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番鬼录

一从纽约到黄埔

在一八二四年，一艘船从纽约启碇驶往广州，还算得上一桩稀罕事。那时候人们念这个遥远口岸的名字，也还不曾时兴把重音落在后一个字上；那样念法，在当日显得迂腐，许多年以后才居然成了时髦。船解缆时，邻近各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停泊左近的远洋船只纷纷把国旗与商号旗升上桅顶。

船滑进河道时，岸上欢呼四起。这年十月九日傍晚，「市民号」在基恩船长统带之下驶过桑迪岬，取道中央花国。一路送到此处的亲友就此告别，搭引水船回城去了——那时还没有蒸汽拖轮这种东西。

「市民号」四百九十八吨，是纽约的托马斯·史密斯先生名下七条船之一〔注一〕。史密斯先生做中国贸易已有多年。这条船先前已往广州跑过两趟，此番出海之前，船底新包了铜皮，又「彻底」检修了一遍，好教它在冬季绕好望角回航时，经得住多半要遇上的西风大浪。船上连水手带船童共三十二人，另有两名驾驶官。其中的二副，连同基恩船长和十来个水手，都在上一回对英战争中当过私掠船的差；另有八名水手，刚从太平洋上随斯图尔特准将的七十四炮舰「富兰克林号」巡弋三年归来。照当时凡赴东方的船只之惯例，「市民号」上军火弹药备得很足——一来是防大西洋上的海盗，它这一船贵重货物实在惹人觊觎；二来也防着穿行东方各海峡时的意外。

船货计有装在小桶里的西班牙银元三十五万枚（那时还没有伦敦银行家开的信用证这一说），此外是皮货、铅、条铁与碎铁，还有水银。除非情形特殊，是不载客的。我原该是船上唯一的搭客，因为我是要到史密斯先生设在广州的商馆里去的；不料临开船前，有位苏格兰绅士到写字间来求搭这条船。他带的荐书分量很重，其中一封出自大名鼎鼎的休谟先生之手。他姓富勒顿，供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名外科医生。船上准了他，后来证明他是个极通达可亲的人。

他到印度和中国跑过好几趟，肚子里装满了掌故与妙谈，一路上替我们解了不少闷。他又极肯替人看病，于我们大有益处；尤其是在快到檀香岛时船上起火，有个水手伤得极重，一度被认为无救了——后来虽随船回到纽约，可是自那回受伤以后，他再没能做过一天活。我这位同船旅伴在船上只以「斯迈思大夫」相称。他是特地赶到纽约来，要搭一条「过季」的船到中国去的，我们这条船正是。他此行有何打算，我们一概不知，他也一字不提。这里头总归有点蹊跷。

到了伶仃，船刚下锚，我这位旅伴便雇了快船〔注二〕往澳门去。不久我们听说，他在那里雇下两名年轻的中国小脚女子，带往加尔各答，又从那里带她们搭船去英国，作为一桩「买卖」。后来才知道，与他合伙做这营生的是同在尊贵的东印度公司当差的柯船长，他正是在柯船长的船上做外科医生的。在英国时，这两位「金莲」〔注三〕曾蒙英王乔治四世召见，也算得是一份体面。然而这桩营生并不顺遂，某些方面反对得很厉害，末了那两个年轻的「汉」家女儿还是被送回本国去了。

若干年后，一八三二年冬天，我在广州最后一次与这位老同船握手。那时他是尊贵的公司船「梅尔维尔夫人号」上的外科医生。

出海第二十五天的清晨五点钟光景，我们不幸失去了船上的厨子——他纵身跳进了海里。听见「厨子落水」的喊声，我们一齐冲上甲板，只听他从船尾外漂过时高声喊道：「你们一个个都要下那极不受用的去处去，我可是往瓜德罗普去了！」船立刻抢风停住，派了人上桅顶盯住这可怜的家伙，小艇转眼放了下去，可是他忽然就不见了。我们只得照旧行船。水手们常在厨房门口看这位「灶君」的笑话：他一手摊开一本圣经高声朗读，一手拿着铁叉去戳锅里煮着的咸牛肉！他们都说他是个「怪人」，尤其是他动不动就告诫他们不该出口亵渎，不该全不把来世放在心上。这些不合一个「船上厨子」身分的古怪脾气和举动，我们从驾驶官那里也听说过，只是谁也没想到他的脑筋已经出了岔。

第二天早上，大副在右舷正横发现一条三桅小帆船，只张着小帆，与我们同一航向。当时几乎无风；不多时这个「小陌生客」竟朝我们驶来，摇起了若干支长桨，船上似乎人头攒动。它约有一百四十吨到一百五十吨。我们正拿望远镜端详它，它的后桅上又张起一面帆来。它船腰上分明架着一门沉重的旋转炮，可是船上众人反倒都巴不得它「过来」。我们升起本国旗号，对方却不作答。看来我们终于碰上了传说中那条「低而长的黑色纵帆船」，此番权且化作了三桅小帆船。忽然舵工叫大副去看左舷正横刚露出的另一片帆：那船借着微风张满了帆，正朝南边驶去。等它走近，原来是条纵帆船，大小如我们的缉私快艇。随后又有一条三桅帆船出现，带来一阵猛烈的飑，大雨倾盆。再看那三桅小帆船，已与我们同向行驶了。我们转帆就风，抢向东去；不久风势转大，那纵帆船从我们船头横过，几乎近得可以喊话——真是好看得很。它从我们旁边驶过时，满张翼帆，又挂起前桅顶帆，还有一种如今大约无人听说、当日也不常见的帆，叫做「环尾帆」。

出海第三十一天，我们借一股好东风越过赤道；风随后转为东南，吹得甚紧。过了几天，我们望见一条不小的三桅帆船正朝南美洲海岸驶去，挂的是巴西旗。它主桅以前的甲板上黑人挤得满满的，主桅以后则站着几位深褐色的先生，大约是船长、驾驶官和押货员。这显然是一条从非洲西岸满载「黑檀」回航的贩奴船。它从我们船头几百码外横过，转到我们右舷时，那几位深褐色的朋友摘下巴拿马草帽挥着，祝我们「一路顺风」。此后将近五十天里，除了信天翁、鲸鱼和海燕，这条船是我们所见的最后一个「活物」。

我们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近旁驶过，校正了时辰，随即开始那长而沉闷的「一路东行」。天气大抵晴好，日色明朗，正是那边的夏令。航线在南纬四十三度至四十五度之间。海浪「高如山岳」，每一道浪峰碎开时都迸成万点钻石，随即消失在这一片汪洋的莽苍里，那景象壮丽得无从形容。船身摇得舷缘没入水中，大量海水灌上甲板，前后左右地漫流，有时深到两三尺。这般狂风恶浪的骇人纷乱，渐渐也就成了寻常事；基恩船长则难掩得意，不时喊道：「瞧它多稳当！」或是：「它踏浪如飞鸟！」就这样一路下去，别无多少变化，直到望见阿姆斯特丹岛。

自此我们径向檀香岛驶去，一路东南信风宜人，直到望见那岛的两天前，都没出什么大事。

自从厨子那样突兀地撇下我们往瓜德罗普去了以后，便议定由大管事兼管后舱的伙食，前舱与中舱则有几个水手自告奋勇料理，如此倒也一直妥帖。将近望见陆地之前，趁着风平浪静的好天气，全船的人都在填塞船板缝隙与甲板缝隙，一如先前那样，渗漏也就减轻了。上文所说那一天当值的「厨下官」，是个二十五岁上下的好后生。那天午后打七下钟的时候，他在厨房里看着一锅沥青煮沸，锅里溢了出来，溢出的东西落进烧红的炭里。他不曾立刻盖上锅盖，倒像是慌了神，去把锅子从钩子上摘下来时又打翻了，转眼间满处都是火，把这可怜的后生烧得极惨，只好抬回铺位去。他两条腿几乎烫得脱了皮，若不是有那位「大夫」在，是必死无疑的。

我们从帝力的港口与市镇近旁驶过，那里挂着葡萄牙旗。

两年前，与「市民号」同一位船东名下的「安大略号」，由德佩斯特船长统带，赴广州途中曾进帝力补给，出港时整条船都毁了。

「安大略号」的失事，引出了黄埔至纽约之间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航程。德佩斯特船长带着从船骸中抢救出来的银钱离开帝力，前往巴达维亚，在那里雇了美国双桅船「波卡洪塔斯号」把银钱运到广州。史密斯先生在广州的代理人又把这条船转雇下来，将那笔银钱所置办的茶叶与丝货尽其所能地装运回纽约。船由大副蒂尔先生带领平安驶抵（斯诺船长已在途中病故），自黄埔算起，将近十个月。

「满帆稳走！」起风的时候，二副朝舵工这样喊。我们这位二副是头等的「老咸水」，也是再古怪不过的一条鱼。他值头班时讲的那些故事，我听了一回又一回，总觉得有趣。一八一二年之战的掌故，他肚子里装得满满的。每逢海豚在船边出没，他必定守在斜桅下的撑杆上，十次里倒有九次叉得着。凡有一点不合水手规矩的事，他都要动气，便听见他嚷：「你这辈子成不了水手。你生来就不是当水手的料。你是给人拿火枪的胚子，不是拿编索针的。」有一天傍晚他对我说：「水手也和别人一样有他的偏见；他们总爱拿陆军兵开心，多半是玩笑，未必当真。水手会说：『同灶的胜过同班的，同班的胜过同船的，同船的胜过一条狗，一条狗胜过一个海军陆战队的，海军陆战队的胜过一个陆军兵，陆军兵胜过——魔鬼。』你若问为什么海军陆战队的倒在陆军兵之上，回答是：因为他到底还分得清大锚和——一口嚼烟！」

此后我们驶向丹皮尔海峡。刚把布鲁岛抛在船后，忽然遭了一阵猛烈的飑，那势头更像是一股旋风。大雨如注，雷声隆隆，电光刺目，骇人之至。我们的主中桅横桁从吊索处齐齐折断，前桅与后桅的中桅帆撕成条缕，艏三角帆从边绳上不知去向。每一道闪电过后，便是幽冥一般的黑暗；在这当中，驾驶官的吆喝与水手的应答混成一片喧腾，是我从未见识过的。

幸而这阵飑历时不久。它是在黄昏班上袭来的，全船人各尽其职，办得极其干练，到了半夜，新的主中桅横桁已经架好，帆也系上，别的中桅帆与艏三角帆一概换齐，我们又满张着帆「上下齐备」地好走，连顶桅帆与飞艏帆都挂上了。星光比先前更亮，一切复归于十分安静，一班人回吊铺去了，耳边除了船头下的水声，再无别的响动。我们先前就留意到，这一夜飑过之后尤其分明：空气里有一股浓郁的香料气味，那风真像是「吐着芬芳」。

将近鸽岛时，右手是浩瀚雄伟的新几内亚，许多独木舟靠了上来。舟中人的相貌格外令人生厌：这些巴布亚人头上的鬈发长得极其茂盛，直径竟有两尺开外，又抹了石灰，成了一种脏兮兮、说不上什么样的红色，看着实在可怖。我们用绳子系上篮子同他们交易，拿凑得出来的各色旧衣裳，换他们的贝壳、大蕉、番木瓜、制好的极乐鸟标本和编得极精巧的篮子。我拿一顶旧草帽去换一只极乐鸟时，众人都觉得是戏弄人家；谁知落到他们网里的都算是鱼，教我诧异的是，篮子提上来时，那件心爱之物竟真在里头。船回纽约后我把它寄回了家，成了一件难得而极受欢迎的礼物。那一夜我们泊在鸽岛近旁，次日便进了太平洋。

到帕劳群岛，我们抢风停船，让大群独木舟靠上来，好再添些水果、贝壳和薯蓣，也顺便把剩下的旧衣裳打发干净。当地人素称不好生事，可是就在我们经过之前，他们袭击了一条自爪哇开往伶仃的纵帆船，这说法便站不住了。那船甲板上挤满了获准上船的土人，交易正酣，忽然向水手下手，杀了好几个，还能动的都爬上了索具。随即动手抢掠。这些「登船客」正得意，却漏算了厨子——他已把自己关在厨房里。他闩住一扇门，忽然对着来犯者大洒滚水；那些人浑身赤裸，尖叫怪喊着纷纷跳进海去。桅上的人赶紧溜下来，抄起撬棒，正好截住了一批还在翻看后舱柜子的人的退路，把他们的尸首抛下海去；又放了几枪，催着那些独木舟快走，那条纵帆船便继续赶路了。

我们的航向转向西北，水手们忙着整理船只。过了巴士海峡，有个水手吊在舷外去穿下层翼帆的帆脚索，一个跟头翻下海去。他归二副那一班，二副抛了根绳子给他，他「刚好」抓住，很快被拉上甲板。「你准是睡着了。」休斯先生说，随即问他水是暖是凉。后来这位驾驶官进舱时说：「那小子若不是睡得死死的，断不会掉下去；亏他『醒得及时』抓住了绳子，不然就沉了底啦。」这便是水手们所说的「陆军兵式的安慰」的样本。他们每逢星期六下午的中班，另有一种「水手的安慰」，就是翻检各自的箱子和布袋，或是补补衣裳。照他们的说法，规矩是补丁挨着补丁，那叫做街坊相邻；可万万不能补丁摞补丁，那就是叫花子相了。许多人还记得小时候留「辫子」，彼此替对方梳扎，先要在前舱里嚷一声：「一扎还一扎」，或是：「你扎我，我扎你，谁也不承谁的情。」

被「深海的摇篮摇着」的船员里，再没有比「市民号」上这一班更快活的了。这是因为管束向来严整而不失体恤，伙食极好，酒也不缺，又没有那些「多余的絮聒」；基恩船长与他的驾驶官之间更是和睦到了十分。一八二七年这条船第二次航行后再到广州时，基恩船长讲起一八二五年那次回航，那是格外艰苦的一趟：船从纳塔尔角到好望角走了四十天，顶着西风恶浪吃尽了颠簸。说到他的水手，他道：「再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人配得上一条船了。」

一八二五年二月十一日清晨五时，我们望见了中国海岸。引水在老万山群岛外上船，领我们穿过同名的水道，右手便是当日还是「未知之地」的香港；午后二时，船下锚于伶仃岛下，自纽约启程算起，共一百二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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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丁」岛，意即「孤钉」，通称伶仃，这时候是「鸦片趸船」的泊地，也是以黄埔为目的地的船只暂泊之所（也有例外）。一条美国船到了，便用「快船」与它在广州的代理人通消息，同时另遣一船去澳门请引水，带船进河。所谓例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以及自印度来的、船上不载鸦片的港脚船（载鸦片的都在伶仃下锚交货）；这些船在澳门外洋接引水，径驶所谓的「内泊地」，即黄埔。不过伶仃泊地也并非只是个鸦片站。凡赴黄埔的船，或载杂货，或专载大米，都要纳所谓的规礼与丈量银。载杂货的这两项极重，载米的则从轻。所以一条只载了部分杂货进河的船，总要设法揽些运费货物把舱位填满，以摊薄那笔沉重的规费；再不然，若所载数量不多，便托别的船带上去，自己改载大米驶往黄埔——倘若它是要在那里装茶回航的话。这样的安排几乎总能做成，因为载米船与载杂货船不断有到埠的。

在伶仃耽搁了一个星期，「市民号」奉命收受可揽到的河运货物，然后开往黄埔。过虎门炮台〔注五〕时，主中桅帆抢风停住，引水上岸去把牌照呈给官员看，随后又同那位大人一道上船，名义上是要验一验单子与实情是否相符；然而不消说，这早已成了具文。喝过一杯酒，又送了这位老先生几张信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极受看重的一份厚待——我拿出一盒当时刚发明的东西，就是摩擦火柴，把他惊得不得了。他告辞时「请请」不绝，一再祝我们「一路顺风顺水」，意思便是走得快。二十日，我们在法兰西岛对面下了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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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第三代皇帝雍正于一七四五年下诏，命外洋贸易一概限于广州一口，而世人所共知的口岸便是黄埔。与法兰西岛隔一道河汊相对的，是丹麦岛。这两座岛得名，是因为当初这两国人有权在岛上设货栈，好让水手们在熏船与检修期间有个栖身之处——他们从欧洲来，那航程之长实在骇人。那些房屋的踪迹早已荡然无存，只剩许多半埋在泥土野草里的残碑，还说着当年的事。茶季已过，我们在黄埔见到的船不多，而且同「市民号」一样，都被叫做「过季船」。泊地北面是要紧的黄埔岛；这一段河叫黄埔，这处泊地也叫黄埔，字面的意思是「黄色的泊地」。岛上有个大镇，住着数千人，几乎无一不是直接间接靠外国船只吃饭的，有买办、装卸工、铁匠等等。

珠江，又名明珠之江，通称广州河，在一八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那天的模样，与二十年后大不相同。那时河上挤满了中国船，包括如今几乎绝迹的那种巨大的沿海帆船。它们当日往来于中国南北各口，远及西里伯斯、婆罗洲、爪哇、新加坡以至马尼拉。河南岛岸边停着一长列一长列的盐船，是从电白以及澳门西南沿海各处载盐来的。盐船归一个盐商行会所有，那行会独揽盐利；为防走私，地方官还专设了一支巡船。私运盐斤的刑罚之严，执行之厉，犹在鸦片之上。这些盐商势力很大，与行商一样受人看重，家赀也不相上下。此外，自内地来的货船、客船、水上人家的住家船、上游来的各色船只，连同官府巡船与花艇，数目多得惊人。再加上舢板〔注六〕、往来河南岛的渡船，还有大量剃头船，以及卖各色吃食、卖衣裳、卖玩具，乃至卖岸上铺子里所谓家常什物的船；此外还有算命先生的船、戏班子的船——总之，只要想象一座浮在水上的城，就大致不差了：那川流不息的往来，那低低的市声，那一河的生气与热闹。

而这时候，这幅水上景象又添了一层意趣，因为正当中国新年的头几天。相熟的人在河上相遇，或是一船一艇到埠、开行，都要鸣锣为礼，那声响惊人；末了，还有一张张写着大字黑墨、合乎新年吉庆的红纸与洒金纸，贴在各色船只上，格外惹眼。船上的小艇一向备有短桨，自荷兰炮台以下到夷馆前的码头，总是换用短桨。我们那条艇因此也把长桨换下，凭着手艺与耐性，自黄埔走了两个钟头，在「驴子埠」登岸——这地方在老广州的岁月里是何等有名。由基恩船长引着穿过广场，我们进了瑞行，受到史密斯先生的专任代理人科弗特先生与奥利弗·戈登先生，以及写字间两位年轻同人格罗夫纳与布拉德古德极亲切的接待。

史密斯先生打发我到广州来，本是专为学中国话，以备日后进他的写字间办事；无奈替我延请教习一事，难处大得无法克服，科弗特先生便决定即刻送我去新加坡——那里已着手兴办一所书院，可收外国学生，或许能够合用。于是我搭孟买船「顺遂号」前往海峡，波因顿船长统带，走了十七天，四月间抵达。我带了荐书给驻扎官克劳福德先生等人，并托付给约翰斯顿洋行。不料那书院非但没有落成，而且看不出有落成的指望。朋友们于是打听了马六甲的情形——那里的英华书院办得正兴旺——便用一条小小的本地双桅船把我送了去。自新加坡走了四天到埠。在新加坡的那两个月，我住在里德夫妇家里，他们的平房在政府山的坡上。主人夫妇待我如同父母，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很快就让我忘了自己是个在陌生之地的最年幼的异乡人。至今我还记得他们那种不动声色、毫不做作的用心，要让我有在家之感；还有他们带我乘篷式马车出游的情景。样样都新鲜，件件都有趣，简直像是落在了另一个星球上。那时候如今新加坡市镇所在的地方，还正在砍伐原始丛林。

英华书院无论从哪一头说，都宜于教学，我在那里习中文直到一八二六年十二月底。随后我搭「孟加拉商人号」赴广州。那船载的是棉花与鸦片，走得并不快。布朗船长是位极和气可亲的先生，满肚子笑话与趣事，正好消磨时光。船在新加坡停泊，我便得便去看望老朋友里德夫妇和约翰斯顿先生，又上总督府去向克劳福德总督夫妇和他们的侄女们请安，所到之处无不亲切相待，且都惊叹一句：「你长这么高啦！」此后继续航行，我们穿过卡里马塔海峡、爪哇海、萨拉雅海峡，又经丹皮尔海峡进入太平洋。在帕劳群岛与巴士海峡之间，我们遇上了一场十足的台风。夜里海水白得像雪，浪头高得骇人，挟着太平洋上毫无阻拦的全副气势压将过来。航行六十天后，我们在伶仃下锚。

奥利芬特先生已于一八二六年到埠，接替科弗特先生；戈登先生则进了瑞行二号的旗昌洋行。美国馆自一八二五年以来已全部重建，我便住到那里去。馆中除奥利芬特先生外，还有塔尔博特与金两位。塔尔博特先生兼任美国领事，每日在馆前广场上升旗。瑞行一号住着斯特吉斯，三号住着拉蒂默，四号住着顾盛、福士与哈特。我随奥利芬特先生去拜访马礼逊博士，就此相识——他新近从英国回来。不久他把我在马六甲书院所习中文细细考问了一番，评为「好」。不过并没有就此中辍的意思，过了几天，我便从李先生受业。茶季已毕，「过季」的船除一两条外都已开行；留下的当中，正有我那旧日的家、我那「深海的头一个摇篮」——「市民号」。没过多久，我便与基恩船长又在黄埔的船上，把来时那一路的「大小战事」重打了一遍。

二夷馆与防夷八条

一八二七年，就生意而论是清淡的一年，我便随李先生读中文。到十月里，茶季总算开了场。船只陆续到埠，不好的消息也跟着来了。我哥哥在托马斯·史密斯父子行的写字间里办事，写信告诉我，行里出了「难处」。末了这家商号停付倒闭，进了清算；起因却不在它的中国生意上。广州的代理处因此非撤不可。我把自己的事同奥利芬特先生商量，他劝我回纽约去——我的出路只能在那边安排。照我所写的那个年月的常例，东家与伙计之间总要立下契约文书。我与史密斯先生之间便有这样一纸。文书里他约定送我到中国来学中国话，此后在他广州的商馆里充书记或代办，而我须为他服役至年满二十一岁为止。在一八二七年的我看来，那是好长的一段日子。纽约行里有几条船正在装货，都是在那不可收拾的难处发生之前按常例到埠的。其中一条是「玛丽·洛德号」，罗西特船长统带。我搭它走了，一路顺畅，一百二十天到埠。同船的旅伴是丹尼尔·斯坦斯伯里先生，他的名字后来与广州的美国贸易连在了一处，因为量货尺是他发明的，此后量货一概用它。那真是一件奇准而奇快的器具，简单到极处，也便利到无可再便利。如今已成口头常语的「斯坦斯伯里量尺」，起于我国上一回对英之战，即一八一二年：那时发明者正在广州，对美通商停顿了一段时日，他在这被迫清闲的日子里，想出了眼下量货的法子；在此以前，量货竟是拿一根量尺一段一段比出来的！

我与史密斯先生的合伙人布鲁恩先生几番面谈，结果不过是把契约注销，并无一文补偿。过了不久，奥利芬特先生自己也回了纽约，把塔尔博特与金两位先生留在广州，打算在那里自立一号。他头一笔置办是一条极好的船，名叫「罗马号」，拉文德船长统带，约五百吨。他许我搭这条船出洋，只给一个「机会」，看能不能在新号里谋事；那家商号后来在中国的商界里，占了许多年极煊赫的地位。我接了这个「机会」，十月间搭「罗马号」启程。船上一共六位搭客。查尔斯·塔尔博特先生的父亲与兄弟是出来走一趟的；老塔尔博特先生早在一八〇二或一八〇三年就到过广州。另外两位是裨治文牧师与雅裨理牧师，他们是最早到中国来的美国传教士。前者后来成了当世最精深的汉学家之一（这我可不敢归功于自己一路上天天给这两位先生上课！）；雅裨理先生则是美国在广州以北任何口岸所派的头一位领事，受命驻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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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十月间开船，取道丹皮尔海峡，走了一百三十四天，二月里在伶仃下锚。接我的是塔尔博特先生。纽约来的音信还不明朗，日后的生意尚在未定之天，他不能给我写字间差事上的什么指望；不过若别无门路，「罗马号」上总有我一个回程的铺位。那时广州的美国商号极少，而且都是代理处；何况他们似乎都有了年轻伙计，我于是打点着再回纽约去。塔尔博特先生却仍替我奔走，无奈「罗马号」停泊的日子短，转眼就要打发出洋。看来实在无事可为。开船前几天，我正在房里收拾行李，一个中国仆人进来对我说：「塔尔博特先生请请你下去。」我便下去，见到了旗昌洋行的主人塞缪尔·罗素先生。他说他从塔尔博特先生那里听说我多半要搭「罗马号」回国，特来请我到他写字间里去。我接了这番好意，当晚便正式安顿在瑞行二号。这是一八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事；此后直到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里一直是我的家，中间不曾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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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馆」这个字眼是从印度带过来的，东印度公司在那边的商务机构就是这样叫法，与「代理处」同义。这一层不可不说明，因为如今已有人把它同「工场」混作一谈了。

广州的外国人所占的地面，自珠江岸边算起约三百英尺；此地距澳门八十英里，距伶仃六十英里，距虎门炮台四十英里，距黄埔泊地十英里。自东至西宽约一千英尺。地面上立着各国商馆，原是各国人起居与营业之所，同在一个屋顶之下。临河的一面排得齐整，一律朝正南。公司所占的两座楼中，有一座冠以「新」字，指的是一八二二年大火之后重建的那一座；那场大火把别的房屋除少数几处外尽行烧毁，据官方奏报，还烧掉了「西关民房、铺户、庙宇一万二千间」。每一座商馆都由前后数进房屋组成，一进接一进向北延展，中间隔着窄窄的天井或过道。临街的一进编为一号，其后的编为二号、三号，如此类推，差不多都是三层。当时房屋最少的是美国馆，最多的是丹麦馆与荷兰馆，一为七进，一为八进。

中国话里的「行」字，凡营业之所都用得上，而尤其用来指「保商」的行号，由此便有了行商之称，也用来指一整座外国商馆。这字的意思是一排房屋。中国人把外国人的营业之所叫做「夷行」，把保商的叫做「外洋行商」。

自西头数起，先是丹麦馆；紧挨着它，通长一溜都是中国铺户，构成新中国街，把它与西班牙馆隔开。再过去是法兰西馆，与它并列、通长一溜的是行商章官的行。旧中国街在这里插进来，街那边便是美国馆，其次帝国馆，再旁边是宝顺馆，依次为瑞典馆、旧英国馆，然后是杂用馆〔注七〕。再过来是一条窄窄的小巷，就是大名鼎鼎的豚巷，这名字取得再贴切没有。新英国馆的高墙沿巷而立，往东的近邻是荷兰馆，荷兰馆过去便是溪馆。溪馆得名于一条小溪：它沿着城墙流下来，在这里注入大江。这条溪原是城西的护城濠。

因此房屋通共十三座。就在它们背后，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长街，狭窄却要紧，名叫「十三行街」。

新英国馆临河的一面伸出一道又长又阔的平台，廊柱承着檐额，山花上是英国的国徽，只是把「心怀邪念者蒙羞」那句箴言换成了「为英王与英国议会」。荷兰公司也有一道同样的平台，上有本国徽章与箴言「吾必持守」。这英荷两公司，正是一六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与一六〇二年先后创立的那两家公司的嫡传。一八二五年间，英国旗、荷兰旗、美国旗与西班牙旗每日都在各自馆前升起，老远就能望见。西班牙旗代表的是菲律宾公司。法兰西旗是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才升起来的，中间隔了三十年；它不过表明该国领事驻在广州而已，因为法国的贸易微不足道。瑞典、丹麦与帝国（奥地利）的直接通商早已停歇，此外再没有别的西洋国家与广州直接贸易。葡萄牙的商务只限于它自己的属地澳门，俄国则限于恰克图。中国东海岸的乍浦港，每年有两条船开往长崎。暹罗的船偶尔也出现在黄埔，那是送贡使赴京的；离夷馆不远，就是贡使的公馆。

旧中国街北头，正对着街口，是一大片建得极体面的中国式房屋，叫做「公所」，即夷馆的议事之所。里头有许多间待客与办事的房舍，中有天井，由看管的中国人收拾得极整洁。这产业是行商公有的，用他们为此拨出的款项维持。凡有关涉外贸的事情需要商议，譬如新立章程、申明旧例，或是厘订税则，便请各号的「大班」与行商会面，共同商量。外国人有兴致的尽可以去，有时还能听到许多与生意相干的官府举动，甚至连他每日在岸上散步、在河上划船的事也在内——那些都是官府留意到的，官府或许会劝他走得近些，或是当心与别的船相撞。也是在公所里，行商或行商中的一个委员会聚议，处置他们同人当中偶有的倒账与银钱窘迫之事；有关的账簿与历次会议的记录，也存放在这里。入门要登一段宽阔的花岗石台阶，穿过又大又重的折门，那门是极名贵的木料做的，打磨得光可鉴人〔注八〕。这是中国这一路建筑里的一件漂亮样本，外国人到广州游览，总要被带去看一看，算作一处名胜。

各商馆都是行商私人的产业，外国人向他们租赁。按律，妇女不得入内，枪炮、火药、军械也不许带进门去。到后进商馆去，须穿过前进房屋的拱门过道。底层是写字间、货栈与堆房，还有买办、他的帮手、仆役与苦力的住处，另有一间用花岗石砌得极厚实、装着铁门的银库——这是不可少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银行这样东西。每座银库前面都有一块铺得平整的空地，摆着桌子，桌上是天平与砝码，那是一切银钱往来断不可少的家什，因为收付一概论重量，除非遇上特别的情形。二层是餐室与起坐间，三层是卧房。因为差不多都带着宽阔的廊子，房屋又造得用心，住着相当舒服，只是处处全无装饰可言。旧中国街与豚巷之间那几座居中的商馆前面，铺着一片宽阔的石地；石地外临着一块空场，直下到江边，约三百英尺。空场东边以东印度公司码头与围墙为界，西边以章官行码头的围墙为界。中国人不许在这块地方逗留——这地方人称「广场」。旧中国街与美国馆转角上有一所卫房，驻着十来个中国兵，做巡捕之用，以免有人生事，或是搅扰「番鬼」。江边正对宝顺馆与溪馆的地方，是几处「税口」〔注九〕，即粤海关监督衙门的分卡；它们的「职分」是查禁走私，它们的「利之所在」却是帮着、便着把生丝装出去，或把呢绒卸下来，所抽比部定税则轻得多。几句好话，加上一注规费，便能给「游鹰号」的小艇领到一纸凭照，一路开往黄埔，凡遇税关巡船皆「不得阻拦」。

「商馆」与「行」两个字眼可以通用，意思却不全同。前者如上文所说，是住处与写字间合在一处。后者不但有许多间房给伙计、厨子、跑腿的、过秤的人等等使用，而且地方极大，能容得下整整一船货物，还有大宗的茶叶与生丝。外国人说到自己的住处，一般用「商馆」；说到行商的营业之所，就用「行」。不过瑞典馆似乎独享一份体面，人人都用它的中国名字，就是「瑞行」〔注十〕。

我把这几座举世闻名的商馆描写得这样详尽，是因为后来迈克尔·西摩尔爵士炮轰广州城，它们随即被夷为平地。我末一次到那地方去看时，离我头一回住进去将近三十五年，那里简直认不出来了。眼前是一片荒凉之至的荒凉，竟没有一块石头还叠在另一块石头上面！一百多年来，在这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境内，外国人只能住在这里。这几堵墙里成交的买卖多得无从计算；我想我这样说总不算过：这里生活的新鲜，彼此间始终存在的和睦与无边的款待，同派来与我们打交道的中国人交易之便易，加上他们那早有定评的诚实，以及人身与财产十分稳妥的安心——凡此种种，使得凡在此久住的人，一句话，凡是「老广州」，临了离开这里，少有不带着惋惜的。

世上再没有哪一处地方的官府，能像这里这样，对自愿跑来住在一群风俗与偏见处处与外来事物相左的百姓中间的异乡人，如此警觉地照料他们的人身安全；而中国政府原没有任何条约上的义务，须「特为」保护他们。他们住在广州，纯是出于官府的容留。领事也好，外国别的什么官方代表也好，都不曾被正式承认；然而地方官的操心却从不松懈。除了美国馆与旧中国街转角上常川驻守的卫兵之外，外国人常去的近郊各处，也都分派了哨卫，以便把生事的中国人赶开，或是把迷了路的外国人护送回商馆。

刮东北季风的时候，商馆以北那一带稠密的市廛常常失火。火势逼近夷馆，行商便秉承官长素常的意思，派出成队的带械苦力，帮着把账簿、文书、银钱与私人物件搬到他们备好的船上去。凡是不相干的中国人，一概被毫不容情地赶出广场，好让通往船上的路畅通无阻。这情形我亲眼见过不止一次。倘若有外国人在街上惹出乱子——照例说，十之八九总是他自己的不是——让步的还是中国人。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就在缴烟之前不久，几千个泼皮拥进商馆广场，用石头和各样东西把外国人赶进门内，逼得他们把门堵死；我们中间自然生出一种不算过分的忧虑，不知结局如何。然而这一场闹事，起因却正在于外国人自己去阻挠奉命行事的官员。

凡是到广州来的外国人，自最早来的算起，一概被看作除通商之外别无所图。英国人与荷兰人是十七世纪前半叶露面的；此后丹麦人、瑞典人、奥地利人（帝国人）相继而来。西班牙人曾有一时招中国人到他们新辟的马尼拉去，后来他们自己也到省城来了。

这些不同国度的人里头，据传说是荷兰人，生着红头发，中国人于是取笑，此后便把「红毛鬼」这个称呼一概加在所有外国人身上。他们自称本族全体为「黑发之民」。

官府为管束这班远方来的杂色人等，专定了八条章程。这些章程起于一七六〇年，如今回想起来也还有趣。因为从未明令废止，便一向被认为始终有效。一八一〇年修订过一次，一八一九年又经嘉庆皇帝降旨申明。其中有几条后来被外国人置之不理，尤其是关于花园、河南庙与自划小船的几条；至于妇女入馆一条，一八三〇年出了一桩紧要的违犯，下文自有交代。倘若章程中的要紧条款有所触犯，首当其冲吃亏的自然是行商。这「八条」不时由通事送到商馆里来，意思是叫人别把它当作一纸空文。其文如下——

第一条　照得一应兵船，不得驶入虎门。凡护送商船之兵船，应在外洋停泊，俟商船装竣起行，即随同驶去。

第二条　妇女、枪炮、刀矛以及一切军械，概不准带入夷馆。

第三条　凡引水及各船买办，均须赴澳门同知衙门〔注十一〕挂号。该员并给以牌照腰牌，须系于腰间，随时呈验，不得推诿。其余船户人等，非在该船买办直接管束之下，不得与夷人往来；倘有走私情事，即将该船买办〔注十二〕治罪。

第四条　每馆役使华人，以八名为限，不论馆内住有若干人，计看门二名、挑水四名、看货一名（即所谓看货苦力），另「马陈」一名——此系西文「商人」一语之讹音，其人原先所司，即今日所称「馆内买办」的一切职事。

第五条　禁夷人自划小船在河上游乐。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准其散步透气，系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九年）钦定。凡船只小艇经过河上税馆，均须截留查验，以防私带枪械刀剑。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该夷人准赴花地花园及河南庙〔注十三〕游览，惟每次不得逾十人成群。游毕即须回馆，不许在外过夜，亦不许聚众酣饮。倘有违犯，下次休沐之期即不准出。若此十人擅入村庄、公所、街市，即将随行通事治罪。

第六条　夷人不得自行呈递禀帖。如有陈诉之事，应由行商代为转禀。

第七条　行商不得拖欠夷人债项。私运货物出入省城，一概禁止。

第八条　夷船载货到来，不得在口外逗留，应径赴黄埔。不得任意游弋各湾，将应纳税之货售与不法奸民，致其偷漏，亏损天朝税课。仰即一体遵照。

三公司、行商与通事

英国东印度公司起初原有两家，年长的一家成立于一五七九年。到一六〇〇年，两家合并，领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同时用了「联合东印度公司」这个名号，又定下一个商标：一颗心形，中间横着两道杠，分成四格，四格里各嵌一个字母，合起来便是公司名号的缩写。

这商标在广州享的声誉极好，而且当之无愧，凡是打着它的货包，谁也不觉得还有开验的必要。买卖谈定时，不过把货样略陈一陈，原包便原封不动地发往全国各处去了。公司的船最早到广州，是在一六五〇年到一六六〇年之间；英国人开始喝茶，则在一六六六年。

中国人称这公司为「公司」，字面上便是「公共的事务」。广州一地的人提起它的一班代表，则一概唤作「公司馆」。他们的人数比别家商号都多得多。一八二五年，「公司馆」里有大班詹姆斯·厄姆斯顿爵士，有普罗登、马治平、德庇时三位先生——其中二人与大班合成一个特选委员会；有通常所谓「书办」的约二十人；有查茶官里夫斯先生；有牧师瓦却尔；有外科医生皮尔逊与郭雷枢；还有一位通译，就是马礼逊博士。

「公司馆」待客之厚，简直没有边际，气派也近于王侯。他们的餐厅极其宏敞，一开门便是临江的露台。左首是一间藏书甚富的书房，管书的是皮尔逊大夫；右首是弹子房。餐厅的一端挂着乔治四世的全身像，与真人一般大小，身着王袍，戴冠执杖——正是当年阿美士德勋爵使团带往北京，进呈乾隆皇帝而见却，后来由陆路运回广州的那一幅。对面则挂着阿美士德勋爵稍小的一幅全身像。

天花板上垂下一排硕大的枝形吊灯，插着蜡炬；桌上另有烛台，照得一副考究的餐具与满桌的银器交相辉映。

这般景象，在世界那样遥远的一角，可谓独一无二；要到得那里，正合古谚所说的「并非人人都到得了科林斯」。我能亲眼见过，实在是一桩幸事。我在广州上岸不久，便荣幸地头一回受邀到「公司馆」赴宴，说实话，以我当时的年纪，是怀着几分惶恐去的。同去的还有一位瑞行的受邀者，奥利弗·戈登先生。我们的路要穿过那座大外门，经过那间「礼拜堂」——堂上的尖顶高悬一口大钟，是广州唯一的一口，人人都照着它对表；再上一段宽阔的石阶到廊下，穿过廊子，便进了那间兼作会客室的书房。主客都到齐了，一对大折门推开，我们走进那间华贵的餐厅——它的明亮、它的欢畅、它那陈设得富丽堂皇的长桌，我此刻还历历在目。厅的那一头站着一簇人，是公司馆和来客的中国仆役，戴帽穿长衫，各人的主人一落座，他们立刻就到主人身后站定了。

在座约三十位先生，其中有荷兰「公司」〔注一〕的首领布莱特曼先生；有「领照」商号麦尼克洋行的霍林沃思·麦尼克先生（麦尼克洋行便是今日怡和洋行的前身）；有另一家「领照」商号宝顺洋行的托马斯·颠地先生；还有我几位同国人，本杰明·威尔科克斯先生和约翰·拉蒂默先生都在内。

然而尊贵的东印度公司的日子，此时已在不知不觉间走到尽头了。它存在了二百五十年！一八三三年，它作为一个「商业」团体寿终正寝。「公司馆」里许多人随后调往印度，在那边补了文官的缺。留在广州清理未了事务的只剩阿斯特尔、克拉克两位先生，他们最后于一八三九年十二月离去。一八三三年以后，又宽限公司二十五年，把那班有魄力的商人在印度缔造的堂堂帝国移交给王室；到一八五八年，它的太阳——就政治而言——落了山。

亲眼见过「公司馆」最后散伙、撤离广州的人，如今已没有几个了。就私谊而论，众人都很惋惜，因为它一向是这个侨居社会里最显眼的一块招牌。「行外」商人挣脱了执照的羁绊，把这一天称作黄道吉日，眼前展开了一片兴旺的远景；而那远景不久便成了实实在在的事实。用中国人的话说，有一桩事该当「存案」：第一条载着「自由茶」的「自由船」，是一八三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在黄埔装货发往伦敦的，办这事的正是至今犹存的怡和洋行。船名「萨拉号」，怀特赛德船长。

公司所运的茶，主要是武夷与工夫。它们的品级如何，看看在英国的售价便知：每磅自二先令六便士直到六十先令，「而今日成色端正的普通工夫茶，不过卖六便士又四分之一」！（席拉洋行一八八一年二月的茶市通函。）公司运来的是英国织造的呢绒与棉布，还有印度的原棉。一八二五年最要紧的几家领照行号，是麦尼克洋行、宝顺洋行、伊尔伯里·费伦洋行、怀特曼洋行和罗伯逊·卡伦洋行。（一八二五年东印度公司的船「肯特号」驶往加尔各答途中在比斯开湾焚毁，船上那一队兵的统领费伦上校，正是上文那位费伦先生的兄弟。）这些行号做的是印度生意，合起来规模极大。他们从印度三大管区收原棉，从孟买和加尔各答收鸦片，从马六甲海峡一带收米、胡椒、锡等物。这一行当地叫做「港脚贸易」，船叫「港脚船」，船长叫「港脚船长」。我的读者里或许有人还记得，当年在黄埔上这些船吃饭时，常有一道菜端上来，名字就叫「港脚船长」。这些船也是在印度造的，用的是柚木；走得并不快，却安稳舒服。它们一年跑一趟，趁西南季候风一路颠簸着上中国海来，又趁东北风一路颠簸着回去。其中有几条，像「苏里曼尼号」「威廉堡号」「法蒂萨拉姆号」，已经离八十岁的生日不远了。

※

行商（合起来称公行）作为一个团体，创于一七二〇年。自那年起，除了一七二五年以前有过一段短短的间断，外洋贸易便由他们独揽。一八二五年最要紧的几位，是伍浩官、卢茂官、潘启官、潘瑞兰、章官、经官和鳌官。名字后头那个「官」字，人们通常以为是名字的一部分，其实不过是个客气或尊敬的称呼，等于「先生」或「老爷」。这字本义是「管理」「掌管」。公行的额数以十三家为限。

他们的行栈自前文说过的那条河汊起首，沿江往东伸展，货物的起卸因此极为便利。这些便是「货栈」，内地来的茶叶与丝货都收在这里，必要时在此重行包装、过秤、打包、刷唛，然后运往黄埔的船上。运货的船式样特别，甲板和船舷都是圆的，中国人因其形似瓜，叫它「西瓜扁」，外国人则一律称之为货艇。这种艇一艇可载茶五百箱，或五百担之重。行里办事的有条不紊、精明利落，一如包装的整洁与搬运的敏捷，都是中国人的特色。

行商是官府唯一承认的商人，凡向「行外」华商买的货，非经某一家行号代办不可，行号从中抽税，也以行号的名义向粤海关监督报关。然而「行外」商人已经变得很要紧，他们每年的交易额极其庞大。他们制造丝织品、地席、南京布、绉纱、夏布以及无数不那么要紧的物件，其中许多人积下了巨富；同时在官面上，他们却一向被认作只经营外国侨民「日用所需」之物而已。事实上，官府「历来」也时时提醒他们这一点，甚至把准许他们供给的东西一一开列出来。这单子说来也算一奇，姑且记下——衣服、雨伞、草帽、扇子、鞋子之类！

出入口货物的税项，行商要向粤海关监督负责。同这位大人的衙门——也就是「关部」——打交道的，只有他们，外国人因此省了许多麻烦与不便。这里不妨顺带一提：所谓「户部」（这称呼本是叫错了的），乃是专为广州外洋贸易而设的一个职位。他由皇帝亲自简放，品级与全省首要的官员相埒。中国的度支衙门叫「户部」，本地便错把这名目安在了这位官员身上。

他们统辖广州一口的全部对外贸易，每年动辄数百万元，所得的好处固然极大，肩上的干系也极重。一船或船的经纪人若有违犯「章程」之处，他们是要负责的。官府认定他们能够、或者说应当，既管住住在夷馆里的外国人，也管住泊在黄埔的船只；两样都要他们「保」其「恭顺」。所以每一个侨民自上岸那一刻起便有他的保人，每一条船也有它的保人，行商因此又成了「保商」。我的保商是伍浩官——他自然还保着别的一些人；有鉴于这样的彼此关系，我们便戏称他们是「我们的保家干爹」。

东印度公司的采办按股分派给各行商，伍浩官一家便占了十四股。

行商这个位置，是在北京花大钱买来的。我听说过高至二十万两的，约合英金五万五千镑。这张「照」虽然买得贵，却保住了他们不受搅扰而又格外优厚的进项；可是在另一面，也叫他们逃不掉种种「勒派」：修桥筑路要摊，建造官廨要摊，某处缺米赈济要摊，扬子江或黄河决口——那损失往往是子虚乌有或是大大夸张的——也要摊。

有一回去看伍浩官，你会问：「浩官，今天有什么消息？」他答道：「有太多不好的消息；黄河又决得厉害。」听着便不祥。「满大人〔注二〕来看过你没有？」「他没有来看我，他打发人送来一张谕帖。他明天来。他要我两拉克〔注三〕元。」还是那老一套，一次勒派，而且是笔大数目。「你打算给他多少？」「我给他五六万光景。」「可要是他不满意呢？」「若是他这头一位不满意，我就给他一拉克。」这是实事，可见对首席行商（各人轮着挨派）的需索是何等模样，数目又是何等要紧。他们心里明白，勒派的名目是夸大的，即便真有其事，能用到修河堤上的也不过一小份，因为那位大人觉得自己囊中之急要紧得多。他们或许设法搪塞，或许把所要的数目讲下来几分，可总归躲不过去。此外，粤海关监督回京的时候、新监督到任的时候，以及京中度支衙门的堂官那里，他们也都要送钱；但这类花费是有其名目的，为的是买影响、买庇护，何况所送出于自愿，数目也比较有限。

为着体面与特权起见，行商都捐个虚衔，标记便是缀在帽顶上的一颗珠子或彩色圆球。若犯了国法或是破了产，这顶戴是要褫夺的；照本地的说法，戴过它的人从此便「摘了顶子」，失去这件表明他社会与公众地位的要紧记号。

在中国，「商人」这营生是为豪门地主、士人以及凭自身才具跻身仕途的人所瞧不起的；然而破产却被看作辱没门楣，甚至近乎犯罪。

破产的人在依律判定之前，先要革去他所有的虚衔。我到广州以前，行商破产的事发生过一次。公行中人所受的刑罚是发遣伊犁。此后直到公行终结，也只再发生过一次。最后一个被流放的破产行商是万和。他在外侨中一向人缘极好，举止彬彬，无论从哪一面看都是个有教养而心地厚道的人。他帽上戴过表示三品正堂的「蓝顶子」，名帖之类上也因此可以用某种衔头。他行里的账簿与事务交由公行查核，结果极不像话；呈到粤海关监督那里，便判了他破产，判处终身发遣西北边外的伊犁（即今之固勒扎）。广州人通常称那地方为「戈罗」之地〔注四〕，究竟在舆图上的哪一处，知道的人并不多。行期的准备停当，恰有几位官员要往那远省去，万和便与其他罪人一同交在他们手里押送。载着这些人的船，就泊在夷馆外面。他许多华洋旧友都上船去道别。外国朋友里有一位递给他一封信，信中致其不幸之慨，又说行商与他们自己凑了一笔钱供他起居之用，已交在几个自愿随行的可靠家人手里。凡因不幸或失算而触犯刑章的人，只要罪不过重，亲友这样接济他，官府与粤海关监督都是不反对的。这一回的数目是一万元。

几个钟头以后，这一队人便动身踏上那可以想见的最凄凉的旅程。这一走要好几个月，途中不断换船，一时要经过糟得不能再糟的道路，坐在最不舒服的竹轿里，一时又骑小马，更常常是步行。

他走后很久很久，随他去的一个家人回来，我们才听说：万和起先被派在一座庙里做「洒扫」，后来居然折衷成了一份纯属有名无实的「差事」；再后来，他又设法置办了些许安逸的东西——伊犁所能有的那点东西，说起来实在有限得很。又过了几年，我们同时听到他的死讯和他的灵柩运抵广州的消息（是由始终跟着他的那几个家人护送的），运回来是要归葬本乡的。

万和离开广州以后，我在上文那几位外国捐助者之一手里，见过他署的一张六万元的期票，月息百分之五。在当时那种情形下开出来，这利息并不算苛。当时最可靠的担保，往来账上月息也要百分之一，临时拆借月息二三分是常事。

作为一个商人团体，我们觉得他们办事光明可靠，守约不渝，而且气量宏阔。他们的私邸我们去过好几处，规模都极大，园林的布置奇巧，有假山岩洞，有池沼，跨着雕石的小桥，甬路用各色小石子铺出鸟兽鱼虫花卉的图样，齐整得很。

其中最美的一处是潘启官的宅子，在江边，离夷馆往西三四英里。这些若在别处就要称作「宫殿」的私宅里，仆役之多令人咋舌：除了寻常服侍的人，还有门房、传事的、抬轿的和上等厨子。厨子的手段，我们偶尔也有机会领教，那便是受邀赴一席「筷子席」——意思是席上不会有一样外国东西。

席上供的是燕窝汤〔注五〕之类的珍品，有鸻蛋，有海参，有烹制得奇巧的鱼翅和烤田螺；而这些不过是全席菜数中极小的一部分，最后以各式点心收尾。酒则有米酿的，叫「三烧」，也有青豆酿的，有一种叫黄皮的果子酿的，还有些我们始终不知其名。酒用小小的银杯或瓷杯盛着，每只都搁在做工精致的银托上。

这样的席，即便新鲜劲儿过去了，也仍旧极可享受。主人一团和气，礼数周到，临走必亲送到大外门，把我们交给他的轿夫，那些人早提着写有他名号的大灯笼在那里等候，一路照送我们回夷馆。

有人以为这类宴饮的场合，席间会端上烤的或煮的「小狗」当压轴的妙品，这是不确的；我相信下面这几行的作者，是在赴过一次「筷子席」、喝过「青豆酒」以后任凭想象驰骋，或者是为了给一个流行的笑话添点底气，才写出来的：——

筵席铺陈光灿烂，

双眸无处可安歇；

广东之富，全印之珍，

仿佛为客齐罗列。

满座无声谁启齿？

肃然寂寂难为客；

只因西答齐这位朋友，

汉话一字也不识。

东挑一箸西拈一筷，

尝的是什么，全然不解；

他只晓得一样：这些东西

一样一样叫他作呕。

主人明官殷勤劝菜，

中国的礼数温文尔雅；

明官只道他吃得香甜——

瞧他那一脸的苦相！

末了他赌咒再不下箸，

那神色已写在脸上；

「见鬼！」他说，「这地方的

肉和厨子都是魔鬼差来的！」

可是换过一道，他又振作，

自以为交了好运；

因为眼前摆着的这一样，

瞧着倒有几分像鸭！

到底是小心惯了，为求稳妥，

他把脑筋绞了又绞；

终于回头向身后的人一指，

嘴里嚷道：「嘎嘎！」

那中国人正色摇了摇头，

随即恭恭敬敬一躬；

跟着便把这道菜的名目

念了出来：「汪汪汪！」

行商慷慨大度的事例，可记的很多。我讲几件首席行商的事作个样子。倘若一条美国船是老朋友管带的，他肯受直接的托运。有这么一条船到了黄埔，管带的是柯船长，所载货物大半是水银。当时这货的行情极疲。货卸在伍浩官行里存着，他说愿意照市价收下。过了好几个月，西南季候风将尽，「生意」的时节到了，各夷馆都张罗着替自家的船配回程货，新茶天天在到。水银却依旧无人问津。照它眼下的价，卖得的钱所能买的茶，是填不满这条船的舱位的。恰在此时，纽约传来行情看涨的消息，算起来利厚得很。柯船长因此想，不如把水银脱手，尽快尽多地买茶装船，便把这笔买卖成交了，照商界的行话，叫做「记上账了」。茶随即开始采买。买茶的当儿，伍浩官对他这位托运人说：「老友〔注六〕，你这回准能满载而归；货我供给你，下一趟来再付——你不用愁。」一切既已议定，船便开始装货，装到一半，伍浩官来见柯船长，告诉他说：北方客商将归本省，忽然急求水银〔注七〕，价钱大涨，他已照当天的行情把船上带来的那批货记在他名下；而且账上头一次那笔买卖，他已经注销了。受托人这一番慷慨，使柯船长得以满载而去，货款全清，这一趟出海的盈亏出入几近三万元。这件事是若干年后柯船长在广州亲口讲给我听的。

有一位美国绅士，在广州住了多年，原有不小的家业，后来大亏。他指望翻本，便继续经营，而伍浩官在这上头帮了他很大的忙。用本地的话说，他们一向是「老友」。日子一天天过去，一笔又一笔的款子交到魏先生手里支用，行商那边从不提起；直到第二年或第三年年终对账，伍浩官这边的余额是七万二千元。他就这数目取了一张期票，锁进了他的银箱。因为我懂中文，这类事我常常是在幕后的——倒不是持票人疑心签票的人有什么不妥，不过是要我把票面译成他的文字，好教他自己心里踏实。这里不妨说一句：那时候广州没有一个中国人能读能写英文。我发现这些票上不过背书着数目、日期和出票人的名姓罢了。日子照旧过下去；魏先生屡次说起想回美国去，只盼着时运「一转」，好把这张票销掉。谁知这票销得大出意外！

有一天他去看他的中国朋友，那位问他：「你离乡这么久了，怎么不回去？」魏先生答说不能够——他的票销不掉，单这一件就绊住了他。伍浩官问：难道只是这张票据把他绊在广州？他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回去安身？答说并无别的欠债，也不是没有资财——就是这张票！伍浩官便唤了账房来，叫他把库里那个装期票的封套取来。他从中抽出魏先生那一张，说道：「你我是头一等的老友；你是老实人，不过是没碰上机会罢了。」〔注八〕说着把票撕了，碎纸扔进字纸篓，又添一句：「这就结了账，全都完了；你爱几时走就几时走。」意思便是：我们的账已经清了，你要走就走。

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一日，郭富爵士统率的英军已在城北高地上布好阵势，正要进攻，却被英国驻广州商务总监义律的一封公文拦住了；义律其时就在泊于夷馆外的快艇「路易莎号」上。他告知郭富爵士：省城已答应出赎城费六百万元，令他率队退回江中的船上。这是义律促成的一桩明智而仁厚的安排。倘若入了城，死伤必极惨重，房屋财产的毁坏还不必说。何况也挣不到多少荣耀，因为那城的守备实在残破，万万挡不住二千二百名英国兵。省城的官员既议定了赎城的事，立刻四处张罗银钱，照例又「提醒」行商，说是指望他们慷慨解囊。

他们凑了二百万元，其中潘启官出二十六万，伍浩官出一百一十万，其余各家共六十四万。中国人相信人生的际遇背后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左右，称之为「风水」，字面便是「风与水」。这一回把这信仰表现得极其鲜明。伍浩官借着这次捐输的「偶然」，来表达他对「风水」赐他生平几件大事的感激之忱，心里就照这意思把捐款分派开来：为他自己，酬谢「兴旺」，八十万元；为他的长子，酬其孝思不匮，二十万元；为他的幼子，十万元——这孩子恰好生在他自己刚满一个「甲子」即六十岁的那一年，人都认作极难得的巧合，是头等的「风水」。这总数交出去，义律收到的是三张期票，由旗昌洋行开出，三十天期，抬头是伍浩官，再由伍浩官背书转让。义律把票交给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代收。这两家行号同旗昌洋行一样，都已把写字间迁到澳门去了。三张票面额分别是四十万、四十万和三十万元。那时候旗昌洋行手里存着背书人——也就是他们这位主顾——的银子约二百五十万元。伍浩官对自己这份非凡地位的那份正当的自负，以及他做生意的精明，从下面这件事也可见一斑：三票到期前几天，澳门收到他一封中文信，写的是：——

「仁兄大人〔注九〕：弟前背书与义律〔注十〕之三票，谅荷洞悉，行将到期。乞即先行照付。台端一算便知，此时付出，可获贴息九百余元之利。顺颂日日如一。」

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那边立即接洽，票据送来兑付，扣去贴息，那贴息合计还不到一千元！后来我在广州再见伍浩官，他把这笔交易的收梢当作趣谈，说道：「我同『巴宝』一个样。」〔注十一〕这位老先生喜欢拿自己比那家著名的行号——多年来，他经由旗昌洋行同那家行号做过不少要紧的生意。

向公行需索银钱的事从没有断过。有一回是两广总督要他们代偿自家三个同行欠「外夷」的债。这三家是兴泰行、卢茂官和经官。当时伍浩官出一百万元，潘启官出十三万，潘海官出七万，爽官与韶官各出五万，福泰行出九万。我记下这件事，是因为它是「老广州」的一种风气，也是为着防止同海外各国交涉生出纠葛而采的办法。

与官府文书的口气恰成对照的，是行商的私函，那份客气真是无可挑剔。下面是许多封里的一封。一八三七年，我们几个年纪较轻的侨民组织了一个「广州赛艇会」，在江上划船扬帆——这是我们主要的消遣，也是透气的法子。在此以前，这里还不曾有过类似会社的东西。行商既以「监护」我们的身家为职分，在本地官府眼里又是我们的「保人」，一听说有这个会社，便怕出意外，写了这样一封信给会中的一位：——

「咸德老先生台鉴：敬启者，顷闻仁兄暨诸位珍特利门〔注十二〕拟于江面赛船。未审确否。惟向来并无此例。倘为宪台所闻，弟等身为保人，纵容诸公率意而行，责备必不轻。江上舟楫之繁，几不可思议，处处麇集，来往如流，无时或息。故相触之机会甚多，意外亦多，轻则彼此撞破船只，重则伤及人身，更有不堪设想者。

「为此恳请老兄台〔注十三〕转告诸位珍特利门，务祈勿于江面竞较舟速，庶几后患不致丛生，则万事大吉矣。敬颂日进无疆，幸勿见外。

（署名）

伍浩官、卢茂官、潘启官

暨众行商同启」

伍浩官家产究竟有多少，常常是众人争论的题目；不过有一回他自己提起，连同他在田亩、房屋、店铺以及称为银号的钱庄上的各项投资，再连上他运往美国与英国的货，估计在一八三四年约有二千六百万元。就算当时银钱的购买力不过是今日的两倍，这数目在今天也要合到五千二百万元。他的日常起居俭朴得出奇，一半出于自愿，一半也因为体质单弱。他的慷慨没有边际；账目却极有条理、极精确，从不多设一本不必要的簿子。他那座宏大而井井有条的行栈里，他办公时所用的两三间屋子，陈设简单到了极处。

尊贵的东印度公司撤离广州以后，他就不再同外侨普遍做生意，专同旗昌洋行往来，他的外洋事务全由这一家经理。他每年运往伦敦的那些著名的工夫茶「箱头」，产自他家在武夷山中的田庄，在英国市场上素来知名而见重。他的交易规模极大，都托付给他在广州的代理人经手，而这份信任是那家行号当之无愧的。交易所及，遍于英国、美国和印度。他天性宽厚，还有一件事可作例证，那是差不多五十年前的事了，起因是他的指示没有照办。我们替他运出一船货，主要是他自己的生丝，是他从产丝的地方订来的。货卖了大利。他的吩咐是把货款换成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的汇票带回。不料——这是我们的意外，也是他的失望——售货所得竟置了一船英国货运回。彼时自由贸易方才开端，大批贩运英国制造品实在不智，正如他自己运丝出去实在高明；因为贸易一开，生丝反倒一时出口甚少。结果算下来，他要吃亏好几千元。这件违令的事一经查明，我们立刻告知伍浩官：他不该为这次违背指示受损，亏空我们会记在他的账上。

老先生答道：「我想一想，明天告诉你。」就是说他要斟酌斟酌，明日再把主意奉告。第二天他到了写字间，这便是他的裁夺，他说的时候还用手杖顿着地板——写信给柯君〔注十四〕，叫他往后仔细些，「要当心」。他把那批呢绒收下了，一文赔偿也不肯受。

这位名闻寰宇的「公行」的末代首领——公行历一百三十年，至订约而止——于一八四三年九月四日卒于河南岛，年七十四；他与拿破仑、威灵顿同生于一七六九年。

※

在行商之后，同外侨关系最密切的另一类中国人便是「通事」——之所以叫这名字，照当时常说的一句俏皮话，是因为他们除本国话以外，什么话都不通。他们由粤海关监督委派充当译人，领有执照；这也是遵照北京朝廷的谕令办的。直到订约以前，外国的领事、副领事一概不被「正式」承认，所以这两种官员每有文书要呈给粤海关监督，都得经由行商，由一名通事把文书送去。回文则行给这班商人，令他们将批复转知该国「大班」，「俾其钦遵办理」——不过是一套公事而已。

主要的通事是「老汤姆」、「小汤姆」〔注十五〕和「阿兰仔」。他们手下还有许多帮办，办理外国人的日常事务，譬如城里出来的大人查验起卸货物时要在旁伺候，又要缮造税项报单，好让那些官员带回关部衙门注册，日后征收。他们的差事一点也不轻省。无论昼夜，随时可以传唤他们去办那千头万绪、非他们不可的事。他们总是随叫随到，从无不情愿的样子，对整个侨居社会实在便利到了极点。我们要往澳门走一趟，要起运整船的茶，要卸一船洋货，一概经由他们请牌。事无巨细，都由他们料理停当。按律例与「旧章」，我们到江上游玩，到几英里外的花地去，或是到夷馆对面河南岛的海幢大寺去，都「应当」有一名通事亲自随行。我们要到「章程」或「旧例」准许我们去的别的地方，也总有一名通事听候差遣。不过也该说一句：这些要他亲身随同的「章程」并未认真执行，然而也从不曾废止。大人们所以责成通事在外国人散步或泛舟时须有一人相随，其用意是极好的——免得他们迷路，或是因彼此语言不通而同百姓起了冲突。凡官府有关外侨事务的告示，无论是说黄埔的船的，还是说伶仃趸船的，分送各夷馆也是通事的职分。说到那些趸船，通事便会把告示「译」一遍，指点说「满大人」有话：若不立刻起锚回本国去，或是开到黄埔来，就要派兵船下去驱逐，不再容忍了。接着便是那句万古不磨的问话：「你晓得？」后头照例还要添一句：「这一回大人可是当真的。」随后这份宝贝文书便塞进他的袜筒或靴筒里去（那是惯常的收藏处），道一声「请请了」〔注十六〕，他就转到我们隔壁去了。

自十月到三月的装货旺季，某条船的通事到了晚上还会被唤到外国写字间去（若事情紧急的话），常常留到半夜以后，等着开列次晨要装船的茶单。拿了这些单子，他还得跑也许好几家行栈，看茶是否备齐，并且吩咐货艇运往黄埔。这些事往往要通宵忙碌，可是他从不露出一点不耐或懈怠。一条船准备丈量时，由通事禀知粤海关监督，监督便派一名官员到黄埔办理，随行的总有通事班里一个人，叫做「官通事」。若船就要出港，通事便把「丈量银与规礼」的账目开给经纪人；船最后开行时，他到经纪人写字间送来「大牌」，即出港的牌照——这牌照要等他把进出口税已完的收据或凭单呈给粤海关监督，并使监督确信一切手续都已办妥，才发给他。夷馆附近一有火警，他们立刻就到。

这一班人，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众所熟知的首席通事「老汤姆」，无论体格还是心智，都是个出色的人物，镇定自若，从不失措。无论是受官府的恫吓，还是挨外国人的责骂，他从不动气。他极善于把事情在大人们那边抹得平顺，在「外夷」这边说得中听，纵是最难调和的问题也办得来。

每条船在黄埔下锚，须付通事费二百五十元。每一只货艇卸进口货，须付十五元二角二分。至于出口货，则由卖货的人自行运送上船，风险与用费都归他们自己。

四买办、银师与别琴英语

夷馆之内最要紧的中国人，是买办。他的品行、诚实与才干，都由一位行商作保。凡在馆中当差的中国人，无论是他自己的帮办，还是仆役、厨子、苦力，都算作买办的「自己人」；他们对他事事「效忠」，他也就把他们的行止与操守一并「保」了下来。这又是一桩使广州的日子得以井然有序、安稳无虞的缘由。举凡「馆」中内务，以至外面替馆里做事的铺户、匠人、商贩，买办也一概总揽稽察。馆中公私账目，都由他带着助手料理。大班与帮办们的饭食，以及日常一应所需，也都由他置办〔注一〕。

存放现银与贵重物件的库房归他掌管，这可不是轻省的差事；有几家行里现银数目极大，往往在一百万元以上，少也少不过十五万至二十万元。每年四月到十月的淡季，主要账簿、一应要紧信件与信稿簿也都收存在库中。一八二四年以后好些年，还不曾有誊写机器这种东西，抄件一概靠手写，因此商业信函与文书就格外要小心保管；那时又没有银行，家家行号都是自家的银行。所以买办这个位置，责任极重，而据我所知，辜负所托的只有一个人。他的薪水其实不多，一年不过二百五十元或三百元（我们自家买办后来加到五百元），可是那些由来已久、早已成了「老规矩」的额外进项，却十分可观。

美国这边的贸易，出超大半在中国一方，别的进口货又相对少，亏空只好年年运进大批西班牙与墨西哥银元来补。茶叶、生丝，以及归在「杂杂」名下的许多零星货色，都是现银买进的。所以从美国来的船，有时带的银元数目极大——像「市民号」就带了三十五万元，而一八三一年单是三条船便带来一百一十万元。此外鸦片向来只收现银，后来通行起来的伦敦汇票也是如此；于是这些银钱一概先经买办之手。银子存进库房之前要经过验看戥兑，他从这道手续里得一份利；不过一包银子的成色与确数一经验明，日后若在里头查出劣银，仍旧归他赔补。他给银师的工钱是每千元一毫，而买办自己定的规费是二毫。这一项积起来是个大数目。另一项进项，是凡付款——不论付与何人、为着何事——只要是不满一千元的零数，每元便抽制钱五文（约合半便士），由收款人承担。此外，他替东家与「外商」中国商人之间的生丝及别项货物合同放款或垫款，也从中得利；馆中一应采办，他还另有成数可提。

一八二三年，出了我所知道的头一桩、也是唯一一桩买办舞弊的事。他在两家最要紧的美国行号之一当差，那家行当时住在瑞行三号。他挪用了行里一大笔款子去做自己的投机买卖，无意间被查了出来。那时的行主安某先生径直去见伍浩官——他正是这买办的「保人」——报明亏空。买办被唤了来，当着东主的面认了，说是拿去做投机，本打算填还，不料安某先生忽然查账，来不及了；他的保人听了气愤已极。当晚伍浩官就把短缺的数目送到行里，那是五万多元。

公行、外商、通事与买办各是些什么人，他们同外国人各是什么关系，前面都已说过。剩下的便是银师，即钱银经纪，他们的手艺是断断少不得的，收银的时候尤其如此。夷馆里那几条穹顶宽廊，天天时时都见得着他们；人常说，打那里走过，没有一回不见成堆的银子在受检验，没有一回不听见银子一批批倒进倒出铜秤盘时的铮铮之声。旧日广州的生活，几乎没有一天、甚至没有一个时辰，少得了这闪闪发亮的伴奏。

银锭与银元一样，都要验看戥准，然后才入库。一经过秤，银元便不再作为「元」而存在了，因为中国人在买卖上待金银，一如待铅、铁、铜。这里头见得出一种特有的通达，而他们也就因此得了好处：银钱往来无不便利。多年经验下来，进口的银元折合库平七钱一分七厘，这就成了通行账目上的定则。举国上下除制钱之外并无铸币，制钱是人人熟悉的。它只用于百姓日常所需，除了钱庄补充存底，从不入大宗交易。这样一种流通之物，无论所求如何微末，人人用着都称便，实在是一桩有见识的法度。钱的正面铸着铸造那年在位皇帝的年号，是汉字，另有两个字，意思是「通宝」〔注二〕。至于买卖，则须有更大的价值凭据，这便由便于携带的金银条块来充当。金条比银锭数量少得多，多是长方形的，通常重十两；银子〔注三〕则铸成大小不一、分量各别的椭圆锭子，俗称「鞋」。这些供买卖用的金条银锭，官府并不过问其铸造，正如不过问别的金属一样；保其成色分量的，不过是出银的银号或银师所打的戳记。

既然并无金银铸币，进口银元便因辗转过手、屡经称戥打戳，成了广州话所谓的「烂板银」或「碎银」；头一个名目，是因为银师验看时要打上自己挑定的一个字号，那便是他保成色的凭据。银元既已弄成这般不成形状，付款便按两计重，下分钱、分、厘〔注四〕。中国称量金属的这个规矩，自公元九百零三年起就有了。银师验过打了戳的银子，若后来查出是劣的，由他调换，不过这样的事极少。中国人身上多半系着腰带，带上挂一副小秤，专为钱银往来之用。

不论什么人送银子来，银师都验；行商或别的主顾要用，他们也上夷馆或别处去。工钱不多，可是每年经他们手的银子数目极大，因为中国人一切交易都用现银或其代用之物〔注五〕。银师又兼「换钱」的差事——要纹银、要烂板银、要金子，都能兑给——同时还是银行，放款、收存都做。他们铺子的地面铺着褐色方砖；到了年底，可以把「起地」的权利卖出去，买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在砖缝里捡着漏下去的碎银，事后自费把地面铺回原样。我听说过，有大银号的这一项权利卖到五十两（约合七十元）。

自一八二五年起，进口的银元有好几种；在此之前最多的是西班牙卡洛斯第四的银元。这一种始终最受欢迎，通称「老头银」。中国人用惯了它，拿卡洛斯第三或斐迪南第七的来，便不大情愿收，而「老头银」倒能卖出升水，于是成了「打碎」这一通例之外的一个例外。中部各省的生丝商贩向来整元整元地收它，到后来偏爱得如此之甚，除非是碎银，别的一概不要。这就使它的价钱涨了一成，甚至一成半；末了有一季，我们把六万元「老头银」卖给行商中的领袖，升水三成，换回来的碎银是七万八千元。斐迪南第七的银元叫做「新头银」，因老头银日见短少，也就跟着吃香起来，不过升水从没有超过一分至二分。此外还有智利、秘鲁、墨西哥与美国的银元，这些一概要经打碎，中国人待它们从来不比碎银更看重。它们不合「老规矩」，人们也没法习惯上头新的头像与铭文。偶尔碰上特别的用场，墨西哥银元也能加一点升水使出去，譬如一分或一分半。人们常猜想，这些花样翻新的买卖，银师在里头出力不小，这大概是真的；他们是幕后的人，况且不少银号本是富家的产业，主人正拿它们来做银钱上的投机。

前面说过，外国行号记账用元与分，按每元合银七钱一分七厘的成例折算。只有一家例外，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它采用中国的银两制度，倒更合情理。生丝的价银按七钱五分折算，茶叶按七钱二分，麝香按七钱五分，某几种鸦片也是如此。中国的出产一概按重量论，连生丝熟丝也不例外，而一切计算都用十进，这个法子实在使买卖做起来省便。

「别琴英语」，这是众所周知的名目，指的是那种独一无二的话；「西洋」来的外国人同广州中国人做买卖、打交道，全靠这一种话，此外别无他途。我到广州以后好多年，通中文的外国侨民只有三位：马礼逊博士；如今的德庇时爵士，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末任大班；还有一个美国人，就是我自己。而「别琴英语」，则是随着广州口岸最早的中外往来一同长成的。这种奇特语言的由来不难推想。外国人到广州只住有限的一段日子，不肯、也不能去下工夫学中文这样难的话——就连敷衍日常的那一点点也不容易学到手，学到了在别处又全无用处。地方官府还在这上头设下重重阻碍，甚至把教外国人中文的中国先生处斩。这话是马礼逊博士说的，他讲过一件我到广州以前的实例；他又告诉我，自他一八零七年到埠以后好些年，为了护着自己的教师，只得夜里在一间屋子里念书，灯烛都仔细遮住。

在另一边，机灵的中国人却有办法补上这个缺：他们巧妙地把外国字的读音记熟，纳进自己那种单音的说法里去，同时用简单的汉字来表它们的意思。他就这样造出一种话来——姑且叫它话罢——没有文法，不讲言语的条理，简化到不能再简化。这话扎下了根，成了往来交际的通行工具，经手的买卖动辄价值巨万；直到今日，它仍旧生气勃勃，仍旧那样别致。

这无疑是中国人的发明，而且其起源远在英国人到广州之先；证据就是里头至今还掺着葡萄牙话与印度话的字眼，后者大约是最早那批取道印度东来的西方人带来的。英国人比他们晚了一百多年才到；此后英文的字才渐渐掺进去，而随着葡萄牙人退守他们自己日渐兴旺的澳门一隅，英文的字越掺越多，末了英国人成了贸易的主角，这种话也就叫做「别琴英语」了。

「别琴」这个字，不过是「毕斯尼斯」（生意）的讹音，连起来便是「生意英语」。说它出于葡萄牙话，证据确凿不移，譬如「满大人」，出自「曼达尔」，即命令；「买办」，出自「孔普拉」，即买；「佐斯」（神佛），出自「德乌斯」；「巴德礼」，出自「帕德雷」，即神父；「马斯基」，出自「马斯凯」，即不打紧；「拉里龙」，出自「拉德朗」，即贼；「格兰」，出自「格兰德」，即大、即首要，譬如「格兰照」；至于「戎克」，则出自东海岸方言里「艚」字的葡萄牙读法——葡萄牙人最初就是在那一带通商的。出于印度话的，则有「巴刹」，即市集；「士罗夫」，即钱银经纪，也就是银师；「珠南」，即石灰；「听芬」，即午饭；「哥当」，出自「加当」，即货栈；「拉克」，即十万；「苦力」，即做工的人；「知单」，即便条或书信；「邦加楼」，即平房；「加喱」，即咖喱；此外还有不少。

别琴英语里常用的两个字，其说法与用法都有些特别，值得一提。这种话并不限于外来的字，里头还有整整一套出自中文的词汇；说穿了，它是一种十分驳杂的话。譬如「照」字，就时时刻刻用得着。它就是「札」，本义是一切「文书」。铺户的账单是「照」，上谕或大宪的告示也是「照」；运货的船叫「照艇」；此外，期票、收条、印信图章、装卸货物的准单、货物的记号、通行的凭据，一概都叫「照」。「上等」叫做「头照」，次一等的照货色好坏分作「六照」「八照」「十照」，末一等便是最坏的。差苦力去办急事，就吩咐他「照照」地去。说一个人是「头照人」，不用解释；说「坏照人」，也一样明白。

「杂杂」这个合成的词，用途之多几乎无穷，有时候意思还正好相反。譬如说一件东西是「头号杂杂」，意思是一钱不值；可是用在早饭晚饭上头，却是说好得没话说。「杂杂」货是搭配的杂货；百货铺是「杂杂」铺；各色食物统归在「杂杂」名下；而前面数说夷馆时想必已经留意到，有一座就叫「杂杂」馆，因为里头住着好些帕西人、摩罗人和别的印度人。

中国人虽把一切外国人统称为「番鬼」，其中却又分出些名目来，滑稽而传神。英国人成了「红毛鬼」；帕西人因有剃头的习俗，是「白头鬼」；摩罗人就只叫「摩罗鬼」。荷兰人叫「荷兰」，法国人叫「佛兰西」，美国人叫「花旗鬼」。瑞典人叫「瑞」，丹麦人叫「黄旗鬼」。葡萄牙人始终是「西洋鬼」，还保留着他们当初自「西洋」（这两个字正是此意）来时所得的名号；他们生在澳门的后裔，则照这座城的中国名字叫做「澳门鬼」。

夷馆附近广州的书铺里，卖一种小册子，叫《鬼话》。封面上画着一个外国人，穿的是上个世纪中叶的装束——三角帽，宽下摆的外衣，短裤长袜，带扣的鞋，花边的袖口，手里拄一根手杖。此刻我面前就摆着一本。开头第一个字是「人」，底下注着它的「番话」说法，用另一个读作「曼」的汉字来标音。这样的例子举过许多之后，接着是两个音节的词——譬如「今日」，下头用另外两个读作「都地」的汉字标出洋话的读法——再往下便是整句，而这种语言的构造，恰好极便于此。这本小册子只值一两个铜板，仆役、苦力、铺户，人人手里常有。作者是个中国人，他这份巧思该当使他不朽。我时常琢磨，头一个把这「外邦的舌头」理成一种通行言语的，究竟是谁。真该给他立个牌位，点上红烛，把茶奠在他像前，与庙里环绕着文昌神龛的那些木雕神像并列而坐。

五鸦片、夷馆之围与茶事

西南季风期间，大宗买卖虽然清淡，鸦片一项却极其活跃。这正是新货到埠的时节。货售与经纪，一概现银交易，凭单到趸船上提货。提货单由「走私艇」〔注一〕带下去，由它们把鸦片分送各处。这种艇的形制很特别，身极长，梁极阔，而且愈往船尾愈阔得不成比例，好腾出地方安顿经纪的伙计——他们是必定随船同行的。船上水手六十到七十名，与所有中国船户一样，都是极好的水手，机灵而勤快。他们坐在甲板两侧一排排矮凳上摇桨，另有一面极大的主帆和一面前帆助力，帆是蒲席、竹篾与藤条编的。军械则是船头一门大炮，几尊旋转小炮，加上长矛和从洋船上买来的燧发枪。走私艇与官府巡船的分别，在于军械不及巡船之利，水手不及巡船之众，又在于船身是上了清漆的，而不像巡船那样漆成「黑红」两色——那是官船的颜色。

鸦片交割时，趸船每箱收银五元〔注二〕，叫做「规礼」（字面的意思是「金沙」）；提货单若过了七日还不来取，另加二元「滞期费」。货物出船之前，一律改装麻席袋，打上货主的暗记与重量。有时一次装走一百箱之多，散装成一船，市价自十五万元至二十万元不等。广州的代理人在售价上抽佣五厘，后来减为三厘。拆包、过秤、重装，不过几个钟头的事。趸船上的水手多半是马尼拉人，也有些印度水手；而银师、木匠、舢板水手、厨子与仆役，则都是中国人。

不消说，鸦片贸易是上谕与广东当局的告示一再严禁的。凡沾手「洋泥」〔注三〕的中国人，甚至以死罪相胁；然而贿赂的法门周密到那个地步（这与外国人毫不相干），买卖照样做得轻而易举，有条不紊。偶尔也有一时的梗阻，譬如新官到任的时候。那时便要重议规费，可是除非新来的索价过奢——用经纪的话说，便是「这人忒糊涂」，也就是「此人发了疯」的意思——总归很快就商量妥当。到时候万事停当，经纪们又笑逐颜开地露面，境内复归于「太平」与无事。

广州城里的中国店铺从不曾见有鸦片出售，也看不出什么招牌记号，可以让人看出哪里在配制烟膏、哪里可供吸食——它除此之外并无别的用法。

广东官府极少提到伶仃这处泊地；偶尔碍于体制不得不提，便出一道告示，勒令那些「逗留外洋」的船只，或者进口，或者驶回本国，否则便要开动「战龙」，以其火器把一切违抗此「特谕」的人尽行歼灭。

鸦片贸易的另一支在东海岸。那里泊着几条中等大小的船，属于广州的两家洋行，分驻在厦门、泉州、甲子与南澳岛一带。补给由双桅船与纵帆船送去（凡做这一行的船都叫「海岸船」），它们自伶仃启程，上行送货时在上述各处泊地停靠，回程时再把售货所得收齐带回。这一行做得极为隐秘，涉足的人本来就少；我既得了一个亲历其事的机会，便依着行里的提议，往南澳走一遭。当时我们有一条波士顿造的飞剪式纵帆船，名叫「玫瑰号」，一八三七年正要开往那处泊地，船上载着已在广州售出、约定在那里交割的一批鸦片，另有若干箱是带去试销的。全船货物将近三百箱，照广州的价钱值三十万元上下。我从澳门到急水门上船，还邀了当时在澳门做我客人的一位英国绅士同行。「玫瑰号」不久便备齐出海，我们扬帆启程，西南季风不紧不慢。这是一条挂前中桅帆的纵帆船，注册一百五十吨光景，排水孔离水面不过两尺。天气极好，风势稳定，海面平静。因为正是台风季节，我们一面留意气压表，一面紧盯着满海的「渔船」——那些船上的人，按情形不同，或是安分的渔户，或是杀人不眨眼的海盗。

第三天我们在南澳岛内侧下锚，紧挨着两条英国双桅船，「奥米伽号」〔注四〕与「芬得利总督号」〔注五〕。靠岸一边泊着两条水师战船，旗帜招展，其中一条挂着「副将」的将旗。我们知道与官府打交道少不了那一套「礼数」，料定必有一位前来拜船；在他未到之前，中国船只是一概不肯靠舷的，别说帆船，连卖杂货的小艇也不来。我们刚收好帆、把一切收拾停当，「大人」便乘着他的「官艇」过来了——那是一种方头平底的船，阔与长几乎相等。船上除桨手之外，还有属员与随从，都穿夏布衣裳，戴尖顶藤笠，笠檐上垂着飘飘的红绸丝绦。他本人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安闲地抽着烟。头上张一柄绣花大绸伞，仆人执扇替他驱赶蝇蚋。他由福斯特船长在舷梯口迎接。他举止从容，气度不凡。奉过雪茄与酒之后，这位「副将」便问我们缘何泊在南澳。银师〔注六〕替我们回话，说此船本由新加坡驶往广州，因风逆流阻，不得已驶进南澳添补柴水。大人听得很留神，随即说道：凡有所需，尽可采办，但货一上船，便须一刻不停地开往黄埔，因为大皇帝不准远来的船只驶往别的口岸。他接着郑重其事地从靴筒里抽出一卷长长的红纸，交给他的书办，好让我们知道其中的意思。

其文如下：

上谕

粤海一口，乃准外夷通商之地，断不许其游移他处，致滋事端。惟天子怀柔，恩同海量，如遇风逆流阻、缺乏食用者，不能不予以接济，俾其得以续行。既经接济，即不得逗留，仰即遵照，立时开行。钦此。

道光十七年六月初四日〔注七〕

这道「上谕」重又装回封套，塞进靴筒里（预备着再有别的外国船「遭难」时好使唤），大人便起身离座——这是一个信号，随从们除书办之外一概回到船上去了。我们请他二位到舱里用点东西，用毕，就谈正事。这位官长开门见山地问：「船上有多少箱？都是南澳的么？还要往北去么？」一面透着话风，说那边的官儿格外认真，非替「寰宇之主」奉行不可，云云。我们的回答也同样干脆明白：此船不往南澳以北，船货约二百箱。接着便谈到「规礼」，照中国那条老而弥善的道理——「一切照旧例」——三言两语就议定了。诸事既已妥帖，酒也喝了，雪茄也抽了，大人便说一声「告辞」〔注八〕。我们送他到船舷，他扶着书办的手爬了下去；看着他安然坐进那顶光彩夺目的绸伞底下，不多时便回到自己的战船上。

官面上的拜会一办完，中国买客立刻自由自在地上船来了。过了一两天，有好几条商船从大陆那边驶向泊地。将近时，我们看清它们桅顶挂着约定的暗号旗——离开急水门之前，我们已得了一份样子。我们也升起自己的旗，那些船便在近旁下锚，转眼之间便用自家的舢板从「玫瑰号」上接走了那批鸦片——那是在广州售出、在广州付讫、约定在此处交割的。此事最足以说明：广州夷馆里的外国卖主与中国买主之间，彼此信任到何等地步；而这样一桩买卖，无论哪一方违了约，是谁也无法诉诸公堂的。这一批货值十五万元，早在急水门就装好了袋，打了记号，编了号数。那位手持广州洋行交货单的中国人上船之后，从一方棉布手帕里把单子展开，趁着货从船舷过去的当儿，同银师抽了一两袋烟，喝了一杯茶，随即照例说一句「好风好水」，也就是「祝你此行顺遂」，便向我们告辞。那几条商船下锚时主帆仍系在桅上，最后一袋货一上船，锚便起到船头，径自往北去了。

为了在更北的地方设立「浮动」货栈，曾有过种种尝试，为此连朝鲜海岸也去过，台湾岛北端的基隆港也去过。飞剪船「西尔芙号」由沃利斯船长统带，一直驶到辽东湾，船上载着那位著名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他为了换得散发经书传单的便利，就充当售卖鸦片的通译。郭士立牧师是个「海岸老手」，他初到中国，是从新加坡搭一条中国帆船来的。他又在马六甲读过书，因此我们之间颇有同气相求之感。最早驻在东海岸的外国鸦片船，是一八三一年的「扬上校号」〔注九〕，往来于该处与伶仃之间的小船是「仙子号」。郭士立先生在前一条船上住过一阵，凭他通晓中国沿海各处方言，很能派上用场。他的相貌极像中国人，中国人则一口断定他是「乔装的汉家子弟」！他回来之后讲给我听的沿海与内地游历，十分新奇有趣。他常常离开双桅船，一去就是许多天。有一回几乎走到广东省界；又有一回深入福建省的武夷茶区。他说那里的人好客而和善。乡下的轿子随时替他备着，饭食尽管管够，投宿歇脚也从没有一处庙宇不肯收留他的。他此行除增广见闻之外，本意是散发传单。每到一镇一村，他便分送译本《生命之道》，又施给「李氏清肝丸」。有一天他乘船上的小艇登岸，艇翻了，他在浪里滚来滚去，手里死抱着一匣《圣徒永息》，还有《穷人之友》与几包「考克尔氏丸药」，一面时刻担心自己连同艇上四名卡菲尔水手一并被铲头鲨叼了去。

半个月后，我打定主意回急水门转广州。我的朋友聂先生也愿意同走，可是怎么走、几时走呢？「玫瑰号」还有不少鸦片没有脱手，大约一个月内不会得闲。正踌躇间，过了两天，纵帆船「哈莉特号」〔注十〕从北边各处泊地进来了。她是一条小小的前后纵帆船，名义上一百吨，由美国船匠汉密尔顿在澳门造的，船主是我的朋友霍尔船长，他答应带我们回急水门。她从南澳的三条船上收齐了银钱，全船的货便是价值四十三万元的金条与纹银。我们带着行李和仆人上了船，不久便启碇。舱房小得不成话，而且蚂蚁、蟑螂、蜈蚣爬得满处都是——我们不愿意搅扰它们，索性在甲板上安顿下来，露天吃饭、抽烟、说笑。我们在九龙下锚，恰好躲过一场异常猛烈的台风。就在那里挨过风头，然后驶往急水门，再从那里搭快船径回广州。

「玫瑰号」后来在一八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的一场台风里沉没〔注十一〕，全船只活了一个人，是个葡萄牙籍舵工〔注十二〕，在一块船板上漂了三天，被我的老朋友、当年的同船弗雷泽船长在「好运号」上救起，地点离大万山岛三十英里。

这一段关于鸦片贸易的絮叨，说的是我住在广州头十五年间的光景，读者由此可以对它的经营方式有个不差的概念。一八三九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没收二万零五十二箱，本地的买卖一时受挫，却并未因此断绝。在此之前，这一行于在广州分润其利的外国「逐客」而言，实在是又轻松又受用的营生。他卖货是舒心的，他汇款是太平的。买卖本身仿佛也沾了那味药的性子：售价抽三厘佣金，回款抽一厘，又从没有倒账，叫人心里熨帖。就代理人而论，每箱一年年平均下来，值二十英镑。

英商鸦片被查抄之后，广州城落在卧乌古手里，如前所说，以六百万元赎城；这笔款子后来由英国政府拨给那批鸦片的原主，他们当日或径自交出，或经其广州代理人转交，都是奉了义律的命令，「代表女王陛下政府缴与钦差大臣」。

赎款之数，比起市价来是低得多的，连本钱也不够；然而话又说回来，谁也料不定它还会跌到什么地步——北京当局正在采取种种措置，要在境内「永远断绝」「吸食鸦片」；就当时的情形而论，这样的了结总算是很在情理之中了。

各家交出最多的一家是七千箱；我们大约名列第三，一千五百箱；其余多半在英商、巴斯商人及其他印度商号手里。钦差大臣受命与将至的消息，一八三八年最后几个月间已传到广州。本地官员于是对贩户严厉起来，好显得他们奉行旧例何等勤谨。由此便有许多惨酷的刑罚，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在夷馆前面的广场上处决了一人（意在使外国人蒙羞），一八三九年二月又要在那里绞死一人。后面这一回激成了空前的骚乱，凡在住处之外的外国人都遭了攻击，有几个受了伤；夷馆则被成千上万的无赖围住，不住地用石块砖头砸门砸窗。

他们把各馆门前小院的粗木栅拆下来当撞门木使，一片嘶喊怪叫，宛如群兽。我们倒有几分盼着他们中有人闯得进来：我们自己那座商馆——瑞行二号——的大门内外，早已撒下大量碎玻璃，而对头是一群赤脚的人；另一处则滚了几只装煤的大桶堵住。可惜我们到底没能领略头一样布置的效力。官府是正午时分把一名「鸦片贩子」带到广场上来绞死的〔注十三〕。十字架已经打进地里，再过几分钟事情就完了；恰好有一阵异样的喧闹，像是要出什么大事，引起了当时在广场上几个外国人的注意。消息立刻一馆传一馆，我们能凑起来的人——大概七八十个——一齐冲了出去，要阻住这件事。我代表在场众人发言，抗议把广场变成刑场。管事的官员说，他奉的命令非执行不可，广场是天朝皇帝疆土的一部分。我们告诉他，这话不错，但它是租给我们作游息之地的，我们决不容许它被一场公开处决所亵渎！这话说得着实大胆。就在这短短一刻工夫里，眼前的景象奇特极了。十字架立在那里，紧挨着它是那个待死的人，脖子上套着锁链，两名狱卒牵着，一个个都静静地看着，只当是看新鲜。那官员的仆人不住地替他换烟袋；他的随员、几名兵丁和轿夫，与其说紧张，不如说看得有趣。若不是那天早上恰好有一艇水手从黄埔上来，此事真不知要闹到什么地步。他们是老东印度公司船「奥韦尔号」上的人，船主「汤米」拉金斯船长早年也在公司当差，在这一带众所周知，人人喜欢。这几个水手本在广场上闲逛，渐渐挨近了那处，站着观看。一见事情要那样了局，他们忽然扑上去抓住十字架，砸成几段，抡起来就往刽子手和近处中国人的头上肩上招呼。狱卒把犯人拖走了。水手们又把替那官员搭的凉棚扯倒，掀翻了椅子、桌子和茶壶茶碗，接着就要动那官员本人，亏得我们上前护住。眼看着「大人」和他的属员被抬走而未受损伤，我们才放了心，广场也就归我们占住了。当下有个水手向另一个喊道：「我说比尔，这样的乐子可不是天天有的！」

暴民围困夷馆之势，整个下午不息；美国馆拐角处的守卫几次想把闹事的人赶开都没有用，只得退下，情形看着很危险。在帝国馆里，「亚历山大·巴林号」的圣克鲁瓦船长把馆内的人都聚起来，各自拿着手边的家伙——左轮枪和鸟枪——主张冲出去，幸而没有真动手。外面确实有八千到一万个市井中最下流的人，看样子是存心要灭了这班「番鬼」。将近五点钟，有人提议不妨设法把我们的处境告知浩官。那光景，仿佛官府有意把我们丢给暴民，街道又堵得水泄不通，大约没有一个中国人肯去跑这一趟。我和奈先生（一位美国绅士）便自告奋勇去见他。我们爬上瑞行四号的屋顶，设法翻到行街一家铺子的屋顶上，由那里下来，费了些力气，才走到夷馆后面那条叫「十三行街」的街上，从那里通到浩官的行里。我们见这位老先生已经听到些消息，心里很有些惶恐，可是广场与夷馆落在人群手里的事，他似乎全然不知。他当即差人去禀报「广州府」，就是本城的知府；我们仍旧照原路回来。六点半钟光景，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听见铜锣渐近，知道是官员来了；从我们的阳台上望下去，只见乱民立时被鞭子驱散。一个也不放过；众多兵丁随着官员到场，一见之下，人潮便朝广场各个出口涌去，连河里也涌，淹死了好几个，船户竟没有一个肯伸手相救的。夷馆的大门一扇扇大开，被囚在里面的人转眼都出来了，脸上那股宽慰之色，真是说不出来。官员们就在广场上过了夜，替他们搬来椅子，点起官衔灯笼；我们既知道如今十分平安，任凭夜里各更次的锣声怎样敲打也不相扰，便都睡下了。第二天一切复归于素常的安适与太平。那个「待死的人」被从广场带到公开的刑场上绞死了。早上我们去谢官员们及时相助（照有人的说法，这倒是件「脸皮厚」的事：头一天我们才自己动手执了法，把执法的官儿赶走了！），他们待我们很有礼貌，还叫我们「不必害怕」。

在外国人加于官府的种种冒犯之中，这一回是最严重的。他们的关文、他们的禁令、告诫与恐吓，我们向来看得极轻。我们常常谈起他们的容忍，也诧异他们竟肯给我们那样的照拂与保护；其实在他们看来，我们不过是一班不服管教的孩子，是从来没有机会懂得「道理」的人。

当朝廷出人意料地采取了查抄英商鸦片、惩办本地贩户的举措时，鸦片贸易似乎真的到了要断绝的日子。广州各行的存货被强行夺去；东海岸的存货本由其中极少数几家掌管，日见减少，又没有新货可指望。自印度启运在途的货，或在新加坡起卸，或转送马尼拉，而印度那边的续运则完全停顿。事情究竟如何了局，各方面都是一团漆黑。持货的人在新加坡开价贱到不成话，那东西真成了没人要的「药材」。在海峡一带，每箱名义上的价钱竟低到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查抄之后不久，「鸦片问题」的情形便是如此。外国侨众除美国人之外，全都离开了广州，起初栖身在九龙的船上；后来被官府炮击，赶出那处泊地，于是急水门口的铜鼓成了大家会齐之所。一天，有一条飞剪式纵帆船起锚出海去了，过了好一阵才有消息。她载了查抄以后新到的几箱鸦片。开船的那一刻，有人交给船长一封信，吩咐他驶出陆地视界之后，拆开随信所附两封中的一封。拆开一看，原来是命他尽快驶往新加坡，把船上的鸦片卸下，并把那封未拆的信交与当地的受货人，此后一切听其指示。纵帆船于是照办，船长始终一点不知此行的用意，只奉命到埠之后，凡有人问起，便答说是运鸦片下来的。那二十箱起卸的时辰，正当滨海大道上挤满了摩尔人、犹太人、巴斯人和中国人，他们不是持货的，就是经纪。他们自然一封信也不曾接到；一见二十箱鸦片竟从中国运下来，这是破天荒的事，便断定「真主至大，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中国到底是决意不许再有一箱毒物上岸了。不到一昼夜，那位代理人布置之巧，加上几个精明经纪相助，已经悄没声息地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收进将近七百箱，价钱贱得像泥土。鸦片在新加坡本来卖不动，持货的许多人撑不住，有些还奉了命令，能卖多少是多少，「早早了结」；这一回收进的货，平均每箱二百五十元。那二十箱又装回纵帆船，新买的也都上了船，略一耽搁便开走了，去处谁也不知道。她正一路飞驶北上中国海。她的目的地是东海岸，货到那里，平均每箱二千五百元，一售而空。

据中国人说，广州城里的价钱涨到三千元，而贩卖与吸食几乎是性命交关的事——后者是明令要处死的，也确有照办的。钦差大臣就在当地，铁面无情，中国人中间人心惶惶；不过据可靠的消息，砍头的人数并不多。

鸦片贸易进行的那些年里，关于它是否合乎道义，以及吸食对中国人有何影响，时常有人议论。行商没有一个沾过手，外国商号中也有好几家出于良心，不做这一行。至于它对城厢内外居民的影响：他们是一班康健、活络、勤苦耐劳的人，而且性情开朗，生活俭省。他们做买卖精明，制造与手艺都很高明。这些长处与惯于吸食是不相容的；何况熬好的烟膏价钱那样贵，要教平常百姓吃得起，非冲淡到毫无妨害的地步不可。富家子弟中间，这事多少要普遍些，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我自己——我想我也可以替全体外国侨众这样说——却极少、甚至从不曾见过有谁因此而身心受损。既看不出普遍滥用的迹象，连用烟枪的也难得看见。我记得有一个人因为吸食过度被送进教会医院医治，可是大家竟把他当成稀罕物，很看重他。其实吸食是一种习惯，正如酒之于我们，都在有节制之列。比起美国与英国烈酒之害来，鸦片之害真是微乎其微。这是我在广州、澳门与香港住了四十年的亲身阅历。

外国商人初到广州的许多年里，船只发遣完毕之后，是不准他们留下的，必须随船离去。像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日子久了便觉得大为不便。于是它们退居澳门，那里后来还特为它们盖了住宅。（澳门的荷兰旧商馆屹立了一百多年，一八七五年毁于台风。）自广州迁往澳门，是在东北季风将尽之时，恰值淡季开始，市上的茶已售罄，黄埔的船也寥寥无几，或竟一条也没有。澳门气候宜人，四面都受着海风，位置又极秀美；而且就其整体而论，恐怕是二百五十年前西方人在东方所建殖民地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标本——它的炮台、教堂、城墙，它的修道院、议事亭，以及那些宽敞坚固的私家住宅。

澳门的海湾向东望去，酷似那不勒斯湾。湾边一带好房子前面有一条宽阔的滨海大道〔注十四〕护着，大道由一道矮墙的海堤托起。从那里望出去，景致极佳：越过外港往东北是大屿山与伶仃两岛；北面是「九洲」；西南是叫做「氹仔」的泊地，在西边的路环岛与东边的鸡颈岛之间。这处泊地离澳门约三英里，与那两个岛一样，都归葡萄牙管辖。澳门以西是内港，隔开澳门与那个叫「拉帕」的岛。早年葡萄牙人曾在岛上盖别墅、辟园圃，后来因为无法防住中国匪徒与海盗的侵扰，只得弃置；到一八二五年，只剩下星星点点的遗迹了。

公司的大班们每年离开广州，颇成一桩盛事。公司的码头上排开十五到二十条驳艇，其中几条改作寝室——这种船甲板高，舱腹大，底上又铺了板，地方极宽绰。两侧开着大窗，挂了帘子，装着活动的挡板以避风雨。另有几条专供几头乳牛与看牛人乘坐，为路上供应牛乳之用，也装载贵重的书籍文卷。公司职员向来不下二十至二十五人，各带贴身仆役，占了其余的船；再加上买办的人手、厨子和苦力，连船上水手算在内，总数不下二百五十至三百人。通事领了官府的路照一到，船队便在锣声、爆竹声与焚烧小方红纸之中扬帆——那是祭告江河之神的。这些船一律走所谓「澳门水道」，那是珠江的一条宽阔支流，在夷馆以西约半英里处分出，一直往南流；因此它们要从夷馆前面经过，合在一处看去，真是好景致。到澳门的路程，连着河道的弯曲算，约一百二十英里，行程平均三四天。回广州也同样是当地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八三一年十月公司离开澳门时我正在那里，承当时的「大班」马治平先生相邀同行，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与年少的马儒翰同得一条驳艇；以下关于这趟省城之行的细节，是我当时写给美国一位亲戚的信里的话——

「金舸号」船上，自澳门赴广州，一八三一年十月四日

公司本打算一日上船，后来改到二日。于是给各位发了通函，请他们次日上午十点半以前各自上船，届时便要启碇。我和我的同伴依时上了我们的驳艇，它同另外十三条一起泊在内港，凑成这一支船队。不多时，特选委员会主席德庇时先生的船升起主帆作为号令，几分钟后我们便鱼贯驶出内港。连邀来的客人算在内，我们共有外国人三十八名。其中三条船（照西洋的算法约一百二十吨）装满了公司的苦力、乳牛与食物；此外每条船另备了足支三天的口粮。我们这条驳艇宽大舒服：隔出一间舱房，长十四英尺，宽十英尺，高七英尺，前面另有一间归仆人、厨子与储物用。两边各有一张卧榻当床，此外桌子、盥洗用具等一应俱全，洁净得无以复加。我们吃早饭、吃正餐，都同在岸上一样按时，一样讲究。有的船上住四位先生，有的住五位，由他们自己商量。这些船由公司每年租两回，每条船上行或下行一趟得一百西班牙银元。食物、家具——总之一切需用之物——也都由公司供给。同行的并非全体职员，有几位还要在澳门多留一阵；不过此刻上省城去的人里，有郭雷枢医生和韦切尔牧师，还有另一位要紧人物，管事坎宁！公司的买办也随队同行，手下有三四条快船，专供传话、走动或分送鲜牛乳之用。你看，一切都安排得再舒服没有了。每条船上水手约十五人，驾驶之灵便令人惊叹。中国的船户，恐怕天下无人能及。他们不但手脚快、心思灵，而且性情和顺，肯帮忙，看样子巴不得早点赶到。

既已把我们的起居情形说了个大概，我再接着讲出内港以后的行程。船过内港时，爆竹放个不住，铜锣敲个不停，算是「拜神」，求一路平安顺遂。稍后开饭，那真是头等的一席：先是蟹羹，末了是丰盛的点心果品，有霍奇森淡色麦酒、上好的拉罗斯红酒和雪利酒，还有番荔枝、大蕉与别的果子。十一点我们就寝，却睡得很少，因为进了「大水道」之后风便是顶头风；我索性早早起身上甲板。整个船队正抢风而行，一路换舷。我们发觉自己在船队正中，上风的离我们约三英里，下风的也约三英里。八点钟过磨刀炮台——那里从前是名震一时的海盗张保仔的巢穴，他把四乡劫掠一空。近旁泊着两条天朝的水师战船。当天的鲜牛乳送上船来；八点开早饭，船侧得厉害，吃得颇费周折。我们进了香山河〔注十五〕，十一点半却不得不在离城五英里处一齐下锚，因为已经刮起狂风，大雨如注。五日早上，天阴有雨，风势稍杀，潮水又顺，我们便起锚，八点半过香山。本以为要下锚等候官员照例来查，他大约不愿意在这样的天气里出门。恰好买办头天晚上乘快船先上去了，从他那里讨得关防盖在公司的关文上，我们才得以不下锚径行；可是闹了这一番，又不见了他的人，我们饭后的茶便没了牛乳！六日早上买办又靠了上来，扬言下次再来必带羊肉作正餐，把我们哄得「没了话说」；想想自离澳门以来所「受的罪」，这倒是很受欢迎的。

河两岸的风景以秀美著称，我们看得很畅快。岸上尽是橘树、柠檬树、桃树与荔枝。一座高山顶上立着一座七层宝塔。你若问一个中国人这塔有什么用处，他答你一句「神的事情」，你听了还是同先前一样不明白。其实中国人相信这类建筑能给一方带来兴旺，能挡住邪气。河上舟楫如织，往来两岸，载着各色乡产或搭客，那些人望着我们，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再往前，我们又过一座炮台，名字很有趣，叫「老鸭」；对岸河边另有一座叫「大吉」。下午起了一阵爽利的顺风，我们走得很快，又过了一处炮台，叫做「大门口」。我们只好将就着吃一只极好的烤阉鸡，照例还有别的种种。我们在紫泥略停了一停，办了官面上的手续；不久过了西炮台，便望见省城万点灯火；晚上八点钟，我们总算又回到了「老广州」，真是高兴得很。

荷兰东印度公司往来澳门，也照同样的章程办理。这家公司的人数从来不及英国公司之多。通常是两位先生总理一切事务，另有三四名书记。

别的外国商人则托词种种，设法一年到头留在广州。有一说是进口的货尚未卖出，因而他们已经装运的茶叶与别的货物还没有付清价款。这话就算不算在理，至少也使官府对他们的留住睁一眼闭一眼，那一条「旧例」于是渐渐成了具文。

既已看过那两家大公司往来广州澳门的排场，再来看看「私商」个人的行止与所须办理的种种手续（其实那些手续于两公司也一样适用），当是件有趣的事。先要请一名通事来，把要领澳门路照者的姓名与国籍告诉他，由他转告行商。行商中要有三四位联名禀请粤海关监督批准。这几位之中，必须包括替该外国人作保的那一位。第三天头上，通事再到夷馆来，通知行李等物须由关部衙门派员查验；验毕，路照便交给船头人，第四天船就可以上路了。可不要以为这些「官府的规矩」从来不曾通融过：一八三〇年我自己病了，求浩官出力让我即刻动身，二十四小时内文书便齐备，我就走了。外国人往来澳门所乘的船（若人多，偶尔也雇驳艇），得了个名目叫「内河快船」。它们宽大适意，舱里人可以站直，两侧有加高的宽榻，铺着干净的席子，人就睡在上面。舱里装着绿色的百叶窗。当中放一张餐桌，桌上悬一盏灯。地方容得下四个人还很宽绰。主舱后面另有一间小舱，归仆人与厨子；再后是船尾的座位，坐着舵工和两三个管主帆索的人。一舷是厨房；主舱前面是一片平甲板直通船头，前桅立在那里，可以用十到十二支桨。水手十二到十五人，永远是精神抖擞、肯下力气而又和气的。顺流而下或溯流而上，这一趟路都格外受用；暂离写字间的差事，令人别有一番滋味；若在西南季风里走，从闷热的夷馆出来，吹着这从海上来的清风，再没有比这更教人神清气爽的了。全程的花费是船钱八十元，另有那少不了的「规礼」〔注十六〕十元或十五元，看你这一趟走得快还是走得慢，心境如何而定。

官府的文书共有四件；而我此刻所说的这一次，还另加了第五件。

第一件，行商禀请澳门路照的呈文，其文如下：

具禀事。窃职商等职在代请澳门路照。兹据夷商亨某声称，前岁来粤贸易，今欲往澳门一行。伊不敢擅自私行，恳求职商等代为吁恳，赏给官照一纸，俾沿途各关卡查验放行。夷商既有此情，理合具禀，恳请准其前往。

再，夷商亨某随身携带腰刀一把、鸟枪一杆，以资护身，另有衣物炊具等件。合并声明。

浩官　茂官　潘启官　潘海官　同禀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第二件，粤海关监督的批：

准其所请，着即前往澳门。仰沿途各关查验放行；到澳之日，将此照缴交该处税口。

（粤海关监督印）

附注：应在西炮台及紫泥两处签押。

第三件：

此照沿途至澳门，各处均须签押。

余，钦命署理粤海关监督、加二级。照得：为使广州澳门之间往来平安无阻，凡夷人出行，应给予路照，俾沿途各关查验放行，并将到卡离卡时刻逐一注明照内。如此则诸碍尽除，逗留游荡既无可借口，事端何自而生？到澳之日，此照须缴交该处税口，转缴本关衙门注销。凡照所到之处，务须遵照办理，是为至要。

再，船一只，载夷人亨某一名，于四月十六日自省城起程。

（印信、日期）

沿途签押：

西炮台　十六日，晚间到，晚间开。

紫泥　　十七日，天明到，天明开。

香山　　十八日，夜半到，夜半开。

澳门　　十八日，晚间到。

（各处到离的日子时刻，是我照实际情形填上的。）

第四件：

余（衔名同前）。

照得：奉大皇帝之命，凡外洋贸易事宜均归本关管辖。今准夷商亨某雇叶宝昌之船一只，装载细茶等件前往澳门发卖。所带各物业已完纳税课，开列于后：

茶叶六十三斤〔注十七〕，装五箱。

大银匙四把。

小银匙八把。

油四十五斤，装两坛。

画十斤。

蜜饯三十六斤，装一箱。

咸鱼二十七斤，装一包。

木器六百一十二斤，装八箱。

鞋三十双，装一箱。

铁器二百七十斤，装三箱。

火腿十八斤，装一包。

木桌一张。

白糖二十七斤，装一包。

小油画三幅。

夷商亨某又随带自用之物如下：

洋酒五百二十四瓶。

洋刀三十把，洋叉三十把。

洋玻璃杯并玻璃瓶三十件。

呢绒衣服一箱。

剃头器具两箱。

洋衣二百五十斤。

香水三十斤。

铅二百斤。

各色食物七十斤。

玻璃镜一面。

大玻璃灯一盏。

洋瓷器二十斤。

铜器十斤。

洋烛三十斤。

洋香皂十块。

洋枪一杆、腰刀一把。

帽一顶、千里镜一具。

洋白纸二百七十斤。

镶玻璃画五幅。

卷烟叶四十斤。

洋白呢毯一床。

我这一回动身往澳门，是在缴出鸦片之后一两个月；因为怕钦差〔注十八〕所指名留作人质的九名外国商人中有人逃脱，查禁格外森严，所以又发了下面这一件额外的文书：

第五件：

钦差大臣委派、驻扎夷馆之前、专司稽查一切外人来往广州事宜之官员，因鸦片一案所给额外路照。

候补李某，钦奉委派，今移知广州协〔注十九〕：据报张姓之船一只，载有夷人亨某，于四月十六日开往澳门，不得稽延。又，禁止出省之「九人」并不在船，各关卡应即验放。

第一百九十六号　（广州协画押）

背书：「缴回注销。」

各行的买办总是乐得借这样的机会，捎一批自己的杂货到澳门去，这一点我们从不推却；第四件文书里所谓「装载细茶前往澳门发卖」，缘故就在这里。那二百斤铅是从哪里来的，我至今不解；至于那二百七十斤「铁器」，其实是几只铁箱，二百七十斤「洋白纸」则是若干本账簿与文具，因时局不靖而从广州写字间搬出来的，另外还有一批家用什物等等。凡事必详开细数，这是极中国的想头；这类文书如今再不签发，从前情形下的澳门内河一路也再没有人走，所以它们自有其可供玩味之处。附带说一句，如今时兴的是走虎门的外海一路，乘着漂亮的轮船。

「茶」这个名目出于中国，西文里的写法，乃是福建方言读音的讹转——茶最初正是从福建输往欧洲的。这片叶子在西方始终沿用那个名字，尽管在广州——将近二百五十年来茶都是从这个口岸出运的——它另有一个读法。这个字指的是所沏的汤，而「茶叶」，犹言「可沏之叶」，才是商货上的茶。品类极多，总归分作红、绿两大类。乌龙与安溪只是近五十五年来才出运的，多半运往美国，色作淡褐。红茶有武夷、工夫、小种、包种。头一种得名于福建著名的武夷山；第二种的意思是「做工人的茶」；第三种是「细小的芽」；第四种是「成包的芽」，因为向来是用纸包成小包的。绿茶则是：一曰雨前，二曰熙春，三曰熙春皮，四曰珠茶，五曰大珠茶。头一种的中国意思是「在雨水之前」采的，第二种是「春之初开」，第三种是「一季之末的余货」。第四种的中国名字意思是「小珠子」，第五种是「大珠子」。

除此之外，从前还出运拣焙、红梅、松萝、珠兰与武平等等；如今这些名目都已不存，即便还有出运，也都并入别的更为人所知的品类里去了。

诸茶之中最上品的，我们只在特别的时候见过，那是行商每年新正送礼时带来的，叫做「和尚小种」，因为它是一座名刹的僧人所种。总数极少，用二三两的小锡罐装着，据说照例是要进呈皇帝的。天朝陛下偶尔格外开恩，赏给北京最得宠的大员几许；那些大员转过来，又当作极大的情面，分一点给行商。这是酬答行商所送的珍贵物事——镶珍珠的表、自鸣钟、音乐鼻烟壶，还有「闻得香的水」（中国人这样叫薰衣草水和古龙水）；凡对有势力的官员，为着已得的照应与将来的照应，照例是要送这些洋货的。

关于这种奇茶，有下面一段传说。虽说一年所产「尽数进呈当今皇上」，其实也有运到广州的，不过数量极少。

武夷山深处，草木蓊郁，人目几乎不能透入，那里立着一座「银月寺」。它年代之久，连来历都已湮没无考。自古以来，寺中住着一族「茶宗」人家；每逢一年之中茶叶成熟的时节，便以佳茗献给本寺的祖师。寺旁有三株小茶树，由这一家人照料，每株只产茶一斤。这三株树原是几千年前由神明之手所植，从来不曾多出或少出这三斤（合四磅有余）之数。

上面这段译文所据的原稿，是潘瑞兰连同一小罐这种名茶一并送我的；可是我问他，是否当真以为这树当初是「神」种下的，他答说他想不是，只是「它自己来的」——就是说，是从地里自生的。大家都知道，这种茶得到最多的是行商中的首领。潘瑞兰、潘启官如此，浩官一家也一样：他家早先世代在武夷山种茶，当初到广州来时还在种（他常常对我说起），那约莫是在一七五〇年前后，外洋贸易刚限于广州一口之后不久。

境况好的中国人喝红茶，但通常不喝新茶。他们把茶装在密封的瓦罐里存上两年才用。这样便可以杀去新茶多少都带着的那股苦涩辛烈之气，教它变得柔和，入口更受用。

六季风、茶市与黄埔船事

仿佛天意要把万事都安排得妥妥帖帖：西南季风一起，外国船便被送到黄埔来装茶，而茶叶也正从内地陆续运到，自八月到十一月不断；等到船只一条条装齐出港，东北季风又把它们送下海去。唯一的例外，是人称「过季船」的那一种，每年难得有两条以上。这些船绕道东行，取吉洛洛或丹皮尔海峡而来，装走一季里最末的茶。偶尔也有船仗着自己抢风的本事好，在年内较晚的时候走巴拉望水道，沿吕宋海岸抢风北上到博利瑙角，再横穿中国海；可是那一带暗沙极多，十分凶险，纵然侥幸走通，船也少不得被折腾得七零八落。约莫在一八三〇年或一八三一年，第一条鸦片飞剪船大胆地向东北季风挑战，竟而成功。那船叫「红海盗号」，克利夫顿船长统带，船籍加尔各答，也从加尔各答开出。当时人都以为是桩了不得的壮举。

一季之中最早的装运，例由东印度公司在黄埔办理，通常在十一月。所装的是上年年底就订下的合同货。那些茶叶早已大批堆在行栈里，只等头几条船进口，人一望即见。这种茶通称「冬茶」，是用来维持公司照特许状规定必须随时存放在伦敦的一年供应量的。此后装运接连不断，到年底或稍迟些时候，公司的船便都走光了。运往美国的，直到一八二八年前后几乎清一色是绿茶，那一年才头一回装出红茶；此后红茶就成了这项贸易里的一个大宗。新一季的茶叶订合同，或按定价，或者——若是急着要把船打发出去——就按开市时的行情算。茶季的「开市」是人人翘首以待的；旺季与淡季的分别之大，简直判若两个世界：旺季里我们常常在写字间里一直忙到凌晨两点。一八三〇年到一八三八年这几季尤其兴旺，除了同印度、英国和美洲西海岸的生意以外，敝行在黄埔常常一时就有十条到十五条船（一八三三年竟有二十二条），条条都在装往美国的茶叶与生丝；一八三三年以后，还有装往英国的船。就在这几年当中的某一年——我记得是一八三四年——我们从黄埔打发出第一条满载自由贸易茶叶开往新南威尔士的英国船；她叫「皇家萨克逊号」，罗伯特·汤斯船长统带。

一条船最后的装载，尽是些留到末了才办的零碎杂物，由所谓「杂碎单」发出去。较值钱而赶不上正班货艇的货，也可以走这条路送到黄埔。这实在是极大的方便；别的装运手续，一概像米底与波斯的法律那样严丝合缝，文书上不许有半点破绽。

等到市面上的茶叶售清，船只发遣完毕，一季的生意做完，便同行商订立下一季的合同。这些合同往往数目极巨。所订的是某等某类的茶，按整箱、半箱包装，有时按定价，有时按到货后的开市价，届期照常交付。除各自在本号账上记一笔之外，这些合同再没有别的凭据。不立字据，不签押，不用印，也无人作证。故意背约的事从来不曾有过；论数量，论品质，行商都一丝不苟、尽心竭力地履行自己那一半。我说的是我亲身经历的头二十年。

整船的茶叶，往往只凭几个小锡罐的样品就买定装出；过秤则从每一「庄」里抽几箱取其平均数。一「庄」茶向来不是定数，红茶一庄四百箱到六百箱，或多或少，绿茶则一百二十箱到二百箱。茶箱原装一百斤，合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半箱、四分之一箱依此类推；至于木箱，则在本地装入大小不等的锡罐。这类大包装无论体积还是分量都不便，于是渐次减轻，到后来一箱平均只八十斤上下。当日装运的有些包装如今已经绝迹，五斤十斤的木箱、一磅两磅三磅的锡罐，再也听不见人提起了。

价值不菲的整批绸缎，也只从我们随意指定开看的某一两只箱子里抽出一两匹来验一验，就买下装船。货色计有缎子、绉纱、线绸、黎凡丁绸、黑绸手帕、洒丝绸、亮光绸、茧绸，此外还有极大量的黄色南京土布；这些东西现在差不多都不再出口了。

中国商人既如此正直，我们自然也就既无收据本，又无支票簿。买办付出的大宗银两，凭的不过是一张随手写就、署上行号缩写的纸片。没有期票，因而也没有「票据簿」。没有邮局，没有邮资，没有誊写机器。

我们不必去打点海关的事；进口货的起卸存栈、出口货的装船，都由通事经手，我们只消关照一声：进货卸在哪一家行栈，出货送上哪一条船，如此而已。凡货物买进都按长价，卖出都按短价，这是定规，替我们省去了无穷的麻烦。我们装出去的茶叶生丝，其品质与分量到岸后如何，从不必悬心。那种用普鲁士蓝或中国黄巧手一「着色」，便教茶叶格外鲜亮；掺进切碎的柳叶榆叶，便教分量见涨；再撒些铁屑，便教斤两加重的妙法，那些「异教的中国人」当时还不曾学会。这些「工艺」的付之阙如，说不定正是一种极原始的经商方式罢！

另一方面，我们的墨水却得自己调（用从英国运来的墨粉），这一点很像那些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落户开封府的犹太人——他们来华的年份，介乎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到公元前二四九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史家至今没有定论，不过他们已经查明：无论那是什么年头，「那些人用劈开的竹子当笔，每逢住棚节便调出够用一年的墨来」！我们的信件与船务文书，都用蜡片或火漆封发，因为当时还没有信封这种东西（中国人却用了好几百年了！），更享不到邮票之便。再者，凡一条船的收货人，对于该船带来的所有信件，自己就是「邮局」，什么时候送到，全凭他自己方便。我就知道有这样的事：外洋来信，直到带信的那条船已经出了虎门、正在回航途中，才分送出去。船自美国到埠而不一定立即分信，这是彼此心照的惯例，被视为任何一家行号应有的特权。这也不难想见：纽约某行遣「女猎人号」到一万二千英里外的市场上办一船贵重货物，倘若船上载着对头行号的信，一到就得交出，让人家的代理人知道该行不久便要打发「黎凡特号」前来，还把去货的详情与回货的指令一一告知，那么这家纽约行号的利益就要大受损伤。所以，信件总要等到船的代理人把货买妥了才交出去——至少他有权扣留。当然，外洋航程的迟速也是一场赌博，跑得最快的那条船自有它的便宜。

船在黄埔下了锚，引水就经由当地的海关分卡向粤海关监督禀报到埠。禀报时不报船名，只报船长的名字。随即有两条小船分系于船的左右两舷，看守着不许走私。与此同时，代理人便选定一家行商替这条船作「保」，另请一名通事替她同关部衙门办交涉、派艇把她的来货运到广州、把她的去货送到黄埔——代理人所要料理的「官面」上的事，就只这些。

开舱之前，先得办完「规礼与丈量银」这一道手续。前一个词的意思是「馈赠」，本是最早来华的外国船为取得进港之权而缴的；后一个则相当于吨税。到了预先通知代理人的那一天，关部衙门特派一位官员上船，随带书办与仆从多人。接待照例有几分排场，奉上酒与饼干。同所有的官员一样，这些人举止都很有气度，从容不迫。船长在舷梯口迎候，全船水手一律穿起「礼拜日的衣裳」。寒暄已毕，问过一路航程如何等等，随从中便有一人把量尺的一头系在舵头前端，一直拉到前桅后缘，高声报出长度，另有人笔录；再在主桅稍后的船腰处，量两舷护材之间的宽度，记下之后，便按尺寸推算应纳之税。这些细目颇为别致，我且把纽约船「玛利亚号」（伊文思船长）的账目抄在下面，她约合四百二十吨（广州，一八三〇年六月）：

船长六十七葡尺，宽二十二葡尺，共得一百四十七又十分之四；照二等船之例扣除五分之一，折银八百四十二两二钱八分五厘〔注一〕

倾兑纹银折耗，七十五两八钱零六厘

倾兑工费，每百取五分之一，一十五两一钱六分一厘

规礼，八百一十两六钱九分一厘

以上共计一千七百四十三两九钱四分三厘

粤海关「开关费」，四百八十两四钱二分

以上共计二千二百二十四两三钱六分三厘

解京运费并部库过秤，一百五十两一钱四分五厘

藩库大使规费，一百一十六两四钱二分四厘

另加倾兑纹银百分之一又十分之一，一两二钱八分

以上共计二千四百九十二两二钱一分二厘

广州与京师砝码之差，百分之七，一百七十四两四钱五分五厘

共计库平银三千六百六十六两六钱六分七厘

每洋银一元作库平银七钱二分，合洋银五千零九十二元五角九分

专运米粮到黄埔的船，港口各费减征，定为洋银一千一百五十元，直行到一八三三年；那一年因为闹了大饥荒，连这笔钱也免了。卢总督随即出了一道长长的告示，饬令行商将免征之事晓谕「各夷商」知悉，说他们「必将踊跃欢忭，往来贩运米石」。

「规礼与丈量银」一经办妥，便发给「开舱」执照，卸货就此畅行无阻。随后装上去货，船便可以出海了。专装茶叶的船在黄埔耽搁不久——平均三个月上下；若是回程以生丝为大宗，则往往要过六个月才装得齐。这时候常有锚地上连一条外国船也不剩的景象，我就亲见过好几回。

货装齐了，便由通事向粤海关监督请领「大关牌」，俗称红牌。只要查明各项手续已完、税课已清，立刻就发。那是一大张纸，四边镶着宽阔的花栏，两侧印着龙的形象——天朝的徽记。式样从来一律，用木刻版印成，留出空白，填写船长姓名、水手人数、军械清单与出牌日期。下面就是「玛利亚号」伊文思船长那张红牌的译文：

钦命督理粤海关税务部堂中，为遵旨给发事。照得西洋船只，凡经丈量、纳清税课、出口开行之后，倘遇风水不顺，漂至别省海岸（非准许通商之地），如查明该船执有此项钤印牌照，即应听其前行，不得延阻。此系定案在册。

今有夷商船「伊文」，装载货物，前往花旗国〔注二〕经理买卖。该船业已丈量，所有应征税课，俱已照例完纳。兹当出口，合行给发牌照，交与该商执照收执，俾其沿途如遇别处关口，不得留难。所过营汛验明，亦应即行放行，毋得藉端勒留贸易，希图规费税项。倘敢故违，必致滋生事端。

再，照旧例，该船自卫所带炮位、火药暨其余军器，均开列于后。逾额者不准携带，亦不敢私受违禁货物。倘查有违犯前项各款情事，此项出口牌照断不给发。

仰即遵照，验明放行。钦此。（粤海关关防）

水手二十六名

大炮四位

炮弹一百个

腰刀十把

鸟枪十杆

火药二百斤

道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

伺候美国及其他外国船只的黄埔买办，执照由关部衙门发给。他们同广州城里的同行一样，是很值得一记的一班人，替船只所办的差使，正如广州买办替夷馆所办的一般。这又是那一套完备制度的一个例证：凡在此口岸经营者，无不在便利与安全上处处得到照应。美国船的黄埔买办，十次里有八次是「波士顿杰克」。他在岛上极受同乡敬重，待人素来客气周到。他曾以事务长的身分航行到波士顿一趟，又取道合恩角与美洲西北海岸，搭一条约二百吨的小纵帆船「哥萨克号」回到黄埔；船上的押货人正是奥利弗·戈登先生。「波士顿杰克」最爱讲他在「哥萨克号」上的种种经历，尤其是绕合恩角那一段。他会说：「风太大！浪一样高过桅顶——看不见天，看不见水！」意思是天地翻腾，什么也看不见了。同乡都拿他当一尊「大炮」看待；他很得美国人的喜欢，末了以高寿而终，「举世同惜」，教人很想念他。

红牌既已从关部领到，便在黄埔请引水。船起锚时，买办照「老规矩」把规礼〔注三〕送上船来。那是些干荔枝、南京蜜枣（人给起的名字叫「最新枣讯」）、一篮篮的橙子和糖姜；随后，买办的船上伸出一根长竿，竿头系着鞭炮，噼啪放将起来——「好惊动神明，晓得这船要走了」，求神明赐她「好风好水」——于是船就开了。像进河时一样，她在虎门亚娘鞋炮台下停船，好让引水呈验牌照。驶过澳门，把引水放下，不多时便出了口，在中国海上摇摇荡荡——回家去了！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分作两支船队，隔年轮流东来。每队约二十条，其中若干条指定经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赴华，其余则直航。

那都是一千八百吨到二千吨的堂堂大船。有些是公司自有的，有些是按航次租来的。其中许多是在印度用柚木造的。战时她们随护航队而行，炮甲板上配有像样的军械，并且在好几次交锋中大显身手——最著名的一回是在中国海南部，达克沃思海军上将麾下击退了一支法国分舰队，此外在孟加拉湾也有过几次。她们悬的是公司旗，红白条相间，很像美国的国旗，旗角上则是英国的联合旗。船上的纪律一如兵舰，除了不挂长旒、不带专门的一队海军陆战兵之外，与兵舰毫无分别。除船长外，驾驶官六人，另有见习军官数名、外科医生、事务长，以及照例配备的各等士官。派往印度的那几条，则运送军队与军需，供公司在当地属地驻防之用。

公司船队齐集黄埔、来货卸清、条条收拾得干干净净等着装茶的那种气象，是世上任何别处都看不到的。那些威风凛凛的大船，不是如今飞剪船的模样，而是背宽腰阔、舷线丰满、船头饱圆。船上一切整洁，一切都透着章法、纪律与气力。资格最老的船长每日升起长旒，充任舰队司令。每日又有一条船的小艇按次序到广州来，此外各船另有公干的艇只不计。船长与驾驶官们款客极慷慨，加以有几条船上还带着军乐队，被请去做客真是一桩享受。有一回「万西塔特号」的乐队竟到广州来，在夷馆里演奏，又在广场上吹打了一番，让阖埠的人都饱了耳福。乐声也招来许多中国人，在他们看来实在是稀罕的新鲜事。乐手一律穿红制服。大家正看着听着，忽然有个中国人嚷起来：「做什么弄出这许多声响？」一个番鬼道：「声响！叫佛〔注四〕把你拖了去罢——那不是声响，那是音乐。你不喜欢么？」「嗨呀〔注五〕！我怎么喜欢得来，全搅在一处了——我们中国的音乐才是第一；他这个太胡闹了！」他底下还要说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他冷不防蹿了出去，一面嚷着「你为什么踢我」，一面拼命朝旧中国街上奔去。不多时，人越聚越多，越闹越凶，为免再生「枝节」，乐队被撤进公司的夷馆里去，广场也被清了场——清得可不算斯文，中国人的光头上噼噼啪啪地挨了不少棍子；不过收场倒极快。那是头一回，也是唯一的一回，有外国乐队在广场上奏乐。

港脚船运往印度的出口货，计有茶叶、粗瓷器、纸伞、绸缎，以及名目繁多的「杂碎」货色，此外还有极大量的白银与金条。运金银须另向粤海关监督领一张专门的执照，叫做「银单」。正是这一趟趟运走的财宝惹动了地方官的注意，他们奏报本口岸的外洋商务时把这情形上达，京中朝廷因而知晓。势所必然，上谕随即颁下，严禁如此巨额银两出洋，谓其乃为购买「洋泥」，私运入「中土」，已屡奉明禁；凡与此贸易有涉者，均警以「即行歇手，毋干天怒」，中国人有从中协同的，则严加惩办。然而这许多年来既一向相安无事，加以中国政府本身的积弱，外国人便认定：要认真禁绝这项买卖，根本行不通。上谕不过被当作一堆废纸。鸦片照旧输入售卖，「纹银之外溢」也照旧进行。

七外商、字号与城门呈禀

行商之外的那些中国商人，人称「散商」，其中颇有几位很有分量，论经商的诚信与精明，不让任何别国的商界中人。万成、金华、林崇、和源、义成、吉昌诸位便是这样的人。关于义成，有一桩事可以一说，既见得他的诚实，也见得他的不自私。

一八二二年大火那一回，私人财物与货物毁掉的不计其数；那时候正是大好的机会：尤其是货物，尽可以瞒下来报作烧光，绝无被人查出之虞。柏金斯洋行的顾盛先生曾把五千匹绉纱交给义成染色，值银约五万元。这些货自然是没有保险的——广州那时根本没有保险这回事。火后一两天，义成走进顾盛先生的写字间，嚷着：「嗨呀！嗨呀！」顾盛先生问：「义成，怎么个光景？」他答道：「我房子没有了，铺子也没有了——统统完了，太苦恼。」顾盛先生正要说几句抚慰的话，心里认定自己的货也一并完了，义成却接着说：「我统统完了；只是搬你的绉纱出来的时候，短了八十四匹，教我怎么不太苦恼？」原来他把顾盛先生的绉纱抢救了出来，自己的住宅连同屋里的一切，还有一大批自家的货物什物，却在抢救中烧光了。

上文提到的吉昌，在法兰西岛上有一处田产，他一家在那里住了八百多年。地不甚广，房子却很宽敞；用他的话说，是「什么都没有变过」。有一回他拿他家的族谱给我看（中国人家保存族谱极为郑重），照谱上算，可以上溯到宋朝（公元九六七年至一二八一年）。这一朝之后紧接着便是元朝，也就是蒙古鞑靼一族，开国的皇帝是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

中国人有个习惯：做买卖不用本姓，无论店号还是个人都如此。他们另取一个称号，外人便以此相识，官府也以此认人、以此责成。譬如浩官，本姓伍，「浩」字即由此而来，商界上则称他的行号为「怡和」。潘廷官本姓潘，行号称「同孚」。万成的本姓是毛。这些字号取得五花八门，有时候滑稽得很。你在任何一条商业街上走过，都能看见门旁柱子上钉着的小招牌，写着「安静」「时利」「集义」「全和」「合和」之类。我还见过「单意」（字面就是「孤单的一个念头」）、「全记」、「三合」。若要取个气派大些的——譬如西洋人写作「乔治与托马斯·桑班克父子叔侄公司」那样的——中国人便取个双名，如「永和记」。最令人瞩目的，是那些写在窄条红纸上的短句：门楣上、楼梯口、秤与斗斛上，几乎无处不有，无物不有。你进了外门，抬头就看见「五福临门」（五福者，长寿、富贵、子孙、好德、善终）；进到里头，又见「财源广进」；还有一句也不坏：「闲人免进」。此外如「货如轮转」；「客似云来」；「发卖上等货物，真不二价」；「贵客常临」；「日进万两」（愿一日的交易有这个数目）；「一本万利」（后面这两句多半见于秤与砝码之上）。总之，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特有的、却未必贴切的吉语。你在一摞水桶上，每一只都读得到「太平桶」；箱子上写「大安箱」；内门之上写「开门见喜」；橱架抽屉上写「开则大吉」；楼梯顶上写「上落平安」。船只与帆船的船艏船艄，则可以读到「一帆风顺，海不扬波」（广州的洋泾话把它简化成常说的那句「好风好水」）；「赐我顺风」；「顺风得财」；「月华映水」；「龙头生金角」（这是说帆船的船头，据说那是龙头，配着一双大眼），意思便是祝这一趟航程顺遂。

广州最早的一份外文报纸出在一八二七年，叫《广州纪事报》，是在一架小手摇印机上印的，那机器是当时麦尼克洋行的亚历山大·马地臣先生借出来的〔注一〕。报纸的开本不过比一大张公文纸略大些。主笔本人就是第一个排字工，是个美国青年，姓伍德，费城人，名悲剧演员之子。此人无论心思还是手艺都极灵活，妙语如珠，书读得多，只是一生没有定准的主意。他脱离《广州纪事报》之后，进了旗昌洋行的写字间，同时进来的还有小欧文，是华盛顿·欧文的侄子。有一天，我们的帕西朋友那那卜·弗兰吉来买伦敦汇票，要「开成小册子」（每张数目不大），填写汇票是伍德的差使。我们那间写字间是三间之一，向来是旗昌洋行众船长聚会之所。那一天正有五六位船长在座，谈的是在木匠广场上买樟木箱、漆器盒、写字台之类。汇票填好，搁在罗先生桌上等着签字。忽然从「大班」的房里传出一阵哄笑，随即那位先生出来了。他把一张汇票递给伍德，说：「伍德，我看巴林行未必肯承兑这一张，只怕那那卜也未必肯收；你自己念一遍罢。」伍德念了，才发窘地看见：票上竟请巴林兄弟洋行照付那那卜·弗兰吉先生「漆器盒一百只」——他一时出神，把船长们口里的话抄了上去。没过多久，伍德搬进了法兰西馆，另办了一份报纸，叫《中国信使报》，不过办得不久就停了。他还有一项本事是画速写，这上头天分极高；此外他居然还会作诗！有一晚在他家吃饭，同席好几位，席间谈起诗来，有人即席凑了几句，不知怎么一来，大家便激他仿拜伦那首《你可知道那地方》做一首戏作，限定字字句句只许说本地的人和事。他应了这个挑战。等到下一回聚会，饭后他把下面这一篇念了出来；我们都向他道贺，说以广州而论，这真算得是好诗了！

你可知道那地方，南京布与茶箱成堆，

桂皮、大黄同樟脑，取之不竭？

那里的行栈之中，苦力以污足踏紧，

把武夷茶装得那样叫人咋舌？

你可知道那地方，你千方百计也枉然，

白布卖不脱，棉纱换不出去？

任你手段何等高明，也只落得心焦气短，

眼看一笔笔赢利都「往船后」流去？

你可知道那地方，那一味药物正当全盛，

同棉花、槟榔一道主宰着日子？

巴特那与马尔瓦是人人口里的话本，

是每一桩掌故的命脉，庄谐不二？

你可知道那地方，红颜无人庇护，

命运的主人不顾，独自凋零？

那里女子是奴婢，为暴主所轻弃，

是他们唯一不叹求的一颗明珠？

那里的双唇本该吐出款款的情意，

去撩动多情的夫婿与良人；

却不肯剖白心里那一点温存，

只把万缕柔肠化作一缕轻烟？

这就是我们如今住着的地方——这地方

论勇武、论巧思、论德望，足令天下羞惭；

她史册的字行间光焰腾腾，是两个名姓：

一位圣贤〔注二〕，一位名将〔注三〕，大地之骄。

那里激发伟业的灵浆只是一盏茶，

连皇帝也屈尊（他尚且如此，谁还不然？）

亲自守着炉火，看那一瓯慢慢地熬，

还要给「瓯中之秀」写几篇干巴巴的颂章。

花地〔注四〕呵，纵然你的花园天下最美，

每一朵花都香，都把芬芳抛给轻风，

都以颜色妆点你那明媚的花棚，

或攀着藤蔓缠住你生苔的老树；

然而我们抛在身后的故土更美，

那里的花更艳，那里的空气更清。

我们客居他乡，难道还要这几行韵语

才记得起那边为我们滚烫着的心？

那么别了，茶箱；解开的帆已经张满，

迎着风，嫌我们走得太迟；

如今作别已毕，「请请」已毕，叹息已毕——

那是走不脱的可怜「番鬼」〔注五〕们的叹息！

伍德同另一位侨居此地的、名叫基廷的爱尔兰人，有一回闹了点「小小的不快」。替伍德出面的是奥古斯丁·赫德先生，替基廷出面的是詹姆斯·因义士先生，一位「老派」而古怪的苏格兰人。两边往来函商，争的是这桩公案该在哪里用「血」洗清。一边挑中黄埔的法兰西岛；另一边主张伶仃，理由是万一出了「意外」，那里中国官府管不着。幸而两位「最好的人」通达明理，加之众友人都乐见其成，这场争端终于说开了——照伍德的说法，是因为「这里没有一座大寺院好安放尸首」。在广州住了将近十年之后，伍德迁往马尼拉，在哈拉哈拉经营一处咖啡与甘蔗的种植园。他从这新居写来的信，封封机锋四溢，读来令人绝倒：即便是写「台风旱魃公司」诸位先生光临以致歉收，或是写野水牛把他的篱笆拱倒，或是写他夜夜不得安眠，因为有许许多多大得不成话的蛇在他的平房里住得安然自得，当着「他的眼皮底下」追逐那些最「无害」的老鼠，顺着天花板、上上下下顺着柱子、又满地板地窜来窜去——也都是妙趣横生。后来他终于撇下哈拉哈拉，进了马尼拉的旗昌士达洋行。承那家行号慷慨接纳、体贴关照，他此后在那里始终有一个家。

把摄影术传入马尼拉的第一人就是他；经他传授，许多麦士蒂索混血人〔注六〕都学得很精，如今竟以此为业。他到欧洲去过一趟，时日不长，回来时心满意足；又到澳门来看过我一回（那是我们初识于广州之后三十年了）。到末了，可怜的伍德也听见了丧钟；他寿数不短，一生极不平凡：论人品，极可敬重；论志向，极不专一；论世俗所谓的成就，则是极大的不成功。

在某些情形之下，外国侨民是可以到城门口「呈上」禀帖的！这是一项由来已久的权利。同时官府又并不鼓励，还严令守门的兵丁留心察看，一见有成群的夷人走近，便把门关上。这个老规矩的起因，或是为着求减税饷（一切税饷多少总带几分随意），或是为着求准多装些生丝出口——生丝每船限定若干担，称为「丝斤定额」〔注七〕——或是为着某些关乎自身起居安适的事。公行常常与我们合作，劝我们递禀，甚至自己替我们拟一份稿子。禀帖递上去，回批是必定有的；若有必要，行商还会替我们预备一份申辩的文书。

事前防范极严，务求把这打算瞒得越紧越好，因此凡有意随众同去递禀的人，都提前得着通知。最热心要去的，莫过于侨民中的年轻人，他们只觉得那是天大的乐子！举一件具体的事来说罢：美国馆正前方靠河的地方，有一座又高又大的土堆与垃圾堆，起因便是一八二二年那场大火。新夷馆动工兴建、受损的夷馆动手修缮的时候，工匠与苦力把各样废料统统倒在那里。后来那地方成了什么垃圾都往上倒的所在，末了又成了一群污秽乞丐的巢窟，其中不少人就死在堆上。除了把尸首抬走一层之外，外国人想把整座土堆铲平的种种努力，一概归于无效。

行商偶尔也派几十个苦力去动一动，却总是无济于事；后来多半是听了他们「这是官府事体」的提议，才决意到城门口递禀帖——禀稿仍是他们拟的，我们照抄一遍。

于是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去的人都得了通知，也知道在哪一座门会齐。大家三四个人一小拨，分走不同的街道，渐渐朝那座我们称为「呈禀门」的城门聚拢，忽然一拥而入。守门兵丁全然措手不及，慌忙把那扇沉重的外门闭上，免得中国人也跟进来闹出乱子。他们看见我们头顶上高举着那张红纸禀帖，凭经验便知我们此来何为，立刻打发人去粤海关监督的衙门〔注八〕通报。若有围观的中国人扰了我们，或有人想挤到我们跟前，兵丁便当场一顿好打——向来如此：由着外国人称心如意，倒把棍子结结实实地落在自己同胞的肩背上，凡想插手的，凡「走开」得不够快的，都少不了一顿。从前有一回递禀，曾出过一桩不愉快的事，起因是一场想当然的冒犯；两下里动了手，外国人一边有个人情急之下说了一句话，后来竟成了掌故：「打倒他们，奥利芬特老兄，他们不过是茶和饭罢了。」而这笑话最妙的地方在于：说这话的是个贵格会教友，而奥利芬特先生是世上最安静不过的人，最不可能动手打人的人。

这种场面实在很可痛惜，只会叫人越发相信外国人果真是「不驯的鬼子」——一班好斗的、粗野的、喧嚣的人。不多时，我们听见锣声，又听见衙役的高声吆喝，一面通报官老爷的品级职衔，一面喝令街上闪开。城门外门与内门之间的那段距离就是城墙的厚度，约莫三十英尺，宽十二到十八英尺；守门的二十来人或二十五人分住两旁的凹间；递禀就在这一段地方进行。大人〔注九〕同别的官员与随从进来，彼此见礼，见到这许多外国人也颇觉诧异，随后在从人搬来的椅子上坐定。他先开口，说擅自违拗「天子」的意思闯进城门是何等的不成体统，告诫我们此后须仔细，切莫再来，免得阻了皇上加于一切远人的怀柔之恩，云云——这是照例的开场白。这时候，一名早已现成候在那里的通事（是行商私下派来的）走上前去，双膝跪下，把禀帖「呈上」。与此同时，眼前是一片奇景：城里的房屋、店门、窗口，挤满了中国人，个个屏息静气，出神地看着，好奇之至。

大人看过禀帖，把它交到一名属官手里，说稍后当有公文行知行商；又说我们须即回夷馆去，此后恭顺守法，则万事俱好；否则，普天之下的共主、大皇帝虽是体恤西洋之外一切远人的化身，也难保不动怒而撤回他的恩泽云云；「天朝法度，断不可违」——这便是照例的收场白。

公事既毕，众人便露出想闲谈几句的意思。我充当翻译，被请着讲一讲我们各国离「天朝花国」有多远，来回要走几个月亮；讲的时候，自然要着力渲染我们离了自家阴晦的海岸、渐近「中央之国」时，如何走进了朗朗的白日青天！他们又问起我们各是哪一国人，问起我们的姓名；等他们试着念撒迦利亚、克里罗夫斯基、伯尔、布朗这些名字时，一个个念不上来，便彼此相顾大笑。官员的随从里，茶壶与煮茶的仆人是断不可少的（提烟袋的也一样），于是不多时便有茶敬上来；我们回敬的则是马尼拉的方头雪茄，也算「呈上」。谁也没有露出一丝不耐烦，不管城里城外有几百个中国人不得不绕一大圈去走别的城门。

官员们每人身上带着两只表，接着便相互对起时辰来；又问我们的年纪，问我们在那位「至高无上的君主」庇荫的双翼之下住了多久；又问了别的一些话，听我们回答说在我们那些遥远的国度里，有时候看得见一个太阳，偶尔还能看见两三个月亮，星星则难得见着一点微光——他们这才起身告辞，转眼走得不见了。随后，那扇大门费了极大的气力才推开，巨大的门枢发出刺耳的磨擦声，「番鬼」们便回夷馆去了，这一两个钟头过得着实愉快。这一回的禀帖，结果是行商奉到命令，立即把那座碍眼的土堆搬走，自然是由他们出钱。这一回办得十分彻底，地面也铲平了。后来那地方便成了帕西人与摩尔人侨商手下印度仆役最爱聚集的所在。

八洋行兴替、女眷入馆与寻犬告白

直到一八二九年夏天，美国各行号之中最要紧的一家仍旧是柏金斯洋行。在所有的外国行号里，它是历时最久而字号始终不曾更易的一家：一七九八年，托马斯·柏金斯先生带着两条船到广州走了一趟，不久便设起了这家行。到一八〇七年为止，行中事务由邦斯特德先生主持，其后由顾盛先生接手。拿今日商船的吨位比一比也颇有意思：这位先生当年是搭「黎凡特号」（普罗克特船长）来的，那条船不过二百六十四吨！顾盛先生后来入了波士顿柏金斯兄弟商号的股，同时也一直是柏金斯洋行的股东，经理这家洋行直到一八二八年，其间不曾离开广州一步；那一年他搭「迈罗号」回波士顿，九月十七日到埠。

接顾盛先生之任的，是托马斯·福士先生。一八二九年八月九日，他乘自己的游艇自澳门归来，不幸遇台风溺死，同难的还有旗昌洋行的账房蒙森先生。这桩惨事发生之后，人们在他的文书里发见一封封固的信，是写给旗昌洋行的。信中托付他们：万一他本人有个三长两短，便请代为照料他自己行号在本地的生意，以及柏金斯兄弟商号的生意。旗昌洋行照办了；随之而来的，自然还有伍浩官的生意——顾盛先生在广州连住二十余年，伍浩官与他素来是知心的私交。

福士先生的死讯传到时，顾盛先生正在英国；他波士顿行号名下的船「巴沙号」（皮尔逊船长）那时正在那里装货，要开往黄埔。他便搭这条船回广州，一八三〇年八月到埠。此后章程才议得停当：旗昌洋行正式受任为那家波士顿行号的独家代理，柏金斯洋行就此结束；伍浩官那一大宗外洋生意，也自此稳稳地归了旗昌洋行。

到了「条约以前」那段岁月将尽的时候，本行又痛失一位账房——波士顿人乔治·柏金斯先生死于非命。他起初进写字间当帮账〔注一〕，后来便主持了这一要紧的一门。他年约三十，办事极有条理、极有章法，读书甚多，待人又十分可亲。他自澳门启程回美国省亲，归途取道旧金山，要回来接着办他分内的事。船到香港近处，他离了那条横渡太平洋的船，带着全部行李雇快船往澳门去。船家疑心那些行李里装着金子——因为是从「金山」（中国人管加利福尼亚叫这个名字）来的——贪念顿起，竟在大屿山水道上把柏金斯推下海去，淹死了。事情报到广州官府，缉捕之严出人意料；不多时便在安森湾停泊的一群快船当中把那伙船家搜了出来，斩首正法。

※

一八三〇年在广州外国人的生活史上是空前的一年，因为有几位英国与美国的女眷从澳门来到了夷馆，而这是「公然违背旧例」的。出了这样一桩破天荒的事，官员们真是一筹莫展。谕帖于是满天飞。女眷奉命立时离去，一刻也不许耽搁，否则那位「怀柔远人」的「天子」便要收回他的体恤，而且，而且——总之，纵使天要塌下来，当局也不能比这更惊慌了。我从当时的一封信里检出下面这一段，日子是一八三〇年四月八日：

上午同几位美国人到公司的礼拜堂去听华彻尔牧师讲道，也是为了看一看中国人所谓的「番鬼婆」。来的是夷馆大班的太太贝恩斯夫人、罗宾逊夫人和菲伦夫人，而菲伦夫人才是这几位里头的美人！贝恩斯夫人一身十足的伦敦款式，我们看了极其倾倒，中国人却以为「骇人」。在「天朝」看见外国女眷，实在是桩极稀奇的事，从前断然不曾有过！过了几天她们便走了，可是走之前，官员们已经放出话来，说要停止一切贸易！

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又有这样一段：

广州将要变成什么样子？光棍们何处安身？无处安身。娄夫人、娄小姐和别的几位女眷此刻就在这里！她们到后的第二天，便见好几位老家伙披上极厚的大衣——那些大衣在樟木箱里收了十年十五年——系着老大的领巾，戴着当年算是手套的东西，一路拜客去了！

十三日。到大班太太与他侄女处拜望，替她们讲说本地的几位名人，什么「浩官」、「茂官」、「鳌官」，什么「万合」、「华合」、「同合」——这一串她们从来不曾听过，那些名字把她们逗得乐不可支。

二十二日。晚间在领事塔尔博特处做礼拜，就在美国馆一号。女眷们都在，先生们也来了不少。九点半，我们陪女眷们去看我们那条时髦的街——靖远街，那时铺子都已上板；不料有几个中国人打街上经过，喊起「番鬼婆」来，转眼间家家开门，灯笼一齐出来。不到十分钟我们就被围得水泄不通，只好匆匆退走。其实并没有人来扰我们，不过是惊奇与好奇罢了；一走到行的门口，众人便安安静静地散了。

二十四日。中国人叫我们蛮夷，倒也不算怎么离谱。瑞行二号出来两三位去拜女眷。大衣、手套、领巾——那样的领巾！我听见一位回来时说：「谢天谢地，总算完了！」随即便嚷着要短褂和黑领带！接着点上一支方头雪茄，那神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晚间在查尔斯·塔尔博特处吃饭；自然清一色是光棍！小小一席，很是尽兴；只是我太放纵了些，早些睡下才好。在这地方常出去吃饭实在是坏习惯，我想我该戒了，回家总免不了被人瞧见！但愿一号里的女眷们没看见我进门！

三十日。女眷们今晚动身了。美国的先生们一齐送她们上了接她们的船。从驴子埠回来的路上，一位死心塌地的老光棍说：「但愿广州往后再不要有女眷来聒噪我们！」不过这人素来是出了名的脾气乖张。

※

我丢了一条上好的寻回猎犬，名叫罗孚；一位英国朋友丢了一条小哈巴狗，名叫波普。我便叫人写了一张「悬赏帖」，贴在中官行的墙上。这一类帖子措辞别有一格，今将当日那一张译出如下：

今年正月初十日，走失番犬二只，一自瑞行走失，一自荷兰行走失，至今未见归来。其一耳长尾长，胸前有褐色一星，通身作「香墨」之色。其一系小犬，短耳秃尾，身有褐白斑驳之色。大者名唤「罗华」，小者名唤「波巴」。

为此出帖晓谕：倘有「君子」知其下落，或系被人「诱去」而肯来报信者，赏给花红银——大者两大圆〔注二〕，小者一大圆。纵使系被人「偷去」（此断断不能有之事！），凡取去之人肯送至瑞行二号者，亦一体给赏，并从宽免究。此帖是实，决不食言。

道光十四年正月十五日。

这两条可怜的狗到底没有找着。买办一口咬定说「有人捉了去吃了」〔注三〕，我们也只好这样想。

九饯别与归帆

一八三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罗素先生与顾盛先生搭「巴沙号」（皮尔逊船长）自广州启程回波士顿，就此与广州永别。罗素先生尽可自慰的是：他在这遥远口岸创下的商号，经他精明经营，已博得中外商界一致的信赖与推重，也博得散处世界各地无数客户的信赖与推重。今日它名满天下，自不必赘言它至今犹存，而且是好望角以东字号始终未改的最老的一家——纵然不是最老的一家，也总在最老的几家之列。罗素先生是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人，性情之温厚仁慈世所罕见。他举止间有一种和婉可亲的风致，无论处何等境地都不曾离身。终其一生，凡认得他的人无不敬爱他。他在大受气恼时那份体谅与忍耐，我是亲身领教过的。我初进写字间，他便盼我学会记账，簿记的种种奥妙是他最先教给我的。初学的人对前后各笔交易的关联领会得再差，记起来再颠三倒四，他也总是耐着性子、和颜悦色地为之改正，那份耐心与和气简直没有止境；我受了这样的鼓励，终于弄明白了借方与贷方各自的分量，也懂得了这两者乃是「一切商业往来的两大根基」。

写字间里几个后生小子，为略表对这位可敬「大班」父执般照拂的谢意，请他吃一顿「饯行饭」，请他只管把自己当客人。他欣然应允，似乎还很喜欢这个主意。我们还请了顾盛先生和他的老朋友伍浩官。伍浩官未能到场，却特地送来一味极精的燕窝汤应景。我们打发人到马尼拉去买一只上好火鸡，火鸡运到后便寄养在河南岛，嘱咐务必喂得肥壮。火鸡在广州是极稀罕的东西，向来都从马尼拉运来。我们这一只到时形容憔悴，买办说是「累坏了」，又说宰出来准是头等货色，又肥又体面。到了正日子，席也开了。到时候一只大盘子端上桌来，盖子得意洋洋地一揭——不想露出来的尽是火鸡的腿与翅膀，至于身子，简直近乎没有！我们看得目瞪口呆。

旧日广州生活里最可称道的一端，莫过于「夷馆」——一家商号上下老幼共同起居、共同办事的所在。这制度养成彼此的信任。凡百事务，已往的、目下的、将来的，都在饭桌上议论，伙计们与股东一样熟悉底细。股东把自己的见解与阅历说出来，伙计们便从中得益。这样学来的本事，各人用在各自专司的一门上，配合起来就更识大体，于日常事务或专办的买卖都添了一团和气。别的事情上也是如此。年轻人靠这每日「家人」般的往还，在各色题目上长了许多有用的见闻。做主事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在世界各处阅历过人情世故，没有一个没有故事可讲——讲他如何化解意外的难处，如何抓住偶然的机缘。日常的运动消遣也是大家同来：无论是散步、荡桨还是游览，「大班」与「小班」都在一处。今日这个掌舵、那个摇橹，明日便掉过来。

到后来长者引退，手上照例总有极大极要紧的事情正办着；他们撒手而去时深信后来者有本事把这些事情办到水落石出，也有本事另开新局。

罗素先生临行前把账簿银钱交我经管。这一年里我们忙得不可开交，除了茶叶订单以外，丝织品的订单更多得前所未有。五月里我病倒了；七月间布拉福德大夫〔注一〕打发我到澳门去换换水土，十月才回来。十二月里病势大反复，为着「最后一试」，替我在一条名叫「霍华德号」的小船上定了往纽约的舱位，船约四百吨，人都说「海上的空气」或许有好处。我被抬上船时那副光景，实在没什么指望活着到纽约。我们于一八三二年二月初自黄埔开行。（写字间里我的缺，由乔治·桑普森补上，他后来便是波士顿的桑普森·塔潘洋行。）南下中国海一路天气与行程都好；出印度洋时走喀拉喀托岛与王子岛之间，走了十天。往好望角一路信风很轻；到了好望角，接连遇上西北大风，耽搁了二十二天。赤道上又久久无风；终于在第一百六十二天上到了纽约，我的身子已经全好了。

能再见到塞缪尔·罗素先生，我喜出望外。他那时住在克林顿饭店，还是一贯的和气亲切。他约我吃早饭，与将要动身到广州写字间去的小柯立芝先生见面；后来又请我到米德尔敦作客，我在那里有幸认识了罗素夫人——一位娴静可爱的太太，待我极亲厚。

这时「罗马号」又在整备开往广州，统带的是我的老船友拉文德船长。他先前驾托马斯·史密斯先生名下的「美利坚号」跑过好几趟。奥利芬特先生准我搭这条船，船上再无别的搭客。那时候中国船还不兴搭客，也不肯代带寻常信件。在家中盘桓不久，我们便于一八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启碇。这一回我们取吉洛洛水道入太平洋。一八三三年三月五日晨五时，我们望见「茶叶、生丝与桂皮」之乡海岸上的福基角，午后五时半便在大屿山水道大屿山峰下抛锚，全程一百三十一天。拉文德打发一条快船到广州向他的代理行奥利芬特洋行报信，我另雇一条，三月九日晚上到了夷馆。

我这第二趟「归国小跑」（那时候人客气地这样称呼这种行程）就此结束，前后各占一年。其实这种「小跑」，有九个月是在听「狂涛絮语」，只有三个月在家乡各处走动，认不得人，也几乎没人认得我；而且在家的那三个月正值盛夏，睡的是塞羽毛的褥子与枕头，温度计尽可高到你爱多高就多高，不像在广州，睡的是干净凉爽的硬藤席或竹丝褥，那里午夜时分也难得超过华氏九十六度。

此后又过了十一年，我才再「跑」一趟。那是一八四四年，自澳门搭孟买的「威尔士亲王号」（琼斯船长）到加勒，再从科伦坡搭汽船「西福思号」，经坎纳诺尔、门格洛尔到孟买，又到马哈巴莱什瓦尔和浦那「游览」了一回；然后搭东印度公司汽船「阿塔兰忒号」往亚丁，再折回孟买；最后经新加坡回澳门，搭的是怡和洋行崭新的快船「莫尔号」，约二百八十吨，统带的是「我的老朋友」弗雷泽——一八二五年我搭「顺利号」往新加坡时，他正是那条船上的二副。

一八三三年年底，我们不幸失去了可敬的主事罗先生，他因职守繁重、日夜操劳，身子垮了。他携眷搭东印度公司船「滑铁卢号」回英国，几个月后我们便听到他在好望角去世的消息。

十律劳卑事件与「三威」倒账

这一年还有一桩前所未有的喜事：波士顿的一位美国小姐希拉伯，在澳门嫁给了公司夷馆的郭雷枢医生。婚礼办得十分风光，又因其新奇，比寻常的场面更加隆重热闹。

尊贵的东印度公司于一八三三年撤出广州，随后便是一八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律劳卑勋爵以「英国贸易总监督」的身分到任。勋爵是乘港脚船「威廉堡号」的小艇登岸的。这条船由行商「顺盛」承保，于是顺盛便被视为应负其责，给押进城去关了起来。女王陛下的这位代表既不肯经由行商与总督往还文书，总督便于九月五日出了一道告示，指斥这种「抗违」是违背本朝现行律例——说勋爵未奉大皇帝恩准，擅以官身来到广州，着他暂回澳门，听候奏明京师；并申明倘若他不肯回澳门，则不许华人替他当任何差使。告示贴在一块薄木板上，悬在勋爵所居的夷馆（即东印度公司馆）门首，另派兵丁二十名看守。这一挂上，馆里的中国人吓得半死，唯恐兵丁闯进来，一窝蜂奔上楼去报信。律劳卑勋爵其时正与乔治·罗宾臣爵士等人用饭，一听便撇下席面下楼到门口来。告示当即被取了下来。勋爵恐怕要出大事，随即遣人下去，给其时泊在虎门外的英国军舰「伊莫金号」的布莱克伍德舰长送信，要他拨十来名海军陆战队兵来充卫队，并即率本舰及僚舰「安卓玛琪号」火速开到黄埔。信送走后，勋爵便带着随员退入馆内，把大门闩了。半夜里，乔治爵士乘一条小艇离开广州，往两舰去。不多时陆战队兵到了馆中，广场上挤满了中国兵丁，江面上战船小艇云集。与黄埔船只的一切往来尽被切断，又出了禁令，不许英国船艇来省城。总督还知会美国商人，除非有紧急公事，不得任本国船上的小艇上驶。不消说，全口岸的外洋贸易就此完全停顿。

事情闹起来的时候，我行的一位船长赫本——「尼罗号」的船长——正在馆里。通事本已应承替他雇一条中国船送他回黄埔，他便把自己的小艇打发回船去了。到了六日，动身在即，才知道通事根本雇不着船。我于是吩咐把自己那条小纵帆游艇「白鼬号」备好，两人一同于午后四时离开广州。我们从五十来条战船当中穿过，船上兵丁满载，武装到了牙齿。不料迎面来了一条英国小艇，艇上坐的是刚从伦敦到埠的「亚历山大·巴林号」的圣克罗伊船长，正带着我们的信件往省城去。我告诉他此去断断走不通，便把他一并带到「尼罗号」上。

第二日，即九月七日，库利奇先生、娄先生和卡博特先生也露面了；他们是在我走后不久听说「巴林号」到埠，赶下来取信的。接着「联合号」纵帆船从澳门方向驶来，船上有桑普森先生和一位荷兰绅士范德缪伦先生。我把他们接了出来，也带到「尼罗号」上。

当日稍晚，库利奇、娄和卡博特带着「巴林号」的信件动身，指望能上到夷馆去；不想行至浩官炮台一带，约莫走了一半路，先是一颗炮弹从头顶飞过，接着又是一颗，只得停住。一条战船靠上来，船上有个通事，告诉他们此去徒劳无益，因为为了这回同英国人的纠葛，总督又添了一道命令，为免「玉石俱焚，良莠同罹」，一概外国船艇不许来广州。他们只好划回「尼罗号」。这样一来，我们连同另一位名叫戈勒姆的美国人，全成了黄埔的囚徒。我们自称「广州难民」，把自己一股脑儿托付给当时泊在锚地的六条美国船的船长，领受他们的款待。这颇不平静的一天，末了是在「斗兽场号」（斯托达德船长）上用了晚饭，晚间又到「尼罗号」上打惠斯特牌收场。第二天我们在「印度号」（塞勒姆的库克船长）上吃饭，并分头在朋友处安顿下来：库利奇、范德缪伦和我住「尼罗号」；娄住「约克号」；卡博特、桑普森和戈勒姆住「斗兽场号」。

九月二十六日。——在黄埔做了整整二十天「难民」之后，我们到底平安回到夷馆的老住处了。骚动仍旧不小，人家叮嘱我们不要走离「家门」太远。街上满是泼皮无赖，用极不客气的话咒骂我们，还比划着砍头的手势！饶是如此，我们走到驴子埠或猪巷一带还算自在，朝旧中国街望上一眼，也不至于担心皮肉之苦。

律劳卑勋爵一走，「敌对」随即止息；这一趟赶回广州很值得，单为看一看他们为防备两艘军舰的小艇来犯而作的那一番浩大布置，就不虚此行。我们取道沙船水道，过了浩官炮台、驶到猎德塔对面之前，一路并无阻拦。到了这里便被喝住，勒令靠拢一条大官船。官船上挤着一群面目狰狞的家伙，看样子还饿得厉害——我们扔了些饼干过去，他们抢夺之凶猛，可以想见。我们是两条船：一条上是孟买船「卡斯尔雷勋爵号」的汤克斯船长、娄先生和桑普森，另一条是我自己的小舢板，只我一人。一名戴素白顶戴的小武官跳上汤克斯的船，指引他驶向一条大船，船上有一名通事，我便跟在后面。从黄埔算起，我们走了四个半钟头才到夷馆。

在当时中外关系的格局之下，由行商充总督的居间人，与律劳卑勋爵往还文书，本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勋爵却偏不肯依。总督既不能撇开那尚未废止的成法，也不能同任何外国代表直接私相往来。要那样办，非有朝廷特旨不可。可见这一场纠纷，全是因为女王陛下的代表一味向总督索取总督所不能给的东西。于是自然而然便有了所谓「律劳卑之战」，本地人则叫做「律劳卑的一场空」。与之相随的，是自九月二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全部外洋贸易的彻底停顿，这可是极严重的事，何况未经宣战，更是毫无道理。而其结局之令人难堪，则是律劳卑勋爵不得不收回他一再声言的、要留在广州不走的决心。英国政府当初要么该替自己的代表向京师取得正式的承认，要么索性只派一位领事——领事与别国领事平起平坐，其体面便无从受损了。

九月二十一日，律劳卑勋爵带着随员离开广州赴澳门。两艘军舰朝虎门与伶仃驶去，勋爵的两条趸船也齐头并进，取内河一路奔他的去处。沿途有中国兵船数艘押送。勋爵终于在二十六日抵达。他想同地方官府直接通书信，事既不成，收场又如此屈辱，这便加重了他自从从「威廉堡号」的小艇登岸那一天起，因烦恼与激愤而落下的病；十月十一日，勋爵便在澳门去世了。

一八三五、一八三六两年，都没有出什么常轨以外的事。敝行的生意正大加扩展（纯是代理性质）；可是到了一八三七年，伦敦有三家同美国往来极多的重要银行相继倒闭。我们曾为若干委托人经手过他们开出的「信用」，数额甚巨，用以支付茶叶与生丝之款。那三家是托马斯·威尔逊公司、乔治·怀尔兹公司和蒂莫西·威金公司，人称「三威」。三家倒闭，前后相去不过旬日。翻查我们的出票登记簿，尚未接到付讫或承兑通知的票据，总数将近二十万英镑。这些票据全是凭「净信用」开出的，并无担保品（那时还不时兴这一套），期限是见票后六个月。我们对美国的委托人自然信得过，但货物运到市场约需四个月，到了那边又只能照惯例赊销六个月，中间余裕实在无多。然而头一件要顾的，还是我们自家的信用。当时敝行有一位合伙人在波士顿，手里握有浩官一笔极大的款项；浩官便给他去了一纸指令，凡我们需用多少，尽可听凭支取。我们把这纸指令附去，指示他向巴林行汇解足够的款子，以备那些不能指望由开票所属的行号如期兑付的「三威」票据之用；同时函告巴林行，说将有汇款解到，专备此项票据，以便我们的签字能够立时得到承认。

那年月同西方通信极慢，那时连快船都还没有。不过我们惯了这样的迟延，只耐着性子等结果。头一批消息是从伦敦来的。来信说，写信的巴林兄弟公司愿意承认一切带有我行签字的、开在那三家破产行号上的票据。这真是一件叫人宽慰的事，因为他们其时还没有收到我们上面所说的那封信。此后一切都按部就班。有些开票所属的行号已准备好兑付，有些则提供了担保，通盘算来，最终的损失微乎其微。我们那位波士顿合伙人汇款之速，竟使一八四〇至四一年间在澳门收到伦敦来的最后一纸往来账时，利息一项的余额倒在我们这边；而浩官则随着美国委托人向我们那位本国合伙人陆续付款，本利尽数收回。

倘若我没有大错，一八三七年正是西方世界那一串以「七」字收尾、素以商业大恐慌著称的年头里的头一个。

十一钦差到粤与缴土之变

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威廉·渣甸先生离开广州。一八三二年马尼亚克洋行歇业之后，他创办了怡和洋行；马尼亚克洋行在那以前一直由霍林沃思·马尼亚克先生主持。渣甸先生原在尊贵的东印度公司船上做外科医生，往孟买与中国跑过好几趟。他结识了大名鼎鼎的贾姆谢特吉·吉吉博伊——东方商人中的这位王者，这位善士；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所医院，以及从孟买岛到巴塞因的那条海堤，都是他自己出钞为同乡的安适与福利兴办的众多工程之一。而且他是该管区——我想也是全印度——第一个受英国政府封为从男爵的本地人。吉吉博伊与怡和洋行往来的生意，后来做到了极大的规模。

渣甸先生那些广大的商业经营，看来都办得明达而有见识。他是个性情极强、又慷慨得没有边际的绅士。东印度公司二百年的严密专利到头之后，第一批运往伦敦的「自由茶」，就是他装的。说到他脾性上的一桩特异处，不妨一提：在小溪馆他自己的私室里，从来看不见一把椅子——这于那些办公时辰里为闲人与好事者所苦的人，也算是一点提示了。

渣甸先生离粤前几天，全体外国侨众在东印度公司夷馆的餐厅里设宴款他。到的约有八十人，各国之人都有，连印度人也在内，一直到半夜过后好几个钟头才散。这件事后来在居留的人里常被提起，直到今天，我们中间还有几个人说起它来。

接渣甸先生主持这家洋行的是马地臣先生（即后来的詹姆斯·马地臣爵士），他在中国住了约十五年，终于在一八四二年三月十日离华。他是个举止极温雅、慈善之心的化身一般的绅士。《中国丛报》记他从澳门启程时说：「他一去，外国侨众便失了一位最有魄力、最有才干、最为豁达的成员。」

一八三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有一个据说是贩鸦片的中国人，在美国馆前处决。官府选的是午后的时辰，那时外国人几乎都出去作每日的散步或在河上。那人被绑起来，转眼间绞死了，众人随即带着尸首从同文街急急退回去。我们从船上登岸，见到那几个没有出门的人聚在广场上，才从他们口里听说了这件事。这件事所能表示的唯一公开的态度，是不再每日在各自门前升本国国旗；直到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旗才重新升起。

朝廷派一位「钦差」到广州，专为断绝鸦片贸易，这件事此时已经传开。这样的差委——只在非用极端手段不可的时候才派——落在林则徐身上，他不但统辖广州所有的官员，连南方与东南各省的官员也在他统辖之下。林大人是福建泉州一位无官的绅士之子，那人家靠一座瓷窑的进项过日子，据说林本人还在窑上做过日工。

这位「钦差」终于在三月十日星期日早上八点半到了广州。我同两位绅士上了一条泊在夷馆外的小纵帆船，去看他到来。他坐在一条大官船上，几个戴红顶蓝顶的官员略略站在他后头，所以我们把他本人看得极清楚。他神情端严，面上颇有几分峻厉或刚毅之色，是个高大而肥壮的人，一部浓黑的胡须和长须，看去约有六十岁。他自己的船后面跟着许许多多船，船舷上黑底金字，写着船上主要人物的官衔，船尾又张着各色旗子。船上众人衣饰整洁，穿的是新的红镶白号衣，戴的是同色的锥形藤帽。这些船上载着全城文武的主要官员，从两广总督直到盐运使。河南岸几乎正对夷馆的「红炮台」墙上排满了兵，荷兰炮台〔注一〕的墙上也是，兵们都穿着鲜亮的新号衣。河的两岸，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每一块站得住脚的地方，都挤满了人。人人都在静静地、也像我们一样好奇地看这场新奇的景象。别的什么船都不动；一概靠岸停着，普天下的静默笼着一切。除了我的同伴和我，这一大群人里看不见一个「番鬼」。

十七日，行商、通事和买办（我们自己的除外）被传去见「钦差」。他们战战兢兢地去了。此举是要查明：那些按册登记住在夷馆里、名字十八个月前已经报到北京去的外国人，哪几个还在这里、还在做鸦片「生意」。旗昌洋行不在册内，我们的买办没有被「请」，他对此显得特别高兴。

十八日，钦差传行商去。他们被指为纵容鸦片贸易，大人扬言若不「即刻」断绝，便要绞死他们几个！又责他们容留贩「烟」的外商住在自己的馆里。他们十分惊怕，其中一个说：「从前没见过这样的章程。」他们随即聚在公所里商议，直到深夜。

同一天，「钦差」给外国人的第一道谕令发下来。令他们把手里所有鸦片一概呈缴，并具结永不再贩，「违者罪在不赦」。这就很明白了，这位大人是不可儿戏的。

十九日，马地臣、颠地、格林、韦特莫尔、达达博伊·勒斯敦治、丹尼尔诸君在公所会见行商，行商口头转述了「钦差」的命令，仍是上面那些话，另添一层：鸦片要销毁。而且若不遵大人的令，后果将很严重。这时伶仃洋上各「趸船」上有一万五千箱，沿海各处存有五千箱，合计值一千二百万元以上。

外国侨众接到大人那「不可移易」的命令之后，想拿呈缴「若干」数目来调停。这是行商出的主意，他们同我们一样，都不信「钦差」竟当真要把存货「全数」缴尽。于是三月二十一日夜里在丹麦馆开会，几乎人人都到了，行商也来了，聚在隔壁一间屋里。倘若「钦差」不肯听——照他们的说法——「情理」，他们同我们一样急于把那场将临的祸事挡开。实在说，我们后来被囚在夷馆里六个星期，其间死的威胁与闻所未闻的压迫不断，他们始终尽力向「城里的大人们」陈说，替我们缓解境遇。这一切他们自己是冒着极大风险做的。他们到会，是想知道会上议出什么来，好尽快报给「钦差」；事实上从大人的回话看，二十二日早上五点到七点之间他已经知道了。

会前一两个钟头，伍浩官到我们写字间来，请当时的主事格林先生在旗昌洋行拟认的数目上再添一百五十箱鸦片凑那公摊之数，这一百五十箱的价银由他自己出。这些箱子值十万五千元！到会诸君代各家商号共认了一千零三十四箱，值七十二万五千元。这些呈给「钦差」，他不屑地拒了。于是同黄埔船只的一切往来都被割断；大批兵丁聚在夷馆近旁，河上也是；而几天之前，夷馆后面通出去的各道门已经一概砌死。

在「钦差」对外国人的告示颁出之前，行商中的首领请我把大人同两广总督〔注二〕及广东巡抚会衔拟给英国女王的一件文书，由英文译回中文。这是因为原件已经译成英文，钦差想亲自看看那英文本是否传出了中文的意思。我应了，在一个极冷的日子里在公所花了四个钟头做完这件事。在场的有钦差派来的一名委员，一位四品官（淡蓝顶），一名小吏，伍浩官的孙子，卢茂官和梁经官，以及两名通事。那文书是极异样的一篇东西。最触目的是那夸张的笔调，那是世代称尊的结果，又因素无邦交而不谙西方公文的体式。文中说：「贩卖鸦片，不顾其为害中国之民，惟利是图，无所底止，遂驱使该夷商之所为。」又以为英国境内是禁用鸦片的，便说：「闻贵国严禁吸食鸦片，法至峻切；则其为毒物，明矣。既已为贵国除此害，何忍移之他邦，而尤以移之中国为可乎？」接着是动之以人情：「此辈售烟之人，何忍以大害我民之物，博其无穷之利？设有他国之人前往贵国，诱其民买食此物，贵国王自应深恶而痛绝之。向闻贵国王居心仁厚，己所不欲，必不施之于人。」再下去便是那堂皇的辞气：「我大皇帝抚有天朝，兼视外邦，赏功罚罪，一秉至公；天地之心，至洁无私，圣心亦如之。天朝统驭万邦〔注三〕，至德所敷，威仪并著。」这是取其宏大庄重之意。文末这样收住：「果能诚心恭顺〔注四〕，则大平之福，两邦共享！上天保佑贵国王，神明降福，寿考绵长，子孙贤贵。」这件文书后来有没有到它该到的地方，我始终没有听说。

三月二十三日，夷馆里每一个中国人，从买办到厨子，都奉「钦差」之令走了，并被告以若敢回来便要斩首。前一天，宝顺洋行主事颠地先生被「请」入城见大人，他不肯去。官府又作了别的种种劝驾，都无效；二十四日，英国女王的商务总监义律上校自澳门赶到，立刻代英国居留者接手办那件麻烦的「鸦片全缴」之事。夷馆后面的街上此时挤满了兵，「广场」上也派了一支强卫，又有三重船只的封锁线从小溪拉到丹麦馆。整个侨众于是成了中国人手里的囚人。粮食不许送进来，谁也不许走出「广场」，事情显然严重起来。粮食一难，我们是这样解的。中国兵全不习惯同外国人打交道，怕会「生出事来」；行商便把这一层向城里的大人们陈说，愿意派他们「自己的苦力」在夷馆各门守望〔注五〕。这得了准许，一举两得：柴与食物都有了着落，是他们夜里偷偷送来的。

三月二十七日，「钦差」向女王的商务总监提出「凡英商所辖鸦片一概缴出」，遂呈缴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钦差受了，并定穿鼻为交纳之地。为监视交纳，副监督庄士敦先生备了船只，四月三日离广州。各「趸船」移到虎门，全数在那里交给「钦差」委派的官员，官员令在穿鼻高地上掘深坑销毁。「恭顺」于此可见。义律上校在一八三九年三月三十日致英国政府的公文里说：「这是我国与该帝国交往以来，其政府第一次未受挑动（？）而主动对英国的生命、自由、财产以及英国王冠的尊严采取侵犯手段。」再没有别的话能这样有力地佐证本书所说我们在广州所享的性命财产之安稳。可是那份公文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外国人自己给的挑动：屡奉禁令、屡受警告，却仍旧做那被禁的买卖。我自然不责我在广州的同业弟兄，不论他们属哪一国，因为我们都一样沾在里面。我们既不理地方的命令，也不理北京的命令，而且真的自信起来，以为在「鸦片贸易」上我们可以永远不受惩处。

三月二十四日的夜，天无云而月正圆，亮得异常。夷馆被几百个中国人（估计有八百）一声令下强行弃了，竟有几分像死人的居处！它们的外国住客就这样在一切服役上落到了实实在在一无所有的地步，连一个洗碗的也不准留下。结果他们为着要「活」下去，只得自己试身手：做饭、整屋、扫地、摆桌、洗盘碗！照说这该生出不满、抱怨与烦躁。一点也没有；我们在瑞行里——别的夷馆里同囚的人，除极少数外也是一样——把这事看得极轻，对着烤阉鸡、煮蛋、煮马铃薯的种种努力，宁可笑，不肯叫苦。擦刀、扫地，我们都会，甚至还添得上灯油。可是有些奥妙我们是猜不透的；我们的主事格林先生煮饭煮了一回不成——煮出来像一团韧硬的胶——证明是个极糟的厨子，便改去擦银器，又撂下，末了去扫地！娄先生老老实实尽了他所能尽的力，可是把面包烤成了焦炭、把蛋煮到硬得像霰弹之后，他也撂下这一门，改就一桩不那么费心神的：极其灵便妥当地「铺台布」。我们其余的人，或出于谦逊，或出于自知全然无能，只做绝对必需的事。抢了别人的功，那是不公道的！总得有人灌水壶；拔瓶塞谁都会，烧开水也会。就这样连拖带混，我们总算把命撑住了——其中的「面包」是伍浩官的苦力每夜给我们送来的。他们还把各样吃的装成袋子，装作「随身行李」或「挡露水的毯子」，这样混过守卫。

白天我们在广场上聚会，那里成了交换煎煮烹调的种种绝望心得的「交易所」。有人索性当作绝大的乐事；也有人把闻所未闻的「祝词」堆在天朝皇帝道光和他的钦差「林」的头上。

再没有两个人被这样油腔滑调地骂过；那口气仿佛骂人的自己一向严守着他们所居的「防夷八条」！这一切造出多少笑料来。

到五月二日，已缴出一万五千五百零一箱，仆役才渐渐许回来；全数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注六〕于二十一日交齐。二十七日义律上校回澳门，三十日鸦片快船「爱丽儿号」带着给英国政府的公文径往苏伊士去。它于一八四〇年四月二日回来。

五月六日到二十一日之间，许多外国人得准离城，往澳门或黄埔去。义律上校自己走之前，于二十二日向英国属民发了告示，令他们也走；到月底他们都走了，剩下的外国人只有美国人，约二十五名。二十九日我带着一切账册文件等并非广州眼下所需之物，同另外六条船一道往澳门，船上有帕西人和几个英国人，包括考克斯与迪克森两位大夫。下行途中，又有四条大快船入伙，载的是林赛洋行的一班人，还有约翰·希拉伯以及怡和洋行的几位。这一趟极其畅快；我们彼此过从，或同饭或共度一日，六月一日夜里几乎同时到了澳门。在紫坭和香山上船来的官员照常客气，对广州所发生的事似乎全不在意。

「英商所有鸦片」的呈缴，跟着来的是广州的外国贸易自开创以来从未有过的种种事变。中国这个广大而人所不知的帝国同欧洲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至此才开了端——那是从来没有过的。除了同俄国订过一约以规范贸易、划定疆界之外，中国还不曾同谁立过条约。俄国与中国的通商，一向只在两个边镇之间进行，那两镇仅以界线相隔，就是人所熟知的恰克图与「买卖城」〔注七〕。

西方的官员尚无一人得到正式承认，连领事或副领事的名分也没有；一切往来，无论是他们向广州官府，还是官府向他们，都要经公行居间。所以鸦片交出以后可能生出的后果，使外国侨众满心忧虑。美国人没有交出任何美商所有的鸦片——呈缴之时我们手里存着约五十箱土耳其货——可是他们决意留在夷馆里，照旧做生意。英国人临走把自己的存货托给美国商号。其中很大一部分落在旗昌洋行手里；为便于同外面的新委托人交涉，行里一位股东在九龙英国船「女英雄号」上开了一间写字间，后来外国船只一概被逐出那处泊地，便改在铜鼓。行里好几条船，包括「伶仃号」，往来于这些地方与黄埔之间，运英国货，每吨收三四十元，印度棉花每包七元，并且不是委托本行的货一概不上船。悬着美国旗做的这桩生意极其活络，于英国朋友大为便利，于他们也大有赚头。这些进口货换回来的是茶叶，运到泊地，从铜鼓装往英国。

正装运的时候，一条约九百吨的英国船自新加坡来，名叫「剑桥号」，船长道格拉斯。它挂出待售，旗昌洋行买了，改名「切萨皮克号」——这名字后来颇有故事。船上装了英国货，值十五万镑，甲板上堆到齐舷，由吉尔曼船长带往黄埔。它自然已经改挂美国旗。时间极紧，因为几天之后就要封港。一八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英国军舰「窝拉疑号」，随后又有「海阿新号」，正在「切萨皮克号」驶过之际在穿鼻〔注八〕外占住了位置。它是最后一条进港的船。它到了目的地，卸了货，货照常例在广州上陆。

中国人因预料同英国人要开仗，在二道沙之上的河面横拦了一道大排筏。他们随后想出一个上策：买一条大的外国船，装上炮，配上人，泊在排筏之上，作为挡住蛮夷兵船的又一重保障。他们向旗昌洋行当时的主事、始终没有离开广州的德拉诺先生接洽，就「切萨皮克号」议成了价。美国旗与船照撤去，船交给了官府。它那约八千元的「规礼与丈量钞」也不要了。官府接管，动手把它装备成排筏的「辅防」，好挡住那些「或因夸功自诩，敢于窥犯内河」的「英国兵船」。船头两侧画上两只大眼。每一根桅上都垂下长长的旗幔，船尾栏周围排着一大堆各色各形的旗，上面写着「勇」字、「阴阳」和「八卦」〔注九〕，还有统兵官的官衔。总之，它成了中国一切「威武必胜」的表记。它要叫存心来犯的人一见便惊惶绝望！

同时它的军械也运上了船。凡找得到的各号大炮都排在它两层甲板上；圆弹、石块和别的抛掷之物堆积如山；弓箭也没有忘，还有许多火枪，燧发的、击发的，以及更眼熟的火绳枪。船上的人手有黄埔的中国人（还有别处许多人）——这些人惯在外国船上做事，水手中再没有比他们好的——又有马尼拉人、西迪人〔注十〕，以及从内地贸易船上逃出来的印度水手。船上大约有四五百人。

这样装备起来，它在不可思议的锣声、爆竹、飞蛇与火龙之中被拖到指定的地方；靠了这些，加上船头那两只「眼」，它平安到达，下了锚。

这是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伯麦爵士攻下虎门各炮台之前几天的事。那时「无敌号」正大批地往船上装火药，火药装在坛子里，照常例乱七八糟地堆在甲板上和两层甲板之间。二十七日它还在装，旁边靠着许多快船和别的小船。忽然从虎门方向来了一股轮船的烟！原来是英国军舰「复仇神号」，霍尔船长。它「竟有那样的胆敢近逼障栅」，等驶到不远处，又有那「闻所未闻的狂妄」，要试一试一枚康格里夫火箭对这「威武必胜」的表记有何效验。那一箭准得很，一闪之间——或者说在一「闪」火里——船、人、船上所有的东西连那些小船，都从水面上不见了！那一声爆响可怖极了，在三十英里外的广州都听得清清楚楚。据报没有一个人活下来！此后好些年，河的左岸还看得见那条船的底。它像被整长地锯下来一样，同船身分了开来；后来在中国船户合力之下，它被拆开，一块一块地搬走，也就渐渐没有了。

英国军队既已进逼广州，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日议定停战，港口重又开放。然而地方上乱起来了，五月二十二日，一伙中国人抢掠并烧毁了东印度公司的新馆、荷兰馆和小溪馆。二十五日，卧乌古爵士在潘廷官的乡间宅子附近登陆，占了俯瞰全城的高地。官府随即以六百万元赎城，三十一日付了五百万，英军便撤离广州，外国船只又进了港。

河上的转运生意此时停了。停在外洋的，我们有「伶仃号」、「大屿号」、「喇妈号」和「万山号」。「伶仃号」在中国的生涯，是一八三〇年做旗昌洋行的「趸船」开始的。它造得很宜于载大批货物，航行的性能也算好。它的经历与末路都很异样。除了台风季里换一换泊位，它的锚有九年没有起过；到一八三九年，如前所述，它又重操做帆船的旧业，在珠江上上下下地跑。

我们的船闲着的时候，我从德拉诺先生那里得知伍浩官有意往印度订购棉花。广州封锁与多事的那阵，印度的价钱自然落了，而这边几个月不进货，价钱便大涨。于是派出三条船，并汇十万镑往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款子是东印度公司开在加尔各答的汇票。「伶仃号」驶往马德拉斯，「大屿号」往加尔各答，「喇妈号」往孟买，这样先把装棉花的吨位备下，另在那几处口岸另雇船只。然而第一条载着一部分采买之货到来的，却是瑞典船「加尔各答号」，它在氹仔下锚才几天，就被一场台风打上了岸。到了时候，我们自己的船也到了。「伶仃号」随即第二次派出，却只走到新加坡，它的船长汤森公然违令，借着种种口实装了一船藤回了澳门！他的「账目」被驳，他便在澳门法庭告了我们。

到我一八四四年离澳门时，这案子还在打。诉讼的文卷积得那么多，仿佛够给一条船填舱脚了。有一天我问那法庭的书记，他看这案子「究竟」会不会有个了结，他仍旧给我他多年来重复的那句答话：「当然，先生，只是还需一点时间。」

「伶仃号」终于被派往黄埔。第一个英国条约既已破裂，防务上又作了进一步的预备；官府并不气沮，另寻一条外国船——这一回是要用在离城更近的地方。他们看中了「伶仃号」，船卖给了他们，由一大队小船拖着上河。船头两侧各画一只眼〔注十一〕；它被彻底卸去索具，只剩下段桅；在锣声与花炮的一片喧闹里，它在荷兰炮台稍下、正对城的地方下了锚。

到了定好「交船」的那一天，好几位大官带着许多随从上了船。管船的恩迪科特船长命人在舱房桌上摆了些点心酒水款待这些官员。那是几瓶大肚子的杜松子酒和白兰地，一两壶水，硬饼干和方头雪茄！在陪他们看船之先，他先请他们到舱房里。

照他后来对我们讲的，「大家喝了一巡，抽了一支」，随后我们回到甲板上看船；接着又下到两层甲板之间，那几位大人说一切都极中意。有一位看见一具淡水桶的抽水器〔注十二〕，被它吸引了，只当那是件「战具」，要人讲给他听那是怎么用的！不多时他们便告辞回城了。「谢天谢地，」恩迪科特船长对他请上船来看中国官员的一位绅士说，「这桩事完了；如今他们走了，咱们下去喝一杯、抽一口吧。」到了舱房，他们发现「样样东西」——杜松子酒、白兰地、雪茄、饼干，连水壶、水罐和玻璃杯——都被那几位大人的随从顺手拿走了！一班中国人手和一位水师官接了管，恩迪科特船长便划船离开他住了那么多年的「老家」。它随后正式改成了一条中国兵船。上头有那些照例表示不可战胜的记号，三角旗，旗上有龙吞月的图形，有「阴阳」，有圆圈与曲折的纹，表示雷与电。

这一副毁灭性排场的统兵官，帽上插着孔雀羽，头上有人替他撑着一顶大绸伞，自己安安稳稳坐在一把竹椅上抽烟。

别的可畏的战备也一一办齐：一批虫蛀的炮，火绳枪，长矛，盾牌。它不久就可以同英国任何一条轻巡舰交手了，无论是「摩底士底号」还是「阿尔吉林号」，或许连「先驱号」也敢碰；可是有一夜发了大水。潮势猛得叫它在锚上左右横摆，撞在紧靠炮台的礁石上，又滑开去，沉进了深水！中国人随后动手把它的桅卸下，只留前桅一段露出甲板约七英尺，在上面安了一盏极小的灯。从此这就成了一座「灯塔」，给河上上下的船引路！这是广州水面上「有案可稽」的第一座灯塔。二十八年后我最后一次看见那截桅时，船身周围已经积起一大片泥滩，一只小纸灯笼里一支廉价烛的微光，标出了「伶仃号」最后的安息之处。

十二两约既成与旧广州之终

鸦片被缴，就其后果而言，是广州外国贸易那种自一七二〇年以来便如此的专断格局崩解中最要紧的一事。那种特异的社会生活情形，以及公行那个完善而奇妙的组织，也都注定要终了。

一八四一年八月十日，璞鼎查爵士以女王的全权大臣兼特命公使的身分到了澳门。同官府的交涉，是与攻占沿海各城同时进行的。中国人物力的损失与人命的伤亡无从计算，尤其是那些无从自救的人自尽的。一位亲历一八四二年五月攻取乍浦之役的英国军官写给澳门一位朋友的信里说，他们约三千五百人在兵船的掩护下登陆，所行的暴虐至为可怖。他接着说：「城既攻下，我进过一百多所房子，每一所里死的人不下两个，许多所里有八个。那都是母亲与女儿的尸首，她们怕做俘虏，自尽了。此役之后埋了一千六百具尸首，其中一半以上是鞑靼兵，他们绝望于不能却敌，宁死不肯败，几乎全都自尽了。这岂不是一场极壮烈的爱国之举吗？」

此役英国人的损失，照官方账目，是阵亡一名上校、一名军士、七名兵士，受伤七名军官、四十七名兵士；此后一直到底都是如此，以矮子对巨人！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南京条约》终于在该城外英国军舰「康华丽号」上签订，中国允付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签字的是璞鼎查爵士大人，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以及两江总督牛鉴。第一次欧洲人对中国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那是一国对另一国所发动的最不义的战争之一。

其次一个条约是美国的，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在望厦村（澳门）由顾盛先生与耆英签订。这两个条约合起来，便是旧广州的「丧钟、寿衣、锹与坟」。

中国人对自己在一支压倒性的陆海兵力之下不得不作的让步，本来是不甘心的；那支兵力使他们丧了千万条性命，往往是在极残暴的情形之下、在闻所未闻的苦难之中丧的，除战争赔款之外还折了许多百万元。这一场磨难是可怕的；然而他们由此得了一项在他们看来毫不足羡的「恩典」：同西方的观念合流。有了这样「大」的一项「恩典」所给的自信，他们如今借起洋款来，照欧洲的样式造兵船，用外国的操法练兵；他们置备西方的精准火器——总之，他们正在披甲。他们已经全力走上了外交这条路，在这条路上，大使或公使——也就是说，「彼此的探子」——各为本国的利益守望着。刀架在脖子上，他们成了那个被人戏称为万国「兄弟之邦」的成员了！

旗昌洋行，广州，一八二三年至一八四四年

旗昌洋行成立于一八二四年一月一日，承接的是塞缪尔·罗素洋行的事业；后者自一八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存续到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人称这家行为「旗昌行」。它严守代理业务的本分，不做别的。自一八二四年一月一日到一八三〇年年中，股东只有罗素先生和菲利普·阿米顿。一八二九年九月，威廉·娄先生乘「苏门答腊号」（朗迪船长）自塞勒姆到；一八三〇年十一月，老奥古斯丁·赫德先生乘三桅帆船「伶仃号」（福士船长）自波士顿到。这两位先生——娄先生与赫德先生——都入了股，前者入到一八三三年底，其时他因病不得不离开广州，在好望角上陆，并卒于该地。

一八三四、三五、三六这一期内，因娄先生之故，又有几位入股：约翰·格林先生（纽约格里斯沃尔德商号在广州的专派代理人）、一八三〇年乘「伶仃号」来入行的约翰·福士先生，以及一八三二年到的约瑟夫·柯立芝先生；赫德先生则退了出去。

一八三七、三八、三九这一期内，福士与柯立芝两位先生退出，前者在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后者在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八三七年一月一日入股的是娄先生（威廉·娄先生的侄子，一八三三年来入行的）和亨特先生。爱德华·金先生（一八三四年乘「赛拉斯·理查兹号」、罗塞特船长的船来的）一到便入了行，一八三七年七月一日成为股东；罗伯特·福士先生（一八三八年十月乘「巴沙号」到）于一八三九年一月一日入股，并做了这家行的主事。

一八四〇、四一、四二这一期内，娄先生既已退出，开头入股的是华伦·德拉诺先生（原在广州与马尼拉的罗素斯特吉斯洋行）。一八四〇年七月七日福士先生乘「尼安蒂克号」回纽约，他便接福士先生做了主事。罗素·斯特吉斯先生，也是罗素斯特吉斯洋行从前的股东，于一八四二年一月一日入股。金先生与亨特先生于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退出，一八四四年二月离澳门，乘「阿克巴号」（哈利特船长）绕好望角回纽约；斯特吉斯先生退出则在一八四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上只是二十年间的一个匆匆的概略。这家行自创办以来到如今——共六十年——的一部历史，已由一位从前的股东编成。这部书于它许多友人、它的旧同事以及他们的后人当有兴味，或许会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