关注提到了很高的程度;总督的公子麦肯齐中尉要以志愿者的身份前往中国参战,船上欣然给他安排了舱位。岸上四面八方聚集了成群的人来看她启航;天一黑,又放了几支信号火箭,给这件事添了一点新鲜热闹。

复仇女神号用了十天,抵达槟榔屿,也就是威尔士亲王岛。这段航程比预料的要长,主要是因为煤质太差,在炉膛里结块堵塞;若是好煤,大约每二十四小时只需清炉一次,现在同样时间里却得清炉不下四次。此外,船底附着了大量藤壶(这东西以前就常常给人添麻烦),也大大拖慢了她的速度。

槟榔屿紧靠马六甲半岛的海岸,中间隔着一条宽不过两英里的海峡,看来是一个特别适合汽船停靠的地方。事实上,近来已有人提出,是否应当在那里设一座类似官办船坞的地方,以便修理越来越多的战舰和运兵船。如今我国与中国的往来增长得如此迅速,这些分属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必然要经过马六甲海峡。那里的港口十分安全,水面始终平静;煤可以很方便地储存在那里,当地又能弄到好木材;况且它正好位于船只的航道上,或者偏离航道很少,因为船只一般喜欢靠海峡的马六甲一侧行驶,在西南季风期间尤其如此。对岸一带盛行的狂飙极为猛烈,后来干脆借用了那边的地名,被称作「苏门答腊风」。这种狂飙伴有骇人的闪电,常常造成很大的破坏,人们对它望而生畏,也是理所当然的。

就其面积之小而言,槟榔屿被看作东方世界最可爱的地方之一,是很恰当的;这里出产的香料又多又好,在海峡里长得比在试种过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完美(或许只有爪哇岛例外),所以这个小岛已证明是一块极有价值的属地。岛上风景如画,对岸马六甲海岸的秀丽景色更使它增色不少;那片对岸叫作威省,也属于东印度公司。岛上道路又多又好,居民殷勤好客,背后那些林木苍郁的高山与城镇和港口之间那片平原,或者说那一带地方,土地肥沃,这些恐怕都是无与伦比的。这片平原,连同附近几座山的山坡,遍布繁茂的种植园,种着肉豆蔻、椰子树和各种香料树;总而言之,槟榔屿是东方最迷人的地方之一,也是最有益健康的地方之一。甚至有人称它为「东方海上的明珠」。离那座漂亮的、有顶棚的栈桥,也就是登岸码头,不远处有一座相当坚固的炮台;毫无疑问,只需花费不多的力气和钱财,槟榔屿就可以建成一个很有价值的海军基地。

沿马六甲海峡南下新加坡的这段短程,三天就轻松走完了。然而到了这里,又免不了一番耽搁。东北季风已经完全刮起来了,这个季节沿中国海北上的船只要迎着正面的风前进,所以汽船在冒险离开新加坡之前,必须尽可能多装燃料。这一回,凡是找得到的空余角落都塞满了煤,连甲板上也几乎铺满了煤袋。这样一来,她才得以带上足够整整十五天消耗的燃料,约合一百七十五吨。

新加坡这座小岛位于马六甲半岛南端的外面,与半岛只隔着一道极窄的海峡,因此,凡是经马六甲海峡往来中国或沿途各地的船只,几乎都必须从它的近旁经过。周围海上诸岛居住着许许多多半开化的部族和民族,他们都很容易到达这里;它又处在定期风也就是季风的影响范围之内,每到一定的季节,就连中国人、暹罗人和其他民族也敢于借着季风作远程航行。因此,它在短短几年之内便上升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商业中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在如此有利的位置上开辟一个自由港,这项政策的高明,已经得到了远远超出当初预期的证明。贸易往来完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也不收任何费用,使周围各国的经商风气逐年高涨。每到合适的季节,从四面八方驶来数不清的奇形怪状的中国帆船和各色商船,看到这番景象,谁都不能不赞叹这许多不同部族的进取经商精神,也不能不承认,这类遥远的外港对于保障和扩展英国的商业,具有多么巨大的价值。

同新加坡的往来逐年迅速增长,尤其是对华战争开始以来更是如此。我们所有的战舰和运兵船自然都要在这个便利的地方停靠,因为这里各种补给都很容易得到,当局和侨居的商人对外来者也都照顾周到、热情相待。已卸任的总督文翰先生,凡是能以任何方式促进远征军目标的事情,他都表现出极高的才干和干劲,对参与其事者的一切要求,也总是尽力迅速满足,这是应当大加称道的。他的殷勤好客和亲自关照,人人都有口皆碑。

从某些方面来说,新加坡是初次访问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入门。这里有为数极多的华人人口(不下二万人),每年大商船一到,又有新人加入;他们是自愿搭乘这些船南下来找工作的。成百上千的人到来时一贫如洗,连雇小船上岸的船钱都付不起,只好等着有雇主来雇用他们。他们是城里主要的工匠和劳力,也充当家仆,还有许多人受雇种植香料和甘蔗,或者开垦土地。没有哪一种劳动或职业是中国人不肯欣然承担的;而且他们似乎样样都干得同样出色,只有放羊放牛除外,那是他们不大喜欢的营生。

城里受雇于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如此之多,使得这座城市带上了几分中国的模样;水果和蔬菜也主要是由华人种植、运到市场上来的。在爪哇、槟榔屿和别的地方,也都能见到大批的华人;这完全足以证明(倘若还需要证明的话),他们天生是多么倾向于成为一个善于移殖海外的民族。只要有同胞带领和管理,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是中国人不肯去的。然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把「吸食鸦片」的恶习带到哪里;不消说,这种恶习在新加坡也盛行到了极点,每年从这种毒品的专卖中得来的税收为数甚巨。

新加坡的气候有益健康,尽管由于常年降雨,土壤很潮湿;那里离赤道只有约七十英里,可是炎热或许从来不算过分。

有人可能会以为,中国新近开放了几处口岸,过去每年都有大商船从其中某些口岸南下新加坡来寻觅货物,如今中国人不必再出洋去寻找那些将被送到自家门口的东西了,这对新加坡今后的贸易必定有害。不过,当地人似乎并不怎么担心这一点,因为毫无疑问,凡是能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增长的事情,都必定会或多或少地使地处通往中国大道上的新加坡受益。就今后的商业繁荣而言,新加坡毫无可忧之处;由于对中国和邻近诸岛的贸易普遍增长,它的繁荣多半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十一月四日,复仇女神号重新启航,第二天清早驶过了白礁这座多石的小岛。这块礁石十分危险,有时半淹在水中,几乎正好位于沿中国海北上船只的航道上;它的南侧有两道危险的岩架,或者说礁脉,从礁石向外延伸一英里多,涨潮时在水面上几乎看不出来。在它的对面,也就是北侧,紧靠礁石处水深不下十六七英寻;此外,这一带的潮汐很不规则,不但涨落的时间如此,流向和流速也是如此。这一带的危险还不止这些。由此不难看出,倘若在白礁上建一座灯塔,对于所有要沿中国海往来的航海者都将大有用处。比方说,一艘船从新加坡开往香港,就可以选在傍晚某个时辰出发,使她能在天亮以前望见白礁的灯光;这样她便可以确定自己的真实位置,然后放心大胆地继续航行,不必害怕任何危险。建造这座灯塔的费用不会很大,因为灯塔只需建得不太高;维持的费用则可以在新加坡向所有沿中国海往来的船只征收少许灯塔税来支付。

常有人提议,这里是为卓越的霍斯伯格建造纪念碑的最适宜的地点。他那些无价的著作,是所有常往东方海域的航海者所倚重的,对他怎样表彰都不为过。要为他的声名树立一座最好的纪念碑,很难再找到比白礁这个危险的小岛更有利、更恰当的位置了,因为它正处在他最有价值的几项研究的中心;而中国新近开放了几处口岸,我们又占有了香港,与那片海域航行有关的种种问题也就更加重要了。凡是来往那片海域的船只,不论是英国的还是外国的,没有一艘不是靠了霍斯伯格的指引才得以安全航行;在白礁上建一座灯塔,对航海者的贡献,将不亚于对霍斯伯格的纪念。

复仇女神号这时已驶过了这个多石的小岛,立刻就感受到东北季风的全部威力,稳稳地迎面刮来,非得开足蒸汽才能前进。十六日下午,西班牙属地吕宋岛(人们更熟悉的是它的首府马尼拉这个名字)的高地映入眼帘;第二天早晨,复仇女神号从港口近旁驶过,但没有冒险进港,因为那会耽误时间,尽管这时燃料已经很缺了。

这座岛的景色十分动人。雄伟如画的群山,茂密的树林,山谷里这里那里伸展着几处甘蔗种植园,还有一片片葱郁青翠的椰林点缀其间,使景色富于变化;这一切相互交织,或者交替出现,使这座岛显得十分迷人。

可惜的是,没有时间到岛的内地去看看,因为这趟航程已经拖得太久,东北季风又正对着船头吹来。所以她前进得很慢,燃料的短缺也开始让人深感困扰。

二十四日,琉球群岛映入眼帘;不过,这并不是巴兹尔·霍尔上校所访问过的那几座岛屿,他的描述当年曾引起很大的关注。〔注一〕

(原注:复仇女神号的霍尔船长当时正在巴兹尔·霍尔上校麾下担任见习官。)

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五日黎明,复仇女神号开着蒸汽穿过澳门对面的氹仔锚地,一直驶到紧靠城边的地方;那里水浅,除了商船上的小船,谁也不敢驶得那么远。如此庞大、模样又如此神秘的一条船突然出现,自然在葡萄牙居民和华人居民的各个阶层中引起了极大的惊奇。她驶过时向葡萄牙国旗鸣炮致敬,这就足以表明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成群的人涌到南湾,也就是海滨大道上,来看这艘第一次在他们这个宁静小海湾里下锚的铁壳汽船。在他们看来,她的吃水那么浅,与她的大个子简直不相称;就连葡萄牙总督也大吃一惊,特地派了一名信使上船,提醒船长贴岸这么近恐怕有危险。不过,总督阁下多半也不大乐意让一艘武装汽船开到离他自己的府邸这么近、近在射程之内的地方来;况且,几乎就在他的窗下鸣放礼炮,早已把那些挤在每扇窗前、满怀好奇张望的佳人们吓跑了。

最初的骚动一平息,霍尔船长便去拜见总督,向他保证自己此来怀着最和平的意图,并感谢总督阁下对船只安全所作的友好提醒。同时,他也请总督阁下知悉,他对澳门的港湾和锚地早已了如指掌,那些地方他从早年起就记得清清楚楚,因为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勋爵出使中国时,他曾在莱拉号上当过见习官。

这时打听到,英国海军司令、尊敬的乔治·懿律正率舰队停泊在虎门炮台下游的铜鼓洋;于是复仇女神号只耽搁了几个钟头,就开去与舰队会合。她向司令旗鸣炮致敬,宣告自己的到来,麦尔威厘号随即鸣炮答礼,就跟复仇女神号是一艘正规军舰一模一样。

复仇女神号这时已与威里士厘号、麦尔威厘号、伯兰汉号三艘战列舰,以及女王陛下的都鲁壹号、先驱号、摩底士底号、海阿新号诸舰和朱庇特号运兵船聚在一处了。就这样,英勇的复仇女神号历尽艰辛,终于抵达了她长久以来为之奋斗的光荣岗位。她从英国出发的这趟航程确实很长,自从辞别朴次茅斯,已经过去了将近八个月。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她经受的考验也很多。她在一年中最恶劣的季节启航,几乎整个航程都遭遇异常的天气和意想不到的困难。所幸这一切她都安然度过了,而她为了给自己赢得名声已经付出的努力,也为她未来的命运带来了美好的预兆。

如今她那「铁」的船身终于与英国荣耀所系的著名的「木头城墙」并肩摇荡,全船上下无不振奋;眼看马上就要投入对敌作战,每一个人都干劲倍增。然而一连几天,她只好在铜鼓湾里做那件谁也不喜欢的「上煤」的活计。这期间,各艘战舰已经开走,留下她等准备停当以后再跟上去。现在,趁着这项又脏又磨人的活计正在进行,我们不妨用这段时间简略回顾一下她到来之前刚刚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导致如此重大后果的几件要事。

第十章

东印度公司在华特权的废除,以及随之而来、在如何同中国人进行交涉这个问题上很快产生的种种困难,大多数读者想必都还记得。不论因鸦片贸易而起的种种问题「后来」在这团纷繁的困难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几乎可以肯定,一切困难的最初萌芽,都是在对华贸易普遍开放的那一刻发育出来的。而这种贸易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美国方面的竞争强加给政府和公司的;英国的贸易不能在本国国旗的自由保护下同人家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结果有一部分只好挂着美国国旗、通过美国代理商来进行,这也是一个原因。

令人惋惜的律劳卑勋爵不幸身故,主要是由于中国人的虐待,以及他在执行本国政府命令时被迫天天忍受中国官府的侮辱、心中郁愤所致;这件事人们想起来都深感遗憾。那些命令的性质如何,这里不去管它。律劳卑勋爵的才干、魄力和对使命的忠诚,是谁也无法怀疑的。

后来义律上校接任首席商务监督,试图执行同样的训令,结果也几乎同样不幸。正如他公开宣布的那样,他发现「总督不肯接受女王陛下政府给他的训令中所规定的、关于他与总督阁下如何『往来』的条件」,于是,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二日,广州商馆降下了英国国旗,女王陛下的首席商务监督退居澳门。

一八三八年间,中国官府开始采取极其严厉而坚决的措施,矛头大体指向鸦片贸易;皇帝的谕旨扬言,贩卖鸦片的和吸食鸦片的,一律处死。几个不幸的中国人因此被处决了。这时官府竟试图在沿河一带的外国商馆门前处决犯人,这是违反以往一切惯例和公共权利的。外国人随即向总督提出抗议,总督在答复中没有讲什么政治上的道理,倒给他们上了一堂道德课,然后又屈尊俯就地承认:「外夷虽生长化外,亦必有人心。」

然而,到了这年十二月,也就是一八三八年十二月,这种侮辱性的举动又重演了一次,地点紧挨着美国旗杆;那旗杆当时还不像后来那样,围在一个砖墙高栅的院子里。眼看官府正准备竖起要把犯人绞死的那个十字架,领事立刻把国旗降了下来。

起初,有几个外国人出面干预,没有动粗,便劝得官员们停了手。可是人群渐渐越聚越多;中国的暴民一旦被激怒,其桀骜难驯丝毫不亚于英国的暴民;于是,照例是一个莽撞的举动引出另一个。附近没有中国官员来制止骚乱;石块开始四处乱飞;这时已有更多外国人上前援助他们的同伴,但暴民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终于被逼得只好躲进附近的商馆。他们在里面不得不把门窗堵死,尽管如此,许多门窗还是被砸坏了,房屋也岌岌可危,直到足够的中国兵赶到,才把暴民驱散。不过到了晚上,秩序就完全恢复了。

与此同时,警讯已经传到黄埔,义律上校从那里带了约一百二十名武装人员动身前往广州,深夜抵达英国商馆。这时双方显然都已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然而这种境地又是很难避免的。在此前的好几个月里,那些不幸的行商一方面与本国政府,另一方面与外国商人,冲突不断。几乎没有哪一种屈辱是他们不曾受过的,他们甚至还受到处死的威胁。中国政府对一切外国人一天比一天专横;它惯常那种冷淡傲慢的口气,已经变成了毫不掩饰的蔑视和十足的侮慢。他们把自己对律劳卑勋爵的那番对待看作一场「胜利」;他们成功地拒斥了义律上校的一切示好,在他们看来,这证明了他们自己的强大和大不列颠的软弱。

第一章里已经说过,马他仑爵士不久以前曾乘一艘战列舰访问中国,就在冲突发生之前,他已经完全离开了那片海域;外国人越是失去保护,中国人也就越发专横。

同时也不能否认,中国人决心尽可能禁绝鸦片贸易,「在当时是真诚的」,尽管他们的措施或许操之过急,也没有正当的依据。上述骚乱过后没几天,义律上校明确下令:「凡英国人所有之纵帆船或其他船只,经常或偶尔在虎门『以内』从事非法鸦片贩运者,须于三日期满以前驶离,此后不得再为此种营生驶入虎门以内。」同时还明确警告他们:「如有英国臣民因坚持在虎门以内从事此项贸易而致任何中国人死亡,属于重罪者,当处以极刑;凡从事此项贸易之船只,其船主如遇中国政府拿获,不得向英国政府求助或请求干预;凡受雇于此等船只之英国臣民,如以武力抗拒中国政府,因此产生之一切后果,皆由其本人负责,与在本国或任何外国以武力抗拒本国政府或任何其他政府者同等论处。」

到此为止,义律上校表现出了相当的魄力和决心;但他大概没有料到,精明狡猾的中国政府很快就会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既然能下令停止虎门『以内』的贩运,为什么不能把虎门『以外的外洋』上的贩运也一并禁绝呢?」

鸦片贸易这个棘手的问题,看来几乎不可能完全避而不谈,我就借此机会,就这个重要题目说几句话。要详细叙述它那段不平常的历史,以及它在中华帝国内外所经历的种种变迁,固然会是极有意思的材料,却很难在本书中占一席之地。

众所周知,从前鸦片是作为一种药材、完税之后准许进入中国的;即便后来对它下了禁令,中国人自己也只把那禁令看作一纸空文。其实,这种毒品越难弄到,人们对它的渴求反而越是增长。

一方面是整个民族对「禁果」的嗜好,另一方面是外国人受到「诱惑」去满足这种嗜好,由此而生的那些重大事件,可以看作一个民族历史上那种重大关头之一;这类关头仿佛几乎是命中注定的,作为标志世界进步的阶段或时代而出现。

说来也颇奇怪,正当广州酝酿着一场「商业」危机的时候,北京也爆发了一场「政治」上的明争暗斗,或者可以称之为一场内阁危机。事实上,说起来也许令人奇怪,在中国,根据相当可靠的消息,人们相信北京当时确实有一个改革派正竭力抬头;扩大与外国人往来的问题,同禁止鸦片进口或禁止白银出口的问题一样,都争论得十分激烈。

主张双方各有奏折呈给皇帝;道光皇帝年事已高,本人性格又软弱,一度「首鼠两端」,时而依从这一方,时而依从那一方,直到最后又回到他那反对「变革」的旧有顽固之中,觉得一个真正的汉家子孙所固有的种种偏见,在他胸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复苏了。

然而鸦片贸易问题,或者说鸦片律例问题,有一段时间几乎成了一个「党派」问题,就像我们本国的谷物法一样;最后它变成了一个关乎全民族利害的重大问题,而正是对其中种种要点的争论,又使它所牵涉的各种关系被放大了。

据说中国改革派(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的首领是宫中的一位满洲女子,她才干出众,容貌也同样动人,性格中又有几处极其刚强的地方,因而有些人怕她,正如另一些人爱她一样。她不久竟被立为皇后,登上了宝座,但只活了几年来享受她的权力。她的影响很快就遍及那整个辽阔的帝国;有才能的人靠她得到奖拔,无能的人靠她被查察出来。她似乎格外具有那种直觉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有时会像神启一般在女子心中迸发出来。她性格的格调和魄力,都走在了她那个时代和她那个国家的前头。她有许多感恩戴德的朋友,却也给自己树了许多死敌;党派之争愈演愈烈,终于连一位皇后也压不住了。

她的影响逐渐减弱,皇帝的恩宠衰退,她的对手重新占了上风;最后她在失意之中,或许也是在冤屈之中,日渐憔悴而死。但是,她的影响在持续期间是无边无际的,各省都能感觉到。

她的主要拥护者和依附者,在女主人失势之后,自然也都失去了权力。扩大对外贸易的问题如今又被搁置一旁;旧日那种顽固和民族自大的情绪重新抬头,甚至比从前更加强烈。鸦片立刻成了工具,而表面上,「爱国」却成了他们一切措施的根据。全国上下旧日那种排外的民族情绪又复活了;就在这一切当中,仿佛命中注定要促成那个正等待应验的重大关头,「皇帝自己的儿子竟死在宫中,死因是吸食鸦片过度。」

甚至在这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以前,帝国的一些地方就已开始对鸦片的制造者和吸食者采取严厉的措施了。通常的情形是,一派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战胜了另一派之后,它所主张的方针就会被以比从前更大的劲头推行下去。主张以严厉的强制手段禁止吸食鸦片、从而禁止白银出口的人,一旦在朝中占了上风,便立刻采取了极为严峻的措施,仿佛决心要让这些措施得到充分的试行。

这种祸害确实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它从前只限于较为富裕而闲散的阶层,后来却把致命的魔爪伸向了下层,以至于连「最下层」的人最后也成了积习难返的瘾君子。这并不是说他们正当的收入一般就足以买到这样昂贵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为了弄到钱来满足自己对这种毒物那无法抗拒的渴求,不惜剥夺自己和家人的其他享受,甚至连生活必需品也舍弃了。为了弄到钱而不惜犯罪的事,也时有发生;鸦片馆,尤其是沿海城镇和村落里的鸦片馆,成了一方所有窃贼、游民、赌徒和坏人最后的栖身之所。

对鸦片的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鸦片价格,都显著上涨;关于这方面已经发表的许多记述,绝没有什么夸大之处。公开吸食的危险越大,鸦片就越是钻进最隐秘的去处;禁止它的谕旨下得越多,对这种被禁的享受的渴求就越是一天天增长,几乎成了一种举国的「狂热」。皇帝在《京报》上发表的那些道德训诫,读起来很是动听,实际效果却毫无用处。既然这位统治着亿万人民、一言即为法律的大专制君主,尚且发现自己(即便下了最严厉的禁令)也完全无法把这种毒品挡在他「自己的宫廷」之外,那么他最强硬的措施也都完全未能使广大民众摆脱这种诱惑,又有什么奇怪呢?

秘密贩卖鸦片的利润极其巨大,引得许多中国人把它当作投机买卖来做,这些人自己既不吸食,平日也不做别的买卖。官员们既吸鸦片,也「卖鸦片」;成百上千的人靠制造或贩卖烟枪和其他吸食器具谋生;就连带着兵器的士兵,腰带上也常常插着一杆烟枪,若无其事,就像插着他们装束中极常见的扇套一样。

当朝廷里正热烈辩论、全国上下也在讨论到底是让鸦片合法化还是更严厉地禁止它的时候,帝国的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番情形。不过,一般人的印象是,鸦片进口将会合法化,几乎没有谁料到不久就开始的那场严酷的迫害。

并不是外国人把鸦片交易当作通商的条件强加给中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央求着、恳求着要人家供应鸦片;他们远道去寻找卖鸦片的船只,即使找到了,也只有付现银才能拿到货。中国人如此下定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得到鸦片,常常情愿用与鸦片「同等重量」的白银来买,在秤上一边放鸦片一边放银子,公平地称过。海关的船也参与贩运。众所周知,广州的总督本人,名叫邓廷桢,就曾派他自己的船去运鸦片;这种贩运进行得如此公开、毫不掩饰,每起岸一箱,都要按议定的数目付钱给官员,就跟那是一包棉花或一箱玻璃一模一样。

然而,毫无疑问,在皇帝的儿子死后,全国的公众注意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到吸食和滥用鸦片日益加深的祸害上来了。鸦片毒害的许多事例,如今都浮现在人们的记忆中,若不是这样,他们恐怕根本不会去多想。对这个问题的鼓动,确实已经在这件事上引起了党派之见。皇帝对外国人的雷霆之怒开始见效;更严厉的措施开始采取;全国上下几乎普遍起了反应。这番震动出乎人们的意料,像地震一样降临到他们头上。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样做显然是正当的,因为那些祸害对谁也不是秘密。仿佛一夜之间,通往官场恩宠和显达的大道,就只在于查拿最下等的烟民、当众交出他们所用的烟枪时所表现出来的干劲大小了;据说这股热情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有人竟专门「买来」烟枪交给官员,仿佛这表示自愿戒掉了恶习。这些烟枪都被当作胜利的标志陈列出来,最热心的人得到最优厚的奖赏,而政府本身也对自己表面上的成功感到吃惊。它此时自以为所向无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蔑视外国人。

这些做法在内地造成了一场大危机。一切大规模的「交易」几乎都停顿了;监狱里关满了犯人;一方面大肆宣扬政府的「严刑峻法」,另一方面又大肆宣扬百姓的恭顺服从。然而,尽管有这番公开的炫耀,这种贩运实际上仍和从前一样兴旺,只不过也许换了经手的人罢了。鸦片比以前更受追捧;价格也相应上涨;正如北京的自由贸易派或改革派所预言的那样,即使以死刑相威胁,也无法阻止百姓自己把鸦片带进国内。渔民随身带上一个烟土球,卖掉就能赚一大笔;总而言之,诱惑和利润如此之大,令人无法抗拒,尽管一经查获就要受刑,人们还是想出了成百种办法把它从一处运到另一处。砍几个人的头,关几个人进监狱,吓不住广大的民众;这种珍贵毒品所带来的销魂陶醉,实在太有诱惑力了,死亡或酷刑的恐怖都无法加以遏制。

事实是,中国人的谕旨和文告「在纸面上」无论显得多么冠冕堂皇,一旦民众的意愿与之相违,而又不存在任何根深蒂固的成见来支持它们,它们在实际上便全然无用。

这个题目虽然很有意思,但已经被人讨论得很多了,我们不再深究下去,可以马上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对鸦片那种有害的陶醉的嗜好,是一条锁链上的第一环,这条锁链注定有朝一日要把他们与人类的所有其他家庭联结在一起。东印度公司特权的废除,首先为所有外国大规模的「普遍」贸易打开了大门;而中国人不顾本国政府的一切反对、明知其恶果却仍决心要做的鸦片贸易,则成了最终打破他们政府那种傲慢口气和难以接近的矜持态度的「工具」。

现在我们要说到著名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被派往广州的时候了。这确实是一切纷扰达到顶点的时刻。林则徐本人就是一个罗伯斯庇尔,一个恐怖主义者,一个不顾一切的专制者;他代表着帝国里的某一派人,这派人真心实意地相信,他们不但能「恐吓」自己的同胞,甚至也能恐吓外国,使之耐心顺从他们的意志。

这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好的品质和坏的品质似乎各占一半,但无论好坏,总是走极端的。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他要么以一个煽动家而闻名,要么被打上暴君的烙印,全看情势恰好把他引上哪一条路。只要能随心所欲、不受约束地贯彻自己的意志,他便不顾后果。他性情暴烈,却并不自私;反复无常,却总是固守自己最初的见解;在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上严厉,甚至残酷无情;然而实际上,人们相信他的本意是为国家好的,始终把他的主子皇帝的利益和意愿放在心上。他确实相信,他能够「用武力」控制自己治下的百姓和与他们接触的外国人;他的种种错误,似乎也正是出于对自己所认定的事业过分热心。他的才干是毋庸置疑的。

林则徐无论做什么事,都为自己的成功(至少是一时的成功)而陶醉;他指望自己的一切命令,都能像他发号施令时那样雷厉风行、轻而易举地得到执行。此外,据说他弄到了一部奇特的书,名叫《外国风俗、习惯、礼仪辑要》之类,书中提到的多是坏事而非好事,甚至还点出了个别商人的姓名;据说他时常研读这部书,乐此不疲。

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这位令人生畏的钦差大臣抵达广州。他是被召到北京由皇帝亲自授命的,从北京一路以非同寻常的速度赶来;据说皇帝与他分别时甚至还落了泪。

他一到广州,便一刻也不耽误,调动起他那强有力的头脑的全部能量,筹划达到目的的办法。他决心竭力把鸦片贩运彻底禁绝,无论是本国百姓贩运的,还是外国人贩运的;他的大目标,是要把整个外国人社会「控制、约束、压服」下去。

从此以后,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政治的天边必定会出现重大而复杂的事变。就连义律上校本人,也很难指望他那一颗外交小星能照亮一条解决困难的道路,而最终不诉诸武力。

诚然,在林则徐到来之前的一小段时间里,前景似乎曾相当明朗过一阵。义律上校在与两广总督建立直接的官方往来方面,已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双方终于商定,凡首席商务监督发出的封缄文书,都要交到总督手中,并且只由总督本人拆封。这是争得的一大要点,义律在这件事上似乎处理得颇为得体。不过,即便到了这时,双方的通信也还说不上是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况且这一让步,对总督来说同对义律上校一样,都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往来的中断给他们两人都造成了同样的为难。

这位邓总督是个狡诈、谄媚、自私自利的人;他从鸦片中捞取了巨额钱财,据说他自己的儿子就在从事秘密贩运,而做父亲的却一面对这种贩运严词痛斥,一面加以更严厉的迫害。

后来林则徐对他的劣迹起了疑心,或许还查出了真相;邓廷桢便成了一件甘心顺从的工具,即便还算不上一个卑躬屈膝的谄媚者。不过,他受惩罚的日子终于还是来了。

第十一章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之前,鸦片贸易已经受到相当的遏制,可以说一时几乎完全停顿了。我们已经看到义律上校为对付鸦片贸易所采取的严厉措施,足见他对这项贸易并无好感;简而言之,那时鸦片船早已全数驶离了珠江。然而林则徐不是做事半途而废的人。他从前做一省巡抚的时候,博得过「爱民」的名声;如今他似乎更下定决心,要赢得「仇夷」的称号。他原本属于反对皇后势力的那一派,倘若皇后在世、继续掌权,他是绝不会被派来担当这样一件危险的差使的。可是,自由派、也就是那些以禁绝之「不可能」为理由而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人一旦失势,林则徐便几乎把这件事当成了荣誉攸关的事,至少是关乎他的自尊:他要向人表明,他能把中国上层那一派、也就是闭关派的主张贯彻得何等成功。

林则徐身负无限权力,从他到任那一刻起,他那不知疲倦的精力和锐利洞察的目光,就叫本省每一个官员在他面前瑟缩战栗。说实在的,全省上自督抚,下至小吏,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自知身上有罪过、有贪墨、有侵吞公款的劣迹。不分上下,不论贫富,林则徐决意要来一场恐怖统治。他命人造了名册,对所有官员、行商乃至外国人的品行一一加以评注。他似乎决心同每一个人开战。为了证明他对外国侨民的用意绝非和解,他到任不过几天,就打发行商到各个商馆去走动,用计谋和劝诱打探「外国人手里有些什么武器」,以及他们手头有什么可以立即用来自卫的手段。

林则徐暗中把一切计划布置停当,以为外国人还在酣睡,便下令把内河以及「外洋」趸船上的所有鸦片,统统缴给他手下的官员;又要外国人具结,用「汉字夷字」写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行刑的自然是「中国」官员——「情甘服罪」。

这道告示确实在广州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恐慌,而这正是钦差大臣求之不得的;外国商人越是显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迁就钦差大人意思的样子,钦差的要求就越是水涨船高。义律上校也好,商人们也好,每让一步,在他看来便是打了一场胜仗,而且是更大胜利的先声。冲着行商的脑袋发出的雷霆般的恫吓,又反弹回来,变成行商对外国人发出的种种威胁和骇人听闻的话。

似乎有些理由可以认为,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林则徐本打算对外国人缴出的鸦片按价给予一定的补偿。然而,随着他自以为越来越强,这个打算便渐渐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差不多与此同时,又出来一道谕令,不准任何外国人申请前往澳门——实际上就是不许他们离开广州或黄埔。

这时,林则徐到广州还不满十天,他那道关于鸦片和具结的告示「前一天才刚刚发出」,人家连答复的工夫都还没有。林则徐性子急躁,一路横冲直撞,把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往前赶;前一道命令有没有人遵办,他还没等着看,后一道又发下来了。不管他的政策最终招致了怎样的不幸后果,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当时念兹在兹的目标,不只是要「挫外夷之气」,还要一字不差地执行皇帝明白交代给他的旨意,那旨意的原话是:「涤除积秽,拔本塞源,除民之害。」

前面已经说过,林则徐到任才几天,就同整个外国侨民社会闹翻了;在短短二十四小时之内,便接连发出谕令,要外国人缴出全部鸦片,不论那些鸦片是否确实在中国水域之内;又把广州和黄埔的每一个外国人都软禁起来,却说不出任何理由。

这出戏如今很快地一幕一场展开了。外国人答应缴出一千箱,结果只换来更多的索求,接着要的便是「四千」箱。

再下一步,是要把大商人之一颠地先生带到「城里」去见钦差大臣。颠地先生相信这样做可以保全几个行商的脑袋,便答应前往,条件是事先须由钦差大臣亲自发给他一纸护照,保证他平安回来;除此之外,任何条件他都不肯自投罗网。得到的答复却是:「他若不肯自愿前来,便要用武力把他从家里拖出来」;又威胁说,那样的话,钦差大臣定要杀了他。

这时义律上校发出一份通告,要求「凡在外洋锚地的女王陛下臣民所属船只,立即开赴香港,因为女王陛下的臣民此刻正被违背意愿地扣留在广州」。说来几乎叫人难以置信,那时在中国水域的英国军舰,只有小小一艘单桅炮舰拉恩号。这一点中国人知道得清清楚楚,因而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暴虐和侮辱推到极点。后来拉恩号开到虎门,要求水师提督关天培作出某些解释——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从前马他仑爵士乘一艘「战列舰」到虎门的时候,关天培同他相处得很友好——关天培对这艘「小小的」拉恩号屈尊赏下的唯一答复是:「她(或者不如说她的舰长)应当自知其弱小,像马他仑从前那样恭顺听命。」

在我上面所说的这个紧要关头,义律上校决定亲自乘一只无篷小船上到英国商馆;我们的国旗一时又升了起来,可是这时人人实际上都已成了囚徒,国旗是保护不了他们的。他随即宣布,打算在「十天之内」为女王陛下全体臣民索要护照——难道他不该「立刻」就索要吗?——但他没有武装力量可以召来援助,所能做的只是声明:「倘若他提出申请之后三天之内仍遭拒绝,他便不得不断定,英国臣民统统要被强行扣作人质,好用恐吓逼他们作出有失体面的让步。」

这时义律已完全落入林则徐的掌握,而林则徐本人对自己种种计谋的成功,想必也大感意外。在那一刻,英国的国旗也好,英国的大炮也好,都保护不了英国的子民:他们成了困在自己馆舍里的囚徒;而且千真万确的是,有一段时间,他们所能指望的唯一解救或保护,竟是两艘「美国军舰」的到来。那两艘军舰是事端初起时由美国领事申请调派的,大家知道它们已经在开来的途中。

这对美国人是一个在那一带大发其财的绝好机会,而他们也很懂得如何利用它。实际上,整个外国贸易一时都岌岌可危;可是我们的困难增加多少,美国人便得利多少,我们的贸易衰落多少,他们的贸易便兴旺多少。这正是向中国人证明美国人不是英国人的有利时机;虽然他们也很巧妙地让中国人明白,他们「从前」确实是英国人,只是最后靠自己打出了一个名号、一面国旗和一个国家。

据说后来有一个美国商人同林则徐会面不止一次,席间就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了种种建议;但这些建议对英国的利益是有利还是不利,谁也不能有把握地说。会谈的结果是严守秘密的。

林则徐把所有外国人都牢牢攥在手里之后,下一步便是撤走商馆里的全部中国仆役,并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外国人出售食物。四面八方都布了持械的兵丁,防止有人企图逃走;同时封锁了江面,凡是找得到的外国小船,不是拖上岸去搁在干地上,就是毁掉。可是在这段时间里,林则徐自己却一点食物也不供给;因此,就这一点而言,这些外国囚徒的处境,比城里官监牢房中真正的罪犯还要糟糕。他的用意显然是要用「饥饿」逼他们屈从自己的意愿——如果他自己果真知道他的意愿究竟有多大的话。

这时又要义律上校缴出「全部」鸦片,不论在什么地方。然而事情明摆着,义律上校不可能知道全部鸦片「在哪里」,也不可能知道一共有多少;他既已先后答应了缴出一千箱、继而四千箱的要求,那么显然有必要议定一个数目,作为满足全部要求的相当之数。

即便身处眼下这样的困境,倘若表现得更坚决一些,并且警告钦差大臣,他的暴虐行径日后必遭报应,那么,或许多少还能让他恢复一点点通情达理,即便恢复不了理智。不过,既然整个外国侨民社会(不只是英国人)这时都在挨饿、被囚,在所有中国人眼里都已威信扫地,那么,除了义律上校所选择的那条路之外,是否还有别的路可走,也就很难说了。在眼前形势的影响和逼迫之下,各方都签了一份具结,保证不再经营鸦片;但林则徐原先想强加的死刑等等罚则,他们并没有接受。他们又应义律上校的要求,同意把当时「手中」所有的鸦片悉数缴出,「以供女王陛下政府之用」。

缴出鸦片的数量,当时并没有议定。但各方十分体面公道地把数目报给义律上校之后,才知道他可以支配的鸦片竟达两万零二百八十三箱之巨;于是他便同意把这庞大的数目缴给林则徐派来接收的官员。双方还议定:缴出四分之一之后,归还仆役;缴出一半之后,往来澳门的客船照常通行;缴出四分之三之后,开放贸易;全数缴清之后,「一切照常」。

钦差大臣林则徐肩负着这样巨大的权力南下,到这时还不满三个星期;然而这点时间已足够他使中国人与外国侨民之间原有的关系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而他那些措施之雷厉风行、之轻率鲁莽,连他自己的同胞也大为震惊。

钦差大臣对自己的成功大感意外,对义律声称能够弄到的鸦片数量之巨大,也同样感到意外。可是事实上,当时「中国水域」里的鸦片并没有两万箱之多,虽然这个数目最后还是凑齐了,因为有船只被派到远处去寻找鸦片,替义律上校收买。有一部分原来存在马尼拉,是为此专门运过来的。

林则徐政治上的下一桩失信之举,是撕毁了他刚刚订立的协议:按照约定,缴满议定箱数的一半之后,客船便应照常往来澳门;他却不但不放行,反而从整个侨民社会中挑出十六位先生的名字,下了最严厉的命令,不准「他们」离开;还吩咐每一条客船都要搜查,看看这几位先生是否在船上,以防他们逃走。

不过,钦差大臣这时似乎对时局也有些疑虑,一度倾向于把这些「恭顺」的外国人奏明皇帝,以便给他们一些恩典。人们以为这是暗示要对缴出的鸦片作价补偿,但此后便再也没有下文了。

一八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议定的两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的最后一批在虎门缴清,其余的鸦片都存放在那里,听候圣裁。这批鸦片如何处置,引起了许多议论,最后林则徐自己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挖池子,用石灰和油把鸦片销毁,然后把化成的浆液放进大海。他派了加倍的守卫防止有人偷窃,凡有犯者,一律处死。四处都有稽查和密探,销毁的过程极尽铺张排场。尽管如此,人们相信还是有一部分被人偷走了,既有在岸上偷的,也有在从船上运往码头的途中偷的;码头那里聚集着大批官船和师船。

义律上校恢复自由之后,尽快雇了一艘专门为此差遣的快船,名叫爱丽儿号,把这一切经过送往孟买(以便搭乘陆路邮班);同时又派女王陛下的单桅炮舰拉恩号前往加尔各答,向印度总督报告。这样一来,中国水域里便「连一艘英国军舰也没有了」,无论哪一类都没有,英国人的生命财产无从保护。幸而不久美国军舰哥伦比亚号和约翰·亚当斯号开到,使整个外国侨民社会消沉的精神振作了一些。

中国官府还干下了其他暴虐和背信的勾当;但值得注意的是,义律上校的个人胆量和天赋才干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的,可他无论对这件事,还是对他自己在广州被囚禁、或者说被拘禁的事,似乎都没有公开提出抗议,也没有向钦差大臣提出任何强硬的交涉。大概他认为,除非准备以武力示威作为交涉的后盾,否则这样做是无济于事的。不过,外国人获释之后,他还是发出一份告示,宣布他的同胞与中国人之间的一切贸易一律停止。拉恩号离去之后,这份告示又以更强硬的措辞重申了一次,因为他宣称:「在女王陛下政府的意见传达给他之前,他看不出眼下的困难有任何解决的希望,可以容许英国船只经他批准驶入虎门。」后来他又认为有必要警告全体商人(日期为七月二十九日):「他已经提请女王陛下政府和印度政府,在广州上述禁令有效期间,禁止中国茶叶及其他产品输入大不列颠和印度,除非其舱单是在他面前签署的。」

义律上校停止贸易,把林则徐激怒到了极点。这是倒转矛头对付他自己,用他自己的武器打败他;在他看来,这未免狂妄;何况这还使他的税收大为减少。这件事证明,不管中国人自称对外国贸易「毫不在乎」的那套话多么虚张声势、多么可笑,他们自己其实是很需要这种贸易的;事实上,我们这方面停止贸易,他们所受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他们那方面停止贸易时我们所受的影响。这简直使林则徐怀恨在心;他想尽一切办法引诱英国人「违抗」义律的命令;后来他亲自到澳门去察看葡萄牙人在干些什么的时候,竟然把这件事当作一条罪状加在义律头上,说「他『阻止』本国商船进入广州港口」。

如此严重的自相矛盾,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出自一个公众人物之手,大概是前所未见的。林则徐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困境,而且这时他大概也已听说,不止一艘英国军舰就要开来了。尽管如此,他心中刻骨的敌意丝毫没有减退;凡是反对英国人、反对鸦片的言论和文字,他都听得进去;他把葡萄牙人吓得只好把所有英国人逐出澳门城(或者说,他扬言英国人若留在城里,他就要攻打澳门,这其实是一回事);他又迫使葡萄牙人禁止鸦片进口,而鸦片从前是只要纳税便准许进口的。不过,直到今天,葡萄牙人仍在外洋锚地和澳门附近的氹仔锚地大做这项买卖,只是不准在官府眼皮底下运进城里上岸罢了。尽管如此,还是有足够数量的鸦片运进城里,供当地人吸食。

林则徐这时似乎已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自以为种种计谋都已大获成功;他的权力看来不可抗拒,因为还没有人对它作过有效的抵抗。人家对他让步越多,他就越是苛求;把英国人赶出澳门、叫葡萄牙人俯首听命之后,他便摆出一副十分温和、屈尊俯就的腔调来。

与此同时,事情已经很明显,一场新的风暴正在酝酿,看来不久就要落到他的头上。而且,他为管束本国百姓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他的处决、他的告诫、他的道德训诲,统统无济于事。他给百姓一年期限,让他们在这一年里逐渐戒除烟瘾、改过自新;他发誓说,期满之后,凡是仍然执迷不悟的,一个不留,统统处死。与此同时,他又想出了中国历代政治家和哲人最后的、也是最心爱的法宝,就是叫人们相互担保。于是全体百姓被编成十户一组,就像别处在阿尔弗雷德大帝时代所做的那样,组里的每一个人都要亲自为同组其余各人的品行负责。

尽管这些严厉的措施都是以狂热者的满腔诚意推行的,但它们无论在当时还是从那以后,都没能根除这一祸害。鸦片越难弄到,需求就越大;吸食既有风险,这种享受便越发昂贵;说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人们照旧寻求鸦片,照旧为它付出高昂的代价。鸦片的吸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而且,从外洋弄到鸦片越来越难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甚至转到了在中国本土种植罂粟上面。

不出所料,林则徐一时深得朝廷宠信,被任命为帝国第二大省的总督。可是远在他前去赴任之前,他的福星便开始黯淡,他的困难日益增加,最后,他的跌落之惨,正如他的升迁之快。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有好几个月,中国水域里没有一艘英国军舰。就在这段时间里——也就是一八三九年七月——发生了那件当时引起极大关注、此后也一直为人注意的大麻烦,起因是一个名叫林维喜的中国人在香港同几个英国商船水手斗殴时丧了命。钦差大臣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件事,企图借此向外国人强行提出某些要求。不必纠缠于冗长的细节,其中许多也早已为人熟知,这里只需提一下:那人的死实际上是在香港附近一个村子里的一场醉后斗殴造成的;钦差大臣援引从前在广州处理类似事件的先例,要求交出「凶手」,由中国官员审判;义律上校则完全否认中国有这种管辖权,但他本人同时又在香港向一个英国大陪审团提出控告,告一个水手犯了谋杀罪,大陪审团却驳回了起诉。不过,后来有几个人只被判定犯了殴伤罪;看来双方都同样有过错。

于是钦差大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恼怒:他叫人对仍留在澳门的少数英国人进一步加以迫害,他们只是靠着一些葡萄牙人家庭私下友好的帮助,才得以每天吃上饭。结果,全体英国侨民连同义律上校一起离开了澳门,搬到港里各条商船上去住了。

局面如此窘迫,是不能长此下去的;幸而,到了九月十一日——也就是拉恩号离开那片海域大约三个半月之后——士密上校率窝拉疑号开到了。这位英勇的军官立即看出必须采取某种积极行动,于是发出封锁广州港口的通告,理由是:「女王陛下臣民的正常食物供应已被禁止;中国百姓已奉命对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开枪射击并加以拘捕;女王陛下的某些臣民实际上已经遭到杀害。」

这份通告的直接效果,是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人清醒过来;他们撤回了针对英国人的告示,不再禁止供应食物;于是士密上校十分得体地撤回了封锁通告。双方开始谈判,最后议定在广州港「之外」恢复贸易。

然而,突然之间,连这个协议也被中国人破坏了;十月二十六日发出通告,说他们现在要求船只必须开进广州港「之内」,也就是开进虎门之内。他们又一次要求交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并要求所有人都签一份具结,同意凡是「中国官员在审判之前即已宣布为死罪的罪行,由中国官员审判」。如不遵从这道命令,所有外国船只须在三天之内离去,否则立即予以摧毁。

于是有人建议整个船队都开到铜鼓湾,也就是厄姆斯顿港去停泊;后来那里成了所有军舰的集合地。

这里不必细说详情;为了充分理解后来的军事行动,只需说明双方的困难继续增加,看不出有多大解决的希望。这时海阿新号已经开到,于十月二十九日同窝拉疑号会合,这两艘船便载着义律上校开往虎门下游相当距离的穿鼻,力图从钦差大臣那里得到某种关于他的意图的明确表示。十一月三日,中国水师提督率二十九艘师船向它们发起进攻,当然,很快就被它们击退了;两国武装力量的第一次直接交锋就这样发生了。战争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可避免了。然而到了下个月月底,由于一个英国臣民(并非贩卖鸦片的人)在铜鼓湾锚地被中国人抓走,这两艘军舰又不得不开到虎门去。

因此,一八四〇年一月十五日,士密上校重新宣布封锁珠江和广州港;但被抓走的那位喀喇巴先生随即获释,封锁也就随之解除了。

这件事刚刚过去,一位新任的中国地方官便来到澳门,发出一道明确的谕令,要立即驱逐所有英国人。士密上校以应有的气魄,立即命令华伦上校率海阿新号开进内港,保护他的同胞。这一举动似乎使葡萄牙总督边度大为不快;由于他提出交涉,海阿新号第二天早上便撤了出来。

有人借这件事大做文章,仿佛葡萄牙人在澳门除了管辖本国同胞之外,真的还拥有什么权力似的,又十分无谓地援引同中国政府订立的条约。说到底,对这件事最多只能说,如果说它对葡萄牙总督稍欠礼貌的话,那么总督本该主动表示同意才是。尽管如此,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果敢精神,无疑起到了遏制中国官府气焰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英国臣民带来了些许安全。士密上校十分得体地把这件事说成是为了加强葡萄牙总督的力量,而事实上它也确实起了这个作用,那位官员也正非常需要这种支持。同时,士密上校很值得称道地表示希望,总督阁下「要求立即撤走那些『公然』声称是派来抓捕或消灭我同胞的中国军队(这是对葡萄牙王室的莫大侮辱)时所用的言辞,不会比阁下下令撤走海阿新号时所用的言辞宽松,其效果也同样圆满」。

在这整段时间里,中国人一直在为日后在珠江上的作战作准备;他们准备火攻船,收集大炮,操练兵丁。

一八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约翰·丘吉尔勋爵指挥的精良巡航舰都鲁壹号开抵澳门洋面,随即前往铜鼓锚地,这是一支极受欢迎的援军。大约也在这个时候,中国人买下了英国商船甘米力治号,打算把它改成战船;又仿照欧洲式样造了几艘模样古怪的小纵帆船,想用某种新奇的办法拿它们来对付英国船只。

据说有一回,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搞了一场模拟战,让一部分进攻的人穿上红衣服,好叫守军看惯敌人军装的颜色。当然,那些红衣先生被打得一败涂地。事态到了这个地步,不迅速诉诸武力,这个谜是不可能解开的了。他们最初那些措施的成功,以及外国人当时所处的孤立无援的境地,使中国人骄横得失去了理智,他们的狂妄也被助长起来,直到被自己的自吹自擂撑破为止。

约翰·丘吉尔勋爵这时当然是在场的高级军官,不幸他病了几个星期之后,于六月三日去世。没过几天,中国人便放出许多火攻船,企图焚毁聚泊在金星门锚地的英国商船,结果一败涂地。

英国海军力量这时迅速增强。广州事件的消息已经传遍世界各地。英国本土和其他地方都立即着手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作准备。伯麦爵士率领的鳄鱼号大约就在这时从新南威尔士开到,东印度公司的汽船马达加斯加号也到了,还有七十四门炮的威里士厘号,伯麦爵士在这艘船上升起了他的准将旗。一八四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伯麦准将爵士奉女王陛下政府之命,宣布封锁广州港口、珠江以及所有入口。军舰继续尽快地开来;中国水域的兵力已相当可观;封锁开始后两三天,刚乘七十四门炮的麦尔威厘号到达的海军少将、尊敬的乔治·懿律接掌了最高指挥权。

第十二章

凡是见过广州河——中国人叫它珠江——的人,大概都会承认,论宽阔、论水深、论景色如画,它都是世界上最好的通航河流之一。最大的商船,或许也是水上最气派的船只,在这条江上航行已将近两百年,一直可以开到离广州九到十英里的地方,几乎不费什么周折,危险也微乎其微。同任何一个口岸之间的对外贸易,都没有这样值钱、这样庞大、做起来这样便当的。近几年来我们在交往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已在世界历史上构成一个新纪元,宛如时间长河中一座醒目的灯塔,指向未来更伟大的时代。

驶近这条名江时,先看到一片由许多岛屿组成的群岛,大多是岩石嶙峋、只有局部可以耕种的小岛。严格说来,只有虎门以上那一段才叫作江;那一点以下的整片水域,甚至从澳门以外往上(澳门距虎门诸炮台四五十英里),都叫作外洋;不过,这片水域本应算在江的范围之内。

自从与鸦片贸易有关的种种问题被突出地提出来以后,有些人便坚持认为,「外洋」本不应算在中国的管辖范围之内。但这种立场看来是站不住的;欧洲任何地方的沿海岛屿或江中岛屿,在离陆地一定英里数的范围之内,都归其所属国家管辖;要说这片水域不应同样、「甚至更应」归中国管辖,那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实际上,西边小小的澳门半岛,东边的大屿山(不要同伶仃岛混为一谈),可以看作广州河入口处的天然界限。

这两处相距大约十五到二十英里,中间散布着几个小岛,岛屿之间有两条主要航道(西航道和大屿山航道)通入江内。大屿山中国人又叫大濠,是一块狭长多山的陆地,分出许多海湾和岬角,从西南伸向东北,东北端与大陆之间只隔着大约一英里的水面。两者之间的航道和锚地叫金星门,甚至大船有时也要利用它,或往江里去,或从澳门横渡到香港岛去;香港岛位于大屿山以东五六英里,与大陆隔海相对。〔注一〕

(原注:见地图。)

复仇女神号要开去与舰队会合的那个铜鼓湾锚地,又叫厄姆斯顿港,因为当年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大班詹姆斯·厄姆斯顿爵士曾推荐过它而得名。它在大屿山正北大约六英里,沿着广州河外洋东岸往上走,就在靠近大陆的两个小岛铜鼓和沙洲之间。一八二三年,由于前一年发生的巡航舰土巴资号事件引起了同中国人的一些争执,舰队就停泊在这里。〔注二〕

(原注:土巴资号的几名水手在岸上遭中国人袭击受伤;在扭打中,有两个中国人被打死。双方随即互相交涉;最后中国人要求交出两个英国人来治罪。这一要求不出所料地遭到拒绝;于是中国官府停止了贸易,商船队便撤出黄埔,到铜鼓锚地停泊,此后那里便称为厄姆斯顿湾或厄姆斯顿港。)

离铜鼓湾大约五英里,更靠近江心、略偏北的地方,是小小的伶仃岛,岛上耸起一座极为显眼的圆锥形高峰,是一切上下往来船只的航标。它作为鸦片船的聚泊地而出了名,近几年来尤其如此;有一艘以此岛命名的商用双桅船,最近已当作战船卖给了中国人,不过船已陈旧,不大中用了。这个岛不要同前面说过的大屿山混为一谈,两岛相距八九英里。

既然已随舰队稳稳当当地驶进了铜鼓湾,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时刻,聚在一起的每一个人胸中所唤起的那种兴致和激动,我们也多少感受到了;下面就来讲一讲一八四〇年的几件大事,至于江上其他各处的描写,留到叙事中与之相关的部分再说。

到一八四〇年七月底,集结在中国的英国兵力已相当可观:计有战列舰不下三艘,由一位海军少将和一位准将统率;其他各类军舰十三艘,大型运兵船一艘;另有东印度公司的武装汽船四艘。此外还要加上运兵船二十七艘,载有第十八、第二十六、第四十九团,一支孟加拉志愿兵,以及一个马德拉斯工兵坑道兵队。海军陆战队和水兵当然也准备好上岸协同作战。这无疑是一支可畏的力量,尤其是我们回想一下,一年多以前,中国水域里还「根本没有一兵一卒」,英国国旗甚至在商馆上空都已不再飘扬。

危机一旦到来,印度总督所采取的措施是相当有力、相当果断的。决裂的后果如今已不难预见;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状况在英国和印度所引起的关注,也一天比一天普遍了。

下文所列的这支大军〔注三〕初到之时,似乎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把钦差大臣林则徐和他那唯命是从的帮手邓总督吓坏。恰恰相反,林则徐继续部署防务,招募兵勇,武装炮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想出了一个出名的办法:悬出巨额赏格,凡用任何方法毁掉英国船只,无论是军舰还是商船,以及擒获或杀死英国军官,都给重赏。不过活捉的赏格比杀死的要高。擒获兵士或「商人」也有赏,但若是杀死,赏额只有活捉的五分之一。擒获「有色人种」,不论兵士还是仆役,也有赏,只是没有说明数目。

(原注:一八四〇年七月、八月英国女王陛下在华海军兵力表。

麦尔威厘号,七十四门炮,旗舰,海军少将、尊敬的乔治·懿律,巴斯勋爵士;舰长尊敬的邓达斯上校。

威里士厘号,七十四门炮,悬准将伯麦爵士之准将旗,巴斯勋爵士;舰长托马斯·马他仑上校。

伯兰汉号,七十四门炮,辛好士爵士,二等巴斯勋爵士。

都鲁壹号,四十四门炮,士密上校。

布朗底号,四十四门炮,鲍彻上校。

窝拉疑号,二十八门炮,乔治·懿律上校。

康威号,二十八门炮,贝休恩上校。

鳄鱼号,二十八门炮,古柏上校。

拉恩号,二十门炮,布莱克上校。

海阿新号,二十门炮,华伦上校。

摩底士底号,二十门炮,埃尔斯上校。

培雷士号,二十门炮,安森上校。

宁罗得号,二十门炮,巴洛上校。

巡洋号,十八门炮,吉法德上校。

哥伦拜恩号,十八门炮,克拉克上校。

阿尔吉林号,十门炮,梅森上校。

响尾蛇号,运兵船,布罗迪。

东印度公司武装汽船:

皇后号,沃登先生。

马达加斯加号,迪西先生。

阿特兰特号,罗杰斯中校。

进取号,韦斯特先生。)

这一切都是在伯麦爵士宣布封锁之后、义律上校公开控诉林则徐和邓廷桢种种背信行径之后发生的;那些行径诸如夜间袭击我们的船只(商船)、在水里投毒、阻止食物运进商馆,等等。

事情如今已十分明显:虽然我们这方面还没有正式宣战,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无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

这时懿律少将已与义律上校共同执掌外交事务,两人被任命为全权代表,负责同皇帝解决争端。在广州同那些不负责任、蛮横跋扈的官员谈判,白白浪费时间,看来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的;因此,他们明智地决定,趁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还没有过去,率主力北上,在尽可能靠近京城的地方制造恐慌,好叫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清醒过来。于是,白河就被公开定为远征的主要目标;这条河控制着通往京城的一条大交通线,又与大运河相连,中国的全部财富都经由大运河流向北京。

这次行动绝不仅仅是为了给谈判壮声势而作的示威,实际上是一次「敌对」行动;无论如何,它在进行中变成了敌对行动,其结果实际上可以称为在华的第一次战役。当时一般称之为第一次「中国远征」,但后来改称「东方远征军」,后面将会看到,第二次远征也沿用了这个名称。

留下一支小部队在虎门维持封锁之后,远征军主力连同两位全权代表于六月底起航北上;上述兵力中有一部分到得晚,主力已经开走,但不久也就跟了上去。

同中国人的第一次交锋,发生在一八四〇年七月初的厦门。鲍彻上校指挥的四十四门炮的布朗底号奉命开进厦门港,设法递交英国海军总司令致「中国水师提督」的一封信。这位大员不在那里,当地官员拒不接信,还向一只派往海滩的小船开炮;那只小船船头挂着休战旗,载着担任翻译的罗伯聃先生,要把信交给官员转呈中国水师提督。小船上的军官和水手险些丧命,因为他们不仅受到百般侮辱,小船还挨了炮,而且「被击中了」;同时对方显然正在准备进攻巡航舰本身。说实在的,在登陆处迎接罗伯聃先生的那些中国官员,其举动之敌对、之无礼,真是无以复加。他们甚至露出想扣下他所乘小船的意思,还声称他们既不怕他,也不怕那艘船。

他们这种敌对的态度和对小船的攻击,招来的结果是:小船一回到巡航舰,布朗底号的大炮便立即对准中国的炮台和师船猛轰,威力骇人。这一阵炮火造成很大的破坏,聚集在海滩上的中国兵四散奔逃。布朗底号给予这番应得的惩罚,以儆中国人之后,便又起航去同大队会合,把经过报告司令。

七月五日,舟山群岛主岛舟山的首府定海城,只经过很轻微的抵抗,便落入女王陛下的军队之手。不过,这一行动以及在这短短一季中北方的其他行动,乔斯林勋爵已经描述得很好,这里只消约略一提就够了,尤其是因为它们与后来的事件相比,重要性要小得多。

巴麦尊勋爵有一封信,原想通过宁波的某些官员转呈北京的朝廷,结果没有递成;有了厦门的事在先,这件事就变得十分严重了。于是英军宣布封锁从宁波到长江口的海岸,这是中国整个海岸线上往来最频繁、商业最繁盛的一段。

最能给中国政府留下深刻印象的,莫过于切断这项宝贵的贸易了,内地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日常生计实际上都仰赖于它。后来正是由于更加积极地推行这些措施,才终于促成了和议,这就足以证明这些措施在当时是明智的;而且应当为义律上校说一句公道话:封锁长江始终是他最得意的计划之一。

八月中旬左右,舰队主力开到天津下游的白河口外;义律上校已乘汽船马达加斯加号先到了两三天。〔注四〕巴麦尊勋爵的公文终于在那里由直隶总督琦善专门派来的一名官员接收,转呈了皇帝。后来琦善与义律上校在岸上会谈;不管会谈在别的方面结果如何,众所周知的是,两位全权代表被琦善的巧计说服了,相信今后的谈判在广州进行(只要北京专门为此派一位新的钦差大臣南下),会比在离皇宫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进行更令人满意。

(原注:这艘船后来意外失火焚毁。)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就在等候皇帝对巴麦尊勋爵致其大臣的公文作出答复的时候,开到白河的舰队主力又继续北上,沿直隶湾一直驶到长期以来被列为世界奇观之一的中国长城。皇帝的答复和同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支舰队撤离京城附近,琦善本人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立即前往广州,同全权代表们开始谈判。他要取代林则徐;林则徐的气数似乎已差不多尽了,奉旨火速进京,听候查办。不过,后来他还是获准留在广州当总督,但他在圣眷正隆的时候曾被许诺到别处去担任的那个更高的职位,却始终没有得到。

到九月底,舰队已从白河回到舟山。大约这个时候,舟山宣布并公布了停战;一般的印象是,在天津已同琦善订立了全面休战,以待在广州进行的谈判的结果。然而,人们不久就发现这是错误的;因为懿律司令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铜鼓湾致商人的一封信中(就在复仇女神号向司令报到的第二天),公开宣布:「停战只是同该省(浙江)的总督伊里布订立的,并不扩及其他地方。」不过,它必定包括宁波港以及大陆沿海在这位总督辖区之内的其他地方。

两位全权代表义律上校和尊敬的乔治·懿律于十一月二十日回到澳门。就在第二天,汽船皇后号挂着休战旗驶过穿鼻炮台时,遭到炮击,而且被击中了。她奉命开往虎门,递交「伊里布」托她的船长带去、致广州钦差大臣琦善的一封信(大概是关于他所订立的停战的)。作为对这次攻击的回敬,她向炮台打了几发开花弹和重型实心弹,然后无功而返,回到铜鼓湾。这已是休战旗第二次遭到炮击,尽管中国人完全明白它所表示的和平用意。不过,这封公文当晚就由澳门同知转交给了广州的琦善,是义律上校亲手交给那位同知的。又据报告,穿鼻的守将把皇后号打进炮台的几发重型实心弹送到广州,当作献给上司的礼物,大概是要表明他顶住了这么重的炮弹,是何等勇敢。他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自称「击退」了她,打了胜仗!

这时,广州河口已集结了一支强大的兵力,又有加略普号、萨马兰号以及复仇女神号开到,并增加了一个新到的团,即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

琦善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到达广州,并向全权代表们发出正式照会,通知此事;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就在同时,懿律司令因突患重病,不得不辞去舰队指挥权和全权代表的职务。几天以后,他乘窝拉疑号启程回英国,留下伯麦准将爵士担任总司令,义律上校则一时又成了唯一的全权代表。

为了把到一八四〇年年底为止的时事概述补充完整,我不能不提一提士密上校率都鲁壹号在澳门打的那场漂亮仗;那是八月间的事,当时远征军主力正在北方从事前面说过的那些行动。读者想必还记得,士密上校有一回认为有必要为保护英国臣民而开进内港,但葡萄牙政府向他提出交涉,他便撤了出来。

然而到了八月间,开始流传一些颇带威胁意味的奇怪谣言,只是说得不大确切。澳门的一位主要中国官员到广州去了一些时候,回来时带着、或者不如说后面跟着一支军队,显然是在策划某种敌对行动。内港里也集结了许多载着兵丁的师船。还有相当多的人马在把澳门同大陆隔开的那条狭窄地峡上安营扎寨;地峡上横着一道所谓的关闸,那是一条分界线,过了关闸,葡萄牙人便无权管辖了。

这道关闸是一堵横贯地峡的城墙,有胸墙和壕沟,正中开一座门,门上有一间守卫房。中国人新近又在关闸外面筑起一座侧翼野战工事,安炮十二门左右,用来掩护关闸背后,防备敌人乘小船登陆袭击。那些师船也泊在内港里紧靠岸边的地方,可以从那一面掩护关闸。

这些动静足以证明,中国人确实在策划攻打澳门本身;如果攻打得手,后果真是想起来都叫人不寒而栗。可是士密上校行动迅速,精力充沛,抢在中国人的图谋之前下了手,以一次极其果断、配合得极其出色的行动,很快就把中国的全部兵力打得像风吹糠秕一样四散。他率领拉恩号和海阿新号,连同汽船进取号和快艇路易莎号,大胆地向关闸驶去,在水浅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尽量靠近。然后,他对中国人的全部工事和营房猛烈开火,中国人也开炮还击。可以看见他们的兵丁从各处集合起来,保卫阵地。

不到一个钟头,中国人的炮火差不多就被压了下去;接着有一门炮被运上海滩,纵射中国阵地;同时,一小队海军陆战队由马克斯韦尔中尉率领,都鲁壹号的一些轻武器兵由戈德史密斯中尉率领,还有大约两个连的孟加拉志愿兵由米上尉率领,总共约三百八十人,登陆把中国人从每一处阵地上赶走,中国人伤亡相当惨重。英方只有四人受伤。中国人的大炮都被钉死了火门,但一门也没有搬走;他们的军队全部被打散,后来除了来运走那些钉死的大炮之外,再也没有走近关闸。营房和其他建筑都被烧掉;我们的人到傍晚时分全部回到船上,各船便回到澳门锚地原先的泊位。

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立下如此显著的功劳,是很少见的;士密上校采取的这一行动,真可谓既合时宜,又雷厉风行。

为了把一八四〇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交代完整,还有一两点值得一提。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颁布了一道枢密院令,在中国设立海事法庭,审理捕获物等事宜。其大意是:「鉴于中国皇帝的某些官员『近来对我国某些官员和臣民的损害行为』,又鉴于已下令向中国政府要求就此作出补偿和赔偿,为贯彻这些命令,有必要将属于中国皇帝或『其臣民』的一切船只和货物扣留并带入港口;如中国政府拒绝作出赔偿和补偿,即设立海事法庭,将其判定没收,作为捕获物处理。」

这道枢密院令并没有真正施行,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很短的时间里执行过。后来人们认为,更公平的做法是让战争的负担尽可能落在中国「政府」身上,尽可能少落在百姓身上;在战争的整个后期,这一极为明智而人道的决定都尽可能地得到了贯彻,收效极佳,所有有关人员都大有功劳。

一八四〇年间,在我们同中国百姓接触的任何地方,我们想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或者至少求得他们的容忍,都进展甚微。尤其是在舟山,他们对我们表现出极大的敌意,一有机会就流露出对外国人的仇恨。甚至要给我们的人弄到食物,也极其困难;显然有某种暗中的势力在起作用,阻止百姓同我们友好往来,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连中国人最难抗拒的牟利诱惑也抵挡住了。最能表现他们敌对情绪的,莫过于他们一有机会就千方百计地偷偷绑走我们的人;事实上,这种绑架的做法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而且往往伴随着种种野蛮的情节。

这使我们的人对中国人恨之入骨;中国人的俘虏落到我们手里时,反倒受到那样宽大的待遇,我们几乎要感到诧异了。安突德上尉在舟山离城只有两三英里的地方被捉,被装进一个麻袋,后来又被船运过海,送到大陆上的宁波,还被关在一只长三英尺、宽二英尺的竹笼里,这段离奇的经历是众所周知的;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俘虏都受到极其野蛮的对待,这些事已被人讲过多次,这里一笔带过也就够了。不过,安突德上尉所受的待遇,似乎比其他许多俘虏要宽大些;我曾听他亲口说过,考虑到他是落在敌人手中的一个「俘虏」,宁波那些上等官员并没有什么可让他抱怨的。而且他擅长绘画,靠这门本事博得了他们的好感,为自己挣得了一些别人没有那么幸运得到的优待。他卖画,特别是卖肖像,价钱还相当不错。然而其他许多俘虏却受到骇人听闻的野蛮对待,有几个还被处死了。

不久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比中国人可怕得多的敌人,那就是在舟山驻军中爆发的可怕疾病,它过早地把许多勇士送进了坟墓。城四周低洼泥泞的稻田,缺乏适当的排水,暴露在烈日之下,再加上饮用中国人叫作烧酒的那种用米酿成的有害烈酒(岛上大量酿造,供出口之用),所有这些原因合在一起,足以引起热病、痢疾和各种疾病,在士兵中造成极大的伤亡。不过,后来由于安排得更加妥善,又强制大家更加讲究清洁,岛上的卫生状况才有所改善。

在厦门,布朗底号那件事之后,鳄鱼号和其他船只一直严密封锁,切断了这个重要商业城市的全部贸易。不过,我们的船只当中,最使中国人震惊恐慌的莫过于汽船;呈给皇帝的官方奏报里专门提到了它们,说它们「两旁有轮,转动如飞,往来迅速,以为前导」;中国人不久就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叫「鬼船」,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在北方的行动,已经在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惊恐;事实上,敌军初到时所造成的恐慌是如此之大,中国人对抵抗毫无准备,当时一支很小的部队几乎就可以从中国的一头打到另一头。但他们渐渐恢复了元气,改善了防御手段,采用了更好的武器,铸造了更重的大炮。就个人的勇敢所能起的作用而言,他们绝不是可以轻视的敌人。长矛和刺刀常常交锋,也许比欧洲人的刺刀相互交锋还要频繁;而且有不少时候,「长」矛还胜过较短的刺刀。到了战争后期,同满洲兵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并不少见;说实在的,我们许多人吃了苦头才明白,他们实在是把中国人看得太轻了。曾经有过这样的事:身强力壮的满洲兵冲进对手的刺刀防线之内,同他扭作一团,拼个你死我活。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说说新任钦差大臣琦善到达广州、准备按照前面提到的在白河议定的条件同全权代表们谈判的那段时期。他的前任林则徐这时已经开始失势,但临走时还是忍不住告诫百姓不要再沾染那些恶习;他甚至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仍然执迷不悟,「必定一个不留,统统绞死」。

十二月初,我们的大部分海军力量又在虎门下游集结起来,不过北方仍留有一支分舰队。尽管琦善来的名义是查明和解决一切争端,但显然中国人正在作敌对的准备,打算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一种通常预示着某种重大行动的捉摸不定、忧心忡忡的情绪笼罩着各方。中国人那边在调集军队,修筑新的工事;我们这边则处处戒备,以防一旦需要重启战端。

十三日,在穿鼻下游几英里处随舰队停泊了几天的复仇女神号,把义律上校送到澳门,舰队其余的船则向虎门再靠近一些,仿佛是要以坚定的武力展示来支持「谈判」。义律上校在澳门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从我们在虎门的准备日益加紧来看,「谈判」显然进行得并不顺利。

澳门和我们在虎门的舰队之间公文往来频繁;义律上校本人也乘复仇女神号来回跑了好几趟;看来,打出某种非常果断的一击的时刻正在迅速临近。

因此,下面对作战地区的描写,读者大概会感兴趣。在前面描写过的伶仃岛以上约二十二到二十五英里,因而在铜鼓湾以上差不多同样远的地方,江的同一侧,有一座突出的岬角,宽约一又四分之一英里,顶上耸起一座高峰,老远就能认出来。岬角两边各有一片优美的沙滩,沙滩外面是良好的锚地。这就是穿鼻。

岬角的主要特征是那座山,它偏于岬角的北侧,分成两个圆锥形的山头,其中一个山头上有一座高大的建筑,像是一座瞭望塔,这时已经设防,溯江而上时十分显眼。山脚下有一座相当大的石砌炮台和其他工事。所有这些工事最近都经过了加固和扩建。后面还绕着一道壕堑,筑有泥土炮台。山后朝北、也就是朝晏臣湾的一个缺口里,又新筑了一座小炮台,还有一块四周围着胸墙的空地或方场,用作营房。

这些工事究竟有多大规模,直到开始进攻时才真正弄清楚。一般都以为穿鼻的岬角和山是同大陆相连的,直到占领那地方以后过了一些时候,才发现——后面就要讲到——穿鼻实际上是「一个岛」。〔注五〕

(原注:见地图。)

江在这里宽约三英里,对面也就是西岸,是另一座较小的岬角,叫大角头,紧靠岸边有一排坚固的炮台,用花岗石砌面。这里后来也发现是「一个岛」。江两岸的整个地区都是山峦起伏,风景如画。

再回到东岸,在穿鼻以上约四五英里,就到了亚娘鞋的高山和炮台,那是虎门最重要的工事。穿鼻和亚娘鞋之间,是美丽的晏臣湾,深约两英里;一度有人提议在湾的一侧建一座英国城镇。亚娘鞋和穿鼻一样,后来也发现是「一个岛」;后面将会看到,这一情况使琦善非常焦虑,因为他看出亚娘鞋的阵地因此而有弱点,还奏报了皇帝。事实上,我们的轻型分舰队大概可以从亚娘鞋背后的水道溯江而上,根本不必穿过虎门。不过这些情况当时还不知道。

亚娘鞋的工事包括两座非常坚固的重型炮台,用上好的花岗石砌成,一部分用一种叫作灰泥的混合材料筑成。后来发现那些石块大得惊人,以至于炮台即便攻下之后,要把它们炸成碎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座主要炮台之间用新近修筑的临时工事连接起来;按照中国人通常的做法,每座炮台的后面都沿着山坡筑有一道半圆形的围墙。

从亚娘鞋到对岸,江面宽二到三英里,比下游穿鼻与大角头之间略窄一些。但在这一段的江心,有两个不太高的岩石小岛,叫北横档和南横档,另外还有一块更小的礁石,涨潮时几乎看不见。因此溯江而上有两条水道,分别在这两个岛的两侧;但东边靠亚娘鞋的那一条,是外国船只一向往来的水道,被认为就是虎门。

横档西侧的水道,不但欧洲人从来不走,甚至没有人知道它可以通航,直到我们为攻取虎门诸炮台作准备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船才从那一侧驶上去攻打北横档。真正的虎门,也就是东水道,只有大约四分之三英里宽;水流,或者不如说潮流,非常湍急,因此船只一般宁愿靠亚娘鞋一侧行驶。两个叫横档的岛中,北边那个最高最大,正对着亚娘鞋,设防极其坚固。南横档较小,中国人没有在上面设防,认为它不够重要,用不着设防。它位于下游一段距离之外,从两个岛的相对位置来看,你很难想到它们彼此都在有效射程之内。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后来我们的一支分遣队一夜之间就在南横档筑起一座小炮台,从那里向北横档上的中国炮台发射开花弹;他们施工时,主要是由复仇女神号掩护的,她为此紧贴岸边驶入,自己则有岛身作屏障。

为了进一步阻塞虎门的航道,中国人在江面上拉起一道巨大的铁链,或者不如说是双重铁链,由大木排托着,从一岸横到另一岸,一端系在亚娘鞋,另一端固定在南横档附近一块涨潮时几乎被淹没的礁石上。要把这些著名防御工事的情况交代完整,只须再提一下江西岸差不多正对横档的另一座炮台,叫小角头,不是新近修筑的。中国人自己认为这些规模宏大的工事是坚不可摧的,因为他们还没有领教过战列舰集中炮火的厉害。

大虎岛很难说是虎门的一部分;它位于横档以上将近两英里,岛的东侧虽然有一座相当大的石砌炮台,却不大可能派上什么用场,中国人明智地放弃了它,把炮也撤走了。不过,这个岛在江上的整体景色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标,它实际上是一座高高的岩山,山顶裂为两半,两侧都露出几道深深的裂谷,有些地方草木葱茏,有些地方则嶙峋破碎。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景物,虽然说不上有多像老虎的头,岛名却正是由此而来的。

第十三章

钦差大臣琦善这时明智地决定,尽量借谈判来拖延时间;起初,他「驾驭外夷、使之慑服」的心思,似乎与前任林则徐几乎不相上下。林则徐此时仍以总督的身份留在广州,琦善同他会商的次数很多,内容也极机密;不过,琦善并不想用一味蛮干的手段把危机催逼出来,他声称要达到目的,宁可依靠「以诚相待,竭尽情理」。

琦善的谨慎,从他就白旗的含义所发的训令中,立刻就看得出来;他告诫各军,今后「凡见有船只悬挂此旗驶近,务须先行查明来意,不得轻率开炮」。此外还规定,「不得首先向夷船开炮、挑起衅端,亦不得贪图功赏、妄生事端」。在义律上校这一方,他想避免冲突的心思,同琦善本人一样迫切;于是事情就这样一直拖到年底,困难丝毫没有得到解决的迹象。琦善显示出大量的手腕,以及那种

「——狡黠,在愚人身上,

足以把聪明的位置填得满满当当。」

即便在那个时候,我方的兵力已经十分强大,但这似乎丝毫没有吓倒琦善;时间拖得越久,他胆子好像也越大。说实在的,中国人那道古老的骄傲自大的壁垒,很难指望一击之下便土崩瓦解,不管这一击有多么沉重;而这场戏的主角本人,明知这一击会使一个帝国为之震动,也迟迟下不了手。

然而,伟大、傲慢而神秘的中国,终究注定要向势不可挡的「蛮夷」打开大门。在间接促成这一惊人结果的重要人物当中,最值得一提的或许要算皇后本人了,前文已经略略提到过她。当时在世界上遥远的地方,人们对她所知甚少,因此再补充几笔,想必会有些意思。一个女子,能凭着自己的才干和魅力登上中国皇后的宝座,一定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她早年的经历很少见于记载,但早在她获得那短暂的皇后尊荣之前,她的影响便已在帝国几乎每一个角落暗中为人所知、为人所感了。

在中国,女子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所能受到的教育也很不完备;她早年又沾染了种种成见,还得同男子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傲慢相抗衡。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女子,怎么会养成她那种独特的性格。她力图改革、力图振作,却始终不失为一个「中国人」;的确,她似乎认为,把已经衰败的东西「恢复」起来,就是最好的改革。她要求革除积弊,澄清吏治,改进全国各地行政上的种种细节。她的影响终于压倒一切;据说那些不能被她的道理说服的人,也都被她的魅力所左右。

皇后死后,皇帝在公开颂扬她的谕旨中所说的话,多少可以显出她性格上的这一特点。皇帝说她「慈爱遍及众人,娴淑可亲」。她能赢得身边人的心,靠的不是权势,而是温柔与宽容。皇帝又说:「得其辅佐,朕之政务为之减轻;其懿德所及,众心悦服。今则朕孤身独处,怆然神伤。」

在选拔人才担任要职这件事上,皇后具有一种对于掌握用人之权的人来说最可宝贵的才能,那就是不仅能辨别抽象的长处,更能看出心性中那些不那么显眼、却决定一个人是否「称职」、是否能在公共事务上有所作为的品质。

皇后的影响似乎在一八三五、一八三六年间达到顶点,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朝廷内外激烈地争论着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在某些变通的章程之下准许鸦片进口,还是可以用强力杜绝这项贸易,用严刑峻法「迫使举国上下」戒绝鸦片。这显然是那个国家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因为不管中国朝廷对这个重大问题的辩论结果如何,其影响就是使这个问题在整个帝国引起了一场风潮。中国居然也有风潮!

然而,变革的风气这时已开始浸染到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头脑里,就连那位和蔼可亲的皇后本人也受到了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这一运动。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以及其他一些人,其中据说也包括琦善,都是皇后身边的亲信;若不是有这样高的靠山,许乃济恐怕未必敢呈上他那道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有名的奏折。

他最主要、最重要的论据,并不是说这件事本身有什么好处,而是说政府不论采取什么办法,都绝对不可能加以禁止;他还指出,对外贸易总的来说对中国很重要,因为它能带来税收,又能使百姓有活计可做。他说明,刑罚一再加重,甚至加到死罪,对于禁绝吸食鸦片也是全然无效的;恰恰相反,吸食的人反倒增加了十倍。接着他又清楚地指出:「鸦片私下购买,只能以银交易;若准其公开买卖,则可以本国货物抵偿。」他又巧妙地补充道:「民畏法之心,不及其『好利』之心,于是勾结串通,百计营私,以致法令有时全成具文。」不过,他仍主张禁止一切官员、士子和兵丁吸食,违者立即革职。

据知,皇后对这个建议格外赞许,但皇帝把它交给老奸巨猾的广东总督邓廷桢去议复;而邓廷桢恰恰在那个时候,对鸦片的私下买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中得到大笔进项。邓廷桢和他的同僚们的复奏,对这个方案明确表示赞成。他们声称,「时势所趋」,章程不能不变。他们公然承认,交纳明定的关税,远比交纳「贿赂」负担轻得多;这样一来,法令就可以施行,而且会受到「尊重」;眼下正从帝国源源外流的金银,也可以留在国内。他们甚至说,这样做绝不会有损于朝廷的「体面」;他们还进一步声称,正因为禁止这种奢侈品,人们反而更加趋之若鹜。

这样看来,这显然又是皇后一方的一次胜利;反对她那一套主张的人也正是这样担心的,于是加倍努力,要把她扳倒。而这个建议还不止于此,它甚至主张鼓励在国内种植罂粟、熬制烟膏,以便把一部分外国鸦片排挤出市场。

人们或许会以为,这时正在起作用、有利于改善对外贸易状况的种种势力,既有皇后的赞助,又有皇帝表面上的中立作为支持,足以使现行法令有所修改。

琦善本人,用一句俗话说,是个有远见的人;他虽然受皇后宠信,在国内也有势力,但在当时争论的这个问题上,他似乎一直保持中立。然而,另一些人却对任何变更都怀着刻骨的敌意,而对所有外国人的敌意尤其深重。当他们再也无法成功地驳倒所谓自由贸易派的主张时,便把对外国人那些阴燃未熄的切骨仇恨统统翻了出来,理由只因为外国人「不是中国人」(不管他们在别的方面多么值得敬重);他们还援引当今皇上的祖父康熙皇帝的一句老话,即「千百年后,中国恐受西洋各国之累,彼等皆自海外而来」。的确,大家都知道,中国一向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将来中国会被一个女人征服」。这两种预言或传说,在战争期间被人们记得如此普遍,以致许多百姓都有了这样一种印象:抵抗我们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是从极西之地来的民族,又是由一位女王统治的。

反对一方的两道主要奏折,流传得相当广泛;一道出自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之手,另一道出自兵科给事中许球。他们主张维护帝国的「体面」,力陈「法令朝令夕改」的危险。他们要求法令本身更加严厉,不仅要「防止」白银外流,还要制止百姓的「萎靡」和毁灭;他们公然宣称,他们相信英国人的用心就是要削弱中国百姓,毁掉中土;他们还援引历代皇帝和古人防范外夷影响的种种「明训」。许多省份,特别是沿海各省,也纷纷上奏,表明连军队也已染上鸦片,最近几次征剿叛乱时派去的兵丁,人数虽多,却已没有什么力气。总而言之,「反对进口」一方的上奏者全都是这样论证的:加重刑罚就能禁绝鸦片,因此鸦片「应当」禁绝,因为它使百姓萎靡不振,容易被外国人宰割;而白银的外流,使外国人富一分,中国就穷一分。这样一来,痛恨鸦片和憎恶外国人,几乎成了一回事。

后来,皇帝的爱子在宫中因吸食鸦片而死,皇帝的悲痛,以及对鸦片所造成的苦难的确信,对他感情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对他判断的影响。有人试图把这个问题放到「道德」的立场上来;皇帝也忽然装出为国家的不幸而流泪、为他的「赤子」们的堕落而叹息的样子;他那慈父般的心肠,在仁爱满溢之余,决定如果他们不肯改过,就把他们的脑袋统统砍掉。这样,整顿风俗渐渐成了风潮的主题,其热烈程度不亚于先前关于贸易原则的争论。到了这个时候,皇后的影响已经完全衰落了。她忘记了,在结交许多朋友的同时,她也树立了许多有势力的敌人。她的美貌和才干都救不了她,她从权力的顶峰上迅速跌落下来。她与皇帝同享尊位,只不过五六年光景;这一段时期很短,却很不寻常。她失去了权力便活不下去了;当她的对手们完全恢复了权势的时候,她那骄傲的心灵便在压在身上的重负之下垮掉了。

皇帝在《京报》上发表的言辞,再感人不过了。他称她是「孝道」的完美典范,因此追赠她一个谥号,意为「孝道之至全」。这里应当指出,他们所说的「孝道」,是中国伦理体系中最高的道德品性。

皇后于一八四〇年初去世,葬礼极其隆重;举国奉命服丧一个月,官员们一百天内不得剃头,以示哀悼。她死后,道光皇帝年事已高,身边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可以信赖的人寥寥无几,在困境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安慰他。她身后留下两三个年幼的子女。不过,皇帝与前一位皇后生有六个子女,其中几乎全部,或者据信半数以上,都已夭亡。

皇帝生于一七八二年九月二十日,因此现在已六十二岁有余。他于一八二〇年登基。他在位期间动乱和纷扰不断,频繁的叛乱和骚动长期以来一直是他在《京报》上严加申饬的话题;但这些或许不应看作他本人施政的结果,而应看作中国历史上当前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他登基的时候,天下的动乱几乎已达到顶点,他父亲的宫中也已经发生过一次谋逆之变。的确,他之所以被他父亲特意选为继承人(尽管他不是「长子」,而是次子),正是因为他在先前一次事变中,以果敢的行动成功地镇压了宫中的一次叛逆图谋,因而崭露头角。

皇帝看来是一个和善而软弱的人,对他的百姓怀有好意,也明白国家的种种困难;但同时,他又被身边的宠臣蒙蔽,听不到真实的情况,而且早年的成见又保留得太多,以致无法彻底应付不时困扰他的种种难题。

在上面提到的那个时期,紧接着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关于他的话已经说得很多了。他性格上的主要特点前文已经描述过。据说他身材矮胖,举止活泼,除非极其激动,并不令人生厌;一双眼睛锐利、乌黑、目光逼人,似乎表明他能根据自己的利益或野心的需要,装出两副截然相反的面孔。他的声音清晰响亮,据说很少露出笑容。他的面容显出一个惯于操劳忧虑的人的神情。他在广州办事的整个过程中,似乎从来不肯让自己扮演「谈判者」的角色,而总是摆出一副「独裁者」的架势,这对他来说更为自然。他说的话就是法令。他遇到突如其来的困难也不惊慌,而且在想要制止他所痛陈的种种弊害、整顿百姓风俗这一点上,看来是十分真诚的。为此,他关闭了广州所有的赌馆;那些赌馆和烟馆一样多,甚至更多,而且一般都和烟馆开在一起;恶习之间就是这样喜欢彼此作伴。

实际上,林则徐怕外国人,正如他恨外国人一样。但是他这时同外国人的交往,使他更加看重他们的学识,也许他深知知识就是力量。他叫人把一些英文著作的部分内容翻译出来供自己使用,比如地尔洼那本反对鸦片的小册子、慕瑞的地理书(一部分)等等;他手下还雇了三四个中国青年,他们懂一点英语,也了解一些英国人的习惯,因为他们到过海峡殖民地,其中一人还到过美国。

林则徐在应付这场在很大程度上由他自己促成的大危机时,绝不缺乏魄力。除了招募兵勇、修筑防御工事、铸造大炮、建造火攻船和炮船等等之外,他还下令用石块堵塞河道的许多航道,又在另一些航道上横打木桩。

总之,林则徐是一个大胆、毫不妥协而又善于粉饰的人。他竭力安慰皇帝,向他保证说,他十分确信,在北方沿海,疾病和寒冷会把蛮夷的兵力消灭干净,就算缺粮、弹药耗尽还不能使他们走投无路的话;但他从来没有一次提到,有什么把握能在堂堂正正的交战中把蛮夷打退。

至于他的继任者琦善,他的性格随着我们叙述的展开,会更清楚地显露出来。不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琦善似乎是朝廷中少数几个开始担心林则徐的措施会招致严重后果的人之一。他向来处事谨慎,不肯轻易表态;他虽然不是外国人的朋友,却畏惧他们的力量,也感到本国的虚弱,并且感到有必要尝试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办法,来制止帝国若干地方不断发生、甚至在京城之内也有叛乱之虞的纷扰。

琦善是一个精明的朝臣,为人圆通,彬彬有礼;凡是在他同义律上校两次会晤中的任何一次在场的人,都对他那种谦恭有礼、颇有绅士风度的举止印象深刻。他虽然做好了抵抗的一切准备,却似乎认为借外交手段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于是他决定利用义律上校那种宁愿谈判而不愿发号施令的倾向,以手腕和狡计来打这副牌,希望借此赢得时间。但是他看到了自己的虚弱,看到了同我军相抗是不可能取胜的,并且把这一点明明白白地奏报了皇帝,于是他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懦夫,进而被看作叛徒。他敢于把自己那些最坚固的防御要点实际上是多么虚弱,照实告诉皇帝;而林则徐只说,如果朝廷定下规矩,把广州全部关税收入的百分之十用来改善防务、建造船只和铸造大炮,这些地方「本来」会坚固多少。

不过,在有一件事上,林则徐和琦善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广州对外贸易对于朝廷税收的重要性。他们冒昧地纠正皇帝的想法,因为皇帝认为广州的关税「无关紧要,不值一顾」;他们告诉皇帝,这项关税「已经」达到三千多万两,合一千万英镑;又说,既然广州的税收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省,那么,这笔「取之于」外国人的巨款,本该拨出一部分来防御「外国人」才是。〔注一〕

(原注:朝廷的收入还不到实际上通过种种途径缴纳之数的三分之一!)

关于琦善的背信弃义,人们在不同的时候说过很多。但随着叙述的展开,我们将会看到,他做出这些事情,是被皇帝明确的旨意逼出来的;对「我们」守信,就要被看作对他主子的背叛。的确,琦善在皇帝手里受到的严厉惩处,与其说证明他为主子效力多么不力,不如说证明他多么不幸:他的头脑远比林则徐深邃,能看得更远,能捕捉到未来事变投下的影子;总之,证明他远远走在同胞的前面,能够看清他们在外国人面前所处的地位;也证明他多么不幸,竟然「胆敢」试图用及时的让步来避开那可怕的一击。

琦善一生经历中那些引人注目的地方,随着叙述的展开会更清楚地显露出来,这里不再预先多说;现在我们且把注意力转向一八四一年那些饶有兴味的事件。

我们已经看到,到一八四〇年底,琦善和义律上校之间若不诉诸武力,几乎不可能达成任何令人满意的安排。因此,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尽管一再给了琦善机会,让他照天津会谈时所提议的那样友好地解决问题,但一月的第一个星期过去了,和解的前景并没有更近一些,于是终于下达了立即恢复战事的命令。进攻穿鼻和大角头炮台的时间,定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上午;这两处炮台位置最低,换句话说,溯江而上时最先碰到的就是它们。目的是把虎门那些有名的防御工事一个接一个地攻下,必要时加以摧毁。

进攻穿鼻以及江对岸大角头各炮台的计划如下,由伯麦准将爵士指挥;读者想必记得,海军少将、尊敬的乔治·懿律因病重退职之后,便由伯麦接任了总司令。陆上部队包括:第二十六团和第四十九团的分遣队(这两个团的大部分随团部驻在舟山),由第二十六团的约翰斯通少校率领;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全团,由该团的达夫上尉率领;还有孟加拉志愿兵的一支分遣队,由博尔顿上尉率领。这些部队定于上午八点登上进取号和马达加斯加号两艘汽船,运到选定的登陆地点,再用小艇送上岸;登陆点选在穿鼻以南约两英里半的地方。复仇女神号载运了第三十七团的一大部分。一个营的皇家海军陆战队,五百多人,由埃利斯上尉率领,乘各自所属军舰的小艇登陆;另有一队水兵,由伯兰汉号的威尔逊上尉率领,也加入登陆部队。皇家炮兵的一支小分队,由皇家炮兵的诺尔斯上尉指挥,尊敬的斯宾塞在他手下;一门二十四磅榴弹炮,连同两门六磅炮,一门来自威里士厘号,一门来自麦尔威厘号,一并运上岸,另配三十名水兵,专门负责把这些炮拖到阵地上;伯兰汉号还派出十五人,担任火箭和弹药方面的勤务。

中国人的壕垒前方有一道山脊,在某种意义上居高临下地控制着壕垒,大炮就要安放在这道山脊的顶上。在安炮的同时,要派出强大的掩护部队向前推进,相机行事,等待大炮以及军舰的炮火奏效;军舰则要停泊在最便于压制炮台火力的位置上。

岸上的全部部队,由卡梅伦团的普拉特少校统一指挥,总共约一千五百人。〔注二〕

(原注:攻占穿鼻时登陆部队兵力如下,所列为士官和士兵人数。

皇家炮兵,由皇家炮兵诺尔斯上尉指挥,三十三人

水兵,由女王陛下伯兰汉号威尔逊上尉率领,一百三十七人

第二十六团和第四十九团分遣队,由第二十团约翰斯通少校率领,一百零四人

皇家海军陆战营,由威里士厘号埃利斯上尉率领,五百零四人

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由第三十七土著步兵团达夫上尉率领,六百零七人

孟加拉志愿兵分遣队,由博尔顿上尉率领,七十六人

合计一千四百六十一人

另有三十名水兵随炮配属。)

至于参战的海军兵力,命令规定:皇后号和复仇女神号两艘汽船,在水深许可的范围内,驶到便于发射炮弹的有效距离之内占据阵位,立即向山顶上的炮台开火。等到使这个据点无法据守,并看着被选派去占领它的部队推进上去之后,它们便立即转而攻击北角附近沿岸的下炮台,如果那时它还没有被放弃或攻占的话。与此同时,上面那座炮台到那时预计已由我军一部占领,它的炮火也将转向同一方向;等到把敌人赶出来之后,再由其余的部队去「收拾」他们。

马达加斯加号和进取号两艘汽船,一经把所载部队送上岸,就去会合加略普号上的赫伯特舰长(现为托马斯·赫伯特爵士)所率领的分舰队;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布莱克舰长的拉恩号和沃伦舰长的海阿新号。它们奉命前去攻击北端以及正面的炮台,并准备前去俘获停泊在晏臣湾湾底的众多师船。上述两艘汽船还须随时准备靠到任何一艘可能需要它们援助的军舰旁边。

测量船硫磺号的卑路乍舰长,起初负责全面照料各艘汽船,其范围是「将它们安置在他已经勘定的位置上」;这大概指的是为轰击上炮台而要占据的阵位,以及部队的登陆地点。

以上就是进攻穿鼻的计划;进攻大角头的计划,等穿鼻之战叙述完毕之后再讲,会更清楚一些。

部队的登陆和重新登船,由威里士厘号的西蒙斯上尉指挥,整个过程都进行得井井有条。任何一支数量可观的部队登陆,总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而这一次,如果不算澳门关闸那场小冲突的话,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欧洲军队要在「天朝上国」的土地上,同「中华」子民交锋了。起初,中国人在战斗面前也没有退缩,因为他们还没有领教过欧洲战法那不可抗拒的威力,以及欧洲武器的毁灭性效能。

打头阵的是皇家海军陆战队和皇家炮兵,大炮由水兵们拖着走。道路穿过一条蜿蜒的山谷,差不多走了两英里,才通到一道横亘的山脊;从那里可以望见中国人的全部工事:一座坚固的有壕沟的营垒,两侧有几座新近仓促修筑的小型野战炮台,营垒又由一道向山上延伸的高高的胸墙,同上面的山顶炮台连成一片。

中国人的意图显然是要保护炮台的后方,这座炮台明摆着是整个阵地的关键。在他们的野战炮台后面,挖有很深的壕沟,好让士兵躲避我们的炮弹;可以看见中国兵沿着工事排列开来,挥动旗帜表示挑战。

皇家炮兵的大炮很快就在山脊上就位,开始极其准确地向那座有壕沟的营垒射击;同时,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支先头部队越过右边的山肩,很快就把中国兵从那里赶走了;接着他们下到另一边的山谷里,碰上了第二座营垒,那里有一座小型野战炮台,也很快就被肃清了。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的一支分遣队,也被派往前进部队的右侧更远处迂回,在那里遇到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兵。

就在这一切行动进行的时候,皇后号和复仇女神号两艘汽船(后者先已迅速地把她所载的第三十七团那一部分兵员,随同大部队一起送上了岸)驶到了距山顶炮台便于发射炮弹的有效距离之内。复仇女神号吃水浅,得以停泊在皇后号的「内侧」,两船都开始极其准确地向炮台里发射炮弹,这使中国人大为惊骇,因为他们还不认识这种毁灭性的武器。

在这一次,以及后来好几次战斗中,霍尔船长都得到了威里士厘号的一名候补军官克劳奇先生作为炮术军官的得力协助;克劳奇先生获准在复仇女神号上服役一段时间。〔注三〕

(原注:卑路乍舰长的正式报告中,以及后来另一个场合,都把克劳奇先生误说成是在皇后号上服役。这位干练的青年军官,后来很快得到晋升,那是他完全应得的。他在战争结束时于镇江府负了伤。)

中国人没能长时间顶住皇后号那门六十八磅炮,以及复仇女神号那两门三十二磅回旋炮的火力;可以看到炮弹在炮台的围墙之内爆炸。

与此同时,在陆地一面,主要的有壕沟的营垒这时已被大部队攻下;炮击炮台开始二十五分钟之后,就看见英国国旗在炮台顶上飘扬,炮声也停止了。普拉特少校本人只带着两名海军陆战队员,第一个跑上山去,到达了炮台;中国人见前后受敌,便乱作一团,弃台而逃,把这个极其重要的阵地留给了普拉特少校和他的部下;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员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

复仇女神号一看到这一情形,便急忙驶去会合几艘军舰(加略普号、拉恩号和海阿新号);它们已经在几乎是步枪射程之内的地方占据阵位,正向下面的炮台猛烈轰击,战果甚大。不过,这些工事是用坚固的材料筑成的,包括用一种叫作「灰泥」的混合料制成的大块,很像石头,却不像石头那样易碎。复仇女神号赶到得正是时候,用两门回旋炮向炮台里发射了几轮葡萄弹和霰弹;随后,她就目睹了战争中最可怕的景象之一。炮台里的中国兵已经遭到从上面炮台下来的我军攻击;这时,一队皇家海军陆战队和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先前已肃清了后面山谷里的第二座营垒,现在又出现在山的那一边,绕了过来,准备在中国兵企图逃出炮台的时候扑上去。这些不幸的人就这样四面受困;他们不懂得近代战争中那种接受投降、也向对方投降的人道惯例,于是陷入了极度疯狂的绝望之中。

这时,人们看到了战争的某些恐怖景象;等到一时的激动过去,战略调度的兴味和危险都结束之后,谁回想起这些景象来,都不能不感到遗憾和痛苦。中国兵不肯投降,却又想逃跑,结果被我们推进中的部队的火力成片击倒;另一些人还抱着一线希望,想逃脱在他们看来落到胜利者手里必死无疑的命运,便不顾一切地从城垛顶上纵身跳下;这时有许多人在江里泅水,也有不少人徒然「挣扎」着想游,结果在挣扎中沉了下去;不过,也有少数人,或许有一百来个,向我军投降,不久之后便被释放了。许多可怜的家伙不可避免地被我军士兵打死了;我们的士兵不仅因先前的战斗而杀得性起,而且十分恼怒,因为中国兵先向他们放了火绳枪,然后才把枪扔掉,好像是要求饶命似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遭此厄运也就不足为怪了。还有一些人把自己关在炮台里的房屋中,作最后的困兽之斗;由于我们有几名士兵被他们的长矛刺伤,结果便是死亡和毁灭。

杀戮极为惨重;士兵们在英国国旗升起「之后」,还不断遭到从墙后和隐蔽处发动的、拖拖拉拉而又「毫无用处」的攻击,被激怒了,这时要控制他们是不容易的。我军士兵的伤亡没有更多,真是令人惊奇。

炮台的守将在率领部下作战时阵亡;据说他的儿子一知道父亲已死,便决心不愿独活,又无法为父报仇,于是不顾众人劝阻,跳海自尽了。

凡是亲眼见过中国人在战争期间几乎每一次交锋中常常表现出来的个人勇敢的人,不管那是出于胆气还是出于绝望,都不会轻易给他们打上懦弱民族的烙印,尽管他们作为成建制的军队,面对欧洲的纪律和近代的武器,作战能力也许很差。

这一次所有的景象中,最令人痛心的,是那些也许在受伤之后被活活烧死的人的尸体。

大家都知道,弓箭是满洲兵最喜爱的武器,他们把能否熟练使用弓箭看作最高的武功。各种形状、各种式样的长矛,也是满洲兵和汉人都喜爱的武器;但火绳枪则是近得多的时候才传入的,它在各方面都和欧洲某些同名的旧式火器非常相像,只是口径一般略小一些,而且中国人远不怎么喜欢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携带火药的方式漫不经心,使用起来很危险。他们身前系着一个围在腰间的药袋,火药散装在药袋里的若干根小管子中,而不是像我们的子弹那样卷成药包。

当然,每个士兵都得带着一根火绳或引火棒,以便在火绳枪装好弹药后点燃火药。因此,一个可怜的士兵一旦受伤倒地,那很容易从药袋里撒出来、洒在衣服上的火药,就很可能被他自己的火绳点着;这样一来,他要么当场被炸死,要么衣服着起火来;的确,单是那根火绳本身,也不是不可能引起这种后果。在穿鼻,战斗结束后发现许多尸体不仅被烧焦,而且完全烧毁了,显然是火药着火所致。

在战争后期的一次交锋中,也就是在乍浦,有少数满洲兵躲进一座房子里拼死抵抗,当房子燃起大火的时候,有人看见他们把衣服全部脱光,以免易燃的衣服着火伤身;战争期间还看到过许多类似的事例。

至于进攻江对岸大角头炮台的行动,复仇女神号并没有参与一月七日那一部分战事。担任这项任务的兵力,归萨马兰号(二十六门炮)的斯科特舰长指挥;除这艘军舰外,还有史密斯舰长的都鲁壹号(四十四门炮)、艾尔斯中校的摩底士底号(十八门炮)和克拉克中校的哥伦拜恩号(十六门炮)。斯科特舰长奉命前去进攻大角头各炮台,拆毁其设施,钉塞火炮,并尽可能地摧毁炮台;此后,他要在适当的位置上停泊,以配合预定在更上游对虎门正式炮台展开的作战。

斯科特舰长英勇地驾萨马兰号一马当先,对中国人的炮火一炮不还,直到驶至离炮台中段不到一链的地方才抛锚。摩底士底号、都鲁壹号和哥伦拜恩号几乎紧随其后赶到,于是可怕的炮声隆隆响起,很快就足以把城墙轰得粉碎,打开一个缺口;从各舰登陆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随即从缺口冲进去,一举攻克了炮台。中国兵向山上四散奔逃,但在逃跑之前,他们乱成一团的人群已经吃足了我们步枪火力的致命苦头;他们也不是没有表现出一些个人的大胆勇敢就屈服了的。

这次进攻由萨马兰号的大副鲍尔斯上尉率领,他的膝盖被马刀砍了一刀;这表明中国兵并不是没有经过白刃格斗就逃跑的;然而他们的损失相当大。炮台里的大炮全部被钉塞火门,然后扔进海里;火药库和其他建筑都被放火烧毁(伤员已事先抬了出来);但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追击中国兵。

这些行动一经完成,登陆的全部人员,包括参战各舰的小艇艇员,都返回了船上。其中一部分人,即都鲁壹号和哥伦拜恩号的人员,曾前去进攻炮台的北端,由戈德史密斯上尉(后已晋升)指挥;所有参战的官兵都因英勇和表现出色而受到高度赞扬。被摧毁的大炮共二十五门;在穿鼻缴获的大炮总共六十六门,口径各不相同,包括壕垒中的以及上下两座炮台上的大炮在内。不过,许多大炮还没有安上炮架,可见防御的准备尚未完成;有些只是六磅炮,但其余的大部分约略相当于我们的十二磅炮。当然,这些炮全都被弄得不能再用了。

不过,这一天的作战还没有全部叙述完毕。就穿鼻和大角头而言,需要补充的已经不多,只是我方陆上部队的伤亡共计三十人,海军方面官兵伤亡八人。但是,摧毁晏臣湾里的师船,也是这一天的战绩之一;由于这件事与复仇女神号的关系尤为密切,我们将留待另立一章来叙述。

第十四章

穿鼻之战那天(一月七日),关天培提督麾下的师船分队全军覆没,中国人在海上和陆上的失败就此彻底完成。这一仗是在晏臣湾里打的,前文已经说过,晏臣湾位于穿鼻和亚娘鞋之间。复仇女神号在这一仗中表现极为出色;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恩号、硫磺号和椋鸟号的几条小艇也同她协同作战,加略普号和拉恩号的沃森上尉、哈里森上尉以及其他军官,在这一仗中赢得了应得的荣誉。

晏臣湾湾底是一条小河的河口,这条河直到这时才为人所知;河口有一个小岛,略偏穿鼻一侧。在小岛里面,借着从岛上伸出去的一道沙洲多少得到一些掩护,停泊着中国船队,约有十五艘师船;它们泊在浅水中一个很好的位置上,使我们的军舰无法驶近。加略普号的赫伯特舰长事先已奉命,一俟穿鼻的防御工事陷落,便部署进攻这些师船。因此,复仇女神号驶向下炮台、向里面倾泻葡萄弹和霰弹的时候,船上的人一发现上炮台已经陷落,下炮台也再支持不住,她便片刻也不耽搁,急忙前去攻击敌人的船队。她开足了马力,也不等着看别处会采取什么措施来达到这个目的。

复仇女神号一心想抢占这个光荣的位置,绕过穿鼻岬角时靠得稍近了一些,重重地撞在从岬角向外伸出一段距离的一道礁脊上;原先以为礁上的水深仍足以让她安然浮过。她确实从礁上驶了过去,但不免撞了一下;不过她的铁壳船身并没有像木船很可能会的那样「挂」在礁上,她继续前进,连机器都没有停。然而,这一撞的力量是相当大的,换了一条木船,大概会受到严重损伤;这从她一只明轮的外轮圈被撞断、连同与之相连的两根长辐条也一起折断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来。显然,一次撞击既然能使「铁」受到这样的损伤,对木头造成的损害必定还要严重得多。

大约就在这时,硫磺号的卑路乍舰长带着他船上的两条小艇来到她身边,急于分享这一仗的荣誉。硫磺号的几名水兵也上了复仇女神号。她向前推进的时候,又得到椋鸟号凯莱特上尉的增援;他带来了他的快艇,也就是一条捕鲸艇,后来立了不少功劳。

他们驶近中国帆船列阵的地方时,很容易看出那个位置选得很好:船只周围的水深几乎不过五英尺,实际上,除了小艇之外,无法从正面进攻它们。然而,复仇女神号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她吃水不到六英尺,因此能够驶得足够近,使她那两门三十二磅回旋炮在有效射程之内瞄准目标。恰在这时,又看到拉恩号的一条大艇,也就是一条舰载艇,正从小岛外侧绕过去,打算从后面截断师船的退路。

这一行动由哈里森上尉指挥,其大胆备受赞赏;的确,在战争期间,别的场合也有许多类似的进攻,都打得那样勇猛,往往在短兵相接之前,就已使中国人措手不及,并使他们产生一种有益的恐惧。

任何船只,特别是汽船,所能使用的最可怕的毁灭性武器之一,就是康格里夫火箭;这种武器只要使用得当,尤其是在有易燃物可以作用的地方,是极其可怕的。复仇女神号发射的第一支火箭〔注一〕,就被看见射进了它所瞄准的那艘大帆船,那艘船就在提督座船附近;几乎就在下一瞬间,那艘船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爆炸了,船上的人一个不剩,全都被送进了永恒;船上喷出的烈焰,犹如火山中汹涌奔腾的火流。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在一瞬间被毁灭,交战双方都为之骇然。爆炸的浓烟、烈火和轰鸣,连同四下坠落的残片,甚至还有一块块被炸碎的尸体在落下时四散飞溅,即便是最坚强的人看了,纵然不感到恐惧,也足以感到敬畏。

(原注:这支火箭是硫磺号的卑路乍舰长发射的。)

据说在尼罗河之战中,法国提督的旗舰东方号爆炸的时候,激战中的双方都被这场可怕的灾难惊呆了,停了下来,至少过了十分钟,双方都没有再开火。这里的情形也是一样,尽管爆炸远没有那样猛烈,交战双方人数相对而言也微不足道,战斗的激烈程度也差得远,但还是出现了片刻的停顿;灾难来得如此突然,更增添了它所激起的那种敬畏与欢欣交织在一起的感情。火箭钻进了那艘帆船的火药舱,或者点着了中国炮手常常随手撒在甲板上的散落火药。中国人自然感到,同样的命运很容易落到其他任何一艘船上;于是,在向最近的几艘帆船打了几轮实心弹之后(后来发现提督的座船里就嵌着四颗),就看见船上的人纷纷设法逃上岸去,有的逃到小岛上,有的逃到穿鼻;与此同时,留在船上的人把所有帆船的缆索都砍断了,好让船漂上岸,使其余的人得以逃生。

中国人在十一点半左右降下了他们船上的旗帜,但此后仍继续开火。大约十二点钟,复仇女神号的小艇和在场的其他小艇一起出发,去登上那些帆船。只有两艘较小的船顺着河的一条小支流逃走了,另有两艘一时沿着另一条主要支流逃到上游一个大镇子,但后来还是被俘获了。

有几艘帆船漂到了岸上;既然留着它们没有什么用处,于是奉卑路乍舰长的命令,把它们一艘接一艘地放火烧掉,最后都爆炸了。有些帆船上的人还没有完全弃船,当英国水兵从一侧登船的时候,那些可怜的中国人便发疯似的从另一侧跑过去,或者顺着船尾的锚链溜下去,抓住船舵不放。另一些人随着大火在船上蔓延,一步步往后退,死死抓住船上还没烧着的部分,直到火焰迅速逼近,他们不得不往「自己身上」泼水,好忍受那灼人的高温;他们仍旧绝望地紧抓着自己的命运不放,与其说是出于任何合乎情理的获救希望,不如说是害怕一旦被俘便会遭到虐待。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不肯」被救;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是「无法」被救,于是随着船的爆炸而丧生。

第二天,大部分大炮被打捞上来,总共八十多门,其中有八门或十门是精美的葡萄牙铜炮,有六磅、九磅和十二磅的。

当场被摧毁的帆船一共有十一艘。参战的各条小艇刚刚完成这项任务,复仇女神号便急忙溯河而上,在约三英里远的地方,来到一个大镇子,在那里发现两艘师船紧靠岸边停泊,船上的人已经弃船而去。百姓惊慌到了极点;可以看见他们从镇上四散奔逃;周围的山上挤满了焦急而惊愕的看客,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当然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什么「鬼船」,而且很清楚她来这里只会是来打仗的。他们已经听说河口的船队全军覆没,这就足够了。这个地方根本没有设防,双方一枪都没有放。

这时潮水开始退落,由于水不深,沙洲很快就会无法通过,天色也已经不早,大家认为最好不再向上游探察,就此返回。于是,复仇女神号拖着两艘帆船,又顺河而下;但其中一艘在河口的沙洲上搁浅了,只得丢下,另一艘则被安全地拖了下来。下午五点过后不久,复仇女神号回到穿鼻外面与舰队会合,因这一天所立的功劳而受到准将的嘉奖。她没有受到什么重大的损伤,只有明轮罩被一艘帆船瞄得很准的一炮打坏了。

对于占领了穿鼻的部队来说,从山顶上观看同这支船队的交锋以及船队的全军覆没,想必是一幅壮观的景象:许多燃烧着的船体,爆炸时的阵阵巨响,还有小艇在它们中间来回划动,被火光照得通明。这一切,再加上旁观他人从事危险行动时总会感到的那种激动,想必构成了一幅最令人振奋的场面。此外,晏臣湾一带的景色雄奇如画,而这场战斗又是在一片有限的水域里进行的,想必更增添了它所引起的兴味。

对中国人来说,这一天在各方面都是灾难深重的一天。他们的石墙和木墙一样被摧毁了;而且,尽管他们以前或许已经惧怕我们在海上的力量,但直到这时,他们才第一次有机会领教欧洲人在陆上的威力。

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这一天,印度土著部队和皇家海军陆战队占了全部登陆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国方面死伤好几百人,而我方只有不到四十人受伤,无一阵亡;这与其说表明中国人缺乏在战斗中迎敌的个人勇气,不如说表明他们缺少足以同敌人相匹敌的合适武器。而且,由于他们还不懂得欧洲人饶恕不再抵抗的敌人的做法,他们因孤立无援、毫无用处的抵抗而蒙受了重大损失,其实如果及时降服,本可以保全许多性命。他们激怒了我们的部队,却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

中国的提督,那位可敬的老人关天培,在同师船一起作战的时候,丢失了他帽子上的红顶子,那是他品级的标志。据说他一心想死在敌人手里,他的随从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架走;不过,这种命运留待日后另一个场合才降临到他身上,那时他表现出了一个侠义勇敢的人的本色。他的顶子上有某些标记,大概表明那是皇帝特恩赏赐的品级标志;丢失了这顶子,自然使他极为焦虑和烦恼。事实上,他曾提出请求,如果顶子碰巧被人拾到,希望能归还给他;令人欣慰的是,经女王陛下的全权代表义律上校出面斡旋,顶子找到了,并慷慨地还给了他。

这一天的作战中,在岸上和水上缴获或毁坏的大炮总数达一百七十三门,其中包括帆船上的八十二门;这些炮里有少数是铜炮,但大多数口径很小。

在晏臣湾同复仇女神号交战的那些师船,装备了一种全新式样的防登舷网,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大概是那位航海名声并不怎么大的老提督关天培听说,英国军舰在投入战斗时有时会张起网来;于是,他并不太清楚这些网是干什么用的,便决定也照样装上。可是,他把这些网的用途完全弄错了。他很自然地认为,在他所占据的浅水阵地上,只有舰队的小艇能靠近他,于是想出了一个高明的主意,打算用网把小艇「捉住」,就像偷猎者把网撒在熟睡的猎物身上把它们捉住一样。帆船四周的船舷上都系着许多结实的渔网,并不是张开来阻挡想要登船的人,而是在船外每门炮的上方吊起来,以便我们的小艇一靠到船边,就把网撒下去,连人带艇一起罩住;这样,我们那些快活的水兵就会像窝里的野兔一样被捉住,交给皇帝去发落了。

然而,复仇女神号的大炮一开火,他们因为害怕炮弹和火箭,便把那些网忘得一干二净;早在小艇靠到船边之前,那些守船的和捉人的就巴不得赶快溜走,免得自己反倒被人捉住。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东西,比那些老式帆船看上去更笨重,或者更不适合在海上有效地使用了。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他们虽然在船体式样上逐渐作了很大的改进,但桅杆、船帆以及与船只索具有关的一切,同以往相比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应当指出,中国人的小船和较小的帆船,在船形和布置的便利方面,一般都比他们的大帆船好得多,而且往往很能航行。船主一家人完全住在船上;就他们的船通常要兼顾的种种用途而言,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尽量利用每一寸地方,恐怕再也想不出更合适的布置了;而且这些船都收拾得非常干净。

师船大小不一,船上装的炮从四门到十四门不等,甚至更多,口径各异,有些是外国造的,但主要是中国造的。较小的师船还可以用桨或长橹划行,有时每舷能划多达二十支。船上的人员还配备了大量的长矛、刀剑、火绳枪,往往还有一种大抬枪,同我们的短筒大口径枪颇为相像,架在船舷墙的一个支架上,可以稳稳地瞄准。船上一般有大量圆形的盾牌,做成碟子的形状,直径约两英尺半到三英尺。这些盾牌是用藤条结结实实地绞合或编织而成的,富有弹性,用刀很难砍透;就连从远处射来的步枪子弹,只要斜着打在上面,也会被弹开。这些盾牌通常挂在船舷墙的四周,搁在墙顶上,靠在墙外,看上去十分醒目。

一艘大帆船很使人想起古罗马的大桨战船,只是它的构造不那么适合远离陆地航行,而且常常用绿色和黄色涂得花花绿绿。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中国人已经采用了好几项改进。他们仿照欧洲的式样,造了一些炮船,用来防守河道的上游;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又造了一两艘大帆船,称之为巡航舰,船形和总体布置都有很大改进,下层甲板上开有正规的炮门,而且装的也是重炮。和约签订之后,我们在虎门附近见过其中一艘,装有三十六门炮,全是外国制造的,其中许多是九磅和十二磅的铁炮,由利物浦的福西特公司制造,是在澳门或新加坡买来的。这艘船十分整洁,状况良好,漆成绿色,船底包了铜皮;除了桅杆和船帆还是老式样之外,看上去很不错。据说这艘船是奉行商丁官之命建造的;此人以热心保卫国家而著称,他把这艘船献给了皇帝,同时献上的还有他花了不少钱买来的一艘欧洲三桅帆船和一艘双桅帆船,那两条船在商船队里已用得相当破旧了。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改进,是建造了好几艘大型的「轮」船;这既显示出他们一天天朝着一场大变革迈出的迅速步伐,也显示出中国人性格中的机巧。这些轮船后来在吴淞之战中被满怀信心地拿出来对付我们,那是这场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海战;每艘船都由一名有品级的官员指挥,可见他们对这些新船是多么重视。而且这还是在北边的长江上,我们从来没有在那里同他们做过生意;因此,这个主意一定是从他们所听到的关于我们的汽船,也就是轮船的神奇威力的种种传闻中得到启发的。

这里不妨预先提一下,这些船装的是木制的轮子,很像下射式水车的轮子,由船里面的机械带动;那机械靠人力用一种绞盘来转动,船员们绕着它一圈一圈地走,就像在军舰上推绞盘起锚一样;水平方向的转动,则按照正规的机械原理,通过结实的木制「齿轮」变成垂直方向的转动。

变革和改进的精神一旦在中国人当中扎下根来,在这样一个机巧而又不知疲倦的民族里,谁也说不准它会走到哪一步。就连皇帝本人,在和约签订之后也已下令作更大的变革,并且谕令「从世界各地采办最好的造船材料;既然只有按欧洲原理建造的船只才能同欧洲船只相抗衡,他们就必须逐渐学会采用欧洲的式样。但是,这只有假以时日才能办到,而眼下又急需船只来剿灭为害沿海的海盗,因此应立即购买外国船只,并学会操练船员」。

这段小小的题外话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不妨问一问:对于虎门以下的这头几仗,也就是西方的力量和科学同遥远东方的自信之间的第一次大碰撞,关天培提督向他那位威严的主子作了怎样的奏报呢?琦善固然目光敏锐,不会看不出,如果战事推向极端,他的国家必将蒙受许多麻烦和屈辱。他完全明白自己吃了一个大败仗,但又怕把真相太突然地告诉他那位傲慢的主子;于是,他按照他那个时代的处世之道,聪明地宣称这是一场「胜负未分的战斗」。他奏报他的主子说,战斗从上午八点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其时『潮退』,夷船停止开炮,在江心下锚,『彼此各守其地』」。

接着,他详细陈述了自己为加强阵地所采取的措施,并且以急于尽早奏报军情为由,为没有提供更详细的情况表示歉意。

皇帝,或者不如说他的大臣们,可不是那么容易被蒙骗的。琦善立即被斥为「无能」,并且下令将他的所作所为「严加议处」;可怜的老关天培则被指责「平日既无调度之才,临事又复张皇失措,束手无策」。

从古至今,在所有的国家里,成功一向被世俗看作衡量功绩的最高标准;古人所谓的「幸运儿」,也就是成功的人、蒙神眷顾的人,在今天世人的心目中,几乎仍然像在古代一样至高无上。于是,关天培立即被革去顶戴,摘去官职标志,但奉命今后戴罪图功。

关于今后对付英国人的行动,提出了种种计划。他们承认,师船在开阔的海面上敌不过我们的军舰,因此建议「将夷船『诱入』内河,雇用善于泅水之人,乘夜潜入水底,凿穿船底」;另一些人则要「乘夜悄悄靠近夷船,出其不意地登船,将船上之人尽行屠戮」。最重要的是,要大规模准备火攻船,装满各种易燃物,趁着顺风向我们的船放去,在这次袭击所造成的混乱中,再由他们的战船跟进,把火攻船开了头的事情做完。他们又一次悬出重赏,奖励俘获或摧毁我们任何一艘军舰的人;俘获或摧毁一艘战列舰,赏五万元。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攻占穿鼻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上来。交战之后的那个傍晚,双方都在为第二天再战作准备。我们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因这一天的战事而兴奋不已,急切地盼望着天亮,那时我们隆隆的炮声将使亚娘鞋的城墙和有名的虎门各炮台都为之震颤、坍塌。终于,八日早晨,太阳升起来了,明亮而充满希望。女王陛下的硫磺号派出小艇,到更上游靠近虎门的地方去测量水深。复仇女神号第一个起锚,奉命带着两条火箭艇径直开往亚娘鞋。

早晨风平浪静;战列舰正缓缓驶向指定给它们的、正对各主要炮台的阵位;复仇女神号已经在亚娘鞋南炮台的绝佳射程之内占据了阵位,位置选得使那座炮台只有三四门炮能对准她。她已经打进去好几发炮弹和实心弹,这时却看见威里士厘号的桅顶上飘起了召她回航的信号,真是叫人恼火,而且还不止放了一响信号炮来催促,于是炮火停止了。正当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每个人都在心里盘算着还要多久才能把炮台攻下的时候,每个人的胸中却笼罩着一片沉寂;那不是屏息以待的紧张,而是满腔的失望。

不久就弄明白了,原来老提督关天培宁愿在狡计和外交上试试身手,而不愿在战场上一决高下;他派了一条小船,打着休战旗,驶向旗舰,送来一封致全权代表的信。有件事曾引起一些人的哂笑:就在战事刚要开始的那一刻,竟派了一条小船,船上坐着一个老太婆和一个男人,送来停止敌对行动的提议;而这张用如此奇特的方式送来的卑微的纸,居然被接受了,并成了当天之内达成的一项停战协定的基础。

下午四点过后不久,复仇女神号奉派送威里士厘号的马他仑上尉去亚娘鞋;他带着一份文书,也就是一份公文,内容涉及停战以及一项拟议中的和约,至于具体条款,外间并未得知。

对于这一做法,人们颇多非议;但义律上校当时所处的境地非常特殊。毫无疑问,他希望尽可能避免同中国人公开决裂,在谈判中运用他最好的手腕和判断力;当然,谈判若没有强大的兵力作后盾,随时准备支持他的要求,从而必然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就不会有多少效用。最重要的是,从「茶叶」上得到的税收价值如此巨大,茶叶作为一种消费品又如此受到重视,因此义律认为,按照自己的判断,把这两个主要目标贯彻得最好,就是为他的国家效力最好。义律上校有时可能受到判断失误的影响,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但要说他缺乏天赋的才干或操守,或者缺乏忠心耿耿为他的女王、他的政府和他的国家效力的愿望,那么就连最肆无忌惮地诋毁他的人,也几乎不敢这样断言。无论如何,可庆幸的是,至今仍然可以这样说:直到其他一切劝说的办法,以及一切不那么强硬、不管多么巧妙的论据都已试过而且证明无效之后,才力主采取毫不妥协的敌对措施。

谈判在虎门继续进行,但发现中国人不顾停战协定,仍在加强他们的防御工事,于是通知他们停止。双方往来频繁;十七日,也就是停战开始整整一个星期之后,义律上校乘复仇女神号下到澳门。然而,似乎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印象:事情远没有解决,再一次冲突几乎不可避免,因此我方没有忽略任何一项预防措施。

一月二十日,义律上校在澳门发出一份通告,宣布已经议定了「初步」安排,细节则留待以后谈判。香港割让给我们;中国人赔偿六百万元,分六年等额交付,其中一百万元立即付清,最后一期在一八四六年付清;双方官方直接往来,以完全平等的地位进行;广州港内的贸易在十天之内恢复。不过,看来当时也已透露过要把大部分贸易移到香港去的意图,因为通告中规定,贸易只是「在新的居留地作出进一步安排之前,暂在黄埔继续进行」。

这项安排起初看上去再令人满意不过了;但是,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它给了中国人充裕的时间去作进一步的防御准备,也给他们施展狡猾的机巧留下了大量的空子。与此同时,义律上校又敦促他的同胞们考虑「必须对百姓采取怀柔的态度,对我们即将在其门槛上立足的这个国家表示应有的尊重」。

这个问题在这里无须再多说了,只需提一句:第二天,也就是一月二十一日,复仇女神号奉派送两名中国官员到穿鼻,去从萨马兰号的斯科特舰长手中接收炮台;斯科特舰长曾被任命为这座要塞的「临时」总督。英国国旗降了下来,在旗舰鸣放的礼炮声中,中国的龙旗升了起来;显而易见,中国人的耳朵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受欢迎的礼炮声。等到中国人准备好几门炮以后,他们也鸣炮答礼。

这样突然地把他们的一个主要据点交还给他们,我们对他们的朝廷确实表现出了一种颇有骑士风度的宽大。的确,在纸面上,一切看上去都极其太平,中国人也设法使人一时相信他们的意图是真诚的。〔注二〕

(原注:一八四一年一月一日,英国女王陛下驻舟山陆军详情如下,所列为士兵人数。

第十八团,皇家爱尔兰团,亚当中校,四百八十七人

第二十六团,卡梅伦团,詹姆斯中校,二百九十一人

第四十九团,巴特利中校,三百二十六人

孟加拉志愿兵,劳埃德中校,四百零二人

马德拉斯炮兵,巴斯勋爵士蒙哥马利中校,一百八十五人

马德拉斯工兵与坑道兵,科顿上尉,二百二十七人)

读者想必记得,伯麦爵士这时还没有被任命为联合全权代表;那要等到他乘皇后号汽船从加尔各答回来以后,也就是同年六月才实现。他在陆军中将郭富爵士到达之后,于三月底乘那艘船前往印度,大概是为了同总督当面商议。

这样,中国战争这出大戏的所谓第二幕(第一幕是攻占舟山和远征白河)就告结束了。琦善在就这几件事向皇帝所作的奏报中声称,「他只是有条件地对英国人作了一些让步,『不过』答应为他们恳切地向皇上乞恩而已」。

二十一日把炮台交还给中国人之后,准将随即乘复仇女神号下到澳门,把威里士厘号留在大屿山水道,舰队的主力则已开往香港。然而,人们担心事情不能长久维持「现状」;二十六日,义律上校亲自乘复仇女神号离开澳门,溯珠江而上,前去举行一次已经约定要同琦善本人面谈的会议,以便解决前面说过的那些留待以后考虑的问题。

第十五章

琦善与义律上校在虎门上游数英里处、江岸一座宝塔近旁、人称第二道沙洲的地方举行的那次著名会谈,曾经引起极大的关注,这关注也是理所应当的。尽管从政治上看,会谈的结果其实无足轻重,但有理由认为,琦善同义律一样,都盼望不再诉诸武力,便把悬而未决的种种难题了结。然而,任何拖延都对琦善有利,加上谈判最终中断,紧接着虎门诸炮台便被攻占,于是许多人断定,琦善自始至终别无他图,不过是要让我们放松戒备,好让他把尚不完备的防务布置停当,然后向我们掷下手套,公然挑战。

这种看法似乎言过其实了;随着叙述的展开,我们会看到,琦善深知自己力量单薄,确实想要躲过这场风暴,只是北京明白无误的谕令,硬把他逼上了极端的一途,逼得他中断了一切友好往来。事实上,他后来被控以叛国、受贿和无能之罪,原因恰恰是他竟然屈尊同义律上校会谈,而不是大胆进兵,把义律连同他的全部军队和船只逐出海岸。琦善看得出这种做法何等愚蠢;他虽明知守江毫无指望,却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他已经因为在穿鼻听取议和条款而被摘去了几样顶戴荣衔,要想免于受辱乃至免于一死,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虎门防务上竭力表现出更大的热忱,尽管他自己也几乎不指望守得住虎门。

不过,现在且让我们随复仇女神号溯江而上,看看第二道沙洲那场盛大的会谈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英国全权代表同中国钦差大臣的会见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人们自然料想这将是一场极其隆重的典礼;这是第一次准许与广州的高级官员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往来,而且是依照新条约的规定进行的,因此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人人都怀着好奇,翘首以待。

双方都作了与各自高贵身份相称的充分准备,毫无疑问,彼此都在盘算怎样才最能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从威里士厘号、都鲁壹号和加略普号上精选的一百名海军陆战队员,登上了马达加斯加号汽船,准备一同上驶,在会见时充当义律上校的仪仗卫队;统领他们的是埃利斯上尉,即现在的埃利斯中校、巴斯勋爵士,随行的有斯特兰沙姆中尉和马克斯韦尔中尉。威里士厘号和加略普号出色的军乐队也一同前往。人们指望中国人见了这些官兵的仪表和操演,会惊诧不已,受到应有的「震慑」,同时又会被欢快的乐声所取悦,心情舒畅。

一月二十六日,复仇女神号载着义律上校和几名军官从澳门启程,径直驶上虎门。随后马达加斯加号也赶来会合,陪同她一道前往会见地点。赫伯特舰长、尊敬的邓达斯舰长和马他仑舰长随侍全权代表。这是第一次有两艘汽船驶入真正的广州河;复仇女神号是领头穿过虎门的船,因此她便享有了这样的荣誉:无论木壳铁壳,她都是第一艘在天朝「内河」上航行的汽船。

恰在这时,法国轻巡航舰达那伊德号开抵中国海面,她是专程派来窥探我们在那一带的动静的。这其实只可能是她唯一的使命,因为若论保护贸易,法国人同中国从来没有过什么像样的贸易;而且在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以前,法国国旗已有许多年不曾在广州外国商馆的墙头飘扬了。自那以后,悬挂这面国旗与其说是为了保护眼前的利益,不如说是寄望于将来,因为除了法国领事及其随员之外,直到最近,中国几乎连一条法国船也没有。

由于对广州港的封锁宣告仍然有效,达那伊德号不得驶过穿鼻以上;但义律上校彬彬有礼地邀请她的舰长罗萨梅尔上校随他登上复仇女神号,以便亲眼见证即将举行的会见;这番礼遇也得到了对方大方的致谢。

两艘汽船都在前桅挂着休战旗,驶过虎门时,两岸炮台各鸣炮三响致敬,这是中国礼炮的最高数目。中国人还派兵登上炮台,挂起许多色彩鲜艳的绸旗;亚娘鞋和横档的炮台上,雉堞间挤满了争相观望的人群,他们服饰奇特,整个场面蔚为壮观。毫无疑问,两艘汽船从他们中间驶过,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见到汽船,一定是件令人兴奋的新鲜事。亚娘鞋炮台背后那陡峭险峻的山岩,仿佛怒目而视,也确实俯控着下方的炮台,炮台那刷白的雉堞则龇牙咧嘴地摆出挑衅的架势;对面是布满工事的横档岛,另一侧是更远的大陆海岸,前方则是形状奇特的大虎岛;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极有趣、极不寻常的景象。

就在大虎岛山脚下,虎门上游约两英里处,可以辨认出一座长长的石砌炮台;靠近一看,觉得值得仔细察看一番,尽管从位置上看,它对守江不大可能有多少用处。复仇女神号向来不怎么怕浅水,于是朝它驶去,靠得极近,桁端都碰到了雉堞;在这个位置上,倘若她怀有敌意,显然可以用炮轰击城墙而丝毫不受损伤,因为炮台上的炮无法压得足够低,瞄不准近在咫尺的船身。

这一招把中国人弄得莫名其妙,他们在一旁看着,显然惊讶万分。后来他们果然从这一暗示中得了教益,干脆把这座炮台当作既无用处又守不住的地方放弃了,把炮运走,去加强下游的虎门诸炮台。

过了虎门和大虎岛,江面又开阔起来,一连数英里,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平坦肥沃的冲积平原,其间河渠水道多得数不清,既用来灌溉稻田,又提供了无数条内地交通线路;在那个国家,这些水道大多代替了道路和桥梁。〔注一〕

(原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能在同样的距离之内,见到像这条秀丽江河两岸这么多的大宝塔或宗教建筑。这里不是细述它们或讨论其用途的地方。大城镇里大多有宝塔,有时也建在河岸上,它们是佛教迷信的宗教建筑的一部分,而且同佛教一道,似乎原本是从西方传入的。宝塔的形状大多数读者都很熟悉。这类塔中最精美、最著名的,是有名的南京琉璃塔;它其实就是一座宝塔,比别的塔更高大、装饰更华丽,其特别之处在于主要用各色釉面瓷砖砌成。这些塔对于在广州河上航行大有用处,因为它们高耸,远远就看得见,而且一般都建在形势有利的地方。)

会谈就定在所谓第二道沙洲的那座宝塔处举行;傍晚六点钟左右,复仇女神号和马达加斯加号在那里下锚。两名官员,或者说低级官吏——可别以为凡是官员就一定是大人物——奉琦善之命登船,欢迎全权代表到来。

次日上午将出席会见的各位军官的姓名和官阶,开列成单,用英文和中文送交琦善,好让他事先心中有数,待义律上校逐一引见各位先生时,能够以礼相待。

清晨,海军陆战队卫队连同威里士厘号和加略普号的军乐队登上了岸。这样精壮的一队人马是难得一见的。九点钟刚过,全体军官便准备上岸,有的乘两艘汽船的小艇,有的乘琦善预备下的十分洁净舒适的中国船。他们须沿着一条小河汊划进去一段路程——中国的江河都有无数这样的河汊通入——一路上的景象十分新奇有趣。两边停着好几只装饰得花花绿绿的船,是琦善的,同广州行商的船很相像;行商们也在老伍浩官的率领下来到这里。〔注二〕行商们几乎不可能指望获得列席会谈的荣幸,所以大概是琦善命他们前来伺候的。他们甚至没有被准许进入义律上校及其随员所在的帐篷。

(原注:行商的船又大又方便,有点像在一只船头极尖而船身宽阔的船上安放一间小屋或一节车厢,因为这种船只在平静的江面上划行。再没有比它更舒适的了,既能遮阳又能避雨,地方宽敞,至少可容六七个人坐下来闲谈。船身外面漆得十分花哨,通常饰有精美的木雕。船内一般陈设得雅致考究。船头通常由四个人划桨,他们用的是一种短而宽的桨叶,划得十分灵巧有力;船尾另有一支又大又重的橹,既助划行,又兼掌舵。)

两边列队的海军陆战队卫队令中国人大为惊异,不过有一道为此特意搭起的长长栏杆,挡住了人群,不让他们挤得太近。从登岸处到大帐篷的路上,铺着各色棉布,并用树枝装点。

上午九点,义律上校在赫伯特舰长和尊敬的邓达斯舰长陪同下登岸,由军乐队前导,隆重地走向主帐篷。这座帐篷很像一座长长的大棚,里面挂着黄色帷幔,表示它属于皇帝的代表。帐篷尽头另有一座帐篷或者说一间内室,专供琦善私用,只有义律上校和一两名贴身随侍的军官获准进入。

全体人员在外帐被引见给琦善,其中也包括达那伊德号的罗萨梅尔上校;随行诸位先生逐一向钦差大臣鞠躬致意时,便对照着前一晚送去的名单。

义律上校与琦善在内帐的第一次私下会见只是礼节性的,仅仅持续了几分钟;传话的是翻译马儒翰先生,他是已故马礼逊博士才华出众的儿子,而马礼逊博士是以汉学家和语言学家闻名于世的。

初次引见完毕之后,便宣布外帐已为全体来宾——总数二十多人——备好一席丰盛的正式午宴。菜肴一道接一道,没完没了,都是按照中国烹饪的最高讲究做成的、最珍稀最昂贵的佳肴。鱼翅和燕窝汤的奢华滋味,大家在这里还是头一回品尝;不必深究中国「烹调」的奥妙,只消说一句就够了:中国的筵席极其丰盛,也极其冗长,但吃起来倒也并非不合口味。这顿饭自然花去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下午两点钟,那些不在义律上校身边随侍的军官才得以回到汽船上去。

在此期间,琦善按捺不住好奇心,想看看我们那些仪表堂堂的海军陆战队员,于是挑选了三名身材最高大、最魁梧的士兵,供他亲自察看。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甚至要求让他们操演几个动作。琦善还仔细察看了他们的武器和装具。

他自己也有一小队中国兵充当卫队,穿戴还算整齐,但比起我们精挑细选的士兵,其他方面就显得寒碜了;他们看着那些操练动作,似乎完全不明白是做什么用的。

主接待帐篷四周搭起了许多小帐篷,每座都饰有鲜艳的旗帜和其他装饰,整个场面一眼望去,蔚为壮观。

据说琦善的举止自始至终格外和蔼,风度翩翩,又十分庄重。说实在的,无论在哪个国家,他都称得上是一位有朝臣风范的绅士。

琦善和义律上校下午那场「私下」会谈究竟谈了些什么,猜测也是徒劳。他们以平等的身份相见,又以平等的身份分手,看上去彼此融洽。不过,似乎有理由认为,明确议定的事情极少;过了两三天,义律上校只在一份通告中宣布「谈判仍在顺利进行」,但同时「告诫女王陛下的臣民暂勿前往广州,因为他认为那样做有违公众利益」。然而与此同时,香港被宣布为英国属地,岛上的全体中国居民都被宣布为英国臣民。对该岛的治理也作了安排。

无论琦善在会谈中同意了什么条款,众所周知,他不久便被皇帝禁止付诸实施。因此那些条款也就无关紧要了。

义律上校下午回到复仇女神号上,看来颇为满意;晚上,船上放了一场火箭和焰火,供岸上的钦差大臣观赏。

与此同时,马达加斯加号载着海军陆战队顺流返回。次日,即二十八日,两名高级官员登船致敬,船上鸣炮三响相迎;当天晚些时候,全体行商也前来向全权代表阁下致敬;但值得注意的是,琦善本人并没有「亲自」前来回拜。

不管这一疏漏出于什么原因,可惜的是义律上校没有对此表示一点意见。或许可以说,琦善是怕自己若是屈尊到一个外国人的船上去拜访他,会在皇帝主子面前授人以柄。但也可能另有一个原因,在他心中分量不轻。他让在场的广州知府出面,邀请义律上校到他的官船,也就是那种有篷的大船上赴宴,义律接受了邀请。在琦善看来,这同义律所居官阶应有的体面相差甚远。义律上校既然如此屈尊,琦善大概就认为,自己亲身去拜访义律上校,实在有失他个人的身份。这也毫不奇怪,只要想一想,中国朝廷是世上最讲究礼仪的朝廷,没有之一。事实上,北京专设有一个「礼部」,来安排一切繁复的细节。

这场著名会谈的全部经过就此结束。还应提到的是,分手之前,琦善送了义律上校几件礼物,但并不怎么贵重,另送了赫伯特舰长一些礼物,分给了几位军官。三点钟刚过,又生起了蒸汽,复仇女神号与对方互鸣礼炮三响作别,拖着路易莎号快艇,掉头顺流而下。经过虎门时,诸炮台又向她鸣炮致敬;夜深时分,她在铜鼓锚地下锚,等天亮再去会合准将,准将当时正在香港港内。

我们据以占领香港的那项条约,此时尚未得到皇帝的认可;而我们自己依义律上校之命,仓促交还舟山,与其说有助于达成预期的目的,倒不如说更可能有碍于它。我们所能倚仗的唯一凭据,只是琦善的一句话,而这句话能否得到批准,至少是很可疑的。然而,准将和义律上校似乎都已把香港岛当作确定无疑的所得,并趁此机会乘复仇女神号绕岛航行了一周。

这第一次会见似乎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事实上,琦善把会见情形奏报皇帝后不久,就因他甚至只是「假意许下」的那些事,受到皇帝的严厉申斥。谕旨说,「朕一览奏折,不胜愤懑」。

奕山是一位声名卓著的满洲将军,后文还会屡次出现,此时他被派往广州,授为「靖逆将军」;另有两名副手,名叫隆文和杨芳,也奉命前往该地,「协同剿办」。此外还加派了军队。

皇帝的这些谕令是一月三十日发出的,但直到二月十日或十一日才到达琦善手中。我们这方面,一连几天没有发生什么要紧的事;有关建立香港的种种布置继续进行;军官们不断在香港和澳门之间往来,承担这项差使的一直是复仇女神号。

二月二日是同琦善约定开放广州港贸易的日子,也就是中国新年后的第十天。然而,钦差大臣并没有为此发出任何告示。关于江上正在采取措施阻塞航道的种种传言,已经纷纷流传;到后来,义律上校发现,一月三十日还宣称谈判正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到了下一周就已经带上了「令人不满的口气」,事实上一切看来都极具欺骗性,于是他决定亲自上虎门去,要求琦善明确说明他的真实意图。众所周知,琦善已经到了虎门;一月二十九日,赫伯特舰长还曾派一名军官前去祝贺他到达,并鸣礼炮三响以示敬意。二月十日,义律上校登上复仇女神号,随行的有士密上校、炮兵的诺尔斯上尉、卡梅伦团的普拉特少校,以及充当翻译的马儒翰先生;船溯江而上,当夜在晏臣湾下锚。

次日上午,他们再次穿过虎门;汽船经过时,中国兵登上了雉堞,每座炮台都鸣炮三响致敬,复仇女神号当然也鸣炮还礼。到这时为止,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和,礼数周到。完全穿过虎门之后,十点钟左右,她在诸炮台上游、亚娘鞋以北不远处下锚,紧挨着钦差大臣的船队,钦差大臣早已到了那里。这天是二月十一日;说来也巧,正是在这一天,琦善接到了皇帝的谕令,命他恢复对义律上校和一切外国人的强硬手段。

这一次的会见相对说来简单得多;琦善事实上没有在岸上作任何准备,只在他自己那条有篷的官船上接见义律上校,身边没有一位高级官员随侍,也没有任何排场或刻意营造的气氛。

义律上校这一方,只是把随他从澳门上来的几位军官引见一番,好让他们向皇帝的代表鞠躬致敬,随即一刻也不耽搁,以尽可能秘密的方式开始谈正事。然而,就在随员们在场的那几分钟里,他们没有看漏一点:这位大钦差的精神已经起了某种巨大的变化。他神情拘束,仿佛心情沮丧,心头压着重担。他确实一刻也没有失去镇定,也没有失去那种庄重有礼的风度——在这一点上,没有哪国人能比有身份的中国人做得更好;但他的举止中仍有某种说不出的东西,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确信,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随行人员中甚至有人猜到,他已被革去了高官,事实也正是如此。无论如何,表面上看得出来的已经足够,足以让义律上校警觉起来:琦善的「意愿」不管怎样,在依赖他有没有能力兑现诺言之前,必须极其机敏、极其谨慎。

这两位高级代表在第二次会见中究竟谈了些什么,此处不宜讨论;只消说,这天的会谈足足持续了六个小时,次日上午又接着谈了大约三个小时。这就足以说明,许多极为重要、也颇为琐细的问题,一定经过了仔细的辩论。

与此同时,琦善心里无疑十分清楚,他所许诺的事情,他那位傲慢的主子一丝一毫也不会应允;因此,他拖长讨论、纠缠于「繁琐的商务细节」,唯一的目的必定是要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事情可供讨论,留下一些问题「本着至公至理」再加研究。

当他终于从义律上校那里又争得十天的宽限,以便妥为准备一份正式条约供他签字时,他该是何等欢欣!当他终于看见那艘令人畏惧的汽船平平安安地驶离虎门时,压在他心头的千斤重担该是怎样卸了下来!稳稳当当的十天缓期,让他或许能够完成为防守最坚固的阵地而早已开始、甚至已大有进展的种种准备,这真是一桩意想不到的好运。

正式条约的起草加紧进行,以便除去琦善再度拖延的一切借口。事实上,十天只是定下的「最长」期限,到期若不签订条约,就将重开战端。

说到底,只有在其他一切解决办法都已试过而无效之后,才终于采取极端手段,这或许正是我们的光彩之处。对一个孱弱的敌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能用较简单的办法使他就范,便一直隐忍克制,这在未来的史册上,比起仓促地炫耀我们的力量和威势,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荣誉。无论如何,最终缔结的条约,对于整个商业和文明,都比早早了结所可能得到的条约有利得多。中国人是「一步一步」被迫让步的,因此,比起在更早、更突然的危急关头从他们手中强取来的契约,这份契约要持久得多。

然而,拟议中的条约草稿还没在澳门完全拟好,关于江上仍在大规模进行防御准备的传言就已接连不断地传来。于是派了几名海陆军军官上虎门去,查明这些传言究竟有几分根据;这一回发现,「大规模的军事工程正在进行,高地上集结了军队,江两岸都在修筑营垒,北横档岛上大炮林立」。

这些准备看上去委实不像签订和约的前奏;伯麦爵士说:「从这时起,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位中国钦差大臣的诚意的信任已荡然无存。」事实上,战事即将重开,已是毋庸置疑的了。尽管皇帝命琦善撤销已议定的条约、筹措手段立即剿灭外夷的谕令那时尚未公布,但人们所知道的已经足以表明,朝廷的意图远非和平。

义律上校这方面,则竭尽全力要让中国人相信他的「诚信」;他急于催促撤出舟山,不但派了一艘军舰北上传达必要的命令,还托一名中国专差,经由「陆路」递送了一份内容相同的公文。

然而,还不到一个月,义律上校便开始怀疑,中国人是否真打算以同样的诚信履行「他们的」诺言。一月二十日,他在一份公开告示中宣称,他没有理由怀疑「与之谈判的那位极其显赫的人物的一丝不苟的诚意和『开明见识』」;而恰好一个月之后,即二月二十日,他却宣布,「钦差大臣未能签订那份已经拟好、送上虎门待签的条约」。那份文件是复仇女神号送上去的。但钦差大臣已经离开虎门回广州去了,于是由琦善手下一名亲信转交给他;此人是事先已明确向义律上校指定担任此事的。信使往返限期四天,复仇女神号奉命在虎门等候回音,直到期满为止,届时无论有没有条约,都要返回澳门。

约定的期限将满之际,关于敌方备战的报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前面提到的那道颁给琦善的上谕此时公之于众;广州城墙上还贴出了一张告示——是否出自总督之命,不得而知——悬赏购取义律上校和伯麦爵士的首级,每颗各五万元!

复仇女神号在虎门停留的那四天,并没有白白度过。霍尔船长利用这个机会,察看了中国人的新工事,其中许多还在修建之中——这可是在「休战」期间、在和约已经议定之后!许多沙袋炮台已经筑成,另有一些正在修建,就在亚娘鞋山的半山腰上。对岸的山上,军队正在云集,北横档岛上也是同样一派忙碌。

但察看并不仅限于虎门的工事。霍尔船长只带了一只小艇的艇员,出发去晏臣湾作了一次冒险而有趣的探察,一直到穿鼻之战那天中国师船被焚毁的那条河的河口。刚进河口,便看见几只大官船聚在一处,周围有大批劳工。这有些出人意料,因为看不见有什么工程可以让他们干活;不过这番忙乱的目的,后来意外地被发现了。官船和大部分人,大概以为复仇女神号的这一只小艇不过是先头的一只,后面还跟着许多同当初焚毁他们师船的小艇一样的船,于是拼命逃散,任她畅行无阻。

上一回复仇女神号溯江而上时,曾看到有一条支流向右朝穿鼻方向分出去,霍尔船长决定这回去探个究竟。这条支流在离河口约一英里半到两英里处分出,不久便来到右岸——即溯流而上时穿鼻那一侧——一个相当大的村庄;几乎就在村子对面,发现了一座新近筑起的大沙炮台,架炮八门,再往前,又有一座坚固的石炮台。两座炮台都没有向小艇开火,尽管炮手们都跑到炮位上,好像担心会遭到攻击。

令艇上所有人惊讶的是,这条支流——或者叫河汊,或者随便叫它什么——并没有通向更远的内地,而是渐渐拐弯,绕穿鼻整整一圈,在那个岬角以南同「外洋」相通。由此可见,穿鼻原来是一座岛。

小艇穿过整条水道,到达与「外洋」相接的地方后,霍尔船长同本船军医特纳先生、女王陛下先驱号的见习官格雷先生在穿鼻登岸,让小艇绕过岬角到对面去等候,他们则步行横穿过去,一路没有受到任何骚扰。这次出行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东西,只是经过了一些大农舍,还有几座规模很大、正在全力开工的糖坊。

到大角头那一侧去察看,前景不那么妙,虽然同样顺利。次日,人们认为有必要侦察一下那个方向的防务;于是霍尔船长在康普顿先生陪同下,乘本船的快艇渡江前去。高地上集结了大批军队,搭着许多帐篷;还有几只大运输帆船,不下二十艘,正匆匆忙忙地往岸上卸运兵员、大炮和弹药。还注意到,有船只经由一条大运河或者说河汊,绕到山岭和工事的背后往来;因此,虽然无法探明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交通线路,但已十分明显,江边一带看似山峦起伏、崎岖不平,其实四面八方都可以通船,事实上是由一座座各自分开的岛屿组成的。

中国人的意图问题很快便见分晓;因为小艇从横档岛与那一侧大陆之间驶过时,横档岛上的炮台向它发射了实心弹。这显示的挑衅口气是不会弄错的;但霍尔船长深知中国人的性格,不愿在这种威胁面前掉头退回,因为那样一来,这件事就会被他们照例夸大其词,报成一场大捷。于是小艇上那门小小的艇首炮立即向正从炮台雉堞上探头观望的兵丁开了一炮;中国人没有再加骚扰,小艇便以这番回敬为满足,继续赶路。

这几次小小的侦察出行足以表明——倘若还需要什么来说服那些最不肯相信的人的话——中国人完全清楚,和约是不大可能签订的了;他们盼着重开战端,不但不怎么担忧,而且对自己可能取胜颇有几分信心。

十八日傍晚,约定的广州信使返回的四天期限已经完全届满,复仇女神号从穿鼻开到虎门,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小时,等候钦差大臣的答复。然而没有人送来答复;一切既已如此明白地表明,所能期待的回答只有炮弹,霍尔船长便决定返回澳门,把所见所为一一报告全权代表和总司令。侦察出行的结果、北横档岛开炮之事,以及信使逾期未到的情况,都一刻不耽误地报了上去。

这一下,最不肯相信的人也不再怀疑了;就连义律上校本人眼前的那层薄膜也被揭去了,于是下令全体军官各回本舰。当时停泊在澳门锚地或河口的轻装分舰队,交由加略普号的赫伯特舰长(后受封二等巴斯勋爵士)指挥,奉命立即开赴虎门。分舰队由加略普号、萨马兰号、先驱号、鳄鱼号、硫磺号和复仇女神号组成;其目的是「尽可能阻止敌方进一步加强防御,但在主力到达之前,不得冒任何不必要的风险」。与此同时,准将乘马达加斯加号汽船急忙赶往香港,去率领各艘战列舰上来,即七十四门炮的威里士厘号、伯兰汉号和麦尔威厘号,以及皇后号和马达加斯加号两艘汽船;都鲁壹号则同朱庇特号运兵船,以及索菲娅号、密涅瓦号、忒提斯号和鹰号几艘运输船随后跟进。

义律上校在同一天发出的一份通告中,简要宣布了这些果断的措施,大意只是说「情势使总司令向女王陛下的全权代表宣布,他有意将部队开往虎门」——由此看来,这一势在必行之举的责任,与其说是由全权代表承担,不如说是由伯麦爵士承担的;不过义律上校也曾写信给赫伯特舰长,说他听任赫伯特相机行事,并「提议」阻止虎门继续加强防御。

就在这次行动的次日,即二十日,琦善不愿继续谈判的照会传到了澳门;不久以后,前面提到过的那道上谕也公布了,谕中把一切拟议中的对外夷的怀柔措施全部收回,反而下令「务须尽行剿除」。

二十一日上午,一支侦察队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横档岛,成员有义律、赫伯特和卑路乍几位舰长以及斯特兰沙姆中尉;他们数出,除了上一回已经看到的炮之外,又新架了十七门炮。

休战期限早已完全届满,但战事并未如人们所料的那样立即开始。二十二日,碰巧截住了一只中国船,船上搜出一名信使,沃森中尉认出他是中国官府一名活跃的密探。人们自然怀疑他带着给当地官员的某种命令,结果果然如此。那些命令是发给关天培提督的,命他赶紧堵塞亚娘鞋背后的那条水道——正是这条水道使亚娘鞋成为一座岛。所用的手段是石块、木桩和沉船;这些材料已在一个叫三门口的地方大量聚集,那地方想必就是已知位于亚娘鞋后方的那座大镇。这样,我们对官府意图的一切观察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我们这方面再也不能怀疑,必须立即予以重击了。

第十六章

琦善一辈子不是待在各省的大首府,便是待在京城本身,因此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了解对外贸易或外国船只的情形,对帝国沿海的「外洋」就更是不熟悉了。

他向皇帝主子描述了一番虎门的情形之后,大胆陈述己见,认为虎门炮台作为防守要地的名声被大大高估了,接着又说:「是则我之防御,实无足称。地势使然,并无一处扼要之区,足资全局固守。」

这样一番话,出自一位身为大学士之一、而且是亲身察看得来的人之口,听在皇帝耳里,难怪显得刺耳,甚至近乎叛逆。但这还不是全部。说实在的,人们简直要以为,一定有某个欧洲人向他指点过那些缺陷,因为凭他自己那双既无历练、又无人相助的眼睛,是绝不可能看出来的。

而林则徐呢,从来不敢把别人提供给他的情况全盘奏报给他的主子,尽管凡是有助于阻挠英国通商、妨碍友好解决争端的建议,他都完全准备采纳。

这样的真话总是难以忍受,更难以置信,因此恰恰「因为」它们是真话,所以「不」被相信。但琦善还是尽力改进他的武器;他召来一名铸炮匠,那人给了他一个新的炮样,并答应试铸几门。然而琦善也看得清楚,即使他铸成了好炮,那也只能算是为「将来」作准备。他说:「此等炮位,于目前之事,断难赶办。」他又说:「凡此皆我军器之不精,『实不足恃』之明证。」

他接着说,防守虎门须水陆并用,随即又流露出水师兵丁不可靠的疑虑,因为「他听说,穿鼻之战以后,这些兵丁一齐去找他们的统帅,也就是提督,向他要钱,扬言不给就散伙;他因此亲自查问此事,发现传闻完全属实,而且提督别无他法——显然是欠了饷——只好『典当了自己的衣服和别的东西』,才得以给每人发了两元赏钱,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在岗位上暂时留下来」。〔注一〕

(原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不止一次出现。在死伤的兵丁身上,常常发现每人带着两元钱,有一次甚至带着六元。)

他还说:「我之战船,既不高大坚固,又难安设重炮。由此可见,我军在此——他是在虎门写这份奏折的——防御外夷,兵力实有不足。」

琦善接着评论了本省百姓的品性。「奴才察看此地民情,率皆忘恩嗜利。其中实为汉奸者,固不待言。即其余之人,亦日与外夷相见,渐成熟习。」他又拿他们同舟山百姓相比,说得很不客气,说舟山百姓「立刻就觉得这些外夷是『异类』」。〔注二〕

(原注:这大概是暗指中国道德训诫中的一句格言,那句话说,应当记住,「外国人即使是好人,又同你交情很深,也终究是『异类』」。)

琦善随后援引往事,特别提到从前连沿海的海盗都难以制服,最后还是许以缴械即保其身家性命,才使他们归顺。〔注三〕最后他表示深为忧惧,倘若开战,恐怕不能确保取胜,果真如此,国体将受玷辱,百姓也将白白送命。

(原注:这是指著名海盗国姓爷,他被招抚之后,还当上了水师提督。)

要理解这些话的全部分量,必须记住,它们是在虎门之战发生以前写的,是作为请求皇帝批准义律上校所提条款的理由而写的。不过,这时还有别人被请来参与他的筹议,在广州的高级官员当中,林则徐本人也曾被征询意见。他们似乎都同意琦善的看法;无论如何,他们知道一切责任都将落在琦善头上。

载有义律上校各项要求的奏折,连同这份根据亲身察看写成的报告,一并送往北京;琦善恳求皇帝垂怜「黎民百姓」,「格外施恩,俯准外夷所请。如此,」他又说,「则于目前羁縻外夷,而徐图『筹备』剿灭之方,以为将来制胜之基。」

琦善是一个地道的新派中国人——即使在古老的中国,也有新派——在大多数方面,他恰恰同林则徐相反。他明知自己的国家同英国较量是何等虚弱,也自知无力战胜敌人,然而当皇帝的「严令」逼他出手时,他还是冒险一搏。不过,他竭尽全力拖延时间,甚至企图蒙骗义律上校,在毫无希望之中仍抱着希望。琦善虽然说了那么多,但我们现在就会看到,虎门的防守打得比人们预料的更有力,事实上也相当勇猛。

次日黎明,复仇女神号又一次载着义律上校上虎门,他在那里停留了约一个小时,仿佛焦急地等待岸上传来什么消息。但这最后一线迟迟不肯放弃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义律上校这时已完全确信,再也不能指望中国人作出任何和平的答复,便最后一次离开虎门;他在穿鼻下方龙穴岛外看到女王陛下的先驱号正在下锚,便登上了那艘船,让复仇女神号自行驶回香港。

二十二日,赫伯特舰长率轻装分舰队在南横档外的锚地就位,义律上校在那里通知他,琦善没有签订条约,因此他应「提议」阻止敌方继续加强防御。二十三日,复仇女神号从香港赶来会合,赫伯特舰长便登上这艘船,带着加略普号、萨马兰号、先驱号和鳄鱼号的大艇,分别由沃森、鲍尔、迪斯和伍尔科姆几位上尉指挥,驶入晏臣湾,去探察前面说过的、在湾底入口处的那条河。

据报中国人正在河上打桩拦截;从先前复仇女神号的小艇冒险驶入时所见的那番忙乱看来,也有理由相信他们正在进行敌对的准备。此外,人们认为最好能够查看一下那条已发现可绕到亚娘鞋背后的水道;因为亚娘鞋是虎门防务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分舰队的主攻预料将指向这座堡垒。截获的琦善致关天培提督的公文内容,也引起了怀疑。

一进河口,便再也不容怀疑:防御的准备已经开始了。只见大批船只正忙着往河床里打木桩,另一些船则在设法把一个坚固的木筏横系在桩上。汽船驶近的影子刚一被发现,那些船便纷纷划走,中国人也四散奔逃,跑得飞快。然而,正当要拔起木桩,在桩间为拖带着的小艇开出一条通道时,紧靠这地点的一座隐蔽炮台突然向他们猛烈开火,一下子便暴露了先前所见那些秘密准备的缘由。

汽船立即用船首船尾的炮倾泻出一阵葡萄弹和霰弹,小艇则朝岸边划去,要强攻那些工事,一面前进一面用艇首炮开火。中国人抵抗了一阵便逃走了;这座新近才修筑的炮台随即被小艇上的人员占领,军旗由鲍尔上尉夺得。炮台上架着二十门口径不一的炮,当即全部毁掉。地上还躺着大批卸下炮架的炮,大约不下六十门,看来是从他们的帆船上卸下来的,或者是他们的船队在湾里被毁之后捞上来的。这些炮也全都被弄成废物,只有几门铜炮被当作战利品运走了。他们的火药库和房屋也被彻底摧毁。中国人被打死的约有三十人,但没有发现伤者,大概已被他们的同伴抬走了。我们这方面没有任何伤亡。

赫伯特舰长暂且满足于这一次的胜利,乘复仇女神号回去,同停泊在南横档以南不远处的分舰队会合。次日上午,他们又全体回到前一天得手的地方,动手拔除木桩,清出一条通道。这一回他们同样遭到了射击,但火力来自另一个方向。驻扎在上方山头上的中国兵开始向干活的人射击,不过三十二磅炮很快予以还击,转眼便把他们驱散了。通道终于清理出来之后,复仇女神号溯河驶上一段路程,几乎到了亚娘鞋背后的那座大镇;但看来没有别的敌对准备在进行,赫伯特舰长便认为不如回去,把前一天只毁掉了一部分的炮台、木筏等物彻底摧毁;完事之后,他们回到分舰队,这时准将本人已率三艘战列舰和都鲁壹号赶来会合了。

次日,即二月二十五日,是为联合坚决进攻虎门全部炮台而大作准备的日子。要攻克的炮台如下。虎门的地理位置前文已经叙述过。从亚娘鞋岬角的南端说起——船来时自然先到这里——沿岸有好几座坚固的工事,上方山腰的各道山脊,凡是便于架炮的地方也都架了炮;山顶相当陡峭,在上面筑了一座营垒,可容约一千二百人。这一侧有两座相当大的沙炮台,修筑不久,后来才知道,架着三十门小口径炮。

沿着正面往前走,便是亚娘鞋的旧炮台;它似乎已在某种程度上让位于一座新修的炮台。新炮台修得极好,一部分用花岗石,一部分用灰泥筑成,几乎一直延伸到高潮线。炮台的后部顺着陡峭的山坡往上,围着一道高墙,墙上设有台阶或者说平台,供施放枪铳之用。

沿着与穿过虎门的航道平行的城墙继续察看,从南炮台的北门出来,便是一段陡峭的岩石海滩,约两三百码长,无遮无挡,通向北面的亚娘鞋炮台。这段海滩上搭了一种木制的平台,只作为两座炮台之间的通道,供军队往来。走过这条堤道,便到了北炮台。这座炮台不如下游那座同伴那样威严,但仍然展开一长列工事。所有这些工事合在一起,把亚娘鞋岬角的临江正面防守得严严实实。后来查明,这些工事上架的炮数目极多,那一长列炮眼看上去确实十分骇人。

与这些炮台相对的北横档岛,满岛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大炮。它的东侧排列着一道令人生畏的炮阵,中国人认为这是全岛防御最要紧的一面,因为它正对亚娘鞋,俯控两岛之间的航道;他们在这里安设了一些最大的炮。他们十分倚重的一样东西,是从亚娘鞋横过航道、拉到横档附近一块岩石上的一条大铁链,两头都牢牢固定在坚实的岩石里,颇有些像吊桥的铁链。托住铁链的木筏系泊得十分牢固;中国人还采用了一种奇巧的装置,利用一种绞盘来升降铁链,以便放他们自己的帆船通过。

直到炮台被攻占以后,才冲开这道铁链和木筏,开出一条通道;中国人似乎忘记了,绕横档西侧还有另一条航道,而且即使那条航道走不通,我们也可以派轻型汽船、火箭艇和炮艇绕到亚娘鞋本身的背后去。此外,他们几乎没有估计到潮水涨落的巨大力量、一艘战列舰的分量和冲力,也没有估计到她的舷炮齐射有多么可怕的威力。

南横档这个小岛,中国人不知为什么竟然空着没有占据;但实际上它在射程之内,北横档上坚固的炮台和山顶炮台都能很好地控制它。这一疏忽使他们的阵地难守得多,也很快决定了伯麦爵士所采取的进攻方案。方案如下:连夜在南横档小岛顶上的一处洼地里,筑起一座炮台,架设两门八英寸铁榴弹炮和一门二十四磅铜榴弹炮;那地方的位置对所需的目的极为有利。这座炮台不但能大大困扰北边岛上的中国人,很可能用开花弹把他们轰出来,而且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使之顾不上对亚娘鞋的进攻。

准将亲自担任进攻横档西南面炮台,也就是不朝向亚娘鞋那一面的任务,带着七十四门炮的威里士厘号和四十二门炮的都鲁壹号;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则乘七十四门炮的伯兰汉号,率七十四门炮的麦尔威厘号和皇后号汽船,连同两艘战舰的火箭艇,进攻亚娘鞋诸炮台,如何部署为宜,由他相机决定。赫伯特舰长指挥的轻装分舰队,由加略普号、萨马兰号、先驱号、鳄鱼号、硫磺号和摩底士底号组成,负责对付横档北面和西北面的炮台,以及朝向亚娘鞋的那些炮台,或下锚,或航行,视何者最能确保达成目的而定。马达加斯加号和复仇女神号两艘汽船负责运送部队登陆,但复仇女神号更特别的任务,是掩护在南横档修筑炮台的工作队,以及岸上的部队。

陆上部队大概不会有多少事可做;但还是下令把第二十六团和第四十九团的分遣队,连同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和孟加拉志愿兵,交由第二十六团的普拉特少校指挥,分乘汽船、运输船的小艇,以及为此征集来的几只中国船,停在南横档南端外面,避开敌炮的火力,等中国人被逐出炮台后,再以信号指挥他们下一步的行动。由埃利斯上尉统领的皇家海军陆战队也须做好准备,随部队一同登陆,并携带威里士厘号和都鲁壹号上的两门六磅野战炮,配有水兵操炮拖炮;部队还须携带云梯。

二十五日中午过后不久,复仇女神号载上一支一百三十人的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分遣队,去协助由诺尔斯上尉和斯宾塞中尉率领的皇家炮兵在南横档顶上修筑臼炮炮台;马德拉斯工兵的约翰逊中尉和伦德尔中尉也一同前往,任务相同。她横渡过去的途中,亚娘鞋大炮台的炮向她开火,打得相当准,许多炮弹从她近旁擦过,所幸没有造成任何损伤。到达南横档南端时,发现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已乘他自己的小艇,带着皇家炮兵和马德拉斯炮兵的一支分遣队先到了。亚娘鞋炮台继续开火,但不起作用;奉准将之命,有好一阵子没有还击。然而,分遣队一上岸,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本人便准许霍尔船长还击了。弹药和作战器械立即运上岛去,一队队人忙着往沙袋里装沙,准备在上面筑炮台;整个工作队都完全避开了中国人的火力。

与此同时,北横档上的炮台开始向复仇女神号开炮;为了让她完全隐蔽在南横档岛的掩护之下,便把她径直冲上岸去;那里的岸坡有些陡峭,于是她真的船头翘出水面、船尾深深没在水里,就这样停着,丝毫未受损伤;她吃水浅,所以能比任何别的船靠得更近。这样一来,炮台打来的炮弹全都从她头顶飞过,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她没有还击,一来是因为她所处的位置,二来是因为还击只会在夜色中暴露岛上工作队的所在。

天亮时,炮台已经全部筑成,复仇女神号奉命撤出;不久之后,新炮台在诺尔斯上尉指挥下,以漂亮的架势向北横档开火。火箭射进去,效果极佳,同开花弹一道,看得见都直接落在炮台里面;接着便腾起一片火光,那是税馆和其他房屋着了火;随后不久,外围工事和沙炮台都被放弃了,中国人主要躲进了上面的炮台。他们各处的损失想必都相当大;开花弹和火箭的爆炸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东西,由此引起的恐慌,显然使他们陷入一片大乱。据报——而且有理由相信属实——中国军官们在炮火刚一开始时便弃守逃跑,跑下山去上了他们的船,还把身后的大门锁上,免得自己的兵丁跟着他们学样。

大规模的联合进攻原定清晨开始,部队奉命于七点钟做好准备。然而那天上午风平浪静;阳光灿烂,照耀着这片即将上演毁灭与杀戮的场地,仿佛要举行的是一场庆典。直到十点钟,一丝风也没有;这时起了一阵微风,麦尔威厘号和伯兰汉号在皇后号汽船陪同下起锚,由三艘火箭艇随行,伯兰汉号领头。它们驶向亚娘鞋南炮台,朝炮台靠晏臣湾的那一边开去,以便避开它正面炮火的射程,从而可以向它的侧翼发射实心弹和开花弹,而自己毫无受损之虞。亚娘鞋山上站满了中国兵,他们无数的绸旗在重新吹起的微风中欢快地飘扬。他们有些炮在极远的距离上就开了火;火力一直打得很猛,尽管常常够不着。

我们那些雄伟的战舰却不是这样,它们缓缓驶入阵位,一发炮弹也不浪费,直到下了锚、在锚索上系好调向缆,能把舷炮对准目标为止。伯兰汉号虽然是领头舰,却不是被潮水冲开,就是轻轻擦了底,很快就被麦尔威厘号赶上;麦尔威厘号以十分英勇的姿态,抢占了一个更有利的阵位。与此同时,皇后号已开始向山腰上的沙炮台和其他工事发射开花弹;同时,麦尔威厘号和伯兰汉号可怕的舷炮齐射也向大炮台轰去;火箭艇也在这场摧毁中尽了全力。中国人无法长久抵挡这几路同时发起的进攻。〔注四〕

(原注:在进攻亚娘鞋诸炮台的激战中,在麦尔威厘号上担任编外中校的沙利文中校,干了一件非常英勇的事。有一只小艇因意外而漂走,被潮水一直带到炮台底下。沙利文中校一发现,立刻跳上自己的轻便小艇,划过去把那只艇救回来;这样做,他自然暴露在炮台的近距离火力之下,所幸安然无恙,把小艇平安带了回来。这件颇有胆气的小事,并没有得到公开的表彰。)

差不多就在进攻亚娘鞋的同时,对横档西面和西北面炮台的进攻也开始了,一部分由准将亲自指挥,一部分由赫伯特舰长指挥。各舰〔注五〕先在相当近的距离上承受炮台的火力,然后一齐把铁弹雨倾泻到那些注定覆灭的炮台上,摧毁力极大。面对布列在它面前的这样强大的兵力,横档岛当时纵然大炮林立,任何军队也不可能长久守住。我们的榴弹炮炮台已经轰击它好几个小时了;如今又有六七艘军舰,其中包括一艘战列舰威里士厘号,同时向它猛轰。可是守军无路可逃,四面都被江水围困;复仇女神号先前已同各处炮台交过火,这时被派下去,从南边小岛把一直躲在岛后的运兵小艇接过来,这对守军来说或许倒是幸事。

(原注:计有威里士厘号和都鲁壹号,以及加略普号、萨马兰号、先驱号、鳄鱼号、摩底士底号和硫磺号。)

陆上部队由卡梅伦团的普拉特少校指挥,中国人在穿鼻时就已领教过他了。第二十六团和第四十九团的分遣队由约翰逊少校统领,海军陆战队由埃利斯上尉统领,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由达夫上尉统领,孟加拉志愿兵由米上尉统领。

此时四面八方的景象极为壮观。那阵微风刚好够把各舰送进阵位,炮声一响便完全停息了,仿佛不愿在它们的任务彻底完成之前再把它们送回去。浓重的硝烟翻卷着,偶尔被一道火光划破,阴沉沉地笼罩在四周,仿佛要把正在进行的这场毁灭遮掩起来,不让人看见。炮击停了一阵,好让硝烟散去;恰在这时,部队正急速开往横档,去占领那些工事,那里的炮火也已停止了。与此同时,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带着海军陆战队和一队水兵登岸,进攻亚娘鞋。

一点半钟,复仇女神号和马达加斯加号在小艇协助下,把部队送上了横档。目标自然是尽快赶到山顶炮台;中国人倘若更熟悉欧洲的作战规矩,眼看抵抗已毫无希望,大概会立即投降。大概是怕当了俘虏会被处死,才没有及时投降,免去流血。我们英勇的士兵和水兵越过残破的外围工事,迅速向上攀登;倘若中国人不是几乎被吓破了胆,或者手里有更适于防守的武器,我们在占领上面的炮台之前,也许会遭受重大的损失。然而,中国人既不投降,也不接受饶命,而是又一次冲出炮台,往山下跑,许多可怜的人在徒劳的逃命中被枪弹击中,他们根本无路可逃。其中大部分人躲进了下面的税馆炮台,在那里又有许多人被打死打伤,其余的人才投降——他们终究还是投降了,人数约有一千。这些俘虏不久便被送到大陆上释放了,他们对我们的宽大既惊讶又欢喜。

与此同时,复仇女神号已经开到亚娘鞋去,以便必要时提供援助,在那里看到伯兰汉号和麦尔威厘号的海军陆战队和水兵,在辛好士爵士率领下正在占领炮台。看来他们登陆时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尽管只有三百人;他们不但穿过了南炮台,把中国人赶到上面的山上,而且还沿着海滩向北炮台推进,中国人已经逃散,他们便把北炮台也拿下了。

不管琦善本人对虎门能否守住怀有怎样的疑虑,他都十分审慎,没有向他的军官或兵丁透露半点。他们根本没有料到不久便要遭到彻底的失败,因为他们曾经画过一些粗糙的草图,描绘我们的船只在他们猛烈的炮火下全军覆没的情景。

这时,虎门一切防御工事上的中国旗帜都已被英国国旗所取代。时间刚过两点钟,天黑之前还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把这场胜利的战果扩大到极致。复仇女神号又一次驶到横档;她吃水极浅,所以能紧靠过去,直接系泊在下面的炮台旁边。然而,这一带已经没有什么战事可做了,但还有充分的余地去尽一项更为人道的职责,就是救助那些不幸的中国人。许多可怜的人在水里漂浮,绝望地抱住侥幸找到的任何一小块木头或竹子。许多人淹死了,就像先前在穿鼻那样,但仍有许多人可以救起。为此派出了小艇;可是中国人的作战观念野蛮到这种地步,他们似乎认为,有人设法救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留着他们去慢慢折磨、断肢残体或者处死。〔注六〕小艇划近时,这些可怜的人便把头扎进水里,想淹死自己,以免落入我们手中。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被拖了上来,送到汽船上;他们发现自己受到善待时,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惊得不知所措。不久以后,他们全都无条件地获释,这时他们似乎对自己的死里逃生满怀感激。

(原注:中国人很少设法救人,甚至连自己的同胞也不救,任其淹死。说实在的,倘若一个普通船夫失足落水,同船的伙伴往往不肯援手,尤其是他不救就真会淹死的时候。)

这时天色已晚,但江对岸还有一座炮台和一处营盘有待占领,那地方通常叫作小角头,正对横档的西侧。这些地方极有可能不经抵抗便可拿下,因为上午威里士厘号已用漂亮的开花弹射击重创了那座炮台,摩底士底号也出力使它哑了火。四点钟左右,威里士厘号的一队海军陆战队在马他仑中尉率领下,乘本舰的小艇,与复仇女神号一同渡江,去完成这一天的任务。复仇女神号驶近炮台时开了几炮,发现对方没有还击,小艇便划开去登岸,其中包括复仇女神号的小艇,霍尔船长和毕打上尉也在艇上。炮台已经被弃;他们占领了炮台之后,看见后山山顶一处营盘附近有一群中国人乱作一团,便火速向山上推进。然而,这一小队人一靠近,那些中国人便逃进内地,丢下了营垒、火药库等等。这些东西全被放火烧毁;大火烧了相当长的时间,夜幕降临后愈发明亮,把已经攫住清军的那种普遍恐慌,远远地传播到乡间遥远的居民中去。火势向四面八方蔓延,远远超出了营盘原来的范围,把一片血红的火光投在这一天杀戮与混乱的场景之上。小艇把炮台里的炮全部钉死之后,载着艇员各回本舰。

攻占著名的虎门炮台、把那些不幸的守军彻底击溃的这个不平凡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中国人倘若装备更好,在炮术这门要紧的学问上更有经验,攻占这些炮台就会使我们付出大得多的人命代价。这一次,伤亡却微乎其微,以至于下午三点钟义律上校发出通告,宣布虎门炮台已落入女王陛下军队之手时,还补充说,「截至此时,尚未接到我方有任何损失的报告」。伯麦爵士后来也只须报告:「全军仅有『五人』受轻伤。」然而这一宣布却引起了很大的惊讶,因为炮台的火力有一段时间打得很猛。报告中还极其细致地记载道:「伯兰汉号的主中桅和前桁被击穿,一门炮被打坏,船身中了几发炮弹;麦尔威厘号的一根中桅也中了一弹;加略普号被击中;其他各舰只是这里那里被打断了一根缆绳而已。」总司令得意洋洋地宣称,他「确信中国人无论能纠集多少人马,都休想在他部下那股生龙活虎的英勇气概面前支持片刻」,这是谁也无法反驳的。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一方的死伤竟如此惨重。被俘的有一千三百人,但不久都被释放了;这一天中国人死伤总计五百多人。许多中国军官勇敢而壮烈地迎接死亡,有的甚至是主动求死;他们怕主子震怒、怕自己受贬辱,甚于怕死在本国敌人手中。其中最突出、最令人痛惜的,是可怜的老提督关天培,他的死在全军引起了深切的同情;他在亚娘鞋炮台门口迎敌时,胸口中了一刺刀而倒下,甘愿以军人的死献出他勇敢的灵魂,因为若要保全性命,就必然要蒙受贬辱。他整个人堪称英勇军人的楷模,被招降时不肯投降,因为投降便意味着叛国。

次日,关天培的遗体由他的家人认领,我们自然欣然交还。伯兰汉号鸣分炮向他致敬,以示对一位虽败犹勇的敌人的敬意。读者当还记得,他就是在晏臣湾同师船交战时丢了红顶子、后来应他本人的请求、经义律上校说情才又得回的那位显赫人物。

中国人「本来可能」对我军进行怎样的抵抗,从下面这份当天缴获的火炮清单便可看出。亚娘鞋南炮台上有炮一百零七门,口径各异;其中一门是六十八磅炮,一门是四十二磅炮,还有不少三十二磅炮、二十四磅炮和十八磅炮。其中四门是很大的铜炮,是葡萄牙人在一六二七年铸造的,有两门长逾十一英尺,炮膛直径十又四分之三英寸;铁炮中有三门是英国制造的,其余都是笨重的中国炮。亚娘鞋北炮台上有炮四十门,大约一半是十八磅到四十二磅不等的炮。这些全都是中国炮。南炮台以东修筑的两座沙袋炮台上,有小口径炮约三十门;因此,江的这一侧总共有炮一百七十七门。再看北横档那个设防的小岛,岛上安设的炮有一百六十多门,不过其中三分之一很小,没有多大用处;另有三分之一只是六磅到十二磅不等的炮。其余的大多是很好的炮,有些还是很重的炮;一门是六十八磅炮,另一门是四十二磅炮。其中有几门刻着一种奇特的铭文,同后来在广州附近律劳卑炮台上缴获的另一些炮相似。

江西岸大陆上、正对横档的那座炮台和工事上,也架着约四十门炮。这样,这一天作战缴获的火炮总数达三百八十门;倘若再加上前一天复仇女神号和小艇在赫伯特舰长指挥下,在晏臣湾湾底那条河里的隐蔽炮台和木栅处缴获的八十门,我们就会发现,单是重开战端之初的这两天里,缴获和毁掉的火炮总数便达四百六十门。

英国国旗胜利地插上虎门诸炮台之后,立即——至少是在当天结束以前——伯麦准将爵士便发出通告,解除对广州河的封锁。英国和外国商船此后获准驶至虎门,一旦航道上的障碍清除,还将获准继续溯江而上。

第十七章

前面所述的这一大事件——攻占虎门诸炮台——胜利者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可是对中国人而言牺牲之重,却使它具有了极其重大的意义。像琦善这样少数几个人,或许凭着谨慎的眼光,已经看清了敌人的强大和自己防务的相对薄弱;但虎门诸炮台一向被全国上下和朝廷视为固若金汤,它们一旦陷落,便在民心中引起了自满洲入关以来前所未有的惊慌。不论当地官府,以及那些只惯于看外国人「恭顺」的百姓何等骄横自大,对江上游新近另搞的种种别样布置寄予了多少指望,这些布置终究不能使全国民众、甚至朝廷生出信心,因为它们的底细,外人是很难知晓的。

虎门一失,它那想象中的坚固所带来的魔力当即烟消云散;古时一座封建堡楼的陷落,在一群附庸当中引起的惊恐,恐怕也比不上虎门诸炮台的陷落在中国全国引起的震动。中国人对战争的惨祸毫无经验,却对虎门怀着一种世代相传的自豪,把它看作抵御外夷入侵的一大屏障。全国当时都没有作战的准备,朝廷也没有任何成套的防御体系。由此不难看出,本可以趁他们一时惊慌,立即逼他们缔结某种和平解决的协议。然而当时的全部难处,似乎都系于茶叶的供应问题。中国人清楚地看出我们急于拿到当年的新茶,便立刻夸口说:「他们的茶叶和大黄,对外夷来说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不过,最后还是决定,我们要到广州去、而不是在虎门口授和约的条款;于是舰队准备立即溯江而上。

读者应当记得,亚娘鞋与南横档附近的一个小岛之间,曾横江拉起一道粗大的铁链,由木筏托住。它对中国人毫无用处;炮台被我军占领之后,拆除这道航行障碍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接着便炸毁炮台,或尽量予以破坏,不过这项工作十分费力,困难重重,因为炮台是用大块石头和灰泥砌成的。而且爆破用的是中国火药,配方和原料虽然尽可能与我们的相同,但制作不够精细,药力较弱,使这件差事更难办了一些。工兵和坑道兵在水兵协助下,为这件吃力的活计忙了好几天。不过最后终于干得十分彻底,几乎没有留下一块叠在另一块上的石头。

战斗后的第二天早晨,赫伯特舰长率领的轻装分舰队奉命立即溯江而上,以便趁攻占虎门所造成的恐慌,扩大已经取得的优势。分舰队由加略普号、鳄鱼号、先驱号、硫磺号和摩底士底号组成,另有复仇女神号和马达加斯加号两艘汽船。这一段江面直到第二道沙洲(它在第一道沙洲的「下游」)为止的主要景物和大致面貌,前面叙述琦善与义律上校那次隆重会谈时已经介绍过了。〔注一〕

(原注:应当记住,所谓第一道、第二道沙洲,不过是妨碍江上航行的沙滩或浅滩,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船可走的航道变窄。第二道沙洲是江左侧的一大片浅滩,这是就溯江而上的方向而言,从地理上说则在江的右岸,位于大虎岛上游十英里以外。举行会谈的那座宝塔,就立在这片浅滩上端附近的同一岸上。第一道沙洲则在上游约七英里处江的对岸,浅滩的范围不如下面那一道大。它似乎是众多河流中某条较大的河流或其支流的水流冲积而成的;这样的河流不仅注入广州河,也注入中国所有的大江。的确,四面八方的水路如此之多,琦善说小船不必经过干流,想到哪里就能到哪里,甚至一直到广州城下,这话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沙洲附近的航道既窄又曲折;因此中国人企图守住这个阵地,是相当有眼光的,事实上它是虎门与黄埔之间最易守的阵地;它离黄埔约有四英里。)

两岸邻近的整片乡野,几乎是连绵不断的一片沼泽稻田,又一次证明这里的水路无穷无尽。过了第一道沙洲,江上航行就变得更加曲折,航道被几个岛屿隔断、分岔;过了黄埔,即便是中等大小的船只也无法通航了,至少就当时所发现的航道而言是如此。不过下文就会看到,不久之后又发现了另一条水道。黄埔锚地一向是所有外国商船聚泊之处,周围的乡野无论何时都显得风景如画,令人心旷神怡。广州河似乎在不同时期屡次涨起大水,漫过沿途的土地,为自己冲出新的水道和通路;所以有些地方看去像是分成许多条各不相干的河流,有些地方又只是分流很短的一段,在支流之间留下几个如画的小岛,随即又让众多细流重新汇合。

黄埔大概是江干流中几个岛屿里最大的一个。它长约四英里,两侧各有一条相当浅的水道,只有吃水很浅的船只才能通行。在它的东北面,靠近下端的地方,有一个小得多的岛,叫帆船岛,是一条狭长的陆地,连同周围的浅滩,大大妨碍了那一侧的航行。它与黄埔之间的水道,通常叫作帆船河。

我们的商船几乎都习惯在黄埔岛下端一带下锚,那一段叫作黄埔河段;不过较小的船只可以一直开到同名的黄埔村,村子以上的航道后来被称为小提琴手河段。然而,我们最大的一些船,从前往往在远在下游的「第二道沙洲」装运出口货物,这就要额外支付驳船或货艇的费用,还有其他种种不便;不过这些船如今都停泊在新近被称为伯兰汉河段的地方,在丹麦人岛以南。(见地图和广州平面图。)

这条宏伟的江河两百年来目睹外国贸易逐年增长,中国官府竟能让外国人对它几条最重要的支流一直茫然无知,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无疑是靠了他们对引水人下达的猜忌的命令,引水人除了那条规定好的老航线,别的路一概不敢走。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每年来到这条江上的船只那样多,竟没有一位船长出于好奇,或者在淡季因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生活而起意,乘无篷小船去探一探那些看得见入口、又大又诱人的水道。若不是战争激发了我们的努力,或唤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我们无疑会像从前一样,对这条江的种种便利一无所知,它的规模之大,几乎连猜也没有猜到过。〔注二〕

(原注:新探明的各条水道,将按其发现的先后加以叙述。伯兰汉河段、布朗水道,以及与大河道相通的各条水路——我们的轻装分舰队后来就是由此抵达广州城下的——当时我们还全然不知。)

难怪中国人在黄埔和江上其他地方,长久以来走私成风,花样百出,臭名远扬。从一处到另一处、以及通往内地的水路,如此之多,又如此纵横交错,中国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税务章程,都不可能有效地对付那一套可以轻而易举开动起来的复杂的逃税机器。这一点,连同其他原因,或许也促使他们对我国船只的锚地规定得那样严格(不过这总是次要的,首要的还是他们对外国人的猜忌)。

二月二十七日清晨,轻装分舰队溯江而上。将会遇到什么障碍,当时还不完全清楚,不过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一直在大规模地作准备,要阻挡我军前进。这一天风一直很弱,原定打头阵的硫磺号落在了后面;于是复仇女神号便走在最前头,小心翼翼地前进,一路用绑在长竹竿顶端的小旗把测得的水深打信号告诉分舰队;用这个办法打信号,可以做到极其迅速。〔注三〕

(原注:值得一提的是,分舰队溯江而上时,没有一条船触底,尽管哪条船上都没有本地引水人。吃水浅的汽船在引导舰队溯江时的巨大优越性是无可否认的;它们行动稳当,操纵自如,变换位置方便,万一触底也容易倒车退出,这使它们在探测江河航道方面,比任何别种船只都有莫大的优势。)

直到分舰队驶过第二道沙洲的浅滩相当远之后,才发现敌人有新的防御工事或敌对的布置。复仇女神号仍然走在前头,这时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出,一艘大船停泊在第一道沙洲附近,大概就是甘米力治号(这原是一艘英国船,不久前被中国人买去)。这一情况立即打信号通知了分舰队,分舰队便在离所指位置约三英里处下锚;而复仇女神号此前已把全权代表和赫伯特舰长接上船,便前去侦察,查明有没有一条可供各舰通行的畅通航道,因为据推测,航道已被凿沉的帆船部分堵塞了。

驶到足够近、能够准确看清敌军部署的地方之后,才发现在第一道沙洲上游、黄埔下游的布伦瑞克礁附近,江的左岸(溯江而上时是右手)筑起了一座相当大的土炮台;为了阻止分舰队越过此处,他们还在炮台正对面,用大块木料牢牢捆扎,做成一道非常坚固宽阔的木排,从江的这一边一直拦到那一边。木排后面停着甘米力治号(以前叫切萨皮克号),主桅上挂着提督旗,首尾都系了缆,系得只有船首的炮能用来护卫木排。离它不远,还有一批师船已经起锚待发。显然,中国人已经做好了抵抗的准备;假如甘米力治号下锚时在锚链上加了转向缆,使他们能够轮流用两舷的炮对着木排,那么我们的船驶近时,它本来是可以大显威力的。可是中国人对海战战术所知不多,即便是手头现有的力量,也不能善加利用。

那些师船远远望去比走近时看起来厉害得多,与其说它们会进行什么像样的抵抗,不如说头几炮一响它们就会溜之大吉。炮台本身是沿江正面排开的一道坚固的土炮台,后来查明架有不下四十七门炮,主要用来保护木排。炮台的左翼也架了几门炮,正好对着溯江而上的船只;再往外,在侧翼更远处,有一座小炮台或野战工事,架炮四五门,有一道土堤与前者相连,土堤前有一条小壕沟,堤上架设了许许多多抬枪。这种抬枪比较容易操作,瞄得也更准,往往比大炮更能伤人。

炮台也就是那道野战工事之内,是中国人的两座营盘,驻兵约两千人。阵地后方有一条二十五码宽的深涌,还有部分灌了水的稻田作屏障。后来中国人被赶出炮台、想从后面逃走时,这些障碍对他们自己大为不利,他们因此在那里损失惨重。不要忘了,甘米力治号配有重炮,可是对它的新主人却毫无用处。

当下决定一刻也不耽搁,立即向这道坚固的防线发起进攻,连分舰队其余各舰也不等了。不过赫伯特舰长随即乘自己的小艇顺流而下,去把他所辖的其余兵力带上来。义律上校留在复仇女神号上;在这一次以及其他所有场合,他都在交战最激烈的时候以真正水手的勇气挺身犯险。

复仇女神号占了一个极好的位置,离炮台下角不过七百码,在锚链上加了转向缆下锚之后,便单枪匹马地向炮台和营盘,也向木排后面的甘米力治号,发射实心弹、开花弹和火箭。炮打得十分准确,主要是由皇家海军的两位候补军官克劳奇先生和斯特兰韦斯先生指挥的。

这时刚过一点半,两点钟,马达加斯加号在复仇女神号稍外侧占好位置,用它的二十四磅炮开始轰击甘米力治号。中国人用所有能对准的炮,以及许多大抬枪,相当起劲地还击。复仇女神号被击中数次,所幸只有一人负伤。有一发大炮弹从一侧到另一侧整个穿透了汽柜的外壳,差一点就打进汽柜本身,那将是它可能遭遇的最严重的事故之一。中国人的炮火有一阵子持续得相当猛烈,大家一再劝义律上校离开那样暴露的位置,可是没有用;他在整个交战过程中,一直作为旁观者站在两个明轮罩之间的天桥上。

复仇女神号后来变换了位置,为了尽量靠近炮台,开得离岸太近,搁了浅,处境十分暴露,船身挨了好几发炮弹不说,桅桁和索具也被打坏了不少。

三点钟,分舰队其余各舰都到了,硫磺号是第一条下锚开火的船;其余各舰也接踵而至,以舷炮齐射猛轰炮台、甘米力治号和师船,效果极佳。参加交战的船只是加略普号、鳄鱼号、先驱号、摩底士底号和硫磺号,另有复仇女神号和马达加斯加号两艘汽船。

中国人先已被汽船猛烈的炮火打得摇摇欲坠,这时其余各舰又加入攻击,他们就完全晕头转向了。他们的炮火很快稀落下来;大约三点半,分舰队的小艇载着斯特兰沙姆中尉率领的海军陆战队,以及由各自的军官率领的一队水兵,离船登岸,去强攻炮台,全军由赫伯特舰长指挥若定。复仇女神号的小艇离岸最近,占了先登陆的便宜。船上所有最精干的人,连几名轮机员在内,都自告奋勇参加这次行动;全军这时集合在一起,立刻冲向岸边通入炮台的大门。中国人企图守住这道门,但门还是被攻破了,尽管有几名中国军官战斗得极为坚决勇敢,只是不大讲究章法。他们的兵丁乱纷纷地退却,英国国旗由霍尔船长亲手插上了炮台,他照例是带领自己那一队人冲在最前面的。

这一次,有一名中国军官冷静果决,瞄得很稳,从容不迫地用弓向霍尔船长射了四支「箭」,所幸都没有射中。不过,假如那是四颗枪弹,他就很难逃过了。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立即举枪瞄准这位运气较差的中国军官:枪法百发百中,他应声倒地。起初本想因为他的沉着勇敢而饶他一命;但在激战之中,不可能约束住每一个人,而且那位军官也未必肯束手就擒。

大约四点钟,炮台已完全落入我军手中,中国人想要顶住我们火枪的猛烈射击,终归徒劳。他们拼命从炮台后面爬出去逃命,在那里伤亡惨重。事实上,他们就像掉进了陷阱;因为那条深涌和灌了水的稻田在很大程度上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所以尽管我们竭力救人,还是有大约一百人在那里被打死或淹死。其中有些人想泅水渡江逃走,手里只抓着碰巧捡到的一块木头或一根小圆木就跳下水去,指望靠它们在水里浮起来。

我军主力在炮台的一边这样驱赶中国人的时候,另一支人数较少的队伍,由复仇女神号和加略普号的志愿者组成,正急速奔向另一头的大门,那道门在炮台沿江正面的尽头,中国人在他们面前节节后退。门边有一所房子,许多中国人躲了进去;但他们发现逃生无望,抵抗也无济于事,便立即投降了。

这时要达成的大目标,是登上停在炮台正对面的甘米力治号。不巧岸边一条中国船也找不到,眼看着战利品近在咫尺,却没法过去,一时真叫人干着急。

正在这个关头,加略普号的大副沃森上尉英勇地把他的一条小艇拖过木排,在另一边放下水去。然后他接了岸上那一小队人中的几个上艇,他们看见一群中国人挤在甘米力治号的甲板上,一直在向他们射击。小艇在沃森上尉指挥下立刻划向甘米力治号,同去的有加略普号的航海长布朗先生、复仇女神号的霍尔船长和加尔布雷思先生,还有圣莱杰先生,以及九个或十个水兵。

全线防御同时遭到突然袭击,炮台又已失守,船上也已伤亡不少,中国人惊恐万状,几乎没有抵抗;登船队从左舷攀上来的时候,他们大多从右舷跳下水去。

许多中国人想泅水上岸,一定淹死了,因为近旁没有船只救他们,而他们自己那些令人生畏的师船,生怕遭到和甘米力治号同样的命运,早已拼命向上游逃去了。甲板上发现了许多死者和伤者,足以证明我舰炮火打得准。这艘船总共架有三十四门英国制造的炮;令人颇为惊讶的是,中国人的战斗准备做得相当周到,炮都保养得完好无缺,甲板各处都摆着救火水桶,一切都非常整洁,井井有条。

这时的问题是,把它炸掉,还是留下作为战利品;赫伯特舰长决定将它放火烧毁,主要是想借爆炸的声势使远近的中国人心惊胆寒,部分也是因为它是一条无用的旧船。于是沃森上尉立即为此作准备。伤员全都抬上了岸,船上每个角落都仔细搜查过,确保没有中国人藏在里面。船上找到的少量物资几乎一文不值,五点钟,船被点着了。

火焰慢慢蔓延到全船,渐渐从每一个炮门里窜出来;不过一个多钟头,火就烧到了弹药舱,接着船猛然爆炸,响声撕裂长空,周围的一切都随之震颤。火星和燃烧的木料向四面八方远远抛去;这时天已黑了,那些离得太远、几乎听不到爆炸声的人,也从这些火光里得到了这个惊人的消息。被抛到空中的燃烧碎片落下来,使相当远处的几所房屋着了火。甘米力治号船体的下半截沉入了深水之中。

这一天的悲剧就此告终;它紧接在攻占虎门之后仅仅二十四小时,地点离广州又只有几英里,我们不难想象,中国人仅存的一点点士气和精力,必定一时被它彻底瘫痪了。假如我们乘胜大胆直扑广州城,这座城市大概会轻易落入我们手中。可是当时我们对我军可以由哪几条路进军还知之甚少,否则,不论怎样,兵力单薄这一点,本来都会被当时的恐慌充分弥补的。

在这一天的整个作战过程中,义律上校以其个人的勇敢表现出众,还随复仇女神号的登陆队上岸强攻炮台。据信中国人的伤亡约有三百人。我方有八九人受伤,一人阵亡。炮台的火药库和大约六十门炮都被摧毁或弄得不能再用。甘米力治号上的炮则随船一起炸毁了。

横江的那道大木排长不下五百五十码,据说中国人为它花了一大笔钱,都是向行商勒索来的。它造得极其坚固结实,因为他们把成功抵抗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它上面。第二天,费了不少力气才把它清除掉,这样就为前锋分舰队打开了驶往黄埔的通路。

马达加斯加号被派往虎门,向伯麦准将爵士报告所发生的事情,与此同时,分舰队的小艇连同硫磺号和复仇女神号,继续向上游推进探查江道——在各舰前进之前必须先行侦察,因为不知道中国人为阻碍航行设下了什么障碍。

这一天之内,复仇女神号和小艇沿着黄埔东侧叫作帆船河的那条支流上溯得相当远,望见了黄埔上端一座叫作浩官痴台的小炮台。〔注四〕又查明有一大批中国人正在那个方向集结,主要是在岛对面的岸上;帆船河水道的上段,横江打下了两排木桩,桩间用竹子编连起来,看样子还有几艘大帆船也已在那里凿沉了。

(原注:为什么有些炮台被叫作「痴台」,其中缘故并不清楚。这样的有荷兰痴台、法国痴台、律劳卑痴台和浩官痴台。其中最「痴」的无疑是最后那一座,它的地基终于被江水冲刷得松动,坍塌了下来。)

后来才知道,复仇女神号当时只要再往前走一百码,就会幸运地发现一座伪装的炮台;结果发现并攻占这座炮台的荣誉,留给了第二天的威里士厘号的小艇和硫磺号。

与此同时,伯麦爵士接到马达加斯加号送来的这一重要消息,当天便从虎门赶了上来,带来了威里士厘号的海军陆战队,以及马他仑舰长率领的一百名水兵。伯兰汉号、麦尔威厘号和都鲁壹号的海军陆战队也随后跟来,还有许多武装齐全、人员满额的小艇。皇后号汽船也上来了,拖带着鹰号运兵船,另一艘运兵船索菲亚号则由马达加斯加号拖了上来。

傍晚,伯麦爵士带着这批来得正是时候的援兵,与前锋分舰队会合,那时分舰队刚刚驶到黄埔河段。准将听了白天那次侦察的报告,决定第二天早晨派硫磺号连同威里士厘号的三条小艇上去,作进一步的探查。威里士厘号的小艇由该舰大副西蒙斯上尉指挥。伯麦爵士的「正式报告」中明确说,硫磺号(上行时)是由小艇拖带的;小艇一进入那座前一天被怀疑存在却未被发现的伪装炮台的射程,炮台就向它们开火;西蒙斯上尉当机立断,英勇无比,立即砍断拖缆,冲上去强攻炮台。

这是当时公布的说法。但卑路乍舰长对此事的记述(第二卷第一百五十八页)却说,这是弄错了,硫磺号根本没有由小艇「拖带」;言下之意还有,西蒙斯上尉「并没有」砍断拖缆,又或者,假如他砍断了,那便犯了违反军纪之过。

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我无从判断;但大家普遍认为,西蒙斯上尉的英勇和干劲,不论是否奉命而为,都深得准将的赞许。卑路乍舰长还说,他本人「跳上自己的小艇去『召回』那些小艇,或者说去阻止它们走得太远,而这是出于义律上校的意思,义律上校在他离开期间『受托主持』。」尽管如此,看来炮台还是被西蒙斯上尉和他的部下攻下了,他们很快就把中国人赶了出去,打死了好几个。正式报告还说,硫磺号随即下锚,向中国人藏身的浓密灌木丛里打了几炮。

查明这座炮台架有大约二十三门炮,这些炮连同火药库和所有军械器材,都被毁掉了。小艇冲向岸边时屡次被葡萄弹击中,但只有一人受了致命伤。

复仇女神号这天驶上了这一河段,设法开到离浩官痴台远程炮火射程之内的地方,那座炮台在上游约两英里。傍晚,鳄鱼号、摩底士底号和先驱号带着两艘运兵船与它会合。这时离广州已经很近,他们一定已经望得见城了,只是直路水太浅,无法再往上开。他们后来驶抵广州所走的那几条水道,当时还没有发现。

浩官炮台,也就是浩官痴台,是用石头砌成的,在黄埔岛尽头一条小涌的入口处,四周是低洼的稻田,因此地基极不牢靠,后来坍塌了。台上架有将近三十门口径不一的炮。守台的将官似乎对打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认为及时撤退可以省去一大堆麻烦。所以炮台很快就被放弃了。第二十六团卡梅伦团的一支分队占领了它,而埃利斯上尉率领的一队海军陆战队,则占领了对面帆船河另一岸的一座大庙宇,那里早先已看到有一大股敌军。他们加固了这个阵地,以防敌人突然袭击。

就在这两处上方,也就是在浩官痴台和律劳卑痴台之间——后者坐落在黄埔稍上游一个低平的冲积岛的尽头——江底打下了一道坚固的木桩或桩柱的拦江线。所以,下一步就是在桩子中间清出一条通路;由于水流湍急,江底的土质又硬,这件事并不容易办到。

正在这时,广州知府乘着官船,带着一名通事,来到复仇女神号旁边,要见义律上校,而义律上校恰好不在船上。知府于是装作急着要走的样子,说他不能等义律上校回来。霍尔船长告诉他,要是等不了,最好马上就走。可是他在自己那条挂在船尾的船上又坐了好一阵子,显然是强作镇静,因为他不肯登上这艘汽船。

义律上校一回来,他们便一同到黄埔河段去,在那里按正式礼节举行了会谈。义律上校确实希望,如果可能避免,就不要再把战事扩大下去;所以,尽管人人都很清楚、也都承认琦善已被革去钦差大臣之职,而他的继任者尚未到任,还是同广州知府议定休战三天。这是义律上校出于人道、意在和解的宽大之举,因为当时中方实在没有一个负责的官员能够出面谈判,或接受任何条件。同时,大家也不否认,广州城里一片恐慌,大批大批的人正在离城出走。

这时局势出现了一段平静,结果会如何,猜也无益,不过大家普遍预料战事将会重启,而且在广州本身完全落入我们掌握之前,任何解决办法都无从谈起。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陆军少将郭富爵士奉印度总督之命,乘女王陛下的巡洋号从马德拉斯来到,就任全部陆军的总司令。这件大事发生在一八四一年三月二日;一位公认勇敢而又卓有声望的将军到来,众人纷纷庆贺,认为这很可能带来有力而果断的行动。

也就在这前后,奉命从舟山南下的部队——即培雷士号、布朗底号、康威号和宁罗得号,连同载运陆军的运兵船——开进了广州河。于是我军兵力此刻集中起来了;在北京就琦善所订条约作出答复之前很久就那样仓促放弃舟山,这一政策不论一般人怎么看,毕竟还是对我们大为有利,因为这样一来,一支仍然弱小的兵力全部会合于一处,可以更有效地进行任何值得一试的行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屡屡出现:一件事乍看似乎不幸,至少不像会有什么好结果,到头来却证明极为有利。从舟山来的这批援兵,使我们现在能够向中国官府提出条件,而没有他们,这些条件就不会那么容易迫使对方接受。

趁着三天休战(休战到五日期满)的间隙,复仇女神号奉赫伯特舰长之命,去探查从黄埔河段向西岔出去的那几条宽阔水道中的一条。据认为它很可能间接通到广州,因而可以大大便利我军向这座城市推进。前面已经说过,这些水道从来没有被外国人好好探查过;不过人们都知道,在法国人岛和丹麦人岛的两侧,都有某种水道存在。

义律上校本人对此事非常热心,悬赏一百元给任何能指出最好航道的精干渔夫或引水人。人们还认为,很可能有「好几条」水道,其中有的或许大得足以让我们的单桅炮舰通过,而我们迄今对它们完全一无所知。

既有这笔丰厚的赏金,很快就有一名引水人自告奋勇;虽然看来几乎毫无疑问,复仇女神号吃水那样浅,根本不用引水人,自己也能找到通路。

九点刚过,复仇女神号在赫伯特舰长指挥下起锚出发,船上有义律上校和其他军官。目的并不是要对这条水道作什么细致的测量;而只是通过粗略的考察,弄清航道的性质,以及它大概通往什么方向。他们把丹麦人岛和法国人岛留在南边,十分小心地在水道里发现的浅滩或泥滩之间穿行。两岸都是低洼的沼泽地,但这条航道并没有像别处那样被凿沉的帆船或石块堵塞;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很难料到会有人企图从这里通过,部分也是因为它所通往的那条河——大河道,也就是澳门水道——早已设了足够的防御工事和障碍。他们经过了一座废弃的炮台和一两个小村子。

他们缓缓前进,水深二到三英寻,大约两个钟头之后,望见了一座圆形的石砌炮台,台上有一座塔楼或宝塔,看来约在两三英里之外。

由于休战尚未期满,大家认为眼下不宜再往前走;不过他们已经到达与澳门水道也就是大河道的交汇处,那座炮台就位于这条河的中央,后来被称为澳门炮台。查明的情况已足以作为今后行动的向导;复仇女神号绕过水道上口的一个小岛,循原路返回,在黄埔与分舰队重新会合。几天以后,我们的一些船只正是经由这条水道去进攻上面提到的那座炮台的。

第二天,也就是六日,休战期满。可是中国官府表现出来的态度却绝非和平。他们下了严令,任何本地人都不准向我国船只供应粮食。一直毫无顾忌地靠到我船旁边来的那些船只,突然间都不见了;而且广州那边都知道,本地商人被迫把所有的茶叶和丝绸运出城去。

鉴于这些举动,义律上校向广州百姓发出一道告示,告诉他们,他们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城市之所以得以保全,只是「为了表明(英国人)对善良安分的居民是何等『体恤』」。但告示又说:「如果官府继续阻止本地商人与外国商人买卖,那么广州的全部贸易就要立即停止,城市也要被严密封锁。」告示最后把「目前局面的全部责任」都推给了「皇帝身边的奸佞之臣」。

于是开始为立即进逼广州城作准备;义律上校有一个得意的想法,认为他可以封锁通往广州的所有路径,切断它那庞大的「国内」商业——成千上万的人靠这种商业谋生,几乎全城人口的粮食供应也靠它——从而迫使官府接受某种合理的条件,而不必再诉诸武力。

第十八章

这时义律上校向海陆两军总司令提出请求,在省里官员的态度得到验证之前,不要再向广州城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然而,所能搜集到的一切私下消息都表明,再拖延下去很可能毫无用处,甚至有害。因此,休战期满的那一天一到,复仇女神号便奉命载着义律上校、准将和少将,连同各自的随员,悬着准将旗,开到浩官炮台;前锋分舰队的其他几艘船已经停泊在那里。随后降下休战旗,立即部署攻取稍上游的律劳卑炮台。〔注一〕

(原注:黄埔上端再往上半英里多一点,又有一个低平的冲积小岛,把江分为两股;岛的下端立着一座半圆形炮台,用来控制两侧的水道。它叫律劳卑炮台,是专为纪念那位令人惋惜的贵族的挫败和最终去世而建造的。台上架炮三十五门。)

炮台稍下游,江底打下了两排坚固的木桩,从这一岸一直拦到那一岸。木桩又用凿沉的帆船加固,航道还被投入江中的大石块和其他障碍物进一步堵塞。两侧还各有一座侧防炮台,是新近用泥土筑成的,尚未完工;按设计分别要架炮三十五门和四十四门。

这些阵地,假如武器人员配备齐全,是可以顽强防守的。然而实际并非如此;而且守台的将官也有意表现出与他那位在下游浩官炮台的英勇同袍一样的顺从态度,所以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事实上,守军把炮放完便一哄而散,他们事先已经透露了这个打算,结果也顺利逃脱了。

硫磺号在分舰队几条小艇的陪同下,设法最先开了上去,占领了炮台,随后是载着准将的复仇女神号和其他船只。将军曾派一支分队绕道前去,打算从后方夺取侧防炮台;但现在看来侧防炮台无人防守,而且穿过泥泞的稻田、跨越无数沟渠的行军绝非乐事,此时也不大可能有什么用处,这支分队便回到了下游的庙宇。

下午,复仇女神号载着准将和义律上校驶回黄埔,沿该岛西侧那条名叫小提琴手河段的水道下行;这样,它在一天之内就把黄埔岛整个「绕」了一圈,因为它是从东侧也就是帆船河一侧上去,又从西侧也就是小提琴手河段那条水道下来的,证明吃水浅的船只「两条」航道都能通行。

这里不妨提一下,后来广州失陷之后,中国人被我们禁止在黄埔「下游」修复或扩建任何江防工事,〔注二〕他们便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着手加强该岛上游的各处阵地。战争结束之前,他们不仅把律劳卑炮台重建得坚固得多,而且按照一个远比他们从前所尝试过的都要高明的方案,把江的那一整段都设了防。

(原注:黄埔一带,以及该岛与广州之间所有水道的景色,都十分如画。黄埔岛上那座秀美的宝塔,宛如从一座小小的林木丘陵中拔地而起,上游大陆上另有一座类似的塔,四周环绕着肥沃的田野和无数弯弯曲曲的溪流,都是引人注目的景物。几座零零落落的农舍,屋顶又大又弯,棱角分明,加上黄埔村,以及江上来来往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船只,构成了一幅别具一格、地地道道的中国风光。)

为了控制这一段江面的航行,又新建了三座大石头炮台,即律劳卑炮台对面两岸各一座,下游约半英里、江上打有坚固拦江木桩的地方一座。从江上望去,这些新炮台全用石头砌成,相当高大,设计架炮将近「两百门」,看上去极其吓人。这些新工事的构造,都比以前在中国见过的任何工事高明;一般认为,它们是在某位欧洲工程师的建议或协助下修建的。但就像在中国通常那样,炮台的后方几乎完全不设防,只有一道石墙;若不是敌人从那一侧推进时会被沟渠和稻田大大阻碍,难以把火炮运上来,这些炮台不必费什么特别的力气就能攻下。

这时应义律上校的请求,我们的行动又暂停了一小段时间,这恰恰是顺应了中国人一再慷慨表示的极其「和平」的意向。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言辞完全不符。已经完全查明,在广州上游几英里处,正在准备大批火攻船;城的四周,尤其是城后的高地上,正在修建新的防御工事;百姓正把财物搬出城去,任何贵重的物产都不准运进城来。伯麦爵士明确表示,他确信很快就必须采取进攻广州城本身的措施;不过他也痛惜这可能引起的种种暴行,因为官府会弃城而去,而城中那批向来出了名的刁民将无人约束。少将这时下了江,与准将一同留在横档,在那里筹划今后的作战。

大约在这个时候,已经停止履职的琦善获罪离开广州前往北京,以叛逆罪受审——他那几次不幸的败仗现在就被这样称呼。结果他被彻底革职,全部家产——价值极其巨大——都被抄没,本人被发配到严寒的塞外。

十日,复仇女神号把义律上校(他这时已去了澳门)的公函送上去,交给在虎门的准将,因为中国官府向「除英国以外」的所有船只发放了文书也就是执照,准许它们溯江而上直到黄埔贸易。这种公然挑衅的行为不能置之不理,义律上校本人似乎也对这一举动所显示的敌意大为震动。于是发出一项通告,大意是:「广州口岸自其入口至其尽头,既已由女王陛下的军队实行军事占领,任何船只,若无总司令的许可,概不准进入江内;此外,对广州城及其贸易将实行严密禁运,直至其全部对外贸易毫无例外地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为止。」

事实上,我们此前的克制并没有被人理解,而且无疑被看作我们自知软弱的证据,而不是它的本来面目——一种出于自知强大而表现的克制。

大概正是因为义律上校这时感到必须给中国人一次能立即留下深刻印象的打击,他才把注意力转向了这场战役中值得记载的一次构想最大胆、执行最成功的壮举。这个念头似乎几乎是突然闪现在他脑海里的;他发现萨马兰号的斯科特舰长——当时在澳门的资深军官——以及复仇女神号的霍尔船长,都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于是决定一刻也不耽搁。最要紧的是,这件事绝对保密,以免澳门的任何居民,不论是葡萄牙人还是中国人,听到有什么新计划的风声。我所说的这次行动,后来以复仇女神号闯过大河道——又叫内河水道或澳门水道(这几个名称它都有)——而广为人知;与复仇女神号同行的有三条小艇,即萨马兰号的两条和阿特兰特号汽船的一条。这条水道从澳门直通广州,但向来只有本地船只往来;事实上,别的船都不准通过。复仇女神号曾有无数次机会,清楚地证明在未经探查的江河沿线作战时,使用吃水浅的铁壳汽船有极大的好处,这便是其中的一次。

这里必须指出,这条曲折的水道,以前从来没有任何欧洲船只或小艇走过,中国人自己也认为外国人是进不去的,一来因为航道又浅又曲折,二来因为两岸修筑的人工防御工事又多又坚固。它恐怕很难称为一条独立的河流,而实际上倒不如看作沿中国整个海岸线随处可见的那些几乎数不清的水道之一;它们分了又合,有时接纳大的支流,有时又分出支流,这里与别的河流相通,那里甚至横穿而过。其中许多条,很难断定究竟是独立的河流,还是支流,抑或只是从一条通到另一条的沟渠。总之,尤其是广州周围的乡野,似乎整个被这些不断增多的水道一再分割,形成一张流动的网,环抱着它所滋养、并且「不断再造」的土地。这些水道中的许多条,即便在中国人当中,也只有靠它们为生的人才知道;这些人很少离开水道,就以船为浮家。

离开澳门锚地,几乎正西而行,过了澳门城和城外内港的入口,便进入一条笔直但相当浅的水道,它沿着叫作对面山的那个岛的南岸,朝同一方向延伸。〔注三〕到达该岛西端——离澳门约四英里——之后,很快便进入一条河的河口,河面宽而水浅,越往西北走,两岸逐渐收拢,河面也越来越窄。这就是大河道也就是内河水道的入口。不久便看到两侧有好几个口子,大概是较小的河流或小涌汇入这条较大水道的入口。内河水道本身的入口,从对面山岛的西角算起约六英里,而它的狭窄部分还要再往前约四英里。

(原注:见地图。)

现在让我们设想自己刚在澳门锚地登上复仇女神号,时间是三月十三日凌晨三点,一切安排前一天都已就绪。义律上校和随员已经在船上;指挥这支兵力的萨马兰号斯科特舰长,正同其他军官站在后甲板上,急不可待地要出发,萨马兰号的小艇和阿特兰特号的小艇正被系在船尾。我们还不能漏记一笔:副商务监督庄士敦先生,以及不知疲倦的译员兼秘书马儒翰先生和罗伯聃先生,〔注四〕也都随船参加了这次远征;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所作贡献的价值,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

(原注:不仅这一次,而且在其他许多场合,这几位先生都亲身冒着敌人的炮火,几乎不亚于士兵或水兵。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冷静和个人勇气;说句公道话,他们在场,对每一次行动都总是极有价值的,尽管他们没有武装,又作为非交战人员不为人注意。他们通晓语言,判断又好,常常为我们争取到本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麻烦的当地百姓的好感,而且常常能减轻甚至战争本身的苦难。)

他们极其安静地离开了澳门城,全城的人都还在沉睡,对这次行动毫无察觉;不久他们遇到一艘停泊着的大帆船,幸好能从它那里得到一名引水人,为此从船员中带走了一个人,那人并不情愿。起初这可怜的家伙吓得要命,但发现自己受到善待,吃得很好,又许了丰厚的报酬,很快就安于这个处境了,自始至终表现良好。这一天里,无论是汽船开炮还是他的同胞开炮,他似乎都不大在意,在他所知的范围之内,把船引得非常准确。

起初前进很慢,因为水浅,常常不过「五」英尺深,而这条船载重六百多吨!事实上,引水人自己就坚持说,这条船不可能再往前走;还可以指出,入口处测得的水深,并不像霍斯堡海图上部分标出的那样深。然而,它照样前进,泥、沙、水,乃至河道之浅,都吓不倒它。

天早已大亮;八点钟,右舷方向望见一座炮台,原来是在河左岸的一个小岬角上。它叫磨刀,位于主航道分为两股之处的下游相当一段距离。半小时之后,复仇女神号已经近到可以在炮台南面占好位置,从那里能直接向炮台开火,而敌人的炮一门也对不准它;事实上,它是从纵向射击这个阵地。中国人见状便放弃了炮台,又看见小艇正离船前来进攻,逃得更快了。这地方立即被占领,各种房屋都被放火烧掉,十三门炮被弄得无法使用。约一小时后,小艇人员又回到复仇女神号上,汽船毫不耽搁地继续前进。

再往前约四英里,就在河道因分岔而变窄处的稍上游,又发现了第二座炮台,也在左岸。这个阵地选得很好,在一片高地上,离河边有一段距离,却控制着它前面的整个河湾也就是整个河段。炮台是用泥土筑的,但几乎四周都有灌了水的稻田作保护。

这一次,复仇女神号绕过中间的一个岬角、驶入上述河段时,是中国人先向它开火的。他们起初打得很猛,大概是事先把所有的炮都对准了某一个点。汽船以实心弹、开花弹和火箭还击,极为有效,据斯科特舰长本人的正式报告说,打得准确非凡。小艇又离船登陆,利用河边隆起的堤岸作掩护,打算从侧面夺取阵地;但中国人立刻放弃了工事;其实,假如他们抵抗进攻,本可以使我方蒙受惨重损失,因为登陆队只能沿一条狭窄的堤道鱼贯而行接近炮台。工事立即被占领,查明架有十二门或十四门炮,这些炮自然都被毁掉了,炮台里的棚屋和房屋也一并被毁,不过这些都是新近搭建的临时性建筑。

小艇在回汽船之前,划到河对岸,那里一座大关卡和一处军需库也同样被毁掉了。上面所说的这座炮台或野战工事,名叫第一角。〔注五〕在这里,又带了几个中国人上船当引水人,以便更好地驶过他们接下来要走的那条航道。

(原注:参看广州河地图,其中大河道也就是澳门水道的海图,是根据一份极大的中国手绘图缩绘的,承蒙斯科特舰长惠借,他说他发现这份图「大致」准确。事实上,它是复仇女神号一路前进时最好的向导(测深锤除外),因为本地引水人并没有多大用处。不过,图上「各地之间」的距离并不可靠;但原图把每一座炮台和每一处兵站都标在了恰当的位置上。斯科特舰长报告中所用的地名,拼法与原图上的有些出入,但总的说来还算正确。)

他们沿河又上溯了很短一段,便望见前方相当远处有九艘师船已经起锚航行,人人都高兴极了,于是不顾航行上的种种障碍,全速追赶。兴致和激动一刻比一刻高涨,因为每前进一英里,都使他们越来越确信,中国人的防御准备比原先预料的要充分得多。的确,一条外国人从未探查过的水道,竟然已经做好了抵御进攻的准备,既有年代久远、构筑坚实的炮台,又有新近修建的临时工事,这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驶进最初望见那些帆船的河湾时,发现右岸(溯江而上时是左手)紧靠河边有一座相当大的石砌炮台,叫蚝涌,又叫下栅;炮台前面,完全处在它控制之下,横江打了木桩,以阻碍航行。但这项工程看来还没有完全竣工,中间还留着一个窄口,那些师船已经从这个口子穿了过去,以便在另一边占据一个它们自以为更安全的位置。这座炮台架炮十四五门。但紧挨着它还有一座较小的炮台,是用泥土筑的,尚未完工,没有炮,但有十个炮眼。

这里又是中国人先开火,炮台和师船同时开炮;但复仇女神号还击得又准又快,小艇在它的掩护下离船去强攻炮台。这没有费多大力气就办到了。炮台一失,木桩间的通道自然就只剩下师船来保护,此外别无屏障;可是炮台被攻占得如此之快,小艇又正从木桩之间穿过来进攻他们,中国水兵惊慌失措,九艘里有七艘被船上的人冲上了岸——他们随即跳下水逃走了,把船完全丢给了我们。

就在小艇赶上去接收这些船的时候,左岸离最前面那艘师船只有一百多码的一座野战工事,出其不意地用葡萄弹向他们开火。既然那些师船已被放弃,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便立即在鲍尔上尉率领下登陆,绕到那座野战工事的后面——照中国人的老规矩,那里几乎不设防——把它攻了下来。这个地方叫飞鼠角,连同架在上面的七门炮,都被放火烧毁了。那些师船也被点着,不一会儿就爆炸了。但没有被冲上岸的那两艘设法逃脱了。

在进行这些行动的同时,霍尔船长巧妙地设法让他的汽船从木桩中间穿了过去,走的就是那些师船通过的那个口子,宽度刚刚容得下它的明轮罩。这时涨潮的潮水正急速往上涌,于是让船顺着潮水从这个口子漂过去,用小锚和缆索稳住,其中有两根缆索被砍断,留在了后面。

它这时在飞鼠角对面与小艇会合;师船和工事一毁完,便决定继续向上游推进,希望追上逃走的那两艘师船。这几座炮台里总共毁掉了二十一门炮,师船上又毁掉了二十八门。但这些果断行动在邻近整个地区造成的「印象」,比单单毁掉若干门炮重要得多。

三点半,他们到达上游约五六英里处的大商镇香山。河流从镇子正中笔直穿过,所以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重要的内地城镇的中心;假如他们存心如此,是很容易给那稠密而看来与人无害的居民造成严重伤害的。但前面已经提到,靠了马儒翰先生和罗伯聃先生的协助,许多苦难得以避免。义律上校也尽了很大努力,不让农民或单纯的旁观者受到牵连;有时他甚至宁可放走持械的兵丁,也不愿冒伤及无辜的风险。目的是尽可能把敌对行动限制在中国朝廷的官吏和财产上,不去伤害百姓。

这一政策的良好效果很快就显而易见了。这座人烟稠密的城镇的居民,对汽船的到来似乎并不怎么担心,与其说是害怕它怀有敌意,不如说是对它的构造和自行推进的能力感到好奇和惊讶。百姓挤满了河岸;屋顶上和周围的山上,全是好奇的围观者,纳闷接下来又会出什么怪事。数以百计的商船和各式各样的小船——其中大多数是船主唯一的家——在整个镇区河道两侧,甚至镇的上下游,挤成一片。河面狭窄,船只挤得那样密,只在河中央留下了唯一的一条通道,仿佛是大家约好了似的,空出一条路来,宽度刚好够汽船通过,还需要一些技巧才能避免撞上两侧的帆船。

这么一大群人,看上去竟这样不怎么害怕,真是非常奇怪,尤其是他们看得很清楚,汽船正在追赶前面的两艘师船,后面还跟着几条官船,镇上的官员也就是当局正坐在船里,惊慌万状地想要逃走。其中一艘师船发现汽船正在迅速逼近,无法保持在它前面,便被船上的人冲上了镇上游一段距离的河岸,他们立刻跳水,刚刚来得及在汽船赶到之前逃走。我们随即登上这艘船,然后放火把它炸掉。它载有四门炮。这时注意到中国兵正在邻近的山上密集起来,好像想要冲下来;但向他们中间打了一两炮,就把他们赶跑了。

就在这时,前方不过两百来码处,一座藏在树丛后面的伪装炮台冒冒失失地向汽船开火,暴露了自己;这种情形并不止这一次——有些小炮台或野战工事,若不是白白浪费火药放出一阵烟来,当即暴露了自己,本来是会不被发现、毫发无损地被放过去的。汽船立即还击,掩护小艇载着萨马兰号的海军陆战队离船去强攻工事。工事里发现了八门炮,这些炮连同房屋和火药库,自然都被毁掉了。这地方叫上栅,就在河流分岔——或者不如说两条支流汇合——之处的下游。

这时已过了下午六点,所有人从凌晨三点起已经苦干了极其辛劳的一天,大家认为应当下锚过夜了。复仇女神号驶过上栅稍远一段,发现水变得很浅,便下锚过夜。航道窄得没法让船掉头,即便硬把船首冲上河岸搁住,也几乎办不到。船首尾都下了锚,整夜在它四周布置了警戒艇,以防敌人偷袭。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十四日,复仇女神号又沿着看来是主支流的水道继续前进,但这条支流浅得叫人怀疑它还能走多远;水深很少超过六英尺,许多地方只有五英尺,所以船常常是硬从泥里挤过去的。没有足够的地方让它好好掉头,唯一的操纵办法,是有时把船首尽量冲进河岸,有时又把船尾冲进去;而另一些时候,很难说清它究竟是在灌了水的稻田上走,还是在沟渠的河道里走。这引得水手们说了一句他们有时很爱说的俏皮话:这「倒是一条走陆路回英国的新路」。

只走了三四英里,便望见一个村子,旁边稍上游处有一座炮台。后来得知这地方叫江口。几乎就在炮台正对面,又发现江上打了拦江木桩,比蚝涌那里的坚固得多;而且同样处在炮台火炮的控制之下。复仇女神号一进入有效射程,便向炮台猛烈开火,中国人也还击。小艇照例离船;但海军陆战队和一队水兵刚开始登陆,中国人就乱哄哄地弃台而逃了。

在炮台的上游一侧,发现墙边新近堆起了沙袋,好像中国人原以为进攻会从那一面来;这说明他们预料到会有人企图探查这些水道,只是他们以为会从大角头那边来,而不是从澳门这边来。这些工事连同其中的九门炮和火药库,后来全部一次炸毁了。

这时剩下要清除的主要障碍,比所有炮台加在一起,也比迄今遇到的任何障碍都更麻烦。横江打下的那道木桩线宽不下二十英尺,或者不如说是两排木桩,中间填满了装着石头凿沉的大帆船。要拔起足够多的木桩,清出一条宽度足以让汽船通过的通道,需要付出极大的劳力和耐心。这是苦干了四个钟头才办到的,说来也怪,中国农民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们自愿上前帮忙,甚至大着胆子登上了汽船。这无疑是对这支小小的远征队所经过的乡村百姓或村民秋毫无犯所带来的良好结果之一。〔注六〕

(原注:常有人问,碰上我上面描述的那种障碍,是用什么办法开出通路来的。所以不妨在这里谈一谈,当时随情况不同,先后用过好几种办法。木桩打得不很牢的地方,只要在桩顶系上一根缆索,另一头系在汽船上,让汽船倒车,就很容易把木桩一根一根拔掉;但这种办法太费时,所以有时用一根缆索把横江排成一行的十根或十二根木桩连起来,从一根拉到另一根,但在每根桩上系牢时,都在每两根桩之间留出几英寻松弛的绳子。缆索的一端系在汽船上,放出相当长的一段,然后汽船全速倒车。这样获得的冲力很快就足以猛地一下把第一根木桩拽走;而这一根既已如前所述同下一根系在一起,中间留有一两英寻松弛的绳子,汽船继续往后倒车的力量便足以把那一根也猛地拽走;汽船就这样全速倒退,把木桩一根接一根全部拔掉,它们仍然由缆索连在一起;但每一次猛拽的力量只作用在一根木桩上。

遇到木桩打得较深,或者河床土质黏结的情况,就必须用引到桅顶的绞辘把木桩笔直地拔出来。先把木桩来回拉动,使它逐渐松动一些;为此在桩头套上铁链吊索,再系上一根缆索,沿甲板引向船尾;这样,忽而朝这边拉,忽而朝那边拉,最后终于把木桩干干净净地拔了出来,有点像拔牙。干这活的时候,汽船的船首几乎紧贴着木桩,另从船尾侧部放出一根缆索系到河岸上,把船稳住。

关键似乎在于汽船本身的操纵,要能在适当的时刻,朝适当的方向施力。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木桩挡住了水流,河水通常是更加湍急地从木桩之间或木桩上面倾泻而过的。这也正是通路即便开出之后,要穿过去仍很困难的原因。往往需要在两侧船首各抛一个小锚,使船在设法穿过时保持稳定,防止它横过来被水流冲得侧面受流。

这种时候水一般都很浅,所以必须把船的两条活动龙骨以及假舵都升起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操舵有时极其困难,使用小锚也就更加必要了。这一次开出了二十二英尺宽的一个口子,汽船相当小心地、颇费了一番周折才穿了过去。)

过了这道障碍稍往上,望见一座大关卡也就是官员驻所,旁边正停着一条官船。向主屋打了一炮,很快就把躲在里面的兵丁——大概是那位官员的卫兵——全都赶了出来。随即派小艇上岸,很快就把所有房屋连同那条官船一并毁掉了,船上有一门炮和两支抬枪。汽船没法把任何小船或帆船拖走,因为它不断触底,常常要硬从泥里挤过去,若再被别的累赘拖住,就根本寸步难行了;所以这些船全都被毁掉了。

小艇一从岸上执行完任务全部回来,汽船便又继续前进,水开始变深;所以六点半时,它得以在五英寻深的水里下锚过夜。从这里可以很容易地认出广州河里那座叫作兰吉的高岩,方位大约正东,相距不很远。

十五日早晨,又前进了约三英里,望见河左岸有一个大村子,叫潭洲。这里看见一队火绳枪兵沿着河岸猫着腰走,想不被人发觉地溜过去。几排枪一打,立刻就把他们驱散了。

汽船又继续前进,两个钟头里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然后来到河左岸的一座大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城镇村落几乎都在那一侧),名叫紫泥,就在一个叫作滘口的地方上游,在那附近曾经过两三座已被拆除、废弃的炮台。这里水边的关卡也就是税馆,同时也是一处兵站,被放火烧毁了。还有一艘架炮七门的大师船(大概就是先前逃脱的那一艘)被俘获并炸毁,船上的人在这艘「鬼船」驶近时就弃船而逃了。

过了这里,航道又变得很窄很浅。中国引水人这时宣称,汽船不可能再往上走多远了,因为这条水道的深度只够小船通行。快到一个叫作韦涌的小地方时,复仇女神号终于不得不放弃朝那个方向继续前进的打算,尤其是这时正在退潮。两侧还可以看到另外几条水道,其中有一条似乎特别是向东通往黄埔下游的广州河干流。于是决定沿这后一条支流走,以便尽可能与前锋分舰队会合。

在这一小段水道中,经过了一座颇大的有城墙的城镇,相距不到半英里,有一条运河与它相通,看得见运河从一座大拱门也就是一座桥下面流进城去。桥上聚集了许许多多人,观看汽船前进。周围的乡野耕种得极好,农民们正忙着干农活,看不出有任何畏惧。不久,复仇女神号便驶入干流,入口处离第二道沙洲的宝塔下游很近,随即毫不耽搁地前去与停泊在黄埔河段的轻装分舰队会合,受到各方的祝贺。义律上校及其随员随后离开复仇女神号,登上赫伯特舰长的座舰加略普号。

在大河道上这一趟为期三天、不同寻常而又极为成功的远征就此结束;在这期间,汽船在前面提到的那几条小艇以及萨马兰号的海军陆战队协助下,全都在斯科特舰长的指挥下,为削弱和骚扰敌人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一壮举,即便作为一条船整整一个战役的功绩,也足以令大多数人心满意足了。几乎不必补充,斯科特舰长是第一个承认复仇女神号这一次所立功劳的价值、并把它公之于众的;义律上校亲眼目睹了所有这些行动,也同样证明了它们的重要性。准将在他的公开报告中,也用赞许的言辞提到了这些行动。还不能漏掉的是,这条船上的全体军官都高尚而奋勇地分担了这次行动的劳苦和危险;萨马兰号和阿特兰特号小艇上的人员同样表现突出,在岸上也有机会建立功勋。〔注七〕

(原注:这里应当提到,曾经指挥过东印度公司一艘船只、长期熟悉中国人性格的拉金斯船长,这一次自告奋勇,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这次远征的结果大有裨益,使我们对这一带乡野的性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中国人的力量有了更准确的估计,这是在离澳门这样近的范围之内所意想不到的。的确,想到那个地方长久以来一直是欧洲人聚居之所,人们对它的周边竟知道得那样少,实在令人惊讶。水道两岸的乡野土地肥沃,耕作精细;而在村庄附近,河岸上开辟成了整整齐齐的菜园。处处都洋溢着一种安居乐业、勤劳兴旺的气象。

百姓总的说来态度平和,几乎可以说是漠然,他们不作任何敌对的表示,这一点值得注意;尤其是我们想到,他们不仅一定听说过、甚至或许亲眼见过虎门、穿鼻、第一道沙洲以及其他各处的战斗。这在很大程度上,或许要归功于马儒翰先生和罗伯聃先生的宝贵在场,他们准确地了解这里百姓的性情,很懂得如何平息他们的恐惧,甚至赢得他们的帮助。

在这次冒险的航行中,我方的全部损失只有三人受伤。总共毁掉了一百一十五门炮和九艘师船;还攻占并焚毁了几条武装官船、六座炮台和三处官府关卡也就是兵站,以及营房和火药库。

现在自然会提出一个简单而又十分合乎情理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即便在欧洲人足迹不到、只是隐约知道其存在的水道里,也发现中国人备有充足的防御手段,不仅有新近修建的,而且许多显然年代已久。可是中国朝廷并没有同邻国交战,也不可能是为了防备在广州通商的外国人将来可能闹事,而修建这些内地防御工事的。那些外国人通常都十分「恭顺」;而且即便他们早些时候有意同中国人动武,他们的行动也几乎只会指向保护通往黄埔的广州河主航道的虎门诸炮台。无论如何,这条内河水道也就是大河道太浅太曲折,大船无法通过;的确,我们已经看到,连复仇女神号都没能从它的上段穿过去。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许多炮台究竟是防谁的,又是为了什么目的修建的呢?朝廷或许认为应当占据各处主要的险要阵地,以便加强自己的力量,防备「本国百姓」的骚乱或不服管束;即便在专制而顺从的中国,这类骚乱也并不少见。但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内河」的防御工事,是为了遏制海盗也就是「水勇」的危险袭扰;他们一向在中国沿海出没,是中国商业的大敌,也是朝廷的一块心病。在一个有那么大一部分人口以水为家的国家里——有的住在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无数运河与江河上,有的住在漫长的海岸沿线和无数岛屿之间——海盗,或者照葡萄牙人的叫法「拉德隆」,也就是强盗,任何时候都多得很,那是不足为奇的。

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生计往往没有着落,任何时候不辛勤劳作都无从获得;与此同时,朝廷尽管谕旨口气很大,实际却很软弱;这两者合在一起,使得当海盗的诱惑几乎无法抗拒。不少时候,朝廷甚至不得不招抚或收买这些劫掠者;而且尽管朝廷竭力剿除,这些强盗始终或多或少地在沿海出没,从未绝迹。诱惑总是很多,那些靠走私为生的亡命之徒,只要机会显得更有利,任何时候都同样可能靠「抢劫」为生。因此,海盗长久以来变得胆大妄为、敢作敢当、组织严密、屡屡得手,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他们的矛头几乎完全是对着沿海一带他们自己的同胞的。

不久以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绿林盗匪」是什么样子,希腊的山贼是什么样子,旧时豪恩斯洛荒原上的拦路强盗是什么样子——几百年来中国的海盗也就是强盗就是什么样子。他们实际上就是「天朝」的拦路大盗;因为他们的江河水路,本质上就是他们的大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大河道上几乎所有这些防御工事,与其说是因为担心外国人有朝一日会闯进来而修建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中国人自己、保卫这条水路而修建的。这一推测还有一个事实作进一步的佐证:即便在复仇女神号这次短暂的远征期间,也清楚地看见远处有一伙伙强盗,以及载满形迹十分可疑的人的船只,想要利用每一个机会,「趁恐慌未息」抢劫他们的同胞。的确,可以非常真实地说,在这一次以及其他许多场合,中国人在战争期间因本国人的暴行和恶行所受的苦,远比他们在外国敌人手中所遭受的任何苦难都多得多。人们目睹过许多既可笑又可悲的场面:几伙中国抢劫者偶然撞在一起,便为争夺彼此的赃物打起来,而就在这紧要关头,或许又有第三伙人插进来,把前两伙争来争去的东西大部分卷走;也许连这第三伙人,还没来得及带着战利品脱身,又轮到被另一伙新来的人剥个精光。

实际上,战争本身就使中国的治安陷于瘫痪,削弱了地方官员的权威。在敌对状态持续期间,所有沿海地区的走私、抢劫和层出不穷的暴行,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猖獗。

在广州河一带,这些暴力行为终于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许多地方的渔民都联合起来相互保卫,并且自备了武器。但即便是这些人,尽管其中大多数起初无疑抱着捕捉海盗、至少是保护自己财产的善意,最后在许多情况下却也受到诱惑,变得几乎同正牌的强盗一样奸诈。有些人甚至胆敢袭击外国人,这或许是受了本国朝廷许诺的赏金的怂恿。另一些人既已发现自己相对说来颇有实力,便做起了私盐和鸦片的走私贩子;还有一些人则做买卖、走私、抢劫,或帮助别人逃避查缉,全看当时哪一样最合他们的意。

终于结成了秘密会社;建立起一种类似共济会那样的犯罪团伙;到战争结束之前,它们已经组织得如此严密,以致在香港或澳门附近走动都很危险。他们甚至向商船出售通行凭照,每月按时缴纳若干元,就可以免遭抢劫;然而即便是这种凭照,也并不总是被遵守的。

香港本身也天天面临这些胆大妄为的匪徒袭击的危险;后来终于看清,只有英国和中国「两国」政府合作,才能有效地制止这种严重的暴行,璞鼎查爵士便向中国官府提出了这方面的建议。单靠我们自己的巡洋舰几乎不足以达到目的,因为它们是欧洲式的船形和帆装,远远就能被认出来,海盗因此有充裕的时间逃走。所以建议建造一批快速帆船,船体和帆装都大致仿照中国式样,挂草席帆等等,配备精良的武器,主要由我们自己的人驾驶。这样它们就能出其不意地扑向海盗。还提出了两国政府在这件善举上相互合作的其他种种建议;但大概是出于畏惧和猜忌,或许还夹杂着几分骄傲,中国朝廷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地谢绝了这些提议,声称战争既已结束,它将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广州河口这一严重的祸患。

第十九章

就在复仇女神号会同萨马兰号的小艇与海军陆战队、阿特兰特号的小艇,在大河道里拆毁中国人工事的那段时间,赫伯特舰长统率的一支轻型舰队分遣队,又在同一条河的上段攻下了另一座炮台,那里距广州只有两英里左右。这次出动的船只是摩底士底号和椋鸟号,加上马达加斯加号汽船,以及前锋舰队大多数舰只派出的小艇,由贝休恩舰长指挥;这些舰只就是布朗底号、康威号、加略普号、先驱号、鳄鱼号、海阿新号、宁罗得号、培雷士号和巡洋号。

三月十八日,他们驶过从黄埔通出来的上游水道;这条水道先前已由复仇女神号奉赫伯特舰长之命探察过。傍晚时分,他们平安无事地进入了大河道,只是因为浅滩众多,航道十分曲折难行。摩底士底号由科林森舰长引航,又得马达加斯加号汽船相助,费了好大力气才通过。卑路乍舰长想把硫磺号也开过来,却没有成功,她在离进攻地点约四英里处搁浅了。皇后号汽船吃水太深,无法用来拖她上驶。

他们准备进攻的这座炮台,正是赫伯特舰长先前乘复仇女神号时远远望见过的那一座。查明它呈圆形,用石块筑得十分坚固,中央有一座塔楼,坐落在河心一个小小的冲积洲上,把整条河完全控制住了。后来人们称它为澳门炮台,查得架有大炮二十二门。中国人曾设法加强这处要地,把它当作一道外围工事,阻挡我军从这个方向向广州推进。为此,他们在炮台两侧横江拦起木筏,又打下一些木桩、沉下几条帆船加以加固,侧翼还有一座沙垒炮台,架着八门小炮掩护。

我们的舰船和小艇一逼近,中国人便从炮台上开炮,火力持续不断;摩底士底号由艾尔斯中校布置在六百码以内,位置极佳,在椋鸟号和马达加斯加号协助下予以还击,效果很好。

约莫半小时后,全部工事都被攻下;不过中国人一直坚持开火,直到我们其余的兵力冲到墙下,才四散逃出,炮台里留下了好几具尸体。我方只有三人受伤。古柏舰长,以及巴洛中校、吉法德中校、安森中校和克拉克中校,此次都自告奋勇参战;海军陆战队由斯特兰沙姆中尉统领。一艘大号官船还没来得及被中国人带走,就被我们缴获了;随即派了一小队人驻守炮台,摩底士底号则在其下游不远处抛锚停泊。

这样,中国人在广州外围的又一处重要防御便陷落了,我们轻型舰队直通省城的航路差不多已完全敞开。我们的前锋舰只此刻已逼近城下,其距离之近,是中国人、甚至或许连我们自己的军官先前都认为办不到的。前文所述大河道上的全部重要战事,从澳门一路往上,直到距广州两英里以内,都是在短短三天里完成的,也就是一八四一年三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

十六日,赫伯特舰长、鲍彻舰长、贝休恩舰长和其他几位军官,在黄埔登上复仇女神号,沿上游水道向澳门水道驶去。下午,复仇女神号同仍停泊在炮台下游的摩底士底号会合。木筏中间很快清出了一条通道,她便继续前行,目的是把义律上校致钦差大臣的一件文书送上去,同时探察炮台上游的航道情形。可是她刚驶过木桩,便重重地撞上了一块暗礁。不过这处障碍并不在从炮台东侧经过的那条最宽、来往最多的航道上,而是在炮台西侧较窄的水道里。这一撞把船身震得直发颤;倘若她是木壳而不是铁壳,恐怕难免受到严重损伤。

费了好一番周折和力气,她才重新脱浅。在向广州继续前进之前,大家认为应当挂起白旗;但同时也深知中国人对白旗的尊重是多么靠不住,所以拖带了一队武装小艇随行,以防敌人突然袭击。

再往前一英里多,发现一处高地上有一座新筑的野战工事,四周有树木环绕,半掩半露。它位于河的左岸,名叫鸟巢炮台。炮台前面,河道被一道结实的木筏拦住,木筏横贯全河,系泊得很牢;再往前,恰在与广州河交汇的地方,一批师船和武装船只摆开阵势守卫着,差不多正对着沙面;沙面在十三行商馆上游约半英里处。

汽船这时停了下来,决定派一只小艇挂着白旗,试着把义律上校的信送上去。复仇女神号和其他所有小艇上也都挂着白旗。贝休恩舰长担当了这件差事,刚从汽船上撑开,鸟巢炮台便射来一阵葡萄弹。幸好没有伤着人,因为炮弹从小艇上方飞了过去;但白旗随即降下,复仇女神号的炮和小艇上的炮一齐向炮台开火,以报复中国人的这一敌对行为。与此同时,前方的帆船和沙面的炮台也从远处零零落落地开起炮来,远远超出了有效射程。复仇女神号射出的一枚火箭落在炮台正中,把里面的房屋烧着了一部分;要用强攻夺下这处工事本来是很容易的,但赫伯特舰长下令不许这样做,因为未得义律上校的同意,他不愿把战事进一步扩大。他立即返回黄埔,去调一部分轻型舰队上来,以便必要时向广州城本身推进。

那天傍晚不在这座炮台前耽搁时间,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不幸的是,中国人有个惯例:每逢我们有一部分兵力从他们的某处防御工事前撤走、而没有先把它占领,他们总是自称获胜,并照此向皇帝奏报。这一回,奏报里竟说官军从鸟巢炮台前连一艘鬼船都打退了,于是那座炮台的守将还因为英勇而获赏孔雀花翎这样的殊荣!

当晚复仇女神号回到黄埔,赫伯特舰长接到义律上校的来函,谈到白旗受辱之后应当采取的措施。义律上校向他指出,「中国人完全懂得白旗的意义,因为他们自己就常常借着白旗同我军联络」;接着他又着重谈到「在军事上的种种考虑所允许的范围内,以最大的迅速抵御这一侵犯的必要」。同时,他要求赫伯特舰长「把行动限于实际开炮的那座炮台」。然而看来,赫伯特舰长对随后即将叙述的进攻广州的行动,是自己承担了责任的;因为他在一份公文里表示,他「发觉自己不得不在没有得到上级军官伯麦爵士任何指示的情况下作出部署;但他感到,对于白旗所受的侮辱,除了以最大的迅速予以回击之外,别无选择」。于是毫不耽搁,作好了投入作战的部署。

这时候,赫伯特舰长深感缺少通事。他一再要求派人上来担任这个差使;他写信给准将说,「前锋舰队里没有一个人懂得一句中国话」。因此,获取给养的困难大大增加了,尤其是广州官府已经禁止百姓给舰队送粮食。要得到任何准确的消息都极为困难;但早在进攻澳门炮台之前,就已确凿查明,广州官府不许一箱茶叶或任何其他出口货物运出广州;还知道已有一大批满洲兵开到了城里。总之,凡是能打听到的消息,都充分证实了白旗受辱一事所给人的印象:中国人正在积极准备重开战端,我们越早采取积极措施越好。

十七日早晨,义律上校及其随员,连同赫伯特舰长、鲍彻舰长和其他军官,乘复仇女神号驶向澳门水道也就是大河道,在那里同停泊在澳门炮台下游的舰船会合。义律上校此时有一个得意的计划,就是设法控制广州以西的所有水路交通线,以便切断城里的「给养」,并截断当地的贸易。

这一带的河流、河汊及其支流多得不可胜数。澳门炮台下游不远处,有一条相当大的支流向西拐去,通到几英里外的佛山。在这条水道里面一英里半左右,另有一条河汊向北岔出去,朝广州河的方向流去,在沙面稍上游处、从对岸汇入广州河。这条河汊很窄,除了小艇以外不能通航。前一天,海阿新号曾被推进佛山水道,差不多到了那条较小的河汊转向广州的地方,但因水浅,在那里搁住了。

于是复仇女神号拖着一队小艇,驶入佛山水道,不久便同停泊在那里的海阿新号取得了联络。然后她转进那条北面的岔流,这条岔流后来叫作花地涌;她希望能从这个方向一直冲到广州河,从而截断所有可能企图溯江逃走的中国船只。驶出一段路之后,发现水太浅,河道又很窄,她只得退回,途中缴获了一艘十分华美的官船。傍晚,她回到澳门水道同舰队会合,这时准将伯麦爵士刚刚乘马达加斯加号汽船赶到;那艘汽船是专门派去接他的。赫伯特舰长已经作好部署,准备次日攻取广州外围其余的全部防御;因此伯麦爵士不愿打乱这些安排。

一八四一年三月十八日将永远被人记住,这是广州城第一次被折服的伟大日子;为保卫广州而沿城前江岸修筑的全部工事,都被女王陛下的海军攻占了。〔注一〕

(原注:参战舰船如下。

摩底士底号,艾尔斯中校;

阿尔吉林号,马森上尉;

椋鸟号,凯莱特上尉;

先驱号,尼亚斯舰长(当日稍晚到达);

希比号和路易莎号两艘供应船,奎因先生和卡迈克尔先生;

另有汽船:

复仇女神号,皇家海军霍尔;

马达加斯加号,迪西先生。

从舰队各舰抽调的一支庞大的小艇队,由鲍彻舰长统率,贝休恩舰长协助,分为四队,其中三队分别由巴洛中校、克拉克中校和库尔森上尉指挥,第四队由卑路乍舰长和沃伦舰长指挥。小艇总数想必不下四十只。单是这支庞大小艇队的作战,就有五十多名海军军官参加;它所担负的任务极为重要,就是俘获和摧毁中国朝廷为保卫广州而征集来的那支大小形制各异的庞大船队。)

前文已经提到,中国大多数江河上都挤满了几乎数不清的船只,而广州河恐怕又数第一;据说广州河上常年以船为家的水上人口,不下四万。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小商贩、货郎、渔民和公共运输夫,看上去一向是百姓中勤劳而知足的一部分人。当然,为数众多的走私贩子也属于这个阶层。

据说,有个极有势力的走私头目,他的营生官府长期以来睁一眼闭一眼,因为官员们自己也分得好处;这时他突然被捕,并被威胁要没收他的全部家产,甚至要处死;但又许诺他,只要他设法把所有最好的船只召集起来,给船上的人配齐武器,交由官员们调遣,协同保卫省城,就可以完全赦免他的罪。果然,远远望见大批这样的船只,在澳门水道口横江排成一道弧形的阵线。

除此之外,还知道官府已装备了一些完全仿照欧洲式样建造、船底包着铜皮的炮艇。因此,我们的兵船小艇队就要用来追击和摧毁敌人这支大军。

十一点半,复仇女神号开始进攻那座被我们称作鸟巢炮台的小炮台,她两天前曾同它交过火。她用火炮和火箭轰击,颇见成效;中国人也英勇地还击了一阵;但摩底士底号和马达加斯加号也加入了进攻,炮台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打哑,也就不足为奇了。几只小艇立即撑出去夺占炮台,中国人被赶了出来,乱作一团。

几乎紧挨着它的另一座野战工事,也同时被攻下。查明这两处共架有大炮三十多门,连同火药库一起都被毁掉了。

与此同时,椋鸟号和阿尔吉林号设法冲过了那道木筏,刚到另一侧,就在快到同广州河交汇的地方,遭到一座小沙袋炮台和几艘师船的炮击。希比号和路易莎号也参加了这场战斗;下游的炮台一被打哑,复仇女神号便赶了上来;鲍彻舰长率领的一部分小艇队也到了,沙垒炮台很快被攻下,师船和中国武装船队已经开始四散。

接着,正对着城的一座坚固炮台也被打哑了;它架有大炮二十门,名叫红炮台,不过当时没有立即占领。但当天稍晚,复仇女神号派出一只小艇,由毕打上尉率领,前去在炮台上升起我们的旗帜;几乎同时,硫磺号上的一队人也在卑路乍舰长率领下登了岸。

前面所说的那支庞大的中国船队,被复仇女神号和小艇一路追赶上溯,很快就乱得无法形容。

就在这时,卑路乍舰长和沃伦舰长率领的那队小艇,成功地穿过了花地涌,突然从上面扑向那些已被紧紧追赶着的中国船只,击毁了极多的船。有的被赶上岸,有的被击沉,只有少数逃进了城后的河汊。

这期间,复仇女神号已经开炮轰击城西郊的沙面炮台;贝休恩舰长在她的炮火掩护下离船出发;由卑路乍舰长和沃伦舰长率领的一队小艇也登了岸,经过一番抵抗,攻下了这座炮台。它架有大炮十门。

就在河上段进行这些战斗的时候,马达加斯加号已驶到下游,在离荷兰痴台不远处占好了阵位。荷兰痴台是河心的一座圆形炮台,正对着城,架有大炮二十五门。它前面沉下了许多装满石块的帆船。与此同时,另一队小艇攻下了河南岸水师船厂附近一座架有三门炮的小沙垒炮台。还缴获了四艘中国新式炮艇。

快到一点钟的时候,也就是当天第一炮打响约一小时后,除了所谓的荷兰痴台以外,所有孤立的炮台和炮垒都已攻下,这时义律上校登上复仇女神号,要求挂着「白旗」把他送到英国商馆去;他的用意显然是想不再动用武力,立即设法议和。然而,复仇女神号刚刚驶到欧洲各国商馆对面,还只在荷兰痴台的远射程之内,那座炮台便不顾白旗,向她开起炮来。白旗当即降下,其他舰船予以还击,结果那座炮台很快就被打哑了。

于是复仇女神号会同舰队的几只小艇,沿河往下驶了一段,朝荷兰痴台驶去。这座圆形炮台被一队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占领;在离它不远的地方,四艘仿照欧洲式样新造的炮艇被我们登船俘获,船上的人都已弃船而逃。事实上,那一整天中国水师几乎没有作任何抵抗;就连他们的炮台,远远开炮时倒颇为起劲,可一旦看准要同我们的人短兵相接,守军很快就弃台而去。

一点半,义律上校仍在复仇女神号上,她奉命驶回商馆近旁;霍尔船长在那里登岸,马儒翰先生随行,两人急忙赶到英国商馆,都同样急于把它重新占领。不一会儿,英国国旗便高高展开,扬眉吐气,大家欢呼三声,汽船和小艇上也以欢呼相应。与此同时,卑路乍舰长也带着一队人急忙赶向商馆,正准备把国旗升上商馆前的旗杆,恰在这时,霍尔船长已亲自从商馆的窗口把国旗挥舞起来了。

既然所有防御都已攻下,广州已完全任凭我们处置,人们几乎不会料到还会有什么抵抗。可是中国人偏有一种癖好,喜欢在早已不可能靠它占到任何便宜之后,还零零星星地重新挑起战斗。战争期间有许多次,在一天的战斗已经结束、我军已占领敌人所有阵地之后,他们还这样毫无用处地骚扰我们的人,结果吃了大亏,而这也是罪有应得。

这一回,霍尔船长和他那队人正往小艇走回去时,一伙兵丁冲出来扑向他们,但被打退到英国商馆后面一条名叫猪巷的窄街里,我们的人甚至顺着那条窄巷追了一段。他们中许多人在退却中被打死,尽管每次排枪打来时,他们都蹲伏在大藤牌后面躲避。大家认为追得太远是不明智的,因为在那样狭窄的地方,一边是低矮的房屋,一边是一堵死墙,追击者的退路可能被切断。卑路乍舰长和他那队人也同时遭到袭击,他们英勇地把敌人打得四散奔逃,敌人还有些死伤,我们的人在稳妥的范围内一直追了过去。

中国人再也没有表现出近身交战的意思,我们的人回到小艇,没有再受骚扰。复仇女神号上有一个人在这场混战中受了伤。

剩下要做的事已不多,只是把那些在忙于更重要的事情时被疏忽了的一些船只和帆船占领并毁掉。傍晚很晚的时候,复仇女神号同舰队一起,在城西郊外、商馆上游将近一英里处抛锚停泊。白旗仍然飘扬着;必须承认,在第一次攻占广州的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对中国人所表现的克制,对于使广州百姓或广州城遭受苦难的不情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还不应当漏掉一点:准将伯麦爵士在战斗快结束时,乘海阿新号的快艇赶到,恰好看见英国国旗从商馆上展开。先驱号也在当天下半天作为援军赶到。

三月十八日的全部战斗中,我方的伤亡只有一名军官和六七名士兵受伤。

据说当天晚上,暴民几次零星闹事,警役费了些力气才镇压下去。这些事大多是广州那帮堕落的暴民恶劣情绪的发作;他们是中国所有子民中最坏的一群,被牟利的希望,或施展其坏心眼的机会,吸引到这个对外贸易的中心来。中国没有哪个地方像广州那样,对外国人怀有如此强烈的敌意。在其他许多地区,英国军队甚至受到欢迎,或者至少没有遭到侮辱或暴力相待。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天也就是十九日,一整天都没有做什么要紧的事,既没有把战事进一步推进,也没有向中国人提出任何具体的条件。不难猜想,官府和百姓会怎样解释我们的按兵不动。我们这方面的动机,似乎主要是出于纯粹的怜悯,并且不愿主动向中国人「提出」条件,因为那是他们作为战败者应当来求的。

整整过了一天之后,二十日早晨,义律上校及其随员乘复仇女神号被送到商馆,刚过中午便登了岸。毫无疑问,这一回总要议定些重要的事情了。义律上校一心想让贸易开放,也同样一心想促成停战。考虑到他所处的非常境地,即便在行动迟缓这一点上,他或许也并不完全错。他似乎只是错估了他所处的那场政治危机的重要性,或者说它的紧迫性。他大概几乎完全把整件事看成一个商业问题。

第一份公开通告,是以英国商馆大厅名义发布的一份通函,宣布钦差大臣杨芳与义律上校已商定暂停敌对行动。又商定广州口岸的贸易立即开放。至于鸦片贸易,则议定不再要求具结,像林则徐从前所要求的那样;但任何英国臣民若被查获贩入任何违禁货物,所负的责任与在英国犯同样罪行所应承担的相同。义律上校还明白表示:「在两国之间的事务最终解决之前,通常的港口规费和其他税费应照旧继续缴纳。」

所有留心观察事态发展、对中国人的性格稍有研究的人,都只能把这个临时安排看作重开战端的序幕,而不是和平的解决。这个微不足道的要求本身,几乎就等于承认失败。伯麦爵士显然也是这样看的,这从他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一日在虎门发布的通告中就可以看出;通告宣布,凡是依照这项协议驶往黄埔的船只,都必须自担战事可能重开的风险。

中国方面,杨芳以参赞大臣的身份发布了一道告示(另外两位尚未到达),大意是:「义律既称只求和好,准其照旧通商,而一切贸易皆仰赖天朝怀柔之恩,是以『今』准英人与各国一体通商,以示体恤。」告示又说,此后百姓务须留意,善待黄埔的商船和广州的商人。

我们的军队耗费了那么多钱财、那么多辛劳,还牺牲了一些性命,才开到广州城下,而同意从广州撤兵,所依据的竟就是这样单薄的理由。

第二十章

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日义律上校在广州订立的停战协议,只是同三位新任钦差大臣中的「一位」订立的;事实上,当时到任的只有杨芳一人。首席参赞大臣隆文和与他同来的满洲将军奕山,直到约三个星期以后才到,随身带来了一大批军队,武器不全,也缺乏组织。已经发生的事情传到他们耳中,想必使他们惊愕得无法想象。

这期间,广州的贸易十分活跃,但做得非常谨慎。然而人们普遍相信,表面上的暂时平静不会长久;天边正在酝酿的风暴,警告所有关心时局的人,要把自己的事务料理妥当。

外间传言,中国人正在广州上游某个地方积极地大规模备战;不过确切地点,直到五月第二次进攻广州城时才发现。据说他们正在赶造许多火筏,装备师船,集结军队;人们几乎毫不怀疑,一俟主要的商业交易做完——这些交易对中国人和对外国人同样重要——战事就会重开。

这期间,欧洲侨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战舰大部分都在黄埔或其附近,其中许多可以很快调到广州;而且,摩底士底号、阿尔吉林号、海阿新号和先驱号仍然停泊在离城近得多的地方。停战开始以后,它们只退到了离广州两三英里的澳门水道。

这期间,复仇女神号已经南下澳门,把义律上校及其随员送到那里,并趁这暂时的间歇完成了必要的修理。伯麦爵士此时认为应当亲自前往加尔各答,向印度总督陈述事态,并请求增援。他在三月三十一日前后乘东印度公司的汽船皇后号启航,在他离开期间,由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舰长统率海军。

停战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城里的本地居民和商人——其中有些人已经完全迁出城去——照常营生,看上去信心似乎有所恢复。总督发布了一道告示,意在消除他们可能残存的忧虑;官府也一再向本地居民和外国侨民发出类似的和平保证,一直到他们那几乎毫不掩饰的报复计划即将付诸行动的那一天为止。

四月五日,义律上校又回到广州的商馆;他在那里只住了十天到十二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官府和新到的钦差大臣们竟把这位全权代表蒙蔽得对他们的一切敌对意图都视而不见,以致他本人公开宣称,对他们所有关于诚意的「保证」以及履行约定的意向,他都十分满意。在他再次离开广州的前一天,也就是四月十六日,他又在一道公开告示里明确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道告示固然主要是对中国百姓而发,而不是对他自己的同胞,但若是他的同胞自己无法作出任何判断,它也同样能使他们放心。而且,他还向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保证说,「他对广州的生命财产毫不担心」。

第二天,义律上校离开商馆,回到澳门;不过他临走之前,先向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力陈,应当把我们的舰船调离城区远一些。他要求把停在沙面前面的舰船移到下游澳门炮台去,以表明我们的和平意向;他还建议对官府表示应有的尊重,指挥官们应当尽力在百姓面前维护官府的威信,但「须与一项头等要务相容,那就是要使对方清醒地意识到,若再背信弃义,就会立即遭到打击」。

这一切,对于减轻外国侨民对战事重开的担忧,几乎毫无作用。

有极短的一段时间,形势看来不错;但很快就有新的军队源源不断地开进城里;有些本地人后来承认,他们甚至知道当时正在秘密铸造新炮,各式各样的大规模准备工作,都在极其悄无声息地加紧进行,显然是要来一次不宣而战的突然爆发。

四月十七日,就在离开广州之前,义律上校似乎决心采取一些步骤,制止鸦片贸易在河内继续进行。他请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阻止任何小船驶入虎门以内的河道,除非持有全权代表签署的通行证。这种通行证只发给那些能使他本人确信、其船艇「只」用于运送乘客、信件或给养的人。外国人要领通行证,须通过本国领事向他申请。但他保留随时注销通行证的权利,只要他认为出于「履行他的约定」的需要应当这样做;而且,任何船只,只要他确信它在从事足以扰乱停战、妨碍一般贸易的「危险营生」,就要被强行逐出河道。

这当然只能是指鸦片贸易而言;整个做法看来显然是义律上校同中国官府专门商定的,因为他确实从广州知府那里领到了盖有知府官印的「执照」,可以由他自己分发给那些领了他的通行证的船只,持照的船只可以免受中国官员的「一切登船查验」,无论是海关官员还是其他衙门的官员。

人们不禁要指出,这项措施——尽管实际上只实行了一部分——给了中国官府极大的便宜,而我们这方面却把争端的主要问题完全忘到了脑后。中国人得到的好处是,他们一下子把贸易问题以外的一切问题都推到了次要地位,尤其是把鸦片贸易问题突出出来,巧妙地设法让它显得是整个争端的「根源与起因」;而且既然让义律在「一个」问题上给「他们」帮了忙,他们就占了便宜,能够在本国人眼中,甚至在远方那些不明真相的外国人看来,为自己那些荒谬而暴烈的行径的大部分找到辩解。在我们这方面,这就把女王陛下在御座演说中所宣布的「要求对帝国官员加于她的一些臣民的伤害给予赔偿和补救,并对加于她的王室代表的『侮辱』给予补救」,当作次要的事情搁在了一边;而这位代表不是别人,正是义律上校本人!它使人忘记了加于律劳卑勋爵的侮辱,以及自东印度公司的专营特权取消以来,一切以任何方式参与对华交涉的人所受的侮辱。它忽视了那种正当的义愤;凡是曾被囚禁、受辱、被饿得不得不作出让步的人——那些让步他本来无权也无资格作出——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会怀着这种义愤。

可以非常公道地说,在事态发展的这个阶段,种种争端似乎被无穷无尽的困难所缠绕。但我们无论何时都必须考虑同我们发生争端的那个民族的性格,其重要程度几乎与争端本身不相上下。而且,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当时人们对中国人的性格,尤其是对他们官员的性格,了解得还很不够。实际上,从三月十八日第一次攻下广州,到五月二十六日按照赎城协议第二次使广州屈服(这还有待后文叙述),在此期间双方的所作所为,显然都是权宜之计:在中国人一方,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更有效的抵抗手段,并暂时摆脱眼前的「压力」;在他们的对手一方,则是为了做完这一季的「商业」交易。

停战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一队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商馆里;但义律上校那道「保证告示」一发布,他们便撤走了。在那以前,中国方面的议论照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分歧;但这时「主战主剿」一派完全占了上风,而一个传到他们耳中的消息更大大鼓舞了他们必胜的希望:据说我军主力即将北上,到沿海去作战。正如下文就会看到的,这事实上确有此意,只是后来由于有消息说广州正在备战,预料很快就会爆发冲突,才推迟了。

皇帝发给所有沿海省份的谕旨,依旧充满了绝不妥协的主战精神;浙江巡抚——舟山群岛归他管辖——年高望重的伊里布,因为准许夷人依照琦善的条约从舟山「撤走」,而没有进兵用武力把他们「驱逐」出去、加以歼灭,受到了严厉的申斥。

因此,到五月初,战事迅速重开看来已不可避免;克拉克中校指挥的哥伦拜恩号从北方带回的消息,说中国人正在加紧备战,又说浙江官府拒不接受他奉命专程递送的一件公文,这更证实了先前的一切印象。〔注一〕还不止于此。从广州传来消息说,四月三十日,有不下四十艘船从商馆前面驶过,船上至少载着两千名兵丁;它们往下游驶了一小段,在离荷兰痴台不远处登岸,然后开进城去。

(原注:据信这件公文主要涉及斯蒂德船长被认为已经遇害一事。斯蒂德是运兵船皮斯通基·博曼基号的船长,舟山交还中国人以后,他在舟山附近一个岛上的崎头角一带遭到袭击,据认为已被杀害。他当时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看见舟山港落在中国人手里,感到惊讶,便上岸去打听情况。)

义律上校要求对此事作出解释,广州知府给他送来一个含糊其辞的答复。几天以后,明确传来消息说,广州的英国人将遭到突然袭击,他们的全部财产都要被毁掉。到了五月八日,又有不下七十艘船从商馆前驶过,向城里运来足足三千名兵丁,据说这些只是一支大军的前锋。还知道正在赶造大量火筏;据说有几百名水勇正在操练,准备夜里潜下水去,在我们的船底上凿洞;或者照中国人私下的说法,带着某种能在水下燃烧的易燃物潜下去,把我们的船烧毁。

这段时间里,复仇女神号一刻不停地忙着运送信件、公文和军官,往来于各处之间。联络从不间断;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和义律上校不断地在河内各处之间来来往往,常常上到黄埔,甚至一直到广州商馆附近。

与此同时,彻底安顿和治理香港的各项部署也在毫不间断地进行。委派了官员,设立了巡理府法庭,发布了告示,各种机构也开始建立起来。总之,十分明显,不论皇帝对琦善的条约作何答复,我们都无意把这个岛交还中国人。

香港方面原已开始准备,要在郭富爵士统率下进兵厦门,以便把战事推向更北的地方;但这时为了应付广州即将到来的危机,暂时停了下来。

如果说还需要什么来证实传言——不仅证实中国朝廷正在大规模准备重新开战,而且表明广州百姓对我们的态度——那么城里公开散发、甚至张贴在城墙上的一份奇特的檄文也就是揭帖,就是证明。它自称表达的是百姓自己的心声,或者说是百姓中自命最爱国的那一部分人,写给可能不那么爱国的另一部分人的公启。它的用意是煽动民众仇视我们,但上面没有盖印,「表面上」也没有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恐吓夷人;尽管它自称只是民气的一时激发,但几乎毫无疑问,官府是知情的。几天以后,广州知府就明令各处耆老,叫百姓把妻儿和一切能搬动的家产都从河边一带迁走;这一情形使上述推断更加可信。

终于,连义律上校本人也开始隐约看出了真相;这真相似乎是一点一点、很不情愿地才进入他的眼帘的。五月十日,他决定亲自乘复仇女神号前往广州;为了更好地让中国人相信他对他们的诚意仍然深信不疑,他甚至带着义律夫人一同前往——这大概是英国女子第一次踏上广州的土地。

第二天早晨,复仇女神号移泊到下游的澳门水道也就是大河道,离商馆约四分之三英里。义律上校一到商馆上岸,便要求会见广州知府,向他索取某些解释;这显然使知府十分为难。回答含糊其辞,不能令人满意;先前潜藏的疑虑不仅得到证实,而且更加深了;当天傍晚义律上校便离开了商馆,「宁愿到复仇女神号上去过夜」。

此刻一点时间也不能再耽搁,必须去同当时在香港的海陆两军总司令商议;于是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日早晨,复仇女神号奉命载着他,全速顺流而下驶往香港;途中把消息通知了统率黄埔前锋舰队的赫伯特舰长,而赫伯特舰长对即将来临的危机早已有所准备。当天在香港举行的会商决定:进兵厦门之役坚决推迟,全部可调动的兵力再一次向广州开进。

香港这时一片忙碌,兵力重新作了部署,采取一切措施,使各部尽快在尽可能靠近广州的地方会合。由于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的明智努力,以及他手下所有军官的同心协力——他们都渴望再次投入战斗——整个战舰和运兵船队,连同船上的全部军队,五天之内便准备就绪,可以启航。除了伤病员和正在康复的人以外,凡是抽得出来的人都上了船;除了留下保护港口的都鲁壹号以外,每一艘战舰都奉命开往广州河。

十八日和十九日,舰队因为遇上无风而稍有耽搁,随后全部以极其整齐的队形出发了,人人满怀希望,觉得这一回他们终于要成为这座南方对外通商大埠的主人了。

义律上校此时照例又乘复仇女神号再上广州,复仇女神号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就把他送到了那里。他回到商馆里自己的寓所;但中国人的敌对意图证据确凿,无可辩驳,人们又极担心某种阴谋随时会爆发,所以复仇女神号——当时手边唯一的一艘船——虽然看不出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危险,却一直保持着战斗准备:炮已装弹,锅炉升着汽,锚链随时可以松脱。

义律上校这时很恰当地发布公告,劝告商人们作好安排,以便一接通知便能离开广州。第二天也就是二十日,复仇女神号移泊到紧靠商馆或稍在其上游的地方,以保护整个外国侨民社会。这时已经发现,城上游沙面的西炮台至少在十天以前就已修复并架上了炮;城东已扎下一座大营,驻着一部分新到的军队;同一方向的江边——也就是城的下游、法国痴台的后方——也新筑了工事。满洲兵仍在大批涌进城里,而城里的居民却纷纷仓皇出城。各种家什物件都在往外搬;平时一切井然有序的地方,如今显然一片混乱;据说甚至看见兵丁手执火绳枪走来走去,火绳都已点着。

这时我们自己的军队已在开上来的途中,从香港来的部队已经过了虎门,轻型舰队也已开始从黄埔开动。义律上校仍然在商馆里,大部分商人也仍然坚守岗位,准备一接通知就撤走,但仍焦急地利用每一刻尚难断定的耽搁,尽力料理他们那些错综复杂的事务。

中国人发觉他们的计划已被彻底识破,便陷入了窘境,不得不比原来打算的更加仓促地付诸实施。但官府仍然决定再试一试告示的效力,以「麻痹人们的疑心」。他们既已发现自己的欺骗手段屡屡得逞,便还希望把毫无防备的外国人一网打尽;而且有理由相信,他们打算对整个外国侨民社会来个「出其不意」,把他们扣押在商馆里,有点仿照钦差大臣林则徐用过的那种办法。

然而,知府唯恐过早被逼得暴露意图,便认为应当在二十日——也就是真正发动进攻的前一天——发布一道告示,盖上他的官印,大意如下。他说:「本府出示此谕,意在『安定商情』,以靖贸易。」又说:「诚恐商人见兵马云集,惊惶战栗,不知伊于胡底。」又说:「尔等不必惊魂失措,弃货潜逃;须知钦差大臣、靖逆将军暨各大宪,自有妥为筹办,务使恭顺者不受侵害,货物得保无虞。」最后他说:「各国夷商亦应『安分守业』,照常贸易,毋庸惊疑。」

这一切,都是在日夜不停地准备重开战端、准备背信弃义地毁灭他们所能抓到的一切外国人的东西的同时说出来的!而且就在爆发的「前一天」!

官府当然知道我们的军队已在溯江而上;所以他们自己的计划也就不得不加快,希望用火筏在不同地点同时袭击我们的船只以及商馆,赶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到城下之前,完全占据上风。因此,那天一大早,义律上校便严词劝告,所有外国人都要在日落之前离开广州。

这一整天,商馆附近的中国人一小时比一小时更加惊慌;店铺纷纷关门,货物纷纷搬走;我们有几位军官上岸去看看情形,却被中国兵丁的哨卡拦住,除了紧挨商馆的地方以外,平常人来人往的街道一条也不许通过。

危机此时已到了顶点。许多商人几天前就已撤到黄埔,这一天,其余的人(除了两位美国先生以外)也都乘小船走了。和义律上校一起留在英国商馆里的那一小队海军陆战队员,奉赫伯特舰长之命撤走;赫伯特舰长是作为前锋舰队的指挥官从黄埔上来的。日落之前,义律上校本人带着随员再一次放弃了商馆,登上复仇女神号。不过赫伯特舰长移到了摩底士底号上。于是,英国国旗最终在广州降了下来;直到和约缔结以后很久,它才再次在那里升起。

这期间,培雷士号和摩底士底号,连同阿尔吉林号,已移泊到更靠近城的地方,以便相互保护。复仇女神号仍停在商馆稍上游的地方,同在一处的还有义律上校自己的快艇路易莎号,以及颠地先生的纵帆船曙光号。四下里笼罩着一种沉闷而不祥的悬疑气氛;平常的往来全都停滞了。那条壮丽的大河,平时人声喧闹,十分繁忙,河面上来往的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无数船只,仿佛使它充满了生气;还有那以友善的河水为家、看上去勤俭度日、安居乐业的活跃忙碌、几乎数不清的人口——这一切此刻都沉寂下来,几乎一动不动,透着一股不祥的凄凉。

太阳终于阴沉沉地落下去了。那一夜黑得出奇;要偷袭敌人,几乎再选不出更合适的夜晚了。不过,尽管他们的计划或进攻方式究竟如何还不知道,但已经确切查明的情况,足以使人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摩底士底号停在比复仇女神号更上游一些的地方,不论敌人有什么图谋,若从那个方向来,她多半会最先发现。

复仇女神号上,任何预防措施都没有漏掉;派了双岗哨;下面的人都奉命全副装备躺下,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甚至炉膛里的火也已备好并且「点着」,以便必要时几分钟之内就能升起汽来。凡是能歇下来的人都去休息了,但没有人睡着。人人都太紧张,无法安歇。义律上校裹着斗篷躺在后甲板上;而一向警觉的霍尔船长则在两个明轮罩之间的舰桥上和衣而卧,一有警报,一秒钟之内就能下达必要的命令。当时在摩底士底号上的赫伯特舰长,也已向每个人充分强调,对即将来临的危险,任何预防措施都不可疏忽。

其他所有舰船上,也同样戒备,采取了类似的预防措施;先驱号和加略普号已经溯江而上,开到离广州不远的地方。

第二十一章

上一章末尾说到,那天晚上人人都料定中国人要来袭击我们的船只,广州城里每个人心头那种极度的焦虑,前面的描述丝毫没有夸大。中国人的计划究竟如何,谁也摸不准,这份捉摸不定本身就使人越发悬心;而那一夜又漆黑异常,更叫人最担心会有暗算。

入夜之初,四下一片死寂,丝毫没有即将遭到袭击的迹象。大约十一点钟,警报响了。摩底士底号的位置比其他船只稍稍靠前〔注一〕,它的一名哨兵最先发现,有几团又大又黑的东西正顺流漂下。哨兵一声喝问,看管这些东西的中国人立刻点燃了里面装的引火物。火焰骤然腾起,警报随之传开,也给其他船只指明了危险所在,而那时危险还在远处。各船一齐击鼓就战斗岗位;复仇女神号上很快升足了蒸汽,原来锅炉在傍晚就已生了火;接着起锚,从警报发出算起,只用了短短「九分钟」,复仇女神号便已起航,舵也操纵自如了。

(原注:即培雷士号、阿尔吉林号、复仇女神号和路易莎号小快艇。)

中国人的图谋还没有真正发动,「事先」就被识破了,这打乱了他们的部署,迫使他们比原定时间更早地点燃火筏。一项宏大的计划一开头就被打乱,以后的种种细节便无不受到牵累,奉命执行的人也容易因此泄气。他们一旦不能协同动作,整个计划的每一部分都注定要失败。这一次正是如此:有些火筏点得太早,其余的大部分便根本没有点着;结果,预备好的为数极多的火筏——大约有一百只——点着了火、放下来冲向我们驻广州船只的,不过十来只。不过,也有一些火筏被放出去冲向停泊在浩官炮台附近的鳄鱼号。

这些火筏为达到目的而构造得颇为巧妙:用铁链把小船两三只连在一起,顺流漂下时,就会横挂在敌船船头,不容易摆脱。船里装满了各种引火物。在河的上游远处,隐约可见许多帆船和小船,据说船上载有大批军队,打算趁预料中的混乱之际登上我们的船只。可是他们一发现很可能会受到热烈的「款待」,便竭尽全力,能逃多快就逃多快。

复仇女神号全速驶向火筏,协助舰队的小艇把它们拖开〔注二〕。然而许多火筏径直漂到岸上,烧着了城郊,使中国人自己受到的惊吓,远远超过了它们本来要去毁灭的对象。在阴沉的黑夜里,看着这一团团漂浮的烈火在河上四处漂荡,借着火光,照出那些看管火筏的中国人惊慌失措,拼命想逃上岸去——而他们之中能逃到岸上的寥寥无几——那是一幅壮观的景象。有些人跳下水去,被急流卷走,挣扎片刻便没了声息;另一些人被自己点起的火光暴露了身形,我们的人一发现,就用火枪随意射击,把他们打倒。

(原注:加略普号、先驱号、摩底士底号、培雷士号和阿尔吉林号的小艇。)

到此为止,中国人的计划彻底失败了。他们对浩官炮台附近的鳄鱼号的袭击,也同样没有得手。按照原定计划,本来是要在河道各处,包括黄埔和虎门,同时袭击我们所有的船只;可是由于某种差错,或者更可能是由于广州那边计划过早败露,对虎门威里士厘号的袭击,直到三天以后,即二十四日将近午夜时才发动。不过,这次袭击倒是策划周密,来势也很凶猛,因为它动用了一支将近二十只船的船队,两三只一组用铁链连在一起,其中许多船上除了别的引火物,还装有火药。当时威里士厘号上的人员大都随马他仑舰长的先遣分舰队出勤去了,舰上只剩下弗莱彻中校和少数几名军官和水兵,他们用舰上仅剩的三只小艇,费了极大的力气,才把这些火船拖离本舰。我们的船只没有一艘受到任何损伤。

然而中国人的计划并不只限于火筏这一手。前面说过奕山在广州城稍上游的河边新筑的那些炮台,正当他们以为我们的船只会被火船弄得手忙脚乱的时候,向我们的船只猛烈开火。双方的炮火此时都轰鸣起来,不过由于正值午夜,四下漆黑,彼此都只能凭对方炮口的闪光来瞄准。

复仇女神号这时已驶近岸边,借着炮台的火光和城郊大火的映照,能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些满洲军官在召集、鼓舞他们的部下操炮作战。停泊在商馆对面的两只小船,即路易莎号和曙光号,一度处境万分危险,因为中国人竟然把一门极大的炮拖到了河边,安放在有效射程之内,要把它们轰沉在水里。这两只船在潮水转向之前无法移动;可是它们一会儿放出锚链,一会儿又把锚链收短,借此改变距离,在黑暗中迷惑中国炮手,终于只受了一点轻微的损伤就脱了险。到了早晨,潮水一转,它们便被移到了安全的地方。炮击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天亮。

太阳终于明晃晃地升起来,照着这夜半交锋的战场;此时,那些仍在燃烧的火船残骸,岸上那些摇摇欲坠的炮台,城郊的熊熊大火,空无一船的河面,以及我们一两只船上的些许损伤,都见证了夜里发生的一切。

这时又重新攻打沙面炮台,各船一阵炮击,炮台很快就哑了。又向邻近已经起火的城郊打了几发实心弹和开花弹;可是有一些中国兵,本来已经弃炮而逃,发现我们的人并没有立刻登岸占领工事,竟又回来,从沙面炮台再放了一两轮炮。不过他们很快又被赶走,我们缴获了八门精良的大铜炮。

就在广州的这一番战斗中,义律上校和赫伯特舰长险些遭遇一场极其危险的意外,若不是复仇女神号舰长凭着个人的沉着果敢及时化解,本来很可能会断送许多人的性命。一枚康格里夫火箭已经装进了专门的发射筒,也已经点着了火,却意外地卡在筒里,没有如预期那样射出去。再过一秒钟,它就会在筒内炸开,站在两个明轮罩之间舰桥上的所有人,非死即伤。霍尔船长当机立断,镇定自若,把手臂伸进筒里,从后面用力把火箭推了出去;筒里喷出的火焰把他的手严重烧伤,痛楚难当。这件事确实是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做成的。倘若火箭在船上的发射筒里炸开,会造成怎样的惨祸,实在难以估量。

正当沙面炮台的一切抵抗都已被肃清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了,使我们得以立下一桩显著的功劳:发现了所有火筏和师船的主要集结地,而它们藏身的地方此前一直不为人知。每一次新的报告都印证了先前的消息,说中国人在河的上游做了大规模的准备,可是人们原以为那个地点要比后来发现的远得多。引出这一发现的头一件事,是一艘大师船形迹可疑,它突然从炮台上游不远处的一个岬角后面驶了出来,远远地放了一两炮,又退回去看不见了。

复仇女神号立即在船上的赫伯特舰长指挥下,前去搜寻这件预料中的战利品。那艘师船又从藏身之处偷偷溜了出来,可是一看见汽船朝它驶来,便急忙逃进一条向北拐去的大河汊。进入这条水道约一英里或者还不到,中国的整个船队——师船、火筏、小船等等——突然出现在眼前,数目大概在一百只以上。

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汽船突然逼近,中国人惊慌到了极点;师船和各色船只越多,乱得也就越厉害。此时每一发炮弹都落在这乱成一团的船堆上。中国人把大部分船只冲上岸,好自己逃命;另一些船想沿河汊往上游逃,你争我抢,都想抢到别人前头去。忽然,一座小小的隐蔽炮台向汽船开了火;可是几发实心弹,接着是葡萄弹,就把中国人从炮位上赶跑了,还驱散了列阵在炮台后面的一小队兵。不久水就太浅了,汽船无法再往前走,于是下锚停泊。

这时,加略普号、先驱号和其他船只的几只小艇赶来会合,与复仇女神号的小艇一道继续追击,击毁或逼得搁浅的师船、火筏和各种渔船,数目极其可观。

大约有五十只小船装满了引火物,八九只连成一串,原是准备趁潮水漂下来冲向我们船只的。许多师船上载有从帝国遥远各地调来的军队,是准备来增援广州城的。

那场面极其热烈。许多中国人手忙脚乱地往岸上爬,或者抓住在水里漂浮的船板、桅杆残片不放。有的师船被焚毁,有的被炸毁;不过在放火之前,每一艘都先仔细搜查一遍,以便救出那些可能躲在里面的惊惶失措的中国人。可是尽管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师船的结构却给吓坏了的中国人提供了许许多多藏身的小角落,所以随着火势渐渐旺起来,船身烧得越来越透,就看见好几个可怜的家伙从舱底冲上来,在甲板上又受不住那股热,只好绝望地跳下水去。其中有些人轻松地游上了岸;另一些不会游泳的,就攀在船身外面或者船舵上,直到热得再也受不了,或者船本身爆炸为止。就这样,难免有少数人丧了命,因为我们出动的小艇很少,而对方被毁的船只很多,不可能把他们全都救起来;何况热浪和危险往往太大,根本无法靠得够近,及时施救。

就这样,在短短三个小时之内,炸毁了四十三艘师船,毁掉了三十二只火筏,小船还不算在内。有一些已经冲上岸的,就没有去动它们。

这一场重要的交锋带来了一个十分宝贵的结果:它使我们发现了在预定进攻广州城北高地时,部队最理想的登陆地点。这个地点,复仇女神号上的各位军官都清楚地看到,也都议论过;赫伯特舰长当天写给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的战斗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这可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在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的公开战报里,对此只字未提。赫伯特舰长那份报告,是五月二十二日在复仇女神号上写的,这位军官在叙述了摧毁大批船只和火筏的经过以后,明明白白地写道:「它们的残骸布满了河的两岸,几乎一直排到缯步,那里正是『登陆地点』,从那里看来有一条好路,可以直通城墙的北门,距离不超过四英里,而且一路都是『干地』。」他还提到,那里大概可以运去炮兵。此外,后来霍尔船长因手伤疼痛发烧、躺在床上的时候,将军本人和其他军官还特地下到他的舱里,专门询问从复仇女神号上所见的登陆地点及其周围的地形。

第二天,即二十三日,卑路乍舰长率领硫磺号,带着都鲁壹号的大艇和其他几只小艇,驶进赫伯特舰长前一天发现登陆地点的那条河汊,击毁了前一天留下的一两艘师船和火筏,以及最初逃走后又回来的另外几只。共击毁帆船五艘、小船十三只。这位军官也报告了缯步那个可用的登陆地点,并且补充说,他曾叫人把自己吊上一艘帆船的桅顶,手持六分仪,眺望四周的地形,看见敌人扎营在一座小山的边上,不过他「毫不怀疑」,「要是他向那座小山进逼,敌人一定会逃走」。可他实际上只满足于在缯步的庙宇那里登岸,把那座小小的隐蔽炮台上的五门炮扔进了河里。这座炮台前一天曾向复仇女神号开火,被它的炮火压制住了;当时赫伯特舰长认为不值得费事去毁掉它,因为师船和火筏更需要他立即对付。

当天傍晚,卑路乍舰长匆匆赶下去回到伯兰汉号,向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报告了他所做的一切。他说(见《硫磺号航行记》第一百八十四至一百八十七页),辛好士爵士「一直没睡,在等他回来,听了他的报告,『似乎高兴得无以复加』」。

再回过头来说复仇女神号前一天在缯步立功之后,返回商馆一带时的情形。当时有一位先生正在广州,他的记述颇为有趣。他谈到当时发生的事情时说:「不时从那个方向——缯步——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浓浓的烟柱,有黑有白,接连不断地升起,宣告着某种可怕的毁灭正在进行。过了一阵,复仇女神号出现在视野里,正绕过拐角返航,身后拖着几只小艇,朝澳门水道驶来,我身边的人顿时齐声欢呼起来。它驶近的时候,那情景既有趣,甚至又有些滑稽:小艇和汽船本身都挂满了中国旗帜,水兵们显然得意洋洋地展示着他们的战利品,有的人穿上了各式各样的中国服装,从官服往下,样样都有;有的戴着中国帽子,还有的拖着中国辫子,一整只小艇的水兵都这样装扮起来。原来,他们抓到俘虏时,只是割掉他们的辫子——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奇耻大辱——就放他们走,各干各的去了。」

可是这一天远远没有结束;事实上,这一天的事情开始得那么早——天一亮就开始了——所以就连到了这个时候,也才不过八点钟多一点。接下来是一幕截然不同的景象。我前面说过,前一天已经把海军陆战队的卫队从商馆撤了出来,并且降下了旗帜。大量财物已经运走了,可是剩下的仍然很多,价值相当可观,而且一般认为留下来的东西里,还有更加贵重的。这一切都成了暴民垂涎的目标,更不用说那种随时准备找个对象发泄一通的天然敌意了。于是抢劫成了这一天的主要节目。据说甚至是先派了一队中国兵下来,「专门」搜查武器。武器他们一件也没有找到;但是别的东西还多的是,足以引起他们的贪心。他们自然是头一个挑选赃物的,不过一般的暴民很快也加入了这场大洗劫。有几个军官,也就是低级官员,被人看见跟其他人一样忙得不亦乐乎,有的甚至把抢来的东西驮在马背上运走,没有马的还特地派人去牵马来。

凡是能够想象出那一片称为商馆的建筑群里,有多少幽暗绵长、迷宫般的过道、小巷和楼梯的读者,都不难想象当时正在上演的那一幕骚乱、破坏和抢劫的可怕景象;不过,在类似的情况下,英国的暴民大概也坏不到哪里去,布里斯托尔、伯明翰等地都可以作证。在所有家具和货物都被搬走以后,搬不走的东西还要遭到肆无忌惮的破坏。门窗很快就被拆光了,连楼梯和石砌的地面也被砸烂毁掉。

在旧公司馆,也就是英国馆里,混乱最为可怕,因为那里剩下可供破坏的贵重物品更多。精美的枝形吊灯和上好的大镜子很快就被砸得粉碎,一块一块地拿走了;大厅里立着的那尊宏伟的大理石雕像,成了特别发泄仇恨的对象,仿佛它身上就包含着世上一切蛮夷之邦的根苗或者象征,而此刻它倒卧在大厅里,身上所受的种种侮辱,也能传一部分给那些蛮夷似的。

一整天里,同样疯狂的破坏场面一直在继续;凡是那些狂怒的暴民亲手弄不动的东西,最后都被付之一炬。不过,十三行并没有全部遭到这场可怕的洗劫;有许多座商馆竟完全幸免,这倒有些出人意料;可是凡位于猪巷与另一头流入珠江的一条小河汊之间的商馆,全都被彻底毁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墙壁。这一段里包括英国馆,还有荷兰馆和小溪馆,是一排非常精美、规模宏大的漂亮建筑。

到了傍晚,破坏几乎已经完成的时候,广州知府终于亲自带着一大队差役下来了。他这时总算把大部分暴民赶走,然后把商馆交给行商看管——所有这些房屋本来都是行商的产业——行商们由自己雇来、临时武装起来的一批工人协助,接收了剩下的那一点东西。

有一位极受尊敬的美国商人,前一天晚上不慎留在了商馆,他对这一天经过的记述极有价值。细节不必详述,只消提一句:库利奇先生险些被人砍倒,后来被俘,受尽侮辱,被押进了城的中心。一路上,他看见好几队士兵和苦力,也就是做短工的,拖着大炮,匆匆朝商馆赶去。他一走近满洲将军的大营,人群和来往的人马就越来越多:各级官员,骑马的马夫和信差,匆匆来去;刽子手和城里的守卫,加上从遥远省份调来的、服色五花八门的外地军队——全都挤作一团,熙熙攘攘,乱成一片。

耽搁了一阵以后,他又在百般侮辱之下被带到按察使面前,在那里,他惊恐地发现了好几个同胞,他们是想乘小船顺流逃走时受伤被俘的。他们这时所受的痛苦和凌辱,真是到了极点;他们声称自己是美国人,也没有起多大作用,因为人家对他们说,既然如此,他们就「应该说另一种话,穿另一种衣服」。

不过,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广州的中国人一般都非常清楚,在政治上美国人和英国人是有区别的。可是另一方面,英国人在那里一遇到麻烦,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自称美国人;中国人又怎么证明他不是呢?然而,大家都知道,这两国人的区别,即使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里,也分得清清楚楚:美国人因为国旗上星星很多,被称为「花旗人」,而英国人则被称为「红毛」或「红毛番」,这个称呼原本是用在荷兰商人身上的。

这些美国俘虏就在我所描述的那种境况中,关在普通监狱里,受尽了种种苦楚,将近两天,最后才被放了出来,用轿子抬到已成废墟的商馆,把他们「栽」在瓦砾堆里,就好像他们是那尊被毁的大理石雕像的碎块一样。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部队登陆了——就是普拉特少校率领的卡梅伦团,下文就要讲到——这些不幸的受难者自然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正如库利奇先生所说:「我没法告诉你,我们是怀着怎样的好感望着每一个穿红军装的人。」

中午过后不久,正当商馆那边的破坏还在进行的时候,义律上校和赫伯特舰长火速赶下黄埔,为全军迅速推进作部署。全军这时差不多都已集结在那里,离黄埔不远。不过,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义律上校还是舍不得放弃向中国人发一道临别告示的乐趣。他告诉广州的百姓:「你们的城池已经两次『蒙宽免』,可是三位钦差大臣已经违背了与本人的约定,他们武装炮台,暗中准备袭击英国人,而英国人才是『这座城池真正的保护者』。」他号召百姓「记住交战的时刻,想一想如今在你们中间的外省军队,是不是才真正是百姓的祸害」;接着又用同样悲天悯人的腔调说了几句,最后号召他们「在『十二个钟头』之内把『钦差大臣和他们的军队赶出城去』,否则英国人就不得不撤回对这座城池的『保护』,对它实行军事占领,把一切财产没收归英国女王所有」。

这番话在中国人听来,想必十分受用,完全是东方的那一套;而且,广州的暴民即便有这份心思,也极有可能有这份能耐,在一眨眼之间,凭着一句「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就把大约两万军队连同那些大官一起赶出城去!

风暴这时每个钟头都在越聚越浓;到这时,我们的兵力已经全部集中在离城不过几英里的地方;再也不能拖延了;尽管拖延了很久,这一刻看来终究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在「讲理」和谈判都已试过而徒劳无功、书面文约也已归于无效的地方,中国当局只好向武力屈服。

第二十二章

我们的陆军这才第一次要开到广州城下(三月十八日那一仗,完全只是海军的行动),这里先就广州城及其四郊略说几句,对下文的叙述会有所裨益。广州城,又称广东,坐落在一条通常也以这个名字相称的大河的北岸;不过欧洲人有时按这条河的中国名称「珠江」,把它叫作「珍珠河」。广州距虎门约四十英里。

城四周的景致极富变化。城的北面和东北面有群山俯临,敌人一旦占据这些山头,全城势必就任其摆布了。其他方向则是一片低平而水源充沛的平原,被运河和小河分割得纵横交错,这些河道既供灌溉,又通往内地。河道多到这种程度,有些地方整个地面将近三分之一是水。这一带乡野看去十分富庶,一年之中大部分时节都是一片青翠可爱,田地分成稻田和小菜园,这里那里点缀着一丛树木、一个小村落,或者城里某些富户的乡间别墅,使眺望的景色更加多姿。

城西约三四英里处,有一条河汊,或者说一条小河,绕着俯临广州城的群山山脚弯弯流过,复仇女神号和小艇正是在这条河里摧毁了那些师船和火筏的。那一次发现的缯步那个绝好的登陆地点,位置十分便利,正适合让进攻城北高地的部队上岸,而这片高地实际上正是占领全城的关键。

城池连同郊区,占满了群山与河流之间的整片地方;郊区的范围几乎不比城池本身小。城池由一道高墙环绕,城墙开有十二座城门,周长大约有六七英里。南面,也就是临河的一面,有一部分郊区一直伸展到水边;外国商馆和行商的主要货栈就坐落在这片郊区的西角,有一部分是在河岸上打桩建起来的。北面的城墙直接筑在山脊上;事实上,「城墙以内」就有一座不算太高的小山,占据了它,实际上就控制了全城,而且只需少量兵力,就能守住它,抵挡中国人所能调来的任何军队。另有一道城墙由东向西,把全城分成大小不等的两部分,称为老城和新城;新城比老城晚建得多,可外观上同老城差别不大。所有大员——总督、巡抚、将军等人——的衙署,连同一座公家的军械库,都设在老城里;不过,我们一旦占领了称为荷兰痴台和法国痴台的那两座炮台,就能控制所有这些地方,而丝毫不致危及商馆,因为商馆远在西边的郊区里。

城北的高地上雄踞着四座坚固的炮台,上部主要用砖砌成,下部则是石头。这四座炮台总共安有各种口径的炮四十二门,另有大批抬枪和墙炮。炮台与城墙相距一百五十步到二百五十步不等,中间隔着一道不规则的山沟,有些地方又深又崎岖。前面说过的那座位于城墙「以内」的小山,也在高地炮火的射程之内;后来郭富爵士认为这个阵地极其重要,他明确宣称,「只要占据了这个地方,他就可以担保这座城池免遭兵燹,不会有一个士兵越过这片设防的高地再往城里走一步」。

有了这几句开场的说明,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我们的海陆联合部队集结的地点了。部队于那个月的十八日和十九日从香港启航,三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都已集结在黄埔下游。

这时,郭富爵士为部队向广州推进预先发布了一道重要的通令。这道通令表明了鼓舞这支远征军的真正精神;它在很大程度上驳斥了那种以为我们对中国人肆意施暴的看法,同时也为远征军增光,可以作为我们行使武力时有所节制的初步证据。郭富爵士首先指出,中国人的作战方式对英国士兵来说是一种新鲜事物,它在纪律上的不足,要用狡诈和诡计来弥补;接着告诫士兵要极其小心,严防偷袭和诡计,尤其要严守纪律;然后提醒他的士兵说:「大不列颠凭着她的宽厚和克制所赢得的声誉,不亚于凭着她军队的英勇所赢得的。手持武器的敌人,永远是正当的对手;但对于手无寸铁的人,或者求饶的人,不论是哪一国、哪一种肤色,一个真正的英国士兵总是会饶恕他的。」这确实是激励整个远征军的精神,尽管中国人零零星星的袭击,以及他们之中许多人在一切抵抗都已无济于事时仍拒不投降,有时造成了令人痛惜、却又无法避免的伤亡。

我们的部队这时要经由一条水道向广州推进,这条水道是不久以前才由加略普号的航海官布朗先生、椋鸟号的凯莱特上尉、康威号的航海官约翰逊先生等军官第一次勘察的,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发现的。后来人们把它叫作布朗水道,不过布朗先生自己称它为「广州河的主流」。它从法国人岛以南流过,通向澳门水道,比流经该岛北侧的那一条重要得多。北侧那一条,最初是赫伯特舰长和义律上校乘复仇女神号探明的,前面讲过,我们的船只就是沿着它去进攻澳门炮台的〔注一〕。

(原注:见书中所附珠江图。)

三月中旬,赫伯特舰长在给伯麦爵士的报告中,提到其中几条水道时说:「加略普号、先驱号、海阿新号、硫磺号和椋鸟号的小艇,曾多次勘察珠江南支从丹麦人岛往上的各条水道,发现有一条安全的深水航道,吃水十六英尺的船只可以一直上溯到广州城,只是有两道沙洲,需要涨潮时才能通过。」布朗先生和凯莱特上尉带着小艇,先沿丹麦人岛与法国人岛之间的水道行驶,然后驶入沿法国人岛南侧流过的那条水道。

中国人已经在这些水道的好几处地方着手布防。两岛之间的那条水道,即法国河,太窄,大船无法通过,那里有一座十门炮的炮台,另一座十四门炮的,还有一座四门炮的。在所谓的布朗水道里,也发现了别的炮台,其中一座预计要安三十七门炮。事实上,珠江的各条支流上都发现了炮台,有的部分完工,有的已经全部建成。在刚才说的那座炮台稍上游的一座炮台里,有不下四十门炮准备安装,都是新铸的,炮架也是全新的。可是中国人并没有抵抗;有一次,凯莱特上尉还邀请看守其中一座炮台的官员来同他一起吃早饭,料想这位官员对吃饭的兴致要比对打仗大。

布朗先生和约翰逊先生把这整条重要的水道作了一番相当不错的粗测,发现约有十英里的一段,水深足够我们最大的运兵船通行。就连一艘战列舰,即伯兰汉号,也被开到了几乎和运兵船一样远的地方;因此,沿丹麦人岛南岸那段水道的起点,便得了「伯兰汉河段」这个名字。从那以后,我们最大的商船通常都停泊在这里。

五月二十三日一整天都用来完成必要的准备,以便把我们的陆军、海军陆战队、使用轻武器的水兵以及随军人员运到广州城下;可是一直到二十四日中午,部队才得以开始推进。这期间,卑路乍舰长奉命在上游尽可能多地收集中国船只,让它们乘潮放下来。这些船一点一点地从广州城方向漂下来,最后收集到的船只,除了随军人员、粮秣和各种军需物资之外,已足够运载两千人。与此同时,为了尽可能给中国人制造困难,又下令扣留所有本地商船,拦截所有运盐的帆船。不过几天工夫,就有各式各样的商船,不下一百四十一艘,被截住扣留在律劳卑炮台附近和城下的水师船厂一带;这些船总吨位将近一万吨,船上约有一千一百名中国水手。这样一宗可观的贸易突然中断,不能不在全体广州百姓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些商船一艘也没有受到损害;广州当局一同意义律上校的条件,就把它们统统放走,不再加以骚扰。

在我们的部队最终向广州推进之前,郭富爵士和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亲自上溯,作了一番仔细的侦察,特别是要亲眼确认缯步那个登陆地点是否切实可用。

终于,二十四日中午过后不久,推进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

部队全部分成两个纵队登船:右纵队预定去据守商馆,由阿特兰特号汽船运送。这个纵队只有第二十六团卡梅伦团,不到三百人,外加马德拉斯炮兵的一名军官和二十名士兵,带着一门六磅炮和一门五英寸半臼炮。另有三十名工兵,由一名工兵军官带领,也配属给这个纵队;纵队由第二十六团的普拉特少校指挥。左纵队是全军的主力,预定去夺取城北高地,分为四个旅。关于这几个旅的情况,到适当的地方再详加叙述。

运送或者说拖带这整个纵队,连同在东方总是跟随我们军队的各色随军人员和仆役(这一次已经减到了最低限度)的任务和荣誉,交给了复仇女神号。由许许多多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自然也包括各艘战舰的小艇在内——势必大大拖慢了汽船的行进,在河道比较曲折复杂的地段尤其如此。汽船一路前进,一路又把我们各艘船上的许多小艇接过来,最后数目不下七八十只,一只挂一只,跟在那艘又长又矮的汽船后面。整个场面十分热烈。众多的旗帜,五花八门的船只,闪闪发亮的武器和装具,士兵们各式各样的军服,构成了一幅令人振奋的景象。

复仇女神号上载着第四十九团,还有陆军少将郭富爵士及其参谋人员、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以及由马儒翰先生陪同的义律上校。预定统率海军旅的鲍彻舰长和其他几名军官也在船上。汽船的甲板上挤得满满的。它缓慢而稳健地前进,身后拖着那条长长的船尾巴,这是迄今为止任何一艘汽船所拖带过的数目最多的船队。

中国人对这支部队的逼近,想必是了如指掌的;若不是他们刚刚受过的那些教训已经把他们吓破了胆,他们本可以躲在河岸上有掩蔽的地方,向坐在船上、毫无遮挡的我军开火,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或许还会造成伤亡。然而,他们没有作出任何抵抗。

这期间,阿特兰特号比较快地抵达了它在商馆的目的地,右纵队在五点钟以前就登了岸,没有遇到抵抗;普拉特少校随即着手加固阵地,并作必要的部署,以便视情况需要,或守或攻。

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在商馆的废墟中发现了那几个不幸的美国人,他们正处在前面描述过的那种悲惨境地;他们受尽凌辱之后,就像牲口一样被撒手丢在了这片废墟里。

由复仇女神号拖带的左纵队到达预定的缯步登陆点时,天刚擦黑,硫磺号已经停泊在那里了。这时天色已晚,除了让第四十九团登岸以外,别的什么也做不成了。第四十九团登岸毫不费事,因为他们可以直接从汽船上走到岸上,根本用不着小艇,也没有造成任何耽搁。在这里,就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这种汽船的长处又一次显露无遗。

二十四日傍晚余下的时间和当天夜里,又把炮、弹药和物资运上了岸,不过其余的部队要到第二天早晨才登岸。第四十九团一上岸,就占据了登陆点附近一座大庙,也就是所谓的「菩萨庙」。将军一上岸,便立刻由第四十九团的一支卫队护送,作了一次大范围的侦察。

从不远处的一块高地上,可以望见敌军阵地的全貌。显然,敌人已经得到了警报,他们放了几枚无害的小火箭作为信号,表示他们已有戒备,却没有向前移动。郭富爵士这时实际上对第二天要经过的地方是什么地形,可能要遇到什么困难,一无所知;不过,他对自己麾下这支小部队的沉着和严明的纪律有十足的信心,深信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他们。敌军的兵力也根本无法查明,对此有种种猜测,大概多半是夸大了的。

中国人的作战方式,我们还从未领教过;事实上,这是欧洲军队第一次要在中国离开我们战舰的掩护去作战。人们知道,中国人曾经宣称,只要能把我们从船上引开,他们完全有信心在陆上堂堂正正地打败我们。现在他们很快就有机会来检验一下自己的本事了。这是英国将官第一次在中国指挥作战;对这位将军来说,这也是他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看到英国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在陆上作战的英勇,并为他们的沉着、纪律以及他们配合作战的价值作证。后来他在通令中提到鲍彻舰长统率的海军旅时,大意是这样说的:「他曾经指挥过他们,这将永远是他引以为荣的回忆。」

就在我们的部队于二十四日这样向广州推进的时候,率领加略普号、康威号、先驱号和鳄鱼号驻守黄埔的赫伯特舰长,奉命趁涨潮带着能够上驶的船只,或者带着各舰的小艇,取道直接的水道,即黄埔水道,溯江而上,设法占领城对面的水师船厂。至于是否进攻城下游的法国炮台,则由他根据情况自行决定。

与此同时,我军的另一部分,包括海阿新号、摩底士底号、巡洋号和哥伦拜恩号,在华伦舰长指挥下,已在商馆附近占好了阵位。华伦舰长奉命占领荷兰炮台,至于是否进攻已知最近新筑的其他防御工事,则由他自行斟酌。占领了荷兰炮台和法国炮台,我们就能完全控制广州城临河的一面,以及那些大员的衙署。

赫伯特舰长率领前面提到的那几艘船的小艇和海军陆战队,立即溯江而上;华伦舰长则一面命令宁罗得号和培雷士号去攻打沙面炮台(中国人已经重新给它装上了炮),一面亲自指挥海阿新号驶到商馆对面,掩护第二十六团从阿特兰特号上登岸。

这期间,摩底士底号、巡洋号和哥伦拜恩号占好阵位,准备在必要时攻打荷兰痴台;可是发现那里并没有安炮。

第二十六团在商馆一登岸,阿特兰特号和阿尔吉林号(阿尔吉林号这时已经归队)便奉命尽量向下游驶去。不幸阿特兰特号搁了浅,在那里一连搁了好几天,费了很大力气才弄出来。阿尔吉林号吃水很浅,趁着强劲的退潮,越过了荷兰炮台对面的暗礁。随后它在荷兰痴台与法国痴台之间停泊下来,离一座坚固的沙垒炮台只有一百五十码;因为其他船只都无法赶来支援,它便独力同这座炮台交战。这座炮台安有十一门极重的炮,阿尔吉林号屡屡中弹。海阿新号和摩底士底号的舰载艇被派去帮它移泊,可是潮水太急,没能移成。指挥这艘双桅船的梅森上尉当机立断,乘上他的快艇离船,由那两只舰载艇陪同,冲上岸去,极其英勇地攻下了这座炮台;不过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摩底士底号的菲茨杰拉德先生身受致命重伤,另有一名水兵阵亡,十四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受伤。中国人的炮有几门口径达到十英寸半。

日落时分,赫伯特舰长和贝休恩舰长想从浩官痴台冲上去,却被法国痴台打来的一发炮弹挡住了,这发炮弹打穿了赫伯特舰长的小艇;炮火十分猛烈,小艇只好在一个岬角后面躲了几个钟头,所以直到凌晨两点钟才同那艘双桅船会合。夜里,敌人放下来好几只火筏,都被拖开了,没有造成任何损害。五月二十四日就这样结束了,可以说,我们的海陆两军已经把广州置于股掌之中了。

在转而叙述陆军方面的行动之前,再用几句话,就足以把广州城下海军的全部行动交代完毕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立刻占领了水师船厂,在那里发现将近一打大师船还在船台上,还有许多划桨的船。另有十二艘刚刚造好的大师船,停泊在船厂外面。

赫伯特舰长侦察了法国炮台和那一边的其他防御工事之后,决定立刻把它攻下来。除了阿尔吉林号,唯一能越过荷兰痴台那道沙洲的船,就是摩底士底号,而且也是在涨潮时用锚绞过暗礁,费了很大的劲才过去的。阿特兰特号仍然搁着浅;阿尔吉林号的炮又不够重,于是赫伯特舰长下令在缴获的三艘师船上装上开花弹炮,协助攻打法国痴台。

这几艘炮船交由哈斯克尔上尉和海伊上尉指挥,二十六日早晨,它们同摩底士底号和阿尔吉林号一起,向法国炮台和与之相连的那一长溜工事开火。中国人很快就开始退却,贝休恩舰长立即率领突击队登岸,英勇地攻占了这些工事。这里总共有六十四门炮,有些口径很大,其中四门是十英寸半的。这样,广州的全部江防工事终于都落入了我们手中;与此同时,郭富爵士麾下的部队也攻占了城北的高地,下面就来叙述这一经过〔注二〕。

(原注:以下简要的叙述,取材于几位亲历者的亲身记述,以及公开的文件。)

第二十三章

读者想必还记得,第二十六团连同少数马德拉斯炮兵和工兵坑道兵驻守在商馆,因此没有参加二十五日高地上的战斗,不过事后他们也赶到了司令部会合。那一天在郭富爵士指挥下实际投入战斗的全部兵力,连同海军陆战队和海军旅在内,将近二千四百人。但真正上阵的刺刀只有一千五百把上下。炮兵共四百人,配有四门十二磅榴弹炮、四门九磅野战炮和两门六磅炮,另有三门五英寸半口径的臼炮,以及一百五十二枚三十二磅火箭。

海军旅由鲍彻舰长统领,有持轻武器的水兵四百零三人;再加上海军陆战队,显而易见,高地上作战的兵力足足有三分之一,即八百一十一人,是由舰队中的各艘军舰抽调出来的。这些人从各自的军舰上抽走得越多,留在船上的人要担负的勤务也就越繁重。

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把海军旅的指挥权交给了鲍彻舰长,因为郭富爵士明确希望这位资深海军军官加入他的参谋班子,整天留在他身边,而不是亲自率领海军旅作战。海军旅分为两个营,一营由威里士厘号的马他仑舰长率领,另一营由宁罗得号的巴洛中校率领。全军分为四个旅,奉命以左翼在前的队形行进。下面列出的详情,可使我们不必再多加说明。〔注一〕

(原注: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广州城外高地作战部队的野战名册。

左旅,莫里斯中校统领。

女王陛下第四十九团,斯蒂芬斯少校指挥,军官二十八人,其余各级官兵二百七十三人。

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达夫上尉指挥,军官十五人,其中欧洲人十一人、土著四人,其余各级官兵二百一十五人。

孟加拉志愿兵连,米上尉指挥,军官四人,其中欧洲人二人、土著二人,其余各级官兵一百一十二人。

以上合计,军官四十七人,其余各级官兵六百人。

第三旅即炮兵旅,皇家炮兵诺尔斯上尉统领。

皇家炮兵,斯宾塞中尉指挥,军官二人,其余各级官兵三十三人。

马德拉斯炮兵,安突德上尉指挥,军官十人,其余各级官兵二百三十一人。

工兵坑道兵,科顿上尉指挥,军官四人,其余各级官兵一百三十七人。

以上合计,军官十六人,其余各级官兵四百零一人。

第二旅即海军旅,鲍彻舰长统领。

第一营,马他仑舰长指挥,军官十一人,其余各级官兵一百七十二人。

第二营,巴洛中校指挥,军官十六人,其余各级官兵二百三十一人。

以上合计,军官二十七人,其余各级官兵四百零三人。

第一旅即右旅,伯勒尔少将统领。

皇家爱尔兰第十八团,亚当斯中校指挥,军官二十五人,其余各级官兵四百九十五人。

皇家海军陆战队,埃利斯上尉指挥,军官九人,其余各级官兵三百七十二人。

以上合计,军官三十四人,其余各级官兵八百六十七人。

总计军官一百二十四人,其余各级官兵二千二百七十一人,共计二千三百九十五人。

附注:应当指出,孟加拉志愿兵连共有一百一十二人,欧洲军官却只有两名。)

二十五日清晨天一亮,全部部队都已登陆。复仇女神号、硫磺号和椋鸟号仍在缯步附近抛锚;第十八团、第四十九团和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各留下一小队人,合计七八十人,驻守在前面讲过的那座庙宇,以确保登陆点的安全,防止中国人偷袭。后来证明,这一防范措施是非常明智的。

从登陆点稍上方的一座小山上,可以把敌军的阵地看得清清楚楚;再往前一点,有一列山冈直通城北那几座炮台的后方,相距三四英里。地面起伏不平,到处是洼地,有一部分已经开垦,辟成了稻田。因此拖运大炮的劳苦非常之大;事实上,有两门十二磅榴弹炮和两门九磅炮直到第二天才运上高地进入阵位。不过其余两门,以及几门六磅炮和火箭炮队,都随部队一起运了上去。

四座炮台中,有两座彼此相距不远,位于城墙的西北角附近;城墙在这一面圈进了一座小山,郭富爵士打算一旦攻下城池,就派重兵占据这座山,因为它是控制全城的关键。另外两座炮台不妨称为东炮台,建在高地上,在前两座炮台以东有一段距离,差不多正对着城墙的中段。这两座东炮台中,有一座比另一座靠前不少。

二十五日整天天气闷热异常,不到傍晚,官兵们已经十分疲惫,也由此种下了疾病的根苗,后来有许多人死于疾病。部队奉命沿着山脊以梯次纵队前进;炮兵一运上来,大炮就向最近的那两座西炮台开火,中国人已经从那里打出了相当猛烈的炮火。他们还以大股纵队威胁我军右翼,这些纵队似乎是从西郊涌出来的。

进攻两座西炮台的任务完全交给了海军旅,由大炮和火箭掩护;与此同时,莫里斯中校统领的左旅将向前推进,夺取两座东炮台中较近的一座(就与城池的相对位置而言,这一座也是较靠后的);而伯勒尔少将统领的第一旅,先要夺下前方一座有一队中国兵驻守、侧射左旅进路的小山,然后继续前进,夺取主要的那座东炮台,切断两座炮台之间的联系,时间要与第四十九团进攻较近那座炮台同时。

两个旅一齐推进的时候,第四十九团和第十八团之间(在最严格的纪律之下)有过一点小小的竞争,看谁能有幸首先向这两座炮台发起攻击。第四十九团占了路程较短、或许也稍好走一些的便宜,抢到了前头,而且一直保持领先,结果左旅在第十八团赶到之前就把「两座」东炮台都拿下了,损失也很小。

与此同时,两座西炮台也被水兵旅英勇攻克;他们暴露在城墙上抬枪、墙炮和火绳枪的猛烈火力之下,因而受了一些损失。

这样,从吹响前进号到此时只过了半个多小时,俯瞰全城的高地就落入了我军手中,英国国旗在控制全城的所有炮台上胜利飘扬。我军前进时,中国人似乎不大愿意短兵相接,很快就被逐出炮台,乱纷纷地各自夺路逃下山去。

正当我军在高地上作战的时候,中国人却威胁要进攻缯步的登陆点。他们的目的,或者是想切断我军从高地撤退的后路,或者是想夺取留在后面的军需物资之类。相当大一股中国兵从城的西门冲了出来;从西门有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堤道,一直通到缯步的登陆点。

这一动向立即被高地上的人发现了,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根据郭富爵士的提议,派人传令下去,要停泊在那里的各船军官率领部下登岸,协助防守该处。命令由伯兰汉号专程派来的一名军官送交霍尔船长。船上早已为此做好了准备,霍尔船长立刻带领半数船员上岸,另一半船员由毕打上尉率领,留在船上的战斗岗位。复仇女神号出动了水兵二十八人、军官二人(霍尔船长不计在内);硫磺号约有水兵十四人、军官二人;布朗底号有水兵十八人、军官二人;总共水兵六十人、军官七人。〔注二〕

(原注:军官姓名如下。复仇女神号,霍尔船长、怀特赫斯特先生和冈特先生;女王陛下军舰硫磺号,戈斯先生和胡珀先生;女王陛下军舰布朗底号,霍兰先生和兰伯特先生。)

他们登岸列队以后,立即同驻守庙宇、保护留在后面的大炮和物资的那一小队部队会合。这支部队由第四十九团的格兰特中尉指挥,包括该团三十人、科伯恩中尉率领的第十八团三十人,以及安基特尔少尉率领的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十四人。警报一响,格兰特中尉就让部下拿起武器,他看见约有二百五十名中国散兵以疏开队形向前推进,便出去迎击;到了相距约五十码的地方,他打出一阵猛烈的排枪,击毙多人,把他们赶回了主力那里。中国兵的主力约有四百人,是正规军,排成密集纵队,列阵在远处一座桥的后面,桥上架着三门野战炮。水兵们会合以后,霍尔船长立即身先士卒,带着自己的人「顺着堤道直冲」那座桥;在复仇女神号和椋鸟号出色的炮火掩护下,整个纵队从正面向中国兵发起攻击。中国兵用葡萄弹和一种奇特的火箭射来一阵乱糟糟的火力,有两个人受了轻伤。

中国兵被逐离炮位,想在后面几座房屋背后重新集结,可是不久便匆匆向城里退去,我军紧追了一段路。但是追到城墙上抬枪的射程之内,就被认为是不够慎重的了,因为那样做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可能遭受一些损失。估计敌人死伤约三十人。那三门野战炮被钉死了火门;桥边的房屋里发现了大量军需物资,也都放火烧掉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场小而漂亮的战斗,虽已正式报告了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却在所有公开发表的战报中都未获专门提及;这一疏漏在当时曾使人颇感诧异。

现在回过头来讲高地上的行动。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墙上不断用大炮、抬枪和火绳枪打出相当猛烈的火力,因此必须尽可能让官兵们待在掩蔽之处。

在第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所占炮台的后方、稍稍偏东的地方,有一座高山,实际上是整个阵地的关键,但是没有设防。山顶上有一座大庙,由第四十九团的一支分遣队占据着。这座山以东的低地上,在它和一座紧靠郊区、建在高坡上的大营寨之间,有一个村子,驻着中国军队。村子和营寨之间往来不绝,营寨里看来至少有三四千人。第四十九团很快把敌人逐出了村子,郭富爵士随即部署强攻那座营寨。有人看到好几位高级官员出城往营寨去,显然又在策划一次新的进攻。于是命令第十八团从高地下来,同少数海军陆战队一起增援第四十九团的那支分遣队,并命令伯勒尔少将攻占营寨;通往营寨的唯一道路,是一条狭窄的堤道。城墙东北面的大炮和抬枪向他们猛烈开火,官兵们前进时无法避免地暴露在这一火力之下。中国人似乎已经测准了堤道的距离,我军因此受了一些损失。但是敌人很快就被英勇地逐出营寨,乱纷纷地向四野逃散。营寨里的房屋连同几座火药库随即被毁,部队随后返回高地。

这时天色已晚,官兵们被酷热折磨得十分疲惫。通往高地的道路陡峭崎岖,重炮和弹药要到第二天才能运上来。因此攻城只好推迟;不过郭富爵士仔细侦察了城墙和城门以后,决定趁中国人惊恐未定,第二天就攻城。

二十六日早晨,城里看上去一片寂静,只是离战场较远的那几座城门有大批人涌出,急急忙忙把一切便于携带的贵重财物都带走。我军一早就已严阵以待,但是在弹药和重炮运上来以前,对城池无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早晨的天气看来就不吉利,不到半天,大雨便倾盆而下。城墙上露面的中国人很少;最后,十点钟过后不久,城墙上竖起了一面休战白旗。值得注意的是,每当中国人想要谈判,或者想诱使我们暂停军事行动的时候,他们都清清楚楚地记得白旗的作用(义律上校以前就指出过这一点);可是每当于己有利,他们又认为不妨无视它。不久以后,将军派随军担任翻译的罗伯聃先生上前去问明中国人的来意。一位戴红顶子的官员说,他们希望提出和平条件,以保全城池,并希望在此期间暂停敌对行动。答复是:将军只能同与他地位相当的中国军队统帅谈判,不能同其他任何官员谈判;英国军队来到广州城下,是大违英国国民意愿的,只是由于英国臣民受到侮辱、中国高级官员背信弃义,才不得不如此;因此,他们可以向义律上校提出请求,义律上校正同前锋舰队一道在城前的江面上;可以给他们两三个小时,同义律上校联系,并安排英国将军与满洲将军会面;但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收不到令人满意的答复,白旗就要降下。

中国人的这一番试探并没有立即产生什么结果。郭富爵士等了四个多小时才降下白旗,即使在那时,中国人也还没有降下他们的白旗。

当天其余的时间和当夜,皇家炮兵和马德拉斯炮兵在工兵坑道兵协助下不辞辛劳,把所有大炮和弹药都运了上来,只有一门十二磅榴弹炮因炮架损坏没有运上。在这整段时间里,大雨一直下个不停,大大增加了必需的劳作,也加重了官兵们的困苦;他们有的露宿,有的只能尽其所能找个地方稍避风雨。

这次休战,如果可以称作休战的话,对我们倒有些用处,因为它使我们有时间完成攻城的一切准备。攻城原定在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开始。我军的炮台原定七点钟开火,预计城墙上高高的雉堞可以被我军大炮的集中火力摧毁。城墙高度不下二十八至三十英尺,同高地之间隔着一道山谷;有些地方,城墙离高地还不到二百步。

地面崎岖不平,对于预定的几路进攻特别有利;一旦在城墙上站住了脚,各路进攻纵队就要会合起来,向城内那座设防的小山猛扑过去。前面已经讲过,这座山位于城墙之内,控制着城内全境。进攻原定分四路纵队。右路由埃利斯上尉率领的皇家海军陆战队组成,要用火药包炸开北门;如果此举不成,就攀登为守卫北门而筑的一座圆形工事。第二路由鲍彻舰长率领的水兵组成,要在步枪火力掩护下,攀登圆形工事稍过去一点、城墙不那么高的地方。与此同时,亚当斯中校率领的皇家爱尔兰第十八团,要在我军高地炮台的掩护下,攀登那座七层宝塔近旁的城墙。担任掩护攻城的还有孟加拉志愿兵和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八十七团的一部分。再往左,莫里斯中校率领的第四十九团奉命夺取前方的一座类似棱堡的工事;这座工事就在我军前一天攻占的高地炮台中最大、最近的一座的射程之内。郭富爵士随后的主要目标,就是占领城内那座设防的小山;在攻打城墙的时候,要用炮弹和火箭向这座山猛烈轰击。

就这样,凡是能确保迅速攻下城池、而我方损失又很小的一切安排,都已经做好了。六点钟刚过,正当最后的命令下达、炮台即将开火之际,义律上校的一封信送到了将军手中,通知他已经同意休战,因此必须停止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那时将军和他手下全体军官该是多么懊恼和失望啊!这封信送到得刚刚及时,恰好止住了眼看就要开始的攻城。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郭富爵士所说:「无论我个人的看法或感情如何,我的职责都是服从,因此进攻被撤销了,中国人的面子也得到了保全。」他还补充说,他无从判断这一措施在政策上是否得当。

如果对这件事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大约中午时分,义律上校亲自来到营地,这疑问也就最后打消了。从那一刻起,再对城池采取敌对行动的一切念头都放弃了。

在义律上校到达之前不久,郭富爵士在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陪同下,在城外专门搭起的一座帐篷里,同满洲将军亲自举行了一次简短的会谈。会谈结果无关紧要,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义律上校已经议定了条件。

毫无疑问,郭富爵士和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都极不愿意在我军占领城池、在城内那座设防的小山上站稳脚跟之前,给予中国人任何条件。占领那座山可以保证我军不致遭到任何可能的偷袭或背信行为,并会对中国政府产生有益的精神影响,而又不会对城市造成任何肆意的破坏,也不会骚扰百姓。事实上,当中国人知道一大支外国驻军已经成了帝国一座据说有近百万居民的主要城市的主人时,这件事不可能不挫伤他们的傲气。

关于赎城最初是怎样提出来的,当时流传着种种说法。最可信的说法之一是:官府命令行商们无论如何要去议定赎城的条件,否则就要严加责罚。据说官府授权他们,如果数目少了不行,可以出到「一千万」元;但无论如何不达目的不许回来。他们必定知道,这笔钱的大部分得由他们自己来出,自然想尽可能讲个好价钱。

据说起初他们划船靠上我们的一艘军舰,出价三百万元赎城。他们显然急于做成某种交易,于是被告知需要的数目要大得多。他们接着出价四百万,又出价五百万;最后,他们惶恐万状,一再诉说自己贫穷,把出价提高到六百万。起初人们几乎不认为他们是当真的,但是看到事情现在确实像是认真的了,便叫他们去同义律上校商议。要说服义律上校同意休战到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七日正午十二点,并不困难;在这段时间里,条件便最后议定了。

这二十四小时的休战,起初郭富爵士完全不知道。当天下午曾派一名海军军官去通知他,可是这名军官迷了路,整夜在外面乱走,前面已经讲过,直到炮台开火前不到半小时才到达司令部。休战已经获准这一事实,现在也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前一天郭富爵士在高地上降下白旗以后,中国人仍在城墙上挂着白旗。

由于已经议定满洲兵要撤出城去,退到离城六十英里的地方,二十八日郭富爵士同广州知府举行了一次会谈,以便安排撤出广州的事宜。这时才查明,从远省调来的兵力竟不下四万五千人,本省的部队还不计在内。

满洲兵获准携带武器和行李出城,但不许打旗,不许奏乐。

到此为止,官府看来对城里的百姓和充当守军的外省部队都控制得很好。但是在城外,他们就不那么容易行使同等程度的权力了,对武装起来的乡民尤其如此。一段时间以来,本省的乡民,特别是广州城附近的乡民,一直受到鼓励,组织起社学,也就是所谓的义勇团练,共同防御外夷。他们构成了一种粗糙的民兵;但是领头的人没有经验,队伍又毫无纪律,一旦激起了他们的情绪,他们对本省造成的麻烦,恐怕要比对敌人构成的威胁大得多。他们的武器很不齐全,各人凭自己的喜好,拿着长矛、刀剑、盾牌,也有少数火绳枪。他们对军事一窍不通,对将要遭遇的敌人有什么实力也一无所知,却相信单凭人多势众、远远地摆出一副勇敢的架势,就能做成连他们的正规满洲兵都完全办不到的事。然而政府却把他们当作爱国和献身的楷模向全国标榜;他们自己也深信自己自告奋勇的效力价值极高,竟真的认为,高级官员接受义律上校的赎城条件是辜负了朝廷的重托;认为城里居民急于保全自己的财产,才促使官员们做出了不合理的让步,而那时恰恰是「他们」,这些义勇,正向前推进,准备从背后袭击敌人,把敌人一举歼灭。

因此,城池赎回以后两天,即二十九日,一大批这样的人开始在我军阵地后方三四英里的高地上聚集,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的人数整天不断增加,郭富爵士完全料到对方会在休战旗的掩护下搞什么背信弃义的勾当,便命令伯勒尔少将负责看守我军阵地,让每个人都做好准备,击退城里可能发动的任何进攻,他自己则亲自率兵前去迎击、驱散这时已经露面的敌人。

普拉特少校率领的第二十六团,原来一直驻守商馆,到二十七日为止,那一天由复仇女神号送到缯步,已经上高地同郭富爵士会合。将军这时带去的部队,包括这个团、第四十九团(留在高地庙宇的一个连除外)、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和孟加拉志愿兵连,由皇家海军陆战队支援。后面两支部队留作预备队,以便在我军这么大一部分兵力离开期间,万一城里发动进攻,可以随时返回高地,从侧翼出击。

中国人已经从他们最初露面的后方高地上下来,在一条河床旁的堤岸后面占据了一个相当坚固的阵地;看来他们约有四千人。尚未参战的第二十六团在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支援下,奉命前进,把他们逐出这个阵地,这一任务完成得毫无损失。像大多数非正规部队一样,中国义勇不能结成一体协同作战,我军一打出准确的火力,他们便扔下长矛,四散奔逃。他们想在后方一处类似军营的地方重新集结片刻,但并没有站住脚。那里的房屋立即被毁,在邻近的村子里意外发现的一座火药库也一并被毁。中国人退回到他们最初露面的那片高地上。

郭富爵士随后命令第四十九团和孟加拉志愿兵退回高地上我军原来的阵地,他自己则带着第二十六团和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合计五六百人,留下来亲自监视中国人的动静。

这一天烈日炎炎,酷热难当,军官和士兵都极度疲惫。副军需总监比彻少校在前几天里一直不辞劳苦,这时突然倒地,几乎当即死去;另外还有几名军官也病倒了。中国人第一次被击退以后不过两三个小时,又在高地上聚集起来,人数比先前更多,又有新的人群打着旗帜之类赶到,总数达七八千人。

奉命运来一些火箭的炮兵诺尔斯上尉,这时把火箭非常准确地射进中国人群中,但是没能把他们驱散;他们看来的确决心摆出一副无畏的样子。因此将军命令普拉特少校率第二十六团,进攻从高地下到他左边一片稻田里的一大股中国人。达夫上尉率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在孟加拉志愿兵支援下,也奉命前进,驱散他前面企图重新占据那处已被烧毁的军营的一大群人;然后再向山冈推进,把山上的敌人肃清。

这几次调动都完全成功,中国人在各处都被驱散了。不过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推进得比原定的远了一些,同孟加拉志愿兵脱离了联系。达夫上尉还是派出了一个连,去同在他左边相隔一段距离的第二十六团打通联系。但这时天色已晚,早晨那极度的闷热和令人窒息的高温早已明白预示了要来的雷暴,这时以难以想象的猛烈之势向他们袭来。大雨倾盆,燧发枪都被淋湿了,几乎没有一支能打响。结果第二十六团不得不屡次用刺刀冲锋,因为在他们周围游荡的中国人看见他们无法使用燧发枪,便大胆地拿着长矛上前攻击;这种长矛因为长,是很厉害的。几次被击退以后,中国人终于撤走了,我军也奉命返回各自的阵地。

正是在这一次,在这场可怕的暴风雨中,在暮色苍茫之际,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那个连,也就是前面讲过派去同左边的第二十六团打通联系的那个连,以其英勇的行为和沉着的表现使自己免于全军覆没,赢得了所有军人的称赞。这个故事已经讲过很多遍,各种讲法在细节上又相差无几,几乎不必重述;只用几句话,就足以表彰他们的英勇了。这个被派出去的连在暴风雨中迷了路,没能同第二十六团会合,而第二十六团其实在此期间已经撤回去了。他们发现步枪因为受潮完全不能用,这就使中国人胆子大了起来,用长矛从后面攻击他们,就像攻击第二十六团那样。他们很快就被包围了;有一两个士兵被一种长长的弯矛钩倒在地,这种弯矛形状有点像一把小镰刀,装在一根长杆上。中国人捡起了一名倒地士兵的步枪,药池里的火药湿得用燧石和火镰打不着火。可是那个中国兵却不慌不忙地把枪抵在肩上,稳稳地瞄准一名军官伯克利先生,用他的火绳去点那受潮的火药,火药居然着了,枪响了,不幸打伤了伯克利先生的手臂。

这一小队英勇的印度兵这时转移到一块高地上,在那里可以更好地自卫。雨一度停了片刻;他们费了极大的力气,才打响了几支枪,弹无虚发地射进包围他们的密集人群中。但是命运似乎决意要让他们再多受些考验。他们刚刚开始后撤,大雨又倾盆而下;中国人重新鼓起勇气,又攻了上来。现在他们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结成方阵,同生共死,坚持到天亮,再从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路来。

全军其余部队都已集中,唯独这个连不见踪影,大家都十分担心他们的安危。人们正确地估计到这是暴风雨太猛造成的,但又担心他们可能已被中国人截杀了。

郭富爵士毫不耽搁,调来两个相对体力尚足、装备着击发式步枪的海军陆战队连,跟随达夫上尉回去寻找那个失踪的连。他们一边前进,一边不时放一枪,作为信号告诉战友们他们来了,也为了给战友们鼓舞士气。终于,前方也传来了零星的枪声,不久他们就赶上了那个失踪的连;只见这个连排成方阵,被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团团围住。海军陆战队用他们百发百中的击发式步枪〔注三〕向那乱哄哄的人群中打了两排齐射,同时大声欢呼,中国人遭受重大损失,被驱散了,乱纷纷地逃走。

(原注:海军陆战队的击发式步枪只有两支没有打响,尽管这些枪是两三天前装的弹,此后一直没有放过。这些士兵主要来自伯兰汉号,由怀廷中尉率领。)

对于这个小小的插曲,最好还是用将军自己的话来表彰:「那些印度兵,」他说,「在这危急的处境中,以毫不退缩的纪律和欣然服从的精神,崇高地维护了土著军队的卓越声誉。我觉得,哈德菲尔德中尉、德弗罗中尉和伯克利少尉在这艰难的场面中热忱地支持着他们,我应当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不过他们也并非毫无损失,有一名士兵阵亡,一名军官和十四名士兵受了重伤。

中国人在休战期间公然采取这种敌对行动,是不能任其继续下去的;而且很明显,仅仅驱散这些非正规的中国人群也达不到什么有益的目的。于是在第二天早晨,即三十一日,将军派人通知广州知府:如果这类敌对的示威继续下去,他就不得不立即降下休战旗,重新向城池开战。当天,在同知府作出任何进一步的安排之前(知府答应到城下来同将军和义律上校会面),中国人又在山上聚集起来,打着旗帜之类,还放着炮。他们还派出小股人马向前推进,似乎有意同满洲兵取得联系;满洲兵已有七千人出了城,此刻仍在行进之中。

到了下午,中国人在前一天露面的那几座山上,人数又进一步增加了。知府终于来了,向将军保证说,这些乡民的行动官府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得到官府的认可,他马上就派一名品级较高的官员去命令他们解散回家。双方商定,我方也派一名军官陪他同去,共同努力达成这一目的;孟加拉土著步兵第三十四团的穆尔上尉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一危险而责任重大的任务。对方也许本来打算搞点什么背信弃义的勾当,不过有理由相信,知府并没有认可此事,因为当时他本人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些非正规的人群终于被劝说解散了,此后再没有发生冲突。〔注四〕

(原注:我们无法确切知道那位中国官员向这些义勇团练的首领们传达了些什么,但人们认为,这些百姓之所以撤走,并非完全因为他们确信自己的努力对我们无济于事,而是因为他们必须服从知府的命令。同时,他们确实相信自己被本国官府出卖了,一旦有机会,只要有几分取胜的把握,随时准备再次联合起来。)

在高地上作战的整个期间,大部分伤员都被抬下来送到复仇女神号上,在那里受到船上外科医生的悉心照料,尤其是彼得·扬先生的照料,他当时只是作为志愿人员在船上。复仇女神号每天负责把伤员送到他们各自所属的军舰和运兵船上。伤亡总数为阵亡十五人、受伤一百一十二人;受伤者中军官竟多达十五人。〔注五〕中国人的损失必定非常惨重,因为几乎每一发炮弹都打在他们密集的人群当中。

(原注:皇家海军的福克斯上尉和肯德尔先生各被打断一条腿;前者伤重身亡。)

在广州城外的高地上,缴获大炮四十九门,此外还有大量抬枪。但如果把从穿鼻到广州,在珠江及其众多支流中缴获和摧毁的大炮全部计算在内,总数将不下「一千二百门」,抬枪等等还不计在内。

中国人的资源似乎无穷无尽,他们修筑炮台和野战工事之快,也颇为惊人。不能说他们未经竭力抵抗就屈服了;他们曾尽最大努力防守通往广州的一切要道;他们缺少的,与其说是抵抗的勇气或决心,不如说是技能,以及如何最好地运用其丰富资源的知识。中国人是有可能成为可怕的敌人的;我们不能忘记,就像俄国人当年曾经那么容易被征服一样,中国人也可能很快就从征服者那里学会战争的艺术,从初次失败的教训中汲取经验,变得可畏起来。

到五月三十一日,按照议定的条件,已有将近一万八千名满洲兵撤出广州。五百万元也已付讫,余下尚待支付的一百万元也已提供了担保。于是应义律上校的要求,开始准备让我军重新登船,从广州城前撤走。在知府专为此事派来的八百名中国苦力帮助下,大炮、弹药和物资在强大的护送下,于六月一日上午运到缯步;高地炮台上的英国国旗降下以后,全军于当天下午在鲍彻舰长和马他仑舰长的督率下重新登船。

郭富爵士特别提到,官兵们在岸上的八天里,没有任何放纵越轨的行为。尽管身处诱惑很多的环境,在整个期间只发生过两起醉酒事件。

这次订立的条约,或者毋宁说是休战协定,绝不意味着两国之间缔结了和约;它仅仅涉及广州城和珠江,一俟赎金付清,珠江上所有的炮台和防御工事都要交还给中国人;不过协定规定,「在两国之间的事务最后解决以前」,不得「重新武装」这些炮台。因此,我军陆海两军一在香港重新集结,就立即恢复了原定远征厦门的准备工作。

第二十四章

到六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所有的战舰和运兵船都已离开珠江,重新集结在香港。穿鼻以上的所有炮台都已交还中国人,没有附加任何别的条件,只规定黄埔以下的各炮台须一律保持原状。

皇帝对协议的后一部分似乎很不满意;奕山就此上了奏折,皇上在批复中谕令:「一俟夷船退出内河,即密筹防御,然后修筑坚固新台,并修葺旧台。」然而在我们这一方,却不许在黄埔以下做任何这类事情;因此,直到和约的批准书实际互换之前,虎门的全部防御工事都一直保持着一八四一年六月我军舰队退出珠江时的那种残破状态。

我军部队还没有回到香港,疾病就已经开始流行起来。他们在广州城外高地上风吹日晒的那八天,种下了疟疾和痢疾的病根,这两种病对我们来说,比中国人能派来对付我们的任何军队都要可怕得多。过了几天,岸上作战的那股兴奋劲儿,以及希望和新奇所带来的鼓舞都消退以后,疾病便以惊人的速度在官兵中蔓延开来,结果我们这支兵力本来不大的部队,在香港竟有「一千一百人」列入了病号名单。这一令人惊恐的状况,有一部分无疑应归咎于每年这个季节香港本身空气的恶劣影响。但是官兵们在广州所受的风吹日晒,以及长期困在船上所造成的体质虚弱,也必须充分考虑在内。官兵们回到香港港口之前,病根就已经种在他们身上了;因此,当时过分强调了香港本身不利于健康。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三位钦差大臣曾特别强调,众所周知,广州一带在那个季节有害健康,以此作为不可能长期集结大批军队的理由;而相当凑巧的是,有两位高级官员几乎同时去世了,中国方面一位,我们这方面一位。钦差大臣之一的隆文约在六月中旬在广州死于热病;而资深海军军官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也于该月十三日在香港死于热病。

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同岸上的部队同甘共苦,凡是他的热忱和榜样能够有助于大局的场合,他总是挺身而出。此外,他无疑也因自己的辛劳出人意料地以一纸休战告终而感到懊恼;那份休战协议的各项条款,不论是对是错,都很难符合他本人对当时形势需要的看法。所有这些原因合在一起,作用于他那本不十分强健的体质,足以使他一病不起,很快便进了坟墓。十七日,根据他生前表达过的愿望,他的遗体被移往澳门,仿佛他心中始终隐隐怀疑,香港有朝一日会不会交还给中国人。复仇女神号承担了运送他遗体的这一哀伤任务。在澳门,这位英勇的老将以符合其身份的全部礼仪,安葬在英国人的墓地里。

勒弗莱明·辛好士爵士和其他一些军官以及相当多的士兵相继死去,所有战舰和运兵船上又疾病流行,终于给整个远征军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层阴影要等到预期中向厦门的进军开始之后,才能消散。因此大家都焦急地盼望着这次进军。

香港岛最初是根据我们同琦善订立的条约割让给我们的,但由于皇帝不承认那项条约,后来在战事进行期间,我们只是凭占领权据有它;最后,随着南京条约的批准,它才被确认为大不列颠王室的属地。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宣布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并连同其附属岛屿一起,设立为一个单独的殖民地,定名为「香港殖民地」。

香港的附属岛屿究竟包括哪些,很难确定。大概包括紧邻香港的所有小岛,特别是南面的那些;但是南丫岛是否包括在内,我们就无从判断了。在以殖民地首府维多利亚城的名义发布、经璞鼎查爵士授权公布的公告中,说这个殖民地位于北纬二十二度九分至二十二度二十一分之间,这样南北就有十二英里的范围;照此看来,南丫岛和附近较小的岛屿都应包括在附属岛屿之内。殖民地东西的范围没有明确划定,因为公告只给出了一条经线,即格林尼治以东一百一十四度十八分。

地图上标出的香港岛的位置大概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同璞鼎查爵士在公告中所定的位置不相符合。香港岛本身最长的是东西向,长八英里;但宽度极不规则,从六英里到只有两英里左右不等。〔注一〕

(原注:一看所附的地图,便足以看出这个岛的奇特形状。)

现在的首府维多利亚城,沿着岛的北岸延伸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由于地形的关系,不得不建得非常分散、零零落落。从这里到中国大陆的距离,如果那可以称作大陆的话(因为对岸有一部分大概是岛屿),变化很大。东面的鲤鱼门水道宽不过四分之一英里多一点,但从城区到正对面最近的一点约有一又四分之一英里,最宽的地方则在四英里以上。

香港的锚地和维多利亚湾构成了一个极好的停泊场,近岸处水就很深,只有一处小浅滩,水深十六英尺。不过它也有两个不利之处:每逢台风来袭,它都要承受台风的全部威力;而在炎热季节,香港的高山挡住了西南季风的和风。这正是最需要空气流动的时候,不仅要靠它来缓和热带气候夏季的闷热,还要靠它来驱散那个季节大雨过后,特别是夜间大雨过后所产生的有害瘴气。

在其他方面,这个形如湖泊的港湾是很美的;它好像一个盆地,夹在香港的群山与对岸大陆的群山之间。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这里的雨有时下得极大:乌黑的、来势汹汹的云层,仿佛从一边横跨到另一边,把雨水倾泻到两山之间的盆地里。香港的山坡虽然陡峭,有时看上去却几乎覆盖着一片流动的水,山涧顺坡奔流而下,简直像瀑布一样。接着便是七月热带的炎炎烈日,空气中一片死寂;岛的那一面很少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这种死寂的空气如果长时间不变,不可能不引起热病和其他疾病。

几乎所有热带国家都不时会遭受这类灾患;但为了证明香港并不总是受其侵扰,请允许我提一件事:有一位先生曾在那里停泊过九个月,包括整个夏季,与他同泊的商船足足有五十艘之多,他断言自己并没有看到「任何种类的热病或其他疾病流行」。

珠江口外几乎所有的岛屿都光秃秃的,十分荒凉;山坡上像是被犁出了一道道又深又粗的沟壑,山顶岩石裸露,除了背风之处或洼地以外,没有泥土。这一切似乎一眼就表明,这些岛屿处在飓风和热带暴雨的影响范围之内。在这方面,中国的这一带同北面的舟山群岛形成了非常显著的对比。舟山群岛无论远看近看,都显得那样丰饶诱人,而珠江口的岛屿却显得那样荒凉贫瘠,不宜人居。一边是勤劳而兴旺的居民,他们设法耕种山坡,往往一直种到山顶,耕作得极为精心细致;另一边则是一群强悍而好冒险的渔民、走私者和海盗;那不肯出产的土地只零零星星地耕种了几块,村落也很少,而且相对说来面貌寒酸。

一八一六年护送阿美士德勋爵使团前往中国的舰队中,霍尔船长曾到过香港岛的南面;因此,在这里转述一下克拉克·埃布尔·史密斯博士当时的观察,是值得的。舰船停泊的那个海湾在石排湾村附近,当时称为香港湾。据描述,这个海湾「由几个小岛围成,四面都被陆地环抱,而香港是这些小岛中最大的一个」。史密斯博士说:「从甲板上望去,这个岛最引人注目的,是岛中央耸立的几座高高的圆锥形山峰,还有一道美丽的瀑布,从一块漂亮的青色岩石上奔泻入海。」

那是七月初。岛的那一面的岩石,结构致密,近似玄武岩。他攀登附近的主峰时,沿着一条发源于山顶附近的宜人溪流而上;他对山坡表面,乃至对他所能到达的岛上每一处地方的极端荒凉,印象都很深。「然而远远望去,」他说,「它却显得『很肥沃』,那是因为『蕨类极多』,我想那是坎普弗所说的三叉水龙骨,它『取代了其他植物的位置』。」

不过在溪流旁边,他还是发现了几种有趣的植物。其中有中国岗松;有大量正在盛开的桃金娘;有五脉野牡丹;还有几种兰科植物,他无法确定是哪些品种。蕨类植物非常多,但任何种类的苔藓却一株也没有。他还说,由于酷热难当,他没能登上山顶;早上八点钟,背阴处的温度计就升到了华氏八十三度,而他不得不暴露于其下的阳光,穿过万里无云的天空直射下来,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把水银柱抬到了华氏一百二十度。

下山的时候,他沿着一条小路走,这条路越过一座小山,或者不如说是一个土丘;土丘的构造与附近的岩石不同,是由一种极易碎裂、颜色红中带白的石头组成的,很像风化了的长石。他描述岛上的景色是由光秃秃的岩石、深深的峡谷和山间急流构成的,没有什么画意。他见到的居民只有一些饱经风霜的穷苦渔民,他们在支撑着他们那些破烂小屋的岩石上摊开渔网,晾晒辛苦捕来的鱼获。岛上的耕作情况,同从表面看来的人口状况和人口数量相称。几小块稻田、几小片山药地,还有一点荞麦,就是他们看得见的全部植物性食物来源了。

至于他所说的香港湾这个停泊处本身,海军人员说它可以为任何吨位的船只提供极好的庇护。

以上就是当时所获得的关于香港南面一部分地方的全部资料。那时谁也不曾想到,几年以后,正是这个岛会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上面对香港总体面貌的描述,可以认为是相当准确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岛上人口增加了,尤其是在它成为我国船只常去之地以后,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岛的总体面貌就逐渐有了改善,人口也增多了。我们占领这个岛的时候,那里除了北面有一个两端都可以进出的极好锚地、离珠江口很近,以及很难找到更适合我们用途的地方以外,没有什么能吸引我们去那里定居。

香港东端有上好的采石场,中国工匠开采起来既熟练又方便,因此建房十分便利;淡水也很充足,水质一般也很好。一条长长的山脉从岛的这一头绵延到那一头,最高点叫作维多利亚峰,海拔约二千英尺;维多利亚城有一部分(看来也是最不卫生的一部分)就建在这座山的山脚下。既然这一列崎岖的山脉是东西走向,港口以及城区和商业场所的主要部分都位于山的北面,那么显而易见,夏季几个月里盛行的西南季风,那时正是最需要它来驱散热带烈日从地里蒸发出来的瘴气的时候,在山的北面却几乎从来感受不到。甚至有人指出,「在中国各地」,凡是所处位置在夏季挡住了南风的地方,必定都不利于健康。

一个地方单从温度计上显示的温度,既不能表明它是否有害健康,也不能表明它实际给人体带来的感受。例如新加坡,离赤道只有大约七十英里,那里的炎热并不令人觉得过分,一年中任何季节疾病也都不流行。然而那里夜间总是下雨,即使在最热的季节,青草也绿得可爱,菠萝在树篱中野生,而且长得十分成熟。但新加坡的南面完全敞开,凉爽的海风不断吹过,使它的空气流动,瘴气消散。

去年也就是一八四三年七月,香港的平均温度是华氏八十八度,最低华氏八十四度,最高华氏九十二度。由此可见,昼夜温差比人们预料的要小得多;事实上,「最低」温度只比全月平均温度低四度。只有一次,中午升到了华氏九十二度,也只有一次,夜间降到了华氏八十四度。

但是,维多利亚城在炎热季节虽然得不到西南风的好处,在冬季几个月里却完全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十月和十一月里,有时几个小时之内天气就骤然变化,令人感受十分强烈。十二月初,我曾感到从北面吹来的寒风,比北方地区静止空气中最严酷的霜冻还要刺骨得多,因为变化来得太突然了。因此,中国人那种随着气温的变化,一件接一件地加穿暖和的外衣或棉袍,又一件一件地脱下来的做法,是欧洲人唯一稳妥的办法。事实上,凡是到香港访问或长期居住的人,都必须备有适应极端气温的衣服,而且要小心,不要把更换衣着拖得太晚;宁可穿得太多,也不要穿得太少。

既然我正谈到香港总体上不利于健康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以后还要再谈),我就不能不提一下,疾病绝不仅限于住在岸上的人,留在船上的人也在很大程度上深受其害。而且(在过去的一八四三年里)随着季节推移、气温下降,疾病也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迅速减少。恰恰相反,十一月初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到那个月下旬却似乎又变得更加猖獗了。一封十一月三日的私人信件说:「军舰上的病号正在减少。皋华丽号现在只有一百零四个病号了;前些日子她还有一百六十个人在医生手里。」另一封同月二十八日的信则说:「疾病又像从前一样厉害了。每条船每天都要死一个人。岸上的部队死了多少人啊!许多生过病、现在正在康复的先生们,为了健康,纷纷动身回英国去。」

不过,卫生委员会已经成立了,人们希望他们的调查能带来一些好处。即便是岛的北面,也并非处处都同样不利于健康;而且必须记住,一个地方可能某一年非常不卫生,第二年却相对没有什么疾病。〔注二〕还有人指出,台风的来临(虽然在其他方面非常可怕),由于它所产生的种种剧烈的气压现象和电的现象,使整个自然界都受到影响,对于一个本来多病的地方,往往能大大改善其卫生状况。

(原注:自本年即一八四四年开始以来,疾病已经差不多绝迹了。)

迄今为止,维多利亚湾的西端和东端看来对欧洲人最不利于健康,中段稍好一些。驻扎在西角兵营的第五十五团左翼,从去年六月到八月中旬死了一百人;最后那个地方只好放弃,其余的人都被送到船上去了。根据一个卫生委员会的建议,已下令把附近的地面平整好,并把积水充分排干。这一必不可少的措施,无疑也将在其他地方采用;的确,如果可能的话,禁止中国人在岛上「任何地方」种植水稻,将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凡是种植水稻的地方,特别是在热带或接近热带的地方,或多或少总会有害健康。如果认为有必要给中国业主一些补偿,以弥补他们庄稼的损失,那么所需的数目同所得的好处相比,也是很小的。但实际上,那些稻田(说到底面积是很有限的)只要适当地排干了水,就可以改种其他作物;这些作物对于一个有这么多欧洲人的群体同样必需,而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却会小得多。〔注三〕

(原注:我相信,欧洲种植水稻的「最北」的地方是米兰附近。但即使在那里,也不许在城市周围几英里之内种稻,因为种稻会造成有害健康的后果。)

维多利亚湾的东端有一条相当大的山谷,除了朝海的一面以外,四面都被群山围住。山谷里几乎全是稻田,从谷底山上流下来的一条天然溪流,被引离了原来的河道,通过无数细小的水渠引到山谷的各个角落,灌溉稻田。周围的山坡上已经建起了几座房屋,人们预计,一旦维多利亚湾前沿山海之间那片非常有限的地方完全占满,这里最终将成为第二个市镇的所在;而那片地方看来很快就要占满了。把这条山谷的积水排干,将会从根本上改善岛上这一重要部分的状况。

一条很好的道路已经差不多修成,穿过那条山谷,越过山岭,通到岛的另一面,一直下到大潭湾和重要的村落赤柱。在这条山谷以东、马地臣角的另一边,有一些巍峨的岩石,一直延伸到水边;这里又比较能吹到沿鲤鱼门水道而来的风,因此这个位置大概会是有益健康的。

上面特别就岛的北面谈了这么多,也许有人要问,岛的南面就卫生而言情况如何。毫无疑问,南面向西南季风敞开,相对说来是有益健康的;但是那一面没有适合商业用途的港口,起初也没有在那里划出建筑用地,因为当时维多利亚湾不利于健康的情况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也因为一个人的财宝或生意在哪里,他的心和他的营生也就在哪里。毫无疑问,要不了多久,许多欧洲人就会住到岛的南面去,每天翻过山岭去办理他们的事务。

岛上主要的中国村落,即使在我们占领该岛的时候,人口也有两千左右,坐落在南面一个背风的海湾里,风景秀丽,但西南风却可以畅通无阻地吹进来。这个村子叫赤柱,根据奥尔德里奇少校的建议,已在那里为一支分遣队修建了营房,使他们同中国居民分开。上一季驻扎在那里的第九十八团的一支分遣队,几乎全都保持了健康;毫无疑问,要不了多久,许多欧洲人就会在那一带安家。

要对岛上的中国人口作出任何大致可靠的估计,是极其困难的。人口经常变动,很大一部分人是流动的。我们刚占领这个岛的时候,岛上大概有五千左右中国人,水上居民、从对岸来的临时劳工以及其他流动人口还不计在内。他们分住在十四五个村落或小村庄里,其中主要的一个,前面已经讲过,是南面的赤柱,它所在的海湾,部分是由一条伸出海中、名叫大潭头的狭长而不规则的岬角围成的。这个海湾连同大潭湾,无疑很快就会成为欧洲人最喜爱的退隐住所。

自从我们占有这个岛以来,中国人自然大批被吸引到这里来。商人、工匠、英国居民的仆役、劳工、船夫和赶集的人,全都是中国人。再加上一小队中国警察,我们就会发现人口一定相当可观了。商人们所有的货栈里都雇用着大量的脚夫和杂役;所有的房屋都是中国工匠建造的,政府也雇了大量中国人修筑公路和公共工程。从广州、澳门和其他地方来的流动人口或做买卖的人也很多;所以总的说来,有人估计的三万这个高数字,可能并不过分夸大。不过这个数字大概也包括了欧洲人在内;军人除外,欧洲人的数目不会很大,也许只有几百人而已。

维多利亚城素有不利于健康之名,这使许多原本打算到岛上定居的人,暂时不敢从澳门搬过来。关于是否允许存储鸦片,一直没有定论,这也使这个居留地起初的迅速发展受到了阻碍。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充分意识到,由于附近突然兴起了一个与之竞争的欧洲人居留地,澳门的产业贬值了,于是开始考虑是否应当把澳门也辟为同香港一样的自由港,而且大概对鸦片不加任何限制。他们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葡萄牙总督已经带着随员上广州去,打算同当局商谈,希望从中国政府那里争取到比他们迄今享有的更大的特权得到承认。这件事,加上香港的一时停顿,使澳门的欧洲居民又放下心来,使原先已经下跌的房价回升了百分之十到十五。

如果能找到改善香港卫生状况的办法(人们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澳门无论怎样企图竞争,都不会对这个新居留地造成多大的影响。澳门既没有离城区足够近、可供船只停泊的港口,也没有可以建造货栈的土地;而且葡萄牙官员所能拥有的权力,永远只能是非常有限的,或许还是朝不保夕的。

我们在香港的居留地,起初那种惊人的进展,或许是有史以来英国人的性格中惊人的魄力与进取精神最突出的例证之一。即使是某些澳大利亚殖民地,而且是位于地球另一端的殖民地,早期的发展虽然也十分迅猛,但同香港相比,它们的进展却是缓慢而艰难的。一八四一年六月我军从广州回来、集结在香港港口的时候,岛上连一座适合欧洲人居住的正规房屋都没有;中国人的村落几乎是不能算数的。大约两个月以后远征军启航前往厦门的时候,也只有几座席棚和临时的小屋,标示着未来维多利亚城的位置,指示出这里很快就要成为英国在世界那一带的商业中心,成为英国势力在世界上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帝国门口的据点。

第一次土地拍卖,或者毋宁说只是每年地租的拍卖,在六月里举行。那个月的七日,香港宣布为自由港;二十二日,副商务监督庄士敦先生被任命为该岛的代理总督。

第一批拍卖的土地只有三十四块,每块临海的一面约宽一百英尺;但每块地的纵深当然因地形不同而相差很大。仅仅是预先缴付的每年地租,这第一次拍卖就得到了每年不下三千一百六十五镑十先令的收入。此后几次拍卖,也都卖出了同样的高价。此外,拍卖条件之一是,每个买主必须在「头六个月」之内,在每块地上投资不少于一千元,即二百二十二英镑以上,用于建房或其他用途;并须在一个星期之内向司库缴纳五百元保证金,等到花费了相同数目的钱以后再行退还。

因此,从上面所说的时候算起,不到六个月,就已经有了惊人的改进,尽管在能够建造任何坚固的房屋之前,必须先做许多准备工作。事实上,第一座为欧洲人建造的正规房屋,直到当年九月或十月才完工;而且由于它完全是中国工匠建造的,样子很像一座中国房屋。

政府这时开始沿着港口前沿修筑一条很好的道路,称为皇后大道,并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各种改进。一个正规殖民地的基本要素很快就具备了,一个强大的欧洲人社会的核心,很快就在傲慢的中国的边上扎下了根。从这时起,它的进展十分惊人;要说明像香港这样一个商埠的「必要性」,以及说明以前的状况不可能继续下去,再也举不出比这更有力的论据了。

从第一座房屋完工算起,不到「一年」,不仅建起了正规的街道和供中国人用的市场,还建起了许多高大坚固的货栈,大部分是石头建的,有些已经完工,有些正在建造。码头和栈桥都修得极为坚固;石匠的锤声四处可闻,一条很好的道路正在修筑;还建起了一个出色的英国式市场,有遮盖的棚屋,由警察管理得井井有条。中国人很乐意到那里去,带来各种各样充足的物品,并且欣然遵守一切规章。大型的军需仓库和其他公共建筑,包括城区两端的兵营,都已完工。沿着山脚修筑的那条道路,已经延伸到将近四英里远,为了继续往前修,正在一座高高的沙丘上开凿一条通道;沿着这整段路,每隔一段就已建起了坚固乃至雅致的房屋。岛上这一带特有的许多圆锥形小山,山顶几乎都已削平,准备开始建造新房;几座石桥正在修建,道路也正迅速地越过维多利亚湾东端的山岭向前延伸,通往大潭湾和风景如画的赤柱村。

中国居民似乎很容易就适应了我们的方式和习惯;他们的劳工和工匠只要报酬适中,就干得又好又情愿,还成群结队地从对岸过来找活干;商人们蜂拥而至,占用了市场上的小铺子;两家欧洲人开的旅馆和弹子房已经落成;总而言之,「在香港永久定居的第一年里」,一切必需品和大部分奢侈品都很容易买到。就连葡萄牙传教士也过来建起了一座类似修道院的房子和一座小教堂;马礼逊教育会和医学传道会都开始建造会所;不止一个传教团体把总部设在这里,马六甲的英华书院也即将迁到这个条件更好的地方来。一座小小的罗马天主教堂即将竣工,一座整洁的美国浸礼会小教堂也已开放,举行礼拜,这是在世界那一带建立的第一个新教公共礼拜场所,当然,广州商馆里东印度公司原有的那座小教堂除外。不过当时岛上还没有英国国教的礼拜,这一缺憾后来幸而已经弥补了。

外国商人也已开始建房;看着数以百计的中国劳工为「我们」建造房屋、修筑道路,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为「我们」提供给养,以各种方式为我们服务来谋生,而那时我们正同他们的政府交战,正在北方对他们的同胞进行军事行动,真是一幅奇异的景象。同时,中国裁缝和鞋匠也在他们的小铺子里忙着为我们做衣服做鞋,中国管家照管着我们的家务,中国仆役(穿着他们本国的服装,连辫子在内)高高兴兴地伺候我们用餐。这一切,都发生在香港「第一次」土地拍卖之后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而且是在我们仍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

城区最初的选址似乎有点小小的失误;城区的主要部分,至少是中国人居住最多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位于环抱港口的群山中最高那座山的山坡上。建筑用地非常有限,事实上整个沿岸都是这种情况。人们逐渐沿着港口前沿向东扩展;也许不要很久,港口东端就会兴起第二个市镇;的确,渣甸和马地臣两位先生已经建起的房屋规模之大,几乎自成一个市镇了。但是从香港,或者毋宁说从维多利亚城的这一头到那一头距离太远,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在炎热的地方尤其如此。大概不久就会着手在某个中心地点设立一个交易所,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一不便。

可惜的是,山脚与海边之间的地方实在太狭窄了。如果能沿着港口前沿修一条码头或滨海大道,后面再建货栈和住宅,那就大为有利了。但这是行不通的;因此,大多数货栈的背面都朝着水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从港口望去的城区外观。尽管如此,陌生人驶近时,第一眼看到它,不可能不受到震动。他几乎不会料到,在一个刚刚得到不久的居留地,竟会看到这么多高大美观的建筑物,占据着这么长的临海地段。

从维多利亚湾东端靠近马地臣角的任何一座小山上眺望维多利亚湾和香港锚地,这种景色是同类景色中最动人的之一。为数众多的欧洲船只、中国帆船、各式各样的小艇,还有沿着海湾的一长排美观的建筑物,在万里晴空下灿烂阳光的照耀下,构成了一幅如画而引人入胜的景象,即使后面那些荒凉的山岭,也几乎无损于它的美。

至于香港的防务,显然我们必须始终主要依靠我们的战舰。已经建起的两座小炮台,对付敌人起不了多大作用。主任工程师奥尔德里奇少校曾提出一项计划,要在海湾中段附近的某个地方修建一座大炮台。但这项计划没有得到璞鼎查爵士的同意,不过他还是把它转呈国内政府考虑了。

今后香港土地的保有权问题,或者毋宁说从政府那里取得土地的条件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据了解,政府无意允许任何土地从王室名下让渡出去。今后的土地出售大概仍将照以前的办法进行;也就是说,只拍卖各块土地每年的地租。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颁布任何规章;新任总督德庇时先生很可能将拥有某种自由裁量权,来确定处置土地「占用权」的确切条件。对于香港这样一个殖民地来说,它是一个自由港,土地大多贫瘠,岛的面积又很有限,向政府缴纳年租的制度,在每个人看来必定都是可以采用的最明智的办法。这样就可以为政府的用途建立一项「永久性」的年度财源,而且这项财源只会逐年增加,不会减少。

香港将永远拥有劳动力充足、价格合理这一巨大的优势。无论需要多少中国人,随时都可以很容易地从大陆上招来。

在英国殖民的显著特点中,我不能不提一下香港创办了自由报刊。在英国人的居留地里,报纸通常是最早兴办的事业之一。关于殖民,有一种说法:法国人首先要做的是修一座堡垒,西班牙人是建一座教堂,英国人是建一座商馆或货栈;但也许更有特色的是,英国人最早创办的事物之一就是报刊。英国人随身带着他与生俱来的自由讨论的权利;能够「在报上」痛痛快快地发一通牢骚,就足以补偿新居留地初期的许多不便。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有四种,即《香港公报》《东方地球报》《香港纪录报》和《广州周报》;其中最后一种在澳门出版,其余三种在香港出版。第一种报纸奉命刊登政府的一切公告。

据最近的消息,马礼逊学堂开办已有一段时间,正在受教育的少年们进步良好。为商船海员开设的海员医院最近开张,预计可以收容海员和船上职员五十人。这个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凡是住院的人,每人每天都要缴纳一定的生活费。

第二十五章

按照预定的办法,香港将依照治理其他直辖殖民地的同样原则来治理,也就是说,要设立一个立法局和一个行政局,以其建言和襄助辅佐总督。

香港的重要性,无论就各国对华通商而言,还是更特别地就我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言,都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不管我们起初如何谨慎,尽可能把彼此的往来限于可能发生的单纯商务问题,我们都不能不预见到,由此还会引出别的种种纠葛,其结局如何,妄加预言就未免冒昧了。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纪元,她同外国人的一切关系,都发生了一场突然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她对于有关通商的一切拟议安排,答应得那样轻易,看上去又那样乐意,其引人注目之处,或许并不亚于她长久以来那样傲慢、那样顽固地拒绝对既定成规作任何改变。

天意终于注定,一个囊括人类将近三分之一的庞大帝国,不能再同各国组成的大家庭完全隔绝;我们也不能不相信,那个奇异的民族在缓慢而稳定的进程中归于基督教影响之下的时候,终于已经到来。不过,我们心怀此念的同时,切不可操之过急,促成一场足以使一个强大帝国从头到尾为之震荡的危机。这就引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中华帝国最终会不会陷于瓦解乃至分崩离析。这才是我们必须畏惧的大事;因为,谁能设想这样一场危机的可怕后果而不惊心,而不想防止一场规模如此浩大的灾难呢?

从这个角度看,占有香港,我国同中国政府关系的现状,以及在不久的将来或许需要我们极其悉心对待的种种难题(切莫忘记,当今的中国皇帝已经年迈),所牵涉的责任之重,无论怎样深切体会都不为过,而且一念及此,就难免心怀疑惧。因此,香港政府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敏锐地意识到自己职位的责任,必须极其审慎地注视着我们施政的举措最终可能波及的每一个层层扩散开去的圈子。我们站在中国政府面前,不仅要以朋友的身份,而且要以盟友的身份;我们不但不应削弱它的权威,反而应当在它自己的百姓眼中维护它的威信。我们同那个非凡民族的交往,应当作为一件福事载入史册,而不应当像稍不审慎小心就很容易变成的那样,成为一场祸殃。

既深感这番议论之真切,首先引起我们忧虑的重大难题,便是鸦片贸易今后的情形,以及在香港对它应采取何种方针。我们自己的这块居留地,大家都知道在各方面都是一个自由港,对于在那里可能对鸦片施行的章程,人们一直十分挂虑。这样看来,在香港储存鸦片,恐怕是很难禁止的;可是,真要那样的话,在中国政府眼中,我们就好像是在认可、甚至鼓励一种皇帝明令禁止的贸易,这种两难的处境如何才能避免,实在难以想见。要克服这个问题的一切困难,最简便、实际上也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劝说中国政府使这项贸易合法化,同意鸦片在缴纳一定税额之后进口。

赞成采取这一步骤的论据,没有比中国作者们自己在就此事呈递朝廷的各种奏折中已经提出的那些更有力的了。我们最近订立的两项条约里,虽然连提都没有提到鸦片贸易,但众所周知,璞鼎查爵士曾竭尽全力,劝说中国政府同意这项贸易合法化,把这种货物列入税则。这个目标最终或许能够达到,但目前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使这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方面,已经取得了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与此同时,鸦片贸易从来没有像过去这一年这样兴旺,《京报》上也刊出了沉痛的怨言,说这种毒品甚至流进了皇宫。皇帝似乎仍旧和过去一样痛恨吸食鸦片的狂热,可他针对鸦片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也依旧和过去一样毫无成效。事实上,百姓们决意不惜任何风险也要享用这种违禁的奢侈品,迄今所试过的任何手段,都没能吓住哪怕是朝廷的官吏不去纵容这种走私贸易;而这种买卖利润丰厚,使经营者拿得出大笔贿赂,官吏们也未必有一天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

鸦片贸易一旦最终合法化,毫无疑问会大大有利于香港,会吸引许多中国商人到那里来求购,他们同时也会受到诱惑,顺带买些别的货物。那时,鸦片的货款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用中国的土产来抵付,而不必像现在这样全用白银支付;事实上,这个国家的一切通商关系,都会立刻建立在一个令人满意得多的基础上。

不过,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一点之外,还有另一件事也可能引出麻烦,那就是外国人企图在五口以外的其他地方进入中国,或者即便在五口,也企图越过中国当局所划定的界限。照我们目前的理解,将要划出一定的界线,任何外国人都不得越过。可是,要防止违反这些章程,会有许多困难。这类事情已经发生过了,还曾经请璞鼎查爵士出面干预。澳门甚至刊行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近游福建省漳州府城记》。这一回闯入的不是英国人,而是美国人,他们违背地方当局的意愿和命令,硬闯进内地,而地方当局曾向他们指出,他们这样做是违反条约规定的。显然,他们冒充了英国人,当局也以为他们就是英国人。

璞鼎查爵士认为自己有责任告知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这些人并不是英国人,并表示希望今后地方官员遇有稍稍违反条约的人(倘系英国臣民),即予拘捕看管,解送最近的英国领事官员,视需要加以处置,以便强令人人绝对遵守。

我认为有必要提到的最后一点,是相互引渡罪犯,使逃到中国境内的英国罪犯可以由中国当局交给我们的领事官员,逃到香港或者我们船上的中国罪犯可以交给中国官员。这一条款已经在香港施行过了:一伙海盗被中国官府的巡船追赶上岸,立即被警察抓获,交给了相应的中国官员。

事实上,我们越是思量我们现在面对中国政府所处的地位,思量我们实际占有了它边境上的一个岛屿,就越是深感我们的一切作为所担负的重大责任,越是深感我们在那个国家任职的每一位公职人员,都极其需要谨慎、审慎、明断和坚定。

香港在夏季有时会遭受可怕的风暴,这一点我一直留到现在才说。我们的舰队从广州回来以后,在进攻厦门之前停泊在港内的时候,就领教了一场这样的飓风的全部威力。中国人虽然不懂得使用气压计,凭着经验,对于预示这种可怕的台风即将来临的种种征兆,却也知道得相当准确。

不幸的是,维多利亚湾虽然四面陆地环抱,台风从头到尾的全部威力,它却完全首当其冲;岛的那一面没有任何避风之处。看中国人为即将来临的风暴所作的准备,是一番新奇有趣的景象;他们采取的做法,既有迷信的仪式,也有审慎的防范,或者希望免除那场来势汹汹的风暴,或者保护自己不受它眼前的冲击。空气闷热压抑,乌云浓黑,加上别的种种迹象,都提醒他们早作准备;中国人中间不久便喧闹起来,那份热闹,叫人以为他们是在欢度什么喜庆节日,而不像是在祈求神灵息怒。每逢这种时候,他们有许多人家的房屋都装饰起来,挂着插在二三十英尺高的长竿上的灯笼、奇形怪状的巨大偶像和各色各样的饰物。从市镇的这一头到那一头,还有岸边所有的船上,敲锣的敲锣,放爆竹的放爆竹,小竹炮噼啪炸响,一片喧嚣混乱,外来的人不禁会觉得,除了风暴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危险就要临头了。

看着成百上千的小船和帆船同时起锚,个个争先恐后,要尽快驶到对岸,到大陆的遮蔽之下去,也是一番奇特的景象;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要是留在香港这一边,必定会被打上岸搁浅。每条帆船高高的船尾上都站着一个人,使出全身力气,不停地敲打一面悬挂着的大锣,其余的船员似乎专心放爆竹,并不亚于专心驾船。他们希望用这种办法唤醒他们的守护神,求他倾听他们求救的祷告。他们大部分人都躲到维多利亚正对面的一个海湾里去,那里距维多利亚约四英里,在对岸群山的背风处。

常常是,引得人们作这一番准备的种种险恶迹象,过去之后并没有刮起台风。电光闪得快得吓人,亮得耀眼;雷声隆隆,几乎震耳欲聋;巨大的乌云阴沉沉地压在山头上,或者从这一边到那一边横成一条条带子,把雨水倾盆浇进两山之间的港湾。风暴就这样终于平息下来,台风的种种恐怖也就免掉了。

真正的台风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它同光临毛里求斯或西印度群岛的最猛烈的飓风毫无二致。一八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六日,香港就遭到了这样的袭击,而头一天的那场台风,猛烈的程度恐怕是再也遇不到的了。这种旋转风暴的理论,里德上校等人已经阐述得很清楚;所以如今,一条船在海上遇到这种风暴,只要船长掌握了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并且得到充分证实的理论,危险就会比从前小得多。台风作用的范围很有限,也不是年年都有,通常三四年才遇上一次。

在香港,上面所说的那场风暴来临之前,出现了种种不祥的征兆。前几天,大团大团的乌云就仿佛压在两边的山头上不走了;空气极其闷热压抑;最耀眼的闪电在浓重而险恶的云层间不停地划过,而且显得格外明亮,因为这些现象总是在夜间最为显著,白天那些险恶的迹象就缓和得多,有时几乎完全消失。气压计里的水银一直在迅速地上下波动;虽然偶尔也会回升,可那种好转只是暂时的,总的说来仍在不断下降。因此,人们都确信会有台风,何况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刮过台风了。

这一回,中国人作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准备;可那无非就是没完没了地放爆竹、敲锣,此外几乎别无他法,不过他们也设法尽量为自己的船只找个避风的地方。我们自己的船只,也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为即将来临的危险作了准备,一切都尽可能收拾得妥妥帖帖。可是这时整个港内挤满了运兵船、补给船和商船,还有我们的军舰和汽船;事实上,船只停泊得那样密集,许多船连松放锚链的余地都没有。人人都看得出来,预料中的台风一旦袭来,必然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灾难。

在为风暴所作的种种准备当中,就在一切迹象都表明风暴马上就要爆发的时候,人们看见一条小纵帆船起锚出港,朝澳门驶去,大家心里都不免疑虑重重,预感不祥;船上装着金银,还有一两个乘客。此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她连一点残骸也没有被发现过;她一定是在风暴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海上沉没了。

二十日夜间,天气还算平静,但闷热得不祥;到二十一日天快亮的时候,开始刮起阵阵狂风,下起大雨,港内这时也涌起了很大的浪涌。气压计继续逐渐下降,狂风也越刮越猛。台风无疑就要来了;由于最好让复仇女神号尽可能停在别的船只的上风处,于是迅速生火升汽,费了一些周折,把她移到对岸九龙高地下面一个避风的好泊位。降下了中桅,一切都收拾得妥妥帖帖,她抛下两只主锚,锚链分开,朝向东北,每只锚都松放了整整一节锚链。

早上七八点钟之间,风从北方猛烈地刮来,也就是直冲着香港的海岸刮去,一阵阵狂风一小时比一小时更猛。船只已经开始走锚,四面八方都已开始遭到破坏;中国帆船和小船被风刮得东漂西荡,有一条眼看着连人带船一起沉没了。美丽的香港港湾里,渐渐漂满了这场天地之战留下的零乱残骸:木板、桅杆、破碎的小船,还有人,绝望地抱住每一根靠不住的木头求救,四处颠簸;狂风怒吼,把一切都卷走,名副其实地横扫着水面。

岸上,医院是最先被刮倒的建筑之一,压在不幸的病人头上,伤了许多人,所有的人都更加痛苦;不过只死了一个人,是个无依无靠的白痴。房屋都只是临时搭建的,大多部分用竹子造成,连营房在内,全都像孩子们用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

从十点半到两点,飓风达到最高峰,据有些人说,气压计这时已经降到将近二十八点五〇英寸,不过在复仇女神号上,从来没有低于二十八点八九英寸。空气中充满了浪沫和盐分,几乎近在眼前的东西都看不见。这时,船只四处漂流,互相碰撞;人们纷纷砍倒桅杆;由于风力把海水高高推上岸,好几条船被冲上了岸,搁浅在干地上。

本地的中国人全都慌乱失措,徒然地祈求他们的神灵相救。这样一幅毁灭与破败的可怕景象,实在难得一见;几百个中国人淹死了,时常有一整家人,连孩子在内,从船边漂过,紧紧抱住他们破船的最后残片,看上去神情木然(也许是受了鸦片的影响),那些残片不久就散了架,任他们听天由命。

在台风最猛烈的时候,复仇女神号的机器一直以半速运转,她安然度过了风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不过,即便是少数没有走锚的船只,也时刻有被走锚的船只撞上的危险;事实上,海湾里船只那样拥挤,没有造成比实际更严重的损失,倒是一件怪事。台风最猛烈的部分,似乎确实是从香港正上方经过的,因为即便在相距只有三十五英里的澳门,感受到的也要轻得多,而且台风来临的时间也相差将近四个小时;尽管如此,在香港以外,台风同样十分猛烈,好几条船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我们的两位全权代表,义律上校和伯麦爵士(他最近已经回国了),这一回都遭了船难,可以说是奇迹般地才得救的。他们乘坐义律上校的快艇路易莎号前往香港,台风已经开始,迫使他们在广州河口众多岛屿中的一个岛下抛锚,那个泊位并不十分理想。为了给这条小船争取一线生机,凡是精湛的航海术所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可全然无济于事。她不久就走了锚,帆桁和桅杆都被刮断,翻滚的巨浪打上船来,把甲板上的东西统统卷下海去,看来船毁人亡已经不可避免了。沿岸无数沉船的残片时时刻刻从他们身边漂过。他们被风从起初躲避的那个岛下刮走,顺风漂出了两三英里,每时每刻都以为要被吞没了;船长已经被浪卷下海去。最后,他们看见正前方有陆地,汹涌的浪涛拍打着岸边,看上去几乎就在眼前。这一刻真是提心吊胆,可怕极了。船只要一触到碎浪,他们转眼之间就会葬身海底。可是,天意保佑,这条小快艇擦着碎浪驶了过去,浪花几乎都溅到了他们身上。这时抛下了锚,可是海浪打上船来那样猛烈,锚根本拖不住这条小船;终于,她被一直冲上岸去,船底当即撞破,进满了水。这时,有些人跳下水去,另一些人爬上最近的岩石,不过最后,全船的人都借助一根绳子平安上了岸;那根绳子是一个已经游上岸的少年水手拴在一块岩石上的。

除了两位全权代表之外,阿米利厄斯·博克勒克勋爵和另外一两位先生也同遭此难。毫无疑问,他们之所以得救,除了天意之外,全靠义律上校本人出色的航海技术和沉着冷静;在最艰难的时刻,是他亲自指挥这条小船,而他对这一带海岸的准确了解,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是,他们的苦难还没有到头。他们从破船上几乎没能抢救出什么食物和衣服;他们能找到的唯一可以过夜栖身的地方,是一道悬崖侧面的一条大裂缝,顶上是敞开的,中间流着一条小山涧。他们就在那里坐着(因为没法躺下),浑身湿透,焦急地等待天亮。天亮后不久,他们发现有两个中国人下来抢掠破船;岸上还发现好几具被冲上来的中国人的尸体。经过一番犹豫和周折,终于讲定价钱,用一条渔船把义律上校送到澳门,船钱一千元;可是没过多久,又有一伙中国渔民从邻近的村子赶来,开始抢劫所有遭难的人,剥光他们的衣服,抢去的东西里还有一枚汉诺威圭尔夫勋章的星章。不一会儿,天气一许可就把义律上校送往澳门的要价,涨到了两千元,这也答应了。

然而,困难似乎时时刻刻都在增多;因为就在这个关头,有些中国人发现了两三具他们同胞的尸体,绑在桅杆上,在岩石上撞得血肉模糊,直到断了气,便认定这是义律上校一行人故意干的;有一阵子,他们那些威胁的手势和要报复的怒容,似乎预示着要流血了。不过,这场危险终于避过了;最后,答应付三千多元之后,义律上校、伯麦爵士和另外两个人仰面躺在一条船的船底,身上仔细地盖上了席子。然而,他们刚刚离开那个岛不远,又有一桩不幸险些把他们推入最悲惨的境地。一条武装的官船从他们身边擦过,向中国船夫喊话,打听那些失事船只的消息。这时,多么大的一笔赏金就在他们伸手可及之处!捉拿义律上校或者伯麦爵士,悬赏已经高达两万元之多。倘若船夫们奸诈到出卖他们所载的客人(何况义律上校是他们本来就认识的),女王陛下的两位全权代表关在竹笼里,像野兽一样被抬着在北京四处示众,那会是多么壮观的一番展览!那会有多少告示和夸耀!多少升官和赏赐!不过,幸而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几个小时之后,一行人平安地在澳门内港登了岸;义律上校身上穿着一件短上衣,里面没有衬衫;那位准将穿着一件蓝色毛线罩衫;两人各穿一条条纹裤子。最妙的是,处在这样狼狈的境况之下,葡萄牙卫兵的军官一认出这两位高官,就命令卫兵「出列」,以示敬意;不过,很快就有人劝他把这番礼节留到更合适的时候再行。

随即毫不耽搁地派出几条船,带着一名通事,去救援其他遭难的人;七月二十五日,他们终于全都平安抵达澳门。

不过,现在该从这段插话回到香港港内,回到台风最猛烈的时刻刚刚过去的时候了。将近中午,风向略微转到东偏南;下午两点,风势开始减弱;到下午三点,最猛烈的时候已经过去。日落以前,烟雾开始稍稍散开,满目疮痍的景象渐渐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景象之可怕,叫人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不久以前还那样热闹而宁静、平滑的水面上停满船只的香港港口。岸上布满了残骸和搁浅的小船,岸上的临时建筑则已经荡然无存。

这时发现我们有许多船只不见了,是在狂风大作的时候被刮到海上去了。其中有女王陛下的纵帆船椋鸟号,大家对她十分担心,生怕她已经连人带船沉没了。

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复仇女神号就奉命出港,去救援遇难的船只,从破船上把人接下来,特别要留心寻找椋鸟号,以防她被冲上了附近的哪个岛屿。四面八方都急需救援,许多可怜的人都被复仇女神号从水中救了出来,免于葬身海底。

值得一提的是,凡是被冲上岸的船只,都被撕得粉碎,而且是在那样短的时间里;船的每一部分都被打得稀烂,碎片在港内四处漂浮,在高潮线以上的岸边四处堆积。我们缴获的一条师船被冲上了岸,从这条船的残骸上救下了一批炮兵和工兵;商船乔治王子号的全体船员,也从他们遇难的一个邻近岛屿上被救了下来;可是这条船的船长不肯离开那个岛,他的妻子在船刚触礁时就淹死了,他执意要找到她的遗体,却终归徒劳。

打听不到椋鸟号的任何消息,复仇女神号便继续前进,穿过金星门水道,朝伶仃岛驶去,希望她或许已在那个岛下避风。幸而这时望见她正英勇地穿过水道,逆风朝香港驶来;汽船刚一靠拢她,大家便齐声欢呼,互致祝贺。事情的经过很快就讲清楚了。台风最猛烈的时候,椋鸟号断了一根锚链,眼看船身迅速漂走,凯莱特舰长便立即解脱了另一根锚链,希望能够冲过金星门水道,作为唯一的生路。他费了极大的力气,凭着高明的航海术,即便在台风之中,也侥幸做到了这一点,甚至还设法顶风停船,救起了几个乘着破碎帆船的残骸从他身边漂过的不幸的中国人。最后,他终于驶到伶仃岛的背风处,在那里用一只普通的小艇锚泊住了船,锚链上还拴了两门炮。靠了这个办法,他熬过了狂风,等风势减弱到可以起锚,便设法返回香港。不过,这时复仇女神号把椋鸟号拖带着回来了;香港的每一个人看见这两条船一同平安驶进港来,都又惊又喜。

在这场台风中,女王陛下的硫磺号、阿尔吉林号、保皇党人号,还有纵帆船希比号,都被刮断了桅杆;至少有二十条商船和运兵船不是被冲上了岸,就是被刮断了桅杆,还受了别的损伤。

五天以后,二十六日,台风又来了一次,复仇女神号在澳门的氹仔锚地十分轻松地度过了这一次;不过这次台风没有头一次那么猛烈,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还有理由相信,倘若香港所有的船只都停泊在适当的泊位上,并在第一场台风开始之前及早采取防范措施,那危险和所受的损失本来会轻得多。

各船随即抓紧修理,同时加紧准备,要趁着季节有利,向厦门进军,并把我们的作战行动进一步向北推进。伯麦爵士已于六月十八日乘皇后号汽船从加尔各答回来,受命与义律上校一同担任全权代表。不过,这份崇高的荣誉为时甚短;因为八月九日,璞鼎查爵士取道孟买,从英国抵达,他被任命为驻华唯一的全权代表兼首席商务监督;随同他来的还有海军中将巴加爵士,此后的一切海军作战行动都是由巴加爵士指挥的。

第二十六章

七月底,东印度公司的汽船弗莱吉森号由麦克莱弗蒂上尉指挥,驶抵香港。这条船几乎就是复仇女神号的翻版。它带来的消息是:义律上校的《穿鼻草约》已被本国政府否决,璞鼎查爵士奉派接替他,出任唯一的全权代表。在此稍前,女王陛下的第五十五团也已从加尔各答开到。种种迹象表明,一俟璞鼎查爵士以全权代表身份、巴加爵士以海军司令身份如期到任,便会尽快向厦门进兵。适于作战的季节已经过去了不少,即使仅仅为了部队的健康着想,全体军官也都急切盼望局面能早日有所变化,不论是什么样的变化。

八月十日下午,有消息传来,东印度公司的汽船塞索斯特里斯号已从孟买驶抵澳门锚地。待到人们得知璞鼎查爵士和巴加爵士两人都在船上,大家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从伦敦来到这里,只用了短得惊人的六十七天,其中还有十天是在孟买度过的。

次日拂晓,复仇女神号出港,把这两位要员从锚地里的塞索斯特里斯号上接到澳门城。葡萄牙人的炮台鸣炮致敬,他们在澳门受到了极其隆重的礼遇。当天上午,义律上校和璞鼎查爵士会商,海军司令和郭富爵士也一同在座。看来当场就议定了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巴加爵士随即前往香港视察舰队;新任全权代表与葡萄牙当局互致礼节性的拜访之后,璞鼎查爵士便刻不容缓地发布公告,宣布自己被任命为特命全权公使兼唯一全权代表,同时出任驻华首席商务监督。

为了把自己到任的事实和所握权力的性质正式知照中国当局,璞鼎查爵士派他的秘书麻恭少校前往广州,向省里的衙门递送公文。复仇女神号照例被派去载送这几位军官溯江而上。这一通知在中国官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于是他们决定以隆重的礼节迎接这位全权代表;大概也是希望借此摸一摸他的性情为人,他们在十八日派广州知府带着一大批随从前往澳门。知府在澳门总督府附近的南湾登岸,前呼后拥,摆开仪仗,径直来到全权代表的寓所。他无疑以为自己此来是给了公使阁下天大的面子,对方自然会以种种殊礼相待。唉,强者竟也有今日!这位讲究排场的知府竟然连「接见」都没有得到。他向来被人奉承为显赫的官员,一向充当中国大吏与义律上校之间的传话人,在某种意义上还算是双方之间的使节,如今却被干脆利落地「拒之门外」。璞鼎查爵士深知东方人的性格,又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职责,以及作为女王陛下代表所必须维护的崇高地位,因此拒绝接见任何在品级和责任上低于自己的官员,或同他们发生任何直接往来,更不必说像广州知府这样品级相对低下的人了。

不过,公使馆秘书麻恭少校奉命接待了这位知府;略谈片刻之后,这位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便告退了,颇为狼狈地回到广州,向上司禀报经过。这件颇能说明问题的小事所引起的震动非同寻常。它成了四处议论的话题,使人们对新任全权代表的威严生出了大得多的敬意。此后我们的一切行动,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这种审慎而庄重的态度,收效极佳。

此时,香港正在极其紧张地为远征军即将出发作准备。巴加爵士制定了一套出色的办法来指挥舰队,尤其是来调配和管理为数众多的运兵船和补给船。这种有条不紊的做法很快便显出了好处;值得一提的是,从这时起直到战争结束,尽管我们对中国沿海所知不全、大多数海图又不准确,因而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困难,运输勤务却一直办得井井有条、极有成效。再加上由于疾病和其他原因,运兵船常常人手不足,而所担负的任务又往往极其繁重,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八月十九日,也就是海军司令到任仅仅九天之后,颁布了一道通令,命舰队于二十一日拂晓作好出海准备。舰队分为三个分队:中路由伯兰汉号的赫伯特舰长统领,哥伦拜恩号的克拉克中校为副;右路由布朗底号的鲍彻舰长统领,巡洋号的吉法德中校为副;第二分队即左路,由都鲁壹号的士密舰长统领,培雷士号的安森中校为副。

全舰队连同运兵船在内共有三十六艘。计有战列舰两艘,即威里士厘号和伯兰汉号;其他战舰七艘,即摩底士底号、都鲁壹号、哥伦拜恩号、布朗底号、培雷士号、巡洋号和阿尔吉林号;运兵舰响尾蛇号一艘,测量船本廷克号一艘;东印度公司的汽船四艘,即皇后号、弗莱吉森号、复仇女神号和塞索斯特里斯号;此外还有租来的运兵船和补给船二十一艘,大多是大船,有好几艘载重不下一千吨。留驻珠江口一带的兵力有战舰五六艘,其中包括先驱号和鳄鱼号,由资深军官尼亚斯舰长统领。

二十一日一大早,舰队起锚出发。当天,璞鼎查爵士乘皇后号从澳门赶来,舰队恰好刚刚开走;由于他在香港停留了一些时候,视察这个地方,查看已经作出的各项安排,所以直到第二天才赶上海军司令。各船一旦失散,总的会合地点定在离厦门不远的礼拜堂岛。北上途中天气始终极好;二十五日,整个舰队抵达厦门外港,一路上航行的队形保持得非常齐整。

远征军出发三天以后,前任全权代表义律上校和伯麦爵士乘阿特兰特号汽船离开香港,从此告别了中国。那条汽船在珠江里劳累过度,已经完全累垮了。他们打算取道孟买,尽快返回英国。

厦门离香港不到三百英里。远征军既然要向北推进,有许多充分的理由把这里作为第一个攻击点。毫无疑问,夺取这座繁荣的商业城市,会使中国政府感到切肤之痛。过去十二个月里,当地官府花了巨额银两,耗费了难以置信的人力,修筑了一批炮台;他们以为这些炮台固若金汤,而这些炮台也确实是可以顽强据守的。

厦门港位于同名岛屿的西南角。厦门岛与另一座叫金门的岛一起,占据了一个大海湾的相当大一部分,不过湾内还有许多较小的岛屿。就本书的题目而言,这些小岛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鼓浪屿,它与厦门之间隔着一条狭窄的水道,这条水道直通港内。事实上,占有了这座岛(我们至今仍然占着),便完全控制了厦门本身,或者说控制了厦门的城区和城郊。

海湾之内和厦门城四周的景色极其秀丽,四野山峦起伏,气象非凡。有几条颇大的河流注入海湾,便利了同内地的交通。港口之优良,远远超出了军官们的预料。

厦门城虽然在商业上地位重要,而且十分富庶,却绝不是一座头等城市,实际上只算得一个首要的三等城镇;但是这里的居民极富进取心,又十分聪明,除了喜好经商之外,还以向外移民和开拓殖民地的倾向而著称。台湾这个富庶的岛屿就在厦门对面,沿着海岸绵延将近二百英里,主要就是由他们开拓的;在更远的一些岛屿上,甚至在受外国统治的岛屿上,如爪哇、新加坡、马尼拉等地,也有大批厦门人。

厦门城连同城郊,周长少说也有八至十英里,大部分在城后一座设防的山头即内城的俯制之下;不过这座山头又反过来被东面更远处一些未设防的高地所俯制,这在中国是很常见的情形。城郊即外城与主城即内城之间,隔着一列陡峭的石山,这列石山横贯而下,直抵海滩;但有一条石板路,或者说一条狭窄的堤道,穿过一个山口通进城里,山口顶上有一座带顶的城门守护着。既然可以说有两重城,所以也就有两重港湾:外港沿着外城的正面伸展,内港则沿着主城的前沿伸展,并与一个大海汊相连;这个海汊横穿岛的中部,深入岛内,绕过城的北侧。这样一来,厦门城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濒临大海。实际上,它坐落在一角,或者说一条舌形的陆地上,背后和侧翼都有一列雄峻的山岭。城墙顶上筑有雉堞,高度随地势而异,从二十英尺到三十英尺不等。和别处一样,这里也有四座主要的城门,每座城门外面都有一道外墙,即瓮城,两墙之间是一片庭院或空地;从这里再经过第二道门才能进城,这道门同内门成直角,因此从外面走近它,就处在城墙主体的俯制之下。

后来发现,厦门内城里储存着大批军械,有抬枪、火绳枪、刀剑、盾牌和各式各样的长矛;还有大量火药,以及制造火药的原料。总之,完全有理由相信,厦门一直被用作全省的大军火库。

守卫这个地方的兵力究竟有多少,就连大致的估计也做不到;我们得到的各种说法不一,从六千人到八千人、一万人都有。我们还知道,本省的高级官员特地来到厦门督励守御,并指望亲眼看到夷人一败涂地。不过,他们最大的依仗还是那些新修的工事。

横亘在大海湾湾口的那些较小的岛屿,几乎每一个上面都修起了许多炮台和野战工事;在厦门岛本身,也修筑了一连串的炮台和野战工事,以控制通往城区的航道。其中最主要的是一座长长的石砌炮台,用花岗岩砌得十分坚固,「外面覆以泥土」,沿着海岸一直延伸到差不多城郊的地方,用以控制进港的水道。这座炮台的炮列足足有一英里长,炮眼上面盖着大块石板,石板上又堆土加以保护,安炮不下九十六门。炮台后面是一列陡峭的石山,中国人顺着山坡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带雉堞的城墙,作为炮台的侧翼屏障。

为了进一步扼守通往城区的要道,他们还在鼓浪屿这个小岛上大修工事。鼓浪屿与厦门之间的水道宽不过六百码;这个岛实际上是厦门的锁钥,后来把厦门城和厦门岛交还中国人时,我们仍把它留在自己手中。当时,中国人在已经完工或尚在修筑的工事上,已经安了不下七十六门炮。确实,他们不遗余力,想使厦门易于防守;然而由于缺乏技术和训练,他们所作的抵抗相对说来不值一提。假如单凭大炮的数目就能说明一个地方的坚固程度,那么中国人倒也不无自信的理由;因为正如郭富爵士所说:「凡是可以架炮射击的岛屿和突出的岬角,无一不被占据,而且都配备了强大的火力。」事实上,在厦门及其附近岛屿上缴获的大炮总共不下五百门。

八月二十六日一大早,预定的进攻已经一切准备就绪。各位舰长和中校都到旗舰上听取命令;汽船全都冒着烟,放着多余的蒸汽,军官们个个急切地盼着那预料中的信号,好驶进去同炮台交火。不过,在开始行动之前,大家认为应当先对要攻打的防御工事作一番侦察。为此,郭富爵士、巴加爵士和全权代表登上弗莱吉森号驶了进去,一直开到离工事很近的地方,把需要看的都看清楚了,对方竟一炮也没有向他们开。

与此同时,有一名使者从城里打着休战旗出来,据认为是一个中国商人,询问这样一支规模庞大、声势逼人的舰队来此有何目的。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再简单不过,是以全权代表、陆军司令和海军司令的名义发出的,大意是:「要求履行义律上校去年在天津(靠近北京)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如有必要,将采取敌对措施强制其履行。然而,全权代表和两位司令心怀恻隐,不愿致使众多官兵丧命,因此愿意让城内所有官兵携带随身兵器和行李撤离,以免百姓受到伤害,条件是厦门城和各处炮台须立即交到英军手中,暂由英军据守。」倘若接受这些条件,就在炮台上挂出白旗;否则便开始交战。不出所料,白旗没有挂出来。

上午十分炎热闷人;但到一点钟左右,刮起了一阵稳定的顺风,舰队随即起锚。计划是同时攻打所有的炮台,厦门岛上的和鼓浪屿上的一齐打。部队也要登陆,以便从背后夺取炮台;复仇女神号和弗莱吉森号两艘汽船负责把部队送到指定的登陆地点。

战舰大概要承担这场战斗的主要压力;但郭富爵士对陆军的使用也作了周密部署,他在进攻即将开始之前颁布的通令尤其值得一提。他在通令中着重谈到了抢劫问题,指出:「厦门是一个大商埠,英国人从前在那里设过商馆,因此最要紧的是,不可做出任何可能妨碍我们日后友好往来的事。政府和军队必须加以制服,公产须按一定的规定予以接管,但『私人财产』必须不受侵犯;在英国被称为抢劫的行为,」将军说,「在中国也配不上更好的名称。」随营人员如有抢劫,可「处以死刑」;又下令,凡有士兵擅离所属部队的,就地惩办。

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支远征军绝不像某些人,尤其是某些外国人所企图描绘的那样,带有什么海盗性质。确实,可以有把握地说,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像在中国的这一场这样,给一般百姓带来的苦难如此之少。总的来说,百姓们很快就懂得了我们的用意;只要不受「他们自己的官员」阻拦,他们对我们通常都表现出友好的、至少是中立的态度。除英国人以外,西班牙人从前也享有在厦门通商的特权;而且就在不久以前,厦门与西班牙的殖民地马尼拉之间还保持着经常的往来。

厦门周围的地形很可能使以旅为单位的行动无法施展;但部队仍须作好必要时编成三个旅的准备。士兵登陆时穿短上衣、戴军帽,大衣叠好随身带着;每人携带一天的熟食口粮。炮兵须作好准备,以便把他们的轻型山炮运上岸。

一点半左右,我方开始进攻;不过,中国人早已开了战端,在我们的舰船乘着稳定的顺风驶向各自阵位的时候,不时向它们开上几炮。塞索斯特里斯号和皇后号两艘汽船领头驶进;前者首先开火,但在还击之前已先挨了一阵猛烈的炮火。战列舰威里士厘号和伯兰汉号由马他仑舰长和赫伯特舰长指挥,驶到长石炮台最靠近城郊的那一端,于下午两点半左右在离工事不到四百码的地方抛下艉锚,立即向主炮台猛烈开火。

沿着这一带工事的正面,从城郊向外端依次排列的是培雷士号、哥伦拜恩号、巡洋号和阿尔吉林号。在攻打厦门的同时,布朗底号、都鲁壹号和摩底士底号也抵达了各自指定的阵位,对鼓浪屿的工事发起攻击;由于水浅,它们是在只比自身吃水略深一点的水里大胆驶进去的。

四面八方炮声隆隆,群山回响,声势骇人。一小时二十分钟之后,鼓浪屿上的三座主要炮台都被打哑了,埃利斯上尉率领的海军陆战队约一百七十人在该岛登陆,占领了后面的高地,未损一人。第二十六团也有三个连被指派担任这项任务,但由于运兵船离得太远,只有约翰斯通少校率领的一小队人得以及时登陆,协助肃清各炮台。由尊敬的斯宾塞中尉率领的皇家炮兵小分队,在进攻期间一直在布朗底号上积极作战。

就在对鼓浪屿各炮台和厦门长炮台进行这些攻击的时候,弗莱吉森号和复仇女神号也迅速开了上来,船上的部队已准备登陆。复仇女神号载着将军及其参谋人员,还有亚当斯中校率领的皇家爱尔兰第十八团;此外还要拖带许多小船,船上载着工兵坑道兵、随营人员等等。因为要驶到各条运兵船旁边去接运各部分队伍,还要去收拢那些小船,所以耽搁了不少时间;直到三点半,复仇女神号才得以投入战斗。它随即用重炮和火箭向长炮台开火,同时向炮台的下角驶近,准备让部队登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弗莱吉森号也正向炮台驶去,麦克莱弗蒂上尉派出一只小艇,克劳福德上尉自告奋勇,乘艇去夺取海滩附近一座小山上的一处小外垒;这一天英国国旗第一次在敌人的工事上升起,就是在这里,两艘汽船上的人为此欢呼了三声。

三点三刻左右,将军率第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在大炮台侧翼附近的海滩上登陆,这两个团是由复仇女神号和弗莱吉森号两艘汽船运进来的。登陆由巡洋号的吉法德中校指挥。第十八团奉命攀登掩护炮台侧翼的那道带雉堞的城墙;前面已经说过,这道墙从海滩顺着山坡向上延伸,差不多同炮台成直角。与此同时,第四十九团沿着海滩向炮台的下角推进,或者从炮台临海的一面翻越过去,或者从炮眼里强行冲进去。

复仇女神号不断猛烈开炮,掩护部队登陆和推进;霍尔船长本人一心想要亲身参加每一次行动,便带着全副武装、配足人手的舢板离开了汽船,同行的还有那位不幸的葛利先生,他是霍尔船长勇敢的老朋友,自愿跟他一起去。后来正是这位先生不幸在台湾岛遇难,落入当地中国官府手中,成了他们贪婪和残暴的牺牲品;他被囚禁了七个月,备受虐待,最后同几乎所有的同伴一起被处死。

霍尔船长和他的朋友带着舢板上的水手一上岸,便加入了第十八团的先头部队,这支先头部队由汤姆林森少校和默里中尉率领,正向那道带雉堞城墙的下端推进。他们一走近,中国人便用抬枪和火绳枪猛烈射击;推进的队伍一面还击,一面利用沿途许多小土丘和坟墓作掩护,以便重新装弹。

中国人看到敌人步步逼近城墙,又早已被战舰出色的炮击打得晕头转向,这时火力便开始减弱了。第十八团向城墙的下端冲去,复仇女神号的那一队人则向城墙侧面稍高处靠近一座城门的地方猛冲过去,那里的城墙看上去低一些,比较容易攀登。不过他们没有带云梯,为了翻过城墙,士兵们只好一个踩着一个的背往上爬。霍尔船长就这样第一个登上了墙头,立即挥舞起英国国旗(遇到这种场合,他总是把一面国旗揣在口袋里),以示胜利。其他人很快也跟了上来;中国人一看见敌人上了城墙,胡乱放了两三枪便逃走了。这时第十八团也从较低的地方翻过了城墙,第四十九团则恰好在大炮台临海一面的转角处,从炮眼里强行冲了进去。复仇女神号的那一队人跳下城墙进入炮台内部的时候,战舰的炮火还没有停止,我们好几发大号炮弹就落在他们身边。

这时他们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两名骑着马的中国高级官员,在一大群卫兵或随从的簇拥下,正竭力想要逃走。这是一个捉拿要犯的诱人机会;霍尔船长一时冲动,丝毫没有想到自己身边只有寥寥几个人,便一头向面前的中国兵冲去,同时用手枪向那两名主要官员射击。当时他身边只有自己的两个手下;因此,一名品级较低的中国军官看出双方众寡悬殊,便召集了几个手下,突然掉过头来,想要切断他们的退路。于是同这名中国军官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格斗。这名军官是一个相貌非常英俊的年轻人,戴着白顶子。然而,即使撇开个人的武艺不论,长剑很快就占了中国短刀的上风,这名官员胳膊上受了重伤,倒在地上。他立即被缴了械,他的帽子、顶子和佩刀都被当作战利品拿走了。这时又有几个兵赶上来,想要救出他们的长官;那军官爬起来想逃,但腿上又挨了一下,很快又倒了下去,其余的中国人也就停住了脚步。

这时,霍尔船长和他的两个手下几乎已被团团围住,只得杀开一条路,退向正赶来援助他们的同伴。两名水手中有一人腹股沟被长矛刺中,伤势很重,其余两人则毫发无损。那位受伤的年轻官员终于被他的同伴们安全地抬走了。

这时中国人已向四面八方全线溃逃,第十八团、第四十九团以及从威里士厘号和伯兰汉号上派出的一队轻武器人员在后面追击。这队轻武器人员由弗莱彻中校和这两艘舰上的其他军官率领,是在炮台临海一面稍远处登陆的。炮台很快就完全落入我们手中。这一天的全部作战过程中,璞鼎查爵士及其随员一直同海军司令一起待在威里士厘号上。

察看炮台临海的一面时,人们不能不对这道墙的异常坚固感到惊讶。它是用凿成方块的花岗岩砌成的,外面覆以泥土,坚固到这种程度:两艘战列舰在仅仅四百码的距离上对它猛烈轰击,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确实,可以说它是炮弹打不透的。炮眼有点像低矮的舷窗,上面覆盖着石块和泥土;炮眼之间的空当里搭着棚子,或者说一种临时的岗亭,里面发现了大量各式各样的兵器、衣服、煮了一半的饭食,还有「鸦片」以及吸食鸦片用的普通烟枪。还找到了一匹马。许多炮安装得很差,炮架大多设计得很糟,而且常常有毛病。有些地方可以看到炮身上压着沙袋,以免大炮一开火就整个从炮架上跳出来。这座炮台显然是仓促间武装起来的。

这一天,有好几名中国高级官员阵亡,其中有些人大概是自尽的。有一名官员不声不响地冲进水里淹死了;然而后来向皇帝奏报此事时,却说他「冲前截击登岸之敌,『落水』身死」。此人是中国水师的总兵,在「提督」不在时代行指挥。那位提督在我们到达之前刚刚离港(他夸口说要去「迎击」夷人),向北驶去之后,因为风向不顺,没能赶回来。

五点钟以前,厦门的全部外围防御工事都已落入我们手中。布朗底号和摩底士底号在都鲁壹号的协助下打哑了鼓浪屿上的炮台以后,立即闯进内港,缴获了二十六艘师船,船上共安炮不下一百二十八门;这些船差不多已经可以出海了,但船员都已逃散。还发现了一座很大的造船厂,里面堆积着大量木料;在一座正规的干船坞里,正在建造一艘相当大的仿巡航舰式帆船,约三百吨,多少仿照了欧洲的式样。他们在造船技术上显然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确实,战争拖得越久,中国人就越发觉得自己受到「形势所迫」,不得不尝试种种重大的变革,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所改进,不仅在船舶上,在武器以及其他与防御术有关的方面也是如此。

复仇女神号为了避开正在涌进来的海浪,贴着海岸行驶,不料却驶进了一圈露不出水面的环形珊瑚礁当中。为了使它摆脱这种奇特的处境,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原来驶进去的那个口子再也找不到了;不过,由于它吃水极浅,人们认为它也许能够硬冲过礁石,而铁壳船身不至于受到多大损伤,于是它便以半速向礁石冲去。然而,这一撞比预料的要猛烈;船身整个越过了礁石,但锋利的珊瑚礁把它的船底完全划穿了,轮机舱里漏进了大量的水。幸而从「里面」把漏洞堵住并不怎么费事,此后便没有再去管它,直到过了一些时候,船到了舟山,才把损伤彻底修好。

与此同时,郭富爵士毫不迟延地向前推进,去占领一列陡峭的石山。这列石山横贯而下,直抵海滩,位于大炮台和城区之间,把城区挡住了,从炮台这边望不见。一大股中国兵似乎打算据守这个阵地;这个阵地天然险要,完全控制着通往城区的道路。必须立即利用敌军普遍的惊慌,于是命第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一部分沿着一条陡峭的山谷往上推进,一部分沿着一条绕山而行的较远的道路前进,很快就占领了俯瞰城区的高地。中国人放完了炮和火绳枪,便在他们面前退走了。我军当夜在所占领的阵地上露营;假如中国人利用那里乱石嶙峋、崎岖破碎的地形阻止我军继续推进,我军本来可能会受到不少骚扰。那一夜,高地上冷得刺骨。

天一亮便进行了侦察,很快就发现,看来不会遇到什么抵抗了。四处都是一片混乱和忙乱的景象;成百上千的居民正带着他们最值钱的财物匆匆涌出北门;显然,全城都陷入了恐慌。因此,第十八团奉命在第四十九团的支援下,毫不耽搁地朝着最近的东门向城区开进,同时命工兵指挥官科顿上尉仔细察看通往城门本身的路径。

第十八团的先头部队到达城门,发现城里并没有作抵抗的准备,于是利用在城门附近恰好找到的几架梯子,很快就爬上了城墙。城门里面堆着成堆的瓦砾和装满泥沙的麻袋,抵住城门,所以费了一些时间才把门打开。这时才发现,官府和全体兵丁都已弃城而去,把一切都丢得乱七八糟;于是,城里那些比较体面、安分守己的居民要想免遭「他们自己的暴民」的暴行和抢劫,唯一可以指望的保护,就是我军的进驻以及得胜的占领者对全城实行的军事管制。在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些公署所在之前,暴民们已经开始洗劫其中几处了;后来发现,城里的盗贼和无赖一定卷走了大量财宝。有人看见许多人从城门里往外搬运一些看上去像普通木头的东西;直到为时已晚,才有人想到这些木头是挖空了的,里面装满了纹银,这是一种逃避搜查的十分巧妙的办法。在一座大房子里找到了少量财宝,据认为那是守将的衙门,后来由工兵坑道兵驻扎。

大多数公署都是宽敞的大房子,足可供一整团兵驻扎。提督衙门的那一大片房屋在有城墙的内城里,拨给了第十八团和参谋人员;第四十九团驻在外城,住进了道台衙门所属的一座大房子。第五十五团占用了厦门知府所属的一大片房屋;炮兵则继续据守一处要冲之地,从那里可以俯瞰内城和外城。

当天傍晚以及次日上午,璞鼎查爵士和巴加爵士登岸观看城区;不过,他们看过几座主要建筑之后,便回到了船上。

为了维持街道上的安宁,遏制成群结队的中国盗贼和无赖的胆大妄为和贪婪掠夺,我们发现必须日夜派出大量巡逻队。这些家伙像一场猖獗的瘟疫一样,在城里的每一个角落游荡;体面的居民一离开城区,他们便从乡下蜂拥而入。居民们自己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敢保护自己的财产,也不敢协助我军恢复秩序和常态;他们害怕日后可能被扣上通敌的罪名,害怕将来遭受本国官府的勒索和惩罚,这种恐惧使整个社会陷于瓦解。郭富爵士呼吁较为体面的商人和住户协助他保护财产,但毫无用处;他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只是空口许诺,这种许诺他们给得十分慷慨,却没有带来任何好结果。即使在内城,也就是有城墙的城区里,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把那些胆大包天的盗贼和无赖压制住;城门的卫兵想让真正的房主或物主自由出入,可是几乎连一个肯给他们指认真正主人的中国人都找不到。

许多中国城镇的居民在我们作战期间所受的损害,不能单凭我们的炮火或我军的进驻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来估量,那种损失一般是很轻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在战事开始之前,那些很可能是从好几个遥远省份调来的「中国军队」一到,几乎就成了居民的一大祸害;后来,城镇一被攻占,地方政权陷于瓦解,下层的抢劫暴民给百姓财产造成的损害,又比我们自己得胜的士兵在任何情况下所能被容许造成的损害大得多;确实,曾经发生过好几起这样的事,那些暴民宁可被我们的卫兵开枪打死,也不肯停止作恶。

我们的士兵常常抵挡住了非同寻常的诱惑:房屋无人看守,财物无人照管,店铺开着门,货物撒得满地都是;甚至那种可恶的烈酒,即用米酿成的烧酒,有时几乎是故意放在他们必经之路上的。即使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行为不端的事例也是很少的。

在发现的各种事情当中,有一件乍一看似乎可以证实中国人中间盛行溺婴的说法。在一座公共建筑附近的一个大水池里,发现了好几具被淹死的幼婴的尸体,他们被缝在草席里扔进了水中;有人认为那座建筑是一所育婴堂。但是,没有什么可以断定这种可怕的行为究竟是因为害怕妇女和儿童会遭到暴行,还是确实是溺婴陋习的一个实例;据说这种陋习在中国十分盛行,其实远没有传说的那样普遍。在这件事上,正如在后来的一些事情上一样,前一种解释或许才是真相。

厦门岛的内地没有派兵占领,甚至没有去察看,因为将军担心我军一到,会把那些体面而有声望的居民吓得惊惶失措,以致整个地方都落入无数恶棍手中,任其贪婪横行、无法无天;这些恶棍正伺机而动,要把一切恶习都放纵出来。不过,复仇女神号奉命由阿尔吉林号陪同,拖带着布朗底号的大艇和舢板,绕岛航行一周,搜寻师船。然而一艘也没有找到。

鼓浪屿岛看来完全控制着厦门的港口和航道,因此只要占领这个据点,便足以达到一切有益的目的,而无须保留厦门。

璞鼎查爵士的意见是:不必为长期占领这座城市采取任何措施,只在鼓浪屿留下一支小小的守军,远征军其余部分则应尽快向北推进。将军和海军司令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不过,还需要等上一两天,等待顺风;同时采取措施,摧毁外围各岛上修筑的许多工事。

三十日和三十一日,复仇女神号就担负了这项重要任务。两艘大艇和其他一些小船载着威里士厘号、伯兰汉号和都鲁壹号上的一队水兵和陆战队员前来会合,由弗莱彻中校统率;复仇女神号随即出发,去摧毁一些炮台和大炮,这些炮台主要在海湾的西南面,都已被中国人放弃了。这一次共占领并摧毁了五座炮台或野战工事和四十二门炮;次日,又有好几处同样的工事被毁坏。在海湾东口的金门岛上,有一队中国兵在一座小炮台附近露面,被我们驱散了;我们还摧毁了若干门炮、火绳枪、抬枪等,以及一批火药。这一天的行动共摧毁大炮七十七门、炮台四座;海军司令公开称赞了所表现出来的「非常值得嘉许的热忱」。

所谓的虎兵,在厦门第一次露了面。这些人身穿黄色的衣服,上面带着黑色的斑点或条纹,头上戴着一个罩子,想要粗略地做成一个虎头的样子,以为这样看上去十分凶猛,可以使敌人心生恐惧。

鼓浪屿岛自从被攻占以来一直在我们手中,值得略加叙述。它长约一英里半,宽约四分之三英里,但形状很不规则。岛上主要是乱石嶙峋、崎岖不平的地面,大部分是不毛之地,但中间夹杂着一些有害健康的稻田,这使得这个地方极不卫生;确实,有一个时期,驻扎在那里的部队死亡率高得可怕,几乎连一个没生过病的军官都没有,许多人因病丧命。然而,中国人似乎很少受到这种病的侵害,因为岛上有好几座整洁甚至雅致的别墅,装饰着精美的木雕等等。这里似乎曾是厦门一些较为富有的市民退隐闲居的地方;这个地方位置便利,可以使我们控制厦门的港口和贸易,我们占着它不放,使官府和居民都大为恼火。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同城里很少往来,进城去几乎是不安全的;但自从和约签订以来,他们处处表示愿意友好地接待我们;许多中国商人通过同新加坡的贸易,对我们的性格和习惯有所了解,这将大大便利我们今后的商业往来。

有好几位美国传教士曾在鼓浪屿居住,毫无疑问,他们不久就会赢得许多厦门居民的关注和好感。在中国这个蒙昧的帝国,终于为传教事业开辟了一片无边无际的天地;因为,虽然还不能说这个国家已经完全向外国人敞开了大门,但政府的敌意毕竟已经大为缓和了。

基督教各国能否「作为基督徒」来利用这些必然会出现的机会,全在于它们自己。中国人一般都那样喜爱读书,喜爱「思考」,那样勤于钻研和探究,对这样一个民族明智地传授基督教,尤其是传授基督徒的「躬行实践」,是可望收到最好的效果的。如果真要打开中国的大门,那就得靠传教事业来实现,而且要谨慎明智地进行,尤其不可操之过急。

对这些事业来说,一切帮助当中最有价值的是医学知识;对于在中国的传教士来说,要具备应有的资格,医学知识几乎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解除肉体的痛苦(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医术如此低下的国家里),能够软化人的天性中的感情,为在人的心灵上施加更为亲切的影响铺平道路。即使是最闭塞、最有成见的中国人,他家的大门也会因此敞开;而如果「一开始」就宣讲言辞或教义,听的人就会不情愿,甚至会怀有敌意。宗教的教导与治病救人的医术,抚慰受苦的心灵与解除受折磨的肉体,必须携手并进,才能完成「打开」中国这一善举。

为什么在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事业中,美国人走在了英国人的前面,特别是在战争开始以来更是如此呢?多年来,一位才干出众的医学传教士伯驾医生一直在广州向中国人施予双重的恩惠,他可以证明,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人们对他是多么感激,又是多么乐于在这两方面接受他的忠告和教诲。在澳门、香港、鼓浪屿和舟山,美国人也都同样走在了我们前面。

然而,有一个极大的、致命的错误必须避免,那就是各宗教派别之间互相争胜,企图以贬损对方教义为代价来争取信徒。正是这种不能同心同德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影响的衰落。

郭富爵士留在鼓浪屿岛上的守军,计有第二十六团的三个连、第十八团的一个翼,以及一小队炮兵,总共约五百五十人,全部由第二十六团的约翰斯通少校统领;此外,都鲁壹号连同培雷士号和阿尔吉林号也留在那里,由巴斯勋爵士士密舰长统领,作为进一步的后援,以确保完全控制厦门港。

攻打厦门期间所用的兵力如下:

炮兵,欧洲籍及土著,诺尔斯上尉统领,军官九人,士兵二百四十人。

皇家爱尔兰第十八团,亚当斯中校统领,军官三十人,士兵六百四十八人。

第二十六团(卡梅伦团),约翰斯通少校统领,军官八人,士兵一百五十三人。

第四十九团,莫里斯中校统领,军官二十四人,士兵四百六十人。

第五十五团,克雷吉中校统领,军官二十六人,士兵七百三十一人。

马德拉斯工兵坑道兵队,军官六人,士兵一百八十四人。

总计,军官一百零三人,士兵二千四百一十六人。

士兵一栏中包括四名土著军官,以及军士和鼓手。〔注一〕

(原注:一八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厦门参战的女王陛下舰船及东印度公司汽船一览:

威里士厘号(旗舰),七十二门炮,马他仑舰长。

伯兰汉号,七十二门炮,赫伯特舰长。

布朗底号,四十四门炮,鲍彻舰长。

都鲁壹号,四十四门炮,士密舰长。

摩底士底号,十八门炮,艾尔斯舰长。

巡洋号,十六门炮,吉法德中校。

培雷士号,十八门炮,安森中校。

哥伦拜恩号,十六门炮,克拉克中校。

本廷克号,十门炮,科林森上尉。

阿尔吉林号,十门炮,梅森上尉。

塞索斯特里斯号汽船,四门炮,印度海军奥姆斯比中校。

弗莱吉森号汽船,四门炮,皇家海军麦克莱弗蒂上尉。

复仇女神号汽船,四门炮,皇家海军霍尔先生。

皇后号汽船,四门炮,皇家海军沃登先生。)

九月四日下午,天气变得风平浪静、晴朗宜人,旗舰上发出了事先约定的信号,命部队从厦门城和厦门岛上船。接到这道突如其来的命令,部队列队集合,秩序井然,在岸上经过八天劳顿的勤务、身处种种诱惑之中以后,竟没有一个人酗酒或行为不端。在巡洋号的吉法德中校指挥下,到六点半钟,全军已安然无恙地登上复仇女神号和其他汽船,再由这些汽船送到各自的运兵船上,准备第二天启航。就连一个随营人员也没有落下(这些人一般是很难管束的);不过,为了确保没有掉队的人,事后又派复仇女神号再次驶进城里,把可能偶然落下的人接出来。可是找到的唯一一个掉队者,恰好是一头肥壮的「阉牛」,它很快就被弄上复仇女神号带走了。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九月五日,我军出发前的一切准备都已完成。

第二十七章

凡是到过厦门的人,不论是出于好奇还是为了生意,似乎都一致认为,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扩大欧洲人的贸易。当地居民富有经商的精神和进取心,只要不受官员专横命令的束缚,便急切地希望同外国人通商;早在通商还全无指望的时候,就已有好几位旅行家注意到这一点,并且记录在案。郭士立先生在记述他沿海航行的经历时,谈到厦门说:「厦门港口极佳,自古以来便是帝国最大的商埠之一,也是亚洲最重要的市场之一。船只可以一直驶到房屋跟前,装货卸货极为便利,四面来风都有遮蔽,进港出港也绝无搁浅之虞。附近一带土地全是贫瘠的,居民不得不到别处去谋生。他们天生富于进取心,求利孜孜不倦,足迹遍及中华帝国各地,渐渐成了大胆的水手,并且作为商人在整个沿海定居下来。于是他们移居台湾,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台湾一直是他们的粮仓;他们又前往印度群岛、交趾支那和暹罗,并在那里落户。人口不断外溢,便需要不断开辟生计,而他们在移民之中找到了出路;就这样,他们沿着中国海岸一路散布开去,直到满洲。移民们一旦攒够了钱,便回到故乡,等钱花光了,又再离家出去。」他在另一处又说:「这些商人中有许多定居在中国北方,每年带着赚来的钱回乡。因此,中国的船只有一大部分属于厦门商人,沿海贸易所用的资本也大半归他们所有,这就不足为奇了。正因为居民富于进取,连这片贫瘠的土地也成了中国最富庶的地方之一。这里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很少有落到赤贫境地的;相反,他们往往很富有,凭着自己的资本,也凭着过人的进取心和勤劳,掌握着整片岛屿乃至整个省份的贸易。」

英国人从前在厦门设有商馆,后来因为受到严重的勒索,被迫放弃了那里的贸易。荷兰人在那里经营的时间更长一些,但在他们失去对台湾的影响之后,也就不再经营了。厦门本地人不论到了哪里,总是乐于同外国人交朋友,在买卖上也以诚实著称,胜过其他所有的中国人。他们追求的是经商的成功,而不是中国人通常十分看重的科举功名和仕途升迁。

厦门的店铺一般都备有充足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商人们彬彬有礼;这座城市虽然既不美观,也不怎么洁净,有些地方人口拥挤不堪,但仍有许多漂亮的宅第,显示出主人的财富和地位。

厦门与台湾岛之间的贸易规模极大,直到现在,仍有大批移民从福建省被吸引到那里去。在想到占领香港以前,曾经有过好几种建议,主张在台湾建立一处英国殖民地,理由是那里位置便利,不仅可以扩大我们同邻近福建一带居民的贸易,还可以扩大同整个中国沿海的贸易。人们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部分原因是想起荷兰人曾经在岛上占有过一块殖民地;但是人们似乎忘记了,荷兰人最后是被武力驱逐出去的,况且从那时以来,岛上人口已经大大增加,我们要占据岛上任何一部分而不受到不断的骚扰、不被激起流血冲突,看来是不大可能的;再说,既然有了在厦门通商的特权,同台湾直接通商可能带来的好处也就几乎无从谈起了。

在其他种种建议之中,还有人提出在小笠原群岛建立殖民地,以便开展对华贸易,据说这些岛屿本来就已属于大不列颠;李太郭先生热烈支持这一主张。这些岛屿是一八二七年由皇家海军布洛瑟姆号的比奇舰长宣布占领的,从北纬二十七度四十四分延伸到北纬二十六度三十分,距琉球群岛约五天航程,距日本约三天航程。过不了几年,主要港口圣乔治港很可能会有船只前往,目的是把我们的贸易推进到日本本土。事实上,眼下已有好几个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在那里定居,主要从事捕鲸业。圣乔治港还有不少桑威奇群岛的土著。这些岛屿是火山岛,但只要稍加耕作,便能有所出产。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小笠原群岛和桑威奇群岛恰好位于将来中国与美洲西海岸往来的航线上;有人认为,将来某一天经由加利福尼亚和上述这些岛屿开辟一条通往中国的新航路,并非不可能。

题外话就说到这里,还是回到台湾岛来。自从上次战争即将结束之前,当地官府屠杀了我们那么多遭遇海难的同胞以来,这座岛便格外引起我们的关注。在这场骇人听闻的惨剧中,被冷血处死的竟达二百八十三人之多;他们除了孤立无援之外,并没有任何罪过,而杀害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要凭着捏造的报告领取赏赐,凭着虚假的名义邀取荣誉。台湾是当今满洲王朝最后征服的地方,即使归入中国版图以后,岛上那些桀骜不驯的居民也屡屡叛乱滋事,常常使朝廷惊恐不安。官兵多次被打败,死伤惨重;据说那里的太平,靠贿赂买来的时候比靠武力征服得来的时候还要多。岛上的原住民至今在山区以及东海岸的某些地方仍为数众多,但据说他们受到汉人移民的严重压迫,也受到官府的压迫。

满洲人开始征服中国的时候,邻近各省有大批心怀不满的人逃到了台湾;据记载,到那里避难的人有十万之多。台湾隶属福建省,与福建海岸相距七十英里到一百二十英里不等,岛与大陆之间的海峡称为台湾海峡。全岛长约二百二十英里,宽度则极不规则。岛上的汉人人口目前估计约有「二百万」,而且由于邻近大陆的移民源源涌入,还在不断增加。吸引他们前来的是那里肥沃的土地,以及种植甘蔗和稻米的极大便利;岛上出产的糖和米数量之多,足以向大陆居民供应大批这类必需品,并使好几百艘商船靠这项贸易为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满洲人征服中国以前,在汉人正式移居台湾以前,荷兰人就已设法在台湾岛上立足,最后还在那里建立了一处商馆。日本人也曾在岛上移居,只是人数不多。荷兰人在岛的北端一个叫做淡水的地方驻有一支小小的守备队,在离那里不远的鸡笼又驻有一支。他们的目的是把这处殖民地用作货栈,也就是贸易中心,以便从那里把生意扩展到中国和日本沿海。然而他们的势力维持得非常短暂,经过几番争斗之后,终于在一六六二年被著名的海盗国姓爷彻底逐出了这座岛,那时距他们在岛上正式立足,大约只有三四十年。

岛上现今的首府就建在从前荷兰人主要商馆的旧址上,称为台湾府,位于西海岸,偏南一段距离。不过,由于泥沙淤积,那里的港口如今除了吃水很浅的船只以外,几乎已无法进入,而且据认为那些沙洲还常常变换位置。事实上,海水已从这一带海岸的许多地方逐渐退去,从前船只常去的一些港口,如今都已无法驶入了。

从荷兰人被逐出的时候起,直到我们在中国沿海采取军事行动为止,人们对台湾似乎所知甚少,也很少听人提起;而且由于中国人的猜忌以及其他原因,似乎从来没有人尝试过考察这座岛。据描述,岛上的移民大多桀骜不驯,好勇斗狠,因为那里已成为大陆上所有能设法逃脱的歹徒的避难所;但那里也是许多体面而富于进取心的移民的家园;只是他们远离本省上级官员的管束,生活上少受约束,因此很容易变得胆大妄为、目无法纪。出于同样的原因,当地官员残暴、贪婪而又愚昧;他们对待我们那些不幸同胞的行径,足以给他们打上背信弃义、卑鄙透顶的烙印。不过,岛上的垦殖和繁荣增长得又快又显著;显而易见,通过台湾同厦门的密切联系,英国的工业品不久便会在岛上众多的人口中推广开来。

台湾除了供应大量稻米之外,还出产大量的糖、樟脑和烟草,都运往厦门出口。大部分樟脑已由厦门的商船运往新加坡,不过今后我们自己的商船大概会就地采购,用棉布和其他工业品去交换。

台湾人虽然桀骜不驯,这座岛却以学校著称,据说办得十分兴旺。郭士立先生说,福建的富人常常把儿子送到台湾去考取功名;荷兰人早年也曾尽力在岛上的居民中传播基督教,那时居民的人数还比较少。荷兰人把几本基督教书籍译成了台湾土语,在劝人入教方面很有成效。然而自从他们放弃这座岛以后,他们早年辛劳的痕迹几乎已消失殆尽。

台湾同厦门的密切联系,很可能会使岛上居民中已经失落的基督教精神重新复苏;因为我们毫不怀疑,在中国各地,传教工作的增长将会同商业往来的增长齐头并进。

一八四一年九月,就在我军离开厦门后不久,运兵船纳尔不达号载着随军人员北上加入远征军,途中失事;次年三月,商船阿纳号双桅船从舟山南下澳门,途中又在台湾海岸遇难。这两起事件使人们对这座岛异乎寻常地关注起来,也使我们对岛内的情形多少有了一点了解。

我们那些遭遇海难的同胞的经历和最终的命运,读来令人万分痛心。纳尔不达号上一共有二百七十四人,其中欧洲人二十九名,马尼拉人两名,印度人二百四十三名。船一触礁,船长和其余欧洲人,连同那两个马尼拉人,以及区区三个印度人,便立即乘船上的小艇逃离;几天以后,幸蒙天佑,被一艘南下香港的商用纵帆船黑天鹅号救起。那些不幸的印度人共二百四十名,被丢在破船上;他们在船边守了五天,设法扎成木筏,打算乘筏登岸。然而其中许多人葬身于拍岸的浪涛之中,另一些人据信被中国的劫掠者杀害了。因此,究竟有多少人落入中国官府手中,遭到监禁,受尽极端的困苦,已无法确知;不过根据所能得到的最可靠的消息,估计有一百五十多人。

阿纳号上一共有五十七人,其中欧洲人或美国人十四名,葡萄牙人四名,中国人五名,印度人三十四名。两条船上被俘的人当中,最后只有九人逃脱了横死的命运,在战争结束时依照条约的规定被送还。

下面所述阿纳号上那些不幸受难者的遭遇,同在他们之前搭乘纳尔不达号遇难的那些人的遭遇,大致相差无几。这段记述摘录并节写自一份奇特的日记,日记出自受难者之一、船上的一位乘客之手,那是一个出色的青年。他惨遭不幸之后,人们在他的牢房里发现了藏着的这份日记;读了它,谁都不能不对他所有的患难同伴深表同情。〔注一〕日记写在普通的中国纸上,用的是一截竹片,一直记到据信最后惨剧发生前的五六天。日记是逐日写的,随时记下发生的种种琐事,其中偶尔对岛上景象所作的一些观察,读来会饶有兴味;不过我认为应当略去那些仓促零碎的笔记中的细枝末节和重复之处,因为那些东西读来乏味,也没有多少益处。

(原注:正文中的材料是一年多以前在中国从那份手稿中摘录出来的。不过,葛利先生和颠林船长的日记最近已在本国全文出版。)

这里应当提一句:女王陛下的全权代表此后已用坚定而庄重的措辞,要求迅速给予赔偿,并要求对那些高级官员处以「应得的」惩罚,正是他们虚假而冷酷的谎报造成了最后的惨祸;所坚持的条件之一是:「岛上那些背信弃义地参与此事的高级官员的财产应予没收,所得款项交给英国政府的官员,用以救济和抚养那些无辜受难者的家属。」

奉皇帝谕旨,对这一可怕事件的全部情由已作了严格的调查;闽浙总督已向北京呈上奏报,谴责了台湾官员的谎报和欺诈。

阿纳号上的五十七人在天亮时全部离开了破船,沿着海岸走了大约两英里,遇见两艘帆船,因为风向不利,停泊在一条小河或小溪里。他们希望能够出海,横渡到厦门去;但是大风一直刮得很猛,使他们无法驶出那条小溪。帆船上的中国船夫并没有虐待他们;可是他们什么吃的也没有,又暴露在刺骨的寒风之中,很快就看清,除了向中国官府投降以外别无他法。兵丁很快便成群结队地围了上来;他们的弹药又极少,倘若试图自卫,打死几个兵丁或百姓,必定会招致全体被杀。下午,他们全体投降,一枪未放,也没有作任何抵抗。他们当即被剥光衣服押走,身上毫无遮蔽,顶着最刺骨的寒风和雨雪,海滩上遍布锋利的贝壳,把他们的脚割得鲜血淋漓,而给他们的食物又少得可怜。因此,不久便有两人因劳累和风寒而死,另有几人完全筋疲力尽而倒下,只好放在筐里抬着走,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又有一些人用轿子抬着走,那更多是为了看管稳妥,而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什么怜悯。有人注意到,在前往岛上首府的十三四天路程中,那些印度水手彼此之间表现得相当恶劣自私。这一行人每人脖子上都挂着一块牌子,写明他是什么人、从哪里押来;在这一点上,他们被当作了公犯一样对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吃的只有咸鱼和青菜,有时有点米饭。他们经过的每座城镇、每个村庄,都让他们受尽辱骂和凌辱;不过日记里提到:「妇女们(她们似乎完全不避人)并没有参与其中,尽管她们也表现出女性通常的那种好奇心。」一路上,人们看到那些妇女相貌都很平常,但她们有一种好看的发式,把鲜花编进头发里。〔注二〕

(原注:台湾的女子同男子相比,大概要比其他大多数地方少得多。男子从大陆过来,却不带女眷。据信,厦门溺杀女婴的风气十分盛行。男子迫于贫穷而外出谋生,无力养活女儿,女婴因此常常被闷死或溺死。)

头两三天过后,他们来到一座相当大的有城墙的城镇,夜里被关进两间牢房,每间「长约八英尺、宽约七英尺」,二十五个不幸的人就塞在里面,身下什么铺垫也没有,天气又冷得刺骨。看守他们的有三名兵丁。队伍中的其余人走的是另一条路,但最后都到达了首府。他们经过的一座大城,同其他几座城镇一样,围着高高的红砖城墙。城坐落在一片广阔的稻田沼泽或谷地之中,四处散布着一些小村落,村子周围的竹林长得极为秀美茂盛,高得出奇,许多竹子高达六十多英尺。在一些较小的城镇和村庄里,所谓的城门(这些地方都有城门)是用竹子搭成的。许多地方的田地似乎耕种得很好,还见到了「小麦」和甘蔗;但另一些地方十分荒芜,遍地都是大石头,就是英格兰有些地方叫做「漂砾」的那种。这些人一般都被戴上手铐,不过手铐并不怎么结实,有几个人竟然把它弄断了;于是他们便被放在轿子里抬着走,由大批兵丁严加看守,只偶尔准许他们下来步行。不论走到哪里,成群结队看热闹的人围拢上来,纠缠不休,还常常侮辱他们,弄得他们觉得能关进普通的监狱倒是一种解脱。监狱分成好几间牢房,每间牢房里都有用木栅做成的笼子,活像野兽的兽穴。牢房里还备有一副正规的足枷,必要时可以看管得更加牢靠。其中一间牢房关满了中国犯人。

这时官员们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让这一行人中的某些人承认,阿纳号是一艘军舰,是被派来寻找纳尔不达号船员的,因为官府知道那些船员仍在岛上。为了这个目的,有两个人遭到无情的毒打,但并没有达到官府想要的结果。吸食鸦片似乎极为普遍,而且公开得很,连押送他们的兵丁腰带上都插着烟枪。头十二天里,犯人们连脸都不准洗,到后来也只能在路边一个脏水坑里洗一洗。到达那座叫做台湾府的首府之前的最后四天,他们除了手铐之外,还被迫戴上了脚镣。一般说来,一路上准许他们自己买东西吃;为此,每天发给他们一点钱,数目是一钱银子,约合五便士。不过这是过了头几天以后的事。

有人注意到,岛上普遍使用轮车,到处都能看到车辙。在中国大陆上,除了北京附近以外,并没有这种车子;但是在广州以南的海南岛上,这种车却很常见,构造也同台湾所用的相似。不过这种车非常笨重,很不方便;车轮很小,由两块半圆形的实心木头拼合而成,车轴「固定」在车轮上,与车轮「一同」转动,而不是车轮绕着车轴转,车轴则在车身底下转动。这里的道路或堤道一般比大陆上的宽些,许多地方两旁都有竹林遮荫。在首府附近渡过了几条河,那一带的景象也稍好一些。

在离台湾府约二十英里的地方,他们在一座大城里过了一夜。那座城的城墙是用灰泥筑成的,城门口安放着几门很长的炮,并没有装在炮架上,而是固定在地上,与其说是为了显示他们有能力履行职守,倒不如说是为了表明他们有这番好意。在这里,他们又被关进了普通的监狱;第二天早上,和他们一起被俘的那个中国仆人除了脚镣手铐之外,脖子上又被套上了一条铁链。第二天晚上(也就是进入首府前的最后一夜),他们是在路边的一家客店里度过的,客店里挤满了旅客,几乎买不到任何吃的东西。中国人为了那一点点能弄到的食物,简直是正式地打架争抢,他们的胃口看来一点也不挑剔;但是,不管肚子填饱了没有,到了晚上,兵丁也好,旅客也好,人人都准备好认认真真地享受一番鸦片烟枪的乐趣;在场的两名官员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出面干预,指出这样做不妥。

三月二十四日(失事以后的第十四天),他们注定要可怜巴巴地进入首府。在离城六七英里的地方,一名军官带着几名兵丁迎上前来,按照他手里拿着的名单,点了他们的姓名和人数,随后把他们分成几个小队,从不同的路线带进城去。走近城门时,他们第一次望见了大海,远处有几艘帆船停泊着,他们无望地睁大渴望的眼睛向那边眺望。城墙似乎已经残破不堪,只有城门附近新近修补过,刷了白灰。犯人们这时已经确确实实进了台湾的首府,被带到一片空地上,那里树木茂密,但被一道道粗糙的水沟隔开,水沟上架着好几座石桥。他们又从那里被领着穿过一些后街小巷,避开了大街,来到一位高级官员的府邸,在门前停留了一会儿;人群拥挤,百姓好奇,竟至于在他们奉命下轿、走进官员府邸的外门之前,抬他们来的轿子几乎都被扯碎了。

在这里,他们被排成一行,以便抄录挂在他们脖子上的牌子;可是还没有抄到一半,人群就挤得太厉害了,官员们只得停下手来。接着发生了一场滑稽的场面,一时之间连犯人们自己也被逗乐了。怒气冲冲的官员们暴跳如雷地向人群冲去,用他们的「长辫子」抽打众人,辫梢上编着丝穗,在百姓脸上抽出了好几道不轻的印子。有几分钟,我们这些不幸的犯人被安置在近旁的一座小庙里暂避;可是就连在这里,人群也挤得厉害,庙门几乎被挤破;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他们押走,他们腿上戴着沉重的镣铐,每走一步都磨得生疼,被押到约一百码外一位更高级官员府邸院子里的一座监狱。他们在这里受的待遇非常恶劣;一连好几天,他们被提到那位官员面前,回答没完没了的问题,其中有许多非常幼稚,问的是阿纳号上每个人的姓名、年龄和职务;还问到地理和大不列颠的属地,罂粟种在哪里,钱是怎样筹集的,等等,等等。船上的中国木匠充当翻译;有一次,他和另一个中国人都被竹板狠狠地打了一顿。

过了一段时间,会画画的人获准画些船只、车辆和其他东西,中国人看了觉得非常有趣,很乐意出钱买下;这样一来,他们便能弄到食物和烟草,多少减少了一些饿死或病死的危险。

过了一两个星期,热病发作起来,他们随即被分成更小的几伙,关进不同的牢房或监狱;有的人境遇好一些,有的人坏一些,全看碰巧看管他们的那个狱卒的脾气、性情,甚至是他有多坏。这些坏蛋中有一个,似乎是同类中十足的恶魔;他把一伙「十个」可怜人关在一个小得不得了的窝里,夜里谁也躺不下来。人们简直难以相信,他们竟被迫在这个可怕的黑牢里熬了「整整两个月」,那地方只有「十一英尺六英寸长、七英尺六英寸宽」;他们彼此计较着每一寸地方,连那只没知没觉的马桶所占的一点点空间也眼巴巴地想要,那马桶是他们窝里唯一的一件家具。十个人就这样被塞在一起,有的生病,有的生疮,人人都在痛苦和悲惨之中。有一段时间根本不准他们走出那个窝,最后才准他们每天出来一次,给很少一点水让他们洗洗;不过一天只有两三个人能洗,所以全体人员每三天才能轮到洗一次。不用说,他们身上爬满了各种各样的虱虫;正如日记作者所写的:「只消几个星期,我就从一个健壮结实的人,变成了一个可怜无助、连自己都厌恶自己的人。」

他们多次设法把一封短信送过海峡到厦门去,报告自己的处境;答应信安全送到给一百元,带回回信再给一百元(在厦门支付),终于说动了一个还算可靠的中国人承担这件差事。他这件事办成了几分,我们下面就会看到。前面已经说过,各伙人的境遇不同,全看所遇狱卒是仁慈还是贪婪。他们归哪一位官员监管,也有一定关系;不过日记中提到,最高的那位,也就是戴红顶子的官员,是所有官员中最好的,常常下令纠正他们所诉说的某些苦处,尤其是在食物质量方面。

另一方面,据记载,有一个狱卒心肠较好,准许他看管的那伙犯人「剃头」,结果被带到一位官员面前,挨了五十竹板;从此以后,再也不准任何人来探望他们,那狱卒也变得非常阴沉,只有喝醉了的时候除外,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靠吸鸦片弄得醉醺醺的。有时他们被带出监狱,给官员们画画;有时则是一次又一次地受审,供官员们取乐。不过起初审讯的目的总是一个,就是诱使他们承认那条船其实是一艘军舰,哪怕只是含含糊糊地沾一点边也好。但是很明显,官员们心里完全清楚那并不是军舰;最后,那位红顶子官员终于结束了这一部分的审问。从此以后,他们问的问题就比较泛泛了,但其中许多都荒唐透顶。一提到璞鼎查爵士的名字(他们似乎早已听说过他),他们总是火冒三丈;有一次,他们问他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们还问了许多关于女王的事,问到她的宫廷、大臣、起居生活等等,还问她可以有几个丈夫;当他们得知在欧洲,国王和女王也和平常人一样,只能有一个妻子或一个丈夫时,都大为惊异;随后他们便一一列举本国皇帝的种种美德,并且对自己的聪明自鸣得意。

有一次,他们问道:美洲是不是从前某个时候曾经位于英格兰「境内」?一个人「如今」能不能在一个星期之内从伦敦步行到美洲?伦敦有多大?有多少外国臣服于英格兰、向它进贡?他们好奇的问题没完没了;有一次,他们拿出一件军官的上衣,还有一件钉着第五十五团纽扣的下士军服,特别问到一只肩章是做什么用的,他们把它举起来,以为那是戴在头上的。

五月上半月,大雨下个不停,而他们几乎得不到什么遮蔽。事实上,雨水总是透过屋顶打进来,雨一大,或者下得久了,他们的窝里便积满了水;一小块干木板,或者一个多少能挡点雨的角落,都成了众人羡慕和争夺的东西。可想而知,他们不但要忍受恶劣的食物、监禁、虱虫和疾病,还不断受到最毒的蚊子叮咬,弄得皮肤红肿溃烂。他们就在这种境况下,被吊在最令人煎熬的悬念之中;今天有人向他们担保,一个月后就会把他们送走;明天又说,六个月内他们休想获得自由;再过一天,或许又说,他们的脑袋不久就要落地了。

幸而葛利先生和颠林船长都有绘画的本领,靠着这点本事,他们为自己交了朋友,也平息了一些敌意。

就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慢腾腾地拖了过去。被严密监禁了大约三个月之后,境况稍有好转;他们被转移到稍好一些的住处,每处只关三个人,因此有了较多的喘息空间;还准许他们用水洗身,并给了他们一点钱。人们认为,这是因为官府得到消息,说驻在厦门的我军可能会进攻这座岛,以解救这些犯人。这时他们也确知,两个月前答应把信带到厦门去的那个渔夫,已经把事情办成了,并且带回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有望很快获释。他们又往厦门送去了一封信;于是到了这时,他们的希望终于重新燃起。然而疾病早已开始作祟,他们的心情也极其消沉,就连那位最坚强、想一直勇敢地撑到底的人,也记下了这样的感受:「一个悲惨的日子过去了,又是一个悲惨的日子,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打破这种日子的凄凉;不准做任何活动,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缓解这种牢狱生活可怕的单调。」那么,他们移到别的牢房之后,处境的那一点点改善「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他写道:「现在我们(三个人)有了五块木板,上面铺着一张席子,可以睡在上面了;能搬进这个新地方,我们真是高兴,这里是刽子手的窝,自从建成以来恐怕从来没有打扫过,直到我们自己动手才把它打扫干净。」另有几处记着:「今天早上我们把衣服『烫』了一遍,好杀死虱子。」

据推测,他们搬进这个新住处的那一天,想必是皇帝的生日,或者是某个喜庆的日子,因为他们同时吃了一顿烤猪肉,还有甜糕,每人还领到一钱银子,也就是五便士。可是好景不长,这不过是命运偶然开的一个玩笑!一般说来,他们的食物坏得很,大半都只好扔掉;只有同狱卒吵闹,威胁要向那位高级官员告状,才能弄到一点能吃的东西。

六月间,发生了几次地震,接着是可怕的雷电暴雨。应当替那些品行较好的官员说一句公道话:每当犯人向他们申诉,他们总会设法使犯人的境况暂时有所改善。

七月四日,传出消息说,官员们因为设法俘获了这么多犯人,已大受褒奖赏赐。这是对他们谎报皇帝的答复;他们在奏报中说,有两艘英国军舰前来窥探海岸,被他们攻击并击毁,船上的人全部被俘,还开列了黑夷、「红」夷和白夷的人数,以及缴获夷炮的数目。

七月十日,葛利先生病倒了,他已经身体不适一段时间,这本是难免的,这时却患上了严重的痢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吃了太多芒果引起的。中国人向他推荐了两种治法:一种是「只」吃芒果皮;另一种是吃鸦片。他发现前一种治法效果不错,至少在这样治疗以后,病情有所好转;后一种药,他可以从来访的人那里以公道的价钱买到,他们是特地给他带来的;这种鸦片同吸食用的烟膏不一样,药力显然要弱得多。

在皇帝生日那天款待过他们的那位官员,始终比其他官员更关心他们的境况;有一天,他们希望他能给自己一点优待,便告诉他说,这一天是英国女王长子的生日,他们对女王都怀着极深的「孝顺」和爱戴之情,所以想庆祝一番。让他们又惊又喜的是,这番话竟打动了那位官员的心,他给了他们每人一些钱,有的给五钱,有的给三钱(约合两先令),随后又给他们送来一顿丰盛的饭菜,态度十分和蔼可亲;不用说,所有下级官吏,连同那些狱卒,那一天也都跟着上司的口气行事。另有一次,那些印度水手全被带到那位最高官员面前,先给他们每人发了新衣服,然后他亲手送给每人一把扇子!

所有这些情况,自然使他们的希望重新燃起,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一场骇人的惨祸不久就要发生。七月底前后,有人告诉他们,再过半个月,北京就会有答复下来,传达皇帝关于如何处置这些犯人的旨意;并且警告他们说,如果皇上下令将他们斩首,那就会立即执行。由此看来,官府完全料定,他们所作的奏报会促使皇帝下达这样残酷的命令;但是犯人们自己仍怀着足够的希望,以致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惨剧。除了颠林船长(他的性命保住了)和那个中国木匠以外,似乎没有哪个人受过刑;但是能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些中国犯人凄厉的惨叫;还看到两个可怜的人从旁边经过,双手被「涂黑」了,他们已被判处砍掉双手。

有一点值得记下来,那就是官员们,上自最高官员,下至最低官员,以及他们所有的仆从侍役,都经常吸食鸦片。烟草也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普遍使用,岛上种植的烟草很多。人们还注意到(这一点本该早些提到)一种奇特的藤蔓植物,种在棚架上,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小心翼翼地用席子把它盖起来;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人们在它身上花费的心思和照料,似乎比对岛上见到的任何其他东西都要多。

最后的惨剧据信发生在八月十二日或十三日,惨不忍言,不忍细述。他们都被用刀斩首。

他们为什么在这场大屠杀中留下了九个人,这很难解释。这九人当中,六人是欧洲人或美国人,三人是印度人。据推测,留下他们是为了把他们押解到北京,在那里凌迟处死。幸而和约挽救了他们的性命,他们终于被送到厦门,在那里得到了本国同胞的悉心照料,那正是他们万分需要的。

第二十八章

九月五日离开厦门湾时,规定战舰和运兵船队万一失散,依次在下列地点会齐:先是舟山群岛入口处所谓的牛鼻山,其次是从大陆伸向舟山的崎头角,最后是舟山首府定海的海湾,也就是定海港。头几天风小浪大,舰队行进迟缓;复仇女神号吃水很浅,船底又有一处漏水(那是在厦门出了事故之后留下的),所以一直贴着海岸走,以避开外海的涌浪,不过很少完全望不见舰队。沿岸捞起了不少漂木,正好拿来当燃料,因为船上剩下的燃料已经寥寥无几。

十三日,即离开厦门后第八天,东北季风骤然而至,比往年略早,狂飙阵阵,浓雾弥漫,舰队不可避免地被吹散了。天气刚一转变,复仇女神号便折断了前中桅和前上桅,但她仍旧不慌不忙地沿岸前行,直到次日,才在台州河口的一座小岛下抛锚。那里距石浦约三十五英里,距牛鼻山五六十英里。

十六日,霍尔船长带着一队人登上他避风的那座小岛,去找木柴,船上正急需燃料,同时也想替船员弄些新鲜食物;他又趁机登上一座高山,眺望附近一带的地形。雾气散开了些,他望见一个宽阔港湾的入口,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石浦港,港内有一座相当繁盛的商镇。他觉得还能隐约看出入口处有类似炮台或野战工事的东西。

复仇女神号随即驶向港口。港口入口十分狭窄,所幸不久便遇上一条渔船,船上有几个渔夫正忙着收拾渔网。他们叫其中一人上船,给这条船领航进港,答应他只要平安无事地把船带进去,就给他十元酬劳;但若船一触底,就立刻把他吊上横桁。这可怜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汽船,也就是所谓的鬼船,吓得着实不轻。不过他完全听懂了这些条件,渐渐也就镇定下来。

潮水急急涌进狭窄的港口,复仇女神号简直是被冲过水道的,那两座守卫水道的小型野战工事连一门炮都还没来得及对准她,她就已经过去了;只见中国人正从上面的小营地往下跑,赶去操炮。

到了港湾或者说内港的尽头,商镇整个展现在眼前。镇子的一边泊着大批各式各样的商船,一排排紧挨着;另一边,也就是面向镇子时的左侧,有一座小炮台,看样子新近修缮加固过,但同中国大多数炮台一样,后面几乎毫无防护。

炮台后面的一片高地上,排列着一小队兵,约有五六百人,可见中国人显然已有防御的准备。复仇女神号立即驶近炮台,抢占侧翼阵位,从船尾抛锚,停在炮台与镇子之间,这样既能以最有利的角度发炮,又不会暴露在炮台的正面火力之下。实心弹、开花弹和霰弹一齐倾泻过去,炮台很快便哑了。可是这时只见兵丁们从后山下来,带着架在三脚架上的大抬枪,似乎打算阻止登陆。然而几发葡萄弹打去,他们便大乱,死了不少人。霍尔船长随后率领船上所有抽得出的人员登岸,葛利先生同行,占领了炮台,中国人望风而逃。炮台里的四门炮,两门铜炮,两门铁炮,都被毁掉;临时搭建的棚屋房舍被放火烧掉;弹药库里灌了水,把火药浸坏。

全队人马回到船上之后,又派出几只小艇,配齐人手和武器,去搜寻燃料,并设法俘获来时在港湾里看到的三艘大师船。所有商船一概未加骚扰;但船上实在太缺燃料,于是很快挑出了几艘柴船,船上满载着这种急需之物。机会实在难得,没多久就弄到了不下七小艇的上好木柴,合计约七十吨。要把这么多木柴运回来,又要迅速堆放妥当,费了很大的力气;尽管如此,就在这期间,还是俘获了一艘师船(船上的人已经弃船逃走)。为了不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先把她拖离镇子和船群,拖到港湾中央才放火焚烧,不久便爆炸了。船上的两门炮,连同一批抬枪、火绳枪、刀剑等等,都随之毁掉。

但这一天的事还没有完。约莫两点钟,几只快艇配齐人手和武器,在加尔布雷思先生率领下出发,去摧毁早上看到的另外两艘师船。其中一艘在近岸处炸毁,另一艘则先拖到港湾中央再放火。其中一艘装有十四门炮,船上还有大量火药和各种各样的兵器。

这一整天的经历极为有趣。港湾四周的山上站满了人,他们从镇子里、从附近各个村庄涌出来,观看这条「鬼船」大显身手。她行动之迅捷,炮火之精准,身上冒出的滚滚浓烟和蒸汽,似乎在他们心中唤起的是敬畏和无言的惊诧,甚于恐惧。他们一站就是几个钟头,看上去对眼前发生的事无动于衷;他们看到师船被毁,商船却安然无恙,似乎也就放了心,知道只要不加干预,手无寸铁的百姓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镇子附近沿岸一带辟成了一块块耕作得十分整齐的园地,处处显示出这是一个兴旺而秩序井然的地方。

天色已晚,只剩下攻取港口内侧岛上那两座炮台或野战工事了。早上曾朝它们放过一两炮,这时决定把它们占领下来,捣毁工事。驶近之后,先往里面打了几发开花弹和火箭,然后小艇在霍尔船长率领下,配齐人手和武器划了过去。中国人刚刚撤离。两座工事相距很近,里面共有九门炮,都被钉死了炮眼,炮架被毁,兵丁的帐篷也被放火烧掉。

那位充当领航的可怜渔夫,等港湾肃清之后自然就放了。当答应给他的十元一枚枚数到他手里时,他看上去既惊讶又欢喜。

第二天,即十八日,复仇女神号到达指定的会合地点牛鼻山,发现只有塞索斯特里斯号比她先到,其余船只都因逆风和雾天落在后面。我们想到,从这时起直到战争结束,有那么多雇来的运兵船和补给船在中国沿海上上下下往来,其中许多船常常有大半船员患病,就不能不惊讶出事竟如此之少。〔注一〕当时的沿海测绘很不准确;许多岛屿像堡垒一样矗立在离岸远近莫测的海上,海图上标的位置大多是错的;海流湍急,变化无常,又无人知晓;中国那一带又常有猛烈的狂飙骤然袭来——这一切使航行变得十分危险,常常令人忧心如焚。有时船长们自以为还在岛屿外面好一段距离,其实已经到了岛屿里侧。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我乘一艘快速的双桅军舰北上舟山,刚刚从一座叫鳄鱼岛的狭长岩岛上风侧擦过,正午测算时才发现,这座岛在海图上标的纬度足足错了二十英里——这样的错误简直无从解释。

(原注:为了说明中国沿海「在某些季节」是多么容易致病,不妨一提:一七九二年载送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狮子号,在东海岸北段下锚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列入病号名单的竟有九十三人之多。)

舟山群岛之间海流湍急,天气又一直狂暴,要把所有运兵船都召集到指定的会合地点十分困难。海军司令直到二十一日才到;陆军司令乘坐的一艘大运兵船被远远吹到了下风处,直到二十五日傍晚才赶来会合。

这期间,复仇女神号前往崎头角,同弗莱吉森号会合,在那里听到一个悲惨的消息:鸦片船莱拉号的一名高级船员温赖特先生和一名水手,被人以卖给他们牲畜食物为借口骗上岸去,随即被制服,惨遭杀害。事情就发生在几个月前斯蒂德船长遇害的那个村子附近。麦克莱弗蒂上尉不久便带着他的船员登岸,克劳福德上尉以及莱拉号和阿纳号的船长同行,很快便把一队中国兵赶跑,烧了他们的营房,又捣毁了村子的大半。

复仇女神号一到,便立刻登岸察看附近一带。这里风景如画,耕作精美。但是一想起那几个不久前被捉去、据信就在这里惨遭杀害的可怜人的悲惨下场,又亲眼看到惨事发生的地方,人们心中便涌起一股无法压抑的愤恨和报复的念头。没过多久,凡是还没有毁掉的东西,包括各种房屋、稻垛、草垛等等,都被放了火;天黑下来的时候,整个山谷都被蔓延的大火映得通红。

运兵船终于全部按照事先的安排,在一座叫「拦路岛」的小岛附近集结起来。陆军司令和海军司令原定的计划,是先攻占镇海的高地——这些高地扼守着通往宁波的大浃江江口——然后占领宁波,再回头收复舟山。但天气狂暴,船只无法靠近镇海,计划的这一部分无从实施;于是决定立即侦察舟山的港口和防御,确切地说,是舟山首府定海城的港口和防御。侦察就在第二天,即九月二十六日,付诸实行。

清晨,海军司令和陆军司令,连同全权代表及其随员,登上弗莱吉森号,复仇女神号奉命随行。船队驶近舟山时,中国人从许多瞭望塔,或者说从附近各山头和各岛顶上设立的信号台,发出了警报。自从几个月前我军撤出舟山以来,这里显然已经大变了样;为了防守此地,中国人迅速作了大规模的准备。两艘汽船从港口西侧,在所谓的茶岛与卫岛之间驶入主港时,中国人朝它们放了几炮,但距离太远,伤不了什么。我们无意零零星星地同他们交火,所以命令两艘汽船保持相当距离,但行驶的路线要能把中国人的阵地全部看清。

通往港内的各条水道潮流极其湍急,大船有时会完全失去控制;即便是马力强大的汽船,也很难顶流而上。

驶近舟山时,四面八方的景色无比动人,如诗如画;在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目光所及的每一块土地都像花园一样。四周尽是丘陵,但每座山都耕种得极其精心,一直种到山顶。土地被分成一道道小垄或者说小畦,各种作物比邻而种,使田野的面貌变化万千,也可见耕作时须付出何等巨大的劳力和毅力。这里全靠铁锹翻地,与其说是农业,倒不如说是园艺。

在低洼的山谷和避风的小山坳里,可以看到一座座整洁的村庄和农舍;海岸的每一处弯曲,每一小片低洼的沼地,都筑起又长又厚的石堤,从海中围垦出来,石堤都维护得极为精心。堤后的土地辟为稻田,灌溉的方法颇为巧妙。到处是一片安居乐业、勤劳富足的景象,显示出这里的居民生活兴旺,心满意足。总的说来,就远征军所到之处而言,舟山岛连同附近的几座小岛,可以说是中国北方风景最秀丽、土地最肥沃的地方之一;丢掉这块地方,皇帝深感痛心,照他自己的话说,「览奏之下,泪如雨下」。〔注二〕

(原注:在鞑靼一些最贫瘠的地方,百姓谋生十分艰难,他们在最崎岖的山坡上开垦只有几码见方的小块土地,耕作得格外精心。爱尼斯·安德逊写道:「在鞑靼的一座极高的山上(在通往皇帝行宫的路上),我发现了几小块耕地,所处的位置看起来简直无法攀援。不久我看到一个贫苦的农夫正在靠近山顶的一小块地上挖土,乍一看,那地方连站都站不住,更不用说耕地了。我很快注意到,他腰间系着一根绳子,从山顶把自己放下来,悬崖上哪里有几码见方的土地,能让他有心种点蔬菜,他便缒到哪里。这些小块土地彼此相距颇远,再想想这人每天所受的劳累和所冒的危险,这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可见中国人在生计逼迫之下是何等勤劳。」——见安德逊《马戛尔尼勋爵使团纪事》。)

后来发现,为了守卫这座岛,中国人在很短的时间里作了大规模的准备,可见他们对它是何等重视。

舟山的首府定海城是一座三等城,有城墙环绕,周长约二英里,按照中国的通例,四座城门两两成直角,都有双重拱门。全城大部分有一道护城河或者说运河环绕,由于地势低洼,排水不畅,本来就不利健康,再加上整个谷地都是泥泞的稻田,这道水沟更是大大加重了这里的瘴疠。事实上,若不是沿着港湾一面筑有一道高堤,整个谷地便会经常被水淹没;定海城距这道堤约四分之三英里。下面就要描述的那一长溜海岸炮台,就是新近在这道高堤上修筑起来的。一条狭窄的堤道和一条浅浅的运河,把城同一个村子连接起来,港口的主要码头就在这个村子;村子坐落在一座陡峭的圆锥形小山脚下,这座小山大致位于整个谷地或者说平原临海一面的正中。平原宽约三英里,两侧是陡峭的山岭,一直延伸到城边,俯瞰着城墙的西面。

码头边的这座小山,后来被称作宝塔山,从港内任何一处望去都十分醒目。山上有一座庙宇,还有几座零星的小房子,那是新近建造、准备用来关押中国人「打算」捉拿的英国人的牢房;加上山顶陡峭,使这座山显得十分坚固,其实并非如此。

宝塔山正对面有两座小岛,名叫特朗博尔岛和麦克莱斯菲尔德岛,构成港湾的东界;后来在离得较近的那座岛上筑起了一座臼炮台,用来炮轰宝塔山。

港湾南面被一座耕种得很好的大岛挡住,名叫茶岛;西面,在那一长溜海岸炮台的尽头,是一座名叫卫岛的小岛,与俯瞰谷地的山岭之间只隔着一条十分狭窄的水道,叫做鬼门。

两艘汽船这时从西边的水道驶入内港,把卫岛留在左手,立刻望见一长溜连绵不断的泥土工事,沿着前面所说的那道堤岸的顶上一路排开。采用这样的防御方式实在奇怪,因为炮台的侧翼完全处在一直延伸到城边的陡峭山岭的俯瞰之下。不过,中国人在炮台尽头最近的几座山上筑了一座设防的营垒,里面似乎驻有大批兵丁;营垒脚下的一处洼地里,有一座尚未完工的石砌炮台,准备安八门炮。但他们主要倚仗的是面向港湾的那一长溜泥土炮台,并且沿着水边打下了木桩,以阻止我军从小艇上登陆,仿佛他们以为炮台只能从正面进攻似的;也许部分也是为了防止泥土被水冲走。

这些工事修得仓促,也不讲章法,主要是在堤上堆起一个个圆锥形的土堆,土堆之间留出炮眼安炮。这些空隙非常宽,一般有十到十五英尺,炮手根本无法守在炮位上,虽然炮眼之间的土堆有二十到二十五英尺厚。这一溜炮台向东一直延伸到宝塔山,也就是菩萨庙山以外很远,但东头还没有完工。炮眼总共将近二百七十个,但只安了大约八十门炮,宝塔山上新筑的一座多面堡里的十二到十五门不算在内。后来查明,其中有二十五门是铜炮,铸得还算不错。自从我军撤离以后,中国人为了加强宝塔山,作了几处改进。我们从前在山顶上围起的那道墙,他们保留了下来,在朝内地、向着城的那一面还有一座石砌拱门。另外几项改进正在进行中;因此,如果进攻再推迟几个星期,中国人就会在他们有限的本领所能允许的范围内,把防御工事全部完成。即便如此,当局还是为自己邀功,说是「苦战六昼夜」,把汽船第一次前来侦察的那一天算作所谓战斗的开始。我们的克制,至少在当时,被他们夸大成了一场大捷。

两艘汽船回到拦路岛锚地同其余舰队会合之后,命令复仇女神号第二天早上横渡到宁波江口,去侦察镇海等处;但天气阴霾不定,此事只好暂缓。次日,即二十八日,天气仍旧狂飙不止,舰队无法开动;海军司令于是命令复仇女神号会同摩底士底号和哥伦拜恩号再去舟山(全部由摩底士底号的艾尔斯舰长指挥),奉命摧毁前面提到的那座未完工的炮台,就是那一长溜工事西头山脚下的那一座,并且尽可能焚毁山上的营垒,至少也要把中国兵驱散。目的显然是为我军在那里登陆作准备,以便从背后攻取中国人的那一溜炮台,然后翻山向城进军。但天气越来越恶劣,几条船还没到舟山就只好下锚了。

次日天一亮,复仇女神号便单独被派进去侦察,艾尔斯舰长和克拉克舰长都在船上。她很快就发现,山上的营垒比原先料想的坚固,中国兵大批集结在那里。汽船贴得很近地沿岸驶过,营垒里的大抬枪朝她打了一阵,火力颇猛,却毫无效果;可是下面的小石砌炮台却一声不响,看来确实没有安炮。复仇女神号朝山上的营垒放了几炮,让中国人知道等着他们的是什么,然后迅速返回,把另外两条船带上来。这两条船在吃水允许的范围内尽量靠岸下锚之后,立刻向上面的营垒开火,也向下面的炮台开火,以弄清里面是否有人驻守。但复仇女神号能比别的船驶得近得多,于是艾尔斯舰长和克拉克舰长登上了她,霍尔船长把她开进极好的射程之内,立刻把实心弹、开花弹、火箭和燃烧弹倾泻过去,打得极其精准,海军司令在战报中还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不一会儿,营垒里的临时房屋都被摧毁,营墙也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登陆的时机已经到来;但命令十分明确,不准同敌人短兵相接,只是侦察他们的阵地,并阻止他们增筑防御工事,所以没有尝试去攻取营垒。只派了一小队人登岸,目的仅仅是确证下面的小石砌炮台确实没有炮,并匆匆侦察一下那一溜将近一英里长、把这一点同宝塔山连接起来的海岸炮台。这时只见一大队中国兵在后山的山脊下集结,准备攻击侦察小队;但汽船上几发瞄得很准的炮弹,立刻就把他们打散了。

这次小行动的目的既已完全达到,复仇女神号便带着艾尔斯舰长的公文,赶回去向海军司令复命。但巴加爵士已经乘威里士厘号前往舟山,这时他毫不耽搁,同陆军司令一起登上复仇女神号,命令她载着他们再横穿一次舟山港。中国人像上次一样,在她去时和回时,都从远处朝她放了一阵毫无用处的炮。

下午,几艘战舰和一些运兵船驶抵舟山外港;布朗底号、摩底士底号和皇后号汽船则开去占据阵位,停在宝塔山对面那两座岛的岸下,这两座岛就是麦克莱斯菲尔德岛(又称麦尔威厘岛)和特朗博尔岛。它们奉命掩护并协助诺尔斯上尉率领的一队皇家炮兵,在前一座岛的山脊顶上修筑一座炮台,安一门六十八磅炮和两门二十四磅榴弹炮,用来炮轰宝塔山及其防御工事;宝塔山在射程之内,只是距离稍远。中国人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一直朝这两座岛的方向开炮,毫无效果,炮弹总是打不到。

第二天,炮台修成了,花费了极大的力气和技巧。三十日,进攻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大家怀着极度的关切,等待十月一日黎明的到来。天一亮,复仇女神号又在内港来回横渡,去接载停在特朗博尔岛附近朱庇特号上的部分部队,有马德拉斯来复枪队的一部分和一批随营人员。复仇女神号接着开到外港的运兵船那里,载上第四十九团的一部分和一支工兵坑道兵分遣队。

她正从内港横渡出来时,麦尔威厘岛上的榴弹炮台开火了;看着炮弹落在宝塔山上,倒是很有意思的场面。第一发只是试射,打得稍近了些;第二发正好落在炮台里面,就在大门附近。于是可以看出,中国人坚持不了多久了。

大约就在这时,皇后号汽船设法把布朗底号巡航舰拖到对付宝塔山及邻近防御工事的有利阵位上,以协助臼炮台;但港内那一带潮水湍急,像磨坊的水槽一样,尽管使尽了全力,还是无法把布朗底号移到合适的位置。不过不久之后,吃水较浅的摩底士底号和皇后号占据了极好的阵位;宝塔山上的炮台很快就被打哑,守兵也被赶出了阵地。

就在内港东头进行这一切的同时,原定的计划,也就是从西头迂回中国人的右翼,并占领他们设营的那几座山头,把中国人赶出那一长溜海岸炮台,正在英勇而有效地付诸实施。这时中国兵虽然两天前曾被打散,却又大批占据了高地,抬枪和火绳枪的射击一直不停,看来与其说是有什么实际用处,不如说是表示挑战,因为他们常常走到山脊上,挥舞旗帜,向敌人叫阵。

威里士厘号已经尽可能地移近预定的登陆地点,就停在卫岛外面;巡洋号和哥伦拜恩号离海滩不到二百码,那里几乎到岸边都有足够的水深。在这几艘船以及塞索斯特里斯号汽船的炮火压制之下,中国人被牢牢钳制住,对部队登陆丝毫无法阻挡。这时弗莱吉森号载着第五十五团赶到。第一批登陆的部队,由英勇的陆军司令亲自率领,包括安突德上尉指挥的马德拉斯炮兵和八门炮,一队工兵,第十八团和第五十五团,还有马德拉斯来复枪队;由于水流湍急得惊人,登陆颇费周折,耽搁了一些时间。复仇女神号也正驶上来,要让船上的部队登陆,不料在一片沙洲上搁浅了,不得不先解开拖着的许多小艇,才能自己挣脱出来,因而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第四十九团没能像预期的那样早早登陆。

掩护登陆的汽船炮火打得极为精准,好几个中国掌旗兵独自勇敢地走到山脊上挥舞旗帜,都被三十二磅炮弹拦腰打成两截,简直像是用来复枪瞄准了打的一样。

第五十五团的两个侧翼连和第三连最先上岸,遭到中国人一阵猛烈的射击;中国人在此之前一直隐蔽得相当好。由于该团其余各连紧跟在前导各连之后,第十八团也离得不远,于是立刻吹响了冲锋号,第五十五团在英勇的福西特少校率领下向山上猛冲。中国人招手叫他们上来,在他们奋力攀登陡坡时打出一阵猛烈的枪火,撂倒了好几个人。看着他们向山上攀登,同时船上的炮火一直打到他们登上山顶,场面令人激动;即便到了山顶,中国人也毫无怯色,长矛和刺刀常常交错在一起。

中国人终于溃败了。这座山既已落入我手,敌人的全部阵地便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就这样被彻底迂回了。在这场交锋中,第五十五团的巴特勒中尉缴获了第一面中国军旗。

这期间,第十八团和炮兵已经登陆,几门轻炮也已就位,可以纵射那一长溜炮台;第十八团在亚当斯中校率领下英勇地向前推进,去肃清海岸防线。中国人阵地的侧翼虽然被轻易迂回,却似乎丝毫没有使中国人气馁,他们一边后退一边作战,「个人」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好几名官员挥刀在手,奋勇上前冲杀。他们在这样一条狭窄的战线上被逐步击退(因为修筑炮台的那道堤岸后面是一片深深的水稻田),伤亡必然很大。中国的主将和几名满洲军官就在这里阵亡。他们终于被迫放弃了整条海岸炮台,第十八团的掷弹兵连在威格斯顿上尉率领下,奋勇当先。

第十八团肃清了全部工事之后,很快便未遇抵抗登上了宝塔山,因为皇家炮兵以及那一边的摩底士底号和皇后号的炮火打得极好,中国人早已被迫撤离。第四十九团直到最激烈的战斗过去之后才得以登陆,他们跟在第十八团后面沿着炮台前进,但走到大约三分之二的地方,遇到一条似乎从炮台通向城里的堤道或小路,便在那里转了弯,急急赶往这条路通到的城南门。

这期间,第五十五团在已经赶来会合的来复枪队掩护下,沿着山岭向前推进,到达城西北面俯瞰全城的高地;安突德上尉同巴富尔上尉和福利斯中尉一道,费了很大的力气,把马德拉斯炮兵的轻型野战炮拖上高地顶上,向城墙开炮,那一面的城墙上安着好几门炮。马德拉斯工兵也已把云梯沿着崎岖的山岭运了上来;来复枪队被巧妙地部署在山岭与城墙之间一道深沟的边上,借着起伏的地形和坟墓隐蔽(那里是城里的坟地),目的是截断中国人从北门撤退的去路。

这些行动正在进行的时候,海军司令由璞鼎查爵士、赫伯特舰长、马他仑舰长和译员马儒翰先生陪同,登上复仇女神号(她让部队登陆之后,已经绕过卫岛的岬角驶入内港),被送往宝塔山,正赶上第十八团进入山顶的工事。海军司令和其余军官立刻登岸,爬上山去;从山顶望去,前面整个平原和城池尽收眼底,景色壮丽,攻城的情形也看得一清二楚。

复仇女神号尽可能地靠岸下锚;霍尔船长爬上桅顶,一切进展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指挥汽船的炮火,往大约四分之三英里外的城里打了几发开花弹。其余的汽船不久也都来到内港,同她会合。只见第五十五团正翻越城墙,中国人一边开火,一边在他们面前后退;英国国旗终于在陷落的城头上骄傲地飘扬起来。这时士兵和水兵一齐发出了三声英国式的欢呼。

舟山的首府,连同它那些新修的庞大防御工事,就这样第二次落入我手。中国兵逃进岛的内地,大多是从东门出去的;如果当时派一支分遣队沿着那一边伸进平原的运河岸边追击,大概会截住大批中国兵。

中国人在炮台和山上都伤亡惨重。我方第五十五团阵亡军官一人(杜尔少尉)、士兵一人,同团士兵负伤十九人,其中许多伤势很重。参战的其他部队有八名士兵负伤,其中半数伤势危急或严重。除了前面已经列举的炮以及大抬枪之外,城里还搜出了大量火绳枪,五百多桶火药,一些竹制火箭,还有大约一百箱铅弹。

攻占定海的第二天,陆军司令采取措施,设法阻止中国兵从岛上逃走,因为岛上有许多小港汊,他们可以从那里乘船逃往大陆。我军派出三支分遣队,分路搜索全岛,复仇女神号和其他船只则绕岛航行,运送给养,并封锁沿岸的码头和村落。但是哪里也见不到一个兵;乔装隐匿极为方便,逃往大陆也极为方便。

这样的行动,与其说能使当地中国百姓归顺,倒不如说反而助长或加深了他们对外国人天生的厌恶,这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舟山群岛的居民大体上是一个强悍而独立不羁的民族,直到战争结束,我们实际上能说占有的,从来不过是定海城墙以内的城区和城外沿海的郊区而已。谁也不能离开城墙哪怕二三英里,除非带着强大的卫队,否则就有被百姓绑走的危险。许多士兵和随营人员就这样被截杀;最后下了命令,北门除了中国人以外,一概不准任何人通行。

第二十九章

舟山首府占领之后没几天,璞鼎查爵士便设立了正式的军政府,许诺保护安分守己的居民,同时晓谕他们:「此岛归还皇帝管辖,恐怕要在若干年之后。」由此可见,即便在那个时候,当局显然就已打定主意,要等和约缔结之后很久,才把这座岛交还中国人。

英国人七个月前撤出定海,如今再来,发现那里的主要变化,不过是添了前面已经描述过的那些防御工事,城里也多少比从前干净了些。登岸处一带的城郊,有一部分已被拆掉,或者为了腾地方修炮台而改了模样;其余部分已经无人居住,到了接下来的冬天,我们自己又下令把它们拆除,好让空气流通,也让驻扎在那里的分遣队有更宽敞的地方。除此之外,所谓战争的种种恐怖,落在居民身上其实极轻;不但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还因为我们的到来、因为我们在他们中间花出去的钱流通起来,而得了好处。

切莫以为舟山的首府是一座多么漂亮的城镇,它和我们后来在大陆上攻占或游历过的其他城市根本没法相比。城墙周长虽然不大,圈进去的地方却仍比城镇实际占用的还要宽;而且,除了少数例外,中国的城池似乎普遍如此。街道极窄,简直就是小巷;铺子很寒酸,相形之下微不足道;房屋全都低矮,不过有些人家连同里面的院落在内,占地倒是很大。

然而城中有一座建筑,人人见了都要留意,因为它堪称同类建筑中最精美的范例之一。这是城里的主庙,供奉的是佛,也就是浮屠。它在许多方面胜过广州对岸河南岛上的那座寺庙,比起圣岛普陀山上众多寺庙之首,也几乎毫不逊色。普陀山离舟山约二十英里,以寺院之多、之精美闻名,也以依附于这些寺院的大批僧人,或者不如说修士,而闻名。定海这座美丽的寺庙有一座附属的建筑,独立在一旁,已经半坍,看样子从来没有用过,里面有一口钟,是在中国所见最美的钟之一,与后来在宁波缴获、随后送往加尔各答的那一口不相上下。这口钟体积很大,形状与我们的钟略有不同,外面铸满了中国字,字体极美。钟声清越而深沉;的确,中国人似乎很擅长冶炼钟铜。这口钟很值得运回我们国内来;倒不是把它当作战利品,因为它算不上战利品,而是把它当作中国工艺的一件有趣标本,也借以见出他们某些最古老的技艺和发明已经达到了何等高明的地步。

舟山岛曾经设过英国商馆,单凭这一点,便有几分值得关注之处。全岛周长约五十英里,呈长方形,长约二十英里,宽约十英里。定海的主港很难驶近,因为潮流快得惊人,潮水涨落相差六英尺到十二英尺不等;有些地方的水道很窄,水却很深。

舟山和邻近各岛都是山峦起伏,但山脊之间有肥沃秀美的谷地,水源充足,物产极丰。中国人在每条谷地朝海的出口处筑堤围垦,那份勤勉与细心令人称奇;没有一尺土地被浪费,每一个能从海里夺回来的小湾小角,都耕种得极其用心。山坡上那些美丽的梯田,前面已经提到过,所以这座岛能向大陆输出大量农产品,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就一般商业目的而言,永久占有舟山得不到什么好处;岛上人口不多,而几小时航程之内就有宁波港,又已对我国船只开放,在宁波附近的一个岛上建立永久居留地,所费不赀,却得不到什么足以抵偿的利益。

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建于一七〇〇年,地点离如今定海城郊的登岸处不远;但是中国官员的勒索、商馆开支的浩大,加上贸易难有起色,迫使公司在三四年后便把它放弃了。总之,这座岛的内部贸易必定始终微不足道;常来港内的船只,几乎全靠大陆上过来采办货物的中国商人光顾,而这些商人要是能在宁波自家门口买到同样的货物,那就更乐意了,因为那样既省钱又省事。

暂时占有舟山,其重要性无疑是很大的,在新开口岸的各项安排尚未完全就绪的时候尤其如此。然而,它作为一项「政治措施」的价值,更因为它对中国政府和百姓产生的精神影响而大为提高。中国人把舟山群岛看作他们最宝贵的领土之一,丢了它,皇帝的感受尤为深切。

起初,岛内腹地的头面人物很不愿意和我们打交道,普通百姓也常常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我们的士兵遭人绑架一事,后面还要提到;不过这类事情多半是专门从大陆派过来的人干的,而不是岛上的农民。然而,各阶层的态度和举止渐渐都有所改善;战争结束时,我本人曾和一位传教士结伴到岛上游历,发现百姓一般都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很少有不愿同我们来往的。有好几次,我们被体面人家请进屋里,主人无一例外都把话题引到生意上去。

切莫以为中国的茶叶可以「无限」生产;茶叶的种植几乎只限于两个地区,而且要种得有利可图,还需要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对茶叶的需求若是「突然」大增,就会导致各种假叶子掺杂作伪的现象大大增加;而要配制一种外观上与当时最畅销的任何一种「品类」的茶叶都一模一样的混合物,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这种配制出来的东西,可以或多或少地掺进真茶里,除了极有经验的人,谁也不容易察觉。茶树要长满三年,叶子才能采来制茶。在舟山,有些山上的茶树似乎是野生的,或者近乎野生,但品质低劣,只配本地人自己饮用。

趁着严冬尚未完全到来,可以大举行动的季节已所剩无几,拟议中进兵镇海和宁波的计划,必须抓紧付诸实施。宁波城池广大,位置适中,可以为我军主力提供极好的冬季营地;而长期占据这样一个重要地方,切断它那宝贵的贸易,对中国政府和百姓所产生的精神影响,必然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利于我们日后的谈判。

与此同时,从英国和印度两方面预期的援军都将开到,下一场战役便可以全力展开,人们希望这一仗就足以结束战争。宁波是一座一等城市,所以称作「府」,即宁波府;它是一府的首城,也是浙江省的第二大城市,浙江的省城是杭州府。据中国的文献,该省人口有两千六百万以上,几乎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境的人口相当。

宁波城位于大浃江,也就是宁波河,上游十二英里处。河口有一座小城,叫镇海,坐落在一座高山脚下,那座山扼守着河口。因此,占领镇海和它的城堡,就可以完全控制通往宁波的门户;正如攻占乍浦(这是在后一场战役中完成的)就可以打开通往省城杭州府的道路,而攻占不久之后便拿下的吴淞,就可以让我们自由出入宝贵的商埠上海一样。毫无疑问,切断贸易,截断朝廷从贸易中得来的税收,对北京朝廷造成的触动,要比杀掉成千上万的百姓深刻得多;那些百姓的性命,照他们那种古怪的说法,是「为皇上慈怀所深为爱惜」的。

舟山只留一小支驻军据守,其余部队上船的日期,却因为持续刮逆风而耽搁了几天。镇海的地势又很暴露,在天气尚未明显稳定之前,率领一支舰队驶近那里是很冒险的。终于,十月八日,大部分运兵船移泊到「拦路岛」的锚地,那里差不多是到宁波河口的半途。与此同时,陆军司令和海军司令由璞鼎查爵士陪同,乘复仇女神号和弗莱吉森号两艘汽船前去侦察中国人的阵地,并制订进攻的计划。每逢有作战行动,璞鼎查爵士从来不曾缺席。考虑到季节已晚,此时的一切条件都对这项任务极为有利;中国人竟让两艘汽船驶到很近的地方,进入近距离射程之内,也没有开一炮。

镇海城位于一座山脚下的一条狭长岬角上,在河的左岸,也就是河口的北侧。它那带雉堞的城墙周长不下三英里,与一道坚固的石砌海塘相连。那道海塘沿着海岸向上延伸足有三英里,用来保护陆地免遭海水侵蚀。然而,这个阵地的主要险要,在于那座陡峭的石山。它从海中突兀而起,位于半岛的尽头,又伸出一道嶙峋的山脊,完全扼住了河口。山顶大约高二百五十英尺,上面筑起了一座类似城堡的工事,以一座大庙为制高点,庙与其他好几座建筑之间有开着枪眼的墙垣相连,这些建筑都已经整备起来,准备防守。

外墙有两道包铁的门;但城堡和城池之间唯一直接的通道在西面,也就是靠陆地的一侧。那里有一条陡峭而相当规整的石砌坡道,通到山脚下的一道栅门,再由一座木桥跨过一道山沟,一直通到城门口。城堡的另一道门,也就是东门前面,新筑了一座炮台,一部分用沙袋垒成,一部分用砖石砌成,总共安炮二十一门。

在靠河一侧、紧挨着城郊的地方,还有两座侧翼炮台,用来保护河道,分别安炮二十二门和十九门;而在山与城墙之间那条地峡的另一侧,有一座安炮五门的小炮台,炮口朝海,炮台前面的海滩上打了一排木桩,用来阻挠敌人登陆。为了加强这一面的防御,城墙上也安了一些炮和大量的抬枪,主要都朝着海面。根据所得的情报,陆军司令估计城内和城外各处工事共有约三千名兵丁,另有约七百人驻守城堡;但后来找到了中国官方的兵册,里面开列得十分详细,实际人数比估计的少了约五百人。中国人绝不仅仅在河的北岸设防。恰恰相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的主力部队和最坚固的阵地都在河的另一边,也就是南岸。那里有一列陡峭的山岭,俯瞰着城堡所在的山和城池本身。

这一边有好几座坚固的炮台,正对河口,共安炮三十一门;上面那一线高地也筑有坚固的工事,在最难接近的几处要点上,连营扎寨,筑有一串壕垒营盘,另有好几座野战多面堡,配备了火炮和抬枪。总之,为了防守通往宁波这座重要城市的门户,凡是中国人的智巧和技艺所能及的,他们都做到了,既不惜工本,也不惜人力。

河道本身在刚进河口的地方用木桩严密封堵,这道障碍又处在各炮台的火力控制之下。在河口稍往南的下方,有一个小海湾,湾里有一条小河汊,山脚下有一处很好的登陆地点,汊口也用同样的办法打桩封堵起来。中国人看来对这几处阵地的防守极为重视,这就更有必要把它们拿下来,好用经验这门严酷的功课使他们信服:他们的技能和毅力纵然用到了极致,在欧洲人的科学和勇气面前,也是枉然。

第二天,即十月九日,舰队和运兵船(特意挑选了航速最快的几艘)得以在镇海外面,于最便于预定作战行动的位置下锚。作战定于次日清晨开始。

从上面的描述中,立刻就可以看出,我军对河的南岸中国主力部队的作战,将由郭富爵士亲自率领陆军担任,而对镇海城堡、镇海城以及河的北岸各处工事的作战,则主要交给巴加爵士率领的远征军海军部分。按照部署,由水兵营和皇家海军陆战队,加上皇家炮兵和马德拉斯炮兵的一支分遣队,组成一支部队,准备在北岸登陆,全军由伯兰汉号的赫伯特舰长统领。

威里士厘号、伯兰汉号、布朗底号和摩底士底号要在北岸尽可能靠近岸边的地方占好阵位,但要尽量避免低潮时搁浅,任务是用炮弹把中国人轰出城堡,阻止援兵上山,同时为水兵和海军陆战队打开一处登陆地点。它们还要把中国人从那一面的城墙上赶走,掩护登陆。巡洋号、哥伦拜恩号和本廷克号用在河口南侧,所占的阵位要能掩护部队在前面提到的那条小河汊的汊口登陆。皇后号和塞索斯特里斯号两艘汽船负责向城堡和沿河各炮台发射炮弹,或者视情况向南岸山上的中国营盘发射;而复仇女神号和弗莱吉森号两艘铁壳汽船则负责运送部队登陆,然后到哪里最能发挥作用,就到哪里去支援。

部队的行动,随着叙述的展开,最容易看得明白。十月十日清晨天一亮,复仇女神号就把中路纵队全部载上了船。中路由莫里斯中校统领,由第四十九团,加上少数皇家炮兵和马德拉斯炮兵,以及一些马德拉斯工兵组成,总共约四百四十人,另有四十名搬运弹药的夫役等等。此外还有两门十二磅榴弹炮和两门九磅野战炮。复仇女神号随即拖带着吉法德中校指挥的、装炮十六门的巡洋号,立即驶往登陆地点。吉法德中校负责督率并掩护登陆。登陆地点在那条小河汊附近,位于中国阵地的侧翼。这一天的光荣职位交给了第四十九团,好让他们有机会弥补在舟山的遗憾:那一次他们登陆太晚,没能在当天的战斗中担当原先分派给他们的积极角色。与此同时,左路纵队由第五十五团的克雷吉中校统领(陆军司令本人和参谋人员随行),由弗莱吉森号送到稍往南一点的一处石岬。他们右边有一片低洼的平地和一条运河,河上架着两座桥,部队可以从那里绕过山岭,迂回到中国人所占阵地的背后。这一路兵力最强,包括皇家爱尔兰第十八团的一个翼、第五十五团的五个连、马德拉斯来复枪连,以及马德拉斯炮兵的一个连和一些工兵,总共一千零四十人,配有四门轻型山地榴弹炮和两门五英寸半臼炮,另有一百多名搬运弹药的夫役和随军人员。

登陆地点距离敌军阵地不下两英里;部队从那里沿着山边行进,一直走到一处制高点,从那里可以把敌人的全部阵地尽收眼底。这时中路纵队已经列好了阵,没有遇到抵抗;但随即发现有一小队中国兵,大概是埋伏在一座矮山后面的,复仇女神号打了几炮,立刻把他们驱散了。

第四十九团这时奉命上山推进,他们冲锋的姿态十分英勇;扫清了几处野战工事之后,他们的团旗很快便在俯瞰河边各炮台的那座主堡垒上飘扬起来。在这次进攻中,第四十九团的雷诺兹上尉和布朗中尉表现得尤为出色。

第四十九团刚刚与敌人短兵相接,在他们左边的第十八团和来复枪连,就费了好大的劲越过运河下游一座狭窄而有障碍的桥(这座桥本来是很容易守住的),第五十五团也从上游的另一座桥上过了河,两路兵马突然从中国人的右翼包抄过来,使他们惊恐万状。在中国人一方,也可以看到许多个人英勇的事迹;有些是出于真正的勇气,有些则纯粹是困兽之斗。然而,可怜的中国人前面被第四十九团挡住,右翼和背后又有第五十五团、第十八团和来复枪连,完全陷入了重围。可想而知,这一着把他们打得乱作一团。他们沿河的炮台,也因为我军这几路行动而被从侧翼包抄,守兵当即弃台而逃;我们一占领炮台,就有几门炮当真调转过来,向逃跑的敌人开火。

中国人的伤亡不可避免地十分惨重,因为尽管军官们在通事罗伯聃先生的协助下,竭力让他们明白,只要放下武器就可以饶他们性命,肯放下武器的却寥寥无几。好几百人走投无路,疯了似的冲进河里,当然有许多人淹死了;甚至有人说,他们自己在「对岸」的炮台也打死了他们不少人,或者是存心惩罚逃兵,或者是瞄准了正在驱赶逃兵的我军士兵。许多人自尽,其中有好几位高级官员;但也有一些人扔掉兵器和号衣,逃脱了性命。约有五百人投降做了俘虏;还有少数人躲在河边的岩石中间,后来被皇后号汽船的小艇捞了起来。

就在河的南岸取得这些重大胜利的同时,在对岸,也就是北岸,针对镇海城堡和镇海城的作战,也在同样积极而有效地进行。复仇女神号把中路纵队送上岸以后,就向旗舰威里士厘号驶去。威里士厘号已由塞索斯特里斯号拖进一个极好的阵位,准备炮轰城堡,但随着潮水退落,它静静地坐在了烂泥上。伯兰汉号同样由塞索斯特里斯号拖进了一个好阵位,布朗底号和摩底士底号则趁着一阵微风,扬帆驶了进去。这几艘强大战舰的猛烈炮火,立即向山上的堡垒倾泻而去,威力势不可挡。人们特别注意到它们发射炮弹的精确,任何东西都经不住它们持续不断的轰击。

在中国人一方,复仇女神号和弗莱吉森号驶过河口的时候,河边的炮台向它们开了火;其他各艘船,也就是皇后号、巡洋号等等,偶尔驶进射程,凡是炮台打得着的,也都遭到炮击。复仇女神号驶过旗舰之后,尽量靠近镇海城,驱散了在那一面打着旗帜等物列阵的一队中国兵,又向城堡山与城池之间登陆处的一座小炮台开火;但这时海军司令命令它带着命令到塞索斯特里斯号和皇后号那里去。

就在这时(十一点多钟),各艇奉命运送赫伯特舰长统领的右路纵队登陆;也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人们看见河的南岸的第四十九团登上了山顶,拿下了那一带的中国壕垒。〔注一〕

(原注:右路纵队的组成如下。

水兵营,鲍彻舰长统领,四百人;

皇家海军陆战队,埃利斯少校统领,二百七十六人;

皇家炮兵,携五英寸半臼炮两门及九磅、十二磅火箭若干,斯宾塞中尉阁下统领,二十三人;

马德拉斯工兵,科顿上尉和马德拉斯工兵的约翰斯通中尉统领,三十人。)

舰炮打得如此猛烈而准确,中国人已经被赶出了城堡山顶上的那座庙,可以看见他们正向城里奔逃。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在河口嶙峋的岩石上登了岸,以极快的速度冲上山去发起攻击,进入了城堡;城堡的大门是中国人逃跑时敞开着没关的。

下面城墙上仍有中国人守着,城墙约高二十英尺;前面描述过的河边那两座炮台也仍有人守。于是海军陆战队和水兵营继续前进,攻打城池,在东面两处地方架梯登上了城墙,敌人则从通往旷野的西门逃了出去。

到这时,河的南岸的各炮台也已落入我军手中,我军便调转炮口,轰击河对岸城池一侧水边的那几座炮台。海军司令亲自随赫伯特舰长的纵队行动,是最先登上城墙的人之一。

进攻过程中发生了三次爆炸,两次在城堡山顶附近,一次在河边一处官员驻扎的营汛。据推测,这些都是地雷,其中两处是被我们的火箭引爆的。有好几个中国人被炸伤炸死。

到下午两点钟,镇海城以及中国人如此倚重的两岸全部防御工事,都已落入我军之手;中国军队被彻底打散,惊恐万状,许多高级官员阵亡,全城百姓也惶惶不可终日。

当天余下的时间里,赫伯特舰长率领海军陆战队据守着镇海城;傍晚,郭富爵士带着少数部队从对岸渡河过来,与赫伯特舰长会合。其余的人当夜就在他们英勇攻下的山头上露营。在各处工事里找到的火炮总数,不下一百五十七门,其中六十七门是铜炮,许多铸造得很好,分量也很重。城里还发现了一座铸炮厂,铸造大批火炮所需的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包括大量金属。城里还找到一些「铜矿石」,捕获奖金因此也增加了相当可观的一笔。

我方的损失微不足道,计阵亡三人,受伤十六人,伤者中包括一名军官,即第四十九团的蒙哥马利中尉,这一天的主要战斗正是由这个团承担的。中国人的损失很难估计,但在河两岸的作战中,死伤总有好几百人。

各处工事全部到手后不久,复仇女神号便被派往上游一段路程,探查航道,它自己在木桩中间清出了一条通路;傍晚时分,它回到威里士厘号旁边,海军司令又在璞鼎查爵士陪同下,乘它再去察看河道。

从镇海失陷之后呈递给皇帝的各种奏折,以及皇上对其中一些奏折的批答来看,我们立刻就能察觉,丧失这样一个重要地方,在全省百姓中引起了多么大的震动。他们这时甚至为省城杭州府的安危担起心来。尽管如此,皇帝非但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急切地催促全省大规模加强防务。

镇海的战斗打响之前,裕谦已把官印交给一名忠实的属员,让他带回省城;最后,眼看大势已去,他从容地走到河岸边,在那里朝着京城的方向行了叩头之礼,然后投身水中。后来查明,另外还有大约十四名中国官员或战死,或自尽。

钦差大臣裕谦之死,似乎唤起了皇上心中的怜悯之情。皇上想起这位钦差的祖父在乾隆年间也是这样死去的,便降旨,令将这位「为国捐躯」的已故臣子以高规格的典礼致祭,入祀他祖先早已列名其中的那座昭忠祠。他的灵柩运往北京,沿途经过的各个城镇,地方官员都要对他的遗骸致以一切应有的礼敬。

以为中国人对于他们既定的种种做法一概不愿改变,那是一种误解,尽管政府出于「政策」的考虑,对百姓习俗中的一切「新奇花样」都可能反对。在纯粹的机械技艺方面,凡是他们能够理解、又比他们自己的办法更适合达到预期目的的新方法,再没有哪个民族比他们更乐于采用,更善于运用;不过他们对事物的「仿制」,是出了名的滑稽可笑。在镇海发现了四门新铸的炮,完全是照着从鸢号残骸里捞上来的几门卡隆炮仿造的,而且绝对算不上是劣品。

他们新造的炮架,有好几处显著的改进是从我们的炮架上照搬过去的;从这一点以及别的事例看来,人们认为他们一定雇了人替他们画了图样。不过,最引人注目的一项革新,也是最能显出他们极其心灵手巧的,是发现了一些打算用来推动他们的帆船的机械,形状类似明轮。这项奇特的发明,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但用于这一目的的实际机械,这时才第一次被发现。那里有两根长轴,准备装上明轮,明轮用硬木制成,直径约十二英尺;还有一些坚固的木制齿轮,差不多已经完工,打算在船舱里用人力来转动。这些东西还没有装到船上;但是中国人在「这样靠北」的镇海做这样的初次尝试,不能不令人赞叹他们的巧思。他们在那里只可能在我们先前占领舟山期间,趁我们的汽船偶尔开到舟山的时候,见过几眼。

绕着镇海的城墙走上一圈,就足以对一般中国城镇的情形,以及他们城墙的构造,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城墙有些地方厚度不下四十英尺。城外那道长长的海塘,是一件极好的砌石工程,全部用大块凿成的花岗岩砌成,向上倾斜。事实上,整个中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呈现出文明与野蛮交织、进步与停滞并存的惊人景象。文明似乎浮在表面;你看到那么多社会秩序与节制,听到那么多父母慈爱与子女孝顺,便几乎要以为他们一定是一个非常讲道德、富于仁爱、生活幸福的民族。再者,你在他们的公共工程和建筑、运河、堤防等等之中,看到那样多的巧思的证明,那样多勤劳与协作所取得的惊人成果,便会倾向于相信,他们的制度在根子上一定有某种好的东西。

但是,当你往表面之下再看得深一点,就会惊讶地发现许多野蛮和残忍的证据,同你最初的印象格格不入。官府使用酷刑一事,倒不那么令人触目,这不仅是因为在最近半个世纪之内,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也还在用刑,而且还因为在中国,人们既不懂得誓言的约束,也不知道有来世的赏罚,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除了这种残忍、不公而又被大大滥用的暴力手段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取得证据。然而,他们为什么要绞尽脑汁,在处死人的方法上造出令人发指的残酷花样,那就比较难以理解了。

后来查明,不幸的斯蒂德船长和温赖特先生是在镇海被处死的(他们在崎头角只是受伤被俘),他们被处死的方式,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以人的痛苦为乐的残忍嗜好。有人指点了这两个人的埋葬地点,在城墙外面一道绕城小壕沟的那一边。那里似乎是犯人行刑后的公共墓地,附近还有一片射箭场,设着一个靶子,供他们练习他们最喜爱的兵器。我们同胞的尸体被发现时,裹在结实的席子里,那种席子他们通常用来铺地。要从中国人那里打听到这两位不幸的受难者究竟是怎样被处死的,任何近乎准确的消息都很难得到;因为他们两人最后虽然都是被斩首的,但有太多理由使人相信,他们事先曾受过极其野蛮的酷刑。

在中国,凡是用致使身体残缺的方式执行死刑,都被认为比绞死或不流血的死法严厉得多、耻辱得多;身体残缺得越厉害,刑罚就被认为越重。「凌迟」这种死刑,在这种骇人的过程中,斩首是最后一道,如今大概已经从不实施了。我相信,这种刑罚是专门留给谋反和大逆不道之罪的。可是中国人似乎乐于发明种种「可以」致人死命的残酷方法,虽然这些方法如今大概已不使用,甚至也许从来就没有用过。所有这些方法中最别出心裁、也最令人作呕的一种(不过并没有证据表明它曾经用过),是从在镇海或者宁波发现的一架用来把女人「舂」死的机械模型上看出来的。这具原始模型是在一座庙里找到的,同时找到的还有其他各种稀奇古怪的模型。它很小,表现的是一个长方形的大石臼,女人被放在里面,后脑枕在一头(长发垂过石臼边沿,并系在上面),双腿则绑在另一头。那骇人的舂捣过程,靠的是一根巨大的石杵,底部粗大,顶端呈圆锥形,同他们舂米用的那种相似。这根杵,或者说锥体,固定在一根长杆的末端,长杆本身在中间用一根销子固定在一根直立的支柱上,有点像水泵的手柄。杆子另一端的把手被一个人用身体的重量压下去,锥体自然就被抬起来;压力一撤,沉重的锥体或者说杵就靠自身的重量落下来,那分量足以把人舂得粉碎。

据说在舟山找到过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皇帝的谕旨,凡是落入官府之手的夷人,一律处以既缓慢又耻辱的死刑。然而我们知道,除了在台湾岛上的那些俘虏之外,这种可怕的威胁只在极少数情况下付诸实施。恰恰相反,英国俘虏有时还受到相当不错的待遇。这无疑是由于我们这一方对中国人本身所表现的宽容,也是由于他们的伤员和俘虏总是受到我们官兵的人道而仁慈的对待;而这正是郭富爵士始终致力于提倡和鼓励的。

第三十章

宁波河口的景色十分动人。两岸高山耸立,状如圆锥;河道往上不远便拐了一个弯,远处巍峨的群山于是尽收眼底,更为这一带增添了如画的秀色。

十月十二日,也就是攻占镇海后的第二天,海军司令乘复仇女神号溯河而上,去侦察宁波城,并查明较大的汽船和单桅炮舰能否开进河里。这条河处处都远远超出了原先的预料。河面宽阔,直到城下都便于航行,紧贴城墙处水深也不少于十四英尺。同时又查明,城里并未作任何防御准备,因为中国人认为他们在河口占据的阵地已经足够坚固,足以阻止敌人逼近。只见百姓们惊惶万状,从各个城门四散奔逃。官员们全都逃走了,城里看来已是一片混乱。

时机刻不容缓。镇海留下了必要的守军,计有第五十五团(轻步兵连除外)、一百名皇家海军陆战队,以及一支炮兵和工兵分队,统归克雷吉中校指挥;其余部队于次日,即十三日早晨,大部分登上复仇女神号和弗莱吉森号,溯河而上,与皇后号、塞索斯特里斯号两艘汽船,以及摩底士底号、巡洋号、哥伦拜恩号和本廷克号一同前进。布朗底号则留下保护镇海,作为守军的后援。

由于种种难以避免的耽搁,部队直到午后两点多才抵达宁波城下;所幸登陆毫无困难,部队以最快的速度上了岸。就在城对面的河上,横着一座造得很好的浮桥,把城的一座城门口同对岸的城郊连接起来。水深足够汽船一直开到桥边;中国人又丝毫没有阻挠登陆的意思,于是浮桥立即被占领了,这时成千上万的居民挤满了河岸,只是在一旁观看,与其说是出于恐惧,不如说是出于好奇。事实上,中国人自己还主动帮忙搬开堆在城门后面的障碍物;大约三点钟,这支小小的部队,除炮兵和工兵外总共不过七百五十把刺刀,全部沿着宁波这座重要而富庶的城市的城墙列队,皇家爱尔兰第十八团的军乐队奏起了我们激动人心的国歌《天佑女王》。

全城秩序井然,一片安静。我们让中国人明白,他们既已被本国官员抛弃,又无力自保,那么尽可放心,英国士兵的宽宏大量会保护他们。的确,再没有比这更太平的胜利了。

舟山失守之后不久,镇海和宁波又相继陷落,这对中国人似乎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惊动了全省,恐慌甚至一直蔓延到京城。不久,各方面的消息纷纷传来,说就连以繁华风雅名闻全国的杭州府,居民也正大批外迁,离战场更近的地方则几乎已经走空了。事实上,官方也承认四处人心惶惶;他们担心「奸民会乘机抢劫掠夺,并结成有组织的团伙,在内地制造变乱」。他们还十分害怕我军会进而攻取乍浦。乍浦是他们最有价值的港口之一,独享对日本通商之权,又地近杭州府。

因此毫无疑问,倘若郭富爵士兵力充足,能够在宁波留下守军,同时「立即」占领乍浦(乍浦实际上就是杭州府的海港,离杭州只有二十英里),那么他本可以趁中国人尚未准备作任何认真抵抗之际,进军省城;而那场战争很可能就在那一次战役中结束了。然而,郭富爵士手头兵力极少,这样的行动显然是不可能的。他在宁波所能集结的全部兵力,不过七百五十把刺刀;而宁波城周围不下五英里,人口稠密,要占据这个地方,并保障安分守己的良民的安全,显然需要相当多的守军。于是决定以宁波为过冬的大本营,等候英国和印度的援军到来,再展开下一场战役。

我们此时用兵的浙江省,大河纵横,又有大运河贯穿其间。这条大运河发端于杭州府,流经物产最丰饶、人口最稠密的几个省份,途中穿过长江和黄河这两条大河,一路向北,几乎一直通到京城;京城不仅它的财富,就连日常的生计也依赖这条运河。在运河的一端给它巨大的运输以打击,必然会沿着整条运河震荡开去,在另一端引起切肤之痛;而中国庞大的国内贸易,经由它无穷无尽的支脉,也许全国大部分人口都赖以为生,必然会遭受普遍而危险的紊乱。同样要紧的是,朝廷的税收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断绝,不能再流入国库。

所以,宁波城作为全省仅次于杭州府的最大城市,因贸易兴盛而富庶,水路交通便利,从前又曾设过英国商馆,作冬营是再合适不过了。部队起初被安置在两座大的公共建筑里,对居民的人身和财产都极为克制。我们还发布告示,号召百姓各安本业,不必担心受到骚扰;又请几位为首的士绅聚集起来,向他们说明,我们的高级官员愿意尽一切可能保护他们,恢复城中的秩序;英国人的敌意针对的是朝廷,而不是百姓。

这一切起初听来很顺耳,中国人也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们似乎很乐意受英国人的保护。但后来又向他们宣布,他们须缴纳一大笔钱作为全城的赎金,作为我们「保护」的「代价」,他们对此就十分不满,很不情愿了。所索的款项,实际交来的寥寥无几;后来改为按估定的财产价值征收百分之十的捐税,又因此引起了许多怨恨,也造成了一些不公。事实上,尽管许下了种种诺言、抱了种种希望,实际征收到的只是很小一部分,而且这件事始终让百姓们深为痛恨。

后来对所有上驶船只的货物,按价值征收百分之十的税,执行起来则成功得多;其实,这无非就是征收中国人本来就有义务缴纳的朝廷税课而已。不过,沿海走私因此大为增加,这项税收在很大程度上被逃避了,而该省地方政府的瘫痪状态又给走私大开方便之门。

一般说来,在中国,任何一个省份或地方集结大批军队,非但不能加强官府的力量,反而更可能在居民中引起骚乱。他们那些未经训练、纪律废弛的乡勇几乎不受约束,百姓对兵丁目无法纪的控诉总是接连不断。正规兵刚刚吃了败仗,不大为人所信任,于是官府号召百姓,从沿海的各个村庄乡里召集勇壮之士,编成团练,共同「抵御骄横的叛逆」;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不受管束的爱国义勇反倒成了本乡本土的祸害,至于抵御敌人,则毫无用处。

宁波坐落在两条河,或者说同一条河的两条支流交汇处的一片尖角地带的尽头,两河就在城下汇合,成为大浃江,也就是宁波河。这两条支流都极其曲折,沿岸村庄众多,有些地方风景如画,耕作精细。其中一条向东北方向通往县城余姚,从那里有一条运河,据说通往杭州府,路程约四十英里;在这条支流上溯将近一半的地方,离河岸约四英里,便是慈溪城。我们将会看到,这两座城不久都成了我军用兵之地,目的是驱散中国人正在各处集结、扬言要进攻宁波的部队。宁波河的另一条支流,即西南支流,上溯约三十英里通到奉化城,必要时我们也打算攻打那里。

在宁波城本身,最有意思的东西之一便是那座把城与城郊连接起来的浮桥。看来它设计得很巧妙,很能适合它的用途。所有的船都靠两条横贯河面的铁链连在一起,铁链搁在船上,从河的一岸一直拉到另一岸。这样船只不必下锚,也能各就各位;船与船之间铺着木板,成为一座正式的桥,不过只供行人往来,因为这里根本不知道有畜力拉的车。

宁波攻占后没几天,复仇女神号和弗莱吉森号便溯西北支流向余姚驶去,海军司令及其随员乘前一艘,璞鼎查爵士及其随员乘后一艘。两船还拖带着威里士厘号的大艇和小艇,艇上都配齐了人员和武器。此行的目的只是勘察这条支流,并查明是否有中国军队正在那个方向集结。一路上风光如画,美不胜收;河道迂回曲折,新的景物接连不断地映入眼帘,背后又衬着秀丽的山景。两岸村落星罗棋布,却丝毫不见设防的迹象。居民们大都非但没有惊慌逃走,反而挤满了河岸,个个满脸惊愕。越往上走,景色越是引人入胜,在一个叫半浦的地方尤其如此,那里有一片极其精致的乡间宅第,或者说别墅,据说属于几位朝廷大员。四面八方的田野看来都耕作得极为精细。

上溯到大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河面明显变窄,河道转弯有时又急又陡,又长又尖的复仇女神号要绕过去,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在五点钟左右,他们到了余姚城,在城墙脚下抛锚,水深约三英寻。

海军司令带着随行的众多军官,其中有马他仑、赫伯特、布莱克诸位舰长等人,此时从复仇女神号上换乘小艇;璞鼎查爵士及其随员也从弗莱吉森号上换乘小艇,一同驶向城上游的河段去侦察。他们从一座造得很好的三孔石桥下穿过,中孔约有三十英尺高;可是天色已晚,又下起了倾盆大雨。附近没有发现任何敌对的迹象,大家没有登岸,便很高兴地返回了,只是回到汽船上时,人人都已浑身湿透。

巴加爵士这一番风吹雨淋,也未能幸免,紧接着就犯了风湿病,卧床不起;说实在的,他在操劳忧心、不知疲倦的军务中,从来没有一次爱惜自己,也从不躲避风雨,却很少生病,这常常令人惊奇。

宁波城里,一切渐渐恢复了常态;中国人不久便开了店铺,十分乐意以高得离谱的价钱出售货物。粮食副食也大量运进城来,看来这个冬天十有八九可以过得相当平静。据说有几位为首的士绅出面表示,只要保证保护他们,他们愿意「永远」归英国统治,不过他们的表白不大为人所相信。

宁波的庙宇有几座非常壮丽,尤其有一座很值得一看。所幸这些庙宇都躲过了中国盗贼的洗劫。私人住宅就不然了,城郊的尤其如此,那里不大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而面积几乎同城里一样大。在城郊,发现有一整条街完全任由暴民摆布,几乎每一户人家,凡是搬得动的东西差不多都被抢走了。有几个这样的无赖被当场抓获,交给百姓自己去「从宽发落」。另有几个奉郭富爵士之命挨了一顿痛打,还有几个被剪掉了辫子。

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之一是城里的监狱,安突德上尉和我们其他几位不幸的同胞曾在那里关押了很久。当年关他们的那几只木笼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另外还有一些同样的木笼,随时准备收容落到他们手里的任何夷人。安突德上尉找到他旧日牢房的办法颇为奇特。据说他让人把自己的眼睛蒙上,然后仔细数着他当年走过的步数和拐过的弯,用这个办法,竟然在相差不过几码的范围内,找到了那个地方。

一队人及时赶到,缴获了衙署里一些尚未搬走的纹银;不过据推测,已经有更多的银子被抢劫者拿走了。在城里另一处地方,发现了大量叫作「制钱」的贱金属钱币,这是中国「唯一」的铸币;官府储存的大批粮食也被没收,后来以低价卖给了百姓。这为战利品基金增添了相当可观的一笔,但卖得这样便宜,这种做法是否明智,有人颇有疑问。每个人都可以进仓,仓库有重兵把守,只要付「一元」,就能装满一袋,能扛多少扛多少,而这袋粮食的实际价值约为「四元」。可是真正落到「穷」人手里的只是一小部分;因为至少中国人断言,「农户自己」设法通过他们的仆役弄走了相当大的一份,好让他们能以某种垄断的方式继续维持粮价。人们还担心,万一收成不好,百姓就可能遭受严重的饥荒,因为官府平常照例储存的粮食没有了;官府储粮,本是出于父母官的心意,以备一旦有灾,可以平价供应穷人。出售这些存粮所得的钱,据说存粮足够两年之用,加到战利品基金里的数目相当可观。城里还发现了大批蔗糖。

在其他意外的缴获之中,最有意思的要算一群中国马,或者说矮种马了。这些马个头虽小,却很耐劳,专供骑乘,通常只有高级官员才用。从中挑选了四十多匹,训练来给炮兵用;看它们开始学艺的情形,倒是十分有趣。郭富爵士在许多场合都吃了一个大亏,就是他的参谋人员缺少马匹;军令只能步行传送,不但耽误时间,而且这差事非常累人,在这次战役前期那些闷热的日子里尤其如此。

中国马极其矮小,确确实实是矮种马,但很健壮,骨骼好,体形也还过得去;不过数量不多,因为人们与其把它们看作供人役使、用来干活或者游乐的普通牲口,不如说把它们看作身份地位或财富的贵重标志。中国人从不费心改良马种,对马的饲料、刷洗等等也很少照料。实际上,中国人骑在马上,是你所能想象的最笨拙的骑手;无论是他自己的心意、他「自己的体面」,还是他那湿滑的堤道,都只容他慢慢走或者小步颠着走。中国人口如此稠密,劳力因而如此充裕,他们很少需要借助牲畜来帮人手的忙,反倒舍不得喂养牲畜所需的粮食。

要饱览宁波及其四周的景色,最好的办法是登上宝塔,这座塔是宁波最引人注目的景物之一。塔高一百五十五英尺,八角形,从下到上都开着窗,每扇窗里都有一盏灯;所以如果点亮起来,景象一定十分壮观。塔的下部用石头砌成,上部用砖。在其他方面,它同别的同类建筑没有多大差别。它似乎同一片公共墓地相连,因为四周散布着许多坟墓和碑碣。登上塔顶,全城、大河及其两条支流、远处的群山,以及一直向海岸延伸的那片肥沃富饶、水源充足、耕作精细的冲积平原,都可尽收眼底,宛如一幅全景画。

城市本身的面貌,同广州和中国大多数其他城市没有多大差别,只是比广州小得多;同样是狭窄的街道,不时有沉重的石拱,或者不如说是石牌坊横跨其上,这些牌坊往往是为了表彰某位大人物或者受人爱戴的人物而建的;店铺两旁同样挂着奇特的、狭长的、装饰华丽的招牌;同样是一簇簇拥挤的房屋,形状奇特,大多只有一层。

许多上等人家的宅子,主人并没有完全弃之而去,我们的军官曾前去拜访,一般都受到很殷勤的接待。的确,中国人很懂得把不得不做的事做得像出于美意,宁可奉上茶点、糕饼、烟草或者鲜花来博取你的好感,也不愿装出一副独立不羁或者粗鲁冷淡的样子,冒险招你嫌恶,或者招来你不那么友好的造访。体面阶层的中国人能够极其谦恭有礼,教养很好,举止甚至可以说是优雅;对待他们的正确办法,是坚持要他们这样对待你,仿佛这是你应得的,并把它当作你的「权利」来接受。可是,一旦中国人认为可以不受惩罚、或者不被察觉地不对你施以他们彼此之间习以为常的礼数,那么再也没有哪个民族「能」比他们更粗鲁、更蛮横、更无礼了。

考虑到宁波居民的财产在多大程度上任凭我们处置,那么在我们占据此城的好几个月里,财产所受的损害如此之少,是值得称道的。但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华战争的整个期间,中国的古玩和艺术品,其中许多对我们来说极有意思、极为新奇,却从来没有为公众的目的作过任何像样的收集。除了私人送给各公共机构的少量中国兵器和服装标本之外,从来没有人尝试建立一座类似中国博物馆的东西。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远征军中没有配备一两位科学界人士;他们若有一名通事相助,本可以让我们了解许多有关博物学和这个国家物产的有趣问题。例如,中国「每年」出口的巨量纹银,是从哪里得来的?他们的铜矿在哪里,又是怎样开采的?中国好几个地方也有煤矿;在宁波,市上有少量的煤出售;在南京,则发现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储备了大量上好的煤,我们的汽船用起来很合适。中国的矿产大概很多,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

早在我们占领宁波之前很久,对欧洲制品的爱好就已经传到了那里。城里有一两家店铺,专卖所谓的「广货」,也就是从广州运来的英国货,价钱自然贵得惊人。其中一家店里有大量各种各样的英国玻璃器皿。还发现了英国的镀金纽扣,上等人家,尤其是妇女,很爱拿来缀在衣服上,她们似乎特别喜欢带有东印度公司徽章,也就是那头狮子的纽扣。还发现了大批从俄国进口、叫作「俄国呢」的呢绒;不过实际上,这种呢绒几乎毫无疑问是在「英国」为「俄国商人」织造的,专门供他们走陆路同中国做生意。众所周知,这一类专门织造某种特定呢绒的订单,在英国早已承接多年了。那么,这种生意「现在」就应该变成由我们自己直接经营的贸易了。

中国人似乎擅长木雕,在他们的住宅里发现了一些非常精美的木雕作品。宁波有一所宅子尤其出众,家具雕刻得十分雅致,卧室里的家具更是如此。有些衣柜和床架装饰着雕刻,镶嵌着各种木料,雕出山水、人物等等,十分精美。他们有些背衬绸子的镂空雕花,以及绣花丝绸的陈设,都极其雅致。最了不起的是,他们擅长在素木或者雕花木器上「髹漆」;他们还有某种办法,能使彩绘器物显出一层很好的光泽,大大增加它的耐久性,不过那同清漆又不一样。

他们最大的短处之一,似乎在于房屋的采光。玻璃用得极少,制造玻璃的技术他们也知道得很不完全,所以他们既要透光、又要挡风,几乎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格子窗;这种窗子有时雕得很精巧,里面糊上一层极薄的透明纸。不过偶尔也能看到窗子正中镶着一块玻璃;在另一些地方,整扇窗子都用蚌壳磨成的薄薄的透明片铺满,透进的光线很不充足。上等人家的照明,往往用彩色灯笼,效果很好;几盏灯笼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上面绘着各种图案、山水等等。不过这些画是画在玻璃「上面」,而不是烧在玻璃「里面」;后一种技术,中国人似乎完全不知道。

一般说来,走出城门太远是不安全的,除非一大群人结伴出去打猎。野鸡、一种鸽子,还有山鹬和小水鸭,通常都不难找到;可是中国人似乎大为惊讶,不明白怎么会有人不辞辛苦,在乡间一英里又一英里地「步行」,只为了费力去打几只鸟。奇怪的是,中国人捕鱼那么能干,那么不知疲倦,对捕鸟或猎鸟的技术却如此漠不关心,而这个国家几乎到处都有大量的鸟;不过他们似乎是怕费事去寻找,而且对于不同种类的鸟作为食物的价值高下,也知道得很少。下层百姓无论你给他们打下什么鸟,都乐于吞吃下肚。我曾看见他们连猛禽都乐意要,可是就在他们捕鱼的那些河流的岸上,栖息着成千上万的野禽,他们却不费心去捕捉。

即使带足了武器,单独外出也不安全,这一点很快就显而易见了;因为他们不止一次企图掳走站岗的哨兵,要不是警报一响,卫兵立即赶到,他们本会得手。可以想见,在这种时候,总有一两个中国人难免挨上一枪。但是所有人当中最大胆的,还要数那些职业盗贼;尽管有时也拿他们严加惩办以儆效尤,他们照样明目张胆地抢劫自己的同胞。

有一次,一小队人出去搜寻家禽和牛,几个中国人指给他们看一个地方,说那里埋藏着大量纹银。这对士兵们来说实在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可是他们刚把银子背到身上,中国人就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只好扔下纹银来保护自己,然后撤退了。接着,中国人之间自然为分赃吵了起来,这些赃物「他们」并不是抢自同胞,而只是从夷人手里夺来的。

无论在宁波还是镇海,中国人都多次设下圈套,企图诱捕和掳走我们的士兵和水手,因此必须格外小心;尽管一再告诫,他们的企图还是有几次得逞了。他们不大想去招惹军官;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军官更有好感,或者不那么想把军官捉去当俘虏,而是因为他们更忌惮许多军官揣在口袋里的双管手枪,而且他们以为军官「个个」都带着这种手枪。

中国人不止一次企图偷窃我们的军需仓库,但因我们戒备森严,都没有得逞。不过中国人是异常高明的破门入室的窃贼,香港有许多人可以作证;在那里,最坚固的房屋和货栈都曾被人用非常巧妙的手法撬开,一般是挖去墙脚附近的几块石头或者砖头。

在宁波,还有在舟山,试行建立中国人的巡警,还算相当成功;至少,找一些很愿意「领饷」、佩戴巡警标志的人并不困难;不过他们是否同样乐意捉拿盗贼,或者保护个人的财产,那就不大说得准了。有时,为了装出在做事的样子,他们会谎报消息,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总的说来,他们确实有些用处;但我们不懂当地语言,通事又很少,郭士立先生几乎一个人管着他们,所以他们的作用没能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发挥出来。他们偶尔也可充当密探,打听到他们同胞中流传的有关官员们计划和意图的消息。

不过,除了这些人以外,我们还雇有正式的密探。其中一个是会说英语的中国人,后来人称布伦德尔;他被派到杭州府去,却不敢把交给他的文书递上去,事情没有办成就回来了。人们怀疑他是在为双方,即中国人和我们,同时充当密探。一般说来,关于中国人拟议中的行动、他们军队的集结以及朝廷的命令,我们都能得到相当准确的情报。

我们占领宁波之后,有一段时间,宁波及其附近都没有备战的迹象。直到十一月底,郭富爵士才接到可靠的报告,说附近几座城镇正在集结军队,尤其是我们已经去过的余姚城,又风传中国人正在策划进攻宁波本城。于是开始筹划驱散这几股军队,同时也是为了在百姓心中造成一种有益的畏惧;不过真正采取行动,还是两三个星期以后的事。

与此同时,复仇女神号被派往舟山,途中在镇海停留了一两天,补充燃料,并搜查停泊在河口外几英里处的一批大帆船。查明这些船主要装载豌豆、大米、油、核桃、甘草根等等;要是再晚几个月碰上它们,它们就都会被扣留,就像后来在吴淞扣留的几百条同类船只那样;不过这时并没有去惊扰它们。「每条船上都发现有鸦片」,只是数量很少,供船上的人自己吸食,看来并不是用来出售的。

这时天气晴朗,清爽宜人;我军刚占领宁波城时,部队中有一部分人染上的疾病,此时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

有一次到河对岸去,发生了一件奇事。只见不远处有两个中国人,抬着一只大圆筐匆匆赶路,筐上盖得严严实实,起初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队里有几个人出于好奇,把盖子稍稍掀开一点,结果大出意料,也大觉好笑,原来筐里藏着一位非常年轻、模样俏丽的中国女子,她大概希望用这个办法逃过别人的眼睛。这可怜的人几乎吓得半死;不过她一直纹丝不动,直到盖子重新盖好,那两个人便获准抬着她,飞快地一溜小跑走了。

不久以后,又看见一乘华丽的轿子从一个村子附近经过,大概是哪位官员的;可是这队人刚跑上前去察看,坐轿的人就跳了出来,没命地逃走了。

不过,这类事情中最奇特的,是在一条船的舱柜里发现一位中国女子,藏在那里装死。海军司令曾下令,凡是离城的船只一律搜查,以防它们运走赃物。有一条船刚搜查完,船上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时忽然想到,尾舱的柜子里也许还藏着什么;那是一种不大不小的橱柜。打开这处秘室一看,里面似乎是一具女尸,看样子是新近放进去的,衣着讲究,从她那双漂亮的鞋子和那双小脚来看,是个有些身份的人。这件事看来非常蹊跷;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说一句中国话,无从查问。不过,这似乎是一个仔细察看中国女子小脚的绝好机会,于是霍尔船长吩咐水手们把尸体抬出来;这件事看来不容易办到,因为尸体似乎卡得很紧。可是水兵们刚一抓住她的肩膀,柜子里就发出一声骇人的尖叫,仿佛一个鬼魂忽然有了某种阴森可怖的嗓音。原来这可怜的人只是装死,以为这样就能逃过搜查。这时大家非常轻柔地把她抬了出来,颇费了一番力气,因为她受了惊吓,又被关得太久,简直已经半死了。在她身下的柜底,发现了一袋钱,显然她是想带着这袋钱逃走的。当然,她连人带船都被放走了,没有再受任何打扰。

杀婴的问题,前面有一章已经提到过。据巴罗说,北京巡警的一项职责,就是每天早晨用一辆专门派出巡行的车子,收拾夜里被扔在街上的婴儿尸体。有时发现婴儿还活着,这些婴儿通常由天主教传教士救起,他们专门为此到场,后来就把这些孩子按天主教的信仰抚养长大。郭士立先生也提到过这种可怕的习俗,说它一点也不少见,干这种事的人毫无悔恨之心,而受害的几乎全是女婴。在中国,住在船上和江河上的人口极多,其中有多少婴儿被溺死,根本无法计算。不过,巴罗给出的北京被弃杀婴儿的平均数,是每天二十四个。然而,在一个医学如此落后的国家,有些婴儿是在出生后不久「病死」的,这一点也必须考虑进去。

除了乍浦和镇江府等几座满城以外,城一陷落,那里的男人便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成批杀死;此外,杀婴这种令人发指的习俗,我们很少找到证据。我们已经看到,在厦门曾发现几具缝在麻袋里的婴儿尸体;据说在镇海也发现了一个山洞,里面有许多女婴的尸体,同样是装在袋子里扎起来的。但在街上发现弃婴,无论是死是活,都是极其罕见的事。不过,有一天傍晚在宁波就碰上了一次,当时霍尔船长和复仇女神号上的一队人正往他们的小艇走回去。他们刚走过一座菩萨庙,也就是寺庙,忽见庙门口的台阶上躺着一样东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刚被遗弃的女婴(总是女婴),虽然冻得冰凉,却还活着。当勤务兵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把这小东西抱到艇上。一抱上船,大家便想尽一切办法救她,可是没有救活。

中国确实存在杀婴的事,但可以怀疑,关于这种事如何普遍的说法是夸大了的;而且可以肯定,这种事仅限于下层百姓,他们的生计压力非常沉重。中国人一般都格外疼爱自己的孩子。一个中国人的三大心愿和最珍视的希望是:长寿、多生「男」孩,以及功名。做一个子孙绵延的大家长,通常就是他最骄傲的抱负。

在镇海耽搁了两三天之后,复仇女神号于十一月底被派往舟山,海军司令和璞鼎查爵士已经先她一步到了那里。人们发现,即使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那里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改进。店铺这时全都开了门,街上人来人往,百姓们各干各的营生,丝毫没有惊慌的样子,也不怕受到干扰。事实上,他们在我们的统治下安顿得十分平静,比上一次我们占领那座城的时候平静得多。

第三十一章

多事的一八四一年眼看就要过去了。驻在宁波的部队已经移进较为舒适的营房过冬;大家焦急地盼着冬天早日结束,指望到那时会有足够的援军开到,好让来年的战事一开头便打得有声有色。十二月中旬,天气骤然变得严寒。十四日那天,群山尽被白雪覆盖,不久城里也下起大雪来,由此可见,中国的夏天固然十分炎热,冬天却也酷寒难熬。部队的健康一直良好,给养也还相当充足;军官们则到附近去打猎消遣,那里野味很多,山鹬、沙锥、野鸡等等,应有尽有。

前面说过,有一段时间不断有消息传来,说附近几座城镇里正在集结大批中国军队,据推测,一是为了阻止百姓同我们友好往来,或许也是想摆出要收复宁波城的架势来威胁我们。连日霜冻,把那些松软的稻田冻得结结实实,正好用兵,陆军司令于是决定出兵远征余姚,一来查明这些传闻究竟有几分真实,二来如果发现中国军队果真在那里集结,就把他们赶走。

十二月二十七日,复仇女神号、塞索斯特里斯号和弗莱吉森号三艘汽船,拖着若干小艇,连同海军陆战队和水兵在内,共载了大约七百人,沿着河的西北支流溯流而上。复仇女神号载着郭富爵士、巴加爵士和皇家爱尔兰第十八团的一支分遣队,还有一小队炮兵。塞索斯特里斯号吃水较深,只得在预定登陆地点的下游停泊。在余姚城下游几英里的地方,我们驱散了一伙中国兵,他们显然是奉命在河上打桩拦江的,而且已经动手干起来了。

傍晚,复仇女神号和弗莱吉森号在紧靠余姚城的地方下锚,这时只见成群的中国人奔向他们的船只,想沿河往上游逃走。部队立即登陆,占领了一座新近筑成、无人防守的小炮台,台上有四门炮;随后毫无阻拦地开上俯瞰全城的山头,当夜就在山顶的菩萨庙,也就是寺庙里宿营。上一次来时,曾在那里把四周的乡野看得清清楚楚。

据说城里驻有一千多名官兵,于是作好准备,打算第二天早上爬梯登城。次日早晨,水兵和海军陆战队为此登了岸,由海军司令亲自统率。

正在这紧要关头,城里几位有身份的居民出城来说,守军已经连夜撤走,城门敞开,任凭我们进去。谁也没有料到其中竟藏着奸诈,陆军连同海军陆战队和水兵分作两路进了城;登上城墙之后,两路便沿着城墙朝相反的方向前进,打算绕城一周,在城的另一边会合。与此同时,复仇女神号起锚,朝上游稍稍移动了一段;从桅顶上清清楚楚地望见,城外有一队中国兵列阵以待,就在一座跨过运河的桥边。于是派出几只配齐人员和武器的小艇,再往上游驶去,以防中国人从那个方向逃走。

就在这时,中国人用抬枪和火绳枪向沿着城墙前进的海军一路开火;我军稍稍耽搁了一阵之后,从北门找到了出城的路,紧紧追击敌人,而敌人早已逃跑了。复仇女神号一发现他们,便立即开炮,弗莱吉森号随后也开了火。

这一场追击十分吃力,因为那些冻硬的稻田覆盖着积雪,地势特别,中国人在上面连爬带滚,比我们的士兵跑得还快;不过还是打死了一些中国兵,俘虏了一些。他们大多扔掉了厚厚的棉袄,抛弃了武器,又熟悉地形,知道那些已被积雪完全盖住的田埂堤道通往何方,所以终于得以逃脱。追了七八英里之后,追击便停止了;不过途中经过的一处兵营,被放火烧毁了。

这期间,复仇女神号的小艇在霍尔船长率领下,沿河往上游推进了一段路,追上了两只正在逃跑的官船。在船上搜出了大量公文,还有一些纹银,都交给了捕获奖金代理人;另外还缴获了几件贵重的皮袍,随后先把船上的人送上岸,再把两只船烧掉了。接着又到岸上搜查了几处农舍,看有没有藏着兵,结果一个也没有找到。不过,远远望见有几个人抬着一乘华丽的官轿,正匆匆忙忙地穿过田野。我们追上去,不多时便赶上了;可是轿子里坐的并不是什么官员,而是一位容貌十分秀丽的年轻官太太,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身边还放着好些首饰匣子。这可怜的女子吓坏了,但我们让轿夫抬着她继续赶路,毫不为难。回到小艇以后,又朝我军追击敌人的方向往上游推进。

在余姚城外发现了一座很大的军需库,里面存着弹药、兵器和号衣,全部被彻底销毁。在登陆处附近还发现了四门藏起来的炮,都装上了汽船。这时已经很清楚,先前传来的关于中国人正在备战的消息,完全属实。

余姚城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看的东西。三十日,我军重新上船,几艘汽船顺流而下,当晚尽可能靠近慈溪城下锚。前面说过,慈溪城离河岸约有四英里。第二天部队开到城下,发现城里并无守军;就连城里的官员,也因余姚的消息而惊慌失措,早已逃之夭夭。居民们看来都很安分;为了更好地笼络他们,并表明我们的行动只是针对他们的朝廷,便把城里官仓所存的大批稻米分给了当地的穷人。当晚,我军回到宁波。在这五天里,我们成功地使整个邻近地区人心惶惶,百姓对本国军队能够保护他们的那点信心也荡然无存了。

一八四一年就此结束。自从我们同中国人发生纠纷以来,这是最多事的一年。我们的措施呈现出一种雷厉风行的新面貌,而中国人订立条约、撕毁条约,几乎同样轻而易举。可是他们已经蒙受了深重而持久的屈辱;英国国旗的荣誉得到了维护,英国军队的力量也已经受了考验,证明是中国人无法抵挡的。

不久便发现,我们突袭余姚、进兵慈溪的结果,使整个地区陷入极度的恐慌,就连省城杭州府的高级官员也惊恐不安。钦差大臣和许多富户此时纷纷逃出杭州,到北面将近一百英里外的苏州府去避难。事实上,人人都担心我们马上就要进攻杭州;毫无疑问,倘若陆军司令手里的兵力足够,无须放弃宁波就能远征杭州,他是很乐意这样干的。

这种令人得意的期望,也因为一件事而受到了几分鼓舞:一月初,弗莱吉森号汽船和测量船本廷克号被派去勘察杭州府的大海湾和乍浦港。乍浦可以说扼守着通往杭州的门户,又是杭州商业的中心。然而,这一盼望中的进军始终没有实现。不过,为了使我们沿西北支流进兵余姚在中国人心中所造成的印象经久不衰,又计划对奉化发动一次类似的进攻。奉化位于西南支流的上游,路程同余姚差不多远近。这条支流还从没有正式派人去勘察过;不过霍尔船长和他手下的几名军官和水手,曾有两次沿着这条支流往上走了相当远,一半出于好奇,一半也是为了察看河道。有一次,他们几乎已经到了奉化城下。

这两次出游,中国人对他们如此大胆都显得十分惊讶和惶恐。第一次出游不过是步行打猎,但所见到的乡野已足以看出,那是一片富饶、耕作精细、风景如画的地方。那里大量种植矮小的棉花,妇女们,至少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安安静静地坐在门口纺纱,看上去并不怎么害怕。在紧靠河边的地方,可以看到好几条运河,但它们并不流入河中,也不同河道直接相通,而是由一道相当陡峭的石砌斜坡同河隔开。这斜坡是用来代替船闸的,坡上装着结实的绞盘,用来把船从一边拖上去,再从另一边放下来;这实在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奇妙装置。

第二次出游的路程要远得多,是乘一艘汽船的快艇沿河而上的。经过第一个村子时,听到了四声枪响,但很难说是不是冲着小艇打的,因为没有看见子弹落在哪里。只见这条河弯弯曲曲,异常曲折,有时从远处望去,竟好像朝着相反的方向流去。一路上经过许多秀丽的村庄,都没有显出丝毫敌意。约莫走了十八英里,河道分成两支,一支继续向西,另一支大致流向东南。沿着后一支再走了一小段路,发现了一座建造精良的石桥,有五个桥洞,中间那个高出水面约二十英尺,那里的水深有五六英寻;主拱的跨度为三十五英尺,桥顶上有一座岗亭似的东西,也就是一间小小的瞭望所,用一把挂锁锁着。

附近,河的左岸,有一个十分秀美的村子,村里有一座大宅子,与别家不同的是上面刻着中国字,那是什么意思,自然无从知晓。桥上游约四分之一英里处,河两岸星罗棋布地散落着一座座造得很好的房屋,四周环绕着一丛丛树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乌桕树,在每年这个时候,它的叶子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淡红色。这时河道大致流向东南,河面仍有将近一百码宽,水深三英寻。

在第一座桥上游三英里处,又发现了第二座桥,河道从这里转向正南。过了这里不远,由于天色已晚,一行人便上了岸,登上河左岸的一座小山。从山上望去,四周的乡野和远处的群山尽收眼底,景色十分优美。往西望去,远远可以辨认出一座高塔;往东约一英里,在一座长满松树的小山上,有一座圆形的白色望楼,也就是瞭望所。起初,村民们似乎吓得要命,可是不久便看出我们并无恶意,于是怀着极其热切的好奇心围了上来,什么都想看个究竟,尤其是那只小艇和水手们的衣服。他们举止恭敬,规规矩矩;中国人只要对待得当,一般都是如此。

这时该顺流而下了,虽然潮水还在上涨。快到那座主要的石桥时,只见桥上挤满了人,于是必须安排好防御办法,万一他们的来意不是出于好奇而是怀有敌意,也好应付。霍尔船长决定,必要时,全体人员迅速在桥头登岸,只留下两个人,尽快把小艇推过最近的桥洞,再划到对岸去;登岸的人则从桥上强行冲过去,趁着混乱在对岸重新上船。然而,到了桥边,并没有遇到任何阻拦;而且还注意到,看热闹的人当中有不少妇女,另有许多妇女正蹒跚着走出家门,为一股按捺不住的好奇心所驱使,要头一回看一看这些陌生人。河两岸野禽很多,打下了好几只。傍晚时分,一行人回到了停在宁波的船上,这一天的出游真是不虚此行。奉化是一座有城墙的小城,就坐落在这条支流上游不到三十英里的地方。

一月十日,陆军司令从宁波出发,打算突袭奉化,估计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些军需物资,或许还有一小股中国兵。复仇女神号和弗莱吉森号都参加了这次行动;前者载着第四十九团、第十八团和第五十五团的分遣队,以及炮兵、工兵坑道兵和随军人员,郭富爵士和巴加爵士也带着他们的随员在船上。另外还拖带着几只小艇。由于汽船无法驶过第一座桥,部队全部在那里登陆,由郭富爵士亲自率领,准备直扑奉化;海军司令则带着载运水兵和海军陆战队的小艇,继续沿河而上。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两路人马同时到达城下。原来中国兵已经弃城而去,官员们也逃走了。城里的居民和附近的农民看来都很安分,只是似乎被惊讶和好奇弄得不知所措。从奉化城后的山上眺望,景色十分壮观,看来那一带大量种植稻米和其他谷物。

第二天早上,别无他事,只需摧毁官署,并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把官仓里的存粮分给百姓。下午,全军回到汽船上,次日返回宁波。

这几次行动的效果,不应从军事上的技巧或勇气着眼去看,而应看到,它们对百姓和朝廷都必然产生最有益的影响;这不仅是由于它们所引起的惊恐,还由于居民们落到我们手中、又被本国官员抛弃的时候,我们始终对他们表现出的善意和宽容。

弗莱吉森号和本廷克号勘察杭州府海湾的情形,其结果在这个时候似乎反倒使人打消了沿着通往省城的那条江进兵的念头。勘察发现,江口的潮水极其湍急,即使是一艘汽船,也绝不可能平安无事地开上去。弗莱吉森号曾试图驶入江口,却完全失去了控制,几乎被冲上一片沙洲,要是真的冲上去,大概就要船毁人亡了。好在潮水一缓,费了一番周折,总算脱离了险境;那一带的潮水,说缓就缓,来得十分突然。但是,无论蒸汽和风帆合力,都敌不过那股急流,有好几分钟,船似乎完全任凭急流摆布。

不过,对乍浦阵地的一番侦察,已足以表明我们的舰船可以驶抵那里,攻下它并不太难;而一旦攻下乍浦,取道山间通往杭州府的道路便向我们敞开了,一路上都有良好的堤道,全程约五十英里,直达省城。

中国大多数江河的规模和水量之大,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来判断:即使在杭州府,涨潮时城对面的江面也有足足四英里宽;而水流之急,则可以从退潮时江面缩窄到约两英里宽这一事实看出来,那时露出一片平坦的好滩地,一眼望去,一直延伸到海边。这是马戛尔尼使团在那里短暂停留时注意到的。

这时又不断传来谣言,说援军已经开到杭州府和这个省的其他地方;而在二月底以前,郭富爵士也得到了增援,第二十六团的一部分乘朱庇特号运兵船开到了。一月里,皋华丽号开到舟山,准备挂巴加爵士的将旗;它顶着东北季风,一路从香港逆风抢驶上来,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因为他们曾怀疑这样一艘笨重的大船能否做到这一点。然而,进兵杭州府的计划,即使曾经认真考虑过,看来这时也已完全放弃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乍浦注定要成为下一场战役开局的主攻目标。

一月里,璞鼎查爵士和巴加爵士乘复仇女神号到舟山去住了一些时候。这条船这时需要大修,奉命进行一次彻底的整修。铁船修理起来竟如此容易,实在令人惊叹。在厦门,船底曾被撞了一个大洞;而且它一直不停地被派去勘察江河、沿海巡航、运送部队登陆,需要修理一番,本不足为奇;但值得一提的是,它竟能不经修理,这么久、这么出色地履行职责。

三月五日傍晚,传来特鲁布里奇舰长指挥的克里奥号到达的消息(从香港来只用了十四天),它带来了邮件,还带来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因攻克广州和在珠江上的战功,军中有一批人获得了晋升。

三月七日,复仇女神号被派去侦察舟山,科林森舰长也在船上,以便在途中进行测量观测。他们绕过舟山岛的西面和北面,到达离它约有六七英里的岱山,又绕着岱山岛驶了一圈,察看各个海湾,窥探各个村庄,看能不能发现营地或驻军的任何迹象。绕岛航行是很危险的,因为好几处地方都有礁石,刚刚没在水下。

最后,他们在岛东南面一个海湾里的一座小镇外下锚,那里有几只帆船停泊着。镇的东北面有一座引人注目的小山,估计从山上可以望见全岛。军官们带着科林森舰长的艇员和汽船上的部分艇员,再加上八名炮兵,在这里上了岸。没有一点敌对的迹象,他们一直走到第二个村子;那里的百姓,同第一个村子的百姓一样,都说岛上已经没有兵了,他们都到附近另一个岛上去了。一行人随后回到船上,汽船朝一条小河汊驶去,可是那里水太浅,船开不进去。

傍晚,科林森舰长又乘他的小快艇上岸,打算登上那座小山的山顶。他深信岛上没有武装人员,所以不肯带卫队,好不容易才被劝得同意让两名带着武器的炮兵跟在后面,他自己却是赤手空拳。贝茨上尉陪他一同前往。他们刚到山顶,正要开始观测,就看见一大群武装的中国人,从他们上岸的那条河汊里的藏身之处钻了出来;那地方离汽船约有两英里半。中国人的意图显然是要截断他们的退路,把他们活捉。于是只有逃跑一途;要不是那两名炮兵相助,他们退回小艇的机会是很渺茫的。然而这两个人沉着冷静,交替后撤,一个开枪,另一个一边朝登陆处退一边装弹,就这样把中国人牵制住了,科林森舰长才得以平安回到小艇。

现在的问题是,第二天该采取什么步骤最好。因为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汽船不派一队人登陆,去攻击那些显然人数众多的中国兵,就这样离开这个岛,那么就会有一份奏报送到皇帝那里,说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夷人自然是被赶下了海,他们的船也被逐离了海岸。因此决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于是在早上五点钟,汽船的四只小艇,配齐人员和武器,由科林森舰长和霍尔船长率领,还有贝茨上尉、弗里斯先生以及船上的其他军官,离开大船,沿着那条河汊驶去。他们还带着八名炮兵;两名轮机员也自告奋勇参加。全队连军官在内一共六十六人。

沿河汊上行约两英里半,他们发现了一批运兵的帆船,船上挤满了中国兵,旗帜飘扬。河汊两岸缓缓向上倾斜,通往上面几座零散的房屋;离岸不远处,另有一队敌兵驻扎着。总共大概有五六百人。

小艇渐渐推进,原先还没上岸的中国兵便同岸上的那队人会合,开始用抬枪和火绳枪远远地射击,却没有造成任何损伤。小艇驶近时也开枪还击。艇上的人正要登岸,忽然看见离得最近的一只运兵船里冒出一股浓烟。大家立刻想到,这可能是因为船上埋设了导火索,一旦船被我们占领,就要把船炸掉。因此认为还是在稍下游一点的地方登陆比较稳妥。

小艇刚开始往下游退,中国人以为我们在撤退,便大声呐喊,挥舞着长矛示威,朝我们冲过来,以为已经稳操胜券了。可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错了。我们的人以最快的速度全部登了岸,编成两个纵队:右边也就是先头的一队,由霍尔船长亲自率领;左边一队由复仇女神号的大副、皇家海军见习军官弗里斯先生率领。命令一下,部队便向前推进,中国人见我们来势勇猛,便开始动摇;在手枪射程之内打出的第一排枪,就把他们彻底打得溃逃了。我们紧追不舍,连他们的军饷箱也缴获了。押解军饷箱的是一名官员和两名兵丁,都被打死了。箱子里只有两千元,但即使这点钱,对捕获奖金来说也是一笔令人愉快的进项。中国人被追出了一段路,战场上留下了约五十具尸体,另有八人被俘。上面高地上那几座曾驻过兵的房屋,以及河汊里的几只运兵船,都立即被放火烧了。

收拾了一些散落的兵器作为胜利纪念品以后,这一小队人马便回到汽船上,中国人已被彻底打散了。当天傍晚,汽船回到舟山,同海军司令会合。

这次英勇的小小战斗,就发现中国人的集结地点而言,到此为止是完全成功的;但据信,他们已有许多兵丁乔装成农民渡海到了舟山,准备在舟山岛遭到进攻时,与其他各路人马里应外合。因此,科林森舰长又被派乘本廷克号回去,奉命阻止岱山岛上的兵丁逃走,复仇女神号也奉命一装完燃料就跟着前往。

这时才发现,中国人已设法在船只严重受损之前把火扑灭了,并借此逃到了乍浦。不过,海军司令后来亲自带着皋华丽号的一队水兵和海军陆战队,把这个岛察看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军需库,但有两处官府的营汛被彻底摧毁了。在岱山把中国人打得如此狼狈,这一仗干得漂亮,其结果是保证了舟山此后不再受到敌人的攻击。

中国军队在离舟山这么近的地方集结,无疑同他们那个进攻我军所有阵地的庞大计划有关。这个计划正是在这个时候付诸实施的,主要矛头指向宁波和镇海。中国人大概也清楚地知道,郭富爵士这时不在宁波,而是到舟山去了;他之所以前往舟山,是因为外面流传着有关他们计划进攻那里的谣言。

中国人的进攻计划似乎订得非常周密;可是在此之前,传来的关于中国人策划某某行动的消息实在太多了,到后来大家对这类消息便不大理会了。九日傍晚,翻译郭士立先生明确断言,据他得到的可靠情报,中国人决定就在当天夜里大举进攻,这一点毫无疑问;可是谁也不真的相信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人们怀疑,中国人新近接连吃了败仗,还会有那份胆气,自己来充当进攻的一方。从外表上看不出任何准备进攻的迹象,虽然那天曾看到有些居民离城而去;而且许多同我们的士兵经常打交道的商贩,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当天夜里有一场恶战要打。这一切都只被当作是中国人虚张声势的一个例子。

说来也怪,在宁波上游,中国人收集并准备了数量如此庞大的火筏和火船,这一点不久便得到了证实,而我们事先竟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其实,铁壳汽船随时都可以派上去,查明这类传闻到底有几分根据。事实是,中国人的确稍稍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我们;过于轻视敌人,对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往往就会落得这样的结果。形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他们有利:我们兵力单薄,无法沿着整个城墙一圈布设哨兵,而城墙周长将近五英里;城门外的城郊范围很大,又离城很近,使敌人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夜色漆黑,也为这次偷袭提供了便利。

进攻的第一个信号,是中国人搬到河岸边的两门炮,向女王陛下的军舰哥伦拜恩号开火。哥伦拜恩号同摩底士底号一道停泊在城前,东印度公司的皇后号和塞索斯特里斯号两艘汽船也停在那里。这是夜里十二点半的事。但是炮声并没有再响(大概那只是一个信号),此后一直到三点钟左右都没有再发生什么事;不过到这时,守军已经全副武装,严阵以待了。

这时发现有四只火筏从河的西南支流(通往奉化的那一支)顺流漂下,朝塞索斯特里斯号冲来;幸亏塞索斯特里斯号迅速松脱了一根锚链,又靠着本船的小艇,再加上摩底士底号的两只小艇相助,把火筏拖向岸边,避开了大船,否则火筏就会横到塞索斯特里斯号的锚链前面去了。好在火筏在离汽船较远的地方搁浅,随即爆炸,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害。

在此期间,中国人一直从河岸上用小火器射击,但毫无效果。而停在塞索斯特里斯号下游稍远处的摩底士底号,则用舷炮齐射轰击东边的城郊,以阻止中国人从那个方向推进。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它的炮火把一两座房屋的墙壁轰塌了,房屋倒下来,砸坏了中国人特意搬来攻打摩底士底号的那门炮。

这样,从河上发动的这一路进攻,结果是彻底失败了;但它却成了全面攻城的信号。攻城同时在南门和西门展开。夜色漆黑一片,起初离得远的人根本无法确定敌人究竟在哪些地方进攻。看来最初的主攻是指向南门的,敌人里应外合,同时发难。警报响了,全城军号齐鸣,有人报告守军司令莫里斯中校,说南门的卫兵已被打退;同样的消息也报告给了马德拉斯炮兵的指挥官蒙哥马利中校,他的炮兵这时已经在城墙上整装待命了。

莫里斯中校立即命令第四十九团的一个连在麦克安德鲁上尉率领下赶往南门,如果发现南门已被敌人攻占,就把它夺回来。与此同时,蒙哥马利中校带着两门榴弹炮和一队配有燧发枪的炮兵,由摩尔上尉指挥,又加上第十八团由默里中尉率领的一支强大的巡逻队,也朝南门进发。他到达时,发现南门已在麦克安德鲁上尉和他那个连的手中;麦克安德鲁上尉英勇地沿着通往南门的街道冲杀下去,用刺刀驱赶中国人,杀死了很多敌人,把城门夺了回来。中国人曾一直冲到集市;他们许多人爬上了城墙,有人看见他们就在城墙上;可是一经喝问,又看见部队正在推进,他们大多又从城墙上跳了下去,就这样摔死了许多,还有些人在逃跑时被看见,被乱枪打死。南门就这样被彻底肃清了。

有理由相信,一定有相当多的中国兵事先已经乔装混进了城里,因为各个城门是同时从城里和城外两面遭到攻击的。中国人的行动配合得非常好,直到他们真正攻打城门,并且英勇地爬上了城墙,才被发觉。若不是河上的军舰开炮报了警,若是中国人的军官指挥得力,城里有一部分曾在几分钟内落入他们手中,要把他们最终赶出城去,我们非得经过一场恶战不可。可是,他们所取得的那点战果,只能使他们自己更加手足无措,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战果。不过应当指出,郭富爵士早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就已经巧妙地部署了他的部队,把他们集中在城里的一个区域,营房彼此相邻,一旦遭到攻击,便能互相支援。

后来发现,前来进攻的是一支从远方省份调来的新的精兵,他们以前从未同我军交过手。在被打死的人身上还发现了钱,每人身上有四五元,这大概是发给他们的欠饷,或者是一种赏钱或额外津贴,用来鼓励他们拼死作战。不过也还用了别的激励手段,因为有些受伤的俘虏显然是吸了鸦片,正处于亢奋状态。他们当中许多人身强力壮,相貌堂堂;种种迹象都证明,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大举进攻。

天色渐渐破晓,这时发现西门成了主要的战场;事实上,中国人的主力似乎正是从那个方向推进的。已经下令派第四十九团的掷弹兵连去增援西门的卫兵,莫里斯中校也亲自带着第四十九团的另一个连匆匆赶去;蒙哥马利中校率领炮兵,又有芒廷中校带着第二十六团的一队人马前来会合,也朝同一方向进发。

到了西门,发现那里已由第十八团卫队的指挥官阿姆斯特朗中尉英勇而成功地守住了,协助他的是第四十九团由格兰特中尉率领的一小队人。敌人曾以大批兵力进攻西门,勇猛地一直冲到城门跟前,企图破门而入,另一些人则竭力攀登城墙。第四十九团的掷弹兵连恰好及时赶到,协助把中国人彻底击退。

这时蒙哥马利中校已带着援兵赶到,他立即冲出城门追击,敌人已被赶过一座小桥,退进了城郊。城门附近发现了许多中国人的尸体,但城郊里看来仍有大批敌人,从那里不断射来一阵阵火绳枪弹,虽然密集,却毫无效果。两门榴弹炮向城郊里打了几发开花弹;但显然必须穿过城郊继续追击,因为中国人似乎正从远处下方的一座桥上全线退却,那座桥看来是一条主要的通道。

我军在场的兵力极少,全部集合起来,连炮兵在内,士兵不过一百二十六人,军官十人。但蒙哥马利中校决心凭着这支小小的部队冲上去,副参谋长、巴斯勋爵士芒廷中校自始至终协助他;于是他们立即沿着城郊那条狭窄的主街前进。沿街走了约半英里,便遇上了敌人的主力。敌人排成密集的纵队,挤满了整条街,丝毫没有动摇或退却的样子。相反,只见一名骑马的高级官员在鼓励士兵,士兵们大声呐喊,挥舞着刀矛示威。但是在狭窄的街道上,密集的人群必然被自己的人数所拖累;我军纵队的先头一边向他们推进,一边沉着地射击,一排开枪,下一排便接替上来,让前一排装弹,把他们最前面、最勇敢的人全都撂倒了,弹无虚发。只要他们纵队的后尾坚持不退,他们既不能向前冲击我军纵队,也无法后退。

推进到离他们约五十步时,两门榴弹炮奉命推到最前面,同时命令第十八团的一队人由默里中尉和炮兵的莫尔斯沃思中尉率领,从一条小巷绕过去,攻击敌人的侧翼;芒廷中校和蒙哥马利中校也绕了过去(先涉水过了一条运河),亲眼看到两门榴弹炮接连打出三发葡萄弹的可怕效果,敌人被打得血肉横飞。与此同时,第十八团的那支分遣队又顺着小巷向逃跑的敌人开火,那种溃不成军、尸横遍地的景象,真是再彻底不过了。

中国人很快便四散奔逃,穿过田野往各个方向逃去。他们的主力沿着一条运河的堤岸退却,连成一线,长达一英里以上;还有许多小股人马脱离主力,各自设法逃命。据估计,许多人淹死在运河里。追击一直进行了七八英里,敌人的损失总共估计不少于五六百人,只俘虏了三十九人。我方只阵亡一人,伤了几个。中国人的主要损失,是在那条狭窄的街道上,由榴弹炮对着他们密集的人群开火,以及我军纵队向他们推进时持续不断的射击造成的。不过,在城墙里面被打死的也不在少数。据估计,他们投入进攻的兵力超过五千人,都是他们最精锐的部队,其中很大一部分显然是吸了鸦片,处于亢奋状态。

清早,摩底士底号和塞索斯特里斯号的小艇沿河的西南支流而上,搜寻火船,却一只也没有找到。然而到了下午,哥伦拜恩号的小艇在莫斯黑德舰长率领下,同皇后号汽船一道,沿另一条也就是西北支流而上,不远便发现了三十七只火船。这些船都已准备停当,里面装满了引火物和一罐罐火药,还为负责驾船的人备有皮帽和防火衣;每只船还系着一只小平底船,也就是舢板,供船上的人逃生之用。最先放下来的那几只火筏很早就被发现,或许也因为它们放出得太早,又是顺着另一条支流漂下来的,这显然打乱了他们这一部分的计划。这些船全部被凿沉毁掉了。

再往上游几英里,在慈溪附近,又发现了更多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帆船,里面都装满了引火物;更上游处还发现了更多,停泊在河的两岸。还观察到,在慈溪对面的山上,有三座中国人的营盘,小艇驶近时,其中一座被兵丁们自己放火烧了。事实上,事情已经很清楚,中国人所作的准备,其规模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他们打算在我们的援军开到之前,倾全力联合一举,把我们赶下海去。

对镇海的进攻大约也在同一时间发动,但其规模要小得多,打得也远不如攻宁波那样猛烈坚决。三月十日清晨,警报传来,说有十只火船正顺流漂下,朝停泊在镇海外面的军舰和运兵船冲来。布朗底号和海阿新号的小艇,由海阿新号的戈德史密斯中校和布朗底号的多林上尉率领,立即冲向火船,把它们驱赶到岸上,远离船队,火船便在那里爆炸了。

大约与此同时,一队中国兵摸到了镇海西门附近,一直没有被发觉,直到他们用抬枪开火,企图破门而入。但多贝尼上尉立即带着第五十五团的一个连冲出城门,把他们追进城郊;他们从那里朝离城墙约一英里的一座菩萨庙,也就是寺庙逃去,在那里同约有一千二百人的主力会合。这时舒德中校带着第五十五团的三个连同多贝尼上尉会合,立即向敌人发起冲锋,把他们打得四散奔逃。但由于地形特殊,四面八方都被水沟切割开来,很难追击,也很难进入他们的步枪射程以内;而那些纵横交错、迷宫一般的小路和堤道,退却的敌人自然是了如指掌的。中国人被打死了约三十人,其中有两名军官,受伤的人数则无法查明。我们还缴获了一批兵器和一些火药。

中国人的计划就这样在所有进攻地点都彻底失败了;但必须承认,他们在宁波表现出了很大的决心和个人的勇气,他们的计划实际上也安排得非常周密。

这几次重要进攻的消息立即送到了正在舟山的郭富爵士和巴加爵士那里,陆军司令随即赶回宁波。巴加爵士一结束对岱山岛的察看,也随即返回;他带着弗莱吉森号和复仇女神号,途中只在镇海停了一下,从布朗底号上接了几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持轻武器的水兵。随后一刻也没有耽误,便沿着宁波上游的西南支流推进;陆军司令已经先他一步,带着第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的一部分以及两门炮,到那里去查明敌人是否在那一带集结了重兵。

有消息报告郭富爵士,说有一支好几千人的中国大军驻扎在离奉化不远的地方,准备再次进犯宁波。可是他刚往上游行军六七英里,载着第二十六团一部分人马的塞索斯特里斯号汽船沿河与他平行前进,就得到确切的情报,说敌人已在前一天夜里翻山退走,再去追击也是徒劳。

现在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向那支强大的中国军队进攻。据知他们驻扎在另一条支流的沿岸,据报还在慈溪城后的大宝山上修筑了坚固的营垒,由他们三位最负盛名的将领统率。

第三十二章

中国人在宁波和镇海接连遭到惨重挫败,图谋舟山的种种计划又尽数落空,这一回可算吃了一记重拳。因此,正该乘此良机扩大战果,把它利用到极致,趁着已经造成的震慑还没来得及消退。据探明,中国军队自上次败北以后,已经很难维系不散;又有消息说,他们正准备退往百官,那是沿河上溯约四十英里的一座市镇,据说他们正把全部兵力集中到那里。

除了据说扎营在慈溪城外大宝山上的那支兵马之外,还探明另有一支五六千人的部队,驻扎在沿山岭往东北约七英里的一座设防营盘里,紧靠所谓长溪岭的山口,全军的军饷银箱就由这一路看管。中国军队的银箱照例不怎么充实,但对一名军人来说,「敌军的银箱」这个念头总有一种极大的诱惑,尤其是眼看有望把它缴获过来的时候。

三月十五日清晨,担任进攻的部队,连同水兵营和海军陆战队在内,统共不过一千出头,从宁波北门登上了复仇女神号、弗莱吉森号和皇后号三艘汽船。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由海军司令和其他军官陪同,都在复仇女神号上安顿下来。复仇女神号已经被灵巧地驶近城门附近的一座码头,紧靠岸边,所以这一回部队上船,连小艇都用不着。海军旅由布朗底号的鲍彻舰长指挥,理查兹舰长为副。马德拉斯炮兵有四门八磅炮,事先已为它们训练好了驮炮的矮种马,这天一早便由一队马德拉斯来复枪兵护送,从宁波走陆路过去;这样就截去了宁波上游河道的一个大弯,路程大大缩短。炮兵到了离慈溪最近的河边,便赶着马匹游过河去,然后列队待命,准备向约四英里外的县城推进。去慈溪的道路和沿途的地势,早在十二月间那次进兵时就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

不到十二点钟,部队便在一个村子附近从汽船上登了岸,那里有一座类似栈桥的东西,正好便于登陆;部队随即列好队形,径直朝县城进发。与此同时,弗莱吉森号奉命再往上游开去,同行的有复仇女神号,以及皋华丽号和布朗底号上的两条小艇,设法靠近中国军队的侧翼,以便在他们撤退时加以袭扰。

弗莱吉森号先开了船,因为在复仇女神号上的海军司令和将军,不愿在其余部队全部上岸之前自己先行登陆。但海军司令刚一离船,复仇女神号便从登陆处倒车退出,船尾朝前,全速向上游驶去好一段路,直到找到方便掉头的地方才转过身来。

两船绕过登陆处上游几英里的一个大河湾之后,转进村边的一条小支流,也就是一条小河汊,看样子它可以绕到离敌军阵地更近的地方。走在前面相当远的弗莱吉森号,忽然在一处官署附近撞见五艘炮船,都配了炮、上了人,正在那里下锚停泊;那处官署原来是一座火药和军需的库房。另外还发现了十四只火筏,这一切战备统统被毁掉了。

部队一直开到离慈溪很近的地方,随即占领了城前正对南门、俯瞰南门的一座小山。城墙上朝他们放了几响抬枪和两门炮,可是距离太远,显然对方并不打算认真守城。中国军队的主力,可以望见扎营在城北名叫大宝山的高地上;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要进攻他们,最近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爬城墙攻进城去,再穿城直达北门,从那里便很容易从正面和侧翼同时攻击敌人。必须查明城里有没有驻扎什么重兵(其实没有多大理由这样估计),同时也要使敌人从高地上被赶下来以后,不能退进城里据守。于是下令:海军旅带一队工兵,在蒙哥马利中校所部火炮的掩护下,从最近的地点爬城;第四十九团则炸开南门,随即登上城墙与他们会合。

第四十九团逼近城门时,发现城外一条运河上的桥刚被拆毁;好在水很浅,看来也不至于遇上什么像样的抵抗,他们便悄悄地沿着那条通进城里的运河本身摸了过去,就这样到了城墙底下,登上城墙一看,海军旅已经在上面列好了队。

这时,第十八团已经被派去绕到城外,驱逐盘踞在城东北不远一座小山上的一股中国军队,并奉命在到达北门后立即同其余部队会合。第二十六团留作预备队,负责保护炮队,必要时支援第四十九团。不过,县城未经任何抵抗便攻下了;部队沿城墙绕行一周,全军随即在北门集结。

这里应当说明,慈溪县城坐落在一个杯状或者说盆状的洼地里,三面几乎全被陡峭的山岭环抱,只有朝河的一面,也就是南面是敞开的;北面的山岭向北门伸下一条低矮的支脉,末端是城墙里的一座小山。中国军队就驻扎在刚才说的那条支脉稍西的高地上,可是阵地的位置使得他们的左翼处在别的山头的俯瞰之下。在他们的右翼,城的西北面稍稍靠前的地方,还有第二座营盘;但显而易见,他们的左翼很容易被迂回包抄,打败他们、把他们彻底击溃,并不需要费多大的事。

将军的第一步部署,是命令第十八团和来复枪兵去占领他右边的一座小山。那座山只有穿过一条陡峭的山沟才能上去,但它完全俯瞰着中国军队的左翼。一旦他们攻上山顶,从而迂回了中国军队的阵地,海军旅便攻取正面那座中国军队扎营的山头,同时第四十九团进攻中国阵地的中央。海军旅在此之前,先要占据城墙下稍偏西北的两座大房子。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除了一两次无关紧要的例外,似乎从来没有使用过野战炮。当然,凡是有炮台的地方,他们都架了炮;可是他们似乎并不认为火炮是一支正规军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这一回,假如高地上有大批火炮防守,我们的伤亡大概会很惨重;然而,当海军旅越过城外的稻田,要去占领那两座大房子、在房屋掩护下列队准备进攻的时候,中国人用抬枪向他们猛烈射击,海军司令本人当时正走在海军旅的最前头。海军旅有些伤亡;而第十八团和来复枪兵要攀登的那条山沟又陡又难走,看来他们到达山顶所用的时间要比预想的长,于是将军决定不等第十八团迂回中国军队的侧翼,就从正面发起攻击。冲锋号吹响了,第四十九团由将军亲自率领,冲上山去;与此同时,海军旅由鲍彻舰长、理查兹舰长和沃森中校带领(海军司令本人也参加了这次攻击),猛扑中国军队右翼的另一座山头。

皋华丽号的菲茨詹姆斯上尉和杰克逊先生朝敌军阵地发射了一些火箭,打得十分精准;但中国人在我军推进时,用抬枪和火绳枪向我军倾泻了猛烈的火力。

海军陆战队和水兵冲过稻田,斗志昂扬地向又陡又崎岖的山上冲锋,但中国人毫不畏缩,勇敢地迎战。打头的一队很快就攻上了山顶,海军旅的其余人马则绕到山的两侧,去截断敌人的退路。这一仗,皇家海军陆战队有两名军官、水兵营有两名军官负伤;另有十一名士兵受伤,三名阵亡。

这时,将军率领第四十九团,也以高昂的斗志攻下了他正面的山头,并派出由郭少校指挥的掷弹兵连,去截击一股企图从后面爬上另一座山头的中国军队,而那座山头的正面已经被海军旅攻占了。这一股敌军于是被团团围住,在山脚下的洼地里,伤亡之重是在所难免的。

第四十九团继续向前猛追,把中国军队赶过山下的平原,敌军乱作一团;第十八团和来复枪兵这时也已经迂回了敌军在高地上的阵地,下到平原,与第四十九团和第二十六团一道追击。整个中国军队这时都已越过平原,朝长溪岭的山口狼狈逃窜,恰好从弗莱吉森号和复仇女神号的射程里经过。两船早已在河汊里占据了极好的位置,专等截击他们。两船的炮朝四散奔逃的溃兵开了火,敌军伤亡惨重。

据估计,这一仗中国军队被打死、打伤和淹死的有八百到一千人;我们曾千方百计想放他们一条生路,但这些部队大多来自远方各省,据说是他们最精锐的兵卒,除了少数人以外,都不肯投降当俘虏。许多军官,也就是官员,被打死了,被俘的只有三人。其中有许多人眼看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便从容自刎了。

我们还缴获了一些奇特而有趣的文件,内容是关于他们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的,其中有一些准备在百姓中散发的告示。在许多死者身上,搜出了一块块纹银,就和几天前在宁波的情形一样。

据估计,中国军队的兵力有七八千人,其中一部分似乎是精选出来的,据说隶属于皇帝的禁卫军;这些人个个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孔武有力。还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兵器质量较好,已经采用了好几项改进;弓箭这种满洲兵一向最喜爱的兵器,这一回也被弃置不用了。

照例又发生了几场短兵相接的格斗;中国人不怕单枪匹马同敌人交手,也不怕拿自己的刀同我们军官的刀比个高低。在其中一场格斗里,皋华丽号的大副霍奇森先生在离海军司令不远的地方负了伤。芒廷中校险些被人一刀刺穿,幸亏第十八团的一名士兵及时开枪,才救了他。有些死者的衣服被他们自己的火绳引燃了,和别的几次一样,那情景惨不忍睹。

这一夜,我们这支英勇的小部队就在从中国人手里夺来的帐篷里度过,帐篷里有充足的保暖铺盖和粮食等物。大米、面饼和面粉,都储存得很多。

除了上面说的伤亡之外,第四十九团还有三名军官和四名士兵负伤。我们有几名军官伤势很重,莱恩中尉的一条胳膊就在战场上截掉了。

第二天天一亮,城里属于官府的粮仓便向百姓开放,不出所料,很快就被搬空了。战场上还收缴了大批抬枪、火绳枪和其他兵器,几乎全部销毁了。在种种稀罕物件当中,有九根新发明的铜管,口径约合三磅,重三十九磅,每根有两个把手;它们从未用过,看来是准备发射葡萄弹的。这些铜管外面奇特地缠着羊肠线,大概是由两个人抬着发射的,因为上面装着专为这个用途的把手。其中一根由海军司令送给了霍尔船长,后来同其他中国兵器一起存放在温莎。此外还缴获了二十三门炮,大部分是在城墙上缴获的。

敌人已经朝西北约六七英里外的长溪岭山口退去,据说那里又筑起了一座设防的营盘,于是郭富爵士在第二天,也就是十六日下午一点钟左右,率部向前推进;可是到了山脚下,却发现那处阵地已经完全放弃了,尽管那里地势天然险要。我军部署了进攻,却连一个敌人也没有发现,因此,盼望中的军饷银箱也就没有缴获到手。中国人才刚刚撤走,因为他们还丢下了一些弹药,以及一批粗劣的面饼,不过走了长路之后,这种面饼还算勉强可以下咽。

我军在那里歇息了两三个钟头,放火烧掉所有房屋,当晚这支小小的军队便回到了慈溪城。

这里应当指出,乡民和一般百姓,除了在溃逃时偶然同兵卒混杂在一起的以外,对同胞的命运似乎很少关心。与其说他们害怕,不如说他们惊奇,尤其是看到炮兵的马匹游过河去,接着又被套上炮车的时候。

慈溪城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害。有一家大当铺是最稀奇的东西之一,里面堆满了皮货、绸缎等物。那是一座宽敞的大房子,像一座货栈,在中国这是常见的,它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营房。

大宝山高地上的这一仗,被军界人士公认为整个战争期间指挥得最合乎兵法的一次战斗。不管怎么说,它的成功是彻底的;据说中国军队此时集中在杭州府以南,以掩护这座省城,因为他们料定我们会向那里进兵,可是部队已经很难维系不散,给养也极为匮乏。皇帝降旨,命令当时作为战场的那个省份负担全部军费,这自然激起了很大的不满。

此前不论有过什么向杭州府进兵的打算,这时都放弃了,而决定把长江这条大河作为下一阶段战役的主要战场。经过这条帝国大动脉的庞大内陆贸易将被切断;大运河上的往来运输将任凭我们控制;而且看来大有理由期望,一支强大的陆海军出现在这个国家的心腹地带,会使傲慢的中国朝廷愿意倾听和平条件,我们希望在中国的古都、帝王之城南京的城下口授这些条件,那里埋葬着中国许多古代帝王的遗骨。不过,也有人盼望经由白河进兵满洲人的大都城北京。然而最终的结果证明,前一个作战方案是明智的。

四月和五月间,增援部队陆续开到,加强远征军的力量,人们普遍相信,上面已经下定决心,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一支新组建的孟加拉志愿兵军团从加尔各答开到,这是一支极其精良的队伍;第四十一团和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二团也从马德拉斯开来,同来的还有增援的炮兵和几匹拉炮的马。好几艘汽船和军舰,连同运兵船,相继前来会合,计有从英国来的维克森号,以及属于东印度公司、从孟买和加尔各答开来的丹那沙林号、奥克兰号、阿里阿德涅号、美杜莎号和小小的胡格利号几艘汽船,全都武装精良,其中有几艘特别适宜在内河航行。

中国人发现在野战中奈何不了我们,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着力于他们那两条最出名的计策,一是把我们的人一个一个地绑走,二是用火筏焚毁我们的船只。他们继续悬出重赏,捉拿我们的高级军官;但这套办法得手的,只限于士兵,时常有士兵被掳走,其中几个人还被以最野蛮、最残忍的方式处死。事实上,直到攻下乍浦(这是下面要讲的一仗)以后,中国人才开始对俘虏稍稍宽厚仁慈一些。

关于中国人掳人如何机巧,被掳者后来又受到怎样的对待,读者想必已经听过许多故事。到了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被俘的人一般都受到相当好的照料,因为我们的人落到中国人手里时,中国人对于他们的同胞落到我们手里所受到的善待,不可能无动于衷。我记得在战争刚结束时,自己在舟山就差点被人抓去;而就在第二天,我们的两名军官朝同一个方向出游,便遭到袭击,九死一生。皇家海军的威尔斯利舰长和第五十五团的沙德韦尔少尉,在离城门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被团团围住。沙德韦尔少尉用手枪击中了一个中国人的胸口(只带一支手枪总是不中用的),但随即被其余的人捉住了,这些人很可能是化装成农夫的兵丁。他的双臂被反绑起来,被人「拖着两条腿」往前拉。这时,威尔斯利舰长没有开枪,而是很明智地朝城门跑去,叫出守卫;中国人一看见卫兵赶来,便扔下俘虏逃之夭夭。他就这样得救了。

有几次,掳人的中国人反而吃了亏,自己被人捉住;这些人大多被送到香港戴着镣铐服苦役,也有一些关押在舟山的牢里。不过,那里的体面居民都渴望局面能变得更太平一些,他们说,掳人的并不是本岛的人,而是专门从大陆派过来的。显然,有一股暗中的势力在民众中活动,民众仍然畏惧本国官府的权威,并受到唆使来骚扰我们。

后来,中国人的态度终于好转了,于是又找到一种消遣,就是画我们的漫画。许多这类画得很有神气的东西在街头叫卖,画工粗糙,着色古怪,却也是中国人诙谐趣味的有趣样品。附在这里的两幅小图,一幅画的是我们的士兵同满洲兵交战,另一幅画的是一队出来征集给养的英国人,都是按中国漫画原作精确缩摹的,从中看得出这个如此庄重的民族,竟有出乎我们意料的幽默和机敏。另外还有许多同样有趣的作品。在宁波,他们做了一种小小的西洋镜,里面是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用小人偶来逼真地表现他们。郭富爵士那一个,满头漂亮的灰白长发,做得相当不错。后来,一位受过正规训练的中国画师在澳门为将军画了一幅极好的全身油画像。

中国人同我们交往越多,对我们的品性了解越深,似乎就越是接受我们的方式;我们不能不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就会顺顺当当地建立起亲密的友好关系。人们常常说,中国人在许多方面同英国人相像:他们善于经商,勤劳刻苦,心灵手巧,乐于为有益的目的联合起来,富于独立精神,又爱好辩论。他们同我们迄今接触过的其他一切东方民族都大不相同。

复仇女神号做完必要的修理以后(为此她曾被拖到特朗博尔岛的沙滩上搁浅),便奉命去搜查舟山与大陆之间所有邻近的岛屿,寻找火攻船或其他战备。皇家海军的克里奥号与她同行,不过克里奥号留在崎头角下锚,特鲁布里奇舰长本人则带着他的一条配齐人员和武器的小艇,登上了复仇女神号。她们沿着所谓宁罗得水道、郭富水道、梅山岛以及舟山以南的其他各处,几乎每到一个岛屿或海湾,都发现了数量极多、处在不同完工阶段的火船,统统加以销毁;凡是遇到抵抗的地方,附近的小村就被烧掉。

这项重要的任务花了两三天时间,其间复仇女神号的假舵被冲掉了;很大程度上由于这次事故,加上水流异常湍急,当她试图从六横岛和它东端外面的另一座小岛之间穿过时,水流攫住了她的船头,把她重重地甩了出去,「整个侧舷撞上了礁石」。船很快又脱了险,但右舷的煤舱破了洞。海水灌得很快,不过起初以为,靠机器带动的水泵足以把水势压住,等找到一处好沙滩再让船冲上去搁浅。可是进水远远快过抽水,锅炉的火眼看就要烧不下去了,只好让船冲上最近的一处海滩。退潮时,水又从破洞流了出去;然后在沙里挖一个深坑,便很容易钻到船底下,从外面把漏洞堵上。

那天在岛上已经销毁了大批火船;又知道岛上驻有一队中国兵,还看见一个骑马的武官在督造火船,所以夜里船只可能遭到袭击,赶紧修理才是稳妥的办法。那道裂缝足有三英尺长,但用结实的木楔塞住,外面裹上麻絮,「从外面」牢牢地打了进去。

为了防备中国人偷袭,在附近的山上布置了哨兵,一见他们来就发出警报;同时,为了先发制人,还让船上的一个中国仆人用中文写了一份征发令,送到岛上的主要村子,向那里的头人,也就是乡老,索要给养,计有两头公牛、一打鹅、两三打鸭子和鸡,等等;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们不照办,第二天就要兴兵上门。经过一番商议,这些东西全都答应了;这样一来,当地的头面人物非但没有策划袭击船只,也没有打算在夜里对船上的人下手,反倒忙着在第二天早晨以前把这些给养凑齐,已经够他们忙的了。这期间,船修好了,又浮了起来。不过,克里奥号的小艇已把出事的消息报告了海军司令;他立即派弗莱吉森号带着皋华丽号的大艇前来救援。等他们早晨赶到时,却惊讶地发现,复仇女神号已经准备好开往舟山了,当天她就到了舟山。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定海的军事司法官丹尼斯上尉得到情报,说敌人打算袭击我们停泊在舟山的船只,便把情报报告了海军司令。于是命令下达到各艘军舰和运兵船,要它们提高警惕,把所有小艇都准备好。只有复仇女神号碰巧没有接到通知;大概是以为她还搁浅在那里吧。

夜里十一点刚过,只见三路火筏从港口东头朝船队漂来:一路从沈家门方向紧贴着舟山岛漂下来,一路从麦克莱斯菲尔德岛与特朗博尔岛之间、也就是复仇女神号停泊的地方漂下来,还有一路则从特朗博尔岛外侧,经莎拉号水道漂下来。最先发觉它们来临的,是远处出现的两点灯火;这使人怀疑是火筏,等到水兵们进入战斗岗位时,已有几只火船燃起了熊熊大火;其余的也逐一点着,只见它们分成上面说的三路漂来。将近二十只漂进了复仇女神号停泊处附近的岛屿之间;它们一进入射程,复仇女神号的炮便朝它们开火,想把它们打到岸上去。每只火筏前头都有一条张帆的小船,船上有人,拖着火筏朝预定的方向走。

复仇女神号自然处境相当危险;因为这些火筏或火船是两两用铁链连在一起的,好横挂在船头上。锅炉以最快速度升起了汽,锚链也准备好,必要时随时解脱,汽船上的小艇则派了出去,把火筏拖开,因为它们正乘着湍急的退潮迅速朝她压过来。它们从她两侧漂过时,全都烈焰冲天;离得那样近,由于热浪逼人,只好不断地往甲板和船舷上浇水。她的炮继续朝它们射击,想尽可能把它们击沉。

从上面说的几条水道漂下来的其他几路火筏,被舰队的小艇推到岸上,爆炸了,没有给我们的船只造成任何损害。从港口东侧放下来的火筏,总共至少有五六十只;可是又有消息说,等潮水一转,还有一路火筏要从岑港方向,由西侧漂下来;于是派出一队小艇,由皋华丽号的怀斯上尉率领,设法找到它们,立即加以摧毁。不久就发现了这批火筏,共有三十只,停泊在钟岛外面的一片沙滩边,它们注定要干的坏事就这样落了空。

第二天早晨,复仇女神号和弗莱吉森号两艘汽船再次奉命去搜查附近所有的岛屿;复仇女神号在各个岛上又找到了许多火船,当即销毁;为此收集起来的一垛垛柴火和其他易燃材料,也都放火烧掉了。在一个村子里,有许多船只装了半船易燃物;汽船上的水兵一动手放火烧船,全村都闹翻了天。原来这些船是被官员强征来的,百姓自然想保住自己赖以谋生的船只。不过,只有一个可怜的老妇人获准留下她的船,因为这些船随时都可能再被官员征去。

接着,派出一队武装水兵和海军陆战队,朝村后的一座山上搜去,先前有人看见许多人沿着那座山撤走,其中有一个武官,因此这些人很可能是兵丁。中国人仓皇退却,只见那个武官想躲在一块墓碑后面,一边脱下他的棉袄,又脱掉几乎全身的衣服,最后连缎子靴也脱了,交给一个跟着他的人,然后撒腿就跑,从山的另一边逃下山去,逃命要紧,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追上他。

弗莱吉森号被派往相反的方向;但尽管麦克莱弗蒂上尉十分卖力,那一边却没有发现火船。在这几次行动中,总共销毁的火船不下一百只,复仇女神号和克里奥号的小艇先前销毁的还不算在内。这次事件中有多少中国人丧命,无从说起;但火筏燃起大火以后,一定有许多人在设法逃上岸时淹死了。事实上,在那些岛屿之间无数个避风的小海湾里,都或多或少地销毁了一些火筏。

有一回,复仇女神号事先毫无察觉,在满潮时全速撞上了舟山南岸附近鹿岛东北端外的一块危险的圆锥形礁石,虽然她以前常常走这条水道,却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险处。她刚一触礁,潮水几乎立刻开始退落,于是船头高高地露出水面,干搁在礁上,船尾却深深地沉在水里,而紧挨船边的水深有七英寻。一条船落到这种境地,实在罕见;她的船底有一部分完全离开了礁石,也离开了水面,整条船只靠两头支撑着;等到涨潮时,想把她拖下来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成效。据推测,她搁在礁石上的地方被压出了一个大凹坑,自然把她牢牢卡住了。

唯一的办法,是借助大桶和帆船,干脆把她抬起来,使她浮离礁石。皋华丽号的大艇和舢板被派来救援,弄来了八只大桶,又派小艇出去,强征了六艘最大的中国商船来协助作业。帆船一靠上来,便把汽船减轻了载重,再把粗大的缆索从她船底下穿过去,两侧各放三艘帆船,缆索系在帆船的船头上,然后向后绕过帆船的船尾舷侧,再从那里往前引,系牢在桅杆上。这样,随着潮水上涨,帆船便把汽船的船头稳稳地抬离了礁石,她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天地,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损伤。

从上面所说的情形,读者不难推断,舟山群岛的航道错综复杂,也并非没有危险。

在所有这些岛屿当中,最奇特、最有意思的,或许要数那座圣岛普陀山了。它位于紧靠舟山东端的地方,离定海城只有约十六英里。这是一座多岩石的小岛,被分割成许多风景如画的山谷和富于浪漫情调的幽壑,谷底耕种得很好,林木和芳香的灌木十分繁茂;从陡峭崎岖的高处四下眺望,景色美不胜收,周围的海面上星罗棋布,满是几乎数不清的岛屿,一直延伸到目力所及的远方。但这座岛最出名的,还是它为数众多的寺庙,据说将近四百座(不过这个数字大概有所夸大),都是供奉佛,也就是佛陀的偶像崇拜之所。事实上,整座岛就是一座大寺院,分成许多僧团。麦都思说:「这座岛上所有那些富丽宏大的建筑,别无他用,只是给木头偶像遮挡日晒雨淋;岛上所有的居民,别无他事,只是念诵毫无意义的经文,对着木头石头作些无益的冥想;所以,倘若把整个普陀山,连同它那些花哨的寺庙和懒惰的僧侣,从世上一笔抹掉,人类的学问和人类的幸福都丝毫不会因此减少。」每个和尚都备有一串念珠,不停地用手指拨弄着;他一边数念珠,一边反复念诵同一句单调沉闷的话:「阿弥陀佛。」坚硬的岩石上刻着佛号,整座岛都笼罩在「阿弥陀佛」这几个近乎符咒的字眼的魔力之下。

有几座寺庙规模很大,装饰华丽,不过已经开始显出衰败的迹象。远远望去,它们显得十分壮观;但走近细看,就会发现其中有些已经或多或少地坍塌破败;简单地说,僧侣们不再富有了,迷信的香客上岛来进香的也不如从前多了,寺庙的收入因此减少。不过,对于一个好奇的旅行者来说,再没有几个地方比这里更值得一游了;在岛上住上三四天,会感到十分愉快,也会有些收获。寺庙装饰得花花绿绿,有时布局也颇为雅致。你会被那一重套一重的殿宇、巨大的镀金佛像,以及环绕侍立在佛像周围的那些奇形怪状的塑像所震撼。寺庙一般建在洼地里或山谷底部,因此几座主要寺院的各重殿宇或建筑,沿着一直延伸到谷底的山坡层层叠叠地向上升起。其中有些寺庙覆盖着黄色琉璃瓦,表明它们从前曾受到皇家的护持。寺庙都选在风景最优美的地方,有些地方甚至把岩洞也改建成了一座连一座的镀金殿堂。

有很好的石板路通往岛上的各个角落;每一处山岩上,不是一座寺庙,就是一尊小小的佛像;园圃收拾得极其精心整洁;要不是周围那种粗陋的偶像崇拜让你吃惊,要不是你遇见的每个人脸上都带着那种愚昧迷信所造成的呆滞、茫然、近乎痴傻的神情,让你反感,你几乎会忍不住相信,这是一处富庶而幸福、得天独厚而又安乐知足的地方。有些寺庙十分引人注目,可以称得上美丽。其中一座寺庙里有一座很大的藏经楼,供僧侣们使用;但据我判断,那些书看来很少有人读过,甚至根本没人读过。〔注一〕

(原注:中国流行着三种宗教体系,都为朝廷所容许,那就是孔子之教、老子之教和佛教。前两位是同时代的人,生活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佛教是在公元纪年开始后不久从印度传入的,在中国的普通百姓中深深扎下了根,如今已成为所有下层民众普遍信奉的迷信,它那些华丽的寺庙和镀金的佛像遍布全国。另一方面,孔子只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他的庙里没有偶像;不过他是一位政治家,曾在朝廷任职,「远在他成为道德家之前」。老子是一位耽于冥想的狂热者,他教人修养理性、超脱尘世、克己节欲等等;后来又陷入了魔法方术、鬼神附体之类的荒诞之说。尽管如此,据说他对来世也有一些模糊的认识。他的信徒如今被称为道教。中国的佛教大概与印度的佛教相差无几;每日诵念的经文,用的是一种和尚们一个音节也不懂的语言。庙里有三尊巨大的佛像,即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还有观音菩萨、关帝、财神等神像。祭坛前面有一口巨大的铜鼎,用来焚烧金纸;还有一面大鼓和一口钟,用来唤起神明的特别注意。普陀山的寺庙就是这个样子。遇到极其紧急的情况,例如大旱成灾、饥荒迫在眉睫的时候,皇帝便下令在三教的所有寺庙里祈祷,求老天消除灾祸。不过,皇帝和朝廷所奉行的宗教体系,是孔子之教。)

第三十三章

一八四二年五月初,大家都已心知肚明,不久便要对乍浦有所行动,随后全军就将溯浩荡的长江而上。不过,关于宁波,还值得再说上一两句,因为它是中国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就其位置而论,又邻近好几座富庶的大城,例如杭州府、苏州府,以及大运河沿岸的其他城市,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那里不久便会开辟出一片广阔的贸易。

宁波距离商埠乍浦只有五十英里,而乍浦独揽了同日本和朝鲜的全部贸易。因此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工业品不久便会经由宁波,间接流入这两个国家(它们向来排斥外国人,其顽固程度比中国人还要更甚);而且,用不了几年,就会有许多专为日本市场设计的货品,在我国定制出来,运交宁波的中国商人。这座城市以丝绸闻名,那种丝绸在同类之中极为精美;店铺雅致,各式中国制造品一应俱全。它比厦门更富庶,也漂亮得多,就商业地位而言,也远胜于新开口岸中的另一处福州府。宁波江上甚至能建造大型帆船,当地百姓也一向极愿意同外国人做买卖。其实,在中国各地,凡是百姓没有受到官员钳制的地方,莫不如此。

郭士立先生早年航行时,曾在宁波弄到一份从前到过当地的全部外国船只的名单,发现其数目相当可观;有人告诉他,一些年纪很大的老人对那些外国人还依稀记得。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纪曾在此地通商,英国人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还在那里设有一处商馆。那座商馆终于在一七五九年被拆毁,随后北京明令下旨,绝对禁止一切对外贸易。

当时朝廷不准在宁波通商,主要的理由不过是「茶叶及其他货物经陆路往返广州所生之国课,将因此亏损」。此外再加上地方官吏的百般勒索,他们在这里和在舟山一样,索取的规费与贿赂高得离谱,叫人根本无法指望做生意还能有利可图。

耶稣会传教士最初踏上中国的土地,正是在宁波;他们从这里辗转来到北京,凭着高明的手腕、科学上的造诣和谦和的举止,赢得了百姓的好感和朝廷的宽容。那是十七世纪末的事。他们一度势力很大,人们满怀热望,以为他们的辛劳必将结出可贵的成果,只等他们在中国种下的基督教之树把根须伸展到全国,丰硕的果实便会成熟。后来种种原因凑在一起,使他们在中国一败涂地,这些原因主要与当时欧洲的政治局势有关。但斯当东爵士在他所译《大清律例》的序言里说得好:「耶稣会在该国覆灭之后,所采用的传教办法更为严格,或许也更合乎正统,然而正因如此,也就更不肯迁就百姓的成见,更容易引起朝廷的猜忌。大体说来,传教一事从此落到了不那么干练的人手里,基督教和欧洲的事业也就大为失色,影响大减。耶稣会士通常既是宗教导师,又是艺术家或科学家。」

最终,在北京传授基督教遭到严禁,尤其不许把书籍刊印或翻译成汉文和满文;一八〇五年,更下令将这类书籍一律查抄销毁,并特地告诫满洲子民,要留心本族的语言,谨遵本朝的训诫,尤其要勤习骑射,研读圣贤之书,格外恪守人伦之道。

一八四二年五月七日,宁波城被放弃了,因为实在抽不出一支守军来驻守这样大的一座城市。而且也已没有必要再占着它,因为只要占据江口的镇海,就足以控制这座城市的全部贸易。郭富爵士召集了城中几位主要的居民、商人等等,由于原有的官府已经一个不剩,便把城池交给他们看管。不出所料,我军撤出宁波一事,被奏报给皇帝,说成是打了一场大胜仗。中国人看着这一切,似乎颇为惊讶,但并没有欢呼,也没有什么公众情绪的流露;各处城门交给了为此挑选出来的人,他们带着一伙随从接管了城门,那些随从看上去和寻常的乌合之众没有多大分别。我军在皇后号、塞索斯特里斯号和弗莱吉森号上登船,秩序井然,没有出一点乱子。

已经抵达中国海面的援军,此时还没有全部北上与大军会合;事实上,他们直到一个月后才离开香港。但郭富爵士决定不等他们,径直进攻乍浦。不过,凡是能从镇海、舟山和鼓浪屿(厦门)抽调的部队,都已调集过来,各处只留下少量守军,因此运兵船上相当拥挤。舟山与镇海之间差不多居中的位置,有一座叫做拦路岛的小岛,岛旁的锚地被定为各船的会合地点;由于种种情况,各船直到五月十三日才得以从那里出发。

将军此时可以调遣的全部兵力,不算海军旅在内,约有两千二百人,其中包括炮兵、炮队印度水手以及工兵坑道兵。此外还须加上约一百一十名军官。部队分为三路纵队:右路由第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组成,每团四五百人,另有少数工兵坑道兵,合计约九百二十名士兵和四十八名军官,由莫里斯中校指挥。中路由蒙哥马利中校(马德拉斯炮兵)统率,由皇家炮兵的一个小分队(只有二十五人)、马德拉斯炮兵与工兵,以及马德拉斯来复枪队(一百人)组成,合计约四百六十人(印度水手包括在内),军官十五名。左路由第二十六团和第五十五团(后者兵力只有前者的一半)组成,另有二十五名工兵,合计八百二十名士兵和二百三十名军官,由舒德中校指挥。

十三日,皋华丽号、布朗底号、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椋鸟号、阿尔吉林号和鸻号诸艘军舰,连同运兵舰朱庇特号和若干运兵船,乘着微风起锚出发;它们很快驶过镇海山(鹈鹕号停泊在江中),随后靠近岱山列岛,接着转向西驶,望见了乍浦一带那些形状奇特的山峦,便在水深七英寻半、离岸七十五英里的地方下锚。乍浦本身实际上坐落在一处可以称为开敞泊地的地方(城边另有一个水浅、退潮即干的小港),位于一个又大又深的海湾北岸,那条流经杭州府、名叫钱塘江的河流,就注入这个海湾。那里的潮水无论何时都湍急异常;第二天,东北方向刮起一阵强风,天色迷蒙,根本无法离开锚地。再过一天,天气仍不见好转,直到十六日,将军和海军司令才得以乘坐弗莱吉森号和复仇女神号两艘汽船,前往乍浦侦察。

关于乍浦中国守军的实际兵力,一直没有得到可靠的情报,但一般认为,要么会在那里碰上一支极其庞大的部队,要么敌人已经把那地方完全放弃,以便集中兵力保卫杭州府。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

从海上驶近海岸时,乍浦城和附近山峦的景致十分引人注目。城池和它广阔的城郊,坐落在一个小岬角的西端附近,岬角东西绵延四五英里。城郊看来是商贾云集之处,最富裕的店铺都开在那里,沿着海滩一路排开,一部分在两侧拔地而起的山脚下,一部分占据着两山之间的一片低平地。真正有城墙的县城位于后方约半英里处,城防的性质与规模无法准确探明。

两艘汽船驶近海岸,以便看清中国人的防御工事以及附近山上修筑的营垒,途中截住了一条大渔船,想打探些消息,船上三名渔民被带上复仇女神号,问他们岸上有多少中国兵等等。其中一人一口咬定那里根本没有兵;但一听说倘若查出他们隐瞒实情,就要把他们统统吊死,另外两人便招认说,那里集结了一支大军,准备守城。

再驶近些,便看出沿海岸有三座主要的山丘,从城郊往东绵延足足三英里,山丘东端外的一个小海湾外面横着两三座小岛,替海湾挡住风浪,使它成为我军上好的登陆地点。上方高处筑有若干胸墙,尤其是沿着各山之间的山坡一带。靠近县城的那座山的山腰上,有两座小炮台,分别架炮五门和七门;城郊前面的一座矮丘上,有一座圆形炮台,架炮十二至十四门。沿岸再往西一点,有一座隐蔽炮台已经动工,但看来尚未完工。汽船驶得很近,用望远镜就能看见官员们沿着高地派遣传令兵,高地上驻有大批军队;但尽管汽船已进入射程,他们却没有向汽船开火。说实在的,中国人似乎不愿先动手,以免挑起一场厮杀。

凯莱特中校和科林森中校把锚地彻底测量了一遍,他们在夜间沿整个海岸仔细测量水深,未受任何干扰,这样便使皋华丽号、布朗底号、摩底士底号以及前面提到的其他舰只,得以对着敌人的工事占据有利阵位,并掩护部队登陆;登陆地点已经决定选在前面说过的东边那个海湾。在将军看来,从那里可以迂回到高地侧后,在敌人退回县城之前将他们截断。

十七日天刚亮,全部军舰和运兵船都起锚出发,乘着南来的微风向乍浦驶去,复仇女神号和弗莱吉森号在前面领航,用信号把测得的水深报给皋华丽号;阿尔吉林号因为风力微弱,落在了后面。上午八点钟,船队在离岸约四英里处下锚,当时几乎无风,正值满潮。各舰,尤其是负责运送部队登陆的几艘汽船,早已分派好各自的阵位。一点钟过后不久,西南风转劲,舰队再次起锚,迎风抢驶,向乍浦锚地开进,傍晚时分抵达,各舰毫无阻碍地进入了指定阵位。复仇女神号紧贴岸边,在水深三英寻处下锚,从甲板上不用望远镜就能看清中国人的一举一动。运兵船停泊在小岛附近、东边那个小海湾的外面,部队要在那里登陆,由椋鸟号、哥伦拜恩号、鸻号和阿尔吉林号掩护。皋华丽号和布朗底号占据阵位,对付紧挨城郊那座山腰上的两座小炮台,山顶上有一座寺庙,也就是菩萨庙,有大批敌军据守;摩底士底号则停在更靠近城郊的地方,对付前面的工事。复仇女神号、弗莱吉森号和皇后号三艘汽船,首先要在小艇协助下,把部队从运兵船上送上岸;塞索斯特里斯号汽船则停泊在近岸处,等中国人在我军推进面前后撤时,向他们发射炮弹。

那天傍晚,夕阳西下,晴朗而灿烂;对于双方许多勇士来说,这是他们命中注定所能看到的最后一个黄昏了。中国人整夜保持警戒,搬来了几门大抬枪,架在复仇女神号正对面的山坡上,但并没有使用。

第二天天一亮,复仇女神号便靠上运兵船,接载汤姆林森上校统率的皇家爱尔兰第十八团,把他们送到指定的海湾登陆后,立即返回,去接第五十五团的一部分和来复枪队;第五十五团其余的人,连同第二十六团、第四十九团和炮兵,则由皇后号和弗莱吉森号在舰队小艇的协助下送上岸,全部登陆行动由皋华丽号的查理·理查兹中校指挥。郭富爵士随第一路即右路纵队乘复仇女神号登陆,立刻占领了一处俯瞰登陆场的高地,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中国人照例忽略了自己的两翼,仿佛敌人只会想到从他们防备最严的地方进攻似的。

全部部队一列好队,舒德上校便奉命率领组成左路纵队的第二十六团和第五十五团,蒙哥马利上校则率领组成中路的炮兵和来复枪队,尽快绕过高地的山脚前进;高地后方有一条崎岖的山谷,通向有城墙的县城,这样一来,中国人的退路便会被切断。郭富爵士随左路纵队行动,这一路由第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组成,莫里斯上校指挥,沿着高地的山脊推进,把敌人从一处据点赶到另一处。那边的进攻号一吹响,各艘军舰便向靠近县城的敌军右翼开火,几轮炮击之后,中国人便放弃野战工事和山顶的菩萨庙,四散奔逃。

与此同时,复仇女神号先是同其他舰只一道开炮,随后接到信号,靠拢皋华丽号,去掩护鲍彻舰长所率水兵营和海军陆战队登陆;海军司令亲自随同前往,无论在岸上还是在船上,他从来不避劳苦,也不畏艰险。敌军右翼此时已被迂回,幸而在中国人还没来得及引爆事先埋好的地雷之前,他们的主要工事就已被我军攻占。敌人很快便全线溃逃。

我军从中国人左翼向他们推进时,塞索斯特里斯号向中国军队的中路打了几发炮弹;但由于左路纵队绕着山脚推进得很快,而这艘汽船的射击方向又很危险,有一阵子,它对我们自己人的威胁反倒比对中国人的还大。山坡上布满了大量坟墓,加上地势崎岖,给敌人提供了藏身之所和重新集结的据点,他们不时躲在后面负隅顽抗,结果伤亡惨重。甚至有人看见许多满洲兵在我军逼近时,从容不迫地自刎而死。

然而,最惨烈的一幕,也是我方损失最重的地方,是一座部分围有院墙的大宅,坐落在一条小山谷的尽头,离县城城墙约一英里。约有三百名决死的满洲兵发现退路已断,便躲进这座建筑,决心拼死一战,因为他们料定敌人不会饶他们性命。守住这座大宅本不在他们原先的打算之内;但他们一个接一个被赶了进去,再也无路可逃,只得据屋自卫。起初并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第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各有一小队人马,分别由前者的默里中尉和后者的中尉兼副官布朗率领,试图跟着冲进去,却没能攻入。第四十九团那一队里,只有布朗中尉和米切尔中尉两人毫发无损。一人阵亡,其余的人都负了伤。

这次小小的受挫随即报告给了第四十九团的史蒂文斯中校,他很快赶到。他看出屋里有大批敌人,正从门窗向外射击,便下令我军撤到隐蔽处,等大炮运上来再说。第十八团的汤姆林森上校无意中听到几句欠考虑的议论,以为是在影射他本人,当即亲率本团和第四十九团的几个人,朝那座菩萨庙的大门冲了进去。还不到一秒钟,他便倒在部下的怀里,已经断了气,脖子上中了两颗子弹。事实上,每一个试图冲进去的人,不是负伤就是阵亡,因为他一到那狭窄的门口,就完全暴露在满洲兵沉着的瞄准之下,光线正照在他身上,而满洲兵自己却隐身不见。

第二次冲入建筑的尝试又告失败,再加上汤姆林森上校之死激起的满腔愤恨,士兵们一个个奋不顾身,很难约束。恰在这时,诺尔斯少校运上来一门六磅炮,又向屋里射了几支火箭,但没能把它点着。这门野战炮对墙壁几乎毫无作用;可是,这个地方非摧毁不可,那些满洲兵也非擒获不可。在此期间,皇家爱尔兰第十八团的两个连把这座建筑团团围住。

正当这里相持不下的时候,郭富爵士已经向县城城墙挺进,巴加爵士率海军旅在那里与他会合。海军司令一登岸,霍尔船长便带着他手下的三名军官(军医也在其中)和十六名士兵(八名水兵和八名孟买炮兵),也作为志愿者上了岸;他们把前方一座山上零散的中国兵清除干净之后,便径直沿着山坳向上推进,那座刚才说到的大宅就矗立在山坳的尽头。此时汤姆林森上校已经阵亡,另有几名军官负伤;火箭和那门小野战炮都没能把守军从屋里赶出来。野战工兵官皮尔斯上尉也已赶到,提议用一袋火药设法把外墙炸开一部分。

霍尔船长看见一扇小侧门开着,便带着菲茨詹姆斯上尉和他自己手下的一名士兵,逼近那扇门,朝里面开枪,打伤了一名满洲官员;但要硬闯进去实在太冒险了,而且守军从上面的窗口不停地猛烈射击,只得退回隐蔽处。随后又试图从正门往里扔引火物,把建筑点着;霍尔船长一手抱着一捆稻草,一手握着佩剑,朝正门冲去,几名部下和一两名军官紧随其后。他刚冲到门口,里面便猛烈开火,他身边的两名部下当场中弹身亡,他本人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

尸体当即被抬到安全的地方,这次尝试也和前几次一样失败了。这时有三四个满洲兵试图逃跑,从门口冲了出来,顶着朝他们打来的十来发子弹夺路狂奔。他们拼了命地跑,终于逃掉了,不过从地上的血迹来看,大家认为其中不止一人必定受了伤。

皮尔斯上尉终于把一袋火药安放在建筑的北墙上,把墙炸开了;第十八团的一小队人再次试图冲进去,但一人阵亡,两人负伤,其余的人只好退了出来。事实上,屋里一片漆黑,空间又那么狭窄,根本不可能一拥而入。

接下来有人提议放火烧掉这个地方,因为这座建筑有一面的上半部看来是木头造的。于是又在房屋那一面、紧挨着木结构的下方,安放了一袋火药,希望能把它整个炸塌,要不然就把它点着。这一炸威力极大,不但毁掉了一段墙,还把上面的木结构也震塌了下来,这样上层的许多满洲兵便暴露出来,有的被射杀,有的设法下到了底层。可是,无论建筑的哪一处,只要有一个满洲兵在窗口露面,便有好几支火枪同时瞄准他;而另一方面,满洲兵用火绳枪也瞄得极准,皇家爱尔兰团有一名士兵,偏要从门边探头张望,说是「看看能不能干掉一个满洲兵」,结果还没来得及开枪,膝盖上就挨了一枪。

工兵们把塌下来的木料碎块堆成一堆,放火点燃,火势很快便蔓延到整座建筑。随着火势渐渐扩大,可以听见满洲兵的火绳枪(大概是倒下的人身边的枪)一支支走火,还传出阵阵惨叫。其余的守军显然非投降不可了;进了门,就能看见这些可怜的人正在脱去衣服,躲避火焰,绝望地从这一头跑到那一头。约有五十人被俘,但有两三个企图逃跑的人被射杀;第十八团因为失去了他们的上校和几名战友,怒不可遏,好不容易才拦住他们,没有把几名俘虏处死。这些俘虏随即被人用辫子拴在一起,八个或十个一串,这样他们就不大可能一齐逃跑;然后在押送之下,被带往早已被我军占领的县城。

县城的城墙是第五十五团的掷弹兵在东门附近攀登上去的,没有遇到抵抗;接着沿城墙绕行,很快便占领了城的其他几座城门。城墙上架设的大炮甚至抬枪都寥寥无几;中国军队一旦被逐出高地,又与县城隔断,便在乡间四散奔逃,其中一大股人马朝杭州府方向退去。

乍浦与杭州府之间,有一条通航便利的运河,据说与大运河本身相通;此外,陆路还有一条宽阔的堤道,宽得足以通行炮兵,这一切都为立即向省城进军提供了诸多便利。据说还弄到了一张描绘这条道路和沿途地区的奇特的中国地图;但兵力如此单薄,进一步深入内地被认为不是上策。

如果说中国人这一天损失惨重,那么我方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满洲兵是征服中国者的后裔,生来便是军人,心气极高,受不了一败涂地的屈辱;再加上鸦片的刺激,他们的舍身拼命和顽强不屈,反而使他们的损失更加惨重。他们打不下去了,还能去死;无论城内城外,那些疯狂自戕的情形都着实骇人。许多满洲兵是费了好大劲才被拦住,没有割断自己的喉咙,而他们动手时显得若无其事。到那座顽抗了那么久、又断送了那么多性命的大宅,也就是菩萨庙去察看时,发现在附属的一间偏屋里,许多死者和伤者横七竖八地挤成一堆,惨不忍睹。房子的废墟还在冒烟,我们的目的是把伤者拖出来,安置在遮蔽处,直到他们能得到妥善的救治;因为在任何场合,中国伤员都受到了我军医官所能给予的一切照料。我们的人刚开始挪开尸体,一个一直藏在尸堆里的满洲兵,简直像是死而复生,突然站了起来,拔出了刀。但他既没有夺路逃命,也没有束手就擒,而是用那把生锈的兵器从容地砍起自己的喉咙来,在别人拉住他的手之前,已经给自己砍了两刀。另有一人藏在地下一个深坑里,那里像是一座炉灶,怎么也弄不出来,直到派人去把他挖出来,这才发现他也受了伤。总之,单是这座大宅里的景象,就足以让任何人对战争的恐怖心惊胆战。许多伤者肢体残缺,惨不忍睹,尸体则烧得焦黑,面目全非。

城中特地拨出一座大房子,专门收治中国伤员;他们在乍浦受到的厚待与照料,后来对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们善待我方俘虏,而不再像以往常有的那样,把俘虏折磨致死。年迈的伊里布当时实际上正主持乍浦事务(他已经部分地重新得到皇帝的宠信),大约一个月后,他在一封信中特地向将军和海军司令致谢,感谢他们的仁慈。「经查访,」他写道,「始知贵方饥者予之以食,伤者予之以医,我等感荷贵方之厚意与礼遇。」但这还不是他们表示感激的唯一举动,下文便要讲到。

总监军医弗伦奇医生(急报中屡次提到他)和其他医官,只要有机会,便始终不懈地照料中国伤员,对他们无论怎样称赞都不为过。不过,中国人有时也会拒绝一切救助。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满洲居民,他们与汉人完全分开居住,保持着自己的习俗和特权;人人都承认,在他们中间目睹了最骇人的景象。后来在镇江府的满城里也见到了类似的惨状,这就证实了关于这个奇特民族在战时种种残忍可怖的做法的一切传闻。所有的记述都一致证明,满洲人有全家自尽的事情;妇女们杀死自己的孩子,把他们溺死在井里,随后自己也投井;丈夫们把妻子吊死、毒死,然后从容地割断自己的喉咙。

我们竭尽全力制止这些惨事,用尽一切办法安抚百姓;但由于大部分满洲居民都已逃离城中的满洲人聚居区,汉人中的乌合之众便动手抢劫那里,留下来的少数人怕他们,甚至比怕我们的人还要厉害。

满城与城中其余部分之间隔着一道城墙,圈进了城内约四分之一的地方,呈现出一番独特的面貌。房屋的布局有点像军营里的帐篷,这是这个民族游牧生活习惯的最后遗迹之一;每间小屋都附有一小块空地,四周围着竹篱,里面种着几棵树;常常还可以看见葡萄藤缠绕在竹篱之间。他们那点简陋的家具,比汉人的还要粗糙;弓和插满箭的箭袋、长矛、腰刀和火绳枪,似乎是他们家中最珍爱的陈设。只有他们才获准自行保管武器。的确,满洲人在这里是以征服者的身份生活的,周围仍然摆着征服的标志,并以此为荣。在其他方面,他们同汉人一样受同样的法律管辖,穿同样的服装,但在相貌和神情上却有相当大的差别。满洲人一般比汉人肤色白皙,其中有些人很像欧洲人。

值得一提的是,征服者强迫被征服者剃发,只留下脑后的一部分,蓄成长辫;但他们自己却小心翼翼,从不沿袭汉人那种荒唐的习俗,不让女子的脚长大,甚至把它弄得畸形,以致对主人来说几乎毫无用处。从皇帝的宫廷到最低等兵丁的妻子,满洲妇女没有一个让自己的脚受那种摧残而变形的。我记得在舟山时,看见一个满洲妇女用她那双天然未缠的脚四处走动,汉人居民都把她当作稀奇的东西看,瞪着眼睛笑,好像觉得那是一种奇怪的野蛮习俗。

子女孝敬父母,是汉人和满洲人共有的显著特点;在乍浦,即使在战乱的磨难之中,这一点也在许多事例中表现了出来。年老体弱的人自然无法逃出城去,在满洲人的房屋里发现了许多这样的老人,由他们的女儿悉心照料着;这些女儿宁愿留下来,冒着敌人到来时预料中的种种可怕遭遇,也不肯抛下年迈的父母。有些这样的情景十分动人;她们发现自己并没有受到粗暴对待,起初那种令人心酸的恐惧便渐渐消散了。

乍浦周围的乡野,或许是世界上最富饶、耕作最精美的地方之一。它在某些方面很像德文郡最秀丽的地方。紧挨县城的那些低矮山丘,再往远处是一片丰饶茂盛、水源充沛的平原,其间点缀着无数村落屯庄,屋顶覆着蓝瓦,形状别致,又有运河和堤道纵横交错,构成一幅极其动人的全景,也由此可以看出,如此稠密的人口是靠什么养活的。然而,即便在那里,战争的恐怖依然有迹可寻:尸体沿着运河漂流(大概是被抬走后死去的伤者);一伙伙中国抢劫者背着各种财物,匆匆穿过田野;或许偶尔还有一小队安安静静的欧洲征集粮秣的人,四处搜寻鸭子、鸡和猪,不过农民们通常都得到了很好的补偿。

郭富爵士的目的,并不是要占领这座城市超过必要的时间,只要能摧毁军械库和属于官府的财物便够了,其中当然包括铁炮、抬枪等等。铜炮则运往舟山,其中有些铸得很好。我们的军官缴获了几匹原属官员的马,或者不如说是矮种马,其中一匹健壮的灰马,战后由复仇女神号带到了加尔各答。

据估计,参加乍浦之战的中国军队有七八千人,其中约四分之一是满洲兵。他们的伤亡人数难以估计,但一定非常之大;据估计,其中近六分之一或多或少都有死伤。我方阵亡军官两名、军士一名、士兵十名,其中包括海军旅的三人,有两人是复仇女神号上的;负伤军官六名、军士一名、士兵约四十五名,其中许多人伤势很重。阵亡和负伤军官的姓名如下。

阵亡:皇家爱尔兰第十八团汤姆林森中校;第五十五团科林·坎贝尔上尉,头部重伤,两三天后身亡。

负伤:参谋部,副参谋长、巴斯勋爵士芒廷中校,重伤(背部中弹三颗);

第十八团乔德雷尔中尉;

第十八团默里中尉;

第四十九团雷诺兹上尉;

第四十九团中尉兼副官布朗;

马德拉斯工兵坑道兵队约翰斯通中尉。

缴获铜炮十门、铁炮八十二门,以及抬枪若干等等。

第三十四章

攻克乍浦,把中国人迄今调来同我们作战的最精锐的部队打得全军覆没,所产生的结果非常引人注目。一方面,百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畏惧我们的威力,同时又对我们的克制感到惊奇;另一方面,朝廷的口气显然开始转变,这时便提出种种建议(多半是想借此拖延时间),想引诱我们的陆海军司令暂停战事。类似的试探在镇海时就已有过,不过看来并没有充分的授权作根据,因而无法予以考虑。到了乍浦,又重提此事,却同样不能令人满意;而且这两次以及后来几次,中国方面派来的代表都是一名品级低微的官员,单凭派这样一个人来,就足以看出他们的用意不过是探探我们的口风,骗取我们的轻信罢了。

杭州府的百姓惊恐万状,竟公开向钦差大臣奕经表示不满;奕经同时又是统兵大帅,是内阁成员,还是皇上的亲族。不过,最重要的是,郭富爵士下令优待中国俘虏,照料他们的伤员,最后在我军撤离乍浦之前把他们全部释放,而且「每人都得到一笔赏钱」(每人约三元),所有这些仁慈的做法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把中国俘虏从乍浦送回去的时候,同时还给伊里布写了一封信,〔注一〕答复他先前提出的建议。信的大意是:「在中国政府愿意按照英国政府经由女王陛下的全权代表所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以前,战事不能暂停;全权代表目前随时可望到达舟山。」

(原注:这时,德高望重、气度宏大的伊里布担任乍浦副都统,刚刚部分恢复了皇上的恩宠;在此之前他曾获罪革职,丢掉了先前担任的两江总督之职。正是这位官员,当初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到浙江省去「办理夷务」时,慷慨地把我们的俘虏全数交还,其中包括安突德上尉、道格拉斯中尉和诺布尔夫人,却因此受到皇上的革职处分。)

伊里布决心在礼数上不落人后,在我们的舰队驶入长江之前,他给我们的两位司令送来一封十分重要、非同寻常的信,称他们为「尊敬的将军和水师提督」。他大谈诚信,感谢他们送回俘虏,并且照料伤员,以礼相待。他接着告诉他们,作为回报,他已把原先关押在杭州府的「我们的」俘虏全部送回乍浦,可是俘虏到了那里,才发现舰队已经开走,只好又把他们带了回去。他还说:「他愿意进行谈判,作出安排,以保全『两国百姓的性命』。」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俘虏和信才送到。伊里布下令,后来「每个白人发给三十元,每个印度人,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每个『黑人』,发给十五元」,以此表明他们对两者之间区别的看法。中国方面一共送还了十六名俘虏,其中两名属于复仇女神号,一名是英国水手,另一名是个黑人小伙子;这小伙子原是澳门的奴隶,逃出来上了复仇女神号,结果成了一个非常机灵、很有用处的少年。他们是在舟山被人绑架,再从那里押到大陆上去的。

俘虏们从乍浦被带回杭州府以后,在那里住了五天,吃得很好,也受到照顾。随后他们被抬进轿子,穿过驻扎在城南的整个中国大军。军营看来规模极大,到处都是兵丁,他们怀着热切的好奇心围拢在轿子四周,却并不想动手施暴。那几个黑人的模样,似乎特别让他们觉得好玩。据观察,兵丁中大约十人里才有一人带着火绳枪,其余的只有长矛、刀剑和弓箭,而他们似乎最以弓箭自豪。火绳容易把衣服点着,受伤时尤其如此,火药也可能被引燃,这种危险总叫他们多少有点害怕用火绳枪来武装自己。

一连走了好几天,一段路坐轿,一段路走运河,途中经过一座叫作绍兴的大城,看来同省城本身一样大;六月十一日,俘虏们到达余姚,从那里被送往宁波,只稍作停留,又顺江而下到了镇海,在那里登上女王陛下的双桅炮舰鹈鹕号,受到内皮尔舰长的热烈欢迎。

后来,伊里布同我们的陆海军司令之间又有过往来。在其中一封信里,伊里布说,他惊讶地获悉「贵国」的舰队已经「驶进吴淞江,开炮挑衅」;接着又对战争已经拖了这么久、许多人丧了命、造成了说不尽的苦难表示遗憾。「享太平之福,岂不远胜于连年交战、使遍地尸横么?」然而,这不过是想麻痹我们司令的锐气,借谈判之名拖延他们的行动罢了。

郭富爵士和巴加爵士的回信很能显出他们的性格,信中说:「他们感谢伊里布送还被俘的英国臣民,并且愿向他保证,他们欣然从这一举动中看出了文明国家之间应当始终保有的善意。至于另一封信,他们补充说,他们虽然极其希望减轻战争的灾难,但在确知大皇帝陛下已派定一位『经过正式授权』的大员,准备议和,并满足那些屡次呈请大皇帝陛下察核的正当要求之前,他们有责任继续作战。英国的高级官员对阁下的崇高地位和公认的正直深表敬重,但必须提醒阁下,他们迄今尚未接到通知,说阁下已『获授权』按照英国政府所宣布的条件进行谈判。」

这些信件口气之强硬,想必使老练的伊里布和朝廷都颇感意外。他们长久以来习惯于只通过下级人员同外国人打交道,很难一下子就采用完全平等的地位来进行谈判的做法。于是他们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派人到广州去,调几名行商上来充当中间人。年迈的伍浩官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了,却派了他唯一在世的儿子代替自己,由另一位有名望的行商爽官以及两名通事陪同前往。

从广州到浙江省,确切地说,到该省中可能需要他们效劳的地方,也就是杭州府或苏州府,路程有六百多地理英里,在盛夏时节赶这段路绝不是件愉快的差事,尤其是在一个只能坐轿子旅行的国家里。然而他们不得不去,结果却很快就被打发回来,始终没有获准同我们任何一位高级官员有过半点接触。其实,璞鼎查爵士早就断然拒绝接见行商和广州知府,人们竟然还会指望用得着他们,实在令人惊奇。

说到行商,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在这个时候,年迈的伍浩官通知住在广州的外国人说,有理由相信有些水井已被人下了毒,街上还有人叫卖下了毒的食物。如果这一消息属实,那么那个恶毒的企图就这样被挫败了,没有造成什么恶果。

现在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叙述攻克乍浦以后我军的行动。幸运的是,部队在岸上驻扎的十天里健康状况良好,所以几乎全军都能参加计划中的长江作战。汤姆林森中校之死令他的同僚们无不深感痛惜,乍浦攻下后不久,他就被用弗莱吉森号运到海上,举行了海葬,因为大家担心,要是在岸上给他挖个坟,他的遗体可能会被中国人掘出来,大肆吹嘘他们杀了一名英国高级军官。

五月二十七日,大部分部队登上了各艘运兵船,其余的在第二天早晨上船,随后全舰队起锚。二十九日,舰队在崎岖列岛一处宽阔而安全的海湾下锚,这处海湾是凯莱特舰长和科林森舰长发现的,在乍浦以东大约四十英里。舰队在这个锚地停留了几天,以便仔细勘察一条适合大船驶入长江的航道。在此期间,海军司令乘东印度公司的汽船冥王号重访舟山;冥王号刚从英国开到,同来的还有从孟买来的小铁壳汽船阿里阿德涅号。

六月五日,全舰队朝江口驶去,可是潮流极强,又有大雾,行程大受耽搁,每到夜里总得下锚,所以直到八日才抵达阿美士德礁外的预定会合地点(在江口稍偏东处)。

这时又耽搁了一阵,因为摩底士底号同复仇女神号和冥王号两艘汽船奉命先行,去截断江上的交通,并侦察吴淞的防御工事。不久便在吴淞附近发现一大队商船,复仇女神号奉命追赶,把它们拦住。她很快就抢到了它们前头,截断去路,迫使它们立即下锚。不过也有几艘硬是照旧行驶,直到朝它们船头前方开了几炮才停下。船上的人显得惊恐万分,虽然在复仇女神号上的郭士立先生向他们保证,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货物一经查验,就放他们走。

查出许多帆船装满了极其鲜美的鱼,用冰仔仔细细地包装着,大概是运往南京和大运河沿岸各地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在江的上游,再也没有碰到过这类货物。这就证明,有无数条运河可供他们把货物运进内地,不必越过某一地点再沿干流上行,从而避开急流造成的耽搁和航行的危险。这样一个能充分供应鲜鱼和冰块的大好机会,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不过没有一艘帆船被扣留超过几个钟头。然而总要扣下「一艘」,直到另一艘出现为止;可是外人隔得远远的,没法分辨哪「种」帆船装着这样受欢迎的货物,于是就让每个船主明白,他得给汽船供应鱼和冰,直到他能指出另一艘装着同样货物的帆船正沿江上来,那时就由那艘船来接替他,他便可以获释。这样,一艘接替一艘,连续不断。这个暗示足以叫这些家伙心情大好。看他们那样眼尖地瞭望,常常爬上桅顶去看看他们盼望的替身来了没有,倒也有趣。最后来的那一个,听了前任告诉他不会吃什么大亏之后,很快就心平气和地认了命。不过,一得到许可,他们个个都显得很高兴离开,给他们钱,他们一概不收。上等的鲜鱼,还有大量冰块可以用来冰镇葡萄酒和啤酒,真是意想不到的享受。

在吴淞,沃森舰长率摩底士底号停泊在恰好在炮台射程以外的地方,一连几天忙于测量航道,都铎上尉指挥的冥王号协助他执行这项任务。他们奉命侦察吴淞江口(吴淞江在长江南汊上溯约二十五英里处流入长江),为大举进攻炮台作准备。

六月十一日夜里,天特别黑,又下着雨,看来正是抵近侦察炮台的极好机会。摩底士底号停在离岸较远的地方,潮水又流得很急,霍尔船长已把复仇女神号泊在离岸近得多的地方,没法同他的上级沃森舰长联系,商量他打算怎样侦察炮台。午夜前大约两个钟头,复仇女神号的小艇配齐人员和武器出发,去仔细察看炮台以及通往吴淞江的航道,那些炮台主要就是为了保护这条航道而修筑的。

霍尔船长仔细测量了航道之后,大胆地尽可能悄无声息地朝炮台正面驶去;借着风雨大作的天气,他登上了海滩,没有被人发现。这时他已能看清离他很近的中国哨兵;从一个炮眼望进去,他看见一名值勤的武官正沿着炮台巡查,身边跟着两个带武器的兵丁,其中一个在他前面提着一盏大纸灯笼,灯光强烈地照在他脸上,自然使他连离得很近的东西也看不见。可见中国人是有戒备的;不过,凭着艇上的人手,在警报发出之前把那名武官和两个兵丁一并擒获,本来是很容易的事。

察看了三个钟头之后,又顶着那里湍急的水流使劲划了好一阵,复仇女神号的小艇才回到船上;第二天,复仇女神号回到阿美士德礁外,同海军司令会合。大约就在这时,小汽船阿里阿德涅号奉命去查明长江口外一块礁石的确切位置,不幸一头撞了上去,船底撞破了。人们立即把一面帆从船底兜过去,堵住漏洞,由塞索斯特里斯号把她拖进舟山港;可是后来由于某种意外,她在深水处沉没了,打捞她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

十三日,巴加爵士乘皋华丽号,率布朗底号、哥伦拜恩号、运兵舰朱庇特号以及弗莱吉森号、丹那沙林号和美杜莎号三艘汽船,连同十二艘运兵船,从阿美士德礁外的锚地起航,顺利抵达吴淞江口,没有出任何事故。克里奥号、本廷克号(后来改名鸻号)、椋鸟号和两艘运兵船事先已停泊在航道上充当航标船,标出正确的航道;然而这条航道很浅,有一段水深只比皋华丽号的实际吃水多出几英尺而已。

第二天,海军司令和陆军司令乘美杜莎号汽船前去抵近侦察吴淞江两岸的整条防线;自从阿里阿德涅号损失以后,美杜莎号便是他麾下最小的一艘汽船,大家开玩笑地叫她「领航鱼」。

这里有必要记住吴淞江与长江的相对位置,以免读到作战经过时弄混。吴淞江在长江右岸流入长江,吴淞村,或者说吴淞小镇,就坐落在江口,镇上有将近五百户人家。一八三五年麦都思先生沿中国海岸北上传教时曾到过这里,发现那里的人非常有礼貌,十分友善。

吴淞江入口处宽约一英里,可是中等吨位船只能走的航道相当曲折,宽不过三百码。江水大致南北流向,在汇入浩大的长江时,两岸逐渐展宽,不久便同大江的江岸融为一体,难以分辨。主要防线设在西岸,从吴淞村的上端起,沿着江口足足延伸三英里,再逐渐弯向长江岸边。

宝山城坐落在这一端炮台后方将近两英里处。这一长溜炮眼共架着不下一百三十四门炮;不过炮眼一般开得太宽,炮台是用泥土筑成的,很像前面描述过的舟山的工事。炮台前面沿线打了木桩,以防敌军突然登陆,大概也是为了保护堤岸免受洪水冲刷。

就在吴淞村的上方,沿着村子南边,有一条与江相通的大河汊,也就是运河,由一座坚固的半圆形石砌炮台守护着;这座炮台修得很规整,架着十门二十四磅铜炮。从它所处的位置来看,它也起着保卫江面的作用,因为它控制着整个河段以及河汊的入口。

在江的东岸,与吴淞隔江相对,矗立着一座坚固的堡垒,主要用砖砌成,近乎圆形,由于地势高,估计射程很远。它的两侧有一道堤岸,上面的炮眼尚未完工,但总共架了二十一门炮。保卫吴淞的炮一共有一百七十五门。然而构成吴淞防御力量的并不是炮的数目。中国人在这里集结了最精锐的满洲兵,准备顽强固守。他们操炮十分卖力,火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持续得久;当一支水兵和海军陆战队从侧翼包抄,迂回到他们主要炮台线的后面时,他们以非凡的顽强和勇气保卫自己,毫不犹豫地拿刀同我们的水兵短刀较量,拿长矛同我们的刺刀交锋。

要找一处能让部队登陆以便迂回敌阵的地点颇为困难,因为在离岸二百码以内水深就减到三英尺,登陆只能在我军舰炮的掩护下进行。

十六日早晨,潮水和天气都很有利,海军司令决定不再拖延,立即发动进攻,并下令各舰由汽船拖带投入战斗,好让它们准确地占据指定给它们的阵位。可供使用的汽船有五艘,此外还有小小的美杜莎号留作预备,以应付任何意外情况。这是战舰「全部」由汽船拖到指定阵位的第一次战斗。唯一的例外是小小的阿尔吉林号,她奉命扬帆尽量驶近。就连霍姆爵士舰长指挥的北极星号,直到战斗已经打响才进入视野,也是由丹那沙林号拖进来的;丹那沙林号把布朗底号拖到预定位置以后,就专门被派出去接她。

皋华丽号和布朗底号是两艘最重的军舰,它们要在吴淞村稍下方的炮台正面占据阵位,轻型分舰队随后从它们旁边驶过,溯江而上,攻打吴淞村和村子上方河汊口的炮台,以及江对岸也就是东岸的圆形炮台。轻型分舰队由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和克里奥号组成,分别由复仇女神号、弗莱吉森号和冥王号拖带。

前一天夜里已在航道上设好浮标,又系泊了两艘帆船来标示入口;入口东侧伸出一条长长的沙洲。

十六日黎明,所有战舰都起了锚,到六点钟,各舰都已由各自的汽船拖带。在这次战斗中,其实在巴加爵士指挥下中国北方的全部作战中都是如此,汽船总是紧紧绑在被拖船只的「舷侧」,而不是在前面拖。事实证明,在长江曲折复杂的航道上,这个办法效果非常好,因为两条船的行动都更容易操纵。布朗底号由丹那沙林号拖带,领头驶向炮台;皋华丽号挂着海军司令的旗帜,绑在塞索斯特里斯号舷侧,紧随其后。这个光荣的位置所以分派给布朗底号,是因为轻型分舰队一驶上吴淞江,她就离得较近,必要时便于前去支援。

布朗底号和皋华丽号承受着中国人十分猛烈的炮火,却一炮不还,直到它们用艉锚在极好的阵位上停泊妥当。轻型分舰队随即从它们旁边驶过,只有小小的阿尔吉林号例外,她靠风帆跟不上其余各舰,因而在海军司令座舰稍后方停了下来。

摩底士底号由率领轻型分舰队的沃森舰长指挥,由复仇女神号拖着溯江而上,气势豪壮,大胆地冲向吴淞村上方的河汊,承受着整条炮台线猛烈而准确的炮火,尤其是位于河汊拐角处那座十门铜炮的炮台,前面说过,它控制着通往河汊的水路。这两艘船在完成这一大胆机动时都吃了不少苦头;为了掩护人员,霍尔船长命令复仇女神号上的人一律在战位上卧倒,直到把摩底士底号安置到一个良好的位置为止。中国人的炮火既猛烈又准确,复仇女神号也同摩底士底号一样受了相当大的损伤。

在江的上游远一些的地方,可以望见十四艘师船,还有五艘新造的大轮船,每艘都靠「四个木制明轮」推动。这些船也开了火,但距离太远,炮弹都落在近处。哥伦拜恩号由弗莱吉森号拖带,克里奥号由冥王号拖带,跟随它们英勇的领头船溯江驶向河汊。

与此同时,有人看见北极星号正驶近江口,刚刚解开布朗底号的丹那沙林号汽船随即被派出去拖她参战,她被安置在布朗底号的正前方。

复仇女神号把摩底士底号拖到河汊口,进入那座十炮炮台的步枪射程之内,随即解缆,然后用前炮轰击师船,用后炮轰击炮台本身。复仇女神号向师船逼近时,师船开炮还击,可是她一进入葡萄弹和霰弹的射程,中国的水师统领,或者说水师提督,便带头逃跑,其余各船也都巴不得跟着逃走。这时它们拼命朝岸边驶去,争先恐后,可是那几艘轮船占了明显的上风,在水中的速度约为每小时三节半。葡萄弹和霰弹以最快的装填速度朝它们倾泻过去。中国水手乱作一团:有的跳上小船或舢板,有的跳下水想游上岸,其中有几个想必淹死了。

出于好奇,我们首先登上了那几艘轮船,后来查明,每艘都由一名高级官员指挥,由此可见他们对这种船是何等重视。这些轮船每侧装有两个明轮,用木料造得很结实。轮轴也是木制的,上面装着许多结实的木齿,由一个同样装有木齿的绞盘带动,绞盘由人力推转。机械全都装在下面的甲板之间,所以操作的人有遮蔽。这些船都是新造的,有的载着两门、有的载着三门新铸的铜炮,此外还有许多大抬枪。船上还找到大批火绳枪、长矛、刀剑等物。

复仇女神号追赶两艘最大的师船,追得太靠近岸边,正赶上退潮,搁了浅。这时弗莱吉森号赶到,想把她拖出来,却没有成功,于是她在那里搁了好几个钟头。不过,小艇已经配齐人员和武器,在加尔布雷思先生率领下出发,奉命俘获并摧毁江上其余那些被水手丢下、漂来漂去的师船。另外又派了几只小艇去摧毁那些冲上岸的师船,可是从桅顶上望见,中国人正埋伏在江边零零落落的树丛和房屋中间,准备截击他们;因此命令他们不得离开汽船火炮的射程。

麦克莱弗蒂上尉指挥的弗莱吉森号也参加了摧毁师船的行动,整个船队只有两艘师船逃脱。后来有三艘轮船和一艘师船被拖到下游舰队那里,其余的都被放火烧毁了。

再回头来说先头分舰队。摩底士底号一从复仇女神号解缆,就扬起了帆,驶到河汊里紧靠吴淞村的一座码头,也就是小栈桥旁边。对面的十炮炮台一直向她开火,可是她在一轮舷炮齐射的掩护下,系泊在栈桥上。在这个位置上,她用左舷炮和轻武器很快就压制住了那座炮台,而敌人的炮火对她几乎没有造成什么损伤,因为她靠得太近,他们的炮口压不到足够低,无法有效地对准她。

这时把舰载艇派上岸去,配齐人员和武器,占领那座炮台,同正在撤退的中国后卫有过一些零星交火。与此同时,伯奇先生奉命带一队水兵去钉塞炮眼;就在这时,哥伦拜恩号赶到,冥王号汽船随后也到了,朝撤退的敌军纵队倾泻了准确的炮火。

这段时间里,皋华丽号、布朗底号和北极星号一直同停泊处正对面的炮台激烈交战,不久就使中国人的炮火减弱下来。沃森舰长看出这一点,便大胆决定,率领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和克里奥号的海军陆战队和持轻武器的水兵在河汊里登陆,希望能迂回敌军靠近村子的侧翼,同时截断他们的退路。只见一队中国兵伏在堤岸的掩蔽下,显然已准备好迎敌。沃森舰长随即整好队伍,英勇地朝中国人冲去,可是在工事后方得越过一条深深的运河,河上架着几座小木桥。

中国人用火绳枪和抬枪猛烈射击来迎击他们,但随着沃森舰长的推进,他们逐渐后退,退到他们的大队那里;大队此时摆出了一副极其坚决的阵势,不慌不忙地把抬枪直接架在唯一一条可以接近他们的小路上。沃森舰长已有十名部下负伤,又发觉他的队伍有点散乱,便把他们撤到堤岸线外面去重新整队。这时中国人大胆地冲了出来,挥舞长矛示威,并扔出一排手掷火弹,都从他们头顶上飞了过去。

就在这时,鲍彻舰长看见沃森舰长的队伍正同人数大大超过他们的中国人激战,便从布朗底号冲上岸来,正好在炮台的正面;同时,沃森舰长的队伍向敌人猛扑过去,敌人寸步不让,长矛与刺刀第二次交锋;凡是亲眼看到中国人保卫自己时那种顽强和决心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们个人确实勇敢。他们这时被赶到几幢房屋的掩蔽后面,在那里重新集结。

这时,布朗底号和皋华丽号的海军陆战队和水兵已在差不多正对着这两艘舰的地方登陆,由鲍彻舰长、彼得·理查兹舰长和霍姆爵士率领,同沃森舰长会合。巴加爵士也上了岸;人员一整好队,他们就把敌人赶出了整条炮台线。阿尔吉林号的一小队人由马他仑上尉率领,在得到充分支援之前就大胆登岸,结果受了一些损伤。

与此同时,塞索斯特里斯号一直在近距离同江口东侧那座坚固的堡垒交战,她在那里搁了浅,所处的位置恰好能把炮对准敌人,所以很快就把敌人压制住了;随后奥姆斯比中校率领塞索斯特里斯号和丹那沙林号持轻武器的水兵登陆,占领了那座堡垒。

陆军部队没能及时登陆参加这次战斗,因为大多数汽船都搁了浅,直到十二点钟以后才有办法把部队送上岸。郭富爵士随即在皋华丽号正对面登陆,决定立即向后方的宝山城进发,据说有一大股中国兵连同两江总督已朝那里逃去。舒德少将这时奉命向前推进,以便绕到城后,希望截断可能朝那个方向撤退的敌军;郭富爵士则率领其余部队,在海军旅的增援下,沿着江边的炮台前进。

到达宝山时,发现城池已被舒德少将的旅占领,他们入城时没有遇到抵抗;兵丁和大部分居民都惊恐万状地逃出城去。城墙看来失修,但上面架着大约五十门炮,其中十七门是铜炮。经查明,中国兵的主力已朝苏州府方向逃走。

中国方面的死伤人数比预料的要少,总共大概不超过二百来人;不过其中有中国军队的统帅。我方阵亡军官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休伊特中尉)、水兵一名;负伤的有布朗底号的见习军官珀维斯先生,塞索斯特里斯号的副航海官史密斯先生和航海官罗伯茨先生,还有十五名水兵、一名下士、五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一名孟买炮兵,其中大多数伤势很重,有几个生命垂危。

缴获了许多又大又精良的炮,特别是一些新铸的铜炮,炮身很长。有几门最好最重的炮架在河汊口那座十炮炮台上,摩底士底号曾在那里激战。不过大部分炮口径较小,缴获的炮中约有一半是六磅炮或更小的炮。最大的是二十四磅炮,从十磅到十八磅不等的也有不少。连同在宝山缴获的在内,一共缴获了大约二百五十门炮,其中四十二门是铜炮。

有一门铁炮形状很特别,十分稀奇,炮口很小,从中段到炮尾却很粗大。它是中国铸造的,上面有铭文,表明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还有一门古怪的老炮,上面铸着西班牙的国徽。除上述各项以外,还发现并销毁了大批大抬枪、火绳枪和各种军需品;此外还得算上在师船上毁掉的炮。〔注二〕

(原注:一八四三年六月十六日参加吴淞之战的女王陛下舰船和东印度公司舰船及其指挥官名单如下。

皋华丽号,炮七十二门,舰长彼得·理查兹。

布朗底号,炮四十二门,舰长鲍彻。

北极星号,炮二十六门,舰长从男爵霍姆爵士。

摩底士底号,炮十八门,中校沃森。

哥伦拜恩号,炮十六门,中校威廉·莫斯黑德。

克里奥号,炮十六门,中校特鲁布里奇。

阿尔吉林号,炮十门,上尉威廉·马他仑。

东印度公司汽船:

塞索斯特里斯号,印度海军中校奥姆斯比。

复仇女神号,皇家海军上尉霍尔。

弗莱吉森号,皇家海军上尉麦克莱弗蒂。

冥王号,皇家海军上尉约翰·都铎。

丹那沙林号,代理舰长航海官沃尔。

美杜莎号,印度海军上尉休伊特。)

中国人没有料到会在吴淞遭到彻底的失败。他们的防御准备规模之大,他们所进行的抵抗之顽强,以及他们在火炮的样式和铸造上、在师船的构造上所采用的改进,都足以表明他们对保卫这一阵地是何等重视。他们事先的期望有多高,战败所引起的失望和恐慌也就有多大。

通过郭士立先生得到消息,说中国人正在把财物和家眷从重要的商业城市上海迁走;上海坐落在吴淞江上游约十四英里处,大家知道,从那里有四通八达的水路,通往中国一些最重要的地区和城市。

必须趁着这股恐慌,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因此,在攻克吴淞的第二天,复仇女神号和美杜莎号两艘汽船就载着凯莱特舰长溯江而上,去测量航道,并查明中国人在上游修筑了什么防御工事。查得最深的航道先沿左岸延伸约两英里,然后转向右岸,只要紧靠右岸行驶,半涨潮时的水深足够一艘巡航舰通行。

上行约七英里,望见两座炮台,江的两岸各有一座。其中一座朝两艘汽船把所有的炮都放了一遍,可是炮弹落得很远。不久,只见两座炮台里各冒起一股火焰,一打听,原来是中国人放火烧了营房,然后丢下了工事。两艘汽船奉命不得越过这个地点,便回去向海军司令报告侦察结果。

当天下午,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和克里奥号照旧分别由复仇女神号、弗莱吉森号和冥王号拖带,在沃森舰长指挥下溯江而上,奉命把它们停在那两座炮台附近、但在其射程以外的地方,如果发现中国人已放弃炮台,就登陆把炮毁掉。

十八日早晨,这些命令执行得很漂亮;可是克里奥号不幸搁了浅,又正赶上退潮,没法拖出来。沃森舰长率领摩底士底号和哥伦拜恩号的海军陆战队和持轻武器的水兵登陆,占领了已被放弃的炮台。在右岸较大的那座炮台里找到四十一门炮,其中八门是铜炮;对岸炮台里有十四门炮,其中同样有八门是铜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紫铜炮。其中许多炮已被卸下,炮架也被搬走了。帐篷和营房早已被毁。在江的更上游发现了八艘师船,都被放火烧毁了,只留下一艘,把在炮台里缴获的铜炮装上去,送往下游。

这时,增援部队已经开到,分别补充远征军的陆海两军,可惜晚了一步,没能参加吴淞之战。女王陛下的军舰狄多号,由尊敬的凯佩尔舰长指挥,就在战斗后的当天傍晚到达;第二天,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二团以及炮兵、工兵坑道兵分遣队也到达,加入了郭富爵士的部队。

十九日定为攻占上海的日子,为此,我军一路纵队由马德拉斯炮兵的蒙哥马利中校率领,从陆路进军,共约一千人,包括第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以及马德拉斯骑炮兵、皇家炮兵和工兵坑道兵的分遣队。其余部队则登上丹那沙林号、复仇女神号、弗莱吉森号和冥王号四艘汽船,它们分别拖带北极星号、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和克里奥号。舰队的海军陆战队也由小小的美杜莎号载运;巴加爵士和郭富爵士带着他们的参谋人员,由鲍彻、理查兹、凯佩尔几位舰长和其他军官陪同,也乘这艘船溯江而上。

他们驶过已被放弃的炮台,一路没有遇到抵抗,直到望见上海城的时候,城下游同一岸也就是左岸上,一座修得很好的长炮台朝驶近的北极星号和其他船只开了火,可是距离太远,没有造成什么损伤。北极星号和摩底士底号打了两轮舷炮齐射,丹那沙林号和复仇女神号又开了几炮,就足以把中国人赶出了工事。鲍彻舰长立即率领水兵和海军陆战队登陆,占领了这座炮台,发现台上架着的炮不下四十九门,其中十七门是紫铜炮。

载运部队的汽船不久便到达上海城,第五十五团从复仇女神号直接登上一座小栈桥,用不着动用小艇;这又一次证明了平底铁壳汽船的巨大用处。蒙哥马利上校率领的纵队已先一步占领了这座城,没有遇到抵抗;许多体面的居民正惊慌失措地匆匆出逃,而下层的流氓无赖一如往常,官府一离开,就开始了他们的抢劫和破坏。

蒙哥马利上校的纵队在进军途中没有遇到抵抗,也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只是在把炮运过狭窄的水沟时偶尔费点事。他们从那座向舰船开火的炮台后方很近的地方经过,却没有看见它;不过听到炮声以后,他们以为炮声是从城那边传来的,便赶紧朝城里开去。然而,他们发现一大股中国兵正在全面撤退,便向他们发射了几枚火箭,催他们逃得快些;可是由于水沟纵横,稻田又泥泞不堪,根本无法同他们短兵相接。

到了上海城北门,看不出有任何准备抵抗的迹象,城门口只能看到两门炮,看样子也没什么威胁。实际上城门口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有两三个人设法翻过城墙,很快就打开城门,把其余的人放了进来。这时才发现,官府在前一天傍晚就已弃城而去。百姓对外国人大体上并无恶意,倒是有心巴结,以求得到他们的关照。

这座城虽然富庶,而且比我们到过的大多数中国城市都更赏心悦目,却没有被交给士兵去洗劫;事实上,郭富爵士竭尽全力防止发生任何暴行。所得的掠夺品,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捞货」,少得可怜,几乎全是些古玩珍奇。没有发生任意的侵犯。许多房屋被发现已经无人居住,受了损失的只有这些房屋,此外便是一帮帮中国抢匪公然行劫的地方了。

我们竭尽全力制止这些可恶的行径,并请几位最有名望的居民负责照管几处无人看管的大店铺,特别是当铺;在所有中国城市里,当铺都是规模极大的店铺。〔注三〕

(原注:乍一看,这一事实似乎表明贫富变化很大;其实并非如此。人们常常利用这些巨大的库房来存放贵重物品,例如皮货和其他值钱的东西,这样可以把它们妥善保存起来,等到要用时再取;而在此期间,物主又可以动用这些物品的一部分价值。)

上海城一被占领,城门口设了岗哨之后,哥伦拜恩号和美杜莎号就被派往江的上游不远处,设法阻止城里人口外流,因为那时居民正成群结队地匆匆离去,江面上简直布满了各式各样装满家具和货物的船只。复仇女神号也被派往上游去搜寻师船,并侦察四周的地形。然而再没有发现任何敌对的准备。城里保持着安定,战舰和汽船都停泊在城的正对面。

停泊在那里的大商船数量之多,使每个人都感到惊讶。其中许多装着贵重的货物;江的两岸停满了这种船;还有许多大石砌货栈,堆满了商品,有些存着大量的糖、盐和粮食;此外还有大片的木材场,船台上还有几艘正在建造的大帆船。〔注四〕

(原注:单是木材贸易一项,想必就很可观,因为附近找不到适合造船的木材,帆船桅杆所需的又粗又好的圆木,都是从北方运来的。从下面这艘最大的帆船之一的主桅的尺寸,可以想见这些圆木有多大。它在甲板稍上方的周长为十一英尺六英寸,全长一百四十一英尺;主帆桁长一百一十一英尺。这些圆木确实需要非常结实,因为它们挂着巨大的帆,却没有任何侧支索或前后支索来支撑。)

上海想必是一个商业上极其重要的地方,不仅在国内贸易方面如此,在对外贸易方面,或者至少在同中国边远地区乃至同暹罗和交趾支那的贸易方面也是如此。据说它在商业上的重要性仅次于广州,特别是因为南方各省的帆船被禁止驶到这座城以北去贸易,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享有专利。麦都思先生到这里访问时,估计江上有一千艘大帆船;上海被攻占后不久,我亲自到那里去过,那时贸易几乎完全停顿,可是江两岸挤满的那些帆船之大,仍使我大为惊讶。

郭士立先生说,上海的进口已远远超过出口;因此,上海开埠以后,不久必将涌入的那些「额外」进口货物,又该用什么来支付,这个难题又出现了。美国人指望在上海用他们的棉花换取大批绿茶,因为在他们那里绿茶用得很广。

上海同中国中部各地有四通八达的内河交通;它地处全国最富庶、物产最丰饶的地区,邻近一带被称为「中国的世外桃源」。这一带是一片肥沃的平原,偶尔遭受洪水的蹂躏,不过一般都排灌得当,耕作极其精心。有些地方的土地低于河面,全靠坚固而绵长的堤坝才保住。整个乡间村落密布,大量种植棉花。

上海的居民一向对外国人表现友好;外国人如果受到无礼的对待,那完全是奉了官府之命,或者出于官府的唆使。麦都思先生和郭士立先生早年到这里访问时,都证实了这一点;那时百姓急切地要书,散发出去的书有好几千册。这个地方的贸易如此重要,以致这里的官职都是人人争求的,海关监督一职更被认为是极大的肥缺。

郭士立先生关于这个地方的证言很有意思。谈到他一八三二年的那次访问,他说:「官员们从不直接干涉我散发书籍或同百姓交谈;他们颁布了最严厉的告示来对付我们以后,却又『完全听凭我们随意行事』。后来他们夸奖我们的举止,却又以父母官的身份告诫百姓不要同我们来往。一道上谕到了,命令对我们要『加以体恤』,但不得供给米和水。可是他们给我们送来了大批牲畜和面粉,唯一的条件是『我们不得付钱』。」中国人在利之所在时多么容易规避一切章程,多么乐于采用种种托词,看起来确实很有意思。

和约的消息在城里首次公布的第二天,我恰巧到上海去过一趟。我们在一座荒废的庙宇前的小石栈桥上了岸,庙前有一片铺着石板的空场,或者说广场,挤满了人。秩序之好,无以复加;听不到一点喧哗或怨声,也没有遇到任何不便。好奇心似乎是唯一支配他们的感情,谁也难以想象,这才是和平恢复后的第一个星期,不久以前还有一支敌军占领着这座城。中国的人群是世界上最守秩序的人群;如果可以凭一大群人挤在狭窄的街道上时那种安静、持重、恭顺的举止来判断文明程度,那么中国人当之无愧可以夺魁。官府派了几名兵丁陪我们穿城而过,他们不带武器,只在腰间系着一个扇套,手里拿着一根鞭子,我们沿着城郊的街道前进时,他们就用鞭子开道,看样子倒也颇为热心。

顺着那条狭长的石板街望下去,景象很是奇特:街两边都是一堆堆剃光的脑袋,个个都想把头再抬高一两英寸,好瞧一眼过路的陌生人。台阶上、门口都挤满了人,也有几扇窗户挤着人;不过大多数店铺都关着门,房屋一般又只有一层,所以看不到那种男人、女人、孩子层层叠叠、一个高过一个的人群;在欧洲,每逢有什么稀罕东西可看,从楼底到楼顶都是这样的人。

除了那一大片光秃秃的脑袋和一张张褐色、圆乎乎、难看的面孔之外,最大的反差就在于完全看不到女人;而在欧洲任何地方,女人恐怕都会是人群中人数最多、声音最大的一部分。一点也看不出粗暴或敌意;人们被吆喝着让路,或者被推到一旁,被鞭子轻轻碰一下,提醒他们必须让开时,他们也都照办,看样子并不恼火。

内城同城郊之间看来只隔着一道城墙,墙这边和墙那边的房屋没有多大差别。我们经过时,又有两三名兵丁从卫所里出来,加入了护送我们的行列,这些人确实是一副寒酸相。

人们对上海的所谓茶园说得很多;可是到了那里,我们大为惊讶,发现它们倒应该叫作「茶塘」。按照我们的观念,园子,就连茶园也不例外,总该有土地、草坪、花草树木;可是在上海却恰恰相反,水占了主要部分。

在中国,真正称得上观赏园林的东西极为少见。广州有一位行商有一座很好的花园;可是一般说来,土地用来生产粮食太宝贵了,中国人连种水果都舍不得多占地方。

在茶园门口,迎接我们的是一个老妇人哀怨的歌声,她自称是在一种奇特的乐器伴奏下唱歌;这乐器蒙着蛇皮,有三根弦,绷在一根长柄上,柄的一端有一面小鼓,用弓来拉奏。

这些园子与其说美丽,不如说新奇。整个地方实际上是一片几乎不流动的水面,小路、平台或小岛从各个方向把它分割开来,上面建着各种形状的中国式凉亭或亭阁,上海的良民们聚集在这里喝茶(在「白天」任何时候都行),抽烟袋消遣;烟袋是中国人片刻不离的伴侣。还有几条小径穿过一堆堆被称为假山的石头,到处散放着一些座位;可是从大多数方面来说,整个地方都大大辜负了我们的期望。

上海最引人注目的东西之一是城里城外那些巨大的冰窖,里面储藏着冰块供公众使用。上海被攻占时,这对我们的士兵和水手来说真是一种享受。

我们在登岸处附近一座荒废的菩萨庙里过夜;当天傍晚和第二天,成群好奇的人来看我们,竭尽所能地讨我们喜欢。他们似乎特别喜欢东印度公司新铸的、印着女王头像的卢比,愿意出半元一枚的价钱买下,这比卢比的实际价值还高一些。玻璃瓶十分抢手,「白兰地」也被评为上品。

一位主要的官员前来拜访我们,前头是喝道的和跑腿的;接着是执鞭的,还有两个刽子手,手里拿着锁链,表明他们的职业;然后是那位大人物,坐在一顶非常华丽的轿子里;接着是两个邋里邋遢的家伙,拿着巨大的扇子;最后是两三个骑小马的人,殿在队伍末尾。百姓站在街道两旁,默默地看着。他们对那位大人物的行动没有什么好奇心,对那些模样古怪的外国人的一举一动、一顾一盼却十分好奇。这位官员对我们极为谦恭有礼,很有教养;我们注意到,人们对他十分恭敬,除了我们以外,谁也不敢在他面前坐下。

和平恢复后不久,在上海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璞鼎查爵士从南京回来时,乘汽船到上海去,安排我国领事将来的驻地,并解决这座城的赎城费问题。一天早晨,一只小船靠到汽船旁边,船上有一位穿着中国服装、相貌十分体面的人,他递上名帖,上面写着「南京主教阁下」,同时请求会见全权代表。〔注五〕这个请求立即得到同意。原来这位先生是南京省,或者说南京教区的天主教传教士的首领;他在中国住了多年,历尽磨难,时时有性命之忧;传教士们吃尽了苦头,有许多人丢了性命。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无法同中国其他地方的同工取得联系,也得不到任何别的国家的音信。他一直生活在恐惧战栗之中,不过由于过着非常隐蔽、不事张扬的生活,特别是避免干预一切公共事务,他本人才幸免于迫害。只要战争还在进行,他就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不敢同欧洲人有任何往来,因为那样很可能会给他招来麻烦。他的信徒很多,但分散各处。他完全靠传教工作维持生活,现在他高兴地抓住这个机会,请求替他把信件带到澳门去。我军逼近时,他已离开了南京;总而言之,他的经历是很引人关注的。

(原注:这件轶事是照别人所讲的复述的,其细节不敢担保。)

上海附近有大量猎物,主要是野鸡和各种野禽。可是中国人十分惊讶,一个人能花很少的钱就轻易雇人替他打鸟,为什么竟要不辞辛苦,亲自去打,还从中找到乐趣。

据说议定的上海赎城费是三十万元,这被看作一种捐纳,同广州的赎城费相似。不管数目究竟多少,它都算作南京条约所规定的款项的一部分。

照例在城里的军械库中找到大批火炮、武器和军需品,还有大量储存的大米。在上海缴获了六十八门炮(城下游各炮台的炮不计在内)。其中十七门是新铸的紫铜炮,非常沉重,因此对捕获奖金来说很值钱。在一座面对江面的炮台里找到五十六门炮,其中十七门是六磅铜炮。在上海总共缴获了一百七十一门炮。但是,如果把这几次作战中在吴淞、在上海以及在江岸各炮台缴获的炮全部算在一起,就会发现总数竟达惊人的三百六十门,在师船上毁掉的还不算在内。其中七十六门是紫铜炮,有些炮身很长,金属很重,口径却相对较小。这些炮外表很好看,但许多铸得有缺陷,还有不少是先沿着炮膛做一层大约一英寸半到两英寸厚的铁衬,或者说铁管,再在外面浇铸紫铜。在上海还发现了足足九吨火药,装在三百三十个桶和坛子里。所有的军需品都被销毁了。

显然,中国人为了守住这个重要的地方,曾经作过很大的准备;可是到了考验的时刻,吴淞之战的消息传到城里,主要官员们便绝望地弃城而去,守城的一切希望也就放弃了。

二十日早晨(攻占上海城的第二天),鲍彻舰长和凯莱特中校奉命乘弗莱吉森号,由美杜莎号陪同,带着载有几名海军陆战队员的皋华丽号的大艇,以及哥伦拜恩号的一只小艇,去侦察城上游三十英里的江段。在江的右岸发现了两座小野战工事,各有五门炮,后方不远处还发现了相当多的兵丁。怀斯上尉奉命率领皋华丽号的小艇和海军陆战队去摧毁这些工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完成了任务。

这一天的所见所为,被认为非常重要而有意思,因此巴加爵士决定第二天亲自继续勘察,再往上游走得更远些。约五十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登上了复仇女神号,海军司令把他的将旗挂在这艘船上,由鲍彻舰长、尊敬的凯佩尔舰长、洛克舰长和其他军官陪同;二十一日中午前后,他们溯江而上,弗莱吉森号和美杜莎号随后跟进。

江面逐渐变窄,但水深仍有四到六英寻,看来有无数运河和水道与它相通。其中许多直通城镇和村庄,有些城镇村庄远远地刚能望见,有些离岸不远。乡间看上去很富庶,精心辟成一块块稻田,此外也耕种得很好。这里不像宁波一带那样风景如画,但处处显出人丁兴旺、勤劳富足的样子。下午来了一场猛烈的雷雨,三艘汽船当晚停泊在前一天摧毁的那两座炮台稍上游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他们又继续溯江而上,不久发现江水分成大小相等的两股,一股从东边流下来,另一股从西边流来。他们沿着西边那股前进,这股水逐渐转向偏北的方向,可是越往前走水越浅,到了离出发点几英里的地方,水深只有一英寻了;复仇女神号和弗莱吉森号无法安全地再往上走,海军司令便和其他军官一起转到美杜莎号上;美杜莎号比较小,吃水要浅一英尺到十八英寸。但是他们只能再往上走八九英里,因为到了一个大湖的入口,水越来越浅,船便被挡住了。不过,从几个船夫那里打听到,他们前一天才从苏州府出来,有水路可以直通那座城,路程不会有很多英里。因此毫无疑问,如果认为值得向这座重要城市进军的话,我军是很容易到达那里的。

有几条大船顺江而下,装着煤,据说是从苏州府附近运来的,人们认为那里铁也很多。实际上,这个省的许多地方都出产质量相当好的煤,复仇女神号那时正用这种煤来烧锅炉。

从上海往上溯行的全程约四十五英里,可惜抽不出时间去勘察江的另一股,也就是东边的那一股。远远地望见了几座高大的宝塔,特别是北边的一座,大概表明附近有一座大城。

当天傍晚,三艘铁壳汽船回到上海,停泊在城的对面;璞鼎查爵士阁下刚从香港来到这里,途中在厦门和舟山停留过。同时还宣布,强大的增援部队已经到达舟山,几天之内就可望到长江同我军会合。舰船和团队的名称,将按照它们驶向南京那段江面的先后次序一并列出。这里只需提一句:从吴淞一同起航的战舰和运兵船不下七十三艘;此外还有两艘留在那个锚地,封锁通往上海的江面。还有若干其他船只在开往南京的途中以及其后陆续加入了远征军。

第三十五章

进攻杭州或苏州府这两座重要城市的打算,此时已经全部放弃;大批援军已经开到吴淞,还有更多的援军每天都在盼着到来;于是决定立即进兵南京,那是这个帝国的故都。长江的航道几乎完全无人知晓,只有一小段曾由贝休恩舰长乘康威号勘测过。在中国人自己看来,大船或者大帆船要一直开到南京,简直是办不到的事,主要是因为水流湍急得惊人,而且沙洲众多,使航道错综复杂。

然而巴加爵士对自己的能力,对他手下为数众多的汽船(此时又有好几艘开到了)的助力,都极有信心,所以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这一大胆的举措:率领一支七八十艘船的舰队,其中包括两艘战列舰,还不算那些大型运兵船,直捣帝国的腹心,深入到离海二百多英里的地方。这样一来,这条浩瀚长江上的全部商业就会被切断;大运河本身也会被封锁;而且大家希望能够截住那支庞大的漕船队,每年这个时候,漕船都要把所载的粮米运往京师,不但供给京城居民的口粮,也向皇家府库输纳贡赋。可是,后来在镇江府,也就是大运河口上的那座满洲重镇,查获的官方文书表明,当局早已料到交通可能被切断,所以催促这批每年一度的粮运提前起程,还召集了一支民兵为它护航。查明这些漕船已在六月二十六日全部渡过长江,从运河的南段进入北段,也就是说,比我们的舰队离开吴淞还早几天。

六月二十三日,我军从上海回到吴淞,大部分是乘汽船回来的;但第十八团的两个连和来复枪队,连同炮兵的马匹,是从陆路行军回来的,火炮则用船装运下来。复仇女神号把她所载的各支分队送上各自的运兵船以后,自告奋勇去接另一支分队,还有那些马匹。他们是从陆路走来的,已在吴淞等了好几个钟头,却没有办法登上各自的船。人员径直从江岸上船,马匹则用吊带吊上来,直到深夜才把他们分别送上各自的运兵船;其间不幸翻了一条小船。

贝尔岛号满载着第九十八团全团官兵,刚从英国开到,同来的还有运兵船响尾蛇号、由博伊斯中校指挥的重炮汽船维克森号,以及皇家海军霍夫舰长指挥的普洛塞庇娜号。在它们之前开到的,有格雷舰长阁下指挥的四十四门炮的恩底弥翁号;凯佩尔阁下指挥的二十门炮的狄多号;巴斯勋爵士古柏舰长指挥的二十六门炮的加略普号;霍尔斯特德中校指挥的十六门炮的奇尔德斯号;还有许多运兵船,载着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二团和第六团,以及孟加拉志愿兵和炮兵援军,连同相应数目的随营人员。

此后不久,又有两艘法国军舰开到吴淞,来观察我军的动向,一艘是士思利舰长指挥的四十四门炮的埃里戈涅号,另一艘是勒帕热舰长指挥的十八门炮的法沃里特号。后者打算跟随舰队溯江而上,并客气地请求海军司令借给她一艘汽船,帮她上驶;但这一请求自然无法照准,因为我们的汽船一艘也离不开,要靠它们使庞大的运兵船队顶住水流,每逢有船搁浅,也要靠它们拖离浅滩。

我军离开上海之前,以前屡次到司令部来的那个官员〔注一〕又一次露面,带来了高级官员给璞鼎查爵士的一封书信。但他拿不出任何文书,可以证明有哪一个人已经得到皇帝的全权,可以议和,所以对于这种极其暧昧的试探,根本没有人理会。不过就在这时,璞鼎查爵士发布了一份非常重要、也很有意思的告示,对象是中国百姓,口吻颇有几分东方语言的味道。这份告示当然是用中文发布的。开头几句是对天朝文体的一种别致的模仿,用意大概是一开头就抓住中国人的注意。比如:「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国非一国;而众国之中,无一不受天父上主之统御,亦无一不为一家之兄弟。既为一家,则彼此自当以友爱兄弟之道相往来,不宜互相夸耀,自高于人,此理甚明。」这段开场白之后,告示接着陈述英国人的种种冤屈,广州地方官的勒索和两面手法如何年甚一年;然后扼要回顾英国人所采取的种种行动,他们北上白河,琦善同意而为朝廷所驳回的会谈和约定,中国人的背信偷袭,以及其他已经详细交代过的事情。随后又提到我国同胞被俘以后所受的虐待,无论是遭人绑架,还是船只失事落入敌手。它还提醒百姓,古时外国人获准在中国许多口岸通商,对各方都显然有利,只是由于有人捏造事实,地方上暗中钻营,皇帝才终于把对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地,并设立了十三行的垄断。最后宣布,战事将继续进行,直到皇帝派出某位大员,授以全权,前来谈判并商定条款为止,而条款要以下面三点为基础:赔偿损失和费用;两国官员之间以平等地位进行友好而得体的交往;割让海岛,以供通商和商人居住,并作为将来不再发生侵犯行为的担保和保证。

(原注:大家开玩笑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下士」。)

这份告示是在舰队从吴淞启航开赴南京的前一天发布的。说来也巧,就在这之前几天,皇帝也颁布了一道上谕,或者说告示,其中他也扼要回顾了战争的主要经过,竭力想说明,一切麻烦都只是由于皇上下令讨伐「鸦片之毒」而引起的。他责怪钦差大臣林则徐办理不善;至于广州那笔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天朝皇上宣称那是区区小事,他一点也不心疼。可是,等到叛逆的外夷离开广州,接着又进犯并重占舟山,攻取宁波及其他城池,皇上便以毫不做作的痛切之情说道:「朕深自咎责,深自痛恨,不能称职,不能拯救子民,昼夜难安。」同时,他又不大肯相信夷船的威力当真像奏报中说的那么大,并且强烈地暗示他的子民是懦夫;他一方面许诺奖赏勇敢的人,一方面又下令,凡临阵脱逃的,立即正法,决不宽贷。他小心翼翼地对其他一切冤屈和祸端只字不提,只是重申鸦片禁令,并督促全力以赴,把那些无用的夷人一扫而光,赶进汪洋大海的深处。

其实,此时已经十分明显,皇帝是真的惊慌起来了;尽管他的口气里透着刻骨的敌意,但毫无疑问,皇上心里是急切盼望和平的。

璞鼎查爵士的告示不久便引来了牛鉴的回复,他是两江总督,而战场此时已经移到他的辖境。这是中国人所喜爱的那种别致的小文章,由几句老生常谈的道理拼凑而成,再用东方特有的辞令装扮起来。他狡猾地建议全权代表把种种冤屈开列一份详细的说帖,由他这位总督转呈皇帝;这样一来,这份说帖从表面上看,自然就成了恳求恩典,而不是提出条件。他还提醒全权代表阁下,中国人固然吃了很多苦头,英国人想必也损失了许多勇士,而且远道而来,想必也耗费了巨资;双方都还是立即罢兵为好;他又对着诸神发誓,说自己是一片至诚。同时,他坦白承认,眼见百姓纷纷逃离家园,地方任凭本地的盗匪劫掠,他心中十分惊惶。事实上,牛鉴在呈给皇帝的另一份奏报里,也表示了极大的忧虑,生怕百姓被吓跑,不管是由于他自己措施严厉,还是由于敌人逼近,以致整个地方落到那些无法无天的本地匪徒手里,任他们乘机抢劫,为非作歹。

中国人似乎把守卫长江、拱卫南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吴淞工事的坚固上,因此在上游几乎没有作任何抵抗的准备。确实有一位满洲将领曾经建议,在南京下游的一段江面上打桩拦江,凿沉满载石块的帆船来阻碍航行,同时准备火船。但这个建议被总督牛鉴以无用为由驳回了;他力陈,水流极其湍急,航行最难的地方又有暗礁和沙洲,这些就是最好的屏障,若想打桩拦江,不但耗费钱财,毫无用处,还会大大惊扰百姓。直到根本来不及动手的时候,才下令赶造火筏,那时敌人已经逼近镇江府城了。

从后来落到我们手中的文书里还查明,朝廷唯恐我们经由白河进逼北京,害怕到了极点,以至于一支已奉命开往苏州府的部队又被召回,奉命立即开赴天津,去守卫通往京师的门户。

六月下旬,天气风暴频仍,变幻不定,因此不大适宜一支七十多艘船的舰队溯一条几乎完全陌生的江河上驶。此时各条航道都已布设浮标,有一两处最要紧的地段还设了航标船;二十九日,凯莱特中校和科林森中校带着各艘军舰的航海长先行出发,去测量水深,为舰队通过做准备,特别是要勘测贝休恩舰长勘察终止之处以上的江段。

南京距吴淞约一百七十英里,后来对这条美丽的江河,一直到这座故都为止,完成了一次非常精确的勘测。即使到了那里,江面依然十分宽阔,航道依然很深,所以皋华丽号能够停泊在离城墙不到一千码的地方。没有把南京以上一段江面也考察一番,或许是一件憾事,因为毫无疑问,有汽船相助,就连大船也能再往上驶几百英里。但我军抵达这座故都之后不久,和约就缔结了,所以在谈判进行期间,若要继续向内地深入探察,就难免有损我们诚意的名声,因而没有机会这样做。不过,假如情势允许的话,这样的探察必定能为我们提供许多有关这个非凡国家内地的有趣资料。

论长度,论所流经各省的富庶,世界上能与长江相比的河流寥寥无几。据推测,它发源于离海三千多英里的西藏最远的群山之中,自西向东横贯整个中华帝国,略微偏向北方,据信在流经的这些富饶省份里全程都可通航。〔注二〕

(原注:横贯这个辽阔帝国的众多河流,其长度和重要性,无不令人惊叹。它们大多自然是从西往东流,从山区流向大海;但这条规律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黑龙江,又叫萨哈连乌拉,发源于肯特山一带的许多支流,离恰克图和买卖城不远,这两处是同俄国通商的地方;它向北迂回曲折地流去,接纳了一条很大的支流,叫作石勒喀河,那条河发源于俄国境内的贝加尔山地;最后它流经整个满洲,在离俄国边界不远的地方注入鄂霍次克海。从恰克图来的商队前往北京,途中要渡过这条河的大部分支流。)

这条江的航行,比原先预料的要容易一些。江中确实有许多沙洲,其中有些由于水流湍急而时常移动位置;在上游靠近镇江府的地方,还有礁石的危险;但航行最大的障碍还是水流湍急,即使在潮水所及的范围以外,流速也有每小时三英里半到四英里。舰队里几乎每一艘船都触过底,这并不奇怪;不过江底一般都是软泥,所以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坏。汽船当然是不可缺少的,有时要两三艘汽船一齐用力,才能把一艘船拖离浅滩。

最大的运兵船之一马里恩号,载着司令部和参谋人员,在从南京顺流而下的途中,被急流冲上了礁石,若不是有复仇女神号和门农号两艘汽船救援,加上前者在中国江河里已经积累的宝贵经验,这艘船是一定要沉没的。

巴加爵士对商船运兵船的部署十分周全;命令明确,一般都执行得很迅速;小船随时待命,信号也都有人仔细留意。假如要指出哪一件事比其他任何事更能为英国军队增光,那大概就是把一支将近八十艘船的舰队一直开到南京城下,又把它安然开回来这件事了。

七月初,天气变得十分适宜上驶,这时弗莱吉森号回来报告,已经找到一条又清又深的航道,一直通到大运河口附近的金山,而且已经布下浮标,以利航行;于是下令舰队做好准备,在六日早晨起锚。舰队编成五个分队,每个分队有八到十二艘运兵船,由一艘军舰带领,听从该舰舰长的号令;每个分队还配属一艘汽船,以便在需要时给予援助。

除了这样分派出去的汽船以外,还有弗莱吉森号、美杜莎号和冥王号随行,主要是伺候先遣分舰队,并随时准备援助任何需要帮助的船。复仇女神号和普洛塞庇娜号也随同舰队前进。这样,舰队从吴淞启航的时候,配属的汽船不下十艘;后来在江上(不过那是战事结束以后的事了)又有两艘强大的汽船驾驶者号和门农号前来会合。

和约缔结之时在中国海面的全部女王陛下的军舰和汽船,以及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军舰和汽船,将在适当的地方开列一份清单。以下是分舰队离开吴淞时的航行序列,每个分队大约领先后一个分队两三英里。霍姆从男爵爵士指挥的北极星号留在吴淞封锁那条江,奉命扣留一切企图驶入长江或吴淞江的满载粮食的商船。

后来去看看聚集在那个锚地的那一大批帆船,倒是一番奇景,其中有一些是很大的船;有一段时间,北极星号要阻止它们设法逃跑,颇不容易;但是朝几艘最不听话的船打穿了一两发实心弹,又把几个船主带到北极星号上严加警告以后,它们便都变得「十分驯顺服帖」,耐心地等候准许离开;而这个准许,直到和约宣布以后才发给它们。

先遣分舰队计有:

椋鸟号,六门炮,凯莱特中校;鸻号,八门炮,科林森中校;以上两艘为测量船。

摩底士底号,十八门炮,沃森中校。

克里奥号,十六门炮,特鲁布里奇中校。

哥伦拜恩号,十六门炮,莫斯黑德中校。

奇尔德斯号,十六门炮,霍尔斯特德中校。

东印度公司汽船弗莱吉森号,皇家海军麦克莱弗蒂上尉。

东印度公司汽船冥王号,皇家海军都铎上尉。

东印度公司汽船美杜莎号,皇家海军休伊特上尉。

东印度公司汽船复仇女神号,皇家海军霍尔上尉。

东印度公司汽船普洛塞庇娜号,皇家海军霍夫中校。

女王陛下军舰皋华丽号,七十二门炮,理查兹舰长,为海军中将头等巴斯勋爵士巴加爵士的旗舰。

第一分队。

女王陛下军舰加略普号,二十六门炮,巴斯勋爵士古柏舰长。

女王陛下武装汽船维克森号,博伊斯中校。

运兵船马里恩号,载陆军中将郭富爵士及参谋部。

运兵船七艘,载工兵坑道兵、随营人员等。

第二分队。

女王陛下军舰布朗底号,四十二门炮,巴斯勋爵士鲍彻舰长。

女王陛下汽船奥克兰号,印度海军埃瑟西中校。

运兵船十艘,载炮兵旅及马匹等。

第三分队。

女王陛下运兵舰贝尔岛号,金科姆舰长,载陆军少将萨尔顿勋爵及女王陛下第九十八团。

女王陛下运兵舰朱庇特号,代理指挥航海长霍夫迈斯特,载女王陛下第二十六团。

运兵船九艘,载孟加拉志愿兵及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四十一团两翼连。

第四分队。

女王陛下军舰恩底弥翁号,四十四门炮,格雷舰长阁下。

东印度公司汽船塞索斯特里斯号,印度海军奥姆斯比中校。

运兵船十三艘,载女王陛下第五十五团、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二团和第六团,以及马德拉斯来复枪连。

第五分队。

女王陛下军舰狄多号,二十门炮,凯佩尔舰长阁下。

东印度公司汽船丹那沙林号,代理指挥航海长沃尔。

女王陛下运兵舰阿波罗号,弗雷德里克中校,载女王陛下第四十九团。

女王陛下运兵舰响尾蛇号,代理指挥航海长詹姆斯·斯普伦特,载女王陛下第十八团。

运兵船八艘,载第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其余官兵,以及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十四团。

中国人对于阻挡我分舰队溯江上驶,没有作任何准备;就连先前安在江右岸两座小炮台上的几门炮,也就是靠近福山和江阴两座城镇的那两座炮台,也在我军逼近时撤走了,免得稍作抵抗,就给那两座城镇招来祸害。

长江下游沿岸的土地完全是冲积而成的,纵横交错着无数的河渠水道。大部分地方耕作得很精细,但也有些地方不如我们原先料想的那样。有一次,我往内地走了五六英里,一路上有成群的乡民跟着,他们看上去是一个强壮、耐劳、性情和善的民族,没有任何暴力或侮辱的举动。他们似乎完全是出于好奇,有几个人拿家禽来卖给我们,但大多数人似乎害怕同我们打交道。矮小的棉花种得非常广,几乎每户农舍门口都坐着一个老妇人,不是在摘棉花,就是在把棉花纺成纱。啤酒花漫山遍野地野生着,看来没有派上任何用场。

福山小城坐落在一座部分设防的小山脚下,江对岸还有一座圆锥形的山,山顶有一座宝塔,这是映入眼帘的头一处引人注目的景物,使江下游一带那种总体上单调的景色有了些变化。从这里往上,景色就更有意思了,渐渐带上了几分山地的特色。

同宁波或乍浦附近相比,你会觉得这一带乡间的面貌总的说来有些令人失望;你会发现这里耕作得不那么精心,不那么讲究地尽其利;你最初的一个草率印象,或许是怀疑中国的人口是否真像那些最为人所接受的记载让我们设想的那样稠密。当你想到这条壮丽的大江流经的地域何等辽阔,沿海那一大片土地又是冲积而成,你就会预期,如果说有哪里会聚集着大量人口的话,那就该是这里,沿着这条大动脉的全程,必定是城镇一座接一座,村庄一个连一个。

福山上游约二十五英里,是相当大的江阴城,坐落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山谷里,离江边约一英里;不过在码头附近有一个小村子。江面在这里突然变窄,但不久又展宽到差不多原来的宽度。江阴城以一座引人注目的宝塔著称,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动一位相貌庄重的老和尚领我们去看。他犹豫了很久,才肯领我们进城。城的四周有一道非常高厚的城墙,上有雉堞,内侧用土填实。看不到一个兵,许多居民一见我们走上街头,就慌忙关起店门来。

那座宝塔似乎是城里唯一引人注目的东西,由于构造特殊,很值得一看。它是用红砖砌成的,照例呈八角形,逐层向上收分,但内部的构造很特别,每一层都略微悬出于下一层之上,虽然从外面看去十分规整。这座建筑有一部分已经坍毁,但看上去似乎从来没有完全竣工。离它不远有一口井,井水清澈甘美,有人用盆盛了一些给我们端来,脸上带着和善的神情,好像要给我们一个惊喜,请我们尝尝好东西似的。后来我们才听说,江边一带很难找到好水,居民习惯在水里溶一点明矾来澄清它。还听说,江里捕的鱼被认为是不卫生的。

从江阴到镇江府,水路约六十六英里,但陆路不过一半多一点,因为江流十分曲折。越往上走,景色也渐渐越有意思,越来越多山,越来越如画。

在镇江府下游约十五英里的圌山,有两三座小炮台作了一些抵抗的表示,共安炮二十门,位于一座形状奇特的圆锥形小山脚下。它们起初向冥王号和复仇女神号两艘汽船开火,那两艘船当时正在执行测量任务。第二天,它们又向奉派前去进攻的弗莱吉森号和摩底士底号开火。不过守军很快就被赶跑了,可以看见他们把外面的棉袄脱掉,好跑得更轻快些。炮、弹药库和营房都被摧毁了。

镇江府下游不远的地方,江面被焦山岛挤得窄了许多,因此水流极其湍急,船只要顶住水流,克服旋涡和急流的力量,必须有极高的技术和极大的小心,再加上一阵强劲的风才行。焦山,英国人叫它银岛,全岛都是岩石,但山坳里种着树木,使它显得风景如画。这座岛专供宗教之用,岛上点缀着许多寺庙,从前曾蒙历代皇帝临幸,据说至今仍属皇家所有。

再往上游去,几乎正对着大运河口的金山,也大致可以这样描述。它的特色是山顶上那座宝塔,以及许多覆着黄色琉璃瓦的寺庙。有些亭阁已经破败,墙上还残留着昔日装饰的辉煌痕迹,还有那张御座,靠背和两侧都雕满了精美的龙纹;这些都证明,在久远的年代,这座岛和南方大都会的周边地区曾经何等重要,也证明自从北京成为中国的京城、成为征服者的皇家驻地以后,这一带有趣的地方已经衰落到了何等地步。

十六日,巴加爵士和郭富爵士乘女王陛下的汽船维克森号溯江而上,后面跟着小小的美杜莎号,去侦察通往镇江府的道路。他们一直驶到城的上游,没有遇到任何阻拦,离紧贴城墙流过的大运河口已经很近。看不出有任何抵抗的准备,至少城墙上看不到一个兵,成群结队出来的居民,显然只是被好奇心吸引来的。因此,最初的印象是不会遇到抵抗,而通过翻译打听到的消息,也倾向于证实这一结论。

不过,这座位于江右岸的城市,城墙修缮得很好,离江也不算太远,必要时军舰可以炮轰它。但大家普遍的感觉是,这次进攻(如果真遇到抵抗的话)要完全交给远征军的陆军去办,尤其因为吴淞之战完全由海军包揽了,陆军也希望有个机会,为自己赢得同样的荣誉。第二次侦察是从金山的宝塔顶上进行的,望见城西南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三座营盘,这倒使人更加相信,军队已经从城里开出去了。

由鲍彻舰长率领的先遣分舰队,已被派往稍上游的地方,去封锁大运河的各个入口,以及内地赖以维持商业的其他水道。十九日,皋华丽号得以在紧靠城边、大运河南口附近占据阵位;到二十日,全舰队都已在那一带集结完毕。

前面已经说过,大家预料城里本身不会有什么抵抗,或者根本没有抵抗;不过军舰本来很容易向城里打几发开花弹,逼敌人现身,必要时也可以正式炮轰这个地方。然而,看来已经决定,这完全是陆军的事;除了派几条小船驶入运河,以及让一队水兵登陆,在彼得·理查兹舰长和沃森舰长率领下英勇作战以外,远征军的海军方面没有多少事可做。从后来在城里找到的文书中查明,城墙之内实际上约有二千四百名战士,其中一千二百名是驻防的满洲兵,四百名是从远省调来的满洲兵。城上安的炮很少,因为大部分炮都已运下去守卫吴淞了。

城外离城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有三座营盘,兵力合计不到三千人,配有若干门炮和大量抬枪。由于每座城里成年的满洲人实际上生来就是兵,所以可以想见,即使不在正式军籍的人,也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保卫家园;我们有些官兵就是这样吃了亏,因为他们从外表上分辨不出,哪些是普通居民,哪些是满洲兵。

在我们这一方,投入镇江府之战的全部兵力,虽然比以往在中国战场上投入的任何兵力都大得多,但连同军官、士官和士兵在内,也不到七千人。按野战名册上的确切数字,除军官以外,共有六千六百六十四人。他们编成四个旅。

炮兵旅。

旅长,马德拉斯炮兵巴斯勋爵士蒙哥马利中校。

旅副官,马德拉斯炮兵贝尔福上尉。

皇家炮兵指挥官,皇家炮兵格林伍德上尉。

欧洲籍,军官二十六员,士兵三百一十八名。

土著,军官六员,士兵二百五十二名。

合计,军官三十二员,士兵五百七十名。

第一旅。

陆军少将巴斯勋爵士萨尔顿勋爵。

副官,第三巴夫斯团坎宁安上尉。

旅副官,第九枪骑兵团霍普·格兰特。

第二十六卡梅伦团,普拉特中校。

第九十八团,坎贝尔中校。

孟加拉志愿兵,劳埃德中校。

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四十一团两翼连,坎贝尔少校。

合计,军官八十三员,其他各级官兵二千二百三十五名。

第二旅。

陆军少将舒德,第五十五团。

旅副官,第五十五团道布尼上尉。

第五十五团,沃伦少校。

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六团,德雷弗中校。

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二团,卢亚德中校。

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六团来复枪队,辛普森上尉。

合计,军官六十员,其他各级官兵一千七百七十二名。

第三旅。

陆军少将巴特利,第四十九团。

旅副官,第四十九团布朗上尉。

皇家爱尔兰第十八团,考珀少校。

第四十九团,史蒂文斯中校。

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十四团,扬少校。

合计,军官六十八员,其他各级官兵二千零八十七名。

参谋部。

总司令的副官:第二十六团惠廷厄姆上尉;马德拉斯炮兵加贝特中尉。

参谋长,第二十六团芒廷中校。

助理参谋长,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二团谢里夫上尉。

副助理参谋长,第四十九团希特利中尉。

副军需总监,郭少校。

野战工兵官,马德拉斯工兵皮尔斯上尉。

军械委员,巴罗中尉。

二十日傍晚,进攻城池和城外营盘的一切部署都已就绪,定于次日拂晓发动。前面已经说过,并不打算让军舰炮轰城池;唯一向城里开火的船是奥克兰号汽船,它掩护部队登陆,向城里打了几发实心弹和开花弹。不过,分舰队的一队水兵和陆战队员(下面就要讲到)在彼得·理查兹舰长和其他军官率领下,积极参加了当天的战斗;巴加爵士本人也跟随将军,同他一起杀进了城门。

郭富爵士采取的计划是,设法截断扎营在山坡上的大队中国军队;为此,第一旅和第三旅,连同一部分炮兵,要在城的西郊登陆,那里正对金山,附近有一条大运河的支流紧贴城墙流过;萨尔顿勋爵率第一旅进攻营盘;郭富爵士则亲率第三旅和其余炮兵,打算对西门和城墙西面展开攻击。

第二旅由舒德少将率领,要在城北稍远处的一个陡峭岬角下登陆,那里有两座小山,俯瞰着那一面的城墙。目的是佯攻,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那一面,而真正的进攻则要指向西门,用火药包把城门炸开。舒德将军奉命可以自行斟酌,如果他认为合适,可以把佯攻变成真攻。

结果部队登陆比预料的要困难,许多运兵船停泊得相当远,水流又非常湍急,使登陆既麻烦又费时。萨尔顿勋爵率领的第一旅,前进时只遭到远处一阵无效的射击,随即把敌人完全赶过了山去;但他们遇到了敌人一支纵队较为顽强的抵抗,那支纵队眼看就要被截断。在这场交锋中,我方有若干伤亡。城墙上露面的兵很少,所以不久遇到的抵抗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舒德将军率第二旅的一部分,占领了城北江边小山上的一座菩萨庙,也就是寺庙,那里俯瞰着城墙的北面和东面;他在那里等候本旅其余部队登陆,这时城墙上向他们打来一阵猛烈的炮火、抬枪和火绳枪,我军用火箭还击。

兵力一集结够了,辛普森上尉率领的来复枪队便从他们占据的一座林木茂密的小山上下来,一直爬到城墙脚下,对满洲兵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射击。舒德少将这时下令架梯登城,尽管由于这本来不在正式的进攻计划之内,只准备了三架云梯。第五十五团的掷弹兵连和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六团的两个连,在第五十五团名誉少校麦克莱恩率领下,上前架梯登城。第一个登上城墙的是第五十五团的卡迪中尉,他坐在城墙上,帮着别人爬上来,镇定得令人惊叹。不久以后,他的脚被一颗火绳枪弹打伤了。

第五十五团和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六团,连同来复枪队,争先恐后地英勇攀梯而上;但满洲兵拼死抵抗。他们沿着城墙后退,每到一处可守的地方都要停下来顽抗,躲在中国城墙上大多隔一段就有的大哨所和望楼后面。

在场的人讲了许多故事,说明满洲兵是以何等不顾性命的决心作战的。他们许多人朝刺刀上直扑过来。有时他们钻进士兵的防守圈内,抱住对方的身子,拖着敌人同自己一起翻下城墙;有一两次,他们在自己被刺刀刺倒之前,竟然把对方扔了下去。满洲兵都是体格魁梧、肌肉发达的汉子,身上穿的宽松衣服更显得他们魁伟。他们不怕刀剑格斗,也不怕任何形式的肉搏;假如他们手中的武器同我们部队的相仿,即使没有多少训练,在城墙顶上这种正面狭窄、侧翼无法迂回的地方,他们大概也能坚守更长的时间,甚至可能一直坚持到另一支部队从背后攻击他们为止。沃伦少校和辛普森上尉都受了伤,卡迪中尉也一样。

城墙一攻上去,我军一支部队便向右肃清城墙,另一支向左;后者沿城墙扫荡时,后来同第三旅会合了,第三旅由将军和海军司令亲自带头,刚刚从城门杀了进来。就在舒德将军率第二旅取得这些重要战果的同时,西门那边进行了另外两场战斗,一场由第三旅进行,另一场由彼得·理查兹舰长率领的一小队陆战队员和水兵进行。下面就来详细叙述。

郭富爵士一等到第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的大部分,以及没有随萨尔顿勋爵一旅行动的第二十六团同他会合,便下令用火药包炸开西门。那一面沿城墙流过的运河,发现是无法涉渡的;这是由四名自告奋勇游过河去探明情况的军官查明的。郭富爵士这时正同巴特利少将率领的第三旅在一起,位于南门和西门之间大约一半的地方,但他决定强攻西门,因为城郊的房屋可以掩护部队接近西门,不大暴露。这一段城墙上只出现了少数满洲兵,因为北面城墙被我军攻上以后,敌人的主力大概已经调去增援那些同我军对阵的部队了。

莫尔斯沃思中尉指挥的两门炮布置得可以控制通往城门的道路,掩护皮尔斯上尉率领的一队工兵坑道兵前进,由他们把火药包安放在城门上。这一行动大获成功;将军亲自率领刚刚赶到的第十八团,以掷弹兵为前锋,越过瓦砾冲了进去,进入一道长长的拱道,拱道通向一处可以称为外围工事的地方,从那里还有第二道门通往城内。

看来,正如前面描述过的,中国的城防工事总是有两道城门;外门与城的主墙成直角,以便受主墙的侧翼掩护,门内是一个大院子,四周围着同城墙一样的墙,院里通常有关押囚犯的牢房等等。第二道门和拱道从院子直通城内,门顶上有一座守卫房,两侧各有一道石阶可以登上去。

城门处的一切抵抗这时都已被打垮了,内门的中国守兵在第五十五团先头部队面前已经溃退;两道门之间的空场,也就是那个院子,刚刚被彼得·理查兹舰长和沃森舰长率领的一队陆战队员和水兵占领,他们是在城门近旁攀上外墙的。

由于当天战事中这饶有兴味的一段,至今还没有详细的记述发表,而对于布朗底号的小艇在运河里的那件事,外间又流传着一些误解,所以我特意向两位在场的军官打听了详情,他们两人当时都受了伤。因此,下面这段扼要的记述,其准确性是可以信赖的。

布朗底号停泊在大运河一条紧贴城墙流过的主要南支的河口外,她的小艇清晨一直在运送炮兵旅登陆,约在十点钟奉命重新载上一部分炮兵和炮兵印度杂役,连同两门榴弹炮,去协助进攻西门,并为陆军牵制敌人。无论这次行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炮装上了布朗底号的小艇,上船的总共约有一百人。这些小艇包括该舰的大艇、长艇、轻便艇、快艇和平底船,另有两条属于运兵船的小船。它们沿着运河上驶,运河在城郊蜿蜒穿行,走了一段路以后,城的西门突然映入眼帘,此前它一直被房屋遮住。这些小艇全部由布朗底号的克劳奇上尉指挥,手下有兰伯特、詹金斯和莱昂斯三位见习官。

望见城门的时候,长艇、快艇和平底船稍稍领先于其他小艇,正排成一路纵队,驶向马德拉斯炮兵布伦德尔少校指定的一个适合火炮登陆的地点。突然,与运河平行的整段城墙上一齐向他们打来一阵猛烈的抬枪和火绳枪火力;城墙高达将近四十英尺,长艇上的小炮仰角不够,派不上用场,还击的枪火也不起作用。

中国人的火力打在前进中的小艇上,杀伤力极大,大约十分钟之内,就有十六名水兵和八名炮兵受伤;克劳奇上尉本人身中三处,一名见习官莱昂斯先生和两名炮兵军官也受了伤。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尽快让人员离艇,把他们安置在运河对岸城郊房屋的掩蔽之下。这时这三条小艇远远领先于其余的小艇,人员一上岸,小艇便被弃置,火炮也丢下了。跟在后面的大艇和轻便艇一看出了祸事,而且再往前走只会把自己暴露在毁灭性的火力之下,又无法有效还击,便停在几座房屋的掩蔽之下,那些房屋替它们挡住了城墙上的火力。

前面那几条小艇上的官兵,有许多同伴受了伤,这时陷入了困境。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设法同那几条留在掩蔽处的小艇会合;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穿过运河边上的一片空地,完全暴露在对岸城墙上敌人的火力之下。不过,尽管敌人向他们猛烈开火(当然距离要比他们在小艇上时远些),他们还是没有再受损失就办到了。有些伤员不得不留下,城郊的中国百姓对他们很好,没有表现出任何敌意。

由于眼下显然已经无法再有所作为,他们便乘大艇和轻便艇全部沿运河退回,把情况报告给皋华丽号的理查兹舰长,其余的伤员也立即被送到了这艘舰上。

彼得·理查兹舰长一接到这个消息,便刻不容缓地带着二百名陆战队员在运河口登陆,在那里同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六团的约三百人会合,他们由该团的麦克莱恩上尉率领;然后他穿过城郊,向城墙推进。与此同时,皋华丽号的全部小艇在斯托达特上尉指挥下,同布朗底号其余的小艇一起,沿运河前进,去把丢下的小艇和火炮接回来。等理查兹舰长穿过城郊去攀登城墙时,它们还要设法压制西门中国人的火力。

理查兹舰长一上岸,摩底士底号的沃森舰长和航海长福斯特先生便带着一条小艇的艇员和该舰的一小队陆战队员前来同他会合。到了城墙脚下,幸好发现离城门不远处有一堆偶然留下的瓦砾。彼得·理查兹舰长和沃森舰长在陆战队员火力的掩护下,就在这堆瓦砾上架起了云梯,面对的是一大队排列在城墙上的满洲兵,他们似乎决心死守阵地到最后一刻。这两位军官,连同马德拉斯炮兵的贝克中尉和摩底士底号的一名陆战队列兵,是最先爬上云梯的人。他们费了很大的劲登上城墙的时候,立即遭到外门和内门上方守卫房的交叉火力,那名陆战队员被打死,沃森舰长和贝克中尉受了伤;沃森舰长的上衣有一颗纽扣被打进了他的肋部,还有三颗子弹穿透了他的上衣。那名陆战队员身上被好几颗子弹打穿而死,另一名随后跟上来的陆战队员(也是摩底士底号的)受了重伤。

费了极大的力气,约有十来个人登上了城墙;菲茨詹姆斯上尉设法把几支火箭弄了上来,将其中一支射进城门上方的一座守卫房,守卫房立即起火,敌人惊慌失措,随即溃退。理查兹舰长(他像奇迹一般毫发未伤)这时得以率领部下冲下城墙,进入两道城门之间的空场;紧接着,外门就像前面描述的那样被火药包炸开了。与此同时,第五十五团的先头部队已经从东北角,也就是舒德将军那一旅攀上城墙的地方,沿着城墙绕过来,此时已到达内门。

巴特利少将率领的第三旅,在郭富爵士和巴加爵士的陪同下,越过城门的废墟冲了进来,却大失所望地发现城墙已经被攻占了;不过,在城内,满洲兵的抵抗远没有被打垮。巴特利少将率领的第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的一部分,这时奉命沿城墙西面行进,他们沿着城墙下的一些沟渠和旧房子前进时,派出了一列散兵。全旅以左翼在前沿着城墙鱼贯而行时,突然遭到一队满洲兵的猛烈射击,两名军官被打死,两名受伤,还有好几名士兵被击倒。第四十九团的前导分队立即从城墙上冲下去,扑向敌人的左翼,第十八团则向前推进,迂回敌人的右翼。敌人不久便被击溃,尽管其中许多人作战非常坚决。第十八团的一个连追击他们,一直追进满城。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第十八团有一名军官阵亡,一名受伤,士兵死伤约二十人。第四十九团的损失是一名军官阵亡,一名受伤,士兵死伤约二十四人。

与此同时,海军司令亲自率领水兵和陆战队员,沿着已被第五十五团肃清的城墙走了一段路;由于这时(已过正午)太阳的炎热几乎令人无法忍受,他便命令部下在城墙上的一座望楼里暂避片刻。酷热实在难当,士兵们又已十分疲乏,有好几个人中暑死去。英勇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尤尼亚克少校就是在这里因中暑而倒下的,当天的伤亡名单里,死于同一原因的不下十六人。

在守卫房里歇了不到一个钟头,便听见满城里传来一阵猛烈的枪声,部队立即集合,在理查兹舰长和沃森舰长率领下朝枪声方向前进。穿过满城的一条窄街时,一队横街列阵的满洲兵突然向他们开火,那些满洲兵躲在一道小门后面,似乎准备在那里作一番最坚决的抵抗。好几个人受了伤,只得小心前进,凡是能找到掩蔽的地方都要加以利用。菲茨詹姆斯上尉就是在这里设法发射火箭时受伤的。

这时派沃森舰长从一条小巷绕过去,设法迂回满洲兵的侧翼,可是满洲兵在那里也有准备,躲在一道临时搭起的街垒后面。然而,一声欢呼,两路人马突然同时冲向满洲兵的正面和侧翼,攻下了这个据点,敌人伤亡惨重,被赶了回去,在几场白刃格斗中,他们之中有人表现出了最不顾性命的勇敢。等到英勇的满洲兵终于看出他们竭尽全力也无济于事的时候,那些恐怖的场面便开始了,那一幕幕自戕的惨剧,叫人一听就血都凉了。海军司令本人就亲眼看见了当时发生的事。有些满洲兵拼着性命守住自家的门口,另一些人则可以看见在屋里从从容容地割断自己女人的喉咙,杀死自己的孩子,有的勒死,有的扔进井里。特别是在一户人家,发现一个满洲兵正把他的妻子按在井口上,用一把生锈的刀锯她的喉咙,而他的孩子们已经被扔进了那口井里。为了救那个女人,没等他下完手就开枪把他打死了;那女人立即得到照料,伤口不重,也包扎好了。可是她一能开口说话,头一件事就是用最恶毒的话咒骂胜利者。井里的孩子们(井里水不多)全都被捞了上来,救活了。

在别的人家,发现许多可怜的人已经死去,有的是自尽,有的是彼此相杀,其余的则死在自己丈夫的手里。有一户人家发现的尸体不下十四具,大多是妇女;在另一些人家,男人们一看见我们的士兵走近,就开始割自己的喉咙;还有一些时候,他们从藏身的地方疯狂地冲出来,挥刀砍杀挡在路上的任何人。

在一切有组织的抵抗早已停止之后,我们有好几名军官还不得不挥剑自卫。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十四团的一名军官,同三个持刀冲向他的满洲兵展开了一场刀剑格斗;他一边后退,一边设法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分开对付,终于砍倒了其中两个;就在这时,第三个人正要向他砍下致命的一刀,幸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赶来援救长官的士兵开枪把那人打倒了。

自戕和成批杀戮这种野蛮做法究竟造成了多少牺牲者,是无法计算的。镇江府是满洲人的重镇,他们认为它固若金汤;他们受不了失败,受不了自己的家园被那些素不相识却恨之入骨的夷人践踏玷污;家家户户都有死难的人;更增添当天的恐怖和全城的凄凉的是,中国的抢劫者成群结队地从乡下涌进城来,四处抢掠。他们甚至在某些地方放火烧街,好让自己在别的地方抢劫时少受干扰。

在我们这一方,这个地方虽然是强攻拿下的,而且损失不小,但还是下达了最严格的命令,尽可能防止抢劫城市。不但采取措施约束我们自己的官兵(按照欧洲的惯例,他们本可以指望获准抢劫一座强攻拿下的城市),而且制止中国暴民的暴行,这些暴民在这里也同在别处一样,是他们自己同胞最凶恶的敌人。

官员和几乎所有体面的居民都已逃走;那位满洲将军(他曾向皇帝痛切地诉苦,说防御的手段不足)放火烧了自己的住宅,把自己和一部分家眷葬身在灰烬之中。

尽管多方设法防止财物被毁,但在这样一座大城里,要完全制止是不可能的。有时从城外的中国盗贼手里夺来一些赃物,偶尔也有人把值钱的东西从城墙上扔出去,因为不准从城门带出去。就这样,有时也弄到一些战利品,为了设法弄到几件值钱的东西,人们想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但几乎所有的破坏都是中国人自己干的。

各处官署都被我军占领,凡是找到的武器和军需品一律销毁。官库里只找到价值六万元的纹银;不过,从抢劫者身上缴获的物品,是在他们企图把财物带出城门时被发现的,变卖以后,给奖金增添了一点数目。然而,财物的浪费和破坏是巨大的。发现了更值钱的东西,价值小些的便被丢在街上;贵重的毛皮扔得到处都是;绸缎遍地狼藉,多得只愁不知挑哪一样好。居民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的重镇会陷落,所以在那些最好的人家的衣柜里,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贵重物品,宝石、金饰、各色古玩,有时甚至还有银钱,任凭先到的人取用。在这种情况下,从一座强攻拿下的城市里带走的掳获竟如此之少,倒是令人惊讶的。

在中国人眼里,镇江府的陷落固然是可怕的,全城各处固然是一片凄凉,但毫无疑问,丧失这座重要的满洲重镇,以及由此引起的恐慌(全国的贸易同时也陷于停顿),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心中产生了这样的信念:不论条件如何,尽快议和总比把战争继续下去要好。〔注三〕

(原注:镇江府阵亡及负伤陆军军官名单。

女王陛下第四十九团,吉本斯中尉,副助理军需官,阵亡。

女王陛下第十八团,科林森上尉,阵亡。

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六团,德雷弗中校,中暑倒地身亡。

负伤者。

皇家炮兵,弗里斯中尉,轻伤。

马德拉斯炮兵,沃德尔中尉,重伤。

马德拉斯炮兵,助理军医某某,重伤。

女王陛下第四十九团,巴德利中尉,危重。

女王陛下第四十九团,格兰特中尉,轻伤。

女王陛下第十八团,伯纳德中尉,轻伤。

女王陛下第二十六团,杜佩里耶少尉,轻伤。

女王陛下第五十五团,沃伦少校,重伤。

女王陛下第五十五团,卡迪中尉,重伤。

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二团,团副官卡尔中尉,轻伤。

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二团,特拉弗斯少尉,轻伤。

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六团来复枪队,辛普森上尉,重伤。

损失总计。

阵亡,军官三员,军士二名,士兵二十九名,共计三十四名。

负伤,军官十四员,准尉一员,军士四名,士兵八十七名,随营人员一名,共计一百零七名。失踪三名。陆军阵亡、负伤、失踪各级官兵总计一百四十四名。

其中,一名军官(德雷弗中校)以及女王陛下第九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的十六名士兵死于中暑。

远征军海军方面,陆战队军官一员、列兵二名阵亡,陆战队列兵二名负伤。皇家海军军官四员、水兵十五名负伤。上述海军军官的姓名已在正文中提到。

海军方面总计二十四名。

当天伤亡总计一百六十八名。)

第三十六章

满洲兵在镇江府固然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可畏的敌人,我方在那里蒙受的损失也比以往任何一次交战都大得多;然而一个危险得多的敌人,不久就开始露面了。霍乱和低洼沼泽地的热病这时出现了,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新来的人尤其如此。刚从英国开到的第九十八团,受害或许比别的部队更重;可是说实在的,每一艘船,不论是兵舰还是运输船队的船,船上都有大批病号;有些运兵船到后来人手短缺,几乎无法驾驶。疾病也不是在江上某一段特别厉害、别处就轻些;停泊在吴淞的北极星号和法国巡航舰埃里戈涅号,所受的祸害同江上游的其余舰只完全一样。直到天气转凉,媾和以后舰队陆续撤出长江,疫病才开始减退。还有许多勇敢的人,离开这个国家以后好几个月仍受着它的折磨;军官们也并不比士兵更能幸免。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看,在镇江府作战的这段时间里,远征军的海军方面在别处做了些什么,尤其是江上游的前锋分舰队做了些什么。主要的目标是切断这一带地方的全部贸易。这一带有大运河的许多支流穿过,至少也有好几条与大运河相通的运河纵横交错,所以可以看作中国几个最重要的省份之间商业往来的一个中心。每年一度的漕船已经沿运河北上,往京城去了;可是这条商业大动脉的重要(在一个唯有水路可以转运的国家里,倘若一条运河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从下面这件事便可以估量出来:仅仅几天之内,被截住的商船就不下七百艘;由此在全国远近引起的恐慌,丝毫不亚于我军的胜利所引起的。

长江与大运河南段之间,至少有三条主要的通道,其中最大的一条,大概是沿着镇江府城墙的西侧,穿过城郊而过。它离西门和南门很近,在那里有石桥跨过河面,这自然妨碍大帆船通航。在最窄的地方,河道被石砌的扶垛夹住,宽约二十英尺;而在别的地方,宽度从七十到八十英尺不等,两岸很高很陡,水深从九英尺到十五英尺不等。这些观察是恩底弥翁号的格雷舰长做的。

长江北岸的通道要多得多,主运河也变得宽阔壮观得多。主要的一条支河,在金山上游约一英里处开口;不过事实上开口极多,从一条支河通到另一条支河的横向水道又纵横交错,整个这一带地方就像一张水道织成的网。这片地方实际上只比江面高出一点点,所以全都辟成了水稻田,稻田与各条运河之间只隔着人工筑起的堤岸,这些堤岸也就是仅有的道路或者小径。

那一侧的主运河本身,宽八十码到一百码不等,有一条很好的纤道,沿着束住河水的堤岸顶上延伸。运河口上沉了几条帆船,别的支河里也设下了障碍,为的是万一我们的小汽船想要溯河而上,可以阻碍航行。我军在附近的时候,水位显然比平常高得多;稻田淹得很深,虽然稻子正在收割;有些村庄和菩萨庙的院子都进了水。此后不久,我们的分舰队停在南京城外的时候,江水泛滥得极广,城郊的中国人只好坐着船从这家到那家;由于这个缘故,再加上江上的贸易全部断绝,百姓陷入了极大的困苦。

一个如此常遭水淹、四面八方又有运河纵横交错的地方,有时不免极不卫生;一大群外国人长期困在船上,疾病大面积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下面还要提到南京附近中国人自己当中流行的疾病,那多少可以解释那座城市人口何以大为减少。

从上面所说大运河开口和通道之多,显而易见,要实行有效的封锁,需要相当大的兵力。可是不但必须截断贸易,同时还必须设法防止百姓的恐慌达到那样的地步:逼得他们离乡背井,把这片地方丢给那些乌合之众,丢给那些从四面八方涌进城镇、连官府都为之不安的无法无天的劫掠者。

布朗底号和摩底士底号,连同普洛塞庇娜号,在镇江府城破前两三天,就被布置在紧挨镇江府上游的地方,封锁运河的两个主要入口;同时,复仇女神号和皇后号两艘汽船,载着全权代表和鲍彻舰长,往江上游又走了几英里,突然发现了一支不下三百艘商船的庞大船队。这些船全都奉命立即顺流驶下镇江,在那里比较容易防止它们逃走。船上分发了一些用中文写的文告给各船的船主,告诉他们不会加害于他们,但他们的船必须扣留。全权代表随即回到镇江府,留下复仇女神号催促这些帆船起程,命它们立刻开船。接着便是一场大混乱,因为船都挤在一起,大家都巴不得汽船准许自己离开而不受骚扰。后来这些船被勒令停泊在金山稍上游的南运河的一条支河里,有一段时间归霍夫中校指挥的普洛塞庇娜号汽船看管。

发现这支庞大船队的地方附近有一条运河支河,沿着支河上去几英里,有一座三等城市,叫做仪征,离镇江约十二到十四英里。复仇女神号驶近,帆船遭到扣留,引起了极大的惊慌,于是当天晚上,有一个衣着体面的中国人来到汽船上,带了一点茶叶之类的薄礼作为见面礼;从后来发现他所拥有的权势看,此人一定是一位有些品级的官员。他的用意显然是想探明我们是否有意占领这座城;倘若有意,就设法拿出一笔赎金来免去这场灾祸。

这时舰队里正极缺新鲜食物。许多船只,尤其是运兵船,已经有很长时间弄不到鲜肉或者蔬菜,病号因此得不到对康复最要紧的东西。这个取得补给的机会,是不可错过的。这位中国绅士和他的随从被领着把汽船的各处都看了一遍,他们对这条船显然十分惊讶,而最叫他们吃惊的是那几部机器。不久便让他明白了:只要他答应送来充足的补给,一切都按公道的价钱付钱,那么这座城和城里的居民就丝毫不会受到伤害;但是无论如何,绝不准许任何商船驶往上游,或者穿过运河的那条支河。

我们要他送二十头阉牛来,第二天交付。他声称这是办不到的,找不到那么多;不过有人心平气和地告诉他,这些牛非送来不可,而且每头付他十元。到了深夜,这伙中国人回城去了,对所受的礼遇显然十分满意,同样也确信他们这位新来的访客是很不好惹的。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十九日,这些人一大早又来到船上,带来了蔬菜和水果,在船上待了好几个钟头;这时复仇女神号正在追赶那些帆船,她往前开,帆船就不断出现在眼前,它们自然想要逃走。船上有两名通事(广州来的中国人),他们向那些帆船喊话,叫它们停下,告诉它们只要老老实实地顺流而下,就不会受到骚扰。但是有些船仍然执意要逃,于是,在船头前方打过去两炮还不能叫它们停下的时候,第三炮总是直接打到船上,这很快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一两支康格里夫火箭把它们吓得更厉害,最后所有的船都惊惶万状地停了下来。那几位中国客人这段时间一直在船上,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们饱餐了一顿早饭。

再往上游走不远,他们遇上了几条载煤的帆船,船上的人都已经弃船而去。其中有几条很快就被赶到各处岸边搁浅,在那里不容易再弄下水,好给汽船当作储煤站;最大的一条则被绑在船舷边拖着走,复仇女神号依旧沿江上溯,继续追赶其他帆船;她的船员一部分忙着从那条帆船上「上煤」,另一部分守在战位上,遇到不肯停船的帆船,不时朝它船头前方开一炮。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煤藏得极为丰富。说实在的,很难说有什么东西是那里没有的:金、银、铁、铜、锌、煤,总之,一个从事商业和制造业的民族最需要的一切,那里都有。大家知道直隶湾一带产煤极多;浙江省也有煤;远征军所到的差不多每一座城镇,都有或多或少的煤摆出来卖。在南京,江边发现了堆积如山的存煤,分成三个等级,彼此分开堆放。最适合烧汽锅用的那一种,外表反倒不如另外几种好看。它看上去像板岩,可是烧起来比印度煤还好,我们的汽船用起来都觉得很合用。倘若矿井往深里开采,大概还能找到更好的煤。〔注一〕

(原注:斯密博士特别提到,马戛尔尼勋爵出使期间,常常在中国见到煤。在南京上游的鄱阳湖附近发现过煤坑。他说直隶省所产的煤是一种石墨;在长江附近见到的煤像烛煤;在鄱阳湖附近见到的则类似科维煤。在韶州府发现的另一种煤含硫很多,那座城市附近的人用它来制造绿矾。)

在通往仪征的那条运河下游支河上方约一英里半,又发现了另一条更大的支河,它在城下不远处与前一条汇合。十九日傍晚,狄多号和奇尔德斯号开到,与复仇女神号会合;前者由凯佩尔舰长阁下指挥,他此时是在场军阶最高的军官,狄多号驻在上游那条支河口外,奇尔德斯号则封锁下游那一条。霍尔船长立即把那位中国绅士,其实就是那位官员,引见给凯佩尔舰长,此人迄今一直彬彬有礼、殷勤周到;我方又重申了先前的保证:只要送来充足的补给,城池和附近乡村一概不会受到伤害。当天晚上,他们分乘三条小船沿运河上溯到城里,受到那个中国人非常有礼的接待,他似乎在百姓当中很有权威,他的每一项吩咐,百姓都照办。起初百姓们半带呆愣地惊奇观望,可是听说除了肉类和蔬菜补给以外什么也不要,显然就放心了。

第二天,那个中国人又来到复仇女神号上,把家里所有的男人都带了来,以表示他的信任,同时邀请凯佩尔舰长和其他军官到城里他家中做客,还提议在岸上的一座菩萨庙里设宴款待他们。他甚至暗示,要把他们引见给他的妻子。

这时又作了安排,在运河口码头近旁那座大菩萨庙的院子里,开设一个正规的集市。这个人一丝不苟地信守诺言,各色各样的补给源源不断地运来出售,中国人一见到银元,很快就把一切恐惧都抛开了。事实上,他们大赚了一笔。这些补给一弄到手,就尽快全部送往镇江的舰队,雇用中国小船或者小帆船运送,由狄多号和复仇女神号轮流派一条小艇护送,以确保安全送达。争取中国人的好感、平息他们的恐惧,结果便是如此。

有一阵子,百姓的恐惧又被惊动起来,因为奇尔德斯号驻守的运河下游支河口上,有几座房屋意外失火。但幸好那天下午海军司令亲自乘冥王号上来察看江道,又用中文写了一份文告,也就是一道告示,在百姓中间传布,保证只要充分供应补给,就会保护他们,于是百姓恢复了先前的信任,而且毫不掩饰他们的欢喜。这是镇江城破的前一天傍晚。

次日,也就是七月二十一日,那位中国绅士和他的随从照先前的邀约,下来接军官们到他城里的家中去,他家在运河上游四五英里的地方。说来颇为奇特:我们的一部分同胞正在一座不小的城镇的中心,以最友好的方式领受中国人的款待;而其余的人却在只隔几英里的一座城里,与那些保卫家园的人殊死厮杀。从一处到另一处,走水路的距离不会少于十二三英里,但从陆上直线走,一定要近得多,因为枪炮声听得清清楚楚。

这个不幸的中国人上船来接受邀赴他家宴会的军官们时,泪如泉涌,很快就让他们明白:一听说他们要来拜访她,他的妻子就从他身边跑掉了。大概攻打镇江已经开始的消息已经传来了;尽管如此,到了城里,百姓当中却看不出一点惊慌的迹象;他们纯粹出于好奇,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店铺并没有关门,生意似乎也没有中断。

一行人一路走,一路分发告示,向居民宣布:一切补给都会一丝不苟地付钱,城池不会受到任何损害。最好的通事原来是一个才十岁的中国小男孩,他在复仇女神号上已经待了好几个月;他的父亲在舟山被打死以后,这条船的舰长差不多把他收作了养子。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学英语学得快得惊人。他年纪极小,这就担保了他的诚实;到后来,那位中国绅士所有的话都通过这个讨人喜欢的小男孩来传达,还声称这个小家伙说的是实话,靠得住,而那两个广州通事却故意译错,歪曲别人的话,好遂他们自己的意图,意在勒索钱财。

这位中国绅士的家位于城市的正中心;那是一座很体面的宅第,院落和房屋占地极广,饰有木雕,同这一等的大多数体面人家一样。家里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请来作陪,席间传递着茶点,但没有一个女眷露面。到后来,主人决意要借鸦片烟枪的美妙享受,来浇灭丧妻之痛,这很快就使他萎靡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

一行人穿过街道回到小船去的时候,百姓们比先前更加骚动。为了格外表示敬意,每位军官身边都有两位衣着讲究的人陪着,一边一个,一路走一路给他们打扇,因为那天天气闷热极了。总而言之,这是一幅极有意思的景象。在运河口那座开设集市的菩萨庙里,又款待了他们一次;总之,中国人方面为了表示他们的信任、表示愿意结交我们的好感,真是无所不至。

第二天,测量船椋鸟号、鸻号和美杜莎号,载着舰队的各位航海官,来与凯佩尔舰长率领的前锋分舰队会合,带来了前一天战斗的头一个消息。

现在我们必须暂时回到镇江。上一章结束时,镇江已在我军手中,大部分部队已经在准备开拔,向南京进发。中国的钦差大臣耆英和伊里布这时又一次设法同全权代表开始谈判;可是由于他们直到此时仍然拿不出皇帝授予的议和全权,所以除了先前给过他们的答复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答复可给。

前面已经提到,满洲将军海龄眼见大势已去,就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屋,在屋里自焚而死。他的妻子和孙子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至少从皇帝后来所发的上谕看来是如此。皇帝谕令耆英:「着即派人悉心查寻其尸骸,以便优加褒恤。似此忠义奋发,殊堪嘉尚!」又下令等战事一结束,就为他建一座祠庙,把他本人以及他妻子和孙子的名字都刻在上面。此外,等一百天的规定丧期一满,还要把他的子女全都寻访出来,带到御前引见。皇帝对于兵败后自尽的人所许下的奖赏,便是这样。

郭富爵士发现,要驻守这座城,所需的兵力远远超过他那支小部队所能抽出的人数;况且在这样的酷暑当中,阵亡的满洲兵(大都是死于自己之手)尸体散发出可怕的恶臭,小运河里的死水也臭气熏天,这座城几乎不能住人;所以他决定只占领城东北角上俯瞰全城的那几处高地。舒德少将的旅连同一支炮兵分队,留下来看守这个地方。为了在那一侧的高地和城内之间建立直接的交通,把一段城墙炸开了(用的是大量的中国火药),并把瓦砾清除,好留出一个通进城里的宽阔无阻的缺口。那一侧整条胸墙也都拆毁了。另一座俯瞰大运河南口的山也要占领。留下来的部队足以守住这几处阵地,中国人新近吃了败仗以后,不论调来多少兵力也对付不了。这支部队包括第五十五团、第九十八团的一个连、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二团和第六团,另有炮兵和工兵。

在镇江发现的最稀奇的东西,大概要算一座完全用铸铁造成的小塔了,它还引起了不少关于中国人古代在许多实用技艺上的进步的巧妙推测。有人管它叫郭士立塔,因为据说是他头一个发现的;它引起了极大的注意,以至于一度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把它拆散,运回英国,作为中国古物的一件珍奇标本。这也绝不是办不到的事;因为它虽然有七层,总共却只有三十来英尺高,而且每一层都是分开铸造的。塔身呈八角形,原先每一面都饰有高浮雕,不过岁月悠久,饰纹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郭士立先生根据塔上尚存的文字推算,这座非凡的建筑至少已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不论它究竟有多古老,毫无疑问,它证明了中国人早在欧洲人采用这种技艺的好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懂得铸造大块的铁器,并把它们既用来求坚固,又用来作装饰。

八月二日,向南京进军的准备全部就绪,测量船已先于分舰队出发。剩下要克服的主要困难是水流的强大力量,船只要顶着它上行,非得有强劲的顺风不可。说实在的,要是没有汽船帮忙,所有的船是否都能开上去,是很可疑的。五日,司令官乘马里恩号运兵船抵达南京,这条船由皇后号汽船拖带,全权代表也在船上。

次日,海军司令乘皋华丽号,带着另外几艘船开到,但整个分舰队直到九日才全部会齐。复仇女神号随同舰队的一部分行动,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到哪里去,尤其是帮助那些搁浅的运兵船脱浅,这是一项很需要判断力和毅力的差事。就在南京下游,江流拐了一个很大的弯,原先的流向差不多是东西向,这时却几乎转向正南,一直到流过南京为止。不过有一条截弯的水道,称之为河道也好、运河也好、小河也好,总之是一条水路,截去了这个弯,自然大大缩短了路程:绕弯走,从一头到另一头约有十英里,走这条截道却只有六英里。然而这条水道很窄;但复仇女神号拖着一艘运兵船,还是平安地穿了过去。

十日,给各船分派了适当的位置,以备万一需要炮轰这座城。城墙离江最近的一点约七百码,最近的城门约一千码。皋华丽号、布朗底号和几艘重型汽船,被布置在必要时可以轰开城墙的位置上。

还在离开镇江以前,就已经向南京送去了一份正式的招降文书,致本省总督牛鉴。大家希望借此可以避免流血。部队一到城下,就决定立即登陆,目的是对这座城作一次强有力的示威;有些理由使人认为,这样就足以使中国人犹豫不决的决策定下来,不必再诉诸武力;无论如何,我们的要求必须以足以强制实行的力量为后盾。

截获了一份南京驻防将军给皇帝的奏折,奏折里直截了当地报告了中国军队的溃败和星散,以及连南京本身也危在旦夕。显而易见,他们已经惊恐万分,普遍想要停战的愿望,已经压倒了他们对外国人的一切仇恨。帝国这一带的贸易全部断绝,由此造成的困苦,大大促进了这一可喜目标的实现。

德高望重的伊里布差不多与璞鼎查爵士同时到达南京;不久以后,另一位钦差大臣耆英也来与他的同僚会合,耆英是皇族的一员,是专程从北京派来的。这时南京的长官牛鉴和全权代表之间往来了许多信函文书,其中除了别的事项,还提出要出一大笔赎城费。总之,中国当局的全力所在,就是拖延时间,把彻底接受我们的要求的那个不幸时刻往后推,像他们以前在广州那样,用这种或那种办法暂且把我们敷衍过去,而不让自己承担对事务作最终解决的义务。

幸而他们要打交道的璞鼎查爵士,是一个意志坚定、精力充沛、具有政治家素质的人;他对牵涉到的一切问题都有宽广而明确的见解,凡是他认为正当而又能够强制实行的要求,他一刻也不会偏离。中国人想尽一切精明的办法来拖延,来回避主要问题,来保全他们自己的体面,而不肯给对手应有的体面,所有这些努力都被及时而有力地顶了回去。我们固然应当给予这场战争中的海陆军行动以应得的一切荣誉,也应当充分体谅迄今为止在外交上阻碍我们公平解决悬而未决的争端的种种困难,但我们不能不把实至名归的赞誉和崇高地位归于璞鼎查爵士,他以炉火纯青的手腕和技巧,把南京那场艰难的谈判迅速而圆满地引向了成功。

中国人想出的种种推托的花招,以及他们起初如何狡猾地企图给他们的皇帝和他们自己冠以更尊贵的称号和更优先的地位,这些都无须一一描述;而且即便是熟知随后那些外交往来文书内幕的人,要描述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在宣布钦差大臣伊里布和耆英已经到达、手持朱批授予的全权、可以就一切问题进行谈判以后,要叫他们直截了当地谈正事,或者逼他们拿出他们声称持有的那份授权文书原件,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部队的登陆,以及为强攻这座城所作的认真准备,促使他们很快就清醒过来。

扣除留在镇江的守军和留在运兵船上的病号,郭富爵士实际可以用来攻城的兵力约有三千四百人,军官不计在内;这支兵力要达到攻城这个目的本身是绰绰有余的,可是一旦占领了这座城,要承担那时可能需要承担的任务,那就实在是太少了。疾病很快就会使能够作战的人数大为减少;虽然必要时可以把分舰队的陆战队和水兵加进来作为补充,但即便在那时,船上的病号已经那么多,要估计两个月以后还有多少人能够服役,是非常困难的。江水涨得极高;城附近有许多地方江水漫过了堤岸,热病和霍乱才是最需要提防的危险敌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不但战争这样快就结束了,而且我们的部队没有在南京长期滞留,都是最值得庆幸的事。

南京的位置显然选得很好,适于作一个伟大的都城;但这座城已经远不如它古时那样重要、那样广大了。有一道古老的城墙,也就是外城墙的遗迹,翻山越谷,可以追寻出不下三十五英里的长度。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如果两个骑马的人在天刚亮时从城墙的任何一点出发,朝相反的方向绕城疾驰,他们要到太阳落山才会相遇。不过这必定是正宗中国式的疾驰,而不完全是英国猎马的那种疾驰。这一大片地方在古时有多少面积盖了房屋,是很难断定的。现今这座城的城墙,规模远没有那么大;而在城墙圈起来的实际范围内,真正有市街的部分实在很小,大概不超过八分之一。

在这里,同在镇江和乍浦一样,满城也由一道横贯城中的城墙和城门同汉人居住的部分隔开;征服者即便在帝国的故都,也是这样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他们在人身、习俗、生活方式和特权上的那条鲜明界线。

即便在今天,城墙仍然那样长,所以这座城很不利于防守,且不说它还被一些山头俯瞰,东面尤其如此。这些山当中最主要的一座叫做钟山,山脚就俯临城墙,从山顶上可以望见周围整个地区的壮丽景色,城池本身也尽收眼底。倘若必须采取最后的手段,主攻就要主要从东面这一侧发动。城墙这一面有三座城门,城墙走向极不规则,靠江的一段由于地面泥泞,几乎无法接近;两座城门之间有一片相当大的湖。不过通往这两座城门都有很好的堤道,沿着堤道很容易对它们构成威胁,而真正的进攻则在更北面一点,在架设于钟山山坡上的大炮掩护下进行。

大部分部队是在前面所说的那条小河,也就是那条截道上游四五英里的一个村子登陆的,因为从那里有很好的堤道直通城下。复仇女神号一次能运送登陆的人员不下一千名,万不得已时,还能设法至少多载一百五十人。

在城的另一面,也就是西面,有一条大运河从江边直通到城墙脚下,加强了那一面城墙的屏障。这条运河的河口被一些非常坚固、捆扎牢靠的木排完全堵死了。而且这些木排造得别具一格,实际上是一层叠一层的。拆掉上面一层,下面一层就立刻浮上水面;木排都是用粗大的木料造成,捆扎得很牢,有效地阻止了我们的小船驶进运河。木排上面甚至还搭了些小棚子,有几个穷苦人住在里面,不过看来并不是为了防守。

十四日天亮时,一切已经就绪,大炮也都进入了阵地,于是下令攻城。最后郑重地警告了钦差大臣们:除非拿出那份授权文书原件,否则什么也不能推迟或者中止这次进攻,而那份文书的内容,他们迄今只透露了极不完全的一部分。直到午夜过后,离炮兵开火、发起强攻只剩下三个来钟头的时候,钦差大臣们终于让步了,送来一封致璞鼎查爵士的信,答应在早晨安排一次会晤,届时出示那份至关重要的文书,并恳求至少把战事推迟到那个时候。

对所有知道内情的人来说,这是极度紧张的时刻。进攻当然推迟了,但许多人怀疑,会不会还要找出什么新的借口来拖延或者中断谈判,使攻占这座城终于不可避免。然而,拟议中的会晤果然在城南郊外靠近运河的岸上一座庙里举行了;最后,在隆重的仪式下,皇帝的敕书拿了出来,由马儒翰先生当着麻恭少校的面仔细查验;同时,璞鼎查爵士的委任状也拿了出来,译给钦差大臣方面为此前来的代表们听。

到这时为止,璞鼎查爵士和钦差大臣们还没有当面会见过。此后事情进展得令人满意。显而易见,中国人终于准备好了,我们要什么就给什么;他们急于结束对长江和运河的封锁,这一点并不掩饰;据说他们也坦白承认,百姓已经陷入了极大的困苦。

三天以后,也就是十七日,璞鼎查爵士通知海陆两军的总司令说,谈判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他可以请求把战事视为中止。翻译往来的大量冗长文书需要时间,又有困难,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延搁。此外,城池离船只很远,收发文书和复文需要时间,这也使谈判进程拖长了。然而,即便只用了三天,条约实际上已用英文和中文起草好了(中文本的起草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因为措辞必须精确),钦差大臣们也同意了这份文件的全部要旨和形式;这份文件不但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而且对中华帝国未来的整个福祉和进步,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条约的条款要传到北京,皇帝的批准要送回来,必定要经过许多天。人们还可能怀疑,即便到了最后关头,皇帝是否能够使自己屈服于这种严酷的必然,接受这些条款;他向来认为,这样的条款只有他向别的一切国家发号施令的份,或者作为一种「格外施恩」赐给恭顺的夷人,而不是作为恩惠从夷人手里接受过来。

钦差大臣们当然表示,他们有把握皇帝会批准条约的全部条款。他们极力想说服璞鼎查爵士,即便在北京的复文送到以前,也可以放心地把船只立即撤出长江。他们极其急切地希望解除封锁,这一点丝毫没有掩饰;可是全权代表是一位非常高明的外交家,绝不会想到要放弃我军所处的位置已经给他的巨大优势,哪怕只是片刻;他明确地告诉钦差大臣们,万一皇帝不批准他的钦差大臣们所办的事,一切仍将保持准备状态,随时恢复战事。

两位钦差大臣呈给皇帝的奏报,同中国文书通常采用的口气比起来,其清楚明白、朴实无华,确实值得注意。说实在的,一般都承认,耆英是战争开始以来第一个敢于向他的皇帝主子说出赤裸裸的真相的高级官员。

从条约草稿呈送皇帝御览,到带着皇帝的批准发回来,这段时间部分用于钦差大臣们和英国全权代表之间的礼节性互访。十九日,钦差大臣们头一次到皋华丽号上拜访,他们是从运河口乘小汽船美杜莎号被送到那里去的。全权代表在海军司令和陆军司令的陪同下在船上迎接他们,用过茶点以后,又领他们把全船参观了一遍,每一处他们都看过了,却没有流露出任何特别的惊奇,因为在中国,这样做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的。〔注二〕

(原注:我听当时在场的一些人说,最使钦差大臣们感到惊奇的,莫过于那些男孩子,也就是见习官,竟然穿着军装,年纪那么小就学习打仗的本领。我想是伊里布,出于好奇,把一个小家伙的衣服仔细看了一番;那意思仿佛是说,这孩子与其年纪轻轻就在兵舰上学打仗,倒不如去上学,去领受「纯正的义理」好得多。琦善在广州时,也曾就年轻的格雷先生说过同样的话;而且我相信,当今皇帝的祖父也曾对乔治·斯当东爵士说过与此极为相似的话,那时斯当东爵士还是个孩子。)

陪同钦差大臣们前来的,有总督牛鉴,还有那位满洲将军。

二十二日,璞鼎查爵士由两位总司令陪同,带着一百多名身穿全副制服的军官,前去回拜。皇家爱尔兰第十八团的掷弹兵组成仪仗队护送他们。会晤的地点就是城外那座庙,先前关于出示皇帝敕书的几次会商都是在那里举行的。这是一个庄严而有趣的场面;各色各样的服饰,同我们军官的制服相映成趣,整个场面又是那样新奇,在场的人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十六日,璞鼎查爵士和钦差大臣们在南京城墙之内举行了一次会商,又把条约的条款宣读讨论了一遍。护送璞鼎查爵士的是一支卫队,骑的是从马德拉斯运来给炮兵用的阿拉伯马。这一次大概没能看到城里多少东西,因为队伍是径直走到一座公署的大堂,又沿原路回来的。百姓的举止十分安静,秩序井然;钦差大臣们到皋华丽号上拜访,全权代表到城墙里面拜访,双方这样表示信任,必定增进了此时极须培植的相互谅解。

终于,八月二十九日,也就是前一次拜访之后三天,皇帝对条约各项条款的完全批准已在此期间送到,这份极为重要的文件的正式签字仪式就在皋华丽号上举行了。凡是能够增加仪式庄严气氛的安排,都一一作了;德高望重的伊里布尽管年老体衰,病得很重,宁可让人把他抬上船,抬进后舱,也不愿把条约的签字推迟一天。

许多军官(凡是军衔相当于校官的都在内)获准进入后舱,目睹这个极其动人的仪式。霍尔船长当时虽然还不够规定的军衔,也作为一种特别的恩典,获准在场。也就在这个重大时刻,法国巡航舰埃里戈涅号的士思利舰长从吴淞赶到了,他是乘一条在上海为此专门雇来的中国帆船上来的,船上配的是从他自己手下挑选出来的水手。他不请自来,出现在旗舰上,几乎是要求在场。据说他所受的接待并不十分热情。

起初许多人担心,中国政府会证明自己的表白并无诚意,大概会寻找机会尽早使条约的条款归于无效。另一些人则认为,甚至百姓自己也不但会继续他们对外国人由来已久的敌视,还可能怂恿、甚至几乎逼迫政府再同我们发生冲突;事实上,认为非得到将来某一天攻占北京本身,才足以使这个民族低头,迫使他们不情愿地同我们往来不可。

媾和以后在广州发生的骚乱(下一章将要叙述),一时使这些忧虑显得有几分根据;远方的人越是不了解那些骚乱的起因和性质,越是不了解中国人的一般性格,这些忧虑就越容易使人相信。在这一点上,我坚信我们对中国人有些不公道;我不能不认为,倘若将来再发生困难,以致引起一场极可悲叹的冲突,那么其起因,与其说是百姓方面的暴力,或者政府方面想要废除条约条款的愿望,倒不如说是外国人自己的某种轻率、某种缺乏克制,或者对中国人公认的权利和习俗某种不适当、无理由的干涉。只要读一读已经公布的璞鼎查爵士的全部往来文书,看一看中国人办事是何等一丝不苟,而且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看一看他们是何等乐意满足璞鼎查爵士的愿望,就会深信:只要我们方面有判断力、有克制、严守分寸,就不但能够保持、甚至能够增进已经存在的良好谅解。

璞鼎查爵士已经公布的关于今后贸易的章程,大有助于防止任何蓄意的误解。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扩大我们的往来,并从日益增长的好感和信任中得益,我们就必须赢得中国人的好感,办法是培养他们的好感,而不是冒犯他们的成见,并且以体谅、坚定和一丝不苟的诚实来对待他们。

五个口岸的领事将有艰巨而责任重大的职责要履行,许多事情都将取决于他们的手腕和判断力。中国人不但是一个有成见的民族,而且是一个胆怯的民族;对他们,与其用盛气凌人的态度去激怒他们,或者因为总是怀疑他们不诚实而逼得他们真的不诚实,倒不如用妥善的办法和一丝不苟的信义去引导他们。在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有效期间,中国人把公司的商标看作货物货真价实、与所说的品质相符的可靠保证。这个商标已经不复存在了,中国商人对我们货物的书面说明,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深信不疑。我们要保持严格正直、公平交易的名声,无论怎样一丝不苟都不为过;但愿这一点能够始终严格地放在心上,尤其是在刚刚向我们开放的那几个新口岸。

第三十七章

南京城外最值得一看的两处名胜,一是著名的琉璃宝塔,一是古代中国王朝的帝王陵寝。前者结构奇特,气象独具,要描绘得让读者心中对它有一个确切的印象,实在极难。它在中国所有同类建筑中独占鳌头:论完整与秀丽,论建造所用的材料,或者不如说贴面所用的材料,也就是各色琉璃砖、釉光锃亮,论塔内金饰之多,尤其是镀金佛像之多,都无出其右。

塔作八角形,高约二百英尺,分为九层。底层周长一百二十英尺,那么每一面应当宽约十五英尺;不过越往上,各面的宽度越窄,而每层的高度却是一样的。塔基坐落在实心砖砌的台基上,台基高出地面约十英尺,登上十二级台阶,才到塔门。塔的外表贴着各色琉璃板,主要是绿、红、黄、白几种颜色;但整座塔绝不是全用琉璃砌成的。每一层都有挑出的塔檐,覆以绿琉璃瓦,八个檐角上各悬一只小铃。

从不远不近的地方望去,这座建筑气势不凡,既因为它新奇,也因为它的样子与众不同。登上塔顶要走一百九十级台阶,穿过一层层塔室,但台阶并不都修缮得很好。每层塔室的内部,乍看颇为醒目,然而与其说雅致,不如说俗艳,每一层窗与窗之间的壁龛里,都供满了数不清的镀金小佛像。

从塔顶眺望的景色,足以补偿登塔的一切辛劳,也足以抵消看了塔内陈设之后或许生出的那一点点失望。寺产占地将近三十英里,其中大半圈在一道颓圮城墙的残迹之内。四野山谷起伏,屋舍田畴错落,景致十分秀美;可有些地方又显得几乎荒无人烟。然而登临其上,没有人能不深感兴味,这不仅是因为四周的景色,还因为与这个地方、与这座塔本身相关的种种往事。据说这座塔耗费了巨万的钱财(合七八十万英镑),前后花了十九年工夫才告建成。

这是头一回、恐怕也是最后一回游历这个帝国的古都,人们想得到一点标本或者遗物留作纪念,原也是人之常情;于是发生了几起损坏的事,塔身某些部分和塔内的许多佛像都遭了毁伤。不过事后塔里的住持,也就是附属于宝塔的那座寺院的住持,为此提出的申诉,看来颇有夸大,大概是指望能得到一笔丰厚的赔偿。众所周知,被人带走的那些标本,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和尚们自己卖给游客的。然而这件事还是有人向璞鼎查爵士申诉了,他随即吩咐采取措施,防止再有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且,为了促进与中国人之间的友好谅解这一可嘉的目的,也为了做一件在当时情形下看来是公道的事,还付给寺院的住持也就是方丈一大笔钱,用来修缮和装点宝塔。这笔钱远远超过了实际损坏的价值。

在南京引人注意的另一处极有意味的古迹,是那片规模宏大、年代极其久远的墓地,人们似乎并没有十分确凿的根据,就把它叫作「帝王陵」,以为是明朝的陵寝。陵墓坐落在山坡上,离城的正门不远,在一条整齐的石板大道的尽头。

然而更为奇特的,也许是那条通往陵墓的巨像甬道,其中大多数石像都是用整块巨石雕成的。这类东西在中国别处再也没有见过,看样子都已极为古老;石像之间荒草长得很高,把一些已经断裂的石像残块遮掩住了。本书卷首的那幅版画,比任何文字描述都更能让人领略它们的模样。那是根据皇家海军、巴斯勋爵士沃森舰长在当地写生的一幅出色的速写刻成的。这些石像看上去像是披着某种铠甲的巨人武士,分立在大道两旁;大道上隔一段就横着一道巨大的石牌坊,用大石块代替柱子撑着,这种牌坊在中国通往庙宇的路上常常见到,偶尔也横跨在街道上,是为表彰某些人物而建的。

画中还画了许多巨大的马、象、斑马以及其他动物的石像,雕工粗朴,摆放得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次序。严格说来,这些石兽离那条巨人甬道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画里把它们放在一起,是为了把全景表现得更加生动。这些石像全都带着一种奇特的埃及风味,人们简直会以为这番景象是在底比斯附近,而不是在南京城下。这在某种程度上,倒是给那些想要追寻中国与埃及在极为久远的上古时期有过联系的人的看法,添了几分佐证。

关于我军在南京短暂停留的其余日子,已经没有多少可说的了。九月十五日,皇帝对他的钦差大臣们在八月二十九日签订的条约正式批准的谕旨,送到了南京。

这时大家都急于赶快离开这条江,已经有那么多勇士因病葬身在这里了。每条船上都住满了病号;许多船上整整三分之一的船员不能干活,有些船上还不止这个数。军官们看来和士兵受的苦一样多;也因为这个缘故,有些运兵船的境况十分凄惨。病人复原得极慢,即使热病看来已经治好,也常常复发。死亡的确切人数无从查考,但有些船上死的人很多。陆军当中,第九十八团和孟加拉志愿兵团受害最重;不过后者与其说是吃了气候的亏,不如说是因为长期困在船上,又因为宗教上的成见而甘愿挨饿。他们主要是害痢疾,起因是不肯吃合适的食物。他们大多是拉吉普特人,属于高种姓的印度教徒,他们的迷信禁止他们吃船上煮的任何东西。干米和鹰嘴豆(一种干瘪的豆子,牛羊极爱吃),差不多就是他们肯吃的全部食物,而可以嚼食的烟叶则是他们唯一的享受。在这种情形下,药物对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们宁死也不肯违背自己的宗教情感;事实上,直到幸存的人到了香港,被送上岸住进帐篷,能够自己煮合适的饭食吃了,他们才开始恢复体力,熬得过此后开往加尔各答的那段航程。

印度教徒受了这样重的苦,团里为数不多的伊斯兰教徒却几乎没有生病,死的人也寥寥无几。就在几个星期以前,孟加拉志愿兵团九百人开到中国的时候,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精壮之团。在镇江打过仗以后,他们在南京登陆时还有七百五十人;然而全团回到加尔各答时,幸存的已不足四百人。实际上,在巴拉克普尔与其他驻军一起接受郭富爵士检阅时,在场的只有三百多人。

离开南京之前,在皋华丽号上举行了授予郭富爵士一等巴斯大十字勋章的典礼,各种荣誉仪节一应俱全。由于奉命要以尽可能公开的方式举行,所以邀请了中国的高级官员前来观礼,并且做了种种准备,务求典礼隆重煊赫。中国人来观礼的很少,但有几个也就够了,他们足以让他们的同胞普遍知道,这位英国将军因为战胜了他们最精锐的军队,正在受到极大的荣宠。

九月下旬,各运兵船和战舰陆续开始顺江而下。这时各艘汽船几乎全用南京的煤做燃料,在江岸上,差不多就在城的正前方,发现了一堆堆码放整齐的煤,数量极为庞大。〔注一〕

(原注:在南京还发现了一堆堆极好的木柴,数量也极为庞大。)

对舰队来说,下行在某些方面比上行还要难,特别是原先布设用来标示航道的浮标,在这段时间里已经被中国人撤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像样的江图,各运兵船竟然全都平安下驶,没有出什么严重的事故,实在是极可称道的。通常由汽船在前面开路,用信号报告测得的水深,尽管如此,大多数船还是搁浅了好几次。这时东北季风刚刚开始,天气变幻不定,雾气迷蒙,自然更增加了困难。

到达吴淞以后,全权代表偕同海军司令和陆军司令到上海走了一趟,关于该城赎城费的安排此时已经办妥,这笔钱算作按条约条款所付款项的一部分,钱随即装上了船;有了这笔款子,第一期六百万元便已付清。

到了十月底,整个舰队终于全部撤出长江,集结在舟山那几处美丽的港湾里。我不记得还见过比那里所呈现的更加如画、更加动人的景象。外港和内港都挤满了战舰、运兵船和汽船。

十一月中旬前后,我们的船差不多全都重新集结到了香港。那是一番极为热闹忙碌的景象,我军在那里滞留的两三个星期里,中国人出售中国的手工制品和古玩,大发了一笔财,这些东西都被人争相抢购。

由于种种原因,我军在香港滞留的时间比原先预料的要长,虽然天气已经变得极冷,士兵们很不好受,但从某些方面说,这倒是一件幸运的事。十二月七日,广州发生了骚乱,结果东印度公司的旧商馆、荷兰馆(当时由美国商人租用)以及相邻的那一大片叫作小溪馆的房屋,全部被毁。这件事在旅华外国侨民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惊恐,甚至远方的商界人士也受到了影响,因而怀疑与中国人能否长久保持和平关系,所以有必要交代一些细节。

应当指出,广州的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和中国其他任何地方不同。他们长期习惯于同外国人做有利可图的买卖,又受到本国政府的鼓励,把外国人看作低人一等的、至少是不那么受眷顾的一族,而且越是无知就越是傲慢;他们对皇帝作为求和代价而被迫接受的那些有利于我方的条款,怎么也想不通;他们忘记了在珠江上吃过的那许多教训,认为只要号召他们所标榜的爱国之心,任凭他们那股傲气尽情发泄复仇的怒火,他们仍然能够战胜外国人。

还要记住,在广州这样一座大商业城市里,四面八方聚集了大批不良分子和心怀不满的人。它富庶的名声,使它成为冒险者向往的场所,而贸易很大一部分可能丧失的前景,又在居民中普遍引起了不满。不过,每一次重大的变革,起初通常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广州人也不大可能轻易忘掉我军在城北高地上逼他们订立赎城条件的那一天。何况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真心相信,他们是被出卖了,是有人搞了背叛或者受了贿赂,与其说是为了保全城池,不如说是为了偏袒我们;他们几乎毫不怀疑,郭富爵士的军队驻扎在高地上的时候,一直在他背后盘旋的那一大群一大群的民团,也就是自封的爱国者,原本足以把他赶回他的船上去。

在骚乱真正发生以前的几天里,就已经有要起事反对英国人的谣言。行商们商行里的一些人透露过风声,说是要出什么不寻常的事,实际上就是说,有人正在勾结起来,图谋不轨。那时我恰好在广州,不禁注意到,商馆后面那些狭窄的街巷里,墙上贴着匿名的揭帖,过往的人群争着去读。这些揭帖自称是发表广州附近一带爱国绅民的意见。它们歪曲了条约的条款,并且断言,外国人往后要到广州来为自己盖房子,还要携家带眷住在那里。这实际上正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或者不如说,这是他们用来鼓动民众普遍起来反抗的主要理由,「绝不容许一个外国人留下」。

条约的条款当然从来没有打算让外国人在中国杂居;但是有三四位英国太太(在黄埔的船长们的妻子)出现在广州的街头,却给中国人的这种猜想提供了依据。

我清楚地记得,这几位太太由孩子们陪着(当然还有她们的丈夫陪着)沿着靖远街走去的时候,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她们服饰和容貌的新奇,倒还是最不要紧的。这件事违背了中国人所有的成规;因为不但从来没有见过外国妇女上街,就连中国的妇女,除了坐在轿子里,也从来不在公共场合露面。那一次,民众既没有动粗,也没有侮辱她们,而且还有几名差役守在商馆附近,防止人群拥挤。到了傍晚,她们又上了自己的小船,顺江而下。

毫无疑问,这件小事对中国人的情绪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一点,应当提一句:几天以后,同样这几个人又来了,和她们的丈夫住在一座商馆里,而首先遭到攻击的正是那一座商馆,毫无疑问,暴民的目的既是抢劫,也同样是要把外国妇女赶走。她们历尽艰险,从后门逃了出去,躲进一位行商的货栈,直到后来才被送往下游。但是暴民把他们能找到的她们的每一件衣物,都毁掉撕成了碎片。

为了对中国人公道,也为了对璞鼎查爵士所采取的非常恰当、非常审慎的措施公道,这件小事是不能略而不提的。但是暴民显然有人领头;据说许多人身上都带着装火药的小袋子,准备用来放火烧房子。肯定是预先策划了某种计划,虽然骚乱恰好在那一天爆发,只是出于偶然。

最早的争执,发生在那天(十二月七日)的上半天,一方是一些从黄埔告假上来的印度水手,一方是广州的一些店主。印度水手一般都获准自己做一点小买卖,他们习惯于在中国买些花钱不多的各色货物,带回印度去。这一次,获准一起到广州来的印度水手人数非常多;讨价还价很是苛刻,双方无疑都有不是之处。争吵很快就在几条后街上演变成拳脚和扭打;双方都不断有人加入,骚乱自然越闹越大,石块乱飞,棍棒齐上,最后印度水手被赶出后街,逃进了一座空着的商行,就是叫作小溪馆的那一座,自从前一年商馆普遍遭到洗劫以来,它一直没有修复。

双方有一阵子都安静下来,最先挑起骚乱的那些中国人,大概与后来发生的事没有多大关系。将近傍晚的时候,一群群形迹可疑的人开始聚集到商馆前面。这时人们预料要出大事,欧洲侨民开始堵住门窗,尽力把账簿和银钱藏好。暴民最先攻击的目标之一,是东印度公司花园里的英国旗杆,他们是硬闯进花园去的。旗杆很快就被点着了(上面并没有挂旗),火光一起,众人齐声欢呼。

接下来遭到暴力冲击的,是当时正在修缮的英国馆。馆里的工匠抵挡了一阵,但暴民终于还是冲了进去,于是得以从阳台闯进隔壁那座房子(从前是东印度公司商行的一部分),那几位太太正和她们的朋友住在里面。所幸她们已经先被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了。

暴民得手之后,气焰更盛,又陆续攻击其他相邻的商馆,特别是从前由荷兰人占用、当时租给一家美国商行的那一座。在这里,馆里的人用火器抵抗入侵者,坚持了一段时间,打中了两三个人。然而暴民终于还是占了上风;那几位美国先生好不容易才逃到自己的小船上,险些脱不了身,只救出了少量的银钱。

天黑以后,人群渐渐越聚越多;有几处商馆已经起火,要不是当时几乎没有风,而是刮着大风,在广州这样一座城市里,真不知道这场破坏会蔓延到什么地方才会停止。

有人会问,难道中国当局就没有设法驱散暴民吗?有一段时间,他们自己似乎也真的害怕去对付暴民;据说最初派下来的一小队差役和兵丁,被暴民赶跑了。千万不要以为外国商馆全都烧光了,甚至连四分之一也没有。除了猪巷和小溪之间的那几座以外,其余的都没有受到损坏。到了快天亮的时候,暴民对他们干下的事开始心满意足了,这时一大队兵丁由他们自己的长官率领,开到商馆前面的广场上,很快就把局面弹压了下来。他们占住了广场,搭起了帐篷,看样子要在那里驻扎一段时间。

这些暴行在外国侨民当中造成的惊恐,当然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不管中国人原来打的是什么主意,第二天早上普洛塞庇娜号汽船开到广州,大大地安定了欧洲侨民的人心。郭富爵士本来只是想去广州城看看,所以请人用这条船送他去,她恰好在最需要她的时候赶到那里,完全是一桩幸运的巧合。郭富爵士和当局之间互通了信息,当局一再保证他们愿意维持安宁。但困难在于他们有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愿望。人们怀疑他们的兵丁靠不靠得住,因此郭富爵士答应了商人们的请求,让普洛塞庇娜号留泊在商馆外面,直到收到璞鼎查爵士的消息为止。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时都是一个十分紧要的关头。一着走错,或者一步操切,就会引起冲突和麻烦,甚至可能危及我们奋斗了这么久才换来的和平。必须极其谨慎、极有分寸,才能平息双方的怒气;况且,对方的高级官员已经声明,他们「既愿意也有能力管束自己的百姓,保护外国人」,在这种时候,对一个骄傲而敏感的政府摆出一副几乎是要挑起再次冲突的样子,那就太不得体了。

广州的商人们上书璞鼎查爵士,希望他保护他们在广州经商期间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他们表示坚信,广州某些阶层中普遍存在着敌视英国人的情绪,暴民就是受这些人的煽动;他们说,除非给他们提供武装保护(实际上就等于武装干涉),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做生意,除非通过美国人代理。而商人们普遍不愿意求助于这种办法,因为这不仅会让生意暂时落入美国人手中,而且还会使生意永久地归于美国人,损害我们自己的商业利益。

璞鼎查爵士给商人们的复函是一篇很长、措辞相当严厉的文件。它似乎是一时冲动写成的,实际上等于是对商人们的一番训斥;其中有一部分与所谈的事情并没有多大关系。全权代表的印象似乎是,完全是外国侨民理亏;阁下心里想到的,无疑是珠江上那种大规模的、几乎可以说是公开承认的走私,走私的不仅有鸦片,还有一切应当纳税的进出口货物。

这无疑是我们与中国人交往中的一个紧要关头。璞鼎查爵士就此事致函两广总督,派复仇女神号把信送上去。很难说这不是可以采取的最明智、最得体的做法。如果总督声明他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保护外国侨民,那时再进行干涉,确保他们得到所需要的保护,才是正当的时机。

霍尔船长先前已经和霍夫舰长一起,搭乘普洛塞庇娜号到了广州;但是一得知复仇女神号已经在他的大副指挥下驶过了虎门,他就下去迎她,亲自把她从黄埔一路平安地开到广州。她穿过律劳卑炮台下面那些木桩之间的通道,然后取道左边的水道,沿着那座低平的冲积岛驶上去。普洛塞庇娜号先前则是第一次走了右边的水道。两条水道通到的地方差不多是同一处,就在法国痴台对面。

广州所有的外国人一认出他们的老朋友复仇女神号驶来,都欢欣鼓舞。凡是见过她一面的人,谁会认错她的模样呢?她船头上画着两只大眼睛,十足是中国的样式!

这一次,黄埔各商船的船长们慷慨地自告奋勇,必要时愿意出力相助。局势会怎样发展,极难预料,而且有消息说,夜里会有人来袭击汽船。人们没有忘记,从前有好几次,都有火筏顺流放下来焚烧船只,所以复仇女神号和普洛塞庇娜号必须有所准备。最后只接受了两条小艇的援助,一条来自艾萨克森船长的图格利斯号,一条来自佩特森船长的爱丁堡号。两条小艇都配备了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人手,在防备突袭方面很有用处。

麦都思先生作为译员,随复仇女神号上来,负责递交璞鼎查爵士致总督的信;眼下的问题是,这封信该交给谁,又该经谁的手递交?商馆前面的空地上扎营驻守着大批中国兵丁,是来保护外国人的。他们显然是一些最精锐的兵,因为他们衣着整齐,武器也很像样。每顶帐篷住六个人左右,帐篷门口竖着一面他们那种又大又长的盾牌,就当作门;他们的兵器都摆在随手可取的地方,还派了哨兵。至于兵丁们自己,唯一的事情或者说唯一的消遣,似乎就是整天赌博。

起初行商们提出由他们来接这封信,这当然遭到了拒绝。接着广州知府希望在岸上把信交给他,这也被拒绝了。对方得到的答复是,这封信只能在汽船的后甲板上交给他。最后,有一位会说几句英语的官员,从前在一家行商的商行里做过事,划着船靠到船边,提议请霍尔船长到知府的船上去,在那里递交信件,托词说知府是个老人,爬不上船舷。这些都是小小的推托,为的是保全他的体面。然而我方坚持知府必须亲自登上复仇女神号来接受这封信,他愿意带多少行商一起来都可以。

最后,知府眼见再拖下去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而奉承知府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便由大多数行商陪同,踏上了汽船的后甲板。他们都被领进船舱,信件按正式礼节递交,同时告诉他们,这封信必须立即呈送总督,并且期待迅速答复。他们随即请求把汽船移泊到下游一些,因为汽船停在这里,只会使民情一直激动不安。不过这个要求未能照准。他们断然否认有大队兵马正向省城开来的传言,也否认有任何意图要对外国人施加暴力或者侮辱。尽管如此,我方还是告诉他们,汽船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炮膛里会一直装着炮弹,随时可以对付任何可能发生的袭击。

总督的答复完全令人满意;而且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他的答复是真心实意的。他声明他非常急切地要保护所有的外国人,也完全有能力保护他们;同时表示,最近这次骚乱中所受的一切损失,一俟核实准确,并经女王陛下政府转达,他愿意全部赔偿。

此后,中国人自从和约条款议定以来所表现的克制与信义,无论怎样称道都不为过;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还会有再和他们发生冲突的可能。当我们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所发生的奇妙变化,而且是面对着世界上最骄傲、最固执成见、最自负的一个民族发生的,我们回顾所发生的一切,不能不感到惊叹,并且坚信,上天还为中国准备了更伟大的前程,而这主要将借英国之手来实现。

毫无疑问,一个新的时代如今已经为中国人揭开;新的义务和新的关系已经加在他们身上;但是,在胜利的志得意满之中,在人心的骄矜之中,让我们不要忘记,新的、极其重要的义务也加在了我们自己身上,对此不可等闲视之,也不可草率处置。我们必须以宽容、善意、仁厚、诚实和真正的基督徒情怀为我们的座右铭。以此为我们的甲胄,两国审慎、有序、稳妥地履行彼此所负的义务,由此获得的利益可能成为两国共同的福祉。也让我们记住,与此相反的品质,也就是盛气凌人的暴虐,尤其是过度的贪利之心,不仅可能给一个以其古老和资源之丰富而自豪的民族带来苦难和无政府状态的种种惨祸,而且也可能给那个在地球表面上只是遥远的一个小点、在世界事务中却是一个巨人的国家,也就是大不列颠,带来政治上的困难,使它丧失尊严,背离崇高的原则。

十二月下旬,所有在中国已不再需要继续服役的运兵船和战舰,都从香港启航,开往各自的目的地;如今,在东方那一大片广袤的地域上,似乎处处都是一片太平景象了。

第三十八章

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晨,天还没亮,复仇女神号就要离开澳门,大概也要从此永别中国了。说她走了人人都舍不得,并不为过。

不到三点钟,她就起锚了;放了几支火箭,又鸣了几响炮,向还在熟睡的居民告别,他们可完全不习惯一大清早就被这样惊扰。这在南湾面海那一排房子里的住户中间,引起了小小的一阵惊慌。不过住在那里的总督,事先已经被人半开玩笑地告知,夜里有一点响动,不必惊慌。天亮的时候,复仇女神号已经看不见澳门了。〔注一〕

(原注:作者此次航行就在船上,是以霍尔船长私人朋友的身份同行的。)

这条船经过三年艰苦的服役,究竟损耗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准,所以在季风正盛的时候冒险驶到南中国海当中去,被认为是不够稳妥的。于是她沿着海岸向海南岛驶去,好在万一起了大风的时候能找地方避一避。她这样做,或许也算是幸运。天气十分宜人,暖洋洋的,但看上去变幻不定。我们离岸五六英里一路驶去,只见海岸峻峭多山,但就那个距离所能判断的来看,土地并不怎么肥沃。

那天白天,我们从一大群渔船中间穿过,渔船都顺着风拖着它们的大网。中国渔民看见汽船驶近,似乎并不惊慌,我们从其中一条船上买到了一条大鱼,足足有八十八磅重,样子和我们以前见过的任何鱼都不一样。它的头又大又扁,嘴却很小,颜色黄中带绿。烧熟以后,倒是可以吃,只是味道太冲了一些。

不久,我们从那块叫作「官帽峰」或者「官帽」的奇特的圆锥形岩石近旁驶过,一直到天黑都望得见海岸。第二天,天气极其阴霾,变幻不定,一股大涌浪从外海打了进来。我们原本希望能在圣诞节那天登上海南岛,在坚实的陆地上为远方的亲友举杯祝福;可是雾气迷蒙的天气耽误了船的行程,直到夜幕降临,她才在一处很好的沙底海湾里抛了锚,水深七英寻;狂风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这就更让人庆幸我们一直傍着陆地走了。

既然说到从一群渔船中间穿过,这里就应当提醒所有的船只,遇到这种情形切莫掉以轻心。中国这一带直到广州的整个沿海,渔民都是些无赖、海盗、走私贩子,总而言之,只要有机会能捞到好处,不管正当不正当,他们都随时准备下手。起初他们也许显得十分友好;如果他们随后发现一条船没有防备,或者认为他们能够制服她,那么十有八九,他们会在你最料想不到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动手。在陌生的地方上岸,口袋里至少要揣一支双管手枪,否则千万不要冒险;在这一带海岸上,如果附近有许多渔船,那么除非已经做好防备、不让对方使诈,否则千万不要放中国人上船。对普通商船来说,这种告诫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常有这样的事:船上虽然有武器,急用的时候却很少找得到弹药,而且往往枪管擦得干干净净,刺刀亮闪闪的,枪机上却没有燧石。中国人最可能在夜里下手,正因为如此,鸦片快船总是武器精良、人手充足。这是为了保护它们自己而不得不如此,并不像许多人所猜想的那样,是为了强迫中国人购买这种毒品。

我们抛锚的那个海湾,位于海图上标作陵水湾或东水湾的那个海湾稍东一点。第二天早上,我们向陵水湾驶去,清楚地看出有一道暗礁从湾的东角伸出去,长近一英里。暗礁的尽头有许多渔船正忙着捕鱼,我们费了一番周折,才从其中一条船上雇到一个引水人,领我们进陵水湾。结果发现他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没有他我们也很容易驶进去;不过给了他一块银元,他似乎非常高兴,我们这样做,是想鼓励别的人也去帮助其他需要引水的船只。

陵水湾是一个很好的海湾,东北季风期间完全避风,只是对西南风稍嫌敞露。由于海湾很深,西边又有一长列岩石嶙峋的山岭屏障,所以那一面防护得很好,而东边那道长长的暗礁则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防波堤。它只朝南敞开;从北面海滩上沙子被风吹堆起来的高度看,显然有时候风是刮得极其猛烈的。

海湾的尽头有一个狭窄的口子,从远处不大容易看见,通进一个很大的咸水潟湖。我们乘汽船的快艇朝那里划去,不久就发现左手边有一座半已坍塌的小石头炮台,近旁有一个小小的官府驿站,挂着旗子以资识别,但里面的人(虽然其中一位身材魁梧的汉子大概是个官员)都很贫寒卑微。他们请我们上岸,十分客气地请我们喝茶,还让我们在他们那间小屋里抽雪茄,那小屋一半是泥巴、一半是草席搭成的,可里面倒比外表看上去舒适。我们从那里沿着潟湖边上一片很好的沙滩往前走,来到一个还算像样的村子,村子坐落在一大片很好的椰子林当中。村里住的似乎主要是渔民,都是些魁梧健壮、身材匀称的人;潟湖边上大量的鲨鱼鳍插在木桩上,摆出来晒太阳,足以说明这里的人主要以什么为业。茅屋是用珊瑚石、泥巴和竹子搭成的,排成一长溜一长溜的巷子,居民一般都穿得不错,看上去日子过得很快活。妇女并不深藏闺中,而是出来看我们这一行人,差不多和男人一样随便。人人都显得和和气气、友善可亲,拿出许多鸭子、鸡和猪来卖给我们。我们注意到,即使在这个贫穷的小渔村里,几乎每一家小铺子里都有人在读书或者写字。我们离开的时候,村民们四面八方放起鞭炮来取乐,那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事。许多人又一路跟着我们走到小艇边;我们拿出两三个卢比,分给其中最应得的几个人,大家都高兴起来。

我们没能查明有没有河流流进这个潟湖,也没有看见淡水;不过潟湖上游的尽头,约一英里半开外,树木比较多,草木也比较茂盛,所以我们认为很可能有一条小河流入潟湖。

回到汽船上以后,我们又驶出海湾,绕过由一直延伸到海边的那列山岭所形成的西端,沿岸走了约一英里,驶进了另一个很好的海湾,这个海湾的特别之处是有三个入口,叫作亚龙湾。这里的海岸极其峻峭,岩石嶙峋,覆盖着低矮的灌木,几乎贴近岸边水都很深。霍斯伯格的描述和航行指南,经查都十分准确;只是他提到的那个村子,如今哪里也找不到了。这个海湾非常大;那两个叫作「兄弟岛」的岩石岛屿,岛间就是从西面进入海湾的航道,望去巍然醒目。

我们越往湾里走,两岸的景色就越好;四周陡峭如画的山峦,从山顶到水边都长满了树木。对船只来说,唯一能完全躲避西南风的地方,是在兄弟岛里面一个叫作中岛的低矮岛屿的背风处,那里有一片很好的沙滩,但水不太深。东北风当然是完全挡得住的,而且这个海湾始终有三个入口可以利用,这是它的长处。

复仇女神号在海湾里整整绕了一圈,又从兄弟岛中的一个岛与海南本岛之间最宽的那条水道驶了出去,继续沿着峻峭多岩的海岸行驶,直到驶进了美丽的榆林港。港口的入口并不宽,但足以让船只抢风驶入,进去以后便豁然开阔,成为一个很好的深水海湾,处处水深充足。驶到它最深处的尽头,我们发现了霍斯伯格称之为潟湖的那个水域的入口;从入口看,它完全是一副潟湖的样子,直到驶到它的尽头(乘小艇是可以办到的),才发现有一条相当大的河流入其中。

榆林这个大海湾或者说大港,是我们在这一带海岸上所到过的港湾中最好的一个。这里有很好的锚地,水面平静,四面来风都挡得住;事实上,一旦进到湾里,连外面的海都看不见了。有几条较好的大渔船停泊在那里;两岸峻峭,风景如画。

我们找到了看上去像是潟湖口的地方以后,决定尽可能驶进去,作进一步的勘察。入口很窄,水道弯弯曲曲;但是我们留心察看两岸的地势,又注意水色深浅的变化,再派两个得力的人在测深台上测水,一个人到艏斜桁上瞭望,没费多大事就找到了进去的航道,水比预料的要深。好几处都看得见渔栅,看来附近不远很可能有市镇或者村庄。这时发现潟湖,或者说这条展宽了的河,向右也就是向西转去,岸边几间茅屋附近停泊着几条小帆船。这一带的地貌十分奇特,看上去很像一条被水淹没的山谷,宽约半英里,两岸都相当陡峭地升起,但在潟湖边上留出了一些低地。

汽船沿着一条浅水道继续往前挤了约一英里半或二英里,直到驶过两排长长的渔栅,两边各一排。这时水太浅,再也走不过去了,潮水又在退落,所以必须退回到深一些的水里去,她就在那里抛锚过夜。

第二天天一亮,天气十分阴霾,变幻不定,霍尔船长决定带上他的快艇和舢板,驶到将近一英里外的潟湖尽头去,希望在附近不远找到一条河,或者找到什么市镇村庄。艇上的人都带足了武器,以防遭到突袭;我们还带上了双管猎枪,希望能打到一两只野物。我们驶近潟湖的尽头时,水变得非常浅,航道也很难找。两边的山脚下,我们看见似乎有很多鹿和野鸡;但时间太宝贵,水又太浅(正是低潮的时候),没法在我们最想上岸的地方登岸。

我们仔细搜寻了好一阵,终于在潟湖尽头差不多右手的角落里,找到了一条河的清晰的入口。起初不容易认出来,因为低矮的河岸上密密地长满了红树林。前面的地方展开成一片宽阔开敞的山谷,越过山谷,四面都望得见林木葱茏的山丘。椰子树长得很多;远处星星点点,望得见一小块一小块肥沃翠绿的耕地,让我们以为附近不远就会找到居民。我们溯河而上毫无困难,但河岸上没有发现人家,也没有耕种的迹象。两岸红树林裸露的根,突出在河里,上面的水痕表明,河水有时比当时高得多,时常也会发大水。

离河口约二英里的地方,我们来到一座狭窄的木板桥边,桥旁停着两条小帆船,也就是有甲板的小船。我们派一条小艇往上游去探路;但是发现过了桥不远,河被一个小岛分成两股,水又浅,舢板很难再往前走。于是我们留下一部分人在桥边看守小艇,又命令另一队人,由一名军官带着六个人,隔不到半个钟头跟上来,然后霍尔船长和我,带着四个全副武装的人,动身去勘察这一带地方。不久我们就走上了一条踩得很结实的沙土车道,这使我们颇为惊讶,因为在此以前,我们在中国还从没见过这种东西。前面已经提到,在台湾岛上发现有人使用大车;也知道在中国北方京城一带可以见到大车。

沿着这条沙土车道走了约一英里,我们走进了一片很好的椰子林,林中盖着好几座整洁的小农舍;不一会儿,我们听见一阵嘎吱嘎吱、或者不如说吱吱呀呀的声音,似乎越来越近。很快就发现,这声音是三辆牛车发出来的,车子用木杆粗粗地搭成,四周围着草席,拉车的不是黄牛而是水牛。它们看上去与其说像车,不如说像几大包货物;车轮是整块实木做的,车轴固定在车轮上(和台湾的一样),却在车身底下转动,每转一圈都发出一阵响亮的吱呀声。

我们又遇见好几队水牛,拖着木材往河边去,这一带想必盛产木材,而且质量很好;对于因天气恶劣而被迫驶进榆林湾的船只来说,这是一件要紧的事。

我们不久便走到一片平坦开阔的草原上,一路上不时经过一丛丛灌木和小树。绿色的小鹦鹉似乎非常多。不过土壤贫瘠,多沙;但环绕着这片平原,或者说这片展开的山谷的群山,都长满了树木;而在往下靠近河边的地方(或者说我们认为河流大概流经的地方),草地和稻田交错,点缀着风景。然而我们惊讶的是,看见的人那么少;和中国本部相比,我们觉得这一带人烟非常稀少。

虽然已经过了圣诞节,树叶上的秋色依然鲜明;林木种类繁多,有些山峰形状奇特,呈圆锥形,一直到山顶都密密地长满了树,这一切都给这一带的风光增添了新奇的情趣。也许正因为它和我们最近在中国本部所见的一切都不一样,才给我们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草木的颜色随着离谷底的高低而层层变化,看起来很有意思。山脚下一切都是褐色的,一派秋意,山顶上却是一片青翠,生机勃勃,两者之间则是种种过渡的色调。在这里,我们又觉得看得出山坡树林里有鹿和野鸡。

平原渐渐收窄,我们走上了一条颇为规整的狭窄车道,两旁树木覆盖,路面至少比地面低下去两英尺,仿佛是为了更好地遮挡日晒。这条路不久就把我们引到一个村子附近的几片肥沃的稻田边,村子周围是种着番薯和其他蔬菜的园子,看来耕作得十分精心。这个村子,或者不如说这个小村落,很不起眼;我们没有停留就继续往前走,希望能走到什么像样的市镇。山谷越来越窄,这时我们的路上已有树荫遮蔽。

再走了约四英里,我们来到另一个相当大的村子,在那里歇了一个钟头,在一家很大的公共茶馆里吃了些东西。村民们和和气气地围拢在我们身边,虽然我们个个全副武装,他们却没有露出多少害怕的样子。在他们当中,我们只看见两个真正贫穷的人,看上去像是刚从牢里放出来的。和往常一样,我们的衣着、相貌、武器,还有我们随身带着的每一件小玩意儿,都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和好奇。他们大概以前从没见过欧洲人;我们放了一枪来逗他们高兴,他们真是惊奇极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不多,生活必需品似乎很容易得到;村里有几家像样的铺子,而且和往常一样,能读能写的人很多。

总的说来,这一带地方的整个面貌,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新开拓的垦殖地。我们没有看见山羊或者奶牛,但上好的猪和家禽很多。我们仍然认为附近不远可能有个相当大的市镇;靠着一本用中文写的小词汇表(他们当然是能读的),我们弄清楚了几英里外有一座城,他们还给我们指了方向。犹豫了一阵以后,我们决定继续往前走;终于走到了山谷的尽头,那里只剩下一条小路,时而穿行于低矮的山丘之间,时而穿过茂密的灌木丛,最后我们越过了一条河床,河底是很好的岩石,水流湍急。我们在这里歇下来,痛痛快快地喝了几口凉水,忽然有一大群人从对岸的山上下来,开始过河;有的坐着轿子(大概是官员),有的脖子上套着锁链被人牵着走,还有的脚上戴着镣铐;另有好几个随从;还有一位大人物骑着马。他们差不多走到河中央才看见我们,见了我们的模样,自然有些惊慌。我们向他们打了招呼,然后继续赶路。

这时我们的路在山丘之间穿行,地面崎岖,走起来很累人。我们爬上一座山,一路都铺着粗糙的大石块,我们断定一定离我们要找的那座城不远了;这番冒险的新奇感激励着我们继续往前走,虽然天气很热,而且我们还得把全部路程再走回去。这时我们离开大路不远,爬上了一座陡峭的高丘,从那里望见了这一带壮丽的景色,山那边紧挨着一片很好的平原,远处以大海为界。我们看不见城,但毫无疑问,它就在我们脚下那片美丽平原的某个地方。

回到大路上以后,我们又沿着一座林木茂密的山的山腰走了一段,来到路边一家客店。我们在这里又喝了茶,抽了雪茄,和同行的中国旅客相处得十分融洽。这时我们商量了一下。我们想要去的那座城,看来很可能是崖州,在海边,离岛上的首府约十到十二英里。天色已经不早,我们还有大约十二英里路要走回小艇那里。而且我们认为,如果立即往回走,很可能会碰上那几乘轿子空着、那匹马也没有人骑,押送完犯人正往城里回,这样我们就可以设法让人把我们抬回小艇去。因此我们决定不再往前走了,虽然我们非常想下到那边的山谷里去。

我们无疑是那一带地方的人所见到的头一批欧洲人,可是那里的人丝毫没有失礼,也没有惹人讨厌的好奇,这使我们感到惊讶。比起欧洲人来,他们似乎对跟随我们的一个黑皮肤的克鲁人的模样要感兴趣得多。

往回走了两三英里,我们幸运地碰上了那几乘轿子和那匹马正往回走。我们很快就叫他们停下,想跟他们讲妥条件,让他们把我们一路抬到小艇那里。霍尔船长毫不客气地骑上了马;可是那几个管马的可怜家伙哭喊得那么起劲,看他们的样子,我们相信他们会因此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最后只好让他们牵着马走了,不再为难他们。

接着为那几乘轿子大大地争执了一番,那是用竹子做的又旧又破、摇摇晃晃的东西;但我们很快就坐了进去(一共只有两乘),拿出一块银元来;可是轿夫们又怕又不情愿干这件差事,竟把我们放下,撇下我们不管了。不过,既然轿子还在我们手里,这笔买卖终究是我们占了上风,只是要我们坐在那里,一直等到轿夫们高兴再抬我们走,这番光景可不怎么愉快。最后,他们彼此商量了一阵,同意每人一块银元抬我们走,于是我们就上路了,觉得十分有趣。

走到我们先前歇脚的那个村子,他们又把我们放下来,好让自己歇一歇,还千方百计地劝我们下轿去喝点茶;但我们都是老于行旅的人了,不会上这种当,仍然稳坐在轿子里。最后,他们发现撵不走我们,便打定主意把我们一路抬到底,于是迈开步子,相当轻快地小跑起来。中国轿夫把轿杆扛在肩上,两边各一根,中间有一根横杠把两根轿杆连起来,搁在后颈上,他们步子从容而有节奏,坐起来一点也不难受;考虑到这轿子做得那么粗糙,我们对它的颠簸竟如此舒服,颇感惊讶。

不久,我们遇上了奉命跟在后面的另一队人,听他们说起当地百姓对他们十分客气。实际上,他们说,他们一路行军,赶上了一位骑着马、看上去很体面的中国人,那人见队伍里在那么多彪形大汉当中有一个年轻的海军候补生,便极有风度地下了马,把马让给他骑;从他的神态和手势看,意思是说这孩子年纪太小,走不了这么远的路。这一小小的殷勤之举尤其值得称道,因为中国人很少用马,马通常只有有身份的人或者非常有钱的人才有。到了一条向左分出去的岔路口,这位彬彬有礼的绅士重新上马,转眼就不见了。

终于,我们走到了河边那片美丽的椰子林,在树荫下喝了新鲜椰子里的椰汁,解了渴,这里的椰子树长得非常高。

回到小艇那里,我们发现有一群中国人围在旁边,但是并没有施加暴力或者侮辱;事实上,农民们还带来了鸡鸭要卖给我们。

这时太阳快要落山了,潮水也刚刚开始转向,所以我们顺河而下,走得很快;从河里出来进入潟湖的时候,我们用随身带着上路的一点樱桃白兰地,倒出最后一杯,给这条河命名为霍尔河。

这时差不多还是高潮,潟湖的景色比早上要动人得多,我们看见许多野物从林子里出来,在山脚下那一小块一小块的绿草地上觅食。但是一处人家也找不到。我们很快就回到了汽船上,立即起锚,驶出了这个潟湖,海军部的海图上管它叫内港。

这里应当指出,海图上标的榆林外港,或者说港池的入口,画得太宽了,海湾也画得太敞了;至少,就我们记得的入口那种很适中的宽度,以及我们在港池里面所见的样子来看,我们的印象是如此。外面涌浪很大,那是前几天一直刮着的强风造成的。

这时我们横渡东京湾,驶向交趾支那海岸,一路南下都望得见那道海岸。二十九日,我们驶进了霍斯伯格称为富安港的那个又大又美丽的港池,位于北纬十八度二十三分,目的是查明它的性质和用途,这只需要耽搁很少一点时间就办得到。如今来往于南中国海的商船很可能会大大增加,那么,准确了解南中国海中有哪些最好的港口可供船只在必要时驶入避风,其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富安大港池实际上包含三个极好的港口,霍斯伯格对它的描述是准确的。我们驾着汽船在里面四处绕行,它的美丽和它所提供的完全的庇护,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测得的水深非常均匀,从十二英寻到五又四分之一英寻,再到四英寻半。浮标礁是唯一的危险,退潮时清清楚楚露出水面,样子恰如它的名字所示。我们在高潮时再驶出来,发现它已经被水淹没了。它位于第一港也就是外港的中途,离北岸三分之一到半英里。

就在这个港口的入口,靠近南岸,耸立着一座高峻陡峭的岩石岛,叫作燕窝岛,岛的两侧虽然紧贴着就是深水,但从它的西端却伸出一道珊瑚礁。三个港口,第一个是宣代港,在南岸,绕过燕窝岛便是;第二个是榕林港,在西北侧,再往里约一英里半;最后一个是榕巢港,在港池的尽头。

这地方之美丽、之安全,无可比拟,四面封闭,像一个大湖,两岸峻峭多山,但树木不多。再往内陆,向西去,田野显得肥沃,耕种得很好,但不像中国本部大部分地方那样,沿着山坡开成梯田,而是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四周围着树篱,令人很容易想起英格兰的某些地方。

在港池沿岸没有找到一座像样的城镇,我们有些失望;不过既然那里的土壤一般都很贫瘠,而稍后的西边显然有一条肥沃的山谷,我们断定城镇大概就坐落在那片更为得天独厚的地方。不过海湾尽头两侧各有一个小村落,坐落在一片很好的椰子林当中;在东角的一个小湾里,我们发现了一片非常大的墓地,有许多大坟,还有一座小祠堂。我们打听不出它的来历,只能断定这是附近不远某个城镇里富人的墓地。我们上了岸,在这些奇特的坟墓中间漫步,它们的样子既不同于中国人的坟,也不同于马来人的坟。附近有几间渔民的茅屋,但那里的人贫穷,衣衫褴褛,相貌也很不讨人喜欢。男人身材矮小,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种比海南岛居民显得低劣的人。

大港池里有许许多多又大又结实的渔船在航行,船身极长,两头都造得很尖。它们挂着一面极大的帆,很宽却不高,裁成方形,但又不像斜桁四角帆。帆是用一种结实的草布做的。这样一面受风力很强的帆,当然会危及这种狭长的船的安全,所以他们采用了一种奇特的办法来平衡它,使船保持直立。从船的中部向上风方向伸出一根又长又直又粗的圆木,三四个人(看风力大小,或多或少)爬到这根圆木上去,坐在它的尽头,两条腿悬在水面上晃荡,那滋味可不令人羡慕。由于长久习惯了,他们几乎一丝不挂地坐在那里,一坐就是很长时间,十分安然自得,似乎认为再也不需要别的压舱物了。要是风向突然改变,他们靠着这样一根杠杆,自身的重量会把船压下去,大概难免要落水挨淋。但是这里的季风刮得相当有规律,所以他们并不担心风向会骤变。如果需要掉戗,这些人就都先爬回来,然后把圆木伸到另一边去,再像先前一样爬出去。

我们还看见两三条比较好的船,帆装不一样,有点像我们的三角帆,看上去很漂亮,航行起来也非常好。当地人对汽船一点也不显得害怕,不过汽船那样平稳地在港内行驶,他们看着显然十分惊奇。

当天下午,我们继续航行;一月五日,复仇女神号挂着许多中国旗帜驶进了新加坡,经过时,好几条运兵船上的人都向她欢呼。第二天,舰队中其余的船差不多全都再度启航,留下复仇女神号,等她把燃料装足以后随后跟上。

十二日傍晚,复仇女神号再度启航;十四日天亮时,在马六甲那个水浅而开敞的海湾里抛了锚。从海湾里望去,城镇和海岸的景色颇为动人;它带着一种马来人的样子,欧洲的气息比新加坡少得多。沿海有一条平坦肥沃的地带,密密地长着椰子树;城边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座教堂的废墟,还有一根旗杆和一座礼炮台,成为这片景色中一个醒目的地标。

马六甲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往昔岁月里那句「时代在变」的老话;城里沉闷的寂静,那些在热带国度里世代繁衍、已经变了模样的荷兰人的面孔,那些公共建筑破败凋零的样子,都表明如今的马六甲已经不怎么受人看重了。不过,总督的殷勤款待,使我们到内地几英里的地方作了一次短暂的游览,在那里我们望见了一片美丽、肥沃、林木葱茏、水源充沛的田野的壮丽景色。我们显然是来到了香料种植园那片得天独厚的地方。

我们恰好赶上惊扰了一窝马来海盗,他们前一天上岸抢劫了附近的一个村子,杀伤了好几个村民。应总督的请求,汽船的几条小艇立即配齐人员和武器派了出去,还有一条雇来的大船同行,船上载着一大队警察。为了检查最近驶进海湾的两三条小帆船,事先领到了一张搜查令,但在船上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小艇随后又划向几英里外的两个岛屿,据认为海盗可能藏在那里;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件事于是完全交给警察去处理,汽船的小艇便回来了。

当天傍晚,我们又继续航行,前往槟榔屿,又名威尔士亲王岛,号称东方海上的明珠。我们的航线尽可能贴近海岸;我们没有从海峡中央那些沙洲之间的狭窄水道穿过,而是穿过卡兰海峡,就在帕塞拉山的北面,发现航道宽阔安全,两岸峻峭,林木葱茏。

十七日,我们到达了真正美丽的槟榔屿,这个地方越是常看,就越觉得动人;我们在炮台附近的一个小沙湾里抛锚,泊在由凯佩尔舰长阁下指挥的二十门炮的狄多号里侧。关于这个可爱的地方,本书前面已经说得够多了。它那整洁规整的市镇,它那极好的道路、美丽的别墅,以及种满各种香料和椰子的富饶的种植园,再加上四面八方如画的风景,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不会忘记。

槟榔屿居民的好客与情谊,无以复加。岛上(除了马来人、印度人和欧洲人以外)有相当多的华人,他们不但是出色的工匠,而且大量从事香料树的种植,往往不仅成为诚实而有用的佃户,而且成为小种植园的真正业主。值得记住的是,由于槟榔屿的地理位置,一年到头,那里日出日落的时间相差不到半个钟头。

这个岛上有一种在自然史上颇为珍奇的东西,非常常见,我在别处从没见过,那就是喇叭甲虫。它本身虽然不大,却有一根长长的喇叭形的吻管,或者说是一种触角,它从那里发出一种又响又长的声音,回荡在山腰的树林里,你简直不能相信,任何昆虫竟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它更让人想到的是某种鸟的叫声,比如新南威尔士所见的钟鸟、鞭鸟,或者笑翠鸟(俗称「笑驴」)的叫声。

槟榔屿有一棵树,是有记载以来最大的树之一。它从地面到第一根枝杈就有一百三十英尺高,最粗的地方周长三十六英尺。

在槟榔屿耽搁了几天,完成了一些必要的修理,装了煤以后,我们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那个可爱的岛屿,一路沿着海岸驶向毛淡棉河的河口,在河口发现恩底弥翁号停泊在那里,郭富爵士及其幕僚就在船上。我们递交了公文和邮袋以后,由一名引水人领航,溯河而上去装煤。我们发现这条河比预料的要宽、要深,两岸林木茂密;事实上,毛淡棉出口大量贵重的木材,那里造大船造得极好,又极便宜。东印度公司的丹那沙林号汽船,就是在这条河上仿照在英国建造的皇后号造成的,用起来非常得力。

城外停泊着两艘女王陛下的双桅横帆船,另外还有东印度公司的两条小船和几条炮艇。毛淡棉驻有一支约四千人的部队,其中包括一个欧洲团。它是缅甸南面的边境城镇,正对着马达班,据说就在我们与中国议和之前不久,缅甸人在那里集结了一支大军;大概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友好的意思。城镇本身还处在草创阶段,但最近几年进步很大。城边有一座高高的圆锥形小山,山上有几座按缅甸样式建造的奇特的寺庙,从山顶上可以望见周围一带的壮丽景色,望得见河的上游和下游,还望得见远处的马达班城。这个城镇与其说是一个贸易场所,不如说是一个大的边防军事驻地,土壤一般都贫瘠多沙。

承蒙总督的好意,客客气气地借给我们几头军需处的大象,我们得以去游览离城约十五英里的那些非常奇特的山洞。我们先乘船溯河而上走了几英里,然后在对岸登陆,大象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太阳毒辣极了,所以非打伞不可。骑大象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一件新鲜事,而且这些大象本来只惯于驮运重物,所以即使它们已经跪了下来,要骑上去也很不容易。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想出了办法,抓着象尾巴当绳子,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

骑行了七八英里,我们来到几座孤立的、林木覆盖的高大岩山跟前,它们兀立在一片广阔的平原上,平原上再没有别的东西打断视线。从山脚到山顶,岩山上多多少少都长着树,树木在岩缝之间长得非常高大,让人不禁纳闷,它们赖以生长的泥土是怎么跑到那上面去的。山洞又大又深,钟乳石的形态十分美丽。点起蓝色的焰火照亮以后,景象美极了,令人很容易想起那不勒斯湾卡普里岛上的蓝洞;说实在的,洞壁看上去那样新鲜,你简直会以为大海是不久前才从这些山洞里退去的。到了傍晚天气凉爽一些的时候,我们回到了船上,不久便又回到了毛淡棉。

第二天,装足了所需数量的煤以后,我们顺河而下,取道直驶加尔各答,于二月六日到达。我们经过了许多老朋友,也就是那些运兵船,它们正在等拖船来把它们拖上去;我们驶到威廉堡外面的时候,正赶上江边散步最时髦的钟点。汽船上装饰着许多中国旗帜,还有几位军官从运兵船上过来搭船,他们正急切地向岸上张望,寻找自己的朋友。我们一直驶过炮台上游,穿行在众多船只当中,然后折回来驶向主要的码头,引得成千上万的人注目好奇,他们都聚集在那里,要看看他们久闻其名的复仇女神号。我们鸣放了礼炮,炮台也鸣炮还礼;复仇女神号终于静静地停泊在那里,结束了她所有的辛劳。

关于加尔各答这座「宫殿之城」,关于城中居民的厚意与好客,无须多说。那些在中国和阿富汗为国征战的人受到了极大的礼遇;舞会、宴会、灯会和各式各样的庆典,成了每天的日常。

复仇女神号在她的老舰长指挥下所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是载送陆军中将郭富爵士及其幕僚溯河而上,前往巴拉克普尔,检阅驻扎在那里的部队,其中包括最近回来的孟加拉志愿兵团的残部。这是一趟公差,但实际上也不失为一次游乐。

现在我们可以向复仇女神号告别了。尺寸适中的铁壳汽船在敌方海岸作战的巨大效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有些人曾担心,把铁板连接起来的铆钉会生锈,或者船身可能受到的震荡会使铆钉松脱,事实证明,这种危险几乎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船底的锈蚀,只要经常涂刷红丹,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而平底铁船可以很方便、很安全地搁上岸去,这就使这项工作容易了许多。不过也不可忘记,藤壶附着在铁船上,比附着在包铜的船上要容易得多,也牢固得多。

在加尔各答,复仇女神号进了船坞接受检查,然后被派绕道前往孟买进行彻底的修理。经检验,她的状态完全适于航行,没有任何危险;她最后在印度海军费尔上尉的指挥下平安到达孟买,费尔上尉成功地驾着她穿过了锡兰与大陆之间那条错综复杂的水道。在孟买,复仇女神号进了船坞;下面摘录的一封信,写于一八四三年六月十九日,发自孟买,那些不了解铁壳汽船经久耐用的人看了,一定会感到惊讶:「复仇女神号进我们的船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仔细检查过她。她相当充分地显示出了铁的优点。她的船底留着屡次搁浅的痕迹;铁板有许多处深深地凹陷进去,有一两处深达好几英寸。她显然碰撞过尖利的礁石,龙骨板有一处被急剧地向上弯折,弯成那个样子,我真不能相信冷铁竟能经得住;说实在的,要不是这铁的质地极好,我敢肯定它不可能毫无损伤地承受下来。她的船底锈蚀的程度远不像我原先预料的那样严重,而且她严密得就像一只瓶子。」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