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穿越中国

第1章

一、到宜昌，一趟家常旅行·从上海出发，城市面貌·在汉口·地名的由来·帝国三大战略军事要地·汉阳与武昌·汉口的商业与工业前景·领取护照·城中的英国人·做生意的中国人·华界印象·百姓的衣着·棉与毛·不以舒适为意·众人惊诧于我们的冒失计划·到宜昌·英国炮舰与清晨例行公事·四处求助无果·采办给养，雇定船只·峡江行前的仪式·起锚出发

凡是只到过宜昌的人——那地方离海有一千英里——千万别以为自己已经深入过中国内地了。

那不过是一趟家常旅行。上海与这个位于三峡脚下的口岸之间，有两条航线定期往来，走的都是新式轮船，现代化的便利和享受一应俱全，论舒适，大概不输世界上任何一条内河上的轮船。

一九〇九年三月六日，一个漆黑、冷得刺骨的星期六夜里，我登上一艘日本轮船，先到汉口，再换一艘小些的轮船去宜昌。那晚的黄浦江看上去像泰晤士河，上海外滩像伦敦的河堤大道。我要沿着中国这条最大的动脉上溯一千五百英里。长江之于天朝，比密西西比河之于美国还要紧；可就在中国，也有成千上万的外国侨民，对这条大河的了解并不比史密斯菲尔德肉市上的寻常屠户多。你在舰队街或华尔街随便问十个人宜昌在哪儿，九个答不上来。可它是个很重要的口岸：自一八七六年签订《烟台条约》以来，中国庞大的内河贸易便向外国人开放通商和居留，宜昌城里有四万人口，进口总额将近四千万两银子。

汉口倒是知道的人多些。我们走了四天，在这里上岸。因为水浅，又等了五天，吃水更浅、专跑上游的轮船才开来。汉口和别的通商口岸一样，由几块外国租界拼成；可往华界深处走，那才是真正的中国：人人只顾自己地奔忙，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处，污秽不堪。在这里，东西方种种互相抵触的成分住在一起，名副其实地比邻而居，却又永远隔阂，正是这些成分凑成了一座远东城市，尤其是中国沿海的城市。

汉口，字面意思就是「汉水之口」，因为它坐落在汉水与长江交汇的地方。我写这些字的时候，隔江就望得见汉阳，那里的铁厂正一卷卷地喷着黑烟，兵工厂每天造出一百支毛瑟枪。（这还只是它全部产出的零头。）据我所知，那是中国唯一的轧钢厂。早在外国人踏足长江这么远的上游之前，汉口就是个极要紧的城市——中国人过去把它叫作天下之中。十年前，我从这儿到北京得苦苦赶上三十天的路；如今我收拾好行李，三十六个小时之内就能到北京。汉口与天津、南京并称帝国的三大战略要地，也是军事活动最频繁的三个中心。江对岸望得见武昌，那是省城，是总督驻节之地，管着十八省里最不安分、也最要紧的两个省。

汉口、汉阳、武昌三镇，人口约莫两百万。我敢放言：论商业和工业的前途，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比得上汉口。

我们在这里登记为英国臣民，领到了中国护照。那护照看上去倒更像一面海军旗，通行湖北、贵州、四川、云南四省。总领事和他的属员帮了我们许多忙；报上登过不少歪曲的说法，说英国领事在这些口岸对本国旅行者不闻不问，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的。汉口俱乐部里的弟兄们快活得很，身边尽是称心如意的享受，要把他们看作流放在外的人、看作守在大英帝国海外前哨为帝国开拓商务的人，未免有点可笑。然而他们确实就是这样的人，只不过大多数比在国内过得舒坦多了。汉口用不着像帝国别处那样吃苦受累——比如英属东非，比如马来联邦的丛林。稻草多得是，要做砖自然毫不费事；在这样的地方建设帝国，算不上什么难事。

再说，中国人做生意是很好打交道的，一般说来，生意往来上他们一诺千金。当然，我们也没忘记，不久前汇丰银行在华北的一家分行被一名看银的中国职员狠狠骗了一笔，而那人已经老老实实干了很多年。不过，这样的事在商人阶层里不能说常见。我自己的经验是：中国商人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一做好多年；但若是某天早上，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他凭着他们民族那份无穷的精明，忽然不这么做了——把你「坑」了一把——你也不必吃惊。只要多留个心眼，汉口那些和欧洲人做生意的中国人，跟天下最好的人一样好。

一天早上，我们信步走进华界，一致认为：天朝的种种不便里，最先让西方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压根儿没有卫生设施这回事。在汉口，我们拿不定主意汉口和上海的华界到底哪个更脏。不过我们大概也和别的旅行者一样，走到哪座城都觉得比上一座更糟。要是他们当中出一个人，一心想给同胞造一桩万世之福，那他最好的功德，就是建立一套接近我们西方人所说的卫生系统。我们当然是冬天到的，那时节太阳还没什么力气把臭气蒸腾起来；至于夏天是什么光景，这座城的炎热不输亚丁，就请读者自己去想象吧。〔见原注一〕一九〇八年夏天，死于霍乱的外国人就有二十八个，本地人死的更是不计其数。

老百姓冻得够呛。我觉得这是他们文明里一件说不通的怪事：他们那么善于利用自然之物，却从没学会纺织羊毛、用它做衣裳——我是就大体而言，帝国境内也有少数例外。整个民族几乎全靠棉布遮身，冬天就往里絮上廉价的棉絮，絮得厚得出奇。平民百姓根本不穿内衣。睡觉时脱个精光，裹上一床絮被，睡的是劳累过度的人那种沉沉的觉。他们的衣服也许穿着难受到了极点，但他们从不抱怨，显出那份出了名的对舒适的满不在乎。这些累赘的衣服像一只只口袋似的挂在身上，这里那里张着大口子，风直往肉上灌。对个人的种种不便处之泰然，是一种民族性格；这种人生哲学，我发现上至达官、下至贫民，处处皆然。

我们碰到的每个人，从英国总领事往下，得知我和同伴一句中国话都不会，都很惊讶，似乎不大看好我们能走得通。

这是实话。我和同伴连三个中国字都不会说，只凭着相信中国人的善意、凭着手里的护照，就往前走了。我们会碰上数不清的难处，会被迫忍受——按我们过惯的标准来看——人生最大的艰苦，体力上会受到极大的考验，这些我们毫不怀疑。可我们信得过中国人，相信万一出了什么事，那也只会是我们自己不够忍让，或者是自找的。我们知道，在中国人眼里我们马上就是「洋鬼子」、「蛮夷」；他们即便不是真瞧不起我们，跟我们打交道、混在一起时，多少也会有点屈尊的意思。不过我个人认为，我们两个人徒步穿过中国，要比两个穿着中国衣裳的中国人徒步穿过英国或美国容易。那精明的苏格兰高地人、那英格兰的乡下佬，看见两个拖着辫子的人在他的田野间跋涉，会怎么想呢？

三月十九日早上七点半，我们在宜昌下锚。我撞上一个船夫，他要送我们上岸。我在东方还从没见过比他更丑的家伙。英国炮舰「金沙号」（当时停泊在江上，负责守卫这个口岸）的甲板上，英国水兵正有一搭没一搭地拖洗着，早晨的太阳很快就把甲板晒干了，一切看来都挺美好。〔见原注二〕可对于本书作者——他和他的同伴实实在在是一对「林中的孩子」，两眼一抹黑——这一天可真是多事，大大扰乱了人的心境。我们逢人就打听这趟徒步旅行的事、打听该怎么着手准备。每个人似乎都卯足了劲，劝我们回头，去干体面人该干的营生。从上海一路上来，我们简直可以相信有个秘密会社在盯着我们，会社的格言是：「回来吧，流浪人，回来！」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自己生活、工作的这个国家的内地究竟是什么情形，可人人都想劝我们打消这个计划。

我们兴冲冲地上了岸，去拜访领事馆，那地方在城里坟地的后头。我们抽着领事的雪茄，考他的听差几句初级英语，领事才下楼来。不过，他给我们的消息并不比我们读过的多，他建议说，最可能帮上忙的是内地会的传教士。我们便跟着一位结实的英国雇员赶了过去，可内地会的代表不在——白赶了一趟。于是我们又一路小跑，去城里最大的商行。在门口，一个中国人迎上来，郑重地鞠了一躬，问我们吃过饭没有，然后不动声色却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不必走上那段粗糙的石阶了，经理出去了。几分钟后，我站在教堂旁边读墓碑上的碑文，我那位勇敢的同伴，「另一位先生」，则在苏格兰教会传教所的门口徒劳地想让一条凶狗安静下来——可那位传教士也出去了！

那么，这是在玩什么把戏？难道这城里所有的外国侨民都在躲我们、怕我们——还是怎么着？

「是怕，这帮蠢透了的家伙！」另一位先生嚷道。他气坏了。「两个英国人，长着说英国话的舌头，居然连自己的行动都安排不了。荒唐！」接着他说了一句我不便印出来的话，然后心平气和地提议，所有的事我们不妨自己来办。

不到一个钟头，一个会讲洋泾浜英语的「一个厨子」就谋到了这份差事，月薪二十五块大洋；我们雇船过三峡的事也谈得差不多了，麻烦一件件烟消云散。

不过，采办给养可不是那些杂七杂八的难题里最轻松的一件。有人提议河上这一程以咖喱饭为主食。我们也没多想，就订了一担上等白米，又订了好几种牌子的咖喱——那是从后街一家脏兮兮的小铺子的货架后头扒拉出来的，要价高得吓人——数量之多，够一个团的兵吃上差不多我们俩要走的那么些天。至于奢侈品，我们置了几听肉罐头。一切差不多都办妥了，另一位先生忽然两眼直直地盯住我，大叫一声——

「丁乐梅，你把牛奶忘了！」过了一会儿，又说：「唉，算了，没牛奶我们肯定也过得去。出来走这么一趟，要是连一点苦都吃不了，那还来干什么。」末了，他对那些黏糊糊、叫人恶心的炼乳罐头说了几句难听话，我们便接着往前逛。

突然，他站住了，这位另一位先生。他盯着人行道上的一块小石子看了好半天，最后毫不留情地冲着我脱口而出，好像全是我的错似的：「糖，糖！我们非得有糖不可，老兄。」我什么也没说，只轻轻提了一句：牛奶都可以不要，糖也可以不要吧。一阵沉默。接着，另一位先生把手杖往空中一举，发表了一通结语：「听着，我可不想吵架」（他把鼻子凑得离我的鼻子更近了），「这你当然知道。可是居然以为我们能不要糖，这就太不讲理了。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个难缠的人。要么有糖，要么——我回去。」

我们有了糖。糖是用那种讨厌的中国薄纸包着送上船的，二十多个小包。另一位先生倒也值得称道，温顺地收回了他先前无意间说出的几句俏皮话，那几句话是冲着我的家教欠缺说的。这糖一共订了五十磅。糖——那种又脏又黄、黏黏糊糊的东西——钻进了船上的每一样东西里，我写这些字的时候手指头还是黏的；而且不多不少，正好一半沉到了长江底。坐屋船走长江上游的人，应该懂一点后勤补给的学问。

动身是件磨人的事。

后来，那帮伙计硬拉着我们在他们那间又小又暗、光线不足、被他们称作俱乐部的屋子里消磨了好多时光。船老大则要重新整修他的船，备办路上的吃食，雇齐船工，还清欠债，料理千百桩零碎细事——这一切都要等到载运两位狂人乘客的契约签字画押之后才办，再加上一件更实际的小事：先付四分之三的船钱。然后，雪上加霜的是，我们的船老大扯着嗓子冲我们大喊大叫，说的是一种不知什么来路的土话，叫我们听得心烦意乱——原来他在等一个「吉日」起锚。

不过，读者想必猜得到，我们终究还是走成了。放了数不清的震耳欲聋的鞭炮，又看着船家杀了一只公鸡祭江神，祈求保佑我们平安，这才出发。撑篙划桨，从一片帆船的迷阵里穿出去，我们这支水上小队伍——载着两位大人物，载着他们那一担米、他们的咖喱和他们的糖，还有少得可怜的行装——扯起素帆轻快地驶去。前甲板上挤满了一帮五花八门、不怎么干净、吃不大饱的纤夫，他们吹着口哨，喊着长江上游特有的号子，唤风来。

小小的宜昌镇很快就被抛在船后，我们眨眼之间便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一个不受成规束缚、不受西方精神羁绊的世界。

原注一：这段是我在汉口时写的。后来我在内地和本地人摸爬滚打了一年半，再修订书稿时，读到自己对汉口这样一座大城市的印象，忍不住笑了。那以后，我见过的本地生活更多了，本地的脏——也更多了！——丁乐梅

原注二：「金沙号」是开进长江上游的第一艘英国炮舰。

第二程

宜昌至重庆，穿越长江三峡

第2章

二、宜昌峡中的阴霾·闪电的威力·旅人的恐惧·初入三峡，印象震撼·船上渐成长江做派·风暴及其诡异景象·五板：何物·天上电光的变幻·大雨中的绝美夜色·被褥湿透·裹着雨衣睡觉·三峡与尼亚加拉瀑布之比·关于长江的拙劣描写·永恒的世界·人之渺小的深意·船上生活略记·旅行的哲学·屋船生活毫不奢华·丢了唯一的脸盆·说说「听差」·厨房换了花样：可疑的汤·气温颇低·伙食房里的麻烦·船上的大致布置·船工的睡处·麻袋当帘子·写稿不易·老鼠当道·三峡数据一览

灰暗的阴霾越垂越低，越来越浓，像一道幕布，缓缓地、密不透风地落在万物之上。

一道闪电，亮得刺眼却断断续续，迸出一片蓝里带琥珀色的火光，投下青灰的倒影，把宜昌峡那巍峨的绝壁照得清清楚楚、叫人心惊——哪怕只有惨白的一刹那；随即，那墙一般陡立的崖壁又骤然黑得像墨。

于是，这道山间的大峡谷便显出一副雄浑逼人的气象，庞然无际，由东向西绵延不绝，上接青天，下抵大地；它的北面衬着残留的一小片金紫色天空，映出黑黢黢的剪影。那片天光奇幻迷离，令人敬畏，仿佛在宣告一个新世界即将诞生，只再停留片刻，那道蓝色的火光又迅速把天空割成千万条碎片和细细的银条。紧接着，猛地一下，仿佛一只巨鸟俯冲下来，张开无边的双翼把大地拢在翅膀底下——浓重的黑暗降临了，那是密不透光、煤烟一般的黑暗，一瞬间便遮去了一切光亮，叫人什么也看不见。然后，从阴沉的天上滚过深沉的雷声，轰隆隆的，不祥得很，像一群饿狮的咆哮在山谷间回荡。我们两个人，异乡的异客，站在破破烂烂的篾席篷底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还带着几分不祥的预感。我们的船紧紧系在黑沉沉的宜昌峡崖壁边——这是一段壮丽的峡谷，长十六英里，揭开了世界第四大河上那些著名峡谷的序幕。大江从一道山脉中劈开一条水路，两岸是笔直的悬崖，形成奇妙的石岸，下游长江的单调乏味一扫而空。

我们本来趁着一阵清风，欢欢喜喜地往上游滑行，那风里已经带着风暴的警告。船上的一切正在渐渐安顿成长江上的做派，纤夫们那蛮野的人声喧哗此刻已嘟嘟囔囔地低落下去，却忽然被人接了过去——就像上面写的那样——出乎意料地得到一个更宏大的回应：远处雷声低沉而带着威胁地轰鸣。那一声声怒气，带着全音半音，在幽暗的峡谷间盘旋，渐次滚滚而过。两个旅人被这声音一惊，这才第一次从对「五板」〔见原注〕上日常琐事的天然专注中醒过神来，看见太阳映在水面上的光已经变得青灰浑浊，大江汹涌地从我们这小小的水上避风港旁冲过，水色越来越深，像墨一样透着凶险。这诡异的恐怖让我们出奇地安静下来，我们看着，听着，被千百种交织的恐惧和迷恋钉在甲板上，那滋味像一阵冷风吹在神经上。等眼睛渐渐适应了这昏黄的黑暗，我们便看出四周的山水带着一副鬼气，移动的雷声闷闷的，阴森森的，像一口巨大的铁舌丧钟半捂着敲响。随后雨来了，先是又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叫人像狂涛中的船一样踉跄；我们极力睁大眼睛，望向一道被狂暴的闪电一劈两半的幻象般的深渊。那天上的电光在平静的江面上闪烁跳动，亮得既可怕又迷人，在万物周围忽东忽西、摇摇曳曳，把人照得通体透亮，那光景实在无法形容。

我们在后甲板一根横梁上坐了几个钟头，一声不响，尽情领略这奇异的景象。吃过一点咖喱饭，我们又看了好久，直到深夜，雷声已经从我们身边过去，远处的隆隆声让人觉得像是一部庄严的管风琴交响曲里流出的低音。猛烈的闪电抽搐着，在岩缝间进进出出地跳舞——向里，向外，向上，最后猛然向下朝江面一扑，消失不见，用它那水晶般的火刃把一片液态的漆黑剖开。雨没有停。可不一会儿，月亮从我们头顶那道参差的山墙顶上探出头来，像一团脏兮兮、化了一半的雪球，把整条长长的峡谷照得通明；它那宽广的清辉像银粉一样洒满了整个景致，叫人恍惚以为自己置身于某个永恒天界那鲜活的光华之中，四下里一派空灵甜美。若是雨停了，那也就真是这样了——月夜配着大雨，真是奇怪的搭配。雨直直地落下来，坚决而又一本正经，四周无风，一片寂静，雨点在平静的水面上跳跃，像一阵最纯净、最晶亮的钻石雨。

读者啊，一时之间，那真是美极了。可我多么希望那雨也只是一场月光幻梦啊！

有那么一阵子，沉醉其中真是妙不可言。可是，到了夜里一班班熬人的更次，被窝早已湿透，最保险的睡衣成了那件结实的博柏利雨衣，脸上撑着一把一毛二分钱的伞遮着，连咖喱饭都被不停滴下的水泡得透透的，四周的一切都因为那张破篾席最薄的地方漏了个洞而变得又冷又难受——啊，到了那时候，那时候，谁都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在「五板」上过游牧生活的美梦。

所以说，我们初入长江上游的三峡——三峡之于中国，犹如尼亚加拉瀑布之于美国——并不怎么平静，尽管我们已经尽可能地泰然处之了。

不过，我不打算用一大篇关于三峡的描写来让读者厌烦，或者说，来给读者解闷。旅行家们富于想象的笔一次又一次写过它们——大多写得不好，或者平平，写得好的很少；也许没有谁比毕晓普夫人写得更好。可说到底，那都是想象出来的——缺少真实。有人说，想象的世界就是永恒的世界；永恒如此，三峡也如此——它们无法被恰如其分地描述。此刻我在宜昌峡中写作，好像真的到了永恒之境。我好像来到了来世的怀抱，在那里，肉身不再只是苟活，灵魂在一个无限而永恒的想象世界里尽情舒展。在这由无穷的岩石、不可侵犯的绝壁构成的永恒世界里，似乎存在着一些从永恒到永恒屹立不变的恒久实在。正如橡树死了，却把它永恒的形象留在永不死灭的种子里，这些被大江冲刷出来的壮丽峡谷，不管被人怎样糟蹋、怎样澄清，都会一直存在下去，任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怎么写都无妨；而人会发现，自己想象中最好的东西，会绕着某条小巷，回到沉思之中。不过，作为一个偶然路过的旅人，请允许我说一句：初见三峡，使我变得谦逊、耐心、心无旁骛，意识到人之渺小的深意，意识到世界上这个人迹罕至的角落有着说不尽的、奇妙的壮美——在这地方，那些咋咋呼呼、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人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在长江上游旅行，头一条要紧的是谦卑和耐心。

读者，为了你，我不去描写了。但是，或许也是为了你——倘若你想趁着万物本初的魅力尚未被夺走、尚未被搅扰之前到这里来走走——请允许我讲讲我和我那位出色的旅伴「另一位先生」一起度过的一小段生活，给你一点印象。那段生活时而严肃，时而欢快，但从来没有不快活过。

无论开始哪一段旅程，明智之道是别太急切地盼望终点：听我悄悄说一句，你也许永远到不了；要是到了，就庆幸吧。要关心旅途本身的进展，因为只有眼前才是你的。每一天都有它的活计、它的险滩、它的危难、它的荣光、它的迷人之处、它的意外——还有，倘若你像我们那样过日子，它的咖喱饭。再者，如果你有旅伴，要记住，让一小步胜过大吵一场。养成为那些所谓的小权利据理力争的习惯，在哪里都是最讨厌、最有失体面的事，而在长江上游的屋船上，在一帮长江船工的注视之下，更是如此。人生实在太短，经不起没完没了的斗嘴。依我看，要是能把那些宝贵的小权利让出一点来，而不是为了守住它们没完没了地争吵，那就要安静得多、快活得多、明智得多，也太平得多。所以，从旅程开始到结束，凡事都往好处想、往好处做。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脾气不坏、肝火不旺，大自然就会敞开她的胸怀，领着你走过这些奇异的僻径，去看她深藏的魅力和不加修饰的幽处，那种崇高的美，在世界上同类景致中是无可匹敌的。

别以为日子会过得很奢华——长江上游的屋船生活，绝对谈不上奢华。其实，要不是风景壮丽、户外景致变幻无穷，这漫长的水路恐怕会沉闷得叫人受不了。

我们的「五板」要尽量在最短的时间里过完三峡，所以我们受罪坐了一条闯滩用的最小的船。

但凡有一点讲究的人，出门至少要坐「挂子」——那是正经的屋船，有好几间舱房和寻常的起居便利。我们坐的是「五板」——字面意思就是五块板子。我们什么便利都没有，出发第二天早上，连脸盆都没了。我正站在船尾，看见它打着旋儿从我们身边漂走；我从一个窥孔里探问，听到我的听差一番莫名其妙的解释。他拼命比画着告诉我们，他拿着脸盆，被一个船工推了一下，脸盆脱了手，被江水一把攫去——这会儿已经远远地漂到下游，看上去像一颗大珠子。另一位先生见听差狼狈不堪，吃了一惊，嚷了一句什么损失无法弥补之类的话，接着哈哈大笑，乐不可支，然后若无其事地拿一口平底锅当刮脸盆兼洗脸盆。早上它干这差事干得挺好，白天又恢复原职，给我当打字时坐的凳子。

除了这点小小的不幸，我们的听差表现得还算不错。他的英语听得懂，而且什么菜都会做。他用搪瓷杯给我们盛上了上好的汤。据我们所知，船上并没有做汤的材料，而那天另一位先生恰好丢了一顶旧的西班牙式苏格兰圆帽，于是我们自然断定他是拿那顶旧帽子熬的汤，当即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帽子风味清汤」——我们可以向诸位推荐。天天咖喱饭，我们吃得有点腻了，便小心翼翼地问他能不能给我们做点别的，生怕碰个钉子。他迟迟疑疑地站在我们面前，眼睛望着虚空。他脸色苍白，嘴唇抿得紧紧的，佝偻的身子在那个冰冷的早晨显得格外僵硬，毫无生气——气温在冰点以下，我们的鼻子也冻红了！

「老天爷，你不懂啊！我要吃好饭。看在老天的分上，你就不能给我们弄点像样的东西吗！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唉！」他大声喊道，因为我们正在过一处滩，「我懂做好饭。没有东西嘛！」

「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好神秘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的一担米、我们的咖喱、我们的糖都到哪儿去了？

「这家伙是个骗子！」另一位先生愤愤地用半音喊道。话虽如此。「没有东西！」啊，秘密就在这儿。一会儿，另一位先生，这位总后勤主管，又动情而雄辩地开口了。他让听差明白：我们无力改变或缓和伙食房的状况，我们是可怕命运的牺牲品，我们对他个人并没有什么刻毒的恶意——可是……他能不能想想办法？听差不知是大怒还是大悲，缩着身子从我们身边溜过去，请我们躺到铺着被褥的搁板上，给他腾出地方，然后便动手干起来。

二十五分钟后，我们吃上了一顿三道菜的饭（全是一口锅里出来的，不过没关系）。从那以后直到目的地，我们吃得跟王公一样。平安到达重庆、和船上的人分手时，那一担米我们留给了他们大约八分之七——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我不想说——因为我在这里讲的是实话——我们的船宽敞得叫人眼花。事实上，它长约四十英尺，宽七英尺，深度要浅得多，吃水八英寸。可就在这里头，有我们的卧室、我们的更衣室、我们的餐厅、我们的书房、我们偶尔用的药房、我们的厨房——还有别的一切。我们要是在船中部的「大厅」里站直了，头就会撞上拱形的篾席顶篷。船头睡着七个人——读者，你也许不信，可他们确实睡在那儿；船尾，在一把大舵的两边，睡着我们的听差和他的一个朋友；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平躺在一个地窖顶上的，是船老大兼总管——一个胖胖的、面色红润、爱说笑的家伙，抽起鸦片来劲头十足。那地窖是船上厨子用来存放大米、白菜和其他不能吃的东西的，也是数百只老鼠的繁殖窝，它们成群结队地在人身边乱窜。隔开他们和我们的帘子——一块麻袋片，不过这一点可不想让人知道——上面有好些窟窿，透过窟窿，我们看得见他在睡前搓他的烟泡；尽管我们屡次气急败坏地反对，骂得声音都发颤，他还是一直抽到了重庆。他确实带着掩饰不住的诧异望着我们，可我们没法让他就这件事说出一句话来。白天气温大约华氏五十度，夜里降到冰点以上三十度左右。雨下得很勤。坐在前面说过的那口倒扣的平底锅上写稿子，连个垫子都没有，实在辛苦。夜里，一支中国蜡烛——芯子多，蜡少——插在一只空的「三堡」牌烟罐中间，给我们照亮，那烟罐听差曾拿来当了好几天的布丁盘。我们一般穿着大衣睡觉，有几件就穿几件。老鼠在我们没有帐子遮挡的身上爬来爬去，每夜要把我们弄醒十几次，不是啃我们的耳朵，就是整只从顶篷上掉下来砸在我们脸上。我们的乐子不会自己找上门来——都是在船上自己找的。

以下是到夔府之前要经过的各峡，每处略加几句说明：

峡名：宜昌峡。长度：十六英里。说明：第一峡，大概也是最美的峡谷之一。

峡名：牛肝马肺峡。长度：四英里。说明：出宜昌峡后，若风向顺利，一个钟头可到；若逢高水位又无风，得辛苦走上一整天。

峡名：米仓峡。长度：两英里。说明：从西端望去景色最佳；极其陡峭。

峡名：牛口段。长度：不详。说明：枯水季节非常平静；高水位时一段险恶。英国皇家海军「云雀号」首航时就在这一段的上端出了事。

峡名：巫山峡（或称「阴山峡」）。长度：不详。说明：全长三十多英里。去重庆途中最雄伟、最高峻的峡谷。峡的中段是湖北与四川的分界。

峡名：风箱峡。长度：不详。说明：最后一峡；出峡不远便是夔府城。

原注：「五板」（字面意思是「五」块「板」）是一种小船，是长江上游旅客所用的船里最小的。形制各不相同，依它所行驶的那段江面的情形而造。——丁乐梅

三长江险滩

下面大致列出从宜昌上溯时要闯的几处主要险滩。旅人最初遇到的一大不便，就是对主要险滩在什么地方一无所知，因此往往在他最没防备的时候，「老板」叫他上岸。他只好把值钱的东西收拾好，自己被人拉上岸，行李随后跟着搬上来。一个不懂话、又不懂门道的人，就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哪里又冒出一处滩来。不过，只要把险滩和峡谷对照一下，旅人就能从这里给出的两张单子上，轻而易举地找出那些较危险的急流在什么位置；在宜昌和夔府之间的江面上，这些急流分布得密得吓人。

獭洞滩

枯水滩。水势回旋，颜色像掺了牛奶的咖啡；位于腰叉河一段，周围是一片迷宫似的险滩和急流。

崆岭滩

在牛肝马肺峡脚下。江心卧着一块巨大的黑石，在水面以下约四十英尺，或许也可能露出水面那么高；除非在枯水时经过，否则旅人不会觉得这是一处滩。通过时很危险，枯水季节最叫人害怕。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德国轮船「瑞生号」在这里失事。黑石在它船底撕开一个大洞，它沉没在二十五寻深的水中；船上的人除船长外，全被红船救起。

新滩（或称青滩）

冬季相当凶险；头滩、二滩、三滩挨得很近，头滩最难闯。晴朗的冬日里，这是长江上游最壮观的景象之一。常有船只失事。就在牛肝马肺峡的上端。

泄滩（或称「野滩」）

一大片乱石冲积下来，江面陡然缩窄到原来的一半，形成一条巨大的、参差不齐的舌头，边缘翻卷。俗话说新滩水落时，泄滩就水涨。初夏和秋季最凶。常有船只失事。在过米仓峡之后，离归州八英里。

牛口滩

位于牛口段的上端，据说比泄滩还难靠近，因为滩下的湾子里漩涡极大。英国皇家海军「云雀号」首次上驶时就在这里出了事。

下马滩

在巫山峡（或称「阴山峡」）中，中水位季节尤其险恶。一九〇六年，法国炮舰「奥利号」就在这一带丢了舵，险些船毁。它顿时像一匹脱了缰的马，一头朝多石的岸边冲去；但就在同一瞬间，它的机器开足马力倒车，幸而在船头刚刚擦到岩石时止住了冲势，毫发无损地滑回到漩涡翻滚的湾子里，却又被猛烈的漩涡转得团团乱舞，颠来簸去。不过，靠着运气和操纵得法，它总算没有在礁石上撞个粉身碎骨，最后被引到一块好心的沙滩边，稳稳系住，临时装上一副木制应急舵，靠它终于到了目的地。

黑石滩

差不多在风箱峡的尽头。

新龙滩

在万县下游二十五英里。有时又称「兴隆滩」。枯水时节，它是去重庆途中最后一道难关。它的形成不过是一八九六年的事：那年山崩，整面山坡塌进江里，江面缩窄到原来的不足四分之一，便生出这道咆哮的急流。

这股被堵住的江水，总想挣脱束缚它的岩石的羁绊，化作一条巨大的舌头形状的翻滚水团，在岩石和礁石的夹峙之间咆哮奔腾。到了下面的湾子，它碎成湍急的回流和漩涡，又带着白色的怒气反扑向阻挡它的障碍。对来往的帆船来说幸运的是，早春的桃花水一来，它便迅速好转，到了中水位就完全消失了。二月和三月最凶，那时它确实配得上「兴隆龙滩」这个名号，景象壮观，只是对那些正要驾着一叶扁舟去闯滩的旅人来说，或许有点吓人。一百多个衣衫褴褛的纤夫，大多是妇女和孩子，拉着三根结实的竹缆；在急流的奔腾声、擂鼓声、领江和船夫的吆喝声汇成的一片震天喧嚣中，船被缓慢而艰难地拖过滩去。按中国人的传说，这场造成急流的山崩是这样来的：一条龙的卵产在这个地方的地底深处，到了时候，不知怎么就孵化了。小龙长啊长，却一直蛰伏着，直到完全长成；那时，按龙的习性，它活动起来，初次醒来便使出一股神力，把山坡震塌了，从地腹里脱身出来，顺江而下，游到了海里；于是就有了这场山崩、这道急流和它的名字。

虎滩

在万县上游八英里。夏季极为凶猛，但枯水季节并不存在。过了这里，江面大为开阔。再往前二十五英里，旅人应留意石宝寨——一座奇特的石崖，高约二百五十到三百英尺。崖壁上贴建着一座奇特的十一层楼阁，里面是通往崖顶的阶梯，崖顶上有一座佛寺。这块奇石有一个传说，颇像那个会下金蛋的鹅的故事。

从前，崖顶附近有一个天然的小孔，每天都有米从孔里流出来，流进一个盆状的坑里，那坑刚好装得下一天的量，正够和尚们吃用。

然而和尚们想每天多得一些，就把那盆状的坑凿大了一倍；从此米就不流了。

观音滩

在丰都城上游两英里。和虎滩一样，只在夏季才妨碍航行，那时帆船常常不得不等上好几天，才等到过滩的好时机。

第4章

四、滩头光景·泄滩之险·行李搬上岸·奇寒·再作准备·雇纤夫·狂热的激动·船头顶上去·角力争雄·作者救起船夫·十五节的急流·岸上拼死苦干·有人险些落水·绷紧的竹缆把我们平安拉过·众人欢天喜地·轰鸣的急瀑·纤夫的号子·纤夫的生活·「先锋号」闯泄滩·牛口段·「云雀号」的故事·它如何得救·抵达夔府·上岸之难·采办食物·作者疟疾发作卧床·上海与香港商情综观·英国人在何处失手、为何失手·与德国人比较·西部三省与马帮运输·新铁路之利·长江航路恐将被弃·东印度公司·法英两国的利益·给香港商会的一点提示

狂野的尖叫，疯狂的吼叫，精疲力竭的呻吟，一片混乱喧嚣——一阵长长的、震耳欲聋的轰响。一群胡乱冲撞、吓破了胆的人，乱哄哄、闹嚷嚷，叫人眼花缭乱、心烦意乱，东奔西跑，两眼发直，手足无措。船过得去吗？过得去！过不去！过得去！接着是一阵尖啸，一阵嘎吱乱响，一阵紧绷——然后，终于啪的一声断了！我们往后退，无可奈何地打横滑去，被翻着白沫的江水极其危险地摇来晃去，差一点——只差那么一点——就翻了个底朝天。红船焦急地跟在我们后面，眼看着我们这条胆怯的小船撞上布满乱石的岸边。可我们平安无事，不由自主地向江神喊了一声谢天谢地。

我们到了泄滩，也叫「野滩」，离宜昌峡已有一段路。眼看就要越过这头咆哮的怪兽了，那根绷到极限的纤缆却几乎毫无预兆地突然断了，不一会儿我们就漂回了下游远处昨晚泊船的地方，只好排到长长一串船队的末尾——而今天早上，我们还是排头的第一条。

现在我们又准备好了，重新等着轮到自己。

我们的行李全都搬上了岸。另一位先生坐在岸上一块石头上看着。太阳徒劳地想钻出来，冷得几乎叫人受不了。这一次不许再出岔子。船家手脚麻利地搬出最坚韧、最粗壮的竹缆，一眨眼就把缆绳里头那一端紧紧绑在桅杆上，贴近甲板，就在船中部那根撑杆前面；甲板被急流的大浪冲刷着，我透过那根撑杆屏住呼吸看着这一切。我想再体验一次那种感觉。船老大正按地道的中国办法，雇一帮面目狰狞的纤夫来拉船过滩。他们朝船涌过来，激动得一阵比一阵狂热；饥饿和与大江无休止的搏斗这些天然的因素，更让他们怒气冲天。他们像野兽一样吼叫——他们就像野兽，因为他们一辈子除了挣扎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从小小年纪起就一直在和这头咆哮的水怪搏斗——别的什么都不懂。此刻，我说过，他们像野兽一样吼叫，每个人都饿狼似的急着挤进被挑中的那一拨，好挣几文钱。〔见原注〕终于谈妥了，那刺耳的嘈杂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震耳欲聋。那是一群可怜的、拼命的、全然惊慌失措的人，他们套上挽具——大钩子连在一条粗糙的腰带上，用它把自己和绷紧的纤缆连在一起。

现在，船头被顶进了这道险恶水槽的牙缝里——那简直是一口滚沸的大锅，搅起过往的一切神秘。浪头凶猛地朝我们冲来，发出千百个魔鬼的咆哮，这江水从遥远的西藏奔流几千英里而来，一路只让它们的怒气更盛。看样子，浪头非得立刻把船吞掉不可，我们也非得沉下去，给它们的牺牲品再添几个不可。可它们只是把船打回来，因为船还是优雅地浮着，只是战战兢兢地打着颤，吓得吱嘎作响、呻吟不止；江水带着残酷的毁灭讯息，拍得它单薄的舷墙直发抖，那也许就是它临死的喉音。一个站在船头、专管撑篙把船抵离岩石的船工，一根巨大的竹篙头戳在我肚子上。他朝江里倒去。我一把抓住他身上唯一的那件衣裳，猛地一拽，他又站了起来，短促地干笑一声，问是不是伤着我了——他把手拢在嘴边冲着我耳朵喊，因为声音实在吓人。从船边往外看，我头晕目眩，那十五节的急流咆哮着、冒着泡、翻着沫、蹦跳着，叫人觉得像坐在一列特快火车上从海里冲过去。岸上，远远的前方，我看得见那些纤夫——一个个挣扎着的男男女女，身挨着身，手抓着手，拼命地、使出浑身力气地角力，四肢着地地绷紧身子，一会儿攀住一块大石头借力往前，一会儿往右，一会儿往左，总在为多挣一寸而搏斗；那活计在初次见到的人看来，仿佛完全超出了人力所能及。这些纤夫又累又饿，他们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的日子，比街头小贩拉车的驴还要苦。他们在一阵无声的狂乱中举起双手，向主宰此地的神灵抗议，徒劳地哀求；而在江上，这条小船完全靠着岸上那些人，缓缓地、一寸一寸地，自知力弱，在礁石间的豁口里顶着蹦跳的急流往前挣。

没有人来帮我们这帮人。他们这时已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们，几乎仰面平躺地绷着，使出每一滴血、每一根筋骨的力气。这时，一丝微弱的阳光闪了一下，照亮了这幅景象，使它显出一种奇妙而可怕的画意。一种可怕的魔力把我钉在原地，我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地念叨着：「我怕它过不去。我怕——」可有个人累垮了，他差一点掉进江里，这会儿倚着桅杆，一早上的使劲已经让他疲惫不堪，筋疲力尽。马上就有一个力大无穷、牛头犬似的汉子替下了他。紧要关头来了，那真是叫人胆战心惊的一刻，那份揪心让我害怕，我四下里找救生船，看见就连船老大那副冷冰冰、自鸣得意的尊严也乱了。竹缆又绷紧了。嘎吱，咔嚓！嘎吱，咔嚓！救生船看着，向我们靠近。一声震天的吼叫。过不去！不，过得去！一阵猛拉，你觉得船几乎要被扯成两半。又一阵猛拉，船板一阵剧烈的震颤，你转过头去看那愤怒的江水，那声音就像有上百条猎犬在我们脚下撞着门闩紧闭的门，要闯进来。又是一声震耳的吼叫，那些人像受惊的马一样往前冲。又一阵猛拉，再一阵，再一阵，我们滑了过去，到了平水。

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自己也吼了一声。

那条小船好像在大口喘气，就像一个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救起的溺水者，浑身每一处都因疼痛和恐惧而发抖。

我们在平水处系好船，所有的人，从「老板」到最低贱的纤夫，都笑着、嚷着，互相讲这滩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把船里的水舀出去，离开那轰鸣瀑布的震耳嗡嗡声，谁都高兴。一根有毛病的纤缆，一个打滑的绳结，一步踏空，一个操作失误，那时岸上也许就横满了我们的尸首。结果我们平平安安，高高兴兴。

可纤夫是些奇怪的人。有时候他们在前头四分之一英里远。过了滩，他们粗野的号子声在峡谷两壁间轻轻回荡着传下来；船绕过江心一处石岬时，便能看见他们弓着身子，顶着江流稳稳地拉。偶尔，这些可怜人中有一个失了脚；一声尖叫，他的身子被无情地摔在参差的崖壁上，走完最后一程落进江里，江水把那残缺的尸首带走了。然而这些人干着这样可怕的苦活，冒着性命之险，吃的却几乎只有白米饭和脏兮兮的白菜，到了行程终了，拿到的钱也少得可怜。

说说「先锋号」轮船的经历，就能让人对这股巨大水流的力量有点概念。它曾三次在泄滩最凶的时候去闯，虽然开足了十四节，却还是上不去。它只好放出一根长长的钢丝缆，一面用绞盘把自己绞过去，一面机器开足马力。绞得又吃力又沉重，一英尺一英尺地往前挣，缆绳绷得几乎要断，真是与江中之龙的一场恶战。然而江水涨落的变化之大，造成的改观又是那样彻底：这道中水位时如此可怕的急流，到了高水位竟会完全消失。

离开这道滩之后——能离开真叫我们高兴——又走了两三个钟头，就到了牛口段。枯水季节这里够平静的，可到了高水位就成了一段险恶的江面，许多帆船被猛烈旋转的漩涡卷住，失去控制，在一处石岬或一堆乱石上撞得粉碎，快得就跟写下这句话的工夫差不多。「云雀号」就是在这里出事的，那是在江上巡逻、保护英国国旗在这一带利益的几艘漂亮炮舰之一，当时正是它首航重庆。一股强大的漩涡攫住了船尾，舵一时失灵，船打横冲进翻着白沫的急流。机器马上开足马力倒车；可急流加上船本身的冲劲，硬是把它带到了石岸上，船头像铁皮做的一样撞瘪了。幸而它是分成一个个水密隔舱造的；机师们把船头那一段卸下来，把撞瘪的钢板敲直，铆在一起，再用螺栓把那一段装回原处，装得那样好，到了重庆，竟看不出一丝出过事故的痕迹。

到了夔府，就告别三峡了。这座城从前是个不小的煤炭集散地，俯临着一片极美的小山丘，每一个够得着的角落都种着农家的园子，还有一大片开阔的江面。

我们上岸费了好大的劲。「嚯，嚯！」纤夫们喊着，合着号子的节拍，每迈一小步就把胳膊来回一甩；可他们几乎要断气了。不过，我们总算上了岸，我们的听差也上了岸，他买了上好的食物和肉，可惜，没多久就没了。羊肉和牛肉分别包在舱里对角的两头，上面盖着两张《粉红报》防潮，一天比一天少，一天比一天黑。

从夔府到万县，还是同样的景致——清澈的江水在沙洲和砾石滩之间蜿蜒，偶尔有几处湍急的滩。可在「五板」上待了好几天，吃了上面说的那些苦头，还有许多别的，旅程就变得有点沉闷了。不过这些还算是寻常光景；可要是发着高烧，在一条板凳似的床上一躺三天——这是我在潮湿的热带待了好几年留下的后遗症——那身体上的难受就没法形容了。疟疾，凡是得过的人都知道，一到天冷就爱闹事；就我而言，读者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会看到，它一直忠实地保持着它最好的传统。在长江上、在「五板」里发烧，得专写一章才说得完，更不用说还有一位旅伴种种好心的怪招，他对疟疾的了解最粗浅不过，对护理则一窍不通。不过我就此打住。关于长江三峡和险滩，我也不再多说了。

从夔府到万县的旅程叫人厌烦。地势开阔起来，差不多是单调的平地。不过，大部分危险和难处已经过去，人可以比较安心地过日子了。作者运气好，没出什么意外，但要提醒旅人别太乐观。离目的地只有几英里的地方也出过船难，一般说来，这要归咎于中国船夫一个不幸的习性：在险滩处样样小心，到了别处就一切听天由命。大约两年后的十二月，我从重庆顺江而下，数了数，失事的船不下九条，其中一条船上装着运给内地会当局的货物，足足有四百八十箱。货物摊在岸上晾晒，船则翻过来底朝天，就地修补。

在香港和上海，总有一片绝望的呼声，说生意难做，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干脆让生意自生自灭算了。

诚然，远东的贸易增长了，利润却未必随之增长。竞争使得买卖若要多分红利，比起二三十年前一些老商人创业时要难做得多。那是没法比的。可是香港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应当始终立得住脚；如今铁路已经伸进了云南这个大省，使那些长江通航河段以外的省份离外面的世界更近了，只要商人们适时行动，它应当能在中国西部大有收获。英国人之所以丢掉生意，多半不是因为人们所说的没有生意可做，而是因为他满足于俱乐部生活，该做生意的时候却在玩球赛，眼看着德国人从他身边冲过去。这个德国人在殖民地本是外人，凭着坚持不懈的苦干，以及其他多少值得称道的经商之长——我很想细说，可惜篇幅不够——把生意抢走了，英国人却只在一旁看着。

西部三省——云南、贵州、四川——的全部贸易，历来都由上海经手，货物走长江险滩这条极其凶险的路线进入内地，然后再由苦力或马帮翻山越岭运送。这样已经好几百年了。可现在，香港商人出场的时候到了，他们可以凭借新修的滇越铁路给他们带来的便利，把这三省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的大头揽过来。

这条铁路从印度支那的海防通到云南省城云南府。在笔者看来，这样一座重要城市离海岸只有三四天的路程，货主们肯定不会甘心继续冒着种种风险走长江运货了。运往中国西部的进口货物大部分由英美商人承运，他们会把货直接运到香港，在那里转船到海防，再从海防用火车运到云南府，那里就是内地贸易的集散中心。依我看，香港商人只要肯努把力，就可以掌握中国西部的全部英国贸易，因为东京的关税虽然也许很重，但运输快得多、安全得多，足以抵偿。可这需要努力。

从东印度公司的时代到现在，我们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无非是一部为打开和发展贸易而不断斗争的记录。而且是同这样一个民族打开贸易：他们的官员曾经那样老老实实、坚持不懈地努力，想让自己不受外界的沾染，却终归徒劳，这其中有几分令人伤感。中国的贸易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放任自流。不管这话听起来多么招人嫌，我们必须承认，过去的进展靠的是压力。因此，要是机会就摆在香港货主的手边，他若不加以利用，那可真是个没有进取心的人了。以前，上海手里握着王牌。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我认为，这条铁路注定会把贸易路线转到帝国的另一侧去。问题只在于谁来得到这份贸易——法国人还是英国人。法国人正警觉着呢。他们得不到领土，如今便来追逐贸易了。

我的意见是，香港商会若能把这件事彻底调查一番，对香港这块殖民地是有好处的。现在正是时候。

原注：「文」是一种中间有孔的小铜钱。名义上一千文合一块大洋。

第三程

重庆至叙府（经泸州）

第5章

五、陆路旅程开始·行列四周的官家光环·百姓送行·去叙府的各站·一个纠缠不休的苦力·我的听差大怒，以及后事·重庆人的好意·重庆领事馆·在中国旅行须保持体健·步行是犯忌的·「面子」问题及其含义·作者硬着头皮闯关·挑夫的工钱·所谓中国的石板大道，略评数语·中国的花园·华西山水之壮丽·茶馆·中国苦力的渴，以及作者如何喝茶·四川的人口·所产矿物·盐及其他物产·中国客栈：论彻头彻尾的肮脏，它首屈一指·房间情形·四川与云南的大车店·行军床之必要·众目睽睽下梳洗·作者在集镇上所受的迎接·日子如何过得毫不沉闷

我被人领出重庆，踏上前往八莫的路，排场与我这个英国旅行者的身份十分相称——且不说我还是那个试图徒步穿越中国的人。我是一个人走的，我的同伴不得不在这里和我分手。

那天是复活节的星期日，一个清爽的春日早晨。

打头的是一顶公家轿子，由全中国最棒的三条汉子神气地抬着，轿子前头两边各有一个穿制服的人，叫作兵——这在不了解内地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身上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后面也有穿制服的人一本正经地护卫着。再往后是咧着嘴笑的苦力，挑着我那点可怜的家当，我原以为这些东西早该被长江吞掉了。走在最前头、像救世军的队长那样领着他们的，就是我本人，得意洋洋地走着，看上去无疑是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不知怎么，脑子里老甩不掉那句小格言：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进坑里！可中国的礼数不许我落在后头。我决心徒步穿越中国，要么每一寸路都用脚走，要么干脆不走；那几个轿夫大概不知道我的打算，所以到了西门，我吩咐给每人发一百文钱，谢谢他们赏脸护送我穿城而过，他们觉得这真是个大笑话。

百姓都站在街当中——那些没完没了全是台阶、又湿又滑的街——来给我送行，或祝福，或诅咒。我费了好大劲，又喊又推，才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组成我这支行列的那一队官差和民夫身上引开，好让我脱身出城。

以下是预定的各站：

第一天，走马岗，八十里。

第二天，永川县，一百二十里。

第三天，立石场，一百零五里。

第四天，泸州，七十五里。

第五天，蓝井场，八十里。

第六天，南溪县，七十五里。

第七天，叙府，一百二十里。

出城四英里，有个人极其无礼地缠着我搭话，挡着我的路，我用最直白的英语，外加好些凶狠的手势，告诉他差一点就要挨揍了。他点头称是，把大嘴张到最大，似乎完全明白了，却还是更加吵闹地拦着不让我往前走，扯着他那沙哑的嗓子拼命喊着什么——那嗓子与其说是人声，不如说像雾笛——叫我担心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大错事，后来我才稀里糊涂地把它理解成厚脸皮的逗乐。

我什么也不欠；据我所知，我也没做错什么事。

「嘿，伙计！让开！把你那身子往后挪挪，老兄！滚——！这是什么——谁——？」

「噢，老爷，他想要闹事。他不是我这边的，该死的无赖！他想再讨一百文钱！他是一个轿夫！」

这是我的听差在向我赔着小心解释。

接着，他猛地转向那人，照他们那类人的做法，把他那矮胖的身子踮到脚尖，活脱脱摆出一副戏台上演员的架势，扯开嗓门把那无礼家伙的七大姑八大姨、祖宗十八代骂到了天荒地老。这一骂虽然招来了对方同样性质的更多回敬，也叫童（我的听差）在他职业生涯刚开头就碰上这种不合时宜的事，气得口吐白沫，不得不朝那人的右下巴推了一把，但顺带也让他向主人稍稍露了一手，表明他是有点本事的。那人被推得撞到了墙上，却还是毫不气馁。这个轿夫——我刚把工钱付给他，他肯定是那三个里的一个——一条单薄的裤腿上滴着稀泥，又凑上前来，这回牵出一匹那种瘦小结实、毛发蓬乱的矮马，想再做一笔买卖。然而他碰了钉子。我们没谈拢。我干脆把那四条腿的畜生整个儿从路上搬开，走了过去。

重庆人待我们很好，要不是他们的好意，我们在拥挤的河滩上、在「五板」里又熬的那可怕的三天，还会更可怕。

在领事馆，我们见到代理领事菲利普斯先生已经收拾好行装，要下上海去；我们在上海见过的斯莱先生即将来接替他。领事部门的史密斯先生也在这里，出过一场麻疹，刚刚进入康复期，一待身体复原就要去成都赴任。不过，尽管一片忙乱，我们还是受到了欢迎，菲利普斯和史密斯两位都尽力招待。重庆领事馆大概是中国最好的领事馆——至少肯定是最好的之一——建在一块居高临下的地方，俯瞰大江和城市，平房那一部分则在山上。它有极好的庭院，现代化的便利一应俱全，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那块水泥网球场，还有旁边一块小小的马球场。我本想看看骑着那些耗子似的小马打马球，可没能安排成。我倒很想拿根球棍打一场作为告别。

人们听说我要徒步穿越中国，着实吓了一跳。

我在这里要说一句：只要身体好，在中国到哪里去旅行都是可以的。你只需学会并保持无尽的耐心，只要有钱付路费，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见原注一〕可步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恐怕此前还从没有哪个旅行者真正徒步穿越过中国——内地会的麦卡悌牧师除外，他大约三十年前确实一路走到了缅甸，不过他走的是贵州，那一带的地势要好走得多。这并不是因为身体上无论如何做不到，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风俗——而且是个该死的风俗——要人保住所谓的「面子」。而步行容易叫人丢「面子」。

人家告诉我，在中国悠悠闲闲地徒步走一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人居然提出这种事，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真是胆大包天，人们都啧啧称奇。难道我不知道外国人非有一顶轿子不可吗？（这一点我的听差赌咒发誓地加以证实，因为轿夫的钱要经他的手付。）难道我不知道，在华西，凡是稍有自尊心的旅行者，出门没有不带轿子的，倒不一定是坐，而是为了体面和风光？难道我不知道，没有这件不容置疑的受人尊重的标志，我在大路上就可能被人推到一边，在渡口就可能被晾着等候，就可能被打发到最差的客栈里最差的房间，总之处处受人怠慢？我这个徒步穿越中国的念头简直荒唐！

就连内地会的海思波先生——他和海思波夫人待我极好，尽其所能帮我置办行装（正是这样的回忆，使我觉得这趟旅行再走一遍也无妨）——听说我要步行，也很吃惊，想劝我坐轿子。可我全然不顾。这些好心人的话确实打动了我，但我还是决定硬着头皮闯一闯，担这个风险。

「面子」问题永远只是理论上的事，从来不是事实上的事，而支配「面子」以及如何得到「面子」的那些原则，我是完全理解不了的。「我大概更该操心的是保住性命，而不是保住面子。」我想。

于是，到了一个叫佛图关的地方，我脱掉了一切多余的衣服，大步向前走去。那正是清晨时分，太阳把树篱上的露珠镀上一层金光，那份壮丽仿佛在给旅人打气；我穿着法兰绒衬衫、法兰绒裤子——这无疑严重违反了外国人的礼节，可对一个就要走他在中国土地上头一个八十里的人来说，舒服极了。我的三个苦力——典型的四川苦力，尽管毛病不少，却是很好的人——要在七天之内把我送到二百三十英里（约六百五十里）外的叙府。他们每人每天拿四百文，伙食自理；我还答应，要是七天内到了叙府，另外每人赏一千文。〔见原注二〕按约定，他们每人挑九十斤。他们的工钱我起初并不觉得过高，直到我发现每个人都拿出自己工钱的四分之一把活儿转包了出去，自己则轻轻松松、快快活活地在我身边小跑着；那时我才后悔，和他们成交之前没有多想一想。

中国那些石板大道的坚固，恐怕是被人夸大了。华北的大道我没走过，可华西的大道，尤其是四川和云南的，我领教得相当多，实在没什么好称赞的。可以肯定的是，去叙府的这条路配不上许多旅行者说它的那些好话。从重庆到叙府整条路线——当然，那是唯一的大路——铺着石板，宽窄从三英尺到六七英尺不等，有些地方还算规整，值得称道，另一些路段，尤其是翻山的那些，糟透了，坑坑洼洼。有些地方我简直寸步难行，我的听差坐着轿子跟在我后面，会喊道——

「老爷，我想你最好找两个人抬你。这不是正经的路。也许你的脚要走坏了。」

果然，我的脚起了一大片泡，惨不忍睹。

得相当灵巧地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有些地方桥塌了，没有人想着把它修好——在中国从来不修——每天都能看到的一景，就是山里的马在这破烂的路上择路而行的那副奇妙本事；它们脚下稳得像山羊。

我赞叹地望着那一英里又一英里正在成熟的麦子、金黄的油菜、开着粉红花的蚕豆，到处还夹杂着那免不了的罂粟，轻轻摇曳，仿佛一片汇集了彩虹所有娇艳颜色的海洋，我就不奇怪四川为什么被称作中国的花园了。比这更大、更密的耕作我从没见过。那些圆形剧场一般的山丘，在春天最初的温柔抚触和滋润的绿意里快活地笑着，每一层梯田都靠一条小水渠从下面一层引水灌溉，调节水流的办法原始至极（绞车是人力摇的），没有一平方英寸是浪费的。就连分隔这些肥沃田块的泥埂，侧面也种上白菜和莴苣，顶上种上麦子和罂粟。没有篱笆。你眼前是一片山的森林，被浓雾染成暗沉的铅灰色，雾里渐渐现出一幅又一幅无穷无尽的画面，绿的、紫的、褐的、黄的、金的，在多云的天空下东滚西翻，乱得无法形容。山脉也许在南边或北边以两三道柔和、缓缓升起的起伏开头，向远处伸展，给整幅风景构成一片烟雾迷蒙的背景。从这些起伏之中（此刻我坐在山路中央的石阶上写作，眼前就是这样一幅画），升起五座山峰，既连成一体又格外分明，峰顶嶙峋粗粝，山腰切割出一道道阴暗的沟壑；太阳照在从峰顶升起的雾气上，给那些锋利的轮廓镶上一圈淡淡的光晕。往北看，一道巨大的弧线显现出来，越来越大，像一座巨桥的拱一样张开，把这第一组山峰和第二组连在一起，第二组更为繁复，每一座峰都有它自己的形状，多少有点各行其是，并不理会它的邻居。这些山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它们仿佛有生命。那是一片难以置信的杂乱。看上去就像某个发了疯的几何学家随心所欲地抛出各种角度。爬完没完没了的台阶，有高大的黄葛树给人遮荫；整片风景上随意点缀着漂亮的农舍，掩映在神树林里，几乎看不见，景致美极了。常常有笔立的山峰直上直下三千英尺甚至更高，山坡直到顶上都被阳光下笑盈盈的大自然染得五彩缤纷，有些地方只能开出十二英寸宽的一溜田来。

一座圆顶奇特地从一座圆山倾斜的肩头探出头来，一座金字塔倒立过来，仿佛随着某支狂野乐队的音乐起舞，那乐队的交响曲就在山风里回响。走近细看，这些山处处都和那爱好奇幻的想象力——被它们较远处的形状所吸引——所能梦想的一切妙合无间。山谷、峡谷、幽暗的豁口、被水冲得或粗糙或光滑的笔直崖壁、挂满钟乳石、刻得像哥特式雕塑一般凹凸的洞穴——这一切构成一幅奇景，叫人不能不赞叹。

大约每隔一英里就有茶馆，苦力花两文钱就能喝上一碗茶，茶叶够泡十几碗，开水要多少有多少。四川，这地方、这里的人、他们的风俗和做事方式，还有许多与之有关的资料，早已印成书了。在这里再多说也没用——读者，你会感谢我的！可是四川的渴——那种在整个帝国独一无二、在全世界除了撒哈拉恐怕再没有哪里能比的渴——却没听人说起过。

许多英国人会愿意付出很多来换中国苦力的这份渴——非常、非常多。

读者，不知你可曾渴过？大概没有。你的渴不是那种怎么也止不住的渴。你的渴不是什么非常之事引起的；喝一两口水，或者喝一杯——或者两杯，或者三杯——烈一点的东西，就能解了。中国苦力的渴来自炙烤的太阳，来自晃眼的强光，来自拼命地拉、肩上挑着一百二十磅的担子、担子晃荡在竹扁担的两头苦苦挣扎。中国苦力的这种渴我有过——我太熟悉了。它纯粹是热出来的、汗出来的。我身上每一滴水分都被拧干了；我好像在自己的衣服里游泳，身体里面的肌肉好像缩成了干海绵，骨头好像成了干木髓。我的实质、我的力气、我的自我都从我身上流光了。我感觉得到自己在不停地蒸发、不停地化成水。我觉得非停下来重新把自己浇湿不可。我真的非把自己浇湿、重新膨胀回活人不可。于是我们在茶馆里坐下。人们过来盯着我看，琢磨这是个什么东西。他们也渴，因为他们都是苦力，都有苦力的渴。

我把自己浇湿。我一碗接一碗地往里灌，我的身体、我的自我把它吸进去，像吸生命之水一样吸进去。转眼间它又从每一个毛孔里涌出来。我再灌进去，它又冲出来，发疯似的拼命往外冲。我灌进去更多、更多，它挑衅似的往外冒。我一点也存不住。没用——我解不了渴。最后，那渴以为自己稳操胜券了，把热茶当成了投降的信号；可我还往里灌，渐渐觉得茶在身体里安顿下来了。我不那么燥热了，身子也实在了一点。

这时我的听差来了。

「老爷，你要不要喝一杯白兰地苏打？这边买不到苏打——有水。行不行？」

啊！喝不喝？喝不喝？不！我把它推开，把他在重庆给我买的一瓶廉价白兰地扔得远远的，听差一脸凄凉。

在中国，茶是一切饮料中最好的；对旅人来说，毫无疑问是最好的。早上喝好，中午喝好，傍晚喝好，夜里喝也好，哪怕一天的劳累早已忘了。明天我还要走更多的路，还要更渴，还要喝更多的茶。中国茶啊，对这片大地上的行路人来说，你真是天赐之物！

我曾设法了解四川全省的人口详情，结果各种说法出入之大，恰好说明了中国一切统计数字的不可靠——估计从三千五百万到八千万不等。

这个省的地面由一片片嶙峋的山岭组成，长江从中切出深而窄的河道。全省到处被陡峭的山谷和沟壑切割。省城成都那闻名世界的平原是省内唯一像样的平原，那里采用的灌溉系统是世界奇迹之一。四川各种粮食作物都长得茂盛，中国药典里的各种药材取之不尽，富了药铺，坏了有钱人的胃；除了棉花以外，中国东部长的一切，在这帝国的大花园里都长得更好。它的面积与法国相当，气候更胜一筹——真是一片起伏有致、令人愉快的土地。所产矿物有金、银、朱砂、铜、铁、煤和石油；主要物产是鸦片、白蜡、麻和黄丝。四川是个富产盐的省份，盐取自自流井，有些深达地下二千五百英尺，几百年来一直靠老式的绞车和水牛吃力地把卤水提上来。

中国客栈里最好的条件，也比旅行者在不列颠群岛任何地方——哪怕是爱尔兰乡下最偏僻的地方——可能碰到的任何情形都要糟糕得多得多。那是没法比的。读者自会明白，在一般的身体舒适和清洁方面，欧洲人有许多东西是享受不到的。卫生设施是彻底没有的。那初来乍到的旅行者最想知道的事——倘若他想在一开头免受一场大惊吓的话——普通的体面不允许我把它印出来；可是人人都得经历一遭，因为所见之事是写不出来的。凡是在华中和华西那些大车店里住过的旅行者都会证明我的话：这些地方全都污秽熏天，各色虫豸横行。不幸离开大路在俄国旅行过的人，也许会犹豫，说不准论彻头彻尾的肮脏究竟哪个国家首屈一指；但除此之外，在东印度群岛、在中亚、在非洲最野蛮的部落中旅行过的人差不多一致认为，论脏、论病、论不舒服、论全无体面、论惹人烦恼，中国客栈与所有这些地方相比毫不逊色。而中国没有哪个地方比四川和云南更叫人难受。

房间角落里照例摆着一张木床，铺着稻草（顺便说一句，要是想睡个安稳觉，这稻草千万别挪走），有时有一张桌子，有时有两把椅子。它们要是稳当，那算运气好；要是没坏，那算例外；再多就从来没有了。床铺上面（顺便说一句，床铺多半是四块长短厚薄不一的木板，横搁在两个条凳上）我通常先铺上我的油布，再铺上我的铺盖，这样那种不便点名、专爱往人身上贴的小爬虫就不怎么搅扰我了。老鼠成群地在我身边、身上跑来跑去；当然，最好的房间总是离猪圈最近，照例臭气熏天。地面就是大地母亲，下雨天就成了烂泥。下大雨的时候，因为屋顶有那么一点不连贯，我往往不得不把雨衣蒙在头上，几乎闷死地睡觉，这可大大增添了我的乐趣——我的伞用不上，出发两天就被我的一个脚夫掉下了悬崖。出于种种原因，对欧洲人来说，行军床是哪怕最简单的旅行装备里也不可缺少的一件。我好多次后悔没有带一张来。

不过，四川的客栈比云南的要好上许多，云南的有时简直无法描述。泥土地面浸透了潮湿的污物，散发着腐烂的气味；很少有纸窗，只有一种木框子开的口子，腐烂的垃圾和人粪的恶臭从那里飘进来，几乎叫人窒息；桌子被人的晚饭压得塌下来；墙总是在朽烂，吓人地朝里歪着；那些又爬又跳又咬的可恶虫子，爬过人的饭碗边——还有许多别的。谁能描述得出来？想想都叫人恶心。

我一路上梳洗打扮，其实是一切的一切，都得在毫无遮掩、彻彻底底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出发第三天，我的听差给我备了一次冷水澡，把一间位置偏僻、多少有点隐蔽的屋子堵了起来；可就连成年男女，也急着想看看「那东西」不穿衣服是什么样子，凑上前来，用指头捅破窗纸（当然，内地几乎不知道玻璃为何物），贪婪地往里偷看。这一点，还有人们对你一举一动所表现出的那种极大的好奇，我觉得最难以忍受。

在这一段路上，我每天都倒霉地赶上走进一个正逢集市的城镇或村子。人们一瞥见这张外国面孔，就瞪大眼睛，转身背过去，再转回来面对我时害怕少了一点，然后朝我走来，不是几十个，而是几百个，张着双臂。他们喊着，比画着，兴奋地在我身边走，随意查看我衣服的料子，拿棍子碰碰我的靴子，看看里面是不是包着脚。那一阵子我是他们的英雄。我一走进客栈，生意马上就兴旺起来。茶水涨了价，只有较富裕的人才出得起九文钱而不是三文钱，和那个茫然失措的外国人一起喝茶。最好奇的人跑到我身后，把他们没剃干净的脑袋贴着我的脑袋侧面蹭，想方设法从我眼镜的侧面看过去。他们会跟我说话，用最粗的嗓门冲我喊，以为我耳朵有毛病。于是我会示意他们走开，总是很客气，很巧妙地压住我对他们这种举动的愤慨；他们也就走开了，却只是为了给更糟的一群人腾地方。镇上的生意停了；人们离开摊子和铺子，漫无目的地瞪着这个仿佛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蛮夷，或者问一些没头没脑、听不懂的问题。我用最地道的英语对他们说几句话，以他们所珍视的一切神圣之物的名义请他们走开、让我清静一会儿，这时便会响起类似欢呼的声音，我的听差便用他最拿手的骂人话把他们统统骂下去。我慢慢站起身要走，人群一脸失望，但还是让我平平安安地继续上路了。

日子就这样过去，一点也不沉闷。

原注一：这是就大路而言。在许多偏僻、未经勘测的地区，行路极其困难，常常根本走不通。——丁乐梅

原注二：每人每天四百文的这个价钱一直维持到东川府，不过过了昭通，通常的价钱要高一点；而且那一带的钱成色差，我的人很难把四川通行的四百「大钱」折合成云南的等值钱数。过了东川府，一直到缅甸，苦力的工钱出入很大。在到腾越之前，我付过的最高价是三钱二分（即零点三二两银子）；到了腾越，卢比开始流通，生活费用也高得多了。——丁乐梅

第6章

六、四川人唯利是图·善于经商·唯有热爱自然者方宜来华西·游牧生活·中国的开放，及若干印象·中国在其国民眼中的地位·工业化、铁路与民众的态度·引进外国机器·各省看法不一·气候，以及它所造成的一切·前任四川总督对基督教的赞许·新中国与新学生·云南的革命分子·中国需要新生，又将如何得到·泸州略记·兵丁「扶送」·轿子之必要·住宿费用·一个无礼的妇人·精彩的洋泾浜英语·旅途种种烦恼·加拿大传教士与内地会传教士·互相讲故事·中国生活令人恼火，及其对欧洲人的影响·脚夫拒绝步行去叙府·安排上水行程的经历·中国官员对外国人的虚礼·清晨被粗暴唤醒·一场难熬的清晨考验·算盘对不上·多事的一天·在内地会·叙府印象·虚设的合伙字号

四川人和长江流域其他各省的人相比，即便称得上进取，也不能不说是唯利是图的。

我在立石场和泸州之间一个小镇的茶馆里，在一条三英寸宽的板凳上保持着平衡，努力把周围的景象看个明白。这个省人太多了，要活下去就得挣扎。他们当中最能干的人也休想逃出贫困与饥饿的阴影；人人都被同样困住，所以他们索性安下心来，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做买卖上。他们做起买卖来，那可是十二分的认真。

一切都明码标价，从土地到居民；这些原始的、幸福地做着「异教徒」的人，已经变成了最老练的奸商。我走过去想买一样只值几文钱的东西，四面八方都是网和陷阱，像蜘蛛网一样；我在他们的货物间踱来踱去察看的时候，这帮先生想捉的那只苍蝇，就是我自己。他们好像专在那儿等着人上钩，一件苦力只付几文钱的东西，向外国人要价就是好几块大洋。不过我的听差站在一旁，为他那份油水足、地位要紧的差事得意非凡，吆喝着叫好奇的百姓站开些。他只是暗示，并不明说，可通过毫不客气的旁敲侧击，让他们明白：不管他们私下里人品如何，在他眼里他们全是骗子、无赖和贼。这一切都那么好笑，一路上到处碰到的趣事和新鲜变化，把人的疲劳减到了最低限度。

又上路了，我的脚夫们唱着歌，也许吵着嘴，总在骂人。他们的话又下流又粗俗，幸好我一句也听不懂。

这一带的乡野也迷人极了。一个人若不是爱着大自然这位情人——哪怕她穿得最粗陋的时候也爱——就别为了寻乐子到中国来。她的有些情人，最为之倾倒的是那些偏僻之处，是森林的清凉，是远离尘世的高山之巅，是峡谷的裂隙，凡是那漫不经心的情人不得其门而入、无缘瞻仰她的地方都是。中国正是向这样的人伸出邀请之手，而对别的西方人，她几乎没有什么可给的——唯有研究自然、研究人的人，才能在内地过得快活。忘了时间，忘了我自己那个世界的生活，我有时来到一些不受侵扰的寂静之地，大自然在那里张开双臂，迷人地许下拥抱，那是一片柔和、无尽、起伏的辽阔；在那里，哪怕看一只鸟筑巢，或是孵育它的雏儿，或是哪只地上的小东西在优雅地嬉戏，都好像能叫人着迷得无法形容。有人也许会说，这是一种游牧生活。是的，这是一种游牧生活。可是对我们这些人——这样的人很多——来说，它是多么美啊！比起我们自己那小小生活里人造的舒适，我们更爱上帝所造的世界里那些一切都未曾改变的地方的迷人奇观。我高高兴兴地抛下西方生活的尘嚣、衣着的矫饰，还有我们这个或许并非名不副实的文明里数不清的无谓的装腔作势，到那些寂静山顶上遥远的角落里去自由而安宁地呼吸，那里的孤寂只被天风的轻吟或怒吼打破。感谢上帝，还有这些未被侵扰的角落。说到底，寂静的国度比喧嚣的国度更辽阔；看着大自然仿佛卖弄风情似的遮掩着她的运作，这个事实带给人一种安慰。

我望着这一切，心里纳闷——纳闷随着「中国的开放」，这一切是否必定会改变？

中国人——我说的是四川这样的内地省份的中国人——正在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位。我听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说，他们把自己看作迷失的人，就像遭了海难的水手，被一夜风暴抛到某块孤零零的礁石上；如今他们又是呼喊，又是放枪，用尽一切能想到的信号，好让人知道他们还在那里。有史可考以来，他们就一直待在这块孤零零、与世隔绝的礁石上。如今他们正向着进步出发，向着制造东西、买卖东西出发——在商业贸易、政治、文学、科学，在西方一切意味着进步的领域里出发。现代精神正在迅速蔓延到各处的生活领域——有些地方快，有些地方慢，但蔓延是不可避免的——若是明智的话。

在这一带地方，最能把它弄得天翻地覆、里外颠倒的，莫过于对工业化的崇拜了。在华东的一些中心，比如汉阳和上海，外国工厂、铁厂等等提供了新的职业；但在内地，西方的机器在未受教育的天朝百姓眼里似乎是他自己那些工具的敌人。等到铁路和轮船出现——轮船当然已经在长江上游出现了，虽然还没有抢走多少帆船的生意，四川也正在修它的铁路（一九〇九年在宜昌破土动工）〔见原注一〕——一列火车、一艘轮船就能干成千上万车夫、苦力和船夫的活，他们那不完备的、短视的眼光使他们起来反抗这个看来是新的危险，那是再自然不过的。

虽然帝国最终会从西方的发明中大为获益，但四川的过渡时期，尤其是机器引进得太快、太不明智的话，将是一个扰乱安宁的时期。看看老百姓对铁路持什么态度，会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四川本质上是个农民的省份。四川是被要求让出权益的省份之一，欧洲的财团曾在这里规划铁路，而士绅和学生们举行群众大会，狂热地宣称：中国的铁路只能由百姓自己来修，别人一律不许。在这样一本书里，我没有篇幅去充分讨论工业化、铁路以及其他与中国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但如果要维持中国的和平，每个外国人都有责任「慢慢来」。外国造的机器以前就被拆毁报废过，铁路被扒起来扔进海里，电报线被扯下来卖掉，在这个奇妙的民族中间，处处都一向明显地存在着对外国事物和外国观念的仇视。可是，西方的好处，特别是在工业上的好处，在华东正得到承认；只要那些不得不打先锋的外国人处事得体，对外国制造的机器的信任会逐渐传播到华西，而工业的扩大将给西方的贸易带来全面的好处。

到目前为止，人口还很少从小村庄转移到新工业的中心——即便在上面举过的那些较先进的地区也是如此——但这个过程一旦开始，中国的工业问题就会加进新的因素。

正如我们听说有一个「新中国」，也有一批「新人」，某些地区官员的榜样给了他们胆量，使他们对进步和革新表示友好。十年前他们可不友好。也许可以说，这批「新人」是在义和团之乱以后诞生的，在四川他们的影响很大。

使用西方机器的纱厂、缫丝厂、面粉厂和碾米厂，现代化的矿场，以及其他表明中国正从壳里钻出来的迹象，让人为境况的改善而欣喜。这些发明正缓慢而稳步地引进到华东和华北的每一个角落，由此引起的敌意是很明显的；但仔细考察之后，研究过这个问题之后，人会倾向于认为那多少只是理论上的。但愿四川和远西的中国也会如此。

读者也许会奇怪，这几页里表达的看法怎么会前后不一——翻过一百页，也许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印象。但实际存在的情况之间的绝对差异，也同样惊人。从重庆到叙府，人们呼吸到一种进步的空气——当然要把中国生存所处的种种不利环境考虑在内——处处都明显想要外国的东西，对外国人能带来的东西表现出最热烈、最聪明的兴趣。可在云南的许多地方，情形又完全颠倒过来；一个在帝国东部口岸住过一段时间的人，到了云南，肯定会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和他习惯了的东西格格不入，那里的人仿佛是另一个种族。这也许是由于气候的差异——在东方，气候归根结底确实是起首的一句话，也是末了的一句话；它是一切的仲裁者、建造者和瓦解者。一位论述东方事务的首要作家说：「气候是整个亚洲历史的解释，东方各民族只能通过测量太阳光线的热度来理解和说明。在中国，手里拿着气候图和天气图，你可以从云南边境的红河一直走到强健的满洲的松花江，并且能理解和说明一切。」

不管怎样，在中国旅行，穿过四川这样一个奇妙的省份——它的主要商埠离海岸一千五百英里——会使人确信，中国已经走到了分道口。在四川的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个村庄——在云南也一样，只是程度轻些——你总能找到以「新中国」学生的形式出现的新民族主义。尽管他受到旧派的反对，尽管旧秩序强大得几乎要把他压垮，使他的进步不如他所愿，但这个新学生，帝国的希望，就在那里。我不想卷入这个问题的争论，但我想引用岑春煊卸任四川总督时一篇演说中的下面一段：

「中国的官员正逐渐认识欧美各宗教的大道理。教会方面也日夜努力，调整其方法，宣明其传教的宗旨。因此，中外人士的关系日益融洽。这使我满怀喜悦和希望……我的希望是，两国（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比以往更明智地传布福音，使仇恨消除，争端化解，使福音的影响为我中国人民创造无穷的幸福。为你们在这桩善举中挺身而出而致谢的，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愿福音昌盛！」

中国的人分成不同的等级，其中士人向来居首，因为心智高于财富，正是智力使人区别于低等的生物，使他能为自己和别人谋得衣食住所。当欧洲因为同胞在义和团暴乱中遭到屠杀的消息而震惊、痛心疾首的时候，士人还是个迟钝愚笨的家伙——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他埋头苦读他的经书。经书就是他的全部，是他的起点和终点；他崇拜经书。这个时代如今已经过去了。

眼下，在东京有两万多名中国留学生〔见原注二〕——他们到那里去，是因为日本是学习西方知识最方便的国家。新学，新学——他们非要新学不可！今后，高官大概再也不会授给别人，只会授给那些西学多于中学的人。而那些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在教会学校的怀抱里长大，在那里打下了西方教育的良好基础，这些人才更有可能通过新的考试。在云南，士人很少有上进的机会，新学便带来了一股革命的成分，这股成分若是普遍起来，很快就会变得危险。我见过一个会说英语的家伙，急于出人头地，以为是他国家的法律阻碍了他，便在他练习本的背面写了一句反对皇上的话，这话要是被上面的大官看见，他就得掉脑袋。

一个人要是横穿整个帝国，会学到很多东西——会碰到一些完全无法调和的事实和数字，但即便是感觉最迟钝的人也会确信，人民身上的改革精神多半只是皮毛，不过触及生活的表面而已。在西部各省，眼下它也许只是一场疯狂的发酵，发酵得越猛烈，将来产生出来的东西就越清澈。这样的过渡阶段叫欧洲人满心困惑——叫任何一个想把帝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的作者都困惑不已。情况各不相同，每一个省或每两个省都应当分开来谈。

但是，如果中国上上下下都能拥抱真理，为真理本身而热爱真理，对真理的忠诚丝毫不减；如果中国能让真理流过日常商业、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动脉，就像水道流过她那奇妙的国土一样；如果中国能扼杀她那阻碍进步的保守主义，代之以诚实和良知；如果中国能让她的道德生活焕发生机——那么，她从帝国这一头到那一头的过渡时期很快就会结束。矿产的、农业的、工业的财富，她所拥有的程度是任何别的国家都比不上的。她的人民有一种持久而扩张的力量，经受住了四千多年光荣历史的考验；他们在中国以外的活力和效率，使他们作为竞争者，比当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十几个民族都更可畏。

但新中国必须有这种新生。

商业、科学、外交、文化、文明，她越是接近西方各民族，就会得到越多。可是新生从哪里来？从内部，还是从外部？

离开重庆的第四天，快到中午时，我被领进了泸州。泸州是长江上游人口最多、最富庶的城市。

就中国城市而言，它干净得出奇，街道维护得很好，两旁是货物充足的商号，处处显出商业繁荣的迹象，可它却缺一样东西。它没有客栈拉客的伙计！我中午到的，在烈日下坐一条漏水的渡船过了江，打算在城里一家茶馆歇歇脚、喝口茶提提神，然后走完长长的一天路程，走得比平常的一站更远。可是，由于派来在部分路程上跟着这个外国人的「扶送」和我的听差之间有些误会，我还没喝上一口水，就被领着穿过热闹的城区，一直走到了城外的旷野。我提出抗议，他们又把我领回最好的客栈，告诉我得在这里过夜——那时也就没什么别的好说了。

我可否在这里给那些打算在类似条件下到中国来的读者提一句忠告？官府照例会派所谓的「扶送」（护卫）跟着你；护卫是从兵营里派来的，尽管他们那副古怪模样可能叫你怀疑这一点。今天我身边就有两个这样的兵，比这两个更邋遢的叫花子我还没见过。他们是这一伙人里我唯一害怕的两个。他们除了吃喝，毫无用处，每到一站的终点，总是笑眯眯地来讨赏钱。今天一整天我一个都没见着——他们一直落在队伍后面；很难相信他们有那份脑子认得路；至于护送我，他们连一里路都没陪我走过。〔见原注三〕

另一件讨厌的事，我已经说过了，就是为了保持体面必须带一顶轿子。这些事使得在中国旅行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便宜。旅行本身是够便宜的，和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便宜。我自己的住宿，一间房、米饭、热水随便用，只要两百文钱左右——当然不贵。另外，通常还要给厨子一点「茶钱」。可是真正费钱的是「面子」，远远超过让你享受这个国家所能提供的奢华所需的花费——而这里能提供的奢华也实在有限！

我和听差为他们要让我住的那间房议论了一阵之后，一个妇人把一大截白菜根举在头顶挥舞着，恶狠狠地瞪着我，嚷道那间房够好的了。

「她说什么，童？」

「噢，她是个傻子。她想要啰嗦。她舌头很长，是个坏女人。她说有一个日本人在这里住了三夜。懂吗？她说日本人住得好，英国人也住得好。懂吗？上头没有的，下头也都有。老爷，这不是我的事——这是女人的事，女人都是傻子。」童最后拿那位太太的母亲开了句好笑的玩笑，我训了他一句，他就沉下了脸。

既然明白了那位太太认为她的房间配我住已经够好了，我也看不出还有别的路可走，而围观的人又越聚越多，我就进去了。在出门去拜访驻在那里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前，我和一个驼背老头儿长谈了一番，他满身是病，样子难看，好像是泸州的一个老古董。我可以说，这位满腹经纶的老滑头除了中国话什么也不会说，而我呢，读者知道，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所以我们从对方那里得到的一般知识就很有限了。可他就是不走，童和我的苦力再三劝他，我也激昂地大发议论，解释他在这儿叫我不痛快，他还是不走；这场插曲到了最后，为了我自己的安全，也许也为了他的，我觉得非得离开不可了。

我在加拿大人那里找到了他们，他们住的是中国式的房子，倒也舒适。当时住在那里的有五个人，他们对过去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相当满意——他们大多数是刚到中国的。后来在内地会，我看见两个年轻的苏格兰人在一个大约二十英尺见方的院子里拿板球砸石墙活动筋骨。他们见到我很高兴，其中一个好心地给我理了发，我应他们的邀请在那里过了一夜。

中国人的天性里有什么东西，使他们对自己国家里最好的东西显得那样全然视而不见呢？

那肯定不是因为他们对自然或艺术中美的魔力不如别的民族敏感。可是我发现，和这些显然缺乏共鸣的人一起旅行、一起生活，简直令人恼火到了极点；我也就不奇怪，那些命中注定在内地待着的欧洲人，有时回到西方文明中来，在自己的同胞看来显得古里古怪。不过这是顺带一提。

我如期到了南溪县，人家告诉我，第二天就能到一百二十里外的叙府，虽然我有些怀疑。本地「官」派了一个代表团来伺候我，了解我的愿望，听候我的吩咐。他们向我保证，从来没有哪个欧洲人从南溪县步行去叙府，我要是试着这么干，就只能一个人去，而且永远也到不了。我抗议，可我的听差很坚决。他把我拉到身边，像父亲一样照顾我。想到我，偏偏是我，他的主人，天下人里偏偏是我，竟然怀疑他对我的忠心，他差点对着我哭出来。「我不怕，」他宣称，「也许老爷不懂。叙府是很大的地方，有很多欧洲人。你想要快点走，吃很多好饭。我想你找一条船，往江上走。也许我想你太累了——不想再走路了——那不合规矩。那是傻子干的事。」

最后我心软了。没有别的办法。

本地的那位大老爷把他的炮船交给我使用的时候，在一张私人便条里向我保证，从来没人从这里步行去叙府，那便条我看不懂。

他说，这船会很快把我送上去。在第二张便条里，他为身体不适未能亲自拜访我致歉——这当然是撒谎——说如果我肯赏脸使用他那条不成样子的船，他将深感荣幸。可童悄悄对我说，中国的规矩就是用这些客套话，要是我真的接受了他这番言不由衷的好意，最失望的莫过于那位中国知县了。于是我雇了一条「五板」。第二天夜里，又冷又饿地划进叙府宝塔的阴影里时，我咒自己运气不好，没有打破这些中国官员对外国人讲的无用虚礼，把那家伙的炮船拿来用。

他们向我发誓，「五板」第二天凌晨三点半就可以开船。我的听差根本不敢睡。他守在我卧室门外——我说卧室，其实那是一间在欧洲我连马都不会往里放的屋子，门不过是一块竖起来的、被虫蛀了的宽木板。半夜里，我听到一阵响动——对，是一阵哗啦声。那块木板向里倒下来，差点砸在我身上。一道光猛地照进我眼里，我脱口而出的几句零碎话被一阵尖声喊叫粗暴地打断了。是我的听差在唱歌。

「老爷，」他喊着，狠心地使劲拽我左脚的大脚趾把我弄醒，「快来，快来；你要起来了。两点钟了。起来；也许我不叫醒你，你还要睡——那不合规矩。一个人到下头去——已经找到船了。今天早上没有茶——找不到热水烧。」

没多久我们就准备好出发了。到了约定的钟点，我们准时到了那条陡峭黑暗的坡道底下，那坡道通到江边。

可我的算盘打错了。

「老板」和另外两个半傻的年轻船工还没吃他们的「饭」，再加上他们的算法和我的算法有许多小小的出入，我一直气得七窍生烟，直到六点半，他们才终于把船撑开，一开头就差点把船弄翻。那天清晨的细节，还有漫长而悲惨的一整天里发生的事，我想我永远也忘不了——从纤缆断掉，到一次次在礁石上搁浅、在沙洲上卡住，号令下错，船上差点失火，那个蠢驴船长一副平淡无奇的糊涂相，一次次撞船，以及同愚蠢的中国人打交道时所能见到的一切最深刻的野蛮无知的例子。下午四点半我们才走到半路，还有六十里要顶风走。他们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苦干，劲用错了地方，没走多远，把力气浪费在该做的事做得不是时候、而不该做的事总在做上头；太阳落山很久以后，叙府的宝塔才在远处隐隐出现。夜里十一点，我浑身僵硬、饥肠辘辘、气得发疯，四肢着地在码头上沿着溜滑的台阶，穿过说不出的烂泥和污物往上摸，却只被领到一家令人作呕的客栈，脏得和我迄今碰到过的任何地方一样。真是倒霉，我连口吃的都弄不到。

不过，麦金太尔牧师邀请我去和他们同住，他和他那位可爱的夫人在这座城里主持内地会。第二天早上，在一张臭虫成群的床上辗转反侧了一夜没睡之后，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位传教士的好意。再没有比这更亲切的欢迎了。

叙府人口大约十五万，人口拥挤的问题相当严重。它地处长江右岸，位置优越，药材、鸦片、丝绸、皮毛、银器和白蜡的生意做得极大，这些都是主要的出口货。大雨季节炮舰经常开到叙府。

就在城外，一大片地方都被坟堆占着——这在几乎每一座中国城市都很常见。一天下午，麦金太尔先生和途经叙府前往打箭炉的赫伯特先生（他现在就在那里工作）领我在城里转了转，人们可以看到两千年前社会生活的种种典型。同样的窄巷一条接一条，人的心里渐渐形成一种确信：这城和城里的人，大体的风气就是如此。同样有忙碌的工匠、剃头匠、商贩、路边的厨子、走江湖的算命先生和身强力壮的苦力；那专坑容易上当的人的江湖郎中也在那里，靠他那不义的营生过活；不时有城里某位官老爷的轿子和随从经过，打破景象的单调。然而，尽管那样匆忙喧闹，为了挣钱奔来走去、忙这忙那，却很少出什么事故，也很少有人伤了和气。街上有着人们在学校里读到过的那种传奇色彩——和人们在沿海的中国地方、在香港或新加坡所见的那样相似，又那样不同。在我到过的华西城镇里，叙府的本地画匠似乎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在街上的招牌上用尽了心思。招牌上的书法以最幽默的方式暗示所售货物的高人一等；许多招牌上有某种虚拟的标记，用作店名，这和两百年前伦敦的做法相似，如今在海峡殖民地也很普遍，在那里，要是不允许虚设的登记，破产者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自由了。我指的是合伙字号登记。

原注一：一九一〇年十二月我在宜昌察看过这条铁路，发现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正在取得相当可观的进展。总站中心一带一片忙碌兴奋，那里雇着两万来名苦力，所有的建筑和设备都显出做事认真的样子，工程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可是今年（一九一一年）一月，在这条线路预定的终点成都开了一次会，士绅们认为既然成都这一头什么都没做，就应该要求公司停止宜昌的工程，改从另一头的成都开始铺路。「钱会全花光的，」他们喊道，「我们这一头什么也得不到！」要是钱花光了，线路的中段没修完，那也没关系，只要每座城都为自己的钱得到点东西就行！——丁乐梅

原注二：如今情况已非如此。人数已大大减少。——丁乐梅，一九一一年二月

原注三：这不应被理解为适用于各地的「扶送」。在别的场合，我发现他们是最有用的人；上面这段是我在泸州写的，只是那一天的经历。——丁乐梅

第四程

叙府至昭通府（经老鸦滩）

第7章

七、中国人说话不直截·作者与行列被拦下·给旅行者的忠告·告别叙府·邮政事业，向大清邮政致意·赶站·行程细节·去昭通府的路况·苦力工钱·我的听差偷菜·道路与铁路之议·中国真正的开放·外国人如何赢得中国人的信任·里程之变幻莫测·算计全盘落空·作者陷入窘境·沿途风景·路难走·路边换衣，有些难堪·污秽与中国人形影不离·再说中国客栈·打字机引出笑料·兵丁把守我的房门·人心中的「内室」·一天一百四十里·壮美与孤寂·独行之明智·苦力险些砍掉脚趾·普洱渡街景·「垂死」的苦力·一个戴镣的犯人·受官员款待·计划如何落空

即便是最肯替中国人开脱的人，也不能说他说话简单直截。

言语是心灵最主要的显露，是心灵最先呈现出来的可见形态，这无疑是真的：思想怎样，言语就怎样。我们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植根于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靠每个人思想和言语的真诚来维系。在中国，看来并非如此。那里有那么多的机巧，那么多的手腕，那么多精妙的障眼法，只要他愿意，中国人就能叫你为弄清一件最简单的事费尽周折。中国人就像许许多多吹毛求疵、造谣中伤的人，个个伶牙俐齿，比地球上任何民族都更懂得如何利用口舌和笔墨；他们把传播思想的手段扩大之后的好处占尽了，结果，像我这样的英国人，即便精通他们的语言，要弄清他们自己的事情的真相，也会难上加难。

我出叙府的时候，我和我的行列被一个家伙耽搁了，他缠住我的人足足一刻钟。我听着，一句也不懂。又过了五分钟，谈话在我看来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我担心听差的安全，便问道——

「童，怎么回事？」

「稍等一下。」他答道（这句话是他从下游炮舰上的人那里学来的）。不过，他的眼睛始终没离开和他说话的那个人。接着，他一头扎进我的食篮，扭开一只铁罐的盖子，从里面掏出两只羽毛花纹漂亮的活鸽子，鸽子无助地扑着翅膀想逃，他又接着谈。话越说越凶，鸽子被放在路边，童这时气得脸都白了——看上去是这样——威胁要揍那人。原来，那位原告是卖鸽子的，童买得太便宜了。

「那人不懂。他以为你，老爷，有很多钱。他是个无赖。我不是傻子。我知道，我知道。」

食篮的盖子合上的时候，我看见里面有一只煮熟的鸡、两只腿捆在一起的活野鸡、一双我自己的沾满泥的靴子、一双跳舞穿的浅口鞋和一条脏领子，这些都是在我那几样小小的奢侈品和前面说的两只鸽子之外的。读者，你若要在中国旅行，又想吃得好，就千万别偷看你的「伙食篮子」。

童嘲弄地笑着，向那个失望的卖鸽人挥手作别，亲热而又花哨，然后踮着脚尖往后退，直到看不见他了；接着我们悄没声儿地走下一道陡坡，来到一片开阔地，那里有一种纷乱而散漫的美，我们就这样踏上了去昭通府的路。

从重庆起，我一直是按规定的站头走的。我没有赶路，但我决定尽可能赶到昭通，因为我听到的关于在云南遇上雨季的消息叫人很不放心。我到叙府用的时间是正常邮班的三倍，邮政的服务是极好的。重庆每天市内投递不下六次，这样邮件到达之后就不会耽搁；到沿海的每日邮班也已经开设了。如今有一条快速的陆路邮路通到万县，沿海的邮件在那个口岸和重庆之间只要两天就能送到，这是前所未闻的——旅行者走同样的路程，要是八天能走完就算运气好了。去泸州（三百八十里）有每日快班，一天到；去叙府（六百五十五里）两天；去合州（一百八十里）一夜；去成都（一千零二十里）三天。在叙府寄出的信一个月就能送到英国，这是大清邮政的功劳。

我离开叙府的那天早上阴沉寒冷，我领着我的小队伍穿过城区，往安边去，要在日落之前赶到。我的苦力们——大概因为从重庆来的一路上得到的好处比他们预想的多——决定再受雇一次，并答应如果天气允许，二百九十英里、通常要走十四天的去昭通府的路，十一天走完。我们按以下各站走：

第一天，安边，九十里。

第二天，横江，五十五里。

第三天，凡益村，七十里。

第四天，滩头，七十里。

第五天，老鸦滩，一百四十里，海拔一千一百四十英尺。

第六天，豆沙关，六十里，海拔四千英尺。

第七天，七里铺，六十里，海拔一千九百英尺。

第八天，大湾子，七十里。

第九天，大关厅，七十里，海拔三千七百英尺。

第十天，五寨，六十里，海拔七千英尺。

第十一天，昭通府，一百里，海拔六千四百英尺。

我知道这一程会非常辛苦。到滩头为止——离滩头还有十里就到了四川边界——这一带的地势并不累人，虽然旅行者也得爬一些崎岖荒野的山路。第二天去老鸦滩的那一站糟透了。有些地方路是从岩石上凿出来的，有些地方就走在河床上，河里到处是咆哮的急流（因为我们往上爬得很快）；水涨的时候这些路就被淹没，常常走不通。有些地方是山坡上一条六英寸宽的小径，坡度有六七十度，山崩和雨水总在改变路的走向。

老鸦滩是这条路上最要紧的地点。云南省最大的厘金关卡之一就设在这里，位于一座单孔吊桥的东头，那桥长约一百五十英尺。驮货的马不准过桥，因为桥东的路不适合驮畜行走。接着是一段可怕的爬坡，到一个叫豆沙关的地方，这一站只有六十里。读者不要在心里把它折成英里，因为要是把爬那些险路所需的体力算进去，这一程走下来更像是五十英里而不是三十英里。沿着一条宽阔、之字形、铺得很粗糙的路——据说从底到顶不下九十八道弯——我们往上爬三十里，然后剩下的路程一直往下走，穿过河北岸的一条窄峡；对岸是一面垂直的石壁，笔直地耸起至少一千英尺，和云南西头澜沧江的峡谷很相似，那些峡谷我后来也按时越过了。

去七里铺——它高踞在山岸上——头二十五里沿着河走。走到半路，碰上一段可怕的上坡，是叙府到云南府之间这条路上最有名的悬崖，要沿着一条宽阔的之字路往上爬；我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因为头顶上悬着一块块岩石，既看不见顶，也看不见底——这还是在爬过一段同样陡、只是短些的坡之后。去大关厅的路上有几处天然的障碍，不过路总在高高的山腰上。我过了一座两孔的破吊桥。南孔约三十英尺，北孔八十英尺；中间由一座用上好的方石块砌成的桥墩支着，桥墩立在河床的岩石上，一面已经被水流冲蚀得相当厉害。那较长的一孔吊得很松，铺成桥面的木头不太牢靠，整个儿摇摇晃晃的样子，叫人很不想走上去。

从大关厅到五寨，一路都得使劲往上拉。有一次，我们在山间一个豁口里走了一段，然后爬上一道极陡的山嘴，它位于一个窄而极深的天然圆形剧场的一边，那剧场是四周的群山围成的。接着我们来到一片水塘，最后到了山顶。这样就到了五寨谷，由于积水，那里的路常常人畜都过不去。雨季里，山上流下来的水常常积成一片泥塘或水塘，除了渗过土层和岩石流到五寨谷东界那些山以东、以下的一个山谷里去，没有别的出路。到昭通的路相当平坦。

考虑到这样的路，我的人对十一天走完有点打退堂鼓，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我和他们长谈了一番，答应他们如果做到了，三个人一共赏一千文钱。这一趟走的是公认为帝国最糟的一些路，他们的工钱仍和以前一样，每人四百文，如果雨不妨碍他们十一天赶到，每人另加三百三十三文。我们沿着河岸走，那里的罂粟正开得烂漫，一望无际的油菜田和豌豆、蚕豆、烟草田交替着，他们兴致很好，我也一样。童硬是要偷人家的豌豆和蚕豆给我吃，我怎么也没法叫他明白他不该干这种事。可是，华西多么需要道路，这一点给人的印象又是多么时时刻刻都那样深啊！我全程步行，比别的旅行者更留意这一点，那是很自然的；依我看，在这一带，道路的重要性排在铁路之前。

在外国人看来，与其把钱白白浪费掉，不如把铁路修得好好的、能用，这才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中国，铁路只要有铁轨，就可以叫作铁路，中国就满意了。路也一样。只要有一条能通过的道儿，中国人就管它叫路，中国就满意了。

人在这片土地上漫游，看着一个在勤劳上举世无双的民族，在任何文明国家所有的最糟的路上跋涉不息，即便尽其所能从中国人的立场去看这个问题，他也不能不想到：一旦给西方的活力和方法以充分的余地，让它注入中国人这样一个活跃而爱做生意的民族之中，中国在财富和自然资源上就会与美国匹敌。中国人知道，他的国家、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民，能让他以一种规模做事，这种规模终将完全压倒那些不像他的国家那样得天独厚的国家的作为。他知道，他的国家一旦得到适当的开发，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可即便满脑子都是这样的念头，他还是和以往一样拖拖拉拉。他有一种想法：非到万不得已，不应开始耗用国家的财富。

最要紧的是，他现在已经打定主意，要由他自己，不靠外国人帮忙，想怎么开发就怎么开发，想什么时候开发就什么时候开发。

外国租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中国人现在是自己划自己的船；只有同他培养友谊，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语向他证明，不再打算强行插进那些特权企业——比如外国人要求由自己独揽大权的大矿山租让和铁路租让——才能赢得这一天。但同样真实的是，只有按照现代公司制度把欧洲和中国的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中国真正的开放。

在中国，里程就像风一样变幻不定。

这一程的头四十里比后三十里短得多，后三十里走的时间差不多是前面的两倍。我拖着脚步走在麦田间的窄路上，朝一个看样子应该知道的老人走过去，问他到我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他回答说二十里，我信以为真，估计两个钟头就能轻松走完。可两个钟头过去了，据一个偶然路过的行人说，还有五里；等我们至少又走了四里，另一个乡下人说还有「两里多一点」。这个回答我们在路上从四个不同的人那里都听到了，走完这一程我真高兴。那两里倒也罢了——叫人所有的算计都落空的，是那「一点」。

第二天，在去横江的路上，我迷路了——就是说，我和我的人走散了，又不认得路。我走进一座古雅幽僻的园子，又累又热，在一棵树下的阴凉里坐下来。一阵微风吹动浓密的枝叶，发出庄严的声响，一条小溪在两道长满青苔和草皮的岸间流淌，那低回舒缓的乐音一定是把我送进了梦乡。我醒来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凄凉的、不祥的预感，好像在等着什么灾难降临。一个活物也看不见，我怀疑在这样的地方能不能找到人。别处肯定从来没有这里这样的寂静！一股庄严的恐惧攫住了我，我觉得自己待在这里是一种奇怪的闯入。我四下张望，往前挪了几步，又加快脚步想离开，可是从哪里走、怎么走，我都不知道。我知道这是个里程捉摸不定的地方——这时太阳快要落山了——在难走的山坡上不停地爬上爬下，已经把我累坏了。突然，我听到一阵响声，听到有人摔倒了，回头一看，是童，汗水顺着他的前胸后背往下淌。

「噢，老爷，这真是乱了套了。我吓坏了。我想也许老爷要跑掉。」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不想吃『饭』吗？」

「饭？」

不，那天晚上我不吃饭也完全过得去。我迷了路，现在又被找到了。我没有钱，不会说话，累得说不出话来。要不是他，我会落到什么地步呢？

一座座小小的、塔楼似的山丘把我们围在当中，像在一座巨大的园林里；一条窄窄的、弯弯曲曲、陡得像房子侧墙的小路通到前面那座山的山顶，然后同样陡地往下，一直通到凡益村。苦力们告诉我第二天的路会更糟，结果果真如此。

早上五点，下着浓密的毛毛雨，刚好把石板路弄得像冰一样滑，我脚上那双欧洲的玩意儿，比起本地人的草鞋来，根本不是对手。这一带我买不到够大的草鞋套在靴子外面。我的脚夫们走在前头，我经过一块稻田时，一条腿一滑，我就掉进了齐腰深的稀湿烂泥里。我只好这样跋涉了七英里，才从苦力那里拿到别的衣服，由我的听差在我面前举着一块席子，我在席子后面换了裤子！大家都觉得好玩——除了我自己。小男孩们想从席子边上偷看，童一踢他们，席子就掉下来，把我暴露在众目之下。可是我非换不可，这对我来说是最要紧的。

后来，我那个丑苦力——我想是中国内外最丑的人，丑得无法形容——过河时把我的铺盖掉进了水里，于是我在滩头有幸睡了一张湿床。

我得请读者原谅，又要提到中国客栈了。要不是那个人设了个圈套，要我付三倍于应付的钱——得说明一句，这个圈套我的听差并没有参与——我本不会对这个可怕的破窝棚说什么的。那里真是一个可怕的窝，人畜混居，污秽得不堪忍受。粪堆让这个农业民族看着顺眼，丝毫不伤他们的嗅觉神经；这些讲实用的人认为，干他们认为有益、能增加收成的事，没有必要找个隐蔽的地方。这里的床是我所住过最糟的。那床垫，多年来每一个过路的旅客都在上面留下了他所贡献的虫子，根本没法用；成千上万的脏虫子；我不得不停下来，把一些衣服拿去煮一煮，为了舒服些，还用中国酒擦了擦身子。到处都是污秽。它好像和这里的人形影不离，而对于东西放错了地方，上上下下各个阶层都一概漠不关心。春天到了，我那些辛苦的苦力脱下了厚厚的冬季棉袄，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丝毫不觉得露出身上那些难看的疥疮有什么丢人。

不过，我记得自己是在中国，不该觉得恶心。

要是有哪位读者对我这部平常记录中这一段的杂乱无章感到厌烦，我只好道歉说：我是在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的注视之下写作的，他们每个人都要对我的打字机说上一句——那无疑是他们头一次见到打字机。这部机器一路上引起了极大的惊奇；中国人头一次看到这类精巧的机械玩意儿的时候，给人的印象就像个小男孩。人们挤进我的房间；拦都拦不住，尽管此刻我已经让我的两个兵站在门口——我在门口写作是为了多得一点光——免得他们真的挤到我身上来。

有人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间最深处的内室，把自己的秘密藏在里面。在中国，一切都那样公开，那么多事都必须在众人面前做，要是知道中国人也有一间内室，人会吃惊的。在这一带旅行的欧洲人也不能有内室，因为这里的人好像能一直看进人的灵魂深处。可是，当一个人独自漫游的时候，就像我今天这样，一天走两天的路，在最偏僻的地方走了不下一百四十里可怕的路，这时他才能享受自己的孤独和自己的内室的慰藉。风景如画，很像苏格兰，但最好的还是那份孤寂。我离开了办公室、书本和手稿，一个人孤零零地走着，享受着一种我逃不掉的孤寂，一种与其说是在思索、不如说是在感受的遐想，那种感受对热爱自然的人来说永远无法完全用言语表达。那的确是躲避人生风暴的避难所，是一间名副其实的安宁之室。依我看，这才是度假的方式。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他早年的一本书里告诉我们，两个意气相投的朋友在一群异国人中间，能为自己造出一个多么完整的世界；周围的嘈杂和骚动照常进行，这两个外乡人交换一下眼色，心里就充满了无限的满足。我们当中有些人也许宁愿一个人；因为在我现在这样的旅行中，要和一个同伴一起过得快活，你必须有一个完全意气相投、心心相印的人，一个懂得你没说出口的心思的人，一个在你同样让他的前提下愿意让你随自己意思的人。一丝一毫的自私都不应掺进来。可这样的人很难找到，所以我独自漫游，在我自己的孤寂中快活着。在这里我有自由，完全的自由。

在去老鸦滩的路上，我在一个叫普洱渡的小镇被拦了下来，这是进入云南以后的第一个要紧地方。到这个镇子还有几里的时候，我的一个人左脚的大脚趾被一块尖石头划破了，皮肉一直裂到骨头。我在路上尽我所能给他包扎了一下，多付了他四天的工钱，然后因为他不肯回去，和他吵了一架。他声称，给外国人挑担子是件大好事，他怕丢了这份差事！然而一进普洱渡，他就倒在了路当中。人群聚拢过来，众人一片大呼小叫，在随之而来的惊慌混乱中，人们分成了好几拨。

有些人冲过去帮那个倒下的人（这是因为我在旁边；要是没有外国人在场，他就会被撂在那儿），另一些人围着我，一味肉麻地奉承，说些看来是欢迎的话。与此同时，我以为那个苦力要死了；而且，虽然这看来可怕而违背天性，却是千真万确的：中国人不论老少，都在看人临死的痛苦中得到一种奇特而可怕的满足。人群中的大部分都在看他死——他们以为是这样。可是没有，他还顶得上好多死人呢！他慢慢睁开眼睛，笑了，站了起来，马上认出了一个戴着镣铐的可怜人，那人正由几个兵押着走过，在前面不远处停下，后面跟着一位坐轿的官老爷。

于是，这一天，在这群穿得五花八门的男男女女中间，显出了比平常更多的病态的消遣兴致，那个犯人受到的屈辱对待，看了叫人毛骨悚然。人声不停地嗡嗡作响，像一千只蜂子在成群飞舞。押解犯人的那队兵突然停下来，那位官老爷和兵头商量了一下，然后慢慢朝我走过来。

我正要用英语告诉他，据我所知，我没做任何违法的事。

他郑重地鞠了一躬，我也想照样回礼，却费了好大劲才没当着他的面笑出来。他向我招招手，然后一把把我整个人推进一所房子，在最好的房间里，我见到另一位官员和他的两个儿子。童跟进来当翻译。那位官老爷解释说，他们想留我过夜，已经专门为我安排了一场戏，他希望我给他们照相，其中一个想要一只装着香烟的烟罐，还有一个想卖给我一匹纯种的、吃苦耐劳的、体形极好的、没有一点毛病的黑马，为了我的缘故，他们愿意割爱，只要当场付一百两银子（那是它的价值的四倍），马就在外面等着我察看。我站起身来面对他们，通过童回答说：我不能留下过夜；戏园子里的号叫，我乐意忍受半个钟头；能给他们照相本会是我最大的荣幸，可惜，我的胶卷不多了。我递给他们一只烟罐，却完全忘了他们还要香烟（我一支也没有）；我还解释说骑马不是我的本事，所以他们那匹四条腿的东西对我没有用。

他们脸一沉，我安详地笑着。这就是中国做派。

第8章

八、四川与云南·苦力与他们的担子·出口与进口·给英国出口商的提示·粮价贵如荒年·五寨的破客栈·作者制止了一场凶杀·雨中而眠·外国香烟生意·昭通之穷·生活之简朴·黄白两种人竞争中中国人可能的优势·云南和四川的洋货·成千乞丐死去·传说中的石灰中毒·百姓之知足·不种鸦片·东川府熟烟价格比较·从贵州走私·云南的鸦片与锡·云南府一场非凡的大火·昭通的溺婴·贩卖女童为奴·作者的马踩到人的头骨

就算事先一无所知，也用不着怎么留心，就能看出四川和云南的分界。云南被认为是帝国最贫瘠、最荒凉的省份之一，多山，和四川比起来几乎没有耕作，满眼是一片高山，至今仍是大自然造就它们时的样子；这里的人也为自己的困苦而羞愧，吃不饱，穿不暖。

现在要走的路，大部分修在长江各支流的河谷和山涧上方突出的山坡上，穿过一片地区，那里耸立的群山那副动荡不安的面貌，给这片地区打上了一种严峻之美的印记。这样的路，除了中国，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我怀疑除了古代中国人，还有谁有那份耐心去修它们。走起来舒服是谈不上的；那是不可能的事。大道远远地伸展在大地上，顺着山脚一切天然的走势蜿蜒而去，欢快地蹦过巨大的石块，钻进洼地又钻出来，几乎是在地底下，却总是伸出它那长长的白手指，用远处那条窄窄的带子招呼我往前走。的确，虽然我一个伴儿也没有，这条路却一直陪着我，只是永远离我很远。我追不上它；有时候，我得意地以为自己终于和它齐头了，它好像在某堆乱石中到了尽头，它却又调皮地蹦出来，跳进远远的河边某个诡谲的弯道，又一次绕得不见踪影，直到到了某个高处才又露面。它这样曲曲折折、上上下下、忽里忽外，整整一天都叫人觉得好笑。我没法和它吵架，因为它尽力帮着我和我那些疲惫的人在这片渐渐暗下来的景色中往前走，又总在前头领路，催着我们向前。要是碰上一座高耸的大山，它就很有礼貌地绕个圈子走，虽然长些，却好走些；有时它又一直往上爬，敏捷而笔直，一心干它给自己派定的活，一次也不回头看我们，到了顶上，像个仙子站在尖塔顶上似的，鼓励地招呼我们上去。有时它累坏了，疲惫地把身子伸得老长，宽不过几英寸，从极高处俯临着河，告诉我们迈步之前要好好掂量。离开这条路就等于送命，因为别处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所以，在这条窄窄的、忠实的石棱上——过了老鸦滩（马帮从那里开始走）以后，它被无数马蹄的重踏踩得坑坑洼洼——我们小心翼翼地安排每一步。往下看，就像从某座宫殿高高的窗口直直地往下看，我看见那条绿色的蛇在等着，等着我。一失足，就毫无希望了——那险恶的山坡下面只有死亡和河水。于是，有时候，在追赶那个白脸的扭动着的魔鬼时——它在雾气弥漫的景色中远远伸展开去，不停地扭来扭去，扭出种种叫人恼火的怪样子——我们索性放弃了追赶。它好像在引我走向某种未知的命运。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我只知道一点——我必须跟着走。

就这样，每一个钟头、时时刻刻，都充满了似乎迫在眉睫的危险。但那位看顾孤儿和无助者、养活穷人和无友者的上帝，在那些日子里也看顾了这个旅人。我没有出任何意外。晚上，我到了那些小小的山间落脚处，它们大多巍然高踞，任天上的风四面吹刮，我仿佛成了一个孤独的旁观者，一个无伴的守望者，守望着那些巍峨的山巅，它们好像时时刻刻都在犹豫，要不要从我们这高高的歇脚处一个猛子扎进几百英尺下那咆哮的河里去。

一些较大的村子有古代封建城堡那种傲慢的模样；通往这些村子的小路是在笔直的悬崖间的隘口里凿出来的，我们在路上费力地和背着巨大货物的苦力错身而过，那种担子凡是见过的人无不称奇，他们的背在绑着货物的回旋镖形木架下绷得紧紧的。成百的苦力从我们身边经过，在艰苦的旅途上背着茶叶、灯油、毛皮、生皮、铜、铅、煤和白蜡从云南来，背着盐、英国棉布、中国瓷器、扇子等等从四川来。一步踏空，稍一打滑，他们就会被抛下深谷，在远远的谷底，在咆哮的急流里，一条帆船缩成了玩具船那么大，正被巧妙地往下游驶去。而在那下面也一样，一个动作出错，那条大船就会撞到岩石上，两岸就会横满船工的尸首。事实上，他们只是白色浪花背景上的几个蓝点，他们的叫喊吆喝被水声淹没了。在路上，来来往往，我看见苦力们背着德国子弹和日本枪往云南府去，那包装特别好，和一般运进中国的英国货大不相同。这是在华进口商对英国制造商的抱怨之一；要是后者多了解一点中国的运输情形，了解货物从一处转到另一处时是怎样被搬弄的，那么在这个路途遥远的国度里，人们在路上碰到的破包裹就会少些。

我的一个朋友需要一台打字机，写信回国，对包装作了明确的指示。「把它包装好，准备发运，」他写道，「然后搬到你们办公室的楼梯顶上，从楼梯上扔下去，把机器拿出来检查，要是没有损坏，重新包装寄给我。要是坏了，另包一台，照样处理，直到你们确信它经得起这样搬弄而不受损伤为止。」运往华西的货物就该这样发运。

日子一天天过去，路越来越苦。山越来越高，有的覆盖着松林，这种天然的点缀使这一带的面貌完全改观。急流在大树的帷幕掩映下，哗哗地冲下峡谷，翻着白沫；有时在山脊上，一片荞麦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看上去就像万年积雪的开端。

粮价贵得像荒年。鸡蛋很多，猪肉也有；可旅行者见过猪是在什么条件下养大的，便不敢享用云南烤猪这道美味，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我的人吃玉米。这里的人面黄肌瘦，叫人看着难受，脸上带着贫困和苦难的明白无误的痕迹，他们似乎一心只顾着不让豺狼进门，顾不上理会我。在大关，他们犒劳自己，每人吃了一升米——这里的一升是一点八斤，而在省城一升是十一斤。

五寨是到昭通府之前的最后一站，那里客栈的房间只有三面墙，其中两面是用竹篾把煤油桶串起来拼成的。（这些油桶大概是从昭通的教会那里偷来的。）整整一夜，雨下得前所未有的大，可我没有觉得凄惨，而是想看出这情形里的可笑之处。人从最尴尬的处境中也能找到幽默；我最大的乐子来自我的一个苦力做的一笔小买卖：他把他的活儿转包给了一个冒雨往回走的穷家伙，那人答应把九十斤挑九十里，只要我和我的苦力原先讲定的价钱的四分之一。整整一个钟头，他们飞快地争论着四川大钱和云南小钱的兑换比率，直到一个又聋又哑、样子丑陋的穷人看见外国人来到他这个不起眼的镇子，拿着一根扁担冲进来，把他那个嘟嘟囔囔的同乡打倒在我脚下，争论才被打断。

我的干预也许避免了一场凶杀——至少，要不是我插手，看样子很快就要出人命了。当然，全镇的人都聚过来了，打斗一直激烈地进行到深夜。可我裹上雨衣，把纸伞撑在合适的角度，在他们就彼此的祖宗说最后几句客套话的时候，让雨滴在身上，睡着了。

第二天在昭通，我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外国香烟，由路边一个卖花生和瓜子的小贩摆在摊子上卖。过去两年里，云南没有哪一种生意比外国香烟生意更兴旺了；平民百姓的孩子，不论男女，抽烟的恶习日益蔓延，令人忧虑。从打箭炉到蒙自，从重庆到八莫，人几乎走到哪儿都能看见那些人所共知的、用汉字写着给英国香烟做广告的花哨招贴。几个月前，派出了两个欧洲人来做广告，他们把招贴贴在庙宇的墙上、民宅上和官署上，结果老百姓气坏了，马上把招贴撕了下来。在云南，尤其是鸦片退出以后，上上下下、穷人富人都抽这种普通香烟。我在小宴会上被人敬过烟；在省城拜访高官时，人家递给我的是一包香烟，而不是像从前那样请我抽一口鸦片。这样的生意是否可取，人当然不敢断言；但只需提一件事就能说明官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倾向：本年（一九一〇年）年中前后，云南府总督衙门发布了一道告示，措辞极为严厉地反对日益增长的抽外国香烟的习惯。告示提到香烟进口的大幅增长之后，痛惜百姓普遍倾向于支持这种不良的生意，劝诫市民改邪归正。告示上说：我们无法禁止香烟进口，但我们的百姓没有必要去买。

在昭通，我住在萨文博士牧师那里，在他的热情款待下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两天休整。正是在这个地区，我第一次碰到了甲状腺肿，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见到这种病。那是一种可怕的毁形。

这一带真是穷极了。贫困瘦骨嶙峋、缺衣少食，穿着一两片破布到处游荡，拿着一根棍子赶开龇牙咧嘴的狗，端着一只破碗收集残羹剩饭。

即便是那些吃得起玉米和豆腐的较好的阶层，也值得称赞，因为他们单调的生活处处鲜明地显出一种极度的简朴。的确，我所走过的整个地区都是如此。没有家具把他们的屋子弄得杂乱，没有机器用它的轰鸣刺痛耳朵、用它的难看刺痛眼睛，没有工厂喷出烟来把天空的美熏黑，没有火车尖叫着惊扰睡觉的人、吓着婴儿。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床——多数只是几块木板，上面铺一床草垫——脚上的草鞋，代替刀叉的木筷子，种类很少的食物和炊具，简单的家织土布衣服——这当中许多东西都让英国旅行者看着顺眼。在所有东方人当中，中国人教我们怎样不要家具、不要累赘地生活，就穷苦阶层而言，怎样穿尽可能少的衣服生活；这个伟大的民族在生存竞争中由此占有的优势，不能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在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竞争中也许会对他们大有用处——这一点我在本书后面还要谈到；顺带也显露出我们自己文明的某些弱点的真面目。人在中国，住在百姓近旁，就不得不反省我们日常需要的那些无用的繁多名目。我们非得有每天的面包、黄油和肉，玻璃窗和炉火，帽子、白衬衫和羊毛内衣，靴子和鞋，箱子、提包和盒子，床架、床垫、床单和毯子——这些东西中国人大多用不着，而且没有它们实际上过得更好。〔见原注一〕

不过，并不是每个阶层都如此；因为虽然这种较简单的文明的魅力不容否认，四川和云南的许多中国人却以拥有外国制造的东西为荣，哪怕他们并不知道他们采用的某件东西的真正用途。

由于缺水，这里种不了多少稻子；所以百姓吃玉米，能吃上就谢天谢地了。

昭通是一大片地区的中心，这片地区一再遭受瘟疫、叛乱和饥荒的蹂躏，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城里和四周平坦的高地上饿死。有一次，乞丐多得不得了，被赶离街头，关在南门外的庙宇和庙地的围墙里，靠公众的施舍养活。他们挤在一起，带着疾病，穿着破烂，受着说不出的苦，成千地死去；中国人说，跨进庙门的五千人里，有两千人再也没有活着出来。

这是大约二十年前的事。那些不幸的受害者吃的是米粥，粥里掺了一种据说是石灰的东西，一般都相信，死去的人大多是中毒而死的。成百的死人被扔进城界外的大坑里；直到现在，居民们还会说起那个年月：那时孩子可以随便拿来换一把米，甚至更少。

我在这座城里逗留期间，到处都听到一些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讲的是那像一片乌云一样至今仍威胁着百姓的深重苦难，其中有些太可怕了，不便公开印出来。

可是我想，这些可怜的人是知足的。如果他们知足，那么他们就拥有一种美德，这种美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产生炼金术士通常归之于他所谓的「哲人石」的一切效果；如果说他们的知足不能带来财富，至少能打消对财富的欲望。多年以前，百姓还能时不时怀着一点小小的发达的希望。要是鸦片收成好，钱就多。可现在不种鸦片了，这些饱受苦难的人对好日子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在许多情况下似乎已经沉入了悲惨贫困最深的痛苦之中。〔见原注二〕

读者，别惊慌！我不是要在这里拉着你听一篇关于鸦片的长篇大论——这个题目太棘手，我对付不了。在鸦片贸易问题上我不偏袒哪一方；我的使命本质上不是谴责它；我也没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欲望驱使我去调查事实、摆在你面前。云南实际上没有什么鸦片可谈。

这是绝对的事实——不是中国式的事实，而是地道的英国式真话（虽然自从我们开始和这个大国做鸦片生意以来，英国式真话一碰到鸦片，就被歪曲得非常、非常厉害）。除了离云南府到大理府的大路大约十英里的一小块地以外，我在全省根本没有看见罂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弄不到鸦片。

过去三个星期里〔见原注三〕，在我所住的这个镇上，亲自经我知道的服鸦片自杀未遂的案子不下五起，没经我知道的无疑还有五十起。要是没有鸦片，百姓稍受一点刺激就要寻死的时候，从哪里这么容易就弄到了鸦片？去年这里街上鸦片的价钱，虽然买卖是「非法」的，熟鸦片每中国两要三钱多（约合九便士）。眼下，在同一座城里，许多人愿意以不到二钱的价钱做成你要多少就有多少的买卖。走私的案子屡见不鲜。人们听惯了大量鸦片用最狡猾的办法走私过关的事，这一切都表明，云南的百姓并不像中国一些开明的政治家和英美一些夸夸其谈的偏执狂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争先恐后、满腔热忱地要让本省摆脱这种毒品。

前几天，有几个人抬着三口棺材，经过好几个城镇往省城去。第一口棺材里是一具尸首，另外两口装满了鸦片。在云南府他们受到怀疑，第一口棺材被打开了，抬棺的人因为他们的棺材被撬开，尽可能地大吵大闹，结果得了一笔可观的「好处」，让他们闭嘴，第二口和第三口棺材就没有检查便放行了。很常见的是，人们从贵州结成武装团伙过来，夜里打着灯笼翻山越岭，白天躲起来，避开可能来搜查的官差。

鸦片的税一向极重，所以一般不走厘金关卡林立的寻常商路，而是由这些武装团伙从本地关卡很少的路上运过来，那些关卡装备简陋，很容易向优势的武力屈服，关卡的人只好接受一笔远低于官定税率的通融钱。

在华西，吃得起鸦片的人抽鸦片的仍很普遍。在禁烟运动的时候，有钱人囤积了足够抽好多年的存货；只要还有从种鸦片的省份向不种鸦片的省份走私，彻底根绝就不可能顺利实行。贵州和西部各省一样，不应得地赢得了实际上已经禁绝罂粟的名声；可眼下（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她的存货不知如何处置，这就是云南人在做从边界那边走私过来的鸦片买卖的原因。要做的事还多着呢。要禁止一种在中国至少已有十二个世纪的植物的种植——它用作药物已有九个世纪，它的药性被收进蒴果已有六个世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比一般英国人，甚至比那些凭着一知半解对这整件事大放厥词的人所能想象的要难得多。中国制造鸦片已有四个世纪，起初是和烟草一起用，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就开始吸食了。〔见原注四〕

几年前，云南只有两样重要的东西可以用来支付它从外省消费的产品，那就是鸦片和锡。锡产在离蒙自二十英里的一个地方，产值现在大约有三百万两。鸦片产自全省各地，销往四面八方，运往东京鸦片专卖局的有时接近三千担，从陆路运入中国内地的更多得多。一八六三年，云南鸦片在广州和镇江就有名了。一八七九年，产量的估计从一万二千担到二万二千担不等；一八八七年增加到大约二万七千担；从那以后直到改革的时候，肯定不少于三万担。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的一天下午，在全省彻底禁绝鸦片的运动中，云南府的刑场上演了官府一次非常大胆的行动。在一大群百姓面前，公开焚毁了不下二万零四十两熟鸦片。城里的官员亲自到场，这件事到处都被看作百姓所见过的最盛大的公开示威。

我问过的那位传教士否认昭通的溺婴很严重——情况想必在好转吧！

到这座城之前，我吩咐我那会说英语的听差在城里打听一下，然后告诉我，是不是还在公开卖女孩。

「有很多，」他叫道，描述着这种把女孩成批卖作奴婢的买卖。「我知道，我知道；你想买。行！你想要一个小娃娃，可以两三两银子买到。想要一个很高、很大的，可以五十块钱买到。」

他接着告诉我，价钱相当高，一个长得好看、到了姿色自然最盛的年纪的女孩，能卖到惊人的三百两。这是最高的价钱，小孩子则二十两以下就能买到。这种成批处置少女的做法——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人断然否认这种买卖存在，但那否认全是空话——是这个地区最大的悲哀之一。这也难怪；因为一年之中，成千上万的孩子被狠心的父母以几两银子卖掉，他们眼看着孩子像货物一样被带走换成银子，在这个穷困的地区，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满足某个自称为父亲的烂醉如泥的可怜虫抽鸦片的瘾。我自己经过昭通以后很久，还一次又一次地看见三岁到十岁的小女孩被驮马运往省城，放在牲口两边的筐子里保持着平衡。这件事，还有中国一切贫困地区都存在的可怕的溺婴，威胁着一切为云南全省祝福的人所关怀的那些生命。

在我所说的这个地区，看见小孩子被狗撕成碎片并非罕见的景象；狗是帝国的清道夫，也许正是从孩子出生起就和他们一起玩耍的那些狗。我好多次骑着马，发现我的马踩到了人的头骨，近旁是狗吃剩的尸骨。

附记：我应当说明，写了上面这些之后，我在昭通府一带生活和旅行了很长时间，是唯一深入过我这次南下所走的大路以东地区的欧洲旅行者。

原注一：打算徒步穿越中国的人，千万别以为自己还能继续享用文明的种种便利。他大部分时间都得差不多像中国人一样过日子；他会发现，就像我发现的那样，当你知道某样东西不可能得到时，放弃它是很容易的。——丁乐梅

原注二：这段是后来写的。自从我在云南从头到尾走了一遍，我的看法已经改变了。恰恰相反，鸦片的消失，除了对百姓道德上的好处之外，还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在大理府，我发现大街上没有一家店铺「招租」，当地的生意大有进展，而人们一般都以为，这座城会因为不种鸦片而受害最深。——丁乐梅

原注三：一九一〇年五月。其实日期无关紧要，因为不幸的是，自从禁烟运动开始以来，华西服鸦片自杀的人数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在云南，中国妇女稍受一点刺激就会寻短见；很可能，我通过教会知道的这五起之外，还有三倍于此的案子我不知道。——丁乐梅

原注四：这段写于一九〇九年底。如今，一九一〇年七月，情况已经奇迹般地改变了。中国把罂粟一省一省驱逐出去的速度着实惊人。一九〇九年四月在四川，我沿着大路走过一英里又一英里的罂粟田——如今一株也看不到了。但愿大不列颠能像中国履行她的职责一样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九一九一〇年昭通之乱

题外之言，暂离游记·中国的叛乱如何发端·义和团的著名口号·退路被截断·西方赢得中国信任之前，预料仍有骚乱·义和团余风与朝廷维新运动的研究者·作者在危险地带形成的印象·中国的义和团余风比我们所知的多·昭通之乱的起因·哈雷彗星使事态达于顶点·骚乱开始·官军到达·乱众人数·他们占据三处险要，截断大路·欧洲女士深夜入城·新任镇台接手·谣言与悬心·乱众驻地·一次夜袭·十六名乱众被斩首·官员改变策略·大路上的战斗·关于兵丁的迷信·一名首领被一位村长擒获·教堂被焚，看守人被官军救出·无敌的李氏举兵·黄氏被擒·两名首领被杀·苗民起事·传教工作陷于停顿·拐卖孩童与云南铁路的谣言·野蛮的刑罚·向中国官员致意·英国总领事·局势概述·一件不幸之事

虽然这一章是最后写成的，但我们认为把它放在这里比较妥当。它讲的是昭通之乱，外界即便在它最激烈的时候也知之甚少，可就在写作此章前两三个月，这场叛乱还险些意味着滇东北的外国人遭到灭绝。再说，读者或许也乐意暂时离开游记，换换口味。

尽管前面和后面各章写了那么多，尽管处处都在高呼中国正在迅速取得进步，尽管政治家和研究中国事务的人都怀着最坚定的乐观，但人在内地，时不时还是会被一种深深的阴郁所笼罩——一种对某种即将来临的麻烦的恐惧。有一个谣言，人笑笑就过去了——谣言总是有的！接着谣言更多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安；一个局部的泡泡形成了，破了，几天之内，人对中国及其人民的改革是否真诚的全部信任就被一扫而空，变成彻底的怀疑；结果要么是突然一拥而上，残忍地屠杀外国人，要么是在或短或长一段极度紧张的时间之后，事情平息下去，最后一切恢复常态，在社会生活的表面上几乎察觉不到一丝涟漪。

昭通之乱就是这样的，所幸外国人中无人丧生。它还没有结束，〔见原注一〕但人们相信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一九〇九年底，帝国大概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显得更太平了。两个月后，有人要欧洲人的脑袋了；传教士在城墙内的家中由武装的兵丁守护，不准出城；本地的基督徒遭到残酷虐待，如果拒绝背叛自己的信仰，就以死相威胁；成千上万平时奉公守法的人结成武装团伙，公然藐视国法；我走过的从叙府到东川府的整条大路（四百多英里）都被激怒的暴民堵住了，他们是出来杀人的——他们的口号正是一九〇〇年义和团那句著名的不祥口号：「扶清灭洋。」

「杀，杀，杀！」这喊声在方圆数英里的乡间传开，人们天天都担心十年前那段血腥历史会可怕地重演。然而天意使然，当时没有外国人在这些地区旅行，那些不了解这场动乱、想来旅行的人，在云南府被领事拦住了，在叙府被传教士拦住了。同样值得感激的是，在整个骚乱期间，承蒙上帝大能的特别护佑，没有一个欧洲人丧命；而由于这一地区的传教士显然值得称道地尽力使事情保持低调，也由于领事们关于这类事情的报告向来以保守著称、被锁在政府的柜子里，这场起事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听说过。

然而，在那进展缓慢的四个月里，局势有时变得处处错综复杂，这一点我将尽力说明。整个道路网，甚至翻越崎岖山岭通往南方的那些路，都被叛乱的队伍成功地堵住了，外国人根本不可能逃走；当深沉的阴霾终于笼罩了全城，西方人的命运似乎已成定局，前途毫无希望。在外国人的房子四周，百姓染上了那种奇怪的、无法解释的全民歇斯底里——这在中国人的性情中是那样可怕——起来要烧要杀。也许读者对此并不在意。他会说，中国的屠杀一向是够常见的；今天欧洲有成千上万的人对中国的了解，不过是关于欧洲传教士遭屠杀的电报告诉他们的那些。多年以前，人们几乎就料到会有这类事；可是到了今天，一般人都以为中国正在老老实实地努力为自己在各国之间争得一个体面的地位，在太平日子里，按常理说肯定是料不到这种事的。

可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景象对中国内地的每一个欧洲人来说都是常有的，即便在沿海，人们也不断谈论并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发生骚乱。商人、传教士、旅行者和官员一致认为，在西方赢得中国的信任、中国也赢得西方的信任之前，前面还会有更多的麻烦。然而，那些研究少年中国维新运动、却执意不肯同时研究普通百姓一般态度的人，一笑置之，轻蔑地把帝国边远地区可能再次爆发义和团式事件的话题打发掉。可他们不应该笑。欧洲人笑不起，如果他是个明白人，就知道他不能轻蔑地对待那些知情者的意见。我们越了解中国广袤的内地，越了解那里的人的保守和性格上的特点，就越不会拿我所说的天朝那些隐藏的威胁中最强大、最致命的一种来开玩笑，来嘲弄。

人不想悲观，但闭眼不看赤裸裸的事实是愚蠢的。

此刻我在中国的腹地写作，我知道我在这里是够安全的，但我并不向自己隐瞒：在这座太平的东川府城里，离我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关于我和我的同类的最离奇的传言仍在流传。在这里，和在本省其他地方一样，只要一点点火星就能点燃导火索，引起一场可怕的爆炸。一个人可能今天还十分安全，明天就掉了脑袋，如果他在叛乱苗头显露的时候，不严格顺从他所生活其中的那些人的普遍意愿和公认的习俗的话。

不，我们笑不起。在对那些愿意说出真相的人的意见表示轻蔑之前，我们必须先征求那些被困在昭通城墙之内的人的意见——他们家中的寂静被远处一片疯狂的叫喊和愤怒的争吵声打破，那声音仿佛正为他们敲响丧钟，好像他们就要排成一列戴着镣铐的行列，拖着殉道的锁链走向他们自己缓慢的末日。在中国遥远的内地，义和团式的东西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多。

直到一九一〇年一月中旬，还没有任何起事的谣言。然而大约在这时，由于鸦片停种，鸦片税没了，岁入出现严重亏空，为了填补亏空，官府开征了一种普遍的人头税，百姓拒不缴纳，同时要求准许他们重新种植罂粟。在昭通府的居民中，尤其是在城周围的百姓中，特别是在各族土著中，人们认为这项加税是欧洲人造成的；关于滇越铁路（将于次年四月通车）的其他种种离奇谣言也以惊人的速度流传开来，更增加了不安。只差天上那个带着奇妙尾巴的灿烂现象——不是别的，正是哈雷彗星——来把一切推向顶点了。对迷信的中国人来说，这实在太过分了，他把彗星看作外国人专门为了在天朝谋取私利而策划、操纵的某种凶兆；还有许多人相信，那是上天示意中国人动手的信号。

骚乱正在发动，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外国人得到的第一个确切消息是在二月五日：一个夷人（土著部族之一），他的小女儿在教会学校念书，在城西的陀溪（在金沙江〔见原注二〕边）和洒河之间被抓住，被迫加入了叛乱的队伍。谣言说：本月十五日将有一次进军，欧洲人将被暗杀，他们的房子将被焚烧抢劫。到这个日子，从昭通向四面八方走两天路的范围之内，乱众都扎了营，那是一群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回民、汉人、夷人、花苗，还有别的流氓无赖。他们的动员是靠探子传送秘密的匣子（「传单」），里面装着两块煤和一根羽毛——意思是乱众要像火一样燃烧、像鸟一样飞翔。与此同时，官军已从十二天路程外的省城云南府和七八天路程外的曲靖府派出，这些兵共一千人，现在开进了城；人们以为，镇台手下既然有了这么多武装的兵，应当能够对付这场麻烦了。兵丁在城墙上巡逻（顺便说一句，城墙还得加高加固，好让兵丁能够像样地巡逻），更多的兵驻扎在欧洲人的住处，一切防御措施都采取了。官员们每天用电报和总督联络，起初骚乱被官府很好地控制住了。

可是这时乱众已经聚集了不下三千人，占据了附近山上三处险要的阵地，有效地切断了大路上的交通。尽管人多，他们却不敢动手；这座城运气好，那些首领不怎么被部下信任，部下许多是被裹胁来的——那些人加入叛乱的行列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和房子。这时「本府」（相当于城里的市长）要求在花苗中工作的传教士，以及正在那里访问的两位女传教士，从石门坎（七十里外）回来，因为他在乡下保护不了他们。一个专差被派了出去，要他们立即动身；在深夜里——一个寒冬的夜晚，冰冷、漆黑、路滑、刺骨——这几位女士悄悄进了城。

她们没受到骚扰，到了教会的住处。

这时，一位新的「镇台」（旅长级的武官）从省城到了，他是作为一个能成功应付局面的人被派来的。他就是刘大人，以前在这座城里做过官，他的狡黠连苏格兰场的侦探都会羡慕。〔见原注三〕

谣言越来越严重；官老爷们在四乡奔走，设法安抚百姓，外国人在这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稳坐不动」。在这种性质的动乱期间被关在自己家里，听到撒谎的舌头编造出的每一个谣言，却无法了解真相，这种悬心吊胆比身处漩涡中心还要糟得多，尽管身处中心会立刻送命。可是，得在这样的时候在中国生活过，才能理解骚乱所造成的那种可怕的紧张。

乱众的驻地如下：

一、东南方，贵州的威宁，一千人。

二、南方，云南的江底山，一千人。

三、城周围几处地方，往西直到金沙江，一千人。

三月十三日，预料会有一次夜袭。外国人屏住呼吸，悬着心等着，但夜袭过去了，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害。星期日，传教士们因为几个星期的焦虑必然给最坚强的人带来的紧张，恐惧和激动交织，几乎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担心他们的礼拜能不能平平安安地做完。

城四周到处都在聚会，官老爷们渐渐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胜利。俘虏——一些几乎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的可怜人——被抓住带进城来。三月十六日，十六颗人头被乱七八糟地一股脑儿扔在一只筐子里，眼睛朝上瞪着，张望着那伟大的未知，样子狰狞可怕，还带着那种歇斯底里的渴望和病态的狂怒所留下的野兽般的瞪视，由一队武装的兵丁抬到了衙门。

它们被挂在城门上，好让它们那些残暴的同胞心里生出对死的恐惧，那景象惨不忍睹。官员们辛苦劳累，自己也感受到了这整件事的压力，顺带也为自己脑袋的安全担心，这段时间一直被来自威宁的谣言弄得心神不宁，据说那里的乱众是三股中最凶的。到那时为止，官员们一直在玩安抚的把戏。他们徒劳地想平息事态，可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必须以暴君而不是以施恩者的身份，以战争而不是以调停，以攻打和强迫而不是以安抚和劝说，来证明他们的干劲和仁慈。

复活节后的星期二，北面的大路上发生了战斗，本府和他的人马取得了值得称道的胜利。乱众几乎全被抓获，俘虏中有一个一直在撒豆子的姑娘，一个十八岁的可爱少女，据说是那一伙首领的未婚妻。她两条腿都被打穿了，伤得很重；本府认为这已经是足够的惩罚了，可省城来了指令，说她必须处死。于是她被带到城外斩首了。这在乱众中引起了一些惊慌，因为这姑娘的死被看作直接的凶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一直在乡间四处走动，在她碰到的每一所房子外面往地里撒豆子，迷信的说法是：凡是撒下一粒豆子的地方，就在那个地点，说不定就在那一刻，会有一个刀枪不入的勇士冒出来。她已经撒了几百万粒豆子，可队伍并没有因此而壮大。

镇台也整夜在外，抓到人就当场斩首，毫不留情，随后把人头挂在城门外。离城大约四十里的一个小村子的村长成功地抓住了一个首领，这是他的大功；可是不久那首领又被他的部下救了回去，部下接着残忍地杀死了村长，毁坏了他的尸体，让他受了割舌挖心的奇耻大辱。到处都在打仗，到三月底，事态达到了顶点。天旱急需下雨，这只会使局势更加恶化，而那颗光辉灿烂的彗星又让事情更糟。每天都有凄惨的行列把伤员送进城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惊恐万状的百姓被突如其来的恐慌攫住，几乎失去控制，大喊乱众正直奔城门而来。然而由于官老爷们采取的高明战术，这件事被阻止了；但是第二天，循道公会在一个外站的礼拜堂被烧成了平地，百姓的房子被夷平抢光。看守人是一个忠实的花苗信徒，被抓住剥光了衣服，乱众威胁说，如果他不出卖外国人，就叫他死得很惨。他勇敢地拒绝透露任何消息，就在要被杀祭的时候，镇台带着他的兵出乎意料地赶到了现场。他救下了那个苗人，抓获了三十六名乱众，当场又杀了十六个，还缴获了他们的许多马匹，以及那面让人闻风丧胆、乱众聚集在它周围的义和团旗帜。

接下来是我在整个叛乱期间听到的最漂亮的一招。

一个姓李的人是三个乱众首领中最叫人害怕的，此人力大惊人，似乎能把他的人迷住，让他们做他想要他们做的任何事——镇台刘给自己定下了捉拿他的任务。刘乔装成一个货郎，朝李的营地走去，碰上三个正在搜寻外国人线索的探子；他们问他镇台在哪里，问他有关镇台的一切，声称如果他不把知道的全说出来，就把他带到李那里去，那时他就要掉脑袋。就在后面，跟着刘手下几个最好的兵。他们漫不经心地溜达过来，好像对正在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然后一下子把人抓了，那几个俘虏还没明白过来，手铐就已经铐上了。刘下令把其中两个立即斩首，照办了，另一个留下来带路，指出李的营地在哪里、李本人藏在哪里。

就这样，无敌的李也被抓住了。这是整个局势中的神来之笔。李和许多别的俘虏，还有几颗人头，在一大队兵丁的押送下被带回城里。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乱众首领黄也被抓住了。一天黄昏，李被以凌迟之法处死。因为怕把他带到城外，他的部下可能会把他劫走，他就在大衙门外被处死，按所采用的那种刑法，砍了大约十刀才把头从身上砍下来。昭通城建城两百多年来，在城墙以内被处死的只有两个人。李死后，人们用他对待那个村长的办法对待他，把他的心和舌头从身体里取了出来。黄是按通常的办法处死的，他的头被装在一个木笼里挂在城门上。

这一带近年来领头叛乱的人里最勇敢的两个就这样死了。两个人都是英俊的汉子，体格魁梧，勇猛无畏，本该为一桩更好的事业而战。这样的两个人竟不得不在风华正茂之年死去，而且死得比想象所能描绘、言语所能形容的更为惨烈，这显得多么奇怪——那时他们每一根强健的筋腱、每一滴血一定都在反抗这样过早的消亡；而正是在中国觉醒的时刻，这样的人本可以为振兴他们的国家出力。他们死了，因为他们仇恨外国人。

又经过一些零星的战斗，剩下的那个首领灰了心，逃到了贵州省，有一阵子没人去追他；可是后来悬赏一千两，不论死活都要他，我毫不怀疑这笔赏钱对他的部下来说是太大的诱饵了。他大概已经被交出来了。〔见原注四〕五月里，苗民起来，使骚乱延续下去，但他们的努力没有什么大结果，虽然游击战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此后一段时间英国臣民仍不准走东川府以远的大路；实际上，在我写作的此刻（一九一〇年七月一日），传教士四处走动的许可仍然没有下来。

接着，叛乱之后，全省各地又传开了谣言，说外国人正在寻找孩子，出高价尽可能多地收买，好拿去「祭」通往云南府的铁路，那时这条铁路已经通车了。每天都有人把小孩子带到传教士那里要卖。拐卖孩童的事变得很普遍；极大的不安又一次弥漫开来。基督教会的成员受到迫害，慕道者远远地避开。学生离开了教会学校。外国人尽可能小心地待在自己的住处。传教工作陷于停顿，一切看起来又一次十分严峻。在昭通，两个妇人在偷孩子时被当场抓住，带到衙门，在笼子里吊了一阵以儆效尤，然后被押着在街上游行，一边走一边喊：「别像我这样偷孩子；别像我这样偷孩子。」她们要是不喊了，兵丁就用鞭子抽她们。

在那座城里，一个人因为偷孩子在大街上被私刑处死；官老爷们只有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在英国会被认为是野蛮的措施——才得以成功地对付这些谣言以及由此引起的麻烦。就连在远远的去省城的路上，孩子们见了我也跑，做母亲的一看见我，就把她们的小家伙遮起来，跑到闩上的门后面去躲着我，免得被这个外国人抓走。

后面这场麻烦在云南全省上下几乎都感觉得到。那些在东川府和昭通府一带工作了二十多年、同许许多多男男女女有过密切接触的基督教传教士，看到正是这些人把他们的孩子带走，免得被这些他们听了多年布道的传教士收买，一定非常失望。

随着时间推移，事情又平息下来了；但是在我的手稿寄给出版商的时候，危险地带并没有缩小多少。

在结束我对这场严重骚乱——但愿本省再也不会见到这样的事——的几句评论时，理应记下中国官员和云南总督在处理局势中的出色表现。虽然我相信李经羲作为统治者并不怎么受百姓爱戴，但他尽其所能迅速平息骚乱，并且把叛乱发生地区那些在事件过程中犯了错误的官员一律降了级。欧洲人很难完全把握当时的局势。从昭通到总督驻节的云南府，得苦苦走上十二天，一切联络都靠电报——看起来似乎够容易的；但人不能低估中国人做事的迟缓。大部分军队在十二天路程以外，在中国——尤其是在落后的云南——要动员一千人，让他们翻山越岭走到离基地两个星期路程的地方，可不是一声令下就能办到的。等他们到达时，所有的外国人很可能已经被屠杀，住处被捣毁，尤其是四面八方的出路都被堵住了。可是官府一点时间也没有耽误，一点力气也没有吝惜；虽然昭通的外国居民在悬心吊胆中所受的苦比大多数传教士要受的都多，也许会不同意我的这个看法，但我相信，那些参与努力、不让骚乱发展到更实际危险的程度的官员，没有一个能做得比实际所做的更多了。谁要是玩忽职守，谁就丢了顶戴，这也是他罪有应得。

英国臣民对能干的英国总领事巴特勒先生极为信任。在叛乱首领被捕以后，有些英国人希望旅行，他却没有去催逼中国外务部给予许可和保护，这一点他也许做错了，但他无疑错在了稳妥的一边。

对循道公会的传教士来说，一件不幸之事是：该会派出视察全部传教区的斯特德福德牧师只走到了东川府，不得不返回欧洲，没能看到在花苗中所做的那些了不起的工作。

我的手稿寄给出版商以后，通往长江流域的大路上又准许英国臣民旅行，并给予保护了。作者是第一个从东川府走到昭通府的英国人。在我写作的此刻，已经是一九一〇年七月中旬了，我的意见是：除非绝对必要，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走这条路都是不明智的。在江底，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个睡觉的地方，过了桃源我才松了一口气。

应在苗民中工作的传教士之邀，我随后在苗疆居住和旅行了几个月，只可惜不能在这里详细叙述我的经历。

原注一：一九一〇年七月。

原注二：长江在当地的名称。

原注三：这位刘大人是个了不起的人，和一般的官老爷全然不同。他得了个「刘马棒」的外号，这是个不敬的称呼，意思是他喜欢用棍子打人。几年前，他在往昭通去的路上，撇下他的随从和马匹走在前头，到了东川府的一家客栈，向「大师傅」——就是那个什么都管的伙计——要最好的房间，径直就往里走。「你可不能进去，」大师傅嚷道，「那是给刘马棒留的，你不许进去。」过了一会儿，刘的人到了，他叫来一两个，说：「把这个人」（指着那个吃惊的大师傅）「拉下去狠狠地打一顿。」他站在一旁看着打完，然后说：「这是因为你对官老爷出言不敬。」接着又说：「给他一千文钱。」又补了一句：「这是因为你懂得本分。」

几年前，已故的李顿先生（本书后文还会提到他）任英国驻腾越领事时，滇南正在和佤人打仗，刘曾救过他的命。——丁乐梅

原注四：我相信，几个月后他在蒙自被抓住了。——丁乐梅

十滇东北各族及在他们中间的传教工作

二十年前经过云南的人，写的是它的医生和药材，它的贫穷和溺婴。似乎没有什么别的可谈。

虽然那时各族就已经在这里了——而且那时比现在还要更原始——人们对他们所知甚少，也还没有形成把自己对这个最引人入胜的话题的看法印成文字的风气。然而今天，欧洲有好几十个人如饥似渴地读着他们能弄到的每一行有关这门迷人的民族学研究的文字。传教士们被人纠缠着打听华西各族的情况；而这种局面有一个奇特之处：每有一篇文章或一本书面世，就有一个又一个相互矛盾的说法跟着出来，很少有人——哪怕是住在这些地区、在各族中工作的人——能在他们资料中的任何一点上完全意见一致。我在中国遇到的众多非汉族部族，是我这次旅行中最有趣、同时也最叫人困惑的一个方面。戴维斯少校〔见原注一〕在他论云南的书中相当有见地地讨论了部族问题，我完全同意他的话：可以有把握地断言，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地方的语言和方言种类之多，比得上阿萨姆与云南东界之间的地区，以及该地区以北的印度支那诸国。一般认为，其原因在于这一带的自然特征，高耸的山脉和深而急的河流造成了风俗和语言的差异，以及数不清的部族分别，这叫想探究印度支那民族学的人十分困惑。我知道眼下云南不止一位先生正在准备有关这个题目的手稿，打算日后出版，我确信他们的努力将为目前所能得到的极为有限的资料增添宝贵的内容。在此期间，我把我自己的印象印出来。

不过，我想在这里说明，我决不以这个问题的权威自居。写这些的时候，我并没有着意去研究这个题目。但我在滇东北住了一年半，从云南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此外在四川也碰到过一些部族，这些事实也许可以使读者谅解我把自己的印象记录下来，作为对这场极其热烈的讨论的一点一般性的贡献。我还在石门坎（上一章提到过）的花苗中间住了几个月，在他们居住的未经勘测的山区走了相当多的路；除了两位传教士之外，我是唯一到过滇东北最边远那片奇妙地区的人。其中一次历时三个多星期的旅行，将永远是我难忘的时光，只可惜本书没有篇幅对那次旅行哪怕略提一二。

我在中国的一些朋友也许会讥讽地说，人总该到懂事的年纪，我本该更明白些，不该在我的书里写进任何东西——不管多么有根据——去延续关于传教工作这个棘手问题的口舌之争；不管说得多么动人，这是一个陈旧过时的话题，只配彻底了结。对这样的朋友，我只好请他们耐心听我说。西方有成千上万的人，除了普通的「汉人」之外，对中国的其他人全然无知；如果我能让他们稍稍明白一点，那么这一章就达到了一个极好的目的。

在滇东北，我接触最多的部族是：

一、苗，或中国人所说的苗子；他们自称「蒙」或「赫毛」。

二、中国人所说的夷边（或称夷人）；他们自称诺苏（或峨苏）。

诺苏各部大概就是戴维斯少校在大藏缅语族第三分支中所称的倮倮群；不过我只是提出这个看法，因为我觉得该群的其他支系，包括傈僳、拉祜和窝尼，似乎是一个更大的群体的后裔，而在这个群体里，诺苏在人数、语言和风俗上都占主导地位。不过这是顺便一提。

也许并非人人都知道，即便在今天，中华帝国的大多数地方仍有一些本质上非汉族的部族，他们仍严格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由自己的土著统治者管辖，大概和四千年前一样，那是远在他们的王国被并入中国本部之前。有白骨头和黑骨头，有长鼻子和扁鼻子，有直眼睛和斜眼睛，有黝黑的脸、黄脸和白脸，有乌黑的和棕色的头发，还有许多别的身体上的特点，把这个部族和那个部族区别开来。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部族在中华帝国成长到今天这样庞大的漫长而冗长的若干世纪里，被步步进逼的汉人慢慢征服，被允许在自己的头人统治下保持社会上的独立，而这些头人受中国政府的节制——这意味着要向衙门的官吏缴纳过重的赋税，那官吏向落到他手里的每一个人勒索钱财，然后就放手不管。另一些部族，开化程度更深一些，已被汉人逐渐同化，如今与「汉人」已几乎分辨不出。还有一些，采用了汉人的服饰、风俗和语言，旅行者要是暗示他们不是纯粹的汉人，他们准会给他点颜色看看。对研究民族学的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一旦汉人压迫得够了，用他们那种无可仿效的方式对这些封建地主盘剥得足够了，足以没收他们的土地，使一个部族落到远离同族聚居地区、毫无地位的境地，这些土著就逐渐与汉人合流，在语言、风俗、生意和生活上实际上都变成了汉人。汉人对从缅甸边境一直到四川东部的许多部族的这种同化，固然是一项有趣的研究，但它表明，中国文明的前进将把一切种族遗存从这个正在觉醒的伟大帝国的地面上一扫而光。

但同时，一个部族大家庭也有许多支系——有些远至英属缅甸，由于多年来这种无声的压迫，全都或多或少地分散了、瓦解了——仍然渴望保持他们独立的与世隔绝，尤其是在远离政治活动、人烟稀少的地方。这些小邦所在的地区如此偏远，连汉人自己对这些部族的特点都一无所知。他们说散布在整个远西中国的某个部族人人都长着尾巴；又说另一个部族的男男女女都长着两张脸！在朝廷刊行的官方记载里，关于这些民族的起源，也混进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云南和四川——还有贵州的大部分，那里大体上还没有受到为支持帝国各地前进运动所带来的改革而必须增加的赋税的影响——是土著人口最显著的地方。帝国的这一部分可以称作各部族、各民族的民族学园地，他们处在各种不同的未开化阶段。这些与世隔绝的山区，至今未变的状况仍在诉说着世界的童年，它们曾是许多民族的摇篮和临终之床，那些民族曾是一心征服、追求荣耀的强悍而雄心勃勃的部族。

苗

关于苗及其各个分支，我们知道得相当多。他们真正的故乡已大致确定是在贵州省，从前大概一直延伸到湖南深处，这些省份的汉人如今血管里无疑有不少苗族的血。他们到云南是比较晚近的事，但正逐渐越来越往西扩展，保持着他们的语言、服饰和风俗。我自己在大理府以西三十英里、稍离大路的地方见到过他们，而戴维斯少校在远至西藏边境的地方也见到过。他说：「我所见到他们最西的地点，是陶尼奥（北纬二十三度四十分，东经九十八度四十五分）一带。在云南中部和北部似乎没有他们，但在更北的四川西部又出现了，在雅砻江流域（北纬二十八度十五分，东经一百零一度四十分）有几个村子。」

少校显然不知道本省东北部昭通的这片苗区。从东川府一直往北到昭通，走三天路，几乎一路都能碰到苗寨；然后，从东川府往西北走三天，就到了老鹰山苗寨；再折向西南，穿过部分完全未经勘测的地区，就到了洒普山。这最后一个地方是内地会的总部，照目前的进展速度，可以保守地估计，二十年内在那里接受基督教教导的人将不下一百万。不过这些人并不都是苗族；此外还有拉卡、傈僳和许多别的部族，这里暂且不谈。

由此可见，从省城云南府起，沿着通往叙府下游长江分岔处的大路两侧的地区，在金沙江与贵州边界之间一条狭长的地带里，经常能碰到苗族。当然，过了江，在四川又能碰到他们；再往西，在贵州，就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了。

从苗疆到马来亚，相隔遥远；可我同苗族接触得越密切，就越发现他们在日常风俗的许多寻常方面和性格的一些特点上，同我曾在他们中间旅行过的马来人和萨凯人（马来半岛丛林山地的居民）相似。他们的生活方式有许多共同之处。民族学家对这个断言也许会一笑置之，就像我这个在苗族中间生活过的人，对那些没有在苗族中间生活过的人笔下写出的许多东西也一笑置之一样。

在这一地区，苗族有两大支：

一、花苗——花（或白）苗。

二、黑苗。

（本书中复制了许多花苗的照片。）

后者被认为是两支中较高的一支，说另一种语言，在做事方式、服饰和风俗上或多或少有很大差异，要研究这些差异，会使人陷入一辈子没完没了的论述，到头来也不会明白多少。想研究苗族内部各支差异问题的人，可参看克拉克先生的《贵州与云南》、亨利·奥尔良亲王的《从东京到印度》和巴伯先生的著作。戴维斯少校也提供了一些关于这个山地民族的新资料，他所说的大体是正确的；但在他的书里，和在所有涉及这个题目的书里一样，语言的记录出入很大。比如在昭通及周围地区，旅行者用少校编的词汇表就会寸步难行。我没法使它和当地人的口语对上号，现附上一张表，列出语音上的差异——我这样做，对戴维斯少校是完全尊重的。我还应补充一句，这是云南东北角的语言；戴维斯少校的词汇取自他书中第三百三十九页。他说他给出的词并不一定都和他书封套袋里的苗语词汇表相符，有些是从别的苗语方言中取来的！不管怎样，这个比较会很有意思：

英文词：人。戴维斯少校所记苗语：丹能， 丹明。滇东北苗语：德涅。

英文词：儿子。戴维斯：托， 丹通。滇东北：图。

英文词：眼睛。戴维斯：卡姆瓦， 迈。滇东北：阿马。

英文词：手。戴维斯：阿皮。滇东北：提。

英文词：牛。戴维斯：尼奥， 恩阿。滇东北：纽。

英文词：猪。戴维斯：腾。滇东北：恩巴。

英文词：狗。戴维斯：克列， 科。滇东北：克利。

英文词：鸡。戴维斯：卡， 给。滇东北：基。

英文词：银子。戴维斯：尼阿。滇东北：涅。

英文词：河。戴维斯：疆。滇东北：格利。

英文词：稻谷。戴维斯：姆布雷。滇东北：恩格利。

英文词：米饭。戴维斯：毛。滇东北：瓦。

英文词：树。戴维斯：恩栋。滇东北：恩涛。

英文词：火。戴维斯：托。滇东北：德。

英文词：风。戴维斯：绰瓦， 羌。滇东北：赫塔。

英文词：土地。戴维斯：塔。滇东北：提。

英文词：太阳。戴维斯：赫诺， 奈。滇东北：赫努。

英文词：月亮。戴维斯：赫拉。滇东北：赫利。

英文词：大。戴维斯：赫洛。滇东北：赫洛。

英文词：来。戴维斯：塔。滇东北：塔。

英文词：去。戴维斯：蒙。滇东北：毛。

英文词：喝。戴维斯：霍。滇东北：浩。

英文词：一。戴维斯：阿， 宜。滇东北：伊。

英文词：二。戴维斯：奥。滇东北：阿。

英文词：三。戴维斯：别， 波。滇东北：兹。

英文词：四。戴维斯：贝， 普楼。滇东北：格劳。

英文词：五。戴维斯：巴。滇东北：白。

英文词：六。戴维斯：周。滇东北：格劳。

英文词：七。戴维斯：香， 伊。滇东北：香。

英文词：八。戴维斯：宜， 伊克。滇东北：伊。

英文词：九。戴维斯：乔。滇东北：加。

英文词：十。戴维斯：启。滇东北：高。

直到一两年前，苗语还只有口语，从来没有文字，也从来没人想到它能写成文字。在苗族大觉醒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苗人涌进昭通的教会，恳求传教士去教他们，这时才发现非给这种语言创制文字不可，这件极其值得称道的工作全部落在了柏格理牧师身上，他可以说是滇东北这场基督教化运动的先驱。

然而，在给这种语言创制文字的时候，所有学过汉语的人都熟知的「声调」——据说汉语本身就是魔鬼的发明——使困难更加复杂了。声调给言语引进了另一种成分或另一个维度。语音的数目不够表达所有口头上的意思，于是通过用不同的声调发这些音而使之成倍增加。这就好像按照规则把音乐的成分引进了言语，好像一个人要说什么，不但得记住词，还得记住调子。

苗族在智力水平上处于很低的位置，又从来不习惯读书，所以推行这种文字的人觉得，文字应当尽可能简单，因此他们四处寻找一种能让这些无知的人很快掌握的体系。这个体系必须完全是表音的，而且容易理解。柏格理先生和他的助手借用速记中使用的办法，把元音符号放在辅音符号旁边的不同位置上，发现这样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辅音符号比元音符号大，后者在前者旁边的位置就表示所需的声调或乐音。

如今，已有成千上万的苗人能读能写，这位富于进取心的传教士的工作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恩惠。我到苗族中间去的时候，经过十分钟的指点，就能站起来和他们一起唱赞美诗、读福音书了。苗族妇女过去从来不指望能读书，如今也有了上帝的话语，文字的简单使她们几乎马上就能读十字架的故事。这无疑是全中国传教工作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我希望日后能出一本专门写我在花苗中旅行的书，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故事不管写得多么朴素，都是世上尚未讲述的伟大传奇之一。作为一个民族，他们的生活和风俗极其迷人，他们感情丰富，心胸宽大，和汉人截然不同，日常生活的方式几乎没有一样和汉人相同。

在苗族中的传教工作

说到传教工作，笔者十分荣幸地要对昭通和东川府的循道公会说一句他们当之无愧的赞美之辞，并感谢那些传教士在一九〇九年五月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来到他们中间时对我的好意。我欠这个差会的两位成员一份终身的感激之情，因为正是东川府的埃文斯先生和夫人，在我离开昭通一两个星期后救了我的命，这在后面一章里有记载。

那是在圣道公会的早年——全中国没有哪个差会的成员比他们工作更热忱、薪俸更微薄——差会里发生了一件极有意思的事。

苗族大多是他们古代君王后裔的农奴，那些后裔是大地主，苗族则是佃户。一九〇五年，苗族听说了福音，便来听讲道，前后成千上万的人一批一批地来到教会。他们这样的举动引起了汉人的怀疑，有许多迫害和人身暴力，有一阵子看样子可能要出大乱子。但危险平息下去了。头人给了地，苗族捐了一百英镑，自己盖起了一座能容纳六百人的礼拜堂。一年后，一次就有上千人挤满了他们这座简朴的圣所；到一九〇七年，成为信徒或慕道者的已近六千人，此后工作一直稳步发展。

我在经过这一地区的时候，张道惠牧师正主持这里的工作，我在他那里做客好几个月，下面有关经营这片巨大传教区所采用的方法的一些有趣细节，要感谢他。张道惠先生在工作中得到他那和蔼的夫人的协助，她是一位极其热心的工作者，也是一位能干的苗语通。张道惠夫人经常向数百名苗人组成的会众讲道，还常和丈夫一起出门旅行；像她这样的工作，还有这个差会里其他几位的工作，证明了主张在中国传教区增加女传教士人数的做法是明智的。

诺苏（或夷边）

昭通一带有一类人叫诺苏，汉人到来时他们占据着昭通坝子，但人们认为他们并不是这个地区的土著。我对这个民族实际所知不多。我听说了很多，但不应认为我在这里发表的就是绝对的定论。在这一地区住了多年的人也意见不一，所以对于一个过路的旅行者来说，要得到确凿无误的资料，那是相当艰巨的任务。

没有哪个部族比诺苏更广为人知了，他们数不清的支系分别和世袭特点，叫探究远西中国民族学的人十分困惑。

诺苏是一个很出色的高大民族，肤色比较白皙，让人觉得是蒙古人种与某种五官端正的民族的混合。然而关于他们的起源，能肯定的很少，我们在这里也不去管它。但眼下诺苏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因为他们作为暴虐的地主和封建头人的权力正在迅速消亡；也许再过二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这个凭着顽强的自立和对汉人的极大厌恶、一直没有受专横的汉人那种同化精神影响的民族，就将不复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存在了。不过，即便在今天，他们仍在滇东北拥有并统治着大片土地（尤其是金沙江右岸那一带）。有些人非常富有。一个人可能拥有比约克郡还大的大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也许有一百个村子，全都向他纳贡，受他最卑劣的专制反复无常的摆布。他那些苦苦挣扎的佃户对他的暴虐无处申冤。只要夷边（当地对诺苏的称呼）给名义上管辖这一地区的那位贪索的汉官塞够了钱，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社会的法纪无人知晓，公正二字完全是自相矛盾，人身处其中，很难意识到在今天的中国——全世界都相信正在觉醒的中国——竟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容许一个人拷打、掠夺、杀人，最大限度地放纵一种尼禄式的恶魔般的性情。

奴隶买卖很普遍。佃户交不起租，就把自己卖几两银子，成为他从前的地主的奴隶，要想保住脑袋，就得小心翼翼。

早年，不同的家支被赶到更深的山里时，各自尽可能多地占地。随着时间推移，由于琐碎的争吵、内战和世仇，诺苏逐渐减少了。苗子——山里的人，地主的农奴，四千年前他们在自己的王国里曾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成了诺苏的佃户，而诺苏的统治至今仍以人类所能施行的最恶劣的暴行为特征。旧时与汉人联系在一起的一切酷刑，在这里仍然盛行，而且许多情况下变本加厉。我亲眼见过那些酷刑，也听过受害者的讲述，但那是不堪印成文字的。

不过，不应认为是诺苏就是地主。绝不是这样。因为在适者生存的渐进过程中，较弱的地主被较强的同胞杀害，土地被夺走，这一地区的诺苏只有一小部分人得以掌权。然而，在这一带，凡是有地主的地方，地主总是诺苏或汉人。苗族——至少花苗——没有土地，身心都落在暴虐的夷边的暴虐掌握之中。再者，诺苏部族内部有各种世袭的等级分别，使人可以要求等级上的优越地位。有自称黑骨头的，是这个民族的贵族；有白骨头，是较低的一等，对他们较富有的同胞——或对任何有权管他们的人——唯命是从。

诺苏和苗族是完全不同的民族，也是一个高出许多的阶层，据信他们是被赶出昭通坝子的，他们宁愿迁徙而不愿打仗，许多人越过长江（当地称金沙江），进入如今好地图上标作「蛮子」地区的地方。看来，以下是两个重要的分支：

一、黑（纳苏）——农民和地主。

二、白（土苏）——一般是奴隶。

其他较小的类别有：

一、腊可（或红诺苏）——大多是铁匠。

二、阿乌子——大多是擀毡匠，他们自称与汉人有亲缘关系，不管对不对。

三、另一类，大多是编筐匠。

不过，两大分支是白和黑。后者本身是土地的主人，他们声称所有的白诺苏原来都是奴隶，那些现在自由的，是以前某个时候从奴役中逃出来的。和这类部族中通常的情形一样，男人与普通的「汉人」几乎分辨不出。保持着这个民族显著特征的是女人，她们有特别的头饰和别致的裙子。诺苏大多不拜偶像；他们家里没有偶像。部族中迁到长江那边、在群山中安身的那一部分，从来没有停止过骚扰汉人，汉人如今住的土地是诺苏自己曾经耕种过、或至少居住过的；但他们被赶到了更偏远的地区，只在汉人往来的大路以外才能见到。这个民族也在消亡——至少在这一地区是这样——诺苏自己估计，过去三十年间他们的人数减少了一半。这是最令人悲哀的事实之一。他们住处的不卫生，粗劣的饮食，以及常常酗酒、抽鸦片和其他恶习，正迅速地摧残着他们的队伍，使强者有机会损人利己，并且常为分地而争斗。

会说诺苏话的欧洲人，一只手的指头就数得过来。

凡是在这一带旅行过一段时间的人，一定都看得出，诺苏——也就是地主阶层——通常采用的快速致富的独特方法，就是把他的邻居干掉。这些人过的日子，除了丑闻和淫乱就没有别的消遣，在最开通的西方人看来也是极其邪恶可怕的。他们都生活在对性命的恐惧之中，个个都怕别人，都怀着暗中的仇恨，都时刻警觉着，想出某个稳妥的计谋，谋杀他们渴望并入自己名下的某块土地的主人——而且在干这件事时要保住自己的脖子。如果成功了，他们就被看作聪明人。我写作的时候，听说有个人，还很年轻，本身就非常富有，却杀了他的兄弟，没收了他的财产，毫无悔意。有人跟他说起这件事，他说他别无选择，因为他要是不杀他的兄弟，他的兄弟就会杀他。

然而这里没有我们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罪的观念，对中国的法律也毫无畏惧。一个人杀了一个奴隶，把他折磨致死；如果有人向汉官申诉——如果真有人申诉的话——那官老爷就作出一副明智的样子说：「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可我无能为力。被杀的人是地主的奴隶。」然后轻轻挥动他那三英寸长的指甲，解释说一个人可以杀他的奴隶、他的妻子或他的儿子——法律无能为力。前提是他得给官老爷一点补偿。

有一天，一个诺苏出去收租，看中了一个姑娘。她长得好看，他就吩咐他的人把她抓来。她不肯。他出一百两银子，悬赏谁能把她拐来送进他的后房。最后他得到了那姑娘，还因为她父亲不肯把女儿交给他，叫人把她父亲折磨一番，然后处死了。然而无处申冤。

诺苏妇女不缠足，额头高，五官轮廓分明，不算凶的脸上嵌着一双炽热的眼睛，个子高，身体健康，在欧洲任何国家都会被看作美丽的女子。她们很少和别的部族通婚。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有时确实有很深的感情，但婚姻关系的松散导致无休止的纷争。

在独立的倮倮人居住的地方，许多欧洲人——旅行者和传教士——被杀害。虽然我自己没有穿过那片地区，但我到过它的边缘，在那里的人中间住过很长时间。我发现他们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好客的民族，相当容易相处。不应断言，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天然敌人汉人看作可以抢劫和杀害的对象，因为他们为了更快致富而干掉他们的地主同伴，他们就对所有的陌生人一视同仁。在死于他们之手的欧洲人当中，原因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这些欧洲人自己对当地人的态度——要么是完全不懂他们的语言，要么是一种引起猜疑的态度。

在诺苏当中，尽管这种封建生活仍然很强固，汉人却正迅速获得持久的影响。他们放荡、酗酒和不人道的日常行径，正使这个民族自取灭亡；多年以后，旅行者在这一带会感到困惑，因为他会在这里那里发现一个出色的、身材挺拔的「汉人」，面容清秀，五官端正，四肢匀称，带着一种特别的蒙古人的神气。他将是一个民族——诺苏——的幸存者之一，这个民族那些被遗忘的历史记载，本可以大大澄清印度支那和藏缅民族学上的疑问。

第一个来到昭通的诺苏头人，是个以暴虐残忍出名的人，名叫阎长福，常常挖掉违抗他命令的人的眼睛；据说他的后代继承了这个暴君不少的恶习。地主们欺压他们较弱的同胞，最后，中国政府以其无穷的精明出面制止争吵，没收全部财产，就这样把诺苏的土地直接置于中国官府的控制之下。

「诺苏当然完全靠土地为生。他们耕种土地，饲养牲畜，任何一个家庭所能遭遇的最大灾难，就是土地被夺走。没有土地既意味着贫穷，也意味着堕落，被剥夺了这种生计的人要受极大的苦。那些自己没有土地、只是土目〔见原注二〕的佃户的人，似乎没有租佃的保障；不过，只要顺从地主的意愿和要求，一个家庭也可以一连好几代耕种同一块田。持有土地的条件很特别。议定的地租只是名义上的。大片的土地，每年只要一头猪、一只羊或一只鸡，再加一点粮食就能租到。除了这笔名义上的地租，地主还有权在一切特殊场合，如丧事、婚事或其他任何额外开支时，向佃户摊派。他还可以要求佃户带着牲畜为他服役。这种制度必然导致许多压迫和不公。据说，如果一个家庭被土目逼得走投无路、陷入赤贫，他们就会把自己交给他，条件是分给他们一部分他的土地耕种。这样的人被称作『抓来的奴隶』，以区别于世袭的奴隶，他们的长子长女成为地主的绝对财产，一般被派去伺候他的妻子和女儿。

「每个农户都拥有大批奴隶，和他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这些人干田里的全部活计，主人则随心所欲地消遣。对这些不幸的人，主人有绝对的控制权。他们的一切事情都由他来安排。他把他的女奴嫁给别人家的男奴，也同样给他的男奴娶妻。这些不幸的人的命运苦得无法形容。他们被认为不比他们放牧的牲口值钱多少，给他们吃的东西常常还不如主人喂马的粮食。他们所受的残酷殴打和折磨已经完全摧垮了他们的精神，现在他们似乎离开了主人就无法生存。他们极少有人试图逃跑，因为没有人会收留他们，而对被抓回来的奴隶的惩罚又那样严酷，足以吓住最大胆的人。这些可怜的人生在奴役中，婚在奴役中，死在奴役中。在诺苏家里碰到汉族奴隶，男孩女孩都有，并不罕见。这些人要么是被拐来卖掉的，要么是父母养不起，拿他们换了粮食。买主把他们配给土苏，他们的命运便和奴隶阶层连在一起了。人有时想到这个愚昧地区的群山之中存在着怎样的残酷和不幸，心里就痛苦万分。然而即便在这里，光明也开始照耀了，因为一些基督教的信徒已把他们的奴隶变成了佃户，这就为最终解决这个难题指明了道路。

「诺苏家庭的生活并不复杂。一大早，太阳一出来就把牲口赶出去。它们在外面待到吃早饭的时候，然后回到厩里，在一天最热的时候休息，天凉了再出去。一家人的饭由奴隶在主妇的指点下准备。没有什么精致的烹调，因为诺苏瞧不起做得好的饭菜，抱怨说那东西从来吃不饱。他有一句对子说：『吃生的成勇士，吃熟的挨饿。』真正的诺苏家里没有椅子和桌子。饭菜盛在一只大碗里放在地上。一家人围坐四周，每人用一把大木勺自己舀着吃。如今已有大批诺苏采用了汉族文明的讲究，较富裕的人家陈设得和当地中等人家的汉人一样好。家里的女人也花很多时间给自己和孩子做衣服。男人已改穿汉装，但女人多半仍保留着本族的服装，有大头帕似的头饰、百褶裙和绣工繁复的上衣。这一切都是手工做的，少女时代最好的年华都花在为出嫁那天准备衣服上。

「看来，诺苏过去并不求娶妻子，而是用武力夺取。如今，虽然一般盛行较温和的方式，却仍残存着古代习俗的遗风。订婚确实很早，甚至在襁褓之中，订婚仪式上杀一只鸡，订约双方各取一根肋骨；但等年轻人长到可以成婚的年纪，还得进行最后的交涉。这交涉故意拖延，直到新郎发了火，纠集他的朋友去攻打姑娘的家。他们拿着棍棒武装起来，悄悄走近，用毡子斗篷护住头和肩膀，冲向房子。屋里的人竭力阻止他们进门，双方狠狠地对打。攻打的一方一旦冲进了门，就宣布讲和，端出酒和大块的肉来款待他们。

「有时在这些打斗中，姑娘的家被拆得七零八落。交涉结束后，便准备护送新娘到她未来的家。新娘蒙着厚厚的面纱，由她的兄弟扶着骑在马上，她的近亲全副武装地跟随着。到了夫家，就发生一场扭打。新娘的亲属从她脸上扯下面纱，竭力把它扔到屋顶上，表示她进门后将统治这家的人。新郎家的人则相反，竭力把它踩在门槛上，表示这个新来的人将严格服从一家之主的管辖。在这些混战中流很多血，常有人受重伤。新娘先在一个临时搭的棚子里住三天，然后才被接进家门。姑娘一旦离开父母家做了人家的媳妇，要等很多年才回一次娘家。古时最少要等三年，但有些人要过十年或更久才第一次回娘家。回去以后常常在父母家住两三年。无论谁出门做客，都有许多亲友陪同，因为在诺苏看来，随从众多是尊贵和重要的标志。孩子出生时要种一棵树，希望孩子像树一样长大。

「对疾病的恐惧沉重地压在诺苏人心头，他们无视最起码的卫生常识，所以很容易生病。他们几乎不懂医药，因此求助于迷信的做法来驱除邪祟。一旦知道疾病到了邻居家，就在离要保护的房子有一段距离的树丛中一个显眼的地方竖起一根七英尺长的杆子。杆子上安一块旧犁铧，据说掌管疾病的鬼神看见犁铧，就会退到三户人家以外去。

「一种叫『诺玛子』的热病每年都在诺苏人中造成极大的破坏，人们非常怕它。没有人肯守在病床边护理那个不幸的病人。人们只是把食物和水放在他床边，给他盖上被子，就撂下他任凭疾病摆布。因为病人随着病势发展会出汗，就在被子上压上沉重的石头，免得被子被掀掉，病人着凉。许多不幸的病人就因为这种奇怪的做法窒息而死。过一段时间，亲属再回来看病情如何发展。这种热病似乎服奎宁有效，因为李约翰先生见过好几个他给过这种药的人痊愈了。一个人死了，他的亲属一得到消息，就在各自家里举行一种他们称为『扎』的丧宴。在门口杀一头猪或一只羊献祭，据说这样就能保持活人与刚去世的亡灵之间的往来。近亲听到亲人去世的消息，就拿一只鸡把它勒死；不许让它流血。这只鸡收拾干净，用签子穿好，然后守丧的人就到停放死者的人家去，把这只鸡插在尸体的头边作为祭品。远亲不行这个礼，而是各牵一只羊到丧家去，死者的儿子用一根白杖在每只牲口身上打三下，毕摩（祭司或巫师）站在一旁，报出祭品是『某某』——当然报的是名字——献上的，把这柔软多毛的祭品献上。

「从前诺苏火葬死者。多年前，一个诺苏青年对我说：『想到我们亲友的尸体要么腐烂，要么被野兽吃掉，我们就觉得难受，所以我们烧掉死者。』尸体用木柴焚烧，焚烧时送葬的人围着火排开，又唱又跳。骨灰埋起来，把地面整平。在独立倮倮地区，更确切地说是四川西部的巴普地方，诺苏仍然保持着这种习俗。住在威宁和昭通一带的部族已采用土葬来处理死者，并加上了一些他们自己特有的习俗。

「出殡那天，死者平常骑的那匹马被牵到门口，由毕摩给它备上鞍。然后下令把马牵到墓地去。所有送葬的人都跟在后面，走着或跳着，绕成互相交错的圆圈，在牵着的马走的路上横穿来横穿去，直到那可怜的牲口吓疯了，拼命冲撞踢蹬，想从混乱中逃出去。这时全体高声喊叫：『魂来骑马了，魂来骑马了。』接着死者家里的女人们争夺这匹马，从此这匹马被看作极为贵重。要了解诺苏的宗教很难，因为在同汉人的交往中，他们的许多古老习俗已经废弃了。收荞麦的时候，庄稼堆在打谷场上，快要开始打场时，要说一句简单的套话：『谢谢你，伊尔索莫。』伊尔索莫似乎是一个掌管庄稼的神灵，是善是恶，不易断定。伊尔索莫不是上帝，因为现在诺苏要说上帝时，用的是『梭』这个词，意思是主人。

「在四川以西诺苏的独立地区，用来称呼上帝的词是『厄尼亚』。一个与独立地区的人交往很多的诺苏认为，有三个名字表示上帝，每个名字代表神的不同职能，如果不是不同的位格的话。这三个名字是：厄尼亚、格讷、恩帕玛。诺苏信奉祖先崇拜，他们宗教最有意思的特点，也许就是这种崇拜所采取的特殊形式。诺苏不用汉人那样的祖先牌位，而是供奉一只用劈开的竹篾编的小篮子（『倮倮』），约有鸭蛋大小。这个『倮倮』里装着一两英寸长的小竹管，粗细和普通中国毛笔的笔杆差不多。管子里系着一根草和一撮羊毛。一对夫妻用两根管子代表，如果他有两个妻子，『倮倮』里就多放一根管子。行开光仪式时毕摩到场，还要指定一个奴隶专门料理与祭祀死者有关的一切仪式。『倮倮』有时放在屋里，但更常放在附近的树上，或者藏在岩石里。对于短命的人，祖先的『倮倮』放在某座荒废倒塌的建筑的墙缝里。每三年换一次『倮倮』，旧的烧掉。诺苏通常被人称作『倮倮』，这是汉人针对他们这种特别的敬祖方式给他们起的一个轻蔑的绰号。

「祭山是诺苏宗教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大多数重要的房子都建在山脚下，每年四月在山坡上定期献祭。毕摩选定最吉利的日子，土目和他的人就到指定的地点去。选一块旁边有一段老树干的石灰岩作祭坛，土目牵来一只羊和一头猪。毕摩整好衣服，盘腿坐在祭坛前，开始用低沉含糊的声音念咒。然后宰杀祭牲，把血倒在祭坛下，在石头下放一把米和一块盐。接着有人去割一捆青草，毕摩念完咒，把祭坛盖好，大家都回到屋里。然后毕摩把草搓成一根绳子，挂在屋门上方。用一段柳木做一支小箭，用桃木削一张大小相当的弓。这些都放在门柱上。在一块软的白木头上粗粗刻一个人形，和两根交叉放着的软木棍一起，系在门上挂的绳子上，门的两边各放两根小棍。然后毕摩继续念咒，嘴里念叨着：『从今以后，永永远远，恶鬼不近此屋。』

「现在大多数诺苏都和汉人在同一天、按同样的习俗过新年。从前并非如此，即便现在，在较偏远的地区，新年还是在汉历十月初一。杀一头猪和一只羊，收拾干净，在屋里挂三天。然后取下来，切开煮熟。一家人坐在正屋当中的荞麦秆上。一家之主请其他人喝酒，宴饮就开始了。不一会儿，有人开始唱歌，大家都跟着唱这首歌：『我这房子多么牢固。一年到头火塘里的火没有熄过，我的粮食充足，我有银子也有铜钱，我的牛群成了群，我的骡马都是白额头，咯咯哈哈哈哈咯咯，我的儿子孝顺，我的妻子贤惠，我们在酒肉之中睡去，我们的幸福直达天上，这快乐的新年真是光彩。』接着常常是一场狂放的纵饮。

「诺苏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书原来是用羊皮做的，现在用纸。他们不懂印刷术，据说许多书已经失传了。书里有插图，但画得极其粗糙。」〔见原注三〕

原注一：戴维斯少校著《云南：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锁链》，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注二：字面意思是「地之眼」——即地主。

原注三：本章的许多资料取自希克斯牧师发表在一九一〇年三月号《教务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用的部分全文取自这篇出色的文章。

第五程

昭通府至东川府

第11章

十一、惨状有风景相抵·全程最多事的一天·买马，以及买它的缘故·作者被自己的马踢断了胳膊·惩治畜生，死里逃生·人马一副狼狈相·不安的一夜·疟疾复发·作者几乎撑不下去·难走的路上大雨滂沱·在大水井·深更半夜追赶受惊的马·住处恶劣·麻风与麻风病人·开矿·在江底·两位官老爷，一段趣事·一场久病就此种下病根·江底吊桥·艰难的攀爬·山中午饭·忽上忽下·沿途风土·驯顺的鸟儿及其举动·一方不求上进的百姓·一路无险，走得舒心·云南群山的雄奇

前面已经说过，在这一带，人得硬起心肠去面对种种想象得到的最叫人作呕的景象；可一路往下走向东川府，那壮阔的风景却给了他报偿。

去东川府的各站如下：

第一天，桃源，七十里。

第二天，大水井，三十里，海拔九千三百英尺。

第三天，江底，四十里，海拔四千四百英尺。

第四天，以扯汛，七十里，海拔六千三百英尺。

第五天，红石岩，九十里，海拔六千八百英尺。

第六天，东川府，六十里，海拔七千二百五十英尺。

昭通坝子平坦得出奇，一直伸展到风景如画的望海楼外，从楼上可以俯瞰一片水面。再往前，大路上立着一座牌坊，是昭通府李家修的，大概是云南同类牌坊里最好的之一，就是拿到四川——那里纪念性的建筑多得很——同最好的相比也不逊色。昭通城里唯一值得一看的建筑，恐怕就是上面说的这户富家的祠堂了，那里的雕刻精美绝伦。

第一天走完，我们在回民村子桃源歇下。桃源，字面意思是「桃花园」，可桃树也许从前有过，如今是肯定没有了。

我们动身的时候天很冷，华氏三十八度，下了重霜。整个世界好像都扣紧了扣子、裹上了大衣；树木瘦硬，了无生气；驮马的腿仿佛一碰就断，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我一步一步往前挨，呼出的气看得见。一大早，我和我的听差差点动起手来。我想再躺一会儿，他不想。要是他连半个钟头都没法靠自己的心思打发过去，而我能，那我觉得这可不是我的错。我是个讲道理的人，一个有理性的动物，认为这样消磨半个明白而公允的钟头，再好不过。可我还是不得不起来，接着便是冻僵的手指、打颤的身子、冻硬的毛巾，还有冻得硬邦邦的一地烂泥。他哪里知道，他这是把我拽出去，走进我全程最多事、也最倒霉的一天。

在昭通，我买了一匹小马以备不时之需——就是那种结实的小畜生，永远不知疲倦，喂养花不了几个钱，一个礼拜七天，每天干的活儿多得没有谁比得上。它通身乌黑，黑得油光水滑——正是俗话说的那匹「黑马」——配上英国马鞍和辔头，看上去倒也神气，就是给那位尊贵的旅行家骑也够体面了。这位旅行家呢，一整天看着它被人牵着走在前头，脸上挂着物主那种称心的笑；而它似乎回我一个魔鬼似的狞笑，笑我放着马不骑，真是傻。〔见原注一〕

我头一回见到它，它正整个儿人立起来，把一个人挤在教会院子一角的栏杆和墙壁之间。它样子倒不错。真是一匹烈性的好马！

出门第二天，一大早我正兴冲冲地走着，这小畜生忽然尥起蹶子，两只后蹄不偏不倚、结结实实地落在我的右前臂上——力道之大，全无情分可言——把我手里拄的棍子一直打飞到三十英尺开外的山崖上去。胳膊疼得钻心，我一阵恶心。我的听差——他在重庆的一艘炮舰上给医生当过听差——认为是挫伤。我表示同意，随即昏昏沉沉地瘫坐在一块石头上。凭着听差的这个诊断，我们给它揉了揉，结果发现更疼了。于是我钻进一户农家，拿出一块三英寸宽、二十英寸长的木板，把胳膊搁在上面，叫听差从我一条腿上解下一条绑腿，拿来当绷带，又接着往前走。

我没想到胳膊已经断了，到了傍晚，便决意好好惩治这畜生一番，好出出我心头这口恶气。我在一道长坡的坡脚骑上去，拿棍子使出全身的力气抽它，这才发现我这匹马跑起来快得惊人。坡顶过去是一段二十码长的下坡，坡底有一口池塘。

我们往下冲，往下冲，一直往下冲。尽管我（用左手）使足了全身的力气勒住它的嘴，它还是扑通一声闷响扎进了水里，却发现脚下是黏土塘底，四蹄都陷了进去。它挣不脱，也游不起来。我们一起越陷越深，每过一秒就往烂泥里多沉一分。就在我觉得烂泥已经糊到腰上、眼前浮现出自己将远离一切相识的人、死得惨不忍睹的时候，我发疯似的扑腾着想够到岸边。

一只胳膊已经废了，我是怎么逃出来的，至今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桩奇事。简直就是奇迹；人有时会觉得冥冥之中有上天特别的护佑，这就是其中一回。

我把身子甩了一甩，缓过一口气，便去拽那畜生的脑袋，终于让它猛地一挣——又一挣——再一挣，拼死扑腾了几秒钟，它上了岸。我们灰溜溜地走回客栈，那模样实在狼狈，五六个乡下人在一旁瞧着咧嘴直笑。客栈里，我的人正在做晚饭。

晚上，我那位事事与闻的心腹伙伴劝我在胳膊上敷一贴膏药，我依了他。既然是挫伤，我们就敷上那种老派的、效验难有其匹的面包糊。热的时候倒挺舒服；凉了，我便解开绷带，把那糊药扔到地上，两分钟之后就看见老鼠的眼睛在月光里闪闪发亮——它们正在吃那糊药。

然后我请甜蜜的睡神把我带走；可是疼得我睡不着，我只记得自己昏了过去。躺了多久，我不知道。我终于从长长的昏迷中醒来，浑身上下每一处都因为疼痛和一阵阵寒战般的恐惧而发抖。出了什么事了，可到底是什么事？还是那扇纸窗，还是那只盛着稠油的油腻腻的碟子，还是同一根灯草在点着光，还是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还是我们在上面调膏药的那把椅子——可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揉揉酸痛的眼睛，半坐起身子——一个梦把我晃得眼花，吓得我六神无主。这时我才明白，是疟疾又来了，我又一次成了它倒霉的猎物。

恶性疟疾啊，你是那些在热带天空下向你献殷勤的男人的情妇；他们像我一样，被你一脚踢开时，身子垮了，哭哭啼啼得像个孩子——你在冥府里给自己积下了多少、多少的罪孽啊！

谢天谢地，我的精力和元气都格外充沛。尽管烧昏了的脑子里，各种扭曲变形的东西乱七八糟地跳着舞，我还是下定决心不倒下、不认输。不管怎么说，我脑子里乱成了一团可怕的乱麻——错综、荒诞、没头没脑、光怪陆离；可我仍旧一步一步地往前挨。接下来的四天，我那条胳膊软塌塌、毫无知觉地垂在身侧，疟疾一阵阵反复发作，我顶着再大不过的艰难往前走，直到到了东川府，才知道胳膊是骨折了。四天之内，也许有人见识得比我多，干得比我多，冒的险也比我大；可是我想，很少有旅行者受过的罪，比落到这个徒步穿越中国的人头上的更多。

从桃源出来是一段陡坡，接着要爬陡峭的石阶和泥泞的山坡，穿过一片黑沉沉、光秃秃的地方。早上还是寒冷的霜天，后来却下起雨来，又密又大，倾盆而下，把路上的一切都冲得哗哗作响；人在那几乎寸步难行的滑溜溜的小路上吃力地往上爬。可是我的想象和希望帮我给自己造出了阳光。我想，在家乡，一场痛痛快快的夏雨里，扣好一件博柏利雨衣，头上撑一把伞出门去，倒也不算什么不愉快的事；可在云南这里，穿上外套就难受得走不动路，那猛烈的大风一眨眼就能把伞从手里刮走。在家乡，若是正在夏天那种悠闲的心情里，雨浇得再透我们也不在乎，甚至还会乐意让自己的腿溅上泥水，一面瞟着那些同样狼狈的、较柔弱的人儿「很动人的长袜」和「很娇嫩、很敏感的腿」。可是此刻，我是在云南这一带能找到的最荒凉的高原上，顶着一场大风，那模样实在狼狈：光着脚，只穿一双粗草鞋，裤腿卷到膝盖以上，牙齿在疟疾的寒战里咯咯打架，「进两步，退一步」地往前挨，其间还要竭力把这场倾盆大雨想成一个仁慈的敌人——它滋润田地，把我们夜里歇宿的那些可憎的小村子的街道冲洗干净，让空气清新！

那一天，我这辈子忘得了吗？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浑身湿透，心情坏到了极点，到了一间孤零零的小屋。我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黄昏时的伴儿；因为这里有一堆火——虽说烧的是湿柴——它乐呵呵地望着我的脸，同我说话，给我注进了生气、安慰和暖意，让我走完这一天艰苦行程里剩下的十里路。

夜里大约八点半，我们终于到了山顶，其实是一道山口的顶上，到了肮脏的小村子大水井。可是我没能歇多久，因为我听见了叫喊声、尖叫声和哄笑声。又是那匹马！我手下的人个个都怕它，只要稍一招惹，它就用两只前蹄乱刨，把人一个接一个地踢进沟里；要是这一招不灵，它就直立起来，搂着人家的脖子亲热一番。这回我发现它跑了——连鞍带辔一起跑了——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去追。于是九点半钟，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背着这可怕的一天的全部重负——这一天为后面要记述的一场久病种下了病根——发现巡山找马成了我责无旁贷的苦差。我提着一盏中国灯笼照着滑溜的路，从山顶一直搜到山脚，追赶那匹在天际映出剪影的马。大水井是个凄凉的地方，根本没有客栈可住，〔见原注二〕人口流散，一片荒芜，阴沉而凄惨。不过，我许下一大笔钱，总算住进了一间小土屋，屋里的人待人倒不算刻薄。我吃了饭，在分给我的那条板凳上，在头一线曙光出现之前的几个钟头里能睡多少睡多少，心里感激连这样寒碜的一个住处也容我落脚。可是凭良心说，我不能把这地方推荐给以后的旅行者——一个肮脏的小村子，住着肮脏的人，连空气都是肮脏的。在山口顶上，我最后回头望了一眼这个山中的栖身之所，那风差点把我的耳朵刮掉。这里的山是西南—东北走向，望上去雄伟壮观。

最穷的人是麻风病人，乞丐们早就死光了。在云南省，成千上万的人得了麻风病。中国人对这种病怕得要命，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无药可治。把病人活活烧死，从前常常这么干，就是到现在也还被看作唯一真正的治法。有过这样的事：先用鸦片把病人麻醉，把他锁在一间屋子里，然后放火烧屋，屋里的人就地火化。

他们告诉我，这里从前开过矿；可我没过多久就断定，不管出产的是什么，它对世界的产量都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也没有叫在地里干活的人发多大的财。后来回到文明世界，我才知道，古时候这里挖出来的是一种含硫的煤。煤大概现在也还有，这是极有可能的；可当地人似乎太麻木、太厌倦人生了，有没有煤，他们根本不在乎。

过了大水井，下山的路越走越窄，展开一片绝好的景色：黑沉沉的山，碧绿秀美的山谷。我们这时正在离开几重高山——它们的峰顶鲜明地耸出在低垂的、饱含雨水的云层之上——向正对面的一道山脉走去。我们整天都在那道山的坡上吃力地攀爬，一路只经过一个无人居住的小村落，那是百姓在乱世里逃难躲藏的地方。又疲惫地走了二十五里——请注意，是云南的里，在这个国家一切跟地理有关的事情里，这是最靠不住的一个量——我恼火地问道，想必在我之前的旅行者个个都这样问过：「那么，老天爷，江底到底在哪儿？」〔见原注三〕要走下那段可怕的陡坡，到离它只剩一百码光景的时候，它才从坡后露出来。江底比大水井大约低四千英尺。

江底是个要紧的歇脚处，只有一条冷落的街，两三家冷落的客栈。最好的一家，最好的房间就在一个马厩的正上方；那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肮脏的马厩，发出一股几乎叫人受不了的恶臭。那臭气从屋里木地板的宽缝中一阵阵冒上来，简直叫人透不过气。这里没有蚊子，可是有一种带翅膀的虫子，种类繁多，其特征是翅膀透明，没有鞘也没有盖——这种虫子在这里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我说的就是寻常的小苍蝇。有家蝇、有马蝇、有危险的绿头苍蝇、有穷酸的丽蝇、有不知疲倦的嗡嗡虫，还有别的。人那细嫩的皮肤上爬满了苍蝇：它们钻进你的耳朵、你的眼睛，爬进你的鼻孔，掉进你的喉咙、你的咖啡、你的床；看样子一两个钟头之内就能把人吃掉，惹得人心里暗暗咒骂，手帕挥个不停。

这村子看上去就是个死亡陷阱。

我走进镇子的上头时，一群正在喝茶取乐的人彼此心领神会地看了一眼，急忙从褡裢里掏出铜钱来结账，一窝蜂地冲到街上，闹哄哄地等着一个奇特、了不起、又威风凛凛的景观走近——这一带已经很多日子没见过这样的景观了。那个走路的人，累得不能再累了，终于走了过来；可是人群已经多得不得了，把路堵得严严实实。挑着流动作坊的手艺人、带着笨重家什和驮马的小贩都过不去，只好等着轮到自己；这地方连一条可以绕道去目的地的曲折小巷都没有。孩子们在人堆里挤丢了，哭着到处找娘。一队刚从南边沿着马帮路来的旅客，带着精疲力竭的马和骡子，被卡在人群最密的地方，一寸也动不了。放眼望去，穿蓝衣的人群在炫目的烈日下不安地涌来涌去，那太阳把整个山谷里的人都晒得难受；在这所有人的正中间，慢慢地、威严地走来的，就是那个外国人。人们一看见我，看见我脚上的草鞋，看见拖着疲惫的步子跟在后头的随从，全城百姓便爆发出一阵如醉如狂的猛烈喝彩，把脸转向客栈；客栈门口，我的一个兵正在高谈阔论，讲的是我脾气好坏、我跟英国的关系这类多少有点微妙的话题。就在这时，那一大片人山人海开始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移动，接着又有两位官老爷坐着轿子挤进了这群乱哄哄的人里。我只好在台阶上坐了五分钟，其间我的听差干劲十足，值得称道，把这两位官老爷从最好的房间里请了出去，因为他的主人要住。这两位是从成都来的，正要往省城去。

他话音刚落，就听得一声巨响和一声叫喊——我的马又尥了一回蹶子，把这两位出门官员的一乘轿子踢塌了一边。他们冲我吵吵嚷嚷，冷嘲热讽地打招呼，我回敬他们的，是直直的、锐利的一瞥。

大水井和江底的温度，竟相差了五十度之多。这里闷得透不过气。牛站在死水里，鸭子叫人眼红，太阳照着的屋子待不住，我只好到河边去躲一躲；黄油化成了汤，抹都抹不上；苦力们在茶馆外面歇着，累得不行，身上却一文钱也没有；我的马站在那里直打哆嗦，皮肤一阵阵猛地抽动，甩着尾巴赶苍蝇，踢着后腿赶人。至于我自己，真想来一杯冰苏打水，或是一杯红葡萄酒调的冷饮。

第二天一大早，我顾不得疟疾的寒战，走过这里横跨牛栏江〔见原注四〕的那座漂亮的吊桥，登上对岸的高山。牛栏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

江底这座桥长一百五十英尺，宽十二英尺，一头有一对石雕的猴子把守，另一头守着的，我相信大概是一对狮子——雕得还真不赖，要知道工匠们手边并没有真狮子可以照着雕。

从这里翻越第二道山脉，走的是弯弯曲曲的小路，有时沿着山腰盘绕，高高地俯临下面的溪流，有时又沿着河床走。沿河一段是陡峭的上坡，像一级级往上攀的台地，河水从上面跳下来，成了一道道可爱的小瀑布和大瀑布。爬四个钟头，费尽千辛万苦，才到风景如画的垭口塘山口，海拔七千五百英尺。我在群山的寂静中吃午饭；这地方有一种叫人肃然起敬的静。它雄伟，却孤寂；与其说安宁，不如说诡异，所以人们都乐意忽然又下到河边，顺着河穿过长长的平地和荒凉的山谷，然后再沿着窄路往上，到以扯汛那个小村子，它比垭口塘低得多。在这一带旅行，叫人吃惊的就是这样的忽上忽下；不论是往上爬还是往下走，人总会到一片平地或高地上，要不是四面耸立的群山把人围在一片无声的寂静之中，要不是空气稀薄，人几乎会误以为自己差不多是在海平面上了。比方说，以扯汛位于海拔六千英尺以上好一截的地方，却处在一片台地的中央，台地上有许多村子，蚕豆开花的香气在村子周围飘荡，时时遇到的那片丰饶的沃土，叫人在这里走路格外惬意——简直就是一连串英国农舍的园子。这里的天气就像英国的七月——或者说，像人们心目中英国的七月该有的样子——无声无息、如梦如幻、炎热、慵懒、奢侈的天气，在这样的天气里，人应当随心所欲，做什么都称心。我吃力地往前走，那条废了的胳膊一天比一天给我添更多的麻烦。我真想躺到草地上，头和肩膀之间垫几块石头当枕头，像大自然那样，在至高无上的力量中歇息。可我越来越虚弱了！一路走过，我看见紫的、金的、白的，灿烂一片的园子；天空蓝到了极点，云朵饱满、雪白，堆得像山一样。

然后又往前走，景色变换不定。

客栈不多，又穷又破。一路都是红砂岩，一棵树也没有，直到下进一个可爱的山谷，小路越过一道挡在前头的山梁，才走进一片美丽的园林，满眼青翠，满是清香。这地方色彩斑斓。它叫人嘴里留下一股好滋味，叫人觉得这是上天特意赐下的，好让人在困境中保持愉快。园子、田野、天空、山峦、落日，还有光本身——一切都色彩浓郁；红的、紫的、土黄的、黑的、褐的、鲜蓝的、黄的，和谐成一片，天和地仿佛意见一致。鸟儿驯顺得就像在太初之时；我吃饭的时候，它们飞到桌子底下，毫无惧色地啄食面包屑。庄稼人坐在大柏树下——那是为了给行人遮荫种的——叫孤身跋涉的人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接着，人会生出一种奇特的感觉——任何旅行者都会有这种感觉——那就是在荒凉的路上翻过某道山梁，远远望见下面，在天然屏障的环抱之中，躺着一个美丽的村庄，一个歇脚的地方，一片人们居住的小小所在，今晚就要在那里睡了。可是天快黑了，那轮红红的好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又累又乏，被领进了一家我倒霉碰上的最糟的客栈之一，于是千百种别的念头和感觉一齐涌上心头，异口同声地诅咒这一方不求上进的百姓。

茶是坏的，米饭弄不到，一整夜柴火那股可恨的烟味呛得我们喉咙发堵、眼睛睁不开；所以第二天早上虽然下着大雨，我还是很高兴匆匆地早早上路。下了一千英尺到一条河边，又同样陡然地爬上八千五百英尺的高处。

这时路翻过一座又宽又平的山，在阳光下走路极其惬意——或者说，要是我身体好的话，本该极其惬意。驮马笨手笨脚地驮着沉重的货物——普洱茶、曼彻斯特布匹、油，还有云南本省的土产——在山坡上从我们身边走过；有时能看见成群的这种肯卖力却备受虐待的牲口在洼地里、在路边吃草，它们的背几乎无一例外都被捆货的木架子不停地磨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论虐待牲口，中国轻而易举地名列第一；爱惜动物，根本不在他们的同情心之内。不过我发现，苗人和夷人不是这样；昭通下游长江对岸那些当地叫作「巴布」的部族，其实是爱马的，有些人骑术还很高明。

翻越这些山的路途没有什么危险。人往旁边走出几英尺，也不用担心会一跤跌下几千英尺去——而从叙府往下的大半路程里，这样的危险是再平常不过的。风景壮丽极了——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都是一重又一重的山，除了高低不等的山，什么也没有。一片片林木葱郁的山坡，与红土地、与溪流穿过的更肥沃的绿地交错相间，还有奔流的瀑布、如画的幽僻角落和蜿蜒的小径，构成一幅幅只有天才画家的妙笔才能描摹得出的图画。在这「彩云之南」的地方，常常凝望着阳光下的风景，人会被这个鲜为人知的省份那浓烈的美迷住，不禁要想：这些未经人手触动、未经人手糟蹋的壮丽风景，要是落在一块满是无处不在的环球游客的大陆的中心，会变成什么样子。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山，比华西的山更兼有雄伟与秀美。岩石到处堆成粗犷巨大的一团团，崎岖之中却又调和着一种奇特的空灵的形态和柔和的环境；这里的气候，有些地方宜于草木长得极其茂密，有些地方却荒凉不毛。人总是望得见高达一万四千英尺以上的山，也总是在海拔七八千、八九千英尺的险路上攀爬。在这样一个上帝的手工几乎没有被改动过的孤寂之地，一种叫人肃然起敬的寂静笼罩着一切。这边，雄奇的灰色悬崖从一片青翠和枝叶中拔地而起；那边，一座座白色的农舍高踞在似乎无法攀援的地方，在五彩斑斓的山坡上映着阳光闪闪发亮。你漫步穿过乱石嶙峋的洼地，走过笔直的山口，山口里激流奔腾，头上悬着高高的石壁；时而蜿蜒穿过破碎、蓬乱的裂谷和巨大、散乱的石块，时而忽然走进某个翠绿的山谷，那里，久已安定的和平仿佛甜甜地憩息在力量的怀抱之中。处处都是秀美与雄伟奇妙地交替。山谷陡然合拢，被巨大的山体截断，那被水冲蚀的石头坡几乎无法通行。

是的，云南首先是一片山的国度，其次是一片湖的国度。这里的风景既有真正阿尔卑斯山的雄伟，又有基拉尼或德文郡那种细致的林野之美，在帝国的广袤疆域里，没有哪里比得上。

原注一：不肯轻信的读者也许会问——问得也对——「那么，他的马鞍是从哪儿来的？」所以我得解释一下：出了叙府不远，我碰到一位丹麦先生（也是个旅行者），他想卖掉一匹马和全套鞍具。我同我的听差有言在先，要给他提供代步的东西，又不愿意看着他老是坐在轿子里，而他那有钱的主人却在地上一路小跑，于是就买下来给听差用。到昭通之前，那副马鞍一直是他在用。

原注二：此后已新建了一家客栈。——丁乐梅

原注三：读如「姜底」。以那道可怕的山坡闻名整个华西，那是整个西部最难走的地段之一。

原注四：牛栏江发源于离云南府一天路程的杨林附近。有两位美国工程师正沿着它往下勘察，把它看作一条新铁路的可能路线；这条铁路拟在江底以北几天路程的地方通到长江。

第12章

十二、云南的沧桑·中国的瑞士·在红石岩·中国的黄金时代在过去·中国人的守旧本能·怎样叫苦力安静·道路·雨季寻常赶路的危险·功山及其矿场·东川府，要紧的矿业中心·英国与德国的机器·冶炼的方法·云南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到东川府·传教士给作者接骨·三个欧洲人·作者动身去省城·放弃徒步穿越中国的打算·胳膊上着夹板·一桩怪事·在来头坡·疟疾复发·作者病重·神志昏乱·传教士的尽心照料·以为必死·客栈老板的古怪态度·康复·疟疾的后遗症·病人在东川府住了几个月·随后走完徒步之旅

云南自从并入帝国以来，经历了许多沧桑。十三世纪，所向无敌的武士忽必烈汗把这块「瑞士」并入了中国。他在给如今满洲人的这片国土添上这一块的时候，功业该有多大，从下面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西伯利亚冰原上的所有部族、亚洲的各片沙漠，连同中国与里海之间的地方，都承认他那强大的统治——至少传说是这么说的。传说有时是对的。

我继续赶路，穿过更多起伏的地带，终于到了红石岩。这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村子，完全藏在山腰一个深深的凹处，坐落在一道窄窄的山峡里，走到离它只有几码远的时候，才看得见第一户人家。客栈照例一点也不好。这种小地方的特点是：来往的人越多，能住的地方总是越糟。旅客们不断在这里歇宿，可这里的中国人里头没有一个有那份进取心，去开一家像样的客栈。我想，他们是没有本钱开。

可是，说中国人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这话比放在任何别的民族身上都更真切。古代的圣贤说起更古的先人，满怀深深的敬意，对先人所说所做的一切都奉若神明。今天的中国乡下人也说：对古时圣贤合用的，今天对他也必定合用。守旧的本能使中国人过分看重先例；所以红石岩的人知道这村子世世代代都是这副可怜的样子，也就守着旧规过日子，丝毫不想改善。

客栈里的火是在地上一个坑里生的。没有一点通风；烧的柴照例是湿的；烟呛得人透不过气。我的人一直聊到深夜，吵得我睡不着——就算疼痛许我睡，也睡不着。我厉声说了几句，他们以为我在骂他们，便住了口，生怕我把我心里对他们的那些咒骂，拿几句堆到他们祖宗头上去。

我想在这里说几句这个省的道路，或者说，这个省没有道路。那些路一直糟糕透顶，是我碰到过的最坏的，加上大雨，更是雪上加霜。云南省正致力于种种改革，可它还没有懂得：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一项家当，就是好路。不过整个中华帝国都是如此。中国人住得局促，大部分活计不得不在街上做；就是在一座只有最窄的通道的城里，这些窄巷也总是被各色走街串巷的小贩——在中国寻常买卖的一切东西他们都卖——和除了街面别无铺面的流动手艺人堵得水泄不通。即便在本省的省城，雨后欧洲人要走下那粗糙的石板街，也颇费周折，因为石板变得太滑了；他还得时刻提防那些笨重的大车——车轮与其说是圆的，不如说是实心的——由牛拉着，就像远在基督纪元破晓之前的时候一样。中国的街越宽，能被滥用的地方就越多，所以在城里的宽街上走，和在窄巷里走一样难；这些街又从来不修，或者极少修，于是变得比根本没有路还糟——这说的还是天晴的时候。

这说的是石板路。石板路不管有多少毛病，总还是走得过去的，到了雨天更是一大恩物。可是另外还有一种路——泥路，那可真叫泥泞不堪。

一条寻常的泥路或土路，一般只宽得够两个苦力错身而过。在这个省里，常常得让一辆车同另一辆车错车（尤其在云南府一带），农民为了防止庄稼被践踏，就在地的四周挖上深沟，就像埋煤气总管挖的那种沟。到了雨季，田里的水都排到路上，路有时一直泡在水里。过了云南府，在去大理府的路上，我常常发现，干脆不管路该在哪儿，径直从稻田里蹚过去，倒更容易、也更快。等到路面比两边的地低下去几英尺，它作为通道就很可能完全没用了；它其实成了一条运河，却既不能行船，也过不去。有些离大路稍远的路相当危险，常常听说有人连同挑子被河水冲走，而那河所在的地方，旱季里原本是路。这绝不是什么稀罕事。

中国那些主要的交通干线，往往走不通；其实只要一省的巡抚肯强令沿线的各个州县官，保证这些要紧的干道上不积水，一年四季都把沟渠整治好，它们本可以永远畅通。可是村道——我在旅途中走过的村道，按西方的眼光能称得上路的，寥寥无几——却是毫无指望，除非哪一天中国的村子能模模糊糊地领悟到：对一个人有利的，也就对大家有利；花得明智，才是真正的节省。这样的想法，眼下它连一点概念都没有，就像它对一个普通英国人的想法毫无概念一样。

红石岩以东一百里，翻过两道无法通行的山脉，有几处相当大的矿场，带着老式的黄铜和紫铜冶炼作坊。这地方名叫功山，它和东川府一起构成一个要紧的中心。众所周知，云南所有的铜都作为官府专卖运往北京——被偷走、走私到省内每一座城镇去的那一大批除外。〔见原注一〕

冶炼极其粗糙，不过眼下他们正在添置英国机器。管事的中国人自以为会说英语，可他说出来的是一套谁也听不懂的洋泾浜。这个矿区堕落到了极点。男男女女过的与其说是人的日子，不如说是野兽的日子；要是有谁不幸死了，尸首就任它躺在矿里。有谁肯花时间、花力气去搬一个死人呢？东川府是这片富矿区的枢纽，要是这片地方好好开发起来，东川府应当会成为一座要紧的城市。我好几次参观过城里的冶炼厂，它由一个四川来的小官管着，所能夸耀的只有最原始、最不中用的德国造机器。一台庞大的发动机在运转，当作一种集气的泵用，气通过一根又长又细的管子送到外院的三座炉子里。炉子是泥砌的，烧的是木炭（这一带最贵的燃料），纯金属的产量每天最多不过一千三百斤。矿石先在功山粗炼一遍，运到这里来精炼，然后大半路程靠驮骡运往北京；从出矿到运抵北京，这样经手搬运的费用，比它的市价还要高出好几倍。从矿石里只取铜，别的什么也不要，大家都知道矿里含着不少金和银，也就这样白白丢掉了。

第二天去东川府的路上，我碰到一位年老的法国神父。他见到我很高兴，我们在一个小地方一边喝茶，一边聊了几分钟。在云南，我发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虽然彼此很少来往，却各走各的路，彼此保持着一种多少算是友好的漠不相关。

去东川府的最后一天的行程，大概是我这一程里最有意思的。我爬过一块块大石头和石阶，到了海拔八千五百英尺的地方，从那里起有三十里好走的路，一直通到龙王庙。我在这里坐下，睁大眼睛，想瞥一眼那座紧凑的小城——我希望城里的欧洲传教士能给我接上断了的胳膊。旅人到了这里总要加快脚步，以为一会儿工夫就能跑下山、穿过坝子；可是时间一点点过去，我沿着稻田间难走的小路慢慢地往前挨，这才明白自己上当了，它比看上去要远。两个羞红了脸的姑娘，长得挺好看，冲我露出最甜的笑，那时我正跨过几头在城郊到处乱跑的肥猪——这是我记忆中唯一玷污了这地方整洁的东西。

在东川府，埃文斯牧师和他那位极其好客的夫人给我接好了胳膊，尽了一切力量——就像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能做的那样——来帮助我，让我在他们那里短短的逗留成为一段极其快乐的回忆。然而，命中注定我要在他们家做好几个月的客人，这一点后面自会交代。

一九〇九年五月十日，星期一早上，有人可能会看见三个欧洲人离开东川府，踏上去云南府的路——作者正是要到那里去。埃文斯先生和夫人碰巧要去曲靖府，要陪我走两天，出了府境再折向南去。

那是一个晴朗的春日早晨，温煦宜人，风和日丽。大家决定我该骑马，我也就骑了，有些惋惜地放弃了徒步穿越中国的打算。我身体还没好，断了的胳膊上着夹板，可想到到了云南府就能请欧洲医生看看，心里很高兴。要我细说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比较起来是一件没什么收获的差事——也许还是一件虚妄而办不到的差事。我能看到的不是事物本身，只是事物的影子——说了也没有什么益处。

只说一句就够了：出门两天，大约中午时分，一个从省城来的专差拦住埃文斯先生，递给他一封信。信上告诉他，他去曲靖府不会有什么用了，因为他要去见的那位先生改了计划，不来了。他同夫人商量之后，拿不定主意是回东川府，还是跟我一起去省城。最后决定走后一条路，因为我的身体实在太差了——这是我过了些日子才知道的。故事到这里也就不必拉长了。

在来头坡（见本书第二部第一节），疟疾又发作了，体温高得反常，我神志昏乱起来。第二天我动弹不得，一直在那里待了六天，才又能挪动。这段时间里，埃文斯先生和夫人在一家糟透了的中国客栈里日夜看护我，两人轮流歇息——没有一刻离开过我。第三天，他们怕我要死了，便派人给省城送信，把这情形告诉领事。这当儿，疟疾反复无常，看样子我可怜巴巴地就要早早地一命呜呼了。我那两位好心、尽心的朋友生怕客栈老板会把我撵到大路上去等死——要是让这洋人死在屋里，他的鬼魂就要永永远远地在这地方作祟了。

可是我好了。

不久，从那张满是跳蚤的病床上爬起来、开始懒洋洋地反省自己的，是一个更沉静、更老成、不那么意气风发的徒步穿越中国的人了。我生出了一种新的敏感，那是一个异乡人身在异国、落在新交的忠实朋友手里的那种敏感。要是没有他们，我就会成为一个举世无依的漂泊者，孤立无援地陷在无法战胜的环境里，走向一个无可避免的死的结局。我好像失去了对水土的适应，失去了国籍，成了命运和病态幻想手下一个倒霉的牺牲品。

那是疟疾和它的作为，没有逃脱的办法。

热带地区的土人认为，疟疾是上天降给欧洲人的，用来惩戒白种人那股本来叫人受不了的精力。恶性疟疾是大自然的看门狗之一，被派来守护她那座安宁闲适的神殿，惩罚那些倒霉的闯入者。而她把我带到中国来，就是要惩罚我。大自然照她惯常的做法，把我身上的男子气概榨得一干二净，用各种各样的疼痛折磨我，用寒战把我摧垮，用高烧的火烤灼我，用绝望的幻象追逐我，像梦魇一样毫不留情地骑在我身上。可恶的报纸，连同它那一套可恶的例行公事，又回到我这里；我听过的所有故事和传说，我学过的所有事实，都以极其扭曲、变形的样子向我涌来；种种感觉焊接在一起，成了一团团可怖的、把脑子撑裂的混合物，各有个性、各有面目，像人，却又非人般地折磨人，一齐向我挤过来。隔开观念、感觉和现实三个世界的屏障好像被推倒了，一切都像一群饿极了的猎狐犬一样冲进我的脑子。对用力的恐惧和努力的徒然，浸透了我的灵魂。我那疲惫无助的脑子里挤满了一群群不受管束的幻想；我失去了主宰，被惊慌驱赶着，发了狂，好几个星期——不，好几个月——我不得不带着一个被高烧缠住的灵魂，栖身在一个被高烧撕裂、虚弱不堪的躯体里。

经过一番相当艰难的挣扎，我终于到了云南府，在那里又得了痢疾，卧床不起，眼看就要把我拖到离那最后的大悬崖更近的地方去。我在朋友弗莱施曼先生家里做客，在这里调养了好几个星期；后来，按照给我看病的费雷医生的意见，我回到群山之间的东川府，同埃文斯先生和夫人一起度过了快乐的几个月。

要不是他们像兄长、像姐姐那样热心地护理我，在我整个病中从未懈怠，以后的旅行者也许就能指着山顶上一个小小的坟包，偶尔想起一个被命运粗暴摆布过的冒险者了。可是这里头有我当时看不到的东西；我的命运那时正在慢慢成形。

整个雨季，一直到入冬以后很久，我都住在埃文斯先生和夫人那里，然后才接着我的徒步旅行，如下文所记。

在这段养病的日子里，我学习中文，也在附近一带走了不少地方。东川府是个读书人很多的城市，我不难找到一位称心的先生。他是位老人，胡子稀稀拉拉，年纪约莫七十岁，我除了跟他学中文，还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人情世故。我还有一个便利：同我住在一起的传教士们朝夕相处，许多次我还同柏格理结伴出行，他是当时在华最出色的中文通之一。所以，我的中文大有长进，从此到哪里都应付得来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在文庙度过了许多受益匪浅的日子，本书附有文庙的一幅图。

第一部完

原注一：省城里有一条街叫「铜壶巷」，铜器、黄铜器，几乎想要什么都能买到。几百个人做这门生意，可它却是「禁止」的。这样的「铜壶巷」在许多大城市里都有。——丁乐梅

第二部

我旅程的第二部分，是从云南几乎最东头走到最西头——从东川府到英属缅甸的八莫。所选的路线如下，有些地方走大路，有些地方走没人走过的路，全看当时的情形而定：

东川府至云南府（省城），五百二十里。

云南府至大理府，九百零五里。

大理府至腾越，八百五十五里。

腾越至八莫（新街），约二百八十英里。

我还在苗族中间作了一次相当长的游历，那一带除了在当地百姓中工作的传教士以外，没有欧洲人走过。

第一程

东川府至省城

第13章

十三、去省城的各站·中国改革之普遍·云南在政治、道德、社会和精神上与帝国其他地方的对照·天朝生活的种种矛盾·作者动身去缅甸·行列·到者纪·狗争人骨·来头坡：陆路全程所经的最高点·万英尺高处的风雪冰雹·荒凉与贫困·凶暴的丈夫·马救了作者一命·到功山的一百里·荒野崎岖的高沼地与凄凉的群山·百姓的困苦·华西的夜行·作者一拳打倒一个人·晚到的烦恼·可怕的客栈·云南高原的尽头·气温明显升高·款待一伙粗俗的异教徒·欧洲人争高下，与中国人的看法·「约翰」民族性中解不开的谜·云南铁路·云南流行的对外国人的看法·无礼的护送及其胡闹·衣衫褴褛的顽童受惊·杨林一幕·到达省城

说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中国，一点也不夸张。同样可以稳妥地说：一切都敞开着，看得见，可看懂的却很少。

在远东和欧洲的报刊上，关于中国觉醒的话听得太多，人们简直就要相信整个帝国，从但到别是巴，都在为改革而沸腾了。可是，也许人们是把壳当成了仁。壳是那些通商口岸和几个省的省城；仁则是中国那广大的、昏睡的内地。就连在上海，也很少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对那些待在家里的欧洲人，对他们不了解远在视野之外的实际情形，自然应当宽大为怀，不加苛责。

从上海出发，溯江经过汉口，到宜昌，再穿过三峡到重庆，这一趟很可能在最多疑的外国人心里也激起乐观来。可是，要是他像我这样，在一座内地城市里住上两年，那里的法规陈旧，迷信而拜偶像，溺婴，少女自杀，官场腐败，道德沦丧，他同当地人朝夕相处、摩肩接踵，自己也大体上过着中国人的日子——那么，我们这位乐观的人也许就要改变看法了。他会惊奇地发现，在中国沿海的口岸和内地之间，生活里最寻常的细节竟有那样天差地别的不同；中国人的头脑和性格里，竟有那样严重的矛盾。要是除此之外，他还曾在一座城外几天路程的地方待过，而城里的外国人被关在城墙里头，因为城外一群吼叫的乱众要他们的脑袋；要是他还因为怕自己的脑袋在路上被砍掉，不得不放弃一部分陆路行程——那他的惊奇也许就要变成怀疑了。在这里，在云南——无论在政治上、道德上、社会上还是精神上——看到的是另一个王国，另一个世界。情形大体上似乎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一样。在这个新的环境里——它也许是两千年前的翻版——他做过的梦如今破灭了。「中国，」他说，「并没有在觉醒；她几乎一动不动，仍旧处在千百年来的麻木之中。」然而，在省城和几个较大的城市里，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又正进行着一场改革，似乎是亚洲迄今所见最彻底的改革。

这些矛盾就是这样，似乎不可改变，无论在观念上还是事实上都无法调和；要是如实地描绘它们，作者在读者眼里多半就成了一个极其自相矛盾的人。

从来没有谁在中国上路时，受到比作者离开东川府时更多的善意相送；可是他当时心里想的，正是上面这些念头。

早在一九一〇年一月三日之前，全城就都知道我要去缅甸了。我承认，我是怀着一颗沉重的心上路的——因为我带走的，是我从前从未领受过的那样的情谊的回忆。我牵着我那匹胆小的马「小锈」，走出东门，二十个热情的学生和几个大人跟在后头，闹哄哄的。我大步往前走，那一小群兴奋的少年一直望着我消失在视线之外。这是我第二次尝试去省城，走的是以下的路线：

第一天，者纪，九十里，海拔七千八百英尺。

第二天，来头坡，九十里，海拔八千五百英尺。

第三天，功山，一百里，海拔六千七百英尺。

第四天，杨街，八十五里，海拔七千二百英尺。

第五天，长坡，九十五里，海拔六千英尺。

第六天，省城，七十里，海拔六千四百英尺。

我的行列有两个苦力：一个挑我的铺盖和一小篮以备急用的奢侈品，另一个挑两只箱子，装着绝对少不了的东西（包括这次旅行的日记）。另外，还有一个人跟着我，背着我的照相机；他的首要职责是照看我的利益和我的钱——他是我的总管兼心腹——并且反过来尽量让他自己发点小财，由此维持我们之间热络的相互敬重。他们每人每天拿三十二个钱的两分银子，路上歇脚的日子给一百文。当然，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说一个英语词。

去者纪的九十里，大半是沿着河床边的窄路走，中间的坝子上，翻过的田地正等着开春。在大桥（海拔七千五百英尺），我停下来在露天吃我头一顿午饭，这里有个人——一个又高又瘦的丑家伙，一脸麻子，面目可憎——告诉我们他是个走四方的人，到过上海。我知道这是个明目张胆的谎话。他主动向那些聚拢来看野蛮人吃饭的看客解释炼乳是做什么用的；可是他宣布说我这匹马〔见原注一〕——鬃毛剪得短短的，尾巴也截了一截（可它还是一匹中国马）——是一匹美国马，就像他说我是个美国人一样，这可就说得离谱了。附近有个年轻的母亲，害着急性眼炎，躺在一条臭烘烘的水沟里的一块毡子上，一边是两头猪，一边是一个八岁上下的光屁股男孩；她一面给怀里那个无辜的婴儿喂奶，一面往它头上堆着最叫人毛骨悚然的咒骂。狗——这正在觉醒的内地到处都有的清道夫，西方人的体面感连提都不许提的东西——就在我歇夜的者纪城外，不久前吃掉了一个小孩的尸体。孩子的衣服和裹尸的那块棕席散在我走的路上，狗还在那里争抢骨头。

去来头坡的那一天，可以叫作「要命的一天」。

来头坡是个肮脏的小地方，有一条肮脏的小街，坐落在一座山脚下。那座山高近一万英尺，在整个华西都以大自然最荒野的角落之一闻名，就是在最好的条件下爬上去，也是一场可怕的攀登。凌晨三点我出发的时候，一弯清亮的半月和闪着银光的星星可怜地望着我；我还不知道前头有一道危险的窄峡，沿着高高耸在以礼河上方的悬崖伸展。黑暗中，我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往前走。望着星星的倒影在奔腾的河水里跳动，我不无一种大难临头的痛苦感觉，跟在一群驮马后头往前挨，轮到我的时候，也由赶马人扶着越过那些断裂的豁口。有两个人下到下面，差不多是把那些小牲口举过去的，因为它们在那些地方站不住脚。渐渐地，我看见夜一般的阴影退去了，天亮的时候，也露出了要变天的迹象。

雪来得又冷又突然。我们慢慢地、吃力地往上爬，风越刮越猛；一团团叫人睁不开眼的、像燧石一样硬的尘土，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从山坡上扑下来，人顶着重重困难往前挨，嘴唇和脸颊都被打得流血。刺骨的风在曲折的山沟和积雪的洼地里呼啸嘶鸣，寸步难行。我常常被风刮得双脚离地，只能无助地紧贴着地面保命，揪着枯草才站得住。那些马，那些有耐心的小畜生，背上捆着一百五十磅的东西，在狂风里无可奈何地东摇西晃，差点就断了气。我们就这样一连几个钟头在似乎更适合山羊而不是人走的小路上吃力地往上爬，路旁没有叶子的树毫无生气、无可奈何地朝山谷弯着腰，凛冽的风穿过它们光秃秃的枝条和没有芽苞的细枝，叹息着、呻吟着、哀号着。

这样一场比魔鬼的狂怒还要猛烈的大风，就是二月里在北大西洋上，我也没有碰到过。

那一天里，有时候雪越积越深，看样子简直没法往前走了；我的两个人又累又乏，背着这一天极其劳累的重负，差点就撂了挑子，发誓说真后悔接了这趟活儿。

不过，那天后来的景色虽然单调，却是壮观的。土地简直是深红的血色，那一条条猩红的小路在颜色更暗的大地上交错盘绕，叫人想起一场血战的景象——真正是一条条人血汇成的河。为了给荒凉中的旅人打气，太阳徒劳地挣扎着，想用它温和的光芒穿透那沉重的、怒气冲冲的云层；那云层从黑沉沉的山谷里懒洋洋地往上翻滚，把大地裹进一片无边无际、极其深重的阴霾之中。寒气是湿的。在我们的路所通向的那些四面围住的小洼地里，冰冷的露水粘在人的头发和胡子上。从那些棕色的小屋里——茅草屋顶破得透光，墙壁和木料早就一律朽烂了——男男女女走出来，揉着眼睛，扣着衣服，眼巴巴地寻找那躲起来的太阳。

在哨牌（海拔八千一百英尺），一个凶暴的家伙正在极其残忍地惩罚他那不听话的老婆，她倒也逆来顺受。我尽快地走过去，到了那道上坡跟前，坡上有一条路绕着山进进出出，陡得吓人；这样的路在家乡，无论步行还是骑马，都绝不会有人去走，可在这里却是主要商道的一部分。从最高的山顶上，人陡然下到一道可以遮风的峡谷里，那里一道道飞泻的小瀑布，在偶尔透出来的微弱阳光里闪闪发亮，像水晶般的阵雨，在磨得光滑的、滑溜溜的岩石上嬉戏跳跃；一条溪水哗哗地冒着白沫从松动的石头上流过，在地面塌陷的地方跃成奔腾的急流；没有草，没有景致，没有生命，在那些陡然的转弯处，飓风带着上天的怒气，穿过长长的深谷，掠过谷底只有十二英寸宽的河床，咆哮而过。

来头坡夜里的住处还算不错。我冲几个木匠大吼，叫他们别在我头顶上三英尺的地方笨手笨脚地敲敲打打，人们却冲着我哈哈大笑。几百条狗对着月亮不停地狂吠，加上人们照例互相吆喝着「来洗脚啊」或是「请饭，请饭」，加上穿堂风，加上吱吱嘎嘎的声响，加上那没完没了的喧闹，还有许多别的，所以第二天和云雀一起早早起身，冒着寒冷往前赶路，人倒并不觉得遗憾。

这个可怕的小镇下面有一片平地，平地上有一个五十英尺深的坑，要不是我牵着的那匹马把我拽开，没让我掉进去，我的故事现在就讲不成了。

去功山（海拔六千七百英尺），经过野猪塘（海拔八千一百英尺）和小狼塘（海拔七千二百七十五英尺），一共一百里，一路的地方有意思得多，尤其是那天快到终点的时候，林木葱郁的山坡和嶙峋磨损的石头小路奇特地交织在一起。

小狼塘离这一站的终点二十五里，俯临一大片荒凉、叫人望而生畏的高沼地。深深的、参差不齐的沟壑截断了起伏不平的群山；一个个阴暗诡异、大得可怕的洞穴，在最叫人厌倦的荒凉地面上饥饿地张着大口，每转一个弯都显得更大。雾气遮住了高高的群峰间最难看的地方，那些白色的山顶从这片蓝色的湿雾海洋里阴郁地探出头来，讲述着一个奇妙的故事：冬天怎样把一切生命都摧残至死；而这个地方到了夏天，地球上很少有什么地方比它更迷人。可是这些山散发着一种永恒的孤寂。人从来没有到过这里。远远地在那边，是土著的地方；可是就连倮倮——他们和这片土地一样野性、粗犷，不怕人也不怕兽——也从来不敢登上这些高处。这些山凄凉、阴郁，得不到我们共同的母亲一丝一毫的笑容，缺少大地借以把人引向与上帝合一的精神的一切特征。可怕的、阴沉的荒野，漫无目的、支离破碎的土地，孤寂与邪恶的先兆！住在这里的人，我们的同类，可怜的挣扎着的生灵，似乎被命运嘲弄，心中燃烧着苦难的烈焰，因为凡是心中可能渴望和希求的，都拒绝给他们。如果大地果真是希望的家园，而人最大的财富就是希望，那么这些可怜的人似乎就是被完全割断了，被关在生活的门外，在世上疲惫地漂泊，同大自然进行一场漫长的搏斗，好在那片严酷的荒原里挣得活命的东西。没有例外，这是人人共同的命运。这些男男女女每一天、天天，带着长久赤贫、身心交困所养成的麻木，凝望着那片光秃秃、寸草不生的土地，那片土地孕育的只是他们自身悲惨处境的加重。

在这样的地方——不幸在云南为数不少——对一个从未受过困苦折磨的人来说，人生之谜变得越来越神秘了。一股深深的怜悯攫住了我的心，可是这些可怜的人要是知道了我的心思，多半会笑起来。

我走过的时候，他们无精打采地过来看我。他们意味深长地默默看着；他们沉默，是因为贫穷。我吃着这里给我准备的好东西，在那些被饥饿磨得眼里只剩妒意的人注视之下，我也紧闭着嘴。我想，光是看着就已经够可怜的了，何必再开口去进一步刺痛他们。于是我吃，他们看着我。我来了又走了，这些男男女女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连孩子们也一声不吭，他们最痛苦的感觉似乎就是自己的软弱。他们确实是站在险恶无边的人生之中的一个个软弱的个体；他们心里多半想着我的奢华和财富，正如我心里禁不住想着他们那座饥饿的男人和挨饿的孩子的饥饿的小镇。言语描绘不出他们的贫穷——人没有希望，没有生气，没有目的，没有想法。幸而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别样的生活。

我们沿着一条叫脚受尽难以言说的折磨的路往上爬。往下望去，远远地是一道似乎深不见底的深渊，在风势稍歇的时候，我们隐约听得见一道激流的奔腾声，那激流汇集了上百条山溪，冲刷着我们的路，把山坡的表面撕开，破了相，难看极了。

漫长的一天疲惫地快要结束了。太阳沉到那起伏不平的群山后面——下山进镇之前我还得翻过这些山——绿的、金的、红的、褐的色彩交织，形成一幅惊人的、甜美而富有诗意的图画。我站在那里凝神赞叹，一面等我的苦力；他们闷闷不乐地坐在路边一个破败的棚子底下，漫不经心地从一个邋遢女人卖的粗糖食里挑出发了霉的花生来。然后我们在黑暗中吃力地往上爬，只有我那几个精疲力竭的人古怪的呻吟声，和他们草鞋底下石子滚落的声音，打破山谷里的阴森。在中国走夜路，真叫人心里发毛。

「谁知道呢，说不定鬼——那些山里面目狰狞的鬼——会撞上你，把你迷住。」一个人对另外几个人嘀咕道。他们停了下来，我也跟着停下来。在黑暗中，全凭这几个苦力摆布、独自一人往前挨的我，心里想的也跟他们差不多。

终于，我们心里七上八下地下到了城里的炊烟之中。狗冲我狂叫，然后就像它们这类恶狗那样跑开了。走到石板路半中间，我的衙役在黑暗里太过小心地悄悄凑到我跟前，嘴里嘟囔着什么，我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来替我牵马的。

每一家破客栈的每一间房都住满了人；鸦片烟已经从门口飘出来，这时天已漆黑，我简直看不清那些饥饿、粗野的人群蜡黄的脸；我小心地往客栈里张望，颇为恼火地想同他们说话。显然，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对我自己、对一切有关的人来说，我眼下最切近的本分就是：给我什么就接受什么，不要把脾气耗在发牢骚上。我的听差老张（一个夷人），真是个好样的，向我表示歉意，昏暗中，他眼里闪出一种近乎真正的同情。

「不怕的，不怕的。」他说。我站在那里，把最残酷的折磨一股脑儿地堆到我那无礼的店主头上，他便走开去收拾一间楼下的屋子（借用现代公寓的说法）。

先穿过一间外屋，黑得像最黑的夜；再走过正在号叫的厨子和几个不三不四的帮厨；有人叫我当心一匹马，我看不见它，可人家告诉我它可能会踢我；然后往前走到我的听差那里，他站在一张凳子上，把一支中国大红蜡烛举在头顶上晃来晃去地照路，烛油滴在他的辫子里。他温柔地抓住我，可以说是把我搂进了怀里，推了一把，我就到了。他没有停留。我私下里要怎样说那可恶的店主和他那加倍可恶的敲竹杠客栈，他有什么权利听呢？他飞快地走出去，走进外面的黑暗里，嘴里哼了一声，我没好气地把它解释为：「就这个，要不就没有；就这个，要不就没有。」

这的确是一间屋子——就四面墙、一层地板和一层顶棚构成一间屋子而言。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它是客栈主楼旁边加出来的一个难看的偏厦，照马来人海边房子的样式，建在打进地里的桩子上——只是脏得多，也晃得无可比拟。许许多多年来，比我那可恶的店主愿意回想的还要久，这块如今空着的地方一直被很好地当作公用的厨房——那毁坏了的灶还在；后来它又做过马厩——那毁坏了的马槽还在。我只有在一个最远的角落里才能站直身子；长长的、积满烟灰的蜘蛛网装点着头顶上黑色的木梁，挂得像山谷里的冰柱一样密；我每走一步都提心吊胆（稍微动一动，整座破房子就像要塌下来）。四块木板，最宽处四英寸，长短厚薄各不相同，头尾各搁在一堆松散的柴火上，就构成了床架，我战战兢兢地在上面坐下来。在这张临时凑合、只能算是聊以充数的床上，在我的蚊帐里面（在华西，没有一个旅行者该不带蚊帐），我垫着一张旧的《每日电讯报》洗我起了泡的脚，厨子则去张罗我的晚饭。他端进米饭来，正好和我在刚刚洗过脚的那个地方铺桌布同时——那是唯一可用的一块地方。

我吃饭的时候，老鼠厚着脸皮跑过来，捡我笨手笨脚地使筷子掉下的饭粒；我在吓跑这些死皮赖脸的饿耗子的时候，不小心把茶泼到了床上；就在同一刻，一个笨手笨脚的苦力迈着大象般的步子走进来，结果我那盏欧洲读书灯从一罐土糖的顶上失去了平衡，引起了一场火灾，眼看就要把我和我的东西一下子烧个精光——更不用说那个可恶的家伙和他的客栈了。

夜里，我躺在满是跳蚤的床上，时间一刻一刻地搏动着过去——每一刻都像一个钟头那样长，我那可憎的周遭凝定而越来越深的黑暗里，没有一道闪光的缝隙。每一样东西、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中国内地那种叫人厌倦、叫人沮丧、摧残一切美的平庸。恶臭在潮湿阴冷的空气里升起来，一整夜，我透过窗口，仿佛望着一片凄凉的永恒——张着大口、空空荡荡、丑陋不堪。在人心受审判的那个时辰，我从瞌睡中醒来，郑重其事地审判了一切该为前一天的种种差错负责的人。有耗子和老鼠，有猫和猫头鹰，有吱吱嘎嘎的声响——这地方从夜里到早上没有片刻安静。接着是狗叫，公鸡和牛的叫声，马和马驹的叫声，猪和鹅的叫声——整个动物王国一齐哀号——母牛哞哞，鸭子嘎嘎地搞外交，还有许多别的。所以，要是听说这位在这些可鄙之地旅行的尊贵的旅行家，坐在一座破桥上，疲倦地望着功山城外一座秀丽的小山包顶上那座破塔，心想要是再添上二十座这样的塔也好，只要它们的用意包括警告人们躲开这个地方——那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趁着月光走了二十里左右，没费什么事就在下午三点到了杨街（海拔六千三百五十英尺）。这条路不是去省城的大路，是我特意选的；大多数旅行者走杨林。这一程是在云南大高原的末段上，时上时下，走来愉快；在这里明显觉出气温不同了。我来的那个省的东北部，百姓穿着破衣烂衫冻得直哆嗦，抱怨木炭太贵；这里的人却在意大利般的天空下，晒着温暖的太阳。从柳树河（海拔七千二百英尺）起，一路林木秀美，满是一丛丛的冷杉和栗树。

在我被领去的那家客栈里，那个不动声色的店主祝我平安之后，便不声不响地摆出一副海关官员的恰当架势，使劲地检查我的全部行装，从一只空的卡尔弗特牙粉罐一直查到我的柯达照相机，对我那副英国巴恩斯比马鞍和系在上面的望远镜，尤其屈尊地大加赞赏。

他立刻兴奋起来了。

他大声召来他的同伙——一伙粗俗的异教徒——叫他们一个一个站在隔开一定距离的地方，然后拿着望远镜看他们，那股欢天喜地劲儿像个小学生，那副傻相像只猫头鹰。他跳着，喊着，在我身边挥舞着胳膊，然后双手把望远镜递还给我，冲着我的耳朵震耳欲聋地嚷嚷说，这东西简直超出了他的见识；接着他恶心地咂着牙，往我脚边吐了一口痰。他的同伙们，那一群笨驴，都说不出话来，只会瞪着眼看，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无礼，我不知道。

这时老张端来了茶，随即出去同老朋友们称兄道弟去了。我一个一个地请他们同我一起喝，然后慢慢地、带着相称的威严喝我的茶；这六位挺着身子的中国士绅，吸着同他们那吃得过饱的身子一样长的烟袋，那空洞的瞪视里既没有意义也没有诚意，逼得我感到自己不适合这地方那陌生的生活条件，感到在他们那种讲究体面的生活的贫瘠荒原里，自己孤零零的，在社交上无遮无挡。后来他们同我说话，我也勇敢地朝他们扔过去一两句中国话；可是等谈话超出了我的程度，我便平静而坚决地告诉他们我听不懂，我说的英语似乎隐隐约约地表示这段交情突然垮了，我们之间裂开了一道鸿沟，注定要扩大到整个杨街那么长、那么宽，把他们先前的亲热全都吞没。他们中间有一个打趣地说，这位先生要吃饭了；他们你推我挤地往外走，互相绊着，也绊在屋门口那道高门槛上，我想：中国人不管年纪多大，都不过是些小孩子。可要是我把他们当小孩子看待，我就会发现他们是些老头子。

不过，在这寥寥几位在「异教的」中国崇拜时髦这个撒旦的超等人物眼里，我心里却也有一种自己地位更高的感觉。事实上，他们的地位是从那么多个世纪以前就产生出来的，在我看来它同他们已经是那样浑然一体，他们简直没有能力来分析像我这样的人。我怜悯地望着他们和他们那一成不变的本性中错综复杂的单纯，意识到在国籍方面，我心里有一种无法克服的、与生俱来的等级感和天然的优越感。不过，这和我个人对东方民族的总的看法是相反的，可我得承认，那天下午我确实有这种感觉。也许远东的大多数欧洲人都是这样，他们因为不懂语言，也不熟悉当地的风俗和观念，在东方人面前永远是外人。他们无法同他一起感受他的欢乐和忧愁、他的好恶、他的成见和偏向，也一点都不懂他的看法。对于在中国旅行而又不大懂语言的欧洲人来说，这是最难学的一课。因为我们不了解他，所以我们管中国人叫异教徒——这样容易些。

在中国人看来，他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他那个省比十八省里任何一省都好，他住的那个村子是全省最叫人羡慕的地方——是他的宇宙的中心。说一句贬低那个小圈子的话，无论是批评还是同情，他马上就跟你过不去。这也许会养成心胸狭窄、器量狭小的毛病。我们西方人认为自己知道确实如此；他让自己的精神视野局限在这样狭窄的范围之内，在我们看来，这就使他绝不能成为一个理想的公民和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可是这都不要紧。另一方面，中国人把凡是从未在天朝帝国里尝到过真正家园之福的人，都看作野蛮人——这种感情一部分是爱国心和对祖国的爱，一部分则是十足的自负。可是英国人说英国是世界上最信基督的国家，理由也完全一样！

平心而论，「约翰」是世界的「老大哥」，比任何民族都要古老许多个世纪。我同所有别的旅行者、同所有同这个人一起生活过并认真研究过他本性的人一样，撇开种族偏见，也被一些解不开的谜难住了。有些谜也许是表面的，对他的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就会消失；另一些则是织进了他的本性里的。然而他的性格有一种固定性，在有些方面简直到了完全结晶的程度；他具有青年男子的阳刚之气，又具有许多晚年和少年那种互相矛盾的特点。我惊讶于他对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都一无所知——可为什么要惊讶呢？这个人在几百年前就探讨过我们今天西方某些经典著作的基本理论。然而，我却得教给他地球的形状和日食月食的自然成因。他怕鬼，烧纸钱供养祖先在阴间的生活，把一块生了锈的旧铁当作治旱灾的灵丹妙药来拜；我见过他从城墙上朝云彩放枪，要把雨吓跑——为了这一切，我看不起他。就在我修改这份稿子的时候，我正在休养的那座城里流传着一个谣言，说外国人在买小孩，用他们的脑袋给新修的云南铁路的车轮上油；他竟然相信，为此我看不起他。中国人不肯打仗，我就讥笑他；我肯打仗，他就憎恶我。我嘲笑他穿衣服的样子；他认为我的穿着极不雅观。我认为他的扁鼻子、辫子和剃光的头皮是异教徒的样子；可是中国人一面用他那在我看来可笑的筷子吃个不停，一面从他那双灵活的杏仁眼里往外看，仍旧认为我是个洋鬼子，虽然他太狡猾了，不会当面告诉我。他对我的看法建立在虚荣和自我中心的狭隘基础上；我对他的看法，虽然我连对自己都不肯承认，也是出于十分相近的东西。〔见原注二〕

在中华帝国一些遥远的、还不知道有外国人的边陲，我被人看作从西方来的那种人形怪物的一个标本，一个属于人类极低等级的生物，模样和面孔粗陋，语言是一套谁也听不懂的叽里咕噜，举止粗野讨厌得叫人受不了。读者，这并不是说我本人就准确地符合这个描述，正如你也不会符合一样；而是因为我碰巧置身于这样一个民族之中：自从有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可考以来，他们就一直认为自己在道德和智力上比你我都高。

我写下上面这些，是因为它概括了可以称作当前流行的对欧洲人的看法。这些看法绝不是恭维，而由于持这些看法的，是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一个民族中的绝大多数，这就更加不幸了。尽管有种种改革，这仍然是事实。

这些看法也许是错的，我也相信它们是错的；可是我知道，在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必须记住一条极其要紧的原则：他们是用中国人的眼睛来看我——我的人、我的举止、我的风俗、我的理论、我的东西——虽然看错了、被误导了，却是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他们几百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不过我们知道，这一切如今正在慢慢地改变。然而根子上的东西却一点也没有变，还得过好几代人，这种眼光的转变才能完成，那时中国人才会按照一切事物、一切民族的本来面目去看待它们。

第二天早上，我的三个人都无精打采的。那个瘦子——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麻秆」，一个又高又瘦、走路拖拖沓沓的人形骨头架子——没精打采、很痛苦地走动着，看样子是得了严重的风湿病；他的关节该上油了。不过，四五大碗热气腾腾的米饭，加上照例的分量的回锅白菜，倒让他振作了一点。他伸出一根弯曲的、瘦骨嶙峋的手指，很聪明地表示我们要走一百里路。我们正这样说着话，楼下传来一阵清早的喧闹声。我的听差平日的从容这时全不见了，他拿着一截三英寸粗的甘蔗，威胁地举在那个衙役的头顶上（这个衙役头天晚上在上任之前，还给我磕过一个大头）；显然，他是想把他打趴下。我听说，这是因为这位尊驾的跟班想走杨林（约六十里），而不想按我的打算去长坡（一百里）。我把他叫进来，尽可能直直地盯着他的脸——当一个中国人想躲开你的审视的时候，这可不容易——告诉他我要去长坡，希望到那里为止都能有幸同他作伴。他咧嘴一笑作答，那笑也可以很容易地看作是一种笑嘻嘻的龇牙咧嘴：

「噢，是的，洋大人，长坡——一百里——洋大人，洋大人。」

我以为这件事就此了结了。英国人在中国就是这样轻信得可怕。

出门十里，我们在一个小村子停下来喝茶。那地方空无一人，只有一个饿得要死的小男孩，他主要的心思，就是费尽力气想让他的衣服在某些必要的部位合拢起来。他显然从来没见过外国人。他把目光转向我的时候，明显地畏缩了一下。他绕着我走了好几圈，一跤跌在一桶脏肥皂水上，停下来，张着嘴、伸着胳膊，着了迷似的呆呆望着，好像已经开始猜到他面前的是个什么东西了。不过在旁观者看来，他此刻望着的还只是一片空无；可就在我正要试着解释一下自己的时候，他跑了，拼命地往山下飞奔，他父亲那条裤子的破烂残片在微风里轻轻地飘动。我起身要走的时候，一阵鞭炮把我的马吓着了，过了一会儿，附近一座庙里拥出一群号叫、起哄、不讲道理的乱民。我发现，这是村里的一场争吵闹出来的。我离开茶铺的时候，被那群恼火而急躁的人推来搡去，简直没法保持行进的队形；那些无礼的、半大不小的男女乞丐也来凑热闹，一再地起哄嘲弄，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发火回敬。不过老张告诉我，那些辱骂没有一句是冲着我的，他们并不是有意对我无礼。

一棵棵掏空了的树干从一块田架到另一块田，当作灌溉用的水槽；裹着白毡子的牧人蜷缩着坐在大石头后面的地上，忘了时间，也不管那狂暴的风，他们的绵羊和山羊在高沼地那稀稀拉拉的草上拱着吃；我们看见高处有山火，把大地烧得漆黑荒凉；几乎到处都是废墟，叫人想起昔日繁荣的景象，如今代之以悲惨的痕迹，这些外在的影响似乎使旅人心里生出深深的沮丧。我碰到几个女人在为死者假哭；她们身边有两个姑娘在洗衣服；小孩子们一看见我，就跑到母亲那里，女人们便停下她们的号哭，好好地盯着我看了一阵，互相问了几句，然后又接着号起来。

不久天就相当暖和了，走起路来很愉快。那个护送〔见原注三〕请我到附近一个镇上去喝茶，把我吓了一跳。我的人远远地落在后头。我只能听他的，于是就去了。不久，我发现自己正在穿过杨林的城门——正是我竭力想躲开的那个城。那个衙门里的家伙回头看看我，无礼地暗自发笑。我坚持说我不想喝茶；他坚持说我该喝——我非喝不可。他把我领到大街上的一家客栈，给我安排好了住处，老老少少都聚拢来欢迎我，好像我是他们失散了的兄弟，那个护送还客客气气地告诉我说，他要到县官那里去。我用蹩脚的英语、做着许多疯狂威胁的手势抗议，人们却点头称是地笑起来。

「不懂，不懂，你们这些张着嘴的白痴！」我一再说，这引起了更大的欢乐。

我从他们中间挤过去，拖着我那匹犟马穿过人群，回到我进来的那道城门。我的人不见踪影。我不认得路，也不大懂这里的话。我在一根花岗岩柱子上坐下，熬过了难堪的半个钟头。不久，我的人招呼我了，他们走上前来，居高临下、气势汹汹地把那个狼狈的向导骂了一顿。我那个斗牛犬似的苦力撂下了担子，那个护送不知怎么就脚下一滑，我大喊一声「走！」，行列欢呼一声，又上路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省城。

原注一：我带着马，是因为我已经打定主意，到了缅甸以后还要回到中国来。在东川府，一匹好马大约三英镑就能买到——在缅甸，同样一匹马要卖十英镑。——丁乐梅

原注二：关于中国人的本性，还有更多精彩的描述，请读者参阅何天爵的《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丁乐梅

原注三：即衙门派的护送。

十四省城云南府

到云南府的交通·改革集中之地·颂锡良·守旧与进步·滇越铁路·云南新军·作者一九〇九年与一九一〇年的看法对照·惊人的进步及其意义·操练过度的危险·边境上的国际形势·警察·街道的改善·参观监狱及其情形·中国皇位的小僭号者·监狱怎样管理·学堂·参观大学堂及其情形·学生闹事·参观农业学堂及其情形·云南的丝业

今天的云南府，同北京一样容易到达。经过许多个艰难的年头，滇越铁路如今已经修成，三天之内就把这座省城同海防连在一起。

改革集中在省城。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到过云南府的人，要是现在再去，看见四处可见的种种改善，准会大吃一惊。那时候，一座洋式的建筑还是闻所未闻的东西；那位守旧的总督岑宫保，在他那个时代砍过成千上万颗人头，要是他看得见如今他心爱的「风水」被破坏得一干二净——这是紧跟着已故的、深受爱戴的总督锡良所做的种种善政而来的——他准会在坟墓里翻身。

锡良的名字在云南省受人尊崇，被看作治理过云贵两省的最能干的人。他才智敏锐，举止温文有礼，而作为在中国政府里任职的唯一一个蒙古人，也是出了名的。我在云南府一连住过好几个星期，后来又常常去；我知道这里在学习西方办法上正大步前进，所以现在发现，要对一般情形写得绝对准确是很难的。可是我在全部旅程中都发现是这样。在某个地方、关于某件事，今天是准确的、或者看上去是准确的，到了明天，在看上去相同的条件下，就错了；虽然没有什么题目比这更诱人，没有什么题材能给巧妙的假设和深刻的概括提供更大的余地，可是一个人要想对他所写的中国人的任何事情都做到准确，就得抵挡住许多「添油加醋」的诱惑。著名的汉学家都一致认为，要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人的头脑和性格是不可能的，中国人的本性里矛盾之处实在太显眼了。在这座大城里，人亲眼看到——尤其是在官场生活中——一方面是讲求实效、办事干练，另一方面又是在种种方式和办法上荒唐透顶的施政，简直就想因为得不出任何具体的结论而厌恶地扔下笔来。

中国没有哪个省比云南更是这样。

改革和顽固的守旧并肩而行。抱负截然不同的人组成了外交使团，却愿意携起手来宣扬他们的主要信念；而人一写到进步——铁路也好，军队也好，监狱也好，学堂也好，公共工程也好，不管什么也好——总会碰上那种老派人物所特有的顽固不变。

所以，在这座大城里写云南的事，我必须按现在的样子陈述赤裸裸的事实，少加评论。

铁路

滇越铁路把内地同沿海连接起来，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工程传奇之一。从建造的角度看，这条钢铁的动脉大概是同类铁路中最昂贵的。有些地段每英里造价达七千英镑；一八九八年，殖民地议会为了在法属印度支那境内和周边修建铁路网的计划，要求借款二亿法郎，这条铁路的建造拨款就出自这笔借款，估计总的算下来每英里六千英镑，大概不算离谱。

到老街，桥梁就不下一百七十五座。

这条铁路的完工，部分实现了一位著名法国人的抱负。据说他原先是巴黎的一个印刷工人，后来掉进了政治的花坛，到时候便开出花来，当上了印度支那总督。这个人就是杜美。一八九七年他到东方去的时候，自认为他的使命是让法国在政治上和商业上同它的任何一个对手——尤其是大不列颠——平起平坐。他没过多久就看出，为他的事业传道的最好的传教士，就是铁路。在我写作的时候（一九一〇年六月），我不能不认为这条铁路要赚钱还得等很久；省城里也有些人怀疑，云南的商业前景是否值得在铁路建设上花这么大一笔钱。虽然权威们意见不一，我个人却相信这项事业最终在财务上的成功是有把握的。有些市场正迫不及待地等着外国货物赶快来填满，而我认为，供应这些货物的将是法国人。英国人的进取心太弱了，我们夺不到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中的大部分，只要能保住我们已有的贸易，并供应法国人不可能同我们竞争的那些出口货，就该谢天谢地了。

军队

在云南府的外国人，除非听惯了军号声和军人那股忙乱的劲头，否则就永远别想安宁。

在讲中国军备的权威著作里，从来不提云南的军队，统计数字也很难弄到。可是显而易见，尚武之风压倒一切；就连对这个落后省份最悲观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新军的人数已经足够多、组织也已经足够好，足以镇压任何叛乱。考虑到这是在大约两年之内做到的，这就必须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两三年前，云南实际上没有军队——只有旧式的一些乌合之众，他们最主要的武器是鸦片烟枪。可现在有一万兵——不是纸上的编制，而是穿着军装的人——大多训练有素，体格极好，随时可以开上战场。云南军队的问题是一个国际关注的问题：南边是法国人，西边是大不列颠。

一九〇九年六月二日，我骑马到那座当时正快要完工的宏大的校场去，那天我在日记里写了下面这段话：

「我看了一两个钟头，看大约一千人进行每日的操练——典型的锡兵，一场军事上的装腔作势。

「大多数兵丁对军事只有最粗浅的一点概念。无论是寻常的齐步走——那时他们要保持步伐整齐都极其困难——还是更复杂的操练，都缺乏应有的精神，没有劲头，没有兴致——成群成群的人跑来跑去，做着什么，走着一套例行的程序，心里知道完事之后就能吃上饭，快活了。凡是对中国人稍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最操心的就是每天应得的两顿饭，而我在操场上看见的操练的人里，八分之七似乎都普遍是这种想法。军官们腰间晃荡着一把刀，孔雀似的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一点也没有要整顿秩序的意思；士兵们也知道他们那一套，所以整件事的混乱和随随便便，完全是双方共同的。

「我站在场上，看着这番景象，心里可没有半点赞赏；这时一个穿黄卡其军装的军官极不客气地命令我出去。他一看见我，就扯开他那粗嗓门大叫：『出去，出去！』（这句话的意思是『滚出去！』——通常是用来撵狗的），同时在空中挥舞他的刀，好像在说：『再走一步，我就要你的脑袋。』当然，别无他法，我只好『出去』了，不过出去的样子与一个英国旅行者的尊严相称。

「军队的整编加上备战的加速，好处是它能激发萌芽中的民族爱国情感，为想要同外国人平起平坐的愿望提供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表现。那位军官一生中从来没有比这一刻更骄傲的时候：他当时是那片操场的威风凛凛的主宰，他把一位尊贵的外国人从操场上撵了出去。还可以补充一句：那位外国人也想不起有哪一次比这一次觉得自己更『渺小』、更彻底地缩成了一团。

「可以稳妥地推断，云南在军事上活动显著增加，其背后的动机同世界其他地方军备狂热扩张背后的动机毫无二致；可是就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实际准备而言，迄今形成的那些想法都极其粗浅。在纸面上，军中的职位设置和官兵员额的数字准确无误，不容置疑；可是他们的辛劳有多少实际用处，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而这件事似乎并没有在军中官员的心里引起什么大的不安，他们满以为自己正在进步。云南需要军事改革，要从头做起的改革；首先该采取的步骤之一，就是让那些将来负责训练的人去了解一点西方的军事，这样他们才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上面是我去年年中凭良心得出的看法。现在——一九一〇年六月——我却得写下操练、军备、装备、部队的总体组织和管理上巨大的改进和变革。云南仍然特别处在她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固然有许多力量的因素，也有许多带威胁性的可能，却也多多少少保留着许多旧有的弱点。一切问题，像她的财政问题、关税问题、铁路问题、矿务问题，都还「悬而未决」——可以说是方程式里的那个未知数爱克斯——可是她的军队问题已经解决了。这里有一条明确的路线要走，而且正在极其严格地走下去。不管发生什么，她的军队都必须稳固可靠。中国决心自己来决定云南的命运，她正在努力地干——西方想象不出她干得有多努力——好让自己有能力保卫——必要时强有力地保卫——她自己的边疆。

不过，我心里生出一个问题。要是发生叛乱，兵丁们会不会忠心不二？这对云南是性命攸关的。不久以前在法国边境上多多少少发生过的一些小冲突已经向我们表明，那一带的兵是摇摆不定的。士兵是从老百姓里挑出来的；要是麻烦来得相当早，他们对自己的本行还生疏的时候，兵丁们倒向那些给他们好处最多的人，那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人打趣说，一旦出了乱子，中国大兵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开枪打死他的长官，因为长官待他太坏，操练他又操得太苦太久。

关于军事上的进步，省城的情形如此，我发现大理府也是如此。

两三年前，一连受过操练的兵到了那里，作为给新军招募兵员的骨干。不久就招了一千五百人。他们要服役三年，每月拿四块钱，还答应待他们好。军官们从天亮到天黑地操练他们；所以逃兵很多，不得不砍掉几颗脑袋，免得人全跑光了。兵丁们的伙食大约要花一块钱左右，所以不难看出，每月净剩三块钱的饷，他们比在自己的地里干活还要强。军官每月拿四十到六十两银子。这里的庙宇被改成了兵营——这本身就是时代变了的一个标志——我还参观了一些正在建造中的大片房屋，造价八万金元。

在这个「落后的省份」里，军事上的进步之大，不亚于中华帝国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进步。

警察

直到几年前，正如中国不需要常备军这个必要之恶也能维持法纪一样，云南府也一直在中国式的太平丰足中昏睡着。拿现在的样子来说，再考虑到他们全是从最生的材料里挑出来的，这座省城的警察队伍是全华西最能干的一群人。亲爱的老伦敦的首都警察大概没法从他们的队伍里补充兵员，可是他们毕竟确实是有纪律、有秩序的。刀似乎代替了英国警察的短棍，镶着金带的尖顶帽代替了老式的蓝色头盔；要是有一天，凭着国际权利，英国人在帝国里也会被「抓进去」，那么，就算那个倒霉鬼醉得不省人事，那蜡黄的相貌和晃荡的辫子也足以向他证明，确凿无疑，抓他的不是他本国的警察——这是说，要是云南的警察有朝一日在达到本国警察的准则上大有长进的话。不过，这些人在他们的位置上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城里的偷盗现在少多了；赌博虽然仍在暗中盛行——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根除这种天生的习气呢？——却确实正在被禁止。他们工作的另一个特色，是街道的面貌有了改观。旧习惯正在消亡；现在，要是有人还照老样子，随随便便地把家里的垃圾扔到本该是阴沟的地方去，值勤的警察马上就会扑过去，训斥他一顿，还要罚一笔不小的钱。

监狱

一个下雨的早上，我去拜访监狱的典狱官，他为我大张旗鼓。他在门口隆重地迎接我，陪我穿过一个干净的院子，院子两边是漂亮的花坛和一块块绿草坪，走进一间会客室。这地方一点也没有「牢房」的样子。这间会客室按半西式的布置陈设，俯瞰着监狱的主楼，装着挂白窗帘的洋玻璃窗，以中国的标准来说干净得一尘不染，刷白的墙上挂着华美的条幅。茶很快就沏好了，典狱官想表示礼貌和亲切，告诉我说他到云南府才几个月，能掌管这样一座出色的监狱——他向我保证，是全国最好的监狱之一——他认为自己是个极其幸运的人。

我们互相举杯祝了健康——我衷心希望这位精明而有礼的老先生长命百岁，一生幸福，虽然照我的想法，身边围着那么多罪犯，知道他们干过的种种恶事，在这样极其世俗的环境里，幸福的分量是要大打折扣的——然后我被领到监狱本身去。

这座监狱开办才几个月，是一座极其漂亮的建筑，连同各种作坊、附属房屋和办公室，在城里占地七八英亩。它的外观，其实整个地方，都带着西方建筑的一切特征，只是这里那里有一点中国工艺的痕迹；凭着那些雕花石头和刷灰的砖，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座洋房。它花了大约九万两银子建成，能容纳的人数比现在关在它墙内的二百五十个犯人还要多。

视察了一个钟头之后，我得出结论：这些犯人的命算是落在好地方了。那时正在做饭——三样菜，外加大量的米饭，比这些可怜的家伙十之八九在进监狱之前吃的要好得多。佩刀的狱卒守着各处附属房屋的入口。二三十个可怜的人戴着镣铐关在各自的牢房里，都判了死刑，不知道皇上什么时候高兴，就许他们了结这尘世的一生；其中有一个白发老人，看他木然地等着自己的末日，叫人心里难过。

长期犯当然要干活，就像所有监狱里一样。织布——主要是给军队用的——似乎是最重要的一门手艺，有二十多台中国造的织布机在忙着。给每个人规定的活计是一天十二码英尺布；完不成就要挨打，多织了就给钱作报酬。看到那台英国造的机器落满灰尘地丢在一个角落里，现在已经不用了，而别的机器全是在监狱里照着它的样子造出来的，人不免觉得好笑。我们走进裁缝间的时候，裁缝们一齐起立，那里的胜家缝纫机在熟练的人手里哒哒地响着；对面是一群锡匠，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做出来的一些产品精巧极了。当局买了一把铁做的洋椅子——一种小型的花园长椅——一群铁匠照着这个样子做出一模一样的仿制品，每把卖两块钱。它们做得很好，不过有一个本身不是犯人的熟练技工在教这些人。同一间屋里还在做竹帘子；另一个棚子的最里头是给纸染色和加工的，他们用几千年前中国人用的同样原始的办法，做着同样原始的活计。不过看起来却非常有意思。

走过的时候，我闻到一股浓烈的鸦片味。不错，是鸦片。我意味深长地吸了吸鼻子，怀疑地四下张望。典狱官看见了，听见了，也闻到了，可他什么也没说。那么，鸦片在云南并不像人们所宣称的那样已经禁绝了。比这还糟的是：前几天我去医院拜访那位法国医生的时候，从一个敷药员的屋里冒出最难闻的烟来。看来医生没法让他的人改掉这个习惯。不过我们记得，古时候的医生就曾被人劝过：「医生，医治你自己吧。」

正当我开始以为该看的都看过了的时候，我听见一阵扭打声，看见十来个人围着一个吓坏了的可怜的小家伙，人家把他介绍给我。他就是那个冒牌的中国小皇帝，那个小僭号者；在中国近代史上两宫先后驾崩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云南人曾向他朝拜、磕头，认他作新皇帝。这个故事在省外一般不为人知，读来颇有意思。皇帝和皇太后去世的时候，云南省东南部广西州一个村子里有一户土著人家，知道必得找一个人来继承皇位，他们又有一个八岁上下的儿子，便把这孩子推出来，僭称中国的皇位，而且颇为成功。消息传开了，说新皇帝就在上面说的那个村子里，方圆几十里的百姓成群结队地涌来朝拜他，庆幸皇帝竟是从他们自己过着单调日子的这片近邻之地出来的。这场僭号的把戏维持了好几个星期，直到爆发了一场小小的叛乱，云南总督火速派出一支强大的兵力去镇压。

人人都以为，掉几颗脑袋，外加中国别的一些小事，就能了结百姓的这场小小骚动。可是并非如此。策划这场虚构的继位要求的一家人——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全都被处死了，大多数就在这个被他们无聊的借口牵累的可怜的小家伙眼前。兵回来了，报告说现在一切平静；几天以后，这个小僭号者由二十个兵押着，关在一只囚笼里送到了，哭得肝肠寸断。现在被领来见这个外国人的，就是他。他到省城以来一直关在监狱里，用意似乎是把他留在这里，训练他，教他，直到他长到可以学一门手艺的年纪。这小家伙八岁了，个子却显得小，他那张干瘪的小脸，蜡黄而瘦弱，讲述着一个叫人信服的故事。他总是烦恼、悲伤，想念那些砍头之后把脑袋拿给他看的亲人。不过，他正受到照顾，等他长大了，当局——甚至皇帝本人——会不会给他惩罚，是很难说的。他什么也没做；他什么也不知道。眼下他正在念一本课本，学的是觐见天子时要用的言辞——等他年纪够大了，大概会被带去见皇帝。可是现在，他过的不是一个孩子的生活——没有玩伴，没有玩具，没有嬉戏打闹。他就像托普西一样，只是在长——在只有阴暗的监狱生活才能给他的环境里长。

这是我头一回在中国进监狱。这句话倒把典狱官逗乐了。我告辞的时候，他向我保证，我肯让我这尊贵而威严的身体光临他这寒碜而卑微的住处，对他是一种荣幸，中国话太贫乏了，没法表达。他是在带我参观与监狱相连的那所设备完善的医院时开始说这番恭维话的——医院有八间分开的病房，由一位中国医生掌管。

我报以一个感激至深的微笑，亲热地挥手告别，留下他一副开心的样子。

学堂

谁也想不到云南省会有一所大学堂。可事实就是如此。

从前——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也是如此——教育在中国占有显要的地位，这使得乡村的私塾成为一个格外引人关注的东西，帝国的读书人就是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智力训练的。大概没有别的国家在教学标准上有这样的整齐划一。那时每个读书人都可能是个塾师——在云南确实如此。可是一切都在变，「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这句话的精神渗透进来，在百姓中间越来越有力量。

城区之内最高的一座山被选作大学堂的校址，对华西来说，它确实是一座了不起的建筑。设计它的是已故狄考文博士（山东）的一个学生——此人原先是到这所学堂来当算学教习的——从纯粹建筑的角度来说，这座巨大的长方形建筑，中间一个圆顶，两边各有一道狭长的翼楼，不能说是美的极致。

这所大学堂用红面砖砌成，花了二十多万两银子，气势极其宏伟，所有的便利和改良设施都完全比得上西方寻常的学院。比方说，我穿过许多设备极好、通风敞亮的教室的时候，看见一个意大利人正在安装电灯，〔见原注一〕电力由地下室里一台巨大的发电机供给，光这台发电机就花了两万两。三十位教习掌管着三十二间教室，所教的科目有算学、音乐、语言（主要是英语和日语）、地理、化学、天文、地质、植物，等等。博物馆在建筑的中央，里头的标本没有人们所想的那么多——那些东西本来很容易就能弄到——可确实有一些帝国这一带的天然物产，选得很好。

当局大概认为我是个相当古怪的外国人，城里官府藩篱之内凡是能看的东西，我都想看。我一天又一天地去拜访外国人很少进去过的地方，我毫不怀疑，那些官员一面对我极尽恭敬、礼数周到，一面却认为我是个英国的探子之类的人。

我去农业学堂的时候——那大概是我所作的最有意思的一次参观——迎接我的是洋务委员，一个精明的家伙，英语说得很好，他在上海受过训练，因而懂得外国人性格上的种种癖好，所以被请来招待我。他也确实招待了，可是他很小心，不透露多少有关云南人——他们本质上是土地的儿子——在农业上取得的进步的消息。因为这所农业学堂是一个要紧的附属机构。

学生入学要订三年的合同，这期间由学堂出钱供他们吃住；要是在规定的期限内离开，就要重罚。在这里受训的有不下一百八十个十六岁到二十三岁的少年，另外还有大约一百二十个领工钱的学徒。学堂雇了三位日本教习——一位月薪二百元，另外两位各三百元，后两位掌管果树和林木，前一位掌管蔬菜。

将来，云南的丝业会跻身主要的行业之列，出产的丝会跻身十八省中最好的丝之列。学堂的园子里有不下一万棵桑树用来喂蚕；每天要用四千斤桑叶来喂它们；这里一直有五百只巨大的蚕匾在忙着。蚕由学生们照管，他们的名字标在各自照管的蚕架上；昼夜每两个钟头喂一次，这就足以证明这些少年干起活来劲头十足，值得称道。我被领着在楼里转，穿过一个又一个摆满了蚕匾的棚子，有几个学生排成一种队列，等着我大方地送出的赞美。在另一座楼里，小男孩们在缫丝；再往里走，织工们在他们原始的机器上忙着，不过他们用这些机器织出的丝绸，在伦敦可以卖很高的价钱。颜色尤其漂亮，花样也很不错，不过学堂的监督告诉我，他希望在这方面还能有所改进。我虽然对丝绸和丝绸的制造所知甚少，却装出一副内行的样子，衷心地同意那个矮胖子的话。

还有一个女子部，我不顾惯例，也到那里去看了看。姑娘们缫丝特别麻利。

原注一：不久以后，学生中间发生了一场骚乱，要不是监督处置得快，其中有些人也许就要掉脑袋了。

电灯刚刚装好，用得很好，当局于是认为必须向四百个住校学生每人每月收一块钱的维持费。这一道简单的命令就是这场骚乱的起因。学生们一齐卷起铺盖，列队走到大门口，宣称如果不收回成命，他们就决意退学。可是监督早已叫人把门都锁上了。发了狂的学生们把门砸开，顺带还把几个看门的人揍了一顿，因为那些人干涉了照他们看来本不该由看门人管的事。

后来学务大臣亲自到学堂来，可是没有人理会他的劝告，直到把电灯费的一块钱减了下来，才恢复了平静。

学务大臣最后告诉他们，要是他们离开教室，每人要罚大约一百两银子。

这件事带着人们在本国大学生中间常见的那种愚蠢的热情；看来，尽管这所学堂的开销如此之大，学生们却有些不服管束了。——丁乐梅

第二程

云南府至大理府（经楚雄府）

第15章

十五、去大理府的各站·迄今走过的最坏的路·马群惊逃·安宁州的杂色人群·平民生活的简朴·中国要不要外国人？海峡殖民地与中国本部的比较·中国怎样看待自己的处境·中国军力的复兴·帝国并「不」要欧洲人·平民生活的空虚·作者在中国内地装起一台印刷机·民族的自负·花苗与汉人在禀性上的不同·花苗及其作为·苗族妇女的解放·颂新教传教士·中国的订婚与婚姻·苗族妇女过着屈辱悲惨的生活·中国人对外国人年龄的粗浅看法·老鸦关的邋遢客与风尘旅人·严寒·盐的买卖·园林般的风景，愉快的旅途，孤寂

从下面列的海拔数字看，人会以为省城和大理府之间没有什么难爬的地方。可是除了从舍资到沙桥街那一程以外，每一站都有相当累人的上坡下坡，每天傍晚到达的地方，海拔同早上出发时大致一样。我走的路线如下：

第一天，安宁州，七十里，海拔六千三百英尺。

第二天，老鸦关，七十里，海拔六千八百英尺。

第三天，禄丰县，七十五里，海拔五千五百英尺。

第四天，舍资，八十里，海拔六千一百英尺。

第五天，广通县，六十里，海拔六千三百英尺。

第六天，歇脚。

第七天，楚雄府，七十里，海拔六千一百五十英尺。

第八天，吕合街，六十里，海拔六千英尺。

第九天，沙桥街，六十五里，海拔六千四百英尺。

第十天，普棚，九十里，海拔七千二百英尺。

第十一天，云南驿，六十五里，海拔六千八百英尺。

第十二天，红岩，八十里，海拔六千英尺。

第十四天，赵州，六十里，海拔六千七百五十英尺。

第十五天，大理府，六十里，海拔六千七百英尺。

从沙桥街起，一条漫长、曲折、耗尽体力的路把我带到英武关——云南府和大理府之间最高的山口——然后继续翻过光秃秃的山，没有遮蔽，没有草木，也没有人烟，一直到普棚。接着艰难地爬一个半钟头，到了下一座山的山顶，那里的路和车辙沿着一片高原走了大约三十里，再一段陡峭的下坡，我就进了云南驿的坝子。然后翻过、穿过一些光秃秃的小山，经过一个小湖和一片坝子，右边十里是相当大的云南县城，我继续沿着一道窄谷、翻过同样荒芜未垦的山，到了坐落在一片沼泽山谷里的红岩。穿过这片山谷，又是一段艰难的攀爬，把旅人带到下一个山口定西岭的顶上，路从那里往下，经过一片耕种得很好的山谷，通到赵州。再轻松地走三十里，我们就到了下关，〔见原注一〕这是省内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坐落在云南最雄伟的山脉脚下，傍着最有名的湖。一条石板路把人领进终点大理府，在那里，内地会的克拉克医生和夫人欢迎了我，热情款待了我两天。

从云南府到大理府的路，总的说来比我从重庆以来碰到的任何路都坏，一部分是因为这一带多山，一部分是因为失于养护。

路铺了石板的地方，大多比不铺还要糟，因为修路的时候似乎既没有用技术，也没有用常识。大概可以稳妥地说，云南没有古道——我是说那种经历了几百年仍然完好的修筑过的大道——因为早期云南人的文明还够不上这样的工程。事实上，道路的状况简直叫人无法忍受。许多路从来就没有修过，也很少修补——可以说，除了极少数例外，它们从来不修，除非完全走不通了，而那时也只是用最凑合的办法修一修。

我牵着我那神经紧张的「小锈」，悠悠闲闲地从通往安宁州（海拔六千三百英尺）的斜坡上下来，穿过一座宝塔般的城门楼下的拱门——这座门楼新的时候，放在哪座城都是体面的——这时它的神经受了一场惊吓。大街上的石板滑得我几乎站不住脚。一群不守规矩的驮马，被它们当中一匹拖着空木驮架在地上走的马吓着了，便踢腾、蹦跳、乱甩，乱了队形，转眼之间就不顾一切地朝我在路边那条十英寸宽的小道冲过来。我的人全都惊慌起来，在他们没命地奔逃中，好几个人被这股受惊的牲口的洪流撞倒、踩在脚下。我还以为是骑兵在冲锋，不过除了身上撞得青一块紫一块之外，我没有受伤。镇上的喧嚣吵闹越来越近——集市还没散。我走近大街的时候，一群群穿蓝布衣的乡下佬，完全乱了套，精打细算地讨价还价，闹出一片叫人心烦意乱的喧哗。我耸耸肩膀，久久地、认真地打量着这群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然后装出一副大胆的样子，满不在乎地挤了过去。驮盐的马从镇子的另一头进来，那些小畜生摇摇摆摆地走着，又撞了我好几下。

那是一群可怕的人——汉人、民家、倮倮，还有别的我不认得的混杂的种类。可是我想，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可以称得上是快乐的。平民生活的简朴，确实如此：他们没有那些挑剔的趣味——那在我们西方的社交生活中只是一种枷锁；他们家里完全不需要家具；他们需要的东西很少，必需的东西也许更少——同英国人的种种要求比起来，这在他们就是一种高度的文明了。这里有农夫、手艺人、店主，还有退休的人，过着简单、质朴的生活。世界上一切的力量和一切的美，一切真正的欢乐，一切给人安慰、滋养希望、或者照亮我们黑暗道路的东西，一切使我们能够在我们可怜的一生之外看出一个壮丽的目标和一个无限的未来的东西，都来自真正的简朴。我并不是说这一切我们都能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可是在许多方面，他们能教我们怎样以「简朴的精神」生活。他们过着挣一口吃一口的日子，似乎一点忧虑也没有——然而，他们也是在没有上帝、几乎没有希望地活着。

而外国人又在这里出现，来打扰他们了。即便在离省城只有一天路的安宁州，我也被看作另一个种类的生物，很少受到尊重。没有人要我来。

没有哪个国际问题比「中国要不要外国人？」这个问题更陈腐的了。英国报刊上时不时地登出一栏栏彻头彻尾的胡话，据说出自一些被认为是知情的人之口，大意是说这个帝国正在呼唤，正张开双臂等着欢迎欧洲人和美国人，连同他们基督教世界和文明的一切先进办法。大家已经一致认定，中国「确实」要外国人。可是那些了解中国人、同他们一起生活过、知道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有一种天生的不真诚的人，仍然纳闷，仍然要问：「她要吗？」

在香港或任何一个中国口岸的欧洲人，他的商行里有可靠的中国职员——远东很少有哪门生意离得开他们——在他看来，我的论点也许毫无存在的理由。他会激烈地脱口而出，说中国人不要外国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首先，中国要想作为一个大国跻身于东西方列强之列，就离不开外国人。其次，一个人要是同天朝的人只有过表面上的往来，他怎么会怀疑他们想同外国人更密切、更真心友好地交往的愿望是真诚的呢？

作者一生中有一个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他在一家大商行里有过一些在中国或中国之外都数得上的最好的中国助手，对于他们的孜孜不倦、他们非凡的生意头脑和诚实，他只有称赞。

作为一个生意人，我对他们的钦佩远远超过东方和远东的任何别的民族。在海峡殖民地，有哪一个生意人对海峡出生的华人不是这样看的呢？可是作为一个在中国旅行过、住在中国人中间、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在一切自然的条件下、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看到过他们的人，我毫不犹豫地说：眼下，在广大的内地，只有极小一部分人对白种人怀有真正的尊敬；在那些西方影响已经大大消除了旧日对我们的仇恨的中心，普通中国人真实的、不加掩饰的态度，也绝不是那种能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培育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态度。在中国开化了的地方的外国人很难——而本国的绝大多数欧洲人根本不可能——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内地的大片地方，百姓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只见过那到处都有的传教士，而传教士又往往穿着当地人的衣服。

虽然中国政府认识到国家面对欧洲各国时的危险处境，也同我们批准了一个又一个条约，可是就旅行者所见，这个国家本身并没有认识到：她绝不可能抵挡住白种人，也绝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把自己同西方世界隔绝开来。中国正在发现——在官方已经发现了，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全国上下都发现了——正如日本在她进步最显著的时候令人钦佩地发现的那样：蒸汽和机器已经使世界变得太小，任何一部分都不可能同世界生活日益扩大的潮流完全隔开。

中国思想界和行动界的领袖们，一面丝毫没有不佩服西方人那种进取的性格，一面也看到了因此必须挫败他们——这在云南的官场中尤其看得出来；他们正在认识到，在国际关系中，最后只能诉诸一种更强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要想更强，就必须彻底，而且彻头彻尾地彻底。这同在中国千百年来通行的那一套是多么不同啊。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确保她的军队，为什么她要在一九一二年——比原定的期限提前十年——准备好不下三十六个镇，每镇一万人。中国现在正努力走那条把日本引向列强之林的道路——她以日本为榜样，认为日本做到的，她也能做到——她在官方已经放弃了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正投身到国际进步的洪流中去，决心学到她所能学到的一切知识，从而为自己在列强中间赢得一席之地。

可是我是在云南，这里事情进展得很慢。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人们希望我在这里，也不意味着对我这个外国人的恐惧已经消失。恰恰相反，这意味着我更可怕了。欧洲人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不管这在那些研究国际政治的人看来有多么荒谬——他们坐在那里，把一切渗透出来的、说中国正在成为西方人的黄金国的报纸稿子，无论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统统吞下去。人们要他来，没有别的理由，只是要他尽量教中国人洋化，教百姓的领袖们努力改变国民生活，把公众的行为和施政提高到西方最好的水平。

等中国有能力照顾自己，能够照她现在的思想和行动方式，维持她借外国人在她各省的帮助而正在取得的地位的时候，外国人也许就可以回去了。不过但愿这个国家的演变会是另一个样子。

另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是百姓生活的空虚。受过教育的人很少，而他们受过的教育也仅限于中国的经书。

跟着我的三个人，没有一个能读会写。这些人的思想被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狭小的世界所局限，只有像我这样偶然路过的旅行者，才让他们瞥见一眼别的地方。每一个人，除了极少数例外，都在他出生的地方生活、劳作、死去——这就是他的抱负。在一个整个人生眼光都如此狭窄的民族中间，我很难相信，像日本在她那值得纪念的五十年前进运动中所取得的那种进步，云南的中国人在两百年里能够取得。在这里，在安宁州这个城里，人在周围所能看到的一切，似乎都同它背道而驰。在我同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打交道的时候——我是笼统地说——我发现他们「什么都知道」。几个月前，我在东川府装了一台印刷机——一种老式的平板手摇印刷机，同卡克斯顿最早用的那种差不多。它是爱国学堂的一部分设备，是当地士绅请我去装的。这东西装好还不到一个钟头，那地方所有的老顽固就对它无所不知了。在他们看来，印刷很容易——小孩子都会。总是「我认得，我认得」。这些人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背着手站在那里，傻乎乎地笑着，看我脱了外衣为他们那台原始的机器吃力地忙活。可他们「并不」知道；现在，才几个月，一张纸也没印过，整套设备正在一天天地毁坏。

这就是中国人和云南各族之间的不同。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传教士的上帝，完全撇开任何宗教的基础不谈。部族人来了，拜倒在传教士的脚下，马上就说：「我不知道。告诉我，我就跟你走。我想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看到苗人按照他们的文明程度取得了他们自己绝不可能取得的进步时，要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这种局面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他们不再自欺欺人。我见过一个九岁的苗族男孩，他一辈子没见过一个汉字，不知道世上有学堂这回事，他所受的唯一的教导，就是传教士一年两次、每次一个星期的来访。我见过这个小家伙把一张汉字念下来，全城没有一个同他一般大的汉族孩子能做到。我同别的部族都没有像同花苗那样打过交道。

可是，这个一度受人鄙视的民族要是保持他们正在取得的进步，那么在实用的学问方面，云南人很快就要落在后头了。这些苗人过着简单到极点的生活，可他们希望变得更好——过更纯洁的生活，变得开化，得到提升；所以他们极其谦卑，极其平易近人，正慢慢地发展到一种自豪而独立的幸福境地。在花苗中间，教育没有白费；在汉人中间，为教育他们而付出的许多辛劳都白费了，或者似乎没有结出眼前的果实。苗人靠着面向未来的信心和希望生活；云南人则满足于他们对过去的信心。不过，苗人并不是一直都这样的——就在几年前，中国以外还没有人听说过他们。

她们的妇女即将到来的解放，值得注意一下。少数在华中的众多百姓中间生活过的欧洲人，不会把任何地方的妇女生活同玫瑰花床联系在一起。

女儿很少快活；做妻子的要是不给丈夫生儿子——儿子要延续父亲的姓氏，在他死后给他的牌位烧香——她的日子多半会被弄得完全无法忍受；这一点比任何别的事情都更要为那许许多多的自杀负责。她是男人的苦工、奴隶。一般人以为中华帝国的所有妇女本质上都是汉人；可是人们很少听说那些部族——他们的人数大概比世界上任何一块同样大的地方都多——他们的妇女在语言、习惯和风俗上同汉人的差别，就像今天英国的淑女同古希腊的妇人的差别一样大。十来年前，没有人听说过苗族妇女：她们是最低贱中的最低贱者，没有任何地位。她们的处境比她们的汉族姐妹要糟得多；汉族妇女婚后不管要忍受什么，至少还有法律和礼俗保护着，让她们体体面面地进入婚姻；可是没有任何社会的规矩、任何社会的纽带保护苗族妇女。

直到几年前，她们的「会所」还是一种公共的淫乱之所，那情形不堪用英语描述。姑娘一生下头一个孩子，就找上孩子的父亲，要他养活她。公平地说，在许多情形下，他们作为夫妻忠实地生活在一起，虽然这样的情形绝不占多数。这些可怜的人群居在一起，过着不堪言说的放荡生活，毫无羞耻，也没有起码的廉耻，为了活命而争斗，只是偶然同一个男人过固定的日子，而且只在他愿意的时候才维持下去。十岁以上的小姑娘也常去那些可怕的棚屋，孩子们长大成人，眼前没有别的前景，只知道一到年纪就进入那种可耻的生活。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这几乎意味着实际上全部人口都是非婚生的。婚姻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男男女女在这种可怕的纵欲生活中同居，结果凶杀、疾病和瘟疫在他们中间横行。过这样可怕的生活，只不过是一场适者生存的争斗。由于违背了自然的法则，几乎所有的人都染上了疾病。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通过新教传教士的努力，这些不幸的人开始看到了文明之光。渐渐地，出于她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姑娘们放弃了那些可诅咒的、悲惨可耻的窝，男人们也更按照社会的法纪生活了。

苗人以前的书面文字也一直依靠汉字，而汉字只有少数人认得。不久他们就有了用自己的语言写的书，〔见原注二〕一场巨大的社会改革开始了。他们表现出一种对西学的渴望，这在中国的任何民族中间都是很少见的——而他们还是社会等级中最低的人；而现在最新的一步，是订立订婚和婚姻的规条，这势必会使整个群体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带来在中国相当于家庭生活的那种东西。

在汉人中间，订婚是一件与关系最深的当事人没有多大关系的事。他们的父母请一个中间人或媒人，另外一点是没有年龄限制。信基督的苗人现在可不是这样了。不请拿钱的媒人，新娘最小要十八岁，新郎要二十岁。人们希望，这些规条的订立能使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的成千上万的妇女，从最可怕的悲惨生活中解放出来。〔见原注三〕

而现在，苗人正背着他的重担向前迈进，在斗争中引导自己，从跌倒和失败中重新站起来；他的希望在于未来——人类的一切关切所依托的那种不可征服的希望——此外，他还怀着一个宏大的期望：即便在死亡中也能免于绝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同胞值得称道的工作，他们在百姓中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苗人的淳朴和对外国人谦卑的忠诚之上，建起一座可敬的基督教大厦。

不过我把我的旅行扯远了。

去老鸦关（海拔六千八百英尺）的路上，没有什么出奇的事，这是一段好走的路程。我在一个无足轻重的山村里吃的那顿寒碜的午饭，照例成了当地人的一堂教育课。从我的食品篮里拿出来的每一只罐头——听差很乐意把全套东西都摆出来——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批评，再加上一些毫无意义的赞美，被大约二十来个人拿起来又放下，他们倒不是有意无礼。我用他们的筷子——那几根脏兮兮的小竹棍——用的方法同他们的天然用法相去甚远，他们却为我感到骄傲。一个老头儿当着我的面挠着他那讨厌的疥疮，一个小家伙冒冒失失地猜我的年纪比旁边任何一个看客都小，老头儿就打了他一耳光，这时众人对我发出了过分的颂扬；我那一撇长胡子和下巴上三天没刮的胡茬，使他们认定我肯定已经六十开外了。〔见原注四〕

我进老鸦关的时候，星宿不利。找不到住处，所有的客栈简直都被轿子挤满了，住满了衣冠楚楚的官员，他们已经在忙着「洗脸」了。我穿着脏兮兮的卡其衣服，膝盖和胳膊肘都磨破了，一副邋遢、寒酸、满身尘土的样子，头上的太阳帽又破又瘪，牵着马走在街上，在一旁看热闹的人讥讽的瞪视下，形成了一个极其可怜的对照。夜里很冷，在我住的那户人家里——幸而有三尊面目怪诞狰狞、似乎在抗议的神像俯视着——老鼠在屋里的泥地上毫无顾忌地跑来跑去，夜里我把头埋进毯子里，免得耳朵被啃得一点不剩。我的人可不是这样。他们睡在离我几英尺的地方，三个人睡一条板凳，两个人睡另一条。铺盖是弄不到的，所以他们在脏稻草里尽可能紧地挤在一起，好保住身上仅有的一点热气。雪下得很大。一月十三日清晨的阳光里，那起伏的山谷铺着一片没有人踩过的、壮丽的白色地毯，美极了；我辨认着一个耳朵冻伤了的可怜人指给我的路。

沿着一道陡峭的山嘴上那条窄窄的小路单调乏味地往上爬，可不是轻松的活儿，那山嘴像肋骨一样一级一级地升起大约一千英尺，俯临着一道可怕的深谷。在左边，我看见一个不幸的小顽童，身上几乎没有一片破布遮住他那发抖的、流血的身体，可怜巴巴地在雪地里爬着，而他那瞎了眼、长着大脖子的母亲正拿着一把小斧头尽力地砍柴。翻越这道山脉的山口里，白色的晶莹的雪花狂乱地扑到人的脸上；山口是一片半月形的光滑的岩石，实实在在是被无数驮马没完没了的踩踏磨出来的，那时驮马正在几乎齐到它们屁股那么高的石级的车辙里一步一步地挨着。

再往前三十里，一个害着髋关节病的人从他那堆家当上下来，同我走到一块儿。这些人把自己的家当捆在马背上，马一收拾好准备上路，要骑上去可是一套值得称道的空中飞人的把戏。他说他以前见过我。他知道我是个传教士，还听过我讲道。他记得我和我的妻子、孩子，有一回他从本省东边某个地方的家乡出来朝山进香，我们在他住的同一家客栈里过了一夜。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我没有妻子；我一辈子没讲过一次道。要是以后还得在什么地方忍受他那无礼的在场，我会很痛苦的。

马正在我的桌子旁边上驮子。上面说的这个无赖解释说，那些黑块是盐，还用他那脏手指从我的盐瓶里捏了一撮，来加强他的话。我踢了踢我坐的那条粗板凳底下的两条杂种狗——它们在争抢那种在这里长得极多、像土豆一样的梨的皮。这个人宣布说它们是狗，又说中国狗的一个癖性就是打架。几个爱耍嘴皮子的人也凑了进来，大家似乎都通过这个走四方的傻瓜，知道了我的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接着便东拉西扯地大谈起一切外国的人和事来。这条街叫我想起克洛维利——崎岖不平，破破烂烂——百姓满脸皱纹，一副苦相；说真的，我自己就是生在德文郡的，要是我宣称我认为这里的生活同西部那个古老的港口并没有多么可怕的不同，想必不至于被人说成是故意要伤德文郡那些壮实的子弟们的细腻感情吧。

到处都是盐，看上去与其说像盐，不如说像煤，确实同煤一样黑。盐块堆在客栈旁边准备运走，靠一大群可怜的人背着——他们从天亮到天黑像牛一样干活，只挣一点点钱——也靠一群又一群的马驮着，在滑溜溜的、曾经铺过石板的街上连滚带爬、磕磕绊绊地走着。

一整天，除了两三段好走的上坡，我们都是在一片起伏宜人、园林般壮丽的地方走着。我的人磨磨蹭蹭。我独自往前走；坐在岩石上歇息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世界上最奇特、最孤寂、最荒野的一个角落。巨大的山峰在我四周高高耸立，像一顶顶白色的、闪闪发光的冠冕，美得出奇；在我脚下，一潭静水黑沉沉地一动不动，映着我那几个苦力诡异的影子，他们像幽灵一样在这些最孤寂的山里那嶙峋的岩石之间闪动着。

原注一：戴维斯少校所主张的滚弄方案中，干线的一条支线将从红岩以南的弥渡分出，通到下关。——丁乐梅

原注二：这种文字是圣经基督教会（现已并入循道公会）的柏格理牧师创制并推行的。——丁乐梅

原注三：这些婚姻规条是内地会在洒普山订立的，那里在花苗中间正进行着一项宏大的工作。这些出色的规条里还包含许多别的条款，可我这里没有篇幅细说了。——丁乐梅

原注四：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年龄有着最粗浅的看法。在他们自己中间，一般的习惯是：父亲在世的时候，男人要把上唇剃干净，所以照常理，留胡子的人就被看作老人。在东川府，曾经传开一个谣言，说有三个「外国人」骑着马出去——两个年轻的，一个老的。那个「老的」就是我，因为我上唇有胡子，尽管我其实比另外两位年轻得多。至于其中一位是女士，这一点被认为丝毫不值得考虑。——丁乐梅

第16章

十六、禄丰县及其大桥·往省城方向群山的壮丽·都柏林燧发枪团大有用武之地·典型的攀爬·碗碟打碎及其下文·山林·气候多变·路边一景与几点感想·你家老爷喝醉了吗？·穷人家的婴孩·黄土路·旅人以及旅人该怎样走路·在茶铺为付钱争吵·中国人的说谎术·东西方之别·中国人的一个奇特之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及其相互作用·略论汉字与罗马字拼音·中国会失去她的民族特性吗？·「一点面，一点面」·有口难言的一场难堪遭遇·千钧一发之际获救

等到有一天要为禄丰县写历史的时候，史家对它恐怕没有多少话可说——我是说，要是他是个厚道人的话。

他也许会提到它那座了不起的桥，提到它的乞丐和它的废墟。那座石桥是全帝国同类桥梁中最好的之一，我想比云南任何别的桥都好，今天它醒目地矗立在那里，正是已经不幸逝去的繁荣的象征。据我记得，在一切公共的装点之中，只有它还算修整得过得去，多少给这个县纳捐的人争了点面子。城墙颓败了，百姓颓败了，每一个角落、每一道缝隙里，都有本可以防止的颓败的痛心证据，显出居民的守旧和不可原谅的懒惰。

然而这座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看样子还能一直留存到永远。自从马可·波罗的时代以来，也有别的旅行者走过它，不过我还是想说它几句。它宽约十二码，长不下一百五十码，全用灰石砌成；它有粗大的桥墩、极好的石工、不错的（虽然粗犷的）雕刻，两头有古老的、样子吓人的兽形石雕，有装饰性的牌坊，有一大堆纪念碑（我认不得上面的字），有七个拱，简朴、匀称、比例完美，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是体面的。我注意到，构成桥面两侧的石块和石柱，除了用灰浆黏合之外，还用了榫卯。历代皇帝在中国各地兴建的公共工程之中，桥梁算得上是很了不起的一项；从这些桥上，人能体会到中国人在克服建造中遇到的巨大困难时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

过了那条河——我想是叫香水河——我一只脚湿淋淋地走上坝子，是一匹马喝水的时候把我拽进了水里。盖着雪的豌豆和蚕豆地挨着一条叫人心碎的路，这条路通向一段漫长曲折的上坡，穿过一片林间空地，头顶上悬着结满了霜的树篱，阳光从那里轻轻地透进来，吐露出春天即将到来的甜美气息。从半山腰望去，下面的坝子和把我同省城隔开的那道秀美的山岭，景色美极了；阳光下闪闪发亮的一片未受搅扰的白雪和白霜，同对面那一道道起伏的、颜色暗沉的绿浪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背后是轮廓锋利的群山，山顶只是偶尔在渐渐消散的晨雾中隐约可见。石缝里的雪积得很深。我那条冻硬的路走起来很险，可是干燥清冽的空气却给了我一股只有在高纬度地方才有的劲头和精力。在一道从岩石中开出来的山口里，我们停下来喘口气，准备爬第二道坡，坡顶上是一座拆毁了的望楼。它早已废弃不用，屋顶上完好的瓦被人拿去盖附近别的可以住人的房子了，人可以在那里歇脚喝茶。这条路有些地方铺着石板，有些地方是从山腰上磨出来的，悬在窄窄的峡谷之上，是进入一片颇有北方景象的地区的门户。太阳撕开蓝色的雾幕，把光明倾泻在一片人所能想象的最美的风景之上。一小队都柏林燧发枪团的兵，带着速射步枪藏在高处的洼地里，就能挡住一整支在山坡上挣扎着往上爬的军队。可是没有人出来挡我，所以我就往前走了。

攀爬是这一天的特色。禄丰县海拔约五千五百英尺；舍资（我们要在那里过夜）海拔六千一百英尺。高度相差不多；可是一路上，人不是下到比禄丰低得多的地方，就是爬到比舍资高得多的地方。到大竹寺（海拔六千九百英尺）的三十里没有什么可以尽情欣赏的，可是过了那里，一直到下那道可怕的陡坡到我们当晚歇宿的地方为止，我们都是在山林中穿行，全省没有比这更好的山林了，除非是在西藏边界的最边缘，而那里一路的风景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我们从海拔七千八百五十英尺的高处陡然往下，穿过一团团浓密的红土，迷得我睁不开眼，灌满了我的喉咙，一直下到舍资城。我跟在几匹马后面往下走。一个挑着两担碗碟的人正挣扎着往上爬，在窄窄的小路上，他站到一个高处让牲口过去。命运真会捉弄人！其中一匹马——看上去完全是故意的——把他的担子一撞：人和碗碟一起滚作一堆，掉进坡下三十码的一道石缝里。我往前走的时候，听见那个倒霉的人和赶马人正在用最精彩的言辞争论该由谁来赔。

就在这之前，我下到了大地的怀抱深处，四周崎岖的山峦高得叫人头晕，从山脚到山顶都茂盛地覆盖着浓密的山杉、几棵柏树和中国白蜡树。右边一片片黑色的岩石，是许多摇曳的巨树的临终之床；与之相对的，一直朝着太阳伸展开去的，是那片一动不动、美妙的绿色海洋上的一片银光，那是斜射的阳光反射出来的；而在另一边的山沟里，一层深蓝的雾气却叫人不想进去。平滑弯曲的林缘在天空永恒的蓝色映衬下柔和地凸显出来。再往前，是深深的岩石，黑沉沉的，傲然挺立，显示着它们自身的力量和泰然；可是就连在这里，冷杉也长在一道道突出的岩檐上，那些岩檐不时险恶地悬在红色的小路之上，遮住阳光，给那些幽暗的石缝带来一股阴湿寒冷的气息，人的声音在那里一遍遍地回响，像是从坟墓里传来的诡异的问候。又往前走，从那些挂着低垂枝条、成为躲避此刻已经炽烈的太阳的舒适去处的凉爽山沟里出来，走上一条又一次往上通向未经探索的广袤之地的路。那边一道峡谷渐渐收窄，秀美而覆盖得精致，叫人赏心悦目。当中是一座圆顶似的山，满是生机和摇曳的枝叶，空灵而甜美；许多小山像孩子奔向母亲一样往下延伸，披着比母亲山更浅、更娇嫩的绿，向山脚下潺潺的河流优雅地屈膝行礼。我沐浴在春天美丽的阳光里在这里写作，很难相信几个钟头以前寒暑表还在零度。一小块一小块住人的地方，旁边种着粮食，在森林里那一片片绿地中显得孤零零的，给这样一幅强烈动人的景象添上了人间的、动情的画意。

一个茅草盖顶、像谷仓一样的地方让我们歇了脚，那女人给我拿来一大块可口的米糕，上面撒着红糖。一些光着身子的小孩子——他们的父母自己身上也只挂着一点破布——摸索着围在我身边，带着有礼的好奇对待我；山羊在那些苦力的担子周围嗅来嗅去，苦力们坐在矮板凳上歇着，抽着他们那辛辣的烟叶；湿柴烧的烟从泥灶里冒出来，灶上的容器里装满了烧开的水，给过路的人预备着，一个女人不停地往里添水，她背上背着的孩子可怜地哼哼着要奶吃，母亲却忙得顾不上喂它。旁边，一个年轻姑娘在给一个畸形的婴儿喂奶，这孩子能活过出生那一关已经是运气了；她的脖子同她的乳房一样大——不过是大脖子病罢了。苦力们喘着粗气走过，都好奇地瞟一眼这个人，大家都愿意巴结他，好得到他的施舍。

吃午饭的时候，我数了数，有三十三个可怜的人出来看这个野蛮人。他们想摸摸我，摸摸我身上穿的衣服，而且缠着非摸不可。我也就由着他们了。

这个半路上的歇脚处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管这个小吃铺的那位太太会说两个法语词——我相信她曾给一个一度在蒙自海关做事的人当过洗衣妇。路上那些汗流浃背的劳力和本地那些目瞪口呆的乡巴佬中间，引起了一阵大轰动。这位太太的大脖子大得厉害，要猜她的脸究竟从哪里开始、到哪里为止，那是极其冒险的。在这个地方，她同她所有的邻居一起，熬过了一个以饥荒、叛乱、整村整村的人死光杀光而出名的时期，她忍受着那样可怕的贫困，人们会以为她的精神早该消沉，她青春的光彩早该燃尽了。可是没有！这位健壮的太太仍然活泼得很。她已经离过三次婚。眼下同她结为夫妇的那个人——也长着大脖子，品行也叫人厌恶——站在一旁，像个骄傲的新郎一样低头望着她。他对「麻秆」和他的同伴的轻浮很不满意，可是由于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发生的事情他看不全。不过，我们大家都够快活的。要价并不过高。我的人美美地吃了一顿米饭和白菜，照例还有白菜根，两块生米饼（他们把米饼扔进灰里烤，烤熟了再用长指甲把上面的灰挑掉），茶尽他们喝——一共还不到一便士。

在云南旅行，远离城市的百姓对于这一辈子是早了还是晚了表现出那样叫人痛心的漠然，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叫人昏昏欲睡。一口气在山里走上五六个钟头，自然需要歇一歇。今天午饭后我坐着写日记，差点就睡着了。我一面望着这些衣衫褴褛的人影映在石头路上，一面打盹，一个粗鲁的家伙竟问我的人我是不是喝醉了！

我的遐想没有持续多久。

我那个身材魁梧的苦力，同人攀谈起来，存心要让全村都听见，他把他的活儿以二钱银子转包出去，包剩下的八十里——我们已经走了五十里了。受雇的那个人是个又弱又瘦、傻里傻气的家伙，身子和灵魂似乎都快散架了。他却是头一个到的。他一进门，就从他那顶大草帽里面抽出一根针，开始缝补他裤子上那些相当不像样的破洞。中国苦力就是这样，虽然在云南，他算是个例外。深夜，他提出要给我的马钉一只掌。我同意了。他干了这活儿，连新马掌带工具和钉子，一共要一百一十文——差不多两便士。

想起今天见到的那些孩子，我不禁想：「这些满身污垢的婴孩真可怜，生了下来。」这些孩子全是一家子永远的托普西——他们只是长大，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长大的。与其说他们是被养大的，不如说是被拖大的，是活是死，全凭时运安排。在云南，绝大多数的婴孩没有人哄，没有人抛起接住、疼爱抚弄，没有人安慰，没有人迁就。没有人把他们的眼泪吻干，他们从来没有玩具，也不做童年的梦，而是一下子就被带进生活冷酷的现实之中。他们在烟熏火燎、身体和道德的污秽中长大，本该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成了大人：他们讨价还价、嫉妒、咒骂、抱怨。什么时候在云南——甚至在全中国——才会有我们西方人所享有的那种童年的天真和美好呢？

这里的路，许多是浅色的黄土路，有些是红色的石灰岩路，还有几里石板路。黄土上的许多大路都会被雨水改变。两天大雨就能在有些地方造出一片片泥海，常常深到膝盖；下一次太阳一出，又会同样迅速地干掉。它们被掏空了底，哪怕只是一道涓涓细流冲一冲，也会崩塌，所以总是不安全，有时根本走不通。

拖延是每一个中国人心里最宝贵的东西。旅行者要是想让他的行列走得快，除非他对周围的一切人和事都摆出一副极其冷漠的态度，否则就很少有成功的希望——千万别「显出」着急的样子。

今天，昨天挑担子的那个苦力陪我们一起去广通县。他坐在一旁，眼红地望着他那几个受雇于这位外国大人物的同胞；外国大人物坐在后面一块石头上，听着他们说话。他们邀他再挑；他不肯。现在争论——自然而然、正当合理的争论——正热烈地进行着。老张摆出一副县「官」的架势，坐着审理他们的事，拿出他对苦力以及他们应得的「酒钱」的长期经验，裁定这家伙把较重的一担挑完剩下的三十里，应当得一毛钱另加二十文，而不是那几个人出的十个铜子。他这会儿正根据对苦力生活的了解，给他们大家讲一番哲理；这场小小的会议散了，大家和和气气，担子欢欢喜喜地挑走了。我还在磨蹭，啜着我的茶。老张嘟嘟囔囔，因为他不得不掏出七文钱，而我已经喝了十杯（他通常把喝剩的茶叶留着自用）。

可是，凡是中国人聚在一起的地方，总免不了为付钱争吵。在中国，上上下下都说谎，显然毫无愧疚。上面说的那场争执里，有一个人口若悬河，说个不停。他立刻就发起脾气来，摆出舞台演员的架势，宣扬自己的美德，那声音简直在云南府都听得见。他是在保他的「面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发脾气往往是检验真假的试金石，这在西方可不是这样。在西方人中间，有时候没有什么比一副淡然处之的脾气更叫人觉得受了侮辱的了；可是在中国，你必须把这当作你自己的第一条法则：不惜一切代价、不管对谁都要保护自己，而这通常需要大吵大闹一番。在这里，恃强凌弱的人并不是懦夫。至于支吾搪塞，似乎是绝对普遍的；穷人从富人那里学来了这个毛病。这似乎就在这个民族的本性里；虽然写出来很难，我的经验却使我相信我的话并不夸张。我发现中国人——我说的是平民百姓，因为我在旅途中同富人来往不多——是地球上最会编故事的人。我怀疑绝大多数中国人能不能一连说六句话而不歪曲、不夸大到等于说谎的地步。我很遗憾不得不写下这些，可我认为，中国人天生爱说谎。而当他被指责说谎的时候，犯错的人似乎很少有什么负疚感。

然而在生意上——在那种讨价还价的小买卖之上的生意上——却正好相反，他说出口的话就是他的契约。我宁愿只凭一句话相信中国人，也不愿凭一纸签了字的合同相信日本人。

中国人知道英国人不说谎，并因此尊重他；但愿在云南，东西两股文明之流——它们如今在别的较开化的省份里已经比较和谐地流淌着——不久也能在这里汇入同一条河道。东西两股潮流，在社会结构、在政体、在道德标准、在宗教、在几乎每一种人类观念上所代表的思想，同这两个民族在种族上的差别一样大。显而易见，它们不能共处。要么一个必定把另一个赶走，要么两者都必须作出这样的修改，使它们能够共处，并且在同情心上联结起来，而这种同情心要比为了最初的贪欲而开发这个国家走得更远。中国人永远不会失去他们世代相传的日常生活习俗、思维和语言习惯的全部痕迹，这些东西是从与所罗门同时代的时候一直流传下来的。没有一个公正的人会希望这样。何况这也根本不可能。

比方说语言。有谁懂得一点汉语，会希望看到汉字从国民生活中消失呢？可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要来的，将来，书面语会发展到差不多同拉丁文在我们中间的地位一样。罗马字拼音虽然还远远没有实现，可迟早必然会流行起来，这在生意上一眼就看得出来。如果内地的商业在以后几代人里要有很大的发展，以至于需要同沿海的口岸和外部世界直接通信，那么中国的象形文字就不能继续充当令人满意的交流手段了。我现在正用一台机器把这份稿子打出来，而用中文写的信件永远不可能在这样的机器上打出来；可是这件办公室里宝贵的辅助工具，一定会闯进中国的商业生活中去。不过那只有在罗马字拼音多多少少普及了以后才行。

不过，这是题外话。

我的意思是：不管中国人变得多么西化，他都永远不会失去他的民族特性——大概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失去那么多。一个年轻人在家里的样子，他的思维习惯、他的志向和精神、他行为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他以后的一生。中国的思想史和道德史在她的语言上、在她人民的思想和性格上打下了某些不可磨灭的烙印，所以中国永远不会——即便她有意这样做——抹掉她东方的特征，而必然永远是中国的。不过这场冲突不是种族的冲突，而是文明的问题。照我的想法，要是只是种族的冲突，我们会被打得一败涂地。

我在一家中国客栈里写这段话，在云南——那个「落后的省份」——的中心，四周是平民百姓在做他们寻常的、肮脏的日常营生，要想看到这些人以任何方式接近这个黑暗帝国东部各省已经流行的西化，需要极其大胆的想象。

这是我在穿越中国的旅途中坐在一座山顶上写下的。可是在本书别的部分会看到，就连在这个「落后的省份」，也正在采用西方的观念和更符合欧洲标准的进步办法——有些地方还相当有劲头。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人多少会专注于自己眼前的环境，容易根据这些环境的局限形成看法。在许多国家，这不会使人走入多大的歧途，可是在中国就不同了。我对真正的中国人的看法，大多是在云南形成的；不可否认，在其余的十七个省里，虽然其中不少在民族演进和进步的趋势上可能更靠前，却也能找到百姓中间同样的污秽，以及常常提到的一切同西方人的教养相抵触的情形。可是中国有四亿三千万人，所以一个人写某一个省的情形——也许大体上是对的——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相隔几千英里的省，那里的气候条件造成了一般生活上的差异。以中国这样大的面积、这样多的人口，用不着斯宾塞那样的头脑也能看出，要让每一亩地、每一个人都汇入民族进步的潮流，还得好几代人的工夫。

在中国旅行的欧洲人，也许免不了乐于细说那些叫他觉得荒唐古怪的生活现象，可是问题还有另一面。我们自己的文明，有那么多特征同中国人自己古老的观念、同他对一般事物的成见相去极远，从中国人的立场看来，大概也是同样可笑的。东方和西方各自都有可以给对方的教益。西方正把它的教益给东方，东方正在吸收。也许，要是我们去学习那些如今我们闭目塞听、却在东方文明的种种特点中摆在我们面前的教益，那么将来——比我们预料的还要早——我们也许会高兴地想到，我们给出去的东西换回了一些东西；这也许能使我们免于一场粗暴的觉醒。一般的欧洲人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对这个国家所知道的，不过是我们的同胞遭到屠杀时渗透出来的那几封电报，他想不到：在这个小小的圆球上，并不是只有欧洲和美洲的居民才继承了一份光荣的遗产。

不过我刚才说的是我的人在去广通县的路上磨磨蹭蹭，笑我不耐烦。

「一点面，一点面。」一个人嚷道，一面递过来一只大蓝碗，里面盛着白色的、虫子似的细条，外加一双筷子。应当说明一下，「面」有点像细面条。人们吃得多极了；在新加坡，面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城里的阴沟上面晾干的，照制绳匠的办法，从一根竿子挂到另一根竿子。它滑溜溜的，那些没骨头的长条极难弄得妥帖；我挣扎着想吃上像样的一口时，同伴们看得那样开心，我至今还记得。

吃完以后，我急急忙忙往前赶，离开了「大路」，结果为自己的愚蠢吃了一场难堪的苦头。快到城边的时候，我打听我的人是不是已经进城了，一个挑粪的苦力——这个说谎的家伙——告诉我说他们进去了。我又大步往前走，碰上赶集时把路堵住的人群，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瞪着这个全身上下都不体面、又累又脏的外国人。我每时每刻都盼着护送的人赶到。我不能坐下来喝茶，因为我身上一文钱也没有。我一句当地话也不会说，只能往前挤，屁股后面跟着一群破衣烂衫的人，被指指点点、瞪眼相看的众人弄得越来越窘。我回过头去，却一个自己人也看不见。我好不容易走到外城门，在那里的草地上坐下来，面前是一百来个张着嘴的傻子。看见他们中间来了这么一个样子粗俗的闯入者，连他们最简单的问题都不回答，也不说明为什么在这里，怀疑就更重了；他们自然想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它想要干什么。有些人以为我可能是个聋子，便扯开嗓门对着我的耳朵大喊着发问。即便这样，我仍然有口难言。两个警察来了，说了些什么。在他们的邀请下，我跟着他们走，后来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小小的警察亭里，街上站满了人，面前是一个警官。

那人用无礼的话招呼我。他像北极熊一样魁梧，样子凶狠，我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声，像是道歉又像是求情，侧着身子往外溜；可那滋味一点也不好受，要是我发现自己被带到衙门去，我也不会惊讶。熬过了叫人神经紧张的半个钟头，就在我正激烈地表示对自己的话没人听懂的愤慨的时候，我谢天谢地地看见我的人的身影出现了。

第17章

十七、一个狂妄的官员·两个旅人的屈辱对照·远东对外国人的尊重日减·欧洲人的失败之处·他对东方人的虐待·押赴刑场的囚犯·在楚雄府·水牛与孩子·中国家居生活里叫人恼火的千篇一律·缺乏美感的妇女·石匠与他们的漫不经心·面相学者大有可为·城中芸芸众生里有趣的一个·乡间衰败的迹象·送死者归葬永眠·在镇南州·当众叩头的仪式及其余波·中国人对距离的无知

我在广通县过星期天，那里并不是处处一片田园诗般的安宁。社会境况的接触，免不了引起冲突。

我的人到得早，占到了最好的房间；不久，一位「官」〔见原注一〕大摆排场地到了，发现自己只能住差一等的房间，很是恼火。他进来的时候，我客客气气地向他鞠了一躬。他却没有还礼，只是站在那里，脸上挂着轻蔑的狞笑，把眼前的情形打量了一番。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不想去追查他的祖宗八代，可是他的狂妄和种种失礼的举动，同本国的礼节完全背道而驰，叫我一看见这家伙就讨厌。有人说，骄傲使人变成刺猬。我不说这个人完全是只刺猬，可他确实好像碰到谁就要刺伤谁。他带着一大群随从，一副奢华的排场，穿着漂亮的衣服，想必还有一大笔财产；可这些都没有冒犯我——伤人的是他的轻蔑。他走过的时候，好像溅了我一身泥，完全是一副不怀好意的样子。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给我难堪，以叫人受不了的鄙夷，无缘无故地、无声地侮辱我。幸而——说这话是为了给中国政府说句公道话——这种官员并不常碰到；这样的风气会滋生最坏的感情。当然，要是我带着许多人、按外国政府代表必需的那种排场旅行，这头猪也许会客气些；可是我身边没带什么东西，样子也寒碜，这就让他露出了本来面目，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他对外国人的感情。他显然不知道这个徒步穿越中国的人是谁。他是大人物，是富人——这就是他对每一个人流露出来的心思——而外国人是卑微的。享有一大笔余财并没有错，可是没有必要去炫耀它，去刺伤缺少这些东西的人的眼睛，在我这平凡人的门口夸耀他的豪华。

要是我会说话，我就会向这家伙指出：懂得怎样做一个富人，是一门难以精通的艺术，而他并没有精通；作为一个官员，他行使权力的第一个本分，就是学会谦卑；正是像他这样那些高高在上、专横跋扈、说「我就是法」的人那种叫人恼火的威权，激起了叛乱。可是我说不出话，只能时不时地回敬他一个轻蔑的眼色。

我本可以对他说——正如我在这里也要对每一个受雇于中国政府的外国人说的——「唯一真正的高贵，是更高的品格。」在中国的外国人要想让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官职受人尊重，就得开始配得上他们的地位，否则他们就是在帮着使这地位遭人憎恨和轻视。可惜有些本地官员也得学这同一课。

在远东住了几年，我注意到对外国人的尊重不幸在日渐减少。祸根在于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身居高位就可以不必遵守生活中寻常的本分。结果是——我在海峡殖民地和印度各地常常看到——那些要求别人对他最恭敬的人，最不努力去配得上他们所要求的恭敬。这主要就是为什么在东方对外国人的尊重正在减少，而且我毫不犹豫地断言：东方和远东的一般欧洲人并不尊重东方人。他认为中国人、马来人、缅甸人、印度人待在那里就只是为了干苦活的。新来的人一般会在自己身上发现一种惊人的个人的无所不能，甚至在他还不会说当地话之前，就被这种感觉迷住了，随着年纪渐长，这种感觉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在中国——关于中国人，今天这话同在远东别的地方一样真实——本地人待在那里是干苦活的，他干得心满意足，大体上还是高高兴兴的。可是他不会永远这样心满意足、这样高高兴兴。他不会永远忍受一个他知道自己眼下还不敢还手的人的鞭打。〔见原注二〕总有一天他会还手的。我们以前就见过这样的事：在某个时刻，某种内在的力量寻路冲向光明，于是发生了爆炸：一场大动荡，各种严重的骚乱，而因为有些欧洲人被杀了，天朝政府就被要求赔款，而且赔得很重。赔款付了，可中国人的自尊心仍然隐隐作痛。

在我孤独的跋涉中，我吃力地爬上光秃秃的沙土山坡，看得见宽广肥沃的坝子隐藏在起伏的山间洼地里；我在这些山上艰苦地劳作，时而消失，时而又出现，怎么走的、走到了哪里，我几乎算不清。突然，绕过一个难走的拐角，一幅壮丽的全景展现在眼前：下面是一片起伏的山谷，许多溪流灌溉着它，长着麦子，一片青绿。在起伏的山半腰，一道高高的山嘴是行人停下来交换旅途见闻的绝好地方。这里有两个囚犯，脚上戴着镣铐，白布衣服上打着死刑的印记；旁边是粗糙的木笼，他们就是关在里面由四个人抬着走的，他们同那几个人随随便便地混在一起，编些粗俗的笑话。六天以后，刀就要「砰」地落下，他们的脑袋就要滚落在云南府的刽子手脚下了。

进楚雄府〔见原注三〕——这一站苦力们管它叫九十里，其实不超过七十里——的时候，我被领到路边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那店主责备我的听差，说他竟想让我不在他这漂亮的客店里润一润嘴唇就走过去。要是我那样做了，就等于宣告我作为一个旅行者对名声毫不在乎了。

不过我没有在这里过夜。我穿过城，到了一座新房子，那是一家客栈，我探头往里张望。一个衣着体面的小伙子客客气气地迎上前来，一面打躬作揖，一面好像在说：「好先生，我们极其乐意趁这个机会，让您尊贵的本人和您的随从光临我们的寒舍，使我们荣幸。我们早就知道您的种种美德；我们早就希望您来我们这里。对您这样一位坦率高贵的人，我们不能有所保留。您的坦诚的性情叫我们高兴。啊，大哥，请在这里马上卸下您的行装吧。」

我住下了，结果房钱比我在中国全部漫游中任何一个地方都要贵。我的经历同戴维斯少校一八九九年到这座城来的时候不一样。他写道：

「这座城的人特别守旧排外。他们那样讨厌外乡人，以至于城墙之内不许开客栈，也不许外地人来开铺子……电报线最初架到这里的时候，闹得很厉害，城里人对这种新奇的通信办法反对得那样坚决，以至于电报局不得不设在协台的衙门里，那是唯一能免遭破坏的地方。」

我住的那家客栈的老板约莫五十岁，身材魁梧，有些发福，相貌端正，脾气好，言谈举止无拘无束。他有个漂亮的女儿。他同中国一般的父亲不一样，他以女儿为骄傲，就像他以他的房子和他的饭菜为骄傲一样。可是凭良心说，他本该为他的要价大大地感到羞愧，因为我的听差说我被多收了两倍的钱，我也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话，因为他还算诚实。我在新加坡曾经有过一个听差，在我自己的听差动手术的时候当了三个星期的「替工」〔见原注四〕；算错账、办错事、做错买卖、出错、行为不端，花样百出，要是他再在我这里待一个月，我就只好收拾起全部家当走人了。

我在这里住了一天，希望拿到我的信件，可是只有幸看见了装信的邮袋。邮袋封着，邮政局长无权拆封。

我经过的那一带没有电线杆；电线是钉在树干上的。电报线一直穿过楚雄府的坝子。进坝子的时候要过一座乡间小桥，桥就在一座相当漂亮的塔下面，从塔上可以极好地俯瞰老城。往北门去的那段城墙建在一座高高的小山包上，那里还有另一座塔。城墙里面，半个城是荒地。这里有四个小家伙骑在一头懒洋洋的水牛背上玩得正欢，那水牛为了赶走一只讨厌的蜜蜂，猛地一扭头，把这四个人全甩到了地上，他们便为这件事打成一团，互相咒骂。

这一带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特别地「中国味儿」。我想，我不是第一个走过一座又一座城镇、发现所看到的一切，尤其是房屋，都有某些相同的、不可避免的、因千篇一律而叫人恼火的样式的人。有人说，诗意不在事物之中，而在我们心里；可是在中国，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的家里和生活中很少有什么诗意：那些房子全是死的住所，就连最好的也是这样，是一些没有生气、没有光彩的光秃秃的家。在西方的劳动阶层中间，可以看到一种处处都有的、给人慰藉的美，那是从妇女的手中生出来的。住处局促，钱袋有限，饭桌简朴，一个有这种天分的妇女却能想办法把一切弄得井井有条，在家里的每一样东西上都用上心思和巧思，给没有生命的东西注入灵魂，添上那些微妙而动人的点缀，就连最粗野的人也感觉得到。可是在中国，妇女不做这些。她的生活缺乏美感到了极点。她的家里没有令人愉快的即兴之作，也没有带着个性印记的点缀；从系一条缎带的手法里，看不出那种迷人的巧思。到处都是同一类家具和摆设，同样形状的桌子、凳子、条凳、床、炊具、画，一切都一样；她持家的一切细节都是那样冷漠乏味。中国妇女没有迷人的技艺，不如说那是一种寻常的、可怕的、日复一日的苦役。她不像妇女应该的那样，在家里表现她自身的优雅；她同她的西方姐妹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她不可能在衣着上也表现出性格上那些小小的个性——一切都永远是一个样子。不过我对女士的衣服知道得太少了，所以就不说了。

我出城的时候，高高的山上正在采石。人看不见，可他们的锤击声听得清清楚楚。每撬下一块大石头，这些抡锤的人就冲着过路的人大叫，叫他们当心脑袋，然后推石头一把让它滚下去；要是它滚到你身上，那是你的错，不是他们的错——你当时就该留心待在别的地方。要是石头堵住了路，就得由走路的人另开一条路。就在采石场的正下方，一个乞丐拦住了我。「老洋人！老洋人！」他大叫着。石头落得正急；他现在大概已经不坐在那里了。

中国的面相学者并不多。这里给什么人留下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光是一路派来护送他的那些兵，就足够一个研究者研究的了。他用不着到更远的地方去；因为他会碰到胖子和瘦子，勇敢的人和懦夫，有的有脑子，有的一点脑子也没有，有礼的和粗暴的，矮墩墩的和瘦高个儿的，可个个都是无赖和说谎的人。旅行者总是对他们的轿夫感兴趣；我对他们的兴趣常常比他们对我的兴趣还大，直到分手的时候。那时，从他们一开始当差起就一直惦记着的「茶钱」〔见原注五〕，才使我们以某种方式彼此靠得更近了。

我在楚雄府出客栈的时候有点匆忙，因为我的人吃饭磨蹭了好久，结果我绊在蹲在门边的那个衙役身上。他开心地大笑起来。要是我摔在他身上，他就不会这样笑了；不过这没关系。这位城中芸芸众生里的一员可不是美得叫人眼花。他身材极不匀称，大脖子很大，天花的蹂躏给他留下了一张丑得出奇的脸。不过——写下这一点是为了给他增光——他懂得了生活不是空谈。他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迈着牛一样的步子，雄赳赳地扛着他那荒唐的官差兵器——那不是一杆枪，而是一根巨大的雕花木杖，很像古时候老式木床的一条腿——一眼就能看出这一点。他那瘪进去的、没有牙的嘴，和一只斜眼那莫名其妙的瞪视，使他的丑陋更添了几分；他还是个罗圈腿，从前做过火药工，丢了两根手指和一只耳朵的一大半。可是他懂得了本分简单的奥秘：他没有梦想，没有包罗万象的抱负，似乎并不想成就什么大事，除非说他在小事上的忠实为成就大事打下了基础。他对我无微不至地侍候；他热心于我个人的舒适和安康；他不因为专注于同他无关的事而把生活弄复杂——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这个外国人，他对我忠实地、一丝不苟地尽了他的本分。我敢打赌，这个人脸难看，身材也难看，对一个除了无言的赞许之外几乎无法同他交流的人却极其和善，他是一个极好的公民，一个极好的父亲，一个极好的儿子。

另一个旅客就大不一样了，他毫不客气地硬凑到我跟前，嘴里照例说着「请饭，请饭」，虽然他并没有饭可请。他一开口就对我那匹慢吞吞地一瘸一拐跟在我后面的坐骑「小锈」大加赞美，赞得离了谱。据他所记得的——这可怜的无知的蠢驴——他在他那广泛的旅行中——大概是从云南府到大理府，如果有那么远的话——从来没见过这样一匹马；可事实上，「小锈」前一天在石头缝里把右前蹄的球节扭了，这会儿正瘸着呢。我这位不请自来的同伴穿着那到处都有的蓝布衣服，还算体面，中等身材，身子结实，却笨拙得几乎近于畸形，一举一动都带着一个左撇子、左脚子那种不雅的笨拙。他走路一瘸一拐，同我一样害着脚疼；要不是脚疼，那就是比脚疼糟得多的毛病。那一整天他一刻也没离开我身边，他唯一的好处是：我们喝东西——当然是喝茶——的时候，他徒劳地央求让他付钱。在这一点上，他倒像是我年轻时的某些朋友的影子。

不过，人说得够多了。

从楚雄府一直到大理府，整个地方都带着逐渐荒废衰败、从较好的时代一落千丈的可悲迹象。楚雄府大概是这条路线上最要紧的地点，被提到可能作为拟议中的云南铁路的一个站。

这一带从一八五七年那场大规模的回民起事的可怕后果中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曾经宏伟的建筑，地基仍然矗立在那里，意味深长得可怕；荒凉的土地上到处是废墟，把过去好日子的故事讲得明明白白，讲得太叫人伤心了。那些庙宇，原本放在帝国最大的城市里也配得上，有精致的木雕和石雕，有贵重的、诡异的石像，有特别精美的佛教里那些叫人毛骨悚然的地狱和主管地狱的怪物的造像，有小巧的装饰性的塔和繁复的拱门，如今都没人用了；百姓要造什么新房子（这一带现在很少造新房子了）需要材料的时候，就去庙里拿，于是庙被拆得更厉害了。在繁荣的日子里，云南想必确实是一片美好的土地，明朗、欢笑、迷人；如今却恰恰相反，百姓过着悲哀、平淡、毫无色彩的日子。

一连三天，我的行列前头走着十二个人，由一个敲锣的类似工头的人领着，抬着一口巨大的黑棺材，棺材上精心地披着红蓝两色的丝绸，照例有一只白公鸡坐镇，一条腿用两根稻草拴在棺盖上，它在上面起劲地打鸣。他们的使命是光荣的，是把受人尊敬的死者送到他永久安息的最后的床上；因为这个死人实现了人类命运中最高的心愿——让自己的骨头埋在他少年时生活的地方附近，埋在他的家乡附近。这是中国人珍视和崇敬的一个简单的习俗，对死者是最高的荣耀，对生者也有不小的好处。对死者，是因为葬在祖辈的家乡附近，他在来世就不会受到那种混乱复杂的生活里种种虚妄的诱惑；对生者，是因为它给十几个人提供了好几天的活计，让他们能花死者的钱痛快一番。一种没完没了的、难听得要命的哀歌，同这场合的悲哀相称，划破了山间的空气，只有在抬棺的人把棺材放下，把这位大人物的遗体搁在路当中的一对支架上，自己去喝酒祝他在天上快乐、抽死者亲属给他们的烟叶的时候，才停下来。有一回，这位中国功德的积累者〔见原注六〕被毫不客气地撂在草地上，因为领头的人同其中一个家伙展开了一场对骂——据说这家伙因为个子比同伴矮小得多，老是同大家步子不齐。工头为他的无礼把他揍了一顿。

到镇南州的时候下起雨来，这是个约有三百户人家的小镇，我在街上最后一户人家里避雨。房主是个干瘪的、长着大脖子的驼子，他和气地接待了我，把他那锅白菜从火上端下来，给他这位不速之客烧茶；我给了三个小孩几文钱，这三个小家伙张着嘴，呆呆地望着这个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他们父亲火塘前的怪物，房主表示出极大的感激（感激到这种地步：他挪动身子要把孩子们往我跟前推的时候，差点跌进火里）。又进来了几个，我便大方地把好意转向他们；接着又来了一些，还有更多，更多，而那个人从嘴里拿下他那四英尺长的烟袋，用他那脏衣袖擦擦烟嘴，递给我抽，一面看着我分发更多的铜钱，一面笑着。

「他们全是我的。」他狡黠地说。

可怜的人！那里一定有一打小家伙，半吊铜钱的最后一枚从我的指缝间溜走的时候，我想到有些人落到了什么地步，不禁叹了一口气。〔见原注七〕

出了镇，在一座牌坊的背风处——这牌坊也许是为纪念本地一位贞节的寡妇而立的——我解开铺盖，穿上雨衣，戴上风帽。一阵大风刮过来，我的手指冻得发疼，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我们正这样忙着，一面议论着风暴会不会来，一个家伙从一顶巨大的草帽底下大声嚷道：

「算了，到沙桥街只有五里了。」

我们还得走三十里。云南人对距离的概念就是这样。〔见原注八〕

不过风暴并没有来，从此以后，我的人总提醒我把风帽和雨衣拿出来放在外面，当然，一部分是为了减轻他们的担子，一部分也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个好兆头。

原注一：「官」是中文里「官员」的意思。

原注二：我见过一个欧洲人，他对一种东方语言一知半解，只因为以为一个亚洲人是个傻瓜，就把那人打倒在地，而其实是他自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苦力带来的口信被这个自负的职员误解了，结果，正因为他对当地话只懂这么一点皮毛，他让他的商行损失了五万元。——丁乐梅

原注三：当地读作「辞雄府」，开头的音发得很重。

原注四：意思是替班的人（马来语）。

原注五：字面意思是「喝茶的钱」。

原注六：「积功德」是中国宗教生活的基本修行之一。

原注七：镇南州海拔六千五百英尺，后来我又到过一次。那一回我的行列有两匹马（一匹我骑着）、两个苦力、一个仆人，加上我自己。我们走到通往镇上热闹地方的那条街当中的牌坊时，我的牲口差点把我摔进沟里，另一匹马则跑进了附近一户人家，两匹马都是被鞭炮吓着了——有个人正在一块祖先的牌位前磕头，那牌位是特意抬到街上来的，鞭炮就在他周围放。一片可怕的喧闹声搅得空气翻腾。我躲进最近的一户人家，把马拴在窗户上，一位和善的老人和他那位举止得体的老伴像欢迎回头的浪子一样殷勤地接待了我。中国人好客的真诚，同他们在有意对外国人表示敌意时那种不友好一样强烈。我刚刚摆好饭，喧闹声停了，我们吸进的不是空气而是火药烟，参加磕头仪式的人全都围到我身边来，默默地赞叹着不肯走。我的听差走过来，用人人都听得见的声音「悄悄」告诉我说，镇上这一带买不到熟饭，苦力们要去吃饭，我得留下来看着马和担子。他告诫聚在这里的人群，要是他们珍惜自己的好身板，最好别碰我的东西，赶快走开。我那友好的主人关上了门窗，只留下我看着我们行李的那扇，马上就和和气气地打听起我的过去和一般人生的种种沧桑来。幸而我能给老人充分的理由向我道贺：我的祖宗世系，我自己的高龄，我有几房妻子、几个子孙——大多是「小犬」——每一个好奇的来客进来喝茶的时候，造就了此刻正在给众人助兴的这个人的一位又一位德高望重的祖宗，就一个接一个地生动地浮现在众人的想象之中，并且被加上了种种年高德劭的荣耀。（中国人把儿子称作「小犬」。）

原注八：在这里过一条河的时候，我脚下一滑，口袋里一盒胶卷滚了出去，我伸手去捞的时候，又让装着胶卷的照相机掉进了水里。我很失望，因为我最好的照片大多就这样（我以为）毁了。可是到了八莫冲洗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一张胶片被水泡坏，盒子里的那卷和相机里的那卷，每一张都照得很成功。伊斯曼柯达公司的防卷曲胶片能在河里浸过而不受影响，这是对该公司的褒奖。说起来，这些胶片本该在我拍摄之前六个月就冲洗掉的。——丁乐梅

第18章

十八、受惊的女人四散奔逃·到鹰窝·一场杂技表演，以及冲着作者的一场报复·翻山到普棚·一场壮丽的风暴及其描写·躲在「万古磐石」里·伙伴们的吃苦耐劳·清晨的例行公事与若干印象·中国人不堪言说的肮脏·当地的倮倮·妇女的体格·向往汉人的习俗·毫无技巧的建筑·神话学、人类学、颅骨学与洪荒时代的议论·在云南驿·平坦的地方·不知节俭的人们·到红岩·非同寻常的一天·旅人在严寒中弄不到吃的·半夜受惊·及时解围·一头牛在我门口被宰·同路人的冷漠·离开一个古王国的都城·坏路与好人·坚忍不拔的民族美德·人吃病死的牲口·红岩的民家·戴维斯少校与民家·作者的不同看法·小脚越来越时兴

可是风暴第二天来了，那天我们正往普棚去，在那九十里路上要经过这一程的最高点。这个高高的山口名叫鹰窝关（英武关），海拔八千六百英尺，在两道山脉之间慢慢地往上走，再陡爬两个钟头才登上去；雨雪把路弄得滑溜溜的，叫人恼火，走起来极其吃力。虽然路况糟得足以叫人泄气，可是覆盖群山的茂密森林、秀丽绝伦的山沟、飞泻的瀑布、奔流的小溪、闪亮的山涧，还有藏在深深浅浅、各种色调的一片绿色迷宫里的一小块一小块的残雪，那景色的崇高，使这段攀爬倒不如我们随后要走的那些窄路累人。爬到半山，我们碰上一串马，在那条二十英寸宽的路上，直到它们走过去，我都提心吊胆了好一阵——稍微一歪，一滑，一挣扎，大概再一声喊，我就会一点磕碰都没有地直落下五百英尺去。

我们一起往前走，快到这座山之前，看见一些女人背着米袋子。她们也看见了我们。有一个提心吊胆地从我身边平安走过。其余的随手扔下担子，没命地逃开了；我的一个兵——他的幽默感同我小时候不相上下，那时我常把奶油硬糖粘在主日学校老师的秃头上，把大头针弯起来叫小男孩坐上去再站起来——冲她们大喊一声，她们便笔直地一头扎过树篱，跳进一块灌满了水的稻田，那双「莲」足和浅蓝色的裤子糊满了稀泥，样子狼狈极了。其中一个傻女人在挣扎着想逃开的时候，四脚朝天地摔在烂泥里，凭她那双小脚根本站不稳，要不是那个吓着她的人照我的吩咐去把她拽出来，她就要没顶了。尽管如此，她们湿漉漉、沾满泥巴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把她们那并不难看的身段的每一道曲线都显露出来，样子实在不怎么好看。其中有一个，二十来岁，长得挺标致，她没有跳进田里，而是平躺在灌木丛后面的地上，指望这样就看不见她了，这时她走上前来，眉目含情。不过我们把她们打发走了，我敢拿性命打赌，下回再看见外国人，她们是不会再「撒腿就跑」了。

现在我们到了「鹰窝」。许多旅行者都提到过这个地方。在这里侍候我的是一个干瘪的、走路拖拖沓沓的男人，他的妻子——同中国一般的妇女相反——似乎一手掌管着家里家外、床铺饭桌。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一个下山的中国人正要骑上他的骡子，偏偏那牲口正伸头去够一根稻草。他刚把腿跨过去，骡子又往前迈了一步，骑骡的人便整个儿重重地一屁股摔在我的一个苦力的腿上，把苦力连同他那碗茶一起掀翻，茶泼了他一裤子，也泼了我一裤子。对这场杂技，我忍不住大声叫好。

可是事情还没完。

我坐在一条窄板凳的一头，这个苦力坐在另一头。他突然站起来，伸手去够那只公用的盐罐，我就摔了下来——那一大群露天吃饭的人对这场漂亮的报复哈哈大笑，笑得塞满饭的嘴里都喷出饭粒来。

这以后我就走了。下到一片肥沃的山谷，从谷底望上去，更高的山耸立着，看上去黑沉沉、阴惨惨的，陪着它们的云也黑沉沉、阴惨惨的。现在我们得越过那片仍然把我们同普棚隔开的起伏的地带。起初那一段有点像克利夫顿丘陵，有点像达特穆尔。这一带很穷，百姓几乎懒得为偶尔路过的人烧点开水。

风暴突然来了。我躲在一块凹进去的岩石下，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在淹了水的平地和光秃秃的山头上，一片黑暗，就像夜里一样。没有太阳，红土看上去成了褐色，褐色看上去成了黑色，树木在狂风的肆虐面前无可奈何地摇摆着，好像遭了死神的打击。闪电在浓重的云层间不停地劈出叉状的、绿莹莹的白光，那些云层从山顶险恶地低垂到下面黑暗的山谷，仍然满载着蓄势待发、尚未倾泻的暴雨。太阳从那残酷的云层中一道窄窄的缝里胆怯地、紧张地探出头来，远处那一小块地方刹那间被照成金色和紫色，闪电在它上面以天上的对手的姿态飞舞，显出了天空那位艺术家的神来之笔。接着出现了一道彩虹，色彩最为甜美，灿烂辉煌，精致绝伦，柔和得像乐园里吹来的气息，把它那雄伟的拱门从一道山脉跨到另一道山脉，横越在渐渐消退的阴霾之上。正当人如饥似渴地饱览这奇特仙境里那个幽暗角落的片片景色时，一阵震天动地的、雄壮的霹雳终于在我头上炸开，天上的电光又可怕地在大地上闪动，斜着，往上，又往下，又往上，消失在岿然不动的群山之外，就像一千个受折磨的灵魂逃离但丁的地狱。我就坐在这里，坐在那块真正为我裂开的「万古磐石」里，很高兴在我和那无限者的声音之间，除了我自己这卑微的泥胎，没有别的人的接触，没有别的人的声音。我好像站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巨大的未知世界的边缘。天在怒吼，雷在咆哮，狂风嘶鸣着，呻吟着，发出一个孤独的、受折磨的灵魂那种绝望的哀号。冷得要命，而我从头到尾都浑身湿透地坐在那里。

在那荒凉的山上，我就这样成了最孤独的人类中最可怜的一粒微尘，却一点也不觉得孤独。大地的面容带着愤怒的狂暴皱着眉头，肆虐的自然之力那种可怕，把别的一切都压得渺小到化为乌有。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在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中这样的时刻来得太少了——站在某个依然讲述着世界的童年故事的偏远之地，人内心最深处的天性会因为一种与这一切合而为一的感觉而颤动，那是人的言语无法表达的。一切都那样壮丽，叫人生出一种超乎理解的敬畏，一种对自己在尘世的渺小的奇特的恐惧。这些画面，由我们共同的母亲用有力的笔刻在人的记忆里，是不可磨灭的，却又完全无法表达。正如在我们自己的灵魂里，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们一生中最深的情感，当我们深入我们大家共同的那位慈母的深处时，我们也发现人的言语同样是一条完全无用的表达途径。要让我们的灵魂同大自然这种无声的雄辩和谐共鸣，要领略那些风吹雨打、直指苍天的群山的甜美，要听懂那些奔流的河和那些巨大的峡谷不曾说出的信息，要感受大自然的心跳和她的美与我们内心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完全和谐，我们就必须保持沉默，不受打扰，最好是独自一人。这不是华而不实的感伤——在华西，这片至今未被人类那吞噬一切的文明之流所玷污的土地上，每一个真正热爱古老而可爱的大自然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在现代生活的重压下，在人类日益独占他所居住的大地的进程中，对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对他们可以说，内心最高的幸福来自在广阔的天空下、在不受打扰的孤独中独自冥想——知道还有一些与世隔绝的地方，人的脚从来没有翻动过那里的泥土，在那里，远离同类的视线和声音，我们甚至可以暂时摆脱令人烦恼的西方生活那种侵犯人的、不自然的桎梏，这是一件美好的事。

不久，就好像一根丝线突然被割断了，我被从一个甜美无限的世界拖回到一个世俗的、日常的领域，拖回到我从前熟悉的东西那里……「……或者，大自然是什么？哈！我为什么不把你叫作上帝？你不就是『上帝的活的衣裳』吗？啊，天哪，那么，真的是他在不断地通过你说话，他在你里面生活和爱，他在我里面生活和爱吗？」〔见原注一〕

我听见竹扁担的嘎吱声和湿透了的滑溜溜的小路上啪嗒啪嗒的脚步声，知道我的人来了。我从岩石底下爬出来，又降回到平常的事情上，不得不听我那些中国随从说些叫人恶心的话，不过我懂的词很少，这倒使我没有完全失去对那幅正在消逝的伟大图画的记忆。太阳透过云层照下来，云层又让位给了蓝天，片刻之前笼罩一切的黑暗已经消失了，我们随着落日若有所思地下山进了镇。这座山是整块的砂岩，每天成队经过的马踩出来的高低不平的车辙，变成了一张由细小的溪流织成的网。

我的伙伴们浑身湿透了，他们却毫不在意；他们马上就干起活来，而我急急忙忙地伸手到箱子底，吞下了奎宁。他们围坐着喝热水，以比平时更好的口才，大谈他们的家乡东川府在自然上和超自然上的种种好处。他们也确实有理由这样说，因为在整个华西，我不知道还有比它更美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五十个人同我一起起床——他们是往四面八方挑运各种货物的苦力，在我住的这家大客栈里避雨。我吃早饭的时候，冻伤的手指怎么也使不好筷子，饭粒喷了一地，他们则在进行清早那一套肮脏的例行公事。他们蹲在四处，拿着脏兮兮的洗脸布，黄铜盆里盛着半品脱油腻腻的水——那盆的形状就像文明世界的汤盘——冲洗之后脖子上还留着水痕，他们把污垢擦进头发里，就认为自己洗过了。有人从屋里出来，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一手拿着抹布，一手端着脸盆——这是去作他们的晨浴。啊，这些人的肮脏，那不堪言说的肮脏！但愿中国人能学学日本人的干净，虽然就连日本人的干净我也要打个问号。在东方的几年里，我还没有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间见到过能同英国那种仅次于敬神的清洁相比的清洁。

普棚的人见到我很高兴。他们殷勤地跑来跑去，给人和牲口弄吃的，那些妇女虽然穷，却心情轻快，极其随便地同我的人开些意味深长的玩笑。

这个镇上有许多倮倮——可以说全镇的人口都是倮倮出身，不过要是我对哪一个居民说这是事实，他多半会大为恼火，那我可就要倒霉了。男人是最难分辨的——汉人和部族人之间差别很小。可是在妇女身上，差别往往极其明显。汉族妇女的皮肤比倮倮出身的妇女白得多，她们的风俗和举止，撇开明显的口音不谈，也显然足以相当确凿地证明种族的差别。不过，倮倮同汉人混杂几年以后，就很难分辨了，因为大多数倮倮妇女现在都说汉话（在这个镇上，我没有听到任何汉语以外的语言），不少男人也受了足够的教育，即便不会写汉字，也能认得。这一带倮倮人在种族上的进步，远远超过大理府以西的同族人，那些地方的人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他们的语言和生活、衣着习俗。这里的妇女一般体格比汉族妇女好，主要是因为她们干的几乎全是户外的活；可是随着她们开始学汉人的样子，过更多坐着不动的生活，这种好体格大概会渐渐消失。已经有不少人缠脚了。

我一大早出来的时候，寒暑表是零下二十度，我的鼻子冻得通红，没有了知觉。「风帽」〔见原注二〕和大衣都得用上，可我完全没想到一出镇就有一个钟头的陡坡在等着我，爬到最高处时，我浑身大汗，就像在热带打了三盘网球一样。

山荒凉光秃，没有一点能让人在自然美景里忘掉艰苦攀登的疲劳的东西。村子时不时地出现在眼前，伸展在坝子的尽头，有白色的山墙、红色的墙和黑瓦的屋顶，可是那一天我们只经过两个村子。头一个是个小地方，要不是那面厘金〔见原注三〕旗子，它就会彻底衰败了；有了这面旗子，就能毫不留情地从赶马人身上「敲」出钱来，装进那位兴旺发达的关卡委员的腰包。这里只有十一二间摇摇欲坠的披屋；有五六个身体垮掉了的男人慢慢地走过来，久久地瞪着眼看，对我那寒碜的行装里最寻常的东西都感到惊奇，我对他们满怀同情。他们似乎比我迄今见过的任何人都更穷，在人类的阶梯上也更低。一个二十五岁上下的男人穿着一件破衣服，我在上面数出了不下三十四块补丁，形状、大小、料子各不相同，像天书一样毫无技巧地拼凑在一起，遮住他那满是疮的脊背；可是他那褐色的、没洗过的皮肉仍然有许多地方露在外面。

看着他们，人不愿意去想这些生灵也是人，是同自己有着一样情感的人；因为一切真实的和想象的兴趣，一切本该开阔人的心胸、使人同众生共鸣的话题，都被怎样为他们那一家子病恹恹的小崽子弄到米这个压倒一切的考虑压碎了。这些人没有脑子；或者即便上天格外厚赐了他们脑子，他们在劳作中也不用——光靠他们那双粗糙的手，就挣得了一天的吃食。而这些泥顶泥墙的住处——这就是他们的家，在我看来比没有家还要糟。在他们的建筑里，连一点构思的痕迹都找不到——这里的中国人仿佛纯粹是碰巧把房子造成这样的。我回应着他们惊奇的目光，心里只能想：他们的世界一定是非常、非常古老了。不过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在这里谈他们。对他们稍作一瞥以上的观察，就会把我引进一场无休无止的神话学、人类学、颅骨学和洪荒时代的议论之中，而这是不会得到读者普遍赞同的。对于那些愿意研究这类问题的人，我要说：「动手吧！」要揭示奇特地交织在这些人生活中的原始成分，足够花上一辈子的工夫。

在云南驿，彩旗和怪里怪气的街头装饰叫这地方在我眼里显得丑陋不堪。拥挤的镇子正为某位要来的官员大肆张罗。我一个官员也没看见，只看见一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当然，他完全不认识我，还以为我又聋又哑——他客客气气地把他的东西从客栈最好的房间里搬出来，把房间让给我住。我以得体的分寸、带着几分激动，竭力反对他搬出来。他坚持要搬。我带着庄重的慈祥对他微笑，说我住一间小一些的房间就行了，并且照这个意思吩咐了我的人，还补充说，我对同路人的一切是非公道之心，都不容许他作出这样的自我牺牲。他仍然坚持。我又笑了笑，这一回是平民仰望大人物时那种怯生生的笑，勉勉强强地让自己被整个儿推进了那间最好的屋子。

这本来就是我从一开始的打算。我虽然对中国人那套荒唐的国礼并不太熟，却让他以为我对此十分精通；而他呢，也遵守着那套荒唐的日常礼数，走的时候多半在骂自己被撵了出来。他这是割了自己的鼻子来跟自己的脸赌气。

不过，说实话，我不能否认这家伙非常客气，可他偏要认定我不可能说真话。后来，我在暮色中刮胡子的时候，他指着我，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冷笑着说：「英格力士人！英格力士人！」然后抱着一大堆衣服、几小罐吃食、公文和别的零碎东西一溜烟走了，还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不相信这样一位尊贵的人竟会不懂中国话这样一种卑贱的语言。

既然没看见官员，我便认定他们等的就是我了。我在一间泥地的小屋里慢慢地吃着米饭和白菜，鼻子尽可能凑近我的油灯取点暖，这时中国生活的不舒适硬是压到了我身上，我却想象自己正过得很快活。我在这家客栈里是过得最好的；别人一定更冷，吃的东西肯定更差，可在我看来，这一切却已经是凄凉到了极点。

从镇子对面的一个小村子——我在那里一个老太太摇摇欲坠的屋子里，精疲力竭地在火边坐下，吃了陈年沙丁鱼和热米饭（糟糕透顶的搭配）——有一片坝子一直伸展二十里到云南驿，平得就像英格兰的沼泽地区。路很好（不过到了雨天一定糟透了），要不是路面上那些十五英寸深的车辙毁了路面，我真想开一辆汽车过去。我还认识一个人，就算有车辙他也会这么干：他以碾狗、撞小孩、撞坏人力车、撞上牛车之类为乐——他准会极其痛快地这么干。

可是那是怎样的贫穷啊！怎样的女人！怎样的孩子！几乎无一例外，女人们的脸都被贫困和最起码的生计磨损了，一辈子的奴役和苦难抹去了脸上一切愉快和亲切的线条。在刺骨的寒冷里，她们，女人和孩子，蜷缩在一小堆冷杉柴火周围，那点火连保住她们身上本来的热气都不够。一幅漫长的、不知节俭的贫困的凄惨图景。

去红岩的那一天可怕极了。我弄不到什么吃的，寒冷又给了我一副壮牛的胃口。对我来说，能吃一顿饱饭简直是天降横财。

最后我们在路边一张小桌子旁坐下，那张桌子经受过岁月的考验，摇摇晃晃，被虫蛀得千疮百孔。我们像猪围着食槽一样围坐在一起，那家的猪就在我们脚边刨来刨去。我对一次又一次的吃食上的失望变得不耐烦、爱发牢骚了。我并不渴望那些娇生惯养、穷奢极欲的人堆得满满的餐桌，我要的是吃的。我是一个穷人，早就忘了饮食上的讲究，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要的是果腹之物，不是开胃小菜；要的是活命的东西，不是娇养皮囊的东西；我要吃的。

在这里我吃到了。饿的人要吃饱了。

那是一场污秽的狂欢，一幅可怕的景象，一幅饿坏了的人狼吞虎咽的可怕画面。这顿饭叫人想起「最不雅观的那种生理功能」。我们吃的是「面」，那又长、又油腻、又脏、又滑、又黏的没骨头的白条条——我现在还看得见它！还有摆在我面前的那半罐沙丁鱼，茅草破烂的棚子里那几条破凳子，那毁了的灶，那泥泞的土地，那些憔悴的、饥饿的恶棍——我又全都看见了。〔见原注四〕

不过应当说明，我离开了大路，翻过一道没有人住的山岭。要是我一直走「大路」，吃的东西本是很容易弄到的。

我在红岩过星期天，它有幸款待了我，在辛苦疲惫地走了一个星期之后，这是一次愉快的休息。我到得很晚，这座古镇崎岖的街道沐浴在银色的月光雨里，空气寒冷，下着霜，一小群一小群好奇的人来到自家门口，尽管他们自己很穷，却讥讽地嘲笑着这样来到他们中间的这位尊贵的旅行者。

同外面的这番热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收留我的那家客栈里发生的事。生意很清淡。三个不起眼的旅客——挑担子的苦力——加上我和我的人，就是付钱住店的全部客人了。正是为了图个清静，人家才给我选了这家客栈。我听说，这家人的清静是被迫的，因为一位傲慢而刚强的太太刚刚抽风死了；现在夜已降临，我们都吃过了饭，那深深的寂静——至少是中国式的那种寂静——看来要一直不被打破，直到新的一天到来。我这里的房间有一道俯临后院的游廊，半夜里我坐在那里，谁也看不见我，仰望着无情的天空里那些永恒不变的星星；我就这样站着的时候，一阵风从夜的大门里吹出来，吹过群山，叫我发抖，与其说是因为身上冷，不如说是因为一种孤独和被囚的感觉。因为有四个兵走上了我的游廊，死期似乎近了；我先望望那云彩掠过的天空和星星那冷冷的、钢铁般的闪光，再望望那几个带着枪的兵，不禁头晕目眩，因黑暗和孤独而战栗，一种莫名的恐惧像一个看不见的、陌生的敌人潜伏的影子，盘踞在生命的中心。

他们同我说话，我也不在乎他们说什么。我假装不会说中国话，看着这四个人围成一圈，慢慢地、低声地商量着，用不着先知的头脑也看得出，他们在讨论怎样才能最好地抓住我。他们要杀我吗？我的听差和我在这地方的其他朋友都睡得正香，不知道他们的主人正处于这样的困境。有人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了那几个不太客气的发问者。他们又问我要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大概是我的护照。我没有护照，心里咒骂自己的运气，离开东川府的时候竟忘了把它装上。

在我看来，他们显然是在决定我的命运，至少在寂静的夜里似乎是这样。我仰望着天空，心想自己是不是很快就要知道星辰和苍天的秘密了；而那几个人似乎在注视着我灵魂的秘密活动。外面的风不停地呜咽着。

突然，我的门吵吵嚷嚷地开了，一道亮光照在我们身上，我看见了店主那魁梧的身影。这下没事了。不一会儿，我的一个人来了，解释说这几个兵是去迎接一位从大理府来的官员的，上头的吩咐是要他们在红岩迎候。他们把我当成那位「官」了。

所以我的末日还没有到。可是现在，几个月以后，每当我半夜站着听风声，每一声呜咽和哀号里似乎都带来那可憎的一夜和那四个带枪的兵的记忆。

好像没过多久，我又被门口的响动吵醒了。往外一看，我发现一头牛，四只蹄子被一根草绳捆在一起，正在临死前的剧痛中翻滚；屠夫手里拿着一把刃长二十四英寸、仍然血淋淋的残忍的刀，低头看着他那挣扎着的牺牲品，露出一种残酷的讥讽的笑。他立刻就在我的门口剥了牛皮，把牛肉切开，老张就在一旁等着为我的晚饭挑最好的一块。我的三个同住的客人蹲在旁边，洗他们那聊以塞责的脸，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们那脏兮兮的洗脸布拧了又拧；他们用起那到处通用的牙刷（食指！）来；一头死牛就在离他们吃热气腾腾的米饭的桌子两英尺远的地方被肢解，这在世界上可是一点也无关紧要的小事。

红岩是古时一个本土王国的旧都，那王国在公元七四九年被灭了。通往赵州的那条路在那一年之前很久就修好了，此后从来没有修过（这一点是我凭想象说的，不过要是我算得差得很远，我会大吃一惊）。村民们把构成这条破路的公家的石板和小石块据为己有；残留的水坑告诉你这个故事，路太坏了，旅人不得不比平时早一点起床去经受这番磨难。今天这条路实际上同沿着长江岸边走一样糟。可是我看着我那三个人的耐心和体力，他们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说说笑笑，扁担上挑着将近七十斤东西，一句怨言也没有，我就有点为自己感到惭愧了——我的本分只不过是「走路」，却还那样大惊小怪。这些人准备为很少的报酬干很长时间的活，因为不管这种极其累人的劳动报酬多么少，总比一点都没有强——他们是这样看得开的。

那种默默的坚持和坚忍不拔的耐心，是中国人的一种民族美德——能够毫无怨言地等待，默默地忍受一切。这种美德在这个国家不时遭遇的大灾难中看得更清楚。一八七七至七八年的那场可怕的饥荒，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使几千万人无家可归、无衣无食；他们被赶出家园，在大地上流浪，没有家，也没有希望。遇到这种情况，政府什么也不做。想活下去的人就得自己去找活路；在我整个漫游中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贫困被弄成了一门何等精确的学问。在这样的灾难中，中国人是地球上所有的人里，只要有一线机会就会挣扎下去的人。要是他运气好，他就又成了一个农夫；要是运气不好，他就把这处境当作不可避免、无可挽救的而接受下来。中国民族具有世界上最出色的能力，能以坚毅忍受人生的种种不幸和弄不到活命之资随之而来的种种苦难。他们的神经不知怎么同我们西方人的神经不一样。

在中国，什么都不浪费，不仅在吃食上，在一切关系到日常生活的事情上都是如此。

牲口病死了，那无关紧要。照样从头到蹄、从皮到肠子全都吃掉，奇怪的是，他们似乎也并不因此受害。在江底（前面一章提到过），我看见一匹马被推下山坡推到河里。它还没死，可是据我看，它是害肠炎快要死了。它的尸体被切开，好几个人等着以每斤四十文的价钱买它的肉。

从红岩往前，我碰到一种以前没见过的人。他们是民家（僰子）。

戴维斯少校在他那部关于在云南旅行的出色著作的末尾写了一篇论云南各族的专论，大概是迄今写得最好的一篇；他写道，他只在大理府和赵州的坝子上碰到过民家人，在赵州以东从来没有碰到过。那是十一二年前旅行时的事，而如今红岩有了许多民家人家，这就证明了他们作为一个部族，肯走得更远去谋生的进取心。几乎可以肯定，民家原先来自本省边界和丽江府一带与大理府坝子和洱海之间的地方。他们大多穿汉人的衣服；许多妇女缠脚（这种做法越来越时兴），不过不缠小脚的仍然占多数。离大理城几里远的一座小城里，居民全是民家，我毫不费力就能认出一个汉族男人或女人——脸上有明显的差别。民家人的鼻子大些，眼睛一般长得开些，皮肤也黑些。女士们时兴穿粉红色的裤子——这是女性那卑下的弱点的痕迹！——不过这绝不是种族的区别标志。

原注一：卡莱尔，《旧衣新裁》。

原注二：风帽，一种长长的中国棉帽，从头顶一直罩到肩膀上，用带子在下巴底下系住。——丁乐梅

原注三：谁都知道，厘金就是关税。在中国的大路上，到处都会碰到厘金局卡，门口有旗子作为标志。——丁乐梅

原注四：一个来月以后我又经过这个地方，相信我写上面这段话的时候，我的肝脏一定出了大毛病。要是在夏天的基拉尼，没有什么比云南驿和红岩之间那两个湖更迷人的了。一片片浅绿的草木，夹杂着红褐色的房屋，沿着湖岸伸展，同湖水的绿色形成愉快的对照；湖水沐浴在柔和的阳光里，没完没了地拍打着房屋的墙脚。早晨的天空是那种美得无法形容的淡蓝，安详地俯视着起伏的灰色和褐色的小山，那些山仿佛把一片真正的仙境围在中间、守护着它。当地的风水先生建议把俯临湖面的山坡作为死者安息的地方，那可没有看错。一切都古老而原始，却又简朴而辉煌；我的一个随从提醒我注意那些电报线时，我吃惊地发现，只有这个孤零零的东西代表着我们西方人所说的文明。然而没有什么东西带着野蛮的痕迹；百姓虽然辛苦劳作，却快活而知足，守着他们那慢吞吞的马帮——我们要是能够的话，很快就会用火车头把它取代。农夫赶着水牛，扶着《圣经》时代那样的犁，耙着红土；背着婴儿的妇女采摘已经成熟的庄稼；孩子们四处玩耍，年纪够大的就在田里帮父亲干活；苦力们匆匆忙忙地同邻村交换货物，只要每天挣得两顿饭吃下肚，就心满意足了；官员，这些安分的百姓的统治者，带着古时的排场走过——不是坐现代的马车，不是坐现代的客车，而是像他遥远的祖先那样，坐着人抬的轿子。什么都很充足——够大家用的——可是大家都得出力去取得。没有贪婪，他们那不多的需要很容易满足；在这里，正如在我旅途中处处看到的那样，平民百姓中间没有发财和聚敛财富的欲望。他们想要的是活下去，是学会只按照粮食生长所需要的那样少地劳作，是做父亲、做母亲，是在他们看来从生活中得到最多的东西。谁会反驳这一点呢？他们不是用西方的眼睛来看的；我们也不、也不能用他们的眼睛来看。可是，过这种同太初时一样的简朴生活，确实有很多可取之处；这不是不开化，不是野蛮，公正的旅行者在中国，即便在他自己的教养所带来的种种互相冲突的情感之中，也只能得出一个看法：我们要是愿意的话，可以从天朝人在他自己国家里那种古老的生活中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然而，正是这些人，以后可能会在种族竞争中粗暴地同我们推挤。

我并不是说，当中国人接受西方的风尚、同西方普遍接触的时候——我相信我可以说，总的来说，这是所有开明阶层的愿望——他还会保持那不多的需要。事实上，他不会。他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奢侈，也许还更奢侈。我见过海峡华人在他们那些华丽的俱乐部的赌桌上，一夜挥霍掉的钱，同有些欧洲侨民一年经手的钱一样多；他很快就会有他的汽车、他的马和马车，以及数不清的别的财富的装饰品。所以，如果说在民族演进的过程中，进步意味着中国人也会要求欧洲人现在所要求的一切，不再满足于他在走向新目标的过程中的现有生活条件，如果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把每人的生活费用提高到同西方人相等，那么，在争夺种族优势的斗争中，他就会失去他现在无疑具有的许多优势。可是，如果他逐步吸取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现代海陆军装备和技术方面的一切，以及使各国强大、在西方造成真正进步的一切，同时又继续保持他现在这种艰苦节俭的生活——按比例算，这种生活的花费还不到西方的十分之一——那么，在他加入各国争夺最终霸权的斗争时，他的优势将是无可置疑、无法估量的。

问题是，他会这样吗？

如果他会，那么西方就大有可怕的了。中国眼下正在某些地方前进，等到她在全帝国都这样前进的时候，到时候（这是完全公平、自然可以预料的）她的军队人数将比任何欧洲强国可能有的都多，而她每个战斗兵员的伙食开支将低三分之二。再进一步，假定中国应验了我们的担心，像军事专家们所断言的那样，甚至在我们这一代，单凭她的人数——撇开那种非凡的耐力不谈，每一个写中国和中国人的作者都一致认为，地球上没有别的民族能超过这种耐力——就成为一个同样强大的军事强国，那么她就能向西方发号施令了。可是，再问一句，她会这样吗？百姓会继续像现在这样生活下去吗？

我个人相信中国人不会。我相信，随着这个民族更多地按照西方定下的进步路线前进，她的需要也会增加，生活的开支也会随之增大。就连云南人也开始承认他们没有寻常的舒适了。在帝国的其他地方，百姓已经开始懂得舒适、卫生、照明和一般的组织意味着什么——在家庭里、在城市里、在乡村里、在全国。

他们也在懂得这一切都要花钱，也许还意味着一种更高的社会生活状态。为此他们并不在乎花钱。他们不会半途而废——他们要彻头彻尾地干到底。而在将来，无论远近，当我们发现他们——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能在一切方面同别的国家竞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不会只学到力量的源泉而不同时吸收一些弱点；即便他们学到了西方的一些美德，也逃不脱西方的恶习。——丁乐梅

第19章

十九、清晨奇特的预感·一个想说英语的人·云南的青年与维新运动·英语教习·略评所用的办法·无视几百年的习俗·一个冒冒失失的四川人·传教士与教育运动·基督教与外国人的地位·中国人在种族上比欧洲人低劣吗？一种有意思的看法·欧洲的和平与中国的完整·赵州的厨子挨了一顿好骂·作者的接见会·百姓天生的「教养」·生男孩的故事·关于下关·不会说中国话的作者在客栈里的遭遇·他怎样占了一个官员的上风·一座宏伟的庙·观音与和尚

今天早上，我在一道高高的山嘴脚下，看见两个笨手笨脚的家伙穿着仿造的欧洲衣服拖拖沓沓地走着，我竖起了耳朵——好像附近有欧洲人。其中一个穿着一条长腿的卡其裤，上面可笑地打着中国蓝布的补丁，一件伦敦式剪裁的花呢上衣，也打着中国蓝布的补丁，还戴着一顶破破烂烂的埃尔斯伍德太阳帽。这是我用望远镜看到的。不久，从曲折小路上的一个凹处出来一乘四人抬的轿子，这下我毫不怀疑路上有一个欧洲人了。在一个内地旅行时很少碰到同类外国人的国家里，谁都会自然而然地好奇起来，我也一样。我急忙往前赶，在一处头顶上枝叶遮住光线的地方赶过了那乘轿子，所以透过窗子看不见里面，而前面的帘子又放着，我断定那一定是位女士，大概是位女传教士。我赶到最近的一家店——当然是茶店——扣上外衣，免得她看见我的脏衬衫，等着那位贵人走近。从里屋透过一扇窗户，我能看见外面发生的一切，外面却看不见我。在华中快要见到一位欧洲女士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叫一个男人的心怦怦直跳呢？

不一会儿，轿子来了。从轿里出来一个人，裹着一件宽大的、皮里子皮领子的大衣，比他那矮小的身子大了好几号——是个中国人。他大步朝我走过来，把好几个人推到一边，以一种热情的「握握手，老伙计」的架势伸出手来，用最纯正的口音大叫：「早上好，先生；早——上好，先生！」

「噢，早上好。你英语说得真好。我祝贺你。一路还顺利吧？你要去多远？很暖和吧？」我等着。「碰到一位会说英语的先生真有意思；这是个愉快的变化。」我又等着。「你愿不愿——」

「早上好，早上，早——嘿，嘿，嘿。」

「可是对不起，你愿——」

「早上，早上——嘿，嘿——嘿。」

「是的，你这个傻瓜，我知道是早上，可是——」

「是的，是的；早上，早上——嘿——嘿——嘿——嘿。」

然后他就朝门口走去，一点也不难为情。后来他又回来，请我说中国话，大概以为我正纳闷他为什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一个十足的傻瓜。我得知这位尊贵的先生的姓恰好同一种家禽同音（「纪」与「鸡」）。他告诉我的时候，轻蔑地指了指一只那种长羽毛的东西。他在成都或不在成都的时候会不会说中国话，或者他是不是有个儿子对我的语言懂得很多、那时正在成都，我都没法完全弄明白，他也解释不清。他把我的行列大致看了一遍，然后把审视的目光转向我那身普通的花呢衣服，告诉我说那料子没法同他的相比。他能坐四人抬的轿子旅行；我却得「走路」。这一切都非常「不好」。

过了一会儿，他摆着一副空架子走了，我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心里觉得——是的，为什么不说出来呢？——很高兴这个从天而降的人不是一位女士。

这个年轻人——不过是个半大小子——浑身上下都显出十足的自信，他那一类人常见的种种表现都证实了这一点。我猜想，他是那些承担远远超出自己能力的责任的雏儿中的一个；或者，要是他是那一大批年轻人中的一个，我也不会惊讶——那些人只懂一点英语皮毛，完全不能对话，却挂牌当起英语教习来。我发现这在云南新兴的阶层中间相当普遍。他们在讨论学术和哲学问题时那种泰然自若、恬不知耻地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样子，是很惊人的。我所说的这一带的中国人，是些没有多少头脑的小人物：这就是一个标本。然而，平心而论，今天在中国，维新的工作主要是年轻人的工作，他们虽然只具备了一部分干这项工作的条件，却以十足的自信和相当的劲头去从事它，他们懂得还不够多，意识不到自己承担的事有多么困难。在日本也是这样做的。那里的年轻人对妨碍国家改组的一切都要争辩和怀疑，把父母的教诲、祖宗的权威、几百年的习俗都抛在一边——中国如果要同她为自己树立的理想日本并驾齐驱，也必须这样做。中国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热衷于改革和进步。这个年轻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过，在中国西部，要符合改革和真正进步的精神——而不是眼下让他们心满意足的那种装模作样——他们就必须改变他们的做法。

进赵州的时候经过十七块纪念牌坊；从山上走近时，这地方看上去特别有现代气息。

一个样子极其难看的人，头顶上有个窟窿，浑身是疮，在这里走到我跟前，称我为「先生」，接着便发表了一篇演说，大意是：他是四川人，认识长江下游那边的传教士，知道他陪我到下关〔见原注一〕去是会受欢迎的。他把自己插进了我那个行列的正中间。这是一个在远在另一个省的地方同传教士打过交道的人，他知道自己会受欢迎。我喜欢这一点。在云南的全部旅程中，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传教士的价值——在远东所有的人当中，传教士最容易受到恶意的批评，而且，应当说，批评他的一般都是对他的工作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的人。你不能用皈依的人数、用单纯的统计数字来衡量传教士的工作。我敢断言，西方正是通过传教士对中国施加压力、向中国提供政治观念，并把能使她把这些观念付诸实践的材料和工具放到她手边——这还是撇开宗教教导不谈的。在普及教育方面也许尤其如此，借助普及教育，旧中国变成新中国的过程将不会那么漫长和艰难。百姓也许不要传教士——我丝毫没有说他们要——可他们需要知道他的力量和他那一类人的力量的秘密，他们必须学习他的语言、他的科学、他的机器、他的轮船、他的军队、他的无畏舰。他们认识到，外国人有用，不在于他能做什么，而在于他能教什么——所以他们容忍传教士。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对外国人的国策，这项国策正以惊人的速度被百姓所接受。

撇开一切民族偏见和爱国之情不谈，问一问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是否真的比西方人低劣，是很有意思的。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说了很多。我直截了当地说出我的看法：中国人「并不」低劣，我同他一起生活得越久，他教给我的东西就越多。

「这个问题，仔细考察起来，其实同政治力量或军事效能、或者（恕我对本杰明·基德先生不敬）相对的生活水平、甚至同我们所谓先进文明通常的那些物质附属品，都没有多大关系；它是一个应由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和颅骨学家、而不是由对人情世态走马观花的观察者来回答的问题。日本人民现在——按照西方的观念——比半个世纪以前开化得多了，可是如果说从进化的观点看，他们现在是一个比那时更高等的种族，那就错得可笑了。即便在这个『匆忙』的时代，进化也没有那样快。日本人之所以进步了，不是因为他们的脑子突然变大了，也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和智力一下子跃进了，而是因为在几百年的闭关自守之后，他们同西方各国的交往使他们看到，欧洲文明的某些特色，对于加强和充实他们自己的国家、开发它的资源、使它有力量抵御侵略，会大有用处。如果日本人作为智人的一员，五十年前比我们低劣，那么他们现在也比我们低劣。如果他们今天同我们平等——而现在举证的责任无疑落在想要证明他们不平等的人身上——那么，我们对东方各民族的起源和历史的了解，尽管很不充分，也肯定会使我们确信中国人同样同我们平等。没有正当的理由认为中国人在人种上比日本人低劣。他们闭关自守的时间比日本人长，是因为直到最近，他们走出闭关的必要性还没有那么迫切。他们花了更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西方科学和西方文明某些特色的价值，是因为新思想渗透一个很大的国家要比渗透一个小国家花更长的时间，也因为中国境内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十分富足。」〔见原注二〕

西方也必须懂得，欧洲的和平取决于中国的完整。因为这样的时候就要来到——不是在读这几行字的人中任何一个人的有生之年，但必然要来到——那时中国将凭她的实力，凭她大量受过训练的人，凭她发展起来的海陆军力量，能够对世界各国说：「不许再有战争。」而她将强大到足以使这句话得到执行。

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一个具有如此罕见的体力、在重重困难面前具有如此惊人的耐力的民族，想必注定是要去完成某种更崇高的使命的，而不只是以坚毅去忍受人生的不幸和饥饿的苦难。批评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西方批评中国人，因为他是异教徒，因为他们不了解他。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憎恨和害怕西方人，其理由恰恰同假如情形倒过来、会使我们憎恨中国人的理由一样。

我不必去追溯从中国人最初开始表现出对外国人的猜疑、轻视和恐惧，以及他们对把外国人引到天朝来的动机和目的所作的解释以来的历史；那太占篇幅了。可是，如果我们西方人今天在各处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尽到我们的本分，宽厚地把他往最好处看，事情就会比现在变化得快得多。因为中国人浑身都是矛盾，满是似乎无法解答的谜，我们就马上称他为野蛮人，不努力去了解他，也不懂得足够多的他的语言去听他说话、了解他的观点。不过，这一切都在慢慢地过去——也实在是太慢了。可是中国仍然在进步，如今这个世界上最老的人又在变成最年轻的人，而且他还有各国所积累的一切阅历和长处可以依靠、可以学习。

赵州给了我一家很像样的客栈，前面最上头的那间房有一个铺得很好的院子，给旅人的一切便利都有——那是说，就中国而言。

我们早早到了的时候，客栈的厨子兼挑水的人正在街上玩。我的人发了脾气，咬牙切齿，口吐白沫，急得不得了。店里唯一的男人是个可怜的老头儿，他傻乎乎地把他那光着的脑袋往我站的地上磕，表示极大的恭顺，也是暗示我该扔给他几文钱，然后又回到太阳底下接着干他的事——用他身上仅有的那件没洗过的衣服擦他那已经发炎的眼睛。我可怜他；他知道这一点，便利用我的怜悯，直到我请老张对他说了几句狠话才算完。厨子露面的时候，他本人以及他家谱上所有已死和活着的人，都在我那几个同伴的咒骂之下挨了一刻钟的狠骂。老爷——因为我下巴上长着胡子，大家通常用这个尊称来称呼我——要洗脸、要喝茶。他走路走累了。他是位洋大人。这个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厨子，这个不是人的蛆虫，难道不知道有个外国人来了吗？接着他们又把耻辱一层层地堆上去，把中国下层百姓中常见的种种最卑贱的出身都加在厨子头上——谢天谢地，那些话我并不全懂。

那天晚上，全赵州的人都到我屋里来向我致敬，来赞赏我的东西，还要我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都送给他们。显然，对许多来打听我是谁、从哪里来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新发现。有一个家伙穿着昂贵的绫罗绸缎，花里胡哨——大概是借来的——大摇大摆、趾高气扬地来了；等他得知我不能、或者不肯同他说话的时候，他那张难看的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失望。他提到他是城里有教养的人之一。可是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有教养。我自己的苦力虽然一个字也不认得，却真正是「有教养」的——他们是我同行过的最有礼貌的人。无论如何，这种教养虽然表面多于实际，在中国却有一种普遍性，外国人在百姓中间走动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一点；它是一种润滑剂，使社会的轮子转得更顺。这个人在选择颜色的趣味上可没有什么教养。他完全缺乏和谐感，看见跟着他小跑的那个小男孩，人会以为约瑟的彩衣又特地为了教诲我而复活了。他是个古怪的家伙，这个花花绿绿的人。尽管一再请他坐椅子，他还是偏要蹲着——为什么东方人个个都能这样蹲，而五十个欧洲人里却没有一个能行呢？

老张后来告诉我，这个人的妻子刚给他生了第二个儿子，正大肆庆贺。生孩子，尤其是生男孩，在任何一个中国人家都是一件大事，人们极为担心有鬼怪潜伏在屋子周围作祟。临产之前，要请一个巫师来，把一切邪气赶出屋子，保得平安。这叫「驱邪保太平」。接生婆也同时到来。要是生产时疼得厉害、很艰难，就要放鞭炮、放枪，或者想出别的类似的办法来吓走鬼怪。人们常常操心，孩子出生后头一个上门的必须是个「有福气」的人，因为孩子要是碰上一个「命不好」的人，一辈子的前程就可能毁了。四十天之内，外人不进产房。男孩周岁那天，亲戚朋友送来衣服、帽子、饰物、玩具和红蛋。把婴儿放在地上——大地是他最先接触的地方；他生下来就落在地上的一个坑里——在他周围摆上各种东西，比如书、笔、筷子、钱等等。他最先摸到哪样东西，将来就干同那样东西有关的行当。〔见原注三〕

这天正是第四十天，所以我的这位来客把他那可鄙的尊容硬塞给我，给我面子，一直待到深夜才走；这时又来了一个害着髋关节病、只有一只眼睛的人——而且那只眼睛也可怕得很——来看我能不能给他点药治治。

将来，下关大概会有一个规模很大的砖瓦业。在离城十五里、赵州那一边，现在已经有许多人靠这一行谋生了，人们很容易就能梦想出一家「下关砖瓦有限公司」来：现在这些开路先锋的孙子们跑去买晨报，看股市行情，轻便铁路同那条还没修的干线接通了，如此等等，如此等等。

下关大概是从云南府到缅甸的主要商道上最繁忙的城镇。大理府虽然在发展，却只是个官府所在的城，下关才是它的商业集散地。此后过了些时候，我在这里过了一个星期天，住在我在中国进过的最大的客栈之一。它有不下四座楼，每座楼都有一个铺了石板的长方形院子，所有的房间都朝着院子。我到了以后不久，就听说有一位武官要来，他正要到昭通去对付那场叛乱——关于那场叛乱，读者已经知道得不少了。可是我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这时店主走到我跟前说：

「洋官，请你出去吧！」

现在，这位洋官不出所料地待在原地没动，宽宏大量地、表示默许地笑了笑，请店主——一个胖胖的、快活的独眼龙——坐下，然后一声不响。一次又一次地有人告诉我，要我腾出来，把最好的房间让给那位官员和他的副官；可惜这位发问的人偏偏傻乎乎地认定外国人耳背，这可于事无补。他用洪亮的低音对着我的耳朵大喊他的要求，他挥手，他指点，他打手势。可是中国话和中国人的举止，对一个糊涂的外国人来说是很难懂的。我这个可怜的傻家伙，努力用中国人在情形倒过来时会用的那一套办法来对待中国人，呆呆地、木然地瞪着一片似乎叫人莫名其妙的无限，怯生生地说了一句：「我听不来。」他于是知道我「听不来」，便把我的听差叫了来，因为这时那位副官已经沉着脸在我的门口张望了；可是叫他恼火的是，老张同样没能让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于是，最好的房间仍然归我。

不久那位官员来了，我的狗一上来就把他那条看门狗撕咬了一顿，扯掉了它半只耳朵；半夜里，我的一匹马挣脱了，同官员一行的一头骡子站起来打了一架，把骡子弄得瘸得厉害；外国人穿着睡衣出来制止事态扩大的时候，碰上了那位官老爷本人，先是踩了他的鸡眼，然后在黑暗中把他死死地挤在墙上。我的马从那骡子身上咬下了好几块肉。洋官当然是占了上风；第二天早上，那位中国官带着六乘轿子和大约一百五十个随从离开的时候，洋官愉快地笑着向他道别，对方可没有热情地回礼。

我走出客栈的时候，碰到一个佛教和尚，又老又破败，小腿肚上有一个化脓的大伤口，拄着一根棍子几乎走不动——他大概是要到大理府去找医药传教士治病的。这位精神导师确实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大概现在已经把袈裟和职分上的种种好处交给更有活力的年轻人了。

下关的大街带着横跨路面的拱门，叫我想起托特尼斯的大街；望着白雪覆盖的群山和山脚下那举世闻名的湖这一壮丽的景象，那风景可能叫人误以为自己正在春天的瑞士。大理府不愧「华西的日内瓦」之称。

在讲云南府的那一章里，我提到过大理府的军队，可在这里我亲眼看见兵丁们在操练，我在欧洲也很少见过比这更好的一群兵。武职道台驻在这里。进步是惊人的。在帝国最西边的府永昌，统兵的长官甚至会说英语。

离大理府十里的那座有名的庙里，有一尊杨大人的像，他在回民起事期间是个显赫的人物。我的人不知怎么得到一个错误的消息，说他是东川府人，于是全都跪下来，在像前磕头。然而这个杨某是个十足的畜生，有他在的地方，年轻姑娘没有一个是安全的；不过作为一个军人，他是不屈不挠的。供奉他的那座庙叫观音堂，〔见原注四〕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一样对观音崇拜得这样起劲。那些好说笑的人说，几年前，大理府受到叛军威胁的时候，观音变成一个力大无比的人，背着一块几吨重的石头——大概是要去堵路——救了这座城。叛军看见一个女人干出这样的事，大为惊骇，心想男人们该是什么样子，于是掉头就逃了。城里的居民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和尚们睁大眼睛盯着好处，极其巧妙地利用百姓的想象。我看见那块石头在一个荷花池的中央，池上有一座建筑，观音就坐在里面，不是作为一个举重的女人，而是作为一位慈祥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儿；全帝国没有哪一尊像她这样受人青睐，因为据说她能把男孩的出生安排到给和尚钱最多的人家去。想要儿子的妇女来求她，一文一文地把铜钱朝神像扔，扔中的就算成功，走的时候便相信自己会生个儿子。等这些受了骗的女人都走了，和尚便脱掉鞋子，卷起裤腿，走进水里，把钱捞起来供自己受用——有时多达三万文。

原注一：大理府的商业中心；官府所在的府城还要再走三十里。——丁乐梅

原注二：见庄士敦著《从北京到曼德勒》，伦敦约翰·默里出版。本章的其他一些想法也得益于这部笔调生动的著作。——丁乐梅

原注三：经过打听，我发现这个习俗在华西的某些地方并不普遍。——丁乐梅

原注四：即供奉慈悲女神的庙。

「观音是一个国王的三女儿，美丽而有才华，年轻时就喜欢像出家人那样打坐。她的父亲、母亲和姐姐们恳求她不要虚度『青春』，要她出嫁，国王还答应把王位让给她选中的人。可是不，她一定要出家。她进了『白雀寺』，尼姑们让她干最低贱的活；龙为这个年轻的小婢打开一口井，野兽为她背来柴火。国王派兵去烧尼姑庵，观音祈祷，天降大雨，把大火浇灭了。她被锁着带进宫里，要她在出嫁和死之间作出选择。在审问她的那间大殿楼上，有音乐、有歌舞、有宴饮，种种声色都足以引诱一个年轻姑娘；王后也劝她离开尼姑庵，顺从父王的心愿。观音宣称她宁死也不出嫁，于是这位仙女般的公主被绞死了，一只老虎把她的尸体驮进了森林。她下到地狱，地狱却变成了一座乐园，开满了百合花。阎罗王看见关押罪人的牢狱变成了一座魔法花园，吓坏了，求她离开，好让善人和恶人各得其应得的报应。一位神仙给了她『长生不老的仙桃』。她回到人间时，听说父亲病了，便捎信给他说，要是他派一个使者到『香山』去，就会给他一只眼睛和一只手作药；这只手和这只眼睛都是观音自己的，一用病就好了。

「她是母亲们的守护女神，我们只要想想儿子有多么宝贵，就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这样热心地崇拜她了。」——杜步西，《中国的三教》

第三程

大理府至澜沧江河谷

第20章

二十、去澜沧江河谷的各站·徒步之旅中最难走的一段·作者行医·星期天的独白·怎样应对逆境·中国人的生活与欧洲古时的比较·妇女们对欧洲人的热情·热热闹闹的送行·我的苦力「麻秆」，那个爱唱歌的人·以笑代哭·马自寻短见·林区的房屋·山间的小聚落及其百姓怎样过日子·险恶的路途·到黄连铺·在河边歇息，兼述我的同伴·我的人怎样对待电报·处处没有隐私·挑夫的抱怨

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华西的城镇和村庄，景致都饶有趣味。每一处都构成一幅新的画面，有岩石、河流、树林和庙宇，有雉堞的城墙和翘起的屋顶，挤满了叫人眼花缭乱的细节。

说这话的旅行者，我并不是头一个。立德先生的几本书里都说到过这一点。他说：「在欧洲，除了纯粹荒野的风景以外，尤其是在美洲，观赏许多最美的景色时的愉悦，往往因为人的作品那种生硬的新而打了折扣。自从模仿西方建筑和服装的狂热降临到日出之国的岛屿上以来，日本现在也是如此。可是在华西这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插进来破坏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在我们现在就要进入的这片地方，自然的壮丽胜过我离开三峡以来所见的一切。顺便说一句，我不妨向宽厚的读者承认：当我再次经过下关、再次往西走的时候，我已经很累了，我的脚起了泡、磨破了，每一天、天天都是艰难的行程，而现在我又面对着迄今遇到的最难走的一段——实实在在没有一里平路。

我走的路线如下：

第一天，合江铺，九十里，海拔五千零五十英尺。

第二天，漾濞，六十里，海拔五千一百五十英尺。

第三天，太平铺，七十里，海拔七千四百英尺。

第五天，黄连铺，五十里，海拔五千二百英尺。

第六天，曲硐，九十五里，海拔五千二百五十英尺。

第七天，沙阳，七十五里，海拔四千八百英尺。

太平铺（离大理府两天路程）荒凉凄冷，高踞在云端，绝不能称作一个镇；它只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地方，在黄连铺和漾濞之间那段难走的路程中给人提供吃睡而已。

同大多数在五十年代回民起事的蹂躏中遭了殃的小地方一样，它也见过好日子。农舍笨拙地挤在海拔七千四百英尺的山间岩架上，各自立在一大片荒芜未垦的地里。这里的人是倮倮出身，可都说汉话；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仍是土著的，离他们所向往的理想还远得很。他们穷，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肮脏、多病、衰颓，因此他们的日子过得凄凉乏味，毫无开化可言。妇女们——可怜而卑微的女人——也照着某种样子缠脚，可是她们要在田里干活，要爬山，要在大自然只有极力才能征服的地方同它讨价还价，真正的「莲」足对她们来说只能是梦里的事。不过，缠一缠，哪怕模仿得再蹩脚，也能让她们多一分嫁给汉人的机会。

我在这里过了星期天。我晚上洗漱的时候，门口那些看我的人里有一个老太婆，她同我的听差极其轻声地说着知心话，结结巴巴地解释说，她的小女儿发烧病倒了，问他能不能劝他那位她完全信得过的洋主人跟她去给看看。老张劝我去，我就去了。我在黑暗中从滑溜溜的石阶上摔下去，一直跌进阶底的一桶猪食里，小腿都磕破了。我把身上最脏的油污和烂泥往泥墙上蹭掉一些，借着一盏忽明忽暗的灯草灯的光，看见了那个「孩子」，她躺在屋里最暗的一个角落里地上的一张草垫上。我估计她有三十五岁了，黑头发一团团地乱缠在一起，她躺的那张床臭虫多得发臭，两英尺开外就是做一切饭菜的火塘，四周到处都是污秽。那「孩子」一看见我，就撩起她身上唯一的一件衣服，低声说她肚子疼得简直受不了，头疼，关节发僵，浑身都不对劲，还问——「我看她能好吗？」我想她也许好不了。

我急忙跑回去拿我的药箱，拿来一种叫蓖麻油的油，给她服了最大的剂量，后来又给她服了奎宁。第二天早上，她就出门干活去了，老母亲则大大地称赞那个路过的欧洲人治好了她的孩子。这下可就来了一场洪水！他们要更多的药——治发烧的灵药、治牙疼的药，如此等等——可我坚决不给。

在那家四面透风的客栈里度过的那个沉闷的星期天，使我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了解，引得我思索起他们简朴的生活和简朴的需要来。他们不为了弄到金子而砍伐森林；他们不在年轻时挥霍祖产，一天之内毁掉多年的积累。他们守着简朴的需要；他们有一种简朴的趣味，这也是一种独立和安全的特殊源泉。他们过得越简朴，他们的将来就越有保障，因为他们较少受意外和挫折的摆布。在逆境中，这些人不会像被夺走了奶瓶和拨浪鼓的婴孩那样，而是凭着他们共有的简朴，大概能更好地应付任何挣扎。我自己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可是他们简朴生活的道理却不能不加以推荐。中国的千千万万人所拥有的，正是西方的千千万万人在欧洲生活特有的种种碍手碍脚的无谓琐事之中所追求的东西。我们会向往简朴的生活，古时候风俗、艺术和观念上的简朴仍然受到珍视和崇敬；可是除非我们回到激励我们祖先的那种精神，我们就不可能简朴，也不可能回到祖先的简朴。他们具有真正简朴的精神。今天的中国人也具有这同样的精神；可是他们缺少我们的先辈所掌握的那种健全文明的、内在和外在的无与伦比的特征。我们今天的方式不是他们的方式，他们的方式也不是我们的方式；可是人在他们中间走动的时候，不能不意识到：把他们那种简朴的精神恰当地注入我们现代生活的躁动不安之中，我们疲惫的心灵就会少一些空想，多一些对简朴生活中那种真正的简朴的体会。

星期一一大早，太平铺的村民全都出来了，对我就要离去表示惋惜。这些人为了让我舒适周到尽了一切力量，在同他们告别的时候，我向站在旁边好奇地望着的几个小孩扔了一把铜钱，大家都表示赞许，戴耳环的倮倮妇女们互相说着一番番称颂我慷慨的吉利话。她们蓝裤子外面系着一条短围裙，我从她们的视线里走开的时候，她们把手揣在围裙底下，称赞我，议论我，那样子同她们在西方那些更开化的、在洗衣盆边上的姐妹们有时说闲话的样子差不多。

那是一个美丽的春天早晨；鸟儿甜美的歌声穿透下面奔流的河水的喧响，空气芬芳而清爽；我离开村子，开始爬通往群山的石头坡的时候，几条凶狠的狗——只有它们反对我来到山民中间——的叫声，随着凛冽的北风中树叶的沙沙声渐渐消失了。

我的一个人身体不舒服，这是唯一扰乱我们营地平静的因素。

那是「麻秆」。他一直害牙疼，不巧我身边没带牙龈药膏；老张瞒着我往这家伙的腮帮子上擦了些很烈的搽剂，所以现在他除了牙疼，脸上还起了一大片泡，肿得像个布丁。得知我没有办法治好他，也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疼痛，「麻秆」便冲着我的耳朵大吼一声，声音大得足以把周围山坡上坟堆里的死人都叫出来：「不怕的，不怕的」；然后把扁担在驼背上架到合适的角度，高高兴兴地往前走了，嘴里尖声唱着一支中国小调。「麻秆」是我们这伙人里的歌手。他常常在半夜里忽然放声大唱，疯疯癫癫地打破寂静；躺在四周的人冲他吆喝，或者同他睡一张床、唱歌的兴致没有他那么大的人踢他一脚，他就冲着他们大家狂笑。可怜的「麻秆」；他是个古怪的人。他会对着疼痛的人笑，还以为这是同情。要是我们一连辛苦地走了几个钟头，路上弄不到吃的喝的，他也不会发牢骚——他会笑。像那匹马跳下悬崖那样的惨事，把他笑得前仰后合。〔见原注一〕

有一回我撞见他用普通的中国彩线和一根生锈的针缝他脚底上一个张着口的伤口，告诉他这样可能会得血中毒，丢了性命或者丢了腿，他满不在乎。事实上，他当着我的面笑了。不是笑我，一点也不是，而是因为他认为他的笑声大概能骗过主管人体这个部位的疾病的那个魔鬼。刚出普棚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口装着尸体的棺材停在路当中，抬棺的人在附近歇脚吃喝，他走到我跟前，指着棺材告诉我说，那个人「没在」了——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说「死」这个字——他笑得浑身发抖，以至于把担子扔在了尸体旁边，把棺材顶上守护死者魂灵的那只公鸡吓得以为要出什么祸事，拼命地打起鸣来。

离开太平铺以后的十里，路虽然崎岖，却还算平。它从七千四百英尺慢慢升到八千五百英尺，然后突然往下，接着是一段可怕的下坡。我可以用一个英国步兵团的士兵曾经向我描述喜马拉雅山上一道山坡的话来描述它。那是大约八年前的事，几个人在一场招待从印度回国的大兵的吸烟会上，一个酒糟鼻子的家伙讲起他那个营在喜马拉雅山上作的一次长途行军，他描述得很精彩，大声说：「那不是山，那不是坡，那是一道该死的悬崖，老板。」所以喜马拉雅山和我现在描述的这片地方是有共同之处的。

就在这之前，那些美丽的群山——山后就是大理府的湖——构成了一幅值得远道来看的景象。

在陡坡的半腰上，我们碰到几间孤零零的木屋，离太平铺二十五里（反方向走则算作三十五里）。我发现林区的房屋全是木头造的——木桩横放着，两头用榫卯接合，屋顶盖着茅草。你只要从路上走开一步，就进了茂密的山林；这显然比造土房子容易，也便宜，不过对百姓来说，因为缺少可以种庄稼的地，他们的日子更苦。这里的人本质上仍然是倮倮，在棚子底下烧水的大脚女人很难听懂我的人在说什么。

在一段像是布置得很好的庄园一样的平地上愉快地走过一段之后，开始了第二段下坡；一英里险恶难走的路把我们带到一座横跨顺濞河的铁索桥，桥的另一头，在竹席后面藏着一间旧屋，里面有几尊神像，兼作河神和山神。一个样子可怕的两脚动物给我端来了茶和一些可口的烤柿子——柿子烤过以后很像无花果——他还在守孝，没剃的头皮可悲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一面啜着茶，同几个四川人说笑——他们一口咬定在重庆见过我（我一定长得像那座城里的一个欧洲侨民；这已经是第四次有人说我住在那里了）——一面欣赏着前方壮丽的景色。我尤其注意到一座山峰，它直上直下地高耸着，越过一片片密植的松树和冷杉林，那晶莹的峰顶上积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一上路，就朝着它往上爬。不久，我就俯视着一小块一小块浅绿的田地和几间孤零零的农舍，它们就像一个小小的蜂箱，人们可以想象里面的居民打个比方说正在筑蜡酿蜜。这些人远离所有的人类，一辈子孤孤单单地过日子，全然不知道高高在上的那边有一个尊贵的外国人，在惊叹着他们那样耐心地劳作，而这个外国人同他们一样，也有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他们就在那里，高踞在荒凉的山坡上，有他们的欢乐和忧愁，他们的痛苦和惩罚，在家徒四壁的肮脏中挣扎着，养育着年幼的乡下孩子，种出未经加工的粮食。

在云南的这些山上，可以看到成百个这样由几户人家组成的小聚落，远离旅人走的路过着日子；旅人常常希望能下到他们那里去解解渴，同他们一起吃他们的米饭和玉米。这里的大多数是一些孤立的部族人家，他们同族人断了往来，已经没剩下多少种族上的相似之处，却又不完全是汉人，所以很难说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大多数是倮倮。

在这里走路是很险的。一条只容步行的小路就是大路，高高地沿着山的表面曲曲折折，许多地方被冲垮了，另一些地方长满了草和灌木。要是我走错一步，或者在松动的石头上一时失去平衡滑一跤，《徒步穿越中国》就要过早地收场了。我会一路滚下七百英尺，掉进顺濞河里。上午有一回，我看见我的苦力们在我对面高高的一道岩架上，实际上同我差不多一样高，中间隔着一道三里宽的沟。他们是些很小的人，戴着很大的帽子，像忙碌的小人国的人一样匆匆地走着，我的担子看上去像火柴盒。在他们看来，我大概也同样怪模怪样。不过我们都得看着自己的脚下，而不是看着对方。

我们正绕过一个拐角，我惊讶地看见黄连铺就在两里开外了。护送们正在大喊大叫，因为「小锈」从斜坡上滚下去了三十英尺；我一看，只见那牲口站起来，因为看不见我们了，便开始嘶鸣。它习惯于自顾自地往前溜达，这里啃一点，那里啃一点，很少惹麻烦，除了偶尔去追一队马帮，那时就让我的人好好地乐一阵，把它再弄回队伍里来。

那时还不到中午，我们还有四个钟头好走。我是这么打算的。我的人可不这么想。怎么劝他们都不肯挪窝，我多少懂得一点中国人，也就勉勉强强地不作声了。要指望他们接着走到九十里外的曲硐，是完全不合情理的——那是不可能的。我得知他们不肯往前走的原因是：在那个地方之前，没有一间房子好到可以拴一匹马，哪怕是一匹中国马，而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想都不会想带我往前走。他们说，连一间可供旅人歇脚的小棚子都没有。我走过了艰难的地方，一连几英里，踮着脚往上爬，然后又懒洋洋地从一块石头荡到另一块石头往下走。一整天我们都在穿过美好的山林，到处安宁而美丽，可走起来很辛苦。早上，一层厚厚的白霜覆盖着我们四周，到上午十点半，我们沿着山坡的绿色中那条细细的红线走的时候，太阳已经毫不留情地晒着我们了。在这一路上，我常常禁不住想留下来在草地上坐一坐，可我已经证明这对走路是致命的。在云南旅行，人的做法应该是：早出发，尽量少停；要停，就停得够长，好真正歇一歇。在四川，茶馆多得多，人们每走十里就要停一停，一般要歇十分钟。在云南，这种受欢迎的歇脚处没有那么常见，也没有什么引苦力停下来的东西，可是只要稍微有点由头，他们就会停下来抽一袋烟。在这次徒步旅行中，我立下一条规矩：七点钟动身，到吃午饭为止停两次，每次一刻钟（我的人停得更勤些），午饭时我们常常歇一个钟头，这样大家都恢复了精神，准备好去赶这一站剩下的那一截。我们一般四五点钟就走完了。我绝不会否认，到这个时候，一天的量我已经够了。

一到住处，我马上洗脚——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极好的习惯——换鞋，喝许多杯茶，常常就直接钻进我的铺盖里去了。中国的路能把最强壮的人累垮。这里没有马拉松选手；往前走是一件乏味的苦差，常常得手脚并用。

我在黄连铺的房间靠近一根电线杆；那里有一个电报局，我的人马上就往电线杆上钉钉子，表示他们对官府机构的钦佩。电线杆就在他们洗衣服的地方旁边，拿来晾衣服再好不过了：一根竹竿，一头用绳子拴在电线杆的钉子上，另一头戳穿电报员屋里窗户上的纸伸进去。可这算不了什么。多年前，电报刚架起来的时候，百姓轮流把电线扯下来卖掉，算是辛苦钱，又把电线杆砍了当柴烧。这种事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一个犯事的人——或者一个被猜想干过这事、或者要是能干就会干这事的人——被割掉了耳朵，押着沿大路一直走到省城去示众，好让任何打算拿电报用的电线或木料做买卖的同胞都瞻仰瞻仰。

镇子下面，河水沿着一道缓坡平静地流下去。我决定，在一棵树下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花一个钟头准备这份稿子，要比在一家臭气熏天、给外国人没有什么消遣的客栈里闷闷不乐地打转愉快得多。隔壁一群办喜事的人敲锣打鼓放鞭炮，把下午闹得不堪入耳；因为有个欧洲人要在这里过一天，到处照例又是一片大呼小叫。

我把下午的打算告诉了我的人。马上就着手准备把我送到河边去，还向镇上的人公开宣布了。消息传遍了全镇——也就是黄连铺那一条窄窄的小街，它是军用壕沟和英格兰西部卵石铺的院子的一种可悲的混合。结果，我没能独自去那条银光闪闪的溪流边我那个阴凉的角落，陪着我的有九个成年的闲汉、三个男孩，还有几个好像无家可归的光屁股顽童。这些萍水相逢的朋友中，有一个是独眼，髋关节有病，很难跟上我们；一个是畸形足；一个兔唇的家伙只有半个鼻子；他们差不多全都长着大脖子。我现在写这段话的时候，这些好奇却并不粗野的人正像猿猴一样蹲在我周围，一群张着嘴的人正在欣赏他们那位在达尔文的进化上走得更远的同伴和他的速记笔记。下面，我的马正在同那个想给它洗澡的人发脾气，逗得这伙人里更爱热闹的那些人哈哈大笑——

原注一：前一天，我们沿着一道悬崖的边上走的时候，看见一匹马存心自寻短见。它离开同伴，先是朝一棵树撞去，然后把头猛地朝崖壁一扭，最后一跃跳到半空，越过了悬崖。它在这地方下面大约二百五十英尺处着地，然后滚得看不见了。我的人毫不在意，还因为我在意而把我笑得抬不起头来。照他们的说法，那马不过是病了，赶马的人们照样赶他们的路，把马和驮子都交给了老天。这种事并不稀罕。——丁乐梅

第21章

二十一、云南的山·奇绝的风景·在回民中间·曲硐的一幕窘态·可怕往昔的英雄·中国人性格深不可测·骡子滚下一百五十码，安然无恙·给后来旅行者的忠告·去沙阳·在山上遇见藏人·中国人的残忍·与烟鬼同行·戒烟所·在这件事上只能有一种看法·传教士在吸食和吞食鸦片的人中间做的工作

要描绘云南的山，光靠言语实在太无力了。

今天早上我从黄连铺动身，左手边的高山还沉浸在它们自己那片未被打破的阴影里，庄严而宁静，暗沉沉的，煞是好看。对面的山坡陡峭，起起伏伏，线条柔和，偶尔突出一块嶙峋的岩石，陷下一处洼地，被清晨那轮金色的太阳照着，明暗细腻，色彩鲜亮到了极点；正前方，一些更加阴沉的高峰笔直地朝太阳耸立，高出一切，同春天淡蓝的天空形成庄重而有力的对照，远远望去，景象对比分明，又有几分奇诡。壮丽的苍山〔见原注一〕像一幅竖起的白色背景，立在后面，一重又一重黑色的山脊从那里伸出来，在迷蒙的空气里隐隐显现。一座积雪的山峰，白色的尖顶真像一根指向天堂的手指；我站在它的绝顶上，出神地环顾四周，满眼尽是缓缓起伏的黑沉沉的群山，是陡峭而磨人的上坡和下坡，是绿、是金、是黄、是褐，目光落处，是一团交错缠绕的细细的白线，把这一切连在一起。那就是大路。只有我一个人。我手下的人远远落在后面。置身于大地这一片辉煌之中，我心里生出一种异样的敬畏，茫然而惊奇。

一切都那么广阔，那么宏伟，那么叫人透不过气来。只有鸟儿的啁啾打破这份凄清与孤寂。远处那些长成了的松树，就算还看得出来，也矮得像一丛丛粗长的草。有三十里路，道路穿过美丽的树林，高高地在山谷和河水的喧响之上；这会儿我们正飞快地往下跑，一直跑到两道山脉相接的地方，然后又得慢吞吞、累兮兮地爬一段吓人的陡坡，爬上两个钟头还不止。可是一旦到了顶上，那一切劳苦、一切疲惫都算不得什么了，因为在这里看得见整个华西最壮丽的山景之一。远远地，那些把大理府和漾濞隔开的巨峰，正从绽开的云朵那镶着银边的缝隙里俏皮地探出头来——白色的巨人，边缘粗犷而冷酷，尖端朝天，把云层刺开，就像船头劈开深海的波涛；接着，从雾里渐渐现出来的，足足有八道截然分明的山脉，高一万四千到一万六千英尺，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小山，都是我们这四天里费了好大力气翻过来的，个个色彩浓丽，气象雄伟，这样的景致，普天之下也难得一见。瑞士拿不出比这更好、更开阔、更美、更叫人肃然起敬的东西来。这些奇妙的山绕着几道主脉活泼地起伏，壮丽辉煌；树木长得出奇地茂盛；森严的山峰与秀丽的、耕种得好好的山谷，对比那么细腻；自然的面目处处完好无损——瑞士怎么也比不了。

那么，我带着惊奇望着这些庞然大物，觉得它们呼吸的只有永恒与无限，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空气纯净得像天国的气息，四下里一片宁静安详。而且，照事情本来的样子，一个人没法匆匆穿过这遍布大地的美，只能沿着一条累人的路一步一步往前挨，这倒让风景深深印进心里，在记忆中定了格，终生不忘。人被迷住了；这就是那种永远忘不掉的画面。我坐在大地的一个角落里，这角落同世界本身一样古老。这些山还是太初时候的样子，那时一切纯洁美好之物的创造者和维系者看着祂所造的，看着是好的。

这地方辽阔得仿佛人永远征服不了自然：人是渺小的，自然是得胜的。铁路在这里无能为力；这些山大多是横着排开的，大概永远——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不会被现代火车头的喷烟吐气弄得难看起来。照我们西方人定下的标准，它们给开发这个地方设下了那么多天然的障碍，谁都不敢预言这里除了马帮和人力背运之外，还会有别的什么运输方式。自然仿佛俯视着人和他那些刮削大地的玩意儿，断然宣告：「人啊，走开！我不要你。」群山默默地朝天仰起，向它们的造物主致敬；祂的作品大体上必将保持原样，直到永远。

现在是十二点半，到曲硐还有五十里。我们坐在一个叫小水井的地方吃饭，那是一所破破烂烂、老掉了牙的凑合房子，后来我再次路过，碰上恶劣的天气，被困在这里过了一夜。这里的人照例彬彬有礼，待人和气，一派单纯的信任，只是里头夹着一点点疑心。我给一个小孩一块饼，孩子的母亲非要我一遍又一遍地担保、再担保那饼确实能吃，才肯让孩子吃。中国穷苦人的家庭生活——如果那也算得上家庭生活的话——有一种懒散劲儿，同西方的大不一样。家务活很少，家具不过一张桌子、一两把椅子，做饭的家什又那么简单，不会给主妇添多少活计。

今天这里的人干起活来慢条斯理，从从容容，叫赶路的人看了心急。女人们背上绑着婴儿，干活不算卖力，可是干得很久。附近正在盖一所土房，两个女人一边做饭、招呼过路的客人，一边挖土装筐，男人们则拌泥，把泥填进长方形的木槽里，就这样把墙筑起来。在我手边，一个又老又邋遢、头发花白的男人正把他那件棉袄一卷一卷地翻过来，能找到多少虱子就除掉多少。一个流着口水、斜眼的呆子在我旁边劈柴。我站起身来想给女人和孩子们拍张照，她们就躲到墙后面去了。我就这样打发时间，等着脚夫们；他们正坐在大路当中的一根木头上，捧着公用的大碗吃干饭。

吃过饭，我们得横穿一面陡坡。可是我们找不到路，连小道都没有，只看得见先前过去的脚夫和马匹留下的一些刨痕。这一趟不是没有风险，不过我们总算平安到了另一边。我的马倒了霉：有个蠢家伙为了稳住自己，揪着它的嘴不放，结果马一脚踩进一个洞里，把那个傻瓜拖着往下在泥里滑了二十码光景。我的脚夫们自己也正站在最容易摔断脖子的地方，却把外侧的一条腿深深插进泥里歇口气，用他们最丰富的词汇卖力地痛骂那个人，然后才拔出脚来接着走，心满意足，觉得自己摆出了应有的架势，替那个自己保不住面子的洋人保住了面子。随后我们一起穿过一道窄窄的峡谷，下到一片可爱的林间空地，满眼碧绿，清爽宜人，脚下一条小溪淙淙作响，鸟儿在枝叶间歌唱。这个舒适的角落里有一种很别致的情调，回荡着我手下人尖叫的难听回声和怪异的余响。然后我们又一座山接一座山地往前走，走的是一条十英寸宽的小路，塌了，又被水冲坏了，有些地方得抓住不断长出来的草，才能在斜坡上站稳脚跟。在中国，人最好别有神经。

山谷里有一些从缅甸来的赶马人，正用铜锅煮饭，他们的马在山坡上吃草，大多模样可怕，有几匹背上磨破的地方足有一英尺见方。换了别处，这道峡谷的谷底多半是一条河；这里却像一座园子，一片好看的绿茵，中间一条小路穿过去，通往一条小巷，巷子里的原生草木密得透不进阳光。我们进去的时候，有个人出来了，他骑在一匹十掌高的小马背上，连人带铺盖一起驮着；马受了惊，他的跟班就绕到后面，用手里那支枪的枪托使劲打它。马不再惊了。

到曲硐这一路走得很乏味，在长着林子的山上一起一伏。等我们到了河边的几所农舍，那个护送被我的人好一顿数落，因为他领我们走了远路，没有走那条「新」路（所谓新路，我毫不怀疑它已经用了好多代了）。我和几个四川脚夫一起坐在一条矮凳上吃饭，避开了烟，一边听一个半傻的、长着大脖子的怪人讲古，那人看上去穷得衣不蔽体。这当儿那个士兵四下里嗅着要找口烟抽。他和我的人刚才已经互相断定对方都是下三滥，所以我的人的烟袋是不会借给他的。他便向这个半傻的臭家伙借了烟袋和干烟叶；那人把烟杆在他那条八英寸长的裤子上擦了擦，交过去的派头活像一位君王。那烟袋从嘴到锅足有六七十英寸长。

从黄连铺到曲硐算作八十里；其实足足有一百一十里，最后一段路翻过光秃秃、被风扫荡的山，累得要命。

同早上的美景相比，这一带又黑又秃，大风迎面吹来。不过有个脚夫加入了我们，让我精神一振。他对整个华西了如指掌，从重庆到新街，从蒙自到打箭炉，无所不知。你一个劲儿地问，他也乐意回答，可是他非要走在前头不可。只要有人想超过他，他就一溜小跑，快得惊人，背上一百二十磅的瓷器压根儿不当回事，一路还对后面的人大声解释个不停。永平县在右边，离曲硐十五里。曲硐靠着一座钟形的小山挡风，山在一座大山脚下，夕阳把那大山照得一片金黄。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正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之字路，穿过种着豌豆、蚕豆和冬季作物的平坝，一步一步往前走。四块八英寸宽的木板，以各种危险的角度搭在三个木架上，就是那条五十英尺宽的溪上的桥，把曲硐同对岸的世界隔开。我看着人们挑着担子从桥上晃过去，然后牵着小锈蹚水进去。溪水冲洗着它的腿，我就坐在那里晃着我的腿，直到有另一拨客人要过，叫我让路。这些人真是灵巧得出奇。他们在八英寸宽的木板上一摇一摆地走，就像走在铺得好好的大路当中一样。

曲硐是个回民镇子。汉人只有几户——信佛的、信道的，还有别的杂七杂八的人；不过，回民穿戴整齐出门的时候，常常把辫子系在帽子里面，这时他同汉人也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这里明显看不到猪。人们吃鸡鸭和牛肉。我头一次走完陆路之后，大约一个月光景，又在这座城里歇过脚，那回是等我的人去把银子兑成铜钱——这件事总是叫人吃尽苦头。我一边呷着茶，吃着两块米糕，一边惊讶地发现（我一路漂泊，很少有这么深的感触）：这个镇子有六百来户人家，那半个钟头里，竟有那么多人找不到任何对自己、对他们过着单调日子的那个群体有益的事可做，只是漫无目的地盯着这个歇脚的洋人看。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他们急急忙忙跑来看热闹，一边跑一边穿外衣，抹掉嘴上的饭粒，挠着头，一条裤腿挽着，一条裤腿放着，个个都急着在「戏台」近前抢个座儿。街当中流着一条河，有个睡眼惺忪的家伙在推挤中整个儿栽了进去，坐在水里，好像一点也不急着起来，非要先把推他的人痛痛快快骂一顿再说。那些在我桌子近前挤不到立足之地的人，就跑到街上，手搭凉棚遮着太阳，好歹瞅一眼这个一味漠然坐着不动的旅行者。

有几个老油子亲眼见过当年那场叛乱——当时那情形，要不是我已经麻木了，简直像又一场叛乱就要爆发——人群把他们当作可怕往昔的英雄来仰望，他们讲述大家看的是个什么东西、从哪里来，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就算我是一头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野兽，百姓那种好奇之中夹着对某种可怕之事即将发生的古怪预感，也不会比这更强烈了。

不过这时候我已经惯了他们围观，所以写字、睡觉、吃饭、喝水、说笑，连个人私下的日常琐事也照做不误，毫不难为情。要是我特意转过身去，很容易就能把人群里某个好奇得叫人心烦的人瞪得不好意思；可是他一走，马上就有别人补上空缺。看着一些微不足道的洋货——比方说一只普通罐头的盖子，或者人身上衣服的料子——引来一阵又一阵孩子气的兴趣和没头没脑的发问，实在叫人觉得可怜；要是我碰巧对某件印象特别深的事记下几笔速记，就有一种半是惊奇、半是好笑的神情，像电流一样从一个人脸上传到另一个人脸上。就算我是在琢磨天书，他们的嘴也张不了更大了。我此刻正写着，一位体面人问我，一支约翰·法伯牌的软芯铅笔值几两银子。我告诉了他，他笑着退下了，显然以为我在编瞎话。

我到处都叫人群大开眼界，这是明摆着的。可是，他们尽管问这问那，却很少粗鲁；他们的瞪视不过是小孩子生平第一次见到某样东西时的瞪视。这一切都那么难以理解。我的金子银子他们不要；他们只想看看我、摸摸我。不过，人群里有一派人倒确实想要我的银子。

老张一直在买菜，把所有的菜农和菜贩子都招到我身边来了。养鸡鸭的也来了，还有卖草料的、割草的、编筐的，以及曲硐人里商界其他勤俭的成员。我离开的时候，人们排成一行，伸长了脖子，想讨一个临别的微笑。我被送上路时，众人那份好奇，就像我是个刑满出狱的犯人，或是个打完仗回家的将军，诸如此类。于是这个奇中之奇的怪物，从这个镇上那种迷宫般的、叫人头昏脑胀的中国内地生活里走出来，到了稍微清爽一点的地方，心里很是高兴。我弄不懂。对于最聪明的人，不管他眼界多宽，中国人的心灵和性格都像它扩展的可能一样，深不可测。中国人的本性是一部大书，我们如今认得的还只是它的字母。

我自己的人已经对我完全习惯了，他们的心思更多地放在干活上，而不是放在惊奇上。在中国，也像在别的亚洲国家一样，你的同伴很快就会习惯你性格上的小怪癖；在人群看来不可思议的事，经过简单的重复，在他们眼里就不再是奇迹了。

我写完上面最后一句，收起笔记本的时候，看见一匹骡子一失足跌倒，滚了一百五十码，一路滚下去把驮子也丢了，然后它走到溪边喝水去了。〔见原注二〕

一九一〇年二月二日，我们动身去沙阳。走的是一条简直没人管的路，满是松动的石头和陷脚的沙子，马帮在上面连滚带爬地往下走，赶马的藏人把身上穿的生皮子裹得紧紧的。这是我头一次见到藏人。他们耳朵上戴着极大的耳环，穿着老式的高筒靴——不过比云南的高筒靴好得多——在霜地上往下走的时候，模样很是特别。

同我们一起往上走的有个汉人，骑在一匹不到十一掌高的小马背上，照例坐在捆在马背上的全副家当上面。他笑我不骑马，我呢，却在琢磨中国人本性中那种说不清的特点：好手好脚、身强力壮的男人，为什么偏要骑着这些小畜生爬那些可怕的山坡。这道山梁有些地方比房顶还陡——简直陡得无法想象——可是这个人一路都骑在上面。中国人一贯如此，不管马瘸不瘸，至少大多数人是这样。不过中国人的残忍，大概并不被他们看作残忍，至少不是西方所说的那种残忍。他们既是中国人，又有那样的风俗和生活规矩，他们那种残忍的本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情有可原。然而这不仅仅是对牲口；中国人彼此之间也毫无怜悯，毫无同情。在基督教的英国，上个世纪还有人因为小偷小摸被绞死；可是在云南——我不知道别的省份是否还有这种事——据说有人因为偷了玉米被活活烧死。最近曲靖府就报来过一件，而这种风俗从前是很常见的。先由那人的亲属在一纸文书上画押，村里每人带一根柴来，把那人绑在木桩上，由他自家的人被迫点火。这似乎叫人难以置信，可这种可怕的做法至今还没有被官府彻底根除，虽然自从云南那场叛乱以来，已经远不像从前那么频繁了。以司法之名施加在犯人身上的种种骇人的酷刑，我既没有篇幅，也没有兴致去讲；但一个人对它们知道得越多，就越能体会那句俗话——劝死人莫进地狱，劝活人莫进衙门！

花桥离这里三十里，在一座糟糕透顶的山的顶上，这里有些女人正在打谷子，旁边就是帝国铺得最糟的道路之一。然后我们又爬了二十五里，从五千九百英尺升到八千二百英尺，到了一个叫天井铺的小地方。这段路走了三个钟头。回头朝大理府那边望去，我看见了我那些一万四千英尺高的朋友；我们顺着一条极好的石板路从另一面下山的时候，望得见远远的下方有一片山谷，简直是一块绿洲，笑盈盈的，十分甜美。这里有座庙，供着一尊破旧的送子观音。一个可怜的女人正在那尊涂得乱七八糟的神像前放下几个铜钱，祈求让她生个儿子。在整个华西，到处都看得到这些可怜的人做这种事，真是叫人难过！

这两天，有个既抽鸦片又吞鸦片的人一直跟我们同行。我不打算描绘一个形销骨立、骨头咯吱作响、四肢发抖之类的人形怪物；可我必须说，每到他烟瘾发作的时候，这个人就成了一具十足的废物，在一切最坏的意义上都是——他溜到路边去抽烟，每次都是深夜才到站。这就是那个被人说成「像牛奶一样无害」的东西的效果。我没有夸大。在我从事东方新闻工作的那些年里，我写过不少替鸦片辩护的文章，把它同我本国的酒相提并论。那是在海峡殖民地，那里鸦片的致命效果不那么显眼。可是，任我怎么说，也夸大不了它的害处；我要是想诚实，就只能说它是中国最可怕的祸根。它没法同酒相比，因为它抓住人更快、更致命。它比砒霜还要致命，因为吃砒霜自杀的人当场就死了，而鸦片的受害者却要受说不尽的痛苦和恐怖，一寸一寸地死去。那些对鸦片的效果一无所知的人，尽可以大谈这种害人的毒品如何无害；可是在他们主张让鸦片贸易继续下去之前，应当先到云南这片从前丰饶的土地上走一趟，看看到处——不是个别地区，而是到处——百姓的贫穷和孱弱的体质里所显出的那种蹂躏。我见过人因为吸鸦片变成了畜生；我来中国以后见到的因鸦片而自杀的人，比我这辈子因为其他任何原因而自杀的都多。我写这些话的时候，我周围就有最叫人痛心的证据，证明鸦片对这些染上烟瘾的百姓的蹂躏是何等残酷。一个人若要对自己诚实，就只能有一种看法。下面我引一段话，出自在中国任过职的外交官中最公正的一位的著作：——

「笔者曾见过一个身强力壮、看上去很结实的中国劳工，因为吸鸦片的时辰到了，一下子瘫倒在地，浑身软得站不起来；在烟瘾得到满足之前，他已经不再是个人，只是一堆骨头和肉而已。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下决心的戒除，结果必定是死。毒素已经把整个身体蛀烂了，连抵抗最简单的疾病的力量都不剩了。笔者在中国住了多年，只知道有四个人最终戒掉了这个嗜好。（在传教士开办戒烟所的地方，关于那些成了基督徒的人，报告要乐观一些。）其中三个人戒掉以后只活了几个月；第四个人熬过了戒烟，却终身病病歪歪。」〔见原注三〕

如今传教士正在做许多好事，自从何天爵先生写下上面这段话以来，戒掉烟瘾的人数大概已经增加了。事实上，帮助鸦片的受害者，是传教工作最重要的分支之一。

原注一：我离开大理府以后一直沿着走的那道山脉。——丁乐梅

原注二：我回头再进云南的时候，又到过曲硐，那次没有走大路，而是走一条陡峭的小道，在几乎无法通行的地方弯来绕去，要费四倍的力气。人家领我走的是所谓的新路。驮东西的马根本走不了，我也是拼了老命才爬上去。我的脚夫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至今还是个谜。而且，走这种「新」路、抄这种「近」道，几乎免不了要迷路，每次都是。我的人就迷了路。我们两眼一抹黑，毫无指望，乱得没法说。人在石头中间一会儿不见了，一会儿又冒出来，很难在地理上确定我们到底在什么位置。我们往上爬了又爬，进进出出，拐来拐去，没完没了。刮着大风，可有时候我们又在近乎亚热带的炎热中抓着干草往上拽。过了好几个钟头，我站在这座荒凉高山的绝顶上，才勉强辨认出远在下方雾里的曲硐和永平县。那条「大路」也在那里，像一条白丝带铺在黑丝绒上——烧焦的山坡上的一条白路。我们对着平坝那边群山中最高的几座峰，远远地朝着腾越——那几座峰高一万二千英尺，我们至少在一万零五百英尺上，而曲硐只有五千五百英尺，我们这几个钟头的辛苦可想而知。到了顶上，我们找不到吃的，找不到喝的（连一条可以润润干裂嘴唇的山溪都没有），只有两个死人坟上的两块墓碑，这两个人倒配得上这么一个荒唐的安息之所。我套上一件毛衣，平躺在地上，累垮了。把石碑和死人都弄上来，想必是桩苦差事。

我奉劝以后的旅行者，在这一带一定要走大路。——丁乐梅

原注三：何天爵著《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第一六五页。

第四程

澜沧江河谷至腾越

第22章

二十二、死荫的幽谷·去腾越的各站·澜沧江与桥的描述·一段可怕的上坡·就地得出的结论·需要的是路，不是铁路·在水寨·我吃饭那家的一场吵吵闹闹的家务事·轻贱女子的性命·城中士绅殷勤好客，非同寻常·路途艰难·投宿山上的民家·流落人间的孤女款待远客·从板桥到永昌·水牛与报界的无知·蒲缥的一场骚动·中国的剃头匠·一个不听话的脚夫·兵事的话题

我将要走的这段路，是我在中国全部旅程中最难忘的一段，只有在那片无人探察过的苗地的行程可以相比；因为我要穿过死荫的幽谷，那令人闻之色变的怒江河谷。我原先打定主意要在那里住一夜，看看那里的气候有什么影响，后来却把逗留推迟到以后，那一次我住了两天，还顺着低洼的地带往江的源头方向走了一段；据我所知，我是到过那里的唯一的欧洲人。倒不是说我的这些游历能给除我自己以外的什么人带来多大好处，因为我没带测量仪器，也没法准确测定高度，就算带了，也未必会用。不过，我接触到了傈僳人，在那两趟行程里见识了许多新的生活，这只会叫人更想多看一些。这一回，我的计划是按以下各站往前走：——

路程 海拔

第一日——大理哨 六十五里 七千二百英尺

第二日——永昌府 七十五里 五千五百英尺

第五日——放马场 九十里 七千三百英尺

第六日——大蒿地 一百二十里 八千二百英尺

第七日——腾越（摩棉） 八十五里 五千三百七十英尺

一九〇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五，我坐一艘法国邮轮，从湄公河浑浊的河口溯流而上，到了印度支那的西贡。今天，一九一〇年二月三日，我在离它注入中国海的地方好几百英里远处，又渡过了同一条江——在这里它叫澜沧江。我是从一座壮观的吊桥上过去的。

一条要命的路，几乎是直上直下的，靠一条盘来绕去的之字小道才走得下来，我费尽千辛万苦，从山上下到了比昨天到过的最高点低四千多英尺的地方。现在我站在桥当中，望着那条静静的绿色江水在墙壁般陡峭的悬崖之间流过。我在歇脚，因为我马上又得爬到八千英尺以上去。这座桥是木头的桥面，吊在铁链上晃荡，两头用坚实的石砌桥墩同悬崖连在一起。很难相信我此刻在江口以上四千英尺。朝着急流的下游望去，我左手边有几家茶馆和一座庙，挨着一座装饰得十分华丽的桥墩，上面的雕刻很精致。桥的那一头，就在进那个通向一条往上走的石板路的小隧洞之前，我的脚夫们正以地道的亚洲派头坐着，欣赏凿在天然岩壁上的巨大汉字，那些字记述了修桥的始末；一个遮风避雨的屋顶下面，还有两块年深日久的描金石碑。我手下人的爱国温度计差点胀破，而他们欣赏着古人的功业，觉得自己有了拖延半天的正当理由。

在一座叫平坡塘的庙里，我们喝了茶，准备迎接我们漫长的陆路跋涉中最难爬的一段坡。

前面已经说过，澜沧江在这个地方恰好海拔四千英尺；我们前面的那段路笔直地往上，通到山间一道狭窄的山口，接着通往水寨（六千七百英尺），再往前到大理哨，大理哨本身高七千八百英尺，而它所在的那道山坎背后的山还要高得多。论滑溜，论种种凶险，这条路简直没法形容。它一级一级往上，可是那台阶毫不整齐，就连按中国的整齐标准来说也不整齐。

「路上有两座小拱桥。我在第一座上坐下，远远地望着下面闪闪发亮的江水，然后又得跟在气喘吁吁的伙计们后面往上爬……路面凡不是天然岩石的地方，都是一块块没经加工的大石头，光滑得像镜面，胡乱摆在那些最危险的地方，可见修路的时候压根儿没想过什么叫修筑。有时候从一块石头跨到另一块，一步就得跨二十英寸；要不是这条路盘来绕去——虽说这拐弯抹角让人累个没完——往上爬简直是不可能的……骡子从我身边走过——呼哧呼哧，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可怜的畜生！有一匹摔倒了，一滚又把另一匹也拖倒了，两匹骡子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躺在那些可怕的石头上，精疲力竭的赶骡人把驮子抬起来，让它们慢慢地重新站起来。这会儿山上有好几百匹骡子。」

这段描写是我一边往上爬，一边用速记记在笔记本上的。我还找到了下面这段：——

「我在四川见过一两处这样的地方，可危险要小得不能比，路也好得没法比。我们拉着、喘着、呼哧着，往上，往上，再往上，绕过一道又一道弯，我的伙计们几乎迈不动步了。大块大块的岩石从崖上掉下来，差不多把路堵死了，就在前面，一处塌方把我们的路冲掉了一截。这条路难走得没法形容，因为它太滑了，脚下根本踩不稳。我的小马除了粗劣的饲料给它留下的那点儿肉之外，什么也没驮，可已经跪倒了四回，有一回它滚得那么厉害，我以为它一定要掉进山沟里去了……我走过的时候，岩石悬在我头顶上。要是掉下来一块！……可是一看看我的伙计们，也就不在乎这份辛苦了。他们在这样的苦役当中，汗水顺着光着的脊背往下淌，尖声唱的歌却在群山里回荡；他们互相打趣，一团和气。可怜的麻秆差不多累垮了，却还在大声笑……我想象不出世界上哪里还有比这更难走的天然小路了；可这还是一条所谓的石板路，这个大省西部的全部贸易、从缅甸来的全部进口货物，都经常从这条路上运过。要是哪一天这条路给废弃了，也就是说，要是铁路哪一天从这条线上过来，那就只有在山肚子里打一条长长的隧道才管用……我们刚才坐下来，同那个往大理府送邮件的人称兄道弟了一番，现在正稳稳地朝山顶走，拐过一个个弯角，那里的风吹来，清爽得美妙。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穿过一道渐渐开阔的峡谷，通往水寨；我越过那道窄窄的山口时，看见下面的江水像一条等着猎物的蛇。」

需要的是路，远远胜过需要铁路。

我们饿了，就在水寨坐下来吃饭。那家是男人看孩子，女人管饭。我头顶上挂着香肠——我的人赌咒说那是香肠，可我无论如何看不出它同那种食物有什么相像的地方——一根根一英寸半粗，十二英寸到六十英寸长，折起来搭在一根竹竿上，挂着出卖，让太阳晒干晒硬。还有火腿、腊肉、脏兮兮的褐色饼干，以及叫人没有胃口的腌白菜。我坐的那张桌子旁边，是一只木盆，里面堆着没洗的饭碗，那条肮脏的看家狗就靠在盆边。

外面那条窄街上，一直到最远的看得见的地方，都站满了和善的人，他们好奇地想看看自己的吃饭家伙到了这个西方来的野蛮人笨手里是什么样子，关于我来到他们城里这件事，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得又响又热闹。

臭气熏天，差点把人呛死。

一个小男孩大声向他母亲告状，嫌他那十二岁的姐姐给他的饭不好。那母亲立刻怒不可遏，抓起一根竹竿就要打那女孩，追她的时候把刚才说的那盆碗碰翻了。这地方顿时乱成了疯人院。男人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嘴里塞满了饭，挥舞着筷子劝解，却劝得毫无用处；那母亲转过身来用最难听的话骂他们，女儿就趁机从后门溜了。我离开的时候，那怒气冲冲的母亲还在挥舞竹竿；她的声音一直传到镇外。

可是人家不让我离开这个镇子。镇上所有有头脑的人都聚在一家铺子里，一个好心肠、穿得体面的驼背轻轻拉着我的衣袖把我拽了进去，在场的人都开始盘问起来：这位大人物是谁，贵庚多少，有几房太太，几个儿子几个女儿，免不了又问到他那些列祖列宗的事。于是我又一次翻查我那富有伸缩性的记忆的档案，在那里什么资料都现成可取，不一会儿，靠着鲍康宁的《官话入门》，我就解释清楚了：我是个来到他们门里的异乡人，承蒙极其吉利的机缘飘到了此地；我父母是谁，生在哪里，前程如何，干的是什么，都让他们满意了，还对我家谱上各位已故的成员反省式地讲了些逸事。我没有把实话告诉他们——我是个从远方来的朝圣者，脚底起泡，满身风尘，差点给他们那糟糕的饭菜毒死，被他们的臭虫咬得浑身是包！

我起身要走。满屋子的人像木偶一样全都跟着我站了起来。那驼背又拉住了我，这一回是抓着我的两只手，热情地硬要我留下来「玩」一会儿。「大哥，」他叫道，「你何苦辛辛苦苦往永昌赶？就在这儿住下吧。」他又把我推回椅子上，给我续上茶，请我再讲讲祖上亲戚的故事。最后总算放我走了。天底下哪儿也不会有比这更殷勤的款待了。

这一天走得很苦。我们只顾埋头赶路，像是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人；到了下午四点，我怕赶不到原打算歇脚的板桥，就决定走到大理哨为止。那个晚上是我旅途中过得最快活的晚上之一，虽然个人的舒适一点也谈不上。这地方只有几间破屋；人们很不友好，对我的人求宿的恳求充耳不闻。我实在没有办法，就放声大笑。我笑得直叫，乡亲们围过来看我，只见我差不多笑得发了疯。他们很快就开始微笑，接着也笑起来；我见起了效果，笑得更响了，不一会儿全村的人都笑出了眼泪，泪水在他们没洗的脸上冲出一道道沟来，笑得像一群鬣狗。最后，一个好心的老太太经不住我那听差的劝说，招手叫我们跟她进一所房子。这里当家的是个九岁上下的小姑娘。这一切真是有趣极了。没有什么吃的，于是伙计们一个到这儿、一个到那儿，去买过夜的东西。另一个把屋子打扫干净，弄得勉强能住人。那个斗牛犬似的脚夫煮饭，麻秆煮鸡蛋，把猪肉切成小片，另一个喂马，然后我们自己吃饭。

晚上，在我床边的角落里生起了一堆柴火，我们都围坐在泥地上——凳子是一张也没有的——摆龙门阵。我的伙伴们兴致很高。我们抽烟、喝茶、神聊。冷不防会有一根棍子从我肩膀上方伸向火堆：那不过是某个人的烟袋伸过去点火。中国人从来不用火柴；到处都有火，用火柴是浪费。在路上，谁想点烟，就走进一户人家，从火上点着。谁也不在意。这种闯入没人理会。人人都客客气气，那人也许一句话也不说。在路边的饭铺里，一个人可以走到后面正在做饭的地方，把烟袋戳进炭火里，然后吧嗒吧嗒吸着走出来，自然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要是一个英国人得趴在地上，就着地上的火吸烟袋，那可够他受的。

照管这家的小姑娘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哥哥。她完全孤零零的，一个人得有多么硬的心肠，才能对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小东西硬起心来。我叫她过来，给了她一点小礼物，安慰她；她哭了，只因为知道了一个英国人会对她这样一个流落无依的小孩行一件好事。她正要把钱还给我，老张却乖巧地插进来，解释说洋人有时候会发起慈悲来，她最好别哭了，把钱锁起来。她照办了，可那可怜的小东西差点哭得心都碎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板桥，这是个相当大的镇子，大多数人靠染布为生。不染布的人就喝茶，对像作者这样云游四方的大人物说些粗鲁的风凉话。我从镇子尽头那座从前很好的粗木板桥上走了过去。

傍晚我们到了永昌。在这里，我生平头一回看见一个人戴着枷。我从挤得密密麻麻的街上走过，看着那可怜的家伙，心里涌起一阵可怕的、叫人作呕的感觉。暴民们显然在吵着要他死，而且准备拿他的痛苦取乐。对于一群残暴的民众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无助的同类肉体上的痛苦更叫人快意的了，没有什么比一个悲惨的、被判了罪的可怜虫的绝望、痛楚和扭动更能引起哄笑的了。

大颗大颗的汗珠淌满了他的额头，旁观的人会觉得，真该祈求他那滚烫的、突突跳动的血一下子全涌进脑子的哪个要害，好叫他仁慈地昏过去，什么也不知道。无论这人犯的是什么罪，一大群毫无怜悯之心的人的嘲笑和讥讽，似乎都太可怕了。

永昌（海拔五千五百英尺）在华西极边地区是和别的任何城市一样有名的。我在这里歇了两天，唯一扰人清静的，是一个可恶的婆婆，她把她儿媳妇——一个十八岁上下的姑娘——的日子弄得没法过；那姑娘这时候多半已经吞了鸦片，只要她弄得到手的话，就此结束了她那悲惨的一生。

后来我再去的时候，这个婆婆一看见我，就跑去把我上回落下的一只空牙粉罐、一枚黑色的小别针和两英寸长的一截铅笔拿了来。我去过永昌不止一次，那里的人一向待我很好。

出城那十里平坝上，在又通往山里去的那条路上，我数了一数，光是驮柴火的牛就不下四百零九头，驮棉纱和其他从缅甸来的一般进口货的骡马有七百四十四匹。在城脚下发生了一场奔逃，我正站在那里看早晨的太阳照在山坡上的明暗光影，身不由己地——我向读者保证，这完全不是我的本意——卷了进去。水牛粗糙的脖子上套着简陋的木头轭圈，在石板路上拖着粗粗砍成的木板，那些笨重的牲口吃力地慢慢往前挨，木料在路上危险地左右甩动。在中国人看来，水牛是四脚牲口里最稳当的，也许骡子要除外——骡子就算三条腿都软了，也能靠剩下的一条腿保住自己。可是水牛无疑是最慢的。这叫我想起，我动身作这趟旅行的时候，我的一位同行朋友——他在一个沿海口岸待过几年——竭力劝我别来，还举出水牛来，说它是在中国大路上碰到的最阴险的动物。他是这么说的：

「好吧，老兄，看来你是打定主意了，可要是我，给多少钱也不干。那些水牛可怕得很。它们就是看不见你，也闻得出你来；隔着好几英里就闻得出来。到头来说不定你会被追着跑，多半还会被顶死。」

在中国，水牛是我知道的最温驯的动物。驮东西的牛背上的木架上系着小小的钟架，要不是那口男高音似的大铃铛和它那锣一样的声音催着牲口往前走，那慢吞吞的步子还会更慢。

我们突然向左一拐，开始翻山，路上很冷，虽然太阳明晃晃地照着。一个大脖子的男人走过来，滔滔不绝地向我诉说一头不听话的猪，他想赶它去赶集，白费力气，那猪拖着他满路乱跑。十几个小男孩肩上扛着斧头和镰刀，要去砍他们正在寻找的柴火，看着我穿着草鞋在泥里跋涉，都笑我。我们已经走了三个钟头，又冷又湿，进一间农舍喝茶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只走了二十里——这是一个拿一片竹子扫地的老古董告诉我们的。他那身打扮简直可以叫作没穿衣服，骂起洋人来劲头十足。

走出三十五里，我们经过冷水箐，刚过那里，气压计指着七千英尺；永昌坝子是五千五百英尺；蒲缥坝子是四千五百英尺。隔开这两个坝子的那道山光秃秃的，云压得很低，凛冽的风迎面呼啸，冻得耳朵生疼。离蒲缥十里，在俯瞰山谷的一片荒凉的高地上，一个半大孩子开了个茶摊，给过路人供茶。一只外国煤油桶架在三块石头上，是大家共用的烧水锅，水舀出来，用一截像杯子一样、装着一根木棍当把手的竹筒递给大家。再往前走，左边的地里长着甘蔗，附近有个人蹲在地上，往一架榨糖机里喂甘蔗，拉机子的是一头水牛，它整天、天天都耐着性子在那个小圈子里转。

从这里转过身来，我看见了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可怕的景象之一。七条狗正从一口棺材里往外拖一具尸体，那棺材只薄薄地盖着一层土，是路边一溜坟堆中的一个。谁也没有被这景象惊动；这种事并不稀罕。可是这个洋人却一阵难受得要命，他的同伴们怎么也想不出他这是为了什么；到了蒲缥，他才松了一口气。

集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在这下面的山谷里很暖和。街上挤满了人，许多人被整个儿挤进了路两边摆着出卖的一堆堆普通洋货和土货里。一个乡巴佬被我的护兵撞了一下，跌进一个货摊，把那把给摊主和货物遮阳的大伞弄坏了，于是要我的听差赔钱。五十个铜钱了事。我走进一家挤满了人的客栈，气派十足地朝最左边的角落走去。人人都觉得奇怪，悄悄地问旁边的人，以孔夫子的圣名起誓，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落到他们头上来了。

「瞧他的靴子！瞧他那顶旧帽子！什么脸呀！真是个怪物，还有——」

可是我一坐下，店里的「大将军」就狠狠地把人往后推，扯着嗓门尖声大叫，说谁要在这屋里喝茶，就得付双倍的钱。这个不寻常的宣告引起一阵低低的不满的咕哝，可是没有一个人走。方方正正的屋子里，每张桌子很快都坐满了六到八个人，吵闹声大得吓人。好奇心越来越大。正像滑稽报上说的，热闹得不可开交；尽管我的人和那个好打听的茶馆老板对人群中某几个吵闹的家伙的祖宗八代说了些不中听的俏皮话，一场骚乱似乎已经免不了了。我把我的两个兵派到窄窄的门口，把守这唯一的入口，给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人讲讲他们使枪的本事和这枪的厉害。男孩们像猴子一样爬上头顶的房梁，想在我吃饭时看我一眼，顺带着把灰尘抖进了我的饭里。

人人都往有立足之地的地方挤。外面，一片涌动的黄面孔的海，浮在一大片活跃的蓝布衣服上头，个个都急着看一眼。喧闹声可怕极了。我的人显然对他们那些下等同胞的无礼十分恼火，尤其惊讶的是，丁大人竟然能静静地容忍他们那些尖刻的、冲着人来的议论。我越来越成了当时的英雄。

我出来的时候，转身对着人群，泰然自若地微笑着，轻轻一挥手，用无懈可击的英语指出：我的国家同他们的国家之间的鸿沟已经够宽了，要是他们坚持把大不列颠在中国的臣民当作人类中的怪物来对待，大不列颠可能——我没说她会，只说可能——把这道鸿沟弄得更宽。我请我的两个兵作证，他们坚决地证实了这一点；我又对一个用脏手指摸我衣服的油腻腻的家伙（他是个铜匠）临别说了一句西方国家一般都讲礼貌的话，这一天单调生活中的一段有趣的插曲就此结束了。到了街上，人群又跟在我脚后，对我的草鞋表现出过分的好奇。这双草鞋花了我三十个铜钱，约合我们的钱半个便士。

那以后我又去过蒲缥好几次。后来有一回旅行，我在那里当众剃了一次胡子。我到客栈到得正是时候，一把揪住了那个正在收拾家什要走的剃头匠，剃了一次我生平最好的胡子之一，姿势却是我记忆中最难受的姿势之一。我坐的是一条又矮又窄的凳子，没有靠背，脖子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靠；剃完之后，我又经受了一番原始而痛苦的按摩，浑身上下的背都被捶了个遍。每捶四五下，剃头匠就打一个响指，拍一下巴掌；等他完了事，我真是高兴得很。院子里挤满了人，连并排的马厩和灶房都挤满了；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婆子抽着一杆冒着臭烟的烟袋，管着米饭白菜的摊子，她的火气之大，只有我那个暴怒的剃头匠比得过——他正狠狠地把火气发泄在我那酸痛的背上。

这叫我想起大约十年前我在特立尼达剃的一次很不舒服的胡子，那里有个黑人让我坐在一截树干上，他自己绕到后面，把我的头搁在他一个膝盖上，然后用一件家伙动起手来——那东西拿来当油灰刀倒还凑合，可从来就不是用来刮胡子的。不过这个中国人的刀倒还算好，只是我那四天没刮的胡茬叫他咕哝了好一阵。

这个小故事不应该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我主张在中国或别的什么地方当众剃胡子；可有时候，能剃一剃也叫人高兴。我在许多地方让中国人剃过胡子；我断了胳膊住在云南府的时候，有个人定期来给我剃，他剃得有时候很舒服，有时候——就不怎么样了。

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在蒲缥又有过一段颇为好笑的经历。在腾越，为我加雇了一个脚夫，工钱比我别的伙计稍高一点，这件事他们当然是知道的，再加上他挑的又不是最重的担子，他们之间自然就谈不上什么和睦的兄弟情谊了。这人雇来的时候，是说好了在我回程时跟我一直到大理府的，所以当我站在我的伙计们一边（他们跟着我走了好几百英里，而且已经在路上另雇了一个人来补缺），想把他打发走的时候，他当然也有几分理。我们到永昌的前一天，有人告诉他，到了那里就不再用他了；可他当场就决定不再往前走，等我们准备动身的时候，他断然拒绝挑担子。要不是他对我母亲说了句可恶的话——老张向我担保那可不是什么斯文的言语——我本来会给他足够的补偿，抵他的失望。我一听说这话——我当时正站在那家伙旁边——他不知怎么就跌倒了，趴在地上，压在我那把胡桃木折椅上，把椅子扶手也压断了。那是我干的。那人再没说什么，拾起他的担子，头一个到了永昌，可见一点点武力并不是不管用的。

不过，我并不主张滥用武力；事实上，我信奉的恰恰相反。我很少打人；可是有些时候，当一个人拒绝做他受雇该做的事，或者碰上十足的无礼，轻轻一推，或者用手杖轻轻抽一下，就能造成一种极好的气氛，并且立刻为我赢得尊重。

我们在放马场过夜，那里不在大路上。旅行者很少走这条路。我相信吉尔走过，可是巴伯、戴维斯和别的人走的都是大路。这条近路比大路还要累人。

我们又一次把一户民宅闹了个底朝天。起初那家人不愿意让我住，于是我推开堵在门口吵吵嚷嚷的那个男人，占了屋子，动手去弄我要的东西。不久那家人就平静下来，能给的都给了。我把床铺在门边，当地人为了在我躺着歇息的时候看我一眼，就像国内的人在动物园里一趟趟去看丛林里长大的老虎的笼子一样，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乱哄哄的。可是我在帐子里面。于是他们又来；我在烛光下吃饭的时候，许多过去年代留下的、有血有肉的人形产物在门口瞪着眼往里瞧。天黑以后，我们都聚到屋子当中，围着营火坐着，谈话从一些平常事——比如这里到那里的路有多远，每个人能吃几碗饭，以及别的中国家常话——愉快地转到了兵事上。人人都来了劲。我的卫兵是主要的讲话人，他们为了让那些迷住了的、头脑迟钝的乡下听众开开眼，巧妙地把一个现代战场搬到了冒烟的火堆周围，描绘得够吓人的。

有一个小心翼翼地拿出他的枪来，在头顶上挥舞着，给这场悲剧添点声势，一边编出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炮弹碎片，灌满了血的战壕，普通的枪弹，被火药轰得毫无生气、毫无用处的人和马。这幅图景是围着一个中国村子画出来的，在昏暗的微光里，每个人的思绪都飞快地转到了自己的家园，转到青青的田地、树篱和房屋，全都被炸得粉碎——只剩下一片骷髅地。他们讲到现代战争中种种巨大而可怕的器械，在他们心目中，那都是西方的魔鬼伎俩造出来的。每个人都插进来添上一点色彩，人们散去的时候，都怕梦见他们听到的那些东西，不敢回到自己的稻草铺上去睡觉。

我躺在我那透风的角落里，心里想着第二天会碰上什么，因为我要下到死荫的幽谷里去——那令人闻之色变的怒江。我读到过的记载，说它是一个十足的死亡陷阱。

第23章

二十三、到潞江坝·从八千英尺降到二千英尺·初见掸人·怒江河谷的凶险被夸大了·传闻是怎样印成文字的·从二千英尺往八千多英尺爬·河谷风光·五个古怪的兵·近乎亚热带的气温·我的人累倒在地·疲惫的一天·天黑困在林中·在小屋里过夜·烈酒对中国人的作用·一对好心夫妇叫人难为情的殷勤·橄榄寨过年·龙川江与分水岭·雄伟的山脉·到腾越

我知道河谷里没有汉人住；可我还不知道，地势一旦低到比如说四千英尺以下，汉人就认为那地方太不卫生，不能在那里过日子。所以，河谷为什么归掸人掌管，原因也就不难找了。

而且，欧洲旅行者写的有关这个怒江河谷不卫生的话，很可能都是根据从汉人那里得来的消息，那么它的坏名声也就很容易解释了。第二天早上我往下走的时候，确实看见有许多带着瘴气的雾在升起；可是后来我再去，在最低处住了两天两夜，所以我可以说，情形被大大地夸大了，在潞江坝（山脚下桥边的那个镇子）和通往缅甸的那些低洼的掸邦之间，同样不卫生的地方有的是。

云南省北部往西藏边界去的一大片地方，地势太高太冷，云南的汉人不敢在那里住；而在掸邦那样低洼闷热的地方，他又那么容易得疟疾，所以也不在那里住。这些地方，根据从汉人那里传出来的消息，理所当然地就被叫作不卫生的地方了。一般的居民——也就是汉人——取个中间，住在四千英尺到一万英尺之间，从三月到十一月，能不下到低处就尽量不下去。

穿过河谷，经过将近九千英尺的最高点，到橄榄寨（四千八百英尺）去——离放马场一百四十里——这就是我们这一天的雄心。

一大早动身，我在一条平坦的路上走得很愉快，这路通到一道渐渐收窄的峡谷，一条叫人心碎的路从峡谷里通往那边的河谷。穿着洋靴，走这二十里路花了我两个半钟头。我在光滑的石头上摔了五跤。这一带光秃秃的，荒凉，冷清——一路上只碰见四个人。可是在那令人畏惧的河谷里，有几棵树开满了花，像着了火一样，橘子在初升的太阳下像一个个小金球一样闪着光。在树间玩耍的孩子们一看见我，就跑开躲起来，虽然我离他们还有五十码——他们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他们从来没见过！

再往下走，我赶上了我的人——老张和麻秆，我们兴致勃勃地猜想起新街（八莫）是个什么样子来。他们对新加坡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在那里住过；我把那地方大致给他们描述了一番，又解释了中国人在那里是怎样兴旺发达起来的，然后用我那有限的词汇尽力向他们指出：云南人只要有良心，只要能跳出千百年来的老套子，他们也能兴旺起来；顺便又对他们说，他们既然是东川府教会的光，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神圣的责任去提高同胞的道德生活水准。他们那种一致赞同的样子真叫人吃惊；到了下一个镇子潞江坝，这两个人就把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卖鸡的人和颜悦色地要价一千文，他们只出二百五十文，差点闹出一场乱子来。可他们还是把鸡买到了——而且就是按他们出的价。

我正这样轻声自言自语的时候，先是听见，接着就看见了下面的江——那条不能通航的怒江，比澜沧江和龙川江（我们两天后要渡过的）都要低二千英尺。可惜没有把怒江保留下来作为缅甸和中国之间的边界。

我们渐渐走近通往江边的陡峭石阶，我看见了亚洲最巧妙的土法工程之一——横跨在怒江上的双孔吊桥，这是我在横贯帝国的旅程中见到的唯一的一座。第一孔大约二百四十英尺长、三十六英尺宽，从天然岩石上架过去，岩石上有一条之字形的小路直上直下地通到脚下；第二孔再跨过去，就到了热闹的小镇潞江坝。

这么说，我们到了华西最令人畏惧的地方了！传说在这河谷里住一夜，你就是最后一次上床睡觉了；汉人怕它，欧洲人不敢在里面逗留。疟疾四处游荡，寻找它的牺牲品，谁在去山顶的村子分水岭的路上耽搁，就把谁抓走。江面海拔二千英尺；分水岭将近九千英尺。

十点钟的时候，我在潞江坝一家挤满了人的铺子里拉过一张凳子坐下喝茶。我在这里头一次见到了掸人。

不过，这个村子现在绝不是一个掸人村子。附近一带的人里，我只数出十个典型的掸人；在这家生意兴隆的茶馆里围着我的一伙人中，二十八个人里有二十一个是汉人，其中有十个回民。不过很容易看出，这里面有好几个人是掸人血统，他们的长相分明不像汉人，却已经用了汉人的语言和习俗。有一伙藏人由一个喇嘛带着，待在里院，我站起来想给他们拍照，他们一溜烟跑了。藏人到这么低的地方来，是很少见的。

我正在喝茶，本地的马贩子非常想把一匹小马便宜卖给我。他开价四十两，我还价五两。那马背上塌了，左眼瞎了，至少有十七岁。我不买，那人笑了，对我说我相马的本事真了不起。

然后路往上通到一片平坝，从那里有许多小路分头通往各处的山。去赶集或赶集回来的人靠在担子上，在巨大的榕树下歇脚，看着我走过去。马在山坡上吃草。我的一个兵已经把这一天的吃食备齐了，一边肩上扛着枪（枪口朝前），另一边肩上扛着四根甘蔗，一路跑着。犁田的人和他们的水牛在泥泞的田里停下来，赞赏地盯着我看；一个过路人拿一根细竹子逗我的小马，马朝他尥了一蹶子，女人们吓得从路上跑开了。铁线蕨长得极其茂盛，说明我们正在走进暖和的地方；溪水从筑了堤的堰塘里流出来，飞快地从石板路下面冲过去，方便灌溉——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十足的行家。一切都笑盈盈的，温暖而明亮，把人心里的阴郁一扫而光，叫人生出一种乐观的心境。

我们现在一行九人——我自己的三个伙计，一个我从永昌加雇来、要三天赶到腾越的脚夫，四个兵，还有这一伙人的管账的。我们还有九十里路要走，所以当我们离开那两棵给我和我那些汗流浃背的伙计遮阴的大树时，有个兵同意叫路上所有的人都给我们让道。我们一路不许任何人拦阻，直到爬坡的起点，我在那里碰见两个欧洲人，是腾越海关的职员，他们下到这里来露营，过中国新年的假期。我知道这两个人不是英国人。我渴得要命，可他们能做的最多不过是让一个人在他们那顶设备齐全的帐篷外头站在太阳底下陪他们说话。我多么想喝上一口啊！

怒江的一条支流顺着峡谷流下来。往顶上爬的路太可怕了，我没法做笔记。我太累了。一切都绿得壮丽，你看着大自然的时候，它似乎正在繁衍生长。可是，这道美丽峡谷的自然风光——一抹秀丽的热带情调同丛林的雄伟气象交融在一起，还有闪亮的瀑布和潺潺的溪流，一切都那么丰饶，美得无以复加——却没能把人迷住。因为自从离开大理府以来，我差不多一直就没离开过地球上一些最好的风景。不过，这里的草木同我们一路经过的大不相同。现在有了榕树、棕榈、芭蕉，还有许多蕨类，许多暖和地方出产的树木、灌木和别的东西，这都是在缅甸看得到的。再往上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竹子长得出奇地好，有的在拐弯处高达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英尺，各种深浅的绿色，映着天边的雾霭，像一根根纤细的羽毛；一些从地板到屋顶都用竹子搭成的房屋，仿佛暂时栖在上面，另一些则像要滚落到山谷里去。这地方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接近真正丛林的地方；可是，正当我们在这片草木茂密的地方吃力地往上爬的时候，对面——看上去不过一箭之遥——的山却差不多是光秃秃的，只有山脚下有些零零星星的农田。然而接着出现了一道分界，在前面一个拐弯处突然映入眼帘，我看见那道山脉延续下去，升得更高，树木长得更加壮丽，更密，更加幽暗。

我在这里碰上了一伙兵，他们头上戴着外国式的军用鸭舌帽，是罩在中国帽子外面戴的。事实上，除了这些中国帽子，他们身上只有另外两件衣物，那就是军人的标志了。外衣他们是有的，可是在爬坡的起点就脱下来了，卷成一捆，用一根带子捆在一起——那带子一般是挑夫用来扎紧裤子的。我们现在正处在夏天的炎热中，这五个兵穿着满是灰土的裤子，戴着鸭舌帽，穿着草鞋，汗水顺着光着的脊背哗哗地往下淌，在毫不留情的太阳底下往上跋涉，模样很是古怪。我碰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穿的；可是一看见我这个仪表不凡的人物，把我错当成了一位「官」，他们马上冲向那个背着军装的人，要穿戴得体体面面地来见我。可我的听差一句话就叫他们放了心（我自己的兵远远落在后面）。于是其中两个嘻嘻哈哈地走到我跟前来，放了心，知道不会被告到北京，或者他们的总司令住的什么地方去——他们对总司令住在哪里大概同我一样一无所知。

在一道轰响的瀑布旁边，在一个被繁茂的绿色环绕、看上去简直像仙境的地方，我们都坐下来歇息。空气凉爽，小路潮湿，到处都有水从岩石上跌落下来，形成好看的小瀑布和小溪流。我们听见斧头叮当作响，不久就碰上一些人在伐木，把树锯成棺材板。我们正在死荫的幽谷里，这里是这一带最好的棺材木料产地。小路上漫着水，我脱了靴子蹚过去；再过去一点，我的伙计们被那可怕的苦役累垮了，仰面平躺着歇息；他们累得要死了。有一个指指那笔直的悬崖，把眼睛闭了一下，厌恶地看着我。我温和地劝他。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的国家；这是「皇上的」。过了一阵，我们到了顶上。

影子越拉越长。远处，我们看见了前一夜过夜的那些山，山顶被落日镀成了金色。下面已经一片漆黑了。一阵冷风吹来，树木疲倦地朝着河谷弯下腰去。

我们还在往前挨。

我们到了小平河，走了一百一十五里，而不是我原以为我的人能走的一百四十里。人家告诉我们，那小屋里每间房都住满了，可是再往下走十五里的下一个地方（名字念不出来）能给我们安排很好的住处过夜。老张和我决定接着走，虽然我们累了。在打定这个主意之前，我停下来仔细察看了一番我们打算过夜的那个避风的洼地的确切位置。太阳正飞快地往下沉；路上的尘土灰蒙蒙的，厚厚地积在我脚边；我头顶上，天空在落日的辉煌里渐渐变红；除了我们两个孤零零的身影，这片景色里没有一丝人烟；十五里外的那个地方在我面前，与其说是个实在的去处，不如说是一场好好睡一夜的梦。

于是我们又往前挨，一边朝后面的人大声喊着我们的打算。

从山顶上，我们飞快地往下走——往下，往下，走进一道冒着潮湿、闷人的气息的山谷。透过树林，我看得见一个可爱的深红色的球，一边下沉，一边把大地染上颜色，美得无与伦比。有四个人迎面走来，疑心重重地盯着我们，以为我们是聋子，大声嚷着说那地方还有二十里远，我们最好回到山顶去。可是我们撇下他们，又往下走。在一片寂静之中，我莫名其妙地吃了一惊：暮色里，一个女人的身影朝我飘过来。她从山谷里出来，背着柴火。她和和气气地同我的人说话，邀我到她附近的家里过夜。

她那份安详，一时叫我隐隐有些敬畏，我望着她，又惊奇，又疑惑，又茫然。这是什么小把戏？难道就是在中国内地，我也摆脱不了这一类的事吗？我承认，落日的红光映着她那端庄的身影，让我眼花缭乱；我叹了口气，心里又是害怕，又是渴望歇息，跟着她走了。要不要说，她唇边那一丝笑意，带着无限的怜悯，变得更深、更柔和了？

我走进那间贴在山坡上的竹屋的时候，狗朝我扑过来——它们知道我没有权利到这里来。屋里一个男人正抱着一个哇哇哭叫的婴儿；领我们来的女人是孩子的母亲，那男人是她的丈夫。这下我可放心了。屋子打扫干净了，用不着的家什搬走了，生起了火，泡了茶，做了饭；我剃胡子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二天就要到腾越了），东躲西闪地避开烟，找最亮的地方，叫我那好客的主人看得乐不可支；那个不知疲倦的女人——我就是应她的邀请来的——为了我的舒适和方便，做了一切可能的准备。他们的殷勤叫我很难为情；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心愿，都被他们预先料到了，所以除了那呼啸的风和这一带的低温——那是谁也没有办法的——我没有别的不舒服。冷得刺骨。我穿着大衣坐在火前的人堆里喝茶，那几个兵却喝酒——他们买了五个铜钱的酒。要是我的灯油用完了，我倒会买些烧酒来试着点灯。不久酒劲就开始说话了，这几个中国军队里的勇士同我放肆地亲热起来，对我说我是个多么面面俱到的好人，说我也得跟他们一样受苦，他们多么高兴。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忘形，我也就由着他们说下去，不驳他们，也不拦他们。我在铺盖里辗转反侧，熬过了疲惫的一夜，狂风从竹子编的格子墙缝里呼呼地灌进来，我躺在墙后面，几乎挡不住什么；然后我们精神抖擞地动身了。

又走了二十五里，我们到了橄榄寨（四千八百英尺），那是一九一〇年二月九日，大年初一的早上。什么也买不到。到处的人都说「不卖，不卖」；我们走了二十五里可怕的路，最后还有一段吓人的陡坡，却找不到一个人给我们烧茶。在新年里卖东西，当然是明明白白违反中国风俗的。我们只好自己烧水，自己泡茶。因为是普天同庆的假日，围在我身边的人比平常还多；我此刻正写着，坐在我的折椅上，所有那些不务正业的人都挨在我近旁——男人们空洞地瞪着眼，女人们从家里跑出来，一边梳头一边奶孩子，乞丐们拿着棍子和碗，还有数不清的顽童，个个张着嘴，满脸好奇。两个兵拦着他们，不让他们挤到我身上来，这两个兵前一天就先赶到这里来订房间了。我另外有一回也在橄榄寨住过。那回我找到一间好屋子，可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家马店，院子里挤满了五十九头驮着货的牲口。照例在地上钉着一排排平行的木桩，每根桩上拴一对马——不是拴头，而是拴脚，一根九英寸长的绳子，一头系在一匹马的右前腿上，另一头系在另一匹马的左前腿上，马一排排面对面站着，吃中间一堆共用的草料。小镇上人人都忙着张罗，一心要让我住得舒服；要不是有个跟着马帮走的不知疲倦的乐手，这本来是做得到的，他似乎是那种从来不睡觉的人。不过他奏的调子倒还算和谐；可是一直奏到凌晨三点，而你知道自己五点就得再上路，那么就是第一流的中国音乐，也难免有点扰人。

从怒江和龙川江之间的分水岭上，我把昨天翻过的那些山看得清清楚楚。北面大约十英里远的地方，是这道山脉的最高峰——我想它叫高黎贡——圆锥形的，在天空的映衬下轮廓分明，据我判断大约有一万三千英尺高。

一段轻松的路程把我带到了腾越。我在这里只住了一天，承蒙中华内地会的恩贝里先生——我的一位同胞——好心留我住宿。腾越作为本省四个开放口岸之一，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它只是个小城，叫人意外的是，它竟然是全省找得到的最守旧的城之一，尽管外国人来这里已经好多年了，眼下这里的欧洲人不下七个。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歇一歇。从大理府过来这一路，实在累人极了。

第24章

二十四、怒江河谷的傈僳族·溯怒江河谷而上·我旅行的动机和旅行的方式·河谷并非死亡陷阱·遇见傈僳人·佛教信仰·已故烈敦先生的游历·宗教与克钦人相似·祖先的鬼魂·傈僳人的坟·这个民族的样貌·种族上的差异·施洗约翰的苦处·弩与作者从前的见闻·后来的旅行计划落空·在傈僳人中间的传教工作

我回头再进云南的时候，在潞江坝〔见原注一〕停了下来，把我的人留在那里的客栈里，自己沿着怒江河谷走了两天。我这一趟没有别的动机，只是想看看这地方，同时也检验一下，关于这条死荫的幽谷一般都不卫生的那些传闻究竟准不准。这里的人很友好，虽然我走的路线总是离大路很远；我全部的行装只有一条夜里盖的旅行毯，可我要什么都弄得到。老张陪着我，我们俩过得极其痛快。

我不妨先说一句：人们说怒江河谷的这一段是个死亡陷阱，这种看法完全是错的。除了热带国家一切低洼地方都常有的清晨的雾气之外，照我看来，没有什么可怕的。

第二天，天气晴好，风景秀美，我碰上了一些人，我猜想是傈僳人，可惜我的胶卷已经全拍完了。傈僳族无疑是居住在西藏东南部的那个民族的一个分支，不过在云南各处——云南中部和东部许多地方都有他们——他们谁身上都没有佛教信仰的痕迹，而佛教在西藏当然是普遍的。已故的烈敦先生在腾越代理英国领事的时候，曾在他们中间作过相当广泛的游历，据他说，他们的宗教习俗同克钦人的十分相似。克钦人相信有许多「纳」，也就是鬼神，会造成种种灾祸，比如庄稼歉收和身体的病痛，除非用适当的方式去讨好它们。照他的说法，最重要的鬼神是祖先的鬼魂。傈僳人的坟一般在村子附近的田里，坟上放着死者用过的弩、米袋和别的东西。「中国人祖先崇拜的那套体系，」傅礼士先生写道——他曾陪烈敦先生去怒江上游考察，在同伴死后写下了那次旅行的记述——「大概就是在这样一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看法我十分怀疑。

我认为，傈僳人可能同倮倮或诺苏关系很近，关于这些人，我在第一部讲昭通一带各族的那几章里已经说过了。就连苗人在种族上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他们骨架粗大，颧骨很高，皮肤差不多都是那种近乎深褐的颜色。从北纬二十五度三十分到二十七度三十分左右，怒江上游河谷的人口几乎全是傈僳人，他们还大批散布到龙川江和伊洛瓦底江之间的山上，在掸邦也有。极北的怒江上游那些傈僳人完全是野蛮人，可是在他们多少开化了的地方，他们在迁徙开拓上显出是一个有进取心的民族。那些野蛮的傈僳人，村与村之间差不多总在打仗，许多人离开自己茅屋最远也不过一天的路程，他们一生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不让邻居靠近。他们懒得出奇。他们一辈子干活能少干就少干，吃呀，喝呀，围着火塘蹲着讲自己使弩的英勇故事；给他们带来刺激的，是偶尔出去一趟，弄做弩的木料和涂箭的毒药，或者弄一批盐和野蜂蜜。

傅礼士先生在一九〇八年六月向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论文里说，这种野蜂蜜换换口味当个甜食倒是可口的，可是一连吃上几天，欧洲人的口味就会觉得它腻得作呕，简直叫人恶心。他还说，研究《圣经》的注释家们都没有注意到，施洗约翰必定吃过的主要苦头之一，就是他吃野蜂蜜过日子。在论文的另一处，作者谈到我前面提到的弩，说道：「每个稍有点讲究的傈僳人，都至少有一张这种武器——一张平常打猎用，另一张打仗用。孩子们玩的是小弩。男人无论为了什么事走出茅屋，从来不离弩；睡觉的时候把『弩弓』挂在头顶上，死了就挂在坟上。最大的弩，弓的跨度足有五英尺，要用三十五磅的力气才拉得开。弓是用一种野桑木做的，极其坚韧而有弹性。弩身在打仗用的弩上约有四英尺长，通常用野李木做，弦是用搓成的麻绳，扳机是骨头的。箭长十六到十八英寸，用劈开的竹子做成，大约有普通织毛线的针的四倍粗，经过烘硬，削尖。箭尖本身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英寸是光的，接着足有一英寸长的一段削去一半的粗细，毒药就涂在这一段上。所用的毒药一律是从一种乌头属植物的块根里榨出来的汁熬成的，这种植物长在那些山上海拔八千到一万英尺的地方……箭上涂毒的地方削细了，所以射中谁，箭头就会断在谁的身体里；每支箭上的毒药足够毒死一匹拉车的马，所以中了箭必死无疑。要是伤在四肢或身上肉多的地方，通常的治法是立刻把伤口大大地切开。」〔见原注二〕

我在这一带旅行之后过了些时候，曾经安排好去访问中华内地会的一个传教站，那里离云南府有几天的路程，最近在傈僳族中间开展了一项专门的工作。可是我到省城比预计的晚，没能践约；而且有消息说那一带不太平，英国总领事不希望我离开大路走。听说在傈僳人中间正在进行着出色的传教工作，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开拓的人们已经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这就更叫人欣慰了。至少有一个欧洲人——也许不止一个——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语言，中华内地会期望会有大的成果。只有在这些人中间长期不断地住下去，同他们同甘共苦，过他们那样的生活，才能得到有关他们的绝对可靠的资料。而能这样做的人，当然是少之又少的。

原注一：怒江上那座双孔吊桥旁边的镇子。

原注二：苗人也用毒箭和弩，作者在马来半岛的萨凯人中间也见过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第五程

腾越（摩棉）至上缅甸八莫

第25章

二十五、长途旅行的最后几站·这一带的特点·掸人与克钦人·作者对文明的梦想·英国人的自豪·石板路到了头·山没有了·坦白一桩落空的计划·南甸算不算要塞·说说掸人·村里的一场争吵及其收场·掸语各地相通·可爱却懒散的民族·雇掸人当仆人的经历·在旧城·过新年·饭后消遣·作者当郎中·中国人的忘恩负义：几个例子

掸人、克钦人，还有那可恶的槟榔！那一口槟榔嚼得满嘴像淌血，嘴唇撑宽，牙齿露出来还染得发黑，把女人弄得丑陋不堪。这就是我们正要进入的这片地方一成不变的特点。

我按下面这些站，疲惫地走完了我这趟长途步行的最后一程：——

路程 海拔

第一日——南甸 九十里 五千三百英尺

第二日——旧城（干崖） 八十里 ——

第四日——小新街 六十里 ——

第五日——蛮允 六十里 二千七百五十英尺

第六日——芭蕉寨 一千二百英尺

第七日——茅草地 六百五十英尺

第八日——八莫（新街） 三百五十英尺

（以上三日合计约五十五英里。）

在这里，掸人包揽了一切。汉人虽然近年来也被吸引到这片低洼地带来，在这一带却并不多，所以掸人差不多是自管自的。从腾越到上缅甸的首府八莫，这八天的路走得很惬意，给旅行者看的东西、看的景致，大概比从遥远的重庆一路走来的任何一段都更加丰富多彩。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他离他那漫长而磨人的步行终点一天天近了，头一回走进上缅甸，顺带着又要实现他对文明、舒适以及同自己同类交往的梦想，把老中国抛在身后——他心里本能地涌起一种说不出的爱国的自豪，这是每一个英国人从中央之国出来、重新踏上英国领土时都必然会感到的。好处多得说不完；你必须穿过中国走过来，一路只有你那些不体贴人的脚夫作伴，只有中国路边客栈所能提供的那种住处，才能充分体会那些设备完善、舒适豪华的驿馆，对一个归来的游子意味着什么。

石板路——人和牲口的祸害——出了腾越不远就到了头。山也甩在身后了。现在用不着再为翻山越岭而挣扎、而不停地出力气了。没有山要爬，没有石头割脚、打滑，广阔壮丽的原野三天后通进浓密的热带丛林，就连研究自然的最生的新手也会为之着迷；又知道我的步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要不是我没法从心里抹掉一件事，那就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我得向读者坦白一桩计划落空的大事，一切本来都会很顺当的。有两天，中华内地会的恩贝里牧师同我结伴，他正在太平江对岸各族中间巡回传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顺着太平江走。他骑一匹骡子；读者啊，有这样一位出色的同伴，他的语言那么纯熟，又能把旅途弄得有趣得多，你难道不也会骑上你的小马吗？——我这样想，难道没有道理吗？我骑了我的马！我放弃了步行，一直骑到旧城——整整两天；后来我们在一棵遮阴的榕树下舒舒服服歇过一阵，便各奔东西，我又只好回到我的伙计们中间找伴儿，心里实在很难过。

不过这不会太久了。

南甸是个要塞，或者说原本要成为一个要塞，可是这个小地方外表上一点军事的迹象也没有，叫人怎么也不会相信。这里住的主要是掸人。这个有趣的民族，如今大部分分散在许许多多半独立的土邦里，有的向缅甸纳贡，有的向中国纳贡，有的向暹罗纳贡；可是街上的普通人对他们知道得很少。他们是不会被认错的，特别是女人，她们有特别的蒙古人种的五官、灰黄的肤色和独特的头饰。男人一般说来大概不那么容易辨认，只有那条粗布包头——而不是顶上带个疙瘩的圆帽——才让人比较容易把他们同汉人区别开来。女人个子矮，身材匀称，体格结实，特别叫人觉得是一群耐劳而健康的人。

掸人公认是个和平的民族，可是旧城外面的一场村里的争吵——我也掺和进去了——正是那种证明常规的例外。

用不着鹰的眼睛、猎犬的耳朵，就知道一场大吵正闹得不可开交。掸族女人狠狠地骂男人，掸族男人远远地站着骂他们的女人。几个在旁边看热闹的汉人对这些「摆夷」〔见原注一〕说了几句，说这种天天吵架没有用处；另外有几个掸人又把我错当成了洋官，使劲跑到我跟前，把整件事的满腹委屈一股脑儿倒给我听。我们全都明显地各说各话。我插进去说了我那句百试百灵的「不懂，你这蠢驴，不懂」（我不懂，我不懂）；争吵的双方，看热闹的汉人，我自己的人（他们对这一带的每一个掸人都厌恶透了，而且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因为他们说话掸人听不懂），还有我，大家一齐说话，吵成一片，再加上那些狗把我错当成了乞丐，想因为我是那一行的同伙而同我贴身较量一番——真是疯人院和巴别塔最可怕的结合。最后我举起手来，登上路当中的一块大石头，想让愤怒的人群平静下来。我粗声大喊，在空中挥舞我的竹杖，比手画脚，还敲了两个挨近我的人。他们终于停下来了，等着我讲话。可是我只能报以一副极其愚蠢的、谁也听不懂的神情，想到自己站在那块石头上的处境多么可笑，我不由得放声大笑。不久众人也平静下来，也笑了。我大叫一声「走」，我们就往前去了，留下那些掸人又同全世界相安无事。

在许多别的地方也发现过掸人，往北甚至远到西藏边界。可是，由于掸人的语言在亚洲各地都很相近，他同汉人或云南的各族人不同，走到哪里都能过得去。据说从伊洛瓦底江的源头往下直到暹罗国境，从阿萨姆到东京，这片纵横各六百英里、包括从前整个南诏国的地区，语言实际上是一样的。方言是有的，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可是生在这个范围里任何地方的一个掸人，到了离自己家几百英里、他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地方，也能同人交谈。而这是在南诏王朝灭亡六百多年之后，在彼此之间没有真正的政治或商业联系的掸人中间。〔见原注二〕

我觉得他们是个可爱的民族，和平，乐于助人，待陌生人和善而坦诚热情。他们大多是佛教徒。中国境内的掸人的服装——不过我发现各地不尽相同——叫人以为他们是个格外干净的民族，可我可以作证，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在许多方面比汉人还脏——特别是在做饭上。在这里我觉得不得不为了以后旅行者的普遍利益说一句话：千万别指望掸人卖力干活！他能卖力干活，也会卖力干——在他高兴的时候；可我不相信，就连马来人——那南方更远处的天生的绅士——会比他更懒。

当仆人，他们是不中用的。这一带有个欧洲人，他的中国仆人走了，他想试试掸人，就请了一个人来。「给你当仆人？当然愿意。不胜荣幸。」那欧洲人以为他终于交了好运。他说明，他要在早上六点吃早饭，仆人的职责是给马割草，到集上去买吃的，就在他这里吃饭，晚上七点回家睡觉。那掸人张大了嘴，然后开口了。他说他很乐意九点钟左右来干活；他家里还有好几个到了出嫁年龄的女儿没嫁出去，所以不能割草，也不愿割草；他不愿意在一天最热的时候去赶集；他想都不敢想吃洋人的饭；他要在下午一点回家吃饭，五点钟再回家去吃饭，就此收工。他不到五点就走了。又请来了一个人。这人很是快活，进进出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问他要多少工钱，他答道：「噢，每逢赶集的日子给我一个卢比就够了。」赶集的日子一到，这人就不干了；我听说，这位喜欢做这类试验的欧洲人，又回头去用中国人了。

我进旧城（干崖）的时候，城里正在过一种新年的狂欢，人人都穿上了过节的衣服。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住处。人们任我到处乱跑找房间，对我彬彬有礼却漠不关心，没有一个人肯让我住。最后，村里的头人出来了，说了许多我听不懂的客气话，把我领到他家里。街上聚了一群人，几个女人正把村里铁器铺的全部存货从前屋往外搬。几十口大铁锅从窗口递出来，桌子哐哐当当地从门口推出去，简陋的炊具在空中扔来扔去，竹筐一打一打地搬出来，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一袋袋谷子，旧椅子（掸人那种矮凳，靠背有三十英寸高），一抽屉一抽屉的铜钱，扫帚，几支旧矛，一罐罐猪油，一桶桶酒（就是我拿来给一匹马的脚起泡的那种酒），两三床旧铺盖，穿破的衣服，不穿了的女鞋，婴儿用的东西，最后，那男人自己也出来了。男男女女动手打扫，一个老太太把我搂在怀里，请我进去。过新年的热闹暂且撂在一边，因为有一种新鲜的乐趣：可以看看这个云游四方的奇人的内室生活，看到他最神圣的深处。我接到了九份请我吃饭的邀请。我同主人和他的六个儿子一起吃了饭。

在浓重的暮色里，一阵沉闷的铿锵声搅动了空气——尖厉的钟声，沉闷的锣声，以及东方庆典的全套难听的家伙。百姓们——差不多个个都是掸人——一心要来看我，而夜色渐浓，这件事就难办了。兵们把守着路，有好几个人的脑袋被打破了。他们来了，瞪着眼看，惊奇一番，然后走开，让别的人成群结队地来，嘻嘻哈哈的，似乎再也没有我进城时显而易见的那种敌意了。

我那面刮胡子用的放大镜把他们逗得乐不可支。

我们吃过饭，我走进屋里的时候，一阵叫嚷，接着是女人们差不多发了疯似的尖声大笑。可是她们一看见我，就有片刻的停顿；那种庄严的肃静——就是在一群麻木的人中间，一个等了很久的人物真的出现时，也总会有这样的肃静——一时间毫无打扰地笼罩着一切；接着有一个人开口了，接着又有一个人大着胆子同我搭话，沉默的魔咒被打破了，变成了喧闹和普遍的兴奋，人们很快就朝我围拢过来，都急着看一眼这么一个古怪的白人。后来，窗板上好了，外人就这样被挡在外面，这一家人不请自来地聚到我的屋里，带着他们自己的茶和果仁，摆开架势要人招待他们。我的全部行装，如今已经少得可怜，被人人仔细看了个遍。有四个男人、五个女人，照例还有些小的，再有就是这地方的主人老两口。他们坐在我的床上，坐在我的箱子上；有个孩子坐在我膝盖上，那几位女士，看上去是极随便的，毫不害臊地把我的被褥翻了个遍。那一大群等着看热闹的过年的人的嗡嗡声渐渐消散了，就像远处大海的浪涛退下去一样；我屋里那闷热的、一动不动的空气，十一个人在这窄小的地方你踩我的脚、我踩你的脚，变得越来越沉重。其中一个女人的丈夫——作为掸人来说，是个可怜的、瘦得皮包骨头的人——走上前来，问我能不能治好他的病。我怕他是永远治不好了。他的一条胳膊和半边身子全是疮。要看到疮，得先揭掉四层中国纸，一大片芭蕉叶，还有一厚层像柏油一样的黑东西。我忙了大约三十分钟，给他换上新的绷带。然后我给了他一些药膏，让他以后自己换药；他随即穿上外衣，走出屋去（出去的时候门也没关），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

中国人以知恩图报自诩。这种感恩之心对死去的人是很强烈的，对皇上或许也是如此（虽然这一点也许可以怀疑）；可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美德，它几乎是没有的。我知道有些事例，传教士半夜爬起来，去救治中毒的人和需要紧急处理的意外伤害；我知道他们跑到离自己家很远的地方去给人治病，把人治好了；可是从来没有一句感谢的话——连只收回药品实际成本的那一点点钱也不给。

原注一：汉人对掸人的称呼。

原注二：见戴维斯少校著《云南：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锁链》，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26章

二十六、离缅甸两天路程·热带的荒野叫人倦怠·太平江·在小新街·华西可作缅甸人的度假胜地·这片土地的魅力·好不容易到了蛮允·克钦人·美国浸礼会的好工作·罗伯茨先生·到了缅甸边境·同中国官员最后一次打交道·英国领土·对中国进步趋势的一点想法·美丽的缅甸·漫长旅程的终点

我现在离英属缅甸的边界只有两天的路程了。在旧城歇了一天之后，我又往前走，累得实在够呛，这一带的景色庄严而雄伟。早上，乳白色的浓重的热带雾气铺满了天和地。大自然似乎睡着了，像是裹在一层轻纱里。它吸引着我，把我整个儿吞了进去，我不由自主地做起梦来；起初倦怠侵袭了我，在这些对人的个性如此致命的力量的无比强大的压迫之下，思想就像真空里的火焰一样，一点一点地熄灭了；因为我又回到了东方，回到那真正的、奢华的、慵懒的东方，那泛神论真正的故乡。人非得到那里去，才能体会那些说不清的感觉——正是这些感觉，几乎让佛教徒的涅槃变得可以理解了。

再往下，太平江同两天前的样子大不相同了，那时它在满是岩石的河床上飞奔，快得吓人，现在却宽阔、平静、安详，风景如画。过了蛮允，两岸长满了树。靠近水边，矮树丛是一片好看的绿色，可是高处那些枯树上的黄叶红叶，几乎挂不住了，一丝风就能把它们吹走。

二月十五日，在小新街，我又一次很难找到房间；于是我等着，我的人四处替我找个能睡觉的地方，这时一个个子极高的家伙走到我跟前来，用拇指和食指捻了捻我那身花呢衣服的料子，表示满意，然后说——

「来吧，大哥，我就住在这家客栈里，我楼上的屋子任你使用。」接着他眨眨眼睛又加了一句：「过年，过年。」我听了就警惕起来。

可是老张更机灵。我正在向这位穿得漂漂亮亮、过节的人担保，请他别以为这个异乡人不识抬举，没有马上接受他的好意，不过我是要去看看那间屋子的——老张却从我们身边一跃而过，抢先走了。不一会儿，我就随着人群慢慢往那里走去。老张随随便便地朝聚在那里的那伙古怪的人点点头，像猫一样轻手轻脚地穿过屋子，开始登上一道通往客栈二楼的黑乎乎的窄楼梯。我在下面，被每个人嘴里那些神秘的话弄得又吃惊又糊涂，望着他的蓝衣服往上消失，就像一个被无法抗拒的必然驱使着的人，对我那些惊讶的同伴嘟囔了几句语无伦次的托词，便怀着一种盲目的、不讲道理的、无法克制的冲动，追着他冲了上去。可是我真希望我没有上去。那里有好几位女士，个个多少都衣衫不整，抱着她们的一包包东西四散奔逃——针线活，婴儿的衣服，锡罐，头饰，一盒盒香粉，还有从缅甸进口的上等香皂，卖得比你在伦敦买正牌货还便宜！——然后我们就占下了那间屋子。

一旦有了从缅甸通到腾越的铁路，对于那些准备吃点苦头的人来说，到华西来一趟，甚至一直走到大理府，就会成为十分平常的旅行了。先沿伊洛瓦底江上溯几天到八莫，一路的风景有一种独特的美，世界上别的大河都比不上；接着走一两天，经过上缅甸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一些地方；然后，一过腾越，群山的雄伟壮丽，对于那些爱大自然那种美丽的幽僻与宁静的人来说，就是充分的补偿了。从休养的角度看，也许不太合适——雨季对走陆路是个障碍，而且最多也只能算是吃苦；可是缅甸有许多人想度个假，又没有时间回欧洲，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腾越不能发展成像大吉岭之于加尔各答、日本之于远东各英国口岸那样的地方。花费不会很大。到八莫是容易的。照眼下的情形，没有铁路，人得带些吃的和炊具，一张行军床和一顶帐篷，除非他准备像作者那样，去光顾中国的客栈——就是那个样子的客栈。其余的东西路上都容易弄到。从八莫出发的头三天有驿馆可住，一个熟悉这地方的人要安排自己的舒适是很容易的。对于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这趟旅行有许多迷人之处；因为在百姓的生活和风俗里，在这地方的自然风貌里，在旅行者自己会养成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里——可以窥见《圣经》上那些古老年代的事物原来的样子——对于一个脑力劳累过度的专业人士或生意人来说，整个东方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他可以打到一些极好的猎物，特别是在怒江河谷，不过那里算不上是个疗养胜地；要是他爱好植物学、民族学、颅骨学或语言学的研究，那么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难找到比这更有趣的区域。

可是，一个人要想在中国把不舒服和烦恼减到最少，就千万别离开「大路」——就是在最好的条件下，对一个性子急躁的人来说，这不舒服和烦恼也已经够多的了。此刻我坐下来的地方，正是一八七五年英国领事馆的马嘉理被杀的地方；我后悔为了拍到给本书这一部分增色的大部分照片，牺牲了那么多。谁也不认得路，就连我的兵也不认得，为此正被我的人痛骂。我怎么才能过江到太平江对岸的蛮线去，我不大清楚。在历史上那么有意思的蛮允，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掸人、克钦人、汉人杂居的镇子，岁月在它身上没有留下痕迹——邋遢，肮脏，无法无天，道德败坏，法律、秩序和文明在这里最多也只有一个岌岌可危的立足点，这里的人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赌徒的本性。可是我想起来，我正在进入缅甸，进入真正的东方；在那里，从欧洲人的立场去评判东方人、用西方的眼光去看东方所造成的那种纠缠不清、颠三倒四，那种歪曲的眼光和对真相的扭曲的讽刺，以一种叫人眼花缭乱的方式印在人的心里，成了一个无望解决的难题。一切都是各说各话。

不过，虽然我从蛮允到蛮线的路上迷了路，我却拍到了克钦人的照片。这些人的样子，就像是身体也好、灵魂也好，都没有人照管似的。他们那没梳过的浓密头发，又长又直，像甲板上的拖把，像屋檐一样盖在我在亚洲或美洲见过的最丑的土人面孔上，他们的眼睛从蓬乱的眉毛底下往外看，冒着魔鬼似的火光。

关于克钦人，从《上缅甸地名辞典》里可以得到那么多资料，我在这里用不着多写，况且我也补充不了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很想对总部设在八莫的美国浸礼会在缅甸这个部族中间所做的出色工作说几句赞扬的话。我到这座城里的时候，浸礼会的教堂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节会，好几百个克钦人聚在这个传教会宏伟的院子里。他们是从方圆许多英里的地方来的；一个在远东居住的早些时候曾写文章贬低过传教士和他们的工作的人，看到美国传教士在这一带所做的极其值得称道的工作，心里不免有点惭愧。克钦人是一个有点未开化的、好争吵的民族，道德败坏得难以言说，沉溺于基督教传教士必须反对的一切恶习——是最难在其中开展工作的一个民族。可是我在那里看到了几十、几十个受了洗的基督徒，过着纯洁而高尚的生活，诚心诚意地努力摆脱他们几百年来的堕落风俗，其中有些人极其聪明。

我说起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过去几年里有些不真实的、恶意的描述印成了文字，说的正是这个传教会和这块工场上的这些传教士，面对这种情况，只有让国内关心这项工作的人们知道他们的美国弟兄在这里做些什么，才算公平。对这个传教会，对我有幸结识的那一群热心的工作者，我怎么称赞也不为过。在这块工场的主管罗伯茨先生身上，美国浸礼会有了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热忱的基督教传道者和能干的管理者，也是一位颇有经商才干的绅士，一个了不起的组织者。有一位作家一八九四年路过这里，承蒙罗伯茨先生多方关照，他发现自己对这位传教士唯一能提出的批评，就是关于他相马的本事。照我的经验，在整个远东，再也找不到比他更能干的开拓型传教士了；他在美国的朋友们应当祈祷，愿罗伯茨先生多活许多年，继续主持这块卓有成效的传教工场——他为了对克钦人的爱，已经在这里付出了那么多的辛劳。

在缅甸的极北部，克钦人占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往西一直分布到阿萨姆，往南进入掸邦，甚至远到北纬二十度三十分。他们绝大部分住在缅甸境内，不过也分布到云南西部，只是在东经九十九度以东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他们。

蛮线是到英国边界之前最后一个有衙门的地方。我从蛮允渡过太平江，给我指路的是一个披黄布袈裟的缅甸僧人，他一再恳切地要我在他那里住几天。我又一次吓了一跳，怕我的手稿永远付印不成了，因为我的小马小锈，大概知道它也就要走完它的长途跋涉了，差点把船底踩穿，眼看着要把我们顺着江水冲过八莫，比预定到达的时间还早。

一站一站发给护送我的兵的那张大公文，在这里最后一次拿了出来，人们为我大大地忙乱了一番。那位官员站在台阶顶上高声宣读这份公文，读到我的名字时，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称我为丁大人（这是极高的敬意），问我肯不肯交换名片，然后不知不觉地滔滔不绝地向我道起喜来，恭喜我生为英国人。据他所知，我可以放心，他那个可鄙的国家的行政当局同我那个王家大国之间现有的关系，是那么融洽、那么和平、那么彼此相得——事实上，在华西极边地区的国际事务上，两国政府是看法一致的——所以他确信我会平平安安地到达那座通往缅甸的桥。随后，他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大躬，轻轻挥了挥他那三英寸长的指甲，用尖刻而加重的语气，把我交给一个汉人和一个掸人照管，这两个人心里明白后面会有赏钱，将要护送我到缅甸边界。

人群里发出一阵低低的、毫不掩饰的赞许的咕哝。那些差役——汉人、克钦人、缅人、掸人的混种——身上穿的这四个民族的特色服装各有一点，他们都忙着把该做的事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想从我身上每人抠出几个铜钱来。

然后那位大人物站起身来。他屈尊要走了。他走出门槛，转过身，停一停，鞠个躬，又转过身，走下台阶，又鞠个躬——一个长长的弯腰大躬，差点把他弯到地上——然后我继续前行，心情轻快地朝着那片东方最可爱的土地走去。我的人没有流露出什么感情。他们就要进入英国的领土了，这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是从遥远的内地来的，嫩得不能再嫩，生得不能再生。

不久我走过了一座小桥，那是两大帝国交界的地方。我到了缅甸。

就这样，我从中国的这一头走到了那一头。我是一九〇九年三月四日进入中国的；一九一〇年二月十四日出来。

我来是要看看，现代精神已经深入到中华帝国那些隐秘的深处有多远了。一个人也许不大爱发议论，也许不大善于把自己心里形成的结论用言语表达出来，可是要横穿中国而全然视而不见，那是不可能的。不管多么模糊，人总会开始看出一些正在起作用的原因。由于欧洲人进入了中国内地，一场转变正在发生；它不是由内部推动而逐渐演进的自然成长，恰恰相反，它是用人为的手段造成的，同种族的和个人的固有本能、世代相传的传统、天生的倾向、特性和禀赋激烈地冲突着。在老派的中国人眼里，这些对无比古老的生活习惯的改变，什么也没有改善，却毁掉了许多——一切都是空虚的、乏味的，对神对人都毫无用处。古老的中国生活那华而不实的外壳、那毫无价值的皮壳，还留在这里，在许多地方原封未动，这在前面几章里已经可以看到；可是里面的灵魂正在稳步地、确定无疑地——虽然是缓慢地——经历一个最后萎缩的过程。然而，在帝国那些远离京城北京的广大地区，靠内部改革而不是靠外部压力来适当地开发这个国家，几乎还没有开始。单单中国人提出的那种荒唐的计划——打算不借助外国资本修建他们所有的铁路——这件事本身，就足以在经济上产生不良的反作用。

我不能不承认，在我旅途的大部分地方——我说的当然是中国的边远地区——都有明显的改革的痕迹，有些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痕迹，有远见的官员们也真心渴望摆脱一种屈辱的国际地位；可是也显而易见，在一切有关欧洲和西方世界的事情上，百姓和官员总的说来都同心一意地采用天朝人心爱的那种拖延的办法，并且怀着那种特有的对欧洲事物的抵触——自从近代历史开始以来，这种抵触就是真正的东方的标志。

现在，可爱的、可爱的缅甸啊！

我进入缅甸还不到两分钟，就有一个脚夫的扁担断了，偏偏就是装着那些衣服的箱子——我得换上那些衣服才能进入八莫的社交生活——从断扁担上甩了下来，飞快地朝江里滚去。费了好大的劲才捞了回来。

浓密的丛林在我面前铺展开来，毛茸茸的白云懒洋洋地挂在深蓝的天上、绿色的山头，沉重的空气里饱含着只有热带才有的那种美妙的安逸——一切都宁静而甜美。江水从内地穿过壮丽的森林地带浩浩荡荡地流下来，两岸不时有别的小河汇入，它的岸边是神奇的丛林峭壁——巨树在密挤的矮林上纠结交错，藤蔓攀缘，寄生植物垂挂成彩带——从水边笔直地升起。一会儿是长长的一串串村落，深藏在棕榈和果树的浓荫里；一会儿是开阔的长满了青草的草地，牧场一直低伸到江边，这里唯一还带着中国回声的，是歇脚的马帮——牛群成群结队地下来喝水，把江岸踩出一道道巨大的豁口。偶尔有长满树木的小岛打破江面的单调，从那些高高地沿着山边、远离江面的极好的英国式公路上，刚好看得见它们；黄色的沙嘴和大块大块楔形的花岗岩和岩石远远地伸进它那曲曲折折的江道。白天，缅甸那快活的太阳对着一切微笑，到了中午，又把它那毫不留情的炎热倾泻在所有的人身上，全不顾那个跋涉就要到头的疲倦的游子。夜里，热带的月亮把这整个江边的世界变得宛如仙境。躺在驿馆的长椅上，你尽情领略着那些一幕接一幕、叫人目不暇接的景色，觉得自己被一种对东方之美近乎狂热的欣赏激动着。重新见到一个英国人，真好——一个结实的、面容坚毅的英国人，他对东方的爱，同我的一样，简直是一种着了魔的痴迷。热带灼人的阳光把我们白皮肤的颜色都晒干了；尽管疟疾又回来在这里捉弄我，可我又回到了我所爱的东方，这个也许过早地在我身上留下了伤痕和印记的东方。然而，我同我的许多同胞一样，尽管她待我们粗暴，我们还是崇拜她。

三天以后，我到了八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