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与光绪

一慈禧太后——早年

有一天，一位福晋到我们北京的寓所来串门，我问她慈禧太后生在哪里。她盯着我看了片刻，脸上浮起一种古怪的神情，末了才带着一丝几乎看不出的笑意说：「太后早年的事，我们是不谈的。」我也笑了笑，接着说：「我听人讲，她生在鞑靼城东门里一条小胡同的一所小房子里——那座城门，一九〇〇年日本兵进北京时给炸开了。」福晋点了点头。「我还听说，她父亲名叫照，是个小武官（她又点了点头），后来因为失职被砍了头。」这一层，客人也点头认了。

过了几天，几位受过很好教育的中国小姐——北京一位极有名望的学者的女儿——来看我妻子，我又追着问下去。「关于慈禧太后的早年，你们知道些什么吗？」我问最年长的一位。她迟疑了一下，脸上也是我在那位福晋脸上见过的那种茫然神气，然后一字一顿地答道：「知道呀，人人都知道，可是谁也不说。」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这位蒙古人种中最伟大的女子——在一些最了解她的人看来，也是十九世纪最不凡的女子——的早年始终笼在一团迷雾里。太后是不是有意不许人谈起，好把童年的一切抹去，我不知道；我只对自己说：「人人都知道的事，我也能知道。」于是我着手去打听。

我打听出来：她家兄弟姐妹好几个，她约生在一八三四年；父母的境况不宽裕，她小时候就得帮着照看弟妹，像中国女孩子那样把他们背在背上，拿街上小贩叫卖、铺子里一两文钱一件的小玩意儿哄他们。她和哥哥、妹妹们跟街坊的孩子在一处，玩捉迷藏、抢阵地、弹球儿、放风筝。那些年里，她爱看傀儡戏、耍耗子、耍狗熊和扁担戏，就像后来在宫里爱看戏、拿戏款待客人一样。她还得替母亲跑腿，隔三差五上铺子去买油、葱、蒜和别的菜蔬——这些占了他们家饭食的一大半。我也查明，说她小时候被卖作奴婢、带到中国南方去，这话毫无根据。

她在户外长大，玩那些游戏，家里没有仆人，活儿得自己动手，这就给了这小姑娘一副长得开的身板、一副结实的底子，和一肚子别处换不来的见识与消息。她出在广大的中等人家，知道穷人的难处，尝过挨饿的滋味。天下有千千万万有志气的女孩子，想挣脱蒙昧的束缚和积年的旧俗——这场仗因为只能默默地打，反倒更真切——她是能体谅她们的。又有谁敢说，她晚年那一句「愿我国的女子都能读书」，不是从自己童年的挣扎和匮乏里来的呢？

照家的小姑娘长到十四五岁上，父母把她带到北京皇城北边的一处衙门，登记下姓名、年岁、相貌，以及估量出来的资质和才具——满洲人家的女儿都要这么办一回。这桩奇特的规矩所以立下，是因为将来给皇上选后选妃，或是给宫里挑使唤丫头的时候，管事的人好知道上哪儿去要。

满洲人并不把这规矩全当好事，许多人家但凡敢，是巴不得不去登记的。可这是硬性的法令，凡属八旗——满洲人分作八个旗分——的人家，女儿一概得注册。他们有多厌烦这规矩，下面这件事最见分晓：

北京一所女学堂里有个很标致的孩子，母亲是个满洲寡妇。一天，这寡妇来见学堂的堂长，说：「宫里下来了话，我们旗的女孩子都得到官上去过目，好挑出若干名送进宫里当差。」「什么时候去？」教习问。「十六。」母亲答道。「我想你是盼着她能挑上的，」教习说，「虽说学堂里少了她，我心里舍不得。」「正相反，」母亲说，「她要真挑上了，我才难受呢。我来，是想跟您商量，能不能雇个人替了她。」教习很诧异，问她为什么。「女儿一进了宫，」母亲说，「在我们就跟死了一样，要到二十五岁才许回家。笨些、不济事的，常挨重罚。万一得了病死在里头，连个信儿也不给我们；要是能干，得了上头的意，就留在宫里，我们许就再也见不着、也听不着她了。」

起先教习还倾向于雇人顶替，再一想，究竟犯法，便劝她还是让姑娘去。可这母亲一心不愿女儿被选中，打发她去的时候，头不梳，衣裳弄脏，脸也不洗，好显得越不起眼越好。

当妃嫔的指望，比当使唤丫头还要渺茫，因为一进了宫，就几乎没有出来的日子了。她既非主子，又非仆人，既非妻室，也非奴婢，不过是一园子玫瑰里的百来个花苞之一，开不开得了花、能不能采进御前那一束里去，是说不准的。所以，当紫禁城的门在这些被选作妃嫔的年轻女孩子身后关上时，关在外头的是一个好看、热闹、忙碌的世界，那里有男有女、有儿有女、有家有小、有青绿的田地和丰足的收成；关在里头的，是一平方英里的砖墁地，四围是二十五英尺高、三十英尺厚的墙，墙里只有一个男人，既不是她们的父亲、兄弟，也不是丈夫或朋友，而且她们也许一辈子连见都见不着他。

所以，轮到给咸丰皇帝选妃、我们这位照家姑娘被收进宫去的时候，她父母和许多人家一样，满有理由把这当作临门的一场晦气。将来的事，是蒙着的。紫禁城那一圈高大的雉堞城墙，在他们看来，只怕更像监牢，不像宫殿。诚然，他们还有别的儿女，她「不过是个丫头，可丫头也算一份小福气」——他们的俗话是这么说的。她已经长到在家里能搭手的年纪，父母心里多半也盘算过，把她许给哪家商人或是官宦的儿子，好给门户添些财帛或体面。无论父亲母亲、兄弟姊妹，谁也想不到这个女孩子身上裹着多大的权势、尊荣，甚至煊赫；而这些后来竟落到他们全家头上，也落到他们中不少人自己头上。那时候他们做梦也梦不到，自己会做了公爷、福晋，女儿里出皇后、出诰命、出宫里的女官。可事情偏偏就是这样。

太后恩德，浩荡如海，

圣躬亦神，凛然莫犯。

毅然出自深宫，登临龙座，

拯此苦难之邦，免于不忍言之厄。

——《元范》

二慈禧太后——历练的年月

我们这位照家姑娘进宫的那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值得记住的年头。太平天国之乱三年前（一八五〇年）起于南方，此时已在扬子江边的南京立了都，又把「长毛」派往北边，一路征讨，最终的目标是北京。到一八五三年年底，他们已推进到离京城不足百里的地方，所过之处无不攻克，身后留下一片残破焦土。

他们的势头出奇地顺。起兵于西南时不过一万人，到了南京城下已有八万。这是一伙不受约束的乌合之众，既无粮台，也无操练过的将领，可是那股不要命的胆气和悍勇，竟把官军吓得手脚发软，从不敢在旷野里与他们对阵。每攻下一处，便有成千的窃贼强盗奔他们的旗下投来，图的无非是抢掠和财货，并没有更高的念头。乡村市镇流言四起；他们越挨近京城，城里从紫禁城中小皇帝的宫殿，到城墙根底下最下等乞丐的席棚，处处角落都在传最离奇的话。

我妻子说：「我记得刚到中国不久，有一天晚上和一位老妈妈尹妈一同坐在炕上，屋里只有一盏油碟里的灯草在亮着。尹妈和慈禧太后年纪相仿，可她的头发不像太后，已经雪白了。我走进那间昏暗的屋子时，她正坐在一群妇女和姑娘——都是医院里的病人——中间，讲太平天国之乱的可怕情形，众人屏着气听。

「『你想，』老妈妈说，『长毛一路往北京打，什么也不用干，只消照着要多少剪多少纸人，装在匣子里，碰上官军，冲它们吹一口气，它们就变成凶神恶煞的兵，谁也挡不住。仗打完了，他们得了胜，再吹一口气，那些兵又变回纸人，装进匣子，既不用吃，也不用穿。真的，长毛的法术到处都有，不管谁剪的纸兵，他们都能叫它变成活人。』

「『可是尹妈，这些迷信你总不至于信吧？』

「『这不是迷信，大夫，这是实在的事，那年月人人都信。女人家手里拿着剪子和纸，让人看见都不稳妥，怕街坊去告她给长毛剪兵。满地都是各样的谣言，人人言语行事都得格外当心，不然就要当作通敌拿去。』

「『尹妈，那你自己可曾亲眼见过纸人变兵？』

「『我自己没见过。不过我们左近住着个老婆子，人说她是向着长毛的。有一天夜里，我父亲瞧见有兵进她家去，跟进去一看，除了纸人什么也没有。你们美国兴许没有这样的事，可是在这里那些烧杀抢掠的年月，见过的人可多着呢。』」

这一类故事，中国各处凡遇上造反、打仗、闹事，无论哪一回都听得见。人们脸上带着惧色，喉咙里带着惊恐，压低了声音互相传说：某处某人据说见了什么、听了什么。这样的迷信也并不只在小百姓中间。上等人家信的也不少，一样吓得心里发慌。

太平天国之乱起来的时候，照姑娘约莫十五六岁，这么说，她在进宫之前，这类话已听了两三年。进了紫禁城以后，她还会接着听下去——太监们把话带进来，不单在宫里的女人中间传，也在他们自己一伙中间传；而在这些与世隔绝的人听来，这些话就更添了几分神秘和骇人，正如鬼故事在暮色昏黄时讲出来格外吓人一样。一九〇〇年义和团的那套法术——自称能随意招来成队的神兵相助，同时自身又刀枪不入——慈禧太后对此所取的态度，是不是多少也能由此得到一点解释呢？

照姑娘十岁那年，那场史称鸦片战争的冲突结束了。据说当年有人奏请皇上准许鸦片进口，皇上答道：「戕害我百姓之贸易，朕决不使之合法。」此话真假不论，中央政府极力反对在境内售卖吸食这种药物，则是人人承认的。中国头一回与欧洲各国相撞，起因竟是这样一桩事，至少也算不幸。那位中国钦差，在争端所由起的两万箱鸦片交到他手里时，投入大缸和石灰搅在一处，务必销毁得干干净净，宁可如此，也不肯留它去害自己的百姓——这一点是他的体面。他们也许显出了对万国公法的无知，也许对外国人流露出不智的轻慢，可历史上的事实是：他们宁愿蒙受巨大的财货损失，也不肯从戕害自己臣民里取利；而英国动兵，是为着替销毁的鸦片索赔。

中国人管鸦片通称「洋烟」。我妻子说：「到中国人家里串门，常有人拿烟枪来敬我；我一推辞，太太们便很诧异，说她们只当外国人都是吃这个的。」

那么，从中国人自己的眼光看，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它在中国人整个看来又会留下怎样的印象？大英要了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割去南边海面上的一个岛——香港，并开五口通商。中国从此失了在东方各族中的宗主地位，也头一回瞥见了来自西方的「白祸」。

其时慈禧太后不过是个十岁的孩子，可她对外国人的头一个印象已经形成了：外国人是海盗，来搬他们的财货、盗他们的土地、践踏他们的国家。他成了男女老幼心目中实实在在的一个吓人物，这印象凝成了「洋鬼子」三个字——在很大一部分中国人那里，外国人就只有这一个称呼。有一天我在北京街上走，迎面来了个妇人，怀里抱着两岁的孩子；我从他们身边过去时，那孩子拍着母亲的脸，低声说：「洋鬼子来了。」吓得那母亲赶紧用手把孩子的眼睛捂住，怕他看了受了害。

有一回，一位朋友在内地行路，一位穿着绸缎、戴着官帽的中国先生到他歇脚的客店里来拜望，深深一揖，口称「洋鬼子老爷」。

我妻子说：「头一回被请到上等人家去，我常看见孩子们从外院往屋里跑，一边嚷：『鬼子大夫来了。』就是那些太太，在跟我的助手说起我时也用这个称呼，直到我表示不愿意，她们才诧异地问：『她不爱听洋鬼子这个叫法么？』」慈禧太后对外国人的第一个印象，因此就是：鬼。

田贝上校告诉我们：「有一对法国夫妇在北圻被土匪掳去，土匪逃入中国境内。法方请中国政府把这两名俘虏救出来，还他们自由。中国派了一旅兵，追到匪巢，把人救了出来。法国政府为此向中国政府道谢，还给那位统带授了荣誉军团勋章；可是没过多久，又以中国营救迟延为由，索取巨额赔款，说是为着这桩暴行。中国人目瞪口呆，可还是把钱付了。」

这样的事并非孤例，中国政府与欧洲列强打交道，类似的经历还有好些；何天爵、贝思福、戈斯特、柯乐洪等人在解释中国人对我们抱着怎样的感情时，都记过这类事情——而这一切，统统化进了我们这位小妃嫔历练的年月里。

要记得，宫里选进去的妃嫔，有许多皇上根本不曾费神去看一眼。人选进去以后，她们的性情脾气、当差是否尽心、办事是否勤谨、待下人是否宽厚、与同辈如何相处、对上头是否恭顺听话——这一切，连同后面还要说到的许多别的事，最后都关系到她们能不能升上去。

照姑娘进宫的时候，和她那个阶层、那种门第的大多数女孩子一样，是没有念过书的。她也许读过一本小小的《女儿经》，从里头学得：

「清晨早起，日出即兴；

事未做完，夜不安寝。」

或者她还听人说过：

「年方十五，或已二十，

在家之日，从此而尽；

女工诸事，件件须精；

为女之时，先学为妇。」

她也许读过《女孝经》，从中学得在上头人面前该取怎样的态度是何等要紧；可有一件是确凿的：她没有受过教育。

不过她有一样比学问更要紧的东西——一副肯学的心性。所以，当她有幸——或者该说不幸，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父母对此看法各异——被选进宫去时，她在那里遇见了专管教习后宫的有学问的太监。她人聪明，模样也好，而且我想我不怕人驳，还可以添一句：极有志气，这志气并不含什么坏意思。她用功读书，那股劲头和勤谨不但引起了师傅的注意，还使她成了颇通文墨的人、一手好字，画更画得出众。没有多久，在一众妃嫔之中，她便得了皇后的青眼和赏识——是不是还该说「疼爱」呢——而且不止皇后，连皇上本人也是如此；她被选为贵妃，从那时起直到皇后去世，两个女人一直是最要好的朋友。

这位新得宠的，原是个身子康健、气力充足的姑娘，小时候在户外跑惯了的，不久便欢欢喜喜地生下了咸丰唯一的儿子。从此人们便称她为皇子的生母。不多时她升作皇妃，得了「西太后」的称号，另一位则称「东太后」；从此两个女人位分相等，在世人眼里，权势也相等。

原先那位皇后，是富家娇养出来的女儿，身子不壮，心智也不强，只要日子过得安逸舒服，权柄于她无足轻重。要说什么最能叫人心服地看出慈禧太后真正的了不起，莫过于这一件：她做了三十年国君之母，际遇比对方好，权柄上又是自己名分上尊长的主人，却始终不曾招来对方的妒忌、猜恨、恼怒或仇怨。读到这里的女人，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若自己是太后，能不能不去看轻那位不得志、贪安逸的皇后；若自己是皇后，能不能不去恨那位权势更大的太后。这两个女人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这种日子，在史册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差不多了。

在她心上留下印记最深的，也许是一八六〇年的那件事，史书上记作「亚罗号战争」。几年以前，有几个中国人置了一条船，名叫亚罗号，在香港注了册，因此得挂英国旗行驶。我想这些中国人干的确是海盗勾当，是毫无疑问的；这类事又是南边海面上几百年来不靖的一个根由，所以总督决意替地方除了这一害。船的注册期限已过了九天，仍旧非法挂着英国旗；总督把船扣了，全船水手下狱，又把英国旗扯了下来。这是大英不能、也不肯咽下的一口气，于是勒令总督放人——那些人全是中国臣民——不放，就把他连同衙门一起炸掉。

总督让这话吓住了，又想起上一回战争的结局，便把囚犯戴着镣铐送到领事馆去，并没有为辱旗一事好好赔礼。领事恼了，把人退回给总督；总督随即把他们的头砍了，连一点像样的审问也没有。英国正一心要把中华帝国的门户一扇扇为洋商打开，从这件事里又找到了一个开兵的由头。我们并不想辩说这在中国、在世界不算一桩好事；不过要算好事，也只能从苦药和体罚的角度上算——而苦药也罢，体罚也罢，在病人和学生都是不受用的。

英国动了兵。总督被掳往印度，一去没有再回来。仿佛独自挑起第二场无端而不义的战争有些难为情，英国邀了法国、俄国和美国同来。法国很乐意，指望借此在印度支那站得更稳，仅凭一名教士在广西被杀作个由头，就出动了一支足够大的军队，以便看局势和自己的利害所需，或者牵制英国，或者羞辱中国。美国和俄国既没有开兵的缘由，没有冤屈要伸，也不图土地，不肯随她出兵，却给了她这样的同情和支持，好让她把中国的对外关系安排得更合心意——就是说更合他们自己的心意，至于中国的意愿，他们是不管的，中国的利益或许还算顾到了一点。

一八六〇年英法如何进兵北京，圆明园如何因白旗之下一行人被害而被夷为瓦砾以示惩罚，咸丰皇帝如何携着他的皇后和他唯一的儿子的生母——也就是我们这位慈禧太后——生平头一遭在外国入侵者面前出奔，这些都是知道的。他们逃往热河，那是座设防的城，在中国与鞑靼交界处一道荒僻险峻的山口里，在北京东北一百英里。皇帝就死在那里；是病死，是气死，还是伤心而死，抑或几样都有，已无从说起。皇子的生母就此成了流落在外的寡妇，而京城和皇位，生平第一次听凭西方蛮夷摆布。

这是慈禧太后一生中两件大事的开头——她的忧患，和她的权柄；她担受前者的样子，与她运用后者的样子，同样显出她的了不起。换了别的女人，多半会因丧夫之痛而不能自持，把国事撂在脑后，或是暂且交到别人手里。这位伟大的女子却不然。咸丰的兄弟恭亲王留在北京与欧洲人议约，事情办得中国人和外国人两下都满意。

皇帝一死，两位王爷组了个摄政的班子，里头没有恭亲王，又把两宫太后一概撇开；看情形恭亲王是要栽了。可他的岳父——那位签了条约的老臣——劝他趁两位太后回京时抢先把话递到她们耳朵里。他照办了。既然摆明了那摄政班子和议政王大臣是专为着挟制两位太后和幼主而设的，这伙人当即被拿下：为首的斩了，其余的或流放或赐死。幼主原是以「祺祥」的名义登的位，如今另立了新的摄政之局：两宫太后并恭亲王同为摄政，年号改作「同治」，即共同治理之意。慈禧太后历练的年月，到此便结束了。

一个满洲女子，要在东方宫廷那一经一纬尽是虚饰的地方看清事情的本相，机缘本来极窄；她却能在任何局面里都立得住，从不曾被身边相抗的势力压倒。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异数，若要解释，只能承认：即便在中国这种半专制之下，一位统治者个人的品质也是起作用的。

——明恩溥《动乱中的中国》

三慈禧太后——作为统治者

看这位圣母皇太后垂帘以后所行的方略，不能不觉得她心里十分明白：自己是一个正在衰朽的皇朝的皇帝之妻、储君之母。本朝当国二百十八年，其中一百二十年归两位皇帝的年号所占，坐过这把龙椅的一共才七位——比中国全部历史上同样长的年份里的任何一朝都少。这两位皇帝，第二位康熙和第四位乾隆，各在位六十年，是「大清」最辉煌的一段光景——除非把慈禧太后垂帘的末六年也算进去。其余的九十八年里，起落了五位君主，一位比一位在性情和体质上都弱下去，到她儿子同治一死，本朝便连个嫡亲的继嗣也没有了。

皇室的衰朽、外国人的侵逼、汉人对满洲统治的反抗，使慈禧太后醒悟到一件事：若要保住本族的江山，掌舵的手必须比她丈夫的手更硬。「可以着重地说，」在中国当了十三年公使的田贝上校说，「慈禧太后是她这一族里头一个看清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这个难题、并且懂得利用这层关系来巩固本朝、推动实业进步的人。」她也运气好，垂帘之初有恭亲王同她共事——此人身材颀长，相貌堂皇，举止有威仪，是乾隆以来皇室里出的最了不起的政治家。

这里就显出慈禧太后作为统治者的一大长处——她能从中国官场那一大群人里，不论是维新的还是守旧的，挑出最了不起的政治家、最明达的谋士、最稳当的领袖和最好的向导。恭亲王在紫禁城以外的京城里，做了四十年的头号人物。他初次露面是在二十六岁上：一八五八年有位大臣许下话来，说能劝额尔金勋爵和他的兵船退出天津，结果没有办到，恭亲王便是会审此人的大臣之一。第二年他入了主管「外藩」事务的理藩院；再过一年，朝廷出奔，把他留在北京，同攻进京城的英法两国议和。「在这样艰难的局面里，」翟理斯教授说，「恭亲王的手腕和机变赢得了对手的敬佩。」一八六一年总理衙门设立，头一任总理大臣就是这位王爷，此后多年他一直居此任。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正是他在兄长咸丰死后，以智计挫败并推倒了那个自立的摄政班子，同慈禧太后一道把她襁褓中的儿子扶上了宝座，由两宫太后并他自己同为摄政。这个局面维持了几年，母后皇太后一概不问事，恭亲王的权柄却一天大似一天。这样的安排，除了一个人以外，人人都称便——那一个便是圣母皇太后。在她看来，他眼看就要变成朝廷本身了，她和另一位太后正一样快地退到后面去；其实当初的本意，只是叫他与她们「同为摄政」。凡朝廷接见臣工，只有恭亲王能与他们面对面，两位太后却只能待在帘子后头，听着议事，除了随时提点几句，并不参与其中。

他既是朝廷看得见的首脑，又是求进身的唯一门路，中国官场自然要奉承他。奉承奉惯了，他便摆出一副了不得的架势来，有意无意，连到两位主子跟前也带着。一天早上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官爵权柄全被剥净，被圈禁在自己府里，派人看守——两宫的一道联名谕旨，指他「对两位主子不敬」。这位被黜的王爷立刻叩头请罪，于是一应荣衔连同相应的体面都还给了他，唯独同为摄政的旧权柄一点也没还。圣母皇太后重振本朝道路上的第一块绊脚石，就这样被挪开了。不过为了让恭亲王知道她们并无恶意，两位太后把他的女儿收作自己的女儿，晋为固伦公主；王爷早已作古，他这位女儿却还在世，近十年来与外国人往来的宫廷圈子里，她是仅次于慈禧太后的头面人物。

儿子未亲政的那些年里，自恭亲王被撤去同摄政之任以后，圣母皇太后一年比一年更放手地过问国政，另一位太后则渐渐退到后面去。她看得远。只有一个儿子，又深知人的寿数难料，她想出一条法子，好把大统留在自己一门里：为此她做主把自己的胞妹许给丈夫的弟弟——通称七王爷——为妻，指望这一门里生出个儿子来，万一自己的儿子无嗣而终，好有个配坐龙椅的人。她觉得国家需要一位堪当中枢的大人物，能叫人心安定、把疑虑扫除，一位刚强、持重、见识宽、肯克己的元首，而她打算亲手备下这么一个人。成不成，只好留给将来去看；不过天命派给她做的那件大事，是把一位堪当大任的继位者的心思预备好，好叫他能光明而明白地去应付那些问题——那些问题对她的前人来说，实在太大、太新、太纠缠，纵然对她自己或许还不至于。

她儿子十七岁上，娶了阿鲁特氏——北京数一数二的人家出的一位满洲小姐——名义上把大权交给了他，可实际上，最高的权柄仍在他那位更有手段的母亲手里。这时常驻北京的英、法、德、俄、美各国公使，觉得正是提出觐见新君的好时候，同恭亲王和圣母皇太后商议良久，事情便定了下来，而且免去了历朝君主一向都要的跪拜之礼。

这对小夫妻的日子很短。成婚三年，年轻的君主出天花没了，没有留下子嗣；不久他年轻的妻子也跟了去——她把女师傅讲的为妻之道一字一句都当了真：

「同欢共戚，共富共贫；

生既同衾，死亦同穴。」

关于她的死，外间常有「暗中加害」的说法；她最亲的人并不信这个，这从一件事上看得明白：她父亲一直做官做到义和团起事的时候，那时他随着出奔的朝廷走到保定府，听说京城落进了他所痛恨的外国人手里，便传话回家，说他既不肯吃外国人的饭，也不肯喝外国人的水，宁愿自尽。家里接到这个话，就命仆人在自家院里掘了个大坑，一家人都躺进去，吩咐苦力把他们埋了。苦力起先不肯，末了到底给劝住了。她父亲那一门的男丁就这样死绝，只剩一个孩子被忠心的乳母抱着救了出去。

同治一死，宫里有一股不小的势力与两宫太后作对，急着把她们和她们一党挤掉，扶恭亲王一个放荡的儿子上位。可是要从外头听到她儿子的死信、再择定并宣布继位的人，还要比太后在里头自己办得更快，那非得有过人的心思不可。她先密遣人去见李鸿章——那时她已委他做了八十英里外天津的直隶总督——把儿子病重的事告诉他，催他星夜带兵进京，预备着在皇帝一旦驾崩、继位的人一旦宣布时弹压任何乱子。

李鸿章接了懿旨，立刻动手照办。他带上四千名最可靠的安徽子弟，马、步、炮俱全，器械精良，秘密兼程赴京。八十英里的路走了三十六个钟头，他算准了半夜到。时辰不差，李鸿章和他的亲兵被放进城，一声不响地开进紫禁城。人人口里衔一根木枚，免得出声；马身上的铜铁物件都裹了，免得响动。到了禁地，各门上原来站岗的满洲旗兵一律换成李的安徽勇；太后又派太监出来指点：哪些宫里的兵靠不住，哪些已明着投了那一伙，当即缴械捆绑，下在牢里。炮队奉命守紫禁城各门，马队巡查内苑，步队搜捕漏网的同谋。另有一支劲旅屯驻在慈禧太后和她选定的嗣君周围。等第二天日头明晃晃地升上紫禁城时，那伙睡了一夜的同谋者，是彻头彻尾地傻了眼。剩下的不安分的人，有的下狱，有的永远流放到黑龙江外，远离故土。太后宣布儿子的死讯时，同时宣布立她妹妹的儿子光绪为嗣君，由她自己和母后皇太后在幼主未亲政时垂帘。事情一了，李鸿章像阿拉伯人似的卷起帐篷，来时怎样无声，去时也怎样无声。

慈禧太后的明智与伟大，就这样体现在她能把不但京城、连各省最了不起的人物都拴在宝座上。李鸿章的名望是在太平天国之乱里挣来的；因平定此乱的最后一役有功，封了伯爵。从此以后，太后总把他放在最尊、最有权的位置上，又离京城近得可以随时取用。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坐了二十四年，手里握着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操练得最好的一支军队；然而在这些年里，他心里明白，有一双鹰隼似的眼睛盯着他，只怕他露出一点叛意；他的侄子还被留在京城，作他安分守己的人质。有那么一两回，他权势正达顶点，或是被外国的君主捧得连铜铸的菩萨也要昏头的时候，他的黄马褂和花翎便被和和气气却又毫不含糊地摘了去，好提醒他：北京有一个他所仰赖的权威在。

李鸿章的了不起给他树了许多敌人：被他压过的，他不肯帮或帮不了的，被他罚过、革过职的，还有出于嫉妒而恨他的。对日本的战事一了，中国政府派张荫桓去议和，日本人不肯接待他，也不肯谈这件事，直到「派了李鸿章为使臣，主要是因为他在朝中影响极大，又为百姓所敬重」。他怎样去的，怎样被一个日本狂徒对着脸开了一枪，子弹留在左眼底下，成了他带进坟墓的一件纪念物，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知道他怎样伤愈，又怎样因为这一番受苦，议成了一个比原来所能议成的更好些的条约。随后他回国，据田贝上校说，「全靠太后的交情和他自己身上的伤，才保住了性命」，因为「新约在中国被人痛加诋毁」——诋毁的都是些好挑剔的人，而这些人，日本敌国是连使臣也不肯认的。

一八九六年，他奉派赴莫斯科参加沙皇加冕，随后就便周游了世界。中国的政治家，甚至王公，从来没有、此后也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在所经各国受到那样的款待。他动身以前，因他自己相托，我给他画了一把团扇，一面是东半球图，一面是西半球图，他要走的轮船航线和铁路都清清楚楚标着，连预备停靠的口岸和城市也都在上头。他和格莱斯顿合过影，被人称作「东方的俾斯麦」；可是一回到北京，不为别的，只为着嫉妒，「他就被当作一座死火山看待」。慈禧太后请他到颐和园去，太监领着他各处转，献了茶和烟，还把他带进了只许太后进的亭子里去；随后就被参到刑部，而刑部上下没有一个不与他为难。于是这位曾受各国君主与朝廷礼遇、曾被皇帝和总统设宴款待、我们自己的政府为招待他花过三万美元的中堂大人，又一回被摘了黄马褂和花翎，罚俸半年——他在总理衙门的这份俸禄，说来好笑，一共不过四十五两，约合三十五美元金圆。当时北京有话说，若不是慈禧太后出面讲情，他还要下狱，或是受更重的羞辱。

慈禧太后垂帘的这些年里，做过军机处领班的只有两个人——恭亲王和庆亲王。前者屡遭降黜，荣衔被剥得干干净净；后者却「在滚动的圆木上站了三十年」，当初给他的体面一样没丢。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三位大总督兼中堂也是如此：慈禧太后从不让他们手里没有要紧的差事，却也从没有黜过他们。这是什么缘故，还用问么？答案不难找。他们是她帝国里最出色的维新派大员，可他们谁也没有大到能危及本朝的地步，因此也就用不着提醒他们：头上还有一个权威，一笔下去，就能把他们从官场天上的星辰变成草里的蒲公英。袁世凯却不然——这个人，我们留到别的章里再说。

到此为止提到的这些大员，都属维新一派，不属守旧一派；都是慈禧太后中意的人，由她安置在有影响的位置上、由她保着在任；他们无一不是为进步和改革出力的。然而欧洲的著书人却一径把她说成一个守旧倒退的人。这与实情相去不知有多远，下文自会看到。尽管如此，她也留了几位守旧的大员在任，或做总督，或做中堂，好使凡遇要紧的事，两面的话她都听得见。

这些守旧的人里有一位是荣禄，即当今摄政王的岳父。她把华北的军队交给袁世凯时，同时委了荣禄做直隶总督。一个是维新的，一个是守旧的。两人谁也不能不让对方知道并首肯，就有什么大的举动。慈禧太后是不是预见到了后来险些酿成的祸事，我们不知道，可她确是预先防住了。我们说的是一八九八年那一回：皇上命袁世凯带兵进京，把慈禧太后囚在颐和园里看管起来，好护着他推行新政。这段故事该放在别的章里讲，这里提起，是要说明慈禧太后怎样以此官制彼官、以此党制彼党，好防着这类祸变和措手不及。袁世凯若不先禀告他的上司荣禄，除非把他杀了，否则无论为着什么也不可能把兵带进北京；何况是去干囚禁慈禧太后这样一件大事——而他们两人的官职，原都是承她的情得来的。

慈禧太后以此党制彼党的另一个例子，是派端郡王入总理衙门。他儿子被立为大阿哥以后，太后觉得为着这孩子的教养和长进，该让他父亲同外国人打打交道。多数外国人认为这一任命不妥，因为「这位王爷有仇外的习气。可在我看来，」赫德爵士说，「这一步是走对了。慈禧太后大概对这位王爷说过：『你和你那一党往这边拉，庆亲王和他那一党往那边拉——我夹在中间怎么办？可你是未来皇帝的父亲，你儿子的利害，你自要照看；你又是义和团的头目、神机营的统领，什么事做得、什么事做不得，你理应心里有数。所以我派你到衙门里去；你看怎么妥当就怎么办，务必使你祖宗的宝座干干净净地传给你儿子，他们的疆土一分不少！权柄在你手里——责任也在你身上——最要紧的利害也是你的！』我能想见慈禧太后对这位王爷取的正是这个路数；而且，好几位进衙门以前极其仇外的大臣，进去之后都转过弯来，行事很明白，所以我确信：担着责任、亲身同外国人往来，对这位王爷是一番好历练、一堂有用的功课，他终究会成为进步与邦交和睦的最结实的拥护者之一。」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最有意思的人物，从前是、现在也仍然是我们称作慈禧太后的这位女士，这一点毫无疑问。太后治国的品格，只能就她垂帘那些年来判断——那时凡带有改革性质的举动，无一不由她领头。外国的外交手腕在中国之所以无功，是因为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有意志有知觉的中心可以着力，杠杆没有支点。所以在中国，历来只有武力才见效。可是碰上像这位太后这样的女子，是不是真有可能把事情办成呢？

——《布莱克伍德杂志》

四慈禧太后——作为守旧者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到一八九八年四月十六日之间，德国、俄国、法国、英国从光绪皇帝软弱的手里夺去了中华帝国最好的四个海口，弄得中国连一处泊舰队的地方也没有了。举国上下都激愤起来；便是我们的教会学堂里，凡作文、演说、对话、辩论，题目也无一不是围着「中国如何变法自强」打转。学生们都以为、少年维新派都以为、外国人也都以为：光绪走的路是对的。可是中国的大臣们心里犯疑；正因为他们——不论开通的还是守旧的——都犯疑，慈禧太后才又被请上了朝。

如今我不妨请慈禧太后的仇家们扪心自问一句：倘若你们自己的政府正被人这样一块一块地剜走，而你恰好当国，你会怎么办？你们说她仇外——处在那样的境地，你对德国、俄国、法国、英国就能一往情深吗？她把自己交到守旧派手里、同迷信的义和团结盟，这一步走得不智，我们都得坦白承认。可是换了你，你又当如何？你若像她那样离淹死只差一线，眼前浮来爱国的义和团这样一根大木头，你——我不说凭你的聪明一定会，可是——难道不可能也伸手去抓一把吗？

「一般以为，」她的一位批评者说，「康有为向皇上进言：要保住自己的位子，非把慈禧太后撤帘幽禁、把荣禄杀掉不可。」这话若属实——我看是很近情理的——那么局面一定已经到了绝路：维新派非得先杀掉政敌中最有分量的一个、再把把权柄给了他们的人囚起来不可，而这两人当时都还不曾对他们动过一根手指头。你可曾留意：凡我们自己一边的人做的事，我们多么容易原谅；同样的事若是对头做的，我们却要痛骂？那些责备慈禧太后杀了六位年轻维新派的人，对光绪下令斩荣禄、囚养母，却是随时预备原谅的。

北京当时有两大党：开通一派以庆亲王为首，守旧一派以荣禄为首。慈禧太后心里大概是这样盘算的：「开通派和维新派的日子已经过完了。他们的法子试过了，也败了。他们挣来的唯一结果是太平——可这太平从来是拿土地换的。如今我要试试另一条路：一个海口也不再让，凡有侵夺，拼死抵住。」于是她起用了李秉衡——德国教士被杀时他被革去山东巡抚之职——命他统率长江各军；他无疑立下军令状：在那一带凡外国人的侵夺，一律抵抗到底。荣禄则留在北京，统直隶全省的兵马和北洋水师。她又派了另一位守旧的刚毅——此人仇外之心不亚于李秉衡——去查阅全国的炮台和驻防，并为空虚的国库筹一大笔款子。刚毅这一回南下各省，筹到的银子不下二百万两，这些钱无疑用在买枪炮弹药和别的备战上了。另一位同样守旧的满洲人毓贤，她派去接李秉衡做山东巡抚；义和团一案，全是他闹出来的。不但如此，后来外国人一再要求，把他从山东撤了下来，她却在北京召见他，加赏恩典，又派他做邻省山西的巡抚；几乎所有的杀戮都出在山西、都在他治下。说实在的，毓贤简直就是整个义和团运动：他排斥外国人的主意，仿佛就是这一套。

可是她一面同守旧派结盟，一面并没有同开通派断了线。李鸿章被派为两广总督，袁世凯为山东巡抚，端方为陕西巡抚；刘坤一、张之洞、桂春则都留在原任。这样一来，两党中最了不起的人物又统统在她手里当差了。跟着她便颁下上谕，把光绪先前发的一道道撤回。以下这道上谕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以光绪的名义发的；作为一篇官样文章，还有什么比它更体贴皇帝的颜面、更有斡旋的手段呢：

「朕本意不过裁汰冗员，以节糜费；不料外间讹言四起，竟谓朕欲将天下之成法尽行更张，于是种种万不可行的变法条陈纷至沓来。若任其如此下去，事情要闹到什么地步，谁也不知道。故非速将朕意明白宣示天下不可；不然，深恐各衙门的微末小吏与胥役妄自揣度前此诸谕，在素来安静的百姓中间搅起风波。那就大违朕意，而朕所以富强邦国的变法，也将尽归乌有。

「兹特谕令：前因节省经费等由裁撤、并将其职掌并入他衙门的詹事府及其余五个衙门，即行复旧，仍理原有职掌；盖朕已得知，归并一事为难甚多，所费人力亦太巨。故朕以为此等衙门本可一概不裁，实无裁撤之必要。至于各省已下令裁撤的局所员缺，此项事宜仍可照旧办理，并勖勉各督抚于此事尽心尽力。又如前谕设官报《时务官报》，并准士人百姓一体上书言变法诸事，本为开一条路，使朕得以上下通情。惟朕既已格外宽给御史与大臣之权，凡关涉民生吏治之事一体入奏；凡此辈所陈之变法可行者，朕必立予施行。故朕以为：既有此正途的成法在，前谕准人人上书一节，其无须已属显然。兹谕令将此项特准一律撤回，惟准有职分的官员奏报天下情形。至于官报《时务官报》，于朝廷实无裨益，反足以煽惑众庶趋于邪僻；故谕令将该报停办。

「至于议设之京师大学堂并各省会之中学堂，可照常办理，盖此为造就真才实学之苗圃。惟各府厅州县之小学堂，则无须强迫，听其民自便。至于前谕将不在祀典的佛寺、道观及祠宇改为地方学堂等事，凡此等庙宇之僧道行止无犯法之处、所奉神祇亦非邪教一类者，一概免予前谕之列。当此国家艰危之际，凡事可行不可行，务须审慎，惟择实于国有益者行之。」

我把上面这道上谕呈给读者，请他细读一遍；若为读懂它，不妨抄上一遍，再看看慈禧太后是不是把其中最好的东西保住了——就是「京师大学堂并各省会之中学堂」，以及「各府厅州县之小学堂，听其民自便」。这一句「无须强迫」，究竟在多少翻腾的波浪上泼了多少油，只有那些倒霉的僧道、被裁的官吏和百姓自己才体会得到！

上谕下了三天，九月二十九日，她又以皇帝的名义发了一道，命惩办康有为及其同党。那么，倘若康有为当真劝皇上无故斩荣禄、囚慈禧太后，试问你若处在她的地位，会怎样待他呢？那道谕旨说：

「朕以孝事皇太后，用治天下，中外所共知；而康有为之说，向与孔门古义相背。惟以该康有为于时务实学颇有才具，朕欲借重其才，授为总理衙门章京，继又命其赴上海督办官报。乃彼竟敢滞留京师，包藏祸心，谋危宗社；若非列祖列宗在天之灵默佑，必已得逞。康有为实为首恶，其党魁则举人梁启超；此二人著即行拿获，按谋逆之罪惩治。其余首要各犯，即御史杨深秀、康有为之弟康广仁，以及总理衙门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朕已谕令刑部即行拿问收监；惟恐审断稍有迟延，彼等必将牵连多人，故于昨日（九月二十八日）谕令即行正法，以期一了此案，杜绝后患。」

这件事，连同另外一两位官员的被杀，是能加在慈禧太后头上的最大的罪名——凭良心说，这罪名已经够大了；可同「贤明的伊丽莎白女王」的那些事比起来，还算不得什么。

如今要说到据传是慈禧太后密谕各省督抚、驻防将军和提督的一道谕旨，日子是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我看来，这是这位了不起的女子所做过的最了不起、最有胆气的事情之一。

慈禧太后再度临朝以后，意大利仿着别国的样子，索取浙江省的三门湾。可是她发觉坐在龙椅上的已换了人；大出她意料——也大出人人意料——中国竟断然回绝了。不但如此，中国还开始预备抵抗；不久便看得明白：意大利要拿到三门湾，非打仗不可。这个胆她可没有，于是把索取撤回了。有了这番原委，我们就更容易读懂上面提到的十一月二十一日那道密谕：

「我朝今日所处艰难日甚一日。各国以虎狼吞噬之目视我，争先恐后，欲攫我腹地。彼等以为中国既无饷又无兵，断不敢与之启衅。彼等却不明白：这天下有些事是本朝万万不能答应的；一旦逼到无可再退，我惟有恃我理直，此心既明，志便愈坚，举国上下同御外侮。到那时谁胜谁负，谁也担保不了。惟有一桩恶习，几乎已成各省督抚的常例，无论如何非革除不可：每遇交涉之案，他们的行事，无不出于心中那一念——以为此案终归『可以和平了结』。这几个字仿佛一刻也不离他们的心；因此事到临头，他们对外人的侵凌自然毫无抵抗之备。朕以为这正是封疆大吏对朝廷所负职分中最重的失职，如今不得不严加申饬。

「兹特谕：凡封疆大吏若被形势逼到非战不能了局之时，即当毅然任事，尽力为之。或者战端业已开启；当此之时，朝廷断无立即议和之理。故谕令全国督抚提镇合力同心，不分畛域，不拘辖地，一体对敌；并须亲自激励将士，为保家卫土、拒外寇之侵凌而战。『和』之一字，断不可出封疆大吏之口，亦不可一刻存于胸中。以我中国幅员之广，纵横数万里，物产之富，生民数万万；若人人尽忠于君、爱其邦国，来犯者又何足惧哉！人人勿存议和之念，惟各奋力，保其祖宗庐墓，勿使毁于寇仇之手。」

她的一位批评者提到这道谕旨末一句，问道：「这不是下了战书吗？」我们回答：正是。当年北美十三州为着比这小得多的缘由，不也向英国下了战书吗？日本为着比慈禧太后所要的——「各奋力，保其祖宗庐墓，勿使毁于寇仇之手」——小得多的缘由，不也向俄国下了战书吗？慈禧太后所以预备开战，不是为开疆，是为自保；不是为荣耀，是为家园；不是对着一个出言不逊的邻邦，是对着一个「凶残的入寇者」。她的不智不在于肯打仗，而在于把自己同迷信的义和团乌合之众绑在一处、倚为凭仗，还相信她那「数万万」未经训练的「生民」挡得住西方成千上万训练精良、指挥得法、又明白事理的军队。

她宁可开战、也不肯软弱地对欧洲列强的索地让步，还有一件事可以为证，就是总理衙门发给各省督抚的下面这道咨文：

「本衙门奉皇太后陛下、皇上陛下特旨：授各省全权，凡辖境内有外人侵犯者，准以兵力抵御，必要时即行宣战，不必先候北京指示；盖迟一刻或于贵处之安危大有妨碍，且使敌人得以立稳脚跟，与贵军相抗。」

为着加固自己的地步，她还派了两位大臣去日本，指望同那个国家结一个秘密的守御同盟，以御来自西方的「白祸」。可是这一回她挑错了人：这两位大臣不像我们平日所见的黄种人，把所奉的这桩要紧使命泄露得太多，因而被撤回问罪，这项条约也就不了了之。

守旧的一着，她是押上了性命和皇位的；这一着败了，倒教会了她，如今她已成了进步一路的信徒。说实在的，她比她侄儿走得还远。「愿她长寿！」「愿她久治我们！」只要她还在世，她所热忱抱定的那桩事业，是可以指望她推行下去的。她把缰绳抓得极稳；她的胆气又是这样：驾着这辆国家的车，走上一条条从没走过的新路，她也毫不迟疑。她知道自己靠得住那些督抚的支持——那都是她亲手简拔的人；她也知道变法的风气已遍于国中，人心是向着她的。

——丁韪良《中国的觉醒》

五慈禧太后——作为变法者

一九〇二年六月，朝廷刚从西安回銮不久，北京各国使馆的太太们接到帖子，说慈禧太后要召见她们，还要赐宴；于是大家约在一处使馆里商量。那一场聚会很不寻常。在座的人里，有许多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用意，不过像寻常游客看热闹罢了。除了一两位从前进过宫的，这些太太没有一个见过朝。可是其中有几位是经过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围攻的：她们亲眼看见皇城城墙上的炮把枪弹炮弹倾泻进英国使馆——六、七、八三个月里那难忘的八个星期，她们就困在那里头——出来时满心怨恨。其中一位曾因胆气过人得过本国政府的勋章：当时房屋崩塌、墙垣倾倒，她仍旧站在工事上她丈夫身旁；她丈夫被爆炸的地雷埋住，又被第二次爆炸原封不动地掀了出来。这一群人里还有几位是新近才到北京的，这些苦头一样也没吃过，却听了许多关于慈禧太后的话；她们最想看的，就是这位被她们称作「母龙」的人。

主持的那一位在北京住得最久，是这班外交界太太的领班，便当了这场会的主席。头一件要定的事，是用什么车马进「紫禁城」。没怎么议论就定了坐轿，因为那是最体面的，也只有中国有身分的太太才坐。主席随后请大家说一说觐见时该怎么个行法。有人提议：索性不要什么礼节，大家一齐走到宝座跟前去，这样谁也不占先，人人都有一样的机会满足好奇，把这条雌龙看个够。另一位说：「六月天准要热得烤人，还是同她保持个稳妥的距离好，再多派些卫兵护着我们，不然只怕不止一层意思上要被烤了。」主席听了这些话，脸上很为难，可仍旧保住了她的尊严和分寸。这时一个温和的声音提醒大家：凡觐见，被引见的人照例要向御座上的人行屈膝礼。「行屈膝礼！」一个气忿的声音打断道，「该她伏在我们脚下，求我们饶恕她想开枪打死我们才是，哪轮得到我们向她行礼。」不过末了议定：照公使们上朝时的仪注行事。我记下这些事，是要说明这头一次召见时，北京有些使馆里流行的是怎样一种心气。

「几天以后，我们跟着一长列衣饰华丽的福晋走进殿去，这一切就全变了。我们看见慈禧太后坐在高台上的宝座上，皇帝在她左边，军机大臣跪在她身旁；再看这些端庄雍容的福晋行礼行到双膝触地，我们便把几天前那场聚会上说过的怨恨话全忘了；被她那威严的气度和四围的气象一慑，我们不由自主地行了进御前所要行的三次屈膝礼。我们不能不觉得：坐在宝座上的这位仪态万方的女子，通体是一位太后。人类三分之一的祸福，都握在她手里。她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仿佛把我们心里想什么都看穿了。说实在的，她自己就很得意于这一点：凡到她跟前来的人，她一眼就看得出品性。」

各位太太按品级站定以后，领班的向太后致了问候，御座上也回了几句和蔼的话。随后一位一位地唱名引见：每人上得台去，行屈膝礼，慈禧太后便伸出手来，她接住了，再向左边去，照样引见给皇帝。

她对宫廷礼法的变革，就是这样开的头。在此以前，这些礼法总把她关在帘子后头，逼她从隐蔽处掌那根权杖：既隔绝了世人的眼睛，也看不见她百姓的疾苦。在她以前，百姓和国家都是千百年旧俗的奴仆；可是在她这个人的力量跟前，礼数仪节倒成了百姓的仆人。用诗人的话说，她仿佛觉得：

规矩自是好的；

可是别怕拆掉旁人搭起的脚手架——

那不是给你登高用的，

纵然于你有用。

铁路、电报、电话、新学制以及别的许多新政，创始之功自然不能从皇帝身上夺去；可是我们仍得承认：把他的梦想变成实事的，是慈禧太后这个人、她的权柄和她的政治手腕。女子教育的兴起——另有一章要细说——永远要算在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账上。自从她从帘子后头走出来、又准人给她画像那一天起，女子的自由便有了指望。

有一天我到美国使馆去拜客，人家给我看了两张太后的大照片。一张约三英尺见方，是要送给罗斯福总统的；另一张是送给康格公使的。同样的照片也送给了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和他们的君主。我心里说：「慈禧太后真精明。她知道外间流传着她的假像；她也知道那张画像画得并不十分像，所以打定主意：要让各文明国的政府手里都有她真实的照片。」这份精明未必是她天生的，倒是那些劝她做头一个请外国画师画像的中国君主的人，拿种种道理引出来的。

几年前，慈禧太后做过一个梦；同她一切的举动一样，这个梦也比她那位才气过人的侄儿的任何一个梦都大。这梦就是给中国立宪。这件事若要办，自然得由满洲人来办，因为这政权是他们的；凡有大改动，总得由当权的人来动手。不过慈禧太后要把这一着的荣名归到自己身上，并且指望在自己在世时办成。

阻力极大，而其中最凶的，正出在她废黜光绪时所投靠的那一党。守旧派把这看作有史以来最荒唐的冒险，预备使出全副力气来阻拦。饶是这样，慈禧太后还是召来满洲人中最了不起、最开通的端方总督，派他做出洋考察大臣之首，要他们周游各国，细细考察各样的政体，回来向她复命：中国究竟能不能立宪。

朝廷备下一列专车，送考察大臣从北京到天津。车停在皇帝宫门外的车站上。大臣们已经上了车，车厢一侧狭窄的过道里挤满了送行的人；忽然「轰」的一声，车厢的一面被炸开，好几个人受了伤，考察大臣中也有几位受了轻伤；那带炸弹的人则被炸成一团认不出的东西。有几天全城沸沸扬扬：各城门都加了岗，尤其是通到宫里去的门；又想尽一切法子要查出这个虚无党人的身分。可是查了半天一无所获，此后也再没有迹象表明他还有同党。于是考察大臣分头悄悄地走，在天津会齐，动身考察去了。

这个考察团所到之处都受到极隆重的款待，凡所经各国的宪法，都给他们尽量的便利去考察。回到北京以后，考察的报告刊成一百二十卷；其中最要紧的一条是：中国应当尽早立宪，仿日本之制。

这一行的领头人、端方总督大人，是当今满洲政治家中最了不起的一位——纵然不是最了不起，也是数一数二的。同袁世凯一样，义和团之乱时他保全了自己辖境内所有的外国人。他很看重美国人在开通中国上所做的事，这从他一九〇六年二月在华尔道夫饭店演说时的一段话可以看出来：

「今晚我们乐于为美国传教士在促进中国人民进步上所尽的力作一个见证。他们把西方文明的光带进了本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把西方的宗教和科学著作译成中文，这番辛苦的工作，对中国是无可估量的功劳。他们设医院、办学堂，帮我们把安乐和慰藉带给贫苦受难的人。中国的觉醒眼看就在跟前，这中间传教士的影响占了不小的一份。为着这番效力，你们会看到：中国是不会忘恩的。」

也许有人以为：这不过是那一回因为身边围着的都是关心这桩事的秘书和别的人，才说的一番应景话。事情并非如此，还有一个凭据：此后他两次参加金陵大学的毕业典礼，其中一次对学生们说：

「这是我第二次来贵校的毕业典礼。我很赏识这里的好秩序。看见诸君懂礼数、学问深、这所学堂的学生有这样的品格，我很欣喜。校长和教习诸位待我这些同胞的这番好意，我深为感激；这好意，在每一件小事上我都看见了。我盼望这些毕业生走进世间以后，记着师长的爱，并把这一美德行在待人接物上。古今中外凡大教师所立的根本道理，都是一个『爱』字；如今就看诸位年轻人怎样去践行这一美德了。这样，诸位的学问才切实，诸位的才具才有用。」

我引这几段话，是要说明慈禧太后所挑的这位考察大臣是何等有气量的人。不过有一层大概不大为人所知：这考察团里另一位要紧人物泽公载泽，娶的是年轻的皇后隆裕的妹妹，因而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婿。太后同那位总督之间是君臣，他要把这一趟行程里贴心的话讲给她听，是万万不能的；而以她那样多的政务，要把他们回国后刊出的一百二十卷报告从头读到尾，也同样不能。可是把这位侄女婿叫进来，让他坐着或跪着——我们不妨相信她是许他坐的吧——把这一趟的经过和所过各国的情形原原本本地讲给她听，那可是一桩乐事。她极想在自己去世以前把宪法给了百姓。可惜这没有能够。预定的年限里究竟行不行得成，那只有将来才答得出。

慈禧太后接着办的一桩大变革，是禁鸦片。这件事有多要紧，只有想一想这东西在全国流行到什么地步才估得出。中国人告诉我们：成年人里有三成到四成上了这个瘾。

有一天我在北京街上走，经过一个门洞，里头飘出一股气味，不但难闻，简直叫人恶心。再往前走不多远，我进了城里一家顶好的古玩铺；走到后间，那街上的气味在这里浓了十倍——铺子里一个伙计刚抽完一口。我从这家铺子出来，又到另一家去，那家的掌柜因为抽这东西，把买卖整个弄垮了。大约就在这时候，慈禧太后颁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自禁烟之初令以来，几于遍中国无处不为此毒所浸。吸食者废时失业，戕其身，破其家。数十年来，中国之贫弱日甚，形诸眼前。一言及此，未尝不痛心疾首。今朝廷立意图强，用是勗我臣民于此事痛加湔改。

「兹谕令：限十年之内，将此害人之污秽尽行扫除。并著政务处妥议禁种罂粟、禁吸鸦片之法。」

政务处随即拟出章程，以奉行这道上谕。其中几条是这样的：

凡吸鸦片者，一律报明领照。

有官职而吸食者分作两等：年轻的须于六个月内戒断；年老的不限期。惟两等人在医治期内，都须自出经费，另雇妥人代理本职。

凡烟馆限六个月内一律关闭，此后烟枪烟灯一概不许制造出售。惟售烟的铺子可再存十年，那也是这宗买卖的限期。

政府答应备下戒烟的药，并鼓励设立戒烟会，惟不许这些会社议论别的政事。

这场变革，中国之外受影响最大的是英国。上谕颁下时，英国每年运到中国市面上的鸦片有五万箱；可是英国立刻答应：中国若果真诚心变革，把本国所产每年减一成，英国也照样每年减一成。可惜慈禧太后没能等到这桩变革圆满收功就去世了；不过不论这场运动结果如何，创始的事实与功劳，永远是她的。

以上是慈禧太后所办的几桩特别的新政。除此以外，皇帝所要办的事——设铁路局、设矿务局、仿西法办学堂——她也都一一照办不误。她不但废了旧的科举，还立了新章：凡在美国或欧洲的大学堂毕业的人，经考试合格，都可以得中国的功名、可以做官；而所持的文凭在这考试里占的分量还不小。这样的考试已经举行过一回，许多留学西洋的毕业生——多半是基督徒——得了举人或翰林的出身。

中国的画家没有一门是不曾尝试过的。他们轮番画过各样的神话、宗教、历史题目；画过日常熟见的情景，也画过诗与传奇所触发的境界；写过静物、山水和人像。他们最高的造诣，也许要数山水：那里头显出对自然的一片痴情，也显出他们以何等细致的妩媚、何等真诚活泼的诗心，去领会自然的每一副面目。历代以来，他们画走兽飞禽也极出色，尤其是把飞鸟和虫豸同花卉配在一处。

——卜士礼《中国美术》

六慈禧太后——作为画家

有一天，醇王福晋府上的总管太监到我们家来，请我妻子过府去看福晋。他坐在我书房里，看着墙上挂的中国画——其中两幅是太后的手笔——便说：

「您喜欢中国画？」

「实在喜欢。」我答道。

「我看您这儿有几张老佛爷画的。」他接着说——他用的是北京人对慈禧太后惯用的那个称呼。

「是啊，她手笔的我有七张。」我说。

「那您这儿有没有缪夫人的？就是教她画画的那一位。」他问。

「可惜没有。」我答道，「我三番五次想弄一张，至今没弄着。琉璃厂——就是那条大古玩街——几家顶好的铺子我都问过了，他们没有，也说不上哪儿有。」

「那是，铺子里买不着；她不为卖画而画。」他解释说。

「可惜得很，」我接着说，「我很想弄一张。听说她画得极好。」

「哦，她画得好得很，」他漫不经心地说下去，「她就住在我们府上附近。她的画我们那儿有好些，弄起来容易得很。」

「在您也许容易，」我说，「在我可不是件小事。」

「您要是想要，」他自告奋勇地说，「我给您弄几张来。」

「那太承您的情了，」我答道，「不过您打算怎么弄呢？」

「哦，我就偷几张给您送过来。」

我当时怎样对他说的，读者不难想见：用这样的法子去弄缪夫人的画，我是不敢苟同的。不过他一定把我的心愿告诉了福晋；因为我妻子下一回到府上去，福晋便拿出好些缪夫人的画给她看，另外还有几幅慈禧太后的手笔。

「这些真是太后画的？」我妻子扬着声气问。

「可不是嘛，」福晋答道，「我亲眼看着她画的，绝错不了。」

过了几个星期，我妻子又被请去看福晋；不想竟被引见给缪夫人，同她和福晋一道快快活活地坐了一两个钟头。临走时，福晋——她是隆裕皇后的幼妹——拿出一幅画来，画的是一只公鸡正要啄一只甲虫；她说这是她特地请缪夫人画的，求我妻子收下，算是画师和她两人的一点心意。

谈话中间，我妻子说：慈禧太后学画一定学了许多年了。

「是啊，」缪夫人说，「她起头学的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她进宫不久就开始读书；一半是解闷，一多半却是出于爱画，便拿起了笔。她照着书上刻印的古人画迹学，又照着宫里收藏的旧画学，不多时就显出难得的才分。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妇人，我几个兄弟是画画的，我丈夫又过世了，于是奉命进宫，陪她做画。」

「缪夫人，您是汉人吧？」

「是，」她答道，「因为本朝的规矩，汉家妇人是不进宫的，所以准我放了足，梳满洲头，穿她们的旗装。」

「您那时天天进宫吗？」

「年轻时是天天去。万岁爷——这是提慈禧太后的另一个说法——那些年对画画热心得很，我们常常一天里大半工夫或是握笔作画，或是讲画的源流、看书上的范本、看画库里古人的名迹。她顶爱送朋友的礼，您大概也知道，就是自己画的一张画，上头盖着她那方大玉玺的印，写着日子，另有翰林院一位翰林题的一首合式的诗。她所赐的东西里，受赐的人看得最重的，莫过于这些画。」

太后画的画，我在几位王爷府上、在好几位做官的朋友家里都见过挂在墙上。有几张我觉得很好看，也像是画得很到家。主人把它们看得极重。不过我很想知道缪夫人对她的画艺怎么看，便问道：

「您觉得慈禧太后画得好吗？」

「慈禧太后是个了不起的女子，」她答道，「自然，就画画而论，她是票友，不是行家。她若一心扑在画上，我们画界的大名家里必有她一个。她运笔的那份力道和准头，非天分加上功夫不能有。她于画有极敏的领会；可惜国事不能交给别人去担，好让她放开手去把这份天性养成——这实在是件憾事。」

慈禧太后养着十八位宫廷画师，都是从全国最好的画家里她亲自挑的，专职就是替她作画。这些人分作三班，每班六人，每月当值十天。我因为一心研究中国画，同这些宫廷画师大半都熟识，也知道他们的手笔。这班人的头儿是管先生。有一天我去看他——我知道他身子不好，不能进宫当值——却见他正埋头作画。就像那个对母亲说「我病得不能上学，可还没病到要上床」的小孩子一样，他向我保证说：他这点毛病并不妨碍作画，只是没法进宫当值罢了。我顺带还得知：给太监们打点的那些规费把他的钱袋掏得太狠，病也因此加重了。

「太后免了我进宫，」他解释说，「却要我每年替她画六十张，少不得，还要赶在几个大节前后送进去。她在上头盖上印，再由翰林院的人题上合式的话，就同她自己画的一样，在节下拿去赏人。」我同管先生成了知己的朋友，他画了三张画送我，收在我的画册里。

有一天，另一位宫廷画师来看我，谈话中告诉我：他正在画一幅慈禧太后扮观音的像。在那以前，我还不曾想过把她同观音联在一处；可是他告诉我：她常常亲手抄写观音的经，又请人把她自己的像画成观音的样子做卷首，通体用黄绸或黄缎装裱起来，赏给她中意的大臣。我自然立刻想起我那些画来，便说：

「我多想得一幅慈禧太后扮观音的像！」

「我给您画一幅。」他说。

这一番话，我不久就发觉不过是他此行真正来意的一个外交上的引子：原来他几天前在宫里吃鱼，吞下一根鱼刺，不巧卡在喉咙里。他说太医给了他化鱼刺的药，可是不见效；因此他想问一问：贵国的医生能不能给他取出来。我便领他去找住在附近的朋友霍普金斯医生，把这难处告诉了他。医生让他坐在窗前，张开嘴，往喉咙里一看，见着一个小红点，用一把镊子就把那根惹祸的鱼刺夹了出来。若不是霍普金斯医生这一番效劳，我只怕永远得不着那幅许下的画：因为他身为宫廷画师，替朋友画太后的像，妥当不妥当，他心里是犹豫的。不过此后他屡屡要请我妻子去给他太太孩子看病，末了便认定这样做并无不妥，有一天就把画给我送来了。

慈禧太后不但爱被画成观音，还亲自穿上合于这位菩萨的衣装，叫宫里几位女官扮作侍从，总管太监李莲英做护法，命宫廷画师画上合式的前景后景，再叫她的照相师、年轻的裕勋龄按下快门，让太阳老爷——天地间那位大画师——用他的一笔光，把她当时的样子照下来。

有一天我在琉璃厂——北京那条大书市街——逛一家古玩铺，掌柜的指给我看四小幅水墨桃花，是慈禧太后的手笔。这几张原是嵌在颐和园太后寝宫两间屋子之间隔断的槅心上的，所以我自以为能弄到手是运气。

「您瞧，」他说，「这些枝干，每一节都得一笔画成，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她得把笔上的墨蘸成那样：既把枝干的轮廓勾得清清楚楚，又同时出得来她所要的浓淡。轮廓若画坏了，她不敢再描一笔；浓淡若太重或太轻，她既不能减，也不好添——添了就在书法上算是败笔。一笔落在纸上——这些都是画在纸上的——就永远在那里了。这一路的手笔，在中国画里是最难的一种。」

弄到这几幅画以后，我拿给北京当今几位顶好的画家看，他们都说这是水墨梅花一路的好手笔；他们也同缪夫人一样认定：慈禧太后若把全副工夫都放在画上，她会以本朝大画家之一的名分传下去。

有一天，她的一位宫廷画师来访，我把这几幅画给他看。论笔墨的高下，他同别人所说的一样；不过他叫我留意其中一幅上枝条交叉成菱形的地方。

「这个，」他说，「就是她亲笔的铁证。」

「怎么讲？」我问。

「因为行家画画，断不会把枝子这样交叉。」

「为什么不会呢？」

「他们不这样画，」他答道，「这不合画理。」

「那她的朋友为什么不提醒她一句呢？」我问。

「谁敢呢？」这是他反问我的话。

皇太后陛下头一回召见外交团的七位夫人，是各国公使一再请求、竭力促成的。一九〇〇年之乱以后、朝廷回銮以来，皇太后的态度变了：她自己屡屡下帖子请人觐见，这些帖子也都被接了下来。跟着便是我请宫里的福晋们吃午饭，她们又回请我。这就给别的福晋和大员的夫人们开了路：可以来拜、可以受拜、可以请客、可以做客。许多回的安排，都经由我们共同的朋友何德兰夫人之手——她是许多中国上等人家所信任的医生和所敬爱的朋友。凭她天生的机敏、开阔的见识，以及乐于行善的一片心，我才得以同这许多中国女眷亲身来往。

——康格夫人《中国书简》

七慈禧太后——作为一个女人

这位了不起的太后虽已过世，可是看一看那些在公开和私下的召见里同她打过交道的人眼中，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与性情，大概还是有意思的。为着领会她学起外国规矩来有多快，且让我照我妻子讲过的，把前后几次召见时她席面上的布置细细比一比。

「头几次召见里，有一回我们引见给慈禧太后和皇帝的仪注行完，便同宫里的女眷们一同到宴席的殿上去。我们坐定了，每人身边陪着一位福晋；这时太后才出来。我们起身站着，看她在席首坐下，皇帝站在她左边略后一点的地方。她一坐下就请我们坐；可是福晋们和皇帝都仍旧站着——在太后跟前，他们是不可以坐的。跟着是穿着长袍的太监端上极讲究的一桌中国酒席；伺候慈禧太后的那一个，每上一道菜总是跪着呈上。

「吃了一阵，领班的问：能不能让福晋们也坐下。慈禧太后先转向皇帝说：『皇上请坐。』然后转向福晋们，把手一摆，叫她们坐。她们怯生生地、很不自在地在椅子边上坐了下来，可是一口菜也不敢动。

「席间谈的题目很杂，其中谈到了义和团之乱。有一位夫人身上戴着一枚勋章，慈禧太后看见了，问那是什么意思。

「『太后陛下，』她答道，『这是我们皇帝赏我的，因为义和团起事时我受了伤。』

「慈禧太后把这位夫人的两只手握在自己两手里，眼里含着泪说：

「『那些乱日子里出的事，我心里深以为憾。义和团一时压倒了朝廷，甚至把炮抬进来架在宫墙上。这样的事，往后再也不会有了。』

「那时桌上铺的是颜色鲜亮的油布，没有桌布，也没有正经的餐巾；我们当餐巾用的是方方的花布块，约莫一条大手帕那么大。桌上没有花，摆设是几大架糕饼和果子。我所以提这个，是因为后来的几次召见全变了：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堆着极华丽的花，笑盈盈的。尤其是康格夫人在美国使馆请过福晋和宫里的女眷们吃过午饭以后，更是如此——可见这些女眷的眼睛是睁着的，哪怕铺一张桌子、摆几样花这样的小事，只要看得来，她们都肯学。此后的席面，便是中菜西菜一道一道轮着上了。

「除了一回例外，慈禧太后此后再没有同客人同席。可是每逢正式召见完了，她从宝座上下来，同从前见过的人说过话，就请客人们到宴席的殿上去同福晋们尽兴，说本国的规矩是：她若在场，别人便不能坐、也不能吃。不过席散以后，慈禧太后总要出来，亲亲热热地同客人们谈一阵。

「她不肯同席，也许同下面这件事有关：有一位领头的女客，无疑是想弄一件独一无二的古玩，竟求慈禧太后把她正用着的那只碗赏给她——那碗同客人用的不一样，因为盛太后的菜的器皿，从来不同席上别人用的一样！

「太后顿了一顿，转过头去对一个太监说：

「『不能只给她一只碗（中国的规矩，送东西总要成双），去给她预备两只。』

「跟着转向客人们，带着几分歉意说：

「『我很愿意每位都赏一只碗，可是外务部嘱咐过我，这一回召见不要赏赐东西。』她本来的规矩是：每位客人都亲手赏一件小东西，事后再打发太监送礼到人家家里去。

「又有一回，上面说的那位夫人从一只橱里拿了一件摆设正要带走，管这些东西的人请她放回去，说这屋里的东西她都有责任，若少了一件，是要受罚的。

「以上这些事并非绝无仅有。欧洲大陆来的客人中，有些人当着宫里女眷的面，对席上的菜说些不中听的话，也不算稀奇——那是中国菜，外国人往往吃不惯。她们自然以为人家听不懂；其实慈禧太后席上总带着自己的通译。人常常觉得：这些夫人一心要看尽、要得尽，竟忘了自己该顾本国的体面，也该顾这位天家主人的体面。

「这样的失礼有多严重，只消想一想这座宫廷的礼数有多苛：便是她自己的臣民，不先在『礼部』把朝仪学明白，也没有一个敢到她跟前来——那一门功课，短则一个星期，长则半年。这几位外国夫人失礼之处，太后和福晋们也许并不计较；若真不计较，那也是照着从前那个老念头：中国以外的人都是化外之人。

「不过来赴这些召见的夫人并不都是这样。也有人明白：这样的场合对开通中国何等要紧，因而一丝不苟地照宫里最苛的规矩行事。慈禧太后对我国公使夫人康格夫人生出那样的热心交情——在把中国宫廷向西方人打开这件事上，康格夫人做的比任何人从前做过的、或将来做得到的都多——谁能怀疑，那正是因为太后看出：康格夫人一心要把她身分上应得的敬重给她。

「这位了不起的女子的机敏、她的女人味、她那份迷人的魅力和做主人的本事，是在私下召见时显出来的。她握着客人的手，极其体贴地问我们进宫这一趟路累不累；夏天怨热、冬天怨冷；又怕点心不合我们的口味；她用最恳切的声气告诉我们：我们的路能碰在一处，是有福的缘分。凡她的客人，哪怕先前对她存着成见，也都被她一点一滴的小照应打动——那正显出她做主人的十足本事。

「一有机会，她总巴不得打听外国的风俗制度。有一回在戏园里，她把我叫到身边，给了我一把椅子，细细问起美国女子读书的章程。

「『我听说，』她说，『贵国的女孩子都教她们念书。』

「『正是，太后陛下。』

「『她们念的科目同男孩子一样吗？』

「『在官立学堂里是一样的。』

「『我很愿意中国的女孩子也能念书，可是百姓连男孩子的书都供不起。』

「我便用几句话讲了讲我们官立学堂的章程，她听了说：

「『中国如今的赋税已经这么重，再添这样一笔用度，是万万办不到的。』

「可是过了不多久，就下了一道褒奖女学的上谕；如今北京和全国各处，私人办起来的女学堂已有几百所。

「又有一回，趁众夫人用点心的时候，慈禧太后请我到她的内室去。我们两个人独处着，只有一个太监在旁边打着一把大孔雀翎扇；她叫我讲讲教会的事。一开口就看得出来：她不分天主教和新教，一概叫作『教』。我给她讲明：教会的宗旨，是使人在智识上、德行上和灵性上长进，使他们既做更好的儿子，也做更好的臣民。

「论迷信，很少有女人比得上慈禧太后。她一生的行事，都受着她对命数、符咒、善神恶鬼、神仙妖魔的相信的左右。

「当初有人提议请她画一幅像送圣路易斯博览会，她惊得目瞪口呆。可是谈了许久，康格夫人向她讲明：欧洲许多君主的画像都要送去，连维多利亚女王的像也在内；又说这样一幅画，多少能把外间流传的她的假像抵消一些。她这才说，这事她要同庆亲王商量商量。这话听着很像是把事情搁下了。谁知过不多久，她就传话给康格夫人，请她把卡尔女士请到北京来给她画像。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这幅像非得挑一个吉日开笔不可；画成以后，宁可为它修一条铁路通到外务部去，也不肯用人抬着出去——那仿佛是死人的排场；还有，她六十九岁上就做了七十的万寿，为的是躲开神明，免得他们在庆典里降下灾祸——她六十整寿时就出过这样的事，日本那一仗搅了她的庆典。她衣裳上绣着「寿」字和「福」字；她赏人的东西，多半也取着某种吉利的意思。她宫里摆着一大盘一大盘的苹果，取的是「平安」的谐音；又摆着一盘盘桃子，取的是「长寿」。她身上戴着护身符；康格夫人要离开中国时，她从自己脖子上取下一个来，挂在康格夫人颈上，说但愿它保佑她渡海平安，就像一九〇〇年她自己出走在外时保佑过她一样。还有，凡衣裳上带着一点点像戴孝的样子的人，她一概不许到跟前来。

「谁都知道，满洲女人是从不缠足的；论反对缠足，慈禧太后不输给世上任何一个女人。可是她也不许臣下擅自向她进言，教她怎样去干预汉人的风俗——偏有一位这样做了。这位夫人是一位出使外国的中国大臣的太太，她自己和几个女儿都穿上了最时髦的欧洲衣裳。有一天她对太后说：『中国女人的小脚叫我们成了天下的笑柄。』

「『我听说，』慈禧太后说，『外国人也有一样风俗不大说得过去；如今这里没有外人，我倒想看看外国女人是拿什么来束腰的。』

「这位夫人很胖，身段活像个沙漏；她便转向她女儿——一位又高又苗条的姑娘——说：

「『女儿，你给太后看看。』

「那姑娘推托不肯，末了慈禧太后说：

「『你不知道吗？从我口里说出来的请求，同旨意是一样的。』

「好奇心满足以后，她传大学士来，吩咐给这位夫人的女儿们置备合式的满洲装束，一面说：

「『外国女人要受的罪，实在可怜。她们被钢条勒得连气也透不过来。可怜！可怜！』

「第二天这位姑娘没有进宫，慈禧太后问她母亲是什么缘故。

「『她今天病了。』做母亲的答道。

「『这我不奇怪，』太后说，『束腰的带子既已解开，总得过些时候才能再把自己勒回原先那个尺寸。』——可见慈禧太后以为外国女人睡觉时也束着腰，就像中国女人睡觉时也缠着脚一样。」

我在中国过的头一个冬天，是二十年前，那年北京很热闹：慈禧太后为幼主垂帘的日子到头了。我讲过：亲王不许娶宗室女，因为是亲戚；便是平民，也不许娶自己的表姊妹，也是这个缘故。规矩是这样的。可规矩本是给人破的：等到光绪该定亲的时候，慈禧太后决定把她妹妹的这个儿子，配给她哥哥的女儿。那少年不愿意这门亲事、另有中意的人，也不相干。慈禧太后既一心要成这门亲，就不容她的打算落空；于是下了一道谕旨：某日夜里百姓一律不许出门，因为新娘要坐着她的红轿，从父亲家里抬进宫去。可见这件事同别的一切事一样：她的意思，在她左右的人就是王法。

她的个子比中等身材略矮些，可是她穿的鞋，鞋底当中垫着——姑且叫它鞋跟吧——六英寸高的东西；这个，加上满洲衣裳是从肩上直垂下来的，便叫她显得又高又端庄，看去通体是一位太后——她本来就是。她的身段十全十美，举止又快又好看；论体貌，她要做一个极出色的女人和统治者，是什么也不缺的。她的五官与其说真正美丽，不如说格外灵动可喜；肤色是橄榄色的，脸上有一双乌黑的眼珠，半掩在浓睫底下，那后头藏着的，或是恩眷的笑，或是怒气的电光。

她坐在宝座上时，简直就是威严本身；可是她一从那尊贵的座位上走下来，用两只手握住你的手，带着极和善的笑说：「多好的缘分，又让你来看我了。这么远的路，但愿你没有太累着」——那时你就觉得：她首先是一个女人，一个伴侣，一个朋友；可即便如此，不论外交场、生意场还是应酬场，她仍旧是全局的主人。

我但愿她心性上的特点，能像日本和别国的照相师把她的形貌照给我们看那样，描得一样周全。不过这若真办得到，她大概反倒没有这样耐人寻味了。而在她生平这几件事情的叙述里，也许已经透出了几分她的爱国心、她的政治手腕、她那专断的意志，以及那些野心——正是这些，使她这一族的皇朝得以重立、得以延续。我们已经看见：她国家的敌人倒在她的刀下；危险的大臣倒在她的笔下；这些人若侥幸还能带着一身荣名爬起来，那也是把从前的权柄剥得干干净净的了。凡挡在她路上的，不是被手腕化开，就是被力量压平。

在中国的历史上，慈禧太后是没有第二个的；说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第二个，只怕也不为过。近半个世纪里，这条国家的船不但是她掌的舵，而且掌得好；凡中国的政治家所想得到的最大的新政，都由她付诸实行。同她本国的人比，她高出蒙古人种任何别的女子一头一肩。若同别的种族里那些了不起的女子比，又当怎么说呢？论性格的强、论才具，任怎样比，她是决不会吃亏的。所以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个当年替母亲上街跑腿的小姑娘：她做了皇帝的妃子，又做了皇帝的母亲、皇帝的妻子、皇帝的造就者、皇帝的废黜者，以及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统治者——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女人既没有地位也没有权力的国度里。说她是近半个世纪里最了不起的女子，难道过分吗？

光绪皇帝身子瘦弱，看去几乎带着孩子气；肤色是淡淡的橄榄色，一双大眼睛里满是忧郁。他的神情里有一种温和，那更像是耽于梦想，而不像有把梦想化作事功的力量。在蒙古游牧诸部的后裔中间，见到这样一种飘逸的性灵，是件奇事；然而光绪皇帝这副模样，正可以给东方某位将近证得无上妙果的圣者做模特儿。

——约翰斯顿《中国的危局》

八光绪——他如何自学

慈禧太后的儿子「龙驭上宾」的那一夜，两乘轿子从紫禁城西门抬出来，穿过皇城，进了鞑靼城的西半边；一乘里坐着母后皇太后，一乘里坐着圣母皇太后。街上灯火昏暗，可是两乘轿子各由四个人抬着，前后有骑马的执事，打着大丝灯笼，灯里点着牛油蜡；后头还跟着一辆沉重的大车，载着替换的轿夫。她们此行所办的是一桩大事——立一个皇帝。同治一死，本朝的宝座头一回没有了继嗣。她们要去的地方，是七王爷——也就是她们丈夫的弟弟醇亲王——的府上；前面说过，慈禧太后当初费心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那时她妹妹正欢欢喜喜地做着两个儿子的母亲。

她把这两个里头大的那一个——一个三岁多、身子不很壮实的孩子——从舒舒服服的被窝里抱出来，要立他做皇帝。人简直能听见他半睡半醒地打着呵欠哼道：「我不要做皇帝。我要睡觉。」可是她把小载湉裹在暖和的包被里，把他从一个欢喜的家里抱走，离开疼他的父亲母亲和一个胖乎乎的小弟弟——离开一个又大又好看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可以随意来去，有玩具玩，有小孩子同他争胜，凡一个富裕人家里孩子心上所爱的一切，样样都有。换来的是什么呢？她把他搂在怀里，认作自己的儿子，抱进了那座紫禁城——在他，那城无疑是「禁」得他透不过气的：他的世界从此只有一平方英里，没有自由，那一圈光秃秃的高墙里再没有第二个孩子；在成千的太监和女人中间，他是那唯一的、孤零零的男人。第二天早上，宗室们聚在一处来吊慰她丧子之痛，她把小载湉抱到他们中间，宣告说：「这就是你们的皇帝。」

那时候北京东交民巷上有两家外国铺子，是没有经中国政府许可开起来的——那些年京城还不通洋商。这两家铺子小，又紧挨着各国使馆，使馆里大半的用度都由它们供给；这样的铺子仿佛微不足道，招不来官府的注意，可是它们注定要对中国的将来生出极大的影响。其中一家是个丹麦人开的，卖外国玩具、零星杂货、洋布和食品——都是些中国人可能喜欢、或是这座大京城里为数不多的欧洲人用得着的东西。有一回凑巧，宫里几个太监在城里四处找能逗小载湉开心的东西，逛进了东交民巷这家铺子，给小皇帝买了几样外国玩具。

在这以前，他们早已把全城的中国玩具搜罗遍了：凡有庙会都去过，凡玩具铺都逛过，凡私人做玩具的都上门看过，还出高价定做了各家最拿手的活计，专给这位天家的孩子。有会打鸣的公鸡、会咯咯叫的母鸡；有会汪汪叫的狗、会哭的娃娃；有音乐球、音乐车；有号、有鼓、有空竹、有陀螺；有花布做的狗、白布做的猫；有骆驼、大象和凶猛的老虎；还有上千样别的玩意儿——只可惜没有别的孩子同他一块儿玩。可这些他一样也不中意。它们缺着那么一点说不清的东西——正是那点东西，才对得上这孩子特别的天性。

外国玩具里有几样，肚子里藏着一根秘密的发条，仿佛能把一件死东西变活：上了弦，它自己就会动。这正是这孩子所要的——正对着造化给他的那副爱机器的脾性；巴奇和托迪当年追着要知道「轮子是怎么转起来的」，也没有小载湉这样好奇。他先把它们当玩具玩，后来好奇心压不住了，就像别的许多孩子一样把它们拆开，找出了那根秘密的发条。这在太监同在孩子一样，都是一桩大开眼界的事；于是他们又去买更稀奇、更巧妙的玩具。不多时，在那位有生意眼的丹麦人撺掇之下，欧洲的玩具厂已经在专给北京黄琉璃瓦宫里那位杏仁眼的小皇帝设计玩具了。

孩子一天天长大，那丹麦掌柜的买卖也一天天兴旺：他的货越进越多、越进越杂，载湉始终是个赚钱的主顾。有八音盒，有音乐车——是真正的音乐车，不像中国铺子里那种；有火车，有带轮子的船，有会打点的钟，还有瑞士表——把表把一拉，它就报时、报半点、报刻。这些东西太监们一样一样买了送进宫去。等这位皇帝长成少年，那丹麦掌柜的又从他那取之不尽的货架上，供上合他年岁的玩具；到后来，凡欧洲最巧最妙、合一个男孩子玩的玩具，都经过了光绪的手——「光绪」照他名字的意思，是「光辉相继」；他仿佛正把自己名字的意思坐实了。

我们并不想叫人以为光绪是个模范孩子。他不是。若那些年从宫里传出来的话可信，他脾气大得很：要什么不给，他就仰面躺在脏地上，又踢又叫，简直「闹得尘土飞扬」，非到手不可。我妻子告诉我：她到中国人家里去，人家摆出一样她特别爱吃的菜，她觉得吃得也够了，那些太太们便和和气气地拿她说自己嘴馋的话打趣道：「要不要我们跪下来给您磕头，求您别吃太多、吃坏了身子，就像太监们求皇上那样？」光绪没有爹娘管束，身边尽是低声下气奉承他的太监和使女；他成了个惯坏的孩子，原不足为奇——奇的倒是他没有更坏。

一九〇一年有一天，朝廷还在西安，紫禁城的前门由我们那些穿蓝军装的兵把守着；我领到一张通行的条子，进宫看了一趟。皇帝的寝宫是一排中国式的平房，窗上糊纸，当中嵌一块大玻璃，瓦顶，砖地。东边那一间像是起坐的屋子，约二十英尺宽、二十五英尺长。南面的窗子同屋子一样长，从这头到那头摆满了钟：什么样的钟都有，从最精致的法国景泰蓝钟，到最巧的布谷钟——报时的时候里头跳出一只鸟来；每一只都照自己的时辰滴答着，全不理会别的钟。屋里各处摆着桌子，每张桌上放一只、两只或三只钟。墙上挂着式样最奇最别致的瑞士表。屋子当中背对背摆着两张沙发；另有一张描金的小书桌，上头放着他所有的钟里最妙的一只；再加上几把蒙着长毛绒和天鹅绒的大洋椅，就是全部家具了。那天是个热天，我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下歇脚，不料屁股底下立刻流出悦耳的乐声来——坐垫底下藏着一只八音盒。那不但出人意外，而且听着又舒服又安神；我几乎准备着看一把电扇从哪里蹦出来，把我扇睡着。那间屋子，真是东方童话里的屋子。

光绪长成少年以后，听说在那个他只用孩子的眼睛看过的、又大又奇的世界上，有一种法子，能把消息像一道闪电那样送到远处的城里省里。多少世代以来，他和他的祖宗颁旨、发《京报》——那是天下最老的报纸——靠的是差人跑腿或是驿马换班；如今能用一道闪电送去，这正对他的心思。他信奉「做事」二字；而且我们后面要看到，他要办事，是要办得能多快就多快的。于是他下令给他弄一套电报的家伙来，像玩他那些最巧的玩具一样「玩」了一阵；不多时，电报就在全国为朝廷所用了。

有一天，几位官员到北京的汇文大学来找我们，谈话中间说：

「皇上听说外国人造出了一种会说话的匣子，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我们答道，「书院的理化实验室里就有一只，我们可以让你们看看。」

我们有一只爱迪生的老式留声机，是脚踏的，看去很像一架缝纫机。我们把他们带到实验室去，让其中一位对着它说话，再开机器把说过的话复述一遍。这几位官员高兴极了；没过多久他们又来，硬要把它买下来送给皇帝——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指望得到朝廷的青眼和位置，比什么法子都灵。

皇帝随后又听说外国人造出了「火轮车」；至于有没有人告诉过他：外国人曾在上海附近的吴淞修过一条小铁路，中国人把它买下来，拆了扔进河里——这我们可说不上来。官员和百姓做的事，有许多是从来传不到天子耳朵里去的。总之，光绪一听说铁路和用火开的车，就想要一条；直到他们在紫禁城荷花池——太液池——西岸修起一条窄轨小铁路，欧洲的厂子又造出两节小车和一个车头，他能在这架不寻常的转马上载着宫里的女眷们兜风，他才罢休。一九〇一年我进紫禁城时，那铁路、那车、那车头都还在；可是朝廷回銮以前，就被联军中的某些人当作宝贵的战利品运到欧洲去了。

听说铁路以后不久，又有人告诉他：外国人还有「火轮船」。他自然又要几只。我走过那座横跨荷花池的汉白玉石桥时，看见近旁泊着三只小汽艇，显然用得很勤。我在颐和园的湖上也看见过同样的汽艇，人家告诉我：光绪少年时贪玩，常叫这些汽艇拖着御船，夏天傍晚凉快时载宫里的女眷们在湖上游玩——后来慈禧太后款待她外国客人时，也是这样。

那些年里，凡外国的东西只要带点机器性质，皇帝无不留心；说实在的，凡发明的东西他都有兴味。在这一层上，他同全体中国人的性情正相反：中国人的脸向来是朝后看的，他们最高的指望，不过是能挨近往古的黄金时代、德行能同祖宗一样。这份心思强到什么地步呢？在他登位之前一百年，他的祖宗乾隆做满了六十年的皇帝，便让位给儿子，为的是不敢在位比他祖父还久。所以光绪是坐上这把龙椅的人里头，第一个把脸朝向将来的；他一心所求的，是把西方各国用以凌辱他百姓的那一套，一样一样弄到手、学到家。

他听说外国人有一种法子，能同十英里、二十英里、五十英里、五百英里以外的人说话；他并没有像人家传说的那个老庄稼汉那样说：「这不能是真的，因为我儿子约翰嗓门比这一带哪个人都大，也不过喊得出两英里去。」光绪是信的，立刻下令给他弄一具电话来。

一八九四年，中国的基督徒妇女商定：次年慈禧太后六十整寿时，送她一部《新约》。于是另铸新字，用最好的洋纸，照印书的最上乘手艺做出来：描金的边、烫金的口，用压出竹纹的银子装帧，装在一只银匣里；外头再套一只红长毛绒的匣子——红是表喜庆的颜色——外面又套一只雕工精美的柚木匣，再装进一只寻常的箱子，由英美两国公使送到总理衙门，转呈太后。

第二天，皇帝派人到美国圣经会去要《旧约》《新约》各一部，就是卖给他百姓的那种。过了几天，一位中国朋友——他是个种花种菜的，天天挑着花和菜进宫去——像怀着一桩要紧的秘密似的，郑重其事地来对我说：

「宫里出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

「是吗？」我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从前我进宫，」他说，「太监们对我理也不大理。昨天他们坐下来同我极亲热、极随和地聊，把基督教的事从头到尾问了个遍。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了他们，他们还谈个不休，一直谈到过了晌午。末了我饿得受不住，起身要回家；他们硬留我，摆上一桌酒请我吃，一直把我留到晚上。其中一个告诉我：皇上正在读《路加福音》。」

「他怎么知道？」我问。

「我也是这么问他的，」他答道，「他说他是皇上跟前伺候的人；皇上每天叫人把福音书的一段用大字抄在一张纸上，摊在面前的桌上；这个太监站在椅子后头，看得见他读的是什么。」

我再打听下去，才弄明白：除了这条路，那太监断没有别的法子知道福音书的事。这位种花的人此后一天一天地被请去同太监们吃饭，直到把他所知道的基督教的事都讲完了；随后他们又请他把他所属那间教堂的牧师——那是我从前的学生——带进去同他们吃饭，多讲些福音的道理。这位牧师本来犹豫，不肯应这个邀；可是他们一天一天地请，末了他便随那种花的人去了。

席上给牧师斟酒，他不肯喝；那太监便说：「哦，是了，我听说你们基督徒是不喝酒的。」于是像个懂礼的主人一样，把酒撤了，这一席便一滴酒也没有喝。那天下午，他们领两位客人去看了几处宫里的房子，又预支了三百块钱给那种花的人扩充他的花圃，还送了牧师好些礼物。

不可由此推想皇帝就要做基督徒了，那差得远。不过他对基督教道理的这份兴味，倒使百姓——不单北京，还有许多省份——都去研究起来；当时基督教书籍的销数就见得出。早在一八九一年，他就下过一道措辞很强硬的上谕，命保护传教士，其中说道：「西方的教以劝人为善为宗旨；百姓虽入了教，仍旧是中国的臣民。百姓同奉外国教的人之间，没有理由不相和睦。」中国人传说：他有时候把太监们排成班考问，照所读的书出题问他们。

有一天，三个太监同这位种花的人一道来看我；无疑是想看看外国人，也想瞧一瞧外国人住的房子。其中一个比另外两个年轻些，也比他们那一类人一般的见识高些。过了几天，种花的人告诉我一件事，正说明皇帝性情上我们已经提过的一面——他的躁急和管不住的脾气。那天皇帝传了好几个太监到跟前去，除了这个年轻的，别人都因当着别的差使不能到。这太监伏下身去磕头时，皇帝一脚踢在他嘴上，把他的嘴唇踢破了，还伤了别处。告诉我这事的人末了说：

「这样的人怎么治国呢？——听他的话的人，他倒罚。」说实在的，那时候中国人中间颇有这样一种心气：慈禧太后该像好母亲管坏孩子那样管教皇帝。不过就他所做的别的一切事情看来，这样一副从血脉里带来、又这样养成的性子，与其说该怪他，不如说该可怜他。

大约就在这时候，他开始学英文。他下令派了两位教习；一反从前的规矩，他许他们坐着教，不必跪着。挑定教习的时候，我正同其中一位教习的孙子换着学——我教他英文，他教我中文——因此对这位少年天子的进境知道得不少。他急着要开课，等不及到英国美国去订书，于是官员们便到各处学堂和教会去寻合初学的课本。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时，我们细细地找，末了塔夫特博士找出一本插图很好看的启蒙课本——那是他带到中国来给他小女儿弗朗西丝用的——这本书就送进宫给光绪了。

有一天一个太监来看我，说皇帝听说各处学堂、学会、书会等等把欧洲文字译成中文，刊了许多书。那时我正替两三个会社掌管书籍，手里各样中文书极多，便把我们那时在大学里所教的天文、地质、动物、生理以及别的各样科学书，各送了一部进去。

第二天他又来，带着一个苦力，送我一只御膳房煮的火腿，另有几盒果子糕点。我这个人饭量不大，谢过了他，赏了苦力钱；等他走了，便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的仆人——他们一口咬定：御赐的肉味道好得很。此后一连六个星期，这太监天天来；不给他找出一本新书送进去，他就不肯走。不论文学的、科学的还是宗教的书，他一概要；哪一派、哪一会、哪一堂出的书，他都不分，一样热心地搜罗。有时候我给逼得只剩一张单页的传单；末了我只好把我妻子私人书架上的中文医书也取出来送进宫去。我又听说：别的太监也在到别的管书的人那里去搜罗。那阵子，凡从欧洲文字译成中文刊行的书，光绪是每一种都买。

有一天，这太监看见我妻子的自行车立在廊子上，便问：

「这是什么车？」

「这是自己会走的车。」我答道。

「怎么骑呢？」他问。

我把车推下廊子，在院子里骑了一两圈；他张着嘴看着。我停下来时，他脱口道：

「真怪；它怎么不倒呢？」

「东西一动起来，」我说，「就倒不了。」——这话用在别的事情上，大概也说得通。

第二天他来时说：

「皇上想要那辆自行车。」我妻子便让他把车带进宫去给光绪。过了不多久就有话传出来：皇帝试着骑那辆车，辫子绞进了后轮，摔了一跤——摔得可不怎么合天子的体统——于是他就不骑了；这同许多别人一样。

一八九一年，当今皇帝光绪下过一道措辞很强硬的上谕，命善待传教士，其中说道：「西方的教以劝人为善为宗旨；百姓虽入了教，仍旧是中国的臣民。百姓同奉外国教的人之间，没有理由不相和睦。」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

九光绪——作为皇帝与变法者

论到人物，中国历史上比光绪更耐人寻味的，是没有几个的。天才的种种任性他都有，连同随之而来的软弱与刚强。他能提起笔来写得有恺撒的气魄，能斥责最大的总督，能罢黜守旧派的领袖大臣，能推行中国人所想到过的最彻底、最深远的新政；随后却又像背后有鬼追着似的，从一个女人跟前逃开。

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是庸懦，有人说他是蠢材。就算他不算才气焕发吧；就算把他算作庸懦吧——那么请解释一下：近二三十年里凡巧妙的玩具、凡奇妙有用的发明与发现，除了爱克斯光和液态空气，怎么会样样都被他弄进宫里去？请解释一下：一个庸懦的人，怎么会把到他被废为止、凡用中文刊行的讲外国学问的书统统买下来？请说一说：一个庸懦的人，怎么会从一八九五年买下这些书起，到一八九八年为止，整整三年没有人帮、没有人辅、没有先生，独自把这些外国书读下去，然后才开始颁下那一连串上谕——在同样长的日子里，东方的君主还不曾有哪一支笔写出过这样了不起的一串？再请解释一下：一个庸懦的人，怎么会在两三个月的上谕里，把发动近十年这些大新政所必需的要旨一概包罗进去？

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光绪对全国青年人心思的影响之深远，我疑心中国任何一位君主都不曾有过。为着这份影响，此前二三十年间，教会和官府所办的学堂已经做了铺垫：从这些学堂里出去了许许多多青年，在各行各业里、也有许多在官场里谋了位置，把外国教育的力量显给官员们、也显给许多百姓看。海关又设了一所同文馆，专为造就办外交和别的差事的青年；从那里出去的人，后来做了本国驻欧美各国的领事或公使。

想读光绪读过的那些书的热劲儿大到这个地步：各通商口岸的印书局印得不亦乐乎，几乎供不上；有几家出版会社的头面人物还怕出了他们应付不来的局面。林乐知、狄考文、丁韪良、卫三畏、理雅各这些先生写的书，上海书铺照相翻印，盗版卖到原书价钱的十分之一。著者为自保，便逼那些盗印的人交出所制的铅版，不交就告到官里去打官司。可是在皇帝读这些外国书的三年里，全国成千上万的青年士子也在读同样的书，预备着这位少年天子的功课将来会带出什么样的时局来。

初春里有一天，一位年轻的中国维新派来找我，要一份英美两国最好的报纸杂志的名单。我问他何故有此奇举，他说：

「北京的青年维新派组了一个强学会。我们中间有人能读能说英文，有人懂法文，有人懂德文，还有人懂俄文；我们要把这几国主要的报刊都备齐，好读、好研究。我们已经租下一所房子，收拾出屋子来，打算办一个会所：一有空就聚在那里谈话、辩论、读书、听讲，凡最有助于我们所抱宗旨的事都做。」

「你们所抱的宗旨是什么呢？」我问。

「就是在中国开出一个新局面来，」他答道，「近来败给日本，已经叫我们看明白：若不来几样根本的改动，我们在东方各族里就得退居第二等。」

「这在北京是件新事吧？」

「在北京是新事，」他答道，「在全国却不新。各大城和各省城都在办强学会。西安那边，上自巡抚，下至最微末的读书人，都在买书；士绅们还组了讲习的班子，请外国人去演讲。除了少数几位极老的守旧学究，人人都把孔门的旧说撇开，就眼前的难局重新打点自己的见识。如今正是一场思想上的酝酿，一个新中国必要从里头酿出来；我们打算它一来，就预备好。」

这一派维新的领袖是康有为，一个年轻的广东人。他把俄国彼得大帝的新政和日本近年的维新都研究得极透，还把日本维新史编成两卷送给皇帝。他在本乡已得了「今之圣人、变法家」的名声，被人称作「小孔子」，授了工部主事。皇帝同他所读的又是一路的书，于是经那位宠妃的哥哥引荐，康有为得以见到了皇上。他在总理衙门里谈了三个钟头，力主中国效法日本，把守旧的老臣老督抚换成一批满脑子西学的青年，好让他们天天同皇帝商议各样的新政。

这次谈话，是恭亲王和荣禄回奏给光绪的；这两位都上了年纪，其中一位又是守旧派的头一号人物，自然不能指望他们赞成他的主张。不过康有为还是奉命把所陈的条款写成奏折，后来又蒙皇帝召见，末了被召进宫去，帮着办他已经着手的新政。倘若康有为的政治手腕同他变法的热心一样高明，光绪也许就不会被废了。

这场危局起在一八九八年夏天。我带着家眷到海边去消夏，同行的还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学人——一位翰林——他在大学里念了几年书，那时正同我合译一部心理学的书。他订着《京报》，每天读，读了还或多或少地议论几句；到了六月二十三日，上谕下来，废去旧制科举中的八股文，改考新学各门。「朕之所以不得不下此谕者，」皇帝说，「因科场之弊已至于极，除尽改旧法、另立新的考课之法外，别无他策。」

「你看这件事怎么样？」我问那位翰林。

「这是至今最大的一步。」他答道。

这位翰林并不是激进的维新派，而是一长串这样的官员中的一个：他们深切关心着自己国家的保全——这个国家经了多少世纪的风浪，那些风浪毁掉了亚述、巴比伦、米底、埃及、希腊和罗马，中国虽长进不多，却还活着。他属于中国历来总有的那一批开通的政治家——人数虽居少数，却是强有力的少数。

《京报》天天照送，跟着送来的，是以下二十七道上谕；而颁下这些上谕的日子，不过比二十七的两倍多一点。我把这些谕旨撮要列出，好让读者一眼就看出这位皇帝要办的是些什么事。撮要如下：

一、在北京设大学堂。

二、派宗室子弟出洋，考察欧美政体的形式与情形。

三、奖励艺术、科学与新法农事。

四、皇帝表明：他愿意听守旧派对进步与变法的驳议。

五、废去科场中占重头的八股文。

六、申斥那些想拖延京师大学堂设立的人。

七、饬令芦汉铁路加紧赶办，从速兴工。

八、谕令八旗军队一律改用西式枪械与操法。

九、令各省设农学堂，教农人改良的耕作之法。

十、令仿行专利与版权之法。

十一、令兵部与总理衙门议复武科考试的改章。

十二、对发明家与著书人特予奖赏。

十三、令各官员奖劝工商、扶助商人。

十四、令全国各城设学务局。

十五、设矿务铁路总局。

十六、鼓励报人撰论各样政事。

十七、令设水师学堂与练习舰。

十八、吁请各部大臣与各省大员相助——不如说是恳求他们：好歹用点心去弄明白他想做什么，帮他一把。

十九、令中国驻外各使馆附设学堂，以教当地华人子弟。

二十、令在上海设商务局，以振兴贸易。

二十一、裁撤北京六个无用的衙门。

二十二、准凡愿上书者一律用封奏直达御前。

二十三、礼部两位尚书、四位侍郎，因违旨阻拦封奏直达，一并革职。

二十四、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以其徒耗国帑。

二十五、令设讲习制茶制丝之法的学堂。

二十六、裁撤迟缓的驿递，改归海关邮政。

二十七、准仿西国之例，行预算之制。

我把这些谕旨这样撮要列出，是要让凡关心中国这场变法运动性质的人，多少明白这位少年天子读书所受的影响。就算它们下得太密太急吧，可是凡细看过这些谕旨的人总得承认：其中没有一条，若真能施行，不是于这个国家大有好处的。倘若容皇帝办下去，把它们一一办成像他办京师大学堂那样落到实处；倘若各部大臣和各省大员应了他的呼吁，肯「用点心去弄明白他想做什么」，中国到今天在采西法这件事上，也许已经紧跟在日本后头了。

上谕这样一道接一道地下来，我那位翰林朋友慌了。皇帝申斥了那些拖延大学堂设立的官员以后，有一天他来对我说：

「我得回北京去。」

「怎么这么快就回去？」我问。

「皇上照这个速度变下去，是要出乱子的。」他答道。

他这话，是在皇帝下了二十七道谕旨里的第六道时说的。倘若皇帝最贴近的谋士们也有这份眼力，能预见这样急促的最后结局，他们难道不会劝皇上办得从容些么？可是想一想中国怎样被日本打败、威望怎样扫地；想一想她本是东方诸国之母，是人愿结交的朋友、是人所畏惧的敌人，如今荣光被剥尽，只剩一个既无力气又无权柄的巨人——那么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急着要把她重新扶上那被人硬生生拖下来的宝座，也就不难明白了。

他所以性急，还有一个缘故，就是欧洲列强夺他的土地。他动手变法的前几个月，山东省有两个德国教士被一伙不受管束的乱民杀了。德国拿这个作由头，在该省的胶州派上一营海军陆战队，把那口岸连同四围五十英里的地面占了去。仿佛这还不够，她又索取在全省修一切铁路、开一切矿山的权利，并逼中国给被杀教士的家属赔款、重建乱民毁掉的教堂和房屋。中国求救于俄国——俄国从前答应过保护她不受外侮；不料俄国非但不来相助，反而照样索取旅顺、大连湾及四围的地面——而两年前她还不许日本留着这些地方。法国不肯落后，也索取并取得了广州湾一带同样的一条地；英国又发觉威海卫是少不得的，好当作一个狗窝，从那里盯住对岸的俄国熊——至于她为什么还得向中国索取香港四围四百英里的水陆地面，光绪只怕是很难弄明白的。

慈禧太后把政柄交给她侄儿的时候，那情形很像做父亲的把缰绳交到他正教着赶车的孩子手里，而那是一辆要紧的车、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她仍旧坐在他后头握着缰绳。她留下的几件事里，有一件是：不论她在北京还是在颐和园，皇帝每五天要去给她磕一次头；她又留下了某些官印，因此凡大员们上来谢皇帝的恩，同时也得来向她申谢。光绪十八岁上行这些礼，也许还甘心；到二十七岁上就嫌烦了，于是他要，也得到了国事上的全权。

我们已经看见他怎样使用这份自由——就变法而论，也许不算明智；然而中国变法的历史，无论怎么写，开端之功总不能不归给光绪。他同慈禧太后的丈夫咸丰大不相同：据说咸丰临死以前，「一切行政的大权都落在八个人的议政班子手里，他自己则把光阴消磨在一些万万不合一位大国之主身分的事情上。」关于光绪，别的话或许尽可以说，可是怠惰、奢侈、对国家和百姓的祸福漠不关心，这几条是加不到他头上的。

他明白：要从同他意见相左的人那里听到真话、听到两面之词并不容易，因此在第四道上谕里请守旧派把他们对进步与变法的驳议呈上来；随后仿佛还要把意见的门路开到最宽，又把上海一份叫《时务报》的报纸收作官报。可是唯恐这还不够，他在第二十二道上谕里准所有官员一律用封奏上达御前。

其时礼部有一位主事名叫王照，上了一道折子，所陈的是：

一、剪辫。

二、改中国衣冠为西式。

三、奉基督教为国教。

四、将来开国会。

五、皇上与皇太后东游日本。

礼部把这折子拆开看了，被它的胆大惊住，便把这位冒犯的人传来，命他把折子撤回。他不肯撤；于是礼部两位尚书、四位侍郎另上一道折子附呈上去，参他是个向皇上进「狭隘荒谬」之言的人。

一半因为他们拆看了封奏，一半因为他们要堵塞言路，光绪又下了一道上谕，说明他所以许人上封奏的缘故，并申斥他们：竟要来告诉他什么叫狭隘荒谬，仿佛他没有这份见识看得出那折子的这一层。随后他把这几个人一概交给吏部，命该部议一个相当的处分，并告诫吏部：若议得太轻，他的雷霆之怒就要落到吏部头上。吏部议的是：降三级，改派同降后品级相称的差使；皇帝却改了这个处分，把他们一概革职——而这正是他失败的开端。

慈禧太后一直在颐和园消夏。皇帝为他那些新政折腾的这两个多月里，她不论在言语上还是行事上，都没有露出半点反对他所做的事的意思。我以为她从那时起直到义和团之乱结束的一切举动，都可以解释得通，而不必把她摆在他的进步与变法的主张的对立面上。

只要皇帝一心设立新的衙门，守旧派并不怎么出头拦阻，维新派则尽力鼓动他。这场运动的势头之大，不容易估量：它把素来极端仇外的湖北省打开了，使那里变成南北铁路要通过的地方；它把出矿的大省山西和东三省的林区都打开了；它开办的铁路，如今已是全国的商路。

他下第五道上谕、以西学代八股取士的时候，全国各处的信和电报像潮水一样涌到我们北京的大学里来，要我们替寄信人在学堂里留位子；学费就装在信里。来的人里头有皇帝师傅的孙子，有各样功名的人，有有身分的人，也有还没取得功名的富家子弟。请我们的毕业生到官宦人家去教英文的，也多得很：有一位被聘去教李鸿章的孙子，另一位去教一位皇亲的儿子。

可是等到他的新政叫他为着裁冗省费而裁撤无用的衙门——就是第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这几道上谕——又为着违旨而革办抗命的官员，一片鬼哭狼嚎便响遍了全国。第二十三道上谕里被革职的礼部六位堂官，带着几个替他们撑面子的同情者，跑到颐和园去见慈禧太后，禀说：她扶上宝座的那个孩子，正把这条国家的船驶向必沉之地，求她再来掌舵。她照她一向著名的那份专注与礼貌听他们说完，随后把他们打发走，一点也没有露出自己将要怎么办。

皇帝听说他们在办这样的事，便派人星夜驰召袁世凯进宫面谈。袁一到，他便命他回天津去，除掉他的上司直隶总督荣禄，把他所统的一万二千五百人的军队带到北京来，把颐和园围住，不许一个人进出，好把慈禧太后拘禁起来，容他把变法的事办下去。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出慈禧太后和皇帝在政治手腕上的高下。当初她派这两个人：一个是开通派，管着兵；她就把另一个守旧派摆在他上头做他的上司，这样一个人不经另一个知道和答应就动不了——这正是预先防着这样一道命令的。这位少年天子的这道命令，袁若要遵，就得犯下两桩大罪：一是杀上司，二是叛卖那个派他做官、又已经治国三十七年的人。这两桩里的任何一桩，都足以使他不但在本国人眼里、也在史书和天下人眼里遗臭。不但如此：他若真遵了这道命令，守旧派必要喊出「造反」二字，起十倍于他所能纠集的大军，借口他要夺位，把袁和他那一万二千五百人的小队伍碾成齑粉。

于是袁做了他所能做的唯一明智的事：他去见荣禄——没有荣禄的允准，他本无权调动——把那道命令给他看，请他示下。荣禄叫他把命令留下；袁一走，荣禄便坐火车进北京，去见庆亲王，两人一同到颐和园，把那道命令呈给太后看，并向她进言：她不妨进城去，给这位皇上上几堂治国的课。

慈禧太后整整一夏都守着分寸，容皇帝自己试一试做统治者的手段；如今她既没有做过什么该受此报的事，却要被塞在颐和园里封住，人也很难怪她不情愿。所以当这第二拨官员——是全国品级最高的两位——来请她再来主政时，她便叫了轿子，动身进京。她没有带一兵一卒，随行的是她那些信得过的宫里的太监，人数足够在闹起事来时压倒皇帝那边的人。武力是必要的，这一层从下面这件事可以看出来：她临朝以后，把皇帝的好几个近侍处了死罪。

皇帝听说她要来，便派人送信去，力劝康有为快逃，并想法子挽回局面；他自己则设法躲进外国使馆去。可是这一着他没有办到，被慈禧太后拿住了；他做皇帝的生涯到此结束，做囚徒的日子开始了。

光绪在历史上该占一席之地——作为头一号的破除偶像者。他宣称：一个人配不配做官，不该看他会不会作诗、看他字写得秀气不秀气；这话叫那班士大夫脊梁骨上一阵发冷。这可太过分了。士大夫们议论说：照皇上这个走法，只怕他连筷子也要废掉、辫子也要剪掉了。

——威尔德曼《中国的门户开放》

十光绪——作为囚徒

光绪登位那一年，北京出了一件大祸事：天坛——那是天家坛庙中最大的一处，皇帝在那里告祭登基、自陈己罪、祈年谢岁——被雷击中，烧成了平地。皇帝在这里祭天，是以百姓的代表、一国的大祭司的身分；他所祷的是为他的国家，不是为他自己。这座坛庙里没有偶像，他的祷告是上达上帝的——「君王靠他坐国位，王子藉他定公平」。所以，上天非但不降雨，反降下一道火来毁了天子祈祷的所在，百姓便惊骇不已。

女人们发白的脸色、男人们忧心的点头、我们那几位老塾师说起这件事时压低的声气，都显出他们看这件事有多重。眼前这个孩子是一个女人扶上宝座的；他同前一位皇帝是同一辈，因而不能以子孙之礼祭他。这在皇帝、在国家都是凶兆；于是这位幼主就在一片不祥的预感里开始了他的朝。

光绪名义上当国的九年里，国家接连遭了几场大祸：旱成的饥荒，「中国的忧患」泛滥成的水灾，同日本打的仗，欧洲各国对土地的攫夺；而通商口岸的英文报纸上，天天有社论说中国要被列强瓜分了。何况光绪又没有儿子，指望他给宝座留个继嗣是没有的。

时令和日子在中国人是有讲究的。凡正月初一遇上不吉利的事，就预示着灾祸。我有个朋友姓陈，他违了母亲的意思做了基督徒。他头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偏又生在正月初一。他母亲摇着头，一脸愁苦，说他家里除了祸事再不会有别的。第二个孩子是儿子；那老太太还是摇头叹气，说头一个孩子是正月初一生的女儿，这祸不是添一个儿子就禳得住的；直到他一连生了五个儿子，她才算信了。

一八九八年正月初一有日食，那是预示皇帝要遭祸。这一年夏天他开始大举变法；到九月里，慈禧太后接过了国柄，光绪被囚，再也没有坐过那把宝座。他的牢狱就是他冬天的宫苑瀛台：许多个月里，他被关在一座小岛上一所金丝笼似的房子里，由慈禧太后的太监看守着。这些太监天天换班，怕的是他们对这位不幸的君主生出同情，替他设法脱身。每天换班时，连接小岛和岸上的浮桥就撤掉，剩下皇帝在他那座牢狱般的宫苑的院子里徘徊，或是坐在南面临着太液池的台上，等着、盼着、也许还指望着：他给康有为的最后一封信——信里说「朕心中忧愤之深，笔墨所不能尽；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设法相救」——能生出点什么结果来。

这场幽禁有没有伤到皇帝的身子，实在无从说起；不过一开头就有人叫他摆出一副病人的样子。《京报》上不断提到他龙体违和，外国人便开始怕：这是要把皇帝除掉。于是向政府施了很大的压力，政府这才准法国使馆的医生进宫给皇上诊视。他查下来，凡新鲜空气和活动所不能治的毛病，一样也没有找到；他向政府保证并无可虑，从此我们再没听说他的病势如何危急。

政变以后不久，有一天，一个太监冲进我们院子里来，脸上抓破了，流着血，在我面前把头磕在地上，求我救他的命。

「出了什么事？」我问。

「哦！让我入教吧！」他央告。

「你入教做什么？」我问。

「救我的命。」他答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把他扶起来追问。

「您认得那个到您这儿来买书的太监吧。」他说。

我说我认得。

「是这么回事，」他接着说，「我是他的朋友。慈禧太后把他发配了，又把他给皇上买的书统统烧了；如今我这颗脑袋也保不住。让我入教吧，好救我一命。」

我所能做的，只是告诉他：这不是教会所办的事。又说了一阵，他便走了；此后我再没见过他。

皇帝在他那孤岛上一天一天地收着《京报》，眼看着自己苦心求来的新政，在他那位尊贵的姑母笔下，一样一样像雾一样散去。还不止如此：撤销的谕旨往往就用他自己的名义发出来。到了年下，他被带出来接见各国驻他朝廷的公使时，他所有的新政里，除了京师大学堂和各省以及别处的学堂，几乎什么也没剩下。所以他寡言少语、意气消沉，也就不奇怪了。他究竟要许下怎样的安分守己的诺言，才换来这一点点的自由，我们猜也是白猜。

这次觐见之后，慈禧太后——在此以前除了普鲁士的亨利亲王，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见过她——决定接见各国公使的夫人。她这一新举动是何居心，无从断定：也许是要探一探各国政府将怎样待她这个据传把「他们伟大善良的朋友皇帝」不动声色地撵下台的人——那些公使原是驻在皇帝跟前的；也许是指望凭这一着外交手腕，取得几分作为政府首脑的承认。至少她能看一看人家把她看作什么。

这次召见极其成功。受接见的七位夫人被这位天家主人和蔼的风度迷住了：她亲手递上茶，每递一杯，自己都以唇一触，向她们保证说「我们是一家人」。而在她一生到那时为止，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她所说的这句话，她自己并不觉得是真的。丁韪良先生说，直到那场政变以前，「她自己是以见识开通著称的。」田贝上校说：「谁也不会否认」他头一卷里所写的那些「改良与进步，主要是出自这位摄政太后的意志与权柄。在她这一段生涯里，她待本国百姓是仁慈宽厚的，待外国人是公道的。」从一九〇〇年出走后回銮起，直到她去世，她成了坐过这把龙椅的人中最了不起的变法者之一——纵然不是最了不起的一个。所以，单就情理上说，人不能不希望：她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〇年间所做的许多事能够略而不提；可是就求真而论，这些事是绝不能不理会的。饶是如此，我们也该记得：把她逼到这一步的，是外国人对她土地的攫夺，是迷信的义和团和他们头目的虚妄自夸，还有她保全国家的那一点指望。

她囚了光绪以后头一件事，是悬重赏缉拿他的谋士康有为，生死不论。没有拿着他，「便拿了他弟弟康广仁；九月二十八日，同另外五位有才干、有大志的高尚爱国青年一同被斩。他们临刑还抗声说：杀他们容易，可是后头必有千千万万人起来接他们的位子。」我一位中国的年轻朋友看着这一队人被押往刑场，他告诉我说——

「那情形没法形容。这五位年轻的维新派」——在说过明恩溥先生上面所引的那番话之后——「用最叫人毛骨悚然的话痛骂慈禧太后和守旧派。」

前面我说过礼部主事王照：他上的那道折子，招致了礼部六位堂官被革职，也间接招致了皇帝的垮台。他写这道折子以前若干时候，曾到我们家来，请何德兰夫人去给他生病的母亲看病。他母亲病好以后，他把她送到上海去；政变时他没能出城，便藏了起来。过了几天，一辆帏车驶到我们门前，我们诧异地看见他从车上下来。我们说没想到他还在北京，便问：

「慈禧太后不再搜捕你们这些维新派了吗？」

「还没有。」他答道。

「她在办些什么呢？」我们问。

「杀掉一些，充军一些，把许多人赶出京城；另有些人自己跑出去避难。」

「皇上知道这些事吗？」我们问。

「无疑是知道的，」他答道，「人人都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

「那他这场幽禁就更难挨了。」我们说。

「正是。」他答道。

「城里人人都怕皇上本人也要被除掉；你看怎么样？」

「谁说得上呢？除了那位头一号的妃子，他在宫里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听说她同他一样，也被严严地关着。皇后站在她姑母慈禧太后一边；如今太监又统统是太后的耳目。进宫觐见的官员都是守旧派，因而都同他作对——虽然我想他们根本见不着他。」

「你看他见过那些用他名义发出去的上谕没有？」

「绝没有。那些谕旨是守旧派和慈禧太后拟的，发出去时他并不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们问。

「只要能平平安安地走，我就动身去上海。」他答道。

这一年还没有过完，慈禧太后就被人劝动、或是被逼着另立了一位皇帝。我们不能相信这是她自己甘心情愿做的，理由有好几条。头一条：所选的那个孩子，父亲和祖父都是极端守旧的王爷；我们不能不认为：她既已把自己交在守旧党手里，这是他们挑的，不是她挑的。第二条：自从她发觉她那位侄儿——她当初为着把大统留在自己一房，才选他、把他扶上宝座的——同她那死去的儿子是同一辈，因而不能以子孙之礼祭他、按法度也就坐不得这把宝座，这对她必定一直是一桩屈辱（虽说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情形其实并非没有过）。

不过她的屈辱虽大，我们这位做囚徒的少年天子的屈辱更大：他被逼着眼看一道用他自己名义颁下的上谕，叫他说：他既没有指望生一个儿子来承继，便奏请皇太后择一合适之人，立为同治——也就是他的前一位皇帝——的嗣子。这就把他自己逐出了大统的世系。这原不是她的本意，还有一件事可以为证：她一旦重新握住大权，便在自己周围安上开通的官员，把守旧派的大人物除荣禄以外一概撵走，又废了端郡王的儿子；到她临终时，选了她妹妹的孙子，宣告他承继她儿子、并为光绪皇帝的嗣子。那道上谕说：

「钦惟同治皇帝未有储贰，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降旨：将来大行皇帝光绪如生有皇子，即承继同治为嗣。今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别无可循之法，惟有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同治为嗣，并兼祧光绪皇帝。」——这道旨意，同慈禧太后一生的行事与品性完全相称，只除了那两个坏年头。

一八九九年，光绪被夺去宝座以后的那些日子和星期里，下了许多谕旨，显出不久便要由端郡王的儿子来取代他。各国公使的脸色又凝重起来，公然说他们怕光绪的日子不多了。他们力请照例举行年下的觐见；于是这位被囚的君主又被带了出来，安在宝座上受他们的朝见。可是各位夫人求见时却被回绝了，说慈禧太后国务繁忙——她那时正在认真地掂量：政府究竟该不该同义和团合在一处，把所有的外国人连同他们所出的一切东西赶进东海去。

一位福晋告诉何德兰夫人：拿定主意以前，慈禧太后把世袭的王公和宗室的王公都召进宫来，同他们商量该怎么办。她同他们面对面地议事，皇帝和端郡王站在宝座近旁。她向他们讲明外国人的蚕食，说他们怎样一块一块地把中国的土地拿走。

「如今，」她接着说，「我们有这些爱国的义士，他们说自己刀枪不入；我们该怎么办？是同他们千千万万的人合在一处，把这些外国人赶出中国去呢，还是不？」

端郡王身为大阿哥之父，本无学问，又迷信，于外国的事一概不懂，这时开口说：

「我看过义和团操练，听过他们的咒语；我相信他们办得成这桩人人所望的大事。他们不是杀掉外国人，就是把他们赶出中国去，此后再没有人敢来，我们就把他们除干净了。」

随后问世袭的王公们的意见。他们多半于外国人和外国的事所知甚少；端郡王既是未来皇帝的父亲，话又说得那样硬，他们便不敢说相反的话。可是问到肃亲王时——这是个性子刚强、于外国的事所知甚广、又有独立见识的人——他极力反对这个主张。

「这些义和团，」他问，「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头目是谁？不过一伙乌合之众，怎么能指望打得过外国的军队？」

端郡王答说：「凭他们的咒语，能请下天兵天将来。」

肃亲王斥这样的迷信是孩子话。可是他同端郡王又辩了一阵以后，慈禧太后向他保证：她已经把这些人召进宫里，亲眼见过他们的本事；他便不再说了。

跟着问宗室的王公们；他们看见肃亲王碰了钉子，便不是赞成这个主张，就是不置可否。末了慈禧太后问到庆亲王；他比那些年轻的王公有手腕，答道：

「臣以为此事极险，臣主张不可。不过太后陛下若决意同义和团合在一处，臣必尽力以成陛下之意。」

一位在总理衙门做了二十五年领班的王爷，对这样一桩事竟这样软弱地随声附和；那么慈禧太后被引到义和团这样一桩糊涂事上去，也就不足为奇了。

「皇上，」那位福晋说，「这一回并没有问他的意见；可是他一看出义和团那一派占了上风，便大哭着离开了屋子。」

宫里另外还开过两次这样的会；皇帝在会上恳求他们不要去同所有的外国打仗。他说：「外国人不论钱财还是军械都比我们强，他们的兵操得好、装备样样齐全。我们若动手而又失败——那是必败无疑的——就再没法子同外国人讲和，我们的国家要被他们瓜分了。」可是他的恳求没有人理会。会散以后，他只好回到他那小岛上去；在那里，他被逼着一连八个星期坐听枪响、炮轰和爆竹的爆裂声——义和团仿佛指望用响声把外国人灭掉。凭他所读过的那些书，他心里一定明白：这只能给他自己的百姓带来大祸。

等联军到了北京、义和团败降，皇帝被从他的牢里带出来，逼着同朝廷一道出逃。

「如今你看你那些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怎么样？」人几乎能听见他这样对他那位尊贵的姑母说——那时他眼看着她剪去自己的长指甲，换上蓝布衣裳，像个寻常仆妇似的爬上一辆街上的大车——「当初听我的话、听许景澄和袁昶的话，岂不好些？何苦把他们杀了——他们不过是一片苦心要救国罢了。你那些守旧的老朋友又怎么样？他们靠得住做国家的柱石吗？」——或是别的这一类「我早说过了」的话。

在西安流亡期间，谕旨仍旧用他的名义颁下。等到事情开始收拾，联军坚持要把仇外的端郡王和他儿子的名分永远废掉、把端郡王发往永远监禁之地时，我们满心指望皇帝要复位了。谁知叫我们失望的是：订立议定书的人只满足于这样一条：「与皇帝往来，应准照西国常例行之。」到一九〇二年朝廷回銮时，他仍旧是个囚徒。

凡写过觐见慈禧太后的人，都说到「皇帝坐在近旁，只是略低于她」，却从没有人说为什么。这缘故并不难找：不能让天下人知道他是宫里的囚徒；他们必得看见他坐在宝座近旁，可是不许同他说话。公使们的致辞，是由跪着的大臣转呈给她的，答话的也是那些大臣。皇帝虽看去身子极好，却没有人理会他。慈禧太后仍旧替他卸下治国的重担，接着「教他怎样治国」。

「皇帝我见过许多次，」何德兰夫人告诉我，「在他跟前待过许多钟头。我们每一回进宫，皇帝都陪着慈禧太后——不是在她旁边，是在她身后几步。她一坐下，他总是在后头几步站着，除非她叫他坐，他决不敢坐。他是个孤零零的人：面目清秀有教养，穿着素净的深色袍子；在这一群献媚的太监、鲜艳的宫眷和满身珠宝的皇太后中间，他是个一点也不惹眼的人物。没有一位大臣对他说话时把额头触地、把声音压低到发颤；没有一个会奉承的太监到他跟前时下跪；相反，我一次又一次看见他被太后这些低三下四的奴才挤到墙上去。

「有一天我们在宫里，一个神气十足的太监走到皇帝前头去，把他整个挡住了。我看见光绪把两只手按在那大个子肩上，轻轻把他转过身来，好让他看清自己站在谁跟前。他脸上没有一点怒容，倒是一种温和而可怜的笑，抬眼看着那大个子奴才。我以为那人要在皇帝面前跪下了；不料他只往左挪了几英寸，仍旧站在皇上前头。我在宫里，除了外国人见他和辞他时屈一屈膝，从没见过有人向皇帝下跪。这一点尤其触目，因为大臣也好、太监也好，每回同慈禧太后说话都是跪着的。

「我头一次看见他时，他那双又大又可怜、又带着渴望的眼睛，好几天里一直跟着我。我忘不了那双眼睛，便打定主意：若有机会，一定对他说几句话，让他知道天下都在指望他把他所创始的那些大新政办下去。可是他被看得那样紧、被监视得那样严，我始终没有找着同他说话的机会。我们在宫里的那些钟头里，他也从没有同来客、同宫眷、同慈禧太后或侍从说过一句话。

「有一位公使告诉我：有一天觐见完了，慈禧太后和皇帝从台上下来，太后正同他的一位同僚说话；皇帝站在近旁，他便同皇帝搭了一句话。慈禧太后立刻把脸从原来说话的人那边转过来，替皇帝答了。

「有一回宫里只有我们四个人，都舒舒服服地坐着，皇帝在慈禧太后身后几步站着；她谈起义和团那场事，惋惜自己那些长指甲，又惋惜她所爱的几个讨吉利的葫芦。皇帝大概听这场同他无干的话听倦了，便从旁门悄悄退出去，到正在演戏的戏台那边去了。有好一阵子慈禧太后没有察觉他不在；可是一发觉他走了，她脸上立刻布满焦急的神色，转向总管太监李莲英，用发号施令的口气问道：『皇上哪儿去了？』太监们一阵乱窜，被差到这边那边去打听。过了一会儿他们回来说：皇上在戏台那边。她脸上那焦急的神色便像云从日头前头移开一样散了——随后有几个太监就留在戏台那边。

「我听说慈禧太后有时候请皇帝同她一道吃饭；遇上这样的时候，他得跪在她坐的那张桌旁，她给什么他吃什么。这是一份他并不稀罕、却又不敢推辞的荣宠——推辞是要开罪的。」

中国的摄政王醇亲王今日在冬宫设一极可纪念的午宴，款待为已故光绪皇帝丧仪而来京的各国使节。席面照西式陈设。在座的中国人中有庆亲王——他曾任外务部领班大臣，现为海军部顾问；有庆亲王之子载振贝子，曾任商部尚书；有肃亲王，现掌海军部；还有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宴罢，各使节都说：摄政王的风度给了他们异乎寻常的印象。

——《每日新闻报》

十一醇亲王——摄政王

新皇帝溥仪年幼，选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做中国的摄政王，在眼下看来是所能作的最明智的一个抉择。头一层，他是已故光绪皇帝的弟弟，一八九八年光绪所要推行的种种新政，他是一概同情的。光绪自己没有儿子，倘若由他来挑继位的人，他没有理由不挑溥仪坐这把宝座、由醇亲王做摄政——因为要把他的新政一一办成，再没有别的王爷比这一位更叫他放心的了；何况一向同他心气相投的兄弟，比任何人都更可能把他的方略接着办下去。

第二层，我们不妨推想：不论谕旨上怎么说，醇亲王是慈禧太后选的；因此他必得着她所领的那一党的信任。若以为那是守旧党、甚至以为那是一个守旧的党派，那就大错了。中国既有变法的党，也有守旧的党；可是除这两党以外，还有许多明白事理的人、许多了不起的大员，他们既不是激进的维新派，也不是极端的守旧派。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乱以后，慈禧太后所联合的正是这一批人。

这一批人就是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庆亲王等等；正是他们同慈禧太后一道，用政治家的手腕，在十年里把光绪当年同他那班躁急的年轻激进谋士要在同样多的星期里硬塞给这个国家的新政，一一付诸实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今这位摄政王醇亲王，既有变法党中较明智较稳健的人的支持，也有那些了不起的大员的支持——正是这些人把中国渡过了她历史上最艰难的十年；至于那些极端守旧派，事到如今人也太少、势也太弱，不值得认真理会了。所以我们以为：立溥仪为帝、以醇亲王为摄政王，不论这是慈禧太后的主意、皇帝的主意，还是两人的主意，通盘看来，都是所能作的最好的抉择。

醇亲王是老七王爷的儿子，是咸丰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侄儿，是道光皇帝的孙子。他面目清秀，眼睛清亮，嘴角坚毅，性子偏于寡言。他身板挺得极直，个子虽不及中等，却通体是一位王爷。他庄重、明理；虽不多话，却从不愁没有话题。他不爱说闲篇，可是同自己身分相当的人在一处，也并不忌讳打几句趣。

这一点在已故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先生的一次宴会上显得颇为有趣。康格先生和夫人给北京的应酬场面开了许多新例，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宴请王公大臣、又宴请福晋和宫眷的那些晚宴午宴。一九〇四年，我应邀去同康格先生一道吃饭，帮着款待醇亲王、溥伦贝子、庆亲王、胡抚台、那桐，以及别的几位王公和大员。我坐在醇亲王和胡抚台中间。这两位我从前见过几回，彼此都不生分；他们两个又极熟——虽说一个是满洲王爷，一个是汉人大员——因此谈起来极随便自然。

我们自然一概说中国话，谈的是铁路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好处和便利——因为胡抚台别的差使以外，还督办着华北的官铁路。由此我们又谈到水路陆路旅行各自的舒服处，因为醇亲王曾绕了半个地球走个来回。我们听着美国公使向中国的少年皇帝、向他的王公、向他的臣民祝酒；又听庆亲王极其庄重而有口才地向美国的少年总统、向他的官员、向他的人民祝酒。等谈话的嗡嗡声又绕着桌子响起来时，大概因为方才说到少年皇帝和少年总统的缘故，我便转向胡抚台——他留着一部异乎寻常的长白胡子，坐在席上几乎垂到腰间——说道：

「大人，您贵庚？」

「上一个生日我七十了。」他答道。

「他如今还同我们两个年轻人一样硬朗呢。」我转向醇亲王说。

「可不是嘛，」王爷说，「他还有十年好活；到那时候，这把胡子可以当围裙使了。」

俗话说「恶风也吹得来好处」；这话再没有比在可痛惜的克林德男爵之死这件事上更见得分明的了。若不是出了这桩不幸的事，醇亲王就不会奉派到德国去代表中国政府向德皇道歉，因而也就永远不会有游历欧洲的机会；而世人说不定又要看见一位坐在龙椅旁的摄政王，除了自己京城一百英里以内的东西，什么也没有见过。

醇亲王这一趟动身时的随从之盛，只有中国政府办得出来。他带着受过外国教育的医生和通译；又同已故的李鸿章大总督一样，带着一把圆扇，扇的一面画着东半球，一面画着西半球，他要走的路线在两面都画得清清楚楚，一路经过或停留的地方都标得明明白白。他见识不低，凡路过的口岸，要紧的东西都看在眼里；听他讲所见所闻、讲他对所拜访过的几国人的品评，是很有意思的。

「王爷，您看德国人和法国人，各自是怎样的脾性？」还是在那次宴席上，我问他。

「柏林的人，」他说，「早上早早起来做事；巴黎的人却是傍晚起来上戏园子。」

这话也许夸张了一点，可是显出这位王爷出门并不像许多人头一回出洋那样：张着嘴、闭着眼。

回北京以后，他买了一辆四轮马车——义和团之乱结束时，别的头面官员和王公也大半买了；从那时到如今，他坐着这辆车四处走动，已是人人眼熟的一景。草梗见风向；凭这些事情该可以看出：醇亲王不会做一个有碍他的政府、有碍中国进步的守旧派。

众所周知，慈禧太后诸事以外，还把她所有侄儿侄女的婚事都管起来。她所中意的满洲大员之一——说起来也是近年来最了不起的满洲人之一——是荣禄；只是他极守旧，因而同外国人来往极少。醇亲王原先许定的新娘在义和团之乱时投井死了，慈禧太后便把荣禄原先那位侧室所生的女儿许给了他——那位侧室因为嫡福晋已故，被扶了正。

「这位荣夫人，」何德兰夫人说，「四十上下，很好看，爱说话，又活泼。有一回她很得意地告诉我：她儿子同庆亲王的六格格定了亲。跟着又同样兴头地告诉我：她女儿嫁了醇亲王——『这一来，我自然就同全国最有权势的两家攀上亲了。』

「醇王福晋我见过好几回：在宫里的召见上，在康格夫人的午宴上，在大公主的席上，在载振贝子福晋的茶会上，还有在许多福晋的府上。她是个极安静的小妇人，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望着人时，几乎带着孩子气。她举止极其检点；有那样的父亲母亲，我想她大概是很聪明的。她自然得在这些公开的场合格外庄重沉静，因为在同慈禧太后的宫廷往来密切的人里头，只有她和大公主是属于道光皇帝一支的老皇族。她个子小，却好看；如我所说，安静而寡言。她爱她父亲，自然也爱慈禧太后——是太后挑中她给自己所中意的侄儿醇亲王做福晋的，而且在他们成亲时就许了他将来的大位。她父亲死后，她还在服里，蒙慈禧太后召进宫去；她进去时穿着蓝鞋，那是二等丧服的颜色。

「『你怎么穿蓝鞋？』太后问。

「『因为家父过世了。』福晋答道。

「『那么，你为你死了的父亲服丧，竟胜过你能见着活着的君上之喜么？』慈禧太后问。

「不消说，这位福晋在宫里的那段日子，把蓝鞋换成了红鞋——慈禧太后对自己的尊严和身分应得的敬重，向来就是这样留心的。」

既已把摄政之任许给了醇亲王，我们不难推想：慈禧太后必要尽力把他预备好，使他能称职地担起这副担子，并指望他把她近十年所行的方略接着办下去。所以凡遇着要派一位王爷代表政府出席同外国人有关的公开场合，被请、被派去的总是醇亲王。我说过：正是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被杀，给了醇亲王见世面的机会。这里我不妨添一句：关于克林德被杀的一篇记载，是从广州发出、在事情发生的三天以前就登在纽约一家报纸上的。这就表明：他的死是预先谋定、由某些上头的人下令的——也许是端郡王，也许是义和团的头目庄亲王——因为德国人占了胶州口岸，又逼中国政府答应让他们在山东全省开一切矿、修一切铁路。

义和团之乱了结以后，德国人在克林德倒下的地方立了一座大石牌坊，费用由中国政府出。落成致祭时，北京各国使团的人——连夫人孩子在内——都到了；另有许多代表本城、本国政府和外务部的中国官员；醇亲王被指定行奠酒之礼。他行这礼时全副王爷的庄重——至于他心里乐意不乐意，那就难说了。这一回他用的是一只古式的三足爵，双手捧着；外务部尚书那桐从一只样式极精美别致的酒壶里把酒注进爵中。这是我见过这位王爷的场合里，唯一一次他看去并不乐在其中的。这里我还该添一句：我听中国人把这座牌坊说成是「中国政府为纪念杀死克林德男爵的那个人所立的碑」！

众所周知，凡带一点外国式样的房子，义和团都毁：不论那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是基督徒的还是非基督徒的，是使馆的、商人的还是传教士的。北京的使馆、教会和学堂重建起来时，落成的典礼自然极多。中国官员去的不少；我只说其中一两回我记得遇见过醇亲王的。我相信慈禧太后一定了摄政的人选，就有意让他在北京所能有的条件之内，尽量多受些关于外国事务的教育。

美以美会多年来想从美国募款，附在教会和汇文大学旁边建一所医院和医学堂；募了半天募不成，末了主持这桩事的马萨诸塞州的霍普金斯医生同他兄弟、妹夫商量，由他们捐了款，把这所房子建了起来。霍普金斯医生和他朋友这番义举，正对了中国人重义气的脾胃；房子落成时，来观礼的中国官员极多，醇亲王和溥伦贝子也到了。致辞的有美国公使康格先生、慕尔主教、那桐、胡抚台、姜将军以及别的几位年长的代表；他们都称许这份慷慨——竟能叫霍普金斯医生这样一个人，不但把自己、连自己的钱也拿出来，用在教育中国青年、医治中国穷人身上。我还可以添一句：霍普金斯医生如今是北京许多王公大员的医生。

在这重建期间，华北好几所书院联合起来办了一处联合学堂，其中一项是一所联合的医学堂，就在哈德门大街上、克林德牌坊以北不到一百码的地方。造这所房子，北京的富官们捐得很慷慨；慈禧太后也送来一万一千两的票子——合美金九千元——并派醇亲王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落成典礼。那一回赫德爵士代表外国人致辞，那桐代表中国人致辞。醇亲王虽没有在礼上公开露面，却私下表示：看见中国的京城里造成这样一所合时的医院和医学堂，他很欣慰。

我把醇亲王生平这几件事记下来，是要说明：论见识世界的机缘，他胜过任何一位坐过龙椅的中国君主或摄政；而机缘一来，他是抓住了的。他同各国使馆的外交界往来极密——就办外交而论，这大概是他所得的最要紧的一份见识，因为这些公使正是他同各国政府往来所必经的孔道。他出席过好几处教会学堂的落成典礼，因而凭亲身的接触，多少懂得传教事业的本心与工作，也懂得做这桩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若愿意，还可以请溥伦贝子做他的顾问——那一位环游过世界，看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条件之好无以复加；同外交官和别的外国人来往之密，还在醇亲王之上。我同我妻子曾在美国使馆、也曾在他府上同他和福晋一同吃饭；我们离开中国时，他们夫妇还一同坐着四轮马车来送行——这样的事在几年以前是不会有的，也可见中国的门如今开得有多大。

所以通盘来看，醇亲王开始摄政时，就对外的局面而论，前景比中国历来任何一位统治者都光明。对内的局面又当怎么说呢？他既是光绪的弟弟，本人又是个开通的青年，理该得着变法党的支持；而他既是慈禧太后所选，也就得着那些了不起的开通大员的支持——二十五年来，尤其是光绪被废后这十年来，国事一直是他们经办的。

最里头的一圈是紫禁城，里面是宫殿和四围的房屋。它的墙不如城墙那样厚、那样高，上面覆着明黄的瓦，四周环着又深又宽的护城河。东西两面各开一门，可以通到皇帝这处居所的内部，以及所附的地面和屋宇——那些屋宇里住着守卫的人，把守着通往龙椅的路。

——卫三畏《中国总论》

十二宫廷的家——紫禁城

自已故的光绪皇帝被废以来这十年里，到北京来的欧洲人常常问我：

「皇上若是死了，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另立一位皇帝。」我的回答从来都是这一句。他们接着照例又问一句：

「那慈禧太后若是死了呢？」

「那么皇帝自然要重新临朝。」我也从来都是毫不迟疑地这样答。可是这十年里，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想到问这样一句话，我自己也没有那份机灵去自问一句：

「万一皇帝和皇太后在同时、或前后脚，把那根脆弱的性命之线一齐绷断了呢？」倘若真有人这样问我，我承认我是不知道怎么答的。这个难题，大概除了那座神秘的紫禁城里的人，以及那些同样神秘、天没亮时从半开的宫门里进进出出的幽灵般的人物，谁也不曾想到过。倒是有三方面的人，这个难题也许一再地摆到过他们眼前；这个难题和它的解法，我们大概都得归到他们身上。

两位陛下的死讯同时宣布出来时，还有消息说：日本人疑心里头有诡计。不过在他们也不过是疑心罢了；据我所知，他们没有一个动手去剖析这件事、去解开这个谜。合情理的解释无疑是有的；不过要找它，得到紫禁城里去——那是世上最神秘的一处王居，白人除了奉旨，是从来进不去的，只有一回是例外。

一九〇一年，朝廷还躲在西安府——联军进北京时他们逃去的那座城——紫禁城的西半边曾向众人开放，唯一的条件是要有一张执照，好作凭据给守着午门——就是前门——的美国蓝军装的兵看。我侥幸弄到了这样一张执照。

我头一件事，是找一个中国的照相师——城里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个——同我一道去，把我要的东西都照下来；他自己中意什么，也随他照。

北京城的规划是很整齐的。南边是汉人的外城，周围十五英里。北边是一个方城，每边四英里，共十六平方英里。这方城正中，围着一圈好看的雉堞城墙——墙根三十英尺厚，墙顶二十英尺厚，高二十五英尺，四周环着一道一百英尺宽的护城河——那就是紫禁城，占地不到半平方英里。这座城里只住着一个男人，就是皇帝；人称他作「孤家」。

四面正中各开一门，南面那道午门是正门，只有皇帝一个人可以从这里出入。后门——占领期间由日本人把守——是给皇太后、皇后和宫眷们走的；两边的门则给有事进宫的官员、商人和别的人走。

这座城当中，由南到北有一条约三百英尺宽的甬道；甬道上每隔二百码起一座大殿，如殿试的大殿、皇帝迎娶皇后的大殿、御书房、御膳房等等，一概覆着黄瓦。游客从鞑靼城的城墙上望见它们，便当作是宫殿——其实这些并不是皇室居住的地方，而是五百年来中国的皇帝和他们的大臣在半夜到天亮之间办那些外交上的大事——以及那些暗事——的所在。

你若肯半夜里同我到那座从鞑靼城通到汉人城去的大门——前门——那里去，你会听见门枢转动时那一声长长的呻吟；不多时，空气里就满是车轮的隆隆声和骡蹄踏在石板上的得得声——那是送官员们去朝见他们的君主。你若肯陪我在那里一直待到天快亮，就会看见他们像一个个不作声的幽灵，盘腿坐在没有弹簧的车底板上回家去；可是他们办的是什么事，你怎么打听也打听不出来。「他们爱黑暗胜过爱光明」——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而是因为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是这个规矩。

这一排宫殿正北、后门外头，有一座人工堆的土山，叫煤山，是挖太液池的土堆起来的。据说这山里埋着足够全城围城时用的煤。不过堆这座山，本意并不在此；它另有一层更神秘的意思。地里、空气里、每一棵树、每一口井、每一道溪里，向来都是有神灵的；在中国，盖一所房子、建一座城、甚至选一处坟地，历来都要安排得能挡住邪祟进来。所以「煤山」堆在这一片宫殿的北边，是要挡住北方那阴冷荒寒的邪祟。

那后门里头是一座好看的园子：有假山，有亭轩，有花木，有清澈的人工小溪淙淙地淌过同样是人工的石子——虽说是人工的，却也成了一片好景致，夏天里一片清凉的绿荫。这园子东边有一座小小的御用神殿，四面开四道门，向着四方。每道门前有一株大柏树，有几株已有五百年；树干从根上劈开七八英尺，把劈开的两半相距三英尺栽下，成了一道活的门拱，拜的人进殿时必得从底下穿过去。园子北边、后门东边，有一座极好看的佛殿，只许皇族的人在那里礼拜；殿前也有一道上面所说的那种活门拱，颐和园里的御用殿宇前头也有。这是我在中国各处所见庙宇礼拜的规矩里最别致、最神秘的一样；不论我怎样问，也从没有人给过我一句解释。

如今你若肯同我上煤山顶去，我就指给你看两位陛下住的房子。在紫禁城的西北角上，有六排南向的房子，一排在一排后头，北面有白塔山上的白塔替它们挡着邪祟。

也许你愿意同我到两位陛下这几所住处里去看看——或者说，既然女人的家总比男人的窝更有意思，就让我领你穿过这位本族中最了不起的女子——已故慈禧太后——的内寝吧。这六排里她占了三排：头一排是她的会客厅和书房，第二排是她的饭厅和寝室，第三排是她的厨房。

在这里所见的东西给人的印象很奇特：并没有东方那种富丽炫目的颜色，可是有一种沁人的美——而且是家常的美。无论怎样描写，都写不出它的十分。非得亲眼看见、亲自领会不可：墙上挂着五百年前中国古人名家的画；专为宫里烧的康熙、乾隆两朝最好的瓷器，在它们本来该在的地方，摆在雕工极精的中国桌案和多宝格上；门上挂着绣工华丽的绸帘；还有那些举世无双的织锦——只有中国人能为他们最了不起的君主织得出来。看见了这些，我们才领会得到这位了不起的太后内寝的美、富与雅致。

我走进了她的寝室。也有别人进去，坐在她的榻上，叫朋友给自己照相；我可不容自己这样做。我脱帽默立着，又惊叹又佩服地看着那张床：绣得极华丽的帐子从顶棚一直垂到地上，黄缎的褥子有十英尺长，一只又大又圆又硬的枕头，精致的丝被掀开着，仿佛只等太后回来。屋子对面是一铺砖炕，北方中国人家都有这样的炕；她的宫女就睡在那上头，或者像不作声的鬼影一样坐在那里，守着这位人类三分之一的唯一女统治者歇息。陈设虽华贵，却极简单：没有花草，没有容易积灰的繁复雕镂，除了两张床和一张小桌，只有几件素净安神的壁上装点，还有一只大钟单调的滴答声，哄她入睡。

莎士比亚想着英国的君主能说出「戴王冠的头是不得安枕的」这句话，我们把它加重些用在慈禧身上也未尝不可。四十年里，不论冬夏她都得半夜起身，走进宫里那些又黑、又冷清、又阴寒的大殿——那些殿里多半只点着牛油蜡，只用装炭的铜火盆取暖；她在那里坐在帘子后头，谁也看不见，她也看不见谁，听那些来上这黑地里的早朝的人回话。随后她还得同他们一道拟旨，发到《京报》去——那是世上最老、也最糟的报纸——刻在木板上印出来，再由驿差送到全国每一位官员手里。她统治的是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因而时刻得防着不满和造反的苗头；她自己又是个穷人的女儿，起头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妃子，而那位皇帝性子又弱，所以她还得提防着那些多少有点资格问鼎宝座的王公们有什么不服。她还得盯着远省的巡抚和统着大军的总督，免得他们把兵锋掉过来对着宝座，而不是护着宝座。

她丈夫死在离她的宫苑二百英里外的逃难途中时，她得设法把自己三岁的孩子扶上宝座，而舵仍旧握在她自己手里；这孩子一死，她又得立刻备下一位继承的人，好叫自己的权柄再延一任。便是等他成年亲政了，她还得像监护人一样看着他，免得他把她一手建起的屋子塌到他们自己头上来。不但如此：等到她不得不把他废掉、以他的名义治国，把他的朋友发配、把他的仇家安抚、把他囚在他自己的宫苑里——这要有泰坦一般的胆气才做得出来。可是她从没有退缩过；虽说我们不妨设想：她那些最穷的百姓，头底下垫块砖就能从天黑睡到天亮，睡得只怕比她还安稳。

她还有千头万绪别的差使要办。她是那一大家子的婆婆：底下有皇帝、皇后、六十位妃嫔、两千名太监，还有数不清的宫眷和使女。他们的用度浩大，一笔一笔她都得盯着。他们吃的东西同中国百姓所吃的差不多，这一层我恰好知道——因为她手下一个太监常来找我，求我在他替皇帝办的一桩事上帮忙，来时常从御膳房带各样肉食和别的这类珍馐给我。

我还想请你去看看这片好看的宫苑里的三处御用殿宇。头一处是一座三层的高楼，在那壮丽的太液池的尽头。楼里立着一尊千手千头的佛家神像；人站在底层，它的头几乎顶到屋顶。它的身、脸和手臂白得像雪。楼里再没有别的东西——除了这尊面目慈和的佛家神像，再没有别的可供这位统治中国亿万生灵的、乌黑眼睛的明察之人去礼拜。

近旁另有一座房子，好看得多。它通体贴着琉璃瓦，每一块都是在千里之外的窑上、按它将要占的那个位置专烧的；块块严丝合缝，这在中国的建筑上，倒可以给美国的建筑家提个醒。

这三处里的第二处在煤山之西，正在两位陛下住处的北面。有一天我在这禁地里走，从后头撞见了这座殿。其中一座殿的藻井上有一块直径约十英尺的圆形，雕着两条极华美的龙戏珠，通体贴金。天旱时皇帝就到这地方来自陈己罪——他向神明承认：这场旱全是他招来的——并祈求赦免，祈求降雨润泽干渴的土地。紫禁城城墙四角上的角楼，同这座殿前院里的小亭是一路的式样。

如今春芽初绽、桑叶将要长成，你可愿意随皇太后或皇后到白塔山上——在煤山和太液池之间——的一座坛里去？她在那里祭蚕神，为那小小虫儿的一年生计祈求丰稔。坛上头立着一尊我所见过的最丑的铜神像——是男身，且是赤裸的——供在一座极精致的小龛里，龛上每一块瓦都做成佛头的样子。占领期间，游客可以随便到这地方来；他们要古玩的心压过了分寸，把这些瓦上的头一个一个敲下来；等到这地方封起来时，没有一块瓦不是残缺的。

紫禁城里还有一处房子值得我们留意，那就是画库。中国是东方一切艺术之母，这一点一般人并不知道。我们对日本的艺术还知道一些，对中国的却知道得极少；然而日本最好的画家所指望的，也不过是赶得上他们中国的老师罢了。这座画库里收着十个世纪以上历代名家最精的手迹，另有历朝著名皇帝的御容。如今在这些御容中间，我们还能见到两幅慈禧太后的像：一幅是卡尔女士画的，一幅是美国有名的肖像画家胡博·华士画的。

我爱同我本国的人谈起两位陛下、谈起福晋们和中国的太太小姐们——谈我所见过、所认识的她们。你们的情谊，我是永远记着的。你们的皇太后陛下，在我心里占了一处温暖的地方，被珍藏在那里。请代我向大公主致亲切的问候，向别的福晋们致最好的祝愿。

——康格夫人致醇王福晋书

十三宫里的女眷

宫里为首的人物是叶赫那拉氏隆裕，已故光绪皇帝的皇后。人向来称她「小皇后」，如今她是皇太后了。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老太后做了咸丰的妃子以后，便设法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丈夫的弟弟——人称七王爷的那一位——就是光绪和当今摄政王的父亲。

为着把大统留在自己一房，她在亲生的儿子同治皇帝死后，把这位妹妹的儿子接了过来，立为光绪皇帝——那时他才三岁多一点；这件事天下都知道。等到他该成婚的时候，她做主叫他娶自己的表妹隆裕，也就是她所疼的弟弟桂公的女儿。这门亲事光绪本不情愿，因为他的心思仿佛早在另一个人身上。可是老太后一定要如此，他末了只好立她为皇后；为着叫他称心——或者说，为着安抚他吧——她准他把他本想立为皇后的那位姑娘收作头一位妃子。宫里传得很开：隆裕到他跟前去时，他不止一回把鞋踢向她——这样的举动，同人们一向说光绪早年的那副脾气正相称。这大概也说得通：她何以在一八九八年和一九〇〇年那些乱日子里，始终站在老太后一边——虽说她这位尊贵的姑母夺了她丈夫的宝座。

何德兰夫人告诉我：「隆裕一点也不美，不过面目里带着一种忧郁的温和。她背有点驼，人极瘦，脸长而发黄，牙齿坏得很厉害。她性子和顺，一点也不出头；召见时我们若向她招呼，她也还礼，却从不敢先开口说一句话。凡召见女宾的场合她都在场，可是从不挨近慈禧太后或皇帝。有时候她也走进他们所在的大殿里去，却总站在后头不惹眼的地方，身边围着她的侍女；一等能不惹人注意地退出去，她就退到院子里或别的屋子里去。夏天里，我们有时看见她带着仆从在院子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她看去是个和顺、安静、慈祥的人，总怕碍着别人，样样事里都没有她的地位、没有她的份儿。如今她竟是皇太后了！把我们一向用来称呼那位刚过世的女子的称号，用在这位和顺慈祥的人身上，简直像是把英文糟蹋了。」

我妻子告诉我：「若干年前，我被请去看长叙夫人的病；她因忧思失眠，神经衰弱得厉害。一问才知道：她两个女儿都被选进宫做了光绪皇帝的妃子。她的亲友怕她神志要出毛病，求我尽力。她拉住我的手，把我拽到她身边的砖炕上坐下，凄凄惨惨地告诉我：她两个女儿怎样在一天之内一齐被带走了。

「『可是她们是被选进宫去的呀，』我想宽慰她，便说，『我还听说皇上很疼你的大女儿，本想立她做皇后呢。』

「『不错，』她答道，『可这有什么可宽慰的呢？她们不过是妃子；一进了宫，在我就同死了一样。不论她们受什么苦，我再也见不着她们，也再不能说一句宽慰的话。我怕宫里的倾轧；她们不过是孩子，不懂得宫里的两面三刀——我为她们担心，我为她们担心哪。』她在砖炕上前后摇着身子。

「不过时光是最好的医生，再加一点药、一点体恤把她的神经安顿住，她不久就好了；只是到头来，她所怕的事一样也没有落空。」

一八九七年，这位头一位妃子的哥哥在南边遇见康有为，做了他的门徒。他回北京以后，既知道皇帝有心变法、又疼他妹妹，便设法同她通声气，说起这位年轻的维新派。政变时皇帝被囚，这位妃子也被降位幽禁，罪名是她引荐康有为到皇上跟前、因而干预国政。从那时起她一直独自幽禁着，直到一九〇〇年朝廷出逃；那一天他们忙着躲联军，把她漏下了，撇在宫里。她发觉只剩自己同太监们在一处，怕落到外国兵手里，便投井自尽了。一九〇二年朝廷回銮，慈禧太后追封了她，以表彰她这样舍命全节。

那个难忘的八月早晨，朝廷出京时的仓皇零乱到什么地步，从下面这件事也可以想见：她姐姐也被漏下了，同一个太监步行跟在起驾的队伍后头逃。半路上遇见庄亲王坐着轿子从宫里回来——他方才同庆亲王一道进宫，禀报两位陛下说联军已经占了城。那太监认得他，便叫他看这位逃难的妃子；他下了轿向她请安，她求他替她找一辆车，好追上朝廷。恰好过来一辆破车，车上坐着个老头儿。王爷命他把车让给这位妃子，又打发她到自己府上去，在那里备下一辆像样的车；她终于在南口追上了朝廷。

召见时，这位妃子总同隆裕皇后在一处，站在她左边。不过论相貌、论见识，她都不及她妹妹。

常在慈禧太后身边、做她女官的宫眷，头一位是大公主，已故恭亲王的女儿——恭亲王是慈禧太后丈夫的六弟。两宫太后为着同她父亲的交情，把她认作女儿，皇女所有的名分、体面和封号，一概给了她。全国只有她一个人有资格坐慈禧太后、皇帝、皇后所坐的那种黄轿子。品级最高的王爷——便是庆亲王本人——路上遇见她也得下轿。可是这位女子在宫里，不论身上多难受，也不敢在太后跟前坐下。

「有一天我们在宫里，」何德兰夫人说，「大公主的腰痛犯得极厉害，几乎站不住。我劝她到殿后柱子背后去歇一会儿。

「『我可不敢，』她答道，『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规矩。』」

她举止端严，相貌平常，仪态庄重，年约六十五岁；宫里的女眷中，数她行屈膝礼行得最漂亮，这是出了名的。

义和团之乱和占领期间，她的府第被抢，损坏极重；她只穿着袜子从旁门逃了出来。事后头一回在她府上设午宴，她为屋里的荒凉告罪，说是被义和团抢的——虽说我们知道抢的是联军。后来的几次午宴上，她已置办了些陈设，多少恢复了几分旧日的华美；不过这些被劫的府第，要恢复从前的气象，只怕许多年也不成。

大公主以下，是隆裕的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嫁了泽公——就是那位率团环游世界、考察中国革故鼎新该采何种政体的大臣。说这位公爷所以被派为团首，是因为他娶了慈禧太后的侄女，大概也不为过；这个团回国后奏请立宪。另一个妹妹是醇王福晋，性情同皇后恰恰相反：她身量丰满，却生得美。她一向是慈禧太后最疼的侄女，凡有场合她都在场；外国女客在座时她极其庄重，可是中国人告诉我：皇族自己人聚在一处时，她是满座的活宝。她甚至会站在慈禧太后椅子后头——照中国人的说法——「做出种种鬼脸」，弄得旁人几乎绷不住。她是三姐妹中最小的，性子又快活，中国人便给她起了个诨名叫「小姑娘」。这三姐妹都没有儿女。

醇王福晋和载振福晋——庆亲王的独一个儿媳，本人是一位总督的女儿——很合得来，是宫廷圈子里最要好的一对朋友。后一位生得美，又聪明、又敏捷、又有分寸、又大方。宫里的女眷中，数她最风趣；她同醇王福晋两个，也是最有意思的两位。凡公开的场合，宫眷们所以好款待，这两位出的力比谁都多：她们兴致极高，总设法把场面撑圆了，仿佛觉得这一场召见或午宴作为一次应酬办得成不成，她们自己是有责任的。

元大奶奶是常住宫里、陪着慈禧太后的两位宫眷之一；另一位是庆亲王的四格格。她论名分是慈禧太后的侄媳妇，其实却从没有过门：她所许的那位慈禧太后的侄儿，她连面也没见过，就在成婚以前死了。他死后、下葬以前，她穿上寡妇的孝服，坐一乘蒙着白麻布的轿子到他家里去，行了寡妇该行的礼，这就有资格以他妻子的名分自居了。这样的举动在中国人看来是极可敬的；凡这样把自己许给守贞一生的女子，受的尊敬是无人能比的。

常住宫里陪着慈禧太后的第二位，是庆亲王的四格格。她嫁的是一位总督的儿子，夫妻的日子却只过了几个月。她被接进宫去；因为是寡妇，既不穿鲜艳的颜色，也不施脂粉。她学问极好，又极虔诚，许多工夫都用在读佛经上。人都说宫眷里数她最美。

慈禧太后把她所有亲戚的家务差不多都管起来：把几位年轻守寡的接进宫来，做她的宫眷同她相伴；常在她身边的，只有她抬举起来的有品级的人，或是她自己家里的人。她也并不因国事忙碌就不管，还要停下来给人断家务官司。

宫眷里有一位嫁的是一位郡王。她丈夫至今还在，只是夫妻过不到一处；慈禧太后便做了这位福晋的干娘，把她丈夫发到蒙古去——这件事又让我们看见这位老太后性情的另一面：她是怎样对付难缠的丈夫的。

中国社会给女子安排的地位是严格限于家内的；同东方别的国家一样，西方那种眼看要膨胀到惊人地步的自由，在这里是不给她的。并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女子比别处的女子待遇更坏；不过人们自然尽可以随自己的想象去描画她的处境。他们难得被让进中国人家的内室，因此想象是无拘无束的。实情是：这一面能说多少话，那一面也能说多少话。家庭的幸福在中国——同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是一场碰运气的抽彩。父母总要替儿女择配，有时候错得也同年轻人自己作主时一样厉害。

——戈斯特《中国》

十四福晋们——她们办的学堂

有一天我到肃亲王福晋府上去出诊，话头转到了中国的女学上。这个题目我极关切，又知道王爷为教他的女儿和府里的女眷办了一所学堂，所以福晋一问，我自然高兴：

「学堂上课的时候，你可愿意去看看？」

「再没有比这更叫我高兴的了，」我答道，「什么时候去好呢？」

「明天早上来得了吗？」她问。

「乐意之至；什么时辰？」

「我打发我的车来接你。」

第二天早上，王爷的车来了。车里衬着皮子，垫着缎面，摆着靠垫，车身围着一道红带子，标明车主的品级。一位年高的太监——府里管事的总管——骑马在前头开道，又扶我上车下车；赶车的戴着红缨帽，规规矩矩地在车旁走着。

学堂占着王府里一进大院子。同一进院子里还有一样西风东渐的凭据：一所两层的洋式大房子，是王爷会客的地方。肃亲王是头一个设这样一间洋式客厅的；此后别的官员王公乃至慈禧太后，都跟着这样办了。

「这倒同我们外国人的院落差不多。」进院子时我对福晋说。

「是啊，」她答道，「王爷不爱把院子铺砖，宁可种上草，栽满花木。」

学堂的房子显然是专为这用途盖的：又亮堂又通风，整个南面都做成窗子，糊着薄薄的白纸，透进来的光又柔和又养眼，把日头的刺眼挡在外头。地上铺着厚厚的绳编席子，墙上挂着植物、动物以及别的挂图。除了一间齐备的学堂该有的家具，屋里还生着一只洋炉子，有装刺绣和画具的玻璃柜，另有一架很好的美国风琴，用来教她们唱歌、跳舞和做体操。

我到时正赶上课间。福晋把我领进先生的小间——那小间用一扇雕工极精的屏风同大屋子隔开。在这里她给我引见了那位日本女教习，又端上茶来。她不会英文，中国话也只会几句；我们勉强攀谈的那份尴尬，直到上课的铃响才算解了围。学生们进来了，是王爷的侧室和女儿、他儿子的媳妇，还有他亡弟的妻女——她们都住在他府上；进来时秩序井然，各自入座。先生一进屋，众人一齐起立，一直站着；等她在讲桌前站定，深深鞠一躬，众人才齐声还礼。凡我所到过的学堂都是这个规矩：便是堂长是中国人，每一堂功课的起头和末了，学生也要起立，照日本的样子深深一鞠躬。

「这学堂开了多久了？」我问福晋。

「三个半月。」她答道。

「这些刺绣和画，都是这段日子里做出来的？」

「都是；此外还念着西学的功课呢。」她说。

算术课上，先生把例题写在黑板上，学生在石板上演算，然后一个一个被叫起来讲解，讲的是日本话。这一班正背功课时，王爷进来了，问我们要不要看做体操——他显然以为，比起算术，我会更爱看操。看那些满洲女子站起身来，随着洋风琴上一支轻快的进行曲做一整套体操，是很有意思的。日本人于体操一道是行家；我所到过的学堂里，那些日本女教习安静的端庄、含蓄的力量和温和的性情，都叫我喜欢。号令一下，动作那样整齐划一，既叫我惊讶，也叫我欢喜。这些学堂里样样都好，只有唱歌糟得叫人受不了。中国人的嗓子本来清亮甜润，略带小调的味儿，若教得法，是能有相当长进的。可是那位日本先生拖着调子、带着鼻音唱，学生就跟着她这样唱，显然以为这才是正宗的西洋乐。看年纪小些的学生随着《我们可要在河边相聚》那熟悉的调子——由大小姐在风琴上弹着——做出庄重的舞步或步操来，我觉得颇好笑。

「这几位小姐的头发没有照满洲的常式梳。」我对福晋说。

「是啊，」她答道，「我们觉得那样不好：不很方便；所以叫她们照你看见的样子，在头顶上挽一个小髻。我们也不许她们在头上戴花、不许涂脂抹粉、不许穿鞋底当中垫高的鞋。我们要尽量给她们方便和舒服。」

她们很得意自己那些钩织和刺绣的小件，每一件上都记着做的人的名字和完工的日子。有许多是用好看的丝线、照极繁复的花样做的；不过我更赏识她们的图画。

「她们的功课都有哪些？」我问福晋。

她走到墙边，取下一只齐整的金框，里头是她们的功课表；又叫她大女儿抄一份给我。她们一天五门功课，一星期上六天，礼拜日放假。先上算术，跟着是日本话、针黹、音乐和体操，再上中国话、图画、中国历史，还有本国文字的写字——那是她们最难的一门。这些学生举止的庄重、她们对先生的敬重、她们做功课的样子，都叫我欢喜。这份规矩给她们的约束、由此生出的自重、以及随之而来的求知之力，也许比她们所学的知识还要值钱——虽说那些学问也一定是有用的。

肃亲王的五妹是喀喇沁王福晋，嫁的是蒙古的喀喇沁王。满洲人有一条规矩：王爷不许娶本族的宗女，同皇帝自己一样，得从没有封号的人家里择妻。这些女子过门以后，便升到同丈夫一样的品级。王爷的女儿也是一样：她们的丈夫必得出自平民；可是同王爷不同，她们不能把丈夫提到自己的品级上来，因此她们的儿女在宗室里没有名分。所以许多宗女宁可嫁蒙古的王爷，这样既保住自己的品级，也保住儿女的品级。

这样一门亲事，自然要把一位宗女的日子整个改样。她在京城的王府里长大，吃的是中国饭食，没有吃过苦。一嫁了蒙古王爷，就被带到蒙古的草原上去，往往不得不住帐篷，吃的多半是奶、黄油、奶酪和肉——这些在中国人多半是受不了的。他们尤其厌恶黄油和奶酪，还常说外国人身上一股蒙古人的气味——据他们说，那正是吃这两样东西吃出来的。

肃亲王的五妹运气好，她嫁的这位蒙古王爷不是游牧的。他在自己的领地上立了一处像村镇似的治所，最要紧的一处便是他自己的府第。他夏天和一部分冬天住在那里；不过每三年他得至少在北京的府第里住上三个月，进京朝觐皇上。

有一回他们进京时，这位福晋打发人来请我到她府上去。我自然以为她病了，便带着药箱去；不料她头一句话就是：

「我没有病，家里也没有人病；我请你来，是想同你谈谈外国的事。」

她备下了极丰盛的点心。我们一面吃，她一面把话头引到矿和开矿上，随后说：

「我们王爷对这件事极有兴味，相信他在蒙古的领地上埋着极富的矿藏。」

「哦，那可太有意思了。」我答道。

「你自然知道有这么一条规矩，」她接着说，「凡本朝的王爷，没有特旨，不许离京城几英里以外。」

「这一层我倒不知道。」

她接着说：她丈夫很想去圣路易斯博览会，到美国去研究这件事；可是这些拘束一天不去，他就一天去不成。随后她说：

「贵国的教育章程我很有兴味，尤其是你们办女学堂的法子。」

「你可愿意来看看我们的女子中学堂？」我问。

「求之不得。」她答道。

她果然来了。临离京以前，她请了一位日本女教习，带回蒙古家里去，在那里给蒙古的女孩子办了一所学堂。

这学堂里她立了一套正经的规矩，同蒙古人那种散漫的做派可对不上；听她讲王爷怎样常常得在早上挨个儿去叫醒女孩子，好赶在九点钟把她们弄进学堂去，实在叫人好笑。

她再来北京时，带了十七个最出色的女学生来看京城的景致，又参观了几所女学堂——教会的、非教会的都有。样样东西在她们都是新的；我领她们看我们的家和我们的中学堂时，听她们的议论很有意思。福晋回蒙古时，又带了一位有学问、文才出众的年轻中国小姐去，在学堂里教中国经书。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所由满洲的宗女为蒙古女孩子办、由中国和日本教习教的学堂。这位年轻小姐是礼部尚书的女儿；她父亲是全国文科取士的总裁，本人是状元出身。去以前她是缠着小脚的；到草原上没多久，她就放了足，换上合式的衣裳，同福晋和那位日本教习一道在清早骑马越过草原——这在寻常情形下的中国闺秀，是从没听说过的事。这所学堂如今还在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有用。

肃亲王的三妹嫁的是平民；不过同这些下嫁的宗女一样，她仍旧保留着闺中的封号「三格格」，人也一直这样称呼她。

「您的学问是怎么得来的呢？」我有一回问她。

「我小的时候，」她答道，「我母亲不赞成女儿念书；不过像大多数富贵人家一样，她请些老先生到府里来说书、吟诗给我们解闷。我常常跟着老先生出去，把他们念的那些书买下来，再拿钱买通几个太监教我认。我就这样把中国字认得差不多了。」

她对如今女子教育的新风气，同她妹妹一样热心。西学之风一起，她就办了一所学堂，收着八十来个女孩子，出身各色人家；除了雇教习、腾出屋子，她和她的几位朋友还拿出很多工夫亲自教中国经书，另有一位日本女子教她们体操和西洋算学的浅近道理。

她是个十足亲外国的人，凡有助于新教育和中国女子自由的事，她什么都肯做。有一回北京的中国人办赈灾募捐，开了一个大会，男女一体邀请——这样的会在北京是破天荒头一回，义和团之乱以前是断不会有的。三格格既答应帮着安排节目，便带了她的几个女学生，在一座大台上做体操给众人看。又有一回，她带着全体女学生到一家中国马戏班子的包厢里去看戏；那里有男女艺人在一个圆场里翻跟头、跑马，同我们自己的马戏班子差不多。这马戏班子里，缠足的女人骑马骑得同我们马戏班里的女人一样好；还有一个缠足的女人仰面躺着，用两只脚顶着一只至少一百磅重的车轮，一直飞快地转，停下以后还顶着，让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爬到轮子上去。这位格格打定主意：凡这座城里有的好处，都要让她的女学生们得着。

在这位三格格的学堂里，我参加过一场很别致的追悼会。杭州有一位女士，办了一所学堂，用寻常的法子筹不到足够的钱维持；她便在自己胳膊上划了一道深口子，庙会那天整日坐在庙院里，身旁立一块牌子，写明她这番异举的缘由。这样她募到了三百两银子，把学堂头一年的用度支应过去。钱用完了，再也募不到，她便写信给本省的官员，求他们捐助，并申说女子教育何等要紧——她说她愿意为这件事舍命。官员们对她的呼吁置之不理；她末了又写了几封信，再一次求他们帮着把学堂办起来，随后就自尽了。那些信送了出去，后来登在本地和各处的报上。各省都开了追悼会，会上募到的钱，不但用来办她的学堂，也用来在各省另办学堂。

开这场追悼会的三格格的学堂布置得极其华美：大门和各处门上飘着中国旗子；学堂的墙上挂满写得极好的条幅，说明开会的缘由，称颂这位女士的德行。第二道门里摆着一张桌子，有个书记坐在那里，记下我们的姓名住址，发给我们一份「仪节单」。三格格在这里迎着我们，把我们领进正厅。正对着门挂着这位女士的画像，围着一圈绢花，是一位中国画师画的。像前一张桌子，上头摆着一盘香喷喷的木瓜、几支蜡烛和点着的香，看去像一座神龛。屋里四处摆着盆花，收拾得格外洁净好看。中国客人进屋时对着画像鞠三个躬；我觉得这礼数很好看。

这学堂的女学生约六十人，一律穿蓝制服，向来客行屈膝礼。北京另有十六所女学堂，或派教习、或派学生、或两样都派来与会。有一所男学堂全体到场，穿着军装，前头是一队乐班，还有一位操教习佩着刀。男女来宾都有致辞的，其中为首的是三格格，还有《北京女报》的女主笔——那是当时世上唯一的女子日报——她力陈在全国各处兴办、并捐助女子学堂何等要紧。

附注：本章录自何德兰夫人的笔记。

丈夫纵然家道丰，

也不可挥霍无度；

吃的用的，

总该有个限儿。

丈夫若是穷了，

你该甘心同他一样，

勤勤俭俭过日子，

不去怨这个怪那个。

——《女儿经》

十五汉人的命妇

满洲女子心目中的美，是端庄；她的举止和她的装束，在这上头出的力几乎一般大。她的头发绾在银的或镶玉的簪子上，插满了花，沉得很；若不是走得极稳重，一歪就歪到这边或那边去了。她的长袍从肩上一直垂到地，把她本就高的身量衬得更高；她那双绣得精致的鞋，鞋底当中垫高四到六英寸，逼得她非站得笔直、走得又慢又庄重不可。她不大笑，难得说笑话，不论做什么都存着一份郑重。

汉人的太太小姐却相反：她要的是小巧、可人、和气、柔弱。她爱笑，爱听笑话，永远是好性子，爱说话。

他们有一位诗人这样描一位有名的美人：

她那双明亮的眼睛，一刻里含着泪光，

下一刻又满是慧黠与笑意。

为它们写下的诗有千千万万，

李白为它们每一种神情都写过一支歌。

「含羞的、含情的、恳求的、讥诮的，

撩人的、慵懒的、含爱的、含笑的，

迷魂的、狡黠的、顽皮的、娇纵的，

任性的、乖僻的、消融的、傲岸的——

这就是杨贵妃那双眼睛的光。

「她朱红的唇、桃花的颊，

比得过蔷薇的颜色。

这一处受了亲吻，那一处便含着红晕说：

也来亲我一下罢。」

她把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齐整的髻，花插得少，却爱用许多珍珠来装点。她的上衣只过膝一点，下身是一条打着细褶的裙子；走路时——或者说在她那双「金莲」上款摆时——裙底露出小脚尖尖的鞋头，仿佛一朵被风吹动的花——中国人爱这样比她。诗里她的腰是「柳腰」，她那双常被称作「金莲」的小脚不过两三英寸长，小得往往非有一两个仆人扶着才走得动。其实她纵然用不着扶，也要装出一副弱不禁风、非人扶不可的样子。

直到极近以来，满洲女子读书都是被劝阻的，不是被追求的。宗女中许多人连最浅的书也读不了、连给朋友写封信也不会，全靠识字的太监替她们代劳。汉人的太太小姐却相反：她们一般读写都不吃力，其中有些人的学问比得上一位翰林。

在应酬上，这两类女眷是从不往来的。她们的丈夫或许品级相当，在官场上彼此相熟，可是女眷并不想见面。有一天，一位汉人大学士的孙女正在我这里做客，下人通报庆亲王和肃亲王的妹妹来了。她们进来，我便给彼此引见。那两位格格受引见时那份端严，叫我担心这一场会坐得冷冰冰的。我说明了我这位汉人女友的来历，她们照例答道：「外头都认得，里头都不认得。」——可是冰并没有化。我尽力找一个双方都有兴味的话题，找了半天，简直像要把油同水搅在一处。我正要绝望作罢，我那位小小的中国朋友看出我的窘境、看出我为打圆场所费的力气，便一头扎进谈话里去，又起劲又活泼，提的话题偏偏又是人家爱听的，把这两位矜持的格格迷住了；不多时她们已经谈得极热闹。

其中一位满洲太太说起自己掉头发、快秃了，很是懊恼。「哟，」我那位小小的中国朋友说，「前不久我害了一场重病，头发全掉光了；后来得了一位朋友的方子，全长回来了，您瞧这效验。」她一面说一面转过那颗好看的头，露出一圈圈油亮的黑发，「我很乐意把方子给您。」末了这两位满洲格格起身告辞；辞别时她们对我这位善于周旋的小小中国朋友，同对我一样亲热——为这个我永远感激她。

她们走后我问道：

「满洲的女眷和汉人的女眷，怎么在应酬上不来往呢？」

「这缘故要追到本朝开国的时候，」她答道，「当初汉人的男子照满洲的样子留了辫子，是讲定了的：不得干涉女人的装束；汉人的女子也一概不入宫做妃嫔、做宫婢。所以我们向来同满洲人保持着距离。我们的男子这样办，是为着护住我们；结果是从来没有一位汉人的太太小姐被朝廷接见过——自然，除了慈禧太后的那位画画的师傅：她进宫以前，得放了足，改满洲装束，还得取一个满洲名字。」

「慈禧太后不是极反对缠足吗？她怎么不下令禁掉？」

「她下过上谕劝人不要缠；可是要禁，那是她的权力所不及的——那就干涉了汉人女子的装束了。」

「满洲人自以为比汉人高一等吗？」

「一条规矩若只能一边讲，那就不成规矩。你难道没留意：皇帝在上谕里称满洲人为『奴才』，称汉人为『臣』吗？」

我的女友中有一位，父亲在她小时候就去世了，她是在祖父家里长大的；她祖父自己是一位总督。凡钱买得来的享用，她样样都惯了：穿的是最华贵的绣花绸缎，戴的是最难得的珍珠宝石，身边有仆妇和婢女伺候着，凡有一点兴致都顺着她。有一天我们谈起义和团之乱，她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若干年前，」她说，「我的管家从街上一个父亲手里买了个丫头回来给我。那是个又聪明、又伶俐、又听话的小姑娘，我不久就极疼她。有一天她告诉我：她祖母是基督徒，她自己也受过洗，还上过教会学堂。可是她父亲抽鸦片，把什么都当光了；末了趁她祖母不在，把她带出去卖了，好换钱买鸦片。她求我打发人去告诉她祖母：她如今有了个好人家。

「我很乐意这样办，因为我知道那老太太必定苦得很，怕这孩子被卖去做了下贱的营生，或是落在狠心的主母手里。不巧我打发去的人怎么也寻不着她祖母：街坊告诉他，孩子不见后不久，她就搬走了。

「年月过去，这孩子长成了大姑娘。她极能干，待人又和善又周到，许多事我都靠着她。她对我极忠心，事事都想着讨我的欢喜。她一向自称是基督徒，不肯拜我们的神。义和团一闹起来，我带着家里的仆人到我祖父家去，心想义和团总不敢去搅扰总督这样大员的家。可是我不久就发觉：凡沾一点开通气味的人，他们一概不放过。

「有一天贴出告示来，说凡基督徒一律交出去；谁若窝藏一个基督徒，自己也要处死。我祖母到我房里来，要我把丫头交给义和团。我们说了半天，我执意不肯。等义和团用这法子能搜的都搜完了，又出告示说：他们要挨家挨户搜查，凡窝藏基督徒的人家，一概灭门。」

「可是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的丫头是基督徒呢？」我问。

「你没听说吗？」她问，「义和团自称：做过某几样法事以后，凡受过洗的人，他们能在他额上看见一个十字。」

「你当时信他们看得见吗？」

「那时信，如今不信了。说实在的，我们当时都信。我祖母来找我，死活不许我把这丫头留在她家里。她走后，那姑娘过来跪在我脚下，求我救她！她待我这样忠心和善，我怎么忍心把她送出去送死？末了我想出一个救她的法子：我打定主意同她一道逃到我一位叔父家里去——他住在离北京一百多英里的一座城里；我指望那里的义和团不像京城这样厉害。

「这位叔父是本省的布政使，一向极疼我；我知道只要能到他跟前，必得他的同情和援手。可是怎么去呢？凡出门的人都受疑心、被搜查、被盘问。国中这样不宁的时候，两个女人独自赶路，不能不招疑；一旦被搜，额上的十字准被看出来，我们就要被判去受义和团据说最爱用的那些酷刑。

「想来想去、筹划来筹划去，唯一行得通的法子仿佛只有扮成叫花子逃走。你知道，路上随时都有讨饭的女人，不大招人疑心；何况暑天里她们常用一块布把头和额裹起来，挡毒日头。这样一来，万一撞见义和团，我指望那十字也遮得住。我们把这打算告诉了两个信得过的女仆，叫她们替我们置办合适的行头。她们办来了——唉，那是些多脏多破的烂布！仆人替我脱下绸衣、叠起来，给我换上这身叫花子的装束时，一个个都哭了。」

「可是你皮肤这样细白，一点也不像晒过日头的女人；你的头发又黑又亮，一点也不像讨饭女人那样枯黄肮脏。我想就凭这几样，你们也该被识破了。」我说。

「那容易办。我们把脸、脖子、手和胳膊都染了色，又把头发解开，实实在在地在仆人从街上端来的土里滚过。唉，那个脏！那股味儿！若不是为救那个忠心的丫头的命，什么也不能叫我这样做。我还得脱下我那双小鞋，照叫花子的样子用脏布把脚裹起来。我们只能带一点铜钱：带着金银，立刻要招人疑心；那时候银票又没有用。

「一天清早，趁人还没起来，家里人把我们从后门放了出去。那是我生平头一回走在街上。我一向是坐着帏车、前呼后拥地出门的。我怕人家盯着看，觉得每一道目光都带着疑心。我的丫头比我还胆怯，所以只好由我带头。我从小就常隔着车上的纱窗看街上的叫花子，所以知道该怎么装；可起头实在难。不过不多时我们就学会扮自己这个角色了——如今想起来，简直像一场噩梦。我们一直往那座大城门走，从那里出城，上了通往目的地的大路。

「头一回撞见一队义和团，我怕被识破，两个膝盖直打颤；可他们从我们身边过去，连看也没看一眼。此后我们常常遇见他们；这一趟路还没走完，我就开始怀疑他们那套『凭十字识基督徒』的话了。

「我们在路边的摊子上吃饭，夜里常在门洞里或墙根下露天睡。这样走了好几天，到了我叔父的衙门。可是我们不敢进去、不敢说明自己是谁，怕连累了他们——因为我们一路发觉义和团处处都强，连官员也怕他们的凶焰。我们在衙门附近转悠着讨饭，装得不惹人疑心，直到一个在府里当了多年差、我又极熟的老仆走到街上来。我一路讨着跟着他，等到旁边没人听得见了，才用叫花子那种拖着长腔的哼唧告诉他：我是谁、为什么在这里；求他去回禀我叔父，又说他们若肯在傍晚把角门开着，我们就在近旁，可以悄没声地进去。

「起初他怎么也不信那是我——那时候我们实在活像十足的叫花子；末了他信了，答应去禀我叔父。天黑以后他把门开了，从后廊领我们到我婶母房里去；婶母和叔父正在那里等我。他们一看见我这副模样，两个人都哭了。两个在府里当了多年差的老妈子帮我们换了衣裳，给我们洗澡、拿饭吃。我的脚受的罪最大：又肿又溃烂，脏布和泥土粘在疮上，糟糕透了。洗了好多遍才洗干净，脚过了好几个星期才好。

「我们在叔父那里一直住到义和团之乱结束、我祖父从西安——他是随慈禧太后和朝廷去的——回来，我才回北京。」

「听说你受了这样大的苦，你祖母心里一定过意不去。」我说。

「我们在一处说话，从没提过这件事。那种时候，人人都只顾自己；死就在眼前瞪着我们。」

「你那丫头如今在哪里？我倒想见见她。」我说。

「乱子平了以后，我把她许给了我叔父府里一个年轻人。我打发人去把她带来见你。」

她果然带来了。我发觉她把从前所学的基督教道理忘了许多；不过她还记得只有一位神，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只该向他祷告。她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受过洗，在学堂里学过「我们该彼此相爱」。她的福音大概就只有这么多；可正是这一点，打动了她那位可爱的小主母的心，救了她一命。

这些中国太太来做客时，有时候也出些好笑的事。我丈夫在大学里的功课中有一门是天文。他有一架小望远镜，常同学生一道看行星，尤其爱看木星和它的卫星。有一天晚上，这位朋友一反常例，天黑以后还在我这里；学生们把木星和它的卫星看完了，我丈夫便请我们也去看看——那一晚它们格外清楚。

她看了一阵；我丈夫正收望远镜时，她嚷道：「这样的家伙，从前有几个外国人送过一架给我祖父——那时他做总督——比这一架还大呢。」

「他用过没有？」我丈夫问。

「没有，我们不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何况我祖父公事忙，也没工夫去弄懂它。」

「如今它在哪里呢？」何德兰先生问——他心想那位总督也许肯把它捐给书院。

「我不知道，」她答道，「仆人们以为那是一架抽水的泵，拿它去抽水，抽不出来。大概就丢在哪间后屋的破烂堆里了。」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再修一修？」我丈夫不肯罢休。

「只怕不成了，」她答道，「我最后见到它时，仆人已经把小头上的镜片取下来，拿去照床上的虫子了。」

有一天我一位女友来做客，我对她说：「好久没见你了，出城去了吗？」

「是啊，我在我公公——两广总督——那里住了几个月。他夫人过世了，我回北京来是给他弄一房妾的。」

「他多大年纪了？」我问。

「七十二。」她答道。

「这样一位老人家，你怎么给他弄妾呢？」

「多半是买一个。」

过了几个星期她又来，带着一个十七岁上下、模样不错的年轻女子：头梳得极好看，脸上搽着粉、抹着胭脂，穿着华贵的绫罗；她介绍说，这就是给她公公物色的那位姑娘。她说是从一户穷乡下人家买来的，花了三百五十两银子。

「做父母的这样卖女儿，你不觉得残忍吗？」我问。

「也许吧，」她答道，「不过拿卖她的钱，他们能置下够养他们一辈子的地。她将来吃的好、穿的好、日子舒服，什么也不用做，只管受用；若留在家里，只好嫁个穷汉，那人待她好不好还说不定，她还得像奴才一样给他做活。如今她名分上虽是奴婢，却什么也不用做，样样受用，何况还为娘家办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喝茶的时候，她要见何德兰先生——我那些年长些的女友多半如此。我把他请了进来；他一进饭厅，那年轻女子就退到过道里去了。

我这位女友同我丈夫见了礼，又神秘地朝那年轻女子的方向把头一点，说道：「就是那个。」

附注：本章录自何德兰夫人的笔记。

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和他们社会上的特点，已经费了许多人的笔、许多人的舌；今后几百年里，它们仍旧是研究社会学、宗教、哲学和文明的人取之不尽的一片田地。不过这样的研究至今几乎还够不着实用的边儿，主要有一个缘故：这题目太大，材料太无穷，与其说帮着研究的人作出稳妥的通则，不如说把他淹没了。

——柯乐洪《变动中的中国》

十六中国女子的应酬生活

一个民族的家庭生活是神圣的，除了友谊的手，别的手碰不得。我们的门对生人是关着的，对仇人是锁着的，只对同我们气味相投、心意相通的本族人开。那么，若有异族的人来求进门，又当怎么说呢？他总得带上点分量：或是引见的信，或是一种我们自己帮不了自己、非他不能帮的本事。

对中国人这样一个把外人隔在门外的民族，这话尤其不错；所以除了一两位女医生和我们一位外交官的夫人，还没有一个人既以行医、又以私交的身分被让进中国上等人家女眷的内院去。

中国人的家同我们的不一样。那是许多一层的房子，围着一进一进的院子，一进在一进后头，有时占地好几英亩。家里又分成外院和内院：男人在外院会朋友，女人也一样从旁边的角门在自己的内院里会朋友，那内院是在宅子的最后头。有钱的人除了妻子，一般还有一个或几个妾；每位都有自己的一处院子，住着自己和自己的儿女——不过众妾所生的儿女，一概算作正妻的。

我听赫德爵士讲过北京的一件趣事。他说：新派到英国圣詹姆士宫去的中国公使，动身以前来拜访他。谈了一阵，那位公使说：

「我很想见一见赫德夫人。我想拜会外国先生时见一见他的夫人，是照例的吧？」

「是照例的，」赫德爵士说，「我也很乐意让你见她；只是赫德夫人带着孩子在英国，二十年没到这边来了。」

「哦，原来如此；那么，也许我可以见一见您的二夫人。」

「若是有，自然可以见。可是敝国的规矩不许我们有二夫人；真要有两个妻子，是要坐牢的。」

「这可真怪，」那位官员点着头说，「我们这个规矩的好处，你们是不懂的。」

在中国人看来，这个规矩确有好处，我毫不怀疑。不过就我所听到的一些事看来，只怕坏处也有。有一天，北京一位有头脸的王爷府上的总管太监来请我妻子——她是他们府上的医生——去给几位病了的女眷或孩子看病。那时快过年了，底下人院里自然有他们自己津津乐道的话题。我对他说：

「王爷的儿女不少吧？」

「二十三个。」他答道。

「他有几位姨太太？」我问。

「三位，」他答道，「不过过了年他还打算再添两位。」

「一个人身边这么多女人，家里不闹别扭吗？我想她们要彼此吃醋的。」

「唉，」他把手一摆、头一摇说，「这个题目可不好谈。这个女人若看见他偏着那个女人，她自然是要吃醋的。」

她们确是「吃醋」；不过照他们那样的过法，这醋大概已经算是吃得少的了——因为中国人把家里的日子安排得同一个政府一样有条理，这在世上是少有的。

除了妻妾，每个儿子娶了亲，还要把媳妇领回父母的院子里来；这些妯娌、媳妇又给过日子添上许多头绪，因为每人都得有自己的一班仆人。

中国的年轻人订亲，一概由父母作主，本人既不知情，也不点头。这在旧派的年轻人已经很不称心，如今新派里也正在改。有一天我一个学生谈起这件事，对我说：

「我们如今娶亲的法子，比中国的老法子和你们外国的法子都好。」

「怎么讲？」我问。

「你想，」他说，「照中国的老规矩，人要等到媳妇抬进门才见得着她。如今我们在公开的集会上见得着姑娘；我们有姐妹在女学堂，她们有兄弟在书院；放假回家，彼此的底细都打听得出来。」

「可是你怎么说它比我们的法子好呢？」我追问。

「你想啊：你们看中了哪位姑娘，得自己去要；我们却可以打发媒人替我们去。」

我仍旧说：照我们的法子，能同姑娘认识得深些。

「不错，」他说，「这是实话；可是你向一位姑娘求婚，她若不答应，你不是要气死吗？」——说实在的，这一问要答得不使自己下不来台，可真不容易。

旧规矩的严酷，看来是靠着给姑娘一个回绝的机会略略缓和了些。婚前十来天，男家的母亲选两位太太，把一件特别的物件送到未来新娘家里去；那件东西是乌木嵌玉的，或是纯玉的，或是朱漆的，名叫「如意」，就是「称心如意」的意思。姑娘若亲手接过来，就表示她愿意嫁他；若退回去，这门亲事便就此作罢——不过我从没听说过哪个姑娘退了如意的。

至于中国贵族和官宦人家女眷的生活与日常，凡不熟悉她们家庭情形的人，所抱的观念都错得很。人一般把中国女子看得同深闺里的奴婢差不多：她守着绣架消磨那漫长的时辰，用一根针绣出那些精细繁复、名闻天下的刺绣。其实中国的太太小姐哪有多少工夫做这个？她的日子塞满了最苛的应酬差使。便是在华盛顿、纽约交际场里连轴转的美国太太，要赴的场面、要办的事，也没有几个比她多。我常在傍晚时在场：总管太监把一块乌木牌子呈给当家的太太——在中国，一家之主是女人，不是男人——牌子上用红字写着第二天女眷们该赴的各处应酬。

她从这单子里挑出她自己和未出阁的女儿要赴的——女儿总是跟着母亲，不跟嫂子弟媳；余下的应酬则派给媳妇们，由她们代她去赴。

北京的中国太太睡的是砖炕：屋子的一半砌得比地高一英尺半，里头通着火道；冬天在炕底下生火，所以她床上不是暖着一块热砖，而是一百块。她八点钟光景起身。她有一大群女仆、几个丫头；若是王府里的人，还有几个太监，粗重的活由太监做。每个仆人有自己专管的事，若叫她做别人的事，她是要不高兴的。太太一醒，一个仆人端来一碗热茶和一块麦面或米面做的点心。吃完，一个丫头递上一根细杆长嘴的小烟袋，她吸上几口。跟着两个仆人端着一只擦亮的大铜盆进来，盆里是滚热的水，另有手巾、胰子，还有趁脸和手洗后温润时敷的蜜膏。洗完，她们收拾了东西退下去；另两个女人接上来，端着一只托盘，盘里是梳子、刷子、头油，以及梳头所用的架子和零件。于是开始一场又长又磨人的工程，能做上两个钟头。到末了头发梳好了，另一个仆人用一只大托盘端来首饰、珠宝和花儿。主母挑出她要的，亲手插在头上。

这些花有几样精美极了。中国人做绢花是行家，一枝一叶都同真的一样。常常在花的上头，一只好看的蝴蝶颤巍巍地停在一根细弹簧上，活似真的，叫人一眼就信以为活物。茉莉开花的时节，人用这些小小的花做出极美的东西来：拿细铁丝从架子上支出去，把花串成蝴蝶或别的吉利样子；这样攒起来，戴在头上极出色。除了茉莉，头上戴的花一概是绢的；不过当令时也戴鲜花：夏天戴蔷薇，夏末戴兰，秋天戴菊。

中国的太太们心里普遍有一个念头：外国女人是不梳头的。我常听我的朋友们头一回带别的太太来见我、又想叫我给人家留个好印象时，替我告罪道：

「她的头发你们别见怪；她实在忙，没工夫梳。她的工夫都用在行善上了。」

慈禧太后头一回接见外国太太们时，赐给每人两匣梳子：一匣是象牙嵌金的，一匣是寻常硬木的，一套里连篦子也齐备。人不能不疑心：太后大概听说过外国女人头发蓬乱，便以为那是没有好梳子的缘故。

头梳好、插戴好了，又端上白的和胭红的脂粉来涂脸和脖子。满洲的太太用得极浓，汉人姐妹用得淡些。凡中国的太太，除非是寡妇或年过六十，在家里人面前若不敷足脂粉，是不成体统的。有一天一位太太向我诉苦，说眼皮抬不起来，问我是什么缘故。

「大概是你脂粉里的铅把它们弄得半麻痹了，」我说，「把粉洗掉，看看筋络能不能复原。」

「可是，」她说，「不涂脂抹粉，我不敢在我丈夫或家里人面前露面；那是不体面的。」

脸上最后一笔，是下嘴唇上那一点浓浓的胭红。

随后开始穿衣。那是何等好看的衣裳啊：里头是最柔软的绸子，外头夏天罩着绣得最精细的纱罗，冬天则是衬着名贵皮毛的厚缎；每个时令要穿几件、穿哪一种，都有定规。跟着她给自己戴上首饰——耳环、镯子、朝珠、戒指、护身符、盛槟榔的绣袋，还有那面装在绣套里、坠着丝穗子的小镜子。这些都挂在衣襟的纽子上，行头就算齐了；于是她从榻上站起来，成了一件了不得的作品：从那颗油光水滑、一根头发也不乱的头，一直到那只小绣鞋的鞋尖。只是为着这番结果，六个仆人花了三个钟头。

在看惯了中国或满洲装束的人眼里，她是极美的。那一身浓艳的颜色、那些绣袍、那顶明艳的头面，合成一幅触目的画。每逢一家或一府的女眷们出到廊下来迎我、送我，我总被她们那份异样的美打动；比起来，我们那些暗淡的颜色和呢绒布料实在吃亏得很——这些好太太们对我们的打扮多少带几分轻看，我也怪不得她们。

这时已是十一点过后，她的早饭在另一间屋里摆好了。当家太太要出来的话传到各处院子里去；各房匆匆把妆整最后收拾停当，因为凡女儿、媳妇、孙儿孙女都得预备好在外间迎她——她若是福晋，是由两个太监搀着出来；若是汉人，则由两个壮实的老妈子搀着。

各人按品级依次上前一步，行一个深深的屈膝礼，左膝触地。便是孩子也照样行这一套礼。众人都穿得鲜艳，头上插戴，脸上涂着同她一样的脂粉。她只把头略略一点。这些是她治下的一家人——她的小小一方天地。她婆婆在世时，她自己也在同样严的管束底下。

在中国，家里女人这样多，非有一个头儿不可——一个不容争辩、说一不二的主宰，那就是婆婆。婆婆一死，正妻便接她的位子做一家之主。妾或许是丈夫的心尖儿：他可以给她好院子住，给她许多仆人伺候，凡他供得起的享用都给她；可是他的权柄到此为止。正妻是一家之主，凡他所有的妾所生的儿女，法理上都是她的儿女。孩子一概叫她母亲，众妾也认她作主母。她和她的女儿、媳妇去赴应酬、会客、待客；妾在这些事里没有份儿，除非得她的准许。等到该给儿子择妻的时候，作主的是正妻——虽说她自己也许并没有生育。儿子的新妇是领到她跟前来的，一切敬重也都归她。极少数情形下，妾若有福气生下了皇位或王府的继嗣，便被升为皇后或福晋；不过这是难得的事，而且人们提起来，一般总记着这是她的短处：她所受的待遇，同原是正妻的人到底不一样。

有一天我被请到一座王府去给一位病了的姨太太看病。遇上这样的事，我总是先到福晋那里去，再由她带我去看病人。我们走进屋时，一个奶妈抱着一个孩子站在那里；福晋叫我看那孩子脸上一块记。

「这个能去掉吗？」她问。

我看了看，见只须动一个小手术，便说能。

我正给病人诊治时，那奶妈怕孩子吓着，抱着孩子出去了；另一个奶妈抱着另一个孩子进来。

「好了，」我们给病人看完，福晋说，「如今来料理这孩子吧。」她把那女人叫到跟前。

「可是，」那女人说，「这不是那个孩子。」

「你瞧，」福晋说，「我连自己的孩子也认不得。」

不过我方才把我们这位朋友撂在她受一家人早上请安的地方了。请安完了，她打发众人各回各院；各房的母亲带着自己的儿女吃早饭，由自己的仆人伺候。若还有未出阁的女儿，就留在母亲身边；若没有，她便独自吃。

北京同费城在同一个纬度上，所以我们这位太太有一样的果子：苹果、桃、梨、杏，还有极好吃的葡萄，以及大得像你所见过的最大的西红柿那样的柿子——说起来，中国人管西红柿就叫「西红柿」，意思是西洋的红柿子。她有蒙古羊的羊肉（那是我吃过最好的），有牛肉、猪肉或羔肉；有鸡、鹅或鸭；有野兔、野鸡或鹿肉；还有她爱吃的各样鱼。这些自然都是照中国法子做的；而且该替他们的厨子说句公道话：我们的孩子随时肯撇下自家的饭桌，去吃中国饭。

饭后她端着茶碗、抽着烟袋再坐一会儿。这当儿她的车或轿子已经备好；开道的骑手牵着马候着；随她去的太监、老妈子和丫头换上合式的衣裳，把这一天各处场面上要换的衣裳也预备停当。一个拿脸盆手巾，一个拿粉盒胭脂盒，一个拿烟袋和绣的烟荷包，连那只银痰盂也没忘——这些都用得着。她吃东西时，一个仆人递上一块巾子铺在袍子上；吃完了，另一个端来一盆热水，绞一把手巾给她轻轻擦嘴擦手；再一个端来一杯水，或是她用茶漱口；末了她还坐在桌边，就着小镜子和胭脂盒，把脸上补一补粉，嘴唇上的胭脂若掉了也补上。

要动身时，她的车或轿子尽量赶到内院的门口。两根木杆撑着一幅十八到二十英尺长、六英尺高的蓝绸屏风，由太监们举着替她遮挡，她好上车。轿子只有福晋、总督夫人或军机大臣的夫人才能坐。不论轿子还是车，夏天里衬着大红缎、垫着缎垫，冬天则衬皮子。上车上得好看是一门本事，不过多年练下来她是做得到的；她一照佛家的样子盘腿坐定，帘子就放下；她的侍女在前头盘腿坐下；几个男仆跑上来，抓住车辕，把骡子牵进辕里，扣好扣带（那情形叫人想起救火队），赶车的坐上去抓起缰绳，另两个男仆一边一个抓住骡子的嚼环——一切齐备，可以起行了。女仆和丫头挤进别的车，开道的骑手骑上骡子，这一队人马便动身，太太的车在最前头。

一路过街，走路的人都要品评一番；将近目的地时，一个骑马的先导催马飞奔上前，翻身下马，向看门的通报：福晋就要到了。消息立刻传到内院的仆人那里，报上名号，由一个太监传给他的主母。

这当儿一行人已经到了。骡子卸下，车推到门口，屏风张开，侍女从车前头下来，福晋由两个太监扶着，穿过一条长长的有顶的走廊进到院子里；那家的女眷正在廊下等着迎她。她一进门洞，女主人便慢慢地走下台阶来，众人跟着，在院子当中相遇。彼此行深深的屈膝礼，照例问候起居。上台阶以前又要略停一停、行一番礼数，客人才肯走在主人前头。进正厅、就上座时，同样的一套又来一遍。倒霉的外国人有时会做错事：一味迁就客人的谦让，让她坐了下座——这是大大的失礼，人家原谅她，不过是看在她是「化外之人」、不懂得应酬场上的规矩罢了。

坐定以后上茶，仆人端进托盘来，里头是蜜饯、果子、干果、瓜子、果脯和小点心。其中有一样干果很别致：那是一种「英国核桃」，去了外皮以后，壳是自己裂开的，有几处向后翻着，露出仁来。一面吃着这些细点，一面把此行的来意说明：她儿子某日要娶亲。正式的帖子自然随后送到；不过她想问一问：女主人肯不肯做她的代表之一，把「如意」送到姑娘家里去。

太太们又闲谈一阵：新近的官职任免、宫里的闲话、袍子上花样的新式样、国内外报上的消息——中国人在北京办着十来种报，其中有一种是世上头一份女子日报——随后女主人请客人看她的园子。她们穿过一道门，进到一进院子：里头有大树、有花木、有跨着石桥的鱼池、有游廊、有好看的假山、有垂着长串花穗的紫藤、有凉亭、有小小的假山峰，还有各样的花——真是一场美的梦。回到屋里又上一道茶，客人便起身告辞。临走以前，她的仆人抱进一包衣裳来，就在女主人面前把外袍换成另一件较合官场体统的。

她下一处要去的，是京里一位极大的官为母亲做寿的寿筵。她到时我正在场。她不走前门，从一道便门径直进到女主人的院里去。前院里聚着许多客人（一概是男客），院子上头搭着席棚，改成了戏场。院子比旁边的房子低好几英尺，那房子前面的窗子统统拆掉，用来安顿女客。这临时搭起的棚子墙上挂着红缎红绸的幛子，上头缀着金箔或黑绒剪成的字，都是极好的颂辞和贺寿的吉祥话。皇帝为着抬举这位大员，已经传下话来：他母亲寿日那天，要赐她一份御赐的礼物——这比赐给他本人还要体面。

那真是一派喜气的场面：客人一刻不停地来；女客们最优雅端庄的屈膝礼行个不住，因为不断有新客通报进来；男客们则深深作揖，各人自己拱着手迎接朋友。男人的衣裳颜色虽较暗，料子却比女人的还华贵：厚重的绸缎上用金线绣着龙，表明这一位是宗室；别的男客所穿也一样华贵，各按品级绣着自己的补子。人人戴着帽子，帽上垂着红缨，玉翎管里插着孔雀翎，还有表明品级的顶珠——在主人面前摘帽子是失礼的。

男客抬眼往女客坐的地方看，也是失体统的；同样，女客要看戏就得越过男人的头顶望过去，可也决不能让人撞见她们的眼睛在谁身上停住。不过这些文静的小妇人无疑自有她们的好奇，也自有法子弄清那满院子绣龙的柱石人物谁是谁：因为我每回打听哪位漂亮的、或气派不凡的客人是谁，从没有一次得不到现成的回答。

戏演个没完。同我们这位太太一样，他们也当着众人的面换衣裳、换布景。戏多半是历史戏，女角由男人扮，因为女人是不许登台的。有一个戏班子胆大，学外国的样子让一个女人扮了一个角色；总督一道特谕下来，班子封了，班主下了狱。

客人并不要求安安静静地看戏，而是走来走去彼此招呼、随意攀谈。仆人送上茶和细点，末了摆上酒席。席将散时，有人通报：御赐的礼物来了；这家人便都不见了。鼓声深沉、大号呜呜，从街上一路传进来，听得清清楚楚；随后那顶黄轿子由三十六名穿着宫廷号衣的轿夫抬着，缓缓朝我们过来，两旁跪着这家的男丁——他们已经出去，在街的两边跪着，轿子经过时磕头。大门敞开，门洞里跪着这家的女眷，轿子过去时她们也磕头。

礼物被抬进一间专为承接它们而收拾出来的屋子。宫里的总管太监把它们安放停当，深深一躬退了出去——他因此多了好几百两银子。先请男客们进去瞻仰这份天恩：他们按品级依次进去，在礼物前伏地叩拜。随后我们女客也被请进屋去，中国人都在那里磕头。那么，这些叫这些有身分、有门第的男男女女伏地而拜的希世之宝，究竟是什么呢？

是两张十八英寸见方的红纸，上面印着御龙的轮廓，用御笔写着「寿」字和「福」字；另有一只黄缎的小匣，里头端坐着一尊高不过一英寸的小金佛！叫人这样感戴的，是那份心意，不是那份价值。

我们要不要再随这位忙碌的小福晋去赴另一场喜事？那一回我也在场。那是在全国最可爱的一位小福晋的姐姐家里：她的孩子满月，正在办他们所说的满月酒。不过她并不照例摆酒唱戏；这位母亲生产后好几天在鬼门关上打转，如今下帖子请朋友们来吃素、来谢神明保住了她的命。

孩子虽已满月，母亲还面色憔悴、身子虚弱，下不得床。可是她穿着喜庆的衣裳，说了许多客气话、许多告罪的话来待客。在场的自然一概是女客。那一进有顶的大院子被改成了一座大神坛：人简直以为自己在望着一座庙的正殿，只是样样都这么干净好看。神坛正中一尊观音，安详地俯看着她面前摆开的果子、干果、蜜饯和糕饼。四面高烛台上点着许多蜡烛；她面前是一只大铜香炉，插着许多支香，把香气送到空中。每位客人穿过院子时，从那一堆香里取一支点着，念一句祷词，添到炉里去。

客人都到齐以后，一位福晋——女主人的妹妹——由两位为首的客人陪着，走下铺石的院子，在神坛前站定。几个小男孩敲起音色低沉的钟；他们剃光的头和僧袍表明：他们同小撒母耳一样，是在庙院里养大的。这位福晋双手捧起一大把香，一个侍从用预备好的火把点着，火焰和烟在低沉的钟声里升起来，她便伏在菩萨面前叩拜。她把那把燃着的香高高举过头顶站着的时候，自己也像一位美丽的仙子。她三跪九叩，把礼数行足。

这一场礼完了，众位太太被请去吃一席全用蔬菜和素油做的斋席。做这样一席，比用荤腥和动物油要难得多。这席上的菜也成了大家谈论的好题目：那多半是各处庙里做的，每一处以某一样拿手菜出名，便请它为这一回预备那一样。

中国的太太时常自己许愿：向神明许下每月守某几天斋，条件是保佑她的母亲、父亲、丈夫或孩子病好。此后不论赴什么宴席，她只消向女主人说一句自己有愿在身，便被奉为首座，只替别人布菜，自己一口也不吃。这场满月酒以后，孩子抱出来看了，礼物也赞了，末一道茶喝了，辞别的话说了，我们便各自回家。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杜甫《江村》，翟理斯英译

十七中国的太太们——她们的病

有一天，一个太监骑马冲进我们北京寓所的后门，一直骑到书房门口，翻身下马，把一封红封套的信递给迎在台阶上的男仆。

「出了什么事？」男仆问。

「福晋病了。」那太监答道。

「哪位福晋？」男仆又问。

「我们的福晋。」那人答。

「哦，你是西门附近那座王府里的？」

「是。」男仆同他一路谈下去，直到把信里的话统统套了出来，这才把信送进来给我。

我拆开那封用中国字写的信，把送信的叫进来。

「福晋病得重吗？」我问。

「不很重，」他答道，「不过已经不舒服好几天了。」

「她要我什么时候去？」我问——我早就学会了：多问几句，往往能问出有意思、又有用处的消息。

「就去，」他答道，「车过一会儿就到。」

我把药箱收拾停当，车已经来了。那车很像一只装在两个轮子上的大衣箱：没有座位，也没有弹簧，可是铺满了厚垫子；我既学会了盘腿坐，坐着倒也不算难受。车上夏天挂纱帘，冬天里衬着絮丝或皮子，是一种舒服的代步。

到了王府，总管太监迎着我，立刻把我领到福晋的院子里。她的客厅陈设得很讲究，是满洲式样的雕花柚木家具，另有一两把外国做的又大又舒服的皮面安乐椅。桌上和窗台上摆着钟，墙上挂着精致的瑞士表。屋里各处雅致地摆着好看的玉器和别的贵重的中国陈设。墙上挂着一幅慈禧太后画的画，是她赏给王爷做寿的。

等了片刻，福晋出来了，身边跟着她的老妈子和丫头。

「头没梳好，请你担待。」她一面说一面把我两只手握在她手里——这是这些满洲福晋、乃至慈禧太后本人见外国太太时的规矩，「你消夏回来了，我给你道个乏。」

照例的寒暄过后，她告诉我她的病，我给了她对症的药，又细细嘱咐怎么服，还向她的老妈子们重说了一遍。

「我这病的根由，」她说，「是太累了。八月初八我得进宫，站了一整天，累得很。」

「你不能坐下吗？」我问。

「在慈禧太后跟前不能坐。」她答道。

「太后跟前不能坐，这我自然知道；可是你不能退出来歇一会儿吗？」我问。

「那天不成。那一天我们都忙、都乏。」她答道。

我们说着话，年轻的福晋——她儿媳妇——进来了，照规矩而又亲切地给婆婆请了安，也照福晋方才那样把两只手递给我。她在屋里的这段时间一直站着；她丈夫的四位侧福晋也一样站着。她们都穿得极漂亮，可是品级在福晋之下，所以在她跟前非站着不可。倘若王爷的母亲进来——我在那里时她常来——福晋自己也得站起来伺候她。满洲人家在这上头都是极讲究的。

「有一件事你大概有兴味，」福晋说，「就是我们进宫的一桩事。」随后她转向一个老妈子说：「把那两双鞋拿来给我。」

「这两双，」她说，「同我婆婆和我做了送给慈禧太后的那两双一样。八月初八我们有个节，皇族的女眷都被请进宫去；我们的规矩是每人献太后一双鞋。」

那鞋绣得很精致，不过不如我见慈禧太后穿的几双好看：她有几双鞋上缀着好看的珍珠，另有几双满缀着宝石。

「慈禧太后，」福晋接着说，「很得意自己的小脚；不过，」她一面说一面把自己的脚伸出来——脚上是一只淡蓝缎、绣得极精致的小鞋——「还是没有我的小。」

听这位娇小的福晋说这样一句话，觉得她实在有人情味。自然，她和慈禧太后都是天足。

我给这位福晋出诊过后几个月，有一天傍晚很晚时，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请出诊的。

男仆进来告诉我：有个人要我去看他妻子，住在哈德门外的南城。我向来的规矩是：不论贫富，谁也不回绝；便叫他去雇辆车。

那是隆冬，一个奇冷的夜晚。屋里没有火，可是炕上有个三四岁的孩子摇摇晃晃地走着，身上只穿一件长褂子。

「你该给这孩子穿条裤子，」我说，「不然他要着凉，我不久又得来一趟了。」

「是，是，」他们说，「我们给他穿裤子。」

「你们顶好这就穿上。」我叮嘱。

「是，是，」他们又说，「我们一定给他穿好。」

给那女人诊治完、又叮嘱他们给孩子穿衣以后，我裹紧暖和的斗篷起身回家；可是那孩子的样子总在我心上。

「今夜真冷。」上路时我对赶车的说。

「是啊，」他答道，「今夜城里有些人可要难受了。」

「我们刚出来的那家，」我接着说——因为我总忘不了那孩子——「炕上有个小孩子玩着，连条裤子也没有。」

「一点不错，」他说，「他们把那孩子的裤子当了，才凑出钱来给我，好拉你去看那病的女人。」

「给你！」我又气又佩服——气的是这件事，佩服的是我所诊治的这些人的品性——「给你！那你马上掉头回去，把钱还给他们，叫他们去把裤子赎出来给孩子穿上！」

「我一回去，赶到城门时门就关了，」他说，「今夜我们可进不了城。」

「那不要紧，」我坚持道，「回去把钱还给他们。」

他一路嘟囔着掉转车头，把骡子抽得飞快，把钱还了，随即朝城门一路飞奔。那没有弹簧的车在满是车辙的路上颠得厉害。可是那一夜，我自己付了车钱以后，只觉得屋子格外暖、床格外软。

在我的朋友和病家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徐家的几位小姐。她们极有见识；同她们熟了以后，有一天我问她们：

「你们书读得这样广，是怎么来的呢？」

「你自然知道，」她们说，「我们父亲是个状元。」

我问她们「状元」是什么意思。于是我才知道：照中国的章程，应考的读书人极多，考中的叫秀才；过一两年再考一次，中的给举人；举人再考，中的叫进士，就可以做官了。可是他们还要接着念，还可以进宫去，在皇帝面前应试；中的叫翰林——就是「文笔之林」的意思。每三年这些翰林再考一次，只准一个人得一个名分——那就是状元。

四亿人里头，三年只许出一个状元。

「令尊必是位极了不起的学者。」我说。

「他一向用功。」她们谦虚地答道。

有一天我问：「令尊的名讳是什么？」

「你给我一支笔，我写给你；在中国，我们是从不把父亲的名讳说出口的。」大小姐说着，写了下来。

「你们姐妹几个——八个，是不是？」

「是。你大概知道，五妹六岁上就许给李鸿章的儿子了。」

「这我倒不知道；后来成亲了吗？」

「没有，从没有成亲。那位少爷在他们还不到成婚年纪时就死了。人把他的死讯带给她时，她还是个孩子，却去对我们母亲说：万不可再把她许给别人，她要一辈子做这个少年的未亡人。」

「她到李鸿章家里去了吗？」

「没有。老总督本想把她接到家里，给她盖一处院子，拿她当儿媳妇待；可我们父母不肯，说她太小。老总督极疼她，一提起她和那去世的儿子，眼里常含着泪。老总督去世时，她想去灵前磕头，他家里除了大少爷，人人都愿意她去——这样她就算被认作一家人了。可是这位大少爷不肯，李夫人把头在棺材上磕出血来，他也不松口——他怕她将来要分家产。」

「那你们这位姐妹如今怎么样了？我怎么从没见过她？」

「她退居在一个小院子里，除了自己的老妈子，同谁也不见面：连我们父亲和兄弟也不见，更不许男仆走近。她还不许人在她面前提一个『李』字。」

「那她做什么呢？」我问，「怎么打发日子？」

「读书、看书、画画、做针线。李家那位少爷不许她去送殡时，她自尊心受了伤，把头发剪了，还扬言要自尽。她常常绝食一个星期，也几次三番想寻短见。」

我问她们：难道不怕她末了当真寻了短见？

「怕，我们时时提心吊胆。可是她真去了又怎么样呢？那不过更显出她的节烈罢了。」

这几位小姐把上面这些话告诉我以后过了几个月，她们又来了——那时她们学起英文来，我答应帮她们一点。

「你们那位姐妹好吗？」我问——这位年轻姑娘的苦命像块石头压在我心上。

「今年初夏她绝食绝得比平日还狠；不过她天天洗澡换衣裳，穿最好看的衣服。她好些时候睡得不好；有一天她吩咐老妈子们出去，不叫不许回来。她们一直没进去，直到一位出了阁的姐妹和一位嫂子——那是李鸿章的侄女——来了，要见她。我们到她屋里去，门却锁着；敲门也没有人应。末了我们把窗纸捅了个洞，看见她坐在炕上，头靠着垫子，眼睛闭着。我们以为她睡着了；把门撞开，才发觉她已经去同她那位少年丈夫相会了——虽说她的气色、模样还同活人一样。」

「你们敢保她不是昏厥过去吗？」

「她这样待了二十二个钟头，没有脉，也没有心跳，我们才把她入了殓。」

我心里很难过：那时我不在城里，没有机会帮他们弄清她的性命是不是当真断了。可是这几位姑娘仿佛以有这样一位节烈到极处的姐妹为荣。李家和她们自家的亲友送来了许多绣的幛子和称颂的题字；人们还指望朝廷会下旨给她立一座牌坊。

又有一回，我被请到一位王爷府上去。四格格是个五岁的漂亮小孩子，害了白喉；我一进门，她母亲头一句话就是说她「想我想得慌」。孩子已经病了好几天他们才来请我；我一看就告诉他们：这病很险。我一面要尽力帮他们，一面又得防着自家孩子受传染。头一次用了抗毒血清以后，她仿佛缓过来，喉咙也清了；可是我不久就发觉毒已经走遍她全身，于是我昼夜守着她。

我查出这孩子的病是从另一个同她年纪相仿的孩子身上传来的——那是她的玩伴，也是她的丫头。富贵人家的规矩是给每个女儿买一个伴儿：小时候同她玩，长大了做她的伴当，出嫁时做她的陪房。这些丫头一般待得不错；这一个病了，家里人常去看她，还带些能开她胃口的细点去。结果我不得不给这家八个年纪小的人打抗毒血清——他们对这病的传染实在太不当心了。说实在的，我发觉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把染时症的病人隔开。

在我所有中国女友和病家中，最招人喜欢的一位，是大总督李鸿章的侄女，他哥哥李瀚章的女儿——她父亲自己也是位总督。我做她的医生已经十八年多，因而同她极熟。她常到我家里来；在我所认识的女子中——不论哪一族哪一国——我没有遇见过比她更有教养、更文雅的。这话听去也许奇怪；可是她在任何场合所显出的那份安静的端庄和迷人的举止，是不常遇见的。我走进过许多客厅，从没有一处的气氛像围着她的那样文雅。

中国人很乐意接受外国的医术，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他们有时回过头去用本国的老法子，情形也着实好笑。

有一天我丈夫带回来一张同常人一般大的人体图，上面布满黑点；我问他那是做什么的。

「我也是这样问卖图给我的人的，」他答道，「他告诉我：这些点是标明针灸下针时扎在哪里不会把病人扎死。」

中国人一病，大夫一般断定：唯一的治法是拿一根长针扎进去，把疼放出来，或是另起一处刺激。病人若死了，那分明是他把针扎错了地方。这张图，就是两三千年来用千千万万个死的、活的病人试出来的。

有一个被送到医院来的女人，正是这法子的实例：她膝盖疼，请了个中国大夫；大夫断定只有针灸能治，便下了一针，不巧扎穿了关节囊，发了炎，末了整个关节全毁了。这样的事，不论大人孩子、不论哪一等人家，都不算少见，都是这个治法弄的。

有一天我被请去看一位太太，她急须动手术。她有三个儿子，都在宫里当着大差；母亲若死了，他们就得退出官场、守三年孝。人这样被迫辞了职，等孝满时，接任的人是不肯把缺还出来的。所以他们格外急着要母亲好起来。他们各样的中国大夫都试过了，末了来请我。

我讲明了非动手术不可，又让他们尽可以指望很快复原，若不动手术，她必死无疑。他们答应了，手术也很成功。头几天她好得很快，我看她已经算脱了险。可是有一天我去看她，却见她浑身是汗，抖得厉害，又哭又消沉。她的伤口好得极好，我找不出她沮丧的缘由。我宽慰她，同她说笑，把她想吃的东西给她吃，走时她高高兴兴的。第二天我去，又见她这样神经紧张。

「令堂身上有什么事你没有告诉我。」我对她儿子说。

「请你来以前，」他说，「我们请过一个跳神的巫医。他做法时像入了定，说自己下到阴间去，看见那里正做一口棺材；他说我母亲这个月十五以前就要躺进去。正因为那日子近了，她才吓成这样。」

我同这位太太谈了谈，指给她看伤口怎样在长好，劝她安心等到十五——那天我要整日陪着她。此后她立刻见好，不久就痊愈了。

又有一回，我被请去看刑部尚书的夫人。我看出非动手术不可。第二天我去，病人发着烧说胡话；我问她丈夫，我的吩咐照办了没有。

「我担保都照办了，」他答道，「不过这烧的缘由是这样的：昨天傍晚仆人们吃饭，把她一个人撂了一会儿。就在那当口，她住在这条街上、离这儿不远的妹妹自尽了。仆人发觉以后，一直跑到我太太屋里，把这桩惨事告诉了她。我太太就发起抖来，打了一阵重寒战，不多时就说起胡话了。我疑心是她妹妹的魂跟着仆人进来，附到我太太身上了。」

不管他这番解释，我仍旧把伤口洗净换了药，走时她舒服些了。第二天早上她好了一点，不发烧，神志也清了。

「她夜里怎么样？」我问她丈夫。

「哦，好得很，」他答道，「我想法子把那魂弄出去了。」

「你怎么弄的？」我问。

「昨天你走后不久，」他说，「我穿上官服，走到内室里，问那魂愿不愿意随我到衙门去，还说我们有几桩有意思的案子要断。我觉得一阵异样的感觉袭上来，就知道那魂进了我的身。我上了车，一直赶到我小姨子家里，走进停尸的屋子，对那魂说：一个女人跑到刑部去，成什么体统。『这儿才是你的地方，』我厉声说，『从我身上出去，安安分分待在你该待的地方。』我觉得那魂离了我，手指发僵，人也发晕。我在刑部没坐多久，家里就打发人来说：太太安静了，睡着了。晚上我回去，烧退了，神志也清了。」

附注：本章录自何德兰夫人的笔记。

丧服分五等：为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为兄弟姐妹；为伯叔姑姨；为远亲。第一等穿不缉边的麻布；第二等穿缉了边的；第三、四、五等只在衣裳的几处缀上麻布。凡穿麻布的，过了三七以后便可脱去，改穿素色——白、灰、黑、蓝。为父母之丧，名义上是三年，其实是二十七个月；这段时间里一概不许穿丝。守制期间，做官的须辞去职务，退出官场。

——波乃耶《中国事物》

十八一位老福晋的丧仪

有一天我接到一张大白纸，上面用中国字写着肃亲王府老福晋的讣告，请我去参加「接三」。这「接三」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并不明白；只知道凡被请的人都送糕饼、果子，或是一篮一篮的纸花、香、纸糊的金银元宝、成卷的纸帛——这些都是给亡人的魂用的。纸做的礼物到第三天晚上一概烧掉；果子糕饼则由那魂享用它们的香气。

我觉得送这些东西于我不合适，便扎了一个好看的白菊花圈送去。我虽领这份邀请的情，却以为那不过是场面话，并不真指望我去，便打发我的中国女仆送花圈去，说我不懂他们的规矩，就不去了。

不多时女仆回来说：他们极想我去，无论如何不许推辞，因为他们要我看看他们的丧仪。福晋打发车来接我；照中国的规矩，我带着女仆坐在车前头，往肃亲王府去。将近王府时，一路上遇见许多来过府里吊唁的王公的车轿。从大街拐进去的那条胡同里挤满了车、轿、仆人和骑马的从人，秩序却极好。那里有成队的兵和特派的巡警；巡警穿着灰色长衣，胸前罩一件白色短褂，褂上用黑字写着号数。这灰白的号衣是孝色，是王爷发的。

一进大门，处处是穿白衣的仆人，个个面色肃穆、举止端重，候着听差。我的名字一通报，人丛里就走出两个仆人来，从头到脚穿着白麻布；一个伸出胳膊来扶我穿过院子——仿佛我是个缠足的女人——另一个在前头引路。我们绕着走，穿过许多院落和过道——前头是留给男客的——末了被让进一间屋子，屋里满是穿白衣的女仆，一齐屈膝行了个深深的礼。

在这里迎着我们的是大格格和三格格，就是刚过世的老福晋的女儿。她们穿着白衣，头发照满洲式样绾着；只是头上不插珠宝鲜花，而是用叠好的白麻布带子交叉着缠了又缠。这两位是已经出阁、离了这个家的女儿，所以她们的麻布不像住在府里的媳妇和孙女的那样粗。接待客人、把客人领到孝子孝女跪着的屋里去的，就是她们。

门上那幅白门帘一掀起来，我看见地上跪着两排穿白衣的人；我一进去，她们一齐俯下身把头触地，同时发出低低的、哀哀的哭调。

我不懂他们的规矩，便走上去俯下身，先同福晋说话，再尽我所能同别的太太们说话。后来我留心看别的女客，才见她们把右手举到头边——像我们的兵敬礼那样——再向福晋、她的儿媳和她的大女儿行屈膝礼。随后她们走到一张小桌前，桌上是一副银的祭器：一把酒壶、一只大碗，还有若干只只盛得下两汤匙的小杯。她们连杯带小碟端起来，面对着那座华美的、张着宝帐的灵床——老福晋就停在那里——把杯子举到与头齐平三次，每次举过就把酒奠了、再斟满。每奠一次，孝眷就伏地一拜，发出一声悲切的号哭；奠毕，客人起身走到我们这边来，这一场礼便算行完了。

已故老福晋的三女儿仿佛把我当作她特别的朋友和客人，一定要我到那幅把我们同男客隔开的白帘子跟前去；我从那里看王公和官员们行同样的礼。他们那边有一点不同：他们从张着席棚的大院子进来，由穿白衣的仆人径直领到灵前，在那里跪下，向亡人的魂行礼；随后走进王爷和亡人别的男性子孙跪着叩拜的那间屋子。

通到灵堂去的门上挂着一幅厚厚的黄帘子；外头的仆人一通报有客来，帘子便掀开；客人同一片亮光一齐进来时，孝眷便开始举哀，一直哭到他走为止。这些客人只待片刻；而在场的女眷都是近亲，或是全身、或是部分穿着麻布。

这些太太们跪着的屋子通体挂着白布。所有的坐垫都罩着白的；瓷器和别的陈设一概撤去。地上铺着厚厚的绳编席子，太太们就跪在上头——只有福晋例外，给她备着一只深蓝色的小毡垫。福晋跪在屋子的西北角上，正对着把她们同灵堂隔开的那幅帘子。有几位极近的男亲进来，向福晋、儿媳和大女儿行满洲式的深屈礼；别的跪着的女眷则一概不理会。他们随即退出，据我所见，眼睛始终没有抬起来。

王爷、他的儿子们以及男客那边别的孝眷都穿着白皮衣；站在灵堂里、以及从大门到灵堂沿路各处的仆人，也穿白皮袄，不穿麻布。

福晋左边依次跪着肃亲王所有的侧室；我若没记错，这些姨太太共有五位。福晋身后跪着她儿子的媳妇——将来的肃王福晋；她左边依次跪着王爷的女儿和孙女。福晋和侧福晋们头上缠着麻布带子，头发却分成两条长辫子垂在背后。我从前见这些福晋，向来是穿着绣花的缎袍、梳着繁复的头、插戴珠翠鲜花、照满洲的规矩涂脂抹粉的；如今这些穿白衣、面色发黄、头发垂在背后的女人，我实在不容易认出来。

孙媳和孙女们的头发却是梳过的，只是那根长簪子是银的，不是玉的或金的；上头不插珠宝鲜花、不系红绳，而是用一寸半宽的叠好的麻布带子交叉着缠了又缠。那样子既齐整又好看——黑发白布，在西方人眼里是很美的对照；不过在中国人看来，大概就不这么想了。

看了一会儿，我对陪着我的那位格格说：

「我不该再耽误你的工夫了；承你的情，让我看了这许多有意思的规矩。」

「哦，你这会儿可不能走，」她一定不依，「你得留下，看僧人来，看那些纸糊的房子、器物和人像在大街上烧掉。我要你把我们的规矩都弄明白；这一天是丧仪里最大、最有看头的一天。」

我说我这时候不该来打扰他们。

「不，不，」她说，「这话可不许说。这不是打扰；你得留下，今晚同我们一道吃饭。」

我仍旧要走，她便说：我若走了，他们会觉得我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她这样执意相留，我只好答应留下，只求让女仆回去照看孩子；他们立刻照办了。

在男客来往的空当里，太太们领我到一进张着大席棚的院子里去看陈设，又领我进灵堂。这些仪节都是在老福晋生前所住的房子和院子里办的；从前她为我给她的儿孙看病而要谢我时，我常到那里去。

我们穿过大门时，我看见院子上头搭着席棚，成了一间约一百五十英尺见方的大屋，近顶处用大块玻璃采光，四围挂着华贵的织锦绸缎幛子，颜色素净，或蓝或灰或白，上面写着称颂已故老福晋或她家的文辞。那都是亲友送来的；亲友们连日来吊，还要来上许多天、甚至许多星期。

从大门进去，北头有一道贯通整个北院的长廊，另挂着帐幔，把它隔成一间一间。许多华美的幛子和陈设使它格外触目。这就是僧人们——那时还没有到——日夜诵经的地方，要一直诵到丧仪完毕。

长廊里正对着灵床的地方有一张桌子；后来我看见僧人们把一只银器放在上头——那是领头的和尚捧来的，众人对它极其肃敬。

从进灵堂的门洞起，院子的地被垫得同房门和大门一般高，约五英尺，宽四十英尺，上面铺着同屋里一样的绳编席子。张着席棚的廊子上垛着糕饼、香、果子和纸钱。那是我在中国所见最新奇的景象：它们有十来英尺高，极好看；要细看才认得出那是用糕饼和果子垛起来的。他们怎么能一层一层垛得这样高、碰一碰又不倒，我实在想不明白；里头有什么巧妙，我也不知道。

一进灵堂的门，高出一切之上的，就是那座大灵床，罩着金线织的帐子；灵前又垛着这样的祭饼。近旁一张桌上立着几支白色的方蜡烛，直径五英寸多，四面都印着神仙的图形。这桌上还摆着各样香喷喷的菜肴，连同糕饼果子，是预备给亡人的魂吃的。这桌子前头又有一张约一英尺高的桌子，上面摆着祭酒的器皿，客人就在它跟前下跪。我们进去时，看见男客跪在左边，女客同他们之间隔着白帘子，跪在右边。

外头的种种规矩看过以后，我被让进饭厅，同小福晋和她两位姑母——老福晋的女儿——一同坐下。她们又和气又有礼，尽力使我不觉得拘束。伺候我们的是穿白衣的太监；他们同福晋说话时是跪着的。太监实在多。

「平日你们用多少仆人？」我问大格格。

「四百上下。」她答道。

我想：老福晋去世不过四十八个钟头，要给四百个仆人一律换上新的白麻布孝衣，还要办成我所看见的那许多事——这是何等一桩工程。连馒头也不像平日那样点红点，而是点黑点了！

晚饭将完时，我们听见僧人的号声，便去看他们进来。肃亲王和家里别的男丁到门口去迎他们，我们留在里头。他们先到长廊那边去；随后领头的和尚下到灵堂里，在灵前行九拜之礼，只是并不奠酒。每三拜以后，他站起来，把合着的双手举到与眼齐平。跟着他们奏起那种怪异的乐来，分立在大门和房子之间垫高的平台两侧，中间给客人留出一条路。

福晋告诉我：他们就要排队到大街上去。我便告辞，好赶在他们前头，看这队伍到来，也看给亡魂的东西怎样烧化。

我到了大街上，看见那里停着纸糊的车马——那是送亡魂到东天去的；另有一乘她到那边后要坐的轿子，许多仆役、金钱、绸缎，还有一所又大又好看、给她住的房子，一概是纸做的。队伍没让我等多久：走在前头的是僧人，用大小号角和鼓奏着哀哀的挽乐，后头跟着孝眷和亲友。到了焚化的地方，孝眷在这些纸货前头的白垫子上伏地叩拜；乐器尖厉地响着，雇来的哭丧人号哭着，僧人祈求诸神护佑亡人上路。

正行着礼，纸堆各处被点着了；转眼间一团大火冲上天去——那火几英里外都看得见；说时迟那时快，整堆东西已成了一堆通红的灰，孝眷散去，街上的小孩子拿长棍子在灰堆里扒着。

人死后头三天，那魂要在各处庙里走一遭，仿佛从这个衙门到那个衙门去受审，领回善恶的簿牒，凭它在世时的所作所为定夺。到第三天，它回来同家里告别，然后起身走那趟远路；这些纸做的家什便先送了去。

僧道要诵满四十九天的经：三天和尚，三天喇嘛，三天道士，轮完再从和尚起头。别的事一概同我上面所写的差不多：一家人、仆人，人人穿孝，一切事务都撂下，给这场哭、哭、哭的丧仪让路——其实他们本该欢喜才是，因为这位可怜的老福晋瘫痪了好些年，脱了这份苦楚倒好得多。

这些日子里，福晋常打发车来接我。有一回我穿过那进院子——那里堆着给亡魂烧的无数东西，一概是纸做的——我看见有几样做得太像了，我竟分不出它们同真东西的分别，尤其是那些同她屋里一样的家具和花。那里有大的乌木椅子，椅面是花纹奇诡的大理石，还有橱柜，以及她要用的各样家具。这些东西中间，我看见桌上有一副纸牌和一副骰子——那是她生前极爱的——还有一把椅子，同太监们抬着这位残废的老福晋在院子里走动时坐的那把一样。我便对陪我的小福晋说：

「你总不以为你祖母在阴间用得着这些东西吧？」

「也许用不着，」她答道，「不过她爱玩牌、爱掷骰子，那把椅子又是少不得的；不论她用得着用不着，把她生前所爱的东西一样一样办齐了送去，在我们心里是个安慰，也叫我们好过些。」

附注：本章录自何德兰夫人的笔记。

在中国，凡引导和左右舆论的力量——上自皇帝本人和最高的大臣，下至村子里三五成群的农人——凡要估量这些力量，就不能不把士人、也就是读书的那一类人，摆在显要的位置。他们人数极众，每年又由朝廷的科考添上一批。他们居于社会秩序的顶端。全国每一个文官都须从他们中间选出。他们构成了一套周密的文官制度的根基，其中制衡的办法极为完备；这套制度若加以修正、与现代的生活和思想接上气，是很容易博得天下的赞叹的。

——何天爵《真正的中国问题》

十九中国的王公与大臣

有一天，北京一位有头脸的王爷府上的总管太监坐在我书房里，说：

「快过年了。贵国也过年吗？」

「过，」我答道，「不过同你们这儿不大一样。」

「你们放爆竹吗？」

「放；在放爆竹这一件事上，我们过得同你们差不多。」

「你们也像我们这儿一样，年下把债都清了吗？」

「只怕不清。清债不是我们过年的规矩。」

「我们王爷今年过年还要添两房姨太太。」他自己说起来。

「哦，是吗；我记得他已经有三房了。」

「是有三房，不过他可以有五房。」

「一个人身边这么多女人，我想家里要闹别扭的。」我试着说。

他照中国人那种「不值一提」的特别手势把手一摆，答道：

「这个题目可不好谈。这个女人若看见王爷同那个女人说话，她自然是要吃醋的。」——这话让我们瞥见中国上层人家里的一点家务难处。不过有一桩事值得记住：满洲的王爷非得有五房姨太太、且每房都生了儿子，朝廷给的俸禄才发足。

新朝里为首的王爷是庆亲王、肃亲王和溥伦。自恭亲王失势以来，庆亲王一直是满洲人的领袖。凡慈禧太后能给的差使，他几乎样样都做过——「虽然皇帝不喜欢他」。一八八四年他做了总理衙门的领班；从那时到如今，他从没有被贬过，也从没有失过天家的眷顾。他身材短小，李鸿章、张之洞或恭亲王身上那种伟人的气质他一样也没有；可是他向来以手腕见长，正因如此，他始终是同慈禧太后最亲近、最得用的大员之一。何况一九〇〇年围攻期间，各国使馆得以在义和团手里保全，这一功也该记在他账上。

肃亲王是八家世袭罔替的王爷中唯一一位担着能同外国人密切往来的差使的。义和团围攻期间，他把自己的府第让给本地的基督徒住；乱平以后，他被派去收京城各门的税捐。管这个差使的人，从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把收上来的款项照实上缴这么大的比例。这就惹起别的官员的妒忌，他们彼此说：「肃亲王这个位子要是让他久坐，别人就永远捞不着什么了。」于是他们寻他的岔子；在守旧派眼里，岔子是寻着了：他坐外国马车，给自己盖外国式样的房子，用外国家具，请英国人教他儿子，还——前面说过——为家里的女眷和女孩子办了一所学堂。于是他丢了官。不过新摄政王醇亲王和他开通的方略有一件可称道的事：肃亲王如今做了海军部的掌印大臣，而庆亲王不过是个顾问。

不论王公还是大臣，同新朝有关的人物里最要紧的一位是袁世凯。他生在河南省——那是黄河以南的一省，几乎年年被那条被称作「中国的忧患」的浑浊大河淹没。他小时候用功读中国的经书，也读那些译成中文的外国书；可是他从没有学过一门外国话，也从没有到过外国。他伟大的头一样要素就在这里：他既不通外国语言、外国法律、外国文章、政治之学，也不懂进步与文明的历史，却做了这个帝国所能给的最高、最重的官，把这条国家的船在守旧的浅滩与激进变法的浅滩之间笔直地驶过来，直驶到一条稳妥的进步方略的港口附近。

他向来是中国人所说的李鸿章的「徒弟」；他的政术大概就是从李鸿章那里学来的。可以断定的是：他一向沐着这位大总督的恩眷；早年的几次任命，他对李鸿章大概也多少有点影响——因为他升得极快，而且是压着别的官员升上去的。

他从朝鲜回来，做了臬司。随后受命统辖直隶的军队，由德国军官帮着，把一万二千五百人照欧洲的法子操练成功。

大约就在这时候，皇帝想出了一个主意，要发动并办成人类政治史上最惊人的一场变法——要在短短几个月里，把四亿人四千年的守旧翻个身。

试想：一个连钉子也不会造的民族，要去修铁路。

试想：一个连深一点的犁沟也不敢犁、怕惊动那地方神灵的民族，要去开金矿、银矿、铁矿、煤矿。

试想：一个四千年里没有本事办出一所像样中学的民族，要在每一省的省城开一所大学堂。

这不过是皇帝要在二十来天里解决的二十来个同样棘手的难题中的三个。为着解决这些难题，北京组起了一个维新党，里头尽是些躁急激进的年轻读书人，没有一个后来成了政治家。他们中许多是才气焕发的青年；可是他们变法的热心把他们的头脑冲昏了，忘了他们的政府仍旧握在四十个世纪以来的那班守旧领袖手里。

他们把康有为引进宫去做皇帝的私人顾问——前面已经说过——这就把一个世上罕有的大机缘送到他手里：做这场大变法的领袖。他被称作「小孔子」；可是他的声望极短命，因为他全然没有政治家的本事，竟让这位少年天子在二十来天的两倍时间里发了二十七道上谕，把上面所说的那样二十七个难题一一料理。正是这位躁急而不懂政术的小「孔子」，如今把袁世凯叫作投机者和叛徒，因为袁不肯入下面这个局。

皇帝革了一个部里的两位守旧侍郎、两位巡抚，还有另外五六个不中用的守旧领袖以后，那些人便合谋要把他扳倒：他们去打动慈禧太后的野心，怂恿她把他废掉、重新执政。他们的说辞是：「他是她的养子，是她把他扶上宝座的，所以他的过失她要担责任。」他们又恭维她垂帘三十多年来「所显的明智和所显的政治家手段」。这些话她听得津津有味，可是仍旧按兵不动。

这段时间里，皇帝和他那位小「孔子」闲着吗？绝没有。他们也谋了一个反局，打定主意：道理和政术办不到的，就用武力办。于是他们下令给袁世凯——前面说过，他操练并统带着全国最精的一万二千五百人的军队——叫他「即刻驰赴京师，把慈禧太后看管在颐和园，不许她干预政事，并护持他的新政」。

皇帝知道：没有兵权什么也办不成；而兵权大半握在慈禧太后一位守旧的大朋友手里，就是荣禄——如今这位摄政王的岳父。袁统着一万二千五百人的一军；可是他若不先禀明上司就把兵带走，纵然奉的是皇帝的旨，也立刻要掉脑袋。所以他头一件事，就是把这道旨意拿给荣禄看。袁是赞成变法的，虽说他未必赞成皇帝的办法。荣禄急忙去见庆亲王，两人一同赶到颐和园去见慈禧太后，把整桩事禀了上去。她赶回北京，当面痛斥皇帝，取了他的御玺，把他囚在冬宫里。那位小「孔子」康有为逃了；慈禧太后便拿了他弟弟和另外五位爱国的年轻维新派，下令在北京的法场上斩首。

袁世凯这样护住她、而不是把她囚起来，等于把国柄重新交回她手里；慈禧太后自然赞成他这番「明智而有政治家风度的做法」，便派他做工部右侍郎。后来她被迫把那位组织了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撤掉时，便派袁署理山东巡抚。明恩溥说：袁「同被撤的那一位是全然不同的一路人」；「若由着他自己办，他早把义和团那一窝子剿干净了；无奈宫里的『密谕』捆着他的手脚，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发几道文绉绉的告示，再骂他手下的人不尽职。」

袁做了山东巡抚，几个义和团的首领来见他，满以为能在他身上找到一个同前任一样的知音。他们向他夸说自己本事多大、能耐多大，说自己怎样刀枪不入。袁耐着性子、饶有兴味地听着，请他们过几天同他和别的几位做官的朋友一道吃饭。

席间这位巡抚把话头引到义和团首领和他们的本事上，叫他们当着他所有的朋友再把自己不怕刀枪的能耐说一遍。他款待得极好；席散以后，他提议请他们把那身了不得的本事演给他请来的朋友们看看。他们方才夸下那样的海口，这会儿实在不好推辞；于是巡抚把他们一字排开，叫出几名最好的枪手，演了起来。不消说：慈禧太后同王公们商议要不要因信义和团的神通而同他们合伙时，倘若把袁也请去，她一九〇〇年那场羞辱本是可以免掉的。

我们不久就会看到：一旦关乎他的政术，慈禧太后的「密谕」在袁眼里同皇帝的旨意一样不算什么。他的职分是治理并保护本省的百姓；亏了他明智的政术和刚强的品性，一九〇〇年那段人心惶惶、朝廷出逃的日子里，他那一省「不但没有一个外国人被杀」，而且「别处那样普遍的苦难，这里也比较地少」。

如今我们要说到另一个局；它显出袁的品性，也显出另两位大总督——如今做大学士的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品性。众所周知，义和团之乱时，慈禧太后被义和团要赶尽外国人的许诺打动，发了几道极不明智的上谕，叫各省把外国人杀尽。袁和他那两位同僚暗中讲定：外国兵船若不到他们各省的口岸来，他们就保境安民、保护外国人，不论朝廷下什么旨意。所以这些密谕从宫里下来时，他们为着拖延时间，便假装不信这样的旨意会出自朝廷：那必是义和团假造的。他们于是不肯认它，非要自己派专差一路进京，从太后手里把上谕请出来、带到他们省里不可。这位专差还奉了密令：探明上谕的内容；若是同巡抚的意思相违，就在回程上一路磨蹭，直磨到义和团的乱子平了、或是外国人都已撤出境内为止。正是三位汉人总督和一位满洲总督这样的行事，才使中国免于在一九〇〇年被列强瓜分；这一层慈禧太后是很快就明白、也很快就酬答了的。

一九〇〇年袁做了山东巡抚，朝廷被迫逃往西安。正是朝廷藏在那里的时候，出了一件事，显出慈禧太后的机变，也显出中国一切社会规矩的伸缩之大。袁巡抚的母亲去世了。照规矩，也照孝道的要求，遇上这样的事，一个人该辞去一切官职，守孝三年。袁于是「泣血」上折，请辞。

那时国家自然正在绝境里，实在不能为着一点情面，三年不用她一位最了不起、最有力的大臣。袁纵然舍不得这刚刚开头的辉煌前程，多半也是预备照办的。不料他接到太后的一道慰问：把他母亲大大褒奖了一番，说她给世上生养了这样一个出色能干的儿子。可是当此情形，他的辞呈万难照准，因为他为国出力，此刻正不可少。不过她要派一个人代他守制；而他母亲的在天之灵，只要知道自己生了一个于朝廷、于国家的安危这样要紧的儿子，也就足以告慰了。于是袁不得不接着做他的巡抚，连一天孝也没有守。东方那些万古不变的法度规矩，一落到像皇太后陛下这样的高手——或者说女高手——手里，其伸缩自如、随机应变，就是这样。

人不难想见：袁世凯无意中把慈禧太后重新扶上宝座，她对他的这番政治手腕有多喜欢，皇帝对它就有多不满——因为那正是他被废的缘由。而他所恨的并不只袁一个，还有如今这位摄政王的岳父，甚至庆亲王。从一八九八年直到他去世的整整十年里，他做着囚徒，对那些造成他垮台的人「心里的怒火沸腾着」。

直到一九〇〇年义和团的乱子过去、袁用那样高明的手段置上谕于不顾、保住了他省内所有外国人的性命、同时又保住了地方的太平以后，恩典才开始一层层加到他身上。这也不是没有缘由的，下面就要说到。

一九〇一年他做了直隶总督，又加太子少保。一九〇二年赏穿黄马褂，督办北洋铁路事宜，并参预政务。他不论在哪里，管一城之政同管一省一国之政一样用心；他自己虽没有受过外国教育，却在本省办起了一套官立学堂的章程，那在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还要记得：在这整段时间里，宫里始终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他头上，随时会落下来。不过这一层留到后面再说，那是这出戏的最后一幕。

袁到天津做直隶总督时，那里有丁家立博士——他是北洋大学堂的总教习；那学堂是李鸿章十来年前创办的。学堂功课很好，造就了大批年轻的毕业生；这些人的前程，本该比在这城和别的城里各商号当通事强些。于是他把丁家立请来，细问美国全国官立学堂的章程。

「我们在本省照样办一套这样的章程，有什么妨碍吗？」总督问。

「没有妨碍，」丁家立答道，「只要肯依几个条件。」

「什么条件？」大人问。

「就是：凡要紧的市镇都开学堂；学堂里安上学问好、够格的教习；给他们的束脩，要抵得上他们若去经商所能指望的进项。」

「那么请问：这样一套章程，你肯不肯出来办？」他又问。

「有一个条件。」丁家立答道。

「什么条件？」

「就是：我认为哪里该有学堂就准我在哪里开；教习我爱从哪里请就从哪里请；我认为他们该得多少束脩就给多少；账目一概送呈大人，大人照付，不许过问。」

这位总督认得丁家立多年，对他的本事和操守向来深信不疑；于是把他在天津和保定府两处学堂的差使减轻，委他去创办那可以称作全国头一套按新法办的官立学堂章程。他纵然别的什么也没做过，单这一件，也足够一位明智的摄政王把他留在任上——哪怕他「有足疾」。不过这位摄政王这一着也许另有可原之处，后面我们要说到。

义和团一案里有一面，我至今没有在哪本书、哪份杂志上见过写得得当的。我们都知道：欧洲各国的公使连同他们的妻儿、海关的官员、传教士、商人，以及当时恰在北京的游客，还有所有中国的基督徒，都被困在英国使馆和肃亲王府里。我们知道他们怎样筑垒自守；知道他们怎样一连六个星期日夜遭义和团首领和守旧派军队——由他们的统领董福祥率领——的枪炮轰击。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或者说至今没有人说清楚的，是一场极有意思的秘密谋划：开通的进步派在「庆亲王等人」领头之下，怎样暗中破坏慈禧太后和义和团首领、破坏守旧派和他们的军队，保住了使馆区里那一群前所未有的著名囚徒。那谋划是这样的：

庆亲王和他在北京的进步派同僚发觉自己在议事上压不倒主战的王爷们，又不敢公开同他们作对，便暗自打定主意：各国的使节万万不能被杀，不然中国的死期就定了。等他们发觉袁世凯和别的几位大总督已经决定用计策挫败义和团、哪怕把所有的上谕都置之不理，他们便为着保住使馆、保住这个帝国，决定照样办。他们暗中给被围的人送粮食去——那些人却不敢用，怕里头下了毒。不但如此，他们还把自己的军队留在北京护着，作为万一使馆撑不住时的最后一着；实际上，庆亲王等人的兵同义和团首领董福祥的兵之间，是打过几场正经的仗的。义和团若到底得了手，袁世凯、庆亲王和他们的同伙都要掉脑袋；可是义和团败了，于是刀斧手快刀一挥送进坟墓去的，反倒是他们。

所以袁是两头受夹：他没有进京，违了皇帝的旨，因而招了他的恼恨、也招致了他的垮台；他不肯把省内的外国人杀掉，违了慈禧太后的意，义和团若得了手，他准要为这个掉脑袋。不过义和团没有得手；而他这番抗命又帮着救了这个帝国，所以只要太后在位，袁是稳当的。

可是算账的日子终归要来。慈禧太后是个老妇人，皇帝是个青年。照常情看，先死的该是她；而袁唯一的指望，是她活得比皇帝长——那位皇帝早已发誓要向一切促成他被囚的人报仇。

我在北京有一位朋友，也是中国一位极了不起的大臣的朋友。这位大臣十来年来天天进宫，那座幽闭的巢穴里这些年所孵出的每一个局、每一个反局他都知道，虽然他一个也没有牵连在内。他做过这个帝国所能给的最高的官，一次也没有被贬过。有一天他在宫里，皇帝向他吐了心里的话——皇帝以为他所说的永远传不到仇家耳朵里去。

「你想不到，」皇帝说，「我在这里受的是什么。」

「是吗？」这位大臣只答了这一句。

「是啊，」皇帝接着说，「我不许同外头任何人说话。我没有权柄，没有伴侣；连太监也像是不必把我放在眼里。宫里最下贱的仆人的处境，也比我强。」随后他压低声音接着说：「可是总有算账的一天。慈禧太后不能永远活着；我若有一天重得我的宝座，一定要叫那些把我弄到这里来的人尝尝我所尝的滋味。」

皇帝这番话传到袁世凯耳朵里，不是不可能的事。在中国，墙是有耳朵的；样样东西都有耳朵，天地间每一样东西都有舌头。若果真如此，这就是皇帝一生这出戏里最后一个局的由头，也是袁世凯宦途上倒数第二个局的由头。

要办的难题是：怎样摆布造化的规律，使皇帝不至于活得比慈禧太后长，而又不让天下人知道你动过什么阴谋的手脚。他必得死得自然，死得无可疑心；不能在慈禧太后死后一天就死——那要招闲话；而且他该死在她之前一些时候。死亡这根引线常常烧得比人所料的长得多——不是有位英国国王说过「诸位，我这一死实在拖得太久了」吗？——有时候又烧得比人所要的快。北京那座紫禁城里，那时同时烧着两根天家的死亡引线。慈禧太后「中了风」——她那一根无疑是造化自己点的。可是袁世凯的仇家告诉我们：皇帝那边「请了个中国大夫」，而这位大总督为这份诊金付了三万三千元。据说其实是慈禧太后先死，随后才是皇帝；不过先宣布的是皇帝之死，第二天才宣布太后之死。

那么我们该推想什么呢？推想皇帝是被毒死的吗？就算是吧——当时日本人就是这样相信的。可是谁下的手呢？断断不会是哪一个人。一个人也许能给他荐一位中国大夫；可是皇帝最不可能接受谁荐的大夫，那就是袁世凯荐的。换了你我病着，肯让那个害我们垮台的人替我们挑大夫吗？可是就算袁世凯当真荐了他的大夫、皇帝之死当真是慢性毒药的结果吧：袁世凯能把庆亲王、摄政王（那是已故皇帝的兄弟）、宫里的女眷，还有那成千的太监一概摆布住，叫他们把慈禧太后的死讯瞒着，直到他把皇上那边的慢工夫做完吗？不能！皇帝若真是被毒死的——天下人都这样相信——那么另有若干人的衣襟同这位大总督一样脏；不然他的尸首早就作为一具无头之尸送回家去了，哪里还会是什么「足疾」。

那么该怎么解释呢？也许是这样：朝廷和大臣们通体觉得，让皇帝重登宝座是不稳妥的；与其把整个局面掀翻，不如让一个人去死。他们甚至不许外国大夫进去看他，只说是他自己情愿重新用中国大夫——凡此种种都表明：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谋划。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被朝廷和大臣们拿去做替罪羊、在天下人面前被打上凶手的烙印呢？那也许是另一个局。皇帝和皇太后去世以来，康有为一派激进的维新派把这件事嚷得沸反盈天，总得有个人受罚。他们说袁背叛了变法的大业，一八九八年出卖了他的君主还不算，如今又害了他的命。

那么为着塞这些仇家的口，摄政王也许打定主意：顶好的办法是暂时把袁革掉。我以为他革袁时所举的那个微不足道的由头，正合我这个推想——「足疾」；后头还加上一句「以示体恤之至意」——这句话可以说很重，也可以说什么也不算。等风头过去、天色重新放晴，袁也许还要像李鸿章和别人从前那样，重新被推到前头来。我以为那正是人所应当热切盼望的结局。

北京此刻的地位格外耐人寻味，因为如今凡成就中国或败坏中国的种种力量，不是发自京城，就是汇向京城。在那里，在那把龙椅旁边——不如说在它之上——坐着那位精明而时刻警醒的女子；那位无权而不幸的皇帝，百姓的父、百姓的神，就在她身边，而她一句话就是王法，对皇帝、对大臣、对小丑一概如此。在那里住着各部的堂官、满洲贵族和各大政党的领袖、新宪法和上谕的起草人，还有那些机敏的外交家——他们极懂得同欧洲的对手下那盘国际象棋。

——庄士敦《从北京到曼德勒》

二十北京——宫廷所在的城

如今北京所在的地方，三千年来一直有一座城。耶稣降生前五百年，它是一个小国的都城；三百年后被修长城的那位皇帝毁掉，可是不久又建了起来。从那时到如今，它时兴时废，或作一国之都，或作一州之首邑，或作宫廷所在之地。

它是这个帝国——若不说是世上——最大、保存得最好的一座有城墙的城。鞑靼城周围十六英里，围着一道墙：墙根六十英尺厚，墙顶五十英尺厚，高四十英尺，外沿另有六英尺高的女墙，雉堞和箭孔都极好看，也保存得好。街宽六十英尺——有的地方还更宽——铺着碎石，点着电灯。代步主要靠洋车；不过在离旅馆不远的几处车行里，也可以按星期、按天、按钟点雇马车。顺便说一句：这里的旅馆招待客人，同东方别的城里的旅馆一样好。

鞑靼城正中是皇城，周围八英里，围着一道六英尺厚、十五英尺高的墙，四面各开一门；皇城正中又是紫禁城，占地不到半平方英里，那就是宫廷之家。

各处庙里每月有十四天赶庙会，日子排得几乎是隔一天一场；有时候一天里还有两处庙会。若以为京城里的中国女子都幽闭在家，那就错了：街上差不多什么时候都看得见她们；庙会那天，庙院和附近的街上挤满了妇女姑娘，穿着最鲜艳的颜色，头上插满各样绢花，后头跟着打扮得同她们一样鲜艳的小男孩小女孩。在这里，各样玩具、古玩和日用的东西她们都找得到：从陀螺到扫帚，从玉片和别的宝石，到用整块水晶掏成的鼻烟壶，再到苇子编的菜篮和簸箕。

北京既是宫廷所在的城，又是许多大员的驻地，便成了世上最古老、最伟大的一个非基督教民族最精之物的汇聚之所。中国造瓷器冠绝天下，最好的瓷器向来送到北京供宫里用；所以从康熙一朝起、以至前朝各代，直到光绪和慈禧太后一朝，历朝最好的出产在这里都找得到。她的铜香炉、铜佛像，她的木雕牙雕，她精美的刺绣，她华丽的织锦，以及六八百年前古人名家的画，也是一样。在这里，我们能找到最好的东方地毯，保存得很好，带着只有年月才给得了的那种「色调」——那是远在华盛顿的时代以前织成的。

论精美的刺绣、官服，以及针、丝、绒所出的一切上品——中国人在这上头做了几百年的行家——再没有比这座宫廷之城更好的市面了。这里的居民有极大一部分是大官和他们的家眷；他们穿旧了的衣裳，经年月磨洗得颜色柔和，往往一点瑕疵污渍也没有，便流到古董商手里。最好的皮毛——海豹、水獭、灰鼠、貂和银鼠——从西伯利亚、满洲和别处运来，是供官员和宫廷用的，价钱不到在美国的一半。中国的太太们和宫里的人爱珍珠胜过爱钻石；珍珠在众多的市集上有的是，而且从游客们买它的样子看，这里的珍珠比别处又便宜又好。

中国人不大把钻石当宝石看。有一回人家拿一只很好看的戒指给我：上面一颗大蓝宝石，四围镶着二十颗钻石。我出的价比他要的低，他便说：「不成；与其照这个价卖，我不如把它拆了，把钻石一颗一颗卖给补碗的匠人做钻头。那样我还多赚些，只是可惜把这戒指毁了。」慈禧太后晚年，以及许多比较开通的男女，都做出一副赏识钻石作首饰的样子——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尤其喜欢做成戒指；不过中国人向来更爱有颜色的宝石，而且只磨不琢。所以绿松石、祖母绿、蓝宝石、红宝石以及别的有颜色的宝石，向来在京城市集的摊子上光彩夺目；钻石直到极近以来，还只配去做补碗匠的钻头。

还有一条把古董运到京城来的门路，便是住在北京的人也多半不知道。有一家商号，总店设在一家叫兴隆店的客店里；他们派伙计走遍全国，凡带古玩性质的东西——不论瓷器、字画、刺绣、陶器，乃至一块古砖、一方古砚——都收买了送来，再公开拍卖给古董商。拍卖每天正午举行。我头一回去，是同一位来自艾奥瓦的朋友一道，他很想弄几件别致的瓷器。那里的拍卖人并不「喊」价；买主卖主都不出声；谁出了多少，谁也不知道。货从一间关着的屋子里、从一扇高窗上递出来给众人看；随后凡要买的人便抢着去握拍卖人的手——那只手藏在他的长袖子里；他们在袖子里捏他的手指，告诉他这一件愿出多少。这是我所见过唯一一场真正的「袖里议价」。每一件都卖给头一个出到够本够利的价的人；其实他若让众人互相竞价，本可以卖得高得多。

北京可看的景致里，再没有比皇上祭祀的地方更有意思的了；而其中建筑最美、立意最宏、规模最壮阔的，是天坛。

试想：把六百四十英亩宝贵的城里地面单拨给一座坛庙作园地；再想想我们自己的大教堂怎样挤在城里一小块地皮上——那地皮的平方英尺数还未必有这个英亩数多——四围被造价百倍于它的大商厦压得抬不起头来；由此便可以想见这座坛庙的规模是何等宏大。园地有很大一部分种着柏树，许多不下五百年；另有几处用来牧一群黑牛，从中挑出燔祭所用的牲。园子不像我们的公园和教堂那样收拾得好；不过这样大规模的坛庙，其最初的立意是配得上一个伟大民族的。

这座坛庙的祭祀，是全国一切宗教典礼中最要紧的一件，也是极可玩味的一件遗存——那是孔子的理性之学和佛教多神的迷信在百姓中占上风以前，中国所行的上古一神崇拜的孑遗。祭礼虽极繁复，却守得极严。其中最大的一场在冬至。十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坐一乘蒙着黄绸、三十二人抬的轿子前往，前头是一班乐工，后头是骑马随行的王公大臣，队伍浩大。他先到皇穹宇，向上帝——天上的神——并向列祖列宗上香，行三跪九叩之礼。随后到大坛上查看祭品，再到斋宫去，在那里斋戒祈祷过夜。第二天清晨五点三刻，他换上祭服，到露天的圜丘上，跪着上香，向上帝献祷，又向列祖列宗上香——列祖列宗的龛位和神牌，分列在坛的东北和西北两处。

坛内有两座坛，相距四分之一英里：一座有殿宇，一座露天。露天的这一座，是人类心智所构想出的最宏伟的宗教之作之一。那是一座三层的圆形汉白玉台：底层宽二百一十英尺，中层一百五十英尺，顶层九十英尺；四面各有三段台阶，每段九级。顶层正中是一块圆石，围着它的头一圈是九块石，第二圈十八块，第三圈二十七块，依此类推，到第九圈、也就是最外一圈是八十一块。皇帝跪在那块圆石上，外头是一圈圈的石，再外头是一层层的台，最外头是天际；这样，在他自己和随从看来，他便处在宇宙的正中，四壁只有苍天，顶盖只有那明亮的穹隆。

这座坛庙和它的祭祀里，没有任何偶像；所献的只有一头牛、各样土产，以及一件约一英尺长的圆柱形玉器——那从前是主权的表记。献给上天的帛是十二束，献给历代皇帝、献给日月的各只有一束。牛必须两岁，是同类里最好的，不许有一点瑕疵；从前是由皇帝亲手宰，如今由专派的官员宰。

有殿宇的那一座坛，我以为是中国最美的一件建筑。它比方才所说的那座小，可是上面立着一座高峻的圆形三重檐殿宇，高九十九英尺，覆着蓝瓦，檐下彩绘辉煌，外面张着铁丝网挡鸟。殿的正中、坛的正前方，同露天坛一样有一块圆石。藻井上满是高浮雕的贴金蟠龙，通体由巨大的柱子承着。一八九〇年被雷击中的就是这座殿；此后十年间又修复了。一九〇〇年占领期间，这里做了英国兵的营地，被找古玩的人损坏了一点，不过并不要紧。那段日子里死去的锡克兵，是在露天坛旁边的燎炉里火化的。

中国人做了三十多个世纪的农耕之民；这一点体现在先农坛上——那座坛占着天坛对面不下三百二十英亩的城里地面。坛内有四座大坛并各自的配殿，分祭天神、地祇、太岁，以及这座坛所主祀的先农神农氏。一九〇〇年这里做了美国兵的营地，照看得很好。有一回几个兵把一只大鼎碰倒了；报到带兵的官那里，他把全连叫出来，把鼎照原样放好，随后训诫众人：凡属坛庙的东西一概不许损坏。

这围墙里有好几块大地：其中一块由皇帝亲耕，另一块标着「顺天府尹」，再一块标着「府丞」；这些地里种着「五谷」。看这些皇家坛庙，人不能不感到：一个把事情办得这样气魄宏大的民族，潜力是伟大的。可是同时人也觉得：这些坛庙以及支撑它们的那些东方大教，多少辜负了它们本该有的旨意——那旨意本该是教化并长养百姓。这一层很难说他们做到了；尤其若想一想他们在一切科学上的欠缺——因为就今日的科学而论，那全是基督教民族的产物。

另有三座同上面所说规模一样大的皇家坛庙：城东的日坛，城西的月坛，城北的地坛；不过不能不承认，这几处的祭祀已经废弛了。鞑靼城里另有两处：雍和宫和孔庙。雍和宫里有一尊七十五英尺高的佛像，另有一千三四百名喇嘛每天在佛前做功课。这尊像是在骨架上用灰泥塑的，并不像有人告诉我们的、也不像如今导游一口咬定的那样是木头的。人可以顺着几段楼梯上到同佛头齐平的地方；皇帝到庙里来时，那里要点一盏灯。同一座殿的东厢有一具转经筒，穿过好几层楼；皇帝在时，它要一直转着。

东边几座配殿里有几尊有意思、可是有几尊也极污秽的神像，譬如那几尊表现生育的；不过近年来上头都罩了幔子，看去略略像样些了。

这座庙极有气派。门口有两座覆着黄瓦的大牌楼，从那里一条宽阔的铺石庭院通到前门，门的两边是喇嘛——蒙古僧人——的住处。到了做功课的时辰，约莫九点钟，可以看见他们穿着黄袍成群地走进各殿去诵经。

同这里全然不同的是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孔庙。这里既没有僧人也没有偶像——只有一块小小的木牌位，写着「万世师表」孔子，另有他最忠信贤德的弟子们的牌位。庭院两侧是成排的房子：东边供着七十八位有德之人的牌位，西边供着五十四位有学问之人的牌位；其中八十六位是这位圣人的弟子，其余的是后来服膺他学说的人。道士不论多有学问、和尚不论多清净、思想独创的人不论从者多众，这里都没有他们的位子：这是专属儒门的一座名人祠。

我在这座庙里见过：一整头去了皮和脏腑的牛，跪在一张桌上，面对着圣人的牌位；羊和猪也同样摆着，面对着他弟子们的牌位。

二十四个世纪以来，中国境内传着道教；二十三个世纪以来，她在孔子的祠前礼拜；十八个世纪以来，她有佛教；十二个世纪以来，她有回教。而在这整段时间里，若信她本国人自己的话，她一直睡着。那么，这件事岂不发人深省：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她的百姓、《圣经》在她境内自由流布还不到一百年，她就向世界开了朝廷的门，开始修铁路、开矿、办学堂，采用电报电话，同西方最进步的各国的工业办法并起肩来？

谁知道这位皇太后会不会睡进她花了那么大价钱给自己修的华美陵寝里去呢？又有谁知道，新朝会不会把里头的珍宝掘出来装点自己的陵寝呢？慈禧老了！照造化不移的法度，她的心力不久必要衰退；她那钢铁般的意志必要弯下来，她那看得极远的眼睛必要昏花。她之后，谁来挡住外国侵夺的潮水、谁来遏住内部叛乱的洪流呢？

——汤利夫人《我的中国笔记》

二十一光绪与慈禧太后之死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中旬，北京的紫禁城好比一座垂着幕的戏台，全世界坐在台下等着看。等得并不久：十五、十六两日，世人便得知光绪与慈禧太后前后相隔不到一昼夜，都已「仙驭升遐，龙驭上宾」了。

世人看着，心里存着敬畏。人都料想会闹出一场风波，即便不是革命，总也要有点动静；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事情反倒是这样：中国史上最难办的一桩外交难题，被这位年迈的太后和她的大臣们静悄悄地、平平安安地了结了——纵说不上是政治家的手段，究竟是办成了；中国的宝座上重新坐了一位皇帝，虽只是个孩子，可他的继统却无人置疑。而这一切闹出的动静，还不如纽约或芝加哥选一任市长大。这究竟算不算专制君主胜过共和政体的凭据，我不敢说。

十一月上半月，北京紫禁城里究竟出了什么事，世人猜了许多。好奇的世人将来会不会知道呢？会不会，只有留给将来去定。不过我们手里有发给北京各国公使馆的那几道上谕，眼下也只好拿它们将就了。从这几道上谕里我们得知：授醇亲王为摄政王的是慈禧太后，不是光绪；而且这道任命是在皇帝死前二十四小时就下了——至少是在那时宣布的。

十一月十三日，各国外交代表由外务部——庆亲王是外务部的总理大臣——的正式途径，接到皇太后的一道上谕：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着授为摄政王。」

这道上谕之后，紧跟着又下一道，说「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中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这就分明是说：他要做下一任皇帝；坐在宝座上的将是载沣，而不是光绪——而这一切，都出于皇太后的「懿旨」。

十四日早上，又有一道上谕，这一道是皇帝自己下的：

「朕自去年八月以来，圣躬违和。前经谕令各省将军督抚保荐良医。嗣据直隶、两江、湖广各总督暨江苏、浙江各巡抚保送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涛、杜钟骏、施焕、张彭年等来京诊视。惟所拟方药，均未见效。现在阴阳两亏，标本兼病，气逆胸满，胃不受纳，腰腿酸痛，饮食减少；一经动作，则气促咳喘。加以时寒时热，夜不能寐，周身乏力，实难支持。

「朕心焦急。着各省将军督抚，无论官阶大小，即将精通医理之人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见效，必予破格之赏；其保荐之将军督抚，亦一并施恩。将此通谕知之。」

当天又接着下了一道：

「钦惟同治皇帝未有储贰，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降旨：将来大行皇帝光绪如生有皇子，即承继同治为嗣。今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别无可循之法，惟有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同治为嗣，并兼祧光绪皇帝。」

第二天——十五日——又有一道上谕发给各国公使和全世界；这道名义上出于小溥仪，实则是庆亲王代书的。文云：

「为照会事：本月二十一日（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酉刻，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入承大统。呼天抢地，攀髯莫及。伏念大行皇帝御极三十四年，钦承祖训，仰受皇太后慈训，兢兢业业，无一日不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任用贤良，变通旧章以图自强，讲求新政，为中外所同钦。凡有血气，莫不哀感动容。朕泣血椎心，何能自已！

「惟念付托至重，而朕躬冲弱，惟有仰赖京外文武大小臣工，公忠体国，同心辅政；各省督抚安辑百姓，妥筹政务，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是所厚望。」

十一月十六日——她授摄政王之后三天、立溥仪之后两天——各国外交代表又接到庆亲王送来的下文：

「大臣阁下：

「兹敬谨奉到慈禧皇太后遗诰，照录如左：

「『予以薄德，祗承文宗显皇帝（即咸丰）之命，入居宫中，备位后列。穆宗毅皇帝（即同治）冲龄践阼，其时兵戈扰攘，正须戡定：长毛（即太平军）与捻匪作乱，回民、苗民相继构衅，沿海多故，民生凋敝，疮痍满目。予与孝贞显皇后同心，扶持教导皇帝，夙夜劬劳。谨遵文宗显皇帝遗训，督责京外臣工暨各路统兵大员，定其方略，勤求治理，选用正直之士，拯民于水火而哀矜之，遂得上天眷佑，转危为安，易乱为治。厥后穆宗毅皇帝上宾，大行皇帝入承大统。其时艰难益甚，民生益蹙，内忧外患，纷纭嚣杂，予不得已，再度训政。

「『前年颁布预备立宪之要政，今年又宣示预备立宪之年限。综理万几，心力交瘁。幸予体气素强，至今尚能支撑。不意今年夏秋以来，遂婴疾病，未能安心佐理庶政。寝食俱废，迁延日久，以致精力衰竭，而犹不敢一日休息。本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十四日），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不自胜，病势遂增，至于不能起于床褥。回顾五十年来，忧劳交迫，无时不在戒惧之中，未尝有一刻之暇。今改革政体之事方才开端，渐有端绪可循。嗣皇帝尚在冲龄，一切端赖教导培植。摄政王暨京外臣工，务当各尽其力，以固邦本。嗣皇帝尤当以国事为重，节哀顺变，勤于学业，俾他日能光大所受之教。是予之厚望也。丧服之期，限二十七日而止。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要凑齐这一串了不得的上谕，还少不得再来一道；这一道是十一月十七日送到各国使馆的，文云：

「兹敬告大臣阁下：本月二十二日（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敬奉上谕如左：

「『朕幼冲之年，即受慈禧皇太后抚育顾复之恩，感戴无极。既奉懿旨入承大统，方冀慈闱康强，寿臻百龄，俾朕得以承欢定省，敬聆训诲，使朝政有所建立，国本得以巩固。乃因昼夜勤劳，圣体渐损，屡进汤药，冀望痊愈。不意本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十四日）未刻，竟尔仙驭升遐，驾返瑶池。呼号擗踊，痛何如之！伏读遗诰，谓丧服之期限以二十七日为止。朕心实有所不安：必持服百日，素服二十七月，庶几稍伸哀悃。至于抑制哀思、以国事为重之命，朕不敢有违，盖此乃慈训遗言也。惟当勉自节抑，以慰大行皇太后在天之灵。』」

这里要请读者留意一件事：照上列第四道上谕，皇帝之死在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五点到七点之间；而皇太后之死在同一日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至少早了两个钟头；然而在她最后那道遗诰里，却又说到了光绪之死。这些日子是不是在越洋送往美洲的路上弄乱了，我们无从查考；不过我们觉得，她的死多半是在十一月十五日，而不是十四日。

废去八股。取士以新学为准，而于考试之中兼及中国的经学、史学、舆地与政事，那么真正的文章自然会出来。人若愿意做八股，尽可以在家里做；何必拿它来搅扰学堂，白白耗掉那些本可用在更有益处上的光阴与精力呢？

——张之洞《劝学篇》

二十二朝廷与新教育

朝廷对新学制的态度之变，同许多大事业一样，起头极平常。前面已经说过：太监们怎样搜罗各样洋机器玩意儿逗小皇帝光绪；他大些了，又添上那些精巧的自鸣钟和表；他怎样对电报、电话、火车、轮船、电灯和汽暖生了兴味，怎样先把这些搬进宫里，后来推行到全国；又怎样把留声机、话匣子、电影机、脚踏车——总之近世一切有用的、新奇的发明——都弄进来给自己解闷。

接着他开始学英文。一八九四年，皇太后六十万寿，有人进了一部《新约》给她；他立刻托美国圣经会给自己弄来一部全本《圣经》，从《路加福音》读起。这一来引出了他对西书的胃口，便打发太监到各处书坊去，凡由欧洲文字译成中文的书，一概买回来。他把全副精神扑在这上头；不久外头就传开了，说皇上在读洋书，快要入基督教了。这情形从一八九四年一直延到一八九八年。这几年里，全国成千上万的年轻士子跟着他学样；张之洞也写出了他那部划时代的书《劝学篇》——书进到年轻皇帝手里，便引出一场遍及朝野的变法，而变法里头最要紧的一桩，可以算是采用新学制。

不过这里要留意光绪的本心。人称赞他倾向洋务，称赞得毫无节制；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年轻人想把中国弄强，好挡住欧洲列强的进逼罢了。德国占了胶州，俄国占了旅顺，日本占了台湾，英国占了威海卫，法国占了广州湾，连意大利也巴望切走他一块地；而通商口岸上的英文报纸，正满纸谈着列强瓜分中国。正是这些事逼得皇帝着手变法。

所以一八九八年夏天他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我国士子无切实有用之学，工匠无讲求科学之师；一与他国相较，便见我之孱弱。有谁以为我军之训练与统带比得上外国军队？有谁以为我们抵敌得住他们？必须因时势之所需而变通。……圣贤之道德仍当谨记在心，以之为本，而于其上另建更新更好的规模。必以新式枪炮与西法编制代我旧日之制；必照西洋武备学堂之法选拔将弁；必仿各国之例，设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与大学堂；必废去文章——就是八股——而通晓古今万国之史，明白当今之时局，尤须留心五大洲各国的政体与制度；并须通其艺术与科学。」

这道上谕一出，千千万万想做官的年轻人便丢开经书，在许多省城、通商口岸和府城里联合起来办学会。书局开起来，卖的正是皇帝所读的那一类书；报纸杂志大批印行流布；到处有人演说，又设起藏书楼；学生成群涌进教会学堂，课程里无论文的、理的、讲教的，都肯学。太监们甚至把基督徒和牧师请进宫去，同他们一起吃饭，向他们请教。可是宫里那个孩子心上最放不下的一件事是：「我们怎样才能自强，好挡住欧洲来的白祸？」

在兴办新学的一连串要紧上谕里，有一道下在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命「于京师设立一所大学堂」，经费由朝廷拨给。他在上谕里还说：「凡我臣民，皆当乘此新学开放之机；日久之后，庶几人才众多，足以助我成就那桩极艰巨的事业——使我国与西洋最强之国并驾齐驱。」这位年轻人求的并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他要的是知识，因为知识就是力量——而在那个时候，正是这一种力量才救得了中国，免于彻底覆亡。

同月二十六日，他申斥那些迟迟不把这道上谕议复上来的王公大臣，勒令他们立刻议复；不久便有一道赞成的复奏上来，本朝有史以来，头一回由朝廷办起一所大学堂。我们未尝不可盼望：它终能成就那位有抱负的少年皇帝所悬的目的。

光绪明白，单靠一所学堂办不成这件事。所以七月十日他又下令：「各省省城及府、厅、州、县，一律设立学堂书院」，并只给督抚两个月的期限，把本省书院与义学的数目报上来；又说这些「一概改为讲求实学之堂，兼课中国文学与西学，作京师大学堂的预备」。他还命：凡民间所建的祠庙，不在礼部祀典之列的，都改作学堂书院，以传西学——这个意思，同张之洞所主张的正相合。办这件事、设这些学堂的经费，则由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广东的彩票捐出。

八月四日，他命在京师多设预备学堂，专给大学堂输送学生；九日派丁韪良为大学堂总教习，并准了管学大臣孙家鼐所拟的大学堂堂址。十六日，他准设一局，「将西洋科学、艺术、文学之书，以及学堂所用的课本，译成中文」；十九日，他把「翰林的朝考」革掉，说它「无用、浮浅而不合时宜」——这一下，把他们同旧制度相连的最后一根绳子也割断了。

那么，光绪接连下这些变法上谕的时候，皇太后在做什么呢？人都说这些上谕件件违背她守旧的主张。她为什么不伸手拦住？她那时正在十五英里外的颐和园里消夏，既不进言，也不反对，更不阻挠；直到两拨大臣和王公跑到她跟前，求她出来主持大局，好保住他们不被革职、不被砍头，也保住她自己不被幽禁，她这才答应回来。她这一临朝，等于把自己交到了守旧一党手里；他的变法各条，除京师大学堂和各省学堂之外，一时都被撤销，义和团也就得以去同各国联军较量气力了。

皇太后那两个坏年头，另有一章讲过，这里且略过。义和团之乱失败、朝廷回銮之后，我们看见她又下起同光绪笔下一模一样的上谕来。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她下令「科举考试废去经义八股，改试时务策论、西洋法律与理财之学；考选官员，亦照此办理」。

再看这同一道上谕的另一面。「旧日武科，以举石较力、舞刀试捷、步射马射较准取中；这些在军中全无用处——军中用人，非讲韬略与军事科学不可，故应永远废止。」她初办新政时心里所想的，同光绪一样，也是强军：好在必要时拿兵舰大炮撑腰，回绝意大利或别的哪一个欧洲国家无缘无故来侵夺她祖宗的土地。

一九〇一年九月十二日，她又下一道上谕，命「天下书院一律改为西学学堂；每省省城设一所大学堂，如京师之例；府、厅、州、县的学堂，则分作二等、三等学堂」。这不过是把一八九八年七月十日那位被废的皇帝所下的上谕重说了一遍，所不同者，她只说学堂，没有动祠庙。

一九〇一年九月十七日，她命「各省督抚效法两江的刘坤一、湖广的张之洞、四川的奎俊（满人），选派有造就的青年出洋，随其性之所近，学习西洋科学艺术的任何一门，将来学成回国，以其所得报效国家」。以上便是皇帝和皇太后为开办这个新学制所下上谕中的一部分——这个学制要把老中国变作一个健旺结实的少年。那么结果如何呢？

山西大学堂开办时有学生三百，个个已经中过秀才。堂里分中学、西学两斋；学生读完了中斋，方许升入西斋。西斋有六位外国教习，都持有西洋大学的文凭；另有六名译员，专把大学课本译成中文，由一个外国人总管。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这两年里，十个省在皇太后的英明主持之下开办了学堂，为筹经费所募不下四十万元。

下面几道，是这两年里南方六省乡试所出的题目：

第一题：「中西律例不同，西人不服中国刑法；当如何办理，方能使中国如别国一般，在自己境内作得主？」

第二题：「西国富强之源何在？中国今日贫弱已极，当如何为计？」

第三题：「按万国公法，有无干预他国内政之权？」

第四题：「试述在山东修筑铁路之利。」

第五题：「化学之于农事，其关系何在？」

袁世凯做山东巡抚的时候，劝动赫士辞掉登州府长老会文会馆的馆长之职，来做省城济南府新设的官立大学堂的总教习。赫士替山东拟了一个蒙学堂与中学堂的章程，作省立大学堂的预备。巡抚准了，又写进奏折递上去；皇太后把折子抄了分发各省督抚，明定为章程，并命「督抚、学政切实照办」。

赫士同袁世凯不久就闹翻了，起因是巡抚以为非添不可的一条规矩，就是：「中国教习每月初一、十五，须带领本班学生，向至圣先师孔子并本省历代先贤先儒行礼致祭。」赫士和他手下的基督徒教习退了出来；可是没有多久，凡自认是基督徒的便都获准免行此礼；而在京师大学堂教书的基督徒医士，更获准不留辫子、穿洋服，说是既便当又合卫生。

袁巡抚升了直隶总督以后，请丁家立替畿辅这一省拟一个同样的章程，并且实行起来。这一回规模大得多。到眼下——一九〇九年——「单直隶一省就有九千所学堂，一概以西学为的；而全国上下，学堂、书院、大学不下四万所」。这不过是十几年来中国教育之变的一个方面罢了。

女子这边新学之变，看来比男子那边还要来得彻底。丁韪良说过一句话，代表了当时通行的看法；那还是一八七七年，他说「妇女识字者，万不得一」。一八九三年我开始留心这件事，一上手就疑心这句话靠不住。中国人随口应酬，也会附和丁韪良。可是我查出来：世上头一部为教女子而作的书——不论用哪一国文字写的——出自一个中国女人之手；中国人多年来有一部《女四书》，正对着旧日的《四书》；这书印过大批大批的版本，稍有身分的人家几乎家家有人读过。从一八九四到一九〇〇年，凡来拜望我妻子的女客，一伙里总有一个、甚至不止一个是读过这几部书的；而皇太后本人，就是旧制度之下一个女子能做到什么地步的绝好例子。女子求学之心既这样切——一到办得起来的时候，她就办出了世上第一份女子日报，而且请了一位女子做主笔——那么我们尽可断定：旧日能识字的女子，决不止万分之一。既然如此，到了这新时代，女子为着她们要办的学堂不至于办不成，连性命都肯舍，那我们又该指望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