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上卷

第一章抵达香港（上）

抵达维多利亚城——快活谷——香港——疍家船女——中国船夫：他们的恶习——梅伦船长的遭遇——广州女子——在中国的消遣——歌楼——赛会——万灯之庙——中国人的性情——中国沿海的海盗——「北极星号」——船员的下场——鞑靼人的残暴——与海盗周旋——打猎——打野鸭——中国人的好客——官府的暴虐——黄埔——葡萄牙女子玛丽——玛丽的身世：她的出逃——玛丽其人：她的激烈：她的妒意。

一八五九年夏天，我乘「鸸鹋号」抵达维多利亚城外，在那片树影笼罩的港湾的蓝水里抛下了锚。维多利亚是香港岛上唯一的市镇，从湾中望去气象极其壮伟，许多地方很像直布罗陀。

和那座「海峡哨兵」之城一样，它从海水的边沿一直盖到山腰相当高的地方——山岭构成了这座岛的主体——四面几乎全被高耸的、饱经岁月的花岗岩所环抱，给它那些华贵的建筑做了一幅宏大而有力的背景。这些堂皇的屋宇，欧洲商人与官员的住宅，还有英国政府的工程，多半在市镇的高处，都用园子装点得很好；再加上山坳里几道苍翠的小谷，几座覆着羽毛似的半热带草木的矮丘——一边是灌木丛密的青洲，一边是怡和山，山顶上立着那家洋行气派十足的大宅——再加上泊在水面的无数中国帆船和欧洲海船，以及那些正在起锚穿行、把景致点活了的船只，便给这个本来只有一味的厚重与荒瘠的地方，添上了一种动人而入画的情调。

在这座被中国人诗意地称作「甘泉之岛」的地方，有一处格外秀美的所在，很值得跑一趟去看。它离市镇约莫五六英里，名叫快活谷。四围是繁茂的亚洲草木，林间不时露出一两处农舍。谷心是一片漂亮的平坦草地，香港的跑马场就筑在这里，外面又有一条宽阔的马车道，把整片平地团团围住；而在远处隆起的坡地边缘，那些再也回不了故乡的欧洲人的坟场，把墓上的石刻高高耸出四周的常青树丛。

快活谷四面都是山，山坡上草木长得极密；树虽矮小，却与矮丛和数不清的常青灌木交织在一处，无数山泉从中潺潺流过，一到雨季便涨成急流。虽然这里是欧洲侨民爱去的地方，我却不大以为它是个好的疗养之地；因为每逢日出时分去看，总见浓重潮湿的雾气笼着整座山谷，迟迟不肯被朝阳驱散，那分明是热病的征兆，尤其是所谓「香港热」。

香港这块殖民地，最完满地表明了英国人在商务上的经营是如何成功；而更要紧的，是它指出了基督教的、文明的国家同亚洲那些异教的、半开化的国家往来的正当路数。

至于这座岛割让给英国的经过，还是少说为妙；因为一八四一年钦差大臣琦善虽然在英军压境之下答应割让，他的朝廷却不承认这桩越权的协议，而英国人竟拿这个当作开战的理由，事后又逼着他们批准认可了这次割让。许多人无疑要说，英国当时不得不对中国人用兵，为的是保护本国臣民、保护他们的贸易和财产；可是看不出贸易和财产何曾受过威胁，除非是在那桩可耻的鸦片买卖上头。中国政府采取了最妥当的办法，阻止这种害人的毒物流入自己的帝国，英国政府却叫人指得出，是有意袒护走私的人，替这桩无法无天的生意张目。

香港这块殖民地有许多地方令人赞叹，可惜今天的大臣们并不懂得它的种种好处。从前的英国，政治家多而政客少，今天却反过来了。近年来标在她外交史上的种种糊涂事里头，最糟的是前些时候对中国的干涉；在那上头，我们既看不见胆识，也看不见见识——而从前的年月里，正是凭着才具、魄力和成功，连侵略的行径都还能有所挽回；我们也看不出有谁想要撇开那一套毫无道理的干涉手段，而这套手段恰恰最足以叫这个伟大的民族叫人瞧不起。

香港是自由港，和中国人、日本人或者任何一个闭关自守的亚洲民族建立关系的秘诀，就在这里。已故的科布登先生在下议院辩论中国问题时（一八六四年五月三十日）说得很对：「我们只消在中国沿海设立自由港，完全不同那里的人民发生政治上的接触，我们同他们的贸易就会一样多，甚至更多；比起深入内地、帮着毁掉他们的文明、又徒劳地想把我们自己的文明栽到他们还不配享用的地方去，要强得多。」贸易根本不必去「逼」，凡是硬要这么干的，结果没有不糟的。拿我们自己设身处地想一想：若有一个陌生人（在一切方面都和我们格格不入）闯进我们家里，非逼着我们同他做买卖不可，又公然宣称要改掉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古老制度等等，一手拿着他的货（主要是一种毒药），一手握着刀，我们当中有谁受得了？可是，若让这个陌生人在我们家近旁住下来，不动武，也不高声嚷嚷要干涉我们的内政外务，那么等到哪一天我们自己看出同他来往有好处，我们岂不是一定会情愿地涌到他那里去，把他当朋友接纳进来？

「鸸鹋号」的锚刚从右舷锚架上落下，我就第一次瞥见了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因为在新加坡和槟榔屿虽然也有不少「天朝人」，他们那些特别的风俗习惯却不会硬撞进一个过路客的眼里。在那两个地方，他们好像都过着一种压抑的、不自然的、很不「天朝」的日子；何况天朝的女眷也难得见到几个。「鸸鹋号」刚系好缆，那些两栖似的生灵——中国的船娘和洗衣女人——就冒出来，把我吓了一跳。疍家女几乎整个儿是水上的人，生在船上，活在船上，死也在这漂着的家里。她们的时辰好像全花在划桨上，或是在船尾摇一支大橹；这样不停地出力，把她们弄得筋骨强健、体态匀称。没出嫁以前，很难说她们是贞静的典范；可是一旦嫁了人，或是许了人家——也就是说，被某个拖着长辫的新郎买了去——她们对那些流落在外的「番鬼」（和多数中国人一样，她们就这么客气地称呼所有外国人）至少是不那么和颜悦色了。

这些头一回见到的中国女子，姿容远不像欧洲人一向想的那样不堪。乌黑浓密的长发，虽斜却明亮欢快的黑眼睛，淡黄褐色、常常干净得很好看的肤色，柔韧结实的身段，合起来自成一种动人而别致的女性之美。这些船女是一群快活而不多想的人；可惜的是，许多人长着华南一带常见的塌鼻子，把一张本来很端正的脸给毁了，不过高而近乎欧洲式的鼻子也并不少见。常年晒着太阳，她们大都被晒成吉卜赛人那样的橄榄色；她们也常常真是些刁钻的小吉卜赛人，尤其是碰上一个刚离开英国母亲身边的雏儿，船钱便要加到六倍。

疍家女在同本行无关的一切事上都是自由的；但因为许多人是被上了年纪的船主买来的，就其职业而言，她们是奴隶。她们那些不幸的姐妹——洗衣婆手下的奴婢——境遇就大不一样了：那是从很小的时候买来、专门调理去过那种生涯的。

船一抛锚，常见几个管洗衣的老婆子，各带一队迷人的小妖精，便来「照看」，把整条船从船长舱一直到黑人厨子的厨房都占了。这些小妖精自然把水手们的心搅得一塌糊涂，把他们的衣裳也大半糟蹋了。

有一桩事说来奇怪，却千真万确：每逢发饷的日子，这些俊俏丫头的数目和她们的情意便奇妙地见长；而等她们从舷梯下船时那一阵听得十分清楚的金属叮当声，就可见她们的温柔脾气并没有白使。

船娘和洗衣女是华南特有的，只在澳门、广州、黄埔和香港见得到。她们像是自欧洲人来到中国海岸以后才成为中国人口中一个独立的部分的，因为替欧洲人做事是她们谋生的主要门路。一年到头，她们总在水里自得其乐，在上述几处港湾里游来游去，像一群在大风中嬉戏的小海豚。

除了疍家船，香港还有些由中国男人撑的船；不过直到近来、直到设了水上警察之前，夜里搭这种船是很危险的，船上的人时常抢劫并且杀害搭客。

我有一位朋友，有一回雇他们送他回船，几乎送了命；那一次虽然如下文所说逃脱了，后来还是被中国人惨杀。这件可怕的事我到该说的地方再讲；因为几年以后，我在中国另一个地方找到了他被砍得稀烂的尸首，还有他妻子和孩子的。

我这位朋友梅伦是一条船的船长，船是他自己的，就在上一次广州之役以后不久，泊在香港港内。一天深夜他回船去，船夫共七人，六人划桨，一人在船尾掌舵；离岸不久，他们不往他的船上去，倒像是有意躲开。他自然要叫他们把舵摆正；可是中国人惯有的那种半依半抗、推三阻四的劲头，使他们一直走在错的方向上，直到驶出所有船只相当远的地方。就在这时候，他离自己的船还远着——他的船恰巧泊在港内众船的最外头——忽然被背后掌舵的人用一件沉重的家伙打了一下。亏得他身子正往前一倾，那一下没中头，打在肩上。梅伦很幸运，身边带着一支小左轮；就在其余船夫从座板上跳起来扑上来的当口，他回身把头一个行凶的人打死，刚好来得及转过脸去，又开一枪，把冲在最前面的打伤，接着他们就扑到他身上了，手里是可怕的刀子和用来扣桨的沉重桨栓。转眼他身上挨了好几下，幸亏行凶的人彼此挤住了，凶器使不开；他那支左轮是连发的，不用停顿，又打死一个，重伤了第四个。他们眼看五秒钟不到就有四个同伙失去了战力，剩下的两个里有两个泄了气，跳下水游走了；最后一个是个身材高大、力气很足的家伙，同梅伦死命扭作一团。我这位朋友的左轮已经打空；他便丢开那支立过大功的家伙，同对手扭打起来，想夺下他手里的刀。

就在这时候，枪声和搏斗的声响传到了我朋友的妻子警醒的耳朵里。她恰巧在甲板上，正等着、望着丈夫回来。她拿一双焦急的眼睛穿透夜色，隐约看见远处所有船只以外有一条小船，自然以为那是往自家船上来的。她为丈夫的安危急得发慌，便叫醒水手，从舱里抄起一支手枪，坐上小艇赶去追那条引起她注意的船。小艇上的人划得飞快，赶到斗场时一刻也不早；因为梅伦身子本来就弱，已经渐渐敌不过对手的力气了——那人一只手扼住他的喉咙，一面拼命要把另一只手抽出来，好把手中的匕首扎进我朋友的胸口。

正当这千钧一发之际，梅伦太太和她艇上的人赶到了近旁；她看清了全部险情，举枪对准那个中国人开了火，子弹笔直穿过他的脑袋，把他撂倒在她丈夫脚边，再不能动了。这桩英勇的事不过是那位有胆识的妇人救她丈夫性命的许多次当中的一次，而她到末了竟为护着丈夫送了自己的命——一桩徒劳却高贵的牺牲。

上岸到总部报到以后，我用我这个门外汉所能做到的办法，尽量多看了一些天朝的生活，算是过完了在中国的头一天。我雇了一乘轿子——中国通行的、也是体面的代步方式——坐着它在城里各处转了三个多钟头。中国人、他们的国家，其实是和他们有关的一切，都能给一个留心的外人提供取之不尽的研究与乐趣；可是一般说来，欧洲人对自己旅居其间的这个奇特民族的国土和最有意思的特性，奇怪地漠不关心。他们到中国来，心里只有发财一念，在这盲目的追逐里，别的一切原则往往都牺牲掉了。他们的整个生涯像是一场发烧的梦，只求攒够银元好衣锦还乡；至于肯不计私利、怀抱仁心去研究这个庞大的中华帝国的福祉与前途的人，纵然有，也极少见。

起初，像一般外国人一样，我对我这回要相处的这些男人的那副不自然的模样很倒胃口，那是剃光的头和那根猴子似的附属物弄出来的。这种骇人的风俗很不轻地加重了他们那双斜眼和整个儿怪异的五官本来就有的那种凶相；说实在的，他们那张生硬而不匀整的脸，非得有头发才能调和得过来。

在城里闲逛的时候，我很注意到不少中国女子脚是天足，穿着欧洲式的鞋，头上包着曼彻斯特出的鲜艳花布，叠成对角，在下巴底下打一个结，两头按一种特别的、几乎可说是合乎算学的分寸向两边支出来。我很快就明白，广州女子向慕西洋的地方远不止此。这些年轻女子在出嫁或者有了「主子」之前，前面的头发剪短垂在额上，那神气介乎伦敦街头的布道人和一个刚从干草堆里给拖出来的人之间；后面的头发拢在一处，编成一条长辫，散开的时候很像黑色设得兰矮马的尾巴。据我所知，中国女人从不剪发，这个办法外国人不妨学一学，因为她们的头发确实比欧洲女人的长得多、也茂密得多。

我到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的新年，全中国都要热热闹闹地过。香港迎新年也极其欢腾，一连好几天，爆竹声、炮仗的轰响、锣的哐当响成一片，整夜不停，叫人难以入睡。

我看了无数的「唱戏」，也就是戏园子，里头的乐工和唱的人个个都顶能熬。有些专演器乐（中国的）一类的节目，有些则是中国戏神的信徒；两样相比，我倒觉得后一样好些；因为他们最叫座的地方虽然是锣、鼓、号之类骤然的一通乱响（听众听了必定狂喜），却不像前者那样尽是唱的人尖锐的假嗓，或是那件折磨人、专刺耳膜的刑具——胡琴——的锯声。这个民族对于和声的见识，一定是从阎罗殿近旁学来的；至于它对于不谐之音的见识，来处只怕还要比那个地方远得多。

有些「唱戏」的地方把口腹之乐和这些较高雅的东西合在一处；不过这些是长年的营业，并不只为过节。这类场子不收门钱，可是也留心只招待拣选过的客人。女伶比男伶多得多，都是缠过的小脚。她们把嗓子喊哑了以后，就走到客人跟前来讨赏。她们走路的样子，我要说那是想象得出的最叫人难受的一种自我扭曲和步法。我想不出比这个更确切的比方：一只青蛙，后腿齐中截去，断处绑上两根高跷，再想直着身子走路。这种畸形的脚何以要叫作「小」脚，我实在想不通，凡我所见的都恰恰相反。脚底心固然裹起来，压成蹄子似的一小块，脚趾全都掰到脚掌底下，鞋就套在这上头；可是你看那脚踝、脚背和脚跟，却只见一大团不成样子的东西，活像象脚。

等天朝的歌女一瘸一拐地挪到你面前坐下——若是她们看中了你，说不定就坐在你膝上——有礼的做法是替在座的随意叫一席夜宵；店东和场子里的歌喉就靠这个把本捞回来，因为门虽不收钱，天晓得，他们在夜宵上可真要你出血。

可惜那些戒酒会的人不到中国来传一趟教，在这个民族的「高雅娱乐」里，他们大有用武之地。「唱戏」场上的规矩是：凡是那些侍酒的妖姬递过来的酒杯，男人绝不可以不接；而我十分相信，那些妖姬劝起酒来必定使尽最厉害的口舌和最迷人的手段。有时候倒霉的是，一个中了招的中国人过于得意，想偷个吻；碰上这种事，因为那些姑娘脸上厚厚地扑着粉、涂着彩，这可怜虫转眼就变得一身粉白，而姑娘的脸上则添了几道颜色混杂、横七竖八的印子。

中国人还有一种把自己弄成畜生的斯文办法，是一种罚酒的游戏：一个人伸出手指，另一个人不等看清就赶紧猜他伸了几根，输的罚喝一杯酒或者三烧酒，喝完还要把杯子底朝上高高举起，以见自己的教养和量都高人一等。

这些以此为业的女子随时都可以请；人家常请她们到晚上的宴会上去，用歌喉和调笑给客人助兴。这种场合，每个妖姬手里都拿一把扇子，扇面上写着她的曲目，传给席间诸人点唱。主人的妻女是绝不露面的；那些可怜的人，既然不过与器物家私同等，便被认为不配同她们的老爷在人前厮混。除了最私密的家务事，她们在一切事情上都被当作不存在；一个中国人若向另一个中国人问起他妻子的起居，那是失礼之至，谈到女眷更是粗鄙。女人既处在这样低下的地位，她的权利自然常被人夺去；一个有好几房妻妾的男人，被一个唱曲的女子独占了去，是毫不稀奇的事。

在香港的时候，我有幸赶上一场十年才有一回的新年大赛会。那是一座用竹子和席子搭起的巨大建筑，大体是中国戏台的式样。这个民族最擅长这种营造，几天工夫就能把这样一座临时的屋子盖成，而且通共不用一枚钉子。墙和顶全是竹子，用绳索绑牢，再苫上芦苇，蒙上席子；整个儿滴水不漏，经得住风雨。我去看的那一座，题的是某位名字长得很的中国神祇的庙，规模极大，占地好几亩。里头中国出产的东西样样都有一点，也掺着不少欧洲货，还有数不清的杂耍和游艺。有些地方摆的是生货摊子，有些地方则各色制成品应有尽有。中国人最爱看的一处，是各种野兽的模型展览，从老鼠到长颈鹿几乎无所不有。这个假兽园虽然大得人心，引来天朝人无数声惊叹的「嗳呀」，我却颇以为其中许多所谓的写真在世上根本找不到本尊；我也十分相信，若有一只老虎看见那头据说是它的庞然怪物，必定要把它自己吓坏。戏班、唱戏、说书的、走方郎中、江湖艺人、翻筋斗的、变戏法的、算命的，一概只消在门口付两元便可尽情受用。

据说这座庙里点着一百万盏灯，整个儿布置得确实出色。我头一回见中国的戏法人就在这里，不能不说他们的手段极灵巧。我看他们变的最好的一手是这样的：变戏法的先给大家看他身上并无夹带，又翻腾跳跃一番以取信于人，忽然停住，弯下腰去，从他那身寻常的中国袍子底下端出一只极大的盆来，盆里的水满到边沿，满得稍一动便要泼出来，可是这手戏法做完，地上一滴水也没有。

就在这座「百万灯之宫」里闲走的时候，我头一次有机会领教那种荒唐的腔调——「洋泾浜英语」。我正看着一个最拿手的变戏法的，一个体面富态、显然家道不错的中国人走上来，对我说：

「嗳呀！这个人顶刮刮第一等。会这样做法？嘎啦！」

与其说是听懂，不如说是运气好，我猜着他的意思是说这人很高明，又问我赏不赏识这手戏法。又说了几句同样含糊的闲话，他的几个朋友也加进来，越发搅成一团；他大概觉得我们看术士看够了，便请我去尝尝中国的好东西，说的是这样一句话：

「你若不要看了，我要你跟我一道去吃烧酒。」

我左右无事，又想这是个了解一点中国人脾性的好机会，便答应了他的邀请，一同到近旁一处酒楼上去，很愉快地消磨了一会儿——我讲铁路、气球、海底电报之类给那几个中国人听，他们则滔滔不绝地告诉我许多生意经和香港的中国人政情。我这几位朋友众口一词地夸这块殖民地，说它和它的一切都「顶刮刮第一等」；同时又同样起劲地诉说对自己国家和满清朝廷的不满。末了我不得不匆匆告辞，因为还有该死的中班值更要当；临别彼此祝愿了一番，其中最听得清的是「英国人第一等」、「中国人第一等」、「请请，嘎啦！」等等。

香港极得中国人的看重；他们为躲开满洲统治者的横暴与贪索，宁可按下民族的自尊，成群结队地跑到这里来。那些宁取英国治下、也不愿忍受本国那种不堪境况的人，多半是规矩人；不过自然也有另外一派不三不四的。香港除了给老实本分的人以庇护和便利，对大陆上来的坏人与罪犯也一样有用；这伙人既然不肯放过它的保护，结果便是一帮帮强盗和海盗在众多本地居民中间落了户。直到近来，傍晚走出市镇界外，还很容易出事，因为这些昼伏夜出的先生们常在近旁转悠，瞧着有没有买卖可做。许多欧洲人夜晚散步回来，在这一点上长了不少见识；有些人则再没有回来，因为中国的歹徒是毫不讲情面的。有一夜我在维多利亚城房屋外头不远处踏月闲行，有两位善人想替我卸下钱袋的重担；多亏温特波顿司务长教过我，又多亏那根槟城手杖本身结实，一番理论下来十分奏效，他们很乐意收起这份不受欢迎的殷勤，溜之大吉，留下一把样子难看的锈刀作为此番相会的纪念。

不过这类事情因为警力加强，已经渐渐少了；可是另有一桩更大的祸害，几乎照旧猖獗——那就是海盗。南北好几百英里的整个海岸都有海盗出没，而香港一带地势特别（湾、汊、港、河，无所不有），给了他们一处极便于藏身的巢穴。许多盗船就在这块殖民地望得见的地方行劫；有的船甚至就在它的水面上被抢，船员被屠，而一大队英国炮艇几乎近在炮火所及之处，却白白泊着。香港最有钱的中国人里，有些已被查出同海盗有往来，连欧洲人也有牵涉在内的。

约莫五年前，一条大英国双桅船被劫，船上许多人被杀，就在维多利亚山顶信号台望得清清楚楚的地方。这桩案子恰巧我亲眼看见。

「北极星号」一天清早从香港开出，驶往日本，空载压舱，却带着约莫一万二千元的现银。船上连两位客人共十七人，那笔银子是客人的。风很轻，船走得极慢，到傍晚时分，离锚地约七英里处几乎停住不动了。大约就在这时候，中国引水离了船，有人看见他同一条本地帆船通了话——那条船整天跟在双桅船后头，可惜并没有引起船上人的疑心。

第一章抵达香港（下）

引水走后不久，中国管事把左轮手枪拿给船长，问他要不要擦一擦；船长没有起疑，把枪膛里的子弹全放空了，交还给管事。就在这时候，那条帆船——它一直在慢慢挨过来，轻风对它那宽大的斜帆很有几分作用，双桅船却几乎停着不动——已经逼到五十码以内，船上忽然冒出满满一船人，先前露面的不过两三个。他们放下大橹，飞快地朝双桅船划来。

「北极星号」的船长发觉危险已经太迟，冲进舱里去取火枪（全船的武器统共四支），一面喊船员各自随手拿家伙，把下更的人叫到甲板上来。海盗轰的一声贴了上来，立刻把一阵臭弹掷到他们这条猎物的甲板上，当场打死掌舵的人，重重烧伤了另外两个。前后两头，海盗都以压倒的人数爬了上来。船长提着火枪跑上甲板，同他一道的还有两位客人和二副，手里也拿着枪。与此同时，前头的大副抄起一根甲板撬棒，木匠抄起斧子，其余的人抓到什么算什么。船长和帮他的人端平枪口，沉着仔细地扣下扳机，火帽只发了一声空响——再没有下文。那个管事，先前狡猾地诱着船长把左轮打空，又把每支火枪的火门塞死了；他自然是海盗的内应，他们的帆船一靠上他出卖的这条船，他就跳了过去。

转眼间，船长、二副和一位客人都被砍倒，被海盗手里的刀枪刺得遍体鳞伤，剩下的那位客人跳了海。同时，船上其余的人寡不敌众，手里又没有自卫的器械，除了两三个逃掉的，全被屠杀了。大副用那根沉重的撬棒拼死抵挡，打碎了好几个来犯者的脑壳，自己脸上挨了可怕的一刀，两只眼睛都毁了。木匠一斧子劈进一个海盗的脑袋，还没来得及抽身，就被另一个砍倒。就这样，除了两个人和一个小伙子，全船的人都横在甲板上，不是死了就是将死。逃出来后来出庭作证的那三个人，是爬上前支索躲在桅楼里保住的性命。他们本是下更的人，刚从舱口冒出头来，就看见一个同伴半压在前斜桁帆底下（帆的升索是海盗找绳子系船时松掉的），血泊里直抽搐；这情形，加上船后头屠杀的可怕声响，叫他们赶紧往高处逃，而那张帆正好把他们遮住，没被发现。

海盗把银子搬上甲板、装进自己的帆船以后，又把「北极星号」上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这才摇着大橹飞快地向外海去了。等那帆船走远，三个幸存的人从藏身处下来，尽力救治甲板上还剩一口气的几个人，又趁着起来的一点微风把船朝港里驶。过了半夜风又停了；他们放下一条小艇，三人中去了两个，划向泊船的地方。他们先到了我这条船上；我们打发他们再到隔壁一条船（英国军舰「安佩里厄斯号」）上去请军医，自己配了一条划艇，赶往「北极星号」。不多时便赶到了那条不幸的船，眼前是一片骇人的屠场。大副和三个水手还活着，可是被砍得太惨，看不出有救活的指望；其余的全死了，有几个简直是被剁碎的。「安佩里厄斯号」的小艇随后也到，我们把双桅船拖了回去。军医断定除了一个，个个无望。出航时船上十六个欧洲人，只五个活下来：四个水手，和那位跳海的客人。后者的脱险简直是奇迹；他在水里的时候，海盗朝他掷了三支竹矛，都没有中，反倒给了他可以抓扶的东西。他们此后便不再理会他；他游到双桅船的船尾底下，在那里藏了好一会儿，一点没被看见。他水性极好，末了拿定主意划开去试试游到岸上，虽然足足有七八英里远。他真游去了；在水里泡了九个钟头之后上了岸，由渔人送回香港。

有几个月，我在中国东北沿海一带来回跑船，从香港到汕头、厦门、福州、上海。每到一处，我都尽量同本地人厮混，发现他们个个打心眼里厌恶眼下的统治者。一般说中国人天性里有的那种残忍与狡诈，大半是满清王朝恶政的结果。

这个民族从小就看惯了血腥与酷刑的场面，同两百年来鞑靼征服者加在他们祖先身上的那些一模一样。官府无休无止的迫害把他们弄得麻木而卑屈；剃光的头是硬烙在他们身上的奴隶的印记；一套碾压一切的暴政把他们的骨气折断、糟践；他们的性命和财产，听凭天下最狠心的官吏和只认贿赂的法官摆布；凡有反抗他们那位异族皇帝的不义统治的，依律「凌迟处死」，或者用别的酷刑折磨至死；仅凭怀疑就常常砍头，若是同反叛者沾亲，那是必定要砍的——既然如此，中国人若显得满身机心与欺瞒——那原是弱者与受苦至深的人惯用的法子——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自从香港开埠，本地人经由同外国人往来，渐渐见识了那些他们一向被教着要当作「化外蛮夷」的人的法律、政治种种优长。这就使他们对本国的典章制度越发不满；那么，满清政府那套闭关自守的方针，我们还会觉得奇怪吗？闭关正是他们的救命符；他们再清楚不过，他们的权势全系于他们那些中国奴隶的孱弱、无知、迷信和卑下。太平天国的大革命正好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无故，因为这场革命完全是基督教文明同中国接触的产物。

至于渔人、海盗和趁船难抢掠的人，中国整个海岸上密密麻麻都是，就像传说中那条巴夫尔曼海峡里挤满了猴子一样——据说那里猴子多得叫船上的横桁都转不过来。有一回，天起雾，我们在汕头附近的南澳岛外下锚，我得了个绝好的机会，领教这班三只手的先生们一心觅食的那份灵敏。清早天还没亮，我正当班，忽然听见远处水面上大片的拨水声。起初我自然以为是一群海豚；可是声音越来越清楚，我疑心能听出划桨的节拍。一认定这点，我便叫炮手装好两门炮，把全船的人都叫起来。几分钟后天亮雾散了些，我看清了一支数不清的船队正摇桨张帆向我们这条船急奔而来。我刚发现他们，他们就忽然停了桨，搁橹不动，我猜是看见了我们烟囱里冒的烟。见他们迟疑，我们给了他们一发空包；这一声，加上我们的人在绞盘上起锚的声响，把他们吓走了；他们立刻掉头，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四面的雾里。

汕头一带的人对自己的政府极为不平，有一个地方——离那座城不到二十英里——他们公然造反已经多年。本省的总督几次派兵都被他们打败，觉得不如讲和省事：他们名义上仍在满清治下，实则自己管自己；所以时至今日，住在沿海山地的牛山人，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受满清管辖的。

说到东北沿海，我不能不提在福州打过的那些痛快的猎。这个口岸野水禽多得惊人，说实在的，我到过的欧、亚、非、美各地，没有一处能比。整条江和四周的乡野简直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野天鹅、野雁、野鸭、杓鹬，以及种种水鸟。一年里有六个月，有时还不止，这些猎物都很多，大约十月初来，三月底去。福州附近最好的猎场是那条江的假江口和近旁的田野。这里成了我最爱去的地方：一大片浅水，到处是泥滩沙洲；两岸地势低洼，一片沼泽，被河汊和水渠割得七零八落，还有许多竹丛苇荡，间或起几座小丘。我通常半夜前后从锚地的船上出发，坐一条带篷的本地船，雇两三个中国人摇橹，带上我的中国小厮，还有一个马来人，充我的护卫，兼在屠戮这些羽族的事上打下手。总在天亮前赶到，有的是工夫做准备，耳边是鸭子的呱呱声和无数翅膀不断掠过的风声。天刚擦亮，或者再早一点，我就上到船所系的那片沙洲上去，几乎总能发现自己正在成群野禽的射程之内。

有时候倒霉，踏上一片虚实难测的滩地，就会陷在泥里；中国的泥黏得出奇、吸得要命，领教过的人都能作证。这种时候往往相当危险，因为每挣一下只会陷得更深。唯一稳妥的法子是在泥面上垫木板，所以我总随身带几块，预备这类泥里的急难。打头一枪，我通常用一支长火枪，装霰弹和链弹；对着挤成一团、往往不到六十码的鸟群，那效果不难想见。开场就常常打下五六对鸭子，或是几只雁。天鹅和雁受了头一惊多半就飞了；可是用马来人跟在后面替我背的双管枪，我还常能对着野鸭和水鸭放上好几枪。至于沙锥和杓鹬，我曾多少回坐在沙洲当中，让马来人尽快替我装弹，对着绕着这片浅滩一圈一圈打旋、却舍不得飞走的鸟群不停地放，直到潮水涨上来逼它们飞散，或者我的枪把它们打绝为止。打完这一场，我便回船上去「吃食」，吃完了渡到对岸的陆地上去，路上大约还能再打几对赤颈鸭。清早或是薄暮，我总觉得最宜于打猎；白天鸟很机警。各样靠近的法门我都试过。我扮过中国的庄稼汉——斗笠、蓑衣，一应俱全；可是中国人那样打扮的能在离鸟三十码的地方干活，我却怎么也挨不到那么近，差得远呢。福州一带猎物之多，几乎叫人不能相信。我有时在黑地里循着杓鹬的叫声打它们，再凭一只受伤的鸟的哀鸣把它们找出来。我打到过极大的野天鹅，大到一个中国人把它的头搭在肩上扛着，脚还拖在地上；而回船时船上不是满满一船猎获的时候，是极少的。

在这些打猎的来往之中，还有同中国乡下人频繁的交道里，我几乎总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些我们很少肯承认的品性；不过只有在他们完全自在、近旁没有满清兵丁、官吏或任何名目的差役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对外国人格外亲热——很爱打听，只是因为极讲礼数、举止安详，表面上不显；又好客，又肯帮忙。为把话说得周全，同时也使这个民族的天性越发有意思，不难看出他们对我们有一种说不清的畏惧和嫌恶，那是满清官吏上上下下散布的关于「番鬼」的谎言与恶意报告造成的；在我漫游于这些极有意思的本地人中间的时候，凡所到之处，我总尽力去揭破这些谎言。欧洲人里很少有谁晓得满清政府造了多少关于外国人的弥天大谎，更不晓得他们把何等骇人的暴行栽在外国人头上；我敢说，若是体面许我把中国人告诉我的几件说出来，多数人是不会相信的，尤其是在英国政府已经同满清结了「盟」之后。

几年前在福州，我亲眼见过这个所谓「父母」之治的一次发怒，惨得很。似乎是福建总督出了一道告示，因为广东人犯了什么过失，不许他们溯江上来做买卖。可是这道告示还来不及尽人皆知，就有三条广东的老闸船满载货物沿江上来。江口一带的炮台朝他们开了炮，他们却不管（广东人是一种勇悍执拗的人），一直上行，驶到离欧洲船只不远的地方。到了这里，六十来条官府的炮艇（就是桨划的快船），不打一声招呼、不通一句话，便开炮并朝老闸船划过来。看样子头两条是不加抵抗地让他们上了船的；一上船，便开始对毫无还手之力的船上人大肆屠戮。有的在甲板上被砍倒，被残忍地支解，头砍下来，身子抛进江里；有的跳进江中，却仍旧被炮艇上的兵丁杀死——他们游到哪里，兵丁便追到哪里，用矛戳，把人按进水里。第三条老闸船上的人见同伴下场如此可怕，便设法不让官兵上船，作了英勇的抵抗。可是这抵抗虽然拼命，终归无用。炮艇把他们团团围住，泼下阵阵霰弹和散弹；老闸船只有三门小炮可以还击，不久伤亡太多，剩下的人再也挡不住。末了官兵上了船，守船的有几个跳了水，其余的寸土必争地搏斗，很快被收拾干净。有几条欧洲商船放下小艇，想把水里的可怜人救起来，侥幸救了几个。就这样，为了违犯一道他们多半根本不知道的告示，这些不幸的人全被屠杀，船连同货物一概充公，归了官。

在沿海跑了几趟之后，我这条船奉命开往黄埔进干船坞，检修船底。进坞之前泊在江上的时候，一天傍晚我忽然看见一条舢板（字面上就是三块板，也就是小船）在船边转悠，上面坐着两个中国姑娘，还有一个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欧洲人的；船上的人分明有什么话要说，却又有点不敢上前。那位不知是何国籍的小姐像是在设法引起我的注意。后甲板上只有我一个人，另外还有一个饱经风霜的老舵工。我招手叫她靠过来，自己下舷梯去。我正要翻过船舷，老舵工走上来对我喊道：

「上风那只眼睛可得睁着，先生；她是个地道的葡萄牙婆。」

「怎么，」我答道，「是又怎样？」

「唉，你瞧，先生，那些葡萄牙婆是极野的货色。我这儿还留着个记性呢，」他指了指肋下，「在里约有一个给我留下的，就因为她以为我同她一个相好的来回打转。」

「里约的姑娘看上了你，你又惹她吃醋，你这老不正经的，这跟黄埔的姑娘有什么相干？再说，我们在这儿也没工夫谈情说爱。」

「哎，哎！你不懂她们，先生；这个种性，走到哪儿都一个样；至于工夫么，哼，你一句『停住绞盘』还没喊完，她们就已经爱上你了。」

「舵工，你这回可算错了方位；要是打八下钟我还没回船，就去叫某某先生。」说完我就翻下船舷不见了。

我一跳进船里，船便撑开，顺着潮水往船尾后头漂去。

我的心思自然放在那位被舵工称作「地道的葡萄牙婆」的小姐身上；我一眼就看出她是澳门的葡萄牙人，极标致，而且看上去正在莫大的苦恼之中。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好一会儿不答，只抽噎着，哭得像要把心哭碎。末了她止住了，把烦恼的缘由说了出来，大意如下：她是一个有钱的澳门人的女儿，她父亲是黄埔一处船坞的主要东家，又是葡萄牙国在那口岸的领事。她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决意逼她嫁给一个有钱的智利混血儿；事实上一切都已安排停当，十天后就要成婚。她恨那个人，不管他有多少银元——而银元偏偏是她父亲的偶像——她横了心，宁可吃什么苦也不肯从命。她到我船上来，是想设法搭一趟船去香港，那里有朋友可以照应她。这下可真是火烧眉毛、又无水可泼，照水手们的说法。几乎只一瞬间，我就成了这位无依无靠的姑娘的卫士与保护人。无论我怎样想往自私处去想，她那极致的美貌和彻底的凄惶总叫我动心。她求我带她去香港、救她一命时，那口漂亮而不成章法的英语别有一种风致；加上我知道等着她的是怎样残酷的命运——她又那样毫无保留地、巴不得把全部信任交付给我——她那无人庇护的处境，还有那热烈、天真、喷涌而出的情感——这一切合在一处，使我深深地站到了她这一边。

我听得越久，越是关切，也越是拿定主意要帮她。她很年轻，叫人无法不同情、不怜惜。末了，正当我一面许下相助之诺、她一面热切道谢的时候，一个中国姑娘把头伸进船篷里来，打断了我们：

「嗳呀！小姐！还是上岸好——十点钟咯。」

那可怜的姑娘发觉已经这样晚，像是吓了一跳，连忙叫船娘尽快划回岸去。

我们很快到了岸边，可是我这位有意思的朋友不许我同她一道上去，说她就住在近旁；不过她答应第二天傍晚仍在这个地方同我相会。两个中国姑娘很快把我送回船上，剩下我一个人去想这桩奇遇的离奇和它可能的结局。

可怜的玛丽！但愿我从没有遇见她——但愿她嫁了那个智利人，或者有什么先知的精灵及时在她耳边说一句警告，救她脱出那个凄惨的下场。然而天意不是这样，留给我的只有对她的记忆了。她守了约，第二天傍晚来见我；再第二天也来；一连好几天都是如此。恰巧对我们赴约大为方便的是，玛丽的父亲总在江对岸的船坞里耽到很晚才回来。我们于是时时厮守；谁又能怪我们不知不觉地让自己深深相爱了呢？

初见后的第九天，我的船出了坞，预备第二天早晨开往香港；而玛丽含着泪告诉我，那个早晨也正是她出嫁的日子。虽然在那以前我同玛丽从没有说过一个爱字，我们彼此都明白这爱是相互的；到了这生死未卜的关头，我们便撇开一切遮掩，把真心说了出来。为了我，她舍弃一切别的牵绊而毫不惋惜——而我也巴不得冒任何险去救她。就在这最后一天的傍晚，玛丽最后一次走进她那狠心父亲的屋子，匆匆收拾了一点简单的行装，便回到我等着她的船上。

这条船就是我初次见她时的那一条；撑船的两个可怜姑娘是黄埔一个洗衣老婆子的奴婢，我决意把她们从那不可知的将来里救出来，顺便也免得她们泄露玛丽出逃的事，便把她们一同带到香港去，到了那里还她们自由。

我在船上早已布置妥当，把炮手和木匠拉进来做了同谋，因为我打算把她们藏在帆舱里；要进帆舱，必得经过这两位的铺位。半夜前后，我派值更的舵工去办一桩差事，把他支开甲板，便把这几个姑娘偷偷带上船，藏在帆舱深处，前面堆满备用的中桅帆之类，遮得严严实实。

天一早我们生了火，日出后不久蒸汽上来，便开始起锚。果然不出我所料，正在这时候，玛丽的父亲和那个洗衣老婆子赶来了——一个来找新婚之晨失了踪的女儿，一个来找她那两个可怜的奴婢——还带着英国领事的拘票，要是在船上搜出这三个姑娘便要交人。我正当班，特意在舷梯口接住这两位失主。听完他们的诉说，我向船长禀报，奉命搜船。这桩差事我自己揽了下来，把全船的人都叫起来，船上各处都搜遍了，只有帆舱不搜，而且我留心不让任何人走近。等这场一无所获的搜查收场，锚已经起了，我们立刻顺江下行。

到了香港，玛丽上岸，住到她朋友家里去。她已是我的未婚妻，心里似乎真的快活，想着从此再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在那欢喜的日子里，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片光明的前景会被怎样狠心地改样，还有多少悲苦等在后头。唉！在那欢喜的日子里，我们谁也没有想到，那个不留情的毁灭者会多么快地把一个我们发誓要天长地久的盟约化为乌有。

玛丽很美。她比一般澳门女子略黑些；肤色是极干净的深橄榄色，皮肤细嫩，稍一动情，丰润的血色便从底下透上来；眼睛大而乌黑，水亮，像南美洲西班牙裔女子那样的杏核形——这样的眼睛自成一种言语，那样会表情，那样变化不定，直说到人心里去——又生得一圈长长的、丝一般的睫毛和弯弯的眉。她的头发黑得像鸦羽，丰盛地鬈曲着，披在她那削得极好看的肩头；希腊式的鼻梁和生得极秀气的鼻翼透出她出身的高贵；而一片短而饱满、颜色浓丽的上唇，点缀着一张小巧却极会说话的嘴，嘴里是珍珠般雪白的牙。这个在南方天气里长成的年轻人儿，还数不满十六个春秋，她那娇小的身段却已柔韧婀娜、长足了。她确是一个未经世故的自然之女——热烈，多情——全凭一股意气行事。

在香港风景最好的一隅，有一所掩在常青树影里的僻静小屋；我从船上匀得出的每一刻工夫，都给了玛丽。我们快活到了极处。我们不想明天，也不为明天操心，眼前已把我们整个儿占满。那老舵工的告诫到底显出他的阅历老到，虽然在我这桩事上，除一次之外它并无必要，可那一次也就够了。

对东方许多热烈多情的性情来说，爱是像性命一样少不得的东西。玛丽便是这样的人。她这类天性，是可以被爱塑成任何形状的。玛丽亲戚的那所屋子，是连在一起的两所之一；若不是这样，它便全然与世隔绝了，因为它所倚的山势把远处别的房屋都挡住，也把它遮得人看不见。隔壁仅有的邻居，是两个葡萄牙姊妹和一个英国人，那是姐姐的丈夫。

这两个葡萄牙人既是澳门生的，同玛丽略有一面之识，我们便渐渐同他们熟起来。妹妹很好看，性情又极爱闹，我们常常玩得十分开心。偏巧玛丽的爱是那样浓烈、那样专有、那样不容分说，我对别人稍加辞色她都受不了。于是，正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老话，她那颗多情的小脑袋里起了醋意。这种醋意在我们北方比较冷静的女子中间也许是极平淡的事，可是在玛丽这样一团火似的急性子身上，就严重得多了。这样的性情，一有醋意，立刻生出一股要报复的、烧尽一切的狠劲。

有一阵子我看出玛丽比平日更易激动，又无端地时时悲泣；不过知道她感觉极敏锐，我也没放在心上。到末了缘由揭开了，而这部书几乎在它揭开的那一刻就完结了。

屋前有一道廊子，同隔壁那家的连在一起，中间只隔一道木板。一天傍晚，我同那个没出阁的葡萄牙姑娘特蕾莎各在自己的廊上说话。我疑心玛丽那天待我有些使性子，想气一气她，便打算同她这位漂亮邻居闹着玩。这一念没分寸，几乎闹出人命来。同特蕾莎说笑了一阵之后，我走到两廊之间的板壁跟前，侧过身去，装作吻她。我立刻听见玛丽惊叫一声，朝我冲来。我缩回身时，幸好瞥见板壁这一边墙上一只高举的手的影子；一面转身，一面飞快地把胳膊往上一架，刚好挡住了玛丽持短剑刺下来的那一下。我只擦破一点皮，很快就从我这位凶狠的小爱人手里夺下了凶器；她随即照着那种性情特有的翻覆，扑进我怀里，痛哭失声。我们不久就和好了；这是玛丽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吃醋。

第二章洪秀全（上）

洪秀全——中国的宗族——洪秀全的世系：他的学业——异乎寻常的异梦：异梦的情形——洪秀全其人：他的早年：异梦的解说：他的归信：归信的经过——洪秀全的传道：他的宗教文字——拜上帝会——毁偶像——拜上帝会的发展——人数日增——战事起——拜上帝会得胜——「官军」的残暴——维多利亚主教——中国人的朝代宣告成立。

洪秀全这个名字，如今在欧洲大部分地方都不生疏了，那是中国太平天国大革命的首领之名——照他部下的称呼，是王。可惜关于他和他的事业，误解甚多。凡我讲给读者的、不是我亲眼所见的事，都得自当事人自己，尤其是一切关于太平天国的起源、关于他们在我同他们相遇以前的历程、以及关于他们那位伟大领袖的形貌的叙述——说实在的，我关于洪秀全的所知，主要得自他的丞相兼族弟洪仁玕、他的侍臣，以及他手下许多将领和他本族的人。回英国以后，我有幸头一回读到已故韩山文牧师——巴色福音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那本极好的小书《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起源》。这本书，还有维多利亚主教那本题为《中国近事》的小册子（九、十年前出版），大部分细节都同我从直接的来源搜集的材料吻合；而我在太平军中效力期间，日记、札记、备忘一概落入了官军之手，这两种书便帮我记起了许多本来会忘掉的事。

洪秀全一八一三年生于离广州城不远的花县〔注二〕的一个小村子。他的祖上本居广东省东北边界，满洲鞑靼人把中国完全征服之后不久，也就是公元一六八五年，同许多忠于明室的人家一样，因不堪侵略者的迫害勒索，弃家南迁，到广东、广西这中国最南的两省南部避难。直到今天，他们的后裔仍被本地人（土著）称作客家（迁来落户的人）。

洪秀全这一族的世系，是中国最古老的世系之一。十个世纪以来，直到当朝为止，他们家族中世代都有人居于帝国最尊崇的位置。远在公元一千年的宋朝，洪氏中已有许多著名的文士；自那时起到满洲入侵为止，他们中进翰林院的——那是中国文人最高的品级——数不胜数。好几代都有人做到宰辅，在整个宋室的治下尤其如此。到明朝（最后一个中国人的朝代），洪氏中照样代有名士与饱学之人。他们同皇族结了姻；而统率中国军队、为保卫南京和明室的王爷打最后一仗的，正是洪氏中的一位。那位王爷被自己手下的人阴谋害死，这位大将则同他大部分的兵将一同战殁，被鞑靼人彻底击败——鞑靼人就这样摧毁了把他们挡在扬子江以北的最后一次努力。

同多数国家一样，中国也有过她的封建时代，关于它最早和最晚的信史，记在第九和第十世纪。在这件事上，正如在许多重大的事情上一样，中国人走在西方各国之前，他们的封建制度在欧洲封建制度的鼎盛之前就结束了。不过中国许多地方仍通行一种宗族之制：凡同姓的人，哪怕多到几万，都算作近亲；而且说来也怪，同姓不许通婚。我倾向于认为今日这一层已大为松弛，因为我所见的，同族同宗的人多半并不尊奉整个姓氏的某一位总头领，而是尊奉同自己血缘近得多的一位，这位族长或房长所辖，难得超过几百人。满洲人入关以前，洪秀全这一族是个庞大而有势力的团体；他们坚决支持为明室所作的最后挣扎，又同别的遭忌的人家一样，受过侵略者血腥的迫害，人数因而大减。太平天国革命起事的时候，洪氏一族据说还有两万人以上；事起之后，大部分被官军屠杀，理由不过是他们同一个「叛贼」沾亲！洪秀全的至亲，在他父亲管束之下住满他那座故村的，共有五六百人，如今一个不剩；凡是没能投奔他去的，男女老幼，都被狠心的满清人毫不留情地杀光，连他们的屋子也从地面上扫得干干净净。

如今，洪秀全门第的清贵久远从没有人争议过，却有些人以惊人的厚诬自娱，管他叫「苦力王」。洪氏不但出身好——在中国，门第其实还在其次，个人的身分才是一切〔注三〕——他自己身为士林中人的位置，更是最体面的一种。管他叫「苦力王」的那些人，只怕并没有这样的资格。

洪氏的祖上好几代都是本族的族长或房长。他父亲就担着这个职分，管着本村和周围许多村子的事。虽有这样的世系，父亲又是族长，他们家的日子却远说不上宽裕；实际上，那点祖产勉强够糊口。那所祖屋也全不配这个姓氏昔日的尊荣。一所寻常中国庄稼人的茅舍，除了最简单的用具别无长物，便是这个帝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出生之地。洪秀全很小就显出过人的读书天分，七岁进村塾，不到十四岁就把中国人寻常的功课念通了；此外又自己研读中国的史书和中国文学中较高深的门类。即在这样小的年纪，他的异才已是人人称道，先生和亲族都极看重，便合力替他出钱，供他继续上学。到十六岁上，因为没有钱，他的学业中辍；可是不到一年，一位同窗的少年便延他去作伴读。此后，到十八岁，他由全村人一致推举，做了本村的塾师。

约莫这时候，洪秀全开始到广州赴试。这种考试给中第的人四种功名之一，先是县试，由县试而府试，由府试而省试，最后是北京的会试，翰林院的成员便从这里挑选。

洪秀全在县试里总是最出色的几个之一，可是满清官吏贪污成风，没有贿赂便寸步难行，他始终得不到功名。末了，大约在一八三六年，他又一次去应试，发生了一件事，终于在不小的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生涯。关于这件事，我引韩山文牧师的原话最好不过：

「他在街上见到一个人，衣着照明朝的式样，大袖袍子，头发在头顶挽成一个髻。这人不会说中国的官话，雇了一个本地人做翻译。一大群人围着这位外乡人，他不等人家开口发问，就对人讲他们的心愿将如何应验。秀全走近这人，本想问问自己能不能得功名，那人却先开了口，说：『你将得最高的品位，但不要悲伤，悲伤会使你生病。我要恭贺你那位有德的父亲。』第二天，他又在龙藏街上遇见两个人。其中一个手里有一包书，共九小册，是一部完整的著作，题为《劝世良言》；他把这包书整个儿给了洪秀全。洪秀全考完回家，把书带了回去，粗粗翻了一下，便放进书箱，当时并不觉得它有什么要紧。」

一八三七年，洪秀全又一次赴试。这一回他本已名列前茅，后来却被压了下去。这件事，加上考官的极端不公与偏袒，使他大受刺激，回到家中便病倒了。他病了很久，这期间经历了一连串奇异的异象，或者说梦。

叙述洪秀全的异梦和早年生涯，必得频频引用韩山文先生那本小书，因为许多重要的事实他记得详备，而我从洪仁玕那里得到的只是大略。我所要引的东西无不饶有意趣，何况不如此便无从使读者对这位太平王高贵的品格和几乎超乎常人的生涯作出公允的判断——有这两层，我更放心读者会见谅。

须记得，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在满清的腐败把它改坏之前，文名一向是取得尊荣与名声的正路；凡此种种，都足以撩起洪秀全的指望与抱负，而他本是智力过人的；他因满清王朝那种堕落的方针——他们选任官吏早已不顾士人的权利——而无从出头，心中所受的屈辱与苦涩，是欧洲人从来体会不到的，因为欧洲人出头的路子多得很。

洪秀全的异梦，照洪仁玕所述，在韩山文先生的记载中是这样刊布的：

「他起初看见许许多多的人，欢迎他加入他们中间；他以为这梦是说他快要死了，要到中国人的冥王阎罗王跟前去。于是他把父母和别的亲人叫到床前，对他们说：『我的日子数得出来了，我的命就要完了。我的父母啊！我何等辜负了你们疼我的恩情！我再也挣不出一个能替你们增光的名声了。』说完这话，他浑身都没了气力，也支使不动自己的身子，在场的人都以为他要死了——他外面的知觉都停了，身子像死人一样躺在床上；可是他的魂被一股奇特的力所推动，不但经历了极不寻常的事，事后还把经过记在心里。起初，他闭了眼，看见一条龙、一只虎、一只鸡走进他的房里；不多时又看见许多人奏着乐器，抬着一乘漂亮的轿子过来，请他坐上去，便把他抬走了。秀全对加在自己身上的这份尊荣十分诧异，不知作何想法。不久到了一处华美光明的地方，两边立着许多体面的男女，欢欢喜喜地同他见礼。他下轿时，有一个老妇人领他到一条河边，说：『你这脏人，为什么同那边那些人厮混，把自己弄脏了？如今我得把你洗干净。』洗过之后，秀全同许多有德的老者一道——他看出其中有不少古时的圣贤——进了一所大屋子；他们在那里用刀剖开他的身子，取出他的心和别的脏腑，换上新的、红色的；这一做完，伤口立刻合拢，他连一点刀痕也看不出来。

「在这地方四周的墙上，秀全看见许多劝人为善的匾额，他一一看过。此后他们又进了另一所大殿，那殿的华美壮丽说不出来。有一位年高德劭的人，金色的胡须，穿一件黑袍，威严地坐在最高的位子上。他一看见秀全，便流下泪来，说：『普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生养的；他们吃我的饭，穿我的衣，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有心记得我、敬我；更糟的是，他们拿了我的恩赐去拜鬼；他们存心背叛我，惹我发怒。你不要学他们。』接着他给秀全一把剑，命他剿灭群妖，却要留下他的兄弟姐妹；又给他一方印，凭它可以胜过邪灵；还给他一枚黄色的果子，秀全吃着觉得甜美。他从老人手里接过这些王者的凭信，立刻劝勉殿上聚着的众人，要他们回头尽本分，敬那高座上的老人家。有些人答他说：『我们实在把对老人家的本分忘了。』另一些说：『我们为什么要敬他？只管同朋友一块儿快活喝酒就是了。』秀全因他们心硬，便流着泪继续劝。老人对他说：『放胆去做这事；无论有什么难处，我都帮你。』此后不久，老人转向那群有德的老者说：『秀全担得起这桩差使。』于是领着秀全出去，叫他从高处往下看，说：『你看这地上的人！他们的心邪僻到百倍。』秀全看了，只见堕落与恶行到了那个地步，他的眼睛看不下去，他的嘴也说不出他们的行径。于是他从昏迷中醒来，却仍在它的笼罩之下，只觉得头发一根根竖起，忽然大怒，忘了身子虚弱，穿上衣服走出卧房，到父亲面前，深深一揖，说：『上面那位老人家吩咐了，天下人都要归我，天下的宝物都要归我。』秀全的病约莫害了四十天，异象中他常遇见一个中年人，他称之为长兄，教他怎样行事，陪他到极远的地方去搜寻邪灵，又帮他斩杀剿灭。秀全还听见那位穿黑袍的老人家责备孔子，说他书里没有把真道讲明白。孔子显得很羞愧，认了自己的过。

「秀全病中神志恍惚时，常在屋里奔走，跳跃挥击，像个上阵的兵士。他口里不住地喊：『斩妖！斩妖！斩啊，斩啊！斩群妖，斩群妖！——斩，斩；这里一个，那里又一个。千千万万也当不起我一剑。』

「他父亲请了术士来，想用符咒把他以为附在儿子身上的邪灵赶走；可是秀全说：『这些小鬼怎敢跟我作对？我要斩他们，我要斩他们！千千万万也挡不住我！』他在想象中追赶群妖时，那些东西像是变来变去：一时化作飞鸟，一时现为狮子。他怕制不住它们，便举起那方印对着它们，它们一见就逃了。

「他劝勉人的时候常放声大哭，说：『你们没有心敬老父，倒同那些妖鬼相好；实在，实在，你们没有心了——再没有良心了。』他常说自己是天命的中国皇帝，若有谁这样称呼他，他便十分高兴；若有谁说他疯，他就笑那人，回道：『你自己才真疯呢，倒说我疯？』品行不端的人来看他，他常责骂，叫他们是妖。他整天地唱、哭、劝、责，轮番地来，而且全是认真的。」

下面是他的族弟洪仁玕在他病愈之后对他所作的描述：

「秀全整个人渐渐变了，性情和相貌都变了。他举止谨慎，待人亲切坦白；身量长高长大了；步子变得稳重而有威仪；见识开阔而通达。他的朋友说他后来是个相当高的人，脸作鹅蛋形，肤色白净，鼻梁高，耳朵小而圆，声音清亮洪亮。他一笑，满屋子都响。他头发黑，胡须长而带赤色，气力过人，悟性罕有。品行不正的人见了他就躲，老实人却爱亲近他。

「洪秀全从小就讨人喜欢，因为性子爽直。他快活而随和，却不放荡。才气胜过大多数同窗，他常拿他们取笑，叫他们尝尝他那张利嘴；可是朋友们仍爱听他谈论，因为他的话里多半有真见识、有高见，也都服他头脑高人一等。害过那场病以后，他整个人变了，举止变得高贵庄重。他端坐椅上，两手搁在膝头，两脚略分着踏在地上，从不交叠，身子既不往后靠，也不偏向哪一边；坐上几个钟头，也不见他倦。他不斜着眼看，也不回头张望；走路有威仪，不急也不缓；这时候他话少了，也难得笑。开始拜上帝以后，他对自己的言行极严。说话常很峻切，容易得罪人。他爱同诚实恳切的人坐下来谈，哪怕那人再穷再微贱；可是对放荡的人，哪怕再有钱再高位，他也容不得。」

洪秀全的异梦，纵然奇异，又在许多要紧处寓意深长，若没有一把人世间的钥匙，终究不会在人世间结出什么果来。这把钥匙后来到了手；而这一连串情由，除了解作一位神圣而不可测度的天意的旨意，便没有别的解法。凡是对全能造物主那种令人畏惧的、不可思议的大能有所体会的人，只怕没有谁能争辩洪秀全的异梦、归信和最终生涯的来由；也不能否认这些事可与古时流传下来的许多神迹相比，而那些神迹早被时间弄得模糊，又因语言的曲折和古人的比兴文体而难于索解。

洪秀全此后几年仍一面读书，一面做村塾的先生。有一回他在离本乡约十英里的一个村子教书，他的表亲李某翻他的书箱，偶然翻出那几小册《劝世良言》。李某问是什么书，秀全并不知道里头讲些什么，便借给他看。韩山文牧师说：「这些书里有依马礼逊博士译本抄录的整章整章的圣经，有许多就一两句经文发挥的论要事的文字，还有若干根据圣书写成的零星记载。」

李某读完还了书，说里头所讲极不寻常，和中国的书全不一样。秀全这才取过书来，细细地读。他惊讶地发现，这些书里竟像是把他六年前那场异梦解说明白了，而且书的内容同他当时所历的一切奇妙地相符。他如今明白了：那位坐在最高位上、人人都该敬拜的老人家，就是天父上帝；那位教导他、帮他剿灭群妖的中年人，就是救世主耶稣。群妖就是偶像，他的兄弟姐妹就是世上的人。秀全只觉得像从一场长梦中醒来。他真心欢喜，觉得自己找着了上天之路，找着了永生与永福的确实指望。从书里晓得受洗是必要的，秀全和李某便照书上所说的样子，就他们所懂的那一点仪节，彼此施了洗。他们向上帝祷告，许下不拜邪灵、不行恶事、谨守天条；然后把水浇在自己头上，说：「洗尽从前一切的罪，脱去旧人，重生为新。」做完这事，他们觉得心里满溢着喜乐，秀全便作了下面这首悔罪的歌：

「罪过滔天高似天，

幸有耶稣赎尽愆；

不随群妖循天诫，

独敬上帝正心田。

天堂荣光开眼见，

人人都该向此边。

我深痛惜阴司苦，

快结悔罪真果然！

莫教此心随俗转。」

他们随即把偶像丢掉，又把孔子的牌位撤去——学堂里一般都供着这牌位，先生和学生都要拜的。

过了不久，洪秀全回到故乡。他很快把他的族弟洪仁玕和一位知交冯云山劝信了这个教，冯云山也是教书的。

在家的时候，秀全同他的朋友们专心研读这些书；秀全发现书中所言同他从前的异梦惊人地相合——这一奇妙的巧合使他完全信定了书中所说是真的，也信定自己是奉天命来叫世人——也就是中国人——复归于敬拜真神的。

洪秀全自己的解说，道理之正、见识之明，还有他后来的作为如此高贵地实践了的那番高远的决心，我要特别请读者留意。

他说：「这些书一定是上天特意送给我的，好印证我从前所历的是真的。我若得了书而没有害过那场病，就不敢信它，也不敢凭我一己之见去反抗全天下的风俗；我若只害了病而没有得着书，我的异梦就再没有别的凭据，人家也尽可以说它不过是病中胡思乱想的产物。」

第二章洪秀全（下）

接着他提高了声音，慨然说道：

「我是在上帝面前亲受他的命的：天意在我。纵然因此遭祸、遇难、受苦，我也决意要做。违了天命，不过是惹上帝发怒；何况别的书里一切真道的根基，不就在这几本书里么？」

抱着这个信念，秀全向别人传这新道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异梦同这几本书并用，叫它们互相印证。他极敬重这些书，若有人要借去读，他必郑重叮嘱不可涂改、不可圈点，因为，他说，书上写着「耶和华的话是正直的」（诗篇第三十三篇第四节）。

《劝世良言》这几小册，经由洪秀全一人之力，在很大一部分中国人身上起了如此奇妙的作用；而它出自梁发之手，梁发是米怜博士所劝信的中国人之一。由此可以说，正是同欧洲人的接触促成了太平天国这场大革命；劝化洪秀全、从而开启近代亚洲第一次基督教运动的功劳，可以归在米怜博士和他所劝信的梁发身上。

洪秀全和他早期的信众，因为文体是外来的、又无注解、加上代词的用法（中文没有关系代词，所以难懂），对梁发那几册书里有些地方理解有误；但不容争辩的是，基督教的那些大道理是被他们完完全全领会了的。正如维多利亚主教所写的：「他被不公刺痛，又尝够了失意的分量，发现自己所通的孔门之学已不再是做官成名的路。正是在这位未来的英雄生涯的紧要关头，圣经的真理呈到他眼前，基督教纯正的教义攫住了他的心。」

过了一段时候，洪秀全又回到另一个村子去教书，把洪仁玕留下讲习这新道。秀全自己的亲族不久便弃了偶像，受了洗。

如今他和他那几个信徒，尝到了虔诚地反对邻人罪恶与拜偶像之习惯有的那种世俗报应。洪氏和他的朋友们丢了教书的饭碗，穷得很。在家里再也养不活自己，他们便决意到别的地方去传真道，想靠随身带去的一点货物变卖度日。

洪秀全、冯云山和另外两位朋友离开故乡，动身到独立的苗子部落中去传教。路过洪氏亲戚李家的村子时，劝化了其中几人，替他们施了洗。后来洪仁玕便在这地方（清远）教书，前后替五十多人施了洗。

秀全和他的朋友们继续赶路，所到之处都传这新道，教人敬拜独一的上帝耶和华，说他差遣了圣子来替世人赎罪；每到一处，总有人情愿领受他们的话。到苗子那荒莽的山区去的，只有洪氏和冯云山两人，别的朋友已经离开了。他们运气好，遇着一位先生，办着一所教土著读汉文的学堂。他们不懂苗语，便劝化了这位塾师，留下几本小册子，继续赶路，往广西洪氏有亲戚的地方去。

洪氏终于到了他表亲王某的村子，在这地方传道，虔诚雄辩，不但劝化了几百人归信基督教，还使许多人相信他和云山是从天上下来传真道的。

因为洪氏一族又来了两个信徒，为了不叫表亲养这许多客人，他吩咐云山等人回广东去。可是冯云山心里受了感动，要继续传福音；所以那两个回去了，他却留下，在路边讲道。遇着几个相识的工人，他便同他们一道走到一个叫紫荆山的地方，一面帮他们干活，一面教他们得永生的道。

有几个工人听了云山讲道信了，便去告诉他们的东家。东家请云山做自家学堂的先生，自己不久也受了洗。云山在紫荆山一带住了好几年，传道极热心，也极有成效；因此许多人、许多不同姓氏不同宗族的整家整户都受了洗。他们自成会众，聚在一处礼拜，不久便以「拜上帝会」之名远近皆知。其间洪秀全回了家，因为丢下冯云山一人独回，很惹冯家的人不快。一八四五、四六两年洪氏都在家，做村塾的先生。他写了许多论宗教的文章、讲论和诗歌，后来都加以润色，在南京刻进《太平诏书》里。

洪秀全不住地传基督教，替许多学会了信上帝和救主的人施洗。他常同洪仁玕相见，那时洪仁玕仍在清远村教书；有一回他这样说出自己对满清暴君的痛恨：

「上帝把天下万国分开了，又拿大海作它们的界限，正如父亲把家业分给儿子；做儿子的人人都该敬父亲的意思，安安分分管自己的产业。如今这些满洲人凭什么硬闯进中国，抢自己兄弟的家业？」

后来又有一回他说：

「上帝若助我把我们的家业收回，我就该教导万国各守各的产业，彼此不相侵、不相夺；我们互通真理与智慧，以礼相待；我们同事一位共同的天父，同尊一位共同的天兄、世人的救主的道理；自从我的魂被提到天上那时候起，这就是我心里的愿。」

可惜欧洲的君主和他们的大臣们，没有这位「苦力王」的胸襟。

一八四六年年底，有个姓莫的中国人从广州来到洪氏的村子，告诉他有传教士在那座城里讲真道。秀全和他的族弟洪仁玕都被学堂拴住，去不成。姓莫的回广州后，对罗孝全先生（传教士）的一位中国助手说起有拜上帝会这回事。这位助手写信请洪氏和他族弟到广州去，一八四七年他们便到了那座城，在罗孝全先生和别的传教士门下研习基督教。满一个月，他们带着两个新信的人回村，在这里讲了短短一阵道，又回广州去，洪仁玕则留在家里。洪秀全在广州又研习了一段时候；末了因为罗孝全先生手下几个助手妒忌他才高，从中捣鬼，他便离开那座城，动身往广西去寻他的朋友冯云山。

因为穷，一路上吃了许多苦，秀全终于到了表亲王某的住处。他不久听说云山在「紫荆山」热诚传道、大有成效，欢喜得很，便去同他会合，到处传福音、教人。

这些原初的基督徒不久便有两千之众，而且一天天在增加。四周的地方很快都受了这新道的影响。「有势力的人物，还有中了秀才、举人的，带着他们族里的许多人，加入了这个会。」

洪秀全一到，立刻把他们从前用的书换成他从广州带来的圣经；只是单留新约的部分。

不久便起了那种打毁偶像的风气，这后来成了太平天国革命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广西象州地方有一尊叫作「甘王爷」的偶像久负盛名，远近的人都信它灵验。洪秀全听说他们对这尊偶像那种极粗陋愚昧的崇奉，大为震怒，便同三位朋友——冯云山也在内——动身往那庙里去。到了那地方，见那偶像形状狰狞、气派逼人；他毫不畏缩，拿一根棍子把偶像打得粉碎，又毁了它那身华服和盛香料、香火的器皿。

当地的人知道自家的偶像受了这样的亵渎，便要拿办下手的人。有个小孩像是被那妖魔附了身，叫他们不要为难这几个毁像的人。人们于是罢手；这件事大大抬高了洪秀全的声望，不久就给他添了一批要紧的追随者。

这样一开了毁像的风气，许多神像接着被毁。于是官府头一回同他们打上了交道，冯云山和另一个人被下了狱，主要是一个姓王的有钱举人恨他们，使钱买通了知县。后来拜上帝会的人设法叫这同一个官把他们的朋友放了，可是回到他们中间的只有冯云山一人；另一个已经死在狱里，是被满清狱卒虐待死的。

约莫在这时候——一八四八年下半年——洪秀全的父亲去世，享年七十三岁。他早已弃了拜偶像的谬误，受过基督教的洗。临终他告诫儿女说：「我如今要上天去了；我死之后，你们不可请和尚，也不可行异教的仪式，只管敬拜上帝，向他祷告。」

一八四八年年底，洪秀全和他的朋友冯云山离开紫荆山的拜上帝会众，回了家。

一八四九年年中前后，他们又动身往广西去找朋友。这一年年底，洪秀全不在家的时候，他的长子出生；就在孩子落地那一刻，出了一桩奇事：「成千上万的鸟，大的如鸦，小的如鹊，一齐出现。它们在空中盘旋良久，最后落在秀全住处后面的树上。这些鸟在村子附近待了约莫一个月，人人称奇，说这群鸟是来朝拜新生的王的。」

洪秀全和云山一到，拜上帝会的人欢欢喜喜地接住了他们。这时他们听说，他们不在的时候弟兄中间出过一些奇事。似乎常有人在祷告中忽然像犯病一般倒在地上，恍恍惚惚，被灵所动，说出些异乎寻常的劝勉、责备或预言的话。这类狂言中较出奇的都记了下来，留着给洪秀全看。他断定为真的，多半是一个叫杨秀清的人所说，此人后来成了太平天国主要的首领之一。据说这位杨某还有替病人代祷治病的本事，许多人在向上帝祷告之后奇妙地好了。

洪秀全叫部下严守规矩；虽然冯云山才是这个会最初的头领与创立者，大家却一致推尊前者，公举他作领袖，既为他个人的德望，也为他有那样过人的本事，能在他们这样混杂的一大群人中间发号施令、立起严明的纪律。

这时候洪氏禁了鸦片，连烟草和一切使人醉的饮料也禁了，安息日则虔诚守着。约莫同时，他打发人到广东去接他一家老小，说的理由是不久要有瘟疫临到地上，把不信的人带走。说来也奇，广西有几处后来果然遭了恶疫，他的信徒因而大增，许多人相信自己是单靠加入拜上帝会才免了病的。

一八五〇年年底前后，本地人同客家人打起了械斗。起初客家人占上风，因为比本地人更能吃苦、更肯冒险；可是本地人人多，不久便占了优势，而且不满足于打败对手，乘胜连他们的房屋都毁了。客家人走投无路，便到拜上帝会里去避难，情愿奉它的教。

拜上帝会在广西名气太大了，不但客家人来投，许多不服满清管束的亡命之徒也来投；凡是落难的、受过各种折磨的人，都带着家小来投。

洪秀全有远见，早就料到这许多成分——大半是官府所忌的——聚在一处终将酿成什么局面。他的计划定了，主意拿稳了，只等一个下手的好机会。下面这首诗是他约在此时所作，可以看出他的志向：

「如今世上乱纷纷，

盗贼成群似聚云。

天意要兴豪杰起，

拯民水火复乾坤。

中原曾陷终难再，

上帝当尊究必尊。

明祖题诗明己志，

汉皇对酒咏长风。

从来大业凭精力，

日出当空瘴雾昏。」

这首诗对中国人意味深长。洪氏把纷起的盗贼比作山头腾起的云雾；他表明自己的打算：由着他们互斗、互相拖垮，到时候他便可以轻易地做他们的主——这正是明朝开国之君在他那首诗里表达过的办法，把自己比作菊花，别的花都谢尽了它才开；等它们争竞已休，它便独占这片园圃。

客家人的败北不久便应了秀全的预言。拜上帝会渐渐被卷进这些新盟友的争斗，末了不但被指为妨碍别人的祭祀、毁人偶像，还被指为帮助亡命之徒、包藏对篡位王朝造反的心。秀全和云山这时离开「紫荆山」，退到一位朋友在山坳里的屋子中隐居。满清的兵被派来对付他们；可是兵丁不敢进那条山谷，只把隘口封住了事，自以为里头的人迟早落网。「正在这紧要关头，据说杨秀清在恍惚之中向紫荆山的弟兄们显示了他们敬爱的首领所临的危险，劝他们赶快去救。」一大队人马开去攻打守隘口的兵，轻易把他们打垮，秀全和云山便被簇拥着接了出来。

洪秀全如今把所有追随者集中起来；他们早已把家产变卖成钱，立了圣库。这样，万一要走，也预备停当了。为自身和家小的安危担惊，很快就把拜上帝会的全体会众聚到一处。「老的少的，富的穷的，有势力有学问的，中了秀才举人的，带着家眷和随从，都聚到首领们身边。单是韦昌辉一个，就带来本族约一千人。」

在这以前，拜上帝会已受过地方官许多迫害，许多人下了狱，因饥寒和虐待而死。满清官吏既然心怀猜忌与畏惧，不久便派兵去打这个本地人的运动——他们自己的暴政摆在那里，他们心里再清楚不过，这运动是很该怕的。

战事既开，就非走一条大胆有力的路不可。一支劲旅正朝着他们所在之处开来，洪秀全便准备迎战。他弃了紫荆山，占住近旁的六珠圩。这座小城四面是一条宽河，不怕猝然来袭；秀全很快把它筑得极坚固，兵一到便攻不动了。秀全从这地方派人到广东去，叫洪、冯两族留在家乡的亲人到广西来会合。他们还没来得及动身，秀全因为缺粮，不得不移营。这件事他办得甚有谋略。为了瞒住官军，不叫他们看出自己的真意，他把城里一批妇女和孩子安置在靠河、朝着围兵营盘那一面的一所屋子里，吩咐他们第二天整日擂鼓；而他自己带着全军，在夜里撤出了这座城，敌人一点也没有察觉。

官军一发觉上了当，便派出轻兵追赶；这些兵逼得太近，贴上了退兵的后队，被打退，死伤甚重。官军此时便照他们一贯的脾气，把那股怯懦的恼恨发泄在毫无过错的居民身上，烧了几千间屋子，见什么抢什么。

只要稍有一点可疑，疑心哪个城里人是拜上帝会的，甚或只是待他们亲善的，便杀掉许多。

「这些不幸的牺牲者中，许多人表现得极镇定，从容就死。有一个姓曾的对兵丁说：『你们还等什么？要杀我就杀，我不怕死。』他同许多人一样不肯下跪，是站着受的刀。这些残暴大大激怒了百姓；许多本来愿意安居在家、只想敬拜上帝而不卷进这场举事的人，就这样被逼得离家，投到洪秀全军中去。」

撤出六珠之后，洪氏在一个叫大村的大村落里立下新的营盘，在这地方兵力大增。两位极骁勇的女首领——一位叫邱二嫂，一位叫苏三娘——各带约两千人来投，服从他的号令，也采了他这些人的教义。约莫这时候，三合会（即天地会，一个立了多年的盟会，誓要驱逐满洲人、使中国脱出他们可憎的统治）有八个首领同洪秀全商议要加入他的军队，他答应了，条件是他们须奉真神。他派了先生去教他们，等他们学得差不多了，才准他们入伙。

不巧的是，派去的十六位先生中，有一个被查出贪污：三合会首领为谢他们教导而送的礼，他把自己那一份扣下，没有交进圣库。他从前就屡次被查出犯规，这一回罪状一经坐实，秀全和他本族的人便依他们律法最重的条款定了罪，处以斩刑。三合会的首领见一个刚刚还是他们先生的人，为这么一点小过失就抵了命，心里不安，说：「你们的法未免太严了；我们只怕守不来；犯一点小过，你们大概连我们也要杀。」

于是其中七个带着人马走了，后来向官军投降，反过来对拜上帝会动了刀兵。只有一个首领罗大纲，宁可留在拜上帝会这边。

他的追随者成分如此之杂——质朴的拜上帝会众、心怀不平的客家人，加上三合会、亡命之徒，以及别的尽人皆知的反满清的人——而洪秀全那颗包容的头脑，注定要让他们不久就为自己立起一个重大的政治存在来。维多利亚主教写道：

「后者的文才、德望、治事之能、心力之强、驾驭众人的超群之处，不久就替他挣得了这场运动的领袖与指挥之位；由于众口一词，又由于天德（冯云山）本人心悦诚服地退让，洪秀全成了举事者的首领。他在那些因对时政不满而激昂、已同省里的官府动了刀兵的乱众之中，找到了一个核心、一个躯体，受迫害的基督徒便围拢过来，当作避难与安身之所。他把一场对时政不满者的叛乱，变成了他那些受压迫的同教者的大会合与归心之处。他把这次举事变成了一场伟大的宗教运动——他并没有把一个基督教的团体化成一场政治叛乱。是事势的推移，是生死攸关的大利害——是刑架与酷刑、牢狱与死亡这些可怕的实情——逼得他为自卫而动用手边一切可用之物，动用保全性命的种种凭借。他投到举事者的营里，在他们中间传福音，把他们劝到自己的见地上来，自居其首，又把政治上的权力化作传教的手段。

「早在一八五〇年就采用了帝王的名号，可见这位新领袖眼前很快展开的是何等宏大的规划、何等广远的图谋。此后，能使那些因热忱而激昂、因往日的成功而振奋的人心满足的，只有一件事：把可恨的满洲暴君逐出去，把拜偶像的那一套推翻，把举国合成一个『太平』的帝国，人人做独一真神的仆人、做独一真救主耶稣基督的信徒，而太平王本人则是全体的政治之首与宗教之首。」

一八五一年还没有过完，民族起义的旗子就竖了起来，一个中国人的朝代宣告成立。洪秀全又一次移营，进兵攻下了永安城。在这里，他被部下热烈的欢呼推戴为帝。据说秀全曾把这至尊之位让给四位首领中的每一位——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最后这位带着本族几千人，是个有力的头目）；只是在他们辞谢并一致推举他之后，他才受了这权柄，封他们为四方之王，也就是后来欧洲人所知道的那些位分。从此以后，「拜上帝会」这个名目便让位给新朝的国号——太平天国。

（原注：〔注二〕参看中国地图。）

（原注：〔注三〕中国人不大看重世袭的爵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特的风俗：替有功或显达之人的祖先追封荣衔，而这些荣衔并不由他的子孙承袭。）

第三章初入太平天国境内（上）

满清一党——太平天国一党——太平军的品性——与满清交锋——中国的炮艇——头一处太平军的据点——那里的气象——太平军的好客——太平天国境内风土记——干涉的后果——三里桥——太平军胜于官军——太平军与中国人——太平军的服色——河南的太平军——「中国的巴黎」——会见忠王：他的仪表：他的宗教情怀：他的洞察：他的方略——忠王的委任——三里桥——一支太平军——他们亲善的态度——抵达上海。

约莫一八六〇年年初，太平天国革命的迅速成功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我对满清的官军本无好印象，便极想见识见识他们的对头——那些人自称的宗旨，不但要推翻那个暴虐的异族王朝，还要铲除全国的偶像崇拜，在中国普遍地立起基督教来。于是我决意辞去本职，到岸上去过一种比较不受羁束的生活，好有机会见一见太平军；而玛丽和她的亲戚正要离开香港移居上海，这件事更坚定了我这个决心。

我早就看出，虽然多数人都责难这场革命，他们却远不及拥护它的人可信。

反太平、亲满清的一党，包括这些人：凡是同那桩罪恶的鸦片买卖沾一点边的；凡是代表额尔金勋爵那套政治或对华条约的英国官吏与差使；凡是在中国海关或军中有利可图的外国雇佣人员；凡是天主教徒，尤其是耶稣会士和法国人；凡是对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心怀妒意的传教士，因为他们不能把传布之功直接揽在自己名下；最后，还有一切商人和买卖人，他们指望几年里发一注财，又都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那一派的哲人，对中国的将来、对它更生与基督教化这桩大事全不介意，只因为推行这些光荣的改革也许会妨碍他们的生意。

太平军的朋友，包括这些人：许多谦卑虔诚的传教士，他们为自己同中国人间接接触所结的果而欢喜；许多胸襟开阔、心地宽厚的人，他们看重一个民族的事业和一个受压迫的国家的福祉，胜过额尔金条约里那些有利的条款；凡是不愿看见欧洲人去给现存最腐败的亚洲专制政权当雇佣兵的人；还有一切不沾鸦片走私、安于较为体面公道的生意门类的商人。

我因此发现：有利害关系的人反对这场革命，赞成它的人则并无利害可图。这不是什么心理学上的奇观，解释很容易：不过是自私与银元对着博爱与大度罢了。我得承认，在我亲自同太平军相识以前，诋毁他们的人那些说法（虽然荒谬夸张）使我对被他们辱骂的这些人颇为疑虑，尽管我已经开始同情他们了。

辞职之前，我在一条小轮船上谋到了大副的差事，船长是我从前的一位同僚，不久前也离了同一行当。于是我上了船，同玛丽和她的朋友们一道往上海去。我所加入的这条小轮船是在上海一带的内河上跑的，到太平天国境内去贩丝，这样一来，我想见识太平军的心愿不久就要如愿了。船主是中国人，不过名义上挂着英国旗，为的是能领到船照；所以船上的事差不多由着我们自己做主。

启程往内地去的前一晚，一船货靠了上来——至少我以为是货。等我向船长说起货到了，才大吃一惊地发现，那货不是别的，正是一箱箱的现银。

「什么！」我嚷道，「把银子运到叛军里头去？」

「当然运，这有什么拦得住的？」船长说。

「唉，」我答道，「把一箱箱银元径直送到被自己叫作『成群的盗匪』、『嗜血的掳掠者』、『荒芜制造者』的人手里，这总是桩怪事。」

「我的好老弟，那全是胡扯：你还看不出来么？只要叫外人相信太平军坏到那个地步，他们就不敢把自己和自己的钱送到那边去；这样，知道底细的人就能把丝的生意独揽过来。」

「什么！那么关于太平军的那些话全是假的？」我问。

「当然是假的，不然你以为丝打哪儿来？」

这个回答把我完全说服了。太平军若真是「荒芜制造者」，那必定一根丝也剩不下，也产不出；若真是「掳掠者」和「强盗」，那同样必定没有人敢把大笔的钱带进他们的地界去做买卖。这个结论叫我十分高兴；没有多久，我就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加在革命者头上的几乎每一条罪名，都是全然的冤枉和弥天的谎话。

那天晚上，我收上船约四万两银子（合一万三千多英镑），还有一个中国人，等我们到了产丝的地方好去议价买丝。

一清早我们起锚上路，过了上海，溯黄浦江而上。刚驶出城北泊着的那一片海船和成堆的帆船，我就奉命把全船的火器收拾齐整，随时可用。以这样小的一条船而论，它的武备算很好了：两舷各有一门九磅的旋转炮，船头一门四磅的回旋炮，船尾又有一门。我们的人手是八名欧洲水手，加上我、船长、二副和轮机员；此外是四名中国生火、一名中国轮机匠、一个厨子和我们那位欧洲管事；还搭着我们洋行的一位职员做押货员。

黄浦江有五十英里左右一段，宽窄平均在二百五十码上下，过了这一段便急剧收窄，最后消失在一连串望不到头的湖荡里。这一带（在上海正西南）通是平坦的冲积地，到处被河汊和水渠割开，大半耕作得很精。

潮水顶得厉害，直到晌午我们才到松江——官军最后一座城，从上海算直线约二十英里。出港不久，满清的兵就开始找我们的麻烦。每过一处汛地，炮艇都要开出来拦我们，艇上的人像恶鬼似的又吼又叫，有时甚至放空枪阻我们过去。有一队比别的胆大些，在我们过了松江、快到官军地界尽头的时候，竟觉得该送我们一顿铁家伙；先前那些虚礼我们都不动声色地受了，这一回的厚意未免太扎眼，不还一下不行。我于是把一门九磅炮对准他们，从他们头顶上送过一声警告，并不想伤人，除非逼不得已——何况他们的弹子都打偏了，只有一发打断了一根烟囱的牵索。他们还不满足，整队——七八条——离了岸追上来，各自用艇首炮开火。我们船长把全船的人叫到各自的位置，不管炮的都发了夏普步枪；接着我们猛地掉头，正对过去，喊了一声彩，全速向官船冲去。这一来，官军见到这么多欧洲人，又听见我们那骇人的呐喊，就再不想什么「发财」或是拿人了；他们掉转船头，没命地往回划，后面那几条则冲到岸边，你压着我我压着你地滚上岸去，惊慌狼狈之极，把船丢下不管，由它去，或者由「番鬼」拿去。

为给他们一点教训，我们只把他们的旗子全取了，又把那些船放到水上随流漂去，便继续上路。

中国的这种炮艇，若配上好手，是很有用的「蚊子船队」。它们长约五十英尺，宽七英尺，一条配二十五人上下，每边划十到二十支桨。船头的台子上通常架一门炮（四磅到二十四磅的都有），船尾又架一门。它们吃水极浅，轻飘飘地浮在水上，划起来很快；也配着寻常的竹席帆，不过只在顺风时才走得好。这种战船多得几乎数不清，中国的江河内水到处都有大量这种船；而自从英国的军械库对满清政府敞开以后，凭着供给他们的炮，加上英国炮兵教他们的操法，这些船已经变得相当厉害了。

到了江面窄的一段，我们不断受到两岸中国人的侮辱与骚扰；他们不满足于把字典里一切骂人的话都朝我们扔过来——最轻的是「洋鬼子」——还常拿泥和石头打我们。兵丁、炮艇上的「勇」和村民，像是争着比赛谁更能表明他们对外国人的恨；而正是这些外国人同满清政府结了盟，刚刚才把太平军赶走、把鞑靼人的统治重新扶起来，把这些可怜的袭击者安置在他们自己万万夺不回来的地盘上——他们就是这样表示感激的！

英国人和法国人不久前刚对太平军开过仗，把他们从上海近旁赶走；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指望盟邦待我们以寻常的礼貌吧；他们却似乎不这么想，竟拿我们当敌人看。

傍晚我们将近官军最后一处汛地，那里同太平军头一处哨所之间，隔着几英里的中立地带。天黑以前到不了太平天国的地界，只好停泊过夜；可是在官军管辖之内，我们是不敢停的。自从官军重占此地，劫掠便没有断过，弄到一条丝船几乎跑不了一趟而不遭抢，被抢的很多，押船的欧洲人被杀的也很多。遍地是强盗，满河是海盗；前者是官军的兵，后者多半是官军的炮艇。因此我们决意赶到中立地带去——那地带的开头是一片又小又浅的湖，在湖上可以比较安稳地躲开敌人；若留在河里，就要听凭岸上任何人的袭击，而此处两岸相距不过六十码。

在官军最后一处游动哨的咒骂和叫嚷声中，我们射进湖里，在湖心抛锚等天亮。这一夜过得还算无事，不过甲板上值更的人常得放一两枪，把在近旁转悠的小船喝退。早晨起锚，不久就到了头一处太平军的据点——几间屋子，四面围着木栅，还有一座抬枪炮台，由一小队兵把守。他们同我们打交道的那种和气样子，使我大为感动。他们并不摆出威吓的架势，也不像官军那样带着粗鲁无礼的傲慢来盘问，只是放出一条小船，一名军官上船来，查问的时候态度亲善有礼，格外叫人注目。弄清我们的来意之后，他给了我们一张通行的凭照，便告辞了，留给我这头一回同一个活生生的真太平军会面的极好印象。

过了几个小村子，村里的人都在忙着收庄稼，日子看上去比湖那边官军治下的农民好得多；接着我们到了芦墟这个大镇，从水路算离上海约六十英里。这地方的买卖像是又大又杂。丝船、乡下船、上海船，密密地泊在镇外，船上满载货物，销路看来又好又快。来往的人衣着都很体面，店里货色齐全，无论从哪一面看，这镇子都很兴旺。我注意到一桩奇事，就是一个讨饭的也没有；换一个同样大小同样兴旺的中国市镇，必定满街都是乞丐，这里却一个都见不着。镇外的田里尽是收割的人，正当农忙，收的是丰厚沉实的庄稼；放眼望去，熟透的稻谷铺满平野，在朝阳里闪着金光。我四下张望，想找一点「荒芜制造者」的痕迹，却是白费。看镇上，只见成群殷实、忙碌、怡然自得的中国人，还有刚从船上卸下的大堆货物；看乡间，只见大自然的丰饶与秀美；然而这里是太平天国的一部分，我所见的人都是太平军，或者是归他们管的。末了，在镇外不远，我看见一堆砖，就是中国人盖房用的那种砖；走近去，到底找着了「荒芜制造者」的行迹：原来这是一座被他们毁掉的大庙的残骸——没有一块石头还叠在另一块上头；他们打毁偶像的热忱，真把这座佛寺碾成了尘土，因为在那堆瓦砾里我连一块整砖也找不出，虽然瓦砾铺了一亩多地。高高的乱草间，这里那里探出庙里旧日神祇的残肢断臂。我开始觉得，太平军这种「荒芜」与「屠戮」，也不见得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坏。

我们在芦墟停了几个钟头，押货员和通事去打听丝的事。镇上太平军的兵我没见几个；替那位军官划船来我们这里的六七个人，差不多就是全部守兵的一半。他们都隶属芦墟的关卡，而上船的那位军官就是这关卡的主管。我在镇上闲走，很惊讶于居民那种亲热而无拘无束的态度；他们把我拉住，拖进许多人家去喝茶、喝中国的酒，太平军的人竟彼此争抢，要把我拉到各自家里去。兵丁待人的厚道，因为官军那些「勇」的举动恰恰相反而越发触目——我们刚刚才领教过他们对我们的心意。然而官军是我们的盟邦，我们还在帮他们打太平军。甚至很可能这些太平军士兵的亲友，就是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杀死在上海城外的；可是说来反常得叫人难信：我们的朋友官军待我们如仇敌，我们的仇敌太平军待我们如朋友。

末了，在本地人恳切的道别声中，我们离开芦墟，向内地再去十二英里外的另一个镇子，指望在那里买到丝。

约莫三年后，我又到过芦墟一次。我当时写的一封信登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中国之友报》上，一八六三年十月又被转载，前面加了这样一段按语：

「值此戈登宣称太平军无能于治国之际（他从未有机会判断太平军，也从未对他们有所了解，只知道他们能打仗），把我们所知在太平军中效力的唯一一位可敬的外国人所写的东西重刊一遍，并非不合时宜——就同太平军往来而论，他有好几年的阅历。」

所说的那封信如下：

「这片地方新近被英国人从太平军手里夺去，重又交给朝廷管辖；它那可悲的改样，叫人没法不生怜悯之心。如今在这一带各处，欧洲人动辄受辱，本地人也像在一切官府地面上惯见的那样，拘谨而拒人于千里之外。说实在的，他们是稀稀落落的一群流浪人，许多大村子如今几乎一户不到一个人。只有庄稼还长得好——那是太平军种下、给朝廷军粮用的——好一场丰收。

「关卡，不如说是敲诈所，到处冒了出来；可怜的中国商人被弄得昏头昏脑，不知道该向谁交、不该向谁交。这一切的害处看得见摸得着。这片土地和它上头的一切，笼着一种说不出的阴郁与死气。连鸟儿都像是不那么快活了，不再像从前那样啾啾地叫。买卖——根本没有。芦墟这个大镇，从水路算离上海约六十英里，是这个方向上官军最后的一处汛地。我上回到这里，约莫是两年半以前，满眼的欢乐像办喜事一般。那时这是个买卖兴隆、地位要紧的所在；如今可看的只剩几条做海盗勾当的战船，船上照例是那班凶相毕露的人，挂着朝廷的旗。从前洋溢着生气与幸福的地方，如今只剩凄惨。芦墟同最近的太平军汛地之间，是约莫十英里的中立地带。这里几乎成了荒漠，官军在上头横扫过去，不成荒漠才怪。末了我们到了头一处太平军的哨所。何等的对照！如今真是满目含笑的幸福。迎着我们的不是辱骂，而是亲切的目光与欢迎的招呼。连孩子们都欢呼着沿岸跑。可怜的小东西，他们不知道自己不久也许就无家可归，也许要失去父母，甚至失去性命。」

上面这封信写的时候，官军靠外国人相助才刚夺回芦墟镇；不久之后我又路过那地方，所能看出的唯一变化，是在旧庙的废墟上正起着一座新的佛寺。这是英国干涉之后果的一个鲜明例子：太平军毁异教的庙宇，在原址上立起圣经；满清人却把庙重新盖起来，把敬拜真神的人斩尽杀绝。

我这位船长对太平军信得过极了，一进他们的地界，他就对我说，可以把所有火器都卸了弹、擦干净收起来，等再进官军防线时再拿出来。

到目的地之前，我们经过许多村镇，个个兴旺，看去买卖都不小；有一处尤其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个极大的有围墙的镇子，名叫盛泽，像是一片庞大商务的中心。这地方筑了工事，守兵也多。我们在那里停下，补了一批食物，价钱极便宜。我格外记得盛泽，因为我在那里吃到了我在中国吃过的最好的蛋糕。镇子很大，有五千多间房屋；店铺林立，我头一回到那里的时候，中国人日用的东西应有尽有。近来——就是我回英国的路上——我又经过那里，只见一切都惨然改样；官军逼在近旁，居民都逃散了；店铺关门，只有这里那里还有个把比同行更敢冒险、或者更贪的商人，像是打定主意把生意做到最后一刻；街上静悄悄，没有一点买卖；有些地段人去得干干净净，使我强烈地想起哥尔德斯密斯的《荒村》。

离开盛泽不久，我们就到了三里桥——我们这趟航程的终点——那是一处设防的据点，离平望城三里（合一英里）。三里桥在产丝的地区之内，我们本该再往里走，可是那条河汊上横着一座桥，我们的船过不去。只好泊住，派小船进去运丝。所有现银都装上小船，几乎没有护卫，只有押货员和我们两个水手押着；然而这笔银子平平安安地送到了太平天国的腹心之地。

押货员去买丝的那段日子，我们在三里桥待了约三个星期；这期间我打定主意，要尽量多看看太平天国和太平军。我常到附近的村子去，设法弄清乡下人对太平天国的治理是什么观感。我高兴地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十分快活、十分满足；尤其叫我感动的是，他们总带着一种得意的神气，要我留意他们的长头发——那是太平军与自由的标记，同满清以及满清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剃头留辫这个奴隶的记号相对。出游的时候我带着仆人阿灵，他是个极好的通事，凡我所关心、所觉得有趣的，都能查问个明白。

三里桥离要紧的省城苏州不过二十英里左右，我便雇了一条船，带上阿灵，到了那座城，在那里极愉快地过了七八天。

亚洲许多地方我都到过，可是我生平从没有遇见过像太平军待我这样的厚道、好客与恳切的情谊——便是在我自己的种族中间也没有过。初次同他们相遇那一刻所受的深刻感动，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瞬间的事，我不需要再知道什么、再听什么解释；我觉得有一种说不清的同情偏向他们；从那天到今天，我同他们的屡次往来，只把我最初的看法印证得更深、更牢。

凡是亲眼见过太平军的人，证词都一致：太平军显然胜过官军。不但仪表要好看得多，他们整个的品性，无论体魄还是德行，都显出同样惊人的优越。

多年来，全欧洲都把中国人看作世上最荒唐最不自然的民族；他们的剃头、辫子、斜眼、怪诞的服色，还有女人的畸形的脚，长久以来给漫画家提供了最可笑的题材；而他们乐于把自己裹在里头的那一层闭塞、迷信与傲慢的气氛，一向惹欧洲人的讥笑与轻蔑。如今在太平军中间，这些东西除了面貌之外全不见了，连他们的五官也像是好看了些——大约是心身都脱了奴役的缘故。

太平军同他们那些做了奴隶的同胞、也就是官军之间最惹人注意的对照之一，也是最先引起外国人注意的，就是仪容与服色的全然不同。中国人是出了名的相貌比较呆笨、衣着比较不堪的一个族类，剃光的头给这印象添了不少。一个人就是全体的样子——一张迟钝、麻木的脸，没有表情也没有灵气，有的只是像奴隶那样半狡黠半畏缩的神气；他们的精力像是被捆住了，他们的指望与志气被冤屈和压迫碾碎了。反过来，太平军立刻以他们的聪明、不断的好问和求知的渴望打动观察者。说实在的，单看他们智力上的差别，断断不能得出他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这个结论——再鲜明不过的差别了。太平军是一个明敏、坦白而尚武的群体，他们身上那种说不出的自由的气息使他们格外动人。在那边，你看见被鞑靼人制服的中国人一味奴颜婢膝；在这边，太平军即使面对死亡，也只有自由人那种挺直而庄重的姿态。

第三章初入太平天国境内（下）

有一桩奇事：全中国最漂亮的男人和女人都在太平军的队伍里。这或许一半是因为他们服色和梳头的不同，可是主要的缘由无疑是他们的宗教与自由使人高贵。他们的装束是极宽的裙裤，多半用黑绸做，腰间束一条长带，刀和手枪也插在带上；上身是一件短褂，大都是红的，刚到腰际，裹得很合身。不过他们最要紧的装饰还是梳头的式样：头发任其生长，不剪，在脑后编成一条辫子，辫中织进一根红丝绦，总是盘在头上作头巾状，末端一个大穗子垂在左肩。鞋子颜色各样，上面满绣着花（官军的靴子全不一样，不但样子略异，而且一律素色）。

后来我同太平军往来既久，才知道上述装束是兵士夏天的衣着；各位首领的亲兵各有自己的颜色，短褂的边总用另一种颜色镶绣，自成一种制服。天冷的时候他们多半穿皮褂或别的暖和衣裳。衣服的颜色很不一样，有的褂子是黑绸、裤子是白的，有的则按所属的营头作蓝、黑、白、红或黄。黄色只有最高的首领或他们的王才能用。首领们都穿长的外袍，几乎到脚，按品级分蓝、红、黄绸。头上戴一方绸的巾或兜帽，前面缀一颗宝石作为身分的标记。天热时人人都戴绣得很好看的大草帽，帽顶很小，帽檐约一英尺宽，看上去十分鲜亮别致。

那些称「王」的大首领（统帅，或一方之长），衣着就讲究精致得多。凡遇大事，他们都穿朝服、戴冠冕，这样装束起来，气象当真壮丽。他们几乎无一不是精力饱满、神情生动的人；穿上那种长袍，满身是中国古来的纹样、神话里的异兽或别出心裁的图案，都用金、银和宝石绣成，再戴上嵌宝的冠冕，穿上金线绣的鞋，再华美、再出色的服饰是想象不出的。

太平军中有许多人来自河南省，中国人说那一带的人是全中国最俊的。这话我十分相信；我特意留心查问过每一个相貌出众的太平军士兵的籍贯，发现五官最好的不是河南人，就是来自江西省的山区。河南居中国之中，久以出好兵著称；尤其是河南的「勇」，内河各处的官府炮艇多半用他们，以勇敢闻名。河南人很好认：肤色较白；鼻子高而端正，像欧洲人的；眼睛大，几乎不带斜；身材也较高。有几个人，论相貌之美，比世上任何种族都不逊色；而他们那一头浓密的黑发用大红丝带盘在头上，替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和生动的面容遮出一片阴影，这副风致是再入画不过的了。这些年少的河南太平军里，有些人五官之端正俊秀不下于安达卢西亚的美人，他们的黑眼睛、长睫毛、橄榄色的肤色和没有胡须的脸，使这相似越发触目。

我到苏州，受到了极亲切的接待，并且得见城中几位主要首领。「中国的巴黎」昔日的繁华已剩不下多少痕迹；现在的主人占这座城不过几个月，内战的凄惨痕迹触目皆是。官军自己烧掠了一度富庶的城厢，而太平军照他们破城之后的惯例，把满清所建的一切公私建筑，以及任何会叫他们想起可恨的鞑靼人占据的东西，都毁掉了。不过新的城厢正在四面兴起，买卖也不小，一切商贾都在城外。城里头毁坏得很厉害，无数工匠正在盖漂亮的新屋，给主要首领们盖的尤其讲究。城内不准做买卖，在中国这是极必要的防范，不然城里立刻就会挤满乔装成商人之类的敌人。在这件事上，太平军不过是照每一个朝代开国之初的做法行事，历朝（包括当今的满清）都是这个方针。许多人不懂这个，到太平军的城里看过之后，便报称居民因为怕新的统治者，再不回城；可是我们该记得美国不久前那场战争，北军占领亚特兰大，是逼着居民离城的；这样便可以看出，太平军对设防城市的军事占领，同我们自己这个种族的人所为差不多。城墙外头，成群的兵丁和工人正忙着筑工事；城里头，另一些人正把剩下的街巷改成大片的营房。

我发现主事的是忠王李秀成，近几年来一直居于太平天国全军统帅的至高之位。他很客气地接见了我，并且让我在苏州逗留期间住在他的王府里——而他不久前刚被英国人从上海赶走，手下有几百人被英国人打死（不如说是杀害，因为那是毫无道理的屠戮）。

太平军这位著名的统帅，在英国出面干涉之前一直不可战胜；我久想见他一面，如今心愿得偿。我一站到忠王面前就敬重他——他那样分明是个超群的人物，天生有一种号令统驭之人与生俱来的高贵气度。

以他这样尊崇有力的地位，何况他满有理由把英国人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忠王接待我却格外谦和亲切。满清政府里最下等的小吏见外国人尚且摆出最无礼的傲慢（除非是被迫的时候，比如议订条约之际），还觉得同外国人接触有失身分；而忠王，统兵四五十万的大帅，太平天国政府中第二号人物（只在天王之下），又是全境的总理（那时候这片地方比英国大一倍不止，人口在七千万以上），却从他的总理之座上起身，照英国人的样子同我握手，让我紧挨着他坐下。他看去约莫三十五岁，不过心力交瘁的痕迹使他显得有些憔悴、比实际年长。他身材轻捷、结实有力，生得很匀称，只是不到中国人的中等身量；举止挺拔庄重，走路快而有仪态。他五官的轮廓极分明，很有神，也端正，照中国人的眼光却算不得好看，因为略带欧洲气，那是他们不赏识的；鼻梁比中国人常见的直；嘴小，几乎可说秀气，加上下颌的轮廓和刀削似的嘴唇，透出极大的胆气与决断。他肤色黑；不过一眼能叫人看出面前是一位伟大非凡的人物的，是他的眉和眼。不单是那异常高广的额头，还有那眉与眼：中国人一般的特征是生得斜，他的却全然不同——眼睛差不多是平的，只有眼睑的形状还算中国式；眉高高地架在眼上，几乎是平的，微微挑起的是内端而不是外端。这个特点我在别的中国人身上从没见过这样显著；河南人中我见过几个略近于此的；这使忠王有一副不像中国人的相貌。

他那双大眼睛不住地闪，眼皮老在跳。看他那副精力勃发的面容，看他身子不停的躁动（总有一处在动、不肯安静：不是两腿一会儿交叠一会儿放开，就是脚拍着地，或者两手一会儿交握一会儿松开、不住摆弄，而且都是猛然一下），谁也想不到他临阵能有那样十足的沉着；可是后来我常在阵上看他，尽管外表那样易激动，他的镇定却纹丝不乱，他的声音——一向低而柔，说起话来有一种音乐般的流畅，只因一八六〇年八月在上海城外被英国人的一块炮弹片所伤而略受影响——也不改样，只是在最危险的关头说得更快、更斩截。头一回见忠王，我发现他穿得颇朴素。上等首领们作朝服用的长袍和大冠冕他都没有穿戴，只穿一件寻常的大红棉褂。头上是一方照例式样的大红兜帽，上面加一种他独有的便冠，前面嵌一颗又大又贵重的宝石，两边各排着四枚奇特的金牌，共八枚。

在苏州的时候，太平军礼拜日做礼拜，我也在会众之中。他们守的安息日同欧洲不在同一天，他们的安息日是我们算的星期六。我的通事同我在一起，把他们礼拜的每一节都译给我听。他们人数之多、神情之虔敬，便是最正统的基督徒也挑不出什么。

在苏州同太平军度过的头几天，我将永远怀着最鲜活的愉快记着。我在街上一走动，就免不了受这些热心皈依基督教与文明的人过分的亲热款待；而他们当中成千上万的人，后来被一个他们正诚心效法其宗教与文明制度的国家所毁灭。

我也永远不能忘记：我一在人家屋里坐下，当时的主人便急切地把一本圣经交给我的仆人——他手里捧着书，等不及地等那敬茶的礼数行完——问这是不是同我的一样；而当我听了译出的几段、告诉他正是一样时，他那份心满意足。

我同忠王的谈话，自然要谈到他不久前被英法两国从上海击退的事。他像是对那件事感触极深，痛惜他一向竭力要结为朋友的那些人竟采取这种自毁的方针。他所说的要点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什么对他背信？尤其是英国人，太平天国政府手里还拿着他们郑重其事的书面中立保证。太平军同英国人敬拜同一位上帝、同一位救主，因而是同一个宗教、同一个弟兄之谊，那么为什么要帮共同的敌人满清妖——那些拜偶像的、我们天父和天兄耶稣的仇敌？英国兵凭什么权、凭什么法，把上海的中国城接管过去，不许他这个朋友攻取，反替那些他们自己当时正在同其作战的满清人守城？

他们所全副心思所系的那些高贵、开明而爱国的图谋，我也永不能忘：传布圣经，毁灭偶像，把鞑靼人逐出中国，建立一个完整不分的本族帝国；同西方基督教各国结为兄弟，引进欧洲的科学与工艺——这些似乎永远是他们首要的心愿与决心。

他一再问：「英国人为什么与我们为敌？我们何曾害过他们丝毫？我们何曾不以信义与友谊相待？」

「你们外国人难道看不出来，」他说，「咸丰（中国的满清皇帝）的妖们知道你们同我们是一个教、一家人，便在那里设法同你们拉上关系，好在我们中间制造猜疑、误会与裂痕？为此他们要说许多谎，装得十分亲热，暂且让你们多做些买卖，把你们哄住。」

忠王这番话很可以证明他的洞察与见识；他只是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满清政府之所以不得不假意亲善、不得不放宽通商等等，首先是因为英国人占了北京。不过说到他们此后的阴谋，他无疑是对的。

忠王还说了一句极要紧的话：「你们若把上海和它周围几里地收在保护之下，那么在这样一小块地方，你们的货往哪里销？若我有意报复、不许你们同内地往来，你们还做什么买卖？」

我对他说，他这样做多半要引出同英国的一场战争，他答道：

「决不会！除非你们是算准了我能容让。丝的产地和许多茶的产地都在我手里，我只要存心，顷刻就能把你们的买卖全断了。真打起来，我若胜了你们，我就叫你们讲理，叫你们管自己的事，不来干涉我们驱逐满清的努力；可是反过来，你们若胜了我，谁拦得住我把所有的桑园茶园毁个干净，叫你们到中国来唯一图的、唯一肯为之动武的东西从此绝迹？我的兵勇敢而数不胜数，桑田茶山上到处是他们。」

忠王这些道理极其公允，无可辩驳。凡真正了解此中实情而心地诚实的人，谁能否认？

忠王虽然精明有远见，他自己却太开明、太宽厚了，以致猜不着英国敌视的真正缘由。他想不到：一场耗费浩大的战争刚刚打完，鸦片贸易因此合法化了，英国人还别有所得；在这种时候，去动那些由额尔金条约、赔款和鸦片买卖得来的好处，是不合他们的方针的——哪怕这样做对中国人大有益处，哪怕人道那神圣的声音如何急切地要求如此。而鸦片，太平军是以死罪禁绝的。

我所受的厚待毫无私心、出于真诚、不为什么。虽然有人以为他们对外国人那种突出的亲善是出于一种打算，为的是确保欧洲各国不来干涉；可是我在太平军身上所见的一切——他们恳挚的宗教热忱、他们的爱国心、以及大体上高尚的情操——都使我深受触动。离开苏州之前，我已对他们的事业生出热烈的依恋；我后来一切的往来都使我确信，世上从不曾有过比它更正义、更神圣的事业，因此我决意竭尽我的力量去帮助它、替它说话。

将要回船的时候，我把去意告诉忠王，并且自愿效力，同时请他给我一纸文书或凭照，好让我日后能回来，或在他治下任何地方行走。忠王同几位首领略商议了一下，便叫我的仆人转告我：他要给我一个他幕中的名誉职衔，这样我便可以用我认为最好的方式行事，并且在太平天国境内任何地方通行无阻。

委任状终于写好，忠王盖了印；在周围众首领的道贺声中，我成了一名名誉的太平军军官。后来我才知道，念我是外国人，又因这委任的性质，寻常的授职仪节都免了——比如凭圣经考问、宣誓效忠太平王、宣誓驱逐满清之类。

同我这些新朋友新同袍作别之后，我把来时乘的船打发走，搭忠王好意拨给我的一条炮船启程。一路上我看见许多人像是正回苏州附近的家去；我在途中几个村子停了停，发现各村都张着大幅黄榜，我的通事读给我听，说是太平天国的诏谕，叫百姓安心回家、安分度日，并依法向太平天国总圣库交纳一定的贡赋（比满清的税额多一点点、略过三分之一）。在苏州的城门口和我经过的几个村子里，我看见悬着人头，旁边贴着告示，说这是因抢掠乡民而被斩的兵士，有一个是因为吸鸦片，另一个是因为掳走了村民的女儿。

有一桩怪事：约莫每四个村子就有一个被烧毁净尽。有时我一连过三个村子，两头的完好无损，当中的被掏空烧光。一问，乡下人说毁村的是官军；另一些人说因为村民逃走、跟「妖」（官军）去了，所以烧他们的房子作惩罚；还有人说被毁的村子是满清兵筑了工事据守的，所以被太平军攻下之后毁掉了。最后这个说法我有理由相信是实在的，因为我注意到凡被毁的村子都有种种交兵的痕迹，有的像是围过墙或木栅、房屋上开了枪眼；而在瓦砾和高高的乱草之间，这里那里半掩着一些人的骸骨。

我回到轮船上时，丝还没有运到，我便有工夫多看看这一带。离三里桥几英里外的一个方向上，我发现一大片地荒得干干净净，一所房子、一处住人的地方都不剩，田里也没人管，稻子长成了野稻。

似乎这一带太平军同官军反复争夺过，两下里一争，它就成了荒野。我带着枪到这地方去过好几趟，每回都满载而归，打到金斑鸻和野鸡，多半是在从前房屋的废墟里惊起的。这一带的稻田进不去，大半是齐齐的一片六七英尺高的莽丛，里头满是样子难看的绿黄花斑蛇。

在三里桥四周的村子里，我特别注意到太平军士兵凡有所取必定如数付钱给乡下人。有一个村子里的人告诉我，兵丁连一个鸡蛋也不敢不给钱就拿；村民们都说同太平军做买卖「好做」，因为他们出的价比官军高。

我从苏州回来几天后，丝到了；我们正忙着装船，一支太平军的大队人马出现了。有些在岸上行军，可是绝大多数是走水路；一眼望去好几英里，河汊的曲折处尽是船帆。我数过半个钟头内过去的船有一百条，每条平均约二十人；船队一连过了七个钟头，所以我估摸这支军队连岸上的人约有三万。许多头目划着船靠过来，到我们船上坐几分钟；其中有一两位是我在苏州见过的，他们告诉我这支人马是去打省城杭州的。凡上我们船来的人都极想买火器，可惜我们连六支也凑不出来给他们。许多人带着机簧坏了的枪上船来，我们的机器匠替他们修好，得了极丰厚的酬谢。船队过去的这整段时间里，我们听到许多招呼和亲善的话，没有听见一句侮辱或轻慢我们的言语；而在官军队伍中间，是断断不敢冒险走动的，必定要受最粗野的辱骂与讥嘲。

把太平军的兵力夸大到离谱，一向是惯例；这支开往杭州的人马，欧洲人以为有好几十万。统率全军的是听王，东方诸省之王。

我们的丝全部到齐之后，给三里桥的守将在船上饯了行，我们逗留期间他款待得极周到亲切；彼此送了礼（我们送他几瓶樱桃白兰地、几盒火帽、两支火枪和另外几样东西；回礼则是几口猪、一些鸡鸭和几匹丝绸，比我们送的贵重得多），便动身回上海。

我们回黄浦江、回官军地界时走的是另一条路，不是来时的那条；在这个方向上，同样看到这片地方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偶像和佛寺尽被毁坏。内战留下的荒凉痕迹也更触目。

重入官军防线的前一夜，我们抛锚过夜，把所有火器都预备停当。一早动身，侥幸赶上落潮，这样在我们的「盟邦」面前冒险穿过之后，当天下午平安到了上海。

我头一刻自然是给玛丽的。同她住在一起的亲戚——家里穷的那一支——待我们极好；他们同玛丽那吝啬的父亲早已断绝往来，对我们的恋情很赞成。我的差事幸而近乎挂名，所以白天我常抽得出工夫去赴那几乎每个钟头一次的约会。每天夜里我带着玛丽那一声「明天见」的低语回船，那声音在我心里萦绕不去。

短短半个月纯粹的欢乐很快过去，分别的时辰又到了。这一回我们要分开——嘴上没有那句低声的许诺，心里也没有对明天的指望；要分开好几个星期，也许好几个月：这份说不准，最叫人难受。

岸上最后一声「别了」听来凄然；而当我们驶出港口，从夜色中渐渐隐没的那条小船上追着我越过水面传来的回声，更其凄然——「别了！」

第四章太平天国的组织（上）

太平天国的组织——洪秀全的檄文——洪秀全称帝——封爵的诏谕——太平天国的名号——永安之围——太平军的胜利——他们胜而知节——东王杨秀清的告示——天王的诏谕——官军的残暴——革命的缘由——中国历史述略——腐败的政治——鞑靼人入主——满清的野蛮。

太平天国革命即在它早期尚未脱出一场地方举事的晦暗之时，办事已经极有章法、极有组织。

事起之后恰好四个月，也就是攻下永安之前四个月，广西省的满清巡抚写了下面这封信，密迪乐领事译出并加引用：

「洪秀全、冯云山皆谙用兵。洪秀全为人阴鸷，习古兵法。始则藏其力，继则稍出之，再则大出之，终则以全力压来。他常常两胜一败，因为他用的是孙膑的兵法。前些时我得了一部贼书，叙的是一军的编制，乃周朝的司马之法。师有师帅，旅有旅帅；一军凡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人，即古时一军之数，再多百余人。……

「贼众愈聚愈多；我军则愈战愈怯。贼大抵强悍凶猛，断不可以乌合之众视之，其纪律法令严明。」

可见这场举事在取得政治地位之前，组织已经完备，而且是在起事后四个月之内。关于这一点，可信的证据堆积如山，太平天国后来的典章也更加完善，可是仍有人愚蠢地宣称太平军全无组织。这班人的党派意气使他们大大离了谱；凡是对中国人的性情不是一无所知的人，都十分清楚：一群中国人而能没有组织，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只消看看爪哇、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印度，或是任何有一群中国人聚居之处，就知道他们无一例外都有组织。上述各地所成的侨居之地，都由他们自己推选的头人管理。在巴达维亚以及爪哇、婆罗洲等处别的地方，这些头人和他们手下的小吏，在荷兰人的行政体系里都有公认的地位。中国人自摇篮时起，守秩序、知服从的训诫就根植得极深、教得极透，所以天下没有哪一种天性比中国人的更服管束。〔注四〕

攻下永安之前，洪秀全对著名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的招降之令，发出了下面这篇答复：

「满洲人两百年来世守中国之位，本出自一个微不足道的外族。他们凭一支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军队，夺了我们的财货、我们的土地和我们国家的政柄，由此可见，篡夺天下所需的，不过是力强而已。那么，我们在所取的村庄征取供应，同北京派来征税的人，也并没有什么分别。既如此，为什么无缘无故派兵来打我们？在我们看来，这事极不公道。什么！难道身为外族的满洲人有权收取所占各省的赋税、有权委派欺压百姓的官吏，而我们中国人反倒不许取用一点点公家的钱财？普天下的君权，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摒除其余。而且从来不曾听说有哪一朝能数得出一百代的皇帝。治理天下之权，在于谁据有它。」

在这篇檄文里，举事者凭着自己是中国人、这天下本该属他们而声称要取这个位子。

上面这段文字所出自的这篇文书，对可怜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打击之重、之伤，使他再没有缓过来。临死之前，他上疏朝廷，奏称叛贼奉的是基督教，其渊源出自那些可恨的「夷人」（欧洲人）。

洪秀全攻取永安城，用的是一条极奇特的计策：

「举事者疾趋城下——那城墙并不很高——把无数点着的爆竹抛进城里，接连不断的炸响把城内的兵丁闹得大乱，纷纷退却；他们便轻易地爬上城墙，进了城。」

洪秀全一经被尊为太平（极太平）新朝的开国之君、上天德太平王（天德极太平之王）的尊号，立刻以帝王的体例颁布他的诏谕。

头两个月，忙的是订立新章、选任官职、奖赏先前有功的人。又颁下诏谕，叫兵士奋勇作战，许以赏赐；其中一道里，第七诫以下面这段话严厉申明：

「断无宽恕之理，并明令官兵不得稍存姑息、不得庇护犯者，免得我们招来天父皇上帝的震怒。」

下面这道诏谕是封五位主要首领的位号的：

「我们的天父、皇上帝、至高之主，是独一的真神（上帝）；除了我们的天父、皇上帝、至高之主，再没有别的神（上帝）。皇上帝、我们的天父、至高之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至高于一切之上。没有一个人不是他所生养的。他是上。他是帝。除了皇上帝、我们的天父、至高之主，没有谁可以称上，没有谁可以称帝。

「所以，从今以后，你们众兵将只可以称我为主，如此而已；不可称我为上，免得僭了我们天父的名号。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圣父，我们的天兄是我们的圣主、世人的救主。因此唯有我们的天父与天兄是圣的；从今以后，你们众兵将只可以称我为主，如此而已；不可称我为圣，免得僭了我们天父与天兄的名号。皇上帝、我们的天父、至高之主，是我们的灵父、我们的魂之父。从前我们曾命你们称首相、次相以及前军、后军的主帅为王父，那是姑且迁就当今浊世的陋俗；可是照真道而论，这是略略僭了我们天父的专名，因为唯有我们的天父配称父。我们如今封首相兼主帅为东王，管东方各邦；又封次相兼副帅为西王，管西方各邦；又封前军主将为南王，管南方各邦；又封后军主将为北王，管北方各邦。我们更封我们的兄弟石达开为翼王，辅翼我们的天朝。以上诸王，皆归东王节制。我们又下诏，称我们的王后为众女之母（皇后），称我们的妃嫔为王娘。钦此！」

上面这篇文书是麦都思博士译的。凡在英文中以大写字母起头的词，在原诏谕里都比别的字抬高若干格。凡指全能之神的字抬三格，指诸首领的字抬一格。

只消看看文中用着重语气的几处，就不难明白：「天兄」这个称呼并没有某些人所想象的那种亵渎意味。即便有，难道这就成了几千几万个信错了的基督徒该被一场残酷的干涉屠杀的理由？这念头简直骇人听闻！然而竟有人拿「天兄」二字做剿灭太平军的借口，而不去尽他们本分，必要时把道理教给他们。还有一个更要紧的理由：即便洪秀全——或者说天王，此后我们照他部下对他的称呼这样叫他——当真照字面自称是我们救主的兄弟，英国人也最没有资格拿石头掷他；因为他们不是有唯一神派么？那一派根本否认救主的神性。既如此，这些好战的基督徒何必跑到中国去维护救主之名，他们的热心在英国本土岂不更用得着？若说有人错用了我们救主的属性（而且是出于无知）就该遭屠戮，那么这屠戮该从本国开头，从那些有一切机会求得更正确的知识的人开头。说洪秀全以「天王」的尊号自居而僭了上帝的属性，同说他以「天弟」的名目自居而自比耶稣、自列于三位一体之中，是一样地没有道理。

他那些名号——天王、天弟之类——同满清皇帝那些夸张的名目（天子、万国之君、日之兄弟等等）、同西藏的喇嘛或任何别的亚洲君主的名目一样，都不可照字面去解；那不过是中国人替他们的君主起名、表明其尊荣与高位时惯用的比喻体裁。太平军自己才最不会往别处去想；我屡次问过他们，他们都嘲笑那种说他们的首领不止是凡人的异端荒唐之见。他们的回答一向极实在，例如：「他同大家一样是人，只是极了不起的一个人。」不过他们相信他的预言是受了默示的；他奉天命为人间之君、奉天命传布信仰，也是人人都信的；至于那些栽在他头上、由别有用心的欧洲诋毁者散布的亵渎之言，则毫无根据。「天弟」是中国人表示亲爱与依附之关系时惯用的、也很动人的比喻说法。天王用这两个字，不过是表明他愿百姓相信他所处的那个相对的位分：救主忠信的仆人和门徒。

太平军——如今我们尽可以这样称呼他们——在永安城里没得几天喘息。一支官军大队在著名的鞑靼将领乌兰泰统率下四面围城，把被围的人逼到了极可怕的绝境；到末了，饿死或死于刀下，像是他们唯一的下场。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他们所有的外围据点都被逐去，损失极重，士气低落，末日像是近了。

末了，忍过了饥馑与疾疫难以想象的折磨、挨过了五个月的紧围之后，一八五二年四月七日夜里，太平军分三路杀出城去，经一场恶战——他们死伤极重——终于从围兵中间杀开一条路，向东北进发；可惜丢下了许多伤病之人做了俘虏，这些人无一不被残忍地拷打处死。逃出永安后不久，太平军围攻省城桂林，可是既无大炮，又无足够的火药炸墙，在城下耗了一个月，便撤围开入邻省湖南。此时太平军连男带女带小孩，总共不到一万人。攻下湖南南部的道州之后，此后三个月他们稳稳地向北推进，一路攻下许多城池，所遇抵抗尽被打垮。九月初他们进抵湖南省城长沙，掘壕立营，开始了正规的围攻，前后两个多月。朝廷的兵力立刻全部集中到这个要地，城前的平野成了多次恶战的战场，大抵对太平军有利。九、十、十一这三个月里，太平军几次强攻，每次都被守军狠狠打退，守军抵死顽强。十一月二十九日，对长沙的最后一次强攻被打退，攻方损失惨重；第二天便撤了围，向西北方向开去。

太平军下一步的行动运气好些：他们到了洞庭湖，一举攻下了湖口与扬子江交汇处的岳州城。得了这座城的粮仓与库银，大为充实，他们便改了行军方向，乘在湖上缴获的大队帆船与战船，沿扬子江顺流向东北而下。十二月二十三日，他们到了江北岸的汉阳城。这地方几乎没遇什么抵抗就拿下了；他们随即渡到南岸，围住总督驻节的武昌府。掘地道炸开城墙、打出一个可攻的缺口之后，一月十二日他们强攻破城，湖南的巡抚连同许多属官与兵丁死于守城。他们从这两座城和近旁那座没有城墙的大市镇汉口搜得巨量财货，二月初便以满载人马辎重的庞大船队顺江东下。十八日，紧挨鄱阳湖与大江交汇处的九江这座大城重镇陷落。二十五日，安徽省城安庆被攻下。三月四日克芜湖，八日太平军便兵临南京城下。

举事者的这些胜利，接着便是本该阻住他们的朝廷将帅一概被黜。北京的朝廷革了钦差大臣琦善的满洲都统之职；湖南的官军统帅赛尚阿被判斩；两广总督徐广缙被革去总督之职和双眼花翎；他们的家产一概充公。与此同时，太平军因为胜而知节，因为对不与他们为敌的乡民仁厚相待、加以保护，因为约束部下与随从不犯战争中惯有的——即便在文明国家也难免的——那些暴行与罪恶，已大大赢得了百姓的好感与信任。援兵从四面八方涌来；凡是在各地举义的人，凡是受过暴虐官府欺压的人，凡是对异族王朝有一分不满、心里还存着一星爱国之火的人，都投到天王的旗下。于是，正如维多利亚主教所说，在这帝国的古都城下，聚起了约莫十万人，被一个共同的宗教指望、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联结在一起——那是人的抱负中最高尚的目标：政治上的自由与信仰上的自由；他们毫无保留地听从一位领袖的指引，相信他是奉神命而来，要驱逐他们的异族主子，要在这片土地的四面八方推倒偶像崇拜。这场民众的奋起之奇异、之无与伦比，是想象所不及的；作为一桩人心的现象，论其广大与规模，近代史上无出其右。不但素来柔弱的中国人联起手来，连他们的女人也是如此——妻子和女儿同丈夫、父亲并肩作战，被一个共同的指望与热忱所鼓舞；人人都为一个伟大的宗教与政治目标所激励，为达到它已经苦斗了许多年——这样的事，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维多利亚主教这样写他们：

「他们行军千五百英里，一路经过富庶稠密的地方，而掳掠、杀人、奸淫这些亚洲战争惯有的祸害，都被明令禁绝，犯者处死。他们以超过清教徒的严厉，同他们同胞最珍爱的声色之习作了你死我活的战争。十诫的十条道德律被切实施行，而且对其条文作了更严的解释。含情的眼波、淫秽的歌曲，以及一切寻常引人放荡的东西，都被禁绝、被抛弃。饮酒、吸烟、赌博、说谎、赌咒，尤其是吞吐鸦片的烟雾，都被严斥、被革除，其道德上的决心不容半点通融。」

太平军从永安城一路凯旋北上的途中，天王和他的首领们颁了许多告示，为他们的起事申理，并晓谕百姓。最早也最要紧的是下面这一道，出自东王杨秀清：

「兹特明谕各处，曰：尔等万众！听我言。我们以为，这天下是中国人的天下，不是鞑靼人的；这天下的衣食是中国人的衣食，不是鞑靼人的；住在这地方的男男女女是中国人的子民，不是鞑靼人的。可叹自明朝失政，满洲人乘机搅乱中国，夺了中国人的天下，又抢了他们的衣食，欺压他们的儿子，奸污他们的女儿；而中国人虽有这样广大的疆土、这样众多的人口，竟由着鞑靼人为所欲为，不敢稍加违抗。中国人还能自以为是人么？自从满洲人把他们的毒气散遍中国，欺压之焰上冲于天，腐败之气玷污了天位，腥臭之味弥漫四海，妖魔之氛扰及四邻；而中国人低头丧气，甘心给人作仆役。中国竟没有人了，何其怪哉！中国是头，鞑靼是脚；中国是神州，鞑靼是鬼域。中国何以称神州？因为真神皇上帝、我们的天父造了天地海陆（而中国人敬奉他），所以自古称中国为神州。鞑靼何以称鬼？因为那妖蛇、那阴间之王是个邪鬼，而鞑靼人素来拜他，所以鞑靼可称为鬼。可叹脚占了头的位置，鬼篡了神州之地；他们还逼我们中国人也变成同他们一样的鬼。〔注五〕若把南山的竹子都拿来做笔，也写不尽这些鞑靼人的秽行；若把东海的波涛都取来，也洗不净他们那通天的罪。我们只举几件人人都知道的大概。中国人本有自己的形容，这些满洲人却命他们把头的四周剃光〔注六〕，脑后拖一条长尾，弄得中国人像了禽兽。中国人本有自己的衣冠，这些满洲人却叫他们帽上安顶珠，穿鞑靼的衣裳、戴猴儿似的帽子〔注七〕，把前朝的袍服冠冕一概丢弃，弄得中国人忘了自己的本原。中国人本有自己的法度，满洲人却造出妖法，使我们中国人逃不出他们的罗网〔注八〕，手足无措，我们的子弟便全落进了他们的掌握。中国人本有自己的言语，满洲人却把京师的腔调搬来，搅乱中国的字句，意在拿鞑靼的口音诱惑中国人。每逢旱涝，官府毫无哀矜之意，只眼看着我们的百姓流离饿死，白骨如林，一方之地便没有了人烟。满洲人又听任贪官污吏遍布中国，剥我们百姓的皮、吃我们百姓的膏，以致男男女女在路旁相对哭诉，眼看着自己的同胞沦于贫苦。官可以用贿赂买到，罪可以用银钱赎去，有钱的家伙把权柄全揽了，英雄豪杰只有绝望；这样一来，天下一切高尚的心志都被绝望所压倒而死。若有谁怀着一点爱国之心，想把中国从败亡里救起来，便被指为谋反，满门抄斩；这样一来，中国一切豪迈的意气都被压住了。满洲人欺骗中国、糟蹋中国的手段多得说不尽，因为他们狡猾奸诈到了极处。……这些鞑靼人忘了自己出身的卑贱微末，趁着吴三桂引狼入室，在中国篡了政柄，把恶行干到了尽头。我们且略考这些满洲鞑靼的来历。他们最初的祖宗是一只白狐和一条赤狗杂交生的，从此生出这一族妖孽，此后繁衍不绝。他们婚配不讲礼数，不顾人伦，不守教化之法。在中国无英雄的时候，他们夺了国家的政柄；于是野狐登上了帝位，这些未经洗沐的猴子脱了帽闯进朝堂；而我们中国人非但不去犁平他们的洞、掘倒他们的穴，反倒让自己落进他们的圈套，由他们欺侮，听他们号令；更可恨的是，我们的文武官员贪图做官的好处，在这群狗与狐当中低头下拜。一个三尺高的孩子，一般都算极无知的；可是你若叫他去给一群狗猪磕头，他也要气得脸红。而这些鞑靼人不是狗猪是什么？你们当中有读过书、晓得史事的，难道一点也不觉得羞耻么？从前文天祥〔注九〕和谢枋得〔注十〕发誓宁死不事蒙古；史可法〔注十一〕和瞿式耜发誓宁死不事满洲〔注十二〕。这些事你们必定都熟知。照我们的算计，满洲人不过十万上下，我们中国人则有五千万以上；五千万人受十万人的管辖，是可耻的。如今天幸报应的天意要把这个国家还给它正当的主人，中国有了复兴的指望，人心都向着善治，可见鞑靼人管不了多久了。他们那三七二百一十年的气数将尽，而那位五九的非常之人已经出世了。〔注十三〕鞑靼人的罪恶满盈；上天已显出震怒，命我们天王严显天威，树起义旗，扫尽妖类，把我们这片花花之地洗得干干净净。」

第四章太平天国的组织（中）

在劝中国人加入义军之后，这道告示这样收尾：

「你们，我们的同胞，受满洲人的欺压已经够久了：你们若不改弦更张，不同心合力、奋起把这些鞑靼人扫得一个不剩，将来怎样向九重天上的上帝交代？我们如今已发动义师，上以雪欺天之辱于上帝，下以救中国于倒悬，从此严厉扫尽鞑靼人的一切余迹，共享太平朝的福祉。」

在打算立刻攻取南京、向那座城进军的途中，天王颁了下面这道诏谕：

「洪，大军之总帅，总理军务，赞助太平朝之兴，奉天意颁此重要的奏凯之谕，宣告已惩暴虐、已救生民。

「看来举国之内，贪官甚于强盗，官署里的污吏不比豺虎好些；究其根源，都在那位当国的昏庸酗酒之君：他把正直的人赶得远远的，把最不成器的人招到跟前，卖官鬻爵，压抑贤能，以致贪风日炽，上上下下争利；富贵的人放纵为恶而无人管束，贫苦的人含冤而无处申诉，这些事一说起来就叫人气愤填膺、毛发倒竖。单说田赋一项，近来的勒索增加了许多倍；而欠到先帝三十年的赋税，一时说是蠲免了，一时又照旧追比，直弄到民力枯竭、民困已极。我们的仁人志士看到这些，心里深受刺痛，忍不住要把各府各县那些掠夺的官、豺狼似的吏连根铲去，好把百姓从他们如今陷身的水火中救出来。眼下我们的大军云集；广西一省已定，长沙（湖南省城）已平；如今就要向江西（江南？即南京所在之省）一带进发，我们觉得有必要晓谕百姓：不必惊慌；务农的、做工的、经商的、做买卖的，尽可各安其业。不过富户须预备好粮食，以助我军之食；各自把所捐之数报明，我们给他收据，保证日后这些钱一概偿还。你们当中若有胆气强健之士或有智谋之人，望同心协力助我们成此大业；等到太平恢复，我们必按功擢用奖赏。凡府县官吏抗拒我们的，一概斩首；愿意遵我们之命的，须立即把官印送来，然后可以回原籍去。至于那班豺狼似的差役，我们一俟成功，便要把他们的头悬起来示众。如今恐怕地方上的匪徒借我们的行动生事，望你们百姓据实禀报，我们立刻把他们剿除。若有村民、市民胆敢助那班掠夺的官吏为虐、抵抗我们的军队与部属，不论住在大处小处，我们都要把他们从地面上扫光。谨慎。不要抗拒。

「特谕。」

东王在行军途中又颁了一道告示：

「杨秀清，特命扫荡鞑靼、建立新朝之大军统帅，颁此第二道告示：

「本帅奉王命起兵讨伐暴虐，所到之处，敌人闻风即如散沙般溃走。每取一城，我便把城中贪官污吏处死，却不曾伤害百姓一人，所以你们尽可照看家小、各安生业，不必惊慌颤栗。此意我已出过告示，想你们都已知道。可是我听说各乡村里有不少不法的游民，趁我军未到、地方扰攘，奸污人家的妻女，烧抢良民的家产。本帅已经拿住了几个，斩了二十来人；如今因为他们所在之地离省城（安庆）略远，这些人便自以为本帅不知道他们的行径，其事深可痛恨。因此我已派一位姓袁的大员作特使，带几百名兵丁下乡，一经查出这些游民，即令就地斩首；而安分的居民只消在门上贴一个『顺』字，便无所用其惧。

「特谕。」

太平军的人数与道德力量一同增长，官军的则同样迅速地消减；他们的勒索与残暴把大批百姓逼进了义军的队伍。费士本上校（《中国印象》第八十三页）写道：

「我们知道广州的官府一天砍四十、六十颗脑袋，总督自己承认一天砍过三百颗。我去过刑场，看见新近行刑留下的一摊摊血，人头堆在旧的瓶架上。如果这还只是两三个省的数目，别的省加起来又该是多少？然而举事者一路势如破竹，这些决不可能全是举事者的头，甚至也不可能全是同这场运动略有牵连的人的头。更大的可能是：这些是毫无自卫之力、毫无过错的人的头，砍下来是为了让皇帝相信林总督对付举事者已经有了些进展。」

满清统治者这些骇人的暴行持续了许多年，太平军所到过的每一个省，都被无辜者的血浸透。凡有人投了义军，他的亲族不但一概被杀，仅因怀疑而被杀的也数以千计。我们难道不记得那个残暴的叶名琛夸口说，他单在广东一省，一个月里就斩了七万多个「叛贼」？而这些人是被从家里拖出来的安分村民，自身并无罪过（因为那时候太平军离得远着呢），甚至不知道那个连累他们受死的亲人下落如何。这不过是一个官所办的屠戮；那么，被成群戴顶珠、插花翎、拖辫子的满清屠夫冷血杀害的人，又该是何等惊人的数目？——他们被派去对那些他们在堂堂一战中从来打不过的人的孤弱妻儿与亲族施行可怕的报复；若没有外国人的援助，他们即便躲在有城墙的城里也挡不住那些人。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几乎头一件该考究的事，就是它的起因，以及这起因是否足以使造反成为正当。中国人有充足的理由反抗满清王朝，这一点几乎没有人否认过；他们嗜血好杀的统治、他们粗暴的专横与腐败、他们对中国帝位不义的篡夺与占据，是大体上公认的。我并不是鼓吹革命原则、鼓吹反抗既成权威的人；但我们永远要分清一国的法度同一个篡位暴君不义的号令。何况自由与公理的进展，向来是靠同压迫的统治势力冲突才维持下来的；人民的伟大领袖今日也许是叛贼，明日若以成功加冕于其头上，便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与爱国者。

太平天国起事以前的中国，境况惨到极处：近两百年碾压式的压迫，像是把这片土地上一切美好高贵的东西都磨灭了；满清侵略者那种使人卑下的影响，看来就要把中国人道德的、社会的、政治的状况彻底毁尽。要对这局面下一个恰当的判断，须把中国的历史从满洲入侵那时候起回顾一遍。

最后一个中国人的朝代——明朝——的末代皇帝，因失政激起民变，民变成功，被逼自尽，时为公元一六四三年。皇帝一死，举事的首领在北京和各省都得到普遍的归附，便自立为帝。可是吴三桂——当时他正统兵抵御满洲人的进攻——不肯承认他。新立的皇帝立刻向吴三桂据守的城进发，把吴的父亲从北京带了去，戴着镣铐。那位篡位者把他父亲杀了；吴三桂为报父仇、兼报先帝之仇，便同满洲人讲和，引他们来助，不久就把那位想做皇帝的人打败了。可是鞑靼的王一进了北京，立刻把政柄攫在手里，中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把他赶下宝座，也打不过他那些强悍的久战之兵。他得了天下之后几乎随即去世，立他的儿子顺治为嗣，时为公元一六四四年；满洲鞑靼的王朝由此开始，如今在位的是它的第七代皇帝。南方有很大一部分地方多年不服这个异族政权，尤其是沿海的福建省。在广东、广西两省，满洲人屡次被本地人狠狠打败，这两省的人至今恨他们入骨；直到公元一六五四年，这两省才被平定。别的许多地方，中国人仍英勇地抗拒侵略者；可是他们内部的纷争和普遍不能联合，终于断送了他们的事业。若不是这样奇怪地不能同心，满洲人多半早就被赶回他们的老林子里去了。

公元一六六九年，除福建一省、沿海诸岛和零星的地方抵抗之外，整个帝国都被满洲人征服。为了保住权势，所有主要的城市都驻上八旗的鞑靼兵（这一制度至今仍行），这些兵常年操练、保持着好的战力，再加上驻在北京的主力，便把中国人爱国的努力一一压了下去。末了，一六七四年，吴三桂想补救他引满洲人入关的过失，竖起民族的旗帜，宣布反满。南方诸省，尤其是广东、广西，成了这场战事的战场。吴三桂起事后不久就死了，民族一派再找不出一个能接替他的人；他们虽然有九年之久成功地抗住了满洲人的势力，可是久战而始终不能协同行动，终于不得不屈服。志士们四散之际，明朝最后一位王爷逃往勃固国求安身，却被交给了满洲人，被他们处死；他是这一族的最后一人，因为明室的子孙，不论男女老幼，都已被狠心杀尽。这是中国人最后一次强到足以危及异族王朝的民族努力；不过直到今天，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山区的险要之地仍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从来不曾被征服、不曾接受鞑靼人强加在他们同胞身上的那个奴隶的记号——剃发。这些人中有许多逃到了独立的土著部落里，一概被笼统地称作苗子；单在广西一地，他们就有四十万人以上。此外还有秘密会社，入会的人立誓要推翻满清王朝；可是至今没有一个能实现其图谋，连如今尚存的著名的「三合会」、以及同样遍布各地的「天地会」也没有做到。

吴三桂的举事失败之后，中国人被屠戮之多，骇人听闻；广东一省几乎人烟断绝，一个月之内被处死的居民在七十万以上。广州人至今记着这笔仇。这场斗争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家离了国；据说移往台湾的不下十万，他们在那里抗拒满洲人直到一六八三年。

为了把爱国的因子彻底铲除，满洲人逼被征服的中国人把那一头自上古以来视为珍爱装饰的浓发剃掉，改留辫子，并在别的方面也要采用鞑靼的衣着式样，违者斩首。据说宁死不受这民族之辱的有成千上万人；改一国的服色，在一切事情里是征服最露骨、最具压碎力的手段；在中国，它无疑起了把民心的骨气折断的作用——凡不肯受此辱的，都丢了脑袋。中国古来的衣冠如今被太平军恢复了；在他们起事之前，这衣冠只存于苗子和避难者之中，以及中国戏台上十分逼真的扮演里。

满清政府只要稍有一点谋反的嫌疑，惩治便迅速而不留情；所以在太平天国起事以前，他们成功地把民族仇恨的每一次爆发都扑灭了。一七五六年，满清王朝第四代皇帝乾隆在位时，苗子和避难者的后裔中起了一场大乱；可是打了几年，两边都没占到什么大便宜，他们便放弃进攻，安于自己独立的处境。一八〇六年，南方沿海——福建、广东两省——那些剽悍的居民结成了一个大联盟；他们组起一支六百多艘艇艨（出海的战船，一般载十二门炮）的大船队，有几年之久对满洲人打得很顺手，一度严重威胁到后者的统治。末了，那个使以往和日后一切民族努力归于失败的老毛病——内讧——断送了他们的事业。两位主要的统领失和，各率本部血战一场。满清政府于是照他们打不过便用背信的招抚这个一贯的方针，开始同较弱的一部勾搭，终于诱使他们接受大赦：凡肯归顺复效忠的一概赦免，同时又用官爵与财帛收买他们的首领。归顺的举事者随即被编入鞑靼军中，由那狡诈的政府驱使去打他们从前的同伴；不多时，那些人也被迫投降，接受了所许的赦免。于是，满洲人背信的凶残在全国各地肆行起来。几百名受骗的志士被分送到各处刑场；在政府那套背信的权术喂养之下，刽子手的刀结果了一个一度许中国以解放的盟会。

这场海上的大起事，并不是中国人打破异族枷锁的唯一一次努力。满清第五代皇帝嘉庆在位时，发生过多次声势浩大的变乱，可是不能同心仍旧断送了他们的成功。一八一三年，心怀不满的中国人想用行刺来结束满清王朝，举事中许多人为此献了身。嘉庆之治终了的一八二〇年，大规模的叛乱都被镇压下去。可是他的继任者道光的朝代，变乱与起事之多，是自第一个满洲篡位者以来所未有。一八三二年，苗子中起了一场大乱，首领称号「金龙」，穿起黄色（帝王）的衣服，宣称要推翻异族王朝、另立本族之朝。这场起事有广布而隐秘的组织，可是各处发难不在同时，远省的同党便被一一歼灭；台湾的发难也因首领不和而失败。在成功地抗住满清兵、并且几次大杀败他们之后，由于同盟者不能同心、不能同时举事，举事的主力便同政府讲了有利的条件，不受阻拦地退回他们独立的地方去了。

近来，中国这个民族正缓慢而确实地从满洲人血腥的入侵与铁腕的专制所造成的、被碾碎、被制服的状态中恢复过来。随着生气与爱国心渐渐回来，对压迫者的反抗也日见增多，日见可观、日见凶险。中国人得了力气，他们的主子便失了力气；后者的权势与财力早已虚胖而枯竭，若不是他们已把这个民族弄到那种意气消沉、甘为奴隶的地步，他们早该被赶走了。末了，到了上一位皇帝在位的时候，民族的情绪再也压不住，一八五〇年太平天国大起事爆发了——它从发端、组织到进展，每一面都奇异得很；若不是英国无理的插手，它到今天不但已经推翻了满清王朝，而且照人之常情推想，多半已在这广大的中华帝国境内立起了基督教。德庇时爵士说过：「如今仍保持着足够分明的界限，使原住的民族无从与他们的主子融合。」这一层，加上太平天国起事之前那些饥荒与动乱的岁月里加在百姓头上的可怕残暴所激起的刻骨仇恨，无疑助成了太平天国的成功，也使最安分的人离弃了满清。一八三八年到一八四一年间，帝国许多地方陷于困苦与匮乏；饥荒之重，饿死的人成千上万，更有无数人被逼举事。政府为了平息这困苦自然招致的后果，采取了最野蛮的手段；甚至有在当地的天主教传教士说过：「许多百姓在受过酷刑之后被活活烧死！」一八四一年同英国的战争给中国人的苦难又添了一笔，因为满清政府越是衰弱，镇压起任何不满的迹象来就越是凶狠无情。

第四章太平天国的组织（下）

《中国之友报》的主笔塔兰特先生在中国住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一八六一年这样写道：

「中国政府之恶与腐败

「中国政治的机括，外间所知极少；西方各国之所以给满清王朝捧场，无知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辩解。我们在政治主张上是守旧的，对古老而又值得尊敬的东西深怀景仰之情，而且最愿见地上太平、人间和睦；我们对北京政府的厌恶，以及对同它作战的那些人〔注十四〕的同情，完全是因为长久观察下来，看清了这班统治者一无足取，而且断无变好之可能。我们西方这些守旧的讲道德的人，论到政府的用处，总还顾及大众的感受；凡做官的，若不拿出一点为公众谋福的样子来，便不能安然地靠公帑把自己养肥。而在中国，恰恰相反：官吏的勒索是一项制度，是他们受职的条件；只有当放血的人手艺太拙，政府才被受害者的呼号与骚动惊动，出来制止一下。我们的读者可知道省里官员法定的俸给有多么微薄——就说两广吧？他们能相信么：总督治下的地方有英国的两倍大，他的法定俸给竟只有区区六十英镑——也就是每月二十五元——还不够付他四个轿夫和一个马夫的工钱？那么他靠什么过日子呢？这是人要问的。回答是：靠勒索，靠卖法。或许最客气的说法是称之为『规费』，这项规费一年的总额平均是八千三百三十三英镑。

「全国通行的办法是这样：你，张三、李四、王五的儿子，取得了生员的资格，把它带到北京来，打点吏部的书吏，就可以得一个缺。一得了缺，便左右开弓地刮；刮够了钱买一个更高的缺，你知道该上哪儿去买。几年前我们论这件事时说过，『它靠自身的腐烂而繁荣』；上上下下都有靠吸食民脂民膏养肥自己的机会，这正是满清王朝最大的支柱。总督之下是巡抚，俸给五十英镑，另有平均每年四千三百三十三英镑的规费。这些官员每一位都握有生杀之权，不必请示政府。……这号人物——他未做官之前，也许被所有亲戚冷落，靠一点可怜的米菜过活，要他出两钱银子雇轿夫抬他，他想都不会想，正如他不会想着飞一样——可是从他领到文凭那天起，你就是给他钱，他也不肯在平地上走一百步。他从那迅速扩充起来的内宅的榻上随日而起，不是接待另一个『废物』的早访，就是坐着轿子，后面跟着捧烟袋的、递名帖的，去给一班同样废物的同僚挨家回拜。那么官府的事情是怎么办的呢？我们听见有人这样问。办？由那些走后门进出的属吏去办，他们按每个诉讼人出得起多少钱，把公道或差事卖给他。……治理这个帝国的，就是这些东西。」

一八六三年七月，这同一家报纸——那时已迁到上海——登过下面这些话；凡对中国的处境与历史略有所知的人，都不能否认这些话：

「本地的读者同我们一样，自能对眼前的时事有所判断；我们想，我们当中几乎没有谁不确信：我们正站在我们所居之地毗邻的这个大国一场大变局的前夕。让我们把局面匆匆看一眼。两百多年前，满洲人在当今在位者的一位祖宗率领之下席卷了这个国家。这些野人所行的残暴骇人听闻——单在广东一省，一个月之内被屠杀的就有七十多万人，男女老幼都在内。

「在这次入侵之前，中国人是富足的，较体面的人家所住的房子造得合用而耐久。如今中国人中间看不出多少财富，因为露一点财的痕迹便是引官吏来向持有者勒索。自这些鞑靼人入境那天起，中国就一直在稳稳地败坏下去；如今这个民族最好比作一群匍匐的猪，只为眼前活着，被最使人下贱的迷信蒙住了心智。说实在的，在满洲人治下，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切景象中最可悲的一种——一个民族无从在社会的阶梯上提升自己、无从长成一个人的完全身量。为把自己保在宝座上，满洲人定了三条路数：

「第一，叫每一个中国人把头的前半剃光，留一条辫子。不肯这样做的，便算叛逆，斩首。

「第二，他们宣布凡秘密聚会的人都犯谋反之罪。

「第三，他们把一切文官的升迁之权收归北京的君主一人掌握，以朝廷的话为官话，又不许任何人在本籍任官，以防地方上结党。总之，满清政府的每一个文官，对他所治的百姓都是外人；他对自己的子民没有一丝朋友的情分。为了把治人者同被治者之间的鸿沟挖得更深，君主给他的官吏极少的俸给，甚至不给；取而代之的，是认可、是指示他们尽量放百姓钱袋里的血，只要百姓还能忍到不公然造反为止。

「这三条路数收效之大，可说是所能指望的极致。

「满洲人办成剃头留辫这件事，费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在浙江绍兴一带，还有南边的广西，那里有些人（苗子）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记号。

「至于禁止秘密聚会，就不大行得通了；上星期本地《北华捷报》馆所出的中文报纸上还登着一条消息：满洲人在英租界之内拿办了关、万等人，表面的理由是他们同苏州的叛军勾结，实际是因为他们是三合会（誓要推倒满洲人的会党）的头面人物。

「卖官这一条收效最大。乡下每一个小农的志愿，都是培养一个会读书的儿子；靠族中较富的人资助他上京的盘费，他便有机会成为国家的显贵。而皇帝用了一个有远见的法子：追封先人的荣衔；儿子显贵，父亲也跟着显贵——就是说，一个中国人凭才学挣到了最高一等的官位，用我们的说法就是成了伯爵、公爵，那么这位走运的显贵的父亲，哪怕在家里干着放牛的活，也一样得了爵；总之，荣衔是由子及父往回追的，而不是由父及子往下世袭。

「正是靠这些手段，鞑靼人的统治才渐渐为百姓所喜。他们看不见儿子们为了抬高自己而不得不对百姓施行的那些无耻勒索。他们对一切视而不见，只一口咬定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当。满地撒着偷来的糖果，谁在哄抢中抓到最大的一把，谁就最得意。」

满清王朝崛起与维持的过程中被屠杀的人多到什么地步，欧洲人永远不会知道；不过就他们入侵中国、入侵后此起彼伏的反抗、以及他们所行的杀戮统治这一切可信的记载来判断，被毁掉的生命，远远超过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成吉思汗这些有史以来毁灭人类最甚者所葬送的人数。满清统治之野蛮，古今历史上无与伦比；而他们用酷刑行罚的那种凶残——尤其是治谋反之罪的刑罚——以及他们所设「刑部」的记录，构成了人类史册上最黑的一块污斑。

关于中国人反抗压迫者的最后一次大起事，也就是太平天国起事的性质，维多利亚主教一八五四年写道：

「在我们看来，神意之手在这场革命中显得格外分明。中国在道德上、社会上、政治上的境况，凄惨卑下到几乎无望。它整个的政治、社会与宗教体系，都须打碎、重塑、重建、更新。要物色一种可以用来达成此事的凭借，人的心思便沮丧而茫然。政府是腐败的，士人是软弱无为的，缙绅是卑顺怯懦的，下层人则全副心力都用在糊口的挣扎上；整个民族像是被捆住了手脚，道德上的精力瘫痪，智力上的才具萎缩，公民的自由被权力的铁掌和声色的卑下影响压碎了。在政治上屈服于一个已经衰朽的专制，又沉溺于鸦片，这使民族的心智委靡，使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无能为力。

「看来从他们自己中间不会兴起什么改革者。他们奉为圭臬的孝道这一美德，被歪曲滥用，成了专制最大的支柱。然而正是在这种茫然沮丧之中，我们转过头来看眼前这场运动、它的主要人物和它已成的功业；一看便生敬佩，一生敬佩便为我们这双眼睛所得见的事感谢上帝。」

（原注：

〔注四〕中国人这种结合与组织的强烈倾向，费士本上校的《中国印象》第四百十五页至第四百十八页论之甚详。

〔注五〕指鞑靼人立佛教之事。

〔注六〕满洲鞑靼人征服中国后强加的奴隶记号。

〔注七〕满洲人引进的冠帽式样与贵爵的标志。

〔注八〕指满洲人所立的那套繁密无情的谋反与不满之罪的法令。

〔注九〕文天祥不肯降蒙古，为忽必烈所杀。

〔注十〕宋朝的一位忠臣，被蒙古人拿住后绝食而死。

〔注十一〕明朝大势已去时自尽。

〔注十二〕为明室而战，殉了命（一六四四年）。

〔注十三〕「此处用的是《易经》乾卦九五爻的话，所谓『飞龙在天』，意思是说中国将有新君登位。——译者。」

〔注十四〕即太平军。

〔注十五〕一钱约值五便士。）

第五章上海至汉口（上）

上海至汉口——江上风光——银岛——盐业——宁安山——东流——那里含金的土壤——九江——江上风光——扬子江——汉口的「勇」——中国人的礼数——满清的手段——纵火与劫掠——中国式的舵——大通一带的景色——乡间的气象——中国的棋——险遇——哗变的水手——危急之境——英勇的救援——原委——海盗的惊扰——行事的办法——它的好处——结果——又一场惊扰——「官军」海盗。

在上海闲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我们这条船奉命开往汉口。这正合我的心意，因为我们要经过南京，也许还能同守城的人通话，那便是我及早摸清局面、摸清履行忠王那纸委任的最好最便当的法子的机会。于是我们载了不多的货，备足了煤，再次起锚，溯这条叫作「海之子」的大江而上。

起初我们很吃了些苦头：出了江口——江口宽得若不是当中横着崇明这个大岛，两边都望不见陆地——到夜里才到狼山一段，那是这条江上最难走的水道。只好抛锚；偏偏海上刮起大风，风势凶猛，涨潮的流又有四节之强，这一夜过得极不舒服；一直提心吊胆怕断缆漂上岸去，到早上才发觉锚已经拖出去将近一英里。

江口一带两岸是耕作极精的田地，有些地方覆着低矮的林地。堤岸按一定的章法加培加高，岸上那些探出水面的树别有姿态，使这一带显得可喜而青翠。北岸狼山附近的许多沙洲，加上南岸的福山镇和福山，使这一段水路（人称狼山过江，因为航道在此朝狼山急转）格外险恶。好几条好船在这里失事，其中一条新轮船「凯特号」在它处女航中就在那里全毁了。它触了滩，转眼间就被那巨大的流力掀翻，滑下沙洲，沉进深水里，船员与搭客多人丧命，全部贵重的货物连同大笔现银都沉了底。

这一带的险处不只是水深——不如说是水浅——的险，这里还盘踞着各色海盗与强人。有时是叛军，有时是渔人，有时是沿海来的大盗船；不过更常见的还是官军的战船，船上虽是政府的兵与水手，却是最无情的抢掠者。我头一次溯扬子江而上的时候，在江上跑生意的欧洲小船被劫、船员被杀的事，时常发生。实际上，一条船跑一趟而不遭袭击，是极少有的。

从狼山到江上头一个通商口岸镇江（一百十五英里），江上的景致大半是平的，两岸是低洼的冲积土。不过它可比人所想的耐看得多。耕作的地段嵌在繁茂的林木之间，各色小树变化无穷，使景致显得斑驳而有阴翳。

我发现有些地方着实秀美。一道浓密的树、灌木和竹子，像是把从江上进去的路完全堵死了；可是末了会现出一条小河汊，笔直穿过这堵草木的墙：有一小段完全被茂盛的杞柳和小垂柳遮蔽拱覆；接着眼前豁然一开，透过枝叶的网，现出一泓清澈的小湖，湖边是果树和耕治精美的园圃；而一所舒适的小农舍，爬满开花的藤蔓，半埋在一丛丛美丽的亚洲花木里，从四围的林子中探出头来。这样的小窝我曾不期然地遇到过许多；正是它们乍然撞入眼帘的那份突兀，本身就十分动人。

镇江一带水流极急；我们想绕过「银岛」的南头，竟被水力压得全无办法，被冲下江去；改试北头，因为江岸的形势略有些遮挡，才勉强过了这个险处。

银岛是极入画、极秀美的一处所在。它从江心直立起来，高约四百英尺。从水边直到山顶，满满覆着中国各式各样的草木，极其丰饶。帝国里一座极要紧的佛寺就在这岛脚下，殿里塞满了中国神佛谱里所有的鬼神像；除了这些狰狞的塑像，还有一座用模型做成的兽园，凡中国博物家所知的野兽应有尽有。这地方附着不少僧人，他们的时辰主要花在料理这座岛上（所有的树木、园圃和花都是他们种的），还有不停地敲几面鼓，好安抚他们所信的那条驮着世界的大鱼，免得它扭动起来闹地震；他们说，但凡天下的鼓都静下来、那条「佛」鱼听不见鼓声，地震就来了。

镇江设有官府海关的洋员队伍，这个机构得英国政府的扶持，用来确保赔款——那笔赔款是作为英国为报复鸦片走私船「亚罗号」被扣而兴师的军费的担保，而看来也是为了便利鸦片买卖的大局。

镇江上游几英里的一个岛上，我打到过极好的鹿。我打下几只，是豚鹿一类，长着大獠牙。整条江上到处是成群的野鸭和水鸭，我们的枪把餐桌供得很足。

镇江上游约十八英里，我们到了一个大盐埠，是北岸一个大镇，名叫仪征。对岸我们看见一大队太平军正朝镇江方向开去，那座城已经被围了。镇江附近许多山头虽都被太平军占着，我却没能同他们通话，因为我们在那里停留太短。仪征是盐运内地的集散地。沿海来的大船在这里卸货，货存在岸上，卖给远省来的商人之后，再装上内河的船，运上扬子江去。

盐业是政府的专卖，他们从中获利极厚；英国政府当初若是为了打开这项货物的贸易而不是为鸦片而对中国用兵，那么他们非但不会毁坏并败坏中国人，反倒会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的好处，自己也有益。

仪征的盐价平均同普通的米（中国人的主食）一样，每担（一百三十磅）很少低于三两（合一英镑）。再往上游走几百英里，哪怕是最粗最脏的海盐，也常卖到这个价的两倍以上。这样一件消耗极大极要紧的东西既被定为禁物、由政府独揽，走私自然极盛。扬子江向外国通商以前，江上的走私即便有也极少；可是欧洲人一来，许多人靠私运盐获了厚利，有时甚至用他们的轮船运；而数不清的帆船——通常是半欧半中的老闸船——则专干这项违禁的买卖。

过仪征不久，我们在宁安山附近遇见了太平军；宁安山是离江岸不远的一个村子，江水在这里朝北急弯。这个弯角他们刚筑了一座相当厚重、形势可观的炮台。不过炮很不行，是中国惯常那种笨拙的做法和安装。这一段江面窄得多，不过半英里略强；南岸是二百英尺上下的峭壁，也在太平军手里，形势便极有利。从这里起，两岸都归太平军，所以我们要停就能停，上岸十分安全，也不会受辱。

镇江以上，地势渐渐变得厚重雄伟。内陆望得见高大的山脉，有些地方一直探到江边；总的说来，这一带越来越起伏多变。宁安山附近的山地土壤大有含金的迹象。后来我同一位在加利福尼亚淘过金的老矿工到那地方去看过，他断定那里满是金子；可惜我们没有工夫去试。

在南京我只停了一会儿，刚够从英国军舰「半人马号」领到必需的凭照——那条军舰驻在那里代表英国在太平天国京城的利益。「半人马号」上的人同太平军似乎相处不坏，他们船上挤满了太平军的人。好几条小船从岸上划来卖食物，有一位官员上船来，请我们留下做买卖。这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很想，虽然外国商人的丝和大部分茶全靠太平军，可是英国政府在它的额尔金条约里（一八五八年六月，第九、第十两款）已经把同他们通商完全禁绝了；而事后他们却声称是太平军不肯通商。自然，我们若照太平军所愿去做买卖，必定会被「半人马号」上那位英王陛下的代表拿住阻止，罪名是违犯了同中国满清皇帝订的条约。

买了几只鸡和一些鸡蛋之后，我们继续往汉口去。

南京上游约四十英里，我们从东梁山和西梁山之间穿过，那是两大块近千英尺高的巨岩，壁立如削，略略探进江中。两处都在太平军手里。山顶筑了工事，两山脚下各立着坚固的炮台。中国人管这两位巨人哨兵叫上江之门；过了这里，涨潮就觉不出来了。

船到东流城外、离江口约三百八十英里的地方，我们因为风浪太大，不得不找个避风的锚地停了好几天。即便在这样深入内地之处，风暴有时也猛得很，江上的浪涌得厉害，小些的船便顶不住；水流又急，更添了险。

我们找的那个避风的小湾里，已经有一条被风困住的船。这位难友原来是一条英国的纵帆船，在江上跑买卖。船上雇的是中国水手，船主和另一个欧洲人押着。我们停泊的那三天过得很愉快，我们这地方遮得严实，江上的汹涌于我们无大碍；每天我们去拜访那条纵帆船上的人，或者他们来看我们。

我同这几位伙伴上岸打过几次猎，每回都不虚此行，那地方简直满是野鸡。乡间大体是低矮的丘陵，又不耕种，山上长满矮树和荆豆，是极好的藏身处。我们连那几户人家的场院里都打到野鸡；居民告诉我们，夜里在他们屋子四围就能逮住歇宿的野鸡。那几位纵帆船上的同伴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都待过，他们断定东流一带的山里有金；还说整条江里都有，又把他们在安庆城下游约二十英里一个叫鸡嘴的地方淘到的几块大的拿给我看。

我们本打算试一试东流的土，可是天放晴了，不得不立刻动身。

离通商口岸九江还有几英里的地方，我们过了一块奇特的岩石，名叫小孤山。它基脚周围有好几百码，离北岸三十英寻处陡然直上四五百英尺。顶上是佛寺和神像，唯一的通路是僧人在石壁上凿出的石级。后来有一回我再经过这个奇处，我那些中国水手告诉我，欧洲人上了这块岩石就活不成，因为有一位中国的鬼神或精灵守着它，格外厌恶「番鬼」。

到九江前几个钟头，我们经过鄱阳湖的入口，那个水口比江本身宽得多。湖水清澈透亮，同江里浓浊的泥流恰成悦目的对照；我们驶进湖里约一英里，为的是取足好水，把所有能用的桶都灌满。这片湖的气象壮美到极处。它清莹的水面远得望不到尽头，四围是高耸压顶的崖壁，有的地方到水边陡然而止，有的地方则中间填着极茂密的灌丛，上面覆着虬曲巨树低垂的枝柯。群山之间的许多山谷里，是中国许多显贵的避暑之所，凡是合适的位置都盖满了他们漂亮的别业。西岸一列高山云封雾锁的峰顶上终年积雪，形状极其奇诡，给中国的说部家提供了许多荒怪幽异的题目。

我们到九江时，那里乱到极处。官军的兵宣称要把可恨的「洋鬼子」杀光，或者赶出他们的地面；所有欧洲侨民都被困在自己的区里。一条英国炮艇和一条大商轮泊在租界外头，预备随时相助和护卫；我们到时，应领事之请——他估计那天夜里领事馆还要被攻——便在一个万一有险我们的炮能起作用的位置系泊。那一夜倒还算平静，那些「勇」只是又闹了一场，把上回袭击时还剩下的几块完整玻璃砸了。一两天前他们曾大举进攻租界，毁了商人几所新屋，几乎把英国领事馆拆了；后来侨民为自卫不得不打死他们几个，他们才暂时退去。那些官府，同江上各口岸一样，假称管不住自己的兵；其实正是他们有意唆使，要阻止欧洲人立足、阻止条约的实行。

九江到汉口之间有些江上的景致是荒野的，其壮伟真可说是崇高。许多地方巨大的山块从河道里陡然升起一千多英尺。有一处是一大片悬崖，名叫鸡头，探出江面，崖脚被波浪冲刷；我们从它的阴影下驶过时，无数鸬鹚被过往的船惊起，从那些年深日久的石缝的巢里飞出来，在头顶一圈圈盘旋，千万只翅膀搅出轰然的风声，而它们尖锐刺耳的叫声，加上大栗鸢那种奇特的鸣叫，从那面千疮百孔、蜂窝似的峭壁上回荡出千百重回响。若在鸡头近旁放一枪，从崖里涌出的鸟多得把空气都染黑，叫声震得人耳聋。它们数目之多，简直叫人以为全中国的鸟都聚到这地方来了。

再往前走一点，又见江上一处壮丽的景象：在半边山，大江被两边高耸压顶的山夹在当中，幽暗深锁。这一带山上长满野茶，山坡上挖着许多石灰窑。凡山从江边退开的地方，中间的田野都耕得极满；山坡上覆着丰美多变的半热带草木，一直铺到低地上。远处的宝塔，用它们雕镂的、多层的、饱经风霜的碑塔之姿，标出某座市镇或古来有名之地的所在；间或一个村子，半掩在幽僻之处；江边渔人那些古怪而精巧的器具，芦苇间这里那里探出他的苇棚；农人在稻田里劳作、车水；东方明亮的太阳，澄蓝如宝石的天，覆在这「海之子」变幻不定的胸怀之上——它一时在厚重的石壁之间奔突，一时又展成湖一般的浩渺，中间点缀着低平的小洲，洲上或是羽毛似的芦苇，或是耕作的稻浪；水面上点点是过往船只雪白的帆翼——凡此种种，合成一片美得出奇的景色。有人说中国是「一片广大肥沃的平原」；可是我相信，溯扬子江走一趟，便可见到几乎不亚于世上任何地方的多变而壮伟的景致。

不过自然也有它阴暗的一面，因为这确是一片「除人的精神外，无不神圣」的土地。在这一切乡野之美中行走，须得小心，因为这是一片满是敌人的土地；扬子江全程，我们从官军那里所得的无非是恼人的骚扰与侮辱；凡有他们的地方，上岸不但不快，而且危险。这是个要紧的妨碍；若不是英国政府那套方针——它阻住了亲善的太平军的成功，又壮大了官军——这妨碍本来早该不存在了。

为了避开急流，我们不得不紧贴着岸走；同时我们备着一排装好弹的火枪和鸟枪，以便吓住那些卑怯的袭击者。

九江已经够糟，到了汉口，却是乱上加乱。街上简直不能走，除非四五个人结伙、带足武器。英国领事金戈尔先生曾同几位地方上的小官出去划定领事馆和英国租界的地界，却同他的卫兵一起被「勇」和百姓狠狠地用石头打了一顿，只好赶紧退回来。「勇」们贴出告帖，扬言要在某日把所有欧洲侨民杀光；接着中国的巡抚出了一道官方告示，叫兵丁安分，因为「番鬼」是要「雇来使用」去打太平叛军的，等打完了，大人再派他的「勇」把这些「蛮夷」赶出中国。当时我没大在意，只当是中国人惯有的虚声恫吓；可是近来的事情使我改了看法。这告示里的一半已经应验，另一半成不成，还要看。

一天傍晚我走过一条大街，一个「勇」从旁边一条窄巷里朝我扑来；幸亏我胳膊上搭着一件外衣，往上一甩，把他那短刀的一击挡住，没有受伤。我自然是带着家伙的；没等行凶的人再砍第二下，他的胳膊就被一颗柯尔特左轮的弹子挡住了。好几个「勇」正在聚拢，可是一见他们头目的下场，又看出我有武器，便溜得飞快。

有些欧洲人就没有这样侥幸，被残忍地杀害了。将近一年之后，情形也没好多少：宝顺洋行的立德先生毫无挑衅却遭了毒手；该行好几条帆船被「勇」抢走。这笔账由英国炮艇「浩劫号」扣住并烧掉那条打了立德先生的炮艇算了回来。中国官吏照他们一贯煽动百姓仇视欧洲人的手段，贴出告示，言之凿凿地说英国人把捉到的「勇」统统绑在炮艇上活活烧死了。我带着枪在汉口周围二十五英里之内四处游猎，每一回都发现：凡本地人离官军与官吏较远的地方，他们待欧洲人都是和气有礼的。我进过许多村子歇脚讨水，在不少村里受到一些人客气而庄重的邀请，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坐。我得说，中国人是我所遇见过的最有礼、最规矩的民族之一。他们虽然急于想知道我是哪国人、来做什么，我却从没见他们有过一丝粗鲁或讨厌的追问；相反，他们总要等敬茶等礼数行过，然后装作漫不经心，拐着弯开始打听。尽管如此，我不能不注意到他们举止里那种半疑半厌的味道——那是他们政府造谣的普遍结果，也是他们所奉的严令的结果：那严令叫他们把欧洲人当作不配受文明（中国）待遇与体恤的蛮夷。我们难道不记得直到不久前，外国人在中国所受的是何等待遇？所据的是满清同欧洲人交往的下面这条格言：

「蛮夷如同禽兽，不可用治百姓的道理去治。若有人想用大道理去约束他们，徒然招来混乱。古时的圣王深明此理，所以用无理之法治蛮夷。故以无理治蛮夷，乃是治他们的正法、也是上法。」

正是根据这条原则，中国法律一切的好处都不给欧洲人；甚至在误杀的案子里，也要把人交出来，而且不是交去受审，是交去处死。

从前做过香港总督的德庇时爵士写道：

「中国的统治者把外国人看作可以任意捕猎的野物；他们对外国人毫无同情，更有甚者，他们勤勤恳恳、有条不紊地设法把外国人描画成最卑鄙可憎的样子，以摧毁他们百姓心里的任何同情。每年商季开始时，广州都张出一道上谕或告示，指外国人行最可怕之事，并叮嘱百姓尽量少同他们打交道。」

如今英国臣民虽不再被交给满洲人处死，欧洲人也不像前几次战争以前那样被公然诋毁与攻击；可是这个政府在它臣民面前诋毁欧洲人的勤快，一分未减，并且竭尽全力阻挠自由通商与往来。满清人为什么对外国人恨之入骨？这是人自然要问的。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通商的好处；他们太爱自己的利益了，不会厌恶他们统治仅剩的那根支柱——同外国人通商，以及由此得来的、用以镇压起事的助力。然而实情是：他们以无可错认的远见看出，他们的中国臣民同欧洲各国自由接触，终将断送他们自己；他们知道自己的统治是遭人恨的、是不义的；他们也知道，凡百姓开了眼界、有了长进的地方，他们那只杀人的手就会从这个民族的喉咙上被扳开。他们喜欢我们的买卖，却恨同我们相通！后者是他们有理由害怕的——除非他们总能像在太平天国这件事上那样，求得我们的兵力来对付我们往来所生的结果。

在汉口我离了那条轮船，去接管一条新的纵帆船，名义上属同一批船主。船舱里的陈设还没完工，我便租了一所小屋，等它完工。住在岸上的时候，我害了一场热病——这病在中国的欧洲人中间极流行——有一阵子几乎必定要了我的命。

有一夜我已在康复中，身子还很弱，被一股浓烈的火味惊醒；几乎转眼之间，滚滚浓烟涌进屋里，近旁木头燃烧的爆裂声大作。我从床上爬起来，尽快套上些衣服，走到自家门口，只见隔壁一所屋子烧成一片火海，我自己这所也刚着起来。我的仆人刚打开后门想抢救我的东西，一群「勇」就冲了进来，见什么抢什么。我身子太弱，做不了什么，只拿起一把剑想把他们赶走；我追了一个到门外几步远，朝他身上刺去，可是力气不够，伤他不深，剑尖从他肋上滑开了；那家伙连赃物都没丢，带着所有的铺盖安然跑掉。幸亏这当口邻近几位欧洲侨民赶来相助，不然我就要一无所有了。靠他们和苦力们帮忙，我的东西大半保住了，不过被「妖」抢走的也不少。起火的原由，是官军兵丁放的：他们出于恶意、出于对「番鬼」的仇恨，放火烧了隔壁那所屋子，也烧了一所欧洲人的住宅。

搬到纵帆船上去住之前的那几天，一位朋友好意收留了我。随后我雇了一个希腊水手当大副，招了一班中国水手和一个马来水手长，预备启程。航程一直很顺，直到九江口岸稍下游的一处地方，虽然此前一直顺流每小时走三四英里，我的行程却被硬生生耽搁了好几天。九江同鄱阳湖口之间有一个大岛，我那愚蠢的中国引水不走惯常的航道，偏要走岛的另一边。因此走到一半，船头一沉，牢牢搁了浅。费了一整天令人厌烦的工夫，才在比船吃水多六英寸的水里重新浮起来，当夜便系住不动。早上四面测了水，发现唯一的航道极浅，又曲折得像罗瑟维尔花园里的迷宫；我便从岸上找了一个渔人来，给了他几串钱，由他把我们引了出去；我们自己的引水对本行一窍不通。此后我发现这是常事：许多中国人一辈子都在扬子江上行船，却全然不懂引水之道。

因为这一场事，船舵受了伤；我们刚离开那个岛、趁着一阵好风张帆而行，舵就脱落了。

第五章上海至汉口（下）

此时非得把船弄上岸修理不可：我便挑了一条小河，河口有个村子名叫长家口，把纵帆船驶进去抛了锚，又打发人上岸去请木匠来做一个新舵。约莫一个礼拜，村里的铁匠木匠总算弄出了一件他们称之为「舵」的玩意儿；可在我生平所见的一切舵里，这一件是远远地独占鳌头。他们既不会打圆螺栓，也不会打长螺栓：于是不用螺栓把舵接起来，而是用极大的方钉把头一块钉在舵杆上（他们在木头上只会凿方孔，没有家伙能钻大的圆孔），再用方钉把第二块钉在第一块上，把最外面一块钉在第二块上，又在两侧敲进巨大的铁箍；整件东西四面八方都用大块的铁条铁撑箍住、糊住，那手法除了中国人谁也想不出来。

费了极大的力气、使尽了机械的本事，我才把这头怪物装到它该在的位置上，随后便能张帆上路了。

在南京上游约一百五十英里、安徽省城安庆下游五十英里的大通城，我停泊了三天。这座城是上游第一等的盐市，仪征来的盐都先聚到这里，然后分散到各地去。大通一带的景致极好——疏林覆着的丘陵一层层缓缓升起，一直伸进内地深处。我同我的大副菲利普上岸去闲走，想打点野味；一路翻过几道矮丘的脊背，丘上长满矮松的林子，没有一株高过六英尺，中间还夹着一切小树中最小的那一种——矮橡。走出这片小人国的森林，接着是一片纠结的灌丛和好田地，逼得我们只能顺着穿行其间的窄径走。路上我们常被雉鸡从几乎是脚底下扑起的巨大翅声惊住，虽然草深叶密，不易得手，我们还是打了好几对。最后我们到了丘陵较开阔的一段，林子让给了野花和矮丛，脚下的谷地里小湖一个接一个。丘越高，石越多，上面那几株树却都很大——其实是我在中国所见最高的树。看这一带多岩石，又看那一串湖像是流动的，我猜附近某处必有一道大泉，果然猜着了；我们顺着一条秀美而徐徐上升的山谷走了一程，便来到一道清冷的山泉边，那是我在中国喝过的最纯净的水。我们把身子往草上一摔，把那山间的清水痛痛快快地喝足；歇息的时候，又吸着四周繁茂丛生的野玉兰那股浓烈的芳香。玉兰是我在中国所见唯一有香气的花，别的花再美也都没有香味。我们在草地上翻身的时候，曾看见几只鸟——看样子是鸭一类的——从头顶飞过，朝着山间一道峡谷里几棵高树的方向去了；那时正是盛夏，这些鸟惹起了我们的好奇，我们决意跟过去，若有可能就打上一枪。等我们到了那几棵树下，吃惊地看见好些这种鸭样的鸟在枝间的巢里飞进飞出；我们打下了七只，一看，原来是那种美丽可口的小鸳鸯。回到船上，我立刻派了几名水手带一只小桶上岸，到那泉里灌满；此后我一直记着那股清凉的水和它那富于诗意的山谷。

附近那几个村子看来很穷；太平军或官军的兵不断光顾，这自然于居民是灾殃，因为有纪律的饥兵在敌国境内是什么样子，我们都知道，而没有纪律的中国兵是什么样子，我们中间却少有人想得出。不过房屋并没有被毁，太平军留下的唯一痕迹是一座大佛寺的残迹——照惯例，每一块砖都被打碎，所以除了一堆堆瓦砾什么也不剩。百姓谈起官军的光顾恨意极深，他们说官军把他们的女人侮辱得不堪，又杀了几个想护着女人的丈夫和父亲。他们告我，太平军对他们很好，只叫他们给军中出些粮食；有一名兵对一个姑娘动了强，便被砍了头，他们还把那颗首级示众的地方指给我看。他们也极亲切地说起太平军的一位首领，那是英王，他不许人从他们手里拿走一样东西而不付钱。

在纵帆船上这一趟航程里，我学会了中国的棋；这种棋虽有几个子儿和那赢棋的目的同欧洲的相像，别的地方却全然不同。船上有几个中国人，是搭船去上海的，他们教我下的。

棋盘并不像我们那样分成黑白方格，而是一色的——通常是黑的——用线划开，子儿立在线上，走法与着法见下列规则及所附图式：

将（帅）——一次只能走一点，而且只能像车那样直走或横走；既不能走出自己的九宫，也不能走到棋盘对面那一方的将能直对着它、中间又无子相隔的那一点上。

士（又称护卫）——只能在九宫之内走动，一次一点，像主教那样斜走；吃子也是这样走。

象——只能在自家河界这一边走动，一次总走两点，吃子也是这样走。它走的是斜线。

马——走法与吃法同我们的一样，可以走遍全盘，但起步那一点的角上若被别的子占住，便不能走。它不能像我们的那样跳过子去，道路必须是空的。

车——走法、吃法以及作用，同我们的完全一样。

炮——只能像车那样走，可是吃子必须隔着一个子跳过去。

卒——一次走一点，直向前走，吃子也是这样；过了河界之后，便能像车那样前进或横走并吃子，但仍是一次只走一点。可它不能后退。卒要过河界须走一步，马要过河界须走半步。车与炮一步之内可随意走到河界以外多远。

我紧贴着南京的工事驶过，却没有抛锚，因为我所见的已足以指引我日后到那里去投忠王，不必停下；那地方显然是开着的，很容易进去。

在镇江，我听到关于海盗的可怕传闻，说是在狼山水道和长江口一带；而海盗的行径越是被人谈论，就越是被述说的人添上想象的枝叶，到最后，那些行径虽然确实恶劣，可安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事，连行凶的人自己也认不出来了。

纵有这一切夸张，那危险实在还是大得不容轻视，于是我安排同另外两条也开往上海的欧洲船结伴而下，一条是法国的纵帆船，一条是美国的老闸船。

离开镇江后的第一夜，我走在同伴前头，看见正前方有一条英国纵帆船，船旗倒挂着。我看清她时，她离我还不到半英里，月光明亮地照着她，我用望远镜很容易就认出那是遇难的信号。我们两船从相反的方向彼此靠近，几分钟内就近到能喊话的距离；我便把船掉头停住，喊问出了什么事。回话我只听得隐约：「上船来；我要抛锚。」

那条陌生的船从我身旁过去几百码便停了下来，放下一条小艇；我吩咐我那希腊大副把纵帆船稍稍靠近些再抛锚，自己便登船过去。还没靠上，我就注意到那纵帆船的后甲板上有两个欧洲人等着接我，吃惊地看见两人都带着武器。这就显得可疑，于是在船舷的阴影里，我把左轮在套子里松了松。到了舷梯口，我看见中国水手中许多人正瞧着我上来，个个都显得很激动。这叫我越发提防，因为显然有事不对；再把眼前的情形同那遇难的信号合起来想，那件不对的事十九是危险的。我小心地往舷梯上爬，幸亏小心了，因为我的头刚露出船舷，一个中国人便双手前伸朝我冲来，分明是要把我推下水去。多亏我留了心，又多亏水手的训练，我在那样别扭的处境里居然把这一击挡住了。我用两膝攀住舷梯，念头一转便把头和肩往船里一低，趁他还没抓住我，先把他的腰抱住；借着他自己的冲势，把他从我头上整个儿掀了出去，掀进河里。他扑进扬子江那湍急浑浊的水流时叫了一声，便永远不见了。这事不过两秒钟之间；我抽出左轮，在另外几个奔向舷梯的中国人还没到跟前时就跳上了船。那空洞的枪口忽然出现在两尺之内，直指着最前面那人的脑袋，把他们止住了；就在这时候，一颗子弹在他们当中呜地飞过，随着是一声来复手枪的脆响，接着那两个欧洲人出现在我身旁，把他们逼了回去。

然而全船的水手像是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有的从舱口，有的从前头，有的从后头；他们照中国人要动手时的惯例指手划脚，一边脱掉外衣，一边发出凶狠的叫喊来彼此鼓劲。

那纵帆船的船长塞给我一把备用的短弯刀，我才勉强来得及听他解释一句——说是船上闹了哗变，他已把为首的拿住，想请我把人上了铁镣带到上海去——水手们就已扑上来了。他们跳着、吼着，像一群放出来的鬼卒，挥着自己武装起来的竹枪和刀朝我们涌来。有一瞬间我们迟疑着没有开枪，而就这一瞬的迟延几乎赔上了我们的性命。我们以为他们没有火器，便相信凭手里的左轮就能把他们镇住，叫他们就范。忽然有一个跳到前面，举起两支沉重的马枪，对着我和那纵帆船的船长贴近了放。那声响、那烟、我们的意外，再加上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至少在我这边是如此）——觉得自己半边身子已被打烂——使我们愣了一刻，那一刻几乎要了我们的命。全班水手，约十八二十人，一齐冲上。幸亏那条船的船长（我原以为他是大副）离那两枪最远，一点也没被惊住，他朝那持枪的人开火，把他打倒在甲板上，接着又朝人丛中连放几枪，给了我喘息的工夫。

我没觉得自己受伤。我接下来觉出的是：我正同六七个人周旋，他们拿竹枪凶猛地朝我扎。有好几秒钟我拿那把短弯刀拼命自卫，把他们所有的刺都挡开了，竟忘了左手里还握着左轮。很快就有人提醒我用它：又一个人朝我走来，举起一支大手枪，同先前那两支几乎送了我命的一样。这一下把我的神智完全唤了回来，我把左轮使起来，满意地看见他在烟里倒下。可就在同一瞬间，这一点分心几乎让扎我的那几个人得了手；一个把我「扎穿」了——我当时以为是扎穿，后来才看出只是擦破了一点皮，那种被扎穿的感觉是枪尖把我的衣服死死钉住所致——而我还没来得及拨开，另一个已对着我胸口直刺过来。来不及把弯刀横扫，我把刀一丢，在离身子一英寸的地方抓住了枪杆，同时使起左轮把那人打死。还没等我瞄住另一个敌人，那枪扎在我衣服上的人已撂下枪，同我近身搏在一处。我们在甲板上翻来滚去。我用不上手枪，他也用不上刀。我的左腕被他右手死死攥住，我的右手则全用来扳住他握着一把大匕首的左手。

在甲板上挣扎的时候，我看见好几个中国人举着枪走近，要趁我这无从自保的时候杀我；可每一回我都看见那纵帆船的大副从我身上跃过，一边挺剑一边喊：「着！着！」而每一回我都看见一个敌人倒下。最后我头上重重挨了一下，半昏之中，觉出对手正在抽回他的左手。恰在此时，我觉出有人贴着我在甲板上拖着身子过来；还没辨清是谁、是什么，我的左轮已被人从手里取走，那一直攥着我手的中国人忽然松了手，把我的右手从他左手上打开。可我并没觉出他的刀扎进我身上，倒是一声枪响，近到火光燎了我的头发，那中国人便一动不动地倒在我身上。

挨的那一下和近处那一响的震慄，使我有一刻躺着动弹不得。随后那纵帆船的大副把那中国人从我身上拖开，扶我起来，一边喊道：「哎，船长先生，我希望——天哪！你没有死——这些该死的东西——全死了，全跑到舱底下去了——钻那个洞里去了，天哪！」

等我站稳了脚，我看见甲板上已空无一人，只剩我们自己，还有七八个死的伤的中国人躺着，再有那纵帆船的船长坐在甲板上，手里拿着我的左轮——原来是他那样及时地把我从对手手里救了出来。

我们给那船长查看，发现他在头一阵齐放里受了一处看着很重的伤：一支马枪的弹子打中了他的胸，又斜滑开去，从他左臂的肉里穿了过去。

倒在地上的中国人里，四个死了，四个重伤。这一切发生所用的时间，远比读它所用的时间短；刚刚了结，我那两位同伴就到了，三条船并排抛了锚，两位船主上船来问这一片喧声与枪声的缘故。

那个被我当作大副的法国人，原来是这条纵帆船的合伙船主。船是从上海来的，开往镇江，载着杂货和鸦片。快到狼山水道时，他们发觉水手举动很可疑，而老大（中国船长）又改了航向，要把船驶向长江北口——那是海盗常聚的地方——船长和船主便当即决意把他拿住关起来，他们猜得对：他们雇的这班水手是同海盗通着气的。

他们武装起来上了甲板，立刻把舵旁的老大抓住，一个把他捆了，一个威胁他若敢抵抗便立时处死。水手一见如此，便抄起钩镰枪、撬棒等物，往船尾涌来攻他们；可船长举着来复枪把他们挡住，船主则把左轮顶在老大头上，发誓水手若再前进一步便打穿他的脑袋。

这一下果然奏效，老大赶忙叫他的同伙住手，他们便立刻退到船的前部，把他们的头儿留在欧洲人手里。

他们这样在江上又行了几个钟头，才遇着我；而我登船的时候，他们正忙着应付，水手便趁空把老大放了，向我们动手，想把船夺下来——他们明知自己到了上海，作为海盗会有什么下场。

倘不是那船主的勇猛和娴熟的剑术，中国人纵然要折损很大，也无疑会把我们制住。这法国人原是法国某团的剑术教师，死伤的人里有九个以上是死在他剑下的；因为除了留在甲板上的那些，逃到舱下去的还有五六个带着伤。可怜的人！过了不多时候，他便几乎就在我们这场恶斗的同一处地方被海盗杀了：他在自己船的甲板上独自抵挡一大群来犯的人，亲手杀了十六个，海盗制不住他那出色的剑术，便退回自己船上，朝他扔臭弹，把他害死了。〔注一〕

我们尽力把那船长的伤包扎好，又把死人抛进水里，容那几个中国人自己裹伤，再把他们一概捆住；我们在那纵帆船旁守了一夜，次晨满意地看见一艘过路的江轮把她拖往镇江去了。

此后我同两位同伴起锚，继续往上海的航程。傍晚时我们望见了狼山，而夜里冒着去过那水道是危险的，在海盗出没的地方更其如此，于是我们决意抛锚等天亮。

约莫半夜，我和大副被瞭望的人惊动：他冲进我们舱里，大声叫着——「人盗来！人盗来！」（海盗来了！海盗来了！）

我们跳下铺位，急忙上了甲板，把全班水手都叫起来，让纵帆船开动。

在上游一英里出头的四分之一处，我们看见两条沉重的大船；我们正朝着退潮的方向停着，它们便恰在正前方。它们既离得这样远，看着又太平无事，换了不像我们这样有经验的人，是断不会起半点警觉的，于是也就会成为轻易的猎物。

我一眼便看出前头那两条船的行事之法——它们原是恰好彼此并排抛了锚，却隔着相当一段距离；随后从一条船的船头牵出一条粗绳到另一条船上，等到天黑、时机合用，便起锚随潮朝我们漂下来，又快又无声，视所需在两船上各自收绳，打算让那绳横绊在我们船头或是锚索上，于是凭那湍急的潮水立时把我们扫到它们舷旁，它们那满船的人便能跳帮上来，把我们三下两下料理掉。许多船因不曾提防这条狡诈的计策而被轻易夺去，否则它们本可以把海盗打退，或凭较快的脚程逃脱。

船一开动，我便决意照海盗的办法随潮漂下，因为这样一来我的动作大概有一会儿不会被发觉，又能给我机会去同在一英里以外抛着锚的同伴靠拢。

月亮刚落，夜色全黑，我这打算办得极妙；在海盗露出一点迹象、表明他们发觉并没有在同我靠近之前，我已把自己同两位同伴的距离缩短了至少四分之三英里。可最后我们还是在黑暗里隐约看见他们张开的前帆，他们扬帆追来了；我也不慢，依样张帆，又同菲利普各自带了武器，预备上同伴的船去——他们船上有炮，我这条船上一门也没有。唯一的危险是：我们的朋友或许没在瞭望，我们来不及让他们预备防御，或是来不及把炮备好。

这一点很快就不用愁了，因为追我们的那两条船好心地向我们开了火，把另两条船上的人都切切实实地惊醒了。

从那炮声之响、之密，我知道我们的对手是厉害的西路那一类（提蒙船），装着十门或十二门十二磅到三十二磅的炮。不过只要上了朋友的船，我对结果就不大担心，因为我知道他们每条船上都有两尊九磅长炮，只要使得好——而我们两个都是好炮手——不久就能把海盗打跑。

炮战只打了几分钟，我便看见两位同伴的帆近在旁边。我立刻把船交给老大掌管，吩咐他一直跟在我们后头，自己带了六名最得力的人上小艇，划到同伴那边去，把大副和三名水手留在其中一条船上，自己带着另外三人上了第二条。

照事先议定的，由我总领指挥。我所决定的办法是：把我们的火力集中到来犯的一条船上，又调动船位，使它落到一个圆圈的中心，而这圆的半径由我们两条船和另一条海盗船来画出。这法子若办得成，我们就能把敌人的一条船横在另一条的前头——也就是说，让落在圆心的那一条挡在它同伴的炮口与我们的船之间。我向自己的纵帆船喊话，命她一直朝反方向驶开，等我开火再驶回来、跟在我船尾后头。这一计果然奏效：一条提蒙船掉头去追那纵帆船，另一条却像是打算跟着我们这两条交战的船，为它同伴的进攻打掩护。

不多时我们便满意地把两条提蒙船弄到几乎成一条线上；为免自己那条船跑得太远、以致我们来不及去救便被人跳帮夺去，我们立刻开了火。我们所占的便宜很快就显出来：我们的对手大约装着十门舷侧炮，自然一次只能放五门，而我指挥的两条船都装着转台炮，便能以四门相还；海盗要想以多胜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分头去打我们两条武装的船，那样他们的胜算便在一倍以上。可这一层他们偏偏没有做；一条忙着追我的纵帆船——那船此时已掉了抢风，正跟着我们绕圈——它装的全是舷侧炮，一门也瞄不到她；而我们专心对付眼前那个对手，把她整个儿绕着打。海盗打得很差，也没有效力，二十发里中不了一发。我知道中国船的炮，通常只有在正对船侧时才瞄得稍有准头；所以我逼她不断换位，大大地搅乱了他们的射击。

不多时我们的准头开始见效，我们的对手便脱离出去，要同它的同伴会合，一边向它打着旗号。那一条立刻放下对我纵帆船的追逐，顺风驶来帮它的同伴。我这时看出了结束这一仗的好机会：两条船都在朝我们靠近，而我们正迎着它们直驶；于是我装上双倍的葡萄弹与霰弹，顺风朝它们冲下去，到五十码之内时猛地抢风横过它们的船头，用那两尊重装的炮从头到尾把它们打了个通透。

天太黑，看不见那一轰的结果，可我们听见的叫声已足以使我们相信：它对两条船都造成了够惨的毁伤。海盗乱了一阵——那一阵我们若有人可供跳帮，本是轻易就能把它们夺下的——随后便脱离出去，张满帆逃走。这本来未必容他们逃得这样容易；可我们追上去想再送它们几炮时，我所在的那条船哗地撞上了浅滩。这一下追击便到此为止；何况提蒙船底平吃水浅，我们所需的水深它们一半不到就能浮起来。我向另两条船发了警告，两条船都立刻落帆，趁还来得及时抛了锚。我们向其中一条牵了一条缆，不久便把船从滩上绞了下来；既已进到狼山的浅滩群里，唯一可做的事便是安安静静地抛锚等天亮。这一仗下来我们只损了一人——他的头被一颗实心弹打烂了；一人被木屑所伤；一人被一颗葡萄弹嵌在尊臀之上；还有我所在那条船的船长养的一只猴子不见了。海盗的损失必定很重，尤其是近距离那一通葡萄弹与霰弹的齐放。

这一仗不过打了半个钟头；它既以顺利收场，我们便把余下的半夜、或者该说半个早晨，用来庆贺，最后以一桌摆得很丰盛的早宵作结。我们本可以合情合理地指望这一趟航程里海盗是够了的，可事情并不如此，到上海之前我们还要同他们再打一回交道。

天亮时昏暗多雾，雾浓得我们一直到那一天很晚才能起锚前行。因为天气这样浓，我们选了北航道去过狼山水道，那里有好水深可供掌舵。我们顺着这条道走了一程，那一天成了变幻不定的那一种：一会儿把我们围在浓雾中心，一会儿又把我们放在四面被厚厚雾墙围着的一小片清明里；正在一瞬清明之际，一大队中国货船从上海溯江而上，从我们身旁驶过。

这些货船报说，他们在下游一英里上下的地方刚被海盗袭击，其中两条已被夺去；他们说海盗乘的是又长又矮的小船，在雾里直到贴到舷边才看得见。这使我们都提起了戒心；菲利普和我仍留在两条有炮的船上，把我的纵帆船打发在前头，我们一左一右跟在她后面。雾又合拢起来，我们走了很短一段，便听见前头那纵帆船上传来一片大乱的叫喊：雾厚得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可清楚听得见中国人在喊，说他们遭了「人盗」。

我正要下令放一炮把海盗吓开，还没来得及出声，便听见一片划桨的水声，下一刻一门炮在六七码之内轰然作响，一阵葡萄弹或霰弹呼呼地从我们耳边掠过。我刚来得及从自己坐着的那门炮上跳下来，把炮压到最低，拿手里的雪茄把它放了出去——那条我瞄着的又长又窄的小船，刚从浓雾里钻进那几英尺之内、也就是能看清东西的那一小片空间——便哗啦撞到我们舷边，船上满是死人和将死的人。那船上每一个人像是都被打中了，可我们没有工夫细看，因为她一碰上我们的船侧——大概已被葡萄弹和碎铁弹打得稀烂——便翻过去沉了。听四周的桨声，像是有许多条船正飞快地划开去；只有一条又露了一下，刚够领受前头那门旋转炮的一剂，随后便消失在雾里。几分钟后雾大大地散开了，远处只见一队官军的炮船——是最小的那一种——正拼命往岸边划。英国当局若不拿本国的炮船去打太平军，而是派去打这些人，那倒是真能办一桩好事；因为多少可怜的人丧了命，正是被这些凶残的东西屠杀的，而这些东西后来竟成了英国军官与水兵在宁波和上海水面上的同伙。雾散之后，再没有别的变故或闪失，我们平安到了目的地。

〔注一〕（原注：臭弹是一种陶罐，内装令人窒息的燃料，是极厉害的武器。像手榴弹那样投出去。）

第六章南京的陷落（之一）

南京陷落——满清的怯懦——缴获极巨——文翰爵士抵达南京——「北王」——太平军以兄弟相待——文翰爵士的公文——太平军的回书——又一次往来——其友善的性情——太平天国的文书——其宗教的性质——维多利亚主教与麦都思博士的看法——太平天国的刊物——《新约》——君主之制的建立——占据南京——一桩致命的错失——官军所得的便宜——太平军的进兵——满清的举措——静海的大军——退却——天王的错失——他失去的机会——满清的伎俩——官军的暴行——太平军的宽和——三合会的起事——他们撤出厦门——费希本舰长的记述——三合会夺取上海——官军的侵逼——耶稣会士的插手——法国人进攻三合会——上海被弃——英国的干涉——其后果。

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经过短短十一天的围攻，中国的古都南京落入太平军之手。就这座城的要紧和城内驻兵之强而论，攻下它是极容易的。他们从江上、从北面进攻，一支人马在城墙东北角下挖地道炸开，另一支炸塌了仪凤门，两处同时强攻，几乎没遇抵抗就把城拿下了。驻防的中国兵据说约有一万五千，不过看满洲兵所占的比例异常之大，他们的实力大概还要更强些。他们对攻城的人几乎连抵抗的架势都没摆，许多人逃散，从南门、西门溜了出去，或是投降加入太平军。八旗的满洲兵据估至少有八千，连家眷算上不下两万。然而这些人在同大不列颠的几场战争里已经显出他们能打、能勇，此时又正处在可以顽强死守的地位，却几乎不曾设法自保就被杀了。照常情本该料到：为本族的体面、为他们的皇帝、为妻子儿女、为自己的性命——其实是为他们所珍重的一切——他们至少该作一番坚决的抵抗。他们从起事者的告示和此前的行事里明知自己不会得到多少宽恕，可他们像是完全瘫了，既不能战，也不能逃，在得胜的太平军面前伏在地上哭喊：「王爷啊，王爷，饶了我们！饶了我们！」

南京拿下两天后，天王发下告示，宣告他已在此地建起朝廷与治所。

据信太平军攻城时，城内有同党切实相助，他们点起信号的火，弄出一片混乱；而他们到处都能找到同党——连官军营里也有——替他们张贴告示而无人追究，这就证明那时候这场运动得人心之广。南京拿下后不出十二天，邻近几座要紧的城池便以惊人的迅速被取下并驻了兵。镇江、扬州、瓜洲未遇抵抗便落入太平军手中，守军一听他们来便仓皇逃散。

这几座要城的取得，其分量甚至比南京还重；因为镇江位在大运河入长江的南口，瓜洲位在北口，这就使他们完全掌握了运河本身——那是南方各省同京城之间交通的大动脉，也是一切漕粮运往北方的路线。这几处缴获极巨，都运往南京。在瓜洲一处，落到他们手里的军饷箱里单是银子就约值十二万英镑；而米粮的存积更是数目惊人。在瓜洲他们还夺得一千多条正由大运河运往北京的漕粮船。

满清这场奇特的恐慌，大概是因为他们怕：他们的祖先当年不分青红地屠戮中国人，如今报应的天意追上了他们；因为若不如此，便不容易解释他们在南京那样束手待命的无能。

这时候中国百姓看来都把这场起事的成功视为必然。远处的城池开始向天王进贡，杭州来的一个代表团被太平天国当局打发回去，说他们并不缺钱，也不愿杭州的百姓因此受累；这便显出一种值得称道的体谅：他们明知自己的同乡一旦归附了他们、又落到满清手里，命运便定了。

太平军战果的夸大传闻到了上海，又有谣言说他们即将攻那座城。为此，又为破除满清那些被卖力散布的告示——那些告示说外国「夷人」就要派兵船去打南京的起事者——英国全权公使文翰爵士决意访一趟南京，一面说明英国要「完全中立」的意思，一面查明这些革命者的规模、信仰和目的。

离开上海之前，在英国领事馆开了一个会，商议若起事者来攻该采何种方针。皇家海军的费希本舰长是驻该口岸的海军首长，他报称：

「有人提出我们是否该承担守城之责。可文翰爵士断定，那同他所定的方针不合。」

只可惜后来的英国代表不曾被同样的公道之心所感动。

文翰爵士怀着这些主张登上英国军舰「赫尔墨斯号」，于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驶往南京。太平军初次露面的情形，该舰舰长是这样记述的：

「我们刚把镇江府全幅收入眼里时，那景象极其惊人。他们的探子显然已把敌人来临的消息送到前头，那消息传得几乎像闪电一样快，四面八方都唤起了披甲的武士来抵御进攻。沿江整整一英里排满了炮台与木栅，上头都站着戴红头巾的人——有些系着红腰带，衣服做成杂色的，每人胸前背后有一大块补子，上绣太平王军中的徽记。又有成千的人占着高处，挥动着几百面旗，作出抗拒之势。另有许多人正朝江边拥来，仿佛我们一旦想登岸便要抢着头一个上阵，或是去接应前面的人。四处可见戴红帽或黄帽、披同色短斗篷的人骑着马沿阵列驰过，他们的旗手和卫士尽力在后头赶着；这一切都显出一种热忱和一种齐心一志，足证他们不是单靠雇钱的人。」

「赫尔墨斯号」到了南京，在炮台射程之外抛锚，以免生出误会；因为她先前在镇江曾被太平军的炮台开火打过——当时有一支官军的小船队紧跟在她后头，借着贴近她，让太平军相信她就是满清在许多告示里所说雇来助清的那些外国兵船之一。领事馆的密迪乐先生由斯普拉特中尉陪着上了岸，去商定文翰爵士与南京首脑们会面的事。

密迪乐先生在南京北郊受到北王和天王之弟翼王的接见。他在往来情形的报告里说：

「可我也照所受的授权，说明了他（文翰爵士）此行的用意很简单，就是要知照英国政府愿在他们与满清的争斗中『完全中立』，并要知道他们对我们的感情，以及倘使他们的兵马向上海推进时的打算。

「这一切北王都听着，却几乎没有、或者说全然没有回话；谈话中凡由他引着的部分，主要是问我们的宗教信仰，并讲说他们自己的信仰。他说，我们同为一位上帝的儿女与敬拜者，彼此都是兄弟；我向他保证说我们早就这样看，他便问我是否知道天条。我答说我大概是知道的，只是照这个名目认不出来；想了一会儿，我便问那是不是十条。他急忙答说正是。于是我开始把十诫中第一诫的大意背出来，还没背多少，他便亲切地把手按在我肩上，喊道：『同我们一样！同我们一样！』而他那位同伴脸上原本只是察看的神色，此时化作一副满意的样子，两人交换了眼色。

「随后他就我先前所问他们对英国的感情与打算答道：我们之间不仅可以相安无事，『而且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他又说，我们现在就可以在南京登岸，随意走动。他一再提起——带着很感戴的样子——他和他的同袍曾蒙上帝特别的护佑与帮助，若非如此，他们决不能以寡敌众、以少敌多地做成他们所做的事；又说到我们『中立、不助满清的宣告』时，他带着一种从容而笃定的神气说：『你们去帮他们是不对的，而且更要紧的是，帮也没有用。我们的天父帮我们，没有人能同他争战。』」

「赫尔墨斯号」的费希本舰长说：

「这期间，说我们是兄弟的消息很快在起事者中间传开，许多人立刻来同我们亲热。我们前额的头发同他们一样留着长、又没有辫子，这似乎叫他们很高兴……不断有人涌上船来，既已把友好这一层定了，我们便起锚往城墙更近处移，许多起事者还上来帮着推绞盘，看着像是把这一切当成了极有趣的事。他们一上来就同我们以最友好的态度相待，那样子『同我们从前所见的任何中国人全不相同』，而且我们在那里的五天始终如此。

「四月二十九日。甲板上又挤满了来客；有些人下到水手舱里，看见几尊水手们当稀罕物捡来的偶像——有几尊是从仰光带来的——便做手势表示这些东西很坏、很没用。他们对所有人都爽直而友好；那份气度同我们所见过的任何中国人全然不同，连我们的水手都看出来了；倘使十天前有人说这么几百个中国人会上船来而竟没有一样东西被偷，这条船上没有一个人不会说：『那是不可能的。』」

「赫尔墨斯号」刚到时头一封寄给太平天国首脑的信，他们回书的笔调不拘礼数，因此生出了一点误会；一位掌文书的大臣赖某便上船来，商定文翰爵士受接见的事。这事议定在第二天；可文翰爵士怕礼节上的难处会妨碍当时的好感，便递了一个推辞，并附上下面这封公文，由费希本舰长与密迪乐先生送去：

「一八五三年四月三十日，于南京外「赫尔墨斯号」上。

「昨日贵方为此事专派大臣上船，所传之意为：倘本使愿来相访，贵方愿在城内接见。本使原意是要上岸同贵方会面，但天气及别的情形使本使不能如此，故须以书面把本使倘能登岸时本当面陈的意思传达于贵方。其意如下。」

公文先说明英国同满清政府的关系、条约与通商章程的存在等等，接着说：

「然近来本使耳闻汉人与满人之间正有一场争斗，且闻贵东王已取南京。有关此事种种传闻纷纷，又有满清某些当局发出告示，谓已借得西洋各国轮船十艘以上，将溯长江上来攻击贵方兵马。此说全属不实。本国的定例是『对本国臣民因通商而往来的国度里所发生的任何争斗，一概不加干涉』。故本国此时在中国出借轮船以助此争斗，『是根本谈不上的事』。至于满清当局所雇的老闸船和所购的方帆船，本使一概不知。英国商船不许出租供此种争斗之用；但船只既是英国臣民的私产，本使不能禁其出售，正如不能禁棉布或别种货物的出售一样。」

公文又说：

「总之，本国之愿是在贵方与满清的冲突中『完全中立』。」

这一纸中立的保证，若当真照着办，本可成就许多好事、免去许多恶事；可不幸并非如此——英国的方略，并不以在这件事上像后来在默西河扣下南军那两艘蒸汽撞击舰时那样行事为宜。

文翰爵士的公文由费希本舰长送上岸，接待他的是几位首脑，他这样描述他们：〔注一〕

「这些人的相貌与气度都给我一个印象：他们精明、果断、有定见；而从他们时时郑重地呼天为自己所言作证、或是提到自己的信仰，可见他们心里笃定地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从天上来的。」

下面这封公文便是太平天国首脑给文翰爵士的回书：

「我东王杨，禾乃师赎病主，正军师、总领全军；

「并西王萧，又正军师、亦总领全军；同为天朝之臣，今奉太平真命之治；兹诏谕远方英人——尔等久已知敬拜上天（上帝）之义，近又契合我主之见——特谕尔等安心，勿存不当有之疑。

「天父上主皇上帝，初以六日造成天地、陆海、人物；自彼时至今，普天之下本是一家，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则人与人之间何从有分别？嫡出庶出又何从有区分？然自人类受那入了人心的妖魔所惑，便不复认天父上帝赐生养生的大恩，不复知我天兄耶稣代赎的无穷功德，反以泥块、木头、石头在世上行那歪邪之事。因此之故，鞑靼之众与胡妖才这样欺诈地夺了我们的天朝疆土（中国）。但所幸天父天兄早已在尔等英人中间显出神能，尔等久已知敬拜天父上帝与我天兄耶稣之义，故真理得以完整保存，福音得以维持。又所幸天父上主皇上帝今以无穷的慈悯，派天使接我主天王升上天去，并亲授他权能，把三十三重天上各种妖魔一概扫除，驱之下到这下界来。而最可幸的是：皇上帝天父以无穷慈悯，于戊申年三月降临我们这世间，〔注二〕我天兄耶稣救世主也同样赐下恩典，于同年九月下降人世；六年以来，他们奇妙地引导人间的事，大大显出神能，发出无数神迹，剿除了无数妖魔鬼怪，助我天朝之主总揽全国之政。

「今尔等远方英人不以万里为远，前来归认我朝，不但我天朝的将士为之欣喜称快，便是高天之上我天父天兄也要赞赏尔等这一番忠信的表露。故特下此诏，准尔等英人之首领率尔兄弟『出入往来，一概随尔自己之意、自己所愿』，或助我剿除妖敌，或照常经营商务；并切望尔等与我同得勤事我主之功，与我同报万灵之父的厚恩。

「为此颁布我主太平之新诏，以示尔等英人，使普天下之人都学会敬拜我天父天兄，使人人都知道：我主所在之处，众人便同心向他称贺，贺他已得治世之诏。

「特此下诏，示知万人，太平天朝癸好年三月二十六日（一八五三年五月一日）钤印颁发。」

太平天国的守信是无可称赞之至的：他们从未破过自己的约；而英国政府虽认为可以把自己的约撕掉，太平天国却以一种真正令人惊异的正直，始终没有报复，虽然他们本是大可以报复的。倘使有开明的大臣、或者哪怕只是有体面的大臣，肯利用太平天国所许的那一条——「出入往来」，而这一条纵然经过英国的敌对行动至今也未曾改——他们自己会得着何等大的成就，而中国人又会有何等光荣的自由与基督教的前途！

文翰爵士似乎为太平天国首脑那封公文里他想象出的某种失敬而不悦；不过，下面这几段出自镇江太平军统帅罗大纲的来书——他原是三合会的首领，在广西加入了「拜上帝会」——本该把他的愤意消下去：

「我辈窃以为：天意既定，人不能抗；见识与心志既正，邪念便无从插入；故此老实的鸟择木而栖，有德的臣择主而事。可是啊！这些假鞑靼显出了他们不受管束的本性，欺诈地夺去了我们合法的祖业；在内则残害我国的百姓，在外则同外国交战。先前贵国怀着正直的见解进兵我境，自然是有充足的理由；可那些鞑靼妖孽拦阻贵国入境，『中国的居民都为此不平』；如今我主已受天命，要惩罚有罪的人，『要厚待外国人』，并使他们与中国『相和』，『不限制商务往来』，不向货物征收过境之税，一面率领他的百万雄兵前进，所向无不克服；由此可见：天与人同来助成他的心志、而忠勇的将士为他出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这些妖鞑靼见自己力尽财穷，便想撺掇贵国为他们出力，竟不羞愧地忘了一件事：『先前他们境遇顺当的时候，是一心一意同贵国作对的；如今走到了绝路，却来向贵国求援，想使我们两国失和，好从中取利。』这一层，我辈料想贵国早已看穿。

〔注一〕（原注：见《中国印象》一书。）

〔注二〕（原注：指洪秀全所见的异象。）

第六章南京的陷落（之二）

「我辈还记得：先前我们曾与伯麦、义律和万庆（？）在广东省一同建起一座礼拜堂，一同敬拜我天兄耶稣。这一切情形在我辈记忆中仍如昨日一般新鲜。」

同太平天国这头一次往来，再满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所有的文书不但辞气最为友善，同满清那边的文书成一个鲜明而彻底的对照；而且他们的行事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道理上都极好。从前加在所有欧洲人头上的那些陈旧而带侮辱的字眼——「夷人」和「番鬼」——他们换成了更亲切的称呼「洋兄弟」；他们也不摆官军那副拒人于外、把人隔开的架子，倒显出最热的友情和最坦白的态度。他们的举止大体上这样令人愉快，以致凡同他们往来过的人，无不一致地说出自己的好印象。费希本舰长述及他乘「赫尔墨斯号」的那次访问，说：

「最寻常的观察者也看得出，他们实际上是『另一个种族』。他们有郭实腊所译的《圣经》——至少他们是这样告我们的；我们知道他们有《创世记》的二十八章，因为他们已把这么多重印出来，还给了我们几本；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实行着的基督徒，而几乎所有人看来都受着宗教的感化，虽然所受的程度有限。他们相信有一种特别的天意，并且相信这个真理在他们自己身上已得了实际的证明。相信他们虽受过磨难、冒过危险，那是为惩戒、为洁净。他们也有过成功，而那成功非有上帝特别的干预便不可能有。他们提起当初人数还少时所遇的艰难和所得的拯救，怀着深切而由衷的感戴，又把一切成功都归于上帝。

「『他们，』有一个人说起官军，『到处散播各种谎话，说我们用妖法。我们所用的唯一妖法就是向上帝祷告。在广西，我们占着永安的时候，被逼得很苦；那时我们只有两三千人；四面都被人数多得多的敌人围住；火药用光了，粮食也尽了；可我们的天父降下来，指给我们冲出去的路。于是我们把妻子儿女放在当中，不但杀出一条路，而且把敌人打得大败。』

「略停了一下，他又说：『倘使上帝的意旨是要我们的太平之君做中国的君主，他就会做中国的君主；若不然，我们就死在这里。』

「在种种极境里说出这些话——这样忠于大业的勇敢、这样对上帝的信靠——的人，是个干瘦的小老头儿，戴着一顶黄红的帽子，模样很古怪；可他能想英雄之所想，能说英雄之所言。他和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把自己那份勇气与德行的情怀印进了跟随他们的人的心里。」

「赫尔墨斯号」从南京带回了下列书籍，都是太平天国所刊印、在军民中间流布的：

一、《天条书》。二、《三字经》。三、《幼学诗》。四、《天命诏旨书》。五、《天父下凡诏书》。六、《太平诏书》。七、东王西王的诰谕。八、《太平军目》。九、《太平条规》。十、《天历》。十一、《太平礼制》。十二、《创世记》第一至二十八章。

这些书为整场运动的基督教性质提供了充足的凭证。谬误无疑是有的，而且有些很严重；可虽然这些谬误有时被人以毫无节制的辞句痛加申斥，那个大的真相仍然立着：太平天国承认并领受了基督教信仰的主要之点。然而有些人似乎以为，这场起事既然在信条上不完美，便全然不值得基督徒的同情与体念；他们忘了凡事都必有个开头，也忘了基督教本身在各处的开头也无不是不完美的，连使徒的时代都如此。那些拿太平天国在宗教上的谬误作反对他们的理由的人，是丝毫不值得理会的；因为他们斥责这些挣扎中的基督徒时十分踊跃，而要他们稍稍尝试去把更好的道理教给他们，却一概退缩。他们自己的基督教也并不那样毫无瑕疵，以致有余力把几万名虽然无知却在信奉的基督徒断送到灭亡里去；而就算他们自己再正确，也更不该犯这样一桩违背基督精神的事。

太平天国的政府如何认真地要把上帝那拯救人的圣道传布出去，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那时候以及自那以后，他们散发《圣经》和一切宗教的刊物一概不取分文，这是世界史上无与之匹的一桩事。费希本舰长报称：

「离开南京之前，他们给了我们许多本他们所刊印的书，他们看来存得极多，因为他们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去散布；『赫尔墨斯号』上有几位军官曾看见这些书装在小船上，『由他们放出去，让船顺流漂到官军的船队中间』。」

这种奇特的办法，似乎表明即便在那样早的时候，他们已认得那神圣应许的真实——「我的话决不徒然返回于我」——并以一种圣洁的朴诚，对结果全然信靠地行事。

维多利亚主教评量太平天国的书籍，用的是下面这样的话：

「关于起事者宗教的性质，有几个要紧的问题须待我们斟酌，例如：它的教义在根本上是否就是基督教的教义？真理的成分是否多于谬误的成分？在他们中间可以看到的那些缺陷，是否构成了一个合理的理由，足以把整场运动判为纯恶、判为撒但的作为？抑或反过来说，那些缺陷只是一群得光照尚不完全的人自然会有的不足——他们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境里，在求真理的路上担着几乎无例可援的不利，没有属灵的教师与引路人，只有几本《圣经》，而那几本看来还是零碎残缺的一小部分，没有祷文的格式，没有灵修的手册，心神又分散在一场艰苦战役的劳顿与传教的事工之间，对圣礼、对基督教的教职、对教会的组织都没有明确的见解或清楚的知识——他们正处在生死的苦斗之中——而纵有这一切障碍与不利，却在为本国作一场道德革命这桩大事业上，显出一种给人希望、值得称道、前途可期的心志之健与行事之独立？

「我们『毫不迟疑地断言』：我们所取的是后一种、也就是较为有利的看法。」

下面是麦都思博士对这些同样的刊物的看法。他尤其谈到《天条书》里的一首赞诗，说：

「这几行是全书中可取之处；它们值得用金字写出来，而我们『再没有比这更愿望的了』：愿它们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单这一首赞诗，就值得过中国的四书五经合在一起：

「『真道与世上的道何其不同！

它救人的灵魂，引人享无尽的福。

智者欢欣领受，以之为福乐之源；

愚者一经唤醒，便由此明白升天之路。

我们的天父，以他的大慈与无限的良善，

不惜他的长子，把他降到世间，

以他的性命赎我们一切的过犯，

人知此而又悔改，灵魂便得救了。』」

他又谈到《天条书》，说：

「这分明是起事者所刊行的最好的一种。其说理正确，其祷文良善，其所定的礼节（献祭一项除外）『无可指摘』；十诫〔注一〕在精神上同摩西所传的相合，赞诗也还过得去。它关于人性败坏、关于凭耶稣的血得赎、关于凭圣灵之力心灵更新这几条教义的陈述，『足以』引导任何诚实的寻求者走上升天之路。」

他说：「《幼学诗》里有几条极好的训诲，讲当如何尊敬上帝——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与父。它以十分清楚的辞句说明耶稣降世，在十字架上流血以救人；接着又详述我们作父母与儿女、作兄弟与姐妹、作夫与妻、作亲戚与朋友所当尽的本分；末了是关于如何管束心与外在感官的训示。总之这是一本极好的书，『其中没有一个字是基督教传教士不可采用、不可当作小册子印发以益中国人的』。」〔注一〕

「《天父下凡诏书》详述他们查出并揭破一个叛徒的事：他们正要授他官职，据说天父便亲自从天降下，〔注二〕专为审问盘讯这个有罪的人；待把他的心迹揭明之后，天父便返回天上。

「书中并没有说他们看见了什么形体；可天父在场这个念头，似乎印在了旁观者的心上。

「《天命诏旨书》号称是天父上帝与我天兄耶稣所降之言的汇集。这一本比起前一本来，高明之处极少，或者说毫无。

「他们的历书看来多少是依照耶稣会士当初替中国人所编的那一种，可编它的人于此事所知不多，因此采了三百六十六日——所抄的那一本原是闰年的历。不过他们同寻常的中国历书相反，声明并没有什么吉日之说，『因为凡以真心敬畏天父上主皇上帝的人，他必喜悦看顾；这样的人无论何时乐意去办自己的事，于他便都是吉的、顺的』。

「那本题为《太平条规》的书极可注意，因为它显出他们中间存在着『完备的组织』，又因为它为对待所到之处的百姓定下了『极为开明的规条』。

「《三字经》〔注三〕——所以这样称它，是因为每句只有三个字——是一份极可注意的文书，因为它证明作者（倘使只有一人的话）对《旧约》《新约》的历史、对救赎的筹划、对实行的基督教都有很大的学识。他看来对中国的历史也知道得很多，并借之以防中国人心中可能生出的那种对西方各国的敌意——那敌意是起于这样一个念头：以为中国人认识真神全靠了西方人。」

上述各项报告关于太平天国的宗教虽然很有利，可在许多要紧之点上他们无疑是有缺陷的；但为补正这些不足，他们后来把《圣经》的全书、连《旧约》《新约》一并刊印出来，其中有几本盖着天王的御印，现在英国有几位先生手里就有。〔注四〕所以，仅因为信仰上存在「若干」谬误便斥这场太平天国的运动为恶、为反基督教，不但是最站不住的，而且还含着这样一层意思：用这种论据的人是在怀疑上帝圣道所许的效力与结果。

到这时候所收集到的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的消息，是格外有趣而令人满意的；而倘使所有的基督徒都不肯出手帮他们，他们至少也不该出手反对他们；然而事情并不如此，因为即便在那样早的时候，就已有许多徒有基督徒之名的人——他们对这场运动毫无「亲身」的了解——十分高声地贬斥它。这看来虽不公道，却只是那个大的心性之谜的一部分——为什么人的心志总是以绝大的多数去随从错的而不随从对的？

太平天国的起事所遭到的反对竟来自那些既自称基督徒本该做它朋友的人，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纵览世界的历史，真理、自由或基督教何曾不是穿过一道不信与血污的阴惨长廊才显明出来的？这是一个可悲的念头，也是我们这必死之身脆弱、乃至卑劣的一个证据！

「赫尔墨斯号」来访后过了几个月，法国兵轮「卡西尼号」驶往南京；她给上海带回了《创世记》余下部分和《出埃及记》的重印本，还有《新约》的一部分，即《马太福音》，是照郭实腊博士的译本印的。

这是我们所得的关于《新约》在太平天国中间出现的第一条记载，虽然他们此前有几道告示里已提到过它：这证明他们正在进步；因为他们许多谬误是要归因于这个事实——他们的信仰几乎全建在《旧约》上。太平天国因一夫多妻等事而大受指摘，虽然我不记得这类事实曾被拿去当作同满清开战的理由；可须记住：《新约》初到他们手里时，他们的法令已经拟定、已经成立，一切都得改过；因此人们应当想起培根的那句格言——「政治家当效法自然，变革须取『渐进』之道」——并该公道地承认：洪秀全既已把婚姻等事的法令定下，便既不可能一下把它们推翻，也不会看出有什么理由要推翻，除非那真理或是「渐渐」在他心里透出，或是由「遍布中国的许多传教士中的某几位」教给他。极可注意的是：那些传教士里竟「没有一个」动过这个念头，只有美国人罗孝全先生动过，而他又没把它用出什么好处来。

这期间，南京的占据把天王的方略整个儿改了。他没有把那迅速而得胜的进军继续下去——那进军几乎单凭兵马逼近所引起的恐怖就能把满清压倒——却在他已定为新朝都城的地方驻了下来，把他的部众聚在南京和邻近各城之内与近旁。有一两个月之久，太平天国全军都在忙着操练，并把所据的城池修成要塞。也在这一段时间里，天王和他的首脑们忙着建立一个正规的政府，连同它所附带的各院各司。

所建的政府是君主之制，洪秀全（天王）就是那位君主；别的首脑称王，与他的关系便如亲王之于满清之朝，正如怡亲王、恭亲王与惇王（已故满清皇帝的叔父之一）之于满清一样。

五位主要的首领除王爵之外，又构成枢密之议与内阁。仿北京之制设了六部，另加一部管外务。东王杨秀清任首相；北王韦昌辉掌兵部；南王冯云山掌刑部与户部；西王萧朝贵掌吏部与宗教之法庭；翼王石达开掌工部与外务。

不过上述的安排后来因革命的规模日益扩大而改动了。五王便把较低的职任辞让给别人，继续担着天王枢密之议的职事，并担任全部治地与疆域所分成的五个军区的最高统帅。另有些首脑被举为王，其位次于五王，全体构成一种类似国会的东西。一切要紧的国事，如该兴哪一路军、该用何种防御之策等等，都须先得这个国会的准可，然后呈天王核定。在一定程度上，天王在治理上是专断的，因为非经他特别准可便一事不能兴办。这种治法虽是至高的，却远不成其为专制；而最终决断之权既归于他，奇怪的是，这从未在议事中生出过纷争。这不但要归因于他的臣民视他为身具神权之属性，也要归因于他敕令的明智。

因为在交战的状态里不可能让他们的各部与各职官充分发挥，整套治理之制便化为一套军政之制，直等到和平到手，他们才有闲暇去修文艺与百工之学，并在全然属民政的根基上建起立法之制。

南京的占据，至今已证明于太平天国的成败是致命的。起事无论是哪一种，要想成功就决不可放弃进攻之势；它一转到守势上去，除非具有某种了不得的组织，它的力量便折了。革命成功的首要因素是动作之速，而这一点一旦被撂下，一个成立已久的政体那集结起来的力量便能占着便宜去对付起事。

天王在南京驻下并着手守他所据之地，是犯了一个要命的错失，而这一错失失掉了整个天下。倘使他不这样做、不给敌人时间去重整、去从那场狂乱的恐慌里恢复过来、去把兵力集中，而是直取那一个终点北京，那么毫无疑问，单凭他那得胜进军的声势，就会带着他以几乎无可抵御之势凯歌而入京城，而满清之朝随之而灭，便会把天下给了他。此后多年，纵有这场不利的反转，太平天国不但能同官军分庭抗礼，而且本已把官军彻底压碎——若不是英国插手的话；单这一个事实就证明，他们当初要把最初的胜势接续下去是何等容易。

太平天国面前原有两条路，照他们后来的行程看，走哪一条都会使那压迫人的满清之治灭亡。第一条是一刻不停地继续向北京进军，每取一城便弃一城，一面从所夺的仓储府库里充实自己、一面以一路所经的众多不满之人壮大自己的兵力，而绝不容许分出孤立的驻军来削减自己的人数。

第二条是弃了南京，把全军集中到南方各省——广东、广西、贵州、福建——那一带中国比任何别处都更痛恨满清，而更要紧的是，那里是太平天国主要首领的本乡。这样一来，长江以南的整片土地不久便能从满清手里完全夺过来；随后他们纵然不能取得整个天下，至少也能建起一个疆土完整的南方之国——而这条路比起他们所走的那条散乱之路，何其高明！

天王在上述两条路走成其中一条之前便建都城、立新朝，不但是一个大的错失，而且是一桩大的荒唐。

虽然此后好几年里不断有人投到天王的旗下，可那些人的材质并不是最好的；那些较富的阶层一见革命停住，自己也停住了，而时日又让他们看出那桩惹人厌恶的东西就是基督教。只要这场运动还处在爱国激情的早期、还被看作推翻异族王朝的手段，它便是全民的、得人心的；可等那由外国传来的宗教性质露了出来，固执而自负的中国人自然就开始以疑忌的眼光看这样一场庞大的运动——它所要颠覆的不但是当朝，还有这个民族历代尊崇的迷信、礼俗与信仰。那种停滞的局面对任何革命都有害，对太平天国尤其有倍加之害，因为它把一件事完全显露出来：基督教这桩、或者说外国这桩新异之物，同那普遍的反满之情一样是他们所标举的；若不是这样，全中国的人口本会一齐起来，把异族之轭掀掉。

太平天国正是凭着我们这个信仰，才英勇地——而且在英国「政府」把自己的分量加到那不利的一边之前，一直是成功地——把一场不对等的苦斗维持了多年。那么我们不该帮他们，反倒去反对他们么？我们既以自己有更高的自由自豪，为什么要去阻挡基督教的推进，去把一个极其腐败而野蛮的政府在亚洲永久维持下去——这个政府对它所压的人民来说，比俄国之于波兰人还要更其是异族？英国人能同情这一边的叛者而不同情那一边的叛者么？尤其是后者正在努力传布基督的信仰？英国这个世上最有基督精神、最开明的国家之一，能对那些进行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国苦斗的人一概不予同情么——而照许多品格高尚的传教士所承认的，这场苦斗本「会」使人类三分之一以上归于基督教？

〔注一〕（原注：见附录一。）

〔注二〕（原注：麦都思博士此处有一误解。太平天国相信圣灵降到他们中间，附在东王杨秀清身上，使他成为圣灵的口舌与凭依。这同爱尔兰等处的奋兴聚会很相近；可中文原文那套宗教的比喻之辞精微入细，无论怎样直译都不可能，因此凡此事的英文译本都应作最有限的解会——这正是反太平天国者的拿手好戏。）

〔注三〕（原注：见附录一。）

〔注四〕（原注：太平天国在南京所印的《旧约》前五卷和《新约》全书，现在可以在水晶宫〔西德纳姆〕的印度厅看到，是由西拉先生陈列的。）

第六章南京的陷落（之三）

太平军既不动了，官军便得了许多便宜。从前他们只满足于跟在一支前进得胜的军队后面，趁对方撤走便占下那些城镇；如今他们却能从屡次败仗所致的士气涂地里恢复过来，并把力气集中到一两处地方。胜势的声威在中国兵那里是一桩极要紧的东西，而革命者这时候暂且失掉了它；从北方派下来的鞑靼兵马，同那些近来一直远远地跟在太平军后头的兵马合在一起，不久便以看来压倒性的人数把南京和镇江围住了。

南京的封锁虽有那样强的围兵，却既不严密也不见效。天王编派了几支远征之军，派出去在各个方向举事。他看来是把本国人的爱国之心估得太高了，此外还犯了一个错失——在未推翻敌人的权力之前便先驻下来，设法把自己的权力巩固起来。倘使这些远征之军全合成一支向北京进兵，那座城很可能就陷落了。

一八五三年五月，一支约七千人的小军渡到长江北岸，打败了拦阻他们渡江的一股鞑靼兵之后，便沿西北方向急速前行，穿过安徽、河南两省。河南省城开封——那是中国境内唯一有一支犹太人部族的城——攻而未下。

太平军急速前行，渡过了黄河，攻怀庆城。这里他们同样没有成功；官军大队集结起来，有的从北方来，有的从邻近的驻防来，又同南京城外那支监视之军分出来追击的一支可观的兵力合在一处，于是围解了，太平军北上的路线被遏住。他们向西偏出近两百英里，进入陕西省，九月四日攻下垣曲城。这是他们离开南京以来所取的第一座大城，此地所得的钱财与粮秣于那支疲惫困乏的军队极为可用。他们再次转向北方，朝北京的方向稳稳前进，一路取下许多要紧的城池。这同一个月的下旬，他们进了直隶——帝国最北的一省，北京就在其中。他们推进得很快，一城接一城地攻取，十月底到了大运河，便顺运河而行，几天后到了静海并把它取下，那地方离天津口岸约二十英里。静海此时成了太平军的大营；大队占着这地方，另分出一纵队去攻天津，十月三十日到了那城之下；可他们被击退，损折不小，于是全军便在静海扎下冬营。

这期间，北京的满清朝廷对太平军的推进大为惊惶，他们此时离京城只有几天的路程。为止住他们再往前进，清廷用尽了一切气力：不但把北京的满洲驻军派去攻他们，还雇了大队蒙古兵，在十一月初派到静海城下；这些兵马同那支自太平军渡江第一天起就一路跟着的官军合在一处，又不断从所经的每一座驻防城里得到增援，此时便把太平军所据之地紧紧封锁起来。

头一支北路军五月里开出去后不久，又有一支大军沿着太平军当初进兵南京时所走的旧路折回。他们溯长江而上，攻取了安徽省城安庆，以之为再举之基。许多城池被取下，其仓储府库都被运往南京。此时从安庆分出两支强劲的纵队，一支向西，穿过江西、湖南两省；另一支径向北去增援被封锁在静海的那支军队。一八五四年初，西路军过了洞庭湖，沿旧日行军路线折回一段，把长江岸上的许多城池一一攻取。约在五月，这支军队带着已经夺得的巨量粮秣到了汉口、汉阳和湖北省城武昌三城之下；经过短短的围攻，这几处要地便陷落了，于是太平军手里便握着从那里到镇江之间所有的主要城池，那是四百五十英里以上的一片地面，又包括着长江各省最富饶肥美的部分。

这期间，那支北路纵队（约在一八五三年十一月离开安庆）穿过安徽急行，在江苏省接上大运河，又顺运河急速穿过山东，所向之处一城一城地陷落，一八五四年三月渡过黄河，四月十二日强攻取下北省直隶边上那座工事坚固的临清城。

这段时间里，静海的那支军队一直被紧紧封锁着。它既与一切补给、一切增援完全隔断，便因疾病、饥荒与刀兵而迅速消耗；而敌人那边恰恰相反——他们离天津这座北方的大商城与粮库只有几天路程，又紧挨着鞑靼之地，况且他们强悍，耐得住那凛冽的冬风，而组成太平军的那些衣裳单薄的南方人却为之所苦——一切都于他们有利。满清政府雇了大队蒙古兵派来攻那被围的起事者；满清的预备兵、乃至大批的汉人乡勇都被派来壮大官军的行列；时日一天天削减着太平军的人数与效力，而他们的敌人却一天天更其众多、更其可畏。这支小小的太平军起初勉强才有七千人。因为他们行军太快，一路投来的人数比起敌人的本钱来是无足计的；他们所得的唯一一次可观的添补是在河南省，那里有一支近五千人的当地起事者加入了他们；可这一次增援，比不上他们战阵上与疾病里的折损。这支小军的勇气与纪律必定是了不得的。在看来不可逾越的艰难面前，他们一路前进那份坚定不移；对那人数压倒的、裹着皮袄的强悍鞑靼马队——这是他们完全缺乏、也无法有效抗拒的一个兵种——他们那份沉稳的抵抗；在紧挨着鞑靼冰原的北方严冬里，他们那份坚实的忍耐，而那严冬是他们所不习惯、所未预备的；他们那一千四百英里以上的孤军行程；他们承受攻击时的英勇，以及最后成功的脱出——这一切合起来，构成近代最可注意的战役之一。

十一月和十二月间，被围的人作了几次拼死而无益的突围，每一次敌人都把他们击退，损折很重。最后，一八五四年二月初，占着这地方三个多月之后，成功既已无望，营中又有饥荒，而友军也无救援之期，全体守军杀了出去，成功地从围兵中间劈开一条路。这一小队英勇的人以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豪迈，开始了任何军队都最艰难的那桩事——在一个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面前退却。他们一寸一寸地后退，不断转身击退追来的大队。成群的鞑靼马队在他们四周旋绕，一会儿猛扑他们的前阵、后阵与两翼，一会儿又抢到前头去堵住某一处难走的隘口；厚重的步兵纵队从四面围住他们，仗着人数压倒、又被赏格的指望鼓着，不停地扑上来；然而他们始终没有一刻能打乱太平军那毫不迟疑、井然有序的退却——这支军队面朝着敌人缓缓后退，忍了三个月之后，终于同驻守临清城的兵马会合了。

有一桩奇特的事实：满清政府怕这支小小太平军的逼近，比怕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还要厉害。在圆明园找到的都察院给皇帝的一道奏折里有这样一段：

「咸丰三年粤匪蹿扰各省，锐意北犯，京城之惊惶，较今日所见者剧数倍。」

满清之治的命运在天平上颤巍巍地悬着，而那腐败而嗜血的政府自知毁灭是罪有应得，这一念头把恐惧打进了他们心里。这时候只要再多一点气力与决心，天下便到手了；倘使头一支北路军能在静海支持到第二支到来，大清之朝便告终了。两军合起来必定能攻下并守住天津，直到南京再派增援前来，纵然占了那座城——北京的大粮库——还不至于使京城陷落。那一场非常的北伐，以及那支小军能把它那逼人的位置保住那么久，都充分证明：倘使实力更大，成功是必定的。因为忽略了那个有利而重大的机会，天王在自己所求的大目的已可到手之际把它丢掉了。说他那颗有力的头脑不足以应那场面，远不如说他对本国人的期望没有实现来得近理。他不可能不知道合力的便宜，而他显然是指望中国人普遍起事、又指望上帝全能的帮助。其实这一点从他的告示里看得很明白，而这也是唯一说得通的解释：为什么他宁愿派出几支孤立无援的小军，走向完全分歧的方向，而不把一切可用的兵力集中起来，直取满清之朝的本营。

虽然又有几支较小的分队在临清同太平军会合，它却再不能向北京推进了；那有利的时机一旦过去，便不再来。又打了几场激烈的仗，两边都没有得着什么实在的便宜；内蒙古那些半披钢甲的武士，被那些毫无防护的革命者挡得恰相抵敌。被敌人众多的马队扰得很苦，一八五四年五月，太平军缓缓转向南方，一面不断同官军交战，一面在长江以北攻取了许多要紧的城池。

一般人不知道：后来以忠王之名著名的李秀成，就是第一次北伐的统帅；可我同他相识期间，他常常提起这件事。从他所说的我推断：他并没有接到专门向北京进兵的命令，只接到一道笼统的命令——攻取地方，把百姓从满清之治下解救出来。直取京城是他自己的决断；后来派去助他的那支增援起初并不在计划之内，是因为他渡过黄河之后派乔装的使者送信回南京请兵，才派给他的。他说他的兵马曾望得见北京的城墙，倘使那支增援早些同他会合，他本可以轻易把那城拿下；又说他从静海退走，完全是因为北京一带的乡勇，蒙古兵与满洲兵是挡不住他部下的冲击的。这话若是真的，那么鞑靼之朝竟要把自己的平安归功于汉人，倒是一桩奇特的事实；不过在北京一带，也不妨认为那里的人早已完全鞑靼化了。

这期间，满清为取得防守所需的供应，使出了一个极腐败的政府最腐败的那些手段。卖官、卖爵、卖功名做到了极大的规模。《京报》上登了二十三道告示，把国中一切品级、荣衔、俸禄一概标价出售。囚犯可以买自己的开释，流人可以买自己的回还；有职任的人可以替母家的亲戚买衔，而任何人、人人都可以替自己的父亲买一个比自己更高的品级；一句话，一套彻底的贿赂与腐败之制就这样立起来了。

死在阵上的人也得追赠的荣衔，一直追到他们祖上的第四代、第五代、乃至整整一代；而那些为了改日再战而逃走的人，则受着各种各样的贬黜；满清政府在它的危急之中，把种种狡诈欺骗与虚张声势的作战细节一概使了出来。

下面这份文书揭出了同那个「视民如子」的政府的兵马有关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本足以激起百姓投到太平天国那面自由的旗下去。

麦都思博士译，上海，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一日：〔注一〕

「陆玉昌、袁桂良、叶凤春、陈士行、金炳珍、王景照等呈：另有多人同住第二十七保各图，为抢劫、强奸、杀人、纵火之事具控，恳请设法制止再有暴行，以救百姓之命。

「具呈人等住在第二十七保各图及第二十五保第四图的几处安静村庄，离上海城二三英里，靠耕织为生，不涉外间任何乱事。惟近于上月十月三十日午后，湖广来的乡勇忽然成群而来，手持兵器，冲进我们村里，入我们各家抢夺财物；我们同他们理说，他们便以轻蔑相答，进而奸淫我们的女眷；我们又指出这些行径之恶，他们立刻把王长金、王教基砍了头，又把钱金邦、张克光、侯锡昌刺死，另伤男女九人。随后又烧了我们的房子，共七十七间，其清单附呈于后。

「我们的性命此刻在极大的危险之中，为此全乡怨声载道。我们敢把姓名列于此呈之前，合众恳求各位大人体恤穷苦的百姓，『他们究竟是国家的根本』。伏乞恩准所请，制止这些乡勇，饬令他们守法护民。至为恳切之呈。咸丰三年十月初一日。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一日。」

对上面这份呈文，清廷钦差大臣刘某所给的唯一批示是：

「此等事自然很不该，不过那是闲人无赖所为，他们冒充我的兵。我当严饬所部。你们且去，放心罢。『我盼着不要再有更坏的事落到你们头上。』」

官军在各处的寻常行径既是如此，太平军对百姓的所为却像是真正的解救者；至于日后他们新招的兵在那些没有志气的同胞的昏惰逼迫之下或曾有过何种越轨之事，另当别论。要显出太平军兵士行事的对照，我想最好莫过于引麦都思博士在一封信里所说的话，那封信见于费希本舰长所著的《中国印象》：

「今天下午我得以进了上海城，便到伦敦会所属的一处礼拜堂去，开始向一大群人讲道；这些人几乎是我一进城便立刻聚起来的。我正讲着拜偶像之愚，力言必须敬拜那独一的真神，理由是只有他能护佑自己的仆人，而偶像是虚空之物，不久就要从地上灭亡；忽然有一个人在人丛中站起来，喊道：『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偶像必要灭亡，也一定要灭亡。我是广西人，是太平王的部下；我们都敬拜独一的上帝，都信耶稣，而且尽力铲除拜偶像之事；所到之处拆毁庙宇、捣碎偶像，劝百姓舍弃迷信。两年前我们起事的时候，只有三千人，我们从帝国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把派来打我们的官军成军成军地打跑。若不是上帝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决不能这样以寡胜那样压倒的人数；可如今我们的兵已经到了天津，我们盼着不久便要胜了全国。』随后他以极生动、极恳切的口气劝百姓舍弃拜偶像之事——那不过是拜鬼，执迷不改便要落到地狱的苦里；而若把它舍了、信了耶稣，他们的灵魂便得救了。『至于我们，』他说，『我们有了自己的宗教便十分快乐，并把死的那一天看作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人死了，我们从不哭，倒彼此称贺这件喜事，因为一位兄弟已往荣耀里去，去享那天上世界一切的华美与光辉。我们还活在这里的时候，便以守诫、敬拜上帝、彼此相劝行善为自己的本分，为此我们常有讲道与祷告的聚会。那么，』他问道，『你们中国人一直烧香、点烛、烧金纸，又有什么用呢？你们的偶像若真要这些东西，那只能显出它们贪婪的性情，正像那些官老爷一样——他们掐住人的喉咙，人若不给钱便狠狠地榨，人若肯给便只轻轻地榨。』他接着痛斥本国人流行的种种恶习，尤其是吸鸦片。『那脏东西，』他喊道，『吃它的人只被它污了，弄得屋子臭、衣服臭、身子臭、灵魂臭；若不把它戒了，还要在地狱里永远地臭。』

「『可你们得赶快，』他又说；『因为太平王就要来了，他是丝毫不容人犯他规条的——不许鸦片，不许烟草，不许鼻烟，不许酒，不许任何邪恶的放纵；凡违背上帝诫命的过犯，他都以最严厉的刑罚办之，而屡教不改的便砍头——所以要趁早悔改。』

「从他说话的格调、从他时时引太平朝的书，我看得出他对那些典籍很熟，而且在那个门下受过彻底的训练。一个中国人若不是跟着起事者的营盘相当长的时间，是说不出他那样的话来的。

「他也说到吸鸦片的花费，『那把他们的口袋抽干，使他们在富有之中仍旧穷乏，而我们从不沾这药的人便不用这样花钱。我们的主上供我们吃穿，那就是我们所要的一切，所以我们没有钱而仍旧富足。』

「他这样恳切地说下去，他那副样子我也不由得为之一动。他立在那里大胆无畏，公然斥责众人的恶习，面容焕发着聪明之气，那挺直而雄健的身形便是康健的写照，而他的声音在人丛里震荡着，众人像是惊得呆了：他们天生的良心告诉他们，他所作的见证是真的；而他们心中似乎起了一个强烈的确信——他所斥责的那两桩大事，鸦片与拜偶像，都是坏东西，都非舍掉不可。

「他说一口听得懂的官话，偶尔带点广东或广西的口音。他取譬的路数很别致，他所提出的有些话，也不是基督教传教士惯常说的那一类。可留在我心上的印象是：那里头所传出的有益训诲为数不少，『而且是能够促成我们所抱的目的的——铲除拜偶像之事，推进对真神的敬拜』。」

这时候上海城在三合会起事者手中——那是立誓要把满清赶出去的会社——而他们常常被人同太平天国混为一谈，于太平天国有害。

一八五三年夏末，即太平军攻下南京几个月之后，三合会看出了这场运动的好处，便在各地起来反抗那可恶的满清。

约在七月底，一股三合会的人得手占了厦门城——那是通商口岸之一——只遇着很轻的抵抗，居民倒乐意接纳他们。他们的行事出奇地宽和，这场运动便极得人心；其实他们一切的供应都是乡下人送来的，而他们的主要实力就是由这些村民组成的，这些人留下来同官军作战，一直打到这场起事终了。附近几座城池也被取下，而富有的阶层则对交战的两边都站在一旁；他们对朝廷的心早已太不利，不至于去帮它；可他们只满足于单单把自己的支持撤回，因为他们明知：倘使他们投了这场起事而起事后来失败，那「视民如子」的统治者会对他们和他们无从自保的家人施以何等凶残的报复。那一带的乡下人一直对官军怀着敌意，直到官军重夺厦门；那时他们为救自己和亲人的性命，不得不回到满清的奴役下去，而那些从朝廷不分青红的报复里逃脱出来的，便算是运气了。

〔注一〕（原注：当时上海在三合会起事者手中。）

第六章南京的陷落（之四）

驻该口岸的海军首长费希本舰长，在三合会攻取厦门时正在那里。他报称：

「起事者既已派人守着欧洲人的商馆，『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于是我们驶往香港，把文翰爵士送上岸后，便乘「赫尔墨斯号」回上海。」

十一月十一日，厦门城被三合会撤出；此前这城已被人数远占优势的官军围了一段时日，三合会因粮食短缺，便在大白天开出城去，怯懦的围兵并不来扰；随后官军开进城来，照他们的惯例对那些无从自保的居民施行最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官军围这座城所用的水师，是由一大队海盗组成的；他们一八六二年五月十日攻太平军所守的宁波时，用的也是同一套办法——只不过后一回官军这边的海盗得了手，因为他们已同乐德克舰长所统的英国舰队结了盟。

厦门重归满清之治，费希本舰长是亲眼见着的，他这样记述：

「他们既雇了海盗，便把权柄交在海盗手里，等于准许这些人去干他们必定要干的那些暴行；而仿佛这还不够，他们还怂恿海盗去干得比本来所想的更多，因为他们许下：每提来一颗首级给六元。

「这些野人一进城，头一件事就是四面散开去找首级；除了要人家无从自保以外什么也不管；那些人同样年老体弱、同样不曾犯事，于他们是无所谓的：那些人有头——头就是他们所要的。

「凡找到的人都被带到中国水师提督那里」（据说正是后来成了乐德克舰长盟友的那个海盗头目），「他的船就在我们近旁，所以经过的一切我们都看见了。他随即下令把这些人处死。起初他们在旁边的码头上砍头；那里很快就占满了，刀手也砍得累了，事情便慢下来，于是又添一班人在船舷上砍。这样对他们还是太慢，他们便把人手脚捆住抛进水里。可这对欧洲人就太过了；于是传教士、商人、水手、海军陆战队和军官一齐冲上去，把这事止住了。那些官老爷、刀手、随员等等都赶紧溜走，怕招来他们算不准、却自知罪有应得的后果：四百个可怜的人被救下来，其中二百五十人身上有伤——有的二十来处，有的少些，可更危险。有些人的头几乎被砍断；约三十人死了。随后官老爷们把他们的屠场移到城外一英里处；在此后两天里，他们既已占住城，必定砍了两千颗以上的首级，或是以别的法子害死了那么多人。好几天里尸首在港内浮来浮去，被一道潮水带出去，又被另一道带回来，每一回都没带得那样远，所以最后只能用船拖到海里去才算处置掉。

「这些凶残的海盗所显出的唯一情绪，是失望——他们说，我们害他们少得了三千元。〔注一〕

「在那几天里，可怜的百姓时常诉说官军待他们的样子；而眼看着财物被无端毁坏，确是可怜——倘使官军是兵、是人，这些毁坏本是不必的；这样的人从来不曾挣得过也守得住一个天下；『然而官军没有一支比这更好』。

「也不能说这是下属所为、而政府只担着远因的责任，因为这些事是该省总督特别授意的，他是个鞑靼人，又是鞑靼皇帝的叔父。他甚至饬令毁弃那些官老爷同各村首事人之间所立的庄重盟约——而那些村子正是凭着这盟约才肯把起事的首领交出来的。官老爷们公然说：厦门的政令一旦立定，他们就要在四周各处放火动刀，因为那里的百姓都染上了革命的意气。」

这不禁要人一问：英国人民珍爱并扶持满清的时候，知道这些暴行么？这是不能信的；所以不妨指出他们所扶持的是哪一种政府，他们所攻打的是哪一类人，而他们插手的结果又是什么。

九月七日，通商口岸中的另一处上海被攻下，附近另有几处地方也被三合会的各股人马攻击。在这座城里他们看来行事也出奇地宽和，据说他们在库里得了约七万英镑。

他们虽同那场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全无干连，却仍怀着希望朝它望去；稍稍犹疑之后，便同厦门一样派了代表去，表示归附天王。可天王不肯接纳他们，尽管据有通商口岸于他有极大的便宜——除非到他们明白并信奉基督教的时候；而前几页所引麦都思先生信里所报的那段话，说话的人大概就是天王派去教导他们的人之一。

费希本舰长关于他们报称：

「他们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可很能容让，容传教士放宽了讲道，这样的宽裕是从前所未有的。他们对拜偶像已全然失了信心，再也不愿为保个面子而继续那偶像的祭拜，虽然其中有些人仍行迷信与拜偶像之事。他们行事很宽和，『而贸易之便甚至比在鞑靼朝廷治下更大』。进口的贸易自然受了限，因为地方不安；出口的贸易却反而格外之大，这并非官府给了什么保护或便利，而是持货的人想把货变现。」

三合会的起事者对上海的欧洲侨民一直表示最友善的情谊，而聚来围攻中国城的官军却照他们的惯例，变得极其危险、极其敌意。费希本舰长报称：

「官军就这样成了习惯：他们把打靶的靶子摆在那样的地方，弄得外国人骑马的跑道和他们主要的聚游之处或是危险、或是不通。」

欧洲人的租界被他们攻过好几次，还有一次被人想要放火；最后他们已蛮横到这样的地步，英法两国的兵——合起来不到三百人——不得不去攻他们的营，把他们从租界赶得远些，据说打死了三百人，而自己只有二人阵亡、十五人受伤。

既然众所公认这些三合会起事者在各方面都「不如」太平天国，既然他们被容许攻取通商口岸，而他们的行事对欧洲人又一向那样友善、远胜官军，那么后来为了替那桩把太平天国从上海和宁波赶走的无耻方略遮掩而加在太平天国头上的那套说法——说通商口岸非守住不可，不能让太平天国攻下，因为后者一旦攻下，大量英国财产与英国人的性命「就会」被毁等等——英国公众竟不曾看穿它的虚伪，这「确是」有点离奇。

三合会占着上海的时候，欧洲侨界中间有一股可畏的、起初还是秘密的反对势力在暗中作梗——那便是耶稣会士的敌意图谋。这些神父以一种本该用在更好事业上的恒心与执拗，在全国各处布置、招徕，收人入一种伪似基督教的门下。事情恰恰是这样：为了迁就中国人、或是免得因太大地背离「旧俗」而惊着他们，这些人被容许保留大半偶像祭拜的形式，再在上头添上罗马教会那许多圣徒之类惯有的像。而太平天国是严厉破除偶像的，他们在内地同罗马教会的堂馆几次冲撞，每一回都把怀抱男孩的圣母马利亚像误认成那极相似的佛的偶像，于是自然就把耶稣会的教同它所相似的佛教混为一谈了。因此，那些崇奉鞑靼的耶稣会士是太平天国从来最切齿的敌人，因为他们明知后者一旦成功，便要把他们的事业整个儿毁掉，把他们从遍布中国的许多据点上赶走。所以耶稣会士一查明三合会不但自称即将归附天王、而且已经派了代表去、又从天王那里领了教导的人，便立刻着手图谋把他们推倒。法国领事和驻该口岸的法国海军首长都是受神父摆布的偏执之人；最后，为着某些可观的好处，官军得了帮助，三合会便被从一座中国城里赶了出去，而这事丝毫没有公道或道理的影子。

英法两国当局都剥夺了三合会对一切出入口贸易本该征收的那份关税。最后，法国海军司令拉盖尔——这姓氏取得恰如其分，正是「战争」的意思——断定时机已到，该把他自己和他那些耶稣会同僚那份格外不义的用意办成了。三合会在丝毫没有挑衅的情形下忽然遭到攻击（一八五四年十二月），有几名正在一处城门外筑炮台的人被法国水兵杀了。几天之后，法国人又在同一处炮台里偷袭了十五名睡着的可怜起事者，这些人也被屠了。此前两天，拉盖尔司令凶狠地炮轰那座城，而城里有两万以上无辜的居民，弹子与炮弹在他们中间杀伤甚多。法国人同那凶残的满清结了盟，把城紧紧封锁，把一切往来都断了。

有些人喜欢把太平天国称作嗜血的怪物等等；可下面这一段却证明：法国人在无端的残忍上不但胜过起事者，甚至还超过了官军。在斯卡思所著《中国十二年》一书里，〔注二〕我们看到满清那些文明而最有基督精神的盟友封锁期间的这一节：

「法国人宣布严密封锁，凡想同起事者通消息的一概射杀。有一天傍晚我们『亲眼看见』一个可怜的老妇人，她想给城里某个苦人送一篮吃食，被法国人阵线上射来的一颗弹子打中；她的腿断了，无从自保地躺在地上。那哨兵又端起枪来，朝这可怜的老人开火，在她身边激起一片土雨——战争显得何等可怕！又开了一枪，又开了一枪；最后她背上又被打中了！她向我们呼救，可我们除了派人去把这情形报到司令部以外，什么也帮不上。枪一声接一声地放。城墙上有几个起事者看着这场屠杀；他们看得见我们。我们在步枪射程之内；我想，我若在他们的地位上，外国人既干着这样的事，我便要向所见的每一个外国人开枪——于是我为安全起见走开了，心里被这样骇人的残忍弄得作呕。后来据说，那妇人躺在原处呻吟到近半夜，随后哭声止了，据猜是『有几个起事者』把她弄进城去，免得她再立刻受害。」

法国人最后把城墙轰开了一个口子，同他们那些体面的盟友一起攻城，可结果是被打退，折了五分之一的人。三合会最后被饿得撑不住，在中国新年之夜（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七日）撤出上海，从官军阵线中间劈开一条路出去。有三百人曾向拉盖尔司令投降，被这位司令交给官老爷，用刑折磨死了。此后三天里，官军对那些在城内被捉到的不幸居民、或是在乡间被追捕的起事者，无所不施其暴。三天之内有两千以上的人被野蛮地处死。正如斯卡思、西拉诸位先生所写的——「官军的兵连坟地里的棺材都砸开，把起事者的尸首拖出来砍头。」妇人被惨不可言地残毁并处死；起事者被钉在十字上、用烧红的铁烙；有些人在城里的街上被饿死；有些人被剖了腹；还有极多的人被慢慢地碎割。三合会攻下这座城时，只杀了『两个』人，一个也没有用刑，又尊重私人的财产。上海的报纸说：「可等法国人和官军占了城，那才像是一场屠杀。城墙四周一串串地挂着首级；塔桥上挂了十九颗，有些地方还堆成了堆！」

那些似乎急着要把包令爵士、斯特林海军司令等人助清之策办成的英国官员，其行事被当时在场的斯卡思先生这样严厉地评说：

「当时代理副领事李泰国先生，以及那时在中国海关任职的威妥玛先生，其行事所显出的那份极不审慎的热心，以及这两位先生公然助力于官老爷的样子，几乎受到全体外国侨民的严厉评议。」

在他那本有趣的书第二百一十七页上，他说：

「有一条纵帆船从吴淞开往香港，被疑为要把陈阿林〔注三〕和城里另外几个人带走；于是一支由中国兵『和几名英国海军陆战队组成、由代理副领事陪同』（『这位副领事看来是怀着某种非常的用意』）的人马下去搜那条船。这事被人知道了；可那些想免再流血的人仍旧不动声色地把他们决意要办的事办下去，把那几个不幸的人弄出了险地。」

熟知此类事的人也许明白这桩「非常」的功业；而对中国事务所知不多的人，大概自然要纳闷：副领事那些官老爷朋友为陈阿林的首级所出的「一万五千元」，同这件事可有什么关系。

英国官员对满清之盟的那份嗜好，并非只在一八五五年上海那场屠杀上显出来。一八五四、五五、五六三年间，英国人不断插手去反对受压迫的中国人的起事。一八五四年，包令爵士把英国舰队同那个有名的恶魔叶名琛的兵力结成同盟，于是助成了那场荡尽广东一省的剿杀。广州城几乎是全省唯一还在官老爷手里的地方。它是靠英国人之力才保住的，而它的保住便把一百万以上无辜的人判了死。

叶名琛忙着把男人、女人、小孩一概剿绝，把「凡起事者所经过的」村子几乎一个个平毁，而英国女王陛下的兵船则沿着中国海岸追捕起事者的船队，把他们当海盗办——只因他们，说什么呀，是带着武器的，又因他们在想冲破广州的封锁时夺过中国船；英国军舰「麻鸦号」和轮船「宝顺号」把起事者船队的一支围在直隶湾内，几乎把每一条船都击沉，又把所俘的唯一一条船上的人交给了满清的刀手。有两条船逃出来，在舟山同另一支船队会合。然而这些船过后不久却容两名传教士通过了他们的封锁，因为照那些首领所说，「他们是好人，是传耶稣的道的！」在石浦港里又有一支船队被毁，《中国十二年》里是这样记述的：

「那些船被毁了，船上的人或被枪杀、或被溺死、或被追捕，最后全数、约一千人，都被送去交他们最后的账——『麻鸦号』上的人还在岸上帮着中国兵把这场整批的屠杀办完！『全数』并没有被杀掉；『有一个』人被还押留下来待审！拿这支船队当海盗的证据，是要在把这些人处死『以后』才去收集的！」〔注四〕

近十年来英国对华的方略，一直受着一班人的左右，而这班人又被一小伙中国海关的雇佣之徒牵着走；这些人既受满清之雇，却被容许去左右包令爵士、乃至额尔金勋爵的见解。文翰爵士及其同僚那种独立而体面的方略，让位给了一套「别有所图、崇奉官老爷」的外交，而这套外交使英国成了世上最嗜血、最腐败、最衰朽的专制之治的盟友与救命人。威妥玛和李泰国二位先生曾一度做额尔金勋爵的通译，又一度是满清海关的雇员；他们「或许」以为自己向勋爵所灌输的见解是正确的；可无论如何，他们在自己那些官老爷朋友的利害上牵涉太深，不可能公允。这件事的主要后果是：那些受满清影响的官员把英国的代表同受耶稣会影响的法国代表联在一处，去把鞑靼的那些残忍永久维持下去，并去毁掉太平天国解放中国、在全国立起新教基督教的那番尝试。

一八五四年在广州、在上海以及别处，中国人本会在他们那场正义的、要掀掉满清之轭的努力里成功；一八六〇年在上海、一八六二年在宁波与上海，以及别的几次，太平天国的革命本会成功——若不是英国插手的话。

〔注一〕（原注：他们后来在宁波得了十足的补偿：那时他们同英国人结了盟，弄到了价值三千元的首级，连利息一并收足。）

〔注二〕（原注：第二百零七页。）

〔注三〕（原注：三合会的首领。）

〔注四〕（原注：《香港宪报》，一八五五年十月十二日。）

第七章玛丽失踪与救援（上）

家——家园的荒芜——玛丽的消息——随后的举动——追踪的预备——江上的挽纤——追踪途中——望见那条老闸船——几番计策——靠上老闸船——登上老闸船——危急之境——急时之友——失手——再探老闸船——难处加增——又一次尝试——再靠上老闸船——找着玛丽——救出玛丽——安然上船——玛丽的说明——老闸船追来——它渐渐逼近——老闸船开炮——安然到了太平军中间。

我急着要见我的未婚妻，船一在上海泊地系好、向领事馆报了到，便到她姑母家去找她；那房子在美国租界后面，离任何别的欧洲人的住处都相当远。

走近那房子时，一种说不出的凶兆之感像是把我攫住了——就是那种人人常有、却又是心性上一桩谜的预感之警。

我快步走着，直到前面不远一道隆起的地势一转，那房子便进了眼。到了那道先前把它遮住的土脊上，我停了一下，几乎料着要看见那房子已经不见了。

可房子仍立在那里，看着是安然无恙；于是我心里稍宽，便往前走。我走近了，几乎料着玛丽会跑出来迎我，却看不见烟囱里有一丝烟，也看不见那屋子前后有一点人气。我先前那份惧意此时又全力涌回；我离房子只有几步，而它看来是没有人住的。

我急奔到门前；门没有扣住；锁被扭掉了，分明是被人撬开过。我走进去，大声呼唤原先住在这里的人的名字；回答我的只有空屋的回声。我一间一间屋子走过去，看见家具四面八方散着，有的破了，有的被推倒了。那房子呈出一幅彻底破败的图景。

我在各屋里奔着，一路还在大声叫着，而回答我的仍旧只是自己声音的回响。那些屋子是静的、空的。显然墙内唯一活着的东西就是我。最后我喊得嗓子哑了，便立在那里默然绝望，望着四周的毁坏。玛丽和她的亲人不见了，而这片破败的景象说出了一桩暴行。

有一会儿一切都静悄悄的。终于，楼下屋里的脚步声把我惊动，一点突来的希望叫我一喜，我便急忙去迎。一眼便看出我是自己骗了自己：面前立着两个中国人，眼睛和嘴都张得大大的，对着那些破家具发呆。我焦急地问他们，盼着能得点消息，却全无用处。对我所问的，他们只说是听见我的喊声，才来看看出了什么事。再问下去，得到的也只是「我勿晓得，我勿晓得」。我把他们赶出去，又把每一个角落都搜了一遍，仍旧无用。我一切的气力都白费了，连一点能叫我明白的痕迹都没有——我那番长久而焦急的搜寻，连一丝影子、一条线索都不曾得到。

一切衣物和随身之物都被搬走了，许多轻便的家具也不见了；沉重的则被打破、掀翻。房子被弃之后又有多少东西被贼毁掉或拿走，是无从说起的。

最后我不得不对自己承认：再搜也是无望了；我已尽力搜过，什么也查不出来。我满怀愁苦地离了那房子，又到附近几家中国人的住处去问；可每一处得到的都是那句叫人不甘的答话：「勿晓得，勿晓得。」

我带了译员，去过许多人家，却毫无结果；一丝消息也打听不着；整桩事仍是一个深不可测、钻不进去的谜。一切都叫我相信有某种暴行发生过；况且我十分确信，玛丽绝不会不先给我一个信便自愿离开。

有一天晚上我在舱里，被一天无用的搜寻累得精疲力竭，心里尽是苦涩的思绪；我的一位老朋友赖船长——从前在土耳其雇佣兵团服役过——刚从汉口来，上船来看我。我把玛丽那桩离奇的失踪告诉他之后，赖忽然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声一呼，又向我追问了几句，便断言他得了关于她去处的一条线索。

原来他从镇江乘轮船下来时，船曾贴近一条葡萄牙人的大老闸船驶过，他恰好瞥见甲板上有一个姑娘；当时他并没有再留意，可此时他确信那就是玛丽。

我为这个发现欣喜若狂。我的朋友赖同我一起去过玛丽亲戚家好几次，所以我十分信得过他的判断，便决意顺着这条这样奇特地得来的踪迹追下去。他说他要同我一起去，又好意地表示随时可以动身。

清早我上岸去见那条纵帆船的船主，把船交给了一位朋友。大副菲利普宁愿跟着我；他曾在希腊人反抗土耳其的起事里当过兵，是个很好的勇汉。

幸而当时江上的轮船——那时候很少，又隔得很久才有一班——下午有一班要离上海，所以我还有可能在那条老闸船到达之前赶到镇江，不过这就全看它一路遇着什么风了。于是在钟声响前几分钟，汽笛鸣了，船长用粗嗄的嗓子喊了一声「解缆」。赖、菲利普和我便带着行李上了「扬子号」（以这条江为名的）。我们各人都带了充足的一切用品，因为万一那条老闸船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离了镇江，就非得买一条或租一条什么船去追它不可。往镇江的一路上，我们一直按班轮值，总有一个人不离甲板，手里拿着望远镜，严密地望着。时间沉沉地过去，直到前头出现银岛。关于玛丽在那条老闸船上——倘真是她的话——我把一切可能的解释都想过了；我采过每一种想得出的说法，却都无用；同一个念头在心里留不住五分钟，我只得把这个谜当作不可测的撂下。此时银岛进了眼，我同朋友们在甲板上焦躁地等着，把港内的船一一细看；轮船在那寥落的船只间慢慢驶过，终于抛了锚；可那里虽有几条老闸船，我的朋友却没有认出我们所要找的那一条。

轮船在镇江只停很短的时间，我们非得尽快离船不可，于是我派译员（他是我带着的，同去的还有我的厨子，和一名女仆——备着万一我找着玛丽时用）到那许多民船里去，雇一条给我们住几天，因为岸上没有住处。不多时他便办成了回来，我们离了轮船，都搬进一条汉口的大船里去住，那自然不是天底下最舒服的地方，可照当时情形已算很好了。最糟的是那一夜我睡的铺位恰在供神的小舱里——那是个小小的窝，四面一道宽架上摆满了形状最可怕的小鬼，颜色各异、丑恶百出，从一座座涂红贴金的小神龛里探出身来；船上的人似乎全不在意这件事，竟容「番鬼」在场亵渎了这些神佛或鬼怪；可一个讨厌的中国老婆子整夜里一次又一次地来搅我，她从后头一个小洞爬进我的地方，来添香，来拜菩萨。《麦克白》里的女巫比起这老婆子来算不得什么：她蹲在我脚边，借着远处一只油盆里一小截灯芯燃着的微光隐约可见，身子慢慢前后摇着，嘴里念着些听不懂的话，我只分辨得出：「多弥陀佛，多弥陀佛，多弥陀佛！」

我心里本已激动；那位老太太——大概是半船人的曾祖母——又一次次地闯进来；四周列着一排排小鬼，不时被燃着的香那骤然的红光照亮；船前头赌钱的水手远远地喧闹着（中国水手是赌得入骨的，只要办得到，通常整夜地赌）；这一切又惹出满心烦躁不宁的念头——那一夜我做的那许多梦有多么美妙，也就不难想见了。有一桩奇怪的事实：中国的偶像几乎全都是最可怕、最似恶鬼的相貌；不过这也容易解释，因为中国人说：行善的神既是好的，便不会害他们；而鬼和恶神既是坏的，他们就觉得非得去讨好不可。

一到镇江，我便去了海关，查明有一条老闸船就在前一天溯江而上过去了。于是我立刻派译员去找一条便当而走得快的船，买的或是租的都好。第二天他运气好，找着了一条——是一条削低了的上江船，格外快、吃水又浅；她已被改成半欧式的样子，装了龙骨，舱里也舒服，载重约六十吨，总之正是我所要的那一种船。在江上她张帆必定比那老闸船快，无风时又可以靠岸挽纤，或是用船上那几支大橹划。

因为万一救出玛丽，我决意要乘这条船往南京去，那个中国船主——他同时也是船老大——便非要我先付下他这条船一半的价钱、并担保若有损失补足其余、再按月付租，才肯讲条件。我立刻答应了，又把一切预备赶紧办好，当天傍晚晚些时候便能出发去追那条老闸船。

追尾船是出名地追得久的；可这一回我有一样那被追的船所没有的进行之法。风太轻，顶不住那强劲的水流，所以我知道那老闸船要么抛锚等风，要么——若是船小、吃水不深——靠岸挽纤慢慢前行；而反过来，我这条船轻，便能紧贴着岸走，挽着纤每小时走两三英里。

挽纤在中国是极常见的事，同我们运河上的挽船相像，只是不用马，而是由船上的人把船拉着走：从桅顶牵一条绳到岸上，人们把一副背带套在身上，带上有一根木棒抵在胸前；于是便起步走开，一边齐声唱着某种凄凉的单句高腔，或是随口编着唱。许多地方有专门的纤夫，以此为业。那是一种又苦又没出息的生计；这些苦人同别的人一样，常被官府拉去，被迫替官船挽纤几百英里而得不着酬劳，然后任他们自己设法回家——倘使他们不先饿死的话。

幸亏那一夜月色明亮，我得以走了不少路。可天亮之前月亮没到远山后面去了，它一落，我们便只得抛锚等天明。破晓时我已起身，急切地向远处江面上望，寻我所追的那条船。回报我这番长久焦急的凝望的，只有几条中国民船的帆。不过那老闸船也可能被江的第一道弯遮住了，那里离此不过三英里，江水便消失在陆地后面。

我把朋友们叫起来，留下他们慢慢挽着纤跟上来，自己换上中国衣服，戴一顶宽边中国帽，带了来复枪和一具好望远镜，同译员一起上岸，出发去探路，朝两三英里外一处高地走去，那高地紧挨着江的主道。到了顶上，我发现从那里望得见好几英里的水面；一眼便知那老闸船不在近处，远处也辨不出她。忽然译员说他看见她了。我知道中国人往往有极好的眼力，便立刻把他所指的地方——约八九英里之外——又收进我的镜筒里。我看见几条民船的桅，仔细看了许久，辨出其中有两根比别的高大得多，可能就是那老闸船的；可在那样远的距离上，除了光桅杆以外什么也没有，又夹在别的桅中间从一片低地上露出来，我不能断定。那中国人仍一口咬定他没看错；我盼着他是对的，便回船去了。

那一整天我们稳稳地挽纤前行，傍晚时我满意地在远处清清楚楚看见了那条老闸船。她也在挽纤，可船太重，走不快，所以我们在迅速逼近，再过四五个钟头就该靠上去了。难处在于查明玛丽是否在船上，若在，又处在什么境况里。我想到我的朋友是从轮船上经过时看见她的，那么我也看见她，似乎不算没有可能；可她看来是自由的，这就大大地搅了那个念头——她是被强掠去、又被违其所愿地扣着的。倘真如此，轮船既贴得那样近，她本可以做出求救的手势、或是喊救。

要定出什么计划、得出什么确定的结论，是不可能的。只有情势能引着我们走。我们此时已进了太平天国的境内，所以不论出什么事，我对岸上的安全是十分放心的；况且忠王给我的委任，若需要时无疑能替我取得帮助。

我们要贴着那老闸船驶过而丝毫不引起她的疑心，是很容易的。第一，她船上的人决想不到我们在追；第二，我们只须挂一面中国旗，万一他们留意到我们这条船，也只会当她是中国船，而我们却能从小舱窗里把他们看得很细。

天刚擦黑，那老闸船便停了纤，在几座陡峭的山下抛了锚。我们离她船尾不过半英里，于是把自己藏起，只叫中国人在甲板上闲晃，又竖起一面满是中国字的旧旗，便毫不迟疑地照原路行去。那老闸船是在离岸三十码之内抛锚的，于是我们把船稍稍向江心偏出一点，贴着她驶过，其实几乎擦着她的船侧。从藏身处我们看得出她的水手大半是葡萄牙人，又看出她装的炮重得足以转眼把我们这条轻造的船打沉；可玛丽并没有露面，我们也辨不出她的一点踪迹。

我的朋友既笃定这正是他先前所见的那条船，那么船上必定有某个女人；因此我决意查明她是谁。我们过了那老闸船继续走了近一英里，直到江的转弯把她连同她所泊的那几座山一并遮住，便靠紧岸边系住了船。

除了一条较大的小艇，我们还带着一条在扬子江某些地方所用的小独木舟。我决定等月亮一落，便乘它顺流漂下去，设法查明玛丽是否在那条陌生的船上。

天助我的打算：近半夜时天色变重，不久月亮便沉进一片厚云后面；一颗星也看不见，夜是全黑的。我这时换上宽松的黑绸裤——太平军所穿的那一种——把裤脚塞进一双软底中国靴里，又穿一件紧身的黑绸袄，戴一顶厚的黑毡广东帽。我腰带上带着两支仔细装好的左轮，艇里放了一盘绳，还放了一条中国人寻常的睡被。我的朋友们想跟我去；可我另作了决定，因为这事宜用计而不宜用力，我们三个人再加上一个管船的，艇上就太挤了。我也不让他们解缆跟在我后头漂下来；因为万一我找着玛丽并把她救出来，就非得避开那老闸船的炮口不可。于是我握了同伴们的手，带上我的译员——一个广东人，我知道信得过他——又带上我船上一个最得力的人管船，便撑开去，随潮漂下。我刚离了自己的船，忽然想起一件事，便折回去，请我的朋友们沿岸走下去，带两名水手同行，都带足武器，在正对那老闸船的岸上守着。

潮势很急，把那只脆弱的小艇飞快地带着走，不久我便到了那几座山的旁边——我知道老闸船就泊在山脚将尽的地方。高地的影子下面黑得厉害，我们辨出那条船时离她只有几百英尺，而且正朝她的船头漂去。我们立刻把系在那盘绳一端的小爪锚丢下水，等它触了底便攥住绳，等着做登船前最后的预备。我看出我们还没被发觉；其实在四周那样的黑里，即便这样近的距离，也不可能辨出我们这只小舟。等了一会儿，我低声叫阿林松绳，船尾那人则用桨照需要掌着方向。我们在艇里伏得很低，慢慢滑到那老闸船的船头下面，一直漂到她的锚索上；我抓住锚索，预备攀上甲板。阿林要跟我到这里为止，然后就不动；这样万一我同玛丽退到船头来，他便能帮我；此外他还要把绳的另一头穿过艇尾的一只眼环带上来，既好有一条稳当的下来之路，又可以免得那管船的人——我们知道他没有刀——在警报一起时把艇撑开。

我慢慢地、无声地攀上锚索，把头抬到老闸船的舷墙以上，小心地四面窥看。终于我辨出甲板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水手，身上盖着被子。这正如我所料；而且我盼着这些是水手里的中国人，因为那时是冬天，我算着葡萄牙人宁愿睡在舱下。

我很从容地往下探查，知道天亮之前时间很多，不必因太急躁而冒被发觉的险。阿林不久上来同我会合，我正要把几句嘱咐低声说进他耳朵，忽然有人大叫一声，在我一臂之内站起身来——那人先前被前帆遮着，必定是靠在帆的另一面歇着的。有一刻我怕我们被发觉了，便打发阿林下艇去，自己抽出一支左轮，预备跟下去。可那人并没有朝我走来，倒往船尾去了。我这才知道他必是那个瞭望的，在值班时睡着了，大概是往后头去看时辰。要趁他不在，一刻也不能耽误；我轻轻叫阿林回来，等他到了我身边，便翻过船舷，把被子裹在身上，朝船尾走去。

我小心地从那些躺着的睡人身上跨过，刚到主桅，便看见那个昏昏的守夜人回来了。我立刻把自己往甲板上一扑，把被子拉过来蒙住，装作要睡。这法子妙极了，因为不论那人有没有看见我，他显然把我当成了船上的人。我把被角从眼上掀开一点，看见他下了前舱口不见了。大概是他的班满了，去叫替班的人。他的头刚落到舱口的围板以下，我便一跃而起，继续往船尾去。到了舱顶的天窗，我把身子在天窗旁边摊开，往下望。舱里点着一盏很亮的灯，里头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一整架步枪，一张桌子，几本书，一只舱顶罗经，一张摊开的海图，一只左轮的匣子，以及一间航海客厅里所有的器物；可最叫我盯住不放的，是那两处卧铺——左右各一——帐子都拉着。从天窗望下去是没有用的；要看清这两处铺里的人，唯一的办法是去把帐子掀开往里看。再过一刻，那个新上班的瞭望人也许就上甲板了。我没有工夫可耽。这一险若是终究要冒，此刻就是下手的时候。我不再迟疑，站起身来悄悄摸到舱梯口，小心地爬下梯去，一只脚一只脚地抬着，像猫一样无声。到了梯底，我发现自己正对着另一处卧铺；可我听见的那阵响亮的鼾声使我放心：我所要找的人不在那里。我往舱门走去。听了几分钟，我确信里头的人——不论是谁——都已睡熟。那些裹在安稳睡梦里的人，哪里会想到一个可能成为他们最致命的敌人的人正在他们中间！我那样悄步滑过舱里，摸到灯前把灯捻低捻暗，想必像极了一个半夜行凶的人。有一个睡着的人不安地动了一下。我缩到桌子底下最黑的地方。随后一切又静了。我爬到最近的那处铺前，把帐子挪开半英寸，往里窥看；看见的是一个男人的背。我慢慢挪到对面那一侧，在铺脚那里照样做了一遍，看见枕上一张有胡子的脸。玛丽不在这间舱里。

有一条小过道从客舱后部通出去，看来是把后头两间舱隔开。我很快走进去，在左手一扇门前停住。我听了一会儿那深沉而压人的寂静，在那寂静里我清清楚楚听得见自己心跳；最后我像是听见里头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正要把耳朵贴到隔板上，对面那间舱里忽然传来一个男人粗野的一声骂，把我惊得往后一退；门把被人攥住了；我刚来得及蹲到过道最里头，门便被粗鲁地推开。一个人走出来，显然是喝醉了；幸亏他转向同我相反的方向，向我刚离开的那扇门挥了挥拳头，接着嘴里咒了一句，便跌跌撞撞地闯进外间舱里。我听得见他打开一只柜子，从里头取出什么东西，随后便是一阵咕咚咕咚的灌酒声；瓶子哐地往桌上一摔，那醉汉便摇摇晃晃地上舱梯到甲板去了。我分明又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不敢留下来弄个明白。我一秒钟也不能耽误；倘使那人在我逃出这舱之前回来，他必定要发觉我，那么救玛丽的一切希望便了结了。我急忙穿过舱里、上了舱梯，没有被发觉，不过有一处铺里发出一声叫喊，叫我怕并非如此。

到了甲板，我发现自己不用怕那位醉朋友来发觉我了，因为他已直挺挺地躺在甲板上，陷进了醉后那种昏沉的睡里。我俯身去看他的面貌，正看着，便清清楚楚听见舱里有人说话。我经过那舱时无疑是被人看见了。我转身朝船头走时，看见那守夜人正朝我直走过来。他大概是看见了我的举动，往后头来查我在干什么，把我当成了船上的人。我把先前搁下的被子抓起来，蒙在头上肩上，又把裤脚从靴里抽出来，尽量装成中国人的样子，迎着他走去。幸亏那正是一夜里最黑的时辰——就在清晨泛灰之前——而那厚云又使天色更其阴沉。直到他走到我跟前，我才看出他后面还跟着一个中国人；他本人是葡萄牙人。我在被子底下把一支左轮松开，攥住枪筒，预备把他打倒。这些澳门的葡萄牙人差不多都会说广东话，而广东话我是不会的；那条老闸船上水手里的中国人又必定是广东人，所以我料着他会用广东话同我说话，一下就把我认出来。出我意外的是，他说的是洋泾浜英语：

「喂，后头做什么，水手？」我便带着不平的口气答道：

「嗨呀！做什么？要看看什么时辰啦！」

那葡萄牙人像是不满足，一把抓住我的被子。恰在此时，跟着他来的那个中国人插了进来，把我拉开，对他喊道：

「做什么傻事体？不要闹啦！」

那葡萄牙人还是像有疑心；可阿林——原来正是他——把我一拉，便躺下来像是要歇息，我也赶紧照样躺下。这个警觉的瞭望人虽然此时离开了我们，却又在近旁的甲板上来回踱了一个多钟头；天色在迅速转明，而我们被钉在这个地方动不得。阿林告我，他看见那瞭望的往后头去，便猜是要盘查我，又想那人会用广东话同我说话，便跟过来帮我。我带阿林来，主要就是为着这一类急变。

第七章玛丽失踪与救援（下）

那警觉的水手终于往船尾去了，我猜是去看时辰；我们便趁这机会一同到了船头，解了绳下到艇里。那一夜要再探什么是不可能了，因为外间舱里的人虽然没有追出来，可显然他们听见我经过，或是有什么东西搅了他们、使他们醒着；况且此时也太晚了，天已经破晓。我大失所望，只得吩咐同伴收绳，把艇从那老闸船的船头下拉出来，起了小爪锚，划向岸边。我们一到岸，朋友们便奔上来问我有何所得；我三言两语把一切告诉了他们。起初他们说要同我一起回那老闸船去，跳上船，把我听见女人声音的那间舱砸开，若玛丽在里头便设法把她抢出来；可不久他们就改取了一条更合理的路。我们的艇太小，载不了所有人；那严密的瞭望十九会发觉我们；而要把载得满满的艇划着逆流而上、再照我最后那一套动作来做，时间也必定不够；再说，船上有四五个欧洲人、十来个澳门葡萄牙人，还有广东人，我们是全然敌不过的。这事分明办不到；我们唯一的路是等到第二夜，再把同样的办法试一遍。我已有了几项要紧的发现。玛丽若在船上，我知道该到哪里去找她。我已把那老闸船里头的格局弄清楚，又能对她的水手人数作一个相当准的估量；所以我得了一些宝贵的凭据，可供第二次尝试时之用。

我回到自己船上，心里很不安；我在过道里所见那醉汉威胁的手势、从他像是威胁着的那间舱里传出的声音、玛丽可能就是那个显然把他激怒了的人——这些都是叫人难受的念头。

我回船不久天便亮了，我的同伴们退去歇息——他们整夜未眠。至于我，睡是谈不上的；我整个人像在发烧，除了下一次去寻玛丽可能的结果，什么也做不了、想不了。那一天风平浪静；浩浩的扬子江一片宽阔的水面连一丝涟漪也不起，飞快地流过去，在那赤红的日光里亮得像一片流动的金。那老闸船因无风、又因水流强劲而走不动，仍旧抛着锚；而在那难熬的一天里我上岸好几次，藏在灌丛中间用望远镜看她。我什么也查不出来。那一天很冷，甲板上几乎不见水手。最后到了傍晚，我作了最后一次探看，由我的朋友和我们一名水手陪着——带那水手是要他探看老闸船的动静，因为起了一阵轻风，她很可能要试着开动。

正是这一回，我有了一个导出重要结果的发现。我的注意被她船尾的窗子引住了。幸亏我们走到了那条船的下游一些，不然我们是看不见那些窗的。我们紧紧盯着这几个窗口，直到天全黑，并没看出后舱里头或舱里人的情形，便带着对那一夜之事的乐观指望回船去了。

月亮落得早，这在一头上叫我焦躁的心得了舒解；可另一头上，那一夜却一直明亮、满天是星——其实亮得叫人显然不可能把前一夜的行事之法再使一遍。这看来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难处，因为我决不可能不被发觉地靠近那老闸船！我同朋友们深谈了好几个钟头；可把我们想得出的每一个计划都议过之后，有一点仍然明摆着：没有一个计划能办而不引人注意；除非我能恰好算准半夜到破晓之间换瞭望的那一刻，而那时候其余的人几乎必定睡得正熟。我几乎已决定要走这条路，我的朋友和菲利普却提出了另一条。他们的主意是：半夜里把我们的船开动，抢风顺江而下，然后装作是偶然地横到那老闸船的锚索前头去；把一只锚丢下去同她的锚缠住，趁全船人都到前头去忙着解船的时候，找机会让我把搜寻办成。这法子确是可行，而且几乎比前一个还强；可幸好正在斟酌该取哪一个的时候，我想出了一个比这两个都好的。我忽然想起中国海盗曾对我使过的那一计；受它一提，我构出了一个计划，在各方面都许我无声无息、不被发觉地到达我所想到的位置——那老闸船的船尾底下。我一把这打算向同伴们摊开，他们便同我一样认为：再好的是想不出来了。

那时已近半夜；于是我们立刻着手预备。这一回我决定带我的朋友同去；我们各自穿一身黑衣，除了带左轮，还在艇里放了两支来复枪。同时，照我的吩咐，菲利普已叫水手做好一具大拖具，是十字形的，用两根短而宽的圆木在中心绑成。做好之后，把一条长椰索的一端系在中心，另一端系在我们的独木舟上，留出几寻的余绳递到岸上。拖具这时被放进我们那条大艇里，划到江心很远处抛下水去；抛了便举灯为号。我一见那灯光，便下令起步：菲利普和三名带足武器的水手拿着绳的一端沿岸走下去，让我们那只独木舟紧贴在岸影里，走得快慢同绳另一端的拖具随流漂下的快慢相合。这样走了二十分钟，这期间我们一直慢慢收绳，直到收了近一半盘在舟里，我们便正好到了那老闸船的横侧；几乎紧接着就觉出绳一顿——它绊上了她的锚索。我们慢慢把绳放出去，岸上的同伴便小心地把我们从那条船旁拖过——离她不到一百英尺。最后绳全放尽，只剩光头，我们便取一条小线，一端留在岸上同伴手里，自己从岸边放开；水流很快把我们扫进江心，直到被绳拉住，恰在那老闸船的正后方成一直线上——那船此时在远处隐约可见。艇里有一个中国人掌舵、照需要划桨；我们便慢慢地、小心地收绳。还没走多远，我们就到了那具拖具跟前，它拖在那老闸船后面约七八十码处。我们把一盏灯笼系在它上头那只横臂上，灯笼里备着蜡与火柴，随时可以点着；随后继续收绳，而收上来的绳由那中国人从艇尾递出去，再借那条小线拉到岸上菲利普和他的人手里。

到了离老闸船五十英尺的地方，我们停了一会儿，紧紧看着，要弄清她船上有没有人露面；不久我们就放心了：我们这样靠过去是完全不致出事的，因为她的船尾很高，不但遮住我们不被船前头的瞭望人看见，而且除了有人特意走到船尾栏上往下看，谁也看不见我们。借着里头的灯光——那光只被薄薄的帷幔压暗了一些——我们辨得出四个尾窗，左右各两个；可要看清舱里是谁、是什么，就非得把帷幔挪开不可。我们这时无声地、悄悄地往前挪，把绳一把一把地递过去，最后我们便伏在那老闸船的尾下——像一条领航鱼贴在一条大鲨鱼的下风。我在艇里把身子立起来，发现肩膀刚好到窗台的高度，要把自己撑上去是容易的；可叫我气恼的是，那些窗口太小，我钻不过去。原先显然只有两个窗口，可此时被每个窗口中间一道细柱、或者说框架，分成了四个。右舷那边的帷幔拉得很严，那扇推拉窗的玻璃部分也关着，里头是看不见的。我把绳略松一点，抓住另一段，把我们挪到左舷的尾下。

这一边的帷幔没有那么仔细地拉严，从那道空隙里望进去，我把舱里的全部情形都看见了。头一眼吸住我的，正是前一夜我看见从这间舱里出来的那个人；他坐在一张桌旁，我一看他那张发红的脸便知道他又喝了许多。一盏大灯的光很亮，他每一个神色我都看得清楚——他显然正处在强烈的激动之下；不多一会儿，我看见他斟了一大杯纯白兰地，仰头灌了下去。他的样子若还能更红，便是更红了；他起身好几次，从桌上抓起一把钥匙朝舱门走去。每一回都是迟疑着，在那开着的门口听一听，随后又鼓一鼓劲、再喝一口白兰地来壮胆，便又坐回去，咬着牙，凶狠地攥紧拳头。他那样子分明说出某种恶意，说出他正在设法把决心提起来好把它办成。那玻璃推窗并没有关严；他最后一次从门口退回来时，我听见一声恶毒的「混账！」带着凶狠的气从他牙缝里嘶出来；接着是几句用某种西班牙土话使着劲说出的话，我从里头听得出：「混账！我这高傲的美人——你瞧不起我的爱，是么？等着！等一等罢，我的小姐；咱们的位子不久就要换过来了。」

这人的相貌是一看便知的南美人，所以他说的话我也不觉得意外。我毫不怀疑他这番话是指对面那间舱里的人，于是我立刻回到那边的窗下，设法开一个口子看看她是谁。我的朋友赖递给我一把大猎刀——幸亏他带着——我用它把窗撬开了，又用指头挪开帷幔，小心地往里窥看。我不必再找了——玛丽就在我面前。是的，我的未婚妻就躺在那里；离我只有几英尺，几乎是手伸得到的地方；可我既不能摸她，也不能抱她——她在我刚才所见那个恶汉的手里。我的手指捏着帷幔和窗框神经地抖着，心口因这突来的强烈激动而起伏。有一会儿我就那样愣着，钉住不动、无能为力。头一眼我除了玛丽什么也没看见；可那阵突来的震慄过去之后，一瞬间便把情形看明白了。她睡在一张长榻上，而那舱里的桌子、椅子以及一切搬得动的家具，都堆在门口。她的脸转开着不朝我，可我不用看那张脸也认得出她；那窈窕的身形在榻上白色的帷褥上映出完整的轮廓，告我那就是玛丽。

我的心思回来之后，我确信要救她再没有比此刻更好的位置了。她独自一人，就在我手边，而我又在那老闸船上最隐蔽的一处地方，正好趁这机会下手。那条船四周有一片黑影，况且我们的小艇又紧贴在她尾下。看来没有什么会碍着我救她出逃的筹划，只有一桩，那就是：窗口太小，从那里出不来！我的朋友到艇头上换我的位子去察看情形；他一把手按在窗口上，便抽出刀来，动手砍那道细柱：这东西若能除掉，把两个窗口并成一个，便有地方钻过去了。我的朋友拼命砍着那木件；他的刀很快，进展也快。玛丽仍旧睡着，而我不愿把她唤醒，怕她骤然一声叫喊会惊动对面舱里那人。

上面所述的察看与动作所用的时间很短。思绪本快，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它更是快得像闪电。我们的活计也快，不久就要办成；剩下的便只是把玛丽从舱里经那老闸船的尾窗带到艇上来。

那道细柱约四英寸粗，我的朋友已砍进一半以上，忽然他在艇里蹲下，低呼一声：「嘶！」他把身子凑到我这边，低声说有人正从外头开那舱门的锁。我立刻同他换了位子，小心地把自己撑到同窗口齐平，往里窥看。我看见门慢慢开了，一只手从门缝伸进来扶着堆起的家具，趁门被一点点往里推时不让它们倒下。玛丽显然是因过度疲乏而睡得很沉，连这声响也没把她惊醒。

一刻也不能耽误。我转向我的朋友，低声叫他把艇尾的一支来复枪递给我。接到枪，我把枪口紧贴在那细柱的刀痕上放了一枪。硝烟还没散，我已抓住窗台，那被打碎的木件便让开了，我把自己撑进了舱里。我刚能辨出东西，便看见玛丽已从榻上惊起，正朝枪响的方向惶恐地望着；可我一面走近一面叫她的名字，她便认出我，扑进了我怀里。

我正急着把她往尾窗那边带，那门又被推开了些。我停了一秒钟，对着先前在对面舱里所见的那人开了一枪左轮——他正两手各持一枪出现在门口。我这一枪中了，他便直挺挺地倒在门槛上。紧接着我听见受惊的水手大声呼喊，又听见急促的脚步声朝这舱逼近。

到了窗口，我见赖已备好接我，便急忙把玛丽递进艇里。我们刚撑开，那门便被整个撞开，一群人冲了进来，有的举着灯，个个带着武器。我们收那系在拖具上的一段绳，到了拖具跟前便把它上头横臂上的灯笼点着。这一点着，我们便把绳的两段各砍断，放掉一端，让拖具顺江漂下去，而另一端系在我们艇头上。那灯笼不但是要把老闸船上的人引离我们的踪迹，还要作一个信号，叫岸上的朋友收绳把我们拉到岸边。绳刚绷紧、把我们从同拖具成一线的位置上拉开，那老闸船上便哗啦一阵排枪打来，我们听见弹子嗖嗖地朝那漂走的灯光方向飞过去。

砍断绳子不到三分钟，我们便到了岸边，由菲利普和他的人挽着纤逆流而上。还没到老闸船的横侧，我们便满意地听见有一条小艇从她那边划出去，去追那已经漂远的灯笼。

一回到自己的船上，我把玛丽带到最好的舱里，留下我带来服侍她、照看她的阿妈陪着。此后有一阵子我独自想着自己的心事，朋友们则忙着把船开动，叫水手沿岸挽纤。

玛丽终于能见我了，我去同她在一处，她便把我们上次分别以来所发生的一切说给我听。原来一切都安安稳稳、快快乐乐地过着，直到我到上海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玛丽同她的亲人忽然被一阵响亮的叩门声惊动。门一开，十来个人便冲了进来，领头的就是我开枪打的那个人——他正是曼努埃尔·拉蒙，那个智利人，当初在黄埔我就是从他手里把她救出来的。他宣称他要把他们全带到香港去，说玛丽的父亲正在那里等着接她。他容他们带上衣服和几件轻便之物；随后他们被带到江边一处荒僻的地方，弄上了那条老闸船，而船紧接着就起锚顺江而下。走出上海河口的吴淞很远之后，那老闸船靠上一条民船停住，玛丽的两位亲人——她的姑母和姑父——被送上了那条船，两船立刻分开。拉蒙随即告她：她的父亲死了，他被立为继承人，而遗产里给她留了一份产业，条件是她须嫁他。头几天他重提他从前那套爱慕的表白，待她还算恭敬；可到后来，他见她的厌恶丝毫不改，态度便整个儿变了。

我们沉浸在自己的欢喜里，不觉时光飞去；最后我被船的动荡加剧惊动，知道起了一阵新鲜的风。这变化没有持续多久，我的朋友赖便到舱门口来招手叫我出去。我向玛丽道了晚安，留她去得她所需的歇息，便跟他进了外间舱，急着问出了什么事。

「怎么，那条该死的老闸船正全力追来，三个钟头之内必定要追上我们，」我的朋友说。

我同他急忙上了甲板，发现天刚亮；我们在那老闸船起身追来之前无疑已走了不少路，可她就在那里，离我们船尾五六英里，张满了帆追着。

想了一会儿，我们断定：把那灯放到江上漂走，正是招来这场追逐的缘由。派去追灯的人到了灯跟前，无疑一眼便看出那是被人放下来顺江漂的；而那灯既不可能是在他们所追的人上游放的，那么同样确定的是：我们必在灯的上游。当时我们没想到这一层；我们只把它看作一计，用来甩开我们所料的那场紧追，好给我们时间不被发觉地回到自己船上。就这一点而论我们是成功的；可那具拖具的整个样式却向老闸船上的人证明：我们必在他们上游、在江的「上」头，于是她才那样快就追了上来。

我们这时在南京下游十二三英里处，我当即决定全速驶往那地方。帆被前后都浇湿，又把一切能让帆更吃风的事都做了。那风不算太强，可在渐渐加紧；而风越强，那老闸船追上我们就越快，因为她是欧式的、造得重，所张的帆又比我们的高而轻，这于她大为有利。幸亏风是从正后方来，所以我们那平而浅的船底在这情形下是个便宜；若是横风或是侧后风，那就恰恰相反了。风加紧得这样快，不到两个钟头那老闸船便迅速逼近，在一片帆云里一把一把地赶上来。她离我们还有两英里以上，可我离南京还有六英里，而风此时虽然很强，潮水却是逆的，我不能指望在进入她那尊旋转炮的射程之前赶到那座城。

我们试了一切法子增速；一张旧篷布被支在一边当翼帆用，一块备用的油布支在另一边；此外又把几面大旗接在一处，绑在一根大竹子上，吊在主帆上头当斜桁顶帆。此时风已刮到半场大风，又在三四节的潮流上头，这条旧船在它从未承过的满帆压力下歪歪斜斜地冲着。那老闸船像猎犬循着踪迹，紧跟在我们尾后，这时呈出一幅动人的——对我们却是不快的——画面。她左右重重地摇着，雪白的帆成金字塔形，从甲板一直耸到她那又长又尖的桅顶，桅此刻被风压得像柳条一样弯；一道长长的泡沫沟在她尾后跟着，两道水从她两舷跃起，把银色的水沫高高抛到空中，晨光在那水沫里结出千万道小小的虹；她前倾的姿态，像水牛低头冲撞一般，一头扑进急涌的浪里把船头深深埋下去，随后又把船头高高扬起，仿佛要把那淋着的水从头上甩掉——我们这位追者这一切姿态，使她看着像一件有生命而美的东西。我这样望着、想着，忽然被从那浪漫的景致里拽回了严峻的实情。那老闸船猛地抢风转上来，她下风舷的船头噗地冒出一柱烟，烟还在她索具间打着旋，一颗弹子便在离我们船尾几寻的地方溅起水花，同时一声炮响告我：危险此时真正开场了，而我们这位追者已知道我们同前一夜那桩事有关。

那一弹落得紧贴在我们船尾之下，所以必定不出五分钟我们就要进入射程、完全被那老闸船的炮口所制。可反过来说，再过半个钟头我们也许就平安到了南京城墙之下——除非我们有哪根桅杆被打坏，或是有一弹打在水线以下。这两桩不幸随便哪一桩若发生，我们还没来得及把上头修好，那老闸船便要靠上来；若船身被打穿，到不了南京的炮台我们就要沉。于是我把一切预备都做好，万一遇着这样的急变，便把船抢上岸去上陆。

我把玛丽安置在舱底，就在船的底板上，那里在水线以下足够深，可免老闸船炮火之害。我同朋友们把来复枪和几样东西备好，以备万一要上岸。我们不断把帆浇湿，又叫水手在甲板上前后奔走，以助船行。不多一会儿那老闸船又抢风转上来，她那尊长炮砰地一响，弹子呼啸着从我们头顶过去，离我们索具还有好几码。我们此时已完全进了射程，而这位追者只要那尊旋转炮装好并转得过来，便朝我们放一炮。这样的局面持续了一阵，最后南京的外围工事终于在前头一英里上下露了出来。那老闸船此前一直专打我们的桅杆，可这些炮台一进眼，她便开始瞄我们的船身。我们的帆被撕开了好几个大口子，幸亏桅杆一根也没被打着；可敌人此时的炮术变得又准又险。有两三弹从甲板上头几英尺处呼啸而过，随后便哗地来了一弹，正中船腰，从一侧穿进、又从另一侧整个穿出——那时我们正绕一道沙滩，几乎把船侧整个对着那老闸船。等我们又回到一条线上，又有一弹穿过船尾，把舵工的头削掉，从船头上飞了出去，把我们从头到尾通打了一遍，幸亏别的人一个也没死。那老闸船每放一炮都得抢风转一下，好让那尊旋转炮转得过来，于是她的船势大受阻滞；而我们的脱险全可以归因于这一点。我们的舵工被打中时，我们已到了南京头一座炮台。老闸船上的人此时看出了自己的错，便停了炮，稳稳地追下来。他们改了方略——于我们是幸事——改得太晚了。我把离开苏州时太平天国给我的一面旗子升起来，驶过南京下游那座岛的岬角，又驶过那些炮台——台上挤满了观看这场追逐的兵士——驶进一条小河，那河在几处工事之间径通城墙，我便在那里抛了锚。

我一升起太平天国的旗子，便有一名军官从主炮台来登船。我把忠王给我的委任拿给他看，请他保护我免受那条追来的船之害。他赶紧划上岸去；那老闸船正绕过岛的岬角、预备跟我进那条小河，我便满意地看见一炮从她船头前面打过去，于是她便转开，放弃了追逐，而炮台又一炮直打进她身上，催着她退得更快。

我用望远镜看着她，清清楚楚看见她的船主曼努埃尔·拉蒙被垫着坐在后甲板的一张椅子上。

第八章太平天国的用兵与英国的转向（上）

太平天国的用兵——中国人的冷漠——太平天国的难处——民间的情绪——转而反对太平天国——英国的方略——她的动机——裨治文博士描述太平天国的境域——他对太平天国的记述——无名氏——一八五七年的太平天国境域——其内部的经理——额尔金勋爵在南京——一桩豪举——它的解说——洪仁玕到南京——洪仁玕的经历——韩山文的叙述——洪仁玕的小册子——洪仁玕任首相——南京被围——战事重开——索要「赔款」——和议的条件——同中国几场战争的缘由——英国的外交方略——鸦片战争。

一八五四年将尽时，太平天国各支分出去的军队渐渐被迫放弃它们孤立的据点，往自己的都城靠近。十月间，西路各军把一切能得的粮秣都运进南京的府库与仓廒之后，便撤出了武昌、汉阳、汉口这几座要城，又把它们同南京之间许多别的城池的驻兵收拢起来，迅速退向南京——官军正因守军之弱而受了鼓励，开始加紧围攻那里。这支军队迅速扑向敌人工事的后方，把他们打得大败而逃、死伤极多，并把围完全解了。此后又有一支兵马开去救镇江，那里也被一支可观的官军围着。年底，南京和镇江都切实解了围，围城的各军被赶回苏州、上海两城，乱作一团。除了北路军仍占着长江北岸自安庆至归州一带之外，太平天国几乎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南京与镇江二城之内及其附近；可这时天王又犯了那个本该由前番经验教他避开的错失：他把兵力分开，派出几支军队走上大相分歧的路线。

主要的用兵是朝南进行的，在江苏、安徽两省以及浙江、江西的边境；另一路朝西，沿长江的旧路线并越过洞庭湖。一八五五年初，西路一支所向皆捷，到了汉口城下，而省城武昌第三次被强攻拿下，满清的守军死伤骇人。太平天国此时据着这三座城的时日比从前长了；可他们虽招得许多新兵，却无力永久占住邻近各省、把它们从满清之治里解救出来。一般百姓见这场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停住了，自然便等着某种宏大而合力的举动来推翻满清之治；他们对这变局纵然极愿为之欢欣，却小心地不让自己同朝廷结下干系，直等到成功的指望更显明一些。从前几次失败的惨痛经验告诫全国的人要谨慎——其实唯有谨慎的人才留在活人之地，因为只要稍有一点起事的尝试，随之而来的不分青红的屠杀便几乎把中国每一个高贵而爱国的心灵都剿绝了。此外，许多本会去冒这一险的人，又因太平天国信奉基督教而退缩（那是把本国古来的习俗与观念的轨道改掉，他们对此不但疑忌，而且实在是憎恶）。对满清的恨必定确是极深——或者说上帝的手必定确是极有力——才能克服两千多年来那又旧又多疑的成见，使天王竟能得着一些归附的人。

南路军在一八五五年间分成几支，多半是得胜的；许多城池被攻下，一切必需之物与军火也大批取得。他们又把党人派到南方各省去，激起许多当地的起事，可这些都太弱、太散，于大业无甚实在的助力；而满清官府那迅速而凶残的惩办，无疑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它所引起的恐惧把百姓吓得屈服，也吓得他们不敢再起事。

南路军和西路军把自己的位置维持了一年多；可一八五六年初他们又被迫退向南京，那里已被官军重新围住。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分出一支支小军，只够压住各地的满清官府；而官军则在把各省兵力增强到足以同他们争地、胜负不一之后，总是把一切后备与余力集中到南京城下。想一想官军在人数上远占优势，而且握着全部的岁入，又把起事者四面完全围住，太平天国组织与勇气之远胜于人，由这个事实已足以证明：他们竟能同处境远比自己有利的敌人相争而屡屡得胜。

这一年年中，被召回的太平军在镇江城下攻击官军，把他们打败，死伤很重；约在同时，官军在南京城下的阵线又被另一支人马攻击，完全瓦解。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其后果对太平天国的革命几乎是致命的。远在这场运动开始之前，欧洲人在中国的处境就极不如意。满清对同外国往来的畏惧日增，便逼着他们事事都取最拒人、最骄横的态度；而正当这种态度已几乎不可忍受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事了。所以欧洲人以好意看待这股新兴之势，是极自然的。天王的组织与所持的主张一经完全为人所知，几乎人人都热心替他的事业说话，为他唱出激昂的赞歌。教士与宗教界欢喜得几乎发了狂；那些替赤身的野人备《圣经》而那些野人又看不懂的会社，几乎担心自己的事业就要无事可做了；而外国人中经商的那一部分（除了鸦片走私者）则做起了最狂的投机。那些宣讲慈悲与善意的教士争着往家里写信，把他们教导的成功说得光彩夺目——是蒙了那位主宰一切的天意所赐福的！而商人、官员、冒险家等等整个一群，也争着盼望某种有「利」可图的指望出现，或者照那冠冕的说法，盼望「把我们的商务与政治关系置于令人满意的基础之上」！这些仁厚而大度的欧洲人等了一小阵，等到他们发现那有利的变局大概要很久才办得成，而在这当中他们的进项「可能」反而要少，他们那份同情便——像鲍勃·艾克斯的勇气一样——从指头尖上漏了出去，那样子实在是了不得。不久又有几桩事发生，把那最后一点慈善之心也扑灭了。传教士（要记住，只是其中一部分）发现他们不能把这场起事的功劳——或者说其中宗教的那一分——全归到自己头上；于是他们渐渐冷了下去，有些人还开始辱骂它，同时又极小心地不肯自讨麻烦，去把太平天国错在哪里教给他们。而政治与商务那一群人也发现，他们那些野心勃勃、有利可图的筹划还得等着，这是他们一点也不中意的。

正在这样的关头，走私鸦片的老闸船「亚罗号」被扣，便给了一个诉诸刀兵的借口；而这件事把此前指望从太平天国运动里得到的一切有利情形，循一条更短更直的路一并送来了。对商界的一部分人来说，只要他们那桩罪恶的鸦片买卖能够合法化、他们的一般贸易能够加大，就够了；对政界来说，只要他们能把外交事务摆到令人满意的地位上、并把中国政府的权力压低到他们可以任意摆布、「逼」它事事依从自己的意思，就够了——而这一切还不用花钱，因为英国发动一场侵略战争所要的费用，是要叫满清政府来付的。太平天国于是立刻被抛下了船。他们的事业是正义而神圣的，那也无妨；它对英国的「商人」或他的「政府」不再「有利」了，于是他们便带着卑劣的自私所惯有的错见，把这当作当然：满清会永远无力，或者等到有力时会忘掉自己所受的粗暴待遇而不去报复；他们也看不出：太平天国最后的成功虽可能被耽延，可只要过一小段试炼的时日，他们所要鼓励的那种自愿而不受拘束的商务，会比满清被「强逼」而行的那种不情愿而勉强的贸易更有利。卑劣通常是无知的结果；可这样大一部分英国人竟行得这样不义、这样忘掉本国一向的公平，几乎像是一桩命定之事。整桩事太分明地说出了贪婪和治国无方。

皇家海军布赖恩中校所著《太平天国之乱》一书很有价值，措辞也相当公允，他在第二百七十一至二百七十二页上极真切地说：

「这场起事在欧洲人中间失了人心，其主要缘由可以在我们同满清政府政治关系所发生的那个大变化里找到。」

他又说到「亚罗号老闸船之战」后所定的条约，说：

「下文所引它其中两款，不但使太平天国再有进展成为『无利可图』，而且使他们单单存在下去就令一切盼望同长江上游邻近各省开『商』的欧洲人极为不快。额尔金勋爵前往汉口时，『他』显然把他们看作一伙叛者，迟早要被政府剿平，而在这期间他们碍着他条约条款的照章施行。因此他不愿对他们多示好意。」

在这个全然真切的结论里，藏着英国「政府」对太平天国所取的那套行径的真动机。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从丹麦到美洲，从阿比西尼亚到巴西，从新西兰到日本——英国的方略一直有损她的尊严，而若不是它对她将来的福祉这样危险，本只配引起人的轻蔑。可看来大多数英国人竟满意于这样一套施政：它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除非有一场战可以打得毫无风险、又能对一个弱邻施一番侵逼，而那弱邻随后还要被迫把一切费用付清。我，至少是我，要抗议这样贬低英国的尊严与她「正当的影响」。我要抗议把民族的荣誉牺牲给唯利是图的私利，把原则牺牲给利润。

布赖恩中校的看法已被充分验证——他是一八六二年初写下这话的；自那时以来，英国全不顾一切中立的许诺，有意地扶着满清之朝，并对太平天国开战，不是为维护什么高尚的原则，而是出于对那笔要从官军手里榨出的赔款的在意，是受了鸦片贸易利润的左右，又是急于要把额尔金条约撑住——不然那条约便要成为一纸空文。

有一桩事既奇特又真实：同满清政府的几场战争其实只把它削弱了一点点。第一，英国军队所遇的总是地方上的兵马，一兵一卒也不曾从对付内忧的阵上调开——那内忧是比任何外来的征伐都更叫他们害怕的。第二，赔款是从对外贸易所加征的税里扣出的，与其说使满清的国库穷了，不如说是直接从外国商人的口袋里拿出来的；而国库虽然手头少了那么多，也很难算作损失，因为所取的只是开放对外贸易各口岸关税总额的五分之一，而贸易又扩大得很够，使那收入扣掉赔款之后仍比战前有余。

英国军舰「赫尔墨斯号」和法国轮船「卡西尼号」来访之后，太平天国同欧洲人下一次的往来是在一年多以后，那时美国公使乘美国军舰「萨斯奎汉纳号」访问南京。我从裨治文博士和另一位作者无名氏的记述里引几段——两人都是那次远行的成员——这些同凡是亲身同太平天国往来过的可信之人所给的一切看法，都丝毫不差地相合；而有一桩奇特、甚至不妨说是不祥的情形：这些记述同卜鲁斯爵士（英国驻北京公使）和倾向相同的那些领事的公文「全然不同」——那些人要么从未见过太平天国的人，要么至少对他们的政事、生活和风习一无所知。

下面是裨治文博士的几段：

「一、他们的政府是神权之治，看来是他们所信的一种新的恩典时代的发展。正如以色列人在摩西之下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由一个被全能者兴起、在地上执行其意旨的人所引导的。

「五、他们的政府施行得『极有气力』。

「在远处、在丘顶上浮动着的——从大运河的门户镇江府往南、从南京往北——我们看见官军扎着小股的营；而这两座城内及紧邻各处所有武装的众人几乎兴奋到发狂，像是急着要冲出去向这些死敌报仇——他们说那是『肥的牺牲，只配拿去宰』。他们把自己同满清军队血战所得的伤与疤指给我们看时很是得意，而他们管满清军队总是叫『妖魔鬼怪』。

「六、他们的『秩序』与『纪律』同他们的气力一样可注意。在这新的政体之下，烟草和鸦片都是禁的。

「一切烈酒看来也都归在同一类里；若有人用，也只是经了特许。」

在芜湖城：

「百姓已经回来了：整家整家的——男人、女人、小孩——都在自己家里，商人在自己铺子里，赶集的人带着货物来来去去；他们沿街走过时，对官员和巡丁都极其听从。

「不过他们的『秩序』与『纪律』，是在他们那座他们常称作『圣城』的新都城里见得最完备。城中有几处地方专留给那些在外的人——在军中或在别处为公事效力的人——的妻女居住。

「同在『圣城』一样，别处也处处极其警觉地维持秩序；一切乱纪越法之事，都受到责斥或惩办，其迅速是中国人中间少见的。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有指定的位置和相应的职事，『而一切运转得像钟表一样』。」

说到他们那份齐心一志，裨治文博士如此说：

「在他们这一个政体之外没有别的社群；至少看不出有，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痕迹。」

关于他们的宗教，他报称：

「他们也许名义上是基督徒；而他们实实在在是最严厉的破除偶像者。他们手里大概有整部《圣经》，《旧约》《新约》都有；并正在刊印通称为『郭实腊译本』的那一种。

「他们关于神的观念极不完全。他们虽明白宣称『只有一位真神』，可《圣经》出于神启这一条、〔注一〕圣子与圣父同等这一条、〔注二〕以及许多别的为新教基督徒所普遍领受、认为《圣经》里明白启示出来的教义，都被他们完全忽略了。诚然，他们有些格式里是教着其中几条的；可那些是借来的格式，他们用它们而并不懂得其真意。我是这样相信的；而我想这一点在他们那首颂赞之诗的新本里显得十分明白——那诗里东王杨秀清被宣为保惠师，即圣灵。」〔注三〕

裨治文博士接着说：

「我们发现他们把星期六当安息日守；可他们看来既没有公众礼拜的房屋，也没有基督教的教师、即所谓传福音的牧者。家庭礼拜的格式、祷告与感谢的格式等等，他们是有的；而他们所有的人，连不会读书的也在内，都被要求学会并使用这些。我们屡次看见他们做礼拜；有些人极其恭敬虔诚，有些人则恰恰相反。多数被请去背的人，都立刻把他们小册子里所载的那个十诫格式背了出来。

「他们说起过一种洗礼的格式；可他们一点也没有提到圣餐之礼。

「我们发现他们照自己改定的历书，把从前关于吉地、吉日等等的观念都撇掉了。」

说到墙上所见的公告，他说：

「发放食物、衣服和药品；缴纳赋税，保全财产，遵守礼节仪度；以及饬令到某几处地方去种牛痘——这些都是公告里所说的题目之一。有一份文书公布了若干人的名字，他们是在天京新近一次文试里中式得了荣衔的。」

于此可见，那些「无知的苦力」原是识文的苦力。裨治文博士访南京是在一八五四年晚些时候，他关于这场起事的力量与规模这样写道：

「他们『人数的实力和所管地面的广大』绝非无足轻重。他们说自镇江府起沿大江上溯四百英里，他们的掌握无人能争；而除了驻扎并筑垒在镇江、瓜洲和『天京』一带的大量军队之外，他们还有『四支军队』在外作战，进行着积极的攻势；其中两支已向北去，一支沿大运河，一支更偏西；它们是要互相呼应，攻下并毁掉北京之后转向西去，穿过山西、陕西、甘肃进入四川，预期在那里同另外两支军队会合——那两支是要从江西和两湖各省沿大江上溯、并沿江南岸一带推进的。

「他们武装的男子、以及骑在马上的妇女，『相貌』是新异的。他们是极其杂凑的一群，从好几个不同的省分聚来，主要是安徽、江西、湖北、广西和广东。我们所见最好的男子来自江西的山里，而来自湖南的最差、最不像能打仗的。他们的兵器与装具全是中国人的老式样；可他们那红的黄的头巾、那『长头发』、那绸缎的袍子，同『黑头发』的官军寻常的装束那样不同，便使这些起事者看着像一个新的武士种族。我们所见的人个个穿得很好、吃得很好，各方面都供应得很好。他们都显得心满意足、精神极高，『像是确信必胜』。」

于此可见，裨治文博士所想的——同在英国「政府」专横插手之前人人所想的一样——是太平天国的「进展与最后成功」乃是必定的，是「在上帝不可测的天意之下」的。

下面是无名氏所写、当时登在《北华捷报》上的那篇文字的几段：

「自『赫尔墨斯号』来访以来，对外国人的方略与情谊并无改变。在百姓这一面，所显出的仍是一年前所见的那种『友善』之情。

「『萨斯奎汉纳号』这一趟使我们掌握了一些事实，证明起事者对一大片地面有不受扰的掌握，那地面之大足以为他们最后的成功作一个保证。看来除了内部的纷争之外，没有什么能阻住他们得胜——而内部的纷争目前并无一点征兆。

〔注一〕（原注：裨治文博士这句话是不确的。几乎所有别的传教士——包括杨格非、麦都思、慕维廉、艾约瑟诸位博士等——凡熟知太平天国及其著述的，其看法都同维多利亚主教下面关于他们承认《圣经》出于神启的解说相合；此外，天王的告示〔见第八十四页〕已充分说明他们相信圣子〔天兄〕与圣父同具神性而相等。

「他们把帝王的称号只抬高一格，可有意思的是：在他们那份经太平王旨准颁行的书目里〔每一卷书前都刊着〕，『旧约』和『新约』两个字在列举时各『抬高三格』，而太平王的名字即便是作为他们自撰之书书名的一部分，也只抬高『一』格。这似乎是明白地承认：《圣经》作为『上帝之书』，其神圣权威至高无上，在人所撰之书以上；也使人起这样一个希望：既然这样要紧的一点根本真理『已经在那里』，那么凭着上帝圣道的普遍流布与诵读——那是纠正对福音中较为奥秘的教义所持不完全见解的最好最稳的办法——谬误便会被改正，缺陷便会被清除。他们已经刊印的《圣经》各卷，分量上超过他们自撰的一切书籍之总和。近来从南京带来的书里，有一个用大活字模或印章盖的红印，上头是「旨准」两个字，四周围着帝王惯用的纹样。这个准印之许盖在每一本书正文的第一页上。有这样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凡『不存成见』的人都会看出：中华帝国有了一个新的希望之世。」）

〔注二〕（原注：同一篇解说的另一处说明了太平天国关于基督神性的观念；而《幼学诗》里下面这一首又把他的神性与代赎说得明明白白。倘非如此，那就显然是极不公道了——去责一个刚从拜偶像与无知的深处起来的民族，所犯的乃是我们自己中间也常有的过失；因为我们不是既有索西奴派，也有一神论派么？

「『在本国人的著述里，凡遇皇帝的中文名号或称衔，惯例是另起一行以示尊敬，并把帝名在页上抬高两个字的位置。至高者的名也同样受尊，不过其别在于抬高三格。这一惯例在太平王的告示与宣言里有一个有意思的改动。全能之神圣父的名抬高三格；耶稣基督的名抬高两格；而太平王自己的帝名与称衔『从惯常的位置降了一等』，只抬高一格。人心所偏各异，对这个事实的判断也会各异。可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迹象：起事的首领们虽就耶稣基督的人性而言视之为低于圣父，却就其神性而言承认他高于地上最尊的君王。』

「对此唯一不会错的解说是：中国人的心无论如何不可能把『圣子』摆到同圣父『完全』相等的地位上——他们整套思想与教养的路数使他们无从领会这一点；可天王竟以一种无可称赞之至的敬畏，把自己的位置降下来，免得侵犯他救主的神性之属；他在《幼学诗》的这一首里便这样表达了出来：

「『敬耶稣。

耶稣是他的长子，

从前为上帝所遣；

他甘愿舍命，赎我们的罪。

他的功德实在是无与并比。

他的十字架难负，

悲云遮住了太阳；

那可敬的圣子，天所尊崇的，

为你们，为世人而死。

他复活之后升了天，

荣光焕发，掌着至高的权柄。

在他里头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倚靠，

得着救恩而升天。』

「这便是这样一个人的情怀：他除了那大量的宗教著述之外，还写过中国的历史，订正过中国的经书，又写过无数讲民政以及外国艺术与科学的著作；而他在英国竟被称作一个『无知的』骗子和苦力。英国公众必定确是『青嫩而油滑』（如詹姆斯·布鲁克爵士有一回所说的），才会把那些秘书与次秘书的报告一概收下，连牛带角一起吞下去。」）

〔注三〕（原注：在这个看法上裨治文博士也错了；连同他一道航行的无名氏所想的也不同，无名氏写道：「加在这些王头上的称号无疑『只是空名』，并无特定的意思，也不必解为他们自称有超乎人世的尊位。」）

第八章太平天国的用兵与英国的转向（中）

「城里（南京）行的是极严的军法，实在说，眼下这座城只是一座大兵营。『那纪律极其森严，秩序也十分完好』。

「穿城而过时，看不出它同别的中国城池有什么分别，只是有几条街极宽，而且看来收拾得颇为洁净，这在中国是不常见的。

「洪秀全自称是耶稣之弟，不论他是什么意思，有一句话说来也是公道的：在他大批的部众之间，并无凭据显出这一条曾被当作信仰上不可少的教义而加以坚持。后来有几位官长上轮船来，问他们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都自称说不出所以然。他们『分明是被问住了』，可见这件事『从前从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说到太平天国人众的来路，无名氏说：

「其中有少数是广西来的。这些人都是少年，相貌格外俊伟，才智也过于常人，衣着上又有几分与众不同之处。」

讲到民政，他说：

「这一行人星期四早上到了芜湖城。此地的官民所显出的『情意极其亲厚』。访此地极有意味，因为这使人得了一个机会，凭亲眼所见来了解起事者在已经不是战地的那些州县里治民是个什么样子。这里的情形同南京全然不同。『百姓各自做着寻常的生计，店铺开着，买卖照旧时一样做着』，不过此地从前的繁盛是远远没有恢复的。」

英国公众读了这样的记述，对他们自己政府里发出的那一类报告——说「太平天国把一切都毁了，什么也不重建」，说他们是「冷酷的荡平者」「嗜血的劫掠者」「成群的匪徒」等等——无疑是要诧异的。可是也要记住：发这些话的人对太平天国一无所知；有些人连一个太平天国的人都没有见过；而他们个个都急于迎合上司的意思，把公众的心思扭到反对太平天国的一面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替英国政府已经定下的那条毫无道理的方略辩解。

一八五七年过去了，没有什么要紧的用兵之举，太平天国的政府正忙着在它所据的州县与城池里把自己的权力坐稳。完全归它掌管的地面之广、人口之多，是很可观的。他们据着安徽这个大省的约四分之三、江苏的三分之一、江西的三分之一，以及湖南、湖北的一部分。在广西、广东、福建、云南，太平天国的人也在那里勤勤地活动，鼓动百姓起事。

与此同时，他们境内的经理也日见完备：「王」这个称号降成了一种封建的爵位，凡守城之官、副省之官、省之长官以及统兵的大帅，都可以得这个封号。他们把全部地面分为若干郡，每郡分为四县，每县分为二十五里。郡或省的长官之下是县官，县官之下是里官，再往下是五位乡官，每二十五家一区各置其一。这时期太平天国的境域不下七万平方英里，人口约二千五百万。在满清兵已被逐出的地方，立了按月征赋的定制，比旧时的轻省得多。又颁行了通于全国的税则；而在他们所有的城池里，一套正规的官府机构都已立起，办得颇有生气，也颇有成效。《太平天朝田亩制度》付之施行，中国的一大片地面重归本国人之治。照这项制度，田地一概分为九等，按出产的多少排列。分田的多寡按一家人口的数目定，而全部田产的经理，照那文书上的话，是「使天下之人同享天父上主皇上帝所赐的大福」。又定下了按期开科取士、补授空缺官职的日子。收成之法与通财之义，这样定了下来：

「凡当收成之时，两司马须照看所辖的二十五里有足够的食粮；新谷之外有余的，须存入公仓。麦、豆、苎麻、布帛、鸡、钱，一概照此办理。盖天下乃我天父公有之物，天下之人若都不存私心，而将万物归之上主，则在上者有所运用，天下各处之家处处平均，人人得以饱暖。」

由这一套制度，又由各王行总督之权，太平天国的政体便带上了一种宗法封建的样子。征兵之法定得如下：

「凡天下之人，一家连妻子而有三人、四人、五人、六人、七人、八人、九人者，须出一人为兵。其余鳏夫、寡妇、孤儿、无子之人，连同病弱者，概免兵役，皆由公仓供养。」

宗教的礼节也这样定了下来，其中所见的精神，同世人被引着去设想的太平天国的样子大不相同：

「凡二十五家一区，童子每日须到礼拜堂，由两司马教他们诵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以及真命天子的诏旨。每逢礼拜之日，区中五位伍长须率所管的男女到礼拜堂，男女分行而坐。届时有讲道、称谢，并献祭于我天父上主皇上帝。朝内朝外的一切官民，每逢礼拜之日都须去听讲圣书，恭敬献上祭物，颂赞我天父。」

「全国的官员，每逢礼拜之日，须按各自的品级，恭恭敬敬、诚诚实实地备牲牢与酒食之祭以行礼，用以颂赞我天父；并须讲解圣书。若有不行的，便降为平民。」

一八五八年间，太平天国接着做它组织的工夫，没有什么要紧的用兵之举。因兵力聚得太多，粮饷渐渐短了，镇江城便爽快地弃了，又分出相当一支人马进入江西省。他们仍据着长江两岸约四百英里的一段，又从南京往江北一切据点派去大批援兵。

与此同时，广州已被英法两国的军队攻占，大沽炮台在五月二十日被夺，七月三日订了额尔金条约——这个条约，在各方面看来几乎就是这班志士的死刑判决书。

十一月八日，额尔金勋爵从上海出发，沿长江上溯，直到汉口。

快到南京时，这支舰队同太平天国撞上了，情形同「赫尔墨斯号」来访那一次相像，却更严重。额尔金勋爵带着英国人在异邦惯有的那份骄横，全不理太平天国官方屡次迫切的请求——那请求是说：为免在交战与封锁之时军舰驶近他们炮台会生出误会（尤其想到满清已雇了几条外国船，又不断传说外国兵轮正预备攻打南京等等），「应当派一只小艇出来同守军通话；如此便决无冲撞之虞」。只要翻看「赫尔墨斯号」那一次来访以及当时往来的文书，就可知她后面跟着满清的船队，那船队趁她在场之便去攻打太平天国的炮台；太平天国官方在这一点上的忧虑，贯穿在他们给文翰爵士的一切来文之中。这一点礼节，换了任何一个强大的交战之国处在太平天国的地位，都是要「强令」对方遵守的；额尔金勋爵却全不在意，把炮艇「利号」派在舰队之前，照他自己报告里的话，是「若可能便去通话」。可是他并没有用这件事上唯一正当的通话之法，即先派一只小艇进去；「利号」在炮台与各处工事前面进退往复，后面又有一支强大的舰队，看来是等着她探报的结果，这自然叫太平天国的人以为她是一支敌舰队派出来的探船。于是炮台向「利号」开了火，而舰队其余的船早已「预备」好了，便驶上来向他们开炮，「颇有成效」。这还不够，「次日早上他们又顺流回到南京，轰了那些炮台一个半钟头，对方几乎没有还手」。英国水兵好一桩豪举！去打几座全然无害的炮台，从容屠戮里面的人。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的《教会传道纪闻》对这件事有如下的记述：

「一八五八年将尽时，一支英国舰队载着额尔金勋爵沿江上行，直到汉口，路上不止一次同太平天国交火，因而伤了人命——只要稍加防备，这些是本可避免的。快到安徽省城南京时，见起事者与清军正在交战。英国的船是太平天国所不认识的：悬英国旗而上溯到这么远的，以她们为第一。太平天国误以为她们是同控着江面的清方帆船队协同行动，便向领头的「利号」放了一炮，于是『狂怒号』『巡航号』『鸽号』和『利号』齐声作答。炮台的守军不久便奔散了，炮也弃了。若当时稍作一点及时的解释，这场冲撞本是可以免的。回航时又到了这几座炮台跟前，于是那样的解释便用上了。水落得太浅，两条大船已留在后面，只有两只炮艇独自往江口驶去。上行时兵力雄厚，打炮台是一桩赏心乐事；可带着两只炮艇再试同样的事，那是能免便要免的，况且水道的形势逼着她们紧贴城墙而行，甲板上随时可以被抬枪扫个干净。所以这一回便做了本该先做的事——同起事者通了话，两只炮艇就安然过了炮台。」

狼与羔羊这一出戏的头一幕就这样演过了；那些「不法之人」，那些「可能」要「妨碍他条约各款之切实施行」的太平天国人，被报到总部去的时候，不但说他们辱了英国的旗、向英国的旗开了火，还说他们实在侵犯了一面休战旗——却「没有」报说这面休战旗是太平天国所不认识的，因此也无从认它。

这件事，威妥玛参赞是这样报的：

「我所奉的命，是去告知叛众：我们『并不参与』（？）这场内战，凡不来扰我们的，我们也不去干涉。（？）在舰队过南京之前，已特意从舰队中分出一只炮艇，专为解说我们此行的目的，『倘叛众愿意问起的话』；他们却向这只分出来的小船放了八炮，而小船一炮未还；那几座开炮的炮台已受到惩创，以为众戒，这件事连同他们自己所受的教训，或可使他们明白：激我们的军舰动武，是极荒唐的。」

这支远行的舰队过南京的时候，一般都以为除天王洪秀全之外，四位主要的王都已不在人世。南王与西王是阵亡的，又传说东王与北王因图谋反抗他们君王的权柄，在都城里丧了命。我只能说，关于北王、东王连同他们大批亲信部属被处死的那番话，是被大大地夸张了的。那两位王以及拥护他们的一些人，看来是以叛逆之罪被处死的。

一八五九年的上半年，太平天国方面没有什么要紧的用兵之举。这一时期最有意味的一件事，是天王的族弟洪仁玕屡试不成之后，终于到了南京。

要记得，当初在广西攻下第一座城池时，洪秀全曾派人到广东去，召他自己同冯云山所余的亲友都来归到他的旗下。可是这事还没有办成，他已被迫弃了那个据点。其时洪仁玕已带着两位首领的亲友约五十人上了路。将近约定会合之处时，他们才晓得「拜上帝」的人已经拔营开走，而满清的官府正在到处拿人，凡同他们有干连的都被残忍地杀掉。洪仁玕于是把亲友都遣回广东，只留下三个人，同他一道往内地更深处去，想投到「拜上帝」的队伍里。可是那些官吏对一切行旅与可疑之人防察得极严，他不得不弃了这个念头，回家去。到了花县地界，洪仁玕才发觉从此以后「家」对他只是一个空名了。满清的屠夫已经到了他的故乡，他只好到陌生人中间去寻一个躲身之处。不久他又同冯云山的几位亲属一同出发，去投太平天国；不料官吏的防察与残忍比先前更厉害，他们只得空手回来。到一八五二年初又白跑了一趟之后，洪秀全派往广东的那位信使，带着信又来了，召洪、冯两姓一切忠心的人到永安城同他会齐。于是择定旧日聚集的禾山作为会合之地。在定好的大会之日以前，两姓来到的只有二百人左右；那位信使江隆昌，因在太平天国那边屡得轻易的胜利而变得过于大胆放肆，在这次聚会里行事不加防备，把已经到场的人都卷进了灭亡。他就凭这点不足的人数竖起了起事的旗，这事立刻被报到本县的官吏那里，一支相当可观的兵便派来打他们。起事的人勇敢地上阵，可是人少，又全不习战，不久便乱了。江隆昌和另几个人被杀，相当多的人被兵丁俘去，其余的散了。

洪仁玕同十来位朋友赶到禾山，正是兵败之后，他们对这场祸事还全然不知。他和同伴被附近的人拿住，关在一所屋子里，等着交给官吏。照韩山文牧师的叙述所记：

「洪仁玕生性活泼热烈，一心要带着朋友去就功名，这时却在他们当中坐下，深深地悲苦绝望，情愿拿自己的命去换这些被他带进患难中的人。他觉出绑手的绳稍稍松了，使了些力便脱了出来，又去解那几个手够得到的朋友，终于把六个同伴从绑绳里救了出来。天黑之后，他们开了门，趁着雨夜急急奔向山中。

「洪仁玕最热切的指望这样忽然落空，又把这许多陷在这场祸事里的人的怨恨与报复都招到自己身上，而自己更无一处可以躲身，这时他觉得自己的罪责与绝望重得担不住了。于是他解下腰带，正要自缢，恰有一个逃出来的人走到他跟前。洪对他说：『你快逃命去吧，我要在这里了结我这条命。』那人便抓住他的手拉他往前走，劝他同自己一道接着逃，他也就跟去了。第二天，洪在林丛里短短歇了一觉醒来，那同伴已不见了。他于是祷告上帝——那位天父——求他存他的命，在这许多险难之中护庇他。白日里他藏在林丛，夜里便赶路。有一次搜寻逃人的人紧挨着他过去，竟没有看见他。最后他在山中过了四昼四夜，一粒食物也没有，到了几位近亲的家，人已极其困乏。在这里他被藏在一个山洞里六天，后来亲戚给了他一点钱，他便搭上一只客船到别的地界去，到洪姓更远的亲族那里求庇。可是就在这些人中间，又有新的磨难等着他；因为从他们那地方也有几个洪姓的人去了禾山，后来的下场无人知道。那些失踪者的亲属这时便有人想为自己弟兄所猜想的死报仇，要把洪仁玕交给官吏，幸有一位年老可敬的族长庇护了他，又把自己的一个孙子给洪仁玕作引路的人；这个少年是信教的，在一八五二年四月末把他领到香港，介绍给我。我听见一个从中国内地来的人这样有兴味地讲基督教的道理，又显出这么多的通晓，实在吃惊。我爱听他活泼泼地讲洪秀全、冯云山和他们的部众的事，不过那时我对这整件事还看不出一个清楚的轮廓——当时世人对它所知甚少，相信的更少。他写了几页纸，略述他自己同洪秀全的事，我把这几页收在书桌里，等着日后再有凭据来证所写的内容。洪仁玕想学基督的道理并受洗，我本以为他会在香港留一段时日；可我从大陆上一趟巡行回来，他已经走了，因为他在那地方没有养生之计。一八五三年十一月，洪仁玕又来看我，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内地某处做塾师。他仍然极愿受洗，求事奉上帝的心看来也是真的。他自称情愿把一切事交在那位照自己心意行万事的主手里，并且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洪仁玕同他三位清远的朋友，后来都已『受了洗』，至今还在研读圣经，指望在上帝的安排之下，日后能把救恩之道教给自己的同国人。」

第八章太平天国的用兵与英国的转向（下）

一八五四年初，洪仁玕用韩山文先生好意给他的那本小书的卖款，搭船往上海，取道去南京；他还随身带了好些宗教的书籍。在上海住了几个月，既到不了南京，也同不上朋友的信，便回香港去了。其间韩山文先生已经去世，洪仁玕被伦敦传道会的几位接纳，自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五八年由他们聘作传道与讲道之人。不久以后，《传教杂志》上这样讲到他：

「他很快便在传道会诸人以及与会相连的中国教友之间得了信任与敬重。他『文墨的造就』是可观的；性情和易可亲；他的心思有一种在中国人里不常见的灵活。他对基督教道理的知识大有增进，而他归向这道的诚恳，『是毫无可疑的』。」

许多虔敬热心的传教士同洪仁玕相熟有六年之久，所持的看法也与此相类；可是英国驻北京公使卜鲁斯先生（他一生从未见过洪仁玕，我想也从未见过别的太平天国人），忠于他主子的方略，在上海他那些满清朋友中间却这样写道：

「致罗塞尔勋爵的公文。

「一八六〇年九月四日，上海。

「洪仁玕把一本小册子的手稿送给了传教士们，在他们中间颇动了听。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保证他道理的纯正，或是他生平的洁白。我倒看这本小册子是一个狡猾的手段，意在起事者正图谋夺取上海的时候，取得传教一众的支持与同情。」

人自然要问：这同英国对华的方略有什么关系？又为什么该牵动她所誓守的那份光荣的中立？答案很简单——把太平天国的行事与用心说歪了，便可以给一条本来无从辩解的方略涂上几分正当的颜色。

卜鲁斯这篇公文接着说：

「可是那首领（洪秀全）既是个『无知的狂徒，甚或是个骗子』」等等。

于此可见，这位英国政府的代表不但在关于那位首领的宗教、学问与造就的大批有分量的凭据之前，硬要插进他自己毫无根据的断语，而且竟把这同一个法庭立为唯一的裁判者，去裁断一个只该由洪秀全和他的造物主之间去了结的庄严问题。

一八五八年中，洪仁玕再一次决意要去投他的族兄天王，便改了装上路，渐渐由陆路进了湖北省。同年十二月，额尔金勋爵的船队在汉口时，有人在附近一个小镇上听到他的消息；实在说，他设法把一封给他在香港的教师湛约翰先生的信送上了其中一条船。一八五九年春，他终于到了南京，不久便被授了干王（意即盾王）的高爵；在这个位置上，以及后来做首相的位置上，他便为欧洲人所熟知了。将近一年之后，他写给艾约瑟牧师的一封信里，有下面这一段讲到天王：

「他见了族兄天王，天天同他谈论，深觉他教诲的智慧与深厚远过于常人。」

洪仁玕——此后我们须称他干王了——投到朋友当中，正是多难之时，这多难的程度，连对他这样半生都在艰危里过的人来说也是异乎平常的。他到南京不过几个月，这座城便被一支人多势大的清军紧紧围住。南京自一八五三年以来虽屡次处在被围之中，可从来没有被逼到这样紧。一八五九年将尽时，围城的兵力从五万增到十万以上，一切粮道都被截断，清方自以为不须多久便可把守军饿倒。那一年在太平天国的都城四围是阴沉沉地过去的——城外是一圈凶野的敌人，渴着城里饥民的血——而远处还有一种更致命、更酷毒的危险在隐隐成形，不过当时还摸不着，也几乎想不到。这危险是从文明的、信基督的人那里来逼这班志士的；这些人在别的地方，曾为远不及此值得同情的事业舍过他们的血和财。简言之，这就是「中国赔款」这一场索诈的产物。一八五八年所订的额尔金条约对太平天国的害处已经是大的，可他们不久所得的那些胜利，本来还可能把那些被不公道地激起来的成见抵消掉；然而这上头再加上赔款这件事，太平天国便注定了。大概他们若安安静静地待到那份爱金之心满足了的时候，或许就不会有人来干涉；不幸情形不是这样——一连串迅速的胜仗危及满清的朝代，当然连「中国赔款」也跟着危及；因此，这一场「小战争」的开销若要保得住，便非立刻动手不可，太平天国的灭亡也就无从避免了。

一八五九年六月，英国的全权公使不满意中国官府为他赴北京而提出并议定的取道北塘之路，竟从容地自择一路，而当那些官吏自然要抗拒这样的骄横时，他便想以炮口逼之。倘有一支中国舰队载着一位使臣来到英国，不肯照我们的礼法让使臣登岸，反把舰队推过我们一切要塞而丝毫不加敬礼，英国人会怎么想、怎么做呢？这同大沽炮台那场祸事是极其相像的一件事；况且也须记住，这件事发生在和约刚刚议定之后，这便使它带上了重开战端的颜色，而不像一个和平使节的样子。

对这一类事情，一般所用的借口是：对半开化之国不能像对开化之国那样打交道——换句话说，开化之国要降到半开化之国的地步去。这种推论无论何时都是不合理、不光荣的；在这件事上更是全然说不通，因为是否有过一点动武的理由，至少是可疑的。然而看来，原则上的伸缩自如与行事上的前后不一，倒可算是英国方略里的要素——这还有比她对德国与丹麦、对美国与巴西、对俄国与中国的所作所为更好的例证么？

何伯司令，对这样一个内阁是个有用的人，用航海的话说，他「像一头顶着西北风的野牛」一般直撞到大沽炮台去，白白牺牲了好些勇敢的人。这便引出了战端的重开，于是我们看见约翰·罗塞尔勋爵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给卜鲁斯先生写道：

「因此，除非对方迅即作出最充分的道歉，并照我前一公文所列的其余各项要求办到，你奉命声明：女王陛下的政府将向中国政府索取『一大笔金钱赔款』。」

只要改动几个字，这读起来何其像一个强盗的最后通牒。约翰·罗塞尔勋爵分明是尽其所能，把亚历山大大帝同那个海盗的故事印证了一遍。

中国赔款这一出戏迅速地稠密起来。罗塞尔勋爵给卜鲁斯先生的下一篇公文，日期是一八六〇年一月三日，内有下面的话：

「我们前去为这些冤屈求偿」（即满清兵抗拒何伯司令毁坏他们在大沽炮台的障碍与防御等等），「并要求皇帝守他自己的话，又要为死伤之人」（那是在设法杀中国兵时被杀的，而中国兵抗拒他们强闯白河设防之口的无理举动是极正当的）「以及求偿所费的重款，给我们一笔『赔款』」（所偿者却是他们自己的过失）。

约翰·罗塞尔勋爵在一八六〇年二月八日把「中国赔款」推到了极处，那一天他给卜鲁斯先生写下了下面的话：

「女王陛下的政府与法国皇帝的政府之间『已经议定』：向中国政府索取的赔款之数，每一方各为六千万法郎」，「以充现正开往中国海面的联军之费」。

这便是威吓与恫吓之后紧跟而来的决断之举；谁敢说，倘若那位外务大臣在安排德国应付的赔款上也有同样便利的手段，丹麦那件事的收场不会是另一个样子呢？

英国的代表方面否认中国政府曾提出北塘为我们全权公使赴京之路；然而在一八五九至一八六〇年中国事务的蓝皮书第四十三页上，却承认曾请卜鲁斯先生不要越过江口的障碍：

「他们」（中国的钦差大臣）「愿他到了河口之时，把兵船泊在『沙洲之外』。」

这一节既被卜鲁斯先生置之不理，那么自然可以推想：中国各篇公文里一再反复所请的「他（卜鲁斯先生）须取道北塘」，确是提出过的，只是被英国的全权公使用同样的轻慢与无礼对待了。

额尔金勋爵第二次使华所奉的训令，是一八六〇年四月十七日从外务部发出的；可以向中国提出的和议条件是：

「第一，为在白河攻击联军一事道歉」（即中国政府须为自卫而道歉）。「第二，批准并施行天津条约」（这是在逼迫之下从中国人手里勒来的条约，其各款大概本来也不会真被规避）。「第三，向联军偿付海陆军预备之费的赔款。」（怪不得中国的大臣们写道：「则索赔款一节，尤为不合于理。中国若向英国索偿，英国将见其所费不及中国之半。」）

毫无疑问，在「亚罗号」之战以前，欧洲人在中国的处境是极不如意的；可同样确实的是：这局面之成，一半出于我们自己侵略而无法的行事，一半出于满清政府天然不愿同我们往来。从头到尾，英国同中国交往的整部历史都是不光彩的。所抱的怨由纵然公道，可无疑每一次对那个帝国用兵，所取的开战之由都是卑劣可耻的托词。可有哪一个英国人（鸦片商之类不算）不为英国史上那最黑的一页而痛惜——即一八四〇年在下面的情形之下对中国发动的那场战争：

「照英国商人所签的一纸约据，女王陛下的商务总监义律上校令人把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交给了钦差大臣林则徐。鸦片奉皇帝之命销毁。而结束战争的条件却是：中国须为鸦片付一百二十万镑；为她三万名无辜百姓的死亡付三百万镑，合每人一千镑；并且自己负担自卫的费用！」

上一次战争起于一八五六年，最后以一八六〇年额尔金勋爵批准一八五八年的条约而终，其不义与第一次相等，而且同样是由那可憎的鸦片走私引起的——拿捕走私鸦片的「亚罗号」便被用作动武的口实。日后不论人怎样辩说，眼下肯否认这件事的人是很少的：对中国的几次战争一向是为逼开鸦片贸易而打的，而经上一次战争，这桩下贱的买卖竟被逼得合法化了。

满清的军机大臣们在战端重开之前，给当时正在上海设法把大沽之事与天津条约的批准和平了结的钦差大臣何桂清的公文里，用下面这些话，是不无道理的：

「至英使请于北来换约之时以礼相待一节，若其意果在和好，则凡约内一切可以斟酌妥办之处，尽可听钦差大臣从容筹议；在上海开议，两下商妥之后，令其不带兵船、仅带少数随员北来，在北塘候换约，则中国决不追究既往。」

讲到他从前在何伯司令被击退时强闯大沽炮台之事，又说：

「若其执意多带兵船，坚欲由大沽前来，是其本意不在换约，只得由管理海口防务之大员采取必要的措置」（照原文直译，则作「如所应为」）。

这个提议，卜鲁斯先生与额尔金勋爵自然是不加理睬的，他们径照罗塞尔勋爵的训令行事——「由英法两国军队于广州城之外，再共同占据舟山或中国别处一部分地方，直至『赔款』付清为止」。于是为了给这笔赔款取得「实在的担保」，那些文明之国便动手把那个半开化之国打到顺从为止，联军也就起程去打北京了。

满清不论错到什么地步，英国在中国「行事的手法」同样之坏是不能否认的；而文明的这一面纵有几分道理，若把两国政府之间往来的文书读一遍，恐怕很难不承认那半开化的一面在理上占了上风。

商务是每个国家兴盛与文明中一个大而要紧的因素，对英国尤其如此；可是有一件东西比商务更大、更高贵——那就是荣誉。贸易的好处若要久远而有益，就必须以光荣的方式去取得，而这恰恰是大不列颠的政府所做不到的。它在全世界的外务方略，以及它凡能无虞便去强开贸易的那些举动，不但把英国「正当的影响」降低了，使她遭人轻视，而且在许多情形之下，在被损害者的胸中烧起了一种怨恨，这怨恨无论今世后世都不会忘。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过它那起祸的插手，而随之而来的往往是那种侵略的战争——自伊丽莎白女王之时以来，每一位伟大而开明的政治家都曾斥责过这种战争。

第九章南京城与忠王的军容（上）

思王的家居——驶近南京——南京城内——太平天国的一席宴——忠王之子茂林——忠王府——忠王的朝会——太平天国的诸王——忠王的仪容——军议——阅兵——金好——行军——太平天国的军队——它的编制——将官的选拔——军中的器械——它的队形——敌人在望——敌人的退却——预备进攻——一场夜袭——攻下一座木垒——满清马队的冲锋——把他们击退——敌人退走——追击——满清军的全溃——茂林的勇敢——回到南京。

我见那只老闸船这样干净地被打跑了，立刻上岸，一来是去谢那位管事的首领，二来也让他知道我是什么人、要做什么。我同朋友一道上了岸，才晓得总管南京一切炮台、炮垒与城外各处的那位大员，就是思王。他在他的官邸里很有礼地接了我们；一见我的凭札，又知道我们是替太平天国的事业出力相助的人，那礼貌便立刻变成了极大的亲厚。

思王是位上了年纪而有气度的人，从前在汉口做过大官；太平天国初次攻下那座城时，他便带着全家投了他们。他请我们吃了一席颇为丰盛的饭，有海参、燕窝汤之类；饭后随着酒，太太小姐和几位小思王都被引了出来——这时候要在欧洲，正是女眷该离席的时候。她们这样露面，我实在诧异，因为这同中国人家把妇女严严关起来的规矩全然相反。后来我才晓得：妇女往来自由、地位尊贵，正是太平天国胜过清方的那无数革新里的一桩。思王的一个小儿子——两个当中的长子——被放到我的臂上，叫我吃惊的是，他居然用中国话咿咿呀呀地背起主祷文来，而这孩子分明不过四岁。思王的夫人、他的两位女儿，以及家里另外几位女眷，都一同自在地谈天说笑，这是在别处的中国人家从来见不到的。到晚上十点钟光景，做了家庭的祷告，她们便安寝去了。祷告是思王先读一章圣经；读完唱一首诗，众人都站着；然后他用一段随口而出的短祷把我们都遣散了。我回到船上，对自己在南京的头一夜很是欢喜。

第二天早上我同朋友上了岸，取了思王前一晚答应预备好的马，便往城里去；城最近的一点离此约两英里。路上穿过一片又长又热闹的郊市，那里做着极大的粮食买卖，又见许多剃了头的清方人在那里走动，看来都忙着发卖他们的货物。南京的城墙围着极大的一片地面，周围至少十八九英里；可多年以来，圈在里面的地方大半没有房屋，只作园圃，或是种麦子与别的谷物。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两个人骑着马早上出发，分从两头绕城而行，等他们相遇时已经是晚上了」。因城墙多转角、走向又不规则，这话算不得怎样夸张。

我们到了东北门前，等了好一阵才得进去。思王好意派的护卫带着我们的凭照，此外我又把自己的凭札给守门的人看。除真正的太平天国人之外，谁也不许出入，而出入时还要受极细的搜查；我又注意到，凡进出的人腰间都挂一块小木牌，须向守卫出示。城墙虽厚得惊人，最低处也有五十英尺以上高，可炮位配得极少，每座墙台上只架两三尊轻炮，台与台之间大抵相隔一百五十码。

末了，天京（圣城）这一道门的守门正官来了，经过一番严厉的盘问，我们才得许进去。穿过三重高门，走了一条至少一百英尺长的门洞，我们便站在太平天国的都城里了。快马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城里有人居住的地方，那是在南城一带。路上穿过一片片谷田，中间夹着园圃、小村落和零落的人家。我们遇见许多兵士，每一个都站住向我们行礼，称我们「洋兄弟」。南京的南城人烟稠密，整个看来比我从前所见的任何中国城池都更齐整、更好看。许多大的府第与官署占着显要的地位；街道极宽，而且格外洁净，这在中国是少有的；那许多百姓也都带着自在而欢快的神气，同满清治下的中国人那种蜷缩屈辱的样子正正相反。到了忠王府，我不用自己报名，因为几乎头一个见到的人就是我的旧相识列王——这位是大元帅的参军长。我把朋友介绍给他；他热诚地欢迎我们，照他素常那种爽直亲切的样子，一手牵着一个把我们带走，引进府里去。原来忠王正同好几位将领首领筹划要紧的军务。安徽省南半这时（一八六一年初春）全在太平天国掌握之中，却有一支清方的大军逼向它西边的边境而来；忠王正要亲自出师去迎敌。

列王须去赴军议，便把我们交给忠王的儿子和侍从照料；这些人招待的殷勤与亲热，实在不容我们抱怨，简直叫我们吃不消。

我们一交到他们手里，他们便认定我们一定饿了；分辩说他们弄错了也没有用，因为在中国，礼貌的说法是：你若格外想要什么东西，就须一口咬定说不要。于是厨子们动起手来；不多时摆开了一桌；那两三位年长的官员心满意足地同我们坐下，可我并不信他们比我们更饿一分；而一群年少的侍童、家将的儿子等等，则在四周围成一圈看得入神。中国人对外国人吃东西的本事有一种了不得的看法，忠王那些侍童一盘又一盘恳切地往我们跟前推，像是我们的性命全靠一口气能塞下多少菜，这就证明他们同本国人的那个通行见解是一样的。

整个这一餐里，太平天国的少年公子们络绎不绝地从厅里过，每一个都走到我们跟前，用一种实在是亲热的调子说：「请请，洋大人？」（意思就是「洋大人好」）。碗盘收走之后，他们过来握手，都在我们身边流连不去，个个显出最热烈最亲厚的情意。

太平天国的人对我一向有那样出奇的亲厚与敬重，早已使我心里对他们生出真诚的友谊；可我在这一点上并不孤单，凡同他们往来过的欧洲人，所受的感动都是一样的。

军议散了，当晚忠王很亲切地接了我，立刻吩咐在他自己府里给我和我的朋友备下住处，又说希望我随他出征。我于是把我未婚的妻子的事告诉了他；府里的女眷都急着要见她，又好意答应在我离开期间万事照看她，一切安适与方便都供给周全。一切安排定了，我便同朋友回船去，忠王的儿子茂林也一道来了；这孩子自头一次相见起就像是同我亲近，这时又要留在我们船上，等我们回城时再一同回去。

茂林那时虽只十五岁，却已以阵上的勇气与将才闻名。他极喜欢欧洲人，总要握手，又会说「再会」「您好」和另外几句英国话。他的模样秀美柔细，像个少女，声音也极柔和悦耳。那必定是何等了不得的热忱，才能把这样一副柔弱的身躯里灌进这样一个英雄的魂灵！看他那年少而带女气的样子，谁也不信他阵上能有那样无畏的勇；可我亲眼见过他把最勇的人都压了下去。危险与惧怕，是他从来不晓得的两种感觉：他在太平天国拼命求活的挣扎里长大，几乎从摇篮起就是个兵，早已对险难与战事惯熟了。勇敢的孩子！我此刻写到他，他那甜润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响，我几乎还「觉得」出他那双大而诚恳的眼睛的力量。好几年里，我都真当他是他一向称我的那个哥哥，也十分识得他那美好的性情——勇敢、慷慨、笃信宗教、多情而又任性——我在自己的同族里也从未见过一个这样真正可敬的人。而他此刻在哪里呢？若还活着，便是在他自己的国土上做一个被逐的逃人——那是他爱得这样深、又这样高贵地为之血战过的国土。若已死了，便是那残忍无理的敌意之下成千上万个牺牲者中的一个。

早上我把船往小河上游移了一段，让它停在紧靠城门的地方，交给老大看管，自己便同玛丽、两位朋友和茂林上了岸，进南京去安住。忠王府的女眷待玛丽极其亲爱；幸亏她懂中国话，不多时便同她们熟得像在家里一样。不久这位外国姑娘就得了一身又一身华美的中国式衣裳；这种装束极合她的身段，是宽大的裙裤，外面一件裁得很好的衣，长到膝下，领口紧，腰间半紧，袖子宽松，又有一条宽松绣花的裙，两侧开着。

忠王府是一座极大而华美的建筑，才盖起不久。穿过一座巨大的拱门——门由雕得极美的花岗石柱撑着——便到一个大院的外门。过了这门，一条有顶的路直通府第的正门；正门的柱子又雕又镀金，顶上满铺着中国神话的灿烂图样。那宽阔的院子两旁，各有一排低矮而装饰极繁的游廊，顺着府第的前面一直伸到后园。正门之上立着一块匾，上面镀金的字说出这所房子是为何用而立的。门上自身画满了巨大的龙，开出去对着忠王的公堂之前的一个院子。这里，以及全府各处，中国匠人的巧思都显得透彻：石工、窗格、木作、天花与墙壁，都成了一连串极精美奇妙的雕镂之作；房子凡可用的地方都在木上石上作了奇巧的雕刻；这工程远没有完，估量至少还要三年。正门两边各立一面巨鼓，忠王升堂、或是召集、或是报警时，总要敲的。进了门廊，一座壮丽的廊庑往里延出一小段，直到公堂前的露院；顶上作两座大穹，每一座都是一片金银，扭成螺旋的沟纹，像一种中国神话里特有的介壳。穹顶由许多装饰灿烂的柱子撑着，柱上盘着蛇。石院另一边的公堂里，装饰以朱色为主，只有墙上挂着大幅的黄缎匾，记着忠王的功绩、天王所赐的褒奖与赏赐，以及若干中国经书里的箴言；匾与匾之间又有石版，刻着圣经的经文；墙上余下的部分则绘着神话、战阵与山水的图幅，同外廊四周的装饰一样，都用鲜明的颜色描画，极有匠心。公堂的两侧同府里别处一样装点着小小的山水景致，上面覆着真的花木——桃、相思、香气浓烈的木兰、颜色最娇的山茶，以及别的中国特有的花树，都照极细小的尺度长得十分完备。半掩在美丽的小垂柳与含羞草之间，瓷做的小城池立在一个个小湖畔，湖里有金鱼银鱼闪光；又有山丘从林木中间起来，一面长满茂盛的草木，一面是光秃的岩石，上面还立着几座瓷塔。公堂的案、案前的桌、四周的椅，都罩着黄缎；案的正后与上方，悬着一幅同样料子的黄与朱色的大幔。天花上挂着好看的玻璃灯与枝形吊灯，缀着华贵的丝绦与流苏，几乎垂到檐线；忠王的旗帜与大旗则沉沉地垂着厚重的丝褶到地。从公堂再往里走，穿过几间宽敞的房——两旁都是一个个小屋，里面是书记、文案之类——便到另一个露院，两旁各有一班乐人与乐器；过了这里进入接见之厅；再进去是府中官员的房间，又一个院子；最后是「天厅」，即礼拜之所；再过去便是忠王同他家人的内室了。府的后面是一座叠石的园子，满是洞壑、水池，池上架着中国式的桥，又有各色奇巧的中国布置，园心有一座宽敞的消夏饭亭，一直连到游廊。给我和朋友们住的房间正对着这园子；要在南京全城寻一处更好看的住处，是不可能的。

忠王的宅第在城里是最堂皇最华丽的，只有太平王（天王）的宫殿在它之上；天王的宫殿占着极大的一片地面，四围是一道高大的黄墙，墙上立着高而秀的小塔，宫内则是一片绿的、金的、朱的屋顶。

我到南京数日之后，忠王开了一次大朝会，安排这一年的军务。在这个场合，我有幸见到了那位开明的干王（洪仁玕，天王的族弟），以及那位「文博的王」——章王。关于干王过人的才智与真正基督徒的品性，我已把我们传教士的看法引过了。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在香港出的《陆路邮报》上，这样讲到他：

「他同中国教友的往来是所谓『造就人』的，能长他们的『洁净』，激他们的热心。对别的中国人，他是劝归者，毫无畏惧地指出他们的错谬，劝他们悔改而信福音。对少年人，他的影响格外有益。实在说，不论对方是少是老，情形正如湛约翰先生有一次所说：『你无论见谁同洪仁玕来往得久而且密，总可以断定他身上有什么好的事在进行。』」

干王是太平天国政事的首领，称作首相。几年的亲密往来使我证知：他不但是个好的基督徒，而且是个秉义极正、心思开明、十分文明的人。然而要在太平天国的诸位首领之间分出高下，是极难而极须审慎的事，只因其中出色的人实在太多。不过我可以说：天王以下，以忠王、干王、章王、英王、翼王（天王的长兄）与赞王为最大。章王有点像内务大臣，或者说管内政的大臣；他同干王两位都不掌实际的兵权，不过两人也常到军中去，为的是把民政推行到新得的州县里。章王被看作太平天国队伍里最有学问、最有文采的人，故有「文博的王」这个称号。他谦和不自矜的气度、他的礼貌与学养，使他成了最可亲的伴侣之一。这位首领、干王、忠王的儿子茂林，以及另外几位有爵位的人，都在用一些传教士送来的书学英国话。杨格非牧师记他访南京的事时写道：

「南京的章王求我替他把下面的意思告知『洋兄弟』：『你们得着福音已有一千八百多年，我们可以说只有八天。你们对它的认识理当正确而广博；我们的必然有限而不完全。「所以你们眼下须容让我们，我们会渐渐长进。」至于福音，它是一个，而且必要传遍天下。愿「洋兄弟」都知道「我们是立定了心要把偶像拔掉，把基督教栽在它的地位上」。』」

我可以作保：章王已尽其所能去实行他这个决心；他请外国人暂且「容让」太平天国，以及他为此所说的理由，都很好地显出他那公正而大度的见解。他的年纪大约三十五岁上下，中等身材，面上带着一种沉思的、有智慧的、几近忧郁的神气。干王看来至少比他大十岁，略胖而高，一副开朗可喜的面容，显出一种亲切仁厚的性情。他的小儿子正在学英国话，用的是一些中英文对照的画册；每逢我进他父亲的府，他总要把小手放到我手里，含含糊糊地说：「早安，您好？」

干王与章王都熟悉地理与机械之学，此外还备有参考的书籍，带着图版，凡西方文明与科学里想得到的题目都有，他们常常在那里研读。

诸位首领都穿着礼服、戴着冠冕来赴忠王的朝会。忠王自己戴一顶极美的冠；除了天王陛下之外，只有他一个人戴真金的冠。那金子被打得极薄，做成精美的花丝与叶片，合成一只虎的形状，眼是大颗的红宝石，牙是几排珍珠。两边各有一只展翅的鹰，顶上是一只凤。整顶冠都用大颗宝石镶在金里，装点得富丽无比，又有珍珠、蓝宝石和别的宝石四面垂下。忠王手里拿一柄玉的权杖，即「如意」，两端弯曲，上面布满成簇的蓝宝石、珍珠、石榴石与紫水晶。他的礼服是一件极华丽的东西，几乎长到脚面，用绣得极美的黄缎做成，上面硬硬地缀着金饰与用金线银线朱线绣的龙。又有黄的绣裤，与同样装点的黄缎靴，合成一身衣装——再配上他那英俊而有精神的面目——再要想出比这更堂皇的，是不可能的了。忠王进接见之厅、走向他的宝座时，聚在那里的诸位首领一齐起立，依次走到他面前，一膝跪下向他行礼，然后回到座位；此后便开始商议了。

第九章南京城与忠王的军容（中）

军议的结果呈上天王并蒙准行之后，便下令各将领即刻开拔，各赴所指定的地方。英王领一支大军沿长江北岸而去，取汉口与湖北省的方向。又令派援兵给在江西的侍王；干王则带着大批随从去贵州边境，接纳一支从广东来的强大的起事队伍——这支人新近曾向太平天国的天王表示归附。这几位首领在预备动身出征之时，都各自集起自己的队伍，用极有生气的话向他们训勉。他们的讲话被欢呼着接下去；只要略有一点眼力，便可预言满清的兵要想抵住这些热忱而坚定的人，机会是极小的。他们虽都兴奋，看来却怀着一种坚定的志向和必成的信念。我在往城门走的路上同许多人谈过，发觉人人都一样满怀着一个诚恳的信：上帝——照他们的说法是「天父」——与他们同在。有些还完全是孩子，十五六岁。我问过几个人，上阵被杀难道不怕；一个样子极大胆的小家伙指着颈侧一道大疤、胸上又一道，告诉我这是同「妖魔」（满清人）打仗受的伤，还说他不久就要报这个仇。另有几个年长的兵很郑重地告诉我：同「妖」（满清人因崇拜偶像而得此称）作战而死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便一定升天。

忠王在动身往安徽之前，在大操场上阅了他的亲兵。这一旅有五千人，打着章王的绿旗行进，是我生平所见最壮健的队伍之一。直到从上海被击退那一次之前，他们自夸从未退过，也从未在敌人面前转过背。他们都是广西人，即忠王的本省，而且大半出自苗子，即山中的土著；这些人在满清入寇的任何时期都没有归服过他们，也没有被他们征服，到今天仍守着中国古来的习俗与他们自己的管治之法，全然独立，不向现在的朝代尽一分臣属之义。这些苗人是中国最勇的兵，极容易认出来，就凭他们那一头多得惊人的头发；因为他们从未屈服而采取那篡位者的奴隶之记——剃头——所以头发从小长起，放下来几乎及足，结起来便成一条极粗的辫，绕在颈上，到了阵上就是一副护身的甲，任什么刀也砍不透。

除了这一旅亲兵，忠王还阅了另一旅，这一旅是河南人，极其壮健，由他的一个养子凌和统领。这位首领以不顾性命的猛勇著名，屡次受过险重的伤。他格外喜欢欧洲人；我见他的时候，他身边就有两个，一个是科西嘉人，在他的队里当中校，另一个是撒丁人，当少校。这两人跟他已有好几年，都娶了妻，十分快活满意，虽然他们有很长一段时日除彼此之外见不到别的欧洲人。他们所领的兵极亲附他们，情愿跟着他们到任何地方去。这两旅、副帅辅王的亲兵，以及一小队马兵，就是忠王从南京带走的全部人马；可这些都是太平天国军中的精锐。全师之众约七千五百人，到安徽之后还要由援兵大大添多。

末了，别的出征各军都已开拔，忠王自己也起程了。我把玛丽留下，她流着泪，可是十分安稳舒适。最后一别之后，她被她那位要好的朋友金好——忠王的二女儿，一个同她年纪相仿、长得格外标致的姑娘——领进内室去了。我们到南京以来这几个礼拜，金好小姐同玛丽一直是形影不离的伴。我那位朋友大抵总同我在一处，可我渐渐觉出：她那位「洋兄弟」近来所取的样子，很不像做兄弟，而更带着一种情意了。我们是忠王府里的女眷生平头一回见到的欧洲人，而我这位朋友又是这一族里一个俊秀漂亮的样本；所以金好小姐对他另眼相看，也就不算十分希奇。可怜的人！他求爱必定极费气力，因为那时候他连五个中国字都说不上来。

我投忠王的时候，野战炮这件东西在中国军中是全然没有的；可在离南京之前，我说动了他给我人去操炮，又给我必要的权柄，装起三尊六磅的法国野炮带着走。我和朋友们各自都骑着又壮又耐劳的中国马，忠王连提付钱都不肯听。我们带着这一小队炮，被派在他的亲兵里，急行前进。除了通事和厨子，忠王又很好意地给我们每人配了两名侍童。这侍童的办法在太平天国军中极其普遍；每一位首领或有爵位的官长都有若干名；他们随他深入最密的战阵，各执一枝枪，他放得多快，他们便递给他、又装填得多快。

在芜湖、太平府、太平县几座城以及另外几处，我们都停了下来，又有大批援兵来会合，所以在我们还没有靠近敌人的地方之前，我们军中的人数已不下二万七千，随营的杂众不计在内；而辎重、脚夫与粮台各部的人则在一万五千以上。行军途中，我得了极好的机会去看太平天国治下地方大为改善的情形，也得以叹服他们军队的行止、品性与才干。

关于太平天国如何荡平一切、如何残忍，世人说得很多了，可我完全不认这个罪名。我同他们走过许多长途的行军，从未见他们行过近来美国那场战争中所见的那种野蛮之事，也没有做过在波兰与切尔克斯所做的那些暴行，更没有像英国人对新西兰不幸的土人所做的那样行事。太平天国从不作无故的毁坏，从不毁掉田里立着的庄稼——这种事文明的军队在新西兰、在阿尔及利亚、在谢南多亚谷都做过。

太平天国军队的完备的编制，比清方的要好得多。前者不给饷、出于自愿，却守着极严的纪律；后者领着雇钱，却不断哗变。一切军中之罪，尤其是虐待村民与吸食鸦片，都从速而重地加罚。太平天国军中无疑也出过暴行，可若有，那是出自那些既不懂也不关心太平天国事业的新募之兵。军中的大部分都守着清方所不知的一种节制；若不然，立刻处死是必定随之而来的。若一个村子被围了，村里的人只要表示归附、照着得胜者的规矩行事，便可保得安全。若只是路过一个村子，则要一笔不重的捐输。这条路数或许有例外，尤其在后几年里；可它仍不失为指导太平天国军事行动的根本之法。他们若在一个地方驻得久，那里便是太平与安足；唯有他们只驻一小段时日，随后清方的兵、或者本地成群的匪徒与散落的随营之众跟着来到，地面才被荡平。这是我亲历所见。太平天国每一位王或者说亲王，专管十万人口，其中包括一军。王与各军之将之间，有九等的官，位列大臣，以及别的分掌民政军政各部的大员。军中的编制与一切名号，都是满清鞑靼人征服中国以前所用的。

太平天国的每一军，名为「军」，共有官兵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人，由一位军帅统领，分为五营：前、后、左、右、中。

一营共二千六百二十五人，由一位师帅统领，内含五旅：前、后、左、右、中。

一旅有官兵五百二十五人，由一位旅帅统领，分为五卒：一、二、三、四、五。

一卒有官兵一百零四人，由一位卒长统领；卒长之下是四位两司马，以东、南、西、北相别，每位各统四名伍长与二十名伍卒。

两司马以及以上的各官，各有一面旗，上面写着他的名号，官越高旗越大。

一军的每一营又分为三等，即三旅。第一等是真正的太平天国人，就是说凡入伍六年以上的；第二旅是已认的弟兄，入伍三年以上而不足六年的；第三旅——通常也是最大的一旅——则包括一切新募之兵与入伍不足三年的人。每一旅又分为三等。最好最勇的人配火枪，或者充马兵；次一等的持重抬枪与戟；第三等的持长枪。这三种兵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执旗的，而各位首领的大旗则由笃守太平天国之道、勇气经过验证的官长所执。这些执旗官的品级同有札的将官相等，而这个位置被看作军中最光荣的。我生平所见最勇的人，就有几位是这些执旗的。他们的职分是举着旗远远走在最前头，引着全军前进；我确信必有许多勇敢的旗手是死在自己同伴的枪火之下的，那些枪火有时候准头奇得出人意外。每一营的亲兵（即三旅之中的第一等）都配着一面大黑旗，这旗一进，全营便非跟着它不可，违者处死；后排的人执着出鞘的刀，谁想逃便砍谁的头。这旗不但有欧洲人所说「黑旗」的那层意思，而且决不许在敌人面前退着走，除了死，什么也不许阻住它前进。这一点清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得英国兵、英国官以及炮弹、大炮等等的接济之前，他们极少——说从来没有也可以——等着这可怕的一冲；即便胆子够大等着，他们得胜的机会实在也很小。

他们的队伍里全无雇募之利可图，这是因为太平天国的政府不愿要任何不是出于宗教或爱国之心而来投的人，而这两者被认作大有助于成功的要素。这些兵的模样已足以保证这办法的好处；他们不像清方那样从百姓里最下等的渣滓中取人，而几乎总是些体面人，出自做工的、当差的或经商的人家；时常还有社会地位高得多的，广东与广西的人大抵如此，这两省人出色到这个地步，以致将官多半就从他们的队伍里选。

太平天国军中最明智、最有益的章程之一，是各级官长只能凭功劳升迁；这一条极其有益，他们的首领大半都证明是极出色的人，忠王便是其中一个——他没有任何人提携，单凭自己过人的本事升到最高的军阶。

满清若单靠自己去迎太平天国，便毫无得胜之望；只要把两方军制的不同说明，这件事是很容易懂的。军队全由百姓里最下等最卑贱的人凑成，官长的品级又是靠贪贿买来的，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同太平天国的爱国之心、或是他们首领过人的才干相抗呢？

清方的怯懦与残忍久已尽人皆知；而经外国官长近来的亲历，太平天国的勇敢与仁厚本也该同样尽人皆知了。我可以向读者保证：鼓着这些人为自由作这场豪壮之争、使他们这样欢然地受下他们事业里一切的艰苦、匮乏与不断的危险的，决不是一点浅薄的热心——那是对民权与信教之自由这桩神圣事业的深挚献身，以及对满清压迫者的大恨。谁若像我一样见过他们所受的那些可怕的苦，此后便决不会怀疑这一点。尤其有一件事，到了该说的地方我要叙出来；那件事的可怕，我永远不能忘，而可叹的是，它完全是由英国「政府」的插手造成的。更确切地说，它是由那支英中舰队——上海的外国侨民称之为「吸血舰队」——的到来，以及戈登少校（皇家工兵）等人所统的雇佣队伍的进逼所引起；而那支舰队的统帅，名义上是满清的「提督」，实际却是英国的「舰长」阿思本。

太平天国军中的器械同清方的大致一样。他们所有的马兵不多，配的是土耳其弯刀式样的重刀，大抵是双手握的，刀身极宽极厚；他们的火器是轻的火绳枪，以及凡弄得到手的欧洲火枪或手枪。火枪手带火绳枪——这东西一遇雨天便无用——又有欧洲做的双管枪、火枪与手枪，大抵成色极次。第二等的旅通常是四人配一尊大抬枪，用时搁在一副三脚架上。持长枪的只带一根长竹，端上装一个铁尖，再加各营步兵通用的那种又短又重的中国刀。枪的长短按人的高矮配，从八英尺到十八英尺不等。旗都绑在十二英尺的枪杆上。除上面这些兵器之外，北方各省来的人还有许多配着鞑靼弓，这弓打得比火绳枪或抬枪都准得多。亲兵的旅通常在两千人以上。每一旅配十二名吹号的，所吹的是一种长长的黄铜管，像法国号，响起来像一片牛角号聚在一处。靠这家伙的号音调动队伍，是十分得用的。除了吹号的，每一班军乐的另一部分是一队鼓手，再加吹唢呐、中国笛与蛇形号的人。凡见过太平天国一支军队的人，都会立刻同我一样说：这是世上最入画、最动人的景象之一。兵士衣装那极相称的样式、颜色的鲜明、丝旗的众多与华美、执旗的人挥动它们的那种特别的姿势、或是让它们迎风飘展的样子——军中持长枪的人立起的那一片枪林、骑马官长的众多——这一切合起来，给人一个极鲜明的印象。

我们就是这样走了二十天，在鄱阳湖一带遇上了清方的军队。忠王一知道敌人就在近处，便在前头各营之前散开成片的游击之兵，又把马兵分作两股，各掩一翼。其时进军的队伍仍以密纵队前行，每一纵四人深，与两旁平行的纵队相距一个回转的距离。太平天国军队这种队形很像英国军队的「四人」行动；不过他们的行列是单的——通常所称的单行——而且各行各自独立行动。要摆成战线时，纵队只须停住，向左或向右回转成线，把两边队形的接点连上。于此可见：他们不像欧洲的纵队那样正面向前地走，而是以纵端向前；行军时每一卒的正面同纵队的队头成直角。战线因此是四人深的，不过若有需要，只须把后面的行列向右或向左转，平行于原位走开，便容易减浅。头一批上阵的营总是由持长枪的兵或最次的兵组成；第二线由第二等的人组成；第三线即预备队，则由最好的兵与亲兵组成。

我们就以这个次序向清方推进。我把我的炮分开了：我那位朋友带一尊炮和一卒三十人去右翼；菲利普带另一尊炮和同样数目的人去左翼；我自己带第三尊炮留在中间。

这一整天都没有同敌人接战；鞑靼马队的游哨与哨队被驱回去的不计其数，可哪里都没有遇上他们的大队。末了，天刚要黑的时候，我们把满清的大军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列阵在一片大平原的中央，就在我们即将出口的那片丘地之外。我们的军队立刻在这占着高势的地方停住，又派一队马兵前去探看。忠王自己同这队人去，我也随他去了。到了离敌人一英里之内，我们停住，用望远镜打量他们。我估他们的人数在五万上下，可最叫我犯疑的是：这支人里约有三分之一是装备齐整、能耐劳苦的鞑靼马队。太平天国的兵是断断摆不出方阵来抵挡他们的；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法子挡住他们的冲锋，我也不知道。

满清人没给我们多少看的工夫，因为我们正忙着打量他们时，一大队马兵已从最近的一翼分出来，放开马往我们后路上截。他们人数比我们多得多，于是我们学了那位有名的将军的兵法——他带着两万人上了山，然后又走下来；只不过他是走的，我们是拼命跑的。鞑靼人追不上我们，等我们快到自己队前时，他们便发出一声唯有鞑靼人才喊得出的那种吼叫，放弃了追赶。

敌人所占的地势，对一支中国军队来说是极其不舒服的，因为他们没有多少逃跑的地方；这便使我们相信：他们要么是极上等的兵，要么是在后面看不见的地方另有大批接应。他们的位置像一把扇子的边沿，两侧都被水隔断——一面是鄱阳湖，一面是长江。在这个位置的顶端，我们知道清方据着湖口城，那是一处设防坚固的地方；所以我们猜他们或是指望从那里得接应，或是打算一旦野战失利便入城求庇。

因为时候太晚，不能动手了，我们便在那片高地上扎营过夜。可是到近半夜时，我们的哨队回来报说敌人正在全军退却。忠王立刻令全军跟上追击。帐篷拔了，各队集起，不多几分钟我们便急步前进，人人提一盏灯笼，这是中国军队夜行的惯例。过了那片平原，遇上的地势便较为破碎不平；于是派出几队游击之兵，我们前进不远，前头的人便退回来报说：敌人重兵据在一排木垒与壕堑里，正当我们行军的路上。

第九章南京城与忠王的军容（下）

当即令辅王带重兵前去侦探，摸一摸敌人的阵势，以备天亮时大举进攻。我同我那两位朋友赖与菲利普加入了这一支队伍，随它急速前进，那些人仍提着他们那些该死的灯笼；不过我们带了我们炮队里的五十个人，配着旧式的英国官造火枪，我领着他们不打灯笼，略略离开些，走在纵队的右翼。我们不久便发现了敌人，他们整条壕堑之线都用灯笼照得通亮；我们的灯一被看见，锣、鼓与号角便轰然大作。于是派出探子，一身黑衣，不带灯笼，去查明防御的情形与强弱。我带着我的几个人，到敌人最左边去办同样的差。我们贴地爬行，凡有高低不平和可藏身之处都利用上，爬到离左边最末一座木垒一百码之内：那木垒的正面像是架着几尊炮，四周有一道壕，整个看来是一处坚固的野工。退回之前，我又爬到它左边去，发觉那边地势极不平，又散着许多矮丛，便想：若那一处没有设哨，那么领一支足够的人马借掩护推上去，一举突取这座垒，是完全办得到的。这事若办成，敌人的侧翼便被抄了，十九要被迫把他整条防线都弃掉。

我回到辅王那里，见他正做着调动，为的是惊动满清人，引他们露出自己的兵力。每个人都提两盏灯笼，把枪横搁在肩上，两端各挂一盏；此外还有许多灯笼绑在插在地上的竹竿上。我把我的计策向他说了，他决定守住这个前出的位置，等问明忠王的意思；为此他派了一位主要的官长同我回大队去。忠王赞成我的打算，把他自己亲兵的五百人交我统领，辅王那边也拨了同样数目；并指定在天色将明时发动进攻，那时全军随我之后推进，跟上我的行动，同时由辅王一支在工事的右边大张声势。到了约定的时辰，我那一队突击的人集起来了，一律穿黑绸的短褂与裤，人人备好火枪，又各带一根竹竿，以便必要时撑过壕沟；其时全军主力悄无声息地集在我们后面，而辅王一支则比先前更多地张灯、更多地作出要攻的假势。我这一队自然把灯笼留在后面，而主力也破例地照样留了心。我们迅速往那片掩护之地移动，到的时候辅王刚好发动假攻。菲利普同我在一处，赖我却留在后面看炮，吩咐他若我们攻下那座木垒，便把炮推进去。

我的人慢慢朝那工事爬过去；经过我先前观察的那一处，竟到了离胸墙五十码之内才被发觉，守垒的人像是都挤在右边，看远处的枪火，却不看自己近处。敌人一发现我们，我们便直起身来大呼一声，冲上去夺这地方，同时后援向守垒的人猛放火枪，掩护我们的突击。我们绕到木垒的后面，伤亡不多，因为我们后援的火把胸墙扫住了；接着在一阵带箭头的火箭之下冲到壕边。到了这里，四周的人不断倒下，因为同伴的火已不再掩护我们；幸而壕是干的，我的人跳进壕里便得了很好的掩蔽，因为中国这种木垒是没有侧射的角堡的。可这时又使出了一件新的兵器。守垒的人不能露头，便从胸墙上往我们当中扔「臭罐」。这种古怪的抛掷之物所烧的伤与所呛的烟，是厉害得可怕的。我的人一齐装好弹之后——一部分布在木垒的侧面，其余在它后面，以便交叉射击——我们便攀上垒墙，沿着胸墙排开，向里面挤成一团的人开火。地利完全在我们这边，因为侧面的人沿着胸墙纵射，凡想把我们赶下去的都被打倒；而我们这一边也替他们做着同样的事。

有一小会儿，我们几乎全然无险地把又近又致命的交叉火倾在敌人那一堆里；可随后我们的后援从木垒正面突了上来，守垒的人便朝他们唯一的出路涌去，拼命地翻过胸墙。我们提刀跳进垒内，不久就把那几个还在抵抗的人赶出去或砍倒，不过也有损伤，因为守垒的人有许多执长枪，起初对我那些只带短刀的同伴占了相当的便宜——我们带的竹竿都留在壕外了。这座工事的主将是一位勇敢的鞑靼官，他拼死而战，用箭射死了我们好几个人。箭都射完了，他便提着他那把沉重的鞑靼刀冲进混战里。倘若守垒的都像他一样打，我疑心我们这一举未必能这样顺手，因为我们的人数是少得多的。我想留这位军官的命，便把剑尖垂下跑到他跟前，叫他投降；不料身后一拥把我猛推向前，我进了他兵器所及之内，那刀一瞬间已对着我的头直劈下来。我本能地举臂去挡；就在这一刻一声枪响。我觉得头上一压，那鞑靼人便倒在我脚下；我转身看救我的人，原来是茂林；这勇敢的孩子刚好来得及把自己的刀横进来——那刀被极重地压到我头上——随后又这样得力地使了他的转轮手枪。

到这时木垒已归我们所有：它原先的主人都被赶走或杀了；可这事虽快，我们却没有多少工夫可以欢喜，因为最后一个逃人刚翻过胸墙不见，我们便听见敌人一支重兵奔来夺回此地的声响。进攻的兵正逼向工事的右翼，而后方沉沉的隆隆之声又告诉我们：敌人的全部人马，至少也是一支劲旅，正在移动来包围我们。我们刚够工夫把胸墙布满人，来攻的纵队便冲上来了。我们蹲成两列，等着头几排人到了壕边几步之内；头一列这才放火，退后装弹。来势被止住了，而进攻的人被后面挤拢在一处，成了一道活墙，受了我们第二排在十英尺之内放出的火。被打死打伤的人还没有倒稳，我们头一列又倾下一排火，把他们彻底打散；他们沿着木垒那一面留下一堆被击倒的人，便转身逃了。

此时天已亮了，眼前展开一片拥塞的战场。敌人大队都聚在木垒之后，看来势极强；同时他们正尽快地往左翼移动，由全部马队掩护着——正是这些马队的推进在我们后方弄出那隆隆之声。我一眼便看出：敌人的左翼已被完全抄了，而太平天国的全军正在一片丘地上列阵，那阵线同木垒之线几乎成直角。鞑靼马队正放开马，分三道强厚的横列往这丘地上冲，每一列至少五千骑。我自然以为要看见他们把忠王和他全部人马一直踏平，因为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太平天国抵挡马队冲锋的法子。忽然，马队还离得很远的时候，我们全军的正面让开了，向左回转，加倍快步往后跑。我满以为队列退到那平行的行军次序时，便要大逃；不料叫我吃惊的是，每列最右的那一行站住不动，其余各行从那平行的位置掠过，折回来围成一个整整的圆圈。第二列上来，把抬枪架在圈与圈之间的空处，持戟的人又成第二层圆圈；而第三列从预备队里上来，加倍快步赶到前面，进到持长枪的人那些圈子里，组成一层火枪手的内圈。军的左边、与木垒成一线处，是辅王一支，摆成梯次的队形，从主力的正面一直伸到离我所据的木垒半英里略多的地方。这一支正缓缓上来，要同这据点接上，把它的左翼靠在上面。我们的马队分成两股，一股在军的右边，一股在预备队的后面。太平天国便是以这个次序等着鞑靼马队的冲锋。

这时早晨的阳光映过两军密排的行列，在那一长列长列鞑靼马队闪亮的兵器上忽明忽暗地跳动，他们正带着战阵的全副威仪驰上坡来。用的工夫比读这段记述还少得多，最前的鞑靼人已上了高地的脊，对着我们军的正面直冲过来。他们只管前进，一列又一列掠上那不高的坡，摇动着朱红的羽缨与各色的旗帜。末了这豪壮的行列被撕开了：一片火光顺着我们整条线掠过，随之是火枪滚雷般的齐响，又夹着重抬枪频频而沉浊的轰声；头一列马队在这之下散乱地退了下去。第二列散开，等头一列从空处退过，又合起来往前猛冲，所得的也只是同样的击退；于是第三列、最厚的一列上来了，这一列是注定要全灭的。在辅王那条线的最左端，此时离木垒只有几百码，我那三尊炮忽然揭开掩蔽，向冲锋的马队开了火。在手枪可及的距离上，葡萄弹与霰弹沿着那密密的人马之列纵射过去，在他们行列里带开一片毁灭。两尊炮轮替着稳稳地放，那霰弹穿过空气的嘶声，随后人马倒下时那沉钝的扑响，在我的位置上听得清清楚楚。鞑靼人从倒下的人马中间跳跃挣扎出来，竟到了持长枪的队前，想把那队形冲破；可那些人一膝跪地，长枪牢牢支住，队伍守得住；而在这样近的距离上，每一枪都在那一群骑兵中打出致命的效验，火枪手的圈子绕着不停地转，往圈后走时装弹，到圈前时放火。有几个圈子被冲破了，一瞬间便被压倒、被马蹄践过；可在这几处，得胜者为他们一时的得手付了重价：两侧的圈子、第二层的圈子以及列阵的预备队，射出一片凋残一切的交叉之火，从前到后、从左到右把他们的骑队扫了一遍。

敌人马队最后一次、也最拼命的一次冲锋被击退了，损伤极重。他们的队形一乱，我们的马队一旅近两千骑便从军的右边奔出，沿着整条正面掠过去，落到退却而乱了阵的敌人侧翼上，把他们的溃败做成了。

这一切都在几分钟里过去；甚至在他们马队最后被击退之前，清方因换正面既不够快、又换不出便宜来，便弃了他们那条壕堑之线，相当整齐地退起来，一面把许多旗挥成「八」字的形状、又用旗扫地，这是中国特有的那种向敌人挑战的方式。清方夜里分明得了大批援兵，因为不算他们败了的马队，他们的人数至少是我们全军的两倍；可那时候，这在太平天国看来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便宜。

敌人的侧翼被抄得这样彻底，所以最后一次马队冲锋刚被击退，忠王便急着趁势追击。战线重新摆好，全军跑步向那些正退却、正调动的纵队推进。我弃了夺来的木垒，带着我那一队回到军中，穿过辅王一支，把炮推到最右边去——这时右边正在同满清退却的左翼用中国的法子交战，就是说挥旗、远远地放抬枪之类，加上吼叫、辱骂与指手画脚。地势对敌人仍极不利；他们那长长的正面还同我们的斜着，虽然他们的左翼正尽快后撤，想摆成一条平行的战线，可我们整条线都在作侧行，以保住抄其侧翼的姿势，而且已经同那些想重新取齐的队伍交上了手。

由于中国操练之法不完备，退却的兵摆不成一个整齐的队形：一卒停得太早，一卒太迟，还有些全然不停。我们的推进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中国军队唯有站定不动的时候队形才算摆得好。挥旗对骂那一段打得不久，因为忠王抓住机会，把各营的第二旅推了上去。我把炮移到右边很开的地方，离开重抬枪那不着准头的射线，占了一个能纵射敌人整营的位置，向他们开火，颇有成效。

清方撑了一小会儿，用他们的抬枪与长火绳枪猛还了几阵；可我们第三旅即火枪手的几条线，间杂着第二旅与第一旅摆开，在震天的呼声里向他们冲了过去。他们散了，弃了兵器，乱纷纷地逃向自己的中军。我们马队一次恰到时候的冲锋，把他们的奔逃变成了全溃；他们疯狂地撞进中军那些站定不动的营和那些正在换地方的营，把全军都搅乱了。

打击一点也不迟延地接着下去：我们的右翼与中军，连预备队一并，向那乱了的大群冲上去；而辅王带着我们的左翼与马队斜着向前，去攻敌人的右翼，以及他在右翼后面重新集起的那点残余马队。这一面的战场争持了好一阵，可终于左翼与中军被赶回到右翼，伤亡极重，把全军搅进无法收拾的混乱里。预备队一枪未放便转身逃离战场，而他们的同伴在一大团里挣着涌着，也想照样逃走，只有少数人挣着要止住我们得胜的推进。最勇的鞑靼官激励部下也是白费；那些最耐战的老兵从混乱里挣出来，想重新列阵、为溃散的队伍争一点整队散开的时间，白白牺牲了性命；大队的猛烈挣扎同样是白费，他们翻滚蹒跄着前行，摇动、迟疑，把一阵阵枪火不分敌友地放出去，而重新集起的骑兵则软弱地冲了一下辅王的马队，被赶回去，便在他们败了的步兵的后方与侧面游荡。这一天满清人是无可挽回地输定了。什么也止不住我们那股猛冲：全军在震耳的呼声里得胜地卷过去，把他们赶回去，杀得极惨。清方想展开队形是白费的；每一个队形的前头刚一露出来，就被我们火枪手的齐射扫掉，或被冲上去的长枪手与持戟的人灭掉。右翼也乱了，混进逃奔的人群里，再不能抵住辅王，终被我们的马队撕开。清方全溃了。忠王把预备队与中军停住，重新整好队，往湖口方向开去；两翼与马队则追赶那惊得发呆的大群人，最后或是把他们赶进了离战场约三英里的鄱阳湖水里，或是把他们俘了。

其时忠王迅速逼向湖口这座小城，清军的预备队已经退到那里。不足三个钟头的急行军把我们带到城墙之前，我把我那小队炮推上去，预备纵射胸墙，掩护我们突击的人前进。可这事后来并不需要了，因为敌人得了近来的教训，已把这地方弃了，上了许多帆船与炮艇驶入长江。

在这一仗里，茂林与凌和格外出色。我那两位朋友和那位科西嘉与那位撒丁的军官，想同他们的勇比一比，都是白费。每一次突击，茂林或他的义兄总在最前头，使人注目。他们在混战里都受了枪伤，幸而都不很重；中国的医人极懂草药汤剂的用法，在这些药的安抚之下，伤口不久便合了。我们死伤合计不到两千，而敌人的损失极大：整个战场与退却之路上，实在是铺满了他们的死人，另有数百人丧在鄱阳湖的水里。

湖口原是清方的一处军需所在，我们在那里夺得了相当多的粮食与军用之物。占了几个礼拜之后，此行要打败清军的目的既已这样顺利地达到，忠王便弃了那地方，把在安徽同他会合的各营连同大批运粮的队伍、以及军中的病员伤员一起遣回南京；他自己则带第一营穿过安徽南部进入浙江省，作一次察看形势的行军，以备南京军议所定的夏季大举。

我随大部分军队回南京，也把我的朋友们带着，因为我打算同上海的代办人通信，并办理若干同推进太平天国事业有关的事务。忠王极喜欢我那小队野炮的效用，便把它留在自己身边；临别时我得了他最恳切的致谢，而我那几位朋友也各得了一纸凭照，奖他们在这一仗与夺取木垒中的英勇。

第十章一八六〇年的转机与上海之变（上）

一八六〇年太平天国的前景——他们的用兵——南京解围——清军的溃败——太平天国的得胜——英国的插手——太平天国进逼上海——忠王的文告——卜鲁斯先生的告示——卜鲁斯先生的公文——中国的前途——忠王的来文——卜鲁斯先生的自相矛盾——传教士「霍姆斯」——他的说法——他的无礼——他的前后不一——被压下的传教士报告——杨格非牧师的报告——报纸摘录——上海屠戮太平天国人——报纸摘录——作者对此事的感想。

一八六〇年开年之时，太平天国的前景实在是阴暗的。南京的守军因不断往江西、安徽以及长江北岸各军派去援兵，已减到不足两万人——都城粮饷短缺，这样做是不得不然；而一道道工事又把它同野战各军的一切交通全然截断：这些工事成了一条完整的围城之线，从秦淮河——此河在南京上游几英里处入长江——一直到燕子矶，那是在城下游约五英里、临长江的一个据点。大队清方的兵船从下游封住了这座城的水路；而放眼所及，越过丘陵山谷，围城之军那旗帜如林的大众占满了四周整片地面。看来只剩几个礼拜的问题：或是清军有胆攻城，或是饥饿把中国第一次基督教运动里这一班高贵爱国的人灭尽。正是在这时候，太平天国的力量与组织才发挥到了极处；自他们树起自由的旗以来，他们的事业从未受过这样迫近的危险，而他们的调动也从未有过像南京解围前那三个月那样高明。最先采取的兵法，是分散围城者的注意，逼他们分出一部分兵来。照这个打算，在安徽东部的那一军——由忠王李（从前第一次北伐之将）统领——以及在江西的那一军——由翼王（天王的兄弟石达开）统领——都以急行军插到围城之军的后方，重重威胁它的交通之线。

忠王从长江南岸芜湖与太平府一带出发，往东南方向作侧行，一下子插到了屯在南京城前的清军大营的背后。他分出一支劲旅去威胁苏州与常州——那是敌人主要的仓储之地——自己则以急行军把主力赶往省城杭州，经过苦战，在三月十九日穴了城墙，取了外城。满清的守军在内城即满城里撑了六天，得了从江苏来的一支相当可观的兵接应，两下会合，把城夺回；太平天国在给对方以重创之后退了。

其时翼王把人马集到江西边境，也侵入了浙江省，不过是从偏南的一点进去。他攻下衢州、严州两座府城之后，沿钱塘江而下，到了离杭州不远的地方，忽然转向北，同忠王会了师。

可是这番筹划并没有收到预料的效果，围南京的清军仍把主力用在夺回那座城上。守军因此被逼到最窘迫的境地，受了可怕的匮乏。在这一切磨难之中，他们的指望与勇气一刻也没有动摇；天王在他将死的子民中间，从容而庄严地教他们呼求上帝，以为脱出这迫近之危的可靠法门。

天王把自己的旗从宫墙上垂下来，坐在满清统帅营盘正对面的山上看得见、炮也打得到的地方，虔敬地为守城的人作了一篇专用的颂赞之词。从城上的兵士到母亲怀里的小孩，日里夜里，颂赞与祈求之声上达于天。无论「我们」怎样看这些人的过失与错谬，他们如今大半已在造他们的主面前；倘若对他的话有一个完全、诚恳而基督徒的信心真能在来世有益于人，那么他们——我同太平天国人密密往来了几年，说这话毫无一丝疑惑——是必得赏赐的。

末了，既看出靠远处的用兵解不了都城之围，便非从速集起一支解围之军不可。于是定下办法：野战各军同时进攻，守军也大举突出。忠王与翼王的合军直向围城之军的背后开去；五月三日，守军依预先约好的号令从城的各门杀出，而来军的前锋冲破清方的阵线，同他们会了师。那一天冷得厉害，解围之军的前锋——近两万人，因一次成功的搜马之举，为这一次而都上了马——趁着一场大雪，冲得完全得手。

两军一合，全部人马便转过来打清军。围城者的左右两翼离中军相当远，太平天国的马队正是从中军冲进去的；他们又因雪与清晨的灰光看不见所发生的调动，只听说城里突围，便凭着自己人多向城推进，以为可以轻易把那虚弱的守军赶回去，随他们一道进城。

其时太平天国的马队留一支人同城里出来的队伍守住阵地，自己径直冲回敌人中军，趁他们还在整队、还乱着的时候落到他们身上，杀得极惨，把他们赶出了战场。接着分作两股，去打清军的两翼；那两翼已发觉守军得了援兵，正往自己的阵线退。正在这紧要的一刻，太平天国的马队踏过阵线后的预备队——实在是从他们身上骑过去的——落到了两翼身上。后面受着城中守军的夹攻，前面有马队，他们渡那些河沟壕堑时又无法成队，于是杀戮之惨骇人听闻。他们自己手挖的那些壕堑，被清兵的尸首塞满了——越过那界限的人几乎没有一个逃掉。到了这杀戮的工夫可以放心交给守军独做的时候，马队便追着退却的敌人去了。太平天国全军此时已到战场，清军便全溃了——兵器、旗帜、弹药、粮食，凡使他们成为一支军队的东西都弃了；在极度的惊慌里，那一点可怜的残余逃往丹阳县城求庇。

据估计，他们在这一仗与追击中所失不下六万人。好几英里的地面都铺着他们的尸首，河沟也被填满，流水都止住了。

太平天国乘胜猛进，一座城接一座城落到他们手里，丹阳也在其中。清方有几支军队从苏州、常州开来抵挡，可每一次都被彻底打败；副帅被杀，满清的统帅和春自尽了。那一大群散了架的兵分布到各地去抢掠，许多人涌到苏州这座壮丽的城下，城门却对他们关着；他们于是放纵到无所不为，把那一片广大富庶的城外之市点了火，各种抢掠强暴都做了。几天之后太平天国的军队逼近，官府把城弃了；于是这座华中最要紧的城池，在五月二十四日落到了他们手里。

此后三个月里，太平天国忙着占取相当远的一带内所有的城池，并在邻近各府立起他们的治理，其中包括溧阳、无锡、金坛、宜兴、大蚕、七里、嘉兴、湖州等产丝之区。大批粮食被运往南京，佛像与寺庙到处被毁，太平天国把圣经送进他们所辖的每一家去代替它们。他们那按期而不重的征赋之法行了起来，而初闻警便离家逃走的乡民也渐渐回来了。其时在上海，太平天国得胜的消息以及他们不久将逼近那座城的形势，却被拿来做了头一次表演那种不像英国人所为的背信的机会；此后这种背信竟做到了骇人的地步。

要记得，英国当局早已承认太平天国是交战的一方，因此按国际公法的每一条都有严守中立之责；而且他们实在还主动寻过他们、同他们通过信，并由文翰爵士以书面郑重保证英国守中立，又从革命者那边得了同样的保证。然而卜鲁斯先生竟公然违背他们不干涉的宣言，以英国商务总监的身分，用下面这道告示以及它的施行，破了中立：

「兹由署名者特发此告示等因。

「上海是对外通商之口，住在那里的本国商人同到此地做买卖的外国人有极大的交易。『倘若此地成了攻战与内乱之场，商务必受重大的打击』，而凡愿安静做自己和平生计的人，无论外国的本国的，都要受大的损失。

「故署名者将请女王陛下海陆军的长官采取适当的措置，以防上海的居民遭屠杀与抢掠，并请他们协助镇压心怀不良者的任何起事之举，又保护此城免受『任何攻击』。

（署名）卜鲁斯

一八六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

英国所作的郑重保证就这样被有意地破了；而下文将见，这不公之举是出于唯利是图的计算，却用博爱的名义遮着。除此之外，我们还见卜鲁斯先生大胆——若不说是愚蠢——地宣称他要违背英国的一项保证：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不参与』这场内战、也不对双方的是非表示任何意见，而仍旧『保护』上海免受攻击，并『协助』当局保全安宁。」

卜鲁斯先生既说替满清守城、把太平天国人打倒，是「不参与」这场自相屠戮的战争，那么倒很有趣听一听他对「参与」二字是怎么理解的。他损害一个已被承认的交战方的权利还不满足，几天之后又在损害之上加了侮辱。干王曾给英、法、美三国的领事送了一件文书，卜鲁斯先生便给英国领事发了下面的训令：

「关于起事者的一位首领给你以及法、美两国领事的来信，我十分明确地认为：女王陛下的领事同苏州的起事者有任何往来，都是既不合宜、在原则上又应反对的，故此我须训令你『置之不理』。」

倘能知道卜鲁斯先生是凭什么「原则」来替这件不公之举辩解，又是从哪里得来他那套关于交战与中立的「原则」，那就令人满意了。他行事的自相矛盾，再往下一点便可看出：他虽对太平天国的来文「置之不理」，却又给他们送去一件文书，且指望「他们」要理。

在这场起义的始终，太平天国自然一直急于取得一个海口，好同外国人通商、取得兵器与军需的接济，像清方在各通商口岸所做的那样。苏州被占约三个月后，太平天国凭信那些已给的保证，便向上海进军去取它，因为满清的势力已被彻底摧破。

在这次进军之前，苏州曾有许多传教士与商界人士去访，他们对起事者的品性、志向与宗教都报告得极好。可是这些报告里，只有那些含着虚假与割裂之辞、意在替破坏中立与守卫上海辩解的，才公之于英国民众。在说到那些被压下的报告之前，我们先看一看攻城这件事。忠王信着英国的保证与信义，把大部分人马留下驻守各处、并去打野外余下的满清兵，自己却前往上海，想同外国的代表商谈；他既不料会有抵抗，便没有把他那支大而得胜的军队迅速压到城下，只带了他自己亲兵的一部分和约三千名非正规的兵，与其说是为进攻，不如说是作个护卫。将近城时，忠王向各国公使发了下面这件文书——正是卜鲁斯先生命领事「置之不理」的那一件：

「天朝忠王李，致各位钦使等。

「本王大军未自苏州开拔之前，曾致书贵处，告知大军不久将到上海，又云贵国各处的住宅与商行若悬黄旗为记，本王即刻传令官兵，不许进入，也不许有任何扰犯。贵处既已收阅本王之书，本王以为自会照所言行事。然而直到昨日，本王才知贵国之人在松江府别处也建有礼拜堂，在那里讲授福音；其时本王之军在泗泾镇，遇一股妖（即清兵）拦阻去路，我军遂攻之，杀其多人。这股妖中有四个外国人，我军杀了其中一个，因为不知他是哪一国的人。然而本王为守善待外国人的信义，已将那杀外国人的兵立刻处斩，以践前言。

「其后见泗泾有一座礼拜堂，本王才初次知道贵国之人到那里讲授福音，又知他们虽未悬黄旗，却也并未助妖。

「往者已矣，将来的事却可以预防。本王之军此刻就要径趋上海，所过的镇市村落里若有礼拜堂，深望贵处传令那里的人站在门口通报，说这是礼拜堂，使今后不致再有误。

「本王之军已到七宝，不久即抵上海。故深望各位钦使把贵国之人召到面前，令他们关门在内，并在屋上悬起黄旗；这样便不须怕我的兵，因我已传令他们：如此则不得扰犯伤害任何人。

「本王一到，便打算同贵处商议其余一切事务。此刻先匆匆具此一函，并顺问起居。

太平天国十年七月初九日（一八六〇年八月十八日）」

忠王到了离上海不远的地方，卜鲁斯先生虽对太平天国的来文「置之不理」，却又前后不一地送去了下面这件公文：

「告示。

「兹据报有武装之众聚集于上海近处，我等大不列颠女王陛下驻上海海陆军之统帅，特此告知：『上海县城』与外国租界已由大不列颠女王陛下及其盟邦法国皇帝之军队军事占领；并警告一切人等：若有武装之众攻击或走近他们所据之处，即视为对联军开战，并将照此处置。

一八六〇年八月十六日，上海。」

这件宝贵的告示被送上一只炮艇，带到了同来军行军之路全不相干的一个地方，自然没有送到。太平天国既不曾预备外国人的敌意，便在八月十八日出现在上海城下，把鞑靼人的哨兵驱回去，跑着向城墙推进，全然不知墙上站着的是英国兵与法国兵。他们素来对外国人的那种友好接待，本以为此时也会得着回报，不料迎着他们的是一阵枪弹、炮弹与火枪之火。下面几段摘自官方的机关报，叙的是对这些人的无理屠杀；而这些人最大的指望，正是同他们那些「洋兄弟」结成亲密友好的关系——英国政府曾为这些「洋兄弟」的「严守中立」郑重保证过：

「营盘四面有土垒，上面架着几尊美国炮。自联军占城以来，一切处决都在这里行。叛众向这地方推进得异常勇猛。中国的兵与官起初打得极有生气，可最后还是拼命逃了，起事者在后面追，想同他们乱成一团挤到城下，从西门进去。」

此下便是那些被太平天国自始至终当作弟兄来看待的人所给他们的「接待」：

「卡文纳上尉于是令人把桥毁了，又从城墙上用来复枪与霰弹给了起事者一个颇为『热烈的接待』。

「午后，有人看见麦金太尔上尉的马德拉斯山炮队的两尊炮沿着城墙外走来，同敌人之间只隔一道小壕」——敌人！这个字是假的：太平天国是作朋友来的，不是作敌人——「那些人正在坟头、房屋与树后躲闪着往南门去；可是『说来奇怪，竟一枪未放』。」

「说来奇怪」的事，是那些人了不得的忍让：他们有好几百同伴被城上的野人一排排割倒，却从未用一枪还报，甚至容人把两尊炮安到一个得势的位置上，后来这两尊炮就是从那里向他们开火，为害极大。

「城门外地势之便，给敌人以充分藏身的余地，所以只在看得见一簇人的时候，那几尊榴弹炮和一尊中国炮——后者由炮手沃里克掌着——才能放得有效。然而起事者确不是怯懦之辈，时常在南门与西门近墙处露面。

「外国人的放射，无论炮与来复枪，都极其出色。霰弹一用不上，便拿炮弹招待敌人，一次又一次打进他们旗帜的正中间。

「叛众被从南门赶退，绕过西南角退去，那里奥格雷迪中尉带着几名海军陆战队与锡克兵在哨房里候着他们，又给了他们一顿。

「麦克斯韦上尉在小南门，让他的卢迪亚纳兵忙了个够；他们虽只配着旧式的褐贝丝火枪，给敌人的损伤却不算小。

「皇家海军陆战炮队的炮手迪肯，把道台的一尊炮架了起来，极从容地操着它，大有成效。

「敌人那边被打死的人中有一个欧洲人，他的举动极为显眼。同他一道的还有一个混血的人，『可惜』让他逃了。起事者中间可以看见好几个外国人，巴德上尉所据之处的外面据猜也倒下了一个。」

上面这一段所表的那种杀人的意趣，用在守上海那些良心被雇钱捆住的人身上，倒要合适得多。所叙的一切「英勇」之举，实在说都是屠杀约三百名太平天国人；而这些人对那一班人怯懦的放射「丝毫不曾还手」——那些人在那一天给他们国家的徽盾留下了一个洗不掉的污点。

官方的报告接着说：

「一有安全的时机，便从各处据点派队出去，把城外凡能给敌人藏身的房屋『烧掉』；西门与南门外的火整个星期六夜里都在烧。第一天的工作就这样结束，敌人『损伤不小』，而外国这一面『连一个伤亡也不须报』。」

这些官府中人一面在写太平天国方面全然相同的举动时，对英国兵所做的焚烧毁坏小心地不提，一面竟还为这场屠杀毫无抵抗的人的事里几位官兵的「『英勇』」作了报告。

报告接着叙第二天的功绩：

「星期日的早晨一开来便是一片火光与毁坏。我们那些『英勇』的盟邦（法国人）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法子动手去把危险赶开，而且为免它再来，就把那片城外之市烧了——那是本地房屋中最富庶、最要紧的一片。中国做批发的商人都住在这里。那里存着极大量的货物，尤其是糖；大火迅速卷过，吞掉一家糖行即酱园时，火焰腾起，可怕而壮丽。

「两点钟光景，『茶隼号』与『香港号』顶着急流，从那燃烧的市镇旁蒸汽而下。南门那边也重又放起火来，用的是双装弹的炮与榴弹炮。敌人被这些手段从掩蔽处赶出来，不得不另取位置，便露在外面，给了来复枪一些极好的练习。麦金太尔的炮操得太好，不容他们藏在尚存的任何屋里；而『奥格雷迪中尉』带着几名海军陆战队，从瞭望处放出一片极狠的火。这位『英勇』的军官真是一等的好枪法，据算这一回有二十人倒在他的枪下，中间几乎没有一枪落空。」

一位英国军官纯出于一时的快意，从容地把来复枪架在胸墙上，在自己完全无险之中打倒他的二十个同类，英国的百姓对此会怎么想呢？而对方连一枪也没有朝欧洲人所站的任何地方放过。

这可怕的工作就这样继续下去：

「八月二十日星期一早上，敌人进来的势比先前更大。看他们沿着同城墙平行的每一条小路移动，实在是一幅奇景：人人持一面旗，都成单行而走，却极有次序，『而且十分镇静安稳』。他们『毫不迟疑』地走来，完全在射程之内，看来主要把注意放在西门。奥格雷迪中尉已被派到那里带几名海军陆战队助卡文纳上尉；马德拉斯的炮兵又架起一尊炮，于是放了一阵猛火；起事者该谢那里的地势，损伤才不很大。『说来奇怪，几乎一枪未还。』」

有干系的人尚且这样说，那么真情是什么，便容易想见了。

「夜里，通信船『开路者号』曾沿江上行，开始把十三英寸的炮弹投到叛众的旗帜中间。其中一发正炸在约一百面红旗的正中央，这些旗随即不见了。

「那『出色』的放射还可以举几个漂亮的例子。有一大群悬黄旗的叛众被人看见进了约四分之三英里外一所长长的白房子。麦金太尔上尉」（倘若太平天国当日肯还报那倾在他们身上的凶杀之火，他第一天在城墙外就会被打死）「把一发炮弹穿顶打进去，据猜打伤的人里有叛军的副帅。」

那不是副帅，受伤的正是忠王自己：一块炮弹片打在他的脸上，此后他说话便略有不便。太平天国想进上海的最后一次尝试，在星期一夜里被击退了。关于次日，报告说：

「星期二极少动作，因叛众已退到射程之外。法国人在水市上放的那场大火仍在烧，一家一家行栈满装着值钱的货物，眼看它们成了那吞噬之物的食料，令人凄然。」

太平天国头一天的推进出乎意外地被赶回去、损了约三千人之后，他们遇见了一位传教士米怜先生。这些人是中国人，又必是被那无故屠杀他们亲属同伴的事激疯了的；可他们并没有照人对亚洲人所自然预料的那样去报仇，反而以可嘉无比的忍让，连把他拘起来都没有，一发觉他是传教士，便派人护着送他到城门，免得被落单而怀恨的兵伤了。米怜先生平安到了城门，可护送他的人退回时，却被城墙上的英国兵一个一个打倒了！

第十章一八六〇年的转机与上海之变（中）

上海发生这件绝无前例的背信之事时，英国在法理上、在道理上，凡可以拘束人的关系，都使她有责任在交战的两方之间严守中立。这个国家守中立的地位，不但有文翰爵士、密迪乐领事、额尔金勋爵与卜鲁斯先生的保证，还有一八五五年香港总督包令爵士所颁的一道中立条例，其中主要的一款如下：

「凡英国臣民在中国任何地方，助『现存的中国政府』，或助现在交战、或此后交战而与该政府相抗的任何一派，其方式为亲身投入上述任何『一方』之役，或招人投入此种之役，或供给、售卖、置办任何种类的军用物资，或装备船只，或明知而故意作『任何其他有助于任何一方、因而可使中立被破坏之举』者，即为轻罪，可处不逾两年之徒刑等等。」

因此，卜鲁斯先生竟敢凭自己的责任去破坏这一切现存的约束与章程，是极不可能的；这件事倒更像是奉了密令的方略。读一读驻北京公使的那些公文，必定使人得出这个结论；尤其是把下面这几段——出自卜鲁斯先生一八六〇年六月十日自上海致罗塞尔勋爵的公文——同他仅仅几个礼拜之后守卫上海的举动比一比，更是如此：

「关于插手干涉在中国内战这种特殊情形之下『是否正当』，或者关于为打开长江的贸易而去夺回南京、镇江这等控制此江的城池是否合宜，我『不加讨论』」（他正是在同罗塞尔伯爵讨论，所以干涉之策无疑是呈报过他的）；「不过我倾向于『怀疑这条方略』：即以武力在起事者所占、或者说所漫过的城池与行省里恢复清廷的权力。」

然而不到两个月，卜鲁斯先生的行事便同这个意见正相反！

同一篇公文里下面这一段，是「以最强的措辞反对干涉」的：

「中国的官员们缺钱，又倚仗外国的支持，便会『比从前更残忍、更贪污、更横暴』；而中国人既被剥去了『民间』起事这一件对付本地压迫者的粗野却有效的药，便会『理直气壮地把种种暴行之可恨归到外国人身上——那些暴行唯有因他在场才成为可能』。其结果便是民间的敌意、报复，以及那一连串的事变，使人不得不『永久占据』所占的行省，否则便退出来，『在百姓中间留下一腔苦恨』。『再没有一条路比这样做更能降低我国的声名了：把我们实在的支持借给一个政府，而这个政府官吏的贪污只被它自己的虚弱约束着。』」（『！！！』）

这便是一位驻在中国的英国公使的意见，而且是一再反复说过的意见。那么英国的百姓对那种同本国驻华代表的报告如此正相反的行事，很可以诧异了。赛克斯上校（下议院议员等）为一条高尚的原则所作的辩护，他那些话是值得注意的。他那本有价值的小书《太平天国之乱》第十八页上说：

「说来虽难以置信，可就在我们打倒那些来求我们友谊的人、守卫一座属于同我们交战的政府的城池、又由李泰国与别的英国臣民替中国皇帝征收关税的时候，那位皇帝正在准许人在北京拷打并处死英法两国的军官与士兵；而那位恭亲王——皇帝的弟弟，我们如今对他寄着这样完全的信任——当时在北京的地位，是本来能够制止那些加在我们官兵身上的残行的。」

人们一般对凡同中国有关的事都不留意，以为对那个帝国的方略以及它的事务，于自己或于国家都无足重轻。除非做着中国的买卖，从自私而狭小的眼光看，这也许不错；可倘若我们想一想中国这个帝国之大、它直接的人口占人类的三分之一、它间接的同族又将近一半（包括马来人、鞑靼人、厄鲁特人、蒙古人、西藏人、交趾支那人、安南人等等）——想一想这个庞大的帝国比欧洲一切强盛之国都活得久、而它的文明、基督教与国力「还在后面」——倘若我们想一想造物主为什么、又为了什么目的把他的子民中一半造成同一族，或者沉思一个人口比大不列颠多十六倍、而且将来或许会在世上得着一个同今日英国本身的伟大相称的地位的民族的前途——倘若把这些事想一想，凡不是完全被自己那点渺小之事吞没、而能超出眼前急务之上的人，心里便会得着深刻而有意味的题目。

忠王被他一向看作同信一教的弟兄的那些人从上海城墙上击退之后，在八月二十一日给欧洲各国领事送去下面这道文告：

「天朝忠王李等，致大英、美利坚、葡萄牙及各国贵领事。

「守信乃本朝与他族交好所遵之义；而诡诈忘约，实为外国人所以行不义之由。本王大军到苏州时，有法国人同着别国的人来此通商。他们亲身来见本王，邀本王到上海去商议今后两下交好之事。本王知贵国同我一样敬拜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故与我同教同源，便对他们的话寄以完全而无疑的信任，因此来上海同贵处相会。

「本王实在想不到：法国人竟甘受妖（即中国清方的官府）之惑，背了自己的话，翻了所订之约。本王到后，他们不但不来相会商议，反与妖立约，守上海城以拒我，这便破了他们原先的约。这样的行事，是违背公义之理的。

「今且假定法国人把上海城以及城外数里（一两英里）之地收在他们保护之下，在这样一小块地方之内，他们怎能发卖货物、怎能便当地做买卖呢？

「本王又听说法国人从咸丰的妖那里收了不少的钱，这钱他们无疑是同别国分了的。贵国诸邦若没有收妖的钱，那么法国人来苏州邀本王到上海会商时，为什么贵国也有几个人同来？贵国之人也到了苏州、力请本王到上海，这是明如白日的；他们的话还响在本王耳边，这件事决不可能忘。

「本王之军既到此地，倘若只有法国人背约、贪妖的钱、守他们的城，那么贵国诸邦为何没有一个人来亲身同本王商议？贵处必也从咸丰的妖那里取了钱而彼此分了。可见贵处也行了不义，竟不想一想：做买卖的事将来还要到上海以外的地方去。贵处看来还不知道：咸丰的妖见贵国同天朝是同教同家，便用钱去结一条路子；这是借人之手杀人，用计使人分离。

「法国人被妖的钱所诱，只因他们单在上海谋利，不顾别处的贸易。他们不但无辞以见本王，更无地可以站在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之前，也无地可以站在我军与地上别国之前。

「我主为天所立，如今已治了十年。他所有的疆土，一半是东南的富庶之地。国库所存，足供全军一切之需。此后天下一统于我，各处都要入我版籍，我们的成败并不系于上海这一小块地方。

「然而以人情人事而论，凡事都有后果。法国人背了信，破了我们之间的和。他们既先这样违理而行，此后若固守上海做他们的买卖，倒也可以这样办。可他们若再到我境内通商、或经过我的疆界，就我本人而论，或可以宽大之心容他们在，不同他们计较从前；可我军中的将士如今既受了他们的欺，必定人人满腔愤恨、想要报复；恐怕此后不能再随他们的便到我境内来了。

「本王到苏州时，统着一千余员官、数万之兵，是一支能压倒一切抵抗的劲旅，其势如山之坚。我们若存心攻上海，那么有哪一座城不曾被他们拿下？有哪一处地方不曾被他们攻破？

「然而本王顾念贵处同我一样敬拜耶稣，而且我们之间毕竟有着同一根基、同一道理的关系。况且本王来上海是为立约，使我们以通商贸易连在一处；本王并不是为同贵处打仗而来。本王若一到便动手攻城杀人，那就等于一家之人自相争斗，要叫妖笑我们了。

「再说，上海的各国之人里，才性心地必有不同：其中必有明理之人，知道是非之理，也很清楚什么于己有利、什么有害。他们不可能人人都贪那妖朝的钱，而忘了这个国家通盘的贸易之利。

「故此本王暂且按下今日的愤恨，宽厚地开一条路，使我们今日彼此的处境可以改过来。本王深怕我的兵若取了上海，他们便分不出好人歹人；若到那样，本王就无地可以站在天兄耶稣之前了。

「本王出于替贵处深切的忧虑，不得不向贵国诸邦恳切申说：这些事上何者为智、何者为愚，以及贵处所可取的几条路，利害各有多少。本王求贵国诸邦再仔细想一想：何者为得，何者为失。

「贵国诸邦若有谁悔今日之事，而以同我国交好为上策，尽可放心来同本王商议。本王待人以正理，决不加人以任何屈辱。然而贵国诸邦若仍旧受妖之惑，事事随他们走，而不想一想你们同他们之不同；那么此后若觉得商路难通、土货无处可出，便不要怪本王。

「本王请贵国诸邦把这情形再三再四地在心里权一权；今特具此一函，望赐回复。

「并请问起居。

太平天国十年七月十二日」

守上海这件事之后，卜鲁斯先生先前在给罗塞尔勋爵的公文里曾用上面引过的那样强的话反对任何干涉或帮助满清，如今却以一种奇怪而极可能是出于不得不然的前后不一，几乎同样强烈地辱骂太平天国，像是要替自己对他们所犯的那件暴行辩解。在他所说的那篇公文——日期是一八六〇年九月四日，上海——的一处，卜鲁斯先生讲到太平天国逼近上海时说：

「不过他们是完全知道我们要守这座城的。艾约瑟先生近来访苏州时已用最明白无疑的方式向他们说明；他们似乎当他是有官方身分的人。他所受的那种不客气的接待，大概就是由此而来。」

这一段同事实完全相反，只要一读艾约瑟先生「自己」的记述便立刻看得出。在他那篇辩解的另一处，卜鲁斯先生说：

「有一件事是确实的：便连洪仁玕（干王）——新教的传教士对他期望甚高，因为他是在传教士的学堂里『受过教育』的，所以『在宗教道理上受教较好』，见解也比一般太平天国人『开通』——也不肯放弃或延缓对上海的举动。」

这个针对洪仁玕个人、也针对太平天国全体的空洞罪名，其可笑正如说太平天国「不开通」一样——他们不过是不肯放弃去夺敌人一座要紧的城池，而据有此城对他们的生存是绝对必需的。

现在该注意同一篇公文里下面这一段了。文中所说的霍姆斯先生访南京的时候，正是上海被守的时候；他把所发生的事写成那样一篇记述，叫人难以相信这是出于一位传福音的教士之手，尤其想到：倘若责难太平天国信仰的理由越强，霍姆斯先生去尽他的使命、把更好的道理教给他们的本分也就越重。霍姆斯先生是被派到中国作传教士的，不是作神学的批评家；也没有人要他去教那些在信仰上已经完全的人；需要他服事的，正是那些在异教与无知的云雾里挣扎的人——照他所描写的，太平天国人正是被这样的云雾围着——而他若尽了本分，他的服事本该给这些人。那么霍姆斯先生为什么不曾试着去扶助那些承认同一位救主、承认他自称所教的那位的话、把圣经完全照其本来接受下来、而且曾在我面前恳求传教士留下来教他们那些他们自己解不透的奥秘的人呢？霍姆斯先生为什么要用那样不存厚道的心去报告一群自由地领受并承认基督教的人，又对他所那样责难的过失丝毫不肯出力去纠正呢？霍姆斯先生这样便使自己难免受严厉的责备；可该责备的传教士并不只他一个。英国捐出的钱极多，又派出费用高昂的传教团到那些「不肯承认」的民族与国家去；可是为什么对那一时构成太平天国革命的千百万人——他们不但「承认」基督教为自己的主旨，而且为它而战、为它受苦、为它而死——竟「不曾有一点尝试」去帮一帮呢？

卜鲁斯先生接着说：

「兹附呈一位霍姆斯先生——美国的浸礼会传教士——所作的一篇极有意味的记述，记他近来往南京的一趟行程……

「本人『特别』请勋爵阁下注意霍姆斯先生在信末那些总的感想……

「不过那位首领既是个『无知的狂徒，甚或是个骗子』，而他的部众大半取自中国危险的那几等人，其结果便是最坏一种的刀剑之治……

「就我所能查知的，他们的制度同一伙『匪徒』在一个头目之下结成的队伍毫无分别。」

可见卜鲁斯先生很费气力地去附呈这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的「极有意味的记述」，却把英国传教士的报告全然不顾——那些报告是被彻底压下的。

至于卜鲁斯先生关于太平王之「无知」以及那种「匪徒之行」的感想，凡把这部书读下去的人，大概会觉得自己有理由去质问他结论的确实，并责难那指使他下这些结论的居心。

下面几段摘自那篇「特别推荐」的记述，把其中主要之点都包括了：

「我们走了一整夜，次日早上在那条从江上通往南京城的小河口抛了锚。我打听可以同谁通话，便被请进炮台；一进去，接我的是一位高大的广西军官。他称我为他的『海外弟兄』，又拉我在他身旁『上座』坐下，立刻谈起话来。」

进城之后，霍姆斯先生说：

「接我们的是一位样子可敬、极有礼貌的老人，我们后来才知道要称他彭大人。章王曾请他设晚饭招待我们……我们觉得他极有礼而和易，而且我想我能在他身上看出几分『真的』宗教品性的样子——这话我对所遇的任何别人都说不出来。」

霍姆斯先生受章王的接待是这样的：

「坐定之后，他这样开了口：

「『华先生（意即「请放心」），外国人同天国的人都是弟兄。我们都信天父与天子，所以是弟兄。不是这样么？』

「我于是说起我来此的目的，讲到外国的基督徒久已对他们的事业怀着深切的关心。

「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欣悦』之后，我们便退出来了。

「我们到的那天晚上，有人告诉我们：天王对我们的到来『极为欣悦』。

「此后章王又请我进去再见他。我们既住在他家里，随时进去是很方便的……他于是把基督教的大略说了一遍；虽然极为松泛笼统，却『少有可以反对之处』——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耶稣是他的儿子、世人的救主；还有圣灵——这些话大体上是对的，不过我后来确信：无论他或他们中任何人，对这些话的真义都没有一个足够的理解。他把所讲的复述完了，便问：『这也是我们所信的么？』我让他知道：他所说的，我『没有什么可反对』，只是他们似乎还有别的道理，我不明白其意旨何在，比如彭先生曾讲到敬拜天父、天兄与天王，又说这三位是一。对此他只简单地答道：『彭先生讲错了。』」

太平天国的首领对基督教有这样「正确」而「切近」的认识，这一番明白的供认，人或以为便连霍姆斯先生也该满意了；因为对一班刚刚醒悟于真理、还在朝那渐渐增多的光里挣扎前行的人，还能指望什么更多的呢？

霍姆斯先生又举了一个显出太平天国首领开明品性的例子，这例子当然该使他得个好印象：

「又有一张同样的椅子放在他（章王）近旁，他请我坐在上面，立刻就问起我『外国的机器』等等。他曾被一张纵横都画着平行线、据说是外国人所作的地图弄得莫名其妙，便请我讲解。他随后又把一具望远镜与一只音乐盒拿给我看，各问了许多问题。」

下面这一段记述，可以说是从容无礼而不可信的，因为它建在虚构之上：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宣称基督是上帝；天王自称是上帝还是人？《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九、三十节——这同所谓西王在那一个世界里结了婚的说法怎么调和？《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五、二十六节——这同天王在属灵之事上自居权柄怎么调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八、十九节——天王怎能另有启示？这张单子章王『不敢』呈给他的首领。他把它退还给我；我想我大概找不到一个胆子大到肯把它收在自己手里的人。」

这也许是「美国」浸礼会行事的法子；可我们很容易信：一位有着寻常的好礼貌与教养的英国传教士，大概不会这样行事。倘有一个中国人到了英国，开出一张同样的问题单子，送给女王，那便是一件完全平行的事。章王既已对霍姆斯先生保证他那些夸张的说法是「讲错了」，对他这种无礼的盘问，必定觉得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将离南京时，霍姆斯先生说：

「我们已定了星期三回去。一说出这个意思，便有人『恳求』我们多留几天。他（章王）还请我『再回来』，并把家眷带来，『说要在他自己家里给我一个地方』。我们临行时，有人送我们一笔钱，说是『路上买茶』用的。这我们谢绝了……他坚持说：送走一位客人而不给他一点礼物，他便没有面子；于是换了一匹绸，这匹绸同先前所受的几件小东西，都存着作这次来访的纪念。我们送他一只小地球仪和另外几件外国东西，他很欢喜地受了。」

从我所引的这几段看，人自然会以为霍姆斯先生这一趟回来该是得了好印象的；那么读到下面这些「感想」，便要何等诧异了：

「我只以几点关于这场运动的现状与前途的总感想为满足。我去南京时，是先存了要得好印象的心的……我离开时，所见已完全改了。我本希望他们的道理虽粗陋错谬，却仍可能含着基督教的若干要素。我却悲哀地发现：基督教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只有它的几个名目，被错用了，用到一套『可憎的拜偶像』的制度上去。」

这同太平天国众所共知的、毫不通融的毁偶像之举怎么合得起来？这同霍姆斯先生自己所记章王的基督教知识又怎么调和得了？——那知识据他说是「『少有可以反对之处』」的，还有那一句：「我让他知道：他所说的，我『没有什么可反对』」。霍姆斯先生所说的「可憎的拜偶像」，就是从这里得来的么？那篇叙述接着说：

「他们关于上帝的观念被扭曲到这个地步：若说还可能的话，它比别的中国拜偶像者所持的还要低下。他们所持救主的观念同样是低下而肉欲的，而且他的尊荣还被另一位分去。」（把这话同天王那道给诸位首领封号、而『严禁』人用任何侵犯「天兄」（即我们的救主）之属性的称呼来称他自己的告示〔见第八十四页〕比一比，便可判断它的真伪。）「东王是医病的救主，正如他是救人脱罪的救主一样。」（东王已死了几年。）「他们神学里最使我『骇异』的几点，可举如下：他们讲到天父的妻，称她为天妈（天母）等等。」

霍姆斯先生既这样「骇异」，那么他的本分便是去教他们，而不是去批评他们，尤其因为他们曾「恳求」他留下、或者「再回来」。

他又说：

「我本来还希望：他们的见解虽粗陋错谬，却仍肯接受向圣经的质询」（指他那张骄横的问题单子），「并肯受那些有能力讲解圣经真理的人的教导。在这一点上，我也失望了。」

这话分明是不公的，因为在同一篇叙述里他自己说他们「『恳求』」他同他们住下。英国政府主要所倚的见证，便是这位传教士的意见。〔注一〕

现在该说一说那些「被压下」的传教士报告了，那是伦敦传道会与传道会的几位成员所提供的。

这些报告几年前曾登在《传教杂志》上，我斗胆再把它们公之于众，不单为支持并证明我自己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看法，也因为我确信英国人中见过这些报告的必定只有极小的一部分；若不然，对待太平天国的方略便会大不相同了。

下面几段摘自艾约瑟、杨格非、麦嘉温、霍尔几位牧师所作的一篇在太平天国境内行旅的记述，日期是「一八六〇年七月十六日，上海」：

「起事者的宗教见解与宗教行事。

「从所得的消息看，宗教这一要素极有力地进入了这场大革命的运动里，这是明白的。若以为这纯是一场政治的运动、宗教在其中只占从属的地位，那是再错不过的。实际远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宗教是前者所倚的根基，也是它那使生命得以不断的源头。推倒偶像『并立起对真神的敬拜』，是他们所求的目的，其『诚恳与虔敬』同驱逐满清、取得天下一样。同宋朝那些哲人的泛神之说相反，他们持神有位格之说；同民间多神的观念相反，『他们对上帝独一有极清楚的认识』；同佛教哲理里的定命之说相反，他们信并且教一位统摄万事的天意。这在表面上就看得出来，谁在他们中间住过一段时日都不会不被它感动。他们觉得自己有一桩工要做，而他们的热忱就来自那个深信：在做这桩工时，有一个不会错的指头引着他们，有一只全能的臂膀扶着他们。得胜，他们归于天父的恩慈；败，归于他的惩责。在他们那里，神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也不是一位严厉而不可解的君主，『而是一位慈爱的父』，温存地看顾他们的事，牵着他们的手引领他们。旧约与新约的圣经，如今仍是他们所立的信仰标准，正如这场运动起初那样。

〔注一〕（原注：霍姆斯先生的意见，很好地代表了那些反对太平天国的传教士。）

第十章一八六〇年的转机与上海之变（下）

「起事者对外国人所抱的情意，以及他们将来成功的指望。

「他们对外国人所抱的情意，看来是极其友好的；他们称外国人总是『我们的洋兄弟』。『我们敬拜同一位天父，信同一位天兄，为什么要彼此不和呢？』他们似乎『切望同外国人往来，也愿意促进贸易之利』。『他们说，十八省都开放通商，是他们最乐意的事。』有人会说，这是策略使他们这样讲——就算是策略罢；那么为什么策略、或者类似策略的东西，不使清方也这样讲呢？他们说：外国人无论何时经过他们的境内，都会受到敬重；而他们对往访之人所给的那份恭敬周到的照应，便足以证明他们的诚恳。

「关于『长毛叛众』的残忍，世人说得很多了；可这里头有『许多夸张与失实』。『我们一次也没有见过任何有意毁坏的痕迹。』他们确是杀人，可那是因为他们非杀不可，否则便要受人杀。他们也烧，可就我们所见，那总是出于『自卫』。许多焚烧是在叛众到来之前由清方做的，而自尽的事例比被杀的多得多。松江的妇女全被容许离去，而且据知他们在许多情形之下『曾设法去救』那些投了河渠的男女——这便是『一个凭据，证明他们并不是许多人所说的那种残忍无情的劫掠者』。他们是最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者；杀戮与抢掠这两桩事，都只做到足以达成那个目的为止。这些是必然伴着这样一场运动而来的祸害，其正当与否，只看那运动本身正当与否。」

下面这封信是艾约瑟牧师与杨格非牧师所写，向他们会里的书记报告往苏州访太平天国的事。信的日期是「一八六〇年八月十六日，上海」，它证明卜鲁斯先生的说法是不确的——他说艾约瑟先生曾「用最明白无疑的方式」告知太平天国：上海将被守以拒他们；又说艾约瑟先生所受的是「不客气的接待」。

「杨格非牧师致蒂德曼博士的报告。

「一八六〇年八月十六日，上海。

「上一次邮班已告知您：苏州刚有两封信来，一封是干王洪仁玕给艾约瑟先生的，一封是忠王给艾约瑟先生与我的，邀我们两人到苏州去见前面那位王。我们觉得，作为基督的传教士，我们只剩一条路可走。我们极切望同此人一谈，为的是查明若干有意味之点的真相——为的是在他那可嘉的、要纠正这场运动里的错谬的努力上鼓励他——为的是打听在他的人中间传布真理可以做些什么——又为的是提出若干办法与改进之处供他斟酌。为此我们在上月三十日离开上海，同行还有另外三位教中的弟兄。路上有一处我们经过一座浮桥，那是起事者所造，交给了一些乡民看管。岸上贴着一道告示，劝百姓安静，各守本业，并像顺民一样纳献。我们走过时，一个乡民说这告示极好，叛众若肯照它行事，一切便都不差了。他说：『谁做皇帝于我们原算不得什么——咸丰也好，天王也好——只要让我们照常享我们的太平安静。』我信这是寻常百姓里通行的心思。桥上拆开了一段让我们的船过去，过后又极小心地合上。『乡民大半照常在田里做活。』市镇村落却是一片极可悲的景象。这些从前兴盛的集市全然荒弃了，成千的屋子烧成了平地。到处可见一个孤单的老翁或老妇在瓦砾间慢慢地、颤颤地走动，对着四周那可怕的荒凉沉吟哭泣。同这些景象一道，不断触目的那许多死尸，叫人心里恶得无可名状。可是不该忘记：『大部分焚烧是清方在起事者到来之前做的』，而后者所做的『大抵出于自卫』，并且死于自尽的比死于刀下的多。起事者所行的暴烈之事虽不算少、也不算小，『可同清方所行的比起来，还是好的』。百姓一般都称老叛众的好。他们说老叛众待人仁厚，而『祸事是那些新近才投他们的人做的』。我们很高兴发现：在苏州与昆山两处，『乡民都已开始毫无惧色地到他们那里去卖东西，而且每一件货都照足价付钱』。在后一处有人告诉我们：卖给叛众是好买卖，因为从前只得一文钱的东西，他们给三文四文。

「我们本月二日清早到了苏州，当天就见了干王。他穿着华贵的袍、戴着金绣的冠出来，四周围着许多官长，个个都穿红黄绸的袍与帽。我们一进去，他便站起来，热诚地握手接我们。他说我们来访使他极欢喜，他的心完全松开了。他随后又亲切地问起他在上海的旧朋友，本国的与外国的都问了。他听见福音在厦门的进展、听见广州与香港一带近来有人归入教会、又听见西方近来的复兴，极其欢喜。他说：『基督的国必要传开，必要胜过一切阻挡；天朝的结局无论如何，这件事是没有可疑的。』

「他随后脱了冠袍，遣走了官长；此后我们便就各样事自在而密切地谈了一回。我们很欢喜地受了他请吃饭的邀约。在吃那为我们预备的菜之前，他提议我们一同唱一首诗、一同祷告。他选了麦都思博士的一首诗，自己起了调，唱得出奇地准，又热又有力。艾约瑟先生作了一段短祷之后，我们才就席。谈话几乎全在宗教的题目上；实在说，他似乎不愿谈别的。他对理雅各博士、湛约翰、韩山文、艾约瑟诸位先生从前待他的好意，似觉十分感激。他告诉我们：他从香港往南京去，目的单在向天朝的子民传福音；一到那里，他便求他的族兄准他如此行。可那位首领不肯听，坚持立刻把他升到王的爵位。他虽一心献身于这新的朝代、决意同它共生死，却一再告诉我们：他在香港做本地助手的时候，比如今快活得多，虽然如今加在他身上有尊位、也有权柄。我们在很晚的时候由人骑马送回船上。

「次日我们又去看他。到他住处时，见有一位外国商人正在那里见他，而干王心里颇为激动。这缘故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听说自己送给上海各国代表的信都没有被开看；又听说那座城是英国兵同法国兵一起据着的。『前一件他说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后一件是直接违背了外国人在交战两方之间所应守的中立之义。』……

「我们虽告诉他：这些事是我们作『传教士』的所不与闻的，可我们心里不能不暗暗同情他。

「那商人走后，我们同他就各样事谈了极有意味的一回，尤其谈到那位首领太平王的品性。临分别时，他提议我们彼此把对方交托在全能的上帝的看顾之下，并在祷告里求他赐福。唱了一首诗之后，他便祷告。他的祷告极其得体、热切，又合于圣经。『他祷求一切偶像灭亡，庙宇改作礼拜堂，纯正的基督教速速成为中国的宗教。这是一幕极有意味的景象——一幕永不能忘的景象。』

「我们都对干王十分满意。他对基督真理的认识『广博而正确得出人意外』。他极切望尽其所能把纯正的基督教引入他的人中间，并纠正现有的错谬。不过他说，他在这桩工上能够实在做的极少，所以极切望尽量多请传教士到南京去教导百姓。他说：『我不能做很多；可你们若肯来，我给你们礼拜堂，劝百姓来听，自己也按时来听。』他已为兵士们编了一篇祷文，编得出奇地好。他希望我们编一套简易的祷文以供普遍散发。我们带去了好些部全本圣经，又带了一批选得好的小册子，都公开交在他手里。我毫不怀疑，这些在不少人中间会做成它们的工。他说他以为那位首领尽管有种种错谬，却是个虔敬的人。他虔诚地敬拜上帝，又是圣经的常读者。圣经与《天路历程》似乎是他最爱的书。干王以为：日久之后，在若干点上把他引正，是大有可为的。『极可喜的是，他确实把旧约与新约的圣经当作上帝所默示的话、当作信仰的标准。』」

下面几段摘自中国的报纸，所论是把太平天国从上海击退这件事。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一日的《陆路邮报》在它的总述里说：

「北方的局面无论因联军之举而受怎样的影响，上海近来这番举动所造成的损害，大概是北方任何胜利所不会、也不能补偿的；而这件事之所以更危险，是因为那些『有干系的』人被引着去诋毁这场起事，好把基督教的英国与天主教的法国以兵器屠杀起事者于上海城下的那份羞耻减轻一些。从别处所载的详情可以看出：起事者向上海的推进，是由联军同清方那班乱众协同『直接』插手而被止住的；而为了在损害之上再加侮辱，又为了堵住『真正』基督教的民意本可望倾在指使这种举动的方略上的那股义愤，便『说动』了若干人去『写』文章诋毁那些在『枪弹』之下活下来的起事者，把他们说得比他们那些异教的同国人还坏。基督教的火枪的回声刚刚消去、那些异教的盟友刚刚把死者的手脚砍下来取他们的饰物，忽然就被人发现：叛众原是渎神的不法之徒，并且不懂英国与别的基督教国家神学堂里所教的『三位一体之道』；于是一声令下，凡要保全联军议事诸公名声的人，立刻动手咒那些起事者渎神，好叫自己能够为联军那『污秽而残忍的凶杀』说句好话。我们所特指的是某位霍姆斯牧师一篇冗长的论说，那篇东西太长，本版无法重载，倘可能，也不该给它地位；而虽然羞耻会使许多人接受任何借口，去遮那场『毫无道理而残忍的屠杀』——被杀的是半已归化的人，他们是来求受教，不是来求被杀的——可我们相信总还找得出几个人，他们的基督教之心甚至要先于国族之情；相信起事者总能找到同情他们的人，纵然那份同情意味着责难那条指使人或是枪杀他们、或是著文反对他们的方略。……事实是：上海已经犯下了一个重大而无可减轻的错误，而凡能刊出来的文字，都改不了这个错误，也饶不了它。起事者并不曾自称持的是纯正的基督教；恰恰相反，凡访过他们的传教士，便连那位在南京受了他们款待、受了他们临别的友谊之礼、然后回来在《北华捷报》上印出五栏诋毁辱骂之词的诋毁者，都作了见证：起事者承认自己宗教知识的不完全，只求人派教师去，使他们能知道『在耶稣里』的真理；那么基督教的世界大可对任何一位传福音的传教士喊一声『可耻』——他到了他们中间，不去设法教导他们，反把人家殷勤接待他的时光用在搜寻他们的错谬、并把这些错谬刊布出来，以便把同情从他们身上引开，并替那已经以他们为代价而犯下的罪过开脱。」

讲到法国耶稣会方面对太平天国所起的作用，《陆路邮报》接着说：

「法国要唾弃这场起事，原是自然的，因为起事者有『圣经』；而在魔鬼之后，一本不受拘束的圣经大概就是耶稣会教士所最要攻击的东西了。可是英国的荣誉、公义与基督徒之名上的这个污点，要很久才洗得掉。目前通行的说法是：法国人凶狠地一心要把起事者彻底消灭，并且要坚持攻打南京。」（当时确有人提议此事，见卜鲁斯先生的几篇公文；可是没有做，因为照另一位作者所说：「据告我们，他们手里有这个力量——而谁也不怀疑这句话的真实——可以毁掉上海的外国贸易；他们手里也有这个力量，可以同驻此的各国代表订立临时章程，使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这桩贸易不致被毁。」这一点是被看得极透的；所以一面渐渐消灭太平天国、挖空他们的事业，一面又装作『中立』。）「这样的事决不在可能之外；那么不久之后，世人或许就要被这样一幅景象所『造就』：那位『信仰的保护者』，同那『披紫袍朱袍的妇人』，再加上佛的门徒，一齐跟着喊打喊杀，去追那班可恶的读圣经的起事者。

「死在基督教的战事那仁慈的处置之下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的势力一旦被破，中国还有别的叶总督，来接那个怯懦的畜生的位置——那人在广东一省曾拷打并杀了他六万同国人；上海也可以被款待一番六年前曾使整个文明世界起过一阵恐怖之栗的那种景象，只有这一点不同：『那责任要落在那些自称基督教的国家身上——那些景象将是由他们造成的。』」

这事已经发生了；可那阵恐怖之栗或是没人觉到，或是那些自称基督教的国家已变得极其麻木。不过那时候，「六年前」，做那一切的是叶名琛；而在一八六〇、六一、六二、六三、六四这几年，做的却是基督教的国家。

「起事者首领的政治主张，是『凡』那些最热心称道所谓『国际间的礼让』的人——在弱的一方有什么值得占的东西时他们才这样称道——所能希望的一切。倘若起事者方面的告示与别的文字可算足够的依据（而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该以别的眼光看它们），那么他们的立场大致如下：

「一、治中国的该是『中国人』，不是鞑靼人；这一条西方任何国家当然挑不出错。

「二、清廷从前所守的那条闭关之策，应当由一条开通之策替代，使中国得以同列于万国之会，而不是以孩子气的自大站在一旁。

「三、对别国的技艺与制造，应当自由开放。

「四、同一切外国之人应当培养亲善的关系，并以本国产物同他国产物的广泛交换来开发本国的物力。

「五、各种机械技艺的改良、外国的发明，应当引进本国。

「我们既无工夫、也无篇幅把这单子列完；不过大体可以说：在起事者首领的政治主张里，从头到尾都可见中国人的观念在每一要紧之点上的一场彻底的革命；而其中没有一条不该得着每一个关心本国以外任何国家福祉之人的热诚同情——便连那些对外国的兴趣只限于能从外国得些什么的人，也该如此。……」

近来通行的做法，是把太平天国说成「残忍的怪物」「冷酷的荡平者」等等。下面几段摘自一位「《北华捷报》通信员」的来文，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的《不从国教者报》又加转载；文中就上海屠戮太平天国人一事给了一些可靠的详情。太平天国逼近城墙时，作者写道：

「等到发觉他们真是叛众，便下令向他们开火。他们挥着手，求我们的军官不要放，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想同人通话、说明来意。这一点没有人理，却向他们接连放了约两个钟头的来复枪与葡萄弹，直到他们退去，所损据估计有二百人。这里同南门那边一样，他们似乎都曾试着要通话，而所得的回答也是一样的。他们被赶回去之后，法国兵疯狂地冲进这地方安分的居民里，杀男人、女人、小孩，丝毫不加分别。有一个人正享着他的鸦片烟，便被一刀从身上穿过。有一个妇人刚生了孩子，毫无一点挑动，便被刺刀捅死。妇女被奸，房屋被劫，这些冷酷的劫掠者毫无拘束。那些正设法逃走的穷人，身上的东西一概被夺去，扔成一堆，叫人再也无从认回。东西若不立刻交出，便搬出刺刀来定这件事。」

这些话的真实，可以由我几位亲友的见证来支持；其中有几位在设法从那闻所未闻的野蛮里救出无助的妇人时受了伤。

「这一类事进行了一段时日之后，那座美丽的天后宫便被法国人放火烧了。此后火一直往外延，所以如今东关一带是一片可悲的景象。南关与西关被英国人烧了，东关的大部分被法国人烧了，这使成千的人失了他们安乐的家，陷入无从挽回的穷苦。」

叙到次日的事，作者说：

「这时放枪放炮开始了。起事者撑了好几个钟头，『像石头人一样，一动不动，一枪未还』。末了，女王陛下的军舰『开路者号』一发打得极准的炮弹在其中一个小村的中间炸开，而『赛马号』约两秒钟后接着又来一发，在另一个小村的中间炸开，这才真把他们惊动了。」

在离上海几英里的一个村子徐家汇，有人在天主教堂上发现贴着下面这道告示：

「忠王谕令官兵，俾众咸知。本王钦奉天命，统兵四出征战，兵众已到上海，于礼拜堂处扎营。今特谕令：『外国之物，一丝一毫不得损伤。』老兵想必已知天教之理：外国人同天朝子民一同敬拜上帝、一同尊崇耶稣，故众人皆当视为『弟兄』（或曰同属弟兄之列）。老兵必不敢犯；惟本王思及新近投来之兵不知此为礼拜之所，亦不能透彻明白他们的教同我们是一个、他们的道同我们同源。故此谕之发是合宜的。因此谕令一切兵众，无论老兵新兵，都要十分明白：此后若有人犯了损伤外国人的财物、货物、房屋或礼拜堂之罪，定行斩首，决不宽贷。众宜战栗遵行。毋违此谕。七月十五日。」

《印度时报》刊有下面这一段，出自它上海通信员十月二十四日的来稿：

「我谢您为中国那些受苦的同类尽了您所能尽的力，可这桩工还没有做完。到如今您所听见的，无非是这些详情：叛众被交给清方去受刑；上海——连着它那声名狼藉的刑场——被英国兵与法国兵据着；一只轮船由法国军舰上的水手驾着、满载大米，被派去接济清方的城池；英国的军官与水手替人筑城、架炮，又教鞑靼兵同叛众作战；大炮被从太平天国手里抢去；关税被替清方征收；而最后一件也不是最轻的一件，是无辜的血被英国人流了——而这一切都是『没有一次报复之举』的，这情形在『世界的历史上大概是没有先例的』。」

报纸上的摘录到此为止；只须说一句：除极少的例外，中国与印度的英文报纸全都严厉地责难了这场对荣誉、对国际公法、对郑重保证过的中立的公然违背。虽然要防住中国那些已玷污英国国家荣誉的事已经太晚，可将来这类暴行仍有可能被止住——只要英国的百姓对本国政府同外国交往的事稍多留一点心，并且在这上头去寻比寻常渠道所给的更广的消息来源。还有一点格外要紧：在每一个外交的问题上，人都该有能力自己去判断。单以「内政」为满足，简直是荒唐的；因为只要别的国族别的种族还存在，内政就全然要看对外的行事、以及在外所立的关系而定；实在说，这正如一家的行事与经理要受社会以及邻人的习俗所制一样。

第十一章太平天国的妇女、宗教与礼拜（上）

太平天国的多妻——太平天国的妇女——她们地位的改善——太平天国废除奴婢之制——此制在中国之盛行——太平天国所成的道德上的革命——他们的宗教著述——他们的行事有理——耶稣会的传教士——夏福礼领事的公文——传教士的冷漠——其后果——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感——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他们礼拜的仪式——太平天国的婚姻——宗教的礼节——太平天国的礼拜日——它如何守——他们教会的制度——礼拜的仪式——慕王——太平天国的礼拜堂。

我同太平天国往来期间，若说他们的制度与组织里有哪一部分比别处更可敬，那便是他们妇女地位的改善——她们的身分从亚洲那种使人卑屈的旧制里被提起来，近于文明各国的样子。这是对两千年来那种无知而耽于声色的待法的一番改进，极有力地证明了他们道德品性的进步。有些好战的基督徒曾拿多妻的风气作论据，替屠杀太平天国人辩解；可我不记得这些格外有道德的人物有哪一次曾设法去教给太平天国：那位蒙爱的亚伯拉罕之世的律法——他们许多宗教规条都是照它立的——同后来福音的安排有什么分别。然而若以为太平天国人是坚执多妻、或人人多妻的，那是大错。第一，他们既已把本国人「一切」别的异教风习都抛掉了，便没有理由设想他们单把这一条留作例外。第二，我知道有许多人因新约而开明之后，便弃了多妻；而其余的人里有极多只受了一部分教导的，或是不喜此事，或只照古来的习俗立一位正妻、几位次妻即妾，以为品位高的一个记号。还有一件事实是：在有些国家，多妻倒是有益而非有害，中国或许就是其中之一。可最要紧的一点是：我们纵然觉得多妻可憎，那禁止它的「神」的诫命在哪里呢？

太平天国已废了把妇女的脚裹坏弄残那可怕的习俗。不过在他们改良的制度之下虽无女孩再受这样的苦刑，他们的妻子里却有许多生着那骇人的「小脚」；因为除广西人、广东若干处的人以及苗人之外，起初都是照着那致残的习俗的。凡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以后出生的孩子，都是天足。这件于妇女大有益处之事、她们因此而改善的仪容，以及男子从前那种留辫剃头的奴隶之记得了解脱，构成他们所以与众不同的两桩最显眼的习惯，也使太平天国人的容貌同受鞑靼人治理的同国人比起来，有了最大的分别与改进。太平天国的妇人比她们那些被圈在满清家规之内的不幸姊妹社会地位高得多，这久已是他们政治上最光彩的装饰之一。太平天国的平民只许有一位妻，而且必须由一位教中的人正式为他们行婚礼。在诸位首领之间，婚礼是一场极铺张热闹的典礼；较穷的那几等人只有在被认为可配、并经他们直属的长官准许时才能成婚。同满清相反，婚姻之结一旦系上便永不能解；所以中国人所流行的那种随意把妻子撇开、或者把她卖掉的习俗，以及英国离婚法庭的那套办法，在他们眼里都不入格。

太平天国境内的每一个妇人，要么是出嫁了的，要么是一家的成员，要么就住在那些为无人庇护的女子所设的大所里——这类所在他们主要的城池里大抵都有，由适当的官员管着；除此之外，他们境内不许有单身的妇人。这条法是为防娼妓，犯者处死；而它确实极为有效，因为在太平天国任何一座城里都没有这样的事。这条法施行之严，实在说还严得过了头，因为我见过有这样的事例：妇人一得了丈夫被「妖魔」斩首的凄凉消息，便立刻满街乱跑去找新的丈夫。这些失了丈夫的妇人或许并不在册籍之内；可无论如何，这样行法是太过了。那位中国妇人替丈夫的坟扇风、要把它扇干，好早些接受一位新的夫君，以守一个正当的礼数——她的行事比这还可恕些。妇人在太平天国是被认在她本分的地位上、作男子的伴侣的；她心智的教养与发达，也同样受着好的照应；她对上帝的本分有人勤勤地教她，在平常的礼拜里她也居着她该居的位置；妇人中有许多是热心而为众人所喜的圣经教师与讲解者；实在说，凡能使她配得上因太平天国的运动而得的这改善的地位的事，都做了。

那些为无人庇护的妇人所设的所，由正式委派的女管事主持，特为教养并庇护那些失了天然保护者的少女，以及那些丈夫出外当公差、自己又无亲属可以庇护供养的已嫁妇人而设。有极多妇人随丈夫出征，怀着一股热忱要分担战场上的危险与苦辛。在这种情形下，她们大抵骑中国的小马、驴或骡，照贝里公爵夫人的样式侧坐而骑。早些年她们惯于勇敢作战，也很能当得起官长的职分，不过另编为一营，只在宗教的礼节上同男子相会。妇人身上最大的舒适，是享着天然的脚、能随意走动；可惜这只在最年轻的那一辈里才完全如此。要描一个比这更鲜明的对照是全然不可能的：两个妇人的步态与举止，一个是裹过的脚，一个是天然的脚；前者便是站着不动也显得极不稳，而她照常那样摇摇晃晃、步步像要栽倒似地一颠一颠走起来时，那致残的习俗便引起人极大的厌恶，以及对受害者极深的怜悯。然而中国人竟把这种可憎的样子说成「左右摇摆，宛如柳枝之婀娜」！

太平天国的妻子里有许多是战时所俘最美的人，而且同清方的妇人比起来显得这样占便宜，大概正是因为脚——中国人的脚本来生得极好——保着天然的形状，举止因此也就秀雅。

那可憎的奴婢之制被太平天国彻底废了，而且这废除是有效力的：无论男女，稍一犯这条法便处斩首。就男子为奴这一面说，这条法并没有多大存在的必要，因为这种事在中国不常见；可这样一桩要紧的革新之所以真有必要，是因为每一个妇人多少都是个奴。无论贵人或平民的正妻，虽然并不真被当作奴看，却仍是用聘礼买来的；收了聘礼，而且非此不可，她们才被交给买她的人即丈夫。次妻则径是买来的，她们的家里知道与否都可以，因为并不要求地位相当：她们是照将来的主人的喜好，或从亲属、或从贩人那里挑来的。除了买去作妻的，中国的妇女还有很大一部分做了一个又一个主人的妾，被他们由这一个卖给那一个；许多被买去作家内的奴婢；而极多的则是被买去过那种为众人所羞的生涯。为此目的而设的所极大，里面有几百名妇人，都是在最幼的年纪上买来、养着去过这种可怜的日子的。在香港、在上海以及中国另外几处地方，这一类屋子就开在英国的地面上，而香港的殖民政府与上海的工部局还按时抽它们的税、认它们合法。较穷的中国人卖女儿是常事；若想一想人口之众，再想一想这些孩子大半是被买去作不道德之用的，其后果便容易想见了。在中国许多相隔极远的地方，我都见过有十二岁到二十岁、模样齐整的少女被她们的母亲或投机的人摆出来卖，价钱从六元到三十元不等；所以我常听中国人说：「有时候买一个标致的姑娘，一斤（约一磅又三分之一重）还比猪肉『便宜』几文钱。」这正是太平天国在自己境内所不肯容的情形；倘非外国的插手，他们日久还要教得全中国都憎恶这种事。

太平天国若没有被人插手，那么由于额尔金条约的作废、以及内战素有的那些影响等等，贸易「或许」会有一时的减退，这是可能的，不过很不像；而就满清那一面说，余下的赔款必定是要落空的，这是十分确实的。可无论结果会是或不会是怎样，贸易所受的损伤不会大，因为太平天国的势力不久便会居于至高。那么对英国说来，远为高贵的路本是避开同满清结盟的污染，而保住至少中国帝国一部分人的敬重与友谊。

太平天国了不得的成就——不但成了一场要紧的道德上的革命，而且成了本国人在国族上的一次解脱——提供了一个几乎难以置信的心灵上的现象。他们像是凭着直觉，从道德堕落的最深处起来，忽然看清、并立刻抛掉了那一切恶习与国族的弊害——那些东西是靠两千年庄重而不移的行持嫁接到中国人心上去的。这场革命的大创始者以流星一般的洞见，确信了本国人的堕落。中国，牢牢扎在她的古旧、她的闭关与她的冷漠上，连最渺茫的改变或改进的指望都没有，却在这新的影响之下让了步，在那位几乎无人知道的书生洪秀全的教导之前低了头。两千多年传下来的学问、古圣贤那神秘而被人深深敬畏的教训、历代所认可并沉溺其中的淫佚与拜偶像之事，忽然都被置之不顾了。这件事只有一种解法。神的天意显了出来，其奇异与超乎人力，同古时记载的那些神迹一样。古时神力的奇异干预，是用一件有形可见的奇事去打动一小部分半野之民的感官。而这场最异乎寻常的革命，却是用一种无形而奇异的作用，成就了人类中极大一部分在道德上的重生。所以外国朝廷的敌意表面上无论得着什么结果，有一件事我们可以放心：那位看着合宜而把近世亚洲第一次基督教运动微弱的火星点起来的全能者，已点起了一支不易被扑灭的火把，纵然这光在那种迫害的幽暗里烧得微弱不明——而在一切地方、一切时代，基督教的破晓都是以这样的迫害为记的。各国或可为自己方略表面上的得胜而欢喜，或可无动于心地看着太平天国那些高贵首领的殉道；然而那一刻终必到来，那时那埋着的火星要烧成一场人力所不能制的大火。

太平天国的宗教行事，我所经历的大概比任何别的欧洲人都多得多；而作为一个新教的基督徒，我至今从未遇着有责难他们礼拜仪式的理由。第一，他们信仰里最主要、最要紧的一条，是完完整整的圣经——旧约与新约全部。这些圣经一向在太平天国管辖之内的全体百姓中间流通，由他们的政府印了白白地散给百姓。除圣经之外，天王（即太平王）与干王（他的首相）所著的许多宗教书籍，也在他们的部众中间普遍流通；可我完全不认有人自作主张所暗示的那一说——即这些书，或其中任何一本，有改动、修改或取代上帝之言任何部分的倾向。这些书刊出来，是作那两位著者个人的解说与意见，决不是作什么信仰上必不可少的条款。若不是这样，圣经还会被以完全的样子给出来、使天王任何特异而错谬的教导得以暴露么？而圣经这样自由而无限制的流通，不正是改进的最好、最可靠的指望么？然而几乎所有反对太平天国的人，所持的论调都这样不合基督教之道，所以他们那一派里甚至可能有人要同这个真理争上一争。

凡被公义之感或基督徒之情所动的人，自然要诧异：一大批拜偶像的人忽然归了信仰、欢欢喜喜地接受了圣经，为什么他们那些难免的错谬竟还需要有人辩护呢——那些错谬连最完全的人中间也是常有的，而新入门的人照「学」那神圣奥秘的自然次序，也必是被这样的错谬围着的。答案必定是：凡在任何方面同剿灭太平天国有干系的人，都小心地把他们所能查出的一切错谬、以及他们所能编造的一切错谬传了开去，却谨慎地把这个事实藏起来：无论有什么错谬，都该归于太平天国没能在几年之内彻底掌握并正确解释那些东西——而那些东西是基督徒们在十九个世纪里也没能一致地做到的。

或有人问：太平天国的宗教同这场对他们发动的战争有什么关系呢？——那宗教就是真正的「开战之由」么？到底有人说明过任何「开战之由」么？断然没有。「人」所容许的那些杀同类的正当情形——如正义之战、自卫之战等等——一样也没有，太平天国却被极其无故地屠杀了。有人或要争说：革命者所行的那场血战，可算他们品性不合基督教之道的凭据，并可算他们要以刀剑传其信仰。对此简单的回答是：太平天国已证明自己比他们的敌人仁厚得多。他们受压迫、受迫害，爱国之心才被激起；他们并没有想用刀剑立起自己的信仰，他们是想从篡位的鞑靼人手里收回自己的祖业。他们打仗是为撑住基督教，不是为压碎它。他们远不是被狂热激去流血的；有一件众所共知的事实——杨格非、艾约瑟、罗存德、慕维廉诸位牧师尤曾特别说过——即太平天国的首领一向为他们争自由所造成的重大伤亡而痛惜。在十世纪，基督教是以刀剑传入丹麦的；在十三世纪传入普鲁士；而它在全欧洲的立定，是靠宗教战争。整个基督教也屡次不得不靠武力自保。七世纪见过那些对萨拉森人的战争；倘若照有些人所说，太平天国是为「立起」自己的宗教而战、而且这样做是错的，那么可叹的推论便是：整个基督教都必是错的，而我们信基督教的祖先要么做殉道者，要么做回教徒。

史册的记载与近世文明的行事，足以证明：要享基督教的礼拜，民权上的自由是必需的；那么太平天国为得着后者而不得不为自己的自由一战，又何罪之有呢？

太平天国起事之初同圣史所记的许多事奇特地相像，而太平天国人里有许多乐于把自己比作古时的以色列人。即便这些革命者对「新约」里如下的话作了尚武的解释——「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他不是空空佩剑的」——我们当中谁又敢断他们是误解福音的人呢？要记得：异教之人的归信，是照主的意旨与喜悦而行的，不是照人所定的什么规条或格式。说必得照这个计划、或必得用那种方式，是无聊而放肆的；然而竟有传福音的教士愿意替加在太平天国身上的那些暴行辩解，只因他们认为太平天国接受上帝之言的方式不合他们所认为该有的样子！

把各位传教士的说法读一读，便不能不诧异：那些靠英国公众基督徒的慷慨而被派到中国去的人，为什么至今不曾试着去扶助、去引正这场伟大的基督教革命。维多利亚主教，还有杨格非、慕维廉、艾约瑟、密尔斯、米怜、罗存德、兰巴思诸位牧师，以及多得难以尽举的许多人，在把「他们的报告」寄回英国时，都曾用最动人的言辞为太平天国欢喜，也曾部分地赞许、又批评了他们的行事。可是对那些曾像浸礼会传教士霍姆斯先生所受过的那样「恳求」他们去教上帝之言的人，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去年据估计，中国新教基督徒归化者的总数——那是三十多年传教之功的结果——约为一千四百人，而这里头还把各传教机构的一切雇员都算进去了；我有很好的理由知道，这些人里有许多的信心，同澳门那些葡萄牙人的「米教徒」差不多——那些人不久前曾合伙罢了，对教士们说：若不每天多给他们四分之一斤米，他们便不再做基督徒了。英国派到那些可怜的、蒙昧的异教之民中去的传教士比任何别国都多；然而她派到中国去的人所做的工合起来，还不及一个耶稣会士所得的归信者。耶稣会士剃了头、穿着本地的衣裳，往中国这个庞大帝国的四面八方深入进去。他们许多人怀着一种崇高的恳切之志，把一生献在传教的工上；他们认了这个陌生而怀着敌意的国家作自己的国，永远舍了家乡、亲族与国族的一切牵系，这些献身的人从不离开中国，直到死来解脱他们为止，始终以耶稣会所极其特有的那种不懈的坚忍劳作着。我决不是在称道耶稣会的主张，也不是在称道他们传布主张的那种特别的方式；我所要说的是：耶稣会士的自我牺牲既构成传教之工的一端，那么新教传教士把自己拘在通商口岸便构成另一端，而他们中间本有许多人尽可以在内地好好地用上。

传教士对太平天国起事的那种出人意外的忽略，能有什么推托之辞呢？难道传福音的教士竟自私地宁要他们那一千四百名归信者，而不要那七千万以上的人么？——倘若我们的传教士帮过他们、我们的政府容他们存在，那七千万人在一八六一、六二年本可在太平天国的治下成为基督徒的。自然不是！那么究竟为什么？让那些拦住少数本愿去太平天国那边的传教士的英国官员替他们回答，让那些根本不肯去的人替自己回答。他们的理由要能得人赞许，必定是说得极圆的。太平天国若「很」坏，那就更该去教他们；若很好，那么传教士何以容他们被牺牲而不置一词？大概是不会有回答的；可英国领事在广州、宁波与上海的行事，就那些本愿向太平天国传福音的传教士而论，倒给出了真的答案。在广州，他们被拒发往起事者境内的护照。在宁波，当那座城被太平天国攻下时，传教士便被从城里撤出来了，这是夏福礼领事在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给卜鲁斯先生的公文里说的：

「本人于此须说明：为免同起事者作无谓的争论……我认为最好是劝我们的传教士弃城而去……这座城如今已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一片荒凉与骚乱的景象，因此已不再是基督教师与传福音者合宜而相称的居所。（？）『这一举将使我们今后同宁波太平天国人的关系大为简单。』」

在想到后来那支英法满清合伙的海盗舰队用奸计把太平天国从那座城里逐出去的事时，这一段不祥的话是必须记住的。

捐钱给传教基金的人，难道指望夏福礼领事去做传教士的指挥，或是去做「基督教师合宜而相称的居所」的够格裁判么？——若是如此，在后一件上他们是上了大当的。

皇家海军的科贝特舰长在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宁波致何伯司令：

「传教士正渐渐迁出城去。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劝他们不要留下，因为『万一我们同太平天国之间起了什么难处，他们必要成为我们极大的累』。」

这样急着要把传教士从他们的本分上赶开，是为什么呢？看来唯一的答案是：要在已经定下的战事开始之前，把他们弄到一边去！

在上海，麦华陀领事插手干过传教的工；可最要紧的是，卜鲁斯先生的章程竟「禁止」传教士或任何别的英国臣民同太平天国往来；因此我在一八六二年五月不得不把罗存德牧师「偷偷」送到南京去。

于此可见：教导上帝之言、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件事，在中国竟被弄成了官场阴谋的附庸。这或可稍稍解释传教士那种异乎寻常的冷漠，不过这当然不能替他们忽略他们主人的命令辩解。传教士该只做基督的仆人；可在中国，看来他们要么是搞政治的人，要么是容那些无顾忌的官员把他们神圣使命的目的扭曲了，因此自己也落到世俗里去。

传教之举至今的益处无论如何，他们把这世界所曾见过的最伟大的基督教运动无故而残忍地牺牲了，这件事已把他们的光彩蒙上了一层万世也去不掉的阴影；至于责他们忽略太平天国宗教里那无数不那么好的地方，更是不必了——那桩重大而不可改易的「事实」是：这些殉道的革命者以全部圣经为他们唯一的信仰，又以至今绝无前例的方式使它自由流通。

第十一章太平天国的妇女、宗教与礼拜（下）

就在去年六月，维多利亚主教在海布里学院的院子里说到这场起事中几桩了不得的情形，并说：「厦门受害极深，可传教之工在那里的进展比中国任何别的城都大！太平天国这场运动的一个结果，是偶像到处被毁，这便替传教士预先做成了一桩极大的工。」

偶像实在是「全」毁了，可传教士并没有跟进来。而如今太平天国已被从他们原先所据的地方赶走、几乎被灭尽，一切偶像都由满清重新立起；传教士尽可放心：要推倒这重新立起的佛教，他们所需的时间比太平天国当初所用的要长得无可比量。中国人看着欧洲人动兵去剿灭一场本国人向来看作宗教运动的事——那运动与本国古来的国教相异，实在说，在他们看来就是基督教，就是外国人的宗教——他们也算「受了造就」。既然如此，再指望中国人出来采取那个他们天天看着太平天国为之受苦的信条，便是荒唐的了；这个信条他们本来就不喜，而且纵然愿意也不敢承认——不单是因为怕他们那满清的政府（这政府必定要严加防察，以压下那场几乎推翻了他们自己的朝代的运动的任何新起之端），更因为他们已亲眼看见那强横而不可抗的「洋鬼子」同满清结了盟，其明白的目的就是剿灭太平天国的基督徒。至于太平天国有没有权得这个名号，是无可挑剔的；事实是他们接受了圣经、承认它是上帝之言，又照天王所写的，敬拜他的儿子「为人灵魂的救主」。传教士所造出来的基督徒，还能做得更多么？

就我自己说，我永远要以此为喜：我曾处在一个地位上，能把我所能给的一点帮助给几百名太平天国人——他们曾求我把信仰上各条的外国解说讲给他们听；而我也永远要以此为憾：传教士被以无穷的厚赐派到那些「不肯承认」基督教的地方去，而对太平天国——在他们的治下曾有千百万人以从未被超过的热忱与坚定的志向「承认」并接受了圣经——却没有一个被派去，也没有一个自愿去。

传福音的教士对这些人竟不曾有过一点宽厚的同情，这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人承认基督教，不但使他们有权同欧洲人结成他们一向所称的弟兄之谊，而且实在使他们的运动失去了一个对成功极其要紧的大要素——即民间举国而起反抗满清。

便连他们最大的敌人卜鲁斯先生也说过：

「我的印象是：靠这些人为器而使纯正的基督教在中国推广的指望，以及这场起事作为一个反抗鞑靼政府的政治运动而在中国人中间得成功的指望，都因洪秀全的领导所加给它的宗教色彩而大受损害。

「不但士绅与读书的那几等人，便是一般百姓，对那些圣贤也怀着深深的崇敬——他们世世代代的道德与社会教养都是倚在那些圣贤的权威上的。而承认一套新奇的道理、只凭一个近世无名之人的见证，这必定不但要使这场叛乱失去它作为举国反抗鞑靼之轭的性质，而且实在要把那维护国族传统与原则、抵御一个人数无足轻重的教派之攻的声望，转给鞑靼人和他们的附从者。」

还有什么比一个敌人的这番话更能有力地打动我们的同情呢？若不是因为承认了基督教，太平天国早就把中国全体百姓都带过来了。卜鲁斯先生上面这番话，以及一切熟悉中国人性情的人，都同意一点：百姓的心思如此不可变、如此冷漠，又如此牢牢扎在本国古来的迷信与偶像上，以致一切改变都像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既被承认了，那么必须有一种超乎人力的作为，不是确然的么？

中国人带着他们强固而特异的性情，是永远「教」不会基督教的：他们几时成为基督徒，必定正是太平天国成为基督徒的那种方式，即凭他们自己读圣经，照那位作者所看着合宜而感动他们的样子，而断断不会靠外国的教导或解说。太平天国的起事「若」被彻底扑灭，其结果将世世代代都是惨淡的。真正宗教的事业将被延迟、被推向后退。但愿事情不是如此，但愿维多利亚主教说下面这番话时是真的预言：

「在太平王的旗得胜地飘扬于南京城堞之上的那个大日子，中国这个帝国里已点起了一盏『永不』熄灭的光；而那最初微弱的真理之光，将越来越清亮，『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如我已经说过的，太平天国信仰的主要特点，是承认圣经为真神之言。他们一切宗教的行事都由圣经的权威推出，而且凡他们所能做到的，他们礼拜与信仰的仪式都近于新教。新教宗教里一切主要的圣礼，他们或守或行，只是带着他们所解到的那些错谬或近似之处。圣餐可惜没有被正确地理解；代替它的是每第四个礼拜日，太平天国人惯于同领葡萄酒。每一个礼拜日，坛上摆三杯茶，作献给三位一体的祭；茶杯被饮，是自一八五九年干王洪仁玕投太平天国之后才有的事；在此之前，这三杯茶是每次礼拜所献之祭的一部分——这习俗生于他们把旧约所说的古时的祭，同新约的献祭与主的晚餐混在一处。

洗礼是他们圣礼中主要而最要紧的一项。在干王到南京之前，除成年之人经过严格而长久的考问、被认为确已合格者外，谁也不得入太平天国的团契、不得作基督徒受洗。奉天王的御准、载在《太平天朝天条书》里的仪式如下：

「人欲弃罪时所当行之式。

「须在上帝面前跪下，求他赦他们的罪；然后或取一盆水自洗，或到河里自浴；此后须每日不断祈求神的恩眷与『圣灵』〔注一〕的帮助，以更新他们的心，每餐谢恩，守礼拜之日为圣，并遵上帝一切的诫命，尤须避拜偶像。如此便可算为上帝的儿女，死后灵魂要升天；天下万民，无论华人外国人、男人女人，都须守此，才能得救。」

受洗者的祷文如下：

「我某某，以真心跪下，悔我的罪，求天父大上帝以他丰盛的慈悲，赦我从前无知、屡犯天条之罪；并恳求他赐我悔改与生命的更新，使我的灵魂得以升天；而我从此真实弃我从前所行，弃拜偶像与一切败坏之事，以遵上帝的诫命。我又求上帝赐我他的圣灵，变我邪恶的心，救我脱离一切诱惑，赐我恩眷与护庇，赐我衣食，免我灾祸，使我在这世上得『平安』，在来世得荣光；这都是靠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天兄耶稣的慈悲——他『救我们脱了罪』。我又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

这些祷文，连同许多别的，被干王略加改动；他对英国新教会所行的基督教有过人的、实在说是完全的认识，因此太平天国礼拜里许多要紧的仪式都得了改进。可惜我在那些人中服事与往来期间所收集的许多宝贵的太平天国原件全都失了，所以不能给读者一个逐字的译文，也只能把那些此外或许永无人知、永不能逐字传给这世界的事提一提而已。我在当地所收集的一切日记、手稿与别的原件，虽屡次重新动手，却一次又一次同我其余的行李一道被清兵夺去；所以凡对我这部叙述有兴味的人，我须求他们原谅我凭记忆所述的各部分之不完全。

太平天国的婚姻办得极其严正，典礼由一位主礼的祭司、或者不如说长老来行。中国人一切异教与迷信的习俗都完全舍弃了。古来成婚所用的那些习俗——那种半开化的做法，使从未见过面的人结亲；择吉日；下聘买人的钱，以及许多别的——都废了。似乎保留下来的只有：把新妇那向来垂下的长长黑发束起来；以及新郎在夜里带着乐、灯笼、轿子与一队朋友（首领则加上旗帜与军中的仪节）去迎他的妻回家。因为同女子交往不受拘束，太平天国的婚姻便自然多是两情相悦的配。即便是把一位首领的女儿许给某位有势力的将领，也「从不」用强，而且给订亲的两人一切机会彼此相熟。

这婚礼我见过多次，只能说：除了没有戒指，它同英国国教会所行的婚礼像到了无法再想得更像的地步。婚礼的两家人都聚齐之后，便往礼拜堂去（即「天厅」，设在每一位村官或二十五家一区之长的官舍之内；首领则在自己的厅里成婚），经过许多祷告以及对新妇新郎在教理上的严格考问之后，那位教中的人把他们的右手合在一处；两人各自应许之后，他便奉父、子、圣灵之名作一段结末的祝福。据我所知，离婚不但不许，实在是无人知道、也无人想到的事。奸淫处死；或许唯有这一项，太平天国才认为完全解除婚姻之约是正当的。他们在这件事上的一切规条，实在说他们整部刑律，我曾一度收有；可惜我没有译文，而在他们的队伍之外也无从得着。

丧葬时一切佛教的仪节都被严禁，中国人那种向祖先的神灵献祭的常俗也被禁；而立了一种基督教安葬的仪式，由一位主礼的教中之人在棺前照规矩读一篇礼文。

凡有吉凶之事，都用各种祷文、仪节与谢恩之礼：出师之初、生子、建屋、临战之前、得胜之后与败后、日常之用、为一切病者伤者、为收成、为治者与诸王、为所蒙的赐福与成功——而这些他们一概归于上帝。

在太平天国境内从南到北的每一家，都把下面这篇主祷文的译文挂起来供孩子们用，是用大字黑字写在一块白板上：

「上主天父，赦我们无知所犯、违逆你的一切罪。赐福我们这些作你小儿女的弟兄姊妹。赐我们日用的饮食与衣裳；免我们一切灾祸与苦难，使我们在这世上得平安，末后升天享永福。我们求你赐福万国的弟兄姊妹。我们求这些事，是为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天兄耶稣救赎之功的缘故。我们又求天父，愿你的圣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一切国度、荣光与权能都是你的。阿们。」

我常看太平天国的妇人把这篇祷文教给她们的小孩，而写着祷文的那块板，总是她们屋里正房中最显眼的东西。我进屋时，常有孩子跑到我跟前，拉我到那块板前，便念起祷文来。

第七日被守得极其虔敬严格。太平天国的礼拜日守在我们的星期六；星期五半夜最后一下钟声刚响，太平天国境内的百姓便被召起来敬拜他们的上帝。礼拜日的清晨以祷告迎过之后，百姓便各去歇息或当差。这一日另有两次礼拜，一次近午，一次在晚上。每一次礼拜都以颂赞开头：

「我们颂赞你，上帝，我们的天父；

我们颂赞耶稣，世人的救主；

我们颂赞圣灵，那圣洁的灵明；

「我们颂赞三位，合为真灵」」等等。

接着是这一首诗：

「真道不同世上的道。

它救人的灵魂，使人享无尽的福。

智慧的人一听便欢欣踊跃地接过来。

愚昧的人一经醒悟，由此便懂了升天之路。

我们的天父，以他无穷无比的慈悲，

不惜自己的儿子，反把他降到世上，

舍命以赎我们一切的罪过。

人若知道这事而悔自己的罪，便可升天。」

此后那位教中的人高声读一章圣经，接着是一篇信经，由全体会众站着同声背诵；这信经同太平天国《三字经》里所载的相类，而要想出一个比它更近似我们使徒信经的对本，实在是很难的。

「惟是大上帝，

怜悯世人，

遣其长子

降生人间。

其名耶稣，

为人之主与救主，

受尽极苦，

以赎人罪。

在十字架上

钉其身体，

在那里流其宝血，

以救万民。

死后三日

自死中复活，

四十日间

讲说天上之事」等等。〔注二〕

此后全体会众跪下，那位教中的人读一篇祷文，在场的人随他一句句念。这篇连祷完了，百姓便回到座上，他读一篇讲道给他们听，读完便把写着讲道的纸烧了。唱诗的时候，歌声伴着声调极为凄恻的号与唢呐。讲道完了，百姓一齐起立，在他们那一切凄楚而带野气的乐器的全副伴奏之下，极有气势地唱出这一首颂歌：

「愿王万岁，万万岁。」

接着是十款天条，每一条都附着特定的注解：〔注三〕

「一、敬拜大上帝。

二、不可拜邪神。

三、不可妄题上帝之名。他的名是耶和华。

四、第七日是礼拜之日，当颂赞上帝的恩德。

五、当孝敬父母。

六、不可杀人害人。

七、不可奸淫，不可行秽污之事。

八、不可偷窃。

九、不可讲谎话。

十、不可起贪心。」

礼拜以一首祈求的诗结束，然后烧大量的香与爆竹。

礼拜日守得极严，丝毫不许违犯：店铺关门，工作停下，便连军事行动若可能也停。这一日两次礼拜之间，诸位首领聚在一处谈论宗教的题目，又常祈求神的天意相助，使他们脱出那险难生涯里不断的危险。其时教中之人在礼拜的时辰未到之前，便到各营与各家去，考问并教导兵士、妇女与孩子。

太平天国教会的制度是一种长老之制。天王是他百姓的君王兼大祭司；四位王在教会的俗务管治上居次位，其下是几等教职之人，这些人在得品位之前要经过特定而极严的考试。这些教职的考试由教务院主持，院设南京，由四位主要的教中大员与四位王掌管；可是在授职给中式的人之前，那学生全部的卷子、文章与功课都要呈给天王那位异乎寻常勤勉的人，由他准驳。不单如此，他那广大境域与众多部众的全部事务，都要经过他的手、最后集在他的手里。

每二十五家一里置一位教中之人，并为他建一座礼拜堂即天厅；每二十五里一区置一位教会的上级即长老，由他轮着在接连几个礼拜日巡视他所管的各礼拜堂。一县的教中之长照同样的办法尽他的职，其上是一郡之长。每月有一次，全体百姓——兵士、百姓、男人、女人、孩子——都聚在某处显要的地方，在露天之下；搭起一座台，他们的首领王或长官向他们讲道，并就军政、民政与社会管治各方面的一切规条作一次总的训讲。凡有重大要紧的举动之前，也行这种大会。

全城的人从城门涌出，跟着他们的长官；长官走到为他选定的高处，大抵是一个小丘或起伏的高地，极有精神、极有热忱地向他们演说。他那面八英尺见方的大王旗，由他的旗手插在他身后，而他那两面蛇旗（首领的徽记）则由各自的旗手在左右举着。小丘之下围着首领的亲兵，亲兵的圈外是队伍，带着他们众多而各色的旗帜按旅列着；队伍之间则聚着百姓——男人、女人、孩子。

就我所能记得的，下面这一篇是我在宝堰听慕王所作的演说的「逐字」记述。他走到高台中央一张桌前，高声说：「我们颂赞天父。」说完便跪下，全场的人也跟着他跪下祷告了好几分钟。慕王随后起来问道：「各乡的官都到了么？」得了肯定的回答，他便这样说：

「大上帝我们的天父遣天王来治我们，使江山归他的统辖。这是天父的大恩。所以你们乡间众人都该恭恭敬敬地听王的诏命，这诏命我此刻宣布。从前百姓受苦极多；如今你们已得了太平，地方又渐渐富起来。凡还在外头不回家的人，我劝他们不要怕，都回去。你们从前所受的苦难，是天意所降。如今已经过去，不会再来了。『我们军中凡恶到抢你们、虐待你们的人，都要处死。此刻若有这样的人在你们中间、或在乡间游荡，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我按他们该得的处罚他们。』我又劝你们按时把该交王的贡赋交上。你们吃过苦，如今可以享甜了。至于你们，天兵啊，我们只倚天父的帮助，盼着得天下。那么要听王的诏命。从起初到如今，我们一切的苦与一切的仗，都是为你们——为你们中国的百姓——打的，好使你们脱出满清那可恨的统辖。我们至今得胜，全是天父的恩眷。所以你们几时去同他们打，要存真心向着他，决不可容妖胜你们。你们出去时，不可抢百姓，不可对妇女行强暴，不可烧房屋。你们若有谁做这些恶事，我决不宽恕，必定罚你们。」

在这样的聚会上，军中衣装的千变万化、那鲜明富丽的颜色、丝旗那华美飘动的褶纹、那一大群衣装整齐相称、像是一个新的民族为自由的事业联在一处、又以一种奇异而热忱的样子满怀着要使他们广大帝国归于基督的坚定志向的人的整片斑斓之象——这一切合起来，给讲道德的人呈出一幅宏大而庄严的气象。

除了派任常例教区职务的祭司之外，还有极多人附在军中；而每一位王、或品位高的首领，都配有几位，既为行家内的宗教礼拜，也为教导那位首领身边的部众。

教职之人一律全身黑衣；长老即上级，则以头饰正面所戴的一件珍珠饰物相别。

太平天国的礼拜堂不是另立的屋子，而是在一切主要的官署以及诸位王的府第之内特为敬神而建的一座圣所即「天厅」。无论何处，天厅总是那所房子里最要紧的一部分，而且它那被分别为圣的性质决不被破——它从不被用作宗教之外的用途。

〔注一〕（原注：他们对这一事实既有这样的凭据表明其领会，却仍有人说太平天国不认三位一体与圣灵。）

〔注二〕（原注：《三字经》，见附录。）

〔注三〕（原注：注解，见附录。）

第十二章一八六一年的局面与英国的插手（上）

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的境域——他们的军队——英国的对外方略——其后果——何伯司令的远行——对此事的评论——其结果——额尔金勋爵的三条——官方的文书——密令——密令的凭据——它们的用意——官方的文书——剖析巴夏礼先生的公文——报纸摘录——官方文件——巴夏礼先生的措置——他的骄横——长江之行的结果——安庆被围——行事的手法——英王的筹划——他同巴夏礼先生的会见——牺牲自己的利益——英王小传——洪仁玕的历险——忠王的用兵——其结果——杭州被围——杭州被攻下——满清的残行——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的处境。

一八六一年的春天，对太平天国的事业而言，开得比前一年的开头明亮得多。几乎每一个方向上，革命者都是得胜的：满清皇帝的主力被彻底打溃，中国最富庶的地面有相当一部分落到了他们手里，并且很快就被牢牢并成了他们版图的一部分。看来他们那番英勇的挣扎，终于要得着它所应得的报偿了。他们近来那些胜仗的声威是这样大，所以他们所到之处，整支整支的清军不交一仗便消失了；若是来不及仓皇逃走以求安全，便带着那种绝望中无章法的狂拼来自卫。

完全归太平天国治理的地面是很可观的。沿着长江的走向，自东北至西南，他们的境域从镇江下游的江岸一直伸进江西省中部、鄱阳湖以南，长三百六十余英里；而从他们江西北的疆界到东南相对的那一端，不规则的宽度为二百至二百五十英里，把他们整个安定下来的领土都包在里头，成一片九万平方英里以上的地面，人口约四千五百万。除此之外，湖北、湖南、福建、浙江以及远处的四川，都有很大一部分为太平天国的劲旅所占。这时他们兵力最低的大概估计可算三十五万；不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些孩子。这支兵力分为五支主要的军，其余的则在南京、苏州以及他们管辖之内许多最要紧的城池里守城。野外五支军之一由英王统领，在湖北省；忠王在安徽南部各县统着一支大军；侍王带着一支极强的军在江西中部用兵；干王则到了湖南省，又有四万多起事的人来会合——他们来自那些最早反抗满清朝代的老地方，即帝国南边的广东、广西与贵州；除这支人马之外，远在中国西边的疆界上，太平天国天王的兄弟石达开（翼王）统着一支大军，在四川用兵得手。实在说，东西南北，这班志士的星都在上升中灿然照着，而满清的星却像是落进那幽暗与黑暗里去——两百多年前，它正是从那幽暗里挣扎着出现的。这世上最大的帝国看来终于要从那压了它两个世纪、使它的指望与生气都瘫掉的梦魔之下解脱出来；中国的开明看来正在临近，同基督教的到来一步步并行；而基督教在鞑靼人被逐之后迅速跟上，带着它那一大串的益处与改进，不但许给这个帝国一个它命中该得的伟大的台座，而且许给整个文明世界以相应的好处。只有一片乌云像是在这样明亮的天边投下一道阴影——那就是英国政府的方略。这样一条大错的方略所指使的那些自取灭亡的措置，被坚持下去，使天下的利益、尤其是英国的利益受了何等严重的损害，言语是几乎说不出来的。

英国总的对外方略在道德上的影响，政治家们已责难得够有力了；可是有几个人曾在英国的议会里发声，去抗议那条方略在远东所生出的实际的祸害呢？那是一个茶与丝极丰的国家，如今却被鸦片弄瘫了，而本该是靠大不列颠的制造品富起来的。不好的治国之术在道德上的影响，纵然大大削弱英国正当的影响力与欧洲将来的太平，却不至于明显地动摇国民「目前」的财富与生计。贸易、政治、文明与宗教，在整个欧洲都大致平衡而有章可循；所以英国政府的对外方略无论生出什么祸害，在我们所认为近于完美的局面里也不能指望有什么特别的改进。可在中国这件事上，我们那种特别的对外方略所得的结果便大不相同。同那个广大的帝国，目前的关系是不如意的，而自由往来所能带来的两面的好处，还藏在将来的幽谷里。「两面的好处」几乎算不得确切的说法，因为中国就其幅员与人口而论，可算世上最富的国家，英国从那里所能得的商务之利，远比她所能给的多。几时有了最如意的关系的指望、几时那无数之民的某一部分不但提出、而且实在立起了自由的往来，英国便理当欢喜——若不是为中国人、为人道那更高的目的，至少也该为自私的动机。可偏偏正是这一点，英国「政府」证明自己无力领会，宁取一时之利，而舍那远为重大、远为长久的利益。

太平天国所提出的，不但是如意的关系与自由的往来，而且是英国所能希求、所能得益的一切好处。基督教与文明，照我们自己所行的样子，在他们的治下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必成的。那可憎的鸦片贸易将被彻底灭掉，英国的产物将取而代之，于中国人有益，也缓解英国那堵塞的市场与困苦的工人。太平天国的法令说，欧洲的「弟兄」可以「出入往来，一概随其自己的意愿」，无论是为游玩还是为「做他们的买卖」；这条法令「确实」把他们整个境域开放给自由的往来与贸易，而且本来也会把整个中国帝国照样开放。满清政府对「外夷」与「洋鬼子」的闭锁与仇恨，在太平天国那里「确实」变成了友好与亲厚。近世的种种改进本会被广泛地引进来。目前限于几个条约口岸的贸易，本会通行于全帝国；而那外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的大量矿藏，本会献出它们那些财富之矿；同时一种普遍而巨大、完全自由而无拘的商务（鸦片除外），本会打开一个本身比整个欧洲都富的帝国。对英国——尤其作为最大的商务之国——必定会立起一个取之不尽的利源，而且不须侵略、不须占夺人的土地，便会生出一笔远超从印度所得的岁入。这一切以及许多别的要紧的好处，太平天国都已「部分地」立起来了，而满清一旦最后被推翻，这些无疑都会办成。

这些本该足以使英国对中国另取一条方略的引诱虽这样强，而那样一条路本来又那样有利于她自己，可还有另一重、也更高的考虑，她本该容它来影响自己的。作为一个强大而有影响的国家，她身上本有一重本分：若不去把友谊之手伸给一个正高贵地挣扎着要跟她走上文明之路、要学那真宗教的民族，至少也不该阻挠这样的努力，不该以不合时的插手使这些努力成为无望。亲身的经历、有见识而有荣誉之人的报告，都极明白地证明了：那友好的太平天国之民是怎样被英国的插手压碎的。有人争说那个民族友好的表示并不是真的，他们所许的事决不会做到。倘若真有过那样一条同他们的性情全不相合的路，那么为逼人守信义、守荣誉而动兵，总比为报复一个可怜的鸦片走私船被拿捕而动兵，更合英国尚武的精神罢。

二月十一日，何伯司令所统的那支船队出发往长江去，目的是照新近在北京订成的条约把那条江开放给对外贸易。这一次远行无论从哪一面说都极其要紧，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那些最与此有关的外国人都是如此。它的结果对太平天国全然有害。这支远行队里外交与军事的大员，大半反对太平天国的运动，因为它妨碍「条约各款之切实施行」——那条约刚从满清的炮口下逼出来；又因为它成功的指望几乎可以确定，而这不但要大大影响「中国赔款」，还要影响他们自己从同那些忽然变得客气殷勤的满清官员往来中所期望的官职与显达。随队的商界代表全然被他们的买卖吞住了，凡可能妨碍他们「眼前」利益的事事物物，他们都怀着不小的敌意去看：「将来」是完全不管的；他们所盼的是「三」年不受扰的贸易，然后带一大笔财富回英国；所以他们以仇恨的眼光去看太平天国革命这个正在进行的变局，也就不足为奇了。除这两等人对太平天国所抱的个人的、自发的成见之外，还有一点似乎相当确定：满清政府用「武力」拒外国人的一切努力失败之后，便立刻采用了欺骗与引诱的手段，要他们去对付那些自己压不下去的叛众，而且用得很成功。便连卜鲁斯先生（他在公文里说过——「中国人若懂得一种外交的本领，那便是把本该一致的利益分开」）看来也被彻底哄住了；而满清为得着英国人相助去对付太平天国所作的那些虚假的表示，在成就那桩大暴行上也着实有不小的一分。他在又一次论到助清方这条方略时（清方曾请求过，还大作「友谊」「两国通商之利」等等的表白）说道：「这显然于中国的官府有利：引我们走上一条会使我们同起事者结仇的路。」

然而卜鲁斯先生后来竟选择了对他们的表示寄以完全的信任，并且在那桩可耻的英中舰队之事里（他倚仗的是毫无信实的恭亲王的话，而那人手上还腥着我们被害的同国人的血）抓住许多机会中的一个，把他有利于清方的意见送给英国政府；而英国的百姓倚着他们的代表，代表倚着政府，政府倚着李泰国，李泰国倚着满清外务部的大臣文祥，文祥倚着恭亲王，恭亲王又倚着别的什么人——于是竟容人把本国的法律都搁在一边，容人破了中立的条例，又把外国投军的法令宣布为无效。幸而这桩可耻的事以最不体面的样子收了场，英国的水兵免了那一重屈辱（那屈辱已经加在陆军身上了）——即做一个腐败而嗜血的专制政权的雇佣兵。

长江既开放通商，又择定汉口、九江与镇江三城为条约口岸，便须同太平天国订某种协议，因为那条江的各要处都在他们控制之下；实在说，他们既据着南京、芜湖、太平府以及萧山、铜山等几座城，这项贸易几乎完全在他们手里，正如那宗贵重的丝贸易自一八六〇年五月以来就在他们手里一样。因此，何伯司令便同南京的太平天国官方通了信，再一次「保证」英国的中立——他带着强者全副的骄横，全不顾一个事实：太平天国在上海被人以凶杀的方式击退，这已给了他们十足的权利去以此为「开战之由」，并向英国的商业、人命或任何别的产业报复。

额尔金伯爵给何伯司令的训令里有下面这一段：〔注一〕

「不过有一点是明白的：英国船只要能在江上安然行驶，必先同叛众达成某种谅解，据信那条江上若干要处是在他们手里的。我此刻致书阁下，正是为求阁下相助以成此事。

「我确信：倘若阁下别的差使容他亲身上溯此江，那么要把这样一种谅解立在如意的基础上，再没有比阁下亲身到场与他的权威更有把握的了。无论如何，我谨建议：应当有一支大到足以使人敬畏的海军之力出现在南京之前，并应告知叛众的官方：『我们并不是作为敌人而来，也不是存心参与中国目前正炽的内战』，不过我们要他们给出某种充分的保证：凡为贸易而上下此江的英国船，不得被干扰，也不得受他们属下之人的扰犯。」

额尔金勋爵在给随司令同行、作外交秘书或代办的巴夏礼先生的训令书里，提出三条须守之点：

「额尔金伯爵致巴夏礼先生。

「香港，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

「一、外国人把军火与募来的人带进扰乱各地的企图，应当严加禁阻。

「二、中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上的进出口税课，应当在镇江或上海征收。

「三、我们对清廷与叛众之间应持『严守中立』的态度。」

额尔金勋爵的训令是怎样被解释、怎样被照行的。

虽有现成的中立保证，清方在上海以及一切「条约口岸」却得了船只、军储、军械以及「他们」所需的一切军需。

税收被保给了鞑靼人，而征税的口岸则被守着以拒太平天国。

其方法是：尽一切可能之力相助清方；护卫条约口岸，并在每一个口岸替清方立起对付太平天国的作战基地；容人同清方贸易，而禁止同太平天国有任何贸易；给清方以税收，并护卫这税收以拒太平天国；替清方守上海，并在一八六〇年与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国提出要求时把他们打倒；给清方以军械，而损太平天国。

额尔金伯爵给巴夏礼先生的训令书里有下面这一段，即：

「叛众的首领对司令即将向他们所作的那件通告会怎样答复，是不可能确定地预料的；不过我想有理由指望他们不会以不友好的心情接受它；而纵然可能，在此刻我也不必试着去预料，『因为我对于对他们宜取何种方略所持的见解，以及我们在卜鲁斯先生同恭亲王所订的那项开放长江的临时办法之下所应设法达成的目的，你都已完全知道了』。」

把这些训令同上面所引三条中的第三条合起来读，便不难断定：本来是打算照一条中立的方略行事的；至于这样的打算究竟有几分诚意，可从下面给阿普林舰长的「命令」里看出来。

「给阿普林舰长的命令。

「备忘。『科罗曼德号』，南京，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着你同慕维廉先生一道，前往谒见太平天国的主要当局，作下列通告；他们若愿意，便留一份抄本给他们；并把他们的答复记在页边，报我知道。

（署名）何伯

海军中将兼总司令。」

「阿普林舰长，

女王陛下军舰「半人马号」，南京。」

「阿普林舰长向南京太平天国当局所作的通告。

「本官奉英国女王陛下驻华海军总司令之命，告知贵处：他有意在吴淞与福山之间的江边设立标灯。……

「『英法两国政府既已下令』：太平天国的军队若有任何进入上海或吴淞的企图，一概以武力击退；因此显然可见，太平天国的队伍出现在那一带于他们毫无好处，而且可能招致冲撞；所以极愿他们不要走到距这两处两天行程之内，总司令并请贵处把这个意思传令统兵的官长，抄本送交本官。『此事若办到，他将尽其影响之力，阻止从这两处派出任何敌对的队伍去攻打太平天国的兵。』」

关于这件文书，首先，说英国政府曾「下令」以武力守上海与吴淞，这句话简直不实。外务大臣关于守卫上海或任何别的条约口岸的头一道「『命令』」，日期是「外务部，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是发给卜鲁斯先生的：

「本人已从海军部收到何伯海军中将五月八日致阁下之函的抄本，连同别的文件。……本人已令海军部回复，告以本人的意见是何伯海军中将的措置应予批准；本人『此刻』并训令阁下设法作出安排，以保一切条约口岸对叛众的中立。北京政府大概不会为难，只要叛众那一面不攻打这些口岸，它便不把条约口岸当作对付叛众的作战基地。……『不过阁下须明白：女王陛下的政府不愿在任何情形下对叛众用武，除非是为实在保护英国臣民的生命财产。』

敬此等，

（署名）罗塞尔。」

那么倘若曾向何伯司令或别的什么人发过命令，那必定是「密令」，因为在案的文件里并没有一件说过通告太平天国当局那些话。而且，外务大臣公文里提出条约口岸中立所附的那个「条件」，并「没有」被守。北京政府从未被要求过不把上海当作对付太平天国的作战基地；恰恰相反，他们不但得英国当局在道义上与间接的支持而把上海弄成了这样一个基地，而且得了英国陆海军在战场上实在的帮助，而领头的多半正是何伯司令——他那纸保证的墨几乎还没有干，便公然破了它。使这桩对一切真实与荣誉的公然蔑弃更可叹的是这个事实：太平天国以他们那种了不得的恳切，要同欧洲人结交，竟连何伯司令与他同僚的每一项要求都「一一」照办了。他们答应在「一年」之内不攻上海，所据的特别谅解是：英国那一面将阻止清方把那座城用于任何侵略或交战的目的；而尽管何伯司令或任何别的「英国」当局连一点影子似的尝试都没有做，去履行英国那一面所给的保证，太平天国却以几乎难以置信的忍让与信义，一直到那一天、不，几乎一直到那一刻，忠实地——而完全损着自己——没有对上海作任何攻击。至于关于「吴淞」的那些命令，只能归之于这位外交家司令丰富的想象，因为外务大臣的「命令」从来没有一次说到那个地方。

要把何伯司令那件通告看作合于额尔金勋爵与罗塞尔伯爵「公开」的训令，实在是难的；除了把它看作同那些训令正相反以外，别无他说。自然，若设想驻北京的公使卜鲁斯先生、何伯司令、外交代办巴夏礼先生、或任何一位领事，竟敢有计划地违背本国政府的命令，那是无聊的；所以只能断定：曾有密令下过。

对那些既不能把何伯司令与巴夏礼先生同太平天国的通告同他们各自所受的明白训令调和起来、又不能赞同他们那种「严守中立」的见解的人而言，那位司令在南京所作的通告，必定只显得是一个极不像水兵所为的、要诱捕太平天国的圈套。这个计谋无疑是很见得出设计者的巧思与外交上的手腕的；可那些可敬的政治家虽在道德上异常地不以为意，却不容易把它同荣誉与公义调和起来。这出戏若是在离家近些的地方演的，单凭它的拙劣就会引人注意；可它既发生在那么远的地方，除了那些有切身干系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有一个人在意。

那用意分明是：先引太平天国许下不攻上海，然后把那座城变成满清的基地与核心，从而「逼」他们为自保而去攻。这个设想是大胆的，若不是太平天国那种异乎寻常的忍让逼得何伯司令与别的几位只好自己动手开战，它本是会成的。起事者答应不攻上海所凭的那些「条件」、英国保证之被破、以及事情「真实」的情形，自然都不在那份要公之于众的节目单里；而他们也算得不错：中国太远，英国的百姓又不够关心，不会把事情查得很细。于是几个无品行的官员便能够替自己的行事找这样的辩解：说太平天国「破了信」而攻上海，说这场伟大的基督教与爱国运动的首领是一群把一切都荡平、还图谋毁掉上海等等等等的匪徒。

〔注一〕（原注：见议会《关于长江开放对外通商的来往文书》。）

第十二章一八六一年的局面与英国的插手（中）

太平天国当局对何伯司令那篇「严守中立」的公文的答复，照政府通事所译，是这样的：

「天朝太平天国赞嗣君蒙，为饬知事，急令成晋官、爱天义、莫洪德」——这是几位大员的名号——「知悉：

「『照得大英国水师提督所派之官，已到赞嗣君府，言上海、吴淞既为彼等通商之埠，「彼等」已任其保护之责，以保居彼二处各色人民之安；故请天朝之军不往此二处，谓此事「并无必要」，亦未必有何实在之利。赞嗣君因发此急令于诸弟，令其饬知各营兵众：凡到上述二处附近，不得走近一百里之内，此一办法于两下皆有利。并令知悉：取此二处之事，不在「本年」用兵之计划之内。』」

这道令足以显出太平天国政府急于照英国政府的心愿行事。

阿普林舰长向何伯司令这样报了他此行的结果：

「关于本官向南京太平天国主要当局所作的通告……本官今日得了一个许诺：关于标灯之事，将照所请下令；至于通告的第二段，将给他们统兵的官长下一道令，令其本年不攻上海或吴淞……」

巴夏礼先生在报告他们是用什么手段取得太平天国同意何伯司令那件通告时说：〔注一〕

「我们答道：法英两国政府（？）既已决意保护上海这个口岸，那么任何起事者若愚蠢到去攻它，自然必遭毁灭；不过总司令的用意是要防冲撞、防无谓的流血。我们久已尽我们所能去避免这事；（！！！）『我们并不参与』太平天国同清方之间的争斗——我们同清方也是和好的——而只同那些害我们的人翻脸……而太平天国对上海的任何举动，都要被看作害我们的企图。（！！）他们那一面若同样急于同我们保持友好的谅解，若真是如此，自然会把人家所请他们出的那些令写出来；而拒不如此，自然会使我们疑他们的用意。」（！！！）

巴夏礼先生接着说：

「我设法向他们说明英国在中国的方略的目的；（？）说我们在此的利益严格说来是商务的；又说他们须去掉我心想他们所怀的一个印象，即以为我们同他们一样是要占地的，因此我们的利益同他们的相反。我们在上海驻一支兵，是为护卫我们的商务，而且只为此事。」

巴夏礼先生在这个题目上大可铺陈一番，因为除了占夺土地以外，实在很难想出太平天国还能以什么眼光去看人家夺取上海、吴淞、宁波等地。

巴夏礼先生接着说：「『经验』已向我们证明：无论对太平天国的军队，还是对那些次一等的起事团伙，我们都不能倚仗清廷去护卫此地……；经验又表明：由于他们编制与纪律的不完备，太平天国所到之处总带着抢掠与暴行；因此，『为保我们的人及其财产之安全，我们必须自己护卫自己』。（！！）这种护卫之法是完全有效的；不过它既使我们费钱、又使我们不便，所以几时国中恢复秩序而使它不再必要，我们便欢喜——无论这秩序之复是由于全境归了太平天国，还是由于复归清廷之治；那时上海、或英国政府所认为合宜而加以保护的任何别的地方，便要复归于当政之权的手里。……不过他们（太平天国）想知道：司令将以何种方式『运用他的影响』，以防他们被清方从上海出来攻打；并想知道可否容他们的一位官长到上海去，看看在这件事上作了什么安排。」

这一段极其奇特的话，是大有可以反对之处的。一、倘若「经验已证明」清方无力抵住太平天国，那么巴夏礼先生关于守上海等事何以说「几时国中恢复秩序而使它不再必要，我们便欢喜」呢？——尤其所行的那条方略自然要把这场争斗拖长、把那个结果推迟。二、「为保我们的人及其财产之安全，我们必须自己护卫他们」这句话之不确，已被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九日太平天国攻下宁波一事彻底证明了：那一次英国人的财产丝毫未动，一切外国人都被太平天国当作「『弟兄』」看待；而且还有一个事实为证：在案的文件里「没有一件」记着太平天国在本可以完全有理地报复欧洲人的生命财产时，曾有过一次报复。三、至于那「英国政府所认为合宜而加以保护的任何别的地方」，当全省除上海之外都「已」在太平天国手里、全部的丝贸易与很大一部分的茶贸易也都已安然在他们手里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上海交给那个正在上升而得胜的势力，像宁波那样呢？——尤其我们还被告知：「国中恢复秩序而使它不再必要」，便不须再行那守条约口岸、或守「英国政府所认为合宜而加以保护的」任何别的地方的方略了。

巴夏礼先生接着报道：

「我随后说：我们所议的主要是上海，以及司令警告他们不得走近那个口岸之事；不过我很想知道：他们所自称的那份友好之意」（这是清方从来没有过的）「究竟能使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不去阻碍我们的商务；又想知道他们是否愿意同意下列各项提议：

「一、太平天国的军队不得进至任何依条约对英国贸易开放的中国口岸或地方一百里之内，『但以』鞑靼政府不从那些口岸或地方派队出来攻打太平天国为条件。」（太平天国正是依着这个条件，许下在「本年」即一八六一年不攻上海的。）

「二、太平天国的当局或军队不得阻碍土产运往上述各口岸或地方，也不得阻止英国货物从那里运入内地。」（这一条一向被忠实而按时地守着；既然如此，那么说太平天国攻下上海会害了贸易，除了那从上海清方海关里榨取「赔款」之外，还能凭什么理由呢？——要知道在别处他们从未害过贸易，反而在内战血腥猛烈的进行之中也尽其所能去养护它、保全它。）

「会见将终时，我还得就中立的权利与义务再作一些解说，因为他们问过：停在南京的英国军舰可否替他们把军需运给安庆被围的守军；这件事我自然告诉他们是办不到的。」

这话出自一个完全知道后事将如何的人之口，便颇有几分伪善的气味。他们的毁灭既是预先定下的，那么太平天国「自然」是「不能」被帮的；可巴夏礼先生与他的上司们能用同一套「中立的权利与义务」来解释下面这段文字所述的行事么？

「致《上海时报》编辑先生。

「先生：当局以为条约的条款竟是说，外国船可以被容许运兵与弹药去镇压中国这场革命运动么？

「以为外国船竟该做这个昏庸政府手中做它那『污秽的差事』的主要器具——纵然那差事是镀了『金』的？大不列颠女王陛下的政府竟可能容它的船从此地载客——『名为苦力，实为兵丁』——而此地所有的外国与本地的社会对这件事都是心中有数的？经了这么多的经历、牺牲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国人之后，我们竟可能要无谓地把自己扔进那沸腾的大锅里去？

「我们跳之前先看一看罢。此地有船正装兵往上海」（清方的兵）。「这件事香港已经知道，它要生出许多难处。愿从前对华三次战争的历史教我们不要再造出一场来。

敬此等，

一个中国之友。

一八六二年一月十一日，汉口。」

这桩可耻的事进行了几个月，末了便出现了下面这道官方的认可：

「麦华陀领事致卜鲁斯先生。〔注二〕

「一八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

「先生：道台」（即上海那座有城墙的华界之城的满清长官）「前些时一直急于从曾国藩大帅」（在长江上游统清兵的满清大帅）「的军中调一支援兵来，以解此地与松江府两处守军之急；他又屡次问我，可否容人雇几条英国船把那些兵运下来……

「道台因此同此地一家洋行议定：雇用若干轮船，把九千人运到此地来……我即刻致函何伯爵士……从他的答复……阁下可以看出，他对这项措置是完全赞成的。

敬此等，

（署名）麦华陀。」

这项安排——我们不得不信，是合于「中立的义务」的——由上海的麦肯齐·理查森洋行承办，「而满清政府为此付了十八万两（六万英镑）」。

英国的轮船挤满清方的兵、匆匆驶过南京城下，赶着去毁灭上海一带的太平天国人，而我那时就坐在那些沉默的炮台上，心里同情着那些过于轻信的人——他们忠于「自己」中立的许诺，竟糊里糊涂地容鞑靼的兵从他们炮口底下毫发无伤地过去，只因为那些兵安安稳稳地躲在飘在他们头上的英国旗底下。把兵当作苦力装船、从而偷偷运过太平天国据点的那套「诡计」，在这桩买卖被同一位司令与同一班当局「合法化」之后便不用了——而这些人在仅仅几个月之前，还向太平天国解说过「中立的义务」，还要他们明白：「他们」的军需是不可能运到安庆去的，因为这样的举动便构成破坏中立！「合法化」之后，清方的「勇」便成千成千地被运下上海去；我有许多次恨不得往他们所乘的船壳上放一炮，可太平天国不许我，因为照他们说，这可能伤了「洋兄弟」！其时那一群怯懦的乱众一出炮台的射程，他们逞威的吼叫便听得清清楚楚；而英国的橡木与英国的水兵，便被一片挑战似地挥动的满清旗帜遮住、羞辱了——只要是能安全地做，他们总要这样做。

巴夏礼先生与他的帮手既没有立刻得着太平天国对他们那些极不公道的要求的依从——那些要求是：不许攻上海（而那座城若他们能从满清手里夺来，按一切公认的权利，作为本土之民，它本是属于他们的）；不许向过他们境内的英国船征税；并且要避开一切主要的口岸，即他们敌人税收的大源，只因为他们夺取那些地方「可能」妨碍英国的贸易——于是他们便采取了更积极的措置，即：

「为此，我们次日清早前往天王的宫殿……上午十点到了那里，把下面这张条子交给一位官长，请他送给天王：

「『下述英国官员，即长江水师的首领阿普林舰长与巴夏礼先生，过去五日内一直在同太平天国当局设法商办若干要紧之事而无结果，因这样的延宕而极感不便，谨请准予谒见天王，或请天王派一位有十足权柄的官员来同他们相见，以免再生周折，把事办定。』」

英国人不妨把这件骄横的文书用到自己身上想一想。天王是加了冕、统着一片广大疆土的君主；他的大军正得胜地据着地面；而他既被赋予东方君主所共有的那一切神秘与神圣的属性，便比西方的统治者远为不可近——便连对他自己的百姓也是如此。倘有某个外国官员，因为同本国正当的官署商办「若干要紧之事」等了「五日」而不满，便硬闯进女王陛下的宫殿，「请」她亲自同他们谈判，或「派一位官员来同他们相见」，从而破了官场的礼节，英国人会怎么办呢？

巴夏礼先生发了这道放肆的传唤还不满足，又接着说：

「我们屡次问天王对我们的请见有无理睬，而每一次都被告知条子已送进去了；末了才查明：这事并没有做，我们的条子是被送给了赞嗣君」（太平天国掌政的大员之一，也是本该接受任何文书的正当官署）。「我们这时告诉那位骗我们的官长，把我们的条子取回来；而在等它的时候，赞嗣君同李天将——这位首领在每一次会见里都居着显要的地位——派人来告诉我们：我们所要的那些令明天可以办好。『这话我们置之不理』；他们又派人来第二次，说愿在赞嗣君的府上见我们。对此我们答道：既已觉得有必要向天王本人请见，此刻便不能再回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即太平天国政府所派办理此类事务的人）『若愿同我们谈，就该到宫里来』。」

巴夏礼先生在向太平天国诸位首领作那种高高在上的指派时，倘若遭了理查森先生等人在日本的下场，或是受了伊登先生——驻不丹宫廷的政治代办——所受的那类屈辱，谁能否认那是他自取的呢？

巴夏礼先生在解说自己硬闯天王宫殿、践踏太平天国一切规矩礼节之事时，分明是忘了自己，把他自己的行事说成了太平天国的行事。他说：

「我们既看出这些人的无知与骄傲使他们在对待外国人上摆出同从前那些官吏一样荒唐而不可忍的架子，那么采取这样一种强硬的立场显然是必要的。」

这位外交代办这点自鸣得意实在有趣，因为它完全是绝无其二的。我不记得还有哪一次把太平天国人同满清人在待外国人上、或在别的任何事上相比。人若存心要害别人，大抵总要设法诋毁对方以替自己辩解。我想巴夏礼先生那「显然必要的强硬立场」，只能归于这个动机。

长江此行的结果，就太平天国而论，等于他们同英国之间的一纸中立之约：他们那一面许下不攻上海，并在「『本年』」（一八六一年）之内离它一百里（约三十英里）之外，所依的「条件」是英国当局阻止清方从那地方出来攻他们、或把那地方用于交战的目的；而何伯司令也给了一纸保证：倘若太平天国的军队去攻别的条约口岸，只要一切英国臣民「人身与财产都不受扰，驻在那里的军舰的舰长将奉到训令，『对正在进行的战事一概不加干涉』，除非为护卫本国人而有此必要」。此行的结果还使他们被迫破了自己所订的约，从而使自己招了英国的敌意，并助长了对郑重的中立保证的违背。对若干英国官员所可提出的罪名虽重，可必须承认：他们的行事完全够得上最严厉的指责。

其时，在南京谈判的那段期间，本章头几页所说的太平天国各军正各自进行着一连串大体上极为得手的用兵。

安庆城（安徽省城）既被一支约两万人的清军以及几百只炮艇的船队紧紧围住，英王便在他沿长江上溯、往他预定在湖北省用兵的途中，受命去解那座城之围。

安庆虽被清方的军队威胁了约十八个月，可直到一八六一年春，它从未受过认真的威逼：满清的「勇」们一向满足于中国式战争的那种常态——在离那些危险的「长毛」〔注三〕任何可能的凶猛举动都够安全的地方瞭望、挥旗、吼叫。然而就中国式的战争而论，安庆是一处极坚固的地方：它是太平天国往北方与西北各省一切行动的「依托之点」；而要攻他们的都城南京或其设防的外围据点，先把它攻下是绝对必要的。这座城既建在大江的边沿上，便绝对掌着那条要紧的大道；没有这条大道及其宝贵的水路交通，满清各军要向东方作任何大的行动便不可能。所以满清的武士们终于束起腰来——就是说，把他们那裙子似的不可名状之物的下缘卷起来，凶猛地把辫子绕在剃得干净的脑袋上，摆出一场怕人的大旗、吼吼的锣、画得骇人的竹盾，再极其浪费地放掉一大堆火药，一面带着震云裂天的吼叫往前推进，在离城墙炮不能及的地方安安稳稳地驻下来，然后动手修起一连串森严的土工与木垒，把自己围在里头，使自己既爬不出去、敌人也爬不进来，从而把对这座注定之城的包围做成。

照常例，中国人除非不得不打，是从来不打的。这并不是说他们怯懦到有些欧洲人所误以为的那个地步，倒不如说是出自那种异常精巧的推理之路——在这个特别的民族那里，这种推理近于荒唐。举例说，我自己常同中国人谈起他们那种不中用、几乎近于孩子气的兵法（只有对败者的残酷不在此列），而所得的回答总是下面这个意思：

「嗨呀，怎么能够？两个人不能同时站在一个地方；若是那个人『一定』要来，我就一定要走；若是我『一定』要站住，那个人就不能来。」

说也奇怪，这条道理一般是真被照用的。若坚决的抵抗是「确定」的，那么本该进攻的人便满足于在远处安安稳稳地筑垒自守，正如安庆这一例；可若守方的决心可疑，那么一场颇有锐气与大胆的进攻便几乎必定会来。

如今，太平天国从来不以那种一般为中国人这一族所特有的逻辑、怯懦、或随便叫它什么的东西著名：恰恰相反，他们素来的名声是能打仗的人。因此，他们既决意要阻止人家爬过安庆的城墙，那么谁若不通情理到真去爬，便确定要挨硬打；于是清方极明智地替自己弄成了稳握形势的局面，在城的四周立起一道完整的木垒封锁线，从上游的江边一直伸到城墙略下之处；他们带着一套完美的哲理算定：等城里的米吃完了，城外的人便可以好好地吃一顿早饭，然后不挨任何「硬打」地爬过城墙；而且比这一切更好的是，可以「任意」去取那些无助而饿瘦了的守军的头；这样便夺了城、得了一场长而轻省的战役的俸禄、最后还有赏头之钱，而全都不冒打仗的险。

其时城里的粮食虽日见窘迫，英王却把他解围的努力限于远处的用兵，大概是以为城里的守军足以不但守住这地方，而且足以杀出去打满清人、阻止任何完全的封锁；因为他们的兵力虽不及围城者之半，却被认为不至于减损他们得胜的可能。可在这件事上，对一支大半是新募的兵指望得太多了——那支兵所受的是河南的「勇」与鞑靼兵的攻打，而这两者是满清皇帝军中最好的队伍。

英王其人、他的筹划、以及他至今用兵的得手，在三月间为何伯司令所统的长江之行一队所知。那个月的二十二日，巴夏礼先生在黄州城访了英王；那座城在江的北岸，离条约口岸汉口五十英里。他在那次会见的报告里说：

「我们进去的那座门上，我看见一道以英王名义发的告示，保百姓无虞，并请他们来同军中自由买卖。另一道告示是给兵众的，禁他们自那一日起游进村子里抢百姓。第三道告示『贴在两个叛众的头上』，告知众人：这两个人是『因为在替军中征粮时抢百姓的衣服』而被处死的。」

这段话在对太平天国略知一二的人看来，是完全真实的；巴夏礼先生怎样把它同他自己报告里「太平天国所到之处总带着抢掠与暴行」那句话调和起来呢？

「他告知我：他就是人所称的英王（意即「英勇的王」）；他受南京之命去解安庆之围，并已发动一次向西的行动，意在插到清军的后方，从西面围那座城。至今他是完全得手的。

〔注一〕（原注：见呈交议会的蓝皮书《论中国的叛乱》，一八六二年四月。）

〔注二〕（原注：见奉女王之命呈交议会两院的《关于中国叛乱的续编文件》。）

〔注三〕（原注：即「长毛」，因太平天国人蓄发而得此称。）

第十二章一八六一年的局面与英国的插手（下）

「他本月六日离桐城——那是南京以北四十英里的一座城——往西北方向开往霍山城，这样便避开了永城等县一切清方的据点。十日他取了霍山，那里没有多少兵力可以抵他；随后转向西南，十四日到了英山，英山也照样落了。他把这两处他所需的军需匆匆收起，便赶往黄州，并成功地袭了一座黑龙江鞑靼兵的营盘，照英王说，把人全杀了，马全夺了。这一仗，再加上巴河的一场小小的交手，使他据有了黄州；本月十七日他毫无抵抗地进了那座城。这样他已取了三座城，十一天内行了六百里（约二百英里）；此刻他的位置，既可以从后面去打他刚刚绕过的那支清军、把他们从安庆引开，也可以暂缓此举而去占汉口——他离汉口只有五十英里。不过他又说：他对开往后一处有几分迟疑，因为他听说英国人已在那个口岸驻下了。

「我称许他这一点上的审慎，并劝他不要再想开往汉口，因为起事者占据任何一处我们已驻下的商埠，都不可能不严重妨碍我们的商务；『而他们的行动必须安排得不同我们的相撞』。」

就是这番过头的「审慎」与对「『我们的』商务」那种荒唐的顾念，使英王牺牲了他「自己」的利益。

他这次出师，明摆着就是为攻取汉口（以备进攻正对面江那边的湖北省城武昌）；安庆之围则要在「途中」解掉，或凭他大军的直接进攻，或凭他在别处得手所生的效力。他同巴夏礼先生会见的时候，两件事做哪一件都只是个选择的问题：因为汉口几乎无防，极容易拿下；而他既已把围安庆的人完全绕过，本可落到他们后面去，再加上城里守军的一次杀出，大概就把他们灭了。自然，要办成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都非把他至今那种迅速果断的行动接着下去不可；可这一点却被英国人那不幸而有害的在场止住了——他们正在他得手之际，在那座城里驻下了，而攻下那座城正是他此次战役的终点。巴夏礼先生自然不会报出他们加在英王身上的敌意的威胁——那是为阻住他不要进逼并占据那个黄金之地，因为各等各色的外国人都贪婪地盯着它，指望凭同满清政府所订的额尔金条约去实现他们那些黄金的幻梦。可是要设想英王这样一位精力充沛的统帅，会容他从前用兵的全部果实、以及迅速推进所可得的大好指望，因「对开往汉口有几分迟疑」、或因巴夏礼先生的「劝告」而丢掉，实在是无聊的。英王无疑是受了一个威胁：他若出现在汉口，便要碰上「严守中立」——就是巴夏礼先生所「完全知道」的那一种「中立」，就是一向对太平天国所取的那一种；而有些人或许会把它译作「无故的敌意」四个字。

太平天国的事业在这件事上同在别的每一件事上一样，都因同英国人相接而受了损：英王推迟了他开往汉口的行军，派人去南京请令。他的军虽号称近五万人，能战的却不过其中一半，其余只是中国各军照常随带的苦力；所以在敌人的地面上延宕，便只等于失败。那紧要而大好的一击之机失掉了；而当基督教与自由这桩大事业又一次被英国利益这个梦魔压瘫的时候，这两者的对手却得了充足的时间去把被他用兵绕过的队伍重新集起，以致几个月的延宕之后英王奉令进逼汉口、并同英国当局通信时，他在麻城城下遇上了他们那支人数远胜的大军，经过一场极其拼命的苦战，损失惨重地败了，随后被渐渐赶到安庆以西，既没能救那个据点，也没能从他先前那些辉煌的功绩里得着一丝好处。

英王那时虽只二十四岁，却已凭他异乎寻常的勇气得了太平天国里最高的位置之一，这时的品位是一军的大帅、第一等的贵爵，有英王（意即「英勇的王」）这个尊号。清方因他用兵奇快而得手，给他起了个诨名叫「四眼狗」；而继忠王之后，他的在场比任何别的太平天国首领的临近与用兵都更使满清人心里害怕。这位年少英武的首领的来历，是异常富于传奇意味的。他原是广东一个少年书生，正埋头研读中国经书里的哲语时，偶然遇见一位同学，那人同洪家的几位是亲戚——洪家是太平天国起事的创始者，至今仍是其中极要紧的一部分。不久之后，他在考试中被贪污的官吏不公地对待，便转向太平天国那套新的道理；并在那位朋友的帮助下去拜访了洪仁玕，即后来的干王——这时是一八五七年，洪仁玕正在香港替伦敦传道会当基督教的教师与传道员。他性情容易激动而热忱，不久便归信了基督教；洪仁玕传道的口才，使这位将来的太平王的首相多年间得着一切传教士与基督徒的信任与完全的赞许；可说也奇怪，到洪仁玕升到太平天国第二位的时候——就是说，凭他的权位与影响，人本来自然可以「知道」他要使中国归于基督的努力将极其巨大、并将带来相应巨大的结果的那一刻——他那些假装的英国朋友却大半抛弃了他。

英王给那位心热而胸怀高贵的洪仁玕以恳切与献身所得的一大批归信者里又添了一个。他在洪仁玕门下已有几个月，同他极相亲；这时他听说洪仁玕的母亲、妻子以及另外几位亲属被广州的官吏下了狱——只因他们同太平天国起事的几位主要人物有干连，虽然那干连极远——又听说他们只是靠几位传教士的出力才免了处死，他深受感动，便立定决心要把他们从牢狱与虐待里救出来。

他同那位同学到了广州城，靠贿了几个狱卒，设法得了一刻的工夫去见洪仁玕年老的母亲。使他们意外的是，他们在那里除别的亲属之外，还见到一位美貌无比的孙女——她是洪仁玕一位兄弟的遗孤，而那位兄弟连同他几乎全家，都在那场残忍屠杀太平天国叛众无辜亲族的事里死了。他们第一次相见虽只有几分钟，可后来的英王同那位美丽的女囚看来是彼此相属了。不过在他们这件事上，这段传奇是可以解说的。英王同那位女子我都亲眼见过，我以为在男女两方，他们都远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美的人。所以我很容易相信：当她在被囚的凄苦之中，这位年少而样貌高贵的书生带着他作她救者的那一重额外的吸引出现在她面前时，这孤单而可怜的姑娘便把整个心都向着他了。那位书生的情意看来也同样自然：他那刚被唤起的宗教热忱，使他本就倾向于对那些他前来相救、而他们的事业他早已认下的人怀着最热的情意。在第一次会见那短短的几分钟里，他吩咐囚人们预备好在某一夜越狱。到了约定的时辰，却没有人来救；因为那位要救人的人被他所贿、所信的一个狱卒卖了，正用假钥匙往牢里进的时候被拿住，同他们一样无助地被塞进那些正焦急等他相助的人中间。他被带到残忍的满清官吏面前，被判了「千刀万剐」那野蛮的死刑；而洪仁玕的母亲、妻子、侄女以及另外几位亲属，则被判了受刑与斩首。

日子一天天过去，末了，那要命的日子的前一晚到了。那些可怜的、注定了的人在生命最后的一日里，想着明日太阳一出便来的那些可怖的酷刑，心里是何等的惊怖与难当，我不知道；可我能说的是：忽然在半夜时分，他们牢门被撞开了，全部囚人都被一群饿疯了的中国人的起事放了出来。

这类因缺米而起的骚乱，在中国是极常有的事，而且往往死人很多；几乎每一次这样的事里，乱民都要砸开牢狱，把放出来的囚人添进自己的声势。太平天国得着他们勇敢的英王、得着此后许多次胜仗、满清遭着一次又一次的败，都亏了这样一桩事。

洪仁玕的学生带着老师的母亲、妻子、侄女以及洪家几位男亲属，一路下到欧洲人的租界，在几位欧洲传教士好意的庇护下得了安全。早上他们一同上了一只往来两地的美国江轮，搭船往香港去，四五个钟头之内便安然泊在那面自由之旗的褶纹之下了。

洪仁玕因妻子与母亲得释、又能同他们相聚，那份欢喜是容易想见的；可不久又有满清别的迫害的传闻到了他耳里，他怕自己最亲的亲属若被拿住便要骤然死去，便决意设法前往南京，若这条路走得通，再回来接他们。他在国中的行旅以及最后到南京的事，已在别一章里说过了；此处只须说一句：同他一道的正是后来成为英王的那个人——他自己装作游方的医人，而那人装作他的随从。他们到南京之后，洪仁玕被留下，由他的族兄太平王封为干王；而他的同伴则在太平天国军中得了一个职，又得了给广东、福建、江西三省若干太平天国党人的书信，并奉到训令：把干王的亲属从香港带来；信送到之后，便同那些沿途要加入他这一队的人（有几位太平天国的官长随他同行）一道回南京。他们装作游方的乞丐，平安到了香港，全部避难的人都在他的带领下分成两三个人的小队，顺利到了第一处会合之地。在那地方有几百人持械聚集，一路上别处又添募了人。经过同满清兵的许多次交手与许多次险难的历程，英王以他出色的英勇对同伴们的得手出力最多，终于带着干王的家人重进了南京。他这趟差使顺利办成之后不久，英王便升了职，并娶了他恩人兼朋友那位美丽的侄女。

英王本是研习兵事的，又有无畏的勇气，在太平天国军中不久便升上去；而在一八六〇年五月对围南京之敌所得的那些有名的胜仗里，他统着一小支人马，打败了清军副帅张国樑的鞑靼亲兵，杀了那位大帅，自己却在得胜的一刻受了极重的伤倒下。伤愈之后，他便得了英王的尊号与位分。

他在西边所得的、本无疑要导致攻下汉口与别的要紧据点的那些胜利，因英国人在场而成了空；实在说，太平天国凡在离那害人的影响之外用兵，好运总加在他们的努力上。

在江西的侍王、在四川的翼王、在湖南的干王、在浙江的忠王，都在各自那一省得了手。

前三位王的行动虽极广大，侍王又已攻下江西省城与许多别的大城、六月间还占了武昌县（那地方在英王所在的黄州下游几英里、却在江的那一边；侍王与英王两军本可从这两处协力去攻取汉口，只因英国的官员与商人在汉口驻下、又因长江之行那些政客加在他们身上的威胁，他们的行动才被止住）——可这一切用兵，在忠王在浙江的用兵之前都显得暗淡了。这位大元帅带着一支小小的察形之军迅速推进，对那座要紧的省城杭州作了一次假攻——那城有八旗的鞑靼兵重重驻守；他把敌人的强弱弄清之后，便以一连串迅速而出色的调动，攻下了乍浦、海盐、嘉善、湖州、海宁等要紧的城池；实在说，从太湖之南到杭州城下、从长江岸边到上海的海边，那一整片最宝贵的地面都完全归他所有了，只有紧靠上海那一小块地方不在其内——那一块已由同何伯司令的协议保下，在「本年」之内作中立之地。

由于大元帅这次短短的察形之役所得的结果而定下的兵法，侍王与干王两军的主力都从远处的胜利里被召回，集到两座要紧的城池：一是徽州（安徽绿茶各区的中心与首邑，在长江之南，当时完全在太平天国管辖之下），一是苏州——而苏州已有一支大军在忠王本人亲自统领之下。这两支纵队分头开拔：一支自苏州往西南，一支自徽州往东，两下协力向杭州城进。

满清为守杭州、并为浙江全省的防守而集在杭州的兵力共十二万五千人，其中三万五千是八旗的鞑靼兵，全由钦差大臣兼满人大帅瑞昌统领，有名的汉人统帅张玉良为助。

忠王这次战役开始之时，有一桩行动得了手，而正是这个得手发动了英国政府的敌对举措，从而给太平天国带来了祸患；那时太平天国可用之兵约二十九万五千人，对满清清方的四十二万人。这些数字在一个随便看看而不明内情的人看来，或许显得对清方大为有利，可实情远不是这样。除了他们的鞑靼兵与汉人正规军的某些部分之外，满清政府是不能倚仗自己那些守卫者的。大致可信得过的人不过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余的，即那些团练（「勇」），在战场上比较无用；而太平天国许多老兵是满怀信心地对着十比一以上的众寡之差推上去的。

忠王那两支人马在杭州城下会合，便极有力地开始围攻那座城。鞑靼的守军势甚强，又有一支野战之军相助，所以将近一个月里围城者的进展并不很大。交手无数次，苦斗不止，可哪一面也没有确定的得手。末了，既不能以直接进攻拿下那座城，忠王在严厉地击退了守军一次杀出（那次杀出还配合着协力之军的一次进攻）之后，便决意以截断交通来困降这座城；为此他布置了一番行动，而从结果看，这番行动对满清、对外国人、对太平天国，都成了极其重大的事。

他把大军布成围城之线围住杭州，又分出近五万人的一支劲旅，由黄、方两位将领统着，命他们攻取杭州东南一切要紧的城池，并以完全占领通商口岸之一、对外贸易开放的海口宁波，为此行之终。

这支人马分作两纵，各由上述两位将领统领，直接听侍王之令而行——侍王总管对敌人交通线的这番行动，而忠王本人则主持围城之事。黄与他的同僚方的两纵在十一月间接连攻下了杭州以南与东南一切城池；而侍王所分出的别的几支出征的纵队，则把太平天国在北面与东北的地面以西直到那两位副将所占之处之间的一切城池都取了；这样便把被围之城的每一条交通都完全截断。他们攻下绍兴、奉化、余姚、严州、慈溪几座府县之城以及许多别的城之后，又接见了宁波欧洲侨民所派的一个代表团——那些人离开时极为满意——两纵的首领便把兵合在一处，开向宁波，于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九日以一次突击拿下了那座城。其时从忠王军中分出的别的几支人马，攻下并驻守了全省南部、西部与东部各府；所以到十二月二十九日杭州的守军终于屈于饥饿、并屈于围城者那一天所作的坚决的突击时，整个浙江便归太平天国政府治下了。

由于这些得手的用兵，到年底时太平天国几乎完全据有了中国最富、人口最密的两个省——浙江与江苏；而江苏尚在满清官府手里的那一小块，则包在上海四周三十英里的半径之内。太平天国忠实地守着「他们」那一面同何伯司令及其同僚所订的协议，没有向上海推进一步——虽然英国当局没有履行订此协议所凭的那些「条件」，本已正当地解了他们的约束；可是「本年」刚一过去，全省别的据点既已都在他们手里，便有队伍被推上去，要把满清从他们在这一省最后的据点里赶出去。

如前所说，太平天国的处境本来必定要使满清鞑靼的朝代倾覆，若不是英国政府的插手。他们据着那些宝贵的产丝之区、安徽与浙江的产茶之区、江苏的产棉之区，以及江西的陶瓷之区——这些合起来便是这个帝国税收的主源。英王被击退、因而安庆于九月五日陷落，于清方在别处的屡败并不算什么补偿。安庆被水陆完全围住，又不得英王相救，守军受尽了最可怕的匮乏之后，终于落到围城者手里。守军中有三营人受不住那座注定之城里猖獗的饥荒的惨状——那饥荒已把他们逼到了最骇人的人相食，人肉竟以每斤八十文〔注一〕的价钱被人争着抢着吞下去——便以准予免罪为条件降了清方，却被屠得一个不留，无头的尸首被扔进长江。此后余下的战兵便同围城者作了中国式的常例安排：把城让出来而人不受扰，回到了太平天国在庐州的据点。随后便是满清的得胜了：他们进了城，残忍地屠戮那些不作战的居民——男人、女人、孩子，他们残缺的尸首被大江急流的水往海里冲去。我亲眼见这些尸身带着恶鬼所能施的一切暴行的痕迹，成百成百地顺流漂下，挤在一处；而江上的轮船「总督号」与「迦太基号」被这些可怕的人身残余围住，行动都受了阻。

攻下杭州与整个浙江省，结束了太平天国一八六一年的用兵。他们此时已到了一个极好的地位：中国最富的几省与最要紧的几座城池都已归他们；世上最宝贵的一段海岸有一部分是他们的；他们对付满清的作战基地再好不过；此刻所余的只是攻下上海这座商务之城了。内地那全部价值无可计量的贸易，按理本是他们的——自一八六〇年起就是如此；可那座城却被英国的军队守着，作满清的城堡，太平天国因此被骗去了本属于他们的进出口税；而这些税在满清手里不但可以应付「赔款」，还可以替他们换来打这场仗所需的一切军需。在这种情形之下，取得上海便成了势在必行之事；然而他们守信义之笃竟至于如此：他们一直忍到「本年」过完才动兵，虽然他们早已从一切道义的约束里解了出来，而且一切自利与扩张的考虑都在催他们一刻不通知、一刻不延宕地把上海拿下。

〔注一〕（原注：约合每一磅又三分之一重八十文，即四便士上下。）

第十三章南京的日子与长江之行（上）

南京的生活——太平天国人的品性——其友好的天性——宗教的礼节——金好——一桩奇遇——一场祸事——求爱——难处——上海之行——感想——在长江上——江上的生活——一桩历险——那只弃了的老闸船——被杀的船员——「梅伦」的下场——到上海——回航——新安镇——一处「榨钱的关卡」——「追爱」——结为兄弟——买妻——运河——满清治下的中国——它的人口——满清的政府。

我从忠王军中回南京之后，在那座城里过了几个月极快活的日子。华中夏日的暖气使人心身都生出一种懈怠；有一阵子，我过着快活而无所用心的日子，同那些亲厚热忱的太平天国人混在一处，或是同玛丽在忠王府那些美丽的园子里闲走，外头的世界便忘了。每天太阳一升我们就被唤起，我同我的朋友菲利普便到「天厅」去同忠王一家人作早祷。在这里，约莫从六点到七点，我按时同这些人一道祷告——他们那份虔敬，我在别处从未见过有胜过的。男女各占厅的一边而分开，礼拜大抵由忠王府的牧师主持。先是一长篇的祈求，然后唱颂歌，接着是颂赞与一首诗；主礼的人随后读一篇写好的祷文以结束礼拜，读完总要把它点着烧掉。

我常常跪在这一群看来极虔敬的人中间，望着那些仰起的面孔——清早的太阳从那些雕得古雅的窗子里泻下金色的光，照亮了它们——我每每纳闷：为什么占着我这个位置的不是一位英国的传教士？为什么欧洲人一般宁愿屠杀太平天国人，而不肯把他们认作基督里的弟兄？而当我打量这一群聚集的中国基督徒、看他们照着我们欧洲人所信、所宣称为我们指南的那部圣经祷告时，我对他们的事业生出一种同情与热忱，这是永不会被削弱、被压下的。

祷告之后约一个钟头，府门前的大鼓便响，报早饭。一家人聚齐了，便由家主、或在忠王不在时由他的兄弟，念下面这篇谢恩之辞：

「天父大上帝，赐福我们这些小儿女。赐我们日日有饭吃、有衣穿。救我们脱离凶恶与灾祸，并收我们的灵魂进天堂。」

早饭之后，一家人便各散去做各自每天的事——女眷回她们的内室，去绣那些太平天国所流行的、装点得极精美的鞋与丝衣，或去做别的家务，或以音乐歌唱自娱。

忠王的族弟裕王（意即「可敬慕的王」）是兵部的副长官，又是天王枢密的一员，看来总是被事务压得不堪。先是他带着一大队随从飞马赶往「兵部」的衙署。从那里回来，吃过午饭，他便穿上礼服去上朝。这位首领在议事上的明智、生活上的圣洁、战场上的勇敢，都有极高的名声。

除了民政上的职任，他还是「天王殿前忠勇之师」（太平天国军中久经战阵的精锐）的一位将。他只娶了一位妻，虽然他的同僚里有许多是多妻的；而且他虽年少，性情却异常地庄重而笃信宗教，以致连他那些跑来跑去的小侍童都像是受了感染，忘了他们那股撒野淘气的脾性。

每一天，管家都把他的人召齐去祷告、去吃饭、去做工。忠王亲兵一支的队长按时在府里的大院子上操练他们。大元帅的参军长列王每天办他衙里的事，用着极多的书记、官员与兵士，这些人伺候着、又把几乎比他们自己还大的黄色告示一大张一大张地搬出去。忠王府的另一处，他那些私人的书记像是永在写——或者不如说是在画——那些没有完的中国字，写在大张纸上、小张纸上，不断添到堆在他们四周那些极大的稿堆上去；我常常纳闷，这些到底都是些什么。

这些各样的职事办得出奇地准确而有常规，几乎是机械一般；实在说，在南京、在太平天国境内的每一处，我所见的都是这样一种有条有理的编制。

我常同我那两位同伴去访内政的大臣章王（意即「文博的王」）以及别的首领，而所受的接待总是那样亲厚、那样好客，以致南京每一家都成了我们的家。我们每天总有一部分工夫用在教太平天国的兵士用炮，或照一个把欧洲兵法里的横队与纵队同他们自己较无章法的调动合起来的办法操练他们。中国人善于模仿、心思灵巧，是众所共知的；可我们发觉这些「自由的」中国人更容易教，他们学英国字之快、对各样教导的那种异乎寻常的领悟力，实在是了不得的。

我回想太平天国对我一向不变而普遍的亲厚——便连他们最亲的亲属正被我的同国人屠杀、或被满清人拿去折磨至死、他们的妻女不被杀时便被清方那群乱兵无耻地奸污、在人手里转来转去的时候也是如此——几乎像是一场梦，因为他们那份宽大的忍让实在难以理解：照文明各国所流行的「以同类相报之法」，他们本该把所遇的每一个英国人都照英国官员（在一八六二、六三、六四这几年）交给满清官府的那些不幸的太平天国俘虏所受的野蛮待法去处置。

我同太平天国往来的全部期间，所能记起的「更」不愉快的事，不过是被拿去作「鬼」来唬那些不听话的孩子；而便是这个也极少有，因为他们的父母对英国人怀着那样大的敬意。有时我在城里闲走，被一位黑头发的俏母亲指给她那些黄皮肤的小太平天国人看，说是个白人的鬼——不过大抵又加上一句客气的话，请我进去喝一杯茶；所以做了「鬼」唯一可生气之处，便是自己的相貌在孩子的想象里引起了那样不中听的看法。而我们那些满清盟友向我们投来的那种怒视的眼色、以及他们带着仇恨之气加在我们身上的「洋鬼子」这个称呼，又何等不同！

太平天国那份亲厚友好的心情，我常觉得过了头，简直叫人烦。我有好几个钟头被他们的殷勤弄得精疲力尽。某位容易激动的太平天国人会抓住他「洋兄弟」的一只手，在自己两手之间握上好几个钟头，一面始终极有劲地谈着，全不管我听得懂听不懂；大概他累了，便把我交在一位要好的朋友手里，那人又在把自己的谈兴与我的耐性都耗尽之后，把我交给另一个。对那些受过中国人寻常的厌恶与轻慢的人而言，太平天国那份出人意外的友好，其可惊同它的可喜是一样的。他们一向以那种天真的恳切欢迎欧洲人为「洋兄弟」（意即海外的弟兄）、又以那种显然的诚意认下同拜「耶稣」之人的这份亲谊——这似乎使凡真在他们中间住过的人都生出同样一种纯粹的愉快之情。

我一想起我的国家是怎样对待这些人的，几乎就为自己是英国人而面上发烧。凡爱自己国家的人，都不能满意地看它的对外方略，也不能对它的将来存指望。只要把古今历史上那些最大的国家的历史看一眼，就看得出我们的危险，以及我们目前的处境同他们鼎盛之时的相似。那种求自我扩张的渴望曾使许多国家倾覆；而我们天天看见那些富庶的殖民地——它们本是某个靠侵略而膨胀起来的帝国的一部分——脱离出去，并把它们从前的压迫者的势力打破。倘若我们改一改方略，去行一条公义而不侵略的方略，使英国在各国接连不断、照常次序的倾覆之中得以保全，那便是我们或我们子孙的福气了。

我们能够看着自己取得印度、取得我们旧日的美洲殖民地、取得新西兰与好望角的并吞等等，或看着我们同中国、缅甸、日本的战争，以及最后一件却并非最轻的一件——我们对太平天国这场基督教革命的战争——而不想起罗马帝国那个强大帝国的下场么？我们能够满意地沉思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从前的伟大、它们势力的衰落以及衰落的缘由么？说到这个题目，我不能不引维多利亚主教给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一封信里下面这一段；那信日期是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香港，其中说到太平天国的革命：

「倘若不列颠、尤其不列颠的教会忽略了这个召唤，不起来担当她那崇高的使命，去作基督的使者、作十字架在这些东方帝国之间的宣报者，那么此后的史页便要记下这件可悲的事实：正如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各自在这东方的海上享过它们短短一日的霸权与帝业，随后便沉入微末与衰朽，不列颠虽执着海上最强的权杖、治着世上最广大的殖民帝国，却没有把她的才能献给基督，反而『毫无光彩地一味只求自我扩张与财富，从她崇高的座位上应得地跌进了耻辱与羞惭』。」

在南京，每天祷告的号令都从天王宫里发出，那是敲响第一重院子里的大锣。这号令随后一家传一家，直到那铜声在城里最偏的角落里消去、又由那些孤单的更夫沿着厚重的城墙把它传到远处的城外之市，于是城里以及城外邻近各村的每一个人都屈膝祷告。我常站在南京那被岁月磨旧的城防上，落日最后的余光把奇异的影子投在我四周，听着下面祷告的人升起来的那片嗡嗡之声。又有些时候，我在半夜从那同一道古墙上望去——那时哨兵的竹梆敲出最后一记空响——看全城的人聚起来迎礼拜之日；随后我转向远处的山，山顶上是拜偶像的清方的工事与无数帐篷，我便觉得：上帝决不会弃绝那些这样热切地信他、读他的话的人。

太平天国的事业已遭了黑暗的日子；可虽然有许多人死了——他们曾满怀指望地对我说「天父必要护庇他们」——虽然别的人如今从他们本已安定为一片基督教之地的地方流落出去，可只要还剩下一个义人信着，我凭上帝的话，便信他们终必成功。

那些拜偶像的人与拜财神的人一同在被迫害的基督徒身上寻了欢乐；可倘若公义在地上终有一天得以申明，倘若圣经不至于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使那些为承认它而受苦的人被彻底灭绝，那么总有一日，他们那不洁的欢乐要变成愁苦与哀号。那报偿之日或许还远，可近来的事情似乎显出它已近了；而它几时来到，又将是何等可怕。

在南京，日子像是以三倍的快慢飞过去，因为我同那几位欧洲同伴过得这样快活。末了，一片阴影落到这普遍的快活上。我那位朋友自我们回城以来，一直极力利用他那些光荣的伤痕，向忠王的女儿金好小姐进行他那无言的求爱，而照「他」自己想，是大有成效的。几乎每一天，金好小姐同玛丽都到府里的园子来同我们相会；从简单的「请请」、把一只手按在心口等等做起，我那位朋友不知怎的在极短的时日里学了一点中国话，他的求爱无疑由此大为得益。有一阵子事情就这样下去；可是有一个不吉的早上，这位俏公主被托带了一个小弟弟到园里去逛。照常例，在一片大灌木丛的起头处，我那位朋友同这位小姐走错了路，于是同玛丽和我分开了。

我们走得还不远，忽然府那边起了极厉害的一阵尖叫。我让玛丽随后跟来，自己尽快朝那声音跑去。快到灌木丛的尽头处，我听见一条小小的岔路上有人说话，便顺着它走，不久便查明了缘故。原来这位公主一心看着我那位朋友研习中国话，忘了她的小弟弟，把他丢给他自己去折腾；而这小人儿照小人儿素常的拗劲，立刻就去弄祸了。他不满足于在灌木丛的敞路上做泥饼、或别样老实地自娱，这倒霉的孩子在一个不祥的时刻竟觉得该去察看那条又暗又曲折的小路——我就是在那里找到他的。

近来的雨把这小小的心思所决意要探的那僻处弄成了一片泥泽；他从那里面一路蠕动着挤过去，直到到了中国特有的那种大陶缸跟前——那缸埋在地里，装着田里用的粪肥——忠王这枝最小的「橄榄枝」便一头栽了进去。头一下呛过之后，他设法把头伸出来，用他最高的调门叫起来。这场祸事的所在离府后仆人住的地方只有几百码，那声音引了好几个人的注意，他们立刻赶到那地方；我到他们中间时，他们刚把他们的小主人从那不足羡的处境里拉出来。

这位小大人被忠心的仆人们领走了，我便回去找玛丽；把她送到府里之后，我跑到灌木丛的尽头，在那里见我那位朋友同他的伴儿并坐在园中一张椅子上，对自己之外的一切泰然不知。金好小姐听了我的话大为惊恐，不单是为她弟弟，也因为这件事要把她同我那位朋友的相会弄得人人皆知。我们没有工夫作任何安排以避开这一层，因为我刚把这场不幸告诉他们，就来了两个年少的侍童找这位小姐。

到了府里，忠王夫人出来了，正监着给她儿子洗澡，预备收拾她那犯了事的女儿。两个样子格外带醋意的老妈子向这姑娘走来，她一时抓住了我那位朋友的臂。可就这一刻，必定已足以把她女儿情意的实况显给忠王那位内助；她这时便一面厉声责骂她，一面把她拖进府里去。可怜的金好哭着不见了，无疑被她那两个看守狠狠拧了几下；而那位受了委屈的「母亲」，看着自己洗净的儿子被抱在她前头进去之后，便朝我那位朋友抛下一句临去的「洋鬼子」，退了进去。

这是我在太平天国境内第一次听见有人把欧洲人叫作「洋鬼子」；忠王夫人必定是气得极了，才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我转向赖，叫道：「喂，老兄，你怎么看？」

「怎么看，」他答道；「这就是我见金好的最后一面了。」

「是的，我想大概是；可这不会太叫你难受罢？」

我那位朋友想了一刻，正正经经地对我说：「我的好老兄，我实在信我是爱那姑娘的；中国人也罢，不是中国人也罢，她是个好的、心热的人，而且——我想她也爱我；况且她很俏。你觉得她的头发怎么样？不是又长又美么？我不信哪一个英国姑娘有这样的发。她的鼻子也是直的，眼睛也极好；你不这样想么？」

「是的，这是没有疑问的；她是个很好看的姑娘；可不幸的是，你须记得她是忠王的女儿。」

「她便是马卡夏克公爵大人的女儿我也不管；她若爱我，我『一定』要再见她。」

「你同她说过爱么？」我问。

「我不能确切说我说过，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动词的中国说法；可我想我设法要说的时候，她是懂我的意思的。『我爱你』在中国话里怎么说？」

我就我所知告诉他：「我爱你。」

「卧爱尼；好，我想我记得住了；卧爱尼；是的，这够简单了；可我怎样才能再见金好去对她说呢？这才是问题。」

「倚靠中国的爱神罢，若有这么一位的话；再说，她若爱你，你总归不久会从什么路上听到她的消息；不过我得说，我对你在香港的几桩情缘还记得清清楚楚；有阿花，我们船家广东杰克的俏女儿；你忘了你当时自以为同那个晒黑了的、黑眼睛的、乱头发的『舢板女』爱得何等要死要活么？」

「哦，胡说，」我那位朋友赌气地答道，「这两个差得远呢；那时候我刚从英国来，心里满是家乡那些亲爱的姑娘，怎么会被一个中国船家女迷住。可如今我在中国这样久了，几乎忘了英国女人是什么样子；你不能否认金好是美的；你看她那张好看的小嘴、那口牙、那——」

「好了，够了，我的朋友；这位天朝丽人的妩媚不必一一数了，你分明是那位中国小神的俘虏了；不过我只问一件事：且不说得罪忠王这样一位有势力的首领的危险——他必定决不会乐意看着他女儿同你结亲，尽管他已给你做了他亲兵里的两司马——你倒愿意带一个中国妻子回英国的家去么？」

「家！」他苦苦地说；「我大概再也见不着家了；无论如何我爱那姑娘，我决意不这样轻易地舍了她；我若躲过那些可恶的妖的抬枪弹与锈矛，忠王将来说不定还愿意把女儿给我；我看太平天国的婚礼同我们的很相像；若别的都不成，那么来一场太平天国式的私奔也罢。」

「这样莽撞的事你决不可做，」我答道，其时我们正进府往自己的住处去；「我们不久就要离南京几天，等回来时，你若还是这个心思，我们再接着谈这件事，看看能做什么。」

这事之后，金好再也不被容许来见我们了，不过她还设法时不时托玛丽给那位「洋鬼子」递个话。那该死的孩子的倒霉事本会成为许多笑料之源，只可惜它把我们那些快活的散步打断了。它不但把金好弄成了囚人，还着实叫玛丽和我烦恼；因为府里年长的女眷警觉既起，便小心地看着我的未婚妻，她走到哪里都看着。我不能不承认：太平天国境内的妇女，一个个都是端庄守礼的典范；而这一回她们的看守虽颇为恼人，我对她们的敬佩却并不因此少一分。

第十三章南京的日子与长江之行（中）

在此之前，我已决意往上海走一趟，为的是尽可能查明玛丽的父亲所留遗嘱的意旨，又为的是就替南京取得粮食、欧洲军械等等作种种安排；而这些东西满清人都能从各通商口岸的欧洲人那里任意取得，虽然英国当局不顾自己所保证的中立，严禁人把同样的东西供给太平天国。动身之前，我同内政的大臣章王见了一面，他给了我若干凭照，请我把它们分给体面的欧洲人，并告知他们：南京是开放通商的。有几条外国船在做到那座城的买卖，其中就有我的朋友梅伦，他带着自己的两只老闸船。他在港时我见过他好几次；我往上海动身前不久，他已乘他所在的那条船出发，打算载一船米等货回来。

一切预备妥当要走的时候，我费了不小的气力才把我那位朋友带走；菲利普我留了下来，让他继续操练并教导兵士，也作我别的事务的代办。除了同我那位朋友的麻烦之外，我在要我船上的水手听命这件事上还遇了一桩更要紧的麻烦。这些人在我逗留期间已彻底太平天国化了，头发都蓄起来，一点也不像愿意再剃头、再戴那满清的奴隶之记。他们对太平天国恢复中国旧俗这件事已依恋到这个地步，以致我不得不请思王来，才使他们剃了头、离了南京。照常例，中国人对那条猴子尾巴或许是相当满意、相当惯了的；可他们在这件事上的国族之气一旦被唤起，便痛切地觉出那是屈辱。全船的水手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激烈地反对再披上鞑靼人的装束；有一个结实的青年人在剃头匠手下竟痛切到真像孩子一样哭起来。

末了，头发总算都剃掉了；我同玛丽分别——心里已十足打定回来便娶她为妻——又交给她一封给金好的信（那是我那位朋友从马礼逊的《华英字典》里凑出来的）；于是锚从南京那条小河泥底里它那舒服的藏身处被粗粗地拖出来；我把那些剃得发亮的脑袋赶到前后的升降索上，扯起全帆，向南京暂时告别了。

长江即便在隆冬最驯最低的时候，仍是一条浩大而急流的大川；可到夏天，它被那大山之区融雪所成的巨流涨满——它正是在远远越过西藏西界的那些大山之间发源的——它的水便带着凶猛的白沫冲出本来的河道，远远漫进两岸的地面里去。我离南京时正是这样。

行帆是谈不上的，因为那一点来的风，照水手的说法，正顶在头上。可我们的帆虽帮不了路，那沸腾的水流却帮了，而且快到每小时近五节。我有许多次顺着那壮阔的长江的胸怀漂流，四周是自然的一片美好，水手与仆人对我最轻的意思都听从，而最要紧的是，还有一位志趣相投的朋友——那时我以为再完全的快活是不可能有的了。

在这样的时刻，我常常思量太平天国这场大运动，并纳闷：我的偏护是否使我看不见它的某些缺处，从而使我同那些反对这场起事的人所叙的无数骇人与诋毁之言相左。我甚至设法说服自己：我是个傻子，我被太平天国在他们真实的品性上哄了、骗了，而那些敌对的报告是真的。可随后我又不能不觉出自己是真心盼他们好的：我知道我成为一个偏护者，是出于我确信他们事业的公义与那些可取的特质，而不是出于任何世俗的利益或诱引；而且，针对那些道听途说的不利的见证，我确实可以引一句「见便是信」，并且宁取自己的眼见与亲身的经历，而不取别人的传说——那些人里有极大一部分，连一个太平天国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没有见过，更不用说在他们自己家里、不受亚洲战争的惨状影响的时候见过。除此之外，我几乎所有的朋友与相识都完全同我一个看法，其中包括罗存德、杨格非诸位牧师以及别的传教士——他们是真见过太平天国的生活与风习的。

在长江上这样漂着，颇生出许多沉思。远离了人间大城的束缚、搅扰与烦难，暖而洁净的空气清新地吹在我们身上，我们只能想到事理的公义与道理，全然不受社会那些刻板的习俗与形式上的俗套所左右；而四周自然那活的声音——流水的潺潺、无数虫子的嗡嗡、夜里萤火虫那万千盏灯、白日里芦苇丛茂密的叶间羽色鲜艳的歌鸟那满部的合唱——都低低说出一种更好、更周全的存在之理。就社会而论，它简直可以算已经绝迹了，因为我们在那样的时候是完全孤立的：论伴侣、论意志、论权柄，只有我同我的朋友。自然，这一种生活是需要变化的；过几个月是极好；可随后人便像是要求点自然之声以外的东西，而陌生的人、新的面孔与热闹的生活这些新鲜事，便变得极其吸引人了。

说到这种生活里那些单为口腹之安的事：早上四点我们就起来；阿三带着柔顺的恭敬——或者不如说带着蛇一般的亚洲人的轻悄——送上咖啡，里头掺一点烈酒，再加一点米糕或烤面包的小早点，为的是在一个有霍乱的地方替自己壮一壮。水手们这一顿分不开的早晨的提神之物〔注一〕用过之后，我们穿着薄薄的白绸衣，被人用好多桶水淋身——那水是头一晚打来的，经过沉与冷，把长江里那些浓浊的泥粒分开，到早上把清的那一半倒出来用；随后两名壮健的中国水手便像给小马擦身一样把我们擦一遍，我们这一天就开始了。

若地方合宜而风又轻，便提着枪沿江岸走一走，同我们的船随潮前进的脚步相合，这几乎一定要给我们弄到许多肥野鸡、野鸽，以及中国夏日那许多水禽中的一些，或是种类奇特的鹬与麻鹬。往内陆更深处的树丛灌木里走一走，或许还会赏给我们几只山鹬、禾花雀之类，以及别的中国特有的美味的野味。

猎袋一满，或是太阳高得不舒服了，我们便回我们那浮着的家去，大概还从某个独自撑抬网的渔人手里买些鱼——那人在高高的芦苇丛间一小块干净的地方做活，芦苇垂在一处无潮的深潭上，那里是他正当的猎物最爱去的所在。

约上午十一点开早饭，那顿早饭是美食家的盛筵：主要的饮料是择得极好、香气袭人的茶；而主菜总是刚从这条江丰富的库里抢来的鱼。长江的鳞族啊，我该怎样歌颂你们呢？大的小的、长的短的、厚的薄的、扁的深的，一切想得到的形状与颜色，带着世上任何一处的鱼、或最受推许的珍味所可能有的一切滋味——我可以放心断言：你们是海外的海里、湖里、溪里你们那些同族所比不上的。其中居首的是那美味的鸡鱼，兼有英国鲑鱼、鲽鱼与牙鳕之长，本地人与欧洲人都一样爱它；在远处有几座城里，豪富的馋客还争着以骇人的高价买它。

鱼的残余被端走，阿三那张又热又油的脸便伸进我们的舱来，接着是那人其余的部分，小心地替他那两位仍胃口极好的主人端来一只棕黄多汁的野鸡或野鸭——那是照他所会的法子、用中国人的巧思与巧妙的香料做成的。此外还有满满的果子——橘子、梨、柚子、桃、荔枝以及中国的蜜饯——把这顿便宜而几乎可算奢侈的饭做完；而最后一件、在热的地方也并非最轻的一件，是一杯冰凉的水。

若这一天不热得难当，我们便以书消磨时光；或是我那位朋友取出他那支调子柔和的笛，同那些鸟、那些大蜻蜓以及别的会飞会爬会蠕的东西一道奏乐——这些东西都已在明亮的日光里醒来，要快活一番了。

我们倘若偶然遇上别的漂泊之人，相见便如弟兄、如同等的人；不过这是不常有的。黄浊的水急急地滚着，在烈日之下更黄，漫过岛屿、村落与耕过的田，远远漫进内地去。有时在大水之际，便在离江口五百英里之处，这条浩大的大川也还被它自己的水那闪亮的地平线四面围着。有一处，一所高房的屋顶刚刚露出水面；另一处，可以看见几株大树的树顶随着奔流的潮弯着。〔注二〕

群山紫色、朦胧而浩大地起着，白帆懒懒地拍动；高高的芦苇间，美丽的小夏鸭掠来掠去，大「婆罗门鸢」在高空盘旋，发出它们那尖利的叫声；而羽毛奇特而鲜艳的鸟则在羽状梢头的竹间不住地出入嬉戏。我们仍随着流水滑行；那水从不知名的神秘之域流来，向前流，永远流，流向外面那大洋——它已向那里流了几百个世纪，不倦不息；它还要一直流到永远。

「火来」的喊声沿甲板传过去，我们那位长辫子的厨子便恭恭敬敬地用铁钳夹着烧着的炭送来。这一天如今热得不能做事、不能说话，几乎也不能思想；潮水奔流着，我们慢慢地抽我们的雪茄，在遮阳篷下可感的阴凉里躺着，半昏半睡。

我们平平地躺在自己撒克逊人的背上，懒懒地从马尼拉雪茄上盘出一柱柱引人沉思的烟，在空中筑起我们的城堡——那城堡比两岸时时朝群山皱眉而回的那些城堡高得多，也不那么狰狞。我们做梦时腰带上有转轮手枪，手边有枪，预备好打倒走散的不留心的野鸭，或者必要时打倒凶野的、抢掠的满清兵。我们在自己的名分上是小小的王：阿三这个仆人与小子的典范，对我们主人似的点头极其恭顺地弯着腰；阿福——老大、船长、兼海盗——则柔顺地应着；因为中国人以为白人是强的，我们醒着的时候须对他们客气，便是睡着时要杀他们也罢。

我们这里没有坏气味，没有城市里那份磨损与慌乱；我们的习惯是质朴的，大半只以敞开的天为屋顶，呼吸着温带那洁净未受污的空气。

午间睡一觉——因为夜里我们须警戒那些零散的、像海盗一样的满清炮艇——随后在傍晚的凉里再去打一回猎，或者在某个僻静的村子里过几分钟；然后黄昏时开饭，同早饭差不多一样，只多了咖喇（真的咖喇，不是常见的那种只有这名目的黄糊糊的东西）、中国那许多种菜蔬中的几种，以及能干的阿三做的点心；饭后下一局棋、我的手风琴同朋友的笛合一支二重奏，再加一支香的马尼拉雪茄伴着饭后在后甲板上散步养身，这一天的乐事便结束了。

有日光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安全的；可黑夜一把它的黑斗篷铺在江上、岸上与人身上，便须极其警醒。我大抵整夜行船，又择江心而走，除一两次例外，总算躲过了清方那些「勇」与炮艇的任何大险，因为一发打得准的炮大抵就能叫他们满意了；可我有几位朋友却没有这样的运气；而我这一次的江上生涯里，便撞上了一幕我永远不能忘的惨景。

我们顺利地驶过清方管辖之地起头处的那些工事与船队之后，一天清早，在离镇江几英里之处，看见一只老闸船紧靠着江岸。因为风太小，对上行的船没有用，所以起初我对这只陌生船那本来颇为奇怪的位置并不很在意；可快到它旁边时，我吃惊地发觉那是「狐号」，我的朋友梅伦的老闸船。这时天色已相当亮，几乎同时我又看得出甲板上有人在挥一面大白旗。于是我径直朝那老闸船驶去；靠得够近时，看出那身影是一个女人，像是独自一人；又看出那船分明是弃了的，因为索具一片混乱、又被拆得残破；而且它被开上了岸，搁得高高的干在那里，船头实在伸出到陆上相当远。

我们尽可能靠近而不致触底，便在江里正对着她的横舷抛了锚；我同朋友带了武器、又带两个好手，上那老闸船去。一上去，在舷门口迎我们的是梅伦孩子的老奶妈，她正搓着手，高声念着中国妇人伤心时流行的那种特别的哀词。

一只被弃的船无论何时都给人一种令人心沮的、凄凉的感觉，至少对一个水手是如此；可我从前虽见过这样的事，便是在离最近的陆地几百英里的大洋深处也见过，却从未经历过像我的脚一踏上那老闸船甲板的那一刻那样骤然而可怕的一阵发冷。那不是老阿苏那副悲苦的样子，也不是那船本身被弃的景象，而是那空气里像是沉沉压着某种说不出的恐怖——那种不属人间的气味，或者不如说是那种人血的感觉；凡发现过屠杀之事的人都容易领会，而我却无从再加解说。

我自然先设法从那老奶妈那里打听出点什么；其时我那位朋友往船尾那老闸船的舱里去了。我还没能从阿苏那些抽噎的「唉唷唉唷」里分辨出一点实在的东西，就被他惊骇的一声叫惊动了。

「老天爷！到这儿来，呤唎，」他以极度激动那种尖锐的声调喊道。一瞬间我已到他身旁，从那被撕掉的舱顶天窗往下望。

我曾在中国那些血腥的战阵里成千的尸首中间走过；我曾沿着一条条小河——是的，连那宽阔的长江本身——慢慢行过，而那些水实在被人身可怜的残余塞住；就在不久以前，我还在从前快活的太平天国村落里走过，那时那里住的只有饿死的人、死人，以及那些还靠吃他们从前的同伴活着的可怜的食人者。这些可怕的景象我都经过了，可我望进那孤零零的舱里时所感到的那种压倒一切的恐怖，却从未有过；那舱实在是孤零零的，因为住在里面、构成那惨白一景的只有被残忍杀害者的尸身。

血染着舱壁、舱顶与家具，而那血污的舱的地板像是一整片凝住的血块。我可怜的朋友梅伦——勇者中最勇的一个——弯曲着倒在他铺位脚下，被砍得血肉模糊、形容可怖；在他上面，正作着护卫丈夫的姿势，立着他那位胸怀高贵的妻子的尸身，面目被毁得骇人、满身是伤；而那无辜的小孩则被砍开、没了气，躺在父亲身旁。我不再以这些不幸的人身上所受的伤那可怕的情形去骇我的读者；只须说一句：梅伦自己虽身中许多刀，他勇敢的妻子却实在是被砍成了碎块。

我后来经通事阿灵在那一带的查问，以及奶妈阿苏的见证——她因藏起来而免了女主人的下场——才查明：我的朋友们是被若干清方的兵同船上几个水手合伙这样残忍地杀害的。

可怜的梅伦船上带着一大笔钱，约六千英镑。在仪征，他的水手把这件事告了官府，官府便趁这机会，只要满足一下他们对一个孤身「洋鬼子」的仇恨便可以把一大笔钱装进自己口袋，于是准了一队兵去杀他。这些兵聚在一只大提蒙船上，那地方离我发现「狐号」之处极近；可「狐号」白天恰好经过他们，而且还同另一条船一道，他们的图谋便一时落空了。然而这些坏人带着真正中国式的狡诈，设法把梅伦弄进了他们杀人的掌中。在瓜洲村——那地方望得见通商口岸镇江——这中国老大（船长）编了个貌似有理的借口，说动他的主人在那里抛锚，并容他上岸去。这坏人（他实在就是梅伦妻子的父亲，而他的命从前还是他主人冒着自己的命救下来的）带着两个装成商人的兵回到船上，诡称这两位假商人急着要把一大船货运往南京，货要在上游若干路程处装上，为此他们答应付极高的运费。梅伦很不舒服，又信了他那中国岳父的话与为人，便不幸地答应回溯上游，替太平天国装那批虚构的货。就在那一夜，他的船泊得离那只提蒙船与它那些嗜血的人不远。约半夜时，那些刺客上了两只小船，划向他们的猎物。这时老闸船上那几个同谋的水手在甲板上弄出声响，大概是要把梅伦引到黑暗里来，那样做起事来比在灯亮的舱里有一支要命的转轮手枪对着他们要稳些。梅伦夫人把病着的丈夫留在下面，自己拿着一支转轮手枪跑上甲板，一见两只小船紧靠在旁，立刻向它们放了几枪。那些吼叫的野人涌上船来时，她便往下跑向她的丈夫，那些人紧紧追在后面；于是那场屠杀开始了。可怜的梅伦是在从铺上起身时被杀的，还没来得及拔那把我后来在他身下发现的半出鞘的剑。他那可怜的妻子受尽了残忍的中国人格外擅长的一切酷刑与暴行之后，死在她丈夫的身上，至死忠贞：一只臂膀环着他被砍断的脖子，另一只高高举起，像是要挡那一下她的眼在永远闭上之前已看见要落下来的打击。可怜的姑娘！我决不能忘我发现她时那被残害得可怕的样子：在她身上几乎不可能摸到一处没有伤的地方。她杀了一个凶手、又打伤了一个；那些人在岸上说她同一个「洋鬼子」一样坏（这些都是我的通事查明的）；于是他们在这个无从自卫的妇人身上报了极凶残的仇。被害的人既都杀了，那笔钱便被抢走，整只船从头到尾被劫；凡有一点价值的东西都拿走之后，水手与兵便把船开上岸，走了。那老奶妈过了一阵之后才敢从藏身处出来；我们上船时，她已在那只尸船的甲板上活了四天。

我把这场惨事的消息送到镇江之后，有一条轮船到那地方来，把「狐号」拖到银岛，在那里把那些残缺的尸身移出来，照基督教的礼安葬了。我同可怜的梅伦及他勇敢的妻子的交情便这样结束了；自那以后，我在那遥远而不祥之地的朋友，可以说都已死于刀剑、死于暴卒、或死于那地方要命的疾病了。

〔注一〕（原注：早班——上午四点至八点——的咖啡已成了这样根深蒂固而被珍视的习惯，以致我曾在一阵突来的狂风里折了大横桁，只因那时正把人从厨房的火与他们的挂钩杯那里赶出来。）

〔注二〕（原注：盛夏时构成长江的那极大的水量，未见过的人必定难以置信。因它涨得极高——约三十五英尺——水流又急，所以它全程沿途的村镇总是建在高处。）

第十三章南京的日子与长江之行（下）

上面所述那几桩野蛮的凶杀的实情，我报给了女王陛下驻镇江的领事；他同驻泊那里的炮艇的官员都看过那些尸身、也看着他们被埋了，可从来没有人向英国政府的盟邦索过一分赔偿。满清人对英国人的那种心情，这只是许许多多同样例子中的一个；而靠英国的兵器推翻太平天国的起事，要在全中国牢牢立起来的，正是这一类人。

我把船留在镇江（这时我已把它从原主手里完全买下），交给阿灵看管，自己同朋友搭一条江轮往上海去。一切事务安排定了，我便起程回南京，把赖留下看管我们合伙买下、作往太平天国都城偷越封锁之用的一只好老闸船，叫他随风顺潮尽快跟我来。我找到了玛丽的亲属，他们告诉我：曼努埃尔·拉蒙已承袭了她父亲的全部产业；他招了一支马尼拉人与葡萄牙人的洋队，带着投了清方；并且他决意要报复我同我的未婚妻。

在上海期间，我寻访了许多拥有老闸船、宁波船与别种江船的欧洲人，向他们说明同南京通商所能得的好处，说动了相当多的人去冒这个险，又把忠王给我的凭照分给了他们。我把关于取得军械、找代办、以及同上海报界中已知为公允的那一部分通信等等各样事务办定之后，便搭轮船回镇江，同行的有潘船长——我从前见过他统着那条在狼山水道水手哗变的纵帆船。我在上海遇见了他，他很愿意入股我在镇江那条船，并答应亲自驾它做南京的买卖。

到镇江、在那条旧船上住下之后，我决意把它开到运河一条支流上游约三十英里处的一个镇上去，买一船米带到南京。这个主意不久就付之实行；老大把他的人从镇江城正对面、江那一边村子里的赌馆里收拢来之后，我们便起锚了。微风轻拂、天气极好，我们快快活活地上了路，心里带着那种一想到要去访一个陌生而有意味的地方便总会生出的振奋之情。

被水流往下冲了一个多钟头，到银岛略下之处，我们到了那条小河的口，往后的路就在这条河上。我们驶进河口，便离了浩大的长江那又急又浊的水；把水手连着他们的颈套与纤绳放上岸，便沿着较静的水慢慢拉纤而上。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仙女庙镇，那是中国那一带的大商埠。从江边往内地去，整片地面都耕得极丰；而农作的样式与农舍的格局，看来比我在别处所见的都更近于英国。入眼的是大麦、小麦、黑麦与燕麦，而不是中国大半地方那没有尽头的稻田。农家附近可以看见干草堆，屋舍也都盖得又大又宽敞。这一带略有树木，野鸽极多；我同朋友亏了我们的双管枪，弄到了许多。这些鸽子同我在别国所见的都很不一样：颜色极近斑鸠，可胸与翅像金鸻；颈上又有一圈美丽的环，同林鸽相似，再加一条大黑尾，把它们那身精美的羽毛配齐了。这种鸟之鲜美，胜过我所尝过的任何别的鸟；可中国人对它们的存在毫不留意，既不设法去捉、去吃、去养，也不拿它们做别的什么。

这一带地方本可算完美，只可惜住在那里的人有缺处——或者不如说，是治它的人有恶处，因为我信中国人自己几乎是什么样的改进都能受的。我往仙女庙这一趟，格外注意到满清政府那可憎的榨取。从河口到那镇的路程虽远不足三十英里，我一路上所过的关卡却不下十五处，都设在两岸。这条河极宽，是从汉口（长江上游）运往那镇的木排的主要水路。我这一趟遇上许多木排，同排主的商人谈过，他们都痛切地抱怨关员的大肆榨取，并向我保证：按律只准设两处收税之所，可在那十五处，每一处都榨去同样数目的税——而那税本来只该交两次。

仙女庙我看是一个极大的、没有城墙的镇，是一宗极大的贸易的中心。通商口岸镇江所做的那一点买卖，全然倚仗仙女庙；而除非能说动本地的商人到前一座城去立业，镇江便永不会成为商务上很要紧的地方。

当那位极可贵的阿灵在议买米的时候，我同潘朋友往扬州府那座有城墙的城走了一趟。这座城与这一带久以妇女著名：照本地人说，她们是中国最美的。我们的见闻虽只限于两天，可就白天在乡间与城里、以及夜里在歌楼上所见的而论，我们也能持同样的看法。这里的妇女虽比河南的黑些，却一样五官端正，而且红润、结实得多。她们看来也比华南、华中寻常所见的高，眼睛也像是大些、不那么斜。

离扬州还有几里的时候，河一转，我们的船正靠近岸上一对姑娘；可她们一看见我同潘那陌生的面孔，便朝近旁一所农舍奔去，一面用她们那尖利的嗓子拼命喊「洋鬼子来」。我们那一刻正谈着扬州妇人传说中的美貌；潘满脑子装着这个题目，一下跳上岸，追那两个奔逃的人，为的是得个更近的机会，弄清她们是否格外有妩媚。我带着我的小子阿三跟我那位朋友上了岸。那两个姑娘被这「洋鬼子」追得惊慌，还没来得及一颠一颠走到屋里，就被那人截在前头了。她们那残了的脚可惜地碍了她们本来极为秀美的身段。她们的脸确是很俏，而那份惊慌又给她们动人的样子添了不少。起初潘出现在她们同她们的家之间时，她们紧抱在一处不住地叫；这时有好几个中国人拿着锄头、铁铲跑向她们，农家的狗也加进来一片震天的吠声。可那两位小姐发觉我这位朋友并不想把她们掠走，只在她们面前像法国舞蹈先生一样鞠躬作揖（自然这一层她们是不懂的）；而那些走上来的中国人又看见了我的猎枪，其中一只呲牙的狗更在两眼之间受了一块大石头的招待，把吠变成了哀叫——于是那场骚动渐渐平息了，不过这家的老父亲、以及这时露了面的老母亲，看来都远不满意。

那农家的佣工拿着锄头与别的农具——此刻一时变成了战斗的兵器——赶到场上时，潘忽然把一只手伸进上衣里怀的口袋，把他带在那里的一只小音乐盒上了弦，便把本地人那股要打的心情变成了极大的惊异与好奇。我趁这停顿之机——那些惊住了的人看着我那位朋友，心口那一带发出《英国掷弹兵》的调子，像是在看一个「菩萨」人——便叫阿三去告诉这家的家长：我们上岸是来问往扬州的路。这话像是不用水便把这老头儿那张黯淡的脸弄亮了，不过他看来仍疑我们究竟是「菩萨」人、是强盗、还是老实的行旅。这时他一个儿子显出了了不得的天分，猜出了我那位朋友的音乐的来由；后来才知道这伶俐的少年在父家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有一只旧音乐盒，是一两年前从外国人常去的镇江城弄来的，可刚要响时便因上弦过紧而弄坏了。

那两个俏女儿被她们警醒的母亲带进内室去了——我信那母亲看透了我们来访的真因，而且看来一点也不愿意让这两位天朝的妩媚去耀远方来客的眼——于是她们的父亲请我们喝茶，那只音乐盒也被取出来供众人同乐。

茶与米糕吃完、音乐盒也差不多上尽了弦、那两个从竹帘后偷看的姑娘又被我们温和的举止与那些奇异的故事十足地安抚了之后，这位老农发现他从前在广州同阿三的父亲相熟；于是我们立刻被苦留下来吃饭，而这老人本已和悦的兴致更加了一倍。

这一天过得极为安适，只是吃饭时这位中国自耕农硬要讲礼；而这份礼既要用他自己的筷子从菜碗里捞起肉块、再小心地把那些肉块安放到客人的碗里，那便不十分叫人愉快了。

将近傍晚时，我们得了一喜：那两个年轻的女子到我们所在的正房里来做各样事。吃饭时那几小杯米酒是否使她们的父亲在家规上异常松了手，我不敢说；可他确实把女儿们叫到自己跟前，而且实在容她们被外客看、也容她们回看，又容她们听那些别国的奇闻——而这些奇闻，凡我的中国话不够用的地方，阿三都大大地加了工。

使我十足意外的是：我们正要动身的时候，阿三求我给他五十元，从他工钱里扣，因为他想买我们主人家的小女儿！原来这位老先生或是因想起同我们仆人的父亲那份交情而暖了心，或是被阿三这狡猾的人自己的口才说得以为他很有身分、很有钱财，又见他同欧洲人在一处（而中国人总以为欧洲人身上多得压不住的是银元），便提出把女儿许给他为妻，身价五十元。我不肯做这桩交易的一方，所以阿三只好没有新娘便走了，不过他许下：几时存够她的身价便回来要她。我同这位农人与他一家告别，心里比以前更盼我那些太平天国朋友得胜——他们在自己境内已废了这种买卖妇女与以妇女为奴的事，而且上帝若容，还要在全国都这样做。

回到仙女庙，我见忠心的阿灵已把那船米弄到手、装上了我们的船。于是我们立刻起程回南京，择了走运河的路——这条路要把我们带到瓜洲入长江，那地方在镇江上游几英里。

把水手们放上摇橹（摇橹作「八」字形的运动，照同螺旋推进器一样的道理推船前进），靠这些大橹，我们的船不久便被推出仙女庙、进了运河。这件古时的宏伟工程，有约五百五十英里是人工开成的。起初在这长度的几乎全程里，它两侧都用大理石砌成，一律宽一百五十英尺以上，深不下二十五英尺。可自满清征服中国以来，这件大工程被可叹地荒废了，许多处石砌的两侧已经看不见。在杭州（浙江省城，运河在那里通入杭州湾的水）与临清城（运河在那里接上白河的一条支流，又往上延约一百八十英里到中国的都城北京）之间，时时有一段运河已不能行船；而水闸既被荒废，便冲垮了筑起的堤岸、淹了四周的地面。这件浩大的工程是约六百年前忽必烈汗——元朝即蒙古朝的第一位皇帝——所成，用意是从运河所经的江苏、山东与浙江那些富饶之省，去供应贫瘠的直隶省（都城就在那一省）。

不单是运河，一切别的技艺、古迹与制造之物，都被满清朝代损坏了、容它们败落下去。满清虽自称是从中国被本土的明朝第一位皇帝在一三六六年逐出去的那些蒙古逃亡王公传下来的，可他们对中国在物质上或道德上的昌盛所做的事，比蒙古人少得多。在蒙古一代，许多于公众有益、有改进之功的大工程被保全了，又有别的被造出来；可自满清一代起，中国在她那古老文明的每一个方面都严重地退坏了。满清的征服者在今日明明是在吸这个民族的血，虽然他们已据有两百年之久；他们对改进或造福于百姓丝毫不显出愿意，只是一味去掠夺。他们像是被这样一个认识所驱使：他们的治世只是一时之事；因此便反着自由与改进而治，以使这一时尽可能长些。他们已证明自己是无与并比的毁坏者，而绝对什么也没有造出来。凡有心智有教养的中国人都说满清的朝代不能长久；便连这个政府本身最高的官员，也向上一次英国使华团的成员说过同样的话。太平天国若不是信了基督教，中国便要如一人那样起来归到他们的旗下；这场革命若不像是会妨碍英国的「赔款」与鸦片买卖，它便会成；而英国若不插手，中国的困苦便早已因朝代的更替而得了缓解——而这更替的必要，是一天比一天更明显了。

中国在满清治下唯一的进展，是最近一个世纪里人口的迅速增长。征服之后一百多年间，那减少人口的影响一直全力持续着。成千的中国人迁往台湾、海南、西藏、交趾支那、阿瓦、暹罗、苗人之地以及别的独立的部族之地；又有许多千人死于刀剑，而死于饥荒的更多——在那个人口稠密、耕作又极密的国家里，饥荒是战争无从避免、也最致命的伴侣。可自中国人习惯了鞑靼之轭以来，即约十八世纪中叶以来，人口便一直照马尔萨斯那二十五年翻一倍的比率增着。然而据估计，这样巨大的增长也只不过把满清入寇之前这片土地所养的人数还给了它。这个结论是依最平和的数据作出的；不过照马尔萨斯自己所说：「这个探究里更难、也更有意味的那一部分，是去寻出那些止住它继续前进的直接原因。」太平天国革命所损的人命或许是一个原因，因为战争是否正是那些注定要阻住生育之力的法门之一，是一个可争的问题。不过这一层该由那些以这类学理为专研的人去考虑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中国人口的大增已经停止；而显然可见：既已是每平方英里三百人以上，这片土地便再养不起它儿女的进一步繁衍了。

中国人口的增长，看来是满清朝代得以延续的另一个可能的敌人。民间的人数既又满了，那一切对鞑靼人的旧恨——对他那留辫的奴役之记、对榨取、对把官位垄断、对压迫等等——自然要呈出更可怕的形势。生计的门路也更没有把握，而因饥荒而起的骚乱已更频、更带威胁；穷下去的百姓自然要转过来对着这个政府，因为他们的困苦，正是这个政府的榨取出了不小的一分力才造成的。不满的人数不断增多，而这个政府——或者不如说这些满清的征服者——的无能与贪污，在他们眼里也日见明白。

有一件奇特的事实：鞑靼人从来没有同中国人融合；而到今天，凭他们那「旗人」八族的编制，他们同他们第一位皇帝在位时一样分明有别。「八旗」的满清兵驻着中国每一座要紧的城池，满清的官员掌着每一处兵权；可我从未遇见一个中国人肯认同他们有亲族之谊，也从未遇见一个不因人家这样设想而自觉受了侮辱的。

无论其缘由是爱国、是饥荒、是人口的增长、还是这个政府的榨取与压迫，有一点是确定的：在此刻〔注一〕，中国人对他们的统治者异常地不满；而且除太平天国这场运动之外，十八省里每一省都另有分明的叛乱在进行。

满清政府一般都公认是无望地横暴、残忍而彻底贪污的；人们还相信：他们一向反对、并且照他们那套制度不得不反对基督教与近世的文明。摆着这一切事实，谁若竟敢信满清鞑靼的朝代能够久存、或是存心替他们的事业撑腰而使自己落了罪，那人必定要么是极聪明、要么是极糊涂了。英国政府近来的插手，大概只想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究竟是一个真心唯利是图的动机、还是一个真心要使满清朝代永存的愿望更为邪恶，至少是可疑的。

〔注一〕（原注：一八六五年之初。）

第十四章宁波之变与「中立」的真相（上）

一八六一年的太平天国革命——官方的来往文书——对它的检视——中立的表白——如何施行——迪尤舰长的解释——太平天国的抗辩——英国敌意的缘由——卜鲁斯先生的断语——卜鲁斯先生的第二篇公文——卜鲁斯先生的难处——他的前后不一——第三号公文——自相矛盾的说法——太平天国逼近宁波——同太平天国首领的会见——休利特先生同「方」的会见——黄将军的来文——「方」将军的来文——宁波被攻下——英国的干涉——太平天国的节制——公然开战——宾厄姆舰长的来文——太平天国的答复——宾厄姆舰长的再答。

要对一八六一年底太平天国革命的处境作一个公道的评判，便须把其中各方的政治关系略加检视：从长江之行同太平天国订的中立之约被批准（由何伯司令）之时，到一八六二年初对他们实际开战之时。

下面对官方来往文书的检视（据一八六一年的《关于中国叛乱的文件》蓝皮书），可使各党各派的人、无论偏护的或公允的，对英国在中国的方略有一个看法。

何伯司令在他们的都城里，照额尔金勋爵给他的训令向太平天国当局作了那些郑重的不干涉的保证之后，整整三十六天，他一听说乍浦被攻下，便写下了下面这道命令，日期是女王陛下军舰「哨探号」，长崎，五月八日，给女王陛下军舰「交锋号」的迪尤舰长：

「你还须同叛军的首领通信，向他指明：攻下并毁坏宁波城，于英国的贸易以及一般外国人的贸易都极为有害；因此你要他停止对那座城的一切敌对举动；而你不必自承非用武力不可，只须提醒他去年在上海所发生之事，以及倘若你发觉自己不得不助守那地方，他便无从攻下那地方；你并可加一句：这条路你是不愿取的，因为那会使你对太平天国全体处于敌对的地位，『而我们是不愿同他们争吵的』。」

这篇公文里，司令说他不「愿同」太平天国「争吵」；可他却违背自己的保证、违背他「持『严守中立』的态度」的命令，自命为他们用兵的主宰——而那些用兵在他们驱逐满清之际是无从避免的，于他们的自保、总的利益与军人的荣誉都是必需的——他又插在交战两方同他们天然的权利之间；随后他接着说：

「你到宁波之后还须立刻同中国的官府通信，以查明他们抵抗的手段如何、得手的可能如何；你若发觉他们肯听劝告，便须向他们指出情形所使之为宜的那些措置，『并须尽一切之力去阻碍叛众攻下那座城』……」

这时候英国的国家信义不但已许下了中立之路，司令的行事还同他的训令正相反。

卜鲁斯先生在此之前一段时候就这件事写给罗塞尔勋爵的一篇公文——日期是一八六一年一月三日，天津——里说：

「不过我已训令辛克莱先生」（驻宁波领事）「不要承担守城之事，而在它受攻时『把他的努力限于』作一番『调停』，使那地方免成抢掠与屠杀之场。」

卜鲁斯先生在就同一件事给何伯司令的公文里写道：

「我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去保护宁波城不受起事者之攻……」

他给驻宁波领事的训令里说：

「不过我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对宁波城给予任何军事上的保护、或对起事者采取任何积极的举动……你的措辞应当是：『我们不参与』这场内战，不过我们要求两方都不得加害我们、扰我们……」

这些中立的「表白」得了英国政府下面这样的认可：

罗塞尔勋爵致卜鲁斯先生。

「外务部，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先生：关于叛军可能攻打宁波之事，阁下给辛克莱领事的训令——如阁下一月三日的公文所报——女王陛下的政府予以批准。

敬此等，

（署名）罗塞尔。」

那么何伯司令要「尽一切之力去阻碍」太平天国「攻下」宁波这件事，除了解作英国政府密令的结果之外，还能怎样解释呢？因为若设想这位司令竟敢同公开的命令正相反地行事、或是既这样行了而他的违命竟还得着他那条「尽一切之力阻碍」的方略所得的那种无条件的批准，那实在是荒唐的。

何伯司令在同那篇「尽一切之力阻碍」的公文同一日期给卜鲁斯先生的公文里，详述他的打算时写道：

「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宁波于『我们的贸易』之要紧是无可疑的；所以阁下若认为为它的安全而准许用武力干涉为宜，请阁下直接同迪尤舰长通信……」

由此看来，一位英国的司令竟会自以为有理由把本国政府的命令、他自己的保证以及国家的荣誉，看作次于「我们的贸易」所生的一时之利。罗塞尔勋爵收到司令那篇「尽一切之力阻碍」的公文之后，这样训令卜鲁斯先生：

「本人已收到……何伯海军中将五月八日致阁下之函的抄本，内述他为守宁波所采的措置……本人已令海军部回复，告以本人的意见是何伯海军中将的措置应予批准。……『不过阁下须明白：女王陛下的政府不愿在任何情形下对叛众用武，除非是为实在保护英国臣民的生命财产。』」

这里又把中立的表白重说了一遍，可同时又批准了司令那条敌对的方略。其时，面对着这些「守中立」的明白命令，何伯司令却这样对乍浦的太平天国统将发话：

「英国驻华海军统帅、巴斯三等勋爵士詹姆斯·何伯海军中将，向统乍浦太平天国军队之将军作如下之通告：

「一、本人得报：阁下麾下的队伍近来攻下了乍浦镇，而他们那一面有进逼宁波之意。

「二、因攻下宁波于英国的『贸易』以及一般外国人的贸易都极为有害，本人请阁下停止向那座城推进到两天行程之内。

「三、本人这些愿望若被置之不顾——本人诚愿不至如此，因为要本人把兵力摆到对太平天国敌对的地位上，是本人极为痛惜的，『我们是愿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的』——本人便可能不得不助守宁波；到那时，阁下那一面成功之无望，本人几乎不必再向阁下指明，而去年上海所发生之事，在阁下的记忆里还是新的。

（署名）迪尤　舰长

「交锋号」，一八六一年六月十一日。」

这篇公文里，太平天国的将军被威吓所辱；又以一种不像男子的口气提到上海；太平天国若攻下那些据有之于他们事业的成功最为必需的城池，便以敌对的态度相威胁——然而与此同时，却又表白愿「保持友好关系」！

一八六一年八月八日，在他的属下与何伯司令对中立作了那样奇特的解释之后，罗塞尔伯爵给卜鲁斯先生下了下面这道命令：

「女王陛下的政府愿在中国交战的两方之间守中立，如他们至今所行的那样。英国臣民若被任何一方拿作俘虏，阁下须尽力救他们免于受刑或死刑；除此之外，阁下须『对这场内战的一切不加干涉』。」〔注一〕

想一想一八六〇年上海城前的那场屠杀，想一想随后对何伯司令敌对之意的批准，再数一数我们那些中立的保证被间接违背的种种方式，这篇公文便不须任何评注了。

为成全本国政府那个愿望——即守中立，「『如他们至今所行的那样』」——迪尤舰长把他所能给的一切帮助都给了宁波那些满清的守卫者；除了替那座城拟出八套抵御太平天国的计划〔注二〕之外，照卜鲁斯先生说：

「他还配了十二尊重炮，连着炮架等等，装到城墙上去。」

同一篇公文里，卜鲁斯先生又说：〔注三〕

「迪尤舰长因急于救宁波城，所做的已超出他严格说来所有权做的……」

我们不得不信：这样装配重炮、守卫中国城池，正是女王陛下的政府「至今」所守的那种中立的一部分；而照他们的看法，这还是对那道命令——即「除了替英国的俘虏求情之外，我们的官员须对这场内战的『一切』不加干涉」——的正确解释！

迪尤舰长对这道命令的下一次解释，采取了对太平天国的关卡作一次海盗式壮举的形式。太平天国占了产丝各区同上海之间那片地面之后，便有欧洲人被派去看管在内河往来的丝船，每一只载着贵重货的船上派一个人，为的是把它当作外国财产带过太平天国的境域。麦华陀领事在给迪尤舰长的一篇公文里写道：〔注四〕

「其结果是：外国的押运人不带护照便往内地去，又把一批不负责任的水手引进这个地方……这种情形的结果不会是好的……凡往内地去的人所须怕的『主要』危险，并不那么出自叛众本身的举动，而是出自『清方队伍』榨钱抢掠的习性，以及不法乡民的小偷小摸式的袭扰……这两种劫掠者都可以凭女王陛下的炮艇按期巡视而受到很好的约束……阁下若赞成这个办法，本人建议阁下在今后几日之内派一只炮艇上去……」

迪尤舰长既赞成了这个「办法」，我们且看他做了什么。他不去留意麦华陀领事所指出的那「主要危险」即「两种劫掠者」，这位舰长却照《中国之友报》所载，在六月中旬前后忙着下面这桩海盗式的暴行：

「有十六只船载着成包的丝与蚕茧，由几个欧洲人押着，属于上海的几家欧洲行号，正经过芦墟的一处太平天国关卡——那地方在上海的黄浦江上游若干路程处。船被拦下，人家索一笔不重的税，每包丝四元。属于其中两家行号的船交了税，继续航行；可属于上海亚当森洋行的船的押运人不肯交，于是人家告诉他：税不交便不能走，船与那些丝包因此被扣住了。这件事被解成一桩『凶暴的海盗行为』，于是「焰火号」与迪尤舰长往芦墟去索还。那一带的太平天国长官作了解说，却无用；人家以炮轰相威胁，硬要无条件交还那些丝；于是船与丝包交给了迪尤舰长；可因为少了几件小火器，迪尤舰长便把那关卡的炮据了去，又抓了几名关上的差役带走，要押着他们，直到船上失去的火器交还为止。那一带的长官名叫万，为这桩暴行写给上海当局的那封信是庄重而能忍让的；我们若照它所表的精神行事，倒是好的。以上这些只是我们所自称的中立的几个例子；可是别的还发生过许多。」

下面是太平天国首领万就此事所写的信里的几段：

「本官查得：贵商人所失的丝等物，是因他设法闯过关卡、『逃避』纳税而被扣作税课的；他因此被拿住。故贵处说他被劫，是全无根据的。

「立下天朝的真圣主，又『凡地方平定之处都设了关卡』；照他的法令，一切过关的商人都须交『正税』。『而贵商人竟敢强行闯过、逃避纳税；贵处』又到此地来生事『并把钱榨回去』，这样的行事是全然不合于礼的……

「专此一函。」

其时，首席的外交家卜鲁斯先生既无从用别的法子替这日见增长的侵犯辩解，便猛烈地攻击太平天国的教义与民政。在一篇日期为「北京，一八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的致罗塞尔勋爵的公文里〔注五〕，他竟自作主张地说（对杨格非、艾约瑟、麦都思、慕维廉、理雅各诸位牧师那些有价值的见证，他是极其不以为意，或者不如说置之不顾的）：

「『一切』各等观察者的见证似乎都是一致的：既一致于这场起事破坏的性质，也一致于它所依的那套迷信之渎神与不道德的品性。」

卜鲁斯先生以及同意他的人，竟敢把「我们的」圣经称作那所谓「渎神而不道德的迷信」么？——因为太平天国的信仰正是立在那上面、而且唯独立在那上面的。下面摘自同一篇公文以及另外两篇的几段，既已蒙女王陛下的政府批准，便含着对付太平天国所取之路的一副完整的钥匙，并把一条从虚假的前提推出、建在对原则的彻底违背之上的方略和盘托出。所论的这三篇公文是：一、卜鲁斯先生致罗塞尔勋爵，一八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二、卜鲁斯先生致何伯海军中将爵士，北京，六月十六日；三、何伯海军中将爵士复卜鲁斯先生，日期是「威严号」，香港，七月十一日。第一号公文说：

「在附上的致詹姆斯·何伯爵士的函里——本人请阁下注意此函——本人已详述这场起事的进展使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所冒的那些危险……我们长久的利益是『贸易』的利益，而贸易的兴旺同秩序与安宁相连。此外，我们还有『一重出于那些赔款的一时之利』，那赔款是要从海关的税收里付的，而这又同前者密切相连。

「这些利益若使口岸落到叛众手里，将成什么样子呢？」

这里我们见到了英国敌视太平天国的真正缘由。并不是我们的政府怕太平天国攻下通商口岸会使通商的「利益」受损——决不是；而是他们怕那「出于赔款的一时之利」必定要落空。他们心里十分清楚——第三号公文里的一段引文可以证明——太平天国从未害过我们的贸易；他们知道，口岸被攻下虽「可能」引起一时的停滞，可来取那些口岸的人是以基督里的「弟兄」身分而来，最后还会在全国立起一种自由而普遍的商务；可他们也知道：太平天国的成功会危及他们的生存，因为那要断了上一次无谓而侵略的对华战争的赔款，又要把那从下贱的鸦片买卖里得来的巨大岁入一扫而去。

同一篇公文里，卜鲁斯先生以他惯有的敏锐，把他那串谬误断语的三段论收了尾——「这场起事的性质是破坏的」，它的宗教是「渎神而不道德的」；起事的人能够攻下清方的城池，所以通商口岸的「商务的兴旺」与那「一时之利」都要因太平天国的成功而毁掉——其词如下：

「依本人之见，这支兵里远为大多数人的动机，是想靠富人与勤劳者的掠物过活、想掠走妇女、想过一种时而冒险时而放荡的生活，对太平天国的事业并无多少情意……所以本人看不出上海、宁波这样的侨居社会免于毁灭的指望有多少……这些口岸商务的兴旺要受一个致命的打击……海关的收入要减下去；而我们依北京条约所应得的那一份税课」（即赔款），「要从他们减下的收入里收到手，除了用武力便别无他法。」

那么我愚意以为：这些关于赔款的忧虑既因宁波被攻下与太平天国的迅速得手而被证实，便引出了英国参与中国这场自相屠杀的战争。倘若卜鲁斯先生以上面所引那些话意在劝本国政府去助清方——而那些话是不容任何别的解释的——那么这位出色而前后一致的政治家，怎样把它们同他仅仅几个月前所表的对任何此类方略的强烈不赞成调和起来呢？——那段话我在前面一章已经引过：

「再没有一条路比这样做更能降低我国的声名了：把我们实在的支持借给一个政府，而这个政府官吏的贪污只被它自己的虚弱约束着。」

卜鲁斯先生先说：英国所能选的最坏的方略便是插手去对付太平天国；随后他又宣称：我们若不插手，「要收到」赔款、要享贸易，「除了用武力便别无他法」。「现在的」英国政府竟觉得该采卜鲁斯先生所指的那条自取灭亡之路；而如今它已亲历了那个事实：「再没有一条路比这样做更能降低我国的声名。」卜鲁斯先生——或者不如说卜鲁斯爵士——最后的见证，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巴斯三等勋位的李泰国的见证，所谓英中船队的前统帅、皇家海军的阿思本舰长的见证，以及凡对这个题目稍有机会知道一点什么的人的见证，都一致承认从前对太平天国所行那条方略之恶；并且都说：满清政府尽管它的存在全亏英国人之助，却已彻底回到它的闭锁、它对条约义务的规避、以及它对那些把它从灭亡里救出来的「外夷」的仇恨去了。

现在我们且来看第二号公文，那是卜鲁斯先生给何伯司令的，它为英国插手所依的虚假原则提供了进一步的凭据：

「政府不久便会得着那些记述……即叛众所订的『十二个月』之内不攻上海之约，以及相应的保证——『倘若我们在江上通商不受扰』，我们的『愿望』与『意图』便是在中国目前这场内战里保持『中立』……

「女王陛下的政府大概『目前』不会对清廷给予积极的帮助，一是因为我们已向起事者给了中立的保证，二是因为任何这样的干涉十九要引出严重而无从限定的后果。」

那「目前」二字是什么意思，读一读下面这一段便可看出；这一段恰恰描出了英国政府不久之后便采取的那个办法，而那正是对「我们已向起事者给的那些中立的保证」的直接违背：

「还有一条路可以考虑，即把那些开放的口岸、或其中主要的几个置于我们的保护与护卫之下，并宣布：叛众若对它们有任何攻击，我们便以武力击退。『顾及我们依条约对这些口岸贸易所生的税收有一重利益，而这一重——我们赔款唯一的来源——若这些口岸被攻、被夺，便要大为减少，若非完全毁掉』……本人以为，为这样一条路辩解，可以真实地说：它是护卫我们利益的最好法门……不过这条路也并非没有难处。起事者自然要反对说：我们既把这些地方的税收与政事留在清方手里，那么我们实在是在助清方。」

这个结论是对的；因为要夺据通商口岸而又不「实在助清方」，是这样地不可能，以致后来索性把面具摘下，公然向太平天国开战了。所要提到的唯一的「难处」——而这一点实在几乎还算得上卜鲁斯先生良心的一点可取之处——便是英国已许下了相反的方略这个事实；可须记得：使她必须照那方略行事的唯一纽带，只是公义与荣誉的纽带，而违背它的强烈诱惑却是现成的；还须记得：能够看出自己国家的商务利益怎样才可得着最好的照顾，并不是每一位大臣的福分。

「对此我们应当答道：我们是在行自卫的正当权利以护卫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我们若在这样做时不得不限制起事者交战的『权利』，『其因』要在他们所行的那场战争的冷酷性质里去找。」

这个借口是英国内阁替它背信所给的主要借口；可照上面已说过的，「其因」必须被看作全然虚假。

不过，即便我们姑且承认那假定的「他们所行的那场战争的冷酷性质」，当人人公认清方一样冷酷、若不是更冷酷的时候，我们凭什么权利便「不得不限制起事者交战的权利」呢？况且，英国政府曾设法限制美国南北任何一方交战的权利么？然而那一方也够冷酷了，而棉花的买卖也受了损。那些无顾忌的人，凡在可以无虞时便要替毁灭半开化之民辩解的，或许会说这两件事不能相比；然而唯一的分别只是：同美国我们有条约容英国人到处居住通商，而在中国条约把居住与通商限于某些地方。不干涉的原则用在这一国同用在那一国是一样有力的；而且太平天国从来没有、也不会设法去封锁任何有欧洲人居住的口岸的贸易。在美国，交战的哪一方曾这样顾过外国的利益呢？

接着看第二号公文，卜鲁斯先生又说：

「政府无疑想听阁下说一说：单凭一支海军之力能否成功地攻下南京。」……

这篇公文在不赞成对太平天国作任何局部的敌对举动之后，接着说：

「而在另一面，倘若我们因某种偶然之事而失了把我们的相助『作一桩交易』去同清廷讲的能力，我们便要失掉一个大好的机会，不能把我们同皇帝的关系摆在一个如意的基础上。……我们在两方之间保持一种不偏的态度愈久，他们便愈愿意为我们的友谊与支持『出更高的价』。」

写得出这几句可嘉的句子的人，本可以做威尼斯里亚尔托交易所一位极老练的常客！这篇公文写于一八六一年六月十六日；七个月之内，何伯司令便对太平天国动手公然开战，而这同他本国政府现行的守中立的命令正相违背；而九个月之内，英国政府便采取了那条「把开放的口岸置于我们保护之下」的方略，并以对起事者进行一场有常规而从未公开宣布的战争，违背了一切中立的保证。

下面是第三号公文里最要紧的几段。它们明说我们的「商务利益」「不会」因叛众的举动而受损，又说贸易「并没有」被他们害过——虽然那贸易完全在他们掌握之中。

何伯司令在不赞成对南京作任何攻击之后说：

「只要南京仍是政府所在之地，太平天国的当局便容我们容易接近；而就我们这短短的往来所给的经验看，我以为我们大有指望在他们那里取得足够的影响，使我们能够办成『凡对我们商务利益必需的一切事』，便连使他们终于不再扰犯各领事口岸也办得到。

「还有一点是明白的：我们同他们争吵是划不来的，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把上海全部的贸易止住』，而上海的贸易目前远是中国贸易中最大的一部分。」

再没有比这一番承认更切题的了：太平天国并没有有害地影响我们通商的利益；可鸦片买卖与赔款「确是」受了威胁，而为救这两者，那些通商口岸便被守着以拒那些得胜的志士。

罗塞尔伯爵在复上面所引那三篇公文时写道：

「本人须告知阁下：女王陛下的政府同意何伯司令的看法，以攻打南京为极不明智；不过『倘若』中国人」（指满清）「肯答应不把那些口岸用于侵略的目的，守卫条约口岸便『可能』是合宜的。」

〔注一〕（原注：见蓝皮书第四十六页。）

〔注二〕（原注：见蓝皮书第五十页。）

〔注三〕（原注：见蓝皮书第六十四页。）

〔注四〕（原注：见蓝皮书第五十页。）

〔注五〕（原注：见蓝皮书第五十一页。）

第十四章宁波之变与「中立」的真相（中）

于此可见：罗塞尔勋爵并没有授权去守卫通商口岸，便是「『倘若』中国人（指满清）肯答应不把那些口岸用于侵略的目的」也没有；因为他只含糊地说：满清政府那一面若有这样的举动，守卫那些口岸「便『可能』是合宜的」。然而这个两可的建议既在那个先决条件未被履行时便不能成为一道绝对的命令，英国在中国的官员却照着行事，像是罗塞尔勋爵在清方那交战的一方应许了那条附带之款以后，便已断然「命令」以兵占据那些口岸；而要等到对太平天国有计划地开战、公然违背了屡次保证的中立「以后」，那位外务大臣才公开地为这些举动授了权。

何伯司令宣称：同太平天国「凡对我们商务利益『必需』的」「一切事」都办得成，便连要他们避开通商口岸也办得成。他无疑是说对了。太平天国从未害过贸易；那些口岸若被定为中立之地，他们本来也不会去扰犯；可那些口岸既成了敌人主要的仓储之所，自然便逼得他们去设法把它们取到手。

英国那支把长江开放通商的远行队的首领同太平天国当局订立那项中立的协议或条约时，巴夏礼先生报道：

「不过他们想知道：司令将以何种方式运用他的影响，以防他们被清方从上海出来攻打；并想知道可否容他们的一位官长到上海去，看看在这件事上作了什么安排。」

那样的安排一次也没有作过，而太平天国却正是依着那个「条件」才答应「一年」之内不去攻取上海的。到他们终于被逼得去攻敌人那座真正的城堡时，他们如实地给出了这个理由：

「倘若上海与吴淞没有妖（满清）的兵，忠王与侍王断不会想派兵去取那两处地方。」

七月二十八日，英国驻上海领事给卜鲁斯先生写道：

「清方的权力所及，不出上海四围五十至六十英里之内；而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设想他们将来能把叛众赶出那个界限之外……唯有外国的军队驻在这座城里，才使这里的官府免于被径直逐走。可叛众若被容许占据此地，紧邻我们的地面便要立刻落到叛众阵线之外所有的那种可悲的无政府状态里；本地的居民必定要不见了，产业要可叹地跌坏。」……

卜鲁斯先生在向罗塞尔勋爵提到这篇公文时说：

「阁下想必注意到他说：上海被攻下要于这个口岸商务的兴旺是致命的。在我看来，贸易竟还能继续，倒是一桩可诧异的事……丝的出口在一八六〇年六月至一八六一年六月之间，尽管有这些不利，却达到了八万五千包。」

紧接着这话，我们便看见卜鲁斯先生作证说：太平天国「在任何地方得手，都伴着那地方的彻底『毁灭』」！何伯司令承认起事者把上海的贸易——「远是中国贸易中最大的一部分」——完全握在手里，却「没有」把它止住；麦华陀先生（上海领事）宣称「五十至六十英里」以内的整片地面都在太平天国管辖之下；而卜鲁斯先生又提到从各产丝之区出口的丝数极大——而照他说，丝在那些区里是遭了「彻底毁灭」的！如今，常识不妨问一问：这片被彻底毁掉的地方、这种「可悲的无政府状态」、这些「必定不见了的本地居民」、这些「可叹地跌坏的产业」，怎么能在一八六一年一年里产出八万八千一百一十二包丝呢？这个数目，除一次例外，是中国一年里「从来」出口最多的。那些产丝之区完全在太平天国手里，每一包都是过他们的手的。看一看那张统计表〔注一〕，便可使最存疑的人也信服：太平天国实在使这宗宝贵的贸易「增加」了；而自他们被逐出产丝各区以来，这项货物的出产与出口「已减了一半以上」。

关于卜鲁斯先生在政治上的道德，还有一件事要说。一八六一年初，他正式说过：

「依我看来，参与这场冲突并无必要；不过我们在上海实在的利益使我们有理由坚持使它免受攻击，『直到』起事者已充分立起他们的优势、使我们可以认为中国那一部分的争斗已经结束为止。到那时候，城里的居民便会十分愿意承认这个新的政权，而官吏的权柄不须一仗便要倒掉。」

然而照麦华陀领事那篇公文的几段看，这个「『直到』」既已因太平天国的优势完全立定而来到，卜鲁斯先生却说也奇怪地忘了他仅仅几个月前的那番宣言。

太平天国在接连攻下绍兴、奉化、余姚与慈溪几座要紧的城池之后，终于在宁波同英国的官员碰上了。他们既已占了长江以南浙江、江苏两省的每一部分——只有上海、宁波、镇江三个通商口岸在外——那么无论为保他们已得之地、还是为推进他们的事业，都不得不向这几座城推进，因为这几座城已成了敌人的坚垒。他们逼近宁波时，英、法、美三国的代表开了一次会。这次会议的正式报告说：

「兹已议定：下述署名者〔注二〕于今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乘女王陛下炮艇「茶隼号」前往叛军总部……并在得与起事者的首领会见之后，以口头并书面向他们传达下面这件话：

「『一、下述署名者『不参与』这场内战，不过他们要求两方都不得加害他们、扰他们。』」……

这一次新的中立的保证，连同关于即将到来的占据宁波、外国租界、以及欧洲侨民的生命财产的另外三条，都给了在余姚与奉化的太平天国将领。这次通告的结果再令人满意不过。下面几段摘自休利特先生（领事馆通事）对同太平天国首领会见的记述：

「我们一上来便把此行的目的告知黄（余姚的统将）」，他对此「予以无条件的同意；『不过』，他又说，『倘若官吏抵抗，而我须攻打宁波，那么留在城里的贵国人，我不能保他们的性命。若不然，我必尽我所能防他们被扰，并要立刻把我部下任何敢去扰他们的人斩首。』

「他向我们保证：他的愿望是同外国人和好，『他是急于同他们开通贸易的』；他说我们同他们一样敬拜同一位上帝、同一位耶稣，并称我们为『外兄弟』——『即他们的洋兄弟』。

「他对攻打宁波必定得手，看来毫不怀疑。

「四面都有人急切地打听外国的火器，他们看来所有的极少——这个缺处，若他们遇上胆子大到敢同他们对阵的队伍，是会被充分觉出来的。」

这一段很可以解释后来戈登少校以及别的队伍——他们备足了英国的大炮、炮弹、来复枪等等——对军械极差的太平天国所得的那些胜利。

「就人命而论，叛众在攻取余姚时看来是忍让地用了他们的机会；我们所见的尸首极少，而其中有些，照人告诉我们的，『还是他们自己那些抢掠纵火时被拿住的人』。

「黄告知我们：另有一支队伍，也在侍王之令下，由一个名叫方的人统领——那人同他品级相等——正从奉化即西南方向逼近宁波；于是我们在本月二日星期一清早溯那条支流而上，发现那些起事者扎营在一处叫白杜的地方，离宁波只有十英里。」

下面这段休利特先生同方会见的记述，值得极大的注意；因为它证明了可怜的太平天国那份恳切的愿望：要同他们「洋兄弟」的一切国家处于友好、甚至弟兄的地位；也证明了英国官员「凡合理的」愿望本都是会被依从的。

「我们立刻上岸，同那位首领方通了话；他是个只有二十五岁的人，广西人。我们赶忙向他说明：他的队伍若攻下宁波，贸易必定要受重大的损害，外国的利益也要因此受损；此外，外国的生命财产还有实在不小的危险要怕，一是出自他自己队伍里那些不法之徒，二是同样出自宁波那些不驯的广东人与泉州人之众——那些人时时在找一个不分青红地抢掠的机会。我们末了极力劝他不要向宁波推进。

「对我们这两点反对，方的回答是向我们保证：他们一派极愿同外国人和好，因为外国人实在无非就是他们的弟兄，既然两下都敬拜一位上帝、一位耶稣；至于贸易，那是会照旧容它进行的；他又请我们对本国人的身家财产尽可放心，谁若扰犯他们，立刻斩首。『他们的目的既是推翻现在的朝代，便不能容宁波留在清方手里。』

「我们费了气力才说动方把攻打宁波之事推迟一个礼拜；他说，倘若我们不来说这一句，再过一天他就到那里了。

「人不能不被这位年少的首领的恳切与显然的诚意打动。他一面看得清他所从事的这桩事业所带的危险，一面又像是确信：上天的扶助必要把他们带过一切难处；而有这样的扶助，他们必定要得胜。他告诉我们：几乎全省已在他们手里，或者不久便要在他们手里；而省城杭州也要陷落，『只等上天看着合宜，把它交到他们手里』。」

黄将军对外国代表那件通告给了下面的答复；这答复连同方的答复，很好地表出了太平天国政府的志向与心情：

「太平天国余姚统将黄致夏福礼领事。

「天朝——即奉真命而立为太平天国之朝——京都御林军之宗王殿下〔注四〕麾下大军总统、爵列义〔注三〕、名号『宝天』之黄，为今日为议两国保持友好关系而举行之会见一事，具公文致女王陛下领事夏福礼、美国领事布雷克、皇家海军哈克瑟姆中尉、法国皇帝海军奥布里船长：

「自天地开辟以来，天下便分为中央之国即中国，与外邦之国即外国。无论中国或外国，每一国都由本国之人治之。（此乃天下通行之例。）

「惟明朝之时，鞑靼之妖——本是北边之外的奴隶——窃入中国，窃据王者之符（原文作「夺取神器」），污秽此地到了言语所不能道的地步（原文作「到了指头难以计数的地步」）。

「直到如今，二百多年来，他们一直行其恶事，终于恶贯满盈。

「天父因他们这些罪而大怒（原文作「其怒如地震」），本要毁掉这世界；于是天兄耶稣因他对人类的慈悲与仁爱，遣下真圣主天王，来洗去北方奴隶的污秽，重立汉家（即重建一个纯属本土的朝代）。

「所以这正是天所定、人所服的改朝换代、革新邦国之时。

「这支大军勇猛之兵的统领，由王命授于我，所分派的任务是把地上一切不洁之物拔除（原文作「东毁西灭」，这是一整句话的一部分，意思是把恶从天下四方彻底根除），并把百姓的苦难加到他们统治者的头上。

「我这使命最高的目的无非是开创并立定这个朝代；次于此者，我的志向是百姓（原文作「黎民」）的福祉，使我能从他们中间除去那些压迫人的，并使那些心里真诚的人得太平。

「所以我一路前进之处，（如书上所说）『莫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注五〕

「我们的大军此时既已入浙江省，而贵国各国驻宁波的代表今日又到我余姚的总部来，以互不干涉为谅解，商议同我们保持友好的关系，并请我传令我的队伍在到宁波时不得损害贵国各国在那里的本国人的身家财产；我谨此许下：必把上述之令传给我的队伍，并令他们守这项协议的条款。

「倘若我的队伍里有人竟敢违我之令去扰犯贵国任何本国人、或损害他们的财产，只要贵处把犯者拿住交给我，我便立刻把他斩首。

「同样，倘若贵国各国的臣民有人竟违贵处之令，擅自去助妖抵御我们的推进，贵处也要反过来令他们不得如此。

「自此日以后，此刻所议定的友好之约对两方都有约束之力。

「诚望贵处不必为此事忧心，并祝贵处安康；谨此专函奉达。

太平天国十一年（辛酉）十月十九日」〔即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方将军给了下面的答复：

「太平天国奉化统将方致夏福礼领事。

「天朝京都御林军之一员、受命讨伐不服者之全军总统方，为请贵处放心一事，具公文复女王陛下领事夏福礼、美国领事布雷克、皇家海军哈克瑟姆中尉、法国皇帝海军奥布里船长：

「全能的上帝、上主天父，与天兄耶稣，遣我们的真圣主天王降世，命他为中央之国之主。灭妖、救民、拯中央之国，这便是他心愿里主要的几件事。

「如今讨伐国中不服之人〔注六〕（原文作「宫门之外的人」）、以立此朝代的专任，已由王命授于我。我的使命无非是对百姓施怜、而罚他们统治者的罪。

「我大军之兵此刻已入宁波府，我一心要攻下府城，使它归于王，作一个根基，使我们可以由此使国中四民（士、农、工、商）得太平、得慰安。

「本日已收到贵函，其中各节已尽知；函中所求各事，我一概许下照办。因此我要令我的队伍照天条行事，不得生乱、不得行侵犯之事。

「所以请贵处放心。

「信义为行事之本，乃最要之事；故此我们进城之前所许的日数，决不反悔。

「至于贵国各国本国人的身家财产，我必下最严之令，禁人对其中任何一项有丝毫损害。贸易必容其照旧进行，而且还要在更公道的基础上进行。强暴与抢夺之事，决不容许。

「君子一言而定事；他真实，他诚恳，故此不能生出错误或误会。

「谨此复函，并祝贵处多福。

（附告示二十一道。）

太平天国十一年（辛酉）十月二十二日」〔即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日〕。

太平天国忠实地履行了他们愿同外国人保持友谊的那个异乎寻常的例子——即许下把占据宁波推迟一个礼拜——七天一满，便在十二月九日早上开到城墙之下；不到一个钟头，宁波便完全在他们手里了：满清人、官吏、正规兵、「勇」、海盗，一概逃出了城，几乎没有为守它交一仗。

英国的官员这一回虽满足于暗中对太平天国施敌意，可这种不足取的做法，同他们不久之后在上海一带所行的公然战争一样，都是对他们所保证的中立之原则的违背。这一类的断语既都须有凭据，便不得不以官方文件的摘录来累赘我这篇叙述——而为英国的荣誉计，那些文件本该永远被遗忘，只可惜要证明若干官员那些不体面的行事、并证明我何以替太平天国的事业辩护，非它们不可。

何伯司令与迪尤舰长把「不愿争吵」「愿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对这场内战的一切不加干涉」「持严守中立的态度」等等解成了何等奇特的样子，我已说过了。所以我们且以另一个背信与破坏中立的例子，来把那「配十二尊重炮」等等在宁波之事的检视收尾。

卜鲁斯先生给宁波领事的训令是在守城之事上「不参与」。送给那支「强大的」来军的首领的书面保证也正是一样：「下述署名者『不』参与这场内战。」如今，不顾这些保证，我们已见何伯司令下令要「尽一切之力」去阻碍太平天国。他在他关于宁波被攻下的记述里，倒公道地承认了自己的失信：

「二、凡能做的都已做了，以助清方守城，只是没有为他们的益处而用武力；而大人们必定会注意到：因那些官吏的怯懦与无能，这些措置证明是何等全无用处。」

一面「不参与」，一面又做「凡能做的去相助」交战的一方，这是不须评注的。

太平天国的队伍突击宁波时，清方的统帅逃了；他同一批随从被人从城墙上放下去，得了英国领事的保护，领事还给他们的逃走以方便。这同一位领事在向罗塞尔勋爵报那座城被攻下的事时说：

「宁波如今完全而无可置疑地在太平天国军队手里。我欣然禀报：到此刻为止，城内并无屠戮、并无屠杀、也无火灾；除了有几个人被杀、有一定数量的财产被毁之外，叛众至今的行止是『出奇地有节制』的。」

何伯司令向海军部报同一件事时说：

「叛众的行止至今是好的，而且他们表白极愿同外国人保持好的关系。」

这里我们得了最确切的凭据，证明那条为守上海以拒起事者所举的主要理由——即因他们「在任何地方得手，都伴着那地方的『彻底毁灭』」——是全然虚假的。当人家以「他们所行的那场战争的冷酷性质」这样来责太平天国（像是连这一点都能替英国使自己的保证失信辩解）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在这个说法唯一受到验证的那一次，照他们最刻毒的反对者的报告，他们的行止是「『出奇地有节制』」的。

巴夏礼先生（额尔金勋爵使团的前任秘书）在一篇关于攻下宁波的备忘录里，更进一步证明了起事者极大的友好。他说：

「宁波的叛众显出了极大的愿望，要同外国人处于友好的地位。南门外——那里正是进攻之点——立着仁爱会修女的院舍；那院舍若被占住，便可给突击的队伍作极好的掩护，因为它的楼上窗户俯制着城墙；然而他们在聚起来要冲门时，虽蹲在它的围墙底下，却一刻也没有擅入它的院内。他们带着得手的兴奋涌进城去时，另一处大的天主教院舍是他们最先要经过的建筑之一；可他们只停下来『欢迎』站在门廊下的一小簇外国人，并吩咐他们的人不得伤害这些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他们一概招呼为同他们一教、一族之人。……

「宁波一位主要的中国人的宅子——此人因富有、又因一向显著地支持政府而在上海知名——却安然无动，『只因为他雇了一个法国人住在里面，暂把名义给了那所房子』。」

如今，那些无知而存心的人，已把最伤人的字眼倾在所谓「嗜血的劫掠者」「冷酷的匪徒」等等身上而自得其乐；然而同一篇备忘录里下面这一段（请记住，这是出自一个敌人之手）似乎显出那些人要么是想象力了不得，要么是在说谎：

「不过有一点须说出来，以归他们之功：至今攻下宁波之事，据信本省别的城池之事也一样，都『没有』带着人所知道叛众在别处所犯的那些暴行。」

在别处所犯的那些「暴行」，是战争那硬逼之势所造成的，是太平天国除了杀人便要被杀时的事。可太平天国的暴行这个问题，决不能被解成对他们动兵的任何正当的缘由，因为有一个众所共知的事实：交战的两方之中，他们远是更为仁厚的。

太平天国的队伍占据宁波，可以公道地看作他们一连串胜利的极点，也是英国对他们那一段方略的终点——而那一段是欺诈的一段。差不多紧接着那件大事，英国政府至今暗中的敌意便换成了更果决的举动；而公然敌对的一代，便以从上海对太平天国开始直接的军事行动而立定；不久之后，宁波也行了同样的方略。

宁波陷落后几天，何伯司令前往南京，为的是要太平天国当局把一年之内不攻上海的许诺再续一次，因为从前那项协议到一八六一年底便满期了。可这个安排不再为太平天国所许，不单因为英国订约的官员在阻止清方把上海用于对他们侵略之事上失了信，还因为上海已成了他们敌人的兵工厂与集结之地。除这几条主要而十足充分的缘由之外，还可以添上别的，例如太平天国无可否认的交战之权——他们攻取任何城池，正如他们攻取宁波一样。

太平天国当局既极正当地不肯做一方去损自己的利益，何伯司令便同他们有了下面这番来往，像是要寻个口实，好把太平天国逼近上海弄成一个「开战之由」。这些来往文书极值得最细的注意：英国这一面的公然骄横与不通的推理，同太平天国那一面的公义之旨与正当的论理，一样是显眼的。

〔注一〕（原注：见附录乙。）

〔注二〕（原注：美国领事布雷克；法国皇帝海军的奥布里，统轮船「孔子号」；皇家海军哈克瑟姆中尉，统女王陛下炮艇「茶隼号」；女王陛下领事夏福礼。）

〔注三〕（原注：「义」相当于中国的「公」爵。）

〔注四〕（原注：即侍王。）

〔注五〕（原注：这是《四书·孟子》卷一第二章里的一句话。齐王问孟子：他是否该占据他新近所征服的燕国。孟子举古时文王、武王在相似情形下的做法，答说：除非百姓之声请那入境者去占据，他便没有理由如此行。所以叛众要人相信：他们已把这个民族的同情招到自己的事业上来了，而照通行的观念，没有这个，他们便不可能得着「天命」，因而也不可能得天下。）

〔注六〕（原注：即国中不服从的人。）

第十四章宁波之变与「中立」的真相（下）

「宾厄姆舰长于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向南京太平天国当局所作的通告。

「本官奉英国女王陛下驻华海面海军总司令之命，告知贵处：

「一、过去一年中，有若干英国臣民在贵军所据的境域里因被抢劫而受了损失；因此贵处必须立刻作出令人满意的安排，使他们得着赔偿。这些损失计银七千五百六十三两一钱七分、洋银四千八百元、丝二十包、火枪两支，详见随附的单子。

「二、悬英国旗的帆船同外国造的船一样是英国船，必须容它们在江上上下通行，不受检查、也不受任何别的扰犯，以合于本年初同贵处所订之约。为保无权悬英国旗的帆船不致悬旗，它们的文书将由此地的首领查验；凡无权悬旗的船，他便把英国旗取走，并将此事告知海关的首领。

「三、贵处所许贵军不走近上海与吴淞一百『里』之内，并未被忠实地守住。总司令此刻要求：为证贵处的信义，贵处须择一位品位高的官员随他往上海，再由那里同他的一位官员一道前往那一带贵军所据的各口，使关于此事的令可以出示给统兵的官长，以免再生误会。

「四、九江与汉口已兴起一宗大而贵重的英国贸易，总司令不得不要求贵处许下贵军不走近这两处一百『里』之内；贵处并须明白知道：银岛——英国驻镇江府领事的住处——不得被扰犯。

（署名）宾厄姆

「雷纳号」，南京，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南京太平天国当局复宾厄姆舰长。

「天父天兄天王之天国、即太平天国之护朝天柱——幼赞王蒙、章王仁、顺王玺——会同具复驻南京英国水师首领宾厄姆舰长。

「天父天兄天王之天国十一年、即辛酉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二月二十八日），接贵函，列举四条，据称是贵国水师总司令命贵处通告我们的。

「贵函所列各节，我们已尽知，而它使我们大为诧异；我们心里记得：贵国敬奉耶稣，而我天国恭拜上帝。

「敬拜耶稣乃我们宗教的本源，故此世世代代我们如同一家；所以贵国春天来同我们议事时，我主天王曾降圣旨，命我们以礼接贵处、以十足的诚恳待贵处，以表我们对那些与我们相联、与我们同源之人的敬重。我们既以敬天之教相联、又以友好的（政治）关系相联，那么最要紧的便是两下都在心里、在行事上守我们天的道理；并且要以人之所需同己之所需相比，而不是单求自己的利而损同类之益。贵处若如此，方证贵处的友谊确是诚恳的。

「我们思量贵函所列的四项提议，觉得我天国不能应许；兹将不能应许的缘由一一陈明。

「第一条是索赔银七千三百六十余两、值二百两的铜钱、洋银四千八百元、生丝二十包、火枪两支，据称都是本年五月、六月、七月间在浒墅、薛家江、浏河、高泾（老泾）等处被我天国之人取去的。

「这项索求是没有理的。凡可信之事都容得凭据。所举各处虽离我都城不足一千里，却也在数百里之外，而所称之事发生至今已近半年。

「索赔而不能出凭据，是不合理的；而提出这样的索求，本身便是极不友好的举动。我天国若提出这样无据的索求，敢问贵国要取什么办法？我国若果真在三里桥设了关卡、并照所称那样加倍征税，那么贵处的商船既不断经过那地方，何以这样的事只有一次呢？不过我们也不敢自承去否认贵处的船曾受过那样的榨取；可即便承认此事，也该记得：当此全国都在变动之时，本地的劫掠者与流荡之人自然要趁所给的机会去行抢。那么贵处何以知道这些抢劫不是这班无赖所为、而他们是假作天朝兵众的样子、又借天朝兵众所生的畏惧而取利呢？又何以知道不是有些鞑靼之妖冒作天国的官兵、以这假冒的身分抢贵处的商船，意在以这奸恶的手段使我们两家生出恶感呢？况且，所举各处若果真已归我天朝之治，我们的将佐必在那里驻守；这些乱行若是他们的兵所为，贵国何不立刻把这些事告知那些官长，使他们可以立刻设法惩办犯者呢？贵处不这样做，反而容许过了好久，然后忽然到我都城来，隔着这样远同我们就此事生议论！

「贵函第二条索求：『悬英国旗的帆船同外国造的船一样是英国船，故须容它们在江上上下通行，不受检查、也不受任何别的扰犯，以合于本年初所订之约。』

「对此我们须说：一约既订，便该极忠实、极严格地守住，不可背离。而春天同贵处所订之约里，并没有说悬英国旗的帆船同外国造的船一样是英国船、因而有权不受检查、不受扰犯地通行。

「这个想头是贵国此刻才忽然头一次提出的。可办事须走公开正直之路，才能避免不信与猜疑。假定有一个中国商人的货，应纳之税为数甚大，而贵国只要他出那数目的一半，便给他一面旗与一套文书，使他过我们的关卡时一概免征；那么显然可见：不老实的商人岂不要欢欢喜喜地利用这样的机会？到那时我们岂不要发觉我们的关卡设了也是白设？

「况且我天国关卡的章程，容各处的商民、连那些仍剃头的人，照章程所定纳了税，便可来往通行、贩盐与别的货物。这项制度立了已久，此刻把它废掉是不合理的。

「再者，从前的约里，关于贵国雇用中国帆船一事，一点安排也没有；那容其自由通江之款，是限于贵国自己的船的。我们应许那项安排，是作一桩友好之举，待那些与我们同家之人。可本地的帆船若被贵国大量雇用，我们便有十足的理由怕清方之妖使诈：他们要用这些帆船去推行他们自己那些阴暗邪恶的图谋，假冒作贵处的商船。若是如此，我们防守的难处要增大到何等地步！

「再者，关税是我们养天朝兵士所倚最要紧的税源；若因对本地帆船滥加护庇而逃了纳税，我们诸王、大员、官长与兵士必要人人愤慨，决不容这样的安排继续有效。贵国提出这项提议，便显出贵处只求自己的利，而不顾他人的福；贵处如此行事，既不足以增进友好的关系，也不足以使人倚信贵处自己的许诺。〔注一〕

「第三条说：本年二月所许太平天国的兵不走近上海与吴淞一百『里』之内，并未被忠实守住等等。

「本年春天我们确曾订过这样一个约；可若按严格的道理来论，便可见这普天之下并无一处不是上帝所造；我们身上担着以兵力替上帝收复全中国的本分；在疆土一事上，便是一尺之地，我们也难以作任何例外。我们之所以那样做，只是顾念贵国与我们同源而已。

「商务于贵处或许是生计之所倚，可于我们，据有疆土是至要之事。我们应许在本年之内不攻上海与吴淞，只是出于我们待同类的仁与义；订那约时我们还下了令，要我们所据的各处都守它，并已接到各统将的禀报，向我们保证我们的令被极其谨严地守了。可我天军既有本分凡遇妖处便杀妖，怎能禁我们的天兵去尽这本分呢？倘若上海与吴淞没有妖的兵，忠王与侍王断不会想派兵去取那两处地方；贵处若肯把那些妖兵逐出去，那么我天朝便要派官去安抚那两处，既保护百姓，也保护贵处的贸易。

「那么我天兵推进到一百『里』之内，何以要使贵处有所忧惧呢？本年此刻已近岁末，我们约中所定的时限也随之而尽；我们决不能单为顾念贵处的贸易，便应许我天兵不预备去攻那两处。所以忽然接到贵处这样一项提议，使我们大为诧异——而此时正是忠王与侍王统着数百万天兵，从敌人手里收复苏州、杭州以及全省之时。

「贵处第四条的意思是：九江与汉口既已兴起一宗大而贵重的英国贸易，贵处愿我们许下不走近这两处一百『里』之内，并不扰犯银岛——英国驻镇江领事的住处。

「这项提议我们已细细思量，认为贵国提出它，是犯了一个大错。情形是这样的：我们广大光明的中华帝国被这些鞑靼人所吞已久；这些人既不知敬上帝，所拜的也无非是鬼。凡天的儿女都该对他们怀着最深的仇恨——那仇恨深到不容与他们同生于一世——所以凡遇他们之处，死便该由我们的手等着他们。奇怪的是：正当我们要派兵去取汉口、九江、镇江与银岛之时，贵国却假着同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名目，要去暗助鞑靼之妖，占据他们几处最要紧的据点，从而把我们的行动完全绑住。

「这样的提议，我们怎能应许呢？

「等我们取了汉口、九江、镇江与银岛、把那几处安定下来之后，贵国若那时还愿在那里照旧通商，有什么能阻贵处同我国就这几点再行商议呢？既然如此，贵处要我们不取那几处，究竟是什么用意呢？贵处若怕我们兵士的行止、以为他们或许要妄杀妄毁，那么贵处该知道：天指引我们一切的行事；我们固然杀一切不敬天的人，可另一面，凡以敬天而证明自己是天的儿女的人，我们都救。

「我们一切的权柄出于上帝，我们的扶助来自基督；我们一切的行事都在他们眼前，并蒙他们完全的嘉许。

「贵处若以那几个口岸的商民预料要散去作贵处提议的理由，我们便以这话相答：贵处的官员春天同我们会议时，这一点正曾被议到。起初贵处那一面提议我们不要攻九江与汉口；可后来我们在给他们的令里说明了：中国全境既是上帝的疆土，我们必须攻取全中国；他们便答道：倘若贵军不杀害英国臣民、不烧不劫英国的房屋财产，那么我们便守中立，哪一方也不助。对此我们答道：贵处不但该守中立，而且在百姓因惊慌而散去、因而使贵处的贸易受妨碍时，也不该怪我们的兵。贵处的官员答道：我们不怪，不过我们要贵处把攻取这几处的意思预先通知我们。对此我们答道：我们并不是不肯在动手之前通知贵处，只怕我们同贵处的通信被妖营所阻；而等我们把这些妖营扫掉，所余的时间便不够用，这一遗漏或要成为生事之由。不过我们又加了一句：贵国决不可再像在上海那样行事——在那里贵处接了我国的来信，却又助鞑靼的队伍守那座城。于此可见：这一点早已被充分议过，再作任何议论也是无用的。

「总而言之：我们之间既有友好的关系，就让我们彼此视作同家之人。我们此刻所热切屠戮的，无非是鞑靼之妖与贼；而我们所要取成的，是中国的全部天下。鞑靼之妖既还没有被灭尽、这桩征取的大工又还没有完，贵国此刻向我们所作的那些提议，我们便不能应许。

「所以贵处唯一的路，是等到鞑靼之妖被灭尽之时；那时贵国若有任何有益的办法要提，我们便预备好去留意。

「望贵处听这一劝，不要再生问题；并望贵处牢牢守住眼前和好的关系，不要给人以不信或恶感之由。这是两下都该恳切怀抱的指望。

「又：我们见所接来函的译文，以及通告所议各点的那张纸（想是英文原本？），都写在白纸上，又不加印。这样备办的文书是真是伪，我们极难知道；我们怕鞑靼之妖容易仿造，而那一欺诈要带来严重的后果。

「所以望贵国今后照规矩在文书上加印，以明贵处文书之真。

天父天兄天王之天国、即太平天国十一年、即辛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

「宾厄姆舰长致南京太平天国当局。

「「雷纳号」，南京，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

「本官奉英国女王驻华海面海军总司令之命，告知贵处：本官四日前所作的通告，贵处的答复已经收到；并告知贵处：

「一、他把向英国臣民行劫而索赔之事提到南京当局面前，而不在事发之地就地索偿，这已给了贵处最有力的凭据，证明他愿以友好的方式对待贵处。

「贵处不肯行公道，便给了他以自取办法去为这些损害求得相当之偿的权利。

「二、他将采取有效的措置，以防任何无权悬英国旗的船悬旗；可他决不容任何由英国臣民所有的船——无论欧洲式还是中国式——在它们无可置疑的、自由航行长江而不受一切扰犯的权利上，被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加以干扰；贵处若如此行，后果自负。

「三、上海与吴淞两城，贵处是很清楚的，已为英法两国的军队所占；贵处若再作那荒唐之举去攻它们，所招的便不单是如前次那样被击退，而是贵处的愚蠢所应得的更进一步的后果。

「四、贵处不肯订约使银岛、九江与汉口免受扰犯——而这几处贵处要攻而得手是毫无一点机会的——这便向总司令证明：贵处那些友好之情的表白只是空话，因而须照此对待贵处。

（署名）宾厄姆。」

〔注一〕（原注：「他们近来在芜湖拦下几只英国帆船，最后扣住两只作交税的质押〔后由「霸者号」放出〕；他们所索的总数共两千两。他们在所据的境域里对一切通商的船征收不重之税的权利，在当初同他们所订的安排里是被容许的；可同时也明白告知过他们：本人已在南京驻了一条军舰，专为保英国船在行使其航行长江之权时得完全的自由。必须防止叛众对过往的贸易有任何干涉，其因在于：他们若榨去什么税，不经一场严重的冲撞便无从追回。若是清方，总可以最后经公使向北京政府交涉而得偿。——何伯。」）

这便是剥夺太平天国税收所给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