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戴德生自述EN
《戴德生自述》封面

世界看中国译丛 · 宗教与民俗

戴德生自述

A Retrospect

5.5 万字

著者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译者
波多
原著
A Retrospect,1894 年
出处
英国传教士 · 中国内地会
卷帙
23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近代来华传教士数以千计,影响最大的是戴德生。他在中国住了五十一年,创办中国内地会:到内地去,穿中国衣裳,不募捐不欠债,只祷告。这是他六十二岁写的回忆,通篇是祷告与应允的记述——不信的人读来也是极罕见的材料。

导 读

近代来华的传教士数以千计,影响最大的一个,是戴德生。

詹姆斯·赫德森·泰勒,中文名戴德生,一八三二年生于英国约克郡的巴恩斯利,一九〇五年死在长沙,葬在镇江。他在中国住了五十一年。

他创办了中国内地会。

这件事的分量,要放在当时的格局里才看得出来。那时的差会多半守在通商口岸,靠条约的保护做事。戴德生的主张是反着来的:到内地去,到没有人去过的省份去;穿中国衣裳,留辫子,吃中国饭,住中国房子;不募捐,不欠债,不向人开口要钱,只向上帝祷告。

这几条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的。英国的教会笑他,同行的传教士指责他降格以求。他照做不误。到他去世时,内地会已有八百多名宣教士,分布在中国十八个省。

这本书是他六十二岁那年写的回忆,一八九四年初版,后来增补过。

全书二十三章,从他少年时的归信写起,写他怎样为去中国做准备——学医、学中文、刻意过苦日子;写他第一次渡海的航程,写宁波和上海的岁月,写妻子的死,写内地会怎样从一张在布莱顿海滩上写下的名单开始。

通篇是祷告与应允的记述。他写某日身无分文,某日钱怎样来了;写某处的门怎样关着,又怎样开了。信的人读来是见证,不信的人读来也是一份极罕见的材料——一个人把自己五十年的内心活动,逐件记了下来。

原书是带插图的,图说已随文略去。

戴德生自述 戴德生 著。

第一章 祷告的力量

下面记述的,是我亲历的一些事情。这些经历最终促成了中国内地会的成立,也使它逐步形成了后来发展的样貌。这些文字最初刊载于《中国亿兆》;许多读者希望将它们单独印行。金尼斯小姐曾把这些材料编入《中国内地会的故事》,该书记述了截至一八九四年初上帝施恩的经过。但仍有朋友希望将它们印成小册子,以便广泛流传,因此才有了这一版。

其中许多材料,取自我在中国参加本会传教士会议时所作讲话的笔记。因此,文中保留了直述亲历的口吻;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改变这种写法。

把目光放在基督徒工作中向着上帝的那一面,总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应当明白,上帝的工作,与其说是人为上帝作工,不如说是上帝亲自藉着人作工。而且,我们既有幸与祂同工,固然充分认识到,宣讲福音、传扬真理,会为这个受罪恶折磨的世界带来种种益处和祝福,却也绝不可忽略这项工作更高的一面:顺服上帝,荣耀祂的名,像祂所爱的儿女那样生活、服事,使我们的父上帝心中喜悦。

我早年的生活和服事中,有许多事情使我鲜明地体会到工作的这一面。每当想起其中的一些事情,我便想到,传教事业实在亏欠了许多从未有机会亲赴传教地区的人。他们当中,或许有不少人无力在钱财上大量奉献;到了那大日,他们看见自己的爱心、关怀和祷告,竟使这项工作有了那么大的进展,必定会感到十分惊讶。

无论就我本人而言,还是就我蒙恩获准为上帝所作的工作而言,我对亲爱而可敬的父母,都怀着无法言尽的感激。他们虽然已经离世,进入安息,但他们一生留下的影响,永远不会消失。

许多年前,大约在一八三〇年前后,我亲爱的父亲读了几本书,尤其是巴兹尔·霍尔船长的游记,深受触动,开始挂念中国人在属灵方面的状况。当时,父亲已经在本国热心传福音,而且颇有成效。然而,他的处境使他无法指望亲自去中国服事。他便受感动祷告:倘若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愿这孩子蒙召,得以在那个幅员辽阔、需要深重、当时似乎完全向真理关闭的帝国中劳作。我启程赴华七年多以后回到英国,才知道父亲曾有这个心愿,作过这样的祷告。得知在我出生以前所献上的祷告竟这样得蒙应允,实在使我深受感动。

由于我身体虚弱,亲爱的父母有许多年完全打消了让我成为传教士的念头。然而,时候到了,上帝使我的身体健壮起来。许多比我强健的男女已经倒下,我的性命却蒙保全,且蒙赐力量,得以在传教地区和本国承担不少辛劳的服事。

我年幼时,有许多机会学习祷告和上帝话语的价值。亲爱的父母总是乐于向我指出:倘若真有上帝这样一位存在,那么无论对我自己还是对别人,信靠祂、顺服祂、全心献身服事祂,就必然是最好、最明智的道路。然而,尽管有这些有益的榜样和教导,我的心仍然没有改变。我曾屡次想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基督徒;这种努力当然失败了。到后来,我开始觉得,不知由于什么缘故,我是不能得救的;既然死后没有指望,我所能做的最好之事,大概就是尽情享受这个世界。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接触了一些持怀疑论和不信宗教观点的人,也接受了他们的教说。倘若父母所说的是对的,《圣经》也是真的,那么等待不悔改之人的就是灭亡;如今似乎有了一点逃避这种结局的希望,我自然求之不得。说来或许奇怪,我却时常为那段怀疑的经历心存感激。某些基督徒言行不一,口称相信《圣经》,却甘愿过着仿佛世上根本没有这本书的生活;这是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同伴最有力的论据之一。当时我常想,也常说:假如我声称相信《圣经》,至少应当试着照它去生活,认真检验它;若它果真不真实、不可靠,就索性把它完全丢开。后来主乐意把我带到祂面前,这个想法仍然留在我心里。我想我可以说,从那时起,我确实检验过上帝的话语,而它从未使我失望。我从没有理由后悔信靠其中的应许,也从没有理由懊悔遵从其中的指引。

现在,让我讲讲上帝怎样应允了亲爱的母亲和妹妹——如今的布鲁姆霍尔夫人——为我归信所作的祷告。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当时我大约十五岁。母亲不在家,我那天放假,下午便翻看父亲的藏书,想找一本消磨空闲时光。没有什么书吸引我,我便翻起一只装着小册子的篮子,挑出一本看来有趣的福音单张,心里想:“开头总会有个故事,末尾再附一段说教或道理。我只看前面,后面的留给喜欢它的人去看好了。”

我坐下来读这本小册子,心里满不在乎。当时我确实相信,即使世上有救恩,也与我无分;而且早已打定主意,读到枯燥乏味的地方,就把它放下。那时候,人们常把归信称作“变得严肃起来”;从一些自称归信者的脸色看,这似乎的确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上帝的子民若能始终让面容流露内心,把得救的福分和喜乐显明出来,以致尚未归信的人不得不把归信称作“变得喜乐起来”,而不再称作“变得严肃起来”,岂不更好吗?

我当时全然不知道,在七八十英里外,亲爱的母亲心里正经历着什么。那天下午,她从饭桌旁起身,心里强烈地渴望儿子归信。她觉得,自己既然暂时离家,能有平常难得的清闲,正好有一个特别的机会,可以为我恳求上帝。她回到房间,锁上门,决意祷告若不得应允,就不离开那里。亲爱的母亲为我恳求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到最后,她再也无法继续祈求,反而不得不赞美上帝,因为圣灵让她知道,那件事已经成就了——她唯一的儿子已经归信。

与此同时,我照前面所说的情形拿起那份单张,读到“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这句话,心里忽然一动:“作者为什么用这个说法?为什么不说基督赎罪的工作,或挽回的工作?”“成了”这两个字立刻浮现在我心中。什么成了呢?我随即回答自己:“完全而圆满的赎罪已经成就,罪债已经由代赎者偿清;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不单为我们的罪,也为全世界的罪而死。”接着我又想:“既然全部工作已经完成,全部债务已经偿清,那么还需要我做什么呢?”就在这时,圣灵的光照进我的心灵,使我满怀喜乐地确信:世上再没有什么需要我去成就,我只须屈膝跪下,接受这位救主和祂的救恩,永永远远赞美祂。于是,亲爱的母亲正在房间里跪着赞美上帝时,我也在那间旧仓房里赞美祂;我原是独自到那里,想从容地读完这本小册子的。

过了几天,我才敢把这份喜乐告诉亲爱的妹妹,而且先要她答应,不把我心中的秘密告诉任何人。两周后,母亲回家,我第一个到门口迎接她,说有一个令人喜悦的消息要告诉她。我仿佛至今还能感觉到,亲爱的母亲双臂搂住我的脖子,把我紧紧抱在怀里,说:“我知道,孩子。你要告诉我的好消息,已经让我欢喜了两个星期。”我惊讶地问:“怎么,阿米莉娅没有守约吗?她说过谁也不告诉的。”母亲向我保证,这消息不是任何人告诉她的,随后便讲起上面那段经历。你一定会同意,假如我还不相信祷告的力量,那才真是奇怪的事。

而且,事情还不止于此。不久以后,我拿起一本与自己那本一模一样的小记事簿,以为是我的,便翻开来看。映入眼帘的是一则日记:原来这是妹妹的本子。她在里面写道,自己要每天专心祷告,直到上帝应允,使哥哥归信为止。恰好一个月以后,主便乐意使我从黑暗转向光明。

我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又在这样的情形下得救,因此,从基督徒生活一开始,我便感到,上帝的应许是切实可信的;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那些我祈求蒙福的人,祷告都是实实在在地与上帝办理事情。这或许是很自然的结果。

第二章服事的呼召

归信之初的喜乐,过了一段时候便渐渐消退,随之而来的是一段痛苦的心灵枯寂,其中充满挣扎。然而,这段日子也终于过去了,使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也更加倚赖主;祂不仅是祂子民唯一的救主,也是唯一的保守者。一颗与罪争战、疲惫失望的心,能因信靠以色列的牧者而安然歇息,这是何等甘甜!

归信后不满几个月,有一天下午得闲,我便回到自己的房间,打算把大部分时间用来与上帝交通。那一次的情景,我记得十分清楚。我满心欢喜,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一遍又一遍地向祂诉说感恩的爱。祂为我成就了一切;当我对得救不但毫无指望,甚至不再渴求时,祂竟拯救了我。我恳求祂给我一点工作,让我可以为祂去做,以表达自己的爱和感激;无论是什么舍己的服事,无论多么艰难或多么微小,只要能使祂喜悦,只要能为这位替我成就了如此多事情的主做一点事,我都愿意。我清楚记得,当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生命、朋友和一切所有都放在祭坛上时,一种深深的庄严之感笼罩了我的心,我确信自己的奉献已经蒙悦纳。上帝的同在变得无比真实、美好,言语无法形容。那时我虽还是个不满十六岁的孩子,却记得自己伏倒在地,在祂面前静静躺着,心里有说不出的敬畏,也有说不出的喜乐。

我不知道祂接纳我是要我承担怎样的服事;但一个深切的意识占据了我的心:我不再属于自己。这个意识从那以后从未消失,而且切实影响着我的生活。两三年以后,关于学医,有人向我提出了极为优厚的条件,前提是我必须与那位亦师亦友的医生订立学徒契约。但我觉得,自己不敢接受这样一种约束。我既不属于自己,就不能任意把自己交付出去;因为我不知道,那位我全然所属的主,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方式召我服事。为了听候祂的差遣,我知道自己必须始终保有自由。

那次献身以后,不到几个月,一个感动便深深印在我心里:主是要我去中国。我觉得,这个呼召所指向的工作,很可能会使我付出生命,因为那时候中国还不像现在这样开放。当时,只有少数传教团体在中国派有人员,而我能找到的介绍在华传教工作的书也很少。后来我听说,故乡的公理会牧师藏有一本麦都思的《中国》,便去拜访他,请求借阅。他很和气地答应了,并问我为什么想读这本书。我告诉他,上帝已经呼召我,要我一生在那个国家从事传教工作。他问:“你打算怎样去呢?”我回答说,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我想,很可能需要像十二使徒和七十位门徒当年在犹太地所做的那样,不带钱囊,不带行囊,只倚靠那位呼召我的主供应一切所需。牧师亲切地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说:“啊,孩子,等你年纪大些,就会比现在明白了。基督亲自在世的时候,这样的想法当然很好;如今却行不通了。”

从那以后,我确实年长了,却没有变得那样“明白”。我比以往更加确信:倘若我们更充分地以主的吩咐,以及祂给最初那些门徒的保证作为指引,就会发现,它们适用于今天,正如适用于最初赐下它们的时代一样。

麦都思那本论中国的书,特别强调医疗传教在当地的价值。这便使我把目光转向医学,认为学医是很有价值的预备途径。

对于我投身传教工作的愿望,亲爱的父母既没有阻拦,也没有推动。他们劝我,既有这样的确信,就该竭尽所能,发展身体、心智、情感和灵性的力量,并在祷告中等候上帝;倘若祂让我知道自己弄错了,就甘心遵从祂的引领;若到时候祂为传教服事开了路,就勇往直前。这番劝告的重要,我后来常有机会亲身验证。我开始增加户外锻炼,以增强体质。我撤去了羽毛褥垫,也尽量舍去家中其他舒适享受,为将来较艰苦的生活作准备。同时,我也开始尽自己的能力承担基督徒的工作,抓住机会分发福音单张,在主日学校教课,并探望贫穷和患病的人。

在家作了一段时间的预备学习后,我前往赫尔,接受内外科训练。在那里,我做了一位医生的助手。他与赫尔医学院有联系,又兼任几家工厂的外科医生,因此有许多事故伤者来到我们的诊所,让我有机会观摩并练习小型外科手术。

在这里发生过一件事,我不能略去不提。离家之前,我开始留意一个问题:应把一切收入中最先所得的部分,以及个人财产中一定的比例,分别出来,用于服事主。我想,最好趁尚未离家、还没有陷入种种需要和忧虑的压力之中时,就手持《圣经》把这件事查考清楚,免得处境影响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下定决心:凡我赚得或得到的钱,至少要拿出十分之一,供主使用。就我当时在赫尔做医疗助手的薪水而言,做到这一点本来很容易。但后来,这位友善的朋友兼雇主家中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必须搬到外面居住。我在一位亲戚家找到了舒适的住处;除了原先约定的工作报酬,雇主又另付给我一笔钱,数额恰好够支付食宿。

这时,一个问题浮现在心里:这笔钱岂不也应当抽出十分之一吗?它当然也是我收入的一部分。我觉得,若是政府征收所得税,这笔钱肯定不会被排除在外。可是,如果从全部收入中抽出十分之一,剩下的钱又不够其他开销;有一阵子,我实在为难,不知如何是好。经过许多思考和祷告,我受到引导,离开了当时舒适的住所和愉快的亲友圈,在城郊租下一间起居与睡眠合用的小房,自己料理膳食。这样,我就能毫无困难地把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献上。虽然生活的变化让我很不习惯,却也带来了不少祝福。

独居以后,我花在研读上帝话语、探望穷人,以及夏日傍晚传福音上的时间,比原先可能投入的要多。这样一来,我接触到许多身处困境的人,很快便认识到,进一步节省开支也是一种福分;而且我发现,拿出比最初预定比例多得多的钱来帮助别人,并不困难。

约在这时,一位朋友提醒我思考主耶稣基督将在千禧年以前亲自再来的问题。他给我列了一份相关经文,没有附加注释或评论,只劝我仔细思想。有一段时间,我用了很多工夫查考有关经文,终于明白:这位带着复活的身体离开世界的耶稣,也要照样再来;祂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祂要承受祂出生以前便已应许给祂的、祂祖大卫在世上的王位。我还看见,贯穿整部《新约》,主的再来始终是祂子民极大的盼望,也始终被用来作为催人献身服事的最强动力,以及人在试炼和苦难中最大的安慰。我也明白,祂回来接祂子民的时间并未显明;而祂子民的福分,就在于能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活着,像等候主的人一样。若能这样生活,可以说,祂是否在某一时刻来到,便不是关键;要紧的是随时准备好迎接祂,无论祂何时显现,都能欢喜而不是忧愁地交代自己受托管理的事务。

这个有福的盼望,对我产生了十分实际的影响。我仔细检查自己那一点藏书,看看有没有并不需要、也不大可能再派上用场的书;又查看自己那一点衣物,务要确信,假如主立刻来到,其中没有什么会使我在交账时感到惭愧。结果,藏书少了许多,附近一些穷人得了益处,我自己更得了大益处;同时,我也发现有些衣服可以转给别人,发挥更好的用处。

此后一生中,每逢机会合适,我便再照这样去做,总觉得大有帮助。我每次怀着这个目的,从地下室直到阁楼,把家中查看一遍,总会得到更多属灵的喜乐和祝福。我相信,我们人人都有积存物品的危险:或许出于疏忽,或许由于事务繁忙,把自己并不需要、别人却能用得上的东西留下来,结果失去了本可得到的祝福。如果上帝教会的一切资源都得到妥善使用,还可以成就多少事!又有多少饥饿的人可以吃饱,赤身的人可以得衣,多少尚未听闻福音的人可以听见福音!因此,我愿劝大家,把这种省察养成经常的心志;只要环境许可,就实际照着去做,这是一条有益的道路。

第三章为服事作准备

如今,我有两个目标:一是使自己习惯忍受艰苦,二是节省开支,好能更多地帮助那些人——我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在他们中间传福音。不久,我便发现,维持生活所需的钱,远比自己从前想象的少。黄油、牛奶和诸如此类的奢侈食品,我很快就不用了。我发现,只要主要吃燕麦和米饭,偶尔换换口味,很少一点钱就足以满足需要。这样,我的收入中就有超过三分之二可以用于其他目的。我的经验是:花在自己身上的越少,送给别人的越多,心中就越充满幸福和祝福。每一天,从早到晚,都有说不出的喜乐,这是我当时幸福的经历。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是活生生、光辉而真实的存在;我所要做的一切,都是欢欢喜喜地服事。

然而,想到将赴中国,远离一切人的帮助,在那里单单倚靠永生的上帝,求祂保护、供应,并赐下一切所需的援助,我觉得这是一件极其郑重的事。我感到,要承担这样的事工,属灵的筋骨必须先得锻炼。我毫不怀疑,只要信心不垮,上帝就绝不会失信;可是,万一自己的信心不足呢?那时我还没有学会,即使“我们纵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为祂不能背乎自己”。所以,摆在我心里那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并非祂是否信实,而是我的信心是否坚强到足以踏上面前的这条道路。

我对自己说:“到了中国,我无权向任何人要求什么;我唯一可以仰求的就是上帝。因此,在离开英国以前,先学会单单藉着祷告,通过上帝感动人,是何等重要!”

在赫尔,善良的雇主总是十分忙碌。他要我每到发薪的时候提醒他。但我决意不直接提醒,而是求上帝使他想起这件事,藉着应允祷告来鼓励我。有一次,快到领取一季薪水的日子,我像往常一样,为这事多方祷告。日子到了,这位好朋友却没有提起。我继续祷告,一天一天过去,他仍未记起。终于,一个星期六晚上,我结算一周的收支,发现自己只剩一枚钱币——一枚半克朗银币。不过,到那时为止,我还不曾真正缺乏,于是仍旧祷告。

那个星期日,我过得十分愉快。像往常一样,我心里满有祝福,几乎要洋溢出来。上午参加礼拜之后,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忙着在城里最贫困地区那些惯常探访的寄宿处传福音。这样的时刻,我几乎觉得,天国的生活已经在地上开始了;我所能盼望的,只是自己容纳喜乐的度量再大一些,而不是得到比已有的更加真实的充满。那晚十点左右,我结束最后一场聚会,一个穷人来请我去为他妻子祷告,说她快要死了。我欣然答应。在去他家的路上,从他的口音听出他是爱尔兰人,我便问,为什么不请神父。他说已经请过,可是神父要先收十八便士才肯来;一家人都在挨饿,他实在拿不出这笔钱。我立刻想到,自己在世上所有的钱,就是那枚半克朗,而且只此一枚,无法拆开;又想到,平常当作晚饭的那碗稀燕麦粥虽还在家等着我,家里也够明早吃一顿,可明天的午饭,确实已经没有着落。

不知怎的,我心里的喜乐忽然停止流动。我没有责备自己,反倒开始责备那个穷人,说他不该让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早该向济贫官求助。他回答,自己已经去过,对方叫他明天上午十一点再来;可是他担心妻子熬不过今晚。我心想:“唉,要是我有的是两枚一先令和一枚六便士,而不是这枚半克朗,我多愿意拿出一个先令给这些穷人啊!”至于把半克朗全拿出来,我却连想都没想。我几乎没有意识到,事情的真相其实很简单:我能信靠上帝,再加上口袋里的一先令六便士;却还没有准备好,在口袋一文不剩时单单信靠祂。

那人领我走进一个院子,我有些紧张地跟在后面。这地方我以前来过,上次遭到粗暴对待,福音单张被撕得粉碎,还被严厉警告不许再来,所以心里着实不安。然而,既是职责所在,我仍然跟着走。他领我爬上一段破败的楼梯,进入一间寒酸的屋子。啊,眼前是怎样一幅景象!四五个可怜的孩子站在那里,脸颊和太阳穴都凹陷下去,清清楚楚地诉说着长期挨饿的遭遇。一张破烂的铺位上躺着一位筋疲力尽的母亲,身旁是一个才出生三十六小时的小婴儿。那孩子的声音与其说是哭,不如说是呻吟,因为它仿佛也已精疲力竭,生命将尽。“啊!”我想,“要是我有两枚一先令和一枚六便士,而不是这枚半克朗,我多么愿意给他们一先令六便士!”可是,可悲的不信仍然拦阻着我,使我不能顺从内心的催促,拿出全部所有去解救他们的困苦。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说不出多少安慰他们的话,想来并不奇怪。我自己也需要安慰。不过,我仍开始劝他们不要灰心,说他们虽然处境十分困苦,天上却有一位慈爱良善的父。但我里面有个声音说:“你这个伪善的人!你对这些尚未归信的人讲天上有一位慈爱良善的父,自己却舍不得离开那枚半克朗去信靠祂!”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倘若有一枚两先令的弗罗林银币,再加一枚六便士,我该多么乐意与良心达成妥协!我会感激地把两先令送出去,把剩下的留下。可是,即使只是少了六便士,我也还没有准备好单单信靠上帝。

在这种情形下,说话是不可能了;奇怪的是,我却以为祷告总不会有困难。那时,祷告是我极其喜爱的事,祷告的时光从不显得乏味,我也从不知道什么叫无话可说。我似乎以为,只要跪下开始祷告,他们和我自己便都能得到宽慰。我对那人说:“你请我来为你妻子祷告,我们就祷告吧。”我便跪下。然而,嘴唇才说出“我们在天上的父”,良心便在里面说:“你敢戏弄上帝吗?你把那枚半克朗留在口袋里,还敢跪下称祂为父吗?”我随即陷入一种激烈的挣扎,那是此前此后都未曾经历过的。我不知道自己怎样勉强做完了那番祷告,也说不清所讲的话是否连贯;只知道起身时,心里痛苦极了。

那位可怜的父亲转向我,说:“先生,你已经看见我们落到什么可怕的地步。要是能帮助我们,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帮帮我们吧!”就在这时,一句话闪过我的脑海:“有求你的,就给他。”君王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把手伸进口袋,慢慢取出半克朗,交给那人。我告诉他,从外表看,我的境况比他们好,帮助他们似乎不算什么;可是,把这枚银币给他,就是把我全部的钱都给了他。我刚才一直想告诉他的话的确是真的:上帝确是一位父,完全值得信靠。喜乐顿时像涨满的潮水,重新涌进我心里。这时,我无论说什么都出于真心;那拦阻祝福的障碍消失了——我相信,它永远消失了。

不但那位可怜的妇人的性命获救,我也明白,我自己的生命同样获救了!如果那时不是恩典得胜,如果我没有顺从上帝圣灵的劝促,我的基督徒生命就可能毁掉——恐怕确实会毁掉。我清楚记得,当晚走回住所时,我的心像口袋一样轻快。我抑制不住地唱起赞美诗,歌声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回响。睡前端起那碗粥时,即使用王侯的盛宴来换,我也不肯。我跪在床边,提醒主祂自己说过的话:周济穷人的,就是借给主。我求祂不要让我借出的钱太久不归,否则第二天就没有午饭吃了。随后,内心平安,四周也平安,我度过了一个快乐安稳的夜晚。

第二天早上,我还有一盘燕麦粥可以充饥。尚未吃完,便听见邮差敲门。我平常星期一很少收到信,因为父母和大多数朋友都避免在星期六寄信。因此,房东太太用围裙托着湿漉漉的手,拿着一封信——或者说一个小邮包——进来时,我颇有些意外。我看了看,辨认不出字迹:不是陌生人写的,就是故意改变了笔迹;邮戳也模糊不清,无从知道寄自哪里。拆开信封,里面没有写一个字;一张白纸中裹着一副小羊皮手套。我惊讶地打开手套,一枚半索维林金币掉到了地上。“赞美主!”我喊道,“投资十二小时,回报百分之四百,真是好利息!赫尔的商人要是能以这样的回报借出钱,该多么高兴!”我当即下定决心,今后无论是积蓄还是收入,都要存进这家绝不会倒闭的银行。对于这个决定,我至今没有学会后悔。

我无法告诉你,后来有多少次想起这件事,也说不尽它在我日后遇到困难时给了我多少帮助。我们若在小事上忠于上帝,就会获得经验和力量,在人生更严峻的试炼中得到助益。

第四章更多蒙应允的祷告

前面说过的那次奇妙而充满恩典的解救,使我十分喜乐,也大大坚固了我的信心。但十先令无论怎样节省,毕竟维持不了多久;我仍须继续祷告,求主使雇主记起并付清那笔尚未发给我的较大数目的薪水。然而,我所有的祈求似乎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不到两周,我发现自己又几乎落到那个难忘的星期日晚上所处的境地。在这期间,我越来越恳切地向上帝祈求,愿祂施恩提醒雇主,我的薪水已经过期未付。当然,使我忧虑的并不是缺钱本身;只要开口,随时都能拿到。我心里最迫切的问题是:“我能去中国吗?还是由于我缺少信心,在上帝面前的祈求缺少力量,以致成了严重的障碍,使我不能进入这项自己如此珍重的服事?”

临近周末,我感到万分为难。需要考虑的不只有我自己:星期六晚上,该付钱给那位信主的房东太太了;我知道,这笔钱她是不能缺的。为了她,我岂不应当开口谈谈薪水的事吗?可是,若这样做,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就等于承认我不适合承担传教事业。星期四和星期五,除去必须工作的时间,我几乎全用来恳切祷告,在上帝面前竭力祈求。但到了星期六早晨,情形仍旧没有改变。这时,我迫切地求主指引:我是否有责任打破沉默,对雇主开口,还是该继续等候天父的时候?据我所能领会的,祂使我确信,等候祂的时候才是最好的;上帝总会以某种方式为我介入。因此,我继续等候,心里已经安定,重担也卸下了。

那个星期六下午五点左右,医生完成了当天最后一轮出诊,也写好了处方,像往常一样靠在扶手椅上,开始谈论上帝的事。他是一位真诚的基督徒,我们曾多次享有十分愉快的属灵交通。当时,我正忙着照看一锅煎煮的药液,必须时时留心。幸亏如此,因为他忽然毫无铺垫地说:“对了,戴德生,是不是又该发你的薪水了?”你可以想象我的激动!我咽了两三次口水,才答得出话。我背对着医生,眼睛盯着药锅,尽可能平静地告诉他,发薪的日子已经过了一阵子。那一刻,我是多么感恩!上帝确实听见了我的祷告,在我十分急需的时候,使他想起薪水的事,而我一句话也不曾说过,一点暗示也不曾给过。他回答:“唉,真对不起,你怎么不提醒我呢!你知道我有多忙。要是早一点想起来就好了;偏偏今天下午,我才把手头所有的钱都送进银行,不然马上就可以给你。”这句出乎意料的话,使我的心情陡然翻转,实在无法形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幸而锅里的药液沸腾起来,我有了充分的理由,端着锅急忙离开房间。我真庆幸能暂时躲开,一直等到医生回自己家去才露面,也万分感激他没有察觉我的情绪。

他一离开,我便躲进自己的小小静室,在主面前倾心祷告了好一阵,才重新得到平静,而且不只是平静,更有感恩和喜乐。我感到,上帝自有祂的办法,祂绝不会辜负我。那天早些时候,我已经寻求祂的旨意;据我所能判断的,也已蒙指引,要耐心等候。如今,上帝必会用另一种方式为我行事。

那个晚上,我像平常的星期六晚上一样,读上帝的话语,并预备次日在各处寄宿舍要讲的题目。也许我比平常多等了一会儿。终于,约在十点钟,一直没有任何事情打断我,我便穿上外套,准备回家。想到这时房东太太大概早已睡下,我得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去,心里反而有些庆幸。今晚显然是没有办法了;但也许到了星期一,上帝就会为我开路。这样,我或能在一周刚开始时,就把原本有能力便早该交给房东太太的钱付给她。

正当我准备关小煤气灯时,听见医生从住宅与诊所之间的花园走来。他正独自开怀大笑,仿佛遇见了什么极有趣的事。进了诊所,他要我拿出账簿,告诉我一桩怪事:他最富有的病人之一,刚刚竟来付医药费——这岂不古怪?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可能与自己的处境有关,否则也许会觉得不自在。我只以一个毫不相干的旁观者身份看待,也觉得好笑:一个富得流油的人,平时随便哪一天都能轻轻松松开张支票,却偏要在晚上十点以后亲自来付医药费。原来,不知为什么,这笔账压在他心上,使他不得安宁,非要在这个不寻常的时刻赶来清偿不可。

账簿上登记收款以后,医生正要离开,忽然又转过身,把刚收到的几张钞票递给我。他说:“对了,戴德生,这几张钞票你不妨先拿着。我没有零钱,余款下星期再补给你。”我又惊喜,又感激。于是,再一次,没有人察觉我的心情,我得以回到自己的小房间,满怀喜乐地赞美主:我终究还是可以去中国了。

对我来说,这绝不是一件小事。后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别处,遇上极大的困难,有时想起这件事,都给了我不少安慰和力量。

渐渐地,大家认为我该离开赫尔,前往伦敦医院修读医学课程的时候到了。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那里再学习一段时间,就可以开始在中国毕生的工作。上帝愿意垂听并应允祷告,愿意帮助祂这个一半信靠、一半胆怯的孩子,对此我固然深感喜乐;但我仍觉得,如果不进一步培养并验证自己安息于祂信实之中的能力,就还不能去中国。上帝的安排,恰好给了我一个明显的机会。

亲爱的父亲表示,愿意负担我住在伦敦的全部费用。但我知道,他最近遭受了一些损失,偏偏这时又似乎是我应当继续前进的时候;如果由他承担这笔开销,实在要作出不小的牺牲。最近,我已与中华传教会的委员会相识;后来我就是通过这个团体前往中国的。我尤其结识了它的干事——我敬爱而亲近的朋友乔治·皮尔斯先生。他那时还在证券交易所工作,如今却已亲自做传教士多年了。〔原注一〕委员会不知道父亲的提议,也好意提出,愿意承担我在伦敦的费用。最初收到这些提议时,我并不十分明白自己该怎么办。我分别写信给父亲和该会的干事们,说要花几天时间为此祷告,再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我向父亲提到了该会的资助提议,也向干事们说明父亲愿意帮助我。

后来,我在祷告中等候上帝指引,心里逐渐清楚:我完全可以把两方面的提议都谢绝。该会的干事们不会知道,我已把生活供应完全交托上帝;父亲则会以为,我接受了另一方的资助。因此,我写信谢绝了双方的提议。我觉得,既没有人需要为我操心忧虑,自己便单纯地交在上帝手中。祂知道我的心;倘若祂愿意鼓励我去中国,那么在本国学习单单倚靠祂的这个尝试,也必蒙祂赐福。

〔原注一〕以上文字写成以后,乔治·皮尔斯先生已经去世。

第五章伦敦生活

现在,我不能逐一详述,主怎样屡次乐意帮助我;这些帮助常使我既惊讶又欢喜。我很快发现,在伦敦生活,不能像在赫尔时那样节省。为了减少开支,我和一位堂亲或表亲合住一间房,离医院四英里远,自己料理膳食。经过几番尝试,我发现最省钱的办法,几乎就是只吃粗麦面包、只喝清水。这样,上帝赐给我的钱就能尽量多用些日子。有些开支无法削减,伙食费用却大半在自己掌握之中。我每天从医院步行很远回家,途中花两便士买一个大粗麦面包,便够当天晚饭和次日早饭;午饭再吃几个苹果。靠这样的饮食,除了在医院和医学院实习时要经常站立行走,我每天还走八九英里路。

就在那段时间发生过一件事,我必须提一提。我以前在赫尔的房东太太,她丈夫在一艘从伦敦出航的船上担任大副。我每月替她领取他一半的薪水,再汇寄给她,便能替她省下一笔手续费。这件事我已经办了几个月,后来她来信,请我尽早领出下一笔钱,因为交房租的日子快到了,她就指望用这笔钱支付。这个请求来得不巧。当时我正在为一场考试苦读,希望获得一份能帮助自己的奖学金;我觉得,很难在一天最忙的时候抽出时间,进城领钱。不过,我手头自己的钱还够,便先把所需数目汇寄过去,打算等考试一结束,再去领那笔固定津贴,补回自己垫付的款项。

考试以前,医学院因威灵顿公爵的葬礼停课一天,我便有机会立即去那家办事处申请领款。办事处位于齐普赛德附近的一条街上。没想到,职员说钱不能付了,因为那位船员已经擅自离船,跑去淘金。这使我又吃惊,又沮丧。我说:“这可让我为难了。我已经把钱垫出去,而且知道他的妻子无力还给我。”职员表示遗憾,但说自己当然只能按规定办事。因此,这方面已经无可指望。然而,再过了一会儿,稍加思量,我心里便得了安慰:既然一切都倚靠主,而祂的供应又不受限制,那么只是早一点或晚一点需要祂重新供应,又有什么大不了呢?于是,喜乐和平安并没有受到太久的搅扰。

不久之后,也许就在当天晚上,我把几张纸缝在一起,准备作听课笔记,一不小心扎伤了右手食指,过一会儿就忘得干干净净。第二天到医院,我照常继续解剖。那具尸体属于一位因热病去世的人,比一般尸体更令人难受,也更危险。不用说,我们这些操作的人都格外谨慎,因为知道哪怕最小的一道划伤,也可能使自己丧命。上午还没过去多久,我便开始感到十分疲倦;中午巡视外科病房时,忽然恶心呕吐,不得不跑出去。这在我身上极少发生,因为我吃得很少,也没吃什么可能引起不适的东西。昏眩了一阵,喝了些冷水,我才缓过来,得以回到同学当中。然而,身体越来越不舒服;下午的外科课还没结束,我已握不住铅笔,无法继续记笔记。等下一堂课也结束时,整条胳膊和右半边身子都剧痛不止;不仅自己觉得病得很重,样子看起来也十分糟糕。

我发现自己无法继续工作,便到解剖室,把正在处理的部位包好,收起器具。那位示教老师是一位技艺高明的外科医生,我对他说:“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接着把症状讲给他听。他说:“怎么回事再清楚不过了。你一定是在解剖时割伤了自己;你知道,这是一例恶性热病。”我向他保证,自己一直极为小心,确信没有割伤,也没有划伤。他说:“不,你肯定伤到了。”随后仔细查看我的手,却找不到伤口。我忽然记起,前一天晚上针扎过手指,便问他,当时那个针眼有没有可能还没愈合。他认为这很可能就是病因,劝我雇一辆双轮马车,尽快回家,立即料理后事。“因为,”他说,“你已经没救了。”

我最先感到的是难过,因为不能去中国了;但很快心里又有一个确信:“除非我大错特错,否则我在中国还有工作要做,我不会死。”不过,我仍很高兴能抓住这个机会,对这位在属灵之事上坚持怀疑态度的医学朋友讲:想到也许很快便能与主同在,心里是多么喜乐。同时,我也告诉他,我不认为自己会死,因为除非我完全误会了,否则在中国还有工作等着我;既然如此,无论这场争战多么艰难,我都必能渡过。他回答:“这些都好说,可你还是赶快雇辆马车回家吧。没有时间耽搁了;很快你就会连料理后事的能力都没有。”

想到雇双轮马车回家,我不禁微微一笑;到那时,我的钱已所剩无几,根本负担不起。我便动身,想尽可能步行回去。然而,没走多久,体力便支撑不住,我知道徒步到家是不可能了。于是,我从白教堂教堂乘上一辆公共马车,坐到法灵顿街,再换乘另一辆。一路忍着剧痛,终于到了苏霍广场附近;我的住处就在广场后面。进屋后,我向女仆要了些热水,又极其恳切地——真像一个将死的人——劝她接受上帝藉耶稣基督赐下的永生。随后,我洗了洗头,又划开手指,盼望能放出一些受毒害的血。疼痛剧烈,我晕了过去,失去知觉好一阵子;等醒来时,才发现自己已被抬到床上。

一位住在附近的叔辈亲戚来过,并请来了他自己的医生,是威斯敏斯特医院的一位助理外科医生。我向这位长辈说明,医药帮助对我已无用处,也不愿因此花钱。他却安慰我不必为此担心,说请的是他自己的医生,费用会记在他账上。医生来后,问明全部情形,说:“如果你平时生活节制,也许还能撑过去;要是常喝啤酒之类的东西,那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我想,如果饮食节制能起作用,恐怕很少有人比我的机会更好,因为过去好长时间,我吃喝的几乎只有面包和清水。我告诉他,自己一向饮食清淡节制,觉得这有助于读书。他说:“可是现在,你必须保持体力,因为这会是一场相当艰难的斗争。”于是,他吩咐我每天喝一瓶波特酒,肉排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我心里又不禁一笑,因为根本没有钱买这些奢侈食物。不过,善良的长辈也替我解决了这个困难,马上把所需的一切都送来了。

尽管身受剧痛,我仍十分在意,不愿让亲爱的父母知道自己的病情。经过思想和祷告,我已经确信自己不会死,在中国确实还有工作等着我。倘若父母赶来,见我处在这样的情形中,那么,我便失去了一个机会:在钱快要用完的时候,亲眼看看上帝将怎样为我行事。因此,我祷告求指引以后,请这位长辈和同住的堂亲或表亲答应,不写信给父母,让我自己与他们联系。他们答应时,我觉得这十分清楚地表明祷告蒙了应允。我也特意等到危险期过去、病势最严重的阶段结束,才给父母写信。家里知道我正在为考试用功,并不奇怪我没有来信。

在痛苦中,白天黑夜缓缓过去。过了几个星期,我终于恢复到能走出房间。此后才得知,另有两个人,虽不是伦敦医院的,却与我同时因解剖受伤感染,都已去世;而我的性命因祷告蒙应允得以保全,好去中国为上帝作工。

第六章因信得力

一天,医生进来,发现我躺在沙发上;听说我已在别人搀扶下走下楼来,他很惊讶。他说:“现在,你最好一觉得能够经受旅途,就尽快到乡下去。必须在那里休养,直到健康和体力恢复到相当程度;如果太早重新工作,后果仍可能很严重。”他走后,我极度疲惫地躺在沙发上,把一切告诉主。我向祂说明,自己没有把处境告诉那些乐意供应我需要的人,是为了单单藉祷告,直接从祂那里得到帮助,使信心得以坚固。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等候祂的回答。

我仿佛感到,祂正引导我的心,叫我再到船务办事处去,问问那笔没能领出的薪水。我提醒主,自己坐不起车,而且看来根本不大可能领到钱;又问,这个冲动会不会只是抓救命稻草,是出于我自己的心思,而不是祂的引领和教导。然而,经过祷告,并再次等候上帝,我更加确信,的确是祂在教我去那家办事处。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怎么去呢?”下楼尚且需要人搀扶,而那地方至少在两英里以外。一个应许鲜明地临到我心里:凡我奉基督的名向上帝祈求的,都必成就,使父因子得荣耀。我所要做的,就是求祂赐力量,让我走完这段长路,凭信心领受,然后出发。我毫不迟疑地告诉主,只要祂赐力量,我完全愿意步行前去。我奉基督的名祈求,愿这力量立刻赐下;又请女仆上楼到房间里,把帽子和手杖取来。于是,我动身了;不是去试试看能不能走到齐普赛德,而是要走到那里。

虽然确实因信得力,但我平生从没有哪一次像那天途中一样,对商店橱窗如此感兴趣。每走两三步,我就乐得靠在大玻璃窗上,慢慢打量里面的陈设,然后再走。到了法灵顿街下端,要攀登费力的斯诺山坡,更需要信心上的一番努力。当时还没有霍尔本高架桥,这段坡非爬不可。上帝奇妙地帮助我,我终于来到齐普赛德,拐进办事处所在的小街,在通往楼上的台阶坐下,我要去的房间就在上面。那时我已疲惫不堪,坐在台阶上,一看便知体力耗尽,自己也觉得有些不自在。匆匆上下楼的先生们,都带着疑问打量我。不过,休息片刻,又祷告了一阵以后,我终于爬上楼梯。令我宽慰的是,从前一直经办这件事的那位职员恰好在。他见我面色苍白、精疲力尽,便关切地询问身体。我告诉他,自己大病一场,医生嘱咐去乡下休养,但我想还是先来再问问,免得大副跑去淘金这件事弄错了。他说:“啊,你来了真好!原来逃走的是一个同名的熟练水手,大副还在船上。船刚到格雷夫森德,很快便会驶上来。我很乐意把截至今天应付的一半薪水交给你;由你转给他的妻子,无疑更稳妥。我们都知道,出海的人一回到本国,会遇上多少诱惑。”

然而,交钱之前,他坚持请我进去,和他一起吃午饭。我感到,真的是主在供应我,便感激地接受了。等我吃过、休息好了,他又给我一张纸,让我写几行字,把事情告诉那位太太。回程途中,我在齐普赛德办了一张汇票,把扣除垫款后应归她的余额寄出。随后回家时,我觉得自己现在完全有理由乘公共马车,能坐多远就坐多远了。

第二天早晨,我的身体好多了。处理完几件必须了结的小事,我便前往为我诊治的那位医生的诊所。我觉得,虽然那位长辈愿意付账,如今自己手头既然有了钱,还是应当亲自去索取账单。这位善良的外科医生说,我是医学生,因此坚决不肯收诊费;只是先前给我用过奎宁,允许我付了八先令药钱。付清以后,我发现剩下的钱正好够回家。这整件事在我看来,实在是上帝为我奇妙地介入安排。

我知道这位医生抱有怀疑态度,便对他说,倘若不会冒犯,很想坦率地与他谈一谈。我感到,蒙上帝恩典,我能保住性命,也有赖于他的悉心照料;因此,我极其盼望他也能分享我所有的这份宝贵信仰。我便告诉他,自己来伦敦的缘故、生活的处境,以及为什么谢绝父亲和那个可能差遣我赴华的团体负责人所提供的帮助。我讲了上帝最近怎样安排我的生活,也讲了前一天,当他嘱咐我去乡下时,我的情形看来多么无望——除非把需要说出来,但我已经决定不这样做。我又向他描述心里经历的挣扎。当我说到自己真的从沙发上起来,一路走到齐普赛德时,他难以置信地望着我,说:“不可能!我离开时,你躺在那里,与其说像个人,不如说像个幽灵。”我不得不一再保证,自己确实因信得力,走完了那段路。我还告诉他,自己原先剩多少钱,需要支付哪些款项,让他看清:现在余下的,正好够我回约克郡的家,连途中必需的饮食和到站后的一段公共马车费用也包括在内。

这位好朋友完全被打动了,眼里含着泪说:“若能有你这样的信心,我情愿拿整个世界来换。”我则满怀喜乐地告诉他,这信心不用银钱,也不用付代价,就可以得到。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等我恢复健康和体力,重新回到伦敦时,才知道他中风以后去了乡下;后来又听说,他终究没有恢复。我没能打听到他去世时的心灵状况;但一直十分感激,自己曾有这个机会,也抓住了机会,为上帝作这样的见证。我不能不怀着盼望:主亲自藉着祂在我身上的作为对他说了话,将来我还会在那更美的家乡与他相见。等我自己的服事结束,若能由他来迎接,那将是多么大的喜乐。

再过一天,我便回到了亲爱的父母家中。因主的帮助和解救而得的喜乐实在太大,我无法独自藏在心里。因此,回伦敦以前,亲爱的母亲已经知道我过去那段日子的生活秘密。不用说,等我再回城时,大家不再允许我像生病以前那样节省度日;事实上,我的身体也已不适合那种生活。我如今需要更多,而主也确实供应了。

第七章大有能力的拯救者

身体恢复到足以继续学业时,我回到伦敦,重新过起医院和课堂之间忙碌的生活。幸好,常有愉快的星期日,与基督徒朋友相交,使生活得到调剂;尤其是在伦敦或托特纳姆与朋友相聚的时候。任何处境中都能找到服事的机会,我的处境也不例外。这里我只讲一件事;它给我很大鼓励,使我即使面对看似毫无希望的情形,仍努力引人归信。

上帝从前已赐给我领人归主的喜乐,却还没有让我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经历过。在上帝,凡事都能;若非圣灵全能的作为,也从不会有任何人归信。因此,每一个为基督作工的人,最迫切的需要,就是认识上帝。其实,这正是祂赐我们永生的目的,正如救主自己在那节常被误引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所说的:“这就是永生〔的目的〕,〔不是说‘认识就是永生’,而是说〕使他们可以认识你这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如今,我将要在最不乐观的情形下,验证上帝仍愿应允人求属灵祝福的祷告,因而更深地认识这位垂听祷告、“大有能力施行拯救”的上帝。

在离开英国赴华前不久,我每天都要为一位患老年性坏疽的病人包扎脚部。这种病像通常一样,开始时不易察觉;病人几乎不知道自己已无生望,很可能活不了多久。我不是最早照料他的人,但这病例交到我手上时,自然就十分挂念他的灵魂。他寄居的那家人都是基督徒,我从他们那里得知,他公开自称无神论者,对一切与宗教有关的事都十分敌视。他们曾未经他同意,请一位读经员来探望,他却大发雷霆,把人赶出了房间。本区的牧师也来过,希望帮助他;他竟朝牧师脸上吐唾沫,不许对方开口。那家人说,他脾气极其暴躁。总之,这情形简直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似乎毫无希望。

刚开始照顾他时,我为这件事多多祷告,却有两三天不曾对他说任何宗教方面的话。我在包扎病肢时格外细心,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他很快便开始对我的照料表示感谢。一天,趁他热切道谢,我怀着忐忑的心,告诉他自己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又说到他本人的严峻处境,以及他需要藉基督领受上帝的怜悯。他显然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开口。他在床上翻过身,背对着我,一句话也不说。

这个可怜的人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我每天屡次恳求上帝,愿祂在取走他的性命以前,先藉圣灵拯救他。每次包扎好伤口、减轻他的疼痛后,我总要说几句话,希望主使用这些话赐福。他每回都背过身去,神情厌烦,却从不回答一个字。

这样继续了一段时间,我渐渐灰心。我觉得,自己不但毫无成效,或许还使他的心更加刚硬,加重他的罪责。一天,我包扎完病肢、洗过手,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床边讲话,而是走到门口,犹豫地站了片刻,心里想着:“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我望着那人,看见他露出惊讶的神情;自从开始与他谈信仰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没有回到床边,为主说几句话,就打算离开。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我穿过房间,对他说:“朋友,无论你肯听还是不肯听,我都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好叫我的灵魂不担这罪。”随后,我极恳切地向他讲说,一面流泪,一面告诉他,自己多么盼望他肯让我同他一起祷告。使我欢喜得无法形容的是,他这回没有转过身去,反而回答:“如果这样能让你心里好受些,你就祷告吧。”不用说,我立即跪下,为他向上帝倾心祈求。我相信,就在那一刻、就在那地方,主改变了他的心灵。

此后,他再也不拒绝别人对他讲信仰,也不拒绝一同祷告。几天之内,他便明确接受了基督为救主。啊,看见这位可亲的人因盼望上帝的荣耀而欢喜,我是多么快乐!他告诉我,四十年来从未踏进教堂或礼拜堂;即使四十年前那一次,也不过是为了结婚才进去的。后来妻子下葬时,无论人家怎样劝,他也不肯进去。如今,感谢上帝,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他那被罪玷污的灵魂,已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我们上帝的灵,得了洗净、成为圣洁、得以称义。后来,我在中国开始工作,环境常使我几乎看不到成功的希望;每逢此时,就想起这个人的归信,便受到鼓励,坚持传讲上帝的话,无论人们肯听还是不肯听。

这位如今心中喜乐的病人,在改变以后又活了一段时间,始终不厌其烦地见证上帝的恩典。尽管病况十分痛苦,他性情和行为的变化,却使从前令人难受的照护工作变成真正快乐的事。后来,想到这件事,也想到上帝一般的工作,我常想起这句话:“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倘若我们更多地为人的灵魂焦急,焦急到流泪的地步,或许就能更常看见自己盼望的结果。有时候,我们抱怨那些自己想帮助的人心地刚硬;可是,我们工作的不见成效,真正的原因或许是我们自己的心刚硬,也没有充分认识永恒之事实在何等严肃、何等真实。

第八章赴华航程

不久,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我就要离开英国,前往中国。众人在许多祷告中将我分别出来,派我到尚未信主的中国人中传讲上帝的话语;随后,我离开伦敦,前往利物浦。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在“邓弗里斯号”的船尾舱房里,举行了一次小小的礼拜。这间舱房是中华传教会委员会替我订下的;我正是在该会支持下赴华的。

我亲爱的母亲——如今已安息主怀——来到利物浦为我送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也不会忘记她怎样陪我走进那间小舱房;它将成为我将近六个月漫长航程中的家。她用母亲慈爱的手,把小床铺平整,坐在我身边,与我同唱漫长离别前最后一首赞美诗。我们跪下来,她开口祷告;这是我启程赴华以前,最后一次听见母亲为我祈祷。随后,有人通知我们,必须分手了。我们只得告别,心里都不指望今生还能再见。

为了我,她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我们分开,她一面祝福我,一面上岸。我独自站在甲板上;船向船坞闸口驶去,她沿岸跟随着。船穿过闸口,离别真正开始的那一刻,母亲心底迸出一声痛苦的呼喊,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声音像刀子一样刺透我。直到那时,我才如此深切地领会“上帝爱世人”中那个“如此地爱”的意思。我也深信,我宝贵的母亲在那一刻,对上帝爱将亡之人的心,所体会到的,比她此前一生所知道的还多。

啊,上帝看见自己的儿女,对这广大世界的需要漠不关心,而祂所爱的独生子却曾为这世界受死,祂的心该是何等悲伤!

女儿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记念你的民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祂是你的主,你当敬拜祂。

赞美上帝,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那些跟随祂、倒空自己、为顺从祂的大使命而舍弃一切的人,会蒙赐何等丰盛的喜乐,又会何等奇妙地领受祂怜悯的启示。

“邓弗里斯号”于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启航赴华;直到次年春天的三月一日,我才抵达上海。

我们的航程一开始便很不顺利,但有许多人答应常常在祷告中记念我们,这给了我们莫大的安慰。因为才刚离开默西河,一场猛烈的秋分风暴就袭来了。十二天之久,我们在爱尔兰海峡来回抢风航行,始终无法驶入外海。风势不断增强,过了将近一周,我们曾暂时停帆顶风待航;但船渐渐漂向下风岸,不得不再次张帆,设法迎风驶离。然而,船长和全体船员竭尽所能,仍然无济于事。九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晚上,我们漂进卡那封湾,每次之字形抢风的航段越来越短,到最后,离礁石只有一掷石之遥。就在这时,船无法迎风掉头,只得从另一个方向顺风转向。那位信主的船长对我说:“我们现在活不过半小时了。你那去中国为主作工的呼召,又怎样呢?”此前我心里经历过很大挣扎,但这时已经过去。我很喜乐,因为心里能够确信,也能告诉他:无论拿什么来交换,我都不愿换到别的处境。我坚信自己会到中国;即使结果不是如此,主至少也会说,我寻求顺从祂的命令,这很好。

顺风掉头以后,不到几分钟,船长走到罗盘前,对我说:“风向转开了两个罗经点,我们可以抢风驶出海湾了。”我们果然驶了出去。艏斜桅已经裂损,船体也受到严重扭损;不过,几天以后,我们终于进入外海。所需修理在船上完成得十分妥当,因此,到时候我们仍然顺利结束了赴华航程。

那天晚上,有一件事使我十分不安。我还是个信主不久的年轻人,对上帝的信心不够,不能在使用人间手段时,也看见祂在其中工作。为了亲爱而可敬的母亲,我认为自己有责任顺从她恳切的愿望,买了一条救生带。然而,我心里总觉得,身边有这条救生带,就不能单纯信靠上帝。直到那晚,脱险的希望全都消失以后,我把它送给了别人,心里才安定下来。随后,我得到完全的平安。说来奇怪,我却又把几件轻巧的东西拢在一起,想着触礁时它们也许能够漂浮,竟丝毫不觉得矛盾,也毫无顾虑。从那以后,我清楚地看见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这种错误如今仍很普遍;关于信心医治的错误教导,造成了不少伤害,使有些人误解上帝的旨意,动摇了另一些人的信心,也使许多人的心受到困扰。使用手段不应削弱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而对上帝的信心,也不应妨碍我们使用祂所赐的一切手段,去成就祂自己的目的。

此后多年,我总是随身带着救生带,从未再为此烦恼。因为风暴过去以后,我带着祷告查考《圣经》,这个问题便得到了解答。上帝那时让我看清自己的错误,也许正是为了让我在后来不断有人提出类似问题时,免去许多烦扰。我负责任何内科或外科病例时,都从不忘记在运用适当治疗手段时,求上帝引导和赐福;也从不忘记,在祷告蒙应允、病人恢复健康之后向祂感恩。但在我看来,忽视祂亲自放在我们手边的治疗方法,就如同不肯每天进食,却以为单靠祷告便能维持生命和健康一样,都是妄自试探,也是错误的。

航程十分漫长而枯燥。我们在赤道一带因无风耽搁了许多时间;终于来到东印度群岛,又因同样的缘故受阻。通常,日落后不久才起风,一直吹到黎明前后。我们尽量利用这段时间航行;但白天船却停在那里,船帆啪啪作响,常常还向后漂,把夜里好不容易取得的进展丢掉许多。

有一次,这种情况尤其严重,我们已经十分危险地靠近新几内亚北岸。星期六晚上,船来到距陆地约三十英里的地方。星期日早晨在甲板上举行礼拜时,我不由得注意到,船长神情忧虑,屡次走到船舷边。礼拜结束后,他向我说明缘故:一股流速四节的海流,正把我们迅速带向水下的暗礁;如今距离已经很近,看来很难安然度过这个下午。午饭后,大家放下长艇,全体船员设法把船头扳向离岸的方向,却没能成功。漂得越近,我们越清楚地看见,岸上的当地人在沙滩上跑来跑去,到处点火。船长的航海手册告诉他,这些人是食人族;因此,我们的处境着实令人惊惧。

我和船长在甲板上默默站了一阵,他说:“好了,能做的我们都做了,现在只能等结果。”我忽然想到一件事,便回答:“不,还有一件事没有做。”他问:“什么事?”我说:“船上有四个基督徒。”——除了船长和我,还有那位瑞典木匠和我们的有色人种管事。——“让我们各自回舱,同心祷告,求主立刻赐下一阵风。祂现在赐风,与日落时赐风,同样容易。”

船长同意了这个提议。我去同另外两人讲明,又先与木匠一起祷告;随后我们四人分别退下,等候上帝。我的祷告很蒙恩,却十分简短;随后便深深确信,我们的祈求已经得到应允,无法再继续求下去,不一会儿就重新来到甲板上。当时值班的是大副,他不敬畏上帝。我走过去,请他放下主帆的帆脚,也就是帆的下角;先前为了减少船帆无益地拍打索具,帆角已经收起。他问:“那有什么用?”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向上帝求风,风马上就要来了;而我们此刻离暗礁很近,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他带着怀疑和轻蔑的神情,咒骂着说,与其听人说风,他宁愿亲眼看见风!但他讲话时,我留意到他的目光,并顺着看向最上面的顶帆。果然,帆角已在将来的微风中轻轻颤动。我喊道:“你没看见风来了吗?看顶帆!”他回答:“不,不过是一阵猫爪风。”——也就是一小阵微风。“不管是不是猫爪风,”我喊道,“请先把主帆放下来,让我们借上这点风吧!”

他立即照办。又过了一分钟,船员们在甲板上沉重的脚步声,把船长从舱里引出来,看出了什么事;他看见,风确实来了。几分钟以后,我们已经以六七节的速度破浪前进。我们先前看见的岸上那一大群赤身的野蛮人,当晚没有沉船残骸可捡了。我们很快脱离险境;此后风势虽然时有变化,却直到驶过帕劳群岛以后才完全停歇。

就这样,在踏上中国海岸以前,上帝已经鼓励我,把各种各样的需要都在祷告中带到祂面前,并且期待祂尊荣主耶稣的名,在每一次紧急情形中赐下所需的帮助。

第九章初到中国的传教经历

一八五四年三月一日,我在上海上岸,发现四周尽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困难。一群被称为“红头巾”的叛军占据了华人城厢,四五万名清军驻扎在城外与之对峙。对于人数不多的欧洲侨民而言,这些清军所带来的滋扰和危险,比叛军本身还大。上岸以后,有人告诉我,住在租界外是不可能的;可是,在外国租界内,几乎不论出多高的价钱,也找不到住处。如今约值三先令的一元银币,当时已涨到八先令九便士;对于一个只领少量英镑收入的人来说,前景实在暗淡。不过,我带着三封介绍信,指望得到指点和帮助,尤其指望其中一位收信人;他的朋友们与我十分熟悉,也很受我敬重。我自然立刻去找他,却只得知,他一两个月前就已安葬;在我航海期间,他因热病去世了。

听到这消息,我很难过,又去打听另一封介绍信所指的传教士。但等待我的是另一个失望:他已经去了美国。还剩第三封信,因为写信的人与我不算熟,我原先对它的期待,远不如前两封。然而,它却成了上帝帮助我的渠道。收信人是伦敦会的麦都思牧师博士。他把我介绍给雒魏林医生,后者好意收留我同住了六个月。麦都思博士替我找到了第一位中文老师;他、艾约瑟博士,以及已故的伟烈亚力先生,也都在语言学习上给了我不少帮助。

那真是动乱而危险的日子。一天,我和伟烈亚力先生从城里出来,在东门等一位落在后面的同伴时,他与两个苦力攀谈起来。同伴还没赶到,河对岸的炮台便开始向城内轰击,逼得我们急忙走向较安全的地方;炮弹呼啸而过,近得令人不安。不幸的是,那两个苦力停留太久,受了伤。我们到租界后,停下几分钟买了点东西,便立即前往伦敦会院内。在医院门口,竟看见刚才与伟烈亚力谈话的那两个可怜苦力,他们四只脚踝被一颗炮弹打得粉碎。两人都不肯截肢,后来都死了。我们深感,自己真是差一点就没命了。

另一次,一大早,我到一位传教士的游廊上,与他一起观看约四分之三英里外正在进行的战斗。一颗失去大半冲力的炮弹忽然从我俩之间飞过,嵌进游廊的墙壁。还有一天,我的朋友伟烈亚力先生午饭后把一本书留在桌上,约五分钟后回来取书,发现自己方才坐的椅子,扶手已被炮弹齐齐打掉。但在这些以及许多其他危险之中,上帝一直保护着我们。

在雒魏林医生家住满六个月后,我在租界外租了一所华人房屋,开始在中国邻居中做一点传教工作。最初几个月,这样做还行得通。后来,法国人加入清军,一同攻城,我房子所在的位置就变得十分危险。最后几周,几乎夜夜发生小规模战斗,我只得放弃夜间睡觉,只在白天休息。一天夜里,看见很近的地方起火,我爬上自己在屋顶搭的小小瞭望处,想看看是否必须设法逃走。就在这时,一颗炮弹击中了院子对面屋顶的屋脊,碎瓦四散,落在我周围,炮弹本身则滚进下面的院子。它重四五磅;倘若再高几英寸,大概就会打在我身上,而不是撞上房屋了。亲爱的母亲后来保存这颗炮弹多年。此后不久,我不得不放弃这所房子,搬回外国租界。这一步真是一刻也不算早,因为我的东西还没全部搬完,房子就已被烧成平地。

要恰如其分地说明这段早期岁月中的试炼,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一个天性敏感的人,战争带来的恐怖、暴行和苦难,实在是可怕的考验。时局造成的经济窘迫也十分严重。我一年收入只有八十英镑,搬进租界时,却不得不租下一所年租一百二十英镑的房子,再把一半转租出去。后来,巴克医生到来,中华传教会委员会进一步了解了我们的处境,虽然增加了我的收入,但许多痛苦的经历已经不可避免地承受过了。对于一个这样年轻、尚未经过历练的工人,这些困难意味着什么,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对于一个拓荒者,那种强烈的孤独感,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甚至不能稍稍暗示自己的许多处境,因为一旦透露,就等于含蓄地请求援助。

那大仇敌随时预备着,用他一再重复的话来诱惑人:“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样样与我作对。”然而,这话何等虚假!寒冷,甚至饥饿,危险之夜的警醒和失眠,以及有时全然孤立无援的感觉,都是经过智慧而美好的拣选,又以温柔慈爱量给我的。还有什么环境,能使上帝的话更加甘甜,使祂的同在更加真实,使祂的帮助更加宝贵呢?那确是让人倒空自己、谦卑下来的日子,却也是使人不至羞愧的经历;它们坚固了我继续前行的决心,愿照上帝的指引而行,持定祂那已经受过验证的应许:“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即使现在回望,人也能看出,上帝的道路原是完全的;与此同时,也可以欢喜,今天的传教道路相较之下,已是平顺容易得多了。

深入内地旅行,违反当时条约的安排,又有许多困难,尤其在泥城之战以后的一段时间。那次战斗中,英美约三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加上一支不足一百名侨民组成的志愿队,进攻清军营地,驱散了三万到五万名中国官兵;我方枪炮的射程,使中国军队的火炮无法发挥作用。然而,一八五四年秋天,我仍与艾约瑟博士平安完成了一次约为期一周的旅行。谈话和讲道当然都由他担任,我则能帮助分发书籍。

第十章最初的布道尝试

一八五五年春天,我与英国圣公会差会的包尔腾牧师——如今的香港维多利亚主教——一同旅行,途中遇到了一些严重的危险。

上海以北约三十英里的长江宽阔入海口,有一组岛屿,其中崇明和海门最大,也最重要。再往上游,在河口远离海洋、逐渐收窄的地方,坐落着颇具影响力的通州城,紧邻著名的朝圣地狼山。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在那些岛上布道,随后前往狼山,对参加敬拜偶像节庆的成千上万人讲道并赠书。然后,我们继续去通州。下面这篇日记,便记下了我们在那里痛苦的经历。

一八五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早饭以后,我们把自己交托给天父看顾,并求祂赐福,然后才向这座大城出发。天气阴沉潮湿。我们深信,像我们这样去进攻撒但的国度,他绝不会不发起强烈的反抗;但我们也完全确信,在这座城中传讲基督、把真理之道分给百姓,是上帝的旨意。可惜,我们剩下的书已经不多,对这样重要的地方来说实在太少;然而,后来的结果证明,这也是上帝的安排。

我们的中国老师尽力劝我们不要进城,但我们决意仰赖上帝的帮助,不让任何事拦阻。不过,我们吩咐他们留在其中一条船上;如果我们没有回来,就尽可能打听我们的遭遇,再尽速赶往上海报信。我们还安排另一条船等候,即使当晚回不来也不要离开,免得我们稍后返回时,因无船而耽搁。随后,我们把书装进两个袋子,带上一名每逢这种场合总跟着我们的仆人,出发前往约七英里外的城中。路况使步行完全不可能,于是我们乘坐当地唯一能找到的交通工具——独轮车。独轮车只需一个苦力,比轿子便宜,但在崎岖泥泞的路上,绝不是舒服的代步工具。

走了没多远,仆人便请求允许他回去;关于当地兵丁的种种传闻,把他吓坏了。我们当然立即答应,因为不愿把别人牵进危险。我们决定自己携书,并仰望那位应许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主,求祂不仅赐属灵的力量,也赐身体的力量。

就在这时,一位体面的男子走来,恳切劝告我们不要再前进,说若继续走,一定会吃尽通州团练的苦头。我们感谢他的善意,却不能听从,因为心意已定。前面等待我们的,究竟是捆绑、监禁和死亡,还是平安分发经书与单张,再安然返回,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决意靠上帝的恩典,不再让通州没有福音,不再任凭城中成千上万的人无人过问、不知生命之道而死去。

此后,我的独轮车夫不肯再走,只好另找一个,幸而不难找到。继续上路,在泥泞和雨中乘车,实在毫无舒适可言。我们不免感到处境危险,却一刻也没有动摇。不时用《圣经》的应许和赞美诗的诗句互相勉励。其中有一节说:

海上的险阻,陆上的危难,不应叫你灰心;你的主就在身旁。但若试炼与重压使你勇气消沉,祂的应许必有功效,使你心灵安宁。

这些话与我们的境况尤其相合,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途中,我们经过一个约有一千居民的小镇。我在那里用官话,向好些人传讲耶稣。我从未在讲论上帝的爱和耶稣基督的赎罪时,感到如此快乐。自己的心灵丰丰富富地蒙了祝福,充满喜乐和平安,讲话也格外流畅自如。后来,听见一位听众用当地的方言,把我刚才详讲的真理,复述给新来的人听,我又是多么欢喜!啊,听见一个中国人自发地告诉自己的同胞:上帝爱他们,他们虽然是罪人,耶稣却代他们受死,承担了他们犯罪应受的刑罚,我心里何等感恩!单是那一刻,就已补偿了我们所受的一切试炼。我觉得,只要主赐下圣灵,使那个人的心改变,我们就没有白来。

我们分送了一些《新约》和单张,因为这里的人识字,我们不能让他们得不到福音。这么做很好,因为到了通州,我们发现,剩下的书正好已是体力所能负担的限度。

行程将尽,快到西郊时,我想起早期基督徒在逼迫初起时所作的祷告:“主啊,现在求你鉴察他们的威吓,使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我们极其同心地献上这个祈求。进入郊区以前,先商量好行动,好能彼此配合;又告诉独轮车夫在什么地方等候,免得他们因我们惹上麻烦。随后,我们仰望天父,把自己交托祂保守,拿起书,向城里走去。

我们沿着郊区通往西门的大街走了一段,并未受到干扰。人们用一个少见的称呼叫我们——“黑鬼子”——使我们觉得有些好笑。当时我们颇为纳闷,后来才明白,招来这个称呼的,是衣服的颜色,而不是肤色。经过几个兵丁身旁时,我对包尔腾先生说,这就是那些人们谈论纷纷的兵,看起来还很愿意让我们平静地过去。然而,离城门还很远,一个高大强壮、又因半醉而凶悍十倍的汉子,突然抓住包尔腾的肩膀,让我们知道,并非所有团练都这样平和。同伴想挣脱他,我转身看出了什么事,立刻有十多个粗暴的汉子围住我们,以惊人的速度把我们往城里推赶。

这时,书袋显得越来越沉,我又无法换手缓一缓。不一会儿,我已经大汗淋漓,几乎跟不上他们。我们要求被带到最高地方官面前,他们却用最侮辱的称呼辱骂,声称知道该把我们这样的人带到哪里,也知道如何处置。最先抓住包尔腾的那人,不久便放开他,转而来抓我,成了折磨我最厉害的人。因为我没有朋友那么高大强壮,更难抵抗他。他一再几乎把我撞倒,揪我的头发,抓住衣领,几乎使我窒息;又死死抓住胳膊和肩膀,弄得青一块紫一块。若再这样继续下去,我必定会晕倒。我已筋疲力尽,此时想起亲爱的母亲在最近一封家书中引的诗句,心里得了多大的振奋啊!

我们谈论蒙福者的国度,那家乡何等光明美好;我们常常述说它的荣耀,可亲身在那里,又该是怎样!

离开身体,与主同在,脱离罪恶!人的恶意即使把最坏的事加在我们身上,最终带来的也不过是这个结局。

我们被押着走时,包尔腾先生试着分发手里的几本书,因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但那个兵丁勃然大怒,一定要人拿手铐来;幸好手边没有。见此情形,我们明白,处在眼下的境地,试图散书不会有任何好处。除了安静顺从,跟着抓我们的人走,再没有别的办法。

他们有一两次为如何处置我们争执起来。较温和的主张押到官署,有些却想不经任何官员过问,立即把我们杀掉。我们的心却蒙保守,始终十分平安。有一次争执时,我们被挤到一起,便互相提醒:使徒们曾因自己被算为配为基督受苦的人而欢喜。后来,我终于把手伸进口袋,取出一张中国式名帖——若可以把那张写着姓名的大红纸称作名帖的话。此后,他们对我稍微尊重了一些。我要求把名帖交给本地最高官员,并将我们带到他的衙门。在这以前,虽然我们都穿英国衣服,无论怎么说,也无法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外国人。

啊,那些拖着我们走过的漫长街道,何等令人疲惫!我以为永远走不到头。终于,在一处据说是官员住所的地方停下来,我很少有过那样感激的时候。我已精疲力竭,汗流浃背,舌头干得贴在上腭,只能靠在墙上;看见包尔腾先生,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情形。我请他们搬椅子来,他们叫我们等着;再求一点茶喝,得到的仍是同样的答复。门口已经围了一大群人,包尔腾鼓起余下的力气,向他们传讲基督耶稣。我们的名帖和书已经送了进去,但原来这位官员级别不高;让我们等候一阵以后,他把我们转交给上司处理。

一听这话,又发现他们打算把我们重新赶到拥挤的街上,我们坚决不肯再走一步,坚持要他们找轿子来。对方犹豫了一阵,终于照办。我们坐进轿子,被抬着继续前行。一路上,我们因轿子让身体得以歇息而十分高兴,又感恩自己尽管遭到撒但的恶意阻挠,仍有机会传讲耶稣;脸上不禁流露喜乐。走过时,听见有些人说我们看起来不像坏人,另一些似乎怜悯我们。到了官署,我一时还弄不清被带到了哪里;因为虽穿过一道很像城门的大门,却显然仍在城内。接着又经过第二道大门,我不禁以为是被抬进了监狱。但看见一块大匾,上面写着“民之父母”,我们便知道来对了地方,因为这是地方官对自己的称号。

名帖再次递了进去。稍候片刻,我们被带到陈大老爷面前。后来得知,他从前做过上海道台,因此明白以礼对待外国人的重要。来到他面前,一些人跪倒叩头,押送我的人也示意我照做,却没有成功。这位官员帽上戴着不透明的蓝色顶珠,看来是通州的最高长官。他出来迎接我们,处处表示尊重,随后把我们带进一间较为私密的内室;但仍有许多书吏、差役和其他半官半吏的人跟着进来。我说明来访的目的,请求允许把我们的书籍和单张赠给他,他向我道谢。我递给他一本《新约》、一部分《旧约》——从《创世记》到《路得记》——以及几份单张,尽量略作解释,也简要介绍了我们所传的教义。……他听得十分专注,在场其他人自然也一样。随后,他吩咐端来茶点,并亲自陪我们用了一些。这些茶点对当时的我们,实在来得可喜。

坐了很久,我们请求在回去以前,看看城中情形,并把带来的书分送出去。他好意应允。我们这才提到,进城时曾受到极不尊重的对待;但知道兵丁不懂事,所以并不十分计较。不过,我们不愿再经历一回,因此请他下令,不许再来滋扰。他也答应,并极有礼貌地送我们到官署门口,又派几名差役护送,确保我们受到尊重。书分得既顺利又迅速,我们还颇有排场地出了城。那些差役使用辫子的方式,看得我们觉得好笑:街道一被人群堵住,他们就拿辫子当鞭子,朝左右人群的肩膀抽去!

找独轮车时费了一点工夫,但终于找到了。我们付清轿夫工钱,坐上简陋的车子,回到河边。衙门的一名随从陪着我们,足足走了一半路程。傍晚时分,我们平安回到船上,由衷感谢天父施恩保护、赐下帮助。

第十一章与宾惠廉牧师同行

一八五五年二月,官军重新攻下上海以后,我得以在华人城墙以内租下一所房子。战后幸存的废墟中,居民依旧拥挤;能住到他们中间,我十分欢喜,立刻把握了这个机会。从此,这里成了我的据点,虽然我经常外出,作或长或短的巡回布道。

大约就在这时,伦敦会资深领袖麦都思牧师博士建议我改穿中国服装,以便在内地旅行和居住,我便照着做了。中国人曾准许一家外国商行在离口岸一段路程的内地建造缫丝厂,但条件是房屋式样必须完全采用中国形式,外观不得有任何使人看出是外国建筑的地方。改换服装果然带来许多好处;我和大多数与我同工的人,后来都继续穿中国服装。

一八五一年兴起的太平天国之乱,这时已达到了其短暂胜利的顶峰。南京这座大城落入进攻的大军手中,叛军就在这个距上海不到二百英里的地方设立大本营,加筑防御,准备进一步征服各地。一八五五年夏天,人们多次设法拜访这场运动的领袖,希望给他们带去明确的基督教影响;但收效实在太少,终于放弃了这些尝试。

我也曾与其他人一样,设法前往南京;既然无法成行,就重新把注意力放在崇明岛的布道工作上。经过一段时间,我终于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当地人的偏见和恐惧,租下一所小房子,在他们中间住了下来。这使我十分喜乐,大受鼓舞。然而不过几个星期,当地官员便向英国领事提出申诉,领事强迫我撤离;而法国领事却亲自为天主教传教士在距我被迫迁出的房屋仅三四英里的地方取得了房产。这意料之外的阻碍,使我深受试炼,十分失望。我只得不情愿地回到上海,丝毫没有想到,上帝在那里为我预备了怎样的福分。

几个月以前,英国长老会差会的宾惠廉牧师从本国返回中国,抵达上海。他原打算继续前往先前工作的福建省,却也像我一样,曾试图去南京访问太平军,同样未能成功。这个计划受挫后,他暂时以上海为据点,专心在周围人口稠密的地区传福音。于是就在那年秋天,出于上帝的安排,我得以与这位可亲可敬的上帝仆人一同工作。

我们结伴旅行,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城镇布道,住在各自的船上,沿着运河和江河前行。在这片富庶肥沃的土地上,水道纵横交错,如同一张大网。宾牧师当时仍穿英国服装。他却看到,我虽然比他年轻,各方面经验也都不足,听我讲道的人却能安静聆听;跟着他的,反而是顽皮的孩子,以及好奇而漫不经心的人。我会受邀进入人家家中,他听到的却是致歉的话:因为会有一大群人跟进来,所以不便邀请他。观察了几个星期,他也改穿中国服装,享受这种改变带来的更多便利。

那几个月的快乐日子,对我来说,是无法言说的喜乐和殊恩。他对上帝话语的热爱,令人欣悦;他圣洁、敬虔的生活,以及不断与上帝相交的习惯,使我与他的交往深深满足了内心的渴望。他讲述在加拿大、都柏林和中国南方经历的复兴工作与逼迫,不仅引人入胜,也极富教益。他具有真实的属灵洞察力,常常指出上帝在试炼中的旨意,使整个生命在我看来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和价值。尤其是他认为布道是教会的伟大工作,又认为平信徒布道者这一职分已经失落,必须遵照《圣经》恢复;这些思想的种子,后来在中国内地会的组织工作中结出了果实。

然而,从外在处境来看,我们的道路并不总是平坦。只要获准在一个城镇逗留稍长些时候,我们总会充分利用机会。我们通常先祈求赐福,上午九点左右离船,手里提着一张轻巧的竹凳。选定合适的地点后,一人站上凳子讲二十分钟,另一人就为他恳求上帝赐福;然后彼此替换,使先讲的人歇一歇嗓子。这样工作一两个小时,再移到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继续讲道。中午一般回船吃饭、交通、祷告,然后又出去,直到黄昏才结束户外工作。喝过茶,再休息一会儿,我们便带着中国助手到一家茶馆,与人自由交谈,往往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离开一个城镇之前,我们常有充分理由相信,已有不少真理为人领会;也把许多经书和书籍交给感兴趣的人。大约就在这时,宾牧师写了下面这封信,寄给远在苏格兰家中的母亲:

距上海二十五英里处,一八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今天下雨,我只能留在船中,便利用这个机会,再写几行。我另写了一封信寄往邓迪,其中的详情,这里不必重复。这次离开上海,到今天已有四十一天。这几个星期,与我同行的是中华传教会一位年轻的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先生。他住他的船,我住我的船。我们蒙了许多怜悯,有时在工作上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帮助。

“有一件事,我已经不止一次讲过,现在还得再讲一遍:四个星期前,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换上了中国服装,现在仍这样穿着。戴先生早在几个月以前便作了这个改变。我发现,他因此在讲道等工作中,受到人群的干扰少得多,便认定自己也有责任效法他。当时我们距上海的路程,是现在的两倍还多;若不是在一个地方遇见一帮不法之徒,我们现在仍会在那么远的地方。他们向我们索钱,威胁说,若不答应,就砸毁我们的船。船夫们十分害怕,坚持要回到离家较近的地方。这帮人此前已经因索书的无理要求未得满足,强行砸坏了戴先生船上的一部分。

“这一带有广大、极其广大的工作园地,虽然目前要在某一个地方定居,可能不容易。百姓听得专心,但要使他们知罪归主,我们仍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基尔赛斯的上帝子民中,是否有人怀着祷告的心为我们代求?是否有人努力寻求这样的祷告之灵?这里的需要何等大,为此祈求的理由和动力又是何等充分!这里的庄稼实在多,工人却少;没有丰盛恩典,就不足以胜任这样的工作。然而,恩典能够使用人数虽少、力量虽弱的器皿,成就大事,甚至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大。”

信中提到的那件事,使我们比原定计划更早返回上海,事情发生在浙江北境。我们来到一个商业繁盛的市镇,名叫乌镇,也就是“黑色的镇”。事先有人告诉我们,这里的居民,是那一带最凶野、最不守法的。我们发现,情形果然如此:这个镇子是私盐贩子和其他不良之徒的藏身之所。下面几段,摘自我当时的日记:

一八五六年一月八日

今天上午,我们在乌镇开始工作,散发了大量福音小册子和一些《新约》。百姓似乎很惊奇,我们也未能打听到以前是否有外国人来过这里。我们讲了两次道:一次在关帝庙,一次在火灾留下的空地上,那场大火曾把许多房屋烧得干干净净。下午,我们又在同一处空地,对着一大群专心的人讲道。晚上转到茶馆,原本很有机会好好谈话;后来我们在那里的消息传开了,进来的人太多,只得离去。不过,中国助手钱先生和桂华仍能留下。回到船边,我们又向站在桥上的一些人讲话。第一天的工作有这样的结果,使我们觉得,有充分理由感恩,也大受鼓舞。

一月十日

先差钱先生和桂华去散发一些单张。他们回来后,我们便与他们同去,在一处火灾清出的空地上分开,向两群人讲道。回船吃午饭时,照例又有许多人等在那里索书。我们把一些书送给识字的人,然后客气地请他们体谅,让我们吃午饭。我便进了船舱,关上门。

一杯茶还来不及倒好,外面便有人猛砸,舱顶立刻被砸破。我从后面出去,看见四五个人正在拿附近田里翻出来的大块冻土往船上扔。我估计,每块约重七到十四磅。劝阻全无用处。不一会儿,船上部的相当一部分已被砸得粉碎,舱内物品上也堆满泥土。最后,钱先生搭上一只经过的船,在离我们稍远的地方上岸,用几张单张把那些人的注意力引了过去,袭击才告结束。

我们这才知道,滋事者中只有两人是本地人,其余都是私盐贩子;原因是我们没有满足他们无理索书的要求。蒙上帝特别保守,没有人受伤。稍稍恢复平静之后,我们都聚到宾牧师的船上,一同为身体未受伤害而感恩,也为那些滋事的人祷告,求上帝使这件事最终成为我们和同伴的益处。随后,我们吃了午饭,上岸去。才离船几步路,就有许多人聚来,我们便对他们讲话。那一次,我们格外得着帮助;从未有人听得这样专注,也没有一个人出声袒护那些骚扰我们的家伙。晚上在茶馆,众人的态度仍是如此。有些人似乎欢欢喜喜地接受了福音,知道藉着那位钉十字架而又复活的救主可以得救。

回去的时候,经过一家尚未打烊的理发店,我便进去,一边剃头,一边有机会向几个人讲话。后来又在墙上贴了两张单张,好让日后来的顾客也能看见。

一月十一日

有一位体面的店主,姓姚,在我们来到乌镇的第一天或第二天,曾领到几部分《新约》和一本小册子。昨天,我们的船被砸时,他又来求取一些书。当时船被毁坏,舱里又满是扔进来的泥土,我们忙乱不堪,便请他过一两天再来,到时很乐意给他。今天上午,他来了,递进下面这张便条:

“前日向宾、戴两位‘拉比’乞赐善书。适逢本镇之人,心受‘撒但’迷惑,不识‘大卫之子’,竟敢口出‘拉加’‘魔利’之言,毁损尊舟。承许日后赐书,谨此致谢,并求以下各书:《新约全书》《善人临终之言》《基督教要道》、历书、《基督教原理》《使天下得福之道》,各一本。愿宋、钱及各位先生安好。余不尽述。”

这张便条很有意思,因为其中这些特意标出的词,都是他从《新约》中读到的,可见他读得很仔细。他用“拉加”和“魔利”表示辱骂,也说明他并没有错过这两个词的含义。

给了他所要的书,我们便与钱先生、桂华出去,到镇东的街上讲了一会儿。回船以后,两位在本地衙门当差的直隶人来探望我。我用官话向他们讲述被钉十字架的救主,蒙了很大的帮助。其中一人并不十分留心,另一人却听得专心,还提出问题,显出心里已有兴趣。他们离开以后,我又上岸,向聚在那里的人讲话;此前桂华已在对他们讲道。落日给了我一个比喻,使我想起耶稣的话:“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当我讲到人生长短无定,我们也不知道基督何时再来时,大家显出一种深切的严肃,是我在中国从未见过的。我开始祷告,众人都极为恭敬。随后,一位也在听众中的和尚随我回到船上。他承认,佛教是一套骗人的体系,不能使人在死亡面前怀有盼望。

一月十二日

下午,我们在靠近船只的岸边、镇内一条街上,以及一家茶馆里向人讲话,每处都分发了书籍。晚上,我们照例去茶馆讲道,却决定前往镇子的另一头,好让住在那里的人更有机会与我们见面。这镇子狭长而散乱,将近两英里长。宾牧师和我平日习惯用中文交谈,所以船上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决定。

走了不远,我们又改了主意,转去平常常到的那家茶馆,想着或许有人已到那里等我们。但实际上并没有;我们也没有遇见像前几次那样认真听讲的人。因此,宾牧师提议比平常早些离开,我们便走了,同时告诉钱先生和桂华,可以多留一会儿。回船途中,我们送出几本书。奇怪的是,这一次竟没有人像往常那样跟着我们,我们得以独自前行。出门时夜色还清明,这时却已变得漆黑。路上碰见船夫,他的举动十分古怪,什么也不解释,便吹灭了我们灯笼里的蜡烛。我们重新点着,叫他不要再弄灭;不料他竟把蜡烛拿出来,扔进了河里。随后,他沿着一道伸到河边的矮墙走下去,望着水面。

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怕他想投水,赶紧跑上前去拉他。使我大为宽心的是,他却安静地走了回来。我们一再追问,他才叫我们不要出声,说有坏人要来砸船,船已经移开躲避了。随后,他带我们到其中一只船停泊的地方。不久,钱先生和桂华也来了,平安上船。再过一会儿,宋先生也赶到,船便开走了。

这时我们才弄清楚整件事。我们不在时,一个自称捕役的人带着一张字条来船上,索取十元银币和一些鸦片。他说,旁边茶馆里有五十多个乡下人,也就是私盐贩子,正在等答复;只要给他们所要的东西,再给三百文茶钱,我们就可以平安住下。否则,他们立刻就来砸船。宋先生告诉他,我们不能答应,因为我们不做生意,只讲道、分书,一点鸦片也没有,钱也差不多用完了。但那人直说不信。宋先生别无办法,只得请他等我们答复,自己出来寻找我们。他不知道我们中途改了主意,便找错了方向,自然没有找到。

与此同时,船夫们已设法把船移走。他们非常害怕;不久前刚见识过这帮人大白天能做出什么事,自然不愿再领教他们夜里会怎样。于是,两只船离开后便分头走,好在一只船受损时,另一只还能给我们容身。就在此后,我们蒙上帝安排,遇见那位船夫,平安被带到船上。宋先生再次经过原先泊船的地方时,透过树木看见十几个人,听到他们正在打听船去了哪里;但没有人能回答。幸而他们始终没有找到。

过了一会儿,两只船会合,一同划了一段路。天色已经很晚,在这一带夜间行船,并不是躲避坏人的办法;于是便有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我们让船夫们自己决定。他们是自愿移船的;我们觉得,无论自己心里怎样想,都不能为了我们的缘故,强迫别人留在危险之中。不过,我们催他们,无论打算怎样做,都赶快行动,因为明天是主日,我们不愿赶路。我们也告诉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履行使命、传讲福音,所以停在哪里,分别实在不大;即使今夜无人察觉,明早也一定会被发现。于是他们认为,还不如回到原先出发的地方。我们完全赞同,他们便掉头回去。可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驶进了另一条河道,划了好一阵,也不知道究竟到了哪里。最后,因天色太黑,便停船过夜。

我们把所有船夫和中国助手召集起来,向他们读《诗篇》第九十一篇。可以想见,这一段上帝的话,与我们的处境和需要何等贴切,又带来何等甘甜的安慰: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安居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人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信实,是你的盾牌和保障。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也不怕白日飞来的箭。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他认识我的名,我要使他安居高处。他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遭遇患难,我必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得尊荣。我要使他享足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那位曾以浓密黑暗遮蔽我们、使我们逃脱强暴之人毒手的上帝,我们便在祷告中把自己交托给他照顾保守,然后各自安歇。感谢以色列守望者的慈爱保护——他不打盹,也不忘记他的百姓——我们平平静静地度过了这一夜,也在某种程度上亲身体会到这句宝贵话语的真实:“你是我的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

一月十三日,星期日

今天凌晨四点左右,我被膝关节的剧痛惊醒。昨天撞伤了膝盖,如今已严重发炎。令我十分惊讶的是,外面大雨倾盆,而此前天气一直非常晴好。往外一看,才发现我们离原先停船的地方很近;若没有什么事阻挡,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照常进镇讲道。但雨整天下得极大,谁也不能离船。于是,我们享受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安息日,已有好一阵子没有这样休息过了;天气也使人们无法四处仔细搜寻我们。倘若是晴天,即使我们不离船,多半也会被发现。如今,我们却得以安安静静地思想,怀着惊叹和感恩,回顾上帝恩慈的作为:他竟这样把我们另带到“一处旷野”,暂且歇息。

一月十四日,星期一

清晨万里无云。一位中国助手天还没亮就去取送洗的衣服。他回来带来消息:尽管昨天大雨如注,仍有人到处寻找我们。然而,我们一直平安稳妥,蒙保守在“全能者的荫下”。

船夫们这时已吓得不敢再留,天一亮便开船。我因腿伤不能行动,只得随他们去。下午,我们到了返回上海途中的平望。

上帝赐福的祸患,就是我们的福祉;未蒙赐福的好处,反而成为祸害。看来最不顺当的事,也无不妥善,只要那是他甘美的旨意。

第十二章蒙召前往汕头

这样出乎意料地离开乌镇一带,实在令我们失望,因为原盼望能在那一区域住上一段时间,传讲福音。然而,我们即将发现,这并非什么意外的不幸;这些看似令人难受的处境,乃是上帝安排的一连串作为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要引导我们进入其他更广大的园地。

若无充分理由,上帝不会容许逼迫兴起。……他正在一条我们不知道的路上引领我们;但那仍然是他的道路。

主啊,我们若把忧虑交给你,若不再倚靠自己,安然歇息,该是何等快乐!若能心里深知,天上那一位,正以完全的智慧、完全的慈爱,成就最美好的安排!

到达上海时,我们原想补充书籍和钱款,过几天就重返内地。在那里,却遇见一位曾在汕头做贸易的基督徒船长。他极力向我们陈述那一带的需要,说有英国商人住在妈屿,售卖鸦片,又经营苦力贸易——实际上就是奴隶买卖——却没有英国传教士在那里宣讲福音。上帝的灵使我深深感到,这是他的呼召;但一连几天,我都觉得自己无法顺从。我从未有过像宾牧师这样的属灵父亲,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圣洁、快乐的团契。我对自己说,上帝的旨意绝不会是要我们分开。

一天晚上,我心中仍极不安,随宾牧师到上海南门美国长老会差会罗理牧师家喝茶。茶后,罗理太太为我们弹唱《传教的呼召》。〔原注二〕我以前从未听过,深受感动。歌还没有唱完,我的心几乎已被揉碎,便用方才所唱的话向主说:

我愿前往!我不可再迟疑,须放下朋友、奉若偶像的盼望,以及牵系我心的一切纽带。……从今以后,尘世际遇是风雨还是晴天,杯中滋味是苦还是甜,都无关紧要;我只求:上帝啊,使我圣洁,坚固我的心灵,好面对争战的严峻时刻。

离开时,我请宾牧师随我回到华人城内那所小屋,那里仍是我的住处。我流着许多眼泪,告诉他主怎样引导我,而我又怎样悖逆,不肯离开他,到这个新的园地工作。他听着,露出一种奇异的神情,有惊讶,也有喜悦,远多于难过。他回答说,他本来已经决定,就在今晚告诉我,他也听见主呼召他到汕头去;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想到我们快乐的相交将要中断。于是,我们一同前往,中国这一区域的传教工作便由此重新开始,后来蒙了极其丰盛的祝福。

早在这以前,巴色差会的黎力基牧师,已在汕头附近及周围各地广泛巡回。他不断被人从一处赶到另一处,虽然最终不得不退回香港,所作的工作却没有被遗忘。四十多年来,这位热心的上帝仆人一直“更加劳苦”地服事;就在不久前,他又与忠心的妻子离开香港,重新进入内地,把余年的力量献给他长久以来真心热爱的百姓。

那位基督徒朋友鲍尔斯船长,曾蒙上帝使用,把汕头的需要摆在宾牧师和我面前。他听说我们决定献身于这座繁忙、重要、人口众多的商埠,传讲福音,便喜出望外。他自己正要启程返航,就欣然让我们免费搭乘“吉朗号”。一八五六年三月初,我们便乘这艘船离开上海。

航行顺利,六天后抵达妈屿。上岸后,我们发现这里聚居着一小群外国人,从事鸦片贸易和其他商业活动,生活却十分不敬虔。我们不愿在任何方面让人把自己与这些同胞混为一谈,急切盼望立刻在华人市镇中找到住处。那市镇在再往内五英里的大陆岬角上,位于韩江河口。为了在百姓中间立足,我们遭遇极大的困难,几乎像是要彻底失败了。无助之中,只得在祷告里全然投靠主。我们的上帝很快便为我们承担。一日,我们遇见一位说广东话的商人,是镇上最高官员的亲属。宾牧师用广东话与他交谈,这位先生听见外国人说自己的乡音,十分欢喜,便成了我们的朋友,为我们找到住处。然而,我们只有一间小屋。那地方像烤炉一样,靠近屋檐处,一伸手就能摸到滚烫的瓦片;在其中度过的漫长炎热夏日,我很难忘记。我们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更多房间或更好的住处。

住在那里期间,我们也出访周围乡村,调换一下生活。但这里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既大且常有,相较之下,从前在北方的工作简直显得安全而容易。广东人的憎恶与蔑视,使人十分痛苦;最常听到的称呼是“洋鬼子”“洋狗”或“洋猪”。然而,这一切却使我们与那位“被藐视、被人厌弃”的主,有了我从前从未经历过的更深相交。

下乡时,我们随时可能被人抓去勒索赎金。当地人常说,整个地区“无皇帝、无官长、无法律”。那时,强权确实就是公理。有一次,我们访问一个小镇,发现居民抓住了另一族的一位富人,要求付出巨额赎金才肯释放。他不答应,他们便用棍棒一下一下打碎他的踝骨,终于逼得他应允。除上帝的保护外,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遭受同样待遇。各镇都有围墙,一处就住着同宗同姓的一两万人,并且经常与邻镇的人械斗。在一个地方受到友善接待,常常反会成为到下一个地方时的危险根源。在这样的处境中,上帝保守的眷顾,屡屡向我们显明。

过了一段时间,当地官员病了,中国医生都不能使他好转。他从一些曾经我治疗的人口中,听到他们得到的益处,便来求我们帮助。上帝赐福于所用的药,他病情减轻,心怀感激,建议我们租房开设医院和诊所。有了他的许可,我们得以租下整座房屋,此前只住其中的一间。我把药品和手术器械留在上海,由朋友伟烈亚力先生——如今已经去世——代为保管,便立刻返回上海去取。

宾牧师从一个名叫庵埠的镇子下来为我送行,那是我们曾一同去过几次的地方。我启航后,他又回那里去,同去的还有两位中国布道者,是美国浸礼会差会约翰逊牧师从香港派来的。当地人愿意听讲道,也愿意接受赠书,却不肯花钱买。一天夜里,强盗闯入,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抢走了,只留下那批被认为没有价值的书籍。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人敲门要买书,随后买主接连不断。到吃早饭时,他们所得的钱不仅够买食物,还能付一人的船费,让他到汕头外面的妈屿,带信给替宾牧师办事的人,请他送些钱来。当日和次日,买书的人仍不断上门,使我们的朋友毫无缺乏。但到第三天,一本书也卖不出去了。正当卖书所得的钱刚好用完,那位报信的人便带着款项回来了。

七月初,在汕头住了约四个月之后,我动身去上海,打算几个星期后就带着医药器具回来,继续与宾惠廉牧师同工。眼前仿佛正在展开一片新而有希望的园地,我们怀着许多美好的期待,展望工作的将来。汕头城和周围地区,确实预备要领受显著的祝福;然而,上帝的旨意,却不是让我们两人留在那里收割。我离开不久,宾牧师在内地被中国官府拘捕下狱,解往广州。战争爆发后,他虽曾回到汕头,却又蒙召承担别处的工作,此后未能再返。而我前往上海的旅程,也成了另一条岔路的起点,引领我进入别的园地。

〔原注二〕歌词和乐谱见本章末尾。

传教的呼召

一我的心灵不得安宁。有一个奇异、隐秘的声音,向我的心灵轻轻诉说,如同夜间的梦境:它告诉我,我正站在迷惑人的土地上。

前四节副歌〔活泼地〕已离世归天的主所说的话:“你们要去,教导万民”,随夜风传来,唤醒我的耳朵。

最后一节副歌纵历永恒的悠悠岁月,我的心灵永不懊悔,曾在尘世劳苦、受难。

二我为什么还住在这里?向上帝所立的誓约仍在我身上;在工作完成、交出账目以前,我不可停下来追逐幻影,或采撷世间的鲜花。

三我愿前往!我不可再迟疑,须放下朋友,奉若偶像的盼望,以及牵系我心于你的每一根纽带——我的祖国啊!

四从今以后,尘世际遇是风雨还是晴天,杯中滋味是苦还是甜,都无关紧要;我只求:“上帝啊,使我圣洁,坚固我的心灵,好面对争战的严峻时刻!”

五当有一个人——撒但也曾争夺他,正像争夺我一样——终于抵达那蒙福的彼岸,啊,我的心将怎样燃烧着感恩和爱!

第十三章人谋划,上帝安排

回顾各样事情怎样在上帝的安排中彼此相连,阻止我返回汕头,最终引领我在宁波定居,并以那里为中心开展日后的工作,实在很有意思。

回到上海,我大为惊惶:存放药品和器械的房屋已经烧毁,所有药品和许多器械都彻底毁掉了。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大灾难。我恐怕更愿意像缺乏信心的雅各那样说:“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而没有认识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那时我尚未学会把上帝看作笼罩一切处境的那一位——“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也尚未明白,一切较小的外在处境,既由他安排或准许,就必是最慈爱、最智慧、最美好的。因此,我深感失望,备受试炼。

上海的药品很贵,我的钱又有限,便取内河水路前往宁波,希望从同属一个差会的巴克医生那里,取得一些供应。我带上了仅存的少量财物,主要是一只表、几件手术器械、一架六角手风琴,以及当时很昂贵的中文学习书籍;另有一部分钱,则留在上海。

沿途地区正遭受严重旱灾。时值盛夏,大运河里的水位很低:附近稻田大量引水,加上酷热蒸发,河水所剩不多。我已决定尽可能把这次旅程变成一次布道之行,便带上充足的基督教单张和书籍出发。十四天里,我们缓慢行经人口密集的乡间,讲道、分书,作各样工作,终于来到一个名叫石门湾的大镇。这时书籍已经发完,我便决定余程不再耽搁,取道海宁,尽快赶到宁波。

一八五六年八月四日

石门湾前面的河道已无水可行。我付清船钱,雇挑夫把东西送到长安;日出以前,我们便已上路。我独自走在前面,让仆人随挑夫在后。他们不断停下休息。我到达途中必须经过的一座城,便在北门外一家茶馆里等他们。挑夫走得很慢,抵达时显得疲惫不堪。不久我便知道,两人都是鸦片烟客。他们合挑的担子,一个健壮男子即使挑着走三倍远,也不会觉得怎样;可他们看上去确实已经很累。

吃过饭、喝过茶,休息了一小时——我相信其中也包括抽一回鸦片——他们稍稍恢复了精神。我提议继续赶路,好在太阳太猛烈以前到达长安。然而,仆人在城里有一位朋友,想在这里待一天,明早再走。我不同意,希望若有可能,今晚就赶到海宁。……于是我们动身,进了北门,才走过全城约三分之一,挑夫又停下休息,说无法把担子挑到长安。最后,他们答应送到南门,按已经走过的路程收钱;仆人则答应另雇挑夫,随他们赶来。

我仍像先前一样独自走在前面。路程只有约四英里,很快便到了长安,一面等他们,一面为前往海宁的余程雇好挑夫。等了许久,我开始奇怪他们为什么迟迟不来;最后,时间已经晚得无法在当晚赶到海宁。我有些恼火,若不是脚上起了水泡、下午又十分炎热,真想走回去迎他们,催他们快些。最后,我认定仆人大概去了朋友家,要到晚上才会出现。但晚上到了,仍不见人影。

我十分不安,开始四处仔细打听有没有人见过他们。终于,有一个人问:“你是从石门湾来的客人吗?”我说是。“要去海宁吗?”“正是。”“那你的东西已经先去了。我刚才坐在茶馆里,看见一个挑夫进来,喝了一杯茶,就急急忙忙往海宁去了。他说,挑着的竹箱和铺盖——与你说的完全一样——是从石门湾运来的,今晚必须送到海宁,到那里按每斤十文收钱。”我因此认定,行李已走在我前面。但我不能立刻跟去,因为已经累得走不动,天也黑了。

这种情形下,我只能找个地方过夜;却发现这也很不容易。我先在心里向上帝求助,然后走到镇子另一头,想着外国人来到这里的消息,或许还没有传到那里,便寻找客店。不久找到一家,走了进去,希望借着天黑,能不受盘问。问起饭食,店家说,只有冷饭——后来发现不是“稍微烧焦”,而是焦得相当厉害——和用灯油煎的蛇。我不愿让人因而问起我的国籍,只好叫了一份,试着吃些,却实在吃不下多少。

吃饭时,我对店主说:“我想,今晚可以在这里住吧?”

他答应了,却拿出一本簿子,又说:

“这年头不太平,官府要我们登记住客。请问尊姓?”

“敝姓戴。”我回答。

“台甫?”

“这名字真少见!从来没听过。是哪几个字?”

我告诉他,又说:“在我家乡,这是很常见的名字。”

“请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上海经杭州去宁波。”

“请问做什么营生?”

“给人治病。”

“哦,原来是医生。”店主说完便合上簿子,使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可是,他妻子又接上话来。

“你是医生吗?”她说,“那太好了。我有个女儿得了麻风病。你若能治好她,晚饭和住宿都不收钱。”

我不免好奇,便问若照价付钱,饭和床铺共要多少。得知折合英国货币还不到一个半便士,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我无法帮助那女孩,便不肯给她开方,说麻风病很难治,而且我身边没有药。

母亲却拿来纸笔,催促说:“至少写个方子吧。就算没有好处,也不会有坏处。”

我仍然拒绝,请他们带我去睡觉的地方。他们把我领到楼下一间十分破旧的屋子,两条凳子上架着几块木板,我便在那里过夜。没有被褥,也没有枕头,只有自己的伞和鞋可用,蚊帐更是没有。同屋还睡着十个或十一个客人;怕东西被偷,我什么也不敢脱。不过,到半夜时,我发现自己一点也不觉得太热。

八月五日

不难想见,起来时我并没有得到多少休息,精神也没有恢复,身体很不舒服。等了许久才有早饭可吃。随后,要把身上唯一的一元银币换开,又耽误了很久,因为银币有一两处缺口;也因此被扣去了三百多文。在那样困窘的处境里,这对我是一笔严重的损失。

我又在镇里四处打听仆人和挑夫的消息,想着他们或许昨晚到得较迟,或许今早已经赶来。这个镇子很大,狭长而分散,一头到另一头将近两英里,因此费了一番工夫。但仍未得到消息。我两脚疼痛,身体疲惫,只得冒着白天最热的时候往海宁去。约八英里的路,走了很久。幸而半途一个村子让我有地方歇脚,也能喝一杯茶,我欢欢喜喜地接受了这两样帮助。正要再走,忽然下起大雨;这一耽搁,使我得以向当地人讲一点福音的真理。

下午已过大半,我才走到海宁北郊,开始打听,却仍听不到仆人和行李的消息。有人说,东门外更有可能找到,因为海船都在那里停靠。我便往那边去,在小东门外寻找,仍然徒劳。疲倦极了,我坐进一家茶馆休息。正在那里,一批衙门里的人进来,问我是谁,从哪里来,等等。知道我在找什么后,茶馆里一个人说:“大约半小时前,有人挑着一只竹箱和一卷铺盖从这里走过,跟你说的一样。那人像是往大东门或南门去了。你最好去那里的行栈问问。”我请他陪我去找,答应酬谢,但他不肯。另一个人愿意同去,我们便一起动身,在两座城门内外仔细询问,全无结果。我又雇了一个人彻底查找,答应若能找到,必有重酬。等他的时候,我吃了些饭,并向聚来的一大群人讲话。

那人一无所获地回来,我便说:“我现在已经精疲力竭。请帮我找个过夜的地方,然后我就付你工钱。”他愿意帮忙,我们便出去寻找住处。头一两家都不肯收留;刚进门时,他们本来像是愿意的,却因一个跟着我们的人而害怕起来,便加以拒绝。我后来知道,那人在衙门里当差。到了第三家,那位衙役不再跟着,我们便获准住宿,店家端来茶,我也付钱酬谢一路陪我的人。

他走后不久,又有几个官差进来。他们很快离开,但这次来访的结果,是店家告诉我,当晚不能留宿了。在场一位青年责备他们没有人情,说:“不要紧,跟我来。如果找不到更好的住处,就住我家。”我随他去了,他家的人却不愿收留。我又累,脚又痛,几乎站立不住,只得再去找地方,终于有人答应留宿。但门口聚起一小群人,店家便要我先去茶馆等,等众人散了再来,否则不能容留。我别无办法,只得照办。那青年仍陪着我,直到过了午夜。然后,我们动身去先前答应留宿的地方;可是领路人却不肯找到那里,反而带我绕到城里另一处。最后,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他把我丢下,让我自行设法熬过余夜。

对面是一座庙,庙门却已关了。我便躺在门前石阶上,把钱垫在头下当枕头。尽管寒冷,本来很快就能睡着,却发现有个人正偷偷向我走来。他走近时,我看出是中国常见的乞丐之一,毫不怀疑他是想偷我的钱。我没有动,只注视他的举动,仰望天父,求他不要在这个试炼时刻撇下我。那人走过来,盯了我一会儿,想确定我是否睡熟——天太黑,他看不出我的眼睛正盯着他——随后便轻轻在我身上摸索。我用极平静的声音,却使他明白我并未睡着、也一直未睡,说:“你要什么?”他没有回答,走开了。

看他离去,我十分感恩。等他走出视线,我便把口袋装不下的铜钱妥妥藏进袖里,改用墙上凸出的一块石头当枕头。不久,我开始打盹,却又被两个人几乎无声的脚步惊醒。疲惫使我的神经异常敏感,稍有声响便会受惊。我再次向那位唯一的依靠求保护,仍像先前一样躺着不动,直到其中一个走近,伸手在我头下摸钱。我又开口,他们便在我脚边坐下。我问他们做什么,他们说,像我一样,要在这里过夜。我请他们到另一边去,地方很多,把这边留给我;他们却不肯离开我的脚边,于是我起身,背靠着墙坐着。

他们说:“还是躺下睡吧。不睡,明天就走不动了。不要怕,我们不离开你,保证没人伤你。”

“听我说,”我回答,“我不要你们保护,也不需要。我不是中国人,不拜你们那些无知无能的偶像。我敬拜上帝,他是我的父,我倚靠他。我很清楚你们是什么人,打什么主意。我会盯着你们,不会睡。”

这时,其中一个走开了,不久又带回第三个人。我十分不安,却仰望上帝求助。有一两次,其中一个站起来,看我睡着没有。我只说:“别弄错,我没睡。”偶尔我的头垂下,就成了他们起身的信号;但我立刻振作,开口说几句话。夜慢慢过去,我觉得疲倦极了。为了不睡着,也为了振奋精神,我唱了几首赞美诗,朗诵几段《圣经》,又用英语祷告。我的同伴们大为烦恼,仿佛只要能叫我停下,付什么代价都愿意。此后,他们再没有骚扰我。天快亮时,他们离开,我才略睡了一会儿。

八月六日

把我叫醒的,正是昨晚那位胡乱领路的青年。他十分粗鲁,坚持要我起来,付他辛苦钱,甚至动手强索。这激怒了我;一时失去警醒,带着极不应当有的情绪,我猛地抓住他的手臂,力量之大,是他没有料到的,又警告他,不许再碰我一根手指,也不许再来烦扰。这使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他让我安静地待着,直到炮声宣告城门开启,然后又求我给些钱买鸦片。不必说,我拒绝了。他说昨晚陪我时烧了两支蜡烛,我只给了他两支蜡烛的钱,别的一文未给。后来知道,他也是某个衙门里的人。

一有可能,我便买了粥和茶作早饭,随后再次亲自寻找行李。几个小时过去,仍无结果,我便启程往回走。经过漫长、疲惫又痛苦的步行,中午左右到了长安。在那里询问,也未能找到失物的线索。我便请茶馆做些饭,彻底洗了洗身子,又泡了发炎的双脚。饭后歇下,一直睡到下午四点。

精神恢复了许多,我又动身返回那座两天前与仆人、挑夫在南门分别的城。途中,我想到上帝的恩慈,也想起自己昨晚竟没有为获得住处而祷告。我还感到自责:为了区区几件东西,竟如此焦虑;周围许多宝贵的灵魂,却很少激动我的心。我以罪人的身份来到主前,恳求耶稣宝血的功效,确知自己在他里面蒙了接纳——得赦免、得洁净、得成圣。啊,我感到耶稣的爱何等伟大!对于被藐视、被人厌弃、没有枕头之处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比从前多懂得了一些;也比从前更深感到,那使他离开荣耀的家乡、为我这样受苦,甚至在十字架上舍去性命的爱,何等浩大。我想到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想到他在雅各井旁疲倦、饥饿、口渴,却以遵行天父旨意为饮食,再把这一切与自己微薄的爱相比。我仰望他,求赦免过去,也求赐恩典和力量,好在将来遵行他的旨意,更紧密跟随他的脚踪,比从前更完全属于他。我为自己、为英国的朋友,也为一同工作的弟兄祷告。甘甜的泪水夹杂着喜乐和忧伤,不住流下;脚下的路几乎忘了,不知不觉已到目的地。在南门外,我喝了一杯茶,询问丢失的行李,也讲述耶稣的爱。随后进城,多方打听仍无结果,又从北门出来。

一路与主相交,使我身心都恢复了许多。我想,当晚大概还能走完余下六英里,返回石门湾。先走进另一家茶馆,买些当地糕饼作饭吃;正在吃时,竟有一个挑夫走进来,正是起初替我挑行李的那两人之一。从他口中得知,我离开后,他们把行李挑到南门,仆人曾走开一阵,回来后说,我已先走,他自己不打算立刻出发,要到朋友家待一天,再来与我会合。于是,他们把东西挑到那朋友家,便放在那里了。我请他带我去那家,得知仆人在那里住了一日一夜,次日早晨另雇挑夫,往杭州去了。我只能打听到这些。除此之外,别无办法,只能尽快返回上海,便又出城。这时已太晚,不能再到石门湾了。我仰望那能供应一切需要的天父,又蒙他不断慈爱眷顾的一个凭据:有人邀我睡在一只行船上,那船因河水枯竭,搁在河床里。夜里又很冷,蚊子也扰人;不过,我还是稍得休息。日出时,便起来继续赶路。

八月七日

起初,我觉得很不舒服,喉咙也疼;但想到上帝奇妙的恩慈,使我这么多天能忍受白日的炎热和夜间的寒冷,便得了鼓励。我也觉得,心上一个重担已经卸下。我把自己和自己的事都交托主,知道若对我有益、又能荣耀他,东西必会找回;若不能,也必有最美好的安排。我盼望旅程中最难熬的一段已近尾声,这个盼望扶持着疲倦、脚痛的我继续前行。到了石门湾,吃过早饭,发现手里还剩八百一十文。我知道到嘉兴府的行船票价是一百二十文,从那里到上海是三百六十文;这样还剩三百三十文,折合十二个多一点的便士,供三四天饮食。我立刻去船行,却惊惶地得知,河水枯竭,货物没有运下来,今天没有船开,明天或许也没有。我问是否有到嘉兴府的信船,答说已全走了。剩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找找有没有私人船只前往,可以搭乘。但寻找全无结果,也找不到一只愿意一直开到上海的船;若有,我的困难便可解决。

就在这时,我看见前面运河拐弯处,有一只信船正往嘉兴府方向去。我认定这必是一只原先耽搁了的嘉兴船,便靠着重新燃起的希望和处境所迫,用最快速度追赶。一时间,疲倦和脚痛都忘了。追了约一英里,终于赶上。

“你们去嘉兴府吗?”我喊。

“不去。”只有这两个字。

“往那个方向去吗?”

“不去。”

“那就顺路带我一程,走到哪里算哪里,可以吗?”

仍是“不行”,再没有别的话。

我完全泄了气,精疲力竭,倒在草地上昏了过去。

恢复知觉时,听见有人说话,原来正在谈论我。一个人说:“他说的是地道上海话。”听他们自己的口音,我也知道他们是上海人。我撑起身子,看见他们在河对岸一只大行船上。交谈几句后,他们便派小船来接,我上了那只大船。他们十分和善,给我茶喝;等我稍稍恢复、能吃东西时,又给了食物。我脱下鞋袜,让双脚舒服些,船夫又好心端来热水让我泡脚。他们听了我的经历,看见脚上的水泡,显然十分同情;每有船经过,都喊住,问是不是往我要去的方向。然而始终没有合适的船。我睡了几个小时,随后与船主上岸,打算到关帝庙讲道。

离船前,我告诉船主和船上的人,现在我已经无法自救:没有力气步行到嘉兴府;今天未能搭上船,所剩的钱也不足以乘信船去,因为那是昂贵的出行方式。我不知道所事奉的上帝将怎样帮助我,却毫不怀疑他一定会帮助;现在我的本分,就是在身处之地服事他。我还告诉他们,那必将来到的帮助,应当使他们看见,我和上海其他传教士所传的信仰是真实的。

往镇上走时,我正与船主谈话,看见一只信船驶来。船主叫我注意,我提醒他,已没有钱付这种船费了。他仍然招呼那船,得知它开往距上海约九英里的地方,再由一名船夫从陆路把信送进城。他便说:“这位先生是上海来的外国人,被人偷了东西,现在没钱回去。你们若能带他走到终点,再雇一顶轿子送他走完剩下的路,他到了上海就会付钱。你们看,我的船因缺水,搁在那边走不了。我来作保;如果这位先生到了上海不付,你们回来时,我付。”这份出于一个中国人、一个完全陌生之人的主动善意,在熟悉中国人性情的人看来,会显得格外不寻常,因为他们一般极不愿拿自己的钱冒险。信船上的人同意了条件,我便上船成为乘客。啊,为着上帝这样的介入,为着自己终于又踏上回上海的路,我心里何等感恩!

我所乘的这种信船,船身狭长,内部空间十分有限。航行时,乘客必须始终躺着,因为稍有移动,就容易使船翻覆。但我丝毫不觉得这条件难受;恰恰相反,能安静躺着,正求之不得。这是我在中国见过最快的船。每船两人,昼夜不断轮替。他们用脚划桨,手里又操着另一支桨;如果风向十分顺利,就用脚划桨,一手掌小帆,另一手操舵。

经过一段愉快而迅速的航程,八月九日,我平安抵达上海。这全赖那位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的主帮助。

第十四章上帝的引导

现在看来,事情已十分清楚:失去的财物,显然是仆人有意偷走,带往杭州了。除了蒙安排留在上海的一小笔钱以外,那就是我在中国的全部所有。首先要考虑的,自然是怎样行,才最有益于这个给我带来许多麻烦的人。若要采取措施使他受惩罚,并不困难;但要追回损失,可能性很小。然而,最使我挂心的,是这个偷窃的人,正是我曾为他的得救而劳苦、祷告的人。我觉得,若起诉他,就不能彰显登山宝训的教导;我们曾一同读过其中“不要与恶人作对”以及其他类似的训诲。最后,我认定,他的灵魂比我所失去的价值四十英镑的东西更宝贵,便写信把这个想法告诉他,恳切劝他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我采取的做法得到英国基督徒朋友的赞同;其中一位后来受感动,寄来四十英镑支票。此后,这位好心的帮助者还多次寄款,这是第一笔。

取到留在上海的那点钱,我再次启程往宁波,求巴克医生帮助,补充先前被火烧掉的药品。这事顺利办妥,我又返回上海,准备转往汕头,盼望很快能与敬爱的朋友宾牧师重聚,在那个重要地方一同工作。然而,上帝另有旨意。盗窃所造成的延误,恰好使我不能按原定计划南行。

政治的天际,预示战争的乌云已聚集多时。这一年,也就是一八五六年十月初,广州发生“亚罗号”事件,敌对行动正式展开。中国很快深深卷入与外国列强又一次持久的争战。至少在南方,传教工作不得不大半停顿。我正要离开上海前往汕头时,这些消息与宾牧师的来信恰好送到。这样受到阻挡,我不能不承认,是上帝的手关上了那扇我极想进入的门。

在宁波期间,我认识了约翰·琼斯先生。他与巴克医生一同代表中华传教会,在该城工作。既然不能返回汕头,我便决定加入这两位弟兄在宁波的工作,立刻启程。第二天下午,我们距上海已有约三十英里,我和琼斯先生接近了松江这座规模宏大、地位重要的城。河岸和城门附近挤满人群,我便提议上岸,向他们传福音。

同船乘客中有一个聪明人,游历时曾多次出国,甚至到过英国,在那里用彼得这个名字。可以想见,他听过一些福音,却从未经历福音使人得救的能力。前一天晚上,我曾引他认真谈到自己灵魂得救的问题。他听得专心,甚至感动流泪,却仍未显出明确的结果。因此,当他请求随我上岸,听我讲道时,我十分高兴。

我走进船舱,准备与这位中国朋友上岸时分发的单张和书籍。忽然,舱外一声落水响,接着一声呼喊,使我惊跳起来。我跃上甲板,一眼便明白了情形:彼得不见了!其他人都在船上,无助地望着他消失的地方,却无人设法救他。强风正推动船只迅速前进,尽管水流一直朝反方向流;岸边低平,没有灌木,也没有任何地标可以说明,我们已把落水者抛在后面多远。

我立刻落帆,跳下水去,希望找到他。没有找到,我在极度焦急中四下张望,看见近旁有一只渔船,船上有一张带钩的特别拖网。我知道,用那张网可以把他捞起来。

“快来!”希望重新燃起,我喊道,“快来,在这里拖一下!有人就在这里落水了!”

“勿便。”〔不方便。〕回答冷漠无情。

“不要再说方便不方便!”我痛苦地喊,“我告诉你,有人要淹死了!”

“我们忙着打鱼,”他们回答,“来不了。”

“先别管打鱼,”我说,“我给的钱,比你们打许多天鱼所得的还多。只求快来,马上来!”

“给多少钱?”

“现在不能耽搁商量了!快来,不然就来不及了。我给五元!”〔当时折合英国货币约三十先令。〕

“这点钱不干,”他们回答,“给二十元,我们才拖。”

“我没有那么多。快来吧,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们!”

“到底有多少?”

“不清楚,大约十四元。”

他们终于把船划来,但即便这时,也依旧慢吞吞的,然后才下网。不到一分钟,落水者的身体便被捞了上来。我们正竭力施救,渔夫却因他们索要的巨款迟迟未付而大声吵嚷,满怀怨愤。然而,所有努力都已无用,他的生命已经断绝。

这件事使我深深悲伤,也含有极深的意义,让我想到一个更令人哀恸的现实。那些渔夫手边明明有救人的工具,只要肯用,就能救起这个可怜的中国人;他们难道不应为他的死负责吗?当然有罪。然而,在判定他们以前,让我们先停一停,免得有一位比拿单更大的对我们说:“你就是那人。”不肯救人的身体,若是如此冷酷、如此邪恶,那么,任凭人的灵魂灭亡,又像该隐那样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的人,岂不更当受严厉惩罚?主耶稣发出命令;他吩咐我,也吩咐你——我的弟兄;也吩咐你——我的姊妹。他说:“去,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能向他说:“不,不方便”吗?能告诉他,我们忙着打鱼,不能去吗?或说买了一块地,不能去;买了五对牛,娶了妻,或忙于其他更有趣的事,所以不能去吗?不久,“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受报”。让我们记念那些未闻福音的中国人,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劳苦;否则,我们就是得罪自己的灵魂。让我们想一想,说出下面这些话的是谁:“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察明吗?那保守你生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吗?”

穿过午夜黑暗,从马其顿传来,千万人如一人的呼喊;绝望的寂静仿佛有声,发出令人战栗的恳求:那是灵魂极其痛苦的哀鸣,“请过来帮助我们,否则我们就要死去。”这回声何等悲凉,久久回荡,因为半个世界都是马其顿;这些弟兄正向自己的弟兄呼求,凭那爱众人的慈爱,凭那作全世界生命的主,他们喊道:“有生命的人哪,看哪,我们正在死去!”世人的心却被别的声音夺去,并非马其顿传来的哀诉;逐利的喧嚣环绕他们,或者他们已把自己卖给自我,无法听见异乡人的呼喊:“请垂听,帮助我们,免得我们死去!”然而,伴随马其顿的呼声,基督的车驾也正在前行:“我来了!谁愿在我来的日子站立得住,就到那旷野,为我预备道路;他们的呼喊中,正有我的声音,要帮助垂死的人,免得你们也死去。”耶稣,为世人成为人子的主啊,是的,马其顿的呼喊正是你的呼声;求你凭再临之时的国度、权柄和荣耀,唤醒我们的心与意志,听见他们的呼求;帮助我们去帮助他们,免得我们死去。

第十五章定居宁波

我抵达宁波时,一八五六年的秋天已近尾声。这是中国沿海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城市之一,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准许外国人在此居住,此后一直有人在这里从事传教。拥挤的街道上,生活的洪流奔腾不息。周长五英里的古城墙内外,住着四十万人;每一个都是耶稣所爱的灵魂,他曾为他们而死。

冬天渐近,我在湖桥头街租下一所中国房屋。当时,这并不是很舒适的住处。我清楚记得,一夜过后,楼上那间像谷仓一样的大屋里,我曾在被子上积下的雪中写出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如今那间屋子已隔成四五间小房,每间都有妥帖的天花板。中国房屋若没有天花板,屋瓦——若恰好完整——或许能挡雨,却不大能挡雪;雪会从瓦缝被风吹上来,钻进屋里。不过,屋中设施虽不完善,这所小房子却很适合在百姓中开展工作。我便满怀感恩地安顿下来,发现从早到晚都有充足的服事机会。

这一年后半段,我为是否继续隶属差会而心中大受困扰,因为差会经常负债。我个人一向避免欠债,使支出不超薪金,有时为此不得不极其节俭。如今倒没有这方面的困难:收入增加了,地方也较安定,物价不再那么高。但差会本身却在负债。我们按指示每季开出的汇票,往往靠借款兑付。于是双方开始通信,最终在次年,我因良心的缘故辞去了差会职务。

在我看来,上帝话语的教导再清楚不过:“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我认为,借钱便意味着与《圣经》相抵触:一面承认上帝没有赐下某种好处,一面又决心自行取得他未曾给予的东西。一个基督徒做来不对的事,一群基督徒合在一起做,就会对吗?无论有多少先例,能使错误的道路成为正当吗?如果上帝的话教导过我什么,那就是不可与债务有牵连。我不能认为上帝贫穷,资源不足,或不愿供应任何真正属于他的工作的需要。在我看来,若没有钱继续某项工作,那么,至少就那个规模、那种开展方式,或那个时候而言,它不可能是上帝的工作。因此,为使良心安稳,我不得不脱离一直供应我薪金的差会。

令我十分欣慰的是,同为中华传教会成员的朋友兼同工琼斯先生,也蒙引导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双方分开,却丝毫没有损伤友谊,我们都深深感恩。事实上,委员会中有几位成员赞同我们的做法,这使我们很喜乐;尽管差会整体上不能接受我们的立场。我们单单倚靠上帝供应,同时也得以与从前支持我们的人保持一定联系,仍像先前一样,把日记等寄回供发表,直到差会不再存续。

我们所采取的这一步,对信心实在是不小的试验。我并不完全确定上帝要我做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会供应我的需要,使我能继续像从前那样工作。我没有任何可以指望寄钱的朋友,也不知道主会用什么方法。但只要他肯以任何方式供应最低限度的生活所需,我就愿意把全部时间献给向未信者传福音的工作;若他不愿如此,我也准备从事任何必要的谋生工作,再把能腾出的所有时间,用于更直接的传教。然而,上帝赐福,使我的工作得以开展。与差会的关系真正结束时,我何等欢喜,何等感恩!我能心满意足地仰望天父的面,准备靠他的恩典,照着他的指示走下一步,深信他必慈爱看顾。

此后,他怎样带领我、供应我,何等蒙福,我永远也无法尽述。那仿佛是早年在本国经历的延续。我的信心并非没有受试验,也常常、常常失败。未能信靠这样一位父亲,使我既难过又羞愧。然而,啊,我正在学习认识他!即使在那时,我也不愿失去这些试炼。他变得如此亲近、如此真实、如此亲密。偶有经费困难,从不是个人生活供应不足,而是因为我们照顾周围几十个饥饿、垂死者的需要。别的方面还有更深刻的试炼,远远盖过这些钱财困难;正因更深,所结的果实也更丰盛。如今何等欢喜,不仅能与亲爱的哈弗格尔小姐一同知道:

完全信靠他的人,发现他全然信实;

还知道,即使我们未能全心信靠,他仍旧信实,永不改变。无论我们信不信,他都全然可靠。“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然而,每当我们不信靠主,是何等羞辱他!这样得罪那位信实者,又使我们失去多少平安、祝福和得胜!愿我们再不敢在任何事上怀疑他!

一八五七年是多事之年,年底以英国人那次臭名昭著的炮轰广州,以及我们第二次对华战争的展开作结。到处流传将有动乱的消息,许多地方的传教士都经历了不小的危险。宁波尤其如此,因此,上帝应允祷告、保守眷顾的作为也格外明显。炮轰广州的可怕消息传到宁波的广东人耳中,他们的愤怒与激昂简直没有限度,立刻策划杀尽住在城内及附近的外国人。许多外国人惯于每逢星期日晚上,在一位传教士家中聚会敬拜,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计划选定一晚包围聚会处,迅速杀尽在场的人,再杀其余没有赴会的。

道台,也就是本城最高民政官员,很容易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于是,阴谋再无阻碍,只待实施,而外国人自然全不知情。〔几个月后,针对葡萄牙人的类似阴谋果然实施,五十到六十人在光天化日下被杀。〕不过,恰有一位知情人的朋友在传教士家里做事。他担心朋友的安全,便提醒他危险将至,劝他辞去外国人的工作。仆人把事情告诉主人,这个小小群体才知道自己处于险境。大家认识到局势严重,决定在其中一人的家中聚集,寻求至高者的保护,藏在他翅膀的荫下。他们这样聚集,并没有落空。

我们正在祷告的时候,主也正在作工。他引导一位级别较低的官员——海关监督——去见道台,劝他不要愚蠢地准许这种行动。他向道台说明,此举必会激起别处外国人派武装力量来,为同胞报仇,把城夷为平地。道台回答,等外国人来报仇时,他会否认知情或参与,把他们的报复转到广东人身上,让广东人也被消灭。“这样,”他说,“一条计策,就把广东人和外国人都除掉了。”海关监督向他保证,这种推脱绝无用处。最后,道台派人通知广东人,撤回许可,禁止袭击。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我们向主求保护的时候,只是直到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才知道详情。于是,我们再次证实:

单凭他的膀臂,已经足够,我们的保障坚定不移。

我不能在这里把这一时期的事情逐一记成历史。不过,在一八五七年结束以前,琼斯先生和我已因看见蒙福的凭据而得鼓励。回想第一位公开承认信靠基督者的经历,仍十分有意义;那件事曾使我们大得安慰。

有一次,我正在宣讲救恩的佳音,说明人可藉着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得救,一位中年男子站起来,当着聚集的同胞,见证自己相信福音的大能。

“我寻找真理已经很久了,”他恳切地说,“正如我的先辈从前所做的,却始终没有找到。我远近奔走,仍未得到。在儒教、佛教、道教中,我都没有找到安息;但今晚在这里听见的话,使我得着安息。从今以后,我是信耶稣的人了。”

此人是宁波一个改革佛教宗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公开承认信靠救主后不久,原先由他主持的那个宗派举行聚会,我随他前往。在那里,他向过去一同信奉该教的人,见证自己因信所得的平安。不久,他从前的一位同伴也悔改受洗。这两人如今都已在耶稣里安睡。先归主的那一位,后来多年持续向同胞传讲这大喜的信息。信主后的某个晚上,他问,这福音在英国传开已有多久。我们告诉他,已经知道几百年了。

“什么!”他惊讶地说,“难道你们拥有这好消息已经几百年,却到现在才来传给我们?我的父亲寻找真理二十多年,到死也没有找到。啊,你们为什么不早些来?”

自从这悲切的问话提出,整整一代人已经过去。然而,唉,今天还有多少人可以重问同样的问题!在此期间,两亿多人已被卷入永恒,却从未得到听见救恩的机会。这种情形还要继续多久?主所说“给万民听”的话,还要被忽视多久?

第十六章及时的供应

上帝常常特意让他的百姓进入困难,好使他们以别无他法所能达到的方式认识他。那时,他显明自己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天父的信实每有一次新的显明,都使人心里真正欢喜。我们只看见试炼所结甘美果实的一小部分,便常常觉得,无论用什么来交换,都不愿错过这些经历。等到一切隐藏的事都显露出来,我们更要怎样称颂、尊崇他的名啊!

一八五七年秋天,正是我来到宁波定居满一年时,发生了一件小事,大大坚固了我们对上帝慈爱和时刻眷顾的信心。

主内一位弟兄,美国北长老会差会的约翰·夸特曼牧师,患了恶性天花。我得以护理他,伴他经过痛苦病程,直到去世;这是一项令人悲伤的服事。事情结束后,为免把疾病传给别人,护理时穿过的衣服必须弃置不用。手头的钱不足以购置所需衣物来替换,祷告就成了唯一的办法。主应允了:一箱早已失去音讯的衣物,竟意外地从汕头运来。那是前一年初夏,我离开宾惠廉牧师前往上海时,交他保管的。东西恰在此时到达,既奇妙,又适切,使我甘甜地感到,是天父亲自供应。

约两个月后,我写下了以下文字: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许多人似乎以为我十分贫穷。从某个意义说,这确实不错;但我感谢上帝,这是“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我的上帝必供应我一切所需;愿一切荣耀归给他。即使可以选择,我也不愿改变现在的处境:自己完全倚靠主,同时蒙他使用,成为帮助别人的渠道。

本月四日,星期六,定期寄来的本国邮件到了。那天早晨,我们照例供应穷困无依者一顿早餐,共来了七十人。有时不到四十人,有时又超过八十人。他们每天都来,只有主日除外;因为那天若照顾他们,就无法完成其他所有职责。那星期六早晨,我们付清一切开支,也预备好次日所需;然后,两人合起来再没有一元银币了。我们不知道星期一主会怎样供应;但壁炉上方挂着两幅中文卷轴:“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他使我们片刻也没有怀疑。就在当天,邮件竟比预计早一个星期送达,琼斯先生收到一张二百一十四元的汇票。我们感谢上帝,又得了勇气。汇票送到商人那里,平常兑换总要等几天,这回他却说:“星期一派人来吧。”我们派人去了,他虽然还没买齐全部银元,却先付了七十元;于是,一切都妥当了。啊,这样直接倚靠那位从不使我们失望的主而生活,何等甘甜!

星期一,穷人照常吃到了早饭。我们从未叫他们不要来,因为确信这是主的工作,主必供应。看见不仅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连寡妇孤儿、瞎眼瘸腿、举目无亲、贫穷无依的人,也一同蒙那喂养乌鸦的主丰厚供应,我们不禁感激得热泪盈眶。“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若不是好处,又何必想要呢?

可是,两百元也不能永远用不完。到了元旦,供应又渐渐减少。最终,一八五八年一月六日,琼斯先生和我合起来只剩孤零零一文钱,约为一个便士的二十分之一。虽然受试验,我们仍再次仰望上帝,显明他恩慈的眷顾。家中还能凑出一顿简陋早餐;吃完以后,当天再没有别的食物,也没有钱购买。我们只能转向那能供应一切需要的主,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祷告商量以后,我们觉得,也许应该卖掉一些所有的东西,应付眼前的需要。但环顾四周,没有什么真正可以省去,也没有多少东西能让中国人愿付现钱。若良心允许,我们尽可以赊账,多少都行;但我们觉得,这本身不合《圣经》,也与我们所处的立场不一致。倒有一样东西——一只铁炉——我们知道中国人很愿买,只是十分舍不得出让。然而最后,我们还是动身去找铸铁匠。走了一段路,到达河边,本想从船搭成的浮桥过去,主却在这里堵住了道路。浮桥前一夜已被冲走,过河只能坐渡船,每人两文;而我们合共只有一文。显然,我们只能回去,等候上帝亲自为我们施行帮助。

回到家,发现琼斯太太已带孩子去朋友家吃饭,是照几天前接受的邀请赴约。琼斯先生也在受邀之列,此时却不肯去,不愿留我独自挨饿。于是,我们动手仔细翻找橱柜。虽然没有食物,却找到一小包可可,加上热水,使我们稍稍恢复精神。然后,我们又在困苦中呼求主;主垂听,救我们脱离一切患难。因为我们还跪着祷告时,一封英国来信送到了,里面附有汇款。

这及时的供应,不仅解除了当天迫切的需要。我们深信,我们所归属、所事奉的上帝,绝不会使完全而单单信靠他的人蒙羞;因此,婚期早已定在这一天之后整整十四天。这个盼望也没有落空,因为“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后来多年,我们的信心虽屡受试验,有时甚至十分严峻,他却始终信守应许,从未使我们缺少任何好处。

或许很少有婚姻,能更充分实现这蒙福的真理:“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我亲爱的妻子,不仅是赐给我的宝贵礼物;在那多事的十二年中,上帝让她留在爱她的人身边,也留给中国,并藉她赐福许多人。

她的一生与这个大帝国的传教工作始终相连。她的父亲,是那位深受爱戴、忠心献身的台约尔,伦敦会在东方最早的代表之一。早在一八二七年,他便抵达海峡地区;十六年间,在槟榔屿和新加坡的华人中勤恳工作,同时完成了一套极有价值的中文金属活字,那是当时此类工作的首次尝试。台约尔先生一八四三年去世,未能如愿最终定居中国土地;他的儿女却活着看见中国向福音开放,并参与那项他极为珍爱的伟大工作。我们结婚时,我亲爱的妻子已在宁波与朋友艾迪绥女士同住数年;她很有能力,在艾女士开展的各项传教工作中,给予宝贵帮助。

第十七章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一八五九年初,上帝又以稍有不同、却同样明确的方式应允祷告。我亲爱的妻子病得极重,最后看来已没有康复的希望。试过的每一种疗法都无效;负责诊治的巴克医生,也再提不出别的办法。生命正在迅速消逝。唯一可存的盼望,是上帝或许仍愿意,应允既有信心又顺服的祷告,使她复原。

那天下午,正逢传教士们例行祷告会的时间。我送去代祷请求,大家都极其热切地回应。就在这时,我心里想到一种尚未试过的疗法,觉得必须赶快去问巴克医生,是否适用。那一刻,真是痛苦。凹陷的太阳穴、深陷的眼睛、消瘦的面容,都显明死亡已近;她是否能坚持活到我回来,都大成疑问。巴克医生家距此将近两英里,每一分钟都显得漫长。我一路在祷告中竭力向上帝恳求,一句宝贵的话大有能力地进入心里:“你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立刻得以凭信心抓住这话祈求,随即涌来极深、极深、无法形容的平安与喜乐。路程的远近全忘了。巴克医生十分赞成采用我所想到的方法;但我一到家便看出,盼望的转变已经发生,并没有用这药,也没有用其他疗法。紧缩憔悴的面容已换成安睡的宁静,再没有任何不良症状妨碍她恢复健康和力量。

祷告这样蒙应允,使我免于失去亲爱的人;因此,同年秋天,巴克医生的妻子突然离世,我对他的同情与悲伤也更深了。医生必须立刻带着失去母亲的孩子们返回格拉斯哥。他独自负责的宁波传教医院,便需要作临时安排。在这种情形下,他请我接手,至少照管门诊施药的工作。经过几天等候主的引导,我感到必须不只承担门诊,也承担住院工作,单单倚靠那垂听祷告的上帝的信实,供应维持医院所需的经费。

医院过去的经费,来自医生为外国人行医所得的收入;他一离开,这项收入便停止了。但上帝岂不是说,凡奉主耶稣的名所求的,他必成就吗?《圣经》岂不是叫我们先求上帝的国,而非先求推进这国度所需的手段,并应许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吗?这样的应许,当然已经足够。接下这责任前八天,我还丝毫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做;本国的朋友更不可能预料到。但主早已看见这个需要,供应款项已经在途中。

医院有时至少收住五十位病人,此外,每天还有大量门诊病人。通常三十张床供免费病人及其陪护使用,另有约同样数目的床,供戒除鸦片烟瘾的人使用;他们在戒烟期间自付膳费。病房中病人的一切需要都免费供应,再加上门诊的医药器具,每日开销相当大。此外,还要雇用若干中国助手,供应他们的生活。

巴克医生把医院交给我时,留下的钱,只够当月薪水和日常开支,几乎没有余款。因我无法保证继续支付,他原有的中国工作人员便离去了。我把情形告诉我们小教会的弟兄姊妹,其中几位自愿来帮忙,像我一样倚靠主。我们一同继续等候上帝,求他以某种方式供应自己的工作。存粮一天比一天少,几乎耗尽之际,一封非同寻常的英国来信到了,内附五十英镑支票。信中说,寄信人的父亲最近去世,他继承了遗产;他不愿增加个人开支,希望把所得财产用于推进主的工作。他寄来五十英镑,说我或许知道某项特别需要;但也让我自由用于自己的生活,或按主的带领用在任何地方,只请我告诉他怎样使用,以及是否还需要更多。

我先与亲爱的妻子一同感恩了一会儿,然后把中国助手叫到我们的小礼拜堂,翻译这封信给他们听。他们何等欢喜,我们又怎样一同赞美上帝,实在不必多说。他们满心喜乐地回医院工作,向病人述说我们的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问他们:自己的偶像,何曾这样帮助过他们?这份奇妙的供应,使助手和病人的灵性都得到祝福。从那以后,除我全家的生活和我所负责的其他传教工作外,主也供应了维持医院所需的一切。九个月后,我因健康衰退,不得不卸下这责任时,能留下给医院的钱,比当初接手时还多。

祷告所得的应允,并不只有金钱供应。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看来已无望的重病者恢复健康,严重而危险的手术也蒙赐成功。有一个可怜的人,在十分不利的情形下截去了双腿,伤口却极快地良好恢复,不到两周,两处创口都已愈合。比这些更持久的益处也赐下了。许多人确信基督教的真实;不少人凭信心和祷告寻求主,亲身经历那大医生医治被罪折磨之灵魂的能力。上述九个月内,十六名医院病人受洗,另外三十多人申请加入城中各间基督教会。

于是,一八六〇年开始时,四面都有工作机会;可惜时间和体力都太有限,不能充分把握。增加同工帮助的需要,已深感多时。一月,我们非常明确地向庄稼的主祈求,求他差遣更多工人,到世界这广大田地中的这一部分来。一八六〇年一月十六日,我写给英国亲属的信,这样表达我们心中的深切渴望:

“你们可认识热切、献身、盼望到中国事奉上帝的年轻人?他们不求超过实际生活所需,愿意前来,在这里劳苦。啊,若有四五个这样的助手,多好!他们大约六个月就能开始用中文讲道;他们生活所需的款项,也必因祷告蒙应允而得到供应。”

但那时没有人前来帮助。巴克医生不在期间,医院的照管,加上我原有传教职责的持续履行,使身心不断承受重压。我的健康迅速衰退,是否必须暂回英国,成了不能不认真面对的问题。

这种可能性,很难接受。成长中的教会和工作,似乎需要我们留下;与那些我们已经在主里真心相爱的人分别,也是不小的试炼。新近成立的教会已聚集三四十位中国信徒,聚会座无虚席,归信者热心真诚,这一切都预示着大有希望的将来。然而,疾病反复发作,最终使我彻底倒下。看来,唯一的康复希望,是乘船返英,在那较能使人振作的气候中短住一阵。当时看来如此痛苦的必要之举,后来却又成了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主,显明信实和慈爱眷顾的机会。

主仍像过去一样,亲临帮助。旅费得到供应,而且十分充足,使我们能带上一位中国基督徒,协助翻译或其他文字工作,并教授主为扩展差会工作所兴起的助手学习中文。我们毫不怀疑,他必赐下同工,因为此前几个月,我们已蒙恩能为此热切、凭信心祈求。

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我们写信给朋友柏格先生。他是我们在英国认识的,当我们身处远方时,一直在主里坚固我们的手。信中说:

“我们会带一位年轻的中国弟兄回来,协助文字工作;我也盼望,他能教主所感动、愿与我们同返中国的人学习方言。”

整个航程中,我们热切向上帝呼求,求他使我们这次在本国的停留成为中国的益处,藉此至少兴起五位助手,到浙江省工作。

主乐意怎样应允这些恳切而有信心的祷告,又怎样以“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来使其结果圆满,下面将略述其经过。

第十八章需要一个新的机构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原注三〕这些话何等真实!主正在以最好的方式赐下大祝福时,我们不信的心,却常常即使口里没说,心里也像古时的雅各一样,觉得“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又或像门徒一样满心恐惧;当时主正踏水走近,要平静汹涌的海,使他们迅速抵达所盼望的港口。其实,仅凭常识也当知道,那道路完全的主绝不可能犯错;他既应许要“成全关乎我的事”,照顾又细密到连头发都数过,还为我们安排处境,就必定比我们更知道,怎样促进我们最真实的益处,荣耀他自己的名。

盲目的不信必然出错,徒然揣测他的作为;上帝亲自解释自己,他必使一切明白。

就在中国的工作比从前更有果效之际,健康衰退却迫使我放下事奉,在我看来,实在是莫大的灾难。宁波那一小群基督徒,仍极需照顾和教导,离开他们使我十分悲伤。抵达英国后,医生又告诉我,至少今后几年,不可能再去中国,悲伤丝毫没有减轻。那时我几乎没有想到,这段长期远离中国的日子,正是建立一项工作所必需的一步;上帝后来对这工作的赐福,正如他赐福中国内地会所显明的。在工场上时,身边迫切的需要压得我太重,无法多想更深入内地的地区那更大的需要;即使想到,也无能为力。但在英国被迫停留数年,每天望着书房墙上的中国大地图,广大内地与我亲自为上帝劳苦过的那几个较小区域,在心中变得同样接近。沉重的心常常只有藉祷告,才能稍得舒缓。

既然长期离开中国看来无法避免,接下来便要问:人在英国,怎样最能服事中国?这使我与如今已故的英国圣公会差会高福牧师,一同为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工作了数年,修订宁波土话《新约》译本。我眼光短浅,承担这项工作时,只看见这书及页边参照经文对中国信徒的用处。后来我却常常明白,若没有那些日子不断以上帝的话为粮、尽享其丰盛,我便全然没有预备好,按中国内地会现有的根基,建立这样一个差会。

在研读上帝话语时,我学会了:要得到有果效的工人,所需要的并非精心拟定的求援呼吁,而是,第一,恳切祈求上帝差遣工人;第二,加深教会的属灵生命,使人再也不能安坐家中。我看见,使徒所走的路,不是先筹措方法和经费,而是前去作工,倚靠那位曾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的主,他的话坚定可靠。

与此同时,为浙江求工人的祷告,也正得到应允。第一位麦嘉底先生,在朋友柏格先生的友好合作和帮助下,于一八六二年一月带着年轻妻子乘船赴华。第二位同工一八六四年离开英国,船费由海外布道会供应。第三、第四位于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抵达宁波。第五位紧接着,于同年九月到达。这样,为五位工人的祷告完全蒙了应允;我们也得鼓励,仰望上帝成就更大的事。

几个月的恳切祷告,加上不少未能成功的努力,使我们深信:要向中国内地传福音,一个专门的机构不可缺少。那时,除了每天与亲爱的朋友、同工、如今已故的高福牧师一起祷告商议,得到帮助以外,我还获得柏格夫妇极宝贵的帮助和劝告。我与亲爱的妻子常与他们一起,用许多日子在祷告中慎重思量;在这个关头,妻子的判断力和敬虔实在无比宝贵。我们预见到一个严重困难:可能会影响本国已有的传教事业。不过,最终认定,只要单纯倚靠上帝,就能兴起并维持一个合宜的机构,而不损害任何现存工作。我也越来越深信,上帝要我向他求所需的工人,并与他们一同出去。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不信拦阻我迈出第一步。

不信总是何等自相矛盾!我并不怀疑,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工人,他必赐给我;也不怀疑,这样的祷告蒙应允后,出发所需必得供应,中国尚未进入的地区,也必为我们开门。但我那时还没有学会,为自己倚靠上帝保守的能力和恩典,难怪也不能相信,他能保守那些准备随我去的人。我害怕,这项工作必然伴随着危险、困难和试炼,有些经验尚浅的基督徒可能会垮下来,继而痛切责怪我,鼓励他们承担了力不能胜的事业。

然而,我该怎么办?负着人血之罪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只因我不肯求,工人便没有起来,没有前往中国;每天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走向没有基督的坟墓!正在灭亡的中国占满我的心思,使我白日不得安息,夜间少有睡眠,直到健康崩溃。敬爱而可亲的朋友乔治·皮尔斯先生,当时在证券交易所工作,邀我到布赖顿与他小住几日,我便去了。

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眼看一千多位基督徒聚集,因自己的稳妥而欢喜,数以百万计的人却因无知而灭亡,我无法再忍受,便独自走到海滩,心灵极其痛苦。在那里,主胜过了我的不信,我为这项服事把自己交给上帝。我告诉他,一切结果和后果的责任,都必须由他承担;我既是他的仆人,本分就是顺服并跟随,而指示、照顾、引导我和可能与我同工的人,则属于他。还用说吗,平安立刻涌进沉重的心!就在那时那地,我向他求二十四位同工:十一座尚无传教士的内地省份,每省两位;蒙古两位。我把这个祈求写在随身《圣经》的页边,便返回住处,心里享受着几个月来未曾有过的安息,并确信主必赐福自己的工作,我也必同享其中的福分。此前,我已为当时无人驻扎的十一省祈求,也请别人代祷,求主兴起、差遣并供应工人;但我还没有把自己交上,愿作他们的带领者。

大约就在这时,我在亲爱妻子的帮助下,写了《中华归主呼声》这本小书。每一段文字都浸透祷告。柏格先生不仅在修改手稿时提供宝贵帮助,还承担了首印三千册的费用,书很快便发行了。我抓住机会公开讲述拟议中的工作,尤其在一八六五年的珀斯和米尔德梅两次大会上;也继续祷告求同工。不久,有人受感动起来,经过充分通信,我们邀请他们来到我当时在伦敦东区的家。一所房子不够时,隔壁住户恰好迁走,我便得以租下;等那所也不够,附近又有了更多住处。不久,一批男女同工已在接受出发前的训练,并参与布道工作;这些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他们领人归主的能力。

〔原注三〕《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至九节。

第十九章中国内地会的成立

中国内地会就是这样,于一八六五年组织起来,已经在中国工作的同工也归入其中。当时住在东格林斯特德附近圣山的柏格先生,答应在我预计离英赴华期间,负责本国事务;没有他的帮助和鼓励,我便无法继续前行。我则计划,安排一旦妥当,就带志愿同工出发,负责中国工场的工作。至于已在中国的工人所需,本国朋友不时主动寄来捐款,使各项需要都得到满足。

然而,如今要预备十六七人一同出发。我们估计,置装、船费及初期费用,约需一千五百至两千英镑。我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不定期通讯第一号》,打算日后陆续出版,向捐助者和朋友报告上帝藉我们在中国所作的工作。这一号中,我说明了启动这项事业所预计的需要。我盼望上帝感动一些读者捐助,却早已决定,绝不向个人募求,不在聚会中收捐,也不发行募捐簿。我们认为,奉献箱并无不妥,便预备了几个,供愿意索取的人使用;此后一直沿用。

一八六六年二月六日,我把《不定期通讯第一号》的手稿和封面设计送到印刷厂。因雕版和印刷耽搁,直到三月十二日,一捆捆小册子才送到家中。而从二月六日起,我们已开始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的祷告会,求主供应所需经费。我们的祈求并未落空,下面摘录《不定期通讯第二号》即可说明:

“一八六四年的收入是五十一英镑十四先令;一八六五年一至六月,除两份免费船票外,收入二百二十一英镑十二先令六便士;六至十二月,九百二十三英镑十二先令八便士。由于遇到阻碍,《不定期通讯第一号》的手稿,直到一八六六年二月六日才完成。从十二月三十日到那时,我们已收到一百七十英镑八先令三便士。

“一个多月就收到这样多的钱,我们大受鼓励,因为除了向上帝祈求,我们未向任何人募求。不过,显然仍须求主为我们行更大的事,否则,十至十六人的队伍便不可能在五月中旬出发。因此,我们每天同心向上帝祷告,求他供应所有他愿差派在五月出发之人的置装和船费。

“因上述印刷延误,《不定期通讯》直到三月十二日才备妥交发行者。这一天,我再次查核差会账簿。把特别祈求一千五百至两千英镑前后,各为一个月零六天的两个时期相比较,结果十分醒目:

十二月三十日至二月六日收入:一七〇英镑八先令三便士。二月六日至三月十二日收入:一七七四英镑五先令十一便士。已通知寄来、随后收到的款项:二〇〇英镑。后一时期合计:一九七四英镑五先令十一便士。

“请注意,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定期通讯》发行以前,因此并不是它带来的结果。这乃是信实的上帝,应允他所呼召、为他爱子福音效力之人的同心祷告。

“现在还可以拿第三个长度相同的时期来比较。三月十二日至四月十八日,收入五百二十九英镑。这表明,当上帝供应了特别的需要,特别的供应也就停止了。实在有一位永活的上帝,他垂听并应允祷告。”

不过,这恩慈的应允,反而给《不定期通讯第一号》的发行带来一点困难,因为其中列为需要的,已经全部有了。我们便在每册附上一张彩色插页,说明置装和船费已因祷告蒙应允而备齐,解决了问题。这使我们想起摩西的难处——今日已不常见的难处——他必须传令全营,叫百姓不要再为建会幕预备礼物,因为现有的已经太多。我们确信,若少向人募求金钱,多倚靠圣灵的能力,多注重属灵生命的加深,摩西的经历就会成为各项基督教工作的常事。

赴华的准备随即展开。大约此时,有人请我到离伦敦不很远的一个村子,作关于中国的演讲。我答应了,条件是不收捐款,并在海报上说明。邀请我的先生也好心担任主席;他说,自己从未遇见有人提出这个条件,不过仍同意了。于是,海报照此印发,日期定在五月二日或三日。借助一幅大地图,我向大家介绍中国的幅员、人口,以及深切的属灵需要。显然,许多人受到感动。

聚会结束时,主席说,虽然按照我的要求,海报已说明不收捐款,但他觉得,若没有机会为所提出的善工奉献一点,许多在场者会感到难过,心中背负重担。他相信这提议既完全出于他自己,又必定表达了许多听众的心愿,我当不会反对。然而,我恳请仍遵守已经同意的条件,并在不收捐的各项理由之外,特别指出:这位好心主席所说的那个理由,在我看来,恰是最有力的不收捐理由之一。我所盼望的,不是让在场者受一时感动,随手献上当时方便拿出的钱,便觉得担子卸下了;而是让每个人都带着中国深重的需要回家,问上帝要自己做什么。如果经过思想和祷告,确认上帝要他们奉献金钱,就可以捐给任何在中国有工人的差会,也可以寄到我们的伦敦办事处。但也许许多时候,上帝所要的不是一笔钱,而是本人奉献,到海外服事;或把比金银更宝贵的儿女献出来,事奉他。我又说,收捐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最重要的是钱;然而,无论多少钱,都不能使一个灵魂归主。真正需要的,是被圣灵充满的男女,把自己献给这项工作。供养这样的人,绝不会缺少经费。主席看出我十分坚持,便好心顺从,结束聚会。不过,晚饭时,他仍告诉我,认为我这样做是个错误;尽管我说了那么多,仍有几个人把少量捐款交给他。

第二天早饭时,这位好心的主人稍迟才来,承认昨夜睡得不好。饭后,他请我进书房,把前晚收到的捐款交给我,说:“戴先生,昨晚我以为你不让收捐,是错的。现在我确信,你完全对了。夜里,我想到中国那些源源不断走入黑暗的灵魂,只能照你所说的呼求:‘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想,已经得到所求的指引,就在这里。”他递给我一张五百英镑支票,又说,若昨晚收捐,他大概只会给几英镑;现在这张支票,却是花了大半夜祷告的结果。

这礼物使我怎样惊讶感恩,几乎不必说。我刚在早餐桌上收到基利克、马丁公司这家船务代理行的来信,说可以把“兰茂密尔号”的全部客位提供给我们。我便径直到船上察看,发现各方面都合适,就把这张支票作为预付款交了出去。前面说过,原先估计所需的款项早已备齐;然而,合适的船位与这份慷慨礼物同时出现——这正是上帝“超过所求所想”的供应——使我心里大得鼓励。

五月二十六日,我们乘“兰茂密尔号”启航赴华,传教士一行十六人;另有我的四个孩子和他们的保姆,以及包小姐〔后来成为巴榭太太〕,乘客共二十二人。柏格先生负责本国事务;这样,中国内地会便正式全面开始工作。

第二十章一八九四年的内地会

前两章略述的事情,金尼斯小姐在她那本引人入胜的《中国内地会纪事》中,写得更为详尽,并将历史续写到今日。那确实是一部记载上帝恩慈的书,每一回想,都催人感恩赞美。这里只能简要提几件事,详细情形,请读者参看金尼斯小姐的著作。

经过一段多蒙怜悯的航程,“兰茂密尔号”同工平安抵达中国。最初十年,在四个此前尚未传入福音的省份,许多城镇开设了总站和支站。在本国,柏格夫妇继续忠心服事,直到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九日;我则在前一年已回到英国。此后不久,伦敦理事会成立,如今已有一个妇女辅助理事会协助多年。几年前,格拉斯哥也成立了苏格兰理事会。

一八八八年的美国之行,促成北美理事会成立;两年后,澳大拉西亚的类似理事会在墨尔本成立。在工场方面,中国理事会于一八八六年组织,由资深传教士组成,每季在上海开会。

与中国内地会紧密联系的,还有七个委员会,分别在英国、挪威、瑞典〔两个〕、芬兰、德国和美国。他们派遣并供养自己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享有内地会提供的教育及其他便利,并在内地会指导下工作。

截至一八九三年五月,差会共有五百五十二位传教士,包含妻子及协作同工。另外还有三百二十六位中国助手,其中九十五位不领薪金,分别担任牧师、布道者、教师、售经员、女传道等,在十四个省工作。

凡资格合宜、愿作传教工作的申请者,只要在一切根本真理上信仰纯正,均不受宗派限制而被接纳。他们出发时,倚靠上帝供应生活所需,并清楚明白,差会负责人不保证任何收入;也知道,负责人既不举债,就只能按陆续收到的款项提供供应。但我们赞美上帝,过去二十八年,这样的供应一直得以持续。我们的上帝确已满足一切需要,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

差会国内外一切开支,均由自愿捐款支付。那些愿意帮助福音知识传遍中国的人,不待个人募求,便把款项寄到差会办事处。一八九二年,从英国、欧洲大陆、北美、澳大拉西亚、中国等各方所得,总收入约三万四千英镑。

一些传教士有私人财产,自费出发,不支取差会款项。

此前没有新教传教士的十一省中,十省已经设站;但其中一省,我们后来不得不撤出。第十一省已访问数次,盼望不久能开始常驻工作。

十八省中的十四省,已开设两百多个总站和支站,每处都有传教士或中国同工常驻。从创始至今,已有六千多位归信者受洗,其中约四千人仍在世,并与教会保持团契。

一九〇二年的内地会

一八九四年,也就是《戴德生自述》初版问世之年,差会建成宽敞便利的新楼,供工作使用。次年初,便迁出长期作为英国会所的皮尔兰路房屋;此后,伦敦北区纽因顿格林成为差会办事处及会所的新地址。

从那时起,直到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变,差会稳步前进。在中国工作的扩展,也伴随着英国、美国和澳大拉西亚本国部门相应的发展。

一九〇〇年一月,义和团事变以前,与差会有关的传教士,包括妻子及协作同工,共八百一十一人;总站一百七十一处;支站二百二十三处;礼拜堂三百八十七所;支薪中国助手五百八十一人;不支薪者一百九十三人;在会领圣餐者八千五百五十七人,自创始以来受洗者共一万二千九百六十四人。另有组织完备的教会二百六十六间;寄宿学生七百八十八人;走读学生一千三百八十二人;医院六所;诊所十八所;戒烟所四十六所。

在可怕的一九〇〇年,至少一百三十五位传教士、五十三名传教士子女,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遭到残酷杀害。中国内地会失去五十八位传教士及二十一名儿童。这段空前苦难时期的记录,已写在《中国内地会殉道传教士》和《最后的书信》两书中;本书末尾刊有这两本书的广告。除生命的损失外,还有大量差会财产被毁,传教士被迫撤离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驻地。

因这场事变关闭的门,如今蒙上帝恩慈,已经全部重新开启。惨遭屠杀最严重的地区,主要进行重建工作;但总体而言,中国各地出现觉醒的气象,机会也比过去更多。这一切都在大声呼唤更多男女自愿前来,填补缺口,接替那些已经倒下的人。

近期发展中,我们特别要提到,美国费城新设了一个本国工作中心。一九〇一年差会总收入为五万三千六百三十三英镑,折合二十五万七千七百一十二元;一九〇二年仅英国所收,即为五万一千四百四十六英镑,折合二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二元。一九〇二年六月,差会成员总数为七百六十一人。

关于中国工作进展的最新消息,可参看差会刊物《中国亿兆》。该刊每月出版,读者可经任何书商向伦敦东中央区帕特诺斯特楼十二号摩根与斯科特公司订购,每年一先令;也可直接向伦敦北区纽因顿格林差会办事处订阅邮寄本,每年一先令六便士。

澳大拉西亚版《中国亿兆》,可按同样价格向墨尔本小柯林斯街的哈钦森,或柯林斯街二六七号差会办事处订购。北美版由多伦多教堂街五〇七号差会办事处寄发,每年五十美分,免邮费。

差会各主要本国中心为中国工作举行祷告会,时间如下:伦敦纽因顿格林,每星期六下午四点至六点;多伦多教堂街五〇七号,每星期五晚八点;墨尔本柯林斯街二六七号办事处,每星期六下午四点。凡住在这些城市或到访的人,我们都热诚邀请参加任何一处聚会。

差会捐款、候选人申请、书刊订购、巡回报告讲员邀请,以及其他通信,请寄:

或寄:

或寄:

中国地图

图示:一,截至一八六六年六月中国内地会创立时,中国全部新教传教站,共十五处,以黑色下划线标出;二,中国内地会的传教站,除宁波和奉化外,均在一八六六年六月以后开设,以红字标出。地图修订至一九〇〇年六月。

中国内地会传教站

一九〇〇年 义和团事变以前

了解差会各站,最好的指南是新出版的《中国内地会地图》。地图尺寸为四十四×三十八英寸,衬布、彩印、上光,装有卷轴;净价八先令,包装和运费另计。折叠装同为净价八先令,免邮费。

〔原注四〕为便于对照地图,各省按自西向东的三条线路排列。本栏年份许多是开始巡回布道的年份。

〔原注五〕原表省会用大写字母,府城用小型大写字母,县城用正体,市镇用斜体。以下将原字体所示类别改列于表中;原书的归类照录。

〔原注六〕面积和人口取自《政治家年鉴》。

甘肃 一八七六年

面积 一二五,四五〇 平方英里;人口 九,二八五,三七七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凉州

府城

一八八八

西宁

府城

一八八五

兰州

省会

一八八五

秦州

府城

一八七八

伏羌

府城

一八九九

平凉

府城

一八九五

泾州

府城

一八九五

静宁

府城

一八九七

镇原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七

董志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九

陕西 一八七六年

面积 六十七,四〇〇 平方英里;人口 八,四三二,一九三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陇州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三

凤翔

府城

一八八八

眉县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三

乾州

府城

一八九四

盩厔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三

桑家庄

市镇

一八九四

兴平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三

西安

省会

一八九三

市镇

一八九三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七

蓝田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五

汧阳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七

长武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七

三水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七

同州

府城

一八九一

韩城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七

汉中

府城

一八七九

城固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七

西乡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六

洋县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六

兴安

府城

一八九八

山西 一八七六年

面积 五十六,二六八 平方英里;人口 十二,二一一,四五三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大同

府城

一八八六

浑源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八

朔平

府城

一八九五

左云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五

应州

府城

一八九七

孝义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七

介休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一

隰州

府城

一八八五

大宁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五

吉州

府城

一八九一

河津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三

平遥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八

霍州

府城

一八八六

洪洞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六

岳阳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六

平阳

府城

一八七九

曲沃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五

猗氏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一

运城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八

市镇

一八九五

解州

府城

一八九五

潞城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九

市镇

一八九六

潞安

府城

一八八九

绛州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八

直隶 一八八七年

面积 五十八,九四九 平方英里;人口 十七,九三七,〇〇〇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天津

府城

一八八八

保定

省会

一八九一

获鹿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七

顺德

府城

一八八八

山东 一八七九年

面积 五十三,七六二 平方英里;人口 三十六,二四七,八三五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烟台

市镇

一八七九

烟台疗养院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〇

烟台男校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〇

烟台女校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四

烟台预备学校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五

市镇

一八八九

宁海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六

河南 一八七五年

面积 六十六,九一三 平方英里;人口 二十二,一一五,八二七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项城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一

周家口

市镇

一八八四

周家口河南

县城或机构

未列

周家口河北

县城或机构

未列

周家口河西

县城或机构

未列

陈州

府城

一八九五

太康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五

赊旗店

市镇

一八八六

光州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九

新安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九

荆紫关

市镇

一八九六

四川西部 一八七七年

全省面积 一六六,八〇〇 平方英里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灌县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九

成都

省会

一八八一

嘉定

府城

一八八八

叙府

府城

一八八八

泸州

府城

一八九〇

小市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九

重庆

府城

一八七七

打箭炉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七

四川东部 一八八六年

全省人口 六十七,七一二,八九七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广元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九

新店子

市镇

一八九二

保宁

府城

一八八六

营山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八

渠县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八

顺庆

府城

一八九六

巴州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七

绥定

府城

一八九九

万县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八

湖北 一八七四年

面积 七十,四五〇 平方英里;人口 三十四,二四四,六八五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老河口

市镇

一八八七

汉口

市镇

一八八九

宜昌

府城

一八九五

安徽 一八六九年

面积 四十八,四六一 平方英里;人口 二十,五九六,二八八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太和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二

颍州

府城

一八九七

正阳关

市镇

一八八七

固镇

市镇

一八八七

复兴集〔来安〕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八

六安

府城

一八九〇

安庆

省会

一八六九

安庆培训院

县城或机构

未列

芜湖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三

建平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四

宁国

府城

一八七四

广德

府城

一八九〇

池州

府城

一八八九

建德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二

徽州

府城

一八八四

江苏 一八五四年

面积 四十四,五〇〇 平方英里;人口 二十,九〇五,一七一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安东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一

清江浦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六九

高邮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八

扬州

府城

一八六八

扬州培训院

县城或机构

未列

镇江

府城

一八八八

上海

县城或机构

一八五四

财务部

县城或机构

未列

事务部

县城或机构

未列

会所

县城或机构

未列

医院

县城或机构

未列

布道工作

县城或机构

未列

文字工作

县城或机构

未列

云南 一八七七年

面积 一〇七,九六九 平方英里;人口 十一,七二一,五七六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八莫〔上缅甸〕

县城或机构

一八七五

大理

府城

一八八一

云南府

省会

一八八二

曲靖

府城

一八八九

贵州 一八七七年

面积 六十四,五五四 平方英里;人口 七,六六九,一八一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贵阳

府城

一八七七

安顺

府城

一八八八

独山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三

兴义

府城

一八九一

对原住民的工作

县城或机构

未列

旁海

市镇

一八九七

湖南 一八七五年

面积 七十四,三二〇 平方英里;人口 二十一,〇〇二,六〇四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常德

府城

一八九八

辰州

府城

一八九八

茶陵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八

江西 一八六九年

面积 七十二,一七六 平方英里;人口 二十四,五三四,一一八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九江

府城

一八八九

牯岭疗养院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八

大姑塘

市镇

一八七三

南康

府城

一八八七

安仁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九

饶州

府城

一八九八

市镇

一八九三

贵溪

县城或机构

一八七八

上清

市镇

一八九三

浒湾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九

弋阳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〇

河口

市镇

一八七八

洋口

市镇

一八九〇

广丰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九

玉山

县城或机构

一八七七

樟树

市镇

一八九五

府城

一八九一

凤冈

市镇

一八九一

赣州

府城

一八九九

信丰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九

临江

府城

一八九八

南昌

省会

一八九八

袁州〔巡回布道〕

市镇

未列

永新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九

浙江 一八五七年

面积 三十九,一五〇 平方英里;人口 十一,五八八,六九二

站点或机构

原书拼写

原表类别

工作开始

杭州

省会

一八六六

绍兴

府城

一八六六

新昌

县城或机构

一八七〇

衢州

府城

一八七二

常山

县城或机构

一八七八

兰溪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四

金华

府城

一八七五

永康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八二

诸暨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七

处州

府城

一八七五

龙泉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四

云和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五

松阳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六

小梅

市镇

一八九六

缙云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八

宁波

府城

一八五七

奉化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六六

宁海

县城或机构

一八六八

天台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八

台州

府城

一八六七

灵河地区

县城或机构

未列

黄岩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六

太平

县城或机构

一八九八

温州

府城

一八六七

平阳

县城或机构

一八七四

爱丁堡 克拉克有限公司印刷。

译注

一 英国旧币制。一英镑合二十先令,一先令合十二便士。半克朗为二先令六便士,弗罗林为二先令,半索维林为十先令。第三章所说的“百分之四百”沿用原作者表述:所得十先令,是先前赠出二先令六便士的四倍。

二 亲属称谓。第五章中的叔伯舅、堂表兄弟等称呼未交代父系、母系或长幼关系,故不具体判定为伯父、叔父、舅父或哪一类堂表亲。

三 第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引文中的方括号说明,出自原作者对经文的解释,并非译者增补。

五 第十六章信函所署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正文又称本月四日为星期六;日期与星期不一致,译文保留原文。该章关于婚期的英文句法亦有断裂,译文依上下文连贯表达,未改变婚期为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日的原叙述关系。

六 附录中的地名按历史名称译写,并保留英文旧拼写以便复核;少数无法可靠确定汉字的名称直接保留原拼写。省界、面积、人口、站点类别及年份均为原书当时记载。图内历史英文标记与乐谱影印保留原貌,图注、图例和歌词另译为中文。

七 一九〇二年增补提及卷末书籍广告,但本次所据电子底本未收入这些广告。此处保留原作者的交叉指引。各地址、价格与活动时间均属于原书历史内容。

八 第十章英文叙述引出一八五五年日记时称包尔腾“如今的香港维多利亚主教”;这是作者成书时的称谓,不表示他在一八五五年即已任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