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一童年

我生于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生在南屏村——「南屏」是南面的屏障之意——此村在葡萄牙人的殖民地澳门西南约四英里，坐落于澳门以西的彼得罗岛上，与澳门之间隔着一道半英里宽的水道。

我家有四个孩子。长兄居首，次为姐姐，我是第三，还有一个弟弟最小。如今他们都已不在，只剩我一人。

早在一八三四年，一位英国女士郭士立夫人——来华传教士郭士立牧师的妻子——来到澳门，受伦敦「印度及东方女子教育促进妇女会」之托，一到便着手办她的事业，开了一所中国女子学塾；不久之后，又开了一所男塾。

郭士立夫人的买办，也就是替她里外张罗的人，恰好与我同村，而且实在是我父亲的朋友兼邻居。我父母正是从他那里听说郭士立夫人的学塾的；父亲能把我送进去，无疑也靠了他的情面与帮助。我父母为什么会想到把我送进一所外国学塾，而不送进我兄长所入的那种正统的儒家塾馆，这在我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要论合乎中国的人情、风尚与举国的需要，那一步分明比让我进英文学塾更为相宜；况且在中国，中国的学问是唯一通往仕进、权势与财富的路。这一背离常轨的举动，我只能这样解释：那时中外往来才刚兴起，我父母料到它不久或许要涨成一股大潮，便觉得不妨趁早下手，让一个儿子去学英文，日后好做个出色的通译，在商界与外交界里占一个较为有利的地位。我想这便是我父母把我送进郭士立夫人教会学塾的主要用意。至于此举在我后来的一生中还牵引出什么别的结果与后事，那就全交给那位掌管我们一切谋划与筹算的主了——因为这些谋划与筹算，本都受着一整套前因后果、亦即因与果的神圣法则的管辖。

一八三五年，我刚满七岁，父亲带我到澳门。到了学塾，我被带到郭士立夫人面前。她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一位英国女士。在我那未经教化、未染世故的心里，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若我记得不错，她身材略高，体格健壮，眉目分明而刚强自信；眼睛是清亮的蓝色，稍稍深陷；嘴唇薄，底下托着一副方下巴——这两样都显出坚定与威严。她的头发是淡黄的，眉毛略浓。她的相貌合起来看，显出极大的决断与意志。

她穿着一身长而宽大的白衣（那次会面是在夏天）迎上前来，两只当时时兴的大灯笼袖，把她的身形显得格外夸张；我记得再清楚不过：我又惊又骇，一时不知所措。她那副堂堂的身量，竟叫我浑身发抖——这样奇特古怪的装束，我一生从未见过。我害怕地紧挨着父亲。她那和善的神色与体恤的笑容，起初在我身上并没得到什么会意的回应，因为我站在那里，被她的气派和这新环境弄得半懵了。于我，那实在是一个新世界初启的时刻。过了一段时日，思家之情淡了，周围的新奇也渐渐磨去了，她终于以她的慈爱与体恤把我完全收服。我开始把她看得近乎一位母亲。她似乎对我格外照看；我想那是因为我年纪小、无所倚靠、又离了父母，而且是塾中最小的一个学生。她把我留在她的女学生当中，不许我同那时为数不多的几个男孩厮混。

有一桩出格的事，我是永远忘不了的！那是在塾中第一年里发生的，是我的一次逃跑。我被关在这所房子的三层楼上，楼顶有一片宽敞开阔的平台——那是女孩们和我唯一玩耍散心的去处。我们不许出门到街上玩。男学生住在底层，可以随意出去活动。我素来羡慕他们的自由，放学之后常偷偷溜下楼去，同他们一起玩。独自同女孩们关在高高的三层楼上，我心里总不自在。我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我偶尔偷偷溜下楼，冒险跑到码头一带；那里聚着好些小渡船，对我那时的少年心性有一种特别的吸引。为着得到自由，我打算逃跑。女孩们年纪都比我大得多，有几个竟同情我这个荒唐的主意——想来也是因为被关得太紧，一样地按不住性子。我把计划告诉了她们。六个年长些的赞成我的想法。我要一个人先溜出屋去，到码头上雇一只有篷的船，把我们都装进去。

第二天早饭之后，郭士立夫人正在用她的早餐，我们便瞒着众人溜出门，一齐挤上船，匆匆往彼得罗岛对岸划去。我要把这一伙人带到我家，从我家再各自散回她们的村子去。船到水道中间，我大为惊惶，看见有一只船在追我们，走得极快，一路逼近。再许多少船钱也没有用处，因为我们两支桨对他们四支桨，是断然赢不了的；那只船上有人挥动手帕，我们的船夫便弃了这场比赛，一伙人尽被拿住。随后便是受罚。我们被从整个学塾里走过一遍，然后一排站在学房一端一张又长又窄的书案上，面对着前面所有的学生。我被摆在这一排的正中，头上戴一顶高高的纸尖帽，右边三个女孩，左边三个女孩。我胸前别着一块大方牌子，上面写着「逃跑头目」；我们就那样站了整整一个钟头，直到放学。我一生从未觉得像受那一场罪时那样羞辱。我整个人都垂头丧气了。有几个促狭的家伙偷偷瞟我们、对我们做怪脸，从这一番展览里取乐。郭士立夫人为着加重我们的处罚，还吩咐人把姜饼和橘子在我们眼前分给别的学生。

郭士立夫人的学塾开于一八三五年九月，本来只收女生。在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三九年之间，为着等所谓「马礼逊教育协会学校」筹办开学，男生一部便暂时并入她的塾中，而马礼逊学校所募的款项，有一部分拨来维持这一部的开支。

这就说明了我为何进了郭士立夫人的学塾，而且是最初收进的两个男孩之一。她的学塾既这样暂时扩充、改制，郭士立夫人的两位外甥女——巴夏礼家的两位小姐，即后来因在一八六四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扮的显要角色而受封爵士的巴夏礼先生的姐姐，那场战争实在是由他挑起的——便来华在塾中做助教。我有幸在她们门下受教了一个短时期。

后来郭士立夫人与她两位外甥女巴夏礼小姐所办的男塾散了；这一散，我们各人的路便分头岔开了。郭士立夫人带着三个盲女——劳拉、露西和杰西——去了美国。两位巴夏礼小姐都嫁了传教士：一位嫁给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大夫，一位嫁给一位麦克拉奇牧师，也是传教士。她们在伦敦会的名下，在中国工作了很久。郭士立夫人带走的那三个盲女，是我教她们摸凸字念书的，后来她们能读《圣经》和《天路历程》了。

回到本村，我又接着念我的中国书。

一八四〇年秋天，鸦片战争还打着，我父亲去世了，留下四个孩子在我母亲手里，一无生计。

所幸我们有三个已经大得能帮一把手了。哥哥去打鱼，姐姐帮着家务，我则挑着糖担在本村和邻村叫卖。我把这行当当真做起来，每天早上三点钟起身，直到晚上六点钟才回家。每日所挣净得二角五分，一并交给母亲；再靠哥哥——他是一家的主梁——所出的力，我们总算没让穷困进门。我叫卖了约五个月的糖；冬天过完，不再做糖了，我便换了一行，到稻田里跟在割稻人后头拾稻穗。姐姐通常陪我去。可是我不像古时的路得，拾得不够时，身边并没有一位波阿斯来帮我。然而我那点英文却救了我的急。姐姐对领头的割稻人说，我会说英文，会念，会写。这话惹起了那人的好奇。他招手叫我过去，问我肯不肯说几句「红毛话」给他听。他说他一辈子没听过这种话。我起初又羞又怯，姐姐却给我鼓劲，说：「割稻的说不定会给你一大捆稻子带回家。」这话是说来提点他的。那人也机灵，当下接了过去，对我说：我若肯说，他就给我一捆重得我背不动的。于是我开了口，把字母表背给他听。所有割稻的和拾穗的都直愣愣地站着，张着嘴，一脸掩不住的欢喜。我这一番处女演说，是在水和泥几乎没到膝盖的稻田里发表的；说完不过几分钟，我便得了好几捆稻子作赏，还得赶紧去叫两个男孩来，帮着搬我和姐姐搬不动的那些。我就这样满载着喜悦与金灿灿的稻捆回到母亲身边，一点也没有想到：我那半通不通的英文，在我这一生的这么早的时候，就已经派上了这样的用场。那时我约十二岁。就算路得得了她那六簸箕大麦，也不比我好过。

拾穗的日子实在太短，过去不久，我有一位邻人——他在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印书房里做印工——恰好从澳门回家度假。他对我母亲说起：那位神父想在印书房里雇一个男孩，要懂点英文、能把数码认准，好把纸张折叠整理，交给装订的人。我母亲说我做得来。于是我被引去见那位神父，说成了一桩生意。我回家禀明，过了几天就到澳门，做起折页的活来，月薪四元五角。我的食宿要一元五角——余下三元，每月都按时寄给母亲。我在这份差事上并没有很快发财，因为我在那里才四个月，一个我万想不到的地方便来叫我辞工了。那声音里倒更有几分天意。它来自澳门的一位医学传教士合信大夫，他的医院离印书房不过一英里。他传话来说想见我，说他已经找了我好几个月。我同合信大夫是熟的，因为我在郭士立夫人那里见过他多次。于是我去拜访他。起初我以为他是要收我去教我做医生，却不是；他说他有一个承诺要践。郭士立夫人带三个盲女登船赴美之前，留给他最后一句话，便是务必查出我在何处，一等马礼逊学堂开学收生，就把我送进去。

「我要见你，就是为这件事，」合信大夫说。「你辞工之前，也是在得了你母亲的允许、准你进马礼逊学堂之后，我想请你到医院来同我住一个短时期，好让我同你熟一些，然后我再带你去马礼逊学堂——那学堂已经开学收生了——把你介绍给教师。」

这一番谈话之后，我回家去见母亲；她起先有些不愿，终于还是应了。我回到澳门，向那位神父辞行。他虽然寡言少语，我在他手下做工的四个月里没同我说过一句话，可我的活计他也不曾挑过一个不是。我到了医院。合信大夫立刻叫我拿起研钵和杵，配制药膏和药丸的料。我常常端着盘子跟他去巡视病人，参与那减轻病人痛苦的仁善之事。我在医院里同他共事约两个月；到了这时候，有一天他带我去，把我介绍给马礼逊教育协会学校的教师布朗牧师。

二求学的日子

马礼逊学堂于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开学，由布朗牧师主持；他与妻子布朗夫人于一八三九年二月十九日在澳门登岸。布朗后来得了神学博士的衔，是耶鲁一八三二年班的毕业生。以他的经历而论，由他来开中国第一所英文学堂，是再合适不过的。我于一八四一年入学。我发现另有五个男孩比我早进一年。他们都在学初级算术、地理和读书。我胜过他们的，只在英文读得好、念得准这一点上。我们上半天学英文，下半天学中文。那五个男孩的名字是：一、黄胜；二、李根；三、周文；四、唐杰；五、黄宽。我是第六个，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我们成了学堂的第一班，自始至终都是布朗最年长的一班学生，直到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他因身体不好离开中国。我们原来这几个人里，有一半在他返国时随他到了美国。

马礼逊教育协会学校的由来是这样的：马礼逊博士于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去世，其后不久，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一份通函在外国侨民中间传发，倡议成立一个协会，定名为「马礼逊教育协会」。它的目的是「以学校及其他手段改进并推广中国的英文教育」。取名「马礼逊」，是为着纪念这位杰出人物的辛劳与功业；他是一八〇七年伦敦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他自伦敦渡大西洋到纽约，一八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那里登上帆船「三叉戟号」赴华。他曾想在澳门登岸，却被耶稣会士的猜忌所阻，不得不北上广州。最后因中国政府与当地外国商人之间关系未定，他移往马六甲，以那里为工作的根基。他编成了第一部英华字典，四开本三卷。他把《圣经》译成了中文；梁发是他第一个受洗的中国人，也由他教导去传道。梁发后来成了极有力量的传道人。他的字典和他的中文《圣经》，对于后来中国的传教事业，其关系与影响是根本的、首要的。他所引导的梁发的传道，也在不小的程度上帮着开出了中国宗教生活的一个新纪元。因此他的名字，是值得用一所以他命名的学校长久留传下去的。说实在的，为此本该永久创办一所大学，而不是一所学校——一所学校的存亡，全系于在华外国商人那些朝不保夕、来去无常的捐款。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结束，香港岛割让给英国政府之后，马礼逊学堂于一八四二年迁到香港。所择的地基在一座小山顶上，约高出海面六百英尺。这山在维多利亚城的东端，因这学堂之名，被称作「摩利臣山」。从那里望港湾，东西一线，风景极佳。单凭这个港湾，香港便成了华南最招人垂涎的一块租借之地。它宽阔而深，容得下大英帝国的全部海军；正是这一出众之处和它的战略地位，造就了它今日的模样。

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二日，麦西先生抵香港，来学堂做助教。他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学堂自澳门迁港之后，已经大为扩充。又编成了三班新生，全校学生合计四十人以上。这已不是一个人管得过来的了，助教极为需要。布朗在学堂里的工作一直做到一八四六年秋天。麦西有整整一年的工夫来熟悉这份事务。

布朗与麦西在性情与品格上有明显的不同。布朗身上处处显出是个自立成材的人。他性情沉静，因事制宜极有变化，待人斯文可亲，而略带乐观。他要得学生的爱敬并不费难，因为学生用功攻读，他在旁体恤；他做这份事，是把心和魂都投进去的。他有一种天生的本事，能把事情向学生讲得明白，把自己对一门学问的理解传给他们，不绕弯子，极其直截而顺畅。这一大半是因为他来华之前、甚至进大学之前，做过教书的行当。他懂得怎样管孩子，因为他深知孩子的天性，不论中国的、日本的还是美国的。他给学生的印象是一位好教师，天生的机变与性情使他极宜于做一个成功的塾师——这一点，他后来在纽约州奥本以及在日本的经历都证明了。

助教麦西也是耶鲁出身。他一生从未教过书，也没有教书的机缘。他在中国做这份新的教书事务，先前并无经验可循。他显然是有好家教的人，天性敏感，道德上的感受极细——一颗满是热诚与高远志向的心。

一八五〇年马礼逊学堂散了之后，他同母亲回到美国，进耶鲁神学院攻神学。一八五四年，他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的身份再回中国。那时我已从耶鲁学院毕业，正与他同船回国。从桑迪岬到香港那一段漫长、疲乏而极难熬的一百五十四天航程里，我们是船上唯一的两位乘客。

布朗于一八四六年冬离开中国。走之前四个月，有一天他向全校说了一件出人意外的事。他说因为自己和家人的身体，打算返回美国。他在收束他那番话、告诉我们他对学堂如何关切之前，说他想带几个老学生同他回去，在美国把学业读完；愿意随他去的，可以站起来表示。这个宣布，连同他决意回美这件事，给全校投下一层深深的阴郁。我们所有的人都死一般静了下来。此后好几天，我们谈话的分量全在布朗要永远离开学堂这一件事上。我们当中唯一兴头的，是已经决意随他回去的那几个。这几个是黄胜、黄宽和我。他请愿意随他去美国的人站起来表示时，我是第一个站起来的。黄宽第二，黄胜随后。可是我们的事在定局之前，先被告知要回家去求各自父母的同意。我母亲万分不愿地应了；经我恳切劝说，她终于让步，只是不免流泪伤心。我用这样一件事宽她的心：除我以外，她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照看她。况且她就要有一个媳妇来服侍她了，因为我哥哥已经定了亲。

这里说一句也不算离题：倘若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是断然到不了美国把学业读完的，因为我们都穷。布朗无疑在向学生提起这事之前几个月，就已经在学堂董事之间把这一计划商议停当了。

也是靠他出力，我们在美期间，我们父母至少两年的供养才得了妥当的安排。替我们担了全部费用的那几位赞助人，本没有打算让我们在美国待过两年。他们待我们极厚道。他们为我们做了一桩大事。在我们旅美期间替我们出钱、并供养我们年老父母的人当中，出力最显的几位，我还记得这些名字：香港《德臣西报》的主人兼主笔安德鲁·萧德锐（他是苏格兰人，一位老单身汉，也是人品与相貌都堪称高贵的一个人），美国商人里奇，以及另一位苏格兰人坎贝尔。此外还有一些是我不知道的。奥立芬三兄弟——大卫、塔尔博特和罗伯特，纽约的大商人——让我们免费搭他们的帆船「女猎人号」从香港到纽约，那船同时载着一舱茶叶。我提起这几位恩人的名字，于我已是太迟了；他们纯出于基督徒的仁爱之心助我读书。然而他们若还有后人散居世界各处，知道自家的先人曾在三个中国少年——黄胜、黄宽和我——的教育上出过显要的一分力，或许也是一件可以自慰的事。

三赴美与初到美国

既得了这样厚重的照应，我们便于一八四七年一月四日在黄埔登船，乘的是那条好船「女猎人号」，船长吉利斯皮。如上文所说，此船属奥立芬兄弟，装着满舱茶叶。东北贸易风于我们有利，自黄埔一路到圣赫勒拿岛，吹得又强又稳。全程没有出过什么事故，只在绕过好望角时遇上一场大风。桅顶和帆杠的两端都缀上了一团团电光。强风在我们身后呼啸尖叫，像是一群看不见的复仇女神。那一夜黑得像墨，而那些电球在帆杠尖上、桅顶上跳跃，前后往来，左右摇曳，像黑夜里许多盏阴间的灯——这一幕，我是永远忘不了的。船身颠簸呻吟，我却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只把这荒野诡异的景象痛快地领略了一番。绕过好望角之后，我们的船在大西洋比较平稳的水面上破浪前行，直到圣赫勒拿岛；我们不得不在那里停靠，添淡水和粮食。凡自东方开往大西洋沿岸的帆船，多半习惯以圣赫勒拿岛为停靠之处。从船上望去，圣赫勒拿岛外表是一块荒秃的火山岩，仿佛刚从硫与火的洗礼中露出水面。它那焦黑烧灼的表面上，连一片草叶也看不见。我们在詹姆斯敦登岸，那是岛上山谷中的一个小村子。这山谷里草木丰茂而秀美。在那稀少的居民中间，我们发现了几个中国人，是东印度公司的船带到那里去的。他们都是中年人，一家人也在那里。在岛上时，我们去了朗伍德，那里有拿破仑的空墓。一株大垂柳垂下枝条，掩覆在墓上。我们剪了几段枝条，一直养活到美国；后来布朗先生把它们带到纽约州奥本，他在赴日本之前曾在奥本学院教了好几年书，便把它们种在住宅近旁。一八五四年我去奥本时，这几株柳树已经长成漂亮的好树了。

从圣赫勒拿岛我们取西北的航向，接上了湾流；风仍旧顺和，不久便把我们送到了纽约。我们于一八四七年四月十二日在纽约登岸，整个九十八天的航程里，天气之好是前所未有的。一八四七年的纽约，与一九〇九年的纽约完全是两座城。那时它只是一座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人的城；如今它已是一座在人口、财富与商业上都与伦敦相匹的大都会。整个曼哈顿岛都变成了摩天大楼、教堂和华屋广厦之城。

一八四五年我还在马礼逊学堂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想象中的纽约之行与哈得孙河溯游》；那时我一点也没想到，我竟真会亲眼看见纽约。这件事引我想到：我们的想象有时会预先映出我们心里最深处的东西，把可能之事牵进现实的境地里来。留美幼童的计划，是我毕业前一年的白日梦成了真的又一个例子。我娶一位美国妻子也是如此。此外还有别的白日梦尚未成真；它们究竟会不会实现，只有将来见得分明。

我们在纽约待得很短。我们在新世界里有幸结识的第一对朋友，是大卫·巴特利特教授和他的夫人。他在纽约聋哑院任教，后来又与哈特福德的一所同类院所有牵连。教授于一八七九年去世。他的夫人范妮·巴特利特比他多活了将近三十年，于一九〇七年春天过世。她是一位极受人敬重爱慕的女子，为着她那高洁的基督徒品格，也为着她在所住之地为善不息的作为。她的影响甚至借着有幸得她照看教导的那几个学生传到了中国。我把她算作我在美国最可宝贵的朋友之一。

从纽约我们坐船到纽黑文，在那里有机会看了耶鲁学院，并被引见给戴校长。那时我万没有想到，自己几年之后竟会成为这个国家最好的学院之一的毕业生。我们从纽黑文乘火车到沃尔豪斯波因特，又从那里到东温泽——布朗博士的夫人伊丽莎白·布朗的家乡。她的父母那时还在。她的父亲舒巴尔·巴特利特牧师是东温泽公理会教堂的牧师。我清清楚楚记得我们头一个安息日到他堂里去的情形。我们三个中国孩子坐在牧师家的座位上，那座位在讲坛左首，看牧师是侧面，可全堂的人却把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我们成了全堂注目的中心。那一天的讲道，我很怀疑有多少人留心听了。

舒巴尔·巴特利特牧师是旧日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地道典型。他一切举止行事都精确不苟。他说话的调子从容而庄重，却满是诚恳与热切。他行动起来如履薄冰，谨慎周详。看他的模样，人会以为他严厉苛求，其实他温和而体贴。每天早祷，他总要把家用的《圣经》和赞美诗集一本叠在一本上头，摆得四角方正、上下成线，放在桌上同一个地方。早祷时他也总坐在同一个位子上。换句话说，你总知道到哪里去找他。他的习惯与日常起居，准得像钟表一样。我从没听他说过一句笑话，也没听他放声大笑过。

布朗夫人的母亲巴特利特太太，却是另一种脾性。她总是欢欢喜喜的。几乎时时有一丝笑意照亮她的面容，对谁都有一句和气欢悦的话；而她那甜润的嗓音，总带着愉快与善意。她那随和的性情与好客之心，使这所牧师住宅成了这一家所有亲友——人数相当不少——最爱去的地方。她丈夫一年的薪水不过四百元，这位老太太怎么能把收支张罗得开，于我一直是个谜。农场自然每年有些出息，可是丹尼尔——这对老夫妇的小儿子，也是他们的支柱——不得不辛苦做活，才撑得住这所牧师住宅的体面。我在孟松学校念书时、后来在耶鲁念书时，都是在这所牧师住宅里得了一个临时的家。

四在孟松学校

我们在东温泽住了约一个星期，随后北上马萨诸塞州的孟松，进那里的学校。在公立中学兴起之前，孟松学校一度是新英格兰颇有名的一所预备学校。全国各地的青年都到这里来，为升大学做预备。这学校的运气是：在它历史上的几个时期，都有品格与阅历兼备的人做校长。哈蒙德牧师便是其中一位。他无论从哪一面看都是个自立成材的人。他是耶鲁的毕业生；他酷爱古典文学，也极佩服英国文学。他见识开明，同情宽广。他在新英格兰以教育家闻名，也以倡戒酒、倡新英格兰美德闻名。他的高洁品格给这学校博得了很广的声名，而学校最兴旺的时候，正是他做校长的时候。他对我们三个中国学生——黄胜、黄宽和我——格外关切，倒不大为着校里有中国人这一点新奇，而是为着他对中国的关心，以及我们受了教育之后可能带来的好处。

进校第一年，我们被放在英文部。我们所学的是格林利夫的《算术》、英文语法、生理学，以及厄普姆的《心灵哲学》。后两门是在新来的女教习丽贝卡·布朗小姐门下背诵的；她是曼荷莲学院的毕业生，班上的毕业致辞代表。她后来成了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麦克莱恩大夫的夫人。她是一位好教师，也是一位有着非凡基督徒美德的女子。她脾气平和甜润，满是善意与善行。她和她丈夫——那位好大夫——对我是真心关切的；我在大学的假期里，有几个是在他们家里过的，而我在耶鲁苦撑的日子里，他们又在各样事上帮过我。我回国以后一直与他们通信；后来我再到美国时，他们总殷殷邀我到斯普林菲尔德的家中去。正因为有这样一份真挚的交情，一八七二年我把第一批留美幼童带到美国时，便以斯普林菲尔德为我的总驻之地。

布朗把我们托付给他母亲菲比·布朗太太照看。我们在她家搭伙，却另在马路对面、她小屋正对着的一所住宅里分给了我们一间屋。她那守寡的女儿带着三个儿子把小屋里的空房都占满了，这就是我们住不下的缘故。

在那些朴素的日子里，乡下的食宿是极便宜的。清寒的学生很有机会靠自己做活挣出学费来。我记得我们的食宿——连柴火、灯油和洗衣都算在内——每人每周只付一元二角五分；可是屋子要我们自己收拾，冬天还要自己锯木、劈柴，这我们倒觉得是上好的活动。

我们的住处离学校约半英里。一天要走三趟上学回家；隆冬时节雪积三英尺深，这就给了我们充足的活动、极好的胃口，也把我们的身子养得极健。

回想我与菲比·布朗太太的交往，我心里是敬重与钦慕交织的。她确是一位了不得的新英格兰妇人——一位在道德与宗教品格上有着过人力量的妇人。凡有幸读过她那部动人的传记的人，我相信都会替我这句话作证。她在人生中经过了前所未有的困厄与试炼的熔炉，出来时成了那几点稀有的明光之一，使新英格兰的天空更为秀美。她是那首著名圣诗《我爱暂且离开一切缠人的挂虑》的作者；这诗无论在何处唱起，都吐露着知足与顺服的宁静之气。

我们入校时的校长哈蒙德牧师，如我前面说过，是耶鲁的毕业生，也是一位趣味极为高雅的人。他热心佩服莎士比亚，那是他最爱的诗人；论演说家，他偏爱丹尼尔·韦伯斯特。他有一种本事，能把对美的爱——无论古典文学里的美还是近代文学里的美——灌注给学生。我们每日背书，他所着重的，是指点出一个句子的美和它的结构之妙，而不是语法的规则、语气和时态。他文章写得好。他的演说与讲道都切中要害，充满生气。像拉格比公学的阿诺德博士一样，他的用意是在学生身上造就品格，而不是把他们变成会走路的百科全书，或是伶俐的鹦鹉。我正是由他引着认识了艾迪生、哥尔斯密、狄更斯、司各特爵士、《爱丁堡评论》、麦考莱和莎士比亚——这些构成了我在孟松期间读书的大宗。

在孟松学校的第一年，我并没有读大学的念头。大家都明白，我要在一八四九年年底回中国，拨给我的款项也是照这个计划定的。一八四八年秋天，我们三人中最长的黄胜因身体不好回了中国；留下来再念一年的我和黄宽，便常常聚在一起，商量那规定的期限满了之后的打算。我们两人最后都决定留在美国继续念书；可是问题来了：一八四九年之后，谁来替我们出钱？这便是那个戈尔迪之结。我们商定去请哈蒙德先生和布朗先生的主意。他们两位都决定把这事交给我们在香港的赞助人去定。回信说：我们若愿在一八四九年之后继续念书，他们愿意一直供给到我们读完一门专业为止，条件是我们肯到苏格兰去，进爱丁堡大学。这是一个宽厚而高义的提议。

黄宽那一面，经过反复斟酌，决定接受这个提议，于一八四九年年底赴苏格兰；我这一面，则宁愿留在美国接着念，打算进耶鲁。黄宽的决定使他从一切银钱的挂虑中解脱了出来，而我一八四九年之后的学费从何而来，这个难题却还悬着。可是我不让将来的种种为难来扰乱我心里的平安。我把一切忧虑抛到风里去，只信那明智的天意会照看我的将来，就像它照看过我的从前一样。

黄宽和我既已走了这决定的一步，便在一八四九年学年终了时放下英文的课业；同年秋天，我们开始了古典科的第一步，从头学起。一八五〇年夏天，我们从学校毕业。黄宽照先前的安排赴苏格兰，进了爱丁堡大学。我留在美国，终于进了耶鲁。自一八四〇年我们在澳门的马礼逊学堂初次相见、成了同学又成了同班，到此已整整十年。如今这一环断了。

黄宽在大学里待了七年。读完医科的专业之后，他于一八五七年回国。他是个好学者，在医科班上毕业名列第三。他在自己的行当上也很出色。他的才能与技术为他博得了令人羡慕的声名，被称为当时好望角以东最有本领的外科医生之一。他在广州行医极盛，当地的外国侨民舍欧洲医生而请他做他们的大夫。他极为成功，到一八七九年去世之前，已积下了相当的家财。他的去世，中国人和外国人两边都觉得是一个损失。他的基督徒品格与一生的清白，使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极为敬重他。

五我的大学岁月

进耶鲁之前，我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既没有确定可靠的银钱后援，我怎样把大学的学业读完。说「靠做活挣一份教育」，说起来容易，其中还有一种传奇气味最能牵动人的想象；可是要按生意的、实在的路数去面对它，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一脚踏进去之后，果然就是这样。除了布朗——他把我带到美国，已经替我做了这么多——和把我造就进大学的哈蒙德，我别无可靠之人。我便去向他们求教求助。他们劝我去动用那笔为清寒学生备下的补助金。这笔款在学校董事手里，看守得极严，非得受款人签下一纸誓约、许下日后攻读神学、此后去做传教士，便不得动用。既是这样，我便下了决心：我去申请这笔款，是全然白费的。不过后来还是定了一天，要我到牧师住宅去与董事们相见，谈这件事。他们说，他们极愿我动用这笔款，只要我肯签下誓约，许下毕业后回中国做传教士。我便请董事们明白：我决不会签这样一纸誓约，理由如下。第一，那会把我所能有的用处束住、圈住。我要有最大的行动自由，好抓住每一个机会，在中国做最大的好事。倘有必要，我也许不得不另造新的局面——若我发觉旧的局面于我为增进中国最高福祉所定的任何计划都不相宜的话。

第二，传教士这一行，并不是在中国或在别处能做最大好事的唯一场所。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帝国里，一个人若有基督的精神，他行善的志愿几乎无所限量；反过来说，一个人若没有这种精神，天下任何誓约也化不开他那颗冰封的心。

第三，那样一纸誓约，会使我不能借着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国运里所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势或事变，去为她做一桩大事。

「为着这些理由，」我说，「我必须谢绝签这誓约，同时也谢绝诸位相助的美意。诸位先生，我极感谢你们的善愿。」

布朗与哈蒙德后来都认为我在这件事上看得不错，并支持我的立场。我固然穷，可我不肯让贫穷占了上风，逼我把心里对本分的信念，换一碗眼前的红豆汤。

一八五〇年夏天，布朗似乎到南方去看他的姐妹，在那里得便拜访了佐治亚州萨凡纳「妇女会」的几位会员，向她们说起了我的情形。他回来得正是时候，恰在我与学校董事会谈过之后。我把结果告诉他，于他便如上面所说赞成了我的立场，又把他所做的事告诉了我。他说妇女会的会员们答应在大学里帮我。凭着这一点，我重新鼓起勇气，下到纽黑文去考入学试。我是怎样考进去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只念过十五个月的拉丁文、十二个月的希腊文和十个月的数学。我的预备是被打断过的，因为附近正在修帕尔默—新伦敦铁路，把学校闹散了。同我班上十分之九的同学所受的大学预备比起来，我是远远落在后头的。然而我还是不带附条件地取中了。可是我心里明白自己预备得不够，这从我在课堂上的背诵里看得再清楚不过。一面要挣得收支相抵，一面要在功课上跟上全班，我这段日子实在不好过。一年级那整整一年，我每天夜里都要在功课上熬到十二点。我几乎不做什么活动，身体和气力渐渐不济，只得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我到东温泽去歇息，回来时精神又好了。

二年级时，我因为极厌恶数学，尤其厌恶微积分——那东西我深恶痛绝，而于磨炼心力几乎毫无用处——常常背不出、考不及格，真以为自己要被降下班去，或是被学校开除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竟免了这一场大祸，勉勉强强挤过了大学第二年，分数低到我不敢去问我的分班助教——那位助教恰是教我希腊文的布洛杰特——究竟得了多少。在一八五四年班里，唯一替我这个学生挽回了脸面的，是这样一桩幸运的事：我在本班的英文作文上两次得胜。第二学期我得了头奖，那一学年的第三学期我又得了头奖。这两次得奖使我在校内校外都有了一时的声誉；可是我一点也没有因此得意，因为我的学业之差，我在整个大学阶段都感觉得极深。

第二学年结束之前，我谋到了一个包饭团的管事之职，团里都是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一共二十人。买菜采办由我一手经理，吃饭时也由我伺候。靠这个法子，我在大学后半程挣得了自己的饭食。银钱上头，萨凡纳「妇女会」有汇款接济我，纽约的奥立芬兄弟也有捐助。除了这几处来源，我还因为做「兄弟同心社」的助理图书管理员而得一份薪水；那是学校里两个拥有藏书的辩论社之一，我是它的社员。

四年级时我又被选为该社的图书管理员，得了三十元。这几笔合起来，已足够应付我一切要付现钱的账，因为我的用度本就得量布下剪，裁得极省。那时候多数乡下牧师，一年薪水二百元或三百元也过得去（自然还有一年一度的捐赠会帮补，不过那种会有时带走的比捐来的还多），而且大抵还有一大家子人要照看；那么我靠着数目差不多的馈赠，再加上那些关心我读书的太太们送的衬衫和袜子，读完大学，自然也该办得到。

我有幸忝列其中的一八五四年班，毕业时共九十八人。我是所知的第一个读完美国第一等学院的中国人，自然招来了不少注目；再因为我做过学校两个辩论社之一（另一个是莱诺尼亚社）的图书管理员两年，我上面三班和下面三班的同学都认得我。这就使我与全校的世界都熟稔起来；而我的国籍，自然又给我那点人望添了一味别致。

在本科生的时候，我在耶鲁的墙内已经得了一种偶然造成的名声。可那是朝生暮死的，毕业不久就消失了。

在我整个大学阶段，尤其在最末一年，中国那可悯的境况时时在我心头，压着我的精神。沮丧之中，我常常但愿自己从未受过教育；因为教育分明拓宽了我心智与道德的眼界，向我显出了那被无知封住的眼睛永远看不见的责任，也显出了那粗野麻木的性情永远感觉不到的人类的苦难与不平。一个人知道得越多，受的苦也越多，因而越不快活；知道得越少，受的苦越少，因而越快活。然而这是一种低下的人生看法，一种懦弱的心情，不配一个身上带着神性印记的人。我出来是为着求学的。凭着苦干与克己，我终于得到了这件梦寐所求的东西；它虽未必如所愿的那样完备匀称，可我总算达到了世俗所公认的通才教育的标准与观念。因此我可以自称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了；既然如此，我便该问一句：「我要拿我这份教育做什么？」大学最末一年结束之前，我已经把该做的事勾画出来了。我决意要让中国后起的一代，享到我所享过的同样的教育之利；要借着西方的教育，使中国得以更新，得以开明强盛。做成这件事，成了我志愿的指路星。朝着这个目标，我把我全部的心力与精力都投了进去。自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七二年，历尽甘苦、遍经参差的际遇，我一路劳作，一路等着它的成全。

六回国

我着手做我这一生的事业——这事业于我是这样充满意义、这样郑重——而头一段插曲，便是航海回到故国去。故国我已有近十年不见，然而她从未离开我心目之所注，也从未离开我心里对她福祉的渴念。我极想再多留几年，好读一门理科。我曾在谢菲尔德理学院修测量学，那时这一系刚在诺顿教授手下创立。我若有力量去修成一门实用的专业，那或许能把通往我心中那个目标的路缩短些、走顺些；可是我穷，而我的朋友们又以为我在美国再留下去，恐怕会永远留下，中国便完全失掉我这个人。为着这个和别的缘故，我被劝回国了。理科于是就放下了。最盼我回中国的几位是：做中国生意的古德休洋行的佩拉泰亚·佩里特，以及八年前极热心帮我搭他们的「女猎人号」来美的奥立芬兄弟。这几位先生盼我回中国，别无他意，只望见我于化导中国人信基督一事上有用；这也与他们素来宽厚仁爱的为人相合。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麦西牧师——他一八四五年赴香港，接布朗博士之任，在马礼逊教育协会学校做教师——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的身份回中国，我们同船，乘的是纽约钱伯—海瑟洋行的快船「尤里卡号」，船长惠普尔。

冬天是帆船取道好望角东航最坏的季节。那时东北贸易风盛行，一路上必定是顶头风。麦西与我是「尤里卡号」上唯一的两位乘客，这船走的正是这条路去香港。我们登船时，她正停在东河的中流。那一天阴冷刺骨。空中没有手帕飘动为我们送行；起锚的时候，岸上也没有一声欢送，只有拖船把我们拖到桑迪岬。到了那里，我们便只能自食其力了。帆没有全放开，而是收了一部分好抢风行驶，因为风差不多是正顶头，而且很强。我们发觉「尤里卡号」舱里是空的，连压舱的东西都一概没有；因此她的样子，就像一个出海之前先喝了一口酒的水手：上下颠，左右扭，仿佛喝得多了些，把不住自己的平衡。她就这样一路踉跄，从桑迪岬到香港——这段近一万三千海里的路程，她走了一百五十四天。那实在是我生平所经最乏味、最疲人的一次航行。船长是费城人。他不幸口吃得厉害，这就更容易触动他本来急躁火爆的性子。看他那样子，实在是个可笑的活物。每天早上尤其可以看见他在后甲板上踱来踱去，仰头看天。在旁观者看来，这是船长的必经之步，好把自己的火气积到那个分寸上，然后开始他同顶头风搏斗的那一场哑剧。忽然他站住了，瞪着那顶头恶风来的那一角天。他满脸因极度激动而涨肿通红，眼睛几乎要从眼窝里凸出来，烧着按不住的怒火；他两臂高举，抓住自己的头发，像是要连根拔下来，牙齿咬得咯咯响，同时又跳上跳下，在甲板上跺脚，咒骂全能的上帝给他送来顶头风。那一刻空气被他那些令人厌恶的咒骂和亵慢的誓语撕开了；这些话又得从他艰难的口吃与结巴里一顿一顿地挤出来，看着实在可怜之至。航程的前一段，看他把自己逼到那种扭曲变形、怒气发作的分寸，看着更像一个疯子而不像一个清醒的人，是一桩叫人难受的事；可是这样的把戏在大半段航程里天天上演，我们便渐渐觉得他不再值得同情可悯，倒只值得轻蔑了。等他的怒气使尽了力，平静下来，回到寻常的心境，他便软软地倒进一把藤椅里，一个人在那里坐上几个钟头。为着排遣，他会两手互相摩搓，自己静静地自言自语，脸上偶尔漾开一丝笑——那模样像个憨傻的痴人。航程还没走到一半，这位船长因为在风的事上这般愚蠢发狂的举动，已经把自己弄成了满船水手的笑柄；水手们自然不敢露出一点不服的形迹。这船的驾驶，完全在大副手里，那人简直是个海上的暴君。水手是瑞典人和挪威人。倘若换了美国人，官长们那种不近人情的待法，说不定会把他们逼到走绝路的地步，因为这些人日夜不停地抢风换舷，被役使得太过了。他们唯一得歇的时候，是船在热带里遇上无风的日子，一连好几天连一丝风都讨不着。翻我在那次难忘的航行中所记的日记——我们抢风穿过望加锡海峡，用了近两个星期。这一段实在极磨人的耐性。过了之后，船长在麦西牧师听得见的地方说：他这一趟运气不好，是因为船上有一个约拿。我的朋友麦西宽厚地领受了这句话，只向我意味深长地一笑。我们那时正说着穿过望加锡海峡这桩事，我便用刚好能让那老船长听见的声音说：这船若交在我手里，我能在十天之内把她带过去。这话是直冲着那老头子拙劣的驾船本事说的（他实在是个极糟的水手），同时也是回敬他几分钟前那句「船上有一个约拿」。

隆冬时节东航，本该绕合恩角，不该绕好望角；那样一来，从纽约到香港一路上无疑都是强劲的顺风，不但能缩短航程，还能省下船长无数的咒骂，以及他神经上不可计量的损耗。可是我只是个乘客，并不晓得把这条船空舱不压、正对着东北季风开出去，背后有什么银钱上的算计。我倒愿意绕合恩角，因为那会在我的环球行程上添一条新路线，也会给我添些新的见闻。

将近香港时，一个中国引水员上了船。船长要我问他附近有没有险礁浅滩。我怎么也想不起中国话来替他翻译；那引水员自己却懂英文，而他便是第一个把「险礁」「浅滩」的中国说法教给我的中国先生。于是船长、麦西，还有当时在旁的几个人，都拿我来笑：一个中国人，竟不会说自己的话。

登岸后我头一个念头，是走到《德臣西报》馆去，向该报的主人兼主笔安德鲁·萧德锐致意；我在孟松学校时，这位朋友供养过我一年多。见过他，又受了他的好客之情——他请我住到他家里去——我便一刻不停地赶往澳门，去见我年老而亲爱的母亲；我知道她盼见这个久别的儿子已盼得很苦了。我们相见的日子是先一天就约定的。我穿的是西人的常服，一时不便换成中国衣裳。我还留了一副胡子，照中国的风俗，未娶的青年是不宜留的。我们相见时流的是喜悦、感激与谢恩的泪。起初我们心里满得连话都说不出。我们任情感去了。刚一定下神来，她便上上下下地抚摸我，把那份至少积了十年、一直耐着的慈母之爱都表了出来。我们紧挨着坐下，我把我在美国的日子简略地讲给她听，因为我知道她一定极关心。我告诉她：我刚走完一段五个月之久的漫长疲人的航程，可一路上没遇着什么危险；在美国寄居的八年里，各处的好人都待我极为厚道；我身子一直好，从没大病过；而这八年里我的主要目的，是读书，是为我在中国的一生事业做预备。我向她解说：我进大学之前先得读一所预备学校；我进的大学是耶鲁——美国头几所的学院之一——学制四年，这就是我久留不归、耽延了回国的缘故。我告诉她：四年终了我毕业了，得了文学士的学位——略当于中国的「秀才」之名，其意为「秀异之才」；那学位写在一张羊皮纸上；而从耶鲁学院毕业，即便对一个本国的美国人也算一桩大光荣，于一个中国人便更是如此。她天真地问我：这能给多少钱。我说它并不立刻给钱，可是它能使一个人比没受过教育的人挣钱更快更容易；它使一个人在众人中间有更大的影响与力量；而他若在这份大学教育上再往上建，就更有可能成为众人的领袖，尤其是他若有一副立得住的品格。我告诉她：我的大学教育于我比钱更值，而我有把握挣得很多的钱。

「学问，」我说，「就是力量，而力量胜过财富。我是第一个从耶鲁学院毕业的中国人；既是这样，你便有这份光荣：当今中国千千万万的母亲之中，唯有你一位可以自称有一个儿子，是第一个从美国第一等学院毕业的中国人。这样的光荣是难得有的。」我又向她保证：只要我活着，她一切的安适与所需都会被周到而勤谨地照看到，凡能使她安心快活的事，一件也不会疏忽。这一番谈话似乎给了她极大的安慰与满足。她看着为此很快活。谈完之后，她意味深长地一笑，看着我说：「我看你已经留起胡子了。你晓得你还有个哥哥，比你大得多；他还没留胡子。你得把你的剃掉。」我立刻听了她的吩咐；等我干干净净一张脸走进屋来，她笑得十分满意，分明是想：我受了这么多外国教育，早年那点听母亲话的教养却没有丢。而她倘能读一读我的心，便会看见：我的心每一下跳动，都为她跳着最柔的爱。在她余下的年月里，我有这难得的福分常常见到她，凡我力所能及的安适，一样一样都奉与她。她于一八五八年去世，年六十四，在我父亲死后二十四年。她去世时我在上海。我及时赶回本村，参加了她的葬礼。

一八五五年夏天，我在广州住下，同住的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弗鲁门牧师。他的驻所在咸虾栏，靠着官府的刑场——那刑场在城的西南郊外，紧挨珠江岸。住在那里，我开始念我的中国书，也开始把广州话找回来；那话我在美国期间已经忘了。不到半年，这话便顺顺地回到我身上，虽然还有点生。文字上我也在慢慢找回来；我一八四六年离开中国之前，文字的根底本不牢，只念过四年，这在中文要学通，算是很短的工夫了。中国的文与言之间，差得比英文的文与言之间要大。中国的文字是端着架子的，满是相沿的格式。它全国通行，可是各省各地念法不同。至于口语，则被切成无穷的方言；在福建、安徽、江苏这样的省份，人们在方言上彼此如同外国人一般。这便是中国表意文字与口语的特别之处。

我住在广州、正在找回文与言的那半年里，广东一省被投进了一种颇为散乱的境地。广州人试图举起一场全然与内地那场大有声势的太平天国之乱不相干的省内起事。为着扑灭它、把它掐死在萌芽里，两广总督叶名琛用了狠辣的手段：一八五五年夏天，他杀了七万五千人，据人对我说，其中多数是无辜的。我的住处如上文所说，离刑场不到半英里；有一天我出于好奇，冒险走到那地方去看。可是，唉！那是怎样的一个景象。地上完全被人血浸透了。车道两边，堆着一堆一堆无头的尸身，等着运去埋葬。可是搬运的事并没有预备。

行刑的规模比预料的更大，而竟没有预先找一块大得下葬这些尸身的地方。它们就那样撂在那里，任毒日头晒着。盛夏里从早到晚，气温稳稳地在华氏九十度上下，有时还要高些。刑场周围两千码以内的空气，浓浓地聚着毒气与瘟气，那是从那早已被血浸饱的地面、以及那些至少已撂了两天、显出迅速腐烂形迹的尸堆上蒸出来的。这样一处传染之地竟没有生出一场厉疫，把广州城稠密的人口削掉一截，于我实在是一桩奇事。幸而后来在城西远郊找到一道又深又大的沟壑，当即被改作葬身之所，把这一大堆人牲倾倒进去。据说无须再往这些尸身上覆土；这桩事是由无数成群的赤褐色蛆虫做成的，那形状实在骇人而令人作恶。

据人对我说，一八五五年六月、七月、八月这三个月里，杀了七万五千人；这数目里有一半以上被认定并无谋反之罪，那罪名不过是个由头，好向他们逼索银钱。这样成批的屠戮，在近世文明的记载里没有可比的，连卡利古拉与尼禄的暴虐嗜血、乃至法国大革命都相形失色；而做下这事的，是一八五四年被任为两广总督的叶名琛。

叶名琛是汉阳人。汉阳是汉口口岸的一部分，太平军占了汉口时，汉阳也随之被毁。据说叶名琛在汉阳有极大的田产，被大火烧得一无所存。这件事使他对太平军怀恨在心；而太平天国的首领既出在广东、广西，他自然把这恨移到这两省的百姓身上。正是在总督这个高位上，他寻着了机会，把一己私人的怨毒发泄在广州人身上。这就说明了他为何不分皂白地屠戮他们，也说明了他为何连一个审断的样子都不屑给他们，只把他们像一群一群送进屠场的牲口一样，急急地从生赶到死。

然而这个人形的恶魔并没有想到，他清算的日子正在飞快地临近。在一八五五年这场骇人的杀戮之后数年，他同英国政府闹出了事。他被英军擒去，流放到印度一处偏僻荒远的角落，在那里度了极不体面的一生，被举国的中国人所恨，也被天下所鄙。

看过刑场回到住处，我心里灰冷，精神沮丧。我吃不下饭；夜里到了，又神思不宁睡不着。白天所见的景象把我搅动了。那时我想：太平军要推翻满清的政权，是有充分的理由站得住的。我的同情完全投到他们那一面去，还认真想过要预备去投太平军。可是心气平下来再想，我便回到原来的计划上：尽我所能快快把中国的文言找回来，顺着事理的次序走下去，以求成就我心里那一桩事。

七谋一个位置

终于把口语学到能说得相当流利了，我便立刻着手去谋一个位置：既要养得起自己和母亲，又要能从中定出一个办法，把我改革中国的想头做出来。

伯驾大夫多年在广州做美国公理会的医学传教士，那时被任为美国专使，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用来代替一位正式的全权公使——那样的外交任命还不曾有，因为一位外国公使驻京的问题还在交涉之中，尚未在北京政府与缔约各国之间定成一项永久的外交安排。伯驾大夫得这专使之任，是因为他在中国住得久、会说中国话，并不是因为他受过什么专门的外交训练，也不是因为他有法律的学问。我之所以做了这位大夫的私人秘书，是靠金记洋行的美国商人希契科克先生的引介；他是伯驾大夫与我共同的朋友。我在郭士立夫人的学塾时就认得伯驾大夫，而他无疑也知道我刚从耶鲁毕业——耶鲁也是他的母校。他的驻所在广州，夏天则在澳门度过。我在他那里只待了三个月。我的薪水每月十五元（无论如何，这数目还不至于把我惯坏）。他没有多少事要我做，可我想着同他共事，或许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的官员。然而事实全不是这样。眼见既不能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也不能把我与中国官员的往来扩大，我便辞了他秘书的位置，到香港去，打算学法律。靠着我的老朋友安德鲁·萧德锐——他豪爽地让我住在他家——我谋到了香港高等法院通译的位置。这个差事月薪七十五元。有了这个做退步，我便有了鼓舞，向学法律上头走下去。照人的指点，我该拜一位事务律师为师做学徒。看来在英国的法庭惯例里，律师分两类，界限分明：一类是事务律师，一类是出庭律师。前一类把一桩案子的一切证据、事实与凭证写成文书，交给后一类，也就是辩护人，由他依法在庭上辩论。

我拜了一位事务律师为师，那是我的老赞助人兼朋友萧德锐介绍给我的。我并不晓得：我到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上来做事务律师，是踩了英国法律界同行的脚；也不晓得：我拜了一位事务律师为师，而不是拜本殖民地新任的律政司为师——那位律政司本想收我，我却毫不知情——这又是犯了一个错，而这个错终于逼得我不得不完全离开香港。

首先，所有的事务律师都联合起来反对我。因为——照他们在除《德臣西报》以外的各家本地报纸上公开所说——倘若容我行我这一行，他们不如收拾行装回英国去；因为我英文中文都全通，终究会把中国人的法律生意全包了去。于是他们把我逼得实在待不下去，念不成书。

其次，我不晓得律政司本想收我做他的学徒；因为他以本殖民地律政司的身份竭尽所能，用他的影响替我开路，好让我能做事务律师：他草拟了一条特别的殖民地条例，只待我考试及第，便准中国人在香港殖民地执业。这条例被送到英国政府，须经议会核准才有效、才成为殖民地的法律。它获准了，于是成了一条殖民地条例。

这期间，律政司安斯迪发觉我已经拜了那位事务律师帕森为师。从那时起我便不得安宁。我夹在两处炮火之间：事务律师们所操的炮加倍猛烈地向我打来，而律政司所操的新炮也开了火。他开始挑我通译的不是，这是他从前从未有过的。帕森先生看清了形势。他自己也在两面的猛火之下。因此为着自保，他直截诚恳地告我：他不得不放弃我，把我们之间的师徒契约作废。而我这一面，也只得辞去高等法院通译的位置。我放弃学徒身份与通译之职不久，帕森自己也因他自己认为足够的理由，结束了在香港的业务，回了英国。于是师徒二人差不多同时离了各自的位置。

回头看我在香港这一段短短的经历，我确信：我终究没能在香港做成律师，原是最好的事；因为那里的用世之地太窄太局。我若被困在那块多石而贫瘠的殖民地上，是接触不到中国第一等的人物的。我倘在法律这一行上得手，无疑能挣一份家财；可是情势既逼我离开那殖民地，我的心便转向北方的上海。一八五六年八月，我离香港，搭波士顿人迪马雷斯克船长的运茶快船「弗洛伦斯号」北上。他与一八五五年送我来华的「尤里卡号」的船长完全是两样的人。他和善、明达、有绅士风度。他打听出我是什么人，便请我免费从香港搭到上海。其实这船是他独有的，船名就取自他女儿弗洛伦斯。这一程很短——只走了七天——可是还没走完，我们已成了极好的朋友。

到上海不久，我在清朝海关的翻译处得了一个差事，月薪七十五两，合墨西哥银元一百元。中国没有银币，便采用了墨西哥银元。这比香港高等法院的通译之职高了一等。这差事并不繁重难当。其实它太简单、太轻易，不合我的口味与志愿。我有大把工夫读书。在这新差事上试了不到三个月，我便发觉事情并不像它该有的样子；我若想保住一份清白干净的记录和一副未受污损的品格，这一行我是待不久的。在那些做了多年的通译与中国货商之间，存在着一套成规的陋规。知道了这个，又不愿在分赃上以任何方式、任何名目同他们纠缠在一起，我便决意辞职。于是有一天我去拜访海关总税务司，名义上是去打听我在海关一行里前程如何——有没有升到税务司的指望。人告我说：这样的指望，不给我，也不给任何别的中国通译。因此我当下决定丢开这个位置。我递了辞呈，起先没被接受。第一次谈话之后过了几天，总税务司李泰国竭力劝我改意，并以加薪为饵，要把我的薪水提到每月二百两；他分明以为我只是虚张声势，为着讨更高的工钱。他没有想到：至少有一个中国人，看重清白的名声与诚实的品格过于金钱；我既是受过教育的人，便看不出为什么我不该同一个英国人一样，在中国政府的官事里有同等的上进机会，也看不出为什么我的人格不该在各行各业里得到承认与尊重。他更没有想到，我的志愿比他还高，而我并不愿与一伙众所知的受贿的海关通译和稽查混在一处；一个人要想别人敬他，先得自己敬自己。这便是我心里的推动。我并没有说出辞职的真正缘由，只在试了四个月之后离了这一行，到更合我性情的新天地里去试我的运气。

那时我的朋友们把我看作一个怪人：丢开一个月入二百两的位置，去换一件不定的、未试过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是荒唐到了顶。他们一点也不明白我要往哪里去。我有一份清白的记录，我打算把它一直清白下去。我完全清楚：回中国不到一年，我已经换了三回。我自己也开始想：我是不是太善变，做不成什么实在的事；或者是太耽于梦想，不切实际；或者是太自负，不能在世上成功。可是在一种奋力的人生里，人须得做个梦想者，才做得成那些可能之事。我们被造出来，并不只是为着像牲畜一样苦役求活。我读书是苦苦挣来的，我觉得我该把我那一点所有尽量用足，与其说是为着一己之利，不如说是要把它变成我同族共有的福分。这几番更改与变动，我不过是在寻我真正的方位，寻我怎样才能于中国有益。

八商界的经历

离了清朝海关之后，我下一步是到一家英国行里做书记——那是一家做茶与丝的洋行。同他们共事的这几个月里，我把商业上的生意和经营的门道看出了不少，这些学问与阅历，后来证明于我很有益处。我进这个暂且栖身的新境地半年之后，这家行散了伙，又一次把我抛出了位置，我便再一次被丢到不定的海上。不过我与这家行有交涉的期间，出了两桩小事，我不能不叙一叙。

有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从上海协和礼拜堂的祷告会回家，看见前面四川路上，圣公会教堂前头，有一串人；每人头上举着一只中国灯笼在空中乱晃，一路曲曲折折地走，一路又唱又叫，分明是在痛快取乐；而路两旁的中国人则四散躲闪奔逃，惊慌得很，那样子像是被魔鬼本人追着一般。我离那一幕约有一百码。我一眼便看明白了情形。我的仆人在前头替我举着灯笼照路，被吓得往我这边退回来。我叫他不要怕，只管一直往前走。不一会儿我们便碰上了三四个，都半醉了。其中一个把我仆人的灯笼抢了去，另一个东倒西歪地想踢我一脚。我不慌不忙、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一直走到最后那两三个人跟前。我发觉这几个倒清醒明白，落在后头，分明是为着看那一伙人闹腾取乐的。我站住同他们讲话，告他们我是什么人。我问他们：抢我仆人灯笼的那个人叫什么，想踢我的那个人叫什么。他们起初不肯说，最后我许下不去与他们为难，他们便把其中一人的名字、他在船上的职位、以及他所属的船名告了我。原来那人正是「尤里卡号」的大副——就是一八五五年送我来华的那条船，而这条船恰好是托付给我所做事的这家行的。第二天早上，我写了一张条子给船长，请他把条子交给他的大副。船长接了条子，很是惊动，交给了大副；那人立刻上岸道歉。我待他极和气，告他说：美国人在中国是很受百姓敬重的，凡登上中国土地的美国人，都该珍重这份敬重，不要做出什么事来把它损了。我写那张条子的用意，只是把他叫上岸来，说这一番话给他听。他分明喜欢我这一副友善的态度，伸手要同我握手，谢我这番规劝。他请我同他上船去喝一杯酒，做个好朋友。我谢了他的美意，却谢绝了；我们和睦地分了手。

第二桩事出在第一桩之后约两个月，收场却不这样平和。

我所做事的那家行散伙之后，行里的家具开了一场拍卖。拍卖进行的那间屋里，我恰站在一群中国人与外国人混杂的人当中。一个身高六英尺、膀壮腰圆的苏格兰人恰站在我身后。他于我并非全然陌生，因为我在街上见过他几次。他开始把一串棉花球系到我的辫子上，纯为着闹一场玩笑。可是我当场撞见了，便和气地把那东西提起来，请他解下去。他把两臂一抱，身子挺得笔直，脸上是十分的轻慢与不屑。我当下看明白了情形；我脸色一沉，把要他把这累赘取下去的话重说了一遍。忽然间他一拳直冲着我的嘴打来，倒没有打出血。他的身量虽然高出我一头一肩，可我一点也没有被他那副粗壮而轻蔑的样子唬住、慌住。我的火起来了；把我们两人身量气力相差多少的念头全忘了，我照他打我的同一个地方还了他一拳。可我这一拳极重，快如闪电地落在那一点上，不容他有思量的工夫。他嘴上鼻上血流如注。他两手抓住我的手腕。他是个练过身子、好运动的人，我的右腕被他那有力的一把钳住；我正要抬起右脚踢去，踢的是要命的地方，恰好这家行的大股东在近旁，忽然插到我们中间，把我们分开了。我便退到一旁站住，面对着我这位对手；他正往人堆里退。我走开时，人堆里有个声音问我：

「你想打架么？」

我说：「不想，我只是自卫。你的朋友先侮辱了我，又在侮辱之上加了伤害。我原当他是位绅士，他却证明了自己是个无赖。」

这一句刺人的话，满屋子的人都听见了；说完我便退出那场面，走进隔邻一间屋去，任那一堆人去议论这件事。那天恰在场的英国领事，对这案子的是非说了几句随便的话；后来一位朋友告我说，他说的是：「这个年轻人火气稍嫌大了些；他若不自己动手行法，本可以到领事法庭上告一状殴打伤害；可是他既已还了手，而且他在众人面前最后那句话，比那一拳伤得他对手更深，他便把打官司的便宜丢掉了。」

那位苏格兰人自这件事之后，整整一个星期不在人前露面。人告我说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好让伤口有工夫收口；可他不愿露面的缘故，更多是因为在众目之下被一个小小的中国人揍了；因为这桩事虽不体面、虽不幸，却在租界里闹出了相当的轰动。有一阵子它成了外国人谈话的头等题目；而在中国人这边，我却被看得极为敬重。因为自从紧挨上海城的这块建在治外法权之上的外国租界设立以来，在它管辖之内的中国人里头，还不曾听说有谁在自己的权利被外国人侵犯、被外国人踩在脚下时，有胆量、有硬气去当面护住它。他们那副柔顺温和的性情，把加在身上的侮辱与轻慢一概不怨不争地放过去了；这自然有一种趋势，就是助长了那些无知外国人的骄横与无礼。不过那个时候快要来了：中国的百姓将受到教育、得到开明，知道自己公私的权利是什么，并且有那份道义上的勇气，在权利被侵时挺身主张它、护住它。日本在近年的战争中战胜俄国，已经把中国这个世界的眼睛打开了。它再也不会容忍任何方式、任何名目的不公，更不会再任由外国的侵夺与扩张。他们如今看清了：自己举国的无知、自满与守旧——他们本已在其中化成了石头——把他们放到了怎样一种境地。他们几乎被欧洲各国分割了，只因美国政府及时出而干预，才免了那一场大祸。如今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都已过世，将来会生出什么来，谁也料不定。

我所做事的那家行散了伙，如前面所说，又一次——而且是第四次——把我抛出了一份正当的生意。可是我一点也不慌张、不气馁，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把做买卖当作终身之业的意思。过去两年里，我的中文着实进步了。我并不急着去找新位置。我立刻拿翻译来做桥，跨过这散漫日子里的断处。这一份不倚仗人的行当虽不丰厚，却替我开了路，使我与中国有学问的一流和做生意的一流往来更广；而把往来扩大，正是我最关心的事。我的翻译生意使我接触到上海一家头等洋行的买办。这家行的大股东于一八五七年去世。他为中国人与外国商界两边所熟知，也为两边所看重。为着表明他们对他遗念的敬重，几位有名的中国商人在他去世时撰了一篇工细而褒美的墓志。行中留下来的几位股东挑了两个译者去译这篇墓志。一个是英国总领事馆的通译，即《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作者的兄弟；另一个（靠着那位买办的引荐）便是我。使我大为意外的是：这家行的经理挑了我的译文，采用了它。那几位中国撰稿人颇为得意，因为他们本国人里竟有一个英文好到能把他们墓志的里层意思译出来。这篇译文被采用，刻在了碑上。我的名字开始在中国人中间传开——这一回不是作为一个能打架的人，而是作为一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学生。

这件事不久之后，又有一桩事意外地出来，我又被请去出力；那便是黄河决口，把江苏北部变成了一片海，使那一带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产、无家可归。一大批难民流徙到上海近处聚集。一个由几位领头的商人与士绅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他们认得我，或是听说过我——来找我，请我起草一份通告，向外国侨民呼吁援手捐助，以救难民中间那一片广大的苦难。几份抄本立刻传发出去，不到一个星期，认捐并付清的便不下两万元。这个中国委员会为他们的成功极为得意，欢喜得没有边。为着替这桩事再添上收笔的一笔，我以委员会的名义写了一封致谢的信，感谢外国侨民这一番迅速而慷慨的捐助。这封信登在上海本地的报纸上——《上海邮报》和《华友西报》——于是我开始做翻译生意不到三个月，便已在中国人中间广为人知，被称作那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学生。我能入这一行、又能在上海渐渐有名，是欠了那位买办曾寄圃的。他是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中国人——一个因为正直与明达而极受敬重信任的人。他与这家行的长久关系、以及他文墨上的爱好，把中国各地一些极好的学者聚到了他身边；而他的生意来往，又使他接触到上海及别处头等的中国资本家与商人。上文所说的那篇墓志与那份通告，都是经由他才写的；也正是曾寄圃，把我介绍给了著名的中国算学家李善兰——多年之后，李善兰又把我引到了曾国藩总督的注目之下。曾国藩是那位卓著的名将与政治家，后来如所将见，正是他接下并推动了留美幼童的计划。在人事这一张大网里，我们的朋友与相识中间，究竟谁会成为解开我们命运那一团丝的正确线头，几乎是无从知道的。曾寄圃把我介绍给李善兰，李善兰又把我介绍给曾国藩，而曾国藩终于借着留美幼童的计划，把西方的教育接到了东方的文化上——这一接合，注定要把世界上不同的种族熔成一个兄弟之邦。

我的朋友曾寄圃后来把我介绍给宝顺洋行的行主兼经理；日本一开放通商不久，他便厚意请我到他的行里去，做日本长崎的买办。我谢绝了这个位置，并且直截明白地说出了我的理由：买办一职虽然厚利，却与一切奴仆之事相连；而我既是美国头等学院之一耶鲁的毕业生，便不能想着去辱没我的母校——我对她怀着最深的敬重，也珍惜她那份可自负的令名。倘使学校和我的同班听说我做了买办——一家英国行里仆役中的头一个仆役——他们会怎样看我？我说：人有时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暂且做一回奴仆之事；可我还没有被逼到那个地步，虽然我银钱上是穷的。我告他说，我宁愿替这家行做行商，到内地去，直接同行主通信。那样我便不至于为着在一个众所公认是奴仆的位置上挣钱，而牺牲我做人的骨气。我宁可作为行商去装茶、去买丝——或领薪水，或抽佣钱。这便是我谢绝的理由。不过我还是谢了他的美意。这番谈话是在我的朋友曾寄圃面前进行的；他虽不明白谈话的细节，英文却够懂得跟上这番话的大意。随后我便退出来，留那位经理与我的朋友去谈这结果。曾寄圃后来告我说，韦伯说：「容闳穷，可是傲。穷与傲，向来是手挽着手同走的。」几天之后曾寄圃告我说，韦伯已经决定派我到茶区去，看一看、学一学装茶的生意。

九初次茶区之行

一八五九年三月十一日，我上了一只「无锡快」。那是无锡造的中国船；无锡是一座坐落在大运河边上的城，离名城苏州不远——苏州与杭州在财富、人口、丝织与繁华上是一对劲敌。「快」字就是迅速之意，所以「无锡快」便是无锡的快船。这些客船往来于江苏南部运河与湖泊水系近旁的各大城镇码头之间，大小不一，为着公众的舒适方便布置得颇为妥帖。供官员与富户乘用的那些造得更大，陈设也更讲究体面。它们一律是平底船。顺风时走得相当好，顶风时便或是从桅上放出纤绳，由岸上的纤夫拉着走，或是用橹摇——摇橹这一手，中国人是极在行的。他们能用一对橹把船摇得极快：橹搁在船尾两侧钉住的钢轴上，各在橹身的中段，每支橹上四个人；橹叶在船后的水里左右扑打，把船推得往前直去，那速度快得令人诧异。不过近些年蒸汽已经进了中国，小汽船取代了这些土船，而土船正从江苏的静水上迅速消失——正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做东印度与中国生意的那些快帆船，人称「巴尔的摩快船」的，也被蒸汽从大洋上渐渐扫尽了。

三天之后，我在历史名城杭州登岸；杭州是浙江的省城。它坐落在一片高低不平的平地上，西南与西面、以及东北面都有山。它占地约三四平方英里，形如长方，长自北而南，宽自东而西。城西是西湖，一片清澈秀美的水，湖底是砂砾；它自城墙脚下一直铺到后面远处那些山的脚下，那些山高耸入云，像高峻的城垣守着城的北面。

钱塘江在城东约两英里处，绕着城的东面。它发源于东南面徽州的高山，循着一条略见曲折的路，流向同名的海湾，沿着多石的斜坡奔泻而下，像一匹口吐白沫的骏马，在城东约四十英里处注入海湾。这是那几条有定期涌潮的江河之一：潮水入湾时声如雷鸣，浪头涌起八尺到十尺高。

杭州除了作为十二、十三世纪宋朝的都城而有其史上的声名之外，向来以公私的佳构闻名——庙宇、宝塔、清真寺与桥梁之类，为她所独得的壮丽天然景色更添了几分魅惑。可是近来年岁与时世的衰坏已经做下了它们损毁的功夫。她昔日的荣光正迅速沉入暗晦；除非有一个新的力量兴起，使她再一次成为一个更新了的政府的都城，她是不会恢复从前的声势的。

三月十五日，我离杭州沿钱塘江上行。动身的地方叫江口，即江之口，在城东约两英里，船在那里等我们。数百只样式特别、独一无二的船泊在江的入海口附近。这些船叫「义乌船」，是照造它们的那个县得名的。它们从船头到船尾长五十到一百英尺，宽十到十五英尺，满载时吃水不过两三英尺。一律是平底船，用找得到的最柔韧、最有弹性的材料造成；因为这条江河床不平、多石，上下行都要顶着急流、要撞到石头上。这些船装齐了，罩上竹席篷，看着像一个个巨大的圆筒，形状像雪茄。从头到尾，船里隔成一间一间的舱房，房里搭了铺位安置乘客。要腾地方装货时，这些舱房与铺位便拆去。这些船往来于杭州与常山之间，浙江与江西这两处货物集散地之间的内河转运，全由它们做。常山是浙江这边要紧的一站，玉山是江西这边的一站。两处集散地相距约五十里，即十六英里上下，中间由中国最好的一条碎石大道相连。这路宽约三十英尺，铺着花岗石板，两旁镶着青绿色的卵石。一座漂亮的石牌坊横跨整个路面，是立作浙江、江西两省分界的标记的。牌坊拱心石的两面，刻着四个好字，涂着鲜蓝的颜色，那就是「两省通衢」。

这是历代以来省际贸易所经的最著名的门道之一。我从常山过玉山的时候，汉口、九江、芜湖、镇江这几处江上口岸还没有开放通商，汽船也还没有进来，在中国内地的运输生意上分一份。这条壮观的大道上挤着成千的脚夫，把各样货物来来往往地背着——出口的与进口的，都在这里分散。这在一个旅人看来，确是一幅有意味的景象；在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看来，也是一个深长的思量之题。

长江的开放——它可通航到四川边上的荆州，一路近三千英里入海，沿途至少统着六七个省的商务——摆出了一片无穷可能的前景，足以使近三分之一的人类得着改善；只要西方那贪求的野心肯让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独立主权保持无缺。该给中国的百姓一个公平的机会，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自救的难题，比如劳力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被蒸汽、电与机器根本地搅乱、打散了。这实在把中国十分之九的人的气与饭都夺走了，因此这一大块动不了的人口，该有充足的工夫从这番颓败里恢复过来。

再回到我起程的地方——江口，即江之入口，在杭州东面两英里。我们于三月十五日早上五点钟趁着顺风开船，晚上十点钟在一处名叫七里泷的地方下锚，这一天走了约一百英里。钱塘江这一段的东岸显然是红砂岩的构造，因为我们看得见一部分岩层浸在水里，岸上又散布着采石留下的痕迹。事实上此处那处都看得见红砂岩造的房子。而七里泷一带的山，则秀美如画，富有传奇之气。

第二天清早我们又开船，可是雨倾盆而下。我们一路走到兰溪镇，傍晚下锚，这一天走了约四十英里。这里是湖北、湖南的工夫茶最爱聚集的集散地：茶从那两省的茶区一路运来，在此存放，再经杭州转运上海。兰溪这处集散地只有一条街，可是整条街长六英里。它以好火腿闻名，那火腿是全中国都知道的。因为雨下不停，我们在兰溪停了半天。午后天开始晴，夜里十二点钟我们又开船，到了衢州城。这座有城墙的城，在一八五八年三月、也就是正好一年前，曾被太平军围过；围了四个月才解围，没有受什么大损。我们在一家客店里过了夜。衢州是浙江的一个府城，离前面说过的、与玉山相对的常山约三十英里。我们被海关的官员耽延了，又因为雇不着足够的脚夫与轿夫送我们过常山，也耽延了。我们从常山坐轿，傍晚到了玉山。我们在客店里过夜，先雇好了渔船，第二天早上送我们到离玉山三十英里的广信府城。到了玉山，我们便进了江西地界；我们的路线此时转向西偏北，顺流下行，往鄱阳湖去，掠过湖的南缘，到了江西的省城南昌。这城外表看着不错。我们停留的工夫不够，没能进城去看它自太平军撤走之后的实际情形。

从南昌起，我们的路线改成西偏南，以湘潭这个大集散地为最后的目的地。这一路上我们经过了不少大城，可它们在商务上、在史事上都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可说。我们在夜里过了湖南的省城长沙。四月十五日早上我们到了湘潭。湘潭是中国内地有名的集散地之一；在外国通商只限于广州一口的年代，它曾是进口货物的大分销中心。它也是中国的茶与丝集中存放的埠头，从这里运下广州，出口到外国去。湘潭与广州之间陆路的转运生意是极大的，光是背着货物翻过两城之间南风岭的脚夫，就用了至少十万人，而大道两旁又靠它养活了大量人口。蒸汽、战争，以及年代极近的条约，不但把这一套劳力的格局打散了、把全中国劳力问题的面貌改了，而且在她此后的历史年月里，还将改变这个中华帝国在经济上、工业上与政治上的种种情形。

在湘潭，我们这一队人都是做茶的，到此散开，各批人各往分给他们的地区去，开始收买毛茶、备茶装箱，运往上海。

我在湘潭住了约十天，随后预备北上湖北的荆州府，去看一种叫作河溶的地方所产的黄丝。

我们四月二十六日离湘潭，往北向我们的目的地去。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到了湖南的省城长沙。那天阴湿，我们便停下来，想尽量利用这一日，进城去看看有没有值得一看的东西；可是它像所有的中国城一样，呈着同样单调的陈旧与污秽的面目，同样一成不变的营造式样与狭窄的街道。第三天清早我们接着坐船走，过洞庭湖，过大江长江，直到进了荆河口，由它把我们载到河溶。这一趟去寻黄丝——不是去寻金羊毛——我们自湘潭起走了十三天。荆河两岸的乡野看着安静太平，人们都做着农事。我们看见许多水牛和驴子，看见大片的麦子，间种着豆。有一幕新鲜的景象是我在中国别处从未遇见过的：两个乡下姑娘骑在一头驴子上，分明心情极好，一路骑一路说笑着过去。到了河溶，我们找客店颇费了些难，最后总算在一家丝行里得了住处。我们刚安顿下来，便有两个本地差役来问我们是什么人，把我们的姓名与来意都记了下来。我们的主人，也就是这丝行的店主，知道我们来的缘故，向那两个人解说明白，他们便十分满意地走了，认定我们是老实的商人，不是太平军的探子。我们从此得以无扰地做我们的生意。我们的来意一经传开，就有许许多多黄丝的样子送来给我们看。我们挑了不少样子，合起来约重六十五磅，打成包运往上海。

半个月之后，我们商定动身回去。于是五月二十六日我们别了河溶，取道汉口，往长沙府的聂家市茶区去。六月五日我们到汉口，住在一家本地客店里。天气又热又闷，我们的住处又窄又不通风。到后三天，有三位委员来查问我们是什么人。要他们相信我们不是太平军的探子，并没有费多少工夫。我们把那包黄丝给他们看，上面盖着一路从河溶到汉口不得不缴的军税的印记。他们便没有再来扰我们。

汉口这口岸还没有开放通商，不过人人都明白它很快就要开了。在它被太平军攻占之前，或者不如说在太平军还没有登场之前，汉口是中国最要紧的集散地。一八五六年太平军攻下武昌时，汉口与汉阳同时陷落，这口岸被火烧成了一片灰烬。我去的时候，整个地方已经重建起来，生意也开始复苏，可是那些房子都是临时的将就。如今这地方的面目已经完全改了：沿水边一带外国人的住宅与货栈，给了它一副全然欧洲的模样；所以今日的汉口，尽可看作中国的芝加哥或圣路易，而且在不远的日子里，她注定要在贸易、人口与财富上超过这两处。我在汉口住了几天，然后渡过长江，到聂家市的黑茶区去。

我们六月三十日离汉口，七月四日到了聂家市与羊楼洞的茶栈。我在那两处住了一个多月，把为外洋市场备制黑茶的整套工序全弄明白了。这工序很简单，容易学会。印度与阿萨姆的茶要经过怎样的备制，那里是用机器的，我不知道；不过想来也不会很繁复。自五十年代以来，为外洋消费备茶所倚仗的手工这老本行，无疑已大有改进，用意是要把茶叶生意的大部分留在中国。然而茶叶生意的大部分之所以从中国转到印度去，缘故并不在于一边用机器、一边仍用手工，而主要在于两国不同的土壤所长的茶叶品质。印度茶或阿萨姆茶（就同样的分量而论）比中国茶浓得多。论浓度，印度茶对中国茶是二比一；而论细致与香味，中国茶对印度茶是二比一。印度茶气味粗烈而浓，中国茶则以清幽的香气见长。美国、欧洲与俄国上等的饮茶者，舍印度茶而取中国茶；而这些国里做工的和寻常的一等人，则取印度茶与阿萨姆茶，因为那些浓而便宜。

八月下半月，我决定回上海，不走湘潭，而取道汉口，顺长江下九江，过鄱阳湖。八月二十九日我第二次到汉口——我七月里离开那里，是在两个月前。这一趟我搭的是一只载茶去上海的湖南木船。到了鄱阳湖南岸的河口，我便得循三月里走过的同一条路；九月二十一日我在杭州登岸，从那里搭一只「无锡快」往上海，九月三十日夜里到。这一趟路程费时七个月——从三月到十月。这是我第一次深入中国内地，使我得着一个机会，窥见百姓的实际境况，而那时一场狠厉的叛乱正在他们中间进行。我所经过的这一带地方，太平军与官军都来过，可是从一切外表看去，都还安静太平。这几片地方的百姓在太平军与官军的蹂躏之下究竟受了多少苦，没有人说得清。不过有一桩显眼的事实极强地触动了我，那就是人口的稀少；这与我先前从书本和旅行者的记述里得来的、关于中国人口稠密的成见，正相违背。在我所到的浙江、江西、湖南、湖北这一带，这一点格外明显。那正是一年中各样庄稼都要下种的时候，本该把农人连着牛、骡、驴、水牛和马——这些农家不可缺的帮手——都带到田野上来的。可是我们遇见的农人却比较得少。

我自内地回来不久，在十月里，我一位英国朋友请我到绍兴去替他买生丝。绍兴是一座位于产丝区的城，在杭州西南约二十英里，以丝的品质精好著名。我做这生意约两个月，便害了寒热疟疾，不得不丢开。绍兴像多数中国城一样，污秽而于健康不宜，流过城里的水黑得像墨。这城建在一个山谷最低的洼处，河的出口又堵得那样死，几乎没有什么水流把积了不知多少年的污秽带走。因此这城简直是坐在一个污水坑里——那是寒热疟疾与各样时疫的孵化之地。不过我不久便从这场寒热疟疾里复了原；一等我能重新站起来，我立刻离了那片瘴气，不多时便呼吸到更新鲜、更洁净的空气了。

十访太平军

一八五九年秋天，有两位传教士与曾兰生同行，一小队人计划到南京去访太平军。他们请我同去，我便决意去了。我去的用意，是要亲自弄清楚太平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究竟配不配取满清王朝而代之，另立一个新政府。于是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六日，我们乘一只「无锡快」离上海，东北风劲吹，于我们有利，不过我们不得不顶了一个钟头的落潮。天气晴好，全队人兴致都很高。我们船上恰有一面美国旗，一时兴起便挂上去迎风飘着；可是转念想得稳当些，又把它落了下来，免得招来不必要的注目，反倒成了阻挠我们此行用意的缘由。我们不走通往苏州的大路松江一线，而转入另一条路，为着免掉被官军拦下遣回上海的可能，因为人告我们说有一支大清的中国炮船队泊在松江。我们发觉上海周围三十英里以内的乡野极为安静，看不见什么时局骚动的形迹。农人们正忙着收稻子。

这里不妨说一句：我在内地那段日子里，太平军已经攻下了苏州城，租界里的外国人有几分担忧，怕他们会一举南下占了上海城以及外国租界。这就是松江河上布着中国炮船的缘故，也是外国的哨线一直伸出租界界线好几英里之外的缘故。

十一月九日早上我们到了苏州，一路上并没有遇着什么难处或阻挡，也没有被官军或太平军查问过；这就可见在中国，即便在打仗的时候，事情也办得多么松懈疏忽。到了城的娄门，我们得在关卡那里等着——进城的人在那里领票，出城的人在那里交票，因为苏州那时正戒严。我们既想进城去见守将，好从他那里得到几封介绍信，写给我们去南京一路上各城的首领，便得先派我们队里两个人到衙署去打听我们准不准进去。我们在紧挨娄门的关卡上等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我们那两个人出来了，跟着同一个差人——那是警官派去陪他们到守将衙署的。我们得了准许，四个人便都进去了。文官不在，可我们被引见了武官守将刘某。他身量高，穿一身红。他起先那副做出来的傲态太薄，遮不住他底子里缺少一副过硬的品格。他变得极爱盘问，问我们去南京的用意。不过他待我们极和气，给了我们一封介绍信写给丹阳的守将，又给我们办了一路通过无锡、常州两城的护照。在刘守将的会客厅里，我们被引见了四个外国人——两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还有一个法国贵族。那两个美国人里有一个说他是医生；那英国人据说是个军官；那法国人则如上面所说，自称是贵族。他们无疑都是些冒险求利的人，各有各的一把斧头要磨。其中一个美国人有一支步枪和子弹要卖。他要的价高得不像话，当场就被驳回了。那法国人说他丢了一份家财，到中国来是要补回来的。我们同行的两位传教士受了刘某的招待，又听他把赞美诗背了一遍——他背得极溜——心里很是喜欢。傍晚我们回船时，他还送来若干只鸡，另添一只山羊。我们于是有了充足的粮食往丹阳去。十一月十一日早上我们离苏州。到无锡时，我们的护照被查看过，太平军待我们极为客气。领兵的首领请我们吃饭。饭后他又送来果子与干果，还亲自上船送我们。我们同他谈了颇长一席话，末了他也把赞美诗背了一遍。

十一月十二日我们离无锡，往常州去。自苏州往前，我们便走在大运河上。运河岸上的路况很好。我们所见所遇的多半是太平军的人，在丹阳与苏州之间来往；船只彼此错过的却不多。这几城之间运河周围的乡野，似乎都被农人弃了，耕过的田里长满了荒草野蒿，不是长着茂盛的庄稼。一个旅人若不知内情，自然会把过错全归在太平军身上；可官军与太平军交战之中，也与他们的敌人一样有罪。我们在大路上遇见的太平军的人，一般都极有礼，而且千方百计地护着百姓，为着得他们的信任。太平军中凡有放火、抢掠、劫夺、虐民的，一概处死。我们夜里到了常州。我们发觉无锡与常州之间大路两旁的房子，几乎全被弃了，里面的人一个不剩。偶尔看得见几个居民提着小篮子站在岸上，卖鸡蛋、橘子、点心、菜和猪肉。他们多半是老人，脸上现着他们的苦难与绝望。十一月十三日早上六点钟，我们接着往丹阳去。渐近丹阳，百姓似乎重新有了信心，田地似乎也耕种着。太平军待他们是体恤的，值得称道。这一上午我们看见一支一千人的队伍往丹阳开去。我们没有完全到丹阳，在望得见它的地方下锚过夜。

第二天清早我们进城去见刘守将，要把在苏州得的那封信呈给他，可他不在城里。刘的副手，一个文官，出来见我们。他极和易，待我们和气而十分有礼。我们队里有人提到太平军的宗教这一面。

陈某于是把洪秀全——这场起事的首领——所传的基督教，照他的见解说给我们听。他说：

「我们拜的是上帝天父；耶稣与圣灵与他同为真神；上帝便是真神。」

他随后背了赞美诗。他说太平军有两首赞美诗——旧的与新的；他们弃了新的，用了旧的。他说天王——即天朝之主——曾被接到天上去，从天父那里领了命令，来灭尽一切恶、纠正一切不正；来毁偶像与邪灵，最后来把认识上帝的知识教给百姓。天王是以身升天，还是以灵升天，还是二者兼有，他不知道。他说天王自己解说过：他不能与上帝同居一个地位；对上帝所行的敬礼是宗教的崇拜，而对天王所行的则只是朝廷的礼节，历朝的臣子官员对君主向来如此，不能解作崇拜之举。他又说天王是基督的弟弟，可这并不等于说他与基督同一个母亲所生。他说，天王之为基督的弟弟，意思是他被上帝特特指派来教导百姓；基督也是上帝所派，来改造并救赎这世界的。至于那三杯茶——他说那是作为谢恩的献礼，并不带赎罪的性质。

「我们每饮一杯茶，都向天父献上感谢。三杯茶与三位一体毫无关系。一杯也一样成事。特意取三这个数，是因为三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数目——连中国的经书里都提到它。」

至于救赎，他说：「任何牲祭都不能除去我们的罪；救赎的能力在基督；他救赎我们，而我们的本分是为自己的罪悔改。就是天王也极其谨慎，怕得罪上帝。」

说到战时兵与民分处一事，他说：「这是自古相沿的规矩，几乎历朝都用：百姓到乡下去，兵驻在城里。一座城拿下了，周围的乡野便容易服了。」

我们在苏州、以及沿运河北上一路所见的那些废墟，一部分是张玉良的兵溃退时毁的，一部分是本地的匪伙为着抢掠而毁的，一部分是太平军自己毁的。忠王在苏州时，曾竭力禁绝放火，凡出力禁绝者赏以银钱与官爵。他下了三条令：一、不许兵士杀害居民。二、不许屠宰牛只。三、不许放火烧屋。犯了这三条中任何一条的，都要处死。他下到无锡时，曾把一个乡下的头人斩了，因为那人容本地的土匪烧了百姓的房子。这些都是我们与陈某谈话中所得的话。他又说英王与忠王都是有才的人——不但在军事上，在政事上也是。

他把太平军攻取各处的经过详细讲了一大段，又讲了一八六〇年年初官军围南京时他们在城下如何败退。他还给我们看了徽州一位首领的来信，说曾国藩被太平军的大军围住，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据猜曾国藩已在那场大战中被杀。他说围南京的官军将领张玉良败后去了杭州，医他吐血的肺病；说长江以北沿运河一带地方全在太平军手里；说忠王与英王正溯江而上，去取湖北；又说另一位首领石达开被派去攻取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那时镇江正被太平军围着，而侍王统着一支观望策应的军队在江南。这便是陈某向我们东拉西扯地讲的、关于太平军各首领与各王部下兵力布置的情形。

晚上同他吃过饭，我们回船过夜。第二天早上，十一月十五日，我们又进城去拜刘某，还是没见着，便又去拜陈某，商量把我们的行李和我们自己从丹阳送到南京的事。副官叫我们把东西都送到陈某的衙署去，又说我们的船若留在丹阳等我们回来，我们不在的期间会有人好好看管护着。于是第二天早上，十一月十六日，我们步行起程，从丹阳走了十五英里，到一个叫宝堰的村子，离句容城约六英里，在那里歇下过夜。我们找歇处颇费了些难。百姓穷，又不信陌生人。不过我们哄劝了一阵，总算得了铺在地上的稻草；第二天早上我们给了那老妇人一块钱。我们早饭吃的是稀饭、冷鸡和饼干。十一月十七日约九点钟我们到了句容，却发觉城上每一道门都对我们、也对所有人关着，因为有谣言说镇江城下的太平军败了，正涌向句容来求庇。于是我们商定接着往南京去，虽然我们那两位传教士朋友几乎决定要回丹阳，从那里折回上海。我们离句容不远，终于雇到了轿子和骡子，好接着走。

十一月十八日，经过一段磨人而疲乏的路程，我们到了南京。我是第一个到南门的，等队里其余的人上来再一同进去。我们被通报进城，有差人陪我们到罗孝全牧师的住处，那紧挨着洪仁玕——号称干王——的府邸。

同罗孝全牧师初次见礼之后，我告了个退，留下队里其余的人与他接着谈，自己回房去洗洗，歇一歇这长而乏味的旅途。其实在罗孝全先生面前，我几乎无话可说，也没有想要让他知道我是谁。二十多年前我在郭士立夫人的学塾时常常见他，如今一眼看见便立刻认出来了。他在我看来确是老了，身上穿着黄缎的朝服，脚上蹬着笨重的中国鞋，慢慢地踱来踱去。他在南京究竟是什么身份，我实在不明白：是仍旧做洪秀全的宗教顾问，还是扮着太平天国的外务大臣，似乎没有人说得上来。

第二天（十一月十九日）我被请去拜干王。他是洪秀全的侄子；洪秀全是这场起事的首领，号称天王，即天朝之主。洪仁玕未到南京之前，我在一八五六年就已在香港与他相识。他那时在伦敦会的名下做本地传道人，在理雅各博士门下——理雅各是那位卓著的中国经书翻译者。我在香港时同他见面不少，而那时他已表示过一个愿望：盼有一天在南京见到我。他那时还叫洪仁玕，可他到南京投了他叔父之后，已被擢到王的地位。「干」是护卫之意，「干王」便是护卫之王。他极恳切地招呼我，分明是见着我很高兴。照常的客套寒暖过后，他要知道我对太平军的看法：我看他们这番事业，够不够好到叫我把自己也归到里面去。我回答说，我并没有把自己的命投到他们这边的意思，只是单来见他、向他致意；同时我也想为着自己心里明白，弄清楚南京的实际情形。我说，从苏州到南京这一路，使我想到几件事，我想或许他会有兴味听一听。那几件是：

一、按科学的道理编练一支军队。

二、设立一所武备学堂，以训练称职的军官。

三、设立一所水师学堂，以建海军。

四、组织一个文治政府，用能干而有阅历的人做各部行政的顾问。

五、创立一套银行制度，并定下度量衡的标准。

六、为百姓设立一套分级学堂的教育制度，以《圣经》为教本之一。

七、组织一套实业学堂的制度。

这几项就是我在路上自己想到的题目。我说，太平天国的政府若肯采行这几条措施，并着手为它们拨出相当的款项，我极愿出我的力去帮着办成。我觉得我在这个身份上，才最能于太平军的事业有用。换在别的任何身份上，我于他们只是一个累赘、一个障碍。

这便是我第一次会谈的结果。过了两天，我又被请去。第二次会谈中，我们把第一次所提那七条的好处与要紧处议了一议。干王见过的外面世界比别的王、别的首领都多，连洪秀全自己也不及他；他晓得英国政府与欧洲别国强盛有力的秘诀在哪里，也十分明白这几条建议的极大要紧与关系。可是他孤身一人，倡说这几条时无人支援他。别的王、别的首领都不在城里，正带兵与官军作战。他说他深知这几条措施的要紧，可是他们回来之前什么也做不成，因为任何一条措施要行，都须得多数人的同意。

这以后几天，有人送来一个小包，说是干王给的。打开来，我大为诧异地看见一枚木印，长约四英寸、宽约一英寸，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带着一个「义」字的爵号——「义」是「公义」之意，指在王爵（王是第一等）之下的第四等官爵。我的爵号写在一方黄缎上，盖着干王的官印。我给弄得进退两难，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要把我永远留在南京，还是要把我不由自主地、再也回不了头地押在太平军这桩事业上。无论如何，这件事并没有问过我；干王分明是自作主张办的，而且认定了：把太平军官阶中第四等这样一个高爵加在我身上，我或许便会受了它，从而把自己归到太平军的事业里去——而对这事业最终能否成功，我从那些当事要人的行事、品格与方略上看去，是大有疑虑的。我同我的同伴商议了这件事，作出决定：我必须立刻把这枚印还回去，谢绝这诱人的玩物。我亲自去谢干王这一番看重我的殊礼，并告他说：太平军的首领们无论哪一天决定采行我第一次会谈时所提的一条或全部，我若有可效之力，都极愿为他们出力。随后我向他求一桩特别的情：给我一张护照，保我在太平军所辖的地界内行走安稳，无论是为公事还是为游历。这护照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四日就发给了我；我们又被备了合用的车马与粮食送回丹阳城——我们的船正泊在那里，由该城的副手陈某护着，等我们从南京回去。十二月二十七日我们照来时的原路起程回上海，一八六一年一月初平安到了丹阳。

在回上海的路上，我有充足的工夫，对这场太平天国之乱——它的由来、它的性质、它的意义——作一番估量。

十一太平天国之乱的省思

在中国，叛乱与革命并不是新鲜罕见的史事。至少有过二十四朝，也就有过同样多的叛乱或革命。可是除了封建那一段时期以外，中国的革命（自秦皇把三国并为一个帝国以来）只意味着政府换了一双手，并不意味着它的形式或原理有所改变。因此中国至少两千年的历史，同她的文明一样，带着举国一律的单调平板的印记——性质枯索，缺少天才的变化，几乎全无历史上的感发。

太平天国之乱与它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它在萌芽的阶段便把宗教这一成分吸纳到自己身上；这成分成了那股生命之力，把它从西南广西省的险隘荒野带到东北的南京城，并使它在十五年间成为满清王朝头上一场随时可以压下来的危险——而满清的腐败、衰弱与治理失当，正是招出这场大乱的主要缘由。

给它生命与性格的那一宗教成分，是一件外来之物，由早期的新教传教士输入中国的；这些人里头，马礼逊博士是伦敦会所派来的第一位英国先驱，十年之后又有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牧师。这两位传教士，倘说把基督教的知识传给洪秀全这件事有什么功可言，那么这功他们（各在各自的一片地上）尽可以正当地领取。马礼逊博士这一面，把《圣经》译成了中文，又把康熙皇帝的字典译成了英文；这两项成就使中国的传教事业有了一个凭依的根基，好继续做那修订《圣经》、把《圣经》提到中国文人所认的文采标准以求见重于士林的工夫，也好在中英字典上再加改进使之完备——后者随后由麦都思、文惠廉主教、理雅各、裨治文、卫三畏这些人做了。

除了这些无疑还须再加修订改进的译述之外，马礼逊博士还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本地的信徒——梁发——他后来成了一位有名的传道人，也著过几种宗教的小册子。

洪秀全在寻求宗教的知识与真理时，得到了一本马礼逊博士译的《圣经》和梁发的小册子。他读了，也钻研了；可是他需要一位先生，替他把《圣经》里许多在他看来神秘难明的地方讲解讲解。他终于结识了罗孝全牧师，那是一位从密苏里来的美国传教士，恰把驻所设在广州。洪秀全常常去拜访他，直到他们的交情熟成一段亲密而长久的友谊；这友谊一直保到洪秀全攻下南京，随后罗孝全先生便被请去住在那里，兼着宗教之师与国事顾问两重身份。这无疑是为着表彰罗孝全先生当年在广州做洪秀全的先生与朋友的劳绩。一八六四年南京陷落、重归官军之手时，罗孝全先生的下落，没有人知道。

大约正是他在广州勤勤地求罗孝全先生宗教教诲的那个时候，洪秀全第一次赴考、争取官职的考试落了第；他便决意专心致志于向他自己的同族——广东与广西的客家人——传福音。可是洪秀全作为一个卖书的传道人，在他站出来做他族人的领袖、公然反抗满清王朝之前，他宗教上的经历还没有达到顶点。

我们须得回到他做科举考生而失望的那个时候。这一失望使他发起烧来；他在昏迷中翻来覆去的时候，据说被接到天上去了，在那里被全能者命他去充尽并行出他一生的神圣使命——那就是毁灭偶像崇拜，纠正一切不正，把认识真神的知识教给百姓，并传讲因基督而得的救赎。有了这样一桩使命，又被召到上帝面前去过，他当下便认定自己是上帝之子，与基督同等，并称基督为长兄。

正是在这样一种心神恍惚的状态下，洪秀全出现在他那一小群客家人——迁徙而来的异乡人——面前，在广西的险隘荒野之中。他们作为上帝、也就是至高主宰的崇拜者，行事新异特别；他们每日的宗教功课，他们的祷告，他们照他所教所嘱唱的赞美诗，引来了广西周围一带广泛的注目。每天都有新来的人涌进他们的羊圈，把他们的行列胀大，直到他们的人数长到这样一个地步：本地的官吏被弄得束手无策，实在不知拿这些信基督教的人怎么办。这便是那股基督教的成分在广西、广东质朴的山民中间生发的由来、长成与性质，说个大略如此。

诚然，他们的基督教知识是经过西方早期传教士、以及本地信徒与卖书传道人这一层筛子筛下来的，充其量也只是粗糙浅近的；然而它们毕竟是极有力量的真理，其潜力足以把质朴的男子与心向宗教的妇人变成英雄与女杰，面对危险与死亡而漠然不顾——这一点，在政府决意硬碰硬地下手、以迫害为最后手段来打散这个宗教的狂热团体时，随后便看得分明。他们与官军交战时，既无枪也无弹药，只拿扫帚把、连枷和草叉来打。就凭这些乡野农家的器具，他们把成群的官军赶在前头，像飓风前的糠秕与残茬一样。他们宗教上积蓄的热忱与炽烈的血性，便是这样的。

而这场宗教迫害是一个旁支的由头，它把洪秀全与其徒众以宗教身份所作的抵抗，变成了政治叛乱的性质。倘若不曾动用迫害，洪秀全与其徒众是否会安安静静地留在中国腹地，长成一个宗教的团体，这是难说的。不过我们倾向于这样想：即便没有迫害，单从政治局面的性质看，叛乱也终究会发生。

基督教也好，宗教迫害也好，都不是一八五〇年这场叛乱直接的、循理的缘由。它们尽可以看作促成它的事端或时机，却不是它得以存在的真正缘由。真正的缘由，要在这个政府政治体制的命脉深处去找。其中头一条，是行政的政府之腐败。整个官僚的组织，自上而下，都被一套贿赂之法蜂窝般蛀空、污染了；那套办法有一个客气而笼统的名目，叫作「馈送」，性质同今日所谓的舞弊相类。其次是官吏对百姓的榨取；他们在这上头找到了一片取之不尽的地，用来堆起自家的财产。最后便是官场贿赂与榨取那不可避免、循理而来的推论，那就是：整个行政的政府，是建在一套庞大的欺诈与虚伪之上的。

这场叛乱在中国的场上兴起，带着一种像斯芬克斯那样的谜样性格，起头颇令人费解。整个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听说了它那些基督教的倾向——崇拜真而活的上帝；基督是世界的救主；圣灵是灵魂的洁净者；他们得胜的兵锋所到之处，庙宇与偶像一概毁去；对吸食鸦片之习毫不通融地禁绝；守安息日；饭前饭后祷告；开战之前求神相助——所有这些基督信仰的要点，造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印象：中国要借太平军之手归信福音了；满清王朝要被扫得一无所存了；一个「太平天国」——洪秀全自己所取的名字——要建立起来了；于是中国便要借这明智天意的一番奇妙干预，被纳入基督教国家之列了。可是基督教世界这一信，未免太轻信、太一时冲动。它没有停下来，把太平军的基督教送进一炉细密的分析里去熬一熬。

他们第一次战胜迫害他们的人，无疑给了洪秀全与他的同伙头一个暗示：满清王朝有可能被推倒，而一个新朝有可能建立起来；这新朝他在宗教的狂喜中命名为「太平天国」。为着做成这桩大事，他们把破除偶像的热忱与宗教的热心，全副力量都用上了。

从他们的起点广西一路到南京，胜利始终栖在他们的旗上。他们曾分出一支军队往北京去；那支军队在赴北方京城的路上，在天津遭了击退与败绩，从那里折回了南京。他们得胜地取道湖南、湖北、江西及安徽一部分而进时，损耗了的兵力由这几省百姓中新来投的人补上、加强了。这些人是那些人口中乌合的渣滓。这股乌合的成分并没有给他们的战力添上什么新的力量，反成了一个累赘，使他们明显地弱了下来。他们不知纪律，又没有一种约束的宗教之力管住他们，使他们不去抢掠、不去劫夺、不去不分皂白地毁坏。正是由于这些新来投的人，太平军的事业失了它的声望，在天津城下败了，被迫退回南京。北方一败之后，他们宗教的品格与他们的勇武都开始衰落。他们的堕落，又因攻下扬州、苏州、杭州而加快了；这几座城在中国史上以极大的财富、也以美貌的女子著名。攻下这几处物质文明的中心，把说不尽的财富与奢华倾进了他们的怀里，这就有趋于加速他们败亡的势头。

太平天国之乱经过十五年不停不断而散漫的战事，终于溃败，归于泯没，其经历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历史纪念的痕迹，只留下这一桩事实：它是一场宗教狂热的爆发，因其出自基督教之源，曾使基督教世界疑惑迷惘。它没有把它那基督教的成分留下一丝痕迹，无论在它驻留了将近十年的南京，还是在它诞生之地广西。在中国，既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政治观念，也没有发现什么政治的理论或原理，可以构成一种新政府形式的根本事实。所以无论在宗教的世界还是在政治的世界，中国之内与中国之外的人类，都不曾因那场运动而得益。太平天国之乱所生出的唯一好处，是上帝借它作了一股动力，打破了一个大国的死滞，唤醒它对一种新的国民生活的自觉——这一点，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一八九八、一九〇〇、一九〇一以及一九〇四至〇五年间的种种事变，已经充分证明了。

十二太平茶区之行

我的南京之行，在为中国大众的福祉推行什么教育或政治的改革之计上，或在增进我个人的利益上，都全然没有结出一点实在的指望。等我彻底确信中国的改革与更新都不会从太平军那里来，我便立刻把心思转到一个念头上：先挣一份大家财，这是我的头一桩本分，也是日后别的计划能办成的头一个条件。

有一天我在上海城内的茶园里闲逛，遇见几个茶商独自在一间棚子里饮茶自娱，分明正谈得极为热络。他们招手叫我入座。谈话之间，我们恰巧说到我不久前走过湖南、湖北、江西茶区的那一趟，也说到我的南京之行。从一个题目转到另一个，我们谈到了安徽省太平县的绿茶区。据说那里有极大量的绿茶，都已装箱打包，随时可以起运；而这些货都在太平军手里；谁若有那份胆量与勇气拿命去冒险把它弄到手，便可成个百万富翁。我听着这番话，兴味极深、极被吸住，把关于这事所说的每一句都记进心里。据说那里有一百万箱以上的茶。后来这一席散了，我便往住处走去，整个人陷在深思里。我自己盘算：这是我挣一份家财的机会；可是不知有谁会莽撞到肯出这笔本钱——我想，凡有实在阅历的生意人，是不会把银钱押在这样一桩荒唐的冒险上的，因为它所带的危险与难处远过于寻常，而那地方又是拦路劫夺、无法无天、杀人越货每日都有的。可是眼前既摆着一份大家财的光彩，一切艰苦、危险与性命的凶险，便都显得小了，淡成了一片空无。

我的朋友曾寄圃，一年前送我到内地去走那一趟正是他出的力，是一位生意阅历极深的人。他有一副长远的头脑，生意上的相识又极广，而且是我的热心朋友；所以我决定去找他，把整件事同他谈一谈，因为我知道他必不吝惜把他最好的主意给我。我把整桩事摆在他面前。他说他要把这事通盘想一想，过几天让我知道他决定怎样办。过了几天，他告我说：他同他做买办的那家行的行主商议过好几回，两下里已经定下，公司要接办我这个计划。

我所拟出的办法是这样的：我要取最短最稳的路到太平县去，弄清楚那样多的茶是否果真有；把银款运上去付给太平军买茶，是否稳当；以及能否用土船把茶运下来，在上海转装轮船。这一趟不妨叫作先行的踏勘。其次，我要断定两条路里哪一条更行得通——路有两条，一条取道通商口岸芜湖，一条取道芜湖上游一百英里的大通，大通不是通商口岸。芜湖以及通往太平县的整片地方，连太平县本身，都在太平军管辖之下，而大通则还在官军手里。从芜湖走水路到太平县约二百五十英里；取道大通虽然近些，却多半是陆路，运送便更难更贵，而且在大通还得向官军缴一笔重重的军税，而在芜湖则关税与军税一概全免。

这一趟踏勘之行，我选了芜湖作为动手的根据地。我带了四个中国茶工同行，都是太平县的本地人；当年那一整片地方变成官军与太平军血战的战场、连打两年时，他们逃到上海做了难民。沿芜湖河上行，我们经过三座城，居民多半逃散了，城却被太平军占着。河两岸的稻田多半撂荒弃了，长满了野蒿高草。越往太平县上行，整片地方所呈的荒芜残破的景象越令人心碎、越令人压抑。整村整村的人都没了，房屋倾颓破败地撂着。五十万的人口里，只看得见几十个人漫无着落、无望地游荡着，瘦得极厉害，看着像会走路的骷髅。

走了一个星期，我们到了三口村，有三个茶工来接我们、迎我们；这三人约四年前曾在上海。看来他们是从那场把大半人口扫尽的风暴里撑过来了，成了活下来的少数人中的几个。他们见了我们极为欢喜，而我们出现在这村子里，在他们看来仿佛是天赐的。在剩下还完好的房子里，我挑了最好的一所做我的总处，办这茶的生意。那几个老茶工被请来同办此事，他们指给我们看茶存在哪里。人告我说，在三口至少有五十万箱，而在整个太平县境内则至少有一百五十万箱，每箱约装茶六十磅。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回芜湖，把一切细情报了上去。我已查明从芜湖走水路上太平县完全稳当，我料想性命与银款都不至于有什么危险。我亲眼看过大量的绿茶，也弄清楚了：所需要的，只是把稳当存得住的银款尽量运到芜湖存放，再从那里转装乡下的茶船，派人好好押送，以防万一。我还把各色绿茶的样子送去上海，好让人验看定价。这些样子都令人满意，回来的命令是：存货能买多少就买多少。

此后押运银款上三口、又把茶货从三口运到芜湖的各趟差事，都由我做总管。有一趟我带着六个欧洲人与同样多的中国茶工。我们有八箱银款，共四万两。在六十年代，照那时的兑价，一两合一元三角三分，所以总数合墨西哥银元五万三千余元。我们有八只茶船，四只大的，四只小些的。银款分作两份，放在两只最大最牢的船上。人也分作两队：一只大船上三个欧洲人、三个中国人，另一只上同样的数目。我们带的火器很足，有左轮手枪与短刀。除了六个欧洲人，连船夫算上我们共约四十人；可那六个茶工与那些船夫，万一有事是靠不住动手的。万一有事，我唯一可倚的只有那几个欧洲人；便是这几个，我也没有把握能全然信托，因为他们主要是公司在上海捡来的逃船水手，性子好冒险，被派到芜湖来押银款进内地。其中有一个英国人自称是兽医。他脱了鞋也有六英尺多高，相貌颇为堂堂，可他并没有显出一副硬心肠，这一点随后便看得出来。这样预备齐整、装备停当，我们兴致很好地离了芜湖。我们一路走到泾县城稍过一点的地方，那约是到三口的一半路。我们本可以再往前走些，可是想着离城近些或许更稳当——那城里的太平军首领看过我在南京得的护照，知道我在南京有有势力的人——我们便商定在河湾里一处僻静安稳的小汊里过夜。那汊子刚够我们这几只小船彼此紧挨着系住；我们又留意把两只最大的放在中间，别的船分列左右，最小的两只占了这一列的两头。

睡下之前，我吩咐把我们所有的火器都查看一遍、装上弹药、分派妥当。每只船上都派了更夫，通夜守望，为此另给他们加钱。防备的步子这样布置好了，我们便都睡下。只有一个老茶工和我睁着眼躺着，其余的人都露出了分明酣睡的形迹。我心里有几分不宁，睡不着。新月带着她冷冷的一丝笑偶尔探看我们一眼，浓黑的云则疾疾地掠过她的路。不久她被遮住，不见了，一切都罩在漆黑里。夜将过半，我耳朵里捕到远处呼喝喊叫的声音，那声音似乎越来越大。我立刻起身穿衣，悄悄把两只船上的欧洲人与中国人都叫醒。那喊叫呼喝越来越近，仿佛出自一千个喉咙，把半夜的空气填满了非人间的声响。转眼间，就在正对面的岸上，看得见数不清的火把在阴沉的黑暗里跳着、旋着。所幸这一伙抢掠的人与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河，而漆黑的夜又把我们的船从他们眼里遮住了。眼看这样一场祸事临头，我们开了一个战议。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打、愿意在一场胜算悬殊得可怕的冲突里拿命去险——他们那边约是一千对一。可是那位英国兽医是几个欧洲人里头一个、也是最力主束手投降的。他的脸色当真白了，浑身发抖，究竟是因为怕还是因为夜里的寒气，我说不上来。听过各人所说，我别无可为，只有走上前去对他们说话；我说的是这样一番：「好吧，弟兄们，你们都已决定：万一被袭，我们不打，把银款交出去。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们必定寡不敌众，太平军人马众多。所以在这样两难之下，临事审慎正是勇武的大半，而四万两银子不值得拿我们的性命去换。可是我们受了人的托付，若不作一点努力去保它便交出去，我们就要被指为十足的懦夫，此后再也别想有人把有责任的差事托给我们了。现在我把我打算怎么做告诉你们。倘使那伙太平军的人过河来要夺我们的银款，我便拿着我那张黄绸的护照冲上前去，要求见他们的首领；而你们几个人带着枪械，必须守在银款旁边。不要开枪，不要开打。同他们讲话交涉，一时便可以把他们抢掠的决心拦一拦；他们也就有机会弄清我们是什么人、我这护照是从哪里得来的。就算他们真把银款抢了去，我也要告他们的首领：我必定把整桩事报到南京去，把我们所失的一文一分都追回来。」

这番话似乎把众人的胆气与勇气又提了起来；此后我们都坐在各自船的前甲板上，忐忑地等着下一刻要出什么事。就在这样悬着心的时候，我们的心跳得几乎听得见，眼睛紧紧盯着对岸。所有的喊叫呼喝似乎都消了下去，只看得见火把一队一队地慢慢悠悠地移动，每一队时时停一停，又再往前走。这样持续了两个多钟头，而他们一路不断离我们远去。我问一个老船夫这是什么意思，得知那伙抢掠的乌合之众正沿着对岸整条线上船，顺流而下。那时是早上三点钟，天开始下雨。前头几只船已经过了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在哪里。那些船上装满了人，静静地从我们旁边漂过。到四点钟，最后几只也跟着走了，不久便不见了。从那长长一列船顺流漂下时的那份静默看去，这伙海盗似的乌合之众分明已被他们抢掠的一趟折腾得精疲力尽，一上船便立刻放倒了自己，睡得极沉。我们谢天谢地，从这样一场意外的凶险里侥幸脱身。我们保得平安，是靠了夜的黑、雨，以及我们在对岸一处僻静的小汊里这一层。到五点钟，我们一切的焦虑与恐惧都放下了，转成了欢喜与感恩。我们轻松着心接着赶路，两天之后平安无事地到了三口。不到两个星期，我们便由欧洲人与茶工押着，往芜湖运下头一批货，共十五船茶，好在上海转装轮船。第二批是十二船。那一批是我亲自押下河去的。这条河有些地方水很浅，尤其在夏天，得挖出一条道来才浮得船下去。有一两回船夫极不情愿跳进水里去做深挖河道的活；有一次我只好自己跳下去，水没到腰，好给他们做个样子。他们明白了意思，又看见我在水里，便一个个照样下去，彼此争着替船开道；因为他们看出我是当真的，这上头没有一点含糊。

我做这太平茶的生意约有半年，运走了约六万五千箱茶，这还不到那一县境内全部存货的十分之一。随后我便害了最厉害的一种寒热疟疾。在芜湖我得不到医治，只得回上海，在那里病了将近两个月。这两个月的病把我脑子里挣一份大家财的念头全打掉了。我放弃了太平茶这桩事业，因为它所要的健康上的牺牲与神经上的损耗，超过了我所能承当。泾县那一夜半的事，那伙抢掠的、杀人不眨眼的乌合之众，几乎给我招来一场大祸，当时对我的神经着实是一个震动，或许正是我那两个月病的头一个由头；它足以警戒我：不要再拿与太平军首领交涉争执来累我的神经了——他们卖给我们的茶价，一天一天地涨着。把这桩事业平心静气地看一看，我便确信：我该把我的性命、气力与精力留着，去做一件比我从这太平茶上所能挣到的任何家财都更高、更值的事——况且这些茶，说到底是抢来的东西。我确信天下没有一份家财，放到秤上能与我的性命相权；我的性命，于我是无可估价的。

虽然我在这太平茶上什么也没挣到，可是我在这桩事业里所显出的那份无畏之气、那份非成不可的决心，以及在异常的难处与凶险面前肯做少有人肯做之事的胆力，其本身于我便是比一份家财更值的本钱。外国商人与本地生意人都很知道我；所以我因健康之故放弃太平茶这桩事业的消息一传开，便有人请我在九江口岸做另一家外国行的茶叶行商，替他们装茶。我接了下来，作为一时的将就，可是不到半年便丢开了，自己做起代办的生意来。这生意我做了将近三年，成绩同我所指望的一样好。也正是在九江的这段时候，我捕到了第一缕希望之光，看见我在大学最后一年所织的那个教育计划，或许真能成为事实。

十三见曾国藩

一八六三年，我的生意看着正兴旺，不料收到一封出人意外的信，来自安徽省城安庆。写信的是一位老朋友，我一八五七年在上海与他相识。他是宁波人，管过上海本地行会所有的第一只中国炮船。他看来官阶已经升了，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他的名字是张斯桂。张斯桂在这信里说，他奉曾国藩总督之命请我到安庆去拜见，因为总督听说过我，很想见我一见。接到这信，我进退两难，心里问了自己许多话：这样一位卓著的人物，能有什么事要我做？他是不是听到了风声，知道我近来去过南京、知道我近来到太平县去做那批太平军手里的绿茶生意？曾国藩本人一年前就在徽州府一带与太平军作战，打了败仗，还传说他阵亡了。会不会有人告过他：我曾到过他打仗的地方近处，并且与太平军有过往来；而他是要用一封客气的请帖把我诱住，砍我的头？可是他的幕僚张斯桂是多年的老朋友。我深知他的为人；他是不会去做那只替人取火中栗子的猫爪，来把我拿住的。这样一层一层地揣测下去，我断定：在对这位大人物召我的用意知道得更多之前，不接这个请。

回那封信时，我写道：我谢总督大人这一番极大的垂顾，被这样相请，我看作一桩极大的荣幸；不过茶季已到（那是二月里），我不得不照应那些纷纷来到的装茶订单；一等这些脱手，我便设法前去拜见大人。

第一封信之后两个月，第二封来了，催我尽早到安庆去。这第二封信里夹着一封李善兰——那位卓著的中国算学家——写的信；他也是我在上海时相识的。就是他协助伦敦会的传教士伟烈亚力先生，把几部算学的书译成中文，其中有一部《代微积拾级》——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在大学二年级时正是在这门上「背不出、考不及格」的；说到这里，我不妨老实承认：我这个人身上，算学这一样是漏下没给的。李善兰先生也是位天文家。他在信里说，他已把我是什么人告诉了曾国藩总督：说我受过外国的教育；说我一八五七年为救荒民募得了一笔可观的捐款；说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帮中国兴旺富强。他说总督有要紧的事要我做；又说对各样机器都有兴味的徐、华两位也在安庆，是总督请去的。李先生这封信把我这一面对总督见我之意的一切疑虑猜忌都扫清了，也使我窥见了他召我的用意。

回这两封信时，我写道：再过两个月，我便较为脱得开身，可以成行。可是我第二次的回信似乎还不足以慰曾国藩那一份急于见我的心。于是一八六三年七月，我收到张斯桂的第三封信和李善兰的第二封信。这两封信把总督的用意说得明明白白、爽爽快快。他要我把经商的生意完全丢开，归到他手下去做国家的官事，又问我能不能立刻下安庆去。这样一个意外的提议摆在眼前，须得迅速明确地决断，我并不迟慢，一眼便看出：有曾国藩这样一位有力的人做后盾，我那个教育计划便有了可以办成的可能。我立刻回信说：得知大人的意思之后，我已把全局通盘想过，决定到安庆他的行辕去，只待把生意结了手，那要整一个月的工夫，最迟八月便动身。这一番往来的书信便这样结束了，而它实在是我官场经历的起头一步。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不寻常的人物。与他同时的人都把他看作大学者、有学问的人。太平天国之乱起来不久、开始铺成极大的局面、把一省又一省卷到它前头去的时候，曾国藩便着手操练一支他自己湖南同乡的军队；湖南人向来有勇悍能战之名。他在编练一支有纪律的军队这桩事上，得了别的湖南人的协力，那些人后来在建起一支江上炮船队的事上占了要角。这支船队在长江上作为一支辅助的力量，起了极大而极见效的作用，而且不小地出力，遏住了太平军兵力那种迅速便当的集结——太平军的势力本已铺满了大江两岸极广的一片地方。几年之内，丢失的省份渐渐收复了，直到这场叛乱被缩到江苏一省之内；而太平军的都城南京，是它剩下的唯一据点。到一八六四年，这一处终于也屈在曾国藩的兵力之下。

要把太平军这样规模的一场叛乱压下、结束，不是一桩小事。曾国藩被任为官军的统帅。为着使他能顺利对付太平军，朝廷授予他几乎等同王者的权力。七八个省的税收都放在他脚下听他支配，官阶与地方的任命也都由他号令。所以在那个时候，曾国藩实实在在、名副其实地是中国的最高权力。可是他不负他天生的伟大，从没有人知道他滥用过放在他手里那几乎无限的权力，也不曾借他所能支配的庞大财源来富自己、富他的家人、亲族或朋友。与他所提携的后继者李鸿章不同——李鸿章身后留给子孙四千万两——曾国藩死时比较得穷，把他官声的盾徽保持得一无污损，留下一个因正直、爱国与廉洁而受尊崇敬重的名与格。他有大才，却谦抑。他有开明的心，却守旧。他是一位十足的君子，一位最上品的贵人。我在一八六三年秋天有大幸得与之相接的，正是这样一个人。

在九江把生意结了手，我搭一只土船，九月里在安庆登岸。在曾国藩总督的行辕里，我见着了我的几位朋友——张斯桂、李善兰、华若汀和徐雪村，都是上海的旧友。他们见着我很高兴，告我说：过去半年里，总督听他们讲我小时候如何到美国去受西方的教育，便显出极大的好奇与兴味要见我，这就是张、李两位写那三封信催我来的缘故。如今我既已到了，他们把我弄来的那番力气便不算白费；而他们在总督面前把我夸了一番，这一点功劳他们自然是要认的。我问他们知不知道大人除了好奇——想看一看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人竟被造成了一个十足的西洋人——之外，还要我做什么。他们都意味深长地一笑，告我说：见过一两回面我就知道了。从这里我判定：他们知道总督要我来所为何事；也许整个秘密的底子，正在他们身上。

第二天我要初次露面，便去拜见。我的名片递进去，一刻也没有耽延、没有在外间等候，我便被引到这位中国大人物的面前。照常的见礼之后，我被指着坐在他正对面的一个座位上。有几分钟他默然坐着，一直微笑着，仿佛见着我很是喜欢；可是同时他那双锐利的眼睛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看看我外表上有没有什么异样。最后他定定地看进我的眼睛，那似乎格外引他留意。我得承认，这一阵子我心里颇不自在，不过并没有窘住。随后他的第一问来了。

「你在外国多少年？」

「我离中国八年，去求西方的学问。」

「你愿不愿做个带一队兵的军官？」

「我若有这份本领，是很乐意带一队的。我从没有学过军事之学。」

「照你的相貌看，我料你会是个好军人，因为我从你眼睛里看得出你有胆，能号令人。」

「多谢大人夸奖。我或许有军人的胆气，可我确是缺军事的训练与阅历；为这个缘故，恐怕不能副大人的期望。」

当做军人这个话头提出来时，我以为他真是要把我编进他部下做军官去打太平军；可是这一点我错了，我那几位上海朋友后来告了我。他把这话提出来，只是要探一探我的心是否有几分向着武事。可是他从我的回答里看出我思虑的方向在别处，便把军事这题目放下，问我的年纪、问我娶了没有。最后这一问，结束了我第一次的引见之谈，那一共只谈了约半个钟头。他开始啜茶，我也照样啜茶；按中国官场的礼节，这意思是会见已毕，客人可以随便告退了。

我回到房里，我那几位上海朋友立刻围上来，要知道总督与我之间说了些什么。我把一切都告了他们，他们极为欢喜。

曾国藩在一八六三年的样子是：年过六十，正在盛年。他身高五英尺八九寸，体格壮实，筋骨结得紧，身量极匀。他胸膛宽，肩膀方，上头顶着一颗匀称的大头。他前额宽而高；他的眼睛生在一条平直的线上，眼皮呈三角形，没有那种蒙古人面相所特有的斜势——那种斜势通常还伴着高颧骨，那是中国人相貌的另一个特点。他的脸是直的，略多须。他把两鬓的须放开来长，与满腮的胡子一同垂下，扫过宽阔的胸膛，给那副威重的气度又添了几分庄严。他的眼睛虽不大，却锐利而能透人，是清亮的淡褐色。他的嘴大，可是紧紧地闭着，嘴唇薄，显出坚强的意志与高远的用心。我初次在安庆见他时，曾国藩外表就是这样。

论他的品格，他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不寻常的人物之一。作为一位统兵之将，他可以称作自立成材的人；凭着不肯屈服的坚持与耐力，他从一个翰林（相当于中国的法学博士）的高学位起，升到统领一切讨伐太平军的官军的统帅；而他统带湖南新募的乡兵还不到十年，便把那场铺满中国三个最富省份地面的叛乱之祸，缩到江南一省之内；最后凭着他兵力的紧缩，随着南京陷落被取，他终于把这场叛乱的命掐断了。太平天国之乱历十五年之久，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五年。要把它弄到绝灭，不是一桩小事。它的兴起与蔓延耗掉了这个帝国说不尽的财富，而两千五百万人命被献在那场政治的牲祭里。这场大乱的结束，给了百姓一个喘息之机。皇太后有特别的缘由要感念曾国藩的天才，因为把太平与秩序还给满清王朝，正是靠了他出力。她也并不迟慢，很快便认了曾国藩的功劳与德望，封他为侯。可是曾国藩的伟大，不是拿哪一等世俗的爵位量得出来的；它不在于他战胜了太平军，更不在于他重夺了南京。它出自他的大德：他那纯粹无私的爱国之心，他那深远有见的治国之识，以及他官场生涯的清白。他在史上被称为「文正」，这是朝廷谕旨赐给他的谥号。

接着讲我的故事：我在总督的行辕里住了将近两个星期，占着同一所房子里的一套房间，与我那几位上海朋友——李、张、华、徐——同住。住在他军中行辕里的官员至少有两百人，从帝国各处聚到那里，各为着各样的事与用意。除了他那不下一百人的幕僚之外，还有候补的官员、有学问的学者、律师、算学家、天文家和机器匠；总之，中国拔尖出名的人物，都被他品格与大名的磁力吸到那里去了。他向来极钦慕有卓著学问与才干的人，也爱与他们相交往来。我在那里逗留的两个星期里，有充足的机会去拜访我那几位上海朋友，就这样顺带弄清了总督催我入官府做事究竟是什么用意。看来我这几位朋友曾多次与总督商议在中国设立一所外国式机器厂的事，可是究竟该设一所什么样的机器厂，还没有定下来。有一天晚上他们请我吃饭，席间提到了机器厂这题目，它便成了谈话的主题。除我之外，每人都把自己的见解说了，他们便要知道我的见解如何，还暗示说：我下一回见总督，他极可能要提起这题目。我说，我在这件事上不是行家，我的意见或建议或许值不了多少；然而从我在美国亲身的观察、从常识的角度看去，我要说：以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论，机器厂该是一所总的、根本的厂，不是一所专做某一物的厂。换句话说，我告他们：他们该有一所机器厂，能够造出、复出与它自己同样性质的别的机器厂；而这些厂，每一所都能造出制造某种具体物件的专用机器。说得明白些，他们必须先有总的、根本的机器，才能造得出专用的机器。一所机器厂里若有各式各样大小的车床、刨床和钻床，便能造出制枪的、制机器的、制农具的、制钟表的机器等等。我告他们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需要许多所基本的、根本的机器厂；可是有了一所（而且是第一等的一所）之后，便可以拿它作母厂去复出别的——也许更好、更加改良的。他们若有了好几所，便可以在需要时让这些厂彼此协作。我说，在中国复制、增设这些厂要便宜些，因为这里人工与材料都便宜，比在欧洲、美洲便宜。我对这题目粗略的想法便是如此。我说完之后，他们显然很喜欢、很有兴味，并且表示希望我若被总督问起这题目，也把同样的见解向他陈说。

那顿饭与那番谈话之后过了几天，总督果然召我去。这一次会见，他问我：依我看来，那时候为中国做什么是最好的。这一问来得意思那样重，倘使我不是几天前得了朋友的预先提点，或者他们的心不是那样定在引进一所机器厂上头，又不是已经差不多把总督说动到他们这桩心爱的计划上，我或许就大受牵动，要把我的教育计划拿出来，作为「为中国做什么最好」这一问的回答。可是那样一来，我于总督是个生人，只因朋友的引荐才入他的注目，那么与我独立行事相比，我倒是把我那桩心爱的教育计划置于更大的险中了。我受他们的恩义极重，因此我决定：我对他们这份交情的守信与忠实，也该相应地重。所以我并没有因要回答这样一个大而要紧的问题而窘住，反倒有一个早已想好的答案可献；那答案似乎正与他已经凝成定形、随时可以着手的想法榫卯相合。于是我的教育计划被放到后头，让机器厂占了先。我把先前对朋友们所说的、关于设立一所母机器厂、能复出同样性质的别的机器厂等等的话，就其大意重说了一遍。我特别提到造步枪：我说，造步枪的各个零件须有各别的机器；可是我所要荐的机器厂，并不是一所适于造步枪的厂，而是一所适于造出那些造步枪、造炮、造子弹、或造别的任何东西的专用机器的厂。

「唔，」他说，「这个题目颇超出我所知的范围。你不妨同华、徐两位商议这件事，他们比我熟得多；我们随后再定怎样办最好。」

这便结束了我与总督的这一次会见。离了他，我见着我那几位朋友；他们急着要知道会见的结果。我把经过告了他们。他们为此极为得意。在我们最后一次商议中，议定机器厂的性质一事，在我请教一位专业的机械工程师之后，完全听凭我的裁断与判断。又过了两个星期，华若汀被授命告我说：总督见过这四个人之后，已经决定授权我出洋去，照一位专业工程师所认为最好、最合中国采用的，去采买那样的机器。机器在何处采买——在英国、在法国，还是在美国——也完全听凭我定。

机器厂的厂址定在一个叫高昌庙的地方，在上海城西北约四英里。这所高昌庙的机器厂，后来便是人所知的江南制造局；这一处占地数英亩，屋顶之下包容着机械工作一切主要的门类。自我从马萨诸塞州菲奇堡运来第一批机器之后，投在它上头的已有千百万之数，好使它成为好望角以东最大的兵工厂之一。它尽可以正当地看作一座长存的纪念碑，纪念曾国藩在中国立起西方机器这件事上的开阔心胸与远大眼光。

十四赴美购买机器

我最后一次见总督、并被告知这桩差事要托我去办之后一个星期，我的札委便办出来发给我了。除了这札委之外，还赏了我五品衔。那是一个虚的文职衔，附带着戴蓝翎的体面；照惯例，蓝翎只在战时用，也只限于与军务有关的人，文职里是不用的——文职里的花翎，唯有朝廷恩准才能赏戴。另有两道公文办出来，指明我到何处领那六万八千两银子，那是买机器的全款。这笔款的一半由上海道台付给，另一半由广东布政使付给。一切先行的预备都办停当之后，我便向总督和我那几位上海朋友辞了行，起程上路。

一八六三年十月我到上海，有幸遇着美国机械工程师约翰·哈斯金斯先生；他是随旗昌洋行的机器来华的。他与那家行的事已经办完，正打算不久带着家眷——妻子和一个小女儿——回美国。他正是我要找的人。我们相识没有费多少工夫；时间既紧，我们不久便谈定了。我们取道香港经苏伊士地峡走陆路往伦敦。哈斯金斯与他的家眷搭法国帝国邮船公司的船，我则订了铁行轮船公司一条轮船的舱位。往伦敦一路，我在新加坡停靠，横渡印度洋，在锡兰登岸；在那里换乘「孟加拉号」轮船，溯红海而上，在开罗登岸，从那里须乘火车横穿地峡。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完工，开挖的工程还在做着。到了亚历山大，我从那里搭船往法国南方的口岸马赛，而哈斯金斯与他的家眷则搭一条直去南安普敦的船。从马赛我乘火车到巴黎。我在那里住了约十天，够我对这座城、它的公共建筑、教堂、园林，以及巴黎人的欢愉之风，得一个大略的印象。我从加来渡英吉利海峡到多佛，再从那里乘火车到伦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也是我第一次游那座著名的大都会。在伦敦时，我参观了惠特沃思的机器厂，又得了一桩乐事，与托马斯·克里斯蒂重叙旧交——我五十年代在中国认得他。我在英国住了约一个月，随后搭一条冠达轮船横渡大西洋，一八六四年初春在纽约登岸；那恰是我从耶鲁毕业十年之后，而且还赶得上七月里本班的十年聚会，时间十分宽裕。哈斯金斯与他的家眷已先我搭另一条船到纽约去了，为的是他好着手做厂房与机器的图样和规格，尽快把它们做完。一八六四年是那场大内战的最后一年，全国的机器厂——尤其在新英格兰——几乎都被占着、忙着赶办政府的订货，要把我的机器接下来极为困难。哈斯金斯最后总算说动了马萨诸塞州菲奇堡的普特南机器公司接了这批货。

监督这批订货制造的事全交哈斯金斯一人主持；机器造齐、可以运往中国，至少要六个月。我便趁着这段空当，下纽黑文去赶本班的十年聚会。那于我是一桩欢喜的事，我也自幸有这份运气，赶上了我们第一次重聚。自然，把我带回美国来的这桩事一点也不张扬，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公众的注目，因为举国正完全被那场大内战的最后一年占住了心；然而我个人却把我这桩差事看作不可少的、先行的一步，它终究会引到我那教育计划的实现——那计划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可是在本班的聚会上，我这个一生的计划并没有被提出来。我们过得极为快活，分手时那份兄弟之情，几乎同我们毕业时分手的情形一样。十年聚会之后，我回到菲奇堡，告哈斯金斯说：我要下华盛顿去，以志愿兵的身份向政府效力，为期六个月；万一这六个月里我出了什么事，不能回来照应把机器运往上海的事，便由他照应。我把所有的文件都留给了他——机器的价目与说明、提单、保险单、运费单——并嘱他把一切都送给总督在上海的代办。这一步防备的工夫做好了，我便悄悄下华盛顿去。

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巴恩斯准将恰是主管志愿兵部的将官，他的办事处在威拉德饭店。我去拜访他，把我的用意告诉了他：我觉得作为一个已入籍的美国公民，我有一份不可推的本分，要以志愿传令兵的身份出力，在华盛顿与最近的联邦军营之间递送文书，至少六个月，只为着表一表我对我入籍之国的忠诚与爱国之心；而我自备一切装具。他说他清清楚楚记得我：一八五三年他到纽黑文看他儿子威廉·巴恩斯时，曾在耶鲁的图书馆里见过我；他儿子与我同时在学，后来成了旧金山一位有名的律师。巴恩斯将军问我做什么营生。我告他说，我一八五四年毕业以来一直在中国，近来是奉了曾国藩总督兼统帅之命，为一所机器厂采买机器而回来的。我告他说，那机器正在马萨诸塞州菲奇堡照定制造着，由一位美国机械工程师监督；因为至少要六个月才办得齐，我很想在这期间为政府效力，以为我对入籍之国的忠诚与爱国之心的凭证。他听了我这番话颇有兴味，也很喜欢。

「唔，我的年轻朋友，」他说，「你这番自请，我极为感谢；可是你既受了中国政府的重托要去办，还是回菲奇堡去照应它为好。我们有足够的人效力，既有做传令兵的，也有到前线去打仗的。」

这一断然的决定，我再无话可争；不过我觉得，我对我入籍之国的本分，至少是尽了的。

十五再度回国

机器直到一八六五年初春才造齐。它是从纽约直运上海的；它绕好望角往东走的时候，我则取了另一个方向搭船回中国。我想一生里绕地球一周，这便是我的机会。此后我就可以说：我环行过地球了。于是我打算取道旧金山回去。要那样走，我得把这几件事情算进去：从芝加哥经奥马哈到旧金山的联合太平洋铁路还没有修成；那时也还没有一条受美国政府津贴的轮船航线，从旧金山横渡太平洋到日本或中国的任何口岸。为这个缘故，我不得不绕一条迂回的路：从纽约搭一条沿岸的轮船到巴拿马，横穿地峡，再从那里搭另一条沿岸的轮船沿墨西哥海岸北上，到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

在旧金山我被耽了两个星期，得等一条船把我渡过宽阔的太平洋，或到横滨，或到上海。那时既没有别的船登报说要开往东方，我只得搭「艾达·德·罗杰斯号」，那是南塔基特的一条三桅船。船上连我共六位乘客。从旧金山到横滨，每人要付五百元。船上的人有船长——他带着妻子和一个六岁的小男孩——一个大副、三个水手，还有一个厨子，是个中国小伙子。「艾达·德·罗杰斯号」的船主是诺顿船长，也是南塔基特出身。这船长约一百五十英尺——而且是一只老破桶。她不载货，压舱的东西也几乎没有，只有舱底水；那舱底水说不定是从南塔基特带来的，我可不知道。这位船长果然不负他家乡的名声——那地方一茬一茬地出些眼界细如微尘的水手——在每一桩交易上、其实在人生每一件事上，他刮得极精的算计一点也不欠。就在这一趟上，我们有充足的机会弄清我们是在什么人手下航海。我们还没有真正出「金门」，每天就被待以咸鲭鱼；我猜那是南塔基特每日的时兴菜。我们那个厨子把事情弄得更糟，因为他似乎不懂他的行当，无疑是在旧金山随手捡来填个空缺的。那鲭鱼不先泡淡便煮了端上桌，配着它上来的玉米面饼又只烤了半熟；于是一天又一天，我们几乎个个是又厌恶又半饿地离席。不但吃的东西坏而于身体有害，船长一家的品类也极低。船长自己是个最爱亵骂的人；他妻子我虽从没听她骂过，可她似乎很以丈夫的咒骂为乐。他们那个不过六岁的小男孩，在亵骂上似乎还胜过父亲。这小无赖尽可以说是把亵骂的大小问答本背得通熟了，因为凡是最令人厌恶、最叫人生厌的说法，他都不欠——那都是他老子教的；而他父母坐在那里听着，显出满意的神气，还四下望着乘客，想捕他们的赞许。有一位乘客是英国人，站在近旁听着，抽着他的烟斗，只带讽地说了一句：「你这孩子真精。」船长听了点头，那母亲则似乎为她这个「有出息的」小东西沾沾自喜。这样的场面每天都有，而我们躲不开；因为船小，我们被关在那样窄的地方。连一块五英尺的甲板也没有，好让人伸一伸腿。我们多半时候关在饭厅里，因为那是我们找得到的最凉的地方。航程还没走到一半，我们得便在夏威夷群岛最北的一个岛上靠岸，添淡水和粮食。船上上货的时候，所有乘客都上了岸，到乡间去走了一遭，那实在是一大宽解。我们去了差不多一整天，傍晚早早地都重新上了船。看来船长把前舱装满了鸡和小火鸡。我们自幸：这位船长毕竟转了个弯，露出一点大方的气来——那气原只是缺个机会显出来罢了；此后这一程，他无疑要拿新鲜的鸡和火鸡喂我们，好补一补那咸鲭鱼——若照原样吃下去，我们说不定要害坏血病的。重新上路之后的头一两天，我们早饭晚饭都有鸡有鱼；可那便是我们见到新鲜食物的最后一回了。桌上从没见过火鸡。一问，厨子告我们说：那些鸡和火鸡买来并不是给我们上桌的，是为着投机，好到横滨一到就卖掉。船长不幸的是：那些鸡和火鸡因为没有合适的饲料、没有新鲜空气，在我们到港之前几天就都死了。

一到横滨，我便搭一条铁行轮船往上海。

到了那里，我发觉机器已在一个月前全到了；一件件交到，情形完好，运转如常。我离开中国一年多一点。这期间曾国藩总督与他兄弟曾国荃协力，攻下了南京，把一八五〇年兴起的太平天国之乱结束了。

我到上海时，发觉总督已北上徐州——那是江苏省最北的一个府，紧挨山东的界线，坐落在运河上。他以那里为行辕，督办剿捻之事；捻匪也称安徽的乱党，李鸿章被派作他在前敌的副帅。我被请到徐州去，亲自禀报采买机器一事。

去徐州的路上，有一段是我的老朋友华若汀陪我同行。我们自长江边的仙女庙起，沿大运河上行，一直到扬州——那是官盐的大集散地。在那里我们换了骡车走陆路到徐州。路上走了三天。徐州是一座府城，如前面所说，曾总督便在这里驻节。我在那里住了三天。总督极口称许我所办的事。他把我近来奉命赴美采买机器这件事，专折上奏朝廷。凡就一桩政事专折上奏，总能使它在政治上显要而有分量；而要把我一举从一个无关紧要的地位提到一个实授五品的地方文职上，这一步是很少有人求、也很少有人准的。他把我这件事说成一桩破格的例子，他奏折里所用的话如下：

「容闳系中国人而受外国教育者，精通英文。此次奉臣所委之任，涉洋数万里，远赴地极，于途中艰险一概不顾。即以古人之使命相较，亦无与之相埒者。故臣请以江苏候补同知用，遇缺即补，以奖其可贵之劳。」

他的幕僚照他的口授拟了这道奏折，在我离徐州回上海之前给了我一份抄本，并为总督加在我身上的这一番大荣幸向我道贺。我在辞行之前谢了总督，并表示希望：我日后的作为，能配得上他对我这样高的看重。

离他之后不到两个月，总督的一道公文到了上海我手里；一八六五年十月，我便是一个名实俱备的五品官了。在候补同知的任上等着的时候，我被省里的当局留用为政府的通译兼译员。我的薪水每月二百五十元。全省别的候补官员——连候补道台（四品官）也在内——都没有这样的薪水可拿。

那时丁日昌是上海道台。他与我成了极好的朋友。他官阶升得很快，历任盐运使、布政使，以及江苏巡抚。靠着他，我的官阶也升了，并赏戴了花翎。丁日昌做盐运使的时候，我随他到扬州，用了约半年工夫把科尔顿的地理书译成中文。随后我回上海，重执我政府通译兼译员的职。我手头有大把工夫，便着手译帕森斯的《契约论》，想着那于中国人或许有用。在这桩事上，我幸而请到一位中国学者相助。我发觉他算学极通，中国官场的一切事务也极熟，而且是位好学者、好文章家。他最后劝我不要再译下去，因为这样一部书即便译成了，究竟有没有人要，是可疑的：中国的衙门里很少为契约打官司，而凡有违约之案，用的都是中国的律例。

一八六七年，曾国藩总督与李鸿章协力，把捻军之乱结束了，随后到南京来，就他两江总督的任。

在长驻两江总督之任以前，他到辖境内巡视了一趟；他所到的要紧地方之一，便是上海和江南制造局——那是他自己一手创立的。他游遍制造局，兴味毫不掩藏。我把我在美国替他买的机器指给他看。他站着看那机器自动运转，欢喜之情始终不减，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机器、看见机器如何运作。也正是在这一次巡视中，我说动了他，在制造局里附设一所机械学堂，让中国的青年在那里学机械工程的理论与实作，使中国将来能够不必再雇外国的机械工程师与机器匠，做到完全自立。这一层立刻投合了中国人心性里那份务实的偏好，学堂终于附设到制造局里去了。到如今，他们无疑正在造就着各色的机械工程师与机器匠。

十六教育计划的提出

在教育上小小地得了这一分——说动总督在制造局之外附设一所机械学堂——我心里着实振奋，对我那个已在心里蛰伏了十五年、只等一个机会拿出来的教育计划，也鼓起了兴头。

除了曾国藩总督——我指望他来给这计划做后盾——我的老朋友丁日昌也已成了中国政局里一个不能不算进去的要角。他是个有进取倾向的人，凡是切实可行的改革之策，他都留心。他被任为江苏巡抚；他到任之后，我同他就我的教育计划谈过多次，他对此极感兴味。他告我说，他正与中国的宰辅文祥通信——文祥是满洲人——若我把计划写成文字，他便转寄北京，请文祥用他的影响，上奏朝廷请予采行。这样一个意外的消息来得像一声雷，几乎把我从地上托了起来。我立刻自苏州赴上海。靠着那位南京朋友——他曾帮我译过帕森斯的《契约论》——我拟了四条条陈，要呈给丁巡抚，由他转寄北京的文祥大臣。四条如下：

第一条

第一条主张招商集股，设立一家轮船公司。不许任何外国人在公司里入股。那要是一家纯粹中国的公司，全由中国人经管、由中国人操作。

为保它稳固成功，朝廷每年应给一项津贴，办法是把从上海、镇江以及别处运往北京的漕米，划出一定成数交它承运——那些地方是以漕米代钱粮缴给朝廷的。这漕米向来是用平底船经大运河运往北京的。专为运这漕米造的船有几千只，沿大运河全线靠它养活的人口极多。

因为这种运法弊害极大——运米到北京所费的时日极长，被盗与发热变质的损耗极大，米坏得不能再吃——一部分漕米改由海路用宁波沙船运到天津，再从那里转装平底船运往北京。可是即便宁波沙船这一法，也照样费时极多、损坏极重，几乎同平底漕船一样。我的主张是用蒸汽来做这桩事，把平底漕船与宁波沙船这两套都取代掉，使那千百万以米为生的人有可能吃到好米、吃到不坏的米。这便是轮船招商局赐给中国的大益与大福之一。

第二条

第二条主张朝廷选派中国的少年出洋，彻底受教育，以备国用。这计划拟以一百二十名学生为试。这一百二十名分作四批，每批三十名，每年派出一批。他们有十五年的工夫完成学业。年龄平均在十二到十四岁之间。若第一、第二批证明得法，这计划便无限期地办下去。他们在美国期间，要备中国教习，使他们的中文不至搁下。全局之上要派两名委员，而朝廷要从上海关税中划出一定成数，以维持这项差事。

第三条

第三条主张劝朝廷开采全国的矿产，从而间接地引出修筑铁路的必要，好把矿产从内地运到口岸。

我并不指望这一条会被采行办成，因为中国那时并没有靠得住的矿师可以开矿，百姓也还没有从风水的迷信里脱出来。我对这一条能否成功毫无信心，只是写下来，好显一显我是多么切望朝廷醒过来，看见开发它那广大资源的种种可能。

（所谓风水，是中国人关于掌管风与水、尤其是掌管流水与地下水的鬼神之说。此说在中国人中间普遍而牢固，他们之所以敌视铁路与电线，大半便是由它推动的；因为他们相信，这类构造会触怒风与水的神灵，因而招来水灾与飓风。——见《标准词典》）

第四条

外国列强对中国独立主权的侵越，我向来怀着极深的兴味留意着。凡稍稍知道罗马天主教的人，都不能不对天主教会在中国那些毫无根据的自居与揽权留下印象。她声称对她的教民有民事管辖之权，还把民事与刑事的案子从中国的衙门里提出去。为着止住这种为在中国取得世俗权力而行的阴伏狡诈的做法，我提出这一条：禁止任何教派、任何宗派的传教士对其教民行使任何管辖之权，无论民事还是刑事。这四条经过仔细拟定，呈给了丁巡抚，由他转寄北京。

四条之中，第一、第三、第四条是拿来陪衬第二条的；我整副心都押在第二条上，那是我比一切都更想办成的一条；不过为着不给它太显眼的位置，照我那位中国教习的主张，在排次上把它放在第二。丁巡抚看出了这一点，因此写信给宰辅文祥，把这四条寄往北京。两个月后，丁巡抚从他驻节的苏州来信，使我得知：北京有消息传到他那里，说文祥的母亲去世了，他照中国的法度与风俗，须得退职守制二十七个月，等于三年，并且要完全不问一切公事。这消息一时把我的教育计划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一桩不幸刚过，另一桩便接了上来，比头一桩更坏——三个月后，文祥自己在守制期间被死所及。这一讣告登在《京报》上，我看见了，而且丁巡抚也正式告知了我。谁若有一桩心爱的计划要推行、有一桩心事要骑上去走，那么当那只已举到唇边的喜悦之杯被打落时，他的心里不会比我更灰。我并没有因这些情形而完全丧气，反倒有一份坚信：我的教育计划终究会有个好结局。自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七〇年，中间有至少三年的悬望与等待。我一直缠着丁巡抚，催他把这题目时时摆在曾总督心上。可是它像一切改革之策的命运一样，不得不等它的时与机。

我这教育计划落成为事实的时与机，终于来了。出乎一切人意料，这机会是以天津教案的模样出现的。参孙杀了亭拿的狮子时，也不曾料到能从它的尸身里取出蜜来；我也不曾料到，能从法国修女与仁爱会修女被杀这桩事里，取出那个注定要把旧中国造成新中国、要在西方的根基上做出一种东方文明的教育计划来。

天津教案发生在一八七〇年年初。它起于天津百姓对修女与仁爱会修女所做的事的全然无知与迷信。那些修女的宗教本分之一，便是收养弃婴与被丢下的孤儿，把他们聚到院里，抚养教育，以备天主教会之用。这桩慈善之举被无知的众人误会误解了；他们真信了那些谣言故事，说这样收进去的婴儿与孩子，被带进医院与教堂里，为着医药与宗教的用处，把眼睛挖了去。这类穷凶极恶的传言不久便像野火一样传开，直到民情被煽到了狂乱的顶点；那盛怒的人群不顾死、不畏法，一头闯进了天津教案。那场屠戮中，一座新教的教堂被烧毁了，一座天主教的教堂与医院也是；几名修女或仁爱会修女被杀。

这事发生的时候，崇厚是直隶总督。他从前做过驻俄国的公使；可在这桩不幸的事上，按中国的法度他被认作有责，被革了职、被放逐了。这整场纠葛最后是这样了结、这样补缀起来的：给教案受害者的亲属友人赔款，重建天主教与新教的教堂、另建一所天主教医院，此外还由朝廷为这事做了合宜的官方道歉。倘使法国政府当时不是被那场逼在眼前、威胁着她的对德之战绑住了手脚，法国必定会把天津教案当作开战的理由，而中国帝国便又有一块被割去、并入法国在亚洲的属地。事实上，中国的属邦、越南北部的东京，后来还是被她毫无顾忌地夺走了。

在了结这场教案时，朝廷所派的大臣是：曾国藩总督、毛昶熙、刘某，以及江苏巡抚丁日昌。李鸿章还在前敌收拾捻军之乱，不然他也会被派去参与这场了结的。我的朋友丁日昌打电报叫我到场充通译，可那电报到我手上时已来不及随他赴天津；不过我到天津时，还赶上了最后几场交涉。各位大臣与法国人议结之后，不知什么缘故并没有散，在天津又留了几天。他们分明另有与崇厚的革职放逐相关的国事要议。

十七留美幼童

趁着他们都在，我抓住机会，把我的教育计划极力陈于丁日昌之前，催他把这题目提到以曾国藩为首的会办大臣之前去。我知道丁日昌在这计划上与我同心，也知道曾国藩三年前已由丁巡抚之手对它知道得很清楚了。丁巡抚极为认真地接过这桩事，与曾国藩以及会办中别的几位私下商谈了多次。有一天晚上，他极晚才回行辕，到我房里来把我叫醒，告我说：曾总督与其余各位大臣已一致决定联名上奏，请朝廷采行我那四条。这消息之重，使我那一夜再也睡不着；我躺在床上，醒得像只猫头鹰，觉得自己仿佛踏在云上、走在空中。这令人激动的消息之后两天，奏折联名签了，曾国藩总督的名字列在首位，由快马专递送往北京。这期间，在会办的大臣们散班、曾总督启程回南京之前，议定了一件事：由丁日昌荐举翰林院的陈兰彬——他在刑部做过二十年的司员——与我共同主持出洋肄业之事。荐陈兰彬做共同委员的理由是：他是翰林，是循正途受中国教育的人；这样一来，这桩事业便不至于像我独力去办时那样容易招来抵挡。因为这计划在原理与意义上都与中国关于国家教育的成说相违，而朝廷极端守旧，不须多大力气便可以掀起一股反作用把这计划打掉。这一步的明智与精到的手腕，我立刻领会了，便欣然而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主张。于是有人写信给陈兰彬，他便到了天津。第二天，会办散班之前先设了一席饯别的宴；宴后丁巡抚把我介绍给陈兰彬——我从未见过他，而他将是我在教育计划上的同事。他分明很高兴离了北京；他在刑部做司员，被关在那里二十年。他一生从没有以别的任何身份任过官职，在人世的生意与硬碰硬的实事上，也看不出有什么实在的阅历。他起居极为退隐，可是学问极好。性情上他和善可亲，可是极胆怯，连一根羽毛重的责任都怕。

一八七〇年冬天，曾国藩把天津的纠葛了结之后，回到南京他两江总督的驻节之地。他在那里接到了谕旨，准了他就那四条——即由丁日昌转呈、请朝廷采行的四条——所上的联名奏折。他把这事通知了我。那是一个光荣的消息；中国的教育计划便这样成了一桩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在中国的史册上标出了一个新纪元。曾总督请我到南京去；那次前去，与这桩差事有关的几个最要紧之点都定了下来，那就是：设立一所预备学堂；选派出洋的学生人数；学生在外期间的用款从何而来；准他们在外受教育的年数。

出洋肄业局由两名委员组成，即陈兰彬和我。陈兰彬的职责是照看学生在美国期间不把中文搁下；我的职责是照看他们外国的学业，并替他们找合适的人家寄居。学生的用费由陈兰彬与我共同照管。另备两名中国教习使他们的中文功课接得上，又备一名通译供本局之用。叶绪东与容云甫是中国教习，曾兰生是通译。出洋肄业局的组成便是这样。

至于学生的资格与选派：派往外国受教育的总数是一百二十名；分作四批，每批三十人，连续四年，每年在大致同一时候派出一批。所选的人不得小于十二岁、不得大于十五岁。他们须出身体面人家，或有负责而体面的保人。他们须通过体格的检验，并按章程通过中文功课的考试——中文的读与写；若一个应选者曾在英文学堂念过书，还须通过英文的考试。凡考中的人都须每日到预备学堂去；那里备了教习，使他们的中文功课接着念下去，并开始学英文、或把已学的英文接着学下去，至少念一年，然后才起程赴美。

学生的父母或保人须签一纸文书，声明他们甘心情愿、并不反悔地让自己的儿子或所保的子弟出洋受教育十五年，自他们在美国开始学业起到学成为止；并声明这十五年间，倘有学生身故或遇任何意外，朝廷概不负责。

朝廷则保证在他们受教育期间支付他们一切用费；每一批都备一名中国教习随之赴美，每一批学生还给以合用的行装。学生这一队的条件与组织便是这样。

我与总督长谈之后自南京回到上海，第一步便是在上海设一所预备学堂，至少容得三十名学生，那是第一批的足数。刘开生多年在总督幕中做奏议一门的首席文案，被派作上海预备学堂的总办。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位能干的助手，也找到了一位坚实的朋友；他对这教育计划关切极深。四批学生来美国的预备，都是他做的。

中国这一头的事，便这样在一八七一年夏天办动了。为着凑足第一批学生的足数，我不得不南下香港一趟，到英国官立的学堂里去，从中挑几个聪明的、在英文与中文上都受过些教导的人。因为中国北方的人并不知道朝廷筹办了这样一个教育计划——那时还没有中文报纸把消息传给百姓——起初报名进预备学堂的很少。所有报名的都来自广东人，尤其来自香山一县。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那一百二十名官派学生里有十分之九是南方人。

一八七一年冬天，预备学堂开办了几个月之后，中国受了一个无可补的损失：曾国藩总督在南京去世，享寿七十一岁。他的寿若再延一年，便能看见第一批三十名学生起程赴美——那是他自己所种的头一枚果子。然而一切伟大美好之业的创始者，照事物的性质与次序，是不许活过他们所定的期限、去亲见自己在这世上的劳作如何有成的；可是人的作为与人的品格，一旦定了它的模，其后果便要伸到永远。对曾国藩而言，他在教育这一路上已把自己那一份做得极好，这就够了。他为中国、为后世做了一桩伟大光荣的事；而那些有幸收他劳作之益的人，会找到充足的理由祝福他，称他为中国的大恩人。曾国藩作为政治家、作为爱国者、作为一个人，在同时的人中间高高耸出，正如珠穆朗玛峰耸出于喜马拉雅一带周围的峰峦之上，永远歇在不受扰动的沉静里，头上戴着万古不消的雪之洁白。人告我说：他临终之前，曾有一个心愿，要请他的后继者与所提携之人李鸿章接过他的衣钵，把出洋肄业局的事办下去。

李鸿章与他那位卓著的前任兼恩主，性情完全是两样的。他性子易激易躁，反复而任情，受得住奉承与称誉——或者照中国人简洁的说法，他爱戴高帽子。他外表的举止粗直，可内里心是慈善的。作为政治家，他远不及曾国藩；作为爱国者与政客，他的品格在冷峻公正的历史的探照灯下，一刻也站不住。而出洋肄业局，正是在这样一个人手下放出海去的。

一八七二年夏末，第一批中国学生三十人已预备停当，要横渡太平洋赴美国。为着使他们一到便有人家可去，这担子落在我身上：我须先他们一个月动身，留下陈兰彬、两位中国教习和他们的通译搭后一班邮船前来。我经华盛顿、乘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到纽约之后，又往纽黑文走了一段；我要去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打算在那里迎接学生和本局别的几位——他们要乘波士顿—奥尔巴尼铁路东来。到纽黑文，我头一个去拜访、向他说明我这桩差事的人，是詹姆斯·哈德利教授。他见着我实在高兴，又知道我手里带着这样一桩差事回来，很是欣喜。我把我的所需告他之后，他立刻荐我去拜访诺思罗普先生，我便去了。诺思罗普先生那时是康涅狄格州的教育委员。我把我的事告他，并求他的主意。他极力劝我把学生分散安置在新英格兰的人家里，每家两人或四人，在那里既有人照看，同时又有人教导，直到他们能进分级学堂上课。这个主意我当下就照办了。我接着去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那座城我看是在新英格兰分散学生最居中的一点，为这个缘故我选了斯普林菲尔德做我的总处。这也使我得以极近我的朋友麦克莱恩大夫和他那位可敬的夫人——自一八五四年起，他们两位便是我坚定不移的朋友。

不过照诺思罗普博士与别的朋友的主意，我把长驻的总处设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城；将近两年，我们的总处设在萨姆纳街。我并没有丢开斯普林菲尔德，而是在学生持续前来的那些年里——一连三年，到一八七五年止——以它为分散安置学生的中心。

一八七四年，李鸿章照本局的建议，授权我在柯林斯街建起一所体面而坚实的房子，作为出洋肄业局在美国的长驻总处。一八七五年一月我们搬进新总处；那是一所又大又宽的三层双宅，宽敞得可以同时容下委员、教习和七十五名学生。里面备有一间学房，专教中文；还有一间饭厅、一套双灶的厨房、寝室和浴室。我之所以要建自己长驻的总处，用意是让这桩教育之事在美国扎得尽量深，好不给中国政府在这一举上退步的机会。这是我的谋划；可这不是上帝的安排——随后的事变把这一点明明白白地证实了。

十八秘鲁华工的调查

一八七三年春天，我匆匆回了一趟中国，单为着一件事：把格林炮引进去——那是一种比较新的兵器，杀伤力极大。要说动格林公司把这炮在中国的独家代理交给我，颇费了些难，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也不熟悉我在生意上实在的阅历。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在一八六〇、六一年间，如何在少有人敢面对的凶险与艰苦之前，把太平茶那桩事业办得那样成功。不过我终于说动了该公司的总办、这炮的发明者加特林博士本人，把代理交托给我。我到天津后恰好一个月，便电请该公司送来一队五十尊炮，合起来价银十万余元；对一个被人看作办不成事的人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订货。这一笔之后又有后来的几笔。我很切望中国既有最新的近代人才，也有最新的近代炮械。格林公司对我所办的事很满意，此后对我便是另一种看法了。

我在天津办炮的事时，总督告我说：秘鲁的专使正在那里，等着同中国订一个条约，要继续往秘鲁运华工。他要我去拜访那位专使，同他谈一谈这件事，我便去了。那专使在谈话中，把中国人在秘鲁如何受优待、如何兴旺得意，给我涂上一片玫瑰色；又说中国政府该同秘鲁订一个条约，鼓励中国较穷的一等人移居那个国家，那里给他们一个改善自身的好机会。我告他说：苦力贸易在澳门是怎样做的，我略知一二；乡下人怎样被诱骗、被绑走，被关进猪仔馆，用强力扣在那里，直到被装上船；在船上又被逼签下工契，或往古巴，或往秘鲁。到了地头登岸，他们便被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又被逼与新主人签另一纸契；而新主人格外留意要在每一期满时把契续上，实际上便使他们终身为奴。随后我又把澳门到古巴或秘鲁那一段中途航程的惨状说了些给他听：整船的人怎样在大洋中间反了，或是成批地投海自尽，或是把船长与水手制住、杀掉、抛下海去，然后随着船漂流，任凭天命。

我向这位秘鲁专使所描画的苦力贸易的事实与惨状，便是这些。我直截告他：他不要指望我在这桩穷凶极恶的事上帮他。相反，我告他说：我要劝阻总督，不要同秘鲁订约去做这样不近人情的贸易。他听我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时，那脸色是怎样一变！失望、不快与恼怒，都明明现在他脸上。我向他道了早安便走了，因为我自己叙着在澳门所见、在报上所读关于苦力贸易的事时，也有几分激动了。说真的，一八五五年我到澳门时最先见到的场面之一，便是一串可怜的中国苦力，用辫子一个连一个地绑着，像卑贱的奴隶一样被牵进一座猪仔馆去。有一回我在广州，曾设法把两三个绑人的贩子抓了起来，给他们戴上四十磅重的木枷，那几个罪人须得日夜背着它两个月，作为绑人的处罚。

回到总督那里，我告他说我已经去拜访过了，并把那次会谈叙了一遍。总督为着不让我久留，便说：「你回来得正是时候，省了我打电报给你。我要你尽快回哈特福德去，预备立刻前往秘鲁，去查看那里中国苦力的情形。」

回到哈特福德，我发觉陈兰彬也受了朝廷的指令，去查看古巴中国苦力的情形。这两桩附带的、旁出的差事，是照李鸿章的主张派下来的。我比陈兰彬先起程。我的朋友特威切尔牧师和凯洛格大夫——后者后来成了我的内兄——陪我同行。我三个月之内把事办完，报告也在陈兰彬起程赴古巴之前写成了。他回来之后，我们两人的报告都送给了李总督，一切外国交涉之事都在他手里。

我的报告附了二十四张中国苦力的照片，显出他们的背怎样被鞭子抽得皮开肉裂、伤痕累累、面目全非。这些照片是我在夜里拍的，除了那些受害者本人，无人知晓；他们是照我的请求为此聚集起来的。我知道这些照片会把庄园主们所行的残暴与不近人情说出一段话来，而那是无可置辩、无可争论的。

那位被派到中国来、要同李鸿章总督订约以继续往秘鲁运苦力的秘鲁专使，仍在天津等着我的报告到。我的一位朋友写信给我说：那人竟有胆量否认我报告中所陈的种种，说那些话得不到事实的支持。我先前曾写信给总督，说他该把那些照片留着作后手，先押在后头，等那秘鲁人把一切理由都说尽了，再把它们拿出来。我那位通信的朋友写信告我说：总督照了我的主张办；那些照片证明得那样无可驳、那样触目，弄得那秘鲁人措手不及、哑口无言。他完全灰头土脸地退了出去。

自我们关于古巴与秘鲁中国苦力实况的报告作成之后，再没有苦力被许可离中国往那两个国家去。这桩贸易已经受了它的致命一击。

十九出洋肄业局的结束

一八七五年秋天，最后一批学生到了。带他们来的是一位新委员区谔良、两位新的中国教习，以及一位新通译邝其照。这几位新人都是李鸿章总督派的。他们我在中国时便认得，尤其是那位新委员和那位通译。

这几番更动是照陈兰彬的请求办的；他不久便要请假回中国。他要带走那位老教习叶绪东——前一年他为苦力之事赴古巴，叶绪东替他出过极大而显著的力。老通译曾兰生也被请辞，回了中国。这几番更动我早些时候便料到了，并不觉得意外。

陈兰彬到北京三个月之后，中国来了话：他与我被派作出使华盛顿的正副公使，而老教习叶绪东被派作使馆的参赞。这于我自然是一个大消息，可我并不为之欣喜若狂；相反，我越想它，心里越觉沉重。可是那些为这份荣宠与升迁向我道贺的朋友，并没有把整个局面照它在我心里所显的全部关系看进去。就我个人而论，我有一切理由感激、有一切理由觉得荣幸；可是我一生的事业——我手里这桩出洋肄业之事，它到眼下这一步正需要极大的看顾与照料——又怎么办呢？我想：我若被调到华盛顿去，留下来的人里，还有谁会像我这样一副心肠去照看这些学生的福利？那便如同把父亲同他的儿女分开。这样不成。于是我坐下来给总督写了一封信，大意如下：我谢他这一番委任，这样的委任凡人得自朝廷都是一桩大荣宠；我说我虽深感其意义之重，然而与这个位置不可分离的义务与责任，使我满心惶恐，怕自己的才力与资格不足以令人满意地尽之。有这样一份心境，我若在这件事上容许有所择取，我宁愿仍守我在哈特福德做出洋肄业局委员的现职，并一直守下去，直到中国的学生学业完成、可以回国以各自的本领报效国家为止。到那时，我便对「曾文正」尽了一份本分，同时也对中国尽了一桩大本分。既然陈兰彬同时也被派作公使，他无疑一人便足以在外交的职分上副朝廷之望。

这封信是容云甫替我誊正的；他是随第一批学生同叶绪东一起来的老教习之一。不到四个月，回信到了，部分地准了我的请求：派我做帮办公使，或称副公使，同时准我仍留出洋肄业局委员之职，并以这个身份总揽学生教育之事。

新委员区谔良比陈兰彬年轻得多。他中文的学问不差，可不是翰林院的人。他无疑是陈兰彬所荐的。他带了家眷来，家里是他的第二位夫人和两个孩子。他性情安静，对已经定下来的局面既不显出插手之意，也不显出生事之意，倒是对事情取一种通达的看法；他有那份见识，肯让好好的事就那样好着。他与本局共事的时候很短，一八七六年便辞了。

一八七六年陈兰彬作为全权公使前来，随他众多的从人里带来一个吴子登，此人我五十年代在上海便认得。他是翰林院的人，可不知什么缘故，从未被派到哪一个衙门去，也不曾听说他任过任何一种官职。他对化学显出很明白的兴味，却似乎从未在这上头有过什么进境；他所有的朋友都把他看作一个怪人。

区谔良辞职之后，陈兰彬在赴华盛顿就中国公使之任以前，极力荐吴子登接区谔良做委员；李鸿章总督应了，没有想到随后的后果。从这时起，出洋肄业这桩事便遇上了一个敌人，此人一意要挖掉曾国藩与丁日昌的工夫——这两位吴子登都多少怀着敌意。吴子登是守旧党中人，把出洋肄业局看作一桩颠覆中国文教之原理与成说的举动。这是陈兰彬随员中一位领了驻秘鲁代办之衔的人告我的。把吴子登弄作委员，明明白白地露出一桩事实：陈兰彬自己骨子里是个毫不通融的儒者，实际上代表着守旧党，连同它那副刻板不让的守旧心性——凡有为改革朝政、或为改善中国大局而作的任何尝试，它一概咬牙切齿。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本局初期，我同他在许多须得一次定死、永为定案的事上，有过多次而激烈的争执。比如学生的学费与个人的用费；他们假期的用费；他们改换服装；他们参与人家的家庭祷告；他们上主日学与礼拜；他们户外的活动与体育之戏。这些以及别的属于交际性质的问题都提出来要个了断。我不得不站在陈兰彬与学生之间做一种缓冲，凡学生合乎情理的要求，我一概替他们护住。正是这样，我必定招了陈兰彬的不快，若不是招了他彻底的厌恶。他一生从未出过中国，直到来美国。他衡量事与人（尤其衡量学生）的唯一尺度，纯是中国的。这些学生在新英格兰的熏染、教养与环境之下，学识与身量渐长，行止举动便渐渐地、然而显著地变了；与他们初踏上新英格兰之时的行止举动成了一个对照——这个对照，在陈兰彬这样一个人的观念与感觉里，很可能是异样而可厌的；因为他一生所习见的，是生命、精神、独立、坦白、灵巧与开怀这些泉源全被盖住、藏起，而且大半被闷死，从来不许它们尽情涌流。如今在新英格兰，压制与抑遏那副重担从这些少年学生的心上被搬开了；他们为自己的自由而欢跃，乐得跳起来。难怪他们那样兴头、那样喜欢地投到体育之戏里去！

陈兰彬永离哈特福德去华盛顿的时候，无疑对他被挑出来、被召去做的这桩事带走了极坏的看法。他必定觉得自己那副纯洁无瑕的中国教养，因与西洋的学校相接而被污了；他看那些学校，显然是厌憎的。可是同时，他似乎以厌恶目之的这桩事，确是他一生中于他最有用的一转。正是它把他从刑部做了二十年首席司员的沉埋里提出来，做了出洋肄业局的委员；又从那个位置做到华盛顿的全权公使。那是他攀上政治显要的垫脚石。他不该在爬到那令人目眩的高处之后，把脚下的梯子踢开。他竭尽所能要把这教育计划打散，其法便是荐吴子登做肄业局委员；就他的用意而论，他再也找不出一个比吴子登更柔顺、更趁手的工具了——这一点，下文便可看见。

吴子登于一八七六年秋天到任做委员。他刚一到任，便开始对已办的一切挑毛病。他不把这些怨言摆在我面前，却暗地里开了一道水流，源源不断地往北京歪说学生的事：说他们如何被管得不成样子；说他们如何被容委员宠着惯着；说他们如何被许享受超过他们所宜的种种便利；说他们如何在体育上效法美国学生；说他们玩的比念的多；说他们结成了秘密会社，既有宗教的也有政治的；说他们不理教习，也不听新委员的劝；说若再许他们各行其是，他们不久便要失掉爱国之心，回中国以后一无所用，甚或比一无所用更坏；说他们多数上礼拜、上主日学，已经做了基督徒；说这桩教育之事越早打散、学生越早尽数撤回，于中国便越好，等等等等。

这类恶意的歪说和别的我们全然不知的谎话，由吴子登一年又一年地、源源不断地送给他在北京的朋友和李鸿章总督。总督把吴子登的指摘提到我眼前。我回信说：这些是一个众所公认一生都是怪人的人恶意的编造；把这样一个一生于己于人都无所成就的人放在一个有责任的位置上，是一个大错；他所图的只是毁掉曾国藩的工夫，而曾国藩创议并主持这桩出洋肄业之事，心里怀的是中国最高的利益；至于吴子登，本该把他送进疯人院的一间屋子，或是送进一所收容痴愚之人的院所。我又说：把吴子登荐给大人做出洋肄业局委员的陈兰彬，天性怯懦，一见最小的责任便发抖。他与我在同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往来上，路数并不相合；在对待中国学生一事上，我们做委员时也并不相合。要说明他何等极端地厌避责任，举一例便可：一八七三年，抚台请他赴古巴查看该岛苦力的情形。他等了三个月才动身。他先派叶绪东和本局一位教习，连同一位年轻的美国律师和一名通译赴古巴；这一队人把繁重的活都做了，替陈兰彬铺平了路，使他的事变得轻易。他所要做的，只是下古巴走一趟再回来，照例应个景，把这桩差事办了。白日的炎热与劳作的重担全由叶绪东担了去，可陈兰彬把桂冠收了，做了全权公使，而叶绪东只得了一个使馆参赞的委任。我举这些事，并非出于对陈兰彬有什么嫉恨之意，只是要说明：在官场与政界里，常有一个人得的称誉与荣光多过他实在所应得，而另一个人却没有照他内里的分量得到报偿。大人很清楚，我说上面这番话并没有什么私图。我又添说：我很宁愿不受出使华盛顿之任，而宁愿留做出洋肄业局委员，唯一的用意是把这桩事一直办到最后成功。而有一次，我们为一封致美国国务院的信争执得正激烈时，我用极明白的话告陈兰彬：无论帮办公使之任，还是索性正公使之任，我都毫不在乎；我随时预备着、而且乐意辞去，让他自由独立地照他自己的意思办。

这封回总督来函、答他提到吴子登指摘一事的信，使总督窥见了吴子登的来历，也窥见了陈兰彬那副捉不住的品性。李鸿章自然不知道总督给陈兰彬写了什么；不过使馆与本局的事，表面上倒平顺地走了一阵，直到有几个学生学业已进到相当的程度，我便向美国国务院申请，请准他们入西点的陆军学堂与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堂。答复我这申请的是一句话：「并无为中国学生预备的位置。」那话短而倨。它吐的是柯尼派与沙地党那股气；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空气都浸透了这股气，它把政府各部、尤其是国会都催眠住了；而在国会里，布莱恩在参议院的议席上作为排华的主将，最为显眼。他那时心里正想着总统的位子，竭力要讨太平洋沿岸的选举人票。对中国人的种族成见那样横行、那样嚣张，以致不但我为学生请入安纳波利斯与西点的申请被冷漠而倨傲地对待，而且一八六八年的《蒲安臣条约》，在毫无挑动之下，违背一切外交的先例与起码的体面，被草率而恣意地践在脚下、被撇在一边，仿佛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条约；这都是为着给那些排斥华工入境、正被催着立刻通过的国会歧视之法让路。

我写信给总督，说我为几个学生请入西点与安纳波利斯的尝试遭了一记闭门羹；他的回信当下便使我确信：本局的命运已经定了。他也一样退回到一八六八年的《蒲安臣条约》上去，向我证明美国政府既把我们的学生关在西点与安纳波利斯之外，便是违了约。

自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七、七八年，出洋肄业局的经过我已略述如上；我那封申请学生入陆军与海军学堂的信，尽可看作我做委员的最后一桩公事。自一八七八年往后，我的职务主要限于使馆的事了。

我为学生请入政府陆军与海军学堂之事已成不了的消息传开，总督为这一记闭门羹而不快、而失望的事也人所皆知之后，吴委员又一次加紧他打散本局的工夫。这一回他有陈兰彬暗中的协力。凭空编造的歪说与谎言，每一班邮件都带去新的一束，送往北京；直到守旧党中一位御史出来，借着美国那股强烈的排华成见，上奏朝廷请打散本局、把学生尽数撤回。

朝廷在准这道奏折之前，先把这问题交李鸿章总督；他不但没有替学生站住，反而屈从了守旧党的反对，同意把学生撤回。其次被问到意见的是陈兰彬，人以为他凭亲身的阅历，当知怎样办为是。他断言学生在美国已经待得够久，是他们回中国的时候了。吴子登委员被问到意见时，索性直截了当地说：该毫不迟延地把他们撤回，回国之后还须严加看管。至于我，被完全排在商议之外，说是一个全然不配就此事发表公正可靠意见的人。出洋肄业局的命运便这样定了；所有学生，共约一百人，于一八八一年回了中国。

一八八一年出洋肄业局被打散、少年学生被撤回这件事，并不是没有经过一番尽力的阻挡的。有几位有心之人一向坚定地看着东方与西方人类进步的展开；他们以安静谦抑的方式出来，对撤局一事提出抗议。其中为首的是我一生的朋友特威切尔牧师和莱恩牧师；靠着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波特校长、西利校长、塞缪尔·克莱门斯、弗里林海森、杨约翰等人都被邀出来，要止住中国这一步倒退的工夫。这份抗议是由耶鲁的波特校长用最有分量、最坦白、最有丈夫气的话写成的，其文如下：

呈总理衙门，即办理外国事务之衙门：

「具呈人等，系奉中国出洋肄业局之命遣来美国之诸生的教师、监护人与友人，谨陈如左：

「诸生被撤离此国，出洋肄业局被解散，我等深为惋惜。

「就我等所得观察、并从他人所述所能知悉者而言，这些青年大体上忠实地用了他们的机会，在所授的功课上、以及在此国人民的语言、思想、艺术与制度的知识上，都有良好的进境。

「他们的品行几乎无一例外地良好；他们的举止格外有礼而端庄；他们的行事使他们自己、也使他们的国家，在他们所寄居的人家、学校、城市与村镇里赢得了朋友。

「凭着这些，他们证明自己极堪当所受的信托，即在异国之中代表他们的家族与伟大的中华帝国。他们虽是童子与少年，却似乎始终明白：他们种族与国家的荣誉，是交在他们手里保守的。由于他们品行良好，无知与邪恶之人对中国人的许多成见已被除去，代之而起的是较为友善的观感。

「诸生正当要从先前的功课上收取最要紧的利益、正当要把他们以辛苦劳力所预备下来的丰收收进来的时候，却被带走了，我等深为惋惜。他们至今所习的功课，多半是磨炼与预备性质的。他们因被撤走而失去的那些功课，本应是那些在耐心浇灌培植之下慢慢长起来的根与茎上，所开的明艳之花与所结的成熟之果。我等所授给他们的知识与教养，与我等授给自己儿女、授给本国国民的，是同样的。

「作为这些青年的教师与监护人，我等本应欢迎肄业局的委员或其代表到我等的学校与学院来，向他们讲明我等施教的制度与方法。有几次他们曾被邀来看我等，却既未亲身、也未遣人前来。

「我等愿提请贵衙门注意：这些学生当初是应中国政府之请、经美国国务院而被接入我等家中、我等学院的；其时所明白表示的愿望，是要他们学我等的语言、我等的举止、我等的科学与我等的艺术。如今他们在西方的制度、艺术与科学上所受的教育尚未完成，却以他们至今未学得于中国有用之物为由，不经正式通告或查询便骤然将他们永远撤走；在我等看来，这既不配那个我等愿其大为昌盛安宁的伟大帝国，也失礼于那个曾以友善之情接待这些青年的国家。

「若说他们从我等的制度、我等的原理与我等的举止上所得的是害而不是益，这样的陈说我等不能认作真实。他们若疏忘了本国的语文，我等本不曾担起教他们本国语文之责，这一层疏忘不能由我等负咎。中国政府曾以为让它自己的一些青年照我等的方法受训练是明智的。我等被期望去做的工夫，尚未做完。我等的工夫在还不可能做完之前，其结果便被论定为不佳，我等岂不可以有理地不快么？

「有鉴于以上种种，尤其有鉴于加在这些我等已学会敬重爱惜的青年身上的损伤与损失，以及由此暗暗加在我等自身与我等所属的伟大国家身上的责难——我等谨切请：此项骤然决定的理由，应予重加考量；而所陈关于我等教育在智识与道德上之品质的种种说法，应予切实证实。为此我等谨建议：可派一委员会，由中国卓著之士组成，其职责在查明那些对诸生或其教师不利、并导致出洋肄业局出乎意外地被弃、导致诸生教育未成而被撤出美国的陈说，究竟是否真实。」

二十赴京与丧妻

学生回国之后头几年在中国官员手下所受的待遇，同他们在美国上学时所受的待遇一比，不能不在他们心底最深处的信念上留下一个印记：西洋的文明胜过中国的文明。这个印记，无论他们后来的境遇怎样变，总会一直在他们心里作为中国须行根本改革的有力而确实的理由。我很欣慰地说：那一百名学生里活下来的，有不少已升到很高的官阶、担着极重的信任与责任。朝廷的眼睛已被打开，看出它当初打散本局、撤回学生是犯了一个大错。仅仅在几年之内，它便有那份坦白与大度，承认它但愿能多有几个像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出洋肄业局所造就出来的那样的人。这一番承认虽然来得太迟，却可以看作一个确凿的征兆：中国是真的醒过来了，并且正在尽量用好那几个只受了一部分教育的可用之人。而这几个受过西洋教育的人，转过来又鼓舞了、激发了朝廷与百姓两方面。自中日之战与日俄之战这些值得记的事变以来，已有几百名中国学生到美国来受教育。于是曾国藩一八七〇年在天津创议、一八七二年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设立的中国教育计划，虽被推回了二十五年之久，实际上已经复活了。

一八八一年学生被撤回、回到中国之后不久，我也起程离开，那年秋天到了天津，要往北京去向朝廷报到，因为我做副公使的任期已满。凡朝廷的外交官员任满，照惯例都须走这一步。陈兰彬比我早了将近一年，他一八八〇年便回去了。

到北京之前，我在天津去拜访李鸿章；他提起了撤回学生这题目。使我大为诧异的是，他问我为什么容那些学生回中国。我不确知这一问究竟是什么意思，便说：公使陈兰彬接了谕旨要打散本局；大人自己是赞成这道谕旨的，陈兰彬也赞成，吴子登也赞成。我若独自一人抗着不奉旨行事，岂不要被看作叛逆、坐上大不敬之罪、为此掉了头么？可他说，他心里其实是主张把他们留在美国接着念的，我本该把他们留住。我回说：隔着四万五千里，我怎能读得出大人的心？尤其在人人都知道大人说过「撤回也未尝不可」的时候。大人若预先写信给我，说无论如何不得打散本局，我便知道该怎么做了；照当时的情形，我除了看着谕旨被奉行之外，别无他法。「唔，」他带着几分怒气与激动说，「这桩大祸的作者，我是知道的。」吴子登那时恰在天津。他刚从北京来，传话给我，求我去看他。出于礼数，我去了。他告我说他在北京没有受到好待，说他去拜访李总督时，总督对他态度极冷，第二次便不肯见他了。他面带愁苦，神气颓丧。自我们最后那一次会面之后，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到了北京，我头几桩本分之一便是逐一去拜访朝廷的几位大员——恭亲王、庆亲王，以及六部的尚书。这些官面上的拜访用了我将近一个月。北京可以说是一座路途极远的城，大员们彼此住得很开。往来各处所用的唯一车具便是骡车。那是些笨重不灵的车子，一根车轴横在车厢底下——车厢就是那顶轿子——没有弹簧来卸掉颠簸，两只沉重的轮子分装在车轴两端。那是慢车；再加上北京的路面处处坑洼、极少修整，你尽可以想见那些年赶路是怎么一回事。路上的尘与臭是骇人的。那尘土无非是磨成了粉的粪，黑得几乎像墨。它被千百万辆骡车碾得极细，这黑东西会填满人的眼与耳，深深钻进人皮肤的毛孔里去，洗一回是洗不净的。脖子、头和手都得有合用的遮盖挡住尘土。水是咸的，泥垢便更难洗掉，住在北京的种种不适又添了一层。

我在北京住了约三个月。在那里，我抽出工夫拟了一个计划，要切实禁绝印度鸦片入华的贸易，并绝掉中国与印度的罂粟种植。这个计划呈给了中国政府请予施行；可总理衙门的大臣王文韶告我说：因为没有合用的人，这计划不能议行，于是它被搁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近来这题目成了一个国际的问题。

一八八二年我离北京。在上海住了四个月之后，因家人的健康之故，我回了美国。

一八八三年春天我到家，发觉妻子的情形极弱。她的声音已经用不出来，只用一种低哑的耳语招呼我。我很感恩，见她还活着，虽然瘦得厉害。我回来不到一个月，她便开始好起来，觉得更像她本来的样子了。无疑，她健康的衰败与所受的苦，一部分是因我离家、以及她为我性命的安危说不出的焦虑而来的。我赴中国之前几天，恰有一位刚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来看她，告她说我回中国这一步是凶险的，他们很可能为着出洋肄业局的事砍掉我的头。这一番多余的告知，更把她那本已因身体不好而沉重的心加重了；这样一层阴沉的预感添在她的焦虑之上，是她承当不了的。这一回我离家在中国将近一年半；我打定了主意：此后无论什么情形，我再也不离开它。我一八八三年的归来，对我妻子的健康与精神似乎起了魔术般的作用，她渐渐复了气力，能上诺福克去消夏了。诺福克的空气比康涅狄格河谷的洁净些、于身体也相宜些，对她的情形极有益。夏末她回来，同去时已判然是两个人；她健康好转，使我大受鼓舞。我便顺着这个法子，不断给她换气候换空气，想把她复到常态：有一个冬天带她下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又有一年带她上阿迪朗达克山。可看来这些变换只带来一时的缓解，并没有长久的痊愈。一八八五年冬天，她开始显出没有胃口的形迹，又表示想换个地方。有人给她荐了新泽西州的萨默维尔作疗养之地。那是她为健康所到的最后一处，因为她在那里着了凉，终于因此而死。她在那里勉强撑了将近两个月，直到被接回家；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她因布赖特氏病去世。她葬在雪松山墓园里我为此置下的家茔。她的死在我此后的一生中留下一个极大的空，那是无可弥补的；不过她并没有把我丢下、让我无望地孤零：她留给我两个儿子，他们时时使我想起她那美好的一生与品格。他们在我暮年里成了我最大的安慰与宽解。他们是最忠实、最体贴、最亲爱的儿子，而我以他们那副有丈夫气而真诚的基督徒品格为荣。我为上帝赐我这样两个儿子而有的感谢，将永远升向天上，如一炉不绝的香。

自一八八〇年到一八八六年这短短五年之内，一先一后落在我身上的两记打击，足以压碎我的精神。一记把我一生的事业吹散到四方；另一记夺去了我一个只延续了十年的快乐的家。压在我头上那片黑云里透过来的唯一一线光，来自我那两个失了母亲的儿子；他们年纪尚幼，从我灵魂的最深处唤起了照看与体恤。他们失掉母亲时，一个七岁，一个九岁。自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五年，我于他们既是父亲又是母亲。我整副心魂都裹在他们的教育与安好上。我的岳母玛丽·凯洛格太太在这桩事上帮我，在我最难的时候站在我身边，替我料了将近两年的家。

二十一再被召回中国

一八九四至九五年，中国与日本为朝鲜的缘故开战。我的同情是在中国这一面的；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是因为道理在中国这一面，而日本只是硬找一个借口同中国开战，好显一显她陆海军的威力。战事未终，我不可能对这局面漠然——我按不住我对中国的爱。我写了两封信给我从前使馆的通译兼参赞，陈说一个办法，好使中国能把这场战事无限期地打下去。

我第一个办法是到伦敦去借一笔一千五百万元的款，用这笔钱买三四艘造好的铁甲舰，募一支五千人的外国部队，从太平洋一面袭日本的后路——这样便制造一个牵引，把日本的兵力从朝鲜引开，给中国政府一个喘息的工夫，好另募一支新军、另建一支新水师去对付日本。这个办法施行的同时，朝廷应授权一个委员会，把台湾岛抵押给某个西方国家，得款四亿元，用来编练一支国家的陆军与海军，把战事打下去。这些办法写在两封信里，给了蔡锡勇——他那时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信被译成中文呈给总督。那是一八九四年冬天的事。使我大为诧异的是，张总督赞成我第一个办法。我得了电报的授权，前往伦敦去借那一千五百万元。中国驻伦敦的公使——他是李鸿章一路的人——被告知了我这桩差事，这本身就足以做我向公使自陈的凭证。我到伦敦不到一个月便把这笔款议成了；可是为着给它提出担保，我得请中国驻伦敦的公使电请朝廷把关税收入抵押出去。人告我说：总税务司赫德爵士与李鸿章总督不肯把关税收入抵押，理由是这项收入还不够作为担保，去抵那笔要用来偿付日本所索巨额赔款的借款。事实是：李鸿章总督与张之洞两下不睦，在战事的办法上彼此相反。张之洞反对由李鸿章去议和；而李鸿章有皇太后在他一面，正竭力为和议出力。

因此赫德爵士不得不站在朝中一党的一面，把张之洞借一千五百万元的请求置之不理；为这个缘故，这笔借款落了空，还险些把我牵进一场与伦敦银行团的讼事里去。

我回到纽约，电请张之洞进一步的指示，问我下一步该怎么走。他回电叫我立刻到中国去。

离开中国十三年，我原以为我与中国政府的牵连在一八八三年离开那里时便永远断了。可事情看来并不是这样；又有一次召我回去的传唤在等着我，这一回来自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他的品格、性情与见解，除了从传闻得知的以外，我全然不知。可他似乎对我全然知晓；他上奏朝廷请我回去时，说到我的话已经不能再高了。于是我束起腰带，再一次回去，看看有什么在那里等着我。经这一召，我便成了张之洞一路的人，与李鸿章相对。

这一次赴中国之前，我特别费了心，把两个儿子的教育安顿妥当。我最长的内兄凯洛格大夫被指为他们的监护人。长子容觐彤刚考进了耶鲁的谢菲尔德理学院，已经能照顾自己。次子容觐槐还在哈特福德中学预备升大学。我很切望在离国之前替他找一个好家，因为我不愿在他这最要紧的年纪把他丢下自己张罗。我把这事同我的朋友特威切尔夫妇说了。他们当下出来，主张把觐槐收进他们家里做一个家人，直到他能升大学。这只是一个例子，可以见出那副宽大开阔的心胸——正是这副心胸，使他们为阿赛勒姆山教堂内外的众人所爱重。他们为我、也为我儿子觐槐所行的这一番克己与大度，深深感动了我；我完全放心，他觐槐是落在第一等的手里，被收作新英格兰最好的人家之一的家人。我知道我的儿子会被好好照看，便把他们品格的长成交给那全智而永在主宰的天意，也交给他们自己天生的性质；于是我登船赴中国，这一回眼前并没有什么确定而具体的目标，只是要看一看有什么门路可以让我为她效力。

一八九五年初夏我到上海，不得不花一笔钱把一整套官服都置齐了，费了我不小的数目。我到之前不久，张之洞总督已从湖广总督之任暂调两江总督。我便不上湖北的省城武昌，而上了他驻节的南京。

在张之洞总督身上，我没有找到一八六三年在安庆初见曾国藩时那种立刻把我吸过去的磁力。他身上笼着一种冷淡而傲慢的气，当下便使我有了戒心。他把那一千五百万元借款如何落空一事概略说过之后，并没有说北京政府为什么不肯认他授权借款这一举；虽然我当时便知道，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爵士提出的推托之词是：关税还不够作担保，去抵那笔即将议借、用来满足日本政府所索战争赔款的巨额借款。这是一种外交的手法，替张之洞要吞的那颗苦药裹上一层糖衣——北京政府是受了李鸿章的影响，才被弄得对这笔借款置之不理的。张、李二人那时交情并不融洽，各人在战事的办法上有各自不同的路数。

把借款这题目当作已了之事放下，我们下一个谈话的题目是国家的政局，因为中国刚刚由于李鸿章的无能与贪腐而遭了辱人的败绩——他水陆两面的败绩，已剥去了他一切官阶与名号，还险些要了他的命。我说：中国要想恢复她的声望、成为一个强盛有力的国家，就得采一套新的方略。她得动手至少聘四个外国人，在外务、陆军、海军与度支各部做顾问。可以聘他们十年，十年满了再续聘一任。这些人须得是有实在阅历、才具与品格都无可置疑的人。这些人既被聘来在各自的部门里献他们最好的建议，那么这些建议便该被采纳、被照行；同时该选年轻能干的中国学生在他们手下办事。这样一来，这个政府便可以按西方的方法、按那些指向中国行政改革的原理与思想重建起来。

我与张之洞那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蒙他赐见的谈话，其大略便是如此。在整场谈话中，他对所涉的任何题目都全然没有表示他的意见。他像一块干海绵一样，只吸而不言。这次会见与一八六三年曾国藩所赐我的那一次不同之处在于：曾国藩已经打定主意要为中国做什么，而我是被指给他去办这件事的人。可在张之洞这里，他那时对中国并没有成形的计划，而我在那次会见中呈给他的，于他是全然新的、而且有几分根本的；然而对日之战的结局，正使我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见解——我之被召回，本就是因为那场战事。他若像他的前辈曾国藩一样是个胸襟开阔的政治家，他本可以说几句话，鼓励我怀上一丝指望，指望他战后要做点什么来改革这个国家政府的政局。然而他什么也没有说，甚至连暗示也没有。事实上，第一次之后我再没有同他会过面。他离南京赴武昌之前，委了我一个江南洋务局总办的职。

两江的正任总督刘坤一到任之后，张之洞没有请我随他上武昌。这我看作一个相当明白的暗示：他不再需要我效力，我不是合他用处的人；而我既无私图，也就不去追我的磨石。相反，在刘坤一总督手下于南京住了三个月之后，出于官场的礼数，我辞了那个总办之职；那实际上是个闲差，月俸约一百五十元。我与张之洞、刘坤一两位总督共事的短短官场经历便是这样。

一八九六年我断了与江南省政府的官面关系，把驻处设在上海——无所牵绊，可以随意做我愿做的事、去我愿去的地方。也正是那时，我想出一个计划，要说动中央政府在北京设立一家国家银行。为这个目的，我着手把美国《国家银行法》以及别的与国家银行有关的法律，从《美国法律汇编》连同一八七五年的修正与续增各法译成中文。做这桩事时，我有一位中国文案相助，也得了已故黄开甲的协力——他是那批中国学生之一，后来做了圣路易万国博览会中国方面的副委员，给了我可贵的帮助。译好之后，我带着我那位中国文案上北京；应我的老朋友张荫桓之邀——他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八年做过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我住进他的宅子，在那里留了好几个月。张荫桓那时兼两个职：一是总理衙门（即办理外国事务之衙门）的堂官，一是户部的首席司员，而户部的尚书是已故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张荫桓对国家银行这个计划极感兴味。他把译稿细细审过，主张我把那些不合中国情形的条文删去，只留那些要紧而可行的。译与选都办完之后，他把它给户部尚书翁同龢看。两位都极喜欢它，又叫户部所有的司员仔细看过、各下评断。几个星期之内，户部的几位要员来拜访我，向我为这桩工夫道贺，并说这该作成一道奏折上奏朝廷，请把这银行的计划采行办起来。张荫桓出来做它的主倡，尚书翁同龢在后头支持。

要给中国国家银行一个起手的根基，须得朝廷先拨出一千万两银子；这笔款里，两百万两以上要用在印造国家公债与各种面额钞票的机器、以及造币厂的机器上；两百万两用来购置地皮与房屋；六百万两则存在户部作储备，用来购金、银、铜，铸造各种面额的钱币以供通行。这一千万两算作开办国家银行的起手之数，此后每年按帝国商务的增长按比例增加。

我们这计划办得已有这样的进展，足以让我们派一个委员会四处去为银行选址；而我则被派到美国来，同美国财政部商议这桩事业的办法与规模，并学一学施行这国家银行计划该走的最好的路。户部正要由尚书翁同龢上奏请下谕旨，准把那一千万两拨作上述之用；就在这时候，使张荫桓与这桩事业别的倡办人大为诧异的是：尚书翁同龢接到电报局总办、上海轮船招商局督办盛宣怀的一通电报，请翁同龢把他的举动暂停两个星期，等他到北京。翁、盛二人交情亲密，又是同乡，翁同龢便应了盛宣怀的请求。人称盛道台的这个人，众所知是个身家千百万的人；无论多大的事业、无论什么样的专利，没有他插一手是过不去的。所以在这银行的计划上，他是非要说上话不可的。他在北京到处有耳目，把京城里外的一切都替他报得极清楚。他能通到北京最有权势、最有力的王公那里，他那一套行贿的门路，甚至经由皇太后宠信的太监、那位声名在外的李莲英，通到皇太后那里。所以盛宣怀在中国政界里是个人人知道的角色。这桩银行的事业，正是被他那一套行贿的门路打败的。据说他带了三十万两上北京，作为送给两三位王公和别的有权有势的大员的礼；然后设了一家银行去经营他自己的项目，把那一千万两的拨款弄走了。

国家银行这一计划之败，根子在中国行政体制彻底的腐败。自皇太后往下直到帝国里最低最微的小吏，整幅政治的织物都被美国人所称的「贪贿」蛀成了蜂窝——那是一种政治上的藤壶，如果容我这样叫它的话；这种东西一旦被容许在国家这条船的船底上抓牢，便必定要闹出祸患与毁败来。换句话说，在中国有钱便什么事都办得成。一切都可以拿来交易，出价最高的人得那彩头。这两场战事——一八九四至九五年对日本的一场，以及一九〇四至〇五年日本与俄国的一场——已在某种程度上把东方的空气澄清了些，中国人终于清醒过来，对自己实在的境况有了几分明白的自觉。

国家银行的计划在盛道台手里败了之后，我立刻动手去向朝廷争一项铁路的专办权。我心里想的那条铁路，是在天津与镇江两个口岸之间的一条；一个在北，一个在南、近长江口。这两个口岸之间直线距离约五百英里；若绕道而行，绕过山东省、渡黄河入河南、穿安徽，距离约七百英里。德国政府反对这条铁路穿过山东省，说他们在该省全境有修筑铁路的专利，不许另一方修一条铁路横穿山东。这是一个荒谬无理的自居，无论按国际法还是按中国的主权之法，都站不住。那时中国太弱太无力，提不起这个问题、在这件事上主张不了自己的主权；外务的衙门里也没有人能把这种自居的荒谬点出来。于是为免任何国际的纠葛，这项专办权发给了我，条件是明白议定：这条路须照上面所说的绕道修筑。这条路要用中国的资本、不用外国的资本修。给我六个月的工夫去筹资本。六个月满了，若我拿不出资本，便须缴还专办权。我很清楚：在那时候要中国的资本家出钱修任何铁路，是不可能的。我竭力想绕开这个死结，找外国的银行团把这项专办权接过去，可我一切的尝试都落了空；我不得不把这条铁路的计划也放弃了。这便是我为帮中国而作的最后一番努力。

我并没有想到：就在我做这些事的当中，康有为与他的门徒梁启超——前一年我在北京常同他们见面——正从事着那桩伟大的改革之业，而它不久便要在一八九八年那场重大的政变里达到顶点。

二十二戊戌政变

一八九八年九月的那场政变，是满清王朝史册上一桩值得记的事。在这场政变里，已故的光绪皇帝被专断地废掉，被叛逆地做成了一个国事的囚徒；他作为中华帝国皇帝的特权与权利，被夺了去，被已故的慈禧太后所篡。

光绪虽在五岁时便被立为皇帝，一路上握着的却只是一根名义上的权杖。执着这个政府之舵的，一直是慈禧。

光绪一成年、开始行他做皇帝的权柄，慈禧那双山猫似的眼睛便从没有从他身上移开过。他的举动被极细密地察看着，而且无论从哪一种角度去看，都不从那个正当的角度去看；因为自一八六四年起，她自己在这个政府里所站的地位就从来不是正当笔直的——那一年她第一次为自己的儿子同治摄政，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种统御与治理的野心，这野心长成了一种病态而强烈得按不住的癖好。

光绪在挺立起他真正的丈夫之身、行他君主之权时，他改革朝政的决心当下便使他成了北京——宫里宫外——注目的中心。在慈禧太后眼里——她的眼底已被那些为篡权之利而做下的事熏黑了，又被妒意弄瞎了——光绪除了是个疯人、或者用一个轻些的说法、是个痴愚之人，只配拴在围裙带子上牵着走、被人照看看管之外，别无他状。可是在一个无所偏私的旁观者、一个不存成见的评断者看来，光绪不是痴愚之人，更不是疯人。公正的历史与后世将断定他不但是一位爱国的皇帝，而且是一位爱国的改革者——心智之健全清明，比得上任何一位坐过中国皇位的皇帝。他尽可以看作满清王朝一个极不寻常的历史人物，因为在二十世纪的门槛上，正是他被那全智的天意挑出来，做中国这场大改革运动的先驱。

正当中国政局到了这个关头，改革的潮已经涌到北京。光绪皇帝在某种神秘的影响之下，使天下为之诧异地站了出来，作这场改革运动的代表。我决意留在京城看它的进展。我的驻处成了一八九八年那几位领头的改革者聚会之所。也正是在那个值得记的年头的秋天，政变发生了：年轻的光绪皇帝被太后废掉，几位领头的改革者被捕，并被草率地斩首。

我因窝藏改革者而被牵连，又因与他们深相同情，只得为自己的性命逃走，终于从北京脱出。我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住了下来。在那里，我组了「中国国会」，并被推为第一任会长。这个会的用意，是讨论当日要紧的问题，尤其是改革的问题。

一八九九年，有人为我自身的安全劝我换一个住处。我去了香港，把自己置于英国政府的保护之下。

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二年我都在香港；一九〇二年我回美国，去看我的次子容觐槐从耶鲁大学毕业。

一九〇一年春天，我到台湾岛去了一趟；那一趟我拜访了这岛的总督儿玉源太郎子爵——在一九〇四至〇五年的日俄战争中，他是大山岩元帅在满洲的参谋长。会见时我们的谈话须由他的通译转达，因为他儿玉不会说英文，我也不会说日文。

他说见着我很高兴，因为他久闻我之名，却从没有见面之乐。如今既有了机会，他说不如把一桩不愉快、甚或是叫人难受的消息告我。这样一个开场使我有几分诧异，我便问是什么消息。他说他接到闽浙总督一道公文，请他把我拿住——若在台湾寻着的话——并送过海峡去交给中国的官府。儿玉说这消息时，心思与神情都不见一点波动，满脸倒是笼着一副安静、甚而带几分戏谑的笑。

这个意外的消息并没有扰动我，我也一点不激动。我平平静静、直截了当地接了它，回说：我完全在他的权力之下，他愿意什么时候把我交给我的仇人都可以；我随时预备为中国而死，只要这死是光荣的。

「唔，容先生，」他说，「我并不打算替中国做差役，所以这一层你尽可放心。我不会把你交给中国。可我另有一件事要提请你注意。」我问是什么事。他立刻把一张中国报纸举到我面前，问那条主张是谁作的。我毫不迟疑地告他：那是我作的。同时为着给这番公开的声明加重，我把摊开的右掌在胸上按了两三下；这一下引得屋里每个人都注目，也在在场的日本官员中间引起一点小小的骚动。

随后我说：「请大人容我把所说的数目更正一处：不是八亿元，我那条主张里所说的只有四亿元。」听了这番坦白公开的声明和这一处更正的数目，儿玉分明很喜欢，还明明白白地对我一笑，露出他的喜欢。

儿玉给我看的那张中国报纸上，载着我在一八九四至九五年间为张之洞总督所拟、请他上奏北京政府采行的一条主张，那约在李鸿章签《马关条约》前半年。这条主张是把台湾岛抵押给欧洲的一个缔约国，期限九十九年，得金四亿元。中国要拿这笔钱另募新军、另建新水师，把对日本的战事打下去。这条主张始终没有办成，却被中国报纸公之于众，而其中一份竟找到了儿玉的衙署里去；说也奇怪，我在那里被它当面对质，而我有那份道义上的勇气，不但承认了它的作者是我，还把那岛所要抵押的数目更正了。

为着把这场会见推到顶点，我说：倘若他日再有同样的情形，我要为着同日本作战而重提这同一条主张，什么也拦不住我。

同这位日本的台湾总督的这一次会见，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记的会见之一。起先我以为，照中国总督的请求我是要被交出去的，我的命运已经定了；可是儿玉那一丝闪动的笑刚照亮他的脸，我对性命与安全的把握便加倍地回来了，我的胆也壮了起来，尽可毫无顾忌地谈对日本开战。我那一回所采的大胆公开的立场，赢得了这位总督的钦慕；他随后邀我同他去日本——他不久便要去那里升任。他说他要把我介绍给日本天皇和那个国家别的要人。我恳切地谢他的美意与邀请，说我愿领这样宽厚的邀请，并把随他作这一趟预定之行看作一桩大荣幸；可我的身体不容我受这份便宜。我那时气喘害得厉害。

随后，在分手之前，他说我的性命有危险；说我在台湾、在他管辖之下，他要保我得到妥善的护卫，还说他要派一队卫兵给我，以防一切被刺的可能。于是第二天他派了四名日本卫兵来，夜里在我的住处守着我；白天我一出门，便两名在我前头走、两名在我的人力车后头跟着，好照看我的安全。这份保护一直延续到我在台湾所过的那几天为止，直到我登船往香港。我亲自去谢那位总督，向他表达我对他所显的这一番深切关切的极大感戴与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