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的中国人

第一章长江上游

船行——草木——纤夫——太阳台——金刚山——孟良梯——川路——轮船之行——酆都鬼城——岩洞

在所有的旅行方式里，坐船一定是最奢侈的一种。头一样，它算是吃苦；而所谓吃苦，意思就是不必为装束操心：最松快的靴子和手套、最暖和最舒服的衣裳，正是相宜的穿戴。可这似乎就是全部的「苦」了。因为每个坐船的人自然都会带上一把自己爱坐的椅子和一张舒服的床；厨子的本分，则是随时备出最精致的小点心来。不然要他做什么？何况舒芙蕾和野鸡的味道，并不会因为新鲜空气取之不尽而差一分；而船舱之舒适，除了一所盖得极好的房子、或者一条浮在比空气还暖的水上的船，别的地方是给不了的。头一回上重庆，我们有一间卧舱一间坐舱，各长九英尺四英寸、宽七英尺七英寸；卧舱靠着隔壁那间布置得极便当的厨房，暖和得很，旅途中洗澡的热水也尽够用。所以我们唯一的不便，是风一直顺。按约定，宜昌到重庆的路程是二十二天，船老板每超出一天要赔我们六先令；而我们也同样得为每提前一天多付他六先令。

不过我头一次上三峡，情形可大不相同。为了保住那些印象的新鲜，我引一封当时写的信：

「一八八七年六月二十日。

「值不值得绕半个地球，再往中国内地开进一千海里去看三峡，我想多半要看各人喜欢不喜欢这趟路。可我们刚走完五天的行程，所见远远超出我的期待。说实在的，我走过这许多地方，不知还有哪一处比这里更叫人从头到脚地欢喜。眼下虽是六月——一年里最不宜来的时节之一——我们却能整天在外面走，而且不觉得累。空气是清爽的，而且，啊，被那些好闻的花熏得那样香。

「这一带的看头，自然是那些绝壁。就我所见，我猜那些绝壁总不下两千英尺，笔直落下的大约也就这个数：有时是白云石质的石灰岩，总让我想起死人的骨头，有时风化成浓重的黄褐色。那些堡垒似的巨岩、岩塔、悬出来的尖峰、孤零零凸出的巨块或石柱笔直立着，在天光里显出分明的轮廓——它们的雄伟与厚重，不像梅拉诺一带的景致那样入画，不像瑞士阿尔卑斯的某些风光那样叫人兴奋，而是叫人起敬，叫人觉得崇高。

「再说草木，真是叫人着迷。几乎每一种花、每一只硕大华丽的蝴蝶、每一只羽色鲜艳的鸟，我都不认识；一个人若没有在这样的地方走过，就想象不出这给一趟出行添了多少兴味。可单说说我认得的，就足以见出这里有多可爱了。你想想：羽毛似的成丛的竹子，还有棕榈，到处都是，不高，却极有姿态；正开花的板栗树；李子压得满树，果子红艳艳的——可我们尝着极苦；胡桃树叶子极大，结着果；还有橘树；而最美的也许要算乌桕，叶子有点像丁香，只是每一片都长在很长的叶柄上，风稍一动就颤个不住，颜色是明亮的浅绿，每根新枝的梢头顶着近乎猩红的嫩叶，而整棵树——还是棵长得很好的高树——都缀满了淡黄的穗子似的花。整个看去美极了。他们告诉我，到秋天更好看，会像加拿大的枫树那样转成绚烂的颜色。我始终说不上自己更爱这种树还是更爱皂荚树。后者整体看去像橡树，只是更秀气，也能长得很大。

「可我把最好的留在了最后。你想想：蓝色的飞燕草、黄色的素馨、颜色艳丽的夹竹桃、秋海棠、百合、还有更高的白百合、栀子、向日葵，全都是野生的，而且长得极盛。头一回看见蜡质叶子的秋海棠偎在路边岩石的缝里，我兴奋得不得了；转过一道弯，眼前现出一整面矮向日葵的坡，在太阳底下金灿灿的，我忍不住喊出声来。而这些还只是我叫得出名字的花。别的多得很，又那样香！花丛之间，有极大的燕尾蝶，还有一种很好看的白山羊，带着可爱的小羊羔，在那里撒欢。三峡虽然雄伟，人却不像我原先怕的那样，会对着它发愁发闷。那情形倒像是看见一大群秀气而亲热的孙儿孙女，爬上一位威严的老人的膝头。

「不过扬子江确乎像是一条很凶的河，礁石和漩涡林立，正如两岸绝壁林立。我们的船很轻，船员多得可笑——除了领头的还有八个人。而凭他们使出浑身力气，也只能顶着那奔腾打旋的水流，把我们一小时拉上一英里。可河水跑得那么快，人干得那么卖力，两岸又变化不停，时时豁开一道新的窄峡，有山洪从那里冲刷出路来——冲得总是极深——所以人一点也不觉得慢，反倒相反。

「船工有长竹篙，梢上带钩，他们用这钩子搭住岩石，一把一把地把我们顶着水拉上去；因为我们总是紧贴着岸走，好尽量避开江心的急流，还能借上偶尔的回水。别的时候他们又纵身跳上岸去，撒着腿跑、扯着嗓子叫，像一群放出来的猎犬，拉着船前行，有时使劲使得几乎弯成两折。

「起初我想跟着纤夫沿小路走。哦，多蠢的英国念头！有时纤夫在松动的大石上、或是石灰岩层铺得还算平整的岩坎上一路蹦跳；可另一些时候，他们赤着惯了的手脚，也得费尽气力才找得着落脚处。碰上这些险段，或者他们要摆渡过去、或者要蹚水过河，留在船上的人就去抠岩石，或者摇橹——那橹极长，很不好使。最奇的是这些人干起活来像是真心欢喜。不过，拉我们这条轻船，当然和拖一条重载的木船完全是两回事。据说每年在这些急滩上要送掉几百条人命。叫人年复一年地干这种活，实在像是太险了。想想纤绳断掉！就在我们出来这短短几天里，我们看见一条木船失事，另有两条断了纤绳、船上的人几乎都在岸上，眼看着顺流漂走，无法可施。

「我们走到的最远处，离宜昌不过十五英里；所以顺流回来只用了两个钟头。我们没有再往前，是因为船老板说，眼下带我们这条住家船过南沱那三个可怕的漩涡太险了；何况这趟路的乐趣有一半正在于时时上岸，沿着荒野的窄谷走到各处景点去。有一天我们从十点走到七点，去太阳台，那里有一座小小的道观，搭在一块刚够容身的岩坎上，山有整整两千英尺高，一面是笔直的悬崖。又一天我们从六点半走到五点半，去金刚山，那里有一座佛寺，坐落的台地稍宽些，山顶上有一眼泉，四望的景致好极了。它比前一处还高出一千多英尺，要上去，得沿一条很窄的路走，两边都是悬崖。

「你可知道，中国没有栏杆，没有马路，只有像英国田间小径那样的窄道？我没来以前，是怎么也不肯信的。而种地的人还老是连这点窄道也要侵占，在上头种玉蜀黍、种几棵豆子什么的，赌一赌过路人不会踩上去。

「人们对看一个欧洲女人极感兴趣。妇人们围拢来，求我摘下手套、脱下帽子，好看看我的头发怎么梳、手是什么颜色。跟着总有哪位老婆婆要来捏一捏我的脚，看看那么大的靴子里是不是真有一只脚填着：因为这里的女人当然都是小脚——就是说，都拿布裹起来了；而她们用那蹄子似的脚走起路来，灵便得叫人吃惊。她们很和气，把椅凳搬到自家屋门口来，请我们坐，端茶给我们喝；要是茶没预备下，就端热水。可孩子们只要我一碰、或是走得太近，就吓得哭起来；我们进过一所学堂，有个小男孩，我站在他旁边听他念书，他从头到尾一直发抖。有时连狗也不叫就跑开了，怕成那样：这倒是件大大的好事，因为狗吠、各家门口那些看着恶心的猪、还有种种气味，正是穿过那些——远看往往很美的——村子时最叫人受不了的。黄山洞坐在高出江面近百英尺的台地上，一片弯翘的屋顶，真像一群鸽子落在那里，翅膀还没有完全收拢；另有几处村落远看也极入画。可平善坝的气味逼得我们挪了锚地——既然没有道理要忍那个。那里有萤火虫，却比不上石牌的：石牌的萤火虫在江面上拖出长长的光带，是我生平见过最亮的。

「我真盼着不久能有轮船，把人平平安安、轻轻松松地送到这片可爱的地方来。我们在上游的时候，没有一条船能下得来；而四川总督的一批机器，是我们所乘那条轮船上一趟带上来的，我们已经听说有两船丢了，这一丢，很可能连余下的也成了废物。

「看见这一道道山脉——在上头修路实在难，而且确实一条也没有——我才更明白：四川这个富庶丰饶、大小相当于法国的省份，跟外面的世界隔绝得何等彻底。可是，倘若轮船把一群不解风情的人带进这些峡谷与绝壁、这些礁石与急滩的雄伟孤寂里来，那也是件憾事。眼下人可以采一手的花，不必想着是不是败了别人的兴。眼下人远离信件报纸，远离一切『奔忙与磨损』，能毫不受扰地享用这养人的风和这壮阔的景致。要享受这样一趟行程，倒也不必先在汉口的茶季里淌着汗、几乎光着身子熬过一场；不过我现在比当时更明白汉口是怎么回事了——柳荫下的江堤，苦力肩上飞也似的彩绘茶箱，急得团团转的买家卖家，没有半点中国人所谓『山水』之美，只有它的海市蜃楼和它的落日。」

◇

顺风扬帆总是快事；这样走水路，正是把旅行的乐趣从一切烦扰——讨厌的同行旅客、尘土、蒸汽、赶路——里剥出来的精髓。然而扬子江的急滩上赶得也够呛，只是那是另一种赶法！头一天我们就撞上了礁石，当晚借着一支中国蜡烛的微光，怎么也找不到漏处。第二天一袋泡坏的米把位置清清楚楚地指了出来，一小团棉纱加些牛油就补停当了。此后桅杆裂得叫人心惊，我们只好收帆；可这也很快就弄好了，拿一只旧鞋底钉在裂口上。旧鞋看来是经得起的。于是我们又乘着那阵从宜昌一路送我们的顺风开行，不到一个礼拜就穿过了整个三峡。我们这份运气，是不是也有船尾那三炷香的功劳？那三炷香也插在一只旧鞋里，这一回确切地说是一只草鞋。也许旧鞋像中国的许多别的东西一样另有深意，只是不曾从摇篮里就浸润过风水之奥义的人，不懂罢了。

我们这趟航行，像是童年的一个梦成了真，一个由反复读辛巴德那些奇异游记而生出的梦。在宜昌，人们正拿一位失望的环球客取笑：他去看了三峡，回来抱怨说那些崖壁并不垂直！他是坚持它们该垂直落到冬季水位线，还是该落到夏季水位线——这两条线相差常在六十英尺——传闻里没有说。不过他若再往前到风箱峡，只怕连他也非满意不可。

川路是我在中国见过的唯一一条新路，整个是从那看去笔直的岩壁上凿出来的，崖顶拱在路的上方。南边岩上有一排方孔，是中国人胆气的遗迹：那是有名的孟良将军叫人凿的，好让他夜里把兵士踩着插进方孔的木头——一架粗陋却结实的梯子——送上这本以为攀不上的崖面去，出其不意袭击敌人，从而取了蜀国。那里还有岩洞，有人在令人目眩的高处采硝，攀上去的小路看着就叫人发热。再往前，一边是铁柱，对面是岩上的孔，当年在两者之间系铁链，好拦住峡西那个国家的船顺流下来攻打湖北——那时是魏国。而在我们出峡的地方，看见了纪念刘备的庙，他当年就驻扎在那里，在孟良那次神奇的夜袭中被杀。这片边地满是旧事，而中国人是不会很快忘记的。夔州府至今还立着刘备夫人的碑，就在如今知府衙门后面那口井上——将近两千年前，丈夫被杀，她就是在那口井里投水的。

可我们到那里的那天正是除夕，连我们的男仆都说，这一天我无论如何不能进城去看；而第二天过节，再去劳动我们那几位好兵丁护送，未免太狠心。因为我们此行有一样大排场：一艘炮船，同时也是救生船；船上的兵士——正如这套办得极好的救生船务里的一律——都是极好的人，无论是使桨还是拦住人群。他们像是真心乐意替我们扛照相机，或者站在前景里让人拍，显见得极中意自己那身衣裳，还很想知道我们认不认得他们号衣上的字。要不是有这条炮船——它比我们的客船跑得快，能随时把我们送上岸——我们那些有趣的步行几乎全要落空；因为我们的船一直开，连夜里也不停。在望不到头的巫峡里航行，一路跟着前头那条「白翼」——一条装备得极漂亮的木船，整天就在我们前面一点——看见启程以来的头一个落日，西边一抹柔和的橙黄，那情景有一种魔力。仿佛再也不可能回到朋友们中间去了。既然人生难得发现一回理想的活法，何不就这样一直航行下去？

「我们知道这可喜的世界是圆的，

我们尽可以永远航行下去。」

可也有另一些时刻，而且一再重演，那时满是紧张与动作。狂野的呼喝、挥舞的手臂，催着那些冒汗的纤夫。船头的水沸腾起来。鼓声响了。一个人纵身跳上一块几乎上不去的岩石——这块石头几乎每天都要被人爬上二十来回——去解开那根系着我们性命的纤绳。相机已经端好！可就在这时一个水手从镜头前伸过手去，那一瞬间就没了！好在船一时上不去，我们又试了一回。有一处急滩上拉纤的是女人——生着蹄子似的脚、穿着腌臜裤子的女人，一点一点细细地拽，那点力气怎么看也推不动船多少。接着是我们的兵丁撑篙、搭钩，涨红了脸，臂膀绷紧！这会儿我们过了这一道，正在回水里飞驰，准备下一处急滩上的角力！纤夫像一群猎犬似的在前头跑。一道侧沟现出来，有一座气派的门阙，叫人无法不想起柯尔律治那句「像被劈开的崖壁」。随后我们凝望那些岩洞，四四方方，垂着看去还新的梯子；我们这才明白，那是对面屋里的农人一有危险就退进去避难的所在，而且用上它们也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那地方确乎经得起任何围困，除了饿。

我们经过一些像风琴管一样带凹槽的岩石，磨出凹槽的那些石头还被囚在里头；经过一些被水侵蚀得几乎成了花边的岩石；经过风化成红色的岩石和风化成灰色的岩石；有一天我们看见一大块黑色的岩体，据说比钢还硬，却也被啃出一圈一圈的疙瘩。过了那块黑岩之后，岩层便由东向西倾斜，正如峡的另一头是由西向东倾斜；所以逆流上行时，岩石看着不再像先前那样咄咄逼人了。

「可这里有远近闻名的夔州歌女，嗓子像芦管，还有一个伴奏的男人，脸色很白，一张但丁似的脸，拉一把小巧好看的胡琴；过年的动静越来越大。我们的兵丁几乎拿一整天在煮他们的猪头。停在我们旁边的一条官船上有一口地道的巫婆大锅，里头是这几天人人都提着走的那种公鸡，鸡冠鸡爪一概不去，还有一个猪头，和好几块看着更古怪的肉。显见得我们的纤夫也在外头美餐。除了船上的水手，我们还有二十条壮汉。而我们全挤成一团泊着，夔州府简直再挤不下一条船来过年了。我们舱门口点着香。那天早上在峡里，人们曾庄重地在猪头上头焚香，庄重地放了三声炮，厨子献上这燔祭时还伏地叩拜。这会儿四下里鞭炮响成一片；凡有机会的人都来问过我，是不是觉得四川是天下最美的地方。连船老板早上也想催我快去拍下进四川头一个峡口的景致。『四川美啊，』他说。所有额上缠着白手巾、以此表明祖籍在西边的人，都这样说。」

可自从我们由宜昌峡这道门进了这片应许之地，处处都是美的，处处都是野的，处处都是壮阔的。对那些不爱大自然狂野一面的人来说，这个时节不宜走三峡。他们该等到春天给两岸系上花环，像梅费尔的舞厅，把香气熏进风里。老是在铅灰的天色下、被东北风催着走，那雄伟的景致确有几分单调。可对那些爱看绝壁叠着绝壁、岩石被劈开的人，什么时节都是三峡的时节：其中牛肝峡也许最秀美；兵书峡和险潭峡无疑最庄严、最动人；巫峡的变化最多；而宜昌峡——也许只因为它最有名——总显得最亲切，也确乎最奇诡。

◇

整个中国年初一，我们都在刘备城的废墟里徘徊。城墙还剩下几段，旧鼓楼下的门洞也在；可要相信这些是公元二百年的东西，实在有点难，尽管人人都言之凿凿，我们的男仆还央求把它们拍下来。我们在一丛好看的树下野餐，俯瞰着那一大块雄伟的岩石——江水一旦把它淹没，便是夔州官府禁止木船下行的信号，说是太险了。这块屹立在扬子江中的巨岩，日子怕是有数了，因为它只撑在三根石柱上；水落得够低时，底下能看见两道拱门。我们在山上一座可爱的庙里走了一圈，从那儿望出去，是我们所见最入画的一幅景，正对着最后那道险峡。这是我见到的头一座四川的庙，与大多数中国庙宇不同，它收拾得实在精致，干净，扫得清清爽爽，明亮的窗上糊着彩色的纸格。僧人们客气，塑像新上过彩。我们下山穿过一个村子，同样干净得像刚漆过。人人自然都穿着好衣裳，因为是年初一；可叫人意外的是，连最体面的妇人也肯让人照相，自己往镜头里看也一点不怯。

◇

我们很想沿川路走一走。这条路已修到湖北边界，六十英里，据说花了五万二千英镑，是真正的一条路——尽管照四川的惯例，它常常是一长段一长段的石级，而且有几处过溪的地方看着靠不住。中国人修路修得不够勤，所以算不上好的筑路人。湖北本该把这条路接着修过它那段峡谷，一直到宜昌；那位罗大人——这一带的加拉巴侯爵——刚上去踏勘过，用粉笔画了圈，标明路该从哪里走。这条路若真修成而且经得住，凭景致之壮丽，可以和科尼切大道一较高下。

可自我们头一回走长江上游以来，多少年过去了，往下游修路的事却一步也没动；据说原定用在这上头的款子，全拿去赔付某年夏天骚乱中外国人财产的损失了。也许有一天，会沿着江槽凿出一条铁路来。眼下呢，我丈夫已经证明了那件长久被人怀疑的事——轮船是能闯过急滩的：他自己把一条小轮船开了上去，没有一个外国人帮手，只有几个宁波的机匠——他们既不懂四川话也不懂四川的规矩——和一位从没上过轮船的四川引水。那趟航行将永远算在我生平最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列；因为沿江的人全都出来看轮船，以至于一座座城镇看上去像是被人用蓝铅笔把轮廓重重描了一遍；有时竟有多达五条中国救生船和炮船，挂着大旗小旗，时而放炮，一齐要她拖带，因为它们的差使是保护她。而那条小轮船顶多只能走九节，把她弄上急滩实在是桩苦差。最险的那一处，她使出了全部马力，三百个人套着纤绳拚了全力拉，直到一根大竹缆崩断。可她还是在七分钟之后平安上去了——那七分钟里，人只觉得头发都要白了；因为她一旦被打横，就必定完蛋，船上一个人也活不成。马力大些的轮船，这些急滩里有许多是不在话下的；便是最险的那一处，一年里有些时节也几乎算不上什么。

◇

出了三峡之后，最可看的几处是：张飞那座漂亮的庙，在那里消磨一天再好不过；位置秀美得出奇的万县城；有着秀丽竹林的长寿；还有酆都——中国的鬼城。

◇

在中国人眼里，最后这一处是全江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阴间的皇帝据说就住在那儿的小山上，正如阳间的皇帝住在北京。天底下无论哪里死了一个中国人，都该写一封信到酆都去报丧，而且不是随手投进邮局，是要由道士郑重地焚化。这是中国船家唯一心存敬畏的地方，他们不肯在酆都附近夜里走动。香客成群结队地来看那口据说没有底的井；人人烧一点纸扔进去。所以我见到它时，那井看着几乎填到了井口。井上有一个铁盖，我很想拍下来；可井边太黑，我便问随我来的兵丁能不能把它抬到外头亮处去，不料竟没人反对；等我架好相机，一位道士说他愿意拿一炷香站在旁边，说这样看着更好。酆都还有一把大剑；不过我们没打听到它的传说。整面山坡都是庙，庙里挤满了香客；我丈夫说，我要是非到中国的香火胜地去照相不可，那就真别指望他陪着。可我那时初到中国，兴头正足；于是四个兵丁挽起胳膊把我围在中间，我就那样照了相。

◇

又一趟航行，我们上水时在酆都过夜。那正是四川各处的教堂和房屋被烧、传教士逃命的时候，所幸没有人被杀。岸滩上的人全都冲下来看我们的船，挥舞着竹竿；我们的仆人说，他们得非常大声非常卖力地喊我们不是传教士，才保住了我们的命。当地主官另外派了兵丁来守我们一夜。可是根本害怕不起来。因为我想，那真是我经历过的最热的一夜；便是躺在船顶上，除了喘气也做不了别的。

◇

酆都再往上，有那对施舍豆腐的善人夫妇的巨像，就着原岩凿出来，坐在从同一块岩石里掏出的洞龛中。再往前，是一片很宜人的田园，有农庄，有大树成荫，岩壁上还有洞穴，据信从前住着中国人来以前就在这里的土著。可若真是这样，那些洞凿得多么齐整好看！而既然会把门洞凿得这样方正，为什么偏要住在岩洞这种不舒服的暗地方？人人都彼此说这些洞很值得研究一番；可迄今还没有人去研究。

就这样，经过无数曲折，过了几座大桥，又上了几处急滩，我们终于来到一段段可怕的长长的乱石滩前；再往前，就是重庆——四川的商业省会。四川是中国最西的省份之一，也是最大最富的省份之一。不过重庆值得单占一章，何况这是我唯一在城墙里头住过多年的中国城。有人把这样住着叫作「服一期要塞的刑」。一座中国的城，确乎很像一座监狱。

第二章陆路之行

大宅院——迎亲的队伍——赔礼——蛮横的利川——老式客栈——小狗的荣耀之行——群殴——邪门的乐声——罂粟田——竹溪

从宜昌到重庆走陆路，是极少有人走的；可有一年春天，野蔷薇和金银花的念头引动了我们，何况还能早几天到地头，于是我们在宜昌过了江，往山里走去。起初满山都是新落的雪，白得发亮。一口橘子一口脆雪地换着吃，那滋味真是好。

沿路时有大宅院，一整族人住在一处，既免了英国乡下那种冷清，也免了那份不安稳。这法子究竟怎么运转，是不是有一条天然的定例，叫一家人繁衍到某个数目就不再多；到了该有人出去闯世界的时候，又是怎么定的、该谁去——我都不知道。但明摆着的是，中国这法子带来许多和睦的人情往来；又因为当家做主的（名义上）总是族里最年长的男人，这就使一家的规矩有了一种延续，与我们那里大不相同——在我们那里，动不动就换上一个年轻的长子来当家。这法子还造出极大极美的宅院，近旁往往还有一座漂亮的庙。

有一天，看见后面一支迎亲的队伍在山间上上下下地绕行，真是好看：七个人打旗，七八匹小马披着红鞍褥，一把红罗伞由人单独擎着，两乘轿子，还有吹打；那乐声在清新的乡野空气里听来竟很入耳。人说他们是去接新娘的；可我们末了看见他们的情形却叫人难过。原来他们撞上了一队运鸦片的脚夫，迎亲的人里有一个嘴上不干净，于是打作一团，树枝子都给扯断了；而那些骑马的这时全都上了马，挤在一个土坡上抱作一堆，一口咬定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并不冲上去解围。到头来，迎亲的人里至少有一个是直挺挺、血淋淋地被抬走的，那队运鸦片的挑着沉甸甸的扁担，把场面全占了去。

有一回我们照例想在一家僻静的客栈过夜，不想再过去一点就是个村子，村里人都过来了，那份好奇很叫人吃不消。尤其恼人的是，我们那间屋子顶上只搭了一半的板子，又松又脏；门一关，凡是能爬的都顺着梯子爬到梁上往下看，或是爬到我们头顶那些松板上盯着我们瞧，把灰土落了我们一身，也落进饭菜里。这总得止住，于是又把门开了。我实在被人看得乏了，便出去在月光底下的路上来回走走——其实那天我们走的路早已够多：我们那匹小马掉了两只掌，前头还有那许多路，不能不省着使。可就连在月光里，跟着我的人也越聚越多，瞪着眼笑着，末了我不耐烦，说了两句。于是有个人站出来替大家答话。「我们不过是山里人，」他说，「像您这样的，我们从没见过！所以就是想看看。」这么一说，就不能不由着人看了，我还把料着他们要问的话先一一答了，他们听着都乐得笑起来，很是欢喜。可我们总归是要睡觉的；而且到那时候为止，除了洗把脸洗个手，我一直没能好好洗一洗——翻了一整天山，这实在不像话。于是我们试了个法子：一味地客气，向他们道晚安。如此道了两三回，每道一回就把门关上，人也就散了，每回总有几个会意走了的。可是，唉！看样子有几个是要睡在我们头顶上的；那些松板的尽头处什么遮拦也没有，他们爱怎么往下看就怎么看，我只好等我丈夫就着烛光从从容容脱了衣裳、吹了蜡烛，然后像从前多少回一样，摸黑上床。男人出门，实在是占大便宜的。

又一天，我们一个苦力为工钱同他的替工打起来。凡是我们雇的人，总要把活儿转手榨给别人做。替工打了他耳光；他就把替工的娘骂得不成样子。两人又是同乡，这就更糟。一眨眼工夫，我们的人全把担子撂下，飞也似的往山下奔去帮架。因为刚过了一个小村子，我自然以为是落在后头的丈夫遭了袭；而他却急急赶上来，要问我出了什么事。这当口，我们那位全队里真正能打的厨子，早已冲进去过瘾了——他跟我们俩一样，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不管为的什么，我们看那可怜的替工叫我们一伙人围着打，实在于心不忍，好容易才止住了揪辫子和棍棒，可那人一脸已经是血。又走了约莫十英里，路边有一户人家，两个望去很有年纪的中国人坐在评理的位子上，我们一行人全得进去。断下来是我们的苦力不对。我很高兴地听说：他们那样辱及人家的母亲，是不能拿钱抵的。他们得当众磕头（叩至额头触地），并且赔不是。

到了利川，我们头一回遭了围哄，尤其不巧的是我们的苦力多半是那地方的人。我们的厨子——我们当时觉得他很莽撞——在城外一家客栈给我们定了房，显然不是最好的一家。更糟的是，这店前后都有门，派给我们的屋子还开着三扇大窗。平日里我们常常连一扇窗也没有，偏偏这里有三扇，真是不巧；一群人嚷嚷着涌进来，窗口立刻成了一片人脸的海。我们想还是把房门闩上为好，让那个当过兵的苦力守着。至于窗子，似乎只有关上板窗、在黑地里等着，指望没什么可看了人就会散。可是每一道缝里都有眼睛和手指——那屋子浑身是缝——人们咳嗽着要引我们注意，叫我们出去；听那动静——不过在中国，这是万万听不准的——他们中有些人像是在同我们的苦力狠狠地打。过了一会儿我丈夫出去，想同他们讲理，说若只有他一个人，他们尽可以进他屋里来，要看多久就看多久；可他们自己也知道，看女眷的房是不成体统的。那一群人太粗太野，讲不通理；他便去找店主。中间有一两回猛冲，前头赶出去多少人，后门就进来多少人，甚至更多。店主说他管不了。有一回他们把板窗掰开了，我丈夫倒真把他们吓住了——他冲出去问是谁要偷我们的东西，说要把贼拿住送到衙门去。这一着极高明，安静了一阵。可跟着又闹起来。

同时，我们那位好斗的厨子在一片乱哄哄里张罗晚饭，显然是竭力按住自己。吃饭得点一支蜡烛，这一下又炸了锅。那是我们头一个真正的热天，人已经很累；可看样子这一晚是别想歇着了。正当我们灰心丧气要睡下的时候，居然有二三十个衣着极鲜亮的妇人来拜访我们，引荐她们的算是一位从万县来的信教女人，正在娘家亲戚这里作客。她一进来就极亲热地握手，坐下说话，倒像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一面说这地方的人很坏，说自己马上就要走了。至于她究竟是不是真信教，我们不知道——虽说后来把她的底细都听说了，说她是个极热心的教友。座位不够，不能给别的妇人一人一个。天已很晚，外头又吵得厉害；我们夸了她们那副垂着的大银耳环，她们也把我们打量够了，就都走了——于是熄灯上床！可那以后好几个钟头，缝里还是有手指摸索着摸索着，还有粗声的咳嗽和各样动静。

第二天我们留心天没亮就动身，是在城外的旷野里看见太阳从利川上头升起来的；可那城的模样，倒像是太阳早已落下去了许久。所有雾蒙蒙的庙宇都显着破败，居民脸上分明有一股抽鸦片的气色。最糟的是，那里买不到马掌。可那匹小马仍旧只凭前两只蹄上的掌，勇勇敢敢地一路小跑。利川一带尤其出稻子，那一整天，水田里的倒影都美极了。傍晚打了雷雨；却远不及一两夜前那一场壮观——那回我们躲进一所学堂，塾师一口极斯文的中国话，叫我丈夫十分喜欢。

可接着又是投宿的难题。人人都像是心神不定，只顾着往前赶，仿佛不愿意人问；我们竟一直没有停！偏偏个个又都喊着身上不舒服；前面就是那道拦路的大山，我们同它之间眼下只看得见一所那样的大宅院——这一路我们已经见过许多。宅前是一片纵横的稻田，这里整条河都漫在田上；那老宅子就立在那儿，前面有一排虬曲的柳树遮着，垫在一个小台子上，俯看着一片汪洋。难道我们竟要去向一户人家讨宿不成？看来正是如此，因为那个「小子」已经从宅里出来迎我们了。「太太，快进来。不能叫男人看见您。您也一句话别说。我都说了个谎，说您不是女人，您是个男人。」「这是怎么说？你为什么说我是男人？」「这是老式的中国客栈——不能住女人。上一家店说没有房，就是因为不肯住女人。所以我先赶过来，说您是个男人。他们不晓得。这会儿快进来就是了。」要是换一位规矩更严的道学先生，会不会觉得非把这谎话驳回、把实情说明不可呢？天已经晚了，我们也累了，我就快步进了里间。那「小子」于是又往下解释。照他说，在中国，出门的男女同住一屋，是顶顶不成体统的事。中国的官出门，太太是要同别的女眷一道进内院的。不巧这些客栈里并没有内院；所以在利川——看来麻烦就是从那里起的——那「小子」说过，店主若肯另给我一间屋子，我就住过去，可并没有空屋给我。上一家店是干脆回绝了我们的；眼下这家是正经的老式客栈兼田庄，那「小子」料定它若知道了，也必是一样。这些话对我们全是新鲜的。而我们看见这家的女眷都从对面水牛栏上头的窗口偷看我们，便疑心她们已经起了疑，到底还是知道我是个女人。一路翻山过来，人人都大为纳闷我究竟是什么；我常听见乡下人央告苦力说给他们听。当我穿着长皮袍坐在轿子里、我丈夫骑那匹小马的时候，他们一点不疑，认定我是个男人，是位老爷，他是我的马前卒；他们问起我来也是这个口气，有一个村子里，我被抬过去时众人都屏着气。可皮袍一脱——那是老爷们常穿的——我的威风也就没了；无论是走着还是骑着，我都成了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头发看着是女人的头发；可那双脚，分明又是男人的脚！

第二天，我们的谎话到底还是露了：因为几乎下了一整天的雨；夜里雨水直往我丈夫床上淌，把他的东西泡湿了大半；一个苦力受了凉病得不轻，厨子也很不舒服，我丈夫亦然；我们便决定歇一天。天又那样冷，能离开我们那几间四面透风、又潮又湿的屋子，到田庄那边一家人的房里去坐坐，真是求之不得——那里地上烧着一堆谷糠和刨花，烟极大，暖气极小；我们翻着画册，那一大家子人便轮番来会我们。这家的男人们正打牌打得热闹，我们的苦力也一律凑上去打牌。可也有几个人在读《易经》——用这家长辈的话说，那是一切学问的根本，也是中国典籍里最难的一种。这叫我颇为高兴，正如从前坐船下行时那样：那回我们的苦力和几位同行的船主都拿些益智玩意儿消遣，那些东西我一向知道是中国来的，却从没在中国见过，尤其是那副用竹片粗粗做成的、错综的十字拼块。

有一天，我们路过一所极漂亮的义学，是一位有钱人盖的，为的是让这偏远地方的穷邻居们得些好处。

小狗的荣耀之行就是从这以后开始的。一路上人人见了它都开心。可如今到了湖北、四川两省交界的地方，人们简直为它着了迷。做母亲的抱出娃娃来看，娃娃咿咿呀呀地乐；男孩子们在它前头倒退着沿街舞蹈，拍着巴掌。便是烟瘾最深的人，一见我们的小杰克，那张灰白的脸也要松开来笑一笑；我们所到之处，一片「狮子狗！狮子狗！」的喊声，人人欢欢喜喜地笑。我不由得想起在某一座城里——那城脏得连饭都没法吃——众人把我们打量了一番，末了有个男孩说：「嘿！他们的牲口倒生得好看。」随即觉出这话里的意思，一脸狼狈。可我们又一再听见人夸那匹小马养得好，说：「外国人到底懂得待牲口。」所以我丈夫很满意，我也满意——又有人来要买小杰克，他们以为我们准是带它上市集去卖，不然为什么一路带着它走呢？甚至有个道士从庙里下来，说想请我们把这狗送给庙里。可见我们的牲口到底是有人赏识的，至于我们自己算什么，那就难说了。

这些都还好，只要他们不拿东西扔我们。可他们有时候是扔的。在一座城里，人群中走出一个衣着着实体面的人，一把揪住我头前的轿夫——过城我总是坐轿的——嚷道：「你说过那是你的朋友！」轿夫们并不抵抗。在这之前我一直催他们走快些，白催；他们像是在等什么。可我丈夫这时抢上前去，一把抓住那体面人，不想那人竟动起手来。于是上头岸上的人一齐扔起东西来，那准头还比平常好些。我丈夫身上中了好几下。我们那位好斗的厨子也挨了打，不过我想他自以为回敬得不含糊。就连素来不动手的那位「小子」，好斗的性子也给撩起来了。「只是我想，太太，那样您可就太难过了，」他事后说。所以他没有动手。至于我，老实说，我一次也没回头看——一见有人扬土，我是极顾惜自己眼睛的。这会儿轿夫们抬着我拼命地走，因为我丈夫已经揪着那人的辫子把他拖开，撂进了一块水田里。旁观的人里有几个挨得不轻，这时告诉我们一行人说，这事全是那体面人同另外一两个当地出名的地痞串通做出来的：他们在人群里散了钱，教众人扔我们，无非是恨外国人罢了。

在下一个镇上我们又稍稍挨了些扔。可等我们回到大路上，重新沿着电报线走，人们就是我们在中国所说的「很客气」了；这份客气若放在别的国家，便是无礼放肆到不成话。而在到那里之前，我们还得在一个我们所经过的最臭最脏的镇子上住一夜。我们到得晚，幸而没有大受注目；那里的人做贼心虚，以为我们是上头派来禁赌或是禁别的什么恶习的官。所以本该安安稳稳歇一夜的，偏偏近旁整夜都有一种极可怕的乐声。那种乐，瓦格纳大约会拿去做主题的。可那「小子」说那是邪门得很，连在太太面前提都不该提。据我所能听明白的，那是给一个病人作法，他说不是僧道做的，是百姓自己弄的，还有巫婆，还有跳。可他说起来那样害怕，再问下去仿佛就不该了。那声音怪异而邪气；倒也没吵得我们睡不着。只是我每回醒来，总听见它还在响；这倒与那地方的模样、与我们进镇时那股甜腻发闷的鸦片味十分相称。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穿过一场浓雾走了；一脱出那镇上的污秽，我们又回到看去富庶而康健的罂粟田里。

接连五天，我们都走在一场十足的罂粟花会里：不是英国野地里的那种虞美人，倒像我们园子里种的，高高地、端端地立着，约有五英尺。多半是白的，一种秀气、白净、娇弱的花；也有白花而瓣边生穗、镶着粉色的；也有通体是粉的，或是淡紫，或是猩红，或是猩红带黑的；或许最好看的还是绛红的那一种——立在坡上，衬着那样蓝得发亮的天，仰头看去，颜色美得叫人眼睛发酸。可是一位贵州朋友信里的话又多么叫人难过：「十年前一盆米值七文钱。如今罂粟占了本该给百姓打粮食的地，同样一盆米要二十文。百姓穷得可怜，衣不蔽体，那副可怜的身子又叫日日不断的烟熬干了。」有一整天，我们沿着一条清亮的溪流在一条好路上闲走，头顶上高高的竹子弯着腰，那清凉的绿羽似的叶子扇下阵阵爽人的风。倘若全世界的路都是那样的，谁还肯不用两条腿走路呢？可到末了，我们还是坐着船到了美丽的重庆——这座四面环水的城，来客照例是从水上到的。

第三章中国城市里的生活

中国房屋的格局——街上的人群——我在重庆城里第一次步行——送礼——猫、老鼠和鸡蛋——拜客——太太们的亲热——为欧洲人的不雅而骇然——货运的价钱——邮程之远——孩子们的乐趣——天旱时的提防——会馆的园子——城外的好景致——罂粟花与烟客——学堂的喧声——中国的女孩

重庆在我丈夫那本《扬子江三峡纪行》里已经写得很详尽了，我这里就不再多述，只说它像魁北克一样，坐落在两江交汇之处。它略略叫人想起爱丁堡；大小约与里昂相仿；四面有城墙；城门日落即闭，只留两座还开一两个钟头——地方上不太平的时候则不然。城是建在岩石上的；夏日一深，整座岩石都热起来，那暑气实在厉害。街道多半上头是遮盖着的，既为挡太阳，也为挡雨——这里的雨是很勤的。这么一来，除非起大风，新鲜空气便无从进到街上；可这里极少有风，看看山头上那些高大的遮阴树，看看为房屋遮阳、用竹竿撑着的凉篷，就知道了——在这不起风的地方，那凉篷连房顶上头也撑得起来。

如今各差会都盖起了洋房；可不久之前，所有的外国人还都住在城墙以内的中国房子里。说说其中的一所吧：从一条肮脏的小巷进一座大门，那是围着整座宅子的高高的封火墙上唯一的开口——火是中国城市的大患，我们住在重庆的这些年里，就烧掉过整整一片街区。进门是一个类似天井的去处；由此穿过一条长长的过道到第二道门，再进去是一个天井，摆着盆栽花木，布置得颇有意思。房门便开在这里；从这门进去，人就站在高敞的门厅里了，欧洲人拿它当饭厅用。穿过一道镂空的隔扇，门洞上挂着门帘，便到了一间起坐室，它有一面墙和两面半墙都是纸糊的窗，间或嵌着几块玻璃。这两间正房的两侧，各有一条狭长的房，宽不过十三英尺，住在里头的英国人为方便起见把它一分为二，尽头的墙也同样是纸窗嵌着零星玻璃。天花板糊了纸，免得上头瓦顶落灰下来；可有时候太阳照样能透过纸、透过瓦，明晃晃地漏进来。各道隔门都没有把手和插销；外墙同内隔断一样，都是一样的薄木板，并不搭接，天一干就收缩，板与板之间裂出好大的口子。这样就可以想见：屋外是什么温度，屋里也就是什么温度，还要加上冬天下雨时四面透风的苦处——而重庆的冬天，通常是下雨的。欧洲人总要想法子给自己铺上木地板；可那地板在脚底下烂掉，也不是稀罕事。这些房子固然入画——高高的屋顶、结实的木柱、乌黑的椽子、雪白的粉墙，外头装饰得十分讲究，檐下有黑白的小画，梁头雕得繁复、贴着厚厚的金——可年复一年，越发看得出欧洲人住在里头是难望康健的。中国人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衣和皮袍，那样的衣裳里根本活动不开，他们就裹在里头半昏半睡地歪着，同躺在床上差不多。

街道在中国城市里算是宽的了，可比起英国的街来还是极窄，最宽处不过八英尺，而且挤得出奇。从街上过，就是不停地在人堆里挤：挤过步行的人；挤过苦力抬的轿子——有时前头还有一两个人跑着开道，必要时把人群打开；挤过驮着货的骡子、驴子或是小马；还有成群的挑夫，一根竹扁担搭在肩上，两头各用绳子吊着一只筐。凡是能在街上做的事，都在街上做：小贩挑着大堆的货走过；有人拿小钉子锔破了的瓷器——这门手艺中国人是极精的；这边一个剃头的在给人剃头，那边两个补衣裳的女人坐在小凳上，衣着十分齐整，各做各的营生；这边一个人在绷架上绣花，那边一个鞋匠在补鞋；这边几只猪，那边几只鸡；这边一只鸡笼里坐着个娃娃，那边一只猫拴在店柜上；到了傍晚有沿街讲道的，午后则是散戏时涌出来的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夜里出门赴席，我们总要经过至少三处街头讲道的。这些人戴着官帽，据我所知，通常是在宣读或讲解《圣谕》。总有一小群人听着，虽然常常是很小的一群。较好的街上，体面是处处顾到的；小街上就看不出什么体面了。街角常有大水缸盛满了水，为的是防火。缸里照例长满了青苔水草。每天有一大队苦力顺着陡陡的石阶下到江边挑水，水一路从桶里洒出来。另有一队则把城里的粪秽挑出去做肥料。这里烧的是一种很软的煤；成筐的煤不断地往城里挑，一根扁担两头各吊一筐。煤末子、烟、洒下的水、熙攘的人群，凑在一起，叫这街上走起来颇不受用。可是，虽然人人都说英国太太在这样的街上走是万万不行的，我却觉得：我若不走，就没法在重庆住下去。因为夏天要到日落才能出门，而那时候城门已经关了；于是我先尽量坐着卷起帘子的轿子四处露面——这同别的太太们不同，她们那时候是一律把帘子放下的——随后便打定主意试着步行一回，自然让轿子跟在后头，好显得我还算个有身份的人。

不过几分钟，就有两三百个男人和孩子跟在我后面。只要他们跟在后头、不往我身上挤，倒也没什么；可那些男孩子惯会哗啦一下抢到前面，再回过身来直盯着人的脸看，那神气最是无礼、最是恼人。我又觉得不能带着这一大帮闲人回家去，因为他们自然都要跟着我往我们院里挤，那多半就要闹出事来。于是我拐进了本城首县的衙门，指望守门的人把我和我这一队尾巴一并挡住——我以为这原是他们的职分——那时我大约就能脱身了。头一进院子是人人有权进去的；可我们再往里走，兵丁就上来同我交涉。「好啊，那就尽你们的职分——把我们一起挡在外头，」我说，「你们只要把这些人挡住，我就不再往里走了。」可他们并不尽职；我一时想不出别的法子，就架起相机，把这群人和这些不尽职、不肯把人赶出去的兵丁照了下来。照完我上了轿；说也奇怪，众人认定我出来就是为了这个，便都散了，我一路回家，身后再没有人跟着。可打那以后，这几条街我不知走过多少回；人们看惯了我，如今连头也不回了。

中国生活里最累人的事情之一，是送礼。你无论做什么，总该带上或送去一份礼。凡赴席的太太，都要给主人带一份礼；席间到了某个时候，又把各样东西胡乱包作一包，让每位客人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若是有孩子的话；主人则把各位朋友的轿夫的钱都付了，客人则赏主人的下人，尤其是厨子——厨子在中国是有极尊贵的名号的。太太们若肯来拜访，一般也带着礼，用一块漂亮的花手帕卷着。我在席上收到过的最奇的一份礼，是一只白猫，眼睛还睁不大开。通常送的，似乎总是鸡蛋糕或是果子。

猫在中国城市里是很金贵的，因为老鼠猖獗得厉害；重庆的猫总是被拴着当囚犯养，偶尔到夜里才放出来。看那可怜的东西被拴着，实在叫人难过；我们始终狠不下心把自己的猫这样拴起来。结果就是猫总被人偷走，落得一生凄苦：被拴着，吃食大约也远不如在我们这里好。中国城市里既养鸡又养猪，可怜的母鸡下蛋的地方那样污秽，蛋便沾上一股极难闻的味道。

我去拜访一位太太时，轿子得抬过好几进院子的门槛，一直落到会客厅跟前，那位当家太太就在那里待客，这样我一下轿便能进屋。有个女仆——几乎准是个使女——过来伸出肩膀，扶着我这颤巍巍的脚步，把我引进会客厅。厅里沿墙摆着一张张小几，每张几的两边各靠墙放一把雕花的直背大木椅。太太们照中国女人的规矩行礼：右手搭在左手上，抵着胸口，把右手慢慢地上下动一动；然后吩咐下人上茶；于是开始说话。那谈话从来不怎么有趣。地面十有八九是夯实的泥；墙是刷白的，挂着长条的画，也就是挂轴，上头常写着些警句，用的是装饰体的中国字。屋子一头有一张神案似的桌子，桌上方是祖宗牌位，桌上一般摆着锡的烛台、花瓶、香炉，还有一只插香的小瓶。这张桌上和椅背上是不搭绣花帔的，除非过年或是请客。上茶时随茶送上些小甜饼；男人们说，规矩是茶一沾唇就该起身告辞。可我从没见太太们守过这规矩。说实在的，中国人串门最大的毛病就是没完没了。既然谁也不肯勉强自己多说一句，那也就的确没有什么道理非要散场不可。

中国太太们显得十分亲热，很爱抚人。她们究竟是不是真喜欢我，我不知道，可她们几乎总能叫我觉得她们是喜欢我的；我想别的欧洲太太也会这么说。至于握着人的手、时不时摩挲两下究竟有什么意思，我实在不明白。除了她们的孩子，她们从不把什么东西拿出来给我看——除非是想卖给我。在一位画师家里，画是拿出来了；可看过又仔仔细细卷起来收好。别人家里也给我看过家中各位新妇绣的活计；但那是为了看我肯不肯买。须知在中国人看来，外国女人那种紧绷绷、显出身段的衣裳是很不雅的。女人出门没有女仆跟着，在他们看来也很骇人；而一个女人稳稳地站在自己脚上、像男人那样走路，那份失礼，比在英国穿所谓的灯笼裤还要厉害得多。所以起初是有许多难处要过的。她们实在为我们的不雅操心得很；因为她们听说欧洲女人都不穿裤子，于是头一桩大事就是要往我们的裙子底下查看，看这话是不是真的。在中国，裤子是女人万万少不得的一件衣裳。有时她们会问：「您当真就这么把腰束着吃饭？那可怎么弄呢？」不过这话她们只有一回机会问我；因为我知道那是叫人见怪的，在中国便尽量不穿显身段的衣裳。好在家常的茶衣也尽有许多好看的样式。欧洲男人的装束自然更是骇人听闻；在中国人看来，唯一说得通的解释就是：这可怜的人衣料不够，没法把自己遮严实。在东方人中间住久了，我想人人都会觉得，我们欧洲的装束是缺少一点雅致与从容的。

一封信从上海到重庆走这一千五百英里，比它从英国到上海走那一万三千英里还要久。货运的价钱更是高得多：一吨货从上海运到重庆要六英镑，运到云南的大理府要三十六英镑。有一回我圣诞前夜写信回英国要袜子，说我实在缺得很，想请他们用邮寄来；结果那几双袜子，我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收到。照平常的情形，运气好的话，一封信从英国来回该是四个月；所以你若同一位英国朋友通信通得极勤快，每接到一封就立刻回一封，一年也不过写三封。而且说也奇怪，不论你在重庆做些什么，单是「那么远」这个念头就会叫别人懒得给你写信。查尔斯·兰姆在一篇极好的伊利亚随笔里写过这件事。他的解释是：写信的人一想到这信要走那么远的路，便觉得连信也要走乏了。总之，结果是把那份孤绝之感衬得更重——这份孤绝，或许在什么地方都不比在中国人中间感受得更深。也许是因为他们脸上不露神色，也许是因为他们不通声气，也许是因为他们整个文明的性情与我们太不相同：极少有欧洲人能在中国人中间住上一年以上而不为此所苦。有人因此发了疯，所有人都被说成变得古怪了。我们大多数人无疑是变得有些自我，把自己那点事看得过重了；可常常袭上人心的那种郁闷，尤其是女人的郁闷，看着更叫人难过。派遣传教士出来，这是一层特别该斟酌的：他们的心性够不够强，能在全无外来的精神扶持与鼓舞的情形下，把使徒的工作接着做下去？不久之前，一个我一向以为极热诚的人对我说：「我要走了；而且再不打算回来。我不能老是这样往外给，自己却得不到一点精神上的帮助。」然而，也正因为传教士是在为别人活着，他们受得住这份煎熬，比谁都好。我也认得另外一些人，他们从踏进那座中国城市的头一刻起，除了数日子便再没有别的乐趣。「又在这里过掉一天！——要过的又少了一天！」——而他们心里连什么时候能走都还没有一点谱。

我总觉得，对中国孩子来说，中国城里的日子一定是很快活的。有那些大节：过年，有数不清的爆竹；端午赛龙舟，城里各处各驾一条龙形的船，人人赤着上身拼命地划，还有一种奇特的呼喊，那在孩子听来一定是极亲的。再有上坟，一家人一同到乡下去；再有长长的仪仗，官老爷穿着长长的皮袍坐着敞轿从城里过，前头有几百把颜色鲜亮的伞，随从们也两两骑着，穿着成色差些的皮袍。到了那时候，全城讨饭的孩子可就过节了。他们在破衣裳外头罩上各式各样的行头，或走或骑或被人抬着绕城而行，有时扮成活的画，有时扮作归顺的番人，有时甚至扮成穿着短方外套和紧裤子的英国人。春天里有迎春的仪仗出城去，在河滩上杀一头牛来祭春；说也奇怪，二月里行这个礼的那一天，总是最和暖、最有春意的一天，可礼一行完，寒气又重新厉害起来。别的时候，抬着走的是火神的像，让他看看他受了香火、该护佑的这些房屋。再不然，某一天夜里会有绵延约莫四英里的小灯顺着大江漂下去，为的是祭奠亡人。或者是打糍粑，还伴着许多古怪的礼数。这一切里头，孩子都有他的一份；长辈待他极好，从不为收拾干净、为出门穿衣裳来烦他。夏天他脱得只剩半截，甚至更少；到了冬天，便一件一件地往身上加，加到横竖一般宽。到了夜里，他也许脱掉几件；可那些衣裳全是一个样子，都松松快快的。他也从不必怕打破什么、弄坏什么；因为多半的东西都收起来了，而中国的东西又不比欧洲的：譬如那种乌黑发亮的漆桌，尽可以把滚烫的水壶坐上去，一点事也没有。也从没有人叫中国孩子挺直身子，或是别那么大声说话，或是老实坐着；于是他尽兴地嚷，尽兴地扭。欧洲孩子在这一点上也学得像他了；等他们再被请进欧洲人家里，那两只脚总在地上蹭来蹭去，两只手总要摸弄点什么——而欧洲的东西，是一摸弄就坏的。

中国西部虽然多雨，不下雨的时候空气也一般潮得近乎饱和，可有时暑热也会久久不退。有一年，照中国的历书，处暑已过——其实立秋也已经到了，照那句老话，立秋这天若不下雨，往后四十天都不会有雨——却仍旧滴雨未落，也没有雷声来凉一凉空气。地越来越硬，山也现出那种下游常见、在重庆却极少见的焦黄模样。

南门没有关。照那说法，热气是从南边进来的；所以天太热时，南门总要关上。只是从那门过的人货太多，关不得。不过肉、鸡和蛋一概不许从那门进城，各家派到山里去张罗吃食的厨子和苦力都空手扫兴而归。有人回来说，谁若卖点什么给他，那神气简直像做贼。外国人开始盘算：这禁令若严办起来，往后吃什么。杀猪已经禁了两天。城里多半人家门外都摆着一桶水，预备着往太干的木头上泼。已经有话传开，说上游那座兴旺稠密的泸州城让火烧掉了；可打电报去问，才知道这话原是人们自己心里燥出来的。在中国，火患是时时同我们相伴的：木头房子干得像火绒，人口又稠密，又都抽鸦片。至于那时候重庆城里积下的污秽，想想都叫人害怕；因为那地方已经有六个星期没冲洗过了。

有句老话说，干旱从没有害过英国。在四川，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当那美丽的红金色的霞光一天天铺在一重又一重的山顶上，太阳从多云的天里升起来，我们总不由得想：这些云该渐渐低下来，雨该来凉一凉空气、润一润田野了。夜里看见闪电在我们南边和西边的云上一闪一闪，觉出远处下雨带来的凉气，我们又想，雨总该在路上了。只是漫长的白天里，看着又全无指望；那些云现出来仍是夏天的云；太阳照旧晒着；我们便想，那热风来的南边该有多热，又猜是不是越南的东京、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下了一场极大的雨。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天地间的大变故？还是又是太阳黑子闹的？天热到这个地步，除了天气，人还能想什么呢？

我们起坐室里的寒暑表，我从没见它超过华氏一百二十度；不过一到那个度数，我总是下到地窖里去，不到傍晚不出来。中国人从岩石里凿出些又凉又暗的去处，躲进去「耍」，就是快活快活的意思。重庆四围的会馆园子里都备着这样的地方。它们最不好的一点，是里头不通风。可是人人有把扇子。便是那驮得像牲口一样的人，腰带上也插着扇子；当兵的也有扇子。在夏天的中国城市里，扇子不是奢侈品，是过日子少不得的东西。

春天里，还有什么比中国城外更好看的呢？油菜田一片鲜黄，香气扑人；蚕豆花的香更甜，叫人沿着江边的小路走一走都成了真正的享受。人人手里拿着一束粉红的桃花走来走去，园子里交缠的树木都在开花，都在吐香。再过些时候，罂粟田便一直绚烂到城门口，可没过多久就散出一股毒气，最刺激人的黏膜。再往后，一切都在灼人的日头底下颤动闪烁，叶子全垂下来，硕大的向日葵开始结子，水边浮着大朵粉白的莲花。每个女人乌亮的头发左边都别着一朵白栀子。城外的一切都叫人振作，太阳照着，碧蓝的江水朝着碧蓝的天回笑。可城里头仍旧是又暗又湿，处处透着一股甜腻发闷的气味，那是鸦片烟散出来的；而烟客们瘦得见骨的肋条和焦黄的脸，不用开口就把那些「鸦片的毒不会挥发」的科学说法一一驳倒了。烟馆遍地都是，有钱人家里备着精致的烟枪和烟盘上种种讨巧的玩意儿——可我们一听说哪个下人抽上了鸦片，为什么就要辞他？出门带的钱财，为什么从不托给抽烟的苦力？为什么人人一想到娶个抽鸦片的妻子就骇然退避？而这偏偏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一切要紧的买卖都是在烟榻上谈成的——也确乎只有在那里，两个人头挨着头，才能谈得私密；而一切要紧的军职都交在抽鸦片的人手里，更不必说多数要紧的文官缺了！

诚然，抽烟的人同犯了「瘾」、非满足不可的人之间，是有极大的分别的；正如我们家乡节制的饮者同酒狂之间有分别一样。可在中国，人们连扫屋子这样的事都不肯雇一个抽得有节制的人来做。却肯把一支军队交给他！不过这些是国家的隐情，单凭在一座中国城里过日子，是弄不到底的。

还有一件事我不能不提——那就是无处不在的学堂里孩子们的喧声，我几乎要说是吵闹了：这里、那里，到处都是，简直没法躲到听不见的地方去。他们全都扯着孩子的嗓门背诵经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苦苦记诵。那股甜腻发闷的鸦片味，和中国这一大队震破耳膜的学童的声音，是人人都要把它们同中国城市里的生活永远连在一起的。而在这一切之中，在那一道道石阶上下，一步一颤地挪着的，是中国的女孩——所有女孩里最不好看的身影：可怜的小残废人，拄着长长的棍子，年轻而忧愁的眼睛底下有一道道骇人的黑影！男人们如何且不论，中国的小女孩受的教养之苦，是斯巴达人也不曾有过的；那些活下来的，便用她们能忍的本事把这苦证明了出来。

第四章阻碍与烦恼

硫磺泉——粗野的举动——船上的殴斗——因把房子租给外国人而下狱——受雇于外国人的账房挨打——海关章程——金伯利的遗产——快活的领事——不公道的厘金——外国人被杀——官府的责任

要说明外国人在内地的处境，我且极简略地记两天里的几桩琐事。先得说明：那地方几乎每个女人都病了，有几个病得很重；我自己也觉着不大好，听说我丈夫同另一位先生到离重庆约十三英里的硫磺泉去疗养，那里人很安静，便打定主意等那位朋友走了，就去同我丈夫会合。那庙很敞亮，两位先生获准在满堂贴金的神像中间支起床来；村里人——不是庙里的和尚道士——却不许我睡在那里；于是我连人带床和一个下人搬到客栈去，屋子本来已经够闷了，却有十二三个甚至十五个人在旁边「帮忙」重新铺床——所幸那唯一的一扇窗上，脏纸多半已经没有了。在内地住惯了，我在那间污秽的客栈房里，也睡得同在别处一样好。

第二天，带着轿子和一队苦力小厮，我们照了三张相，上午都在一处僻静山谷里一棵极壮丽的榕树荫下度过，那山谷里棕榈密密地插着，像针插上插满了针。温泉太热，我丈夫想到那条清亮的溪里游一游凉快凉快——那溪水从温塘一带极入画的石灰岩谷里泻下来，一路许多好看的小瀑布。那天热得厉害，动一动都要费力，泡过热硫磺泉之后尤其如此；可我到底像弗雷德里克一样，是个「责任的奴隶」，便叫了轿子和五个苦力，过桥走那一百码，好从对岸把桥和温泉照下来。

不巧的是——这也是常有的事——约莫二十个嘻嘻哈哈的小男孩一路吆喝着跟着我跑，路上又添进些年纪大的人。这情形太寻常了，我下轿时不过觉得烦；我先从这个位置看看，又从那个位置看看，正吩咐苦力把相机搬到一块草地上去——从那里最能看清桥拱、深潭和背后的山——忽然有几个种地的人冲上来，一个身强力壮的家伙举着块石头狠狠地吓唬我，一把就把我手里的登山杖夺了去。我想我连眼皮也没有动一下，脚步是断然没有挪的，我说：「这是你的地么？若是，这里你是主人；你不愿我照相，我自然就不照。可我并没有害着谁。」领头的苦力尽力解释我先前照过哪些相，说照相并不糟蹋庄稼。那种地的人先是听着，随后又凶起来。他大约是被这个念头激着了：我这一大群跟班要在他从下面石头缝里抠出来的那么一丁点儿田上乱踩。他叫他们不许踩。苦力也叫他们不许踩。他们没有踩。可他还是不依不饶。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上轿、把相机收好；众人既已闹起来，我想与其从他们中间折回去，不如叫人快快抬走。我原以为一道极陡的山坡总能把跟着的人甩掉。可并没有。于是我要么同他们一道回镇上去——那准要出事——要么沿着溪的这一边走一条很好看的小路，约莫两个钟头，再从那一边走一条最荒僻的山路回来。这段路我从前是走过的，两年前我很喜欢这一带的景致，那时候还没有人想到动武。可跟着我的人一直不散，而且越来越多。于是我使出老法子——那是我对付中国人群唯一见效的法子——下了轿，一动不动地站住，庄重而悲哀地先看这一个，再看那一个，直看到他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自己退开。我想那副眼镜是添了几分力的。总之他们都坐下了，一个尽量躲在另一个后头。

我们接着走，于是走到一所极大的中国宅子和园子跟前，那里有个关于一位已故法师的奇谈；两年前我们曾在这里受过款待。人们知道他是法师，因为他每天到某个时辰就不见了；有一天有人从缝里张望，看见他当真像条鱼似的泡在冷水里。我想再去那园子里看看该是件乐事；不料又有一个人喊着比划着过来，这一回手里提着他们刨地用的那种沉重的锄头，就在我脸前挥舞！原来从前款待过我们的那位主人已经故去，这个乡下人不许照相。从河那一边回去路很长，我们回到小镇上时天已经全黑了。这样倒也许更好。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动身回重庆。走了五英里——路虽好看，却实在长——到了一个集镇；偏偏，唉，那天是赶集的日子。我们吩咐苦力把我抬到最好的客栈去，快快抬进去。他们自然是要吃点东西的，不然我们也不会停。我一直走到那间摆满桌子的大屋子的最里头；可店主慌慌张张地请我再往里进一间卧房，说人实在太多。他把门砰地关上，于是外头闹成一片，人人都要看我一眼。他又求我顺着一道陡梯再下到里面一间卧房去，又把门闩上。这一间比头一间还要腌臢——四张铺着稻草的床，没有椅子，一张脏兮兮的桌子。他还特意告诉我这屋子是干净的，真是好意，不然我是怎么也想不到的。隔壁一间卧房里住着一位年轻的先生，听着这吵嚷、看着这一道道上闩的门，脸色就难看起来。他神气傲慢地把门闩都打开了。他不喜欢这样，我一点也不奇怪。我也不喜欢。大热天里，谁愿意被关在一间没有椅子、没有窗子的卧房里呢？

我丈夫很快跟了进来，从一排排盯着紧闭的门看的人中间挤过来，这叫我大大地松了口气。可谁也顾不上给我们上茶，人都围在屋子四周，从缝里往里偷看，还想把一堵隔板拆下来。这当口，外头是德国人所说的那种「闲话」。到底苦力们吃饱了，轿子也备好了，我们在体体面面的护送下，从夹道的人中间走出去，只见外头街上和所有房子都成了一片活的人头，都在瞪着看。上轿倒还容易，可苦力们得把人群推开，才能把轿杠搭上肩；于是在一片四川人那种软软的咒骂声中，我们走了。我把那咒骂编成了一首歌的叠句，听着很好听，可人家告诉我，那是没法译的。走到哪里，都是踏着这支曲子走的。

苦力们挨了这一番推搡，脾气大约是不会更好的。因为再走一英里半要坐船，照例又是一番磨人的讲价才雇定了一条；他们向一个船家打招呼——那船家叫我们等了好一会儿才出来，扛着那根撑船离礁用的、包着铁尖的长篙——招呼里带着四川人常说的那句骂，还加了个尾巴，在我听来倒没什么要紧。可那船家是个高大英俊的汉子，说这话他受不了，登时把我们一个苦力按在泥里滚了一身。转眼间我们一伙人全扑到他身上。我丈夫怎么喝也喝不住。好容易他们总算又上了船，把船撑开；眼下顶要紧的像是快些离开，因为那暴怒的巨汉提着篙，同他的伙伴们在石头上发疯似的跳着追我们。可不知是我们被卷进了漩涡，还是船主把船掉了头，还是别的什么缘故——总之我们转眼又漂回那个已经聚满了人的村子前头，人人尖着嗓子喊，许多人手里提着扁担。看来只有一动不动地坐着。可我反而更怕了，因为吵得连同我丈夫说句话都不能。说真的，有那么一阵子，我那沉默是绝望的沉默：那样一根扁担只消挨上一下，我这条命就完了；而江水又急，落到水里必是淹死。不过那场打到底还不算太糟；因为村里出来一位长者，一次又一次揪住那暴怒的巨汉，把他推下船去。这中间人人都在喊，那一张张脸上的神气看着实在骇人，尤其是几个女人的脸——那些脸仿佛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一团凝住的怒气。其中一个泼辣女人竟上了我们的船，自己动手要来拿我们那个苦力——这场事说起来正是他嘴上不知轻重惹出来的。这倒头一回叫我有了胆气。我心想：她一个又瘦又弱的女人都敢闯进这些发怒的男人中间，可见她知道他们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凶。可她也被那位长者撵开了。随后又有两个火爆的男孩子出了头，尖着嗓子吓唬人，挥着胳膊。

到底闹得稍稍平了一点，我丈夫同那位村中长者互通姓名，相视而笑，彼此客套了一番；那份礼数、那副和气的神色，简直像是刚在伦敦的客厅里认识似的。又闹了一场之后，长者请我们换一条船。我们换了。那船小得多；可有个挑黄瓜的人——他本来一心想白搭我们的船，已经被撵下去了——这会儿倒设法同我们一道坐了进来。整桩事里，像是只有他一个人得了点好处。我们已经乏得没力气再撵他了。在毒日头底下我们耽搁了整整一个钟头；加上在集镇上的耽搁，到重庆已近正午，两个人都有些中了暑。

有一年冬天，每回邮件到，我们都指望听到消息说上海万国商团出了一趟小差，顺手把那座监牢捅开了——牢里关着的那几个可怜人，唯一的罪名是把九江附近的一块产业卖给了一个英国人。从前九江的年轻人办过一回野餐，请了港里一艘军舰上的水兵；就是那一回野餐，给那地方争来了那所无可争议的别墅，此后多少欧洲人在那里养好了身子。当时既没有打仗，也没有以打仗相威胁，更没有下最后通牒；他们不过是自己去把该办的事办了，他们的水兵朋友帮了忙。可照最近的消息，九江正忙着办家庭戏剧；而那几个把地卖给英国人的人——不过如此而已，只是同英国人打了交道——却仍旧关在牢里。只要这样的事还在，只要温州附近那个准许人在自己家里做礼拜的人还在受迫害，只要我们那些秀美的山头上还到处竖着石碑、写着不许欧洲人在已经卖给他们的地基上盖房——我们英国人还怎么指望在中国受人敬重呢？有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甚至已经在那些山上动工了。房子的地基是选好了的，凿好的石头堆在四周，地脚也砌起来了。可四围就竖起了那些石碑，上头的字说：这些被划下的地界之内，不许再盖。

天下没有哪一国的人比中国人更爱侮辱别人，尽管拉尔夫先生在《哈泼氏》上给他们洒下那么多好听的形容词——「有礼、能忍、极精明、衣着体面、优雅、温文、慷慨、和气」；而那位「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博士，则说他们「一律地和善、好客，礼数最是动人」，又说：「他们的友善动人，他们的礼数与厚道是旅人不断的快慰。」这一切的注脚，便是九江和温州牢里的那些人。国内的人可明白他们被加的是什么罪名么？除了本国政府之外，常常仿佛在华的各国侨民只要自己伸出手来，就能叫人更敬重些，也能护住那些同他们公平相待的人。没有哪个政府会来催他们这样做。可就连华尔身爵士也常说：「英国人能做的事情多着呢，就是在北京也一样——只要他们别跑来问我可不可以做。」

一八九七年，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人因一笔据说五百两的债被告到官里。原告使了钱，把案子递到一位出名仇外的官那里；那官一听说他受雇于外国人，案情连问也不问，就下令打他。这连按中国的律例也是不合的。那可怜的账房好几个月不能再做事；他被打得面目全非，实在惨不忍睹。他的罪过就是「受雇于外国人」。中国人不大喜欢我们，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么？在我看来，可奇的倒是他们居然还敢同我们来往。

别国政府护自己的国民、护倚靠他们的人，似乎都比英国政府出力得多。重庆刚开为通商口岸的时候，当时的英国领事——一位极能干、极有精神的人——连北京也没有通知他这口岸已经开了。于是正式开埠时的各项典礼他一概缺席，英国商务据以设立的章程他没有参与拟定，中国海关颁的规条他也没有说话的份儿。后来接任的几位领事，很自然地把上头给的那点自由裁量之权，与其用在促进英国的利益上，不如用在替中国人把事情压平上；因此对于人们不时提出的要求——修改那些碍事的海关规条，或是在别的方面改善本埠的地位——他们一概不肯附议。那些用中文颁下的规条实在行不通，历任海关税务司从公布之日起就把它停着不行；可后来才看出来，这停行原是一项恩典，现任税务司可以随他的意思随时收回。有一位美国籍的税务司便把它收回了，这就苦了当地唯一一家名副其实的欧洲轮船行——他这是尽其所能把生意从欧洲商行手里夺过去，塞到中国商行手里，而中国商行照旧享着海关规条停行的便宜。

重庆的生意全靠所谓「雇定」的木船做。其实并不是真雇定；可它们要报关，就得挂一家外国商行的旗号和号数。挂旗的许可得由外国人经他的领事去领。那时候当地只有英国领事一位，他住在城的那一头，同海关所在的商业区正好一东一西。这一来就要耽搁好几个钟头。再想想一条木船通常不过装五十到一百件货，这样的官样文章何以竟能一直行下去，真是「非人智所能测」了。重庆最大的托运人轮船招商局，获准直接到海关去领「船照」——这是极大的方便，因为海关在城里一处，海关的银号在另一处，验货的趸船又在江对岸一道急滩的滩头上。木船多半停在下游一段江面里；说跑遍这三处要花一天工夫，一点也不夸张。可海关的规条偏又不许在货物到趸船验讫之前完税；也不许货船在把完税凭单取回、拿到趸船上验看之前离开。这就势必要把货丢在一条敞船上，在急滩的滩头过一夜；单是那里免不了的耽搁，已经害得人损失不少。所以这条规条从来没有真正执行过，货船验完就获准开走，平平安安去装那条「雇定」的木船。可英国商人向自己的领事提出请求，得到的是一纸「公文」，上头是那套刻板的话：「本领事不能干预海关章程。」

电报局本来设在城里的商业区，后来搬到了那片远远的、中国城市里都有的城内田地中去，因为局里的总办在那儿有一块地，租出去很划算。在这件事上，外国商人自然不能指望抗议会有什么用，因为电报纯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务。

外国人眼下还要碰上的种种难处，说起来太占篇幅。要追一笔债，他得去求他的领事。中国人不愿给钱时，从来不愁没有借口——文书不齐备，正如卖地的案子里总说那地其实不是他的。领事若甘心只做这些中国式托词的翻译——而这些托词经他一转呈，看着竟像是他也认了，甚至多少还替它们担了保——那我们就像那个农夫说的，「仿佛总也没往前挪一步」。领事们在这些事情上的作为，以及在买地租房受阻一事上的作为，究竟有多少出于个人，有多少出于北京的训令，这自然不是一个女人家能断定的。我们在中国有一阵子，凡是不顺心的事都往金伯利勋爵头上推。如今有时还觉得那是金伯利留下的遗产。不过多半是我们全想错了。

从上面所说就看得出，事情多么系于领事个人的性情。他们自然是很不一样的。从前有一种说法，说他们太容易把自己看作中国人的保护者，护着中国人不受本国侨民的侵越。我自己曾在这一类里最露骨的一位手下吃过大苦，如今很高兴能补一句：我想这种风气是在消下去了。现在中国的领事，多半人才竟高过其职位所需。不过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出乱子；到那时候，这些平日在各自口岸的社交场里总站在前头的人，会得到乐意追随的侨民们极好的辅佐——而侨民们所乐于追随的这些人，一般说来，样样都同下面这首出名的妙文相反。据说这首讽刺诗出自中国领事界一位要人的手笔：

「快活的领事

谁是那快活的领事？是哪一位，

叫每个有志的帮办都想做他？

他闭着那扇拒客于外的门，

从十点喷到四点，像特拉法加的喷泉；

把瑞普·凡·温克尔当作榜样，

把领事馆办成一座睡谷；

只要把懒散的钟点安安稳稳睡过去，

养老金和月俸总归是稳的。

只要同上司处得好，

底下人的事情烂到底也由它；

对公使馆那尊贵的神经，涂的是油，

对他所服务的公众，泼的是醋。

每桩案子他都戴着中国的眼镜看，

与其说是领事，不如说是中国人的保护人；

总督一瞥，他就发抖，

道台一哂，他就缩作一团；

可若是本国百姓来求他相助，

他立刻又是那位高不可攀的大人。

他靠公众的钱囊过活，

迎接公众却含着一声咒骂；

眉头一皱，绝无半点欢喜，

把冒失打扰他清闲的人吓退；

一切客气的外样一概免了，

对人家正当的抗议报以高妙的轻蔑；

做得极少，还要设法做得更少，

一生过的是有教养的无用。

这就是那快活的领事。就是这一位，

叫每个有志的帮办都想做他。」

不过，即便领事事事都无可挑剔——大约再没有哪一班人比在华的英国领事界更受敬重、更受信任的了——只要英国公使不肯替英国子民撑腰，他们的利益还是要受损的。而倘若外交部里那些常任的官员只盼着公使少做事，公使也做不了多少。

武穴杀了两个人，那村子至少该夷为平地。古田教案出了以后，那位总督和中国的官员们——他们同英国派去议赔的官员谈话时，竟对这事一味地笑——至少也该一概革职才是。谁也不喜欢流血。中国人没有军队、没有巡捕而能维持到这个样子，靠的正是极重的惩戒以儆效尤；他们把轻罚看作示弱，或是看作承认犯事的人其实也没什么大错。而凡是在中国住过的人，都不相信中国的乡民敢去杀外国人，除非是上头有身份的人怂恿。英国国内的人常以为传教士在中国很招人厌。其实照常理看，他们在各自的地方上都很受人喜欢、受人敬重，虽然就道理上说，官府和守旧的士人也许是不以为然的。

关于这些事情，无论还能说些什么，一个英国子民看到英国领事在申雪重大冤屈上竟这样无能为力，总是不能不痛心的：譬如在城外一带买地租地而不可得，害得我们多少年被硬生生地逼住在一座拥挤不堪的中国城内、一条肮脏街上的中国房子里。换了受屈的是法国人或俄国人，他的领事立刻就挺身而出，中国方面马上就得让步。英国人一直不合法地纳着厘金，直到一个法国人有他的领事撑腰，抗议成功。英国轮船被中国的海关非法扣留，一点也讨不回公道；而法国轮船只不过被中国的托运人抵制了一下，赔款便立刻提出，也立刻付清。

正是这些一再重演的小事，弄得中国西部的英国人常说，要想把事情办成，他们非得去入法国籍或意大利籍不可。这样积下的怨气，也许对英国政府并无妨碍；可它把商业的进取心弄瘫了。将来曼彻斯特是要吃这个亏的，等到再也无可挽回的时候——除非我们在远东能行一种更一贯、更有体面的政策。近来在中国，人们不曾以英国为荣。这也许是我们大家的糊涂；可照常理说，要叫英国人为自己的国家羞愧，是很不容易的。而不幸的是，这一步早已经跨过去了。

第五章中国的通货

银两——银元——汇兑——银锭——外国铸币厂

她离开英国还没多久，一张买办票在她眼里还是件不合情理的东西。她猜想那大约像一纸银行支票，或者像旅行支票——欧洲大陆的旅行早已使她与后者熟极了。从上海动身往内地去之前，她问过：「一块银元合英国钱多少？」「哦，我明白了，这要看汇价。从前在意大利，单靠汇兑上赚下的那点，就够我买手套了。如今糟得很，一点也赚不着。我也说不上是什么缘故。可是当汇价——汇价——没什么特别的时候，一块银元大约值多少呢？」于是人家对她发了好长的议论，说法又彼此打架，她只听得耳朵发聋，末了得出一个结论：一英镑约莫——是的，「约莫」——合六块银元，而且本不该有这么多。

如今，叫她颇为惊惶的是，她发现自己那些买办票上印的是「两」；于是她只好照「两」开票，心里暗暗纳闷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她从来没见过。

「你看我这汇价换得对不对？」她问她的男仆；接着，为了迁就他，改用「人家说的那种英文」又问了一遍，「他给我的钱，对不对？」

「我不晓得一两银子在汉口这边换得着什么。」男仆答得轻慢，却很干脆。他是从省里更靠里的地方来的。

她觉得没趣，想着大约只能把钱收下，但愿不错。下回她就学乖了。船到宜昌，她把「两」划掉，正要写上「银元」。

「银元！宜昌不通行银元，」船长说。

「那我该怎么办呢？」她去问那位住得最久的老住户。她又被一大堆话淹没了。不过她听出来，她该要「两」。

「两是没有的东西，」船长说。「我一辈子没见过一两银子，你见过吗？你要不当心，他给你送来的就是一坨一坨的银子。」

「是啊，」老住户说，「你顶好别拿银坨子。」

「那些坨子成色不一样，值钱也就不一样，」船长还在说。「你拿它没办法。你砸不开它。你得称。再说，你拿银坨子能买什么？你想买的东西，人家一样也不肯收。」

他们两个当真那么跟她说，倒像是她自个儿巴望着要没铸过的实心银坨子似的。她给弄糊涂了！可她一心要保住镇静，便说：「那我顶好写信去，说我要多少串钱，是不是？一万钱？两万钱？你知道，我搬不动它们；我也不晓得往哪儿搁。可我手里总得有这么些钱，哪怕只是为着付洗衣裳的账。」

「付洗衣裳的账！」两人一齐嚷起来，仿佛那是天底下最多余的一桩事。

「钱嘛，我看是不必写信去要的，」第三位出主意的人开了口。「我会写明我要多少两，再说一句：给制钱也行。」

「那我就永远不会知道拿到的数目对不对了。」

「啊——！」他们一齐说，把手一摆，仿佛在中国，从来就没有人知道自己拿到的数目对不对。

「这个要变的。天天都在变，」老住户说。

不必说，那些制钱她一眼也没见过，也从没听说收到了多少、收在了哪里。男仆说钱在他那儿，没错儿。他还说，宜昌这地方，一两银子换的钱少得吓人。

她自然是打定主意要学中国话的！她不是刚从家乡出来吗？既是刚从家乡出来，又一心要对谁都客气，那么先生来了她不知道该怎么招呼，就成了一桩心事。她站起身来，把两只手搓在一处——她听说这就是中国式的屈膝礼；可光这样，不说话又显得单薄，于是她照乡下人的说法说：「恭喜！恭喜！」

「哦！你不该说『恭喜恭喜』。对一位天天来的先生，不能这么说，」一位汉学家道。

「他说这么说很好，」她道。「这一点我总还听得懂。不过他说我也可以说『早』。」

「哦，不成——不成！不能说『早』，」汉学家说；可他始终没说她该说什么。

「他走的时候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她接着说。「不过他说是『慢慢走』。」

「哦，不成！对一位天天来的先生，这话太重了。」

「唉，他就是这么说的，」她等了一会儿，看他到底肯不肯替她想出一句客气话来，见没有，才有些疲倦地重了一遍。「我实在是想说句客气话。」

「中国话里要客气是很难的，」汉学家一本正经地说。这像是定论了。可她又去问另一位汉学家。「不，我不会说『慢慢走』。不说『慢慢走』，」那位懒懒地说。「对一位天天来的先生——不说这个。」

「那您说什么呢？」她急了。

「唔，说『少陪』是很客气的——就是说，我不送你到门口，我只送你几步。官员来拜过之后，说这句才得体。」

「可送到门口，总归是客气的吧？」

「哦，是的——在中国是的。」

「唉，我想不论在哪里，那都是客气。」

「不错，可是——可是太太不这样。人家也不指望。」

「啊——！好，那我可以说『少陪』。」不过她心里到底不大踏实，便留了心等机会。

下一回她听见一位汉学家同一个中国人说话，就留神听他临别说些什么。可惜！既不是「慢慢走」，也不是「少陪」。

「您刚才跟他告辞，说的是什么？」

「哦——我什么也没说，」——那是被人当场发觉自己也许说了句不合调门的话时，本能的惶恐。

「说了，说了，您转身告辞的时候说了一句。我实在很想知道是什么，好晓得自己该说什么。」

「哦，我说的是——」含含糊糊的，叫人一个字也听不清。「我想，对他那样身分的人，那句话怕是不合适。我想我该说——让我想想——我实在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才对。」

于是她如今索性撒手了——不再用中国话客气，也不再指望弄清钱值多少、东西值多少。钱既没有一定的价，东西又怎么会有一定的价呢？只有一样还堪自慰：要是谁像是不高兴了，或者她那过于敏感的良心叫她疑心自己得罪了人，她就赶紧说一声「得罪」——是我不是，我赔个不是。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明明白白地表示听不懂她，也还没有哪位汉学家说她错。所以「得罪」就是她唯一的一句金玉良言。而只要还在中国，她料想自己就得永远处在赔不是的境地里。

以上是我当年记下的、对中国钱币与语言的头一点印象。不过付钱这桩事，比我那时所想的还要繁难。中国唯一的铸币是铜制钱，约四十文合一便士。制钱是圆的，当中一个孔，通常一千文穿在两根绳上系成一挂；挂在肩上走起路来，看去像一条条的蛇。可我说「约莫」一千，是有意的；因为每一串里照例掺着若干小的、不大值钱的钱，掺多掺少，各地不同。朋友们拿来吓唬我的那种银坨子，铸成所谓「银锭」，模样却像极大的粗顶针。银锭成色高低不一，称重或砸开之前，得先验一验成色。在重庆，城里不同的地段行着三种不同的成色；因此你讲定的一笔钱是在上半城、下半城还是中半城交付，出入就相当可观。付钱既这样难，结果是人人都欠着人人的账，彼此挂着一笔流水。

近年来，好几处地方办起了外国式的铸币厂。为免这一章显得太不正经，我在这里附上一篇得奖的文章。一八九〇年，格致书院由宁波道台出题课士，题目是：

「东南各省今多行用洋钱，民间以为便于贸易。中国宜否自铸金银钱？能否通行？于国为利，抑或为害？」

道台亲自阅卷，将首名给了广东秀才杨君的一篇。译文如下：

「今日论中国财富外流之故者，大抵不出两端：一曰洋药之入口，一曰兵船军械之购置。世人多半不知，尚有一端，绵绵不绝，隐而难察，为害之远，实过于彼二者。

「从外洋输入中国的银钱，最早的是所谓『吕宋银元』，为西班牙人以其新辟美洲矿产所铸。西班牙银元之后，仿其样式而铸者相继而来——先是美国的，后是日本的。这些外来者自广东、福建蔓延至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次第而及，其速甚快。人人交口称其精美便利，而输入愈多，国家所失亦愈重。

「洋钱流入而言损失，在那些只看得见洋药、洋货入口与兵船大炮购置之显然损失的人听来，或许像是一种悖论。稍一思量，自然可以明白：以丰年之收成去换一味无用的毒草，以新奇的机巧去眩惑我百姓务实之心，为一炮一舰而费数万两银——其势之危，一望而知。但我要说明，我这话并非悖论：洋钱流入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虽在表面上不易看见，究其根柢，却一样是实在的。

「道光、咸丰两朝（一八二一年至一八六二年），买这样一块洋钱，中国要付出八钱五分银；而其实值不过七钱二分，故每买一元，即亏一钱三分。合各省而计，每年所购至少四五千万元，则每年单在兑换上所失，便是四五百万两的巨数。

「时势虽已变易，而每年自各国输入的洋钱仍以巨万计，其中多含一成杂质；我们拿掺了贱金属的银子，却要以成色纯足的银子成堆运出去抵付。况且至多值七钱二三分的洋钱，市面上竟高出一分、二分、三分、四分而售。这样的外流若不及早遏止，纵有银山，也终有淘尽之日。

「洋钱之输入，我们不能禁；百姓之使用，我们也不能止；因为百姓要它，虽然它正在把国家的财富一点点掏空。依我看，遏止这一外流只有一条路，就是中国自铸银元。

「反对的人会说：即便中国自铸，也未必行得开。他们会举出从前两次失败的例子。第一次是在道光末年（约一八五〇年）：有两名官员禀准浙江巡抚开设银厂，铸出的钱人人拿在手里看一看、敲一敲，便都不肯要。第二次是无锡的陆学纯先生所试：他铸出的银元，样样都比得上洋钱，只有一样比不上——没有人肯用。反对者举出这两桩，便说中国铸银元断无成功之理。

「另有一些反对者话说得不那么绝，只说即便朝廷能使自铸的银元通行，也不过通行于东南各省；北方与西方的百姓惯用银锭与钱票，骤然改用银元，诸多不便，是要退缩的。

「依我看，这更像是拘泥的书生之言，而不是通达世务者之言。凡是立于中国之天下、食于中国之田亩的人，有哪一个不愿本国昌隆、外人退让？今日人人爱用洋钱，只因还没有中国自己的钱。一旦有了中国的钱，且看有几个人肯舍此而就彼。上举的两桩事，只说明那些拿在手里看一看、敲一敲便被拒绝的钱，看着是假的，敲着也是假的。在乡间半公半私地铸造，这件事本身就足以引起众人的疑心。若是朝廷设官局，光明正大地办，出的又是好货，便无从生疑；其钱不但东南各省不久即可通行，北方与西方各省亦然。理由如下：

「北方与西方往来贩运的商贾，如今身上要同时带着银锭和铜钱。铜钱沉重，带不了多少价值；带银子则在兑换上要吃种种苦头，损失不小。金银铸币携带轻便、价值划一，能替他扫除今日北西两路成法横在商途上的障碍——料想他必视之为莫大的便利而额手相庆。

「反对朝廷设金银铸币局的人，通常举出四桩危险，说中国当为之踌躇。我们不妨正眼看一看。一曰新钱易于伪造；二曰一旦开铸，工事艰难；三曰仿效外洋制造，有损国体；四曰局中官吏工匠或不免舞弊。

「我堂堂大国，若因这几桩危险而放弃一个只要择人得当、督理有方，便公认能堵住财富外流、终止我们年复一年为外人而穷困的办法——岂不是怯懦到了极处、不通情理到了极处？

「金银不掺杂质便无从铸造，此后这一层好处不再落到外国人手里，而归于我朝廷；朝廷取之于民也并非白取，而是以一种通国划一的交易凭据实实在在地挣来的。这划一而通用的钱，能使正派商人免于今日兑价无常之苦，也能使投机取巧之徒失去今日买空卖空、赌一涨一落的凭借。

「我这篇文章，一开头便列举了几种正在耗蚀中国财力国势的弊病。如何对治这些弊病，是当今谋国之士竭力要解的一道难题。已经提出的种种办法，比起我所主张的来，起手花费更大，而收效于国，似乎没有一样能这样快。朝廷若铸行金银钱，大概不出几年，便能给全国各省带来种种好处，与这些好处相比，开头的一点不便实在不值一提。当然，铸币局要成功，有一个断不可少的条件：必须组织得周密完备，凡事豫有措置，使它站得住、行得久。我这些浅陋之见，若有一二可备采择，于此有所裨益，我就心满意足了。」

杨君这篇文章，看来已经结出了果子；而要遏止中国那种四处滋生的小侵渔，再没有比一种通国同值的正式货币更有效的了。可是中国凡属官办的事业，天生的紊乱与积弊如此之深，倘无那位被人瞧不起的「洋人」从旁照看，这一类的计划便都得不到百姓的信任——迄今为止，它们也确实一败涂地。我们在重庆的时候，那里的总督推行湖广总督所铸的银元；可地方官吏收税时不肯照面额收这种银元，非打三分的折扣不可，名义上是「看银费」，百姓自然也就不要，如今连影子也见不着了。中国人宁可要墨西哥银元：一来用惯了，二来信得过。杨君那篇稚气的文章里说中国人拿成色纯足的银子去换含一成杂质的洋钱，自然是荒唐话。铜制钱才是中国百姓真正的通货；近年来铜钱被可耻地掺假贬值，它与银两之间的比价起落无常（到一八九七年已达三成），这才是真正搅得「正派商人」心神不宁的事。可惜到目前为止，各省总督似乎各设各的铸币厂，谁也不管谁。由一个中央政府来管海关、邮政、货币，甚至管陆军海军——这样的念头，在中国人心里是全然陌生的。

第六章缠足

并非贵贱之别——金莲——牝鹿之足——裹脚布一日紧似一日——折骨——夹缝里藏得住半克朗——母亲枕边放着棍子——死者几何——十趾俱全者几何——脚会脱落——痛到死为止——几个例子——湿疹、溃烂、坏疽——全身的康健都受影响

英国人有一个流行的误解，以为在中国缠足是身分的标记。在中国西部，坐在路边讨饭的女人也是一双小脚。极北的地方，女人是要下地的，可怜！她们只能跪在厚重的黏土上做活，因为那双残废了的脚站不住。英国还有一个流行的误解，说这风俗的兴起是为了不许女人四处走动。我同中国人谈这件事，前前后后不知谈过多少回，从没听见有谁拿这个当理由，连暗示也不曾有过；中国讲缠足的书里也从来没有提起。中国通行的说法是：南齐建都南京，齐和帝的宠妃潘妃美到那样地步，脚步所到之处，地里便生出金莲来——中国男人如此古怪地赏玩的那种羊蹄似的丑脚，「金莲」之名便是这么来的。据说和帝爱潘妃爱到在她要走的路上遍铺金莲花，让她踩着走。可是另有一说，谓这种奇怪的脚是妲己传下来的。妲己是商朝末代君王的妃子，那位君王于公元前一一二〇年走投无路，带着满宫的珍宝自焚而死。妲己像是个半神半人的角色——一个被掉了包的异类，生着一双长毛的「牝鹿之足」。她于是拿布把脚缠起来，穿上小巧可爱的仙鞋，别人便都学她的样。再说到年代较近、也略近于信史的时候：公元九七〇年，宋朝的一位君王有个宠妃窅娘，他爱看她在金莲花上作态、起舞。窅娘为了叫脚显得更好看，常拿彩缎条子把脚缠住，缠成一弯新月或一张弯弓的模样；有人说，这风气就是这样开的头。

不过有一层是明摆着的：一个不穿袜子的民族，自然会拿布来裹脚；既然裹了，那么把布一次比一次收紧一点，脚的形状就极容易改变，且是全然无心为之——正如欧洲不知多少太太小姐对自己的腰身所做的一样。中国的文明极古老，也极守旧，弊风到了那里便有增无已，走到格外的极端。中国人这个民族对于痛苦——无论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又出奇地不觉得；他们并不像某些神经紧张的性情那样以施加痛苦为乐，只是奇怪地漠然。十有八九，起初女人不过是把脚裹得略紧一些罢了。就像不久以前欧洲的男子格外看重一个女人鞋子合脚不合脚、脚踝的线条好不好看，中国男人也是如此；这样过了一千年，就到了今日这种两英寸半的畸形，也就有了那许多早已作古的后妃与莲花的故事。

缠的法子和起手的年岁，在这样广大的一个帝国之内自然各处不同。西部大抵从六岁起缠。东部一般是五岁到七岁，最迟不过八岁。上海道台蔡君是个和气人，我在我们首席法官家的宴席上遇见他，他从桌子那边望过来，用他那略带诙谐、一顿一顿的口气说：「我知道你想同我谈什么。你想同我谈缠足。这是很苦的，不是吗？可怜的小东西，只消熬两年。」照这话看，他那一带地方，或者他自己家里，起手是更早的。据说中国东部用的裹脚布是结实的白棉布，长两码，宽约三英寸；我见到的裹脚布，大都是两码长。布要缠到孩子忍得住的最紧处，大脚趾留在外面，其余四趾一概压到脚掌底下去，好把脚的宽度尽量收小，最后使左脚的脚趾从右侧露出来、右脚的脚趾从左侧露出来，两边都是从脚底下绕过去的。此后每天早晚各紧一次；若是骨头不肯听话，一解开布就弹回原处，有时便拿捶衣裳的重木杵打一下——大约把事情赶快了结，总算还是慈悲些。刚缠好，就要叫小女孩在那双酸痛的脚上来回走动，怕的是当下就发坏疽。可这些都还只是头一年的事。往后的两年才是中国小女孩真正可怕的日子；因为那时脚不再是往窄里收，而是往短里收：把布这样绕法，好将脚的肉掌与脚跟一步步拉近，直拉到两者之间可以藏进一枚半克朗的银币。其实非到能藏得住这枚银币，一双脚是不算缠成的。这三年里，中国的少女时代呈出一片最凄凉的景象。英国的小女孩是蹦着跳着、脸颊红扑扑的；这里的小东西却拄着一根比自己还高些的棍子，沉沉地把身子压上去，或者由大人背着，或者呆坐着哭。她们眼底下有大片的黑影，脸上有一种特别的、说不出的白，除了缠足我从没在别处见过。做母亲的多半在床头放一根大棍睡觉，小女孩哭闹搅得一家不安，便起来打她；也常有把她挪到外屋去睡的。她能得的唯一一点松快，或是靠鸦片，或是把两只脚垂在木床沿外，让血脉不通。

中国有句话说：「一双小脚一缸泪。」又说，十个女孩里有一个是死于缠足或缠足的后患的。我把这话说给汉口的意大利嬷嬷听——她多年主持那里的大女学与育婴堂——她眼里含着泪说：「哦，不，不！那也许是沿海几个城里的情形。」我以为她接着要说，在华中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不料她说下去的话叫我心惊：「这里还要多——还要多——还要多。」论有资格判断的人，很少有过于她的；因为直到今年，她所照管的小女孩都是照例要缠脚的。据我所知，那里的裹脚布是一星期才紧一次。到了那一天，孩子们自然一概免了功课；而在旁看着的那位意大利修女，看小女孩受苦看得太难过，只好不断地换人——没有一个意大利女子受得住一星期又一星期地看这场罪。她们给孩子缠脚，缘故当然只有一个：怕她们将来嫁不出去，也怕做父母的见她们不肯这样迁就中国的风俗，便不肯把孩子托给她们。可是今年，这位好嬷嬷终于断定，众人的见识已经开得够了，她可以撇开这些可恨的裹脚布了。「你以为我喜欢这些东西吗？」我上一回见她时她说。「脚一小下去，就要做新鞋，尺寸还各不相同，没完没了；棉布也要不停地撕成裹脚布：这里头的麻烦是无穷无尽的——真真是无穷无尽。」这是我从来不曾想到的一层。不过想到这位好嬷嬷从此得了解脱，总是件宽心事；因为一八九八年春天她写信给我，说她知道我听了要高兴：五十个小女孩刚刚放了脚，今后在她手下的女孩，一个也不再缠了。

上海西门妇孺医院的院长赖芬斯奈德女医生说，缠脚缠掉脚趾的事常有，缠掉半只脚的也不算稀奇。她讲起一个可怜的姑娘解开裹脚布时的伤心——「呀，我的脚少了一半！」她便对那姑娘说：只剩半只脚，可这半只是好好的，比起周围的人，你要强得多了。后来果然如此。这姑娘比大多数人走得都好。她的脚是被一个狠心的婆婆缠的；照赖芬斯奈德女医生的话说，天下狠心的人里头，中国的婆婆待自己手底下的媳妇是最狠的。她还知道另一个媳妇，缠着缠着，一只脚整个脱落了。赖芬斯奈德女医生又指出另一个误解：人们常以为过了头一阵，缠脚便不疼了。她雇过一个五十岁的女人；她知道这女人只要比平日多站一会儿，脚上仍旧会出血——想一想，一个一百四十磅重的人，站在两英寸半长的鞋子里，这也是很自然的。

南京的马林医生素有一种名声，以为中国还有许多事比给女人放脚更要紧；我问他见过些什么样的病例，他当即讲起一个穷人家的小孩子，抱到他医院里来，脚跟上生了个疮，是裹脚布勒出来的。他头一回见这孩子时，疮已经烂到膝盖的半路上；若不是送到他这里，几天之内孩子就要死于血中毒。他另一个病例结局更惨。那可怜的小女孩是一位官员的孙女，父亲是教书的。她送到医院来时才六七岁，两只脚已经是两团黑烂。家里人不肯让锯掉；过了几个月，脚自己脱落了。断处很久才长好，因为皮肉都往骨头上头缩了回去。孩子被领回家，人一天弱似一天，苦了一年半，死了。

重庆的麦卡尼医生说起一件事：人家请他去看一个小女孩。他把裹脚布解开，见两只脚只剩几根筋连着，坏疽已经蔓到踝子骨以上。当下非立刻截去不可；可这不幸的孩子这一辈子都要没有脚了。孩子的母亲是个上了瘾的鸦片鬼，正是她的漠不关心，才闹到这个地步。在他看来，中国最大的两桩祸害就是抽鸦片和缠足。他还有一个病例，是个未出嫁的女子，两腿都瘫了。医治的法子，不过是解去她脚上的裹脚布，加上按摩和电疗。不到一个月，她能走了。她的病，追根究底不是别的，就是缠足。他说中国人对人身的生理与构造一无所知，这一层无知，给中国的妇女儿童带来说不尽的苦楚。缠足这件事，除了一种没有道理的时尚在那里发号施令，没有一点可取。小脚的女人站不住，总在那里摇摇晃晃，一步一步地挪，像人踮着脚尖走路。他敢向随便哪个中国人挑明：缠足断没有不痛不苦的道理。中国女人不肯承认痛。承认了便是「不好意思」。缠成的脚上有一道夹缝，像手指并拢时与大拇指根之间的那道缝。这道缝碰不着鞋，因而又软又嫩。汗积在里头，若不十分洁净，就生湿疹，终于溃烂、坏死。两只脚都截去的病例，他经手过好几起。从缠上的那天起直到死，这双脚没有一天不痛，也随时可以生病。而且不止这些厉害的局部毛病，脏腑之间也要出毛病，许多时候还累及所生的子女。

由缠足或多或少直接引出的种种病症，要一一说明，非得一部医书不可。这里只须指出一层：中国女人走路，全是靠脚跟着地；由此可以想见，脊骨与全身所受的震荡，很可能就是妇女脏腑之疾的根由——凡缠足盛行的地方，这类病症即使不说人人皆有，也是极其普遍的。女医生们早已看出：在中国某些人人缠足的地方，一个女人无论为什么病到医院里来，身上总带着某种沉重的内症；而在只有少数人缠足的地方，同样的病症就很少见到。

第七章不缠足

圣公会差会的作为——美国差会的作为——天足会——中国太太们的客厅会——叙府劝戒书——今之圣人康有为——孔公——告中国人书

且说一件叫人高兴些的事。天主教、美国圣公会以及别的一些传教团体，从前在缠足这件事上，觉得还是随中国的俗为妥；可另有一些传教团体，二十多年来是一直不肯迁就的。举一两个例子说说他们做事的路数，大约也就够了。杭州的圣公会差会一八六七年开了一所女学；一八九六年司徒尔先生写道：

「本会自始便担下了这些女孩十年上下的衣食照管；条件是女孩必须放足，且不得违其本人之愿逼她出嫁。开学时只有三名学生；不久便增到十来个，又增到二十个，几年后到三十个、四十个，近五年是五十名学生。头几年之后，学校从不曾去招过一个学生，八岁或十岁以下也一概不收；而报名的人却总比收得下的多。近十年来，学生的衣服被褥都是自备，也有几个是自付伙食的。学校的主事人一开头就立定了这个宗旨：本会既担下抚养教导这些女孩之责，那么凡是被认为正当合理的规矩，尽可能要求她们遵守，这不但是本会的权利，也是本会的本分。学校办得成功，可见当日立定的这个宗旨是明智的。女孩们有一个很好的院子玩耍；她们一双双大脚在里头跑跳，草是一根也长不起来的；她们红扑扑的脸蛋、快活的模样，与街上和家里常见的中国女孩，恰成鲜明的对照。女孩长大要离开学校时，差不多每一个都被某位不嫌她大脚的基督徒青年求了去。这二十八年里，本校送出去的学生很不少；可就所知，她们没有一个再去缠自己女儿的脚。」

从极北的张家口来的一封信，很有意思地写出一位美国女传教士遇到的难处——看得出，她是个热心的不缠足论者：

「中国张家口，九月二十四日。

「不缠足这件事，在我这里像是同做媒纠缠在一处了。我大概写过一个小姑娘：她从四天路程外来这里上学，把脚放了；因为讲定：只要那个选中做她丈夫的年轻人肯娶一个大脚媳妇，我就帮他一把。婚书没有写成，因为女家要的聘礼比我肯出的多。我对那年轻人可是一点没有限定。他愿意添多少都行；只是我至多出二十四吊，合两镑十先令上下；在我看来，给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这已是很不少了。那年轻人没有钱，本来倒有些想要个小脚媳妇；可他的几位兄长劝了他，他也就依了：不过再想从他手里出钱，是指望不上的。小姑娘自己很中意她这个年轻人，说她父亲若不把她许给于谦（就是那年轻人），她一回家就跳井。我刚听说她父亲死了。他是个抽鸦片的，一心要把女儿许到出钱最多的人家；可她的几个哥哥说：『让妹子过得称心吧，钱少些也罢。』他一死，这门亲事或者反倒成得快，我想是因为他们要钱办丧事。你可曾听说过哪个中国人手头有现成的丧葬钱？

「我们有个男学生，母亲给他定了一个八岁的小姑娘；他对母亲说，他要新娘把脚放开，好进我们这里的女学。

「昨天我带女学生们出去玩了一趟。她们去看了那座漂亮的新俄国教堂和教堂后的园子，树木花畦布置得很雅致，钟楼上还有一套排钟。后来我们又去城里一座庙。有个和尚说：『你们的姑娘怎么不缠脚？』我说：『你怎么不缠脚？』『我！我是男人呀！』我没再往下说，因为有一群不怀好意的人围拢来看这些姑娘。

「山西大同府的麦基先生，正为他女学生的将来发愁。他太太现在管着一所六个女孩的学校。缠脚的一概不收。麦基先生说，大同没有一个男孩肯同大脚姑娘定亲，就算父母肯，也不成；父母肯了，他自己或他的长兄又不肯。我说：『山西汾州府有一所男学，他们还找不到够数的基督徒姑娘做媳妇呢。』他却说：『不成，大同卖女儿的名声太坏，凡是好人家都不肯把女儿嫁到城外去，连很近的村子也不肯，怕人说是把女儿卖了。』姑娘们年纪还小，出嫁的事并不急；所以麦基先生指望到时候上天自会给她们备下新郎。」

一八九五年四月，我有幸办起了天足会。在那以前，不做传教的外国人在阻止缠足这件事上，就算做过什么，也是极少。因此，我去问上海的太太小姐们，几乎人人都乐意、而且热心地愿意入会办事，倒真是一桩喜出望外的事。我们起头很怯生生的，先把一位杭州中国女士写的诗重印了一回，那诗是慕稼谷主教寄下来的，又幸而由艾约瑟博士译成了英文诗；因为我们起初的难处之一，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识得中国字。随后我们又壮着胆子印了另一位中国女士的一首诗。再往后，我们印了克兰兹牧师用英文写的一本小册子，全体会员坐下来议了又议，改了一番，再托李提摩太牧师的中文笔手替我们译成中文。这册子究竟要译成什么样的中文，会里的太太们在定夺之前受了多少心上的煎熬，英国人是很难想象的。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太多了。译成上海话？那么，是不是还要照别处的方言各译一种？这样女人们就懂了。可是——女人又不识字。再说，我们是要说给男人听，还是说给女人听？而且用这样的俗话，我们的册子岂不要被人看作十分下作粗鄙？译成通行的官话？可就是官话，读书人不也照样瞧不起？我们自然是知道的——一想到这一层，人人都沉甸甸地坐着——脚在中国是谈话里最犯忌的题目，再没有比这更不成体统的话头了。我们中间有几位甚至觉得，等到那些穿蓝布长衫、拖着长辫、站在我们椅子后头伺候午饭晚饭的仆人知道了我们——我们，他们的太太——竟要为一本讲缠足的书负责，一本随便街上哪个下等人都读得的书，我们简直要在他们面前脸红。到末了，我们躲进了中国经书那种庄重的文言里，深信这样一来，不缠足之说便能以尽可能得体的姿态摆到中国人面前；而读书人至少也不能不惊叹这几位外国太太文笔之美、学问之富——唉，可她们连这本小册子上的一个字也不认得，只能眼巴巴地把那字体和红签翻来覆去地看。我们尽力散发我们的书；也彼此鼓励，不要去理会那班「在中国住了二十年却一个字也不懂」的先生们劈头给我们的一阵嘲笑。会里唯一的法国太太最会宽解人，她有两句话：「讥笑往往出于才智的贫乏」；「讥笑是没有才智的人的才智」。可是，借中国的说法，我们的胆子实在小得很；因为我们知道这风俗有多老，这国家有多大。要同几百年、几万万人相争，我们算什么呢？

四川极西的重庆开过一次客厅会，那真是极其鲜亮的一场。那天绣工之华美，是叫人难忘的。有一位年轻的太太身上珠翠压得她左顾右盼都不能够；说实在的，她整个人就是一件艺术的杰作。中国太太们笑得那样欢畅，穿戴得那样光彩，夹在她们中间的那几位传教士太太，倒像是几只素净的蛾子误入了一群绣花蝴蝶。人人都来了，许多还带了朋友来；个个都带着孩子，也都穿着最好的衣裳，像顶美的洋娃娃。起初，正在茶点中间，那些演说似乎把客人们弄糊涂了：女主人竟站起身来，隔着通事对她们说话，她们弄不清自己该做什么。可接着，人人都急着要给那些话作证：「南京城外江北那一带——」「对，对！」一位南京来的太太嚷道，「那边是不缠的！身子壮实得很。」待到讲的人说下去，说往成都的路上有一座城，那里很大一部分人彼此通婚，因为祖上是广东人，女人是不缠脚的，广东籍的太太们便点头微笑，两只细巧的手急切地比划，像是急着也要有个通事，好让周围那些高大爽朗的四川婆婆太太们听懂她们。等到讲的人又说起湖南有些地方，无论贫富都不缠，那两位孤零零的、素来爱夸口的湖北代表再也忍不住了，端端正正地站起来，用她们柔软的湖北口音说：「湖北也有地方一个女人都不缠——一个也没有。」接着一位传教士太太用流利的中国话讲血脉的流通，又拿一根橡皮管子来演给她们看，把它某一处扎起来会怎么样。这时候没有人插嘴了。中国太太们觉得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她们听得那样专心，真叫人动容。这一段后来被人议论了许久。随后有一位中国太太说她自己是怎样被引着放了脚，从此再不觉得那双曾经引以为傲的小脚有什么可喜。之后又有一位英国太太用本地话把我们那本文言的册子讲了一遍——那文言是颇难懂的。接着会场向众人开放，当下就有在座最时兴的一位中国太太走上前来，也发表了一番议论。众人一致认为缠足是无益的，只是非得慢慢地革除不可。「慢慢的」三个字，成了那天的口号。随后，正如英国的集会一样，好些位太太接着赴宴去了。留下的人还在说话。「你看见我那两个小女儿听得多用心？」一位母亲说。「她们心里在想，从此再不缠脚了。」那两个小女孩的神情也确实急切到了极处——可怜的小残废！脸上都搽了胭脂，冒充那种因活动而生的健康的红润。

可男人们又怎么说呢？他们对这场会作何想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第二天，其中一位太太的丈夫颇不高兴地说：「哦，女人自然喜欢！她们本来就不想缠脚！」不过能叫一个中国男人连这一句也认了，总算是往前走了一步。

另一天开不缠足的会，请反对缠足的人站起来，在座的男人除了六个，全都站了起来；听众里有一位商人还起身发了一通反对缠足的议论。过了几天，有位官员来拜访，拿起桌上克兰兹牧师的册子说：「啊，这本书的大本我有，还带图的。不，那天的会我没去，我家里人去了。说到放脚，年纪大的女人放不得了；你看，她们的脚趾都掉了。可我那六岁的小女儿，脚是不再缠了。她头一挨枕头就叫得那样惨，我听不下去。再说，她一点也睡不着。」他是个有家私的人，对将来出嫁会不会为难，一个字也没提。

又过了些时候，我们得着了头一次大的推动。北京的一位考官死了父亲，照中国的规矩，居丧期内不能再任官职，便回到极西的家乡去，回去见他七岁的小女儿正为缠脚哭。他在路上偶然见到过我们的一份册子。他先把孩子的脚放了；随后想道：这题目他能不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一篇打得动全国人心的劝戒？想了许多天，他写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叙府劝戒书》；写成之后，他署上自己的名，盖上自己的印，又请当地五位有声望的朋友附上他们的证词与姓名，便把它遍贴在叙府的城墙上——正赶上那里就要举行考试，好叫所有的年轻士子把这消息带回各自的家乡去。这本册子的一份，说来也巧，是厄普克拉夫特先生带给我的；他那时正顺江而下，要去同那位太太成亲——正是那位太太最先把传教士反对缠足的努力讲给我听，也因此推着我去试一试：一个平常的在俗女子究竟能做些什么。我们一拿到它，便立刻翻印散发，送给上重庆来应考的整整一万名士子。我们的款子比叙府那边宽裕，力求人手一册，好带回家去。随后来了一封信，是中国那家独一无二的大商行、也半带官气的轮船招商局的上海总办写来的，说他听说西边有一篇了不得的册子，想要一份，好由他自己出钱翻印，送回他本省广东去散布。

约莫一年之后，我们听说广州成立了「不缠足会」，发起的是今之圣人康有为——他是那位年轻皇帝的谋士，最近不得不亡命奔逃，还是靠一艘英国兵船护着才脱了身；听说因此有一万个做父亲的立下誓约，不给自己的小女儿缠脚，也不给儿子娶缠足的媳妇；他们还在上海设了办事处，正就此事上书各省总督与大员。我们自己也曾上书皇帝，字用金线绣在白缎上，盛在一个精美的银匣里；可是，虽然身为外交团领袖的美国公使已为我们尽了力，我们那份由会长代表东方几乎所有欧洲侨居女子署名的、那样美的呈文，究竟有没有到过年轻皇帝手里，我们始终没有得到过官面上的告知——总理衙门宁可把它搁在自己的架子上。这件事叫我们心灰，原打算再上书各省总督的，也就作罢了。可如今，叫我们喜出望外的是，我们听说各省总督都对那个中国的会有了回应。湖广总督张之洞，是唯一一位不受贿的总督，他用那种他无人能及的、极美的文章痛斥缠足；我们立刻把他这篇痛斥遍贴到他所辖两省的各城；而湖南巡抚——后来被皇太后革了职的那一位——竟敢再进一步，出示禁缠。两江总督捶着胸口，又举手向天，说这是件好事，他也要写一篇。可他不久就故去了。直隶总督则训令所属各级官员，各在自己的辖境里劝阻缠足。

与此同时，又出来了一位最出人意表的赞助者。孔子的嫡裔孔慧中公写道：「缠足一事，予心常有不安，深悯受苦者之众。然未敢公然言之。今幸有仁人君子、贤能之女，泰西之慧女，创此至善之举。彼等激切劝谕我国妇女，且立会以禁缠足。其志在革除一恶俗。」他还索取我们所有的册子，要从中择其最好的编成一书散发。

「泰西之慧女」这句话，自然叫我们喜欢得了不得；而中国的太太们如今也出来创办一所上等人家女子的学校，头一条章程便是凡入学者必须彼此相劝放足——我们于是渐渐忘了从前曾有人笑话过我们。上海的太太们开客厅会，听中国太太们亲口讲她们如何没有一刻不痛，赏玩她们雅致的衣饰，又为她们那双脚的尺寸而心惊；同时在一家大丝厂里也开了一场会，约一千名中国女工听欧洲与中国的太太们讲这件事。

那篇有名的《叙府劝戒书》唤醒了多少中国人；为见中国人自己对这事的看法，这里略述其大意，或者有人愿意一读。这文章全然不是英国人会写的路数；可它确确实实打得动中国人的心。

周先生一开头并不铺陈，先提起康熙的前一位皇帝顺治（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六二年）禁缠足的谕旨——这道谕旨被人漠视得太久了——断定缠足实属违法，接着便说：「罪莫大于违抗君命，害莫甚于折人筋骨。虽至愚之人亦知之。」他痛陈违背顺治谕旨之非，又斥人不顾孔子之训——孔子教人当敬重己身，不可残毁己身。「而今，」他说，「却把年幼女儿的脚紧紧缠住，直缠到出血，筋骨都折断……满洲人、蒙古人、汉军旗人都不给女子缠足，上下一律如此……直隶、广东、广西三省，自太平之乱平定以后，都承认缠足为非，其中一半已把这风俗革了。四川省的彭州、蓬溪县、洪雅、沙湾，也有些明达之人把小脚的风气改成了天足。别处也该照样办。」

接着周先生说到海外诸国——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等等。那些地方的女子不受缠足之苦。独有中国人自寻痛苦、自取残伤；做父母的不去教女儿五种妇德，反把一个恶俗教给她们，把脚糟蹋了。他又指出：「贵贱之别不在脚上。况且国法所定，惩治恶人有凌迟、有斩、有绞；却并没有缠足这一条：国法还不至于这样不仁。人在争斗中伤了人的肢体，是有定罪的。可人们却存心把年幼女儿的脚折断，任她哭喊喊痛也不理会。而世人还说父母是疼女儿的。这些娇嫩的孩子究竟犯了什么罪，要受这个罚？做父母的答不上来。这罚叫女儿日夜啼哭，痛得钻心。比强盗所受的刑还要重一百倍。男人在衙门里挨一顿打，半个月也就过去了。可女孩的脚一缠上，就要苦一辈子，那双脚再也回不到本来的样子。」

对那些因为祖上如此便去折磨小女儿的父亲，周先生毫无耐心。「这样的敬重祖宗，」他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了不得。」随后他说到实用的一面：一旦来了强盗，或者起了火，家里的男人只好把女人丢下（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任她们自尽，或者遭比死更坏的事。倘若女人是天足，她们本来可以同男人一样自卫，一样逃生。男人不该看不起天足的女子。「遇着大难，最先遭殃的是富贵人家，因为他们的女眷娇养惯了，逃不动。一旦猝然有变，她们只能坐以待毙；而不缠足的女子却能扛得动重东西，也拿得动兵器，不必怕被撇下、被杀。她们甚至可以习武，遇袭能自卫，因而得保平安。这才是安乐之道。」

周先生说，他听见糊涂人讲，护卫女人本是男人的事；可是自古至今，就连大官也未必总护得住自己的妻室。而女人逃不掉，又害得留下来护她们的男人送命，一家人就此断绝。「我愿人人明智通达，把这桩糊涂事革除。」

「如今不是太平的时候。外国女子是天足；她们有胆量，能自卫；中国女子却缠着脚，弱得连自己身上衣裳的分量都禁不起。她们以为这样好看；其实并不好看，反而弱了身子，往往因此送命。我不过是一个读书人，于世无用；可我总要设法给人做点好事，写下这篇东西，或者也算有点用处。四川一省人多而稠密，游手好闲与不安分的人不少。意外之事随时可以生出来。我说的究竟是不是？」

许多人问：女人放脚，可能不可能？不但可能，而且已经有许多女人放了；如今不但能走路，还说自己不再受苦。不过很明白，她们的脚是回不到本来的样子了；有些人多半连裹布也仍旧离不得。放脚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一段苦事，须得十分小心。要把棉花团塞到脚趾底下；通常还得按摩；躺上几天床的也不算稀奇。可是我见过许多四十岁上放脚的女人，还有一位是六十岁上放的。我亲眼见到的，都是在基督教直接的感化之下放的；不过我也听说过成批的中国女人，全然不曾受什么外国影响，也把脚放了。这样看来：中国的读书人写起了不缠足的册子；一位中国总督替一本册子作序并散发；孔子的后裔在编集散布我们的书；中国最有影响的报刊在替我们的事张目；上海立起了一个有力量的中国不缠足会；而最好的一桩是，中国有身分的太太们出来创办上等人家女子的学校——看去几乎像是我们已经把中国的女人重新扶到她们自己的脚上站起来了。可是北京既然起了这一场反动，最难最烈的一段仗，也许还在后头；在这千年的旧俗永远革除、「金莲」绣鞋只能到利伯提铺子里当针插看之前，中国的女人也许还要我们多帮一把。

第八章妇女的地位

官府对妇女的旌表——贞静——夫妇之间——理事之才——吸鸦片——几位典型的中国女子

曾有一个人别致地对我说：“我每要知道一国的男人究竟是什么样，就看他们把自家的女人弄成了什么样。”我们若再看一看男人们自己声称在女人身上敬重什么，大约也能懂得几分。为这个缘故，从《京报》——世上最老的报纸，至今仍是中国的官报——里摘出几段来，比一百页的道听途说都管用。我们就只看一年里的三桩事。

“一八九一年五月初二。——两广总督具奏，据顺德县绅耆呈请，为一位七世同堂的老妇人建坊旌表；这位老太太如今与四世子孙同居一屋。老妇娘家姓林，是提督方耀之母，现年八十二岁。有子六人，孙四十人，曾孙一百二十一人，玄孙二人。其生平尤为清白俭朴，自当得起朝廷旌奖耆年硕德之典。——交礼部议奏。”

◇

“一八九一年二月初六。——李鸿章据吴福伦所陈，奏报孝女一案。直隶候补州同某，有女以性情柔顺、事亲至孝著称。本年夏间，其父奉委查办河堤工程。父既出，其母忽得重病，女侍疾极尽温柔，竟至割股肉煮汤以进，并愿以身代母死。其兄欲驰告其父母病危，女劝止之，谓父在工次，自有职守，以此相扰，徒增忧念，亦无补于事。彭初回家两日后，妻死；女绝食数日。见因此大伤父心，乃勉强进些薄粥。其后父又奉调赴河工，父不在家，女复绝食。父在工次得病，请假归。归时女迎于门，告以不敢先父而死，今父既归来，愿往地下侍奉母亲。任凭众人如何苦劝，她终于坚拒饮食，数日而卒。具奏者以为，如此难得的孝行若听其湮没无闻，实在可惜，请饬部制匾旌表。——依议。礼部知道。”

可以看出，这两桩事里得着褒奖的，都是所谓“闺门之德”。方提督的母亲，是因为子孙众多，也因为一生清白俭朴；魏彭初的女儿，是因为事母至孝。下一桩却全然是另一种性质，再一次显出中国永远是个出人意料的国度。在开通的美国，妇女可曾因战阵上的勇烈受过勋章？而在这守旧的中国，我们却在《京报》上读到：

“一八九一年正月廿三。——咸丰八年，广西柳州城陷于贼。城中百姓死于守御者甚众，亦有宁死不辱、不肯屈于贼手而自尽者。显忠效命，非独男子为然，妇女相率效之者尤多。城既收复，即有旨令开列殉难姓名，以便表彰其节。惟其时人心专注于剿贼，一时未能办理。乱定之后，复奉谕旨，令随时查访照办。广西巡抚马丕瑶因将马平县知县查造之册呈进，计当年殉难全节妇女三十四人。具奏者以为诸妇之节，允宜旌扬，请饬部给予恤典，制匾褒扬，庶几幽魂得安，亦可风示来者。——依议。礼部知道。”

要留意，这三十四位妇人得着官家的褒扬，中间已隔了好些年。可是话说回来，在旁的国家里，她们岂不多半要永远无人过问？那措辞也值得一看：要“给予恤典，制匾褒扬”。“庶几幽魂得安，亦可风示来者。”

写中国妇女的人，大都爱说她们那份假正经。他们这样说也许自有极充足的理由，那是我不晓得的。讲到妇女，也像讲中国的别样事情一样，我只能就我所见的写。要坐实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串事的真相，所需的考究与研读，我是拿不出来的；这本书也并不想做一座学问的库房、一部传之久远的参考书，只想给那些一无所知的人画一幅画，画的是我十一年来多少算得上亲近地生活于其间的一个民族。同时，写中国妇女时我心上总压着一层顾虑：说不定在有些方面，我反倒更有资格评说男人，而男人更有资格评说女人。不过就我所能说的而言：中国的太太小姐们谈起许多事情来，那份坦率确乎像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可是，天气潮热到男人在自家铺子里、甚至在盛夏的宴席上都要赤着上身的地步，而女人始终是齐齐整整地裹在衣裳里——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叫作假正经，我实在不懂。为着守这份体面，女人们在暑天里要受多少罪，似乎从来没有人体谅够。我从没有见过一个中国女子衣衫不整，也从没有见过她们做出任何可以算作不雅的举动。中国太太们的整个举止，叫我相信她们对这类事情是唯恐避之不及的。按她们的规矩，是不该同男人——非本家的男人——说话的；可是每逢我见她们因事务上的缘故与外国男子、甚至与中国男子往来，她们那份从容的仪态和安静的尊严，总叫我心里一动。诚然，她们有点爱站起来同男人说话，仿佛对方是高她们一等的人物；然而除此之外，她们丝毫不给人一种印象，好像自己惯于把自己看作供男人使唤取乐的东西。要说明的是，我这里写的只是那些与我有过交情的太太小姐，既不是做田、挑水的贫家妇人，也不是通商口岸上欧洲男子最常来往的那一等女人。不过关于这末一等人，我还得添一句：无论她们的行止如何不检，她们的仪态举动里，绝没有那种叫人恶心的、全不顾体面的劲儿——在伦敦、在纽约、尤其在巴黎，同这样行事的人打交道，对一个女人是极难堪的。这原也不奇怪。在中国过着这种生涯的女子，大半是小时候家里没有饭养活，把她们卖作奴婢的；她们之所以落在外国男子或中国男子寻欢的地方，并不是出于她们自家的坏性情。无疑，中国也同别国一样，有宁愿从恶不肯向善的女人；可是若说我还能看得懂几分神情与举止，那么这末一种人在中国，比我所知的任何一国都要少些。

有一回在太太们的席上，说起新任的一位巡抚，刚带了好几房姨太太上任，我发觉满座的太太们一提到自己或自家任何一位亲眷去给人做“二房”，都是一脸的厌恶；女主人还向我解说，姨太太照例出身低些，或是败落人家的女儿。可最叫我留意的是，谈这件事时并没有谁窃笑，也没有半点影射的意思；这话之所以提起来，不过是因为太太们都想不出要怎样同新巡抚的女眷们往来应酬罢了；而且她们还觉得，一个起居行事如此的官儿，多半治不好这一方地面。中国女人说话的粗率直露，常叫欧洲太太们大为骇然。不过，我固然庆幸我们自己在这上头已经大有长进，却从来不敢断定：伊丽莎白女王朝的贵妇，骨子里就不比维多利亚女王朝的贵妇更知羞耻。

有一件事确乎如此：凡是到中国内地去的欧洲女子，若当真想同中国太太们处得来，都得把自己的衣箱大大地改动一番；而某位法国领事的太太，把带到中国来的一幅古画又装回箱子里去了，因为那画被认作太伤风化。一位海关税务司的德国太太，全不顾她丈夫的官场来客会作何感想，只图自己好玩，拿几幅真人大小的裸女图装点门厅。她得的报应是：她一出门，她的男仆便向来客一一指点，说这是女主人自己、那是她的哪一位女朋友。裸体究竟雅不雅，这桩聚讼纷纭的公案且不去碰；总之可以想见，在一个女人当着人从不袒露身上任何一处的国度里，这类画是不会有的。而这在我看来，远不是什么假正经，倒是一种古典文章的自然结果——那些书里随便哪一段，都可以放心交到寻常人家的闺女手里。再想到中国的造像与毗邻的印度、西藏不同，全不带一丝猥亵的意思，那么我想我总还有些根据可以说：至少在中国，德行是压得住邪行的，压到邪行不得不用伪善向它致意的地步。而天下哪一国，又走得比这更远呢？

自然，人人都晓得，中国人一发了财就多买几房姨太太。姨太太的名分是够不上正妻的，这整桩事情与其说是件值得夸耀的风雅，不如说是对人性软弱的一点将就。不过他总是尽力从体面人家去讨。而且中国人纳了姨太太，是要养她一辈子的；他并没有那种念头，说趁她年轻好看受用几年，然后给她一点钱打发出门。她从进这个门起，就同正妻一样归他养活，她生的孩子也同正妻生的一样是他名正言顺的子女。话虽如此，人都说对软弱的将就会开出更大的祸端来；在中国大约也是这样。

有一回赴宴，我问起主人家那个漂亮伶俐的小女儿——头年她曾同另一个粉团似的女孩子，还有一个小神童似的弟弟，一同来看过我——身旁一位太太伸手横在唇前，那手势活脱是欧洲一位正经贵妇的做派，从手背后头不慌不忙地说：“还是别问的好。那是另一个女人生的。他太太就只你看见的这一个女儿。”这句话和说这话的神气，像是把中国人的家常另开了一扇窗给我看。头年那个女人还住在他家里，他太太自己常带那小神童来看我。两个小女孩也来过不止一回。如今城里刚经过一场银钱上的风波，他把二房连同她的孩子安置在近旁一间小铺子里，这件事在他太太和女儿跟前是提不得的。再打听下去，才知道他还做过一桩伤天害理、非压低了嗓子不能说的事。穷极无奈之下，他把另一个姨太太送进庵里做了尼姑。这是极不像话的，因为照中国的规矩，她是他家里的人，他有养她终身的本分。

女人嫁了人以后，地位又如何呢？这在哪一国都难说得明白。在中国就更难，因为我们总爱把婚姻同爱情、同谈情说爱连在一起。在中国，这一层名义上是没有的；照例，年轻人要到新娘过了门成了他的妻子，才头一回见着她的面。从此她就成了家里做粗活的人，穿的比婆家的女儿差，还得服侍婆婆。我常常、常常盼着不是这样，盼着我上人家去时能同那些年轻的媳妇们说说话——她们从眼皮底下偷偷望我，那神气仿佛极愿意接受一点新道理，正像大多数受委屈的人一样，随时都预备着要反一反。可是待客、应酬、当家的，总是那位上了年纪的太太。而天底下还有谁比一位儿孙满堂的老祖母更认死理呢？

◇

有一家中国人，多年来待我们一向亲厚。他们家嫁娶丧葬我们都去帮过忙，他们家的少爷们闲着没事，也常在我们家消磨整半天。有一日，太太小姐们传话说要来。她们果然来了；只是——唉，照例地——来得那样多，带的老妈子丫头又那样多，连椅子都难凑够，更别说说话了。她们东张西望，看我们家那些于她们全是新鲜的洋玩意儿，快活得很！可最叫她们喜欢的，是我们的球拍和毽子。她们向来是拿那双残废了的脚跟当拍子的，如今换了我们这种更受用的打法，怎么玩也玩不厌。后来在一次席上答应给我看她小脚的，就是这几个姑娘中的一个。此后有一年工夫，她忙着预备嫁妆，看样子全是在家里自己张罗料理的；叫我很觉可惜的是，她出阁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她。我们出门了一阵，等回来她已经有了孩子。中国太太在身怀六甲时是不出门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也不出门——至少我认得的这几位是这样。说来也怪，产后一个月之内，中国的轿夫连抬都不肯抬一个女人。中国有许多古怪的痕迹，都出于那同一种意思，就是使西方立下产妇入教堂谢恩之礼的那种意思。男客常来的人家，女人睡在楼上是有些忌讳的；有一回我们家里一个女人被安置在一间恰好在大门上头的屋里睡，有几位中国人认为这对我丈夫的生意大大不利。在中国，夫妇是极少一同出门、一同旅行的。有一回，我在别处讲过，一家守旧的客店竟为这个缘故不肯收留我们，害得我们几乎摸黑赶到另一个村子，在那里我们的仆人居然有胆子把我充作男人。

不过，也不能因此就断定中国女人不问外事。巡抚的太太向来被认为是替他掌印的，所以照例是不出门拜客的。我丈夫有一回因公不得不去上海，当下就是他手下的中国伙计们提议，说该由我掌着银箱的钥匙，并在他不在时照管账目，说这是中国生意人的太太都要担起来的事。我丈夫说，生意场上有人对他讲“这桩买卖我得回家同我太太商量了才好定”，也不是稀奇的事。我们初到重庆时，一位从前极阔绰的商人的太太立刻来看我，求我替她丈夫在我丈夫的行里谋个位置，说她丈夫不幸败落了。我答应替她提一提；可她接着细细说起原委来，我那时的中国话比如今还差，只好叫我们的厨子来通译，不想转眼就听见他说：“我不晓得你何苦拿这些去烦我们太太。外国太太不比我们的太太，她们一点不懂生意，也不管她们男人的事。”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在解说我们是些无知轻浮的物事；而且要记得，他同大多数投在外国人门下的中国人一样，自小就一直在外国人家里当差。

我丈夫行里有个年轻人渐渐往浪荡里走，是他母亲坐了轿子下乡来找我丈夫说话。她要什么，心里明明白白——要她儿子被派到远处去当差，好同他结交下的那一班不三不四的朋友隔开。她还求我丈夫训他一顿，并且一五一十告诉我丈夫最好怎样说；把自己的意思清清楚楚地摆在他面前之后，又求他把这趟来访瞒着她儿子，这才去了。我还得添一句：她虽是位有身分的太太，一到就给我丈夫跪下，临走又要跪。可是同他说起话来，那气概却半点也不像跪着的人。

除了最穷苦的、要下田挑水的那一等人，中国女人除了奶孩子、做鞋，做的事极少；通商口岸是例外，那里如今有大批女人进了新开的工厂。她们抽烟、说闲话，请客赴席，而她们一大乐事是成群结队到远处庙里去进香。有时未出嫁前就讲定了，一年里要许她去进多少回香。便是尼姑请太太们去散心，那意思也是喝酒、抽烟、打牌；而且至少在中国西边，抽烟往往连鸦片也包在内。凡是常抽鸦片的太太，夜里坐到很晚，要到傍晚五六点钟才起身。她们大都身子不好，而且一般都说自己是因为身子不好才抽上的。鸦片在男人身上是什么效力我不知道，可我在太太们的席上见过的那几位，从烟榻上回来时总是眼睛极亮、两颊通红，兴奋地说许多没要紧的话。过后却又显得面黄肌瘦，多半两腮都陷下去了。她们对这件事似乎并不比英国太太喝酒更觉得害臊。可不抽的人像是觉得这颇不体面。一位太太会把身子一挺，说：“我们家里没有一个抽鸦片的——一个也没有。”然而好些席上，烟榻连同那一套精致的家伙都是预备下的。我唯一住过的一家中国乡下宅子里，太太们一心一意就是要请我到她们卧房里去抽鸦片。自然，我来往的多半是四川的太太。广东的似乎全然不同。而且我料想中国有些地方必定有远为有教养的一班人，这是从上海那些出面创办女子中学的女士们身上看出来的。我在西边认得的这些人里，只有一个年轻姑娘识字能写。年轻人提起她来都带着敬佩，问我认不认得她，说她是不是聪明得了不得。

外国男人常以为中国是女人当家，因为他们要买房子买地时，往往因为家里某位老太太不肯点头而拖着办不成。而一位老太太骂人的舌头，从前就有过连英国领事也招架不住的。可是要记得，中国男人那份闷声不响的犟劲有多厉害，而中国女人无论如何总得同他过日子。在宜昌，至少有一条街上，据说男人们时常打老婆；我还记得有一回看见一个女人，把丈夫痛骂了一顿之后，索性往路上一躺，又踢又叫。她脸涨得通红，像是酒喝多了；那男人站在旁边看她踢腾，那副讪讪的样子我至今记得。我们在跟前时，他总归是没敢动她一根指头。可是我在中国这许多年，这样的事就见过这么一回。在中国的城里，夜间听不见女人的哭喊，在伦敦却是听得太多了。总起来看，夫妇之间似乎相处得很好，虽说没有多少恩爱可言。女人杀夫，至今仍要判凌迟，就是一刀一刀割死；这固然见得世人以为这种事有多可恶，可实际上，便是这样的罪，也是先处死，然后再碎割。

孟光是中国典型的女子之一。同寻常的规矩相反，她似乎是自己挑的丈夫，过门那天穿戴得像中国新娘一样满身光彩。丈夫一连七日不同她说话，问什么也不答。到末了他才告诉她，说他不喜欢花花绿绿的绸子，不喜欢涂脂抹粉，也不喜欢描黑的眉毛。她当下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布衣荆钗、勤劳操作的妻子；她以德行著称，她的名字挂在全中国人的口上，正有几分像古时那位逆来顺受的格里塞尔达。

汉元帝的一位妃子的故事，说来更好听些。皇帝正在阅看一群虎豹之类的野兽，忽有一只熊挣脱了。它攀着围栏往上爬，眼看就要爬到顶上，别的妃嫔都跑开了，只有冯昭仪迎着熊上前，神色决然地挡在熊的前面。所幸卫士抢先把熊杀了，没让它伤着她；皇帝回头问冯昭仪，你怎么会不怕。她的回答极美：“猛兽得一人而止。妾身上前，是要以身为陛下作蔽。”她因此生前极受尊礼，此后也一直被举为妇人勇烈忠贞的榜样。

余下只须再添一句：一屋子的中国太太，看去固然极悦目——绣裙绣袄的颜色深浅相配得那样精妙，头上的首饰那样耀眼，脸上又搽着胭脂——然而一个一个单看，只怕再没有哪一国的女人像她们这样缺乏风韵。她们的意思是显出身段来便不雅；所以露在外面的，只有那双残废的脚——诚然是套在绣得极好看的小鞋里——和一张脸；连那双又小又秀气、指头尖尖、指甲像榛子仁一般的手，也掩在大袖子里。赴席时，她们脸上的胭脂常搽得像一副面具，嘴唇涂红，眉毛描黑，头发抹得油光，给脸配上一圈半金属似的亮边。她们的裙子做得很好看，一条条细褶顺着裙身竖下来，只在胯上松松地系住，走动时便在脚边像羽毛似的散开——中国诗人把这样的走法比作柳条摆动。冬天的外褂，常是紫酱色缎子，袖上绣金，颇像旧式的短外衣，还看得过去；可里头的小袄——赴席时一位太太往往穿三件——式样很难看，尤其是背后，做得往外撑着，不肯服服帖帖地顺肩垂下来。等到太太们把裙子脱下——在中国请太太脱裙，就像在英国请太太脱斗篷一样——那身打扮之丑，就再难想象了：一件长长的、松垮垮的小袄，罩在相当肥大的直筒裤上，裤子说不定还是红缎子的，上头绣着真人手掌大的蝴蝶。她们脸上没有一处是我们可以称作好看的，而按着规矩，那张脸是全无表情的。中国女人身上，除了手和手臂——这两处生得都很秀美——我从来找不出一处好看的地方。她们的脚和腿，若是由着它长，无疑也会是好看的。如今那两条可怜的腿，只像两根棍子。

尽管中国太太们往往当得起“很有教养”四个字，她们的礼数里却没有什么好看可亲之处。可是，不知是虽然缺这份风韵、还是正因为缺这份风韵，中国女人给我的感觉是：她们一旦重新站直了身子，便会成为这国土上一股极大的力量——不是把男人的心勾了去，而是在孩提时把他们引上该走的路，日后更极堪做他们的伴侣、谋士与朋友。孔子和孟子都说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而至少有一件事值得留意：自从中国人动手残毁女人的脚以来，他们自己算得上伟大的人物，便一个也没有生出来过——可见但凡损伤一国的女人，那损伤总要加倍地报应在男人身上，这话真是一点不错。

第九章生、死与婚嫁

丢失的新娘——新婚待客——代替拜堂——仆人们的婚事——疼惜妻子——毒杀亲夫——妻子的情分——中国的小孩——先办一场丧事

在中国，新娘照例坐一顶绣得极华丽的红轿子，扎着花，是临时雇来的。不久前在广州城里，有个人雇了一顶轿子，把新娘抬到城外他家中去。路远，时候又晚。四个轿夫和挑灯笼的到了地头，那顶坐着新娘的轿子先搁在门外，等选定的吉时到了才开门迎新人；轿夫们便到烟馆里歇脚去了；他们走了老远的路，人也乏了，一会儿就睡着。睡了多久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醒来回去一看，花轿还搁在门外。他们便得出一个原也不奇怪的断语：新娘早已进了门，轿子留在那里是要他们抬回城去的。工钱既然都已预先领过，他们也不再多问，匆匆抬着轿子回家，把它搁进楼上的堆房，自己往被窝里一裹，睡了个心安理得的好觉。这当儿新郎家里听见迎亲的人到了，可是非等吉时的更点敲过不能迎娶。到底蜡烛点起来了，香也点起来了，款待新娘的新米和菜肴端上来了，公婆换上最好的衣裳，新郎也换上了，于是排场十足、礼数周全地把大门敞开；然而灯笼光照得到的地方，瞧啊！花轿的影子也没有，新娘的影子也没有，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合家大惊，及至断定新娘准是被强盗劫了去，要勒赎，就更慌了。惊动了本地的官，报了乡约，四下里派人去找。新郎虽急得没了主意，总还有点见识，赶紧奔进城去问轿夫。轿夫们听得目瞪口呆，把前后的事说了。大家一同爬上堆房，打开轿门，只见那位端端正正的新娘，关了许久，饿得半死，却仍旧穿着她那身好看的嫁衣，尽力显出最好的模样。看样子新娘是知道自己被抬来抬去的；只是不能出声，因为照规矩，新娘在拜堂之前是不许开口的。这一场乱子，就是这么来的。

◇

这个小故事差不多是照抄一份中国报纸的，可见新娘的不开口守到了什么地步。婚后待客的那几天里，她照例要站着接每一位进门的客人，客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便是极涉私事的话也说得，她却一个字也不许回；旁边的丫头还要把她的裙子往后掀起来，好叫人看她的脚有多小，如此等等。

有一回观礼，我看见那可怜的新娘被一个很年轻的男子说得涨红了脸，红得叫人难受，我只当他准是哪个不懂事的小叔子，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不想竟正说着了；那年轻人——原来同这家半点亲也没有——立时溜了，自知失了体统。除了不许说话，新娘还不该吃东西。我只赴过一回喜筵——喜期待客倒是去过好几回——那一对可怜的新人跪下叩头，额头触地，跪了又跪，便是吃得饱饱的，也叫人不懂他们怎么熬得下来。新娘要给所有的太太们斟酒，新郎要在男客席上一桌桌照样斟过去。再想一想新娘那双脚有多大，头上的首饰有多重，就不免要想：这可怜的新娘末了走到新郎跟前时，究竟是怎样一种心境？那身子必定是一丝气力也不剩了。

这里不妨再说一桩有趣的婚事。有个年轻人定在某个吉日成亲；不料临事之前生意上有事把他调开了，怎么也赶不回来。他写信给爹娘，求把日子改一改。这一层，亲戚朋友和请下的客人都提出许多不依，当下就发出一封措辞极硬的信去，勒令他照原定的日子回来。新郎又推说生意上脱不开身，实在不能来；他父亲一怒之下，径自不知往哪里去了，把这件事全撂给他母亲随意去办。这位太太却是个有主意的人，眼看只剩了自己，便为着一家的体面，决计用一条计策。她放出话去，说新郎其实已经回来了，只是要到成亲那天才见人；一面把一个身材壮实的女儿巧巧地扮作男装——据说这女儿平日本就极像她哥哥——叫她从头到尾扮那新郎官。等礼行完了，这场瞒天过海的事或是自己揭破、或是被人看破，喜筵上的人据说笑作一团，都夸这位母亲的心思高明，把一件棘手的家务难题化解得这样妥帖。据说这“代拜”的婚事仍旧算数；于是无论愿意不愿意，这个儿子如今在家里人和朋友眼中已是有家室的人了。

我们家换过许多厨子，有一回其中一个想娶老婆，同我丈夫商量起来，那口气全是一板一眼办正事的样子。“在四川，十块钱我就能娶个老婆，”他说，“可那样一来，她的家世脾性我什么也摸不着；若是从湖北——他自己的省——娶，就摸得着了。在那边诚然要多花些钱。可是这里的女人个个喝酒抽烟，抽鸦片的也不少。事先你是万万探不出实情的。万一娶过门才发觉自己挑的这个抽鸦片，我那十块钱就白丢了，一点着落也没有。我还是等能回本省再说。东家不是快要往那边去么？答应带上我罢。”然而说了这许多明白话，末了他还是听人说起某个女人如何如何，被说动了，娶了她；依我看他倒是娶着了好的，只可惜两年后那可怜人得了一种极痛苦的内症死了。

我们的挑水夫办喜事，闹得那样大，摆了那样的酒，请了那样多的客，为着开销又借了那样多的钱，我实在看不出他这一辈子还有还清的指望；因为他原本细细算过一笔账，以为每位贺客送的礼总要比他那一份酒席的花费多些，这么着自己反能落下钱来，结果却失了算。有一件事说来也怪，或许正见出中国女人死得多：我在中国这十二年里，我们所有的仆人——只有一个已经辞工的除外——都至少死过一回老婆；而这些女人没有一个能活过四十岁。

这些男人像是以自家老婆为荣的，照他们的想头也待她们不薄；可是老婆一死，他们显得那样不伤心，实在出奇。不过我想他们有时候也是在乎的。每逢我们到中国人家去作客，我丈夫但凡脱得开身，总设法过来同我会齐，因为他知道我那点中国话支撑不了多久，同这家女眷的应酬过一阵便两下都觉得累。有一回我很诧异，见他那样早就进来了，还带着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笑嘻嘻地对我说：“我们要他快活快活，我们看出来，他只有同你在一处时最快活。哦，是啊！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丈夫。”据说重庆有一位地方大员，就极疼他的太太，为叫她看得开心，竟下令在江上演水操。他还在城里最高处特为她盖了一座很好看的亭子，让她在那里请客；后来他一度神志失常，未必不是因为丧妻之痛——他太太是被一场几乎烧掉他们衙署的大火吓死的。另有一位中国官员奉命到西藏去任大员，一心要带太太同去；藏人怕中国人在那边落户、把地方占满了，不许中国妇女越过打箭炉外几十里的一道关卡，他便把太太扮成男人，叫她一直坐在轿子里不出来。可见有些中国丈夫看重自己的妻子，是超过当初为她出的那笔身价的。可我们家的仆人们，看重的似乎就只有那笔身价。然而我至今还听得见我们大管家的老婆同他说话时那种柔和亲昵的声调。那是个很不好看的女人，却那样安静，从不为自己要什么，看样子一心只求能派点用场；后来她丈夫的境况和身分渐渐高了，我每见这个老实本分的妇人在那些体面太太中间四下张望——那些太太起初都想压她一头，末了却总被她那份一点不摆样子的举止折服——心里总是一动。

另有一个女人的丈夫是个性子暴烈的人，硬要她做极重的活；于是两口子成日拌嘴，动辄动起手来，骂得也难听。那女人几次三番回娘家求人护着；娘家人劝慰一番，却总是把她送回丈夫那里去。过门约莫一个月，丈夫有一天叫她上山砍柴；她素来不惯挑担子，不肯去，为这个挨了一顿狠打。过些时候，又为着衣裳洗得不干净，被丈夫打骂了一回。也就在这前后，她动用了丈夫的四百文钱（还不到一先令）；丈夫查出来，拿棍子把她打了个够，并且发狠说，明天再不把钱交出来，还照样打。又过了一个月，两口子一直吵，她常常没饭吃，丈夫还拿休她来吓唬她，说她行止不端。到末了，这女人被这样的待遇逼急了，又怕被休了丢人，便打定主意要害死丈夫。一年前她还没出嫁时，曾同村里一个老婆子上山采过药，记得同伴指给她看过一种毒草，说吃下去会把肠子断开，立时就死。她几次上山砍柴，便留心寻这一种草，居然采得一把，藏了起来，等一个下得了手的时机。这机会到底叫她等着了：有一天公公、几个小叔和弟媳都恰好不在家，只剩她同丈夫看门。刚过晌午她就动手预备晚饭，把那毒草熬出的汁浇在菜上。她把饭端给丈夫，又留下一家人的那一份，随后推说要去买点东西，出门去了。公公带着三个儿子不多时就回来，忙了一天正饿，都吃了个痛快。中毒的症候很快就发作，一家人被邻居发觉时，都倒在地上，痛得死去活来。有两个用催吐的法子救了过来；公公、那女人的丈夫、还有丈夫的一个兄弟，当夜都死了。那女人被拿住，交了官；审了许久，她一口咬定自己无辜，终究被判定谋杀属实。她按两项罪名被处凌迟，并且照律例，行刑时还要多加几刀。官府又下令把这一带的毒草尽行铲除，免得日后再出这样的事。古时若出了弑父的案子，官府往往下令把出了这等丑事的那座城夷为平地；在扬子江上，行旅还看得见忠州旧城的遗址，在一座洲上，如今连一间房也没有了，就是为着这样一桩事，官府下令把城迁到江岸上，如今它就在那里，四围是摇曳的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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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故事又说到妻子的情分，顺带还把中国人的“通灵”之术露出一点来——这门学问如今在英国似乎比在中国更招人留意。

南京有位太太心里苦，苦得很。她丈夫出门到远处做生意去了，只捎回来过几封信。她托他的朋友带了许多回话，请他回来，他总不回。到末了，她没了法，请了一位算命先生来；这位先生据说通神，过去、现在、未来无所不知。他翻了一回书，脸上现出沉吟而忧虑的神气，声音发着抖对这位愁苦的太太说：“太太啊，你丈夫改行换业已经换过许多许多回。到哪里都是时运不济。如今他身上一个钱也没有；更糟的是，他正病得厉害，躺在几百里外一家孤零零的客店里。”这可怜的太太心都碎了，大放悲声。算命先生一面劝慰她，一面飞快地翻他那本玄妙的书，忽然欢天喜地地叫道：“有救！”接着他解说道：有一颗吉星被黑云遮住了；只要能叫它重新放光，她丈夫就会从病榻上起来，还要大大地发财。做这一场驱散黑云的法事，索价约莫两先令。算命先生正跪在那里，一心求他的神把这位远行的丈夫从遮住吉星的恶煞手里救出来，门忽然被推开了，只见门槛上站着的，正是那久出不归的丈夫，肩上背着口袋，里头满是银锭和金条。太太喜得叫出声来，抢上前去。算命先生慌了神，吓得要命，忙从后门找路走，却一脚滑倒，把脚脖子扭了，头也磕破了。做丈夫的不愿意为这点事下狠手，扫了归家的兴，只把这位这会儿已经狼狈不堪的算命先生训斥一顿，放他走了。

我们的报纸上，生、婚、死总是一条挨着一条的。关于“生”，我只想说一句：中国人生下来，脊骨末端都有一块圆的黑记，约莫一便士大小。一般不到八岁就褪了。

至于“死”，可以说，办喜事剩下的钱，都花在办丧事上了；丧事是一个中国人一生最大的排场。到那时便请道士来主事；因为中国人人都归三教管，而每一教又各管人生的某一段。最好的地段留着做坟地；最好的木头拿来做棺材；在我们耳朵里听来最热闹的乐声，是丧事上的乐声。不过我所听说的丧事里，我想要数这一件最有意思。有个五十来岁的妇人，怕自己死后，那个不成器、只会挥霍的儿子不肯替她好好地办一场丧事，便想出个法子，索性趁活着先受用一回。她择了日子，通知亲友都穿了孝来，雇了许多僧道，凡丧事上该有的行头一概齐备，连一口上好的棺材和一顶绿呢轿子也有了。在一片哭声念经声里，她坐着轿子绕城走遍，后头跟着棺材，四围簇着孝子孝眷。古往今来，可还有哪一个活人这样称心如意过？须知人到了尘世上最得意的时候，照例是要怕它失去、怕它减色的；这妇人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她的丧事已经办过了。

第十章中国人的德行

中国人怎样看上海——一位总督的妙法——劝捐的门道——有功的神明——信义——湖南好汉——娶英国姑娘

传教士们一般都说中国人坏得吓人。美国人和澳洲人也这样说，并且尽力把中国人挡在自己国门之外。可是我自幼听惯了英国那句话：“伪善是邪行向德行致的敬”，所以总觉得，邪行既然要在德行跟前缩到墙角里、把头低下去，中国的德行必定是占着上风的。中国的城里，确乎一点也看不见邪行的外相。而且我一向听说，除了外国租界——租界上当然不是这样——别处都用着极严的禁遏之法。上海从前号称“模范租界”，内地的中国父亲们却把它看作藏污纳垢之地，一本正经地说：不管那里的生意有多少好处，儿子的操守一日不曾立定，他们一日不敢打发儿子去。在内地，中国人看欧洲人的德行，也像澳洲人看他们的德行一样骇然。这里我没法细说；只是有些事，唉，在欧洲人中间实在太寻常了，而在每一个中国人眼里都是可憎的。这一层也许记着为好；但愿往来日密，能叫欧洲人把中国人早已认作可耻的事也认作可耻，叫中国人在欧洲的规矩确比自己高明的地方受它约束，而不要像如今常有的那样，两边各自把对方低下去的那一面学了过来。

不过，新鲜的主意总比陈腐的泛论有趣，所以我必得说一说一八九一年南京总督大人想出的那个别致的法子，是用来整肃他手下文案和高等职员的操守的。不久之前，一位撰拟奏折的文案渐渐过起浪荡日子来，常出入不甚体面的去处。有一天他从酒楼上探出身来，看见两个穿黑衣的人静静地站在他的马旁边。他没理会，只顾喝酒。等他出来走到马跟前，那两个生人退开一两步。他上了鞍，慢慢骑着走，吹晚风醒酒。不一会儿他听见脚步声，发觉那两个人跟着他。他那发热的脑子里想出许多可怕的结局来：这两个神秘人物说不定是强盗，或是会党里的人，要行刺、要劫财。他扬鞭催马，直奔衙署里他的公馆；不料追他的人脚下极快，他那匹跑不甚快的小马竟被他们跟住了。到了总督衙门，这位文案叫卫兵拿下这两个大胆的人；那两人也赶了上来，喘着气。可卫兵们并不照他的话动手，那两位神秘人物倒上前行了礼，说道：“先生不必动怒，也不必疑惧。我们是总督大人的密探。我们奉了命，凡衙门里的官员先生，一概跟着，把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做些什么事、举止行止如何，回报大人。”说罢一转身，混进人丛里不见了。第二天就传说这位文案的小马要出卖；而自从那个难忘的晚上以后，他再没有到从前那些去处去过。这法子若为英国哪一位大员所用，说不定也有好处——只要他像这位中国总督一样，肯这般操心自己属下的行止。

天下大约再没有谁比李鸿章更会弄别人的钱。这里就有他为赈灾筹款想出的一个主意。他开出一长串捐款的名单，多半是每人一百五十镑，捐款的都是官员，而他们的慷慨，据说是受了已故的父母或别的亲长的启发。每位捐款人都获准为那位最先启发他起意救济苍生的人建一座牌坊。得此殊荣的人里头，有横滨中华会馆的总董和会众，他们合捐了三百镑。

中国西边的牌坊格外多，一般是为节妇和清官立的；照牌坊的数目看，这两种人竟比人原先想的要多得多。我记得有一回我们走近一座正在修造的牌坊，心里很觉得有趣。那天热极了，这座牌坊立在一处略高的土墩上；当地人告诉我们，那墩子四十年没下过雨，虽然雷雨把四围的田地滋润得好好的。我们在牌坊的影子底下吃了午饭，看出这正是李鸿章那一批牌坊里的一座，是为一位死者立的，他曾启发人行善赈饥。中国人整个是一个被追念所牵引、所鼓舞的民族。同一年，河南巡抚代奏阌乡县绅民的呈请，求准为已故的本道道台建一座专祠。这个县似乎紧挨着黄河，多少年来受黄河之害极苦。两年前，本县知县同百姓兴工修一道堤堰，用来挡水。“该地所属之道台对此举甚为出力，且屡次亲往督工。所最难者，在于大石不足。忽有一场大风雨遍浇其地，冲下无数巨石，大小恰合于用，阖境之人无不惊异。百姓自然以此奇事为神力显应，助成这一件他们与他们的先人几百年间未能办成的大工。道台因劳瘁过度而殁，一境之人无不深痛。巡抚在代奏时，还提到一桩足证此事出于神异的情节：其中一块石头大如房屋，形状像龟，上有篆文，只认得出两个字，一个是‘工’，一个是‘石’。堤堰告成，一方得安。呈请者为报道台之功，求准为他建祠，岁时致祭。——奉旨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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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受旌表的不只是有功于民的人和贤能的官。有功的神明，或者说保境的神祇，也一样得着表彰。所以一八九一年有人奏请，求赐御笔亲书的匾额两方，悬于赤湾的龙王庙和火神庙。该处辖六个村子，每年上纳国库约一万两，向来没有正经的水利，一方生计全靠着按时的雨水。近年来凡遇当下不下雨，在这两处庙里祈祷，无不蒙神明垂应。而且上年七月，正当庄稼要收的时候，忽来一场大雨，眼看要把田淹了；经当地绅民到火神庙走了一趟，云便散了，雨也止了，谷子得以按时收进。过了两个月，将种第二季，须得一场透雨润地下种；却接连几日无雨，百姓大怕种不成。到龙王庙去了一趟，果然应验，缺粮之虞一扫而空。

正是为答谢神明这些恩典，具奏者才敢陈此一请，而这一请也就准了。许多人看了这个大约要笑。在我看来，这倒像是一种信心的举动，在中世纪的欧洲，与此相类的事我们能找出许多；就我个人而言，倒愿意如今还能多找出几桩来。“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只要人还带着一双昏暗的眼睛活在这地上，这句话就是对人这一面真实的写照。可是人一旦不再敬拜，他就像是没有什么指望了。中国如今的敬拜本已很少，而那仅存的一点，在我们欧洲人看来自然带几分迷信；因为中国的几种宗教像是已过了它们的时候，能为中国做的都做过了，如今正在退去。据说年轻的光绪皇帝曾同他的谋士康有为商量，要不要把基督教立为国教；而正在此时，他被那个一心只为自己打算、执掌着中国的女人从宝座上推了下来。这话不知确不确。

中国的犯罪并不十分多，只看他们没有警察一项，就足以说明。外国人有时被中国刑罚之重吓住了，却不想想：正因为我们有极好的警察，才能把刑罚定得轻些。可是中国人在这一点上也像女人。他们在世上的罪犯册子里所占的成数少得出奇，而其中大半还是小偷小摸。生意上的往来，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是守信的，便是守信于自己不利时也守。从前只要说一句“记账”，并不立什么签字盖印的字据，在全中国都当得起一桩合法的交易；直到后来——唉——有一家开设多年的英国行号，多半自己已预感到后来把它压垮的那场倒闭，赖掉了一桩除了那向来被奉为神圣的两个字之外再无凭据的买卖。从此中国人也同别国人一样用起字据来了；然而他们心里那份生意上的责任感始终极重，以致每到年关，总有许多人因为还不出账，宁可自尽也不肯活着丢人。在一个凡能掺假的东西都要掺假、凡生意上的取巧无所不用、把说谎不当作蠢事、只把被人识破当作蠢事（而不当作可耻）的民族里，这一点就更叫人称奇了。不过，当我们指摘东方人不说实话时，我们可曾想到自己有多不老实，想到叫我们骇然的其实只是一种与我们所惯见的不同的假？英国的靴匠或毛皮匠里，我至今没有找到过一个说定哪天交货就当真守约的；而中国裁缝我却不止遇见过一个，说定哪天哪个时辰交活，准时拿着做好的东西来，因为在他，许下的话是神圣的。英国的买卖人以为说过去的谎不对，中国人以为说将来的谎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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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身上最可留意的一件事是：别国的人照例总要痛数自家民族的短处，而住在中国的欧洲人里，几乎没有一个不有那么一个、或几个中国人，是他愿意把一切都托付给他的，是他在病中、在危难中肯倚靠的，是他心里——如果他肯说出来，可我们难得肯说——当作一切德行的化身来看的，而他所认得的欧洲人里没有一个当得起这样看待。我们很少相信别人家的那个中国人；可我们每一个都一口咬定自己那个中国人如何忠实、如何可靠、并且如何精明。至于传教士们，他们在中国的日子，一般也总因记着至少某一个中国人而变得甘甜些——那人一生的真诚与圣洁，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光明的榜样、一段美好的追念。

商人们对传教士的“圣徒”侧目而视，传教士对商人的伙计和管家也极不放心。可是一个民族，能在全国上下养出这许多叫雇主如此满意的人来，就不能叫作衰败的民族；而且我所知道的种种衰败的征候，在这个伟大的中国民族身上一样也找不出来。他们总是勤劳、和气、厚道、俭省、守法、知足，凡是加在他们身上的本分，做起来又认真得惊人。我从没见过哪个仆人因为累了、病了，或是因为夜深了，就把派下的活推掉。冷不防来了客，中国仆人总是应付得来，这一家的体面在他手里是稳的。“哦，可我们一向就听说中国人是好仆人。”有人会这样说。那么让我再讲一个另一种德行的故事罢！

有个住在汉口的湖南人，是个信教的，为着他妻子定要给小女儿裹脚，心里极苦。到末了他把孩子送到远处一所美国教会的学堂里去。孩子在那里的时候，学堂里掀起一阵极热烈的反缠足风气，女学生都把脚放了，他女儿也在内。孩子回家，他见她能走能站，两颊又红润又康健，欢喜得很。可过了一阵，他察觉她一天比一天走得坏，想必是她母亲又在给她受那裹脚的罪，而且如今孩子大了，比先前更狠。然而这件事他们两口子已论过许多回，回回都是一样的结局，所以他不敢去同妻子理论。直到有一天，在邻家的屋里，有个女人说：“你倒好意思说嘴，眼睁睁看着自家女儿一天天被裹残了！”他这才回家，对妻子说：“这件事总得有个了断。我不单要天天受那眼看女儿被裹残的苦，我如今连替上帝说话也不能了；我的嘴是被你这双手堵住的。”他妻子照旧像从前那样答道：“你若肯把辫子剪了，我就给女儿放脚——是啊，连我自己的也放。”“你这话当真么？”他静静地问。她一遍又一遍地说：你既然照着规矩，我们也只好照着规矩；你若肯不要它了，我们也就不要它；她始终认定，叫一个中国人舍了那条又长又亮的油光辫子——他的体面所在——是断断不可能的事。等她这样说到第七遍，一遍比一遍说得硬，她丈夫拿起桌上那把中国大剪刀，当着她瞪大的眼睛，当场把辫子铰了下来。邻居们骇得不行，把那条辫子拿了去，很兴奋地拿到一位传教士脚边，像一条大黑蛇似的抖开来。那位传教士起初还以为这湖南人准是气昏了头，不然决做不出这样的事。可这人解说道：不是气的，是因为同妻子讲理、求告都全无用处，实在想不出别的法子救自己的孩子。“这诚然是犯了国法，”他说，“可我宁可犯国法，不愿得罪我的上帝。”我最后一回见他时，他头上是那种直竖着的乱发，中国人有这种头发，一般就是想把辫子续长些。他妻子已把脚放了，他们的女儿也再没有裹过。最近听说，他们三个人一同出去散步了。可是只有在中国住过的人，才懂得舍掉一条辫子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到如今还没有人学他这一着，别的中国人听说了，也不过是一味地目瞪口呆。

在把这个德行的题目丢开以前，还不妨添一句：凡在英国要嫁给中国人的英国女子，最好先弄清楚他没有娶过亲——而这多半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父亲以为儿子一到可以娶亲的年纪而不替他成家，是件丢脸的事。再者，便是果真没有娶过，一个英国姑娘嫁给中国人以后，倘若他把她带进真正的中国生活里去，那前头等着她的日子，是人不愿意去想的：无论如何，她得预备好去做她婆婆的下人。然而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就有四个年轻的英国姑娘，最小的才十七岁，被人当作中国人的妻子用邮船带了出来，又给撂在上海，个个身无分文，其中一个连衣裳都没有。我固然为这几个姑娘难过，可像这样的事，我得承认自己对她们的父母比对那几个中国人更为愤慨。有一种马虎，像是比犯罪还坏。

第十一章迷信种种

风水——招灾的怪蛋——鬼附身——神树——天丝——上刀梯——独女的保全——文昌帝君论鬼——关帝——敬祖

一旦你把轮船、铁路，连同礼拜天，一概抛在身后，在长江上溯一千英里的宜昌登岸，你便进了迷信之乡。正对着宜昌、隔江相望的，是一座金字塔形的山，高六百英尺，比例样样都像胡夫的金字塔。宜昌人说它冲着他们；按他们风水——也就是气候的影响，字面即「风」与「水」——的说法，正是它使本地的后生考不中功名，把满城的财气都送进外乡人的口袋。就在我一八八七年头一回到那里之前，他们刚刚自己凑钱，在城后最高的山顶上盖了一座多层的塔，好镇住那座作祟的金字塔；那阵子乡下人闲谈，除了物价和上一回的买卖，话题总绕着这塔的地基是不是选得正。「我一直说该盖在那边那个土包上，还该再斜过去一点，」总有人这样讲。不过，尽管他们至今没有发财——多半正该归咎于这一类的差错——盖塔的第二年，城里就有两个后生中了举，这是几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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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风水是很容易的；可我常常觉得，比中国人的这份笃信更蠢的，是英国人对气候影响的全然不理会。安妮女王公寓那一大片楼动工时，我记得去要朝南的房间；见已故的汉基先生一面记一面神色有异，便问他写的是什么。「哦，不过是记一笔：申请朝南房间的，统共也就五六个人，」他说，「所以我把您也记作古怪的一类。您知道，到了社交季，那些房间是会热的。」我斗胆说了一句：夏天太阳是偏北的；汉基先生却不信。我又向伦敦一位房产经纪打听一所朝南的小房子，他说实在一时说不上来，因为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样的事，他也不晓得单子上那些房子朝着哪一边。可更奇的还在后头：几年前同朋友在风景秀丽的卡特勒姆一带看房，每每满怀指望地驱车到一所房子跟前——见它坐落得那样高，正对着一片极好的景致——却总发现房子把背朝着那片景，往往从哪一扇窗里都望不见。中国人固然在几百年里把风水弄成了一种迷信，可他们讲究朝向、土质、水脉这些，难道不比我们对自然界这些大有力量的东西一概不理会更明白些？然而，笑话总比学习容易；我看见自己当时还记下过这么一笔：

「前几天这里闹了好大一场！原来是左邻右舍看不惯我们新房子仆人房那边刚砌起的一面山墙。一群老婆婆非拉着我丈夫进她们屋里去看不可。『你瞧！』她们说，『你这新山墙是尖的！正尖着我们的神龛。这要败我们的家。』我丈夫觉得好笑得很，当即说：『那就尽快把它翘到别的方向去。』老婆婆们立时消了气，欢欢喜喜地散了。可到如今也不曾翘过，她们像是把这事整个忘了。」

不单中国，别的国家里，一句「这就去办」也一样能叫人心满意足。

风水曾是竖电报杆的一大阻碍，修铁路时也是个麻烦；可官府一句「动一动无妨」的保证，像是就轻易化解了。不过，房屋的地基选得那样讲究，可见它在这个民族的生活里扎得多深；而其中最不幸的一点是：中国人顾念死者，往往把最好的地方拨给坟茔，而坟茔除了改朝换代，是万万动不得的；偏偏满清入关时，忘了把旧坟平掉。若单为把中国许多最好的地皮还给活人用，几乎值得再改一次朝、换一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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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还有一种更奇的说法：传说里的凤与龙一旦交会，便下一只蛋，这蛋要使一方生灵涂炭。据说重庆下游不远的木洞就孵出过这样一只蛋。知县确实亲自下去查看过那地方。照例，全中国的官员都有铲除此种怪蛋的职责，而蛋在哪里，看雪就知道——雪落在上头是不肯积住的。可重庆多半不下雪，也许这便成了当地官员的开脱；因为我们并没有听说谁因为放任那蛋孵出来而被砍头，或是受了别的什么处分。那位知县自己呢，任凭怎么问也不肯说他究竟看见了什么。「胡说，都是胡说！」他说。

有意思的是：若不是我们留意到木洞那边的雨下得出奇的大，一直倒、一直倒，本来根本不会听说他去过，更不会知道他去做什么。那年夏天我们许多人都住在山顶上——不过我想，并不是照格兰特·艾伦先生说的那个法子；每天的一桩消遣，就是看雷雨在下面的田野上行军：先围住一座山，再围住另一座，这里分开，那里合拢。而谁都不能不留意，最骇人的几场雷雨总要绕过一切阻挡，偏偏往木洞头上聚。有一晚我们坐在星光底下，看另一桩消遣——闪电——时议论起这个，说不如到木洞去看看那里出了什么事；于是才有人告诉我们：知县去查过一只孵出来的蛋，而且正在这些大雷雨之前——那些雷雨我们在高处断断续续看了一场又一场，自己有时也小小地分领了一份。可见必定有过什么触目的凶兆，才劳动官府亲临；而照我们亲眼所见，那凶兆是应验了。「他们自己把房子盖在河滩上，能怪谁呢。冲走了是自然的事，」知县说。可究竟冲走了多少人，我们始终不知道。

在中国内地，人常常惋惜没有报纸。有一个礼拜里，我们两次远远看见大火——看见火苗窜起来，高得像一堆篝火，蔓开去，过好一阵才熄下去，一片黑压压的东西落在那想来曾是安乐人家的地方。若在英国，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会读到种种细节；第三天募捐的名单跟着登出来，而我们早已把旧衣裳之类送给了受灾的人。这样，我们的同情心便与我们的兴味一同被唤起来。在中国呢——没有！我们亲眼看见的那场大火，此后再无下文；那场水灾——至少我们所在的山头也出过一份力——也再无下文。中国的日子之所以这样沉闷，是不是有一半在此？住在中国的人看上去比实际年纪年轻得多，脸上不带所经历的悲欢的痕迹，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

◇

我们那些可敬的买办（也就是掌事的）和万不可少的仆欧（管家），在我们看来是极讲实际的：面上没有表情，讲起民间的信仰来又用一口油腔滑调的洋泾浜英文添枝加叶。可其实，天下再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觉得自己四面八方都是鬼神。可惜他们的鬼神多半是恶的，非得使些机巧才破得了它们的算计——譬如过年时在门上贴一张红纸，声明某位古圣先贤或是哪位名人住在此屋。看来各国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魔鬼是极容易骗过的。

不过值得一记的是，住在他们中间的外国人，也渐渐被这种对恶灵的相信攫住。我所见过的传教士里，倪维思博士算是最有品格、最可敬的一位，为人可亲，看上去身体好、心思也健旺，他却写过一本很耐读的书，叫《鬼附》，举出许多例子，要证明《圣经》里那种种可怖的事，如今在中国依然存在。我还认识另一位传教士，他相信自己凭着一片至诚的祷告，亲手赶出过一个鬼；另有一些人，出身体面、受过第一流的英国教育，却觉得自己在中国西部时，因为恶灵活跃，行善的力量几乎被瘫住了。而我自己在某些庙里，也始终没法子摆脱一个念头：空气里满是它们。我有一回独自在那样一座庙里消磨了长长的一整个夏日，想或者把这念头驱散，或者把它坐实。这一类事，人若真信了，是谁也不爱说出口的。说来也怪，一般以为住在中国最能使人变得讲实际，而我恰恰是在中国住下来之后，才确信有灵的作为，信到觉得这信念再也动摇不了。所幸我不能怀疑其存在、其护佑的那些灵，一向都是善的。因为信着它们的看顾，在许多人常问我「你当时不怕吗」的那些情形里，我竟没法子害怕。可另一些时候我也怕过，而且怕得厉害。在许多人看来，这番自白多半要把我这本书的可信整个毁掉。可通篇我都只想把自己所见、所想的写下来，从不断定自己的看法就对。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的；在那之前，说到中国的事，「在我看来像是如此」似乎是最老实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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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些轻松的信仰吧。在中国西部，凡有一棵好看的老黄葛树——榕树的一种——树脚下必有一座小小的石龛，可见人从前是敬这株极美的荫凉之树的精魂的。在无风的四川省，它长在许许多多山头上，总是孤零零一棵，夏日傍晚，枝叶往往遮得下近旁整个村子。而在中国东部，到了秋天，空中飘满游丝，中国人管它叫「娘娘的线」，也就是「天丝」。

全中国的路旁，行人到处都能遇见小巧好看的神龛，插着一两炷香，散出清甜的气味。将来这片土地若真归向一种更高更纯的信仰，我总忍不住盼望：这些秀气的小龛不要拆掉，只把它们重新奉献，供上圣母抱圣婴的像，或是一具十字架，或是古时哪位崇高圣洁之人的像，好做我们今人的榜样。这样，就像在梅拉诺一带那样，乡下人会觉得自己该在龛上献一朵洁白的栀子，或是从山坡上采一束粉色的杜鹃，或是一朵艳丽的红龙爪花，甚或一朵白茶花、一枝野山茶；献着献着，便向那位在万有之上者祈祷——他们和我们一样，相信他此刻正看着他们所做的一切，而无论我们对他抱着怎样的看法，他总是永不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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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一次又一次踱进宗教的圣林里去了，还是回到迷信那些曲折的小路上来吧。我丈夫有一条货船，有一回整个撞毁了；消息够叫人沮丧的，可听见他那位中国掌事的一番话，他还是忍不住觉得好笑：「他们偏要装。他们偏要装。我早说过不能装。往后再不能装干虾了。那些虾的魂自然跟江里鱼兄弟的魂通了气，鱼就把浪掀起来，好让虾跳出去，救出被关住的亲眷。罢了，这也算做了一桩好事：放生了多少性命。可虾是再不能装了。您看，这是白白折本。我一开头就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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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家中国报纸说，潮州府——汕头是它的海口——的居民极信这一套。他们中间有人病重了，不去请大夫，却请一班道士来变戏法、念咒语，据说这样病就能好。上刀梯被看作极灵验的一法。两根三十英尺长的柱子直直立起，平行地牢牢栽进地里。一百二十把锋利的刀，刃口朝上，像梯磴一样绑在两根柱子上。做法事的前几天就四处散出告示，到了那一日，成千上万的人赶来看。一个年轻道士穿着奇异的装束，走到梯下，一路念咒，手里握一把刀比划着。忽然他踩上那些当作梯磴的刀刃，飞快地往上爬。年轻道士是赤着脚的，踩在刀刃上竟不受伤，实在是桩奇事。爬到最高处，他从从容容地坐在一把刀上，抛下一根绳子。病人的衣裳系在绳上，被拉到顶。年轻道士把衣裳迎风抖开，焚了符箓，念了咒，又高声呼病人的名字——在这种法事里，病人是叫作「赎魂的」。做完这些，衣裳放下来，病人穿上。年轻道士从怀里掏出一块红布，举过头顶像旗一样挥，一边跳着舞，从这根柱子蹦到那根柱子。他把几张纸钱搁在刀刃上，脚一踩，纸便从当中裂开，四散飞去：他借此表明刀是真利的，自己的处境实在不叫人羡慕。到末了力竭了，他使出浑身的灵便劲儿爬下来。「病人受了这样的医治，有时竟也能好起来，」那家中国报纸天真地补上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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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〇年，《字林西报》登过一则山东西部——如今德国人正想据为己有的那个省——刚刚发生的事，说得十分离奇；我既不知道别的详情，想还是照录报上的话为好：

「某人有一个女儿，是独养的，做父母的最怕她活不长。若是个男孩，自然贵重得多；可俗话说得好：『丹砂不得，赤土亦珍。』邻居有一位姓张的，生了许多女儿，这对只有一个女儿的父母便想出一个好法子：把女儿『过继』到那多女之家去，算作其中的一个。须知这『过继』纯是虚的，无非是让过继的孩子随那一家的姓罢了。所以这一回，女儿的父母姓刘，这尚在襁褓里的女孩便得了个乳名叫『张四』，表明她在张家的女儿里技术上排行第四。恶煞见张家的女儿这样多，就会由她平平安安长大，刘家也就骗过了那些凶神！刘家的女儿从没到张家去住，同他们也没有任何往来，只逢年过节两家互相送礼、走动，像定了亲一样。实际上，刘家管张家叫『干亲家』。这一类骗过命数的法子，用在男孩身上极常见：把小子唤作『丫头』，有时又唤作『老婆』，表示他是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不过这些巧计也未必总能奏效：这一回那独养的女儿到底死了，『干亲』也就此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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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帝君身上结着各色各样的传说。据说他历过十七世。又说他一身兼成了中国三教之极。他做过种种奇事，还有一回替一个信差赶走了一只要害他的老虎，条件是那人得散发五千本《感应篇》。他那一章论鬼的话，也许通灵学会能从中学到点什么：

「鬼者，人之浊也；人者，鬼之清也。

「人可以为鬼，鬼可以为人。人与鬼相通，何必分人与鬼？

「鬼既成人，人必成鬼。

「人若不为鬼，必能全其为人。

「鬼难为人，以其已堕于鬼，以其已失其为人。

「人即鬼，鬼即人；然人不尽是鬼，鬼亦不尽是人。

「能敬而不愧，能顺而不欺，能守生之道而尽善，能保其元气不衰、潜养其生者，将成佛成仙，而不为鬼。」

这一段译成英文，想必失掉了许多；不过「能顺而不欺」一语，确乎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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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帝的经历就没有这许多起伏。据说他在世时是个商人，以诚信慷慨著称，至今凡是有体面的商号里都挂着他的像，正是取这一层，做商人的榜样。后来几百年过去，他被敕封为武神，为战事的守护；末了一变，又被立作本朝的护国之神。

不过这里有一个大问题：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算是有神、有偶像？还是说，更确切的讲法是：他们把一些被追封为守护圣者的人塑成像、立起来，以为只要对着像有恰当的敬意，那人的魂便在那里。据艾约瑟博士说，祭奠死者——无论只是祖先，还是古时的名人——时，如今死者是由一块牌位代表的；可按古礼，须有一个活人来代表，而且最好是孙子。夏朝时这人是站着的。商朝——公元前一千八百年到一千二百年——时他是坐着的。周朝则有六位代表已故祖先的人，都当作宾客款待，一同赴宴。他们有一个古怪的想法：只有这样，一族的先人才不至于断绝；因为他们把魂想成一口气，是会像空气一样散掉的。他们管这样代表死者的人叫「尸」，更确切地说，叫「魂之象」。这样的做法究竟是更重物还是更重灵，实在难说。

孟子说，那些俑起初是用草和蒲编的，后来才用木头刻，「与死者同葬，好教死者在那一个世界里有仆人伺候。」可无论在他的书里，还是在别的经籍里，都找不出拜像或是崇奉偶像的迹象。这些俑多半是更古的时候以活人殉葬的遗痕。如今到了一定的节令，人便焚化纸糊的房屋、仆人、马匹和纸钱，好供给死者一切所需。而在那定下的日子之前约摸一个月，全中国每一家的长孙都忙着开列所有该受这些供物的祖先，写好要同它们一起焚化的信。到了日子，筵席摆开，筷子放好，酒杯斟满，全是给那些故去的亲人的。中国人的迷信也好，宗教的仪节也好，就这样同他们的日常过活织在一处；因为到末了，那席还是活人吃掉，只是酒通常要奠在地上。

接着便是那个大日子：合家出门上坟，像一场大野游。人人穿上最好的衣裳，在乡下消磨长长的一天，吃喝谈笑。中国城市的四郊——因为四郊总是坟地——满是穿得花花绿绿的人，看上去像一场大庙会；路旁自然也搭起棚子，卖吃的喝的，也卖供品。庙里挤得满满的，僧道收着布施。到晚上人人回家，那神气同英国人过完银行假日差不多。总的说来，两下里比起来，中国这个节日倒显得更近于圣洁，也更有情致。

这个节日自然是祖先崇拜的极顶。不过看来，要把敬祖这件事整个化入基督教，并不算难，它本就是第四诫顺理成章的结果；这些给死者的筵席，也不难变成同巴黎的万灵节差不多的东西，或者变成更高、更合基督之义的东西。它们同一个信念死死绾在一起：父亲死后，魂仍在儿女身边飘着，护着他们。于是那「位尊者自有其责」的道理，那份对祖先的敬重，便进了中国每一户人家，连最穷的也不例外。

第十二章我们的传教士

欧洲人的成见——法国神父——意大利修女——散奖——反教的揭帖——中国的圣徒与殉道者

谈传教士这件事，若不先把一个问题定准——你究竟愿不愿意中国人做基督徒——就很难谈得公道。我既不知道读这本书的人抱着怎样的看法，想不如把我在东方只住了几年时写下的一些关于成见的印象抄在这里；因为对传教士的成见，实在是中国最好笑的事情之一。

「他们全在芝罘那一带混着。那种地方正合他们的意。一所舒舒服服的好房子，又没事做！我也正想过那样的日子！我倒要找一个洋行的写字先生，看他能不能像这些『舍己』的、把一切都撇下的人那样清闲，」有一天我听见一个人对着三个人说了这么一小段话，那口气显见得是四个人共同的心得与阅历。可就拿芝罘——正是他指出来的那个地方——来说，你在那里看见什么呢？凡是认识他的上海人，没有一个不说：「哦，倪维思博士！哦！可他是个极难得的人。我信他一个人做的好事，抵得上其余的人加在一起。你总不会以为别的传教士都像他吧？」再不然：「哦，韦廉臣博士！哦！可那是个全然不同凡响的人。」又或者，像我另一天听见的那样：「那才是个叫人真心爱听他讲宗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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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汉口那边走，也还是这样。「巴伯先生！啊！可他是个十足的君子！大学出身的！你知道，数学甲等第十七名，样样都来得——板球、足球，什么都行。」「希尔先生！你一时半会儿再碰不着第二个这样的人。你想，他自己有产业，差会里一个子儿也不领。天底下有什么好事是他不捐的？不过他是把自己熬干了」；讲话的人若稍带点热忱——通商口岸上的人有时是很有热忱的——便说：「那人是个真使徒。」

再不然：「你不知道那人是谁？嗨，他出来传教以前是摔跤的冠军——边区的腰带在他身上挂了两年。上海有几个纨绔子弟，以为传教士没多大能耐，他刚来那会儿便去挑他。他可没轻饶他们，还说：『你瞧，我是在留着手呢！』哼，他若由着性子，能把他们浑身的骨头一根根都掰断。」

又或者：「杨格非先生！那人是真做好事的。他一年一年地做下去，谁都不能不敬重他。他做的是扎扎实实的工夫。」

再有安庆的鲍康宁先生。只消提一提他的名字，凡认识他的人便都要赞叹起来。施达德先生的板球名声传得太广，一出场就已经算个例外的人物了；可在中国同他打过交道的人，像是早已发现他身上另有些更值得一提的地方。

关于差不多每一个人们略知一二的传教士，话头总是这样开的；然而说到末了，却又回到开头那句上去：「可传教士一般都不是这样的——混着日子，装装样子——攒下钱——就回家去了！」这种典型的传教士，像是谁也不曾遇见过；可凡到过中国的人都得承认，关于他们的话是听得极多的。这话从出洋的航程上就开了头：人家告诉你那些可怜的姑娘——那些一腔热忱、受人误引的年轻姑娘，被哄到天知道什么地方去受苦。「一到就给她们套上中国衣裳，打发到内地去，那里连一个欧洲人也没有，坐的是大车之类种种受罪的家伙。他们就是这么干的。你想，那些可怜的姑娘，连自己要去哪儿都不知道。」

这是人一遍遍讲的话。新到的传教士，无论男女，说不上自己要去的那地方的名字，起初连记也记不住，这倒极有可能。不过前几天一位年长的传教士说的话，像是很有几分实在的道理：「女子年轻，才受得住许多苦；这些苦，年纪大了是要垮的。年轻人的一腔热忱，能载着许多初来的传教士熬过在中国的头两年；换一个四十岁的女子，水土和饮食一变就顶不住了。何况，她们十有八九要做传教士的妻子；一个女子在担起为人妻的操劳与本分之前，早已惯熟了中国和中国的规矩，这样的婚姻要指望得美满，总比刚从英国带出来、样样一齐扑上身要有道理得多。」

不过上海到底还保着它素来的殷勤，从不说女传教士一句坏话，至多偶尔带点抱怨的口气：「你可真见过一个好看的？」可谁又没见过呢。船长们说起同船来的这一位那一位，语气里颇有些惋惜。而上小教堂去的年轻人——上海的年轻人是多少去一去教堂的；只「占着座位」的，是那些过了盛年的人——这些年轻人提起某一位穿着宽松的白与蓝、好看得像个幻影的姑娘时，总带着些多情，且开始怀疑：中国衣裳到底是不是最相宜的穿戴。诚然，一头金发衬在那种通常总与最粗黑的头发相配的宽松衣裳上头，是显得格外金亮、格外柔和的。

而传教士始终一批比一批地多。每来一班轮船，人便喊一句：「他们还在来！」照这样下去，中国大有可能成为基督教世界以外在灵性上被照管得最周到的国家。可从没有哪个传教士是冲着欧洲人来的——这些人的灵性像是因为久不操练而枯了，以至于他们最恼火的事，莫过于有人以为他们也需要一位牧灵者来料理灵魂上的需要，或者以为他们竟没有灵魂上的需要。

然而，一部写上海的书若不写传教士，总是极不完全的。他们自成一个圈子，彼此都熟，对别的欧洲人却大半陌生；他们满肚子关于华界和中国人的见闻，掌故也说得有声有色。他们究竟做了多少好事，谁算得清？同他们相处总是极爽快的，因为他们的人生有一个目的，而且时时叫我们想起费伯那句话：「这世上有些灵魂，生就一种到哪里都能找着喜乐的本事。」

可也不是个个如此。水土是磨人的；中国的交际又不算热闹；而传教士里头总有那么一些人——自然也必得有——看着不大像是该出来的那一类。这怎么免得了呢？不过这究竟该怪那些出来的次一等的人，还是该怪那些留在家里的高一等的人，倒是个问题。撇开这桩争不清的事不谈，天主教的传教士看上去远不如新教的那样开朗，那样安于自己的处境。说实在的，人也委实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可以叫自己快活的——当然，除了对上帝的爱。

有一回上水，过了镇江，船上的餐舱里满眼是拖着辫子的法国人——穿白色中国衣裳的耶稣会神父。耶稣会士非经长期的预备不许进内地，要做到正式的神父，至少得八年，十五年也是常有的事；倘若他们并不比新教各宗派的传教士高明得多，那倒像是说明：属灵的争战与属肉体的争战不同，训练和纪律全不管用。他们说江南一带约有教徒十万。有些地方整村整村都是教徒；不过他们说，虽是教徒，也得记住这些村子到底还是中国的村子。

那些法国神父就着咖啡谈得多么快活！可只要提一个「法兰西」，个个便黯然起来。不过他们说，他们不像意大利人那样害思乡病——意大利人中有许多因此害得病了，只好回国。可有一位北京的法国神父却叫人忘不掉：他刚从内地久居归来，一听见「法兰西」三个字便整个垮了，怎么也收不住。而我又一次觉得心口发紧，想起宜昌正在盖的那所大房子，是要接意大利修女来住的——那些朴素而心地慈爱的女子，为着别人的罪、并非自己的罪，要活在、并且死在离那可爱的意大利那么远的地方；菲利卡亚正是为着那个意大利叹道：「唉！你若再强些；或者做不到，就少几分美吧！」意大利修女在中国的日子，看着实在太苦。她们个个都病；她们没法子爱这里的人；她们苦苦地想意大利；而直到如今，她们还不得不给托付给她们的小女孩缠足，自己却替她们担不了那份疼。可法国神父像是也没有什么可盼望的，他们的日子清苦到什么地步，在家的英国人是断断想不到的。我记得一位法国神父，在一个极偏僻的村子里，半是带着歉意半是带着得意，指给我看他唯一的一件奢侈：写字台旁边一扇装了玻璃的小窗，好让他晚上能多看一会儿书、多写一会儿字。他那间空荡荡像营房似的大屋里，简直找不出一把像样的椅子坐。他拿出一套照片给我看，是他法国老家村子的；可我留意到，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他自己始终不敢朝那照片望一眼。他到那地方三年，除了一位老神父——每年翻山走三天路来看看他过得怎样——我们是头一批到访的欧洲人。相形之下，新教传教士的日子看上去竟这样快活；说真的，我始终看不出那样的日子为什么不该格外地愉快——自然，害病的时候不算。

◇

新年将近，在重庆先投下了它的影子：街上张挂起花花绿绿的年画，昼夜都有报喜的爆竹，还有些面带愁容的年轻人，想把家里的金首饰或是名家的画册变成现钱，开的价却高得不像话。这影子还投在别的地方。教会学堂陆续放学，传教士自己也出城去「耍」，也就是到乡下散心。承人家好意，请我去看公谊会女塾的散学，我留意到一两件事，像是值得记下来。

自然，我知道：传教这件事业，一般都被看作我们这些「局外人」无须任何预备便有资格去下明断的唯一一种事业。一个人可以拼着命把中国横穿过去，于是他就知道传教士是不是把力气白费在不长庄稼的地上，也知道鸦片合不合中国人的体质；虽然换一个难题，譬如某一块地宜不宜种鸦片，或者一个商人该不该把皮货运到上海市面上去，他是要迟疑着不肯发议论的。这一类问题得有专门的知识。传教士在中国做的是不是好事，却不必。话虽如此，我还得先声明一句：正如将来新铁路开工时，我自己总不至于因为没看见铁轨，就断言那些筑路工人的力气白费了；同样，我也不觉得自己有资格说——哪怕是我最熟悉的传教士——他们的辛劳是徒然的，只因为我没有看见很多基督徒。

真照这个法子去量，上海的大教堂岂不要被判作何等荒唐的奢费！我愿把这笔账荐给我们那位莫理循博士的哪一位后继者去算：把那教堂的礼拜开销除以由此得来的教徒人数。这道题多半不难做，只是得数未必好看。因为赎一个灵魂，所费是更多的。

还是回到那二十六个小女孩身上来吧——她们并不是教徒。她们考《旧约》，看样子考得极体面，虽然最大的也才十三岁。答话一点不迟疑：只听她们断定耶洗别不是个好女人，又讲押沙龙怎样被头发挂在树上。说到底，耶洗别和押沙龙离她们比离我们还近些，至少是在世界的同一边。听英国乡下的孩子讲《旧约》里的列王，其实更古怪，不过听中国孩子讲，像是更古怪罢了。小一点的孩子也受了考。五个圆滚滚的小身子——横竖差不多一般粗长——才六岁，背了一首赞美诗。别的小队也各背了别的赞美诗。这些都不稀奇。可叫我吃惊的是：头一班的孩子被领到一幅不注地名的非洲轮廓图前，考的人一指，她们便喊出刚果、马达加斯加、纳塔尔这些名字来。亚洲图上也一样，欢欢喜喜地喊出日本，指中国也一样爽快。这些小女孩脑子里若真进了这么一条：天下除了自己这一国，还有别的国；那么就这一点而言，她们比这国中大多数的读书人教得还好，而眼下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该有的见识了。此后又展出那些照例熬坏眼睛的针线活；欧洲来的女教师一面展一面声明，谁的眼睛也不该这样熬，可这上头她觉得非随乡入俗不可。

而最打动我的（也是唯一一件我真觉得自己有资格下判断的事），是那些孩子的神情。她们叫人觉得有意思，觉得可亲，只因为她们心里的那点灵明显然被唤醒了，而且正在动。那种空白的、死墙似的中国式木然，不见了。这些孩子将来会怎样，这一切最后会结出什么来，不是我说得上的；教不信基督的小女孩唱基督教的赞美诗，又究竟对到什么地步，我也说不上。好听的诗歌多得很，尽可以教她们，避开那些讲基督的——她们对基督并无敬意。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无论是福是祸，这些小女孩带着已经醒了的心智，处境同她们周围的人已全然不同；而她们的学业若再往前推进——这在中国有许多难处——她们的处境还会愈来愈吃紧。跟着，大的危险像是就来了。她们若做了基督徒，那很好，日常的生活有基督教的伦理可以指引。可若不然呢——既已离了佛教的影响，又比周围的人更需要一个指引，因为她们自己更容易受外来的影响——想到这里，人便替她们有几分不安。

那天的节目末了是一件显然叫人极高兴的事：差会里一位先生送给每个小女孩一件衣裳，跟着便是挑礼物的大典。传教助手会寄来的几小批礼物，已经仔细分好，摆在桌上——这一份是一个洋娃娃、一本插满针的针线夹、一个磨针的砂垫，也许还有一只小袋；那一份是一副毛线手筒和一本画册；如此等等。分数最多的女孩头一个挑，依次排下去，到最后一个便一点挑的余地也没有了。那位和气的女教师为此很难过，心里显见得替那小的疼着——她只能坐在旁边，眼看着最好的东西一件件在自己面前被人挑走。「可她本来能多得几分的；这怪她自己，」她又忿忿地补上一句，教师的严厉重新占了上风。这位小姐虽还年轻，却并不是个生手：她来中国以前，就在英格兰西部一所有名的大公谊会学堂里教书，来中国也是抱定了教小女孩的主意；这桩事她像是把整颗心都投了进去，直到身子不好，不得不回国。有几个小女孩显然事先把礼物打量得极熟，上来时主意已定，向四面上下行过中国的礼，便径直跑到母亲那里，把宝贝交去收好，再回座位上坐下。可也有几张小脸上那份拿不定主意的神气，看着实在可爱：脸越涨越红，先把一个白毛线的娃娃搂在小胸口，又爱不释手地摩挲那个灰绸子的。所有的娃娃都按中国的礼数仔细装扮过：袖子一直放到手腕，长袍底下配着尽可能长的、镶花边的裤子。不过人不免要想：中国的小孩子会不会更愿意抱穿中国衣裳的娃娃。

无论如何，年年得着这样有用又诱人的洋礼物，虽然本意绝不在此，总要叫这些小女孩长大以后偏爱买洋货，因为她们记得小时候洋东西给过自己多大的快活。这样看来，传教助手会——由家乡的孩子组成，从小就被引着为传教做事，好叫他们关心传教——所费的一番心力，倒可能结出那些小做工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商业结果。我这番议论加上去，一篇记述几乎同那场小小的典礼一样长了。可有一节我不能略去：中国的母亲们绕着四周坐在长凳上，孩子一出彩，她们的脸便涨红了，满是得意；差会的女眷则坐在前排，礼物后面。随后差会的娃娃们都进来了，那些小脸同中国人一比，干净得叫人吃惊，像是另一重天里来的，红扑扑的，在雪白蓬松的披巾和别样的雪白里蹬着腿。那些娃娃看着确乎有几分傲慢，而多半正是这场热闹的压轴；因为中国人实在爱看洋娃娃，看多久也不腻。我学不来《一个澳大利亚人穿行中国》的笔法，算不出人均花费多少；不过我想，这一场下来，总归结出了若干情分和若干欢喜。马尔伯勒公爵与范德比尔特小姐的那场婚礼，我们敢有把握说它也做到了这些么？

不过，在中国过日子，除了水土之外，还另有一样叫人难过的事，那就是中国人厌恶外国人、也不信任外国人。

◇

这场散奖之后不久，就听见成都——本省的省城——城墙上又贴出了反洋人的揭帖，措辞极凶；又听说加拿大差会已经不止一次小小地遭过敌意。这自然叫人难过。不过人也想知道：他们新盖的房子，究竟是顾了中国人的眼光，还是照欧洲那一路盖了些丑东西，叫每一个看见的中国人在审美上都受一回冒犯。在这座屋脊曲线如此秀美的城里，一所洋房——窗与墙的比例全不讲究，屋檐没有一点伸出去的舒展，盖法无论照欧洲还是照中国的匠人都不会那样盖——立在那儿，就像乐曲里跑了一个音，对那些自幼便被建筑之美的法度调过耳朵的人，一定是极刺人的。我们为什么非要中国人先把我们丑的衣裳、丑的房子咽下去，才肯把我们那美好的福音喜讯给他们？这一点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只好提醒自己：那福音原不是从上海、也不是从纽约来的，正是从亚洲来的——在亚洲人心里，真与美至今仿佛还是同一件东西，可以互换的。

不过，这一代人里鼓动同胞反洋人最力的那位中国人，他的见解比我的话更中肯。周汉多年来散发攻击基督徒的小册子，言辞秽亵到我不能再往下引；可这里有一封周汉自己就此事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读这封信时，不妨记起一件事：后来慈禧太后废黜她的侄儿皇帝时，头一批被斩的六个人里就有谭继洵的儿子；而做父亲的谭继洵，听到儿子的死讯后心碎，或是忧愤而死，或是自尽了。

◇

周汉给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一八九一年十月三十日

「尊鉴：

「事冗少暇，久疏笺候起居。谨颂动定万福，德业日隆。至辟邪诸书，皆系卑职会同办理善堂事宜之文武官绅，一并刊刻散布。日前敝戚唐振弼（字梦良），湘潭人，将往武昌，众人合托他带去一篓，以便广为散发。其后唐君专差回湘潭报称：他因所办之事被拘系狱，恳求设法营救云云。此事可骇之至！若攻此邪教果为有罪，则就『造言生事』而论，卑职实为祸首。按理阁下正应据实奏参，褫夺卑职官职，作为罪人拿办。敝戚唐君与此何干？纵使将他斩首悬示以儆众人，又岂能因此止得住此事本身？

「今特作此书，恳请阁下与总督商定，将敝戚唐君及与他一同株连受冤的诸人，一概释放；凡或曾被取去的财物，亦一概发还。恳请阁下具折会奏，据实弹劾卑职。卑职当恭候处分于省城，断不逃避。倘若诸位大人竟以良善之民为鱼肉，把卑职撇在一边不加讯问，那么卑职即刻进京，叩阍呼冤。卑职誓以此身，上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德，并报皇上、皇太后与本朝列祖列宗之恩。断不肯让敝戚唐君与那些受冤的同人独自流芳百世。专候回音，以定行止。谨此奉达，并颂崇祺。

「愚弟同乡周汉顿首。周汉，钦赏二品顶戴、陕西候补道，宁乡人，现于本乡养疴。」

（杨格非牧师译）

周汉直言无忌，又能一意反对他所认定的邪教，这份胆气实在不能不叫人佩服。可另一面，翻一翻他那些小册子，便很难相信有谁能怀着好意去散发它们。

◇

不相信中国人做了基督徒会有半点长进的人，对传教士自然也不会有多大兴趣。反过来，真信我们有喜讯可以告诉他们的人，却也许要疑心：传递这消息所用的法子是不是全都得当。凡出洋到中国去的人，若个个都活得像个基督徒，效验显然要惊人得多；可只要欧洲还是这个样子，那件事看来至少同劝化中国人一样难成。至于已经归信的人，天主教徒我见过成千上万，他们房屋被烧、家产荡尽，都忍了下来。一八九八年夏天，重庆有四千名天主教难民。被杀的也不在少数。在中国西部，还有好几起：有人被许以只要在佛前烧一炷香就可以活命，他们不肯，因而殉道。我不知道归信的人还能怎样比这样死去更能证明自己的真诚。

可新教教徒的坚忍，我也觉得远没有被估量够。长江沿线一场接一场地闹教案，有些地方外国人全走了，把教徒丢下自己想法子。当地的传道人照旧主持礼拜；等传教士回来时，会众还是原来那些人。再说些较小的逼迫，有时反倒更难受：多少中国基督徒眼看着自家生意一点点落掉，从小康之家沦为贫户！只要中国还有通商口岸，那里的口头禅多半总是「中国基督徒没一个好人」；因为在那种地方，最容易有品行不端的人为着私利加入教会。可总的说来——他们自然不能一下子就修得基督徒的全副德行，要达到连我们自己也不过如此的那点火候，大约还得一两代人——单论坚忍这一样，中国的基督徒比得上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基督徒。

◇

不过，我的意见若还值点什么——这件事上我一点也不敢说它值——那么我以为：我们的传教士在东方所缺的，与其说是钱，不如说是有情的支持。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同胞——那些并不挂着传教士名义的同胞——是盼着他们更有力量的，并不揪着他们的失败不放，他们便会被托举起来，做出比前人更大的事来。可我也但愿传教士相信：那些名义上不属他们一队的人，心里未必没有同样活泼的基督徒热忱！

如今传教士同商人互相侧目而视的情形，常常叫人看着难受。至于各宗派之间的分别，我想这也同中国人各色人等之间的分别一样，被夸大了，而且是白白地夸大。中国教徒在基督教上的造诣，要比眼下常见的情形深得多，才分得清天主教同公理会究竟有什么不同。他们看得出礼仪上有分别。可中国人太明白了，不会把这看得多重。他们只当这些都是「好讲道理的」，不过种类不同罢了。这话又差到哪里去呢？越是真诚的基督徒，像是越不把信条和仪式上的分别当回事。

想起来叫人难过：十三世纪时红衣主教们若不是争得那样凶，以至教皇之位空悬三年，忽必烈对波罗兄弟所提的请求多半早已得到答应，中国人当时就会像同宗的俄罗斯人那样整族归信了。忽必烈曾「请教皇派一百位我们基督教中人来；要有见识的人，通晓七艺，善于辩难，能凭道理清清楚楚地向拜偶像的人和别样的人证明：基督之道最好，别的宗教全是假的、无用的。若他们能证明这一点，他和他治下的人都做基督徒，做教会的臣属。」末了他又嘱咐使者，给他带回一些耶路撒冷主的圣墓前长明灯里的油来。十四世纪有一幅细密画，画的正是大汗把一面金牌交给那两兄弟。他们带着这桩差事动身往罗马去，同行有一位鞑靼贵人，那人半路病了，折回去了。他们在路上走了三年，到了又耽搁下来，等着教皇的位子终于有人继上——那是皮亚琴察的格里高利。他派了两位有学问的多明我会士同他们同行——是两位，不是一百位——而这两位修士又被撒拉森人的一场骚乱吓住，也折了回去。到了十八世纪，中国人看来又几乎要成基督徒了，偏偏多明我会士来同耶稣会士作对——耶稣会士一五八〇年就打进了门路，在皇帝和这个民族身上都有了极大的影响。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指斥耶稣会容忍祭祖，中国便第二回被推了回去。那时皇帝和他的顾问正在斟酌要不要把基督教定为国教，政变就来了。那些活下来的维新派，以及通过他们说话的光绪皇帝，这样便是第三次向基督教世界伸出了求助的手。

这三回都是一样：中国人通过他们的皇帝所求的，是体现在基督教里的欧洲的开明。不过如今我们已经听说，有巡抚、有大员自己个人做了基督徒。到目前为止，还确实没有人加入新教的教会，我想也没有人在天主教受洗；因为我一向听说，在中国，一个人能不能既做基督徒又保住官位，是很可疑的。

中国已经第三次向基督教世界呼求了。但愿这一次不要落空！在眼下这个关头，帮助她的一切法子里，广学会像是最为得用：二十镑就能使一座新的城市受它的影响，二百镑便能使这个学会用它那能使人重新活过来的书籍浸透一整个新的省份。

第十三章内地的买卖与内地的风习

买古玩——挨石头——中国新年——盗匪——鸣冤——请罪——药材

过年以前是能捡到便宜的——在上海，可以捡到可爱的绣花缎子、精致透亮的玳瑁盒子，或是明朝的瓷器。在内地，我们买的却是另一路东西：一张虎皮，从头到尾一十三英尺，斑纹极好，只是毛自然不如牛庄出的那样厚。头、尾、爪子都齐全；送来的人还把那副可怕的牙床张给我们看，又指点着说，猎人制服这只虎以前，矛是从这几个窟窿里扎进去的。此外还有石板，里头嵌着直角石的壳，锯开来磨光，做屏风或是桌面。那种奇怪之极的动物，长着一只像独角兽的角似的壳，两英尺开外是常有的事，还盘得极好看，真难想它拿这壳来做什么。这些所谓宝塔石成批地运来，全是为着凑年关的债。

各色石头是宜昌一带的特产，那里的风化砾岩，尽够供上海所有的假山之用。只可惜这个时节，蕨石还不够好看，做不成爱尔兰人的那头猪，帮着把房租凑出来。不过有一天，有人把一只鹰送进了客厅：状态极好，黄澄澄的大喙，一双漂亮的褐色眼睛，脖颈上是褐与青铜混成的色泽。可怜它的爪子被紧紧缚在一处；就这样，我们凑近去赏玩它的美，也还是小心着的。捉它的人开口不过要八百钱，据说后来五百钱——合一个先令——就把这只好看的鸟脱了手。

另有一只奇特的小兽，脚爪好看，指甲很长，尾巴细小，毛厚得、软得、蓬得叫人恨不能拿它做一条围脖；它却没有那鹰的运气，没送到就死了。可这些奢侈的玩意儿——它们没有哪一样称得上生活的必需——究竟该把余钱花在哪一件上，实在有点难定。皮货铺子过年前就关门了，这尤其可惜，因为他们卖一种最叫人动心的脚凳套子——原是给宽大的中国椅面上用的——拿两个所谓「七月虎」的头做成，毛厚，米黄色里掺着浓褐。

◇

给这幅景象上色的是橘子——味道极好、皮薄得不能再薄的红橘；还有另一种橘子，两头微微凹进去，别有一种本地的滋味，人都极看重。可我们想去看看橘子市，不多久便惹出一场乱子：泥块砖头满天飞，有几个湖南船夫扔得极准，我们还没能脱身，一位同伴的头皮上已经起了个鸡蛋大的包；等走出来时，帽子都被砸得压到眼睛上，人也弄得脏兮兮的。

挨石头这份经历，渐渐有点单调了。在汉口，人朝我扔过烫的东西；在宜都，是烫的东西加石头；在宜昌，是砖和土；从那以后，在许多不那么出名的地方，被扔过许多东西。起初这里头总还有几分刺激；可最嗜刺激的人，也能拿这份钱买到更快意的刺激。你看谁，谁总会跑开——只要你看得够定；可后面的人又拥上来，人堆外围的便趁着有人挡着，扔起东西来。说到底，最难受的还是他们不住地又喊又叫，弄得人像一条疯狗。而顶着这么个身份走过中国城里那些窄街，实在不算什么顶愉快的事。这滋味我们在宜都尝了个十足：那里的人认定自己打赢了英国人。因为有一位传教士在那儿租下一所房子，结果不但被英国领事劝着退了房——照这类事情的惯例，房主早已下了狱——他自己还得倒贴一笔，非但没有得着赔偿。

若不是那一片「杀洋人！」的喧腾合唱——我们在湖北偏僻地方走动时，惯常是踏着这个调子的——宜都的铺子看着倒还诱人。好看的羊皮堆得极多；连走马看花，我也为几张狐皮的秀气动了心。也有女人的绣花裙子挂着待售，不过这多半是过年的坏兆头。据说宜都有一座庙里，有一处欧洲文字的题刻；可外头一片起哄声，实在不叫人有心去访查，何况其时满天落着无声的雪，雪中还踱着我平生所见最骇人的一个乞丐：赤着上身，满身皮疮，脸上糊着青绿得吓人的泥，头发蓬乱，眼睛凶狠发亮。

◇

上岸这样闯过一回以后，那条熟悉的住家船看着多么舒服——午饭摆在桌上，几把扶手椅一样地招人！可我们在宜昌挨石头时，却没有这么一条可爱的住家船可退；更糟的是同行的人里有一个受了伤——至少可以说，这开了个坏例。我们还遇见一位法国先生，他说：「我昨天被人扔了整整一刻钟。」在他看来，也在我们看来，这一类小小的破坏治安的事若被默许下去，很容易闹出大乱子。「杀洋人！」的喊声，那一年还是新鲜事。此后就很平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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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不挨石头，在中国城里买东西也是桩大事！你要是走进一家铺子，照在欧洲那样看看东西、问问价钱，满街的闲人便跟着涌进来。你说话没人听得见，你气也喘不过来，人挤得你什么也看不见；到末了，可怜的掌柜连连作揖央告，总算把你劝走，赶在铺子被踏平、或者至少半铺子的东西被打碎之前。

正当的法子是差人去铺子里叫。于是来一个年轻伙计，喜孜孜、颇自得，带来一大堆货，可十有八九没有一件你中意的。他便请你把要什么说清楚。要花缎么，还是——还是——底下便是一串你从没听说过、也从没留心见过的绸缎名目。你是要做裙子呢，还是做褂子？什么！——都不是！那么整匹的绸你也不要？他把货一裹，走了。

于是你决定退而求其次：坐一顶轿子抬到他铺子门口，轿子往地下一顿，你飞快地闪进门去，穿堂而过，进到后头的堂屋里。张皇的掌柜在你身后关上一两道门，把好奇的人群挡在外面。你便在圆木柱子中间安安静静坐下，坐的是小黑桌旁边一把直背椅。四下太平。茶端上来了。烟也让了。谁也不着急伺候你。等你开口说要什么，他们待你就像待一个傻乎乎的疯人，得顺着哄着，想法子把你哄走。可你若有见识，一开头就买下一两样略像样的东西，铺子里的人和物便全听你使唤了。中国人是喜欢买主的。可照美国那一路明码标价，他们是死也不肯的。

◇

重庆可买的东西并不比宜昌多多少；不过那里有靛蓝的深色棉被面，染前先用一种灰浆描出繁复的花样，所以布越洗花样越白，拿来做桌布极好。还有毡毯，也是同样的做法——只是整个花样是手描的，描好把毯子往鲜红里一浸。便是在重庆住着，我们也始终定不下这些毯子究竟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可在西藏边上的城里，天主教主教的府上，我见过一条铺在地上，觉得气派极了。

绣货自然是有得买的——全中国哪里都少不了绣货。还有成都出的极妙的草帽，周围足有两码；帽顶正中的草辫编得极细，细到整个只能立着边一针针缝起来，不能像寻常帽子那样平着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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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过年才是中国每一座城里的大日子；而关于湖北省城武昌过年的记述，我所听过的没有比这一篇更好的了，所以非从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日的《字林西报》上借来不可：

「在中国城里，除夕夜要睡得着觉，得有一副好良心；满城的人都守着旧岁出门。你问他们这一夜做什么，他们说是取乐；再问怎么个乐法，他们便告诉你：坐着聊一整夜。自然，烟枪和赌局也帮着消磨时光。放爆竹显然是这守岁功课里很大的一项。从天黑到天亮，四面八方，噼噼啪啪地炸在惊动了的夜气里，意思是给新年道个好。前半夜街上净是奔走匆忙的人；城门是不关的，好让讨债讨迟了的人不至于收不成债。将近半夜，最后一扇门关上了，最后一张吉利的红纸也贴上了。

「这是过年里很要紧的一节。但凡花得起的人家，都要买一副对子贴在门的两边，别处显眼的墙上也贴。斯文的吉祥话被搜罗殆尽：五福、四方、雨雪风日、家国、富贵寿考，被编成种种能想到的花样，串作一串串华美的词藻。门板上贴的是新的门神像——传说里，他们当年曾替君王挡住夜夜来扰的游魂野鬼，自那以后，全国上下便都觉得贴一张他们的像也就够办同样的事了。窗上横贴着纸条——『姜太公在此，诸邪退避』；因为姜太公当年——约摸两千年前——曾大有制伏鬼神之力，而鬼神今日虽有认字的机灵，却没有识破受骗的机灵，所以一见旧日管着自己的人在内，便讪讪地溜了。门楣上还钉一面小镜子，好叫想进来的恶鬼一见自己的丑脸，以为已经有一个同类先进去了，怕犯了人家的地界，也就退了。随后『财门』关上，一年的交易便算了结。到了日子，这门还要再郑重其事地开一回，开时要处处防备停当，好教财源往里流。

「夜渐渐深，客人们吃些预先做下的东西提提神；因为年头一两天是不许动灶的。筵席早已备好；天刚放出一线亮，一家之主便到露天底下，铺下毡毯，摆上供品，朝着喜神所在的方位伏地叩头。这位神是会挪动的，年年换一个方向，北京的当道诸公好意替他传话，事先告诉百姓该朝哪一边叩。今年新岁的黎明，看见许多拖着辫子的头朝西南叩了下去；跟着是合家祭祖；爆竹和香火把这一番迎接收了尾。

「与此同时，从总督往下，大小官员齐集在万寿宫红黄两色的墙里。荒废的庭院刚草草除过草，一堆堆芦苇垛在院中；官员们走近时，几处大火堆把满院照得通红。那把御座——有些摇晃，还是本地简陋的手工——权当皇帝的替身，众官一齐叩头，随后照着御前特有的姿势蹲上片刻。孔庙和武庙也要去一趟，行同样短短的一番礼。

「到这时天已大亮，不多久便开始挨家拜年。人人换上最好的衣裳；那些少年的、或是难得有几分体面的头顶上，金顶子之多，实在可观。人人都得万分留神，不说一个不吉利的字：虎、死、鬼等等，一概忌讳。一年里就这一回，外国人上街，很可以指望不被人用那些素来『亲热』的骂名招呼；因为哪个倒霉的小子若是看得稀奇，喊出一声『洋鬼子』，立时就有一顿现成的教训，叫他明白：便是逗一逗外来的生人这样痛快，也不值得拿全家的运气去换。街上满是四处拜年的人；头几天里，太太们是不出门的。这座做活做得疲乏了的城，把一整年的安息日，都放在这半个月里守了。」

◇

同我们的复活节一样，中国的新年也不固定，不过大抵总在二月里。

◇

在一个没有什么可买的中国小城，有一晚我们请了管电报局的先生来吃茶。他带了报务员同来，那是个十四岁、极有主见的少年，人家说什么，他一概答「是！」他们两个一天发两回电报，早晚各一回，一回是「是」，一回是「好」，此外便再没有别的事。「您想想，」那位上司说，「我花了十二镑学英文，买下五千个字，末了却被派到这样一个地方，连吃的都没有。」

宜昌一带许多田庄上，都能看见一个用白灰写的大字，是个「方」字，上头顶着一个「上」字，外面套着一个圈。它总摆在极显眼的地方，意思是：「此户每年向盗匪纳贡，不得侵扰。」虎牙峡下面不远的古老背村，据说满村都是这样一路人物；说起他们，正可以借用从前有人对我说过的一句话——那回我看见斯皮塔佛德附近一片下等客栈里的人下午两点钟还在又唱又跳，很觉奇怪，人家便说：「这里的人做什么营生？嗨，他们没有一个是做活吃饭的。」

◇

宜昌大火之后一两天，有一幕奇景可看。有个人被指为趁乱帮着拐走了一个穷婆子的孩子；他背上贴着一张白布告示，写着他的冤枉，辫子散着不编，头上戴一顶粗纸钱扎的冠，冠上垂下长长的纸钱幡，一处一处地挨着神龛走，到一处便申一回自己的无辜。前头有人敲着锣，把这桩事一路喊出来。但愿他不是第二天被斩的那八个人之一。若在斯坦福或是廷茅斯，一天斩八个人，人们会怎么想？不过英国不久以前也一样嗜血。这一层我们是该记住的。

又有一年，我们看见类似的一幕，只是入画得多。我们正上水，遇见一条下水的船，船头上跪着一个人，跪得笔直，双手举着，像是在哀告。在三峡一段静水的大美之中，那情景很动人；可那不过是一种粗率现成的刑罚，用在一个被控偷了同伴东西的人身上。

◇

我看自己还一字未提药材。在四川，大黄能整批买到，而且极新鲜。它主要长在西藏边上。早在宋朝，中国人就有三百六十五种药、一百一十三种方子。不过他们只用粗煎，拿药熬汤药；从不提取精华，也不用极细极准的分量去配。

古时的中国人用金属的人像来显示人身内部的结构；凡是最稀罕最贵重的东西，他们都认定必定能入药——蛇、蝎、鹿茸、头上长草的死虫子、虎骨、好看的兰花；这末一样，整船整船地从重庆顺流运到宜昌。中国人是爱吃药的，没有什么比吃药更叫他称心；而欧洲人老是被人来讨药，倒不大是因为他信洋药灵，而是因为他又惊又喜地发现：洋药是白给的。有位大夫见自己在中国人里头名声大得很，正自得意，后来才扫兴地发现：他一停了连瓶子一道送药，病人便不来求医了。不过金鸡纳霜的效验实在显著，所以一个中国人纵是由你亲手把药放进他嘴里，他也肯开口来求。

他们害疟疾害得很苦，可怜的人！想一想他们多少年来忍受着这里剧烈的寒暑变换，从没有一刻歇息；再想想我们自己一经这种变换便如何没了精神；人对中国人那份表面上的懒散，也就多了几分容让。何况，他奋发起来又能得着什么呢？他若发了财，中国阔人的日子不是闷得非靠鸦片才熬得住么？中国人一旦尝到人生的乐趣，就会是另一个民族了。眼下呢，他们同我们一样害疟疾；他们像是同样不喜欢难闻的气味——因为再没有哪个民族比他们更爱好闻的花；他们也同我们一样会消沉、会郁郁不乐；可他们没有消遣的书，没有体育，几乎没有报纸，没有画廊，没有音乐会，没有乐队，除了下流的一路，也没有同女子的往来。难怪他们看着沉闷。而他们又是多么爱看热闹！

第十四章兵

虎衣兵——吴淞的操演——将军的殷勤——中日之战——丁提督——同哨兵打骨牌——总督阅兵

宜昌在长江上溯一千英里的地方，驻着一队装扮成老虎的兵；可我怎么也劝不动哪一位外国官员陪我去看他们操演。欧洲人的看法是：纵然有校阅的将军在场，也镇不住这些虎衣兵，带一位外国太太去看总归不稳妥。有人告诉我，虎兵其实压根算不得兵，不过是某位武官照着花名册替他们冒领饷银罢了；等将军来校阅，满城的乞丐闲汉便把虎皮衣裳往破袄外头一套，出来点卯，队伍乱得连他们自己的官长都怕。这么着，除了从过路的轮船上远远望见，我一直没看过中国兵操演，直到后来在吴淞看了一回。吴淞是新开的通商口岸，正在黄浦江与长江交汇之处——上海便坐落在黄浦江边。

那是秋天的一个礼拜日，我们顺流驶往吴淞时，清早的空气凛冽得很，到了便在炮台上登岸。十一艘炮舰一字排开，都挂满了大旗，每艘船上最大的那面旗，黑、红、黄、白四色的配法各不相同；我们由此已料到这是个喜庆的日子，却没料到校场上会有那样好看的景象：五百名兵士正在操演，队伍间插着一百面大旗，小旗还不算在内，许多大旗足有十英尺见方。兵士们列成方阵，又聚成一团团的应援小队，一齐放枪，又一个接一个地放，全凭号角指挥，不曾听见一声口令。戴着大草帽的教习立在阵前督看；兵士自己的装束也够别致——宽松的号褂，前后各印着一个大字，圈在圆圈里，像靶心一样，腿上是颜色鲜明、松松垂下的护腿。号角一响，众人把旗子绕着手里的长矛卷紧；号角再响，又一齐抖开迎风招展，这一卷一放，做得异常利落。全场不见一处窒碍，操演看上去精熟可观，竟古怪地叫人想起伦敦鸟笼道上望得见的那种阅兵；因为这中间又时时夹进一种近乎野蛮的花样：矛尖向前，猛地纵身一跃，同时发一声骇人的呼喝，随后又作出鹅步似的退法；退罢，那些紧紧缠在矛杆上的旗子重新抖开，兵士便又变回操演精良的文明军人了。

此后有一阵子我没再见着中国兵，只留意到：所有中国官员里，唯一对我略近于殷勤的，是一位将军。那天他全副披挂来拜会我们借住的领事，我先夸了他的绣工，把生分打破了，他便好意地摘下朝珠让我细看，又提起袍角让我赏鉴他的靴子——那靴子同朝珠一样，都是品级的标记；末了还邀我们，说哪一天若能在那里靠岸，务必去新归州盘桓一日。可惜这座奉旨新建的城，位置偏偏选在江里那一段最险的礁石跟前，几乎没有人上得了岸；我们始终不曾靠成，越发觉得可惜——因为他还特意关照我说，他自己的太太虽已过世，儿媳妇会出面招待我。当时我颇自负，以为把这位将军感动得不轻。他身高六英尺开外，横里也宽阔相称，一身装束富丽极了：长长的织锦袍，下摆往上约一英尺绣满海水江崖和别的中国花样；外罩一件长长的缎褂，胸前一方绣补，背后也是一方，本朝开国时满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马蹄袖一直垂到手背。再加上高底官靴、一串珠子极大、垂到腰间的琥珀朝珠，和顶上带一大簇红缨、形如光轮的官帽，便齐全了。他初进屋来，见我同那位受他行礼节性拜会的英国领事一同坐着，这庞然大物竟掉头退回去，涨得满面通红，像个女学生似的咯咯发笑，对随从中的一个说（他身后跟着一大群捧烟袋之类的人）：「这里有个外国女人。这可怎么好？我一辈子没同她们同处一室过，实在不晓得该怎么应对。」然而天下的行伍调教到底是一样的：不出五分钟，这位将军应酬起来已是十足的老练了。

当兵这件事，总还是有些讲究的——哪怕是当中国兵。我们出门带着三十来个苦力和随从，自然得指定一个人，专管我下轿之后跟着我、替我扛照相机、帮我支好、并且随侍左右。我两回挑人，事先并不知道他们的来历，两回都恰恰挑中了这一队里唯一当过兵的。我们的男仆说他们八成不是好人，一个人好端端不待在家里去当兵，总有缘故——这话是白说的。他们委实又能干又肯做事，虽说两个人后来都落得不好，我心里仍替我那两个老刘留着一块软处；说来也巧，他们的名字一模一样，后来碰了头，彼此又嫉妒得厉害。他们的差使，小到抱我那条一路野游从不喊累的小狗，大到背着我蹚过山涧；还要替照相挑取景的好地方（至少他们俩都自以为在这上头极有眼力），要在乡下人举着锄头扑上来时护住我，轮到坐轿的路段还得抬我，此外我那些披风、靴子之类的零碎，也归他们收拾照管。由此可见，一个中国兵——我们且说，当他想谋个轻省差使、或是想讨太太的好时——是何等便当的一个人物。

自然，我们同兵打交道也有过不痛快的时候。在牯岭号轮船上，他们搭一趟短程的船，就把船上但凡搬得动的铜件全偷光了。在彝陵号上，趁着他们的官长在我丈夫那里赴宴，他们把预备吃上几个月的存粮吃的吃、搬的搬，一点不剩。

后来中日的仗打起来了，宜昌到汉口这一段江面上，满是载着中国兵开赴前敌的木船，好看得很。旗帜迎风飘着；兵士自己穿着杂色而带装饰的号衣，一簇簇坐在船篷顶上。不时有他们那种古老得近乎洪荒的长号声，呜呜咽咽地传过水面。「我们这是上屠场去呀，上屠场去呀，上屠场去呀」——当年法国的新兵挤在一列列火车上开去同德国人打仗时，就是这样唱的。这些中国兵原也大可以唱同样的调子。可他们只在高高的黑头巾底下静静坐着，脸色蜡黄，看不出丝毫兴奋，也看不出对自己的命数有什么不平。上天把明日的安排瞒住我们，是何等的慈悲！而人若真有

「一种神力可以赐予，

使我们看见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模样」，

那又该是何等可怕的事！

这些湖南兵显然自以为是「勇」，一口饭是稳的；多半看上去都是些结实、吃得饱的老实汉子。可在我们眼里，他们却是中国的贪污与无能祭坛上的牺牲。然而人的心到了中国，是不是也变硬了呢？世上值得比这些中国兵更叫人伤怀的牺牲者，实在太多了——他们身穿红的橙的衣裳，湖南的黑巾束着蜡黄的额头，就这样顺着大江漂下去。上屠场去！上屠场去！漂吧，中国的兵，全然不知自己的下场，也任凭道理与炮火都动摇不了那一个信念：世上没有哪个种族比得上中国人，别的国家生来都是你们的属邦——兴许是不驯服的属邦，可到底总要归你们管到底。带着盎格鲁·撒克逊人一路向前的，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一个信念——说到底，每个民族都轮着如此，直到上天定下的时辰，各自迎上自己的命运。

中日之战的始末，林乐知博士已经替中国人写出来了，中国人读得津津有味。给英国公众看的，却还没有人写。当时电报你一封我一封，彼此打架，人们对上海发出的消息一概生了疑。可事实偏偏就是那样叫人不敢信。谁能相信太后同李鸿章两个人，竟把这个国家弄到没有一营兵有像样的军械：有了枪，就没有合用的子弹；而多半连枪也没有。兵士们默默地看明白了处境，并不诉苦；到了能走的时候便走——在那样的光景下，这差不多也是他们唯一做得到的事。一仗未打，不是先跑了六位将官么？还是说，这又是传到中国西边来的那些电报中的一条？我们在西边，消息比英国人还要闭塞。人们常谈起戈登麾下中国兵如何能打，却总忘了：那些战功是由装备齐整的中国兵立下的，对手也是中国人，既没有戈登那样的统帅，军械也不齐整。中国人到底能不能挡得住一支欧洲军队，至今还是个问题。他们对自己的军队极其瞧不起，用一个带轻蔑的名目叫他们——兵丁！他们把打仗整个看作野蛮的事，而且老早就抱定了如今俄国沙皇向全世界宣告的那种主张。

仗打完之后，这些可怜的兵所受的待遇，真是再糟也不过分了。他们的官长把饷银装进自己腰包，随即溜之大吉，撇下部下，许多人一贫如洗、衣衫褴褛，又离家万里。他们后来胡作非为，也就不足为奇了。战时也有过够滑稽的事。譬如一队广东兵在一个小村子里歇脚打尖，村里人很乐意把吃食按好价钱卖给他们；兵士正要动身，一位村中长者告诉他们：日本人就在近处，劝他们把军械弹药留在村里，因为日本人一见他们带着枪，便会当他们是来打仗的，要把他们尽数杀了。兵士们觉得这话有理，就请村里准他们把军械寄存些时日。村里人答应了，枪支子弹便堆在一处；可兵士刚上路，村里人就抄起枪来，朝着这些已经手无寸铁的勇士猛打。死了许多人，活着的也被剥得精光，身上剩下的衣裳，比汕头渔夫穿的还要少些。

下面是从一张中国报纸上抄来的一段小小的记载，读了叫人难过：

「湖南籍无业、无产、无饷者第一批共三百十七名，大人已饬令以炮船遣送回籍。衡阳籍者每名给三元（合六先令），长沙籍者每名给二元（合四先令），充作陆路盘缠。登岸之日，自城中步行至下关；及抵该处，人数已减至一百八十名，其余皆中途掉队，自称有病、力乏，然所行不过六英里而已。此辈病弱者已交沿途各卡房看管，俟下一批一并遣送。此项遣散仍在力行，最终遣回之数，想必累计至数千人。」

有一位将军打算校阅驻守大运河的四营兵，结果发现：这四营照册应有一千六百人，实际上几乎并不存在；而且「全军无不如此」，那支徒具空名的队伍，饷银还欠了三个月。人数不过是临时凑起来应付这位统兵大员的校阅，他一走，旧日那一套贪污的章程便照旧行起来了。

这一仗里中国这边少数几个有声有色的人物之一，是丁提督；说起中国军人的出身经历，把他的履历叙一叙也好，因为这位可敬的提督实在是个中国的「勇」。他生在穷人家，从小就得辛苦挣饭吃，十六岁投军当兵；过了几年便升了武官。西边几省剿匪的时候，他在李鸿章的马队里做管带，其后又升为这一营的统领。太平军之乱中，他又以军官的身分立了功。

到一八八〇年中国着手创建海军，因为没有海军军官，只得从陆军将官里挑人统带那支以字母命名的炮舰队，丁便奉旨补了这个缺。起初凡关涉驾驶的事，他都得向部属请教——其中有几个是在外国的陆海军学堂里出身的——这么一来，他的威信折损了不少。可他渐渐学会了，于航海驾驶一道，知道得不比他们哪一个少；一八八四年要派人到英国去接两艘新巡洋舰，挑中的又是丁。西方的文明像是当真打动了他；从欧洲回来以后，他一心想练成一支足以护卫中国海疆的水师，为这个缘故，凡能采用的西法他都采用。他在芝罘时，同他打过交道的欧洲人很多，人人像是都对他印象极好。中日之战起来时，丁的主张常同朝廷的意思不合；可他明白自己的本分是遵命，便毅然静待那个他早已看清、迟早要落到自己头上的下场。因为他知道，按本国的法度，丢了船、丢了威海卫，就得拿命来抵。旅顺失守以后，他已被褫夺了官衔，奉旨进京交刑部治罪；亏得舰队里的欧洲军官们一齐力争，这道旨意撤销了，这位勇敢的老军人才官复原职，仍统带舰队。威海卫一失，他知道除死无他路，宁可自己了断，好保住家眷免于受辱，也不愿受那一刀。国人无不称许他这样做；于是这个从最卑微处起家的人，死时同他活着时一样，受人敬重。他待部下如同待家人，慈和得像个父亲，因此极得人心。可是在李鸿章和慈禧太后把海陆两军弄成的那副样子底下，一个勇敢的军人还能有别的结局么？

这支军队其实是自己同自己为敌的。长江边的江阴有德国教习，那里江左岸的大火药库炸了；究竟是失火还是有意为之，始终不曾查明，虽然看情形像是后者。死了二百人，伤的还很多。右岸的外国人不敢过江，因为安徽兵正在哗变，把他们的统领扣了起来，打算杀他。他们打定了主意：哗变若再蔓延，就投到湖南兵那边去——湖南兵是靠得住的，决不会帮安徽兵。他们知道统领扣着大家的饷银不发；虽说已经请学政出面调停，可谁也不信他弹压得住这些兵，他的贪墨是出了名的。

有位德国军官一直到一八九八年春天都在上海近旁的吴淞代行将官之职，他把自己交卸兵权的经过说了一遍，极有趣，也颇叫人丧气。中国方面不肯再用德国教习，要换一位中国将官来接管；到了日子，这位将官头一回竟没来——兵都已列队持械等着他了——原来他忽然发觉那天是个不吉的日子，便把船泊在一条小河汊里，安安静静地候着。德国人很气，要他另定一个日子。定的是个礼拜天，德国人先派人去告诉他：届时全队仍旧列阵，等见着中国将官骑马过来，他就下令「举枪！托枪！」，然后中国将官须喊一声「下枪！」，兵权便算交割了。「骑马？这总不至于要我骑马吧？我实在是骑不得的。」中国将官答道。德国人坚持非骑不可。于是到了那一天，中国将官出场了：委委屈屈地跨在一匹极小的矮马上，左右两个人扶着马，第三个人替他撑着伞——那天雨下得正大。他一上来就把口令喊了出来；可前一道令还没下，这口令自然无从遵行。德国人想向他解释。「唉，」中国将官说，「叫人在这样的雨里淋着，我看对谁都没有好处。你只管告诉他们散了吧。今天就到这里。」于是兵散了，这位德国骑兵军官觉得，自己多年来整饬纪律的一番心血，到此也就完了。

自然，琅威理提督的那段故事是人人知道的：他有一回上一艘中国兵船，看纪律整饬得如何，见中国提督舱门外并没有站岗的。他进去要说话，却见提督正同另一个人打骨牌。「提督，」他开口道，「我记得您答应过我要整饬纪律的。怎么我见您门外连个哨兵也没有？」「哦，真是对不住，」中国提督答道，「我实在闷得慌，就把他请进来陪我打骨牌了。」

中国旧式的阅兵，日子想必是不长了；我就用自己见过的那一场大阅兵来结束这一章罢。总督头一天到的。旗帜张得铺天盖地，满城都兴奋得像烧红了一般。我们这些外国人各自在街上走动，每人前头有两名兵护着，都是些看去伶俐、极有礼貌的人，穿着漂亮的新衣，鲜红的坎肩使他们显得十分喜气。此外还有许多穿橙色褂子的人，像是担着维持秩序的差使；我去校场上察看的时候，又有成十成十的差人抢上前来护我，个个脸色发白，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校场上的房屋全拆光了，用深蓝的土布横搭出一道假城墙，开五座城门，还用白粉画上线条，充作石块的接缝。满城的人（太太们除外）都到那里的桌子边喝过茶，那场面正是重庆人所说的「热闹」。

我们听说，第二天大家都得五点钟起身，并且要穿中国衣裳；因为已经给外国人安排好了看热闹的地方，只是请我们尽量别拿古怪的洋装惊了百姓。城里满是外乡人，许多人脸上红扑扑的——他们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同那一串串坐轿子、穿全副朝服、刚给大人请过安回来的官员形成了强烈的对照：那些官员一个个神色极其严肃，满面愁容。这场阅兵，排场布置得极好；总督的出场，简直挑不出一点毛病：

「戟士随其后，

鼓声导其前！」

乐队里有人吹着长号，就是当年耶利哥城墙应声而倒的那种长号。号一响，人从那道蓝布糊、白粉画的城门里走出来；另有些人举着写了衔名的牌子；再有些人跟在后头，走到一处便停下，在前者面前站定，如此这般，一拨接一拨；戴红色尖帽的刽子手，帽上插着长长雉翎的小厮，以及中国人熟知的种种稀奇仪仗，末了从那道假城墙一直排到总督将要升坐的将台前，两边各成长长的一列。将台一侧是中国的乐棚，紧挨着乐棚，便是很客气地辟给外国人的看棚，四面挂着绿色的芦帘，遮住百姓的张望。

我们中间有几个当真是五点钟就到了的；可直到九点半上下，号角才响起来。随后，总督那顶绿呢大轿在无数轿夫簇拥下从城门里现出来，四十名旗手一齐把美丽的绸旗低垂在雨地里，全军如一人般跪了下去。总督升了将台，阅兵开始了。可那一番出场，纵是在德鲁里巷戏院里，也未必能做得这样好。底下的排演也一样出色。照例是外国操法同本国把式的奇特杂糅——向后转、中间藏着马队的空心方阵、「薄薄的一列红衣好汉」、排枪齐放；这中间又夹着旗手们精彩的进击：抖动那些卷着旗子的长杆，向着假想的敌人呼喝挑战。接着，虎兵们窜进窜出，绕来绕去，穿的是赭黄色的布衣，做法差不多是洋式的，短短的号褂，裤子并不肥大，乍一看像是掖在靴筒里的。等他们一转身，才露出背上和赭黄风帽上的虎纹。他们迈着猫一样的长步上来，忽而纵跃，忽而藏到画着虎口大张的盾牌后头，随后又蹑着步子行走，变出许多花样队形来：那些画过的圆盾有时合成一顶帐篷把众虎罩住，有时又叠成一架架梯子。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人们一个一个或两个两个地在总督面前献技，显弄手里的家伙——有能勾住敌人衣裳的双股叉，有耙子，还有末了看去像一块漆得花花绿绿的桌面的东西。忽然间，从校场相对的两角上窜出些狂奔的骑手来，个个装束奇诡，胯下是矫健的小马，扮作来犯的蛮夷；于是全军朝着四面八方一齐开火。随后炮队上场了，那些大炮真是稀奇得很，身子细长，略带龙形，自然是前膛装的，每放一排都要费力地推着掉一次头；底下垫着些古怪离奇的架子——先前这些架子由人扛在肩上抬过时，我们外国人还猜不出是做什么用的，如今才知道那便是炮队。

我们这些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从那道时时被自己掀开好看得清楚些的帘子后面望着，心里多少有些想笑。可最糟的地方偏在于：这一切都做得很好；兵士看去操练有素；虽说雨越下越大，虎兵不再像起初那样腾跃，满地泥滑，连他们那种蹑行的步法也失了几分悄然之致，然而我们人人心里最难受的一个念头是：这些原是打算当真的。作为一台戏，它是何等成功！可底下那些可怜的人，就要以这样的阵法去迎着按新式战法使用的精确武器——结果自然是溃逃！「可怜的老中国！可怜的老中国！」心软的人不约而同地叹起来。我们心里也纳闷：总督明白自己看的是什么么？他的脸会不会像我们的脸一样发烧？还是他确实不懂得更好的，只当这是一场好看的景致——它也的确好看。

末了是弓箭手献技收场。一班穿绸的年轻人，戴着缀红丝穗子的官帽，把长袍的下摆掖起，各由一名兵役跟着，兵役把一壶箭高高举过众人的头顶；他们一路走到总督的将台前，朝着一面又白又长、上下画着三个红心的箭靶放箭。每放一箭，就擂一通极大极大的鼓，随即有人抢上前去拾起那支箭，很张扬地伸直了胳膊举着。这台戏的效果仍旧是很好的；可就我们几个人所能看见的而论，没有一箭中过红心，等到总督上轿、依旧照着来时的排场离去时，用看戏的望远镜望过去，那纸靶面竟是完好无损的。只是这会儿人人都淋得湿透了，那几个插着雉翎的可怜小厮，模样尤其狼狈。粗粗算来，重庆这一回出场的兵共五百名，其中三百名——连四十名旗手在内——是习过洋操、穿猩红坎肩的。其余的不是虎兵，就是穿橙色衣裳的。

至于总督，他想必早已习惯了；他不是正在这省里一个府城一个府城地巡阅军队么？而且不是每回都下雨么？那么弓箭手因此射不中，他大约也是见惯了的。可我们心里不免有些怅然地想：我们是不是有幸躬逢了这一类总督阅兵的最后几场之一，躬逢了洪荒时代最后的几件孑遗之一呢？各国都经过相似的阶段，苏格兰的剑舞、高地的跳舞、英格兰的卫士，都足以提醒我们这一点。要不然，难道中国竟打算在中世纪里再住得更久一些么？倘是前一种情形——我们欧洲人别的不说，总是讲实际的——那就趁早买下一面画过的盾牌、一套虎衣，还有那些挥舞得太多了的旗子连同它们成群的小旗罢。倘是后一种，那就退开些，把眼光移到别处去，免得大祸临头、中国遇上一个刺出去就刺到底、决意把胜利的果实收足的敌人时，我们的心被怜悯撕得太痛。

第十五章中国的士子

中额几何——白头秀才——赴考——应考的资格——拥挤——官缺难求——中国的衣冠

比起当兵的来，中国的读书人要可怕得多。在中国，当兵是受人轻贱的，读书是受人敬重的。读书人的数目也多得多；他们成千累万地来，名义上动辄上万；稍有身分的年轻人，各带一个捧烟袋的和三个以上的仆从，若是武生，说不定还带一两匹马并伺候的马夫。一八九七年夏天在成都，有一万四千名应考的人，他们都已通过了五场考试中的头一场——那五场是进入中国最高的一重衙门翰林院之前必得经过的。他们一概就是我们通常译作「学士」的那一等，也就是秀才，意思是「初露的才华」。而这一回要取中的，只有九十六名！在一个十二个世纪以来凡官职无不先经考试才授予的国度里，那失望是什么光景，可以想见。人们一年又一年地去考，一年又一年，许多人靠着向亲友和资助者化缘，凑足盘缠。有时这笔钱是有条件的：说好了倘若这位穷书生今年还不中，从此便不再考。可这种约定原是预备着要毁的。我并且相信，确有这样的事：一个人若一直去考秀才、一直不中，到了八十岁上，便算他中了。

一八九一年，云南巡抚说，遇着某些情形，把年事已高而屡试不第、未得举人功名的士子据情上奏，也是准许的；于是他奏请从优议叙廉香阳一案——此人是个八十开外的秀才，上一科又没有中。他取中秀才不过是九年前的事；在这位上奏的大员看来，他这样一把年纪还孜孜矻矻地要攀上文苑的高峰，总该得着些体恤才是。

中国的考试，办法是很奇特的。本省的学政一城一城地巡行按临。忽然之间，街上多出许多生面孔，满是东张西望的外乡人。传教士总说：「那些生员在街上摆架子招摇呢。」每逢领事没有出告示请欧洲人闭户不出或小心在意，我便立刻吩咐备轿，假作要到贡院左近买点什么东西。凡晓得那千篇一律的蓝布长衫和拖沓步态是何等单调的人，都会明白：「有人在摆架子招摇」这个念头实在叫人抵挡不住。可到如今为止，我连一个摆架子的武生也不曾看着。官场的架子我是见识过的，天津的架子我也见识过——那是最有胆气的一种，摆到伦敦邦德街上去，准能叫人人回头张望；少年商人的架子我也知道，颇有趣，同伦敦一位极年轻的俱乐部少爷真要摆起架子来时也差不太多，只可惜自从高领子时兴以来，这派头似乎减了几分。至于我所见的生员，多半是些脸色苍白、满面焦虑的年轻人，他们挑我们吃午饭的时候进来，对我们的洋玩意儿看得津津有味；一旦发现我们这里当真有那极有用的广学会印的书，便坐着不肯走了。他们一本本翻着，很是快活，直到忽然扫兴地醒悟：我们这里再没有别的了。「我还想带些回去分给某某城里的朋友们呢，」我认得的一位生员这样说。可他那一科没有中。他是个维新的人，是个做梦的人——北京各国使馆的参赞们，把中国一切主张进步的人一概都这样叫。那座城仿佛把整个外交团的魂都闷住了：他们被围在城里，远离本国的侨民，成天是宴会、是演戏、是些小小的争风吃醋，似乎并不晓得在南边西边两千英里的土地上，还有一个偌大的中华民族在那里搏动。

再有便是那些出众的士子，他们逢考必中，正一路考到翰林院去。他们极怕自己一时把心思从经书上移开，哪怕只是看一眼中日战事的记述或是十九世纪的历史。伦琴射线的事他们全知道，可他们不敢让自己感兴趣。他们非中不可；而为筹措应考的费用，又得教别的年轻人去中那些初级的考试；这些人是他们从某个小县城里带上来的，他们对他们负着责任。压在这些年轻肩膀上的，像是比一国的重担还要沉；然而他们肯来看我们，而且一来再来，可见他们对外洋的事情是留心的。上一个年下，我曾答应在六个星期的假期里教其中一位英文。他两天就把字母学会了；接着学些容易的字；可既然三个字母拼出那样一个音，换了头一个字母又偏偏另成一音，他怎么也想不通。字母这件事本身，对一个中国人就太陌生了。他以为你要他做的是把它背下来，于是就老老实实地背；等你冷不防考他一下，他便觉得受了委屈。至于拼法，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法子叫他明白，除非他已经会拼了；在那以前，这对他始终是个谜。我试着教的这一位，是个极出色的年轻学人，第二场考试已经中得十分体面；我拼命想教会他认字，好让他回到那个遥远的县城以后能自己接着学下去。有时我仿佛看见一线光透出来，可随即又一片漆黑了。

不过等到考试真正开场，街上就再看不见生员了，摆架子的不摆架子的都不见了。他们统统被关起来二十四个钟头，按文章做完的先后，在夜里的三更时分一批一批地放出来，个个疲乏不堪、饥肠辘辘。初场是按各人的籍属考的；各处考得最好的，再关起来彼此较量。每一场除两篇文章之外，还得作一首诗。士子死在考场里的事并不少见。可在我看来，稀奇的是学政居然挺得住，因为他是几乎一刻不停地办着这件事的。有时人家说他取中谁不取中谁，很受贿赂的左右；有时又传说他是清廉的。

有一对弟兄，弟弟同一年中了举人，便坐着轿子在重庆城里游街夸官。绣活儿上最爱绣的一个题目，就是中了的士子荣归：头上擎着一柄绸子官伞，本人骑一匹花斑小马，满村的人穿了最好的衣裳出来道贺。

关于什么人可以应考，规矩是极严的。剃头的不许考；几年前湖北有个剃头匠的儿子考得极好，却因为他父亲的行业把功名革掉了。为这件事，湖北各大城的剃头匠一齐罢了工——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局面，因为中国人过日子，少不得常去找剃头的把前半个头重剃一遍，再把长辫子梳好编好。

然而不单你父亲的营生不可低贱，你还必得是本地土著，这一条尤其要紧。

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日的《京报》载：「各省举人中额有定，而应乡试者，各省均严限于以籍贯或入籍取得本省身分之人，外来冒籍，最为切齿，每因中式者之来历而争讼纷起。近日都察院接得贵州举人联名呈控一件，谓该省有若干人取得功名，情形亟应查办。奉旨行文该抚查复。抚臣承认：所指各举人确非本省土著，惟或已在该省居住，或系历任官员之后裔而不能归籍者。据称该省本苗夷所居，严格而论，并无汉人土著。首次乡试举于一五三七年，其时汉人迁居者亦极少。本朝德政以来，他省望族纷纷迁入，文教因之大兴；惟入籍之手续，则鲜有照办者。倘于此事一味拘泥定章，则贵州恐终不能脱其蛮荒之旧。近二十五年来，该省屡有变乱，考试之常规大受妨碍。近日已大为改观；然人已入籍、居住年限亦已满足而未曾具报有司者，其例仍多。臣末议：拟将被控举人五名，下科大比时停其应试；嗣后关于产业及居住二十年之定例，应严行遵照。」

又，一八九一年四月十日载：「奉天将军奏陈盛京内务府租赋征收处所属田户之苦。此等田户历来被摈于考试之外，而所据之理由似不充分，该田户等吁请将其身分彻底查明，明定章程。查租赋征收处所属执事凡四等：一曰庄头，二曰庄丁，三曰庄头家中供役之人，四曰育婴堂所养之孤儿。前二等系自行编入旗籍正册者。一八六二年曾有奏折上达天听，请准庄头应试，而将供役之人与孤儿屏除在外。折中于庄丁未着一字，有司因此不敢准其入场。惟该庄丁等现已呈出正式钤印之契据，证明其确为旗地之业主。严格而论，此项契据本不应发给；然契上年份远及一七九一年，且已证明彼等与庄头同列一册，则其与寻常旗人似无分别。臣谨按：一八二五年，盛京户部所属祭田佃户亦曾有同样之争，其时议定：凡编入旗籍正册而履历无疵者，均准应试。是以恳请交礼部核议，并望礼部设法将现行之禁例撤销。——着礼部议奏。」

然而尽管有这许多限制，仍旧是：「日前武昌乡试，士子争入贡院，践毙一九岁书僮，尸身残毁可怖。人丛过密，直至场地清出，尸身始得移出。」

人们大都指读书人是中国最守旧的一班人。可我们又见着这样的事：「张之洞会同湖北学政奏请，准该学政乘轮船前往荆州、宜昌两处按临考试。折中把本地舟行的种种不便与困苦叙得极生动：逆水上行，动辄迁延日久；试卷及随身物件又有遗失浸损之虞。学政并称，往年道路被水淹没之时，跟随的苦力有数人误认路径而溺毙；居民尽已避水逃散，人马皆无处投宿。若改乘轮船，则事事省便，毫无风险，两三日即可到达；士子亦不致像往年那样，因学政在途中迁延受阻而苦苦守候。——依议。」

唉！等到这一切都过去了，等到人有了应考的资格、又考中了——比方说，在一万四千人里中了那九十六名之一——然后又怎么样呢？据九月二十二日的《京报》：「十年前河南巡抚曾奏请两年之内不再向该省派委候补人员，以疏通下级官场之壅滞。现任抚臣称：上项年限一满，候补人员复蜂拥而入该省，而捐纳之例重开，其弊愈甚。目下候补道台、知府、直隶州知州者六十人，候补同知、通判者七十余人，谋知州知县者三百余人，候补佐杂小缺者一千零二十人。到省者月月不绝，壅塞至于极点。省中正大加裁汰，此辈候补之人，得一暂时差使者已属寥寥，遑论实缺。若从中甄别汰弱，势必招致物议；臣所能建言者，惟有将前任所行之法再推行两年。如此或可略消目前候补过滥之势；且此举仅行于河南一省，于捐官所筹海防经费亦无大碍。——交吏部核议。」

而据一八九一年一张中国报纸所载：「仅南京一处，候补武职即有二千余人，而各缺皆已有人，此辈候补者几无得缺之望。每月考验枪法一次，优者有赏，此为彼等勉强糊口之唯一门路。新任刘制台到任之日，衙门前日日拥满从前打过太平军的人，纷纷呈请差委。」

每年添到名册上的秀才，约有一万四千名。如今活着的中国有功名的人，大概将近七十万。真正成为中国心腹大患之一的，正是这些候补官：他们心里怀着怨气，觉得自己是被不公平地撇下的；他们从来没有得着机会显一显自己能做什么，而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一条路，他们又做不来。不过在中国西部，我们倒遇见过一位得过高等功名的人，在一处极荒僻的地方开着路边的客店——我们的苦力偏偏认定，那家店是强盗聚脚的所在。

然而，尽管如此，求学之心同对学问的敬重，在中国人胸中差不多要压过对钱财的心思；而关于祭孔的一桩奇事，也似乎不能说没有一点特别的意味：孔子从前曾以公的名分受祭，后来又以王的名分，再后来又以帝的名分；此后他的位号又照我们的说法降了下来，改尊为「至圣先师孔子」。

他们至今奉孔子为师，而不奉老子——孔子自己曾把老子比作龙，而老子的书讲得那样入于性灵，比别的什么都更接近《约翰福音》。两人都讲「道」——老子称之为「道」，单就这一个字，已经有人写过整部整部的书。可我在一次会客当时记下的一条里却写着：「今日有一班年轻的中国人来访，都是预备应试、将来要做官的，眼下在附近一处会馆的花园里『耍』几天。他们见过新到任的日本领事官。其中一位说他读过老子的大著《道德经》，称赞它极美。可他们所说的话里最近于见识的一句，是这样的：『我们不喜欢自家的女人到外头走动。你们那里女人同男人一样读书么？我们这里能识字的极少。我想她们读书是好事。』不过后面这一句说得怯生生的，与其说是他自己确定的主张，不如说是在探探口风。」他们临走时拿了几册安保罗牧师那本极好的劝戒缠足的小册子，当下就翻看起来，说很好。可有一件事很值得留意：他们急着要打听写这书的是什么人。

如今要谈完读书人，若不说一说中国的衣冠，又怎么过得去呢？耶稣会士李明神父做过勃艮第公爵夫人的告解神父，他一六八七年写的书信里对中国衣冠有些极别致的议论，我情愿就引他的话；因为中国人虽在把褂子越裁越短、袖子越做越窄，一步步靠近欧洲的式样，可他们既然早已把最合自己习惯与水土的衣裳式样想定了，至今还是守着它。李明神父说到他们的帽子：「他们又在上头加一大簇红丝，参差垂下，随着头的转动，别有一种可喜的风致。」我从来不曾这样看过；不过承这位好神父指点，等我回到中国，但愿能留心一下这「可喜的风致」。「骑马时他们戴一种长毛，染成鲜亮的红色，遇雨也不褪。这毛生在四川牛的腿上，染过之后，比最好的丝还要贵。」这显然是西藏牦牛腿上的毛，我是极熟的，而且我觉得也极见效果。「夏天他们的脖子露在外面，不好看。」这一点我完全赞成神父的话；说实在的，我总觉得一个中国人身上遮得越严实越好。他们的织锦和皮裘倒是「很好看」的。「他们总是穿着靴子；若有人来访而他们恰好没有穿，便要叫客人等着，等他们去取了来穿上。」不过这大约是说官员，未必是说读书人。

末了我得说，中国年轻的读书人，我是喜欢的。在我看来，他们同别国的年轻人很相像，只是更容易被逗乐，而逗得我乐的时候更少些。人家告诉我，他们恨外国人，而且很荒唐放纵。或许是这样罢，可我看他们脾气很好，也很随和。他们爱漂亮衣裳，有时穿得很时髦；大体上，他们比这里其余的人干净些，举止也讲究些。中国的希望，我想是在年轻的读书人身上。不过我也很明白，他们在传教士面前不会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来——正如刚从学堂里出来、有几分傲气的年轻的不可知论者，在辛苦操劳的福音派副牧师面前也不会那样（如果英国如今还有这样的副牧师的话）。可我毫不怀疑，他们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可爱。不过话说回来，这一层对天下所有的年轻人大约都适用。

附记——若有人想看一位开明的中国人对教育的见解，不妨参看下页恭亲王的奏折。

恭亲王奏请设立学馆讲求西学折（一八八七年）

臣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诸臣跪奏：为拟定教习天文算学章程并遴选学生事，恭折仰祈圣鉴。

窃维格致之学，为通晓机器、制造枪炮所不可缺；臣等因议于同文馆内特设一馆，准高等科名之士入馆肄业，延聘西人为之讲授。

此议既蒙俞允，臣等谨陈：此举并非好尚新奇，亦非艳羡西学之玄妙精微，实缘西人一切制造之术，无不出于算学一门。今中国若欲兴造轮船、制作机器，而又不肯借才于西人，则恐徒循己见，糜费帑项而无所成。

臣等再三权衡，然后上闻。惟不谙此事者，或以此为无关紧要；或责臣等舍中法而从西法为非；甚且诋议使中国人俯首受教于西人，为奇耻大辱。凡持此论者，皆昧于时势者也。

第一，中国之政，亟须设法注入自强之新机，此其时矣。识时务者皆以为：欲致此，惟有引进西国之学问与制造。各省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辈，笃信此说，屡形于奏牍。李鸿章于去岁开设制造局以造军械，并调京营官兵前往学习；左宗棠则于福州设立学堂，讲求外国语言文字与技艺，以教青年造船制机。可见讲求此学之刻不容缓，非独臣等一二人之见也。

或谓购买枪炮轮船，业经试行，既省费又便捷，尽可不必自苦于自造。臣等则谓：中国所应学者，固不止造械造船二事。即就此二事而论，为将来计，究以徒事购买、而将取给之源操于人手为得计乎？抑以自能掌握其术、不复仰给于人为得计乎？此殆不待辨而明矣。

至于舍中法之讥，岂非全属子虚？盖一考其源，则西学实本于中国之天文；西方学者亦自承其学得自东方。彼族心思长于推究研索，故能由此推衍出种种新法，为其国生光；而究其根本，则原属中国，欧洲人乃从我而得之者也。然则我今日致力于此，将来之进境，正是筑于自家的根基之上。根本既在我手，自不必仰赖于人，其利之大，不可胜言。

论西学之当重，圣祖仁皇帝康熙尝极力嘉许，擢用其教习于显位，命之推算御定历书；其宏通大度，惟有其无所不包之圣智足以相配。本朝于祖宗成法不可轻忘，况此一事又为古人为学之首务乎。

古时农夫戍卒，无不通晓天文；至后世乃有厉禁，治此学者遂寡。康熙朝弛其禁，天算之学复兴。算学与经学并治，数家著述具在，可以为证。谚曰：「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今夫士人出门举首而望星辰，不能名其为何星，岂不足以愧赧乎？纵使不设学馆，读书之人亦当究心于此，况今有鹄的可循乎？

至谓学于西人为可耻，则尤为悖谬之尤。普天之下，甘居人后，斯为至辱。数十年来，西洋各国讲求轮舟之学，互相仿效，日出新法。近日日本亦遣人赴英，学其语言技艺，志在造船，不数年当有所成。

西洋诸国互相争胜之情，不必赘述；然以日本之小，尚且举国奋发，而中国独因循故辙，不思一振，尚有比此更可耻者乎？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当有可以齐驱并驾、甚且驾而上之之法时，反以学于人为耻，终身不学，甘居人下——此等志气之卑陋，岂非莫大之玷污乎？

若谓机器乃工匠之事，士人不宜屈身为之，则臣等尚有一言：《周礼》中论造车之篇，何以数千年来见重于学宫、奉为读本？岂不正因工匠任其事、而士人明其理乎？理既明，则用可推而广之。今日所欲讲求者，正是事物之理。延请读书人考究万物之则以广其识，与逼迫他们操持工匠的器具，全然是两回事。此外更有何疑义之可辨？

总而言之，为学在乎致用，其价值当以能否切合时势为衡。局外之人尽可议论纷纷，而此事则断在必行。臣等筹之已熟。事属创始，其理宜详加考求。欲激励学者认真肄习所定之课程，则当从国帑中从优给予膏火，以资日用，并为之大开进身之阶。臣等因议定章程六条，缮呈御览，恭候钦定。

臣等窃以为：翰林院庶吉士等，学问既优，而职事不繁，若令其肄习天文算学，必觉易于精进。至于二三等科名之士以及下级官员，则吁请皇上广开其门，准其一体考取，俾臣等得于众中简拔人才，以备国用。

谨缮折上陈，伏乞两宫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第十六章一位父亲给儿子的教诲

曾国藩——「不忮不求」——举止要安详——治圃——早起、勤事、有恒——端庄——家祭——读书

要说明中国人以为一个年轻人怎样才算可敬，抄几段中国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大约比长篇大论的议论更管用。这里的儿子，便是后来多年出使伦敦的曾侯；写信的是他父亲，就是那位著名的曾国藩——汉口对岸的武昌为他立过一座祠。他是湖南一个农人的孙子、一个寒素读书人的儿子，这位中国的切斯特菲尔德二十一岁上中了头一场，此后考试节节顺遂，二十八岁入翰林，三十二岁做四川乡试的正考官，三十四岁在京里做詹事府的少詹事，名义上掌着未来皇帝的教育。太平军起事时，他不得不做起将帅来；这些家书，正是在这场大乱的种种忧患里写下的。把《曾国藩全集》刊行于世的，是他那位情谊深笃、当时已做了总督的弟弟。他在儿子刚成人的时候，这样写信给他：

「我自少年起便读古圣贤之书。千言万语之中，再没有比『不忮不求』这四个字更警策、更耐人寻味的了。所谓『忮』，就是妒忌贤德的人，怨恨有势的人。一个人自己没有志气、没有心愿去走正路，并不成其为畏惧别人得意的理由。所谓『求』，就是为着名利肯把一切都搭进去，到手之后又终日惶惶，唯恐这些宝贝失掉。这两种心性，无论哪一种，都是『小人』的样子。我做直隶总督，常见位分才具相等的人彼此生出妒意，一味只被营私与猜疑驱使着。你若要今生得着安乐，非把妒忌之心去尽不可；你若要行事端正、为人表率，非把谄媚之态深恶而痛绝不可。前一种是害人，后一种是盗贼的心肠。我不敢说自己心里这两样毛病已经扫除干净；可我仍旧要拿这两副丑相来警戒你们弟兄。」

下面是一段很有中国气味的叮嘱：

「说到你走路，我看你的举止太活泼了些。近来安静些了么？你说话也远嫌太快，字音不清。你该把举止养得更安详些。这两件，可有长进么？这两条要常常记在心上，看看能不能改得好一点。」

在中国，人得不断提醒自己：眼前所见的那种木然，是照着礼数装出来的；在这个只有街头顽童才敢全然自然、见了你便笑的国度里，人心里所感的，其实远比面上所露的多。

身当大乱的种种煎熬之中，这位忙碌的政治家居然还有心思像格莱斯顿先生那样，惦记着园圃上的琐事：

「我想你不妨挑出几块地来，专用作种菜。我在营里把许多兵勇改作了园丁。地分成一畦一畦，长三十英尺、宽五英尺，畦与畦之间留出小路和小水沟，这样大雨之后菜就不至于被淹。这一种园艺，我是先在四川见着的。那里灌溉的法子讲究到了极处，看来确是承了古人的心思和做法。我们那一带，拨出来种菜的地极少。我愿我家里人开个头：把看去贫瘠的山地、或是低洼潮湿的地方拿来，使它出得果蔬。虽说有些山谷里种茶获利更厚，可我深信，我这个主意若行得开，那一带地方就没有人需要叫穷了。所要的不过是用心得当，并且持之以恒。」

不过他听说儿子成婚时写的那封信，更耐人寻味。可以看出，他对新妇的容貌、性情一字未提，也从没有说过一句盼她能给儿子带来幸福的话。这样的念头，在一个中国人是陌生的：

「你说成婚的信已收到。你母亲有了儿媳妇，必定极欢喜。这件事这样圆满了结，我也很喜慰。如今你自立门户，家务的料理，就该效法那些有成就的人。有一桩习惯尤其要养成，就是早起。我家先人无论冬夏，早上四点以后没有还睡在床上的。我的曾祖竟希公、祖父星冈公，一年四季多半天不亮就起身。我父亲竹亭公若手上有要紧的事，往往夜里起来一两回，常常天没亮就动手办起来。这一点，你自己是可以作证的。这些家风保存了好几代，很收着好效验，望你不要中断了。你该在妻子面前立个早起、勤事、有恒的榜样，领着她也养成这几样德性。这里同别的事一样，多做自然纯熟。至于我自己，凡是缺了恒心的时候，便一事无成，不但事情吃亏，品性也跟着吃亏，我以为这是最可羞耻的。后来受命带兵，我立定主意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办皇上交下的事；可就连这一点好志向，我也常常懈怠落后，为此深觉惭愧难堪。

「看你平日的举止，我觉得你实在太轻浮了。这是极大的毛病。我家先人所力求的德性，若说有哪一样在别的之上，那就是端庄。凡事都应当守着庄重合度的举止。

「这三句告诫，你要常常记着——就是早起、有恒、端重。如此则可以守住家风，立定你自己的品性，也立定你一家的品性。少恒心是我最大的毛病，轻浮是你最大的毛病。若能勤加改正，我们便可以保住先人的家风与传统，遮住我从前的欠缺，成全你自己的品性——这是我对你最深的期望。你这样在弟弟面前立个榜样，替家门招来的福气，比用别的什么法子都多。

「你叔父既已移往别处，如今一家之主的责任便落在你身上了。我们的先人星冈公治家极有条理，他看作头等要紧的事有四件——一是早起，二是洁净，三是家祭不可间断，四是与亲族邻里往来要得体。他们有难处，你要随时肯出力相助；他们有喜事，你也要同他们一起欢喜。他们若生了嫌隙，你要从中调停。有病要殷勤问候，有丧要前去吊唁。这四件，连同你的读书和治圃，都要常放在心上，切实照办。倘因读书顾不到这些杂事，也仍要总揽大概，把里里外外的情形弄清楚。

「至于家祭，你母亲尤须留心：把家中最好的器皿留作此用，供献的饮食也要用最好的。凡忽略了这几样要紧地方的人家，是不能指望长久兴旺、长久绵延的。」

须记得，这是一位孔门弟子、中国最高学府翰林院里的人写的信；然而他对家祭和祭祀所用的器皿，仍旧看作「最要紧」的事，绝无别样看法。

下面这一段劝儿子读书的话，简直像是伦敦一位忙碌的律师写给儿子的：

「眼下正是你博览杂书、于各样学问上广见闻的好时候。在这纷扰忙乱的世上，要得着静心读书思索的工夫，是最难的。机会既然给了你，万不可轻轻放过。下月十六，我打算从南京起身，沿江上下巡阅一回，月底才能回来。倘能听见你读书有恒，我是最欢喜的；望你在长进学问一路上，不断地用力。」

看过这些信里那种朴实的心地和对细事的周到留心，再读后来这一封，便觉得动人了：

「谕纪泽儿——

「历年以来，我把上给朝廷的奏折都抄录存档。如今正挑出其中较要紧的，细心誊清，留给你用。连同我的家书，望你都在家里妥为收藏，好世世代代传给子孙。但给你同你弟兄的信，尤其断不可刻板刊印，给外人看。这些信同奏折里，值得公之于众的极少。我仿古人体裁作的那些文和诗，已辑为一卷，名曰《求阙斋》，业已抄好，可以给人看，不久就要付印通行。至于这一卷以外的书信、奏折、文章，则务须慎重保存。其中有些是我年轻时所作，笔路还没有定，刊出来于家门无光。若有相熟的朋友求看，你要好言辞谢，不要拿给他们看。」

他的吩咐到底没有被遵守，不然我们今日也读不到这些信了。这样的信有整整一部书；不过上面抄的这几段，已足以叫人看出一位极堪为法的中国父亲，他的训诲是什么样的性情——或许从他没有说的地方，比从他说了的地方，看得还要多些。这样精心教养出来的儿子，看来在各方面都不曾辱没他的父亲。他的儿子里有一个，也是个格外可爱、大有出息的少年，可惜早早死了；另一个像是讨人喜欢有余，出众不足。他的侄子兼嗣子，是上海维新一派里出头的人物之一，虽说未必是领袖。

第十七章佛寺

宜昌附近的寺——为亡者放灯——宁波近郊——佛门早课——天童寺——峨眉诸寺——赛京山——华岩寺

宜昌一带，四时总有它独有的好看；入了秋，好看的便是那些颜色，而尤以乌桕树上显得最出彩。可有一天，我们却在路边采到了这些：可爱的银莲花，还在背风的角落里迟迟不肯谢去；大朵的龙胆，花边被细细剖成羽须一般的丝缕，像剪边石竹那样；那种小小的黄花，是园中一切菊花的老祖宗；翠菊；雏菊；卫矛树上安排得极巧的红果；还有压满枝头的山楂，红果子小得像仙物。而这地方，偏偏是那片怪异、干枯的砾岩地带——照同行的植物学家的说法，凡是别处能长的花，都不肯做梦长在这里。金樱子已经谢了。美国人那样怕中国人过去，根子会不会就在这种天真的、白色的大花上呢？该还记得吧：它本是从中国去的，到了美洲蔓延得极快，快得人人都当它是当地土生的；又因为它那股子霸道，便得了一个至今沿用的名字——切罗基蔷薇。

我们一路走去，是去看我平生头一座寺院。凡到这一带来的人，没有不注意到它的：它坐落在一道约一千五百英尺高的石梁上，不但陡陡地探在下面的田野之上，且与旁边的山之间，还隔着一道千把英尺深的壑。过这道壑，要走一座三英尺来宽的石桥，照中国的老规矩，两边不设栏杆；我们一行里，就有一位胆量不够用。过了桥，还要顺着峭壁上凿出来的石级往上爬，更叫人受不住；爬到顶上，才是那座佛寺——它恰恰好好地戴在整座山头上。这地方若换在一个容易到的去处，只怕早像哪位当红的美人一样，被人「这样照一张、那样照一张」照个没完了。实际上呢，我连一张它的照片也不曾见过，所以很想带了相机去，把这山头拍下来，也把上山时要翻过的那道山坳拍下来——那山坳是一整堵厚重的砾岩墙垒起来的，从那里望出去，正是砾岩地方特有的那种荒凉得出奇的景象：一道山谷到头是一条陡然收住的沟壑，河床干着，断崖上挂着干了的瀑布，崖面上尽是壶穴，一道道平行的横线，把那冷硬的石面划得满满的。我们还遇上一种角砾状的砾岩，里头嵌着几块极精致的、闪亮的大理石；在它身上，我们又一次留意到那桩怪事：每逢断裂，裂开的总是构成它的大理石和石子，都从中间劈作两半，可见它们反倒比那看着松软的、把它们粘在一起的红色胶结物更容易碎。

上山的路很好看。我们经过一处处入画的田庄，都窝在山凹里；经过一座座秀气的小庙；还经过白冠长尾雉最爱待的那片林子。那是垂枝的柏树，学名里带着「丧」字，可它那副娟秀的样子，实在叫人想不起丧事来。山坡上长着棕榈，也有竹子、杉木、冬青，还有好看的皂荚树，挂着做皂用的长长大荚，树干上伸出一根根粗得像小树的刺，任什么会爬树的猴子怕也要望而却步。有四株我们看见，那些刺枝上还再生出刺来。这条路好走，是僧人们为香客方便，用心修出来的；石级总在五百级以上，却不是一气排着，所以同样的高度，怕没有几处爬起来能像上元帝观这样省力。它那地势，即便有能与之相比的，也断然没有超过它的。那是一处野鹰营巢也不为奇的险绝所在；可要说务实的、（人们所谓）不解风情的中国人，会在这样的地方修一处礼拜的所在，白白给自己添上爬那么高的一重麻烦，就实在出人意料了。看来中国人到底还是有他们自己的宗教的，而且他们把它看作神圣；只是人们常常觉得，把这一层略过不提，比较省事。这一带山西人很多。同行的人里有一位山西人，有人问他：贵省从前是全国的粮仓，怎么如今人都出来了呢？他不假思索地答道：「人心坏了。」

回来的时候，长江上漂着小灯，绵延约莫四英里，是一位为父母居丧的富人为亡者放的。塔列朗那句多少有些无情的话——「该把死人忘掉，去照管活人」——在中国常常回到我心里；因为这里城外的坟头，比城里的活人还多。那位相貌极好的意大利老主教最恨这些坟头，说是看得越久越觉得压人；可叹的是，他注定要在这些坟头之间活着，也在这些坟头之间死去。

我头一回旁观中国的佛门法事，是在宁波附近。那些天我们一直在山里闲走，满山的杜鹃开到极盛，娇嫩、完好，把山染成粉的、红的、橘的、淡紫的。最好看的一丛粉杜鹃，探在那道大瀑布上头；溪水翻过崖口纵身头一跃时，飞沫溅在花上；急水带起的风，又把那些花吹得一刻不停地颤。从前在英格兰湖区，沿着可爱的温德米尔湖边闲走时，我读过戈登·康明小姐写的文字，说山坡被杜鹃染成一道一道、一带一带的颜色，当时想：总有一天我也要去看看。才过了两个年头，我人已经在这里，并且已经看腻了粉杜鹃——我断定它开在山坡上未免太俏了些——转而更爱那种大朵的橘色的，或者深红的；又或是流连于一串串香气扑鼻的紫藤，垂下来像一绺绺好看的鬈发；看见紫萁把才展开的叶卷成弧形，满是春天给的精神和元气，便觉得欢喜；又喜欢那一丛丛羽毛似的竹子——金黄的竿子，是我小时候的老朋友；而杉木立在它本乡的山野上，我也几乎一样地爱它。这种树，我们在自家园子里栽的不过是小树苗，尚且要拿它夸口；在这里，它们高大挺拔，到处给蕨、给杜鹃、给竹子和蒲葵添上一种东方的气派。

后来，寺里的钟声浑厚甜润地招呼我们过去。我们就睡在那幽暗的寺院里，像是被关了起来，连隔着格子窗也望不见外面那些好景致；直到天才蒙蒙亮，一片庄严的声音把我惊醒。我悄悄溜到昏黑的殿后，几乎不能相信自己不是站在我童年时葡萄牙人的教堂里。僧人们跪在那里，头剃得精光，身上披着长衣，在左胸前扣住，露出右臂；那长衣是用一小块一小块长方的旧金色或灰白色麻布，整整齐齐缀起来的——要费一番工夫，才做成这样一件象征「褴褛」的衣裳。他们三次伏下身去，额头触地——那前面的，不就是祭坛么？他们在祭坛前俯首、下跪！他们举起圣体——至少是举起一只杯子；一人在旁边摇铃，其余的人伏在地下礼拜。这像还能像到哪里去呢？他们唱着一种单调的赞唱——在我听来，简直就是格里高利圣咏；又是许多次俯身、伏地，又敲那种做成骷髅形状、声音发闷的木鱼，然后在坛前绕了一圈又一圈，过处躬身，人人身侧挂一串念珠，庄庄重重地唱着。那些字句像是错不了的，我听得清清楚楚：「主啊，为我等祈求，祈求，祈求。」接着，「荣耀！荣耀！」一声高过一声地涨起来。而这中间，他们一次次从我身边过，近得我几乎听见衣袍窸窣；可没有一个僧人像是看见了我，个个低着眼走过去，十指与掌心紧紧合在一处。一种奇异的感觉攫住了我，仿佛在做梦。是杜鹃把我熏醉了么？我是在童年那远远的马德拉岛上么？那些人莫不是葡萄牙的天主教神父，而不是中国的和尚？他们当真是在祈祷么？是在向我们天上的父祈祷么？还是说，神原不止一位？若并非不止一位，那么他们是在敬拜，而我没有。这样的敬拜，莫非已经这样进行了几千年，早在基督行走人间、为世人而生、为世人而死之前？我就在僧人们身后跪下祷告。随后，我看见了圣母的像，圣婴坐在她膝上。他们管她叫观音，是慈悲的娘娘。

门外立着两株好看的银杏，是日本人奉为神圣的树。风从它们秀气的叶子间穿过，沙沙作响；那叶子像铁线蕨的裂片。我觉得，只要它们肯，这里头的原委它们全说得出来，因为它们就是在这一切当中长大的。头顶的蓝天是不肯漏一句口风的，而杜鹃不过是昨日才开的。后来有个年轻的和尚过来同我搭话，问我会不会念「阿弥陀佛」。我把它当作「佛有福了」的意思；若世上真有有福的人，凭他给同类做下的好事，他自然当得起。后来我听说，有学问的人给这句话派了种种解释，那些解释我是不懂的；我也确信那些和尚一样不懂——他们看上去并不怎么聪明。他们是什么意思，我就是什么意思。「本寺的瓦该换了，阿弥陀佛。」「我们穷得很，阿弥陀佛。」我想，当年那位名叫「赞美上帝」的贝尔博恩，他嘴里的「赞美上帝」也就是这个意思。「可佛不过是个人呀，」我听见有人这样说。好吧！那就请到西藏去，告诉我：那没有受过教诲、却生得那样好看的藏人，一路走一路念着「唵嘛呢叭咪吽」，他是什么意思？「莲花里有宝珠」？聪明人，请问他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并不是问你，这几个字当初可能表示什么、象征什么。它到今天，岂不就是一句「赞美生命的主」？

我们再去的一座寺，是气象堂皇的天童寺。一条条大树夹道，通到一个个广场，场四周又围着参天的大树；有台，有池，池上满是佛家的莲花。那山门和那条进寺的路，把人的指望吊得极高，高到寺里任什么也填不满。走过那条路，怕是帕特农也要显得小，万神殿也要显得空。实际上呢，那几处殿宇我实在看不上，客房又暗。可是后面的树极好，林子里有小路，引得人想走进去。有一位衣着极讲究的中国人正往里走，原来是一条兵船的管带。后来我常常乐意相信，那就是丁管带，也就是后来的丁提督。他问我们可愿意由他引见，去见见他的至交——方丈。里院里有一株牡丹，开着满树浅红的花。那位管带站在花前，看得出神，一脸虔敬。分明他把我们领来，本就是要给我们看这个的，仿佛这是天下的一件奇观。中国人对这种颜色的牡丹尤其看重。那确实是好看的，养得那样精心，花又开得那样满，拿到哪一处花会上去都该夺魁。只是花我从前是见过的，佛门的方丈和中国的管带，我却一个也没有见过。管带把我们领进一间很舒服的客堂。榻上坐着一位官员，沉着脸；这人我们已经遇见过几回，每回都皱着眉，每回都穿着一件极华丽的、暗花起得很密的米色缎袍。这一回他照旧皱着眉，连一点客套的样子也不做，径直坐了上首。接着方丈进来了。他身上没有一样东西显出他的尊贵，除了那份格外周到的礼数。他还有一种忙忙碌碌的高兴劲儿，大约是他自己的性情，与他的身份无干。他请我们在圆桌旁坐下，尝一尝摆了一桌的各色点心。又端上极好的茶来，是用茉莉熏的，这种茶便在中国也算很贵的。尽过了地主之谊，指点过那株牡丹，又把该说的客气话都说到了，方丈便忙忙地去了，还把管带一并带进里面哪一间屋子去。于是一位模样宽舒的宁波商人——他正带着家眷在寺里住几天——便用宁波人似乎人人都有的那份热络，一个一个地把家里人引见给我们，一来二去就攀起交情来。那位米色袍子的先生却还坐着皱眉。这实在叫人不受用；于是，虽说人人都说这行不通，我还是打定主意，要把这位傲慢的官员当作一个人来对待。我便环顾一周，含笑欠身，像根本不曾觉出他的无礼，在桌旁人家指给我的位子上坐了——他早已坐在那张桌上。到底官员也是人。他自然显得意外，可也笑了；从那以后，他的眉头再不见皱起，过了一会儿他要走时，还很有礼貌地向我们含笑一躬。

此后多年，我不曾再见过寺院，直到我们去了中国极西极西的峨眉山。

有一处寺，我们想在那里过夜，却碰了一个硬钉子。僧人说房都住满了。他们若肯起身相迎，再端一碗茶来，我们许就信了。可他们既这样冷淡无礼，我们宁可相信：洗象池太富了，不会为几个外国人的香资所动，去收留异教徒。于是我们冒着渐深的夜色和渐起的雾，沿着一道刀背似的山脊，从好看的树木间一径往上走，到了一座小庙。庙里的人竭力照着我们那在他们看来极古怪的习惯安顿我们，随后又像叫化子一样，向我外子讨几件衣裳——原来管庙的那个年轻和尚起了痴念，想试试外国衣服穿在身上是什么样子，像小孩子似的，怎么劝也劝不回头。

在山顶上，我们在金顶寺住了半个月。专管接待外客的那位僧人，一见面就待我们极有礼；只是他告诉我们，凡我们所吃的东西，都须关起门来在自己屋里吃。可起初我们并没有屋子——那唯一的一间是从山坡里掏出来的，就朝着山坡，只有一扇窗，还打不开；不把四下里都试过、都碰了壁，我们是不肯认下它的。这么一来，我们在山顶上的头一顿饭，便是露天坐在草地上吃的；不过寺里很客气，给我们烧茶的热水。后来看看再没有别的寺肯收或能收我们，我们便许下：在这座圣山上绝不杀生；那些骇人的外国饭食，只在派给我们的那一间屋里吃，并且在隔壁那间里做——隔壁归我们两个用人和八个苦力住。僧人们整天进进出出，端茶送点心给我们；可他们连我们的茶碗也不肯就口，怕碗上还沾着先前的牛奶，污了自己。这座寺在我们看来，戒律既严，料理得也周到；方丈的气度神情像个圣者，常常独自在临着大绝壁的那座殿里，一坐几个时辰地礼佛。

山顶上的殿宇，几年前尽数烧掉了。临崖而立的那座精美的铜殿，当年全国各省都捐过钱的，自从那场可叹的毁坏以后，一直不曾重建，只剩下些好看的残件；它周围那些粗松木搭起来的庙，彼此像是都结了怨。我们住的金顶寺正告着另一处庙，说它在屋脊正中装了一个金顶作装饰，是想借此做出个由头，来盗取金顶寺自古以来「金」字的名分；而又有一处庙，反告我们这一处有意放火烧了它。这话我们是不信的，因为连本寺的小和尚都是肯做事的好孩子，跪拜上香也很虔敬；邻近那几处庙里的年轻和尚，却是些放肆的坏后生，笑得下流，好奇得纠缠不休，脸皮又厚。不过也有一处庙，我每回探头进去，僧人们总像是浸在虔诚里。他们还没有动工重建，大约还在祈求款项吧——他们就跪在自己那些烧焦发黑的佛像中间。

远处几个居高临下的地方，还有些孤零零的小庙，每一处住着一个独居的僧人。有一处，早就因为它那份极整洁、一切安排得又合宜又干净，招得我们注意。住庙的人朝山去了，可在我们下山之前他回来了；见他是个极稳重、极有礼的年轻人，我们并不觉得意外。我们早把他的厨房细看过了：一把壶用一条链子和一根带节的木棍吊在梁上；也留意过他那张壁橱似的床——依着较严的戒律，那不过是一块木板座，所以他昼夜都不能躺下。这回我们又看见：他草鞋里的一双脚洗得多么干净；他带上山来卖给磨破了鞋的香客的草鞋，又是多么上等；而当我们买了一双、无意中多给了一点钱时，他又是多么认真地不肯在这上头赚一文。只是我们相识既不久，也不深，够不着那一层外在的端整底下的性灵生活。正是他告诉我们：从山背后有一条路，可以下到野牛出没的荒野里去；那路虽然难走，他却不能不说它走得通，因为他自己才从那里过来——尽管他看得见我们的苦力在一旁苦苦地打手势，也听得见他们压着嗓子、却又足够响亮的咒骂。他们个个都赌咒说没有路。可路是有的，那年轻的隐者不肯说别的话。后来我们一个个在那条路上摔得头脚朝天时，常常想起他来；那路确是有的，多亏它，我们才得以直奔下一座圣山，不必下到那酷热的、闹着霍乱的平地上去。

赛京山上那座庙里只有三个僧人。一个老了，做不了什么；一个正打着摆子，在这山上竟会打摆子，实在有些蹊跷；他在那里住了多久，我们没有问出来，只给了他金鸡纳霜解一解。一庙的事务和活计，看来全靠那个年轻和尚一个人撑着。是他领我们上的山；他四处化缘，攒够了钱，花四百金元把这座山买了下来，好把它从樵夫手里救出来——这些年他们一直在把树砍光。这年轻和尚照料土豆，采蘑菇——蘑菇摊在日头下晒干时，那乳白与深褐交织成一片极好看的和声；凡是有人做的事，看来都是他做的。只是这些事里头，好像并不包括功课。早上在佛像前点香的，是那位年老的僧人。

不过后来，我们住过一座寺，他那一处和峨眉山的金顶寺都与它有渊源。这便是华岩寺，离重庆不过十五英里光景。进门就先声夺人：花木栽得有章法，一层层的石阶，还有雕饰，而那条路又特意做得曲折，冷不丁一个转角，绝不让它一径直通，免得邪祟长驱直入。这是中国人很普遍的一种忌讳，因此门里门外几乎家家都要立一堵影壁。这也是他们所说的风水里的一节。

我们进华岩寺的手续，规矩很大。照人家告诉我们的成例，我们带了礼物去。有斯文有礼的僧人接着，请我们先在一间客堂里候着，再换到另一间；一位比一位尊贵的执事陆续出来同我们周旋。末了，我们给引着穿过一条长长的偏院——那是客房的所在——又穿过一两间卧房，房里满是床，床上帐子挂得整整齐齐，每张床上都卷着看起来极舒服的棉被；从那大红的颜色之鲜亮看，显然还是崭新的——人家告诉我们，是新近哪位阔客施的。地是干净的，样样都有条理，哪里也不见一点灰；伺候的人手脚又快又轻，把那些非等客人到了才好做的末后布置，一一做停当。最好的还是窗外的景致——安安静静的落日，让树给框住了，光与影都收敛着；清新的田野的空气，从开着的窗子里进来，那样干净，那样纯。可这好处要领受得像我们那样深，非得在中国的城里住过不可。僧人们来来去去，问我们可还称心。过了好一阵，他们才透出话来：照寺里的规矩，我不可以同住那间窗子大开、望出去一片安宁的屋子，得退到女客的院里去——又要沿着那条长廊走回去，下一道外面的楼梯，再沿着底下的廊子走，然后穿过一扇上着好几道闩的大门，进到一间卧房，那间又通着另一间；两间都满是床，却并没有别人住，干净得和楼上一样，只是没有景致，进来的也不是田野的清气，而是屋外泥土的潮味。不多时，人来请我们同僧人吃茶——茶以外还有许多点心。每天都派定几个僧人，专给客人做另一份饭食；这些客人自然多半是虔心来进香的香客。合寺的僧人在五十以上；我们看见当日的功课榜挂在墙上，像营里的号令一般。我们也看见其余的人坐着吃他们那极简的斋饭：从不在一张桌的两面对坐，总是几张桌子，人人坐在同一面；正中靠后有一个高起来的座位，方丈坐在那里，并不同众人一道吃——他向来是单独用饭的——只在他们吃的时候坐着。

每天天才亮，我们都给早课的招呼和那庄严的唱诵唤醒。有一天我一骨碌下了床，循声找去；那声音像是从我屋子过去、廊子更深处的一座偏殿里出来的。那时到的人还不多，可僧人陆续进来，把那小殿挤满了。我这个不该在场的人，除了几个小和尚，谁也没有理会；只有方丈进来时是例外。他是位七十开外的老人，这些天已经不止一回坐在旁边看我们用晚饭，还同我们说话——人家告诉我们，这是极大的俯就，只对贵客才有。这时他和蔼地笑着走过来，两手扶住我的两肩，很和气却也很坚决地把我按到他要我站的地方去。转眼我就明白了缘故。因为僧人们一面唱着，一面在殿里绕起圈子来，在座位间穿进穿出，走出种种极古怪的图形，而且越走越快；始终低着头，十指与掌心紧紧合着。那朴野而单纯的唱诵随着他们的行走忽起忽落；将近五十个中国和尚，走得像常人跳卡列多尼亚方阵舞那样快，个个唱着，个个不抬眼。到后来我觉得再也受不住了。或许是时辰太早，或许是那陌生的唱诵，或许是那来去不停的快步。总之，我想回我外子的屋里去，才走到他那道楼梯的顶上，就昏倒在石头过道上了。醒过来时，我正为一件事着急得要命：万一叫哪个僧人撞见我倒在那里，他们会拿什么法子来救一位晕倒的太太呢？——就是这份着急，给了我力气，让我把自己拖到我外子屋里。他们还在唱着；那甜美而朴野的调子，此刻给距离揉软了。若不是这样，我望着树影框住的柔和的山和天，重新呼吸着田野的清气时，几乎要以为方才的一切都是一场梦。

那寺里的规矩很严；除了烧茶的水，我们想在自己屋里做点什么吃，他们是断不答应的；不过他们的素斋，也尽够我们受用了。大殿里整天有人念经——是那种嗡嗡的念法，由派定的几个僧人轮着念。我们常常进去看看；因为——这是难得的——正中那尊佛像很美，有一种庄重的安详。他们说那是很古的像。这话我们信。因为今天的佛像都是为钱造的，没有那一股神圣气。这尊像让我想起俄国教堂里的拜占庭画像——极板正，极端凝，却又那样慈悲，而尤其是，那样圣洁。

真正古老的那座殿，却在那面探出来的崖壁底下——整座寺就是因这崖得名的；崖上的水滴滴答答落在殿上，把上去的石级弄得极滑，走路非当心不可。那里的造像是道地的印度样式：身段柔软好看，站得笔直，削肩，细腰，与中国的形体再不相像。不过普贤像与中国样式最不同的一点，也许还在那一脸天使般的微笑，连供着它的那个幽暗的石洞，都像给照亮了。后来我们又在雅河的一处岬角上，看见凿在石上的印度神像，袒着胸口，露着两臂——这在中国是骇人听闻的；从它们的印度样式，可见年代极古。近旁就是僧人圆寂后火化的地方，看去像是新近重修过的。我们也去看了方丈的塔墓；它的庄严，与其说是来自建筑的装饰，不如说是来自四围的树木。然而整座寺最惹眼的，还是那份极干净、极合宜的气象，以及寺产四围土地上那种一丝不苟的秩序——除草、浇水、照料，都那样精心，简直可以算一座模范农场。据我们打听得的，方丈只选三年一任；我们这位方丈的任期快满了，不过在满任之前，他还要主持一年一度的传戒。

这寺坐落得极好，一半在一个小土丘上，一半在山坡较缓的那一面。连同附属的屋舍，总有六七英亩地。那里的诵经声，像是从来不曾断过。可最叫我们动容的，也许还是这样一层想头：要在中国人这样一个邋遢、不整洁、不嫌污秽的民族里，造出这样一处一尘不染、井井有条、堪为表率的所在来，宗教所用的力气该有多大。我们坐在那一片安宁的院落里，听着佛寺的钟声浑厚深沉，比欧洲的钟要悦耳得多；诵经的嗡嗡声给距离揉软了，一阵阵透进来。想到这古老的敬拜远自多少世代以前就有了，不过经乔达摩加以改革罢了——那位王子舍了父亲的王位，舍了父亲、妻子和孩儿的爱，去为众生耗尽自己——我们便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许多个世纪里，上帝竟把这些一直在摸索着寻求他的人丢下不管，不给他们一条亲近他的路；也不能相信：这样长久不断的敬拜，竟会全然不为至高者所喜。

「古老的信，愈加宽广，

愈加纯净，愈加荣光，

至今仍是我们终身的向导。」

第十八章一场中国的传戒

人丛——尼僧——末一次剃度——穿花的步法——烧头——称谓之误——一幅活的图画

我在罗马的拉特兰圣约翰大殿看过一回授圣职的礼，如今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意大利青年一齐平趴在大理石地上、由人在他们身上唱着什么的时候，扭动身子的样子。唱的是《感恩赞》么？总之很长。整场仪式实在也拖得很长。我还记得在埃克塞特大教堂的一回授职礼上，我累得几乎晕过去；也还记得当时望着那位诵读福音的人时，心里那种又敬又服的激动——据我所知他是考在头一名的，可他仍旧情不自禁；一想到前面等着他的事工，他便远远不敢自以为配得上这份荣耀。仪节固然长——连我都嫌长，那必是真长了，因为那时候我对大教堂的礼拜是极热心的——可是那场中自始至终，没有一刻不笼罩着一种最上等的虔敬。所以，当方丈亲自请我去看中国一座最守规矩的寺院里的传戒时，我一面打起精神，预备去看一场野蛮的烧灼之礼，预备靠几碗清汤素菜把它看下来，一面心里也掺着几分惊奇。那一瓶威士忌自然也没有忘带——出门人全靠它壮胆，却因为从来用不着，无论遇上什么急事，总还是满满的。这一回也没有用上。不过，我听过的唯一一个讲这种仪式的欧洲人说，有两三个僧人晕过去给抬了出去，满屋子都是烧焦皮肉的气味，所以我本以为这回是要用上的。

我到的时候，这座地势极好的大寺已经住满了。我外子是替方丈传话的人，自己先到了两天；他告诉我，全寺只有他那一张床是一个人睡的。「他们是头对着脚睡的，」他说，那口气仿佛这样一来还更舒服些。「我想不出他们要把你安顿在哪里。实在是太满太满了；我屋里的人整天不是打牌就是抽鸦片。不过他们客气得很——总有人『陪』着我。我一个字也读不成。」果然，他一脸茫然，是被人陪得太过的样子。不过，在一道石级的顶上、女客院的进口处，总算给我找出一个黑洞洞的小屋，里面有两张床。虽然有好几位太太极殷勤地要来睡那一张，好整夜「陪」我，可只要门一闩上，两张床就还是归我一人安安静静地占着。门不闩的时候，人就来「陪」我：太太们、僧人们、相识的年轻男子、还有不相识、却有望相识的年轻男子，一齐挤进来，里头还夹着几个年轻和尚，他们的举止叫我有些吃惊。

我同别的太太们一起吃那既丰盛又清素的饭食，又一一回拜她们；这中间，这些年轻和尚随随便便的举动，一再叫我吃惊。他们像是对我的手套格外中意，要摸一摸我戴着手套的手，再摸一摸我脱了手套的手，总归是在一旁厮缠着不走。其中一个像是极有家教，每说一句话都以「阿弥陀佛」起头，多半也以这一句收尾，每说一句还配上一个规规矩矩的小揖。我们本以为他是个后生，还是个孩子；及至问起年纪，他答二十六岁，我外子简直叫了起来。「你几时见过二十六岁的青年生着这样一张天真的脸？」他说。「这个我可说不上，」我含含糊糊地答道，「想来总没有什么不妥；不过我不妨告诉你，我这一辈子，手也没有像进了这座寺以后这样被人捏过。他们个个都捏，一个不落；所以我想这大约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我赶紧又补一句：「可他们在所有太太的屋里都是这样。」「什么！中国太太的屋里也这样？」「是的！」我咬定了说。「唉，也罢，也罢！」我们只好听凭这地方的风俗。直到两天以后，真相才在我们心里亮起来：这位一脸天真的年轻人，还有另外几位年纪较长、无论如何说不上天真的，原来都是尼姑，同我们一样是客；此外这一回受戒的，除了五十二个要做和尚的年轻男子，还有十六个要做尼姑的年轻女子。我们总算弄明白了，实在庆幸。

整天里，总有人请去同方丈和历任退院的老方丈吃茶、吃糖果（方丈只做三年，任满便退到一处自己的、景致极好的屋舍和园子里去）；这中间又一次次传来钟鼓与唱诵的声音，又不时瞥见那些奇异的戒子——一群剃了头的年轻人，穿着色调柔和的衣裳：暗红的、赭褐的、旧金的、乳白的——或跪着，或整个儿伏在地下，或一忽儿慢一忽儿快地穿来绕去地走着步子。到了正日子的早上，经过一夜和拂晓时分的许多功课，便是末一次剃度。随后一个一个轮流跪下，由一位坐着的僧人把他前半个头细细地摸过——那僧人是印度人的相貌，面孔纹丝不动，手指细长尖削，像鹰爪一般。若摸得出一根头发，便打回去重剃！若已经光滑，就在那剃净的头顶上用墨画出一个个小圆圈——全凭眼力，常常要抹掉了重画；画毕，递给跪着的人一个小小的纸包。这一节过去了好一会儿，方丈才进大殿来。他里面是暗乳白的衣裳，外面披一件浓艳的红缎袈裟，同别人的一样，都是许多小块布缝起来的，以象征褴褛与清贫；袈裟从右腋下穿过，在左胸前扣住；头上戴着黑帽；手举在脸前，捧着一柄金如意。他进了大殿，在安放于坛上的椅子里坐下；身后有人捧着一柄用红绸裹着的戒鞭，安在他左边，右边则放着一件看去像香炉的东西。接着四位僧人，几番下跪、几番伏地之后，站到坛前；七名戒子照样跟上，接在那长队的两头，每头七人。人人手里拿着一长条布，铺在地上好伏拜。两列人在坛前面对面站定，居中的两个把那拜布举到眼前，郑重地彼此作了一揖；随后各自迅速向右一转，同眼前新对上的那一位再行一遍；如此一路传下去，只是那恭敬一个比一个减，到末一个，布几乎举不到肩头，因为实在得快。木鱼越敲越急。这时僧人领头走起来；每九个人一组，各守着殿里自己的一边，走出我平生所见最快的一套「穿花的步法」，绕来绕去，彼此盘折，又绕着那些巨大的整石柱子转——那殿顶宽阔而秀美，全靠这些石柱撑着；殿顶如何架得起来，至今还是个谜，因为它是那样高，跨度是那样大，那一片不靠支柱的曲面又是那样宽绰。那就像一场快到极点的「跟着头一个走」的游戏，队尾的人总是满脸堆笑地赶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想把那图形走完。同时在旁边靠后的地方，另一位尊者端坐着，两个戒子跪下、伏地、上前，练习从坛上取香——手指大大张开，那姿势看去既不容易，也着实带几分神秘。可这是什么意思，那一套步法又是什么意思，似乎谁也说不上来。

我们问过多少遍，甚至专门写信、专派人到寺里去问，也没有问出大典是哪一天，更不必说哪一个时辰了；可从前一天晚上起，就听说是两点钟，而两点钟一到，他们果然进来了。我们这些女客挤在一角那几个座位上；男客们穿着绸缎、衬着皮子，在殿的两侧摆着谱走来走去；殿当中早已挤满了本寺的僧人，以及外来的僧人和男客，个个彼此招呼、来回走动、三五成群地站着，一律是一副高兴而兴奋的神气。同时，百姓密密地挤作一团，从四面许多半扇的门里往里看——所有门的上半截都敞着。有乐声。是木鱼呢，还是鼓？又快又近。它像是同满殿那股炽热的兴奋一同搏动。而二十分钟，一切就完了。人都进来了。方丈穿戴如前，戒子们一律披着在左肩扣住的外衣——外衣和里衣都是我们所谓的「艺术色」。众人铺开布，跪下，伏拜；然后每人身后站定一位僧人，伸出两手把戒子的头扶得纹丝不动，十指大张，尤其护住眼睛——眼睛自然都是闭着的。先在那些墨画的圆圈上抹一层黏的东西；再由站在每个戒子面前的僧人，从先前发给他的纸包里取出一个个小巧的圆锥，是烧过的檀香末和硝做的，按在画定的地方；另有人来把它们点着；于是六十八个年轻男女一齐跪着，闭着眼，脸向着天，每一个光光的头顶上都有九个小炭锥在那里慢慢地燃；而他们看去无一不是尽着心在祷告。因为照他们的说法：心若清净，便不觉得痛。我外子说，他一直盯着离他最近的三个人看，从没有见他们皱一下眉、白一下脸、出一声、动一动肌肉。可我的位子挨着尼姑们。有一个动了一下，一个燃着的炭锥便掉下来，落进她怀里，只好另换一个；又有一个不是叫，是号——像小孩子那样号。可那刺激人的、乱糟糟的乐声吵得那样响，我只走开两步，就听不见她一点声息了；所以哭出声来的，说不定还有许多。我看见一个尼姑一次次把一块布按在眼上，拿开时那布像是叫眼泪浸透了；可她的脸是稳的，仰着，神情是极恳切的祈祷。那些炭锥渐渐烧尽，恰好烙出我们在僧人头上常见的那些疤痕；随后便熄了，不过那一整天以至第二天，还有几小块没有烧完的，仍旧粘在那些可怜的、已经受了戒的头上。

我们去吃茶、吃糖果了，留下那些新受戒的和尚尼姑还在祷告；等我们出来，他们也不过是挪到另一座殿里去祷告罢了。夜里十点钟，他们还在称念释迦佛（佛，释迦牟尼，随你怎么称呼）：三十四个笔直地站着唱念，另三十四个伏在地下；然后轮到这一半伏下去，那一半起来唱念。这样一起一伏，一分钟三回。据说二十天里要做满一万回。这声音叫我发困；在他们祷告、起、伏之间，我两次打起盹来，便去睡了，丢下他们还在那里做。夜里又被招人做新功课的钟声惊醒三回；第二天早上起来，只见这一群人正从一位圆寂的方丈的塔前，一处一处地走到另一位的塔前，每一处都念经。有一位相熟的中国先生，夜里我们把他留在殿上。十一点钟他本要去睡了，可有人提议再打十圈牌，于是他们一直打到天亮。就在上一个礼拜，我们还应邀去吃过他祖母的丧筵：棺木停在客堂里，底下点一盏灯，家里的女眷便在与客堂相通的一间卧房里通宵打牌；她们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不是哭的就是熬的，头上扎着白孝布，那布同乡下人用的一样粗。从前我们自己国里办丧事，不也有几分是这样么？

在这座寺里，我们还发觉自己另外闹了一个误会。我们早就晓得这位朋友是某个官宦人家里体面的一员，也常常琢磨这里头透出来的情形：照我们所想，我们认得六个年纪相仿的青年，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母亲却各不相同。我们认识他们已经多年，给几位母亲和她们的儿子照过相，参加过他们的婚事和丧事，在他们家吃过饭，也请过他们吃饭，还常常猜度那位过世的父亲是怎样的人，他那几位妻室从前又是什么出身。这一回，四爷提议带我们去附近二爷的乡下宅子上吃一顿早饭；由此引出一番刨根问底的盘问，到末了我们才弄清楚：那些排行连女儿也算在内，而我们当作亲兄弟的这些人里，竟有三对是堂兄弟。「可我们是不分的，」我们的朋友和和气气地说。「那么兄与弟你们也不分么？奇怪，我们是分的。」诸如此类。在中国住得越久，越发只是见出自己从前错在哪里。

「务必再来，还请把愿意来此消遣几日的朋友一并带来，」这是僧人们临别的话；尼姑们则再三说，明天还有一场更大的典礼，只要我们肯留下来看，而且我们非留不可、也一定得留。可我们熬过这中间的一天一夜，本是为着一个目的；如今幸而达到了，再也熬不下去了。那些女客待我们极好。她们对我说，她们在家里同在这里一样严守素食；她们确是虔诚的，对那些尼姑也极关切，传戒的时候还有几位上前去替她们扶着头。不过其中至少有两位像是常抽鸦片的——她们说是因为身上不好。可是看不出她们对抽鸦片有一丝一毫的羞惭，也看不出别人——尼姑也好，僧人也好，无论什么人——以为她们该有什么可羞惭的。而这却是一座规矩极严的寺，酒和荤腥都不许。我们还留意到，寺里的田地上一片鲜亮，长着长势极好的罂粟。

我还带走了一段记忆。寺里的宝物都摆在男客饭堂的桌上，供人观看；那饭堂望出去是一个小小的封闭的院子，墙边一丛丛报春花开得正香，把墙都映亮了。一头的架子上挂着许多颜色浓而柔的法衣；日光正泻在他们拿给我看的那些刺绣和缎子的法服上。这时进来一位尊者，又是印度人的模样——长脸，一双极忧郁、极恍惚的眼睛，额头又高又窄——他穿上一件最鲜亮的橙色绸袍；随后戴上黑帽，在一张桌旁停住，微微俯身，去看摊在桌上的一部大书。那姿态、那颜色、那光线，合成一幅小小的、完美的图画，是人会在记忆里珍藏多年的那一种；如今每逢有人向我数落佛教，我心里的眼睛便又看见那幅活的图画——浓烈的橙色，和落日照着的阴影——纵是最高明的画师，也无法在上头添一笔而不损了它。

「记忆的脾气何其古怪！

人生的教训，我们忘个干净，

偏是一桩小事、一点颜色的巧劲，

嵌在那奇妙的织锦里不动。」

从一场佛门的传戒里，或许有许多道理可学；它的仪节里，无疑也含着许多深意：我在这里所试着追记的，不过是那些颜色罢了。

第十九章峨眉圣山

同方丈用饭——老虎——神灯——平生第一奇观——香客——佛光——未葬的僧道

一八九二年，重庆热得厉害——我们只怕受不住：那一趟江上的行程动身太迟，暑气逼人，又添上种种心绪，早把我们熬乏了。于是趁着还走得动，雇了四人抬的轿子，照这个不起风的省份的成例，罩着六码长的蓝布篷；头上缠了浴巾，戴了遮阳帽，架了墨镜，又带齐了陆路上非有二三十人不可的那一班随从，一连坐了半个月的轿：先穿过一片富庶的农田，又穿过盐井和石油泉的地方，再穿过产白蜡的一带，一直到峨眉圣山的脚下。从半热带那一片蒸笼似的浓绿里钻出来，人是怎样的精神一振，这情形，最好还是引一封当时的信。信是写给一位表亲的；两年前我同她一起坐车游过我们自己那可爱的湖区，我知道她和我一样，喜欢陌生的景物和意外的事。这信是在山腰上我们头一处歇脚的地方写的。

「万年寺，一八九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你猜今天我们是同谁一道吃的午饭？我在阿拉斯加同淘金的人吃过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伐木场上吃过午饭，在重庆同一班中国商人吃过晚饭；可今天这一位，天下人里数也数不到——是峨眉圣山上一座佛寺的方丈！而且那顿午饭很好！我真觉得吃饱了——一个人成天靠罐头过日子，能不能吃饱总是成问题的。他并不同我们一道坐，只是陪着说话；桌布、刀叉和匙子都是我们自己的，伺候的也是我们自己的用人。屋里到处铺陈着红色的桌帏椅帔，上头用浅蓝绣得极好：挂在条桌的前面，搭在椅背上，又从椅面上垂下来；椅面上还放着凉快的夏天坐褥。饭以外上了十二道菜；还聚了好些僧人和香客来看我们吃。我们这间屋通着大殿，殿里的普贤（极高大）坐在坛上，胯下像是一头豹。我记得有人说普贤是释迦牟尼的儿子，或者说是乔达摩的儿子——这两个名字随我们怎么念罢。方丈却拿」阿弥陀佛「当招呼，说话时又句句往里夹：」您爱吃，我就高兴了，阿弥陀佛！「」我们穷得很，各殿的屋顶要二十万片瓦呢，阿弥陀佛！「云云。南瓜花裹了面炸的，我们觉得好吃极了。可我们的用人说：」好是好，只是一斤面下去，出来不过三两。「

「这真是一顿募捐的饭；因为饭一完，方丈就细细讲起来：我们住的这几间屋该修了，样样东西都该修了（这话一点不错）；来烧香的，我们也看得见，个个都穷；上一回住在这里的几位欧洲人捐了十五镑上下，他想我们要是捐二十五镑，那就再好没有了。他把缘簿拿了出来，连笔也拿来了；我们的用人要写二镑十先令，他死活不肯——这个数目已经比我看着该出的多了一倍。接着又有一个僧人也来募。他们募了又募，末了我打定主意要打断他们，便说：」后殿里有一尊西藏的像，我很想请你带我去看看。「这岔话岔得太露，满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不过我们那个不多的数目到底写上了，方丈几乎要掉泪。他还是来领我们看那尊西藏的像，可他自己像是觉得毫无意思。那像一手捧着一只小白兔，一手拿着一串珠子极大的念珠，神气自负得不能再自负。不过他说这像是在山上做的，并非西藏来的，我们便没有把他和它一起照下来。

「照我们所能弄明白的，这座山远在佛教以前就已经是圣山了。每天都有成群的香客上来——许多中国女人，缠着的小脚外面裹上玉米壳，好走那一层层陡石级；这石级一直通到一万英尺的山顶。她们是怎么上得去的，我想也想不出。这里的话说：『作恶而不悔的人上山，是要死的。』据说今年已经有六个人这样死了。有一尊极妙的铜普贤，骑在一头巨大的铜象上，做得极精，象的四只脚各踏一朵莲花。这在我们后面的一座殿里；那殿是砖砌的，上头是穹顶，这两样在中国都极少见；山上的人说它根本不是造起来的，是一夜之间自己来的。

「可我说不出我多么想离开这些殿宇。它们开始压得我难受了——人人伏在地下，再挨着一尊一尊地上香（像又那样多！），一尊一尊地点蜡。他们是提着满满的大篮子来的；从殿里出来时，一脸出神的样子。偏在这时候，我们那只长毛的白㹴狗蹿出来扑他们，把他们唬得一跳！我们真不知怎么办才好；因为他们管它叫狮子狗（中国人心目中的狮子就是这个样子），看去竟把它当作半神圣的东西。我压根儿不愿它进殿去。门槛又高，它自己跨不过；可总有人肯把它抱过去，于是这只自负的狗便抖着两胁，在礼拜的人中间跳来跳去。这样的礼拜已经做了几千年；可我相信谁也说不出普贤究竟是怎么回事！

「观音也是一处一处地供着，像拜占庭的圣母与圣婴；这山上的观音，面貌极慈和，膝上抱着一个孩子。女人们来求子，走时带走一个小娃娃。我越想，越不知道自己对这一切究竟信些什么。日本的奈良，人在那里礼拜了那么多年，总像有鬼神盘桓；可这座山不像有鬼神，到眼下为止，也还不觉得神圣。不过我们眼下才上到三千英尺，四周蚊子活跃得很，还有那种磨剪子似的虫，拼着命地尖叫，那调门我想已是人耳听得见的最高一档；此外还有别的虫，叫得更像另一种磨剪子的。

「还有，这座寺初到时，比起中国的客店来算是干净的；可如今它的脏，把人那点细致的感受都磨得俗了。它坐落得极好，在山的一道支脉上，四围的峰峦像一座圆形剧场似的把它围住，只留一面，从那里望下去，便是我们上来时经过的矮山和河流。这里有树；人家又打包票说有老虎，十天前刚有一个人给老虎吃了。可我又听说，离这里不远的一座峰上，有八个人结伴往上走，八个里有五个给老虎咬死了；所以峨眉山上人家说的话，是不是都信得，我就有些拿不准了。无论如何，眼下更实在的祸害，还是那些花斑蚊子。从重庆到这里，我们一路往西，在中国客店里住了十六夜；所以我想，非等到有轮船通重庆、库克旅行社办起联票来，欧洲人是不会多来的。可方丈以为，只要他把这几间屋收拾起来，外国人就会来得很多，人人给他许多两银子，那时候各殿就都修得起来了。」

这座圣山上奇事很多，其一便是所谓「佛光」。八月里我们在山顶上住的那半个月，每天下午都看得见。另有一奇，我更想不明白，只见过一回。那是一个清冷有霜的夜里，九点钟光景，人叫我们出去看嘉定的灯——嘉定这座城在我们脚下一万英尺的地方，那些灯却上来点着了。有位阔施主给嘉定的灯捐了特别高的灯杆，好教这桩神迹容易些。我们从大绝壁的边上望下去，果然在每一道伸出去的山嘴上，都看见一团大而明亮的光，看去全然不动，那情形叫人想起夜里皮卡迪利大街的灯。有人说这必是电造成的。在峨眉山上，我们确实总像是在俯看雷电——一晚接一晚地，那些雷雨给脚下酷热的地方降温。可最好看的，还是把眼睛从那一片壮阔里收回来——那是极目所及的中国的江河、山峦和城郭——站在绝壁的边沿上，朝另一个方向望去：越过那一片山海，山脊有的锯齿一般，有的斜斜地伏着，其中两座平顶的方山格外显眼；一直望到天上，那里终于立着西藏雪山的长长一列巨人，正如几百年前一位中国人所说的，「像是摆在桌上给我们看的」；大冰川攀在它们的身侧，最先接住早晨那一抹玫瑰色的光，而这中间所有别的山，都还裹在雾与夜的被子里。

写峨眉山的好文字很多。这座山在中国极西之地，以它的神圣独立于世；山顶上四面都望得见，看的人就站在世上最巨大的绝壁之一的边上——巴伯尔先生说它深有一英里。不过明代范玉子写的那一段，怕是难以超过的。他讲他如何看见瓦屋山，看见雪山「横亘如长城」，看见印度，看见喀喇昆仑的群山，以及诸般蛮邦，还有大岷江和嘉定的两条河——大渡河与雅河；末了说：「余与法师抚掌呼曰：『平生第一奇观也！』」富士山顶上的云景是另一种，却并不更好；何况富士山望不见西藏的雪山。比起来，那人人喜爱、始终热闹的瑞吉山上的四望，就成了玩具似的、小小巧巧的好看景致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年到头，香客来了，在崖上一处处伸出去的台上伏拜；湿草里为他们方便铺了木板，他们就在板上礼敬普贤——据说普贤是骑着他的象从印度来，在这里住下的；正如他们的祖先大约也这样来过，那还在有佛之前，来礼敬我们如今所称的太阳神。看来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学够，不会只说一个「神」字，倒好像真有、或者真会有这个神那个神，而不是独一的神、众人的父——用中国那句简单而周全的话说，就是「上天」。本省的男男女女来得极多：男人额上缠着四川的白头帕，像但丁；嘴唇的线条丰润匀整，像古希腊的神像。女人的裙子只到膝盖，脚是天足，或者只略缠过一点，无论哪一种都裹上玉米壳，好对付那上上下下一万英尺的陡石级。云南人也来，拄着极沉极多疙瘩的小树当手杖，杖头安的不是铁尖，而是小铁铲，路坏了好随走随修。连远在宁波的武职少爷们，也坐着轿子给抬上山来（这一桩极不容易）；老头子和很弱的女人，则坐在一种背篓里，由人背上去，两只脚夹在背的人的腰间，就像背小孩子那样。到冬天，藏人来了，男女一齐来，都穿着皮裘，口里念的是「唵嘛呢叭咪吽」，而不是这山上人人挂在嘴边的那句「阿弥陀佛」。也有些山里的部落来，不像规矩人那样留辫子，头发却古怪地从额前竖出来，仿佛他们把辫子戴在了前头。人人都伏下身去礼拜——除了少数几个一路往西流落到这里的欧洲人——他们从大绝壁边上望下去，只见下面的雾上有一圈圆光，三色鲜明，极其耀眼；圆光正中最亮处，映着自己的头和肩的影子；若他的心是那样的心，看见的便是普贤本人骑着他的象，一如他两千多年前从印度来时的样子。香客最聚集的地方，有虔心的施主装了铁桩，桩间挂着粗铁链；另一处有一堵矮石墙。可是这样高的绝壁，反倒叫人对它的深毫不在意——我们自己从前住过五层楼，来客中就有许多不敢往外看，我们自己也有些发晕；及至搬到同一幢楼的十一层，反倒一点这样的感觉也没有了——这大绝壁叫人对它的险毫不在意，以至于没有一天不见有人跨到铁链外面去，或是站到那矮墙顶上，为的是把底下看得更清楚。

我们站在那里，望着下面很远的好树，望着东一处西一处勉强立住脚的花，渐渐注意到一个石洞；如今看去是断然上不去的，从前也许未必。洞底下，沿着绝壁再下去一点，有一件什么东西——我们看不真切是什么。头一天我们就看见了它，随后便掉开眼去看嘉定城——那城坐落在三条江汇合处，极入画；或是看那几条江被近来的大雨涨得多满；或是远远地望一眼山上唯一的一座道观，它像鹰巢一样，栖在最入画的一道山嘴上；再不然，就照常去看雾往上涌。多半它是从脚下那片炎热的低地飞奔上来的；有时候却像一头大白熊那样往上爬，先抬起一只爪，再抬起一只，可即便在绝壁最陡的边上，也总把脚下踩得稳稳的。又有时候它像一条蜿蜒的蛇那样上来；有时候把整片景致都裹住了，便从崖顶上翻下绝壁去，像一道雾的尼亚加拉。可每逢雾散，我们探身到崖外细看，总还是看见那个石洞——那洞是谁也上不去的——以及底下那件古怪的东西，斜斜地搁在崖的一道棱上。然而我们的好奇心始终不曾大到要举起望远镜来看一看它究竟是什么：它显得那样小、那样不足道，不过是这一片浩大的景致里一件不相称的东西罢了。

后来我们又看见别的洞，又听见许多离奇的话，说有土人住在里面，或者从前住过。苦力们开口闭口就是土人和从未被征服的倮倮。其中一个当兵的在倮倮中间待过两年；他讲他们的将军太太如何被他们掳去，因为走不动，便让她骑在一头牛上；他说那些人像是一种高地人，穿裙子、披一条毯子，对掳去的人一点也不粗野——不过是要几个赎金罢了。后来我们又遇见一个香客，瞪着眼睛望着下面很远的几个洞；他说：「那里头有老虎！」说完就呆立着不出声。我们一笑，人家又把今年已有六个人给老虎吃了的话搬出来。便是拿老虎打趣，也是一种宽解；因为高处稀薄的空气连我们的苦力都受不住，人人都来讨金鸡纳霜治神经痛。因为外国药在西边是有名的，而且「从来是不要钱的」——有几个抱着病孩子的女人这样斩钉截铁地说，深信我们一定治得好这孩子，而且分文不取，因为传教士也好、外国人也好（在这里这两个词是当作一回事的），向来如此。后来苦力一个接一个病倒，我们自己也几乎喘不上气，头痛得受不住；人家便告诉我们：绝壁上头有一股极毒的气上来，从前有个道士要到山上的洞里去住，就是叫这股气一下子放倒、死了的。至于洞里也许积满了毒气，或者山顶的空气比下面稀薄得多、要过些时候才习惯得了，我们身边的中国人是一句也不肯听的。

我们一面零零碎碎地讲些新学的道理，一面早把那个死了的道士忘干净了；直到有一天，我们又探身在崖上，等着看下面的佛光，忽然留意到一个中国人正往下看，那专注的神情却不像是在礼拜。「你们看见他么？」他问，「今天早上我找不着他。他们都说那里躺着一个道士，我本来是不信的。可那还能是什么呢？你们拿千里镜看一看，说说看见的是什么。」于是我们去看那件不相称的东西——一双近视的眼睛专心搜寻，一下子就逮着了它；而我们的注意力却始终不曾被它抓住，连它是什么也不曾想过。不错！那里确实横躺着一件东西，搁在一株倒下的树上，看去像一个人，头上戴着帽子，就和这里方丈戴的一样，脚边放着一只旧篓。「是了，是了。道士都戴那个！脚伸在一只篓里！他们说他就是这样躺着的。说是躺了两年了；去年他的衣裳看着是蓝的，如今看着是灰白带黄了。我想明年就要一片一片烂掉。我想那总是一个人。起先我是不肯信的。」「不是，不是；那不是道士，」那个专管招呼客人的年轻和尚说，「不过是人扔下去的几件衣裳罢了。」可是，头一样，人的手扔不了那么远；衣裳早该飘飘荡荡地挂在哪一处石棱上了。再一样，扔下去的东西不会那样恰好像个人——帽子戴的样子同方丈一模一样，只是头略往前垂着；下半身是一身尘土色的衣裳，显然快烂尽了，可至今仍旧停在那里，正是一个人躺在那里穿着它们时该在的地方。说是扔下去的衣裳，这话是站不住的。我们也一度想过，会不会是个盖伊·福克斯似的草人；可是，虽说未必没有哪个痴心人要爬到那个上不去的洞里去，爬着爬着摔下来送了命，却总不像会有人莽撞到只为把一个假人放在那里而爬上去，也不像谁背着一个假人爬得上去。不过，为免轻信，下一回方丈那入画的身影——灰绸的袍子，黑色的帽子——出现在矮墙边时，我们便走过去，把「衣裳」的说法提出来。他那双黑眼睛因为一个哀伤的微笑而亮了起来；他的脸是画家会喜欢的：深浓的阴影，轮廓分明的五官，整个儿有一种基督教初期东方圣者的气象。「那不是衣裳，」他哀哀地笑着说，「那里躺着一个道士。」

死者的坟墓，还能有比这更堂皇的么？——峨眉的大白雾是他的殓布，浮在他上面的佛光是他墓上的十字，峨眉那上不去的绝壁的怀抱，是他最后安息的地方。年年月月，日日时时，香客跪下去，把额头磕在地上，再向着他伏卧的身躯伸出祈求的手；钟磬敲着，经文诵着，香烧着，都在这不曾下葬的道士长眠之处的上头。从此再没有人的手能碰到他。他躺得稳妥。他本要离开尘世的污染，在一个无人到过的洞里，以一片纯粹的虔诚的欣悦度他的日子。看来上帝——我们的上帝，他的上帝，我们众人的主和父——收下了这份奉献，却没有要他去做那经年累月、日复一日的献祭。那些衣裳安放得齐整，看不出挣扎的痕迹。像是他脚下一绊，魂就去了，人便横倒在那株倒下的树上。

而更堂皇的是，他并不曾因此得着什么不朽的名声。山顶殿里那个年轻和尚说：「那里躺的不是什么未葬的圣者——不过是衣裳！」他带我们到邻近一处他自己教门的殿里，去看一位真的未葬的圣者。上山的时候，坛上有一尊像叫我们注意过：它虽然通体贴了金，又穿戴着有几分俗艳的、绣得很亮的缎子，可它那一点一点人身上的小小不足，实在像个人。我们只看了一眼就过去了，因为它后面立着一尊又大又实在丑得叫人不快的普贤像。前面那一尊坐在一朵大莲花上，两腿盘在身下，正像我们那座寺的方丈坐着照相时盘腿的样子——他为照相特意换上最好的法衣，去了帽子，露出锃亮的光头，就再也不像一个初期的基督徒了。「喏！这是康熙年间本山的一位僧人，」那年轻和尚说，「就是他的肉身，并没有用药。它不肯坏，所以他就——」他说的是「封了圣」么？「外国人知道这个的很少——」他说的是「神」，还是「圣」？有时候一字之差，关系极大；而外国人里中文好到能把这些细微分别弄清楚的，又实在太少。

一伙嘉定来的公子哥儿闯进殿来，穿着颜色浓艳的绸衣，挂着黄香袋和双层的荷包；他们不像我们是来张望的，是来礼拜的。他们伏拜，上香，在坛上那位贴金的老人面前敲磬，同在别的佛像面前一模一样。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模样极入画；等他们走了才架起相机，而且只照坛上那位贴金的老人和今日在他面前执事的那位七十一岁的僧人，未免可惜。这一番举动把那位活着的老人弄得很兴奋，全不晓得照相要的正是「静」这个姿势——而静，本是中国人最相宜的。

坛上那另一位老人，脸上虽罩着金，却仍旧透出一种圣洁；而且他那双眼睛斜得和任何一个活着的中国人一样典型，也无碍于此。他的牙缺了几颗，嘴有一点无可奈何的歪，看着很叫人动心。当时当地是打听不出他的来历的；可是看着他，也同样不能不信他生前是个好人，是《威克菲牧师传》里那位牧师那样质朴的好人；若说一个凡人也配把肉身供在坛上受人礼拜，他大约总配得上。不过那位未葬的道士的葬身之地，在人的想象里要堂皇得多，叫人想起咏摩西下葬的那几行绝唱。据说摩西是天使抬到墓里去的。这道士却没有人抬。连天上的风也碰不着他，因为他躺在那道要了他性命的大绝壁的庇荫之下。

「星辰在他上头静静安息，

坟墓在他下头静静无言。

有眼睛在这里望着他，

在永恒的寂静里。」

就这样，在峨眉圣山的顶上，相去不过一箭之地，在这个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更看重丧葬的国度里，有两个中国人不曾下葬，等着万事的终局：一个是佛的弟子；一个是更不为人所知的老子的弟子——老子是中国人，与佛同时。一个通体贴金，高高供在坛上，看去分明是当作神来敬拜的；一个面朝下伏在山坡上，他那身可怜的、经不起久的衣裳，在雪里雨里一天天磨薄下去。可每逢云雾聚在山顶，日光从西边斜照过来，浮在上头的那一轮佛光，却是浮在老子那位热忱的弟子身上——这个人为了躲开尘世的罗网，挑了一处再凄厉不过的退隐之所；而这样求着求着，我们愿意相信，他终于寻见了天国的欢乐。

第二十章中国人的情致

悼亡妻——悼故友——赠别的诗——爱美之心——饮酒歌——音乐——给老鼠的公道

我们住在中国的人，惯常以为中国人是没有情致的；因此我想，把自己在他们中间住了十一年所留意到的一些迹象归拢起来，或许有点意思。至于这些迹象该怎样总结、怎样断定，就留给心思公允的读者自己去做罢。

小时候，我总觉得历史上最有诗意的一桩事，是佩德罗王给他已死的王后加冕——希门斯夫人曾把她最哀婉的几首诗献给这桩故事。直到今天，我一想起美丽的死者伊内斯·德·卡斯特罗穿着加冕的盛装端坐在宝座上，仍不免有那位女诗人所设想的那种微微发冷的战栗。可是我头一回走进上海制造局里一所华丽的中国宅子，看见满屋子挂着孝，白布幔子，拧成团的白棉球，人却个个穿着最好的衣裳，连唱三天戏的场面也都预备停当了——听说这一切竟是给这家主人的太太做寿，而那位太太安安静静躺在坟里已经二十年了，我着实吃了一惊；那些「在中国住了二十年、一个字也不会说」的先生们却都说这是极平常的事，见我居然为之动容，反倒又诧异又不耐烦。唉！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他究竟有多爱她，也没能拿准他们庆的到底是她的生日还是她的忌日。不过，随你怎么解说，这里头总算是有些情致的。

再有，中国自尽的人多，欧洲人和中国人似乎都因见惯而变得麻木了。可是有一位德国人回到中国来，满心以为一位相识的姑娘会跟着来嫁他；后来听说她改了主意，或是为着别的缘故不来了，他便觉得这一生既已无可指望，不如离开。于是上海的报上登出了这样一首诗：

「万福，也永别！

悼念已故的某某先生。

『愿那勇于自持的人长生！』

——歌德《浮士德》

野梅开了，红的白的，

在冬日的风里。［一］

橘子压枝，日光底下，

林子真美丽。

珍珠似的江水，无声而笃定，

一径流向海；

一个不驯服却干净的灵魂，

挣开了羁绊。

爱、花与音乐，原都是你的；

可那爱于你

是一场枯萎，苦得像海水里

含着的咸意。

你高贵的心从这些里挣出来，

去寻更高的事；

梦见一个更高贵的时世，

可惜只是梦寐。

最后那一回，在江水环抱的地方——

你宽敞的家，

宽敞却冷清，因为那该来的人

到底没有来。

我们坐着谈，谈时新的教义，

也谈旧日的学问；

谈如今正当令的新福音——

那些空话与贪心。

你热切盼望的，是把最好的

同最好的连起；

是要把东方与西方之间

那道界线抹去。

朋友啊！你虽与我不同种，

可从今往后，

你那高贵的面容长在我心里，

只是愁色太厚——

那是一种举世的悲哀，

连你的大心也盛它不下，

所以你竟舍下我们这些

还在效力、还在守候的人。

别了！飞轮的船会把这消息

带到你遥远的西方；

而我，怀着悲伤，唱着送你

到你安息的地方。

辜鸿铭

总督衙门，

武昌，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四日。」

能用中文写出一首同样好的诗的英国人，至今还没有生出来呢；我引它，是为着它所表达的那份情致。

我曾试着教一个中国青年英文。我动身回英国时，他用极雅致的中文诗向我道别，可惜我译不出它的好处来。那诗里的情致很是贴切。他说舍不得我走，不知道没有我该怎么办；因为在他看来，我就像雪一样——雪盖住草木、护着它们，好叫嫩芽长起来，正如我使他的悟性发了芽。我觉得这情致表达得极妙；据中国的读书人说，那文辞也一样妥帖。

中国人爱美的曲线，哪怕极穷的一所小屋，也肯在屋檐的翘角和外头的装饰上费工夫费钱，这就见出一种根子极深的爱美之心；他们城里的树也是——有些城里树几乎和房子一样多——他们爱花也是。花时，连最暗的小铺子柜台上，也能看见瓶里插着一枝开花的枝子；读书人的书案上若没有一只供一朵好花的瓶，便算不得齐全；女人家不在光滑的鬓边簪上一朵花，就不算打扮停当。不过中国人有极强的审美之情，这一层大概人人都肯承认。下面这一首辞旧岁的歌，就其情致——或者说就其没有情致——而论，倒很像彭斯的某些歌：

「辞旧岁

蟋蟀的声音响在堂上；

林间的叶子枯了黄了；

听那一片啾啾，我的兴致低下去，

它们只顾敲着这一年的丧钟，浑不觉察。

可日子换个名目，何必叹息，

人生正像满满的水，稳稳地流；

来罢，同我们所爱的人快活快活；

取乐只要有个分寸，原没有人来责备。」

丁韪良译

不过这一支中国的饮酒歌——放在今天的贺年片上也不会引人说什么——却是公元前五百年的《诗经》里就登着的。又过了十二个世纪，到公元七二〇年，在中国人最爱的诗人之一李太白的笔下，我们看见一种明显更美的情致和更细的笔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四位诗人——司马相如、扬雄、李太白、苏东坡——都生在四川，都在四川度过童年；四川在西藏和那片至今未曾归服的倮倮地方的交界上，正如我们英国的边地一样，是中国传说与歌谣的摇篮。

下面是试着翻出的这位公元七二〇年间中国最受喜爱的诗人最有名的一首：

「月下独酌

这里有花，这里有酒；

可哪里有个朋友同我

手拉着手、心贴着心，

临别前干一满杯？

与其一个人闷闷地喝，

我索性大着胆子去请月亮

屈尊把她的脸借来，

给这时辰这地方添些光彩。

瞧！她答应了，还带来了

我的影子，驮在她银色的翅上；

这就是三个了，我想，

我们总算得一伙快活人。

谦逊的月亮不肯接杯，

影子却立刻接了过去；

我一起舞，那轻快的影子

便合着我飞起的脚步。

月亮虽说不肯沾酒，

却在那边粼粼的波光里跳；

我一唱，我这助兴的歌

便由月中的回声接着唱下去。

说罢，我们几时再聚？

总不会在阴天里罢；

因为你们两位好伴当，

只在天清气朗时才来。」

丁韪良译

这首歌的巧思——就算不说它的情致——实在美，叫人很难明白：一个至今还唱着「喝呀，小狗儿，喝呀」的民族，怎么好去责备产生了这首歌的民族没有情致。说实在的，我觉得这首公元八世纪的中国饮酒歌，是我在任何一国文学里所见过的最美的一首。它里头有三处、甚至四处这样有风致的巧想，随便哪一处都够叫今天的诗人成名。可它们是旧的，很旧很旧的了。中国也旧了；据说如今再也产不出这样的东西来。

说到晚近些的，奥古斯塔·韦伯斯特夫人译成英文、又理成诗的《俞伯牙的琴》，可见中国人胸中对友情、对音乐的情致有多深。大概正因为我极不通音乐，倒还挺爱听中国的乐；我觉得它很热闹，尤其是那些送丧的调子。

人常问中国人爱不爱听欧洲的音乐。不久前有两位英国人被请到一位武职大员家里，去听他的一个儿子——一位了不起的乐师——弹奏。那位少爷非得听众鸦雀无声、面前摆上一瓶花、点起香来助他的兴致，才肯动手。不巧的是，这些都预备停当了，才晓得他用的是一件搁在桌上、拿指甲弹的弦乐器——中国乐器里最难弹的一种；那曲调（假如算得曲调的话）又低得很，两位英国人走的时候，压根没法品评它好在哪里。「听得见的曲调是甜的，听不见的——」不过另有几位年轻的武职大员合吹过一支笛子的二重奏，还有一位吹了小竖笛，都很悦耳。

我们在中国的人，谁不关心那桩天大的鸦片问题呢？下面这事或许有点意思：席间有个十六岁的少年离了桌去抽鸦片。「这还了得！」一位欧洲人说，「十六岁就抽鸦片！这命还能长么！」「你看我这五个儿子，都是我抽上以后生的，」主人说，「我二十岁上就抽了。不过说实在的，他家里人倒宁可他抽。你看，我这位客人是上游来的阔少爷，没有父亲；他若不抽鸦片，准要在女人和赌上头惹出乱子来。如今抽了鸦片，他们想着，总能把他拴在家里。」这个看法，岂不新鲜？

我几年前译成英文、收在长谷川先生那套极精致的绉纸丛书里的《狐仙》旧传说，见出中国人对牲畜也有一种慈心；这一点，有些人是不肯算在中国人账上的，虽说这个民族断断不会说：「今天天气真好！咱们出去打点什么来杀罢。」那一篇，还有我丈夫从中文原本译出、又理成诗的《老鼠的诉状》——同样由长谷川先生配了很美的插图、印在绉纸上——都值得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拿去散布。后一篇的古趣——那是一个很老的中国传说——单凭这一点，就叫读者不去计较它对可怜的猫儿的那份好心肠，也不去计较那种家常的中国式的公道：它开头把老鼠的理由说得那样明白，几乎要叫读者偏到老鼠那一边去了。

中国人身上有一种随遇而安、你活我也活的性子，这使他们成了极好相与的东家——凡轮船上的船长都可以作证；大约也正因如此，中国城里那样成灾的老鼠，才没有被他们从地面上赶尽杀绝。有一位英国领事拆开一架还没用过的照相机，发现老鼠为着弄那上头的胶，把暗箱的每一道褶子都咬穿了。有一年在重庆，它们在我们自以为盖得严实的一只厚木箱上啃出个洞，把里头的牛奶罐照我们自己开罐的样子开了，显见得又把尾巴伸进去蘸，把尾巴够得着的牛奶全捞了出来。我们常说这够得上做《旁观者》上的一则故事。可无论听着多么不可信，这是真的；我们开箱的时候，上面那一层两打牛奶罐，罐罐都这样被开了口、吃去了一半。更糟的是，也就是那一年——地方上正闹饥荒，江边天天有人饿倒断气——一天早上，我们那匹可爱的小马背上破了个洞，据说也是那些坏老鼠干的。

中国人这种随和宽厚的性情和公道心，在我丈夫所译的《老鼠的诉状》里算是传下来了：可怜的老鼠那一番理由，我从前从没见人替它说得这样周全；不过到末了，老鼠还是判了罪，猫儿则被安置在她的高位上，做了每一户人家的宠友。中国人的情致，就此说完罢。

附注：

［一］这个意象取自中国诗里的一句——

「十一月，野梅始放于山口」——因为某某先生正是死在那个月里。

第二十一章夏日西藏之行［二］

晒经山——男孩子的乐园——倮倮女子——挑盐的人——大雨——背砖茶的人——铁索桥——花岗石的山——西藏的溜索——喇嘛——西藏女子——打箭炉的客栈——俊美的青年——喇嘛寺——他们祈祷么？——恶犬——衣饰——寻船

夏天的出游，事后回想起来叫人快活的很多；可是到中国的西藏去这样一趟，从前还没有哪一位欧洲女子有过。而且大约正因为动身时我们压根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就格外可喜。不过住在山顶上有一样不便：一出门，回来又得爬那么高；而我们在峨眉山上的住处，也实在算不得舒服！只一间小屋，既当起坐又当睡觉，像加拿大木屋里的后房，连一扇开得开的窗子也没有，住久了人就坐不住。于是我们想，不如慢慢走到另一座圣山去——那山顶是平的，在四下的景致里很扎眼。我们下到所谓「荒野」里去，那里有野牛，也有野人；就这样走了约莫一个礼拜，沿着未曾归服的倮倮地界走过去，又走上我所见过、也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壮丽的一道峡谷。一个礼拜前，正有一股山洪从我们要去的晒经山上冲下这道峡谷，单是一个小村子就淹死了二十六口人。

爬晒经山可真不是件轻易事。若不是有一位年轻的和尚领路——他化缘回来，靠化来的钱把整座山顶都买了下来——我们断不能在天黑以前上到顶上；而天一黑，晒经山上是没有人敢走动的。因为那里不但有各样的野兽，路还要贴着一道山脊的窄边过去，然后是一段一段的石级，最后还有三架梯子，其中一架有二十七级；爬完了，人才算站在那一圈可怕的绝壁的顶上。顶上像一座园子，长着杉树和杜鹃，杜鹃至少有二十英尺高，苔藓一串串从树上挂下来，地上的苔也有一英尺厚。那真是个男孩子的乐园（这一层我在一八九六年一月的《十九世纪》上曾细细写过），有松鼠、有鹿、有数不清的鸟，有极多又大又甜的白草莓，覆盆子也多，醋栗也不少，蘑菇论斗量。人若能从杜鹃丛里挤出一条路来，站在绝壁边上往下望，景致好极了：听得见五六千英尺下面江水的响声，望得见西藏的群峰像一片山的海。

不过晒经山上有些什么吃的，我差不多已经数完了；而我们那间屋子，缝儿比屋子还多，弄得我们在里头几乎被柴烟熏瞎了眼，还是冷得打颤。风一号、雨一泼，像海上的龙吸水那样灌进来，我们就不由得想：万一哪一架梯子给冲走了，可怎么办呢？再说，越想越觉得下那几架梯子实在可怕。上来的时候我曾在半中间停住，从自己两脚之间望下去，看见云雾在动，看见瀑布笔直落下四千英尺；又从云缝里瞥见北边那道大绝壁，比峨眉山上那一道还要大。我们于是想：下山的时候若天气晴朗，把底下的一切都看个明白，究竟是不是上策呢？想到这一步，索性立刻下山倒更稳妥些。也就是这时候，我们才从底下看见了北边那道大绝壁——那是全世界最壮丽的一座教堂的东端。无论从哪里看，人都不能不觉得：比起它来，人手所造的殿宇何等寒碜。然而，就在六千英尺下的山谷里，却有一座礼拜堂和神父的住屋，是全村奉教的大田子村人自己出钱、自己动手盖起来的。而在近山顶的地方，从前有一条绳子垂在绝壁上，好让人顺着下去，那儿有个山洞；直到去年，还有两位佛门的姊妹在洞里住了七年，说是「修她们的心」。洞前有一小块平台，她们若愿意，尽可以站在那里，望一望造物主手里的这一片壮丽。她们站过没有呢，那两姊妹？她们在那里礼拜过没有呢？到末了，她们的心修成了没有呢？还是终于觉出，这样离了人群原是个错？她们的父亲常给她们送米来，用绳子吊下去；近旁有一道水从绝壁上泻下来，像一挂瀑布。她们去年才走，为的是得了母亲去世的信。

我们又往前走，或者不如说是使劲赶路：一整天翻山，直走到一个村子，里头住满了归服了的倮倮人。女人大方爽快，像美国姑娘一样；她们骑马也好、走路也好，那份好看的姿态我从没见过第二处。她们的男人讲起礼数来极其周到，只可惜太贪杯了。我们很愿意多知道他们一些。可这时听说再走六天就能到中国西藏的打箭炉，我们那一班随从个个都巴望去，巴望置办皮袍——那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我们自己倒拿不准值不值得再往前走，不过眼下总还不急着回重庆。那边最后来的消息说，阴凉处也有一百度，霍乱比哪一年都凶。后来才晓得，那一夏死于霍乱的有三万人；而我们本打算取道回去的省城成都，比重庆还厉害。

我们并不怎么稀罕皮袍，对从前读过的关于打箭炉的话也记不真切，只决定：倘若雇得到马，就往前走，自己去断一断值不值。可难处来了。四下里到处是吃草的马，我们偏一匹也雇不着。那些马确实很小，我们比起来又很大。人人都说非到富林不能雇到马。于是我们一径赶往富林。可这一段有三十六英里，要翻不知多少道垭口，有一道高七千英尺，所以那一夜我们只得在离富林还差一点的地方歇下。第二天早饭时分总算到了。

我们对富林原存着很高的指望。六天里，我们一路看见人背着压死人的盐踉跄着走，一个人背二百磅，累得连头也抬不起来。他们都是往富林去的。人尽可以不愿意到中国来传教，可我不信哪个欧洲人到这里走一趟，会不想去解一解这些重担；我见过的驮东西的牲口，没有一样的苦楚像这些挑盐的人这样叫我心疼。盐是又硬又不将就的一种担子；看他们怎样护着那盐，怕它被顺着可怜的脊背淌下来的汗化掉，实在叫人难过。何况垭口那样高，路那样窄那样野，天又那样热。一个人若先把从嘉定挑一担盐到富林要受的罪一一想过，只怕心都要碎了。可是无论我们算多少回——算他们挣多少钱、路上走多少天、空手回去又走多少天——总也算不出这些可怜的挑夫吃了这许多苦以后能好过些。他们自然是好过些的，不然就不会去挑；可那点进项实在微得可怜。这时又看出来，富林虽说算得殷实，却不过是两条极富庶的河谷和更远地方的一个集散码头，那里也雇不着马。可到了这一天晚些时候，我们居然雇到了极好的马；这才不再奇怪：像我们要走的这样一条路，马为什么这样难雇。因为原先有过的路，好几处都被冲走了，桥也冲走了。那些山看上去，正像中国人说的，真有一条龙在顶上翻过身来，把山坡抓得、划得、豁得稀烂。人人都在赶场——四川人总是在赶场——有一处，一大群人正忙着重搭一座桥好过去；再往前，队里三个最壮的汉子脱了衣裳，手拉着手，小心地试着涉水。随后别人也照样下水，有一两下竟被狂急的水流冲得站不住脚。山陡得厉害；爬一道坡时，同行的一头骡子没站住，一路翻滚下去，到底下已经死了。就在那前一刻，我还在想：我这匹小马还能不能使出最后那把劲爬上坡顶。

过了泥头——那里立着石碑，说这是黑头发的人种、即中国人的西界——西藏像是就开始了。我们翻过一道九千英尺的垭口，又下了五英里，一路都是无人烟的地方，开满了花。九月的天气里，最可爱的是那种小小的、开得极盛的深紫色牵牛花，缠在含羞草似的合欢树上。我们刚走出雾来——垭口上偏偏总是有雾——就遇见一位喇嘛，一身绛红与旧金的颜色，耀眼得很；随后又遇见一队队背砖茶的人。一个人背十七块，每块二十磅；别人背十五块、十三块、十一块。有十四岁的孩子，有十岁的，甚至有一个七岁的，背着四个半块——可怜的小人儿！我们正为这些孩子难过，眼前忽然闪出几树开着珊瑚色花的树来。离了泥头的第二天，我们又遇上了大渡河：从前我们曾沿着它走过整整一个下午，隔着这条河就是未曾归服的倮倮地方。大渡河上从来不见船，也不见筏子，只有一只，是把看过大戏的人渡回倮倮地方去的——那场戏，四乡的人都赶了来。有一回我们也看见河边有只船，却高高地搁在干处。那是一只圆圆的皮船，活脱脱就是古时不列颠人用的那种小皮艇。我们还遇到一道可怕的石槽，斜斜地、陡陡地一直落进河里。碎石差不多不停地往下响，中间还夹着一点水；隔一会儿石头小些了，便先是一块、又是一块大石滚下来，左冲右撞地乱跳；跟着，碎石又比先前更凶。那一片不住流动的石头，就是整条大砖茶路——北京到拉萨的大官道——在这里的全部；大石乱跳着下来的时候，谁也不肯把脚踩在别人留下的脚印里。别的时候，人就躲在突出的岩石背后，等一个好空当，再飞跑过去。而照例总是要笑的。我们那只小狗走到半中间起了疑心，站住不动，被人半踢半掷地弄了过去。那实在是替我们的挑夫和背得沉沉的砖茶客捏一把汗的一刻。我们的厨子却自得其乐，把石头往空中扔；说来叫人心里发毛：无论往哪里扔、无论弹跳多少回，那些石头最后都落进大渡河又深又急、行不得船的水里去了。

再往下一件奇事，是那座有名的桥：三百英尺长，九根铁链几乎绷得一点不坠。链上松松地铺着木板，马一踏，板就翘起来，整座桥像海上的船一样晃。看桥的两个人立刻抢上来，把胳膊伸到我腋下扶我过去，只当我必是害怕的。可若把它当作一只在浪里颠簸的游艇看，这桥其实并不算难走，所以我情愿自己走，还顺便留心我们的挑夫一个个晕船似的脸色。就在那地方，大渡河极像巴塞尔的莱茵河，水量大约还更大些。那天下午，景致渐渐变得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又野又阴沉：花岗石的山越来越大，往里紧逼过来；路忽然陡落进四五百英尺深的峡沟，又立刻爬上去。到处是仙人掌，篱笆里种着石榴，空气里满是百里香、薄荷和各样香草的气味。大渡河左岸远远看得见西藏人的村子，同画上一模一样：两层的房子，窗洞极小，门开得高高的，很不便当，可是把进门的梯子一抽，谁也进不去；屋顶的架法像是要让风穿堂而过。看不见一棵树，看不见一个人走动——画上从来也是这样的！可是过不去河，看不成；而我们这一边偶尔看得见孤零零的人家，又总在上不去的鹰巢似的地方。

我骑的那匹小马，并不是头一天我们只雇了几个钟头的那种好马；它驮着我，已经两回双膝跪了下去。显见得它那几条小腿本该再壮些的。我骑着走在这些花岗石的绝壁间，两只手吓得发烫，到末了实在忍不住了。早些时候我就一直望着前头的路：那路绕过两个山嘴——上头是花岗石的绝壁，底下也是花岗石的绝壁——路顶上还有岩石压着，我心里想，我们这一行人可怎么过得去。「午饭前我们迎面遇见一百五十个从那边来的人，」我对自己说，「我记得清楚，因为是我数的。而且遇着路太吓人的时候，只怕还漏数了几个。他们总都是活着过来的！如今同我们一路走的这些背砖茶的人，自然也都打算活着过去。哪里就那么不得了！」可是没有用！我实在没法骑着走那段路——马在石头上打滑、绊跌，到拐角的小下坡处，两条后腿并着往下溜。可那路在那一带还算好的，整个是花岗石，一凿一凿辛苦开出来的；所以我一下马，那位十五岁、活泼得很的马夫大为骇异。

那一夜我们歇在泸河汇入大渡河的地方；两水相汇，把一座花岗石的山齐腰截断，剩下的那一半在我们头顶上耸起三四千英尺。泸河是我所见过水量最足的一条冰川河。它要带的水比里士满一带的泰晤士河多得多，有时却被逼进六码宽的一道口子里，跌得极猛。人说它一直是从大冰川脚下的一个湖里来的——那冰川，我们头一回是从峨眉圣山顶上望见的，欢喜得很，直线算起来约有一百英里远。整整一天，我们在那道峡谷里或骑或走地往上走；这峡谷本来该是叫人肃然的，幸而有这条撒欢似的冰川河一路翻着跟头跌下来，两旁又有一道道的飞瀑跳下来，同样是满满的白沫，同样急着要奔到大渡河去。这一路的道儿坏得没法说，到后来我唯一觉得奇怪的，倒是居然还有马也走不过去的地方：有一回，五分钟里它们两次涉水，水一直漫到我的脚面，它们在大石头间跌跌撞撞，只为绕开一段路——而那段路，所有背着重砖茶的人都走得过去。那些马已经走过那么多难走的地方，如今偏过不去，实在可笑。可到末了，马夫把胳膊一挥，那意思像是说：「打箭炉到啦！我到底把你送到啦！前头就是我们说的那一小段平路，我想你再出不了什么岔子。我可不管你啦！」

我们骑着往前走，过了最后一道西藏的溜索桥。这样的桥，从前在我童年的梦里出现过多少回啊！如今我亲眼看见一个女人跨坐在一根短木上——那短木挂在横绷过河面的绳索上——她一条胳膊搭在顺着绳索走的一段极光滑的竹管上，另一只手抓住从竹管上垂下的一串绳圈，就这样让人把自己拉了过去。我心痒得很，也想照样来一回，还当真在那短木上坐了下去；可底下白沫翻滚的急流，人一松手就是必死，况且对岸那些西藏男人会怎样待我，我也全然不知，于是又下来了。人说，只要绳索是往下斜的，过去倒还容易，难的是把自己从另一头拉上去；而正走到当中的时候，那要撒手的念头几乎是压不住的。我们又走过一根根旗杆，杆上挂着写了经的布片；走过一块块岩石，光溜的石面上凿着经文；这才进了那座小小的边城。城在三条山谷交汇的地方，四面被花岗石的山围住，其中一座顶上收成一个尖尖的小小花岗石金字塔，在这景致里很显眼；另有一处看着活像一座炮台，架着三尊大炮，各指一个方向。

我们先前已经遇见过一伙极有意思的西藏人：男人生得好，其中一个还不止是好；女人脸色红润，神情可亲，裙子很短，可显然都拿「不叫我看清她们」当作一桩绝妙的玩笑；她们走山路又快得出奇，我虽跑着追，也追不上，还没看清一半，她们已经笑着不见了。可如今在打箭炉，看得见的人比那还要奇得多。就好像中国边上的每一个野族都派了人来，各人的衣裳上又都补了别人衣裳的一块。喇嘛们在人丛里大步走来走去，右臂右肩都裸着，像穿暗红长袍的罗马元老，两臂交抱，神气很不驯服。一个讨饭的人唱着走过，那张脸像欧文的脸，只是更带着光彩。他赤着脚，脸却是庄严的。接着大步走过来一个人，看着像个高大的苏格兰高地人，身上披着五彩条纹的衣裳，软毛的靴子一直到膝，靴口滚着鲜红鲜黄的粗料子。再下来是两个模样很野的汉子，戴着蓝帽子——那帽子连着风帽，是一体的——歪歪地扣在头上，帽心各有一个红盘；他们头发极茂盛，编成数不清的细辫子，一圈一圈盘起来，用红黄两色的大环在一侧扣住。西藏女人从门槛上向我们微笑，五官清秀，倒有几分爱尔兰人的样子，黑眼睛黑头发，脸蛋红润；头发用红绳编起，在头上盘成一顶极好看的冠。她们戴着大银耳环，坠着红珊瑚；红布的项圈用大银扣扣住，当中那一个的中心总嵌一块珊瑚，两边的各嵌一块大绿松石。腰间垂着银的链饰，上头往往只挂一个针线夹；胳膊上是大银镯和成串的珊瑚珠，手指上戴满了极大的戒指。

人人都望着我们笑。这同我们在中国城里惯常受的待遇，还有比这更不同的么？人人望着我们，那神气像是说：「你们到了这儿，不高兴么？」我们真是越来越高兴，可也有点晕头转向。这一切都太陌生了；街上尽是拐角，尽是模样奇怪的人，个个望着我们笑。而且像是永远走不完。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算到呢？

可等到了那家客栈——巴伯尔住过、柔克义先生住过、所有外国人都住过的客栈，奥尔良亲王亨利和普拉特先生当年差不多是被关在里头的——那地方看着实在寒碜，我们踌躇着不敢进去，直到听见我们那位中国管家在里头扯着嗓子说话，才放了心。楼上的房间——我们踩着一道埋在污秽和毛发里的楼梯上去——竟是一个极大的惊喜，乍看几乎赶得上伦敦东区公寓的顶楼了。酥油茶立刻端了上来；没过几分钟，客栈的女主人——一位极标致的西藏女子——就请我到她自己房里去用一点点心：自然是酥油茶，而且实在很好喝；还有像极新鲜的奶酪那样的西藏奶渣；还有糌粑，一种青稞面，用酥油茶揉成团子，好吃极了。喇嘛们在院子里进进出出，摇着转经筒，只管盯着看。各色各样的男男女女都探头进来。人只消坐在窗前，看底下那一片万花筒似的光景，就足够了——因为人人都进来看我们一眼。而我们正想这样看他们一眼。可是他们不肯卖转经筒；喇嘛们也不肯让我看他们胸前方匣子里装的护符——那匣子有时满嵌着绿松石。天下大约再没有比他们更爱戴首饰的人了。我们见过的最脏的男人，头发里也总插着一两件宝石，手上多半还套着一只极大的戒指。

我们住的客栈上立着五根挂满经幡的旗杆，屋顶上还横拉着一根长绳，也挂满了。人们走在街上，嘴里念着「唵嘛呢叭咪吽」；夜里最后听见的声音是喇嘛们召人做功课的号角，而天没亮我们就被楼下屋里的人吵醒——他们一连念「唵嘛呢叭咪吽」，反反复复，至少念了两个钟头。人不由得自己也跟着念起来：「宝在莲中」——这话也算美，随人怎么解都行。可惜的是，西藏人做功课的情形，我们再也看不到了。我们头一处去的喇嘛寺，殿门关着，喇嘛们做手势表示找不着钥匙。那里的人倒不算失礼，只是有点不容分说地不许我用眼镜，非等他们自己拿过去验看了，弄清它对殿廊上那些颜色鲜艳的画不至于有什么作用，才准我用。他们也不许我照相，可到末了还是许了，而且由着我上楼去找个照相更好的地方。上去了我才看见：每个喇嘛的房门都朝着绕院子的一圈廊子开着，门门上锁，挂着大得吓人的铁锁，叫人生出许多念头来。楼下只有一扇门是开着的，一个极小的喇嘛正照着一本像是写得极美、又描了金的书念他的功课；因为窗纸破了，我们把屋里看得清清楚楚，那屋子像一间特别脏、特别破的小马棚。可当我求那小人儿准我进去、想看看他那本书时，他一下蹦到门口，摆出的那副架势——不许我进——真是好极了。那架势像在说：「退去罢，撒但！」又像是说：我只要再往前挪一步，天上的雷电就都要落下来。我虽觉得好笑，却不能不佩服这小孩子这样有胆量地守住自己的地方。还有一回，我们的挑夫有点粗鲁地喝一个小喇嘛让开照相机，那孩子竟摆出个要打拳的架势；样子实在滑稽，我便存心试他一试，先笑一声，再攥起拳头，做出也要打的样子；他于是哈哈大笑，可见他很懂得开玩笑。

打箭炉的房子多半像是烂到了最后一步，殿宇尤其如此。有一座殿里鸟粪厚得很，我们疑心从盖起那天起就没有扫过。门槛上横拴着两条凶狗；我看看自己刚好能贴着挤进去，两边都够不着，可是我们那些中国挑夫，没有一个肯跟进来。西藏的狗是出名的凶，在西藏行路，这是极大的难处之一。门前的大香炉里，几个孩子正烧着一种气味难闻的东西；殿内有一个僧人，带着一个孩子，一面敲锣一面念经。我们所遇见的礼拜的迹象，只此一处。不过前后两殿之间的过道里，挂满了长方的纸片，上头写着经。有一天我们遇见两个模样极野的西藏人，各人背着三大块刻了经的石板，压得直不起腰；隔了一会儿又遇见一串西藏女人，背着五块、六块、甚至七块砖茶，每块二十磅，压得腰弯了两折还不止。在行路人看来，这世道常常像是颠倒着的。

一扇黑洞洞的、像人家大门的门，一条黑洞洞的过道——不过是从一间铺子里隔出来的——再一条像是用来宰牲口的小巷，一路通到观音庙。那庙很惹眼，模样还有点俏，坐在一座俯瞰全城的小山上。我们到的时候，后头跟着一群照例讨厌的中国小孩，还跟着两个极俊美的西藏人；一推门进去，只见椽子上挂着许多没人管的经幡，断了的旧梁堆在一处，楼梯朽得谁也不愿意上去；上头还有一道上了闩的门，明明白白地说着「主人不在家」。那两个西藏人里，年长的那个头发极多，鬈得厉害；我们一个挑夫竟带着中国人那种无礼，伸手去摸，看是不是真的。那人上了些年纪，显然是历练过世事的，对这份唐突只一笑置之。可他的同伴——一位极俊美的青年，那种柔秀的相貌如今只在旧日的美人图册里见得着，眉毛弯弯的像描过，鼻梁直而微钩，五官秀气得不像是这劳苦人世上的——却涨红了脸，神情痛苦得没法说，叫我恨不得赔个不是，偏又彼此不通话。他自己的头发更是多得离谱，其中有些必是马尾做的，蓬松着高高堆起，仿佛梳的是高髻；不过那些映着他透明肤色的鬈发，我想总该是他自己的。

随后我们又往城外去看那座大喇嘛寺，离城有一段路，在去拉萨的大道上。我们从两道刻经石板砌成的墙中间走过去，满山头、凡是高处，都有经幡迎风飘着；穿过中国人的校场——场上有一株极美的垂柳，还有一列本地特有的、格外好看的桤木——便看见一座殿宇，外头一片金顶金球；殿旁连着一长溜阴沉沉的房子，颇像一所贫民习艺所，只是每扇窗里都摆着细高的花篮，开满了西藏人称作「荣光」的花——一种鲜艳的橙色万寿菊。几个小喇嘛坐在门槛上，拿一条绳子拖着一只死老鼠玩；其中一个穿绛红衣裳的小孩，看着那死物被拖得手舞足蹈，乐得尖声直叫。我们方才被人叮嘱把小狗抱起来，因为里头有恶狗；这些小喇嘛见有人抱着狗，便都笑着嚷起来。

大门两边有许多彩色的圆筒——转经筒；我以为自己是照着一个孩子的样子做，把一个筒往反方向转了转，那孩子脸上的神气实在有意思。他尖叫起来，眉头拧成一团，那副盛怒的样子叫我开了眼。我赶紧笑着把筒照正了方向转回来，小家伙这才息了怒；于是孩子们一齐跑开——后来才知道，是去通报我们来了，好把他们那些恶狗关起来。

我们随即到了一个极大的院子里——一个长长的四方院——画得很讲究，简直可说是华丽。正对大门的是殿门，紧闭着，看不出从哪里开；门两旁是颜色鲜艳的画。殿顶镀金镀得极厚，看着像是实心的金子；殿门上方正面还有一个纹样古怪的大金盘，两旁各蹲一只约莫牧羊犬大小的鹿，也是这样的金色。殿顶上还有好几件西藏人的古怪装饰，我既不知其名，也不知其用。有两件像极高极窄、装饰讲究的金花盆；另两件像两根柱子，四周垂着绳子，横里又缠着白纸的箍。莫非是用来当仪仗的伞盖么？那些绳子是黑的，看着像是头发做的。殿的正面是石头的，漆成红色，上半截却像是用一根一根紧挨着排起来的木柴砌成，颜色是暗红褐的。院子四周，除了殿宇所占的那一面，都是彩画鲜明的廊子，隔一段有外楼梯通到上面的走廊；殿的左边另有一所格外花哨的房子。这所房子前面又是一堆垂着的黑绳，绳堆上头搁着一个人的骷髅！

我正细看这些的时候，喇嘛们一色绛红、各人袒着右臂，成群地拥进院子、拥上楼廊；起先他们从上头往下看，冲着一个女人挤眉弄眼，露出喇嘛那样的笑。可是忽然，远处传来一个带着威势的大嗓门，那些笑立刻收了，喇嘛们抱着手站在四周，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我正要走上前去，把那个人骷髅看个仔细——在四下一片富丽的颜色里，它的可怖叫我吃了一惊——忽然听见一声响，血一下子涌回心口：随着那声响，两条极大的西藏狗从里门蹿出来，笔直朝我扑来。

我当时心里立刻明白：对付中国的狗常用的那一套震慑，对西藏的狗是没用的。我记得人说这种狗咬住就不松口；我也当下明白了，方才那个带威势的嗓门，正是叫人把狗放出来的。我吓得心里发虚，却还是把登山杖的铁尖戳进头一条狗的口里；那凶东西虽吃着这么大的杠杆力，还是把杖从我手里夺了去，衔在齿间乱甩，像甩一根草。我丈夫怀里还抱着我们那只小狗，就抢上前来救我。我们一个挑夫——一个真正有胆量、很壮实的退伍兵——跟了上去，两人合力总算把狗打退，于是我们拔腿就跑。我所记得的是：直到最后，那至少有四十个绛红衣裳、环立四周的喇嘛，连脸上一根筋也没有动过。我们进门时曾客客气气地行过礼、也求过准许；这样匆匆走出来时，却没有再行礼——身后远处，狗吠声越来越多。

那里也有神龛，满是小小的泥塔，塔上印满了佛像；我们出来的正门旁边，还有更多、更好的刻经石板。至于喇嘛们究竟祈祷不祈祷，上帝知道，我可不知道！

我们回城里去，路过一家铺子——那天早上，一位打扮得珠光宝气的美貌女子，就是从这铺子里带着侍女出去，到清亮的冰川水里自己洗衣裳的——这时听见里头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正是我们出城时留在那里同我这位美貌朋友说话的那个爱笑的喇嘛。

这里的天主教神父说，这地方的人除了喇嘛，什么也不信；我们倒有点想说：他们既信了喇嘛，别的什么都不信也就不奇怪了。无论人们怎样看中国的传教事业——我很难过、也很诧异地发现，一般人对它竟这样不关心——总该盼着到西藏去的传教士好；因为僧侣的势力必定叫人麻木到了极处，不然，这样一个体格强健、至今还有自己的王公的民族，凭着他们那些万难攻取的天险和气候这道屏障，怎么会落到中国人的管辖之下。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是九月，寒暑表在五十六度到六十度之间；可是从冰川上吹下来的风冷得刺骨，许多人已经穿上厚皮衣，皮子的价钱也早就涨了。

说起买东西，在打箭炉实在是极累人的事。在家里，人想买东西就上铺子去；可在打箭炉，是有东西要卖的人从一清早直到夜深了还来串门——有精明会做买卖、脸蛋红润的快活小姑娘，也有干瘪得出奇的老婆子。她们起先要价随口乱开；等到抬脚要走了，才轻轻地问一句：「那你想给多少呢？」而后就为着自己多要半个卢比，能跟你磨上一个钟头——为给这半个，还得小心地把一个卢比剪成两半。一位上了年纪的头人，有一只极美的转经筒和一串念珠，他说这两样都是祖上传下的，卖不得，却拿来一块绣得很美的红皮鞍垫要卖；一个从内地来的西藏人，先拿来一只喇嘛用的铃，再拿来一副钹，再拿来颜色柔和浓润的毛织衣裳；小丫头们也捧着自己换下的旧衣裳来，指望我们统统买下。西藏女人的衣裳样子之入时，很值得留意：一件无袖的长袍，前襟一直开下来，像件茶会穿的便袍；裙子上打着一道道的箱褶，褶子又细又密，几乎一道压着一道，仔细地缝住，好叫它平平贴贴，下摆里衬一道粗麻布的宽假边，省得压得太沉。可即使这样，这条绸裙子还是沉得吓人。裙外套一件短袄，袄外再系一条围裙，腰带系得略低些，各式各样的带子都有。不过西藏姑娘身上究竟穿了些什么，实在难说：客栈那位十七岁的女儿，发觉自己身上有点散了，便当着我的面整理起装束来，那一层又一层现出来的衣裳，我数着数着就数糊涂了，而且都系在腰以下一点的地方。装束的收尾，就是平日里也似乎是：无穷无尽的首饰，加上无穷无尽的泥垢；指甲除了积着厚泥，还染成红的。男人头发里嵌绿松石，往往还戴一只极大的耳环，另外挂着念珠和大护符匣。通体看去光彩夺目，人倒把那泥垢忘了。不过说实在的，在中国走过一趟以后，无论到哪里，也很难再为脏所动了。

叫人为难的是，他们对照相机的感觉极灵。我曾拿一架暗探式的相机半藏在窗口的一堆毛织品后头，一坐几个钟头，法子想尽了。可人说他们相信照相的人会把他们的魂摄了去，自己享两个魂，倒叫他们没了魂。不过到末了，好说歹说，总算有六个西藏女人站成一排，这还是靠客栈那位大女儿撺掇的；她嫁了——大约是照西藏的规矩——一位云南的阔商人，那商人占着院子的一厢，屋里满是漂亮的野人，他自己却只顾抱着烟枪。我不敢去给她们摆位置，除了求那位老头人在我按快门的一秒钟里停一停他的转经筒，别的什么也不敢做，虽然我很想把她们稍稍排一排；而客栈的女儿没有穿戴她先前拿给我看的那些盛装和首饰，也叫我很失望。

临走前一两天，牦牛成群地进城来驮砖茶。我们所见的牦牛都是黑的，虽然市上卖的牦牛尾是白的。它们的个头有点像苏格兰高地的牛，看着凶，性子却似乎很温顺，鬃和尾长而蓬松，前腿上垂着长长的乱毛。在打箭炉的最后一天，我们站在北门外那一片极好的桤木林外边，把南面的雪山和冰川看了个一清二楚。那一整天，我们顺着从大渡河上来的那道狭窄的花岗石峡谷往下走；随后听说，只要再往上游走两英里，那里有船，就真能过河去看看左岸的西藏村子。

我丈夫正犯着神经痛，却很有气度地答应我一个人去。我们那位中国仆人对此大不以为然，简直要发作起来；第二天一早我还是动身了，带着中国官府派来保护我们的四名衙役，另带我们一个当过兵的挑夫，用来保护我不受那四名衙役的搅扰。过了这里，一直要到那座大铁索桥所在的城，才又能渡大渡河；所以我面前是长长的一天，要走一片不知底细的地方；又晓得西藏人对照相是怎样的想法，这一趟总不免有几分提心吊胆。可是等着我的却是好大的失望！我们走了人世间有史以来最长的两英里，到了那地方，才发现船在河的那一边。挑夫早跑在前头喊船去了。可任他喊破喉咙，对面村子里没有一个人动。人早提醒过我们：不吃完早饭，说什么他们也不肯把船撑过来；于是我们就坐下等。

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孩子出来种地。孩子仰面躺着，望着我们，自个儿唱着。四名衙役一齐喊，还举着成串的铜钱晃。一个牧人赶着一群山羊出来，又一个赶着牛和羊出来。看那炊烟，早饭是在做了。我们甚至看见一个人走上自家的平屋顶，抽着一袋我们断定是饭后烟的烟。我们想：这回他总该来了罢。是了！可不是有人往船那边去了！——不是，那是个背着背篓的人，分明是想渡到我们这边来的。他坐下等着。过了一会儿又出来一个人，在他旁边坐下。这两位倒自在得很——当下就做起那桩大约永远做不完的事来：在破衣烂衫里捉虱子！又有两团会走动的破布慢慢下来，和他们作了伴——一个像是男人，一个看着倒像个女人。他们也坐下捉起来！后来那孩子总算动了；我们想，他是往村里叫人去了。我们的指望又高起来。我带的人一齐喊。一个人走到水边来了！又一个！他们望望我们。望望船。摸了摸船，却不把它推下水去；随后就走了。我们绝望了。我们装作要走，又回来。到末了，除了当真走开，再没有别的法子。这时候，对岸那些穿破衣的人倒不安起来。他们甚至朝我们喊，求我们别走；可是没有用了。好几个钟头以后，我们绕过一处花岗石的山嘴，还看见那只船高高地搁在干处。我原是很情愿拿命去坐一坐它的。

如今除了要把那长长的两英里再走一遍——而且是顶着毒日头——还得赶二十二英里路，才追得上队伍、才有地方过夜。所幸在过铁索桥以前，遇上了几个提着灯笼来接我们的挑夫，这就叫人心里一宽；因为那桥上常常缺几块板，另有几块上头还破着大洞。我们是结成一排过去的。我抓住左边的挑夫，他伸出一只手拉住提灯的人，右边的挑夫托着我的胳膊肘。看来大家齐步走反倒最稳当，虽说我先前并不这样想。到了地方，才知道我们的挑夫过桥时被几个衙役寻衅，混乱中，跟我同去的那个挑夫的皮袍被人从筐里偷走了。我丈夫正要往衙门去禀这件事。「这事我都知道，」知县说，「确是衙役干的，他们很不像话。你要办他们么？你瞧！」他身后的帘子一掀，果然有两个人上着枷。可是那位丢了皮袍的挑夫在知县面前站出来，一口咬定这两个不是那两个人。「那样乱，你怎么知道？」知县问，「你认得出人来么？若认得出，而这两个又不是，我连别的也一并办。」

于是事情就这样了结，皮袍却没有了！不过那样又长又热的一天之后，能歇一歇，真是快活；第二天坐着轿子，沿着奔流的大渡河两岸的好景致走，更是奢侈。随后是六天赶路——这回是要抢时间了——顺着那条大砖茶路走，经过种种不同的好景致，走过巨大的蕨丛和贴着墙缝生的蜡质秋海棠，走过一长排一长排黑白两色的农舍，农舍上罩着高大好看的绿荫树；接着是一天半的竹筏，顺着极秀丽却也极湍急的青衣江漂下去，每遇险滩，浪头就打到我们膝上；再往下是五天，顺着青衣江、大渡河、长江合成的一条水路而下；于是又回到重庆的家里。这是我至今所过的最富冒险、也远远是最有变化、最有意思的一个夏天的出游。

附注：

［二］承蒙主编好意，本章转录自《康希尔杂志》。

第二十二章艺术与工艺

瓷器——铜器——银活——绘画——建筑——茶——丝——白蜡——夏布——象牙扇——刺绣

中国的瓷器，即便我有那份学问，想在一章里说尽也是徒劳；不过关于它的一鳞半爪，在寻常读者或许还算新鲜。儒莲说瓷器最早烧于公元前一八五年到公元八七年之间，这个说法已被夏德博士推翻了——他是当今研究中国古瓷的第一权威。夏德博士以为瓷器初烧于唐代，唐亡于公元九〇七年；不过如今传世的瓷器，没有一件早于宋代，宋亡于一二五九年，而就是这些宋瓷，大半也属于所谓「青瓷」一类——它们能存留下来，是因为胎厚而坚。青瓷的主色是绿，玉的那种绿；据说配这颜色用的原料里，有一样是黄。青瓷多半烧在浙江西南，由水路运到厦门一带的海面，再由阿拉伯商人分销到日本、婆罗洲、苏门答腊、西亚和非洲东岸；说来也怪，在非洲东岸出土的青瓷竟极多。景德镇——中国最大的瓷厂——和日本都大量仿过它；可是照说，收藏家凭那种极硬的质地，辨认真品并不费事。

要认中国瓷器，最稳妥的向导是项子京。莎士比亚写他早年那些诗篇的时候，此人正在搜罗瓷器、编他的目录；他那部插图极富丽的目录，如今已经译出来了。中国最精美的瓷器，似乎都因为太脆而毁掉了；而当日皇宫的需索之大，看来同今日欧洲的需索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宫里一开口就要十万对杯子或花瓶——中国人凡事总要成对——官窑自然只好拿次一等、便宜些、简单些的颜色，去补那些最贵最难得的颜色的缺；而最高一等的艺术工夫，也只好让位给机械的重复。今天的收藏家，所得的东西大半来自当年为应付这种大宗定货而烧出、后来流散开去的那一批；明代的瓷器，所以做工略嫌粗、形制有欠稳，上头画的虽说图样大胆，下笔却多半不大经心。

中国的古铜器，直到八百年前，才成了中国收藏家留意的东西。从那时起，古器上的铭文极受重视；中国的考古家把本国的往史摸得极熟，要骗过他们是很难的。镇江附近焦山所藏的一件周代的鼎，尤其惹人注目。本世纪初，做过两广总督的阮元记下了他到焦山看这件鼎的经过。他细细验看，又在他那部四卷的考古著述里详细描摹：他考它的颜色、形制、尺寸，尤其是那四十个字的铭文。他自己是学问极深的人，他所断定的这件古物的年代，后来的学者也都认可、都引据。明代那位声名不佳、行事无忌的大臣严嵩，曾极想得到这件鼎，费了不少力气要把它收进自己在北京的私藏。阮元特意提到严嵩这番没有成功的打算，因为严嵩于古物一道是很有眼力的，这就又添一层凭证，见得此鼎确是真古；也见得明代的考古家对它何等看重。除了那些泛论钟鼎的书里有它的著录，还另有专为这一件鼎写的考释，可见见闻最广的本国学者，在认它为真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二十年前，《金石索》刊行了；这部书插图极多，把新出土的汉代石刻和更早的铜器的知识都传播开来。有钱人和读书人这才觉出，考究金石原来是一桩大乐事。这在今日的中国生活里，已成了一种真正的风气。有钱有闲的人到各处有名的碑碣去亲自考究，再拓了拓片带回家收藏。中国人对古代铭文拓片的需求之大，实在惊人。钟鼎同石鼓一样，经过许多小心的考订、也经过不少意见的冲撞，如今在中国读书人里见闻广博的那一等人心目中，地位比从前更牢固了。

「约在公元一六六年，罗马的一位王遣使来朝，使者自安南边境入境，贡象牙、犀角、玳瑁。从此与该国有了直接的往来。贡物中不见珠宝，想必是使者自己留下了。」到了下一个世纪，即第三世纪，西方的商人就到广州来了；这样看来，广州人受这些番人之扰，已经不下一千六百年。中国古铜器上的回纹何以那样像希腊的「回」字纹，南京明太祖陵前那些石狮口中何以衔环、竟同我们祖父辈桃花心木酒柜上常见的狮子头一模一样，说不定就是这个缘故；中国佛家的仪轨同天主教的仪轨何以像得惊人，说不定也是这个缘故。

据夏德博士说，中国在第二世纪就已经有纸了。不过这些古远的考究不必再说，且说眼前的事。

在九江，我看见中国人照着利兰先生（即「汉斯·布赖特曼」）在《家庭美术丛书》里那本极好的书中所主张的法子，一锤一锤地打银饰，正如今天家里许多业余的人做出极好的铜活来一样，心里实在喜欢：把一张薄铜片贴在松香上，用锤子和磨尖的钉子或冲子在底子上敲打，先前描好的花样便凸了起来。这活儿做得越粗，看着越好，所以它似乎更宜于做铜烛台或门牌，不大宜于做银的头饰。可是看见这些中国人在他们的小铺子里备着满满一份磨尖的钉子，还有那种眼熟的冲子，真是叫人痛快。

看今日中国的绘画，就不能同样叫人痛快了。要知道从前的画是怎样的，我们只能从吴道子的故事去想象——他是中国的乔托，活在第八世纪；而那样的画，已经隔了好几百年了。相传皇帝命他在宫中大殿的墙上画一幅山水，他请求让他一个人画、不要人打扰。等他说画成了，皇帝同群臣进去，只见画师一个人站在一幅大幔子前面。「幔子的褶子卷开，一片神奇而活的景象在惊呆了的众人面前铺展开来——林间的空地与森林、丘陵与幽谷，一望无尽，还有静静的湖和曲折的溪流，一直伸到极远处，尽头是青色的山峰围着；而在近处一片荒野多石的地方，就在画的最前面，立着一个岩洞，洞口有门关着。『陛下，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画师说，『洞里藏着的，才是凡人眼睛看不见的。』于是他一招手，门开了，他走了进去，回过身来招他的君王。可是转眼之间，那入了迷的皇帝还没来得及挪一步，那一片幽奇的景致就都消散了，只剩下一堵空白结实的墙。吴道子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

「听得见的曲调是甜的，听不见的——」那些从未画出的画，那些从未写下的诗！——中国人早就把这道理想透了：只在想象里的才最好。可我们偏说他们是一个没有情致、没有艺术感觉的民族——我们自己呢，最美的景致上糊着粗劣的广告，戏台上每一件绸缎行头都注明是某某先生所供，单单把戏漏下了。

十二世纪初归在宋徽宗名下的那只神骏的白鹰，还有大英博物馆里那些精美的花鸟画，可以看出日本人的画意是从哪里借来的；然而在中国——画的发源地——如今却没有了，虽说在许多阔官人家里，多半还找得出我在日本所见而为之倾倒的那种绝品。我看中国的绘画名迹，也只在日本和大英博物馆见过。乔托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中国人所画的活生生的人物，如今已经画不出来了。不过话说回来，在重庆——我真正熟悉的唯一一座中国城——至今还有一位画家画花，一位英国工艺学校的校长、内行人，断定说全英国也只有一个人画得到这样。那么这位可怜的画家怎么卖他的画呢？我把这可叹的实情说出来，英国人自然再不肯信他也算个画家了——他论平方尺卖！你决定要买一幅画，他就——拿尺子量！

一般人的意思，总说中国没有建筑。住宅也罢，庙宇也罢，都是用木柱起造，柱脚架在石础上，离地。屋顶架在柱子上；等屋顶完了，才把墙像屏风一样砌起来。那比例我常常觉得很美；而那些巧妙布置出来的层层深远，更添了它的气象。不过也同在日本一样：一路走过去固然叫人赞叹，到末了却常有一种没有到着什么的失望。可同时，中国房子的构想——正如北京城的规制——我觉得是很有气派的；院子极秀雅，而屋檐那一道漂亮的翻扬，比得欧洲的屋顶寒碜得可怜。说实在的，如今我看欧洲的房子，总像看一张剃去了睫毛的脸。不过中国西部和北京的屋顶，比东边沿海一带常见的要好看得多。

再说中国的工艺。茶刚被发现的时候，人把种种药效都算在它身上。但愿那功效如今人说威士忌兑水时所说的那样，其实在那滚水里；不然的话，据说西藏人一年在边城打箭炉买茶要花十五万镑，可他们得到的砖茶里，据说掺着六成五的野灌木叶子、矮橡树叶之类，那他们究竟得着了什么呢？何况从打箭炉的行市到西藏人在巴塘拿到手，价钱差不多要涨一倍；到了拉萨，更要涨到四倍。西藏人有银子换茶，也不过是近四百年的事；在这以前是用马换的，一匹好马值二百四十磅茶。就是到今天，茶的贸易对四百万西藏人来说也远远不够；有好几千西藏人买不起茶，只好拿橡树皮代替——他们要的是那份涩味，好解头痛、解肉食太多之苦。同俄国的茶叶贸易至今兴旺；同欧洲的却被锡兰和印度的茶断送了，那边的茶种得、制得都精心得多——不过用不了多久，惨痛的经验总会叫人明白：那种茶的性质与中国那种安神提神的饮料全然不同，而且要不合宜得多。

其实中国茶的生意衰下去，原也不奇怪。中国到处都是家庭副业，种几亩地的农人，各人照各人的意思种茶、采茶、焙茶。要想有所改良，非把这一大群种地的人都教过来不可。欧洲茶商的劝导，至今毫无效验；把茶树——那叶子油亮碧绿、花朵细白的茶树——被人这样漫不经心地对待，同那种害人的罂粟所受的不倦的侍弄一比，实在叫人难过。罂粟是仔细除草的，栽成行，根上还培着土，一副精神饱满到极点的样子：直挺挺的秆子有五英尺多高，叶子是蓝绿的，花又美。有时它是一片鲜亮的深红，衬着蓝得出奇的天，那颜色的对照耀得人眼睛发痛；有时是白的，边上带着细细的花边和粉红的尖，有时是粉的，有时是猩红的，有时是猩红带黑的，有时是紫鸢尾那样的紫；而最常见的——说到底也许最美的——是白的，那样一种柔弱洁净的白，叫人没法把罪恶同它连在一起，甚至没法相信：一个能开出这样柔弱纯洁的花的世界上，竟有恶德这种污秽的莠草能够存在——而这花在中国正午的烈日下能笔直立着，一点也不蔫。茶树那边呢，却是又老又虬结，随处乱栽，从来不除一次草。嫩叶刚从新梢上展开就采下来，焙的时候也一样不经心。话虽如此，苏格兰人若肯喝中国茶，格拉斯哥的茶中毒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了；不过这饮料性子和平，在喝威士忌的人嘴里只怕觉得寡淡。它还有一样明摆着的短处：同样分量的叶子，泡不出印度茶那样的浓。

中国的丝也很不景气；不过说实在的，如今全世界似乎都难得弄到健壮的蚕种。且说一桩中国特有的工艺——这一桩，我亲眼见过之后，至今仍觉得近乎神奇——就是中国的白蜡，又叫虫白蜡。用它的那套法子，是约莫六百年前兴起的。生白蜡虫的那种树，长在建昌河谷里，在未曾归服的倮倮地方的那一边，也就是西边，谷地约在海拔五千英尺上。邱园的专家断定这树是女贞，即大叶的女贞，常绿，叶子极厚，深绿而有光，五六月里开成簇的白花，随后结深紫色的果。三月里，枝上现出褐色的疙瘩；把疙瘩剖开，里面是密密麻麻像面粉一样的小虫。再过两三个月，这些小虫长成六条腿的褐色的虫。中国人既发现这些虫在生它们的树上养不活，就把它们装成一包一包的纸包，每包约一斤；挑夫每人背六十包，趁夜里沿着险峻的山路赶往嘉定——那城在东北二百英里外——到了那里，把虫放到修剪得极秃的白蜡树上。正是这一场夜行，从来最叫我神往；在我亲自翻过那一道道的高山垭口、下到长满蕨草的山谷里——谷里到处点缀着那种在当地像墙头花一样长得极盛的、蜡质的美丽秋海棠——之前就已如此。可白天的酷热里是不能带着虫走的，那会催得它们长得太快。所以在运虫的时节，沿路各城的城门夜里都得开着，好让这一支跑着的挑夫大军过去。想想那些可怜的挑夫要在乱石嶙峋的坡上跌跌撞撞地上上下下！虫包各用一片桐树叶裹着；到了那里，用稻草把包吊在白蜡树的枝下，再用钝针在叶上钻些粗粗的孔，好让虫爬出来。虫很快爬上白蜡树的叶子，在那里伏上十三天光景。然后下到枝上：母的开始长出介壳，好在上头产卵；公的则分泌出一种东西，像雪一样裹住枝条的下面，到三个月满时，已有四分之一英寸厚。这时把枝子砍下来，把蜡取下——多半用手——放进煮着开水的铁锅里，蜡便浮到面上，撇出来，倒进粗糙的模子。这就是市上那种硬得出奇的白蜡了：用来涂在寻常的牛油蜡烛外面，使牛油更结实，中国人这才能把牛油蜡烛装在纸灯笼里带着走——在中国大半地方，纸灯笼至今顶着油灯、煤气灯和电灯的缺。白蜡还用来给纸和棉布上浆，用作家具的蜡，也用来给丝绸增光。

每年都有白蜡作为贡品送往北京；看它坐着本地的帆船顺流而下，或者从那种更有诗意的行路方式改装上寻常的轮船，在我总有几分意趣。不过白蜡真正的传奇，是在它还没有到世上来以前，那一场穿越四川群山的连夜急行。有人告诉我这样枯燥的数目：汉口每年出口白蜡一万五千担，镇江、天津、广州、汕头各需一千担，上海吃下七千担，另转运四千担到别处去——这倒把兴味败坏了。可凡在荒山上或者不知名的河岸边被夜色困住过的人，都知道远远望见一星灯火时那种狂喜；知道一点一点确信它正朝自己来时那份快活，到末了简直要忍住才不去抱一抱那总是同样欢喜、同样体谅人的提灯人；于是，在那些人迹稀少的小路上、在那些曲折回环、庭院重重的零落的中国农家里闪烁的灯火中，白蜡的传奇便又回来了。

夏布是中国另一桩很有意思的工艺。它是用一种苎麻做的；女人们在农家门前的打谷场或晒场上，用像打黄油的木板似的大木器，戴着粗糙的竹指套，把纤维捶打出来。我常纳闷，夏布在英国怎么不更多见些。也许是它太经穿，贩进去不划算罢。它极凉爽，像一种有光泽的亚麻布，却比亚麻布经用得多。棉布也是自家织的。它不像我们的棉布那样容易皱；它像网眼织物一样透气，所以夏天穿着极合卫生；而且穿不坏。

宁波的雕刻——花样奇巧富丽，可惜木质不耐久——广州的象牙雕刻，以及一般的丝绸，都太有名了，不必细说。只是不到中国，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在这样一个最守旧的国度里，丝绸的新花样也差不多年年出新，而且很受追求。扇子的用处，早在周代（公元前一一〇六年）就有记载，那时是用来挡车轮扬起的尘土的。象牙扇是中国人在公元前九九一年发明的；可折扇——日本人早就发明了——直到十五世纪才传进中国。不过在中国西部，至今带一把折扇去赴宴还是失礼的：那看着像是你没有仆人站在椅子后头，在你不用扇子的时候替你拿着。中国的象牙扇通体镂空雕透，整把看去像花边一样，花样以外的地方，用极细的短竖线镂开。

不过中国做得最精的一门艺术兼工艺，大约要数刺绣。英国人不懂得中国的刺绣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有极多的活是男人们支着绷子做的，不过是按日算工钱。最好的绣活向来出自女人之手，她们在家里绣，把一生的巧思都用在一幅门帘或一堂床帐上。我所见过最像仙境的一件绣品，是一顶帐子，通身绣着一串串的紫藤，本是给皇帝或皇后用的，不知怎么，还没用过就被一位欧洲的收藏家从宫里买了出来。那样细软的绸子上，那样富丽而又细致的绣工，叫这顶帐子成了此后一生梦里都挥不去的东西。

不过，中国人的手上功夫，在我看来是无可胜过的；他们从前的配色——在欧洲的苯胺染料传进来以前——也比日本人的更合我的意；然而中国的艺术品里，似乎没有什么能叫魂灵满足的东西：它悦人的耳目，却不触动人身上更高的那一部分。话说回来，日本的我也要说同样的话；日本的艺术原都是从中国来的，我想它从来也没有真正到得中国古代艺术那份庄重，虽说就今日而论，日本的艺术品确乎要秀雅悦目得多。

有一天在上海附近，我们沿着一条小路走——在中国，难得有容两个人并排走的路——又用种种法子过了好几道河汊，到了一片营房的废墟，最后走到两根高烟囱跟前，那烟囱是这一带的标记。我们猜不透那样高的烟囱里烧的究竟是什么柴。原来烧的是稻壳。一个人坐在地上，一只手拉风箱鼓风，另一只手往里撒一小把稻壳，撒得不多，免得把风箱吹旺的明火压灭了。另一个人把碾碎的棉籽称进一只小篮里，倒进火上的一只容器里煮，刚滚就倒进另一件东西里——如果那也算得容器的话：一种用劈开的竹篾绞成的箍；再趁热用脚去踩、去揉，然后堆好待榨，上头照例用一片篾编的东西压平。我们等着看榨饼。那些饼像干酪，每一块外面都箍着绞好的竹箍。槽里尽可能地装满了饼，再打进楔子，那一摞就压到不足原先的一半高；这中间，油便不断地从槽里淌出来。有一个人抡锤打楔子，到后来用的那把石锤，我要费很大劲才举得起来。这些人的礼数看着倒有趣。其中一个想抽烟，可抽之前先把烟枪让给我丈夫，又让给我，那神气完全像是等着我们接下。我穿着一件厚大衣，他们都极称赞那料子，一个接一个地说，他们断定这是哔叽。榨房里有水牛在碾棉籽，一圈一圈地走着，可怜的眼睛上罩着篾编的眼罩。说也奇怪，它们拖着转的那些沉重的磨盘，虽是极硬的花岗石，上头却刻着花。有一块刻的是回纹，或是略有不同的卷草；还刻着字，刻得极用心，说这是「仙车龙轮」。

在这样一间极家常的作坊里遇上这一点爱美的心思，实在奇怪；这作坊的全副家伙统共值不了几个钱，因此虽极合用，却又简单得可以拿去给初级的机械课本作插图。说起来，这种在家里、在露天下的作坊，正是罗斯金笔下的理想；英国近来成立的乡村工艺协会，若还来得及的话，正是要在英国实现这个理想。这理想在中国已经实现了许多个世纪，然而太平盛世并没有到来。

我们从一条又长又挤又兴旺的街上走回去。有一处敞着门，里头坐着几个年轻的僧人在念经。他们有乐器，有锣。一个人在桌子后头忙着盖中国官府用的那种信封的印——那信封极大，满满写着字。他很客气地停下手，把这些信封里要装的信给我们看：信很长，写得极漂亮，折得又整齐又巧妙。这家里有人病得很重，这些信是写给上天的，把他可怜的情形原原本本地叙明。这些信过一会儿就要烧掉，好送达上天。这家门上挂的灯笼是蓝的，那是半丧的意思。说来也怪，只隔了几家门面，我们就遇上一场婚事。两扇大门敞开着，望进去是一进一进的院子和亭子，门都开着，尽头站着一群人，我猜是穿戴齐整的仆人。头一进院子里有一班吹打的，用的正是那种模样别致好看的鳄鱼皮乐器，从前我在上海的中国城里很赞赏过。人人似乎都很好说话，我便请求看一看花轿。那轿子实在漂亮，外头通身绣得极美。可叫我大为扫兴的是：新娘子要坐的那个垫子，却是一个又旧又寻常的红垫子，角上都磨破了，而且当真是脏的；轿子里头连扫都没有扫过。

第二十三章一只北京小哈巴狗

快活——盼望——追悔

我们头一回见到他时，他才六个月大：一对长长的丝一般的耳朵，小小的脑袋上覆着细软的黄绒毛，身子还是没长开的奶狗样子，可是胸脯雪白，气派十足，嘴脸是黑的；他有一副细长的胡须和长长的黑睫毛，睫毛底下望出来的一双眼睛水汪汪地发亮，神气聪明得出奇。他顶重的时候也不过三磅上下；把身子抻到最长，也只有一个半巴掌那么长。可是他的气度和架势像一头狮子；若是有人拿一截绳子在他面前撩他，他就活脱是一只中国的狻猊，只不过是缩小了的。有些地方，他像小猫多过像小狗：动作那样轻巧文气，羽毛似的小爪子尖上还长着长长的指甲，高兴时喉咙里还会打呼噜。他会发出许多细细的、带点央告意味的声音，像是自言自语；有时候简直像是在跟人说话，那声气清清楚楚的。他的短处是尾巴——太长了。不过有人说，等他大些，尾巴自会卷起来，看着就短了。是不是果真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也不知道他的身子会不会长得太长、太瘦，或是别的什么毛病。就个头论，他是只小狗；可那颗脑袋、那副胸脯，实在好看。他小得很，走动起来又一点声息也没有，人要不踩着他，真得留神。所以我们在他脖子上系了三只小铃铛——他太小了，戴不动真正的北京铃。这小东西还有一样了不得的本事：还没挨着疼，他先叫开了，而且叫得像是半条命都没了。可是谁也不曾见过小杏儿——他毛色像杏子，人就这样叫他——为了挨疼而闹脾气、生气。他总是高高兴兴的，总是一身的活气，说睡就睡得着，说醒就一跃而起，什么人什么物也不怕。

当初在北京街上从一个中国人手里买下他时，他一点戒心也没有，一下子就偎进欧洲人的怀里，就这样被抱回了家；生人一走近主人的门，他便叫；主人自己回来，他就欢天喜地地扑上去。他被装在大衣口袋里带来带去，或是坐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一本正经地看人写舱单；有时又欢欢喜喜地在街上一路小跑，不时停下来，把鼻子凑到某一处在他看来香得不得了的脏东西上去嗅。到他发现自己居然能一口气跑上楼、跑进饭厅的时候，天底下还有比小杏儿更快活的么？打那时候起，他就没有一刻不觉得是该吃午饭或是该吃晚饭了。因为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这小小的「袖狗」实在爱吃。他也爱人抚摩他。倘若叫他他不来，总有一个法子能叫他上心，就是去摸一摸我们另一条狗阿黄——一条山东哈巴狗，有小杏儿五个那么大。这时候小的那个立刻就来了。可怜的阿黄！他一向被人叫作「小黄」，也一向照着这名分受待遇；起初他冲着新来的呲牙，甚至咬过他。之后他有一两天的光景像是伤透了心，带他出去散步他自己一个人先回家，小的那个百般撩他要同他闹着玩，他一概不睬；直到有一天他忽然开了窍，开始往沙发上、扶手椅上跳——他不是看见小的那个上了沙发就受宠么？有一回他甚至直跳到我膝上来，想在那里偎着。他也学着去咬绳头，咬我们的手。可是他那副牙和「袖狗」的嫩乳牙大不相同；那小东西就是想咬人也咬不动。所以阿黄的这些进取之举，只好当场压下去。慢慢地，阿黄总算认了命，虽说认得有些凄凉：他忍着看人人拿点心屑喂那小的，自己在一边用两只前爪规规矩矩地作揖，却没人理会；他忍着让小的咬他的耳朵、扑他的眼睛、拽他的尾巴，好引他注意；到后来，他甚至肯屈尊同小的玩上一玩。

带小杏儿出门是桩大事，因为他觉得这世界处处新鲜，会睁着一双懂事的眼睛四下里张望，尾巴摇个不住，那意思像是说：「好得很！你瞧我到了一个多有趣的地方。」人没法跟他生气，尽管有时候这叫人在街上走得极慢。若是把他抱起来，权当罚他——他实在是爱跑——他便露出一副极端庄、极严肃的神气，看得人只盼他快些再蹦跳起来。唯一的办法是走得很快；那时四只小脚就一路飞跑，这小小的奶狗一心要显给人看，他跑得不比别人慢。他从不怕任何一条狗；倒是极大的狗见了他要躲，因为他进逼的架势太像狮子了。他到别的狗家里去拜会，头一件事总是把主人逼到墙角，叫人家夹着尾巴；这之后他才肯凑上去亲近，渐渐地两个就闹作一团玩起来。可也正因为我们这样疼他，他成了一桩大心事：随便哪个中国人把他往袖子里一塞就能抱走，再容易不过。人人都喜欢他；可并不是人人都像那两个可爱的小孩子：先问可不可以抱一抱，再问可不可以亲一亲小狗，末了问可不可以拿一个同岁的小妹妹来换他。

有一天，我举着他给一个孩子摸，忽然觉出这小东西的口气不像从前那样清甜了，有一点味道。冬天里上水行船本来极冷，往前走更冷，又潮又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样才暖得过来，何况一条小奶狗。所以要拦住他不去挨着火炉睡，似乎狠不下心；可这大约正是他生病的缘故。也可能是轮船上人家给他的那些小骨头。人人都客客气气地问：「可以给小狗这个么？上头没有肉。」可有时候到底是带着一点肉的；而可怜的阿黄在一旁讨食，始终没人理会。不过话说回来，阿黄吃东西是极挑的——有些爱吃，有些不爱；至于小杏儿，在他没病的时候，我们从没发现有什么是他不爱吃的。可这会儿我们看出他不再爱玩了。他还肯出去跑一小会儿，还是极爱在饭桌底下搜寻，捡些散落的碎屑；此外就总想要人抱着，蜷在人膝上，喉咙里咕咕地表示满意，那毛茸茸的小脑袋和长耳朵这时候格外显得好看。他正学着像阿黄那样坐起来作揖，有时候连背后不倚着什么也做得到了——虽说那小狗的腰还软得很；他也快学会伸出一只爪子给人了。我们常说起将来要教他这个教他那个，一口咬定天底下没有我们的小狗学不会的事。我们常想，等新房子盖好、园子整出来，这小东西就能在里头随便跑，再不用担心被人偷了去，那该多快活。可是从我们到内地那天起，就越来越看得出这小狗身上不对劲。他吃不下用牛奶泡的饼干——那是他在上海时的常饭。他不肯吃饭，除非拌上鱼。一见鱼他就馋得不得了。也许那时候依着这小东西自己的性子，倒还聪明些。可是骨头和肉对他总有极大的吸引力，而这两样又未必是顶好的食物。过了头几天，他就不想跑了，放他下地，他便坐在后腿上，神气很严肃。我们抱着他走时，乡下人多么赞叹他啊，叫他「袖狗」「猫狗」「小狮子」，讨我们的许可来摸他，或是不讨许可就摸了。「是北京来的，」他们说；一面带着自豪和欢喜看他。

后来有一天，我们对他的命不抱指望了。有个中国人说：「让我带回去，我来伺候他。我想我治得好。你瞧，他是中国狗，你们不懂得怎么待他。我可以整天守着他。」我们太爱他了，就依了；让他躺在自己的小棉篮里，盖着那床花布拼的小棉被，枕着那只特为他做的小红枕头——因为他最爱拿人的一条胳膊、一只手当枕头。

可是过了一两个钟头，他就被送回来了。他早已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了欧洲人；这条中国的小狗不肯吃陌生中国人手里的东西，也不肯照他们的意思做一件事。送回来时他的眼睛已经蒙了，看上去像是死了一半。既然一切像是完了，做什么似乎也都无所谓了，我们便把他紧挨着火炉抱着，往他喉咙里灌葡萄酒。那双蒙了的小眼睛重又清亮起来，他抬眼望着我们，很满足于同我们在一处。于是我抱着他坐下，心里仍旧当他是死了的，只等那最后一刻。不料这小狗竟缓过来了；那天夜里抱他上楼，他从篮子里挣出来爬到床上——他向来最爱睡在床上。他喜欢躺在那儿，一颗黑黄相间的小脑袋搁在白枕头上，样子滑稽得很。怕他掉下去，我们把他放到地上——唉，他的小腿已经支不住身子，方才在床上想走过去时踉跄了一下——可他竟在屋里跑了起来，一直跑到水罐旁边，立起后腿，从从容容把那漂亮的小脑袋探进去喝水。

或许正是那一口水伤了他，中国人一口咬定凉水对他必是致命的。总之打那以后，他那份缓过来的力气像是弃他而去了。可即便到了这个地步，一听见主人上楼的脚步声，他仍旧要抬起眼来，极用心地听——直到最后一刻他都还认得。虽说他又捱过了第二天一整天一整夜，又捱到第三天早上，却是一分一分地弱下去，末了连我们每两个钟头喂他一匙的东西也咽不下了。有一两回他忽然叫起来；可他是一动不动躺着叫的，我们便情愿相信他是快活的，以为他是在同别的狗厮打并且打赢了，而不是在受苦。然而这样拖得长长的弥留之后，到了我们进内地的第十二天，眼看这小东西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心里到底松了一口气；只是我们看着那颗秀气的小脑袋蜷着，两只丝一般的耳朵垂在旁边，眼睛里便满是泪，觉得几乎像是失掉了一个孩子。

这小狗原是无用的，还要人费许多心；可是凡认得他的人，没有不被他系住的。这大约要归功于他那份娇憨的做派、那份亮堂堂的好脾气，以及同朋友厮守时那种十足的欢喜。然而我们心里也自责：小的那个被夺了去之后，我们弯下腰去抚摩忠厚的阿黄，那份热络是他近来久已不曾领受的了；这老实东西立刻异常热烈地跳到我身边的椅子上来，蹦来蹦去，抓我们的手，把压抑了许久的一腔亲热尽情发泄出来。第二天夜里，楼下明明给他备了极好的、铺满干草的窝，阿黄却照着从前的老样子，睡在我们门外院子里的又冷又雨的地上。我们尽力疼他，也想着对所有见到的别的狗格外好些，好补一补我们的损失。可是每当我看见当初给小杏儿磨牙的那支铅笔，上头满是他的小牙印，或是看见他那几只小铃铛，心里就又痛起来，想着本来可以怎样、想着我们若是懂得多一点，或许就能保住这可爱的小东西的命——他是那样毫无保留地信我们、靠我们。

正如最深的情感一经说出便会淡下去，所以历来传教的人最大的危险，是在替别人注入信仰的同时，自己先不再感到了；我也就这样写下关于小杏儿的一点记述，好把我这份伤心的锋芒磨去些。他死的时候，满十二个月。无论如何，将来我们离了中国，心里想起那穿蓝布衫的民族时，总会多一分温情——因为这样一个小东西，生在中国人中间、长在中国人中间，却这样讨人欢喜，这样事事讲究，又这样全然无所畏惧。

那以后，阿黄也死了；还有杰克——我们忠实的朋友，九年旅途中形影不离的伴儿，一条毛长得极美的山东㹴——他也躺在一座小小的坟里了，虽说他那双水亮而懂事的眼睛至今还在我心里。谁也不要轻易养一条中国狗作伴；他们太招人疼，太彻底地成了一家人。就连尼格——我丈夫在我们成亲以前养的那条黑毛松狮——就连尼格，在我心里也像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从没见过他。所爱的狗儿啊，我们这寂寞的日子里的伴儿——寂寞，是因为身在一个不能与之为伴的民族中间——愿你们安息！别了，小杏儿！别了，杰克！别人或许还能，我却再也见不到你们这样的了。中国人身上一定有某种不易察觉的好处，才养得出这样的狗；而四川那些可爱的小马——形体像缩小的赛马，灵性几乎近人——正配同这些狗作伴，它们那份忠厚、爽朗、亲热的劲儿，也很有几分狗的样子。

国 事

引 子

第一部 进京之路

白河上的船——天津——芝罘——北京的车——骆驼——英国使馆——在城墙上走——绝妙的远景

我们头一回到北京是一八八八年；一到就深信：不论北京有多少奇观可看，没有一样——真的，没有一样——能胜过这一趟路本身的奇。再想一想，全国每一个大员每逢补一个缺，都得照这条路走一趟来引见，这份奇就更甚了。从天津到北京，只要身子骨吃得消，一向是可以骑马去的。哈里·巴夏礼爵士死的前一年，一天之内就骑到了。可若是没有一口气骑八十英里的本事，也不愿意让中国客店的几夜来「调剂」这八十英里，那么在一八八八年，就只好照我们的走法：坐船沿白河上行到通州。

我们礼拜四下午两点离开天津，礼拜日晚九点到通州；据说已经算是很运气了。礼拜五一整天刮西南风，把我们沿白河那些顺风的河段一路送着走——白河与其说是蜿蜒，不如说是扭来扭去。遇到反着的河段，船夫就得拉纤或是撑篙。礼拜六风大得很，晌午只好停下，船夫拉纤也顶不住风。那一天我们只走了很少几英里。下午又下雨，总之是很扫兴的。到礼拜日才有一阵好西风推着我们走。白河在这一段虽说是河，却分明比运河还像运河，还要沉闷——前一年我本来有些想坐船走英国的一条运河，后来想着未免太乏味，就打消了。可是说到底，这样极慢的走法自有它的好处。世界并没有真的同你一起停住，你却觉得它像是停住了。你会对来往的船生出兴味：有下水的船，装着一盆一盆的花木——我有一回见着两株结着橘子的矮橘树——有运草辫的，有往上运砖茶的——那样多的砖茶！我想它们是一路从长江下来的，从那被水围困的汉口，那有柳荫夹道、又有恶蚊成群的汉口，再从上海绕海路到天津；后来我们果然看见这些砖茶排成一串一串，由神气庄重的骆驼驮着往西伯利亚去。砖茶本身值多少钱我不知道。可我一想到运它所费的人力，就觉得西伯利亚人该把它看得极宝贵才是。

我们不时上岸，沿着河堤走一走，回头看身后那一长列曲曲折折的船队，每只船一张大帆，有时只剩光秃秃的桅杆，望去像一长排电线杆。而我们身旁正有一排真的电线杆——那是后来通了车的铁路的先声；我们那时就知道，照老法子进京的洋人已经数得过来了。铁路一通，可以一直买票到底，谁还愿意为三四天的路把过日子的一应东西都置办齐全呢。这条路上并没有什么别处看不到的东西——泥岸、沙丘、长得不好的黍子和高粱地、还算不错的树、爬满牵牛花的篱笆、泥屋、泥顶，还有一片一片平坦的泥岸，堆满了一个穷苦中国村子里所有不堪的垃圾；再有砍柴的人（他们身边赫然立着一两口结实的棺材；在那一带，木头似乎除了做棺材便舍不得作别用），一头骡子和一匹小马在犁地，或是一头驴、一头牛——从不见成对的同类牲口。这些，你信步走着、随水漂着去看，都觉得有趣。可是这些别处也看得见；或者你一辈子看不见，也并不见得有什么损失。

诚然，照老法子，你可以把自己关在船舱里，照托马斯·威妥玛爵士的本子念官话，或是给家里写信说自己玩得多么快活，或是喝茶，或是抽烟——全看你素日的性情；除了舱的大小，没有别的拘束。本地的船自然不像上海的游船那样讲究，不过也还过得去，只有一样：舱门从里头开不开。所以每回被关在里头，我总想着万一船翻了，我们就要像笼里的老鼠一样淹死在舱里。还有一样也得除开——倒不是说那些随着空气越来越干、板子越缩越紧而大得吓人的裂缝；到了冬天，空气冷得毫不容情，这些缝里灌进来的风想必不得了。就是九月底，我们夜里也已经很难暖和得起来。我们有两间舱，可是其中一间几乎全是床——像一张垫高的长榻，底下可以塞箱子，上头铺褥子。一应东西都得自己带，连炉子也要自备。可是我们这条船连酒钱在内只花了九块半，照当时的汇率合不到三十先令。船夫自己管饭，我们也自己管饭。在中国走路有一样恼人：路上什么也买不着，除了鸡、蛋、白薯（好吃极了！）和白菜（难吃极了！）。还有一样恼人：做罐头的厂家不在罐上打日子；所以在那些「外埠」——上海的贵妇人念起这两个字来，总像那儿住的全是「弃儿」似的——人们只好将就着吃上海卖不掉的罐装牛奶。真希望陆海军百货公司的本地代理商留一留心，在罐上打上日子。倘若日子靠得住，「弃儿」们多花些钱买新装的黄油和牛奶，是很值得的。事实上，我们的牛奶已经差不多是黄油了，却又不能当黄油使，而且确乎已经不是牛奶。

天津的租界，或是离中国城太远，或是界内的人对自家太满意，反正他们从不往中国人那边走动。我在中国城的浮桥边上岸，趁仆人买点东西的工夫，发觉自己引起的注目，竟像方圆一千英里内没有一处洋人聚居地似的。不过跟着我的是一群极和气的人。一个男孩子在前头跳着走，拍着手，像是叫街上的人让路；另一个孩子极热心地把他认为最好吃的甜点心一样一样指给我看；两个老婆子和一个老头儿跪下讨钱；一个老头儿在桥上洗极旧的鞋；另一个在卖些零碎旧物，那些东西看上去像是从来不曾新过。有烤白薯的；有各样别的买主卖主；还有来来往往的人群，有走路的，有坐船的。桥一时开，一时合，好让行人过去。桥上总是挤满了人；不论哪一头开着，人总是在它还没备好以前就已经走上去了。没有人推搡，没有人无礼；个个看去都和和气气。可是就在那儿，顺着笔直的长长一段河望过去，立着那座烧毁了的天主堂的高塔，叫人想起一八七〇年的教案——那一场屠杀差一点就把租界里所有的欧洲人都卷了进去，幸而天大雨如注，冲散了乱民。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实在想不出这样兴旺的居留地会有这种危险。

我至今没有见过哪一处租界，样子像天津的这样合我的意。这地方有一股向前奔的劲儿：货物就堆在江岸上，上头只盖着席子，不像别处那样收在栈房里；这就同芝罘成了鲜明的对照——芝罘是个睡美人，还不曾有哪位王子来把她唤醒。等到有一天他来了，那些每年夏天到那儿去消夏的、中国的「快活的娘子们」，怕会觉得它不像从前那样可爱了——从前它安安静静，全无拘束。可它实在太安静、太无事，如今回想起来，我们在那儿过的一个月夏天简直像一场梦。它的海岸线是美的；可这条海岸线背后像是什么也没有——好比《爱丽丝漫游奇境》里那只猫的笑，只剩一个笑，别的什么也没有。

不过在从前，进京的苦战是从通州才开始的。你已经把一应食物置办停当，把船装备好了，在船上过了好几天几夜；可这一切比起进京这桩大事来都算不得什么。还有十三英里的路，问题是：你打算怎样走过去？我如今的定见是，最省事的走法本该是一大早起来步行。可当时呢，我是照老规矩进的北京：脚朝前躺在一辆没有弹簧的车里，两只手死死抓住车帮。我们上午十一点从通州动身，在路边店里歇了一个钟头吃饭，一直到六点才到北京，刚赶在关城门以前。刚上路时我还以为关于这条路的话说得过了。诚然，有几段路尘土大得叫我只想到伦敦的大雾。诚然，两只手只要松开一只，脑袋上就要挨重重一下。可我仍旧觉得这路并不像我料想的那样坏。唉！这路坏到我们压根就没走它，只是顺着车马自己轧出来的一条道走。到了八里桥，我们才上了那条真正气派的石头大路，路上有明朝修的大桥——明朝把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为的是好抵挡来犯的鞑靼；此后几百年间，那些鞑靼——满洲人——竟一次也不曾修过它；他们倒是一进来就把明朝征服了，因为明朝这样体贴地把自己搬到了那广大帝国的最北边，正好送到他们手边上。

那路果然在：巨大的石块，有的长五英尺，宽厚也相称，可是有的磨平了，有的干脆没有了。这时候就该拼了命地抓紧！那些擦得锃亮、顶着蓝布篷的小车，怎么居然没有散架，我实在想不通。可我知道，我从心里佩服那头骡子——它居然拉得动我们，一次次地陷进坑里、坎里，又拉出来；那不是颠，那是实打实的撞。这自然是一种新滋味——可这种新滋味，尝了对谁也没有好处；不到半个钟头我就尝够了，讨了一头驴来骑。可牵来的驴太小了，我在它那可怜的瘦背上歇过之后，只好再上车。这一程路似乎不像先前那样坏了，直到快近京城。到那时——到那时我下车走路了。没有别的法子。走路确乎省力些。可跟着我的人越来越多。人人都同我说话——但愿说的是好话。卖衣裳的冲我扬着衣裳，唱着招徕买主。要躲开那些车、驴、骡、骆驼和挑担的人，要躲开那些满洲女人——天足，脸上胭脂抹得极重，头发梳成茶壶把式，往脑后支出足有六英寸，或是梳成硬硬的两翼，向两边各支出约莫三英寸，头上永远插着花——躲开这一切，还要跟上车走，实在是桩苦差事；被尘土呛着闷着也难受；而且一路上还觉得自己在众人眼里像个逃出来的疯子——自己用两条腿在尘土里趟，不肯规规矩矩坐车。可是无论如何，总比在那条路上一直颠下去强，直到那座唬人的大城楼进入眼帘。我们就要进城了。城门口人挤得没法硬闯，我便又爬上车，就这样合乎体统地、坐着一辆没有弹簧的车，进了北京。

人们照例说通州到北京这条路乏味透顶。也许是罢。我觉得自己实在不便妄下断语，因为我不敢让眼镜那么吊着，只有一两回才既把它掏出来、又稳稳举到眼前看了一看；可就凭我这近视的眼睛看去，一路上仿佛不断有有趣的坟、牌楼和石兽，我恨不得走近些细看。还有那一长列骆驼，往北驮砖茶去，或是空着身子往南来驮，看了几千头之后也还不觉得单调。骑在骆驼上的人，头上手绢扎法极简单，我一眼就看出这正是英国从前那种朴素的遮阳帽的老祖宗。走在骆驼旁边的人戴着油纸做的尖顶帽，这分明又是我年轻时那种「尼斯帽」的老祖宗。连里子也是红的，正如我自己在欧洲常戴的那样，上头还有三个小黑点——那是什么东西我看不真切，可在我的帽子上，那三点是三颗小黑丝绒星。我一向觉得尼斯帽有点中国样子；自从到了中国，又觉得夏天戴它最合宜；如今竟在这里看见这些赶骆驼的人戴着那原样的本子——大约是当年耶稣会的教士把它带到北意大利去的罢。

骆驼把富有弹性的蹄子轻轻落在坚硬多石的路上。挂铃的骆驼高高地昂着弯弯的脖子。它们庄重的眼睛和善地俯看着满路的尘土。两个驼峰之间坐着一个人，像坐在天生的鞍上。它们黄色的脖颈在斜阳里发亮，腿的上端那一丛丛长毛黑黑地支棱着。我原以为自己会看厌，可是走完这一整天十三英里的路、到了北京城门口，也还不曾厌。

「这是城里还是城外？」最后我问那个胖车夫。那时我们像是已经走了没完没了的一段路，那路倒有点像克拉彭公地，只是上头不长草，又有两排棚子把它割成三条——两条棚子，一条路；这路宽得很，也荒得很，无人过问，活像一片旷野。「城里，」他傲然答道。我觉得自己问得很失礼，恨不得赔个不是，只怕伤了他的心。可这路实在不像城里的街。它像一座极大的客栈院子，或是一个野蛮部落的营盘。沿路的铺子门脸上镀着金，花花绿绿；每隔一会儿，就有掌柜的打发人出来，把两边的稀脏水舀起来泼在尘土上，算是略略压一压尘。那味道就可想而知了。还没到北京，我已经断定：中国人是一个温顺、和平、善于经商的民族，被一群北方来的部族压在底下，而那部族野蛮得无可救药，同中国人相处了几百年也不曾开化，虽说大约已被熏得娘娘腔，不久就要衰败了。这时我又开始琢磨：北京城里这样不断地积着污秽，还能撑多久才闹出一场黑死病或是别的大疫来。

我们走啊走。末了拐进一条极不像样、破败不堪的巷子；法国使馆就在右手，油漆一新，很漂亮；日本使馆很神气，一座欧式的门；德国使馆庄重，也是新漆的。转过街角便是英国使馆，门脸厚重，却有几分像监狱。

在中世纪，那些老爷太太的日子想必是很舒服的。在北京，住在一座王府里也很舒服。从使馆的仆人拿着蝇拂上前来、客客气气替我们掸去靴上的尘土那一刻起，样样都可人意了。我们再不想出去面对那条肮脏的巷子、那些坑、那些土、那些味道。我们把它忘得干干净净，只顾看王府内门那一重一重的深远气象：天花板是最浓的蓝、最鲜的绿，衬着金的石榴和龙；探出来的榫头梁端，一律漆得极艳，绿的、红的——绿的、红的。它那重重庭院里一点声音也透不进来。木雕是美的；廊子长得足够人走个尽兴。中国的装饰叫我们的眼睛得了满足。到底——到底我们在中国遇见了一样东方的、有美感的、看着舒服的东西。而与此同时，我们四围又是一应英国式的舒适，还有极愉快的英国人的交游！何苦还要出使馆的院子去呢？北京难道还能有什么可看的东西，值得人再去受一回进城时那样的罪——那正是中世纪的遗留，读起来那样有趣，过起来那样难受。

不过有一天傍晚，我们去走了北京唯一可走的一条路：城墙顶上。想到欧洲的参赞和他们的太太、欧洲的外交官和他们的家眷，竟以北京的城墙为散步取乐之所，这里头既有可悯，也有可笑。上城墙一路的可怕，只有见识过中国城墙脚下一带光景的人才想象得出。那是不能写在一本会摆在英国客厅桌上的书里的。上到墙顶，只见荆棘草木一片荒芜，其间有一条窄路，一位太太走过去，衣裳几乎免不了要挂破。从城墙上望得见内墙里紫禁城中宫殿的黄琉璃瓦顶。你会想：做一个中国皇帝是什么滋味——生在这样一片黄瓦底下，除了到庙里行礼、求雨求晴，一辈子不许出紫禁城。你望得见那些王府的绿琉璃瓦顶，在傍晚的光里比黄的还要出色。一边望过去是「外城」，是汉人住的城；另一边是「内城」，是满人住的城，各国使馆都在这边。内城的正中，四四方方，坐落着禁中的皇城。再往远处望，是西山，落日里美极了。可是天很快就黑了。我们上来时太阳还热得叫人不快活。这会儿已经暗得看不清远处的东西了。我们回到北京这片荒野里的绿洲，那座仙宫般的「英国府」。我们又走上那条深远好看的甬道，看得人只盼英国公使能带着他的随员在这里排场地站一站，接见中国的大员，好让我们看他们照品级列成一群，衬着这样入画的背景。然后看着那些蓝的绿的和金龙的梁枋，看着庭院里的日光与寂静，我们简直想学德国人的样子，把北京其余的部分从自己心里凭空生出来算了。歇歇罢，弟兄们，我们不再往前走了！

第二部 北京的名胜

西藏的佛教——黄寺——孔庙——国子监——不成体统的举动——观象台——天主堂——街头见闻——英国使馆——贿赂——虚饰——救世之人——赫德爵士

北京的「名胜」这些年都不开放了。想想有多少人不远千里赶来，指望一看，未免可惜。可我又不敢说这不是一种解脱。能看的总该去看看，这似乎是人对自己的一份责任；可就连那几处能看的，人们的举动也放肆无礼到那个地步，我简直不敢断定看了值不值。总之，天坛这些年是关着的——直到今天，皇帝还在那儿代万民行祭，所用的仪注比世上任何现存的仪注都要古老。先农坛也关着；钟楼鼓楼同样；据说圆明园所剩的那点东西也一样。连贡院我们也进不去。至于喇嘛寺——北京的活佛所住的地方——他家一位极要好的朋友劝我们不必去，说那些喇嘛简直是一群无赖。每开一道门他们就索一笔重价；他们对来客动手动脚；末了还要放你出去，价钱由他们随口开。那篇极骇人的《燕子的翅膀》，不过是把一个真进去了的旅人可能受的罪略加夸张而已。我们骑到门口，外头那些喇嘛以为我们要进去，那副神色我看一眼就够了。我见识过那不勒斯教士的神色，可比起这些喇嘛的下作来还差得远：喇嘛的脸上还带着凶——凶狠、粗鄙、蛮横。一行人里若有女眷，他们的索价和蛮横自然要加倍。活佛本人，除非扮作进贡的人带着礼物去，是见不着的；据说最讨他喜欢的贡礼是一瓶白兰地、一磅糖和一听亨特利·帕默的什锦甜饼干。我们还想过把这条消息送给亨特利·帕默公司去做广告。可是就算备齐了饼干和白兰地，还得有许多周旋安排，都要费工夫。何况活佛也不是时时「端坐如像」的；别的时候他就像随便哪个西藏人一样地见客。至于一个人除了传教之外，究竟愿不愿同西藏人打交道，那是另一回事。佛教在中国人手里是那样纯净仁厚的一种宗教，到了他们手里却变成一种极粗野的东西，他们的神像竟至于不堪入目；据一位收藏过中国、印度、西藏各种神像的俄国先生说，那尊「欢喜佛」是万不能给女客看的！中国的神像个个都可以给人看，正如中国的经书人人都可以读；印度的神像就有些可疑；至于西藏的，似乎全无可议之处——他只请我不要再往他的陈列室里走，让我丈夫自己去看。就是在当时，我也不能不想：一个人住在这些可怕的神像中间，整间客厅都摆满了，对他的性情不会全无影响。我站在那些东西中间，只觉得有一股邪气从它们身上出来；而这位不幸的收藏家后来的遭际也印证了这个想法：不过几年之后，他因为一桩说不出口的罪被中国海关革职，不久就死了。那批收藏被一家德国博物馆买去了。但愿那些可怕的西藏神像如今不至于毒害蓝眼睛的德国人的心。

西藏人做法事用的乐器是用处女的骨头做的（据说那些处女是特为杀的，可我不信）；他们盟誓用的杯子是人的头盖骨。他们爱戴的念珠，每一粒都用一小片人头骨做成，于是每一粒骨头代表一条人命。他们的神像被塑成披着人皮、腰间挂着人头的样子。在这奇异的神像与转经筒的收藏里，我所获准看到的也就是这些了——那里头，或是一脸虔敬、或是一脸粗俗欢喜的中国神像，同体态婀娜的印度诸神、同狞恶如魔的西藏神像挤在一处。说到底，一个民族对神的想法，不会高过这个民族本身；不过照例，人总以为它至少该同这个民族一般高才是。以神像论人，我当时想，还是离西藏喇嘛远一点为妙——万没有料到，日后我竟有幸深入西藏本土，更没有料到在那里喇嘛待我是何等的粗暴。

就连黄寺里给班禅喇嘛修的那座塔，也叫我不喜欢，虽说那繁复的大理石雕据说很值得一看。工是好工，可轮廓简直难看。连紫蓝的天、金色的日光、古老的松树和松树旁边偎着的、挂满金球似的柿子，也救不了它那份天生的丑。不过它旁边有一座两层的大屋，是纯粹的中国式样，我们倒真心赞赏。那屋子四四方方，有一座极气派、极厚重的车门廊，大得足以当走廊使。我们看着它两层屋顶那简单优美的曲线——上一层比下一层小，小得分明，却又只小一点点——心里想着：等到有一天我们在中国也该有一所房子，但愿就照这个式样。因为两层楼似乎于卫生上更相宜；而屋顶的曲线之美，也再没有能胜过这样的大弧的了——据说这弧是照林木向上翘起的枝条画的，不过更可能是照古时候的帐篷。

孔庙里有孔子和他四位大弟子的牌位，可算是一处叫人满意的名胜，这些年也一直开着。当作野餐的去处看，那真是妙极了。那些开阔的庭院，那些极老极老的柏树，给我的快乐远胜过我们特为去看的大理石栏杆和那些古老的、所谓石鼓的东西。可即便在那里，人们的举动也是搁在别处要算无礼之至的。北京那些小无赖的纠缠、身上的疮和脏，也叫人厌恶得很。不过事情到了国子监才到了顶。我们一走近，那开着的门照例砰地一声在我们脸上关上了；随后隔着关上的门问我们：出多少钱放我们进去。等到进去了，一路跟着我们的那群可恶的人也统统放了进来，任我怎样央告也拦不住。我想我在那以前还不曾见过比国子监更荒废、更破败的地方——全中国最该保养得好好的建筑，原该是它才对，因为中国人最看重的莫过于学问，尤其是古人的学问。有几个几乎不着寸缕的工匠，看样子正忙着把它弄得更脏；可我们一进去，他们就撂下手里的活，专心做起极粗鄙的把戏来：倒立着走，两脚在进来那群人的头顶上旋来旋去，把几个撞倒了，在土里滚作一团。他们甚至半裸着身子，就坐到我坐的那条凳上来，而且尽量挨近我；同时那喊闹之声，吵得我同我丈夫连话也说不成。

人尽可以提醒自己：你是站在一件伟大作品跟前，尽可以在这等下流人的下流举动之中，勉力让自己的灵魂在比例与深远里得些滋养。说得体面些，我是被一种极大的怜悯扰乱了——怜悯这些人生来机缘太薄；说得白些，我的火气上来了。我们特为来看的那座琉璃牌坊确乎是美的，是一件杰作，可并不能安抚人的灵魂。我们照例留意了那精致的檐角，上头张着网防鸟。可跟着又是那句老话：出多少钱放我们出去？他们当着我们的面把门锁上，不多给钱就不放行。我丈夫再忍不住了。他刚从一场险症里缓过来，却抄起一根大木头把门砸开了。门连着门楣一起倒下来，那门楣差一点砸死一个孩子，人群这才唬住了。这一下正好够我们骑上驴。随后又是一片大乱，这场风波一直闹到我们骑出去半个钟头才算完，两个赶驴的到末了几乎动起手来，一个抡着一柄雕得很秀气的如意去吓另一个——那如意是我刚在一个庙会上淘来的，正得意得很。「你算个什么好东西，」一个冲另一个嚷，「饼干全叫你吃了，这会儿连路也不认得。你一点用也没有。」原来饼干是这样没的：赶驴的把我们的午饭抽了头，我们却疑心到北京那些小无赖身上。北京既然还有别的琉璃牌坊，我们想，别的客人索性把国子监整个躲开也罢。

在一个大帝国举世闻名的杰作跟前写下这许多不满意的话，是很难为情的；何况我们离开北京时着实不舍，很想在那儿过一冬，把这些细细看个明白。可是哈里·巴夏礼爵士再回北京时说，这是重回「尘土、灰沙、与轻慢」之中；过路的客人对这句话大概唯一的异议，是里头的「字头」还可以再多几个。

观象台是极可喜的一处——照例还得除开那位看守的举动，他是我至今遇见过的最下作的人。他还想把我浑身上下摸一遍；那位好心陪我们同去的使馆秘书倒是实实在在被他摸遍了，末了还被他翻了口袋，说他给的钱不够多。那些古仪器底下奇诡蟠曲的铜座，雕饰繁密到过分，将永远刻在我的脑子里。无论是底下那座荒废庭院里的，还是高踞城墙之上、映着天空的，望得见大粮仓和西边那些秀丽的山，而整座北京城就横在中间，庭院里满是大树，使全城看去像一座极大的园子而不像一座人烟稠密的都会——这一切都是美的。这些奇妙的仪器，是照当年耶稣会教士的指点做的；那些教士几乎把中国争取到基督教里来了（若不是别的修会嫉妒，多半已经成了），而且多年间一直是中国皇帝的向导和顾问。至于紫禁城里那些殿宇的外观——当时所许看的也只有外观——那些闪闪发亮的黄色御瓦，正合我小时候心目中仙宫的样子。它们立在自己的山上，散布在树木之间，那样耀眼，那样秀逸，我想我骑马绕过景山、走过金鳌玉蝀桥，是永远看不厌的。

住在皇宫影子底下已有几百年的天主教神父，那时正要在新年以前搬出去，还有圣文森·德保罗会的修女和她们无数的孤儿也一样。因为据说皇太后自己打算住进神父们那所欧式的房子。当初正是她极嫌那教堂的高塔，说坏了风水。如今她却说，自从塔造起来，她一直格外顺遂，因此请他们把教堂、塔、风琴一并原封不动交给她，连同谭卫道神父那批珍贵的鸟类标本。幸而这些标本在巴黎有副本，因为人们怕她会把这一只赏给这个宠臣、那一只赏给那个，把整批标本的价值毁掉。这位精明的神父深知中国人心里那份出奇的自负，所以在他们自家那些颜色未免素净的鸟和蝴蝶旁边，特意摆上一批来自巴西和爪哇的最艳丽的标本，好在领着中国官员参观时淡淡地说一句：「您瞧，上天待别国是何等地厚！」皇太后大约是打算从塔上俯瞰宫苑——那是至今不许任何人做的。因为神父们当初获准保留这座教堂，条件就是永不许有人登塔，因为从塔上几乎可以把整座宫苑一览无余。当时还传出话来，说她要把教堂用作朝房，还说要在里头接见外国人。可是北京至今并没有发生这样大的变动。说要做一件事而并不去做，天底下没有比中国人更在行的了。

然而不论北京里头出什么事，只要它还在，它就永远脱不了一座大客栈的品格——你在里头总能碰上意想不到的事。譬如我们有一天看见的一场红顶子的出殡：约莫一百个极其无赖的人，歪七扭八的，有的打着补丁、有的破衣烂衫、有的赤条条，一个个丑陋不堪，却因为有了差事而喜气洋洋，每人头上那顶看去最旧的吉姆·克罗式毡帽上，古怪地直插着一根长长的红翎，手里拿着小旗或是伞盖；那位大人的红轿子被高高抬着；后头还跟着纸糊的姨太太等等！若不是大员的出殡，你也许碰上一个鸟市，人人手里一根弯得像放大的问号似的棍子，上头站着一只调教得极好的红喉鸟，或是一只戴着头罩的鹰。再过去是街头的一场吵架——脏得没法说！也许是一百头骆驼，围着自家的货一小圈一小圈地卧着，一点也不碍路；精致的古玩就摆在街心的土里卖；三辆车同时陷在同一个辙里，牲口都在喘着歇气，费尽力气也拉不出来；满洲女人，天足，极长的丝袍，颜色俗艳得可恶；或是穿着颜色极美的绸缎的大员，车子只有两个轮子，而且远远装在车厢后头，用以表明身份，二十个衣饰鲜亮的跟班骑着小马在后头小跑！这一刻是脏污秽浊，叫人觉得伦敦的圣吉尔斯区比起来还算干净；下一刻，或就在同时，是金碧辉煌的铺面，木雕最精，镀金最亮。

不过在北京所有可看的东西里，我心目中最好看的是英国使馆——一座气派的中国旧王府，那时候保养得极好，颜色浓丽，最深的蓝、纯正的绿、金龙盘绕，再点上朱红。不论你看那些里外探出的榫梁——它们构成最繁复、最富色彩的檐口——还是看接待室里那些彩绘的梁枋，每一根在伦敦的装饰家眼里都是一次关于颜色的启示，眼睛总是同样地得着满足。而且在那时候，全靠当时英国公使夫人极好的眼力，大约也全靠约翰·沃尔沙姆爵士本人的慷慨，使馆的陈设同它的建筑与彩画十分相称。倘若北京城外头是一连串以「尘」字打头的坏字眼，使馆里头那时便处处是洁净、舒适与可人意。

一想到这座京城给了那许多不得不跋涉前来的官员、以及那一年年前来应试、争取可凭考试得到的最高荣誉——入翰林院——的年轻人怎样一课示范，人不能不觉得悲哀。想一想这帝国大得和欧洲相仿，又想一想在一个没有路、没有铁路的国家里行路之难，这个规矩当初居然立得起来、至今居然维持得住，就更叫人惊异。每个候选的人都要被敲去一大笔钱，去贿赂宫里那些人。于是北京的闲杂人等，是靠全国的贡赋过活的。这规矩扎根之深，连英国使馆的门房也要抽他的一份；而为进宫一次所花的钱，往往是六位数。凡到过北京的人都知道那里的事是怎样凭贿赂和舞弊办成的，都亲眼看见那里没有一样东西是打扫过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整理过的。正如赫德爵士自己所说，要不是四面八方的风把尘土不断地卷起来、从那日益贫瘠的四郊送进城来，北京城里的人早该死光了。尘土是一味极好的消毒药；同时它又那样渗进在那里穿过的一切衣裳，以至于凡在北京出过一次门的衣裳，似乎再不配派别的用场了。

北京大约是全世界唯一一座对沟渠、乃至于对起码的体面全无安排的大城。其结果，在过路人看来既惊心又恶心。可是一打听，就更糟了。明朝时是有沟、有渠的，如今每年还有一位专官要奏报沟渠的情形，说是要保它们畅通。可是沟渠全堵死了；虽说每年有一个穿着特别衣裳的孩子从这一头放下去，从那一头拉上来的却是另一个孩子，不过穿着同样特别的衣裳罢了。

中国是虚饰与掮客之国；从外省来的官儿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自己的钱袋又平白轻了许多，心里不服，回去便学会了这一课：自己也去索贿，自己也满足于虚饰，明知不是那么回事，也照样奏报一切妥当。他非但不为本省道路成了那个样子而羞愧，反倒想起北京的路来——那可是坏得多了。的确，自从满清入关，全国上下一直是有意要把道路荒废下去的官意，好叫百姓更难聚在一起造异族之主的反。大约他也会看见总理衙门——那是近些年为同欧洲各国办交涉而设的衙门。「总理衙门」听着很堂皇，房子却是一间又脏又破的棚子，若是打扫一番、重新油漆，倒可以在英国乡绅的庄园上充一充牛棚。在中国人心里，把这样一所房子拨出来会见列国的使臣，已经足够表明他的政府把这些人看在什么地位上，也足够表明他该拿多少礼数去待他们了。

至于洋人呢，他若是个肯想的人，也带着自己学到的一课离开，那一课极简单：在当今这个朝廷手里，中国是没有指望的。满洲人初进中国时，或许是很了不得的一族；可是从那以后，照俗话说，他们过的是「老爷」日子，不必挣饭吃，靠着国家的钱粮，名义上是随时听候调遣、有战事便出征的。他们不经商，不读书，武风已尽，娘娘腔得和汉人一样了。中华帝国自落到他们手里，一直在朽坏下去；自我认得中国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说：满清的气数已满，如今该有一位他们所谓「救世之人」出来了，历来总是如此的。

这位「救世之人」大约早就出来了，若不是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帮着中国把权柄集中到中央去。从前诚然是由北京简放总督；可每位总督在自己的省里差不多是自专的，有自己的银库、自己的兵、自己的水师。我们觉得同这样一盘散沙、没有个准头的东西打交道不便当，便把砝码加到「中华帝国」这一边。先是我们帮着平了太平天国——那场事若无我们插手，多半是要成的，而且会用武力使中国人至少在名义上做了基督徒。此后又通过赫德爵士，把各省总督弄穷了；从前会进他们私囊、或是用在本省政务上的钱，都改流到北京去了。当初的说法是这钱要用在国计民生上。可是照那位唯一不肯受贿的总督张之洞近来参劾皇太后的话看，将来我们大约总会知道她把多少用在了自己的享乐上，李鸿章和满宫的太监与帮闲又吞了多少。

中国人是经商的民族，而且能忍；他们在一旁看着，心里说：「勿关我事」，就是说「政事不是我的本分」。可是他们不喜欢这位皇太后；他们知道年轻的皇帝不过被当作傀儡使；至于「中华帝国」这个念头，从来也没进过他们的脑子。因此，中日一战时，整条长江上是一队一队装满「勇」的帆船，辫子盘在头上，黑头巾使他们看去有几分海盗气；这些湖南人究竟有没有打算同日本人打，是个很要紧的问题。叫他们同安徽人打，他们倒是很情愿的；当上海的欧洲租界发现自己夹在两支队伍中间时，形势显然危急到那个地步，只好向中国官府提出极严重的抗议，请他们把这一支或那一支挪开。可是湖南人到底没有同日本人交过手；他们究竟有没有打算交手，至今是个疑问。

就是过路的外国人，到了北京也不能不觉得：这里不是一个大国跳动的心脏，不像伦敦，不像巴黎；这里是一个游牧民族华丽营盘的遗迹——那民族安定下来了，便照着从前流徙时用木头搭帐的样子，改用石头来造。

第二十四章中国皇帝的排场

皇帝到天坛——蒙古王公摔跤——御窑——织造局——选秀女——春祭——光禄寺——围场——罢工——无赖——该为之祈祷的三个年轻人

关于中国皇帝，我们所能知道的几乎全是耳食之言。他住在紫禁城里的宫中，紫禁城又在满城之内，同汉城隔开——那些可爱的、镀着金的古玩铺子都在汉城里。他出门的时候——他除了到庙里行礼从不出门——所有的人都奉命关在家里，外人至多只能从门缝里、从帘子后头偷看他一眼。不过我想，他那份体统的一些细节，在一般读者或许有些意思，而且实在很值得细想一想，所以我从一家中国报纸上摘译了一段，讲的是当今皇上光绪一八八八年到天坛的事；须记得那时候他不过十六七岁的一个孩子。不爱看仪仗铺陈的人，尽可以跳过去。肯看的人，却能从里头知道许多中国的规矩，也许还能更明白：一个从四岁起就被养作这类大典的中心人物的少年，居然敢把自己放在维新一党的前头，敢行新法，这份性情是何等地不寻常。英国人因为他终于被压倒而恼他，以为他必是个性情软弱的年轻人。可是拿他同我们欧洲的哪一位王子比一比，再读一读他所试着要做的事——那是我打算在下一章里写的——然后再断定谁的性情更强罢。光绪的身子一向弱，这也难怪：他从不知道到野外去、从容而有益地活动一下筋骨是怎么回事。可这大约正是救了他的地方。他若是个体魄强健的年轻人，大约就抵挡不住自己天性的撺掇，也抵挡不住从小便围在他四周的酒色的诱惑。他没有替自己和自己那一党人预先布置好周全的防备，也不足为奇：他从在襁褓中起，就被当作尊贵到不许人看见的人物。大约他早已相信自己的意思就是法，说出来就必得照办。如今他气色不好、他的皇后一脸愁苦，也就不足为怪了——哪怕关于下毒的疑心并无根据。

「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日，中国皇帝亲诣天坛祈谷，一切仪注照旧。前一日，皇上在斋宫中致斋、祈祷、默思。

「二月十九日五鼓（即天未明的五更），太常寺（专司此等典礼的一处大衙门）在太和殿中设黄案（黄为御色）。皇帝的宝座之南设香炉一，形如小亭；左边柱子以东另有一座同样的亭式架子，中立一轴，上以最上乘的书法写着祝词。殿中右边柱子以西又立一亭，用以安放裱好的帛卷，帛上也写着同样的文字。掌礼官与读祝官恭候于太和殿门外，手中平举着盛帛的篚和盛香的铜炉。

「前面提到的太常寺堂官——梅辉立先生称之为掌祭之衙门——率该寺其余官员在殿内伺候；时辰一到，他便同钦天监官一同到乾清门，奏报皇上：时已卯正二刻（即上午六点半）。于是皇上从此门而出，乘舆，经后左门，至太和殿，御舆停于北阶下，皇上入殿，立于左柱之前，面西。

「翰林院的四位官员立在殿右门外，面东。读祝官此时自内阁而出，恭恭敬敬地在身前平举着写在纸卷上的祝文，从太和殿中门入，帛与香随后奉入殿中。前头有人捧一对香炉引路。掌礼官十人在前导引，由中阶升至丹陛。读祝官、捧祝文者及捧帛、捧香者既入中门，便把手中之物一一恭放在黄案上，行三叩礼——以额触地——而后退下。

「太常寺堂官随即展开祝版，掌礼官于地上设拜褥。皇上进至黄案之前，恭视案上诸物，行『一跪三叩』之礼，礼毕仍归原位站立。太常寺堂官将祝版重新卷起，皇上方才跪过的拜褥亦撤去。

「读祝官此时进至黄案前，行三叩礼。恭从案上捧起祝版、帛卷与香，一一安放在那专为承受此物而设的、亭子似的秀雅架上。再行三叩礼，退下。

「司香的官员这时把一盒香捧到香案上，轻轻放好，退下。

「捧祝版者遂由中门出殿，捧香之架在前，捧帛之架在后。太常寺堂官跪奏皇上：此节大礼已毕。

「皇上复乘舆回宫。

「钟鸣九点，皇上着龙袍、戴貂皮冠、冠顶缀大红绒结，自乾清门出宫，乘八人所抬的凉轿。历后左门、中左门、太和门，至午门下轿，登上由三十二人扛抬的玉辂。他上舆时，侍卫执朱红梯凳一具，通至辂上，以便登升。抬辂的人一律外穿红绸袍，内着灰色麻布衣。脚上是同色灰布的快靴，底薄，靴筒近踝处用黑毛皮。头戴豹皮帽，斑点如金钱，缀大红绒缨，用金累丝片压住，黄翎自其中垂在背后。玉辂高八英尺，重约一吨十六英担；可是抬辂的人负着这样的分量仍疾走如飞，像闪电、像流星掠过天际；每走五百码，便换上新的三十二人。

「皇上既登玉辂，那顶八人抬的轿子仍旧跟在后面。辂旁有两名侍卫长扶辂而行。

「这一队庄严的行列之前，滚动着五乘巨大的辂车，平日是用大象牵的；今年皇上准了所请，象没有到场，因为有人指出象若一旦发起性子来，是有危险的。

「御辂之后，走着执缀豹尾长矛的十人、执刀的十人、佩弓箭的十二人，都是禁军中满洲营的代表。

「再往后，步行的是满洲最高的王公贵戚约一百人：亲王、台吉、台吉之子、公、侯、伯，内大臣（他们轮班统领宫廷侍卫）、禁军各营的将官、内务府总管，以及以宗人府宗令之职掌管大清皇室玉牒的宗室亲王，人人或佩弓箭，或佩大刀。这一班贵人一出午门，便都上马；在此以前是必得步行的。

「殿后是两名内大臣及其属员，擎着两面极大的黄龙旗。

「午门之外，跪着许多穿朝服的文武官员；他们品级不够高，不得随扈，便这样在行列经过时叩拜行礼。

「到天坛去的那条石路长约二英里半，虽说原定要重铺石块而尚未办，看去却很齐整，一切坑洼都用一层黄土匀匀地掩住了。凡有街巷与御路成直角相通之处，不论在北京城墙内外，都搭着席棚，外面挂蓝布，作为绿营兵丁的帐幕；他们在每个路口守卫，手执鞭子，弹压街上的人，使之肃静。御路每隔五步立一名前锋营的守卫，全身披挂，佩刀执鞭。沿途家家店铺关门闭户，门前一色挂着红绸结彩；每处守卫站前陈列弓箭刀矛，排得整整齐齐，配着彩灯与缎幔。皇上到了天坛砖墙的左门，换下玉辂，改乘八人小轿；进了祈年左门，在神路西侧下轿，依着规矩手擎一炷燃香步行至皇穹宇，视看陈设在那里的牺牲（牛等）以及竹木祭器，然后回到神路西侧复乘轿，出祈年门，赴斋宫，在无梁殿中静心斋戒。

「此等日子里，天坛一带的巡守之责归宗室诸王。不过在皇上于斋宫无梁殿中于凌晨四时传膳、由侍卫诸臣照例进膳、并在御座对面立起头上刻着『斋戒』二字的铜人时，在殿外巡守的却是入关以前满洲诸酋之后裔诸王，同皇上的侍卫大臣、太监总管及其他官员。

「前面提到的太常寺堂官，早已在祈年殿外地上设好拜垫，并在殿内立起上帝的神牌，面南，左右分列皇上列祖列宗的神牌，面东面西。殿门之外高悬大幕。

「皇上身着绣金龙的祭服，头戴白貂朝冠，冠上缀一颗极大的珠子，嵌在九龙金饰之中，项挂一百零八颗宝珠的朝珠，届时自斋宫而出，乘八人凉轿入坛，由天坛砖墙西门至祈年左门。在此下轿，步入祈年殿，敬拜上帝与列祖列宗。牺牲与各样祭器早已按仪注陈设停当。

「读祝官跪在皇上面前，双手捧起祝版，恭恭敬敬地宣读祝文。因殿内天色尚黑，太常寺另一官员跪在他身旁掌烛，好把祝文的字照亮。祝文读罢，皇上三跪九叩，然后起立。捧香的进香，捧爵的进爵，捧帛的进帛，司拜垫的把垫子铺在地上。赞礼官随即引皇上就位。皇上再三跪九叩；起身时，乐工奏起三支古乐。

「纸锭与牺牲的胙肉依古法举而进献。礼部、太常寺、光禄寺的官员各以双手捧着祝版、帛卷和香盒，走到大香炉前，肃然将这些东西焚化成灰。太常寺堂官跪奏皇上：礼成。

「皇上乘凉轿回斋宫中寝室，更衣稍息。随后重登玉辂，由坛之内外门而出，教坊奏古乐。仪仗照旧序经正阳门，皇上在佛寺与关帝庙拈香。道士盛服跪迎于门左。此礼既毕，皇上经大清门，午门上钟声响起，乐止。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回到北京宫中，行列遂散。

「皇上入宫，向老佛爷请安，而后回到自己的书房。

「我们的皇上这样虔敬地祭神敬祖，为百姓祈求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样的事一经知道，谁不对他老人家满怀忠爱与钦仰呢。」

同年三月二日的记载说：「皇上于下午二点二十分乘轿至紫光阁，坐在黄绸帐幕之下，看蒙古王公受用他所赐的筵席，中有马奶酒与奶茶。继而有八名摔跤好手较量数场，胜者得绸缎、肉、酒之赏。跟着，兵丁调教的马与骆驼表演了些马戏的把式，又有刀枪对刺。此后又以回部营中的回回歌曲款客，并有爬竿、走索、乐队奏乐、赛马、唱曲诸戏，末了是一场极好的烟火。蒙古王公散席时起立，恭谢皇上待他们的恩典；约莫四点三刻，皇上乘轿回宫。

「蒙古王公每年从本部来京朝觐时，皇上照例赏给他们绸缎数百匹，又赏路费约六百八十五镑，由户部经理藩院发给。倘若户部一时来不及在他们起程前发下这笔钱，理藩院有权先行垫发，事后造册报部，以示体恤远人之意。」

一八九一年，一家中国报纸载有一份清单，是九江附近景德镇大窑厂为内廷烧造的瓷器：「本年常例应进上等瓷器八十件，高等圆器一千二百零四件。此外又因万寿之期赏赐所需，特行加派盘、碟、杯、瓶一千四百一十四件。总价共合四千镑；而每年定额为一千五百镑，故亏空二千五百镑，将于历年余存项下扣除。」

一八九〇年《京报》告诉我们：「江宁等处织造有秀奏请展限，因所承办的一批特需之物系皇上预备赏人之用。据称八月间由内廷额外办事衙门转来谕令，饬办绣袍并大小缎匹、纱罗，共计四千一百八十三件，限两月交齐。此项既系备赏之用，自应专心竭力，尽速办齐；惟绣袍之中有二百一十件须极精细之工，其余各样花色三千九百七十件，总数甚巨，而机杼不敷，实难如期。

「计办此项所需经费约一万九千五百镑，当会同抚臣设法尽速筹集。拟先筹银一万镑，即行赶办礼服；缎匹与丝绸中的一部分，冀能于年内先行交纳一批。其余则望于春间办齐。如此则经费可以周转，各件的做工亦可格外讲求。惟臣不敢擅专，谨奏请准照所拟办理。——依议。着该衙门知照。」

一八九一年五月一日的《京报》又告诉我们：「引见于皇太后以备选为宫中女官的满洲女子共一百一十三人，选中三十三人，分派宫中各处学习差事。三十人着记名候选。其余俱送还本家，并赏给贵重物件。」

一八九一年《京报》又说：「中国向有定例：每年春间皇帝行祭先农之礼，皇后行祭先蚕之礼，以劝天下之农桑。自同治皇帝崩后，先农之祭，直至去春才由当今皇上亲行，因在此以前皇上尚未亲政。本年三月初四日，定为祭先蚕之期。因皇太后正为已故醇亲王服丧，特命一等女官二人代行。」

醇亲王是皇帝的生父，素为人所敬重；《京报》一八九一年论他说：「其天性谦抑，每受此等恩典，敬畏之心愈甚。朕曾特许他乘杏黄轿，他一次也不曾用过；又援永和宫之成例，恳请把他那所有幸为皇帝诞生之地的府第归还国家。」

从现存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年轻的皇帝相貌很像他父亲。

关于北京宫廷中至今沿用的中古遗风，还有一件事或许可供参看：一八九一年，「清明节后，光禄寺照例进四十色蔬菜，如黄瓜、四季豆、白菜之类，以备御膳」；而下面这几段摘自各家中国报纸的话，则可见宫中的一些烦难。

一八九一年《沪报》载：「围场在北京永定门外。园周十二英里，有大树参天，皆数百年物。园中畜有各样野兽，以赤鹿为最多。因二十年来不曾举行过一次围猎〔可怜的年轻皇帝，从不许他出门！〕，禽兽繁衍甚众。守园的兵丁天天在里头偷猎，近来四邻居民也不知怎样混进墙来捕鹿。市上满是赤鹿之肉，贩子称之为驴肉或牛肉，以避差役盘问。官府终于风闻此事，严加巡察，拿获盗猎者三人，已解交刑部。守兵受了严饬，并奉严令，不得再有偷猎之事。」

从前满洲人是极善射猎的一族，如今却似乎把男子气概丢得干干净净，满城的男丁都靠着入关后所定的钱粮混日子。而那位被湖广总督、不肯受贿的张之洞公然指为截留并私用海陆军经费的皇太后，仍旧照样享乐。又有一家中国报纸载：「皇太后日前幸当今皇上为她所修的园子，乘小火轮在昆明湖上游了一回。」《申报》则说：「承办颐和园工程的大号商家已有二十余家；此园系皇上为皇太后所建，以备她卸下国事重任后游息之所。皇太后夏日爱到园中盘桓小住，而园工限期告成之日已近。现雇工匠万余人赶办。其中雕工三千余人，此辈先前在宫中别处做活时便屡次生事。他们知道限期在即，遂要求加价，木匠也一同附和。他们原是每人每日三餐并工钱八便士，如今要每日二先令六便士。雇主不允这过分的要求，于是先前约定的一声信炮响了，数千名工匠、雕工、木匠、瓦匠一齐鼓噪示威。守园的官员见巡捕弹压不住，而木匠又执着斧头，急忙鸣警，向火器营、圆明园护军和马队求援。这些人火速赶到，把闹事的团团围住。官员与各大号这才出面议价，末了每人每日加八便士，各方都满意了。」

近些年北京的罢工与乱子似乎确实不少；下面这段关于天津工匠的记载正可附在这里，以见所要对付的是什么样的人：

「天津铸铁锅的工匠，一般是些亡命而不法之徒。他们分帮结派，斗殴像是他们唯一的消遣。凡有吵闹或火警，他们头一个赶到，吵吵闹闹，打作一团。律法管不住他们。他们的座右铭是『宁死不孬』；而且平心而论，即便受最惨的刑，也从没有一个人叫过饶。凡在皮肉之苦下露了怯的，便被全帮的人排斥；他既是个无赖，又不明白别的道理，便觉得脸面丢尽，觉得背着结义弟兄的咒骂活着便一无意味。官府极力弹压这类不法之事，可是至今收效不大，从下面这桩事就可看出。去冬某时，巡勇与河东岸铸锅的工匠起了争执。当时并未动手，却种下了仇恨与报复的念头。过年的热闹像是把各方都说和了；可是不久猜疑又起，两边都预备着开仗。彼此都极加戒备，睡觉时刀枪就搁在身边。这样的局面自然长不了。约在一礼拜前，一个风雪严寒的夜里，将近十二点，一伙无赖五百来人，全副武装，悄悄摸到巡勇的住处；巡勇此时全都出去当差了。这伙人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拆了营房，抢了兵器，把一应私物捣毁一空。他们留下一片残破，转身回家，却被聚拢起来的几百名巡勇追上。一场厮杀，无赖大败而溃。被擒两人，伤了好几个。巡勇也有些损伤。等到营中的兵赶到时，两边早已不见踪影了。」

天津人在全国是以无赖出名的，可是北京街上的无赖（多半原也是从天津来的）无疑更坏。

论地位能同中国皇帝相比的，世上只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俄国皇帝，如今也是个年轻人；另一个是达赖喇嘛，据传闻是从不许活过某个很年轻的岁数的。一八九一年七月五日的《京报》说：「驻藏大臣升泰奏称：本年正月初五日，达赖喇嘛照历来成例下山，率僧众多人赴大昭祈祷，为国祈福。臣已拨给护卫保其安全。达赖喇嘛似能约束其众，藏中各处安静如常，可为欣慰。」

想一想这几位尊贵人物的境遇，我们大可以发一发那句已经说滥了的感慨：幸而我们生在略低微些的地位。不过正如我在英国常常觉得的：传道的、讲学的、以及别的报福音的人，总把「可怜的有钱人」漏在外头；那么我们至少也别学古时那个法利赛人从旁边绕过去，且停一停，为那三个并非自己选来做的年轻人——俄国皇帝、中国皇帝和西藏的达赖喇嘛——念一声祷告罢！

第二十五章皇太后、皇帝与觐见

妃嫔不得为后——暴卒——疑云——醇亲王——皇帝所受的教育——他的忧郁——他的相貌——各国公使的觐见——另一次觐见——闲杂人等的拥挤——北京对各国使臣的影响

照中国的成例、或者说不成文的法，皇帝的妃嫔是永不能做皇太后的；然而咸丰皇帝的妃子、已故同治皇帝的生母慈禧，却自一八七一年起就以这个身分统治中国。有一段时间，她名义上同慈安——咸丰皇帝无子的皇后——共掌大权。同样，年幼的光绪——她妹妹的儿子——也有一段时间名义上做着皇帝。可是一八九八年九月她重新收回大柄时那份从容，已足见她其实从不曾把它放下过。「慈」字——也是已故慈安太后名号中的字——意思是父母之爱，「安」是平安。当今皇太后名号中的第二个字「禧」，意思是喜乐。慈禧无疑是个不寻常的女人。她不但在全无名分的情形下主宰了中国二十七年的命运，据说还是个出色的画家，常把自己的画赏人；她也作诗，甚至曾把自己的诗六百首赐给翰林院。有人疑心咸丰皇帝的死同她有关，也疑心他们母子的同治皇帝的死同她有关。至于她妹妹、光绪皇帝的生母之死，那就不止是疑心了。两位夫人为着孩子的教养大吵了一场，两天之后他的母亲便死了——公布的说法是「郁怒攻心」。她儿子同治皇帝的皇后、美丽的阿鲁特氏，无疑是自尽的，这在寡妇原是极合义理的举动；可是倘若她的婆婆慈禧太后不曾把她看作一个危险的对手，阿鲁特氏大约不会自尽。

众所周知，光绪本不是同治的当然继承人。他之所以被那位野心勃勃的姨母选来做皇帝，只因为在一切有资格的人里头他年纪最小，她因此能给自己多讨来几年的权柄。她妹妹是出名地不情愿的；小光绪是被慈禧太后从摇篮里抱走，去担一份他并非生来该担的尊荣。据说那孩子哭了。他那时四岁。他的父亲是好吟咏的醇亲王，一生曾出过一趟远门，把途中所见的新鲜事物做成了一卷诗。一位认得他的英国人说他倒是个爱说笑的人，可他的画像却不大证实这个说法。他生前确乎受人敬重；死后又如前文所说，被《京报》表彰，说他虽是皇帝的生父，却谦抑自持，不肯僭取高位。不过说实在的，他若果真僭取了，他的性命大约还要短些，而这一层他自己是明白的。饶是如此，他的死仍有可疑之处；正如有些人以为曾侯的死也有可疑之处——曾侯是从前的中国公使，在英国时很得人望。多年前伦敦会的德贞医生是他的医生，他自己讲过李鸿章——这位以说话唐突出名的人——怎样一见面就冲他说：「喂，你把曾侯毒死了，得了多少钱？」「我毒死曾侯！那我可真傻，他是我出诊金最多的病人。」顿一顿又说：「不过我若真毒死了他，请问中堂给了我多少钱叫我把他弄走的？」李鸿章往椅背上一靠笑起来，非但不恼，倒很欣赏这句回敬。不过曾侯虽有种种理由可信是病死的，恭亲王却似乎断断不能这样说：他反对慈禧太后的主张，此后几乎立刻就死了，说法照旧是「郁怒攻心」。

皇太后同她妹妹的争吵，是为着年幼的光绪该怎样教养。前者被人公然指为教会了他打牌吃酒。所以可怪的不是光绪身子弱、不像克伦威尔或俾斯麦那样的人物，倒是他历经这一切，居然还是个有抱负、真心盼着国家好的年轻人。我在中国这些年，从没听见过一句于他不利的话，只有两件：一是有一阵人们以为他有羊角风，这似乎并不确；二是十年前、十二年前，我听人说他有时会大发脾气，谁拗着他，他就抓起手边的东西往人头上扔。这或许是真的——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可这话始终不曾得到证实，说的人自己也一点都不敢担保。从中国人那里，我听到的只有一种说法：「皇上是好的。可他能怎么样呢？」至于皇太后，说法却似乎只有一个：她爱钱。有时还有人添上一句，说她极热衷于赌。可我从没听见哪个中国人说她对中国或中国人有过丝毫的关切。他们并不说她聪明。他们说起她，一般总连着那位毫无顾忌的李鸿章；提起这两个人，他们就摇头。据传闻，她的眼光极锐利。可是有一位在宫里绣了几年花的太太，听见这话倒像是吃了一惊，言下之意是她从没留意到。

关于年轻的光绪，我听过许多描述。它们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他看去很愁苦。「很愁苦么？」前些日子我问一位英国人，他在皇帝被废前不久见过他。「是的，很愁苦。」「是病而愁呢，还是愁多于病？」「愁多于病。」我有一回看见一封私信，写信的人刚参加过一次觐见回来，读来只觉得他整个人都被这年轻皇帝的悲哀压住了；照我所记得的，那悲哀被形容成一片云，像是把他裹住，把他同这世上其余的人隔开。这份悲哀又因为他性情里一种极温和的甜静而更显得深。看见德国那份贺词装在精美的彩绘册页里呈上来时，年轻的皇帝笑了一笑，看了一会儿，把它放下，随即又满是愁容，叫人看着不能不动情。倘若我没有记错，写信的人所用的字眼比我这里所敢用的更重、更铺张。当时我把这些话说给陪英国公使去的那位秘书听，问他皇帝给他的印象是不是也是这样。他停了一停，神色很郑重，然后坚定地说：「是的，我想完全一样。」

下面是一八九一年各国使臣觐见时所写的一段记述：

「然而人人所注意的，自然集中在皇帝本人身上。他看去比实际年纪还小，不过十六七岁的样子。他的相貌虽然全是中国的、或者不如说是满洲的，却带着一种特别的、高贵的神气。他脸色偏白而暗，额头生得好，长长的黑眉弯着，一双又大又忧郁的黑眼睛，嘴唇敏感，下颏出奇地长；这位年轻的皇帝一面有极温和、极聪慧的气度，一面又有一种忧郁的神色——这也难怪，他被剥夺了他这个年纪几乎一切的乐趣，而他那高位上又繁又难的职分逼着他过一种极严苛的生活。他盘膝坐着，面前的桌子把他下半身遮住了。他同醇亲王说话时用满语，声音低而快，也许是有一点紧张。」

如今不妨把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篇记述译出来，就是《东亚劳埃德报》所载的：皇太后六十万寿时，皇帝在北京接见各国公使的情形。

「本月初，驻京各约国代表接到总理衙门新任领班恭亲王的正式知照：皇上欲于前摄政皇太后六十万寿之期接见各国公使；并且，作为格外表示亲善之意，此次觐见将在内廷之中举行，即在所谓『紫禁城』内。此次觐见于十一月十二日礼拜一举行。

「这一庄严国典的场所是文华殿，一座颇为古旧的建筑，在宫城的东南隅，平日用于每年二月的文事大典，届时皇上在此听取翰林院名宿讲说经义。据一部日本书《唐土名胜图会》（即讲中国名胜的书）所载，并附有图说，那时在京各部院的堂官、副堂官以及各高级官员都须在场。

「此番各国代表及其随员由东华门入，那是内廷东墙上唯一的门。轿子留在门外，众人步行穿过一座宽阔的、四面有墙的庭院，经过宫苑，到显仁殿——那是一座三间的小殿，从前用以祭祀上古的帝王与先贤，此次借作各国公使的休憩之所。总理衙门的王大臣在此接待他们；略候片刻，便经文华门引入。再由两名宫中官员把各国公使及随员引至觐见的殿上，然后由总理衙门的两位大臣领至御座之前。十一点四十分，使团领袖、美国公使先行引见，其余依资格先后。此后的仪节一如历次觐见。公使随员随后，三鞠躬而进至丹陛之前，向高坐在阶上的皇帝行礼；继而致数语，以志此庄重之典。随后呈上本国元首的贺函，先由各使馆的通译各译成汉文；再由立于皇帝身侧、每人轮流照应一位公使的恭亲王或庆亲王接过去，译成满语。该王随即把信放在皇帝面前一张覆着黄绸的桌上。皇帝受信时点头，随后用能听得见的声音向跪在他左边的亲王说了几句话，表示欣慰与满意。该王下了丹陛，把皇帝的话用汉语转述给通译，通译再用本国语言转述给公使。

「觐见至此告毕：公使鞠躬退出殿外，仪节与引入时相同，引导亦同。东方的仪典于此可谓保全得体面而周至。

「文华殿南墙有三门，各有一道石阶通上去；公使既是御笔亲书的持递之人，便得走最尊贵的一道，即正中的大石阶与正中的门，那是平日只有皇帝本人才走的；退出时则走左边的旁门。

「整个典礼的气象确有一种庄严。如前所述，皇帝坐在高起的丹陛上，面前是覆着黄绸的桌子；他身后是照例的陈设——屏风与孔雀扇；右边立着两位宗室亲王；左边是克勤郡王和恭亲王或庆亲王。殿中列着两行执刀的侍卫，侍卫之后立着太监和宫中的官员。整个典礼里最可注意的，自然是这位年轻君主本人：他穿着貂皮的袍子，戴着朝冠。他那双出奇地大而明亮的黑眼睛，使他温和而近乎孩子气的面容格外动人；新病初愈的苍白，若说有什么影响，也只是使这份动人更甚。

「走出觐见的大殿，眼前展开一片极入画的景象。左右两边（即自南向的敞阶望去的东西两面）是长长的宫苑，排成一张张开的弓的形状。前后都有成群的官员走动，穿着长袍，前胸后背绣着方形的、五色的补子，标着各自的品级；他们虽是一派办事的模样，却看不出一丝忙乱。样样事都照着中国官场特有的庄重堂皇的样子在办。向右望去，在这宽阔庭院的尽头，是一堵覆着黄琉璃瓦的高墙，围着宫中正中一长排的大殿；再往南是三重的左翼门，门外远远高出的，是气象雄伟的太和殿，就建筑而论，它是整座皇城中最惹眼的建筑。同中国的一切东西一样，它的效果并不在细部的做工，而在体量之大与四周气象之壮。

「文华殿本身是一座旧建筑，宽六十余英尺，进深也差不多，这次已尽可能布置停当。入口饰以绸幔和绸花，石阶上立起缠着黄绸的雕龙柱子；正中的台阶和地面都铺了地毯。不过不能不说，文华殿无论就大小还是就内部的布置而论，都不能同从前举行觐见的正光殿与紫光阁相比。可在另一方面，中国朝廷终于决意把『内廷』的大门向各国代表打开，这是我们无论怎样庆幸都不为过的。这些门守得那样久、那样紧，朝廷在关于觐见的种种缠讼中让这一步是极难的；难到什么地步，从促成这最后的了局竟费了多少年，便可推知。」

另一次觐见的记述见于当时天津所出、现已停刊的《中国时报》——天津是离北京最近的通商口岸；这一篇里有些细节，因为同上面那篇显然出自外交界人士之手的谨严文字成对照，或许反倒更有意思：

「队伍到了北门——就是通往金鳌玉蝀桥附近那座园子的门——公使等下轿步行，到一处小亭子似的地方，那里备了点心，众人在一群大员与一群粗人——轿夫（不是使馆的轿夫，那些留在外面了）、工匠、园丁、脚夫、苦力——的围观之下等了一个钟头；这些人从窗口往里张望，甚至动手去摸公使们的制服和勋章。过了一个钟头，众人被引入紫光阁阶下所搭的三座帐幕，分作三处——公使、参赞、通译——在里头又待了半个钟头。随后皇帝到了，巴兰德先生第一个进殿，一应仪节在内，正好待了五分钟。其余公使依次跟进，每人的觐见也不过五分钟光景。随后各使的随员分三班进见。进时鸣炮三响，退时（倒退着出来）又三响。

「觐见的情形是这样：德国公使巴兰德先生用英语致了一篇极短的辞，由俄国的波波夫先生译成汉语；庆亲王跪在御座之下，再把它用满语说一遍。皇帝照预备好的话答了几句，再照相反的次序译回去，公使便退出。皇帝离欧洲人有七八码远，坐在高起的丹陛上，面前有一张桌子。他身后立着宝王与克王；丹陛之下是庆亲王；两旁是佩着腰刀的兵士。殿不甚大；欧洲人立在靠中间、两根柱子之间的地方。闲杂人等一直挤到紫光阁的台阶上，毫无秩序可言。」

这种闲杂人等的拥挤是极中国的，而竟不曾设法使欧洲各国的代表免于工匠苦力那些无礼的脏手，也同样是极中国的。想到欧洲的外交官居然忍受这个，实在出人意料。他们当然本不会忍受，只因为彼此之间互相猜忌罢了。中国占便宜，从来就占在这上头。还有一桩也值得注意：巴兰德先生居然用英语致辞——德国报纸把这件事略过不提，然而这必是事先议定的，而且无疑是斟酌了许久的。可是这一大群全权公使连同随行秘书，竟容许一群中国闲人这样当着他们的官位来侮辱他们；英国人读了这个，或许就能明白：我们侨居中国时，心里何以常常发热，我们的脸何以有时为自己的国家发烧——我们明知它是那样强，却有时容自己被这样一个国家羞辱；而那个国家见自己居然可以这样行事，自然就更加骄横了。下面这首诗，我不知道作者是谁；可他把我的心意表达得比我自己所能表达的更从容、更有分寸，因此但愿他不至于因我的援引而不快。

「世事如斯」

一八九七年三月六日

一

都说那是那片土地的精气

一点一点浸透了他们——他们多半

出身名门，饱读诗书，是本国

特意遴选出来、遣往海外的使臣！

他们来自许多得天独厚的邦土，

那里真理与光明安家落户，太平的百艺

放出过最亮的光；来自古典歌诗的田野，

那婉转的音节世世代代还在回响。

他们来到遥远的震旦——小小的一队人，

预备把进步的火炬一路擎过去，

举遍那异教的国土。

他们离开时怀着最高尚的宗旨，

离开那样的海岸，谁离开了不怅然？

在那里每一个流过的日子都能叫脉搏

跳出东方的怠惰所不知道的节拍：

于是同辈的人都为他们饯行，都指望

他们将要做出的事业；指望他们

像先人一样，帮着从蒙昧与恶习的骄矜里

清出一条路来，通向和谐——从而使世界好一些。

二

可是他们一个一个地（我们不知道是怎样的；

都说那是那片土地的精气）

当初那一腔热血不久就冷了下去；

仿佛北京那些朽坏的城墙——

那座城本身就是衰朽的象征——

把一切宗旨关在外头，把人关在里头；

仿佛那条污秽的街上，住着那些

高傲之邦的使臣的每一片屋顶，

都把一层冷淡的阴影投在底下住的人身上，

夺去了他们的力气和他们的意志。

仿佛这城所有的门上都写着：凡进此门者

当放弃一切有成效的指望；

眼看着精力与热忱一寸寸退去，

眼看着曾经锐利的心思上长出闲置的锈，

是一桩可悯的事。

正如溪水里捡起来的石子

在那不动声色的苔痕底下失了光泽，

列强的旗杆底下，那些人

（他们原是爱这些旗的，爱它们所昭示的

侠义与荣誉、公道与真理）

心里也渐渐生出一种对中国式作风的宽容，

一种拿光阴当儿戏的态度，

一种玩弄字眼、听凭事情自行了结的心思；

再往后，

那小本经营的心思——讨价还价、锱铢必较

（那原是中国鼻息里的气）——

似乎也钻进了他们的灵魂，

以至于把一切更高的志向都忘了，

人人只顾着推销廉价的布匹和铁钉。

三

为了这样一个卑弱不足道的目的，他们失掉了

彼此的一致，个个都在竞争，

中国的「外交家」们却静默着微笑，

而中国的君主把他们一概看作

不配见他天颜的化外之人。

眼看最高的志向让位于贪得的鄙念，

眼看当初少数几个人凭着刚毅的勇气

辟出的那一条小路，

被近来这套外交的荒草杂芜地封住；

眼看当年那些条约在今日一点一点失去——

这是可叹的。

四

而那异教之国的百姓呢，

像麻雀发现了瞎眼的鹰，

一天骄横似一天，一年过去一年，

敬意和应有的畏惧变作了轻蔑。

寻常百姓最会学上头人的样子，

于是他们对住在自己中间的外人

报以冷脸、推搡与讥笑；

跟着，那份因循的风气似乎随着每一次侮辱而长，

言语变成了行动，

到后来纵火与抢掠成了无人保护的商人

和他们货物的家常。

而他们的首领仍旧睡着；有时候看去

（每逢一桩新的暴行传遍全国）

仿佛这符咒总该破了，怒气总该醒了，

有力量一举把整个中国压服。

可是那狡黠的鞑靼把他的把戏演得极好，

用甜言，用一时敷衍的馈赠：

那必不可少的一块骨头总是按时送到——

一纸合同、一笔借款、一项专利、一个条约——

一见这个，所有的委屈便都撂下了，

握着「全权」的人竟不去用它，

把本族的传统忘了个干净。

事情就这样一天坏似一天，人们

愁坐着，不知道结局会是什么，

不知道这危殆的局面究竟因何而来，

只知道那是那片土地的精气。

至于那以后的日子，以及领头的和随行的

各自遭逢了什么，今天不该由我来说了。

奎

第二十六章休戚相关、合股共营与帝国联邦

人人都有人作保——花钱捐复原官——家族的担待——会馆——伙计人人有股——中国改制之古远——各省分定的员缺——老子非议烦苛之法——社会主义的试验——都察院——史馆——理想之说

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或许算得上更进一步的文明；然而要懂中国，就非先明白这几层不可：在那里，一个人的一身是算不得什么的，家才是单位；再进一层，在中国没有谁是孤零零站着的——不像英国那样，孤单得叫人心酸——人人都为着另一个人担着干系，也都有另一个人替他作保。说到这里，若有谁想读一部真正确切、有本有末的中国人及其风习的记述，我要推荐乔治·柯克本牧师的《中国佬》。这是我读过的同类书里最好的一部，所得的流传远不及它应得的；文字简劲，多警句，有几分塔西佗的气味。可叹的是，作者已经不在了——一位沉默寡言、眉眼深黑的苏格兰人，那样一副不动声色的外表底下，燃着传教士的一腔热忱。那一场把我们在中国的家当尽数毁掉的暴乱，也把他那位健壮、美丽而勇敢的年轻妻子的神经永远毁了。这件事，加上日常生活里的种种琐碎，一并压在一个天生是书生、是耽于冥想的人的肩上，他终于离开中国，不久便过到幕帷的那一边去了。倘若我们也信中国人所信的，但愿他的魂灵能因人们对那一小册书的称许而稍得欣慰——那书里凝着他在中国多年的心血与思虑；而据我记得，书刚出来，他人就去了。传教士的性命与指望这样断送掉，是欧洲人在华生活中的一桩惨事；这类事，若国内的差会稍多一点体察与同情，看来原是常可以免的。

回头再说中国人。你雇一个用人，总有人替他作保，保到一定的数目；你要做的，不过是查明万一那人卷了你的东西逃走，作保的人赔不赔得起，再查明他手里会不会经手更值钱的物件。你若是治家有法的人家，这位管家便会替你雇别的用人，并且一一作保，责罚也好、辞退也好，都由他做主。你以为如数付给下人的工钱，他自然是要抽去一成的。这在中国——这本是「揩油」的老家——就叫「揩油」。可这似乎完全是正当的；其实在中国人看来，凡揩油都是正当的，只是有时揩得过了头罢了。生意场上也是一样。官场上却略有不同，因为一省的总督要出多少钱才得着那个位子，底下的大小官员也一样。中国的道理是：上等人无论拿多少俸禄，行事总是上等人的行事。所以今日的一位总督，照章程领的还是几百年前够糊口的那点俸银；实际上，他从凡与他打交道的人身上都要揩一层油，而当初谋这个缺又已花去许多，非做满几年不能回本。上海道台是中国最肥的缺之一。蔡道台与我们这些欧洲人交好，是从前任何一位道台都不曾有过的——他出去赴席，也在家里请客，甚至开跳舞会——人都知道他谋这个缺花的钱，抵得上他在任两年中各色进项所能指望的全数：约合两万镑。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他被撤了差；不过若肯下重本行贿，未必不能再谋回来。李鸿章，还有他早年两位得力的门下——一位是因当地的排外风潮被革职的四川总督，一位是督办电报铁路诸务的盛宣怀——都一再这样做过。当英国人正拿李鸿章被褫去黄马褂、拔去花翎当笑谈时，宫里某几位太监正靠着替他讨还这些而发财。据说最得皇太后信任的那位太监，引见一次总要收一千镑上下；直到不久以前，不从他那里过，是根本见不着的。一个人既家资巨万，又遭了贬斥，人人自然觉得不从他身上弄出点什么来未免可惜；而他自然也情愿多出钱，好复到能挣更多的位子上去。中国的官一天不给以相当的俸禄，就一天不能指望他们廉洁。然而即便如此，仍有清廉的：不单是湖广总督张之洞那样不可贿的人——值得一提的是，朝廷屡屡召他进京，他却从不去；便是些位分低些的，中国人也会指给你看：「这是老派的好人。他不收钱，别的官都怕他。」

在家族生活里，中国人的这种休戚相关自有其不便处，可它到底免了一桩在英国叫人看着难过、而人心似乎已经硬了的景象：把年老的亲长送进济贫院，而不像中国人那样在家里细心奉养；也免了兄弟姊妹之间，这一个锦衣玉食，那一个被债主逼得惶惶不可终日、连日用也不周全。你既要帮衬你的兄弟，自然也就要对他的过活有几分管束之权。在中国，这权在父亲；父亲死了，做哥哥的便照看兄弟，并且指派兄弟；而做弟弟的，照例是服的。中国人在乡下住的那些宽大好看的宅院，每添一个儿子娶回一个年轻媳妇——名为妻，实则是婆婆的使唤人和儿孙的母亲——便添一道好看的翘檐、一进院落；在这一处处错落有致的院落里，主持家中议事的总是辈分最长的那位男人。所以一个人死了，说话算数的是他的长兄，不是他的长子；再没有别的规矩比这更助长因循守旧的了，因为少年人的声音永远轮不到有分量的一天。

不单一家之内的人这样以彼此的干系连在一起，一家与一家也这样连着。地方上出了案子，是村里的尊长要担干系；失窃的东西要他们查访追回；起了骚扰要他们弹压，争地界要他们评断。地方自治的道理，在中国经了几百年已臻完备；罗斯金先生所悬的种种理想，这里似乎早在几百年前就做到了：乡间的手艺、地方自治、没有铁路、没有机器、全凭人手，每一个村子、以至每一户人家都尽量自给自足，自家种丝种棉，自家织布，吃自家的米、豆、包谷和猪肉。学塾或是几家凑份子办起来，或是请一位先生到家里坐馆。无论哪一种，先生的束脩都很薄，可他所受的敬重，远在那点薪水之上。说起来样样都合乎理想；只是人心到底是人心，结果并不尽善。然而在许多地方，这总比我们英国的法子要叫人过得舒服，中国百姓看去也因此十分知足。乡下照例是各家种各家的一点田；凡鸦片的毒还没有蔓延到的地方，这点田往往已经种了几百年。家世谱系是清清楚楚的，中国人会平平淡淡地告诉你「我们是广东人」或者「我们是湖南人」，非细问不知道他们这一支其实是三百年前才从那里迁来的。

在城里，会馆便是放大了的家。譬如有一个人从江西来到一千多里外的重庆，路上多半走了好几个月。他没有带荐书，却径直到本省的会馆去——那会馆有一座极好看的绿琉璃瓦塔临着江，每一道翘起的檐角上挑着一盏淡粉的灯笼——他在那里行过礼，说明自己是某某，某某之子，于是在座的人立刻就把他的底细都知道了，并且不难查明他的话真不真。朋友当下就有了；要找事做，这里是不取分文的荐头行；要打听城里各家买卖的门路、殷实与否，这里是消息所在。这里又是一所极好的会所，他可以在此请客，也可以被人请，可以在僻静的角落里说体己的私话，也可以同满堂的同乡一道啜茶吃点心，看本省的戏班照本省的路数演戏给他们看。中国的戏要演上几天、甚至几个礼拜的说法，不知道是谁先传出来的，可那并不是真的；正如绿茶之绿是因为在铜锅里炒过、喝了伤神的说法也不是真的。茶本来就是绿的，经了发酵才变黑，而炒茶用的从来是铁锅；中国人喝的那种淡淡的绿茶，比起印度那些鞣质浓重的酽汁来，于人的神经真同安抚一般。中国的戏其实很短，只是在响动上把长短补足了。

万一有需要，会馆还要照料新来者的丧事；到了最难堪的地步，甚至白送他一块葬地。我们总说中国人是不信教的民族，会馆自然也只有男人来往，来的又多是商人（中国本是做买卖的民族），可是每一所会馆里都设着一座神堂。每逢大宴，引客入席的礼数里（那是极庄重的一套礼数）有一项，是在宴堂的神案前奠酒；每位客人走向自己的席位时，也都要在案前依次行礼。

不过于中国人的生计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这样一件事：正如一千二百年前他们就开了科举取士之法，而我们直到基督纪元的第十九个世纪才把它当作救命的锚抓住；他们也在好几百年前就用上了合伙共营的道理。中国的买卖，不论大小，铺子里差不多人人都有一份股；所以有时一位商人把几个年轻人引见给你，说是他的股东，而这些人在英国不过是低级的司事，你听了会吃一惊。连捆茶箱的苦力也会说「我们今年生意好」，通宵达旦地卖力气做，因为他知道多做出来的这些生意，自己也有一份。说起中国人熬夜做活的情形，实在是了不得。船家会日夜不停地摇上四五天，因为知道这样钱来得快些，只轮流停一停，抽口烟，吃口饭。为着东家，他们可以整夜压羊毛而毫无怨言，只要在这份额外的活上管顿饭。说到底，勤苦的习惯在中国人身上已成了第二天性，他们整套的规矩都在鼓励它；而我们的规矩——白住的济贫院、领照开的酒馆——倒像是在往另一头使劲；我们的工会则似乎千方百计要把手艺人做好活的念头再削去几分，不许他们比那些手拙的多挣一文。但愿照中国样子的合伙共营，终究能把这件事扳回来。我们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的东西太多了；可我们向来不曾照自己劝东方各国的办法，派些聪明的年轻学生到别国去，看有什么于本国的百姓有益的可学。在有些事上，中国倒可以当个前车之鉴。然而一种在诺曼人威廉征服英格兰的时候已臻极盛、而至今完好未坏的文明，总该有许多可以教人的地方。

除了这些彼此的扶持与担待，中国的风俗还有这样一层：人们常带几分怅然地说，你动了一样，就非动样样不可。这里说的人，不是那些在中国住了二十年还不会说一句中国话的先生，而是用同情的心思去研究中国的欧洲人。就照眼下的情形：你若把他们的房子改了，改得不那么透风、不那么潮湿，那么他们的衣裳也非跟着改不可。你若劝他们打板球——中国西边根本找不出一块够大的平地——或是做别的什么游戏，也是一样。可你若在没有把房子重盖之前先去改他们的衣裳，他们就要一个个死于痢疾和热病了。同样，你若想用强把中国人管得干净些，或是叫他们守某些洁净防病的规矩，那就得有巡警；而巡警是没有的。可是在你使这个自重而自治的民族看出受管束有什么好处之前，又从哪里去弄巡警呢？

中国这一族之所以在地上存留得这样久、它的文明之所以一仍其旧，休戚相关是其中的一个缘故。始皇帝说「主多则治不成」而废了封建，到如今已二千一百年。彭斯前不久才教给我们的那句「人总归是人」，中国人在一千二百年前就已明白，并且撇开门第，开科取士。他们还有一样极可注意的办法，等到我们哪一天认真讲起帝国联邦来，多半是要仿效的：他们从不派人在本省做官。照这个样子，我们就该把加拿大人派到本土或澳洲来任要职，把澳洲人派到英国或加拿大去。而且，中国给每一省分定了若干文武员缺。英国若早照此办理，如今大约会有一个「英格兰合众国」，而不是美利坚了；因为要把一个大帝国的边远各处紧紧结在一起，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每一个官员轮到任事，都得先在京城里考较他能不能胜任；每授一个新职，也都要回京城去朝见他的君上。

看中国是叫人丧气的：想想它那么早就走到那一步，却再没有往前走！公元前二百年的始皇帝，大约早看出以文人治国于一国有多么僵滞的害处，所以他把书都烧了，只留下讲实用技艺的。他甚至先进得如同奥伯龙·赫伯特先生，告诫在上位的人不要多立无谓的法。老子是中国最大的哲人，虽然他心地太近于玄远，不曾得着后来孔子那样多的门徒，却也一再申说：这世上的精神之器，不是法令条规造得出来的——「法禁滋多，于政事人情又时时干预，只会生出它本要防的祸害。为君者，第一要紧的是行无为。」

中国人似乎早在八百年前就试过社会主义。宋神宗皇帝年纪很轻的时候，受了编过一部浩繁类书的王安石的引导，起了这样一个念头：「国家应把商、工、农一并收归自己经管，以周济做工的人，免得他们被富人碾作尘土。」这里再引巴宾顿《种族理论之谬》中的话：「贫者免其赋税，授之以田，给以种粮。人人都要有足用的；不该有穷人，也不该有太富的人。士大夫竭力抗争这些新法，并从他们的道理上指明其谬，却无济于事。这位以改革自任的人，凭着动听的议论说动了年轻的皇帝，又博得了百姓的欢心。王安石胜了。幅员辽阔的陕西一省，被选作这场要使人类改观的大试验的场子。结果是失败，彻底而惨重的失败。百姓既不为穷困所迫，又不为得利所动，便都不肯出力；那一省眼看就要变成荒地了。」孔子门下最大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孟子还公然说，为君的若不为百姓的好处而治，人便有起而抗之、并废黜他的本分。

当别的民族还只含含糊糊地问一句「谁来守卫守卫者」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设了都察院和史馆，都从最有学问的人里挑选。御史的职分，是在必要时向皇帝谏诤，并把公堂上或别处一切失当的举动报与本衙门，或径报皇帝。他们没有别的专责，只管留心别的官员的作为。史馆则忙着记录每一朝的事；可是没有一位皇帝见过写他的话，一朝的史也非等这一朝完了不得刊布。中国的史书里，这个衙门的人秉笔直书、不惜性命的例子是很多的。

这一切说起来都美，令人思之而叹。但要记得，在这些制度初立的那个年代，它们比如今还要美，美得叫人吃惊；而且直到今天，中国的乡下人所享的自由、所免的官府干预，是欧洲大陆上见不到的。那里没有护照的制度；他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他可以立会入会，随他的意；他的报纸本是自由的，直到一八九八年慈禧皇太后大约受了俄国人的影响，下诏禁止；他集会的权、说话的自由，至今没有人来过问。又有说书的先生和练过口才的人四处走动，教化百姓。用墙上的告白向众人申说，这办法在中国是极发达的。那里是全然的信仰自由。同时，凡懂得中国的人都可以作证：百姓的良心受过这样的教养，你向它诉说，绝不会落空——这在英国倒是常要落空的。你去劝两个打架的人住手，说打架是不对的，在中国你不会听见有人说「让他们打个痛快罢！」你若搬出孔子的教训，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恭恭敬敬地待你，至少装出一副依着这教训行事的样子。在欧洲，引一段《圣经》能有几分这样的效验呢？

教育的法子、女人因缠足而成残废以至一族日渐孱弱、以及随之而来的吃鸦片，是三样明摆着的坏影响，把这原本看去如此合乎理想的文明糟蹋了。或许还该添上一条：中国这位大教师孔子的一套，不过是一套伦理；因此许多世代以来，一国中有教养的那一部分人一直想着不要宗教也能过，虽然为了人心的需要，到底还要回过头去求诸道教与佛教。一种文明竟能没有活的宗教而绵延这样久，是很可诧异的。佛教于中国显然有过极大的影响，虽然如今寺庙在颓坏，僧人连它最浅近的道理也多半说不上来了。它能为中国做的好事，已经做过了。如今需要另一种力量。

第二十七章变法的开端

强学会——中国女宾的公宴——女子中学堂——中国女医生力争信教自由——维新诸人的席——皇帝出而领袖维新——御览试卷——不知祸之将至——俄国公使的进言

一八九六年二月十二日，一位报馆访员自北京写道：「几个月前设立的强学会，本来大有可为，中国各报也屡屡提到，如今却散了。它被一位御史参了一本，学会立刻就垮了。会所已被搜查，会中五十余位翰林出身的会员都逃散了，刻字的工匠则下了狱。这就是那一度像是中国将醒的事业的收场，至少眼下是收场了。发起并出力支持它的，主要是三位知名的外国人，其中两位是有名的传教士；各色人等也给了它许多赞助与鼓励。它那份小小的《公报》后来加了篇幅，又改了名字。会里还请了一两位译手，把英文报章杂志里最好的文字译出来；这类报刊，会里订了二十几种。会员们于经费上出手很大方；若说中国这一堆枯骨里还有指望被吹进新的生气，人们所指望的，确乎就是这个年轻、康健而有生气的会。据我们所知，会务办得极有条理；领事的人中间也起过意见的参差，可每经一番商议，会里的事反倒更稳固、更长久些。在本地客栈里办西式的席面，也是章程之一；这一节决不可小看。中国人的正事差不多都是在茶馆酒楼上办的，一顿好席、一杯香槟，于事情的转圜实在大有帮助。强学会的散伙，我们是极为惋惜的。」

外间的人对此不过略略一笑。在这之前，已经有过一条短短的消息：「某御史参劾新设之翰林强学会，奉旨封禁。」

赫胥黎曾经写过：「有智慧、有正直，便是小国也可以走出一条堂堂的路来；世上再没有比这样一种景象更叫人伤心、更叫人厌恶的了：一班人，除了别人写过的字以外一无所知，看去既无道德的信念，也无道德的准绳，偏偏赏鉴文字之美的心思那样敏锐，遣词造句的本事又那样讲究，以至把自己的猫叫春当作了天上的乐音。」

东方的欧洲人当时思量起来，大抵就是这个调子。可是一八九七年秋天我回到中国，却在上海处处看见长进与更张的迹象。一份中国报纸——英文里通称《时务报》——按期出着，与它主笔相好的人又在湖南、甚至远在四川办起报来。广州的不缠足会在上海一条大街上开了办事处，正上书于各省总督，并及南北洋通商大臣。我一到，就接到一张请帖，是十位中国太太的名义，而这十位我此前从未听说过。席设在静安寺路——上海最时髦的那条马路——一座中国园子的大厅里；后来我渐渐晓得，我最相熟的朋友个个都被请到了。我们彼此说定一同去，心里却很纳闷：这请帖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单挑中我们。那厅极大，有时用来开大跳舞会，两边都有房间通着。英国太太们在右边一间屋里脱下外氅——有一两位中国先生显然在照料这席面的布置，一旁劝她们脱——我们便问中国的主人们在哪里。她们早已聚在厅子左边的几间屋里了；我至今还记得，那几位中国先生眼看我们离开他们、朝着他们的女眷走过去时，脸上那一副紧张到极处的神气：那些太太没有一位会说英国话，也全不懂英国的礼数。起初中国太太们并不十分理会我们；可是等我们照中国的规矩挨着次序一个个上前作揖，她们便一个接一个站起身来，含笑还礼。于是我们中间会说中国话的便说起中国话来，有一两位中国太太也走动起来，摊开一张图，是拟议中的中国女子高等学堂的地样。我们这才渐渐明白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那一回，轻佻的倒是英国太太，庄重的倒是中国太太。因为她们穿戴得那样精致，满身的饰物，英国太太们总是说着说着就打住：「哎，让我好好看看这只镯子！」或是「这绣工真好看！」而中国太太们却一本正经地指着那张地样，眼里满是询问。慢慢才弄清楚：一心要办这学堂的，是电报局的总办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想，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举动，最好让有心于此的女眷同别国惯于办学的太太们商量商量；又想着谁会帮得上忙，便请了几位传教士太太，还有天足会的全体职员与董事，以为既是外国太太们办起天足会来的，总也会有心帮中国女人。

不多时便有人来请入席，说是「中国太太往左，外国太太往右！」又低低添了一句「为的是火烛」——中国人常穿着三层皮衣，自然极怕火；可是我们不肯就这样被分开。这一席坐下的女客约有二百人，用的是西菜，有香槟之类；而我们颇吃了一惊：主人们竟由着她们的小孩子喝香槟，同喝自家的淡酒一样随便。

那一席，是中外女客往来酬酢之始，从前是不曾有过的。人称「今之圣人」的康有为——「圣人」本是孔子的称号——他的女儿自然也在座。她穿的是旗人的衣裳，这叫我们纳闷，因为她是广东人。她父亲从不曾许她缠足，她自己还写过一篇反对缠足的文章，登在中国的报上；所以她同另外几位中国太太一样，觉得从不缠足的旗人的装束最便当。《时务报》主笔梁先生的家眷也在座。后来几次聚会上，有几位中国太太恳切地请欧洲人也入股办学。她们说并不是要人家的钱，只怕没有欧洲的股东，官府会把款子一并抄没。可是欧洲的太太们，于种种必需的担保总不能十分放心。这学堂开办起来，本来就有许多难处，看下面这封信便知道了。写信的是两位中国女医生，当初原是请她们来经管这学堂的。她们在美国受的教育，凡应考的功课都考得极出色；正是因为她们在异国替本国争了这样的光彩，才使一位在鄱阳湖上开轮船的富商起了办女学的念头。这念头又得了前皇宫女眷的师傅的热心赞助——那位师傅因见解过于激进被革了职，倒因此得以专心去提倡教育。后来电报局的总办出来做了领袖，学堂的章程便登在《北华捷报》上，把两位中国女医生的名字列作经管人。于是她们写了下面这封信给主笔。我后来查明，这信确是她们自己写的，并非受了外国人的指使。她们连一个字的改动也不肯接受，说既然要写，就得是她们自己的信。这封信出于中国女子之手，实在惊人，我想把它全文录下，是可以得到原谅的。

「主笔先生台鉴：贵报十二月二十四日一期，登有上海中国女学堂章程的译文；既然把我们两人的名字公之于众，说是要去教书的，务请准我们说几句非说不可的话。先生在社论里对这长进的征候表示那样的欢迎，则我们本国人中凡能看出它前途所在的，自当更加欢迎。然而这喜悦里怕不能没有一点渣滓。

「几个月前，这章程还没有定稿时曾拿给我们看过，其中头一条与末一条里关于崇奉孔教的那些话，当时并没有。倘若那时就有，我们决不会让自己的名字列作教习。说这话时我们明白，我们之所以不致被人指为『心地狭隘』，只因为我们断断不是外国人。我们太爱自己的中国了，不会看不出先生所承认的那句话是实情——『数百年来，一味死守孔教，把中国人的心思拘束得太厉害了』；正因为对于『把尊奉孔教与讲求西文西学合在一处』的结果我们并不乐观，所以这件事照眼下这个趋向走下去，我们便不能附和。我们当初答应担这份差事，是明明白白说定要有完全的信教自由的；而所谓信教自由，便是凡从孔教里得着道德与性灵之助的人，尽可以去取用。孔教所宝重的牌位，赞成的人不妨供在学堂近旁，只是不要供在学堂院内；正如若有朋友肯出资建造，基督教的礼拜堂也不妨开设。这样办法，才保得住良心的自由。

「如今照那份极好的中国报《时务报》上所登的章程，学堂里每年两次要对孔子的神主，以及有功于学堂、得以配享其中的诸位贤达的神主，行祭献之礼。倘若章程上写的是每年拨出两天做纪念日，在这两天里把这几位先贤的生平讲给我们听，好使年轻女子取法，那么要论敬重他们，没有谁比我们更诚心的。可是拿人来祭献，这念头在十九世纪的光亮里看来未免太昏昧，我们是不能与闻的。我们见过别的国度，也知道别国的圣贤；纵然这只是出于偏心，我们也可以老实说，我们敬谁都不如敬我们自己的孔子。但是对最好的人的尊敬，一旦造出一尊偶像，把信奉者的眼睛按在地上，这尊敬便不是纯粹的福气了。我们不以为这样的心思能使女子的教育办得成，甚至能办得稳妥。三代之时女子的学塾，并不在孔子想要复兴的那些好事之列。他若果真想复兴，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见理雅各所译《中国经典》）可叹的是，我们并没有见夫子留下一个字，讲过这可悲的情形该怎样补救！

「有一位，他对女子、说到女子时，从不曾用过一句轻贱的话。只有他扶持人的教训，才能给我们勇气，去走上那条路——在中国今日的开化程度之下，那条路对于受过教育的女子，注定是步步湿滑、要小心拣着走的。我们觉得，只带着一副孔教的行装就打发本国的姊妹上路，并不是对她们最好的效力。

「这份章程，无疑是想拟成一个能招来最多人合力的办法。我们也明白，看出它前后不相照应，比起弥合两下的分歧来要容易得多。这里头无疑有本国真正求进步的一股力量，只是在这拟议中的崇奉上迁就了。最初拿给我们看的条文里，原有两条是针对纳妾与买养婢女的。想想这两桩正咬在中国家庭命脉上的祸祟，再读到如今换上去的、讲上海女子『尤其是租界里的』那几句话，我们便想起孟子的话来（见理雅各所译《中国经典》）：『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我们只怕，中国得救的日子还不很近。

「那能陶铸人心的灵，已经行在许多人心里做工，不然他们不会这样热切地想求点长进的事；可是眼看它又要被一场孔教的涨水浇熄，我们是很难过的。诸位关心中国长进的朋友，我们恳求你们，向我国的领袖诸公进一言，叫他们不要把长进的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

湖北　石美玉

江西　康爱德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于九江」

然而种种难处到底都过去了。一八九八年六月，我有幸写下了下面这一段，记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女子中学堂：

「离制造局只差几分钟路程时，从那条长长的绿荫路上向左折进去，来客便看见一片好看的房子，众人谈论了许久的中国女学堂，如今真在这里开学了。院落是寻常中国式的，只是装饰比寻常的更奇巧些：花砖砌成的不是墙，倒像是通透的屏，风可以自在地穿过，同时又自有一种深静之意；此外还有盘曲的龙和鸟兽。样样都是中国的，很好看，也很雅。可是窗子是洋式的，租界上再没有哪一所房子比它更爽气，也许也再没有这样干净的。

「不过要紧的不是房子，也不是陈设，而是教的人与所教的人。她们就站在那里，十六个年轻女孩子，是中国重兴的头一批指望；单把她们当年轻女孩子看，也确乎很有指望。想来其中有几个的父母是格外开通的。不管是不是，她们看去总是这样。她们的举止自然比人们惯见的中国学塾里的女孩子要好得多，也更容易笑，更懂得一句玩笑。若是这些女孩子里将来没有几个显出出众来，那便是教她们的人之过——不然就是我不会看相。她们正忙着念课本；那位教书的中国女先生文静和气，一点也没有要把她们卖弄一番的意思，所以很难考较她们。她说她自己也还说不上哪几个最聪明。有几个是天足，其余多半急着告诉人自己已经「放」了脚。没有一个穿得花哨，可是有几个头发梳得很好，鞋也穿得极整齐。有一个穿的是旗人的鞋，只是没有当中那讨厌的高底——那高底踩上去，走路简直同踩高跷一样。

「卧房都在楼上，四个人一间，铺陈之整洁再没有可挑的了：床上围着白蚊帐，每张床底下一只箱子盛衣裳，一只凳子给人坐；四个人合用一只擦得发亮的衣橱；一只面盆架，后面有横杆搭手巾，当中嵌一面镜子。教习各有自己的房间。教针线的在楼上，手里的活计精细得过了头，只怕要把这些可怜女孩子的眼睛做坏，把她们的耐性磨光。还有一位太太，从前在宫里教画，给皇太后画过画。她究竟只是来养病作客，还是如今就在这学堂里教画——学堂是有一位画学教习的——我没有十分弄明白。可是那样一副聪明、深思、极会看人的面貌，叫人还没有开口就像是认得她；等我知道她是云南人，我们便很亲热地坐下来谈《峨眉山内外》。海淑德女士的一位中国学生星期一就要进来教英文，因为他们想开头用中国教习也就够了。她想必比我们谁都更懂中国人的难处。不过她的口音是否十分妥当，还是个问题。

「陈设有不少是洋式的；那间长长的客堂里像是全都洋式的，将来是要用作讲堂的。六月一日星期三，一大群外国太太就在这里坐下来吃一席极好的中国菜，愿意用刀叉的另有刀叉，香槟也尽着斟。前两天招待的是男客，六月二日则专招待中国女客。电报局总办经先生的一位女儿在我这一桌的首位上照应，他的儿媳坐在末座。隔壁屋里另有一桌。沈敦和夫人与经莲珊夫人印了英文的名片，角上印着『中国女学堂董事』。梅慎因夫人的名片上印的是『中国女学堂华董』。

「太太们捐的钱能不能用得其所、不被挪作他用，要拿到什么凭据才放得下心，这是不容易定的。可是上海若有几位办事的商界人士肯替她们把这几层查问明白，那么六月一日所见的一切，尽足以见出女董事会以及众所公认为此事主动之人的经先生是何等的出力、何等的用心。每一处细节都像是照料到了，连浴室浴盆也备下了。每个女孩子每月只出六先令；既然如此，如今又在另赁一所房子，并且已有足够填满它的女学生说定要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听说还要再开一所女学堂。」

如今是一八九九年，我听说经先生已经办起第三所女学堂来了。想到他耳朵聋得厉害，凡有交涉都得笔谈，他在这件事上的精力就更叫人佩服。可叹中国！广学会那位鼓舞人心的总干事李提摩太先生，不得不把这几所学堂接过手去，另派一位欧洲人经管，好使它们免于慈禧皇太后那双伸过来的手。

女宾那一席之后没有几天——那一席是很热闹的——有三位中国先生请我们去会前面提过的文先生，就是从前教皇宫女眷的那位师傅。在座的欧洲人只有另外四位，中国人是小小的一群，都是维新一派。他们的名字或许还是不举为好，因为这一小群人里，此刻有两位连同全家老小都判了死罪。最后听到的消息是他们藏起来了，可是有几个族人已经被拿了。那一席吃得很凄凉。他们请欧洲人来，显然是溺水的人捞一根稻草，看能不能想出什么法子救中国的百姓。可是每提出一个主意，他们都说不行。没有法子——北京没有一点法子可想，那里凡事都被贪墨把持着。没有法子——各省的总督也没有一点法子可想。指望向百姓申说，也没有法子。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一直写下去，从外国文字译过来，这样慢慢把于百姓有用的东西教给他们。那一席，在座的人是不容易忘的。我们几个人一路走回去，沉重得说不出话，那一整晚，一片沉沉的郁气压在我们心上。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亲眼见了绝望；而一个中国人，平素那样不形于色的人，一旦撑不住了，便格外叫人震动。

可是接着就出了意料不到的事——在中国总是如此。再听到消息时，中国的皇帝、年轻的光绪，自己出来做了维新一派的领袖。关于光绪，所听到的向来都很有意思、很叫人喜欢。中国人提到他没有不说好的，说他是一心要国家好的。可是接着他们就耸耸肩，因为他们一向说他没有权。有一阵说他在学英文，又有一阵说他在读翻译的莎士比亚。慈禧皇太后六十寿辰时，全中国的基督教妇女都被邀集资敬献一部装帧精美的《新约》，后来盛在一只银匣里进呈，匣上镂着极精致的竹枝浮雕。这一部的中文译本是特为进呈重新校订过的，中国的基督教妇女于此事最为关切。书刚呈上去，皇帝就打发一名太监来索要一部同样的。那时还没有一部字句全同的，送去的那一部过了几个钟头就退了回来，上面有几处批语，据说是皇帝的亲笔，指出两本的异同，并要照样的那一种送给他。他同时还索取欧洲人替中国人编的别的书。

一八九四年，他忽然采取了一个举动，有几分叫人想起德国皇帝的某些作为：他表示要亲自看过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按高下给京城大考的应考诸人定次第。那几位方才把卷子看完、并且已经按自己的意思把每个人的名次排定的大臣考官，惊愕张皇到什么地步，是可以想见的。应考的共二百零八人，皇帝整整看了三天卷子。看完之后，榜次几乎整个翻转过来：有三个人本被考官列在末等，如今却被皇帝拔在最优的六人之中。应考的人里有一位新从美国、西班牙、秘鲁任上回来的出使大臣。他有二品顶戴，因新近授了詹事府少詹事，虽有那样的年纪、那样在外办事的资历，也不能不来应考。在考官的榜上，他列在前三十名之内，并被保荐升授更尊的职位；在皇帝的榜上，他被列在三等。而在那道给应考诸人定等第的谕旨里——皇帝明明白白地说，这是他亲自看过每一份卷子之后定的——这位卸任的使臣被命摘去二品顶戴，由少詹事降为詹事府的主事。此外同样性质的升降还有许多。

这样的举动，自然不会使这位年轻的皇帝见爱于他左右那些比较贪墨的人。可是这里头见得出精力与担当，在中国人是不常有的，也见得出他想尽本分、想矫正积弊的心。他一上手就不肯拿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于他自己诚然是不幸。可是他自幼便是当皇帝养大的，一旦立定主意就指望人人俯首听命，也是情理中事。而要一个生在宫里、长在宫里，连一回乡间的散步与骑行都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自在也不曾尝过的年轻人，有俾斯麦或拿破仑的气魄，未免也强人所难了。他左右的人同样不知道祸事已在眼前，看他们连自保的防备都不曾做，就明白了。劝康有为逃出北京的正是光绪，并不是康有为劝光绪小心。而那个把年轻皇帝废掉的谋划瞒得何等严密，从这一点也看得出来：英国公使是个老于世故、走过许多地方的人，自然也有种种打探消息的门路，事发时他偏偏不在北京；他若知道大变迫在眉睫，是断不会离开的。德国公使与美国公使也都不在，更可注意的是，总税务司赫德爵士也不在。皇太后大约正是因此才挑中了那个时候。

他四面都是引诱——他的姑母兼嗣母被人公然指为曾设法教他好赌好酒，而替他择后、替他备下姨太太，本也是她的分内事——可这年轻人看去倒像有几分苦行者的性情。众口一词都说他体质不强：其实以他这样的生养，怎么强得起来呢？在身子这一节上，也如在别的许多事上，他总叫我想起我们自己的利奥波德王子，已故的奥尔巴尼公爵。

如今做俄国沙皇的那位神情十分和善温厚的青年，当年在中国时不曾与中国的年轻皇帝见上一面，实在可惜。看去两个人都有抱负，都担着一副一个人独力担不动的江山，身边都围着有权有势、不择手段的人；这些人要拿他们这两位心地不坏、看去也很诚恳的名义上的君主去成全自己，甚至不惜把这名义上的君主毁掉，是决不会迟疑的。

有一段奇特的传说，讲前任俄国驻北京公使怎样用这样一番话得了中国皇帝的信任：「如今照体统立国的没有几个了。英国、德国诚然有皇帝，可是英国是百姓的意思占六分，君上的意思只占四分。德国略好些：皇帝占六分，百姓占四分。至于法国、美国——不成话，不成话！只有中国与俄国是体统正当的国家，君上出治，百姓奉令，合于天意。既然如此，这两国岂不该做极好的朋友？中国若倒了，于俄国何等可怕，那时她就要独自站着，做世上唯一体统正当的帝国了！同样，俄国若倒了，于中国又何等可怕！至于我们，对中国总有些放心不下。我们想到，陛下这一朝到底是外来的朝廷，治的是另一族的百姓——汉人；而国都又离边界这样近，一推就推出界去了。陛下实在该早作打算，把自己立得稳当些。如今尊贵的位子都在汉人手里，他们一旦联起手来，废掉当朝也是容易的。今后每有一个高位出缺，就该以满人补汉人的缺；唯有如此，陛下才在祖宗的宝座上坐得稳，俄国也才因中国之稳而心安。」

诸如此类，还说了许多。在中国，凡召见时总有成群的侍从在旁，这样的谈话是极容易被人听去、被人传出来的。这话是一八九八年六月传给我听的。我当时不知道确不确，如今也还不知道。可是这一年来，一个又一个高位授给了满人，再没有比这更不智的了，因为这最足以激怒汉人；何况满人久已失了男儿的气概，靠着朝廷的钱粮过活，早已没有治国的本事了。

第二十八章政变

康有为——《德臣西报》的访谈——维新诸人被戮——亲族坐死——康有为数皇太后之罪——皇太后的报复——皇帝谋脱身而不得——广东人感谢英国——皇帝所下变法诸诏——今日当权的人——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对华政策

要说北京这一回在外间看来如同晴天霹雳的变故，就不能不先把维新一派的领袖再交代几句。人称「今之圣人」的康有为是广东人。他重新编定过古来的经书，说这些经书被历代注家层层敷衍，已失了本来的意思。他尤其说，经里本来明明白白讲着一位有位格的上帝，是注家把这一层遮住了；中国唯有回到信一位活的上帝上去，才能重新在万国中站到它该站的地位。他又力主天下人皆兄弟。认得他的传教士，说起他的学问与热诚总是赞不绝口。我所听见谈过他的英国领事只有一位，倒是着重说他不切实际，形容他是个四十上下、好作空想而不能办事的人。不过那位领事见他，正在他一生中最仓皇的时候——他自北京出逃的途中。想一想：他家道并不宽裕，又没有官职，能考到那样的功名、又能重订经书，工夫必是大半用在读书上的；而在这样不算大的年纪上，他已是中国一辈年轻士子无疑的领袖，我所谈过话的人对他似乎信服得没有边际——可见那一番话总是说得过了些。他大约确不是个能办事的人。可是他笼络人、引导人的本事异乎寻常，这是不能不认的。《德臣西报》的一位访员形容他是「一个看去很有智慧的中国人，中等身材，相貌并不特别出众。一个不通任何西方语言的本地人，康有为竟吸收了如此多的见解」——这不过是欧洲人自视甚高的一个颇可发噱的例子罢了——而他给访员留下的印象是：论对时局的把握，他比他大多数同胞都要真切。有人或许觉得他有些主张近乎空想，可是他的诚恳是无可疑的；而且要记着，古往今来无论哪一国的维新之士，他的主张起初没有不被人看作不在实际政治范围之内的。为着关心中国此番危局的人，还是把《德臣西报》访康有为的那篇记载录在下面，再接他致各报的公开信。

「未入正题之前，康有为先要谢谢英国人给他的庇护，也谢谢英国人对中国政教民生的长进、对皇帝得脱拘囚所抱的关切。他又要说明，他先前之所以不肯接见访员，是因为听说他的弟弟已被斩，又传闻皇帝被害，心里痛极。这半个月的激动与忧惧使他神思不属，不愿见人，也不愿谈那些逼得他逃出北京的事。

「说过这几句，康有为便讲起他的经历来。

「『诸位都知道，』他说，『皇太后是没有读过书的，她极守旧，极不愿意把治理天下的实权交给皇帝。一八八七年议定拨出三千万两银子办海军。定远、威远、致远、镇远、经远几条兵船订下并付了款之后，余下的银子皇太后就挪去修颐和园了。后来又议定拨出或筹出三千万两修铁路，她又把其中一大部分挪用了。本来是要把铁路修到奉天的，结果只修到山海关，余下的钱都用在修饰园子上。凡明理的人都知道，铁路和海军是一国存立所必需的。可是任凭一两位近臣怎样进言，皇太后总不肯办这两件事，心里只有自己受用。她一向反对西方的文明进来。她见的外人极少——只有宫里几个太监和几位能够进见的大臣。』

「『她是通过什么人办理国政的呢？』

「『甲午之战以前，她最信任的是李鸿章。战后李鸿章被撇开，她似乎最信恭亲王和荣禄。不过照例，大权总是攥在她自己手里。宫里有一个假太监，实权比哪一位大臣都大。这假太监名叫李莲英，直隶人。不先贿赂他，什么事也办不成。各省总督的位子都是贿赂这个人得来的，他家资巨万，李鸿章比不上他。一两年前她把政柄交还皇帝以前，还常见许多大臣；此后便只见太监和内廷的官员了。我自己见过她。她中等身材，气象威重，举止相当专断。面色黝黑发黄，一双细长的杏眼，鼻梁高，看去颇有智慧，眼睛很有神。』

「问及『北京的新政是谁发动的』，康答道：『约两年前，两位官员长麟和王鸣銮上折子给皇帝，劝他把大权收归自己，并说皇太后不过是他伯父咸丰皇帝的妃子，照中国的成法不能算作正经的皇太后。这折子的结果，是两人被永远革职。他们本是部里的侍郎，一个是满人，一个是苏州人。皇帝自己明白，皇太后并不是他的生母。自从皇帝开始留心国政，皇太后便一直谋着要废他。她常同他打牌，给他喝酒，好叫他分心，不去理国事。这两年里大半的日子，皇帝实在只是个空架子，而这并非他自己所愿。德国人占了胶州以后，皇帝大怒，对皇太后说：「我若没有权，这皇帝的位子我就不坐了；我要退位。」结果皇太后让了他几分，告诉他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办；可是她嘴上这样说，心里并不是这样。』

「『你怎么知道的？』访员问，『是你亲耳听见的么？』

「康答道：『不是，我是从别的官员那里听来的。』

「『是谁把你荐给皇帝的？』

「『荐我的是御史高燮曾，湖北人。后来皇帝的师傅翁同龢——人都以为他是中国最守旧的官员之一，其实并不然——也留意到我，还有礼部尚书李端棻。这几位想把我引见给皇帝，给我一个有职分的位子，让我在皇帝身边做顾问。皇帝命我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会议一次。会议在今年正月初三日举行。衙门里的大臣全都到了；他们待我以宾礼，很是恭敬。会议约有三个钟头。

「『我不能不说：中国凡事都非改不可，都要照着西方的文明走。』

「『你的话他们听了怎样？』

「『他们没有明说。我看得出多数是反对变法的。荣禄说了一句：「祖宗的风俗，我们为什么要改？」我回他说：「祖宗从来没有过总理衙门〔办理外国及洋务的衙门〕。这岂不是改么？」我头一件提出的，是中国该有一套像样的司法；该请一位外国人同我和另外几个人一道，把律例和政府各部的章程重订一遍。这在我看是最要紧的一改。别的种种更张，都要拿它做底子。修铁路、办海军、改学制，别的一切变法都会跟着来；可是律例与政体不改，别的改动就差不多都成了白费。可惜的是，皇帝没有先把路铺好，倒先把别的变法催着往前推。眼下这场祸事，这也是一个因由。

「『第二天早上，恭亲王和翁同龢把会议的情形奏给皇帝。恭亲王是反对我的，虽然我也听说他很赏识我的才具，觉得我聪明能干。可是他说我：「他是胡说；他讲什么改祖宗的成法！」翁同龢则赞成我的条陈。

「『这次会议的结果，是皇帝命我把主张写成折子上奏。我折子的大意如下。我告诉皇帝：祖宗的一切风俗、规矩、礼法都非更新不可。就中国的历史而论，没有什么是可以有用地遵循下去的。我劝皇帝取法日本，或者取法彼得大帝。作为头一步，我劝皇帝命在京的各位大臣和大员，都到他们祀神的地方去，也到太庙去，在那里立誓决意变法。我的第二条，是把律例与政体重订；第三条，是开一个通达下情的衙门，使人人都能上书于朝廷。为把中国的政体缺在哪里说明白，我向皇帝指出：军机大臣是舌，各省的总督巡抚是手足，御史是眼睛，皇帝是脑子。我说：「您没有心，没有动力，没有像样的法，没有法子知道百姓要什么、想什么。职责分得太散，事情就办不彻底。您要知道一件事，就问大臣和总督，那是舌和足；可这两样不是会思想的器官——它们只会照着吩咐动。」我劝皇帝挑选年轻聪明、深通西学的人来襄助兴国，不问他出身高低；叫他们每天同皇帝会商变法的事，先把力气都用在重订律例与政体上。旧日的官员是非撤不可的。我劝他设十二个新的部：一曰法部；二曰度支部；三曰学部（聘外国教习）；四曰立法部；五曰农部；六曰商部；七曰工部；八曰铁路部；九曰邮政部；十曰矿部；十一曰陆军部；十二曰海军部——十二部一概照西法规制，并聘外国人参赞襄助。各省则每两府设一种议事的局，专责奉行十二部的章程、稽查地方、举办清洁防病之政、修筑道路、劝民以新法耕作、并推广商务。每局设一总办，由皇帝亲自简派，不问门第、出身与位分；每位总办都可以像督抚一样直接上奏，而不受督抚节制。实际上这些总办与督抚平级。总办又有权举荐人到各州县去，会同绅商奉行新政。我的折子里也说了款项从哪里来。我指出每年漏掉的进项何等之多。就拿南海县（那是我的本县）来说，我告诉皇帝，那一县每年的进项共二十四万元，而真正解到国库里的不过两万余元。我请求把这制度整个改过，使全国的进项尽数归入国库。我拿中国同印度比，又从印度的经验推算中国的财力，告诉皇帝：单是常赋，每年就可以收到四万万两；若再裁厘金、把税则订得妥当、发行钞票、开办印花税，并采行别的理财之法，至少还可以再得三万万两，合计七万万两。有了这笔钱，要办一支海军守我们的海岸、要设水师学堂造就将官，都是容易的事。国家的铁路也可以修起来，别的要紧的更张也都办得成。

「『有人告诉我，皇帝极为欣悦，说他从没有见过更好的折子，也没有见过我所拟的这样好的章程。他把折子交总理衙门议复。恭亲王、荣禄、许应骙都反对；皇帝催着要回奏，却始终不曾有过详细的回奏。大臣们只回说，这折子太过扫荡，实际上等于把现在的几位大臣一概裁撤，所以他们自己不便议复。诸位在报上想已看见，我折子里的许多条陈，皇帝早已采行了。

「『我又进呈了自己写的两部书，一部叫《日本变政考》，一部叫《俄彼得变政记》。随后我又上了一折，劝皇帝立定主意，不要在变法上迁延。

「『这一折，皇帝以谕旨作答。六月十六日我蒙召见，谈了两个钟头。召见的地方是仁寿殿，时在早上五点。旅顺与大连湾刚被俄国接管，皇帝面上有一种焦虑劳瘁的神气。皇帝很瘦，看去身子倒还好。他鼻梁端直，额头圆满，眼睛温和，脸上没有须，面色白皙，中等身材。手长而瘦。他看去很聪明，神情和善，这在满人中、甚至在汉人中都很少见。他穿的是寻常的朝服，只是大臣胸前那一大块方形的补子，在他是圆的，当中绕着一条龙，两肩上另有两块小些的。头上戴的是寻常的朝冠。他由太监引进来，在一张铺着大黄垫子的台上坐下，两脚盘在身下。他把侍从都遣开了，只剩我们两个；可是我们说话时，他的眼睛始终看着窗子，像是在防着有人窃听。他面前有一张长桌，桌上两支大烛台。我跪在桌子的一角，不曾跪在桌前那几个专给大臣用的垫子上。整个召见中我一直跪着。我们说的是官话。

「『皇帝对我说：「你的书很有用，很能教人。」

「『我把折子里的话大致又说了一遍：中国之弱，是因为不长进。

「『皇帝说：「是啊，这些守旧的大臣把我害苦了。」

「『我对他说：「中国如今很弱，可是要补救还不算太迟。」我举了普法战后的法国为例。那一回的赔款比中国赔给日本的多得多，失地也更多，因为法国失了两省，中国不过失了一省（台湾）。我问他：法国何以能那样快地复元，而中国自战事完结三年以来却几乎一事无成？

「『皇帝听得极专注，要我说出缘故来。

「『我回说：缘故在于梯也尔先生向法国百姓发布告示，劝革除积弊，请众人同心协力重整国家，并立刻施行种种更张，使国家能把失掉的收回来。结果是全法国的人如同一人，为着一个目标出力。所以复元得快。可是在中国，守旧的老臣还在，事事在变法的路上设梗；我告诉皇帝，这就是国家如今落到这般境地、比三年前中日战事初完时还要不堪的主要缘故。

「『我请他看一看日本在照近世的样子变法之前要克服多少难处。那里军门与封建一派的势力比我们如今的守旧大臣还大，可是天皇走对了路，简选年轻聪明的下级官员，一部分留在国内办新政，一部分出洋去学外国的办法，回来把日本造就成今日这样的强国。我又把彼得大帝怎样使俄国强盛的事说给他听，并说：「陛下，我要请您从您所居的深宫里走出来。挺身出来，用年轻聪明的官员。照我对您说的这三位君主的样子去做，您会发觉变法比您眼下所想的要容易得多。万一中国出不了足够多的聪明人来奉行您所创始的新政，我极力主张用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

「『我对他说：「量布裁衣」，劝他把这事办得仔细稳当。为把我的意思说明白，我指出：他若要盖一座宫殿，得先有图样，再照图样去买砖。「或许有人告诉您，这几年中国是变法了。依我看，什么也没有变。中国做的，恰恰是我劝您不要做的事。她是在还没有定下图样之先，就买砖盖房子；她是布不够，却要裁一件大袍子。」我告诉皇帝：「您如今的朝廷，正像一所漏雨的房子；梁柱都朽了，被白蚁蛀空了。人再住在里头，是万分危险的。不但屋顶要掀掉，整所房子都得拆掉，连地基也要刨了。您怎么能指望如今这些老臣去变法呢？他们从没有受过西学的教养，从没有把西方的文明认真研究过，如今您叫他们研究，他们也研究不来了。他们的精力已经没有了。叫他们去办新政，就好比叫您的厨子做裁缝，叫您的裁缝做厨子，叫您的剃头匠去抬轿子，叫抬轿的来给您剃头。结果是衣裳做不好，饭也吃不好，头还要被砍破。陛下选裁缝、选厨子、选剃头匠、选轿夫，都是很仔细的；可是治理天下这件远为要紧的事，您反倒不如办自己的私事那样仔细。」

「『皇帝答道：「我很难过；撤换大臣，我实在没有权。皇太后要把这个权留在自己手里。」

「『我说：「陛下若没有撤换大臣的权，能做的是在身边任用年轻聪明的官员。总比什么都不做强一步。」

「『皇帝说：「我十分明白，这些大臣于西方的道理一概不曾留心，也不高兴去考究世界的长进。」

「『我对皇帝说：「他们或许也想通晓西方的道理，只是照眼下的规制，他们事情太多，年纪又太老。精力已经尽了。就是肯，也做不来了。中国的教育以读经为主，是无用的；皇帝头一件要做的，就是废掉这样的考试，照西方各国的样子立学堂。」我问皇帝：「这样的考试，您能废掉么？」

「『皇帝说：「我已看明白，凡西方国家所学的都有用，凡中国所学的差不多都无用，我要照你所说的办」——他后来果然办了。我又劝皇帝派自己的宗室出洋游历，好从外国学些东西，也好使身边有见过世面的人。末了我说：「我还有许多话想说，可以随时上折子。」我极力劝他同各国敦睦。

「『皇帝答道，如今的外国已不同于从前那些微不足道的邦国了。他们像是很开化的国家，可惜他自己的大臣不能像他这样看明白。许多麻烦，似乎都是从他们看不明白这一层上来的。

「『去年十二月我曾劝皇上同英国结盟。临别时我对他说：「您赏了李鸿章和张荫桓宝星。这是西方的做法。何不在谕旨里明说，您有意采行西方的规矩呢？」

「『皇帝只是一笑。

「『自六月到我离开北京，我上了许多折子，却不曾再蒙召见。我得准直接上奏。以我这样的位分而准许直接上奏，本朝以来这还是头一回。』

「问及张荫桓，康有为说他并未与闻此番拟议中的变法。他对维新一派的章程是赞成的，但没有出力推行。被拿的人都是北京各处衙门里位分不高的官员，都是留心变法的。

「问到祸事最初的朕兆在什么时候，康有为说：皇帝下旨革了两位尚书、四位侍郎，反对的势头就起来了。这两位尚书里有一位是皇太后的亲戚——礼部尚书怀塔布。第二天李鸿章和敬信被撤出总理衙门。这些被革的官员成群地跪在皇太后面前求她出来，说她若由着皇帝这样办下去，旧日的臣子不久就要被革光了。随后这些人到天津去见荣禄——荣禄可以说是皇太后最好的朋友。又有传言说皇帝打算把皇太后除掉，于是她决意叫荣禄先下手。那约莫是九月十四、十五日的事。九月十七日，皇帝明发一道谕旨，问康有为何以还在北京，不即赴上海办理官报。『那是暗示我走。这一类的谕旨通常是给总督或统兵大员的，不是给我这样位分的人的。看见这道谕旨那天早上，我大为惊骇。当天晚上皇帝特地密谕我一道，是写下来送出的。其中一部分昨晚已登在《德臣西报》上。我恰好出去了，直到九月十八日早上才收到。

「『十八日早上我收到皇帝的两道密谕，一道是九月十六日的，一道是九月十七日的。头一道写着：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同志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企望之至。钦此。」

「『第二道是这样：「朕已命汝督办官报。此非朕之本意。朕心悲痛，非笔墨所能罄。汝可迅速出外，设法相救，刻不容缓。朕深念汝之忠贞。望汝善自珍摄。朕望不久仍能得汝之助，重整国家，使百事就绪。此朕之至愿也。」

「『收到这两封信后，我同同志商议该怎么办最好。我见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先生，请他即刻去见英国公使。不巧窦纳乐爵士在北戴河。我又打发人到美国使馆，说是美国公使上西山去了。假使窦纳乐爵士在使馆里，我想是可以设法免了这一场大祸的。

「『城里一切安静。一点大祸将临的迹象也没有。谁也没有料到会出事，谁也不曾为性命担忧。十九日我听朋友说，情形愈发紧了。在这以前我一直住在广东会馆。二十日早上四点我出了城，行李都留下交我弟弟看管。我在火车上定了一个车厢，径直坐车到塘沽。在天津我上了印度支那公司的「联盛」轮，要一间舱房。船上的人见我行李这样少，就说：「你得先到账房去买票，我们才能让你上船。」我只好又回天津，进了一家客栈——不是本省人开的客栈，是别省人开的。有人劝我剃掉胡子、换掉衣裳，我却听天由命。我在天津住了一宿，一早上了「重庆」轮。我只好当寻常的中国客人上船，因为怕再要舱房，又会因为没有行李被拒。李提摩太先生曾愿意让我在他家避一避，可是我既奉皇帝之命出洋，便想还是离开京城的好。我没有接到英国使馆的信；我同英国使馆没有往来。船在芝罘停过，并无异样。到吴淞时，英国领事好意让我到英国兵船「埃斯克」号上避难。我想必是李提摩太先生去了北京的使馆，才有指示叫英国领事留心接应我。我很诧异，但对布伦南和博恩两位英国领事、以及那位舰长在吴淞期间对我的照拂，是十分感激的。』

「『你打算怎么办？』

「『皇帝命我出洋，为他求助。我打算先求英国。英国是世人公认最秉公的国家。英国两次救过土耳其，一次折了两万人和许多钱财；我想英国如今也会来救中国的皇帝。我在上海时，曾请英国领事电告贵国外部，代皇上求助。就我个人看，趁此时机扶助皇帝和维新一派，于英国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做同时也是帮中国的百姓，而中国的百姓会把英国看作最好、最真的朋友。英国若如今不动手，我只怕西伯利亚铁路一成，俄国的势力就要遍及全中国了。英国若能使皇帝复位，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皇帝与维新诸人是不会忘记她这份恩义的。我离开北京时，皇帝身子还好。』

「临别时有人问康有为，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有什么忘了说的没有。

「他答道：『我愿意说明，我见皇帝时说过，我到北京来不是为钱，也不是为官。我到那里，不过是想尽我的力救中国的四万万人。我对他说，在我替他办成所条陈的变法之前，我不受高位；办成之后，皇上乐意给我什么，我都领受。那时若给我位子，不过徒然招旧臣的忌；何况我自己也觉得没有做出什么来当得起这样的抬举。皇帝还特地赏了我二千两银子作为奖励——我想，这在本朝的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

「访谈末了，康有为请人劝英国人设法保护梁启超的亲属，他们已被广东地方的官吏拿住。据我们所知，这些亲属是他的乳母、姑母、叔父、弟弟、侄儿，另外还有两人。」

这次访谈在十月七日。康有为的六位同志，则是九月二十二日在北京被匆匆处斩的。其中三人是翰林院的人——翰林院是中国最高的一班——即林旭、杨锐与刘光第。一人是御史，即杨深秀。其余两人，一是康有为的弟弟，一是前湖北巡抚之子谭嗣同。就是这位谭嗣同，赴死时说：「他们可以杀我的身子，我的精神却要活在别人的性命里。」又说：「我的国家，终要从如今用愚昧与贪墨攥住它的那些暴虐者手里得脱。」

一位报馆访员自湖北写道：「对于我们这位前任巡抚、在北京被斩的谭嗣同的父亲、可怜的谭老先生，人人只有同情。据说他儿子的死讯瞒了他许久，最后还是我们的总督张之洞亲自告诉他的——那是他离开武昌时，总督上船去送行的时候。」过了几天又写道：「我们的前任巡抚谭大人据传已经故去。本地的说法是：他因儿子在北京被戮、自己又遭贬斥，心里难过极了，在回乡的路上自尽了。」

据说这几位死者，个个都是英雄气概，只有那位御史例外——他对临到自己头上的命运骇异到极处，竟向行刑的人求告。他说他从不认得康有为，说自己并未与闻什么谋划，被人一路押过街市时哭得很伤心。又据说，众人都得了像样的殡葬，只有康有为那位年轻的弟弟，尸身没有人敢碰。

康有为的祖宅在芳村这个小村子里，正对着广州的城墙，中间隔着珠江。九月二十三日深夜，安静的村子忽然大乱起来：康氏一族的人一夜之间全不见了，去向无从寻觅。第二天早上倒有了分晓——知县的一队差役来到村里，围住康家老宅搜人。宅子里只搜出四个人，都是种地的佣工；差役没有更要紧的人可拿，就把这四个押过江，解进城去了。

康有为的叔父在广州开着一家大粮店，险些被拿：报信叫他快走的人，比差役只早到几分钟；他铺子里的伙计也是刚好赶上逃脱。铺子随即被贴了封条，芳村康氏的祠堂也被封了。康有为在广州旧城庙里办的一所颇兴旺的学堂，也被地方官封了；所幸那二十几个学生得了信，在衙门的差役来到之前逃散了。

《时务报》主笔梁先生得康有为及时报信，自己逃了出来，可是他有四位亲属被拿。正是在这一连串事情的激动之下，康有为写了下面这封信；只有一家中国报纸有胆量把它登出来。看看后来的情形，还是不举它的名字更厚道些。

康有为公开信

「诸位父老先生台鉴：

「八月初五日（九月二十日）天降奇祸，如吕后、武后一流秽乱的妇人窃据神器，一变而使天下大异；我皇上继而被废被囚，遂令天地易位，日月之光在皇上的忠臣义民眼中尽晦。我知道，这已使人人心中充满义愤。

「我年轻的皇上聪明而热切，竭尽心力为国家创立变法的新政，要一件一件次第施行；凡受皇上恩义、当尽忠尽节的人，听见这事，无不举手加额，欢喜欲舞。那伪主〔或曰篡位者〕曾想把贪欲与淫佚引进宫里，以诱皇上于败亡；可是皇上峻拒之，这些恶事污不了宫闱的清气。于是守旧一派中一两个奸人，见自己的图谋受阻，便匍匐在篡位者左右，求她重出训政。（按：礼部尚书怀塔布等被革职，怀塔布与荣禄实为通谋的祸首。）那伪主于是悖逆天地之常，攫取大权，又矫诏为皇上征求医生，预示皇上将被毒害。所以到今天，我们不知道皇上是生是死。这真是神人共愤、天地所必不宽宥、亦必不容其久逞的事。

「这位篡位者当年初得势时，曾毒死咸丰的东太后；又用鸩酒害死同治的皇后；她的所作所为，更使先帝咸丰忧愤而崩。如今她竟敢废囚我真命的君上。其罪极大，恶到了尽头。天下从来没有更坏的事。虽然写这封信的在下，连同林、杨、谭、刘〔六君子中的四位〕，都曾在皇上危急之际奉过密诏，可叹我们没有徐敬业那样的力量〔徐敬业废唐之武则天而复中宗于位〕，只能效申包胥之哭。〔申包胥是二千多年前楚（湖南）国的大夫，因其君楚王被废，往哭于强秦（陕西）之君以求复仇，终以其恳切成事。〕

「因此我现在把皇上给我的两道密诏抄送诸位，恳求诸位帮我在中外报纸上公之于天下。我深信这样做，能为我们的君上招来强有力的臂膀。皇上一向遵祖宗的定制，只认生他的母亲为母，不认皇妃为母。那伪主于同治皇帝是生母；可是于我们的君上光绪皇帝，她不过是前朝〔咸丰〕的一位遗妃罢了。照孔子所作《春秋》的义例，文姜虽是鲁庄公的生母，尚且因她的淫行被亲生的儿子幽禁；何况如今这一位不过是宫中的一个妃嫔，就更该加以惩治了。这个妇人有什么权柄，敢废我们英明睿哲的皇帝？这一层若能在中外报纸上说得明白，公之于世，我实在相信，从北京到云南、到中国古来的十六部之地，总会有豪杰起来为我们的君上复仇。谨此奉恳。

康有为谨启」

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名义上做了二十三年中国的皇帝，如今头一回想把权柄收到自己手里，便被匆匆废掉——他那两道手谕何等凄恻，几乎不必再加评说。人都相信，正是他想召兵来救自己，才引出了皇太后的政变。也有人说，维新一派当时正主张请皇太后退居城外的园子里去。

「下面是《新闻报》所载拟议中的『十人之局』的名单，这十个人本来每天要在懋勤殿聚会，为变法的事向皇帝进言：

「一、李端棻（礼部尚书，充局中总办）。

「二、徐致靖（翰林院侍读学士，获罪时署理礼部侍郎）。

「三、康有为（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

「四、杨深秀（江南道监察御史）。

「五、宋伯鲁（山东道监察御史）。

「六、徐仁铸（湖南学政）。

「七、张元济（翰林院编修）。

「八、梁启超（举人，前《时务报》主笔）。

「九、康广仁（举人，康有为之弟）。

「十、徐仁镜（翰林院庶吉士，徐致靖之子、徐仁铸之弟）。

「以上十人所得的处分是：（一）李端棻革职，永远发往喀什噶尔；（二）徐致靖永远监禁于刑部狱；（三）康有为通缉，一经拿获即行凌迟；其家属处死，并及伯叔姑姊及从兄弟，祖坟铲平；（四）杨深秀，六君子之一；（五）宋伯鲁，九月二十三日被革职永不叙用，当天即失踪，据报后来在由陆路南下途中被拿；（六）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七）张元济，家资极富，亦革职永不叙用；（八）梁启超通缉，现亡命日本；（九）康广仁，六君子之一；（十）徐仁镜亦革职永不叙用。至于名单上头两位李、徐，上月二十八日那个凶险的晚上，他们本也要与六君子同列，只因年高位尊才得幸免。

「据北京可靠的消息：皇太后政变那天（九月二十二日），皇帝身边亲信的太监、素来倚为忠心的，竟有十四人被皇太后命处死。这桩血案之所以不曾广为人知，是因为行刑是在宫内首领太监衙署的院子里——凡不驯不顺的太监向来都在那里发落，外间是不知道的。」

据《新闻报》北京访员一八九八年十月的报道，京城里像是笼罩着一种大祸将至的恐惧，许多人家在门楣上贴着红纸条，写着「莫谈国事」四个字；意思是颐和园的宫里新近必是出了什么事，而当权的人一时还要瞒住天下。这就不足为奇了。

上一个礼拜的火车挤满了从各省回乡的官员。他们不敢再待在一个说什么话都可能被当作谋逆的地方。等他们到了家，向亲友门生说起的话，想来不会增添他们对满清一朝的忠心。

然而即便如此，还有人诧异，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既无款项，又无军队，怎么不更硬气一些。光绪的沉默，也许正是这忍受了许多的一生中最高贵的一件事。

北京流传着一个凄凉的故事：政变以来皇太后把他囚在颐和园南海的一个岛上，他有一回设法逃了出来；可是走到园门口，守门的禁卫——都是皇太后的人——当着他的面把大门关上了。一群太监跟在他后面成群地走着，他们不敢对他的身子无礼，也不敢动武拦他走到园门；等门一关上，他们便一齐跪在皇帝面前，哭着求他开恩，不要再想逃走，因为他若逃走，他们连同门上的禁卫都得死。禁卫也磕头，一同哀求；另一面却打发了一个人去禀告皇太后。皇帝终于可怜这些跪求的臣仆，悄悄回到他的囚所去了。

在欧洲人看来，这或许奇怪得不像真的；在懂得中国的人看来，这却中国得叫人觉得多半是真的。一位皇帝会被臣下的眼泪打动，正是中国人所料想的事。

要记得，康有为是靠英国领事的干预逃脱的，是受英国兵船的庇护，起先还被安置在香港的监狱里以策安全。他由香港去了日本，别的中国维新之士已先他到了那里，都在日本的保护之下。一八九八年十月三日的《北华捷报》登了康有为的同乡对「大英帝国」的领事、水师提督和人民的一封谢启，谢他们把康有为从反对变法的人手里救了出来；这封谢启说是代表上海广东人的心意。信封里的东西是：（一）一张红帖，上写「广东省人顿首谨呈」；（二）另一张红帖，上写「广东省人敬谢大英无比帝国之人民，以见其忠义、仁厚、威严、勇毅、笃好公道」；（三）一张信笺，上写「我广东省人，谨向大英帝国各位领事大人及水师提督大人，敬申深谢，感其厚待。

广东省人敬呈。

「又恳请《字林西报》主笔，将上文登载于宝贵的报端，并愿面申谢忱。」

此后，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又有下面这封公呈递给英国总领事布伦南先生。他身为官员不能收受，但这封凄恻的文书读来不能不令人动容。

「敬启者：中国官吏及其胥役的贪婪需索，是皇上与百姓相隔的缘由；而正是这种相隔，才有了他今日的孤弱与百姓今日的困苦。

「皇上明见变法之不可缓，以其睿智善断，自本年五月起连下谕旨，意在把国家整个更新。所办的大端如下：

「一、以通晓新学之士，代旧而无用的官员。

「二、照西方各国最完善的办法，设立学堂与艺学之馆，以广科学之知。

「三、许全国官员不分品级，皆得直接上奏。

「四、废八股取士之法。

「以上各诏，百姓闻之大喜，以为国家立可振起、将来可期昌盛。

「我等具呈之人深信：谕旨中所载的变法若能行二三十年，必有极大的好处，风俗可以尽变，与西方的交谊也可以愈笃。如此，天下太平之世便可指日而待。

「不料如今因奸人的播弄与皇太后的短见，我皇上被囚，许多忠良之士的性命被无端断送，凡言变法的诏旨一概撤回。一切学会都被查禁，本国的报纸都被封停。而且凡赞成变法的人，性命都在极大的危险里。

「我等具呈之人身为中国的忠民，对皇太后这等无理的举动极为愤慨；然而我们无力挽此危局。

「所以恳求先生，本着万国所公认的公道，怜中国之难，电达贵国政府，请贵国人民援手，使皇上复其应得之位，并以忠贞明达之士充国家之职。

「如此，则中国的更新，实出于贵国君主之赐，亦出于代递此呈的先生之赐。

「又启：中国的官场如今分作两派，一新一旧——守旧的与变法的。守旧的一派倚赖俄国相助，而俄国要以扩地为报。变法的一派则指望英国与美国相助，因为知道这两国的国策是要保全中国。倘若守旧的一派此番得逞，就再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国被天下各国瓜分了。变法的一派没有权力。他们只能为国家的患难而哭，一面递上这封呈文，求贵国相助。头一件要做的，是把皇上放出来，使他复掌大权，并把皇太后除去。皇上若下诏号召百姓来护卫他，天下的忠臣义民必群起响应。

「中国士人公呈。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

九月十七日

（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有人想说，维新一派同他们所拥戴的年轻皇帝光绪，是因为催办荒唐的新政、走得太快，才自取了这一场祸。把皇帝所下的诏旨略述一遍，就可以看出他所做的无一不是为中国好。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三日——皇帝下诏在北京设立大学堂，并命康有为于特开的召见中陛见。

六月十五日——罢黜他的师傅翁同龢，并宣示有意派宗室王公出洋游历学习。

六月二十日——命总理衙门议奏奖励艺术、科学与近世农事的必要。又命加紧修筑芦汉铁路。

六月二十三日——废八股为取士的必要科目。

六月二十七日——命各位大臣与王公议奏八旗军队一律改用西式枪炮操法之议。

七月四日——命各省设农学堂，以新法教农民耕作；同日，以见识开通的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

七月五日——皇帝命定专利与版权之律。

七月六日——命兵部与总理衙门议奏改革武科之议。

七月七日——许以特别的奖赏给发明家与著书的人。

七月十四日——命各官尽力振兴商务、扶助商人。

七月二十九日——依李端棻之请（李端棻后被慈禧皇太后发往喀什噶尔），命全国各城设立学务局。

八月二日——设矿务铁路总局。

八月九日——奖励报人撰写政论，以广朝廷的见闻。

八月十日——命荣禄与刘坤一会商设立水师学堂与练船。

八月二十二日——命在各国的中国使馆附设学堂，以便侨居外国的华人子弟。

八月二十四日——谕各大臣及各省大吏协助皇帝办理变法之事。

八月二十八日——命刘坤一、张之洞两总督在上海、汉口设商务局，以兴商务。

九月一日——裁撤北京六个无用的小衙门。

九月七日——李鸿章、敬信被撤出总理衙门；又停发昭信股票，因各省大吏借此盘剥百姓。

九月八日——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以省虚费。

九月十一日——准设讲求制茶、缫丝之法的学堂。

九月十二日——命总理衙门与兵部议奏裁撤驿站、改归海关邮政之议；并奖励开办报馆。

九月十三日——普许臣民上密封奏折；同日，准无意于文武仕进的满人改习工商各业。

九月十四日——礼部两位尚书、四位侍郎因违抗皇帝「凡有条陈无论何人一律原封呈递」之命，一并革职。

九月十五日——准照西方各国的样子编制岁入岁出的预算。

由此立刻可以看出，皇帝和他那一派树的强敌是很多的；他们若明白事理，本该先把军队的助力抓到手里。正是在他们设法抓兵权的时候，收场就来了。同样明显的是，其中有几项变法，是人人都会同意为中国所万不可少的；虽然他们也许一下子办得太多，可是变法究竟能以多快的速度办成，从来没有人算得出来。至今也没有证据说他们于这个国家而言走得太快。对于那些被裁掉衙门的官员，他们无论如何总是走得太快的。不过话说回来，一下子开这么多学堂、又奖励报馆的文章，这里头确有几分书生纸上谈兵的味道。

自那以后，皇太后以自己的名义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更远——树的敌人也更多——她下令不许设立任何会社，并命各官拿捕会中的人，按情节轻重治罪。为首的立即处斩，干系轻的永远充军。保国会因此遭殃；此外，皇帝下诏废八股、并命以算学为考试必修之后新设的那些聘请教习、购买科学书籍的会社，也一并遭殃。皇太后又把所有报纸封停，并把主笔们径行判了死罪。她还下令不许再照西法操练、武装军队，命他们仍旧用弓箭，仍旧比试从前那样的跑步与举重。皇帝本已表示要亲临下一次武科的考试，那一次本是要用近世的准头枪械打靶的。如今皇太后宣示，不但不这样办，连应考的人也不必到朝上来了。而一切开办中西学堂初级、中级学校的可喜规画，也都在萌芽时被掐掉了——上海那几所女学堂，前面说过，为着安稳已经改归外国人经管。

眼下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似乎是荣禄。他是满人，一生的大半在北京做武职，一度做过陕西的将军；做直隶总督时——这个位子李鸿章做了那么久——很得天津外国人的好感。不过据说政变前夕，他因为不知道英国舰队在北戴河要做什么，两夜没有睡着；若果真如此，他便不是一块可以让他的主子长久倚靠的铁石。据康有为说，真正在宝座背后操权的，是那个假太监李莲英——这些年来，凡想求见的人都得重重贿赂的就是他。李鸿章在皇太后长久当权的岁月里始终是她的死党，如今英国人也渐渐知道他了。至于盛宣怀，本是李鸿章的门下，却趁李鸿章出洋的时候谋到了那样肥的缺，反倒瞧不起从前的恩主了；关于他有这样一个故事。他身子一向不很好，习惯于冬天从天津告假，回本乡苏州——中国的巴黎，气候也和软得多——去享福。中日之战时，人觉得位分这样高的人不便准假。可是免了他日常的公事，因此准他把管辖之下的各衙门关了门。衙门果然关了，可他又把它们当赌场重开起来；在盛宣怀贪墨的治下，天津凡做买卖的人若想办成一桩事、包下一笔工程，就非得到这里输一笔钱不可。诸位或许记得，几年前英国政府曾要他的脑袋；可是正如湖南散布那些下流反教书刊的周汉一样，人家推托说此人或是找不着，或是疯了，或是别的什么，把要求搪塞过去了。正是这样的人，无论在哪一国掌了大权，都要把那一国败坏掉。也正是这样的人，随时准备着从外国收受重贿。凡希望中国衰败、孱弱、内部分裂、听命于自己的国家，都有直接的利益去扶持这位从前的皇太后、如今的篡位者慈禧，以及聚在她左右的那班人。

可是那些并不想占中国土地、倒愿意中国与自己都得安宁，好各自把自己的疆土开发到极致的国家，一定希望当权的是张之洞那样的人——他是唯一连贪墨的嫌疑也不曾有人加过的总督，而且从不进京——以及别的志向高远、行事端正的人：他们或许也会犯错，至少是在尽力提携、引导这世上从来最爱和平、最守法度的一个民族。照沃尔斯利勋爵所预言的，中国人将来也许会成为好兵。可是自古以来他们是看不起打仗的。我听说我们的兵船从前打仗时，会把褥垫挂在船舷外面护船；那么，在火气旺盛而深不可测的印度与亚洲别的国家之间，垫上中国这一床看去柔软、其实决不真正屈服而又厚实的大羽毛褥子——一个精力充沛、健旺的中国，从贪墨误国的官僚制度里解脱出来，男人的心思从过于古老的教育桎梏中放开，女人的脚重新放开、好再生出好儿郎来——这未尝不是一个再好没有的办法。当西方各国都在争着看谁来啃它的骨头时，总得先有一国或几国站到中国这一边来。可是只要有哪一个西方大国明明白白告诉天下：谁攻中国，就是攻我——那就不会有人来攻了。而中国的脚只要在长进的路上站稳一回，就再不会往回走了。

我愿以我认为当今最有智慧的政治家的话作结，虽然在我看来，他往往少了照自己的见识去做的决断。索尔兹伯里勋爵在一八九八年六月说过：「若问我们在中国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保全中华帝国，不使它倾颓，劝它走上变法的路，并尽我们所能给它一切帮助，使它的防务完备，或使它的商务兴盛。这样做，我们既是帮它，也是帮自己。」可是除了多年前在香港设立的维多利亚书院之外，请问英国政府何时、何地照这位首相所定的政策办过？而这位首相，是近世的大臣中拥戴最众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