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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看中国译丛 · 社会与民情

塔影:中国生活写照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6.8 万字

著者
阿黛尔·斐尔德(Adele M. Fielde)
译者
波多
原著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1885 年
出处
美国传教士 · 汕头
卷帙
34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她在汕头做的事别人没做过:招来寡妇和被休的女人,教她们认字读经,再放回乡下去传道。书的后半是十五篇自述,说话的人都有名字——小雅、竹龙、宽容。被典卖过,死过孩子。说得极朴素,连苦也不特别强调。

导 读

她是美国浸礼会的女传教士,在汕头一带住了十余年,做的是一件别人没做过的事:训练中国妇女自己去传道。她招来的多是寡妇和被休的女人,教她们认字、读经、讲道,然后放她们回乡下去。这本书写于她离华之后,一半是她的所见,一半是她听来的身世。

前十八章是分类的记述。开篇写中国妇女的地位,接着是女孩的童年——有一章专讲一个叫「四妹」的女孩,从出生写到出嫁。再往下是一桩大罪,即溺弃女婴;然后是缠足、说媒、定亲、迎亲,连新郎至死未曾露面的那种婚事也写了。此后转到住处、神鬼、灶神、节令的来由、庙里的木头判官、尼姑、互助的会社、街口的药铺、本地的女传道。

第十九章起换了写法,一连十五篇都是人的一生。写的人都有名字:小雅、幸姑、竹龙、金得、念物、兰花、宽容。每一篇都是第一人称,听起来像一个老妇人坐在门口平平地讲自己这辈子——被典卖过几次,死过几个孩子,什么时候开始信教,家里人怎么反对。她们说得极朴素,连苦也不特别强调,正因为这样才难听得下去。最后一章回到旁观者的位置,讲潮汕的语言、读物和民间故事。

全书的分量不在议论。她几乎不发议论,只是把看见的和听来的摆出来,让人自己去想。十九世纪写中国妇女的西文著作不少,像这样让当事人自己开口的很少。

库里另有玛格丽特·伯顿的《近代中国著名女性》,写的是晚了一代的中国女子——读书、留洋、办学的那一批。两本连着听,前后相隔不过二三十年。

全书三十四章,底本是互联网档案馆的原版扫描本。

第一章

妇女的地位

在中国,生计对男人女人都是苛刻的;可正如在一切没有基督的地方一样,最重的担子总压在最弱的人身上。中国女人不同丈夫一道走在街上;她不同他一道吃饭,而是等家里的男人吃完,拣剩下的吃;离开她的男性亲属,她在法律上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权利。可她的处境在有些方面比邻国的姐妹们好些。她不像在印度那样受种姓制度之苦;她不像在土耳其那样被关在闺阁里;她不像在缅甸那样被否认有灵魂、被剥夺男人所享的宗教之分;她不像在西藏那样因一妻多夫而受屈;她也不像暹罗的女人那样身处一种叫人赤着身子懒着的气候里。她的贞节同世上任何一国一样被仔细守护、被高高看重。女孩子和老年妇人同年纪相当的异性来往,表面上是平等的。女孩子虽不像在印度那样深闭,却不单独出门,也不在男客面前露面。关于未嫁女子的规矩,近乎法国而不近美国。男女交际上多少自由才算明智,总要看双方洁净到什么程度。中国人在自己的境遇里已尽其所能,在一片不知基督之道有洗涤与约束之力的土地上,把凡于她稳妥的社交自由都给了女人。

在一个以搜刮为做官主要用处、以怕搜刮为服从主要动力的国度里,无论女人男人都不讲政治上的权利。可也没有哪条律例禁止女人去做她所擅长的任何一行。

女人在文墨上的造就是极受称扬、极受敬重的。实际上这种造就并不常见;可史家提起少数几位的学问便引以为荣,小说家也爱把女主角写成诗文兼擅。有识的论中国者雄辩而不虚地讲它考取与擢升士子的制度,使人推想这里的教育几乎普及。几乎每一个村子里都有一所私塾,教几个男孩子读书;可受教者的比例极小,而本地的女学几乎没有听说过。男人里头能读书的不到百分之一;女人里头,除了那些被人瞧不起的戏班小女孩,在基督教的教会学堂之外我所见能读书的极少。整个帝国里,大概一千个女人中识字的不过一个。

女人若有壮烈之举或高洁之德,也可以同男人一样,经皇帝许可为她立一座牌坊。她甚至可以望到成神,因为最富、最得人心的庙宇里,有许多是天后、航海者的保护神以及别的女神的庙,而这些女神从前都是地上的妇人。

有一件事上,中国女人是格外有福的。她从前辈承了一种装束,既端重、又省俭、又于身体有益、又合体。它把整个身子都遮住;不像西方许多装束,越是声称要遮,反倒越把那地方显出来;它使身体的轮廓不受人眼打量。一整套冬装只用八码宽一码的布;裁的时候没有废料,也没有多余的零碎可挂。不过它最真切的省俭,在于省去了心思上的操劳——因为永远照同一个样子裁,又全不必试身。它容每一条筋肉自由活动,周身一样厚薄,做活时不碍手脚;分量很轻,却该有的暖都有。

孩子有时在襁褓中便定了亲;可既然定亲同成亲一样有约束力,中国人也学了乖,通常要等到成亲前一两年才定——而成亲是在女孩子十五岁上下。

定亲之议由男方父母提出,经一个媒人之手;媒人的本行便是通晓邻近一带已到婚龄者的来历与指望。有时择妇之事全交媒人去办;有时她只在两家已先定好主意的父母之间传话。定亲常常是在当事的两个人都不知道人家正替他们张罗的情形下议定的;新妇被送到丈夫家里,从没见过他,也没见过他家任何一个人。一到那里,她立刻被并入公公的一家,此后同自己的本家便少有来往。她的苦乐,倚于婆婆的性情多于倚于丈夫的性情,因为她全然受丈夫的母亲与祖母管束。她是全家的仆役,尤其是婆婆的贴身丫头。这两个女人之间有时也结下极深的情分。我见过一个妇人因要同婆婆分开一阵子而哭,而听说丈夫要来看她,却不见有什么欢喜。可另一面,年长的一位专横、年轻的一位厌恶,也是常有的。

妻子可以因骂人、无子、淫、患恶疾、不顺公婆、偷窃而被出;可她父母若已不在、无人收她回去,这几条便都作废。男人不能有一个以上的妻;可他可以纳妾,妾所生的子女在法律上归妻管束,正如辟拉的孩子归拉结管束一样。不过除非妻没有生儿子,纳妾在众人的眼里是说不过去的。在百姓极贫的地方,一个男人有一个以上的妻是不常见的。

丈夫可以把妻子打死而不受惩;可妻子若打丈夫一下,便可以被出,并受重竹板一百。

女人只要没有孩子,便是服役的;一做了母亲,便开始当家,而她的权柄随子孙的增多与长辈的减少而不断加大。十五岁出嫁,六十岁上常已是曾祖母,是十几口人家的头脑。

妻子的安稳既这样大半倚于有儿子,那么儿子是她最大的心愿、最要紧的体面,也就不足为奇。为了儿子,她什么都肯舍。她的女儿要离开她,在法律上、也在实情上永远成为别一家不可分的一部分。家务的服侍、病中的照看、老来的帮扶,以及死后供养她魂灵的祭献,她都得倚仗儿子的妻,而她自己的女儿则为别人做这些事。一户中国人家的兴旺,同它儿子的多少成正比。

寡妇通常留在公公家里,同一家人吃一样的饭、做一样的活,同丈夫死前一样仍是这一家的人。她年纪无论多轻,再嫁总要招来责难与羞辱。她不像以色列人,不能依法嫁丈夫的兄弟,也不能嫁同姓的任何人。她若无子,可以抱养儿子;养子承袭丈夫的产业,同亲生的一样稳当;可她若此后再嫁,产业便归还丈夫的兄弟。

若有水田够她过活,她多半会守下去——除非被夫家兄弟逼得非嫁不可。一八七五年揭阳有过一桩惨事。那寡妇二十七岁,有个十岁的儿子。丈夫死了六年。公婆都死在他之前,产业已依法在五个儿子中均分,所以各人有一小块地和祖屋里的一间房。这寡妇仍住在丈夫的房子里,靠种地养活自己和孩子,守着家里的器具,盼着儿子成人。可丈夫的兄弟们想要那产业,也想要那孩子,便劝她进庵堂。她不肯,于是不断受他们的迫害。中国女人的律例里,再没有比「须顺从长辈」这一条更明白的了;她被这些烦恼磨得没了气力,末了竟去几处佛门清修之所看了看,打算出家;可她在那里所见的叫她那样厌恶,于是比从前更坚决地不肯离家。恰在这时她听说邻村在讲一种新的好道理,第二个礼拜日便走了好几里路去听一场基督教的讲道。她回来,夫家兄弟便骂她,说她是出去寻汉子了。第二天他们把她卖给别村一个老头子,得银六十八元——那老头子的妻刚死;而她不肯去他家,他们便出三元雇一个泼皮,用绳子把她捆了拖去。她的孩子从前日夜不曾离过她,这时抱着她尖声哭喊,却被人扯开,留在叔伯家里。

中国女人极大的一桩苦,出在那条禁止毁弃婚约的律例上——纵然那婚约是在当事人还在襁褓时定下的。在离汕头稍远的一所礼拜堂里,有个十九岁的美貌女子从家里逃到我这里来,求我收她做女儿。她说只要我把她偷走、藏在我的船里带出去,她情愿给我做奴婢。她小时候被许给一个男孩,那男孩后来得了一种可厌而不能治的病;她虽没见过他,却知道他可怕到什么样子,宁死也不嫁他。她父母也不情愿履行多年前所立的约,可男孩的父母不肯放他们脱这桩交易。她母亲劝她自尽,说这是唯一的解法。我派人去同男孩父母议,却议不出条件来;我又去找官府,得知他们连对这样一个新郎也不肯宽容扣留新妇的事。要把这孩子从她的命里救出来,法律上没有路。几个星期后她被送到夫家父母的家里,不久我便听说她死了。她是忧死的还是自尽的,我不知道。自尽在新妇中并不少见,在年长的妇人中也不少见。

若干年前,汕头近郊一个村子里有七个年轻女子约定一同投水。其中三个是新近出嫁的,照例在公婆家住过四个月,回娘家来探望自己的母亲。她们本是一同玩大的,又是邻居,于是一处纺纱、一处做针线,为这番重聚而欢喜。彼此的倾诉里显出了彼此的苦。一个嫁了个吸鸦片的,那人是一堆发黄的骨头,在昏沉的睡与醉痴的醒之间来回摇荡。一个嫁了个赌徒,那人日日夜夜把家业耗光。一个的婆婆严厉狠毒,在她手下过日子便是受刑。三个新妇都苦不堪言;她们哀叹相和的时候,四个还没出嫁的朋友兼伴侣便彼此说:「这样的苦,我们将来也是要受的。还不如死了好!」众人都以为是,便暗暗立约,一同了结自己的性命。

她们算好习俗何时会再把已嫁的几个带回母亲家,定下七月十五的月圆之夜作出离这人世的日子。到了那天,六个人穿上节日的衣裳,头上插花,在月光里手牵着手走到海边,用一根绳子把彼此捆在一处,投进了海里。第七个只有十三岁,夜里找她最好的衣服时弄出些响动被人发觉,被她母亲拦住,没出得门。后来是从她口里查明那六个人的下场的;尸首都寻回来了,葬在一个坟里。在中国的婚姻之制底下,这些是极苦的事例——虽然并不少见。

第二章

中国的童年:阿四的故事

从前,在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下林村,住着一个男孩,名叫阿四,就是第四个的意思。村里有好几个同名的男孩,都因为是第四个儿子才这样叫。夹在他们中间的女孩子是不算数的。你若问村里任何人有几个孩子,他们回话只说儿子的数目,女儿一字不提。

下林村有两千上下的人口,靠着一列山的脚下;从那里起,平坦的水田一片铺开,上面密密地点着村庄。村里的人都是同一个姓,大概是同一个祖宗的后代;不过那祖宗年代太远,人们连自己彼此是五服的还是五十服的堂亲都说不清了。这村里的人都姓王;要在村里找一个人,非对这地方极熟不可。

无论哪一个村人到什么地方去挣钱,他总把妻子儿女留在家里,同那些比妻子儿女更叫他看重的祖宗在一处;他无论走得多远、离家多久,总不曾丢掉这个念头:死之前要回到这个村里来,并且把挣到的钱都带回来。在他眼里,家纵然寒素,家终是家。

村子四围有一道坚实的石墙。房子都只有一层,街巷窄得两个人前后走比并肩走还便当。猪和鸡住在街上、各家的门前,夜里才进屋。

村子正中是一座祠堂,是众人凑钱建的。里面光秃的梁上装饰着雕金的花、蟹和虎;外面屋脊上有瓷的花与鸟;门口有石狮子。一边墙上有架子,摆满小小的木牌位,上面写着祖宗的名字。逢节——中国一年里有六十四个节——人们便来烧一种叫作冥钱的金纸,拜他们死去的祖父祖母的牌位。

村边有一座庙,造得同祠堂一样讲究;为了便于各人拜各自偏爱的神,里头供着好几位神的像。要出门的人、心里有什么买卖打算的人、想求某一件事的人、怕某一场灾祸的人,都到这庙里来,献上肉、糕、果子,拜他们认为对自己这桩事最有力的那位神。他们把食物盛在盘子里,一排排摆在神前,点起香来在神前冒着烟,然后手膝着地,把额头在地上磕得咚咚响,一面把自己的心愿说出来。随后他们把献过神的肉拿回自己家里吃了。

祠堂和庙是这地方唯一的公共建筑。有时在庙前搭一个棚,作戏台。一年有几回,村里的富户凑六十元以上的一笔钱,够请一班戏子来演三天三夜或更久。戏子穿着古时的衣裳,绸的、纱的,都用金线绣过。他们演中国的古史;人人都去看,虽然他们说的是官话,平民一个也听不懂。开演之前,庙里那位主神被抬在一张装饰过的轿子里,后面跟着长长一队戏子和穿同样号衣的志愿者,绕村而行,也到邻近几个村子去,然后抬回来,作接下来几场戏的头一位看客。这些戏是百姓主要的消遣,老的少的都去。那时候要款待许多别村来的客;也有许多人来看戏,自带一天的饭食。

山上是这村里数百年来所葬之人的坟。坟是横着掘进山里的,每座坟前有马蹄形的砖石,正中三四英尺高,两端斜到地上。远远看去,这片坟地像一座大城。王家死去的人远比活着的人多。中国年里的二月,凡有祖宗葬在这里的人都来,把金纸压上,让它在坟上飘着,又在坟前叩拜。倘有哪座坟三年没有这种压纸之礼、表明不曾有葬者的后人来过,那坟所占的地便不能再算作私产。

下林的人主要务农,一年从地里得三熟。女人难得走到看不见自家屋子的地方,整日忙着做饭、纺纱,又织棉布与麻布做一家人的衣裳。

小阿四生在这村里的时候,父母极欢喜;因为他们以为儿子再多也不算多。他被裹在一块干净的破布里,放在一个篮子里;篮子用两根绳吊在屋梁上,他便在里面被摇着睡。满月时,他的头被剃出几块;四个月时,头剃得精光。那时正是冷天,屋里从来不生火,于是用一件絮得厚厚的小棉袄给他保暖,又把他父亲两件旧袄裹在他腿上。远在他出牙之前,母亲便拿煮软的饭喂他,灵巧地用手指塞进他嘴里,他吃着竟长得极好。他闹得凶的时候,便被塞进八岁姐姐背上的一个兜里,姐姐跑来跑去或者左右摇晃着哄他。说真的,他头五年的日子大半是在母亲或姐姐背上过的:坐在一条系过肩头的带子里,两臂抱着她的脖子,两腿在她腰两边悬着,头往后一颠一颠,望着屋顶或天空。三岁时,他头顶的头发便留起来,预备编成辫子。几乎刚能走路、刚能提得起篮子和耙子,他便跟着紧挨他的那个哥哥上山捡柴。他们把干的野草、落下的松针,以及一切捡得到能把锅烧开的东西都刮拢来。一家做饭所用的柴都得由他们供上;他们难得挨打,只有捡得不够的时候才挨。

阿四戴一顶竹笠,是编的,里面衬着叶子,大得像一把伞。他其余的装束是一件短棉袄和一条极宽松的短棉裤。他的皮是黄的,眼睛和头发都黑如墨。

阿四大些了,又多了一样差使:牵他父亲那头帮着种地的水牛。这水牛比美国的牛还大;皮像猪皮,上面盖着粗而稀的鼠色毛;角又长、又尖、又弯。它拖犁、拖耙走过水田;无论歇着还是干活,都得有人牵着从一处到一处去吃草,并且看住它别毁了庄稼,因为田与田之间并没有篱。它是用一根绳子管着的,绳子系在穿过它鼻孔的一个环上。阿四爱骑在它背上从水田里回家,然后看它歇息、在一洼泥水里打滚。雨水不足的时候,阿四还得帮着踏龙骨水车,把水从溪里提到水田的高处,浇正在长的庄稼。这水车是用脚踏的,三个人一同踩在一个轮子的翼板上,轮子转动那条把水提上来的无头链。

有了这些差使,他便没有工夫上学——虽然村里有私塾,一年出两三元的学费便能受教。他所受的教育,是最能塑定人心的那一种:它在他周围人的见识与作为里。没有人教过他不要说谎,可他若偷东西是一定要受罚的,于是他学会了敬重别人的财物。他不断听到古圣人的格言,以及那些把几代人的见识凝在一处的谚语。人以「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教他处世的谨慎;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教他说话要留;以「脚抬得高的,是头一回穿靴」教他举止要谦;以「十个指头长短不齐」教他知足;以「一牙疼,满口不安」教他彼此相倚;至于德行,他有孔夫子那条银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他所住的那片挤得密不透风的屋舍间,在他繁多而杂的人情往来里,在那些硬压在他身上的分明的本分里,他把自制、忍耐与勤勉学到了别国男孩少能达到的地步。

除了看戏和随众行那些拜神的礼,阿四不大玩,只有十一月里放风筝。所放的风筝是纸做的星、鱼或鸟,画得极鲜艳;男孩子们把它们放上去,在高处彼此斗。有些风筝上装一个小轮,被风一转便嗡嗡作响。有时男孩子们把风筝拴住尾巴,让它们在高空里嗡嗡响一整夜。

阿四十岁时,父亲死了。第七天,儿子们买了纸衣裳、纸箱笼和纸钱——凡是料想他在阴间要用的东西都有纸做的样子——烧给他受用。过了不久,一位叔伯也死了,他们便趁这机会又给父亲添送一批衣裳,同叔伯的那一套一并烧了。

因为阿四的母亲还年轻,他们没有把父亲的棺材停在家里等她死了好合葬,而是立刻抬上山去。长长一队人跟在后面,送丧的人穿着麻衣,头发里编着白线。雇来的一班乐手在棺前吹号;棺材放下去之前,先往坟里撒豆子、豌豆和谷子。坟地与出殡的日子,是预先由一个术士挑定的——据说他能看出这类事里什么是吉的。

这以后不久,父亲从前借过钱的一个有势力的人来了,逼着要立刻还。这一家极为窘迫:不卖掉赖以养生的田地便无力还债。经过许多周折、债主许多恐吓,母亲末了决意接受她求过的一位富亲戚的提议:以九十元把阿四给他做儿子。阿四、他母亲和哥哥们都为这事哭了;可在庙里掷签掷出的一个吉日上,他走了,从此不再是他母亲的孩子。立了卖身的文书,他母亲和哥哥们具结:永不以亲属的名分向他提任何要求。即便他们日后富了,也决不能提出把他赎回。他的姐姐早已嫁了,聘礼的钱也花掉了。他妹妹于是以十元许了人,立刻去由将来丈夫的母亲抚养。欠那狠债主的一百元便这样凑齐了,母亲还留下三个儿子养她的老。

阿四在新家里不再叫阿四了。他的名字改作启文,意思是「有志于文」;他的境况大为改观,以致只在有些时候才带着惆怅想起从前的家。他在这里有一个哥哥,也是抱养来的;因为这对夫妇自己没有孩子,必得养几个算作自家的,好在他们死后替他们在阴间的安适献祭。从前阿四一天三顿吃煮番薯;如今他吃饭,还有鱼、菜、猪肉和鸡鸭。他穿的鞋底是木的,有一英寸厚,又穿本色布袜,裤脚塞在袜口,用亮蓝的绸带扎住。他的袄如今又长又好,头上戴一顶黑缎帽。他也开始上学了。读书时,他从你们所说的「书后头」起,顺着字的直行往下读,从一页的右上角起,到左下角止。先生先给他念几行,启文跟着念。然后他回到座上,像别的男孩一样放开嗓门大声念,直到把这一课念熟。然后他走上去,背对着先生,凭记性把这一课背出来。他就这样把整本书读完。等他大些,书里的意思才会讲给他听。他也学写字,起初把范本垫在薄纸底下,用一支蘸墨的小笔照着描。等他学会了执笔、运手得稳,便凭记性把范本写出来。他无论在学里待多少年,所学的也只有读与写这两样。

启文十四岁那年,第一次在村里见到一位外国女人。有几个孩子一见她便尖叫着躲开;可跟着她到她坐下的那所房子去的还多得多,一双双眼睛睁得大大地盯着她,听她说话、听她答问。她有蓝眼睛和褐头发,在他们看来极为古怪。有的问她是生来就是蓝眼睛,还是眼睛的颜色褪掉了;有的问她究竟看得见不;还有的问她这样的眼睛能不能透过墙看东西。有的问她来的那个国家里是不是人人都是红头发;有的问她除了脸,手是不是也擦了颜色才这样白。有的想知道她的国里有没有稻、番薯和树;有的打听她的国是不是比那个居民全是女人的国还远,又问海底下真有国、有人么。还有一个听说过英国,便说西洋地方是用女人做君主的。她带着几本书;因为启文识字,她便借给他一本,又许下:等他把这一本通读完了,再送他一本。

第三章

一桩大罪流行之广

我们若真要帮人,便须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非到我们明白了他们的思想方式、懂得了他们特有的诱惑、量出了周围境遇压在他们身上的分量、看清了他们实在的忧愁与罪过,我们才能引导他们、安慰他们、使他们坚强。要把膏药敷得对,便须知道伤口究竟在哪里。

我为着她们的好处而设法同中国妇女结下深交,却碰上了她们生活里一个可怕的事实。异教的妇人毫无羞赧之色、毫无负罪之感,在随口的闲谈里对我说起她们亲手杀掉自己的好几个孩子。信教的妇人良心被福音唤醒,流着泪到我这里来,求我祷告,愿她们从前这桩罪从上帝的记念册上涂去。我在乡间行走时,常看见死婴的尸身,人告诉我说,那是活着被扔掉的,因为父母不要他们。我想知道溺婴流行到什么程度、两性孩童的死亡之数相较如何,便写信给中国别处几位女士,请她们帮我把这几点上的数目汇在一处。关于汕头以外的中国各处,我所有的材料,都有赖她们仔细的查访与可靠的回信。

在芝罘,二十五位年长的母亲中,没有一个承认弄死过孩子;可她们中没有一个养活了三个以上的女儿,只有两个养活了两个以上的女儿。在北京近旁的通州,二十五位母亲中,有四位弄死了七个女儿。查访此事的那位驻在当地的女教士说:

「我们亲身相识的人里,证词可信的很少,因为她们怕被人盘问,又迷信名字一经写下便会招来坏运气。这些数目主要是从我们的教友那里得来的,关于她们自己或她们的近邻。它们不能用来代表这一带溺婴的成数。说二十五个女人里有四个弄死自己的女儿,那是不实的。把各等人、连乞丐都算进去,我也不信有百分之一的人这样做。这桩罪是有的:同基督教国家里同样的事相比,它算是常见的。异教无论在哪里都是自私而残忍的;只要女人还过着中国判给她们的那种全然倚人的日子,就总会有许多人因贫穷、或因想要男嗣,而把女儿看作累赘而不是慰藉;也总会有人在苦苦失望的那一刻把孩子杀掉。这里的官府从不惩办这样的罪,于是那些无力自保的小东西全凭母亲一时的心意摆布。可虽然我们偶尔听见这样的事,这桩罪在这里并不是一桩广大流行的祸患。」

在张家口,境况为人所知的七位母亲里,五位没有弄死过孩子,一位弄死四个,一位弄死两个。在汉口,二十五个女人里,八个犯过溺婴之罪,合起来弄死了十八个女儿。在宁波,人告诉我说,近年溺婴已很少见。早些年这是平常的事,可官府发觉妻子渐渐难得,便把它禁了。自那以后,有人结了会社,专以救济无依的女孩子为业,付给她们父母一笔钱,托他们把女孩养到可以出嫁的年纪。有些穷人家在女孩只有几岁时便把她卖了,买主把她教养一番,再卖出去给人作下等的妻室。这一带有两三个县,从前溺婴极为常见。有一个盲女便是从其中一个县来的,如今是个有用的信徒。她三岁上下失了明;她想,把她丢进河里的必是她的继母而不是生母——在她瞎了以后,把她丢了一回、两回、竟是三回,想这样把她除掉。她每一回都摸着岸爬上来,又有人帮她上去。末一回她被送到祖母家去看养,后来又送到姑母家,离本家越来越远,末了到了宁波——离家三四百英里——在那里靠乞食过活,直到被教士们收去。

在苏州,据说女婴很少被弄死。城里有两所极大而资产丰厚的育婴堂,凡不愿把女儿养大的母亲都把她们送到堂里去。苏州四围乡下的孩子常常一次送来十个十二个,装在篮子里拢在一处,像运鸡一样运进来。男孩女孩堂里都收,再分派给愿意看养的人,每月付那人一元上下作辛苦钱。孩子长到能做活、或能学一门手艺的时候,便由育婴堂的董事召回,给他们安排一个行业。许多穷汉在这些弃儿里讨妻,因为花的钱很少。女孩也有被人家抱养去的,收作仆役;日后再替她们寻丈夫。在其中一所堂里,凡穷到无力给婴儿置衣的妇人,都可以去求领一整套婴儿衣物,而这样一减她的开销,便鼓着她把孩子留活。

在福建省,巡抚近来出了告示,禁止溺婴,对犯者严惩。据说从前这桩罪盛行的几个县里,如今几乎没有了。新生的女婴一元到三元便能卖出,买主是些以贩婴为业的人。福州及其近郊有二十一位母亲,她们的家事为人查明:合起来杀掉、卖掉或送掉了四十六个女儿。其中有一桩可注目的事:有个母亲养活了六个女儿;她所说的缘由是她丈夫在远处做工,女儿出生时他从不在家;他回来发现她们的命都留下了,虽极为生气,却因母亲爱她们而容她们活了下来。

厦门城里有一所育婴堂,据说溺婴比邻近乡间少得多。厦门的二十五位母亲里,没有一个养活了两个以上的女儿;有五个在女儿出生时弄死了十一个,另有十三个被卖掉或送掉。广州也有本地的育婴堂,那里十五个女人弄死了十三个女孩。

一位在北京住了二十一年的天主教神父告我说:一八八二年一年之内,从街上的车辙与坑洼里活着拾起、由该城天主教育婴堂派出的人送进堂里的女婴有七百个;而在此前的十年里,这同一所堂这样寻到并收养的婴儿有八千多个。

在汕头,我从四十个女人口里一一问得了账目,每人只为自己作答,每人都五十岁以上;我发现这四十人合起来弄死了七十八个自己的女儿。异教的妇人难得容两个以上的女儿活着。养活三个以上,是极显眼的例外。要不要再添女孩,这件事通常在孩子出生之前便在家里定好了;一个不要的女孩,一经知道她的性别,便由母亲、父亲或祖母把她闷死。我一位女传道的邻人接连生了六个女儿,闷死了五个。第六个来时,她说这总是同一个女孩又回来了,她再不能容她。她要的是儿子,她要看看那女孩还敢不敢再来。她把那孩子剁成极碎的块,撒在水田上。

杀新生婴儿以外的孩子是少有的;可我知道一桩事:有个三个月女婴的母亲死了,父亲觉得看养这孩子艰难,便把她抱到海滩上丢着,直到潮水把她冲进海去。这样的事在任何国里也可能有,这是可信的。可所有的邻人亲戚都知道而又都默然容许;做这事的人并不因此失了在人前的身分;在一个三千人的村子里,溺死一个三个月的女孩引起的议论不比溺死一只小猫更多——这对于不知道中国女孩的性命被看得多轻的人,便是奇事。汕头五十英里之内,我只知道有两所育婴堂,也许还有别的。其中一所一年收进一百到两百个女婴。她们立刻被派出去寄乳,每日付四分给乳她的妇人。满十二天或更大些时,若身子强健,便被放进篮子里,由一个人挑着出去——那人每日得二十分钱,在四围各村叫卖。任何有意的妇人都可以来验一验那挑子里的篮子,从里头挑一个媳妇;育婴堂也就不必再管这孩子了。

有一天傍晚我在澳前近旁行走,遇见一个人,肩上一根扁担两头挑着两只有盖的大篮。篮里传出哭声;我请那人让我看一看他的担子。他揭开盖,我看见他的货是三个幼婴,仰面躺着,又冷又饿,可怜之至。这个贩婴的人那天早上带了六个女孩出来卖。他只出了一半的货,带着剩下的回家去。他说他累了,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他说我若整批要了,三个女孩给我一元便可以。

我同四十个女人分别谈话,每次只对一人,她们并无不说实话的理由,又都在五十岁以上;我由此得知:这四十个女人生过一百八十三个儿子、一百七十五个女儿。这些儿子里,有一百二十六个活过了十岁;而女儿里只有五十三个活到那个年纪。随即便起一个问题:这一带是不是男丁大为过剩,是不是有许多男人讨不到妻?几乎所有成年男子都娶了妻,虽然聘礼平均要四十元,婚事的花费又不小。人口这样密,即便田地分成小块由自家耕种、一年三熟,靠它的出产所能养活的最多人数也已远远超过。女人不出门,而容许活下来的女孩之数,便按能养得起的数目来定。缠足的习俗使她们越发无用,因此也越发易被杀。男子可以出洋,用在外所挣的钱帮着养父母。上面说的那四十个女人,在外的儿子之数恰同她们弄死的女儿之数相等;而这些儿子里有很大一部分在往家里寄钱。

把上面各处女教士所集的数目同我自己所集的合在一处,我算出:一百六十个中国妇人,都在五十岁以上,共生过六百三十一个儿子、五百三十八个女儿。儿子里有三百六十六个、即近六成活过十岁;而女儿里只有二百零五个、即百分之三十八活到十岁。这一百六十个妇人照她们自己所说,弄死过一百五十八个女儿;而没有一个弄死过男孩。既然这些妇人里只有四个养活了三个以上的女儿,那么她们所承认的溺婴之数大概远低于实情。偶尔有妇人对我说,她已记不清自己究竟多生了几个不要的女孩。一个妇人所承认的溺婴之数,最多的是十一个。

这桩罪的缘由有两条:贫穷与迷信。接受基督教便使杀婴停止,因为它毁掉了作其根由的那种迷信,使父母把来生的慰藉倚在上帝身上,而不倚在男嗣身上。它并不除去贫穷;可它把人生显出一个新的样子来:看作一个得以成就德性与灵性之完全的机会——而为着这个,最苦的一生往往给出最好的机会。

第四章

缠足

缠的做法、所穿鞋子的式样、受此之苦者的身分,在帝国各处颇有不同。富家在女儿六岁或八岁上缠;穷家在十三四岁上缠。十五岁以后才缠的极少;不过有一桩事是人所知的:有对穷父母把女儿卖作奴婢,后来发了财,把她赎回来,二十岁上才给她缠足。

缠足的器具里并没有铁鞋木鞋。所用的只是长长的、结实而柔韧的布条。人常请我们赞叹柔和之力能塑造万物;也许我们太少想到:这种力量作恶同作善一样大。我曾见一棵壮实的树被一根柔弱的藤缠抱而死。

用来把脚弄变形的布条是小手织机上织的,约二英寸宽、十英尺长。布条一头搭在脚背内侧;由此绕过四个小趾,把它们朝脚底压下;再从脚底穿过,绕上脚背,兜住脚跟,把脚跟同脚趾拉得更近,使脚背鼓起一个包,使底下的脚心陷成一道深窝;由此又照原路绕下去,直到布条用完,末了一头牢牢缝在底下的布上。每月一次或更勤些,把脚连布条一起放进一桶热水里泡。随后解下布条,把死皮搓掉,再把脚揉按得更合于所要的形状,撒上研细的白矾,赶紧缠上干净的布条。布条若解下太久,血又在脚里流通,再缠起来便极疼。缠得又紧又不断、以致被布条压得麻木的时候,疼是最轻的。

缠的过程中,肉溃烂是常有的事,脚底会脱落一块块。有时掉下一个趾头、或者更多。这样一来,脚便比别的法子所能弄成的还小得多;而这份秀气是用几个月的苦换来的。那份疼痛一般要持续一年上下,然后渐渐减轻,到两年之末,脚死了,也就不疼了。

这段时间里,这位时尚的受难者只能仰着睡,横躺在床上,两脚悬在床沿外,使床沿压住膝后的筋,好把疼压钝一些。她便在那里晃着脚呻吟;就是最冷的天也不能把被子裹在身上,因为四肢一回暖,便更疼。据说那感觉像关节被针扎着。

脚正在成形的时候是无用的,它的主人只能在她足不出户的那一间屋里挪动:把两个膝头搁在两张凳子上,使脚不沾地,把重量轮番压在一个膝上,一面用手把凳子交替往前挪。

脚彻底改造好了,脚心正中有一道窝,深得能把一枚银元横着立插进去藏住。四个小趾扭得这样厉害,趾尖从脚的内侧、踝骨底下看得见;而脚中段那些折断扭歪的骨头被压成一团,堆在本该是脚背的地方。那形状像一个鸡头,大趾是嘴。膝以下几乎只有皮和骨。这脚不缠着布条便站不住,也永不能复还它天然的形状。那是一件可怕而发臭的东西。缠足的女人从不肯让人看见自己的裸足,连同样残了脚的人也不让看。她上床也穿一双小棉鞋,仿佛把睡帽戴在脚上。

这些做成木乃伊的脚,坟墓却极为华美。布条与矾粉是始终不离的;可布条减去一半长,白的外面又常加一层细黑的。穿的是绣花缎鞋,鞋跟漆得鲜亮;一条整齐的裤腿把除了鞋尖以外的部分都遮住。露出来的那一点,看去像一朵野百合的花瓣。

连外夷也常常赞叹这双仙足。可诗人却不能说这双脚的主人:

「她脚步轻,她落足准,

风铃草上的露也几乎不曾拂去。」

她那双精致的脚是一跌一撞、一顿一顿地走,步态恰如一个人踮着脚跟尖走路。中国诗人虽把她的行动比作柳枝摇曳,可在中国妇女里,人从不见一个走得好看的。天足的女人也学那种缠足的摇摇摆摆的跛行,正证实了意大利的那句谚语:「你若总同跛子住在一处,你自己也要学会跛。」

走路时,小脚的女人要倚在一个孩子的肩上,或者拿一根拐杖撑着。能够花得起钱的,便养大脚的女婢,短途便由女婢背着走。我曾去拜访一户富家,邻近的太太们都来看我,各人骑在自家婢女背上。有一位太太的漂亮房子我去看过,她待客之周到,在任何国里也找不出更好的;可她的脚小到最远只能从一间屋走到隔一间屋,在她那大理石地上走几步便非坐下不可。我见过脚底只有两英寸长的,她们的鞋不比一个幼婴的鞋大。只有极富的人家,才供养得起这样的脚使人无能到那个地步,而极富的人家并不多。

中等人家缠足的妇人,有时一天也走四五英里。许多看去像缠了足的人其实脚是天然的形状,只是照缠足的式样装扮罢了。有些村子里,女孩只在出嫁前略缠一缠,婚礼的热闹一过便解开了。有些小村里的女人全是大脚,涉水过溪,光着脚走长路;可一走近城镇、或到了节庆之日,便把脚裹起来,照那贵气的式样装一番,装得像不像则各有不同。

客家女人不缠足,身体过的是强健的日子,多半在露天做活。这一族人较好的习俗也影响到同他们接界而居的人,近旁的乡下女人便不缠足。在潮州这一面,住在小村小庄里的人之间,这习俗正慢慢消亡。有一处村落,二十年前家家女孩都缠足,如今没有一家给女儿缠。可惜这一点松弛只限于客家近旁的乡村。在城里和大镇上,除了奴婢与佣人,女人的脚都是残的。

缠足与其说是阶层的事,不如说是地方的事。近海一带,连田庄上、连最穷的人家,女人个个缠足。它不是体面的凭据,因为最下流的人也往往缠足。它也不是富有的标记,因为在这习俗盛行的地方,最穷的人也照办。做人下等妻室的,除非是作婢女进那家门的,通常都是缠足的妇人。把中国各处合起来算,大概十分之九的女人缠了足。

这习俗所生的祸害极大。它把将近一半的人口弄成残废,给那些困于贫穷的众人增添无尽的苦楚。它使女人无力养活自己、无力照看自己的孩子,又是溺婴盛行的缘由之一。它使女人弱得不能把屋子收拾干净,使她们的家污秽而无生气。它使女人不能行路,把她和她的心思关在最窄的圈子里。何以竟有人肯照这样害人的做法去做,是人性之乖僻里的一个谜。并没有律例规定女人须缠足,而北京皇宫里的女人也都是天足。这习俗的来源无人知道,已失在太古的烟雾里。

除了那句常听的话——女人的脚若同男人一样,便要被人笑、被人瞧不起——我所听过的唯一一条赞成它的理由,是一个男人给我的:他说女人的脚非缠不可,不然她们便同丈夫一样强壮,那时候打也打不服了。

可男人对脱出这成规,一般并不比女人自己反对得更厉害。对一个中国女人来说,最大的悲苦是没有儿子;其次大的,便是同邻人不一样。脚缠得最小的,正是那些决意不惜任何代价要秀气的人;而她们自己把缠脚的布条拉得比任何别人会拉的都紧。有殉道者的,并不只有宗教这一种心念。

第五章

一场婚事

中国人说,女人是「嫁」,男人是「娶」。我在汕头以西四十英里的归湖镇——那里从前没有外国女人去过——幸而结识了镇上一家的太太们,得她们邀我去看一场婚事。外国人难得有机会从头到尾看一户纯是异教的人家办这样一桩家里的喜事,我便欣然领了邀请。

头一天晚上,在新郎父亲家门前的一个小台子上演傀儡戏,花了两元。那戏同一切中国的戏一样,凡愿来看的都可以白看,因为是主人请的、主人付的钱。屋里头,正房两边的架子上摆满篮子,装着糕饼——那是这一家和亲戚们做了许多天的。正门对面的墙上垂着一幅红绸帘;两边墙上密密挂着写了吉语的贺联,都是请来的客人所送。屋子正中一张桌上,糕饼与糖果堆得颇有章法。一班乐手整晚奏乐,过路的人都进来看这番喜庆的布置。

清早,新妇坐一顶盖着朱红布的轿子被抬来了。她十六岁,是独女,已定亲五年。这桩亲事是一个叫作媒人的妇人做的,她的本行便是撮合婚姻;新妇和她父母都没有见过新郎。她父母从新郎父亲那里收了二十八元;第二天还要再收两元钱,以及值十四元的食物。她前一晚用放了十二种花的水洗过身,穿的是红绸裤、绿绸裙、蓝绸短袄。这些外面是一件朱红的袍,从颈一直到脚。她的头发几乎被镀金的首饰盖没,脸上一层红纱罩,外面又罩一层红绸流苏。人告诉我说,她的本分是离家时要放声哭,不然便是对父母失了敬。从家里陪她来的只有媒人和另一个老妇人,就是喜娘;此后四个月她见不到自己任何一个亲人,过了这段时间才回娘家探望。

到了公公家,她被领进一间小屋,待在那里,直到被带出来安在丈夫身边吃婚宴的早饭。这顿饭只有新郎新妇坐下,而且只有新郎吃。新郎是独子,十七岁;他父亲被人看作有家资的人,生意上有两千元上下的本钱。他穿绿裤、褐色短袄,戴一顶顶上有红缨的黑帽。吃饭时,新妇两手交叠坐着,头在罩子后面低垂;喜娘站在新郎身边,用一双长筷子从桌上众多的盘子里挑好的给他。她每用筷子夹起一样东西,便唱四句一段的词。她预言明年他们要迎一个男孩;他们要有七子三女;他们的女儿都要俊俏,儿子都要中科名;他们要造新屋,要发财,要长寿。新郎饱饱吃了一顿早饭——席间他显出极爱吃龙虾——新妇便回她的小屋,新郎被叫去解里面那层罩子;罩子于是从她脸上取下来,她便从红绸流苏里往外望。随后她被安在她那张红色新床脚边的一把椅子上,两旁堆着装她衣裳的红箱子;她便在那里坐了一整天,不出声,不动。

这期间,一家人和亲族都在忙晚上的席面。天快黑时,派人去请每一位被邀的客,客人全是男的。我坐在一间侧屋门口的屏后——女人都在那间屋里——从那里看着。正房里摆了五张红桌,各三英尺见方,彼此隔着宽松的距离,每边两个座位。每位客人面前摆一只小酒杯、一双筷子、一只陶匙和一只小碟。桌子四角各一碟蜜饯,一边放两只盛热酒的壶。主人——新郎的父亲——站在门边朝着门;每位客人一到,便站在门里,主人走过去把筷子重摆一遍、把椅子略挪一挪,在这位客人将要坐的位子前深深一躬。客人这才走过去,站在主人指定的座位上。几位上客——每桌两位——这样安好之后,身分较次的便进来;主人不拘礼地指一指他们的座,于是众人一同坐下。客人都穿着到脚的长袄,戴红缨帽。主人席上不坐,只照料给客人上菜。他自己把一盘菜放到桌上时,那一桌的客人都起身来接。仆人用托盘把菜端来,在每张桌子正中放一大碗,众人都从这一碗公用的菜里吃,用两根筷子灵巧地夹起块块的食物——筷子握在右手,像我们握笔那样。所有的菜都是块的或片的,不必用刀,正好配着筷子来摆弄。有些菜浮在汤里,用瓷匙吃。同桌的两位常常给众人的杯里添热酒。一共三十二道菜,每一道里杂着多样东西,自成一道完整的菜;菜的分量也越到席末越大。我认得出来的菜里有鸡、盐水鸭、鱼、糖蜜煮猪肉、豆腐、切片用甜汤煮的栗子,还有橄榄。一切都是剁碎拌和的,这张菜单上没有一样是法国厨子肯标上「清煮本味」的。我注意到大盘子里有一个省俭的法子:在正中垫一个大萝卜,于是那看去堆得满满的珍馐,芯子是便宜的东西。吃饭时没有谈话,也没有比频频作揖和偶尔一两个单字更热闹的动静。各人把庄重的注意力放在手上的事情上,「不慌不歇」地吃。新郎怕饭后被人作弄,席吃到一半便离了屋子,那一晚再没有见他。四个乐手是三元雇来的,整席都在奏乐。快到席末时,喜娘挨桌过去,为那一桌的客人唱一段词,又在桌上放一个托盘,盘里八杯茶。每位客人把茶喝了,杯子放回去,往杯里丢二十到一百文钱——合二分到十分——这些钱被收去,由媒人和喜娘分。席末以端上面团丸子为号,众人便都起身到另一间屋里去。随后女人和孩子从侧屋里涌出来,赶快把桌子摆好吃她们自己的晚饭,把男人席上剩下的一切都端出来。女人吃过,桌子撤了,女人回到侧屋去,而那些不是亲戚的男客便回来看新妇。她不到正房来,而是由媒人在一边扶着、喜娘在另一边扶着,走近她整晚坐着的那间小屋的门;男客便手里拿着蜡烛到门口来看她。这番热闹看来便在于催她再走近一步,并要求看她的小脚。她一直盯着地,不出声,脸上毫无变化,只在两个老妇人把她抬着挪的时候才往前动。她们把她的罩子揭开一瞬,她便把长袖子甩到脸上;于是两个老妇人把她拉回屋子一个暗角里,客人们便回到正房,接着勉力取乐。这样把新妇展出来,重复了好几次;客人的放肆越来越甚,若在任何开明的国里,早该招得新妇的父亲或兄弟的拳头打到他们脸上。我的怒气涨到这样的地步,几乎要替新妇担起兄弟的本分,起身去打杀那十六个中国男人;这时他们把几把钱丢在桌上,算是「看了她脸的赏钱」,便回家了。我问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妇人,她不觉得这样对待新妇是可耻的事么?她答说这是中国的规矩,又问我的国里是不是也这样做。新妇就睡在她那张新红床上,而她的新房是一家厨房的一角。

第二天早上,新妇新郎拜祖先的牌位,并向家里年长的人行礼。一张桌上点着蜡烛与香,桌子两边各放一把盖了红布的红椅子;新婚的一对在这桌前跪了三次,头磕到地。每换一位受拜的人,便把椅子略挪一挪,红布重铺一遍。受拜的人有几位不在场。在场的人便从屋里任何一处的座上起身站着,而人在那把红椅子前象征性地拜他们。随后新妇把红袄的下襟兜起来,接受那些她拜过的人往里放的钱,各人放几毛或一元。这些钱要由公公用来贴补婚事的花费。此后新妇回房,头上的首饰与红衣裳都取下来。于是全家其余的人预备把食物的礼送到新妇家去。三百六十个小小的红馅饼、四十个红米粉发糕、两个三英尺宽的大饼,还有龙虾、猪肉、鱼、鸡鸭和糖果,都装在红箱子里,由脚夫挑在肩上,送到三英里外她家去。至此婚事上要紧的礼数便都完了。

因为新妇见到穿孝的人、或新近生过孩子的人,或者吃了新近有过丧事或喜事的人家送来的东西,都要算极不吉利,所以此后四个月里,她要被小心照看。然后她去探望父母;此后她便开始她一生的本业:服侍丈夫家里年长的人。她要养鸡养猪、做饭、洗衣、挑担,并把盼儿子当作她头等的好事。有些地方的女人失了人世间最高的那份欢喜,便黯然转向孩子的亲爱里去找慰藉。这里,一个女人所梦想的最甜的爱,便是对自家小儿的爱;而她这份母爱也被贬低了,因为她从没有尝过别的爱。中国女人的一生里没有传奇,中国男人的性情里没有一点骑士之风。这是一个有过四千年、足以证明无人相助的人力能为自己做出什么的民族:而它的女人没有比「总有够吃的东西」这一桩确实更高的欢喜,它的男人也没有比「多子多孙」更高贵的志向。

第六章

不见面的新郎

一个老妇人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事情出在她自己一个亲戚身上。我们那时正谈到幼年许亲这习俗所生的祸害。这样的亲事由父母定下,当事的孩子一无所知,而其约束力同成亲本身并无二致。它们在法律上确实解不开,也极少有不照办的。丈夫卖妻,远比女孩从父母替她许下的诺里脱身更为常见。一个女孩若嫁了可恨的丈夫,剩下的路只有自尽,或者把自己弄得极坏,好叫人家把她卖给别的男人。

有个富人有一位正妻和几位下等妻室。正妻只有一个儿子,而底下那几位却有好几个。有一天,一位阔人从一天路程外的镇上来谈生意,在这位先生的书房里同他说话;正妻的儿子那时是个机灵活泼的四岁男孩,在屋里玩。这孩子的俊俏与活泼引了来客的注意,他便说自己也有一个同岁的女儿。两位父亲很快就立了约,要把这两个孩子许给彼此;于是请了媒人,合了八字,定亲的礼数一一办齐。此后许多年,两家再没有往来。那女孩长大了,性情可爱,容貌出众,才具也好。她擅针线,又能读能写。她十六岁上,成亲的日子到了,她被抬到婆婆家去。她母亲给她备了五百件衣裳的嫁妆,又有许多首饰,还有她所爱的那些活计用的精巧器具;她公公花了一千元置她的新房、款待喜客。

富而有教养的新妇很少见客;她到了婆婆家之后,有好几个月不出自己的房门。她把日子用在读书、刺绣和作画上,有四个丫头伺候她,两个是她自己母亲给的,两个是婆婆给的。四个月满了,她始终没有见过丈夫,也没有听人说起过他。按习俗,这时候新妇的母亲要派一顶轿子来接女儿回去探望父母;可这女孩谢绝了母亲的邀请,因为她觉得没法回答旧日的伙伴问她眼下家里的日子。她托人向母亲告辞,又因此被人广为称赞,说她对婆婆孝顺。她不能违背一个年轻妇人该守的那份端重缄默,去打听关于丈夫的事;于是又过了一年,还不见他的影子。到后来,她把这件事思量了许久,便拣了一个只有丫头们在身边的时候,问其中一个有没有见过她们的少爷。那丫头答道:「自然见过:我每天都见他;您若要看,我把他抬进来。」——「为什么非抬进来?他不能走么?」——「不能,他不能走。」——「他脚上有疮么?」——「没有,他脚上没有疮。」——「你什么时候见他?」——「我去喂他的时候。」——「他病了么?」——「没有,他没病。」——「他为什么不到这里来?」——「因为人吩咐我们,您不要他,就不许去领他来。现在要领他来么?」——「要。」于是丫头们去把一个男人装在一个大篮子里抬了进来,放在他们主母的椅子旁边。他已长成,可全然不能自理:四肢都动不了,也从没学会说话。他看见妻子惊骇的样子便哭了,仿佛还想用说不成字的声音安慰她。

她派人去请父亲来。父亲看着这个佝偻的后生,伤心得一个字也说不出。他拿起女儿的笔,写道:「女儿,这是你的命。」把那张纸给她,一言不再发,转身回家去了。

这女孩教养得这样温良,两家又都这样体面,于是解除婚姻的念头是没有的。她家不能怨人,因为定亲时那男孩是好的,一定亲便立刻瘫下去,可见她的星宿于他是凶的。两边都无话可责。婆婆给这女孩抱养了四个男孩作儿子,盼她肯有心活下去。可她始终郁郁,三年便死了。那个残废活到三十多岁。她的养子们活下来,娶了妻,兴旺起来,承袭了产业的大部分,如今在祖坟前献祭。

第七章

住处

百姓大半务农,可他们住在村里,不住零散的独屋;村子又这样多,全境之内,从任何一个村子都望得见好几个别的村子。这些人同游牧之民是相去最远的。同一家人一代又一代住同一所屋,耕同一片田,而那田稳稳地由父传子。

多数人住在陋屋里,同自己的猪和鸡在一间屋里睡、在一间屋里吃。整个夏天闹霍乱,整个冬天闹天花,一年四季闹虫。他们在自己的住处挤得密不透风,极少有人能有一间单房。我的中国相识里只有一个人独占一所「褐石门面的宅子」。有一块大褐岩在从前某个年代倒在另一块岩上,恰好成了一种披屋的顶和壁;一个单身汉便住在底下那道缝里,把他用的农具和他在近旁田里收的稻谷都存在那里。他用石头和灰把这间屋两头的大口砌起来,又把做饭挪到露天,免了要烟囱的麻烦。他那一星火光常给这片粗砺的山坡添些景致——这坡上只有他一个居民。人口中远为最大的一部分住在茅屋里;而屋里屋外积下的污秽,把茅屋弄成了陋窟。墙是某种便宜而粗糙的砌活。顶是瓦的,由松木的梁和板条撑着。屋里唯一的开口是一道门;门一关,光便从顶上嵌着的两三片半透明的贝壳或玻璃透进来。地是土的,夯得又硬又平。这些住处的家具,通常是松木的床和支架、一张松木桌、陶的炉和锅,还有一堆堆说不出名目的杂物。因为几乎没有人住、也没有人情愿住零散的独屋,这些茅屋便彼此之间不留一丝空隙地盖起来,沿着一码宽的巷子,或者围着铺了砖的院子——院里晒衣裳、养猪、在日头下腌制食物。稍好一些的住宅,把门开在临街的一道高墙上;这道前门后面是一个露天的小院,院里或许有一口井、几盆开花的灌木,也可能有些藤爬在棚架上。院子两边是开向院子的屋;最里头是一间大屋,由住在这里的人共用,而在正对街门的那面墙上,有一张供家神的大架。这间公用的屋常常也堆着田里收来的出产、农具,以及家里女人的织机、染缸和洗衣盆。从它两边开出去是两间卧房,通常由家里年长的人住。儿子们长大了、娶了妻回家,房间便分派开来,使每个儿子有一间;而几个成亲的兄弟连他们的孩子,常常同父母、也许还同祖父母和叔伯,一同住在一所屋里。

中国这个民族的绝大部分便这样住在不通风、不吊顶、不铺地的屋里:夏天酷热难当,冬天酷寒难当,而且永远满是臭气。大概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口,一辈子都在这样不洁、不适的家里度过。

富人住的房子一般也只有一层,可占地很广,又用雕刻与彩画装饰。里头有院子和园子,有假山洞、鱼池和莲池,全都在几码方圆之内。中国人极赏玩这种把自然缩成小样的东西。抹灰的墙比较高,上面画着鸟、花和历史故事,或者挂着奇特的字画卷轴。屋梁是雕的,地上铺着彩瓷砖。宽门与多重院落给了光和风,而外面处处是不透的墙,防着贼。这些房子里陈设着乌木与石头的器物,雕工是东方艺术里最高的手法。精美的瓷器、铜器、玉器和银器供主人使用,而主人身上穿的是绣花的缎与纱。

中国造房子的式样在我们看来虽然不爽快,可它无疑是那种以最少的钱使住者得最多安适的式样。不开窗洞的墙叫贼却步,不过屋顶是弱处,所以家里非得始终留一个人看守不可,免得人把头上的瓦揭开一个洞,用钩子把东西钩走。吊顶会助长白蚁所爱的那种阴暗潮湿,使屋梁迅速坏掉。最便宜的地板,是他们鞋上那厚厚的木底——那是随脚带着走的。絮棉的袄比柴火便宜得多,而壁炉与火炉的开销也就不必花。他们那宽松、结实而于身体有益的衣裳,夜里歇息时同白天做活时一样穿着;他们又有睡在一块光板上、只铺一张草席的硬朗习惯:这就使逼窄的住处还过得去。

他们的家真正的不适,与其说出于贫穷,不如说出于迷信。女人缠足,使她们不能多打扫屋子。以为白色是不吉之色,便不肯粉刷,于是墙上长满癞斑。他们那套风水的观念处处绊着他们、束着他们。几时基督的真理透进中国社会的根底——非到那时不可——中国人才会住得好。那时候不必多花钱,陋窟也可以成小屋,茅屋也可以成家。

城池的样子极为一律:房子几乎全是一层高,屋顶几乎齐平,都盖着灰瓦。城总有墙,墙高十五到六十英尺,有坚固的城门,入夜便关。府城与县城——地方官的治所——多到一千七百座。府城平均有一百万居民,县城有十万。

第八章

异教之不便

拜假神的人除了灵性上那些严重的损失之外,还因他的宗教而不断受着地上的种种不便。

石灰水是众所知道的东西,极便宜,也极容易弄到。若把它刷在百姓大半所住的那些陋屋的墙上,便能帮着除虫,使那些沉闷的屋子更亮、更合卫生。可白色被算作不吉之色,于是房子几十年不洗刷,墙上被烟、霉和油垢熏得发黑。我在我们一处布道所租了一间开向礼拜堂的小屋,想拿它作自己的卧房,便向房主请准许我刷石灰。他求我撂下这个打算,因为白是守孝所穿的颜色,而把属于他的屋子刷白,大概要害得他家里死人。于是我在那处布道所过夜时,只好睡在一间没有窗、墙上糊着好几代住客呼出的气的屋子里。

屋子常常既无光又不通风,因为人以为窗子会给邪气留出路,而邪气会害到邻舍的住户。我有好几次提议在乡下布道所租的房子墙上开窗,人都告诉我说某个邻人极力反对,因为这于他可能有性命之祸。不过幸而也有这样的情形:在对面住宅的屋顶上放一只张着嘴的陶虎,甚至放一只锅或一只篮子,便能把那些邪气接住,使这窗子不再害人。

一切道路都这样曲折纠缠,除了住了多年的人,谁也不敢独自走路,连从一个村到紧挨的下一个村也不敢。要给人指一个地方而又不亲自带他去,是很难的。不得已,一切出行的人都是「有人亲领」的。我在教友中间走访、在小村里教书的时候,起初常常思量一件事:中国人似乎不曾发现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我往一个看去在平地上近得很的村子走去,可去那里的路,用脚量总比用眼量远上好几倍。过了一阵我才明白:一切道路与河渠都造得像迷宫,好叫游荡的邪气不容易找到这地方居民的住处。

一座二十万人的城,城墙外有一条潮渠,每月有几百条船经过。可横在渠上的桥这样低:那些落潮时为了过渠非卸货不可的船,涨潮时为了钻过桥洞又非装上重货不可。结果是船有时在渠里挤得水路不通;而一座大城的往来,无论什么时候都被八座低桥碍着、几乎弄废。这些桥不能加高,因为除了奉神的建筑,高的构造被认为于四围的住宅有害。

一户人家的兴旺既被认为倚于死去的祖先的坟葬在合于其住者之意的地方,于是未经术士择定墓地,便不葬父母。择葬地的规矩是隐秘的;要在山里找出恰好的地形、以及同风与水恰好的方位,使之成为吉穴,往往很难。因此装了棺的死者常常在活人的住处停放多年,于全体生者之家有害。

遵风水的规矩要花极大而无用的钱。在苏州,有两座孿生的塔造成中国笔的样子;此后有一阵子,塔所在那一片城区的士子应试极为得手,中科名的格外多,而城里别处的士子却不得手。那些得意的应试者大受责怨,说他们借笔塔把本该在全城均分的好运气都引到自己身上;于是受委屈的士子寻了一个法子,并且照办了。他们在自己那一带另造一座塔,造成一大锭墨的样子;此后众神赐给敬重文房用具之人的好处,他们也分得了。

有些人穷到吃的都不够,却把辛苦挣来的钱花在给神与鬼的献祭上,而仍旧逃不出对这些东西的畏惧与恐怖。

我亲眼见过下面这桩惨事。有一对夫妇成亲多年,没有孩子。妻子在邻近一座庙里许多次祷告、许多次献祭,并许下:她若生了儿子,便给神像摆一桌盛筵。末了她的心愿如愿了,这对夫妇欢喜不尽,想向神像还愿。可他们极穷,只有一小块地,全家的衣食都从那里来。他们思量了许久,不知该怎么办。他们没有可借钱的富朋友,没有可以典的好衣裳,除了每日的口粮也无从多挣一点;可神像非满意不可,不然它要大大地害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只剩那块地,那是他们唯一的倚靠。经过许多苦苦的商议——商议里怕神像的心占了上风——他们把地卖了三十元,在神前摆了一桌还愿的筵席。随后他们挣扎着过下去,并不绝望,因为他们有了儿子,于是这一世的老年、以至阴间,都不至于赤身饿肚。靠在这里那里打些零工,他们总算把自己养活,也养活了孩子。那男孩八岁上,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神像又得要一份还愿的供献;可这一回他们没有地可卖,穷到了极处。他们唯一有价的东西,便是那八岁的男孩。他聪明又俊俏,有个没有孩子的富人想要他做儿子。经过许多商议——怕神像的心搅着他们,想得神像赐福给婴儿的心也搅着他们,而别的弄钱的路都已走绝——他们把那男孩卖了十五元,又在神前摆了一桌筵席。大儿子去了,筵席散了,那婴儿出天花死了。那母亲呼天抢地、万念俱绝,把尸首抱去绑在神像的胸前,说道:「你吃了我们的屋,你吃了我们的锅碗,你吃了我们八岁的儿子:我们所有过的一切都进了你的大口。现在把这个也吃了吧!」

记时之法也招来重大的损失。中国人四千多年来把时间分成十二的周与十的周;前者五转、后者六转同时走完,便是六十的大周。十二的周里的次序用十二种畜兽代表: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的周里的次序分配给五种物质:木、火、土、金、水。于是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每一时都有一个双重的名目,算作属于这两个永远旋转的周;而一个时辰之吉凶,便看这四段时间的代表彼此相和还是相克。人考究这些,便合八字、择吉日、定下办要紧事体最宜的时刻。倘若年属水而日属火,这时辰便不吉——除非月与时里有什么力量改了它的性质,把水火这样相仇的两样相撞所生的凶险化去。金既被火所熔,这两样在周里相遇,便使这时节不吉;而它们各自同另外四样相遇,则无险。

再则,十二的周里那些畜兽彼此之间、以及同十的周里那些物质之间,又各有仇有合;要算出它们相撞的结果,是一个深奥的难题,据说于人事大有干系。

合八字的多半是盲人。他们从或精或不精的师傅那里学这一行,靠这一行的进项过活。他们步行走遍乡间,倚着一个引路孩子的肩,带一个袋子装家伙和所得,又带一只铃通报自己来了。中国的母亲添了孩子,一般要请一个盲的算命者来,问明她的孩子有什么特别的凶险,又问她须给众神献什么,才好叫众神护着孩子免祸。她把必要的日子给算命的人,他便按那两个周里代表孩子出生的年、月、日、时的数目合出八字,告诉她须预先防什么灾。她求他代为献祭、代为向他的神苦求,为她的婴儿;他便说出一笔数目,够办这些仪式的开销。她也许嫌这钱多。他于是告诉她,她可以自己到近旁一座庙里向某位神献上必要的供物,接着便把为保住孩子所须献的东西一一报出来。单子越报越长,她被将要花的钱吓住了,赶紧答应付他起先所说的那笔数目,好叫他把一切麻烦从她手上接过去。孩子若身子好、妇人又穷,他索的价通常是二十分到一元。他索得纵然过苛,那妇人也不敢怒气冲冲地把他赶走,怕他拿她给的那些日子去做符咒害她的孩子。价钱讲定了,他给她一个装香的小袋,叫孩子佩着作护符,然后他便上路。算命的人对孩子的命并不担责;而那母亲大概从前没见过他,此后也不会再见他。据说每一百个母亲里有八十个,在孩子不满月时便给他合过八字。

星命的历书里载着同一切生辰相应的吉日,凡识字的人都查得出来。出门、动工造房、搬进屋、开荒、掘井或掘坑、修屋顶、砌灶、立磨、上织机起布、给孩子头一回剃头、给女孩梳成妇人的发式、安新妇的床、娶妻回家、分祖产、把尸首入棺、出殡——凡办一桩事,都得找一个吉日。没有这个,便要出意外,或者有不顺的事跟着来。倘若这桩事关涉几个人,便须把各人的生辰都顾到,定下一个同众人都相和的日子。出殡则须把家里每一个活人的生辰都考究到,不然这场丧事便要于那个生辰同此日不合的人有性命之害。倘若家里一个人生在周里叫「兔」的那一年,而家里另一个人出殡偏在周里叫「狗」的那一日,那么这场丧事便可能害死那个生在兔年的人,因为狗要咬兔。

有时人说一个孩子的八字同家里某位年长或更受敬重的人的八字不合,于是这孩子便被卖掉或送给八字相合的人。有一回,一个我素知没有孩子的妇人把她五岁的儿子叫我看。她丈夫刚花七十元给她买了这男孩,因为那孩子的八字被断为同他生母不合——他生母自他出生以来一直病着。这个从前没有孩子的妇人为这新得的所有欢喜极了,男孩穿着一条新裤子在她身边欢欢地跳;而那生母正为失了独子伤心欲绝。

人以为离这世界而去的人要有行路用的实物。中国人的衣裳主要是一条宽松的裤和一件短袄。夏天,这便是做活人的全副装束,连上市、上礼拜堂也是如此。富人与读书人则按天气与所事,穿两套或更多。素白的衣裳常贴身穿,有色的罩在外面。男人女人的衣裳大体相似,只是女人盛装时加一条裙。各样衣裳都有纸做的样子,在丧事上烧。每一个大镇大村都有专卖这类货的铺子。现成的存着许多;也存着纸的衣料,可以照定做的尺寸现糊。最穷的人家死了一口,至少要烧值一元的这类东西,富人常烧值一百元以上的。穷人在死后第七天烧这些纸的行装,那时候魂灵据说才省悟自己已同身子分开,于是启程往阴间去。富人则请术士择一个吉日——死后一百天之内的某一天——并通知亲友何时焚化衣物。凡来的人都带供品来添进火里。焚化的有大量纸做的衣裳,还有纸船、纸马、纸轿、纸箱笼、冥钱、被褥、鸦片烟枪、毯子、眼镜、仆役随从的像,以及一个人往远方远行所能用的一切。

据说这些东西一烧便化成它们所代表的实物,使受献的魂灵更安适、更富有。人以为死者若以一个有许多家当的富人的样子到阴间去,那里的差役与判官待他便会更客气、更宽些。这类东西也有成包成包地带来,当作给别的魂灵的礼,同新死者的东西一并烧了。这是由一个正要去那边的人,捎给一个已在那边的人,正如住在中国的人托一个正往美国去的两边都认得的人捎一个包裹给美国的朋友一样。不过朋友死后三年以上便不再捎这样的礼了,因为据说过了三年,魂灵便不再穿地上亲人所供的衣裳。

你若问那些卖这些纸行装、或烧这些纸行装的人:他们怎么知道魂灵收到了所献的东西?为什么以为魂灵到死后第七天才离身?又为什么以为纸衣裳用不过三年?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不知道。这套道理不是他们的圣人所讲的,书里也没有;可邻人都这样说、这样做,他们便随着这风俗。

除了预备丧事的时候,没有人肯买这些货、也没有人肯把它们留在自家屋里,因为有一种迷信:这样做要害得家里死人。

有一天我在一家做这类货又卖这类货的铺子里。架上和柜上堆着模仿纱、缎、绒和织锦的奇妙货色,店里的人正忙着用糊把它们做成衣裳。不久之后,我路过一个地方,那里刚烧过一大堆这样的东西,风把灰吹得四散。我于是想到那可怜的、赤裸的魂灵——它不着寸衣,那些曾是它人间亲属的人所作的这番徒劳也帮不了它;它孤零零地、惊惶地飘进那大黑暗里去了。这同另一个人的启程何等不同——那个人去的时候知道上帝在,知道在他整个宇宙里,没有一处地方会叫他的儿女害怕、叫他的儿女孤单!

第九章

降神之事

中国有许多男人女人时时陷入昏迷,继而狂乱;人便向他们问事,把他们当作通鬼神的人、或众神的传话者——据说众神以他们为口舌。据说那昏迷的状态起初是这样引出来的:人坐在一张桌前,桌上一只香炉里烧着香,而他把一张金纸举到眼前,死死地盯住它。此后那附体的鬼神随时可以附上这降神者,不必人请。降神者预先在昏迷中以无头无尾的话宣告自己某一日要做什么,于是热心的信徒便把那些器具预备起来,好让人看见那被当作神通的能力。他们常做的事里有走过一床炭火、在滚油里洗身、以及爬刀梯。那炭火床有几十英尺长,可炭并不实,身手灵便的人尽可以在上面飞快地跳,只踩炭与炭之间的空处。在滚油里洗身看去奇异,其实并非险事。一口架在旺火上的大铁锅里盛着滚油。一条小毛巾浸在锅旁一个桶里的冷水中,那水是用十二种花泡过的。降神者奔过去,一把抓起毛巾,往油里一浸,立刻抽出来,拿它擦自己的身。冷水一遇热油便闹得厉害,可那毛巾不过略微温了些,洗身也没有什么险。刀梯是任谁都能平平安安爬上去的。那些刀的刃是钝的,而把刀嵌进两根立柱的木楔子又凸出在刀刃之上,正好给爬的人的脚作一个安稳的踏处。若非旁观者把这当作大逆不道而骇惧,至少已有一个不是降神者的人要爬上这梯子,以证明不靠神力也上得去。危险只在于固定梯子的那些榫头不牢。我听说有好几个降神者爬到顶上时,梯倒而死。可倘若降神者被刀割了脚、被炭烧了脚、或被油烫了身,人所给的理由便是:有个新近生了儿子、或是新近娶了妻的人,在他做法时看了他。

我亲身的相识里有好几个妇人曾是或仍是降神者。其中一个住在揭阳河边的炮台。她自述说,她做降神者已二十年,可如今她信耶稣能够、也情愿把她从黑暗的权势里救出来。她最初被鬼神侵上来的时候,抽了筋,像一个发狂的人;在那个状态里她宣告说,第二天早上她要走过一床炭火。她清醒过来便发抖、哭泣,以为自己要被烧死;可众人对这类显应是见惯的,便把炭火床预备下,长三十五英尺。到了约定的时辰,她又狂乱起来,走了过去,毫发无伤。从那以后,每年到要有疫病、或要闹霍乱的时候,她便进入这种狂乱,用刀割自己的舌头,让几滴血落进一大桶水里。这水众人便喝了,当作防传染的灵药。剩下的血她用来写符,众人把符贴在门柱上、或佩在身上,当作避祸之物。有时她预言说有两个一样高的小女孩要同她一道走那条火路;而她要起步的时候,村里果真有一对女孩被推着从围观的人丛里出来,不由自主地跟她走过那条火路。她又把头巾取下来,浸进一锅滚油里,拿它擦自己的身而无伤;可她若把油洒到别人身上,别人便起泡。在这种状态里,她是被一个女鬼的灵附着,行那鬼的意思,不行她自己的意思。她说被附的滋味比晕船还难受——她坐船到我家来时,晕船大概是她新鲜而难忘的一回经历。她随时能同这鬼神通话,人也不断来,托她向它问事。她做传话者并不收钱,只告诉人该带什么供物去讨它的欢心;而拜祭的仪式办完之后,剩下的食物归她。

她遇见女传道、从她们那里听了福音之后不久,有个男人来,想从那鬼神那里得些关于一个病孩子的主张;可她却把自己做法所用的香炉连一切附属之物都抛进了河里。她的信众说她疯了,她却对他们说,她这才刚刚清醒。

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一个或几个降神者,各有各的附体鬼神。降神之术若是好的,中国本该是天下最开明、最圣洁的国。可降神者虽这样多,并没有一点切实的智慧从那一个世界经他们传来。无论在地球的这一面还是那一面,死去的智者都不理这种同人类通话的法子。孔子不曾经他们之口,就五伦的本分多添一句训诲;莎士比亚也不曾借他们给自己的同国人寄一首新诗。造中国船的黄帝不曾提出一点改良舟楫的主张,瓦特也不曾给蒸汽机添上一点什么。大水之后疏导全国的禹,在后世的水患里不曾给过一条有用的指点,正如摩斯对一种更完善的电报绝缘子一样沉默。忽必烈没有能教他的百姓再造一样像大运河那样有用的东西,正如惠特尼没有再给我们一样比得上轧棉机的发明。在蒙古人中间同在撒克逊人中间一样,慈善家、文人与政治家都是手上留着未完的事业死去的,也都没有借降神者说一句这事业该怎样做完。几时孟子寄来像他在世时所写一样明智的格言、弥尔顿寄来像《失乐园》一样宏大的诗、伏羲寄来一种新乐器、培根寄来更完善的考究之法,那时人才有理由看重那些传递这样宝贵话语的灵媒。可最地道的那种「降神的灵媒」虽在中国多如虫聚,他们同在美国一样,也没有给人类传来一点有用的知识。

第十章

灶神

神的数目多得不可胜计。有大庙里的大像,有神龛里零零碎碎的偶像;有地方上的神,每一个村、每一片田、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的;有掌管雷、雨、收成和风云的看不见的主者;有一切死者的魂灵,尤其是自家祖先的魂灵;此外,凡奇异的东西、凡出过说不清的怪事的地方,都受人拜。形状古怪的石头、长得怪模怪样的树根、离奇的木片、潮水漂来的无主之物,都是神。有个渔人捡到一堆半朽的蚝壳,那形状被人看作像一只狮子,于是那东西在他家里被供了好几代。有一条溪的岸上砍倒了几株竹,那些中空的竹桩被纤维般的根以毛细之力把水吸满。这被人看作奇事,于是走那条路的行人都停下来烧香叩拜,拜那位住在竹间的神秘之神。

一切主要的神都有自己的生日,那一天格外受拜;此外大节日、每月的初一与十五也受拜。

许多较大的神在家里有自己的代表;人常把庙里香炉中的灰取来,在家里拜。可一户异教的人家里什么都可以缺,司命公是不缺的。他是灶的神,没有一个人敢不供他便开火立家。他做神已有几百年,他的来历人人都知道。

有个穷汉娶了妻,不久便发了财;可他把那个给他带来好运的妻子撇了。她在路上漂流,走到一所孤零零的茅屋,屋里坐着一个老头子。她把自己的苦事告诉这老头子,他便请她做他的妻。她同他住在那茅屋里,他兴旺起来,发了财,造了一所又大又好的房子。灶砌到一半的时候,有个人到门上来讨饭,她认出那是她从前的丈夫。她正给他一点钱,眼下这位丈夫走了过来,从前那位便躲进灶里,再没有人见过他。他变成了神,至今还是神。有些人家不给他立像,拜他时所烧的香便插在灶的烟道缝里。许多人家把他的像摆在正房里。他的生日是七月十四;那一天家家都拜他,各在自家屋里拜。到了年底十二月二十四,据说众神要去放十天的假,于是人烧一匹纸马和别的行路的装备给他用,让他去向上头的神作年度的禀报。新年头几天要不断点一盏灯,表示这一家正等着随时迎他回来。孩子出门回来,向父母问过安,便拜司命公。当家的主妇若养出肥猪,便把这份得手归于他的善意,猪卖掉时给他献上合宜的还愿之礼。

一家的父亲死了,祖产在儿子们中间分开,长子得司命公的像,次子得立在像前的香炉,其余的各得炉里的一份灰。各人随后把自己那套供神之物缺的添上,立起自己的神,在自家屋里做饭之前先拜它。

第十一章

一个节会的来历

照中国的惯例,年近岁末要把本境之神从庙里请出来,抬着他走过镇上几条大街。给他备一顶镀金的敞轿,抬轿的人穿着华丽离奇的服色。一班乐手走在队首,后面跟着人群,打着画有奇异图样的旗。这一路的终点是一处露天的戏台,神在那里是尊贵的客、尊贵的看客。这番出游被认为能慰那位神像——他已在阴暗与蛛网里坐了许多个月,大概也厌了他那单调的日子。此外,他经过的那些街巷,也被认为因他过而得益。

很久以前,在盐灶村,众人凑了一笔钱,交在一位村中长者手里,办这每年一度的节会;可这位主事的是个赌徒,立刻把钱在赌上输光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戏和游神都不见影子,出钱的人便催他尽他的本分,催得这样紧,弄得他为了找话安抚他们,智穷力竭。众人催得紧,一个缘故是怕那位神若再被怠慢下去便要动气、要害人。年越近,闹得越凶;可他既没钱又没赊处,办不出神出游的那套寻常的装备。于是有一天清早,他到庙里去,把那位神背在背上,照定例的路线走起来。一群人惊愕地跟了上来,有人要把神从他背上夺下去。几番争抢、几番躲脱之后,他末了被逼到海边,前有人群后有大海,于是这场争夺在浪里结了局:那位神被你一拽我一拽,镀金有险,手脚也被弄断了。得胜的人随后把它抬回庙里,修补过重新安好;而那些自以为在它影响之下的百姓,一个个惊惶不安,预感要出祸事。可接下来那一年竟是极吉的一年:收成丰足,又没有疫病。于是公众的安康便被归于那位神所受的这番非常的待遇和那一场海水浴;因此那一天的周年,这村里至今还年年把当日那番特别的情形照样演一遍。

第十二章

木头的判官

中国人有时请一个神像来做争端的裁判。遇上既无证人又无凭据、寻常的官断不了的案子,被疑的人可以到一位神前去,当场自咒:倘若自己有罪,便受此咒。若此后没有祸事跟来,便算他无罪。自然,在这些木头判官的堂上,常有刁悍的真犯逃了罚,而无辜的人倒因一场不幸落了罪。有时神像像是真降了惩罚,而后来却查出这判断不公,于是那位神大失人心,直到又有什么意外把它在信众心里的威信重新立起来。

若干年前,有个人乘船往来于汕头与揭阳之间——两城相距四十二英里。那时正是宗族械斗与海盗使行路极不安稳的年头,这位客人便把自己的钱,一包五十元,交给船主兼船长收着。船长照他素常收客人贵重物件的办法,把钱收进自己的舱里;那舱在船尾,除一道活板门之外没有入口,而他掌舵时正站在那活板门上。船到了地头,客人来取钱,钱却找不着了。这损失既由船长担责,查出贼来便是他的事。他整程没有离开过自己舱门,而除了船头的水手,没有人有权进他的舱、也没有人被看见进去过;于是他一口断定是那船头偷的。船头声明自己无罪;争执起来,他便愿意到某一位有名的神像前去自咒:倘若有罪,便受此咒。船长答应了这个提议,并说神若如此,他便认船头无罪。于是他们带着供物,又带着许多关心此事的看客,到庙里去。船头发誓说自己清白,呼那位神并加上重咒,说倘若他说了谎,便叫他出庙门时折一条腿。偏偏果真如此。他出庙门时在石门槛上绊了一跤,折了腿。他的罪便算被证实了;而对这位神像的大惧,落在旁观者心里,也落在听他们转说的人心里。

可船长回到船上,在自己舱里乱翻,竟在一道不显眼的缝里找到了那包五十元——那是他离汕头时自己放进去的。他回去见那船头,承认自己错待了他,又出钱请医买药,直到腿好;此后再不信那位神像。

樟林近旁有个穷汉,他儿子在一座佛寺里跟一个和尚读书。有一天这人去给小学生送一袋米;他离寺不久,那和尚便发觉自己养着、训着打斗的一只鸡不见了。和尚说是他偷的;他声明自己没有偷,并求神咒自己,倘若说了假话便受此咒。他站在神前说:「我若拿了那只鸡,便叫我出这位神前时折一条胳膊。」他离寺时在台阶上绊了一跤跌倒,折了胳膊。不久之后,那和尚去搬寺堂地上堆着的几只米篮,掀起一只倒扣的篮子,那只鸡跳了出来。他这才记起前一天是自己那样把它扣住的。

第十三章

石头公主与她的仪仗

几百年前,福建省有一位少女,她的父亲、兄弟和已许的丈夫都是行商。有一回她同母亲在家,家里的男人都出海去了,她梦见他们那三条船在风暴里颠簸,眼看要沉。她游出去救,两手各抓住一条船,嘴里咬着一条。她正把三条船稳稳地往家带,忽听母亲叫她。她要应声便得张口,于是嘴里那条船脱了手,只把两条带进了港。

做梦之后许多天,那些行船的人回来了,说他们遇上了一场可怕的风暴,三条船里沉了一条,另两条却奇迹般地顶住了风浪。

这件事,加上她长久而可敬的守寡,使这位妇人成了神;如今人以「天后」之号拜她。她的庙又多又阔。汕头城里属这位女神的最老的一座庙在一八七九年重修,花了一千元;又有一场盛大的游行,把她重新镀金、装饰过的像护送着走过城里的大街,再把它安回龛里。八条大街彼此竞赛,各出最堂皇的仪从。一切生意都停了,平日堵在街边的货物都搬开,旗幡与透光的画灯在头上搭成一片华丽的篷。为这场游行的装备花了三万元,有一个人独自捐了一千元之多。四围乡下来了几千人,把一切站得住脚的地方都挤满,看那队伍过去。女神本人坐在一顶华美的轿里,由她那两个丑恶的仆从随着——一个耳朵大得据说能听千里,一个眼睛炯炯据说能看一样远——可她并没有引起明显的热情,也没有受到人丛特别的注意。

游行队伍八分之一的次序:

两支号,吹出猛兽似的叫声。

一方四字横匾,两人抬。

两盏大灯笼,两人提。

八块名衔与科名牌,两两并行。

二十支戟,镀银镀金,两两并行。

十八方四字横匾,两两并行,由衣着整齐的人抬着,个个戴眼镜。

两幅竖匾。

八个人,穿细米色绸衣、戴草帽,两两并行。

十二人的乐班,撑着一顶篷。

九位汕头商人,穿官员的衣裳。

乐班。

古铜瓶置于桌上,四人抬。

两方横匾。

九面大旗,绣得极繁,抬旗的人大辫子盘在头上。

一名苦力,挑着茶水点心。

锣、钹与弦乐班。

六方横匾,两两并行。

一辆车上一匹纸马,一个女孩骑着。

十把绣花的小绸伞。

乐班。

一座台,上有竹根雕的鸟。

两名护卫。

一座台,上有树根雕成的活鹅模样。

乐。

一座台,上有树根雕成的狗与小狗模样。

两名护卫。

一辆车上一头纸狮。

少年武士骑马。

纸狮、幼狮与圆球,装在轮子上。

乐。

少年武士骑马。

两名童子武士。

一头纸海豚坐在车里,由两只猿推着。

乐。

童子武士骑马。

两名童子武士步行。

四字横屏。

乐。

一座台,上有黑玉的器物。

两名护卫。

一座台,上有白玉的器物,四人抬。

乐。

一座台,上有红白珊瑚的器物。

锣。

极精致的一辆车,上有两个少女,一个坐着,一个被托在一只孔雀头上;这是平衡之技的一个好样子。

乐。

一座台,上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站着,伸直臂举着一把扇,女孩站在扇上,看不出有什么支撑。

乐、护卫与引导。

两顶极华美的大伞。

一辆车,上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伸直臂举着一把剑,女孩托在剑上,看不出有什么支撑。

乐。

一座台,上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用肘尖顶着一把彩伞,女孩站在伞的外缘,看不出有什么支撑或配重。

两顶绣得极繁的伞。

乐。

一个九英尺高的纸巨人,做得极像。

八块牌位,由小男孩抬着,两两并行;这些男孩穿得极整齐,托牌的盘子绣得极繁。

四名童子武士,兵器齐备。

两面三角竖幡。

一座台,上有一座极精致的小庙,蓝釉加金,十二人抬。

五顶大绣伞。

两座小庙,里面有牌位。

乐。

四个男孩用盘子托着牌位。

九位商人,穿官员的衣裳。

两方横匾。

八名童子武士骑马,一字排开,各由两名步行的少年武士扶着。

少女骑马。

茶水点心。

一座台,上有两个女孩推豆腐磨。

两面横幡。

一座台,上摆着珊瑚与岩石的景,景上立着两个俏丽的女孩,其中一个戴一串漂亮的项链,是用维多利亚女王的卢比和香港的两毛银角串成的。

童子官员骑马。

弦乐班。

一座黑底加金的大庙,十八人抬。

四面绣得极繁的三角竖幡。

一出摆设的景,叫作「花丛里」,一个少女和一只活猴。

四个男孩抬着漂亮的织锦屏。

十八位绅士,穿深蓝衣裳。

一条大龙,九十英尺以上长,二十二人抬着。

锣、鼓与钹。

男孩骑马,装作武士与帝王。

两方四字横匾。

茶水、点心、烟和槟榔。

一顶华美的伞,上有凸起的人物。

第十四章

庵堂的尼姑

在各村之间,人时常见到一个女人,穿灰棉袄,戴尖顶竹笠,剃着头,天然的脚,臂上挎一个袋和一个篮。她的装束使她同别的中国女人分得开。那件长灰袍和那颗剃过的头,是她所属的教门——佛门尼姑——的凭记。袋里装米,篮里装她在所停各家门前得来的果子和菜。人以为她同佛的交情比住在佛寺之外的人更亲密,而施给仆人的人,便会从这家主人那里得恩惠。信徒的虔诚并不是一种教义为真的凭据。尼姑的袋子总是装得满满的,虽然施她袋中之物的人并没有得着多少好处。

早上一路走来所拾的,这位尼姑自己够用,还够给庵里几个太小或太老、不能自己出去拾的尼姑用。她的家是一座庵堂,有时地面广阔、建筑讲究、陈设雅致。那是由一户富家、或由许多人凑钱造的,为的是积功德,好在来世记在自己账上。庵里有一座正殿,殿中是极大的佛像,又有几座小殿,供着诸菩萨的像。尼姑们每天在这些像前念三回经。她们的经书是中国字,从公元六十一年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佛书译来。正殿四围是院子,院里有小小的房间,尼姑在那里睡、在那里做活。这些女人是这地方唯一的住者。她们做针线、纺纱,又养小孩子,教她们同自己一样做尼姑。这些小尼姑并不是因上帝的意思、也不是因她们自己的意思才做尼姑的;她们是因某个男人的意思成了孤儿,又因某个女人的意思成了尼姑。她们两三岁上被卖进庵堂,一个三四元;尼姑们各人尽自己养得起的数目去买,把她们养大。有时一个尼姑手里便有二十个小女孩,直接归她看管,除她之外不受任何人管束。尼姑们在世上过得宽裕,所以并不要那种会被人扔掉或送掉的孩子,而是挑那些已过了婴儿头几场病、又健康又讨人喜欢的来买。女孩一到够大的年纪,便被教织布、刺绣和读书。庵里请好先生来教她们,她们往往成了很好的读书人。

到十五岁上,这小女孩便不再吃肉食,头剃得精光,穿上尼姑的衣裳。据说留女孩在庵里并不用强;可她们没有一个肯选择离庵回父母家去。她们在庵里比跟着那些把她们卖掉的、困于贫穷的父母过,要舒服得多。

尼姑们常坐自家的船远出,带回整船的果子或菜。她们织得好,绣得极精,又几乎是唯一识字的女人。人请她们到临死的人床前念经,请她们去驱街巷与屋宅里的邪气;替人向她们的神作特别的祈求,也收钱。她们的进项丰厚,日子安逸。总的看去,她们比别的中国女人结实、丰满、安适得多。

庵堂在无知而迷信的人眼里是受敬重的;可有见识的人暗里传说,它们并不是名义上所标的那种有道而体面的去处。我们时常听说某所庵堂因里头的败德而被官府查散。

在一个不做户口清查、不编统计的国度里,要弄清人口里尼姑的数目很难。可一天路程之内便见得着十来所庵堂;我有一个上午访过三所庵堂,三所合起来有一百个尼姑。其中一所的住持七十五岁,在庵里已住了七十二年。凡我私下谈过话的女人,都是从襁褓起就在庵里的。那位和气的老住持给我种种机会讲她所称的「上帝的道理」;可我提议说,可以请一位本地的女教师来住几天,她却答道:她若容一个吃肉的人在那里住宿,便全然违了这地方的规矩。她说她自己老了,又已攒下够过活的东西,所以她能信我的话;可别的尼姑不能信,因为她们一信,便没有东西吃了。她说她自己可以到我家里来受教,我也可以来把我的道理讲给尼姑们听,让她们自己判断:这道理是不是值得为它饿肚子。

第十五章

会社

要筹一笔钱应一时的急用,常用的一个法子是结一个会社。这种会社是临时的、自愿的,社中各人所得的好处是均等的。投进去的本钱从一元到三百元不等,人数从三人到二十人不等。倡头结社的人便是社首,社中各人的损失都须由他补足。因此他收人极为谨慎,自己也须有担得起这份责任的家当。男人女人都结这样的会社,各性别自结一社,除非这社只限于一家之内。结社的由头,可以是买一块田、买一副棺材、买一个妻,可以是开一间铺、还一笔债,也可以是打官司的花费。要用某一笔钱的人在朋友中间走一遭,看谁肯入社。他把别的入社者的名姓、每一股的数目、交钱的日期,一一告给各人。随后他办一桌晚饭,请社中众人,每位客人便借给主人一股。到一个月、半年、或者所约定的日子,除社首之外,每人都为下一轮的款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得它。标是封着的,由社首在众人面前拆开。出价最高的人当即把他所出的数目付给每一位社员——已经用过这笔款的那一位不算;而每一位社员随后付给这位出价最高的人一笔钱,数目同从前各人付给社首的一样。这笔款便这样轮转下去,凡还没领过的都许投标,凡领过一次的都不许再投第二次。领过款的人不得利息;而最后领款的那一位,也不必以投标的方式付利息给旁人。

譬如甲、乙、丙、丁四人结这样一个互助的会社。甲办一桌晚饭请另外三人,大约花两毛;三人各付给甲一元。过一个月,乙、丙、丁为下一轮的款投标;乙出价高于丙和丁,便把他所出的数目——譬如一毛——付给丙和丁各一份;而甲、丙、丁各付给乙一元。下一个月,丙出价最高,得了那笔款;到第四个月,甲、乙、丙各付一元给丁。到这时各人所收同所付相等,只差利息、即他所出标的那个数目;于是这个会社便散了。

我认得一个年纪不轻的农人,他便是这样筹到钱娶妻的。他从一个女亲戚那里听说有个寡妇带着一个小儿子,二十六元便能到手,于是他结了一个十三人的会社,每股两元;用这样得来的钱付了娶妻的价。此后他每三个月付两元给社中的一位,直到各人都付清。

有时一个女人想买一件新袄,手头又缺钱。她若指望日后有什么来路的钱,便可以同两三个相熟的人结一个会社,每股两毛,把想要的东西买了,日后也让她的朋友同样有机会凑一笔钱。

第十六章

我们的药材铺

我们教友里有一个生意兴旺的药材商,铺子在汕头城里。我打听出他有工夫、也有意思把他的药材给我们看看,便同一位朋友去看。那铺子照中国铺子的样式,只三面围着,整个门面朝街敞开。柜台沿着铺面的全长,只在出入处留一道窄口;买东西的人要站在街上,隔着柜台说出所要的东西。装药的那些格子覆满里面的墙,一只手摸得到格子,另一只手便摸得到柜台。存货估值一千元上下;而许多存着更值钱的货的铺子,也并不比它宽些。铺子的后面和上头住着药材商一家——他的妻、三个孩子和两个伙计——还要在一块几乎不比一辆草车宽的地方招待路过的教友。

许多村里人到汕头办事;而洋人在这城里的街上虽已二十年看得见,总还有人以为洋人是值得一看的稀罕物。所以我们在铺子里才待了几分钟,整个铺面便站满了默不作声、兴味十足的看客,看这两位来瞧本地药材的外国女人。再则,那位妻正在烧茶,把屋里弄满了她那个敞口无烟囱的炉子冒出的烟。这些不适,加上北回归线上一个夏日午后的热,使我们撂下了原来的打算——本想把所有的药材用中文和英文一一列成一张准确的单子——只把格外奇特的记了下来。

在种类繁多的皮、块茎、鳞茎、根、叶和子实之中,我们看见分格装着的有:莲的花蕊、花瓣和莲房;连壳的稻与麦,发了芽再晒干的;金银花;侧柏的叶;各种海藻;乌贼的骨;蝉蜕的皮;一种大芦苇的茎心;晒干的毛虫、蜗牛和蚯蚓;朽木上长的菌;蛾与蝶的蛹;穿山甲的鳞片;山羊、野山羊与鹿角的刨花;犀皮与象皮;烧焦的虎骨;蚕;龟的壳;一只熊胆,值十元,当补药用;一块犀角,最宽处三英寸的一块值三元;六英寸长的蜈蚣,撑在薄片上晒干;小而硬的药茶饼,泡水当发汗药用。

这位好客的主人说铺里还有许多别的药材,其中有珠子、蛇皮和矿石;可我们没有工夫全看,便买了一盒药茶和五小瓶结晶的薄荷油,告辞出来。

中国人对解剖、生理与卫生所知甚少,也不动外科;可四千年的经验给了他们一些关于草药用处的正确见解,而他们往往极有手法地把这些用在敷药和药汤上。像「医学教育」这样的东西是没有的;可每一个读书人都多少是个医者。专治一门的人很多。有些人家懂得怎样治某一种病,这门知识被守作秘密,一代一代当家传之宝传下去。

我一位本地的相识有一只耳朵全聋了,而她耳聋的缘由,正是中国医家诊断的一个好样子。多年前这妇人受了重寒,随后头痛得厉害。她去请一位中国医家看,医家告诉她说:她的头痛是一种病所致,那病在她头里结成一粒小核;要治好她,唯一的法子是在她眼上或耳上开一个洞,把病放出来。她觉得宁可失掉后者;于是她没有让人刺眼珠,而是让人把耳朵深深探了一回,把耳鼓弄破了。她从那时起便聋了,可头痛并没有治好。

第十七章

行脚杂记

在中国南方,一切出行都靠船、靠轿,或者靠步行;而无论哪一种走法,速度平均很少超过一小时三英里。食物与被褥都得算在行李里;路程须仔细筹划,不然天黑时便可能没有栖身之处。船呢,差不多每一条河都有一种专用的样式,从最简陋的筏子,到造得繁复华美的大船,无不有之。有一种大小中等、相当安适的,叫作「客家船」,船上通常有五个人。它是杉木的,长约五十英尺、宽八英尺,舱深三英尺,上面铺一层松动的板。船中部有两间屋,高得可以站人,顶是用劈篾编成半圆形的,上面覆着甜竹的叶子。构成这两间屋壁的三道隔板,常常雕得古怪、画得富丽。舵是一把宽桨,穿过船尾一根立柱上的洞——那立柱在枢轴上转——桨身向船后伸出十英尺。船头由一道斜面高出甲板六英尺;船夫光着脚走上去,再转过身,几乎是头朝下地走回来,各人把身子的重量压在一根长竿上,竿的一头顶在肩上,另一头插进浅水河底的沙里。于是船被推着往前,走的路程恰是船夫所走的一半,快慢也是一半。水深的地方,便用绳子系在桅上拉着走,船夫在岸上的纤道上走;或者摇橹,船夫站着摇,像威尼斯的船夫一样。遇上顺风,他们便在船顶上竖一根竹桅,在桅上和桅旁张开布帆。许多船一道行,是极好看的景象;因为那些帆虽破旧污秽,却同意大利的乞丐一样,一身破烂也总是入画的。船夫有一种特别而并非不成调的叫声,掌舵的喊,船头的应。这便是他们呼风的办法。虽有这许多推船的法子,走得还是慢;可一个人若得了一条新船,没有虫;若船上众人做饭的烟能挡得严;若船夫里没有吸鸦片的;若舱里没有被船夫私自载下做买卖的难闻货物;又若船上把一路所需之物都备得仔细:那么走起来是极安适的。

坐船出门的人睡在自己那所浮着的屋里;可坐轿出门的人便得在客店里找宿处,而店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处可以做饭的火,什么也不供。轿通常是两个苦力抬;可坐轿的人若身量肥壮,不久便会被放下来,还要听一句话:这样大得神佑的人该用三个轿夫。轿夫是中国最下等的一类人,又喧又恶口,以致人出门同他们打过交道,不久便觉得那条禁他们的子孙三代不得应试的例,倒是合理的,是依着遗传之理立的。

船连人一天约一元,坐轿每英里约六分。轿并不总雇得到。船呢,男人一般总雇得着,女人却有时雇不着。有一回我从汕头湾一处布道所往家走,夜里遇上顶头风与涌浪。顶着风浪一直抢到天黑,船夫便说再前进是不可能的,说我们须靠到岸边停下,等风转向、潮回头。我得定一个主意:是在原处颠一整夜,还是叫一条小些的船、用壮的桨手把我送完余下的三英里。我定下只要看见渔船便叫一条;等了一阵,一条小艇似的船来了,上面有三个强壮的桨手。讲了很久的价,末了他们答应以两毛七分把一位客人送到我上岸的地方。他们把船靠过来,我从舱里走出去,那小艇却忽然拼着命划开了;几个桨手同时彼此喊道:「是个洋女人!是个女先生!是个女人!」无论什么赏钱也不能使他们回来。人笑他们这一惊一逃,他们郑重的回答是:他们的船上便是载一个一巴掌长的女婴那么多的女人,此后许多天也打不着鱼。幸而我们离岸不远;有我那位相识多年、靠得住的舵手作「导者、哲人兼友人」,我便步行越过山冈赶回家去。

在中国,一个不能走路的人要受无穷的勒索。那里同别的国家一样,能自立便能以公道的价钱雇到人力。路既总是又窄又粗,走路往往是最快意的、有时又是唯一到得了地头的办法。步行的游历是有意思的:它带着人沿着一列列山冈的脚下走,山坡上斑斑驳驳是深绿的杉林和浅绿的菠萝地。杉木被烧成炭,暗夜里远远便看得见炭窑的火光。菠萝的叶子出一种纤维,织成粗布,做夏天的衣裳。只有一英尺宽的小径把稻田与甘蔗田分开,又沿着麻、豆、蓝靛、粟和麦的地块走。可耕之地每英亩值四百到六百元,耕作得极为省俭。浅的溪得涉过去,或者由一个好性情的壮伴背着过。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国人,在生人中间都不能稳稳地指望得着什么相帮;可从相识的人那里,可以望得极尽的礼数。最穷的人端出煮熟的热番薯,求过路人用他们这点粗食压一压饥;手头宽些的便备一桌饭,硬留人多住几天。无论哪一种情形,女主人都立刻动手烧茶,无论怎样推辞也劝不动她撂下这个待客的惯例。她往往在屋角一个没有烟囱的土灶上生火,把满屋都弄成烟。茶烧好了,便连着糖果、花生糖,或是用糖与猪油粘成一团的炒米一并端上来。客人若是预先约好的,她一定还端上热甜汤,汤里是甜糖水,浮着面团丸子或整个的鸡蛋。行人上路,家里总有几个人送他一程。他求他们不要送一里,他们却送了二里,而且很难劝得回去。

从大埔来的路上,我见一个女人走在街上放声哀号。她缠着足,倚一根长杖,一跌一跛地慢慢走着,用刺耳的哭号诉说自己的委屈。同我一道的一位本地传道人虽不认得这个人、也不熟这地方,却立刻告我说:这女人是个寡妇,丈夫的产业被他的兄弟们夺了去。她照受这种委屈的女人的办法,在向众人求伸冤。我所看见的那一部分众人并不理她,只默默地照旧做自己的事。中国人并没有为不幸的人出一点侠义之力的习惯。

走过归湖的一条街时,有个乞丐跟着我们;他的衣裳几乎遮不住他那满是污垢的身子。可他要从人身上弄钱,并不单靠自己这副可怜相。他一只手伸出来讨钱,另一只手伸出来,手里满是扭动的蛇。胆小的人赶紧给钱叫他走开。看来同情并不是乞丐可以大笔提用的本钱,于是他们把自己弄得这样可怕,好叫铺家与住户赶紧给点什么,图个清静。人常见到一个乞丐,舌头尽量伸出来,一把刀看去竖插着穿过舌头。他从头到脚涂满血,恶形恶状,连知道那刀是假的人也宁愿不惜什么代价赶他快些离眼。有时乞丐带着沉重的石头来,躺在门槛上,把石头从一臂高处砸在自己胸上,一面哀号,直到那家主人把他们所要的钱给了。

坐轿往沟南去,路窄到两旁田里长的甘蔗叶常常同时扫着轿的两边;若遇上别的行人,他或我们便非得让出路去才过得去。走十五英里,我们穿过了三十五个村,而这里还是全境人口最稀的地方之一。溯河上行时,我们的船走三英里之内,便数出望得见的村子有六十七个;而从高出平地二百英尺的一座山上,我们数出点在水田间的村子有八十五个。这些村子有些有一万以上的人口,而三万到三十万的城池也不远。

在花山,我问老瑞——那一带第一个信教的女人——这地方有多少信教的女人。她说有二十个,又把各人的名字、年纪和住处都说了。那二十人里有四个已在天上。我把这单子过了一遍,说道:「那么这里入了教的女人有十六个。」老瑞说:「是啊,有二十个。」我说我已见过那十六人里的十二个,老瑞便答道:「是啊,女先生,那二十人里你已见过十二个。」她像华兹华斯笔下那个小女孩一样,自有她的主张,总把已在天上的姐妹也数在内。

到了沟南,我们见老传道人杜家正等着我们,还为我们把屋子打扫了一番。地中央的杂物都搬到角落里去了;村里那所由一个信徒办的学塾,也比平常的假期提早两天散了馆,好让我们睡在学塾里,并在那里会我们那许多来客。我们住在那里的整段时间里,这所屋子满是热心的看客,看这些奇怪的外国客人;而这些人里有许多后来成了用心的学生。杜家一家人把信一位神的人同异教之人的大不同显了出来。他们住在一个所有住处都只是日晒泥砖垒成的茅屋的小村里,衣裳一样、血脉一样、操心的事也同邻人一样,可他们比自己的族人高出这样多,仿佛是另一个族类。这家人彼此相处时那份厚道,他们的礼数、他们的德行、他们的明达,以及家里男人体恤女人的那种样子,都显出基督教经过一代以上作用在他们身上的效果。倘使基督教国度里那些轻贱他、毁谤他的人,忽然把一切因他而得的好处都夺了去,他们该怎样苦苦地悔、怎样哀哭自己所失的!没有在他的光从未照过的国度里住过的人,不能十分明白他们生活里的光亮与甘美,有多少是他在这世上的影响所成的。

住在沟南的两千人,他们的祖宗是约两百年前从别处来到这地方的。他来了娶妻,生了两个儿子,这些人全是那两个儿子的后代。中国的律例禁同姓相婚,所以这一族的男子到别村去娶妻,又把女儿嫁给别族的男子。据说这一族出洋的男子几乎同留在家里的一样多。少算些说,这一族单独一个祖宗如今有三千个活着的后代。

往浦前去的路上,我们去看了一位新近去世的教友的坟。他名叫「忠信」,而除了名字之外,他身上还有许多地方叫人想起《天路历程》里他那位原型。他住在一座又大又恶的城里,四围是迫害人的异教之人;他对一种同邻人不同的宗教坚执不移,生意因此不断被阻,性命有时也因此有险。他对他的主的忠顺从不曾偏过,而他已得了那份给忍耐到底的人的赏赐。许多信徒临死时吩咐人把「耶稣的门徒」几个字刻在自己的墓碑上。忠信最后所请的也是这个;可他的儿子不理他的愿,碑上除了异教的记号什么也没有。那也不要紧。主来从地的四极招聚他的选民时,他不必看碑文,也知道该到哪里去找属他的人。

几年前,忠信——他是个糖商——到上海办事。他回来便来看我,我问他在上海时去过那里的礼拜堂没有、见过本地的信徒没有。他答说有一天他闲着,便去找到一所礼拜堂,里头有个老人,看去像是个传道人;他同那人坐着谈了两个钟头,谈得极其痛快。「可是,」我说,「你不会说上海话,礼拜堂里那位老人又不会说汕头话,那么你们谈话彼此怎么懂得呢?」「哦,」忠信答道,「我不会说他的话、他也不会说我的话,这是真的;可他说『耶稣』的时候,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说『耶稣』的时候,从他点头的样子我看得出他懂我。我们就这样谈了两个钟头,我真谈得极其痛快。」

同我一道步行往浦前去的王先生,一路上极欢喜地指给我看一个小山丘,说他要立刻在那里给自己和妻子造一座坟。有远虑的中国人在远未指望要用之前,便把这类东西预备下。我有一回出门两个星期回家,我的厨子笑着告我说:他趁我不在的闲工夫,做了两副极好的棺材,送给他的祖父母;二位老人收下这份心意极为满意,还为他的孝顺大大夸了他一番。

有一天早上,我往一个村子去;那村在光秃陡峻的山冈间,山坡上盖满漂砾,看去像在一道缓慢而巨大的洪流里往下移。我在村边看见一个老妇人在采草药。她说她要给她媳妇的烂眼睛熬一剂洗眼的水,又问我有没有能治瞎眼的药。我说我到她家去,在那里告她我有什么样的药;她便领我到她家——那是一所新的、几乎干净的白茅屋,夹在许多褐色而难闻的茅屋中间。她的邻人看见我们进去,许多人抱着又小又脏的孩子挤了进来,问我对他们各样的病症能给什么药。她们听说有一个已被启示、而且并不遥远的地方,那里不再有痛苦,都极感兴味。那地方在我看来也极为可羡——因为一个刚好到我肩头高的男孩不断把他那颗乱发的头在我肩上擦,一个更小的孩子想把他那颗脏小脑袋塞到我臂下来,还有一个从头到脚生癞的老妇人站在我面前,一次又一次要来握我的手,一面断言说我自她上次见我以来老得很快。

走到另一个村子,我对一个坐在门口做番薯粉的女人说:我有一桩可喜而要紧的话要带给她,只要她把所有的男人和孩子都挡在外头、把来到门口的女人都放进来,我便讲给她听。她当即答应了,我便派两个船夫在门口帮着照这个办法办。这是我唯一能使听讲的人安静下来的法子。孩子像蝗虫一样成群,若不坚决地挡住,他们便占去本可以让更领会的听者坐的地方,又以吵闹争嘴使人难以施教。女人们看见这里守着本国人关于体统的观念、没有男人被放进我们跟前来,便从四围的门道里涌进来;于是我们便有了那些最需要我们、也最能被我们教得受益的听者。这一家正是如此。有十个女人坐下来听,还有些站在门口往里张望,或是太怯、或是对新道理成见太深,不敢更近些。有一个老妇人听得格外切;她好几次请我把一句话再说一遍,好让我走了以后她还记得。我们这一场末了被扛着田里出产进来的男人们打散;这位老妇人便一跌一跛地慢慢往家走,我听见她一面走一面说,仿佛要把那名字牢牢记在心里:「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这名字她从前没有听过,也许此后再不会听到;可也许当她将要渡到那一个世界去的时候,她会在那片广大未知之境的边上想起这个名字,叫一声「主耶稣」;而那位在世时从不曾不应这样一声呼叫的主,便会来把她接进他的国里去。

第十八章

本地的女传道

女人该在遵行基督一切命令——包括那大使命——上居先,因为他为女人所做的比为男人所做的多。来世的荣耀是同样应许给两性的;可在这世上,他救恩的好处由女人领受得更为充足,因为在凡以蛮力为主的地方,女人总处在不公的屈服之下。我以为女人一生中最可宝贵的东西,是欠了拿撒勒的耶稣的。今日世上有些女人不必怕人亏待,可以领受这地上所给的任何智识上的好处,又确知属她的人对她全然忠实;这件事实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一千八百年前神的儿子降在人间。一切不知恩的人里,没有比这样一个女人更背义的:她不肯承认自己欠了基督——他已给了她那样一件异教的女人所没有的东西,就是她作为一个人在权利上的稳固,而不论她自己有无力量去维护那权利。一个真的基督教,决不会不许女人把感谢她救主的心表出来——就是把他显明为她这一性真实而足用的帮助者,无论为今生还是为来生。一个真的传教之心,总力求把福音给最穷乏的人;而在异教之地,最穷乏的便是女人。

我们既是遵着「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有血气的」这道命令做这桩事,便可以公允地推知:能把福音送到最多生灵那里的法子,正是我们的主所认为最好的法子。好的法子有许多;可问题不在于什么是好的,而在于什么是最好的;不在于我们能为异教之人的得救做点什么,而在于我们以一定的力气和一定的钱能做到的极处是什么。在中国,每一位新教的传教士对着两百万异教之人。中国的两百位女教士里,有许多因家事、因身体不好、因不通这里的话而不能做直接的传教之事;因此每一位在做事的女教士所对着的异教女人,比例上有几百万。若没有一个法子能使一位女教士把基督的知识传给成千上万的异教女人,那么此后几代人里,中国得着福音是没有指望的。

女人的穷乏,从来没有比这些中国女人更甚的。她们的家,占全人类三分之一的那些家,没有窗、没有地板、没有顶棚。夏天极热,冬天极冷,一年四季阴湿黑暗。它们小,因为穷;低,为了防台风;不通风,因为开了口便给贼的长钩留了路;彼此挤得密不透风,为了彼此护卫;只向极小的院子和极窄的街巷开门,而那里一切污秽都在发酵,因为每一丝一毫都须留着肥水田。

这样的村子,又围着墙防抢掠的人,全境之内彼此相距只有几分钟的路。一个女人从这样一个家被抬到这样一个家,嫁给一个她从前没有见过的男人,去服侍一个婆婆——婆婆待她的好,按她养猪的勤和生儿子的巧而定。这些女人大半只见过自己生在其中的那个村,和嫁进去的那个村。外面整个世界于她们之生疏,同火星一样。对来生,她们茫然地望着,只盼自己的男嗣在她们死后用地上的食物喂她们那游荡的魂灵。

中国女人是庄重而能忍的女人。世上一切人里,没有谁比她们更能把得救之道当作一份有福的恩赐,也没有谁比她们更能领会、更能用这份礼物。既然几乎没有中国女人识字,老妇人又难得出村,少妇更难得出自家的门,那么要把福音传给她们中间「凡有血气的」,唯一的法子便是用活人的口把它带进她们家里去。本地的人情,以及无疑是正当的习俗,都不许男人做这桩事。女人,而且只有女人,才做得有效。本地的人情习俗许年长的妇人自由地从一家到一家、从一村到一村;而这样的人所能接到、所能教到的女人,数目是没有限的。这是合于圣经的,又这样省钱,以致我们几乎可以指望:单凭基督教国所能派出的那点外国做事之人,单凭信教的女人所能捐的那点钱,便能叫中国每一个女人都知道福音。挑选、训练并照管做这桩事的本地信教妇人,大概便是外国女教士在为亚洲传福音这桩事上所能收效最多的法子。

在本地女传道的训练能够着手之前,外国女教士须先做许多事。本地的信徒通常散在很广的地面上,各在彼此相隔、也同教士住处相隔很远的镇子与小村里;所以她要同他们相熟,便不得不作艰难劳苦的长行。只有这样,她才能知道自己这些人确实的境况,也才能对这片工场本身熟到这个地步:在本地妇人做事时,她能明确而明智地指点她们。又只有这样,她才能探明众多异教妇人的需要,知道这些女传道为了成为最有用的人,所需的是哪一种、多少分量的教育。

能花的钱有限的时候,挑选受教的妇人便须极为仔细,要挑那种能把所得的知识再传给别人的人。我发觉最好的办法不是把自己送上门来的人收进班里,而是出去寻那些品性可以荐她们做这桩事的人,请她们来。即便给的饭钱低到连最穷乏的人也不至于为饭食而入班,仍有人来求入学:有的觉得学塾比自家屋子舒服些,有的家里有烦恼想躲开,有的盼着自己离家能叫一个强硬的婆婆软下来。只有同所请入班的妇人彻底相熟了,一个人才能确信自己把工夫和钱花在那些单为真理本身而求真理的人身上。我们班里有这样的人许多,这是我们的喜乐;这样的人在所受的召命里历许多艰苦而始终不移——她们必会如此,也确是如此。即便在挑选受训的妇人上已尽了合理的小心,试过的人里仍有足足一半被发觉不胜此任。许多人因身体弱、或脾气坏、或为人两面、或不能把福音的信息讲得明白而被辞去。有些人读几个月便回家去,一辈子做一个更喜乐、更明达的信徒;有些人读了几年,在恩里长得出人意外。

十年之内收进我在汕头那所训练学校的一百个妇人里,约有三分之一成了能贴切地教导别人的人。

训练本地女传道这桩事里有许多难处与险处。我们的社交生活与思想方式同中国人这样不同,便难以同本地信徒亲身熟到这样一个地步:能准确判断她们中间谁的言语与品性是中国人自己认为可以效法的。出去做教师的妇人,被异教之人看作基督教教养所成的样本。因此她们须相当真切地做基督原则与生活样式的说明,这便是极其要紧的事。

诚然,在大宅里过得最有风度的人,在茅屋里大概也活得最有真正的体面;可这一番挪移要带来许多个人的不适。所以我们须小心:我们训练的路数不要实际上使这些妇人不宜再住那种百姓大半所住的逼窄不洁的屋子。连那些本身未必可取的口味与习惯,倘若改了便会在任何程度上把这妇人同她所要服事的人隔开,也还是不改为好。女传道所做的最可宝贵的事,有些正是在吃饭的时候、在夜里,在同她一道吃、一道住的妇人中间做的。怎样用最少的钱得最多的个人安适,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懂。我们若把准了自己的本地女传道有力量、又忠实地把神的道传给周围的人,便不必怕那「洁净仅次于敬虔」的德到了时候不被看重。

这一切并不是说女传道不该受教育,倒是说她该受那种合于她的位置的教育。这对她自己、对她的教师,都是多年之功。一种纯粹本于圣经的教育,并不使人同任何一个人类生灵更生疏。

既然圣经是这些妇人所要教的唯一一部书,它便是她们所读的唯一一部书;而无论哪一国的人,凡认真着手要通晓圣经内容的,都发觉为此须用一辈子的每一天。这些妇人须被教会把自己的话说得有力而流畅;须读得准确、轻便而悦耳;须讲得清楚、真实而动人;又须以比喻、故事和谚语贴切地说明她们所传的真理。她们须学会以最有效的方式讲明独一真神的道理、讲明偶像的无用,又须学会把怕鬼惧鬼之念从无知而迷信的心里除去的最好法子。而最要紧的是,她们须这样受神所教,以致她们出去做事时知道这事是他的事,也是她们的事。

既然她们要教的是不识字的人,便宜于她们自己也用口授受教;教她们的法子,也该不断实地示出她们该怎样去教别人。圣经故事口授给她们,她们学得极快,讲起来又活泼。一个从前没有学过读书的妇人,一年之内便能读四福音和《使徒行传》,又能凭记性把基督的一生连同神迹与比喻一一细述,这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有些妇人成了有口才的讲者;我见过她们把一堂没有受过教的妇人讲得一动不动、专注几个钟头,连深夜里、膝上还抱着睡着的孩子也如此。汕头学校出去的妇人两个两个地走,一次出去三个月,住在各处分站礼拜堂附带着为她们备下的屋子里,再从那里出去到四围的村子教导。最近的村子,她们早上去、夜里回;较远的村子,若那里有哪个妇人乐于听她们的信息、因而肯给她们住处,她们便住几天。三个月里,两个妇人这样能在十个到三十个不同的村子里施教。两个月之末,她们回来报告自己所做的事;受一个星期的教导、开过会之后,再出去,或往原处、或往别的分站。我尽可能常去看她们的分站,也从不把她们派到我自己没有去过、不知道其境况与周围情形的地方。每位女传道每月得两元,另加路费。这钱买的饭与衣,同她在家里所能有的一样好,不会更好。这笔钱只不过使这妇人能离家做事。它并不是付她的辛劳、也不是付她所受的毁谤。那些她须为基督的缘故担起来,地上没有报偿。传福音最坏的法子,大概便是那些给传道者和门徒以世上好处的法子。因自私之心被引进来的人,到底仍是自私的,又把那些终必害死教会的病传给他们灵里的儿女。

女传道在乡下分站时,宜于常常得着外国女教士的鼓励与指点。她们所做的事同中国人素常所做的一切这样不同;她们受这样多的冷遇;她们受这样多懈怠的诱惑;她们在有用之路上遇着这样实在的阻难;所以她们须在做事的当地,从一个智慧与热心胜过她们自己的人那里得帮助与引导。她们穿得、过得同她们所教的穷妇人一样穷;她们又受许多雨淋、寒冷与劳乏。她们以一种别的中国女人全不知道的样子,到离自家很远的地方去,住在生人中间。她们往往受极大的艰苦;可没有一个女传道因事情艰难而撂下自己的事。有两位妇人在一年中最热的几个月里住在一个马棚里,因为某处有许多问道的人,而除了马棚之外弄不到别的住处。另有两位在某个村子里被人毒打一顿;可伤还没有好,这两位妇人便又回到那村去接着做事,因为那村的益处需要她们在那里。这样的事所得的结果,如今还算不准确。可几时那些带着宝贵种子出去的人都欢欢乐乐地回来,这些妇人也必带着她们的禾捆回来,而我们要为那收成之大而惊讶。

总括起来,我赞成这个办事之法的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它使我们能以极小的钱财开销接到极多的人。

第二,它使我们能立刻有效地用上我们传教之功最初的果子,不必等着养出一个受过高深教育的阶层来。照这个法子,本地凡可用的才干都能立刻用在教会的事上,而且能随教会的增长而一样快地增多。

第三,这正是救主自己传福音的法子。门徒经过仔细挑选、忠实照管,纵然只是几个软弱的中国妇人,也可以奉他的吩咐出去施教,回来说:「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第十九章

小风小传

小风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欢喜。在中国人家里,女孩有时被容下来,可从不被欢迎。邻人没有像生了男孩那样向她母亲道喜,只客客气气地不提这件事,当作一桩越少说越好的不幸。不过家里已经有三个男孩、没有女孩,便容她活了下来。她的头剃光了,只在「崇高」那两个隆起处上面留了两小撮头发;给她套上一件短褂,把她放在一个用绳子吊在屋梁上的篮子里,她便从那里打量她的世界。那是个极小的世界。屋子有三间:两头各一间卧房,中间一间做一切家务。小风从篮子里望得见猪和鸡跑来跑去,也望得见门前那条六英尺宽的街上忙忙的人。她大些的时候,得了「三种传染病」——水痘、天花和麻疹——众人的看法要她母亲务必让她在婴儿时得过这三样。她一长到有点力气,头发便像男孩那样编成一条辫子垂在背后,穿一条短裤,带一个冷的熟番薯当午饭,同别的女孩去捡干草和枯枝,好煮一家人的饭。每天提篮带耙到海边、到山上的这些出行,是极快意的。自然,她若捡不来烧开锅的柴,便要挨重话、挨打;可那时天是蓝的,鸟也在唱。她有时想:四围她望得见的那些村子是不是都同她所住的这一个一样,屋子都同她的屋子一样,人都同她一样穷?海有没有尽头?山伸到多远?天外面有什么东西没有?可这些没有人知道。她要做的活这样多,脚便被疏忽了,长得这样大,还没缠便已开始成了一家的羞辱。她知道那疼是可怕的,可邻人在她走过时说一句「两条船过去了」更可怕。于是她忍着那疼,直到疼止了,她的脚也再不能伸直。那以后她不能再上山,因为走不了远路。有一天来了一个外国人到村里。人说那人极奇,皮是白的,眼是淡的,头发是红的。众人都奔去看,可她的脚快不了,没有看着。

她帮母亲纺纱织布,做一家人的衣裳,又煮番薯和饭给一家人吃。父亲和哥哥们吃过了,她同母亲才吃剩下的。某些日子她拜那几尊放在屋里正门对面神架上的小镀金像;有时又同女亲戚们到村庙里,在神前烧香烧金纸。她便这样到了十五岁。

这期间,汕头有个做买卖的林某,有个弟弟阿威,年近二十,到了该娶妻的年纪。父母祖父母都死了,照不可移的习俗,林便是这一家之长,对阿威担起亡父的责任,也要阿威以子弟的顺从相报。阿威的门牙像獠牙,人又蠢又丑。他在铺里帮林。林的妻想要个使唤的人,便催丈夫打发一个媒人去给阿威找妻。

那媒人把邻近各村到了婚龄的女子都认得,便开始为小风议价。两家的长辈彼此并不相识,经媒人往来议定,结果是阿威同小风定了亲。新郎听了自己的命,本可以逃走——中国的新郎有时是这样做的。可新妇没有这条路。她若不愿,背后有几百代的习俗、四围有千万人,把她那点小小的声音压没。她从没听说女人还有别的命。她没有可援的前例可以推托。

她要有新衣裳,头发要在头顶上盘成闭合的蝴蝶形,她要出自己的村,去见那广大的世界——这一切都要极好。

二十八元聘礼用红绸包着,从林那里送到小风父母手上;又交换了写着亲睦与吉愿的红帖;随后在一个地理先生断为吉的日子,小风坐着一顶封闭的轿,头脸盖着一块红帕,被抬到她那不相识的新郎的长兄家里。她在那里拜了家神,被领进自己房里,罩帕取下来,她第一次看见那个做她丈夫的人。她看见他的獠牙、看见他的蠢,当下就开始恨他。第二天她站在几位年长的女眷之间,凡愿意来的人,男女都有,都来看她,又照各人的性情,或谀、或奇、或刻毒地议论她。

随后她服役的日子开了头。林的妻素来没有权,一有权便用得毫不留情。她对小风傲慢轻蔑,弄得她苦不堪言。阿威也越来越可恨、越来越被恨。

她的紧邻是她的一位姑母,比她大一岁;三年前,一个离家五年的年轻人的父母把她定了亲、抬了回来。三年来她伺候这对老人,等着她那位理当到来的新郎回家。有两年没有他的消息;他离家时是逃走的,他父母不知道他在哪一国。那父亲病着,又糊涂;母亲为养家看牛,把病人和家都交给儿子的未婚妻照管。有人见小风同这女子常常密谈,一被人看见便住了口;随后有人在清早的路上遇见她们,穿着节日的衣裳,往她们娘家的村子去,人问她们上哪儿去,她们说「回家玩一趟」。不久之后,她们的鞋在一个浇水田用的水塘边上被人找着,两具没有气的尸首从塘底捞了上来。

人向中国人问起究竟是什么情形闹出这样可怕的结局,最常听到的一句回话是:女人自尽是常有的事。

第二十章

福婶自述

我生在普宁一个叫溪东的村子。我父亲开一间铺子,我是七个孩子里最小的。我七岁上,被人以八元许给南陇一个男人——南陇离我家一英里。我从没见过那个男人,也没见过他家任何一个人。我从家里什么也没带,只穿着身上那件袄和那条裤。我母亲和做我这桩亲事的两个媒人把我领到他家,把我留在那里。我又跳又喊,要跟我母亲回去。我丈夫的母亲叫我别哭,说我的家从此便在她这里;我丈夫的祖母把我背在背上哄我、叫我静些;可我此后好几年总是时时在哭。说真的,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我才算真正不哭了。这家里有我丈夫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几位叔伯、几位婶姆、五个兄弟和四个嫂子。人告给我哪一个男人是我丈夫;他虽然俊,我却立刻不喜欢他,因为他在我看来那样老——他比我大九岁。

我有三年没有再见我自己的母亲,因为她怕我见了她便要哭、便要不安心。我一向同婆婆睡;白天我把长辈们纺好、再织成布的纱绕到线轴上。这桩活我从天亮做到天黑,只停下来吃饭。我吃的够多,只在守着线轴打瞌睡的时候才挨鞭子。一年一回,我的一个哥哥来看我好不好。他来了只待几分钟,因为同我多说话也许会叫我想家。我十一岁上回父亲家住了四个月,此后每年都如此,直到我成亲。我学会了纺、织、缝和做饭。这期间我从没对我那未婚的丈夫说过话,他对我说话也只是吩咐我做什么事。十四岁上,他母亲叫我这样做,我便做了他的妻。我煮饭、喂猪,还给一家人做别的活。

我丈夫从不用任何名字叫我。他要我做什么事,便说一声「喂,你」,我自然知道他指的是我。我十六岁上生了一个女孩,接着又一个、又一个。第三个生下来我把她闷死了,因为我害怕,知道生这么多女孩是要被人恨的。随后我生了三个男孩和又一个女孩;我四十岁上,已有九个孩子。我丈夫是个好性情的人,待我并不很狠。同他过的那四十年里,他只打过我四五次。那都是我伺候他动作太慢,他骂我我又回了嘴的时候。中国一千个男人里,一下也不打妻子的还不到十个。

我向来不怎么信庙里的神,我们也难得到庙里去拜。一个月里有一回、两回,有时三回,我同我丈夫、孩子,还有许多别的人,在定下的日子上山顶去,拜天地。有时我们是去拜月,有时拜日,有时拜雷神。有时上这一座峰,有时上那一座;这些年里,我们县里和县四围的高峰差不多都上过。我们每一回在供物上花三元到十元。有时我丈夫卖田里的出产,有时我卖一头肥猪,来凑这笔钱。我们带饭、猪肉、茶、糕、果子、糖、馅饼,一切好吃的东西,都诱人地摆在岩石上,又烧香、烧冥钱。极大的蜈蚣——那是鬼差来看带了什么东西、来了多少人拜的——从石头缝里爬出来,绕着供物转一圈,又爬回它们的洞里去。

我们家里的长辈一个一个地死了,我的孩子除了三个也都死了。我五十四岁上,也就是十年前,我丈夫也死了。那以后我比从前更多地上山去拜;可我病了,一点力气也没有。我的侄儿阿龙听过真道,常来看我,告诉我说只有一位神,他无所不在;是他叫日头升起、月亮变换、风吹、雨落,万有都是他造的。我一点一点地信了他的话。我一信,便把我们拜假神所用的香炉毁了。我儿子们见我把香炉往屋外搬,问我这样做不怕么;我告他们说,我自己立起来的,我自己拿得下来,他们便不再说什么。随后我切切地祷告,求赐我力气,好来受洗;到了下一个领圣餐的时候,我对阿龙说我要同他一道上汕头去。那时阿龙是普宁唯一的信徒,他母亲和妻子因他敬拜上帝而打他,邻人还喝彩叫好。阿龙说我太弱,万不可想着上汕头去;可我从床上起来,极慢极慢地把那四十英里全程走到了。我到了这里,人都说来了一个死了的女人。

那以后,普宁各村我都去过,讲福音;我一天走得十五或二十英里。我讲上帝的时候,没有人敢来扰我;那些不信的人也不出声,听着。

第二十一章

竹龙

阿捷是中国教会所有过的一位最完全的信徒、最好的传道人的女儿。她从父亲那里承了一份难得的教导之才;我见过她把一堂异教妇人的心抓住,一连几个钟头。她还不到三十岁,做女传道下乡办事是太年轻;可她到乡下各分站去,对聚在礼拜堂的妇人讲得极有力,又帮着教那些正学认字的妇人。她在教别的妇人如何讲一段圣经故事上,有一种特别的手法。中国的孩子看去比同年的美国孩子小得多。

阿捷的自述

我家在汕头以北二十英里;我父亲信教的时候,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外国人。我父亲从前是个朋友很多的人。他把道理摆在人面前有一种叫人欢喜的本事,又在看出一桩事怎样才办得通上奇怪地有智慧,所以许多人来求他出主意,而且一般走的时候都信了他的主意值得照办。他善于了结争端、善于劝和反目的人。在他信教以前,他是极受人爱的。那时我还是个极小的女孩,可我记得我看着父亲因他这新的宗教而失去别人的爱重时,心里何等不安。他一信了耶稣,便成了一个不住地向人传他的人。他同任何恰好在街上同他一道走的人谈上帝;他在黄昏时在自家门口讲道,闹得邻人生厌;他坐在路边、或随便哪个棚子里,讲解道理直到深夜;他跟着人劝人,劝得这样执著,以致我们那一带的人从前拿这个取笑,叫我「上帝的孩子」。

我十三岁上,我父亲要到汕头去入教。我们有一个橘园,一家人的衣食都靠它,而园子得不断看着,免得果子被贼偷。园子离我家一英里,我父亲极用心看它。因为我是独女,又极爱我父亲,我差不多总同他在那里。园里有一个小草棚可以睡,园子四围有一道密篱。我父亲告我说,他去的时候我须看园,那要去三天。我听了害怕,有两个缘故。一个是我极怕独自待在园里;另一个是邻人说过,谁去入了教士那边,便再不回来了。他的心和眼珠要被挖出来做成一种药,教士把那药高价卖给他们的外国同乡。我父亲看出我心里不安,说我可以叫一个邻人的孩子同我在园里住。我把这事想了一遍,决定自己一个人看。贼若不来,便不需要人帮;贼若来了,那个孩子便要害怕喊叫,贼从声音里听出那里只有孩子,就要把园子抢了。我一个人守着便不出声,把两块破碗片敲在一起,又往各处的门那边扔石头,贼便当那里有个大人带着家伙,就要跑了。于是我留下母亲守屋,带了吃的到园里去——那园子正在往汕头去的路上。那天是星期六,我父亲说他星期一回来。在我听来,倒像他说要三年才回来。我心里想,我还见得着他么?又想,他回来时还见得着我么?可我心里所想的,一个字也没说出来。我在贼可能进来的各处都摆上破瓦,这样谁踏上去我便听得见响;又拢起一小堆一小堆石头好扔;再把几块破陶器放在身边;就在棚里睡了,没有人来扰。星期一,我在篱上朝汕头那条路开了一个小洞,整天守着看我父亲回来不回来。到了下午晚些时候,我哭起来;天黑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撂下园子,任它去吧,奔回家去,一路小心不让人看见我,免得人知道园子没人看。我扑到母亲膝上说:「父亲没有回来,那么邻人说洋人的话是真的了。」可过了几分钟,我父亲来了;于是我想:「我若在园里再多待一会儿,他就要夸我了;如今他要不高兴,因为我把园子撂下没人看。」可他一个字也没责我,我们一道回园里去,见一切都好好的。

这以后,我父亲接着讲道,我母亲和我们几个邻人也信了。我们近旁住着一个女人,能读能写,又会从红纸上剪出人物和花样,还会在纸影戏后头说白,很得人心。这使她在那一带极受人喜欢。我父亲去找她,告她说除上帝之外不可有别神是何等要紧;她大怒,说一个不识字的人竟来教她这个人人知道的读书人。我们从前的朋友都偏她,我父亲便比从前更受讥笑。可他一直同她辩;末了她打发儿子到汕头去见教士,听他们说些什么。她如今便是女传道阿雪,她儿子便是传道宝山。

我十四岁上受了洗。我在教会学堂里学会读书。上学之前,我想缠足,好同别的女孩一样;可我父亲告我说,我若非要缠足,手也要一并缠起来。上了学以后,我极高兴自己的脚是自由的;如今我丈夫也赞成天然形状的脚。我常去各村看望信教的妇人,也常向从前没有受过教的人讲真神。几个星期前我在庵前,有一条大竹龙——有些地方是拜这个的——从上游漂下来,搁在岸上,嘴朝着村子。它是用许多人凑来的竹枝做的,有一只极大的鼻子和一双炯炯的眼,涂着富丽的颜色,极其丑恶。人屡屡为它去问术士;术士说它要下水,便恭恭敬敬把它放进河里;说它要上陆,便把它抬进庙里,虔虔诚诚以许多供物和叩拜供奉它。有一夜水流把这条龙带到庵前,全村的人都为它惊恐。人以为它生瘟疫,而它近旁的人家果真病了许多。村人把这条龙在他们中间作了什么祸告给我听;有一个妇人领我去瞧一瞧这可怕的东西。病人的亲属都在那里献祭以求消灾,献过了便把供物扔掉,不像献给善神的供物那样拿回去吃。没有人敢碰那条龙,也没有人敢把它推离岸。人以为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带猪肉、鸭子和果子来,借这样的礼并加上拜祭,或许能叫它别再生病。我对领我来看这条龙的妇人说:只有一位真神,他是看不见的,他保守服事他的人脱离一切龙和各种邪灵的权势。随后我向他——那位全能者——祷告过,便用我的伞在那条龙上戳了几个洞,把它推离了岸。旁观的人个个惊愕;后来有许多人来找我,要我把那位护着我的上帝讲给他们听。

第二十二章

招金

这个妇人四十二岁,从前一个字也不识,十个月里学会了流利地读一百首圣诗、整部四福音和《使徒行传》,又能凭记性把所读的几乎全讲出来。

招金的自述

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头一个女儿,兄弟姐妹很多。我哥哥取名来财,我被叫作招金,取的是一个美意:一个好女孩值一千元的聘礼。我们住在一个四百人上下的小村里。那地方小得清静,一年只有两回演戏,一回在正月,一回在十二月。村里的头人请一班戏子来;在一块空地上搭一座带顶的台,用几张席连装戏服的红箱子围成戏台的两侧和后面。前面朝着看戏的场地敞开。戏演过一个下午和接着的一夜,是演给神看的消遣;什么时候他们方便来看,事先要问过他们。这些戏虽首先是为神的快乐,可全村的人、还有许多邻村的人,都来看。一场戏按戏子的本事和所用戏服的华丽,要花七元到二十元。这钱按村里所有男子和已嫁妇人分摊。男孩纵然只生下几天,也摊一份;未嫁的女孩却不算在内。摊下来往往是一家每人三四分。

我们村里没有庙,可村外有一座小祠,据说那一带的主神就住在那里。里头没有像,只有一只香炉立在几块石头上,上面一个小顶。我从没听说这位神是什么神;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位特有的神。除这位之外,还有灶神,还有几位别的神,我们在每月初一十五、在八节、以及别的时候拜他们,一年要拜到四十回。我极小的时候,母亲便教我怎样拜神:先叫我站在一边看她怎么做,然后叫我照她做过的做。

我出嫁后去住在银坪,那是一座两万人的城。城里有三四十座大庙,里头神很多,又有许多有钱有势的人家住在那里。我嫁进去的那一家是富的,那时候我过得极安适。我丈夫是六兄弟里最小的,二十九岁。我成亲后不久,银坪闹起宗族械斗;有一阵子,我们那条街这一边的人同那一边的人打仗,弄得我们把门堵起来,不敢出去。这些械斗把家产耗掉,病又把一家人耗掉。我生过十个孩子,七男三女,可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活下来。我丈夫在我们本族两派的一场打斗里受了伤,他去问一个降神者,要一个治伤的法子,人告他说他若不立刻出洋,便永不会好。他去了,身上只有一元路费;此后我再没有他的消息。

八年前,有个同我素不相识的妇人,受一个相识之托来做中人,要把我女儿许给别村一个年轻人。这妇人同我讲起一位真神,又告我上哪里去听真道——是三英里外的县城。那以后我去过两回她所指的那所礼拜堂;可恰好不是星期日,我又没在那里见着我认得的那个妇人,便没有进去。我女儿出嫁后,我同小儿子独住在一间屋里,一年租两元,靠织棉布养活自己,一码两分,纱由人家供。这样算下来我一天挣六分钱。

三年前我同一个教友相识了,她告我星期日是哪一天;我便又带着儿子到礼拜堂去。无论什么天气我都去,邻人讥笑我不会打算,说我停下活计、付船钱、又把衣裳淋在雨里,一天里折掉了两天的工钱。可我一直去,在礼拜堂听了五个月的讲道,随后便受了洗。

我儿子不肯去看戏,连玩伴们硬拉他也不去;我出去讲福音时,他也想跟着讲。我上回回娘家的村子,那里的妇人说,我若去把真神讲给她们听,她们一定信。山间有好几十个小村,我都去得,因为我没有缠足;我想那里许多妇人若听了真道,是会信的。

第二十三章

阿念

我名叫阿念。我五十四岁,做女传道已四年。我如今除了主没有近亲,除了他的工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三十年前他第一次把福音送到我这里来,我若那时就领受了,也许我那时所有、所爱的东西还能留住许多;可我不肯听他的话,直到他把我心所依恋的地上之物夺去,这样管教了我。

我父亲是鱼商,生意做得很大。我三岁上他死了。我有五个兄弟和一个姐姐;因为我比他们任何一个都小得多,在家里是受宠的。我大哥读书考科名,可他爱画画多于爱读书,没有考上。我二哥是个极孝顺的儿子。我母亲进他所坐的屋子,他立刻站起来,只要她在那里,他便一直站着。他也极有才。他十四岁上便开始应试,十八岁上中了。随后他教书,又预备考更高的科名;可还没考上便死了,死时二十五岁。我几个弟弟种我们家的地。我家虽有两个读书人,却从没有人教我识字。女孩是不教识字的,除非她是独女,那时父亲也许为取乐教她。

我母亲比我大四十四岁,她待我一向极慈。我十三岁上缠了足;夜里脚疼的时候,母亲会叫我把布条松一松。缠过的脚不动的时候疼得更厉害。

我十四岁上,被许给中林城里一个年轻人——中林离我家三英里。一位老邻人做媒人,在两家之间往来,直到一切前头的事都议定。我未来的婆婆事先极用心查明我会不会给她家带来好运。她问清了我出生的年、月、日、时之后,去问一个盲的算命人,得了吉利的回话;随后她在自家神前拜祭,把一只劈开的竹根掷上去,直到落下来是吉兆;随后她又向庙里的神献供,从神的传话人那里得了允可的兆。此后,在一个择为吉日的日子,媒人带了十四元来,用红纸包着,我母亲收了。这桩交易便算定了,当事的人谁也不能毁约。这件事没有人问过我,也没有人把一句话告给我;可我听见了人家说的话,心里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不敢问一句。我十七岁上,择定了一个吉日,又付给我母亲十四元,我便被抬到婆婆家去。我母亲为备我的嫁妆已忙了好几个月。那嫁妆是:两只洗衣盆、两只箱子、两个结实的布衣袋、两盏大红灯笼、一条厚棉被、一个枕头、六十件冬夏的衣裳、绣花鞋,还有镀金的银头饰、镯子和耳环。我的首饰值二十元,整副嫁妆一共花了六十多元。我母亲那时给我的那条被子和一件袄,我至今还留着。首饰我给了女儿,只有一对镯子不在了——那是我们信徒在中林礼拜堂被一伙人围打的那天,从我手腕上被人扯下去的。

人家若极穷,女儿出嫁便只给一两套衣裳。若是富的,便给得比聘礼的数目多得多。我认得一个人,给他女儿的嫁妆值一千元,里头还有一块水田。

我为离家而不安,又怕自己做不好媳妇的本分,看着自己的新衣裳也没有欢喜。可女孩都得出嫁,我自然也得嫁。成亲前一天,我母亲采了十二种花,泡在水里;第二天早上用这水给我洗身,又给我穿上整整一套新衣,外面罩一件讲究的外衣,是我婆婆从一位有钱的官员家里借来、为这个日子送过来的。随后我被放进一顶轿里;轿一抬起,我母亲取了泡过青豆的水洒在轿顶上,为的是讨个吉利。只有媒人跟我到婆婆家去。媒人住了三天伺候我,然后回家。她做完这桩事里她那一份,从我丈夫的母亲那里得两元,从我母亲那里得一元。

过了三天,我母亲打发我侄儿给我送一瓶头油,并问我好不好。满一个月,他又来了一回,给我带了一朵假花和一篮熟饭。满四个月,我母亲派一顶轿来接我,我去同她吃了一顿早饭。按习俗,母亲不来看已嫁的女儿,要等女儿有了孩子;那时婆婆还须去请母亲来。

我丈夫比我大七岁,他兄长的妻子已经娶进门了。屋里有三间卧房:一间给母亲,一间给兄长和他的妻,一间给我丈夫和我。此外还有一间公用的厨房和一间起坐的屋。我丈夫的父亲已死了。我像所有的媳妇一样,做饭、缝衣、洗衣、织布、喂猪。我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极小的时候就死了。我二十一岁上,婆婆也死了。

三十年前上下,我最小的弟弟听了一位教士讲道,信了教。我弟弟常来把上帝讲给我听,给我讲解真道,为了叫我懂,使力使得汗从腮上流下来。他来了一回又一回;可我虽看出他所说的必是真的,我的心却依恋那些旧偶像,我也想守着朋友们所守的那些规矩。我的头领了真道,我的心却推开它。上帝叫人悔改有许多法子。倘若我丈夫生意兴旺,我是决不会转向主的。

我三十四岁上,我丈夫载一船货到暹罗去;他在那里吸上了鸦片,钱飞快地折了,再也没有回来。我勤勤地给神献供,每年在神前烧的冥钱和香要花到十元。我去问算命的人,问我丈夫什么时候来信来钱;他们常答我说某一天。于是我坐在门口守着那封信来;一见有个像送信人的人走近,我的心便跳得快;等到发觉没有我的信,我便进屋去哭。我在神身上花了许多虔诚、许多钱,发觉他们总叫我失望,便开始想:我弟弟的上帝或许好些。我去对他说:「弟弟,此后我要敬拜上帝;可反对我、轻贱我的人这样多,我只暗暗地拜他吧。」我弟弟告我说,凡属基督的人,都须在人前认他。我回家把这事想了一遍,便开始每逢星期日同中林那几个信徒一道去敬拜。我儿子知道我要做信徒,气得哭了;我嫂子从前同我极要好,这时恨起我来,还把门锁上,叫我从礼拜堂回来进不了屋。做一个信徒,实在是极麻烦的事。

我儿子十八岁上,到暹罗去寻他父亲,盼着劝他戒掉鸦片。第二年我四十一岁,同中林几位弟兄姐妹一道来汕头受洗。我只能悄悄地来;头一晚我把换的衣裳、连路上的米和钱都送到礼拜堂去;第二天清早我出来,在路上同信徒们会齐。我还没回到中林,我嫂子已去找了我们族中四位头人里的三位,把我所做的事告给他们;他们便约好在河边等我,趁我过河时抓住我,把我按进河底弄死。可她最后才去找族长;虽然她所举的我去汕头的理由坏得说不出口,族长却告她说洋先生们有势力,她杀一个信徒要给自己招大祸;我的命便这样保住了。我到家,她骂了我一顿,别的没有。她从不许我在我们屋里讲福音,也不许任何信这道的人来看我。我病的时候,我女儿来照看我——她嫁到隔几条街的一家,婆婆极肯通情。

我儿子在暹罗做起生意,随后到了香港。他从那里寄给我二十元,并带话求我原谅他不孝,没有来看我;可他的船要立刻回暹罗去,他须跟船走。离香港才一天,船沉了,船上的人全没了。

我听到这消息,除了暗地里哭,没有哭;因为我怕我周围那些异教之人要说我的上帝不好。我也想,我须给软弱的信徒作一个顺服上帝旨意的榜样。我觉得自己的悲痛重得担不起;可我把它关在心里,直到今天,从没对任何人说过它有多重。

我如今除了那上天的指望,再没有什么可以安心的了。我受过极深的苦;可没有这些苦,我是不会得救的。我身子强健,大概还有许多年可活;我若能领许多人信主,在这世上这便够我欢喜了。

第二十四章

阿兰的愁去了七分

我名叫阿兰。我二十八岁,信教一年。我家在白塔;我自两个月大起便一直同婆婆住在那里。我父亲是农人,本养得起我;可我生下不久,有个盲的算命人路过,告我母亲说:我哥哥——他比我大两岁——若不把我从家里挪开,便要死。盲的算命人到处都有。他们四处走,由一个看得见的孩子领着,敲一面小锣,让人知道他们过来了。想问卜的人把他叫到自家门口,告他自己出生的年、月、日、时,他便算一回时辰,告他将要出什么事。病着的人问他几时能好;有亲人在外的人问几时有信或钱从外洋来;要出门的人求一个启程的吉日;想知道孩子将有什么遭遇的人,便叫他来断他们的命。他给当事的人几句主张,得三厘钱的酬劳,便上路去了。

我父母正是这样知道他们该把我舍出去的。他们极不舍得我走;可男孩比女孩值价大得这样多,他们不肯留着我去冒我哥哥性命的险。他们把我给了白塔一个相识的人——那人刚死了一个小孩子——她把我养大,作她最小的儿子将来的妻;那时她儿子五岁。这样小的女孩是不值价的;可这桩交易非有钱不能定,她便付了我母亲两分钱,我就归了她。她一共生过十二个孩子,可只有我丈夫活了下来。她丈夫吸鸦片,把孩子们挣的钱都花了,弄得他一个儿子绝望得上吊死了。

我婆婆总把自己所有最好的给我,不过那也不多。我长得结实高大;八岁上我便能做饭、纺纱、插秧,还能帮着踏那浇水田的水车。我十五岁上,在一个择为吉日的日子,在自己一间屋里立了床神,同丈夫过起日子来。过了几年,我生了两个儿子。我公公死了;随后我们才发觉我们屋子所在那块地是别人的。地主把屋子拆了,在原处做成一块晒谷场。我们于是把仅有的一块田典了四十元,用这钱造了两所屋子;可不久一场大雨便把屋子淋倒了。

三年前,我们村里有个人信了教;不久之后有两位女传道来住在他家。我婆婆和我每到晚上便带着孩子去听她们讲。我丈夫也听了,我们一家同时信了。我婆婆有一个星期日早上走了五英里到林墘礼拜堂去;晚上回来,她一直走到床神跟前,把它拿到屋外扔了。后来那位名叫阿爱的女传道到我家来,祷告过后,把屋里仅剩的另一尊偶像——我们从祖上承下来的那一尊——取下来,连它的供具一并放进一个篮子里;我婆婆提着那篮子,把它扔进了河。

我自己的父母听说我信了教,极为难过;我母亲哭了,我父亲四天吃不下饭。我姑母来告我他们何等不高兴,说他们要我把这新的宗教撂下;可我叫她回话说:他们要我做的别的事我都做得,只是这宗教是撂不下的东西。

去年我丈夫见年头艰难,盼着在外洋挣点什么,便往马尼拉去了。他走之前没有请算命人择吉日,也没有到庙里去求一袋香灰佩在胸前作护符——他若不是信徒,是会这样做的;我们却同孩子一起跪下,求上帝在他离家时看顾我们、在外时赐福给他,又平平安安把他带回来。

上个月我大儿子,十一岁,受了洗。我事先并不知道,虽然四个月前他对我说过他想入教。他不告我,是怕弟兄们不收他。我在受洗的地方看见他,又惊又谢上帝。

我小儿子五岁,我出门时由婆婆照看他。我们有一所一间屋的房子,典了九元。我丈夫近来寄回十元;可全用在还我公公的债上了。

我从小便忧愁。我从不记得有过一个时候没有大可操心的事。可这过去的一年里,我在世上的境况虽同从前一样,我却几乎是快乐的。我知道有一位救主、有一个天上,这便把我烦难的分量去了七分。

第二十五章

阿爱的心愿

我三十一年前生在罗埔村。我父亲在我出生前刚死;可我有几个哥哥,帮着母亲养家。我十六岁上,嫁到甘圩村——那村离我家三英里。我定亲时母亲得了二十八元;我成亲时又得了两百磅糕饼糖果,另值十八元。如今人家娶媳妇所出的钱,几乎是那时的一倍。我不知道这是因为钱多了,还是因为女孩少了。

我丈夫是五个儿子里的第二个,比我大十六岁。起初我对他既不喜欢也不厌恶。我婆婆待我好,嫂子也和气。起初我丈夫除了吩咐我做家里的事,难得对我说什么。我们彼此熟了以后,私下里谈谈,可从不在有人看见的时候谈。在这个国里,年轻的夫妻在丈夫的父母、或家里任何长辈面前是不彼此说话的。我们常在自己屋里谈家里和邻里的事。

我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可只活了几天便死了;我便抱养了一个两岁的女孩,顶他的位养大。第二年我另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我儿子阿全出生了。

起初我丈夫品行端正,可他忽然赌起来,赌了六年。他输了许多钱,欠了债,脾气极坏。约七年前,银花——她是我的婶母——信了教。她来告我真神的事;可我们村里除她之外没有别人像她那样信,人人讥笑她的宗教,又因她传这宗教而厌恶她。从前我同她在一处的工夫很多;可她信教之后有三年,我没有去过她家,也难得同她说话。可有一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天上全是火,到处的人都在哭号。我起来走出我们的门,婶母银花正站在那里,安安静静地仰望天空,她的衣裳闪闪发光,极其美丽。我在她旁边跪下,抓住她衣裳的边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接着一声巨响,我醒了。那以后我不断纳闷自己怎么会做这样一个梦,心里不安得厉害,末了便去把这梦告给婶母银花。她说将有一天上帝要审判世界,世界都要被烧掉。她讲了许多真道,我把她所说的都告给我丈夫。他说他要自己到十英里外的县城礼拜堂去,看那里所教的是好是坏。他去了两个星期日,随后说我若愿意也可以去。他不久便不赌了,变成另一个人。他赌的时候脾气极坏;可他信教之后,好得说不出来。过了五个月,他悄悄往新加坡去了。他在甘圩欠着六十元,知道我若晓得他要走便要哭,债主也会察出他要走而把他拦住。所以他没有告我便走了;可他不久便写信回来,让我知道他在哪里。我一直去礼拜堂;四年前我受了洗。那以后我学会读福音;我如今已把主的信息带到七十个村去。有多少妇人信了,我不知道。我确知因我的话而成了信徒的,只有极少几个。

我女儿如今十二岁,在学堂里。我只把她许给信徒,也决不给她缠足。要给她找一个合意的丈夫是难的。我不能让她离我家远,因为我须常常见她。她须嫁给一个有田或有手艺的人,好叫她和她的孩子有饭吃;又须嫁给一个母亲肯厚待她的人。要在一家里把一切要紧的都找齐,是难的。等信徒多些了,信教的父母对女儿的本分便容易尽些。

我儿子如今九岁,在学堂里。他求过三次受洗,可弟兄们说他太小,还不能入教,该再等一等。

我丈夫如今在新加坡每月得六元;去年他寄回四十元。他的债我刚把最后一元还清,他说他不久要回家来。我每天为他祷告,求他早日回来。我要他回来,学着讲道。他如今读得相当好,寄给我的信都是他自己写的。他回来了,我还要做女传道。我若在家同丈夫过,还能教我们的亲戚邻人,可远不能像如今这样教这么多人。我愿我丈夫回来做个传道人,那时我便全然欢喜了。我对自己的将来没有多少打算,只信上帝会把一切都替我安排妥当。

第二十六章

一夜的工

我名叫阿细。我如今四十五岁,我儿子十一岁。我生在客家地界的边上。我们以西各村的人都说客家话,以东各村的人都说潮州话。这两种话相去这样远,只会一种的人听不懂另一种在说什么。我小时候两种都学了,如今说起来一样顺。我父亲有田,我们过得安适。说真的,同别的女人相比,我的命是好的:我虽从没有很欢喜,也从没有很苦。客家女人不缠足。她们在田里做活,比那些拖着残脚在屋里做活的女人结实些、安适些。她们也不怎么倚靠神,一年只拜四回。

我是五个孩子里最大的;十五岁上定了亲,十七岁上成了亲。我丈夫的父亲已死了;我们四个媳妇同婆婆住在一处。过了几年我丈夫死了,留下我同一个儿子。我们分到的祖产是两英亩地和屋里一间房,日子过得同邻人差不多。

两年前,我们村里除了我侄儿阿玉,没有一个信徒。他在七英里外的林墘礼拜堂听过福音,每个星期日总去。他常对我说我该敬拜上帝;可我不知道上帝是谁,也不愿为什么新道理费心。有一天,两位女传道到我们村来,坐在阿玉家里讲,许多妇人去听她们讲。我对她们所说的有兴味,可她们的话并没有真进我的心、真到我心上。天晚了,她们说我们若愿多听些,她们便住一夜;我便请她们同我睡。我们上了床,她们讲到差不多天亮。她们告我上帝是谁、他做了什么,又讲天上和主的事。那一夜她们所说的话,我永不会忘。我信了;我儿子那时九岁,她们所说的他都听见了,也信了。此后他不断对我说:「娘,我们做信徒吧。」

礼拜堂太远,我星期日去不了;可我有一回同女传道一道坐船到汕头来。回来的路上我经过母亲家,停下去看她;她为我到汕头去的事大怒。她说:「你有吃有穿,又是个有好名声的妇人,为什么要像个乞丐、或者比乞丐还不如地跑到远地方去?是谁把你哄成这样的?」我告她说,我是去取一样东西,那是我比什么都更想要的,是我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求到的。可我母亲不肯懂我的意思;直到我哥哥来看了女学,回去告她说这里的人极体面、所教的道理是正的,她才算消了气。

我们村如今有十个信徒,其中一个是我嫂子。我婆婆刚去世,是个信徒。

第二十七章

长在海盗岛上的一味草药

我父母住在一片十八个村子里的一个村里。我父亲富有,我小时候受看顾得好。那些日子里我记得受过的唯一真正的苦,是十四岁上缠足。

如今我既知道了真道,便知道缠足是极恶、极害人的习俗。上帝给了我们眼、手和脚,作做他工的器具;我们毁掉其中任何一样便是极恶的。我们改造自己的脚,便是宣告他造脚的样子不合我们的意,又宣告我们自己能把他的手工改良。可除非男人被教成以天然的脚为妻子可取之处,女人是不能不缠足的。

我本不该到二十岁才出嫁;可村与村之间闹起械斗,五个小村联起来对我们这个大村,性命财产因而不稳,我父母便答应我十八岁上离开他们。我的新家在汕尾岛,同那十八村隔着一道海峡。这岛上的人这样剽悍,以致海湾两边两个县划界的时候,哪一边的官都不愿把汕尾归自己管,都想把它推给对面。可他们在满潮时把谷壳撒在湾头的水上;退潮时谷壳漂到了汕尾以北,南边那个县的官便只得把这岛收在自己治下。岛上只有一个村,人太少、太弱,不敢太坏。可岛四围的小湾里藏着海盗船,那些船出来攻抢上下两城之间往来的、水手弱些的船。他们把货卖了,把客人扣住要赎金。赎一个人所得的数目,按那人出得起多少而不同。我没听说有谁被海盗要到两百元以上。

我嫁进去的那一家人多,我们屋里吃饭的有二十口。做饭的事全归我和我嫂子;而我在父亲家里从没做过多少活,起初极觉吃力。我同嫂子轮着天亮前起来,把一天要吃的米舂出壳。我们还要喂猪喂鸭、挑一切用水、洗一切衣裳。我丈夫是渔人。我生过三个儿子、六个女儿;可没有人留三个以上的女孩,所以我丢掉了三个。那时我还不知道溺婴是大罪,如今我知道了。我一个儿子死了;我三个女儿如今都长成出嫁了。我两个活着的儿子,我还没有给他们娶到妻。几年前彭将军当权,海盗船被驱散,这岛也就不碍事了。

五年前,我四十五岁,有位女教士到汕尾来,坐在我邻人家里同妇人们谈。我去听了她所说的话;她走后我问我嫂子:她想那个没有病、没有哭的地方会在哪里呢?她说她也不大知道,可她想大概在阴间的什么地方。随后来了一位女传道,教了我们更多;我便把我家门柱上和我儿子们颈上的符都取下来,不再倚靠偶像。那位女传道住了几天,同我嫂子睡;可随后几个邻人把她赶走了,说我们若再让讲异端的女人来住在我们家里,他们便要把这屋子拆掉。可我丈夫、儿子、嫂子和我,每天关着门一道向真神祷告。过了一阵,邻人容那位女传道回来了,对她在村里施教也不再激烈反对。如今村里人都听过福音,虽然信的只有几个。

第二十八章

阿绣

我生在曲溪北岸许多村子中的一个。我想以三英里为半径画一个圈,圈里有五十个村。这些村子不断械斗。远在我出生之前便是这样,直到彭将军当权,他把这一带收服,弄出个秩序来。有时是族与族斗,有时是村与村斗,有时是同一个村里不同的人家斗。弱的投靠强些的,倚他们护着。族与族斗的时候祸害轻些,因为那样一边人数多,有些人还能安安稳稳地做太平的事。可村与村斗的时候,于关涉的人人都极为苦恼。没熟的谷会被割掉,长成的甘蔗会被毁掉,番薯和花生会被仇家在夜里拔掉,什么东西都不稳。那些日子里,人天黑后不敢出村,怕被杀、怕被绑。大路上无论行人还是货物都不安稳。我自己的祖父从前有许多田,可他不得不卖掉来赎我父亲——我父亲被人绑了去,带到另一族一个有势力的村里。

正因为这些械斗,我出生时我家是穷的。我是长女,也是独女,父母都爱我。我母亲在我才十岁上便把我许给邻村一个同岁的男孩。我十四岁上母亲死了;虽然还没到我成亲的日子,我未来的婆婆立刻把我带到她家去。这位婆婆性情狠毒,对儿子的妻极为苛待。她的长子是抱养的,已带着妻另住一所屋;次子有一个十九岁的妻在家里;而我要做第三个儿子的妻。我嫂子难得见她丈夫,我则从没见过我那未婚的丈夫。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是矮的还是高的。我嫂子和我同婆婆睡一间屋,住在一所屋子的后半部;屋子的前面是铺子,男人住在那里、在那里做生意。我们做饭,一个小男孩来把饭端到男人吃饭的屋里去,我们自己则在女人的屋里吃。我到这家不久,我嫂子便告我说她打算自尽;我很快也答应同她一道死。不得意的媳妇这样做并不是稀罕的事。我们村近旁的薛厝村有七个女孩约好一同投水。定下的时辰是正午,相会之处是河岸上一个僻静的地方。恰好有四个女孩那时正在做一家人的饭,不能按时去。另三个把手腕捆在一处,最小的那个只有十四岁,捆在中间,就这样投进河里;尸首后来被人找着了。在新湖,有三个女孩也一同投了水,其中两个是新近出嫁的。有人听见她们在岸上跑,渔人也看见她们跳进河里,可都当是鬼——直到有人辩说鬼的脚步是不响的,鬼下水也不会把水溅起来。

有一天我们婆婆出门去了,我嫂子弄来一根绳子,搭在梁上,把我们上吊的一切都备好了。可她上了床沿去试那绳套时,我怕得厉害,求她罢手,说她若先吊,我会骇得没法跟着她。她便说再等一天吧;又说我既有一个爱我的父亲、也许能帮我,我还是活着好。不久之后我父亲派人来接我回家探望;我婆婆觉得触犯他不是明智之举,便放我去了。两个月后我嫂子吊死了;随后的丑名与麻烦里,我在父亲家住了一阵。我们村里有一个妇人,媳妇吊死了;婆婆进屋见她这样,怕女孩的父母要向她索赔,便立刻另弄一根绳子,吊死在媳妇旁边。这样两家的亲友便都不能索赔,因为彼此害对方害得一样重。

我婆婆没有上吊;可她怕我也要害她,便决意把我嫁出去。她替我得的钱,同她从前付我的一样多,约四十元。如今的妻比那时贵得多,在我们村,不出七十元聘礼是娶不到的。我那时近十七岁。我极乐意从一个看不见的丈夫、一个可恨的婆婆那里到另一家去。我第二位婆婆慈和,我丈夫是个正直而厚情的人。他比我大十二岁,做生意。我生了三个孩子;我丈夫爱他们,待我好,对他老母亲也极孝顺。

十年前我二十五岁,彭将军把各族收服,把那些不肯罢斗的人的屋子烧掉,又重惩许多人以警其余。我丈夫从前给斗殴的人供火药与弹丸,而邻人又情愿把他推出去领那份我们村里总得有人领的处罚,他又没有钱交罚款,便逃到新加坡去了;于是彭将军判他流放十二年。他走的时候同孩子分别极为伤心,还跪下向他母亲叩了头。他走时我最小的孩子十个月。他已去了九年。我愿他能悄悄回来看我和孩子,再平平安安回去,不被仇家察出。有些被流放的人回来得太早,已被抓住砍了头。

三年前我到县城去买麻,遇见一个相识,她正要去礼拜堂,请我同去。我去了,对在那里听的道理极为欢喜;可我回家以后,邻人讥笑我去过那里,我便没有再去。后来离我们村三英里开了一所礼拜堂,我叫一个男亲戚去看看那是不是我该去的地方;他去了好几个星期日,随后说我也还是去为好。那以后我常常去,成了教友。我们村如今有二十个信徒,为那要造的新礼拜堂捐了四十元。我的孩子同我一样信;我也写信给我丈夫,说他必须敬拜上帝。我每天祷告,求他活着回来,求我们一家都成为信徒。

中国女人不知道自尽是恶的。只有我们这些被教过自己是上帝的产业的人,才不敢毁坏属他的东西。只有我们这些知道自己有一个天上可去、须有工夫预备的人,才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合宜。

第二十九章

从深处

我想,中国这片愁苦这样多的土地上,所有的女人里,命比我更苦的不会很多。我想起自己从前的苦,便为自己哭;想起自己的罪有多重,便羞得脸红。我如今知道我的愁不必是永久的、我的罪可以被涂去,这都是我那位教士先生给我的。自从我知道有一个天上、有一位救赎者,这世界于我便是一个新的世界了。

我母亲被人算作不幸的妇人,因为她接连生女儿。她生过十多个,可只养活两个。她只有一个儿子。我出生时我姐姐已经出嫁,我母亲便决意把我留活。我哥哥身子强,是父母的宝贝和指望。他们那时家境还算宽裕,有一所好屋和几块水田。我哥哥二十一岁上,在一场宗族械斗里被枪打死;我最早的记忆便是他的死给我们家带来的那份悲苦。我那时三岁,母亲极爱我;可在这个国里,疼女孩是没有用的。她们只能留到十五岁上下,此后便须完完全全属别人了。有些地方,只有一个女儿而没有儿子的人,可以抱养一个儿子,把女儿给他做妻;可我们村里没有这个规矩,我父母便不能这样办。为了老来不至于孤单、为了死后坟上有人献祭,他们抱养了一个儿子;可他赌钱,输了钱,把屋里一切值钱的东西都偷了,逃走了。他们于是想,有妻的人也许靠得住些;听说有这样一个没有父母的人,便把那对夫妇带到我们家来,本要立他们作嗣。可不久地方上闹了饥荒。我们那三英亩水田,那一年连一根稻穗也没有。两季都歉收,粮价是平常的四倍。我父亲把房子和田典了,弄钱免得我们饿死。随后有话传来说,我姐姐所住那个村因为有个罪犯住在那里,官府要把它烧掉;我姐姐不久便把她的衣裳首饰送到我母亲这里来寄放。第二天我们听说我们村也要被烧,我母亲便把我姐姐的东西连我们自己的一并拿着,都存到另一个村里一位姑母家去。恰在这时,我那抱养哥哥的妻出门去看一个远处的亲戚;三天后她丈夫到我们姑母那里去,告她说那桩危及我们村的事已经了结,又说我母亲打发他来取她所保管的一切东西。姑母把东西都给了他;他拿去当铺当了,取了钱,雇一顶轿子飞快赶路,在什么地方同他妻会了面——此后我们再没有他们两人的消息。我那时九岁。那以后年成好些了,可我父亲老了,不能重做活,只好把房子卖掉还债。他造了一所极小的屋子,我们住在里面。

我母亲极爱我,难得找到一个她认为配得上我的丈夫;所以我到十五岁才定亲、十七岁才成亲。我母亲本还想多留我几年,只是我婆婆不答应。我成亲时我母亲得了二十四元和一百磅糕饼;她给了我三十件衣裳、一只洗衣盆、两盏灯笼、两个衣袋、一个枕头、一条被子和一副头饰。我婆婆住的地方离我母亲家两英里。她待我并不狠。我二十一岁上,我丈夫一天早上好好地走出屋去,被人抬回来却是死的——在一场宗族械斗里被枪打死。七个月后我大儿子出生。他三岁上,祖产分了,我儿子得了他父亲那一份。可没有人种那块地,我婆婆又想多要儿子,便抱养了一个,顶她末一个儿子的位。直到那人进了屋,我才知道自己有了一个新丈夫。我极为气恼,因为没有人问过我,也因为没有人好好留心查明他是不是个好人。他同我们只住了一个月。那期间他赌钱,输了钱,又托称要做买卖多借了些,然后逃走了。就在那一年,我第二个儿子出生。那时我以为自己已经苦了;可倘若我的烦难从此不再加重,我本该算自己是个有福的妇人。我婆婆不久便告我说年头艰难,我又年轻,她要把我嫁出这一家。她这样做,是受我大嫂挑动的——我大嫂自私而狠毒,像是生来要害我的。我告她说我靠织布养得活自己,又说我宁愿饿死也不愿再嫁,还问她:我对她的本分可有什么亏欠,她竟要这样羞辱我?她说她在我身上找不出错处,可我还是嫁了好。不久之后,有个媒人——是我的一位远亲——来告我说,有个老实厚道的人要我;她劝我说,再没有比嫁他更明智的事了。我答应了;我婆婆为我得了二十六元和一百磅糕饼,我没有嫁妆。她留下我的大儿子——那是她自己的孙子——把我第二个儿子给了我,那是她不要的。

这个丈夫是农人,没有父母,从前也没有过妻。他有一块水田,自己种着;我纺纱织布帮他养家。我又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女儿我们没有留。即便在我丈夫好好的、能做活的时候,日子也极难过;可他病了。我虽拼命做活,也填不满五张嘴、买不起药。他得了肺病三年,到后来我们不得不斟酌:是卖掉我们那一块水田,还是卖掉一个孩子。没有那块水田,剩下的人活不了;我们便决意卖掉最小的儿子,他那时三岁,得了二十五元。一个月后我丈夫死了。我出不起出殡的花费——出丧的队伍、孝服、乐手和筵席——便买了一副两元的棺材,又付一元下葬。此后靠那块水田、靠我织布,我总算养活了剩下的两个儿子和自己。

有一天我问我堂兄我叔父在哪里,听说他去看刚造好的林墘礼拜堂了。那礼拜堂从我们村望得见,可我从没去过。我坐着等,等我叔父从我门前过,便招呼他,问他林墘礼拜堂所讲的是不是好道理,又问那道理是不是女人同男人一样可听的。他答说那道理是给一切人的好消息;又说再过七天便又是一个星期日,那时我可以自己去听。下一个星期日,我同我的朋友阿珠的母亲一道去了。一位女传道教了我们一段祷告里的三句话;我们两人那天都定了心,要把家里的偶像除掉。又听过几个星期日的讲道,我们便把偶像挪出去了,她和我是同一天挪的。

那以后不久,我丈夫的哥哥——他出洋已有几年——托一个堂兄给我寄了二十五元,那堂兄正是指我去礼拜堂的那位叔父的儿子。我大伯听说我丈夫死了,知道除了我和我的儿子,再没有人能把祖宗的祭祀续下去。可这位堂兄到了,发现我已信教,便不肯把钱给我。他打了我叔父,那是他自己的父亲,因为他父亲去了礼拜堂;没有人敢出来拦他,因为他又强又凶,而我们信徒又这样不受人喜欢。为了别的任何事去打自己的父亲,是没有人敢的;只有这一桩,他打了还能得邻人撑腰。我同这位堂兄为那笔钱争了许久;他告我说,我若肯停了敬拜上帝、去拜家里的偶像,他便把这钱给我,我大伯还要寄给我多得多的钱。我告他说,这钱我实在损失不起,可我的灵魂更损失不起,我总要敬拜上帝。邻人末了都说,依随钱一道寄来的那封信上的吩咐,这钱该给我;我那位堂兄到后来便把钱交了出来。可他写信给我大伯,说我已信了教,于是再没有钱寄给我。我的儿子同我一样想:在地上无论失去什么,我们都要在天上去得。

第三十章

清晨的雾

我极小的时候,既不知乐,也不知愁。我的心智未开,心是木的,想事情不比我在父亲田里看的那几头牛多。我家在一个小村里,我是四子二女里最小的。我父亲用海水晒盐,我的哥哥们种我们家的地。我常去看牛,用一根绳子系在牛鼻子上的铁环上牵着它们走。我常同父亲到盐田去,帮他挑轻的家伙;也常同哥哥们到水田去,做些孩子做得的活。我又学会了纺、织和缝。我哥哥们教我认了些字;可我刚开始真会读书,他们便说女人有学问不是好事,就不再教我了。我十三岁上缠了足,再不能到那可爱的田里去,也不能做什么使力的活。十六岁上我嫁到我们村近旁的一个村里。我进去的那一家那时有田有屋;可我丈夫和他的兄弟们赌钱,输了许多,我到那里一年之后他们都出洋去了,后来都死在外头。我婆婆给我抱养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同她住到三十三岁。到那时我们穷得这样厉害,我便把抱养的女儿嫁了,把抱养的儿子送了人,又嫁了我现在的丈夫——他是个丧妻的人,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儿子如今在外洋,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我丈夫是个极正直的人,性情这样和平,宁肯叫人侵了自己的权,也不肯为维护它去同人争。他是独子,父母已死,所以我们自己过。他种自己的地,也种祖产里的一些地,我们因此过得安适。我嫁过来不久便生了一个女儿,给她取名随光。那时我对那真光还一无所知——后来她和我都要听见那真光、都要随它而去。

六年后我又生了一个女儿,给她取名宝枝。

我们住的地方离县城三英里。有一天我丈夫在城里办事,他一个堂兄告他说城里新近开了一所礼拜堂,请他去看看。他去了,听了那里传道人讲的道理;回家便把他所听的都告给我。我立刻说:「那是好道理,我信。」他于是说:「你若领受这道理,便不再烧香,不再上庙,除这位大者之外不再拜别的神。」我答道:「很好,我不拜了。」从那时起我再没有拜过偶像。我丈夫每星期日去礼拜堂;过了一阵我也同他去。中国女人不说「我丈夫」。她们若要带点情意地说,便说「孩子的爹」;不然便只说「他」。丈夫同妻子也不一道走在街上,也不让人看见他们同行。可我们信教之后,我丈夫同我一道去礼拜堂,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起初造男人和他的妻,就是叫他们彼此做伴;也知道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彼此不以为羞。有一天我丈夫告我说他要到这里来受洗,我说我也要来,因为他若要上天去,我不愿被撂在后头;于是我们两人都来了,同一天受了洗。此后我丈夫的亲族不许他同他们一道种水田,因为他不拜那些传下这些田来的祖宗;他便把自己在共有产业里的那一份让出来了。他的亲族说我们这位新的上帝帮不了我们,又说他们要看我们饿死;可我们信靠主,没有拜祖宗。我丈夫自己那块小田不够养活我们,而他的族人又这样不和睦,他找不着活做,只好借钱买粮;还不上的时候,还被债主打。末了我们看来再没有别的路,只能卖掉我们的女儿随光——她那时七岁。她极白净、极温顺,她一生里我从没有过责她的事由。我们把她以二十五元卖给县城里一位太太。这位太太是一位官员的妻,只有一个孩子,是个五岁的男孩。她买随光作奴婢,打算把她养大,再卖给什么有钱人作下等的妻室。那家的主人在家时,她待随光极好,给她够吃的;可他一出门,她便待这孩子极狠。她叫她把那男孩背在背上驮来驮去;她若跌倒了,便鞭打她。她饿着她,饿到她情愿把扔在沟里的苦果皮捡起来吃;可人不许她那样做,怕邻人看见她那样做,就知道她饿到什么样子。这妇人脾气极坏的时候,便把火钳烧热,在烫出的印子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掐随光。随光在那里待了一年五个月,我才听到她的苦,又听说她的主母恨她恨到想把她卖掉。我便来把我的苦向教会说了,教友们给了我八元。我向我们两个已嫁的女儿各借了三元,我自己有七毛,牧师又把凑足二十五元所差的补上;我便把随光赎了回来。可长久以来,我们因卖过女儿而不被教会信任、受教会责备。

六年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所新屋,雪白的墙正立起来,还没造完,而那是我们的。我把这梦告给我丈夫,又笑自己:我们这样穷,倒梦见新屋。可我丈夫责我信心这样小,又说我们新屋里要有许多条凳,好请邻人晚上进来同我们一道敬拜上帝。我们如今有了新屋,有了园子,连条凳也有了;可到现在,我们村里还只有我们是信徒,晚上没有人来同我们一道敬拜。我们那在外洋的儿子,去年寄回十二元帮着重造这屋子;我们也给它做了新家具,只是还没有漆。

随光是教友,极为听话、极为忠实。我决不给我的女儿缠足,也决不把她们嫁给不是信徒的人。

第三十一章

晚来的光

我一向住在归湖城。我父母极穷。他们没有儿子,我是三个女儿里的第二个。我们一家都做冥钱——那是拜神拜鬼用的。纸裁成几英寸见方的张子,用笔在一面正中涂上一块金。涂了金的纸按大小,每百张卖一分到十分。凡拜偶像的场合都用它,用多少按拜的人家境如何、虔诚如何而定。船要出洋时,人从船头把烧着的冥钱抛到水上;抬棺材的时候,人把它沿路撒下;它被压一块石头在角上,在坟上飘着;要掘土的地方,人把它放在地上;凡向哪一位神祈求,便在那位神前烧它。献给偶像的供物里,别的什么都可以缺,这纸是不可缺的。人以为它是阴间的通货,而一切鬼神对一份零用钱的礼都要和颜相待。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便能靠给这纸涂金挣点钱,常常做一整天,一直做到深夜。极勤勉的时候,我一天能挣到五分。

我十一岁上定了亲。我母亲那时为我得了二十八元,等我成亲时还要得一样多;可我定亲不久,我丈夫的父亲死了,他母亲留下三个小儿子和一点薄产。于是她同我父母议定:她再付十元便可,而我的嫁妆上不许花钱。所以我成亲时除了一两件素净的袄,没有一样新东西。

我成亲时十八岁,我丈夫二十四岁。我婆婆的屋子只有一间房,我的床在一个角上,她的床在另一个角上。最小的男孩同她睡,第二小的不住在家里。我婆婆是个极严厉的人。她常抱怨说这屋子太小,住不下四口人,又一有机会便叫我觉得自己是碍事的;可这种时候我从没张口回过她一句。她纺纱的时候我给纸涂金,把自己缩到尽可能小的一块地方,手上尽量做得快,一面悄悄地哭。过了四个月,我回去看自己的母亲,我婆婆便把我的头饰和我所有的女孩的饰物都拿走了;我回来以后,再也找不着它们。我成亲两年后生了一个女儿。我总是饿着,疼得厉害的时候也坐着做活,不敢停下,怕更饿。我婆婆比从前骂得更凶,说家里吃饭的嘴太多了。我又生了一个女儿,可没有留她。随后我生了一个儿子,我所有的相识都欢喜;可我婆婆比从前更狠。她不照看我,也不照看孩子;她出进都把门敞着,弄得我不断地冷得发抖。我儿子出生的当天,我就从床上起来洗衣、做饭。我站在冰冷的石头上做活,不久便发了烧,疼得厉害。那孩子吃不饱,我悄悄告我丈夫说他须弄些糯米来喂这婴儿。他弄了些带回来,来时藏在袄底下;可我婆婆看见了,便骂他爱这孩子胜过爱他母亲。那孩子抽起风来,十一天上死了。我为他哭,哭到眼皮肿得睁不开。我哭,可没有一个人可怜我。我眼睛虽睁不开,还是瞎摸着做我涂金的活;我吃一碗粥也要被骂。有一回我饿得厉害,从锅里多盛了些粥,再添水把缺的补上;可我婆婆察出我做了什么,骂得比从前任何一回都凶。我两次打算自尽;可到了时候,我不敢把这打算做出来。

我丈夫学过银匠的手艺,在二十英里外一个镇上做活,所以难得在家。我三十四岁上,我婆婆死了。那以后不久,我儿子金玉出生,我便不那么苦了,虽然我们还是极穷。金玉是个有心的孩子;他饿的时候不肯哭,因为他看出那叫我难受、碍我做活。我决意持斋,照佛门的样子过日子。人在不知真道的时候便这样做,以为照着某些做法行去,便可在某一个世界里不再觉得愁苦。有十年,我不吃肉食,不戴耳环,不用头油,鞋上不用红色,又不断拜神。我走这条路,我丈夫既不反对也不称赞。他看出我已定了心要过修行的日子,便默然依了。

约七年前,我听说我们城里开了一所礼拜堂;过了一阵,我请我一个侄儿带我去,因为我知道他自己有时也去。可他不肯带我去,因为他怕我们族里有势力的人察出来;我若信了教,他们要叫他担责任。不过他告给那位传道人说我想听福音;那位传道人便到我家来,把真神讲给我听。我儿子金玉也听了,便开始每星期日去礼拜堂。中国新年近了,特别祭拜家神的日子也近了。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怕怠慢了家里的偶像,怕它们害我;又怕拜它们,怕真神不喜欢我。我在旧习俗与新真道之间颠来倒去了许久,忽然想出一个好主意。我打发人去请传道人来,立刻把那些神搬走毁掉,这样过年便不必拜它们了。其中三尊极大,镀得很好,坐在对着门的一张架上,人一进屋便看见。传道人正把它们取下来,我忽然想起我丈夫要回家来;他发现神不见了,是要打我的——而我知道自己身子弱,挨不起多少打。于是我请传道人把那些神留在屋角,等我劝明我丈夫它们是没有能力的。我丈夫回来,看见神被挪了位,很生气,可没有打我。我告他说:那些神若真有能力,便会惩罚我这挪动它们的人,而它们动怒的后果也只该由我一个人担。他说我和金玉若不要那些神,他便把它们给我们已嫁的女儿。我想把我们人人都该敬拜的那位大神讲给他听,可他说他一旦花得起这笔钱,便要把这些神重新立起来。他又出门去了,我便叫人把那些偶像毁了。他下一回回家时,我不在屋里。他看见神不见了,又跳又叫,气得发狂。金玉跑去找着我,我们两人躲起来祷告,直到我丈夫出了屋。随后我告金玉说:他父亲傍晚回家时,他须把热水和盆备好让父亲洗澡,又须极用心伺候,凡父亲要用的东西,不等他开口便递上去。我们把晚饭备好;他进来时我坐在床上缝衣,一句话不说,由金玉伺候他。我以为他要打我、或许要打死我,便不断向上帝祷告,求他叫这人的心软下来。他吃了晚饭便上床睡了,关于那些神,再没有说过一个字。

我想破我持斋的誓,可不知怎么破。金玉叫我煮两个鸡蛋,带到礼拜堂去吃。我把蛋藏在袄底下,去把我想做的事告给传道人;他为我祷告,我便把蛋吃了。我十年里积下的一切佛门的功德,就这样都成了无用。

我每星期日去礼拜堂聚会;有几位姐妹告我说,我做冥钱是不对的。她们说信徒不可做那一行。我十分为难,因为我没有别的生计,不做活便要饿死。我把这事摆在传道人面前,他告我说:我该照旧涂金,同时不断向上帝祷告,求他给我开另一条挣饭吃的路。我照着做了;过了一阵,我便到这里来学读圣经。我学会了读,此后到许多远地方去讲福音。我丈夫同我们已嫁的女儿住。他同信徒在一处便是个信的人,同异教之人在一处便是个不信的人。我不断求主使他做一个真门徒。

我感谢主,使我这样欢喜。我少年时节,心里没有指望,心智也在黑暗里;可如今我老了,主照在我身上,我的路是亮的。

第三十二章

附体的鬼怎样被逐出一家人家——阿容所述

我这一生最早记得的事,是极穷的苦。我父亲是个心思简单的人;在这个国里,这样的人很少挣得够养家不饿死。他在田里做活,可工钱远不够填他家里那八张嘴。我母亲纺纱织布,可我们这些孩子都小、都饿,她往往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出去讨饭。我是孩子里最大的,有四个弟弟。家里还生过一个女孩,可我父母穷得只能留一个女儿。我父亲的母亲也同我们住,因为除我父亲之外她没有别的儿子。

我十岁上,父母把我典给一个富寡妇,她家离我家十一英里。她有三个小孩子,收我作使唤的人,供我吃穿,又给我父母十二元。他们还了那十二元便能把我领回去。我扫地、洗衣、跑腿,又照看孩子。我睡在砖地上,没有蚊帐也没有被子;可我吃得够,活也不算过重。人一般并不苛待小孩子。不过我常常哭一整夜,因为想家。我祖母和我母亲也因我离开她们而哭;五个月后她们把我们所有的猪都卖了,拿着钱来把我赎了回去。我回了家这样欢喜,此后便不怎么在意穷的苦了。

我十五岁上,我母亲被鬼侵上来,她赶不走它。信徒只要抵挡那恶者,它便从他们那里逃走;可对上帝一无所知的人,只有自己的力气去对付鬼,便只得屈服于它。我母亲心跳得厉害,筋肉抽紧,嘴里冒沫。随后她便把鬼叫她说的话说出来,鬼推她做什么她便做什么。我父亲告她说,做降神的人是极坏的事;可她既然要做,便须做一个老实的,决不给人出坏主意,也决不多收酬劳。凡来向她问她那鬼的人,她从不收两三分以上。我们村里有好几个降神的人,可没有一个像我母亲后来那样得人心。她三次走过炭火床,五六次在滚油里洗身,又有一回爬过一把七十英尺高的刀梯。我们村近旁的河里有一个黑窟,先后有两个男孩和一个男人被吸进去淹死;人以为那底下住着一个邪灵,吃人。我母亲在一回狂乱里跳进那窟,潜得看不见了,又提上来一只软软的白兽,四条腿,一个头像猫头。那东西被扣在一只倒过来的米箱底下;很长时间里,没有人敢把盖子揭开看那俘获之物。等到盖子揭开,那东西不见了。我想它是变成了别的什么。我母亲把邪灵从它的窟里拖出来,这消息传得极远,引了许多人来向她问事。

我十八岁上出嫁。我丈夫是个赌徒,他家又这样穷,我不久便回到我母亲家,此后一直住在那里。我丈夫出洋去了,许多年没有他的消息。我没有孩子,只有阿糕——那是一个堂姐给我的小女孩。

我二十二岁上,我父亲死了;不久之后,我母亲给我两个弟弟娶来的两个年轻媳妇,二十天之内都死了。我的弟弟们便说那附体的鬼是害人的,他们再不肯同它住在一所屋里。两个大的走了,做了一个富族人的儿子;第三个离开我们另立门户;最小的到一个小官那里去做了雇工。我母亲为这一切极为苦恼,想设法把附着她的那个东西除掉;可那鬼告她说,她若想把它逐出去,她便要吃苦头;她于是不敢为自己的救拔做什么了。

过了一阵,我母亲领来两个老妇人,一个瘫了,一个瞎了,自己出钱养在家里。她这样做是为了积功德。据说人进那一个世界时清算账目,一件善事可以抵十件恶事。我母亲盼着照看这两个无力自理的妇人,好销掉自己一些罪过。那两个老妇人连自己吃饭都不能,给我添了不少活。

三年前,我一个朋友从二十四英里外的归湖来看我。她告我说,她在归湖从几位女传道那里听到一种新的道理,极为奇异、极有意味。她把那道理给我讲解;我觉得她所说的像是真的。我从前听说汕头有教士,教人不要拜偶像,我曾以为那样的教法极可责。我大弟宝兴恰好在我朋友同我在一处时回家来,他也听了她所说的话。我告他说:他的脚又强又大,我的脚却缠过、又弱,所以他须替我到归湖去,把这位真神的事尽量打探明白,再回来告我。他去了,找到那所礼拜堂,同传道人鸿安在那里住了几天。鸿安教了他;可鸿安不知道他是真心问道,还是跑这么远又住在礼拜堂里另有什么不良的用意。鸿安告他汕头下一回聚会领圣餐是什么时候,说他到那时去会一会聚齐的弟兄为好。宝兴回家,把所学的告给我;第二个月他同我一道来了。我叫我婆婆同我一道来,好去掉她的成见,免得我将来想做信徒时她来阻挠。我住了几天便回家,心里已确信耶稣的道理是真的。我教我母亲,她渐渐信了。圣灵一进来,鬼便出去了。她既知道了真神、信靠了耶稣,便不再怕那鬼;那鬼来搅她的心、扭她的筋肉时,她便向上帝祷告,直到那鬼离了她。偶像都被挪出屋去,家里别的人也开始信了。那个瞎了的老妇人一听便信了。她至今还同我们住,敬拜上帝。那个瘫了的不肯听福音,又声言不许把偶像挪出屋去。我们发觉她不肯依我们做信徒,便觉得她是我们极大的磨难;可她起来反对我们才一两个月便死了。

邻人都来抗议,不许我母亲停了替他们传神的意思。他们见宝兴和我决意做信徒,便劝我母亲同我们分开,照旧做她的旧行当。可我们守住我们的母亲,末了把她连心都一道带了过来。我们的钱比我母亲做降神的人时少了;可我们有了比钱更值价的东西——对真道的认识,以及那份知道自己正在上天之路上的喜乐。

宝兴开始信的时候,他的养母——她相当富有,待他同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每月给他一份米——告他说他若做了信徒,便再从她的米仓里得不着米。他受洗的时候,她果真把那份米断了;可如今她看出他比从前更是个好儿子,便又给他那份口粮。他如今虽已做了传道人,她却比从前更爱他,而且极以他为荣。

宝兴的妻去年病得极重。有一回宝兴和我从汕头领了圣餐回家,见她已到临死的光景。邻人叫宝兴赶快去请最好的医家;可我告他说,我们不可把信托放在医家身上,要放在上帝身上:我们都是信徒,倘若我们围着她的床跪下向上帝祷告,他便会治好她。于是一家人都被叫到一处,连小孩子也在;众人一同祷告,求病人立刻痊愈。第二天早上她好了许多,过了几天便全好了。

随后我们想给我最小的弟弟宝裕娶妻。妻极贵,至少要一百元。我们周围的异教之人不愿把女儿嫁进一个信教的人家,而我们也不愿家里有一个不肯做信徒的人。我们近旁没有哪个信徒有年纪同宝裕相配的女儿,远处的信徒又不肯让女儿嫁到离家远的地方去。我们为这件事的难处极为烦恼。恰在这时,我们听说有个年轻妇人,花一点钱便能得到。她本是个极聪明俊俏的女孩,被嫁给一个痴人。她被抬到丈夫家以后日夜哭,因忧伤而疯了。她丈夫的父母怕她杀了自己或是杀了他们,想把她脱手。我们一家把这事商议过,断定她心神失常既是苦出来的,那么等她复了常,便会信奉那些使她欢喜的人所信的宗教。我们知道耶稣治病、又赶鬼;我们想我们可以收下这女子,信靠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把她治好。于是我们买了她,带回家来作宝裕的妻。宝裕本是心甘情愿依我们的打算的;可他看见自己的妻疯到那个样子,信心便没了,逃到外洋去了。我们其余的人不断为她祷告,几个月后她全好了。

那附体的鬼再不扰我母亲了。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是信的人,还有几个邻人到我们家来过星期日的敬拜。可我们族里有三千人,其中只有十二个是信徒。此外,我婆婆所住那个村的四围,村子多得我数不清;那里头没有一个人传福音。

第三十三章

南岗教会的柱石

南岗是个几百人的小村。几年前那里没有教会,也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耶和华。最近的礼拜堂在十二英里外的炮台。有个名叫阿莲的妇人,久居南岗,同丈夫吵了一场,丈夫打了她,又骂她母亲。这样的事连最好的中国人家里也有。挨打她是不生疏的,那她受得住;可骂她母亲,是任何有志气的女人都不容的,众人的看法也说不过去。她把自己关在屋里;屋子的墙上点点都是小架子,架上供着她虔诚敬拜的偶像。这些神里有几尊她试过,发觉没有用,便从她的信托里撇出去了。对其余的,她每天供上新鲜的茶;她为煮这圣茶而扇火时是跪着的,随后叩拜焚香把茶献上。这一回同丈夫吵过之后,她怀着自己的愁坐在神前;可它们只是哑哑地看着她。她去找一个传神的意思的人,一个能把她那些偶像的心意告她的女巫;经这女巫,她得知众神的意思是:她该离开自家,到庵堂里过她余下的一生。于是她把两个小儿子的照看之事吩咐给一个忠心的仆人,又写了一纸,告他们等他们长成了,到哪里去找母亲。随后她雇了一个认路的老妇人,领她逃往府城近旁的一所庵堂。她从自己村里不被人看见地逃了出来,在那老妇人引领之下步行到炮台,要在那里搭船进城。到了炮台,她们发觉须等几个钟头潮水转向,这段工夫里不知做什么好。那老妇人说:「我听说炮台这里有一所礼拜堂,里头有些好妇人,教一种新的道理。我不知道礼拜堂是什么样一件东西,也不知道所教的是什么道理;可我们反正没有别的事做,不如去看看那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两人到处打问,末了找到了那所礼拜堂;阿念招呼她们,见她们不愿谈话,便请她们坐下听一个故事。于是她们坐下,听见说有一位上帝造了世界、造了人;人得罪了上帝,把偶像摆在他的位上;上帝的儿子这样爱世人,便来到地上,把灵性的光与真理带给人,又把一切肯信他、跟他的人从罪里救出来。这故事在这位出逃的妇人心上起了这样大的作用,她便把自己的来历告给讲故事的人,又问她该怎样做才算听从上帝。阿念劝她撂下去庵堂的打算,在礼拜堂住几天,多听听这些真道。她住了四天;那老妇人则回南岗去,把她在哪里告给那惊慌而懊悔的丈夫。随后那老妇人又来接她,她便带着对本分更正的见识回了家。过了一阵她又回来求进一步的教导;此后阿念和别的教师便到她家去,教她和她的邻人。那时候她把自己的来历这样讲给我听:

阿莲的自述

「我从极小的年纪起便极爱到处去拜神。我是家里最小的;正因为是最小的,我总怕那些爱我的人活不到我这样长久。我祖父是位老爷,我父亲被人称作小老爷。我十七岁上嫁给一位老爷的儿子。在我自己家里,我是惯于有人伺候的。我嫂子伺候我;早上我醒来,通常发现早饭已经备好,摆在我床边等着。我没有事做,也没有可操心的,又胖又圆,像一只鹌鹑。可我出嫁之后,不但要伺候丈夫的父母,还要伺候同他们住在一处的他祖母;而我献茶、献一切东西都得跪着,那是有钱有势之家的规矩。我还得喂猪喂鸡、挑水、洗衣;而我既是第五个、也是最小的儿子的妻,一切最重的活都落在我身上。我出嫁之前,手指甲有四英寸长,那是不必做活的人的时样。这些我都得剪掉,免得在丈夫家做苦活时碍手。我得推那舂米的磨。我三个嫂子里有两个身子强,得帮着舂米,另一个弱,便做饭。第四个儿子没有娶妻便死了。我那两个嫂子叫我推磨,她们自己筛米;于是我想出一个法子,好叫她们不得不来帮我推磨。我请其中一个同我换一会儿活,知道自己筛得笨拙,想着我筛得极慢,那另一个会筛的便得多做大半。可我的法子没有成,因为那另一个筛米的把米分成两份一样多的,告我说她筛完她那份便歇着,等我筛完我那份。于是我发觉筛米同推磨一样苦。我在丈夫家先住了四个月,随后回了娘家,瘦得厉害,心里又苦,在自己母亲那里住了八个月。我一句苦也没说,整天都欢喜;可八个月满了,我得回公公家去,我便放声哭号,衣裳都得人硬给我穿上;人要给我涂脸,我又打又嚎,不肯打扮。随后我告我父亲说我做活有多苦,又声言我不回去了。他于是说,他把女儿嫁给这样省俭的庄户人,是大错了;他要去骂他们,把他胖胖的女儿四个月里磨成了一个影子。我知道他若这样做,他们便会察出我告了他们的状,因而要把我的日子弄得比从前更苦。于是我求他对他们一个字也不要说,又说我立刻安安静静回去尽我的本分。随后我父亲说他要给我买一个使唤的人;可一时买不到,他便从我嫂子那里借了一个,我就带着这个借来的婢女去了。

我婆婆常把许多东西,比如油糕和糖,放在我屋里由我保管;家里别的人便来向我取这些东西用。我既是最小的,不敢告他们不要取得太多,而他们往往取得太多,弄得我没法替自己辩白,叫人疑心是我自己把东西用光了。所以我同我的婢女常为我们的苦命哭。我婆婆极不高兴,因为我同我的丫头一道哭,又因为我喜欢我的婢女胜过喜欢我丈夫;她便在那女孩同我待了才十一天的时候把她送回去,托称她想我嫂子要用她。随后我父亲买了一个婢女送我。她十三岁,只花了二十五元。我们以为这便宜得出奇,不知道她有病;可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她有抽风的病;她发作起来把我骇得几乎失了神,于是她的钱既还没有付过去,便把她送回她家人那里。我父亲接着给我买了一个六岁的女孩,花了十六元,想着我能把她训出来做活。可她叫我极费心,因为我得给她洗身、穿衣、缝衣;而且她还是个小贼,偷炭、偷糕,凡吃得的东西都要下手。所以我只留她到十岁,便以二十九元把她卖了。

我到二十三岁才有孩子;这期间家里人都斜眼看我,说我是个石女。我自己的母亲为我极为伤心,远近去寻那些在赐子上有能力的神,替我向他们献祭。我自己也成了佛的信奉者,常常持斋,屋里供着多到二十尊偶像,每天拜它们,又在它们前面点着灯。有个女巫叫我这样做:我从一个生过许多儿子的妇人那里偷了一只饭碗,拿它做成一尊新的床神。人须在碗底放两小片红绸、两块酒饼,再放十二种无刺植物的十二片叶,在这些上面装上灶里或香炉里的灰。这便做成了床神;床神放在床下或床上的一张架上,凡妇人自出嫁起到最小的孩子十五岁止,都要在每月初一十五拜它。这便是那位被人倚靠来赐子、保子的神。我立了新的床神之后不久,生了两个没有活下来的孩子;随后我二十五岁上,我儿子润瑞出生了。就在那之前,我自己的父亲死了;我想起他从前何等爱我,便做了许多纸衣裳、一只箱子、几支装着真烟叶的烟枪,在他丧事上烧了,又烧了一幅字,上面写着我自己作的一句:『思我父,望云而痛哭,盖死所分者不复相见。』因为我这样虔诚敬神,我们村里的人人都敬重我,我丈夫也依我的见识,连世俗的事也听我的主张。如今我做了信徒,便失了邻人的敬重;可我所得的,比那个还更值价。」

阿莲在极大的阻难之下坚守她信教之路,又有福气把她丈夫领来同她一道入了教。她自己的母亲如今年老,也因她的影响成了信徒,她朋友亲族里另有几个人也是。阿莲是汕头教会里六七个缠足妇人之一;这几个人受基督的道理感动,把脚放开了,经过长久而痛苦的用力,把脚趾扳回天然的位置,好穿同没有缠足的人一样的鞋。最先由阿莲所教的人里,有她的邻人阿宝——那是个寡妇,有一个抱养的儿子。阿宝自述的来历,很能显出一个中国女人的心如何摇摇摆摆地从多神走向一神。

阿宝的自述

「我生在炮台近旁一户有钱人家。我们族里一支更有势力的人,在一场宗族械斗里把我父母的产业夺了;我父母打官司打输,把所有的都花光,便搬到府城去。他们在那里把我嫁了,我那时十六岁,丈夫是个比我小一岁的少年。有钱的人家要儿子极小便娶妻,好早些有男嗣;比我丈夫更小的人又太小,不能成亲,于是他们便要了我这个大一岁的做他的妻。我生了三个女儿,随后一个儿子,十天上死了,随后又一个女儿。我留下了长女,她活到九岁。别的女儿都被放在一个筐里,活着扔进河去,一年一个。我丈夫找一个轿夫把她们抬走溺死。那些小女孩被抬走的时候,我并不觉得难过,也没有哭。我是恼她们不是男孩;我不要她们,又盼着不留她们便能早些有儿子。我那时还没有听说过上帝,也不觉得自己所做的是不对的。我二十七岁上丈夫死了;他临死告我说我不可再嫁。我们村里的规矩是:没有儿子的人要抱养一个同姓亲戚的孩子作嗣;而这样的人须寻八年,才可以抱养别姓的。也许有个亲戚家境落下来,他便会把一个儿子卖给别人作嗣。我等着、寻了将近八年,末了得了我丈夫的一个堂侄。那男孩名叫显祖,八岁。他父亲欠我五十六元,还不上。那笔债连利息和媒人的费用,算到一百元。这桩交易做定之后、显祖还没有被领回家来的时候,我丈夫的弟媳生了一个儿子;我守着那个人人都有的迷信——孩子生下后四个月里,屋里有邪气缠着——便把领儿子回家的事缓了。可四个月还没满,我公公死了;我儿子便不得不领回来,好在丧礼上捧香炉。这事向来是由长子的儿子做的。我们请了五个和尚连他们的帮手来办丧事,又烧了值一百多元的纸衣裳;可我公公至今还没有下葬,虽然他已死了七年。

三年前我听说有个女传道到我们村来,住在阿莲家。我不知道『传道』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我从没见过,我想那大概是个怪物、或是个残废的人。从前阿莲和我一道做针线,极为要好;可近来我对阿莲成见很深,因为人家议论她做信徒议论得这样多,说她成了娼妇;我已有很久没有去过她家。可我想看看传道是什么,便到阿莲门上去;阿莲招呼我,把我引见给阿念。阿念握住我的手,领我坐下,教我。我觉得那道理这样好,当下便定了心,要到炮台的礼拜堂去多听些。阿念在我们村只住了一天;可她在那里的时候一直讲福音,别的什么也不肯闲谈。她回炮台以后,寄了一封信给阿莲,告她哪一天是星期日,又说她那天须到礼拜堂来,还要把我带去。于是我定了心要去亲眼看看:众人所说那些攻讦信徒的话,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那一夜我梦见自己浑身被污秽涂满。早上我把这梦告给我嫂子,她说我这梦是我死去的公公给的兆:我若去礼拜堂,我的好名声便要被污。于是我没有去。过了一阵,我向阿莲借了圣经来读,我的猪立刻死了。于是我把圣经还给阿莲,不敢再把它留在屋里;我比从前更怕这新的道理了。可过了一阵,我心里又想多听些福音,便去求阿莲把她所知道的那位大上帝都告给我。阿莲教我祷告;我便开始在吃饭前求祝福、睡前祷告。我刚开始这样做,我十六只母鸡就被人偷了。于是我想,众神是为我想着耶稣而报复我,我便不再祷告了。随后阿容到我们村来,住在阿莲家,教妇人们;我记起很久以前我到阿容所住的村去问一个降神的人时,阿容曾请我同她吃晚饭;我便想,我请阿容同我吃晚饭才算有礼——可我并不打算再听什么道理。阿容来了,一直讲福音,连吃饭时也讲;那道理实在这样好,我便不肯让她走,劝她住一夜,好让我多听些。我听得这样欢喜,一整夜连眼也没合。早上我对显祖说:『我儿,我想这是正的道理;可我们若随它,便要被人轻贱。』他答道:『娘,若是正的道理,我们便随它,忍人轻贱吧。』我们便这样做了信徒。」

这样定下心之后,母子两人因离礼拜堂有十二英里,便在家里守安息日。有一个星期日,阿宝的小叔进来说道:「我们受够了。你不再拜祖宗,也不理家里的偶像。现在说一句:你是撂下这新的宗教留在家里,还是守着你这新的信、被赶出这屋子、赶出这村子?」阿宝答道:「我既知道有一位真神,便须敬拜他。你随你怎样待我,我总要跟从基督;因为凡为他的缘故受迫害、至死忠心的人,有生命的冠冕。」她小叔脱下自己的木鞋,趁她跪着时打她那双缠过的脚,打到她站不起来。随后他把她拖到街上,叫两个轿夫把她抬到远得她永不能回来的地方。她指点他们把她抬到炮台的礼拜堂去;那里信教的妇人照看她,直到她被送进汕头的训练学校。她小叔后来还是容她回家了。她在自己村和邻近各村做了许多传道的事;她哥哥信了教,那个打过她的小叔也有时去听讲道。南岗已盖起一所礼拜堂,造堂的钱里,阿莲同她丈夫捐了三十五元,阿宝捐了二十五元。下面是阿宝屋里家具的单子。这屋子八英尺宽、十六英尺深。墙是日晒的泥砖,没有地板。屋里那一头有一张床,床上头一排松木架,衣裳摆在上面。床底下的地方用作储物。家具是:两张松木桌,两英尺乘三英尺;两个松木柜,一码见方、一英尺深;一个盛没舂的稻谷的大篾篮和七个小篮;两个晒米用的平篮;一只洗衣盆;两块压衣板;两个支架;一只高凳,她缝衣时坐;一只矮凳,她在洗衣盆边坐;一块算盘;两张筛子;一座砌的做饭的灶;一盏纸灯笼和几只碗盘。床顶上存着一架粗糙的纺车;屋梁上吊着三个钩子,是树的叉枝,用来挂篮子。屋里有一架织机,是几个妇人合股的;阿宝正在这架机上织一块布,织二十码得三毛钱。

第三十四章

语言、文学与民间传说

在中国,各等人都极重学问、极切求学问。靠人自愿捐助维持的男塾几乎村村都有,连出不起学费的人也可以去念。按实情说,识字的妇人几乎没有,男人里也只有极小一部分;可宝座以下最高的官位,都凭文墨上的造就,向这地方上最穷的人开着。人讲一个穷学生的故事:他在自家墙上钻一个洞,好借邻人的光;又讲一个男孩,把书绑在牛角上,好在犁田时念书;又讲一个泄了气的读书人,听见一个妇人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棍,说她要一根针,手里只有这根棍,便决意把它磨到那么细——他听了便重新奋发起来。

文墨上每一分造就都立刻带来报偿:人前的敬重与钱财上的好处。县城里常有考试;考中的人可以去府城应三年两次的考试,由本府的知府和从北京来的学政主持。体面地通过这一场考试的人,便得了「秀才」的功名,意思是有前程的才士。此后他们免受笞杖之刑,又稳稳能得教书或代笔的好进项,在本乡极受尊荣。

省城里三年两次开考;凡已得秀才功名的人都可以应考,争那更高的「举人」功名,意思是被举之士。每个应考的人被独自关在一间小号里,除了纸墨笔砚和一点吃的,什么都不许带进去;题目既出,要作五篇文与诗。有一个字、一处引文错了,名字便从应考的名单上划掉。考三天之后,几百个应考的人里有几十人得了这第二等功名。这些人此后可以到北京应考,争更高的「进士」功名,意思是进阶之士。通过这第三场考试的人可以被委官,稳稳能得显要的位置。十八省一千四百零六个县的知县,都得过进士的功名。

此后进士还可以靠继续用功、再经皇宫里一场更严的考试,入翰林院;而帝国最高的官员便是从翰林院里选的。

中国本部有一种文字和七种口语。那种文字在帝国任何一处都不照着说;而那些口语,除官话之外都不写。一个不识字的母亲若要给邻镇的儿子寄一封信,便去找一个代笔的人,用白话把要对儿子说的话告给他;代笔的人把这话写成书面的文字,得一分钱或多些的酬劳。这信随后交给送信的人,由他向收信人收取写在封皮上的信资——信资按内容要紧的程度而不同。那儿子若自己不是读书人,便把信拿到一个代笔的人那里,由他用口语把信念讲给他听。这番话从母亲到儿子,先被译进那种文字、又被译出来。

那种文字的来源远在现存的一切史书之前,它正确的读法已无人知道。它是一套象形的符号,读书人热烈地赞美它,不识字的人深深地敬畏它。公元前八世纪,这些符号是用尖的金属笔划在竹简上的。每一个字代表一个单音的词,由构成那套字母的二百一十四个本原、部首、或者说字母中的一个或几个合成。标准的字书里有四万字,可通用的只有六千上下;认得三千字,加上偶尔查一查字典,便能把许多书读懂。字通常竖着排成行,从右起往下读。

给学生的第一本书是三字的经典,里头有四百个不同的字,编成三字一句的韵语。初学的人用它已有六百年。它开头几句是: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把这本蒙书学通了,学生便可以取那篇一千字的文章。据说作这篇文章的人在狱中被给了这个数目的不同的字,命他把它们编成一篇诗。他一夜之间便完了这桩差使,可头发为此用力而白了。这篇文共二百五十行,每行四字。翟理斯先生译了下面这一段,可作它文体的样子:

「年矢每催,曦晖朗曜。璇玑悬斡,晦魄环照。指薪修祜,永绥吉劭。矩步引领,俯仰廊庙。束带矜庄,徘徊瞻眺。孤陋寡闻,愚蒙等诮。谓语助者,焉哉乎也。」

接下来常取的是《圣谕广训》。构成这部书根底的十六条训谕,是康熙皇帝晚年以谕旨颁下的。这些训谕每条七字,常见写在衙署的墙上。康熙的儿子想把它们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便把它们写得详些;后来又有一位有名的盐运使王又朴,把整部书作了一番演述,把文体化简。这样一番铺陈与化简,便填满了三百页十二开的篇幅。下面是原来那十六条训谕,由米怜译出:

第一,敦孝弟以重人伦。

第二,笃宗族以昭雍睦。

第三,和乡党以息争讼。

第四,重农桑以足衣食。

第五,尚节俭以惜财用。

第六,隆学校以端士习。

第七,黜异端以崇正学。

第八,讲法律以警愚顽。

第九,明礼让以厚风俗。

第十,务本业以定民志。

第十一,训子弟以禁非为。

第十二,息诬告以全善良。

第十三,戒窝逃以免株连。

第十四,完钱粮以省催科。

第十五,联保甲以弭盗贼。

第十六,解仇忿以重身命。

学生接下来取《四书》,那是一切学塾的标准读本,为应大考的人构成一整套课程。这四部是:第一,《大学》,一篇论治国的文字,作者不详,约在公元前五百年;第二,《中庸》,讲人行事的动机,相传出自孔子的孙子之手;第三,《论语》,关于这位圣人的生平与教训,人所知道的几乎都在里头;第四,《孟子》,包括他同弟子和诸侯的谈话。

这些书都要背下来,而它们的文体是一切别的文字的准绳。能像这些经典里那样用字,便是文章的上品。人要得这份本事须花许多年;许多人念到头发白了也还没有得着。

最老的书是半属史传的记录,起于公元前二九五二年。《书经》,即史之书,所记起于禹之治,始于公元前二三五七年;它是孔子在公元前六世纪从当时尚存的古代史料里编成的。中国早期的历史,到公元前七二〇年为止,所余的都在里头。除这些史书之外,凡别国作者所论的题目,中国的书库里都有书论到。我在皇家亚洲学会藏书的一份目录里,找到下列各书:

论史的书十五部,其中有一部六十七卷,是那位出色的注家朱夫子所作。

名人与著名妇女的传,一百二十卷。

著名妇女的小传,八卷。

诗文十一部,共一百二十三卷。

草木总纲一部,四十三卷。这被认作中国最好的药书,也是最好的植物之书。

论博物的书七部,其中有一部讲一个岛,岛上居民全是女人;又讲一个国,国人胸上有洞,便于用杆子抬着走;又讲一个地方,那里无头的人把眼、鼻、口长在胸上;还讲会飞的猪和有脚的蛇。

论道德哲学的书二十八部。

论形而上与律法的书。后者里有现行法典的一部分,载着一个验两人之间有无血亲的办法:从各人身上取一滴血,同时滴在一杯水面上。两滴血若在下沉时融在一处,这两人便有亲;若各自下沉而不相融、或者朝杯子相对的两边去,这两人便无血亲。

小说里最得人心的一部是《红楼梦》,二十卷;另一部是《天雨花》,三十卷。

元人的百种戏曲,四十卷,供人闲时取笑。

明朝第二位皇帝派了一班文士,把此前所刊的经、史、子、集各书合编为一部,兼及天文、地理、术数、医学、佛教、道教与百工。这部书由五位总裁、二十位副总裁领着,另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参与,共收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此外目录另占六十卷。

本朝第二位皇帝康熙在位六十一年,跨十七世纪之末与十八世纪之初;他亲自督看,刊出了下列几部书,世称本朝四大书。

第一,一部极大的类书,共一百一十厚册。

第二,一部类纂,四百五十卷。

第三,一部草木之书的增订本,一百卷。

第四,朱熹要紧的哲学著作全集,六十六卷。

除这些之外,这位皇帝还筹划并以自己的名号题了中国语言那部了不得的近代字书;那书分条收字四万多个,每字都附历代作者书中的例证。编它用了三十位文士五年工夫。

中国这一大堆文字,本世纪里已有许多被译成欧洲各国语言;于是我们便有了一条便路,可以通到一个大民族的思想里去——这民族占住这可居之地的一隅,比任何别一个民族占住任何别一隅都更久。可西方的学问并不因此添了什么要紧的东西。几百年来,中国人什么也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发明,什么也没有改良。

书便宜得人人买得起。一本三字的经典,十三叶,一分钱;一卷孔子,三十六叶,两分钱。木板封面、插图很多、合书坊上品手艺的成套书,要两三元。有一种叫《劝善书》的书是印了白送人的,算作佛门的功德。有个本地散书的人给了我一本这样的书,书前的序说:这书若带在船上,风便顺,浪便不高;若佩在行人身上,他便遇不到盗贼,走一千英里也不觉热、不觉冷、不觉渴;若存在屋里,鬼都要从这屋子退去;若由妇人读了,她便生五子二女;若由男子读了,他便中科名;凡仔细思量它的人,寿都要加一倍。说过这一串假话之后,这书便劝读者行诚实和别的德行。

各地的口语彼此相去之远,同南欧各国的语言一样。七个人一处,一个从北京、一个从上海、一个从宁波、一个从福州、一个从汕头、一个从广州、一个从客家山区来,用口说话是彼此不能通的。官话在北方与西方各省通行,说它的大概有帝国一半的人;上海话约有三千四百万人说;汕头话大概有六百万人说。在同一种方言所通行的区域之内,读音的差别也大到使一镇的话在另一镇便听不懂;而两个相邻的村子,用的词往往也大不相同。可凭着一种文字和七种口语,人在中国便能同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通话;而要接到人类其余三分之二,便须懂三千零六十三种语言。英语所接到的人不到一亿,而官话大概有两亿人用。

学中国方言的人所遇的头一桩难处在声调:同一个音随声调而变,读法不同,意思也各异。北方的方言有四声,南方的有八声。在汕头,一个音读平声是「尸」,读高调是「匙」,降调是「死」,升调是「是」,带疑问的调子是「人」,低调是「豉」,中调促读是「闪」,高调促读是「蚀」。另一个音随所读的调子不同,是「刀」、是「朵」、是「袋」、是「地」。在一种语言里,一个音在这个调子里是「鞍」、在那个调子里是「碗」;一个音低调是「缎」、高调是「糖」;一个音一种转折是「锄」、略不同的转折便是「猪」——误会自然常有。

读错音常闹出小小的岔子。汕头有一位外国主妇打发厨子去买杨梅,不料见他带回一条羊尾,吃了一惊——两样东西的名字之差,只在末一个字的读音上。又如华北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士,一心想在灵性上于人有益,学了几个月的话便在主日学里教一班男孩。她讲到大卫王,说他曾杀过一头狮子。她发觉那些男孩并不像她所料的那样被大卫这番胆气打动;散了班以后,她听见一个男孩对另一个说:「我看不出大卫杀那东西有多勇敢;我自己杀过好多呢。」她这才有点诧异。可仔细把自己所说的话重想一遍,她发觉「狮」同「虱」只差一个声调。

特别的发声和奇特的语法添了学这种语言的难处;可因为没有动词的变位、也没有名词的变格要攻,大体而论,有了为学习者所编的那些帮助,学一种中国方言并不比学德语或西班牙语更难。

众人不识字;可他们中间有一大堆民间传说,影响着他们的品性、行事、风俗与思想。由经验得来的智慧凝在谚语里传下来,而人人满口谚语,同堂吉诃德的仆人一样。我们自己的谚语有些也被人说起,比如「祸不单行」;「瞎子领瞎子,两个都掉沟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熟能生巧」。我们的「需要是发明之母」,同他们的「急则生智」相当;我们的「越忙越错」,同他们的「纺得急,纱不好」相当;我们的「上了马就得骑」,同他们的「骑虎难下」相当;我们的「锅嫌壶黑」,同他们的「乌龟笑鳖无毛」相当;我们的「草堆里寻针」,同他们的「海底捞针」相当;我们的「行得好才算好看」,同他们的「相貌生于心」相当。他们说:「火绒不可存在火边」;「红鼻子的人,不论尝酒不尝酒,总被人当作醉汉」;「割掉鼻子治不了臭味」;「水闸不尽其职,便成了污池」;「打骡子马也惊」;「对牛弹琴,值不得」;「吃不到丸子,喝到煮丸子的汤也是好的」;「罪是愁的根」;「心正不怕貌恶」。说一个没有远虑的人,便说他是等到渴了才掘井;说一个有远虑的人,便说他是等见了客才摆席;说一个不讲理的人,便说他是为捉枝上的鸟而伐树,或是为打藏在家具里的老鼠而把家具砸了。

说书的人在街边、或在空场上一个篷底下,把流行的故事讲给一群站着听的人;听的人把几文钱扔进他的盘子里,表示听得痛快。中国人没有炉边;可在晚上那盏灯的微光里——那灯通常是一只碟子,盛着花生油,用灯心草的芯作灯心——许多书上没有的故事被人讲着,老的少的都听得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