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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婚姻》封面

世界看中国译丛 · 社会与民情

我的中国婚姻

My Chinese Marriage

3.8 万字

著者
梅·弗兰金(Mae M. Franking)
译者
波多
原著
My Chinese Marriage,1921 年
出处
美国人 · 中国
卷帙
5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一九一二年,密歇根一个美国姑娘嫁给中国留学生——那年头这样的婚姻在美国多数州还是违法的。她随丈夫回国,住上海,又到成都。最要紧的是第三章:她嫁的是长子,写中国大家庭里做长媳的规矩,不美化也不嘲笑。

导 读

一九一二年,美国密歇根州一个白人姑娘嫁给了一个中国留学生。

那个年代,这样的婚姻在美国多数州是违法的。各州的反异族通婚法要到一九六七年才被最高法院一举推翻。所以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逆着风走的。

梅·沃特金斯·弗兰金,生于一八九〇年前后。丈夫弗兰金是在密歇根大学念法律的中国学生。婚后他们回了中国,先在上海,后到成都。丈夫在中国政府里做事,不到十年病故,她带着孩子回了美国。

全书四章:在美国,在上海,长媳,永恒的群山。

第一章写两人在美国相识、相恋、遭到的阻力——她家里的反对,街上的目光,法律上的障碍。第二章写她初到上海:码头、弄堂、仆人、口音、吃食,一个美国女子在一九一〇年代的上海头一个月是怎么过的。

第三章最要紧。她嫁的是长子,所以她在中国的身分是「长媳」。这一章写的是中国大家庭里的规矩:怎么拜见公婆,怎么和妯娌相处,怎么管仆人,怎么过年节,怎么在一屋子人的注视下生孩子。她不美化,也不嘲笑,就是一件件写下来。

第四章写丈夫的病和死,写她守寡之后的决定。

这本书一九二一年在美国出版,次年出了伦敦版,署名只用了作者姓名的缩写。书出来之后颇有读者,因为它讲的是一件当时所有人都好奇、却没人真正知道的事:一个美国女人嫁到中国去,日子究竟是怎么过的。

我的中国婚姻 梅·弗兰金 著。

献辞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中国父亲和母亲,献上你们的美国女儿的感激与爱。

第一章在美国

十月的一个星期一早晨,我第一次见到梁昌京。那是大学开学的日子。前一周,大批学生来到这个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小城,处处都热闹兴奋。凡家有空房的人,都被告知:尽一个好公民的责任,就该接纳一名学生。因此,当我看见大箱子、小箱子和旅行袋接连被搬上隔壁人家的前廊时,便对母亲说:“詹姆斯太太也招架不住了!”随后,我同老朋友西莉亚出门,去上第一堂课。

穿过校园时,我们注意到一群男生聚在学院大楼的台阶上聊天。西莉亚转向我:“看见那个头发特别黑、脸稍稍背着我们的人了吗——就是穿灰衣服的那个,玛格丽特?那是新来的中国学生。男生们都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表哥去年在芝加哥认识他,那时他读一年级。他要研究国际法和政治学——想想看!”

我转过头,略带几分兴趣地望了一眼那个外国学生,阳光正照在他的黑发上。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十分年轻、面带笑容的小伙子。“看着还不错。”我说得颇不客气,然后我们便走过去了。

我忙于学业,满怀热情地开始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也就没再想起那个中国青年。但一两天后,我发现,在詹姆斯太太门廊上见过的那些箱子和旅行袋,原来就是他的。昌京成了我的隔壁邻居。

说来也巧,从来没有人正式介绍我们认识。虽然我们一起上德语和法语课,却有好一阵子没说过一句话。后来,我渐渐佩服起他来:英语本已是他的一门外语,他竟能借助英语学习另外两门外语,而且学得那么好。与此同时——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也在欣赏我在这些科目上的熟练程度。我用功学习,是因为打算将来教外语。

我对他的兴趣是一点点增长的,而这种兴趣的起点,却是觉得他与我完全隔绝,根本没有把他看成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的人。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中国人。终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开口交谈了。此后,在某个早晨,当我们恰好同时走出各自的家门时,我觉得似乎没必要拒绝和他一同去上课。

我们在学院大楼门口分手,随意地点点头。我心里觉得愉快;可一旦把昌京放回我心目中那个民族的背景里,刚萌生的友谊冲动就立刻受到了反拨。我丝毫没有继续交往的打算。

当然,昌京对此一无所知。我想,我对他大概还比必要的程度更客气些。我记得自己总不安心,生怕一句无心的话,泄露了我对于中国的真实想法,从而伤害了他。渐渐地,在他这个具体的人身上,我忘记了民族。我甚至假装没有注意到:每天早晨,我总是略晚一点,匆匆赶去上课,而他总在等着我。第一学期结束时,我们几乎每天都理所当然地一同去学校了。

他快活而友善,有一种坦率的喜悦,仿佛那是生活特别赐给他的天赋。我喜欢他的陪伴、谈吐和昂扬的精神。我性情多愁,爱向内省察,不大活跃,而他的欢快总能给我鼓舞。我常端详他的脸;安静下来时,那张脸会显出真正东方人似的不动声色,一种仿佛内心沉静或正陷入默想的寂然。不过,在那些日子里,这种神情很少出现。我记得最清楚的,仍是他的笑声,还有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总能从每天平常的事情里发现快乐。

有一阵子,我们不过是两个极守规矩的年轻学生,端庄地并肩走着,热切谈论一些如今想来严肃得有趣、又经过小心选择的话题。我们都决意保持庄重,不谈私情。那时,我十九岁,昌京比我大两岁。

终于,昌京问能否来家里拜访。当天晚上,他抱着一个巨大而形状不规则的包裹出现在门口,里面是他觉得我们可能感兴趣的一堆宝贝。大家围在书房桌边,看他铺开一片绚烂的刺绣丝绸、象牙雕件、檀香木器,以及青铜和乌木制成的奇巧小像。这些东西散发出一种宜人的香气,辛烈、温暖、甘甜,又带一点苦味;那是油、漆与香灰混合的气息。

他很得意地展示了母亲给他做的六条领带。那些领带,都是照着他寄回去作纪念的一条美式领带仔细仿制的。“她常做针线,做出来的东西样样都漂亮。”他说着,抚摸其中一条酒红色丝绸领带,上面绣着细细的金线。

这几句朴素的话,加上桌面上那一堆异国物品,忽然使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横亘在我们之间。我看见他是一个异乡人,遥远而不可知;我意识到,他在这个国家生活,该是怎样连根移植的感受。这里的理想、礼仪和习惯,有时在他看来,想必荒诞离奇。“你一定觉得我们很古怪吧!”我情不自禁地说,手里拿起一尊实心、胖墩墩的小神像。

“古怪?一点也不——样样都非常有意思。你看,在我眼里,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一瞬。然后,他递给我一面小小的绣制中国国旗。我望着那条用五色丝线绣成、扭动着身子喷火的龙,犹豫起来。旧有的偏见又涌上心头。我正要拒绝,却看见他眼里有一种迟疑而略带不安的恳求,触动了我。我接过旗子,对自己捕捉到的那一眼,还有一点困惑。

昌京渐渐成了我家晚间的常客。他带着中国人真诚的恭敬,与父亲和母亲结下了友谊。我喜欢回想那些时光:我们围坐在大桌旁,带罩的灯在书报上投下一圈明亮的光,房间其余部分笼在舒适的朦胧里。就在这些晚上,昌京向我们谈起父亲。父亲是他的宗族和时代所造就的典型中国人,却很早就看出了过于狭隘的民族观念的局限,因此安排儿子们接受西式教育,而昌京是长子。从他的谈话中,我拼凑出他在中国南方那个家的部分图景:那是一个有兄弟、亲戚和仆人的大家庭。父亲在遥远的海岛港口经营生意,常年不在家,一家便由母亲掌管。

有一次,他带来一张褪色的照片。照片上,一个小男孩郑重地穿着旧式中国天鹅绒和绸缎衣服。“这是我六岁的时候。”他解释说。

我仔细看了照片。“哎呀,梁先生,”我惊讶地说,“你留着一条——留着一条——辫子!”

看见我窘迫,他高兴地笑了。“是呀,一条很漂亮的辫子呢,”他说,“用大红丝绳扎着。我还记得,在山坡上放风筝时,它怎样在风里飘动!”

“你也留过黑辫子呀,玛格丽特,”母亲插话,眼里闪着笑意,“比这条短一点,可也常扎着红丝带。”

“你看,我们至少有这一点相同。”昌京说,向母亲投去感激的笑容。当我对他的感情还拿不定时,善良而体谅人的母亲,已经同他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尽管有这么多理由使我亲近他,有时候,我对他的感觉仍近乎厌恶。每当这种心情出现,我从苏格兰血统中直接继承来的个人公正感,便立刻反抗起来。我小心不让这种感觉流露;不过,只要我稍稍意识到友谊正趋向爱情,我大概就会把它说出来。当时,我抱有的理想是真正的伙伴关系,是一段愉快的插曲,注定随着大学生活结束而结束。

冬天快过去时,我们越来越熟,我心中却接连发生了几次这样的反感。我告诉自己,我们的关系既然只能如此短暂,实在不值得我花这么多时间。我提醒自己,昌京无论多么好,终究属于中国人。我决定立刻结束这整个插曲。实施这个打算时,我做得过分生硬了。我明明白白地躲着他,上学和回家都绕远路,在课堂里或校园里,也拒绝同他相见。

这样过了两周。一个下午,他在学院大楼正门前等着我。我没有说话。他一言不发地走到我身旁,默默陪我走到校园边缘。我突然转向一条岔街。“你愿意的话,就走那边好了。”我粗鲁地说,“我这边有事。”

他跟着我。“我想和你谈谈。”他说,声音疲倦,却有一种异样的克制和耐心。我们的目光相遇,我看见他眼中有一种温和而动人的决心:他要理解我,也要让我理解他。倘若我不那么沉溺于自己的情绪,就该更明白那目光的含义。

“你为什么要结束我们的友谊?”他平静地问,依旧是他特有的坦率。

“我——因为我觉得这样最好。”我结结巴巴,完全失去了防备。

“放弃一段友谊,从来都不是最好的办法。”他说,“不过,我们的友谊,也许真的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可能得回中国。今天收到父亲的电报,说母亲病得很重。再过一两天,就会知道该走还是该留下。”

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终于战胜了种族偏见。“跟我回家吧,”我说,“让母亲和你谈谈。她总知道该说什么。”

两天后,另一封电报带来了他母亲病情好转的好消息。那两天,昌京的焦虑使我十分难受。他什么也不说,可脸上紧绷着,露出愁纹。我们散步,谈了许多别的事情。他把自己所谓的“人生计划”,清楚地勾勒给我听。他把为祖国从事外交工作视为最终目标;而在通向这个目标的途中,他希望先在中国参加有建设性的教育和社会工作。他热爱中国古老的艺术和天然美景,也敬重许多传统习俗。“我希望引进现代教育,不会毁掉东方的美。”他对我说。不过,他也坚定相信,整个东方都需要新思想。我开始换一种眼光看他的国家。

不久,我们就常常一起出游。我记得,在灯笼映照的校园里参加过许多愉快的聚会,也一起度过许多运动会和网球赛的日子,共享大学生活那种天真无邪的自由。我在私人交往上比较疏淡,很少有人当面对我谈起我与中国学生的来往。但如今,我开始听到低低的议论,一阵模糊的嗡嗡声;也注意到学生和镇上居民正饶有兴趣地观察我们。我们一同走进茶室或音乐厅时,我不可能看不见那些追随而来的好奇目光。

母亲的几位朋友,对她表示不赞成这件事。“万一他们相爱了——结婚了呢?”一位思想守旧的老太太问。可母亲天生没有偏见,眼里从来不划分国界和民族。她极体贴,也极善良。如今我知道,她其实有些担心:即使双方熟悉彼此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婚姻也已经够难的了。然而,她没有说什么让我局促不安的话,甚至直到很久以后,才向我转述熟人的议论。

不过,我还是从别处听到了评论。这使我有点恼火,也很自然地使我更加忠于昌京,有时还生出一种温柔而强烈的愿望,要保护他,不让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就在这时,我们开始试探着谈起异族通婚。一个傍晚,我们坐在门廊上。“我认为不同种族之间结婚是错误的,”我用当时刻意养成的那种果断口气说,“还是和自己同类的人结婚比较好。”

“困难无疑会少一些。”他答道,却并不信服,“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问题。美国人彼此结婚,似乎也并非总能成功。”

我立刻动了气。“我们听到的只是那些不幸福的婚姻。”我反驳。

“那么,不幸福的婚姻可真是很多很多啊。”他温和地回应,“我在想,各国那些不幸的婚姻,会不会都是由于自私、缺少爱,以及不肯在无关紧要的分歧上相互让步呢?”

到了这里,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争吵的,谈话便友好地继续下去。

如今回想起来,那天晚饭时我的心思,真使我觉得好笑。我们围桌而坐,昌京看起来如此像我们家的一员,我却不由得猜想:中国妻子是否真的不能和丈夫同桌吃饭?她是不是的确事事都得伺候他,不问理由地服从他?昌京会不会不久就回到中国,变成一个专横得令人无法忍受的东方丈夫?这个念头使我压抑得几乎受不了。昌京第二天就要出门度暑假,所以这是为他送行的晚餐。饭后,他坚持帮我洗碗;我家生活简单,通常不雇女佣。干活时,我们很开心。“在中国,”他一边叠碟子,一边对我说,“女人的处境要轻松得多。这些事,都有仆人做。我认识一个嫁给中国人的英国女人,后来她到大学教书,就是为了找点事情做。”

“她做得很对。”我说,“闲着对谁都没有好处。”

“中国妻子并不闲着,”他认真地回答,“她们对家里的每个人,都有许多责任。”

说到这里,他把目光转向我,眼神专注而深沉。正因为心里受了触动,我偏要说句轻薄的话。

“如果我挡住你的视线,我就挪开。”我说。

“那也没用,”他回答,“不管我想看哪里,你总在那里。”

后来,他在送给母亲的一张照片上,用汉字写自己的名字。我站在他旁边。他放下笔,转身握住我的双手。他俯身靠近我,我坚决摇头,向后退去。我挣脱了一只手,于是,他原想落在我唇上的吻,落到了我的手指上。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被侵犯感。我们争执起来,但并无怨恨,也没有真正发怒。我只是确信:爱情既然不属于我们,从任何道德原则来看,我们就都应该把关系维持在友谊的外观之内。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一种理想,被粗暴地打碎了。

“哦,可是你误会了我!”他诚恳地说,仍不肯松开我的手。

“亲吻不属于友谊。”我勉强说出这句话。

“对不起。”他承认。但从他眼睛里,我看得出,他遗憾的只是我误解了他,别无其他。

暑假旅行期间,他给我写了许多信。我有时间思考了。在心里,我承认:能够做昌京的朋友,比得到世界上任何其他人的爱情都更好。

他回来以后,一个晚上,我们一起漫步到校园,在一棵大树的月影下,坐到石凳上。我无意间听见了一句带有种族偏见的话,又唤醒了心里那种萦回不去、近乎母性的温柔。当昌京的眼睛满怀渴望地恳求时,我便把从前拒绝的那个吻,像献祭一样献给了他。

那年秋天,他转到新英格兰一所大学读一年。很久以后,他才告诉我,这是为了让分离教我认清自己的心。那时,我已经爱上他,并且痛苦而诚实地向自己承认了这一点。可是,实现爱情似乎那么遥远,那么没有希望;我们两个种族之间横亘的鸿沟,似乎根本无法跨越。于是,我在心里放弃了希望,把他寄来的信一封封收起;每当想起那个吻,就装出年轻人的玩世不恭,微微一笑——它于我们,无非只能是一段甜蜜而纷乱的回忆。

学期结束时,他出人意料地回来了。他握住我的手,眼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期待与不安。那些漫长的月份,使他的脸显得更成熟,也更严肃;我第一眼看见他,便猛然感到一种几乎使人落泪的深切幸福。在毫无防备之中,我们像恋人一样相逢,一切对立暂时都被扫去,所有伪装都忘却了。我走进他的怀抱,仿佛那是我唯一可靠的归宿。在这一刻,爱使一切都变得简单而幸福。

我们告诉父母打算结婚时,他们十分吃惊。母亲温柔而明智地提议,先订婚一年,“好让你们确实拿定主意”,她是这样说的。我们早已拿定主意,但仍答应了。

昌京立即写信给中国南方的家人,告诉他们订婚的事。他也以一贯坦率直接的方式,向我作了一项重要说明。“在中国,”他告诉我,“父母通常替孩子安排婚事,常常提前许多年。我很小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我将来会娶父亲一位好友的女儿,她比我小三岁。并没有正式订婚。我离家求学时,请父亲在我回来以前,不要对我的婚事作出确定安排。后来,再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我也不知道他如今怎么想。不过,这绝不可能改变我们之间的事——亲爱的玛格丽特,你明白吧?”我又一次觉得,自己的心灵正同不知名的力量相撞;他竟能如此平静地抗拒传统加在身上的要求,使我惊讶。

家里用一封电报答复,禁止这桩婚事。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认真期待过其他决定。随后,父亲来了一封语气缓和的信,解释说:昌京在国外的学业即将完成,因此已安排他一回家,就同丽英小姐结婚。父亲把这位准新娘描绘得十分动人。昌京已经十二年没见过她了。父亲说,她年轻、端庄、善良,美丽而富有,而且为了适合做一位进步中国人的妻子,还接受了现代教育。两家人都热切盼望这桩婚姻。信的末尾,父亲恳切请求昌京,不要使他无法履行与朋友订下的婚约;又十分委婉地暗示:若他一意孤行,就将失去家族进一步照顾他的资格。

其他信也来了。一位美国传教士朋友写信,极尽委婉之能事,谈到他要让一位美国妻子在东方过得幸福,将遇到多少困难。一位中国堂表亲则长篇大论,说明娶一个外国媳妇会给家里带来怎样的悲伤:家中有一个异族而固执的女人,不肯给予公婆应有的尊敬,也不肯履行他们期待儿媳承担的侍奉,会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

许多这样的信成批寄来。那些信里,有一种毫无转圜余地的定论口气,有一种坚实的宗族意识,使我有些害怕。我不安,拿不准。我们两人的思想中,我并未发现什么无法调和的成分;因为我是十分保守的西方人,而他是非常开明的东方人。但这些信所代表的,是他必须与之共度一生的人,是他的人生必须在其中和谐展开的社会背景。我强烈到几乎惊恐地意识到:我必须应付的,不是昌京本人,而是他的传统、他的祖先,以及他那个民族沉厚的过去。

此外,我也不愿妨碍他的前途。倘若当时我明白宗族和家庭势力在中国——尤其在外交和政治界——有多重要,我很怀疑自己是否还能找到勇气嫁给他。但他放弃这一切时,竟那么坦然,那么自信而毫不后悔地快乐着,使我不能不与他同怀这种心情。

昌京把这些冷静、合乎逻辑而不谈私人感情的家信译给我听。其中贯穿着一种阴沉的处世哲学,我读着便感到寒意。信里谈的,全是他各方面的责任:对父母、对祖先、对国家、对自己的前程。唯独没有爱情!只有一位堂表亲提到了爱,却是这样说的:“你现在年轻,年轻人总以为爱情很重要。但等年岁取代了青春,你就会发现,爱情像水一样流走了。”

“那不是真的,昌京。”我怀着庄严的确信说,“爱情比生命和年岁更伟大,它超越死亡。正是爱情,造就了永恒!”

那时,昌京还不十分理解我对爱的这种神秘解释。不过,他十分幸福地回答:“娶你为妻,比世间其他一切都值得。”

昌京继续给家里写信,文字简短,态度恭敬,却不肯让自己的决定受到丝毫动摇。回信的间隔越来越长,最后停止了。没有公开决裂,也没有激烈地扯断纽带。他的亲人彬彬有礼、相当温和地收回了扶持他的手,他便独自站在那里。

“可是,你母亲总不会放弃你吧!”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在全部通信中,她竟连一句话也没寄来,便这样惊呼。

“在她亲爱的心里,绝不会。”他毫不动摇地相信,“不过,父亲不赞成,她当然就不会给我写信。”

“可那是母亲呀,昌京!”我抗议,“她自己的感情,总该放在第一位吧!”

昌京耐心地回答,像一个已经把明显的道理解释过许多次的人:“在中国,家庭永远先于个人。不过,亲爱的玛格丽特,对于你和我,爱最重要。”

他始终坚持,把我们的事看作一个独立的个案,不能用一般尺度衡量。这一直给我很大的力量。在结婚前随后的短短一段时间里,我们也像最普通的恋人一样,闹过几回别扭:毫无根据的嫉妒,小小的猜疑。就我而言,那不过是努力维护我认为女性理当拥有的自尊;就他而言,往往是未能把我这种特有的脾气看轻一点。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们的争执从不带怨毒。我们没有一次否认过彼此的爱。

于是,我们决定马上结婚。已经没有理由再等下去了。也就是说,除了现实的理由,再没有别的;可现实的理由,同相爱的年轻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商量生计时,昌京快活地说:“我们现在才开始考虑实际问题,似乎有点晚了。不过,倒也可以试试看。”

昌京已不再只是一个从富有父亲那里领取优厚生活费的学生。他学业未完,正要靠自己的力量娶一个外国妻子,面对尚未尝试的世界。对于这一切,我们竟出奇地轻松。来到美国后,他一直定期把生活费的一半以上存起来。我打算做语言教师;倘若环境要求我帮助一个刚开始事业的男人,我也能在经济上独立。我们很快安排妥当:再一起读完一个学期,他便毕业;接着在自己的专业里实践一年,然后回到中国,开始毕生的工作。我稍后再去。依我们看来,再没有比这更简单、更令人愉快的事了。几天后,我们在母亲家中结婚,由一位圣公会牧师主持婚礼。父母早已说:“去中国以前,你们当然和我们住在一起。只要在这里过得快活,我们就希望孩子们留在身边。”

昌京习惯了家庭生活,觉得这样的安排再自然不过。我却怀着顾虑。西方流行一种看法:成了姻亲,便不能再做朋友;这念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我倒不认为,自己和中国丈夫在性情上会需要剧烈调整;但我有些胆怯地预料到,家庭习惯与日常生活程序的差别,会引起一连串小麻烦,使我们经历一段难熬的时期。

我实在一刻也不必担心。家人相互协作的美好精神,是昌京东方传统的重要部分。从婚礼那天起,他便轻松、自然、可亲地成为家里的一员。丈夫和父母之间的感情,使这方面的关系完全不成问题,也使我们能够专心适应彼此以及外部世界——不过,后者我们几乎没放在心上。认识昌京以前,我一想到引人注目就受不了。但很早我就发现,只要和他一同出现,就会引来好奇的目光;奇怪的是,我竟发现那根本无所谓。我为丈夫感到自豪,也喜欢同他一起出门。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幸福的。

共同发现生活,成了一场每天都会焕新的美妙冒险。我们之间深厚的爱与温柔,孕育出极微妙、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默契。在谈话的间隙,只消迅速交换一个眼神,常常就能传达一整个念头。我总觉得,昌京比我更敏锐,更含蓄,也更有想象力。而且,他对细小的礼节极其认真,这一点我比不上。我一直习惯依自己的意思行事,又不使别人难受;但如今发现,自己不能随便说话、轻率行动,否则就可能冒犯他对于分寸和得体的判断。新婚最初几个月,我最大的困难,就是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以适应一个修养精细、眼光严格的人。无论精神、思想还是物质方面的相处,他都不能接受将就。不过,他要求得多,付出得更多。他在一切事情上,都表现出真诚而自然的慷慨,也激发了我同样的品质。

在许多方面,我是那种秉性自然的女人;我知道,在爱情里,我需要一定程度的引导和主导。我必须尊敬自己的丈夫。在几次小小的家庭危机中,发现他的意志远强于我,我很高兴。婚礼上,我曾许诺服从,而且特意要求仪式中不要删掉这个词。如果面对的是一个专横的意志,我会怎样履行誓言,我也不知道;因为昌京并不是家庭独裁者。他认定我们是伴侣,在各自负责的生活领域里彼此平等。他相信我处理分内事务的判断;后来,他也常常就自己的事情来问我的意见。然而在精神上,力量的重心在他手里,我乐于让它留在那里。我们的分歧常以笑声告终,因为两个人都会渐渐离开最初的立场,一步步让步,直到讨论中几乎交换了位置。这样的情形,不止发生一次。

不知蒙了什么恩惠,从一开始,我就清楚看见,昌京的东方思想与西方教育冲突最尖锐的地方在哪里:那便是我对其他男人的态度,以及他们对我的态度。他从不卑琐地猜忌或嫉妒,但他心里有一种不可克服的东方爱情独占感,有一种珍视私人归属的心情,普通西方人几乎无法理解。

我原打算在暑假教一位年轻男子法语,作为假期工作的一部分,便随口把这计划告诉昌京。他立刻反对,我觉得很不公平。我费了很久,才让他承认真正的理由。最后,我近乎随意地说:“如果学生是个姑娘,你就不会在意。”

“你现在的工作已经够多了。”他坚持说,可语气已不坚决,目光也避开了我。我轻轻笑起来。他转过脸,那样痛苦,使我的笑容一下消失了。“哦,别笑!”他极认真地说,“你得记住,你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没办法不这样。对不起。”

我放弃了那个无辜的年轻学生,也没有再说什么。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把自己同男人相处的全部准则,建立在严格而正式、不涉及私情的基础上。这并不难,因为我最初也是唯一的爱情,全系在丈夫身上,而卖弄风情的冲动,本就不合我的天性。

丈夫决意不束缚我的个性,但有时,他天生对于得体的看法,还是会在某些令我愉快的小事上占上风。我们打网球,他打得非常好。一天离开球场时,他对我说:“玛格丽特,网球实在不适合你。你的端庄总妨碍你挥拍。我不希望你放弃端庄——那太属于你了。不过,不妨把网球放一放,试试射箭。我相信那更适合你的性情。”我最初带着好笑的心情依了他的建议,很快却真正热爱起这项新运动。

在我看来,婚姻一直是人类关系中最神秘、也最重要的一种;有时它包容着所有其他关系,尤其是为人父母。我天生就是要做母亲的人,无法想象没有孩子的婚姻。自从收起布娃娃,梦中的孩子便取代了它们,住进我想象的背景里。起初,他们的模样还很模糊;爱情到来之后,我却清楚知道,他们会是什么样子。既然嫁给了昌京,我便很想马上有个孩子,让我们之间多一条更牢靠的纽带,也让我在他回中国开创事业时,有个安慰。我知道他喜欢孩子:有几次,我故意让邻居家的一个小家伙出现在他面前,仔细观察他对孩子的亲热和温柔。不过,我们的事情尚未安定,我怕他不愿再承担新的责任,便把想要孩子的念头压了下来,尽管心爱的书本,竟莫名其妙地越来越使我厌烦。我不知道,丈夫也同许多外国人一样,以为美国女人不愿做母亲。

有一天,他去看望一位中国留学生朋友;那位朋友的妻子和小儿子都在身边。“我看见那个中国宝宝了,”他像男孩一样兴奋地告诉我,“他很快就会有个小弟弟。幸运的小家伙!”

“幸运的父母!”我纠正他,羡慕地叹了口气。昌京望着我,脸上的惊讶渐渐化成欢喜的笑。“玛格丽特,你真这样想?”他难以置信地问。随后,我们认真而长久地谈起我们的孩子。在他那来自旧世界的思想里,结婚后有孩子,应该像花开后结果一样自然。他发现,我的理想与他完全一致,幸福极了;我们的理解与相知,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此外,他解释说,一个孙儿,还会大大有助于父母接受我们的婚姻。

学期结束时,我高高兴兴地放下书本,拿起针线。我一向喜欢缝纫,却从未发现有什么活计,比做那些丝绸、法兰绒和细薄布的小衣服更迷人。务实的母亲反对我绣那么多花;丈夫却只是微笑,轻轻翻看装满小针线活的篮子。

“说到底,你真是个中国妻子。”他常说,“中国妻子做很多针线,也绣很多花。她甚至给全家做鞋。”

“做鞋,昌京?”

“正是做鞋。把鞋做得漂亮,是一门精巧的艺术。中国女人以擅长这门手艺为荣。她为自己的脚自豪,所有鞋子都亲手做。”

然后,他便讲童年的故事,回忆老家封闭的花园:他和一个小女孩在那里玩板羽球,而她的母亲和他的母亲坐在一起,一边刺绣,一边低声交谈。两位年轻母亲是朋友,正在筹划儿女的婚事,好让友谊进一步结成家族的纽带。

我对那个小女孩非常感兴趣。她像一只隔着薄雾看见的艳丽蝴蝶,时常从昌京的故事里飞过。她叫丽英。她在他童年记忆里那些美丽的绿色花园中奔跑时,只有三岁,脚还没缠。如今,在某个地方,她该正顺从地交叠着莲足,坐着绣鞋,等待父亲把她许配给另一个青年。

昌京给我看过一张八岁时与父母合照的相片。我认真端详那个赋予他生命的女人,那张严整而美丽的脸。她坐在雕花乌木桌的一侧,窄窄的镶片裙略略提起,露出小得惊人的双脚。桌子另一侧坐着父亲,身穿华贵的旧式衣袍,神情严厉而专横,似乎绝不妥协。他身旁站着一个庄重的小男孩,戴着圆帽,辫子——他告诉我——仍用红绳扎着;双手藏在天鹅绒长袖中,那袖子几乎垂到膝盖。我把手指点在这个男孩头上。“我希望我们的儿子和他一模一样。”我说。

终于,盼望中的儿子出生了,被放进我的怀里。他裹着襁褓,扑了粉,刚来到世上,为不明的缘故哭泣。但丈夫和我望着那张小脸,都欢喜地笑了:他和父亲竟相像得如此可爱,如此不可思议。昌京看了他好久,嘴角带着又好奇又幸福的笑。随后,他十分温柔地吻了我,说:“玛格丽特,这可真是一个梁家的孩子。你高兴吗?”我回答说,我高兴;爱带给我的一切,我都高兴。

我们的计划顺利推进。儿子威尔弗雷德五个月大时,昌京回到了中国。我用我知道最能使他满意的方式送别——平静,不流泪。可是,到了最后一刻,我觉得实在不能让他走。我默默依住他,手臂抱着婴儿,孩子就在我们之间。

“这样的日子不会长的。”他向我保证,“很快我们就能在家里团聚。玛格丽特,你勇敢、可爱而忠实。我绝不会让你后悔。耐心等着。”

最初几封信,谈到他在上海一所著名老牌学院的新工作。他也开始担任正式法律职务,开展律师业务。他已迈出了通向外交生涯的第一步。

四个月后,我收到他的来信,叫我过去,便着手准备带幼子赴中国。我的终身工作,是帮助丈夫建立一个家;他的终身工作在中国。结论如此明白,我和父母从未怀疑过。可真到了这一天,家里的朋友却激动起来。他们提出种种奇怪的问题:你真的要去?你怎么舍得离开母亲?你怎么舍得放弃美丽的美国?去中国,你不害怕吗?我尽可能耐心而合理地回答,实在被问得很疲惫。

对于中国本身,尽管昌京来过许多信,我仍没有清楚的概念。旧日偏见虽已消失,我却依然只是把整个国家,看作丈夫面庞背后的背景。

我按照昌京详尽的旅行安排指示去做,威尔弗雷德和我度过了愉快的航程。一天清早,我从舷窗望出去,看见四周浑浊的长江水上挤满了本地船只,雾中隐约现出吴淞的炮台。接驳船已经等候着;不久,我们登上船,迅速驶进江口。雾渐渐散去,两岸显出绿色;远处树林中,闪现着与家乡一样的红砖建筑,同中国白粉墙、翘屋角的房屋并列。在那段长长的航程中,上海一点点展现在我眼前,熟悉与陌生奇妙交织,逗得我总觉得自己以前见过这一切,本该记得更清楚。周围水面上,轮船、汽艇、军舰,与中国帆船、河驳和住家船混在一起。突然,我在海关码头等候的人群里看见了丈夫。转眼船便靠岸,他来到我身旁,依照他认为适合公开场合的方式,郑重而有礼地向我问候。他把威尔弗雷德抱在怀里,引我走上台阶,来到一辆等候的马车旁。

这里又是陌生与熟悉的纷乱交织:叮当作响的电车,鸣笛的汽车,平稳滚动的人力车,吱呀响的独轮车,和由人费力拖着的笨重货车;宽草帽下黝黑的苦力面孔,遮阳盔下养尊处优的五官,硕大鲜艳头巾下黑肤蓄须的脸;陌生语言与英语混杂,令人眼花耳乱。

甚至在昌京身上,我也发现了这种交织。他穿着美式衣服,脸没有变,声音也没有变,可他讲的是中文,对马夫发出的指示,在我听来只是一连串没有意义的声音。

但是,他在马车里坐到我身边,马匹起步以后,忽然转过头,笑着直望进我的眼睛。于是,无论上海、婆罗洲还是北极,对我都一样了。我什么也不问。我同丈夫和孩子在一起,正迅速驶向他为我准备的家。我来到中国,回家了。

第二章在上海

我最初对上海的印象,是模糊的一片。丈夫和我坐车疾驶过外滩,越过像美国任何一座桥的外白渡桥,经过同美国旅馆十分相似的礼查饭店,然后沿着苏州河前行;只有这条河,是中国才会有的。

到了北四川路,我们停在一处新建的“里”前,那是一排被称为半洋式的住宅。这条里弄位于公共租界,明亮而干净,出口正对大街。厚重的鲜红砖墙之间,每隔一段便有一扇带铜牌的黑门。丈夫在一扇门前停下,按了一下十分像美国式样的按钮。里面铃声清脆,一位穿蓝色长布衫、面带笑容的男仆开了门。我们穿过一个花木藤蔓鲜艳的小院,来到正门,径直走进宽大的方形房间。室内清凉、洁净、安适。铺席的地板,巧妙安排的桌椅和沙发,垂直悬挂、织有金线的绿白帷帘,恰好就是我自己也愿意选择的样子。那盏带着绿、金、白色灯罩的煤气吊灯,给了我惊喜。沿墙放着的深绿色煤气暖炉,又提醒我,上海不会总像眼下这么暖和。丈夫带我匆匆看过各房间,解释说,这是一个朴素的小家,适合一个正在自己开创前程的人。随后,我们把威尔弗雷德交给保姆。她面色红润,年轻,穿着浆得笔挺的蓝上衣、白裤子和围裙。我们则准备去赴昌京几位中国朋友的午餐之约。

坐了一小段人力车——对我来说新鲜又愉快——我们离开大路,拐进另一片里弄,走进一个真正的中国家庭。男女主人都曾去过美国,英语说得极好,迎接我们时十分热情。我感到的自在,远超原来的想象。午餐照中国方式摆设,客人围坐大圆桌,鱼肉蔬菜放在中央,各人随意取用。每人面前都有饭碗、小碟、筷子和汤匙。桌上间隔放着装酱油、芥末或调味酱的浅小碟,还有炒瓜子和杏仁。女主人很体贴,在美味的中餐之外,还添了面包、黄油和细滑的冰激凌;当她又体贴地为我拿来银刀叉时,丈夫解释说,我用筷子已经颇为灵巧。我们新婚不久,他就曾用自己的一双细象牙筷教我;如今我虽紧张,却觉得必须证实他那喜悦的夸口。于是,我作为中国妻子对社交习惯的适应,就从这里开始:面前是一群友善而觉得有趣的人,他们都说我做得很好。

回家的路上,昌京说:“玛格丽特,这对你会很难吗?”

“筷子吗?”我快活地问,心里明知他说的不是筷子,“不难,我喜欢!”

“我是说一切,”他十分认真地说,“中国——习俗、人、思乡,一切。”

“你会看见,自己是不是娶了一个真正的东方人。”我回答,“至于想家,昌京——我已经在家了。”

最初,从物质生活来说,最要紧的是,昌京必须不靠任何帮助,独自开创前程。对一个出身中国上层社会的人,这很困难。他在上海一所最大的学院里教高级英语,同时从事法律业务,讲授国际法。重新回到故乡,他很高兴,对工作充满热情,像归国青年学生最初总会有的那样,满怀希望;可他根本不懂得限制自己的努力,工作已经超出了体力。

重聚的幸福,使一切都显得可能。我们把在美国零零落落开始的生活,重新聚拢到手中,期望把它过得充实而丰富。我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应是一位真正传统的妻子——这是最适合我的,也最有助于昌京。我开始料理这个中国家庭,在他喜欢、也从不忽视的小事上细心照顾,使他过得舒适。

我们的两层小楼,楼下有两间大房,楼上是卧室和一个小小的屋顶花园。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威尔弗雷德和保姆也在那里消磨了许多下午。那是个阳光充足、令人愉快的地方,摆着上漆的躺椅、地毯,以及陶盆里开花的植物。房后稍离主屋的地方,是厨房、仆人住处和露天洗衣场。我们的生活确实实用、现代而舒适。厨房把新旧方法结合得很好:既有英国式煤气灶,也有中国式炉灶。但三名训练有素的仆人,仍为家里保留了地道的中国气息。他们分别自称阿青、阿林和阿婆。上海仆人通常只被叫作“男仆”“阿妈”或“苦力”,而我们家的几个人,却选用了这些名字;在当地,这些称呼之于仆人,就像“詹姆斯”和“布里奇特”在我们那里一样有代表性。阿青负责大部分家务和跑腿;阿林买菜做饭,给我们变换着准备可口的中西菜肴;保姆阿婆照看威尔弗雷德,也照顾我个人的需要。

从一开始,我就喜欢阿婆。她五官秀丽,神情聪慧,声音柔和,举止温婉从容。来我家前,她曾服侍过一位美国女主人;不过,无论铺床、整理衣服还是逗威尔弗雷德,她都愿意采用我特别要求的方法,顺从得出乎意料。相反,阿青年纪较大,严肃,责任心强,非常坚持自己摆家具、擦窗、洗地板的老办法。如果任他自己干,他会忠实地把各个犄角旮旯擦净;可只要我正式检查他的工作,他就一定在这些地方敷衍。一位朋友解释说,这是在暗示我不该猜疑他。我觉得这种逻辑很有趣。阿林除了厨艺之外,最有意思的,一是他的眼睛确实斜挑——人们总以为中国人的眼睛如此,其实通常并非如此;二是他的头发真的卷曲——人们总以为中国人的头发绝不会卷,其实偶尔也会。

对于一对决心节俭的年轻夫妇,我们看起来也许实在奢侈。在美国的相同处境下,恐怕连雇一个仆人,我都会觉得浪费。但在中国,这已经是个很小的家庭了;凭我们并不丰厚的收入,维持这样的家计之后,还能有一笔令人满意的结余。

安顿新家时,昌京很帮忙,也表现出极大的体贴和理解。仆人连我的话都听不懂一半,管理他们使我完全不知所措,我却不肯承认。我想,他意识到,在最初几个月,有时我是硬撑着的;而他从未让我失望。反过来,我晚上也帮他修改论文,协助他处理信件,他便称我为自己的秘书。到中国的第一年,我们发现,彼此已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

我们的社交生活很愉快。我们常以简单的方式招待朋友。我们加入了一两个俱乐部,密切关注归国留学生的工作;这些人已经成为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力量。他们希望保存中国文明中最好的部分,同时运用西方观念,解决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许多这样的学生,以及其他有趣的中外人士,常到我们家吃饭、喝茶。

其中有一位海关老前辈,身材丰腴,白胡子硬挺,是五十年前政府派往美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他讲起早年求学的苦乐,非常有趣;又幽默地感叹,在中国吃不到真正的苹果派。有一位杰出的英文刊物编辑,身材瘦高,沉静的举止令人感到他内心蕴藏着充沛的才智。常与他同来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精力旺盛、刚入壮年的男子,既是有远见的教育家,也是善于说服人的演说家。我记得,两人曾热烈讨论,中国需要一本关注现代女性利益的中文杂志;那是早年的梦想,如今正逐渐实现。还有一位卸任国会议员,对政治讨论始终热情不减,后来又回到政府任职。另有一位笑容可掬的青年,四处劝说旧中国认识进步的必要,但适当的时候,也会放下庄严,发挥逗人开心的喜剧才华。还有一位前外交官的华裔美国人儿子,生在美国,成年后才到中国,却似乎明确感到自己与祖辈国土的血脉联系。我和昌京对此颇感兴趣,因为它也许关系到我们自己儿子的未来。当然,我们的朋友多半是年轻的现代人物,正在日常生活里松动古老礼法的束缚。但也有许多年长而较保守的人,参加我们的晚间聚会;丈夫和我总是并肩接待。

逐渐了解中国人以后,我很欣赏他们在社交上的熟练。他们把优雅的举止和礼貌,视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他们给予妻子、女儿、姊妹和女性朋友的尊重,使我愉快而感动;这同西方人想象中她们一贯遭受的轻蔑,大不相同。我偶尔看见丈夫耐心翻译,好让妻子也能充分参与谈话。不过,许多妇女本来就说得一口极好的英语。我们所有的招待会与宴席,都自在而充满精彩的谈吐。中国人有一种美妙的本领,能把深刻的话说得轻松;思想深沉,却不沉闷迂腐。

我记得自己在上海参加的第一场晚宴。场面颇为盛大,来宾很多,除我以外都是中国人。“而我也差不多是中国人了。”我对丈夫说。男女围坐在一张大桌旁,彼此融洽,谈笑十分热闹。

后来,一位我相当熟悉的娇小中国妇人对我说:“想想看,就在去年,到这家来,我们还得分桌坐呢!”我请她解释,她说:从前,男人根本不把客人带回家;后来带回来了,却只在男人使用的那部分屋子里招待;再后来,允许女人同室用餐,但仍分桌;而如今,大家已经像西方人一样,一边聊天一边同桌吃饭。“我觉得这样好多了。”她下了结论。

我很高兴看见大家都穿中国服装,因为实在美得令人难忘。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穿上中式上衣和百褶裙,是浅绿与黑色缎子的搭配。时不时,我会发现昌京望着我,眼中正有我最爱看的神情:清澈温暖的爱意,稳定而明亮,包含着爱情、友谊和理解。我想,看见我穿着他祖国的衣服,他更相信了我的话:我爱中国,愿意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妻子。

从那以后,虽然有些场合还是美式衣服更合适,我却常常穿中装。我记得有一天,伍廷芳博士来吃晚饭,向我致意时,显然注意到了我的衣着。

他锐利地看了我一会儿,仿佛要问一个严肃的问题。然后,他用那种直截了当的口气问:“你穿这身衣服,觉得快活吗?”

“确实快活。”我回答。

“比穿美国衣服还喜欢?”他继续问。

我坚定地点头,微笑着,与丈夫交换了一个眼神。

“那就一直穿吧。”博士说,像宣示权威似的抬起手指。

奇怪的是,丈夫不喜欢中国女子穿裤子的习惯,也从不允许我穿。我觉得裤子很优美,也很舒适,但还是欣然接受了式样极朴素、两侧打褶的裙子。

我把中国穿在了身上,也把它永远穿进了心里和思想里,只想着丈夫、他的工作和他的同胞。最初,即使足不出户,只见几个女性朋友,哪里也不去,我也会心满意足。生活从身旁平稳流过,我便满怀梦想,幸福地随它漂流。上海匆忙而半现代化的喧嚣,只模糊地传进我清凉安静的屋子;地上铺着白席,墙上挂着寓意吉祥的条幅。马蹄敲打路面的声音,人力车夫拖着无声的胶轮车时脚跟落地的声音,刺耳的汽车喇叭声,街头小贩悠长而奇异的叫卖声,传到我耳中时都被压低了,仿佛隔着许多保护我远离世界的帷帘。然而丈夫坚持,要我陪他去一切他认为我们应该去的地方,帮他待客,结识并往来于许多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

他总愿意就社交事务给我指点。这项工作,比想象中更难。我已经提过,东西方相遇时,有许多不同层次。单是这些就够令人迷惑,而两种文明的细微礼节又常常完全不同,更增加了复杂程度。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客人坐下后,主人立即奉上茶点。在很保守的中国家庭,客人若碰了旁边小桌上的茶杯,哪怕只是轻轻一碰,也算严重失礼;可在极现代的家庭,为免得罪人,他就必须喝那夏日冰饮或冬日热饮。至于改革程度各异的其他家庭,客人还得恰到好处地折中:或只含笑鞠躬致谢,或举杯到唇边浅啜一口,或更放开些,喝掉所奉饮料的一半。在许多热烈的讨论中,我听年轻中国人笑着承认,他们有时也会被这种局面难住。不过,偶尔的错误无法避免,真诚的善意却确实受到珍惜,也很少被误解。昌京能够同时体察各种立场,这对我帮助极大。

可是,他忘记提醒我,在上海,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任何时候登门拜访都是合宜的。有一回他短暂外出,我花了三天才明白,清晨与深夜来访是一种惯例,并不是我起初以为的偶然。最后,是阿青给了我提示。当时,我穿着便服,打算同威尔弗雷德懒懒地玩一个上午,盼着没人打扰,阿青却进来通报有客。我的脸上一定露出了吃惊和略微不快的神情,就像此前三天每次听见通报时一样;阿青迟疑片刻,终于赐给我一条他显然认为很重要的消息。“上海,”阿青说,“她总去看人——总有人来看。”他停了停,又坚定地加上一句:“什么时候都这样!”说完便走了。我发现,事实确实如此。因此,我后来安排衣着时,总预备着随时有客人到来,需要我以最正式的仪态和服饰迎接。

不必说,阿青原话中的“他”,在洋泾浜英语里也可以指“她”,因为我私下接待的客人都是女人。她们来自许多国家:中国当然有,还有美国、加拿大、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国。我尤其觉得自己与中国妇女十分投契。我相信,在别的地方,真诚和善意很难得到比这里更温暖的回应。她们以实实在在的热情接纳我,为我进入新生活提供了极宝贵的帮助。她们带我访友、购物、买菜,直到上海不再是一座挤满人群、令人迷失的街道迷宫;她们帮助我理解中国货币的复杂之处,解释衣着时尚的细微门道,推荐手艺好的裁缝。

从一开始,我们就对四周各处、各行各业里东西方的相遇和融合,怀着浓厚的兴趣。那年春天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给了我们获得新印象的独特机会。在数千名观众面前,中国、菲律宾和日本争夺运动上的优胜。大会完全由中国人筹办。大部分比赛期间,丈夫都以工作人员身份忙碌在场地上。我与几位中国女性朋友坐在看台上,她们中有些也是归国留学生。震耳的欢呼、全心投入的热情,唤起了我们在美国大学生活的鲜明回忆。晚上又排满了为来宾举行的招待会和花园聚会。当然,中国凭实力赢得的胜利,更使我们对整个活动的喜悦增加了不知多少倍。

几个月过去,昌京原先的昂扬热情,以及要在青年中国教育事业中做出大事的无畏意志,因为遭遇严重的幻灭而多少消沉了。

这是所有归国学生迟早都必须面对并克服的问题。他们回国时充满希望,满怀改善祖国的抱负。渐渐地,他们却不得不承认一个巨大的事实:中国已经以她那光荣而严峻的古老面貌存在了太多世纪,她的双脚深深陷在古老传统的泥土里,绝非一代青年——或两代、三代,乃至一百代——所能拔起。

昌京焦躁、忧虑,工作过度。奇怪的是,他反而开始怀念美国,而我并没有。

有一天,他参加学院董事会会议回来;在那次会议上,他的现代教育理念败在守旧派手下。他痛苦地说:“美国像少年一样大步前进,中国却像老妇一样慢慢爬!”

“可是,中国是一位非常、非常有智慧的老妇呀!”我温柔地回答。

那段时期,常常是我维护东方的传统,而昌京拥护西方世界的做法。

丈夫经历着许多失望、烦扰和考验;若性情不如他稳健,早就难以忍受了。即便如此,大事给他的痛苦已经太多,使他几乎没有耐心再应付小事。我常发现他突然发脾气,语气尖锐,判断斩钉截铁;这使我清楚看出,他承受着多大的压力。

可是,在我们之间,爱始终存在。即使正在为琐事失望或烦恼,昌京也很小心地让我明白:这些不过是人人都会有的烦扰,同后悔或疏离毫无关系。有一天,我们为了毫不重要的事小小争执了几句,我哭起来。“哦,玛格丽特,我最亲爱的人!”他把我搂进怀里,说,“我们这么相爱,这些情绪又算得了什么!别当真!现在还有什么能毁掉我们的幸福呢?”虽然种族和成长背景有天壤之别,我们需要面对的性情磨合,也不过是任何国家的夫妻都必须面对的那些。

不过,昌京对我的个人魅力,他始终能够打动我想象力的力量,确实建立在他身上的东方气质之上。那些年,在我们关系的每一个阶段,只要想到我们不属于同一种族或文明,我就会不断体验到一种无法抗拒、反复涌来的悸动。

有一次,我向他坦承这点,他说:“你爱我,仅仅因为我是中国人吗?”

“不——我想,无论你属于哪个民族,我都会爱你。可我怎么能知道呢?”

“我希望感觉到,你爱的是我本来的那个人。”

“是呀,可你本来的那个人,就是中国人。”

他想了一会儿。“是中国人,没错——但也是美国荷兰归正会一名十分体面的信徒!”

“我不会让这损害你在我眼里的形象!”我笑着向他保证。我信奉圣公会;我们常提起各自信仰里那种奇特的国别混合。

丈夫虽然信仰坚定,却不是一个宗教情感很深的人。我们两人之中,我的信仰更有神秘色彩。无论在实际还是精神意义上,神的爱与人的爱,都已成为我的一切。我相信,人的爱情不仅属于时间,也属于永恒;起初,这信念还模糊,随着岁月过去,却越来越确定。当我发现昌京并不分享这一信念时,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我唯一一次觉得自己与他隔绝了。一层无形的帷幕,把我挡在他最深的内心生活之外,而我多么热切地想分享其中的一切。这个发现,与笼罩我们生活的第一片阴影同时到来——或许只能说是阴影的阴影;最初那么模糊,我们只能感到一点不安。

昌京病了,并不严重,也很快康复了。然而,在健康回升的过程中,他再没有完全回到从前的身体状态。一些迹象——哦,极细微的迹象——提醒我们,肺结核正在缓慢而严重地侵蚀他的身体。我们几乎无法相信。

医生劝他尽量减轻工作的压力。许多个夜晚的前半夜,我们都长谈;昌京总坚持说,自己的萎靡只是暂时疲劳,只要到山里呼吸新鲜空气,休养几个星期,就一定会过去。

就在这段时间,我向他谈起爱情的永恒,以及我对来世的信念。“死亡能把我们之中的一个带到什么地方,而另一个不能追随呢?”我带着一种奇异的胜利感问。

他望着我的眼睛,久久没有移开,脸上十分悲伤。“这件事,我没有把握。我不知道在另一个生命里,我们对于彼此会是什么。我只知道,现在我们是彼此的一切。”

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攫住了我。昌京忽然显得陌生而遥远,令我害怕。我说不出话,觉得自己仿佛正隔着巨大的鸿沟,用陌生的语言呼喊。我怕使他难过,没有开口;但他一定觉出了我的不安,因为他拿起我的双手,贴在自己脸上,让明亮的目光照着我。“别这样看着我,”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来思考永恒。”然而,从这场病开始,那片阴影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这时,我们被法租界优美的居住环境吸引了:宽阔的林荫大道,空气清新、风吹得通畅的空地。于是,我们租下霞飞路沿街里弄里的一幢新房。我们喜欢那些宽大的房间,每间都有镶瓷砖的壁炉,擦亮的地板上铺着天津地毯,还装有电灯。屋外有草坪,种着中国兰花,边缘栽着棕榈和木兰;拐过街角就是公共花园,每天都有几十个孩子,在各自保姆照看下玩耍,威尔弗雷德高兴极了。我们又添了一名人力车夫和第二位保姆,家中的仆人于是增至五人。

不久以后,昌京收到父亲的来信。这是我们结婚以来,他第一次收到家里的消息。信中请他回家一趟,因为母亲非常想再见见他。

“玛格丽特,我只能作一种解释,”他困惑地说,“这是愿意和解的表示。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你已经同我在一起。”

“你就去看看究竟吧。”我对他说。为了他,我几乎愿意接受任何条件的和解。我已经看过足够多的中国家庭生活,明白把宗族维系在一起的感情和利害纽带多么有力;拆断母子与兄弟之间的联系,那种残酷,我也在自己心里感受到了。

“我想把你的事告诉他们。”昌京回答,“这是我的机会。”

接受邀请之前,他先写信,告诉家人,妻子正在身旁。他们的回信证明,最初的猜测是对的。家人知道他已经回国,却没再听到婚姻的消息,就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十分奇怪。拒绝陪中国丈夫回国的外国女人,并不止一个。我自己也接触过个别不完整的家庭:丈夫因事业留在中国,妻子则在世界另一边等他。有时,妻子也不等了,婚姻便以常见的方式——也就是在离婚法庭上——结束。昌京的亲人以为他也遇到了类似情形,十分愿意一笔勾销旧账,恢复亲情。

既然已写出第一封求和的信,他们仍有风度地坚持原有态度,只把欢迎的意思略作调整,请他独自来访。他们说得体贴而温和:父亲年纪渐长,骤然的变化会使他不安;家里最近又因婚娶和添丁增加了人口;他若独自回来,一切会舒服得多。

他去了,决意改变家人对我的看法。我也盼望他们知道,娶外国妻子并没有害了昌京。他离开六周,来信总是快活的,却不具体表态;他只谈起重新住在母亲家里的幸福。我常常想着那幢屋子,屋里人错综复杂的生活,以及各种亲属等级和权威关系。昌京告诉过我不少,使我能大致清楚地想象。我一直佩服他们,能够在同一屋檐下维持复杂难处的关系,却始终保持好脾气和彼此的礼貌。

不过,我仍有足够的西方观念,觉得昌京和我单独住在自己的家里,更能自由而彻底地认识彼此,因此也更了解对方。这个家已经渐渐很像中国家庭了。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充满希望地期待新生命。我一向母性深厚,想要好几个孩子。然而,对于昌京和我,彼此的爱情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我们其他一切生活的理由。我们接受生育,就像接受四季更替一样自然。孩子是幸福不可缺少的部分,却不是支配一切的部分。我们为自己安排这个家,像两个选择了终身相伴的恋人。

昌京这样表述我们的看法:“中国的观念,是家族为目的,孩子是延续家族的手段。西方则把孩子当目的,家庭不过是养育孩子的手段。我觉得,你和我把两者调得恰到好处——家属于我们所有人,而每个人在家里,都有自己适当的位置。”

一天清早,昌京回来了。只看见他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此行有收获。我扑进他的怀里。他吻我时,我看见他的眼神宁静而满足。

“夫君,你尊贵的母亲安好吗?”我鞠了一躬,问道。

“母亲身体很好,想见见她的儿媳。”他答道。尽管带着玩笑的语气,我知道他是认真的。

我想知道,她的态度怎么会这样改变。

“我给他们讲你的事时,”昌京说,“母亲显然很惊讶。她一再说:‘我原来不知道!我原来不知道!’我离开前,她对我说:‘如果她真像你说的那样,为什么不把她带来?’玛格丽特,我可没有提醒她,这是我们第一次受到邀请!最亲爱的,你愿意去吗?”

我迟疑片刻。“愿意,但还不是现在。”我回答。

“我们暂时不去。”昌京向我保证。

我们谈了许多这次探亲的事情。对于他与家庭疏远的真实情形,以及在中国亲戚心目中,他这桩婚姻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有了新的理解。

在中国上层家庭中,长子的地位,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继父亲之后,他是家中的男性家长。他的妻子则如影随形地侍奉婆母,是她始终不离的伴侣。我们所说的“一个男人结婚”,在中文里表达为“他迎进一个新女人”。在旧制度下,事实确实如此,因为他一定会把新娘带进祖宅。姑娘结婚的说法,则是“她离开娘家出去”。“新人”,便是新娘的称谓。许多上层中国青年接受西方教育后,祖辈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某些剧烈调整。这些长子回国后,往往仍照旧俗结婚,住在父母家里;但也常有人娶思想进步的中国女子,远离家乡,自立门户,建立职业,过着半西式的生活。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情形多少有些典型性。我已经说过,昌京的母亲多年来一直盼望长子与小小的丽英小姐成婚。她期待到了中年,能像通常的中国妇女那样,从年轻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她一直忠实而顺从地做妻子、做儿媳,因此理应期待自己开始在家中掌权,扶着儿媳的手臂安享年岁。年轻的媳妇会加入那条长长的孝顺女眷之链;帮忙迎接宾客,照管家中的神龛,在婆母监督下料理各种家务。婆母过世以后,她便成为一家女主人,对一切负责;特权与权威随年岁增加,尤其在她生了儿子的情况下。她最重要的使命,是为宗族添生孩子,好使祖先的神位永远不缺祭拜的人。我在这里解释这些,是希望接下来讲述那件事时,没有一刻被误解。到此时,我在中国生活已久,至少在感情上,几乎彻底东方化了。尽管如此,当昌京谈了一阵回家的经过,忽然完全停住,迟疑地说:“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却不知你能否理解。”我还是有点不安。

但我立刻回答:“当然能理解。中国待我很好,我有什么可怕的呢?”

昌京于是缓缓说:“直到再见到母亲,我才懂得,自己对她做了一件真正残酷的事:我让她失去了可以在年老时依靠的儿媳。哦,玛格丽特,女人要面对父母、兄弟、孩子之间那么多复杂关系,她们的命运并不轻松!如果可能,我愿意弥补自己造成的那部分伤害——可我当然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做不了。”

随后,他非常平静地告诉我:回家后不久,母亲认真同他商量,说自己需要一个儿媳。依照古老的习俗,她希望他纳一个中国妾,留在家里,在儿媳的职责上,某种程度地代替我。母亲愿意替他安排,并保证在他长久离家期间,会好好照顾这位妾和她的孩子,善待他们。

我难以置信地听着,问不出口的问题却已写在眼里。当然,我知道中国富裕家庭纳妾的习俗并不罕见,有时妻妾甚至住在同一屋檐下。但我从前只偶尔想到它,一次也没想到,这个问题会触及自己的生活。如今忽然直面它,我的天性最深处受到了震撼。丈夫讲完之后的那一刻,我自然无法思考,只觉得痛苦如轰鸣的潮水向我涌来,完全无助;此前此后,我都没有过那种感觉。如今想来,我也惊讶,自己内心竟那样立即准备相信:丈夫已经顺从了本国的习俗,才一重新接触民族传统,就甩掉了西方教育。

“你——已经——?”我终于问,却说不下去。

他立即走来,把我搂住。看见我痛苦的脸,他皱起眉,眉间带着奇异的懊悔。

“你竟然会问,真使我吃惊。”他说,“我怎么能带着这样欺骗的阴影,回到你、你的忠诚和信任面前?我已清清楚楚告诉母亲,除你以外,我绝不会有别的妻子。亲爱的,只要我们活着,就只有你和我,再没有别人。”

这些话庄严得仿佛重新立下誓言。昌京对我的高度诚实,是我建立信任的磐石。而他最终拒绝一种同胞普遍接受的制度,从物质利益来说,确实作出了牺牲。正如结婚时毫不迟疑、慷慨地作出第一次牺牲,他又把第二份祭品放在我们的爱情祭坛上。要知道,在父母看来,他的婚姻给了他们无法补救的伤害;尤其是,他在自己身上否定了中国人服从父母那种深厚的民族本能。倘若想使他们满意,这便是最后的机会。纳一位中国妾,在他们眼里就能完全赎罪;同时,也意味着他立刻恢复家庭中应有的位置,在感情和继承权上都居首位。家族的援助,会立即把他送到一个若靠自己,大概还得奋斗多年的地位。

后来我也明白,他其实可以多么轻易地照办,而我永远不必知道。事实上,即使我和妾同住在他母亲家中,也可能完全不怀疑她的身份;因为一旦关系到家族的安宁和尊严,宗族意识是那么牢固而不露声色,个人关系又是那么克制而隔绝。

这些事情,有些我从开始在中国生活就已了解,有些是那天同昌京谈话时才知道,还有些如我所说,是后来逐渐发现的。但确实从那天起,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安定下来,凝结成形。我们都永远确信,哪怕最微小的事情,也不会辜负对方。一种温暖的安宁进入我的心,像一盏稳定燃烧的灯。我们对于彼此的爱,已经确信到再也不可能怀疑。有一阵子,青春的幸福仿佛重新诞生,希望和抱负再次燃起美好的热情,仿佛原以为十月将至,春天却奇迹般又回来了。

此后,家信定期寄给昌京,每封总有给我的亲切问候。显然,双方只打算在友好的层面恢复关系,不再多求。但这已经比我们敢于期待的多得多,我们完全心满意足。

昌京一定提到了日渐衰弱的身体,因为母亲来了一封忧虑的信,叫他再回家住些时候。他觉得自己的事务不容离开,便这样回信告诉她。

一天早上,我坐在阳光廊里做针线,阿青突然来到面前。

“少爷母亲,她在楼下。”他平静地通报。

我望着他,没有明白。

“你说什么?”

阿青走近一点,举起一只手,扳着手指,慢慢一个词一个词地说:“太太——知道——少爷——有——一个母亲?”他耐心地问。

“知道,知道!”

“那么,她刚刚来了。她在楼下!”

我站起身,从来没有这样害怕紧张过。我还记得庆幸一件事:自己正穿着全套中装,黑裙子,蓝天鹅绒上衣。当我站在那里,努力使自己镇定时,这件事在心里竟显得格外重要,重要得好笑。这次见面,我预先设想过一千回;如今真正临到眼前,却完全没了主意。我慌乱地下楼,急跑几步,又突然停下,再慢慢走。如果昌京在,我一定会奔向他,把整个局面交给他处理;可眼下只有我自己。我只确定一件事:只要可能,我一定要赢得中国母亲的爱。听过的那些中国婆婆的故事,在心里留下的印象,一定比我自己承认的深得多,因为我想起昌京很久以前说过的话:“中国家庭里,母亲有多重要,我很难向你形容。她是彻底的掌权者,对儿子、媳妇、仆人、亲戚,对所有人,都有近乎最终的权威;只有丈夫除外,而丈夫通常出门做生意。她的晚年生活,同年轻时所受的管束和纪律,完全倒转过来。”

我在客厅门口猛然停住,第一次看见丈夫的母亲。她在我心里,早已是一个具有传奇般威严的人物;如今发现她竟如此真实、鲜活、实在,我心中反而掠过一阵小小的惊讶。她坐在一把高大的靠背椅里,双手平放膝上。她的脸,正是昌京给我看过的照片中那位年轻母亲的脸,只是年长了些,也略微更严肃。她穿黑色织锦衣服,挺硬的褶子和齐整的折痕,更衬出庄重。裙边下露着小小的灰鞋,上面绣着红绿花纹。她身旁站着陪同来的男性亲属,是一位旧式中国绅士,身穿深色丝绸长袍。椅后站着一名女仆和两名男仆。

我知道她不会英语,而我当时也不会她所说的南方方言。我们彼此端详,死一般寂静的房间里,出现了一阵尖锐的停顿。

第三章长媳

我照中国方式拱起双手,微笑,鞠躬。中国母亲立即起身,拄着一根粗大的金头手杖,用小脚稳住身体,朝我走了一步。我发现她身量很高。接着,出人意料地,她竟用美国方式伸出手,我便握住了;我们仍在仔细打量对方的脸。我在她脸上看到了使我安心的神情:善意与不安混合,那一丝焦虑,我相信正与我自己的表情相对应。我于是明白,她心里也和我一样没有把握,这次见面,对她和对我同样重要。

阿青搬来我的椅子,我们坐在一起,彼此微笑,让手势替我们说话。最后,她伸出右手,掌心向下,比画一个小孩离地的高度,头倾向我,扬起眉毛发问。我把双手合成枕头,把头枕上去,闭起眼睛,再指指楼上。我们都为这简单的哑剧高兴。那位年长男子——她的堂表兄弟——也受到感染,露出喜色,连三名肃立的仆人都微微笑了。她又打手势,问我丈夫在哪里。我朝街上、朝城里的大致方向,宽泛地挥了挥手。她点头,略向后靠,长长舒了一口气。没有翻译,我们的谈话能力已经用尽了。

听见昌京按门铃,我急忙出去,把消息告诉他。他比我还激动,抢在我前面进屋。我故意走得很慢,让他们初见时不受打扰。等我进去,他们正笑容满面地望着彼此,用南方家乡话交谈;中间是个睡眼惺忪、天使般的婴孩,昌京出于父亲的自豪,已经吩咐立即抱下来见祖母。

随从安顿好后,昌京告诉我,母亲要和我们住六周。这段时间,我学会了用手势交谈,熟练程度远远超出我这个不善外露的人原来的想象。中国母亲和我用眉毛、双手、笑容、点头、摇头,以及频频转动的眼睛交谈。我立刻爱上她,也敬佩她;她对我则采取了一种温柔而亲密的态度,使我非常高兴。

她照中国习惯给我们带了礼物:给我的是一条做工精细的中国金链,装在雕花檀香木盒里;给威尔弗雷德的是十二套中式衣服,采用东方儿童常穿的鲜艳花样。这些衣服很衬那个得意的小人儿,穿上以后,他仿佛已经开始承继自己的传统。她还带来大筐鲜果——柚子、荔枝、龙眼——以及数不清的腌鱼、腌肉和酱菜罐子,都是昌京小时候在家爱吃的东西。

梁太太具有中国妇女爱逛店买东西的兴趣。她的堂表亲和仆人陪着,我们从绸缎铺到瓷器店,从铜器作坊到织毯店,搜罗宝物。虽然大部分交涉都通过那位亲属,她讲价时的坚定,以及对东西价值的判断,仍使我十分佩服。在绸缎店,她买下精美的织锦缎和绣花丝绸,又让我挑自己喜欢的花样。她极小心地保留本省衣着的特色,却也很关心上海时尚,仔细检视我的衣橱,注意到短袖里面贴身的衬袖,以及裙子每边七道褶的做法——例如广州,每边就是五道。

西方人普遍以为,中国的时装从来不变;其实,中国妇女对于上衣、裙子和裤子的长短、宽窄,讲究得非常精细。用来镶边的斜裁布条、绦带或花边有多宽,扣襻的数目与排列,领子的形状和高度,都必须准确。这些细节在上海的引领下,一季一变,要求之严,并不逊于我们受纽约或巴黎支配的某些时装特色。而且,我们只有四季,中国追求时尚的人却分八季,每季都有适合的衣服式样和厚薄。

在家里,母亲常做针线。尽管左手指甲又长又弯,双手用起来仍优雅而灵巧。我的美国缝纫机使她着迷。昌京解释说,她家里已有一台很好的手摇缝纫机,可我这台是脚踏的,她想试试。我用手托起她穿着鲜艳小鞋的双脚,一前一后放在铁踏板上。她交替踏动,做得很好,兴致勃勃地缝了几道线。

昌京、母亲和我一起去中国餐馆。梁太太看到我不仅筷子用得自如,而且真心喜欢中国菜,既高兴又觉得有趣。我们常犒劳自己,吃各种精美的菜肴:香料烹制的鸡鸭、鱼翅、加鸽蛋的燕窝汤——这是我最爱的美味——海菜、竹笋、蜜饯柿子、莲子,还有配杏仁茶吃的小米布丁。

有一次,在屋顶花园餐馆,我穿着美式衣服,用筷子的样子引起邻桌相当大的兴趣,一些零星议论传了过来;中国人总喜欢看见外国人熟悉他们的习惯。“她想必是位女传教士。”一个年轻女人用我丈夫家乡的方言说。母亲听懂后,马上用清晰而和蔼的声音说:“儿子,也许你太太现在想吃一点美国菜吧。”昌京把那位女子的议论和母亲的提议都译给我听。我高兴地知道,至少在公开场合,我的中国母亲并不以承认这个美国女儿为耻。

母亲喜欢戏剧。上海有几家很好的戏院,因此她住下期间,我们约伴去看了几次戏。

有一次,我们看了一出著名的古装历史戏。硕大的半圆舞台上悬挂着华丽绣品,铺着厚厚的巨大北京地毯,电灯照得通明;整座戏院也是如此。演员身穿某个早期朝代的华贵官服和武将袍。像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一样,女角由男人扮演,借助巧妙制作的鞋子,表现缠足的效果。有时,震耳的锣鼓使我有点难受;粗陋的代用道具,同极尽华美的帷幔和戏服,也不大协调。不过,我熟悉故事,能看懂表演,也显然看得很入迷。昌京后来告诉我,这又使母亲吃了一惊。我们坐在楼上的包厢,下面隐约可见层层座位,挤满坐不安稳的男女观众,还有保姆怀里的许多孩子。包厢前方宽栏上摆着必不可少的一壶茶,也有地方放水果、甘蔗、瓜子,或我们想买的肉饭。戴圆帽、穿蓝布长衫的小伙计,热切地兜售花样无穷的食物。侍者时不时提着大茶壶来添水,有一次还照例递上热气腾腾的毛巾,让我们擦黏手。昌京用力挥手拒绝。“可怕的习惯,”他对我说,“不卫生。他们怎么这样做?”又用中文对母亲说了类似的话。她理解地看着他,眼里闪过一点自认更有见识的光,却没有回答。

她很喜欢威尔弗雷德。那时,孩子已懂得不少中国话,总用来同保姆说话。他长得漂亮,很有中国孩子的样子,举止可爱,非常依恋保姆,也亲近那位宠他的祖母。梁太太会把他的下巴捧在手里,专注地研究五官,赞许地点头;然后摸摸他圆圆的黑脑袋,从口袋里拿瓜子或杏仁给他。威尔弗雷德讲的是一种奇怪的混合方言:官话和上海话搅在一起,又掺上从保姆那里学来的几句广东话。梁太太还耐心地开始教他自己的方言。

探访结束时,母亲对昌京说:“这是中国人的家,里面是一个中国妻子。一切都是中国的。不亲眼看见,我绝不会相信,因为我一直以为,你妻子是个西方女人。我很高兴。”她又告诉他,我们一定要去探望她,因为她需要我们。

昌京的父亲,是菲律宾一家老字号进出口商行的成员。他常在外照顾生意,或同年龄、身份相仿的朋友互相拜访;回家倒像度假。家中的管理,全靠梁太太。

她说话时,从她的脸上,从昌京的回答里,从我对中国家庭生活已有的了解中,我明白,我们是这个宗族的一部分,而且永远会是。如今我对丈夫家族所感到的那种一体之感,那时已初露端倪。我们不与他们分离,也不该分离。

母亲离开后,昌京引用她说我不像西方人的话,对我谈起类似的意思。“不过,我喜欢你在这一点上仍是西方人,”他告诉我,“你和我在爱情里,有伙伴关系,有自由,也有平等。这才使我最幸福。”

在我们关闭上海的房子、启程前往南方山地以前,第二个儿子阿尔弗雷德出生了。他约六周大时,一位美国女人问我,看见胸前那张小小的东方脸庞,是否会有疏离感。我简单而诚实地回答,没有。丈夫对我丝毫不陌生,我们的孩子,又怎么会陌生呢?

孩子的到来,给了我一个欢迎的理由,让我安静地在家待一阵子。我开始同时学官话和昌京家乡的方言;这种学法,起初不断妨碍我进步。不过,丈夫是个善于鼓励人的老师,我也开始迟疑地运用新知识,多半拿儿子威尔弗雷德练习;他才是家里真正的语言天才。他很认真地对待我的中国话。至于昌京,可就不敢这样说了,他觉得我的声调有趣极了。

接近年末时,我决定在一所中国女子中学任教,教英语和历史。我告诉丈夫自己想教书,他有些惊讶,却并不反对,并且一整年都饶有兴趣地看着我的进步。我爱教书,更爱班里的女孩。无论整体还是个人,她们的精神与才智,都使我觉得极有价值。中国年轻女子在我眼里有多可爱,实在难以尽述。我开始渴望一个女儿;第二学期快结束时,发现自己或许能够如愿,也意识到丈夫怀着同样的愿望。

初秋,母亲写信,请我们南下过冬。她还希望即将出世的孙辈,能在她自己的省份出生。昌京有一年多都显得颇为强健,令我们受到鼓舞;不过,北方的冬季对他一向难熬。我们决定,是时候履行探望祖宅的诺言了。他获准休假六个月。

十天之内,我们暂时安排好各项事务,辞去大部分仆人,只留下保姆和忠实的阿青,收拾箱笼,向朋友道别。大道上落叶纷飞;阳光廊里的植物,叶缘已枯缩;风在屋檐下凄厉地吹,预示着严寒。昌京脸色苍白,又开始咳嗽。我们从上海可怕冬天的利齿下逃走,奔向南方好客的温柔。

我们搭上一艘大轮船,开始一段平时很短的旅程。但战时的船期,总免不了更改和延误。经过三次未料到的换船,以及同样多的耽搁,我们到了刚进丈夫家乡省界的一座港口。在那里停下,打算三天后再搭一艘破旧的小货轮续行。它正在码头上呼哧作响,卸下干果和染料,装上米、布和檀香木。可事情的发展,却使我们没有继续走。一位身材娇小、常带笑容、医术熟练的女医生,穿着南方服装,掌握着一套奇特而实用的医疗知识,在她的本地医院照料我,接生了女儿艾莉西亚。

十天后,一个灰蒙蒙、略带清爽寒意的冬日清晨,我们那艘颠簸的小船停在港外,舢板前来接人;我已央求昌京同意继续旅行。这些舢板像大鱼一样,在波浪上起伏摇摆,船头两侧画着巨眼,船尾奇特地向上翘着,组成一支仿佛迎庆的船队,向我们划来。划船的是瘦削而肌肉异常发达的男人,穿褪色蓝布衣。雾中透出的柔和阳光,使我欢喜而振奋;在昌京帮助下,我爬进其中一只船。

港里小船繁忙,除了大帆船,还有平底小艇和行李船;大帆船方形的棕帆在风里吱呀摆动。两艘中国军舰高高耸立在我们上方,巨大而笨重的船身漆成军舰灰。

再向外,一座不到一英里长的小岛,朝我们露出不规则的轮廓:大片灰色巨石,从闪光的海面陡然突起。舢板正划向大陆,我们距岛很近,清楚看见瓦顶房屋周围的拱形阳台,反复连成起伏的长线,像花边一样悦目。岛上树木披着冬叶,不是夏季的鲜绿,而是十一月的灰绿与浅褐。从这断续的帷幕间,房屋墙面映出暗蓝、珊瑚粉和澄净的灰。参差的仙人掌从圆鼓鼓的岩石之间挺起,四处猩红的一品红,把山坡点燃成片片鲜亮的颜色。我立刻爱上了这座岛。“这是我们的福地之岛,”我对昌京说,“等老了,我们就住在这里。”

到码头后,阿青上岸叫轿夫。不久,我便坐上轿子,迅速前行,丈夫的轿子在后面几码处。

来到昌京的家乡省份,离他童年熟悉的村庄那么近,我心里充满美妙的兴奋。我怀着极大的好奇,从里边可以透视的轿帘缝里向外张望。我们穿过沿水而建的小城;它明亮、开阔,翘瓦顶的小屋紧贴地面。弯曲的街道,其实不过是宽一点的小路,我们平稳地走过。离开城镇参差的边缘,开始上山。我略掀轿帘,大胆向外看。感情在心里涌动。这次归家,使我欢喜得想哭;因为这是我们真正一同回家,我觉得自己暗暗分享了丈夫在这里经历过的全部生活。

我们沿着狭窄盘曲的小径向山上转去,山峦笼罩在烟一般的琥珀色雾气中。上行道路旁,除住宅以外,还密布着小小的梯地,圈着种满作物的田块。山林砍伐后,石山上只剩草;可只要找到一处肥沃平坦的地方,人们就种菜。冲积在山坳里的泥土,经过俭勤园丁的诱育,长出这些小小的色块,给原本枯黄干涩的冬景添上一种欢乐而诙谐的意味。我不由得轻快地想:仿佛一个庄严的巨人,戴上了赴宴的小花束。山势浩荡起伏,直到远处化为剪影,衬着晨日在云中挣扎而映出的暗橙与灰紫。一路上,常有溪水奔向谷底;坚实、狭窄而拱势陡峭的石桥,为我们跨过它们。

这时,丈夫家族的祖居村庄整个出现在眼前。它紧紧依在山坡上,屋顶层叠,织得像一群鸟巢那样密,显得自然得不能不在那里;它仿佛从播下的种子里长出,本就是大地的一部分。一排排围墙沿主要街道延伸。还少有人走动,低檐的灰泥石屋,家家门扉紧闭。

轿子在一堵石灰色围墙前放下,面前是高大而有顶棚的门。阿青叩门。门打开,仆人匆匆迎出,跟着三条蹦跳的黑松狮犬,狂吠着警戒。直到昌京开口叫它们,威吓才变成欢快的迎接。

我们进入宽敞的庭院,穿过一座美丽的花园,那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美的花园之一。人工湖上波纹宁静,只有游动的金鱼偶尔扰乱水面。桂树和木兰给小径投下浓荫。一丛竹子在湖边摇曳,倒映在水中。

昌京扶我下轿,我们一同穿过大开的门,走进正厅。梁太太早已得知到达的消息,正站在那里。第一眼看见她,我又感到自己回家了。我朦胧地意识到,这是一间大堂,后方有高高的祭坛,题字的牌位与玻璃罩中的鲜艳神像前,缕缕香烟笔直上升。墙边金红绣品的光泽,把昏暗切成一束束亮光,像阳光穿过棱镜。周围摆着雕刻厚重的乌木椅、茶几,还有铺鲜艳织锦软垫的大理石面凳子。

我们穿过正厅,来到梁太太的房间。有人给我一把椅子,我坐下,忽然想起自己已经很累。

家里其他成员、远近亲戚和来客——全是女人——走进来,我被一一介绍。次子的妻子春时夫人,先代表家人行礼。她那么年轻,只有十七岁,带着一种仿佛不属于尘世的怯怯神情;在那些成熟、精于操持家务和管理丈夫产业的主妇之间,她像一枝桃花。她穿着翠绿与淡紫的盛装,小脚上是绣鞋,亮黑头发上戴着刺绣头饰,衬着椭圆的脸、含羞的笑和黑如野李的眼睛。她端来漆盘,向我们每人奉上甜茶,茶杯是最精细的瓷器,配着银托、银盖和花瓣形小银匙。

随后,家里不同的人又相继举行这项可爱的小小茶礼,同时给两个小儿子送上热牛奶和糕点。许多人热切地围在刚出生的小女儿身旁,她仍睡得安稳。

一位年纪与梁太太相仿、活泼忙碌的小妇人俯身向我,带着打趣的笑。母亲介绍她为周太太时,她把俏丽快活的头,朝我重重地点了几下。她穿着精心安排的富丽彩衣,与母亲素净的打扮形成鲜明对照;母亲有多严肃,她就有多欢快。她用几乎看不见的“金莲”小脚轻快走动,精力十足,却不损“杨柳步”的优雅。

可是,那些五色的衣服,一侧挂着帷帐的大床,还有人声,都忽然变得遥远。我坚持微笑,却有些摇晃,这时听见丈夫说:“母亲觉得你累了,这位女仆会带你去房间。你得躺下休息。”

后来,我躺在挂紫帐、铺柔软白毯的床上休息,艾莉西亚睡在我的臂弯里。昌京轻轻进来。

“感觉和看起来一样舒服吗?”他问。我困倦地点头,他便碰了碰一盒糕点。

“这是周太太给你的,就是外面那位忙忙碌碌的小太太。你知道,”他迟疑一瞬,“如果我没有坚持选择你的母亲,她本该是我的岳母呢!”说完,他轻轻捏了捏我的脸颊。

我顿时完全清醒。“外面那个像小鸟的太太——是丽英的母亲?”我问,“那么,丽英在哪里?”

“他们没直接告诉我什么,”昌京答道,“不过,有几次他们故意当着我的面谈话,我听出来,周太太刚从新加坡女儿家回来。想想看,小丽英也结婚了,也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我的中国丈夫一只手覆住我的手,俯身吻了吻艾莉西亚粉红的睡脸,带着可爱的自满说:“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安排更好。儿子应当年长些,这样,女儿才更受珍惜!”

中午,我安静睡了一小时后,又被昌京叫醒。他站在端着托盘的女仆旁边。

我坐起来。“我还打算出去吃午饭呢。”我说,准备起身。

昌京有点不安。“躺着别动。”他提醒我,“母亲刚刚责备我,竟让你带着出生十天的孩子赶路。我对她说:‘好像我有什么办法似的!’——完全照最正统的基督徒方式,把责任推给了夏娃!她佩服你的精神,可为了身体,认为你至少还该再休息两周!”

我顺从地躺下。“好吧,”我说,“服从是我的座右铭!”

在规定的日子里,我就躺在这间漂亮的房里,所有感官都深深响应着中国家庭中进行的生活:召唤仆人的小锣声;随着房门开合,时清时微地传来的阵阵笑声;金莲小脚经过走廊的轻响;春时夫人进来问候,或端来特意为我准备的新美食时,粉红或蓝色衣袍的一闪;祭坛上的香烟不时飘入房中,浓烈的甜香唤起模糊的记忆与情绪。家里的一切——帷幔、衣服、家具——都浸透了这种香气。它混合着漫长岁月所酝酿的苦味,又带一点灰尘刺激鼻端的感觉;如今,这种气味对我就意味着中国,比世间任何其他香水都珍贵。

“可是,昌京,生活除了吃,再没有别的了!”大约第三天下午很早,第四顿饭又端来时,我抗议道。

“可是,每次分量都很少。”他回答,“这不是比隔好几个小时才大吃一顿更好吗?”

清早,分派给我的年轻女仆先送来一碗热奶和饼干。八点半,在我们房里摆早饭:煮得很软的米粥,配各样咸、甜、酸的小菜。十一点有鳖汤或鸡汤。中午是午餐,有分量实在的肉菜、蔬菜、鱼、汤和干饭。下午的点心是麦面或豆粉做的面条,也可能是各种精致糕点。每间屋里,总有装在保温篮中的热茶。晚上七点,全家吃晚饭;两周过后,我也加入,和母亲、丈夫坐第一桌。晚餐菜肴丰富,一道道上,最后才是米饭。临睡前,又有热奶、甜粥,或莲子茶、杏仁茶。我几乎不停地吃一点。我觉得中国食物很好吃,尤其丈夫家乡这一省,以香脆可口的炸食出名。

但昌京惦念美国菜。我详细教主厨做奶汁烩鸡、新鲜沙拉、配西班牙酱汁的牛排,甚至美国热烤饼;从港口常常运来的美国罐头,以及黄油、奶酪、果酱、面包,也使他喜欢。

有一件事逗得大家很开心:昌京向家人介绍了“杂碎”这道菜的奥秘和历史。这道“美国制造”的中国菜,成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笑话,正传遍所有有归国学生的家庭。我们在上海时就听过一件趣事:青年会餐馆的厨师被弄糊涂了,特地跑到港中一艘大型越太平洋轮船上,向船上的主厨请教,那些归国留学生顾客人人点要的“杂碎”,究竟是什么。如今,凭着大学俱乐部活动的回忆,又有熟练厨师执行我们的指示,昌京和我把世上这道最被误解的菜,带进了祖宅。全家一致认为,它虽然隐约熟悉,却与从前吃过的任何东西都不同;大家没有异议地判定,它胜过奶汁烩鸡、西班牙牛排和热烤饼。

这时,丈夫的弟弟林京回家小住。从照片看来,我觉得他很像仍在外面的父亲。林京和春时夫人似乎十分般配,也很幸福,尽管婚事由两家安排,两人在婚礼前从未见过。我觉得,旧习俗终究也有不少好处——对别人来说。我这样告诉丈夫,又补充:“等孩子们长大,我们一定让他们都和中国人结婚。”昌京默默看了我许久,然后幽默地叹口气,问:“亲爱的,那他们父亲树立的榜样,又怎么说呢?”

我的中国话仍带书本气,在最重要的声调与本地方言上也缺少练习,无法与家人交谈。因此,在饭桌上和母亲房里,我就像春时夫人一样,安静、顺从、和颜悦色。春时夫人为众多客人郑重奉茶时,一声不响,红红的嘴角总挂着甜美而固定的微笑。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因为她正代我履行长媳的职责。

生活的机器,凭着长久的习惯与彻底的纪律,运转得十分平稳。饭食按时端上,房间收拾得极为整洁,孩子由一群仆人照管;这些仆人在细枝末节上都经过严格女主人的训练,她准确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们的日子便空出来,用于施行细小的礼节,互相表示体贴,以及照料祖先的祭坛。

对于祭坛前不时举行的仪式,丈夫谨慎地让自己、妻子和孩子都不参加。没有人要求或期待他改变这一点;正如我们去小小的传教士教堂礼拜,也不受质疑。不过,在别的时候,我有充分机会细看祭坛,欣赏它厚重的雕刻、精美的香炉烛台和绣品。一尊放在大玻璃罩里的瓷制送子观音像,使我着迷,因为它与某些天主教圣像格外相似。但祖先牌位更使我感兴趣。我一直尊重别人视为神圣的物件,而在这里,这份尊重还混合着极深的私人感情:那些早已逝去的男女,其特点交融在我的丈夫身上,继续活着;他们的生命暖暖地流动在我孩子的血管中;也许,死后获得的某种深刻洞见,能够让他们知道,我如何真诚地承认自己对他们的感激,又如何热切希望,孩子们不辜负继承的传统。

有昌京的指点,再加上自己的观察,我很快学会家中优雅的日常规矩。每天上午十点,我到梁太太房门前问安,同她坐几小时,常常一起吃午餐;如果她表示愿意我陪,有时便一直坐到下午茶。天气晴好,我们会到花园散步。她轻轻倚着我的手臂,拐杖敲在石板上。有时也在园中摆茶,孩子们来凑在一起,喝热奶,吃甜糕。

我花了好几天,才弄清家中各人的关系;高墙围绕的低檐大院曲折相连,共住着三十个人。几乎都是女人,其中三分之二是仆人。安静温和的女性亲属,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房里。梁太太强大的个性,沉默而有力,使周围几乎所有人的性情都黯淡下来。她的朋友周太太,给她极大的安慰,因为谁也无法让周太太把任何事看得太严肃。与她在一起,梁太太笑得比和别人都多。她们忙着刺绣,也闲话家常;我听着那音乐般的南方口音,柔和,又有如钟鸣般变化丰富的声调。

我坐在厚垫椅里,给小艾莉西亚喂奶,手边放着一壶茶时,常想:梁太太就是“永恒事物之链”中的一环。她坐在华丽而雕刻繁密的黑橙色大床上,三面围着彩绘丝绢屏板,前面挂着丝帐,用带穗的织锦束带挽起。她当年进入这个家,正如一世纪又一世纪的“新人”一样;她也不加怀疑地依照先人的训诫与榜样,过完自己的岁月。当她缝纫,谈着简单的日常事情时,身上有一种纪念碑般、超越时间的尊严。在她面前,我觉得自己年轻、轻易变动,而且可怕地无所依凭。

深夜全家寂静时,我同昌京谈这些想法。他对我的反应很有兴趣,因为知道,这些都出自我对他家人的深厚私爱,以及对其中每个人的同情。在精神上,他也与家人相通。可在实际上——正如我说过的,有时他很想吃美国菜;而进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吩咐把我们房里的床帐拆掉。

帐子拆掉了,没有人说什么。家庭生活中,弥漫着一种美妙的礼貌与宽容;西方言论自由所容许的那种交错不断的个人批评,在这里完全没有。倒不是不存在暗流,不存在某些亲人之间的抵触,也不是没有个人牺牲和悲伤。只是它们不被公开承认;因为在中国生活里,个人要求总要让位于宗族的和平与福祉。权威只有一个,就在梁太太手里。这种制度促成和谐,维护家庭,而整个中国都以家庭为基础。

我并未有意努力,却也渐渐浸透了这种精神。政府来令,要昌京在新年初赴北京报到时,我压下痛苦,说:“昌京,这对我们大家多好啊!你什么时候走?”

当时已是旧年最后一周。应梁太太恳切请求,丈夫在命令允许的期限内延后启程,好在家人中间庆祝这最欢乐的节日。四处飘着美味饭菜的香气,人人的新衣都准备好了,脸上也亮起幸福的光。

一天晚上,昌京从母亲处回来,笑得很欢。“母亲提醒我,”他说,“按习惯,过年三天,女仆扫地时得小心把灰尘堆在角落,不能倒出去,免得把家里的好运一起扫走。不过她说,这当然只是旧迷信,你愿意的话,可以叫女仆照常清走。”我也笑了,然后说:“告诉母亲,我们也愿意尽一份心,把好运留在家里。”“这三天里,”昌京继续说,“谁也不许说刻薄话,不许骂人。因此,”他又庄严地说,“你那专横的中国丈夫,将停止训诫美国妻子——虽然她肯定需要训诫。”我望进他那双洋溢着压不住的欢乐的眼睛,突然吻住它们,自己的眼里却起了雾。“哦,最亲爱的人,”我低声说,“尽管有了银丝,你还是一个重新回到家的小男孩。”我抚平他已经掺了灰白的黑发。“昌,我爱中国的新年!”我说。

即使如今,那一切仍清楚地重现。丈夫穿着庄重的深绿缎长袍;依官员惯例,没有花纹;又配深绿裤、衬软皮毛的棕短褂、黑缎帽和黑靴。威尔弗雷德俨然小绅士,穿蓝绿丝长衫、镶绦带的深绿短褂和蓝裤,戴红缨帽。胖胖的阿尔弗雷德穿淡紫上衣、鲜红裤子,围红白黑三色虎头肚兜,脚蹬绣鞋,戴鲜艳的小针织帽。全家最爱看艾莉西亚穿带荷叶边的白色美国裙子;过年时,她又添了粉红丝上衣,和一顶可爱的粉黑小帽,给面容增了东方韵致。我穿的是上海最新式浅紫与黑色花缎衣服。宾客来来往往,我们也到村里拜年。空气里满是香料、糖蜜、烤肉、籽仁糕和小米糖的气味,又充满爆竹、锣声和欢乐的人声。

可节日终究结束了,丈夫离别的日子到了。

阿青熟练而无声地打点行李。三天后,昌京便准备妥当。他教我一些最需要的日常用语,好在没有他帮助时,仍能让别人明白我的意思。梁太太决定,丈夫不在期间,我应承担长媳的位置。作为她的亲密助手,将有细碎而严格的职责落在我身上;因为爱她,我并不害怕这些。只是我不确信自己是否足够机敏得体,一想到眼前的将来,就紧张得难受。

几个月来,我们时时相伴,如今要分离,确实十分痛苦。昌京不安地来回忙碌,进出房间,安排最后的细节。终于,他来到我身旁站住。“亲爱的,现在就告别吧。”他低声说,“一会儿到了外面,我们就没有机会了。”他把我拉近,我们深深相吻,我的眼泪再也压不住。

“别哭,”他带着少有的激动恳求,“别哭,否则我就走不了了!”然后,他托起我的脸,用手帕擦掉眼泪,郑重地说:“对我笑一笑!”于是,我笑了。

我们走到母亲房前,她迎出来,脸上的泪还没擦干。家里其他人也来了,一同送他到门厅,又送到大门。门敞着,等候的轿子几乎把门堵住。昌京穿中装,侧脸朝着我,站在仆人中间作最后交代;那一刻,他比我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东方,也更融入自己的国家。

他向母亲深深鞠躬,说了正式的告别话,又庄重地向我轻轻点头。然后,没有回望,便进了轿。帘子落下,轿夫沿陡峭的小径小跑而去,黑狗蹦跳着跟了一段。

其他人走开后,母亲和我仍并肩站着,望着轿子在狭窄的石板路上颠簸远去。随后,我们转身相看,嘴边是苦涩的微笑,眼里是泪。我们向对方摇摇头。我把一只手半抬向心口,又放下。我想,不能用共同语言交谈,此刻倒给了我们一个欢迎的沉默理由。

梁太太转身回屋,大门在身后关上。我扶着她的手臂,直到门口;她进门时,我退后一步。我不说话,等她在祭坛前跪下,香烟成团升起,缭绕在玻璃罩下神情不动的神像前。然后,我陪她回自己的房间。我作为一个真正中国儿媳的生活,开始了。

第四章永恒的群山

我跟着中国母亲走进房间时,想起朋友们出于善意的种种不祥预言。他们的话像桶里摇动的石子,在记忆中哗啦作响:“她嫁给中国丈夫,绝不会幸福!”后来又说:“在美国当然都好,可等她到了中国再看吧。”等我在中国安顿得很幸福,他们又说:“如果她试着和中国婆婆同住,那可真要老天保佑!”在上海,外国朋友也预言:“哦,是的,在你的家里,她当然可爱;可等你去住她的家再看吧!”

“玛格丽特,这是最后一道关口。”我对自己说,“好好跨过去!要么,你将给反对异族通婚的人再添一个论据;要么,就你的个案来说,你将永远把这个问题解决。”

母亲和我一同去吃晚饭,比平时略晚。我们低着眼睛,勇敢地努力吃。我偶然抬头,看见她脸上的泪,自己的眼泪也跟着落下来。我倾身握住她的手,两人费力拼出一两句话。“别哭!”我说。“耐心些!”她回答。

第二天早晨,保姆给小艾莉西亚穿好衣服,她快活地用眼睛追着我在屋里走动,咿咿呀呀。我抱起她,比平时更早地去看母亲。她已穿好当天的衣服,坐在床上,被褥卷向靠墙的一侧,成了一张舒适的卧榻。我想着昌京,望向床后那排小柜子,它们向上延伸到帐顶一半高的位置。我记得,他讲过小时候的事:那时,他还矮得能站在这些雕刻迷人的小柜下面。母亲把小首饰、梳妆用品、绣花丝线、香料,以及安静生活中无穷无尽的零星物件,都藏在里面。有一天,他撞到了头,发现必须弯腰才舒服,心里为长高了十分自豪。

如今,威尔弗雷德正好能轻轻松松站在柜子下面;可不知为什么,此刻我想象中孩子的模样,却变成了遥远童年的小昌京。我在这所他度过愉快童年的房子里来来去去,心里总在重新描画他那时的样子。

那天早晨,我把艾莉西亚放到梁太太身边的床上。她俯身,对着粉红小脸做了一个逗趣的鬼脸。每逢梁太太格外留心艾莉西亚,我都非常高兴,虽然公正感总提醒我:我自己的苏格兰母亲,大概会更偏爱男孩。

不过,艾莉西亚是丈夫家中两代以来的第一个女孩。儿子对于宗族固然无比珍贵,她也同样受到温柔的爱护与珍惜。有时我觉得,全家爱她,甚至超过了所有男孩加起来,包括春时夫人的小嘉松。那个孩子骑着摇摇晃晃的竹凳玩骑马,欢叫声传遍院子的左厢。我想起西方人以为中国家庭总不欢迎女儿的观念,不禁觉得好笑。

梁太太一边拍拍婴儿,一边柔声哄她,我便问她,希望我做些什么。

她指指梳妆台上的一盒立体照片,我替她拿来。这些照片原是一整个故事,次序却已弄得很乱。我能读外国文字的标题,可不可以请我把照片按顺序排好?我轻轻松松、很快做完,立刻赢得她的赞许。

这不过是此后我为她做的无数小事之一。担起新职责以后,我每天有许多小时侍奉母亲。天气好,陪她在园中散步;也坐着同她做针线,像为自己母亲那样替她穿针,甚至帮她做那些奇妙的小鞋。她总按自己脚的形状,非常仔细地制作。有一天,我告诉她,最初听昌京说中国妻子给全家做鞋,我多么惊讶;但见到他所说的精巧绣鞋以后,就很容易理解,制鞋确实是一门适合女子的手艺。

她和周太太都很自豪,能为自己做式样最花俏的小鞋。周太太的鞋更小,才两英寸半长;母亲的鞋是它的两倍,形状也不同。我发现了原因:周太太牢牢守着旧式样,母亲却随着废除旧俗后的变化,逐渐放松缠布,改变缠法。

我对缠足习俗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上海,我学校里的所有学生,以及社交圈里的妇女——除少数显眼的例外——都是天足,多数穿美国浅口鞋、系带便鞋或英国靴。缠足妇女虽在街上常见,却显得很遥远。如今,除十二岁以下、受惠于新风气的小女孩,我身边的妇女全都缠足。美国本身也有大批不爱清洁的人,却总不分身份地拿中国人取笑;想到这一点,有件事值得一提:上层中国人极讲清洁,缠足也照管得异常仔细,那些特织的窄白缠布,每两三天就换一次。看着母亲家中穿着精巧小鞋的妇女,我才知道,从前读我所认同的这个国家的文学时,从未真正领会,把缠足女子的步态比作微风中摇曳的竹子,是多么贴切。我也从未想到,镶片多褶裙下绣鞋时隐时现,竟会有这样的魅力。我自己穿四号鞋的脚,忽然显得大得吓人,我简直开始为它们羞愧。有一天,我和母亲坐在扶手椅中,中间隔着乌木茶几。我把自己的脚摆到同她并齐,叹口气说:“唉,它们真不好看!”她挥手表示不必在意,既客气又诚实地说:“不要紧。也许不那么好看,可肯定更好走路。”

当然,我很高兴小艾莉西亚属于青年中国,不必像我常读到的那些缠足女人,用一缸眼泪换取金莲。不过,如今我判断,那缸泪大概是在少女时期流满的。因为身边的妇女似乎并不疼痛,只偶尔麻木,让女仆从膝头到脚踝用力按摩,就会缓解。她们走动时的轻松与活力,使我惊讶;停下时,若没有仆人的手臂或拐杖扶持,只需前后挪几小步保持平衡。

我觉得,母亲步态的优雅和庄重,远胜别人。春时夫人遵丈夫吩咐,略微放大了脚,行动缓慢,带着年轻一代特有的不够优雅。张太太走得沉重吃力。周太太则步子细碎轻快,像扑动着翅膀。有时,她甚至和我们快活的次子阿尔弗雷德赛跑;孩子如今两岁半了。她拉住他的小手,身体前倾,带着他急急跑过整个厅堂,两人一路大笑。偶尔,我也把手合拢,用脚跟稳住身子,试走“杨柳步”,逗得母亲和周太太十分开心。

丈夫离开后,我在中国母亲家中的生活,仍十分平稳。父亲没有回来作半年一度的探访,次子又出门了。甚至那位举止安静、长得酷似母亲、原来每天从花园给我带玫瑰的三儿子,也已乘船去海岛港口,进入家族生意。在群山由枯褐渐转春绿之际,我们住在舒适的大院里,处于一种仁慈的母权统治之下。

梁太太始终慷慨而善良。我从未听见她厉声说话,除非偶尔有仆人粗心弄错事情,妨碍家庭日常生活的平稳进行。我常饶有兴趣地观察,她如何从大床这张宝座上指挥家务。她很少直接发号施令,而是叫来亲属或上等仆人,由他们领受,再传给具体办事的人。这使她的吩咐带有皇后般的分量与不容置疑。仆人完全效忠于她。

她很自豪地带我参观这片复杂的建筑,梁家一代代人在这里出生、去世。主院向后延伸,是一连串格局相似而较小的院落,每座都有自己的天井,正厅供着家族祭坛,两侧开着私室。同样一串串“家中之家”,又从中央纵线向东、西伸展,成直角排列。母亲指给我看,她新婚时住过的房间,还有昌京出生的屋子;那时,由更老一代的梁太太以坚定而慈祥的手掌管家事。这一切深深打动我,使我比以往更觉得自己是家族的一部分。

我知道,在努力学习这一家人的宽容、勤勉与礼貌时,我犯过许多小错。但母亲并不像她那个阶层许多过分敏感、容易受冒犯的中国妇女,而是有近乎神圣的耐心。她从不叫我做她认为不适合我的事,分派各种小任务时,也表现出明智的分寸。我有时陪她去庙里,或去祖坟,但只是旁观。她的宗教宽容,不要求我作任何妥协。她想让我看看祖父母、曾祖父母安息的地方,知道我感兴趣,也充满敬意。照顾家中祭坛、每天在神龛前敬奉的职责,则由春时夫人承担。

这位年轻妻子,在各方面都是旧式中国妇女的典型:受过训练,却未受过教育;经历管束,却没有被摧折。因此,她总能引起我的兴趣。她天生害羞寡言,可过些时候,我们也渐渐聊起来。一天,她给我看白漆饰红金的嫁妆箱,里面满满都是折叠精美的新婚衣饰,还有第一个孩子的衣服——那是父母作为嫁妆的一部分替她备好的。

昌京家乡的后一项习俗,很使我喜欢。这正是我在所认同的人民中发现的许多质朴之处的典型。那些鲜艳的小衣裳,用夹棉丝绸、织锦和麻布做成,象征希望,预示幸福与子嗣丰盛的婚姻。我习惯了以虚伪的清教徒观念看待婚姻和生育这些重要的生活事实;他们对根本之事如此坦率,对存在的事实如此自然接受,使我惊喜。

我也喜欢这种奇妙的对照:对生命基本之事看得朴素,个人礼仪却正式而严谨。这是一个古老且始终具有文化修养的民族的方式;他们早已不再忙于奠基,如今经营的是生活的装饰。

他们的日常生活安排,建立在一个坚定信念之上:人类正常的存在方式,就是家庭生活。因此,家庭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生活不能在不和中发展。若礼貌与体贴有任何价值,就值得时时保持,即使需要个人作出牺牲。

拱门以内的生活如此愉快,每天又充满细小的事情,使我很少想到外出。村里没有戏院;节庆时,巡回戏班在庙宇或私宅搭临时戏台演出。不过,我们偶尔会到附近大城看戏;有客人连住几天时,也会同行。我想,我们那景象颇为壮观:黄昏时,六七顶轿子沿不平的小路小跑而下,前后都有提灯的男仆引护。

孩子们过着受保护而幸福的生活。天气允许时,仆人和年轻亲戚就陪他们在室内或户外玩耍。宠爱他们的祖母给足了零用钱,是一把把铜元,不再是上一代觉得足够的成串制钱。他们向路过的小贩买彩绘竹弓箭、会鸣叫的鸟、彩陶戏曲人物、充气橡皮玩具,以及无数花样的米糕、芝麻糖、花生拉糖和小米糖。节庆时选择更多,有蓬松的糖丝团,也有像吹玻璃一样,用熔化糖浆吹出的脆糖玩具:灯笼、鸟、鱼,插在细棍上。某些季节,还能见到巨大的鱼,用竹骨架糊纸,画得栩栩如生,微风里慵懒优雅地游动;或用类似方法做成鸟、龙风筝,飞上天空,姿态迷人。

这座城里,也有一个不大的外国人居住区。几位美国和英国妇女来拜访我。其中有些人很坦率地好奇,我怎样通过了她们一人所称的“家庭考验”;当然,她们说得都很委婉。

母亲对这些客人很有兴趣。只要会讲中国话,我就常把她们介绍给母亲。客人离开后,她往往问起国籍、丈夫职业和孩子的数目。说到孩子,多数承认只有一个,偶尔有两个。但我永远忘不了一位栗红头发、容貌出众的女人来访,以及她走后的一段谈话。母亲照例问,我回答:“一个孩子也没有!可她有五条狗,刚在上海又买了两条,下一班轮船就运来。”

“一个孩子也没有,倒有五条——七条狗!”母亲惊骇地说。随后,我们大笑起来。可她很快又认真了:“外国女人不喜欢孩子。”

“我喜欢。”我抗议,“我喜欢很多孩子。”

“你,”母亲微笑着说,“是中国妻子。”

幸好,下一位来客是一位面容温柔的美国女人,她是六个孩子的自豪母亲,还带来了其中两个。于是,我们国家的名声得救了。

那些日子,我常常思考异族通婚的问题。在上海时,有位在我们家住过几天的归国学生,后来对昌京说:“大学时,我差点娶了一个美国姑娘。现在真希望当初自己够勇敢,能那样做。”那时,我为那个素不相识的姑娘感到惋惜,因为她错过了正降临到我身上的幸福;如今,我对自己的幸福是否真实,比任何时候都更确信。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我也认识到,有多少种可能,会毁掉一切。倘若丈夫少些体贴、真诚与忠实,家人少些善意和开明;倘若我自己任性固执,或不能适应环境,我可能每天都生活在极深的痛苦里。我因此决定,异族通婚不能制定一概而论的规则。这是个人问题,事实上,一切婚姻都应如此。所以,家乡一个年轻姑娘写信求教,说她相信自己爱上了一位中国同学,最后写道:“梁太太,您必须替我决定。”我的回答,就与一年前不会相同:“这个问题,只有你们两个人有资格决定。没有人能够稳妥地给你们指路,因为无论哪一种错误决定,都可能造成一生不幸。不过,我也许可以斗胆说一句:能够经受异族婚姻考验的爱情,不会求问他人的意见。它确信自己。”

在这个只有长子和我会英语的家庭,我的语言困难出乎意料地轻。昌京给我留了一张日常用语表,我又不停努力去听懂身边整天快速进行的交谈,耳朵渐渐极敏锐。不久,人们对我说的话,我几乎都能明白。

宁静的晚上,母亲和我长谈,常说到昌京。她拿出珍藏的童年遗物:一件深红天鹅绒小褂,一顶旧帽,一件银玩具,还有他当初开始学英语用的那本课本。我样样都爱,也因她珍藏它们而更加爱她。她送给我一张照片,上面的昌京比他自己所有照片中的年纪都小,使我无比幸福。她也对我们所有照片很感兴趣。看见昌京大学演戏时的装扮,她觉得十分好笑;我拿出自己各年龄的照片,以及父母、祖父母的照片,她便以准确的眼光追寻家族间相像之处。有时,我们一起看昌京从首都寄来的杂志,或谈外国的各种习俗。很快,我觉得与她交谈十分容易。在她帮助下,我也学会认写简单汉字;因为她有一位思想非常开明的父亲,让她享受了同代少女很少有的受教育机会。

小小乌木钟的指针指向十二点时,她就轻轻碰我的手:“该睡了。”

“可我得先给昌京写信。”我回答。

她好意地摇摇手指提醒我:“太晚了。你得睡觉。”

在这一点上,我总坚持。“可是,母亲,不给昌京写信,我睡不着!”

她便同意。第二天,我会把写好的几页拿给她看;我写给昌京的信,以及他大篇幅的回信,都是她乐趣的来源。我尽自己有限中文所能,忠实地把这些信译给她听,并总在自己的信里,附上她口授的消息。

我正在学用罗马字书写中国话;我们这种方言的罗马字拼写法,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而统一。我给母亲演示,怎样用外国字母写熟悉的话,她很感兴趣。昌京总用同样方式答复这些消息,虽然他和母亲之间,另有定期用汉字进行的通信。

“这两个孩子互相写长信,一次十五页、二十页。”她常向朋友这样说,显然很高兴。

除了这种我很喜欢的陪伴母亲的生活,没有任何别的约束加在我身上。我可以独自出门散步,可以回访,也可以进城购物。

只是自己的分寸感,总促使我出门前先到母亲房门口,说明要办什么事,请她认可。她把这小小的仪式当作礼貌来接受,从没有一次反对。她习惯于这种尊重,我也看不出为什么不给她。熟人无论中外发来的邀请,我都依她的建议接受或辞谢,因为我信赖她对人物和社交习俗一向准确的认识。

昌京不在的那些月里,死亡两次来到身边。一次是个聪明的少年,独生子,家人曾寄予厚望;另一次,是陪母亲去过上海的年轻姑娘。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仆人,而是母亲一位失去父母的远亲。梁太太一直善待她,十分慷慨。上海之行是她平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回去后不久,便有一桩很好的婚事来提亲;母亲给她备全嫁妆,送她出门。后来听说我们住进祖宅,她穿上浅绿新婚衣服,来看我。她重逢时明显的欢喜,深深触动了我。她明亮而热切地谈起丈夫、善良的婆婆,又自豪地描述自己的小儿子。同孩子们愉快地玩了一小时,她便离开,答应再来。可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她。死亡突然把她从幸福中夺走了。

我开始觉得,死亡其实并不那么遥远。有几回,孩子、亲戚、朋友和仆人一大群人,坐轿到山中作短途游览。成千上万座坟墓,有些地方,墓石使绵延数英里的山坡发白。这样的景象,越来越使我感到,人生相形之下何等短暂。

许多山坡上,散布着一种奇特的石造纪念物,称为“寡妇牌坊”。每座独立,通常立在路边,纪念古代丈夫死后自尽的贞妻。一个寡妇若愿这样牺牲,会在过了一小段时间后,宣布自尽的意愿。家族成员便为她搭起高台,邀请亲友参加仪式。到选定的时辰,她上吊而死,后来再立起高大的石坊,纪念她的忠贞与英勇。

在中国家庭里,不再婚的寡妇所得到的荣誉与敬重,仅次于婆母。年岁越大,权威越重。她并非禁止再嫁,但再婚条件被安排得足够困难,除了最大胆的人,谁都会望而却步。与前夫生的孩子,必须留在前夫家中;后夫的家人,也不会给她太热情的欢迎。

在这些事情上,人自然更愿意有自由选择。然而,早在梦也想不到终身守寡会成为自己的命运以前,我就真心同情这一理想。起初看见“寡妇牌坊”,虽然很痛苦,我的信念却使我觉得,中国人对它的看法并非不可理解;尽管我知道,这种习俗早在约两百年前,就已被皇帝下诏禁止。

即使在昌京和我相信爱情似乎能赐予我们尘世不朽的日子里,我心里也一直强烈地相信:对于真正相爱的人,死亡只能暂时熄灭火炬,好让它在永恒中以更清澈的火焰重新点燃。那时,我把这念头珍藏在心底;如今,我靠它活着。

也正因如此,我始终觉得,中国人对死者的态度很能安慰人。他们一刻也不放开自己所爱的人。忌日和生日一样,都是郑重纪念的日子。生命的行列毫不中断,从出生走向死亡,又越过死亡,重归出生;世世代代,无尽地以神秘的手相接,直到个人感到,自己属于一列永不停息的队伍,暂时走进明亮的光里,又走出去;感到自己正触碰前人和后人,是一条长链中的一环,牢牢相连,无法分开。

中国人虽然有一整套个人牺牲的伦理,又常常想着永恒,却并不以禁欲态度轻视物质世界。他们热切地盼望和寻求长寿。各种表达健康、荣誉、财富等祝愿的符号与文字中,“寿”占着首位。它被制在戒指、手镯和头饰上,绣在新婚衣服以及孩子的小上衣、小帽子上。在他们一切日常习惯里,我总感到对生命的巨大尊重:新娘离开父家时,就备下婴儿衣服;用众多子女养育、壮大宗族;恭敬地照管祖坟,因为活人蒙祖先之恩,才得以存在。

我曾几次陪母亲去祖坟。记得最后一次,就在昌京回来前几天,我和她同行,握着她的一只手,她另一只手拄着金头杖。她穿轻便衣服:黑褶裙、淡紫上衣、漂亮的黑色软皮鞋。仆人在后面提着祭品篮。

她举行仪式时,我们默默站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四周摆着纸,用小石压住。她跪下,合手,低声虔诚祈祷。然后,在仆人帮助下,焚烧象征供给死者享用的纸制物品。爆竹响起,驱散空气中的邪灵,仪式便结束了。

回村时,沿路的人从家门口向她招呼,她总友好而有礼地回答。到村边,我们停下来休息,顺道拜访一位亲戚。

离开时,许多亲友送了一段,一再叫着:“再见!”“再来,很快再来!”我看见阳光照在虎山上,闻到海的咸味。转过巨石,他们从视野里消失,那抑扬有致的“再来,很快再来!”仍飘到我们耳边。这是最后一次,我还能以当时的自己听见这些话;而那时,我连梦也没有想到。

一个月来,我一直盼着昌京到家。他的信封封都是情书,只附带几段,说工作进展顺利,回家以后,有许多事情要告诉我。终于,一封信告诉我们,他将于某天乘某艘轮船回来。可是,战争仍使船期混乱。那艘船延误,他便改乘另一艘,到另一个港口换船。随后又耽搁,又来信解释,又耽搁。希望一再落空,母亲和我都难过得心力交瘁。终于有一天早晨,我因等候得精疲力竭,睡得比平时晚;就在那个早晨,昌京回家了。

我从长长的昏睡中醒来,听见安静的屋里起了动静:锣响了,外厅一阵轻软而急促的脚步声。母亲房门前,欢乐的声音交织着问候。我披上外衣,把艾莉西亚抱在臂下,跑过房间,猛地开门,恰好昌京正抬手要敲门板。摇曳的光里,我朦胧看见他在微笑;他身后站着母亲,也微笑着。我们郑重地叫出对方的名字,久久相望,想把那些离别月份的记忆抹去。然后,他看见了孩子。“丽霞,我的千金!”他用中文说。艾莉西亚笑着,向他伸出双臂。“她认得他!”母亲惊喜地说。我们三个人围着孩子,默默站了一会儿。我觉得自己更深地融入了宗族,成为一个中国女人,又一次把心灵与精神献给自己认同的人民。

后来,昌京解释了回家的缘由。他为政府承担的法律工作已经完成,期待中的任命终于来了。我们要回美国,他将在中国领事机构任职。做过一段时间这项工作以后,外交领域的光明前途似乎已有保证。这意味着离开我热爱的中国,我已经在这里牢牢扎根。但我们约定,这次离乡只会持续几年,我们一定回到自己的应许之地,在这里享受“寿且有荣”的岁月。

悠闲的生活于是被打断了几分。几乎立刻,我们就开始为美国的新生活作准备。昌京满怀兴趣地期待变化,仿佛自己就要回家。我最初的反应是喜悦,紧接着,却为放下如今熟悉而热爱的事物而伤心。为了身边的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显得快乐;可又不愿过于快乐,免得母亲以为我很高兴离开。

就在这段时期,我终于见到了中国父亲。初秋一个美丽的日子,昌京和我进城,下午三四点回来。轿子在门前放下时,门房告诉他,父亲到了。我顿时紧张。我的衣着又一次由偶然决定:这回穿的,不是初见母亲时那套保守中装,而是带荷叶边的蓝白夏绸美国裙子,白蕾丝帽上饰黑天鹅绒和粉红玫瑰花苞,脚穿白软皮鞋。昌京穿白法兰绒衣,戴巴拿马草帽;进门时,他把帽子和手杖都交给仆人。我们一同走进正厅,一个人从母亲身旁起身迎接。我看见一位中等身材的老人,脸色严峻,刮得干净,头发灰白。他穿深蓝丝长袍、黑色外褂,戴通常的黑缎圆帽。丈夫先问候,再介绍我。我还站着拿不准,那颗灰白的头已经有礼地点下;严峻的神色化成一个极动人的笑容。出乎意料,像母亲当初一样,中国父亲伸出了手。我感到,他正依据母亲告诉他的一切来认识我;亲切的握手与欢迎的话,是他对母亲判断的认可。随后,他以极有风度的手势,让我坐到他刚才在母亲身旁的位置,自己与昌京并坐对面。母亲带着最幸福的神情,笑望着我的眼睛。我觉得,昌京的生活背景终于完整了。很久以前,我曾把它想得严酷而有威胁;如今,却证明它完全善良,能够庇护人。想到刚才还害怕最后这道考验,我不禁惊讶,也微笑起来。

父亲发现孙子能流利地用家乡话交谈,非常满意。他会把他们聚在身旁,一坐一小时,问问题考察实际知识,或讲故事逗他们。艾莉西亚也使他喜爱。只要用简单中文吩咐,她如今便会拱手,或合起双手深深鞠躬。母亲为小孙女十分自豪,常说:“她和昌京这么大时一模一样!”父亲总宠爱地微笑点头。这两个人虽都是保守的典型,却显出彼此的爱、尊重和真正的相伴,深深打动了我。我很高兴,在昌京和我带着三个孩子离开这个按中国旧俗本该属于我们的家时,还有父亲能陪着母亲。

后来一个下午,大家谈到,是否可以暂时把一个或几个孩子留在这里。

“照一般情形,”父亲对昌京说,“你会像弟弟一样独自去,把全家留给我们。至少,也会留下一个孩子代替你。不过,母亲和我当然明白,情况并不普通。你妻子是美国人。她在许多方面都体谅我们的立场,比我们预料的还多;这件事上,我们也不能不体谅她的想法,而那想必也是你的想法。我们知道,依美国人的看法,孩子总该同父母在一起。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你们这样生活的权利。不过,希望你们明白,即使只能留下一个孩子,我们也会非常高兴。你们知道,孩子会得到怎样的保护与照顾。”

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我满心情绪,即使轮到我开口,也说不出来。我在心里想象,母亲一下失去这么多孩子,会多么寂寞;又徒然试着想象,在美国的家里,哪怕少一张小脸,该是什么样子。我看着丈夫,察觉到他脸上微小的挣扎;随意一瞥,也许会觉得那张脸毫无表情。终于,他开口了。

“父亲,母亲,”他诚恳地说,“你们如此善良慷慨,我们实在感激。就像你们真正理解我们的处境一样,你们也会明白我们的感激。我们知道,孩子留在这里,会得到许多我们也许不能给的好处。可是,我们能留下哪一个来享受这些好处呢?不能是威尔弗雷德,他是长子,我们很倚重他。至于阿尔弗雷德,在我们之中,他似乎最不适应南方气候。夏天的炎热使他有点苍白、没精神,他需要这趟海上旅行。艾莉西亚呢,她还是婴儿,又是我们唯一的女儿。请不要以为,我们忘记了你们所做的一切。只是,没有孩子们,我们恐怕不知道该怎样建立自己的家。”

终究,这答复显然并不出乎他们的预料。他们略带遗憾地彼此摇摇头,然后笑了。

“好吧。”父亲答应,“不过,你们得答应这一件事:隔些时候,只要工作许可,就回来——全家回来——再同我们住一年。别让孩子忘了我们,也别忘了中国话。至多四年,全都一起回来。”

我们很快答应了。母亲和我相互重复那句话:“再过四年,全都一起回来。”我们的眼里满是泪。

那天晚上,我对丈夫说:“我们本该留下一个。”

可那一刻,昌京的思路更清楚,比我更明白实际情形。“哪一个?”他意味深长地问,语气让我看清,自己的抗议其实空洞无物。

开船前的星期日,昌京和我向中国告别。父母和许多亲戚陪着,我们走上一座很高的山。山上有座古庙,在灰蒙的阳光里,安然伏在岩石间,可尽览周围数英里的壮丽景色。那是座三教合祀的庙,外院并列着孔子、佛陀与老子巨大的石像。昌京和我一同登上层叠岩石的顶端。我环顾四周,俯视山坡上鲜亮而自豪的小村庄,它那么生动,多彩;又看见老虎筑巢的荒山之中,散布着一小块块肥沃的土地。永恒的群山掠过低垂多云的天空,默默从我们身边向远方起伏延展,充满阴影。一股对脚下泥土的爱,对中国大地的依恋,汹涌地淹没了我。我想跪下,亲吻那亲爱的尘土。“哦,昌京,”我激动得颤抖,“这里才是家!我真希望我们一天也不必离开!”

“我们很快再来,”他用中文说,“老了以后,就住在这里。”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安静的花园里。母亲房中,传来年轻侄儿背诵第二天功课的声音。我们听见外厅两个小女仆互相逗弄,压低了欢笑。外面的小径上,一顶轿子有节奏地摇过,竹杠轻轻吱呀,伴着轿夫草鞋踏地的拍拍声。

远近不同的地方,传来铜锣声,在寂静里震颤;细竹签在圆筒中摇动的急促碰击声;小摇鼓匀整的拍打声。各样小贩,用各自的声音招徕生意。暮色中的山峦已成紫色,一轮圆月缓缓升进紫罗兰色的天空。奇异的香气飘在我们周围。海风拂动近旁龙眼树的枝条,渐熟的圆果像摇摆的小灯笼,轻轻彼此相碰。我们握着手,静坐了很久。

丈夫从这片静默中轻轻说出我渴望已久的话:“玛格丽特,分离能教会人许多事。有一次,它让你认清自己的心。这一次,它教我同你一样,相信像我们这样的爱是不朽的。肉体上,我们有时也许分开;可在思想上、精神上,你和我永远是一体。”

月亮升得更高,金黄,圆满,正如我们的爱情。

几天后,我们启航去美国。其余的事,可以用几句话说完,因为终究没有任何言语能够充分表达。到美国一周后,昌京患了流行性感冒。几年来,他一直处在一种缓慢疾病的阴影下;但他坚强抵抗,而且屡次恢复良好健康,精神振奋,使我们一度几乎忘记了早年那不祥的威胁。然而,当决定性的时刻到来,那些年的消耗,全压到了不利于他的天平一端。六天后,他去世了。死亡安静而残酷地、不容挽回地合拢在他身上。我们确实害怕生命突然结束,却仍不肯相信灾难会这样来临。我们尽可能给对方保证;最后的告别,不过是再次确认信念,为共同走过黑暗,把彼此的手握得更紧。“整个世界里,你是我的爱。”他一再说,“比任何人都更理解我的是你;你从不曾辜负我——你是我的妻子。”几乎就在他说话之间,我怀里抱着的,已不再是活着的爱人,而只是他的精神曾经居住、却再不会回来的躯壳。

因此,从看得见的事实来说,我的故事结束了。但对我,它又重新开始;不是照我的愿望,不是照我的希望,却是在我能够承受的层次上。因为我还有孩子、记忆,还有中国的家,那里仍在等待,以景象、声音与地方本身给予温柔的抚慰……而我已经懂得:在爱情里,也唯有在爱情里,我们才能从肉体的失败中,争取到精神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