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东方问题

一政策的转变

形势之变——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骤然得势——新的因素——德国的进逼——对英国政策的影响——为应对局势而作的调整——维持现状的努力——诺克斯中立化方案——所争者何——满洲的局面——日本在那里的作为——中国的利益——锦爱铁路——诺克斯方案的依据——所期望的国际合作——防止差别待遇的努力——英国的态度——北京的外交阻挠——俄国的立场——「势力范围」观念的复活——此一事件说明了什么

远东政策与形势的转变，打破了各国普遍接受门户开放主义之后得来的那点勉强的稳定，使那里重新滑向危险的国际趋势——这场转变的源头在日俄战争。今日回望，此点已足够清楚；然而当战事正酣之际，甚至战争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有些国家的政府对其后果不过隐约有所察觉，美国公众则几乎全然不知。回头看去，可以辨出变局的两大因素：日本的骤然得势，与德国的步步进逼。美国曾在为远东谋一个稳定基础的事上出力甚多，如今却要在这场瓦解中充当一件无心的工具。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骤然得势，直接影响了远东局势；德国在世界政策上的推进，则间接影响了它。无论是日本的野心与新得的力量，还是德国的长足进展，单凭其一都不足以造成这场变局。真正使局面改观的，是它们对其他列强、尤其是对英国利益所生的反作用。日本战胜俄国，在若干重大关系上给世界政治换了立足点。它缓和了英国对俄国在亚洲那份威力的恐惧，而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恐惧一直是英国东方政策的根本前提。它又把一股新的力量带进了亚洲事务——日本。另一方面，对英国的商业与世界影响力来说，更近也更具阻碍的，是那个新的德国：它正急切地在非洲和小亚细亚寻找出路。英国政策为应付这一局面所作的调整，立刻着手进行。俄国被安抚了：英国承认她在波斯与自己合伙，又承认她在中亚与蒙古的优势地位。作为抵销，英日同盟经过修订，把日本也拉进了印度的防务。日本与俄国则被听任自行商定彼此在满蒙的地位与态度，不受法、英任何干涉。这样一来，法、英便腾出手来联手抵御德国；同时，俄国的远东地位既暂得保障，也就能够重返欧洲，与法、英合演旧角。这些安排如何影响了欧洲，我们在此不必深究——欧洲的大战已作了说明——但它们在远东产生的后果，是可以追索的。

日俄媾和之后有一段时间，变化在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迹象。那是一个调整期，列强都走得小心翼翼，一面摸索道路，一面互相试探。第一次把这场转变明确暴露出来的，是美国。美国对远东问题的关切，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是仅次于门罗主义的一项原则。海约翰早就看出维持中国自主之必要，他的几位直接继任者也都循其所指而行。日俄战争后不久，伊莱休·鲁特又一次让日本白纸黑字地保证遵守门户开放主义。接着便是威廉·塔夫脱出任美国总统、诺克斯出任国务卿的一届政府。诺克斯先生看出了满洲事态的不祥走向，遂采取行动，作了第一次揭露。许多人责备诺克斯先生当时不该把问题挑明；然而只要研究一下他的政策与作为，就会发现其用意是正当的。诺克斯先生的外交努力一时归于失败，但这次失败是否当真造成了什么实际损害，殊可怀疑；何况它还有一桩好处：把实际的局面推到了近乎表面的地方。

诺克斯先生的努力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按照「门户开放」的原则为国际合作提供一个基础，从而消除在满洲乃至整个中国境内造成国际竞争与对抗的根源。他以满洲为起点，计划把该地区已有的铁路中立化，并让一切愿意参加的列强共同参与今后的开发。要弄清诺克斯方案，须先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日俄战争以前在满洲行驶的铁路，是俄国依照东清铁路公司（俄国公司）与中国的协定，用俄国资本修建的。这些线路，一为西伯利亚铁路穿越满洲通往海参崴的延长线，一为自哈尔滨南下至旅顺、大连的支线。依朴次茅斯条约，俄国把长春以南、即满洲中部以南那一段铁路的权益让与了日本。中国自己另有一条铁路也计划向满洲伸展，那就是中国北方官办铁路（今中国国有铁路的京奉线）。当时这条线已通至牛庄与新民屯。英国的政策虽已露出些征兆，但那时在华的英国人并不相信本国政府已把「门户开放」在满洲的权利全盘让给了日本。

有些事情本应使美国政府有所觉悟，然而并没有。国务院当时还在认定各国关于尊重「门户开放」的保证都出于诚意。诺克斯先生对日本的政策与用心大概是存疑的，但他显然把指望放在英国身上。如果说他在外交算计上有失误，那就在于没有看清英国立场转变的程度。诺克斯先生对在华各国利益的状况看得很清楚，他觉得英美两国的在华利益就大政策而言是一致的。他显然没有领会的是：由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势影响了英国政策，英国外交部已认为，把力图维持满洲「门户开放」所可能给英国带来的种种好处拿去做交易，才算权宜之计。诺克斯先生当时若不明白这一点，倒也情有可原，因为事实证明，连在华的英国大商业利益及其伦敦方面的关系人也同样蒙在鼓里。至于英国外交部当时是否已决定在整个中国放弃「门户开放」主义，并不清楚，但后来的事态多少透出了些光。英国政府内部在这一点上无疑存在分歧。政策的趋向则是明白无误的：让日、俄在满蒙放手行事，换取英国在别处的若干补偿，而如有可能，就到此为止。我相信，当时的英国政策已看出替中国保全满洲之难，因而愿意以别处的补偿为代价，把英国在该地区的权利和利益让给日本和俄国；但英国并不想让得比不得不让的更多，而且仍认为在长城以南维持中国的自主是办得到的。至于「门户开放」，保得住固然好，保不住的话，英国在与各国的谅解中也已划定并得到承认了一大块「势力范围」——事实上，这笔交换正是英国向日本让步所得的补偿之一。日本如何看待她在这笔交易里应尽的义务，那是后话。

诺克斯的「中立化」方案，一面几乎完整地体现并例示了门户开放主义的各项原则，一面也照出了与之对立的那套假设；因此，研究这个方案，研究它失败的原因与失败的方式，就能弄明白中国为保全自主所作的挣扎究竟包含些什么，也能弄明白门户开放主义当初是为什么而设的。诺克斯先生对这些事情无疑是清楚的；他在那个时候提出方案，心里想的是急须遏止相反的趋势、给门户开放主义重新注入生气，而不单是为了撑一桩美国的买卖。诺克斯提案的一些直接由来，应当交代一下。

媾和之后日本立即在满洲和朝鲜展开的商业攻势，把门户开放弄成了一句笑话；这里我不再回顾，只把讨论限于铁路问题。日俄战争后不久，中国就准备着手开发她的满洲各省——那里因交通不便，一向落后。铁路可望改变这种状况，把北方那些人烟较稀而土壤肥沃的地带开放出来，让稠密以至过剩的各省的中国移民前去垦殖。再者，不妨承认，中国在这些安排中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以她的经历而论，若没有反倒奇怪了——她希望借此在日俄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为保全中国领土的中立开出一条路。从中国的立场看，这些目的是正当的，在道理上也不能设想它们会威胁到任何有效的外国权利或利益。把中国北方官办铁路向北延伸至黑龙江，多年前就已规划，近来出版的帝国地图上还试画了出来。一九零七年，中国与一家英国公司（中英公司）订约，修筑这条铁路自新民屯至法库门的展线。日本提出异议，理由是这条展线将与南满铁路的一段平行，而南满铁路是日本依朴次茅斯条约取得的；为支持自己的立场，她还搬出了一九零五年日中之间关于满洲的袁世凯—小村协定中的一项秘密条款。中国否认曾接受那项密约；但日本诱使英国拒绝支持那家英国公司，中国只得放弃这项计划。这件事很有意味，因为这是英国甘愿损害本国商业利益、也要在北方支持其盟邦的第一个确凿证据。

毫无疑问，中国规划满洲铁路展线，本意是要在那里造成一种更广泛的国际利益均衡，为此她希望这些路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出资。一九零八年夏（八月十一日），唐绍仪与当时的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达成协议：美国资本将用于修筑自齐齐哈尔至瑷珲的北段，当时的设想是南段由英国方面承筑。随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袁世凯被开缺，诸事纷至，这些计划遂被搁置。其间，司戴德先生已将签订该路北段筹款备忘录一事报告本国政府，不久他本人调入国务院；一九零九年他离开国务院，出任美国银行团驻华代表——该银行团是经政府批准组织起来、专为承办美国方面参与投资的。

齐齐哈尔—瑷珲段为组织美国银行团提供了基础，因为那是眼前一笔看得见的生意；但有一段时间，另一桩类似的事引起了国际议论，把这个计划遮住了。那就是中国为筹措粤汉、川汉两路若干段工程的款项所作的努力，这些款项统归于湖广借款项下。这笔借款已经筹划了好几年，一九零九年拟成协议，定由英、德、法三国资本承贷承筑。正在此时，美国政府提醒中国：中国政府曾明确许诺，将来兴筑这些铁路而需用外资时，必给美国方面以参加的机会。其他外国利益方面听说美国出面干预，便想把事情赶紧办成，于是闹出了一些颇为轰动的举动，其中包括塔夫脱总统亲自致电摄政王，要求不给美国方面参加的机会就不要缔约。既然没有正当理由把美国人排除在外，其他外国利益方面只好同意美国参加，虽然心里不无恼火。参加一事既经议定，接着便是一段关于条件的谈判。

湖广借款的谈判如此僵着的时候，美国银行团的代表正忙于满洲铁路展线的事。司戴德先生与中国政府商议后发现，中国若有可能，仍愿信守与英国方面关于法库门段的协议——尽管按理说，英国既不予支持、计划已告流产，那项协议就已作废。结果是英国方面与美国银行团达成协议，两下合并，共同推动一条自锦州至瑷珲的铁路：它将深入法库门段本可开放的同一片地方，但离南满铁路够远，以免日本挑剔。由美国人出资，英国人承筑。

曾有人以半官方的方式设法阻止英美两方在这个项目上合流，并诱使那家英国承包商与日本方面合作；但英国公司从生意上着眼，反对这种结合，而且它也知道，与其让这条路落入日本掌握，中国宁可不修；再说，俄国必被这样的安排惊动，本是意料中事。中国和美国银行团都以为，美方参加不至于惊动谁。一九零九年十月二日，锦爱铁路的筑路与筹款草约在奉天签字：中国方面由总督锡良，美国银行团方面由司戴德，宝令公司方面由弗伦奇勋爵。这些交涉办得迅速而机密，因为外交上的压力已经在设法从中作梗。日本一向机警，已向中国政府探询，声称如有所图谋，她理应参加。尽管有外交压力阻挠，批准草约的上谕仍于一九一零年一月二十一日颁下。

司戴德先生既取得了美国人将参与满洲铁路及其他企业开发的谅解，又与满洲的中国官员订立了修筑锦爱线的草约，这就使美国利益有了实实在在的地位，从而为诺克斯的「中立化」方案打下了基础。因此，诺克斯先生在提出他的建议时，得以表明美国方面并非在打自私的算盘：他提议把其他外国利益也接纳进锦爱路的计划里来。美国的态度，见于一九零九年十一月六日由大使怀特劳·里德递交英国政府的照会，以及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复文。文中着重之处，系我所加。

国务院

华盛顿，一九零九年十一月六日

兹复爱德华·格雷爵士十月二十日来电所询各节，着里德先生将下列备忘录照录送交外交部：

现中美两国方面合作筹款并修筑锦州—齐齐哈尔—瑷珲铁路之协议业经签订，并经未曾公布之上谕批准；对于此项于中国之进步与商务发展同关重大之事业，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准备与大不列颠国陛下政府诚挚合作，在外交上予以支持与便利。合众国政府并愿赞成其他利害相关之国家，凡为中国所乐于容纳、且素来拥护商业机会均等与维持中华帝国完整之原则者，最终得以适当限度参加其事。惟在现行办法进一步拟定之前，合众国政府请大不列颠国陛下政府考虑下列另一更为通盘之计划：

第一，欲使中国在满洲一切政治权利之享有不受扰乱，并使该三省在门户开放与商业机会均等之切实施行下得以开发，最有效之办法，或莫如将满洲之交通干线即各铁路置于一种合乎经济、合乎科学而不偏不倚之管理之下，其办法为由愿意参加之各利害相关国家提供款项，使铁路之所有权归于中国。此项借款期限应足够宽长，俾其确可于所定年限内偿清，其条件亦应足以吸引银行家与投资人。该计划应规定：借款期内由参加各国之国民监理此铁路系统，各关系国政府于此期内在彼此公平之基础上，就其国民与材料享受通常之优先权。此项计划之实行，自须中国之合作，并须日本与俄国之合作——现有满洲各铁路，一为将来应归还者，一为持有租让权者——亦须大不列颠与合众国之合作，此两国之特殊利益系于现行锦爱铁路合同。此项计划于日本、俄国之利益，显而易见。此两国既出于诚意愿维护满洲之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并愿保证中国主权之完整，则对于一个机会——即将其为保护各自商业及其他利益而分别承担之义务、责任与费用，转由包括其自身在内之各国按利益比例公平承担——自可期其欢迎。合众国政府颇有理由希望此项计划可得俄国之善意考虑，并有理由相信美国资本必将踊跃参加。

第二，倘此项建议不能全部见诸实行，则纵不能完全达到，亦可近于所期之目的：即由大不列颠与合众国在外交上支持锦爱铁路之办法，并邀请赞成满洲完全商业中立化之各利害相关国家参加该路及今后商业发展所需各新线之筹款与修筑，同时供给款项，俾中国得以收买现有各线中愿意并入此一系统者。

合众国政府希望上述建议所含之原则可蒙大不列颠国陛下政府嘉纳。此项原则尚有其他理由可为佐证：通报此类计划，可免银行家与中国政府径行接洽、漫无节制所易引起之种种龃龉；且可在华造成一种实质利益之共同体，便于合作，而使中国政府目下正认真措意之财政与币制改革诸问题易于解决。

美国大使馆

伦敦，一九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先生：兹荣幸随文转呈爱德华·格雷爵士今晚送来之复文全文，系答复本使照送阁下十一月六日下午一时来电所载备忘录之照会。其要旨已于本日下午六时同时电达。

怀特劳·里德

外交部

伦敦，一九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阁下：

顷奉阁下本月九日照会，就使中国在满洲一切政治权利之享有不受扰乱、并使该省在门户开放与商业机会均等政策之切实施行下得以开发一事提出若干建议，敬表谢意。阁下所提第一项建议，大意为将满洲之交通干线与铁路置于一种合乎经济、合乎科学而不偏不倚之管理之下，其办法为由愿意参加之各利害相关国家提供款项，使铁路所有权归于中国；阁下并称，此项计划之实行，须中国与日本、俄国之合作，亦须合众国与大不列颠之合作，后两国之特殊利益系于现行锦爱铁路合同。阁下继称，上项建议倘不能全部见诸实行，则由大不列颠与合众国在外交上支持锦爱铁路之办法，并邀请赞成满洲完全商业中立之各利害相关国家参加该路及今后商业发展所需各新线之筹款，同时供给款项俾中国得以收买现有各线中愿意并入此系统者，纵不能完全达到，亦可近于所期之目的。

就维持门户开放政策与商业机会均等而论，阁下两项建议中之第一项所含一般原则，完全为陛下政府所赞同，且依陛下政府之见，颇宜于使中国在满洲取得全权管理。惟本大臣以为，在悬而未决之湖广借款谈判结束以前，似不宜考虑另一为中国铁路事业而设之国际借款问题；故本大臣建议，至少就目前而论，将第一项计划之考虑暂予延缓，当为较明智之举。至阁下照会所载之替代建议，本大臣欣见其中列有各利害相关国家合作一节，并荣幸提请阁下考虑：为达此可取之目的，作为初步之一着，两国政府宜共同设法劝说中国政府准许日本参加锦爱铁路，盖日本为最有利害关系之一方。至于供款俾中国收买现有各线以与锦爱路相连一事，可于此后再议。

此致，等等。

爱·格雷

美英两国政府就诺克斯方案交换意见时的一些措辞，颇堪玩味。美国的照会要求满洲铁路的「不偏不倚的管理」。这是针对满洲的一种情形而发的，我在《美国与远东问题》一书中曾详加叙述，现从该书二一零至二一一页引录如下：

「在一切授予外国政府或公司在华筑路营路之权的条约里，都以铁路须对一切外国给予同等便利为应有之义。诚然，有些铁路让与权是在中国特别无助、对此类事情又茫然无知之时勒索而得的，其中于这一点及其他要紧之处含糊其辞，也许是有意含糊；但这种倾向早已为世界各国的外交界所注意，并已通过互换意见采取步骤，以保证此中的国际公平。凡留心中国事态的人，多半还记得海约翰曾成功地从德国取得明确保证：山东铁路的经营不得歧视他国货物；由此还产生了关于门户开放的国际谅解。假使中国与在其境内通商的各国不承认这一原则，我们大概就会看到：德国铁路在中国按运价优待德国货；法国铁路运法国货比运英、德、美货便宜；英国铁路给英国托运人回扣，而对其竞争者照章收费，如此等等。试设想在美国，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给德国货的运价低于英国、法国、奥国货；又设想希尔先生控制的各线归法国政府所有，而法国政府准许凡自法国来的货物，其运费低于原产英国、德国乃至美国的货物。这样的局面，岂不要弄成商业上的一片混乱，更不必说其中埋着多少国际摩擦的可能？……再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日本在满洲作为铁路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其地位是一家公司，而不是一个政府；既是公司，它就应当服从中国的法律和条约。对外国在那里的铁路特许权若作任何别样的解释，就无异于摧毁中国管理其境内商务的权力。日本在日本国内尽可以政府的身份经营铁路……但在中国，就应当要求它以公司的身份经营。所以，当日本宣布打算让日本商人运往满洲销售的日本产品和货物在满洲的一条铁路上免费运输，而其他外国的产品和商人以及中国人却必须付费时，这看起来就是蓄意把海约翰的协议当作一纸空文。」

日本对南满铁路所作的这种以及其他种种差别待遇，无疑正是诺克斯先生力图为中国那一部分地方的一切铁路争取「不偏不倚的管理」时心中所指。

显然，诺克斯先生对日本是否会赞成他的方案并不乐观——尽管美国照会里说有理由认为俄国可能同意——因为该照会建议：万一其他列强不肯加入，英美两国应当推进锦爱路计划。英美若真照此办理，其在使满洲中立化、保全中国在那里的自主上所收之效，几乎不亚于诺克斯方案本身。爱德华·格雷爵士在复文中赞成诺克斯先生各项建议的原则，但事情的发展表明，英国政府在别的方面已经陷得太深，无法与美国联手推进锦爱线。因此，当日、俄凑到一处、决意反对中立化方案时，英、法只好站到那两国一边，与美国作对。这就是诺克斯先生的外交所绊倒的那根暗设的绊索。

诺克斯国务卿于一九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将他的建议同时向俄国和日本提出。在此以前，建议已先交中国政府，中国欣然表示赞同；因为这个方案一旦被接受并公布，就会使中国的北方各省摆脱外国干涉，并使整个东方局势为之澄清。日、俄在彼此议定拒绝之后，才把这项建议公之于众。当那两国政府还在装模作样、说需要时间考虑的时候（有证据表明，建议送到不出一星期，它们就已议定要拒绝），它们已经开始在北京施加压力，阻止批准锦爱协议的上谕颁下。锦爱铁路协议在这件事里是一个要素，因为它使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满洲取得了既得利益。及至知道上谕势必要下，它们便设法抢先宣布拒绝中立化建议，以图阻止；然而拒绝晚了一天。中立化建议的法律根据，是中国依与日、俄所订条约享有的既得权利，即在一定年限届满时按公平估价收买满洲各铁路；诺克斯先生不过是建议把这项收回提前而已。

俄国于一九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日本于一九一零年一月二十四日拒绝了诺克斯方案。在此之前，俄日两国的报纸已明目张胆地设法用一团假问题把事实遮掩起来。连政治家也加入了这场歪曲的合唱。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林董伯爵大谈什么「没收」；想一想日本在满洲的没收行径，这话未免失言。诺克斯方案当然规定，对俄、日放弃的任何权益都照价全额付偿。诺克斯中立化方案既被拒绝——该方案本可把锦爱铁路包括在内——那种一心要把美国利益挡在中国门外的外交，就集中对付这条铁路了，事态发展得很快。这些交涉中所提出的问题，蕴藏着一场可能把美国卷进去的战争的萌芽，因此我要把其中较重要、较有意味的几个方面说个明白。把那些外交上的表示按先后次序排列，参照东方现存的国际阵营来看，谁也不会怀疑：在这件事情上，俄、日、英、法是根据彼此间一项私下的谅解协同行动的。要完全领会它们的分量，还须作些解释；不过在给中国上夹棍、给美国外交上手铐的过程中所作的种种表示，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很有启发。以下所引各件中的着重之处，均系我为醒目而加。

日本公使致外务部

一九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

大臣阁下：

前此本使曾与梁敦彦尚书晤谈，就锦爱铁路一事，将本国政府之期望明白相告。本使并电请本国政府训示，兹奉复示，略谓此事必须极为审慎考虑。本国政府现正考虑之中，未能遽尔提出要求；惟如本使前次晤谈时所陈，此事关系日本利益至为重大。中国政府在有所决定之前，必须先取得本国政府之同意。倘置我国之地位于不顾，未经咨商本国政府而遽行决定，则两国关系上因此所生纠纷之严重，将不堪设想。本使奉命警告中国政府，务须认清审慎之必要。

此致敬意，等等。

伊集院

俄国公使致外务部

一九一零年二月二日

大臣阁下：

前此阁下曾以口头询问本国政府对于协助修筑锦爱铁路一事作何主张。本使当将此事转陈本国政府，兹奉复示如下：

俄国政府视此事为极关重要，在未经详加考虑以前，不能答复中国。

俄国公使奉命将其前已向外务部声明各节明白重申，即：俄国政府期望中国于未先与俄国商议以前，不得议定任何此类事件。否则两国关系之间必生纠纷。

须至照会者，等等。

廓索维慈

俄国公使致外务部

一九一零年二月四日

大臣阁下：

顷接圣彼得堡来文，系关于给予美国修筑锦爱铁路之让与权一事。

俄国驻美公使业已奉到训令，就该铁路向美国政府作如下答复：

美国既邀俄国参加锦爱铁路之修筑，并已允俄国之请，容其从容考虑后再行答复，则俄国之意见为：美国未通知俄国，亦未顾及俄国倘不入股即将反对此项事业，自知有误，因而中止了借款谈判。俄国期望，凡事未先取得俄国之同意，不得议定。

兹将上项文书之大意转达阁下，并知照阁下：此事非先取得俄国之同意，不得率尔议定。

须至照会者，等等。

廓索维慈

廓索维慈先生竟自作主张，借称引俄国致美国国务院照会之名，断言美国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即没有认识到在华兴办企业必须与俄国商议——并已退出了谈判。此举引起中国政府的查询，美国代办亨利·弗莱彻遂向外务部保证，美国政府并未向俄国作过这样的通知。

俄国公使致庆亲王

一九一零年二月八日

亲王殿下：

前此本使曾就锦爱铁路一事口头晤谈，并致文于殿下所辖各部大臣。兹奉本国政府训令，就美国提出之满洲铁路中立化及修筑锦爱铁路两项建议之答复，作成备忘录一件，随文送呈。

附件。须至照会者，等等。

廓索维慈

关于锦爱铁路之备忘录

（一九一零年二月八日由俄国公使送呈庆亲王）

对于美国政府所表示之修筑锦州至瑷珲铁路之意向，俄国政府必须明白声明：此路将严重影响俄国之利益。此路一旦筑成，不仅将自南方与北满铁路相连，且将于瑷珲抵达俄国之实际领土。如此则军事与政治布置两受其影响，并将根本改变满洲各铁路与东蒙古、北满之关系。故此事必须详加查究，议定一种可以接受之办法；非俄国政府先悉所拟各项安排之详情，不得准行。俄国政府愿就此事极为审慎地加以研究，并期望此项计划先行通报本国政府。俄国政府于详审计划之后，当就该路之修筑作答，并就此路可以修筑之条件颁布明确之声明。

至于今后中国拟借外债修筑之满洲一切铁路，均须先咨商俄国政府，由俄国政府先行考量此等计划于俄国之军事与政治利益、或于北满各铁路有无影响，然后决定应采何种办法，以抵销为该等铁路所作安排之势力。

在这件照会里，凡说俄国的反对是基于东清铁路可能受商业损害的一切伪装都被丢开了，明明白白地宣称：主要的反对理由是政治的和战略的。这就是说，俄国正式主张：她有权按照俄国的政治与战略利益，来管制并支配中国部分地方的铁路发展，并据此把美国排除在外。如果语言和一切情势的逻辑还能把什么讲清楚，那么在这件事上它们是讲清楚了。这份备忘录送给庆亲王而不送外务部，可见凡能施展的影响都被搬出来恫吓外务部了；因为谁都知道庆亲王于外交事务兴趣寥寥，细节也从不留心。此举显然是要惊动朝廷，从而对外务部诸大臣施加间接压力。二月九日，即俄国公使递交上项备忘录的次日，英国代办麦克斯·米勒到外务部，与中国的外务大臣梁敦彦谈及此事。米勒先生告诉梁敦彦：英国担心中国在这件事上会被美国引入严重的困境，劝其审慎——这是用外交辞令给美国外交使绊子。他并且明确表示，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关于满洲的铁路发展应当咨商日本和俄国。大约就在这时候，法国政府也出面帮着俄国吓唬中国，作了表示。

法国公使致外务部

一九一零年二月十日

大臣阁下：

法国政府为中国之福祉计，拟请中国政府于未就锦爱铁路咨商俄国与日本以前，勿与任何他国订立任何协定。如此则满洲之国际摩擦可以避免，亚洲各国之福祉亦可增进。

马士理

法国公使致外务部

一九一零年二月十八日

大臣阁下：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以为，凡可在远东引起纠葛或困难之事，中国宜一概避免，并宜维持现今在亚洲有利害关系之各国间之和睦关系，此实于中国有利；故愿奉劝大清帝国政府：于未先与俄国政府及日本政府商定以前，勿就锦州与瑷珲之间的铁路线缔结任何办法。

马士理

日本公使致外务部

一九一零年二月十四日

大臣阁下：

日本帝国政府视锦爱铁路之修筑为一重大事件，因其影响及于南满铁路之盈亏。然中国政府修筑此路，其宗旨在开发满洲与蒙古。日本政府顾及于此，爰就协助修筑该路一事，提出下列各条：

一、日本参加锦爱铁路之修筑，办法为分担借款、供给工程师与筑路材料，并参与工程之施工。参加所依之章程，当与有关各国友好商定。

二、为使锦爱铁路与南满铁路相连，中国应自锦爱铁路之某站向东南修筑一支线，接于南满铁路之某站。该支线之路线及其与南满铁路衔接之地点，须与日本政府友好商议定之。

应请注意者，日本政府所以不计较锦爱铁路之修筑将给南满铁路带来之重大后果，而愿协助修筑该路，其缘由固在于所拟路线系自锦州出发、经洮南府，距南满铁路甚远。倘所拟路线有重大变更，日本政府于此即有利害关系，并期望与之咨商。

伊集院

可见日本在官面上并不反对修筑锦爱铁路，不过小心地主张她有权就路线走向受到咨商；但她坚持要参加，而且所提条件是中国不自欺其口便无法接受的——这就等于阻挠。日本这项协助筹款并供给材料的建议，正好照出了她提出此议时的诚意几何；因为日本若真取得了参加该路筹款的权利，她得先借来自己那一份资本，才能转贷给中国。接着便是俄国的反提案。

俄国公使致外务部

一九一零年三月四日

大臣阁下：

前此外务部曾以口头询问俄国公使：俄国政府对中国拟修锦州至瑷珲铁路一事作何主张。俄国公使当将此事报知俄国外交部，以便考量。兹接电示，饬俄国公使声明：俄国政府对中国拟修锦州至瑷珲铁路之建议详加考虑之后，认定此举将严重损害俄国之边防与其商业利益。

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中国政府曾声明：凡自北京向北修筑之一切铁路，其资本除俄国外不向他国借贷。此次中国为筑路而借贷资本，其边防与在满洲各铁路上之盈利倘不受影响，俄国政府本不欲坚持中国履行昔日之允诺。惟据俄国铁路专家报称：锦爱铁路势必夺去俄国满洲铁路每年五百万卢布之运输盈利，并将毁坏此项产业——此项产业中国有权于二十九年后收回，或于七十三年后无偿归还中国。

俄国政府以为，参与此事之资本家于借款一举，除牟利之外别无目的，并无政治企图。故拟议中自锦州至瑷珲之铁路倘改筑他处，商业上之利益并不稍减，而俄国亦不致受损。外国资本家对此当无异议。基于上述各节，俄国政府兹向中国政府建议：与其修筑锦州至瑷珲之铁路，不如修筑一线，自张家口接京奉铁路至库伦，再北至俄国边境之恰克图。据悉中国久有修筑此路之意，如此则中国与各外国于此可以一致。中国至今迟疑不决之难处，在于此路既不与西伯利亚铁路相接，获利即难丰厚。俄国政府对于建立此项联络并无异议，并愿自外贝加尔省境内铁路之某站修筑一支线至恰克图。惟中国如修筑此张恰铁路，应准俄国资本家承筑自库伦至恰克图之一段。

俄国政府深望中国政府于此项建议中，明察两国均可得之利益。

中国政府欲借外资在满洲修筑铁路，倘不影响俄国之边防及其满洲各铁路之盈利，俄国政府自当乐于俯允。故俄国今提出此议，并信赖中国政府本友好之精神，助其实行。美国及其他有关各国政府，业已获悉俄国之意见。

须至照会者，等等。

廓索维慈

这份备忘录立即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

法国公使致外务部

一九一零年三月四日

大臣阁下：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愿了结中国北方铁路问题——此问题原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修筑一条自锦州经齐齐哈尔至瑷珲之铁路的建议所引起；惟法国政府如已向中国政府表明者，认为此项计划（锦爱铁路）非与主要利害相关之各国政府、尤其是俄国商定，即不能实现，否则势必有引起纠葛之虞；且法国政府既确信该拟议中之铁路于俄国北部边境及满洲铁路之商业利益可能造成不利后果，遂与俄罗斯帝国政府同一见解，以为：凡以纯粹商业为目的、向中国提议贷款修筑锦爱线之金融家，其利益倘由中国政府借同一批金融家之助，修筑张家口铁路向库伦、恰克图之展线，即可完全满足。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深信，此线修筑于中国一重要地区，不致引起任何政治问题，且既经周详考虑，同样于中国大有裨益。

因此，法国政府倘见大清帝国政府接纳俄罗斯帝国政府就此所提各项建议，将至为欣慰。

马士理

再不需要别的什么，就足以表明：拒绝诺克斯方案、阻挠锦爱线，全然不顾中国的意愿与权利，而且违反朴次茅斯条约的明文规定。英国的在华利益方面对本国政府的态度既惊讶又不满。一九一零年六月十五日，此事被提到国会上来。爱德华·格雷爵士在答复质询时表明，政府的立场是完全赞成英美在锦爱线上合作的原则，但说英国政府觉得自己受一份几乎被人忘却的斯科特—穆拉维约夫换文的束缚——那是一八九九年俄英两国互换的文件，两国当时相约：一不在长江流域、一不在长城以北谋求铁路经营。这番解释很有意思，因为一九零九年秋天，俄国曾正式要求参加湖广借款，可见俄国那时把斯科特—穆拉维约夫的谅解视同废纸。该项谅解从未正式撤销；但一向被认为已因各国普遍接受门户开放主义而被取代。这里我们看到两强政治在起作用。英国如果保留反对俄国在长江流域经营的权利，按理她就不能到长城以外去冒险。可走的路有两条：或者认定以前一切相反的协定都已被门户开放的协议所取代，或者死抱住旧日的「势力范围」观念。俄国巧妙地把斯科特—穆拉维约夫换文重新抬出来，好把这个问题挑明；而英国既不能两头兼得，又受英日关系的掣肘，便退而求其次，力图在长江流域给自己保住一块独占的势力范围。

有些国家曾要求德国就锦爱铁路一事，用与日、俄、法、英相类似的措辞向中国交涉；德国拒绝了。

综括起来，我们看到，诺克斯先生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把下列几个关系到中国主权与其境内门户开放原则的问题，鲜明地摆了出来：

一、中国在其境内决定铁路发展路向的权利，为外国所否认。

二、若干外国声称，在中国境内规划铁路系统时，必须以它们的战略与政治利益为首要考虑。

三、若干外国主张，它们有权决定由谁在中国境内筹款、修筑并经营铁路；并有权否决中国愿意实行的有关安排。

就美国而言，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外国主张它们有权干预美国公民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商业交易，这既违反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条约，也违反那些国家与中国、与美国所订的约章；而这样一种主义，是可以推行到全世界去的。

有了这些结果，人们或许会以为，诺克斯提案的效果对中国和对美国利益都是灾难性的。然而清楚的是，诺克斯的外交并没有造成产生这些结果的那些条件；它只是把它们揭露出来，摆到了明处。这件事确实值得做。而当人们分析退回「势力范围」政策的种种原因时，日本便显出是真正的瓦解者。当年日本倘若真心愿意并有意信守她的条约与协定，英国也就能够站定在门户开放主义一边，而那一套主张本来是可以获胜的。

二中国的革命

革命的由来——四川的骚动——民间反对外国路权与借款的风潮——武昌起事——起义之得手——攻取南京——满清政府之束手无策——起用袁世凯——一场政治权术的博弈——上海议和——临时共和政府——局势之错综——列强的态度——孙中山的到来——他在革命中的角色——北京的情形——袁世凯的难题——恐吓朝廷——退位之要求——见解的分歧——微妙的局面——黄兴的搅局——种种误会——帝制的倾覆。

列强因满洲一案而有所改易的态度，还没有来得及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成形，中国自己就送来了一段岔子。这便是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革命。

这场革命虽然多年来一直有人预料、有人预言，其种种因素也公认在全国各地暗暗活动，可它爆发时仍叫那些熟知中国国情与政局的人吃了一惊。就眼前的征兆而言，这个局面同此前几十次局面并没有什么两样。若干省份有不靖之象，然而不靖是从来就有的。政府正在朝改革缓缓挪动。临时宪法已经颁布；一九一一年，责任内阁连同弼德院取代了军机处与各部。在时局与外力的逼迫之下，国民意识——或者说爱国心——生长的迹象，帝国各处都看得见。占支配地位的中等阶层，即所谓士绅，由官吏、商贾和有产者构成，其多数是保守的，对已有的进步似乎也还满意。民间对当朝的满族皇室怀有强烈的敌意，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这种敌意既无组织，也不凝聚。至于改变政体的意向，几乎看不出什么声势。革命的秘密会党是有的，却没有人当它是劲敌。北京政府之所以着手内政改革，看来与其说是怕内部的动荡，不如说是迫于形势——非如此不足以防止国家在外力压迫之下解体。然而在这整段时间里，民间的不满始终在向当朝的皇室聚焦：中国的一切病痛、一切冤屈、一切屈辱，都被算在它的账上。

革命之前，内地大省四川先起骚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预示了革命的动机。四川的乱子带着一个涉外的侧面，因为它起于外债问题，是中国人对外国插手本国铁路建设的某些做法日渐反感的一种表现。有见识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明白，外国的铁路特许权，以及外债合同中的某些条款，正怎样在暗中侵蚀中国的内政自主；人们普遍担心，这个过程将导致国家解体、外人主宰。湖广借款所包括的铁路里有一条通往四川的干线，四川人从几个方面反对拟议中的合同。这些反对意见有的在理，有的不在理；其中不少是出于误解和臆测。有人鼓吹专用本国资本修筑川路，这是办不到的。政府不顾抗议，径行推进湖广借款，于是四川乱起，总督被杀。四川地广人稠、物力丰厚，又山川险阻，安抚绥靖之事极难着手；政府正照例使用怀柔与威吓两手并施的办法，这桩乱子却被一桩更大的乱子淹没了。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驻军哗变，总督瑞澂被迫出走。不出数日，兵变者占领武昌，并占领长江北岸的汉阳，取得了军需、饷银和弹药。比这更要紧的是由此获得的战略地位。汉口、汉阳、武昌三城位于汉水与长江交汇之处——汉口与汉阳在长江以北，中隔汉水；武昌则在长江南岸，与之相望。自汉口有铁路北通北京，武昌又是尚未筑成的粤汉线的北端起点。汉口是华中首要的通商口岸，也是长江深水航行的尽头。汉阳设有规模宏大的汉冶萍铁厂。十月十三日，武昌宣告成立临时的革新政府，以统率兵变部队的黎元洪为都督。黄兴被委为汉阳民军的统帅。这两个人注定要在其后的事变中扮演重要角色。革命的军事经过，在此只就其牵涉政治者方为可述，故略加回顾即可。武昌事起后不几天，政府便着手弹压。陆军大臣荫昌奉命统兵，规复汉阳、武昌。海军提督萨镇冰、程允和奉命率舰队溯江而上，与陆师协同。自此至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军收复汉阳，汉口一带激战不断。其间海军将士驱逐了自己的统帅，投向民军；水陆民军合力，于十二月二日攻下南京。南京一下，长江以南尽入民军之手，因为南方各省差不多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便都宣告赞成革命。除零星的小接触外，军事上的战局随南京的陷落而结束，此后的局面便靠谈判来处置了。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北京的情形正在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演变。武昌事起不久便可看出，当时那副架构的政府，对付这个局面已经无能为力。朝廷慌了手脚。历史上少有比袁世凯立即被召回掌权更离奇的一幕。这位干练而老练的大员，在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相继去世之后，已于一九〇九年一月被罢黜（若非外国干预，他还会被砍头），此后一直在河南原籍完全退隐。十月十四日，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湖北、湖南）兼钦差大臣，节制各路军队。这一任命揭开了那场由袁世凯主导的政治博弈：只用了最少的交锋和流血，便以权术把满人从权位上挤了出去。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场危机中，两大政治阵营都认为袁世凯不可或缺，而他在这两边其实都算不得人缘好。此后那场微妙的博弈，其中的着数与动机，任何外国人都无从丝毫不差地追索，但轮廓是看得出来的。整段时期我都在中国，并且有相当便利的条件去了解所发生的事。

袁世凯那颗精明而对政治极为敏感的头脑，对这个机会作出了反应；但他推进得从容而审慎，因为他心里装着中国人的心理和局面的种种要害。礼数要求他照例作出一番推辞和自谦的姿态，这就给了袁世凯摸清情况的时间。第一，他必须确知，自己一旦回到北京，同政府的关系将处在什么位置；第二，他必须弄清革命党人的观点，并同他们建立联络。显然，早在接受北上之召以前，袁世凯已把局面的各方面关联与各种可能都掂量清楚了。他知道旧政权实际上已无从维持；何况他也并不想维持它。袁世凯在整个仕途上素以进步著称，实际改革方面的许多成就都出自他手。他懂得（这是极少中国人懂得的）中国对外交涉的危险与纠结，也懂得这些如何同内部危机纠缠在一起。他预见到了困难。今日回头看，毫无疑问：袁世凯接受朝廷之召、前往北京之时，心中已有一套确定的方略，其用意在于摈除满清旧政权、统一国家、防止外国干涉。三者之中有一件办不成，便三件都办不成。满清政权不退位，国家就无法安定；国家不安定，外国干涉就势所必至。袁世凯知道，他不但要对付内部的难题，还要抵挡那些一心要把中国拆散的外国阴谋。袁世凯一面作犹豫之态，局势一面愈趋恶化，于是他得以开出自己复出任职的条件。十月二十七日，他被任为内阁总理大臣，上谕授予他的权力不啻于军事独裁；十月三十日，袁世凯乘火车离京南下汉口，名义上是去督师，实则是设法同黎元洪接上头——黎元洪此时已成为革命军中最突出的将领。与此同时，荫昌被召回，尽管他的仗打得颇为顺手。自此以后，清军方面的军事行动便一概服从于政治上的需要。袁世凯的方针是：非到外交手段失效、万不得已之时，不打。当时民军方面宣称，袁世凯与黎元洪接洽的努力归于失败；但后来的事态表明，谅解的基础已经试探出来了。

民军攻取南京，使局面发生了实质的变化，袁世凯因此回到北京，立刻着手谋划同另一支民军势力开议。事后有人说，袁世凯曾命张勋弃守南京，用以抵销清军收复汉阳所得的声势。

黎元洪与黄兴的失和造成了一重纠葛。黄兴在颇不体面的情形下离开汉阳——此事有损于他身为统帅的操守——转往上海，在那里成为他自己纠合起来的一个革命团体中的角色。上海是中国的工商与金融中枢，其影响力举足轻重。黄兴同黎元洪有私怨，妒忌黎的声望与人望，又图谋取而代之，做革命的领袖，于是怂恿上海一派出面反对黎元洪同袁世凯议和，否认他有代表整个革命党的资格。黎元洪一向谦抑自敛，声明并无擅权之意，谈判遂改在上海进行。唐绍仪受命为清政府代表，与对方代表会商，谈判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上海开始。伍廷芳被推为革命一方的首席代表，与其说是因为他同这场起事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不如说是因为他的阅历；实际上在此之前，伍博士并未参与其事。他的入选是折中的结果。黄兴是个激烈的急进派，这一点上海的中国头面人物很快就看了出来；而且愈来愈明显，黄兴自己是想当新政府之首的。黎元洪是这场起事中众望所归的人物，而黎、黄二人不和，这是人所共知的。领袖们都明白，本党内部非维持和衷不可，多数人也希望尽可能用谈判把革命拿到手。反过来，黄兴和他那一班私人追随者反对任何妥协，力主兴师北伐。在这样的情势下，伍廷芳博士把自己交给了上海的革命党人差遣；事实证明，他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爱国之心，合乎中华民族的利益。于是，唐绍仪与伍廷芳这一对老朋友、昔日的同僚，便隔着一张会议桌相向而坐，一个代表清政府，一个代表民党。当时的局面是这样的：在北京，有袁世凯，以巧妙的恫吓把满族亲贵集团控制在手，同时留意着国际方面的动静；在武昌，有黎元洪，民军将领中最得人心、也最可称道的一位；在上海，有唐绍仪与伍廷芳，充当居间调停、缓和两端的人。相对的两个极端，一头是要保住地位与特权的满族亲贵集团，一头是黄兴所率的急进派，非彻底翻转不肯罢休。在此后的这场博弈中，真正起作用的人大概不到十来个。

有一个要起作用的因素，是十二月间在南京召开的所谓「国民议会」。清军收复汉阳之后，武昌已不宜再作革命首府，于是南京一下，各方代表随即在南京会集。上海的会商之前先有停战。当时人们议论说，清军本可不费多大气力收复武昌，是袁世凯把他们按住了。黎元洪原已准备撤出武昌，停战使这座城暂时守得住了。袁世凯的用心于此可见。他怕武昌一下，满人就会从惊慌中缓过神来，他便控制不住他们了；所以清军在汉阳止步，把军事上的态势维持在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上——这正是他当时所要的。

上海会议的第一次开会，革命一方提出了这样几条：（一）满清皇室退位；（二）建立共和；（三）对皇室从优相待。这几条由唐绍仪电达北京，一连九天没有回音。其间，上海又有几件要紧的事发生。十二月二十日，英国、日本、法国、俄国、美国、德国六国总领事向清政府代表与革命代表递交照会，表示希望谈判能达成和平的解决。列强的这一联合举动意味深长，影响也不小。争斗一旦拖长，全国势必陷于混乱失序，外国的利益与安全都要受损，还可能牵出国际纠纷。这样一桩友善的举动，列强中谁也不好推辞不与——尽管其中有一国（日本）所盼望的是另一种结局。

另一件要紧的事，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孙中山久以中国的革命鼓动家闻名，在国外颇有声誉，在中国人当中也因其著述而有声望，虽然就他本人而论，在中国几乎是个生人。孙中山与这场革命的关系是不清楚的。据说革命起来时他人在英国，但他毫不迟延地跻身于聚光灯下，声言自己在其中有一份。武昌事起之时，以及事起前夕，中国境内并看不出任何显示孙中山之手与影响的迹象；直到外国通讯社开始传来他的宣告与檄文，他的名字才进入这场革命。当时中国人对孙中山所知甚少——他是个模糊的身影，在外面的世界某处，据说在为中国的政治自由奔走。有名望的中国人见过他的很少，他与中国的联系是通过秘密会党和通信，虽然不时有他亲身回国的传闻。将近两年之后，一九一三年夏天，我曾问过黎元洪：在发动革命一事上，孙中山起了什么作用。黎将军告诉我，起事之时，他几乎没有听说过孙中山，而孙中山在其中并无任何作用。就这番话和当时的情形看来，孙中山是以一个见机而作者的身份进入局面的。他在报上读到武昌起事及其蔓延的消息，便动身要加入这场博弈，同中国的民军领袖建立了联络；而那些领袖也乐得有他相助，好在国外博取同情，在国内影响人心——在中国，孙中山的名字即便不算他的事迹，总是有人知道的。他纠集了几个随从，取道苏伊士回国，一路发表谈话，行程宣扬得很足。在新加坡有几个日本人加入他一行，到香港时随从又添了人。约在此时，黎元洪接受了一次访谈，声明他不认识孙中山，同他也没有来往。黎将军并无贬损孙中山之意，他不过是对一位报馆访员的提问作了坦白的回答；但这话到底给孙中山的声望罩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到香港时，孙中山的计划与行止还没有定，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会受到怎样的接待。他在那里停了下来，先同上海的革命党人通了消息，然后才继续前行。这份不确定我是知道的，因为当时有几位在革命机枢中颇为得力的中国人来问我对孙中山的看法，问外国人怎样看他，问他与革命运动扯上关系在国外会不会有好效果。我从未见过孙中山，但我回答说，我以为他作为改革家的名声，或可用来在美国和英国造成良好印象——那里的人对这场革命会抱一种感情上的想象，对它的宗旨抱有同情。当时侨居中国的外国人，就道理而论大多同情革命党，因为他们厌恶满清政府普遍的因循与无能，指望这场起事能带来些改善。这种情绪在上海尤其强烈，因此上海的会商是在一种明显有利于革命党的空气中进行的。我的那几位中国朋友还问我，是否认为孙中山能当好中华民国的总统，这我无从置评，不过就我所听闻的而言，我把孙中山看作一个政治上的空想家。

孙中山出现的时机正好。黎元洪与黄兴的分歧（起因是黎指黄兴怯懦，在汉阳弃军而走）已使华中的革命党分为两派，另有第三派以广州为中心。这些分歧被尽可能地压下、掩住，但已有分裂之虞。南京的所谓「国民议会」与上海的领袖们都赞同：要同北京政府有效地谈判，就该先把共和政府组织起来。这一点几乎众口一辞，难的是给共和国选一个首脑。黎元洪与黄兴无论选中哪一个，另一派都要不快，甚至可能分道扬镳。广州偏在南方，总统不宜从那里出。孙中山到香港时，僵局正是如此。他似乎提供了一个各方都满意的折中。他不属于任何一派。他从未在中国居住过，因而同任何地方、任何政治小集团都无瓜葛。他在国外有名，他的名字对运动在外面有帮助，可以使世界拿共和国当一回事看待。要注意，在当时，对于那些真正当家的人来说，共和不过是个试探性的设想——事情也许会走到那一步，也许不会。但总得竖起点什么来与北京的清政府相对，作为争持与谈判的凭借，也作为号召民众的旗帜。于是路便为孙中山铺好了，一封电报请他到上海来。他到上海时，随行的情形有些不巧，他的日本顾问给人留下了坏印象，因为中国人对日本的影响极为猜疑。凡是了解本国及其政情的中国人都明白，孙中山并不适宜长久主持政府。单说一条（这一条也就够了）：他自称奉基督教。中国人并不敌视基督教，但要他们以一个基督徒为政府之首，他们会不安。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下作的偏见。这种感觉主要出于情绪，也是承袭下来的。美国的制度不可谓不宽容，然而提名一位罗马天主教徒或一位犹太人竞选总统，至今仍被认为不合时宜。孙中山到中国之前，很少有中国人知道他信的是什么教；何况就他是否适宜担任临时职务而言，这个问题一时也不会被提出来。孙中山一到上海，立刻被请去同少数几位革命领袖会商，一桩交易就此谈成。总统之位将奉送给他，但附一项条件：万一谈判同袁世凯达成谅解，则待正式政府组成之时，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基于这一约定，总统之位给了孙中山。形式上还有南京「国民议会」的一道选举手续，但那道程序不过是把上海议定的事登记一下而已。此事在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北京，袁世凯正一寸一寸地把权柄抓到手里，但有些亲王顽固不化，不肯相信清政府已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袁世凯的处境十分艰难，非有极高明的手腕不足以防止他的权力垮台。他必须保有足够的实力，同革命党维持军事上的均势，不让对方占到上风；他又不能把政府的地位加强得太过，唯恐失去对朝廷的控制——那班人只有在恐惧之下才肯听话；他还得向朝廷把革命党说得极强、极坚决，把政府说得极弱、无力抵抗；同时又得同革命党保持有利于达成满意妥协的关系。袁世凯对付朝廷的手法是高明的。他一上任就索要剿办叛乱的经费，明知国库已空，明知在那种情形下外债多半借不到，钱只能从皇室的私蓄里掏。到北京不久，袁世凯便同几个主要国家的公使馆有了默契，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方针。他的打算是：以恐吓与财力上的消磨为药，掌握好分量，一剂一剂地灌下去，把朝廷制服。钱花完了，袁世凯再要；皇室想抵挡这笔终将使他们赤贫的支取，袁世凯就提出辞职。朝廷若想向外国银行家借款，袁世凯便设法使其落空。在这上头，无疑有几位外国公使帮了忙，他们断定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袁世凯。在那种局面下，那些希望中国不致分裂、希望国内安定的列强，很快意识到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事情不能听其漂流。友邦觉得满清王朝气数已尽；然而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却关系极大。共和也许意味着改善与和平；也许意味着无政府与混乱。一切都取决于能否在国内进步的各种力量之间造成某种统一，并为新政府配上一个有才干的首脑。中国所有主要的官员与政客，外国外交官都很熟悉；几乎众口一辞，袁世凯被选中，认为是眼前唯一强有力、可倚靠、有才具的人。只有一个例外。日本出于私人的与政治的双重缘由，对袁世凯极为敌视。日本从经验中领教过：凡遇关乎本国权利之事，袁世凯机警、有胆量，且不可收买。袁世凯从前在任时，处处挡住了日本的侵越与进逼。因此，中国政府之首若换成任何别人，日本都比换成袁世凯情愿。

更有甚者，日本并不希望中国安定下来；她要的是动乱拖长，好利用这种局面去拆散和侵夺，并且已在华中华南遍布日本的谋士，专为此事奔走。友邦不愿插手中国的内争，但所关涉的利益太大，不容采取一种绝对消极的态度。这个关头外国给中国的劝告，大体上是公正而合乎情理的。有了这份支持，袁世凯便能使朝廷未经他首肯就拿不到钱，而这就给了他对北洋军的控制权——这支军队一向把袁世凯视作自己的创立者和恩主。

十二月二十八日，隆裕太后颁下这道懿旨：

内阁代奏唐绍仪电称：民军代表伍廷芳坚执民意所向，务在建立共和政体。当武昌变起之初，予准资政院之请，宣布信誓十九条，并诣太庙誓告，冀干戈早息，与民共享升平之福。徒以信誓未孚，政争迭见。予维我国究行君主立宪抑行共和立宪，关系内政外交至巨，此事非一部分人民所能专决，亦非朝廷所可独断，允宜召集国民会议以决之。据各国务大臣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商，予已面询，均无异词。着内阁将此意电致唐绍仪，转知民军代表。一面由内阁会同迅速妥拟选举办法，届时施行，以召集国民会议；一面由内阁与伍廷芳商定先行停战，俾生民免于涂炭，大难得以敉平。予惟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所以牧民也。是一人以养万民，非以万民以奉一人。皇帝践阼，冲龄践位，予不忍以生灵之涂炭、全国之疮痍为念。惟愿国民会议之决，一以国家之利、人民之福为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深望我爱国之军民，共守公义，同求公利。

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总统，宣誓如下：「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共和政府的内阁随之组成，黄兴任陆军总长，伍廷芳博士任外交总长。

北京提议把政体问题交国民会议公决，此事出了岔子。上海的革命党人本有意接受这个主意，却想造成种种条件，保证会议的表决有利于共和。这样的提议当即被袁世凯否决——他大概是想把会议「安排」成相反的结果；其结果是唐绍仪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辞去清政府议和大臣之职。这是袁世凯与上海领袖之间意见严重分歧的第一个迹象。唐绍仪到上海后不过几天，就同革命领袖取得了一致：共和为上。唐绍仪、伍廷芳以及南方阅历较深的进步人士相信，非废除君主制不足以保证真正的改革。这些人对共和政体在中国是否行得通是存疑的，但他们觉得，「共和」这个名目对民众有号召力；非有此一变，不足以把民心引向改革，不足以使民众相信旧政权当真已被废除。他们觉得，在君主制下许诺改革是不够的。伍廷芳和唐绍仪同袁世凯一样急于安定国家，但依他们对华中华南人心与局面的了解，他们相信君主制不废，这一点就办不到。若就此止步，留下的局面正好招引黄兴一派的激进分子再举义旗。伍博士和唐绍仪都认为袁世凯是主持新政府的适当人选，但他们坚持他须同意共和。

袁世凯的看法不同。他同南方人一样急于铲除满清政权，但他认为国家行共和不会兴旺，不如保留君主制，让幼年的皇帝在位，而政务由宪法之下的责任内阁办理。照这个体制，皇帝不过是个虚位。袁世凯的想法近乎日本的制度。他争辩说，以中国目前的情形，真正的共和是不可能的；造出一个不久就要自我毁灭的「假」共和，乃是失策；一切行得通的改革，在君主立宪之下都能办成。持这种意见的，除袁世凯外还有懂得中国的外国人中的绝大多数，以及北京的各国公使——据我所知，无一例外。伍廷芳和唐绍仪则争辩说，新政府叫君主立宪也罢，叫共和也罢，在政务的实际处置上大概并无分别，然而在那个节骨眼上，名目确实关系重大，共和之名是必须向革命党人的情绪作出的让步。这是一场关于权宜之计的意见分歧，而分歧双方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同一个。许多革命党人觉得，君主的形式若保留下来，就有滑回旧状的危险。唐绍仪的辞职表面上显示他与袁世凯决裂，其实不然；那多半是唐绍仪用来让袁世凯明白自己主张之坚决的一种手段。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唐绍仪始终是袁世凯真正的代表。唐绍仪辞职引起了不安，外国列强遂采取措施，以便动乱一旦蔓延，能维持华北及各通商口岸的秩序。

到了这个阶段，黄兴施展出他在中国政局中素来带有的那种恶劣影响，而孙中山也开始显出日后酿成不幸后果的那种软弱。孙中山即便到今天看，也还是个诚恳的爱国者。他不懂中国的情形，不懂中国的政治与难题，不懂中国民众的心理。他一生都在异国度过。对于在中国政治罗网内部运作的某些外国阴谋，他只有极模糊的概念。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行政经验。忽然之间，像是有了奇迹，他由一个流亡的漂泊者一变而为掌有影响力的官长。南京的临时政府成了中国政治中各种激进势力的中心，热血的学生阶层在其中是喧闹的一部分，而这些势力都受黄兴支配。黄兴一般被视为煽动家和冒险家。他骤然而起，凭一副强悍的性子攫得了一定的权力。他把若干有才干的人拉到自己影响之下，其中有些是真诚的改革者，另一些则指望着升迁。这一班人奉承孙中山，对他取得了很强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之下，要说服孙中山相信袁世凯是个不讲原则的人、打算出卖革命党而扶持满人当权，并不很难；同时也不难让孙中山去相信那些奉承他的人所说的话——正式政府的总统应当是他。日本的谋士们攀附上了孙中山和改革派中的极端一群。所谓「国民议会」的成员（其中许多人是自己选自己的）玩起了内幕政治，眼睛盯着新政府里的位置与权力。这些人，包括黄兴在内，大多觉得在袁世凯当家的政府之下，自己捞到官职、施展影响的机会很小。孙中山身边的激进谋士们，在把政体问题交国民会议公决的提议里，看出了袁世凯出卖共和派的一条深谋。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五日，孙中山电致袁世凯，以总统之位相让；此事袁世凯当时自然不能考虑，因为他正处在迫使朝廷退位的艰难谈判之中。袁世凯已经制服了太后和年长的亲王，但有几个年轻亲王还在硬顶。一月十九日，袁世凯请求「续假」，这是恐吓皇室的一种迂回手法。一月二十二日，孙中山致电上海的伍廷芳，长文一通，实际上推翻了他让位于袁世凯的约定，指袁世凯口是心非。实际上，他也推翻了伍廷芳作为南京政府议和代表的资格。

这一来一切都搅成了一团。袁世凯不知道该拿什么当准，而他仍旧想要君主立宪。在南京，孙中山周围的一班激进分子正盘算着把局面抓在手里，由自己当权，让孙中山做总统。在上海，伍廷芳和唐绍仪这两位谈判代表实际上已被各自的主使人否认。在北京，因年轻亲王的反抗，袁世凯要继续把朝廷震住已很吃力。正当此时，《大陆报》把孙中山的真实立场以及僵局的缘由公之于众，对激进派多少起了些降温的作用。局面是微妙的。南京和上海的激进派气焰之盛，以至有人扬言要行刺伍廷芳博士，他的住宅须由外国巡捕日夜守卫。一月十七日，北京街头有人以炸弹行刺袁世凯，仅以毫厘之差未中，此事被归咎于南方的激进派。北方也发生了几起要员遇刺的案子。南京的激进派要求重开战端、进兵北京，而且看来他们正从外面某一方面得到财力的接济和出兵相助的许诺。国家正迅速滑向惨烈的内争。就在这个关头，有人向北京和上海的真诚进步人士作了陈述，使他们确信：日本正在两边散布猜疑，图谋挑起内战，并以借款和军械接济南京政府。这就把较明智的改革者推到了一起。袁世凯决定，尽管有违自己的判断，也只得在政体一事上让步于南方一派。这一让，其余的难处便都好办了。一月三十日，袁世凯就孙中山的指摘发表了这样一篇答复：「孙文博士及南京临时政府向报界所发之两次声明，内阁总理袁公之意见如左：观孙文博士两次声明，通篇似于袁总理之本意多有误会与失实之处，虽其于孙博士信任甚笃。凡称在彼与孙博士之间所已发生者，袁总理既未尝以己名直接为之，亦未尝授权他人间接为之。总理之意，但使和平可得，几乎何种解决皆愿接受；倘所成者出于情理、真实与公道，则于国家之安宁，彼无所惧。彼从未存当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心，与革命政府谈判之始终，亦未尝以此意相示，更无论争攘总统之位。其方针在保全全国之完整，谋南北之统一，速筹息兵罢战之法，并本舆论之助，以成秩序之立与真正稳固之政府。自受内阁总理之任以来，所致力者即此。此种方针，孙博士之秘书诸君或未之解耳。」

君主制的气数迅速趋于绝望。清廷许袁世凯以一等侯爵，他三次辞而不受。袁世凯力主退位，凡可动用的影响一概动用，连清军将领的联名奏请也用上了。还有别的因素促使南北两方的进步人士走到一处。继续打下去的障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南京政府尽可以侈谈北伐，可它连日常行政开支都无从筹措，只能从日本和少数几家外国商号弄到款子，而这些来源正受着国际压力的限制。战事若重开，外国金融家很可能会贷款给北京政府，以维持其地位。在那种局面下，哪一方都没有多少制服对方的把握，而战事拖长，势必迫出某种形式的外国干涉。日本已经趁势在长江流域扩张利权，并向汉口派出了军队。谈判在较好的空气中重开，至二月十日，革命方面所能接受的退位条件拟定完毕。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退位诏书颁下，满清王朝的终结就此完成。

南京的激进派因诏书中有授予袁世凯组织共和之权的措辞，略作了一番口舌之争，但并未出什么岔子。二月十三日，袁世凯发布通告，宣告共和，并接受组织共和政府之权。二月十四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让于袁世凯。

三中国的重建

国家处境之危殆——财政问题——危险的因素——对袁世凯的猜疑——组织政府的种种尝试——重建的几个阶段——袁世凯的态度——剖析他的行止——共和国的根基——参议院——袁世凯争夺行政大权——行政首长与国会之争——阻挠的伎俩——袁世凯的调和之功——激进的一派——国民党——乱谋潜行——令人不安的政治趋向——袁世凯呼吁宽容——新国会——转向保守的反动——一九一三年的叛乱。

中国的革命，恰好与国家财政的一场危机撞在一起。变乱起时，北京政府正与外国财团磋商，打算全盘改革帝国的财政制度，并筹措款项以供内部建设。拟议中的改革，包括整顿税收、改革币制，以及为修筑铁路和各项行政需要举借款项。革命把政府拖进了更深的财政泥潭。其后果之一，是各省解往中央的款项几乎完全断绝。政府无力偿付到期的外债本息，又亟需军费以平乱、需经费以维持日常行政。双方都没有钱，这是促成妥协、逼清室退位的一大力量。没有钱，哪一方都撑不下去；而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最迫在眉睫的问题依旧是财政。

战事收束之时，全国尚有数十万人枪在手。妥协的条件之一，是新政府承担革命党所欠的债务，并为革命军发放遣散的饷银。据估计，革命耗去银二亿三千万两（约合一亿六千万金元），此外还有连续数月内地税收的完全停顿。有一项估算显示，新政府开国第一年可能出现二亿七千九百万两（约合一亿九千五百万金元）的亏空；而在这项估算里，一部分收入还是悬而未决的，须以征税照常恢复为前提。全国秩序紊乱，人心不安。革命团体此前主要靠向殷实人家勒派捐款来维持。全国大部分地方所谓的政府，其根基不过是地方军事首领的实力；而这实力又取决于他们能否抓得住自己的部队——也就是能否按时发饷，能否防止部下被人用钱买走。饷若不发，兵就要哗变、闹事、抢掠，说不定还要杀掉长官。每一个地方上的土皇帝都缺钱，也就不择手段地弄钱。对于心怀叵测的外国势力和列强，这正是一个绝妙的机会：把款子借给地方官吏和地方衙门，换取有损中国权利的让与。这类事情做得着实不少，尤以日本为最。在这样的情形下，要恢复常规的赋税征收极为困难。许多百姓已经把税交给了革命党，再向他们征第二次，他们就要反抗。民间对新政府能否站得住，普遍没有把握；随时可能再来一场革命、再派一次款，百姓自然不肯痛快纳税。遍布全国的武装人群——他们原是革命军——更是一大隐患。这些兵几乎毫无纪律，随时可能流为盗匪。许多革命军的统领不愿遣散部队，因为只要手里有兵，就能称雄一方，就是政治上的一股力量。新政府必须设法安抚这些将领，遣散他们的部下，把地方政权收归北京节制。连袁世凯自己的军队也靠不住。任何一处的疏失、一次误会、一点欠周到、一个心怀不满或者死不妥协的革命党将领，都可能挑起新的变乱，把这个国家重新推入混乱。

革命党中有很大一派对袁世凯既不信任，又存戒惧。其中有些人从前就是袁的政敌，另一些则是听信了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当此之际，一切主要的民众领袖至少在表面上和衷共济，是绝对必要的。中部中国的秩序，指望黎元洪去维持。孙中山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声望足够，镇得住局面。广东一系有他们本地的领袖，同时倚重唐绍仪和伍廷芳——这两位都是广东人。袁世凯组织第一届内阁时，力图把各派的代表都网罗进来。革命党人主张把国都由北京迁往南京，唐绍仪曾代表袁世凯作过这样的许诺。袁却一味拖延，于是南方共和派派出一个代表团北上，到北京去催他南下。代表们还在北京的时候，二月二十九日，有一师军队哗变，抢掠了半个城。北方局势之不稳，经此一演，南方人便认定此时不迁都为上，于是此议作罢，以后再未认真重提。北军的哗变蔓延到保定府、天津及其他地方，但政府很快就控制住了。整个国家是一只火绒匣，一星火就能燃起大火。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黎元洪将军当选副总统。次日，南京的参议院追认袁的当选，并通过了一部临时约法。袁向国民发布文告，宣布大赦，并宣告蠲免若干捐税。内阁的人选需要极巧妙的手腕。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南方共和派对这一人选颇为满意。据信孙中山与伍廷芳都曾获邀入阁，但他们都谢绝了。参议院当时还在南京，国务总理便亲赴南京，与之会商阁员。南方一派要陆军、财政两部归自己人，黄兴是他们属意的陆军总长。袁世凯却不肯用黄，最后折中，让他做了南京留守。唐绍仪在南京期间，各要职如何在几个大派系之间分配，达成了协议。段祺瑞将军（袁的人）出任陆军总长。激进派领袖陈其美被提名为工商总长，他受了名义，却未到任。四月二日，参议院议决将院址迁往北京，共和政府的各个部分至此都集中于北京。有一阵子参议院坚持要由南方军队护送北上，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主张。

共和政府集中于北京，国家的改组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激进的共和派出于国家大计的考虑，也出于自身的窘迫，才在表面上与北方一派协调，同意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在原来的革命党人中，有一些——或许是多数——拥袁是出于真心；但激进的一派绝没有安于现状的打算。他们的领袖在分官时得了什么位置、什么权力，便以之为据点，用来掣肘袁世凯，最终要换上自己人。改组政府的工作，很快就演变成袁世凯争夺行政实权、激进派竭力阻挠的一场角力。

中国的重建有两个方面——对外的和对内的。对外的影响主要见于财政，而财政又与中国各政治派系的争斗紧紧纠缠在一起。对内的一面则可分为三个界限分明的时期：（一）叛乱前时期，（二）叛乱时期，（三）叛乱后时期。

叛乱前时期中后来显露出来的一些情形，在共和国初建之时并不明显，尽管其中有些已被人怀疑。激进派对新政府的忠诚，当时是被想当然地假定下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都觉得，为了保全和平、为了让保守与激进两派看上去和睦相处，凡是该做的、该说的，都应该做、都应该说。保守一派的领袖便是袁世凯。几乎人人都承认，在资深而有阅历的官员之中，袁是最能干、最开明的一个。当时有人感叹：中国的变化何其之大，竟能一夜之间把几年前还被归入激进改革者之列的袁世凯，划到保守派里去。袁本人并没有变。他一如既往，仍旧主张改革。只是袁阅历既深，从中得了智慧。他知道改革路上的实际难处。他知道中国骨子里是保守的。他知道改革须用什么材料、在什么条件下才建得起来，知道它不可能像蘑菇一样一夜长成。他知道这个国家和这些人民，无法对骤然搬来的西方政治理想与程序作出反应，也无法把它们消化下去。袁懂得中国民众的心理，也知道官吏阶层的能耐有多大。他之所以想保住君主的形式，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形式代表着——而且此后几代人里还将继续代表着——民众心目中的政府。袁在心里并不相信真正的共和是办得到的；他害怕的是，要用一个徒具形式的虚构政府，去解决国家那些重大的实际问题。

世上很少有人像袁世凯这样遭到过如此多的诋毁与谩骂。对他的许多指摘并不公道，只是基于对他所面对的情势和难题的一知半解。表面看来，革命既起，袁却从满清政府手里接过官职，随后又利用这个位置把它玩弄出局，这似乎是背叛。然而袁当日的作为，须得从各个方面通盘衡量。他知道满清这一朝非去不可，也应该去。当他在归隐之中接到北京的征召时，无疑作过深长的思量。或许他本该秉持一种更高尚的政治操守；既然他既不能问心无愧、也不可能成功地去扶保满清，那么或许他就该辞而不就。起初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随后，各方的口信纷至沓来：外国商人、外国外交官、传教士、中国人，都催他挺身而出，把国家从无政府和分崩离析中救出来。人人都承认，非有一个强者出面不可；而举国求袁，这对于一位早已被人算作出局之人，是一场大危机之中所能给予政治家的最高恭维。袁受职之时，大约并不指望、也许根本无意去救满清——这算不算出卖朝廷？他的行径确有两面手法，但我不会称之为背叛。我怀疑还有什么救得了满清。我确信没有什么应当去救他们。袁既明白这一点，难道该继续隐居，听任局势自流？还是该投身其中，尽量把事情办得好些？衡量袁对朝廷的所作所为，本应拿可能的另一条路来比。满清气数已尽。他们早就在自己的行政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倾尽全力去扶持他们，至多不过把倾覆推迟一小段时日，如此而已。在一个腐朽朝廷的权利与利益之上，还有国家与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倘若北京政府拿它所能纠集、所能维系其忠诚的那点军队作殊死抵抗，结局几乎必定还是一样。袁世凯的安排，使朝廷的引退看上去像是自愿的逊位，从而保全了它的体面，又为皇室争得了优待的条件和供养。以务实的标准衡量，袁世凯是满清的朋友；他制止了一场内战——那场内战若拖延下去，也许会以整个国家的毁灭告终。如果办得到，他会保住君主政体，让合法的君主坐在宝座之上。然而这一层，他办不到。

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形，就无法看懂这个局面。一九〇八年颁布的所谓九年预备立宪方案，几乎是照期推行的。它的目标，是在一九一七年建成君主立宪。为民众和国家预备立宪政治而设的措施之一——各省谘议局——已经付诸实行，而且成效出人意料地好。共和政体建立在民众的选票之上。许多人认为，没有普选便没有真正的共和。有人甚至瞧不起日本的立宪政治，说它不过是一出滑稽戏，因为那里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口有选举权。可是共和总得有个选举权的基础，得有一套选举的机器。据估计，中国识字的人约占百分之六，这似乎就给选举权划下了一道界限；何况在中国识字的人当中，对投票这件事有点实际概念的也只是很小一部分。九年方案开始推行的时候，中国还从未有过近代意义上的政治选举。要探知舆论、要就任何一项议案作一次普遍的投票，都无从措手。制定并施行一部普选法，须得好几年；而这样一部法律即便订了出来，也没法让百姓去投票。中国的民众在地方事务上过的是宗法式的生活。在每一个州县，代表舆论的是一小部分人的意见——官吏、商人和大地产主。各省谘议局正是由这些绅士组成，他们是由美国人所谓的党团会议推举，或者说是“选举”出来的。多数选举没有竞争，有竞争也不过是走个过场。总的结果还是好的。头几届谘议局差不多全由地方上的头面人物组成；他们纵然没有办成多少事，至少坐到了一处，讨论本省和全国的事务。激进的表现很少。谘议局似乎晓得自己的分寸，办事持重。共和以前中国举行过的各种选举，参加的人恐怕不到一万（还不到总人口的万分之一），虽然按章程本可有多得多的人取得资格。在今日的中国，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在选举中得到比这更好的舆论表达。中国人祖传的观念非彻底改变不可，然后他们才会懂得政治选举，才会去参与。有些地方，六七个人就凑成了一次谘议局议员或参议员的选举。一九一一年在南京集会的共和国参议院，有些议员除了自己的自命之外，并无任何凭证。一个州县里的一小群人私下议定一个人选，就把他选了出来。另一些人到南京时根本没有真凭实据，只声称代表某些来历可疑的政治团体。我记得南京参议院有两位代表的事。他们自称是西部某省的一个革命团体推举出来，要到武昌去当代表——第一个革命临时政府就设在那里。等他们赶到武昌，汉阳已被清军夺回，于是他们一路又到了上海。与此同时，他们本该代表的那位革命党将领，已被自己的部下罢黜并处死。可是南京那个所谓的参议院一开，这两个人照样被接纳了。他们大概和多数议员一样有资格坐在那里。革命党中少数几个真正的领袖，把南京参议院立作一块招牌，好让共和政府显得有那么点实在。这个机关选举孙中山为总统，并通过了一部临时约法。它由受过外国教育的年轻中国人把持，其中许多人离开学校不过几年。等到院址迁往北京，它和它的后继者便成了反对袁世凯的中心。

在这篇简略的回顾里，无法详述自一九一二年三月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一三年夏天叛乱爆发之间，北京政坛派系斗争的种种细节。界线划得很清楚：一边是总统，即行政首长，一边是国会——通常的分野。袁世凯的人马站到行政这一边；反对的力量则汇聚于国会，即参议院。这既便当，又合乎情理。反袁的一派在参议院占多数，他们就从那里发动攻势。今日回看，那些争端几乎无关宏旨，虽然在当时，就技术而论它们显得很重要。争执的一点，是新政府的组织形式。袁世凯主张内阁应从各政治团体（此时它们开始自称政党）中延揽人物，以为如此便可把各地方、各派系的领袖都拉进政府，既巩固行政，又统一国家。激进派反对这个办法，理由是要行政党内阁制。他们主张内阁应由在国会中占多数的一党的党员组成，以英国的制度为先例。照这个办法，袁世凯的权力就会被剥个精光，政府落到一个政党内阁的掌握之中。袁不肯就这样被撇到一边，于是较量开始了。这成了一场耐力的比试。有一点上参议院占着便宜。政府名义上的依据，是一九一二年三月在南京通过的临时约法。这部约法既是参议院自己制定的，而且多半是着眼于抬高自身的权力与地位，所以在与行政方面作技术性的争辩时，它通常都站得住脚。参议院头一件要办的事，是决定谁有资格就座，因为到北京来的议员比法定的席位还多。等它组织就绪，参议院便忙于起草一部新宪法——当占多数的反对派不去为难和阻挠行政首长的时候，它就干这件事。此后几个月里，内阁危机接连发生。参议院里的各党越纠缠越乱，彼此掣肘。一九一二年七月九日，袁大总统向各党发出这样一篇呼吁：

「民国既立，各党派相继而兴。近来国人政治思想大有进步，此为不争之事实。较之前清之世，民不知选举为何物者，情形迥然不同。各国政党与政府无不同心协力。党派虽多，其共同宗旨则在于为国家谋福利，而不拘泥于一己之主张。吾国政党初生，其领袖皆怀高远之志之爱国之士，断无自私自利之心。意见时或参差，而用意则无不善。然党员日众，分裂争执必随之而起。其结果，各党但计自身之利害，而忘国家之所需。诸君须知：民国根基尚未稳固。一旦内争四起，国将不国，而各党亦同归于尽。故必各抑私欲，同趋一途，以为国家之福。倘各党仍各行其私，互相争斗，置法律于不顾，则所宣告之共和国将不复存在。请问诸君：推翻旧制、另建新邦，难道就是为了这个？果真如此，我深以为憾。诸君当彼此相爱相助，捐弃前嫌，俾民国得以保全。切望诸君听我之言。」

尽管参议院处处作梗，内阁也一再有人辞职，袁世凯仍坚信政党内阁的时机未到，唯一行得通的政府，是一个不问党派、只取最有才干之人的内阁。总统有时提名阁员，参议院便拒绝批准，或者一拖再拖。总统又向同样陷于混乱的各省议会发出呼吁，要求和衷共济。改组进行得很慢。各省不再设总督，改由都督（军事长官）治理。零星的骚乱不断。谋刺总统和副总统黎元洪、推翻政府的阴谋屡见不鲜，有些主谋被捕处决，个中有些案子办得未免专断。张振武将军在北京六国饭店赴宴后被捕，随即就地正法，酿成一场危机。参议院企图弹劾总统，未能通过。有人劝孙中山到北京走一趟，想促成参议院与行政之间的合作，可惜效果只是一时的。袁世凯以礼相待，孙在北京逗留期间款待极尽丰盛。就在孙中山北上之前，几个较重要的反对党合并为一，定名国民党。袁世凯与孙中山（两人此前从未见过面）的会晤，一时间似乎要结出好果子。当局特为孙中山设了一个位置，任他为筹划全国铁路的督办，授权他为中国拟定一套完整的铁路系统方案。孙返回上海，在那里为全国铁路公司开设办事处。凭这个位置，孙本有一个极好的机会为中国做一番建设性的事业。可是他天生不长于行政，这一点很快就显露出来，他最初的计划完全不切实际。不过孙是真心想把这事办成的，他聘了美国人乔治·布朗森·里亚替他拟订切实可行的方案。

袁世凯继续设法使激进分子与政府和解。此时已经很清楚，反对总统的力量集中在一个以上海为大本营的集团，为首的是黄兴和陈其美。这两人与袁世凯互不相信。黄、陈都曾获聘政府的职位，可是他们一面口称拥护总统，一面辞谢不就。当局几次请他们到北京，据信他们迟疑不去，是怕被捕杀。这层顾虑终于打消，一九一二年九月，黄、陈到了北京，受到很好的接待。孙中山也在座，名义上议定了一项国是方针。黄兴、陈其美回到上海，住在外国租界里。上海已成了激进派的大本营。租界为政治阴谋提供了特别的便利。在租界里，中国的政客相对而言不受中国法律的政治程序的追究，政府的手也伸不到。十余家中文报纸——激进派的机关报——以及一家英文日报，先后办了起来。这一支报界对华中、华南的民间思想有极大的撬动之力。掌握它的是国民党，这个党在参议院里占多数，其领袖为孙中山、黄兴、陈其美，以及另一些名望较次的人。几个月过去，国民党与政府的敌对已经很明显。这种敌对究竟在哪一刻不再是一个在野党正当的活动，而变成了以革命推翻政府的密谋，几乎无从指认。

国民党宗旨与目的的转变是渐进的。自共和国以袁世凯为总统组织起来之后的好几个月里，反袁的力量一直以为不必动武也能把他排挤掉。参议院在他们手中。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行政与国会的权力争夺中，袁世凯一次比一次把激进派玩弄于股掌。激进派非但没有进益，反倒发觉自己在失地。每一回斗智、每一场危机，都让他们的处境略坏一点。袁世凯能够利用参议院中的少数派，使那个机关长期僵持，不让它在任何不利于行政权的方向上有所进展。正是这一层，促使反对派把各党合并为国民党，以求指挥更为有效。也有人提议把参议院里的少数党合并起来，并且着手推动过，但没有成功——多半是因为袁世凯觉得，小团体分立着，更好用来挫败反对派。在政治权术这场博弈里，反对派绝不是这位当国的老练政客的对手。正因为看清了这一点，一班鼓动家才得以把国民党推向叛乱。在这上头，他们受到孙中山态度的牵制——孙当时并不赞成任何对袁动武的计划。尽管如此，黄兴、陈其美和他们的部属仍旧暗中策划叛乱，部署起事。

袁世凯无疑看出了政局的走向。激进的革命党小集团的种种密谋，他多半了如指掌。关于这一派对他本人的仇恨，他手里的证据不少。几乎没有哪一个月不发生一起两起行刺总统的事。其中有些张扬了出去，更多的则被压下，免得人心愈发不安。袁在国民党内部、在无政府派激进分子的核心圈子里，无疑都安插了耳目。事实证明，他并没有被蒙蔽。总统始终在尽其所能巩固政府。他很忧虑民间某些令人不安的趋向。革命及其余波动摇了政治的根基。旧的准绳被推倒了。皇帝——一向被民众奉为政治与精神上的君父、权威的源头——已被废黜，一种新的思想流布开来，它否定从前一切关于权威的观念，把权威归于人民自身。这使民众茫然。百姓不懂什么是共和国，却得了这样一个意思：共和就是说，从前非做不可的许多事，如今可以不做了。以政府为代表的权威被削弱了。旧的准绳已被毁去一半，新的准绳百姓还只是模模糊糊有点感觉，或者压根儿没有感觉。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日，袁世凯大总统颁布了下面这道命令：

前南京留守黄兴电陈：民国肇建，新说新理骤然输入，浮薄之徒多误解共和、自由、平等之义，以致中国相传已久之良法美俗与立国之大本，多不能恪守。黄兴因请申明中国之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昭示国人。其言甚为切当。善之原理与道德，中外一也。政体之更革，断不得据为背弃素所遵行之伦理道德之口实。方今国体骤变，人心浮动，一班趋慕外说之士，未得西方学术之真精神，徒震于其物质之进步，遂至菲薄我国数百世相传之大道。本大总统深信：一国若不以八德为立国之本，即不得谓之文明。本大总统坚持以为：今日之大患，不在国力之孱弱，而在人心之陷溺。人人以心向善，则国基自固。愿民国之国民，其共凛遵此谕。

未几，九月二十九日又下一令，饬令查禁各地纷纷设立、已成反政府政治阴谋渊薮的各种秘密会社。在激进派报纸的煽动之下，对前清官吏和保守分子的种种排斥与迫害也纷纷兴起。强行剪辫便是迫害的一种。有一位权势很大的都督出示布告，凡留辫者一律剥夺公权，参议院里也提出过这样一个议案。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总统在一道命令中申斥了这种不容异己的做法，其中说道：「剪发一事，与民国关系至切，政府不能漠视。惟强行剪除，流弊甚大；前事不远，可为殷鉴，于此政策不宜过事操切。且剪发与选举权，本属两事。」在另一道命令中，总统说：「前清之世，官绅奉命查禁革命之举——此本其职分所在——而往往失之苛刻，株连无辜者甚众。今民国既建，百度更张，前事自宜一概不究，俾其有自新之路。近闻此辈官绅，自虑见祸，多离弃故居，往往寄身于逼仄之地。又察知现居要职之褊狭官吏，对敢于还乡者，辄不惜以权相加害。凡此所为，皆与民主政体之精神相违。着令各省行政长官，即行禁止骚扰前清旧吏。其现流寓在外者，均着还乡安业。」说到这里，须记住一点：除了少数参加过革命的人之外，前清的旧官吏是这个国家里唯一一批受过训练、有行政经验的人。袁世凯知道重建离不开这些人，便替他们打开重新问事的门路；而那批随革命骤然得势的激进的年轻政客，却想把旧官吏一概排除在新政府之外，把权力留在自己手里。

鼓吹「二次革命」的声浪，到一九一二年年底开始有了明确的形状；那时华中、华南的激进派华文报纸已公然把它摆出来，说这是一条出路：要么忍受袁世凯所谓的独裁，要么如此。参议院已经陷于萎靡，反对派的中心已移到上海的国民党本部。总统在参议院里推动通过了一项法案，授予行政首长宣布戒严之权，其适用之时为「战事发生，或其他非常变乱之际，全国或一部分必须成为军事行动之区域」。参议院的多数议员当时都不在北京，正为新国会的选举四出奔走。一九一三年二月，孙中山访问日本，备受礼遇。此行引起了许多议论，由此而生的猜疑大大损伤了孙在国内的声望——日本的侵夺已使中国人又愤懑又警觉，而日本在中国内政中暗中操纵的潜流，也越来越叫人感觉得到。几乎每星期都有某地兵变或地方骚乱，但政府都能弹压下去。革命军大部分已发饷遣散，袁世凯也一步步把他信得过的人安插到各省的要缺上。袁的地位在稳步加强，这一点使国民党加紧了对他的攻势。保守派反动的迹象已经显现。湖北省有些绅士上书请求恢复帝制、奉袁为皇帝，总统的答复是下令把上书的人拿办。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这是一件意义极重大的事；他正要动身去北京，在火车站上中枪。案情牵连到政府密探应桂馨的一个关系人，国民党的报纸便借此指控袁世凯主使了这桩谋杀。从那时起，国民党对总统的态度就公开转为敌对。新的国会于四月开会，很快就看得出它要与政府冲突。国民党所占的席位几乎与其他各党的总和相当，但政府比在上一届参议院时要强些。有许多要事亟待国会处理，而议员们可争吵的事情太多，正事反倒办不成。光是推举议长就耗去了好几个星期，结果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国会里对政府的攻击，集中在外债政策上。政府所提无论何事，都遭到猛烈的抨击。许多次会议秩序大乱，有几次简直成了斗殴。很明显，政府能否站得住，全看行政与国会这场角力的结局。民国头几个月里站在国会一边的舆论，此时正在倒向行政一边。

这一转变的缘由不难看出。国会由少壮一辈把持，多半是在国外或在中国的外国学堂里受过教育的青年，对议会的形式和程序略有所知。共和宣告成立之时，这班青年凭着他们据说懂得共和制度这一条，把自己推到了政治的前台。在公众集会和政治会议上，他们能够滔滔不绝、理直气壮地大谈共和；年长而明达的人则缄口不言，把位置让给了当时他们所敬重的那份资格。少年中国这一派的影响，在第一届参议院整个会期里几乎丝毫未损；可是新国会一开，就能看出变化了。年长的议员到这时已经发觉，这些后生对实际事务毫无历练，他们关于共和政治的知识纯属纸上谈兵，对中国的情形以及如何应付，实在没有什么真切的概念。年长而较为持重的议员开始不服少壮一派的跋扈，要把他们推回到与其分量相称的位置上去。在这一转移中，全国的人心是向着年长者的。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生活，几百年来就建立在敬重长幼之序、敬重年齿与阅历所积的智慧之上。国会与行政之间的争斗环绕着共和政治的抽象原则和种种议案而起，其中孰是孰非，百姓和绅士看不分明。拿激进派报纸的叫嚣，与总统那些通情达理、心平气和而持重的命令和文告放在一处掂量，公众的分量落在了总统一边。举国渐渐看出：一边是一位总统，要安定国家、整理国务；另一边是一个国会，总统提什么，它就反对什么。与此同时，构成舆论的各个阶层都在紊乱的局面中吃苦头，他们最想要的莫过于恢复法律与秩序。手段如何，倒不如结果要紧。于是在民众心目中，总统的形象是一个想做事的人，而国会总摆着一副不让事情做成的姿态。这就是北京行政与国会相互过招一年之后的净结果。袁世凯慢慢地、然而确凿无疑地把全国拉到了自己一边。

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的激进领袖看到自己和自己的党就要一败涂地。毫无疑问，宋教仁被刺之后，国民党人多数暗中主张革命，而激进派也得手控制了这个党。以上海为总部的叛乱准备暗中紧锣密鼓地进行。外国势力暗助反政府一派的证据比比皆是。军火被运往各处，都是接济叛军的。国民党积聚了一笔军费。国民党的领袖并非人人赞成革命，但以黄兴、陈其美为首的极端派把整个党拖着走。到六月底，变乱一触即发已很明显。革命的军事领袖、共和国副总统黎元洪将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他从未去过北京，因为中部中国的秩序非有他坐镇不可；他一直留在武昌，把几起将发未发的变乱掐灭在萌芽里。其中一起带有外国从中播弄的痕迹，于七月初被压了下去。据信上海策划叛乱的人正竭力拉拢黎元洪，国民党的机关报也登过他有意附和的消息。黎元洪的态度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分量，因此我决意到武昌去见他，看能不能探明他的意向。我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在那里搭船溯长江而上。船到九江，附近已经打起来了。叛乱开始了。我继续前往汉口，在武昌与黎元洪将军作了一次长谈。那时他已知道变乱爆发，谈得十分坦率。他告诉我的事情里有几件很值得注意，而且有证据佐证：有人曾设法拉他入伙；日本方面曾以官方的影响力朝这个方向对他施压，但没有得逞。他严词谴责日本的干预和叛乱的鼓动者，并说黄兴、孙中山、陈其美拥护袁世凯从来就不是出于真心。我回到上海，把黎元洪的谈话发表在《大陆报》上，对中外舆论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九江一带变乱爆发数日之后，黄兴、孙中山、陈其美及其他国民党领袖联名发出一篇通电，斥袁世凯为暴君，要他辞职，并宣告组织「讨袁」之师。孙中山事后否认这篇通电上有他的签名。孙与这场叛乱的关系，始终没有清楚地揭出来。他的态度似乎是游移不定的。北京之行以后，孙的行止（除了那次访日）与国民党内的捣乱势力和极端激进派并无表面上的往来；实际上他的影响是在约束他们。据说宋教仁被害一事摧毁了孙对袁世凯善意的信任，但仅凭那些不足以证明袁与这桩惨案有关的证据，他还不打算发动一场新的革命。孙的名字对策划者有用，他们便设法把他拉过去。孙还在犹疑之际，激进派已决意动手，而且动了手。叛军起初想造成黎元洪也赞成叛乱的印象，但他的谈话一经发表，这个说法便不攻自破。孙中山没有在叛乱中积极出面，可是他任由自己陷得那样深，以致乱事一开始平息，他就不得不同其他叛乱领袖一道逃往国外。

叛乱及其戡平的详情，我不打算多说。袁世凯在智谋和调度上都胜过了他的对手。前江西都督李烈钧率领九江一带的叛军，他的部队占据了鄱阳湖口的炮台。南京落入叛军之手，但进攻上海制造局却告失利，因为郑汝成将军的防守很有锐气。政府军渐占上风，到九月，叛乱土崩瓦解。八月初，孙中山、黄兴及其他国民党要人逃往日本。李烈钧也逃到日本，是由一艘日本炮舰沿长江送下去的。这场叛乱有几点最值得注意：（一）中国的舆论站在政府一边，反对以革命求改革；（二）在华外侨的情绪来了一个大转弯，他们本来同情少壮改革派，此时却看清了激进主义的危险，看清了政治上的选择只在袁世凯与乱局之间；（三）它揭出了日本正在中国内政中以搅乱人心的方式进行操纵。十月六日，袁世凯依新宪法由国会正式选举为大总统，黎元洪当选副总统。十一月四日，一道命令以国民党为乱党，予以解散。此举的直接后果，是国会中约半数议员被褫夺议席，会议再也凑不足法定人数，中央政府实际上落入行政首长的掌握之中。

四中国的重建（续完）

对外关系的纠葛——中国的财政窘境——外债的基础——所需的担保——中国处境之特殊——四国银行团——对新政府的接济——唐绍仪的失策——比利时借款——财政垄断问题——种种误解——美国参与之剖析——立规之必要——旧日松弛办法的危险——国际问题——日本与俄国——六国银行团几乎破裂——巴黎协议——其根本原则——中国的异议——愚妄的鼓噪——美国银行团的退出。

中国在重建时期的对外关系上，最迫近的问题是财政；而要看懂这一局面，须先对中国近代演变的一个侧面有所了解。

直到不很久以前，中国还是一个自给自足、自成一体的国家。她既富且贫——富在各样天然资源，贫在不会利用，或者压根不去利用。就这一点而论，她很像美国早年那些坐拥大片沃土的移民。那些拓荒者从土地上取得他们认为满意的生计，只拿自然轻易而显然奉送的东西。他脚下也许埋着矿藏，他却从不想到那些矿藏的价值；制造的原料与便利也许就摆在近旁，他却只生产维持简朴生活所需的那一点。倘若局势不曾逼他改变，这个移民尽可以照原样无限期地过下去。然而进步渐渐追了上来。别人发现了他地下矿产的价值，发现了他的水力与物料的用处。终于有一天，他借了一笔债，把土地押了出去。从此这个移民再没有随心所欲地或进取或落后的自由。他得付按揭的利息。倘若他懒散无度，欠息累累，农场又不能盈利，那么债权人不是把他的产业卖掉，便是作为受托人接管产业、经营产业，使之有利可图。

这个比方，正好用来说明中国的处境。直到二十五年前，中国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外债。她落后而贫穷，不过在自己庞大资源的表层上刮取一点生计；可是她并不知道自己有多穷，也不知道还有改善境况的门路。甚至在外国人开始把这些道理讲给中国人听之后很久，除了零星几处，仍旧激不起什么反响。变化终于降临中国；而它来时，是顶在刺刀尖上来的。中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的航向，也给她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添进一个新的因素：战争逼她借债以支撑战事，逼她借债以付赔款，战后又逼她借债，去补救这场战争所暴露的不设防状态。那便是开端。此后中国作为借债者的“长进”十分迅速。中国的债务如今约合二亿二千七百万英镑（折金元十一亿三千五百万元），每年的利息负担约一千万英镑（金元五千万元）。以中国的资源而论，这笔债并不算大，也不算过分。但它的存在本身，就制造出一个新问题。中国再不能安于贫穷与低效、听任自己漂流下去了。她的资源已经押了出去。

中国的这一处境，以及她怎样落到这一步，西方国家很有一番研究的价值。发生在中国身上的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处境相似、政体相似、被相似观念支配的国家身上。中国的文明极其古老，中国人自以为它优越而长久，尽可以对外来影响漠然置之。论对外交往，中国是和平主义最极致的范例——而如今在列国之中最不受敬重。论对外交往，中国几百年来不曾显露侵略的意向——而她所受的侵夺最多。中国的国债几乎全部出自对外交往，可归为四类：（甲）赔款与战争借款，（乙）铁路借款，（丙）普通借款，（丁）省债与私人借款。战争借款起于中国捍卫自身威望与权利的努力，赔款则起于她捍卫未成。铁路借款是外国势力塞给中国的。外国人看到中国需要铁路，也看到其中的利润，于是怂恿中国允准修筑。有些线路与其说着眼于中国的利益，不如说着眼于外国列强的战略利益。铁路对中国的进步与开发既有用又必需，本来就该修；我要指出的只是：最初的动念并非出自中国人。就整体而言，铁路借款与普通借款于中国是有益的，因为其中大部分具有生产性，用来创造了长久的利益与改良。每一笔借款都有一部分被不当挪用，有些则被挥霍掉了；但主要的结果是好的。何况中国官员的贪婪与愚昧使那些歪门邪道成为可能、有时甚至成为必需，这不能全怪外国人。同样的条件与情势若出现在别的任何国家，结果也差不多。中国的遭际，不过是因循惰性必致衰败、必致无力的又一个例证。

中国一旦负债，便给自己制造了新的难题。她的债务大体分两类——无担保的与有担保的。所谓有担保，我指的是有实物押品的，如铁路、矿山或看得见的产业。中国的战争借款与赔款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并以若干项收入抵押，用以偿付偿债基金与利息。修一条铁路、开一座矿、办一家纱厂，或任何类似的、成败取决于科学的建造与管理的企业，为保护外国投资人，就不得不在建造与管理上有某种程度的外国监督。这是外国与此类企业之关系的业务一面。

假如为在中国修一条铁路而举借外债，要使它成为一桩正经生意，有几件事是必需的：铁路须造得合乎经济、合乎法度；须经营得有效率、有节制；进款须有妥当的账目与用途。既然资本出自外国人，投资人便须在这几点上得到保证，否则他们不会投。他们还须得到另一样保证——这份产业将受到法律与治安的保护。

这类企业的资本是靠发行债券取得的，债券经由承销的银行到达投资公众手里。个别投资人极少去查究一纸债券背后的担保，他信托他的银行家去查。倘若银行家为了赚取经手的佣金，不肯认真查究并落实投资背后的担保，那就是欺骗客户，行为不诚。这样的银行家在商界很快便站不住脚；所以，无论为自己的利益还是为客户的利益，他们都必须谨慎，必须恪守某些营业上的原则与条件。银行家不过是借款的政府或公司与投资人之间的居间人。这类债券，大部分是零零星星落到相当贫穷的人手里的。像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在华投资，各国政府还要出面对金融家加以节制：一面着眼于国际政治的考量，一面也为保护投资人。举例说，世上购买外国证券最多的投资人，是法国的市民与农民。债券不上交易所挂牌，他们便不肯要；而不经政府许可，债券又不能在交易所挂牌。于是，把积蓄投进外国债券的农民，第一有本国政府的保证，第二有一个他信得过其学识与操守的银行团的保证。有这两条他就满意了；其余的细节他不去操心，一般投资人也不可能了解或准确估量那些细节。由此可见，在此类借款的发行上，政府与银行家双方都负有重大责任。整个国际信用的结构，就建在这个基础上。

再者，外国政府与银行家对在华借款所负的这份责任，还延及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若在两个完全负责的强国之间，或两个充分开明、老练的民族之间，或此种民族的国民之间，交易各方被认为都有能力照看自己的利益。比方说英国与美国之间、英国人与美国人之间打交道，不必假定哪一方会因自己对此类事务的无知、或因受到不怀好意的压力而格外有被欺之虞。这样的交易里，谁也不受胁迫或恫吓，除了劝说、商业上的计较或法律程序之外，无从施加压力。中国的情形却不同：她可能、而且往往确实遭到无良放款人的欺诈，或遭到列强的胁迫与恫吓；每一笔巨额的对华借款或债务，都带着酿成政治纠纷的可能，而那种纠纷所牵动的不只是中国，还有别的国家。

革命收场之际，中国的财政极为窘迫。争斗进行期间，列强反对借款给任何一方，因为单借给一方（借给政府则属正当）几乎等于保证它取胜，而两边都借则会拖长内战。于是采取了把两边一齐饿着的方针，这一影响对促成南北妥协关系甚大。有一度，日本公开借款给革命党几乎谈成，因国际间的反对而未果；不过，售予革命党的若干批军械弹药，确是靠外国信贷筹措的。

共和政府不得不承受满清政权的债务，也不得不承受革命党方面所欠的主要债务。外国利息与赔款的付款都已积欠，而急迫的行政开支又需要大笔款项。革命之前，湖广铁路借款与币制借款已促成某种国际合作，所谓四国银行团遂告成立，由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家组成。这个银行团表示愿意接济共和政府，并在大宗总括借款发行之前，先行垫款以应眼下之需。垫款是在这样一个谅解之下办的：日后的大借款须由该团承办。这些垫款是冒着相当风险的。全国动荡不定，兵变时有发生，新政府立足未稳，更谈不上组织就绪。全靠外国外交官与金融家相信袁世凯的行政才干，政府才拿得到钱。这些垫款的根据，可见于下面这封信：

大总统府

北京，一九一二年三月九日

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代表熙礼尔先生、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贾思纳先生、德华银行柯达士先生、美国银行团特派代表司戴德先生：

诸位先生台鉴：

顷奉本日来函，内开：贵行业已获各该本国政府许可，就财政部代理总长三月二日致函所陈中国临时政府之急需垫拨款项；贵行现已备妥上海规银一百一十万两，凭财政部收据，听候中国临时政府支用。所拟支付此款之办法，业经阅悉。

兹经彼此明白议定：

一、上项上海规银一百一十万两之垫款，应与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垫付中国临时政府之上海规银二百万两合并办理，其英镑汇价由上海各行于本日议定。

二、此项上海规银一百一十万两之垫款，一如前述上海规银二百万两之垫款，俟安排就绪，即交付各行以一九一二年三月九日为日期之英镑国库券为抵；其数额须于按议定折扣贴现之后，恰足上项垫款之英镑等值。上项国库券以盐税收入为担保，惟现有各项负担在先。

三、中国政府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并可能七月、八月各月之后续需款，业已请四国银行团筹措者，各行保有确定之承办权，由中国另交英镑国库券为抵，条件另议。

四、鉴于各银行团于此次危难之际给予中国之协助，并鉴于其在外国市场上维持中国信用之效劳，中国政府保证：前经向各团提议之通盘善后大借款，各团享有确定之承办权（惟其条件须与他处所能得者同样优厚）；此项借款应从速发行，所得款项首先用以赎回上述英镑国库券。

上列各项办法与条件，本大总统兹予确认，并请诸位即照此办理。

专此布达，顺颂台祺。

（签字）袁世凯

当时估计，为筹措重建与改组各项计划，大约需要二亿英镑的借款，许多外国金融家都急于分一杯羹。若干独立的财团纷纷进场，与四国银行团竞相投标。三月十五日，袁世凯采纳国务总理唐绍仪的意见，背着四国银行团各方，与一个所谓比利时财团签订合同，立借一百万英镑，以京张铁路的进款与产业作抵。四国银行团立即抗议，谓此项借款违背了现有协议，也违背了业已给予该团承办善后借款的承办权。这一抗议得到英、法、德、美四国公使馆的支持；英国政府另有异议，因中国曾允诺不以京张铁路充作外债押品。唐绍仪在此事上的作法遭到严厉指责。比利时借款合同签订之后，唐绍仪随即离京赴南京，在那里促使当时驻在南京的参议院追认了这笔借款。四月二日，唐绍仪又在上海与比利时财团的一名成员签订续约，取得更多垫款。与此同时，四国银行团中止了与中国的谈判，直至比利时借款一事了结为止。

这场风波牵出几个要紧的关节，值得剖白一番。唐绍仪撇开四国银行团，表面上的理由有好几层。他自称是要防止任何一个银行团垄断借款生意，以为垄断于中国不利。这是他公开的说法，也是他向参议院和全国解释时的说法。唐绍仪摆出的姿态，是一位保卫本国、使之免遭垄断性外国财团贪噬的爱国者。这个念头为参议院中的激进分子所接过，又经激进报刊播扬，颇得人心；日后酿成一股搅乱局面的力量，其根基便是在此时打下的。事实似乎是这样：唐绍仪在充任袁世凯代表办理南北妥协交涉时，曾对革命党领袖作过若干私下的允诺，而兑现这些允诺是要钱的。这些允诺是否出于袁世凯的授意，并无确凿的说法。这情形很像美国政党的经理人代总统候选人许下的诺言——候选人可能知情，也可能不知情——但只要办得到，人们总指望他践诺。无论如何，新政府认为这些允诺多少总得兑现一些，而兑现就得有钱。这些开支据说是南京临时政府所欠，以及遣散革命军队所需；但其中有些支付，恐怕经不起太仔细的稽核。四国银行团是与其本国四政府协同办事的；他们对华交涉的前提，是尽可能革除旧日的“陋规”和放任开支、不加稽核的办法。这一立场，既为外国投资人的利益，也同样为中国的利益而坚持。这四个友邦政府认清：旧日那种松散的举借外债办法，只会招来无穷纠纷，并毁掉中国的信用；因此，经四国银行团取得的垫款与借款，稽核极严。唐绍仪大约有些款项出于政治上的缘故不愿送交外国稽核，于是绕开该团另借，图的是用款不致被人盯得太紧。既有此不得已，唐绍仪便尽量把事情说得好看，大谈垄断，并否认与四国银行团的谅解曾遭破坏。这很快便证明是短视的政策。比利时借款的条件并不比该团所开的更优。从比利时财团取得的垫款迅即花光，政府又需要大笔款项。银行团的财力，加上四个金融强国的支持，足以把外国金融市场对中国任何大宗借款关得死死的。

四月二十日，唐绍仪回到北京，向银行团和四国公使馆解释。他们要求：恢复谈判之前，须先取消比利时借款。政府答应照办，已垫之款共一百二十五万英镑由该团接手承受。然而，一个更严重的梗阻随即出现。银行团要求对借款的担保与用途行使切实的监督，唐绍仪断然不从。事情已很明白：由唐绍仪出面，谈判无从推进，因为他已失去银行家的信任，又执拗地不肯迁就他们的主张。此后，中国方面便由财政部人员出席借款谈判。唐绍仪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终于使他去职退隐。

此后几个月，中国的政局便围着外债问题沸腾。这个问题所牵涉的原则与关节，对中国的内政与国际处境都是根本性的。她的前途、她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系于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公正而切实可行的解决。当时这个问题在中国有两个面向——对内部重建的影响，与对国际地位的影响。唐绍仪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主要是从它与内部重建的关系着眼。这是爱国的，表面上也值得称道，因为中国的权利本该由中国人首先顾及。但这个着眼点没有看到：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国际的一面。中国欠着外国人的钱而还不出。她要维持内部行政，还需要多得多的钱，而这钱只能向外国人去筹。她要办内部的改良与开发，需要的钱更多。中国的处境，就像一家欠着银行债、库里空空、不再借新资本便过不下去的商号。这样的商号若不能展期信用、另借新款，就只有关门，或者落到债权人手里。中国如果长期不能清偿逾期的外债，大约就得接受一个债务委员会，把收入制度交由外国人管理——那就是接受国际共管清理。袁世凯政府一面面对着这种可能，一面又要担起绥靖与改组全国的任务，而无款便办不成。当此情形，政府与主要的外国银行家为敌、招致他们的不信任，是不智的。唐绍仪显然是受了四国银行团以外那些外国金融家的哄骗，以为中国的财政需要撇开该团也能得到接济。事实证明这不可能。四国财团虽然势力雄厚，单靠它自己或许还不是无隙可乘；但合上它背后的四个政府，它的地位就几乎坚不可摧了。

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讨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别国，都是一片混乱。它有好几个层面。其一，是外国政府与外国银行之间的关系，四国银行团便是显例。这种组合在英国和美国受到英美两国银行家的猛烈抨击：他们想挤进本国的银行团而不得，便指斥那是垄断。这些国家银行团的组成，以及它们所受本国政府的支持，自成一个问题，只关乎各该国自己。且以美国银行团与美国政府为例。这样的组织与支持，是着眼于要办的事情而作的权宜安排。美国在对外借款、尤其是对华借款上的处境，与英、法、德三国不同，颇为特别：美国投资人历来不习惯大量吃进外国证券。因此，美国银行家承销中国借款的份额时，对美国投资人肯不肯买，心里并没有底。在中国经营这桩生意，美国银行家实在是开荒者；他们得把美国投资人教育到肯买中国证券。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几乎可说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参加，是受了本国政府的推动。政府的用意有二：为美国在华贸易开一条路，并给海约翰主义添上一点美国利益的实在基础；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目的和美国银行家的参与里面，含有帮助中国、维持她的完整这一层意思。但这个计划要有效，就得切实可行，得合乎稳健的营业原则，得迁就现有的情形。总不能叫美国投资人把钱倒进中国，既无收回的指望，又担着不寻常的风险。以下几条是必不可少的：（甲）投资须稳当；（乙）须有吸引力；（丙）须能给承销人一份公道的佣金——一句话，它得是一桩地道的生意。组织一个美国银行团来经营这桩生意，显然不可能把美国所有一流银行都包罗进去。可行的办法，是由一个人数较少、声望足以取得其他银行与投资人信任、并且在国外素有联络与名声的团体，来代表美国的利益。债券在美国分销时，自会照惯例、也按需要分给许多银行家与银行；但要让每一个分销者都成为借款谈判的当事人，则行不通。各金融强国之所以决定在直接谈判中只支持一个选定的银行团，道理就在这里。换任何别的办法都要闹乱子。这在中国是试过的，结果于中国是灾难，于她的信用是损害。假如每一家有头脸的银行或银号都能取得本国政府支持去借款给中国，局面便成了借款可以滥放而无从稽核，粗心的与贪墨的中国官员尽可拿本国的信用与国际关系任意摆弄。只要考察一下中国如何走到今日这般财政境地，就能看出那种办法的危险。正是有了这番经验，四国政府才决意把它们在北京的支持，限于经过精心挑选、特别适于承担此事的银行与银行家。

关于美国承销中国借款，还有一层考虑：美国投资人是否肯在初次发行时就痛快吃进这类证券，是很可疑的；果真如此，美国的承销人要么只好把债券压在手里，要么只好往英国或欧洲去脱手。而这非得有别国政府的同意、英国与欧洲银行家的合作不可。四国银行团里的美国银行家，实际上是一面要求借款的十足份额，一面还享着这样一种便利：凡在美国销不掉的债券，可以退还给他们的英、法、德伙伴，由英国和欧洲市场吃下。

此后的谈判延续了将近一年，其间颇多有趣的发展。这些发展牵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各外国银行与政府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中国之间的问题。日本和俄国对四国银行团活动的某些趋向感到不安，要求加入该团。这一要求当然纯粹出于政治上的算计，因为日俄两国并无可供此种投资的游资。币制借款中有一款拨出一百五十万英镑，用以促进满洲的实业；日俄就此提出问题，声称满洲境内的任何事业都应有他们的份，于是把“势力范围”这一重纠葛硬塞了进来。这就横生出一个枝节，不解决便无从前进。四国银行团的银行家都是讲实际的金融家，本倾向于拒绝俄日入伙，因为他们明白那种入伙在财政意义上是虚的；但英法两国政府出于当初支持俄日反对法库门铁路与锦瑷铁路计划的同样理由，觉得不得不接纳这两国。德国和美国的态度则是消极的。

中国反对日俄加入，深知其参与纯出战略目的，所持理由的正当性中国断不承认。从表面看，俄日此举像是要阻挠谈判，其直接效果也确是阻挠。摆在面前的抉择是：把俄日排除在外，任他们推行阻挠政策；或者把他们纳进来，借此使他们受到该团多数的影响与约束。后一条路被采用了。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九日宣布，由横滨正金银行与华俄道胜银行代表日俄两国的利益。俄日随即互相声援，制造纠葛。这两国要在善后大借款中订明：凡满洲境内的一切条款与开支，须先征询俄日的意见；或者说，蒙古与满洲境内的各项事业，由这两国享有独占的筹款与监督之权。银行团几乎为这一点而分裂。五月间，银行团的银行家在伦敦开议，意在彼此订下确定的谅解；六月间会议移往巴黎。由于俄国的态度，团内似乎无法达成协议。美国代表经美国政府核准，声明：若对中国的自主权和“门户开放”原则加上任何限制，美国便不再参加。有几天光景，银行团眼看要为此瓦解，不料俄国忽然退让，六月二十日在巴黎签订了组成六国银行团的协议。协议的条件当时未即公布，但九月间美国银行团在纽约申明了它的根本原则如下：

一、所需款项的用途，须由中国政府向各核定银行团声明。

二、中国须采行一种稽核制度，以保证借款确按所指定的用途开支。

三、抵押作为本借款担保的盐税，须或由现有的海关组织经理，或另设一与海关相仿、由外人主持的机关经理，俾在中国动荡局面可能延续或再起的情况下，担保品的管理仍有保障。

唐绍仪已于六月辞去国务总理之职，离开北京。其时，激进派的领袖与报刊正对银行团大肆鼓噪，把它描画成一个贪婪的垄断者，说它在袁世凯首肯之下，要毁掉中国的自主，把她的内政置于外国控制之下。银行团一直在给北京政府垫款，只是数目不如政府所望之大、速度不如政府所望之快；政府迫于需用，又在设法从别的门路弄钱。有人四出活动，想促使列强政府撤回对银行团的支持，或者迫使银行团让步改订条件。这些活动都归徒劳。上海中国商会致电伦敦，请英国政府劝说银行团放弃其条件中的若干款项；英国政府经由驻北京英国公使馆答复道：“爱德华·格雷爵士授权本使转告商会：迄今为止，各银行团之举措完全为英国政府所赞同。惟英国政府不能敦促各银行承做在其看来不足以保证借款用途之正当有效开支、亦不足以为本息偿付提供满意担保之借款。又，凡与此项借款有关之一切问题，英国政府现在及今后均将与其他有关各国政府完全一致行动。”

七月九日，财政总长熊希龄致函驻北京的银行团代表，要求大笔垫款，并声明银行团若不应命，中国政府即视为可以自由另行洽借。双方往来照会，正式说明了各自的立场。六国公使拜访国务总理陆徵祥，指出银行团所提条件乃是满足外国投资人所必需，并非出于任何限制中国的用心。财政总长辞职，并致电各省当局，说明僵局的由来。总统准其辞职，但仍令他以特派专员的名义主持借款事宜。一个独立的英国财团这时进场，议定了所谓克利斯浦借款，数额一千万英镑。这就演成一场正面较量，要看撇开六国政府与银行的联合，能否办成中国的借款。克利斯浦财团于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九日在伦敦发行国库券五十万英镑，获得成功；稍后又将全部借款的一半在伦敦招募，公众却只认购了二百万英镑。虽然多方经营，力图把这笔借款装点成功，不久却露了底；中国只得回头与六国银行团重开谈判。较量已经作过，中国和那些独立银行家输了。英国的投资公众不肯吃进一笔未得本国政府认可的借款，而要把它送上欧洲各交易所更无可能。六国银行团以取消克利斯浦借款合同中若干条款为恢复谈判的条件，那些条款一取消，该借款便名存实亡。后来克利斯浦财团放弃了这场争斗，同意取得一笔补偿之后废约。这场试验于中国代价不菲，且归于无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参议院在秘密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借款协议的各项规定；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善后大借款合同签字。（见附录二）

但在合同签字之前，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使美国银行团退出了这笔借款。这一令人诧异而不幸的举动，缘于威尔逊先生就任总统之后华盛顿政府改变了政策。政权更迭之际，美国银行团觉得，若不弄清新政府的确切态度、不弄清该团在华是否仍将得到政府支持，便不能再往下办。为弄清这一点，该团通知政府：除非政府明确要求它参加，否则即行退出。应当记得，这个银行团本是应前届政府的一项政策而组织起来的，那项政策若不继续，该团的地位便无从立足。威尔逊政府拒绝要求该团继续参与中国借款的筹措，所持理由是：善后大借款的条件触及中国的独立；美国政府若支持该团，或将被引入不得不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之境。三月二十一日，美国银行团宣布退出北京的银行团。从美国在华利益与政策的角度看，这是自海约翰主义宣布以来最重大的一件事；而其意义，因事实与情形被歪曲和误解，在中国和美国都被遮蔽了。在中国，华文报纸对美国政府此举一片喝彩，掀起一阵目光短浅的亲美热。美国银行团与美国政府的退出，起初被欢呼为六国财团与善后大借款那些限制性条款的末日；但不久就看出，什么要紧的结果也没有产生。

美国人退了出去，如此而已。借款照旧签了字，条件仍旧合乎（此时已成五国的）银行团与各该政府之意。当时颇有一番关于美国独立借款的议论。我和另外一些人当时就指出，这种议论纯属胡说。美国所能组成的最有力的银行团，即便有本国政府支持，能否在美国销出它所分得的中国债券份额，一向都很可疑；一个较小的组合，既无政府支持，又无雄厚的外国联络，当时更不可能在美国销出多少中国债券。且看当时的情形。两年来，美国银行团（由摩根公司、库恩·洛布公司、纽约国民城市银行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组成）一直在中国、在伦敦、在巴黎、在柏林，与那几个都城的一流银行合作，与六国的外交官员不断磋商，切切实实地做着一件事：寻出一个可行的办法，使中国在财政上站得起来，使她的对外信用得以稳固，帮她建立一套健全的内地税收制度，使这些事情与中国错综的国际处境、与国际间的均势和利益相调和，保全“门户开放”的通商原则，在美国按稳健投资的基准为中国债券开辟一个市场——而这一切，又要以尽可能少的外国监督去干预中国的内部行政。在谈判的若干阶段，美国代表凭其影响，成功地拦住了那些想把更苛刻的条件压给中国的势力，也挫钝了那些出于战略动机、对中国怀有恶意的力量。任何国际合作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事事如愿；合作，势必意味着妥协。关于美国在华“独立”筹款，议论已经很多。目下这种事办不到，至多只能小打小闹。即便中国国内的情形、以及中国国际关系方面的情形容许，美国眼下肯接纳这类证券的投资公众也还很小；而即便美国真有一大批愿买中国债券的投资公众，美国投资人也不会甘于所得担保少于英、法、德三国投资人所要求的。中国设法避开银行团、另筹独立借款的那一段时间里，曾几次试图在美国举债，都没有成功。

在这些借款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反对派把攻击集中在财政问题上，指责袁世凯甘愿把国家断送到外国银行家的爪下；同时又责备政府在恢复全国秩序与繁荣上进展不力。假如政府忽然改换，让反对派上台，他们也只能走同一条路，接受强加于袁世凯的同样的借款条件——袁世凯政府在让步之前是使尽了一切理由与手段的，最后不过是屈从于势所必至。正因为看清了反对派的聒噪与不负责任，看清了它的政策只知阻挠而无建设性的主张，中国稳健的各阶层才与激进派疏离，那场叛乱也就被掐灭了。多数有见识的中国人渐渐懂得了政府的难处，懂得改组一个国家需要时间与耐心。民间对对外交涉之复杂有了较广的了解，也有助于政府地位的稳固。一九一二年，蒙古一部（显然由俄国唆使）叛乱，俄国承认了叛乱的一派，并利用这个局面推进它对外蒙古的宗主权要求。这个局面拖到一九一三年，最后中国不得不同意若干条件，使自己在外蒙古的权力受到限制。（见附录二十六）

五日本攫取胶州湾

欧战爆发——中国面临的危险——日本的参战——青岛的地位——使一切租借地中立化的努力——外交上的周旋——日本的仓促动作——日本的动机——中国的特殊情形——保护外侨——一种不合常规的局面——日本对德国的最后通牒——英国的态度——对英国利益的影响——英国方面的批评遭到压制——粉饰出来的和谐——日本的宣战。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欧洲大战爆发，不过数日，局势的演变便已显示：日本一旦以交战国的身份加入，中国也难免被卷进去。凡是研究远东问题的人，当下就看得明白：日本若真这样做，必将牵动一连串的力量，使中国的命运从此系于这场战争的进程与结局之中，同时也会牵动西方在东方的地位与威望。

德、奥、俄、法、英相继宣战之后的那一段日子里，事态推移极快——快到那几个政府多少都有些手忙脚乱，以至于凡与当时聚焦于欧洲的那些因素关系不算紧密的事情，一时之间或被忽略，或只得到敷衍的注意。尽管如此，日本有意参战的种种迹象，毕竟太扎眼，不可能不被人看见。战事开始后没几天，日本外务大臣加藤男爵便在议会宣布：日本准备履行英日同盟项下的义务。英日两国依这一同盟所负的相互义务究竟为何，除了英、日两国的外交当局，无人确知，因此加藤男爵这番话颇有些不可捉摸；但这已足以叫北京方面不安，那里对日本干涉的后果是极为忌惮的。此后发生了什么，被外交上的缄默遮着，也许多年之内都揭不开，甚至永远揭不开；不过有些情形和事实是相当清楚的。

当时曾有人设法使中国免于被拖入战区。这些努力究竟由谁发起，如今已不甚分明——既然它们归于失败，就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外交家愿意承担这份干系。也许是中国自己先动的手，也许是接受了某位外国外交家的善意提示。中国同时向美国与日本提出请求：请这两个当时尚属中立、想来也有回旋余地的国家出面斡旋，以取得各交战国的同意，保全中国租与外国的一切领土之中立。为使这一办法具有普遍性，不致显得针对或偏袒任何一国、任何一方，其适用范围将包括胶州湾租借地（德国）、包括旅顺与大连在内的租借地（日本）、威海卫与九龙的租借地（英国），以及俄国依满洲铁路各项协定所占之地区。用这个法子，凡在中国境内为交战国及可能成为交战国者所占据的领土，都可以中立化；凡不能撤走的军队与军用物资，一律扣留，不得用于战事。这些地方在军事与海军行动上并非要害，这是显而易见的；把它们中立化，对交战双方都无所损害。青岛对德国、对战事爆发时正在远东的那一小支德国舰队，有军港之用；同样地，威海卫与香港对协约国也有此用。可是不难断定，要不了多久，德国舰队要么退出青岛，要么被封锁在港内。要迫使它如此，并不需要日本参战：俄、英、法的联合舰队足以办到。德国既预见到这一层，又明白拒绝只会把日本引进来，那么它十有八九会同意把青岛中立化并撤走舰队——而后来那支舰队本也就是这样撤走的。至于英国，把威海卫中立化，在战略上并无可观的损失，因为她在中国海域的中枢基地是香港，那里设备充足。德国的亚洲舰队照样会出海——事实上它正是出了海——此后的事情也照样会那样发展。德国舰队离开青岛以后，该地在它的行动中就再没起过作用。采纳这一办法，也丝毫不影响战后胶州湾的归属：德国若在欧洲被彻底击败，只要她的敌人提出要求，青岛总归是保不住的；德国若在欧洲得胜，或取得相当于战术胜利的战略地位，那么即便青岛在战时被协约国夺去，她也有力量要求归还。外国在华租借地不过是这场战争里的几枚卒子，把它们排除在外，对根本的战略作战区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各国宣战后的十天之内，北京的外交界——当然，各国首都也随之有所呼应——都在忙着为这一局面寻一条出路，好让中国置身战区之外。美国的斡旋被拉了进来，或者说有人试图把它拉进来；看情形，美国也确曾为促成列强达成协议而采取过一些试探性的步骤。这样的协议，是有充足的根据与先例的。所要做的，不过是把战时在北京、在中国所有通商口岸实际通行的那条原则，推及中国的全部领土，包括暂时租与外国的那些部分罢了。譬如在北京，各交战国依一九〇一年议定书的条款，都驻有所谓「使馆卫队」，即为保护使馆区而设的小股陆军或海军陆战队。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交战各国的武装力量继续同住北京，彼此往往只隔着一条街的宽度，或一道院墙。按理说，万一发生像一九〇〇年那样的暴动、使馆遭到攻击，这些部队是要合力抵御的。上海的外国租界里住着一切交战国的侨民。租界内华人近百万，毗连的华界还有数十万，而外国人不足两万，防备突发的民变与骚乱，全靠一支义勇队。这支义勇队里编有不同国籍的队——英国队、法国队、德国队、美国队、日本队、葡萄牙队、华人队。整个欧战期间，这些编制一直维持着；一旦有变乱，它们有义务协同保卫租界。这样的局面是不合常规的，然而中国在列国之间的地位，本就是由种种不合常规叠成的一座建筑。北京做得到的、众多通商口岸做得到的，在租借地一样做得到。

除日本之外，任何外国的利益——以及人道的利益——都会因这样一个安排而得益。但日本急急忙忙地筑起一道既成事实的墙，把它堵死了。八月十五日，日本向德国递交最后通牒，一举断送了这些讨论与努力。通牒期满的前一天，日本驻北京公使造访中国外交部，口头声明：万一德国不接受通牒所列各条，日本被迫占领胶州湾，该地于战后将交还中国——以此安中国之心。日本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如下（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值此局势之下，本国政府认为，采取措施以消除远东一切扰乱和平之根源，并维护日英两国同盟协约所期之全局利益，实属至关重要而不可或缓。

该协约之宗旨，在于奠定东亚巩固持久之和平。为此，日本帝国政府诚意认为，向德意志帝国政府忠告实行下列两项，乃其应尽之义务：

第一，立即将德国军舰及各种武装船舶自日本及中国海面撤退；其不能撤退者，即行解除武装。

第二，至迟于九月十五日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全部无条件、无补偿地交与日本帝国当局，以备将来交还中国。

日本帝国政府同时声明：如至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正午，未接到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上述忠告表示无条件承诺之答复，日本将被迫采取其认为应付此种局面所必要之行动。

日本这道对德通牒所造成的局面，我当时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九日的《大陆报》上是这样写的：「这场战争的种种副产品之中，没有哪一件比日本在青岛问题上的动作，更令人深长思之，更令人深怀不安。凡对远东政治与种族均势稍有所知的人，一眼就看得出这一步的搅局性质。日本此举，理由何在？这些理由可以分作两类——日本官方宣布的理由，和她真正的理由。政府行事所公布的理由，有时也就是真正的理由；有时则不然。据大隈伯爵说，日本就青岛向德国发出通牒，首要的官方理由是『保全和平』。这话本不必说。近代各国动兵或以兵相胁，头一条理由从来都是保全和平。而在本案中，这理由尤其多余，因为牵涉青岛的战争状态早已存在。同样不假的是，已同德国交战、且在这一带驻有海陆军力的那些国家，完全有能力施行『保全青岛和平』所需的战争手段。日本的这条理由并没有多么打动我们——或者不如说，它那份装模作样倒很打动我们。日本在通牒中并未言明此举是履行英日同盟项下的义务，然而从种种情形，从日本政论家与日本报纸的大量评论与解释来看，这层意思是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出来的——而那些评论与解释，显然正是为了给人这个印象。倘若日本当真是应英国之盟而动，那么随之而来的推论便是：她的做法为盟邦所赞许、所欢迎。可是种种迹象表明，英国并不希望日本搅进这场纠纷里来。相当可以断定的是，从长远看，日本的插手对英国在华利益并无好处。绝对可以断定的是，日本的干预普遍地为远东的英国侨民所反感。就所能了解到的态度，并参照各方情形来看，法国与俄国也不希望日本参战。中国不希望日本接管青岛——哪怕附带着战后交还中国的许诺。美利坚合众国不希望日本夺取青岛，也不希望中国的中立遭到破坏。路透社自华盛顿发来的一则电讯说，美国政府『认为日本交还胶州湾于中国的许诺是令人满意的』。由此看来，华盛顿已就日本的意图作过询问。华盛顿或许可以从日本关于交还胶州湾的保证中得到满足，但这决不等于说，华盛顿对日本硬闯进这场战争的做法，以及此举将引起的种种搅动，是满意的。那么，究竟是谁希望、或者要求日本来承担占领青岛这桩差事呢？除非她这一步是应某方之请而走，否则日本便是在自作主张。也许，考察一下日本此举究竟有无必要，可以照见她的诱因与动机。远东一切中立方面的利益，以及交战方面的大多数利益，都希望战事限于欧洲——胜负本来就要在那里见分晓；因此，凡是能把青岛与这一带海面上的德国舰队从交战因素中排除出去的体面办法，他们都会欢迎。正如我们此前指出过的，通过交战各国之间、以及德国与中国之间的谈判与协议来办成此事，是完全可行的。日本的干预并没有使和平地中立化青岛变得容易些，反倒更难了：她通牒的措辞与条件，是那样地写法，摆明了要激起德国出于荣誉而抵抗——尽管抵抗日本海陆军的进攻何等无望。它使和平中立化更难，还因为日本此举激起了人们对她别有用心的强烈疑虑，因而搅动了中国，也搅动了国际间的均势。日本发出通牒的时机，恰在协约国海军已大体抵消了德国舰队在中国海域的活动之时；而万一——和平中立化青岛的谈判失败——非用武力拿下该地不可，协约国自己也完全有力量承担这桩事。那么，日本从哪里插得进来？何处有对她行动的需要与要求？……不过，战事开始以来德国人在远东的所作所为，是否真是日本发出通牒的原因，颇可怀疑。这些活动提供了一个口实；即便没有它，只要想找，另一个口实也找得到。这一类事情里，先有其心，后有其词。如今已很清楚：这场战争一开打，日本立刻就四处张望，想找一个硬闯进来的借口，以改善她在中国的地位。眼下发生的事，正是这一野心合乎逻辑的延伸。日本还有她自己当下的内政上的理由要走这一步侵夺之棋：在中国抓到一块值钱的地盘，会使她国内的政府得以巩固。我们不免要问：日本走这一步之前，可曾同她的盟邦英国商量过？还是径自决定、径自动手，根本不给英国一个反对的机会？我们还不免要问：普天之下，凡熟悉这里情形的人，可有一个相信日本所宣布的『把胶州湾交还中国』的意图？英、法、俄三国在日本此举的外交层面上究竟参与到什么程度，是反对还是默认，恐怕要到战争结束很久以后才会揭晓。」

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的《大陆报》上，我又写过一篇讨论日本此举的社论：「这场战争刚刚打响，熟悉远东情形的人便开始议论：『日本的机会来了。欧洲抽不出手。日本会怎么做？』当时的普遍看法是：战争结束之前，日本总要以某种方式向中国下手。这个看法基于两点——一是看透了日本的野心，二是对日本的国民性与国策所抱的某些信念。没有人想到条约，没有人想到同盟——想到了，也只是在琢磨这些东西会被怎样解释，好凑合眼前的事。远东的人们说：『这是日本的机会。』很少有人觉得，会有什么顾忌拦得住她不去抓住它。」

我插入这两段引文，是要说明：日本的真实用意，在当时便已为研究远东情形与政治的人所洞见。怀这份疑惧的不止我一个。在华外侨几乎无分国籍、无分交战阵营的归属，人人都有此感——尽管在表达上受着种种约束。日本打算干涉的风声刚一透出，在华英国方面对此举的反感便处处可见。猜疑与狐疑弥漫于在华的英文报纸；也有迹象表明，英国驻北京公使馆赞成由列强共同行动，在战时使中国领土中立化。可是英国政府对日本参战及进攻青岛表面上的默认，很快就把公使馆的这种态度、英文报纸的这种言论压了下去。在华以及在远东的英国人虽深以这一政策为憾，却为形势所迫，除极少数外，都只得放弃对日本行径的公开批评。这样一来，日英两国在此事上「和衷共济」的假象便被制造出来，此后一直维持着；远东英文报纸凡有批评的意向，此后都要受到检查制度或明或暗的对付——事实上，好几位英国编辑受了处分，还有一位因谴责日本、并谴责英国对日本行径的容忍，被指控违反特别枢密院令，在上海的英国高等法院受审。

自日本对德通牒发出到期满为止，使青岛中立化的努力还在敷衍着往下做，可显然已无成功的指望。德国看清了局面，表示愿意加入中立化的方案（因为这于她有利），但也明白，她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实质地改变形势，也拦不住日本进入中国。于是德国索性置日本的通牒于不顾，任其期满，不复一词、不加一评。留给美国和其他中立国的时间太短，来不及组织起任何有效的行动去阻挠日本、保全中国。英国刚踏进一场漫长而凶险的战争，觉得一开局就同日本闹别扭殊为不智。关于英国当时的做法，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英国援引同盟请日本相助，从而发动了日本的行动。另一种是：日本自己抢先动手，实与盟邦的真意相违，又以既成之势迫使英国默认、并在官方上认可了这一外交上的虚构。我信后一种说法。它同全部事实与情势的逻辑相合，同英国在华的利益相合，也同英国对中国及其他信守「门户开放」与「中国完整」政策之国家所负义务的体面顾虑相合；支持这一说的证据是很充分的。但在官方上，英国站在与日本同等的责任位置上，因为她向盟邦让了步。尽管如此，日本参战时的各项官方文告，其措辞都避开了「英国请日本参战」这句话，而其用意又分明是要给人这个印象。宣战诏书如下：

奉天承运、万世一系之日本国皇帝，兹向我忠勇臣民宣示如左：

朕兹对德意志国宣战，命朕之陆海军竭其全力以与该帝国交战；并命朕之各主管官署，各尽其职，于国际法之范围内，竭力以达国家之目的。

自欧洲战事爆发以来，其惨祸朕深以为忧。朕方冀以严守中立而保全远东之和平，然德意志之行动，终至迫使朕之盟邦英国对该国开衅；而德意志于其在华租借地胶州湾，正忙于备战，其武装船舶游弋东亚海面，威胁朕国及朕盟邦之商业。远东之和平，于是危殆。

因此，朕之政府与大不列颠国陛下之政府，经充分而坦诚之磋商，议定采取保护同盟协约所期全局利益之必要措施。朕则欲以和平之手段达此目的，乃命朕之政府向德意志帝国政府诚意提出忠告。然至所定期限之末日，朕之政府仍未接获承诺该项忠告之答复。

朕虽笃志于和平，而今竟不得不宣战，尤在朕即位之初、且方为先慈之丧服哀之际，实深为憾。

朕深愿赖忠诚臣民之忠勇，早日恢复和平，以增帝国之光荣。

伦敦《泰晤士报战史》特意点明：「宣战诏书中并无任何字句暗示日本之行动系应英国政府直接请求援助而发。」英日两国政府都力图避免留下这样的书面承诺，而英国因其在华的地位，尤其急于撇清这份责任。可是日本的政治家们不肯就这样算数，索性当众把英国拖下水——外务大臣加藤男爵在议会解释日本参战理由时，作了如下声明：

八月初，英国政府依英日同盟之条款，向帝国政府请求援助。当时德国军舰及武装船舶在东亚海面游弋，威胁我国及我盟邦之商业；而胶州湾方面正在进行工事，其用意显然在于构筑东亚作战之根据地。远东和平之维持，因之深可忧虑。

众所周知，日英两国之协约与同盟，其宗旨在于巩固并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维持中国之独立与完整，以及各国在该国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并各自维持与防卫缔约两国在东亚之领土权利及特殊利益。因此，当日英两国同视为特殊利益之东亚商业遭受不断威胁之际，既承盟邦请求援助，则以同盟为外交方针之指导原则的日本，除应其请求而尽其本分之外，别无他途。

德国在远东一隅据有可资强力活动之根据地，不仅为维持永久和平之重大障碍，且直接威胁日本帝国之利益。故帝国政府决意应英国之请，必要时即对德国开战。奉得圣裁之后，余将此决意通知英国政府，两国政府间遂有充分而坦诚之意见交换，最终议定采取保护协约与同盟所期全局利益之必要措施。

日本本无卷入此次战争之愿望或意向，惟深信应忠于同盟，并以确保东方之永久和平、保护两盟国之特殊利益，而巩固同盟之基础，此乃日本对己应尽之义。然帝国政府仍愿以和平方法解决此局，故于八月十五日向德国政府提出如下忠告。（大臣于此处宣读了日本通牒的全文。）迄所定期限之最后一刻，即八月二十三日为止，帝国政府未获答复，故于翌日颁布宣战诏书。

自日本参战之意初露端倪之时起，日本政府便着手有计划地为其行动作种种解释，以图缓解西方各国政府与人民因此举而生的不安。日本对德通牒递交的当天，日本首相大隈伯爵便发出如下电文，交由日本在美国的半官方通讯机构东西通讯社（纽约）分发给美国报界：「日本与中国毗邻，遂滋生许多荒诞的谣传；但我声明：日本行事问心无愧，合乎正义，并与其盟邦完全一致。日本毫无领土野心，愿以东方和平的卫护者自任。」数日之后，八月十八日，大隈伯爵在东京对一群日本实业家讲话时，又作了更明白的表示：「日本的军事行动，不会超出防卫其本国正当利益这一目的所必需的限度。帝国政府决不会采取任何足以使第三方对其领土或属地之安全感到忧虑不安的行动。」八月二十四日，大隈伯爵又通过纽约《独立周报》向美国人民发出一封电文：「我欣然借《独立周报》之便，向素来对日本友爱忠诚的美国人民致意。我愿使贵国人民相信：本国政府与本国人民，就当前欧洲与远东这一可憾局势所发表的一切言论与保证，都是诚恳的。出于忠义与荣誉的一切情感，日本不能不与英国合力，从这一带海面上肃清那些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威胁她的利益、她的贸易、她的航运和她国民生命的敌人。远东的这一局面，并非我们所求。维持和平一向是我的心愿，这一点将来自有充分的证明；身为日本和平协会会长，我始终为此而努力。威尔逊总统就中立问题致其国民的那篇高尚的文告，我读了极为钦佩。我们日本人感念贵国这位伟大国家元首所秉的精神与动机，并深信他的文告必得举国的响应。

「身为日本首相，我曾经声明，现在再次向美国人民、向全世界声明：日本别无用心，不图再得寸土，也无意剥夺中国或他国人民现有的任何东西。本国政府与本国人民已经许下承诺与誓言，而这承诺必将一如日本历来守诺那般恪守不渝。」（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德国在太平洋上原有若干岛屿属地，加上日本的参战，遂使英属澳大拉西亚和菲律宾也生出几分疑虑。想必有人采取过某些步骤，以限制日本海军的活动范围，因为随后便有英国外交部通知美国国务院、并予公布的一项关于日本意图的声明：「据了解，日本的行动不会越出中国各海面而及于太平洋，除非为保护日本在太平洋的航线所必需；亦不及于中国各海面以西的亚洲水域；亦不及于外国领土，惟亚洲大陆上为德国所占之领土不在此限。」

日本政治家这些保证究竟有几分可信，从日本其后的所作所为里就找得到答案。日本便是这样宣告自己加入了战争，并使远东局势、使中国，起了一个预兆不祥的大转折。

六日本在中国的侵略

中国力求保守中立——日本关于胶州湾的所谓许诺——把美国打发走——外侨利益缺乏保护——日本的几种手法——日本举动的缘由——在中国造成的影响——对革命活动的忧惧——在山东划定交战区的尝试——日本军事行动范围的扩大——英国的参与——日本的进一步侵夺——攫取胶济铁路——日本的托词被戳穿——牵连其中的外国投资——由此引出的重大问题。

日本以交战国身份硬闯进这场战争，其中的分量，凡关心远东事务的各国政府都掂得出来，有几个方面立刻显出不安。美国也留意到了——尽管威尔逊总统的政府一向抱定不在外交上多事的方针——并且客气地向日本探问：她对胶州湾租借地究竟抱着怎样的最终打算。日本既已向德国递出最后通牒，明白无误地表示要插手，加藤男爵便设法在中立各国、也在日本的欧洲盟邦之间冲淡这一举动的效果，暗示等德国被赶走之后，胶州湾要交还中国。在远东，人们对这句话的估价是恰如其分的——不过是个遁词；但它毕竟为若干外交上的周旋提供了口实。

日本海陆军进攻青岛，可以分作两面来看。从一面看，这不过是一出戏：几千名孤立无援的德国人，对着一支压倒性的东方大军作绝望的抵抗。从政治上看，它透出的是一种曲折的外交手段，要在一场空前的欧洲大争斗的破碎边缘上，达成某个说不明的目的。日本的干涉，显然不会止于暂时占领青岛。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又要往哪里去，对住在世界这一隅的人来说，都是攸关重大的问题。当时人们有这样一种感觉：日本占领青岛，固然许诺可以解除德国在此处的交战活动之扰，可是她此举所带动起来的种种搅乱因素，恐怕还不止把这份好处抵消干净。

在这件事上，美国的态度关系甚大。其余几个大国都已卷入战争，而且有迹象表明意大利也要加入。既已成为交战国，若还讲国际法，这些国家的海陆军力就不能再在中国的中立口岸与领土上充当外国警察。这样一来，素来提供军舰与军队担任此项职务的国家里，就只剩下美国一个。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若不来补这个缺，则别国的军力撤走或受限制到什么程度，这项职务便废弛到什么程度。唯一可行的另一条路，是等青岛一下、在华德奥军力被收拾干净之后，英、日、法、俄、意的军队与军舰索性不顾中国的中立，照旧回到它们惯常的位置上去，照旧行事。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兵力足以补这个缺，而且人们普遍推想，只要没人拦着，她是愿意出手的。有两桩事情可能拦住美国在此时向中国增派兵力：一是中国或某一外国的反对，二是华盛顿对当地情势之急迫毫无体认。中国反对的可能极小；相反，种种迹象都表明她会欢迎美国如此行事。至于外国，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正当的反对理由可以立得住，也很难想象哪一国能在官方上提出反对而不开罪美国。但一个外国尽可以另辟蹊径，把一些枝节问题挑起来：只要在华的美国官员看不出这些枝节的分量与真意，或者不把当地的实情报给本国政府，这些话反映到华盛顿，就足以造成混乱与踌躇，结果什么也不做。那一时期的事态表明：此类手法确曾有人施展，而且多少见了效。中国既看出德国在战时据有青岛可能引出的纠葛，便设法把该地中立化以求避免，于是向日本和美国接洽。美国在原则上对这一提议颇为赞成，日本却不然。日本在这件事上另有打算，而她处置此事的手法，暴露出若干耐人寻味的东西。当时，英国报纸《字林西报》（上海）的北京访员曾给该报写过这样一段：

中国提出这一请求时，并无意特别要替德国保住胶州湾。她所要的，只是得一个保证：日本不会得着在中国境内动兵的口实——而那种动兵是很容易转过头来变成对付中国人自己的。她又不懂得，当空气里满是嗜血之气时，外交上的微妙手腕该怎样施展，于是犯了个错误，去找美国人帮忙维护自己的完整，结果引起日本人的猜疑，以为这一请求正是冲着日本人来的。而日本人要坐实这层意思，口实也是现成的：中国报纸不时登载消息，说美国将派大批海军前来，务使中国不致受任何居心不良者之害。因此日本对中国不给任何鼓励，美国也觉得还是不去踩这片娇嫩的草地为妙。

日本如何看待中国向美国的这番接洽、以及中国方面同时传出的关于美国动作的种种报道，从据信受日本操纵的中国报纸上所散布的言论可以看出。八月九日《奉天日报》所载的一则，便是一例：

「日本政府已电告英国政府：美国正派遣舰队来远东，名为保护其在华利益，外间则以为美国系借此口实以助德国。英国政府因而复称：在远东事务上，英国一切以日本之意愿为准，必要时不惜对美宣战。在日之英国侨民亦赞同英国政府之答复。」

该电发自东京，其为无稽自不待言，然而把它热腾腾地端给中国人看，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报人精力充沛的想象力，蓄意把美国摆在一个不实的位置上，结果美国不得不对散布出来的种种消息一一郑重否认。与此同时，日本只管忙她备战的事，当然并非有意，却给那些造谎的匠人提供了下笔的底子。直到十六日晚上，中国政府才完全弄明白日本的意图。就在那一天，日本把她预备递交给远在德国军中大本营的那位战争统帅的最后通牒，通知了中国。

凡对远东政治手法有所训练的眼睛，从这些以及许许多多别的迹象里，都看得出一件事：日本不愿意美国在中国增添任何海陆军力。这份心思的「为什么」，我们暂且搁在一边，先看日本是用什么办法把她的意思加到中国和美国头上的。这套办法可以归纳如下：（甲）让受日本操纵的中国报纸登出消息，说美国正派舰队来华助德；（乙）随即向中国表示：由于这些消息引起不安，日本无法同美国一道去谋求交战各国协议中立化胶州湾；（丙）再在一些必能把话传到远东美国外交官耳中的地方放出风声，说美国再往中国派军舰会使日本不安，会令她怀疑美国的动机；（丁）继而由日本各大报的评论来加强、来烘托这个意思；（戊）再让受日本控制的通讯社从日本和中国发出的电讯把它转述出去，登在美国和别国的报纸上；（己）最后，巧妙地把这个意思递到美国驻东京大使手里，由他转告华盛顿，并通过美国报界传达给美国的舆论。

日本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她在胶州湾一事上的目标，凡熟悉她的政策与用心的人，当时便已看得分明。但日本急着要把美国轰走、要拦住美国在这个紧要关头履行其保护在华一切外侨利益的义务，这一层当时还不那么清楚。美国不过派一小队兵力来，补上交战各国撤走与扣留的那一份，以维持外国在华海陆军力的惯常定额，难道日本真会怀疑美国的动机，真会把这看作冲着日本来的一步棋？我们不妨把这个说法掂量掂量。万一日美之间骤然开战，美国在亚洲海面的军舰，处境将同大战爆发时德国在远东的舰只一模一样。除非来得及一路奔向马尼拉湾——在那里或可暂保平安——否则多半只有在中国或英国口岸自行扣留一途。海军战略战术上的初学者也懂得：美国若真存着同日本开战的念头，她会把海军撤出中国海面，而不是再添上一小队人马；那一小队人马，因日本海军在此一区域占着巨大的数量优势，一开战就同样是白白牺牲或被困住。可见这一类猜疑，并不是日本要阻止美国、或任何外国在华增兵的真正理由；倘若当真有哪位外交家、哪个外交部轻信到把它认作正经事，那才叫人惊讶。于是只好到别处去找：日本当时设法抢在美国前头、不让美国履行其在华明明白白之责任，真正的缘由何在。而既然这些缘由并非直接出自日本在胶州湾的举动——那件事在外交上已成定局——那它们显然就存在于中国的全局形势之中。

中国深以日本在胶州湾的举动为忧，当时所忧的与其说是胶州湾的前途，不如说是日本在那一隅的动作，对中国内部的政治局面与国家自主预示着什么。一九一三年那场叛乱背后主要的外国助力，人们记忆犹新；那几个首要的密谋者逃往哪一国，又在哪一国得到庇护与鼓励，得以继续鼓动、继续策划，人们也记得清清楚楚。大战一起，流亡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立刻重振活动。有消息说，若干革命领袖已潜回国内，正在另组叛党；在中国人的观感里，这些叫人不安的迹象都同日本连在一起。众所周知，日本已把她的全部常备军动员起来，而拿下青岛用不着其中的十分之一。人们觉得，别的倚仗既已谈不上，那么一支较大的美国海军力量在场，对中国人心会有安定之效；万一内乱起来——或者被人挑起来——这样一支力量也可以保障外侨的利益与财产，免生纠葛。在中国的人，无论华洋，倘若能确知美国准备好并且愿意担起这份责任，大多都会心里松快些。可是这份保证并没有给出来。当时路透社向远东报界发出一则消息，说美国已从日本方面取得许诺：战后胶州湾将交还中国，且日本在胶州湾租借地以外的中国境内，未经与美国商量，不采取任何措施。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样的保证并不曾在官方上给过；不过路透社与日本各通讯社散布的这则消息，在远东以外确实起了些作用——这原本就是它的用意所在——把人们的不安、把对日本动机的疑虑，安抚下去了一些。至于日本根本无意照这样一种方针行事，不久便得到了证明。

宣战之后没几天，日本就通知中国：为进攻青岛，她打算取道胶州湾租借地以外的中国领土，理由是军事上的必要。德国立刻就这一破坏中国中立的行为向中国抗议，中国转而向日本抗议。这些抗议都不过是照例的文章：到这时中国已经明白，她要维持真正的中立，得不到任何一国的支持，而单靠自己是抵不住日本的。在德国一面，向中国提出抗议，性质是在外交上留下一笔，以备日后提出。在中国一面，她的抗议一则顾到对德关系上的手续，再则——而且更要紧的——是想把日本的军事行动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中国因此提议划出一个明确的「交战区」，日本对青岛的军事行动只在此区之内进行；为支持这一主张，中国举了日俄战争的先例：当时曾把中国境内的交战区限于辽河以东的满洲一带，那是由美国出面斡旋，取得俄、日两国的同意和其他列强的承认才办到的。日本起初推托，继而干脆拒绝了中国划定一个明确而有限之山东交战区的要求。她何以拒绝，从她后来的动作里就看得出来。中国仍旧把划区一事照手续办了。一九一四年九月二日，日军开始在山东省沿海若干处登陆，由陆路推进，围攻青岛。一队队日军绕道而行，把远离行军直线的省内重要府县城镇一一占领。所到之处，日本人接管地方，接管交通、邮政与电报，使中国居民受了种种困苦、剥夺与凌辱——这些都由该地区的美国与英国传教士亲眼看到并报告出来。

青岛与山东内地之间有铁路相通，这条路主要由德国资本兴筑，在德国监督之下建成。它通到山东省会济南府，在那里与南北走向的津浦铁路相接。日军不久便进抵青岛以西胶济铁路上的一点，切断了德国人的交通。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正在斟酌日本在华用兵所造成的局面，并且决定参与其事。英国这样做显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她所出的那点兵本来并不需要。日本人感觉到了这一层，对英军随远征军同来深为不满，凡不至于形同公开侮辱的手段，都拿来让英国人的处境尽可能地难堪。九月二十三日，英军在德国租借地以内的崂山湾登陆——用《伦敦泰晤士报》的话说，这是「避开了中国人所指日本破坏中立的那一节」。该报（《大战史》）还有这样一句评论：「崂山湾到青岛的路程如此之近，沿途的困难又比日军先头推进时所遇到的少得多，以致英军赶到之日，日军才刚刚打完他们第一场有规模的接仗。」换句话说，日本人绕着远路走、破坏了中国的中立，而在军事上本无此必要。

日军对中国领土以及中外既得权益的进一步侵夺，接踵而来。日本陆军把胶济铁路全线一举攫取时，熟悉此地情形的人并不觉得意外。这不过是日本参战之真实目标合乎逻辑的一步。攫取这条铁路，日本提出了一番解释，大意是军事情势使然。这个借口同别的借口一样好用。它同日本为参战、为她最初破坏中国中立所给的理由，本是一块料子上裁下来的。从大处看，日本替她在山东的行径找什么借口，当时并不十分要紧。这些借口之所以有趣，主要在于它们照见了她的最终意图与用心，照见了她的外交是怎样运作的；而英国既依英日同盟的条款与日本合作，这些事情多少也可以看作不止一个大国对华未来政策的路标。有这一层可能在，把日本当时给出的解释剖析一番，就颇有意思。胶济铁路全线，十分之九完全在中国领土上、在德国租借地之外；日本为攫取此线，提出了下面这些主张：

（甲）该路系依租让合同兴筑，公司成员以德国人为主，资本以德国资本为主，故该路取得德国国籍，从而虽位于中立国领土之内，在战时仍得由敌国攫取。

（乙）该路一端止于租与德国之领土，故其全线因此而成为德国财产，依国际法可视为敌产。

（丙）在日军抵达山东之前（或在洪水阻断交通之前），该路办理济南府与青岛之间的寻常运输，其中载有如今充任青岛守军的德国人，亦载有如今有用于该地防守的若干物资，故日本军事当局有理由认为此等情事构成破坏中立。

（丁）该路「构成青岛租借地不可分割之一部分」。

（戊）鉴于上述情形，日本有权攫取并经营该路，无须与中国政府商议。

这几条主张若被认可，若成为公认的国际法（或成为专施于中国的一种特别国际法）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境内关于工商与财产的许多情形，显然都要大受影响。据我看来，这条铁路在法律地位与财产地位上，同中国其他依大体相似的条件所筑的铁路并无实质分别；适用于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地位、适用于所涉财产权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境内其他由外国资本出资、由别国政府撑腰、并在一定程度上由外人管理监督的铁路。因此，倘若情形倒过来，德国若有此武力，她尽可以自以为有理，不必过问中国的意愿，不必顾及投资人的利益，就把中国境内由英国出资兴筑、由英国经营的路线接管过去。

当一块领土因战争或别的缘故而变更主权时，其中属于政府的财产便归于继起的政府。但依文明各国的惯例，一切私有财产都必须受到尊重，非经民事法律程序，不得没收，不得挪作他用。德国若在欧洲被敌人击败，全国政府被接管，则新政府将取得对现今德国政府所有之铁路的控制与管理权；然而私人所有的铁路，仍应享有通常给予财产的一切法律保障。德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私营铁路，并不是其所在国国民独有的财产。美利坚合众国的铁路，因其股票债券流散四方，业主遍及全世界。

中国的铁路，大体上也是如此。今日在中国营运的铁路，中国人直接所有的只占一小部分。有些铁路所涉的外人财产权，表现为以路为担保而发行的债券为外人所持有。这些债券也许是由某个德国的、或英国的财团包销——正是这个财团取得了该线出资兴筑的合同；可是债券一旦流入公开的金融市场，在转手买卖之间业主几经更易，某种意义上便成了国际财产。于是英国人尽可以在财产的意义上与胶济铁路有关，而德国人也尽可以在财产的意义上与中国境内那些在外交上被划作「英国」的路线有关——那些路线由英国银行出资，在英国监督之下经营。说一国铁路上的外国投资，在战时可以由交战国视作敌产并照敌产办理，这是一个新奇的念头；而当这套道理被推广到位于中立国境内之铁路上的外国投资时，一切公认的原则便全被推翻了。日本在山东的举动若成先例，则此类投资的整个法律基础都要动摇。

日本硬说：在她参战之前、或许还有此后一小段时间里，未着军服的德国后备兵曾乘胶济路的车，有用于青岛防守的物资也曾在寻常运输中被载运，因此该路丧失了中立性质——这话荒唐之至。首先，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任何地方的铁路载运这样的乘客都不算破坏中立，而载运这样的物资，则无论何时都不算。日本这是要另造一套专供她在中国使用的国际法，要把她自己对中立与违禁品的定义和解释强行施行。即便胶济铁路当真在日本对德宣战之后，把军械弹药运往青岛，也不算破坏中立。中立国在战时向交战国出售军械弹药，并无不法；铁路把这类物品运到目的地，也并无不法。除在公海之外，违禁品的规则并不适用：凡在一切战争情形下被公认为绝对违禁品的物品，在任何中立国领土之内，其运输与买卖都是自由的。

再者，胶济铁路若因收受了买票乘车、前往青岛意在投效守军的德国臣民，又因收受了运往该地的违禁性质货物，就此丧失中立性质，那么中国境内以及别处任何一条铁路，凡在战时为任何交战国做过同样事情的，也都丧失了中立性质。然而中国没有一条铁路——世界上也极少有铁路——在战时不曾做过这些事。假设日本把她施于胶济路的原则再推广一步，说津浦铁路的北段也是由德国人出资兴筑、并在一定程度上由德国人监督经营，而且在战时也做过（无疑是做过的）胶济路做过的那些事，于是把津浦路所谓的「德国段」接管过去——这同她攫取胶济路，一样地在理，一样地有据。日本说她出于军事理由，必须把直到济南府的全线攫取到手，这是一望而知的托词。在一点上截断交通，就足以使该路无从接济青岛。把全线接管过来，丝毫改变不了、也减轻不了此路此前对青岛防守所曾给过的任何帮助：那已经做过了，已经完了，而且做的时候并不算破坏中立。事后把这条路夺去，对青岛德国人所能作的抵抗毫无影响；于日本在军事上也毫无益处——除非她打算反过来，恰恰去做她所指摘的那件事：把所谓交战区以外的这一段路，供她自己的军事之用。

由此看来，日本攫取胶济铁路全线，并不像她所伪称的那样是必要的军事措施，而是一步政治棋。英国对这一步似乎默认，更使它加重了分量。英国是否也认为，广九铁路（自香港对岸的英国租借地伸出）同样构成——用日本的说法——英国九龙租借地「不可分割之一部分」？有这些道理在，这个问题对中国就极关重要；对眼下在中国已有的一切外国投资、以及此后指望在中国正当立足的那些外国投资，也同样极关重要。

七日本在中国的侵略（续）

日本势力向山东全省的扩张——中国行政权的被攫夺——一套熟极而流的手法——私产的没收——其中所涉的原则——对美国的影响——条约在暗中被拆毁——面具的摘下——日本默许的诺言遭到推翻——远东和平之受威胁——查尔斯·艾略特博士的见解——将来的战争根源——日本政策的逻辑——被发动起来的危险力量。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日军占领青岛。在该城该港交接前后的一连串官式典礼中，英国的参与不过徒具名义；实际上，日本人明显有意冷落英国人，把他们摆在幕后。双方表面的官场礼数都无可挑剔，底下却积着强烈的不快，动辄在琐细的摩擦上发作出来。日本人明白，英军之所以随远征队同来，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牵制日本；英国人也明白，日本要的是放开手脚，凡有意或有举动要限制她在山东的行动自由的，她一概反感。

青岛既下，守军作为战俘被解往日本，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与可观的攻击能力便告终结。然而日本丝毫没有从青岛、以及德国租借地以外的中国领土上撤出的意思。恰恰相反，她有条不紊地在已占各处树立自己的权力，并把它推广到山东全省。胶济铁路沿线驻了兵，省城济南府驻了兵，龙口、潍县及其他要地也都驻了兵。经过一个渐进的、有时相当隐蔽的过程，中国的警察权、通信权以及其他地方行政职权，一一被架空、被攫夺，用的正是当年在朝鲜和满洲施行并臻于纯熟的那一套办法。（这一套办法如何运作，笔者在此前所著《新远东》与《美国与远东问题》两书中已有详述。）紧随日本军队而来的，是一股下层日本移民的涌入，中国居民多少被置于他们之下。占领一年之后，一份官方报告显示，单青岛一城便有日本人一万六千。日本国旗刚在青岛升起，那套把朝鲜与南满置于日本统治之下、并加以开发以利日本移民的程序，便雷厉风行地运转起来。德国的公产私产一概没收，其他许多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产业也被横加扣押。中国人以及在华外侨都看出了风向。我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大陆报》上写道：

「日本联同英国把德国逐出山东，由此而来的对中国中立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成的日本对该省一部分地方的占领——议论这桩事的种种后果，可以从好几面着眼，我们眼下只取其二：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对日本、英国以外各国的影响。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的趣味主要在它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因为同日、英联手对德作战的那几个主要国家，可以推定对她们在山东的作为是满意的，至少是默认的。就那些国家而言，合理的推定是：事前曾同她们商量过，她们也同意了所走的这一步。由此又可以推出：凡日、英两国对山东今后的政策、以及与之环环相扣的对中国总地位的打算，无论是什么，她们大约也会同意。但对中国和美国，这类推定就用不上了。我们知道，中国在许多场合都对日本所走的路提出过异议，只是无力保卫自己的中立，无力阻止侵夺。美国官方的立场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日本曾不惮烦地（或是应人之请）向华盛顿解释其目的与最终意图，这件事本身就说明美国于此是有官方关切的——由此才引出那样一个声明：日本将把胶州交还中国；日本不会利用对胶州租借地的军事占领和对该省的暂时控制，以歧视他国利益的方式扩张自己的利益。……行文至此，或许正是把我们自己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说出来的好地方。那就说吧：（甲）除非有某种强制加于日本、逼她放手，否则她绝无放弃在山东已经到手的那份把握的打算。（乙）除非有某种形式的强制加于日本，否则她绝无在山东尊重门户开放这一通商原则的打算，正如她在满洲和朝鲜从不曾尊重过它。……这些意见不是随便形成的，也不是轻率说出的。它们已成为一种深信不疑的判断——这是十四年来观察和研究远东种种事件与政策的结果——而要推翻它，只有一条路：将来的事实证明其相反。无论搬出多少条约条文，无论官方作多少次否认、多少次关于用意与目的的声明，都动摇不了它们。各国关于中国的条约规定是些什么，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其中大多数订立并见诸记录已有许多年了。而许多年来，我们眼见着一桩桩冷冰冰的硬事实，把某几个国家的那些条约承诺化作了『一纸空文』。许多年来，我们通过一桩桩含义再明白不过的具体事例，一点一点地发现：有关中国的那些条约里公布出来的条款，那些关于『门户开放』与『领土完整』主义的条款，不过是拿来公布的；某几个国家真正的政策与意图，写在她们彼此之间的密约里。这里头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确凿证明的，其余的也可以从已经确证的部分推演出来。眼下我们只是把一个意见记在这里，作为下文若干论点的前提。……如今尽人皆知，美国对中国是主张『门户开放』与『领土完整』的；历届美国政府都曾致力于把这两项主义界定清楚，并设法使各国、也使中国切实遵行。那么，倘若眼下正有什么事情在威胁这两项主义、并蓄意从底下把它们掏空，把那些已构成公认国际法一部分的条约与协定变成一纸具文，我们认为美国于此是有利害关系的，中国也是。倘若日本在山东（以及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行动与政策得到英国暗中的支持，并且确有使这两项主义归于无效的趋向，那么这类行动里，很可能就埋着英、日两国同中国之间，以及英、日两国同美国之间的争端根苗。任何条约，任何获得普遍同意的国际主义，都可以变更或废止，而且往往变更废止得其所当。但办这件事有正当的办法，也有不正当的办法。正当的办法是：有关各国，或其中任何一国，公开站出来，把自己的见解说明。不正当的办法是：若干国家私下里勾连，彼此订立有悖于公布条约、有害于条约原则的约定，却不告知其他国家——那些国家的利益同样系于公布的条约之上，并且指望所有签约国都守约。倘若在有关中国的『门户开放』与『领土完整』两项主义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或者此刻正在发生，就该公之于众。假定一切有关国家、连同中国在内，都已秘密议定把这两项主义搁置一旁，此后重新回到『势力范围』那一套理论上去，那么就各国政府之间而论，这事倒也算得公平。但把新的约定藏着不说，于任何普遍的利益都无好处，因为工商业与物质上的开发，总要凭着人们所知道的政策与法度才能推进。所以，倘若『门户开放』与『领土完整』两项主义已由全体签约国连同中国共同同意而搁置，这一事实就该公布。反之，倘若只是若干签约国私下里议定要把这两项主义捅死，那么就有人正在挨美国人所谓的『背后一刀』了。倘若是全体签约国瞒着中国、不经中国同意而秘密议定搁置这两项主义，那么挨这一刀的便只有中国一个。倘若美国知情，并且在不得中国同意的情形下参与了这一搁置，那么美国就是在帮着对中国设局行骗。倘若各国正在抛弃这两项主义、而这事确在进行，美国却未被告知，那么这样做的国家便是在暗算美国。而美国若正在被人暗算，那么为美国的利益计，揭穿这份两面手法便刻不容缓。或许有人要说：『就算如此吧。这事还是不声张为好，免得触犯了某些人的面子。美国在这里的利害不够大，不值得为它闹一场，弄得同日本和英国生出龃龉。』我们不妨来掂量掂量这话。这件事可以从两面看：一面是所涉的物质利益，一面是所涉的原则。中国自己的立场，我们暂且撇开不论，因为按理说，谁也不能要求哪一个外国为救中国而作牺牲。眼下，美国在中国的物质利益并不大；同美利坚举国的全部活动相比，同在华外国贸易与投资的总额相比，也算不得多么要紧。至于将来的前景——说到这里，连想象力也要停住了。就原则而论，中国将来的开发能为外国工商与金融提供什么机会，美国有权公平地分得一份参与的机会。美国指望这份机会，并不是要把已经立住脚的其他外国利益与贸易挤走。她要的，是那扇门一直开着，等她预备停当、能够进来的时候，可以按平等竞争的条件进来。美国的政治家们也曾相信、想来至今仍相信：这一政策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利益与安全是一致的。各国对华的关系与政策，都由公布的条约与协定加以规定，因而成为公认国际法的一部分，各国理应尊重并切实奉行。有关中国的条约与协定分两类：一类是外国同中国之间订的，一类是外国彼此之间关于中国订的。可以承认、或者假定：中国作为一个理论上独立的国家，有权随时更改自己的条约，不必征求缔约对方以外各国的同意（虽然她可以顾及那些国家的利益）。英国和中国若想彼此另订新约，是有权这么做的，不过有义务把这事通知其他国家。中国倘若同日本订一个通商条约，实际上废掉了她同美国通商条约里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美国固然会不高兴，却很难正当地把它闹成一件动武的事，因为她手里握着商业报复的手段。一国或数国得中国之同意，同她另订新约以代旧约，这是一回事。一国或数国不得中国之同意，便以别的条约、或以中国并不认可的对现行条约的解释，来取代她们同中国所订之约，这是另一回事。至于一国或数国不得美国之同意、也不得中国之同意，就去取代美国同中国之间现行的条约，那就又是一回事了。『门户开放』与『领土完整』这两项主义，是一切公布的条约与协定所认可或所保证的；若有哪几个国家私下里彼此把它取而代之，那么她们实际上不只废掉了自己同中国的协定，并且把美国同中国之间的条约也化成了『一纸空文』。日、英两国在山东的行动，就其触及美国而言，所牵涉的问题、所牵涉的原则，正在于此。在美国，要害的问题不单是：是否容许别国在她们同中国的关系上背弃其对华义务，顺带损害美国的利益；还在于：是否容许任何一国、或任何几国联手，凭自己的高兴，违背美国与中国双方的意愿，把美中之间现行的条约一把撕掉。别国倘若有权这样对待美国同中国的条约、对待美国依这些条约在华所享的权利，那么她们也就有权这样对待美国同任何别国的条约，对待美国在别国所享的权利。而一个容许、或者容忍、或者被迫屈从于此的国家，最终在这世界上会落到什么地位？到此为止，我们把这问题的道义一面搁在了一边。但这问题是有道义一面的；当此人人把条约看得如此之重、以为它是国际公理与和平之基石的时候，这一点值得记住。而且，倘若此类事情正在进行，或者正在酝酿，那么唤起注意、把它照亮的时候就是现在，不必等到它办成了、再也无从挽回的时候。」

到这时候（一九一四年年底），日本政府对欧战的前景、以及远东受其影响而生的若干情形，已多少调整了自己的眼光。事情已经明摆着：这场战争不会很快见分晓、很快结束；在它了结之前，交战双方都得把气力与资源使到尽处——这就意味着，她们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在中国的活动与力量，一时之间将是有限的。于是日本看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她在中国可以比较放手。她料到美国会有一些外交上的反对，但不久前在福建事件及其他事情上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使她相信那不过是虚应故事。她动手很快。第一步，必须先立起在山东享有优先地位、并占有胶州的主张。这就要求把面具摘下一部分，尤其要把日本默许过的「将胶州交还中国」的意向推翻掉——在占领办成以前，这个意向已经尽到了它平息猜疑、堵住外国批评的职责。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初，加藤男爵借议会质询之机，把日本在胶州问题上的立场挪动了。其要旨具见于日本报纸所刊的下列问答：

问：

（一）胶州是否交还中国？

（二）帝国政府就胶州之最终处置，曾否对中国或对任何他国有所承诺？

（三）最后通牒中提及终将胶州交还中国之一款，是否不拘束日本之行动？

加藤男爵答：

（一）关于胶州之将来，目下无可奉告。

（二）日本就此点从未对任何外国有所承诺。

（三）对德最后通牒之目的，在于自德国手中取得胶州，以恢复东方之和平。战役之后即行归还，并未在考虑之列，通牒中亦未言及。

这就够明白的了。加藤男爵等于是说：日本之所以进攻青岛，是趁德国无从作有效抵抗的时候把她赶出去。日本对于自己将来如何处置胶州，从未对任何外国、也未对中国许下过什么。早日交还中国，并不曾认真考虑过。胶州的将来如何，尚未有所决定。这是把面具摘得干干净净了，然而远东很少有人感到意外。自日本参战的那一刻起，就其行动的方式与昭然的目的而言，那些目的与行动所显露的并不是真心要保全远东的和平；它们本身倒构成了对远东和平的一个严重威胁。当时，即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在《大陆报》上写道：

「这场可怕的战争的种种惨状就摆在眼前，一个人若因此而对任何地方、任何威胁和平的事情深怀关切，那是有其道理的。在本案中，我们格外关切，因为受威胁的是中国的和平。我们更深为关切的是：我们相信，日本的作为已经发动起一些力量，严重地威胁着美利坚合众国的和平，威胁着她同英国、以及同其他与美国交好并愿继续交好的国家之间的和睦关系。正因如此，我们才对这些事件与政策作了一番剖析，并且力求把这个题目摆在人前。依我们看，就中国而言，确有一种转变发生了——转变的不是日本的政策，日本的政策除了因势制宜之外从未变过，她今日在山东的种种举动，正是这一政策合乎逻辑的表现；转变的是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策，而从前正是这些国家的政策，起着遏制损人中国之掠夺行为、并同美国一道维持『门户开放』与『领土完整』两项主义的作用。」

一九一三年，哈佛大学荣休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博士受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之托前往远东，考察当地与和平及战争相关的种种情形，并根据其调查与观察提出有助于保全和平的建议。在艾略特博士那篇内容详备的报告里，他写道：

战争的根源已经变了

主张用这些见效迟缓的办法来防止东方的战争，其前提是：在受监管的各地区之内，五十年来国际战争的可能根源已经改变。王朝战争、宗教战争，以及为支撑专制政府而起的战争，都已不大可能；凡欧洲各国监管所及的国家，种族间的反感也都被这种监管压住了。于是，「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事实上终止了那种时时搅乱亚洲各国的种族战争与宗教战争——如今英国的势力正笼罩着这些国家。种族反感或宗教狂热的小规模发作，间或在一地出现；但比之于普遍的安宁，这些不过是无足轻重的例外。英国为建立并维持这种镇定局面所打的仗，比之十九世纪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或更早许多世纪东方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规模是小的；因此「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对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

国际战争的可能根源近来有所改变，并不只在东方。可以合理地设想：全世界都不会再有为王朝动机而起的战争；此后宗教动机在战争中将是附带的、次要的，而不再是首要的。也可以合理地相信：为支撑专制君主与专制政府而起的战争，从此将不复可见——因为走向立宪政治与自由制度的世界潮流是如此普遍；这一潮流在西方各国已有五十年至三百五十年的历史，在东方则还相当晚近。

将来的战争根源

那么，将来国际战争的可能根源会是什么？

将来的战争根源，多半是国与国之间的猜忌、嫌恶与疑惧：它们在愚昧中养大，靠着不择手段的新闻贩子散布的谣言、猜疑与臆测喂养，直到某一桩不祥的事件突然把它们催成炽烈的仇恨，或是催成弥漫一时、极易转为恐慌的惊扰。东方各民族——无论近东远东——将另有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战争根源，因为其中有些国家的疆界与政制都还未定；而在西方各民族之间，除了国与国之间的反感以外，将来最可能的战争根源，是工商业利益的冲突，是对新市场、对资本获利投资之新机会的争夺，或许还有劳工的大规模迁徙。凡生命、自由与财产由公法保障的近代国家，无不希望扩张本国国民的工商贸易，希望在外国为本国产品谋得市场以发展本国工业，希望在地球上比较空旷或未经开发的地方，为自己积聚的资本谋得获利的用武之地，并为将来可能出现的过剩人口谋得容身的余地。东西方各民族同样渴望有一个疆域广大、力量强固的政治单位，强到外面不敢来犯，紧密到里面无从瓦解。东方与西方同样表现出近代那种压不住的对异族统治的反对，尤其当这种统治像满洲人或土耳其人的统治那样，造成贫困与荒残，剥夺自由，阻遏进步的时候。

西方有几个惯于储蓄、惯于积累的国家，很热心于把款子借给那些遥远而比较贫穷的国家——后者急需钱来支付交通、水利、公共卫生与公共治安等项耗资浩大的公共工程。放这类款子时，西方各国的银行家指望本国政府的支持与保护。作为这类借款的担保，借款的政府——无论国家的、省的还是市的——都要抵押出自己的一部分财源；一旦应得的利息或红利付不出来，债主便行使抵押权。于是便有了严重的国际纠纷。在这放款的生意上，西方各国互相竞争，又为彼此的猜忌所激，于是对东方各民族采取种种侵夺的手段；而东方各民族在她们手里，向来是一筹莫展的——直到日本采用并改良了西方的军事组织与作战方法，并且在一段时间里成功地借到了支付近代战争巨额费用所需的款项。

照我的理解，艾略特博士的结论（须记住，这些结论尤其是针对远东的情形而发的）把下面两项列为那一带将来战争的主要根源：（甲）东方各国之间因利益与野心相冲突而生的摩擦与碰撞，以及彼此间可能发生的侵夺；（乙）外国在那里因工商与金融上的竞争而可能滋长的对立。在我看来，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就这两项根源在当前情势与各国政府政策中有所表现而言，它们不过是用另一套说法，明明白白地道出了有关中国的「领土完整」与「门户开放」两项主义所包含的内容。那么，倘若这两项已被公认的主义正在暗地里被掏空，正有被推翻之虞，那就很清楚：日本在山东的作为，已经发动起远东一个新的、影响深远的战争根源；它几乎不可能不因严重触及若干外国的利益与权利而把她们卷进去。

八日本在中国的侵略（续）

二十一条要求——日本的欺诈——一面麻痹人心，一面筹划新的动作——要求的提出——所用手法之异乎寻常——袁世凯与日本公使的会见——一幕戏剧性的场面——日本暗含的威胁——日本政策昭然若揭——她在山东的所作所为——中国处境之危殆——中国的孤立——美国的地位与义务——可能加于日本的牵制——日本力求保密——外交上的搪塞——新闻的封锁——真相大白。

既已对山东一省确立了实际上的控制，日本便不肯稍事迁延，径直朝她在中国的更大图谋走下去。在走出下一步之前，日本政府先使出种种手段，务要使别国、也使中国安下心来，同时不让自己的计划走漏一星半点。这些手段之中，有一样是托付那些久居中国、素来对这个国家表示友好的外国人，替她向中国政府捎去特别的口信，保证日本用心是善意的。日本首相大隈伯爵本人就这样私下给袁世凯捎过一封口信。而就在这封口信送到之时，日本政府正在准备发出那一击——她指望这一击能把中国实际上置于日本的宗主权之下。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向中国提出了她如今已举世皆知的二十一条要求。就有些方面而言，时机是选得很巧的。对日本来说，极要紧的是守住严密的秘密，不让别的国家（连她的盟邦也在内）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有迹象表明，日本当时确实以为：可以把中国吓到那个地步，使她的要求得以照准，事情就此了结，而其他有关系的列强根本不会觉察出这些事的分量。日本挑来挑去，偏挑中这样一个时候来开口——其时好几家重要通讯社和报馆驻北京的代表都不在北京，而在日本，其中包括美联社、路透社和伦敦《泰晤士报》的访员。以下是日本所提要求最初文本的译文：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号

第一条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与德国政府协定德国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山东省所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中国政府概行承认。

第二条　中国政府允诺：山东省内及其沿海一带之土地、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三条　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第四条　中国政府允诺：为便利外人通商及居住起见，从速自行开放山东省内各重要城镇为商埠。所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政府向来承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条　两缔约国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铁路、安奉铁路之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第二条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建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得其需用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第三条　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第四条　中国政府允将南满洲及东部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定。

第五条　中国政府应允，关于左开（两）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甲）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乙）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向他国借款之时。

第六条　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

第七条　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之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之利益，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条　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诺：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第二条　中国政府允诺：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邻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诺：如拟办理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议定专条如左：

中国政府允诺：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

第一条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第二条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第三条　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轇轕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第四条　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第五条　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第六条　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第七条　中国允认日本国臣民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这些要求提出的方式，异乎寻常，也别有意味。它们不是照通例由日本公使递交外交部，而是由日本公使日置益正式请求会见袁世凯。请求依例得到允准。据我所得的可靠消息，袁世凯及其左右在答应接见日置益时，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毫无预感。他们对日置益的来意若说有过什么猜想，无非是以为或将谈及山东方面的若干事项；又或者，日本公使是想亲自向大总统转达日本体恤与友好的那番动听的保证——此前大隈伯爵已托共同的朋友转达过一回；再不然，日置益此行不过是外交场上的应酬拜会。到了约定之日，即一月十八日的上午，日本公使馆径直把要求的抄本送到大总统处，匆匆译出，赶在大总统接见日本公使之前，把大意禀报了他。据一位在场者所述的细节，那次会见在悬念这一层上，极富戏剧性。照例的寒暄之后，日本公使在提出要求之前，先说了一番话。他先说他的政府对中国的福祉怀有深切的关怀，正是这份关怀，促使它在紧要关头向中国进「友好的忠告」。他说，本着这样的动机，日本愿就若干事项「奉劝」中国，这些事项载于一份备忘录中——于是他把备忘录读了一遍。据告我者说，在宣读这些要求的过程中，袁世凯渐渐听出了其中的真意，却始终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日置益读完，大总统郑重地说：他要仔细读一读、仔细想一想这份忠告。除此之外，未置一词。日置益于是又说了好一番话，其中提到：他的政府认为，为免生「纠葛」，极宜由中日两国政府、两国官员在两国自行了结此事之前，一概不把日本给中国的这番忠告透露出去。日置益又说，他的政府殷切盼望中日两国就所提各项从速议定，以防「外来的纠葛」。日置益还说：中国若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接受日本的忠告，以致迁延不决，那么，对于当时侨居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日本恐怕就无法继续加以约束了。接着又是照例的一番敷衍的客套，会见就此结束。

换一个阅历、魄力、心机都不及袁世凯的政治家，只怕早被日本的这些要求，以及提出要求的这套做法，震得目瞪口呆、噤若寒蝉。就总的范围与性质而论，这些要求一旦照准，便无异于在中国确立日本的宗主权；而当这一前景迫在眉睫之际，中国政府却被日本严词警告：不得把自己的处境告知他国，不得以任何形式把此事公之于众。一句话，日本把刀架在中国的脖子上，打算一路用密室审讯的办法办下去，直到逼出中国的允诺为止。为此，日本动用她在远东事务国际新闻上那张广布的控制与影响之网，力阻有关她这些要求的消息外传；待到消息开始渗漏，又以否认和搪塞来搅浑真相。可是到了这时候，日本在中国的总的行径，已经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青岛陷落后不久，中国即照会日本，表示愿撤销山东省内所谓的「战区」，因为设此战区的所谓必要，已随远东德国武装力量的覆灭而不复存在。中国的这一提议，惹得日本报界大哗，对中国摆出一副恫吓的腔调。一九一五年一月初，我在北京作过一次短暂的逗留，回来后于一月二十七日在《大陆报》上写道（其时二十一条虽已于一月十八日提出，我尚不知情）：

「中国的直言之友，凡不是精神上、道德上的软体动物者，如今再不可能用任何形式的自欺来遮蔽这样一个事实：日本正在利用欧洲大战所造成的局面，把她对中国领土的占据、把她在这个国家独占的商业地位，推到极处。至于这个『极处』在哪里，明摆着日本自己并不设限。她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她的侵略若有个止境，那也只能由某种形式的干预来划定——干预者须是强大到足以控制若干力量、可以对日本施加强制的国家，或由这样的国家从中促成。要考量哪些国家单独地或合力地具备这样的资格，我们就得把眼下的情形、以及战争进程中与战争结束后可能出现的情形，一一剖开来看。局面的特殊之处在于：论天赋的权利与义务，本该由中国自己去击退日本的侵略，可眼下中国单靠自己办不到。中国若是强的，哪怕只是中等强，今日这局面根本不会存在。因此，为着自身的安全与自由，别国人民对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政治上的无能与军事上的无助所带来的危险——再怎么反复端详也不为过。然而在阻遏日本这件事上，中国自有一份可做的事，且这份事做得好坏，足以成全或断送别国现在或日后为她所作的一切努力。中国的这份事，就是切勿做出那种极可能给日本提供口实、让她对中国摆出高压手段、把荆冠更狠地按在中国额上的举动。这并不是说中国持重，日本就会缺了口实。中国若不给她空子，日本自会替自己造出口实来——她在山东已经这样干过了。说实在的，大体可以断言：无论中国怎么做，只要是抗议，只要是维护自身权利的努力，都会被日本视为某种失礼与冒犯。眼下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日本对中国撤销山东所谓『战区』一事所持的态度。还有比日本这副姿态更蛮不讲理、更厚颜无耻的吗？且把当初的情形回想一遍。当日本拒绝了那些本可不动干戈而保全青岛战时中立的提议，决意侵入中国领土去攻打该地时，中国得到劝告（劝她的是她的日本籍法律顾问有贺博士），把日军将要穿行的那一部分山东省划为『战区』；中国就在抗议之下这样办了。德国当时也对此提出抗议，指为破坏中国的中立——因为这使日本人攻打青岛比原本便利得多。这确是破坏中立，而且是双重的破坏：先是日本破坏中国领土，继而是中国自己容许了一个『战区』。日本接着又进一步破坏中国的中立：不顾中国的抗议，把『战区』扩大到几乎整个山东省，并以种种一望即知的借口，把胶济铁路全线攫在手中，令持平之人为之作呕。青岛围攻之后陷落。德国在远东的军事与海军力量已被扫除得一丝不剩，再无重新成为战争因素的任何指望。于是中国试图把日本的军事占领限回原先租与德国的那块地面，办法就是撤销这个已无必要的『战区』。这蛮不讲理吗？日本似乎认为是的，并且主张此事本该同她商量。凭什么要同日本商量？她的军事地位并不因这一步而有丝毫受损。岂不奇怪：数月之前，德、日两国都认为这个『战区』的存在便利了对青岛的进攻——日本当时甚至主张，不穿过中国领土，青岛就不便进攻。如今日本占了青岛，占了整个德国租借地，却又俨然认定，这个『战区』是防守该地所必需的。凭常识问一句：如今的青岛，究竟受着谁的进攻威胁？可是我们却被告知：中国以完全正当的行动，去收回自己被侵犯、被占领的领土，竟是对日本的一种『侮辱』，非得由中国答应日本新的要求——把整个山东、乃至中国别省的铁路与矿山独占权都让给她——才算了结。今日凡属西方国籍、在远东住得够久因而通晓此间情形的明白人，还有哪一个对日本在山东行为的诚意、对她在那里意图的正直，抱有一分信任？青岛投降至今将近三个月了；日本为『保全远东之和平』，与英国合作、并据说取得法俄两国同意，把该地的全权接管了过去。她曾向世界保证（这个许诺后来被推说为『未经授权』）：她将像德国从前那样，本着『门户开放』的通商原则去管理这个港口与这条铁路。她还作过别的许诺，说要尊重『中国的完整』。到今天为止，这些许诺日本一条也没有守。他国的商人或被挡在青岛门外，或在那里营业时处处掣肘、实际上等于被压死，而日本的商业势力却在这个港口、在整个山东省里横行无阻，一如他们在日本占领下的满洲一样，并且正僭取种种优先特权，其算计正是要把竞争者拖垮——这也是他们在满洲干过的。远东的商界对日本的这些手法，如今已烂熟于心，也知道由此会得出什么结果。日本自然有她的解释。她最擅长解释，最擅长发明口实。可谁信呢？有一点是确凿的：在远东的明白人中间，日本关于在其行政控制下的地方施行公平贸易的许诺，其信用已经彻底破产。这些许诺如今换来的是讥笑，是厌恶，是越积越高的义愤。而她那些尊重中国领土完整、行政自主的表白，所得的信用也不比她的贸易政策强。朝鲜和满洲就在那里提醒着我们。由此可知，要指望日本自愿在对华的态度与政策上有所收敛，是不必存此念的。这只能靠对她施加某种形式的强制才办得到——如果办得到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自身供不出这份强制的多少分量。她对付外来不公的那件老兵器——抵制——在此事上帮不了她。这一招若是使出来，几乎必定被视为冒犯，反倒给人一个口实，把螺丝往中国身上再拧紧一圈。至于中国过去用来防范同类侵夺的法子——争取别国的外交支持——如今因战争之故也用不成了。日本这样干下去，对英国、对西方一切在华利益都是有害的。可是明摆着，英国的手被捆住了，连她原先被认为足以影响其盟邦的那点能耐，也已经形同虚设。日本冷冷地、傲慢地、几近气势汹汹地一路走下去，要趁欧洲这场战争，把自己在中国扎得死死的，使日后要把她拔出来变得极难，甚至不可能。她不迟疑，不拖延，趁热打铁。她会『得手』吗？还拦得住她吗？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危机里，四处张望，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救助、支持中国的力量，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中国尚不能自保之前，保她不受这类侵略，则局面虽可疑，却还不是毫无指望。就目前而言，英国指望不上。就目前而言，法国也指望不上。就目前而言，德国指望不上。俄国的影响在今后几年里大概是消极的。毫无疑问，俄日两国之间已有一笔交易：在一定的界限之内，彼此互不干涉、互不反对。只要日本不去侵犯、不去妨碍俄国在北满与蒙古的优越地位，那么日本在中国别处怎样啃噬英国的影响与利益，俄国是漠不关心的。这一番演变中有一层颇可玩味：论日本的侵夺，受害最深的，除中国之外便是她的盟邦英国。然而英国似乎因卷在这场战争里，落到了一个不能抗议的地位——甚至不得不对日本所做的一切装出满意的样子，哪怕这些事正在挖她在长江流域的墙脚，正在全面地削弱英国的利益。太平洋的均势维系于东方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均衡，而这均衡又系于中国的命运；在与此有切身利害的强国之中，还剩下一个美国。处此情形之下，美国能做些什么——如果她能做什么的话？美国能做什么是一回事，美国肯做什么恐怕完全是另一回事。美国能做什么、肯做什么，本该取决于她应当做什么。而她应当做的，就是去做对的事，不迟疑，不畏缩，不胆怯。美国可以采取而或许失之峻急、甚或不智的行动之一，是为中国而积极干预，必要时以武力支持中国的立场。就外交的意义而言，这样做的充分理由，在美国与他国——尤其是与日本——关于中国的现行协定与条约里找得到，在美国于这一系列问题上眼前与将来的利害里也找得到。然而我们不妨稳妥地假定：美国不会走这条路，尤其是在威尔逊先生与布赖恩先生主掌政府外交的时候。因此，中国不应对美国的支持抱有任何一旦遭遇反对便须诉诸武力的指望。中国若尚未看清这一点，就该让她的政治家们牢牢记住。日本无疑是看清了的，正因如此，她才那样麻木不仁地无视自己的协定。日本显然自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她都可以拿加利福尼亚问题来牵制美国任何支持中国的动作——正如她拿自己在这场战争中依同盟对英国的支持，去压住英国对她在华政策的公开不满，并借此进一步牵制美国一样。我们且来想一想：由美国主动发起，可以对日本施加什么样的和平强制——如果有的话。美国能牵动哪些线索，直接或间接地在日本身上生出力量？一种能触及日本的和平力量是财政。另一种是外交：设法造成一种国际局面、促成一种国际行动，使日本迫于形势不得不走上比较讲理的路。日本若是孤身一人，单凭自家的资源，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别处，只要遇上认真的抵制，她那套侵略与掠夺的政策就推行不下去。她如今之所以能推行，主要靠的是从英日同盟中获得、并且拐弯抹角地榨取出来的那份力量。一旦失掉这份力量，日本在别的方向上的分量也会跟着减轻，就可以把她逼到一个无从实现其宰制中国之野心的地位上去——顺带说一句，这份宰制之心，如今已是日本报界公然宣之于口的了。英日同盟破得了吗？此刻破不了。但已经看得出来：在大战之后多半会出现的那种局面里，这个同盟将丧失它的命脉——利害的共同。研究世界事务的人里，早有许多认为英国为这个同盟所付的代价，超过了它对她的价值。若能使英国信服这一点，这个同盟就完了，因为它显然带着一大堆麻烦。美国的外交若能这样说服英国，或许再辅以某种抵补与代偿，也许就能救中国。因为，一旦失去英美所能给予、而在大战之后那些拮据的年头里又几乎别无处可得的财政支持——那时各国都须筹措巨款以从事重建与恢复——日本便无力支撑一套足以抵挡他国反对的陆海军计划。请注意：我们丝毫不以为日本会对这样的演变感到意外。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她正预料着它，并且早就在稳步为一个对俄的东方同盟打地基。日本的外交有其界定分明的目标，不是轻易就能挫败的。为了朝目标挪近一步，她肯同任何强国、按任何条件做交易。

「大战结束之时，它所造成的局面将有待一次国际会议来料理；而这次会议，正给美国提供了一个为中国施加压力的适当机会。美国应当坚持在会议中有她的代表，对于直接关系到她的利益与世界和平的问题的处置，有她的发言权。中国也有资格出席，因为她是替人受过而被卷进来的国家。在那次会议上，美国应当力争承认中国的权利，力争给她、并给一切较弱的国家以公道。可以提议把中国的案子交付国际仲裁法庭，或交付海牙法庭；日本或任何强国若反对这一办法，那便是别有用心、别有图谋的确凿证据。到那时，英国要在道义上拒绝支持美国与中国就很难了，何况她的利益本也在这一边。德国会赞成，奥国无疑也会；意大利与各小国亦然。法国自身没有理由反对，除非她同俄国的关系把她捆住了。说实在的，任何自命开明、自命行事公道的国家，要拒绝让中国在万国的法庭上得一次公平的审断，都是很难的。而中国若真得到一次公平的审断，她的官司是会打赢的。那么，这里就有一桩事情，值得中国真正的朋友去做：在美国造成一种舆论，促使美国为此运用她的力量与影响；并设法在英国人中间为这一主张争取支持。中国几乎被剥夺了在世界舆论的法庭前替自己辩护的可能。她的报纸被间接的恫吓噤住了口。连她的政府，也眼看着自己那些软弱的抗议被扭曲成对侵略者的『侮辱』。她的朋友，以及普天下爱公道的人，必须替她说话。等到一次会议开起来、去收拾这场战争留下的乱线头时，文明大概已经领教够了暴力、狡诈的外交与阴谋，一时间足以厌足；而把这些东西的结果摆在眼前，人们也许会愿意、甚至急于把国际事务安放在一个对弱者与对强者同样公正、同样公平的基础上。中国的希望——实在说，几乎是她唯一的希望——就系在这样一个机会上。日本掠夺性野心所构成的威胁，必须迎头挡住，必须压服下去。这次会议将提供一个和平地办成此事的机会：打下地基，订出公约，为切实的力量提供一个可以运作的依据。倘若不能以和平之法加以遏止，日本的政策要么终将造成中国屈服于她的统治——那对世界的将来、对西方文明的安全意味着什么，是不难想见的——要么就只能由西方的刀兵来扭转它的去向。」

我在此引入的，是当年事情正在发生时所写的评论，而不是事后时间给了些距离之后所写的同类文字。这是因为，这些评论表明：要看清日本在中国这条路线的真面目，本不需要什么时间的距离。它在展开之时——甚至在展开之前——就已被称职的批评者看得透亮。倘若世上真有「事之将来，先投其影」这回事，那么日本参加大战一事对中国的凶兆，正是这句古话的一个注脚。此外，这里还有一层相干处，即这些文字足以说明：日本在远东所造成的局面，一直摆在美国政府眼前，它的利益、义务和责任，也一一标得清清楚楚。我写上面那些话的时候，尚不知道日本已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但日本必将采取措施，把整个中国完全置于自己的宰制之下——这一点，从已经发生的事情里已看得分明。谁都清清楚楚地看见下一步正在逼近，只是猜不准它究竟会取什么形式，在什么时候落下来。

一九一五年一月下旬，日本新提要求的消息开始漏了出来。据我所知，头一篇见报的报道，出自《大陆报》的代理驻京访员、英国籍的贾尔斯之手，他把消息电告了美国的一家报纸。大约同时，同为英国人的端纳——美联社的代理访员——也把消息电往美国，但美联社面对官方的否认，不敢把它发出去。贾尔斯与端纳所述的事实，大体是准确的，只是尚不完备；然而它们立即遭到日本通讯社以及日本在美国、在中国的宣传者的否认。尽管如此，随后而来的消息很快就带来了完全的证实。日本对这类事情的态度有一处颇为古怪：她的政府居然设想，一桩推翻复杂的国际权力与利益均势、把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庞大的国家之一的主权暗暗转手的大事，竟可以办得无人注意、无人察觉。以下是事情的经过。中国政府起初被日本的要求震住了，花了一点时间思量何为上策。日本坚持保密，其中又含着暗暗的威胁，使中国不能不谨慎。据信，中国先是悄悄地、「非正式」地把消息透给了北京的一个中立国公使馆，并暗示：这消息若在外交团和各报访员中间传开，于中国并无坏处。在那样的情形下，消息自然很快就传开了，而且轰动一时。起初人们并不相信，尤其是日本盟邦的那几处公使馆。据说英国公使起先根本不肯信这些报道。可是报道传个不停，于是有几处公使馆便向中国作正式的查询；外交部于是摆出一副守口如瓶、勉为其难的样子，一点一点承认了事实，并把要求的抄本给了各国外交官。

事情至此便一发不可收拾；然而日本政府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仍一口咬定不实，其行径之欺妄与两面，史上罕有其匹。英、美、俄、法及其他各国驻北京公使馆立刻领会了此事的莫大分量，把日本要求的全文电告本国政府。于是，伦敦、华盛顿、彼得格勒、巴黎等处的外交当局，一面向驻在当地的日本大使查询，一面又通过本国驻东京的大使向东京查询。日本政府及其各国大使，据所知无一例外，都正式否认消息的确实；与此同时，由日本控制的以及别的通讯社，还有日本在国外的宣传者，也一齐放出同样的否认。日本国内有好几家大报因刊载关于这些要求的报道而受到惩处，日本报纸上一切相关的评论都被禁止。

上海《字林西报》是在华出版的首要英文报纸，其常驻北京访员写给报馆的下面这封信，登在一九一五年二月四日的该报上，读来很有意思：

《字林西报》主笔先生台鉴：

路透社访员一月二十八日自东京来电称：「发自北京及别处、声称勾勒出日中两国谈判基础的那些消息，全无根据。」他这样说时，恐怕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对事实的彻头彻尾的歪曲。

然而他转口之间又承认：给他消息的那位「最高当局」自认，东京与北京之间正在进行「会谈与磋商」，只是这些会谈「无损于中国的领土完整，亦不涉及、不损害他国的产业与利益」。

此事太大、太重，断不容以日本当局借其特设新闻机关发出的那样一纸含糊其辞的否认，就此打发过去。

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北京公使亲往谒见大总统，说明他的政府对华的态度，并使大总统明白：日本要求中国政府在政策上作一重大的改变，以有利于日本。在日本公使来访之前，已有二十一条条文送到大总统处，要求中国接受。这些条文包括在东蒙古、满洲、山东、长江流域与福建省的特权以及铁路、矿山权利。

据可靠方面说，日本公使向大总统解释：日本政府提出这些条文要中国接受，乃是平息日本国内对华恶感的最简便的办法。据说日置益曾表示：日本国民中有很大一部分对大总统抱有敌意，所提要求若不能获得接受，两国关系势将危殆。他警告大总统说：乱党的人在日本仍极活跃，正在鼓动又一次反对中国政府的革命；日本政府对乱党虽无同情，然而大总统若不肯答应这些条款，日本政府将会发觉自己无从约束他们。至于一旦听任乱党放手行事会闹出什么来，日本政府也说不上。

日本公使力言：接受这些要求，最合大总统与中国政府的利益；据说他还声称：这些要求若被拒绝，日本将不得不提出更苛刻、更严重的要求。他并叮嘱务须严守秘密。据说他讲：不向任何国家透露半点，最合两国的利益。他又说，日本方面疑心中国向来奉行的是「远交近攻」之策，尤其总把英国与美国当作自己的护持者，这在日本是招人反感的。

最后，据说这位公使表示，他诚恳地奉劝：所有条款，对任何人都不得吐露。

以上便是日本为其所提要求所举的全部理由；而既然在中国、或在别的任何地方，如此重大的事情显然都不可能长久保密，这位公使谒见大总统的经过，不久也就尽人皆知了。

高级官员虽一直不肯透露要求的详情，如今却可以确凿地说：这些要求的性质，足以严重影响在中国的开发上有关系的其他各国的利益。它们或许并不侵犯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然而一旦照准，终将使日本在许多省份、并在中国政府的内政上，取得支配性的发言权。

关于这些要求，可知者如下。在东蒙古，她所索取的铁路、矿山权利与各项特权，将使日本有力量阻止任何他国国民在该地取得同类权利。

在满洲，她力求在地方行政上取得发言权，并欲把持商业与工业的开发，使该地的门户关得比现今更严实。

在山东，她欲把德国迄今所握的全部铁路与矿山特权原封不动地继承过来，此外还谋求别的特权，要把该省变成日本企业的私产。她所要求的项目之一，是修筑由龙口至潍县的铁路之权，理由是这条路之于青岛，正如日俄战争时安奉路之于旅顺。批评者不妨一问：那么芝罘又当如何？

在长江流域，她所求者无异于铁煤矿藏的垄断：既要把汉阳铁厂及其赖以为生的矿藏牢牢握在手中，也要握住江西、安徽两省最要紧的几处矿藏。更要紧的是，她索取铁路特权，可借以把汉口一带的货运吸引到福建沿海去，而这些货运原本是要走那几条正以英国资本兴筑的路线的。一言以蔽之，她将在长江流域取得这样一块立足之地：足以挫败英国政治家久所怀抱的愿望，并严重威胁英国的商业活动。

在福建，她谋求在一切要紧的事情上居于支配地位，并欲自该省把铁路展筑至广东与江西两省。

在整个中国，她的目标是在内政的重要部门取得支配性的发言权，从而把自己立为这个国家的导师，使任何别的国家都无从在中国的振兴与开发中起任何要紧的作用。

大体说来，上述种种意图，都在所提要求的范围之内。详情目前尚不可得，然而其他各国若一味袖手，终有一日会发现：他们过去参与开发这个广大市场的一切希望与抱负，都已成了泡影。

中国官员被这些要求的范围与性质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对日本的这套做法骇然失色，又为自己弱得无力抵抗而深觉屈辱。而最叫他们痛心的是：他们发觉自己实际上已陷于孤立，无从探知任何一个口口声声与中国友好、又在中国拥有巨大利益的大国究竟持何见解。

关于这些要求的谈判尚未开始，但星期二即将开议；其他各国若再不醒过来，就会眼看着一项接一项的让与被批准下去，直到日本在全国上下扎得如此之深，等到他们腾出工夫来盘点自己丢了些什么的时候，已经无法把她逐出去了。

此上

贵报驻北京访员

一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这些遮掩与托词支撑不了多久。英国驻北京公使径直向日本公使查问这些要求，日本公使先是支吾，继而承认确曾向中国递交过一份备忘录，但硬说其中只提出了十一款，而这十一款并不侵犯中国的政治自主，也不侵犯他国的权利。日本拿这个托词敷衍了一小阵子，以争取时间。经由日本驻伦敦、华盛顿、巴黎、彼得格勒的各使馆，「对华十一项提议」这个谎话被勤勤恳恳地散布出去。与此同时，日本提出要求时不在北京的各国报纸访员，纷纷赶回北京，开始把全部详情电告本报，从而印证并坐实了此前发出的消息。可是到了这时候，日本政府的否认与搪塞已经抢得太大的先手，以至于不少情形下，北京访员的真实报道竟不为自家报馆所信，报馆迟疑着不肯刊登。因此有两位著名的北京访员递上辞呈，这才使各报主笔们感到了局势的严重。又过了些时候，邮件把北京各使馆完整的正式报告送到了华盛顿和欧洲各国首都。日本原想把这些要求一鼓作气推过去、在暗中胁迫中国就范的打算，就这样落了空，谈判也被引到了众目睽睽之下。

九日本在中国的侵略（续完）

十一条的假要求——日本的诡谲手段——二十一条原案剖析——德国在华产业与权利的问题——中国的中立立场——其中所涉的若干原则——牵动中国的战略考虑——对他国既有权利的侵害——冲着美国的一记耳光——对英国利益的打击——第五号的分量——对中国主权的阴柔侵蚀——修正后的要求——日本的最后通牒——美国为中国出的一份力——中国何以如此行事——美国的抗议。

在剖析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之前，不妨先看一看她使的那一套遁词——她用它来蒙蔽别国，尤其是蒙蔽她自己的盟邦，好叫人摸不清这些要求的范围与性质。北京已被提出要求的消息初次传开时，日本一味笼统否认，把这些报道斥为「谣言」。等到事实一点一点露出来，这个姿态站不住了，日本便改用第二套托词：承认确曾向中国提起若干问题，但纯为友好商讨而发，并未加以催逼。及至别国政府要她说得确切些，日本递过去一份十一条的备忘录，说这就是正在与中国商议的全部事项。伦敦《泰晤士报》刊出了这十一条，注明系出自日本驻伦敦大使馆之手；该使馆还把那些说日本提出苛刻要求的报道嘲笑了一番。十一条如下：

第一号　关于山东省者

第一条　中国政府允诺：凡日本国政府将来与德国政府协定之一切事项，其关涉德国依条约或其他关系在山东省所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及让与之处分者，中国政府概行承认。

第二条　中国政府允诺：无论以何种名义，概不将山东省或其一部、及该省沿岸附近之岛屿，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三条　中国允许日本建造由芝罘或龙口接连胶济铁路之铁路。

第四条　于山东省内增开商埠。

第二号　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者

第一条　展长关东租借地之期限，并展长南满铁路、安奉铁路之期限。

第二条　（甲）日本人取得居住及土地所有之权。（乙）将日本所指定各矿之采掘权让与日本。

第三条　中国如以铁路建造权让与第三国，或向他国借用建造铁路之资本，或以任何税捐为担保向他国举债，均须先得日本之同意。

第四条　中国如聘用政治、财政、军事方面之顾问教习，须先与日本商议。

第五条　将吉长铁路之经营管理权移交日本。

第三号　原则上同意：将来于适当时机，使汉冶萍公司归日中两国合办。

第四号　按照维持中国领土完整之原则，允诺不将中国沿岸之港湾、及沿岸附近之岛屿，让与或租与他国。

这一套「假」要求，直到真要求送交中国约一个月之后，才拿给其他有关系的国家看。把日本在这段时间里的手法按时间次序摆出来，很能说明问题。

（甲）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同时严词告诫中国：日本要求从速，并且要求保密。

（乙）不断向中国施压，迫其将各条不加讨论、囫囵承认。

（丙）一再警告中国不得将交涉情形告知他国，即便私下相告亦在禁止之列。

（丁）关于这些要求的最初一批新闻，被日本断然地、正式地否认。

（戊）日本国内各报奉政府之命，不得刊登或讨论有关这些要求的消息。

（己）日本驻外各使节奉训令，对有关这些要求的报道一概否认，并设法使人不信。

（庚）日本驻北京公使对各国使馆的询问，一口咬定不曾提出任何要求。

（辛）及至别国政府从中国政府手里拿到原要求的抄本，日本仍矢口否认有二十一条，只拿出一份十一条的单子，把其中最招物议的部分统统略去。

日本的原要求分为五号，每号各有专属的题目。第一号讲山东省；第二号讲南满洲与内蒙古；第三号讲汉阳铁厂与华中的矿权；第四号讲中国的海岸及沿海岛屿；第五号则杂列种种关乎中国内政职权的事项，以及日本在华的各项特权。

第一号的要旨是：日本要中国同意，由日本承受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乃至整个山东省内的一切让与和产业，另加若干特权。至于欧战爆发之时德国在胶州与山东究竟享有哪些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要看战争的结局。日本固然一时把德国赶了出去，可德国在华的产业与权利终究要投进媾和的熔炉里重铸。譬如说，假若到议和之时德国手里握着敌国在欧洲的领土与别的资产，媾和于是成为一场全局的清算与产业对换，那么把胶州湾归还德国、用以抵偿德国在欧洲及他处的让步，也未始不是必要的。自打参战那一天起，日本的目标就摆得明明白白：把胶州湾据为己有，并且把德国在山东那块尚属试探性质的「势力范围」据为己有，还要加以扩张。然而日本能否办成此事，又多少取决于她那几个欧洲盟邦的动向，取决于她们在战争中的成败。要分战利品，通常总得站在打赢的一边，并且多少能对和约条件说得上话。日本也明白，这场战争未必不以军事上的僵持告终——那样一来，协约国为换回自己被同盟国占去的领土，就不得不交还若干她们占据的德国属地。协约各国曾相约：任何一国不得单独媾和，媾和条件须由各国共同议定；日本一度回避表态，最后是在压力之下才画了押。可见日本早已看到一种可能：她的欧洲盟邦在媾和时也许想恢复中国的战前原状，德国也许会坚持这一点，而列强则依日本自己当初的宣言，在法律上、道义上都有权要她退出胶州湾。日本还知道，她的盟邦里有几个，从本国利益着想，宁愿德国留在胶州，也不愿日本占着那里。有这些变数摆在前头，日本便极力周旋，务求把胶州湾一家独占、完完全全地收进囊中；同时又趁机从中国手里硬逼出一纸书面允诺：承认由日本取德国而代之，并进一步扩大日本在山东的特权。

就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而论，中国的地位在法理上是清楚的。中国已宣告中立，并且尽其所能地守着中立。这情形同日俄战争中俄国的辽东租借地（旅顺）颇相类似。当年俄国把租借地让与日本，中国虽不情愿，也还是同意了——因为旅顺在俄国手里同在日本手里，对中国自身的战略意义大不相同。同样地，胶州湾租借地落入日本之手、山东出现一个日本「势力范围」，对中国自身、对别的列强，都同德国盘踞该处是截然两样的局面。当初中国在种种胁迫与劝诱之下，把一块块领土租与外国政府时，心里多少还留着一层自慰：把这些让与分散在各国手中，便在它们之间造成一种势力与利益的均衡；以当时的情形而论，这种均衡多少可以护住中国，使其中任何一国不致再行侵夺。日俄战争之后，中国曾提出：凡有转让她本国租借地之事，理应先与她商量；这一主张原属合乎情理，却被日本驳了回去，而中国又无力使人尊重它。有了这番教训，中国宁可对胶州湾租借地的最终归属，摆出一副超然中立的姿态。在这一点上，中国本来是宁可一句话也不承诺的；然而胁迫当前，预先拒绝承认媾和时对胶州湾所作的任何处分，于中国也没有多大益处。

第一号里那些把胶州湾租借地以外的山东特权与让与给予日本的条款，则是另一副面目。在其中若干事项上，日本要求于整个山东省享有优先地位、即所谓「范围」，这就侵犯了别国人的既定计划与既有权利，也侵犯了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号里有一条，显然是斜刺里冲着美利坚合众国来的——就是要中国不得将山东境内及其沿海的任何领土或岛屿让与或租与第三国（意即除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那一条。美国亚洲舰队多年来一直以芝罘为夏季操演的基地，美国租下该港充作海军基地兼加煤站的动议，也曾几次被人提起。中国对日本这一类要求的异议在于：此种条款限制了她按自己的意思处置本国领土的权利，在这个限度之内，便是对她主权的减损。

第二号关乎满洲与内蒙古。这一号各条彻底违背「门户开放」的原则，违背日本同他国订立的条约与协定，并把中国在那些地方的行政置于日本权力之下；然而这些都已是既成的事实。日本的要求，不过是要中国正式认可并扩充那些早已存在、却从未经中国正式首肯的状况罢了。借第二号所列各条，日本无非是给自己在满洲的僭夺政权讨一张中国的正式许可状。第二号所涉的问题与这场欧战关系甚浅，除美国与德国之外，对任何列强也无多大利害——因为俄、法、英三国此前早已默认日本在满洲取得独占地位。日本是趁着欧洲开战，把满洲的各项问题按她的心意一一了断。

第三号关乎日本在汉阳铁厂的利益——那份利益是革命期间用颇可疑的手法弄到手的——另外还添上极重要、极耐人寻味的一笔。其第二条规定：凡汉冶萍公司所属各矿「附近」之矿山，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进一步规定，「如拟举办无论何项事业，而恐其直接间接有影响于该公司之利益者，须先得该公司之同意」。这一条之包罗万象，是一望而知的。中国若允了它，此后无论自办还是同外人合办，凡在长江流域与中国西部有所矿业经营，或凡有任何一项活动而日本可以解释为「直接间接影响该公司之利益」者，都得先同日本商量。汉冶萍公司出产的东西既多，公司执照上又载着名目繁多、遍及各地的营业，那么这一条尽可用来把华中、华西一切重要的实业与金融事业——不论中国人办的还是外国人办的——统统卡死，除非照日本开的条件去办。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声称在长江流域、四川省与广东享有一个特殊的「势力范围」，并在同中国及同他国的协定中加以保障，或力图加以保障。有那么一个时期，英国认定：全中国的「门户开放」比任何一块「范围」——无论那范围多么广大可意——都更合英国的利益，于是煞费苦心地要各国接受这个前提；到后来局势转回「范围」之制，英国又力求把自己的范围、以及她认可各国的范围一一划明，条件是各国以同样的态度相待。英国在华中与广东的地位及其占压倒优势的既得利益应受尊重，而英国则相应地尊重日本在南满的地位、俄国在北满与蒙古的地位、法国在云南的地位、德国在山东的地位——这一层，在各项协定里、在种种行事上，都表现得清清楚楚。如今，正当英国身陷一场耗尽国力、牵住全部心神的欧洲战争，日本却抓住这个机会，暗地里去掏她盟邦在华「范围」的墙脚，要拿一个日本的宰制取而代之。

第四号把第一号加于山东的种种限制，推及中国的整条海岸线，从而声称日本有权限制中国对本国海疆的处置。

在原要求的第五号里，日本所开的条件，实际上要把中国降为日本的藩属，使中国之于日本，几乎等同于今日埃及之于英国，等同于并吞以前朝鲜之于日本。中国必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内地重要地方之警察，应由日中两国合办」，或由日本人管理此等重要地方的警察。中国所需军械须多半向日本购买，并须接受日本人合办中国自己的兵工厂。中国在福建省内开采矿产、建造铁路与港湾工程而需借用外资时，须先与日本商议。日本得在华中建造铁路之权——这直接违反中国与英国之间关于同类让与的既有协定，明明白白地侵入英国的「范围」。日本人得在中国各地购置土地，得设学校，并得设教堂与医院；换言之，日本人在中国将与中国人享有同等的宗教与民事权利，同时又保有治外法权与准宗主之势。日本人得在中国各地传教布道。这些条款之包罗一切，是显而易见的。现行条约所确定的外国人在华地位，于日本人一概废止；这就是说：若不把这些权利推及一切外国人，日本人便处于优越地位；而若把这些权利连同治外法权一并推及一切外国人，那么中国对其全部领土的行政自主，也就被圈禁起来了。这些条款在原则上不过是把日本在朝鲜确立权威的那一套办法照搬过来：以日本顾问的强制性「劝告」加于朝鲜政府，一步一步把它的行政职权吸收殆尽。用这种旁敲侧击的法子，中国的财政与警察权将被逐渐接管，一如当年之于朝鲜，一如今日之于满洲。

现在请留意：在那十一条的「假」要求、或曰「劝告」里——日本一度硬说那就是她向中国提出的全部主张——整个第五号不见了，第三号中给汉冶萍公司以华中垄断权的那一条也不见了；原要求的其他条款则经过改写，看上去人畜无害，或至少不那么招别国的反感。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提出二十一条之后，日本紧接着就逼中国不加辩论、囫囵承认。日本坚持从速办理，于是北京开始了日本公使与外交部之间的会议，中国方面由外交总长陆徵祥出席。首次会议在二月二日举行，日本公使坚持此后每日开会，直至议结为止。中国不以为然，在强大压力之下，议定每周开会两次。首次会议上日本已经露出的威吓姿态，多半正是中国私下把经过告知若干外国使馆的缘由。此后交涉的经过，在中国政府后来发表的正式声明里说得很明白。中国虽事出意外，也不愿在这样一个时候议定如此重大的问题，却并未在交涉中施展拖延之计——直到末了，眼见日本存心把便宜占到尽头，才有所迁延。反过来，日本自始至终用的是大棒。她在山东与满洲增兵，作出种种战略部署，矛头所向，分明是对着中国。出乎日本意料的是，中国在某些点上很执拗；而日本这边，也开始尝到她的两面手法在列强面前尽行败露所招来的反作用。于是日本同意把原来的二十一条略加修改，于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修正要求，共三号二十四条。修正要求如下：

第一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益加巩固两国现存之友好善邻关系，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条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与德国政府所协定之一切事项，凡关涉德国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在山东省所享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及让与之处分者，中国政府概行承认。

第二条　（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声明：山东省内及其沿岸一带之土地及岛屿，无论以何种名义，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三条　中国政府允诺：关于中国自行建造之由芝罘或龙口接连胶济铁路之铁路，如德国愿抛弃芝罘—潍县线之借款权，中国即与日本资本家商议借款。

第四条　中国政府允诺：为便利通商及外人居住起见，从速自行开放山东省内若干适宜地方为商埠。

（附换文）应行开放之地方，由中国政府自行选定，章程亦由中国政府自行拟订，惟于决定之前，须与日本国公使商议。

第二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发展两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经济关系起见，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条　两缔约国互相约定：旅顺、大连租借之期限，及南满铁路、安奉铁路之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

（附换文）旅顺、大连租借期限，至民国八十六年、即一九九七年届满。南满铁路交还中国之期，应在民国九十一年、即二〇〇二年。南满铁路原约第十二款所载开车三十六年后中国可以收回之文，应即取消。安奉铁路之期限，至民国九十六年、即二〇〇七年届满。

第二条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建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经营农业，得租赁或购买其所需之土地。

第三条　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自由居住往来，并经营各项商工业等业务。

第三条之一　前二条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依现行章程领得之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并应服从经日本国领事官认可之警察法令及课税章程。凡被告为日本人之民事刑事诉讼，由日本国领事官审理判决；凡被告为中国人者，由中国官厅审理判决。两者均得派员到堂旁听。惟关于土地之中日人民民事诉讼，由两国派员会同审理判决，依照中国法律及地方习惯办理。将来该地方司法制度完全改良之时，所有关于日本国臣民之民事刑事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判。

第四条　（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允诺：除现已探采之矿区外，日本国臣民得即在南满洲下列各处调查、选定，进而探采开办矿山；在矿业条例确定之前，仍照现行办法办理：

奉天省：牛心台，在本溪，煤；田师傅沟，在本溪，煤；沙松岗，在海龙，煤；铁厂，在通化，煤；暖地塘，在锦县，煤；鞍山站一带，自辽阳至本溪，铁。

吉林省南部：沙松岗，在和龙，煤及铁；缸窑，在吉林，煤；夹皮沟，在桦甸，金。

第五条　（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声明：此后中国在南满洲建造铁路，自行筹款；如需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允诺先与日本资本家商议借款。

第五条之一　（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允诺：此后以南满洲各项税捐为担保举借外债时（中央政府业已以关税、盐税为担保所借之款不在此列），先与日本资本家商议。

第六条　（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声明：此后南满洲如聘用关于政治、财政、军事、警察之外国顾问教习，先尽日本人聘用。

第七条　中国政府允诺：从速将吉长铁路借款合同根本改订，以中国此前与外国资本家所订各铁路借款合同之条款为标准。此后如以较现行铁路借款合同更为优厚之条件给与外国资本家，则上项合同应再依日本之意愿改订。

中国方面对第七条之对案

中国与日本现行一切关于满洲之条约，除本约另有规定外，概仍有效。

关于东部内蒙古事项

第一　中国政府允诺：此后以东部内蒙古各项税捐为担保举借外债时，须先与日本国政府商议。

第二　中国政府允诺：中国在东部内蒙古建造铁路，自行筹款；如需外国资本，须先与日本国政府商议。

第三　中国政府允诺：为便利通商及外人居住起见，从速自行开放东部内蒙古若干适宜地方为商埠。应行开放之地方，由中国政府自行选定，章程亦由中国政府自行拟订，惟于决定之前，须与日本国公使商议。

第四　日本人与中国人如愿合办农业及其附属之工业，中国政府应予允准。

第三号

日本与汉冶萍公司之关系既极密切，倘该公司之有关系人与日本资本家议定合办，中国政府应即予以承认。中国政府并允诺：未经日本资本家同意，中国不将该公司改为国营，不予没收，亦不使其借用日本以外之外国资本。

第四号

由中国自行宣示如下之原则：

中国沿岸之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应行互换之照会

（甲）关于自武昌接连九江—南昌线之铁路、南昌—杭州铁路、南昌—潮州铁路之借款权，如查明他国确无异议，中国即将该项权利给与日本。

（乙）关于自武昌接连九江—南昌铁路之铁路、自南昌至杭州之铁路、及自南昌至潮州之铁路之借款权，在日本与此前于该事有关系之他国商妥以前，中国政府不得将该项权利给与任何外国。

应行互换之照会

中国政府允诺：无论何国，概不准其在福建省沿岸建造船坞、军用加煤站或海军根据地，亦不准其设立其他军事设施。中国政府并允诺：不以外国资本兴办上项建造或设施。

外交总长陆徵祥声明如左：

第一　中国政府将来认为必要之时，当聘用多数日本顾问。

第二　将来日本国臣民如愿在中国内地租赁或购买土地，以设立学校、医院，中国政府应即予以允准。

第三　将来遇有相当机会，中国政府当派军官赴日本，与日本军事当局商议购买军械、或合办兵工厂事宜。

日本国公使日置益声明如左：

关于传教布道权一事，将来再行商议。

这些修正过的要求，与其说是在精神上让步，不如说是在措辞上让步，无非叫中国易于下咽罢了；药丸外面裹了一层薄薄的糖衣。在满洲、蒙古与山东三处，日本仍旧在原则上坚持她的要求。原要求第三号第二条——那一条原是要给日本以华中、华西的实际垄断权，并要以一个日本「范围」取代英国在长江流域的「范围」——被撤了下来。第五号也被略去；但日本仍坚持要有一份换文，使中国允诺：一旦有采取此等步骤之必要，即予同意。到这时候，日本政策的真面目已尽行暴露，外国的种种影响，以及欧战的某些新的发展，都作为牵制的力量掺进了局面。饶是如此，她仍旧步步紧逼，终于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向北京递交最后通牒，其词如下：

日本帝国政府兹再提出忠告，希望中国政府依此忠告，于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以前予以满意之答复。兹特声明：如于所定时限之前或届时未接到满意之答复，日本帝国政府将采取其认为必要之手段。

在这一威吓之下，中国屈服了。五月八日，中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并接受以日本修正要求为本的协约。

在交涉的后期，美利坚合众国为中国出了一点力，这多少促使日本把原第五号暂搁不逼。美国政府走到这一步的经过，正好说明布赖恩任国务卿期间，国务院对付此类问题所抱的那个成见。日本原要求的含义一经在中国被人看清，美国的工商界——他们本已为满洲与山东的事态而不安——便设法促请国务院就「门户开放」政策遭破坏一事提出抗议，表面上却没有什么结果；虽说国务院也曾向日本与中国提出几个切中要害的询问，显出几分关切。真正把国务院——说得确切些，是把布赖恩先生本人，因为他的属员对局面本是明白的——推到设法约束日本这一步的，是美国在华教士的活动。美国在华教士眼前摆着朝鲜的前车之鉴，看出日本一旦宰制中国，他们在那里的事业与活动便要受阻，甚至要被毁掉；他们同时也深为中国所受的道义上的不公而痛心。正当四月间日本硬逼中国将各条囫囵承认之际，美国教士向国务院作了极其有力的陈说；这些陈说促使布赖恩先生向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提出规劝，力陈日本若把中国逼到绝路，可能招致何等严重的后果。这些陈说对日本当时的行径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自然不好断言，但有理由认为它们不是没有分量的。

中国政府关于这次对日交涉的正式声明，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

显而易见，鉴于交涉期间举国所表现之强烈民气，中国政府之让步已至可能之极限。中国政府力求保全者，唯中国之完全主权、各国在华之条约权利，与机会均等之原则而已。……中国政府于考虑对此最后通牒应取何种态度时，所以有此决定，实出于一种愿望：不使中国人民、并不使在华之众多外侨，蒙受不必要之苦难，且免友邦之利益陷于危境。因此之故，中国政府不得不完全遵行该最后通牒；惟于遵行之际，中国政府声明：凡各国间所订关于维持中国领土独立与完整、保持现状、以及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之各项条约协定，如因此而有所变更，中国政府概不与闻。

这段话之切中真相，是任何言语所能达到的极处了。前面几章里，我已把中国当时内部的大致情形勾勒过；而欧战又在那一堆纠结之上，再添了一重纠结。中国政府身上压着三重责任：保全自身的中立，维持交战各方之间的中立，并且在许多外国利益自顾不暇的时候，一视同仁地护住它们在华的一切。不仅如此，日本的要求一旦为人所知，中国政府还面临一个严重的内政难题。日本的侵夺把中国的民气激发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举国要求北京政府断然拒绝。于是北京政府一面要应付日本的威吓外交，一面又须把事情办得不至于让国人的义愤烧起来，演成一场推翻政府的举动。说到这里，日置益一月间递交原要求时向袁世凯所作的口头表示，是很耐人寻味的。日置益当时说：中国若不从速照允日本的要求，日本恐怕就约束不住当时寓居日本的那一班中国革命党人了——换句话说，日本以在中国再挑起一场内乱相威胁。袁世凯的两难，是一望可知的。他若拒绝日本的要求，日本便要用兵力去取，而中国是抵挡不住的。他若接受日本的要求，哪怕只接受一部分，国内反对政府的激进党人也要指他卖国，并且很可能借这题目再举一次事——倘若革命党人又从日本得着款项与别的援助，那就更其如此。他若决意抵抗日本，尽其所能地打上一仗，全国便要陷入大乱，重建方面已有的那一点进步将被打回原处，而在华的一切外侨与外国利益都将陷于危险。在这样的处境里，袁世凯选了比较明智的一条路。该让的他让了，能保住的例外他保住了，只盼着日后中国的理由能在文明世界面前得一次申诉的机会。

在直接关心中国命运的列强之中，对日本如此从中国身上硬逼出来的这纸「协约」，确知曾提出抗议的，只有美利坚合众国一国。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六日，美国驻北京公使将美国政府下列照会送交中国政府：

鉴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业已进行、或现正进行之交涉情形，及因此而成立之各项协定，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谨此通告中华民国政府：凡中日两国政府业已订立、或将来订立之任何协定或约定，而有损于美国及其人民在中国之条约权利、有损于中华民国之政治独立或领土完整、或有损于通称「门户开放」政策之国际政策者，美国政府概不承认。

同样的一份照会，经由美国驻东京大使馆递交日本政府。

十中国求稳之艰

一段太平的间隙——令人不安的暗流——共和之弱——袁世凯的地位与态度——帝制的复活——内因与外因——日本的影响——她的政策大纲——黑龙会意见书——此件的分量——煽动叛乱之议——日中「攻守同盟」——同盟条款——日本与中国革命党——所谓乱党密约——日本对袁世凯的「忠告」——袁世凯受帝位——与日本对局周旋——反帝制之变——其经过与动因——举国失序——袁世凯撤销帝制与身死——对日本的猜疑——少年中国的真正职分——秩序与无政府之争。

欧战开始的时候，中国相对是安定的。中央政府正把全国逐渐纳入自己的权力与管辖之下。内政改革有了看得见的进展。头一桩难题——财政——也有了眉目。盐务稽核所经过改组，在英国人丁恩爵士的干练主持之下，税收所得超出了预期。政府采行了预算制度，行政上的明白与节俭胜过从前任何时候。鸦片的种植与贩卖也在一步步禁绝。一九一三年之乱的参与者获得了赦免，只有少数几个逃往国外、仍在鼓动反政府的首领除外。这个国家看来正要安定下来，进入一个改革与前进的时期。

然而表面的光景虽好，内里却有令人不安的暗流。袁世凯集中权力所用的手法，其中颇有一些叫一部分有势力的中国人不满。事实上，中国在政见上是分裂的。一种明显的民间反弹正在冲着共和而来（「民间」二字用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上，应当理解为不超过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大多数人既无知识，也漠不关心）。某些革命领袖的极端激进，加上少年中国一派不切实际的过分热心，都同国民根性里的保守相抵触。共和挣扎着走了过来，却没有哪一个有分量的政派或政党对它满意；事实上，这个政府是在它的共和成分被实际上废除之后，才开始转得动的。革命以后这几年的经历摆在那里，我从未遇见过一个我认为有资格发表权威意见的外国人，会相信共和是适合中国的政体。真正共和的那些根本条件，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是一百年之内造得出来的；在造出来以前，无论这个政府叫什么名字，它都将是、而且必然是寡头之治。倘若此说不谬，那么君主制更能与政治现状相调适，也更合中国人的天性，更转得动。它有聚拢权柄之效，也有助于把百姓的忠诚集中到一处。无论在所谓共和之下，还是在君主之下，中国都将由同一个阶级、用大致同样的方式来统治。君主强，则行政之权益重；君主弱，则议会、或者那个代议会而立的政治实体，便占上风。把「皇帝」换成「总统」，道理一样。实质上的分别只有一条：在百姓眼里，皇帝是承天命而为一国之君、兼摄世俗与精神之首；总统则不过是个暂掌权柄的官儿，威望由此而减。每一次选举都带着一次革命的危险。研究近代日本的人都看得出，百姓对天皇的敬仰给日本政府添了多大的力量，而天皇于国事其实并没有多少话语权。日本是由一个名义上经百分之二左右的人口选出的寡头集团统治的，而以今日东方可用的标准衡量，它治得还有效率。中国的百姓懂得君主这个观念，也习惯了它。它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维习惯合得上。它有利于安定，而安定正是中国在她这一段演进途中最最需要的东西。革命之时，在华外国人中凡对中国稍有了解的，多半同情维新诸人，对共和也抱着好感——虽然带着几分疑虑。但是进步派、或者说激进派，在革命后重建时期的作为，一直闹到一九一三年那场愚蠢的叛乱，使许多人怀疑他们究竟有没有本事引着这个国家平安渡过危局。进步派里不乏才具出众、心怀国家的青年，可他们年轻而无阅历，容易受蛊惑者的摆布，而那些人把他们中的许多推到了政府的对面，也推到了这个国家深层的保守性的对面。一场反弹势所难免；反弹既起，顺理成章便摆向恢复帝制。

在这场反弹的酝酿之中，袁世凯是一个突出的人物。他对共和是否行得通，一向存疑，当初接受共和本就违了自己的见解；重建时期事态的推演，无疑把这些见解更加坐实了。他发觉自己同极端进步的那一派、同那个议会，无法共事；他的种种经历把他推向另一个极端，使他相信独裁才是中国唯一的指望——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袁世凯是有些错了；不过评断他的时候，得把当时的情形一并算进去。人们责备袁世凯行事隐秘，把自己同外面的思想与影响隔断，只肯通过身边一小圈人的眼睛去看中国。然而这份处境与姿态，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逼出来的。自他就任总统那天起，袁世凯没有一天不处在被行刺的危险里——他不敢在国内走动，几乎连自己的官邸都不敢出，连饮食都得小心看守。凡获准见他的人，都要经过最严密的甄别。这种情形并不特别因袁世凯做过什么而起，也不特别系于他这个人。这是随着那个位子来的。一九一一年，拉拢袁世凯加入革命的头一回努力落空以后，即便他正在北京着手推倒满清，行刺他的举动也已经开始，此后就没有断过。暗杀是东方政治里的家常便饭，而且往往是报复性的。革命之中与革命以来，中国的要人被政治暗杀的已在百起以上。把这种局面归咎于某一派、某一党，是没有用的；不过有一点值得一提：就今日的中国政治而言，头一个把它请出来的，是激进派。伍廷芳博士在一九一二年曾不胜黯然地说过：「我怕中国要有三十年的暗杀。」袁世凯的继任者，将连同这个位子的种种残缺与危险一并承受下来。

袁世凯之信君主政体适于中国，一半出于原则，一半出于权宜。他起初的态度并非由个人野心所驱使，因为他曾力图保全在位的王朝。然而当情势显出恢复帝制的趋向时，袁世凯动念自己登极，也是自然而合乎逻辑的。这份野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他的行止，除他本人之外无人能确知。在改组政府、把那些吵吵嚷嚷的成分整顿出个样子来的过程中，袁世凯不得不在表面上与某些真诚的改革者对立，也不得不做一些近乎独裁的事。他发现那套假共和的机器转不动，只好把它的条文置之不理或者绕开，并在分派要职时把它的鼓吹者压到下面去。这就意味着许多随激进运动而起的有才干的青年被暂时排除在外，从而结成一股反对袁世凯继续当权的强大势力；极端的激进领袖便可以在这股势力里做文章，煽动又一场革命。

一九一五年夏天提出的恢复帝制之议，是中国内部情势合乎逻辑的发展；然而左右它的力量，看来是外来的，是日本的侵夺对中国政治所生影响的又一次折射。就内部而言，中国差不多已经可以恢复帝制了，虽然许多明白事理的中国人反对这一改变。问题在于外交上的纠葛之险。这一险，无论走哪条路都在：帝制若复，它是一种形状；帝制若不复，它是另一种形状。而在最凶险的那一面上，这两种形状的危险合成了一个东西——日本。

考察一下日本对恢复中国帝制之议所持的态度与所走的路数，便可窥见她的主脑用心。日本对中国政体的态度是复杂的。从根本上说，日本反对中国行共和。中国的共和一旦成功，终将颠覆日本现行的政体，而随着那一变化，日本当今的帝国政策也就要衰落下去。山县有朋公爵曾说过：中国若要振作起来、并且超过日本，所需要的是一位强有力的皇帝。既如此，日本便不愿中国有一位强有力的皇帝。至于中国有一个成功的共和，日本就更不愿意了。日本要的是一个虚弱无能的中国；一个由软弱皇帝统治、听命于日本影响之下的虚弱中国，才是最理想的状态。就我所见，把日本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讲得最透彻的文字之一，出自日本黑龙会——一个在华日本人的团体——的报告与意见书。这份报告作于一九一四年年末或一九一五年年初，其中一部分曾经发表。我从半官方的渠道取得了它的抄本，现在从中征引。报告前有一段引言，论及欧洲大战及其对日本的影响，收尾几句是这样的：「因此，当此之际，我辈首要之务，在于叩问我国政府：战后对于全局，将采何种方针？对于协约各国联合施压于中国，有何准备？为解决中国问题，已奉行何种政策？欧战终结、和平恢复之日，我辈所措意者，并不在于究竟是同盟两国得胜，抑或协约三国得胜；而在于预见欧洲势力日后在欧亚两洲之膨胀，日本帝国政府究竟应否毫不迟疑，先事以武力遏阻此一趋势。方今正是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之最好时机。此种机会，数百年内不可复得。当此而行，不独为日本之天职，且中国目下之情形亦适宜于此一计画之施行。我辈无论如何应即决断、即行。当局若不利用此千载难逢之机，则将来解决中国问题，必遭极大困难。战后日本将孤立于欧洲列强之外，为彼等所嫉视，一如今日之德国。然则当此之时立即解决中国问题，于日本岂非生死攸关之要务乎？」以下是意见书的大部分（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中国问题与攻守同盟

日本政府奉其天赋之使命，以雄断之手段解决中国问题，究竟应使中国自愿倚赖日本，抑或迫之至不得不倚赖日本之地步，实为至关重要之政略。欲迫中国至此地步，日本帝国政府别无他法，惟有乘此时机，握其政权与财权，并务必依下列秘密条款与之缔结攻守同盟：

攻守同盟秘密条款

日本帝国政府，本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义，且以维持远东和平为目的与期望，允与中国合作，分担防其内乱、御其外侮之责；中国则于国防事宜、或于保护日本特殊权利与利益之事，给予日本以特别之便利。为此，缔约两国订立同盟条约如左：

一、中国有内乱之时，或与他国一国或数国交战之时，日本应派军队前往援助，担负保卫中国领土之责，并维持中国之治安。

二、中国允承认日本在南满与内蒙古之特殊地位，并将该两地区之主权让与日本，俾日本得以永久为本地之防务筹划。

三、日本占领胶州以后，凡德国历来在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利益上所享之权利，日本一概承受之；青岛秩序恢复之后，该地交还中国，辟为国际通商口岸。

四、为中日两国之海防计，中国应将福建省沿海之要港租与日本，辟为海军根据地，并将该省一切铁路与矿产之权利让与日本。

五、为整编中国陆军计，中国应将军队之训练与操演委托日本。

六、为统一中国之枪械与军需计，中国应采用日本式样之枪械，同时（在日本协助之下）于各要地设立兵工厂。

七、为创建并维持中国海军计，中国应将海军之训练委托日本。

八、为整理财政、改良税法计，中国应将此项工作委托日本；日本则选派干练之财政专家，充中国政府之一等顾问。

九、中国应聘日本教育专家为教育顾问，并于全国各地广设学校，教授日本语，以提高本国之教育程度。

十、中国与他国订约借款、租让或割让土地之前，须先与日本商议，取得日本之同意。

自此攻守同盟签订之日起，日中两国当携手并进。日本将负保卫中国领土、维持中国治安之责。如此则中国日后可无后顾之忧，得以锐意推行改革；领土既安，便可静候国力之发展与民族之更新。即使此次欧战结束、和平恢复以后，中国于将来也绝无遭外国列强压迫之虞。惟其如此，远东之永久和平方可得保。

惟在缔结此攻守同盟之前，有两点须先行查明而后定。（一）此举于中国政府之关系。（二）此举于同中国关系密切、在华利益重大之各国之关系。

论其于中国政府之影响，日本须预为筹度：中国现在之统治者袁世凯，其地位能否长久？现政府之政策，能否取得多数中国人之信任？袁世凯对于日本政府缔结同盟条约之提议，肯否爽快应允？此数端皆我辈不能不深思熟虑者。以袁世凯历来所持之态度断之，可知其外交向来惯用权宜之计；今虽外示亲善于我，实则将倚恃各国之势力以为对我最便之牵制，而拒不允我之要求。只须举一事为例——自帝国政府对德宣战以来他对我之作为——其居心便昭然若揭。我辈能否倚靠寻常亲善之外交手段以达目的，不待多智即可判定。欧洲大战结束以后，除不肯逼索利权之美国姑置不论，中国将无从向其他各国借得款项。库藏既空，官俸与军饷皆无从支付，土匪煽动饥民生事，革命党又伺隙而起；一旦真有变乱而外援无从施以弹压，我辈断定袁世凯凭一己之力，绝无恢复秩序、统一全国之可能。其结果必是国分数片，无可救药。此种局面之将至，不难预见。届时，我辈究竟应扶持袁氏政府、助其戡定内乱，而有把握使其允我之要求？抑或助革命党成事，藉彼辈以达我之目的？此问题必须于此时立予决定，方可见诸施行。倘若不顾中国将来之命运，一味盲从而扶持袁氏政府，与中国缔结攻守同盟，指望助其剿灭革命党以完全达成我之目的，此显然为错误之方针。何以言之？因中国多数人民对于摇摇欲坠之袁世凯已尽失信心，举国皆以卖国罪之而攻之。日本若予袁以支持，其政府虽岌岌可危，或尚可免于覆亡。然袁世凯乃好用机巧诡谲一路之政客，一时或与我亲善，而欧战一了，必弃我而复与他国相结。观其既往，其将来之所为，我辈毫不怀疑。日本若置中国人民之公意于不顾，而支持袁世凯，指望与之了结中国问题，实属大谬。故为确保远东之永久和平计，与其扶持一个既不能久执政柄、又无助于我达成目的之中国政府，毋宁扶助四万万中国人民，使其革新腐败之政府，改易现行之政体，以维持国中之治安，为中国开一太平富强之新纪元；如是则中日两国，名实俱可结成至为亲密而攸关生死之关系。中国富强之纪元，以中日同盟为根基；而此同盟，正是欧战终结之后抵御外来侵略于远东之根本力量，亦为世界和平之基石。故日本当以此为最后之警钟，立即解决此一问题。日本帝国政府既认扶助中国人民为势所必行，则我辈应怂恿中国之革命党、帝制派及其他心怀不满者，于中国各地起事。全国既陷于扰乱，袁氏政府自将倾覆。届时我辈可于四万万中国人中，择其最有势力、最负时望者一人，助之组织新政体，统一全国。与此同时，我之军队必须相助以恢复国中之治安，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使人民乐于归心于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赖并倚靠日本。惟有这些事都办成之后，我辈方能不费气力，以与中国缔结攻守同盟而达成目的。

至于由我辈煽动中国革命党及不满分子在中国起事，我辈以为当前正是最好的时机。彼辈眼下之所以不能大举，只因经费不足。帝国政府若能利用这一层，贷之以款，指示其同时并举，则大乱必遍于中国。我辈然后从中干预，措置甚易。

欧战之进展，愈益急切地警示日本：解决这一最攸关生死之问题，已是刻不容缓。帝国政府此举，不得谓之孟浪。此等良机不会再为我辈而重来。我辈必须抓住它，无论如何不可迟疑。何必坐待革命党与不满分子自行发难？何不预先筹画、预定方略？我辈考察中国之政体，便不能不问：现行之共和，是否合于国民之性情，是否适于中国人民之思想与愿望？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以至今日，若以其行政与统一之实况，较之其应有之境地，则触目皆是失望。即革命党自身——最先鼓吹共和政体者——亦承认其铸成大错。中国若保留共和政体，将来必为中日同盟之一大障碍。何以必然如此？盖在共和之下，治国之根本原则以及人民之社会道德目标，与立宪君主之国迥然不同。两者之法制与行政亦相冲突。惟有日本为中国之向导、中国以日本为模范，两国方能合力解决远东问题而无龃龉。故欲从根本上着手，以改造中国政府、缔结中日同盟、维持远东之永久和平、并玉成日本帝国政策之大业，我辈必须乘此时机，将中国之共和政体改为立宪君主政体，且此立宪君主政体必须在一切细目上与日本之立宪君主政体一模一样，不得为他国之式样。此实为切实改造中国政体所应坚守之关键与首要之义。中国若由共和政体改为立宪君主政体，则新君之遴选，是复宣统皇帝之位？是于帝制派中择其最有才能者？抑或于革命党中取其最贤者？我辈以为此事目下不妨留待将来议决之时，视情势而定。惟我辈不可忘记：切实推行此中日同盟之政策，并将中华民国变为立宪君主之国，实为改造中国所当采之根本原则。

其次论此攻守同盟于其他各国之关系。不消说，日本与中国决不损及各国业已取得之权利与利益。当此之际，日本与俄国订一特别谅解、划定我两国在满洲与蒙古之势力范围，以便将来彼此合作，最为紧要。此即是说：日本取得南满与内蒙之主权后，当与取得北满与外蒙主权之俄国共同维持现状，竭尽全力以保远东之和平。俄国自欧战爆发以来，不独尽释其对日本之嫌怨，且与其协约诸国取同一态度，对我示以热忱之友谊。无论我辈将来如何看待满蒙问题，俄国总是急于寻一解决之途的。故俄国在中国问题上，必能与我辈达成相互合作之谅解，此不必疑。

英国在华之势力范围与利益，集于西藏与长江流域。故日本若能就西藏与中国达成某种圆满之安排，并于长江流域给予英国若干权益，且保证维护此等权益，则英国无论如何强大，断不会反对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此次欧战进行之中，英国且曾请日本予以援手。其国力将来必不足以与我为难，这是丝毫不必怀疑的。

英俄两国既不反对日本对华之政策，法国将取何态度，也就一望可知了。日本眼下须加计较的是美国。然而美国对于我辈的对华政策，早已声明维持中国领土完整与机会均等之原则，只要我辈不侵损美国业已取得之权利与特权，她便会满意。我辈以为美国也无可抱怨。虽然如此，美国在东方确有一支尚可倚恃的海军，不过还不足以叫人畏惧。所以在日本对美国的态度上，实在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份报告名义上是在华日本人自发所上的意见书，实则显然出自受命考察中国内情的人员之手。文字本身便表明，这不是寻常头脑的手笔，分明是熟谙世界政治的政治谋士所作。这一计画，先造出中日「同盟」的虚构，藉此把中国的主权交给日本，一如当年朝鲜主权之被转移。中国要恢复帝制，但登位的须是一个肯听日本摆布的人。袁世凯若肯照此而行，日本或可支持他；他若不肯屈从日本的条件，那就必须在共和的名义下煽起一场叛乱，把他推倒。等这场叛乱推倒了袁世凯，再从它的首领中挑一个受日本操纵的来主政，过一段时候立为皇帝。这份报告，连同其他种种显示日本政治阴谋家在华活动的文件与情报，是在北京就日本各项要求进行交涉的时候落入中国政府之手的。到那时已经看得很明白：日本政府提出要求所循的路数，正是这份意见书所勾画的。我现在只就它与帝制问题的关系来说。在日本，头一个问题是能否诱使袁世凯就范于日本的计画。日置公使初次提出要求、与袁总统会谈时，曾意味深长地向袁世凯暗示：袁若不更肯顺从日本的政策，日本恐怕「约束」不住中国的革命党人。此后在交涉过程中，这一可能性一直私下悬在那里。这是中国政府不能不认真掂量的事。有些叛党首领受了日本的笼络、得着她有所保留的支持，中国政府是知道的；中国政府也知道日本的人员正在活动，要瓦解华中与华南官员的忠诚。这些活动的证据不时被查出。孙逸仙、陈其美、黄兴都由日本给予了庇护。以下是据称订立于一九一四年的几件协定：

一九一五年四月十八日刊布

（译文）

孙文（孙逸仙）与日本人所订密约

为保远东之和平，中日两国必须缔结攻守同盟；凡与他国一国或数国开战之时，日本供其兵力，中国任其财政。现今之中国政府既不能与日本政府携手，日本政府亦不愿与之合作。故日本政界商界之以远东和平为念者，亟愿助中国重建。为此，两方订立协定如左：

一、起事以前，寺尾、大仓、辻嘉六及其同人应供给必需之款项、军械与兵力；惟所供款项不得逾一百五十万元，枪支不得逾十万枝。

二、起事以前，此项借款暂以孙文（孙逸仙）所发行之一千万元债券为担保。事后则以所占地方之一切动产为担保。（见本约第十四条。）

三、此次借款之款项与所供之兵力，用于黄河以南各省之军事，即：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西、广东。如拟进取黄河以北各省，则凡与此项军事有关之一切筹议，辻嘉六及其同人皆须与革命党共同参与。

四、日本义勇队自入伍之日起，照日本陆军章程给予战时薪饷。占领一地之后，两方商定犒赏有功、抚恤阵亡者家属之办法，采中日两国现行最优厚之成例。阵亡者每名之抚恤，至少须在一千元以上。

五、革命军无论驻在何处，随军之日本军官皆有权建议其进兵或停战。

六、革命军占领一地、巩固防务之后，凡未载于与他国条约之内的一切实业、铁路建设等项，均须与日本人合资经营。

七、中国新政府成立之后，日本对中国之一切要求，新政府应承认为业经议定并具有约束力。

八、凡中国革命军所聘用之日本军官，官阶在大尉以上者，皆享有不限年月继续留用之权利，并有权请求如此留用。

九、借款分三期交付。第一期四十万元，第二期……元，第三期……元。第一期付讫之后，垫款之大仓有权派员监督款项之支用。

十、一切军械弹药，由日本方面负责在日照、海州两地交付。（在山东、江苏两省，胶州以南。）

十一、第一期借款之交付，至迟不得逾本约签字后三日。

十二、凡所聘用之日本军官及日本义勇队员，皆有服从革命军司令官命令之义务。

十三、日本军官及义勇队员有违抗命令者，革命军司令官有权遣送回日本；此项处置如经随军日本人三人以上赞同，其川资不予发给。

十四、占领地内一切粮秣军需机关，均须聘用日本专家参与经理。

十五、本约经两方签字，即时生效。

以上十五条，两方曾数次会商，于二月间签字。第一期四十万元业已依约付讫。

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日刊布

（译文）

革命党代表张耀卿及其同人为甲方、川崎九良助为乙方所订借款合同

一、欧亚贸易公司允为筹措借款五十万元。本约经缔约两方签字盖印之后，日本中央银行应交付借款五分之一为第一期。张耀卿及其同人到达指定地点之时，付第二期十五万元。一切安排就绪之时，付第三期即最后一期二十万元。

二、付款之时，欧亚贸易公司应派监督人员。款项支用之前，须由缔约两方之负责人共同于支票上盖印。

三、欧亚贸易公司应招募义勇队一百五十名，惟以日本陆军退役军官为合格。

四、义勇队离日之时，其川资与随身物件之费用自理。抵华以后，张耀卿及其同人应照日本陆军定章，按下级军官之薪给发给义勇队员。

五、义勇队员因公受伤者，张耀卿及其同人应给以临时抚恤，至多不逾一千元。重伤者给临时抚恤五千元。伤至残废者给抚恤五万元，并照日本陆军规则给以终身养老金。义勇队员遭遇事故因而丧命者，给其家属抚恤金五万元。

六、义勇队员如不称职，张耀卿及其同人有权将其斥退。一切义勇队员均须服从张耀卿及其同人之命令，在战地并受其指挥。

七、凡令义勇队攻取某一指定地点，彼等即有从命之义务。惟此项行动所需之费用，应由两方先行查明实情，预为议定。

八、义勇队依日本陆军之制编组。应聘用欧亚贸易公司所荐之日本军官二人。

九、义勇队所占领各地之公产，欧亚贸易公司有处分之权。

十、义勇队所占领并保护各地之矿产，欧亚贸易公司有优先开采之权。

这类安排里照例少不了那些惯用的虚构——一家日本公司，或几家商号联合，以营业的身份出面，承揽在中国的政治买卖的资金，报酬则是若干权益与特许。这些文件的真伪，我不敢担保，但它们是我从半官方渠道得来的；而且有大量旁证表明，它们确实反映了当真发生过的安排，和当时正在拟定的计画。这些事与北京的交涉同时进行，也与日本对袁世凯施压、逼他屈从各项要求同时进行；换句话说，日本一面欺凌北京政府，一面私下在华中、华南鼓动起一种反对北京政府的情绪，理由竟是袁世凯让出了那些权益——而那些权益，正是日本自己硬从他手里绞出来的。这一切，袁世凯始终心知肚明，却无力另作他图，除非以武力抗拒日本。日本接下来的一着，耐人寻味之至。中国屈从日本的最后通牒、「协约」于一九一五年五月签字之后不过几个星期，一位日本政府的官员亲自向袁世凯提议：在日本的保护之下恢复帝制。这位使者的姓名我已得知，但此处隐去不提。他的提议以「忠告」的形式说出：帝制应当恢复，由袁世凯为皇帝；日本则按所谓黑龙会那份报告与意见书所列的路子给予支持，而袁世凯须默认日本「保护」中国的政策。袁世凯听着这番「忠告」时是什么心情，不难想见。他知道，接受它多半能保住他的中国皇位——只要他肯照日本的棋路走下去；但他也相信，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将在这一过程中消亡。不仅如此，他还相信：他若拒绝，日本多半会煽动一场革命把他推倒，先扶她的一个中国傀儡当总统，再恢复帝制。这是个难局，而袁世凯一向机巧，便拖延观望。他佯作把日本的「忠告」搁在心上斟酌，大概还有意让消息「漏」到几个外国公使馆去，以便先发制人。若单论恢复帝制本身，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赞成的，理由无非我前面所讲的那些有利于中国安定的道理。可是当时改制的危险——几乎可以说是必然——在于它会给又一场叛乱提供口实，而那场叛乱将被日本所利用。事情就这么拖了下去，袁世凯把决定一推再推。其间也曾有人设法另辟蹊径，想在大战期间保住中国的安定，其中以中国加入协约国之议最为可观。日本一反对，这个计画就落了空。此后袁世凯的动机究竟如何，恐怕连他自己也理不清楚。可以持平地说：他既想当皇帝，也确实相信恢复帝制于国家更好。日本曾私下「忠告」他恢复帝制。他知道，那忠告的前提是新皇帝要照日本的棋路走，而这是袁世凯根本没打算做的；但这局面也提供了另一条路，一条对东方政客极有吸引力的路——做出一副听从日本「忠告」的样子，把改制办成，藉此把政府巩固起来、加强起来，然后再来对付日本的政策。这一过程里，袁世凯左右那些指望他做了皇帝自己也能升官掌权的人，自有其寻常的动机，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影响。恢复帝制的计画推出时极为审慎，这也是不得不然。袁世凯悄悄地探了全国各地要员的口风，多数似乎乐见其成。与此同时，袁世凯盯着日本，日本也盯着他。袁世凯必定明白自己冒的风险；但他大概也想到，无论走哪条路，都免不了一场叛乱落在他手上。他很留意把某些手续办周全，并且摆出一副要探明民意的样子。国体投票的形式走了一遍，回应既然赞成帝制，袁世凯便附了条件、并且做足了推辞的姿态而后受之。袁世凯自觉，只要没有外国干涉，中国的局面他还应付得来。

关于日本的路数，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日本一度相信自己已经对袁世凯有了影响力，因而打算认可他做皇帝。另一说是：日本私下忠告袁世凯恢复帝制，不过是要诱他走上这条路，好为煽动又一场叛乱造出有利的条件。无论如何，等帝制运动走到这一步、袁世凯（在拖延与再三斟酌之后）接了帝位，叛乱就发动了。它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起于云南省；有一点值得一提：在它发难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报纸就预言过它将从那里开始，而且叛乱爆发之前，日本已经登出了它发难的消息。在袁世凯登极将遭到严重的内部反对这一点还未显露之前，有几个国家（一九一五年十月）曾劝告中国政府缓行改制。说来有趣，日本竟公开附和了这一劝告，理由是改制会扰动中国。在这些事情里，日本靠秘密外交推行的真正用心，与政府公开言行所表现的官方态度，是很难分辨的。在官方上，日本对恢复帝制之议表示不以为然，并劝中国不要这么办，因为那可能引起内乱。在非官方上，日本却忠告袁世凯恢复帝制，同时旁敲侧击地去挑起她口口声声说害怕的那场内乱。在那个当口，美国没有参加对中国行止的劝告——就法理而言，这一姿态是不错的。

叛乱的势头越滚越大，走的路子与一九一三年那次相似，表现出同样的一些特征。革命活动虽以几个边远省份为据点，上海的外国租界却很快成了阴谋的中心。上海外国租界巡捕房总巡麦克尤恩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把这场叛乱的若干运作情形描摹得十分传神：

关于本地局势，坊间流言纷纭；华人叛党机关报肆无忌惮的鼓噪，也丝毫无助于减轻普遍的不安。因此，值此执笔之际，上海所处的境地颇类于一九一一年与一九一三年。贸易停滞；治安大有可虑的迹象已经出现，至今未去。叛党首领手里有钱，一直忙着收买驻军士兵，想借他们的手袭击中国政府的机关，然而并未得手，因为军事当局戒备森严，对叛党的部署了如指掌。三月下旬至四月第一周，南方局势急转直下，终至广东宣告独立，与贵州、云南、广西连成一气。于是中国最南的四省断绝了中央政府的一切管辖，转而听凭各自军事首领的指挥；而这些人似乎各行其是，看不出有什么共同的宗旨。当时人人都笃定地预言：湖南、江西、福建接着就要脱离。因此四月十二日晨浙江的倒戈，竟在这三省尚未举动之前，便被认为是因预料北军将开入浙江而被迫提前的一着。到此为止，上海尚能从容旁观这场争斗，并不十分担心自身会被卷进去，且满以为中央政府不久便能戡定。然而广东这样紧要的省份一叛，浙江随之，上海就直接受到牵动了。与杭州交通的中断；距上海不到三十五英里之处随时可能与敌对军队发生冲突；再加上大批声名狼藉的叛党及其不三不四的随从麇集于此——凡此种种，使本地居民惶惶不安，异乎寻常。近来歹人纷至沓来，致使犯罪大增，此点尤须留意。一九一五年最后几个月与一九一六年最初几周，上海盛传将有变乱，本省北部及更远地方的大批无业之人便漂流到此。他们中许多是从前在本地「先锋」「敢死」一类队伍里当过兵而被遣散的，另一些不过是冬闲无工可做的农夫，被那些不劳而获的发财故事引到南边来。租界附近住着几位积极反对帝制运动的要人，又有若干人自北方、自海外及别处前来与之会合；他们试图出钱豢养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一批人，指望日后能以此为骨干拉起一支队伍。这个打算只成功了一半，因为跟往常一样，经费断了，于是这批人又像从前屡次发生的那样，被丢下自谋生路。其中有些人手里有枪，多数人为弄到钱什么都肯干，结果是巡捕房不得不应付更多的抢劫案件。每逢有这一类阴谋在酝酿，租界总要被成群的政府侦探涌入，这些人照例还带来一大批爪牙，其中不乏声名可疑之辈。他们也常常领不到钱。头目们的经费相当宽裕，可钱并不总能到得了下面人手里；而下面这些人闲着没事做，在等薪水、或等绑走一名国民党人可得的那份赏钱的时候，便惯于用敲诈勒索和抢劫来贴补进项。这些人有时也会反过来吃亏，一九一六年一月三十日一名革命军旧军官在墓地路一所房子里杀死其中一人，便是明证。他们所受的差使，倒也不是全然办不成：三月六日晚，法租界一位居民被诱至公共租界界外，由一名亲属出卖而落入他们手中，随即被解往北京；据说为捕获此人付出了重赏。照例，这班人和那些围着他们所要捕拿之人打转的人，长年处于穷困之中；租界四面都可能被这一类团伙侵入，那么租界内犯罪记录的增加，就没有什么可诧异的了。只要四周各地仍在政争中沸腾，抢劫案的数目就不大可能减少多少，租界也不大可能安宁。另有一群人，虽不屑用武装劫匪的手段，其危险却几乎与劫匪相当。他们所用的手段，就用心而言同样是犯罪，即：写信给上海的华人富户，有时诉称自己流落在外、无法还乡，有时声称欲赴西南参战、须携款以充军资，索取自一万元至十万元不等。信中通常还要暗示：钱若不到，便有炸弹或枪子伺候。陈其美又露面了，四处张罗在本地及别处煽动祸乱的本钱，并声明他很不愿意捐助者误把他所谓的「政治借款」当成私人捐输。上海确实有人捐了钱，而且捐得慷慨，用以助成这场叛乱；不过看情形，出钱的多半是那些认定政局行将大变、觉得同各方都搭上关系为妙的人。

这里在起作用的，还是革命时期与上一次叛乱时期所见的那些成分与情形——勒索捐款、恫吓、绑架、暗杀、行贿、盗匪横行——总之是全面地滑向无政府。跟从前一样，钱起了要紧的作用。乱事眼看蔓延开来，陈其美便从日本到上海，重操他的旧伎俩，直到他自己也遭了暗杀。黄兴从美国动身回国，却在日本停了下来，从那里散发通电，抗议外国贷款给北京政府。孙逸仙表示同情这场叛乱，于是一切反对袁世凯的人与派别都聚拢到它的旗下。政府着手戡乱，不久却发现连自己的官吏与军队都管不住了。除北方以外，权威土崩瓦解。都督不承认政府的权柄，将领不听号令，士兵不服长官。政府既失去对若干省份的控制，税收随之减少，戡乱的钱便没了着落。它向外国举债的努力，既受制于国际局势，又受叛党的阻挠。看情形，这场叛乱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接济与军械；而日本政府也把自己的同情之所在点明了——她扣住了依五国借款合同应定期拨付的盐税收入中日本的那一份。在这般情形之下，袁世凯明白：能挽回局面的——如果还挽回得了——只有立即翻转过来。于是他在一九一六年三月颁下申令，撤销帝位，宣布仍行共和。袁世凯并未正式登极，所以这道申令与其说是收回，不如说是辞却。在这道颇可玩味的申令里，袁世凯有这样几段话：

变乱相寻，日虞倾覆，凡有心于国家者，皆主恢复君主之制，以息争权之祸，而开偃兵之局。此等建议，自第一次革命以来，进者不绝，每进辄予严斥。乃去岁情势大异，此种议论已非人力所能遏止。

申令接着叙述帝制运动的经过，直到国体投票一致赞成君主、并推戴袁世凯为皇帝。以下说：

然予之本意，终以为骤膺大位，将负予誓言而失予信义。故予辞之，以明予素所秉持之见。惟立法院力言：元首之誓，其效力所系特殊，当守当废，一以国民之意为断，予固无可辞之理。予乃托词筹备，以副国民之望，而实未尝有一举以推行其事；及云南、贵州变作，即降令宣布缓行，并禁再上推戴之书。予复趣立法院开会，以询该院之意，冀藉此以复其初。

申令接着叙述袁世凯当年退归林下、又因第一次革命而重出任事的经过。其言曰：

予不得已而出山，勉支危局，所念者惟国家之存亡而已。历观史册，古来帝王子孙之下场，历历可悲。予又何所慕而觊觎大位哉？然国民代表既不肯信予辞让之诚，而一部分国民又疑予怀攫取权位之心。见解参差，遂酿成极危之局。予诚不足以感人心，予明不足以知人善任，德薄如此，咎在予一人。以致生民涂炭，士卒暴露；且民情惶骇，商业顿衰。抚躬自问，忧从中来。予固不惮屈己以从人。予仍以为立法院所递推戴予为皇帝之各件，不合时宜，所有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予所为承认帝位之举，着即撤销。各省及各特别行政区所递推戴书，均着由政事堂发还立法院及原递之人销毁；一切筹备帝制事宜，即行停止。主张君主者，本欲固国家之基；反对君主者，亦以申其政见。当可料其不至趋于极端而危及国家。是宜各听良知，尽捐成见，同心一意，共图匡救，庶几神州赤县之胄裔，得免于同室操戈之惨。总之，予今自认国家之过，皆予一人之过。帝位既经撤销，此后再有扰乱治安者，人人各负其责。予忝为大总统，受治理全国之任，岂能坐视国家之趋于沦亡。方今闾阎困苦，纪纲废弛，庶政旷废，真才不得其用。念及时局，中夜而起，辄自念曰：「长此以往，国何以立？」嗣后凡百官吏，皆宜革除积弊，力图建树，各尽厥职，于兴革之事，务竭全力。毋以空言自足。当以惟实是尚为行政之大本。赏罚必信，行之惟速。所有将帅、官吏、士卒、人民，其各体此意行之。

撤销帝位之后的问题是：那些正在设法分裂中国的势力，究竟能不能把这场叛乱维持下去？还是那些较为明理的中国人会像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三年两次所做的那样，看清局面，把彼此的政见分歧折中了事？在有些人看来，袁世凯放弃帝位是示弱之举；他的政敌因此受到鼓舞，把阻挠继续下去、扩大开来，进而要求他退出政坛。当时在起作用的主要动机与势力，是看得清楚的。中国人分成几个群体。绝大多数漠不关心。在政治上明白事理的那一部分里，主要有两派——袁世凯派与反袁派。反袁的人里，有些出于真诚的爱国之心，有些则纯粹为一己的野心而动。《日本纪事报》在一九一六年三月三十日表达过这样一种看法：

说到底，就欧洲各国而言，她们把一切都押在中国人民的政治常识上了。她们明白，袁世凯宣布称帝后可能引起的骚乱，比他从国家元首的位子上消失所可能引起的骚乱要轻；但她们估量着，中国人民终究会把他留在总统任上——尽管他攫取帝位的图谋已告失败，尽管这件事表明他不过是各国公使馆手里的一个无能为力的傀儡，也尽管各国公使馆在向他显示自己对他的威力时，已经公开声明她们不会在他与政敌相争时给他撑腰。总的说来，这份对中国人民常识的信心是应验了；不过，若不是中国人对日本的意图深怀猜忌，恐怕也就不会应验。这份猜忌之深，到了这样的地步：许多巴不得把大总统整个儿赶下台的中国政客，宁可让他做皇帝，也不愿给日本一个干涉的口实。另一些人，例如孙逸仙博士，则似乎把日本的干涉看作两害之中的轻者。遗憾的是，尽管要证明日本忠实履行其国际约章所负的义务并不困难，那些怀疑日本在中国怀有与尊重该国完整不相容之野心的人，手里可以用来立论的材料却多得很。去年年初向中国提出的那些要求，尤其是第五号，处处像是挑了一个时机才提出来的，而那个时机之所以被认为合适，只因为欧洲各国腾不出手来表示什么强硬的意见。较近向大总统所进的「忠告」，看来也分明是要把中国推进它口口声声说要避免的那场混乱里去，于是人们自然要想一想：这些进忠告的人里，谁会从中得利。再者，中国的革命运动里总有大批日本人忙忙碌碌，这也叫他们的国家招了不少疑。前几天，《万朝报》访问一位外务省当局，此人对于有七八十名日本人在云南叛军中作战的报道毫不否认，甚至还进一步主张：这些据说正从败方开小差的人，万一被中国政府当局拿住，也有「中立者」的权利。一个外国人可以参加革命暴乱，一旦被捕又可以自称「中立」，这种中立的观念真是奇特；而日本政府若为其在兵变中被俘、或因谋叛与政府作战而被捕的臣民主张治外法权的不可侵犯，那么中国人就大有理由相信：日本人是在其本国政府的庇翼之下积极从事分裂中国的勾当，而其本国政府是乐见这种乱事的。要人相信在华滋事的日本人是脱离本国政府管束的浪人，恐怕办不到。最后，日本政府的善意若不为外邦所领情，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受本国政府完全控制的报界，源源不断、毫无节制地倾泻着对中国的谩骂，以及日本应当抓住眼前机会、实际上把中国吞并了的叫嚣。压制言论的自由表达也许是不足取的——虽然通例上并不见这份顾忌——但至少人们本可以指望内阁诸公出来严词声明，反对那许多报纸的腔调；那些报纸日复一日地怂恿日本背弃条约、蔑视公理与道义，把中国变成日本的一个省。

撤销帝位之后，袁世凯又走了几着意在抚慰共和派的棋。他提名以段祺瑞为首的新内阁，其中容纳了若干进步派人物；并宣布此后将采行一种让议会在政府中享有更大权力的方针。与此同时，他下令停止对叛军的军事行动，并着手安排议和。政府代表与所谓「独立」各省的代表开始会商。主要的争点是袁世凯该留任总统，还是该辞职。就此局面，上海《字林西报》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说：

倘若中国的政争也像西方那样进行，除了标语与讲台上的空口谩骂之外并无更实在的暴力，那么我们深知：中国的人口里连百分之一也不会在乎哪一方当权。不幸的是，在中国，政权的任何变动，都要由大众拿性命、肢体和家业去偿付。革命于常人意味着什么，本报嘉兴访员的一段话勾勒得极好：「所怕的是败兵先抢；胜兵跟着来，抢得更狠；再往后，本地的地痞把剩下的收拾干净。」这就是历代的经验。今天本报太谷县访员又送来了同一个故事的另一面。陕西对于中国其余各地的政潮，至今几乎全无参与。可是土匪供足了一切该有的热闹。五年前满人被逐给了他们机会，此后他们便一直凭此横行而无人过问。最后，我们要提一提温州绅商所作的努力：他们要组一个市议事会，以便尽可能与官府合作，保全地方治安。「只求给我们太平」——这是从中国这一头到那一头无休无止的呼声。可是政客们太忙了，忙着摆弄他们自己关于中国需要什么的那套主张，顾不上听。……新军在某些人手里，譬如已故的萨镇冰提督手里，是既有效率又有价值的；一九一三年守卫制造局的那一小队人马，其纪律之严、精神之振作，在我们多数人是闻所未闻的。然而就整体而论，几乎无可否认：在近来历次革命之中，军队一直是最危险的因素。饷银常因将领的不廉而积欠数周；如今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已十分自觉，又因无所事事而士气败坏；军队是、而且自知是任何政争中双方都要争夺的彩头，彼此以贿赂相竞、争出高价。在这般情形之下，士兵的索价越来越漫天，也就不足为奇。数日前有消息说，芜湖的士兵因传闻南京宣告独立，索要三万两银子作为不抢劫的代价；及至那传闻证明不确，他们又索要一万两，算是对失望的补偿。

有了以上这些事实垫底，大隈伯爵登在《朝日新闻》上的下面这番话，就很有意思了：

袁世凯大总统落进了自己布下的圈套，其帝制计画的失败，正是他弄巧的报应。日本政府曾与友邦协同，几次向北京政府提出警告，因为确信施行帝制必将激起动乱；无奈袁世凯大总统不领这番忠告，一直置之不顾，直到不得不宣布放弃此计画为止。撤销帝制的申令本应早得多颁布，因为革命党人本就反对帝制，如今已对大总统本人生出强烈的恶感。袁大总统是个多谋之人，如今又想起用他一度罢黜的徐世昌与段祺瑞，去调停南北。即便这二人肯于出面，他们的努力究竟能收几分效果，也很难说，尤其是想到反袁之情弥漫全中国。袁大总统若当真有心为国，则当此情势之下应走的路，便是辞去总统之职。有些人似乎以为中国再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接替袁大总统，因此他一辞职局面反会复杂；我却不以为然。我想，袁大总统一辞职，中国立刻就会恢复秩序，继任的人也不难物色。

到了这时候，日本政府已由原先生怕袁世凯在她未能左右他之后当上皇帝，转为同样地生怕革命党人逼不成袁世凯辞去总统。东京内阁的改组显示对华「积极政策」又要抬头，而日本报界几乎异口同声地鼓吹这条路。尽管乱局之下不免生出种种不快的事端，除日本外，没有哪一个国家表现出插手或以干涉相威胁、从而把局面弄得更糟的意思。数以千计的日本人散布内地，加上日军占据着中国领土，势必要在民间激起一些反日的表示——这是早已料到的。好几处地方发生了冲突，山东尤甚。

关于袁世凯该不该辞职的争论，因他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在颇为可疑的情形下去世而出人意料地终结了。副总统黎元洪随即继任总统。在若干方面，袁世凯之死澄清了政治空气。它使叛党首领失去了他们反对政府的那个主要的、摆在明面上的理由；此后他们若仍不肯妥协，那就清清楚楚地表明：驱使他们的是权位之欲，而不是什么主义。论人品与爱国之心，黎元洪是受人敬重的；但论行政，他阅历甚浅，其才具如何也少为人知。人们相信他骨子里同袁世凯一样，强烈反对日本的政策；只是不指望他能像那位政治家那样，以机巧与胆气抵住压力。

考量中国内部的国家难题，多数外国权威只看得见两种可能的归宿——要么在一个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物之下组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么分崩离析。这个居支配地位的人物不一定得是总统。人们支持袁世凯，出于两个理由——他是在位的那个人；而换一个人未必会更好，却可能招来大祸。评判袁世凯的政府，不该拿一个近乎理想的政府去比；该拿它与可能出现的那些替代者去比。革命之中与革命以来以激进领袖和鼓动家出名的那些人，其行事并不足以叫人相信他们处置这个局面会比袁世凯高明。少年中国一直嫌袁世凯保守、嫌他所谓的倒退倾向；然而袁世凯让许多年轻中国人担任了要职，表明他是愿意在政府里用他们的。中国若要更生，所能指望的正是少年中国这一群；只是把这个国家的方向单独交到少年中国手里的日子，还没有到来。真诚的进步者尽可以担起一个极要紧的角色——把政府中的前辈交给他们的差事办好，静候循序的进展，从而小心地把这个国家推向改革。少年中国的日子会来的，只要这个国家撑得下去；而且也许并不太远。

眼下的问题却是：中国是不是要被她的政客们那些没有约束的野心，弄成又一个墨西哥？真正的争点是政府与无政府之争——而外国的干涉，正明明白白地在背后逡巡待发。

十一国际宣传与远东

宣传的国际影响——远东的情形——在那里经营的通讯社——各国的宣传机构——此种制度之可议——一家英国通讯社——一家德国通讯社——日本国际通信社——它们如何运作——对美国的影响——对报纸的间接恐吓——美国利益所受的掣肘——被「伪造」与歪曲的新闻——日本在中国与美国的宣传——日本的新闻检查——日本国内的排美鼓动——若干实例——一桩独一无二的公案——和平团体之被利用——日本美国和平协会——日本和平协会——这些经营的效果。

凡进入国际事务、左右国与国关系的种种因素，没有一样比宣传更要紧。欧战在美国引起的若干反响，把这一点硬生生地摆到了美国人面前：外国政府如何运用宣传、又如何滥用宣传去摆布舆论，至此一目了然。各国政府长期以来广泛使用这类手段，好让世人对国际事务形成某种看法——或袒护某国，或攻讦某国；然而直到最近，美国人和美国报界才开始明白，这样的宣传究竟怎样牵动着美国的利益与国家安全。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宣传所处的情形对美国的意义，都比不上远东这一处来得重大。我在评论那一带发生的事情时，屡屡写到这个题目；其中有些评论，把这件事说得与我此刻所能写的一样清楚。

眼下往来远东的通讯电报业务，共有三家：路透社（英国）、《东亚劳埃德报》及其关联机构（德国），以及国际通信社（日本国家通讯社）。少数报纸——尤其是日本几家大报——遇重大事件时会收到自家驻外记者的电报；远东的外文报纸也不时能得到有限的专稿供给；但远东所刊登的电讯新闻，大宗仍出自上述三家。由远东发往欧洲刊布的电讯，其大部分也经这三家之手；虽然伦敦和美国的某些报纸在日本、中国派有专任通讯员，美国的通讯社在这两国也有记者拍发要闻。中国境内没有任何一家固定的美国电讯业务；美国发往日本的电讯新闻亦极少，除了供给日文报纸的那一点。这般情形会生出什么结果，我且说一说。

一九一四年九月三日，英国议会刊布了一份文件，载有战前任驻柏林大使威廉·爱德华·戈申爵士的报告，讲的是德国有一个机构，专为德国及德国利益在外国谋取有利的宣传；报告表明，其手段之一，是要德国的工商金融界把广告只投给肯刊登德国新闻的报刊。而在此前的一九一四年二月一日，国际通信社已经接办了路透社原先在日本所司之事，其安排的实质是：路透社收取若干补偿，退出日本，让位于日本国家通讯社——后者直接间接都得政府支持，在日本要同它竞争，既费钱又困难。路透社另订一约，代为向国外分发国际通信社供给的日本新闻，同时把国外的综合新闻供给国际通信社。这样一来，就日本发出的新闻而言，路透社不过成了国际通信社的一个分发人。世界上任何地方由路透社送到的日本消息，其源头因此不在路透社，而在国际通信社，路透社只是个转递的。

有了这番说明，底下的评论大约就明白了。就戈申爵士报告那份议会文件、以及伦敦《泰晤士报》对它的评论——该评论转载于《大陆报》——我在一九一四年十月三日的《大陆报》上写道：

「德国这套宣传机构的事，今年年初本报与世界各地多家报纸都已登过——那是在这场战争开打的好几个月之前，也是在公众还想不到会有战争的时候。当时报界对德国宣传计划的种种方面都有评论，英国尤甚，因为那里的人更懂得它的分量。远东也刊出过该计划的简略提要，并且引人注目，因为它同其时路透社与国际通信社（即日本国家通讯社）刚刚做成的那笔交易颇有相似之处。而当路透社把进出日本的业务交给一家由日本政府间接支持的通讯社时，英国报界却不见有多少不安。撇开难免的出入不论，德国这套宣传计划无非是又一个国际通信社。看来德国人没能像国际通信社那样同路透社「挂上钩」，因为在这类事情上路透社要受大英帝国政治考量的左右；不过德国人似乎已同法国的主要通讯社哈瓦斯社搭上了关系。依我们之见，这种在准政府控制下经营的宣传机构，有悖于正当的新闻原则，于文明有害；只是此刻我们不打算去论证这一层。当日路透社与国际通信社订约，本报曾原原本本地揭露过，而英国本土与东方的报纸大都缄口不言。我们以为，那缄默的缘故在于：半个世纪以来，路透社为英国政府与英国利益所尽的职分，在原理上、甚至在手法上，同国际通信社如今为日本政府与日本利益所尽的职分，同德国这套机构所要为德国政府与德国利益去尽的职分，几乎是一回事。德国那一套，按戈申爵士所揭露的私下手法而论，或许在分寸上欠些讲究；但它的原理、宗旨和组织基础，同路透社如今与之合作的国际通信社几乎无异，同路透社创设以来奉为圭臬的原理与宗旨也几乎无异。既然如此——事实正是如此——那么英国报界为此发出的那阵法利赛人式的道德寒噤，实在叫人受用不下。还有一点也颇堪玩味：此事被英国政府翻出来，昭告天下，偏偏就在这么个时候——正好可以用来给来自德国方面的战争消息抹上一层暗色，也给那些愿意在版面上公平转述德国观点的报纸抹上一层暗色。

「多年以前，我们在国外做新闻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一套制度：长久以来，国际新闻的采集、传递与分发几乎由英国一手把持；这套制度对别国、尤其对美国所生的反作用，给我们留下极深的印象。直到相当晚近，英国在这一形式的政治与商业宣传上几乎是独占的，而这对推进她的帝国利益是一件了不得的利器。英国人有此见识看出这套制度的好处，又有此才智加以利用，谁也不能怪她。但当别的国家开始效法这套制度，用来抬自己的行市（或者反过来，用来阻挠英国的行市）之际，英国报界再来斥之为不道德，就带着几分伪善的味道了。这套制度不道德，我们十分愿意承认——我们确曾花过些气力去申说它的不道德，申说它能够、而且确实在国际关系中注入的那些阴损的害处。但这套制度决不是：某一国及其盟邦用起来便合乎道德、合乎体统，换了别国用起来便不道德、不体统。若在一处是可憎可议的，那么在一切处都是可憎可议的。这套制度应当打破，而且终究会被打破。只要它还能在国际人心上充当一根撬棍，各国政府便不会撒手。可是它之能够撬动人心，全靠报界的容忍与襄助。一旦新闻道德与这套制度决绝，它自会消亡；因为没有报界的默许，它就成了无用之物。」

此文刊出后，有几位旅华英国人投书《大陆报》，非议我的言论；我在该报一九一四年十月七日一期上作答：

「这位来函者要我们拿出『证据』，以坐实我们的断言：路透社为英国的国际政策与英国利益所尽的职分，同国际通信社为日本所尽的、同德国拟议中的那套机构要为德国所尽的，是同类的。那么他所谓『证据』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东西他才肯认作『证据』？看来，关于国际通信社的组织、宗旨与手法的那些叙述，以及关于德国计划的叙述，他是肯认作『证据』的。……当年国际通信社成立之际，其组织的来龙去脉曾力图保密；及至公之于众，日本政府与日本半官方报纸又就其中若干情节出面否认，用意显然是要遮掩日本政府同它的关系。一句话，各国政府都不愿自己同通讯社的关系为人所共知，因为一旦人人知道，用它来办政治就不灵了。然而事实既零零碎碎地漏了出来，日本政府同国际通信社的关系——尽管是迂回的——也就显露了。至于路透社通过与英国政府的往还而同英国政治宣传发生的关系，情形也是一样。就路透社而言，这层关系存在已久，半个世纪里几经变通。若说要拿出关于路透社与英国政府之间关系基础的斩截证据，我们此刻拿不出来。新闻界历来认定，路透社在电报费低廉一类的间接形式上以及别的特殊优待上，是受过官方扶持的。这些话是别的英国通讯社说的——它们想在某些地方同路透社争一日之长，却说自己争不过，因为路透社享有优待。多少年来，这一类消息零零散散地刊布过不少。我们此刻无从把它们一一汇集。不过，即便完全撇开这类旁证不论，路透社确实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发挥作用，这一点在它的电讯本身里就找得到。其情况证据之充分，凡是理智健全的人，只要有机会通览、剖析一过，没有不被说服的。这样的证据无法在一篇文章里陈列，二十篇、一百篇文章里也陈列不完。它厚厚地铺陈在这家通讯社历年刊布的记录里，凡受过训练的报人，只要肯就新闻的来源、新闻背后的政治意味想一想，便断断不会看漏。

「这位来函者切莫以为我们是说，这类通讯社所传的新闻，其政治观点一概有所偏倚。果真如此，这通讯社很快就一文不值了。凡不带特殊政治意味的新闻——太平时节的新闻大半如此——路透社是不偏不倚的，用报人的话说，是照直处理的。但一到紧要关头或特殊场合，这类通讯社便担起另一种职分：把某一种观点抬到前台，把相反的观点弄暗、弄小，或者索性压下不提。说实在的，服务于政治目的最有效的法子之一，便是压下新闻不发。通讯社要尽政治上的职分，并不需要歪曲事实。宣传品是各国政府制备好、供给现成的，其投放方式使得通讯社的职分只剩下叙述一层。通讯社不过替它张扬罢了。由于长久的操练，把路透社用作英国帝国政策与英国商业利益（这两者向来并肩而行）的宣传者，其手法已经精到入微，寻常读者全然觉察不出，受过训练的记者——尤其是有国际阅历的——却一眼就能看破。一家新闻社如此微妙地『着色』，只有当它在某一地域对新闻的分发享有相对的乃至实际的独占时，才会对它所扶持者以外的利益构成严重的妨害。因此，路透社也好，任何通讯社也好，都难以就近处发生的事去显著地影响英国本土报界或欧洲大陆报界——更难以有害地影响它们——因为那些地方的报纸另有代表不同观点的消息来源。然而自现代新闻传布之法兴起以来（路透社正是这一行的开路人），英国凭借路透社的配合和对海底电报的控制，得以让世界大部分地区所刊的世界政策与事件的新闻，在她想要「着色」的时候染上她所要的颜色。反过来说，把路透社采得的新闻集中到伦敦，在那里编定，再经由欧陆和美国的通讯社转发给欧美刊布，便等于对一大批重要新闻取得了实际上的检查权。关于这个题目，笔者自认是内行，这是从本行的经历中得来的，也是从数以千计的实例里一路追索这套制度的枝枝蔓蔓得来的。

「长久以来，路透社——因而也就是英国——能够给人类一大部分人对某些事件与政策的看法定下所要的调子，而这件事竟无人过问、无人置疑，连它的分量也只有少数格外好问而敏锐的人才有所怀疑。直到别的国家与民族挤进世界贸易与政治的外围渠道，人们才先是明白了路透社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职分，继而醒悟到这职分对别国利益所生的反作用；最后便生出这样的愿望：要抵销它、抵制它，至少把其中妨碍自家竞争与抱负的那部分中和掉；再不然，就照样学样，拿这法子去推进自家的国家利益与抱负。国际通信社与德国拟议中的那套机构，便是这愿望的表现。路透社既看出在日本同国际通信社相争在财务上无利可图，又晓得因有同盟之故，同日本通讯社订个合作办法，一时不致有害于英国利益，遂经两国外交部认可，同意合作。德国那套机构原也打算同路透社合作，只是那里似乎有政治上的考量从中作梗。倘若纯就生意而论，同德国拟议中的通讯社合作，对路透社当是比它同国际通信社的交易更有赚头的安排。

「说明既毕，我们再回到《泰晤士报》和别的英国报纸痛加指摘的德国拟议中通讯社的几个方面。按戈申爵士报告所述，德国那套办法可分两截。其一是编备并拍发有利于德国政策与德国利益的新闻到国外刊布。就当时情形而论，这是正当的；任何政府公开给这样一桩事业以财力或别样的援手，也是正当的。鼓励的形式之一，是替这项业务减低电报费——据称英国政府扶持路透社时正用过此法。其二，是对外国报纸施加压力，逼它们刊登德国通讯社的稿件，办法是由一个『联营』把持德国商号的广告，酌情投放，凡不肯刊登德国新闻、不肯在版面位置与呈现上给它与别家新闻同等待遇的报纸，一概不给。我们料想，正是后面这一层，被戈申爵士说成是『为一个庞大的国际敲诈体系铺路』。我们同意，把广告投放同官方政治宣传如此捆在一起，是极可议的——然而这同大多数国家（英国和她的属地也在内）相当通行的做法，又有什么两样呢？就表面看，它比通常的做法组织得更周密，这就意味着它的目的与品格更加赤裸裸地暴露在众目之下。可是路透社就与此种瓜葛全然无涉么？我们只消回想不久之前：路透社设立广告部并发出招徕章程，被英国报界——尤其是《泰晤士报》——痛斥一番，看来是作罢了，虽然我们也不很有把握。

「至于这一形式的压力确曾被施用、或企图施用，以促使报纸偏向英国政策，《大陆报》近来便有切身的体会。这场战争一起，我们就料到报纸同别的行业一样要吃苦头，广告收入要受损。读过昨日本报所刊麦肯齐先生那封有趣的伦敦通信的人，当知英国的报纸损失如何。我们本就预料要丢广告，也确因战争阻断商务而丢了广告。我们没有料到的是，会因为本报持中立态度而丢广告。然而我们正是为此而丢了广告——丢的是英国人的广告。战争开始不久，本报的社论方针既显然不肯跟着路透社的电讯和英国报界的一般『调子』走，而要在新闻版面上给双方同等公道的陈述、在评论中给双方同等的斟酌，于是便有人有计划地要害这家报纸，要用指它排英的法子，把凡能拉走的收入都拉走。这场攻势持续了一阵之后，我们的广告收入便觉出了反应。有几家英国商号撤了广告，并且声明：以发行量为据，这广告在生意上原有的价值并未减损，只是他们顶不住加到他们身上的压力。我们无意暗示凡停掉的广告都是为政治缘故停的。我们很有把握并非如此，其中有些减少，同伦敦各报所受的苦是一个缘故。我们同样有把握的是：确有广告是因政治影响而撤走的。那么我们要请教这位来函者：这在原理上，岂不正是德国拟议中的通讯社被指摘要有计划地去做的那件事么？说实在的，此处英国人的那一套，其用意似乎远远越过了所谓德国的手法：德国的手法只求人家刊登一份德国电讯，英国这一套却像是不但要人刊登英国电讯，还要人在社论上替它张目。……

「现在我们再往前说一步，试着说明：作为一家在中国出版的美国报纸，《大陆报》何以要关心国际宣传这个问题——路透社与国际通信社在远东所尽的职分、以及两者彼此的关系，正是这问题的写照。不必深触微妙之处，我们想，下面这一点总是可以承认的：美国身为太平洋大国，对中国的命运、对日本政策的种种方面，有着根本的利害。日本与英国结盟，而近来的事态引出许多揣测：那同盟究竟包含些什么？由此又必然生出揣测：这些变化会怎样牵动美国？路透社凭它在伦敦同美国各通讯社的关系，成了美国所刊远东消息的一大来源。而路透社来自日本的电讯，全由国际通信社供给。这一巧合同美国公众关于日本的政策、态度与意图、关于中国时局的见闻与舆论有何关系，是再明白不过的。时候已经到了：美国报界与美国人必须仔细察看他们的世界新闻究竟从哪里来。消息不实，导向便错；而在文明的现状之下，对外交事务导向一错，带来的恐怕不只是损害，而是这个国家实实在在的危险。」

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三日，我在《大陆报》上写道：

「这场战争要给文明什么补偿，只能从它在人心上引起的反应中来，而报界于此干系不小。因此，眼看战时与宣传有关的一些情形，正催生出公众对报界、对关乎公共大计的宣传的一种新的自觉，实在令人欣慰。这一定是有益的；因为人们对宣传知道得越多——知道它理应尽什么职分、实际又尽了什么职分——报界越容易尽到它更高的职分与真正的宗旨。正因如此，本报欢迎就政府与报界之间存在的某些关系展开讨论——或者不如说，是就整个宣传而言，因为报界不过是宣传的一种形式。

「数日前本报刊出路透电报公司本埠经理考克斯先生的一封来信，就我们关于路透社同英国宣传之关联所作的若干断言与论证，加以驳诘。……讨论既要继续，我们还要谈到考克斯先生未曾触及的事；但先把他提出的几点接下来。他对路透社在远东业务的生意一面作了些解说，意在表明它纯粹是一家生意机构，因而同英国政府并无瓜葛。我们并没有主张路透社今日仰赖官方支持才能作为一家通讯社存在，也无意暗示它奴颜婢膝地听命于官方的政治观点。我们所主张的是：路透社的电讯确实把英国官方的观点广为传布；正因为它（或任何一家经营得法的通讯社）能尽此职分，它过去确曾（多半现在也仍然）在创办与扩张组织上得过英国政府之助；而凭着这份助力与它今日的组织，它在某些地域享有近乎独占的新闻采布之权。按考克斯先生自己所示，路透社在中国送一份电讯，成本可以相当低廉——远低于引进任何别家电讯的成本，也远低于单给一家报纸办一份同等电讯的成本。这类业务的大宗开销是电报费；路透社若在财务上受过什么帮助，多半就应在这一项上，即减免或回扣电报费。

「要明白今日的局面，须回溯到某些事情的起头——回到电报初发明、世界开始以海底电缆连成一片、人们开始识得这一进展在新闻上的可能性的那个时候。路透社正是在那些日子、那样的情形里生出来的。创办人德·路透是德国人，但他移居英国，因为就当时情形而论，他在那里更容易得到鼓励来施行他的构想——这缘于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她那需要把电缆通到四方去的帝国政策。让英国在消息上同外面的世界、同她的殖民地与属地保持相通，反过来也让它们同英国保持相通，其重要性英国政府是明白的，于是设法使路透社承担这一职分成为可能。在那样的情形下，一国政府给予优待，如低廉的电报费或别样的间接鼓励，在我们看来是完全正当的；而作为回报或补偿，一家通讯社答应替政府传递某些官方文告、以及政府愿意广为刊布的某些消息，看来也一样正当。老路透男爵实际上创办过若干海底电报公司，并促成了另外一些公司的创立。我们从来不曾以为英国政府是按月按年地拨款津贴路透社。一国政府若想津贴一家通讯社，断不会用这样笨拙的法子。那样的开支会现在预算里，而且如考克斯先生所说，会在议会里引出质询。不会的！政府若想津贴（用『资助』二字更妥）一家通讯社，那资助会以双方各有所得的交易形式给出；若要保密，多数政府另有一笔款子，可以支取而无须公开报销。我们无意暗示路透社是靠这法子得的支持，因为它早过了需要这种支持的阶段；但别的通讯社与宣传机构确是从这类款子里拿钱的。这样的支持也并非全不正当。这事且容细想。

「路透社的来历，以及它凭什么（一半是生意上的眼光与手腕，一半是官方的鼓励）走到今日地位，我们不再往下追溯，只就它今日的地位而论。不论对路透社何以能如此、何以肯如此持何种看法，事实总归是：路透社确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发挥作用——一到必要的场合，它确实给自己所传的新闻着上一层向着英国官方观点的颜色。

「我们且不拿这场战争来作例证——在这场战争里，各家通讯社的偏袒是有目共睹的。就拿英美之间关于巴拿马运河通行税的争论来说罢。那件事摆在台面上的许多个月里，有大量消息传到这一带，而路透社所传的，几乎无一不是有利于英国观点的东西。英国官方若在议会有所声明，路透社必定让我们知道；美国国会里提出的反面论点，却几乎全然不提，即便提到也是轻描淡写。若是拍来一组美国报界舆论的汇集，其中所选必是袒护英国观点的评论。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成千上万。在会读新闻的人中间，这些都是常识。至于在更广的政治事务上，这层颜色是怎样传达给路透社的，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路透社与政府之间有所安排，或许是各种微妙方式传来的心理暗示之力。但这件事确乎在做，而且如我们先前所写，其证据就在这家通讯社几十年来刊布的记录之中。

「现在且设想，别国政府注意到了这件事，注意到路透社在英帝国政策上所尽的职分，并且发觉在许多要紧的事务上，自己（即别国政府）正因此而受阻，于是想在世界宣传中得到同等或公平的陈述。它们将从何下手呢？靠报界自身来改变这一切，是行不通的。正如考克斯先生所指出的，路透社在海外所供给的报纸多是英国人的报纸，是为利益与同情大抵属英的社会而办的，故而新闻以英国为主，也就不足为奇。我们知道，许多英国报纸时常对路透社的电讯大为不满，也曾设法另谋替代，却未能成功，缘故在此：海外的报纸大多花不起多少钱买电讯，非得便宜才买得起。路透社凭它的组织与关系、凭它过去所得的帮助，如今供稿可以比任何对手（无论英国的还是别国的）都便宜。于是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实际上把对手挡在门外，给了路透社一个实际的独占。在这种情形下，英国政府若想影响路透社，如今已无须津贴它；因为政府大可以轻易地设法让别家通讯社来同路透社竞争，这就是它撬动路透社的杠杆。

「或许有人要说：『可这对别国政府、对英国以外的通讯社并不适用。它们为什么不挤进来分一杯羹？』我们就按现状来说——按它一路长成的样子来说。譬如一家美国通讯社，在这一带同路透社争，会有几分胜算？中国境内由美国人主编、对美国怀有同情的日报，只有一家——《大陆报》。除了马尼拉的几家报纸和《日本广告报》，苏伊士以东再没有第二家。在眼下的情形里，要给苏伊士以东的报界办一份美国电讯，其花费大约是路透社供给同等分量电讯的两倍乃至三倍。因此，要开办一份美国电讯，须先有一大笔支出去立住脚、去取得承认，并且要挨过一段亏本的日子。就算办起来了，报纸肯订么？我们已经说明，苏伊士以东的报纸大多订不起两份电讯，而且几乎都是英国人的报纸，或由英国人主编的报纸。凡订得起电讯的报纸都订路透社，费用一分摊，落到哪一家头上都不重。倘若把一份美国电讯送到这些报纸面前，主笔们会说什么呢？有的会照实说：『我们出不起这钱。』有的会说：『我们订着路透社的，订不起两份。我们对路透社也不是全然满意，可我们是英国报纸，不能为了一份外国电讯把它砍掉。我们的读者不会高兴。』结果便是：这份美国电讯在苏伊士以东至多能得两三家订户，作为生意是办不成的。美国电讯要立住脚，只有一条路，就是得有某个主体来填上送稿成本与所能收得的进项之间的那个亏空。以今日世界的情形而论，能够而且肯填这个亏空的主体，只有政府。由此可见，德国也好、美国也好、任何别国的政治与商业利益也好，若要在世界各地所刊的电讯新闻中得到同等的传布，某种形式的政府支持是必需的。日本从英国（或者说路透社）那本书里学了一页，办起了国际通信社。路透社把日本的局面掂量了一番，觉得与其在日本国内外都同国际通信社相争，不如同它做一笔交易——交易便做成了。

「至于美国政府，除了官方发言之外，没有任何促进宣传的途径；政府没有可作此用的拨款，而这类做法也与美国的习惯和观念相悖。然而在这件事上，总得想个法子把美国这一头拉平，否则美国的政策与利益势必继续蒙受现状所造成的损害与危险。……

「要说明政治动机对国际通讯社的毒害，再没有比上星期日与星期一本埠各报所刊的一则东京来电更中肯的例子了。这则电报讲的是日本国内有人有计划地『藉日本报纸的刊布，在日本激起对美国的强烈情绪』。所用的手段，是刊登所谓对美国公众人物的访谈，使他们说出敌视日本的言论，造成一种印象：美国预料将因日本在中国的举动而同日本开战。电文快到末尾处，才露出它的主旨、它的『踢腿』所在——暗示这些伪造的消息是德国人供给日本报界的，意思是德国正设法在日美之间挑起恶感。要想出比这更下毒的一则新闻电报，是很难的。在它关于日本报界排美宣传的消息背后，遮掩着若干直接关涉日本国策、以及国策当下种种表现的暗示。国际通信社（路透社不过是这电报的转递人）此时此刻「发现」日本国内有一场旨在激起对美恶感、并在国民中灌输日美国家利益冲突终将导致战争之念的宣传，是很耐人寻味的。这场宣传已经进行了好些年，走的是十来年前为日俄战争作铺垫、煽动排俄情绪时所定下的老路数，甚至进了学校的课程。政府对它睁一眼闭一眼，甚至暗中撺掇；它若想制止，顷刻之间便可制止。这场宣传近来开始引起日本国外的注意，因而不能再暗地里进行了。于是便放出些消息来广为刊布，用意在于传达下列几层暗示——这几层暗示，在国际通信社与路透社的这则电文里被巧妙地嵌了进去：（甲）日本国内的排美宣传是德国撺掇的；（乙）日本国民之所以对美国生出敌意，是因为他们怕美国会出头袒护中国，阻挠日本在中国的政策；（丙）凡设法阻止日本在中国为所欲为者，但凡为中国出头，多半要同日本结怨；（丁）眼下揭露日本在中国的举动、以及她对欧战的干涉的那些陈述与刊布，有使美日交恶之虞；因此（戊）美国在如何劝告和协助中国抵御日本侵夺一事上，应当十分审慎；还有（己）中国反对日本一再变本加厉地破坏她的中立，是想把美国拖进对日战争；以及（庚）美国在此事上维护中国完整的种种努力，等于是助德之举，因而是干涉这场战争。

「这么一大堆政治，塞进一则短短的新闻电报里，而其中要紧的事一件也不曾直说，本领不能算小。路透社会把它撒遍苏伊士以东的英文报和土语报，再把它带到伦敦；在伦敦，美国的通讯员与通讯社会把它拾起来，接着往下传。在名义上不偏不倚的通讯社与国际消息之间，眼下正是这样一种关系，而这正是我们所要反对的。」

欧洲的宣传在美国的施用，在欧战过程中已被揭露得相当透彻。日本的宣传在远东与在美国的枝蔓，其意味与趣味亦不遑多让。日本有组织的宣传中与美国相关的部分，有下列几项：

在中国。十至二十家中文报纸，以及若干日文与英文报纸；密切而不间断的电讯联络；一套周密的密探制度；为数众多的政治掮客与教唆者。

在日本。一套新闻管制，使政府得以调节国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舆论；一家半官方的通讯社，既以外国新闻供给日本报纸，又向外国散布消息；由日本人和外国人组成的种种团体，宣传经由它们散播到美国，重要的外国来客也经由它们被灌输日本的观点，并被隔绝于相反的消息之外。

在美国。若干通讯社与刊物，日本的观点经它们传布，相反的论据与事实经它们驳斥；还有若干美国团体，直接间接地为同样的目的效力。

即便在平时，日本也厉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尤以关涉日本对外关系的消息与评论为甚。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六日，又施行了所谓「超级检查」。关于这一超级检查，一九一四年十月的《日本财政经济月报》说：「至其办法，则规定凡涉及外交政策之电讯、消息或评论，非先呈外务省核准，不得刊布。」读本书所引日本报纸的言论时，这条规定是应当记在心里的。由此可知，日本国民对外交事务的舆论，差不多就是政府要它成为的样子；凡日本国内延续一段时日、显然前后一贯的宣传趋向，都应当看作是政府所容许的，若非竟是政府所授意的。对俄开战之前的好几年里，日本的本国报纸曾有计划地、持之以恒地掀起一场激发国民对俄义愤与敌意的鼓噪。如今，日本本国报纸对美国也已有过大约五年这样的鼓噪。关于此事，我引伦敦《晨邮报》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所刊该报驻日通讯员的报道（着重号为我所加）：

日本的本国报纸鼓噪对美国的种种不满，已有些时日了。欧洲战事爆发之前，这一倾向已很明显；日本对德开战之初，它变得更为狠辣，因为当时以为美国将要袒德；及至这一说法迅即站不住脚，于是转回头去，反复指摘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对待日本人一事上的差别待遇与不公，至今仍是如此。有一个时期，本国报纸的态度竟至令人忧惧，旅日美国人不得不吁请当局对这场反常的发作稍加约束；此后那阵叫骂略有收敛；然而所谓美国不公对待日本人的抱怨，至今仍在力行，是时候问一问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了。

有一点是确凿的：美国补救此局的法子已被证明无用。那法子主要是派遣要人组团赴日，告诉日本人美国人对日本何等友好。日本人对言谈少有信任，也极少或从不为言谈所动。在他们看来，言语是银，行动才是金。来客对日本文明的精髓通常所知极少乃至一无所知，因而他所说的话，惹听者不快的大约同讨听者喜欢的一般多。他要推许自家的文明及其民主制度，而又不间接贬损听者的文明与制度，几乎是办不到的。许多时候，他所成就的好处同所费的时间、周折与钱财全不相称。东京大报《国民新闻》说得很中肯：「仅凭握手寒暄、互致亲热的恭维，两国关系是否就能有所改善，我们是怀疑的。」该报接着警告这些美国代表团：只要日本人在美国得不到与欧洲人同等的待遇，两国的友谊便不可能长久。

日本报界最叫人惋惜的欠缺，是不肯正视本案的事实、不肯道出全部真相。由于这一态度，罪责的分量全压在美国身上，日本倒落得一身清白。美国如此这般地被摆在日本国民面前，供其疑惧与愤恨，两国关系不可能不因此大受其害。

日本主要的本国报刊，大半为当道的政治家、官员与公司所有或所左右，因而可以认为它们反映着这些人对国是的看法。长久以来，日本报纸上关于外国的言论，在外国人中间没有引起多少注意，那时他们还不曾领会这类评论的分量；但最近几年，情形变了。如今若要把某种格外伤人、不实而近于诽谤的说法散布出去，惯用的法子是借重日本在国外为数众多的刊物之一。若要在远东张扬，则常常借重在中国的某家刊物。举例来说，日本对德宣战后不久，一九一四年八月九日的《奉天日报》便登出一则消息，说美国已派遣一支舰队来远东保护中国，防日本之侵。日本在中国的本国语机关报把这消息传布开来，在中国人中间引起一阵骚动。消息被电告东京，有一阵子成了痛诋美国的社论题目。及至美国出面否认，日本报纸只得把这事搁下；随后便把消息的来源推到德国身上，以卸干系。事实似乎是：这消息出自日本，意在拿它尽量做文章，在国内煽起对美国的民愤，然后反过来指德国挑唆；如此一举而数得——既进一步撩拨日本人对美国的怨恨，又撩拨美国人对德国的怨恨，还警告中国人提防所谓德、美的阴谋。类似的近例我可以举出几十件，其中一件颇可注意：日本报纸刊出当时统率美国亚洲舰队的考尔斯海军将领在北京的一篇所谓演说，说他警告中国防备日本。考尔斯将军从未有过这样的言论。

日本这场排美鼓动中，有一点我相信是独一无二的。它始于《朴茨茅斯条约》之时——按流行的说法，罗斯福总统曾参与促成日俄议和。幕后的情形，明眼人都清楚：日本政府当时急于求和，虽然摆出战胜者的姿态；罗斯福先生的奔走，实质上是在外交上帮了日本一把，尽管他本意并非如此偏袒。然而和约条款令日本国民大失所望——他们原被本国报纸与政府引着去期待另一种结果；结果便是把日本失掉胜利的实惠一事，归咎于美国的多事。日本政府明知真相，手段与机会都不缺，却始终不去破除这一民间印象；这印象流传至今，成了日本人普遍厌美情绪的养料之一。

日本还发现另一种宣传极其有用，那是经由受雇于日本政府的美国人、经由在日本的美国团体、以及在美国而同日本有着实际或感情上牵连的团体来进行的。凡有意无意为此所用的美国人，其动机多半出于真诚，这一点我不怀疑；但这套办法应当拿出来透透风，把它的效果摊开来看。我且举一个恰切的例子：日本美国和平协会。这个协会是和平运动无数支派中的一支。它究竟怎样发端，我不清楚，此处也不值得去考究；但看来它源于这样一个提议：设立这样一个团体，或可藉「廓清误解」（这个词我早已听腻了，几乎凡是要阻止美国人弄清日本真相的宣传都带着它，不过用在此处倒也贴切）而减少日美之间的龃龉。关于日本美国和平协会的某些活动，我引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英国报纸《日本纪事报》。该报主笔所谈的是该会的年会与年度报告：

关于此事，我们注意到日本美国和平协会已指定一个委员会，草拟一项决议，吁请美国人民抵制那些若不加遏止便将进一步助长军国主义的势力。这一抗议会博得广泛的同情，却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究竟须采取何种步骤，方能保卫美洲海岸免遭可能的敌对行动。不过，美国和平协会最关切的还是日美关系。它说：「我们尤须更加警醒，务使我们在此地不致被人误解，亦务使国内同胞不致错看日本。」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做的；然而该会的方针，看来是由古立克博士所代表的——我们注意到他是该委员会的一员，而他的路数不出为日本的政策辩护一途。该会年会通过一项决议，吁请美国国会采行一种以公正平等对待一切种族为本的移民政策。这话再正确不过。然而加利福尼亚抵制亚洲移民，其中既有不近情理之处，也自有其道理，正如日本反对中国劳工无限制入境一样。在我们看来，美国和平协会若肯举出日本对中国廉价劳工涌入天然生出的反感，以此来说明美国反对廉价劳工的正当理由，倒是做了一件好事。……美国抵制亚洲移民、日本抵制中国移民的这道墙，只要各国生活水准开始接近，也许就会倒下。

我们注意到，该会会长在演说中严责一位未具名的旅日美国人，说他不断向美国报纸提供「不实之词」，所举的例子是「佯称为它们提供一本无关紧要、却顶着堂皇名目的日本书的准确译文，并声称此书得到日本政府要人的认可」。……事实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本被点到的书，同近来本报摘述过的《下一次战争》一样，确实代表着这个国家里一大批人的意见，销路也很广。……说来实在不相称：日本美国和平协会一面痛惜美国增添军备，一面对日本今年扩军两个师团、对即将出台的扩充海军方案，绝口不提。……更奇的是，连成员中兼有日本人与外国人、由大隈伯爵任会长的日本和平协会，也从来不觉得有必要反对日本扩充军备，或对日本报纸与公开言论中屡见不鲜的沙文主义稍加规劝。就我们所见，日本和平协会从未通过一项反对扩充日本陆军或增添海军的决议，对于外间时常怂恿政府对中国采取敌对行动一事，也不曾说过一句贬词。它所关心的似乎主要是别国、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态度，而对本国军国主义与军备的危险全然不顾。再有，同样以维持日美睦谊为己任的美国日本协会，前些时候刊行过一部《日本政界领袖与代表人士论日美关系文集》。那书中有些言论是最沙文主义的。身兼记者与议员的竹越先生说，「以帝国政策而论，朝鲜今日为日本而存在」，并且要求把满洲也开发起来。另一位知名记者写了一篇题为《向心的天皇主义》的文章，俨然是个招摇的帝国主义者。该书的日本编者则向在日本的美国传教士发难。……日本美国和平协会既认为有责任去指摘某个美国人把一本日本主战派的出版物译成英文，那么上面所说那种专为美国人消费而备的文字，为什么不该同样受到谴责？一个设在日本的和平团体，把全副注意力放在国外的和平之患上，而对自家门口的和平之患视若无睹，这也许是极精明的方针，但于国际善意一事，贡献实在有限。

事情越来越明白：像日本美国和平协会这样的团体，以及美国国内诸如日本协会一类的团体，打着谋和平、增进了解的旗号，正被日本用来散播一种阴损的欺妄——以缄默行欺妄。这些团体的作为与工作，既不曾影响日本的政策，不曾使日本国民懂得美国的观点，不曾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迅速滋长，也不曾抑止日本引人注目的海陆军备。它们所施加的唯一可见的影响，是对美国的政策起了阻遏作用，延宕了美国的海陆军备——其手段是持续而有计划地遮掩、曲解那些足以显示日本侵略理想、意图与准备的事实。东京的《远东》杂志一九一五年七月十七日一期说：「切莫忘记，今日在日本颇有声势的和平运动，是一场得着重金补助的运动，领头的都是拿钱办事的人。然而在日本，政府对和平主义者的努力全然漠然；在美国，他们的主张却严重地影响了行政当局。」该刊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一期又说：「据东京各报，以大隈伯爵为会长的日本和平协会与在日本的美国和平协会，正在筹议设立一个机关，刊布日美两国往还的各种文字，使两国国民各知对方的情形，以消弭美国流行的排日情绪。按此议，该机关将以资本五十万日元设立，两方各任其半」云云。这一筹议的宗旨中，对当时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国内排美鼓动，却只字未提。凡熟知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计划在日本一方，只有政府出得起钱。在美国一方，则或可由各种办和平事业的基金与「基金会」来支持。这场宣传在实际上的主要效果，是使美国人无从领会日美关系中所含的难处与危险，并阻挠应付这些难处与危险的种种措置。

十二日本的近世世界政策

日本外交的根基——她的世界政策之枢纽——其两大目标——为达此目标所打的仗——甲午之战——日本所得——日俄战争——日本所得——新局面的生成——与美国的移民问题——由此造成的新形势——僵局及其前景——欧战——日本与她的盟邦——寻觅补偿——日本的军力——孤立美国之策——对俄修好——矛头所指是美国——放轻踏板——日本手里的牌——美国手里的牌——日本静观事变。

大隈伯爵在《新日本》（一九一五年五月）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外交要真有效验、真能成功，须有足够的国力作后盾。日本外交在外国面前有些分量，不过是十年十五年以来的事；而这是从西方列强开始承认日本军力的时候起头的。」

这位日本首相的话有两面的分量——它以权威的口吻划定了日本的世界政策在近代外交意义上诞生的年限；它又表明日本第一流的政治家坦然承认：这个国家的海陆军力，是它在万国大会上据有一席之实际资格的唯一凭据。在这一点上，日本没有任何幻想。她的领袖们对一国外交影响力的来处并不糊涂；他们知道日本的扩张与国际声望的增长，其背后的推力从何而来。他们同样知道，今后要把日本的种种政策推行下去，仍得靠这同一股推力。

既然日本的世界政策，就其已推行的部分而论，向来是、今日仍是以海陆武力为前提，那么凡与她有龃龉往还的国家，自然会在这政策的枢纽里找到许多值得留意的东西。日本自破茧而出以来，凡系于对外关系的国家利益——按日本自己的算法算作利益的——几乎无一不是靠用剑、或靠以用剑相胁而得来的。那么，日本笃信剑是她立国崛起的根本一着，并且主要仰仗它去实现更大的抱负，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在这一点上日本并没有想错；因为她那更大的抱负，其性质决定了它只能靠剑而得——或用之于战，或用以恫吓，或在某种政治军事的均势中拿它去换价钱。日本更大的抱负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确切回答里，藏着美国最紧迫、最重大的国际难题之一。

在大隈伯爵上引那段话所指的十五年间，日本养成的国家抱负只有两大枝，尽管每一枝都另有旁生的问题。这两大枝是：

一、取得东亚与太平洋的霸权。

二、为日本人移殖西半球打开一条道路。

为着头一个也是首要的目标，日本二十年内打了两场仗，如今（一九一六年）又在打第三场。她对中国的战争（一八九四年）就眼前的结果而言是有些失望的，因为欧洲列强逼她放弃旅顺、尊重朝鲜的独立，另以赔款相抵。她对俄国的战争（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则把这些挫折补偿得绰绰有余：日本由此吞并了朝鲜，占据了南满与内蒙古，并且重得旅顺。十年之后，来了欧洲大战，给日本送上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日本从不曾因碰壁而气馁多久。她耐心守候，始终不曾放弃她最后的目的。当年被迫向列强的联手让步时，她把对华战争的结局尽可能体面地承受了下来。「我还不够强，」日本仿佛对自己说，「且等着罢。」然而她在那一仗中显出的军力，已足以使她在远东同英国结盟——英国当时的外交方针是处处阻挠俄国；于是再过十年，日本便有力量去打俄国，而俄国正是她当下的障碍。

日本世界政策的第二大枝，是从头一枝的局部成功所引出的若干变化中生长出来的。日本的崛起与近代化，在她本国境内引起了经济与社会的变动，而这些变动的果实之一，是人口增长的大大加速。这些现象在日俄战争之前就已被人看到；不过那时流行一种想法，以为亚洲可以给日本人提供适宜的拓殖场所，同时日本在政治与商业上支配中国，或可使日本得以发展并调剂自己的实业，如此来安顿她那膨胀着的千百万人口。如今日本看清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实业要在中国市场上同西方货品竞争而占先，除非在那里享有独占的优惠便利与地位，否则办不到；而在这样受阻的期间，日本本土的实业也不像所指望的那样扩张。此外，当时似乎还漏看了、或者小看了一个有力的因素——日本人越太平洋而去、而不趋亚洲大陆的那股冲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接触。

在日本世界政策的这两大枝里，美国始终占着重要的位置。美国在中国命运上的根本利害，日本的政治家们完全明白，尽管多数美国人对此只是模模糊糊地有所领会。前一时期的美国政治家一向承认这一情形，这后来经由海约翰主义的表述，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日本的政治家知道美国外交政策的游移不定，也知道极端和平主义学说对它的腐蚀；他们指望一步一步地把海约翰主义掏空，在中国确立日本的优越地位，而不致同美国起冲突。这就是若干年前日本对美国之于她的世界政策的关系所持的看法。直到东京看出日本在亚洲拓殖的失败，随之醒悟到：日本全部的抱负，若没有一块在西半球扩张的地面，是无法实现的。

这些变化的全部意味，东京并非一下子就领会了。日本报纸历年的讨论、日本知名政治家历年的言论，都表明了这一点。直到相当晚近，这一新情形对日本的最终含义才被正视，国家的外交与实力才照着这一局面来布置。在这样的布置中，日本世界政策里次要的目标被置于首要目标之前——不是在宗旨上居先，而是在办理的次第上居先。换句话说，日本的政治家已经认定：就做事的先后而言，确立日本人在西半球不容置疑的平等地位，应当先于完成对中国的支配，而且是她全面支配中国的必要前提。正如日本曾先后必须显示她对中国的军事优势、继而显示她在远东对俄国的军事优势，以此作为走向目标的步骤，那么接下来，日本就必须显示她在远东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在对俄战争之后的年月里，日本把提高了的国际地位巩固下来，把所得的实惠坐实，随即把精力用在为下一着作准备上。同美国的移民问题是斜刺里、相当出人意料地浮上来的；但日本政府不久便看明白：只要这问题连同与之相连的各项问题不以对日本有利的方式了结，只要日本不曾就其在中国贯彻政策以对抗美国的力量作过一番实地的显示，日本在远东所得的地位就不会稳固，她在自划为己有的范围内行动的自由与回旋的余地，就会被危险地局促起来。

日本政府在欧洲大战开始之前就已认清这一点，从它一九一四年五月的举动可以断定：它正式结束了同美国关于移民问题的外交往还，并且毫不含糊地宣告：此时把交涉拖下去似已无益，但日本决不满意，将在合宜的时候重提此事。当时是日本让这一问题的状况见诸公众的，两国政府间的公文往还即可为证；〔注一〕然而这样一桩意味极深长的举动，在美国竟几乎没有激起一丝涟漪——在布赖恩先生主持国务院期间，此事被放轻了踏板，美国公众被蒙在半明半暗之中。在布赖恩先生任内，这一套应付国家棘手外交的路数大行其道，他显然相信公开讨论这类事情会加深摩擦。此外还可以指出，这法子另有一样方便：可以一时遮掩国务院办理外交的无能、遮掩它的种种失误，以及因这些失误或怯懦而牺牲掉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却一反常态，在国内把这件事张扬得很广，议会里的某些言辞对美国几乎带着恫吓的意味。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外相加藤男爵答复议会质询时说：「帝国政府认为美国政府的答复殊不满意，并认识到有另筹他策以解决悬案之必要。至于此等计划之性质，抱歉得很，尚未到禀告之时。」

在一位负责的大臣口中，这话说得异乎寻常地直白。加藤男爵明明白白地暗示：外交既未能从美国取得满意的结果，那么就须另采「他策」来为日本取得满意，只是「抱歉得很」，这些办法还不到施行的时候。在国际争端中，通常的理解是：外交若调处不成，除非一方退让，便只剩一条路——诉诸武力。日本许多知名的评论家都承认这一条适用于目前的日美局面。桂侯爵的女婿长岛隆二先生一九一五年九月在东京的一次演讲中说：「日本若要从根本上解决对美问题，唯一的路便是诉诸战争。」

日本同美国就移民问题中断交涉后不久，欧洲大战这桩天大的岔事就来了，一时把日本的注意力从美国引开，集中到中国出现的机会上去。战事开始后八个月之内，日本已把远东与北太平洋易手的全部「战利品」抓在手里。她曾允诺把胶州归还中国，但当事态显示她在那一带如何稳握鞭柄之后，这允诺便被干脆地推翻了。日本关于归还胶州的允诺，除了懵懂的人和美国一伙亲日的和平主义者，本来就没有人当真，所以这并未引出什么新的纠葛。

到了这一步，日本停下来，又把局面盘算了一番。她是以投机者的身分入战的，这个念头仍旧支配着她的政策。其间曾有议论，说日本将把参战扩大到派兵赴欧为协约国作战的地步。这一提议在日本议会、在英国议会、在法国众议院都被提起过；在法国众议院，它成了一项动议：把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割让给日本，作为报酬。这提议一度颇得人心；但被法国政府掐灭在萌芽里，据说法国政府所持的立场是：此时法国正倾尽全力支撑战局，非等她的盟邦都同样尽力，才谈得上讨论割让法国领土的时机。日本对这提议也并不特别动心，尽管取法国而代之、把法国势力逐出亚洲与华南，也在她待定的抱负之内。日本入战纯为自己的利益，她的每一着都不受别的考虑所左右。

到了这一步，日本的政治家们仔细斟酌，盘算日本还能从这场战争里得些什么。她的盟邦有些东西可以给——或者可以许。其中有些，日本知道自己并不怎么稀罕。另有一些她确实稀罕，只是没有把握协约国除了纸面上的话之外果真交得出货。协约国能够合情合理地许给日本的唯一实在的资产，是让日本在中国放手去做，并且认可她在那里所攫取的东西——此外呢？此外还有什么？协约国或可秘密约定：一旦日本对美国开战，它们不站到她的对面去。在盘算一场可能的对美战争时，欧洲的中立便是日本所指望、所期待的全部。

日本毫不怀疑：倘若两国此刻开战，她有力量打败美国；纵不能全胜，至少足以夺得她所要的一部分，并朝她最终的目的再推进一步。日本的战争经验教会了她：不要指望一仗得尽一切；须一步一步地进。在此时此刻的对美战争中，日本不会指望得到太多。她会满足于剥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给中国的海约翰主义以最后一击，并为日本人拓殖中南美洲硬辟出一条通路。就日美之间而论，日本有把握办成这几件事。应当明白，在这个问题上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美国人对自己的估量，而是日本对她自己与对美国的估量——那才决定她的态度与行止。

日本对自己比美国更强的估量，有不少外国内行人为之作证。伦敦《泰晤士报》的军事通讯员一九一五年论远东军事与战略形势时写道：

日本作为一个军事强国所具的无上长处在于：靠着国民兵役，她的本土无可攻取——不仅任何单个敌国攻不下，任何或合理或不合理的敌国联合也攻不下。她的海军之强，足以使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打消在其本土海域攻击她的念头；而她的海陆两军合起来，加上她的地理位置，使她在远东稳居主宰之位。除了中国的军事再生或美国的军事再生，似乎没有什么能夺去她这一特权地位；而同一个日本人谈起这类可能，只会引来一笑。

日本今日的实力已两倍于她当年以武力挑战俄国之时。她还打算做到三倍；除非发生内部的大变故或内部的动荡——至今尚无征兆，或者几乎没有征兆——没有什么能阻止她做到。她人数之众、组织之精、军备之足、参谋之能、军官之通晓学理，以及不止鼓舞着海陆两军、而是鼓舞着举国上下的那种壮盛的精神，无论在旧大陆还是新大陆，都找不出一个确切的对手。这些雄厚的力量若竟用于侵略战争，日本将把亚洲从根基上摇撼。

这样看来，不止日本，连英国与欧洲的军事内行也把美国同中国一并归入军事上的无能之列——不全是就眼下的实力与潜力相比而言，而是就那些因素、以及国家生存的内在力量与趋向而言。日本的陆海军参谋部深信：只要能造成一种使美国得不到欧洲的援助与道义支持、同时使日本免于外来干涉或威胁的局面，不消几年，她就能稳稳当当地同美国以兵戎相见。

正是这一层盘算，构成了日本一九一六年同俄国另订协定或谅解的主要理由。这项协定的确切条款与条件，至今仍是日俄之间的外交秘密，有迹象表明连在战争中与它们结盟的列强也未获详告。为了给这场交涉找个说法，日俄两国在满洲与内蒙古接触中的若干未了之事被拿出来作了疏解。但毫无疑问，其中还牵涉别的、远为重要的考虑，包括日本以军火供给俄国之类的事。这项谅解的更广的用意与范围，从其时日俄两国报纸显然出于授意的评论、以及别的批评性来源中，已经明白地显露出来。

伦敦《晨邮报》一九一五年二月二日刊出其驻东京特派员对这次修好的剖析，内中有云：「日本报纸上满是拟议中的日俄同盟这个题目。所议同盟一个极可注意之处是：它并不单为在远东彼此保护，而是特别指向第三方。这是日本本国报纸的说法。第三方是谁，此刻无须去猜，虽说要猜也不难。」《日本月报》稍后评论道：「日本主要报纸与评论家仍在热心鼓吹同俄国结盟……日本头号演说家岛田先生说：『日本没有理由不同俄国结盟。』但既然这同盟不应只为保护彼此的利益，而应以第三方为其目标，岛田先生以为，眼下不妨暂且按下不提，以免引起误会。」在不那么负责的言路里，对于日本人心目中这拟议的同盟所针对的「第三方」是谁，就根本不加遮掩了——那就是美国。

一九一五年上半年约有两个月，日本本国报纸上满是这一类议论与批评，俄国报纸上也有所反映。随后，官方的检查忽然给日本国内此类议论套上了消音器；这意味着：日本政府既已放开宣传，把所要的念头种进民心，便看出在这场讨论引起美国过多的不安与疑虑之前加以约束是合宜的。这些批评的调门在英国也已引起注意。自那时起，两国对日俄修好一事都采取了较为守口如瓶的方针。俄国也看出：同日本大张旗鼓地修好，加上日本国内对此所作的种种解说，或会反过来损及俄美关系。虽说可以断定俄国对此是漠然的——至少日本若在中国与太平洋上给美国一个顿挫，俄国不会为此操心——但俄国并没有非要如此不可的理由。战后，俄国很可能必须、或者说不妨修订她的商务与财政，以摆脱德国的影响；果真如此，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就很重要，也许竟是必不可少的。多半正是这一层盘算，使杜马在数月之后对日本发出一个含蓄的警告：这次新的修好，不论条款如何，不得被解释为把俄国卷入日美之间的摩擦，也不得被解释为使俄国与美国为敌。值得注意的是，俄国这一立场之被公开，是在美国金融商业界已开始注意到日俄关系的某些方面、以及它们可能对美国发生的作用之后——公开出来，无疑是为了在美国造成印象。

在日俄两国把这次新修好中的某些方面的坦率讨论放轻了踏板的同时，两国拟订修好条文的工作却在进行。一九一五年年底，俄国派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为特使赴日，受到异乎寻常的礼遇。其时日本报纸的评论与批评因已受过告诫而有所收敛，但日本民众对这次来访所作的解释，正是先前那番宣传替他们预备好的。

不论日本中下层因此被灌输了何种想法，日本政府多半并不指望一旦日美开战，俄国会以交战相助；日本所要的、也许如今已经有了的，是这样一种感觉：俄国不会趁此机会在满洲进攻日本。这一可能若悬而未决，日本是不敢冒险同美国开战的。直到很晚近，日本一直深信美国将长久处在极端和平主义者的影响之下，深信美国不会认真而切实地正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不会备下保卫这一位置所需的海陆军力。但一九一五至一六年间的事态中有些征兆，使这一看法须打折扣；这些征兆连同欧战所生的别的不确定因素，叫日本踌躇了。

假定日本同她欧战中的盟邦做成了交易（就那些列强能左右事态的限度而言），得以在中国放手施为，又同俄国在远东分了赃，使日本此后十年内免于对俄之惧——那么日美之间的局面又当如何？在把交战的盟邦拉到自己一边这件事上，日本手里有这样几张外交牌：

（甲）俄国需要军火。

（乙）战后俄国将有一段元气耗尽的时期，其间她愿意藉同日本的协定来保全自己在远东的地位。

（丙）俄国对美国怀有怨气，因为一九〇四年那场战争中美国同情日本，把俄国对美国长久以来的友谊忘在了脑后。

（丁）协约国或许还需要日本进一步相助，以击败或牵制德国。

（戊）欧洲列强的政治家中间牢固地存着一种看法：美国因其政体、因其国家发展的阶段、因和平主义及别的与世界事务的实际经营不相容的学说的影响，在此后二十五年乃至五十年内、也许竟是永久地，在国际政治中只能发挥无足轻重的力量。

与日本手里这几张牌相对，在同一时期内美国则握有以下几张（当然，这里假定这些牌会打出去；牌面再好，扣着不出也赢不了这一局）：

（己）英国与法国、以及欧洲所有中立国家的根本利益，都同日本在中国的政策相抵触。

（庚）中国自己反对日本的政策，因为这政策危及中国的主权。

（辛）欧洲协约国在战时需要美国的军火与财政援助，战后需要同美国的商务与财政往来。

（壬）英国的各个组成部分——加拿大、澳新、南非——都强烈反对日本在太平洋称雄，其种族与经济上的缘由，同造成日美摩擦的缘由是一样的。

（癸）在这一难题所含的一切根本的人类与政治问题上，欧洲与南美洲的白种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同美国与中国的利益相合，而不同日本的政策相合。

（子）日本越太平洋而来的行动若得手，将对中南美洲各国构成直接的威胁。

（丑）日本在财政与经济上的虚弱，使她易受美国直接与间接施加的压力。

（寅）俄国在欧战之后需要同美国建立更密切、更广泛的商务与财政关系。

于是，日本硬挤进这场大战，把唾手可得而又垂涎已久的东西攫到手之后，便停下来静观事变。战事趋于僵持，局面复杂到或许要把欧洲的远东外交僵住许多年，日本于是把注意力转回自己最终的目标，对这场战争，只就它可能怎样牵动这些目标而加以考量。而横在这些目标的路上的，正正是美国的政策；情势与日本的用意似乎已注定，下一记重击要落在这个国家头上——除非美国怯生生地让到一边，用这个换来一时的喘息。

一国要谋划对另一国的侵夺或攻击时，是不会把这意图张扬过分的。通常总要先给几句明白的暗示，指望不打仗就把东西弄到手；这些暗示若被置之不理或被误解，那么此后直到第一击出手之前，所着力的便是麻痹对方的疑心与警觉，并迟滞这个预定之敌的备战。

十三日本与英国

三次同盟——其含义之剖析——英国的目的——日本的目的——从大处看这三次同盟——事态的印证——秘而不宣的内部变通——对美国的适用——其中所含的可能——得失的权衡——日本在满洲的放手——日本不顾英国的「范围」——一个转折点——日本在中国的侵夺——英国对日本行径的批评——利益的相撞——日本对英国的批评——摩擦的其他缘由——日本与印度——对中国的警告——日本在英国牵掣下的烦躁。

在左右日本世界政策的外部因素中，现阶段最重要的大约要数她同英国的关系。就名义而言，这层关系系于英日同盟。同国与国之间的许多条约一样，这个同盟无法单凭公布的条文来把它说清楚。同盟前后有过三次——头一次签于一九〇二年，为一九〇五年所签的一次所代；后者又于一九一一年修订。〔注一〕头一次同盟的弁言值得抄在这里（着重号为我所加）：

大不列颠与日本两国政府，纯出于维持极东之现状与全局和平之愿望，且于维持中华帝国与大韩帝国之独立及领土完整、并于保障各国工商业在该两国之均等机会尤有特殊利害，兹协定如左：

头一次同盟，是为日俄之间那场争夺在朝鲜与满洲的利益与势力孰居优先的战争作准备、并在预料该战将起的情形下订立的。

再看第二次、亦即现行协定的弁言：

大不列颠与日本两国政府，愿以新约代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所缔结之协定，兹协定下列各条，其宗旨为：

（甲）巩固并维持东亚与印度区域之全局和平；

（乙）保全各国在中国之共同利益，其法为确保中华帝国之独立与完整，以及各国工商业在中国机会均等之原则；

（丙）维持缔约两国在东亚与印度区域之领土权利，并防卫两国在该区域之特殊利益。

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五年间，局面有了些变化。日本战胜了俄国，占据着朝鲜与南满。于是头一次同盟中关于保障朝鲜独立的那一条被删去，另换上一条，由英国承认日本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关于中国、关于在那里维持「门户开放」的同类条款则保留了下来。印度也第一次被纳入协定的范围。

要估量国与国之间一项同盟的真正含义，唯一稳妥的法子，是尽可能弄清楚缔约各方各要什么、指望藉此得到或保住什么。总不能设想日本与英国订立一个同盟，彼此约定在某种情形下出兵作战，而竟没有强有力的理由与目的。这些理由可分作两截：（甲）英国的理由，（乙）日本的理由。且分别来看。

英国同日本结盟的首要缘由，是德国商业势力的兴起成了英国贸易的劲敌，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海军的发展——这打乱了欧洲海陆局势中关涉英国的那一部分，使英国希望能把海军集中于本土海域而不致因此暴露她在别处的利益。同日本的这笔交易办成了这件事，并使后来那一连串终于造成三国协约的外交周旋成为可能。此外，遏制俄国在远东的推进，或许也是英国的一层考虑。倘若英国没有这些目的，实在很难找出什么理由促使她同日本拴在一处。英国要腾出手来重新调整她在欧洲的关系，以应付德国的兴起。在当时，英国也想保全中国、保全那里的「门户开放」主义——但事后的发展已经证明，这是次要的考虑。

头一次同盟的措辞里，把保全朝鲜的独立列为宗旨之一。那无疑是装点门面的话，之所以写进去，是因为日本打算拿「朝鲜的独立」作她对俄开战的表面理由。及至朝鲜到手，这层幌子便从修订后的同盟中略去了，因为不再需要——事实上，它那时已挡了日本的路。日本结盟的首要缘由，是她决意据有朝鲜，并把她的势力与权力伸进中国。要办这两件事，日本知道必须先同俄国一战并战胜她。同英国的同盟使她能筹措战费，又使日本确信不会有别的列强出来干涉。

第二次同盟公布之后，凡对远东事务与外交有所留意的人，都不怀疑日本会吞并朝鲜——她果然吞并了。然而许多人仍以为同盟中关于中国的条款是作数的。事态很快就给这信念打了折扣。下面这一串事情，至少局部地揭出了这同盟的含义：

一、日本吞并朝鲜。

二、法库门铁路与锦爱铁路两案（英美的企业），显示英国已有约在先，要支持日本在满洲的优越地位，并支持她在那里对门户开放与中国完整两项政策的破坏。

三、通过对英国利益方面的密告、以及对美国的迂回陈述，显露出英国已有约在先，承认并协助维护日本在福建省及毗连地带的优越地位，而日本也确在主张这样一种优越地位。

四、事实表明，英国在某种程度上有约在先，要支持日本在山东省推行她在满洲所行的那一套政策与举动。

由此看来，这个同盟已经历了一番秘而不宣的内部变通，以迁就事态；至于那些看来最为紧要的方面，它几乎已全然脱离了公布的条文。因此，公布的条文已不足凭以表明这份文书的含义，我们只得试着靠剖析去把握它。

头一次英日同盟在美国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也几乎不曾引起忧虑。它似乎与美国不相干、也不影响美国；而它对中国与朝鲜的独立、对这两国「门户开放」的种种保证，同海约翰主义所表述的美国政策完全合拍。它被当作海约翰主义的又一重保障而受到欢迎。那时候，日本的海陆军效能、她掠夺性的抱负，在美国几乎无人疑及。第二次同盟在美国倒引起了一些注意，人们注意到它把朝鲜撇下了，对它所宣示的动机究竟可靠到什么地步，生出了几分疑虑。及至日美之间因加利福尼亚诸问题而生摩擦，便开始有些美国人想到：万一美日之间出事，这同盟或许要用得上。

这一不安引出了若干限定的说法，意在安美国的心，使人觉得这同盟并不约束英国在美日战争中援助日本。尽管如此，自那以后，美国对这同盟的猜疑仍与日俱增。甚至在欧洲大战把它那不为人知的范围惊人地揭示出来之前，美国政府就已经体会到：这同盟确实牵涉美日关系，也牵涉美英关系。此事的由来，同英美之间关于巴拿马运河管理的争执有关——这个问题在外交上被同加利福尼亚的日本移民问题挂上了钩。大约同时，美国又从所谓对华钢铁借款一事中得知：日本主张在福建及其附近享有优越地位，而她得到英国默许的支持。这事接在满洲铁路诸案之后，给了美国又一次震动，并把同盟中关于中国「门户开放」那一条的适用范围进一步缩小了。

这些事情确凿地表明：英日同盟在某些情形下确实牵涉美国。究竟牵涉到什么地步仍不明朗，但它毕竟有所牵涉这一事实，就迫使美国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她同这两国的关系。如今已很明白：同盟公布的条文，所提供的不过是窥其真实范围与含义的一点线索而已。同样明白的是：它的含义之晦涩，一如当年把世界推入战争的某些欧洲协定的含义。英日同盟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条约——这一点我们有具体而无可争辩的证据——但局外人只能对它的含义与范围多少作些猜测。就它可能适用于美国这一层而论，显然它把迄今指导着美国国防与安全的筹划与准备的种种前提，彻底翻了过来。

那些筹划无疑把同任何一个主要国家发生敌对冲突的可能都算在内了。但就日本与英国而言，美国的国防安全筹划向来是把这两国分开来算的。在一场单独的美英战争中，美国人自觉有力量保卫国土与国家利益。英国海军在舰数上远胜美国海军，但照当时的情形，美国人并不因此不安；因为英国缺乏庞大的陆军，她的海军既不能对美国领土造成重大的损害，也不能以入侵相胁；而加拿大倒要暴露在美国的入侵之下。何况英国若把整个海军集中对付美国，她在别的方向上便要露出破绽。美国的陆海军专家向来明白：假若整个英国海军能腾出手来对付美国，又有一支庞大的陆军与之配合，美国便有隙可乘，就不得不另采更大的措置以谋安全与防卫。多年来，英国的著作家一直指出：德国海军的壮大对美国可能构成的危险，正在于它能使德国陆军越海而施其力。不能越海输送的欧洲或亚洲陆军无法入侵美国；而只要美国海军优于与之交战的国家的海军，敌军便无法为此渡海。这里的道理是：美国对一个单在海上或单在陆上占优的强国无须自觉受胁，但两者合起来，只要美国仍然孤立、没有任何同盟为援，她就会觉得不安而无保障。在一场单独的美日战争中，美国人自觉有力量保卫主要的领土与利益；因为只要美国海军对日本海军有决定性的优势，日本陆军在人数上的优势并不可怕。但若英日两国有可能因美国同其中任何一国之间发生的问题而联手对付美国，整个局面就变了。在那样的情形下，占优的日本陆军将补上占优的英国海军之所缺，入侵美国便成为可行之事。

这些考虑使美国对英日关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极深的关切。头一次同盟订立时，英国预备以什么作为给日本的报偿，我们说不准。就后来的发展推断，当时英国多半并未充分看清日本的抱负或潜在的实力。英国无疑料到日本会吞并朝鲜；而英国在朝鲜的利益本就不大，只好听凭它在日本治下碰运气。英国还做了日本的财政担保人，使日本得以对俄开战；但英国这样做，是在为自己的政治便宜打算（按她当时的看法），即遏制俄国；同时英国替日本筹款，也有助于推进英国在日本的贸易利益，并使英国的影响在那里居于领先地位。就这一点而论，得失的权衡似乎还算公道，英国自以为所得与所予相当。

然而没过多久，事态就显示日本并不打算以这些报偿为满足。她在南满的地位一步步地往前推。英国究竟是怎样被引着去承认日本在满洲的优越地位、从而牺牲英国在那一带的利益的，其经过有些晦暗。英国在远东的主要利益方面事前并未被告知这项同日本的谅解，这一点从法库门与锦爱铁路两案的经过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来。英国以牺牲自己在「门户开放」下的权利与前景、以牺牲中国的自主与完整（顺带一提，这在修订后的同盟中是有保证的）为代价，对日本作出这些进一步的让步，究竟换得了什么报偿，并不清楚。在华英国人强烈反对放弃在满洲的平等地位这一方针，但他们的政府除了所谓「帝国的需要」之外，没有给他们任何交代。

当时远东一般都推测：日本既得英国首肯其在满洲的优越地位，作为交换，日本已答应尊重英国在长江流域与华南的优越地位。然而日英两国无论在彼此之间还是在同别国的协定中，都曾约定尊重整个中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因此它们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无权私下缔结会使这一政策对别国失效的安排。但纵然英国的报偿确在这样一笔实有的或默契的交易之内，不久也就看出：日本并无尊重英国「范围」的意思。此事在欧战之前已有迹象；而直到一九一五年日本对中国提出那些非常的要求，她要把英国在华利益与地位掏空的整个图谋才暴露无遗。日本这一举动使英日关系走到了另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把两国在远东的政策与利益摆到了几乎完全对立的位置上。

认清这一事实，两国国内都爆发了批评之声，连交战同盟的形势所迫也压不住。远东的英国大报几乎无一例外地贬斥日本在中国的侵夺；英国本土的报界也直言不讳。伦敦《民族》周刊一九一五年五月八日的社论，把有识的英国舆论、以及日本给英日同盟造成的紧张，概括得很好（着重号为我所加）：

一位中立的旁观者，若从阿尔卑斯的高处或斯堪的纳维亚的峡湾里观看眼下的日中危局，会从中看到一幅近代帝国主义的有趣写照。一方面他会注意到：这个勇悍的蕞尔岛国，人口过剩，工业化过速，赋税已重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却选择把半数岁入投在军备上。他会推想，这是一笔资本支出，而其唯一的经济上的说法只能是征服。中国现成地摆在那里，正是注定的场地。她已着手自新，经过一场共和革命，正在走过一段整饬与强力政府的阶段。垂死的帝国在这样的时刻总是有隙可乘的，因为若容它有时间恢复，不久它也许就强得不好征服了。诸敌国全副心力都被欧战吸住，这就造成了那个注定的时机。我们这位中立者会想：这意味着一段暴力、榨取与不义的岁月；但到头来，中国人多半会从这场不受欢迎的近代手法的教训里得益。把睡着的巨人通上电是件冒险的事；喜欢看因果报应的旁观者，不妨请他等上一代人。

这对一个超然的旁观者来说，是一番恰如其分的评论。可是我们是日本的盟邦，这场危局所由发端的胶州军事行动，我们也有份。我们自己在中国有着一大宗贸易。尤其是，我们曾同日本一道保证中国的完整与独立。就算我们能以「天地宽广」为由，对盟邦侵夺我们经济机会一事装作不见，难道我们同样可以轻易把体面这一点搁下么？

要为日本这些要求说出个道理来，并不容易。或可辩称日本把德国人逐出胶州，是替中国效了一劳。但这是中国不曾央求过的效劳；那是一次不大的军事行动，是为履行日本同我们的同盟而举办的；从中国那里公道地至多能要求的，是倘若中国确将因此得益，那么她应当分担这次行动的一部分费用。然而日本究竟打不打算把胶州还她，还很难说；就算还，至多也是还一部分。而这笔账（如果说这就是那些要求的理由的话）竟要以实物偿付，其数额乃是一大串租让与政治特权，其价值超出胶州何止百倍。中国若能藉此摆脱这些要求，是极愿意把胶州连同其中一切都割给日本的。那一长串铁路租让、矿山专利与拓殖者特权，已经够严重的了。在我们看来，凡以外交去催逼此类要求的国家，都是在滥用自己的威望。而当日本不顾中国已部分应允，竟以最后通牒、以已经踏在中国土地上的六万大军为后盾，硬要把她的要求全数贯彻，这做法便超过了欧洲最坏的先例，成了纯然的掠夺。若再想到这些要求等于把满洲、东蒙古与福建这几个辽阔的省份划为日本的独占，并在山东与长江流域的一些地方取得只略逊于独占的特权地位，事情就更严重了。假如德国（且这么说）在土耳其和中国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么欧洲开战根本用不着萨拉热窝那桩事。

这些要求的顶点，是那项笼统的要求：中国「政治、财政与军事」事务须聘用日本顾问。这样一种提议，即便是中国自己主动央求这些顾问，也要引出最严重的国际问题。而当它是用刺刀顶着逼成的，那就无异于宣告日本对中国的普遍宗主权了。

向日本讲道德，未免不懂幽默。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眼下她在远东握有无可撼动的军事优势，而她正按照「现实政治」所指示的去使用它。我们料想外交部在记录自己对这些事的看法时，已经用了直白的措辞。假如日本决意对一番坦率的陈述置之不理，她尽可以万分安心地打这个算盘：我们在欧洲陷得太深，无力把我们的意见付诸实行。事情一时也只好如此。但同样应当讲明白：中国的事不能被排除在战后的总清算之外。一个盟邦无权把它从和会的考虑中拿掉，正如一个盟邦无权声称由自己去处置土耳其。应当讲得清清楚楚：凡日本以强力从中国勒索去的租让，无论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我们绝无承认之义务。中国或许到最后关头决定向压倒之力屈服，或许被迫把日本的要求全盘接受。那在眼下多半是最好的权宜之计；因为日本若当真动武，她的要求多半只会抬高而不会降低。从长远看，中国若需要「劝告」或管束，那必须出自国际协同；而要遏止那种为铁路租让而起的毁灭性的角逐，唯一的法子是把外国资本合并到一个国际财团里去。这些是将来的大问题。眼下，首先押在台上的是日本在世界上的道义地位。日本的政治家们不会不明白：同盟的根基一旦毁去，同盟便很难存活；一个盟邦趁伙伴作生死之搏时自顾去耕自家的田，便是自行宣告与同袍之谊断绝。就我们而言，不论日本的军事地位如何，我们拒绝把日本的扩张当作既成事实。这种近代的金融帝国主义没有资本是办不下去的；而在日本没有到伦敦与纽约的银钱市场上去试过她的信用之前，中国的将来还谈不上已成定局。

日本在战时对中国的侵夺，已显出她有意不顾英国的利益、不顾同盟的条款而径自行事；显然，日本如此行事，便使这个同盟对英国失去了一切好处——除了在远东以外或可从战略上得到的那一点。那么此后英日同盟对英国的价值，就要看这笔账怎么算了。倘若英国坚持要她的盟邦在中国遵守同盟的条款，那么这同盟对日本的好处便成了疑问。因此，英国报界既明明白白地倾向于把日本在中国的行径看作对英国的背弃、并在道义上站到中国一边，日本方面随之而起对同盟的批评，也就不足为怪了。日本好几家流行的本国报纸接过这个话头，大登痛诋同盟的文章，显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对同盟延续、敌视英国的情绪。这场排英的鼓噪来势之凶，以致政府出面否认，并通过检查加以约束；但这已是在其影响传到民间之后了。

关于这个问题，日本报界与评论家的言论尽可以大段征引，很有意思；不过《日本纪事报》已把这些批评概括得很好。该报是日本出版的头一号英国报纸，在罗伯特·扬主编之下，始终确立并保持着独立不羁的立场。尽管有人设法阻止它流传到日本境外，该报仍不时大量转载日本报纸的评论。下面这一段出自一九一六年二月三日的《日本纪事报》：

读者想必知道，最近两个月里，日本各报刊出了不少抨击英国与英日同盟的文章，措辞全无分寸。从贪婪到怯懦，凡不堪的品性都被算到英国人头上。这些文章有许多登在东京的《大和新闻》上，总题为「日本致英国书」；其中一部分——大概不到全数的四分之一——本报转载过或提及过。我们注意到《汉城日报》不赞成把这些文章张扬出去。《汉城日报》说：

「我们遗憾地看到，《日本纪事报》仍在其版面上刊登《东京大和新闻》所发抨击英国的谩骂之词的译文。该报主笔于日本情形知之甚深，理应明白《大和》的言论断不足以代表日本的舆情，也从来没有人拿它当真。那是一家三流报纸，读者多是下层人。它所登那些极愚蠢的排英文章，本应完全不予理会。然而《纪事报》既不惮烦地把它们在版面上突出出来，我们只怕这位同业不过是在帮敌人的忙——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离间协约诸邦。任何国家的国民中都有些心怀不满的人，以向现状与现事泼污为乐。英国人中骂日本的也不在少数，尤以住在中国的为甚。但我们很留意不去认真对待他们在报上、在讲台上说我们的任何话，因为我们相信英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是我们真诚的盟友与朋友。」

对于转载这些文章所遭的异议，其措辞之温和我们十分领情；但《汉城日报》完全说偏了。就算退一步承认《大和》是三流报纸、读者是三流人物、它的言论从来没人当真罢，我们所引它版面上的那些文章，却并非三流评论家所写。为下流报纸、由下流文人、写给下流读者看的攻击英国的文字，我们承认可以看作无甚要紧——虽说于维持国际睦谊全无益处。但在《大和》上发表英日关系高见的那些作者，决不是没有学养、没有地位、没有影响的人；因此，为被攻击者的利益计，让他们知道外间是怎样议论他们的，才是正当的。

这个球是《大和》的主笔自己动笔写了一系列文章滚起来的。松井先生是一位才具与阅历都相当可观的报人；纵使不然，续写「致英国书」的那些人，其见解也断不能用《汉城日报》的说法形容为「断不足以代表日本的舆情」、「从来没有人当真」。我们看到东京帝国大学的建部教授发表高论，说英国缺乏崇高的理想，说她代表自私与不忠，说英军缺乏武勇：

「英军巴纳迪斯顿将军及其『勇敢的』士兵参与攻打青岛一事，已经证明：日本军队同英国那样的军队混在一处，好比拿酒精兑清酒。」

《汉城日报》的主笔若对日本的舆情有几分了解，就该知道：连奉派领日本访客参观青岛炮台的官方向导，说起参加青岛之役的英军来也是极尽贬损之能事；而议会里本身也抛过讥诮的暗话。别的大学教授所写的，路数同建部先生分毫不差：一位称英国人是一个「长袖」的民族——这是中国人鄙夷不能战或不愿战者的说法；另一位法学博士则抱怨英日条约被英国当作大棒使唤，抱怨英国操纵着日本的外交，并说日本该向印度人伸出「护持之手」。我们还看到过一位不具名的日本将军的谈话，他对英国陆军的讥刺最是刺耳。再有就是岛田先生那些不客气的话——他在日本公共生活中的地位相当于英国下院议长，他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能被轻轻抹作代表「三流」或「下层」。更近些，我们又看到知名众议员小寺先生对英日关系的看法。他认为这同盟于日本有害无利，非但无益而且是一副重担，不但精神上已经死去，实行起来更属危险，而英国人正拿它来阻挠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发展。小寺先生是众议员，是百万富翁，毕业于美国的大学，而法律与政治则是在——德国和奥国——研习的。他以兵库县选出的议员身分坐在众议院里，而日本第一大港神户正在该县，他在议院中也就间接地代表着这座城市。

说上述这些人的意见「断不足以代表日本的舆情」，未免可笑。显然它们必定代表着日本舆情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也许不大，也许没有势力，但肯定既非三流，亦非下层。我们以为，既有我们所引那类署名文章刊出，就值得加以注意，哪怕只为指出其论据何处薄弱、何处难以服人。对英日同盟本身的批评，无可厚非；日本的报人评论这条约，同英国的报人评论它一样正当——只是两国正并肩对共同的敌人用兵，此时讨论此事似不合时宜。对英国办理战事之法的批评，只要措辞冷静，也无可厚非；英国在行政事务上那套久负恶名的「总归含含糊糊对付过去」的作风，至今犹然可见，也应当容许我们的日本朋友对英国国事中似乎值得一议的方面加以批评与评论。但英国及其在日侨民有权提出异议的，是这些攻击那种刻薄而不宽厚的调子，是那种不懂条约乃是互惠之约、有取必须有予的糊涂，以及那种信口抛出最严重的断言、而这些断言根本找不出足以取信于公正裁判者的证据的轻率。

在这个国家的英国侨民，想到内阁大臣们一再保证英日友谊长存，又想到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给了盟邦可贵的援助、从而印证了那些保证，实在难以理解那些参与《大和》攻击的人究竟是何居心。这家东京报纸或许不是日本第一流的报纸，但读它的人中有许多是学生一流；而近来给它写批评文章的人，许多正是以向青年灌输思想为业的。那么，这样攻击日本的盟邦，所激起的感情恰与增进和洽与友谊背道而驰，又有什么奇怪呢？

《日本纪事报》在一九一六年二月十七日一期的社论中说（着重号为我所加）：

而最可注意的发展，是这个国家一家头等报纸赤裸裸地、毫不含糊地宣告：大隈伯爵的种种保证毫无价值，日本已厌倦了这同盟，对英国待她的态度也不满意。……《大阪每日新闻》认为，大隈伯爵身为日本首相而公开作出相反的保证，并不足怪；但事实依然是：日本人对英国待他们的态度所生的不满，是真实而确凿的，「而要求修订英日同盟之声，在日本人中已是普遍的了」。……这家大阪报纸所举日本人对英国态度普遍不满的主要根据如下：其一，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其他英属地对日本人的差别待遇。其二——说到这里我们又回到熟悉的地面上了——「在中国，英国人无论官吏还是别人，一致阻挠日本利益的发展」。其三，尽管日本在中国问题上有着生死攸关的利害，「英日同盟却不肯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优越地位；而一旦日本因中国问题同美国开战，英国也不会援助日本」。接着又说，日本继续担着关于印度的片面义务，而英国人却在设法阻止日本人与日本货自由涌入印度。……

说日本报界近来这场发作是德国人捣鬼的结果，未免牵强。东京和大阪确有若干报纸，给一张百元钞票，说谁的什么话都肯登；但要说《大阪每日新闻》这等地位的报纸也能如此被人左右，就荒唐了；更不能设想那些至今还在勤勤恳恳撰写「致英国书」的大学教授、军人、议员和政府官吏，是受了德国的贿才这么做的。正如我们早已指出的，英日同盟对日本某一部分人在中国的野心所起的牵掣作用，才是眼下攻击英国与英日同盟的真正缘由，而《大阪每日新闻》对此丝毫不加掩饰。

东京的《远东》一九一六年二月十九日说：

日本报界的一部分既已花了大量篇幅，力证英日同盟是一纸片面之约、只有英国得益，近来又有一家头等杂志责备英国大使不去博取本国人民的欢心！这便是三宅博士的《日本及日本人》上一篇文章的大意——该文长篇大论，所做的正是如今许多日本评论家做起来得心应手的事：把英国和一切英国的东西笼统地骂一通。我们不打算转载此文；若不是此文出自东京新闻界一位知名人物之手、并为成千上万较上层的人所读，本可置之不理。……说到更广的地面，三宅博士给这同盟安上了一个新的解释：英国在印度走得越远，日本在中国就能走得越远——这便是他对英日之间那纸海盗契约的看法！

日本在中国的侵夺，并不是日英两国政策摩擦的唯一缘由。修订后的同盟把印度也纳入了范围，这就把日本的兴味引到那个国家去了；而这份兴味有时表现出来的样子，是叫英国不痛快的。我上一次到印度是在一九〇六年，当时政府已觉得有必要限制日本宣传者在那里的活动，因为他们正拨弄着土著居民的排英情绪。自从同盟规定日本在某种情形下须出力协防印度以来，日本人渐渐对印度各族摆出一副护持的姿态，并且有一种微妙而不间断的宣传，要把日本的影响伸进印度，所持的多是所谓种族与宗教同源之说。日本报纸很少放过就此题目大做文章的机会。一九一五年秋天就有这样一个机会：两名印度人因从事反英的叛乱活动而在日本被捕，他们原是逃到日本避难的，此事引起了议论。就在这两人将被逐出日本、而其情形势必使他们落入英国当局之手的前夕，同情他们的日本人帮他们逃脱了。日本报界对印度革命党人的同情是直言不讳的。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万朝报》的社论说：

关于印度的不安与那里的革命倾向，传言纷纭，而英国人正竭力否认这些传言。与此同时，他们又处处提防，把革命分子压住。然而今日印度的不安是无可避免的。我们须研究的问题是：万一该国发生叛乱，日本会不会被要求在印度动员？英国人正拿日本动员这个说法当作制伏印度人的武器，因为印度人固然不很怕英国兵，却决不敢想去对抗日本军队。但这件事对东方的和平会有极深远的影响。我们日本人应当极仔细地考虑这件事。

尽管英国人宣称日本会动员，英日条约中却没有任何条文要求日本在印度发生内乱时动员。若有第三国进攻印度，日本必须相助。但若是内乱，日本并无义务帮英国去压迫印度人。英国人若以为可以这样使唤日本，那是大错；这样想未免太自私了。顺便说一句，英国过去欺凌日本，难道还不够多么？人家说日本的外务省设在伦敦唐宁街，我们从不以为荣。说日本外相是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代理人，这样的批评也不能给日本国民什么愉快的印象。日本是世界上一个独立的国家。她不必像犬马一样替英国当差。

如今印度人所求的不过是自治，而非独立。他们近来的觉醒使他们有权要求自治。俄国人在对日战争之时求得了杜马；波兰在这场大战中得了自治；如今印度已派二十万人赴欧助英，英王为酬谢印度人在战争中的效劳而给他们自治，也是应当的。英国人若吝惜此举，恐怕不大妥当。赞成给印度人自治的英国人，大概也有不少。我们既与德国作战，曾主张派兵赴欧。但我们从未想过要做英国的奴隶，去压迫与我们无冤无仇的印度人。我们同印度自古就有亲密的交谊。我们把三万万印度人看作自家的同胞。我们同印度的贸易年年增长。倘若我们在并无条约义务的情形下出兵印度，因而伤了印度人的感情，那将是我们自己威望的一大损失，也是政策上的一大失着。英国人说德国人正把军火偷运进印度。但这我们不能相信。德国的手似乎伸到了波斯。但德国军队连小亚细亚都还没到。德国的军火或许偷运到了那里。然而印度人求自治之心，并不是因德国的唆使才生出来的。我们日本人实在应当极仔细地研究印度这一局面。

这家日本报纸的评论里有不确之处，但它的意气与立场却极可玩味。大约同时，另一家有势力的日本报纸说：

近来传言四起，说日本或将出兵印度去弹压那里的叛乱。但这些都不在同盟条约之内；该条约只规定：若有第三国在远东与印度进攻同盟的一方，另一方应予援助。它并没有说日本应当帮助英国去平定印度的内部叛乱。总之，大隈内阁时常越出同盟条约的界限。国民对日本何以加入伦敦宣言一事心存疑惑，是很自然的。

末一句所指，是日本接受了交战各盟邦的联合宣言，约定各方不得单独媾和或单独议定和约条件；此事在日本大受批评，被认为限制了日本从战争中尽量攫取的自由。日本人近来的出版物，尽可以编成一大册，内中都是这样的意思：他们预料印度会有一场反抗英国统治的暴动，他们同情印度人这一志向，日本是接替英国做印度宗主与保护者的适当人选，也是东方起而反抗西方一切优越自居之说的领袖。

日本在一九一五年五月取得签字的协定之后，暂时把压力收了收；随即日英两国在中国的政策又添了新的摩擦点。日本干预中国内政依然故我。当中国提议把政体由共和改为帝制时，日本领头对中国政府提出警告，英、法、俄、意也一同提出。奇怪得很，其余协约国的这一参与，竟被许多日本评论家看作是对日本的讥刺。日本的《读卖新闻》说：「意大利加入对中国的警告，可见意大利必是觉得加进来有利可图，可以分沾由此而来的好处。换句话说，她是同另外三个欧洲国家联起手来限制日本在东方的活动。欧洲列强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伸张势力。因此，日本无论做什么，它们都要加进来充当一个牵制的力量。」

日本人这种以为协约列强在中国的政策旨在牵制日本的心理，在有人提议让中国加入协约交战一方的消息公布时，又有了进一步的流露。《读卖新闻》说：

美联社所传的消息说，那些同日本一道就帝制一事向中国提出警告的列强，已决意把中国拖进协约国一边，以牵制某一国在中国的活动。这就是说，英、法、俄、意正设法把中国从日本手里「救」出去。而此事至今不曾同日本商量。当意大利加入对中国的警告时，我们就曾警告过当局：联名警告中国，结果可能就是如此。那四国当时同日本联手，是因为它们想牵制日本在那里的一切举动。我们若以为它们是来帮我们的忙，那就大错特错。我们的预言应验了。四国已使日本无法在东方采取任何独立的行动。这是外交上的一大失败。在大隈内阁上台之前，日本不曾犯过多少极严重的外交错误。大隈内阁把日本清白的外交史弄脏了。以眼下的情形而论，除非我们准备同四国一战，否则便只有同意跟着四国去劝中国加入协约国这一条路。当局或许会把这条华盛顿来的消息斥为德国间谍或拥袁宣传者的伎俩而加以否认。但我国国民久已被外务省中人所欺，就是否认了他们也不会信。英国外相曾宣称，在列强的对华政策上，英国将一切听凭日本主导。而如今四国已采取行动牵制日本在中国的活动，日本外务省诸公的迷梦该醒了。

这里可玩味的，同样不在于这些说法确不确，而在于这位日本主笔所作的推论。日本报界肆意指责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唆使了让中国在欧战中加入协约交战一方的提议，暗指他背弃日本；半官方的报纸也含蓄地作过同样的指摘。这类评论表明：在许多日本人心目中，英日同盟如今被看作日本的累赘而非便宜，因为它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有所约束，而这约束根源于它同英国在华利益的根本冲突。日本国内这股排英批评的浪潮引起了英国的不快，日本政府遂着手加以压制。大隈伯爵及其他大臣发表声明，申说日本恪守同盟，半官方的报纸也改了口风。但日本的世界政策凡在亚洲与英国利益相接之处便与之相忤，这一点事态的逻辑已经一再证明。

十四日本与美国

两国之间的争端——日本对美国的真实态度——摩擦的来源——由日本挑起——日本的人口问题——日本人移殖亚洲的失败——对日美关系的影响——一个新问题——两种看法——美国的立场——日本人眼中的美国立场——日本人口的增长——亚洲人的繁衍——东方与西方——阻力最小的路线——「不可遏之扩张」之说——它对美国的含义——僵局——古立克方案的意味。

日美之间的争端、造成这些争端的接触、以及系于其上的种种关系，若要作全面的考察，便无法同别国的利益与政策截然分开；但若限于太平洋这一盆地——此问题的主要成分终须在这里了结——则它包含两大因素：两国政府与两国人民的直接接触，以及与中国命运纠缠在一起的种种情形。这两个因素都充满了足以造成国际摩擦与战争的力量。

历史证明，以为一国人民的宽厚动机与善良用意，必能为另一国人民或另一国家照其本意去理解、去接受，乃是一种谬见。多数美国人大约都困惑不解：日美关系长久以来只呈现出和睦的一面，为什么到了后来竟生出种种带着凶兆的摩擦。就民族与国家而言，美国人对东方人——包括、或者不如说尤其是日本人——素来只怀友善之情；无论在美国人一般的态度里，还是在美国人所理解的本国政府的政策目标里，都不曾有过敌视日本或算计日本的用心。美国人普遍不曾领会的是：近来他们这份态度在日本人那里已没有多少分量，日本人怀疑它的诚意，并不以同样的态度相报。在多数美国人看来，谈论日美开战是荒唐的，因为他们看不出有什么可打的；而假如日本作为国家的意图、日本人作为民族对美国所抱的理想，果真同美国人的情感相称，那么预料两国开战确实是荒唐的。由此可见，这件事上的种种疑窦，在美国人这一边，主要出于对日本真实的动机、抱负与意图的无知或误解。我且把我对其中若干问题的结论撮要开列如下：

（甲）日本正有计划地作准备，防着、若非竟是等着同美国的一场冲突。

（乙）日本的民间思想与情绪已由政府有计划地为这一可能作了准备，对美国抱着敌意。

（丙）当日本政府与报界在日本国内造成并煽动这种情绪的同时，日本在美国的宣传几乎已把那个国家哄进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里，并且施加影响，阻止和拖延美国为武装冲突作准备的种种措置。

（丁）中国的命运、门罗主义（如今已把泛美主义这一新理想包括在内）的稳固、太平洋上的均势，以及黄祸会不会有一天成为事实，这些问题都包含在日美关系的结局之中。

（戊）欧洲大战摧毁了远东的国际均势，造成一种局面，使日本得以扰动那一带，并由此反过来危及美洲的和平。

（己）要帮着重建这一均势，需要美国有所建树。

在近代，可能导致大国之间战争的争端，并不是从一种未曾预料的情形或一场意气之争里突然冒出来的；它是逐渐长成的，通常源于一国或数国某种根本的需要或志向。日美之间那些严重的争端便属此类，而其成因与政治上的演成，主要在日本一边。这就是美国人对它们比较陌生的缘故。近一百年来、自同日本发生关系以来，美国政治的演进中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改变过这个国家对这些争端所系诸问题的态度。美国对中国的一般态度与政策，就原则而言并未改变，尽管有时因时势而略有变通。美国一如既往地主张公道地对待中国、尊重她的国格、保全她的完整，并主张外国与外国利益之间一律享有同等的地位与机会。直到很晚近，日本还宣称她奉行同样的原则与宗旨。美国对亚洲移民的态度，自这问题最初发生以来半个世纪里并无实质的改变；然而长久以来并未因此同日本生出摩擦。可见，就这问题的两大成分而论，招致龃龉的都是日本态度的转变。美国人要把握日本态度改变所造成的新局面，却被一件事弄得目眩而糊涂：日本尽其所能地掩藏她政策的转变，佯装仍站在原处。非得把促使日本改变对美态度的种种情形细细看过，真相才显得出来。

显然，日美之间的移民问题并非起于美国人在日本或在远东的任何活动。它起于日本人在美洲的活动。发动在日本，而美国的态度纯属自卫。这问题不是美国人挑起的，尽管时势所迫，看上去像是他们挑起了或引出了关于此事的争论，从而造成了一个国际问题。因此，这一争端真正的来源，要到日本人移殖西半球的原因里去找。而这就要追溯到日俄战争及其余波。日本为对俄开战所声明的动机之一，是说必须取得可供日本过剩人口前往的额外土地。这个说法在全世界传布得如此执着、如此貌似有理，以致日本自己早已把它丢开之后，西方人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给它留个位置。朝鲜与满洲能为日本的过剩人口提供满意的场地，这个想法在日本已不再为多数人所信，在日本真实的（有别于她佯装的）外交政策中也不再有位置——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

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错误的假定颇为流行。说日本在土地意义上人口过剩，是不确的；因为日本本土有大片地面人烟稀少，而日本可耕地的三分之一以上尚未开垦。可见驱使日本人外移的并不是缺地，而是求经济上的改善之心。朝鲜与满洲就土地而论，也很有余地。满洲久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中国许多地方人口之稠密不下于日本任何地方。然而中国人并未大批前往满洲，缘故种种，其中有气候，有交通与治安的欠缺。这些情形正在改善，中国如今也愿意拿满洲安置自己的过剩人口；只是被日本挡住了。既然如此，就不能接受日本以此为据而有权吞并朝鲜与满洲的假定。若论权利与公道，中国的权利应当在日本之前，因为中国对自己未开发土地的需要同样迫切。若论此事的法理与伦理，中国的名分在先而且更正当。我要请人们注意这一层的法理与道义两面，以及它同日本人移殖美洲的关系。

然而日本在朝鲜、满洲以及中国别的地方经营拓殖，却得出一个奇特却又合乎逻辑的结果：尽管日本政府替他们维持着比朝鲜人、中国人优越得不公道的条件，日本人移殖亚洲大陆比较起来仍是失败的。缘故很简单。日本人到了朝鲜与中国，发觉自己是搬进了一个比日本更低的生活水准里去；就是说，进了一个更逼仄而非更宽阔的经济场地。即便有优先的便利，日本人也无法大批地同他们东方的邻人竞争。中国人与朝鲜人能够、而且确实在营业的省俭与生活的水准上把日本人压下去。日本政府替本国人勒索来的优先待遇，使一部分日本人能在中国做买卖或干别的行当而改善境遇；但对日本千百万农民来说，中国既无诱惑，也没有多少改善境遇的机会。

这一局面对日本同美国的接触意味着什么，很容易推想。日本的千百万人所向往的，不是经济水准更低的东方，而是经济水准更高的西方——在那里，各个阶级的日本人都能压低价码，同时仍有极大的余地去改善自己的境遇。日本何以竭力维持日本人在美国的地位、何以向墨西哥与美洲别的国家伸手，其缘由正在这里。这也是了解日本近世对美态度之一端的钥匙。近几年（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六年）来，有两点在日本人的思想里已经成形：朝鲜与中国不能给他们一个满意的出路；而最合意的移民场地（南北美洲）又几乎被美国堵死。这问题已渐渐把美洲所有国家都包括进来；因为日本人若在西半球任何国家拓殖，其最终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反作用，对美国的影响并不比日本人在美国领土上拓殖小多少。在美国人看来，这个问题大约比中国的命运与那里的情形更要紧，其实并非如此。不过它近在眼前，因而显得大些罢了。

关于移民（或移入）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日本的和美国的。美国人对自己的看法是相当明白的。简言之就是：东方人的经济水准较低，因而他们厕身于西方人中间会扰乱我们的谋生与生活；他们的政治与宗教观念不同，难以同西方的相调和，若果真调和得来的话；他们的种族与社会性格不同，因而无法完全融入我们的社会肌体。所以美国人民无法忍受他们大批地厕身其间。

日本的看法不过是：她的人民要到西方国家去，并要在那里享有别国人同样的权利与机会。这种看法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日本人自己已经陈述得很清楚。近代日本没有哪一个关乎国家利害的题目比这一个被议论得更多；她的政治家、报人、教育家与学者，在这问题由一个学理上的题目演成一个活生生而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的过程中，已把它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谈遍了，而他们思想与意见的走向意味深长。撮其要旨，日本的看法是：日本人是世界上优越的种族；凭着这一优越，他们注定要主宰全世界的文明与文化；要实现这一国运，须把国力集中到极处、发挥到极处；西方人对东方人的轻蔑态度，使东方不得不显示自己在军事上的优越；为此，日本必须把东方各族统于自己的领导与管辖之下；必须防止日本人因受西方人的沾染而丧失其国民性与种族特性，因此他们不应以移民的身分同别国相融；然而日本人仍须有权住在西方国家并在那里享有同等的权利；这些事情必要时须以武力办到；为达此目的，日本人作任何牺牲都不为过。

说明日本的思想家已不再把亚洲看作日本人拓殖的合意场地，是切题的。我用「拓殖」而不用「移民」二字，因为这一分别正在日本外交政策的根子上。东京帝国大学的远藤吉三郎教授在一九一四年的一次演说中说：「我国国民自小学时代起便以忠君爱国之教养成，要他们丧失自己的性格而采取所移往之国的性格，是不可能的。说他们能够如此，完全无视了本国的历史。有些日本人曾想驳斥美国人普遍所持的、说日本人全然无法同化的论断。若仔细掂量，我们最难为别族所同化，乃是无可争辩的。有丈夫气的日本人决不会被别族的国民性吞没，因此那驳斥是不可能成立的。」

日本最有势力的报纸之一《国民新闻》一九一四年说：「日本臣民移居外国并因入籍而改变国籍，是不足取的。日本是世界上正在兴起的国家之一，日本把许多有才干的青年当作移民送往外国，荒唐得无以复加。说到底，就才具而论，寻常日本人也超过一切衰颓国家的国民。」一九一三年《大阪每日新闻》说：「目下加利福尼亚州有七名日本人已入美国籍，旅美日本人骂他们是国家的叛徒，不屑与之交谈。日本人在美国若不入籍便无从发展，而一说到入籍，我们就碰上了自己的家族制度问题，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成了一道障碍。」一位英国报人、伦敦《晨邮报》的特派员一九一五年写道：「外国人中间的一般看法是：日本并不赞成她的国民放弃本国国籍，因此她也就不能要求任何外国给他们这种权利。请求一个外国准许日本臣民放弃他对日本天皇的效忠，在许多日本人看来大约近乎亵渎。在一切真正的日本人心目中，天皇是神圣的；对君上的效忠是一切关系中最神圣、最不可割让的。放弃国籍，在日本人看来便是叛逆之举；而他的同胞会不会也这样看、并照这样待他，是很成问题的。」

这些议论是从许多同类议论中拣出来的，已足以表明日本对待其移民的态度有一奇特之处：她要在别国为他们争一块地面，却又要保住他们政治上的效忠。日本政府自己也承认这一立场在法理上站不住，这从它一九一六年的举动可以看出：它取消了对愿意入他国籍的在外出生的日本人的官方约束。此后，在外出生的日本人在法理上可以放弃对天皇的效忠，他的新身分也将为日本政府所承认。这条新规定在实际上的效果微乎其微。一个美国人若要住在英国并在那里同英国人享有同等地位，他就入英国籍，反之亦然。多数长住美国的外国人也都入了美国籍。这类移民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性格妨碍他们在别的西方国家被同化。假如竟出现这样的情形：某一国籍的移民大批定居美国而不肯入美国籍，那么这样造成的局面几乎无疑会被美国政府视为可虑，视为对其制度与生存可能的威胁，而会设法加以某种管束。在任何国家，外国人的居留若超过本国人口，都会引起不安——就是说，假如在美国的德国、英国或俄国侨民、或一切外侨合起来，多过了本土出生与入籍的人口。

下面的议论可以看出日本人如今怎样看待亚洲国家之为移民或拓殖的场地。一九一四年《日本财政经济月报》说：「当局对土著确有差别待遇，这是事实。……台湾割归日本已二十年，而日本人与台湾人的通婚在法律上仍不被允许。给土著的教育只限于谋生所必需者；文明人所必需的高等教育则不给他们。台湾人没有选举权。台湾的日本人总共只有十二万，土著则有三百万。要把土著尽快彻底地日本化，台湾至少须有一百万日本人。台湾当局已把奖励日本人移入当作官办事业办起来。但自砂糖消费税的收入划归母国支配以后，此一方案能否成功地推行，就很可疑了。」

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立即竭力鼓励日本人移往朝鲜与满洲，起初颇有成效，但过了几年，人流停住，继而开始倒流。这引来了对政府的批评，有人指责政府在满洲经营的铁路矿山等业雇用中国人与朝鲜人，夺去了日本人的机会。南满铁道会社的一位职员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的《日本邮报》上说：「日本人无法同中国工人竞争，中国工人一天做工二十至三十钱，一天的口食只花四五钱。」（一钱合美币半分。）《大和新闻》就此评论道：「日本工人的生活方式胜于中国人，但在苦力活这一行上，他们不能同中国苦力较量。日本工人在满洲不受欢迎，在北美被排斥。移民问题将怎样解决？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一九一四年日本占据中国山东省时，日本移民曾蜂拥而入；但这一回，政府鉴于台湾、朝鲜与满洲的先例，刊布了关东租借地（旅顺与大连）民政长官白仁氏的一份报告，其中论及山东说：「我现在要论的问题是：它会不会成为像台湾或满洲那样对我国人同样有指望的殖民地？坦白地说，我所搜集研究的一切资料都叫我丧气，因为我被引着作出否定的结论，而且这结论压倒一切。」

关于朝鲜，日本的《经济社会情报月报》一九一三年说：「土地只是局部耕种，或者耕种得不完全。人口稀疏。拓殖几乎只限于开垦，并无创设中小农场的特别经营。政府正在奖励移民。大阪商船会社的石崎氏说，朝鲜有大片极宜牧畜的土地被撂荒着。」关于日本本土北端的北海道，同一刊物说：「此处人烟极稀，土地或不耕种，或耕种得极为原始。一九一二年移入北海道者六万一千一百五十六人，移出者一万三千九百六十三人，净增四万七千一百九十三人。可见每年离开北海道回日本本土的人数仍然相当可观。此中缘由甚多，而气候之比较严酷、南方各县的日本人未必都能适应，并非其中最不重要的一条。」

日本社会学会一九一五年的报告说：「目下的趋势是把日本的过剩人口赶进朝鲜与中国，而那里人口之稠密几乎同日本一样；这一动向若继续下去，多半要引起东方各族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从人道的观点看，东方的移民照它眼下的愿望与自然的趋向，分散到加拿大、美国、南美与大洋洲去，无疑要好些。要把日本的移民扭向亚洲，纯属人为而武断，并且如前所述，容易在中国与南洋惹出乱子。」

说到这里，把日本人对移民的近世态度在社会与经济上的影响与前景、由这一态度所生的政治难题、以及这些难题怎样牵动美国，略作说明，是切题的。东方移民之于西方国家的某些一般影响，这里无须复述。关于这个题目已有连篇累牍的著作，并非新鲜话头。凡感受到亚洲移民压力的西方国家，无不立法排斥，英属的加拿大与澳新也在其内。对亚洲移民某些后果的反感并不限于美国，而是凡有此情形处，西方人普遍如此。不妨提一句：日本人对排斥他们的英属各邦的怨恨，同对美国的一样强烈。《国民新闻》一九一四年八月下面这段议论很有意思：「澳大利亚是英国的国家，但其地理位置与国民脾性使它同美国比同母国更为亲近，澳美之间似已结成一种思想上的联邦。凡美国提议的，澳大利亚都照抄。……所以美国办过之后，澳大利亚人民也通过了一项把亚洲劳工挡在岸外的法律。我们的外交官处理澳大利亚发生的任何问题，都要经由英国的外务省。这诚然不错；但他们不应忘记：凡牵涉在澳、在加日本人的问题，其根子都可以追到美国；除非同美国得到一个根本的解决，经由英国外务省同澳大利亚交涉，是不能指望有满意结果的。」《日本杂志》一九一四年八月号说：「日本报界深信：既然对美问题牵动着对英国各殖民地的同类问题，那就应当按最严格的公道与公平一劳永逸地了结，以杜绝日后的争端；对此我们完全赞同。」这就承认了这一问题就日本而言的广度，同时认定必须先同美国了结。

美国国内有时有一种看法，以为日本移民问题、以及其后整个亚洲移民问题所含的威胁，并不特别针对美国，而将同样落到一切西方国家头上。就原理而论这是对的，就实际而论却未必。洪水一旦放出，其自然的走向是循地势漫开；但若在某些地方有堤坝挡着，其较大的水量便要转向没有堤坝护着的地方。亚洲移民若不受限制，尽可以流向俄国在亚洲那片广袤的未开发属地，或流向英国在加拿大、澳新与南非的属地，其诱因不亚于流向美国与南美。但若它被那些地方排除在外，它流向美国与南美的诱因便要加大、加速。

这股压力会大到什么地步，日本社会学会一九一五年的报告（载《日本杂志》）透露了一点消息：「日本社会学会估计，依美国的生活水准，地球可以舒适地养活约二十三亿人；若采德国的水准，则有五十六亿人可以在地球上过得不错；但若依日本的水准而生活，则二百二十四亿人在大地母亲身上也不难找到养活。目下地球的人口约十七亿五千万，照现在的增长率，再过一百五十年将达一百亿左右。」这个日本的学术团体得出的结论是：以目下彼此的生活水准而论，一个美国人所占的地面可以住十个日本人——于是把这两国国民之间的经济与社会比率定成了十比一。东方别的国家的水准还低于日本。

此项推算中另一个因素是人口增长率。大体而言，世界人口在过去八十年里增加了一倍；而其增长率之复加，不仅是算术级数上的，还因为科学发现被用到人的生存上。假如今后一百五十年维持同样的增长率，地球人口当为六十亿左右。但日本社会学会把一百五十年后的地球人口定在一百亿，可见它认为原有的增长率将因某些种族繁衍更快而被推高。剖析起来，那个估计所据的算法是：此后亚洲人的繁衍将远快于西方民族，尤其是当他们能藉移民散入生活情形将有改善的国家之时。目下地球的人口在两大文明之间几乎均分。以现在的增长率计，白种人的数目八十至九十年增加一倍，而亚洲人在顺境中三十年即增加一倍。照此推算，此后二十五至三十年内，世界或许须为多出来的三亿东方人腾出地面。日本官方的统计显示，朝鲜土著人口四年间（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四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七，照此约二十四年便增加一倍。日本国内的人口增长也几乎同样快。在中国与印度，种种情形抑制了人口的自然增长，但随着较好的卫生的推行与经济水准的提高，两国的增长率都在攀升。就这一层而言，东西方之间由宗教、法律与习俗而来的两性伦理的差异，对繁衍速率的比较大有干系。

日本的政治家与学者如今显然已确信：无论就政治还是就经济的缘由而论，亚洲与远东的岛屿同西半球相比，都不能给日本的人口扩张提供一个满意的场地。经济上的缘由是：两种水准之间的差距越大，低的那一方改善的机会也越大。这样的水准相撞，通常会引起双向的挪移以求重新调整——低水准的竞争把高水准往下拉，直到两者在一个中点相遇，此后一同前行；或者下降中的高水准全然屈服于上升中的低水准的支配。这是假定相撞时人口及别的因素大致相当，或者能自然地自由发挥。一切水准正常的趋向当然是往上的。日本社会学会的报告给出了西方生存的两种水准——德国的与美国的。依其说，一个人按德国水准所占的地面可以活四个日本人，而一个人按美国水准所占的地面可以活十个日本人。在这两种水准之间，日本人自然情愿移植到美国那一种里去，缘故是明摆着的。何况还须有土地，而大宗的未开发或开发不足的土地在欧洲是找不到的，在别的大洲却找得到。加拿大有，美国有，西伯利亚有，澳新有，南非有，墨西哥有，南美有。那么日本人何以偏偏选定美国与南美作他们注定的移民与拓殖之地？日本的世界政策又何以朝这个方向布置？

一个缘由我已经指出——经济上的偏好。另一个缘由在于阻力最小的法则。日本明白，她眼下无法在西伯利亚扩张，或许永远无法。俄国挡在那里，而日俄战争已让日本看清了自己在那个方向上进攻之力的限度。那场战争大大惊醒了俄国，使她看清自己在亚洲这一问题的种种方面；战后俄国一直竭力在她东方的属地上筑起一道人的与军事的屏障。俄国预料一百年内还须安顿自家一亿五千万人，打算把西伯利亚留给他们。近十年来，俄国急急地拓殖东西伯利亚与阿尔泰山麓，把西伯利亚铁路修成了复线，又筑了阿穆尔铁路。俄国是一个军事强国。本世纪内日本从那里是冲不出去的。日本要把移民硬塞进英国在美洲、非洲与对跖之地的属地，看来同样困难，因为那些地方有英国海军和它们自己的兵力护着。

那么合意的场地还剩下什么？美国的领土，以及据推想被门罗主义所涵盖的那些地方。这些地方不但在日本人看来更合意，而且防卫薄弱。日本若朝欧洲、或朝欧洲各国的属地推进，迎面而来的将是这样一种海陆实力：遇到那样的问题，它能结成强大的联合去对抗亚洲的威胁。而越过太平洋，更可口、更易到、自身兵力不足以自守、又无任何强有力的国际联合为之屏蔽的，正是美洲这半个世界。

这一情形也给出了一条线索，说明俄国眼下何以显得乐于同日本在东亚达成谅解。俄国是看得远的。她看见这股亚洲的压力正在到来，知道洪水一旦决口，必将汹涌着到处找出路。俄国不愿这股力量撞到她在亚洲的属地上。她设了殖民地作缓冲，筑起军事的堤坝，还要加固它们；但也许根本用不着俄国的堤坝去顶这股压力。洪水若被引到别处，俄国所受的压力自然就松了。因此，俄国或许乐于看到日本的移民走相反的方向。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别的列强。如今这般调整着、成形着的「世界政策」，势必把亚洲扩张之力几乎全副的分量抛到美洲头上。

日本向美国人为她在中国的政策与在移民问题上的政策辩解、或试图辩解时，通篇贯穿着一条「不可遏之扩张」之说。近代常拿这条说法作领土与商业侵夺的借口或理由。一个国家在自家疆界之内变得拥塞，或自以为拥塞，或拿自家眼下的内情同它所要的、所自命应有的相比而证明自己拥塞，便照例要把这类要求建立在所谓扩张的「必需」之上。近年德国用过这个论据。日本如今也在用，而她这套「不可遏之扩张」之说在美国找到了不少支持者。日本在美国的辩护者接受、甚至鼓吹日本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而在亚洲有「权」取得扩张余地的主张。另一些美国人看出日本这种主张在道义与法理上的不正，却愿意容忍它，因为他们推想日本人移殖亚洲会减轻它对美洲的压力，从而有助于解决日美之间一个严重的争端。但日本人移殖亚洲并不能满足日本人所理解的那种不可遏之扩张，这一点已被事实证明；那么美国人把中国让作一块「正当的」场地，不论中国同意与否，便是认可了一条危险的原理，而这条原理已经反过来作用到他们自己国家头上，把他们弄得手足无措。

归根结底，日本的辩护者要为她掠夺性的扩张辩解，所举的不过是那个国家所谓人口过剩、所谓必须取得更多土地。这等于主张这样一条道理：一国人民自称的需要，就是他们从别人手里拿东西来满足这些需要的正当凭据。假设有人提出这样的论调：「美国人生活水准极高，局促之中既不能过得舒适，也不能发展他们的文明。他们需要宽敞的地面。这个国家正变得拥挤。诚然，美国有大量未耕之地，但不及美国人所乐于拥有的肥沃；其中许多非得在灌溉与垦殖上花大钱才能耕种。拿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土地倒更便当。加拿大人如今远未把本国的土地用尽，墨西哥人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据而有之是正当的；而既然我们的文明要求我们所到之处必推行我们自己的政制与理想，我们就得把那些地方并吞过来。当然，这一方针对加拿大人与墨西哥人大有好处，因为我们会改良他们的国家，给他们一个好得多的政府。」再假设为吞并加拿大与墨西哥，必须征服它们或把它们镇住，而这需要极庞大的陆海军。假设美国为推行这样一种方针，要向美国人征去人均收入的六成；并把这样征来的税收的一半，花在征服或镇住墨西哥与加拿大所需的陆海军上。再假设这样花在军备上的钱，只消拿出一部分，就足以把美国境内未耕而无利可图的土地灌溉垦辟出来，腾出的地面足供人口自然增长无限期地使用。假设有人一本正经地提议：与其在美国西部各州的灌溉垦殖工程上花几万万，不如把这笔钱再大大加码，用来创建一支去取得加拿大与墨西哥土地的陆海军。

这个假设的例子，几乎正是日本眼下亚洲政策的翻版。日本议会里曾有人论证、也曾有人主张采取相应的办法：用近代的灌溉与垦殖之法，朝鲜有大片地面可以变成沃壤；日本本土如今闲置的一些地方也可以变得宜于农耕。连日本人自己也反对过：既然日本现有领土内还有大片土地未耕、花钱改良便可生利，就不该把这么多岁入花在军备上去支撑一条领土扩张的方针。这条道理适用于日本整个经济与社会问题。日本的世界政策把「势所必至的需要」与「不可遏之扩张」这两条说法，已经拉伸到了极处。

细细剖析日本深植于心的这套「不可遏之扩张」之说在对美国的应用上，便会揭出一种情形：它既不能靠讲理来缓和，也不能靠在「体面」上让步来满足。为支持自己的看法，日本提出若干论据，其中有些乍看似乎在理，但无一不在某种程度上自相矛盾，而且几乎全然无法同美国所可能让与的东西相调和。

日本坚持她的臣民在美国应当享有同——譬如说——英国人、德国人、荷兰人、法国人一样的地位与权利。这在表面上似乎公道；但且想一想。谁该加入美国国籍、分享它的政治与社会生活，谁不该，这由谁来定？自然是由美国这个国家来定。把这个决定的任何一部分交给一个外国，便是限制了美国的主权。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作排斥日本人的论据。我只是主张：美国人有排他的权利，去决定在自己领土上入籍与居留的条件。要说日本人适宜在任何国家居留，可说的好话不少。两国之间的问题不在这里。美国人给自己保留着这样的权利：按他们自己订立的公民标准，愿排斥谁便排斥谁，愿接纳谁便接纳谁。我确信，要美国人从这一立场上挪开，除非用压倒的武力。支配着日本的那一小群精明的政治家对此完全明白，却仍旧让这个问题吊着。

任何国家想用出籍的办法把自己的臣民或公民硬塞给别国，都是说不通的。日本并不愿她的臣民入美国籍，因为那样一来，若他们的改变是真的，日本就把他们丢了；她只坚持在美国的日本人须同别国侨民一样地对待。在这里，美国的回答同样必须是：她自己必须保留并行使按情形在外国人中间加以区别的权利。美国一般的移民律本就是一长串的区别对待；何况日本在她本国对外侨所加的种种限制，同她在美国所反对的一样，而且排斥中国劳工。〔注一〕

在日本表面的立场后头，另有一层更深的用心。显然，凡美国在不限制自身内部主权的前提下所能作出的让步，没有一样能满足日本人真正想得到的东西。这里是一个僵局，唯有一方完全退让，或者打一仗，才解得开。

正因如此，我对那些要使美国人相信这一争端可以用日本人满意的方式折中了结的经营，颇感不安。一九一四年官方交涉中止之后，〔注二〕有人提出一个方案，要拿一种顾全日本颜面的安排来代替「君子协定」，此议发端于日本。受雇于日本某大学的美国人西德尼·古立克博士被选中到美国去推行这个方案。所谓古立克方案，是要美国修订其一般移民律的若干条款，以避免在日本人同别国移民与侨民之间有所区别。这一修订将按国籍把各类移民限定为该国籍先前移民与侨民的若干成数。依古立克博士拟议的算法，合法得入美国的日本人将寥寥可数，而别国移民的常态流入则只受轻微影响。用这个法子，日本人在法律地位上将同进入美国的别国侨民一样，而实际上被排斥在外。

剖析起来，这个法子并未触及争端的根本。即便作为一个「顾全面子」的方案，它也不比「君子协定」高明——按那个协定，日本自己拒发护照给本国国民，藉以阻遏日本人移往美国。「君子协定」所据的虚构是：日本自愿地阻止她的臣民出籍、阻止他们大批侨居国外。古立克方案所据的是一个类似的虚构：用一个法理上的巧招，订一条看似把日本人同美国别国移民置于同等地位、实则把他们排斥在外的法律，便算把难处绕过去了。其实并无分别。日本人照样被排斥；而美国却限制了自己处置别类移民而不问其国籍的权力。

古立克那个巧招里还潜藏着一层：美国等于是试探性地承认，日本人拓殖美洲别的共和国并不违反门罗主义。日本政府之所以宁取此案而不取「君子协定」，大约就在这里。但这个古立克方案真正的意味还要深些。日本的政治家必定知道，它提供不了任何能使日本满意、能为日本人移殖拓殖西半球打开一条坦途的解决。那么在此关头提出它，按逻辑推去，便带着一种转移视听的意味——要哄得美国人以为乌云已经过去；而日本却仍在准备以武力相挑，去谋一个合乎她自己看法与欲求的根本调整。

十五日本与美国（续）

何谓防卫——领土与主权的防卫——一种政策的防卫——其中牵涉什么——日本的条约义务——「门户开放」的诸约——日本政策对别国的影响——重拾「势力范围」政策——浅间号事件——对美国的含蓄恫吓——涩泽男爵的访美之行——「合作」之说——此议的含义——替药丸镀金——一个日本化的门罗主义——它将如何运作——美国会出卖中国么？

关于日美近世接触，美国的舆论在一点上是不错的。美国人讨论这个问题时，防卫的念头几乎总是居首。美国人并无在东方任何地方进行政治侵夺、或在那里攫取不公平的商业利益的意向。但多数美国人对本国在东方究竟该防卫什么、该怎样防卫，是糊涂的。我已经说明，就日美之间而论，受日本政策所威胁的美国权利与利益归结为两个问题——中国的处境，与亚洲移民。就移民问题而言，美国人清楚这在他们这边纯属防卫。至于同中国的处境与命运纠缠在一起的诸问题，美国的舆论对它们究竟属防卫还是属侵夺，并不清楚。按美国人对「门户开放」政策的理解，它不过是商业竞争者之间的公平竞赛，加上对中国独立的尊重，并不含侵夺中国或任何国家的成分。然而美国何以要防卫自己在中国「门户开放」下的地位，在美国舆论看来，远不如政府为什么要保卫国土不受强行闯入的不受欢迎的移民那样明白。

一国政府防卫本国领土、防卫在这些领土之内的主权，其义务之不容推诿是够明白的；但一国政府防卫领土之外的利益与权利，在寻常百姓看来就没有那么明白了。民间思想之所以在此含混，是因为所要防卫的东西，在前一种情形里是有形的、连着自保之律的，而在后一种情形里，所要防卫的是一种政策。然而美国所打过的每一场仗，连独立战争在内，都是为着政策或原则（二者通常是一回事）；欧洲大战是政策冲突引起的；近两百年里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是为着政策；而几乎可以断定，将来多数战争也将是为着政策。比利时一九一四年参战，是因为她的国土被侵入；但她的国土之所以被侵入，是因为同比利时不相干的几个大国的政策撞在了一起。在近代，多半在将来也是如此，各国不但会被自己的政策拖进战争，也会被别国的政策拖进去。从文明的这一近代情形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支撑一项政策，对一个国家来说往往同防卫本国的领土与主权一样是义不容辞、一样是必要的。

日美两国政策相抵触的那两点，在美国任何防卫自身权利的筹划中都是紧密相连的。美国为捍卫它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所作的准备，是按日本眼下的地位、领土与人口来定的；可是一旦日本控制了中国庞大的人口与资源，这些准备显然就不敷用了。日本在东方扩张一分，其现有的与潜在的实力便增一分，美国防卫上的需求也将随之增加。假如美国在中国与太平洋上的政策还守得住的时候不去守它，那么日后为防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与生活水准，以抵御一个在日本控制之下连成一气的东方，它所必须采取的军事措置，恐怕比现在保住它的对华政策所需的还要大。即便奉行纯粹防卫的方针，也还有一个头一道防线该设在哪里的问题。有些美国人以为，抵御日本威胁的国防正面应设在美国西岸；另一些人则以为应设在中国和太平洋的某些岛屿上，设在两国利益相接的一切地方。

美国在远东的政策有两面——道义的与实际的。二者是分得开的，却又常常扣得极紧，几乎分辨不出。这政策的道义一面包含：由历史关系与条约条款而来的对中国、对别国的若干义务；维护基督教、人的自由、公道、教育、科学进步的若干义务；关于菲律宾的若干特殊义务。任何政策的道义原则总要在实际事务中有所表现，否则便根本没有实际的表现。道义上的责任若不化作切实的努力，便不过是一句空话。

导致今日局面的远东事态的走向，始于二十多年前，正在甲午之战前夕；其时的表现，是若干列强竞相在中国确立并保住自己的特殊利益与地位。美国看出这一被称为「势力范围」的走向将招致国际纷争、多半还将招致中国的被瓜分，遂正式出面，谋以国际协定加以遏止。发起者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所谓海约翰主义遂于一八九九年成形。〔注一〕由此造成的现状，被日俄战争及日本此后的举动所打乱。在《朴茨茅斯条约》中，〔注二〕日俄两国明白约定尊重满洲的「门户开放」。

那场战争之后，列强之间订了若干关于中国的条约与协定，它们构成了远东国际关系的法律基础。关于中国的条约共有四项：（甲）一九〇七年六月签订的日法协定；〔注三〕（乙）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签订的日美（罗脱—高平）协定；〔注四〕（丙）一九〇七年七月签订的日俄协约；〔注五〕（丁）一九一一年七月签订的续订英日同盟。〔注六〕每一份文书里都有一条专讲「门户开放」与中国完整。日法协定的那一条写道：「日法两国政府，既同意尊重中国之独立与完整，并尊重各国商业及臣民或公民在该国受同等待遇之原则……约定彼此扶持，以保该区域之和平与安全，用以维持缔约两国在亚洲大陆各自之处境与领土权利。」日俄协约的一条写道：「缔约两国同意承认中华帝国之独立与领土完整，及各国工商业在该帝国机会均等之原则，并约定以其所能之一切和平方法，维护并保卫现状之维持与该原则之被尊重。」罗脱—高平协定说：「两国〔美国与日本〕并决意保全各国在中国之共同利益，其法为以其所能之一切和平方法支持中国之独立与完整，及各国工商业在该帝国机会均等之原则。」英日同盟列其宗旨之一为：「保全各国在中国之共同利益，其法为确保中华帝国之独立与完整，及各国工商业在中国机会均等之原则。」

可见日本在五份不同的条约里白纸黑字地承诺尊重中国的独立、并在那里依「门户开放」的商业政策行事。于是，同中国有直接利害的四个国家，费了工夫用成文协定把日本钉住。另一个同中国有直接利害的国家德国，也因比洛伯爵对海约翰照会的复文而在案，表明支持这些主义。海约翰主义颁布以来所受的严重破坏，主要出于日本的行径与政策。别的列强有时也做过或默许过规避这一原则的事，但剖析起来，那些举动通常是为应付日本所造成的某种局面而定的。数方所订的任何协定，都可能被其中一方掏空。一国脱离「门户开放」政策，整个主义便动摇了。这好比若干铁路公司议定共同运价，随后其中一家暗地里偷改了它。这一欺诈一旦被人察觉，别的铁路公司便要设法自保。日本在满洲、朝鲜与中国的行径，已逼得别的列强重申它们从前主张过的「势力范围」，以备海约翰主义万一维持不住时自保之用。日本的阴谋与对条约的一贯漠视，是中国之患、也是远东国际摩擦的一大根源。

海约翰主义并不是权宜之计。一八九九年列强接受它时，是把它当作一条行得通的外交公式，可以从中国那团扰攘的「势力范围」乱麻里开出一条路来。列强当时看出，「势力范围」政策所本的是国际利益相撞而非利益相谐的理论，任其发展下去必成战端。当时的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乔特在向索尔兹伯里勋爵递交海约翰协议的照会中说：「敝国政府之愿望，在使敝国公民之利益不致因各主导国家在其在华各自之『利益范围』内实行排他待遇而受损；并望……消除国际龃龉之危险根源，从而促使各国在北京一致行动，以推行为强固该帝国政府、维持中国完整所亟需之行政改革。」

这里有一点值得深思：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的独立与完整，像中国这样由如此之多的条约所保证，这些条约本于健全的法理与公道原则，又有如此之多的国家签字画押。然而就独立与领土完整而言，今日也没有第二个国家的处境比中国更岌岌可危。在国际事务中，单凭成文条约什么也保不住。

日本看出、或自以为看出欧洲大战是个推翻海约翰主义、代之以她自己对中国的独霸的机会，她的做法有几个方面于美国有特殊的意味。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是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在北京向中国提出的。如今据日本政府自己披露，已知这些要求是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三日交到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手里的，比提出之日早了六个星期。日本在中国对德的军事行动于十一月十六日随青岛陷落而告终。此后立即把日置益从北京召往东京，同本国政府商议。他回到北京时，要求条文已在他手中，并带着训令。这说明日本那些非常的要求并非仓促间的续貂之作，而是青岛未下之前就已拟就的通盘计划的一部分——其时有些国家、西方许多人还在被日本归还胶州给中国的允诺所哄骗。然而日置益回到北京后又等了六个星期才提出这些要求。日本是在等一个合宜的时机。

日本政府知道自己的要求带着颠覆的性质，知道它推翻了在华现有国际礼让所本的每一条原则，知道它意在摧毁中国的独立；也知道正因如此，它势必激起对抗与反对。以日本当时对局面的估量，她不怕欧洲任何一国的有效反对。她知道它们会恼火——尤其是英国——但她的盟邦正为近在家门的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剩下的是美国。这是尚未落定的重要因素中最难拿准的一个。日本不怕美国的军力，但美国若有所示威、或提出强硬的抗议，也许会影响别的列强与中国，给日本的计划带来严重的妨碍。就着这些情形来看同时发生的一些事，便很有意思了。

日本对德参战后不久，便派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在太平洋上游弋，尽管日本曾声明她的海军行动将限于中国海域。德国海军在智利沿海的胜仗，给日本舰队在美洲海域游弋提供了一个理由或借口，表面上是去协助搜寻并击破德国分舰队。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支日本舰队另有别的目的。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日本军舰浅间号在墨西哥领土内、下加利福尼亚沿岸的龟湾搁浅。在这件事上，人们记得日本曾几次试探要在那一带海岸取得一处加煤站。浅间号搁浅将近三个月之后，美国政府才确切获悉它在那里。到那时，别的日本军舰已前往援助，或是事先有令，或是由无线电召来。浅间号一直留在龟湾，起浮并作临时修理，直到一九一五年六月。这期间有七到十艘日本军舰、以及若干日本海军辅助船只伴随着它。一两艘在那一带搜寻德国袭击舰的英国军舰，也不时在那里抛锚。

现在再想一想龟湾在战略上同巴拿马运河的位置关系。美国的主力舰队当时在大西洋。有好几个月——直到一九一五年五月日本逼中国在「协定」上签字之后——一支日本舰队一直泊在龟湾；也就是说，贯穿了北京交涉的全过程。独立的调查表明，浅间号搁浅之处的处境从来算不得危险，它也不曾受损；事实上，有人明白地暗示，它是有意滑上一片软泥滩的，好给日本舰队在那个当口集结于龟湾造一个借口。无论如何，日置益是在日本舰队于龟湾集结之后，才在北京提出本国政府的要求的；而日本舰队直到「协定」从中国手里勒索到手之后才离开龟湾。那时运河已被塌方堵塞，这样的战略布置也就用不着了。

这些情形同日本在中国的行径、同美国就此所采取的行动究竟有何关系，自然只能揣测；但在远东，人们赋予它们极重的分量，认为那是一着意在使美国不敢抗议的棋。有一个事实是：在交涉中美国态度未定的那一段时间里，日本在美洲海域有一支舰队，便于打击运河，而其实力超过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日本的外交很少同武力分开，尽管两者之间的联系常常被遮掩着。

前面的一章里，我已叙述过那场交涉的经过，以及已知的美国所起的作用。到了第十一个钟头，美国政府才以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六日的照会把自己的立场留下记录。然而毫无疑问，美国政府是勉强行事的；而且自从日本中止移民问题的交涉、并声明有意以别的手段求得满意以来，华盛顿对日美之间的争端一直放轻了踏板。连那份五月十六日的照会——照理美国该愿它传得越广越好——国务院也没有交给报界。它之所以公之于众，全赖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北京通讯员普特南·威尔的机警，是他把它拍给了该报。种种迹象表明，近年美国在远东关系上的外交，因本国海陆军的没有准备而多少受着几分恫吓。在几次重要的场合，它以权宜舍弃了原则，未能有力而公开地维护自己的条约权利与国际公道。

日本既已逼中国订了一个协定、藉以加强了她在那个国家的地位，遂暂时把铁拳收起，转而用外交去巩固这一地位。一九一五年秋，日本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涩泽荣一男爵被派往美国访问。他的使命是陈述论据，并就若干事情说明日本的立场。涩泽男爵虽以个人身分发言，但谁都明白他的言论意在反映他本国政府的政策。他在美国作了若干次调子相同的演说。在这些演说里，涩泽男爵用委婉的辞令告诉美国的商人、也告诉美国政府：日本已经把「门户开放」的各项条约作废，如今主张在中国享有优越而排他的地位。日本以武力相胁从中国取得了一个协定，而涩泽男爵受命把日本对这个协定的解释告知美国人。他说得相当清楚。他说美国的资本应当同日本的干劲与才具联合起来，去开发中国的资源；并把这个提议用一大堆悦耳的委婉话装点起来。他的意思是：美国人此后若想参与中国的商业与金融，只能经由日本、并得日本许可才行。中国不算数。美国同中国的条约不算数。罗脱—高平协定不算数。日本说了算。在纽约的一次演说中，涩泽男爵警告美国人说，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可能招致〔同日本的〕敌对竞争、彼此猜疑与深切的仇恨，而这也许是灾难性的」。他的话里明明含着威胁。日本政府不能用这样的措辞，否则便显得是在挑衅，于是派了一位非官方的代言人去说。就这样，三言两语之间，二十来份条约公约被一笔勾销，海约翰主义被扔上了废料堆——就日本一国所能扔的限度而言。

有人试着把涩泽男爵端给美国人的这颗药丸镀上一层金。在他抵美之前的几个月里，日本报界与日本在美国的通讯机构一直为此进行着受人授意的宣传。这些论据披着种种外衣，或多或少地貌似有理。主要的几条是：日本打算为远东拟定一套日本的门罗主义，藉以确保中国的独立与那里的「门户开放」；日本愿同美国合作，去保护并开发中国。这些说法值得考究一番。

日本外交有一个手法，在它作铺垫的宣传里屡见不鲜：拿别国某项广受认可的政策，同日本的某项政策扯上一种或真或假的类比。为了蒙蔽美国舆论，日本抓住美国有一条久已存在的政策体现为门罗主义这一事实，来推销这样一个念头：日本自己在道义上同样有资格宣布一条适用于东方的类似主义——而且这样一条主义适用于日本眼下的对华政策。要弄清美国所倡导并奉行的门罗主义究竟能不能套到日本在远东所要办的事情上，我们须先弄清门罗主义是什么。

提出这一论据的日本政治家与评论家，一上来就把他们的假设建立在一个对美国近乎侮辱的假定上——即门罗主义实际上是一块外交上的幌子，美国要吞并或支配美洲其余共和国的用意就藏在这块幌子后面。门罗主义就其表面而论并非如此。就其宣示而言，这条主义所标举的宗旨恰恰相反。它标举的是保护较弱的美洲共和国，使之免受较强国家可能的侵夺，尤其是免于违背其意愿而被强加欧洲的君主制度——因为门罗总统宣示他的主义之时，欧洲各国政体本质上都是君主制，而神圣同盟意在推广并永固这些制度。这便是这条主义订立时的本旨——在美国人看来，至今仍是它的本旨。这条主义的应用随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美国人不再担心君主制推及美洲会反过来影响他们自己的共和制度。但他们清楚欧亚强大的军事国家支配南美与中美所含的种种可能。所以在它最初的动因早已无害之后，这条主义依然存活了下来。它在美国得到几乎举国一致的民意拥护，在欧洲多数国家那里表面上也是被接受的。

不过，正如日本的政治家与报界所暗示的，各国政府所宣示的一项政策，确有可能所言与所指不同。就这一层而论，我承认日本对国际态度与国际宣言的两面性可以说是内行。门罗主义或许说的是一套，意思是另一套。真正的检验在于：在它存在的这一百年里，美国是怎样施行它的。一百年在政治演进上是很长的时间，其间可以生出许多变化，也可以使根本的反转变得正当、或貌似正当。那么门罗主义在实行中是怎样的呢？

这一点是会被承认的——美洲今日的状况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就这条主义所曾发生的影响而论，它所起的作用是保护较弱的美洲共和国免受欧洲列强的侵蚀、免于被强加君主制度。这条主义怎样被援引、怎样被施行，例子甚多，我无须列举。日本暗示说：这都很好——但美国不过是不让欧洲列强吞掉南美与中美，因为它自己打算到时候把它们吞掉。我们且就事实来考察这个想法。拿墨西哥来说。多少年来，墨西哥的情形若说美国想要一个借口去攫取那个国家，真是再理想不过了。若还要别的例子，就拿古巴、拿巴拿马、拿菲律宾来说。再看美国对南美与中美各国态度的别的方面。门罗主义可曾被援引来阻止欧洲的金融势力与商业在那些国家扩展、来替美国的贸易在那里谋一个优越而优惠的地位么？世界的商业与金融统计确凿地回答了这些问题。美国在中南美洲的贸易与金融影响比不上欧洲好几个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美国从不曾作过丝毫努力、也不曾流露过丝毫愿望，要在那里替自己确立一个优越的、优惠的、排他的地位。

由此可见，门罗主义所要办成的主要是两件事：（甲）保全弱小美洲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政治自主；（乙）在那些国家里为各国谋得并保住「门户开放」的商业原则。而当我们回顾自这条主义宣示至今的历史记录，就清清楚楚地看到，它正是这样办下来的。

假设美国曾经、或今后要藉门罗主义在南美施行一种商业与金融政策，一如日本在朝鲜与满洲所行、并体现于她一九一五年对中国的要求之中的那一种。假设门罗主义将被解释成：南美非按美国所定的条件不得修筑任何铁路；不先同美国商量，不得开采任何矿产或别的天然资源；任何南美国家非先得美国同意、非有美国参与（不论美国人有没有钱可借），不得举借任何外债；凡需要外国资本的重要实业，均须同美国商量；南美各国政府须聘美国人为政治、财政与军事「顾问」；南美各国政府欲购军械时须同美国商量，且须向美国购买其中的大半；那些国家以外资修筑铁路时，须聘美国人管理，运价须定得使美国货比别国货占便宜；那些国家铁路及别的公用事业所用的器材，须在美国购买，或经由美国商号购买；美国货入那些国家享优惠关税；美国人有权在南美各地置地居住，且不受那些国家法律的管辖；南美重要城市的警察长官须由美国人充任；南美各国政府非先同美国商量，不得租让本国任何土地；非先得美国同意，那些国家不准签订修筑海军基地或港工的合同；南美国家欲更改其财政制度时，须同美国商量。

我所列举的每一项，日本都已在满洲、以及凡她成功地立起「势力范围」的地方付诸实行了。假如美国对门罗主义作这样的解释，别的列强还能毫无抗议地接受这条主义多久？

这就是一条为中国、为东方而设的日本化的门罗主义将有的样子么？日本今日在中国所要办的事，拿来同门罗总统订立他那条著名主义时的用意相比，妥当么？门罗主义意在保护它所涵盖的国家的政治自主、并在那里保住「门户开放」，而它也确实办到了。一句话，门罗主义无论就其理论还是就其实际施行而论，几乎恰恰就是关于中国的「领土完整」与「门户开放」两条主义——那两条主义最初由英国倡导，后由美国拟定成文。所以已经有了一条适用于中国的门罗主义了——一条凡与中国命运有利害的列强都已签字、而且想必仍对它们有约束力的主义，因为它们中间没有一个公开否认过它。如今日本却要另造一条适用于中国的主义。这样提议，等于是说现行关于中国的国际主义不能令人满意、需要更改。然而日本对美国却佯称，她在中国所要办的事丝毫不违背、也不抵触海约翰所拟定的「门户开放」与「领土完整」政策。

至于日本想用什么样的主义来代替这些政策——她心目中那条由她称霸的远东门罗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合理而合乎逻辑的推想是：它将类似于日本在朝鲜与满洲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这些国家领土完整与政治自主的「尊重」，类似于她在那些地方所演示过的那种「门户开放」。倘若这就是日本心目中的对华门罗主义，那么很清楚：一条日本化的主义将是真正的门罗主义的反面。

同日本这条「对华门罗主义」并为孪生的，是涩泽男爵的「合作」提议。它表面上似乎有理。一个说法听来像是：「我们不要在中国作叫人难堪的竞争罢。我们携起手来，一同做事。我们彼此都用得着对方。」这话听着不错。但它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日本趁着非常的时势，从中国手里拧出了一个协定；凭此协定，只要没有外力阻挠，日本便能以武力相胁，迫使中国照她的意思去做任何事。中国需要外国的资本与外国的学识来帮着开发她那惊人的资源，而且她也想要这份助力；但中国要它在这样的条件下进来：不限制、不削减中国的主权，不损害性地榨取中国，不把中国拖进同别国的纠纷里去。在这一点上中国是对的。外国资本以某些形式进入中国，对她的国脉是一种危险。

如今日本手里有了一个强逼而来的「协定」，便实实在在地提出一个建立在下列情形之上的主张：中国若非受逼，不会在自己境内给外国投资以某些便利、或给出某些外国投资者所要的担保。而英国与美国——中国按理该向其寻求外国指导与资本、而且也有能力有本事供给这些的国家——却因其信念所限，不能这样去逼中国。日本正处在一个便于震慑中国、便于向她勒索任何条件的位置上，而日本也乐意这样使用她的力量。但日本自己无力为中国的大企业筹款。因此，一个上好的搭配便是：由日本对中国行使警察之权，把她管住；由美国与英国拿出资本，在日本的指挥下花掉。一句话，日本提出由她来强迫中国，而由英美出钱让日本人去榨取中国。

不难看出，这个方案会给一小撮英美金融家提供一个诱人的、一时的机会：十年八年之间，只消他们本国政府肯默许这笔交易，他们便能以最小的风险赚一笔不错的佣金。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对别的、更大的英美金融与商业利益的长久损害。它意味着出卖中国。它将为了给某些金融家挣快钱、挣容易的钱，帮着把日本扶上一个在政治与经济上支配中国的位置，而使别国的贸易与实业受制。它将把美国的资本引去为日本在中国的商业竞逐筹款，而不是为美国在那里的贸易筹款。日本占据山东以来在满洲、在朝鲜、在山东所发生的事，将在整个中国重演。就这些事实而论，涩泽男爵的提议实在令人吃惊。在锦爱铁路一案中，在伯利恒钢铁公司在福建的工程合同一案中，以及在别的拟议中的事业里，日本都曾用武力为后盾的政治阴谋把美国的金融与实业挡在中国之外；对中国人所赞成的别的美国计划，也从中作梗。

日本的行事之道是明摆着的。她首先设法造成这样一种情形：美国的金融与商业非得日本同意不能进入中国。对日本来说，单取得对中国的政治支配、取得在那里排他的商业地位还不够；因为那时她固然能把别国挡在中国之外，却没有资本便不能迅速地开发中国，而日本自己并无余裕的资本。日本要外国资本用在中国，以便榨取中国、使那个民族成为日本实力的附庸；但她要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处在日本的掌握之下，其用途按日本的意愿、按日本帝国利益的需要而受限。在那样的情形下，外国人还能做一定数量的生意，但日本要取其精华；而当事业发展到能自立的阶段，只要日本愿意，外国的支持便可以被撇开，既不同外国人商量，也不同中国商量。这个方案将使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与贸易，处在如今在日本的同样境地。取得了那样的控制之后，日本便能对美国的金融界说：「中国是投资的好地方，但你们不能在那里独立经营，因为日本不许。不过你们若肯同日本合伙，你们的投资便会受到保护，也会允许你们得一份公道的利润，直到日本用不着你们相助为止。」

涩泽那套美国资本同日本在中国「合作」的方案，有一条根本的假定：日本能提供有本事的人去指挥、经营这些事业，而且这些事业在日本人的指挥经营之下，会比在美国人或中国人的经营之下办得更好。美国人并不承认日本人在工程、营造、金融与经商上胜过他们。且拿铁路这一项来说——在中国，这大约是眼前最大的一块可开发的地面。涩泽男爵的想法是：由美国人给中国的铁路出钱，由日本人去建造、经营和管辖。这一提议假定了好几件事：日本人善于筑路、善于管路，而中国人要么不胜任，要么不必加以考虑。

日本的铁路是由政府经营的。经营得怎样呢？一九一五年日本一家大报《时事新报》说：「铁路官办以来，既未改善其服务，亦未增加其收益；政府且不断被迫借债以图效率。日本铁路不能像别国那样自负盈亏，足见其经营不得其法。照政府这样经营的铁路，若是民营，早该破产；但政府却叫国民去补这个亏空。」日本过去曾把许多日本工程师硬派给中国，其中称职的极少。今日中国充斥着不称职的日本工程师与技工，正如中国充斥着日本仿制西方机器与器具的劣货。中国人在近代的机械与科学上虽不甚先进，但有不少青年在西方的学校受过技术教育，其中有些人已经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许多中国人正在美国的学院里读技术科，所需款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那一份。他们指望回国去帮着重建本国的实业与政治。倘若他们在这桩事业中被日本人取代或排挤，而美国还加以赞成，中国人会是什么感受，是不难体会的。

开发中国的资源，除了安宁之外还需要这几样：资本、营造的本领、科学的管理、劳力。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好劳力比中国更充足。中国自己如今已能供给一些技术专家，往后还会更多。在管理上中国仍需要一定程度的外国相助。资本大半须来自国外，尽管中国人也能拿出一些。那么日本必须供给哪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以致美国人非同日本人在中国的这类事业中合作不可呢？

假如日本人想在中国修一条铁路，又拿得出资本，中国也愿意，那么美国不会反对，也不会干涉。假如美国人想在中国修一条铁路，又拿得出资本，中国也愿意，而这计划又不同现有的条约协定相抵触，那么日本凭什么反对、凭什么说：「让我进来，让我来当家，否则你们就干不成」？这便是涩泽「合作」提议的要旨。

涩泽男爵在美国受了款待，人们也彬彬有礼地听他说；但他那套合作之说在美国金融界没有留下多少印象——他们大约看不出，有些事本可以光明正大地独立去做、或同能拿出一份必需资本的别国利益去合作，何必绕着弯儿去求日本准许。然而他回到日本之后，却有些说法被刊布出来，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的使命大功告成，美国人将同日本在中国合作。这消息在远东被广为传播，而在中国几乎引起了惊惶，因为它被理解成美国已被说动，接受了日本在中国的种种主张。这个印象对美国在中国的声望与人望损害有多大，是显而易见的；此事关系重大，以致官方拍电报到美国查询，于是美国几位头面银行家断然否认了这一说法，并声明：凡在中国的任何计划，除非其条件同中国的完整、同那里的「门户开放」、同美国政府所宣示的政策相合，他们决不参与。

就眼下所能看出的日本官方态度而论，它是认定一九一五年五月在北京签字的「协定」对中国、对别国都有约束力，并认定日本对该协定的解释理应被接受。事情或许真会如此；但不妨指出：日本的解释至今还不曾为任何国家公开接受。连中国在她关于这场交涉的官方声明中，〔注七〕也留心明白地表示：她是被迫签字的，并有一项保留——这项保留已通告各国——即中国不承认有任何取消或变更同别国现行协定的意思。这就是说，中国已声明她在道义上不认这个协定。美国政府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六日的照会，也就该协定侵犯美国在华条约权利的部分正式予以拒认。其余列强正在打仗，未表态度。于是这个问题仍然悬着，留待日后了结。

十六日本与美国（续完）

美国的态度是防守的——日本并未受攻击的威胁——军备是为撑住外交方针——日本方针的侵夺性质——日本对门罗主义的挑战——日本与墨西哥——日本思想的走向——日本外交的韬略——它对欧洲的施用——它对软弱与和平主义的施用——美国的方针受威胁——该不该为之一战——从何处开始防守——日本地位之便——海约翰主义与门罗主义之类比——日本能被打败么——其中所涉的战略命题——美国无从下手——难处的解法——一项菲美同盟

我已经指明：合众国对东方问题的态度是防守的——第一是防守美国人自定其本国移民性质之权；第二是防守现行各国条约所载明并保证的权利与原则，以及美国人特定的权利与利益——也就是说，防守一种方针。那么日本的态度又如何呢？就日本的领土与内部机构而论，它们受着威胁么？有哪一国在筹划侵入日本，或侵夺日本的行政权柄么？倘有其事，则世界情势之中并无任何迹象预示这类图谋与用意。日本人自己也并不怀这样的忧虑。陆海军的预算年年重来、支出年年攀高，报界与议会为此有着大量的议论，而日本领土将受攻击这个念头从来不曾进去过。不但没有一国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去攻打日本，而且只要日本维持一支相当大而有效能的陆军与后备，便没有一国有力量使这样的攻打得手，除非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日本在她自身之内是安全的；而日本人自己知道。然而这个国家却把它岁入总额的约一半花在军备上，而要办到这一层，就非得把人民微薄总收入的一半以租税取去不可。首相大隈伯爵——他同时又是日本和平协会的会长——为什么会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七日于议会中说「扩张海军之案，一日不可缓」呢？要么日本的政治家疯了，要么在这一连串的情形之中存着一个明确的用意。关于日本扩张军备的一般目的，并无隐秘——他们自己承认那是为着保护一种在日本本土之外施行的方针所必需的。再者，除非能指明日本依条约所承担的方针受了质疑或威胁（那时她的态度才是防守的），否则她的用意必是在推进某种与已取得国际认可的方针不同、或在其之外的方针。这正是日本目前真实的立场。就她单独行动所能及者而言，她已经抛弃了远东现行的国际方针；不但如此，她还在开展方针的新阶段，而那是需要武力去推进的。

因此，在日本与美国之间，美国的立场是防守她自己的主权权利与那些已成为现行国际法一部分的方针。日本的立场则是设法限制美国的主权、推倒那些方针，并以另一些更合日本之意的方针取而代之。就原则而论，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是被动的，日本的是侵夺的；美国的是防守的，日本的是进攻的。这两国是在方针问题上相撞。有些美国人如今以为（把本国的历史置之不理）：任何国家都不该为一种外交方针而开战，尤其是合众国不该以武力去防守或主张任何方针；然而许多主张美国在这些问题上退让的和平主义者，同时却自称看不出日本以武力、或以武力的威胁把自己的意志与统治加于别的国家与民族——甚至加于美国在海外的权利与利益之上——有什么不对。

若以方针来界定，日本与合众国相对立的主要问题是海约翰主义与门罗主义。许多美国人隐约觉得日本与合众国之间在中国的「门户开放」上有个难处，却不明白日本怎么又在挑战门罗主义。日本的外交通常是斜着去接近一个命题；等到取得了某种地位之后，便改用较为直截的办法。因此日本开始她摧毁海约翰主义的战役时，是公开宣称遵守那一主义、并签了八项分别的协定去维护它；这样便把人对她动机的疑心引开，直到局面能被改变、她可以出面反对它——而她如今正是这样做了。日本开始她那场兼并朝鲜的战争时，是宣称她的用意在保护朝鲜的独立，并且保证那独立。循同样的办法，日本的外交开始它摧毁门罗主义的战役时，是向美国人宣称钦佩该主义的原则与运作，并假装要按它来订日本对中国的方针。便到如今，还有许多美国人看不出日本正在威胁门罗主义。

我前面已分析过那些趋于把日本的移民推向西半球的情形。在日本，人们充分认识到这种趋向触着门罗主义；唯有美国人对这一事实仍旧盲然。举一个例。近年来日本人移居墨西哥一事，颇得日本政府的鼓励。到此为止，墨西哥既在乱中，那里的日本人又相对为数不多，因此还不曾因他们的到来而在墨日之间生出什么严重的问题。由移民所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并不很快就冒出来。其一，要造出那些同土著或原有人口发生摩擦的情形，须有相当数目的移民并经过相当的时候。这个过程是渐进的，通常要好几年。日本人小批地移入墨西哥，未必会把那里的情形扰动到不可取的程度；他们同土著相处得容易，而且本可以同化于他们——若不是因为日本人自觉在种族与政治上优于墨西哥的中下层人、又因为每一个日本移民都从本族本国带着一道训令：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自己种族的特性保持得不受混杂、并保持对母国的效忠。倘若日本人移入墨西哥毫无限制，那里的日本人口十年之内便可能增至数百万。数百万日本人在墨西哥，靠自然增殖，半个世纪之内将成一千万，会把土著淹没，支配那个国家。一千万日本人在墨西哥将给合众国造出严重的纠葛，这是显然的。然而远在墨西哥的日本人口达到那个数目之前，就他们在别的、被他们视土著为劣等的国度（朝鲜、满洲与台湾）里的行事来看，尽可相当有把握地说：他们在那里的存在与活动便要造出摩擦。到那时，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墨西哥或许要给日本移民定一个限额，并设法为此立法。以日本对合众国所走之路为前提，日本对墨西哥这样的举动是要发怒的。倘若墨西哥坚持排斥日本人、而日本继续反对，那么墨日之间便要生出一个严重的争端。倘若日本设法强逼墨西哥，墨西哥便可能引门罗主义而向合众国求助。而那恰恰正是门罗主义所为设的那一类情形——防止一个弱小的美洲国家被一个外国以武力颠覆其自主。当此情形之下，倘若日本以武力迫墨西哥容纳日本人、并给他们完全的权利与特权，那么实际上墨西哥的主权便违着墨西哥人的意愿转到了日本手里。日本在朝鲜与中国所走之路，已经把可能使用的原则与办法都演示出来了。我想不会有人争辩说：这样一串事变不在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不在它的创立者所构想、并在过去被解释过的那个范围之内。倘若这一点被让掉，容日本去吞并或支配墨西哥，其结果将是：日本的军事力量如今尚被太平洋同合众国隔开，到那时便要移到一条毗连的陆界上来。适用于墨西哥这种情形的政治原则，同样适用于美洲半球上任何别的国家。

这个例子牵强么？在这一点上，不妨听听几位知名日本人的话。一九一四年七月号的《新日本》上，大隈伯爵在勾出他政府的方针时写道：「合众国于十九世纪之初宣布门罗主义，由此阻止了欧洲各国侵入美洲，同时又自约不干预美洲大陆以外之事。然而她不能长久守着那条方针。她经济的发展，使她不得不到海外为本国产品寻找出路、为她过剩的资本寻找投放之地。今日门罗主义事实上已成为一件不可能之事。」大隈伯爵说门罗主义自约不干预美洲大陆以外之事，自然是错的。它并无此事，尽管把这条推论附加于它是否可取的问题时常被讨论，也曾有过许多次要把那种解释读进去的尝试。大隈伯爵向日本人这样陈述该主义，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在日本许多关于此题的议论中都显露出来，而一位论移民问题的日本著者河上清把它这样说出：「不过，合众国倘若非反对日本人在墨西哥的事业不可，她尽可以反对，同时仍与日本相安。然而在那种情形下，美国也必须准备并甘心接受日本对美国在中国、满洲与朝鲜的事业可能合理地采取的同样的排斥方针。美国不能把一种她自己都不准备接受的条件加于任何外国。」请注意其中暗含的主张：即日本对中国的保护权或宗主权。

许多日本著者费力要表明门罗主义并不涵盖移民问题，同时又论道：倘若它涵盖、并且可以被解释成把日本人排斥于美洲之外，那么按逻辑便推出合众国应当让日本在中国放手。河上清又写道：「凡在对日本人并无敌意的中南美洲各国，合众国不得反对日本人真正的商业事业，连移民也在内。然而合众国倘若非反对这类事业不可，那么她也必须准备默认日本反对美国在朝鲜、满洲与中国的事业。」家永丰吉博士一九一五年在合众国的一次演说中说：「有人说日本对门罗主义不甚敬重，甚至可能胆敢去攻它。我以为不然。日本在南美洲既无政治上的利益，也无政治上的野心。她只愿她的人民到那里去经商、去从事别种实业。而门罗主义同移民问题毫无关系，因为那自然是南美洲各主权国家自己的内政。」该主义不适用于移民这个论点，又一次被着重了。仲小路廉——前任递信大臣——在《大日本》一九一五年三月号上论到合众国拟设防巴拿马运河一事时表示反对，并写道：「战事一了，美国便将抛弃门罗主义，而以泛美主义为二十世纪政治的新原则。种族的竞争将来必普遍流行，这一层太明白了，无须再作阐述。当此情形之下，日本人民奉天命而生，正是要调和东西方的文明，并以此造福亚洲十亿之众。不可忘记的是：他们与俄国人、英国人、中国人携手，取得一个在解决太平洋问题上占优势的地位，乃是要紧之事。可是运气从不对懒人笑；因此日本人民必须采取应有的措置，以成就此一目的。」

以上所引说明了日本人在这些问题上思想的大致走向。家永博士说移民问题专属每一主权国家自己之事，这是对的。门罗主义按逻辑不能施用于那样一种情形，也不能施用于任何情形，除非是应一个美洲国家之邀。倘若日本人移入某些美洲国家竟使那些国家的人民与政府满意，那么门罗主义按其本来的构想似乎便不适用。然而照眼下的情形看，实际上可以断定：日本人大量移入美洲各国，到时候必致摩擦；而从那些摩擦之中便可能发展出一种微妙的国际局面，而那是落在门罗主义范围之内的。仲小路先生的议论有意味，因为它引入了一项战略上的提议。他主张日本应当同俄国、英国与中国联手，以取得一个在解决太平洋问题上占优势的地位。把这一点同关于门罗主义的议论连起来看，是颇有分量的。日本的政治家知道该主义在欧洲各国并不怎么受欢迎，知道其中有些国家乐见它被放弃或被打破，而另一些国家纵然它受人争议也不会出面为它辩护。因此日本的外交韬略便拿这种情形来做工夫。倘若把亚洲的移民转向西半球，使欧洲某几国的属地因而解脱这份压力，同时门罗主义被打破、南美洲开放给某几国去殖民，那么这便可能有助于解决欧洲的问题：在若干处缓和紧张，又在新的方向上开出口子。实在，日本的影响与外交，靠着施用于美洲与亚洲的问题，是有可能使世界政治转向、给它一个新的走法的。那样一来，其对合众国的地位、安全与繁荣所生的影响显然将是巨大的，大概是有害的，也许是灾难性的。墨西哥在日本的勘量之中，这一点由广泛的议论与种种事实所证明。近年来日本有许多代理人在墨西哥，向各派讨好，暗中干预墨西哥的政治。墨西哥的知名人物在日本受过热烈的招待，日本的官员也访过墨西哥。有人提议结盟。日本报界屡屡提到这样的可能：日本出面干预墨西哥，以保护日本在那里的利益，或在墨美争端中支持墨西哥。日本曾设法在那里取得煤站与一处海军基地。一如在朝鲜、其后在满洲、其后在中国、而今在墨西哥，日本玩的是那套老把戏：先靠议论立起一种成说，然后把那成说当作一种权利，然后以某种迂曲的外交方式主张那权利，然后以显示实力去为它撑腰。这是东方那种绕着弯走的习气。对付软弱的国家、对付性情强烈趋于和平的国家，这个办法极为有效。往往能占到一分、取到一项让与，只因为一个政府里那些必须处理这些事务的人愚钝，他们让出了什么而并不领会实际上正在发生的是什么、这一举在此后结果中的分量是什么。在别的场合，对付软弱而爱和平的国家，即便它们负责的官员领会了屈从这类论据与压力的后果，他们也往往宁愿让出一点，而不愿去冒开战或严重纠葛之险。国家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被、而且时常被剥去它们的权利。在如今聚焦于太平洋及其周围各大陆的种种问题上，有一重严重的危险：由于美国人民对这些问题及其含义的无知与漠然，美国的治国者可能出于胆怯、或出于不愿正视一个问题而作出让与，而那在几年之后将危险地反作用于合众国、严重地使它的方针为难。

倘若日本的方针威胁到门罗主义、或与之发生不利的接触，那便如何呢？合众国是要维护该主义，还是宁可放弃它以免一战、或以免冒一战之险——倘若事情真到了那一步？这样的相撞将主要是关于抽象的问题——关于方针。那些反对为方针而战的人，遇着这种事大概宁愿放弃门罗主义，而不肯以武力去防守它。另一方面，多数美国人大概会这样：他们预见到容日本支配墨西哥、以数百万效忠于母国的日本人把那个国家填满，到时候势必把日美争端的接触点从大洋彼岸某处朦胧的地带移到格兰德河上来，于是断定：必要时宁可一战，以维护该主义本来的范围与含义。而既已把这份责任当作一副无从避开的担子接下来，这些美国人或许要把眼光放得更远，想一想：既然防守或不防守一种方针可以导致这样一种局面，那么倘有可能，从离本国领土较远的某一点开始防守这方针，岂不更好些？他们或许要推论：倘若一种方针终究非防守不可，那么审慎之道便要求把防守它的最好办法、最好地点、最好手段查明并预先备下，不可迟延。而既然一种方针在法理上与伦理上都立于它本质的原则之上，那么开始防守一种方针的那一点，似乎便应当是在它切要的原则最先受攻击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就此而言，门罗主义与海约翰主义在原则上的密切类比，是显然的。

在与日本相撞之时，在何处、何时、如何防守合众国的方针，是些有意味的问题。在防守一种方针时，不可能划一条地理界线，对敌人说：「你越过那条线，我们就开火。」在防守一国的领土时，划一条线是容易的，虽则受侵入威胁的国家若有可能，宁愿在自己领界之外迎敌、把他挡在外头。可是要防守一种方针时，情形往往是：敌人可以把每一个要点都占去、实际上把一种方针推倒，而一次也不攻打它对手的领土。在日美之间为海约翰主义与（或）门罗主义而起的一场战争里，这是可能发生的。日本或任何一国都有可能不在合众国登上一个兵、不向美国的海岸防线放一枪，而把这两个主义都摧毁。在下面讨论这个命题的战略各面时，我将假定合众国是要维护并防守这些方针的。若作相反的假定，便无所谓问题；或者说，问题将被推后一两代人，到那时再以不同的形式、在更近的接触上出现。合众国就一时而论，可以靠放弃海约翰主义、并承受其后果来避开为它而生的麻烦；倘若它在太平洋的属地为另一国所垂涎，合众国就一时而论，可以靠放弃它们来避开麻烦；倘若门罗主义为另一国所反对，也可以放弃；倘若别国不问合众国同意与否而决意撕掉那些保护美国在远东权利与利益的条约，合众国也可以温顺地把它们放弃。另一方面，美国人倘若要维护门罗主义与海约翰主义、维护他们在远东的条约权利，并要在那一带的政治与商业发展上有一分影响，那就该正视这样一桩事实：这些东西不能靠任何从美国一边、在合众国边界上打的战争来维护。

在任何为方针之冲突而起的战争里，掌握主要战略因素的那一交战方必胜。海约翰主义与门罗主义都施用于合众国及其属地以外的情形，因此任何一国或数国若能控制这些方针所施用的地区，便实际上可以对这些方针说是或说不。倘若合众国与日本为这些方针开战，合众国要占住自己这一点、要迫日本把她的意志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唯一的办法是使日本受到这样的损伤与妨碍，以致她不得不屈服。显然日本能够在中国、在太平洋、在南美洲对美国的权利任意而为，而并不攻打合众国的本土。要阻止日本在门罗主义与海约翰主义所施用的地区为所欲为，就必须使日本受到损伤与阻碍到她感觉得到的程度，并把她限制住，使她不能在那些地区施展她的力量。合众国能办到这一层么？倘不能，那就推出：就合众国所能防守者而言，我国两项主要的外交方针都听凭日本处置，任她取舍。

美国要靠武力或影响去损伤、阻碍、限制日本，能怎么办呢？有两种办法——外交的与军事的。外交的办法已在别处论及，此处我只论军事的办法。以军事侵入日本本土，同别的手段相比将艰难而耗费太大，因此不妨作为不切实际而置之不论；于是对日本的强制便限于那些可以从外部施加的损伤与阻碍。做到这一层有两种手段——封锁，以及占领日本在大陆上与分散各处的属地。此处的讨论限于只有合众国与日本两方交战的战争，因为任何别的假定都要牵入外交上的考虑。可以说，在现有情形之下，合众国单独对日本作完全的封锁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极为有利。她有一支庞大的商船队、一支不错的海军，而且紧靠亚洲大陆。凭着西伯利亚的各铁路，她有一条通欧洲的路，只需渡一小段内海——或过日本海到海参崴，或过朝鲜海峡自下关到釜山，由那里有铁路同西伯利亚与中国相接。通中国的各条海路都相对受着遮护而且短促：过黄海到上海、到青岛，或到直隶湾各口岸。她通欧洲的海路则经香港、新加坡、锡兰与苏伊士运河。除非合众国能严重地干扰日本这些海路，便无从阻碍她的商务、无从使一场战争有害地反作用于她内部的情形。显然，合众国的陆军无论怎样庞大，都没有进攻之力去阻断日本的商务；那是美国海军的事。而美国海军若不在数目上优于日本海军、若在远东没有海军基地，便办不到。为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专家的意见以补我自己之见，我曾向美国与外国的陆海军官员提出下列各问：

一、日本商船队之中，在与合众国的战争里扣除维持日本必要商务所需之后，可供运输及别种军用的吨位有多少？

二、倘日美开战，下列各情形各需多少吨位：（甲）日本攻打菲律宾一处设防充足的海军基地（为此问之用，假定马尼拉一带集结有本地与美国合计十万之众，而须有日军二十万才能攻打得手）；（乙）日本攻打关岛（假定有足够的防御工事与守军）；（丙）日本攻打夏威夷（同上假定）；（丁）日本侵入合众国或巴拿马；（戊）日本在朝鲜与满洲的行动或战略部署，以防中国或俄国有所举动？

三、要组织并实行第二问中所指的任一项行动，须多少时间？

四、倘美国海军的行动阻碍军需军火或其原料的进口，日本自行供给这些军需军火的情形如何？

五、倘战事在即、或已发生，合众国能在多大程度上阻碍日本取得、并为自己取得适于运输与辅助之用的中立国船只？这主要是一场财力的竞争，还是另有别的因素？

六、要守住并保护菲律宾一处海军基地抵御日本的攻打，一年或无限期地守住，须多少军力与防御工事？

七、组织一支菲律宾本地军队，使其能以少量美军与美国参谋部的指挥，防守菲律宾一处海军基地抵御日本的攻打，是否可行？倘可行，这样一支本地军队须有多大？

八、倘菲律宾有了这样一支足用的本地军队，又有足够的防御工事与海军基地设施，则这样一个位置对下列各情形有何战略价值——（甲）威胁日本同中国与欧洲的贸易航路；（乙）对日本在太平洋的海军行动的遏止之效；（丙）对日本设法侵入美国、或攻打巴拿马运河的影响；（丁）对美国海军在亚洲水域行动的便利；（戊）因邻近中国而对日本所生的影响，以及在中国采取反日举动之可能？

九、倘日美开战而无别国参加，则合众国要把自己的主张加于日本之上（或曰取胜），其唯一的机会岂不取决于制海权？而若无在亚洲水域附近的美国前进海军基地与战略位置，是否有可能施用海军之力去击败日本？

十、倘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与军事地位只立于单纯防守夏威夷群岛与合众国本土这一假设之上，它与在中国命运上施展任何真实的影响、与保护并推进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是否相容？

十一、就这些命题而论，关岛的战略价值如何？要守住关岛以抵御日本的海军攻打、或抵御海陆联合的攻打，须多少军力与防御工事？关岛的位置是否使这样的防守可行？

十二、要合乎情理地保障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与属地，理论上须对日本有多大的海军优势？

十三、在一场理论上的日美战争（或一场利害的剧烈冲突）里，中国与俄国在战略上各扮什么角色？合众国若要利用中国的陆上兵力去对付日本，岂不需要以菲律宾为保持同中国交通、并可能供给中国军械军火的手段？

十四、菲律宾、关岛与夏威夷目前的防御设施与准备，欠缺与不足到什么程度？

十五、为保护美国在太平洋的属地与利益，是否必须在太平洋常驻一支美国舰队？倘须如此，这支舰队该有多大？

种种情形限制着陆海军官员发表这类材料与意见，不过我可以说：所得的答复与我自己的见解相合，只有若干细小之处间有出入。各专家的意见在一切主要的战略命题上实际是一致的。像这一类问题的技术细节推演大概于外行人是枯燥的，我且试着以不讲技术的方式把这些命题阐明出来。不过把第三〇七页那张表插在这里倒有意味：它由合众国陆军总参谋部编制，一九一五年九月刊于陆军大学校的一份公报。

这些数字所依的是欧战以前的情形。日本海军部一九一六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日本远洋船只的吨位在一百五十万以上。

既然分析已经表明，日本在海约翰主义与门罗主义上要把她的意志强加于合众国之上，并不需要去侵入合众国本土，那么这样一项行动便可以从本篇讨论中排除。总参谋部那张表就日本而论，只估算日本设法侵入合众国一项；不过所列的数字很容易加以调整，以适用于日本攻打菲律宾、关岛、夏威夷或巴拿马运河。日本攻打运河，其海上运程要比攻打太平洋沿岸各州更长，而攻打菲律宾与太平洋别处所需的运程则较短。倘若合众国完全放弃菲律宾，那便不必再作关于防守那里的计算；然而为本篇立论之用，这里考量菲律宾并不就其本身的资格，而是把它当作美国海军对日本通往亚洲与欧洲的海路采取行动的一个基地。这就把我们带回前面第九、第十两问：（九）「倘日美开战而无别国参加，则合众国要把自己的主张加于日本之上（或曰取胜），其唯一的机会岂不取决于制海权？而若无在亚洲水域附近的美国前进海军基地与战略位置，是否有可能施用海军之力去击败日本？」（十）「倘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与军事地位只立于单纯防守夏威夷群岛与合众国本土这一假设之上，它与在中国命运上施展任何真实的影响、与保护并推进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是否相容？」凡受问而作答的专家，无论美国的还是外国的，都答说：若无一处紧邻亚洲的立足之地、若在那里没有海军基地与设施，则照现有的与大概将有的情形，美国海军不能靠严重阻碍日本的海上交通去向她施压。而美国海军若办不到这一层，则合众国要单独在一个由海约翰主义而起的问题上击败日本，是不可行的。

对日本防守门罗主义的问题，则略有不同。门罗主义可以靠阻止日本在南美洲施展她的力量来防守；而关岛与夏威夷的基地、以及南太平洋的一处基地，便可以为这些目的服务。然而倘若关岛与夏威夷的防守不足、又不备海军基地之用，那么防守门罗主义的问题便要艰难；而这些地方一旦落在日本手里，侵入合众国便容易得多。太平洋上的防守问题，大半是个配置与分布的问题。我所咨询的海军专家之中，没有一位把保护美国在太平洋利益所需的美国海军之力定得低于对日本海军的五成优势，而多数把有效的余裕定在一倍；就是说，美国海军该比日本海军大一倍。那么让我们假定：美国海军维持在对日本海军不低于五成的优势，而合众国的常备陆军维持在二十万人，并有足够的后备。就与日本可能生出的麻烦而论，这些兵力该如何配置呢？在配置兵力时，其遏止日本挑起战争之效，几乎与战事开始之后的用途一样重要。合众国陆军总参谋部估计（《陆军大学校公报》，一九一五年）：驻守菲律宾、夏威夷、巴拿马、阿拉斯加与波多黎各须兵八万二千。这个估计给菲律宾约二万八千人，而关岛未列在内。目前陆海军的计划所依的一个假定是：倘以关岛为基地，便放弃菲律宾基地。近来国会调查时，有几位陆海军军官表示意见，赞成放弃菲律宾而以关岛为太平洋的前进基地，不过那只是在决定不再与菲律宾保持任何政治关系、也不改善那里现有兵力与防御设施的情形之下。陆海军的专家一般并不赞成放弃菲律宾（这一论断自然只就海军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而言）；然而他们以为：除非给菲律宾备下足够的防御，否则不如放弃它而退守关岛或夏威夷。关岛与菲律宾若有妥当设防的基地，其战略价值极大，将使日本对夏威夷、巴拿马或合众国本土的任何攻打都受牵制、生出纠葛；实在，倘有足够的美国机动海军之力为其后盾，这类攻打便成为不切实际。美国在太平洋的一条防线若以关岛、或以夏威夷为前哨，对日本便几无进攻之力；就是说，它或许足以阻止日本推倒门罗主义、或侵入美洲本土，却无从对日本加以任何损伤，因而无力对她定下条件；而它也不能防守海约翰主义。在那样的条件之下打一场战争，合众国所能得的最好结果是不分胜负；敌人或许被击退，却不能被惩罚、被课罚，也不能对他将来的行动加上任何约束。我所引的总参谋部的分配之数，所依的是全合众国陆军的一种配置，其总兵力须略逾二十万——这不是一个过大的数目。把分给菲律宾的二万八千人抽出来驻在关岛、或散到别的驻地去，并不会减少这个所需的总兵力。要阐明这个问题，须考察与菲律宾相连的种种因素。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只略提一提菲律宾问题在与合众国关系上政治与道德的两面。就合众国在太平洋较为宏大的方针、以及防守这方针的问题而论，该群岛治理上的地方问题并非要紧，虽则两者相连。我相信合众国保留对该群岛的监理，于一切利益都更有好处；不过既然有那么多美国人出于种种彼此矛盾的理由要把它们放掉，我且来说明：在那里有一个强有力的美国前哨，与菲律宾的独立并不相违，而且多半正是保障那独立所必需的。许多美国政客说到菲律宾的「独立」时，心里想的只是一个让美国主权体面地退出该群岛的借口。那说法听来好听；比方说，比提议把该群岛卖掉、或不问其同意与否而拿去交换、把它的居民当作政治上的财物，听来要好听些。把千百万信基督教的菲律宾人交给一个非基督教的国家去统治与榨取，听来也难听，而主张放弃的人便把这一面压在暗处。在那样的条件之下退出该群岛，只能以权宜为据来主张与辩解，其理路是：这样一来，合众国便可以不知怎么地免去一份耗费、免去一份危险。这套理路不理道德责任这个问题；它不理这样一条路是否要给菲律宾带来耗费与危险、并终致菲律宾人被征服。它也不计较：倘若合众国这样一个大国都不可能保护菲律宾，菲律宾又怎么能自保。然而菲律宾人在想到独立时，必须把这些事情计较在内，必须计较他们怎样才能维持自己的独立、怎样在内部保持秩序、怎样击退外来的侵夺。我想多数美国人会把这样一种情形视为理想的、也视为合众国在那里所做的提携之功的恰当结果：即菲律宾实质上可以自主其事、可以和平而不受外来干涉地自由追求其命运与进步、其自由得有保障、并且在财力上能维持这个地位。若让菲律宾有几年「独立」，随后便落入一个亚洲国家的统辖，取得同朝鲜与台湾相似的地位，在一切方面都低于他们的上主，在教育上、在基督教的信奉上、在本国商业与实业开发的参与上都受限制，那恐怕难以满足菲律宾人的志愿、或美国的良心。有没有一条路，可以使菲律宾人与美国人双方的愿望都得成就？倘有这样一条路，岂不该取么？

总参谋部按现行的国际情形，分了二万八千美军去防守菲律宾的一处基地。让我们换一个路子来考量这个问题。倘若菲律宾独立了，他们便需要一支军队去弹压国内、并作防守之用。倘若合众国的支持完全撤去，那么菲律宾的军队便得相应加多。同菲律宾本地侦察队与警备队相处的经验已经表明，他们能成好兵。因此一支相当有效能的菲律宾军队，只是款项与组织的问题；而这样一支军队所需的经费，约为在那里一支同等人数的美军的五分之一。假定菲律宾政府组织并维持一支十万人的常备军，另有较大的后备，可在战时迅速把这军队加至一倍或两倍。假定合众国在该群岛保留一处海军基地，只驻相当少的守军。假定菲律宾共和国与合众国订一条约，约定两方中任一方若与一个亚洲国家交战，另一方即予支持；该条约并规定合众国派出若干军官协助训练菲律宾军队、合众国以军械装备供给菲律宾共和国、而在战时由合众国参谋部指挥联合行动。这样一种安排，就先见与适度的准备所能保障者而言，似乎足以保障菲律宾人与美国人双方绝大部分的目的。它可以使菲律宾免去一切海军装备与海岸防御的耗费，因为那防御由合众国海军提供。它可以使合众国不但把独立授予菲律宾，而且助其取得保障。它还可以使合众国在成就这些目的之外，立于一个能够防守它在远东方针的地位，而无须额外的耗费、也无须把它的海军与陆军组织扩充到超出单为在西半球维持一种纯属防守的安全所需的规模。照这样一种安排，合众国在菲律宾驻兵一万便够了，而由此腾出的一万八千人便可供关岛与别处之用。

我所要说明的是这一层：要做那些合众国在菲律宾有道德义务去做、并且最合菲律宾利益的事，所需的陆海军并不比不做它们更大，耗费也不更多；而做那些事，还可以使合众国立于一个能维护它远东方针、能在聚焦于那一带的重大问题上保有影响的地位。至于战争之险，做那些事倒有减少之效，因为它可以使那些好侵夺的国家不敢去逼出一些在公平与正义上站不住的、同美国之间的争端。我主张：可以找到一个基础，以保障美国在太平洋一切道德义务与方针、并给它们合乎情理的保护，而不致招来非常的危险，也不必单为此目的而另养海陆军力。在授予菲律宾独立时，规定菲律宾必须维持一支定额的军队，以换取美国在维持那独立上的援助，是完全可行的。其于菲律宾人的好处，是显然的。

在菲律宾有一处妥当设防的海军基地，战时又有十万至二十万菲律宾本地军队在美国参谋部指挥之下为其后盾，那么只要美国海军在进攻上优于日本海军，便不必为它们抵御日本攻打的安全担忧。处于那样的形势，日本要攻打菲律宾便至少须有二十五万陆军。那将是一次主要的军事行动；而这一行动若被举办，日本便不能同时举办另一次主要的渡海军事行动，因为海上运输与海军护航都不够。当此形势，日本在为任何问题而筹划对合众国开战、而又不握有决定性的海军优势时，她的行动便要受严峻的战略限制。她渡海作战的设施只容她一次办一趟主要的远征。她若攻打菲律宾，则在菲律宾的行动了结之前，美国别的领土除偶有袭扰之外便可免于攻打；她若选择攻打夏威夷、或巴拿马、或太平洋沿岸，则菲律宾便相对免于攻打，而将作为一个基地存在着，以对日本同亚洲与欧洲的交通线施行破坏商务的行动。有一处受这样一项同盟、或一项在结果上类似的安排所保护的菲律宾基地；有关岛一处防守与驻军充足的基地，夏威夷又有一处；运河又设防充足、驻军充足——那么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与亚洲水域便兼有防守与进攻的打击之力，使它不但能撑住施用于美洲本土的方针，也能撑住施用于远东的方针。

十七影响美国安全的种种情形

战争如何开得起来——种种可加限制的影响——附带落到日本身上的约束——战争的一个新阶段——日本的军火生意——一笔意外之财——政府的专卖——扩张海军的机会——把日本的兵工厂弄成时新的——美国是在替一个敌人筹款么——欧战的种种情形——资本与爱国心——美国给交战各国的信用借款——俄国的地位——其中所涉的原则——资本同国籍的关系——日本的海军方案——时间与费用两项因素——日本在造舰上的自足——日本倚赖外国的程度——日本会赶过美国么

任何一个准备充足、一心只为自己目的的国家，都能挑起一场战争。它不需要激怒、不需要借口、不需要理据。它能制造或撩起激怒，把那个拿来当借口，再靠实力去当理据。日本正是远东一套生事的方术的倡始者，而这套方术的影响严重地把合众国牵在其中，大概还要把它牵作一个参与者。不过爱和平的国家也有一些措置可采，以限制并遏止一套生事的方术。我所指的不是条约；条约至多通常只记下一些以一时情形为前提的谅解，若无武力为之撑腰便一文不值。近代各国彼此相接如此紧密、如此多方，因此任何一个强国要对一切别国施展一份巨大的影响，总是有可能的；而这种影响往往可以用和平的手段施展出来。

因为我要把注意力引到具体的事实上去，我且举远东现存的若干情形为例，试着指明它们同合众国的关系。就拿日本在欧战中所走的路来说。我已经指明日本参战的动机：攫取青岛与太平洋上若干岛屿，并趁机恐吓中国。在这条方针上，她时或受了别国、也受了合众国的影响。虽则美国政府就日本对中国的种种要求所公布的正式举动只限于提出若干保留，美国却确曾（也许是无意地）对日本所走之路施了相当的影响。日本对中国的恐吓以一九一五年五月签订的所谓协定为顶点，而它的后几个阶段，正与条顿军对俄国那次大攻势同时，那次攻势把俄国军火之不足尖锐地暴露出来。也恰在那时候，协约各交战国都开始明白：军火或将决定这场战争。俄国因急需，已把日本余存的军火几乎搜购一空，出的是高价。其结果是：日本所逼出的这场中国危局既遇着中国的抵抗，便就军火短缺这个意义上说，把日本撞在措手不及之时。当时世界在军火供给上的局面是这样：协约各国除了在欧洲作战的国家之外，只有两个有效的供给来源——合众国与日本。美国国内有一股强大的鼓动，反对大量输出军火，而当时无人能预言合众国政府终究会在这个问题上取何立场。看来有若干考虑会牵进来。日本既在威胁美国在中国一项根本的方针，而这可能把合众国牵进去，美国政府便可能看出把军火留在国内为宜；又或者美国可能因别的缘故被拖进战争。再者，日本若要收取供给俄国军火之利，她自己便不能着手对中国作战，因为那将惹恼她自己的盟邦与美国。在那个关头，无疑还有来自英、法、俄的另一重影响。她们对军火的需要是压倒一切的——没有军火，她们在欧洲面临的便是败绩，或是战事无限期地拖下去。这几国向日本施加影响，要诱她走一条不致阻断美国军火之流、同时又容日本把她自己的最大产量供给俄国的路。协约各国许了日本什么、日后要如何兑现，不得而知；不过日本议会与日本报界都尖锐地暗示：日本把扼住中国喉咙的手放松，是有「补偿」的，将来自会揭晓。

把日本内部情形的若干因素看一看，便可以把这一层照明。多年以来日本一直把她的财政绷到极处，以供一场非常的海陆军扩张，而某些必要的部分便不免落了后，其中之一便是日本国内制造军火的设施。日本同别国一样，并未充分领会弹药对近代战争的比重关系。她知道自己不足，然而究竟不足到什么地步，她直到欧战打了一段时候之后才开始领会。我倾向于认为：这一发现（它与日本欧洲盟邦类似的发现同时）在那些合起来使日本部分中止对中国施压的种种事情里，提供了那个关键的因素。日本的军事专家断定：在再冒任何险之前，必须改良并大大扩充日本制造军火的手段。而手段就在眼前，由协约各国在欧洲的急需恰好送来。日本在战争制造设备上落后的缘由，是她款项有限。她虽然绷紧了，仍旧没能找出钱来办她想办的一切。她军事机器的某些部分稍稍落后，而她兵工厂的设备，一如协约各国的一样，落在别的部门之后。这里便有一个意外而极受欢迎的机会，可以补上那个缺陷。她盟邦的需要造出一种手段，可以在日本建起军火厂去供给她们，同时又给日本备下一条路，为她备战中这一重要部门筹款——而此前她穷得办不到。

据日本方面所得的估计，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间在日本所下的军火订货超过五亿元。以通行的情形与惯例为准，不妨认为这些订货有一成五的利。据估计，欧战结束之前日本将取得十亿元的军火订货。她一九一五年所收订货的一成五之利，约为七千五百万元。她大概还要取得的那些，其同样之利又为七千五百万元——合计一亿五千万元。一位日本的经济著者津村先生分析过日本主要实业被纳入政府控制的过程。他说：一九〇一年政府占本国各实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七；一九〇二年百分之三十一；一九〇三年百分之三十二；一九〇四年百分之三十三；一九〇五年百分之三十五；一九〇六年百分之四十一；一九〇七年百分之五十九；一九〇八年百分之八十七。我相信近年来这个比例略有回落。据估计，日本全境一切产业的估值，政府所有者将近其半。这是人民贫困的一大缘由，而其造成主要由于两端——商业与金融的寡头对人民的榨取，以及这个制度给政府以间接办法征税之便。日本历年的预算清楚地显出（虽然隐去了许多）她膨胀方针对国家财政的影响。当日本专心于内部改良之时，她的国债一直很低。先帝在位的头十六年之内，国债只增了二千五百万元，其时（一八八三年）债务总额为一亿四千万元。一九〇二年债额为二亿六千五百万元，而因对俄之战，一九〇六年升至十亿五千万元。日本未从俄国取得金钱赔款，而据津村先生说，日本的国债到一九一一年已膨胀至十二亿七千七百七十万九千元，其中十二亿一千八百七十一万四千五百元是欠在国外的。日本每年的国债利息，现已超过政府支出总额的三分之一。一九一二年经常预算的总额为二亿零五百五十万元，其中只有六千一百万元用于行政，其余都归军备与利息。近年日本另有一份扩张海军的非常预算，去年使总额超过了三亿元；而日本海军的吨位则从同中国交战之时（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五万吨增至现在的五十万吨以上。同一时期内日本的常备陆军已从七个师团增至十九个师团；又刚刚核准为「保护朝鲜」再添两个师团，而方案所定是要增至二十五个师团。日本海陆军的扩张，正是那份沉重的租税与年年重现的财政亏空的全部缘由。日本增产军火的机会一到，政府便看出了它的机会，明令唯有政府才得从事弹药与别种纯粹军用材料的制造。这就造成了这些产品的政府专卖，使政府得以独自决定这次扩张的细目；而同样要紧的是，得以把利润并入政府岁入而不予公布。日本政府就这样找到了路，既大举扩充它生产军火的手段，又找到了钱去便利它海陆军的扩张。可以论道（实在议会里已经论过）：这笔意外之财不如用到别处去，用于减轻租税的负担、用于内部的改良，而不要花在军备的进一步增加上。它本可以用来减少国债、应付到期的债务，其中有些是紧迫的。一九一五年公布的一次同日本大藏大臣武富的访谈里，他估计本财政年度的亏空为日金一千万元（合美金五百万元），并把这亏空归于一切租税、尤其是政府经营各业收入的减少；又说大藏部打算以新发公债来应付到期的债务。这番话若同日本政府预料要从军火订货上得几亿之利这一事实连起来看，是颇有分量的。我们这里有一位财政大臣宣布财政亏空，同时暗示到期的公债不能从岁入中偿付，因此要换新债。毫无疑问，日本从军火之利中本有款项可以抵平她的预算亏空、可以应付外人所持的到期公债，此外还可另有别用。然而政府宁愿把它的军火之利留作一笔专款，以备用于——用于何处呢？——同时又向外国借钱来换那些到期的公债。日本打算如何使用她的军火之利，从海军大臣加藤宣称海军的增加必须居先、以及大隈伯爵在议会所说日本国防会议的计划一日不可缓上，便可以看出。这个计划名为海军的「充实」，意思是把旧舰逐步换成新的、更有力的。用这个法子，日本现役海军的舰数在纸面上看来不会增长；可实际上她造舰的进程却要加快。这个充实之计，看来是在那个已公布的八艘超无畏舰与八艘战斗巡洋舰的方案之外的。这项充实计划似乎是一九一四年秋决定的，可是用检查之权把消息压了下去，并在此事上把世人引入了歧途。

让我们再往前看一点。倘若日本把她的军火之利留作海陆军扩张之用，因而不必以索取新岁入去惊动自己的人民、也许还能避开别国的注意，同时又以新借款去应付到期的外债，那么她便可以毫不费力地转上战时的基础，而不致引起多少注意。这份备战是怎么筹款的呢？日本并不是靠自己筹这笔款。这是清楚的。分析表明：合众国帮着替日本的备战筹了款，其路数是这样。日本在制造军火，主要卖给俄国。俄国自己没有钱付；这些交易的筹款是由英、法两国办的。而英、法两国自己又是军火的大买主，而那些军火主要得自美国。一九一五年秋，这两国在合众国安排了一笔五亿元的信用借款，此后还可能要求更多。这些信用在合众国立起来，便腾出了英、法的资本，可以借给俄国；而俄国转过来又把它付给日本。于是美国的信用便间接地帮着替日本的战备筹了款。

于是我们得到一桩悖论。日本的战备是对着哪一国、或哪几国的呢？日本在德国身上能取的都已取尽，在欧战中能取的也都已取尽——除非她因派兵去欧洲而以中国与合众国为代价得到「补偿」。日本是单单对着中国武装的么？日本平常的军备已足以打败或震住中国，而且有余。那么理论上还剩下什么可畏的敌人呢？这局面的逻辑指向合众国，以之为日本所备以对付的国家。倘若此说成立，那么我们这里就有美国的金融家在帮着替一项对着合众国的海陆军方案筹款。

这样一种局面并不像乍想时那样离奇；实在，一国、或一个国籍的资本去替竞争的、甚至敌对的国家的战备与别种活动筹款，乃是寻常之事。「资本无爱国心」这句话若不算十分确切，至少也近于近代的情形。多年以来（如英国商务部的报告所揭示），英国的资本（或曰伦敦的金融家）一直在大举替德国的世界贸易攻势筹款，从而腾出德国的资本去替德国的海陆军战备筹款。在欧洲各国之中，英国是最晚才领会这个制度的近代分量的，而她的政府正在筹措办法，此后要对英国资本在国际间的延伸加上约束。德国、法国、俄国（虽然俄国在本土之外算不上什么放债人或投资人）与日本，早些时候都已采取步骤，防止本国的资本被用于可能违背国策与国家利益的路上。在这些国家里，凡延伸到国外的大笔金融操作，非经政府核准便很少办得成。在法、德、日三国，证券非经政府核准不得在交易所挂牌；这就意味着这几国的投资人对未挂牌的证券要踌躇不前，因而给包销者加上一层限制。这个制度把这几国银行家与资本家在国外的筹款限于相对小的操作，除非它们受某种程度的政府监督。在这个制度之下，一笔外国公债除非银行家准备以自己的准备金承接，否则非经政府核准便不可能在一国发行。这个制度给资本加上了确凿的、有时是烦人的限制；然而它有一样好处：可以防止一个政府宏大的政治方针无意间同本国国民的大金融利益相左、或者反过来；也趋于防止一国的资本在其政府与人民不知情之下被用来断送他们自己。倘若美国的金融家按涩泽男爵所提的条件同日本在中国合作，那便是一桩资本无爱国心的事。遇着这类事，倘若资本本身没有爱国心，就该找出办法以道德的劝导把爱国心灌进去；倘若那办不到，便该以法律的约束把它拘在爱国的界限之内。当那笔五亿元的美国对协约国信用借款正在交涉之时，曾有人向金融家与华盛顿的政府提请注意：这笔信用没有把俄国包括在内，而它应当把俄国包括在内。按这笔借款（或曰信用）的条款与条件，表面上把俄国排除在外只是个托词；因为这笔信用虽是给英、法两国的，它却要帮这两国去向俄国及其别的盟邦作预付。俄国这样得来的款项如何替俄国同日本的军火交易筹了款，我已经说明；把俄国排除于那笔美国借款之外是一桩虚言。就对俄国这一层而言，它于美国有一样坏处：使俄国既受了美国筹款之益，又不对美国负什么义务。在法理上，俄国是为着军火的供给而对日本负义务、为着受人筹款而对她欧洲的盟邦负义务；而那个使这桩交易成为可能的国家，就俄国而论，却从这桩交易里既不取物质之得、也不取政治之得。那些力主该把俄国直接列入这些信用之中的人，并不是出于反对给协约国信用的意思。这类信用的原则是稳健的；然而它们该订得能为合众国收取一切可能的便宜、而不含任何严重的不利。倘若美国帮着替俄国筹款，那就让美国从俄国取得这一举动所应得的道义与政治上的信认，那多少可以抵销日本从那个局面里所收的显然的政治与物质之益。既然美国能给这样的援助，反过来也一样成立——她能靠不给它而造成相应的不利。这是一根有巨大政治力量的杠杆，运用它是正当的；而它正该被运用，以在那些受一场战争及其了局所影响的地方，为美国的观点与美国的利益争得承认。在那个基础上，协约各国为进行军事行动而须取用美国资源这一需要，便可以施用于远东的情形，并有助于在太平洋保住一个合乎美国利益与方针的现状。

怀着这些情形，我向海军专家提出了下列各问：

一、假定日本手里有一亿五千万元是在经常岁入之外得来、而她把这笔钱用于扩张海军，那么什么样的方案是可能的？

二、日本造船设施的状况如何？在加紧之下其最大产量将是多少？

三、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生产装甲钢板与大口径舰炮？

四、日本如今是否已能在国内生产一艘近代战舰、以及别种近代舰艇的一切构件？

五、在欧战期间，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别国取得这类供给？

六、日本从合众国取得装甲钢板到什么程度？

七、假定日本在她正规的造舰方案之外另以一亿五千万元扩张海军，她增加海军实力能有多快？

八、假定日本的海军方案这样加快，以美国目前的造舰速度而论，这将如何影响日美两国海军力量的对比？

九、就每一单位的金钱费用（连使用维持在内）而论，日本以一定数目的款项在造舰上所能取得的结果同美国相比如何？就是说，照目前的情形，日本花一亿五千万元所能取得的海军力量，同合众国花同一笔钱所能得到的相比如何？

十、（假定日本实力有这样的进展）合众国要维持对日本的海军优势，须加快到什么程度？

十一、以合众国海军目前的情形、以海军部所建议的立法、并以上述日本海军的增加为据，三年与五年之后两国海军实力的对比将如何？

以我自己所得的材料与海军专家在这些事上所提供的材料而论：倘若日本有款可用，则除非美国通常的造舰方案与进程有所增加、有所加快，她在几年之内便能在海军实力上赶过合众国。日本如今可以同时铺下五艘主力舰的龙骨，一年之内还可以另备至少三处船台。她造较小舰只的船台是充裕的。此前日本造军舰造得慢，约与美国一样慢；然而使日本迟缓的是款项不足。她还因一个愿望而迟缓过：为节省、也为国家的安全，她要在日本国内生产一切型式军舰的一切构件。她如今已能办到这一层。日本在室兰与吴的官办厂里制造厚达十二英寸的装甲钢板，以及目前所用最大口径的舰炮。日本各厂装甲钢板与大炮的最大产量是军事秘密；然而在此后数年之内，它们能否供给同船台所能铺设的主力舰数目相当的钢板与大炮，是可疑的。欧战继续期间、也许此后还有一段时候，日本不能从国外取得装甲钢板与大炮，除非是从美国来。任何一项重要构件的短缺都会阻住建造，因此日本造舰能力的尺度，可能就是她供给任何单一构件的能力。日本造主力舰的快慢，不能超过她为它们备下炮与装甲、或机器、或钢板的快慢。日本的军火生意已提供了手段，来补足并加强她兵工厂与海军船厂从前若干欠缺与不足之处。不过日本单凭自己造舰，仍有物质上的限制。那些限制究竟如何，只有日本海军参谋部确切知道。日本有可能正在从美国取得材料与海军物资，一如取得财力的援助。日本在军舰造价上比美国占约二成的便宜，在海军维持费上占一倍以上的便宜；就是说，日本造军舰比在合众国造便宜二成，而维持一艘美国军舰的费用约为维持一艘日本军舰的两倍，因为服役的标准与条件不同。所以就一定数目的款项而论，日本能得到的军舰比合众国多。以一亿五千万元，日本可以造约十二艘主力舰——超无畏舰与战斗巡洋舰。日本造一艘主力舰向来要三年至三年半，然而她可以把这时间大为缩短。在美国造一艘主力舰向来要三年至四年，而专家估计二十个月便可造成。照这样算法，日本另花二亿五千万元，便可在四年内造二十艘新主力舰。以国会所定的增加速度而论，那将使日本在海军实力上走到合众国前头去。不过日本要赶过合众国，只能是因为美国容她如此。合众国有设施可以同时造十六艘主力舰，而炮、装甲与别的配备大概也能供给得上，不致多耽延。日本不能在海军实力上赶过美国，除非美国人甘心如此。美国海军总委员会主张一项方案，要到一九二二年备下二十八艘近代主力舰，那是被认为要走在日本前头所必需的。目前合众国在战舰上远在日本之前，却没有战斗巡洋舰与侦察巡洋舰。日本有四艘战斗巡洋舰已经成军，而几艘最新式的侦察巡洋舰正在建造之中。

十八国家战备足用之量

这个命题的诸因素——两套标准——列强与倚赖他人的国家——中国与比利时之例——比利时的战略位置——她的足用之量——中国的地位——她的足用之量——战备上和平主义与武装两种理论——战备与不备同国际安全的关系——近代战争的起源——商务与实业的相撞——均势——它对美国的影响——海军的均衡——国际间利害的均衡——旧日安全的根基已毁——美国的弱点被暴露出来

美国人正在设法把他们国民的生活与组织重新调整到世界上那些他们几乎未曾疑及其存在的新力量上去；在这番努力之中，他们似乎有一点是一致的——人人都主张为防卫作「足用的战备」。然而关于什么才算「足用的战备」，意见却大相径庭。极端的和平主义者以为同别国订约便是所需的全部保障；另一个极端则要求一种优于任何一国或任何数国结合的海陆军力量。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众人的想法是混乱的，许多当政者也是如此。构成一国安全之足用之量的是什么？这能定得出来么？倘能定出，那么合众国在海陆军力上的足用之量又是多少？

这是一个可以用近似之法推算出来的命题。它取决于诸因素与诸或然之事的权衡。它立在一个游移的尺度上，随各国志愿、利益与军备的涨落而动。这些志愿、利益与军备虽然流动不定，却同政治科学所须对付的近代文明的任何因素一样可以捉摸；它们落在实际的人事范围之内。就理论而言，公道要求各国在其存在与权利上的安全之足用之量对一切国家都是相同的。就实际而言，显然至少有两套标准。在这一层上，各国可以分为两类：（甲）那些能够（有若干限制）在世上保护并推行自己权利的国家；（乙）那些力量不足以撑住自己权利、因而要倚赖别国之间一种均势的国家。欧战起时，合众国自居于那些能够在世上保护并推行其权利、因而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国家（通常称为列强）之列。事变已把这个自居之说摇动了。如今多数美国人明白：本国在海外推行其权利的实体力量是薄弱的；然而合众国仍列在列强之中，因为它有着巨大的潜力，又因为种种情形使这潜力有可能化为实际的力量。此后决定各国在近代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的，是资源之可以取用，而不单是资源之存在。中国的天然资源不逊于任何一国；然而她正处在沦为藩属的严重危险之中。中国是否还握有她自己国家的命运，是可疑的。由于一套错误的哲学、由于长久不用她的资源，她已失去对它们的掌握，到今日便是在国内使用它们，也非在外国所加的限制之下不可。倘若某几国能加阻止，中国如今便不会被容许武装起来保护自己；而她们大概是能阻止的。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的例子：她自己本具备成为一个强国的一切成分，却走了一条把她放进那类主权与权利须倚赖外力的国家之列的路。比利时属于那一类，则是因为种种在近代大半非她所能控制的情形。比利时没有成为一个强国的资源——她国家的权利与生存悬在列强之间的天平上。中国与比利时同属一类而缘由与成因各异，而她们在欧战中的命运，给战备足用这个问题的若干方面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例示。

不妨依次讨论那两条关于国家、或国际的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定理，即由比利时与中国之例所演示的——和平主义的极端定理，与武装防卫的定理相对而言；因为倘若和平主义的定理是对的，那么以科学求足用之量这个问题便纯属书斋之事。比利时与中国都在军备上相对薄弱，都倚赖一种见于条约的均势以求安全。两桩事里主要各国都曾在条约上签字，给了令人满意的保证；然而比利时与中国真正所倚赖的，乃是列强之间一种利害的均衡，可以抵销其中任何一国掠夺的方针与武装的侵夺。中国与比利时都尝过境内处于战争状态之害。她们因这场战争而受损，而无望从它的结局中有所得，也几乎无望为所受的损失得到补偿。然而比利时与中国被牵进去的方式，有根本的差别。比利时的地理位置几乎正在柏林与巴黎之间，而且提供了在那两个京城之间调动军队的最短最易之路。这是她的不幸。在欧洲的军事界里，人们很明白：倘若法德单独交战，两国大概都会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同样明白的是：倘若德国须同时同法俄两国作战，德国便几乎一定要取道比利时与卢森堡进兵。同法俄两国、或同更大的一群国家作战，德国成功的机会在于迅速击败法国，趁俄国的全副力量尚未施加于她另一条边界之时。当此情形，军事专家（而且我们尽可断定，各国政府亦然）早有定论：比利时的中立将或多或少地受到侵犯。就此而言，不妨指出：德国取道比利时迅速进兵固然有利，而俄法这样做却并不同样有利。因此法俄未必会首先违犯比利时的中立，因为那不合他们的利益。法俄的利益在于保持比利时中立，或者倘若保不住她的中立，便使她站到自己一边。在考量德国的举动、以及对这举动的种种指责时，人不由得要想：倘若战争头一阶段的战略情形反过来，协约各国对比利时会取什么举动呢？这个想法的答案，也许可以在中国所受的对待里找到。由于日本的插手，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胶州受了攻击。胶州的位置同这场战争的主要行动并无任何重要的关联，也不能影响它的结局。倘若交战各方真有尊重中国中立之愿，则以协议把它中立化，外交上只需几个礼拜便可办成。胶州要同比利时相当，它便得位于协约国侵入德国的便道上某处。它并不在那里。胶州一时被德国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占着，都不能对这场战争的胜负有重要的影响。

除了这一点分别——比利时的位置就战争的主要行动而言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且可能决定其最后的结局，而胶州的位置在战略上无足轻重，不能影响战争的结局——比利时与中国的困境在法理与道德上是相类的。德国违犯比利时的中立，有一个军事上的借口——不是一项权利，不是一项理据，而是一个借口。而攻打青岛以违犯中国的中立，则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军事借口。在比利时一案里，是施用于各交战国之间的战略军事动机促成了这一举；在中国，则是一个偶然而不必要地卷入战争的国家的政治图谋提供了动机。因此比利时与中国都是代人受过而被牵入战争：比利时是因为交战各国急于彼此打击，中国则是因为有人图谋她的领土与主权。于是我们便有了弱国不经其同意而能被拖进战争的两种方式，其动机与情形都得了实际的演示。中国与比利时两案之中，没有一件是她们自己无从预见、无从全部或部分地预为保险的。比利时时刻受着强国相撞的威胁，而她的军备赶不上她们，因此她不可能绝对安全。她武装足用之量因此须定在她战备的极处。假定战争起时比利时已在武装战备的极处。那可有什么分别么？可能有。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国取道比利时打击法国，其战略之利取决于两项因素——时间，以及以人命计的代价。有些军事评论者主张：就当时的实情而论，比利时所作的抵抗已挫败了德国的战略目的。倘若比利时开战之初的武装实力是当时的三四倍，那么不妨合理地假定：她若愿保持中立，便可免于被侵。当此情形，无论哪一方违犯比利时的领土，其代价与耽延都要超过所能得的任何便宜；那么，这便是拙劣的战略，而是更拙劣的政治。倘若比利时能与别国的大动员同时动员一百万人，则她的中立被武力违犯的可能便甚小。她本可以像瑞士、荷兰与丹麦一样免于战争，并能在若干限制之下保住她的实业与商务。又或者她若愿参战，无论站哪一边，她都可以开条件。总之，她本来多少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更大的国家棋局里的一个卒子。

中国的情形在许多具体处都不同。中国有几样比利时所无的便宜。其一是地理上的隔开（在人们还未领会国际事务中并无此物之前，这叫作孤立）。中国以为自己并不横在列强任何切要冲突的路上。即便她们为中国打起来，主要的接触点也会在欧洲、或在离中国远的地方。可是中国忽略了一件事。她没有预见到：一场欧洲的大战会把中国安全所倚赖的那些均势因素暂时抽走，使中国赤裸地暴露在一个近邻强国的全副力量之前。而这正是所发生的事。日本抓住了机会去推进她在中国的图谋。骤然失去了「均衡」的保护，中国便没有手段保护自己。然而中国的足用之量并不难定，而她从前也曾能够自行供给。中国所需的是一支武力，足以在对日本的别种约束一旦撤去之时挡住日本的骤然攻击。一支五十万人的有效能的军队，加上若干炮台，便足够了。

各国战备与不备同别国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关系，由中国一案尖锐地衬托出来。倘若中国当初相当强壮而有准备，则战争期间远东整个的局面便会不同。中国自己便能够——无论有无各国的公认——把胶州中立化。日本便不会被人请去、也不会有借口去插手；也不能抓住机会去侵夺中国；而由那个局面对中国内政、对美国、对整个世界所生的扰乱的反作用，便不会发生。在近代世界上，一个无力自卫而同时又富庶的国家，也许是国际间摩擦与战争最大的缘由；它不为自己备下保护，便是招引那些出于贪欲与野心的侵夺，并迫使别国担起不成比例的过重军备去撑住一种均势。不但如此，那些武装的国家通常还能找到路子，把它们额外军备的代价记在弱国的账上。

随着近代战争的起源被研究得更多，在那些以科学眼光看政治的人中间，有一种看法在滋长：即战争根本的缘由、或其根本缘由之一，是各国之间商业上志愿与利益的相撞。持这种看法的还有几位有学问的评论者，他们主张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乃是国际商务唯一公平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那条激动着某些欧洲治国者、并帮着把世界拖进战争的定理。有些国家的商业与实业分子，因战争提供了机会去残害别国的商务与实业、去夺取它们的市场，从而使它们多年处于劣势、或永久残废，而欢欣鼓舞。把这一层以及别的情形当作一个提示——即照如今所设想的治国之术，人们是要动用海陆军力的，简言之是要出于这类动机而开战的——那么看来美国对外商务的大扩张，此后便要把本国的利益带进这类方针的范围之内。美国人倘在他们要取得世界商务一大份的心愿与用意上成功，他们便会把那些曾使别国彼此陷入战争的忌妒与敌意引到本国身上来。便是在这个方向上作出一番有力而有望的努力，他们也要在那些以强力扶持本国国民对抗竞争者、并以外交阻挠一切有力的竞争之举为治国方针的国家中间，激起忧惧与反对。合众国发展的路数使它到此为止几乎躲过了这种特殊形式的国际敌意。然而摆在美国前头的分明是一场剧烈的国际竞争；除非治国之术的某些倾向有所翻转，这场竞争将使合众国暴露于外国为商业机会而在政治上施用的海陆军压力之下。倘若此说成立，那么显然美国于世界的均势有着深切的利害。若不是因为美国实业的发展向外压进对外商务，这个国家本可以无限期地走下去而不受切要的影响，它的安全也不致被别国之间那种半带敌意的贸易竞争所触动。然而欧战对美国的反作用所给的每一个迹象，都直接指向一场强劲的向外经济压力的开始。那场战争彻底而最终地打破了合众国所谓的孤立。它经济上的孤立早已被掘去了根，而欧战则永远终结了它政治上的孤立。

此后合众国将不能对主要各国之间的同盟无所关切。美国从来不曾想过对英国开战，然而近年来美国的治国者不得不面对同日本终究生出摩擦之可能，而那摩擦可能要取决于武力、或武力的显示。倘若人们想到英国依英日同盟站到日本一边反对合众国之可能（而军人总是在想这类可能的），欧洲的局面则被认为可以使英国无从参加。人们觉得德国海军会把英国海军牵在欧洲水域，而在一定程度上抵销它对美国的施用。这样一来，欧洲列强的对峙便使其中任何一国、或它们任何现成的结合都不敢侵夺美国，也不敢插手美国同一个亚洲国家之间的争闹。从这里可以推出：合众国的地位与安全何以会受欧洲均势变动的影响。欧战是有可能扰动、或摧毁欧洲旧日的均势的。假定德国被打败，她的领土缩小，她的海军被毁或移交给她的敌人，她的陆军被解散、或减到低于别国军事建置的限度。那便立刻把英国相对于合众国的武装实力增至三倍。有人说英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的；然而人们对一九一四年开始的那场战争也曾这样说过。照从前的情形，就英美两国而论，它们之间生出一个会导致战争的问题，其可能是甚小的。那些情形正在过去，而且永不会恢复。日本的兴起以及她同英国的同盟，造出了种种纠葛。倘若德国被压碎，作为世界贸易的竞争者而暂时出局，便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要取她的位置——那就是合众国。当此情形之下，德国膨胀的商业之举所激起的畏惧与敌意，会不会由美国承继下来呢？倘若世界的治国之术所依的是同指导合众国一样的那条商业扩张的定理，那么这个前景里便没有什么可畏的兆头。然而对近代情形的分析表明：那条「门户开放」式的商业扩张与机会的定理，并不是支配着列强治国之术的定理。除非欧洲那条定理有所改变，美国经济能量向世界商务的推进便预示着一场相撞。一条真正「门户开放」方针的头一要件是海洋自由；而凡由一国单独巡守、因而受其支配的海洋自由，若那一国同时又是别国的一个领头的竞争者，便不能算有保障。倘若欧洲四十年来所存的均势翻转过来，其对美国的影响将比对欧洲许多国家的影响更大。

分析过去半个世纪世界政治的若干情形，便可看出：估算合众国武装足用之量的一个根本因素，是那场使欧洲各国彼此对峙的利害与方针的相撞，而它近来已归并成两大群，分别以英国与德国为首。倘若那种情形有所变更、或大受改易，则这个假设就其与美国的关系而言便要被推翻。假定德国可能有一些会使她同合众国相冲的志愿与图谋，那么倘若英国反对德国的膨胀，英国海军便可以视为有助于美国的安全。然而这条理路，一旦情形变了，是可以反过来走的。倘若英国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她主要的、或当下占优势的利害使她同合众国相对立，那么届时或许正是德国海军，靠着部分或全部地抵销英国海军，使均势偏向于美国。因此，合众国现在与此后的武装足用之量，不能以对德国、或对英国、或对日本、或对任何一国或数国的固定辞句来陈述——而要取决于主要各国之间的均势。国际均势并无什么固定不变之处。它取决于若干因素，而海陆军实力只是其中之二。它真正的准绳始终在于利害的均衡，而那是常常移动的。不过有一点是确凿的——相当的武装实力乃是在均势中占一席之地所不可少的。威尔逊总统在一九一六年提到：就国际而论，合众国两面临人——大西洋与太平洋——而在两面都对着严重的问题。美国的外交方针（它在过去所走的路比近来更硬、更明确）所依的前提，是欧洲各国之间、也是亚洲各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利害与力量的分立。正如欧洲分为两群武装力量大致相当、而又彼此同样构成威胁的国家有助于合众国的安全，亚洲各国之间类似的利害与力量的分立，也趋于保护美国不受那个方向的攻击。举例来说：中国若是一个相当强的国家，而俄国在远东也强有力，那么日本唯有同那两国把她的分歧消解、并得到它们消极的默许或帮助，才能成功地攻打美国。既然照眼下的情形，日本同中国与俄国利害上的分歧与摩擦的缘由，同她对美国可能的摩擦相当，它们便构成对她的一重约束。倘若日本取得对中国的霸权，太平洋上的局面就其影响美国者而言便要改变。

以上勾出的种种原则与世界情形，为计算保障并保护美国国家领土与利益所需的武装足用之量提供了基础。细目可以留给海陆军的专家。不过显然的是：海军力量构成美国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她在国际均势中影响的首要因素。照眼下的情形、以及照它们看来正在成形的样子，合众国所需的海军之力，仅次于英国；而将来或有一日，它必须与英国海军相等。那要由英国来定，一如要由美国来定。英国可以走一条路，使合众国可以安稳地留在海军的第二等；她也可以逼得那个国家去造舰对着她。倘若东西方都存在着一种均势，足以使英国不便在公海上、不便对美国的对外贸易取一种跋扈的态度，那么合众国便不必因加拿大地位之暴露而为一支优势的英国海军在这两国单独的争端中所能担的角色感到不安。这自然是假定美国海军之外还维持着一个有效能的军事组织。在过去，合众国的安全曾受当时关于军事与国家实力的看法的有利影响。人们曾广泛相信：一个握有金钱与天然资源的国家能够迅速备下一支有效能的军队与军事组织，而且大洋之隔构成严重的障碍。美国人那些使他们有安全之感的想法，在国外估量对合众国开战所涉的难处与风险时，也相当程度地被人持有。世人还以为美国这个国家是团结的，而且在骨子里美国的气性是尚武的，一遇任何威胁、或一遇企图恐吓这个国家之举，便会立刻起而抗拒。事变已把这些看法都改了。此后美国人在考量本国安全时，必须既就美国人如何看世界、也就世人如今如何看美国这一层来看这个问题。

十九美国与中国

美国在中国威望的衰落——道德与物质两项因素——美国道德影响的根基——美国的教会事业——传教的工作与影响受威胁——那危险——朝鲜之例——伦理上的两难——在中国的种种举动——佛教的传播——日本的自相矛盾——基督教同日本方针的相撞——美国传教士的观点——物质的诸面——美国参与筹款——美国银行团的退出——其对中国的影响——淮河之计——影响外国投资的种种情形——别的例子——福建一案——美国贸易的衰落——其缘由——美国在国外的投资——其中所涉的原则

就国际交往所能有者而论，中国与合众国之间的关系向来是友好的。这份态度是彼此的，只偶尔因美国排华法的若干施行而一时蒙上阴影、起过波澜。自邦交建立以来，两国的大方针一直是和谐的。中国开始陷入国际的难处之时，合众国对她的处境抱着明智而活泼的关切，并首倡了许多意在缓解她所受压力、保全她的完整与自主的举动。在两国之间较小的事务上，美国对中国也行事宽厚。凡对这类事略有所知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一层，而这种知识日久已渗入各层民意之中，其效累积。中国与美国之间从来不曾、如今也没有任何趋于严重分裂的问题。就两国的国策与民间的心向所能影响这些事者而论，在中国人的估量之中，合众国在各外国之中居第一。

然而美国在中国的威望正在衰落。这个结论，是把那些有助于美国在中国人中间得人望之事、同那些趋于挖掉美国在他们中间影响之事两相权衡的净结果。这衰落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物质上的。物质利益的衰落比较容易量：它可以用贸易的统计与投资表出来。道德影响的衰落则难量，因为它不可捉摸。它不能用统计表出，也躲得过比喻的辞句。「威望」二字近于表出道德的影响，可是威望可以指的东西太多。这话听来像悖论，然而它是真的：数十年来美国的道德声誉在中国稳步上升，到今日之高点，而近年来别的因素却同样稳步地在把美国的威望摧折下去。也许我这样说便可以说清：美国在中国的道德威望如今是感情上的。它在中国几乎没有实际的力量，因为中国人已经发觉它极少有实际的施用。他们已经发觉：没有实际施用的国际道德，只是一句空话。一种情谊或许是极好之物，然而要把它用到事务上去，须有行动。而一种所谓道德的情谊，当它化作辞句、并因它的失职而容错误与不公当道之时，便是它的道德性也是可以质问的。

美国在中国人中间的道德影响，主要立于它在中国的种种显现、或立于那些可以追到美国的行动、不行动或方针上去的、在中国的种种效果。美国人在中国所做的伟大的人道工作——宗教的、教育的、医疗的——构成美国在那里道德影响的磐石。人们时常认为美国的道德影响全在这项工作之中；然而那是短视之见。教会事业的道德影响是它突出的品质，而且不为别的特点所暗。它赤裸裸地是利他的，是不取利的劳作，是白白给出的好处。这些教会事业——尤其是学校与医院——已渐渐为各阶层的中国人所赏识，他们大量利用着它们所提供的种种便益。这些好处时常是不取分文而给予的，其显然是不待说的。因此教会事业与别的外国活动不同。公道与法治对文明同教育一样要紧。中国境内一所外国的法庭，同一座礼拜堂或一所学校一样是一种道德的影响。然而在司法的施行上有许多令人不快之处，会激起恐惧与愤恨。那些在改良的条件之下给人以雇佣的实业、那些延伸交通的铁路与轮船航线、电灯与电话系统、改良农业的器具、商务的活动，都含着有力的道德影响。然而其中无一不明白地有取有予，这便同人道工作那种理想的性质相形而见了。关于外国教会事业在中国宗教上的成果，我不敢确说，正如我对美国国内的精神力量也不敢确说。归信基督教的统计，显然不能把外国宗教在中国的影响说出来，正如上礼拜堂的人数不能把美国道德的程度量出来。教会学校与医院的工作则较易估量。实际的结果处处看得见。基督教在中国人身上精神上的效果或许不确定，然而显然的是：近代教育帮着中国的男女孩子成为较好的国民，而解除肉体的痛苦、改良公共卫生与居住情形，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同在别处大略相同。这些学校与医院把成千的中国青年送进近代的各行业，或使他们带着几分西方的教育，把所知的散布于人民之中。外国教会事业在中国那份开化之力是无从计算的，而在这项工作上美国担了首要的一份。巨大的人力、以及数亿元的款项，已花在传教的工作上、花在为它备下设施与预备它的扩展上。中国的教会事业几乎已把它们当初的敌人——迷信与因陌生而来的无知——逐出了阵地，已成就了大的结果，而更大的结果还在前头。如今基督教的教会事业却受着威胁：它们的劳作、以及那份如此缓慢而艰苦地建立起来的道德影响，都要受到约束。

这威胁不是从中国来的，而是从日本来的。日本一九一五年向中国提出的种种要求之中，有条文规定日本人在中国各处均有权置地，以建日本的医院、礼拜堂与学校。就其表面看，这一条似乎与给予基督教会的权利相似；而它被看作日本要在中国传播佛教的一层暗示。它还必须同那些要求作为一个整体连起来看，而那些要求显然是要立起日本对中国的宗主权，这个用意日本并未放弃。正是日本在中国的宗主权可能同日本佛教在那里的传播相联这一层，使基督教的传教士惊警起来，而他们有朝鲜作为一课实物的教训。日本兼并朝鲜是晚近的历史。起初那个国家在对俄战争期间被日本军队占住，而有保护朝鲜独立之保证。战后日本逐步把朝鲜的行政吸收过去，强逼韩帝违着他的意愿签下一项协定，服从日本的权柄。随后便是兼并。日本占领之后不久，便显然可见这一变局于朝鲜的基督教会事业没有好处。朝鲜人痛恨本国被征服，多年来对日本的统治、对朝鲜人被置于日本利益与榨取之下，进行着一种半反叛式的抵抗与微弱的政治阻挠。尽管朝鲜的传教士绝大多数始终诚心设法在土著人口与日本人之间守中立、并设法同日本的行政和谐相处，他们的存在仍成了若干政治纠葛的缘由。伊藤公爵出任驻汉城统监时便看出了这一层，他说他担忧朝鲜的基督徒会因美国传教士所灌输的思想与教义，结成一个敌视日本的政治团体。这个推想的根据是不难看出的。基督教在朝鲜所取的进展，相形而论比东方别处都大。那里有五十余万信教之人，有一千八百余所教会学校与礼拜堂。其中绝大多数在美国人的主持之下，那便意味着美国关于个人权利与政治自由的观念潜移默化地被注入人民的心里。这正是伊藤所预见的政治危险，因为这类观念同日本对她属地的方针是相敌的。它们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制度也是不相容的；不过在那里，平民同寡头是同质的，而且浸透着对天皇爱国的忠诚；而在朝鲜，人民对日本的统治不抱同情，而且容易被激起来反抗它。伊藤又预见到：日本大概要失去朝鲜外国传教士的同情，而这些人自然要倾向于他们劳作了如此之久的那个民族，而且他们认为那个民族在品性的一切根本成分上同日本人相等。后来果然如此。日本的行政还未推行多远，传教士便开始看出朝鲜人是受压的一方，并且愤恨日本对他们的对待。这便在传教士与统监府之间生出若干摩擦，虽则除少数事例之外并未破裂。伊藤公爵被一个朝鲜人刺杀时，日本报界明白地暗示美国传教士的影响同这桩罪行有关，因为传教士指责日本在朝鲜的行政，便撩动朝鲜人去抵抗它。那一事件衬托出日本占领朝鲜之后美国传教士的窘境。他们被夹在一个伦理两难的两只角之间。在西方国家，倘若教士与宗教的教师相信一大部分人口、甚或少数人受了不公，他们便以向那些对此情形负责的人陈说为本分；而倘若别的办法都不能补正它，便以鼓动去争取改善为本分。欧战期间比利时的教士与在亚美尼亚的美国传教士的抗议便是这种态度之例，而历史上这类例子甚多。既然知道朝鲜有压迫土著人口的情形，传教士该不该缄默呢？这便是他们的两难；而他们各按自己的见识与良心，以三种方式解了它。人数较多的一部分人避开了那些确可被解作在日本当局与朝鲜人之间插手、并可能被视为有害的政治活动的举动；实在，日本曾警告过他们。有些人则选择为朝鲜人出声；而少数人则大声称许日本的方针。那些保持沉默的人心里是难安的，他们只是屈从于情势的压力。这压力一面来自日本，一面来自美国。有人向各教会董事会陈说：对朝鲜传教士反日的倾向加以约束是可取的，因为他们的态度有使他们在那里的地位站不住之虞。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传教士遇着若干难处。要成就他们工作真正的目的，就须取得并保住朝鲜人的信任；而倘若他们取了、或被默然逼着取了亲日的态度，他们便不知如何办到这一层。日本报界时或指责朝鲜的美国传教士撩动反日之情。这他们本是容易做到的；他们在教会学校与礼拜堂里有一副好的政治机器，直接接触到那些较有才智、较趋进步的朝鲜人。可是传教士一般是守着中立的态度的。这个问题有一面颇可玩味：东京政府对传教士任何指责日本朝鲜方针的话都强烈反对，然而对他们任何有利的言辞则尽量广为宣布，并以颁授勋章表示嘉许。这样一来，画的一面被压下，而只有日本统治有利的一面被呈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有分量的侧面，就是它对日本的兴起与军力于基督教世界旧日那股战斗精神的心理影响，投下了什么样的光。

在兼并朝鲜之前，日本想把那个国家的事压着不响，那时日本政府对基督教会这个问题处理得能软就软。可是兼并一旦办成，便采取了一条较硬的方针。日本总督一九一四年公布的一份正式报告总结兼并后头三年的成绩，其中用了这样的话：「倘若把教育与宗教的分离一举施行，这些教会学校便不得不闭门；而官立与公立学校又缺少足以取而代之者，它们的闭门将在朝鲜的教育工作上留下一大段空白。因此有关当局眼下只注意防止因这些学校的存在而可能发生的弊害，而打算日后再施行教育远离宗教这条原则。」这段话若读得明白，便不能不解作日本要关掉朝鲜外国教会学校的宣告，虽则何时施行仍属可疑。到此为止，教会学校虽处在一道含糊的官方禁令之下，却并未失势，因为朝鲜人宁取它们而不取官立学校，而投考的学生多到收容不下。日本夺取朝鲜之后不久，日本政府便定了一条章程，对要到美国完成学业的朝鲜人拒发护照。美国思想渗入朝鲜的路径就这样被堵上。朝鲜境内的日本儿童与朝鲜儿童分校，把那种等级之念撑持下去。另一方面，日本正着力在朝鲜振兴佛教。上引那份日本关于朝鲜的官方报告又说：「该令中并列有振兴佛教及其传播之条。多亏此令，居于约一千四百所寺院庵堂的二万余僧尼得以从事其业。」神道（佛教的一种形式）与天皇神圣之教同基督教的教义相反，而它们在日本的学校里、也在朝鲜的官立学校里被灌输。看来人家所要排出学校之外的只有一种宗教（基督教）。朝鲜行政上对教育的限制，所对的是外国传教的工作。

因此，当日本把一项取得对中国行政控制之举，同以一套学校制度在那里传播佛教的条文连在一起时，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便惊警起来，并私下向本国政府抗议。然而在华的传教士表达他们对日本所行之路的反对时，所受的约束同朝鲜对这类指责所加的相似。一九一四年日本违犯中国的中立、把她的军队开进山东省内地时，中国的人民受了日本兵许多侮辱与剥夺，这促使一些传教士投书报纸，陈述他们的见闻并加抗议〔见附录二十〕。当下便有人设法压下这些指责，理由是同日本作对为不智，而有几位说了话的传教士还受了他们上级的告诫。虽则一般都不作公开的鼓动，却仍有几件强有力的陈说私下递到了华盛顿。我且引一位美国的首要传教士一九一五年致威尔逊总统的一封信：「就此事的本性而论，每一位美国传教士，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同情中国保全其独立与完整之愿。实在，我们的传教士虽不宣讲政治，然而中国人若觉得我们对他们保全国家自由与独立的志愿不抱同情，我们于他们的用处便要立时终结。日本政府明白：一切传教士、尤其是美国的传教士，无论说出与否，心里都对日本以武力的威胁取得中国控制权的任何举动怀着敌意。基督教激发个人忠于神而非忠于人，并为按自己良心之所命敬拜他的自由而力争。这样的信念，同一个异族的政府与种族对一个国家作军事上的指令的任何企图，势必相冲。日本政府本能地感到基督教对她在朝鲜与在中国的进展相敌，一如罗马政府曾感到早期的基督教对她帝国的专制相敌。因此，日本以武力的威胁、以她逼中国守秘的努力去取得这个国家的控制权，就此事的本性而论，也势必引她去妨碍、去残害、并且若有可能去毁掉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倘若我们向阁下的呼求落空——那似乎是难以想象的——那也只能是因为阁下确信本国人民不愿看见本国政府作出任何努力去守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与人道的利益。若是那样，我们虽极怕在任何看来有争议的题目上见诸文字，却甘愿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相助，让美国人民知道远东正在发生的事。本国人民有权知道这些；而我们将不甘再袖手旁观，看那些要把我们为之献出生命、为之视为比生命更宝贵之物化为乌有的图谋成为事实。我们不能做无言的神示，而目睹日本对中国这桩国家的暴行。」

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见于它关于一九一五年中日交涉的正式记述，文曰：

关于置地以建学校、医院、寺院，以及关于传教之权这两条，依中国政府之见，将于两国人民之间现存友谊之巩固大生障碍。两国之宗教相同，故日本人在中国从事传教之需并不存在。同一信仰之中国与日本信徒之间天然的竞争，势将生出无休之争端与摩擦。西方传教士与其所劳作的中国社群分居而处，而日本僧人则将与中国人同居；其体貌之相似、其僧衣、其生活习惯，将使人无从辨识他们，以按中国现行治外法权之制给予日本政府所将要求给予他们的保护。再者，中国人民普遍存着一种忧虑：这些便于为政治目的而结谋的特殊情形，或将被若干无良的中国人所利用。

我想凡熟悉远东情形而又不被禁止坦言的人，很少会争辩说：日本在亚洲的帝国方针同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原则与教义之间，并无一种根本的相撞。由此按逻辑推出：除非日本在中国的方针受到基督教传教影响的反对，基督教的信条便将不得不被压下、被牺牲，而传教士在中国人中间的道德影响便将成为无足计较之物；而倘若日本的方针得成，它到时候便要挖掉传教的工作与传教士的影响，而以佛教的影响取而代之。那分明是日本在中国方针的一个目的。人可以注意到：日本政府在朝鲜要以基督教同该国教会学校相连为理由去压掉那些学校，而在中国却显然打算以日本的学校为手段，靠传播佛教去推进日本的政治影响，并遏止基督教影响的散布。那些在朝鲜被认为基督教会事业做了便是错的事，在中国却被日本认为日本佛教的传教事业做了便是对的，而其道德上的理据要少到无穷。也不必以为日本政府真的关心佛教的传播。那种宗教在日本是被冷落的。只是恰好佛教在中国是一种有力的宗教，因此给日本在中国人中间的政治工作提供了好地面。

近来挖掉美国在中国道德影响、或曰威望的过程，就其显然的显现而论，更多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方针施用于美国在那里物质事业与利益的结果。这里美国政府的方针在理想上又是正确的，表面上也是有劲的。然而好几年以来、尤其在威尔逊一任之内，美国在中国的方针每遇严重的反对、或每遇行动或推进要冒严重反对之险时，便几乎无一例外地让步、或敷衍、或退出。在海约翰主义把美国在中国的方针订成一项国际谅解之后，那方针曾平稳地行了一段。直到日俄战争之后诺克斯先生提出他中立化满洲的方案，才有若干严重的障碍与问题冒出来。那个好意而切实的方案之失败，确凿地证明了：有几个国家对海约翰主义的接受与支持只是敷衍，而其中有几个还私下反对它。诺克斯先生尽其所能把他的提议撤了回来，而并未让掉他所力争的任何原则。然而此后人们便很明白：任何在中国的大宗美国事业，都可能遇着某几国外交上的敌意。尽管如此，在塔夫脱一任之内，为美国事业保住「门户开放」的努力并未被放弃。美国的银行团继续参与湖广各借款，并成了四国团、后来又成了六国团的一员，结果只觉着自己的地位如此不稳，在得不到本国政府确凿保证的支持之下便退了出来。自那以来，美国大举参与中国的开发便不曾有过一个公平的机会。事变已经确凿地证明：这类参与要遇着外国外交上的反对，而若无强有力的官方支持去抵销那反对，它便不能成功。威尔逊总统关于美国银行团退出善后大借款的言辞，一时在中国极得人望，同时所宣布的美国独立的银行家将承办一笔中国借款一事也是如此。中国人不久便发觉：威尔逊总统方针的实际结果并不是他们所指望的。五国银行团并未因美国银行家的退出、因美国政府的举动而受严重影响；实在，那银行团的态度有点像是「去了倒好」。在六国团之内，美国人时常因总是坚持要对中国宽厚、因死守「门户开放」与「中国完整」两条原则，倒把事情挡了一挡。美国的退出并没有把那银行团弄散、并没有逼它修改它的条款与条件，那些条款与条件反倒被略略收紧了一点。中国不久便发觉，取得一笔独立的美国借款并无真正的指望。她于是不得不接受五国团的条款。威尔逊总统的方针在中国当下的效果，是把五国团的掌握收紧了，并把美国在中国财政事务上那份友好宽厚的影响撤掉了。威尔逊总统的方针在美国当下的结果，是摧毁了美国金融家对这一任政府方针的信心，从而造出一种局面，使任何相当数目的中国借款都不可能在美国发行。就理论与言辞而言，威尔逊一任的方针于中国许下了好处；就实行而言，它就其所起的影响者而论，于中国是有害的。

即便在美国银行团退出善后大借款之后，推进美国在中国事业的努力仍旧继续。有些美国人未能看出那件事真正的分量，仍以为在中国经营是可行的。美国政府对它自己对待银行团的态度所得的结果或许有点惊讶，便放出话来说它愿意推进美国参与中国的开发，并将支持任何为此目的、而又不趋于侵犯中国自主的正当计划。华盛顿这一任政府在说明它对银行团的态度时（见布赖恩先生之言），曾暗示它反对「金元外交」，而这个说法就其对美国内政的施用而言，在美国是不算不得人望的。这一任政府愿意帮助那些不去做某某之事、不向本国政府期望某某之事的、在中国的美国计划。可是不久便显然可见：除非某某之事被做到，任何在中国的重要美国计划都推行不起来——所谓某某之事，指的是那些保证在中国的事业在法理上有保障、在经营上有利可图所必需的若干条件。

不久便有一桩实际的演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与美国红十字会一直在中国合办赈灾的工作，那灾通常是因那里某几条河泛滥所致。这些灾祸屡屡重来，而中国的官民又日渐倚赖美国的慈善去赈济，自己却不做什么去防那泛滥；久而久之，这便使美国传教士不肯再支持向美国人的慈善之心呼求，除非中国人肯同美国人合办一项防洪并垦复灾区的计划。这个念头里便生出了所谓淮河垦治计划。这是一项要以工程控制淮河水流、并垦复并灌溉大片沃土的计划。这个方案同美国西部的垦地与灌溉计划相似。美国红十字会聘了美国工程师詹美生去作初步的勘查与估算，而依他的建议，一班知名的美国工程师一九一四年到中国勘查了那一带。他们报告说：这个方案从工程的立场看是可行的。下一步是筹款。这方案所设想的是：垦出的地将开放给人来居垦，其所得将足以偿付垦治工程费用的本利。这计划若得成功，便可防去一桩可怕的年年之灾，并使一大群人口有了凭自己劳作生存、而不倚赖外国慈善的手段。这个计划有着显然的感情上的呼求之力；它是慈善同切实的开发与永久的改良相连。国务院在布赖恩先生主持之下曾悲叹「金元外交」，而它对淮河之计则是衷心赞成的——因为它披着慈善的外衣、又与传教的工作相连而来。这个方案完全值得支持。然而它须筹款，正如它是一桩寻求「金元外交」支持的寻常商业事业一样；而金融家要投资的保障。这便把这个方案直直地推到了那些影响在中国每一桩大宗外国事业的同样的条件之前。这方案是可行的。专家估算它须有一定数目的款项才能办成。经营的费用是这么多；投资的利息是这么多；大概的收入是这么多。收入将来自那些要耕种那些土地的人，取自租税与地租。倘若那一带闹起乱来、匪徒横行乡野，人民便不能生产，而租税地租也可能收不上来。因此一项极为必需的保障因素，是巡警之权、以及对产业的保护。倘若内乱蔓延而中国政府（这是时常有的事）不能恢复秩序、不能提供保护，那么便须有一种外国的巡警之权来保护那产业，否则它便得不到保护。倘若产业得不到保护、租税地租收不上来，则修缮便可能失于落后，而那投资便要贬值、并可能化为乌有。倘若中国政府（在此案里正是如此）保证了这投资的本利，而由于叛乱或革命或任何缘故它不能或不肯保护那产业，那么便须有一种外国的巡警之权承担那份责任，否则便得把那投资的有形资产留着不加保护。而照中国目前的情形，要保护这类投资，便不可能不在某种程度上侵犯或限制中国行政上的自主。这便是那两难。晚近的美国方针已经说过：凡对美国在中国的计划或投资加以支持而含有干预中国事务、或使用外交压力之可能者，它便不予支持。那等于把美国的事业与投资挡在中国之外。到了该筹款的阶段，那桩人道的淮河垦治计划便同一桩铁路或借款的交易处在同样的地位；它得使投资人满意。而这一层若无美国政府的撑腰便办不到，因此这个方案搁下了。

凡在中国须用外国资本的任何一种计划，都必须满足这个条件。如今去争辩这情形是怎么来的、或者去争辩它对中国在抽象上公道不公道，都是无益的。事实仍旧是：中国不能在国外取得资本而不使外国投资人对其保障感到满意；而既然投资人倚赖他们的银行家，中国便必须使那些领头的外国银行家满意；而这一层落到实处，就意味着必须使之满意的那些实体，正是组成那个议定中国善后大借款的金融银团的实体。当美国政府所行的办法使美国领头的银行家不愿支持在外国的事业时，它便造出一种情形，阻止了美国去参与这类事业。就中国而言，无论中国人多愿同美国人打交道，他们都被挡住了，而中国便不得不去同别国打交道。倘若那种局面把更坏的条款与更多的危险加于她身上，那么中国人岂不可能想到：美国的支持与友谊并无实际的价值，而对它们有任何倚赖都要有不快的后果？这个过程行得够久，则美国在中国的威望便所余甚微了。因为中国人是讲实际的。

一桩极损美国在中国威望的事，是所谓伯利恒钢厂借款。载洵（其时任海军大臣）一九〇九年访问合众国期间，同施瓦布签了一项协定，依约中国将为海军之用借库平银三千万两。这桩交易所设想的是向伯利恒公司购买海军材料，而该公司承办这笔款的筹措。该公司大概同意接受中国政府的公债券作为材料与工程的付款，由它自己持有或处置那些公债券。革命之后中国的新政府想要废掉这项协定，然而在公道上不能这样做，于是接下了这个合同。此事被搁了一段时候，等中国决定如何施用它。议论了许久之后，有人提议把所拟借款的一部分用于在中国海岸修建一处海军基地。委派了一个委员会去定这基地该建在何处，选定了福建省的一个口岸。在中国建一处主要海军基地的计划已经提了多年，而它的修建与材料的供给是一桩可意的生意，竞争者颇多。英国与日本的商行都在竞争者之中。一九一四年关于福建基地的消息公布之后，议论纷纷，尤其在日本报界；而日本报界所取的态度是：这个计划不知怎么侵犯了日本的权利，是对着日本来的一击。日本报界把这件事说成一个潜移默化的图谋，要在台湾对面、在日本所主张的中国那一部分的「势力范围」之内建一处美国海军基地。日本政府以这些不实的报道为行动之据，向国务院提出陈说。我相信珍田子爵曾告布赖恩先生说：倘若美国的钱被用于替福建的事业筹款，日本将视之为一桩「不友好之举」。无论如何，这一诈是奏效了。珍田子爵把布赖恩先生说动到这样的地步：一份电报发往美国驻京使馆，训令通知中国说合众国将不支持那桩美国利益。据我所知，这份电报的措辞对美国屈辱之甚，以致经美国公使请求而加以修改；然而便是那样，这一举也等于合众国部分地承认了日本在福建的优先地位。日本既把美国料理完了，接着便问中国在这件事上的用意。既被合众国弃于困境，中国便尽其所能地保住面子，婉转声明她从来不曾有过在福建使用美国钱的用意。日本此后又以她一九一五年从中国拧来的那项协定中若干条款把这一点钉死。于是「门户开放」又在中国另一处对美国的事业关上了门，而这是违着中国的意愿的。在这件事上，中国又一次得了一课实物的教训，证明合众国不会撑腰让本国国民在中国依「门户开放」维持他们的权利；而同一份通告也又一次给了美国人。

这条方针宽泛的效果是显然的。美国人同中国人可以把商业的交涉推到议定的一点。在这个过程之中，那桩美国利益是同一切别的外国利益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的。倘若那竞争落了空，外交便可以引它本国政府的压力出来，把那桩生意从美国人手里夺走。这个过程施用了几次之后，便确凿地向中国人证明了：花时间去考量美国人的重要提议是无用的；也向美国人证明了：花时间与钱去谋这桩生意是无用的。在伯利恒一案里，中国愿意同美国人做生意，可是日本不容她做。那使中国屈辱，然而她弱得无从抵抗。美国人愿意同中国做生意，可是日本不容他们做。日本绝无干预之权，而且受着几项条约的约束须尊重「门户开放」的方针。她不容美国人在福建做生意，这于合众国作为一个国家极为屈辱，然而美国政府却容这桩侮辱与不公不受质问地过去。因此在中国人眼中，中国与合众国渐渐成了同一类的国家，同那些真正的列强相形而言；而中国只要一想同美国人交易、或一听美国人的提议与进言，便要惹上麻烦。

我所举的各例，其性质属于金融与投资而非商务，虽则「生意随借款而来」这条原则贯穿其中。就单纯的商务而论，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所受之损，同别的行当一样重。美国输往中国的出口，十年之间（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五年）从约占中国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八降至不足百分之八。造成这一衰落的缘由多端，而主要的缘由是国际方针所致的种种情形。在华美国协会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于上海所作的年报中说：

现在从一般的贸易转到几项具体的考虑——前景如何呢？美国的棉布从前在满洲占着第一的位置。在俄国占领之下，每一国在满洲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一切人都被课以同样的税与费，而分销货物、经营生意的种种便利也令人满意。如今全变了。在日本的行政之下，凡推进它自己贸易的机会无一被放过，而它所用的手段在竞争者看来是背离了公平交易的。实在，它们构成对门户开放原则一桩极为严重的违犯，而合众国在中国的外交正立于那条原则之上。日本的竞争所取的形式是一套折让之制，不但在运费与船价上，而且在减免那些对一切别国都要课征的税与费上。此外还为非日本的商人设出许多琐细的骚扰之法，而仿冒已立的商标则是常事。

如今日本人到了山东，不是德国人在青岛所据的那一点立足之地，而是显然决意要支配全省，那么同样的手法便可以料到，因为那恰与朝鲜与满洲所用的路数一致。大连在北面的岬角上，青岛在南面，日本便取得了对自俄国边界至长江的华北贸易一种潜在的控制，而对长江流域，她的商人早已垂涎。就此而言，便可以显然看出：不但我们自己，别国的人也面对着贸易的损失。

在钢铁产品上，情形所依的基础不同，然而于美国人的不利也几乎不减。这里门户开放也大半是一句神话；因为铁路材料、钢轨与车辆、桥梁之类即便公开招标，其规格所定也使欧洲的竞争者占着极大的便宜。可惜并无国际的标准。

合众国政府那条不鼓励美国资本投入中国铁路、不鼓励向民国借款的方针，于我们的商人有害；不过随着这一任政府对中国的局面看得更清楚，并开始认清倘若合众国要在这片广大的贸易之区分一份便非做不可的那些事，这条方针便有可能有所修改——人们相信这条方针的提出未经充分的查究，而且是本于感情的理由。本协会应当用尽它所能的一切手段，通过它所能找到的任何途径，唤起华盛顿的政府认清：在中国须有一条更有力的方针，为我们争得、并在争得之后保住那些同别国国民如今所享者一样宽的、扩展我们贸易的便利。

在外国取得本国产品之销路上，有一个有力的因素时常被国内的制造者所忽略，那就是凡有可能便把他的代理权交在美国人手里。照如今的情形，有些本可享有广大天地的产品，却因落在那些人手里而受了限制——在别的条件相当之时，那些人自然宁愿推销他们自己国人的产品。应当设法使合众国的制造者明白这一层，因为他有这样的危险：他的产品被代理权闷住，而那代理权握在一个只为阻止它同他自己国人所制之货竞争而把它握着的人手里。

那份年报所道出的关于日本占领山东与青岛对别国商务的影响的预料，都已应验。日本在山东的手法同她在满洲与朝鲜的手法、以及她阻挠美国在福建投资的原则，在任何要紧处都无二致。

美国在中国的方针，可以视为直接影响中国与合众国两方。倘若美国抛弃海约翰主义、完全退出远东事务的积极参与，中国将受什么影响呢？中国所受的影响将是：一股对她有利、帮她抵抗侵夺的力量，将从那个国际的集团里被撤掉。中国的问题一件也不会得到解决，而她对付它们的能力将更受限制，而她将被更深地拖进那些打算把她征服的国家的掌握之中。一个许了从压力与苛索之下得宽解的因素将被消去；一股于中国有利的影响将被撤掉。那于中国不是好事，而中国会明白得极透。中国还会明白：美国这条路是由漠然与胆怯所驱。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处境，将是眼看一个自称的朋友撇下她去被她的难处淹没、或去被别国救起。我把得人望与有威望分作两事。便在这条路上，美国或许还能在中国人中间保住一定的人望，靠继续把传教的好处施与他们、靠一再重说友好的话。然而在生存与国家存亡的正经事上，中国重要的交涉与接触将是同别国；而实际的援助若有，也要从它们那里来。美国在这些事上的影响将是无足计较的；因此美国在中国人中间的威望也将是无足计较的。

美国自中国与远东退却于美国的影响，已在别处就其较为宽泛的战略各面加以考量；不过在经济事项上还有几点可玩味。欧战之前，美国金融在中国所担的份，一面被美国国内外国证券市场的限度所限，一面被美国银钱市场从属于英国与欧洲影响所限。美国最有力的金融结合若不同英法的金融家联手，实际上便不可能发行一笔大的外国借款，因为美国银行家背后并无相当的投资公众去吸收那些证券。伦敦与巴黎主宰着国际银钱市场，柏林则是一个日增的因素。便是英国的银行家，不同巴黎商量也不敢贸然承接大笔外国借款，因为巴黎交易所长久以来控制着欧洲的投资人。巴黎与伦敦定汇价，也定国际信用的条件。使法英的银行家能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他们的政府一贯奉行着意在维护国外投资的方针。倘若一位法国或英国的投资人买了一张中国公债券，而那一期是他们的政府所支持、由领头的银行家所包销的，他们便知道法国与（或）英国政府的巡警之权在那投资背后撑着，维护它的保障不受非法的损害。正是这一套保证的结合，使这类公债券成了稳当的投资，只须承受寻常的商业风险。欧战之前，美国可供国外投资的钱并不多，而美国银行家参与中国借款时还得自保，留一条路把任何卖不出的公债券转给他们英法的伙伴。战后与将来，美国有望有钱可借到外国去，而美国人将愿意以他们过剩的资本作为一种手段，靠这类投资去扩展本国的对外商务。然而有钱与有此愿望是不够的。还须有别的成分。必须备下一个稳当保障的基础：就是说，须有某个可靠的权威承担义务，去保护这些投资在法理上的权利。唯有政府能办这一层；也唯有政府才该办它。一个政府要保护本国国民在外国的投资，须有办到的手段与意愿。合众国巨大的财富、人口与潜力，给了它保护本国国民在国外权利与产业的手段；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则要由美国人民来定。

美国的资本若不得到法理上保护的保证便不肯以美国资本的身分出到外国去，这是定然的结论。在美国政府近来所行的那样一条方针之下，美国的资本大宗地以美国资本的身分进入中国，那是决不会有的，这也是确凿的。然而资本是经济诸成分中最易移动的。它改换旗号并不很难。只要世上还有政府能够而且愿意保护国外的投资，资本便不至于被挡在这类投资之外。倘若到了这样的地步：世上只有一个政府能够而且愿意保护它在国外的投资，那便不可避免地推出：世上一切寻求国外投资的资本都将聚到那个政府的法理保护之下。国外的投资与商务须有若干便利。在投资所在国有法理上的保护是一样；运输的自由是又一样。倘若「贸易随借款而来」，那么由外国借款所筹款的贸易在它周游世界的途中便须受到保护。这便意味着它在公海上、也在陆上须受保护。那么，凡能提供这些便利的政府，便是这类资本与这类贸易所乐与结合的了。倘若世上只有一个政府能够提供这些便利、而且确实提供了它们，那么那一个政府到时候便要把世上大多数的国际资本与商务吸引到自己身边。此后若有自由的美国资本可供国际筹款、商务与经济开发之用，它首先要谋求本国政府在这类事业上的支持与保护。然而倘若美国政府继续拒绝提供并保证这些必需的便利，美国的资本也不至于因此被禁于国际的开拓之外。它可以移动。它可以改换国籍。举例来说：倘若发行中国借款须用美国的钱（而大概是要用的），只要美国的投资人愿借，钱是弄得到的。只须英、法、德的银行家分别或联合起来，在那些政府的支持之下承销那些借款。那些公债券便可以经美国的银行家在美国出售。它们将是稳当的投资，因为它们在法国或（与）英国或（与）德国政府的保护之下，而一个美国人尽可以放心把钱投进去，只须承受公认的商业风险。用那个法子，美国资本无论多少都可以参与外国的事业，然而它必须在别国的旗下经营，并倚赖别国的政府去保护。那于持券人关系不大——他的利息一样会来，他的本金也大致有保障。可是那于美国的实业与商务、以及就一般施用而言于美国在世上的威望，关系便大了。倘若美国的金融与贸易在外国非取一种半属外国的国籍才能得到便利与保护，那么势必的趋向便是：它们要把自己的公民身分同那个援助并保护它们的国籍并在一起。这个趋向已经看得出来。在中国，许多主要的美国利益是以外国公司的形式经营的——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而是出于实际商业上的缘由。然而确凿的是：那个梦想中的、美国成为世界金融与商务中心的优势地位，在美国近来于中国所行的那样一条方针之下是决不会实现的。美国在外国的生意可以做得不少，然而对它的指挥与控制并不真正落在美国人手里。而那个控制着美国国际经济过程的势力，终究要强有力地影响、倘不说实际上支配美国国内的经济与政治发展。

面对近来发展出来的这样一种情形的凑合，个别美国人建立美国在中国利益与贸易的努力几乎是徒然的。他们一直在同国际政治所致的种种难处搏斗，而得不到本国政府抵销那些难处的支持，又缺少本国政府本该提供、而别国政府都提供了的种种便利。美国驻华的外交与领事官员几乎无一例外都急于援助本国的利益，而且为此辛勤工作；然而在得不到华盛顿本国政府撑腰之时，他们是无力的。一面谈在任何国家推进美国的利益、发展贸易，一面又有一个拒绝或未能保护那些利益与那贸易的政府，这是荒唐的。这样一条方针把美国在国外的公司与个人的精力都挫败了。就这些对外的接触而论，美国政府的举动时常显出它各部之间缺少合作与协调。商务部的某些部门也许正在有劲而明智地工作，去建立美国同中国的贸易，而政府的另一个部门却把成果一扫而去。在华美国协会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于上海通过的年报里有这样一段议论：「本年之内美国船只之缺，给美国商人带来如此之多的不便与损失，以致我们只能指望它把这一事实按到人心上去：即我们没有悬本国旗的船只，给美国的贸易造成了何等沉重的妨碍。我们的商人在许多情形下未能履行他们的契约，因为未能定到吨位，而别国国籍的轮船公司都偏护自己的人。这并不是先到先得，而是自始至终舱位都归了那些国籍同船只相同的商人。这件事本协会已屡次提请我国当局注意，而我们指望：欧洲的战争如此鲜明地提请我们国内人民注意的那些情形——那些直接影响我们贸易、甚至到了把它从我们手里夺走送给我们的竞争者的程度的情形——将催快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将重在这些口岸看见我们的船只，我们的商人也免于一九一五年的种种屈辱。」

这里所指的，是太平洋邮船公司完全退出营业一事，而那是国会所通过、于一九一五年生效的《海员法》的结果。倘若美国在中国利益与威望的解体要被遏止、并使它们重又向前，那么华盛顿的行事之法便非有一次根本的翻转不可。

二十美国须有一条积极的方针

西方同中国的关系——现行的国际方术——海约翰主义——其原则仍旧稳健——国际上道德的责任——它对中国的施用——海约翰主义能否推行——它的弱处——美国虚假的处境——超然的危险——须有一个新的集团——它的构成——相对立的理想与利害——英国站在哪一边——俄国、法国与德国——美国实力的诸成分——合众国也许不得不做的事——美国的代价与所得——若干可能的后果——在中国合作须有一个切实的基础

中国的将来，以及那些同她的命运紧密交缠的切要的世界之力的走向，势必严重地受各外国方针的影响，而且也许要由那些方针来决定；而这些方针对中国的施用，则将取决于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条对华的国际方针，不能单以各国在中国相接之处的利害为基础。除一国之外，各国在别处都有一些如今被认为比中国的命运更重要、或更紧迫的利害。日本便是那个例外。中国问题对日本而言是世上最重要的一桩。日本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命运，要由中国的命运来定。转到一条路上去，中国凭她的体量与更大的资源，到时候可能取代日本而为东方的领袖。转到另一条路上去，中国则可能被弄得把她潜藏的实力与财富输进日本的血脉，使日本成为世上最强有力的帝国。

在考量西方同中国的关系、考量西方各国能够并应当为她、也为它们自己的利益做些什么时，须有某种方术。人不免要设想：这方术须有一个稳健的道德基础，那是可取的。它还必须有所表述，就是说，须落成文字。然后须给它以法令与权威。然后须把它推行起来。

一条对华的国际方术，什么才算稳健的道德基础呢？公平与公道似乎是必需的成分——支持并推行这方术的各外国彼此之间的公平与公道，以及对中国的公平与公道。对中国的公道，似乎要求尊重她那些存在了数百年、又已被承认了数百年的国家权利；对中国的公平，似乎要求在她一切国际交往中给她公道的对待。在华各外国利益之间的公道与公平，似乎要求在那里有公道平等的待遇与机会，并彼此尊重现存的利益、以及现行义务所保证的权利。我们考察中国的局面时便发觉：这样一条方术已经存在。海约翰主义已把我所勾出的那些在理论上可取的原则与条件，按干练的国际法律家所能拟出的样子体现了出来。海约翰主义也有法令与权威之力，因为它曾由六国政府正式批准，而那构成所谓列强的多数。那么所缺的是什么呢？海约翰主义须被推行起来。

海约翰主义是由合众国政府拟成的；那只不过意味着一国出面首倡，备下一份原则的备忘录，然后把这份备忘录分别递交另外几个关系最深的政府，请它们赞同。人不免要设想：在这份备忘录成为可以接受的形式之前，各国外交部之间曾有过一些机密的商议；无论如何，它被弄成了可以接受的形式，并依次被接受了。如今能不能拟出一条比海约翰主义更好的方术呢？我以为不能。海约翰主义是简单的。它包含了那些切要的原则。它涵盖了那些切要的争点。它不犯那个想把细目也纳进去的错。须留意：海约翰主义并不只是一份照会或一项条约。它是一系列的照会与条约，全都自称同一目的，而在其递进的表述之中一再重申那些切要的原则。它像一部宪法，把根本之法陈述出来。此后的举动与方针都要按它来定式、来解释。海约翰主义是可以修订、重拟、重述的；然而只要它的原则被保留下来，根本上便无所改变。为中国重订、重述一条公平较量的主义，若不把它推行起来，便毫无好处。这样一条主义能被推行么？

欧战中的种种事情，引起了许多关于国际法的根基与推行的议论。比利时一案尤受评论。许多知名之士与法学家论道：合众国在道德上、在法理上都有义务抵抗那种公开而无从辩解的对国际盟约的漠视，必要时以武力抵抗。纽约《展望》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的一期，在评论罗斯福就这个问题的若干言辞时说：

面对近代以来临到世界的最大危局，合众国是否要否弃它自己的过去、要设法遵循它从来不曾守过的种种理论、要躲开在维持万国公法上尽它一份的责任呢？倘若如此，它就须承受它不作为的后果：它必须退出万国之列，必须断了同别国订立任何含有彼此义务的协定之念，必须放弃它以仲裁与国际法庭之裁取代战争的指望；因为这一切都立于万国公法的维持之上，而那公法相当于治理个人的普通法。我们不信美国人会认为这样退出世界是可取的，纵使那是办得到的。倘若它既办不到又不可取，那么便只剩下一条体面的路——以勇气与坚定接住每一个机会，去申明我们对维持这公法的关切。说合众国在这个题目上能够中立，等于说合众国默认这样一条主义：即说到底，文明各国的公法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

这里所宣示的种种原则与观念，我信其为稳健——在道德上稳健，在实际政治上也稳健；因为关于政事的道德理想若不能合于实际政治的办法，便是无效的；而不能运作的道德根本不是道德——它们只是辞句。因为欧战把注意力集中到欧洲的事务与情形上去，所以当代多数评论者都把他们的分析全立在那些事务与情形之上。然而这些原则与理想是普遍的。它们可以、而且应当被施用于世界一切地方，施用于一切危及国际关系、一切趋于使各国交恶的情形。罗斯福先生、培根先生、《展望》，以及许多别的有经验的美国时事评论者都取这样的立场：合众国既已得知欧战之前事变的走向，本应采取有力的措置，去争得各国尊重那些愿置身于这场冲突之外的弱国的中立、并尊重海牙各公约；合众国本不该以无所作为、并为这类违犯而惋惜为满足，而本该积极出面干预以维护和平与公道。

现在且看中国的局面、看那些把那个国家牵入战争、并威胁着她独立的事变。德国因违犯比利时的中立而受责。德国的答复是「绝对必要」之说。我无须去论这一说的根据，以及它同条约公约不可侵犯之说的对立。在那一例里，「绝对必要」之说就事实而论确实适用于那个局面，虽则这一说的道德性是可以争议的。而日本在违犯中国的中立上，是不能有道理地援用「绝对必要」之说的；实在，她也不曾这样辩解过。中国的中立不但在对青岛的军事行动中被违犯，而且中国一省的大部分被日本占住，而在那里立时便开动了那些熟悉的过程——日本正是靠它们在满洲关上了「门户开放」、并僭夺了中国那一部分的主权。山东的既得利益被以似是而非的借口夺去。作为对一个无力自卫而又友好的邻邦赤裸裸、无情、无顾忌的侵夺，日本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在中国所行之路是别无其比的。倘说德国侵入比利时便间接违犯了同合众国的条约，那么日本在中国所行之路已直接地、而且双重地违犯了同美国的条约。倘若欧洲所发生的事被认为在道德上、也在明智的自利上同合众国有如此深切的关系，那么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以同样的理由同美国的关系便更深。比利时一案所触及的争点与原则，就抽象的道德而论同中国一案所涉者是同一的；而中国一案就其实际的诸面、就其对美国利益与安全的关系而论，则更为重要。中国正在发生的事，预示着日美之间将有进一步的不和，而且还含着英美之间可能破裂的胚芽。美国对比利时一案的关切大半是书斋上的，而其责任纯属道德的。而美国政府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则极为实际，其责任是维护它自己确凿的条约义务、权利与利益。

从美国的立场看——实在，从宽泛的国际立场看——远东问题就是这一个：海约翰主义能被推行起来么？有人提议把这些争点提交一次太平洋会议去商议、并以公认的协定拟成条文。然而这些争点已经充分议过，而一项本于稳健原则的协定也已达成。不但如此，那项谅解已体现在主要各国所签的条约之中。有什么理由可以设想另一项类似的协定会有更好的下场、或会比海约翰主义拟出一个更好的解法呢？除非某几国肯放弃它们目前的方针与路数，便不可能达成新的协定。除非各国愿遵守并维护一项新的协定，订它便毫无用处。要改善海约翰主义、或以一项能取得国际公平与满意之度的新协定取代它，其前景如何呢？显然：要么须拟出一项能使一切列强、连中国也满意的协定，要么那协定须有足够多的国家支持，以对抗持异议者而把它推行起来。还有一条别的路。一切协定都可以解除，各国可以不顾别国而各行其路。那便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

海约翰主义如今同它最初提出时一样地稳健、一样地公道、一样地公平。它值得称许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为各国所接受。那么它为什么在施用上失败了呢？海约翰协定之失去生气，是因为它把若干接受它并不诚心、而且不愿它成功的国家包在里头。就是说，那项协定违犯了契约的一条原则，即把那些同缔约者主要目的与利害相敌的成分排除在外。海约翰主义作为原则的拟定是令人满意的。它之所以垮掉，是因为它把那些真实方针同那些原则相反的国家纳入了协定。当时外交与治国之术上所抱的若干谬误的成见导致了那个错误。当时对几国真实的态度心里没底。然而人们以为把它们纳入协定便可以把它们约住，使它们尊重并维护那主义；简言之，海约翰协定之被削弱，起于对成文条约一种盲目而相当可笑的信赖。看来有几个政府是这样设想的：这项协定一旦经主要各国签字，它便会自行推行。签一项条约之不能推行它，同把一条法律放进法典之不能推行那法律是一样的。合众国政府使各国同意了海约翰主义，随后似乎便以为自己那一份已经尽了。那主义被留给别国去推行，或留给它自行推行。

于此可见：所需的并不是为中国另订一条国际的规则，而是把已经订下的规则推行起来。首先，且看合众国能担什么一份。作为一条美国的方针，施用海约翰主义如今是否仍属可取？美国政府近来的态度似乎是：维持海约翰主义极为可取，然而合众国并无推行它的责任或义务。换个说法：华盛顿的想法似乎是，那主义虽于保护并推进美国在中国的地位与利益、于中国的独立都是切要的，然而这些争点还不够重要到值得为维护它们而去冒同任何国家生摩擦之险；就是说，美国要海约翰主义立着，可是它不会做任何积极之事去推行它。倘若合众国能凭道德的辩才与外交的劝说把别国说到尊重那主义、甚至诱使它们以武力的威胁或武力的使用去对抗反对的国家而维持它，那么美国便可以坐取一切随之而来的好处，而不担任何责任或风险。显然的是：此后「门户开放」与「中国完整」两条方针不能靠道德的抗辩来维持。至少已有一国——日本——实际上出面反对它们，并且给了无可误解的暗示：唯有某种形式的强制才能使她尊重并遵守它们。日本、也许还有俄国正式否弃海约翰主义，是可以料到的。那主义并不因此便须倒掉。倘若日本正式否弃它——她在实行上已经否弃了——真实的局面并不会改变。日本将在外头公开反对那主义，而不是在里头暗中戳它。我以为那样倒好些。宣示新的原则、或重新宣示旧的原则，以及远东国际关系的一次重新排列，无论如何总要到来。一个新的集团——也许两个——将要组成。美国会在一个集团之内，还是要超然自处？这是合众国政府所须决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倘若美国在远东即将到来的重整之中超然自处，她在世界那一部分的国际影响将跌到实际上等于零。无论什么取代了海约翰主义、便是它的后继者保留了它的若干原则，合众国的地位与利益在那种情形下都只会得到偶然的顾念。事变的走向将由别国来指挥，而不特别顾念美国的利益与愿望，也不同华盛顿政府商议。美国将继续深受所发生之事的影响——多半比任何别的西方国家受的影响都更深——然而由于超然自处，她将失去对那些拍打着她的力量的直接影响。美国将是一个旁观者，不知会出什么事，怕会出什么事，而无力以她外交的影响去塑造或转折事变。美国将已辞去了她在远东万国会议席上的座位。而美国抛弃海约翰主义，也并不能抚慰日本，也不能改变日本方针就其同美国关系而言的最终目的。日本人多半要把这样的举动解作示弱之供，以为是出于胆怯与怯懦。

不过美国将有参与解决东方问题的选择之权。我以为她甚至还会被催着参与；因为美国的实力与影响可以是一股巨大的力量。然而有一件事我是确信的：美国不会被邀加入一个集团，美国也不会被容许加入一个集团，除非她肯担起她那全份的责任、付她那一份的代价。她不会被容许摆出一个国际利他主义者的姿态，仁慈地说些道德的老生常谈、为别国立下品行的道德标准，而又要求平等的地位与话语权、要取所来好处的一大份，却躲开风险。她须进来，连同那所意味的一切；或者留在外头，连同那所意味的一切。她不能做一个玩票的多事者。过去五年间合众国在中国所扮的正是这个角色。

扩张权势、取得领土、不公平的竞争、掠夺的野心，都是支配某些国家方针的动机；而外交从来不缺一条似有道理的教条去把这类方针立在上面。美国的政治家显然如此确信日本真正的利益在于支持海约翰主义，以致他们一度对日本的接受深信不疑。或许日本最初接受那主义之时，她的政治家确曾以为那于日本有利；而确凿的是，他们以为装作这样想于日本有利。几乎人人似乎都被骗了，连英国也在内。有一个例外——俄国。一位知名的俄国外交家，尤其精于远东的政治，十多年前便告我说：日本在海约翰主义上是在唱戏，而且在一切方面都在骗美国。那时俄日两国正相恶，这位俄国政治家私下说话可以毫无拘束；就是说，他本国的方针并不禁他表达那些看法，而如今却可能禁了。我当时同意他的话，虽则那时很少有美国人这样想。事变花了十年工夫才明显地演示出：今日的日本政治家把美国在中国的方针——即海约翰主义所表述的方针——视为绝对同日本的利益相反。这已不再是秘密。东京《日日新闻》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的社评，就美国在中国反对日本一事评论说：「日美之间的局面，好比两列火车在同一条轨道上对开。」知名的日本人在议会里说过几乎同样有力的话。日本的舆论在这个问题上实际是一致的。因此，把日本纳入任何维持海约翰主义的集团，看来比无用更坏。她将站在反对的一边。自然要生出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把日本拉过来支持「门户开放」与「中国完整」两条原则？日本或许可以被强制去遵守这些原则，然而如今不可能被说得诚心去支持它们。她的治国之术、她的准备、她的计划、她的部署，都已投在另一条路上，而那条路合乎她目前的国家志愿与理想。这些不会骤然翻转；除出于必要，它们根本不会翻转，虽则它们可能因权宜的考虑而被迟滞或中止。

哪些国家会同合众国一道维护并推行海约翰主义呢？这个命题须加考察，因为这样一个协谅不该是一个临时凑合或随手而成的安排。我前面已指明欧洲政治同这个局面的关系；而对这个问题一个大致准确的答复，则取决于欧战的结局、以及此后各交战国之间的均势。可以预见的是这些：俄国、英国与法国在中国有可称为首要的利害。德国在那里有一份强有力的、试探性的利害。欧洲别的国家可归为消极的，随它们在欧洲政治中的阵线而定。因此我们只有六国须加计较——英国、俄国、德国、法国、日本与合众国——也就是组成六国银行团的那几国。什么样的结合是可能的、足以提供所需的实力呢？法、英与合众国的结合或许可行。若把德国加上，这个集团便无敌于天下了。不过让我们先设法看出这几国的态度按逻辑会倾向何方。其中两国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日本与合众国——在这个问题的两边。英国的偏好，在别的事大致相当之时，大概是维持「门户开放」与中国独立两条方针。英国是最先主张这些原则的；虽则她有时在遵守上有过失，然而想到战后的世界局面，她大概会认清：推行海约翰主义乃是东方长久和平唯一真实的指望，而这又合乎英国的利益、威望与荣誉。倘若英国取这个看法，那么法国也将强烈倾向于接受它，因为法国走另一条路所能得的不够多，不足以使她朝那边拉。

俄国的立场是可疑的。我想俄国对海约翰主义并无热情；然而她如今也没有任何强有力的理由去反对它。她战后的处境将是这样的：那些施用于她在欧洲地位的考虑，可能决定她在远东的站边。单就俄国东方的利害而论，她哪一边都可以打，机会大致相当；就是说，或同日本站在一起，或同美国站在一起。然而分析表明：战后日本其实拿不出俄国在她发展这个阶段上所需的东西——即钱，以及在欧洲的支持。俄国在远东也无须怕日本，只要日本在那里受一个强有力、而又对俄国友好的列强协谅的反对。相当清楚的是：此后数十年内俄国离不开同法国与英国的密切结合。财政上的考虑强有力地影响着这一层。不但如此，看来此后数十年内，同美国的密切财政结合于法英两国也将几乎、倘不说完全是一种必需；而俄国对这一层考虑也不是漠然的。显然，战后美国在各国之间相形的财政实力与影响将大为增进，只要美国政府奉行一条有利于促成并容许它的方针。在许多方面她的合作将成为所需，纵使不是所愿。欧洲既要把美国的金融与实业排除于中国之外、或默许把它排除在外，便很难指望同它自由而和气地共事；除非欧洲指望能够完全震住美国、并规定美国存在与发展所依的条件。

德国又如何呢？德国在欧洲的同盟，除那些如今联合反对她的国家不计，并不能用来加强她在远东的手，除非它们支持她在欧洲的影响。就德国在中国的利害而论，我相信她的心向是维护「门户开放」与中国的完整，因为我相信那样一条方针从大处看于德国有利。自德国政府签认海约翰主义以来，它大体上倒是「照规矩打」的。德国的山东协定（正是它引出了海约翰先生的举动）分明是立于「势力范围」之说上的；然而德国自那以来相当好地守着她那项由比洛伯爵向海约翰先生所作的承诺，即不把山东协定解释成同「门户开放」原则相违；而德国在中国别的地方也不曾犯过对那主义的任何严重侵犯。把这一层说出来，才算对德国公道；而且自她租借胶州那桩令人不快的事以来，德国在中国的活动，就其施用于中国者而论，相对而言是少有扰乱之处的。假定战后德国自然会倾向于对中国继续这条方针，那么便须有德国利害的某种转向、或远东情形对德国在欧洲地位的某种新的施用，才会使她同日本站在一起而反对海约翰主义。倘若和平之时德国在欧洲被围得如此之紧、受威胁如此之重，以致她要加强自己的地位，那么她便有可能纯为战略上的理由同日本结盟。这两国之间并无真正的同情，它们在亚洲的利害也并无真正的共通。

我没有把中国列在一个推行海约翰主义的集团之内，因为中国既是那主义的缘由，也是它的对象。中国自身太弱，撑不住它，因此她在很长时间内对它的推行所能贡献者将是感情上的与合作上的。唯有那些打算以武力加于中国的国家，才对她的善意漠然。中国的善意于一切打算并期望在那里以友好的往来发展利益的国家都极为要紧。而中国所求的不过是公道。不过中国自身之内所行之路、她治国的能力或无能、她对进步的适应或阻挠、她为自己尽力并便利外来的激励与援助上的甘愿或迟滞、她对好进言的接受、她对友好用心的体会、以及一种含有国民凝聚与重建之望的国民爱国心与精神的养成，都势必对事变的走向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中国的事务可能被她自己弄得如此之糟、可能显出如此的无能或内部的分裂，以致她这桩事被认为无望，而不得不有某种外国对这个国家的监理。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握，然而她要收回它还是可能的。

许多人以为——照远东与世界事态如今成形的样子——英国必须、或必将支持美国维护海约翰主义，那是一个定论。就其主要的关系而论，那正是这局面的逻辑。我相信英国在比较各条可选之路时，其心向将是那样。英日同盟从来不曾使英国完全满意；它对太平洋沿岸的英国殖民地则从来一点也不令人满意。它含着深藏的窘迫与潜移默化的危险。它对英日两方都是一个临时凑合。这同盟现行政治上的条款与条件已不再合日本的目的；除非把它们彻底改掉、或暗中把它们抽空，它们便不能调整到合乎日本的方针。而要那样做，便须英国作出她并不愿作的牺牲与让与。可是英国有一条出路么？清楚的是：此后英国不能同日本与美国两边都打；她将发觉不可能同时握住这两国的同情。这条论据日本的报界与日本的官员已经有力而明白地提过。美国的外交家迟早无疑也要同样有力而明白地提出它。英国将怎么办呢？我想象英国政府会把她的理由机密地这样陈述出来：「你们美国人要在中国把门开着，好让你们的商务与你们的金融在平等的条件上进去。你们又要维持中国的完整与自主。你们有道德上的理由——公道、人道、条约的完整之类——而我们也认你们有相当分量真正的利他之心；你们的国史使你们有资格得这一层。可是比那更深一层的是：你们开始看出，将来对你们可能有一重东方之患。你们在几年之内已看见一个小小的东方国家靠学习并施用西方的军事科学而升为一个可畏的强国；由此你们推论：倘若这套办法与这份心向被传给整个东亚，而那一带在一个骄横、侵夺、掠夺的政府之下凝成一体，那么你们最好留神，免得那一撞之力落到你们的国家、你们的制度、你们的生活标准上来。我们承认英国同建起日本的实力大有关系；可是我们没有把她进展的速率算足，也没有准确猜到她心向与方针随之而来的转移。我们如今看出来了，而且不比美国人更喜欢它。可是英国帝国的利害要求若干的制约与均衡，而这些要有任何效果，就必须以海陆军的实力、以及使用这实力的意愿来表现。同日本的同盟一时供给了这份均衡的一个份额。我们若把它丢掉，什么来取它的位置呢？照眼下的情形我们本已不够安稳；我们的世界利害与地位暴露于如此众多的反作用之下，以致我们若同日本对立，便撑不住在太平洋的一条强有力的方针，除非她的背离在别处得了补上。在这些事上，英国是有取有予的。我们若从日本那里取去点什么，就必须甘愿给出点什么。在我们看来，美国在远东一向是想取而不予。你们要门开着，可是你们不愿提供开着这门、把侵掠者挡在外头所需的巡警之力的任何一份，也不愿把自己约在一份要用武力的责任之上。我们并不受骗。我们知道：在中国若无一种会被使用、而别国也知道必要时会被使用的武力，这门便开不住。我们一直在供给我们那一份道德与实体的力量；然而我们有时不得不对我们盟邦所要的略让一点，以维持一个总的均衡。假定英国丢掉同日本的同盟。那便要把日本推到那一边去；或者纵使她只得独自打，我们也不够强、或不能冒那个险、或不认为值得，去在远东同她开战。美国肯把我们丢掉日本所将失去的那一份，补进我们那个大均衡里来么？美国肯同意把它的海陆军维持在一定的标准上、备下若干必需的防御与设施、把它的海陆军同我们的、也许还同别国的作若干战略上的部署，并在必要时把那些兵力用于一桩共同而约定的事业么？美国若肯这样做，我们便可以谈生意。你们若不肯，那么我们便不得不递一句关于『虚张声势』的话；而凡就这些国际问题所作的种种部署，都只好把美国排在外头。倘若别国不得不出钱去提供国际的巡警之力、出人去做那工作，不得不受损失、担骂名与风险，那么它们便要不同美国商议而自行主持这局戏。」

事情归根就是这样。美国人必须明白：他们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上以一个第一等强国的名义赊账经营，已经能赊多久便赊了多久。此后它非交货不可，否则便要退回一个第二等的地位、第二等的影响。以为靠不去积极参与这些事务，美国便能躲开它们的影响与后果，那是愚蠢的。以为靠拒绝供给它那一份国际的责任与巡警之力，合众国便能躲开付它那一份代价，也是愚蠢的。我想便在那位神话般的美国农人所居的偏乡里——如今美国政府对外交关系与世界政治诸问题的态度据说是要由他的观点来定的——人们也明白对外贸易是可取的、是一个均衡良好的美国实业发展所必需的，而且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无从躲开这种商务。它将被强加于这个国家，一如它曾被强加于日本、一如它正被强加于中国；除非美国人把本国四面筑起炮台、把一切靠近他们海岸的船都赶走。这项国际贸易须有巡警守护，正如合众国境内的贸易受着保护一样。在公海上，往与来，在外国也如在美国，这项商务必须有法理上的地位、并在其法理上的权利上得到巡警的保护。倘若合众国不肯参与立起这个法理的地位、不肯参与推行那法律，那么美国的对外贸易便要在别国所定、由别国所推行的法律与章程之下经营。美国人享这些特权与好处不会不付代价。他们将不得不付他们那一份。他们躲不过付账。那些立法并当巡警的国家无须进入合众国去收美国那一份代价。那是可以在过境的某个境外之点上收的——在运费里，在税则里，在间接的费用里。举例来说，且假定推行国际法、保护美国对外贸易这桩事被交给了英国。看来有不少美国人是赞成那样的，其理路是那可以省掉美国人许多麻烦与责任。要保护那贸易、推行那法律便须有巡警，而在国际事务里这巡警的工作是由陆海军来做的。除非别国都肯服英国的管治、承认她至高的权柄，英国便非有一支庞大的海军与一支庞大的陆军不可。那要花很多钱。倘若美国拒绝付她那一份代价，英国便能够、而且无疑会靠在商务上征取来索这笔钱。美国人不能质问英国的裁定；他们躲不过付英国所定该付之数。倘若有人威胁或企图报复，美国将无力把它推行。在那个制度之下，美国人要对他们的对外关系有任何直接的话语权，唯一的路便是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参与英国的政治。倘若美国同别国之间生出别的问题，那也要由它们与英国的号令来断。久而久之，美国靠那个过程将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对本国内政的掌握。这恰恰就是今日中国的处境。这便是为什么须有一条海约翰主义、或类似之物，以防中国的政治国格从地上消失。少数几个武装的国家，是有可能一面把军备的代价记在和平主义的国家账上、一面把权力握在自己手里的。这在各政府之内的阶层与地方之间已经发生过；何以它不能在各国之间发生呢？

若以日本与美国为东方问题在逻辑上的两个极端，而以别国排在它们之间，那么日本与美国各能拿出什么，去把一个占优势的集团吸引到自己这边来支持它们的方针呢？美国除了公平较量与机会均等的许诺之外，还有这样一种结合所需的每一样成分——钱、资源、才智、科学；而这一切都有足够的余裕，可以腾出一些用于国外的开发。日本所有的只是海陆军的实力，而她的限度是由她国外信用的大小所界定的。哪一个是更好的伙伴、在体力上更能履行它所承担之事，是毫无可疑的。经日本近来在中国所行之路，哪一个是更可靠的盟邦，本也该毫无可疑。倘若美国肯备下一支与日本相等的海陆军力、或一支同别国之力合起来能抵平日本之力的兵力，她在远东便几乎可以自选伙伴。照目前的情形，日本是一桩国际的讨厌事，而她很容易长成一重国际之患。日本在中国的方针竟能压过那开明而公平的海约翰主义，似乎是难以置信的；较低的道德与较小的物质利益（日本在中国的贸易与投资不到西方各国的十分之一）竟要取代较大的，似乎是难以置信的；西方各国竟要容日本那条日益加剧的世界方针毫无阻碍地推进下去，似乎是难以置信的。然而日本的方针倒可能因有效的反对之缺席、因西方治国之术普遍的颓丧与混乱而占了上风，而那颓丧与混乱将阻止一个遏止她的集团的组成。

要设法维持一国内部与国际上的权利，有几种办法。一种是坦然倚赖他人——即成为一个真正强国的政治藩属、或喽啰。另一种办法是靠外交的权谋，靠玩弄较强各国相对立的方针与利害，把它们摆成彼此对立以造出一种均衡。这一向是中国的办法。我们看见它的结果如何。又一种办法是：一国若有容它如此的人口与资源，便备下一支足以撑住自己威望与权利、并使自己的愿望与主张在国际事务中有分量的武装实力。别的切实办法是没有的，而文明在近期内也不大可能生出什么新办法。自然有时弱国也能享安全与自主之利，然而那只是出于真正列强的宽容与容忍。便是一个人口与资源足以成为一个真正强国的国家，也有一个地步，到了那里它便会失去在这几种办法之间选择的能力。不多年前曾有一时，中国本可以不甚费力地自作抉择，然而她任它过去了，不曾把她资源的一部分用来造出国家的实力。如今她不能自由抉择了。她纵然愿意也不能备战，除非得列强的许可；而倘若某几国得行其意，这许可是不会给的。可见一国的犹疑不决与因循苟且，按逻辑便要导致一国的萎弱与被征服。

美国大概仍能在这几种办法之间自由抉择，然而这份选择之权还能存续多久，无人能说。「世界政治」这个陀螺转得比从前快了，被一些新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所推动着，而这些力量靠无数的接触搅动着文明，其影响是地上任何角落都躲不过的。如今有一种倾向，要以花多少钱来量这些问题，在美国尤其如此。有人论道：为防卫作战备也许是好事，可是花钱太多。为防卫作战备常被比作火险，而这个比方在许多方面是确切的。许多人不保险，因为他们能清楚地明白要付出去的钱，而回报却不那么可以捉摸。一样东西是当下的、实在的，另一样却是将来的、悬而未定的。有几个国家里，国家保险正迫使那些迟延的、不虑远的人担起他们在这一项以及别种形式的经济均衡上的那一份。国防便是国家保险的一种形式。就美国在远东的方针以及靠增加军备为它上保险的代价而论，这个命题的经济可以笼统地算一算。美国所主张的一种处置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躲开；就是说，把海约翰主义与菲律宾、以及任何别的可能因落入他国侵夺方针的范围而把合众国牵进去的边远属地与前哨都放弃掉。且不说没有一个真正的问题是靠躲开而得解决的，也许准备去防守美国在国外的方针与属地，以钱计要比把它们让掉花得更少。据粗略的估计，中国此后二十年行政、商业与经济的开发将需二十亿元的外国资本。在海约翰主义得到真正施用的情形之下，美国将得到这笔筹款的约四分之一——这是假定在这一时期之内英国、法国、德国与合众国是主要的金融国家。这笔投资的回报，一部分是利息，一部分是贸易。五亿元按五厘计息，每年是二千五百万元的收入。这资本大半要投进实业的事业——铁路以及那一类的设施。在这类建造之中，约三分之一的资本要用于材料——就美国那一份而言，约有一亿三千五百万元的生意。这类实业的事业每年约需百分之十二的更换——约有一千五百万元的年出口贸易。归到美国的利息与利润每年约为三千万元，此外还有当初的利润与佣金。这是全然由投资而生的生意，而照中国目前的情形，它要归于提供资本的那一国。那一类生意同单纯的商务不同，后者是凭货物本身的好卖来做的。在「门户开放」之下，中国有着美国广大的将来之贸易，而抛弃海约翰主义便要把它切断。此外还可加上在菲律宾的贸易，即在那些岛屿同合众国目前这样、或类似的结合之下的贸易。这些数字粗略地勾在这里，是为了表明：维护一条美国在中国与太平洋的方针，其金钱的回报可能超过维持军备以撑住那方针的代价，而这还未把别的考虑（那些更重的考虑）算进来。

就此而言，还有几件事满含着提示。近来在美国有一种关于合众国若干对外接触的、致命地错误的假设被传播开来；这假设倘不被抖掉，便不可避免地要把那些建起这个国家的过程翻转，从而把国家进步的水流堵住。美国的发展是由两大成分所致——天然资源与人。天然资源若无人去使它运作起来，是无用的。人来到美国、并被引得留下来同这个国家融合，是因为凭着美国的政治制度，他们得到了比在别国更大的便宜与机会。这些相形的情形并不是永久的、不变的。世界正经历一场演化，使那些施用于这些情形的成分不断移动。倘若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在文明与经济演化不断变动的境况之下，别国相形于美国而给人更好的便宜与机会、更好的做事之便、对他们生命财产更好的保护，那么潮水便要回头，而人们的政治效忠便要渐渐从美国漂走，朝那些更好的便宜、便利与保护而去。如今许多美国人在中国、在别国以英国或别的外国公司的名义做生意，并不是出于偶然或偏好。倘若那个不为菲律宾的稳定与安全作任何安排便把它放弃的提议被实行，这条原则将有一些可玩味的显露。我从来不曾在菲律宾遇见过一位上等的生意人或投资人，会相信菲律宾人如今有能力办一个稳定的政府、有能力不靠外国的援助而保住他们的国格。倘若合众国的权柄与保护从那些岛屿撤去，那里主要的美国利益与产业便要被逼着去寻求保护，而其中大部分大概一有可能便要钻到英国旗下去；而许多菲律宾人所有的利益也要照样办。倘若我曾在菲律宾辛苦建起一份产业与利益，而合众国竟要完全撤出，我便会这样做。就近来的事变看，任何关于撤出之后合众国仍将保护美国在那些岛屿的产业与投资的宣告，都不会使美国人、或使别的有实际外国经历的人满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会从菲律宾撤出的那个美国政府，此后大概要把美国在那里的利益抛弃掉，一如近来在墨西哥、在中国、在公海上把它们抛弃掉一样。这种对外方针再行几年，便要开始把那些住在国外、在国外做生意的美国人的政治效忠疏远开去；因为他们将开始屈从于种种实际的影响，那些影响趋于把他们的生意同他们政治上的国籍归到同一面旗下。这个趋向对美国这个国家含着严重的后果。它能引起内部的反作用。经验已经表明：纯属感情的忠贞作为美国民众效忠国家的基础是不可靠的；因为在美国公民自欧洲祖先递进演化的过程之中，各部分人口究竟在那进程的哪一个确切阶段上会定下他们感情的效忠，是很不确定的——除非他们的公民身分同由它而得、又倚赖它的、显然的物质好处联在一起。效忠终究附着于家宅与产业，这是民主所立的教条，也是美国这个国家所奠的教条。近代的政治智力则看得远一点，渐渐把效忠附着于那个无论家宅与产业在何处都给它以保障的政府，而不附着于一个在其领土之内有条件地容人居住的政府。

在远东，人不能不注意到美国政府在其对外关系上眼下举动与方针所积起来的效果。中国人长久以来把合众国视为一个大国。几年前墨西哥曾有一场对中国人无情的屠杀，那深深触动了国内中国人日增的爱国之情与自尊，他们觉得本国的软弱正是这类事的缘由。随后墨西哥又有一段时期，许多美国人在那里丧了生命与产业，然而合众国所得的交代并不比中国所得的多，甚至在索取交代上还不如中国紧迫。东方人把这样一条方针解作：合众国太弱、或太怯，不能保护它的公民与他们在国外的产业。一个美国人要把美国在墨西哥的方针向东方人解释得使他们明白，是不可能的。我试过。近年来一连串的事变已把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抽空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在那里的影响将长久受妨碍。我得到最可靠的消息：一九一五年外交部要求把同日本的交涉展缓之时，日本驻京公使日置益声明他的政府不愿延期，因为有生出国际纠葛之可能。他坦然说：日本对美国的态度有所顾虑，愿意「趁现在这一任美国政府在位之时」把中国的各项问题料理掉。

任何为推行「门户开放」、维护中国完整而结的新协谅或同盟，若不找出一个合作的切实基础，都不能办得成功。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层。诺克斯先生便认清了它，而他中立化满洲各铁路的计划正是朝那个方向的一着。我听说诺克斯先生在日俄拒了他的提议、英法又站到它们盟邦一边之后，说过：「很好；可是到头来他们还是得走到那一步。」美国的银行团在作了徒然的独立努力之后加入同一个国际集团合作，也是认清了这一层。必须做点什么去止住那场为在中国取得便宜与战略地位而起的国际抢夺；只要「势力范围」之说还被施用，那场抢夺便要一直继续下去，而且日益加剧。孙中山与一九一三年的叛乱相连一事导致中国国有铁路公司的特许被撤销之后，李亚拟出一项在中国铁路开发上国际合作的计划，得着中国政府的赞同，规定英、法、德、美各利益公平地合作。李亚先生曾赴欧洲与合众国陈述这项计划。一九一四年四月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会上，四国的金融与建造团体赞成了一项计划，要设一个总部在瑞士的国际公司。美、法、德三国政府也赞成了它。英国政府则「在原则上」赞成，却倾向于保住一个英国的「势力范围」，坚持只有英国的利益才可在中国某几处经营。欧战止住了这些交涉，此事至今搁着。李亚先生的计划在原则上同诺克斯先生的满洲方案相同，只是施用于整个中国。除非各国肯同意某种在金融与主要开发上合作的切实办法，「门户开放」便要一直被规避下去。

欧战所扰动的另一项在中国的国际安排，是五国银行团及其所承办之事。德国是五国团的一员，而德国的银行是善后大借款筹款的参与者。这场战争把德国同英、法、俄、日——即组成这个团的其余各国——在全世界的金融与商业联系都拆散了。关于五国团的将来，人们自然有所揣测；而为着许多缘由，一次重整将是必需的，以应付战后将来的变局。这个团在战后可能不能、或可能不愿照原来所设想的去履行它所承办之事。战后有一段时候，在欧洲与英国发行中国公债券大概要难，因为一切交战国都将为自己的重整与重建而大举借债。不过维持它们对外贸易的需要，将促使这几国为那些利益的筹款作出安排；而中国是不能被忽略或抛弃的。花了半个世纪才建起的利益，若能防止便不会被容它解体。当我写这些的时候，关于这些事的议论正受着战争所生的怨恨、敌意与惊警的影响；而法、英、俄三方显出一种心向，要把德国排除于将来在中国国际筹款的任何参与之外。那是一种错误而危险的心向，美国不该参与。中国的「门户开放」若对德国关着，便不是真正开着——一个因敌意而不肯同那些有能力、又有资格参与的国家共事的金融集团，其和谐与和平是不可能有保证的。倘若组织一个新的团，它就该把德国包在内，只要德国愿加入、而且能担起她那一份筹款。一个重整过的团也该把美国包在内，这既有实际的缘由，也有国际的缘由；因为美国的钱实际上将有此前从未有过的需用之量。机会又一次出乎意料地向美国招手。然而美国的金融无论多愿意，若无美国政府的外交与实力强有力而确凿的支持，便不能以美国金融的名义安稳地参与。得不到那份支持，则供来帮着替中国、或替那个国家重要事业筹款的美国钱，便要被逼着在别国的旗下经营——其过程是先借给欧洲、英国或日本的银行家，而他们再以本国政府为后盾，把它用到中国去。

这些远东的问题要求解决。把它们调整到一条和平的方术之上、并把它们约在那方术之内，是可能的。倘若容它们在每一处上纠缠并搅扰国际的感情，它们便要带来战争。它们无论怎样被调整、无论怎样转向，美国都躲不过这些力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