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江上下游

第一章地理与引言

那些使扬子江流域在整个大英帝国眼中真正成为一处「利益范围」的事件，不在本书叙述之列。除非为境遇或利害所迫，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片大流域的广袤与丰饶——一八九八年春天，它被宣布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我坦白承认：我在中国前后旅行十五个月，其中八个月消磨在长江、它的支流以及它们所灌溉的地方；直到那八个月将尽，我才算开始领略这片土地何等壮丽的禀赋，以及那里庞大人口所具有的精力、机变、才干与「骨气」。

从地理上说，扬子江流域，或者说它的汇水区域，大致可以看作自东经九十度延伸至一百二十二度的一片土地，其中包括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诸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浙江、贵州、云南的相当一部分，甚至还包括甘肃、陕西、山东的东南汇水区。就地理而言，这个盆地的界限不会有任何误认。其面积估计约六十五万平方英里；人口——世上最安分、最勤劳的人口之一——约在一亿七千万至一亿八千万之间。

长江的实际长度无人确知，但一般相信不超过三千英里。据最可靠的地理资料，它发源于几乎正对加尔各答以北之处；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与柔克义先生曾部分勘查过它的上游，一直上溯到唐古拉山中海拔一万六千四百英尺、北纬三十四度四十三分、东经九十度四十八分之处。

由此可知，这条大江虽未被追踪到真正的源头，却确是发源于中亚草原的东南边缘；在流经一片广阔而鲜为人知的盆地之后，它以「金沙江」之名踏上一段狂暴的旅程，被两列平行的山脉夹束，在云南和川西南的巨大裂谷中奔腾咆哮，到太阳桥一带气象最为雄奇——那是一座海拔约两万英尺的高山，「以一道或数道峭壁逼临江面，壁高必在水面之上八千英尺」（巴伯语）。

直到穿过这些荒蛮的峡谷，金沙江流抵叙府以上四十英里的屏山，它才开始为人所用。在东经九十四度四十八分处，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描述它是一道湍急的洪流，水深五至七英尺，河床宽逾一英里，夏季尽被水淹，秋天则在距河口约两千八百英里处收束为七百五十英尺宽。从它假定的源头到屏山，约略估计一千五百英里，落差必足有一万五千英尺（假定源头海拔为一万六千四百英尺）；而同样一段距离（同样是约略估计），自屏山到上海，落差却只有一千零二十五英尺；自汉口至海口六百英里，每英里落差仅一英寸。

岷江，又称府河，其源头似在巴颜喀拉山中，藏语称玛尼克措，在叙府汇入金沙江。金沙江在这汇合处以上仅四十英里可通舟楫，岷江却可上溯至成都，距叙府约二百六十六英里，另有一支还能再上四十英里到灌县。我曾在水位最低的时节乘一艘不算小的船，自成都顺岷江而下至叙府。由于可通航的里程远为长久，中国的地理家们把岷江视为真正的「大江」，而不把金沙江更长的身量计算在内。应当指出，中国人只把这条大江在潮水所及的那二百英里称作「扬子江」。

金沙江与岷江在叙府合流之后，这条大江便以干流及此后汇入的诸支流，开出一条条通航便利的水路，穿过中国富庶而稠密的腹地：经涪陵水只需两次陆运便可通广州；又在镇江把大运河一劈为二，径与北京（天津）相连。它由此确立了自己作为亚洲第一水道的地位。

此处只须提到扬子江可通航的支流。那些在与它自身同样巨大的裂谷中翻腾咆哮、至今无人勘查的急流，还是留给地理学家去说吧。

估量这些支流的分量时，必须记住：作为它们归宿的扬子江，并不是四川商货的「一个」出口，而是「唯一」的出口；而四川以其幅员、人口、财富与物产，真可当得起中国「首省」之称。

在北岸即左岸，岷江在叙府与金沙江会合之前，于嘉定府这座秀丽的商城附近接纳了铜河，即大渡河——此水水量远大于岷江本身，故巴伯先生与罗斯霍恩先生认为它才应算作正流，此说不无道理；随后又接纳了雅河，竹筏可循雅河上溯至雅州，那里是对西藏砖茶贸易的中心。此后扬子江在泸州接纳沱江，由此可通全省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在贸易之都重庆，接纳嘉陵江。

嘉陵江本身便是一条极重要的河流，可通航五百余英里，一直深入甘肃省境。它接纳了好几条壮阔而可通舟的支流，其中最要紧的有在合州稍上游汇入的渠江、涪江以及白水江。它大半流程穿行于丰饶富庶之地，经过盛产食盐的地方，并且横贯川中广袤的煤田。在峡口以上的南岸即右岸，于风景如画的涪州城，涪陵水——它另有三个别名——注入扬子江。这条支流在商业上极为要紧：它是一串河网中的第一条，货物由此只需两次陆运便可从极西之地运抵广州；它又与沅河及洞庭湖相通，为前往汉口提供了另一条可以避开险滩的路线。

扬子江进入三峡之后——至少在某一处收窄到只有一百五十码宽——直到过了宜昌，才再有值得一提的支流。其中首推汉水：货船自它在汉口的河口溯流而上，可走一千二百英里的西北向曲折水路；其次是沅、湘、赣、修诸水，它们经由洞庭湖与鄱阳湖汇入扬子江。这些河流，尤其是汉水，本身又有众多可通航的支流注入；在沙市以东的大平原上，这些支流由一张庞大的运河网连成一片，高低水位之差则靠一种叫做「坝」的巧妙装置来克服。这些天然与人工的水道，是扬子江流域繁荣的首要因素之一，为货运提供了低廉的通道——在中国，同样的里程，陆运的花费是水运的二十倍。

大江每年涨落的时节，大致可以准确预料。至于涨水，就我所见所闻，我倾向于认为西南季风期间云南诸支流的暴涨，比雪山的融水更为要紧——虽然那些积雪，从峨眉山那令人目眩的绝壁上望去，乃是世上最壮丽的景象之一：那道绵长而闪耀的屏障，把最后一个隐士之国关在它的后面。

扬子江的涨幅，在汉口约四十英尺上下，到重庆则达九十英尺以上。一年中有三个月，那庞大水体奔涌之势极其可怖，航运几乎停顿；即便到了六月初，仍有数百艘大帆船停泊在重庆与万县之间平静的江湾里，要等到秋天才重新启航。讨论上游扬子江的轮船航运究竟能否有利可图时，这年年的涨水和那些险滩都必须计算在内。

实际的涨水比尼罗河更有定准：三月末开始，八月初达到顶点，随后渐渐消退，直到十二月或次年一月。六月下旬我顺大江而下时，那被淹没的辽阔水域呈现出与狭小的尼罗河谷同样的景象，只是规模大得多——一片浑浊的黄水，水面上冒出一座座低矮的土墩，大约年代十分久远，墩上簇拥着树木和村落，船只就系在屋边。

上海一带的乡野，很能代表大平原的特色。在寻常的旱季，地面高出水位不过五英尺；从任何一座宝塔上望出去，除了两三座难得看得见的青浦小丘之外，整片原野都是沼泽地居民所熟悉的那种模样：一马平川的耕地，被无数河渠港汊和防洪的堤埂割成一块块。冬天里，从数百英里内任何一处高地望去，所见也大抵如此，只是多了几道略高的山岭、更宽的港汊和浅浅的沼湖。

大平原的地面逐渐增高，并不单靠大江年年涨水带来的肥沃淤泥。风沙的作用也很重要，这类沙暴在华北与华中广泛发生，把大量土石从一处搬到另一处。我在夔州见过一场持续七小时的沙暴，埋掉了几间茅屋和大片农田，甚至使扬子江的岩石河床改了模样。这样的沙暴，东至上海也有人见过；但它在夔州出现，说明其范围并不限于大平原，甚至不限于湖北与四川之间那道山障以东的地区。

直到扬子江流抵沙市，它的性情才完全改变。改变的第一个征兆，是一道三十英尺高的大堤，护着这一带不受水淹。沙市以下，这条浩大的江水便与一片湖泊河流的网络纠缠在一处，其间以运河相连，单是洞庭湖一处，面积就超过两千平方英里。汉水一条，连同它众多的支流与运河，便把货物散布到汉口河口以北一千二百英里的内地，只是途中有几处险滩难过。湘江与沅江在洞庭湖与扬子江合流，向南也几乎可通到同样远的地方。赣江经由面积一千八百平方英里的鄱阳湖汇入扬子江，可通航至粤边附近的梅岭关。

武穴以下，江的三角洲以更为繁复的支流、湖泊与运河的迷宫显露出来；南部三角洲上太湖及其他湖泊的面积估计有一千二百平方英里，用于航运和灌溉的水道长达三万六千英里。夏天春收之后，整片地区都泡在水里。居民迁往土墩，临时的村落之间靠船只往来。

在镇江，大运河自杭州方向注入扬子江，又在数英里外的左岸离去，北通天津。在北岸，绵延于广大地域的水利工程，见证着中国人昔日的精力与技巧。

这些工程把淮河——它与七十二条支流一同构成通往皖北和河南的重要商路——从它入海的天然河道上引开，迫使它大部分的水量经由一条与扬子江几乎平行、长达一百四十英里的大运河上的口子泄入江中。借助数不清的人工水道，借助开凿一些湖泊、扩大另一些湖泊，淮河在大运河以东已不复作为一条河而存在；这番工程大半是为了不让黄河故道以南某一处的运河堤岸承受过重的压力。

运河以北、与扬子江平行的地方，有一块四边形的土地，据甘德神父估计面积为八千八百七十六平方英里，是中国最出米的地区之一。它低于水平面，有巨大的海堤挡住海水，堤上凿十八条排水渠，但主要的泄水还是入扬子江。水道纵横于这片奇特的地区，时时受着周密的看管。此后余下的路程，扬子江的洪流便在绝对平坦的原野上庄严地滚滚东去，冬天里到处可见堤防与水道。潮水的影响上溯约二百英里。

中国有一句关于大江入海口的古语：「江流浩浩，朝宗于海。」然而那浑黄的水和一望无际的泥滩，只能把「朝宗」的气象留给想象。

丁尼生说河流的功业是「播下未来大陆的尘土」，这话用在扬子江身上再贴切不过。它造出了自沙市延伸八百英里直到大海的广袤冲积平原，又年年泛滥，为这片平原补上足够的新土，使其肥力举世无双；即便如此，据科学家估计，它仍有余力每秒把七十七万立方英尺的固体物质倾入海中。就在不算太久的年月里，扬子江造出了江苏省东部的至少一部分，以及上海附近的崇明岛，足以养活一百余万人口。另一个显示其造陆之力的显例在通商口岸镇江附近：迟至一八四二年，英国舰队还是从秀丽的金山岛以南的水道溯江而上的；如今那水道已不复存在，代之以一片林木蓊郁、耕作井然、散布着村落的陆地。

距河口六百英里处江面近一英里宽，一千英里处近四分之三英里，一千五百英里处尚有六百三十码；在距海一千英里的地方，水量估计是伦敦桥下泰晤士河的二百四十四倍；重庆夏季水深九十英尺，汉口冬季水位最低时，少数浅处也还有十英尺；在漫出堤岸之前，它尚可容纳四十英尺的涨幅；一年的涨落比尼罗河更有定准；可通航的支流深入中国最富庶、最稠密的地区；夏季世上最大的船可直抵汉口，再上溯四百英里到宜昌，一年四季都能行驶载货甚多的上等内河轮船。即便是上游扬子江那片壮丽、凶险而充满意外的水域，每年也有七千艘帆船往来，雇工二十五万人。我自成都顺岷江、扬子江而下至上海，沿江曲折约两千英里，一路上从未有一刻看不见本地的船只；凡像我这样在大滩脚下等过两三天才轮到上滩的人，都能约略想见那航运何等浩大。

从海上看去，扬子江可通航的部分自然分作三段。第一段一千英里，浑浊宽阔的江水滚滚而行，几条轮船航线往来其间，穿过中国若干最富庶、最稠密省份的深灰色冲积土——那土大半是它自己造的。第二段在宜昌与夔州府之间，至今货物只能靠帆船运送；在这里它劈开湖北群山那一团纷乱，造出一串雄奇的峡谷与骇人的急湍。第三段是夔州府到叙府（岷江入江之处）之间那一长串的滩与漩。

上游扬子江航行的壮美与凶险，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为过，某些季节尤其如此。在这片险恶水面上往来的庞大帆船队里，每年平均有五百艘遇难；运进重庆的巨量棉货，有十分之一到岸时已被水浸坏。然而运力既足，运费又低——以所冒的风险而论——据中国海关的罗斯霍恩先生说，洋布在四川出售的价钱，比起在宜昌的价钱高不了多少，而洋布从沿海用轮船运到宜昌只要八天。

《中国方志》载，宜昌至重庆约五百英里之间有一千处滩与礁。冬天看来，这估计并不离谱；可是初夏水涨二十四到三十英尺时，许多气势汹汹的急滩连同遍布巨石的江岸、礁石和小洲一起消失了，与之交替的、每小时只流三节的平缓江面也消失了，代之以一片宽阔浩荡的大水，以每小时七节、八节、十节的速度向东奔泻，卷起许多危险的漩涡。

下游扬子江上本地航运之盛，几乎不必多说——每日与汉口通航的各条轮船航线，丝毫未曾使它减色。溯江而上的旅人，到了与大运河交汇的口岸镇江，便看得明白：江面虽宽，对于那成千上万的帆船来说也并不宽裕——各种式样的帆船，来自沿海和沿江的每一个省份，各种大小和帆装的渔船、货船，还有木排、西式帆船和鸬鹚船，挤满了水面。

芜湖与九江两处通商口岸，各有自己的帆船队，每年贸易值数百万英镑；南京、扬州、安庆这样的大城，各有其组织严密的商业与社会生活、行会与善堂：这些都重要而有趣。匆匆一瞥之间便可看出：大村镇星罗棋布，百业兴旺，以稻、棉、蚕桑为大宗；一切东西都物尽其用；凡能耕种的土地，寸土都长着庄稼；连那无法开垦的沼泽里的芦苇荡，也供给了造屋、盖顶、编篱和烧火的材料。可以看出，精巧而成功的水利工程已开垦出大片土地并保持排水通畅；灌溉与通航的运河网铺满整片平坦的地区；这些小水道上的往来也大得惊人。

水陆两路的营生如此不歇不休，因此当人们发现它们在距海六百英里处汇聚成「百万人口」的汉口城时，也就不觉得稀奇了。汉口是中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沿汉水停泊的船只三行并列，绵延数英里；而汉水本身可通航一千二百英里。

四川这个「首省」，以及扬子江那些可以低价把货物送到无数城镇村落的通航支流，后文将详加叙述。这里只须说：它的面积约与法国相当；据中国官方户口册估计，人口有七千万，即便最保守的估计也不下五千万；它气候绝佳，自温带以至亚热带；土壤丰厚，其中很大一部分经精心耕作，一年能收三熟乃至四熟；有大片高大木材的森林，面积至今无人估算过；矿藏丰富，还有世上最有价值、最广大的一些煤田。有一点无论重复多少遍都不嫌多：对于它估计达三百三十万英镑的出口贸易和二百四十万英镑的进口贸易，扬子江是「唯一」的出口与入口。

中国人的精力、勤劳、机变和与困难搏斗的本事，任何地方都不及上游扬子江表现得这般淋漓尽致：那庞大的进口货物，全靠人力硬生生地拖过五百英里水做的山岭；在两三处最险的滩上，一艘百吨以上的帆船要将近四百人拉纤。

在整个扬子江流域，水道代替了道路——那里的道路通常坏得出名；可是桥梁却是坚固的奇迹，许多还十分秀美。大平原上年年泛滥，多少解释了道路的糟糕，同时也给行将修筑的铁路设下了一道费钱的难题。

写扬子江流域——英国的「势力范围」（我对这个说法是抗议的）——若对居民这样重要的因素只字不提，那就错了；因为迟早，以种种方式，我们都得同他们打交道。

从海口直到金沙江那些无人勘查的裂谷，沿途人口是同质的，也就是汉人；只有极西的若干部族例外：西番、蛮子和倮倮。满洲人为今朝供奉了皇室，他们的父辈曾把汉人像赶羊一样赶在前头，如今仍驻防各大城；然而他们大半已堕落为抽鸦片的游民，促成其衰败的，正是那世袭的钱粮。

在这或许并未高估的一亿八千万人口之中，除了偶尔一地的零星叛乱之外，法度与秩序、富足（遇上水旱饥荒之类的灾难则不然）与太平是常态；劳作所得有保障——没有这一条，任何国家都不能称大。政制、文字和教育都是划一的；「三教」——儒、释、道——彼此掺杂，几乎没有什么敌意。

这片流域人口的社会与商业组织是一桩奇迹：有它的贸易制度、行会、帮会、善举、钱庄与邮传，还有势力雄厚的商业联合。

在关于「门户开放」、「势力范围」、「利益范围」的种种议论里，在我们自己那常常掩饰得并不高明的贪心里，在对邻国的种种猜忌里，在北京那场我们也插了一手的、有失体面的争攫租让权的哄抢里，我们有一种危险：只想着市场、土地和铁路，却无视那些两千年来使中国值得一抢的人。也许我们会「心安理得地」同别的欧洲帝国一道往前走，为着商业上的便宜，毫不迟疑地把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所守护的、地球上最古老的现存文明拆毁，而不给他们任何抵偿。

在估量扬子江流域——以及中国其余地方——居民的地位时，我们必须看得十分清楚：我们西方的观念在这里所面对的，并不是野蛮，也不是堕落的道德学说，而是一种精细而古老、却尚未朽坏的文明；它虽不完善，却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尊重，甚至钦佩。西方观念在这里遇上的，是一套组织完备的社会秩序，一套在理论上极其适合这个国家的政制——它把极端的集权与极端的分权合在一处；在这套政制之下，尽管实际上有种种骇人的弊政，被治者仍享有相当程度的太平与富足，享有可观的个人自由和劳作所得的保障；在这里，一个农家子弟出人头地的可能，并不亚于在美利坚共和国。

西方文明在这里所面对的，还是一个既极重实利、又极重鬼神的民族：一面是中国佛教里那些朦胧的玄想与难解的形上之说，它们与最离奇、最幼稚的迷信结了亲；一面是道教的鬼神之道；而高踞两者之上的，是孔子那崇高的伦理与深沉的不可知论。它看到一种举国深致敬意的经典文学，据一切见证，其中没有一个念头会玷污最纯洁的心灵；也看到一种幼稚、迷信、缺乏宏大观念的偶像崇拜——然而其中从来没有血祭，没有把恶德奉为神明，也没有淫秽的仪典。

中国的文明、宗教与政制所造就的这个人，在我看来是一切谜中最大的谜；对于最了解他的人，他也依然是个谜。他既守旧又能适应；论乡土之情，他是最恋家的农夫，论移居海外，他又是最四海为家、最成功的移民。他节制、勤劳、俭省、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不计较个人的舒适，体力极旺盛，乐天、知足、能熬。他的孝道、韧性、机变、结社的本领以及对法度与文字的敬重，使他在亚洲诸族中居于前列。

中国人自成一格，他们的个性不能借任何别的民族来解读。支配我们的那些抱负和思路，并不指引他们的目标。他们机警敏捷，却不肯另辟蹊径，于任何事情都不易被打动。他们做买卖的本能非同寻常，天生是讨价还价的能手：为了在讲价中占到半文钱的便宜——四十文约合一便士——花上半个钟头他们也不觉得可惜。他们多疑、狡狯、贪墨；不过他们那些老生常谈的毛病也不必一一数下去。他们所缺的，其中有「良心」，还有一种能扶正祛邪的开明舆论。

马修·阿诺德说过，希腊之所以覆灭，是因为不留意品行；又说统治世界的启示乃是「义之至上」。也许西方列强给这中央之国上的这一课，算不上什么好榜样。

总的说来，如我在以下篇幅中所要表明的，在扬子江流域各处，从杭州、汉口这样的大城到四川的商埠，旅行者都会得到十分明确的印象：中国社会与商业组织之完备，耕作之精巧细心，因地制宜之聪明；会看到一省之内的乡土之爱——或者更确切地说，地方上的公共精神；会看到普遍的繁荣，以及这个种族所具有的骨气、结社的本领、机变与独立。当他们学会了我们的科学和若干制造之法，与我们正经较量时，我们所要面对的，绝不是一个衰颓将死的民族。说实在的，化学之类的东西，很可能被这样一个心思灵巧的种族热切地拿去，用来造出前所未闻的新骗局！但是，中国人那非同寻常的精力、适应力和勤劳，若从一个角度看是「黄祸」，从另一个角度看未尝不是「黄色的希望」；也许有一天，一个真正基督教化却并未失其民族性的帝国，会成为东亚的主宰。

中国人的无知与迷信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但通盘看来，纵有种种毛病，我怀疑还有哪个东方民族比他们走得更端正。

扬子江流域对于一切工业国家，都是一片值得公平竞争——如果不能说友好竞争——的宏大利益范围；在那里，在整个中国，维持「门户开放」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央政府，无疑是最明智的政策；因为北京政府一弱，一切条约义务便随之而弱，甚至可能被废弃。惟有它的力量和履约的能力，才使那些条约值一点什么。中央政府一旦削弱，帝国一旦解体，我们在扬子江流域的条约权利，便只值我们的刀剑所能保住的那么多——而我们的刀剑够不到宜昌以上。反之，若帝国的完整得以保全，并得到明智的改革之助，那么这片广大的流域，以它非凡的禀赋和一亿八千万的人口，可能成为世上从未有过的最广阔的商业竞技场。

第二章「模范租界」

凡读过我那十一卷游记中任何一卷的读者，想必都知道：我到了东方的外国租界或通商口岸，头一个愿望便是尽快离开；对于那种英国人在亚洲经营出来的风情，我一丝一毫的向往也没有。上海，这「东方的模范租界」，也不是这条通例的例外——虽然我要心怀感激地承认，我在那里同在别处一样受到了款待与厚意，并且愉快地记得自己多次做客于英国领事馆，是朗兹·布洛克夫妇的客人。

但是，作为扬子江流域商务的出海口，作为一座在中国的岸上不过半个多世纪便崛起为世界几大贸易中心之一的外国城市——一八九八年它的进出口货值达三千七百六十八万零八百七十五英镑——它总还值得我写上几笔；而我所能写的，主要不过是些印象。

我曾四次乘日本轮船到上海，三次乘美国制造的沿海轮船，一次乘加拿大「皇后」航线那些华美的船，一次是从汉口乘一艘改装过的荷兰炮舰，最后一次则是在远东旅行了将近三年半之后，乘一艘朝鲜政府的小轮船；那面古怪、神秘、几乎无人识得的国旗，在船缓缓溯江而上时引得众人纷纷猜测，大感兴味。这些船里，只有「中国皇后号」是在上海下游十二英里的铁路终点吴淞卸客卸货的，而且也并非非如此不可。

到港以前很久，太平洋那深邃的天蓝色便渐渐变成一片浑浊的黄流——「黄海」这名字取得好；其中悬浮着几乎无人勘查的中亚山脉冲刷下来的沃土，四川「红盆地」的红壤，以及华中各省灰黄的淤泥，统统由这条「大江」送入海中。据一项审慎的科学估计，每年送出的泥沙达六十四亿二千八百八十五万八千二百五十五立方英尺——这些实在的物料，足够每年堆出一座一平方英里、九十英尺厚的岛屿。

无数渔船在浑黄的荒水上颠簸；帆船、轮船和各式褐帆的中国帆船都显出向某处聚拢的迹象；不多时便望见一线陆地，一艘灯船标出扬子江的入海口和可通行的航道。即便如此，还要过很久才有什么确切的东西呈现出来；我得承认，亚洲大陆最初的面目令我失望——两条又长又细的黄线，看上去并不比沿地平线铺开的黄水更结实几分，渐渐长成低矮的沼岸，再过些时候，岸上顶着一层乏味的树木，从树隙间望进去，仿佛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沼泽。随后吴淞出现了，带着它新修的铁路、货栈、粉白的房屋，还有抛锚的大船正把货物卸进驳船和本地木船；再往前，渐渐收窄的黄浦江——上海的那条河——两岸便由房舍、小块田地和各种小手工业的迹象标示出来。

离上海还有四英里，黄浦江和两岸的活气就变得逼人，西方在这里显出它凌驾于步履迟缓的东方之上的气势。一排排巨大的货栈、码头、船厂、干船坞、各色「工厂」、缫丝厂、纱厂，还有冒烟的烟囱和不歇的铿锵声——这一切都是资本与精力在场的征候。对日战争之后，工厂的数目迅速增多。

江上的生气与动静变得惊人。大船的航道虽然狭窄、易变、曲折，多年来又不断有人悲观地预言它将「淤塞」，把上海撂在旱地上，可它到底容得下我们最大的商船通过；疏浚有成效，这些大船得以靠泊虹口的好码头。美国的三桅、四桅以及别样的帆船，或在江心抛锚，或由拖船牵引着上下往来。巨型班轮有时自行开着蒸汽，几乎把航道塞满，船上的员司朝那些莽撞横穿船头的小船拼命吆喝；还有从宁波和汉口来的白色双层明轮大船，本地轮船，各大洋行的小汽艇，各种式样与大小、靠巨大舵叶操纵的帆船，舢板、篷船和各色本地船只，驳船，以及一大群叫不出名目的船——它们使航行即便不算凶险，也够磨人的；汽笛和蒸汽哨声不绝于耳。「情节愈发紧凑。」经过虹口，也就是美租界，一路是外国洋行、栈房、轮船公司办事处和旅馆；绕过浦东嘴，轮船便在外滩对面抛锚，那里江面两千英尺宽，水流畅快。

我第一次到上海，是一个清朗明净的秋日。天极蓝，公家花园里成片的异域树木、剪得平整的绿草坪、迟开的玫瑰和一丛丛菊花，使租界的初见格外动人。花园前面永久泊着两艘高大的白色趸船，存放保税的印度鸦片。各国的炮舰和更大的兵船，一律漆成白色，还有法国邮船公司那些漂亮的轮船，都泊在稍上游一点。载着穿熟悉制服的水手的小艇，和涂着鲜艳颜色的有篷本地船——后者像蜻蜓一样窜来窜去——往来不停；正赶上转潮，数百艘帆船张着大褐帆向海口驶去。

在那座好码头上岸时，好心的朋友接着我，把我带到领事馆宽敞园子里的英国领事寓所。我立刻被那些太太小姐考究的衣装打动了——人群里至少有一半是她们——也被那到处可见的富足与安适的气象打动了。

沿着英租界外滩，从把它与虹口隔开的苏州河起，直到法租界，至少有一英里长，全是银行、洋行、旅馆和私宅，都是最受推崇的、厚重的英式东方建筑，坐落在宽大而多荫的花园里；其中汇丰银行、铁行轮船公司办事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办事处、老牌名号怡和洋行那漂亮的账房与住宅，以及英国领事馆那长长的正面和一大片舒展的草坪，尤为显眼。

宽阔的马路和铺着石板的好人行道，真是万国荟萃。一切文明国度、以及若干并不文明的国度的衣冠男女，兴致勃勃地在人行道上、在花园里散步。单马和双马的车子、敞篷的和封闭的马车，车夫与马夫穿着鲜亮而往往式样古怪的布号衣，在车道上飞驰而过。出租的维多利亚马车到处都是；还有成百上千辆人力车（外国人把这词的头一个音节省掉了），由中国车夫拉着；还有数不清的上海独轮车，有的装着货物或行李，有的则由苦力推着，车轮两侧铺着草垫的板上坐着两到四个下层的中国男女，一律面朝前方。

我没想到中国的成分在外国租界里会这样触目。不只是那些穿着织有福寿字样和吉祥图案的华丽丝绸的写字先生和买办成群地出现在外滩，也不只是一切执役的行当理所当然全是中国人；还在于像老介福这样有身份的中国店铺，正在自外滩向后延伸的漂亮街道上占据一席之地；在于外滩和静安寺路——上海时髦人午后兜风的去处——上最好看的一些马车，是中国人的，坐着的也是中国人；在于中国的太太小姐和孩子们，也照样衣饰华丽地这样出游；尤其在于近来阔绰的中国人已成了英国房产的有力竞争者，甚至出价高过外国人把房子买走。上海会不会也像马六甲、新加坡和槟榔屿那样，受到「黄祸」的威胁呢？

在外国界址之内，已经长出一座人口估计二十万的中国大商城，受外国的市政法规和卫生章程管辖，却又彻头彻尾是中国的；若不是街道宽阔、没有垃圾堆和恶臭，人简直会以为自己身在内地的某座大城。中国人完全懂得欣赏外国治理之下的舒适与公道，以及他们由此得到的种种好处。他们按估价缴市政捐，为他们的地皮缴地租——那地皮通常挂在某个外国人名下。他们归中国政府管辖，但凡涉及外国人的民事案件和扰乱治安之事，都在所谓「会审公廨」审理，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满意而行得通的安排；重大的刑案则归中国的上海县官。

我很快就明白了上海何以被称作、或者自称为「模范租界」，也认出这名字的确名副其实。英美租界由纳税人选举的工部局管理，董事九人，另有一名总办与全套职员相助；他们把纳税人提供的款项用得众人满意，为庞大的外侨社会的健康、安全、舒适乃至娱乐安排得极妥帖，也照料着不断增多的中国居民的秩序与福利，向整个东方显示：一个廉洁而极有效率的英国式地方行政能做成什么。这个机关也自有它气派堂皇的衙署，那是它应得的。

较要紧的街道用电灯照明，其余的用煤气。锡克族骑警在近郊道路上巡逻；由欧洲人、锡克人和中国人合编的一支队伍，日夜维持租界的秩序与治安。一套花钱不少却很成功的沟渠系统，使上海保持清洁卫生。天旱时洒水车不停地工作，清道车每日扫街三次。离城中污秽三英里之外的自来水厂，充足地供给清水，而且始终保持很高的水压。每逢冬日午后、夏日每周三晚在公家花园演奏的三十人乐队，几乎把整个外侨社会都吸引到树下闲坐或在平整的砂石小径上闲步；这支乐队也是工部局的产物。

上海有两条通往伦敦的电报线；有办得很好的日报，其中《字林西报》尤其享有当之无愧的声誉；还有几种杂志；并有四家轮船公司设备精良的邮船，每周至少一次、通常不止一次地与欧洲通航。世界各地的电讯在伦敦和上海同时见报；这里与欧美消息灵通，欧洲的政局和大小事件在这里被人议论，见识之高、兴致之浓，几乎不亚于本国。上好的图书馆，以及别发洋行那家大书店，供应着居民的精神需要；不过春夏那种令人萎顿的气候，加上冬天里社交与消遣的旋涡，大概叫多数侨民都提不起精神去读什么硬书。

上海人一年里有七个月用于自娱的那股劲头，实在惊人，光是想一想都觉得累。就太太小姐们而言，成因有好几样。一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元气总得有个出口。二是中国厨子和「小厮」办事得力，家务的操心便没有了；孩子又往往因为要回国受教育而不在身边。三是本国有闲妇女用来打发一部分光阴、于人有益的那些对「穷人」的善举，这里也没有。再者，中国裁缝善于摹仿，照着时装画片，几个先令就能做出最繁复的袍子，因此女人花很少的钱便能享受以无穷无尽的雅致装束示人的乐趣；在上海，衣装当真被抬高成了一门艺术。

说到男人，我可是提着心写的！中国裁缝似乎与中国的女装师傅同样成功，而洗衣匠又与这两者不相上下——在白麻布西装当令的地方，这可不是小事。一个旅行者可否斗胆说一句：假如男人们肯把挥霍在运动和别的消遣上的光阴分出一点点，用来学中国话、学中国人的需要和做生意的门道，那么「在中国生意上再也发不了大财」这句怨言，或许就少些由头了。

因为语言不通，又依赖那套有限而可厌的、叫做「洋泾浜」的词汇，英国商人对他的中国买办的倚赖，实在比他在本国倚赖心腹账房要深得多，深到他自己也未必情愿。即便在外滩那些堂皇的英国银行里，似乎连兑一张支票这样简单的事，也非得叫来一个油光水滑、神气傲慢、衣饰华丽的中国人——一位银师或买办——不可；那模样仿佛他才懂得银行的业务，而且尽可以自己把它办起来。横滨正金银行就不同了，它已在上海立稳脚跟，那些机敏的日本职员自办自家的事，而且会说中国话。我这样说，可蒙宽恕么？

每一天里都塞满了花样繁多的消遣。加之这里的人极好客——凡到过上海的客人都知道——每有一艘兵舰到港、每来一位有名的环游客，便是新一轮欢闹的信号。本国的娱乐在这里重演，还另添了些别的，比如在近旁棉田里的「猎纸」，坐住家船野餐游玩，以及三天到一周不等的住家船打猎——这里条件得天独厚，冬天内地的棉田里满是雉鸡、鹧鸪、鹌鹑、山鹬和野兔，河汊里则水禽成群。赛马是一桩首屈一指的盛事，骑手自然都是绅士。清晨遛马把人们从被窝里拽出来，起得比平日早得多；春秋两季，马房的行情要占去谈话的大半。不过我不再往下说了。下文那份很不完全的单子，已可略见这个社会为自己备下多少消遣。冬天里业余演剧最为风行，业余剧团在一座用五千英镑捐款建成、可容八百余人的戏院里演好几场；美术会则每年举行一次展览。

生客不断到来，给这个社会添了一份必要的新鲜气，给那些本会腻味的消遣添了兴致，也给人们一个尽情作乐的由头——假如还需要由头的话。上海已成了远东寻欢的都会；在礼查饭店住上一周，不但是中国和日本各通商口岸居民所盼望的大娱乐，连在香港那块石头上被烤得快要化掉的人也这样盼；它那令人晕眩的旋涡，甚至把新加坡的人也吸引了来。

但若以为娱乐把那些更温厚的情感挤掉了，那就大错了。欧洲人不断陷入困境，有的因为不幸，有的因为自身的过失，还有许多寡妇孤儿被撇下，身无分文。可以有把握地说：无论何种缘故引起的困厄，没有一桩不是立刻得到充分的救济和周全的安排；而这里的善心从不疲倦——妇女慈善会的善举从未间断。有一所水手之家兼休息所，办得极有成效，兴旺得很，还常有音乐晚会，男女宾客登台弹唱。不必再细数下去，只消说：从一所很好的综合医院往下，凡我们的文明认为一个大社会所不可少的各种有用组织，在上海都各得其所。

教堂的容量对于做礼拜的人是足够的。新教的座堂由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设计，确是一座美丽的建筑，是租界最大的点缀之一，也是远东最好的教会建筑。

自上海开埠之初，欧美的许多新教差会便在租界设有会所，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内地会那所宽大、合用而坚实的总部，由奥尔·尤因先生捐建，内有可住百名传教士的宿舍、一所医院、货物与事务部门，还有邮务的安排。伦敦会的慕维廉博士，虽已届暮年而传教的热忱不减；同会的艾约瑟博士，以中国学问和对中国事物的研究在欧洲享有声名：他们都为外侨社会所熟知和敬重。此外还有一处规模很大的天主教差会。英美圣经会、英国宗教小册会等也在此设有代理人与栈房；传教士以及那些以在中国人中传播纯正而有用的西方文献、提高他们的心智与德行为崇高目的的机构，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

上海设有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有一座很好的图书馆，定期聚会，并出版一份刊物，收罗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材料。若以我有幸在会上宣读论文那晚听众的多寡和成色来判断，这个会一定兴旺得很。

这座都会的地形，各种官书和别的书里都有详尽的记述。使初来的人印象最深的，是虹口——美租界——的商业活力，是苏州河和河上那座漂亮的桥，是英国领事馆那几幢好看的建筑，是英租界外滩和它坚固的护岸，是那一长列体面的公私建筑，以及从外滩向界边延伸的、满是私宅的宽阔而好看的街道。

法租界外滩是英租界外滩的延续；但法租界地方小，明显差些，给人一种发育中止了的印象，值得一提的建筑只有领事馆、公董局的市政厅和那座宏大而朴素的天主教堂。作为某种补偿，扬子江大轮船装卸货物的好码头在这个租界里，法国邮船公司那所漂亮宽敞的房产也在这里；再往外，中国船只密密层层地排开，一眼望不到边。法租界的界址是一条不讨人喜欢的河浜，从中国县城的东门外流过；那门与黄浦江之间，是拥挤而气味难闻的市厢。

看得出来，法国把她的租界当作殖民地而非居留地；近来她要求扩界，手段极其自私，也全无道理可讲。这个租界时常闹得不可开交，晚至一八九八年还与中国人发生过一场严重的争执。它的公董局曾因意见不合被法国领事强行解散，几位董事还被下了狱。

英租界以它众多堂皇的建筑，骄傲地陈列着那个岛国的财富：领事馆、座堂、工部局的房子、四层楼的、构造精巧的总会，各家银行和轮船公司的办事处，以及那些有历史的大洋行坐落在幽静园地中的厚重宅第——虽说当年大财迅速造就的时代里那些东方商界的巨头，如今几乎一个也不剩了。海关与归它同一管理的新邮政局所在的那一大片宏伟房屋，在设计、建筑与布置上——其实除了造价以外的一切上——也都是英国式的。

上海无论从哪一面说，都当得起「都会」与「万国」这两个称号；尽管有种种阴暗的影子，它仍是英国人的精力、财富与组织之力所能成就的一个出色例证。

在我们口中，「上海」这个名字只指那片壮丽的外国租界：西方的奢华与文明一应俱全，沿黄浦江气派地铺开一英里半，是远东商务与欢娱的中心，太平洋上的「查令十字」——黄海之滨的伦敦。

然而在上海之前还有一个上海——一个至今仍在、仍在扩张、仍在兴旺的上海：一座忙碌而气味不佳的商城，按中国人的办法过着自己的日子，独立得仿佛外国租界根本不存在。早在一七五六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皮古先生拟具节略、建议以上海为通商的好去处以前很久，中国人的见识便已想到同一层意思：这里早是中国船只荟萃之地，货物在此卸下，再由扬子江和大运河分散到内地。可它始终没有升到三等城市以上的地位。

它有一道周长三英里半的高墙，上开几座窄门，墙外环着一条二十英尺宽的城壕；城与江之间的市厢，连同江上层层排开的中国船只，也和城里一样拥挤。这些船只——帆船、西式帆船和式样离奇的各种本地船——如陆游所说，泊得「像梳子的齿一样」。

在有礼貌的洋人面前提起中国人的上海县城，似乎有点不成体统；这会给说话的人打上「外夷」、「脾性古怪」的印记。对它表示兴趣是失仪，去逛一趟更糟。租界里的太太小姐们很少有人见过它；男男女女可以在上海住上几年，临走还不曾同自己最近的邻居打过照面。据说去了有带回天花和别种疾病的风险，说那里的气味叫人受不了，说窄巷里污秽的泥浆没过靴子，说外国人会被成千上万肮脏的苦力粗鲁地推搡，说探路的人可能被飞奔的重载独轮车撞倒撞伤；总之，说它处处可厌。在这一点上，侨民们是固执而不肯帮忙的。

我怎么也找不到人陪同，直到英国领事馆的福克斯先生好意提出与我同行。我没有带回天花或别的什么病，没有被肮脏的苦力粗鲁地推搡，也没有被独轮车撞伤撞倒。泥浆和气味确实有，但那泥浆并不比我走过的别的中国大城更脏，气味也并不更难闻；而且外国女人在近处是天天见得着的，所以人们各管各的事，不来管我，我甚至能够拍照而不被好奇的人围得动弹不得。

上海县城是一座寒碜而忙碌的城；它唯一有气势的地方，是那些劳作、小跑、讲价、拖拽、负重、呼喝叫嚷的人群。女人很少见，见着的也是穷苦人家的。街道两旁的房屋用青灰色的、看上去发软的砖砌成，街面只有八英尺来宽，铺着石板，又被数不清的摊子挤得更窄；摊上陈列着熟的、生的、正在烹煮的各种食物——那些无所不吃的中国人所爱的花样繁多的吃食，其中蒜味最重。许多地方，连独轮车——这里唯一可能的交通工具——也几乎挤不过去。诚然，也有官老爷坐着镀金的轿子，由人小跑抬过，随从煞是威严；可是他的差役开路所用的手段，寻常百姓是用不上的。

中国城里通常摆出来卖的东西，上海一样不缺；古瓷、铜器、织锦和绣品陈列出来招引生客。各等酒楼茶馆比比皆是，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九曲桥上那座画意盎然的茶楼，即插图所示。城隍庙——不妨称之为「市庙」——的殿宇与那片布置奇巧、照料周到的园子，文庙，浙江同乡的会馆，还有关帝庙——庙里那些神气十足的塑像，被历代香客的香火熏得黑黢黢的——它的人丛，它的烟气，它不歇的动静与喧嚷，是这座中国蜂巢最突出的景象。

衙门自然是有的，还有衙役；上海有一样体面，便是道台和知县的驻地——司法之权操在他们手里，要对五十六万余中国人的利害负责，那是县城与租界所估的中国人口；连同外侨，总人口估计五十八万六千。

回到外国上海那些明亮、宽阔、洁净、路面平整而合卫生的街道上，我便不像先前那样诧异了：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居民，竟不曾见识过近旁那座城里黑暗、拥挤、肮脏、狭窄、污秽而蒸腾着气味的街巷。

第三章杭州

要走一百五十英里去古城杭州访友，所需的准备不过是雇一条船、雇一个仆人罢了——那仆人几天之后便因太不老实而被我辞退。一八九七年，往来于杭州、上海、苏州之间进出港的，有中国人自置自驶的小汽艇两千七百五十五艘次，拖带客船七千八百八十九艘次，载运外国旅客六百零五人、本国旅客十二万五千人。

每天傍晚，都有这样一艘汽艇，拖着一长串本地船，从英国领事馆下面的苏州河出发，开往那几处一八九六年才开放的新通商口岸。我那条覆着竹篷的小船，人在里面刚好能直起腰来，照中国四等货色的趣味装点得花里胡哨，无法堵塞的穿堂风在里头欢快地乱窜；它是九条古雅别致的客船与家眷住家船所结成的长尾巴上那最末、最不起眼的一节——那是一列上了漆的、高艄的、两层的、多窗的方舟，扭着身子、蛇行似的跟在一艘吵闹而气喘的拖船后面。红旗招展，锣声刺耳地乱响，爆竹噼啪，晾衣的竹竿从窗里伸出来，线香在慢慢地燃，还有火铳的轰鸣；就在这片喜气的喧闹里——中国人凡有动静必有此声——我们于红霞满天的暮色中启程了。

我雇这条船连三个船夫付六元，拖船费五元五角，合计约二十三先令。

前面那条两层的、船艄敞开的船，一天到晚的生活都摊在我眼前。船上住着三代人，共九口，由一位老祖母管束。他们起得早，生火，点香，向镀金神龛里的偶像叩头，供上一小碗饭，然后煮早饭、吃早饭。他们做饭的气味一天里有大半时候飘进我的船里——「他们器皿里是可憎之物作的汤」。男人坐在船头抽烟、做鞋。老祖母住在下舱，安享清福与权威。媳妇是个体面、健壮、肩膀宽阔的缠足女人，整天干活、抽烟，弯腰在灶前或洗衣盆上时，还能把沉重的舵柄夹在腋下、抵在下巴上，或用膝盖顶着，居然把船也掌住了。四个小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一块高而宽的板铺上，吃饭时才被抱下来。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稍稍帮母亲一点忙。做饭、洗衣、缝补、吃饭，再加上看我做事——他们看我的兴致远不如我看他们的兴致大——便填满了他们的一天。到晚上又是叩头、烧香，鸦片灯点起来，男人进了极乐之境；然后他们裹紧棉被，一直睡到日出。

我摸熟了他们的习惯，认得了他们那少得可怜的几件「家什」；而他们一直盯着我看，也许是在琢磨：我写字、做针线，一天能挣多少钱——这是中国人极感兴趣、极爱揣度的一个问题。

早春初动，这片乡野看上去很教人喜欢，虽然它同我们的沼泽地一样平得没有一点起伏。房舍、村落、桑园、庙宇、树丛、大农舍、神龛、牌坊，一个接一个地掠过。每一株树上都垂下大团紫丁香色的藤萝花，悬在水面上；豆子正开花，草木新绿可爱。我们这支古怪地扭来扭去的队伍，有时穿过大城里古老的水街，那深深的檐口、探出的楼房与阳台、陡峭的石阶，以及一排排满载着穿鲜艳戏装般号衣的兵丁或水巡的武装帆船，自有一种免不了的画意。有好几次，我们因为难以挤过拥塞的河街而耽搁了个把钟头。

后来的经历告诉我：中国是一个多有奇桥的国度。但在当时，我还惊异于我们几乎每进一座城，都要穿过一道漂亮的拱桥——桥高十五到三十英尺，用按拱势凿好的花岗石砌成，两边各有三十九级台阶通到桥顶。也有平桥，桥墩是十三英尺高的整块石头，桥面则是三十英尺长的巨大石板。

有一段路是沿大运河走的。那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即便在残破之中也令人惊叹，它把杭州和天津连在一处。我走的这一段，是把帝王之城杭州与扬子江边繁盛的口岸镇江连起来的，开凿于公元六百二十五年，却直到一八六五年由我们自己的陆军部着手，才有了地图。

古人所写的那「九千艘运漕粮上京的船」，如今或许已不再挤满河面；但我可以作证：凡我所经之处，譬如镇江，满载的船队之大，使可通行的水道只剩窄窄一条；而我从通州到天津时，我的船在终点那一团挤得密不透风的货船与客船里，足足挪了两天半才挤出来。

大运河一带在太平天国之乱中受创极重，如今已经复原，重又出产它那大宗的稻米与蚕丝——大平原取之不竭的地力，把破坏的痕迹抹得干干净净。自一八五一年黄河决口致运河残破以来，它作为南北通道的价值虽已大不如前，但作为它所流经的各大省商务的动脉，仍旧极其重要。十二世纪一位游历甚广的士大夫陆游，写过一部从宁波附近的山阴到扬子江上游夔州的行纪，译本读来令人入迷；他说到闸口处「舟楫之聚，如梳齿之比」，今日有些地方仍是这样。跨在这条运河上的桥，是全中国最惹眼、最美的一些桥——单拱，跨度有时达二百二十英尺，高三十英尺，是一堆堆厚重的石工；凡在寻常那种庄重朴素之外容得下变化的地方，便饰以厚重的雕刻。

七百年前，陆游便说起这一带居民的勤勉非同寻常，记下「近村两岸皆置水车汲水，妇孺尽力，间亦以牛」。这勤劳的遗传至今分明可见。沿河沿渠看不到一个闲人。时令所需的每一样农活都在紧张地做，连七岁的孩子也肩挑农担。妇人背上缚着壮实的婴孩，手里忙着纺线，脚下还踩着水车；沿水道到处是渔人忙着操他们那大竹架的抬网。十二世纪的陆游，便已提到妇人一面踏水车、一面纺线。

离开上海后第二天早上，汽艇在一条上有树木交荫的窄河口解开了它的尾巴；我的船悄悄地沿河上行，直到一处「船闸」，我们由此升上一条宽阔的水道，径通杭州。这水道绕城三面，又与别的可通航的河渠相连，上面架着入画的石桥，进城内大半地方都很便当。

我称作「船闸」的，正名叫「坝」，也就是「过坝」，是一种巧妙的装置，把同一条船如何应付水位高下之差这个难题妥帖地解决了。插图画出了它的原理和在浙江的用法，不过各地做法不一。如图所示，这装置紧要的部件是：一道由高水位通向低水位的光滑石坡，坡的中段厚厚地涂着湿泥；两根粗高的立柱；两架简陋的木绞车；以及带着结实铁钩的粗竹索。上行时，一群人摇动绞车，把船绞到高的一边；下行时，把船拖到坡口再推翻过去，船便凭自身的冲力飞速下滑，船尾那根牵制的索几乎抑不住它一头扎进下面水中的猛势；这时凡没有捆牢的东西统统飞散，一团翻滚的泡沫涌到吃惊的客人脚边。过一次坝收几文钱。

我觉得杭州的运河入口很有气派，虽说在大户人家高而无窗的墙下，草坡上有些讨厌的猪正兴冲冲地翻找垃圾，而且并非白找。那些炮船，或者说水巡的帆船，张着蓝白条纹的篷，船上兵丁衣饰鲜明；还有那些高高的桥：看着都很悦目。我就是在一座这样的桥边遇到梅藤更医生的——他在杭州做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医生已有十八年。我被抬着穿过一片稠密而肮脏的街区，进了高墙上的一道门，走过一架垂着数百串紫丁香色藤萝的花棚，进到一个大院子里：一半是草坪，一半是玫瑰花畦；一边是一所旧式的英国房子，另两边是东方一流的两所医院那漂亮的两层楼房，还有由它们衍生出来的男女麻风病院、麻风儿童之家和一所戒烟所。从中国城下城区的人丛、污秽和寒伧的喧嚷，一下子换成宽阔、平整、修剪齐整的草坪，英国的树和花，趣味完备的英国建筑，以及一个英国家庭的文雅安宁——这变化令人恍惚。

这座极古老的城坐落在水浅的钱塘江左岸，马可·波罗以「行在」之名给过它一段极华美的描写。虽然它至今尚未从太平军的毁坏中完全复原，却依旧俊秀而有气度；依我看来，加上它秀丽的四郊，它是中国大城里最动人的一座。

它无疑也是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是富庶稠密的浙江省的省城，是一大片产丝区的中心，出产最上等的丝绸，宫中所用的丝织品皆出于此；它是大运河的南端，又是中国文教的一大渊薮。城中有丁氏藏书楼，为中国最好的私家藏书，恰如其分地建在丁家「府第」旁边。藏书的庋置与分类安排得极好，那位开明的主人有一位极有教养、极聪明的公子，热心而能干地做着管书人。凡持官员名帖自荐的人，都可以随意披览这里的珍本。其中动植物书籍的收藏，插图以中国最上乘的木刻刻成，精美绝伦，本身便是一宗了不起的财产。草木的每一部分都画了出来，几乎精确得像照片一样，叫人不由得盼望：与图相配的文字也有同等的科学价值！

杭州还因为是一座「住家」的城而重要，许多退隐的商人和官员选中这里安家。那些有闲而又热心乡土的人的宅第——往往是府第气派——点缀着街巷，可是它们堂皇的格局与华丽的装饰，都被高高的粉墙挡在俗眼之外，只有墙上重闩的厚门通到里面。我在丁家府上用「午后茶」，那宅子有高敞的客厅、廊庑和一进进的院子，占地必有两英亩。它气派是气派，却不舒服；那些雕工繁复的乌木椅子，椅背与椅面镶着云纹灰石，桌心也是同样的石头，似乎只配在盛夏正午坐一坐。除了「有闲阶级」的住宅之外，还有高级官员、银号老板和茶丝巨商的宅第，许多极其富丽，其中一位有钱的钱庄老板所建的那一所，据估计花了十万英镑。

我说起过污秽和寒伧的喧嚷。那主要是在水边；在一座七十五万人口的城里，这也不足为奇。然而城西一带的街道却宽敞、明亮、石板铺得整齐，就中国而论干净得不可思议。杭州给人一种普遍安乐的感觉。我一个乞丐也没有看见。百姓衣食都好；据我所知，除了疫病流行的时候，这里没有赤贫。它是上百座城市贸易的大中心，上海和宁波所售的茶与丝，有很大一部分经由这里。

城里城外，样样东西都让人想到丝。附近乡间桑树无处不在：河汊沿岸、田埂之上、成片数英亩的桑园、村舍近旁，凡可栽的地方都栽了；还有一座座苗圃，每一座里都是好几千株桑秧，预备着这宗大宗产物需求的大增。杭州有织丝的手工织机七千张，用工约两万八千人；其中三百六十张织机由一位钦命的织造监理，专为宫中织造。

有些绸缎庄可与上海的老介福匹敌。店里有色泽浓厚、深沉丰润的素色绸，也有最细致的浅色；有各种靛蓝深浅的水洗提花绸，还有淡紫与法国灰，愈洗愈有光泽；有厚重而极宽的缎子，素的和织花的都有；而我最赏爱的，是那些给中国男子做衣裳的厚重花绸，颜色与深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上面织着象征意味的蝙蝠、蜜蜂、蜘蛛、鹿头，官服上的龙，以及那极富装饰趣味的福字、寿字。这些古雅美丽的织物并不销往欧洲，除非欧洲人开口要看，店里也不拿出来。销行全国各地的扇子是另一大行业，长年供给着好几千人活计。精工的家具、丝绣与金绣，以及给死者烧去、好让他们在那边过得舒坦的锡箔纸钱，也是这座兴旺省城的大宗出产。

杭州的地势很美，与钱塘江明亮的水面之间只隔着一条干净的沙带。西南一角建在山上，从那里望得见大片海光；城西紧靠墙外便是西湖，名满中国：一片可爱的水，四围是好看的别业、庙宇和祠龛，湖中散布着林木葱茏的小岛，由古老而堂皇的长堤相连，岛上又有装点得很美的亭阁，其中几处是御用的，四周环以尽善尽美的中国园林——譬如那座秀丽的御书楼，有蕨圃、假山、奇巧的小池和开花的灌木。这一湖佳水，有深深的林湾港汊，有披着林木的山峦与幽谷，有鲜亮的游艇画舫，有美到极处的湖岸；我在中国春天灿烂的美景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它。它那银亮的水面上还映着城边一列光秃而多风的秀丽山冈，冈上高处立着一座极古的塔，气象逼人；较低的山坡则覆满松柏、竹、梅、桃、樱、樟、杜鹃、铁线莲、玫瑰、忍冬和枫。湖边有一道又深又长的山坳，崖壁上凿出神龛安放石像，坳里有好几座名刹，其中一座是「五百罗汉」之殿，那些比真人还高大的罗汉，把宽敞的廊庑装点得庄严可观。这条秀谷中的寺庙祠龛，每天都有成群的杭州人来拜，灵验之名远播，每年引来十万香客。守着这道山坳的，是两尊华盖之下的巨像——风神与雷神，是刚劲木雕中极好的作品——以及一座古塔。

杭州还以「杭州潮」这一奇观闻名：季风转换之时看得最好，那时一大片潮水迎面撞上江流，猛地把翻白的浪头举到十五至二十英尺高，挟着雷鸣般的吼声和骇人的力量，以快马奔驰的速度沿狭窄的江道横冲下来，成了上海看客求之不得的一桩热闹。

杭州的城墙以凿石为面，周长约十三英里，高三十到四十英尺，厚二十到三十英尺，上开十座大门，门扇厚重。房屋多为两层。买卖街上五色缤纷；最要紧的一条街长五英里。人口估计七十万，太平天国之乱中曾被戕害得所剩无几，如今正迅速增长。这里的官员、商人和平民对外国人异常友好；在近年开埠以前，外国人全是传教士。「洋鬼子」的喊声在这里从未听见过。我国领事官桑迪厄斯先生认为，这种极令人满意的关系，一半是因为外国人对丝的需求增加、百姓因而更加富足，一半是因为传教士为博取他们的敬重而作的努力奏了效。

新辟的公共租界与日本租界位置极好，在大运河边，距城墙四英里。它们长近一英里，纵深半英里，有一条好路和一道六十英尺宽的外滩，日后还要铺草。用刀剑打开了这个口岸的日本人，倒并不急着来占用它。外国人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这次开埠，来这座最友好、最动人的中国城市里落户，将是很值得一看的事。中国有一句尽人皆知的俗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第四章杭州的教会医院

医院和附设的诊所，在杭州是太要紧的一处景象，也是此地那份对外国人异乎寻常的善意的一大来由，若只缀在一章的末尾草草带过，未免太不相称。

这几所惠人的机构合计起来，每年诊治的新病人在一万四千名以上，所苦者百病俱备。梅滕更医生和他的同事金伯医生，上自大员下至小吏，人人争相延请。品秩高的官员带着仆从住进收费病房，除照付费用之外，有时还另留一百元的捐赠。浙江一省各级官吏都遣人来向英国医生求教问药。总督与其他显要对这桩医务的嘉许，见于许多地方，最近的一桩是捐出一英亩半地皮，位置极好，以为分院之基。慕稼谷主教（我到时他不在杭州）以及其他英美两国的教士，功劳自不待言；但我仍要说，梅滕更医生十八年来的圆融、和易与热忱，是此地亲善外人的一个缘故——中国人和别处的人一样，是受得住人格感召的。

男院与女院——插图所示不过是其中一部分——都是欧洲最新最上乘的式样。论采光、通风、总体卫生、布置与组织，均不逊于我国最好的医院；加以宁波漆易得（那其实是一种漆，干得极慢，结面坚硬，反光甚强，每周用煤油擦一遍也不伤），于卫生大有裨益。墙壁、地板、被褥洁净到这般地步，倒叫人想念一点合乎人情的尘土了！

男院的屋宇包括：四间宽敞好看的大病房；十一间收费的单人病房，每间容一至三人；一排给看护助手（其实就是男护士）住的房间；学生宿舍；三位有资格的助手的房间；一间讲堂，堂中有一具解剖模型（人体标本无从得到，只好以此代之），值一千元；一间备着中式陈设、专供官员用的会客室；梅滕更医生的私室兼医学藏书室；一间上好的诊察室兼手术室；浴室；一间存放病人衣物的屋子，衣服洗净之后打成编号的包裹；几只衣橱，存放住院期间借给病人穿的衣裳；帐房；一间大药瓶室；宽大的库房；还有一间门诊办事处。

临街一面与医院相连的，是一间轩敞高爽的厅堂。凡过路的人，不论是否病家，走乏了或是好奇，都可以进来歇脚吸烟，同时看着厅堂那一半的买卖解闷——那是一爿宽大悦目的「药房」，照英国通常的样子陈设，不但卖药，凡医疗所需之物一应俱全，非病家与外国人都可以买。领事卡尔斯与克莱门特·艾伦在公文报告里说过：传教士因自用而带进来的物件为中国人所喜，无意之中便帮了英国贸易的忙。这爿药房便替炼乳、肉精、橡皮管、肥皂之类的英国货造出了销路；炼乳尤其「时行」，如今好几家中国铺子也都摆出来卖了。

这间歇脚的厅堂同时又是讲道论辩的街头礼拜堂，兼作各样问事的所在。此外还有一间宽大好看的门诊候诊室，壁上装点着圣经故事的画，画里的先祖与使徒都拖着辫子、穿着中国衣裳；还有一所戒烟所——那是一座凄惨的屋子，满是肉身的苦楚与精神的沮丧。依医生看，所谓「戒断」多半只是一时的；除非出所之后再用补药和滋养的饮食调理半年，把身子重新养起来，才算得数。这些屋宇之外，另有大厨房、栈房和一间木工作场。

女院由梅夫人专管。院中居中的那间大病房，地板漆得锃亮，摆着花、画、桌椅和一架风琴，看去竟像英国大宅里一间宜人的套间客厅。院里有正副护士和一名配药员，都是她亲手调教出来的。办得同样得力，同样可观。

医院员司二十六人之外，另有三名华人传道，与梅滕更医生一同在院中向愿意听的人讲授基督教义；其中一人专管那些已回乡的病人——他们因住院而对基督教起了兴味，回去以后散居方圆一百五十英里之内的村落。近来有一个在院中住过几星期的病人，把所听来的道理讲给乡人听，竟大见功效：几个月后，同村四十多人抛弃了原先的祭祀，入了教；而他初回家时，还曾为着新信仰挨过一顿打。

医院同时又是一所办得得力的医学堂，五年为期，照例讲授内外各科，并授临床。这所学堂大有助于博得官府的好感——他们从医院的治验里领教了西洋外科的本事。学生中有毕业后在上海等处谋得好位置的。也有几个在本省行起医来，把欧洲医术丢下了些，转用中药与中国的用药之法；但外科则无一不守西法，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其效验近乎神迹。只是他们施行防腐之法的样子，只怕未必合得上李斯特勋爵的标准！中国病人还常以为，这防腐的用意是防着鬼从刀口钻进身子里去！

陆医生是梅滕更医生手下资格最老的助手，本院学堂出身，为人文雅而有修养。他无论到哪里都算得本行中的出色人物：既是手法漂亮的外科好手，又见事透彻，断症精准。侨居此地的外国人都信得过他。他还精于医学摄影，所绘的显微与生理图极其精美，手上的功夫很见得到。

钟楼是这一片屋宇的点缀，而楼内一切也真如钟表一般准。这所医院办得极有条理，窗明几净，我在外国少见其匹，更未见有过之者。这般以本领、以爱心、以欢颜做出来的事，在人世也自有报偿：梅滕更医生与地方大员往来极睦，而这些人手里原是能大大地帮忙、也能大大地作梗的。院中满壁都是他们送的红底泥金匾额；我看凡是他觉得该开口求的事，他们都不会驳回。这桩事业总在扩充，最近添设的是疗养院，占着城外最好的地势，在西湖上头那座清风徐来的山上。

在国内我听见有人埋怨这所医院用度太大。然而尽善尽美总要花钱；依我看，杭州医院是一笔上算的投资。在这样一个要紧省份的省城里，把西方医术最好的一面摆出来给人看，是极可取的；医学堂也该尽其可能办得齐备。这一类学堂的益处无从计量。中国治病里头掺杂甚多的迷信与酷法本是环环相扣的，如今根基被掏空了，百姓开始自行求取合乎道理的西洋外科。欧洲的医术还在巫蛊鬼祟之说的最后据点——病榻之上——向它进攻：它当着人演示种种治法，不用符咒禁劾，而收愈疾之奇效。

至于教会医院作为传教的一途，其名目已足见其事，我无须多写。我是信得过医药传教的，因为在今日，这已是最贴近基督教创始者所行之法、最贴近「医病、传道」这条训诫的做法了。有人以为医药传教士是趁人痛楚困厄之际，把一个外来宗教的道理硬「戳」给他，其实不然；不过他若是个诚实的基督徒，自然认定人的灵魂需要开导，正如身子需要医治。我到过的医药传道处共四十七所，从没见过有把基督教硬「戳」给不愿听的人的；偶尔有人在候诊室里表示不愿听道，他作为病人也丝毫不因此吃亏。

进诊所须纳二十四文钱，为的是养成自立之风；收费病房则每月二元至十元不等。门诊的人群排得像队伍一般；助手个个受过细心训练，各知其职。再加上传道、看护助手、帐房、摄影师、厨子、园丁、匠人，每天上午便是这样一大群人挤满了医院的楼梯和大门前。诊所的病人看去实在可怜，因为皮肤病、浮浅的疮与深洞般的脓疡最多，中国郎中用膏药密密封住的地方一揭开，便是这般景象。老的少的，残的、聋的、瞎的、面目溃烂得叫人不忍看的，都聚在一处；人丛里还常有枪伤、象皮肿和麻风。

可是这些人虽苦，却还禁得起梅滕更医生的玩笑逗乐。有一回我在院中园地里替总督卫队的四名兵士照相，满场的欢腾竟至不可收拾，那一大堆病病歪歪的人快活得直嚷。我给兵士照背影时，他们喊：「她照他们的背，因为他们是从倭人（矮子）跟前跑掉的！」梅滕更医生又叫人看那几条粗壮的腿，他们简直要乐得跳起来，嚷道：「就是靠这两条腿跑掉的！」其实总督的卫队并不曾与日本人交过手，只是此地离上海近，中国军队出的那场丑，他们是听说过的。中国人是爱说笑的；照我屡次经历，只消能把他逗笑，他的敌意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几个兵士中有一个，身上蓝红相间的号衣颇为好看；一个钟头之后，他被人抬了回来，吞了鸦片，已在垂危——他自寻短见，并不是因为被人笑了，而是同上司拌了嘴。

众所周知，中国自尽之风盛得骇人。在汕头、奉天、杭州这几座大城里，我住在教会医院，与形形色色的自尽之法很接触了一番。奉天常见的一种，尤其是少妇所用的，是咬下火柴头来吞了，虽说磷毒致死是极痛苦的。吞金箔、吞氯化镁、跳井、投急流、吞铅、割喉、刺腹，都曾是流行的了断法子。但这些正迅速让位给鸦片，因为鸦片易得，死得省事，而且只要外国医生和他的催吐药、洗胃管不在跟前，是断断没有不灵的。中国的教会医院每年从鬼门关上救回来的自尽者，数以百计。

就我所能查明的，中国人自尽的缘由，不像欧洲那样出于深重的忧郁、巨大的亏折或情场的失意，而多半出于报复，出于要叫旁人吃大亏的心思。自尽能叫一个中国人报仇报得极其可怕，因为他相信自己的魂会阴狠地缠住活人、加害于活人；而人们要救自尽者一命，多半也不是出于仁心，而是指望免掉这样一场大祸。倘若主人得罪了仆人，或叫他「失了面子」，铺主得罪了伙计或学徒，最稳当的报复便是死在他的房子里：这不但取得了日日作祟加害的本领，还使得尸首非停在断气的地方不可，等着官府来相验；于是一位老爷带着一班衙役随从登门，把丑闻与骚扰一并带进屋来。因此常有男男女女走进仇家的院子，就在那里吞下致命的一剂鸦片，好把上头这些好处一一坐实！

寻常促人自尽的由头有：中国男女都容易发作的那种盲目暴怒；婆婆的苛虐；夫妻口角；年关还不上账；赌输了钱；要气一气丈夫；丈夫赌钱或抽大烟太没节制；被诬为盗；当了别人的衣裳赎不回来；被人骗了钱；无子；怕被休；被丈夫卖掉；行动不得自由；贫穷之类。鸦片死得不痛，如今为着最琐碎的事也用上它，自尽的数目因此大增。我上面所举的缘由多半适于妇女；不过凡有统计可查的地方，男子占的份额都大得多，而报复与使人受害，正是他们最大的动机。

门诊之中，自然有种种为难与险处。中国的药是大剂量地吃，一次一品脱或一夸脱；病人不懂我们这浓缩而有力的分量。于是危险而可笑的错处层出不穷，例如下面这些：——

病人——「先生，昨天您给我的药，我吃下去好难受；泻肚子，肚里绞疼，手指脚趾也发麻。」

马尔科姆医生（看了看药瓶）——「哎呀，我昨天给你的是八天的药（砒霜），你差不多已经吃完了。你还活着，才真叫奇怪。」

第二个病人进来——「这铺子的老板哪儿去了？我要几服洋鬼子的药，治打摆子。」

医生——「容我奉告：我不是鬼。你还是回去罢；什么时候你能好好儿地来求药，我们就给你。」

第三个病人进来，伸出两只手，请医生「比比脉」，看她害的是什么病。

医生——「你说说你哪里不好。」

病人——「浑身筋骨都酸疼。」

医生——「怎么起的？」

病人——「是生了一场气起的。」

医生——「有多久了？」

病人——「从开天辟地的时候起。」（意即极久。）

这妇人两臂两肩贴满了中国郎中给的绿膏药。她说若治好了她，就把这些膏药统统扔掉，还要「把先生的名声传扬出去」。于是给了她药，并把服法交代得极详尽；这还不够。她一连串地问：吃前要不要温一温？瓶塞要不要塞紧？要不要和别的东西一道吃？末了——

病人——「有什么忌口的没有？」

医生——「没有。」

病人（大失所望）——「怎么！一样都不用忌？」

医生（打趣道）——「要忌。少说话；不要骂街坊；不要抽大烟；不要撒谎。」

医生渐渐不耐烦了，把服药的话又明明白白说了一遍，告诉她这里忙得很，不许再问，便送她出去。

病人（过了几分钟又回来）——「这药是吃到肚里去呢，还是擦在外头？」

又或者有人进来，说自己「打摆子」，奎宁配好了，他却安详地一笑，说：「实对您说罢，打摆子的不是我，是我娘。」

再有一个进来，把症候说得极细、极自怜，听去是疟疾。药房里配好的一剂奎宁他不肯当场吃，偏要带回家去，说他明天才「发」。其实他是装病，为的是讨了奎宁去卖。又或者，病房里有人做了白内障手术，病人的儿子来求医生去看看他父亲，说眼睛疼得受不住。医生去了，才发现绷带已被揭掉。他责备那儿子；儿子说是有几个朋友来看看他瞎了这些年究竟能不能看见了，便把绷带解了下来。病人揉了眼睛，伤口迸开，已在化脓——这人从此终身瞎了。

有些人到医院来是出于放肆，有些指望讨药去卖，有些是好奇，要看看「洋鬼子大夫」怎样行事，有些是来偷借给住院病人穿的衣裳，还有些纯是来胡闹，假装害着各样的病；不过对这末一种，中国助手有时也自己寻一回开心，把电池上的电流开得足足的，给他们通上一通。

时间这样白白地耗费，欺哄与贪心这样多，又因病人及其亲友的愚昧无知，有意思的病例一再落空——做传教士医生的，实在有许多扫兴之处。即便像杭州这样办了多年的事业，有这样好的器具与帮手，要始终保持那份礼貌、温和、耐性与容让——而这几样正是成功所不可少的——也总不是容易的事。

去年在杭州诊治的病人中，有一千名是住院的。他们的名下大半可以写上「痊愈出院」四个字；不能治的也大得好处，譬如那些麻风病人，「重伤」得以收口平复，痛楚也被镇住了。

这所大医院确是杭州的一处胜景；凡认识了它的人，没有不承认：经营它的人和资助它的人，是紧紧跟着那一位的脚踪走的——他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

第五章自上海至汉口

从杭州起，我走运河与内河，作了一趟极有意思的旅行，到绍兴——那是一座要紧而有来历的城市，四郊风景绝好；再从绍兴取内河水道往宁波，去看它周遭那几处可爱的湖，一路穿过一片极其丰饶、秀美而殷富的地方。我要在此记上一笔：这趟路我既无同伴，也无仆人，全然托付给中国船夫的忠实与善意，而并未失望。到宁波，海关税务司好意把海关的巡船借我一个星期——那是一艘跑得极快的拉喀船；我雇了一个仆人，趁着极好的天气去了舟山群岛，在普陀这座奇异的海岛上住了三天。普陀是「僧人之岛」，供奉慈悲的观音菩萨。又在舟山岛的定海住了两天；我国占据期间死在那里的四百名英国兵士，坟墓无人照管，破败荒芜，看了令人凄然。绍兴以外那片地方，按水系而论并不属于长江流域，因此不再多说。我由宁波乘海船回了上海。

我要找一个可靠的通事兼仆人：此人须不曾伺候过欧洲人，又肯冒我这趟路上可能有的凶险和一定有的辛苦。这难题靠朋友们的好意居中说合，总算解决了。我雇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相貌极好、气度不俗的人，名叫伯典。他极厌恶「洋泾浜」，英语说得相当正确，一路上还天天添新字。他心高气傲，脾气也坏，可是待我忠实；除非得了准许，我的哨子一吹，他从没有听不见的时候。他胆气很壮，境遇不顺时从不抱怨，遇到为难之处、甚至遇到危险，也从不丢下我。

此外的预备，主要是买了一把敞口的竹躺椅以备人抬，备足了茶叶和咖喱粉，再把我本就不多的什物丢掉大半。我指望最后要去的那一带地方，上海竟无一人到过，因而打听不出半点消息；于是我动身去走这六七个月的路，行李之轻、牵累之少，实在难得。

上海与汉口之间每日通航的十八艘好轮船，分属几家外国公司和一家中国公司；船上白漆、镜子、泥金和电灯，把旅行的浪漫气味驱散得干干净净。我所搭的「鄱阳号」与其余各船大同小异，是美国式样，载重约两千吨，奢华得过了分，船上的职员都是干练而有礼的先生。夜里开船，扬子江口常有的那种碎浪便安安稳稳地过去了；到第二天早晨，看见两岸朦胧的褐色轮廓，才信得过这一片浑黄的水面当真是一条江。

江上的头一天又冷又湿，其后几天也都如此；那湿气沉沉的空气把人裹在一团阴惨的寒意里。白漆和镜子这时最叫人厌恶，唯有火炉和厚厚的羊毛地毯还与四围的景象相称。然而寒暑表尚在华氏四十五度——在隆冬里也算不坏了！

过了银岛——那是一座林木蓊郁的石山，上有一座好庙——我们便到了镇江。这是扬子江上第一个通商口岸，地当大运河与大江交汇之处，位置极佳。我两次到此，都觉得是个可喜的地方。这里有很好的外滩，外国人的房子看去也殷实兴旺，山上还有英国领事馆；树木极多。租界的路又宽又整齐。一排好趸船以桥与岸相连，上下货物与客人都极便当。锡克巡捕处处可见，做买卖的嗡嗡声不绝于耳，外滩上车马如织，大运河里塞满了帆船；而那条不许转租给中国人的规矩既然只是虚设，租界里便盖满了货栈和中国人的住屋。单看外表，人会以为镇江比汉口还热闹，而汉口乃是华中商务的大中枢。其实这口岸的贸易总值每年不过四百万英镑上下，不过正在长进。出口的一大宗是花生油，用衬纸的篓子装运上船。另有一宗，值钱几乎占出口总值的十四分之一，是某几种百合花晒干的花被——即萱草与黄花萱草——中国人极看重，用来佐肉，尤其佐猪肉。

镇江日益兴旺，有几件事很可注意：近来开了两家缫丝厂，都是中国人自办自管，其中一家的机器还是中国造的，厂房也不曾借重外人。用的工人是妇女，每日做十二个钟头，工资十便士半，礼拜日歇工。这样由本国人经管，能否成功，当时人多半存疑。另有一家用米酿酒的酒厂，也算一种进步的迹象——或者该说退步？我们的德国对手更做了一桩极「漂亮」的买卖，开了一家蛋白厂：把蛋白灵巧地同蛋黄分开，做成薄片，运回德国，供照相、制革、印花布等用。所用的全是鸭蛋。蛋黄则经过一番防腐处理，装桶出口，供糖果店和酒吧间之用。告诉我这些的是卡尔斯领事，他没有说蛋黄到了酒吧间究竟派什么用场，不过常上那种地方的人想必是知道的。

在外做活的匠人，如泥水匠、木匠之类，行止很像我国的同行：一年四季高兴了便喝茶、歇息、吸烟，夏天要睡很长的午觉，冬天不到九点不上工。营造业也是一个行会；镇江有五个大行会，都有会中的公款，接济已故会员的孤儿寡母。城中有好几处教会，还有一派熙攘之气——一座十四万人的城市，本该如此。

第二天又是阴湿凄冷，火炉边像有吸铁石一般；这一天我们到了芜湖。恕我直说，这是扬子江各口岸中最难看的一处；不过它的贸易还不算不景气，十年间增了一倍有余，进出口大宗货物的总值如今每年将近二百万英镑。

德国人在这里也开了一家蛋白厂，雇着五十名女工、十名男工。七千个蛋方能制出一百磅蛋白。此外，照最近一年的报表，还有值二万三千英镑的羽毛运往德国做羽绒褥子。

不过在一般读者看来，芜湖最有意思的出口货还是「中国墨」，那是安徽省的一大出产。小小的黑墨条，上面用泥金写着汉字，我们人人都见过、都喜欢。中国墨由芜湖行销中国各地以至世界各国。一八九五年，单是从上海运往外洋的就有两吨。在广袤的中华帝国，以及日本、朝鲜、东京、安南，几乎所有的书写都是用这种精美的墨：在石砚上磨开，用貂毫的笔蘸着写。这还不算它在各国水彩画上的价值。墨的做法是把油桐大籽所榨的油，或芝麻油、菜籽油，连同漆与猪油一同烧了，所得的烟炱按制法不同而有粗细之别，再加金箔和麝香。墨分十二等，每磅自二先令至一百四十先令不等，一磅约三十条。

芜湖的中国人也办起了各样实业，其中有一家蒸汽面粉厂；这是一座八万人的城市。但在过路人看来，它实在乏味得很，那些热闹街道既不新奇，也不入画，不值得我在泥泞里挣扎着走一趟。

那天夜里我们正在用饭，忽然轰的一震，接着一声碎裂，船就停了。被我们撞上的那条帆船像石头一样沉了下去，满船的人都没了。没有听见一声呼喊。放下小艇，在附近盘桓了一个钟头；那夜并不很黑。一个法国人冷酷地说了一句：「好啊！黄皮的少了几个。」如此而已。

第二天我们到了九江，又一个通商口岸。这里的外滩幽静宜人，绿荫夹道，外国人的房子座落在浓荫的花园里，颇为可喜；只是对一座五万五千人、每年贸易值二百二十五万的城市而言，未免显得瞌睡。

九江在一八五八至五九年的太平天国之乱中被夷为平地，后来重建，四围筑起周长六英里的城墙以为防守；如今的殷富已超过从前，进口货五年来稳步增加。

我上面所说的只是通商口岸；然而自镇江以西，沿江或近江的大城，与那些工程建筑、以及江上数不清的舟船那千奇百怪的形制与帆装，同样引人注目。沿江或近江的城市有扬州府，有南京——那座南边的国都，古时的繁华今已成墟，却极其入画——有太平府，有殷阜的大城安庆府，此外还有许多，更有无数村落，往往过着半水半陆的日子。过了九江，最惹眼的是大孤山与小孤山，两座高约三百英尺的奇石，直从江心拔起；凡入画的地方，佛家总要占去做道场，这里也不例外。大孤山靠近湖口，那是江边一处峭壁，顶上有一座房子，半是庙宇半是堡垒，看去无路可上；离此不远，鄱阳湖便由一道短而宽的水流与扬子江相通——这是一处要紧的所在。

一座建在平地上的城，总难有什么气象；汉口从水上看去便不动人。俄国砖茶厂的几根烟囱在外滩的绿树上头露出来。宽阔的扬子江右岸，武昌一处污秽的近郊之上，也竖着几根高烟囱，那是一家中国人自办自管的纱厂；它与上海的纱厂不同之处，是一概不用妇女和女孩，因为总督以为妇女做这种工是有伤风化、有背孔子之教的！高处另有一座营盘，墙上开着雉堞，绸子旗帜飘扬得极盛，还摆着些老掉牙的兵器。

那天又湿又阴，但英国领事馆待我的亲切招呼、殷勤款待和熊熊的炉火，把外头的寒意补偿得有余；汉口之行，是我在中国的许多愉快记忆之一。当天稍晚，杨格非博士来看我。他是伦敦会的老传教士，既是了不起的布道家，又是了不起的中文著述家和翻译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热心人。伦敦会的房产——包括一座礼拜堂、几所诊所和医院，以及传教士们的住宅——就在租界里那几条绿荫夹道的宜人街巷之间。他们各样的事工都在进行，对结果满怀指望。我听说杨格非博士已把一生献给中国，也打算死在中国；他一半因这份热忱，一半因这份文才，很得官场和上等人家的敬重，影响也很大。

第六章外国侨民——汉口与英国贸易

汉口（即「汉水之口」）、湖北省城武昌府和汉阳，若不是被宽阔滚滚、将近一英里宽的扬子江和它的大支流汉水从中劈开，本来就是一座城。汉口与汉阳在北岸，武昌在南岸。有人把这三处恰切地称作「城市之丛」，离上海约六百英里。汉口到一八六三年为止还是一座不设防的城；那一年因为怕北来的匪徒进犯，官府才给它围上石墙，周长四英里，高十三英尺，上头再加砖砌的女墙，凑足十八英尺。

汉口自认有全中国最好的外滩，我也无意与它争辩。说实在的，这里长八百码，宽八十码，临江的石岸又高又气派，一道道好石阶从低水位起拾级而上四十英尺；宽阔的散步道与车道，夹着一行好树；路那一边是「宫殿式」的房子，与上海、新加坡的很相像，坐落在大花园里，浓荫都是异域的树木。看着这些，简直难以相信：欧洲人第一次确有其事地到这座城来，还是一八五八年额尔金勋爵乘英舰「狂暴号」的那一回；而这一片堂皇的英租界，是到一八六一年——本埠对外通商的那一年——才选定地基的。

主要的建筑有英、法两国领事馆、海关税务司的住宅和工部局。这里也有一个工部局董事会，职权与上海的一样，锡克巡捕排场很不小。一马平川的地方，若不是有活泼泼的大海作边，总是不好看的；这条外滩显得沉闷，叫人觉得英租界是「阔过的」。

外国侨民包括各国领事及其属员、中国海关的雇员、极少几位自由职业者、许多英美传教士，以及英国和其他欧洲商行的人；其中俄国人的地位十分显要。侨民把本国的娱乐一并带了来，照上海的样子小规模地自娱。有一家颇受欢迎的俱乐部，很欢迎过路的客人；那里既可交际，又有藏书室、阅报室和弹子房，靠着频繁的电报与外面的世界通声息。另有一份办得不错的报纸——《汉口时报》，载有关于中国、关于社会及其他题目的文章。此外还有圣公会的礼拜、一家旅馆、一家马车行，以及英国人侨居在外所必需的种种。对生人的和气与殷勤款待，汉口并不亚于那些人迹较少的口岸。

这里的气候却算不得好。夏天自五月到九月中，又热又湿，恶性的疟疾和伤寒并不少见。空气厚滞不流，蚊子成群。最热的夜里，有些男侨民索性睡在外滩上，图江面上那一点点风；中国人则睡在屋顶上和街上。秋天几个月极宜人；到正月，寒暑表降到冰点，轻霜过后，又是一段湿冷生涩的日子，直到暖天再来。

汉口和它的两个邻城，除了那庞大的贸易，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当地百姓并不公然与人为难；不过卡尔斯领事和他的夫人同我在汉阳时，虽有随从跟着，仍旧挨了泥巴。

汉口的光荣同时也是它的祸患，便是这条壮丽的扬子江。即便在冬天也将近一英里宽，威威然从外滩前流过；遇到风暴，便被激成凶险的怒涛，微风里又轻快地奔腾；到夏天，简直是一片五十英尺深的内海。七月和八月初，汉口最难过，人人提心吊胆地看着水涨。外滩有时被淹，人要乘船在住宅与账房之间往来；房基被泡软，散步作罢，园子毁尽，许多买卖停顿；单薄的中国房子被冲走——一八九八年夏天涨水时，架在木桩上的那些房子便冲走了不少，死了许多人；成千上万的人失了栖身之所与生计。等水退下去，留下来的是遍地的困苦和一层带疟气的泥。等到四川的水——李希霍芬所谓「红色盆地」出产的那种红水——出现了，中国人便知道水快要落了；这一点在学理上也颇有意思。寻常夏汛时节，从宝塔山望去，整片地方都是一片浑黄打旋的内海，凄惨得很；水面上露出许多村落和树木，都建在土墩上，那些土墩多半是古时堆起来的。

汉口是墨西哥鹰洋实际通行的最西一个口岸；即便如此，在它的腹地，铜钱仍比铸过或不曾铸过的银子更受欢迎。往西边去旅行，除了旅人自己所能负担的铜钱之外，非有「纹银」不可；纹银可以在汇丰银行的分号兑得，也可以兑得「好票」——即开给远西一带殷实华商的中国汇票。从银行取出来的那种粗笨银块叫「银鞋」，一只约值五十两；然而「两」本身也没有一定的成色分量：海关及若干账目所用的海关两不同于上海两，上海两又不同于汉口两，如此类推。

事情还不止于此。银子本身的成色也参差不齐。汉口纹银的「成」比上海纹银高百分之二点五，四川银子的成又比汉口的高；于是旅人在银子上时时吃亏，还要为了称重与偶尔的验色多受许多耽搁和麻烦——虽说自己那银子「成色」不足，通常只有练过的眼睛才看得出来。一旦离开了墨西哥鹰洋的简便，这一套货币制度——如果「制度」二字用得上的话——真可谓「乱上加乱」。从此我再不奇怪外国商行为什么要雇中国银师了：成色的奥妙、各处两平的差别、铜钱的足与不足、银价每日的涨落与纠缠，除了东方人的脑筋，还有谁理得清呢？

一个开埠已三十九年、一八九八年净进口值三百四十二万二千六百六十九英镑、净出口值四百六十四万三千零四十八英镑的通商口岸，而外国货进口之中英国又占了一半——生客自然要指望在这里看见英国商人大发其财；外滩上房屋的宏敞堂皇，也似乎坐实了这番指望。

但事实是：汉口的英国商行不过是上海各行的分号，而把他们挤出进口生意的中国对手，却是以汉口为本号、在上海设分号的商人。汉口市面上供给英国棉货的大华商约有十一家，都是踩着英国竞争者的败迹起来的。这些殷实的行号做批发，供给内地商人和本地铺户；他们经上海的分号买货，分号又雇会说「洋泾浜」英语的中国掮客，向外国进口商买他们所要的那几种货。上海的拍卖行情他们都盯得极紧，有中文的货目单可看，一点小便宜也抓得极快。英国商人则短视得很，从不去同内地商人直接往来，甘心只跟汉口的华商进口行打交道，把地面上的人脉与见识所带来的好处，一概让给了人家。

这种可虑的情形，无论在汉口还是别处，似乎都不见得会好转。我们做生意的法子是坦白公开的，中国商人对外国的商务办法已经熟得同欧洲人自己一样；而他们行中的规矩、他们彼此间经营的种种安排，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相当于行会那样的组织。这股把生意从外国人手里一点一点扫进中国人手里的潮流，如今还挡不挡得住，我不知道；不过即便英国的贸易总额未必受损，中国商行里给年轻人的位置却在逐年减少——除非有人拿出资本、闯劲，把生意看得比运动要紧，通晓中国的语言和商务办法，又立定成功之志，去把洞庭湖一带的商务与运输做起来，把湖南那一片给兰开夏贸易的大好机会拿到手；纵然如此，别处失掉的地盘，也是永远收不回来了。

至于汉口的贸易，本是有趣的题目，我却只说几句。头一句是：一八九八年进港的英国船共五十五万吨，其余各国（中国除外）合共才六万零六百二十四吨，其中日本居首，为三万二千零九十九吨。汉口昔日极盛的茶叶贸易已失去大半，一则因为品质退步，二则因为英国的时尚变了。如今茶叶生意握在俄国商人手里；他们在汉口和九江都设有制「砖茶」的厂子。一八九八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条大轮船在此直接装茶运往敖德萨，另有一船运往圣彼得堡。

德国和奥国的行号在汉口开了好几家蛋白厂，最好的出品用于照相。日本人如今每星期开两班轮船往来汉口上海之间，说不定还会抢在别人前头，把湖上和内河的商务运输「插」到手。这些机警的商人成批地溯江而上，用他们那种务实的办法散布到内地去，摸清百姓的需要和口味，不声不响地推销小件货物。与此同时，日本的大宗出口也在长进：输入汉口的日本棉纱，已由一八九五年的一百五十英担增至一八九八年的二十六万零三百三十二英担，把印度纱排挤掉了不少。日本商人同德国商人一样，不嫌生意小，肯赚薄利；所谓「零杂碎货」的买卖大半在他们手里，将来在这一行的扩张上，他们彼此倒会是劲敌。日本在大宗贸易上的竞争，我们也不该置之不理：开拓市场是她生存所绝不可少的，而中国的市场，正是她商业雄心的一片好战场。

煤油也不能不提一句。它的进口「一日千里」地增长，以美国货居首，本国照明用油的产量因此大减。这种由俄国、美国和苏门答腊运来的煤油，一八九八年进口一千六百零五万五千加仑，自汉口分销到六个省去。它是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生活的力量之一。我在苏格兰高地和朝鲜的乡村里，都亲眼见过它带来的脱胎换骨：从前是一碟鱼油配一根冒烟的灯芯，是昏昏暗暗的行灯；如今换成了明亮爽快的「煤油灯」，一家人围着它，做活计、办事情才成为可能。中国的屋子暗得不可思议；在煤油出现以前，穷人家要打发漫长的冬夜，除了抽烟、睡觉、赌钱，别无他法。

汉口有八个正式行会：银号与钱庄；米粮商；成衣与绸布商；食杂与油商；铁商；铜及五金批发商；江西瓷器商；以及药材批发商——汉口的药材市场是中国最大最好的之一。我们若能明白这类同业组织何等要紧，那就好了。我们尽可以谈势力范围、利益范围，尽可以订立商约，取得「最惠国」条款的好处；然而只要一天不懂得行会的力量，不能与它平起平坐地周旋，不能「摸透中国人做生意的门道」，我们就还要看见眼下汉口以及别处这种局面，也就是我上文所说的那种局面。这些行会有许多可佩服之处：它们的同业联合、结盟与使人就范的一整套手段，比起英国同类的机构，毫不逊色。凡涉及本行共同利害的事，会员或其代表便聚在一处商议。行会的规条既宽又严，违犯了没有不受罚的；罚法轻重不等，轻的是罚犯规者出一席酒、唱一台戏，重的——遇着情节显著的——便革出行会，那就等于断了此人的生路。

第七章华界汉口

从外滩那份端庄的沉闷，到华界的人潮、色彩与喧声，不过一步之遥。这就是所谓「百万人之城」——中国的商业中心，全帝国最大的「集散之地」，茶叶贸易的枢纽（这桩生意如今几乎全落到俄国人手里），也是中国最大的木船港。

城墙很有气象，垛口起伏，四角设炮台，双檐城楼下开着门洞，门上密密钉着铜泡，日落即闭，日出方开。街道不铺石板，因挑水夫终日往来，多半是一片污浊的泥沼；沼中有大狗争夺秽物，毛色像脏了的法兰绒，身上还有一块块粉红的秃斑。街宽不过十到十二英尺。房屋则很高。夏天，人们从相对的屋顶之间拉起席子或蓝布，以遮挡日光与炫目的白晃，于是一切买卖便在一种颜色古怪的昏光里进行；偶尔有一道亮烈的光线漏下来，落在那些垂挂的长招牌的朱红与金色上，把它们照得赫然生辉，别有一种如画的意味。

招牌的形状、字的颜色与牌面的底色，各自标明不同的行业。招牌的拟制是极要紧的事，它可以左右一家铺子的运气。头一位是店主的姓名；若是合伙的商号，便以一个吉利字眼加上一个表示「联合」之意的字来代替姓名。两种情形下，上头的字之后都要接一串吉语，取富贵、兴旺、增益之意。

镀金饰件的匠人用鲑肉色的牌子配绿字，药铺用金字牌，常描着许多细线，还有那种大号的标牌，夜里也不摘下，就留在架槽里。此外还有几种颜色的搭配，为各行所用，以便一望而知；有些招牌上还把店内所售之物仔细画出来。不过黑底泥金、洋红泥金两种最为通行，金色专用来写那些极富装饰意味的字，而写这种字本身就是一门赚钱的行当。旧招牌是一份值钱的产业，铺子转手时可以卖出高价，正如我国老字号的商誉一般。一块老药铺的招牌曾卖到三千两银子，约合四百五十英镑。到了冬天，街上如此装点，头顶的遮席撤去，上方露出一条条鲜蓝的天，斜射的日光把金色与彩色点染得异常灿烂——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广州和福州，那份画意几乎举世无双。

至于这样的街道如何拥挤、如何几乎不能通行，实非言语所能形容。我头一回进华界时，英国领事就走在我身旁，还带着一名随从，抬轿的也都戴着领事馆那顶插红缨的帽子、穿着人所共知的号衣；饶是如此，我仍不时被迫停下——那停法多少有些狼狈——或者被某个匆匆而过的苦力所挑的担子重重撞得一晃。轿夫在成千上万身着蓝衣、忙忙碌碌、人人都在嚷叫的中国人中间艰难穿行，而我的轿夫又齐声呼喝——据说这样可以替轿子开出一条路来——更添了几分嘈杂。

在那些穿粗布的寒素人等中间，也不乏华服丽饰：厚重的织锦绸缎、值钱的皮裘，穿的多半是买办和铺主。在各通商口岸，这班人在衣着的堂皇与糜费上，已渐渐要同最高的官员一较高下了。偶尔有格外响亮的吆喝声起，人群试着往左右挤拢，那便是有位大人来了——他坐在一顶沉重的、彩绘描金的官轿里，八个人抬着，许多随从戴着插满翎毛的帽子，穿着红黑两色的号衣；那位官老爷本人在轿中端坐得笔直，几乎无例外地又白又胖，留着几根细长弯曲的髭须，脸上那种说不出的傲慢与轻蔑之色，是别的东方民族无论如何也学不像的。

主要的几条街铺了石板；其余的都是泥泞小道，被独轮车轧出深深的辙沟。「古老而带鱼腥的气味」到处都是；蒜味、烂芥菜味、煎猪肉味，还有那道最开胃的菜——已经腐败的鱼——烹调时的浓烈气息，从挤满人的饭铺里飘出来。下等的馆子，灶上的作业从街上一眼可见：家什不过是砌在砖台里的一排锅、一两口铁锅，外加几只瓦器。街上看不见一个醉汉，也看不见一个因酒发狂的人。中国人有一桩美德：饮酒极有节制，而且几乎总是佐餐而饮。

盛在瓦缸里的油——每口缸都大得能容下一个人——或是刚从四川运来、装在糊纸的柳条筐里的油，标明这是油铺；用油纸包好的茶叶，一包包码得极其齐整、直堆到很高，还有砖茶和糖袋，标明这是杂货铺；而一卷卷仔细包裹、叫人恨不得打开看看的丝绸，则昭示着零售商中的翘楚——绸缎庄。

有豆饼、瓜子、枣子，以及从北方和西边运来的药材，都由那些大木船载来——船上有巨大的橹和凡·代克棕色的帆，把汉水挤得满满的。有做偶像的匠人，各式各样、各种大小的神像，自用的、外销的都有，其中一些辗转去到西藏和土耳其斯坦，在拉达克与努布拉的人家与寺院里受着长年的香火；不过这些像在举行「装脏」之礼以前，是不受什么敬重的——那仪式赋予它们灵魂，灵魂以银制的「五脏」为象征，从背后的一扇小门放进去。同一带还有卖各种敬神器物的：卖锡箔、金银锭——祭祖时焚化之用；也卖那些做得极其巧妙、有的还是真人真物大小的象、虎、马、驴、牛、房屋、车子等等，都是丧事上烧的。这些东西使丧葬愈发靡费：一个中等家道的商人，儿子们往往要在这些仿制品上花掉一千块钱。

然而，尽管这「百万人之城」的奢侈与日用所需，无一样没有人经营，许多铺子却透出顾客何等穷困的可怜光景。而且，在这些拥挤的街上，从一颗值钱的钻石到一双草鞋，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经过一番震耳的讨价还价就能卖出去的：卖的人从不开出他真正想要的价，买的人也从不出他最终肯给的钱；最穷的买主时间最不值钱，只要能杀下半文钱，便觉得费上一个钟头也不算白搭。除了大铺子，一切议价都在店门口进行，议价的都是男人，而中国男人，尤其是下层的，说话总是扯着嗓门喊，于是一条中国商业街上的鼎沸之声，简直无从想象。

到处都是等着转运的货物，堆积如山；因为汉口是中国最大的集散中心，泊在外滩的和抛锚在江心的大轮船，加上塞满各条水道的上千木船，看着仍不足以应付它那庞大的商务。

汉口的种种骇人景致中，有一样是各大中国城市所共有的，那便是棺材铺。它们通常聚在特定的街区，还惯于占用一段街面做木料场。铺子里陈着中国习俗所要求的那种笨重大棺，有时长到十英尺甚至十二英尺，各等价钱都有：上自漆得锃亮、金字凸起或凹刻的，下至草草钉成的一具薄壳——疲惫的苦力便在里头长眠。较贵重的多半是儿女献给父母、孙辈献给祖父母的孝敬之礼，买回去便竖起来，在富人家进门那间高敞的门厅里，跻身于陈设之间，占据一个阴森的位置，一放可以许多年。因为尸身往往要停放数月甚至数年，等风水先生断定下葬的吉地吉日，所以棺木造得极其考究，不是髹漆，便是涂上著名的宁波漆——那漆几乎不透气也不透水。

上漆髹漆的匠人也聚居一处，他们这一行以漆树为本，是很要紧的行业。饭铺——从它们的数目和光顾的人群看，简直要疑心没有人在家里吃饭——烟铺和烟馆，则散布全城，各有各的主顾。

汉口的街道当初或许是有过什么规划的，只是那规划想必几百年前就不敷使用了；如今几乎看不出什么章法，大街小巷交错得离奇错乱，非老手不能找到某一处地方而不至于绕来绕去、徒耗时日。总的说来，各路总有向江岸高处汇去的倾向；到了低水位的冬天，那里便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景象。

汉水是一道浑浊的黄色急流，宽两百码，在下面四十到六十英尺处流过。夏天的涨水把汉口这一侧的河岸冲掉了，原本像别处的房屋一样立在地上的那一大片破败屋宇，地基被掏空，如今全靠一些东西撑着——把那些东西称作「桩」都算是抬举了，其实只是些细而随便的杆子，一根接一根捆起来凑够长度，有的朝这边斜，有的朝那边歪；它们所支撑的住屋之所以还没倒，全靠彼此不由自主地互相顶住，也全靠这类摇摇欲坠的房子到处都有的那种「赖在一起不散」的坏脾气。成千上万的下等苦力就住在这些岌岌可危的居所里；不过这些屋子倒不像别的一些那么难闻，因为底下通风，地板上又有数不清的窟窿，垃圾一扔就完事。一八九八年夏天，这样的住屋被冲走了很多，死了不少人。

几乎就在这些房子底下，江边的泥坡上，还有成百上千的席棚，水一涨就得挪走。这些是一座大城里最下层的中国人所栖身的、可怜而又须四处迁移的狗窝。这么一大群人靠什么活着，实在难说。他们赖以糊口的「零活」，多半总与木船有关，因为每一间屋子下面都系着一条能浮起来的破漏之物，人从最结实的那根桩上钉着的铁钉爬下去。住在这里的，就是那些靠「零活」维持着不值得活的性命的人——瞎的和不瞎的乞丐，肢体畸形、面目可憎；生着张开的烂疮、手指脚趾一节节脱落的麻风病人；相貌丑怪、形容反常，专靠叫过路人恶心来讨生活的人；年老无依、备受苦楚的妇人，她们宁可要行乞这种无拘无束的浪荡，也不肯进中国善堂所设的养济院或收容所；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人，构成汉口的贱民残渣。这些可怜的生灵在世上只有一件慰藉——鸦片烟枪；为了弄到它，他们连饭都可以不吃。

一道道石阶从岸上通到水边，其中至少有一道又宽又壮观。阶上永远挤满了挑水夫——桶里的水一路泼洒——挑着担子的苦力，还有赶着上下渡船的行人。从那些残破处的每一个豁口望出去，都能看见江上的舟楫往来。

至少有三英里长的一片木船与别样船只，两层、三层、四层地并靠着，借用一句陆某人的话，「像梳齿一般」；大小、颜色、式样各各不同，却有两处相同：船头两侧各画一只醒目的眼睛，船尾又比船头高出许多。中国沿海各省在那条拥挤的水路上无不有其代表。这景象叫人百看不厌。它把中国的广大、进取、勤劳与守旧一并呈现出来，而其变化之多、画意之足，举世罕有其匹。

在所有的船里，最叫我感兴趣的莫过于那些大客船和盐船，载重七十到一百吨，高高的船尾开着许多窗子，像亨利四世时代的桨帆船；独桅极高，褐赭色的大帆用编织的篾席或粗帆布做成，靠一套竹制的构件张开，看去沉重得足以把一艘远洋轮掀翻；船身被染过、油过，看着像上了清漆的松木——它们正是从我要去的长江上游来的。有从福建来的巨大木船，勾起我对福州和闽江的记忆，船上高高地堆着竹子和杆材，两舷还捆着成堆的同样货物，把船撑得宽得不成样子；因货物本身有浮力，干舷只剩五英寸也不妨。有广州来的木船，涂彩装饰得花花绿绿，高高的船尾上摆着一排排照料得很仔细的盆栽；有天津和北方来的、颜色沉暗的船；有鄱阳湖和洞庭湖来的船；有内河与运河上说不出名目的船；有伺候大船、来去轻捷的驳艇；有「洋艇」，其中一些是外国人所有，却用中国式的帆装，算是向中国人的航海经验致敬；有木排，排上还住着人；有大大小小的舢板；还有满载的巨型木船，摇着大橹缓缓顺流而下，橹手唱出苍凉粗野的号子——那是汕头或宁波的阿耳戈英雄。

有些人以嘲笑中国的一切为俏皮，便拿这些木船和它们那些「拖辫子」、穿长衣的水手取乐；可是这些船操纵起来实在高明：临到紧急关头绝不慌乱，人人听令行事；而这些看似笨拙的船，凭那一套撑硬巨帆的复杂竹架，调头转向之从容轻易，简直可说是美的。

汉口的街道，和多数大商埠的街道一样，永远在上演一幕接一幕的戏。街上有成百上千的人吃饭、睡觉、讲价、赌钱、做饭、纺线、吵架；街道同时又是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洗涤处、污水坑和阴沟。街道也是孩子们的游乐场——如果那也算游戏的话：无非像小狗似的滚作一团、你压我我压你；年纪稍大些的，则睁着贪婪的眼睛看大人做买卖，那些本该稚气的脸上，写着急切的贪心，有时还写着早熟的堕落。

流动的剃头匠背着家伙沿街走动，一路发出一种古怪的吆喝，做着他们那不可或缺的营生。这一行在中国生意大得很，因为在这里，头发被视为必须与之搏斗的敌人。中国人无论怎样穷，至少每周须把前额和头顶剃得光光的，否则看着就像个囚犯；脸——我不好说是胡须——和眉毛（若还有眉毛的话）也得修一修；从剃头匠手里出来，他才又是个体面的社会成员。这一切都在屋檐下、门洞里、街角上公开进行，又是按摩，又是把形状古怪的剃刀使得灵巧无比——那刀与其说是割，不如说是刮，可主顾脸上却始终一副安然满足的神气。剃头钱在一个中国苦力的开销里，是很要紧的一项。

街上还做着许多别的营生，官府对一切占道之举都很宽纵，只要不妨碍大人的轿子和随从通行就行。在这「城市之丛」里，官府的形象体现为一座座衙门：屋顶弯曲，颇有画意；门楼自有一种堂皇之气；院子里通常塞满了递呈子的人和他们的讼师、候审的犯人，还有衙役——这些人少则三百，多则六七百，成天在官署周围盘桓；而书办文吏抱着案卷，穿着昂贵的织锦绸衣，在庸众之间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内院被一堵粉刷过的砖影壁挡住，壁上用鲜亮的颜色画着一条气势磅礴的龙——龙的帝国之龙。

官府的武备一面，则体现在为数不少的兵丁身上。他们的号衣往往颇有画意，却像戏装，中看不中用，以蓝色和洋红为主。你会在街上碰见他们：或在烟馆、烟铺门口闲晃，或蹲着赌几文钱，或松松散散地缀在某个仪仗队后头，或在城门口游荡，或在衙门大门前大摇大摆——总之都受着无穷闲暇的诅咒。他们那身略带中古气味的军装，还添上些可笑得离谱的附件：腰带上挂着长扇子，手里撑着大纸伞，伞上偶尔花花绿绿地画着神话里的怪兽，更多的则写着谚语或孔夫子的格言。

匆忙、人潮、生意、女子的缺席，还有喧闹，是一切中国城市共有的。到处敲鼓打锣，铙钹相击，铃声叮当，火铳轰响，爆竹炸开；乞丐哀号，叫卖之声不可胜数，讲价的舌头喧腾而起，空气里满是众人杂沓刺耳的轰鸣。

就在这样的环境正中，在这不歇的嘈杂声中，在这弥漫全城的陈腐恶臭中，英国卫斯理会的传教士们安下了他们的聚居地，紧挨着他们的男女医药传教医院与诊所、盲人之家与盲童学校，以及别的种种传教机构。离此不远的一所中国房子里，住着一位最高尚、最富同情心的传教士——他吃住穿戴一如中国人——即戴维·希尔牧师。我初访汉口后不久，他便死于斑疹伤寒；那些他为之牺牲了自己的人，是真心为他哀悼的。

第八章自汉口至宜昌

我离开汉口时，始终没见到一线阳光照在它身上。所乘的是美国造的层楼式尾明轮汽船「昌和号」。船的下舱载着几百名中国人和两位内地会的传教士，极其有限的客舱则被四位返回四川的加拿大传教士占满了，还有那必不可少的一个婴孩。将近一年前，他们的住宅在骚乱中被毁，才逃了出来。我很承其中两位的情：我的舱房正在锅炉上头，地板烫得很，就是开着窗，温度也降不到华氏七十四度以下，他们便把自己那间凉快的房间同我换了。

船长为人和气，待我很好。他容我在客舱里随意冲洗照片，任凭那一堆盘子桶子摊着也不介意；轮机师则供给我用不完的蒸馏水，既无长江的泥，也无用来沉淀泥沙的明矾。只是这位轮机师骂人的话丰富得独一无二，无论有神职人员还是有女眷在场，都拦他不住；每逢我们搁上浅滩——这样的事有很多回——那些话便被他慢条斯理、抑扬顿挫、斩钉截铁地咒骂出来，听着叫人心惊。

我一路上事情很多：写字，洗印和调色照片，从恩达科特先生那里略略打听我此行最终要去的那片地方的情形；下舱去散步，走过中国人的舱位——里头的人正躺着享受抽鸦片的极乐，那药淡淡的、令人作呕的气味从敞开的门里飘出来；或者上到上层甲板，去看「昌和号」呼啸咆哮着穿行其间的那一队队奇形怪状的木船。它们看去笨重不灵便，操纵起来却是出神入化。

大江正当冬季最低的水位，两岸在这种情形下所能看到的，单调到了极点，何况又是隆冬。我们一连几个钟头在高高的灰色泥岸之间行驶，那泥岸被急流不停地啃噬着；除了对这片平原之辽阔、灰色冲积土之深厚、以及以长江为大道的商务之繁盛有了一点概念之外，别无所得。为了走深水，我们常常紧贴着右岸，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桩「消遣」：被人用泥巴掷打，被人骂作「洋鬼子」、「洋狗」。轮船在这条江上跑了这些年，照说乡下人早该腻了这种取乐才是。

因为浅滩多，航道又变，我们走得并不快，「昌和号」夜里还要抛锚。白天则时时听见擦过砂石的碾磨声，或是碰上江岸的一记闷响，或是为躲一条木船而由自己搅出的漩涡的嗡响。整日里回荡着中国水手报水深时那种凄凉的调子，间或夹进一声欧洲籍船副在危急关头喝出的「左满舵！」「右满舵！」，或是船长压低嗓门的恶毒咒骂——他骂遍所有人，一直骂到造这条船的工匠头上。搁浅最叫人光火，有时一耽搁就是两个钟头。每一碰上浅滩或泥埂，锚立刻哐啷一声落下去，快得像念头一闪；随后是各样熟练的操作，结果总能成功。只有一回航道实在错综，浅水又绵延甚长，费了两个钟头的辛苦才从沙埂上脱身之后，只得把汽艇放下去在前头探水，用信号旗指引我们。

尽管船长把可能失掉明轮或舵的风险说得头头是道，这类小难总还是叫人兴奋不起来。冬季的航程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打破单调；可是等我夏天回程时，水涨得可以望过堤岸，便看见一大片人烟和数不清的营生了。

高高的岬角上有一座设防的寺院，就是岳州；再有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附近的一座大城岳州府——这两处便是那一片没有特色之中的主要特色。岳州从前是一处颇能控扼形势的地方。洞庭湖是一片浩渺而人们了解得并不真切的水域，四周环着市镇村落，对富庶的湖南一省的贸易关系极大。

再往前，路径便穿行于筑了堤的水道之间：大片大片的泥泽平地，年年夏汛为它添上新的淤积；还有浅浅的湖沼，水禽之多为我生平所仅见，鱼也极盛。当地居民几乎是两栖的，用中国的穷困所催生出来的种种巧法，把鱼和禽大量地捕将上来。

各式各样的船里，有一种是两条大舢板并靠捆在一处，中间用台板既隔开又连住，台上堆着芦苇，高得像一座草垛；这垛子当中最下面的一段掏空撑住，做成睡觉和做饭的地方。这种芦苇是长江自入海口上溯九百英里内的特产，能长到十五英尺以上；它对这一带的人，就像辽河那些广大的苇荡对辽南的人一样，是无价之宝——盖房、苫顶、扎篱都靠它，还可以当柴烧。这一片低洼平地的内部运输，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运苇子：或用爬犁在沼泽地上拖，或用四轮木车装（要是有轨可跑，简直可以叫作「台车」），有的由人拉，有的由那模样古怪却极合用的水牛拉，此外便是装在成对的船上。

离开汉口的第三天傍晚，我们在长江湍急的江心抛锚，正对着通商口岸沙市（意即「沙上之市」）。这里是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所开，理所当然地由日本人首先进驻。无论上水还是下水，这座城都没给我什么好印象。同岸上往来很费事、很艰难，而且不无风险。有好几条想靠上来的船都「搭不上」，连一条驳船也系不住缆，被水冲出老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挣扎着回来。

低水位时，那道大堤——万城堤——把整座城严严实实地挡住了。此堤底宽平均一百五十英尺，顶宽二十五英尺，临江一面高二十英尺，向陆一面高四十英尺，沿着长江向沙市以西延伸二十五英里，向东延伸三十英里。人只能看见一座七层宝塔，以及庙宇与衙门那些弯曲的屋顶，从堤顶大道上熙攘的人头上露出来。

修造这样一件大工程的时候，中国想必比如今更为强盛：这道堤在护卫沙市的一段，是气派非凡的三层石砌，顶上还留着石栏杆的残迹；石工中每隔一段就嵌进一段宽阔堂皇的台阶，每一层约十二英尺高。它当年之壮观，必不下于保宁府嘉陵江边那些宏伟的石墙——那些墙至今仍是壮丽而美的。

沙市脏得出奇，也脏得可厌；在这道漂亮的堤上，脏占了上风，人一上岸，扑面而来的便是污秽与恶臭。后面那座拥挤的城，许多垃圾都是从临江的墙上倒下来的，堆成一堆堆，低水时把堤墙遮去了一半。有陡陡的土级从这些秽堆上通行，人们似乎更乐意走它，而不肯走那覆满滑腻黑泥的石阶。堆下泊着一两千条木船，每条船平均十个人，还常常带着船家的妻小，于是水上人口平均可达一万。

乞丐的窝棚一直侵占到堤顶。我若再写上一句：成群的骨瘦如柴、烂着眼、生着癞的狗，还有黑猪——每只都在那瘦削弯曲的背上竖着一排鬃毛——以及浑身都是污垢和疮的乞丐，永远在那些秽堆里翻掘不休，读者便不会奇怪我为什么觉得沙市可厌了。这地方向来以仇视外国人著称，这份敌意在一八九八年五月的一场骚乱中很不愉快地发作出来：招商局在岸上和水上的产业、大清海关的新建筑、日本领事馆，统统被毁。一八九八年，三家轮船行事实上都从这个口岸撤了代理，英国领事馆撤销，日本也没有着手经营它的租界，外国的贸易和客运都大为减少；到目前为止，这个口岸只能算是失败的。

一个吵嚷肮脏的乌合之众会跟着生人走；泥巴扔过来——泥巴的脾气如此，总有一些是要粘住的；难听的名号也随口乱叫。外国人感觉得到一种躁动，它可能演成更实在的纠缠，也可能不会。我想去看看城中的名胜，白费了力气，倒几乎被那粗野而臭气熏人的人群闷死，末了退回自己的船上，退得并不勉强；而这一回，船因大雾一直耽到次日中午方才开行。

不过沙市虽然不讨人喜欢，虽然多半不会实现人们对它作为通商口岸的种种指望，它却是长江上最要紧的城市之一；而且它的要紧也并非始于今日。往上游两英里便是荆州府，沙市不妨看作它的商业外镇。四周到处是城堡与城池的遗迹、土丘、土垒和瞭望台，早在我们的祖先还是往身上涂彩的野人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很古老了——那是中国信史初期强大的楚国诸王的都城与要塞的旧址。

荆州府设防极其宏壮，四围环着又宽又深的护城河。这里是道台的驻地，所辖之地包括八十英里外的宜昌；虽不是省城，却重要到驻有满洲兵一万二千人（此数存疑），是北京以南最大的一支满洲兵力，满洲屯军的人口共四万。这个屯居之地整个是军事编制，与民户分开。除此以外，它并无别的可说，只有两点：妇女不缠足，穿着长长的外衣；男子则显得懒散而颓靡。除这支大驻军外，还有江湖巡防，以及归提督统带的一小队团练，另有由一名总兵训练、粗通操法的湖南「勇」一千名。「勇」是能战能调的机动之兵，因其才具较优，饷银也较优：每月四五两，而寻常的省标兵不过一两五钱。荆州从前是、如今仍是中国最要紧的战略要地之一。

据估计，荆州满汉人口共十万，沙市人口八万，流动人口平均八千，水上人口（前已提及）至少一万，合计将近二十万。此地到宜昌，陆路八十英里，水路一百英里。到汉口——沙市的大宗贸易都同汉口做——水路三百英里；若真有陆路，则一百三十五英里！可惜除了大旱之年，陆运根本无从谈起：地图上冒充「陆地」的，大半是湖沼、抛荒的农田、泥淖、浅湖、沼泽、水道和苇荡；不过凡是排了水、筑了堤的地方，出产都极丰。

沙市值得一看的东西里，有一座九世纪的七层宝塔，八面，每面每层都凹进去，里头供着一尊石佛；塔中有一道又黑又脏的楼梯，登上顶去，眼界极佳。还有各会馆气派的厅堂，可惜我因为乌合之众的吵闹与推挤，未能看到里头那些华美的陈设。在沙市，也同别处一样，这些会馆兼作宴会厅、庙宇，有时还兼作戏台。会馆共十三所，各以会员所出的省份或城市命名，各有各的本命神祇。此地还有几处慈善机构，包括两所育婴堂，其中一所每年收养孤儿二百二十名，寄养到十六岁。

一八九六至九七年的冬天，慈善之力被绷得很紧：成千上万逃避四川饥荒的难民，被安置在沙市城外的席棚里，那地方既不合卫生，又有碍健康，遂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始终无人查究的时疫，并且传进城里和四乡；据估计，仅城中一处，那年春夏之间就死了一万七千人。这些难民本来几乎全靠善人接济才活着，末了差不多死绝了，由那些在中国每一座城里都承担这桩神圣职责的善会体面地埋葬——那些善会专管客死者与极贫者的身后事。我总是乐于把中国人的善举提出来讲一讲，因为一味反复陈说另一面的事实，只会造成对中国人品性不公平、不周全的印象。

对于这场恶疫——很不幸，它始终未曾经过内行人的查看——迷信自有它的说法。据说是一只极大的恶黑鸟作祟，那鸟盘旋在城上，本有十个头，被砍掉一个，断颈处血流不止，血落到哪里，哪里就生病死人。人们特地定出一天来禳解这只凶禽，家家户户在门前放爆竹。

鱼市很好，只是不干净。捕鱼的法子有网、有钓、有鸬鹚、有钩线，还有用滑轮起落的大扳罾。港外能捕到五百到七百磅重的鲟鱼。吃食里看不出什么稀奇的东西，只有日本海带算一样，销路很大——因为人们相信它能解煤火所出的硫烟之毒！

天主教会和三个新教差会在城里置有产业，但因排外情绪甚烈，传教的事不得不办得非常小心。城中共有外国人十七名，包括日本领事在内，却没有一个外国商人，虽然有两三家洋行设了代理。

铺子里买得到洋货，其中列入海关册子的却寥寥无几。这些洋货有很多是日本的，这得力于日本商人的干劲——或者照我国商人的说法，是他们那股走街串巷、锱铢必较的贩子习气：他们靠受过训练、会说中国话的伙计，摸清老百姓要什么，就供给什么。附近大量使用的轧花机是日本造的；廉价的钟、火油灯、毛巾、手帕、洋布伞、便宜的五金、肥皂、各色小玩意儿和棉织品，都由那个机敏的帝国源源不断地倾入沙市。英国货则有地毯、毛毯、蜜饯、罐头牛奶和罐头水果。经营「杂货零星」的商人多半是广东人。

沙市的大宗出口是棉布、原棉、丝织品和皮张。除织布以外，本地的手工业不多。锡器、水烟袋、家用锡具、长竹烟管（这种烟管在「下江」不时兴）、编在辫梢里的粗丝绳、从旧盐袋里熬盐（这是一桩又烟又臭的活计，只因官盐价钱贵得离谱才有人干）、烧砖瓦、做家具（尤其是雕花贴金的床架和柜橱，样子花哨却颇为粗劣）——我想，这就把名目数完了。原棉每年出口估计九百万磅。运到沙市来织布的棉花数量极大，织成一种结实耐用的白布，宽十五英寸和十二英寸；这种布我在四川到处都见到，每年至少输出两千万磅。四川乡下的妇女常常把这种布和英国棉布的样品拿给我看，一面对后者嗤之以鼻。

沙市被称作「中国的曼彻斯特」。这种相对结实耐久的布，就在这里分等、打包、装运出去，附近一带是全帝国最大的织布中心。城中有一百一十家原棉行，一百一十四家铺子经营土布，每天清早还有一处专卖土布的市集。素的花的丝绸也出产极多，还有通行全中国的缎面被面。此外还织造贵重的缎子，用作神案的桌帏、床帐门帘和坐垫。

沙市是我此行头一处遇上钱的麻烦的地方——这种麻烦，在中国旅行的人苦之甚深。我的碎银子没什么用，洋钱更全然无用；这个口岸通行的货币，只有铜钱和钱票。商人铺户算银子用的是沙市两，与海关两、汉口两、上海两相差百分之六到十一不等；而钱与银的兑价又天天在变。城里约有一百三十家钱铺，几乎家家出票。一千文的票子极多，多半是荆州的满人小铺子出的，那种票子就是在荆州本地也难兑开。钱铺出一千、五千、一万文的票，虽然银号和当铺所出的票在方圆三十英里内都通行，到宜昌却一文不值——这一层，我后来吃了苦头才知道。每一百文单穿成一串，用一撮稻草或纸捻着；每一串都得重新数过，还要查有没有小钱和假钱；因此买一万文——约合二十三先令三便士——从好几层意思上说都是件「重」事，往往要费两三个钟头，其中还包括为汉口带来的纹银「成色」讨价还价的工夫。

我把沙市说了这么久，虽说说得还很浮浅，是因为它是甲午战后所开各口岸中最重要的一处，而寻常读者对它一无所知。对外贸易大兴的那一片玫瑰色指望，确实没有实现；而且我想，除非长江上的通商办法有根本的变革，它也不大会实现。一八九八年全年的贸易总值只有二万四千四百四十四镑，一八九七年是四万七千五百零九镑；不过这些数字只算经过大清海关的进出口。因为沙市不止有一道，而是有好几道「后门」，它那庞大的商务正是从这些后门倾泻出去的；其中最要紧的一道，是通往汉口的运河，西头的一段叫便河，这条路不但没有大江上的风险，还要短六七十英里。总计通汉口有好几条走得通的路：或全走运河与湖泊，或一半走陆路一半走运河；水路则一年到头都通。

中国人是死硬的守旧派。木船随时雇得到，还肯听雇主的方便；运费和客钱又比轮船低得多。说实在的，我要不是赶时间，倒宁可坐木船！运河沿途所过的市镇，既便于做买卖，又便于消磨时光；所以尽管往汉口的运河上设了两处厘卡，本地商人仍觉得木船比轮船好处多。凡在沙市上岸的货物都要抽厘金，而大清海关的税，事实上只是给轮船所载的货再加一道税罢了。这些内河路线，在商业上极为要紧。

除了通汉口的运河与湖泊之外，长江与汉水之间那一大片三角洲上还星罗棋布着许多以水道相连的湖泊；别的方向也有可通的道路，把沙市同一些重要的商埠连起来。其中有自四川来的南方大道，以及沿汉水、越山岭直通陕西省城的北方大道——骡车和骡驮轿这类在华中几乎见不到的交通工具，就是从那条路下到长江平原来的。

那一整片地方都低于河水夏季的水位。这样一片处境奇特的地方，为什么在很早的时代就成了人烟稠密、势力强大的王国，它的首邑为什么一直是中华帝国最要紧的军事重地与商业中心之一——这个问题，恐怕不会有什么答案能把它照亮。

再说回江上的航程。过了永子，西边的山头第一次露了面。景色变得很快。江面收窄，有些岬角上乱石纵横；宜人的农田上冒出低矮的、长着树的小丘，麦苗青青；砾岩和石灰岩的山峦，取代了我们已经在其中行驶了将近一千英里的灰色冲积土。虽然多次为雾所阻，离开汉口的第五天午后不久，我们还是到了宜昌下游十英里的虎牙峡。这道峡其实当不起这样耸人听闻的名字：不过是一段两英里长、约七百码宽的水道，穿过最东边的那一列山——长江正是冲开这些山脉，才一路去造成那片大平原的。这列山高达二千六百英尺，断裂成一座座峰峦，其中一峰顶上坐着一所看去无路可攀的佛寺。除了这座寺、一座秀美的宝塔和大片大片的砾岩之外，再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了；不久，我们便在午后夕照那一片增辉的光里到了宜昌。

第九章宜昌

宜昌于一八八七年开埠通商，与沙市不同，初见之下十分可喜。低水位时，它高踞江岸之上，坐落在一片大沙洲上方的砾岩崖头；可是到了夏天，它凭高度得来的那点气派便丧失殆尽，几乎与江面相平。这是一座有三万五千人的城，城楼与庙宇的屋顶从雉堞和层叠的屋舍之上探出头来。城与江之间有一片零落的关厢，倒还算干净，都是些小小的零售铺子。江岸上是大清海关的房舍与货栈，包括税务司的住宅和大花园、供十二名欧洲职员居住的精致寓所、一处网球场，前面有一道很好的堤岸和宽阔的石阶。附近是苏格兰教会差会的大房子，再过去是内地会新盖的一所朴素建筑。从水上望去，最先引人注目的是天主教的房子。此外还有几家洋行和货栈，江心还泊着一座海关趸船。英国领事馆是一座结实的新楼，带一片草地网球场，每周在此款客；领事馆后面，是通风的山冈，坟茔遍布，一路起伏，通向一片山地；而下面，长江裹着它那永不停歇的冲势与水流，在半英里宽的江面上打着漩，浩浩荡荡。

我初到那一次，一艘英国炮舰正在城对面下锚——那是一种有益的、也并非不必要的震慑。

在我看来，宜昌最有气象的一样东西，是它那无数各式各样、大小不等的木船，沿岸密密麻麻地排了一英里半长，高耸如城楼的船尾煞是好看。那里泊着成百上千的四川大船，都是为闯滩而造得极结实的，染过油过的木料看着像上了清漆的松木；上水的船桅杆竖着，下水来的船则把桅杆放倒捆在舷侧。也有大客船，因为凡是上长江去的客人和货物，都得在宜昌「换船」。

对岸沿江是峭壁，背后是丘陵和好山，其中有形状奇特的峰峦与锥体，有一座人称金字塔山，形状与大金字塔一模一样，据说高低广狭也与它的原型相同。本地的风水先生以为——或者说相信——此山的方位与形状妨碍了那玄之又玄的风水，因而有害于宜昌的兴旺；据说当道者便不惜重资，在江这一边正对着它的地方建了一座寺，寺中僧人的专责，就是祈祷把金字塔山的凶煞挡在城外。

住在山坡上的死人，远比活人多。他们的居所看着像放大了的鼹鼠丘，全不像别省有些中国坟地那样常有的气派，多半不过是圆圆的土堆草堆，胡乱砌几块石头把它箍住。

我到的前不久，这些石头里有许多派过一桩不祥的用场——被当作了弹药。我在宜昌以及后来在重庆，都住在海关税务司舍尔茨先生家里。一进他的门，我便诧异地看见厅里厅外都堆着一堆堆几乎有人头大的石头：那是几天前一场排外骚乱中，饭厅和客厅的窗子被砸之后，从屋里捡起来的。事情起于某次庆典中，炮舰「埃斯克号」上的中国厨子失手打死了一名极得人望的中国军官。此事自然激起极大的愤怒，尤其是中国官府索要那厨子而未获交出。海关的房舍虽有中国兵守卫，全体职员——他们都受过严格操练——夜间仍要轮流放哨。在近年长江各通商口岸发生的许多骚乱之中，这一次算是最不严重的。

如今宜昌约有外国人四十五名，其中约二十名是传教士。想来这些人都各有足够的正经事做。他们的消遣主要是打网球、打枪，以及坐船去干流之外那些如画的深峡和岩寺野餐，或是去宜昌峡。英国领事霍兰先生和海关税务司伍德拉夫先生常把宽敞的花园开放待客，尽力以殷勤款曲来纾解——这一点不能不承认——一个小而孤立的外国侨居地里那份极大的单调。

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异样的国度里居住，我以为每一个男子和女子都该做个学者、专家，或者至少有点什么癖好；不然，消遣是很容易腻的。冬夜漫长而沉闷，夏夜燠热而多蚊。人们很快就把新来者在才智和交际上的分量掂量清楚，也确知邻人对一切可能谈到的话题各持什么见解，把他们智识上的深浅都探到了底；于是生人的到来、邮船的到来，以及海关人员的更换，便成了生活中主要的变化。这一处以及别的几处小小侨居地居然能相处得「不出什么摩擦」，实在很值得称道。有人说，那是因为这里差不多全是男人！

夏天，大船可以靠着堤岸系缆；低水位时则在江心下锚。而江水夏冬两季的水位平均相差四十英尺，要合算地把货物从轮船运到货栈，就颇成问题了。宜昌自身不过是山地里一座比较穷的城，一八九八年它的贸易总值却达到二百二十九万八千四百三十七镑。凡西上的货物都得在此转运，东下的货物也几乎全要在此转运，所以这里是江上最忙碌的地方之一。有一桩怪事：明明三四天路程之外就有极大的煤田，离海一千英里的江轮烧的却是日本煤！

宜昌是一个很大的天主教区的中心。教区之长本雅明主教，我有幸与他同度过一个下午。他在此位上已经十六年，连上海也不曾去过一趟。他那间高大的屋子，虽然一应必需之物俱备，却空荡而清苦，没有一样东西能叫眼睛觉得舒服。这位主教是一位极其和蔼的老人，风度很有魅力，一头浓密的花白头发，还蓄着一副不像神职人员的髭须。我们沿小巷步行去育婴堂时，许多中国孩子显然见了他就高兴，跑上来亲他的手，争着挤到能抓住他袍子的地方。

我随他参观了育婴堂和医院，两处都由法国和比利时的修女掌管。那些修女相貌端好，举止十分优雅可亲，那种慈爱而无所不容的母性，在她们身上找到了动人的表达。医院设在底层，人满为患，实在是挤得过分了；而且照中国天主教医院的惯例，医生和大部分医治都是中国式的，只有外科的病例才请外国医生（一位医药传教士）帮忙。

育婴堂是一所大屋，房间极高，通风良好，本是照四百人的规模造的，里头却只有十八个女孩，教她们基督教的信仰，以及刺绣和别的手艺。主教告诉我，中国人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大批地把孤儿和弃婴送来托养了；照我看来，至少在宜昌，这样的日子确已过去。原因如何，我只能猜测。也许是近来被人苦心煽起的排外风气；也许是中国善人所办育婴堂日渐增多，形成了竞争；也许是入教在现世的好处上多少叫人失望；而最要紧的，恐怕还是这类机构里死亡率过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送来的婴儿数目虽多，却大半已在垂死，或者带着病，或者虚弱枯瘦到不能消化食物的地步。这样高的死亡率，在虔诚的修女们看来，与其说是憾事，不如说是该感恩的事；别处曾有一位修女同我谈起去年夏末死了一千六百名，动情地说：「这么多人得救了，感谢上帝。」

除主教和他那位兼作秘书的司铎之外，这里还有法国和中国的神父、一位法国教授，以及一所有八名学生的修院；学生要读十年中国的经书与哲学，再读七年神学。这些天主教传教士要使成年人皈依，看来主要依靠本地人去做。有一位比利时神父来看我，说他在三峡以上的一片地方做了十一年工，得了三千名教徒。众所周知，天主教传教士得手的一个缘故，是他们替打官司的人出力，并且凡涉及同教之人的讼案，都由法国驻北京公使出面向地方官施加压力。这位天主教神父同我谈起他传教生涯中许多苦恼时，举了一个村子的例子：那村里几乎所有人都来受教理，打算领洗。原来这些村民与另一个村子有讼，争的是一块地的归属。法国方面的势力一使出来，他们便打赢了官司——我们姑且相信打得公道——此后便一齐回去照旧拜他们的偶像了。

我这位比利时客人用极其生动的言语，描摹了受过教育的人在这种匮乏的生活中所受的煎熬，尤其是他和别人所处的那种彻底的孤独：住在下等中国房子的一间屋里。他显然是个很有教养、很有情致的人，对这整个生活感受得极为敏锐——黑暗肮脏的房屋、不洁的饮食、用外国话不停歇的聒噪、真正的清静与独处之不可得、中国人的不知感恩，而尤其是他自己竟不能爱他们。这虽是我头一回，却不是最后一回窥见这些天主教传教士所忍受的孤独之苦。我这位客人说：「若不是有上帝的扶持，若不是确知自己是在做他的工，发疯是必定的结果。」

我以后不会再回到天主教传教这个题目上来，所以在此略述四点。依我看，尽管有前面所说替教徒打官司的助力，天主教在四川和别处的声望却无疑在日渐低落，原因是：

一、一八九五年四川骚乱中传教产业受损，其时的法国驻北京公使施阿兰所索取并到手的赔款过于苛重，与所受的损失全不相称。

二、天主教的教阶要求（如今已获允准）在轿夫人数等等排场上与高级官员比肩，而神职人员向一个本质上讲平等的民族索取的那份个人的敬礼，也未免过甚。

三、望弥撒及举行其他礼仪时不许非教徒进堂；而临终圣事举行时的那份隐秘，对于毫无「私密」观念的中国下层人来说，无疑是可厌的。

四、各宗派的新教徒数年前进入远西一带之后所行的办法与此相反，无疑也在削弱天主教传教士那一套做法。

另一方面，公道地说，中国人对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守贞、清贫与苦修是敬重的。凡在东方留下印记的宗教导师，除一位显著的例外，无不是苦行者；而东方人一旦开始求道，严酷的克己就是他们指望借以得道的法门。

无论我在何处遇见天主教传教士，见到的都是这样的生活：或者像本雅明主教、汉城的梅特尔主教，以及汉城、北京、宜昌等处的修女那样，住在光秃秃的粉白屋子里，桌椅只够用而已；或者住在下等中国房子的污秽、嘈杂和数不清的不便之中，亲手照料病人。在中国，他们的生活、衣着、气派与举止全然中国化，难得说一句自己的母语；他们熟知所住地方的一切底细，熟知那里的行业特点和政治与社会状况。他们是孤独的人，为传扬基督教而与亲友和一切故土的牵系断绝，过着与世隔绝、自我牺牲的日子，把周围的人以外的一切都忘掉，与他们的利害合为一体，别无所求，只求生死于其间。

不能不承认，中国人会把这种舍己的生活，同为数众多的新教传教士的生活相比较：后者住在通商口岸舒适的、在他们看来是阔绰的房子里，享有外国租界较为简朴的人家所常有的种种便利，还有妻子、儿女、朋友与交际；像汉口那些卫斯理会传教士那样住到华界、与中国人杂处的并不多见，而且每隔五年或七年，便要携家回国一年以上。

我虽然钦佩天主教传教神父的克己与献身，却不打算对彼此对立的办法与优劣发表什么意见，只不过陈述每一个旅行者都无法回避的事实；至于新教传教的事，容我以后再谈。

第十章长江上游

我急于启程西行，可是船已雇定，纤绳也经海关的行家验过，我那点儿干粮——茶叶、咖喇粉和米——也都买齐了，却还得「干等」四天。船家找出种种托辞拖延：今天说老板没有预支银钱给他们置办粮食；明天说是节日；第三天非得用来还债，不然要被人扣住；到第四天，他们又说必须到某几座庙里去进香上供，祈求此行顺利！天气阴冷、晦暗、不见太阳。我在海关住处的房里日夜烧着火，一想到要住进一条没有火、四面透风的船，就觉得冷彻骨髓；但事情往往比预言与预期都要好得多，这趟旅程也不例外。

我很幸运，有内地会的欧文·史蒂文森先生同行到万县——他在云南已有十年的经历——另有一位新来的希克斯先生；下一段到重庆的船也是他们雇的，这就使史先生对老板多少有些约束力。那老板是个既刻薄又油滑的人，之所以走上歪路，是被一个厉害的妻子逼出来的。这泼妇嗓门极大，一张嘴难得有安静的时候；几个月前，她把自己的长子打死了；剩下的那个男孩——八岁光景——终日活在可怜的恐惧里，怕自己也落得同样的下场。这一家五口住在高高的后舱，却动不动就蹿到船上本该「禁入」的部分来。船上的人手是：一名领江，负责行船；一名舵工；一名厨子；还有十六个纤夫兼桨手。

船本身是一条二十吨上下的小住家船，平底，一根高桅配一张大帆，舵伸在船外，船头还有一支橹。所谓「客舱设备」，就是一间与船身同宽的舱房，前面的隔板可以卸下，正对着船头甲板——那十六个船夫就在那里摇橹、抽烟、吃饭、睡觉，围着中间一个凹坑，一个勤快得出奇的厨子整日在坑里洗碗、备料、做饭、分食，烧的是煤砖。到夜里便竖起木柱、搭上席篷，这些劳力吃过晚饭、在船尾抽过鸦片，就裹进棉被，一觉睡到天亮。客人通常会把这间舱自己布置一番，挂上帘子和照片，在里面吃饭坐卧；我却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我的「家具」只有一把轿子——坐在里面看江上的壮景与意外之景，实在是一桩极舒畅的事。可是渐渐地，纤夫和船老板一家也侵占到这间舱里来；我不时发现那泼妇带着她那不受欢迎的女婴坐在我的轿子上，或者是一个肮脏的、半裸的纤夫坐在上面；那八岁的男孩则大半时间蜷在角落里，躲着他母亲的舌头和拳头。

这间舱往后是三间小舱，窗上「糊」的是纸，左舷有一条从船尾通到船头的过道——我不能说这几间舱「朝着」它开，因为它们根本就是敞着的（！），要略得几分私密，只能拉一道帘子隔一隔。再往后是舵工的位置，同时也是厨房兼烟馆，我的仆人在那儿做饭，领江和大半船夫每晚都躺在地上、守着鸦片灯，一点一点进入极乐。再往后、再高些，就是老板一家的住处。船顶上摆着鸡笼，还有一大盘一大盘拉纤用的竹缆。

这是条旧船，船主并非有钱人家。窗上的纸已经撕落；我睡觉、吃饭、料理各样事情的那间舱，窗框整个掉了下来；舱壁的裂缝有半英寸宽；而那许多天里太阳难得露面，水银柱始终在华氏三十八度到四十三度之间（约合摄氏三至六度），要取暖只有抱着炭火盆这一个法子，还是个不大靠得住的法子——最初几个星期，真是一段寒冷的日子。

一月三十日午后，我从海关趸船上船，前路可期，心里十分振奋；然而我们只渡过江去，在一群大木船中间喧天的吵闹里停了一整夜，船老板那婴孩的号哭声压过了一切嘈杂。这人从岸上传话来解释这最后一次延误，说他在等官府的照文，明日破晓便可动身。

我天一亮就起身，不愿错过一点什么，可是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老板始终不见人影；十点钟我们不等他就开了船，约好在上游几英里的岸边会他，到时候他与众人大吵了一场。那时我们像是身在一处山中湖泊里，看不见出口；群山清峻森然，衬着一片晦暗的灰天。雪花稀稀落落、轻轻地飘在静止无风的空气中。我们解缆离岸；众桨齐动，和着一阵狂野的号子；岩壁间现出一道像是裂口的缺处；我们绕过一个高高的石嘴猛地一转，在全然新奇与期待的激动中，已进了宜昌峡——那是这一连串巨大裂隙中的第一道，也是最雄奇的一道。大江有时宽达一英里，到这里被收束在四百码至一百五十码之间，硬从群山中凿出一条通路。

从一片湖面似的、有光有动的开阔水域，骤然转入一道黑暗狭窄的峡谷——两壁几乎垂直的石灰岩把影子投得一片漆黑，岩体断裂成扶壁和形状离奇的塔楼，那些岩石被劈得、被风化得千奇百怪，最后汇成「天柱」：一座石灰岩的尖峰，自水面拔地而起，高一千八百英尺——这变化之快，令人神智俱迷。「看得痴了」这说法，在这里是字面意义上的准确。我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最好的那几篇描写——布雷基斯顿上尉与立德乐先生所写的——总带着几分「模糊」，终究传不出一幅确切的图画。

风顺而劲，我们扯起帆；桨的吱嘎与泼溅，换成了江水在船头分开时那低低的乐音；深水（五十至一百英尺）呈一种触目的瓶绿色，不起一个漩涡、一道涟漪，以堂堂满满的气势从船边滑过。寂静深极了，只在某条大木船落下桅杆、飞快地擦身而过时才热闹一阵：橹上那五六十个人扯起一阵狂野的歌，正与这景相称。雪片乱舞，白云在峰尖旋绕，荒凉的雪山仿佛把前路整个堵住——这些都加添了魅力。岩缝里满是铁线蕨，许多窄窄的石架上丛生着一种娇柔的淡紫报春，并不因这壮伟与幽暗而怯场。溪流从一千英尺高的石台上跌落。有些崖壁的岩石蜂窝般千孔百洞，或许是亘古以前「壶穴」的遗迹；岩石被水与风雨雕成带柱廊门面的神龛，雕成装点古怪的洞窟——几个戴大帽子的巨妇人凑在一起说长道短——雕成巨大的支墩、像奎雷恩那样的大石针；钟乳石成丛成簇，笔直粗壮如小松，撑起一幅幅垂挂着铁线蕨的岩篷。再往上，在两千英尺高的岩垒之上，是一道道不规整的、带雉堞的石墙，约有二十英尺厚；四面上下，到处是高耸的山顶，散点着松树，雪只薄薄铺了一层粉，而「滚滚而来的灰黑雪云」更添这景色的崇高。

而且它还在不断变换。即便有人能够看够了角楼、雉堞和教堂尖顶，厌倦了这些水所造就的岩石幻象，厌倦了这份孤寂与沉默，厌倦了大江庄严的深绿色流势——此外还有横向的裂谷，每一道里都有一条两岸如墙的急流，偶尔出现一片种着麦子的绿色平台，上面一座褐顶的村落偎在果树之间；或是一座被深壑劈成两半的山，看着就要倒进江里——有些已经倒了下去，碎成一堆堆巨大的有棱角的乱石，连羊蹄般矫捷的纤夫也爬不过去。再者，凡崖壁不是绝对垂直的地方，总有些极小的平台，一半托着房子，房子的背脊钻进岩里，前半截伸出在嵌进崖壁的横梁上，要上去只能踩着打进岩石的铁钉；那里的小孩子用绳子系在柱上，免得掉下去。这些住处的上下四周，是一小块一小块精心耕作的地，有些竟不比一条浴巾大，种地的人要靠绳子把自己放下去。偶尔也有一些开阔的缺口，檐口深长的房舍聚在岩脊平坦的顶上，周围是金竹与绿竹那华羽般的优美枝叶，是橙子和柚子那油亮的绿，是笔直的棕榈和它们大大的扇形叶。在这些背风之处，淡紫的报春已开在一片繁茂的铁线蕨中间；枯萎的花簇与垂穗，则说明春天曾有过、并且将要再有怎样的盛况——到那时，这些山脊的裙裾会被杜鹃、铁线莲和大朵的白玫瑰与黄玫瑰烧成一片火焰，而眼前所见，不过是那满山花木与藤蔓的一点残痕。

另一样景致是大大小小的船与木船：有些像我这条一样，在风停时吃力地拉纤或摇桨，逆着强劲的水流上行；下行的则靠低甲板上成群站立、面朝前方的人，奋力扳动大橹——也就是「橹」——五个或十个人一支，以保住必需的舵势；整条峡谷，从头到尾，都回响着桨手们踏着节拍的狂野号子的起落，这声音只有被距离柔化之后才堪入耳。在这片魔幻与神秘之境里行了几个钟头，近日落时我们驶入开阔水面，两岸破碎而入画；黄昏时分，我们在一个满是卵石的湾里系缆，山峦与林木的景色极美，离南沱那座秀丽的村子不远，也离宜昌人家喻户晓的那根天「针」、天「柱」不远。宜昌峡长约十二英里；牛肝峡更雄奇，约三英里；米滩峡约三英里半；巫峡约二十英里；风箱峡——大峡谷中的最后一道——约四英里。这些便是那几道大峡。

我在这可爱的小湾里停下过礼拜日，纤夫们对这安排十分赞成：他们把这假日用来洗衣服、抽双份的鸦片、闹出一片叫人心烦的声响，再加上船上那婴孩没完没了的号哭——那号哭里有一种可厌的遗传与无人管教的顽劣，起初倒把我这无知的同情心骗了过去。不过，当一片喧嚷全然听不懂时，人反倒能得一种清静，我在这清静里过得甚为受用。

午后空气凛冽爽人，天极蓝；在三个星期的阴霾之后，阳光竟有了新奇的魅力。我顺着一条窄到极处的小路，爬上一道裂谷，一脉清溪在谷中一跃一跃地往下落，时而停歇在几处深潭里，潭边铁线蕨长得极盛。一小块一小块的稻田顺溪而上，像阶梯一样；溪岸上是成片的蕨、玫瑰与铁线莲，那美丽的「康涅狄格蔓生蕨」在这里寻常得如同我们那边的欧洲鳞毛蕨。山路愈上愈陡；山景愈加壮丽，那一片尖塔与峰针的森林愈加奇妙，细干的棕榈愈加秀逸，盘曲的马尾松愈加耐看，密叶愈加丰润，上面的天愈加湛蓝——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中国，不是那个只有流水、古怪的小桥、翘起的屋檐和平整拘谨的园子的中国，而是一个中国的瑞士，亚热带的，令人陶然如醉，如在梦中！

在这样的景色里，遇上一座檐口深长的褐木「山居」，正是再相称不过的事。四周收拾得干净之极，高大的竹丛与橙林投下浓荫，从林隙间望下去，是深深的峡谷和入画的褐色村落，是大江那碎裂的粼光，对岸还有雪山；从江上宽阔胸怀里的木船上，桨手的歌声和谐地飘上来。从农舍里走出一个人，客客气气地说着话，把一条对外国人显然怀有敌意的凶犬拖开了。

第十一章长江上游的滩

在宜昌，我向恩达科特先生打听上行途中可以做些什么消遣，他的回答是：「人顾着自己的命，已经够忙了。」各滩的险恶确实极大，据我所闻，很少有人能安然无恙地过去而不冒性命之险、不损折财物：有的像加德纳领事那样，眼看着船从自己脚下消失；有的像某位传教士那样，载着妻子的棺木下行，中途出事，那棺木便独自作了一趟凄惨的远航，一直漂到很下游去；还有我遇见的许多人，抵达目的地时，所带之物或尽失、或半失。灾难的痕迹到处都是。每一道滩的上下两头，都有驾木船的人扎营在岸上，住在自家船上拆下的席篷底下，岸边摊着晾晒的棉花。有桅杆露在水面之上，有半沉在静水里的弃船，也有搁在沙滩上修补的，还有森然的残骸这儿一具那儿一具，横在曾要了它们命的石头上。所有最凶的滩口上下，都看得见那危险的标志——救生船，通体漆成鲜红，上面用白字写着字：很扎眼的东西，轻得像软木塞，坐在怒涛上，带着鸭子那种叫人气恼的从容；要么一头窜进水沫飞溅、乱得最厉害的漩涡里，在那儿稳住身子，那份镇定无畏，来自对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漩涡的了如指掌。

我发现，在人将要启程之际摆到他眼前的种种骇人危险，大半是被夸大了的，往往还会全然消失。长江的险却不然。它完全当得起关于它的最坏的描写。风险既多且重，任凭事先如何筹划也防不住。领江判断距离稍有分毫之失，船头那支橹稍有一点妨碍，一根纤绳断了，一块水底的巨石挪了位置，再加上其他许多可能——性命与财物便听凭一股怒流处置，那流水正以每小时七至十一英里的速度向下撕扯。我自己并没有什么险情可叙。有两回礁石在船底撞出洞来，修了一天；一次碰撞中我们的头橹折断，为此大吵一场，闹了半日；仅此而已。我始终没有习惯这些滩，每到一道滩脚下总觉得心慌；我宁愿冒着在岸边大石与光溜的岩面之间摔断手脚的危险，也不愿在一团乱流里待上几个钟头，眼看着纤绳一点点磨断。

开船之前，我船上的人手到他们中意的庙里进香许愿；头一天晚上，又杀了一只鸡献给河神，把血涂在头橹和船的前部。我的准备则是把玻璃底片、胶片和全套摄影器具、日记、几样必需品，以及几件并无实价而于我有情分的东西，一齐装进一只防水袋，每到要上岸的滩口，便由我的仆人连同相机一起背着。

在老民子那一夜太冷，睡不成；天亮前我听见船夫的狂野号子——那是载货的大船，五十到九十个桨手，顺流冲下去。天光一亮我们解缆，过了秀丽的南沱村与南沱谷之后，整天都在赞叹与惊异之中。那是一场接连不断的壮丽与崇高。不久前有位朋友问我，是不是靠「在江边散步」来打发时间——他心里想着的，无疑是泰晤士河与乌斯河草地上平坦的纤道。书中所附的插图，画的正是万县以下长江两岸最好的样子，以及那里供人闲步的大好可能！

那一带的江床比夏季水位低四十英尺，是一片堆叠、扭曲、棱角锋利的碎石；其间有一股或数股回旋的水流、或是狂暴的急滩奔行而过，即便在这个季节，水量也大得骇人。水涨到最高时，这上游一段实际上无法通航。崖壁、山脊与巍巍群山从这乱石纵横的江床上拔起，每一个急转都现出一种新的美。深绿的松只是陪衬，衬出金竹那羽毛般的叶丛，长在乱峰陡峭的层层梯田之上；讨人喜欢的褐色农舍半隐在橙林与果园之间；气派的庙宇院中有极好的菩提树，一道道帝王红的墙把山坡与谷壁都照亮了。随后景色骤变，成了西藏式的雄奇与荒野，群山以骇人的绝壁逼到江边，把几乎深不可测的水围在当中。第二夜，我们在落日最后的绛红与紫色里系缆，那里江面收窄，看上去再无前路，积雪的峭岩与尖峰耸立在黑黢黢的绝壁之上。

那天午后，一艘红色救生船预示了第一道滩——大滩；它其实更像一道「碛坝」、一段急流，而非一道滩，不过我相信水到半高时也足够险。我上了岸，攀到顶上等了三个钟头，看三条木船各由五十人拖着先我而上——船只须得挨次过滩，谁也不能讨便宜。即便那样的上行也看得人心焦：船有时挂住不动，常常往后溜，好几次都让人怀疑挂在纤绳上的那一大群人究竟能不能把它拉上去。这是我第一回见到纤夫的村子——那是长江上一个显著的景象。每条船本身所带的人手，足够把它拉着逆那强流上行，可是到了一道滩口，就需要多得多的人；行船季节里，苦力从很远的地方迁到江边来，尽量挨近水边搭起席棚，于是卖吃食的、卖烟的、卖烧酒的、卖鸦片的，连同卖竹纤绳的，立刻都聚拢过来。粗野的玩乐也不缺。这些临时的聚落又粗、又脏、又闹。人口从四五十人到四百多人不等。江水一涨，棚子便拆掉，苦力们回去另做别的生计。在新滩，我那条小船要用七十个人；有些大木船除了自己一百二十人的班底之外，还要另添三百人。

第二天，我们被拉过瓜洞滩，一连几个钟头饱看绝好的景致；江上一转，现出几面垂直的石壁，高到骇人的地步，估计在一千到两千英尺之间——那就是牛肝峡那道惊人的裂隙。在我看来，它虽然短，却是所有峡中最雄奇、最有威势的一道。当天午后，在极明丽的阳光里，我们到了新滩脚下——那时它正凶得厉害。

这新滩，在冬天是长江上头一号的可怕之物，是将来轮船通航的症结所在：一道瀑布，下面接着一段沸腾的急流，威严而可畏；上游江上的种种风险、喧乱、讨价与声响，都汇聚在这里。这道大障碍——我真奇怪竟会有人想到去翻越它——成于约二百五十年前，是一侧石山崩落入江所造。冬天它表现为三道分明的落差：第一道是因为一条从左岸流入的小河，恶意地堆下一大片扇形的巨石；另两道则是两列横亘江中的大石坎，其中较上的那一道之上，如插图所见，是一段深而平静的水面，与下面恰成安详的对照——那便是兵书峡。这段急流绵延一英里有余，落差估计二十英尺。

牛肝峡以上，群山开阔起来；凡山侧断成支脊、而支脊又最入画的地方，新滩与姚寨这两个富于浪漫气象的村子便散落在精心筑成的梯田高处和大胆突出的岩嘴上。村里房屋体面，庙宇精好，还有一座塔立在橙树与枇杷之间。许多房子的曲檐漂亮得很，叫人几乎分不出哪是民居、哪是庙宇——整个看去，仿佛有人把科摩湖岸上几处最好的景致，搬到湖北落了下来。

新滩是个野而美的村子，颇有兴旺之气。不少木船船主退居在此度日，那份相对的洁净与完好，实在引人注目。一个埋在橙林里的村子坐在山脊上，庙里有一座塔直探到崖外，底下看不出有什么支撑。另有一处大可称作镇的村落，高足四百英尺，不只层层叠在梯田上，房子还用木梁从崖壁里伸出来；由一级梯田通到另一级的石阶陡得厉害，我连爬的念头都没有动。那条探出崖外的店铺与食肆的街上，柱廊一列，叫我想起瓦伦纳；实在说，通篇都有点意大利的意味，头上还罩着一方意大利的天。

我在一处石台上坐了两个钟头，每一分钟都盼着看见我的船往急流脚下靠过去，可它一动不动。后来我们进了一家低等馆子，吃了些四等的中国菜；讲了许久的价，买到三只活鸡和三个蛋。人丛围上来，好奇多于无礼，把食肆的楼廊与门口处处堵死，问题问不完。那些人像在江上各处一样断言：我有望远镜和相机，便能看见山里的宝藏——那些深埋地下的金子、宝石和金鸡；说我在相机里养着一个黑鬼，夜里把他放出来，他便去挖那些金鸡；又说我的船吃水深，是因为压舱的正是这些产金的鸡和山里的宝物！他们还说，蓝眼睛、灰眼睛的「洋鬼子」能看进土里三英尺深，说我是在寻那种能把贱金属变成黄金的根——可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满山的宝藏我本来就可任意取用了！不过他们脾气都很好。

整整一个明丽的下午，我都消磨在那处高地上；从那里俯看的，是大货船上滩所走的深水槽，小木船与我这样的本地住家船则走南边的一道水路。四个钟头里，只有两条已经部分卸了货的木船上了去，而它们每一条都是四百人拖上来的。有一条大船，三个钟头爬到半中腰便不肯动了；纤夫们受着锣鼓疯狂的催打，船还是慢慢往后溜回它起初的地方，两天之后仍在那里。

日落时分，我们在大得出奇的乱石上狼狈地攀爬了一场，又坐了一条小船横过落差之上那片平静而有力的水面，到了我的船跟前——它此时系在急流一侧、对岸村子下面的一个回水里。老板说我们天一亮就上去；我们果然上去了，只不过那是从那一夜算起第三个早上的天亮——于是我有充裕的机会来研究新滩和它的规矩。

那几夜过得凄惨。跟置身大浪里一样难受，因为我们正在急流的涌浪中，耳边就是它的哗哗与轰鸣。船一会儿左右摇，一会儿前后颠；那巨大的舵咯吱作响、砰砰乱撞；我们撞邻船，邻船撞我们；又有不祥的锣鼓声；天气转坏，风呼呼地吼；而压在这一切之上的，是船上那婴孩愤怒的号叫。一个「浪」从我开着的窗里泼进来，把我的行军床浇得透湿，天又很冷。

随后两天很不愉快，尽管身在这般雄伟动人的环境里。船夫上午十点钟便把我们和仆人赶上岸去，我们每天就在荒寒的山坡上、在刺骨而无阳光的风里站着、坐在大石上，直到快五点，始终被哄着相信我们的船就要开动了。一群叫人厌恶、没完没了的男人和男孩站在我们上头、下头、背后，虽然我们的位置是经过「战略」挑选的。泥块被扔过来，粘在身上；一整天里，一批又一批人丛说着污言秽语。我对大多数事情早已练出一副硬壳，可那人群的气味叫我实在难受。一千二百多个纤夫，有大人有孩子——众所周知是中国最粗野的一类人——住在山坡的席棚里，连带着他们那些污秽、往往还带恶习的一切附属之物。那些人丛粗鄙而凶野。这些人也曾「曳着荣光的云彩」而来过么？他们也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么？我们果真「同有一位父」么？我这样问自己。

从我们那处有利的地点看去——在最后一道急流的半中腰——新滩是一派壮观：一座怒水堆成的山，顶上一道白色瀑布，尖利的黑石把凶恶的头颅顶出水沫，而再往上，却是绝对的平静。我从未见过如此令人心动的水上场面：急流的狂奔；一条条大木船各由四百人从北边水槽里拖上来，在涌浪中悬着颤抖——有一次一根纤绳断了，那船便以骇人的速度在急流里打着转冲下去，落进可怕的险境；另一些则在最后一番拼力之后，进入上游的安宁。还有那些把桅杆绑在舷侧、准备下行的大木船，它们的过滩比什么都更惊心动魄。它们先是横着从上面平滑的水坡上溜下来，随即船头朝前一跃而下：五十、八十乃至一百个桨手，扳着桨与橹，站着面朝前方，一边尖叫呼喊，一边拼命地拉。一纵下去；船头与前半截甲板整个没在泡沫与飞沫里，刚冒出来，又在擦身而过的刹那没了进去；接着一圈一圈地打转，完全成了急流的玩物，却又靠着手艺与气力，及时把船头扭回正面，好去过下面那道小些的滩。这是崇高的一幕。五板船与舢板也照样往下一跃，在泡沫飞沫的云团里完全看不见了，随后又重新露出来。红色救生船载着裹头巾的精干船手，在回水里利落机警地穿来穿去；成群半裸的纤夫拖着一千二百英尺长的纤绳，在巨石间挣扎前行，又拖、又喊、又唱号子；而从两边荒野的岸上，群山黑而森然地拔入一片寒冷灰白的天。

在这道大急流上，领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能干而体面，由官府发照，收费很高：我那小船上滩花了半个钟头，收半元；一条大木船下行只用五分钟，却收一元——这足以使他们过得宽裕，新滩那些藏在橙林浓荫里的漂亮白粉房子，许多就是他们的。他们这笔高价是该得的，因为这是极险的行当，需要过人的胆量与眼力：那支大头橹转得多一分少一分，便全盘皆输。每一条越过石坎、纵入下面怒涛的木船，看上去都像是奔着毁灭去的。我船上还来了一位古怪的执事人员，衣着整齐，手里举一面白旗，旗上写着「水府神明，赐此行吉星」。上滩期间，他一直稳稳站在前头，按着节拍挥动这面旗，以取悦河神；厨子也为同一目的向浪里抛米。领江是个安静而衣着齐整的人，以手势发令，众人立刻照办。实在说，这些粗野的船夫在险处所守的严整规矩，着实了不得。老板既不把性命、也不把钱财交托给这条船，连妻小那些不甚值钱的物件，他也搬上岸去。

我的船排到第二十五号，在耽搁的第三天，由七十人拉着纤上去了。那是在石头上提心吊胆看着的半个钟头，所幸并无意外；我很高兴能从那群言语与身上一样污浊的野汉中脱身，回到我舱里的清静，回到兵书峡暮色中的沉寂。整条新滩，我的船共上了五小时四十五分钟。

新滩的喧嚷与乱，任何描写都传达不出一点意思。我对它体会得最切的一点，是此后好几天我的听觉都受了影响。急流那骇人的撞击与轰鸣，上面压着数百个拼力的纤夫的叫喊，再混进不停的锣鼓——有的是信号，有的是用来吓退恶鬼——合成一片永远忘不掉的鬼哭神号。

第十二章滩与纤夫

一阵强劲的顺风，把我们迅速而无声地送上「兵书宝剑」峡——据说这里水深一千二百英尺（？）——其后又拉了几道小滩的纤，又用装着钢钩的长竿插进岩缝、撑着转过几个弯，便穿过雄奇的米滩峡，进入一段比较开阔的江面：那里到处是面目凶恶的暗礁与石头，四周是极多岩石的山，村落踞在高处，壮丽的庙宇立在危崖上。日落时分，我们在归州城下系缆；那是一座位置入画而气象不凡的城，也是长江上游第一座有城墙的城池。

长江上游最值得一说的，是它那些城池远看时入画之美，以及它们的位置：几乎一律建在高低不平的高处，背倚群山，雉堞石墙之内有好园子和好树木，而那城墙总是随着地形的起伏而筑；一座或几座高塔预示着城将近了；衙门与庙宇的屋顶压在一片民居之上，十分有气势。

人要经过一番经历，才慢慢相信：这些城的里面并不值得去查看。归州城墙底下伸出危险的暗礁；那时候的江面即便不算一道真正的滩，至少也是一处「碛坝」，所以那里连一条船、一条木船都看不见，也不足为奇。到我们泊处来的人极少，这地方看着像死了一样。

第二天我们上了一道最凶的滩——泄滩，它在某些季节恶名在外；又上了几乎一样凶的牛口滩，还有横梁子那道小滩，以及许多「碛坝」，十一个钟头只走了十英里。有时候那些崖壁与石头，穿欧式鞋的人根本走不成，我只好不情愿地在上滩时留在船上；可是那可怕的泄滩，老板却不肯载着客人上。

归州以上，有一段比较开阔的江面，两侧陡山高一千英尺，一直到顶上都是一块一块的耕地，那时已染上绿意；四周有林木的小村落时时出现。长江的这一段虽不叫作峡，也有高崖和横向的缺口；山里有许多小煤「窑」，其实只是些洞，用木头撑着，约三英尺高，从望远镜里看见一串串妇人和孩子从里头爬出来，背上驮着盛煤末的筐子。从这一段往上，人们把煤末拌上壤土和黏土，做成小块的「煤砖」。船夫从这里起便大用此物，于他们做饭的恶臭之外，又添上一团团的烟。

我又一次赞叹那种克服了险滩之难的足智多谋的劲头。许多地方在岩石上凿出窄而陡的石级，好方便拉纤，也有一英尺左右宽的岩路，有的只在江面上十五二十英尺处，有的却高得令人头晕，纤夫在上面看去不过苍蝇大小。读者须记住：江水在不同季节涨落四十、五十乃至六十英尺，于是上下的一切艰难都大为加剧；有些水痕甚至高出冬季水位七十英尺。我下行时，这些路与石级有许多已没在水下好几英尺。在所有这些地方——其实上行途中的大半路程也是如此——纤夫的性命时刻处在危险里：雨后岩石滑溜，一脚踩空便是死；而一条沉重的木船在一千二百英尺长、粗如手臂的竹缆那一端往后扯，稍不留意便会把人拖下去淹死。

归州以上，枯水时的江流凶恶至极，领江的差事极重，还没到泄滩就已经如此。枯水时泄滩还不如新滩那么坏；可是那一座怒涛堆成的山，正中一道平滑的窄水槽，脚下一个凶猛的漩涡，看着也足够骇人了。乱石之上、其实连乱石上面，整条岸都盖着纤夫以及卖粮食、卖竹缆给船家的人的席棚。一道布满骇人巨石的大滩坝从北岸伸出来，把江面收窄到一百五十码宽。立德乐先生估计，绕过那道坝尖的水流，每小时有八到十海里。四十条大货船停在它下面，等着挨次上行；一千名纤夫的吼声充塞空中，信号的鼓与锣更添喧嚣。

我的注意力被一条三百人拖着的大木船占住了：两个钟头里它几乎看不出进展，还不断往后溜，虽然鼓点敲得发狂，监工沿着挣扎的纤夫队列疯了似地奔跑，竹鞭打在他们身上——声响大于气力。忽然那船一抖，两条纤绳齐断，纤夫队列一齐扑倒在地；一瞬之间，那大船已在滩里打着转往下冲；还没来得及用头橹救回来，它便像炸开了一样腾空飞起，化成一堆桅木与板材，人头在浪里浮浮沉沉。红色救生船快如闪念，立刻赶到；那些眼看要溺死的可怜人攀过船舷时，倘若不曾为中国这桩最有效的善举祝福，我却是由衷地祝福了它——因为船上十四五条性命，除三人之外都救了下来。这是我在长江上见到的两起致命灾祸之一；不过，看泄滩上晾着的那么大量棉花、以及嵌在石头缝里的木料，怕是有许多木船在这里撞破了底。我们自己上这道滩用了三个钟头，顺利过去了。

那时我已把这条船当家住了一个星期，各样不痛快的事也渐渐多起来。老板——就是那泼妇的老丈夫——是个瘦得可怕的小个子，我从未见过那么瘦的一张脸，正像一张极旧的、发黄生霉的羊皮纸紧绷在骨头上，眼窝深陷，一颗牙也没有；在这样刺骨的天气里只穿一件旧蓝布衫，衣襟老是被风吹开，露出他那枯瘦的身子。此人就是狡诈、贪婪与悭吝的化身。虽然被他那精力旺盛的妻子压得死死的，他却还有本事试图撕毁合约。为省下几文钱，他在滩口与纤夫讲价、争执几个钟头，其实耽搁所失比所省的还多；他刻薄船夫，给他们次等的米；破帆烂了，他也不肯花几文钱去补；在归州附近的一个日落时分，他神神秘秘地把船靠进一条溪口，神神秘秘地会了一个人，那人带着两只大口袋，袋里的东西被极神秘、极隐蔽地搬进了我们放行李的浅舱。原来那是一笔假钱的买卖：若能平安带到四川，他可赚一点蝇头小利；为此他甘愿冒险，所倚仗的便是载着外国人的船到夔府不会被搜。他那鹰隼般的脸，是一幅纯粹的贪相的写照。

舵公是条好汉子，直到傍晚鸦片瘾发作才垮下来。他眼睛死盯着前头的险处，除了一日三餐，从不离开那支大头橹，发令简短而平静，船上众人和那瘦老板都服他管。纤夫从头一天起就难缠，后来索性闹起来：言语凶横，硬挤进前舱，不许我们上岸（这是违约），还十分无礼。其中有些人看上去低贱得不像人，正是那种会动武砸抢外国人房子的人。史蒂文森先生对他们毫无办法，我想是因为他们把他的安静与绝好的自制误认作软弱。他们完全成了主人，什么事都由他们说了算，有理由的也罢，没理由的也罢。那一个星期里，我在他们身上没见过一点善良或可取的品性；他们还欺负一个以做工抵船资的瘦弱老人。新面孔天天添出来，船上人数从十六个涨到三十四个（又是一桩违约）；不过老板借此多挣的那几块钱，我倒不忍心去计较。

纤夫们连给我搭一块上岸的跳板都不肯费神，逼得我只能踩着一根竿子上下；有一天这竿子翻了，我掉进船与岸之间的水里，被拖上来之后，就穿着湿衣服在华氏三十八度（约合摄氏三度）的风里过了一天。不过我得补一句：三个星期过后，他们大大地通了人气，以至于我能把自己在长江上拍的照片给他们看。他们一眼认出自家的船，欢呼大叫。他们说照片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于是一只手按住一边眼皮，另一只手卷成筒往里瞧。我叫他们别用手摸，他们竟真的听了！到最后我上下船还是踩着一根竿子、底下是飞奔的急水，只是后来他们会举一根竹子当扶手，等我上来时还粗手粗脚地拉我一把！

可怜的人啊！我渐渐学会极其可怜他们。他们的无知与迷信，使他们终日畏惧着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他们穷得可怜，连把身子与魂魄维系在一处都得这样苦干；十二个钟头的拖拉与冒险完了之后，在冬天行船那些刺骨的夜里，他们除了露天睡在名副其实的「板铺」上，便什么也没有。他们粗野凶蛮，可我仍要承认——而且并非不情愿地承认——他们中间从没有一个人喝醉过，他们干活辛苦，而那块作为我与过道之间唯一隔断的细布帘子，从来没有被掀开过一次。

过了那道人丛拥挤、惊心动魄的大泄滩，我们又上了几道难看的滩，遭了几桩小祸。大木船都配着漂亮利落的跟船，用来送纤夫上岸、再接他们上船，这事一天或许要做三十回；我那小船却是直接靠到石头上来办这事，因为老板吝啬得连两三文钱都不肯花去雇现成的平底小船。我们正在「横梁」滩脚下放纤夫上岸，一条沉重的货船在大风里失了控，撞上我们，把伸出船头二十英尺的那支头橹挤进石头中间，齐根折断；两船舷侧的杂物也同时绞在一起，使它们不情愿地抱作一团。

两边的人手都抓起撑船用的铁头竹竿，伴着骇人的吼骂与一切疯怒的形状，打起一场乱架；幸而史蒂文森先生设法拦住，没有真见血。耽搁几个钟头之后，对方的船把我们的舵橹暂且修好。中国人打架往往不过是「嚷得厉害」。可是我们的人坚持要一有机会就去告官，于是两三天里我们总跟在那条木船后面，盼着到夔府向它报仇。

第二天，确实是中国人所说的「不吉之日」。在中国，一切都由严格的礼数管着。上车有四样事要留意，上轿、上船也有死规矩。犯了规矩，不只被人看作不懂礼的粗人，还会招来神鬼的报复。前一日我乘一条平底小船从岸上过来，正要跨上自己的船，一脚在船上、一脚在平底船上时，急流把那平底船带开了；在随后的手忙脚乱中，我犯了其中的一条规矩。

头一件事是老板那三岁的女儿落了水，被水流飞快地带走。一条木船的跟船正在我们船尾后面被拖着上行，一个纤夫水性极好，跳下水去，苦斗一番救起了那孩子，用自己脱下的、还带着他体温的衣服把她裹住，自己赤条条地立在刺骨的空气里。那泼妇发起了中国人常见的那种癫狂——人有时是会因此死掉的。她跺脚、乱跳、把手所能及的人都打一遍，咒骂、狂吼、口角流沫。

这场闹剧刚刚平息，我们正借着一股劲风扬帆上行，船撞在一块石头上，底下撞破两个洞；眼看要灌满水，便抢着靠上一片沙滩，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都用在修补上。那修补凄惨得很，全因老板的悭吝：主要办法就是把棉絮和牛油塞进洞里，再在这混合物上抹一层黏土。此后，因为正逢中国的新年节庆，船无法好好修理，只得四个人日夜不停地舀水，舀了四十八个钟头才把漏水压住；不只如此，由于船夫睡觉的那块甲板必须掀起来，我只好让纤夫连着他们身上的虫子和鸦片烟枪，一起搬进紧邻我那间舱的「前舱」。

就在这漏水的情形下，我们上了一道极凶的滩，拼死拉了四个钟头。我在一块大石上哆嗦着坐了那么久，见到了溯大江而上所会遇到的许多变故中的一桩。一条大货船正被两条竹缆、两百多名纤夫往上拖，照例是惊天的喧嚷——鼓声、锣声、铜钹相击，还有为了镇住滩神而不停放的爆竹；忽然两根缆齐断，纤夫们扑倒在地，四个钟头的气力全废了：刹那之间那船已到滩脚下，我最后见到它时，是在很下游处于一个漩涡里打着转，一条红色救生船守在旁边。

第十三章长江上游的生活

在进入四川这个大省之前，不妨先把长江上游的生活略述若干事实与印象——我在那一带前后共待了五个星期。

上游连同它一切的特异之处，都在宜昌以上。有一件事万不可忘记：它是全中国最富庶的一省唯一的一条大路——那一省面积与法国相仿，人口估计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而它庞大的商业全靠这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性情、有多少凶险，从此处以及别处的种种描述里可以看出大概。除了峡中与少数几段平静的间隔，它通篇是一连串的滩与急流，眼下只能凭人力去闯。立德乐先生一八九八年把一艘大汽艇开上了重庆，这证明轮船上得来，却并不证明轮船航运能够有利可图；即便有利可图，也未必就是木船的末日。

一艘上水的大木船，长八十至一百二十英尺，宽九至十二英尺，载重自四十吨到一百吨以上。

它们有几处是处处相同的：船头低而方，船尾高耸，平底，一根三十到四十英尺高的独桅，挂一面巨大的长方帆——只有顺风才使得上。它们多半在万县造，用的是当地极多的柏木；先用雌黄染过，再用桐子榨出的油油上一道，看去像上了清漆的松木，既齐整又入画。船板厚约一英寸。舱深不过三到七英尺。一艘载五十吨货的木船，在万县全套造齐要一百二十五镑；头等的、载一百吨以上的要二百镑，约合两千五百串钱。舱里分作若干隔间。前半截白天是敞着的，厨子在当中一个凹坑里终日不停地忙，坑里安着一个泥灶。入夜便支起一副蒙竹席的架子，船夫们睡在底下。高高的尾舱通常归老板和他一家住。一艘一百二十吨的木船带一百二十名船夫。

客船上前头的空地尽量缩到最小，甲板大半搭了篷；货船搭篷的不到一半。大木船两舷各有一道边道，既供撑篙，也供来往。船上把备用的桅和大橹捆在舷外。舵工站在里边，头和肩由一间抬高的「舵楼」罩着；他在里头以极高的手艺、无穷的耐性，摆弄一根又长又笨的舵杆，那舵杆连着一面大舵，常常从船尾伸出四英尺去。搭篷那一段的顶上，堆着一盘盘骇人的竹缆，往往粗三英寸、长一千二百英尺，是拉纤用的，成天盘起又放开。这种缆只经得起一趟航程。

高耸的船尾往往装点得很讲究，无论如何总有一种撩人的画意。方窗是磨薄的蚌壳或是纸糊的，偶尔还镶彩色玻璃。有时尾上还有一道雕花的廊子，摆着盆栽的花。总之，一艘四川木船是巧思而堂皇的构造，船主们极以之自豪。它们那份气派与看似庞大的身量，在载货上却是骗人的：其实装不了多少。我相信长江上游没有一艘木船吃水过七英尺，舱因此必浅，干舷之薄更是惊人。那种操纵得极利落、专管送纤夫上岸再接回船的大跟船，其实是大舢板，常有一副奇特的帆装：两根人字架似的桅立在船腰，各高四十英尺，中间隔着甲板的宽度，撑帆的横杆在两根桅上都能走。

我们管这些木船叫「笨重家伙」，可是天下再没有哪一种船被驾驭得这样有本事；再没有哪一种船冒这样的险；再没有哪一班船夫能这样纪律严明，一声令下便一齐动作；再没有哪一种人以这样菲薄的工钱、这样粗劣的饭食，干得这样拼死拼活。将来别的船型、别的章法能不能把它们从长江上游的运输里挤出去，还得看下去才知道。

靠木船是发不了大财的，损失太重。可是从许多风景宜人之处那些退休船主舒舒服服的宅子看来，除了运气特别坏的，人人都望得见一份晚年的小康。船主的妻儿通常就住在船上；这些妇人似乎有一项专长，嗓门又尖又亮，压得过滩声与船夫的吼叫。

说到风险：中国人说，每年二十艘木船里要失一艘，十艘里要搁浅一艘。伯恩领事说，宜昌装船的洋货里有十分之一到埠时已被水浸坏；立德乐先生估计，自一八九六年兴隆滩形成以来，木船与货物的损失达百分之八。伯恩领事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写道：「据说单在那一道滩上，自同年九月二十八日以来，已经失了一百艘木船、一千条人命。」上水下水，都是险象环生。二月间我上行，自宜昌到万县之间数出四十一艘搁浅的木船，有的正在散架，有的正在修补，无一不得把货卸空；到六月末我趁大水一闪而下，搁浅的木船已数不过来，可是即便夏季运量大减，总也有那个数目的将近一半。我还亲眼看见一艘大木船飞下一道滩时撞上礁石，像被炸开一样，转眼不见了；前一刻还在拼命使劲、又叫又闹的一船人，就同它一起没了。

除了大小木船，还有像我这样的本地住家船，也有大过我的船四倍的，只载客；还有五板船和舢板——没有甲板、罩着竹篾拱篷的船，载客也载货。住家船的格局我已经说过。长江上游的木船若有七千到八千艘，船上的人手照最低的估算也得二十五万，此外还有成千上万在住家船和更小的船上讨生活的人。

木船从不下锚，实在说它们根本不带锚；因此挑泊地是件极要紧的事——倒不是没有许多水流触不到的湾汊，而是因为这条江性情无常，常常一夜之间涨落六七英尺，我自己就领教过；所以必得有人小心守着，看情形放缆或收缆。

大木船是探着水靠岸的：船头船尾伸出大木碰子，免得船身横过去、搁在比自己吃水还浅的地方；一个「水纤夫」抱着缆跳进水里，把缆系在岸上的桩子上；那些碰子——其实是粗大的木杆或笔直的小松树——也一并缚在岩石或桩子上。

西行的木船总是尽量贴岸走，拣石头少、纤夫好走的一边。风顺而且劲时，单凭那面大帆便能顶住寻常的水流，于是把纤夫接上船来；若顺风不大，也至少让纤夫拉得轻些。凡遇滩、遇急流、遇多石的嘴子，就非用纤绳不可。东行的木船在重庆把桅放倒捆在舷边，一路摇橹下行，全靠船头一支极大的橹掌方向。它的速度非快过水流不可，所以每到一滩，全船人都得拼命。

木船带多少纤夫，看吨位而定；但有几个人是缺一不可的：老板，即船长，通常还是股东之一；舵工；称作「头带工」的正领江；称作「带工」的领江，也就是船头的把式；厨子；还有称作「头佬」的纤夫头。船一动，领江与舵工除了吃饭，决不离开船头大橹和舵。老板的职司主要是买粮、雇临时纤夫、发工钱，以及在险处连吼带比划，逼着一船人拼死使力。

船头那位领江，在我的小船上又兼着引水，是一船之中最要紧的人。我对我那一位始终佩服：高个子，宽肩膀，身架好，是「熟门熟路」与「小心在意」这两样的化身——沉默，机警，从不慌乱，手稳，头脑也稳，一个领江该有的他全有——直到他烟瘾发作、整个人垮下来为止；此后每晚都可见他躺在烟灯边，一副飘飘欲仙的空白模样。领江的活儿，是用他那双内行的手，带着大木船上八到十个摇船头大橹的人；那支大橹是一根三十到四十英尺长的木料，探出船头，没有它，任何船都不能安然上下滩与急流。这根大木不用的时候，他就站在船头，拿一根包铁的长竹篙探水，把船从凸出的嘴子和石头上撑开，又凭他那双练出来的眼睛，从水面的旋涡上看出暗礁在哪一边，打手势告诉舵工。他肩上担着阖船的性命与财货，而他担得极好。那支大橹是用来把船头甩进主流的，好让船避开舵工与舵躲不开的石头。

木船和行船的法子既已略述，末了我想把纤夫那桩「非人的活计」简略说一说；其中最苦的一段，在峡区和最险的几道滩上，自宜昌往西一百英里。布莱基斯顿上尉、吉尔上尉，以及晚近立德乐先生在他那本可喜的《穿过长江三峡》里，都对这些人表示过同情，也都为他们的耐苦、勤劳与好性情称奇；他们所说的，我打心里一一附和。我以为这一班人正是中国人那种非凡精力的写照——正是这种精力造就了中国、保住了中国，也把中国人作为省俭而成功的移民带到东亚与美洲西部的每一个角落。

一班船夫——大木船上是一百二十人——在宜昌雇定。上水一趟三十到五十天，每人得四先令光景，外加吃饭：一天三顿米饭，配上用足了油脂炒的白菜，难得有一点鱼或猪肉；下水一趟很少超过十天（我坐五板船只走了四天出头），每人约合一先令六便士，外加吃饭；实在说，许多船夫下水一趟只为一口饭，工钱是没有的。就为这一点点，这些人干着我在任何国家都不曾见过的最苦最险的活，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从天蒙蒙亮干到日落——用伯恩领事的话说，「苦得不像给人干的」。不过重庆开为通商口岸，加上别的种种缘故，他们的工钱近来是涨了些。

这些纤夫多半在岸上拉；船上或打旗语，或击鼓，由领江指挥；另有一部分留在船上摇那支大橹，我见过十五个人一齐使劲的。还有几个跟着纤夫走，专管把纤绳从石缝里解出来——它无时不在挂住；另有两个或更多的「水纤夫」，都是水性极好的人，光着身子跑在纤绳前头，随时准备跳下水去，把卡在岸上够不着的石头里的绳子解开。若拉纤与张帆都不成，纤夫便摇大桨推船，一桨两人，一边二十桨，人朝前站着，一面跺脚，一面狂唱，以此合拍。

下水时，江流每小时六到十二海里，为了让舵吃得住劲，凡能加速的手段全都使上。桅横捆在舷边，看去笨重臃肿。甲板上挤满了人，夏天赤条条，冬天穿蓝布长褂。有的面朝前摇橹；十五个或更多的人在船头大橹上拼命；另一些在摇那叫作「车」的大桨，一支要十个人的气力；还有的在摇宽叶的大橹，或在船尾摇，或贴着船舷摇——连妇人小孩也一同出力；老板急得发狂，又吼又跳又舞；锣鼓擂得震天；可是使尽了这一番拼命，船也不过勉强保住一点舵劲，好让开那些险处——有时连这也保不住。我就两次见过木船飞下滩去，撞上石头，霎时散成一堆互不相干的木料，像给炸药崩了一样。

我看着八十多艘大木船下过那几道大滩，那景象叫人兴奋，加上震耳欲聋的喧闹，我非但不觉得腻，还巴不得再看八十艘。

凡不能张帆的地方——便是顺风，除了峡里也很少有几段张得起帆——纤夫宁可去干那「非人的活计」，也不愿摇橹：摇橹又苦又单调，走得极慢；也不愿贴着岸「抠」着走——那是用长钩子上的爪钩住岩壁上为此打进的铁环，把船一把一把地拖过去，一面用粗碰子把船撑开，一面拿包铁尖的竹篙撑；那些篙尖插的窟窿，是历年累月在坚硬的砾岩或花岗岩上一下一下戳出来的。

像我这样的小住家船，纤夫是从船上下岸的；大木船则从跟着的舢板上岸。除了「水纤夫」，人人穿一条短布裤，每人一根背带。那一大盘编股的竹缆——往往长达四分之一英里——从桅顶上兜过去，然后送上岸；船上有人照着情形放缆收缆。小船从大船高高的纤绳底下钻过去，常常省事，也常常惹出吵嚷与缠绕。纤夫把缆展开，各人用一个活结把它拴在自己的背带上——那结一瞬间就能解开，也一瞬间就能重新拴上。

船上鼓一响，长长的一串人便起步，齐声吆喝着踩点：「嗬——嗬——」，据说意思是「把肩膀顶上去」。纤夫的走法很特别：步子极短，每一步都把胳膊和身子往前一甩，腰弯得极低，两手几乎触地；远远看去像四只脚的牲口。

他们就这样去了：翻过江岸上棱角分明的巨大乱石，仰面从光溜的石脊上滑下来，踩着彼此的肩膀爬上崖壁，或者靠手指脚趾抠住，有时手脚并用地爬，有时走在倾斜的绝壁上——那里全靠一双草鞋，才不至于滑进底下沸腾的急流；一会儿贴着深水，绕过一面光滑的崖，落脚之处连山羊也嫌窄；一会儿又高在上头，在悬崖边上又跳又喊，或走在离江面三百英尺、凿在石壁里的一条窄道上——那样又窄又断的石檐，一个空着手、胆子又大的人也得使出全副本事才站得住。读者须存一点同情记住：这些为我们把商货拖上长江的可怜人，在这一切艰险之外——艰险还远不止这些——是用一根又长又重的绳子拴在一艘沉重的木船上，逆着一股在浪头、回流与漩涡里咆哮的急流往上拖；他们不时要挨猛烈的一顿抽扯；他们拖的东西有时会死死顿住，在急流里悬上好几分钟；纤绳时常绷断，把他们脸朝下、赤着上身摔在嶙峋粗砺的石头上；他们成天在水里进进出出；他们每天有许多次可能把命横着送掉——而他们干这一切，靠的主要只是米饭！

船上是这样指派他们的活计的：要使劲拉，就急促地擂鼓打锣；要停手，就慢慢地「笃——笃——」；再不然打旗语，岸上另派一个人专看旗号，传给纤夫。这里头出一点错，其后果不亚于船前只剩一船之遥便是暗礁时，轮机手把「全速倒车」听成了「全速前进」。

有些地方凿了粗糙的石级，帮人上下石脊；用镐头开出的石路也常见。我上行时，这些路有许多高出江面三十英尺；等我下行时，它们都淹在水里了。不过也有一条极好的石路，宽四英尺，绵延许多英里而高低不变；我听说是一位私人出资修的，算是给纤夫做一件善事，也为自己「积德」。

有些地方滩险，岸上尽是大块碎石，只配山羊去爬，木船上不去、直往后溜，人也快垮了；几艘大木船，每艘二三百名纤夫，都以所能有的最慢的速度往上蹭：于是锣鼓乱敲，铃铛乱摇，铳炮乱放；岸上几百个四肢着地的纤夫又吼又叫；工头像疯子一样嚷着，沿着那一列列喘不上气、挣扎着的赤身人狂奔，又跳又号，抡起劈开的竹片抽他们——倒也抽不出什么伤来。这时一根纤绳断了，他们拖着的那艘木船便飞快地打着旋回到滩脚，几个钟头的力气两三分钟里付诸东流——这还是没有闹出更坏的结果的时候。

木船与纤夫所遇的许多险情里，有一种叫「碛坝」，也就是急流；它多半是由一处凸出的嘴子或石脊造成的，嘴子下面有一个平滑的回水。船到嘴前，放下纤夫，领江用船头大橹把船头甩进主流，让它离开那个嘴子；用最结实的一根缆，七八十个纤夫拼力拉；另有人用长篙把船从石头上撑开；船头顶着水，水在船首下沸腾咆哮；若一切顺利，提心吊胆一阵之后，船便被硬拖过嘴子，进了平水。到这时往往崖壁又高不可攀了，于是纤夫上船，在深水里用长钩子上的爪钩住岩石，一把一把地把船「抠」着走，另一些人拿篙撑开。

事情并不总这样顺当。这些急流我坐着自己的船上过许多次，遇到过这样的小事故：船底在一块小石头上撞了个洞；绳子挂在水里的石头上，得有个胆大的水手跳下去解；纤绳死死绕住一处石嘴，或卡进一道看去无从攀援的石缝。眼看那些可怜人赤着脚往几乎笔直光滑的绝壁上爬——「拿眼皮吊着」——而船上的鼓在敲「停手」，木船在急流里扯着、抖着，把那根唯一能救它的绳子磨得起毛：这景象真叫人心里发怵。有两回，那地方连猫也没处落脚，只好用一根绳子从腋下把一个人吊下绝壁去，解开那条快磨断的纤绳。这些缆绳因竹里含硅而坚硬，在许多石嘴上割出了两三英寸乃至四英寸深的槽——整齐、光滑的凹槽，绳子在里头走得很顺。

关于纤夫和他们的活计，可说的还很多，但读者已经乏了，我就此打住。没有哪一行比这更把手脚性命置于险地。许多人从崖上跌下去淹死；另一些人断了胳膊腿，被撂在岸上听天由命——那命是很苦的：既没有夹板，也没有医治；用力过猛落下的重扭伤与疝气，是极常见的；人一跌倒，那副瘦骨伶仃的赤身子被拖着在石头上一路磕碰，直到他自己挣脱出来，这也不算稀奇。几乎人人身上都看得见刀口、青紫、伤处、鞭痕、皮肤病烂出来的疮，以及一副长年吃劣米的模样。

这些纤夫也许是中国最粗野的一等人——那活计「不像给人干的」，是要把人变粗的——可是他们到底自有其好性情：大体上不犯凶暴的罪；满肚子的滑稽、把戏与顽皮；极善于学洋人的模样取笑；爱开玩笑，谐趣得很。

至于那些一到季节便成百地涌到大滩上、指望拉一把挣几个钱的人，那就更粗野了。他们通过把头与老板讲价；竞争一激烈，像在新滩，四个钟头的苦力往往只得一个便士。他们夜里的席棚极其喧闹。在小些的滩上，老板亲自上岸，手里晃着一串串铜钱，附近多半有村子，他扯着嗓子讨价还价一番，便招到帮手，连妇人小孩也雇来拉绳；偶尔还有背着娃娃的妇人，也去拉上一程！

这样大的一宗运输竟能在这样的艰难里做下去，真是奇事。艰难有许多是上水时逼出来的：拉纤的船不得不走岸边的浅水，那里有明礁暗礁、暗滩、乱水和漩涡。若是马力充足、操舵得法的轮船，循着下水时所用的那条平滑深水槽上行，木船所冒的险大半都能避开；不过那就先得把长江上游彻底测量一遍。据我在叙府——金沙江与岷江汇合之处——到宜昌这一段所能判断的，除去峡中，几乎没有哪一段是遇不上滩、急流与多石乱水的。实在可以说，这条江没有一处是平静的水；何提督——长江上游的巡江总办——在他官修的《长江水道指南》里数出约一千处行船之险，大概并不夸张。等我回来，我才明白恩达科特先生那句关于消遣的话很有道理：「人顾着自己的命，已经够忙了。」

第十四章长江与夔府

二月七日，我们进了肃穆的巫峡：长二十英里，是一道雄伟的裂谷，宽三百三十到六百码，两边是往往高达一千英尺的峭壁，壁顶之上还有高耸的山尖与石笋，那时正点着雪。这「巫山大峡」有一股说不出的诡异；冬日的天色黑沉沉，云在高处的峰顶四围盘旋，船夫们拖着长音向江神呼求顺风，许下种种愿、应下种种还报——这些都不能叫它活泛起来。上游有一段叫「铁棺峡」，崖上离冬季水面五十英尺处钉着铁链，供西行的木船攀挽——这名字也不能给这地方添几分喜气。

我们在这愁惨的幽谷里走了两天，第三天是礼拜日，便系在湖北境内最后一个有人烟的村子楠木园近旁。那村子分踞一道深谷的两侧，谷口似乎被一座高山堵死，两半之间以一座有顶的桥相连。这是个极富野趣的地方，那条依山而上的街是五百一十七级陡峭石阶砌成的，费力爬上去也很值得。屋子四周是枇杷、橘和石榴，深色发亮的叶子衬着雪做背景。据说这多山一省的人穷苦、耐劳、勤快。有一位体面的商人问我们，可曾听说什么时候讲和？在这条商业大路上，这样的隔膜实在是奇事！有些船夫问我们的船夫：这么好的风，你们系在这儿做什么？回答是：船上载着洋鬼子，他们既不干活，又老在吃，可七天里非得睡上一天不可！

过了这道谷，峡壁又逼拢来；仍旧是石灰岩，上面压着砂岩，极高处有洞穴，有些地方被磨成了巨大的台阶，又被一个个深而竖直的石臼切成奇特的凹槽——那些石臼靠外的一半已经塌掉了。江两岸各有一道窄谷，便是湖北与四川的分界；不过又过了几个钟头，我们才走过这「帝国之省」的头一个村子培石。那村子是一条长长的散落的街，踞在一道气派的石灰岩台地上，有一座很好的道观。村下有一道小而讨厌的滩，上去费了两个钟头。我在岸上攀爬时拾到一块粉色花岗石，立刻引起一阵喧哗：众人说，蓝眼睛或灰眼睛的洋人不但能看进地下三英尺，还能看进石头里去，说我是在这块石头里看见了宝贝。我把石头扔下，他们敲开来看；什么也没有，便说是我用洋法术把宝贝从石头里摄走了。

巫峡上口的水流叫人耽搁得太久，所以到了四川的头一座城巫山时，我很是高兴；那一段有很长一程，是船夫用篙头的爪钩住岩石，一把一把把我们「抠」上去的。巫山对面有一条小支流，从大宁——一座州县城——附近的盐井把盐运下来，用的船在立德乐先生看来，是威尼斯贡多拉的一模一样的翻版。巫山城灰扑扑的，很入画，城墙随着所踞诸山的轮廓而筑，把田地、果园和好树都圈在里头。一座陡峭的山锥高一千五百英尺，锥上常绿林中有一座很好的文昌庙，同一座峰头还有一座高塔，都是醒目的景物；可是这城虽还算干净，却没有兴旺气象，至此仍叫人失望。

费力上了「猫儿」滩和「下马」滩，我们到了风箱峡——大峡中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雄奇的一道；在这里，大江有些地方被夹到只剩一百五十码宽，两壁是一千五百到两千英尺高的直立石崖。这里既有滩，又有凶险的漩涡，照例有红色救生船停着，便是险处的标记。我的船逆着极猛的水流，一寸一寸地被拖上去；有些地方纤夫无处落脚，只好用爪钩「抠」着上；这些可怜人在粗砺嶙峋的石头上挣扎得那样惨烈，以至于当这巨大的裂谷豁然开朗、我们进入一片秀美的山乡时，我竟觉得是种解脱——长江在那里穿过一道山谷滚滚而下，谷中即便在二月也盖满了各色庄稼，一片最鲜嫩的绿。就在峡口，有一块乌黑、光滑、方正的巨石，把水分成两道——一道宽一百英尺，一道宽二百英尺——人称「鹅尾石」。我上行时，它高出水面足有四十英尺；六月里我下行时，它只剩一点点露在外面。等它完全没顶，上游五英里处那座城里的官府便不准任何木船下行，直到它重新露出来为止。一道与中国古代军事史有关的奇特石梯；一座宏伟的白石灰岩峰，气象堂皇地俯临峡口；一座建在崖上的好庙，带着园子和几进院落——到这里为止，此前十一天里几乎叫人吃不消的、对惊叹与赞美的那份索取，总算告一段落。

风箱峡以上的景致虽不及峡中雄奇，却极有变化：主谷与支谷时而收束，时而开阔；远山或披着森林，或划着残雪；山脊上顶着宏伟的庙宇，庙下簇着入画的村落，还有粉墙黑梁、几面山墙、层层屋顶、橘树掩映的农家；每一道坡、每一片平地都耕作得尽善尽美，油菜花那一片鲜黄，给那从不单调的绿添了一重妩媚。

上了几道麻烦但不算大的滩之后——一路上还被一艘自带七十名纤夫的大货船纠缠不休：它总紧跟在我们后头，一心要把自己的纤绳从我们桅顶上甩过去，于是免不了一场吵闹——我们望见了一座看去像是冒烟的工业市镇；这是我在中国头一回见到这样的景象。其实那景象与其说是烟，不如说是大股大股喷涌翻滚的蒸汽，因为那些「厂家」烧的是本地一种很像无烟煤的煤。枯水时，夔府——即夔州府——城下露出大片沙洲，许多熬盐的人便在那里安下冬月的营生：在沙里掘出大卤池，用煤把卤水熬干。做法很粗陋，盐的成色也不好；然而此处与其他许多类似盐井的出产，是四川主要的外销货之一，也是一大笔进项的来源。

一道大卵石滩，一处强劲的「碛坝」，一片耕作精细的地方——那可喜的谷坡一层层卷上山去——好农庄，满目阳光的笑意，一座极入画的灰墙城池，城下泊着一大队木船，还有一座为着供应他们而起的席棚市镇：我们到夔州府了。

自离开宜昌，我们一直催着老板赶路，好在中国新年之前赶到万县；本来完全来得及，可是他和他手下所有的纤夫都打定主意要在夔府过年——那是船家们爱待的地方——于是我们倒霉，在那里被绊了四天，直到那喧闹而饕餮的大节过完。倒不是老实地被绊住，也不是老板明说要放这个假，而是他使了东方式的种种小手段留住我们。我们二月十日到，年是十三日；于是这一天船要大修，那一天要办粮食，第三天老板挪了几百码，又说非得到某个村子去买一条新纤绳不可，另有一天还得专门用来还账！好在天气极晴朗，只是冷得我只能裹着毯子坐着，两脚塞在被窝里。不过话说回来，在家里，人可不大会在气温三十九度、实际上等于露天的地方坐着！

夔府是座大城，城墙极好，城门楼堂皇；雉堞之上望得见衙门与庙宇气派的屋顶。那时候此地对外国人很不友好，我并不想进那几座堂皇的城门，只在周围的好地方走走：大农舍家家都在过节；恶狼似的狗很多，凶而胆怯；麦子和大麦已经抽穗，根用作物的叶子肥而多汁——真是农家的天堂。好走的小路纵横其间，路边的黄堇已经开花；近来天旱，到处都显出一种叫人舒服的干净。我给城郊一座瓷砖门面的庙照了相，庙里的僧道照例很客气；可是回来的路上，我们被一群又嚎又叫的男人和孩子「冲」了一下，「洋鬼子」三个字叫得很起劲。这座城里至今没有新教传教士立住脚，据说天主教的也没有。有两位中国电报局的报务员来看我们，都是基督徒，英语说得好；他们告诉我们，自从闹过那阵「乱子」，人心比先前敌视得多，我们若进城去，必定要闹出一场大乱子来。

城外没什么可看的，无非是沙洲上的熬盐棚；做煤砖；给下游装船的木船装上大块无烟煤——这煤在夔府卖九先令六便士一吨，铁匠用得很多；还有络绎不绝的挑水人，各人挑两只桶，从江边到城里爬那一长段陡路，工钱不过八分之一便士；再有那道水渠，是前朝的一大工程，长约三英里，把一股强劲的泉水顺着石槽引下来——那泉从一千五百英尺上下高处的石洞里喷出。这份好处并非为着公众：修这工程的那位知县，一心只想有一处私用的水源。通往泉源的石板路翻过一座陡山，那山绵延一英里多，是一座浩大的死者之城，满是坟墓：有些是讲究的石构，用刻字的石板封住，立在收拾得很齐整的草台上，与朝鲜的坟相似；多数则是圆形的草丘，以碎石箍住。

夔府，或称夔关（意即「夔州之关」），是一座正在衰败的城，全靠位置以及那堂皇的城墙与城门楼撑着一副气派。凡长江上下的货物，都要在此纳厘金，那是约值百抽五的过境税。据立德乐先生说，一年上下水的木船一万艘以上，每一艘都要为查验耽搁三四天，于是城外一大群人靠着供应他们过活。若干年前，夔府的厘金局是全中国仅次于广州的肥缺，厘金也是四川进项的大宗。从城墙上方的高处望得见许多带着好园林的大宅，正是当年官员有权在一宗或许值二百万英镑的贸易上抽五分时所发的财的见证。

可是我们已经把这一切「改了」：我们争得重庆开为通商口岸，又有了过境税单与包船之制，凡洋货只要在上海向海关纳了税，便可一路运来。于是这些丰厚的税款归了北京，吃亏的是这「四水之省」；夔府如今真正能依法抽税的，只剩载本地货物的木船和盐船。读者立刻便会明白：新开通商口岸何以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地方敌意——因为每开一处，或多或少总是以各省之损来富中央之库，又叫一大批官员失掉他们「正当」的外快与「陋规」，而在百姓看来，这些好处是便宜了拿高薪的洋海关雇员。

有两天，因为岸上人多，我没有下船。在明亮的日光里——那是「有光无热」的日光——景色总是可喜的：它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变，日落时在一片色彩的燃烧中隐去——低处的山岭已沉入灰白，远处的雪峰还烧得通红。那入画的灰城，那雄伟的风箱峡口，那春绿与春黄鲜亮的山坡，那道滩连同它惊心动魄的凶险与水上的种种生涯，合成一幅叫人看不厌的画。

可是在一间六英尺见方、其实只是个「隔栏」的屋子里蜷着、抖着过五天——那屋子只有三面，又没有窗——对耐性和办法都是考验；何况那泼妇与船上那个娃娃比平常更磨人，纤夫们又只当没有搭客这回事。老板一味吞云吐雾，因此等于不存在。我的仆人伯典脾气和自尊心都一刻不睡觉，把上上下下都得罪遍了。要形容那些年菜烹煮的气味，非得用几个很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字眼不可。然而不知怎的，我一点也不想抱怨；我那点微薄的资源也一直支撑到了最后。

我有巴伯论中国极西部的那些无与伦比的文章可读可味，有日记要「补」，有许多缝缝补补、甚至裁制的活计要做；尤其还有照相底片要冲、要印，印好的还要调色。这些工序越难，越有兴味；我想起那些非要「暗室」、水槽、自来水、台子以及别种享受不可的业余照相家，心里颇有一点自得的优越感。夜给了我暗室；雄伟的长江便是「自来水」；一只箱子权当台子：其余一概可以不要。

我把我的「隔栏」用洋纱帘子和报纸糊起来，发现烟灯的光仍旧从缝里透进来，便把毯子钉上去，和衣穿着皮袍睡。「到处是水，到处是水」，可水偏偏是最大的难处。长江里悬着不知多少细泥，饮用时通常用明矾把它沉下去；若不过滤，它会在底片上匀匀地蒙一层细纱。我只有一个随身的滤水器，一天能出三夸脱水，而伯典总要挪走一些去沏茶，剩下的只够作最后一道漂洗——有时还漂不干净，眼尖的人从有些插图上就看得出来。

我发现洗掉「海波」最有效的法子，是探身到船舷外，把底片按在大江的浪里——便是泊处，水也是急的——再用滤过的水作几道最后的漂洗。这个冻手的办法，只有在纤夫上了岸、或在船尾抽鸦片的时候才做得成。晒印是一大难处，我只好把印框挂在船舷外，才算对付过去。这些粗陋的安排一旦成功，每一张印片都是一件喜事、一场胜利；便是失败，也不算丢人。

年三十那一天，一刻也不得安静。船上的人得了酒钱和肉钱，兴头十足，闹得怕人：叫的叫，嚷的嚷，吵的吵，头顶上跺，我那道白布帘子外的过道上跺，屋顶上也跺；还有锯的、敲的、舂米的。一艘官船就系在我窗外，叫了一条「唱曲的船」来，两边的声响我都领了；那位大人我也看见了好几眼——一个模样端正的年轻人，穿着皮里子的织锦绸袍。跟我见过的一切高等官员一样，他显得与平民百姓隔着无量的距离，那张脸上装出来的无动于衷，除了疏远与轻蔑，什么也不表示。他船上有个仆人病了几个钟头就死了；病中为了吓走那作祟的鬼，鼓锣与爆竹一直响得又密又狠。后来我们同行；离开夔府不久，那位大人的一名纤夫在一道极小的滩上被拖进江里淹死了。

我得了个机会，给我的纤夫们吃饭时照了一张快照。他们的饭食是劣米拌着白菜或别的菜、用油炒过，偶尔添一点鱼或猪肉；这顿饭很值得一看。各人取一只粗釉的瓦碗，从火上的大锅里舀满。众人绕着灶坑蹲下，把碗托在左手指尖上、紧凑到下巴底下，嘴张到不能再大，用筷子把饭往里扒，快得像在赌赛。嘴看着已经满了，他们便用筷子把里头的东西塞进腮帮子，再重新扒起来；遇到成块的，随手就整整齐齐地塞进腮里。到底什么时候嚼、什么时候咽，我始终没看明白；可是短得叫人难信的工夫里，碗和腮都空了，吃的人已经心满意足地抽起烟来。除非张着帆，船总要停下来吃饭。中国人只要办得到，从不喝生水，这使他们免了许多病；这些人喝的是煮过饭的米汤。

就靠这样三顿饭，这些可怜人每天使足力气拉十二个钟头的纤，从不偷懒。他们诚然粗野；可是一路走下来，他们那份实打实的干活、那份胆气、耐力、耐苦、不贪杯与好性情，赢得了我的同情，也多少赢得了我的敬重。他们若不抽鸦片，本可以穿得好些、吃得好些；可那样一来，他们每夜的极乐世界又到哪里去找呢？

第十五章夔州府的年初一

年初一终于到了，又冷又亮，仿佛并没有比我们的新年迟了六个礼拜。我在富庶的农家之间美美地走了一趟，人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屋子上挂着旗子和彩带，连那些土黄色的狗颈上也系着彩结。从城墙上方望下去，灰色的城里装点得一片鲜亮，欢腾的声音直送上来。城郊和江岸上的席棚市镇又热闹又吵嚷，爆竹与各色火药上花的钱不少。木船都装点起来，「唱曲的船」更是开出一团团的颜色。除了我的纤夫，人人都换上新衣，兴高采烈地把旧的脱下扔开。

这是我在中国过的第二个年。早在宜昌，我就看见它一步步临近了：那里同别处一样，街上提前一个月摆出桌子，桌上以撩人的排场陈列着各色撩人的东西。这是买东西便宜的时节，许多古玩和绣衣是别的时候买不到的。因为过年要还债——这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中国人守得也当得起——许多人家不得不把珍藏多年的东西脱手。街上穿盛装的人多得不得了；孩子打扮得花团锦簇，古怪的小脑袋上簪着花，还能得到玩具和糖果。玩具铺子的生意红火得不得了。

到处都是红纸，长长的条子贴在门楣和门框上，写着福字寿字，还有种种合乎节令的成句；这些字有许多就是在街头摆着笔砚的桌子上写出来的。每一爿铺子都因这些贴着的、悬着的红纸而通体鲜亮，还有「金花」——绍兴出得最多，是铁丝扎的黄色金箔假花假叶，往往做得极大，看着很有气派。「唱曲的船」上这种东西装点得极多；庙里的新年供献、以及每年给家中神主牌重新装点，也大量用它。还有成千上万支白蜡烛，纸捻作芯，粗的像人的腿，细的像人的指头，一律染成朱红，画着诙谐的与神话的图画；此外还有庙里供献用的种种别的东西，以及各式各样的丝带彩带——把街道，连夔府城外那些席棚的街道，都装点得喜气洋洋。

在此之前的三天里，衣裳、人身、门、椅、窗板以及一切木器，都洗刷不休；虽然船不像我先前在广州过年时那样家家搬空洗净，也有不少小船拖上滩去，里里外外刷了一遍。连纤夫也把脸擦了擦，显出淡一些的黄色来。

到那天傍晚，锣声与家家门口不断爆响的成串爆竹——那是为着驱走恶鬼、并挡住别的恶鬼进门——交织起来，热闹得叫人心跳。年初驱鬼拒鬼这个念头，与朝鲜人的做法是一个意思：他们在家门口用一片瓦盆烧全家人的头发，那些剪下的和掉落的头发平日就为此存着。中国人和朝鲜人一样，相信自己四周围着成群结队的鬼，多半是恶的，非吓走不可，否则便得供着哄着。

宗教在进香与供献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夔府附近所有的农家，树、篱、仓房、农具，连同房屋，都贴上了祷词。船家虽不像广东那样普遍，也在桨、橹、桅、舵上贴纸祷词，又把它们挂在船尾；家家户户还都行了一套宗教仪式来洁净。年初一被当作全体国民的生日：头一天出生的孩子，到这天便进了第二岁。在殷实人家，这样的生日是大事；住持、僧人、道士都来道贺，敲敲打打，念诵许多经文，有的照本念，有的背诵；念毕便把写好的祷词烧掉，再奠酒。正是这个时节里与偶像崇拜、鬼神之说牵连在一起的家族与社交礼数，构成了基督徒格外难过的一关。

在种种宗教义务之外，还有些人——男女都有——自觉背负着一年的罪愆，便请僧道替自己向那看不见的神力说情，又持斋，又大量施舍给穷人。年前那几天，夔府城外的庙里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一团团香烟里，贫富都在神前拜倒，烧着金银箔纸，锣、铃、鼓、钹响个不停。

在这一番把神事人事一概了结、干干净净开始新一年的忙碌里，债这件大事是不会被忘掉的。还债清账是一种极可称道的风俗，我们自己不妨也拿来推行推行。它虽只是风俗，却有着法律一般的效力。但凡付得起任何代价能避免，没有一笔债会跨过年初一而不了结，或不作出一个债主认为满意的安排。不这样做，名声就算毁了。人若欠的比还得起的多，到这时节，风俗便迫使他把所有的东西交到债主手里，把生意收掉；自尽的缘由里，有一项就是还不出债。这时候借贷的利钱要涨，当铺的栈房挤得满满的，多数货物跌价，旧衣服和许多随身物件可以贱买到手。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所谓将来，往往不过是他的丧事和过年这两件！人人都怕打官司讨债的麻烦、花费与拖延；于是大家一致维持这条好风俗，它很能把生意人里那些油滑不实的人淘汰出去。我听说，逼一个不肯还钱的债户还债，有一个法子是把他家或他铺子的门卸下来，好让邪祟恶鬼进去。据说这最后一着从来没有失过手！

迎接新年的一切仪节——用红纸、金花、彩带和画儿装点屋子，整饬祖宗的神龛，以及通体的「收拾干净」——要占去前一夜的大半；而大年初一头几个钟头的那份寂静，叫人想起旧式的苏格兰礼拜日。

将近正午，街上开始像美国那样，挤满了带着名片盒去拜年的人。人人衣冠齐整，连苦力也不例外：没有好衣裳的便去租。夔府城里坐轿子是规矩；城外的人便步行去拜，许多时候一张名片就够了，片上的花样寓着三样好愿——多子（即多男）、富贵、长寿。街上相遇，彼此深深作揖，道一声「恭贺新禧」——这叫我想起叙利亚人在主显节的问候——或者说一句「恭喜恭喜」。上上下下一片有礼与端庄，那一整天一整晚，看不见一个醉汉。

服丧的人待在家里；门上贴着蓝纸夹红纸的条子，便表明这一家上一年里死过人。伯典告诉我，城里士绅与富人多，有些人家所有的木器上都糊着洒金的红纸，门楣上贴五条纸，写着主人所求的「五福」：富、康宁、好德、长寿、善终。有些铺子上头贴着一条装点过的纸：「愿贵客常进此门。」还有许多气派的门厅里竖着华美的寿材，挂着值钱的对联，上面写着格言警句。

年初一这天，要向神明和祖宗叩拜，在庙里与宗祠、家祠中献上供品。倘若卑幼不向尊长行礼，学生不拜先生，儿女不在父母跟前叩头，那便是严重失礼，简直不可想象的忤逆。

到了晚上，灯笼、走马灯与烟火都出来了，极好看的彩色焰火把长江宽阔的胸膛映得通红。关着的门里传出欢闹的声音，可见此刻正如朝鲜一样，人们在向已故的父母行祭，一家人聚在一处吃这一天最后的团圆饭。我的纤夫在竹席篷顶上挂起彩灯，就着酒大嚼猪肉；却并不过量。看着他们能好好吃上一顿、还有工夫慢慢享用，实在叫人高兴。由于酒喝得有节制，而且多半是就着饭菜喝，这一场举国同庆的三天假期过得既无骚乱，也无丑事；到头来，这些人不欠债地回到买卖与活计上去，也没有被那一阵子的热闹败坏了心性。

世上现存最古老的文明，在它最大的节日里就是这样自处的；而我们这个昨天才有的文明——尤其在苏格兰——什么「踏初脚」，什么「请客」，什么一片交际应酬，倒容易把假日闹成一团乌烟瘴气。

第十六章从夔府到万县

第二天早上，我的纤夫们没有酒气要睡，起得很早。这一段有一处又长又急的滩，叫「老马滩」；还有一处小些的，叫「庙阶子」，水在那里从一级级石阶上狂泻而下，中间是一条清亮却极湍急的水道。客船到了那里要请客人上岸，看着那些缠足的女人在乱石间一瘸一拐、跌跌撞撞，实在可怜；我自问不算不会爬山，尚且乐得有两个人来搀一把。至于她们的父亲和丈夫，自然是不会去扶的。夔府与云阳县之间，还横着东洋子那道凶恶的急流——数十年前曾有人下过一番大力气，砌了一道漂亮的石堤想制伏它，如今已经颓败了——再往下便是一连串的碛坝与回漩。云阳县，也就是「云中之日的城」，坐落在一道秀丽峡口的岸上，灰色的城墙沿着山坡远远地爬上去，城便建在这坡上，高踞于冬季的水面之上。

长江边上这些城池看着极为悦目：庙宇众多，飞檐上覆着琉璃的绿瓦黄瓦，那几点颜色把一片单调的灰色救活了。「云中之日的城」并不热闹，买卖也很少，却庄重而洁净，庙宇修葺得好，气象堂皇，尤其是那座长寿庙，一堵墙上高浮雕装饰得极富丽，其间还嵌着精美的铜牌。

不过这城的光彩在对岸——那是张飞庙，张飞是为国捐躯的一员武将。整片景致都美，可惜极叫人懊恼：一群人围住我的照相机，有的往镜头里张望，有的把头伸到我肩后钻进对焦的黑布里，还使劲摇晃它，弄得我终究没能把这地方拍下来。自然与人工在这里合成了一幅十全十美的图画。长江岸边乱石丛中耸起一座峻伟的崖壁，平直的崖面上刻着四个大字——世上还有什么比「大书」的中国字更有装饰意味呢？——译出来是「灵钟千古」。当地人相信：这一带一旦失火，这口钟会自己响起来。

崖上有一段一百级的宽阔石阶，拾级而登，便是一座壮丽的庙宇，保存完好，那些华丽的装饰新近才重新修饰过。庙有三进院落，一座三层、两座两层的楼阁，檐角翘得极高，覆着上好的绿琉璃瓦。院与院之间以廊相连，廊上也盖绿瓦，木构的花格繁复而秀美，以牡丹为主题。庙的一侧是一道幽深狭窄的山谷，林木清嘉，有一道瀑布，谷上自庙门起架了一座美丽的石桥。庙里有几株极好的菩提树。游人很多，渡船来往不绝。要找一个更可爱的地方去做一场敬神的野游，是找不到的了。

在云阳，我们搭上了老板的一位亲戚：此人信天主教，受雇于城中常驻的法国神父，在诊所里当医生。据他说，云阳有三百名天主教徒，从没有人来滋扰。这里没有新教传教士，此前十八天里我们经过的地方也一个都没有。在江岸上，史蒂文森先生同好些人讲过基督教之后，一个老者对他说：「先生，你讲的是好话，可不全是真的。你说我们从没有见过上帝；那我们就不曾得罪过他，也就用不着他饶恕了。」

过了云阳，地面开阔起来，草木之盛、土地之肥，最是可喜。土色鲜红，谷苗与甘蔗青翠欲滴，油菜花又是一片灿黄，合成一幅动人的画。时不时有一株高大的菩提树，树下设着神龛与香炉，以它深绿的浓荫作一笔对照；一座座结实的木骨砖墙农舍，各自掩在一丛竹子里；精美的庙宇立在常青树林中：这一切都给景致添了几分富庶气象。前人游记里对这个省的种种赞语，我如今不觉得过誉了。

油菜到处都种，为的是榨油。当地人做菜既无黄油，又无荤油，饮食里若少了大量油脂便不成其为饮食。点灯或许可以由进口和本地的煤油取代，但炒菜做饭要用，油菜就会一直种下去。在这样肥美秀丽的地方，牲畜之少却颇奇怪。没有牧场，路也不是为车马修的，农家院里马、牛、羊那一份生气，这里是没有的。家畜的代表只是土黄色的狗——爱叫又胆小——和那种丑陋的水牛：它看上去像是洪水以前遗下的活物，而且格外厌恶外国人。

顶头风耽误了我们不少工夫，一路多是拉纤与摇橹；船底又撞出一个窟窿，这已是第二回，水灌得极快，只得赶紧把船抢到岸边。修补得又马虎，还耽搁了几个钟头，因为过年期间没有木匠肯做活。此后的二十八个钟头里，要四个人昼夜不停地舀水，才压得住舱里的水。

在距入海口将近一千三百英里的地方，长江依然是一条堂堂大川；到夏水上涨、淹没了满河床乱石的时候，更是气派。「八岩峡」是造化的一件奇作：两岸绝壁如排箫般一道道棱槽，江水从中切出一条水道，船夫说深不可测；峡长约六英里，切穿的是一层坚硬的灰砂岩。我们在里面耽搁了很久，又冷又是穿堂风。上头岩壁的一个凹处，雕着三尊披着全副法服、彩绘贴金的神像，称作「三水神」。据说船夫入夜不肯行船，正是因为这几位神灵只在白天守着这条江。

讨厌的急滩又一次把我们绊住。我爬上一处高地，去看那些古怪的建筑——自宜昌到重庆，每隔三英里左右的高处便有一组，望去很有气势。它们是白色的塔，每座正面画一轮红日，五座一排。船夫说这是记里程的，但据更可靠的说法，这是「烟墩」，世道不宁时在里头烧干柴报警之用。看样子已经许多年没有修过了。

圣灰星期三，二月十九日下午，岸上一座白色的九层宝塔，与高山上另一座宝塔，预告有城将到。江面先被一道不起眼的小峡收窄，随即豁然展开一片静水，像座山中之湖；万县就这样出现了。那是我在中国见过的、忘不掉的景象之一。这座「万城」，论位置、论气象，在世上的城池里都该占一个高位。我们绕过一个陡峻的江湾，进了它所倚的那片湖一样的水面，眼前忽然堆起一座庄严的城，层层压在崖壁与高坡之上；一面是整壁的岩石，上面密密排着避难的寨堡与庙宇；宽阔的大江则在渐渐化作蓝雾的群山之间隐去——这美一下子涌来，简直叫人受不住。

它坐落在长江一个急弯上，三十英里外有一列山脉作屏；城建在崖上，又一丛丛环着庙宇与宝塔加冕的山冈；四周是陡峭而顶部平削的砂岩峰峦，高七百到一千五百英尺，从树林里拔起，林间有急流迸着白沫，又从园圃之间拔起，峰顶还加着那种如画的设防寨堡——那是这一带的特色。这景象真是雄奇动人。万县是我所见四川繁盛城市中的第一座。二十年里它的人口与贸易都翻了一番；宽好的街道、体面的店铺、大院里气派的宅第、兴旺的手工业、慷慨的善举，以及沿江两英里多长的一带木船，都显出一种蒸蒸日上的势头——这势头几乎是我后来所到的每一座四川城市共有的。

我们在三层排开的大木船丛中系了缆。几百个苦力上下装卸，吵得人耳朵发聋。船夫们嫌「酒钱」给少了，正闹得沸反盈天；我丢下这一片喧嚷，步行一英里上山去内地会的房子，一路先上一百五十级陡峭的石阶，再穿背街。我没戴帽子，又穿着中国衣裳，才免了招来一大群人。此前还不曾有欧洲女人步行穿过万县城，因为此地与此地的官员素以仇外闻名，《泰晤士报》的莫理循博士六个月前才在这里吃过苦头。一路上路面铺得好，又干净，房屋都是结实的石造，给我很深的印象。

到了一座讲究的中式门楼前，有门房，有外院，外院两旁是仆役的住处和牛棚；再往里，是一个当真漂亮的石铺内院：一边是一处带顶的敞地，用作礼拜堂，一边是高敞体面的中式客厅——就是插图上那一间——前面完全敞开，旁边是这家人的起居室。第三面是女客厅，第四面是各样杂用的房间。上层挑出的楼面与栏杆，尽是雕花与花格；窗框也雕着花，糊着纸；高高的柱子，参差的瓦顶，合成一个很有看头的整体。汤普森夫妇和三位女士就站在这中间迎我，一律穿着中国衣裳。一切都齐整好看，以至于我那副破旧的旅行行装——两年硬用下来，早不成样子——搬进来实在有些煞风景，我赶紧叫人把它们收到看不见的地方去。

屋里也美：墙、顶、柱都是刨光而不上漆的细纹木料，全用榫卯或木栓接合。楼下那些大花格窗以枢轴开阖，都高过人头。除了几件礼物，家具全是中国式的，既简朴又有味。楼上是若干低矮、参差而别致的房间。分给我的是一间大的，有一扇朝内院的大花格窗，另有一扇窗，城景与江下游的景色都极好。由一架陡峭的木梯可上到一座敞开的木楼，楼顶作塔式，设着座位，供暑天纳凉；从这里可以俯瞰许多邻家的屋顶，自然也被人家俯瞰。四围山顶上所有的避难寨堡、一圈城墙、衙门、庙宇、宝塔、江边那一道褐色的宽宽的木船，以及大江闪着的银光，从这里都看得见。

从早上九点到天黑，中国客人络绎不绝，男客从一个门进，女客从另一个门进，各自到各自的客厅里去，分别由汤普森先生和兰姆赛小姐接待。中国人是有体统而好面子的，喜欢自己拿得住场面。他在外国人的屋里就苦不堪言：那些杂七杂八的稀奇东西，叫他不知该坐哪里、坐什么，不知该取什么姿态、守什么礼数，浑身不自在，像鱼离了水。中国的客厅则不然，那里有一套秩序井然、不容含糊的庄重。墙上挂几幅体面的经典字幅或画。正对着敞开的一面，靠墙放一张雕花黑木大桌，两旁排着沉重的黑木椅子，最靠桌子的位分最高。顶上悬着精致的灯。

无论什么身份的中国人——做官的、经商的、开铺子的、动笔墨的——都绝不会弄错礼数许他坐哪一把椅子；等茶和烟送上来，他便安闲自得，同在自家一样。

那时候，传教士在万县已住了几年，也租下了这所漂亮的宅子，城里却还没有一个基督徒。几位女士是不久前才到的，此前都觉得这地方对她们不安全。就在我来的前一个月，城里一口深井干了，暴民聚在教堂外面，扬言要烧屋子、杀光「洋鬼子」，说是他们凿通了井脉，偷走了那只作全城「气运」的金蟹。暴民最终被逼散了，可那位知县——我到时他才卸任——竟登门提出一桩重罪指控：说屋里的人杀小孩取眼珠，尸首就在后面的水池里！

汤普森先生领他到后面，用长竿把水池通通探了一遍，可什么也没探出来，这指控并不因此就算完结——因为在他们看来，外国的法术是无所不能的。也正是这位官员，与城中的绅耆合谋要杀害传教士；当时在万县的戴维斯先生被痛打了一顿。后来倒是给了他赔偿，他把钱全数捐给了本地的善堂。新任的正堂刚到，奉有善待外国人的训令，局面便全然一变。汤普森先生到衙门拜会时，知县请他坐上座，临走一直送到轿前，第二天还带着一大队随从回拜。中国上上下下，自然都看官府的眼色行事。

于是接连几天，我居然能到处走动、到处拍照，所受的麻烦不过是上千人一堆的男人围观看热闹而已。四个月前，人家告诉我，这是绝不可能的：照相机会被砸烂，我坐一顶敞轿就会引出一场骚乱，我自己则少不了被石头砸或被狠揍一顿。

白天里，上那两间漂亮客厅来的人流从不间断。兰姆赛小姐常常一次接待四十个女客。四川女人一律缠足，也一律穿裤子，而且穿得很显眼：下层女人的裤脚裹在踝上扎住，上层女人的则宽大而有装饰。她们从自己那套截然不同得近乎滑稽的立场出发，问一大堆家务与人情上的问题，又想听听「耶稣教」是怎么回事；她们怎么也不明白：屋里没有神像，人怎么拜得成。有一天，在中国已住了几年的兰姆赛小姐向客人讲说我们主的生平与教训，一位看来聪明而有兴味的上层妇人便照自己的理解向别人转述。临走时兰姆赛小姐说：「我告诉你的，你可别忘了。」她很和气地答道：「噢，忘不了；我们的神是泥做的，你们的神是木头做的！」

读书人里许多人无知得叫人吃惊，在客厅的闲谈里露得再明白不过。一位极显赫的武官不但断言林某与黑旗军把日本人赶出了台湾，还说台湾海峡因林某向神明许愿祈祷而豁然裂开，俄、英、法、日四国的海军一同陷进那漩涡里同归于尽！万县街上还有画着这场大劫的年画出售。

他们以为英国女王是中国的藩属，我们的公使驻在北京就是去纳贡的；女王在皇太后六十寿辰时送去的礼物，便是这一回的专贡。

他们还相信：美国那个前些时到成都去、为的是核定前几次教案中美国人财产损失的委员会，是去向新任总督道贺的！

还有许多读书人说——这话我在北方也听过——中国之外有五个国家，共奉一个皇帝，就是耶稣基督，他出身农家而后崛起；其中一国住着狗头人，另一国里每个女人有两个丈夫，她胸口有一个洞，出门时两个丈夫用一根杆子从洞里穿过去把她抬着走！他们又说，传教士跑到万县、保宁这种远地方来住，是要探出中国强盛的秘诀，好用法术把它毁掉。客厅里挂着一幅亚洲地图，汤普森先生几次听见客人彼此私语：「瞧这些『洋鬼子』，他们把中国在地图上画得这么小，是要骗他们的神！」

对这种无知实在耐不住性子，因为他们还自负得不得了。这在非洲还说得过去；可这些人有功名在身，有一套「所谓的」精深教养，身后还有两千年的文明。

万县的买卖极大。铺子里土货洋货堆得满满的，由内地来的商运和木船载来的货运都极可观，却没有统计数字，因为它不是通商口岸。真正的城——即城墙以内、设着衙门与各衙署的那一块——不大，很陡，也很好看。它向外伸展成绵延五英里的大片城郊，真正的城不过是其中一个内核而已。城郊沿江铺开，又高高爬上江上的崖壁，向后延伸两英里，到一道岩崖前才被挡住；崖上凿石搭架，建着有名的「三教寺」，要登一千五百七十级好石阶才到，是一处香火极盛的朝拜之所。这一带后山难得有几亩平地，却耕作得极精细，几条石板路纵横其间，上坡下坡都砌了好台阶。这些路多半通向可爱的村落，村子依着山溪高低错落地盖着，掩在各种有用的树木之间。

一条河床把城分作两半：我去时河床几乎干了，夏天再看，里面却有一道颇像样的水流，是全城公用的洗衣处。跨在这河床上的，是一座高高的单孔石拱桥，桥最高处还盖着一间屋子；这桥看不见一点桥基，像是径直从岩石里生出来的——我从没见过这样美的桥。

秀雅的宝塔与三层楼阁守着两端的桥头。万县的风水，公认是十全十美的。江上高处那些富丽的庙宇，还有那座俯临下方小峡的钟鼓楼——庙里有一座大戏台，台上覆着漂亮的三层楼阁，供演神戏之用——都说明「三教」依旧牢牢系着人心。草木之盛，真是了不得。从水边直到目力所及的山巅，看不见一处荒秃干枯的地方。柑橘叶子油亮，柏树深碧而端正，还有枇杷与石榴，竹梢泛着金色，甘蔗一片浓绿，新长的谷苗青嫩，铁线莲与铁线蕨像帘幕一样披在树上石上，样样悦目。不过万县一带的独到之处，还在于那些顶部平削的砂岩山：每一座平顶上都有一个如画的白墙村寨与堡垒，是乱世里的避难之城。它们从一片绿海中拔起，看去无路可登，默默地指着一些不愉快的史实——这正是万县有别于他城的地方。

不单江岸一带排满木船，木船本身也大量在万县打造，专为过滩而造，用的是一种称手的材料：邻近山上长的那种坚韧端直的柏木。这种船须得又轻又结实，宁可弯而不可折。船上许多配件也出在本地，万县还住着不少富有的造船商与船主。

洋货溯江运到重庆——那是最西的通商口岸，从这里再上行十二到二十天——再顺流回到万县。「四川省」并不多产棉花，日本和印度的棉纱便大批运到万县来织。一八九八年，这里约有一千张手织机。棉纱织成的布，每匹长约三十英尺、宽十六英寸，一个人从天亮做到夜里九点，要两天才织得成一匹。织工的工钱连饭食约合六百文，照眼下的汇价，每做六天约合一先令六便士。在这上头，兰开夏除了产量，还能拿什么来跟它比呢？

第十七章中国的慈善事业

正如穆斯林把施舍看作「天堂之门」的一道，并且行之极为可观，中国人也把「仁」列在「五常」之首。学者说，这个字是由「人」和「二」两个符号合成的；其意隐约是说：好比燧石与钢相击而生火星，仁便应当从两个人的相接中生出来。

可是日常生活的种种事实，并不给人以中国果真如此的印象；本国人对中国人品性的流行看法，是残忍、粗暴、无情，绝对自私，对人间疾苦漠不关心。在赞助海外传教事业的人中间，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看法；我甚至听人把「中国这个不信基督的庞大帝国里没有仁爱」当作赞成传教的理由。我们这里的空气中，浸透了一种信念：中国唯一的慈善机构是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创办的那些。所以，我发现事实恰恰相反时，没有别的什么比这更叫我吃惊了。回国以后，人家向我提过许多问题，有明达的，也有无谓的，唯独「中国人有慈善事业吗？」这一问，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把这个极有意思的题目介绍给读者的，一向只有传教士，尤其是已故的汉口李修善牧师和镇江的劳顿牧师。明恩溥牧师在他那本机智而好读的《中国人的气质》里，也用一章写这个题目；卫三畏博士在《中国总论》中略略提过一笔；然而写中国的众多非教界作者里，触及此事的却寥寥无几。一八七八年我初次来华时，广州的亨利博士曾指给我看收养盲人、以及收养无子老人的养济院；这一次重来，我循着这条线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了些查问，如今便斗胆把这些太过零碎的札记呈给读者。

我前面说过，浮在中国日常生活表面的种种事实，并不给人以仁心深厚的印象。受伤的兵被剥去军服，丢在战场上等死，因为「伤兵没有用了」。上次战争中最能干的那位中国将领，想买不带防护「护盾」的机关枪，好省下那笔钱；德国代理商告诉他，这样要多送掉许多性命，他却冷冷地答道：「我们人多。」然而正是这个人，待穷人极慷慨：每年冬天都在他所在的奉天开粥厂，给医院供应病人用的冰；甚至在率旅开赴平壤那片死地的前一晚，百忙之中还安排好：他不在的时候医院照旧有冰可用。

我亲眼见过一伙苦力，不肯到几步之外的河里打点水，去解一个眼看要死的同伴的焦渴——那人在他们身边挑了半个月的担子，同他们一道吃过苦——理由是他「已经没用了」；类似的事我还见过好几起。他们自己不做的事，看见旁人做也不理解。有个跟了我一段时日的人在路上病倒，病得很重，我给他额上敷一块湿布，被人当作傻子讥笑；后来我没有把他丢在山坡上等死，而叫人用我的轿子把他抬走，笑得更凶了。另有一回在四川，路翻过神轿铺那道大山，全靠一道巨大的石梯；我下轿步行了一段，轿夫便这样理解我的举动，问道：「洋婆子是嫌我们抬不动她么？」下层的人把寻常的人道与体恤解作怕他们；旅行的人天天撞见看上去很像残暴的事，侨居的外国人多半也说中国人残忍粗暴。

有些作者，特别是《中国人的气质》的著者，一面承认中国有大规模的慈善事业，一面又指出：这类善举被看作「修德」，被认为是「积德」的法门，事实上所图的一般「并不是受惠者本身得益，而是要从所施的惠里，为施者抽出一份回报」——这样一说，本该由这些善举得来的钦佩，便打了折扣。中国人也许是世上最讲实际的民族，许多人所用的一套奇特的道德记账法，把这一民族性照得格外分明。有些劝人「行善」的书，里头开着一笔正正经经的借贷账：一个人把自己所有的恶行记在借方，把所有的善行记在贷方，两边一轧，随时都看得出自己此刻的道德处境。

明恩溥先生观察极敏锐，又有长年观察的机会，他关于行善动机的结论，自当受人敬重。不过，是否可以这样提一句：一位同样敏锐的观察者，在英国住上几年，专去剖解世人捐助善举的动机，怕也会自觉有把握断言：我们的善行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其动机还不如「积德」来得体面呢？

「穷人，以及如何对待穷人」这个难题，在中国已经有过、并且正在有着各种各样的解法；大概没有哪一座城里，不存在一个或几个专为救济长年之困与一时之急而设的组织。弃婴、孤儿、盲人、老人、异乡客、落水的人、赤贫的人、死者，以及其他各色人等，都是有组织的善举的对象。他们的办法不是我们的办法，却同样值得称道。

丧葬之事，在每个中国人都是不可推卸的；可是穷字一横，一口棺材便成了求不到的奢侈品，没有人帮忙就无从像样地入土。因此各城都有善堂，为亲属太穷买不起棺木的人施棺，并把他们葬在义地里，还照中国的规矩备齐一场体面丧事的一应事物：该有的祭品、该请的僧道，一样不缺。凡因种种缘故而暴露在外的枯骨，都收殓起来，以合宜的礼数重新安葬；有些棺木在地面上停放多年，等着阴阳先生择一个下葬的吉日，等到亲属都已亡故、棺木行将朽坏，善堂便另备新棺，妥为安葬。

一个中国人一辈子都在惦记自己的身后与祖先的祭祀。在一个视体面安葬如此之重的民族里，这些义举办得如此宽厚，其化解丧痛之苦的功效，是我们难以体会的。随附的插图上是一所整洁的「殡舍」，附着打理得很好的义地，收殓来的骸骨葬在这里，凡迹象可辨的，同一个人的骨殖便合在一处，上面覆着整齐的灰浆。

在镇江这座大城里，有一所女孤儿院兼育婴堂，下设五处收婴所，兼行寄养与院养两法；另有一所善堂，收着八十名六岁以上的男孩，由五位教习管教，长到年纪便送去学徒；此外还有二十所免费义学，约三百名男童在内，他们那种又高又尖的嗓子，可以听见他们在里头拖着长腔诵念中国经书里的圣贤道理。

镇江给成人办的善举里，有一项办得很好，对挣扎度日的农人或商人是无价之助——那就是「借本局」。有保人的穷人可以从那里借一千到五千文（合一到五元），须在一百天内还清，每五天还一次。还清之后还能再借，至多可借四次。

那里有两处施医局，由九名医生主持，每天开门，不取诊费，约诊二百人，药也不要钱。救生局设一总局、两三处分局，在近口的江面上常备六艘装备齐全、人手齐整的船，另有十艘在上下游游弋。「哥利斯·德·福里斯号」轮船在镇江对开的江面把「海口号」轮撞得几乎齐水而断，当时我正在船上；这几艘救生船立刻赶到，那份训练有素的敏捷，我可以作证；后来「哥利斯·德·福里斯号」抢滩搁浅了，它们还守在旁边。它们的事不单是救溺水的人，也要把水里的尸首捞起来；此后由该会在山上一处收拾得很好的义地里，按合宜的礼数安葬，十年间已收葬打捞上来的尸首一百七十五具。此外还有免费的渡船，共十三条大船，渡这条时常风浪险恶的长江，救下不少本会去搭便宜而不堪风浪的小船、以致淹死的人的性命。这是当地最富的一所善堂。

至于那些真正的乞丐——他们以污秽、残疾和疮疡来做买卖，博人同情——怎样对待，也颇有意思。为这一类人设了「栖流所」和「养老院」。栖流所是从前一位道台创办的，所中九十名住客里，约有九名是妇人。指望它干净清爽，那是不能的。我在另一座城里见过一所，能收五百人。乞丐要自带衣裳和棉被，此外一应供给；冬天里外面的人也可以到那里领米。住客中除了年老或有病不能出门的，多半白天仍上街去讨饭。

富商们凑钱在冬天办一所「粥厂」，在最冷的三个月里，每天施米饭给约一千人，每日耗费三十元。此外，同善堂夏天施药，冬天发米票，并管着「养病院」，也给穷死者施棺。这个会的田产很厚，有三千亩地，最初的二百八十亩，是金山的僧人捐的。

寡妇也没有被忘记。有两个会照管她们：「恤嫠会」与「安节堂」。前者的款子只够养三百名领恤金的人，有人亡故才补进新的。后者与男孤儿院相连，供二百名寡妇食宿衣着。一经入堂，除非有亲友给她一个体面的归宿，或者儿子已长大成人，便不许出去。她们做的粗细针线活卖得的钱，一概归本人所有。中国这样照管寡妇，比起印度和另外一些东方国家的做法，是一大进步。

城外有几处义地，其中一处是新近才辟的，专葬小孩，四围一道六英尺高的墙，还有专人看守，四年里已葬了两千个孩子。我最初是在奉天见识到这样一种风俗的：把小孩的尸首卷在席子里「扔掉」——即是说，把那卷东西放在狗能吃到的地方，算是给「天狗」的一种供献；天狗，据说就是日蚀时把太阳吃掉的那只狗。这风俗出于迷信，并非做母亲的没有骨肉之情。外国人开始在长江各通商口岸落户之后，便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外国人要同狗争这些尸首，「挖去眼睛和心肝去做药」。这就太不像话了；于是才修了这所围墙齐整的义地。这一条加在外国人头上的罪名，是教案屡屡爆发的一大缘由，长江流域到处都在流传。我在西边远至岷江上游的灌县，也遇见过它最恶劣的形式；我在四川各城镇经过时，常有人愤愤地喊起来：「又来了一个吃小孩的！」上面这一长串，还不足以道尽长江第一个通商口岸本地善举的全部。

我把镇江的善举细说了一番，是因为它可以代表其他大城的情形；不过全国的花样是无穷的，其中还有许多纯为救苦而设的会。芜湖在一八七四年设了一个「救生会」，其下由同一班董事兼管着一个施棺会，帮极穷的人体面地安葬亲属；还有一个义渡会，备着结实的大船，免得穷人搭小舢板渡江去拿性命冒险。「救生船局」的房舍高大坚固，可见捐助之厚；与它合在一处的还有一个「同仁会」，专司把从水里救起的人救活，此外还有别的同类善会。这个会在沿江许多市镇都有附属的分会，章程看来也一样；它在芜湖备着四艘救生船，长约五十英尺，宽十英尺，载重十四吨，人手足、操驾熟，什么天气都敢出去，水手纪律极严，一得信号便能出动。它们在江上来回巡弋，救援遇险的木船，打捞落水的人，收回尸首以便安葬。

获救的人若是异乡客又身无分文，可以借给干衣裳，供三天住处；若是病了，需要多久便供多久的住处与医药。这类赤贫的获救者回家，每三十三英里路给二十分钱。捞起的尸首由会里报官，随尸捞得的财物由官府代管，直到寻着亲属；尸首则体面安葬，逢时按节照例祭奠。

这个会每年把章程与账目印出来，公之于众。会所是商人捐款盖的。内地常关每月拨给它五十两，其余的款项来自认捐、捐献田地的租息和捐米。会里始终有一笔不小的结余。除工钱外，芜湖总局与各分局对船夫另有赏格：每救活一人赏一千文，约合一元；每捞得一具尸首赏三百到五百文。

另有一项善举，也施棺给赤贫的人，并为遭了火灾、常常急需栖身之处的人家搭席棚，还给病人医药。它的经费主要靠铺户认捐和棺木用料的捐献。

几年前，道台会同地方的头面「绅士」与商人，设了一所育婴堂，兼收赤贫人家的孩子；后来渐渐扩充，又添了义学、收养老弱贫民的养济院，以及一所免费医院。

九江也有几处类似的机构，其中包括茶商与鸦片商用行会款项设立的「同仁救生局」。汉口的慈善机构在二十家以上，每年经费约十万元。万县在三峡与最险的滩之上，那里的善举很可观，有些由文人的会馆与城中首事经办，有些则由私人出资。其中有粥厂，有冬天给穷人的大宗施米；正月里给约五十名老人发米发钱，给约一百名贫苦寡妇每人一千六百文。文会馆还办着一所育婴堂。我不能不提一提万县商人兴福寿的高义：他并非特别巨富，却每年花去八千余元，养着两处施医局和一家药铺、四十所义学、五名宣讲圣谕的讲生，此外还给穷死者备衣备棺，冬天给赤贫的人发棉衣。

行善的其他许多方式中，有一项是给凡来求种的人免费种痘；有人对一切上门的人施药施膏，有人把叫作「善书」的书白送人，或者以低于成本的价钱摆出来卖。还有些小会，专为置办各城和许多乡间都看得见的那种整洁的、带顶盖的石炉，用来焚化写了字的纸。这风气起初无疑是为了免得亵渎佛与孔子的圣名，后来因为中国人极敬重文字，凡写过字的纸都沾上了一层神圣，于是收纸的不再是僧人，而是这些会出钱雇的人；他们拿着竹钳、提着瓶口样的篓子四处走，把字从亵渎中救出来。这里头的「仁」在哪里，我看不出来，虽说办这事的会都叫作「惜字会」。

别的善举里，还有靠捐助维持的各省会馆，专门照管那些流落他乡、无以为生的人：没有这样的帮助，他们既回不了家；若是客死异乡，又没法运回去安葬。临时性的善举中，有一部分由官府补助，而多半靠私人的慷慨支持——那就是遇上水灾或饥荒时，规模浩大、组织得十分周密的粥厂，把善举遍及整个受灾的地区，办法往往也很得当，救活成千上万的人。此外每年还有大宗的冬季棉衣与棉被送给赤贫的人；还有一些会，性质略近于受捐助的储蓄银行，兼有两重宗旨：帮人成家，以及帮人体面地安葬父母。

对那些荒年里成群涌到中国各处的难民，也有一种好意：容许他们带着一家老小在谷仓和棚屋里歇脚，还常给一顿晚饭。施给乞丐的东西数目极大；各大城里的乞丐都结成势力极大的行会，以至于他们与其说是求告，不如说是强索，能保证有一股源源不断的施舍流向他们。无论对难民还是对乞丐，其中许多摆出善举样子的举动，多半要归因于对拒绝后果的一份精明的顾忌——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英国人大概是近亲。

本章为中国人那种强烈的结社倾向又添了一重佐证。在收束之前，我且举出几种个人行善——或者说求「积德」——的做法。一个佛教徒在河边把渔人一网所得整个买下来，再把那一堆白花花的鱼倒回水里；另一个把笼中的鸟买来放生。有人在路上搭凉棚，棚里设座，给走累的人歇脚；有人在难走的山口上修出一条路，或者造一座桥，或者办一处义渡，供穷人和他们的牲口过河。几个人凑钱办免费的汤水或茶水给过路人，搭一个棚子，安置一位孤老寡妇在那里烧水；或者两三个僧人以「积德」为明白的目的，在庙里做同样的事；还有人在陡峻的山路上给行人设下座位。有人置办一种灯：木框里嵌上薄薄的蚌壳片，或挂在柱子上，或嵌进石柱的凹龛里，好在夜间提醒行人路上何处危险。

关于中国人的仁心，我姑且把「积德」这层动机搁在一边，很有几分踌躇地说出我的看法。中国人显然不擅长无私的举动，也不擅长个人对个人的亲切与善意。他们的功德多半是大规模的，是为着成群成堆的人谋福利，个人则被忽略了。这里头很少有施者与受者之间那种切身而健康的往还——爱与感激正是从这种往还里生长出来的——也很少有个人的克己；就这几点而言，它们同我们国内许多假手他人、轻轻松松的施舍，正在伯仲之间。

发现中国竟有如此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慈善事业，于我是极大的意外；我的读者里较能深思的人，想必也会觉得意外。它的缺点，除了前面说过的缺少亲切的个人接触，还有不肯下苦功用心的办法去培养受助者的自立，以及那套连善款也逃不掉的中饱私囊；不过也应当补上一句：有许多中国士绅拿出大量宝贵的时间，力求这些事办得诚实而得法。

中国妇女的仁心是否有什么出路，我没能打听出来。有一位太太请我把一点编草的活计派给一个穷寡妇做；另一位请我雇一个贫苦妇人绣缎鞋。我也听说过有太太每周请一次贫苦老妇来吃茶，甚至请得更勤；明恩溥先生就记过这样一桩事。

必须指出：在中国，一个人单凭一己之力做一桩好事，是可能招来某些严重后果的；正因为怕出这种岔子，人们在某些情形下极不情愿相助或救人性命。这种可能性，使中国人对亲身行善分外谨慎。有位传教士讲过这么一件事：住在中部某省的一位医学传教士，被几位本地绅士请去替一个因白内障双目全盲的乞丐复明。手术很成功；可等那人重见天日，正是这几位绅士找上门来对施术者说：既然你治好了他，就毁了这乞丐唯一的谋生之道，那么如今你有责任补偿他——把他收进府上当差！

最后要说的是：中国的经书是教人行仁的；善行被当作真诚良善的凭证。佛教的经典劝人救助病人、悯恤穷人；观音的香火在中国日盛，其趋向也是同样的仁慈。还应当记住：中国所奉的神明并不是凶残的怪物、罪恶的化身；恰恰相反，人们尽可以认为他们身上是有些德行的，其中就包括仁。

第十八章从万县到三转铺

既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欧洲人同行，我便决意独自冒险走这三百英里到保宁府去，自己买一份阅历。后来这趟陆路愈走愈长，走了约一千二百英里，途中出了一桩大岔子，也遇上一场大失望。可这一路自始至终有趣，教会我许多当地的人情世故；单是那些风景，也足以抵偿我吃的种种苦头——苦头是很不少的。我最大的难处，是所有关于路途、物产与风俗的消息，都得隔着两重语言，从一些人的肚子里硬掘出来：这些人既不精细观察，也不精细思量，更不习惯把知道的事告诉别人；他们惯于说谎，而我又拿不出什么理由叫他们说实话，他们倒可能有好几条理由在某些事上骗我。这样在迟钝与刁滑之间挖掘，是旅行者一天里最吃力的活计。就我在动身前后所能查明的，从长江边的万县到成都平原以北的灌县，这中间的地方，还不曾有哪位英国旅行家或传教士写过记述；在那些极可宝贵的领事报告里——我对它们的亏欠，怎样说都不嫌多——我也找不出一份，能替四川中部这一带做到重庆领事馆的利顿先生新近为四川北部所做的那样出色。因此，在这四个月行程的大半路上，我自以为得到的那些事实究竟值几分，竟无从衡量。

旅行得愈久，预备得愈少，行装也愈小。在万县我只添了一大块用熟亚麻仁油浸过两道的油布，还有些咖喱粉——那是我殷勤的主人从刚运到的几箱罐头食品、酱料、葛粉和病人补品里匀给我的；这样的东西每年都免费运送，一直送到每一位内地会传教士的门口，无论他住得多么偏远，都是已故的阿伯丁人莫顿先生所赠——这一份体贴的心意，于受赠者极可宝贵。说起我饮食的单调离奇，读者也许会觉得好笑。每天动身前，一杯用「压片」冲的茶，一盘煮面糊；到站时一道茶；接连一百四十六天，七点钟一顿咖喱鸡或咖喱蛋配米饭。我另做了一身中式布衣，买了几双草鞋；此外若还缺什么，就指望在路上随时添置。

我的用人从一开头就一味地不讨人喜欢。他人品相貌都不差，也粗通文墨，却显得无能、无用、懒惰、不情不愿，处处叫人生厌。主人和我都觉得，他是想把我惹烦了，好教我从万县把他打发回去；汤普森先生认为，有他在，我这趟路会走得又难又不痛快。可摆在我面前的，不是在门槛上就此作罢，就是带上他——我选了后者。

做欧洲人的客人，安排、讲价、付钱这些麻烦都从你身上卸下去，落到惯做此事的教习或用人肩上。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讲定由三名轿夫、四名脚夫把我连人带行李送到保宁府，十九天到，途中礼拜天歇工，按两万五千文计价。这些人并不是直接雇的，而是同脚行的掌柜立契约雇来，由掌柜保他们规矩老实。我不妨立刻说明：他们的表现极好，比讲定的日子早两天到；风里泥里都高高兴兴地赶路，从不偷懒；总是不沾醉，总是有说有笑、肯帮忙。凡是从脚行里雇来的脚夫或船夫，我遇上的从来都是这样。

我那顶又轻便又舒服的竹轿，座位底下有一个膛，装着照相机；连它自身十六磅的分量算在内，除了我这个人，还载着四十磅行李。轿杠是十四英尺长的竹竿，脚踏板用绳子吊着。上轿下轿都有严格的礼数管着。在四川，敞轿是个新鲜玩意儿，也是件招人厌的东西，我受的许多无礼，多半由它而起。前些年以来，省里官府一直坚持：凡旅行的人，传教士也在内，都要派两名以上的「衙门差役」（差人）或兵丁随行；每过一府换一班，在那里把随身带的公文交出去。这些人从来派不上用场，除了一回，无论兵丁还是差人，一有骚乱的苗头总是先跑掉；不过他们也不碍事，我给的那一点小钱，看样子他们总是满意的。

这些衙门差人，每个衙门里都附着一大批，大城里有一千甚至更多。他们是「白当差的」，却总有办法混口饭吃：打官司是他们的大丰收，送传票是他们的一大营生。他们敲诈打官司的人，受百姓痛恨的程度，大约不亚于克莱尔郡和凯里郡的人痛恨法警。

我就这样打点停当，穿着中国衣裳——这衣裳确实能钝一钝人家好奇的锋芒，也大大减少了那种叫人受不了的、女人们对你身上外国料子外国做工的衣服又捏又摸的举动——离开了教堂那份殷勤好客的庇护与文雅，独自一头扎进内地去。贝甸步行跟着，脸色要多阴沉有多阴沉，要多不情愿有多不情愿。

汤普森先生好意陪我走了第一天的路，好看着一切上轨道。我们在二月里一个晴朗的早晨早早动身，空气柔和温煦，像英国的四月；穿过那座很好看的城，走上一条铺得很好的石板路，进入秀丽开阔的乡野，路遇上坡下坡便砌成石阶。

这一天里大半时候，我们都遇上络绎不绝的挑夫：每人肩上一根竹扁担，两头各吊一副担子，不时从这肩换到那肩。进城的——这股进城的货流一连好几天都不见稀——每人挑八十到一百四十磅的鸦片、烟叶、靛青或纸；出城的则挑着棉纱、布匹和盐，一律用竹料捣制的油纸仔细包好，那纸极坚韧耐用。挑上述最重担子的人，一天走约十三英里；抬轿和挑行李的脚夫则约走二十五英里。我的人每副担子只有七十磅，所以有时一天能走三十英里。

脚夫吃早饭和晌午歇一个钟头的地点，由他们自己挑。头一天，纵然有汤普森先生替我打点得妥妥帖帖，我还是疑心自己能不能挨下去；后来我也始终没有习惯。歇脚的地方是镇上或村街边一间伸到路上的棚屋，又黑又腻，泥地，粗桌粗凳，一直退进昏暗里去；家什不过是一副粗陋的灶具和几件粗釉陶器。每张桌上有一个竹筒，插着一把气味难闻的筷子。门外放一只盛水的瓦盆和一块脏布，供过路人用；他们还常用热水漱口。跑堂的是一两个格外脏的人。盛米饭、米汤或淡茶的碗端上来倒快得可嘉；脚夫们像饿坏了似的把饭往嘴里扒，伸出碗来再要。那天和以后每天，我的轿子都是在饭铺门前落下的。我进去吃了点午饭，可那脏污、那不便、那无处不在的可厌，实在太甚，这一场苦行我没有再罚自己第二回。

有人出于好意，会从公用的碗里夹一块猪肉、一筷子饭或一块鱼放进你碗里；为了表示筷子干净，还把用来夹送的筷子在嘴唇上抹过，使劲嘬上一口！

四川以牌坊之多、之壮丽闻名，人们通常称作「贞节牌坊」，其实也为孝子或有功的官员——尤其是武官——而立。有时候，将近一座城的标志不但是宝塔，还得从好几座这样的牌坊底下穿过去；偶尔连一个散乱肮脏的村子，也是从一座格外漂亮的牌坊下进去的——我头一天的路上就是这样。我想拍一张照片，那位差人一路吆喝着「奉大老爷的命」，一次次用力把人群推向左右。可是百姓好奇心太重，怎么也站不住。

这些牌坊，立起来多半是表彰那些守着亡夫之志、一心奉养公婆、又肯行善的寡妇。地方上经由种种途径把这位可嘉之人的德行呈报朝廷，取得皇上准予建坊的旨意。这一桩事给全镇或全村都添了几分光彩。这些牌坊里有许多极美。中国人的石刻很有可观之处，哪怕用花岗岩这样难对付的料子也是如此。刀口之深、之利，以及镂空的功夫，都很了不得，写实的本领更是绝对的。我从没见过一件带一丝想象力的雕刻。牌坊的上部常有极精的浮雕横饰带，以极高明的手法刻着官员的仪仗、官员升堂问案、富人的宴席、富人宅内的景象，以及许许多多官场与富贵生活的场面，无不准确得如同照片，抓住各色面孔神情的本事也惊人。人不能不佩服工匠的手艺，同时也不能不盼着他们的艺术里能有一点理想的成分。有些地方，一座富丽堂皇、雕饰精绝的牌坊，跨在一条不成话的路上：不是一片丢脸的泥塘，就是一条石砌的路面——石板有的翘起一头竖着，有的干脆陷进泥里不见了。这般不相称，看来谁也不觉得难受。

从这段关于坏路的岔话里，我该回到我那天以及此后两三天所走的路上来了：那是号称全中国最好的路之一。它建成于五十四年前，至今修得极好。原意是要从万县通到成都府，不过它是否兑现了这句话，我没能打听出来。路面最窄处也有六英尺，横铺石板；穿过稻田时架在石堤上；过桥以及翻越数不清的山冈时，都砌成石阶，坡度相当平缓，凡需要的地方都有石栏石柱。溪流上架着漂亮的石桥，拱券高而峭；整条路是一件很好的工程。

我这趟行程开头很吉利，是个梦一般晴好的日子，末了化作一片赤金色的晚霞，澄澈得像水晶，美不可言。风景令人神往。山谷又深又窄，每一道谷里穿着一条山溪。山是截了顶的圆锥，每一座顶上都戴着一个如画的设防避难村寨；远处的山形隐约可见，用更深的蓝描在淡淡的天上。样样都透着太平与丰足。耕作之精令人吃惊，精到把本地原生的草木差不多都铲绝了。田一层层修到崖脚——崖顶上便托着那些避难的寨子；连只有十八英寸宽的石棱上，也被它种得五谷丰登。那一天的路上，除了路面本身，找不出一块能容一个人躺下的空地。

在那样的气候里，土地一年出三熟四熟；此时地里长着头一茬庄稼：蚕豆开着黑紫而带白唇的花；大片大片正开花的油菜，是榨油用的；鸦片侵占着稻田；还有大麦、小麦，各种根菜，豌豆已经打了苞——而这才不过是二月二十四日。连隔开稻田的窄田埂顶上，也种着一行行豆子。

我的脚夫停下来喝水抽烟好几回，却走了二十七英里。依我看，坐轿是陆上最省力的走法。我对它唯一的不满，是那根短竹担杠——长轿杠就挂在它上头——总要从每个轿夫的这肩换到那肩。换肩得同时进行，得停一停，不到一百码就来一次，而且总给人一种印象：刚卸下担子的那个肩膀疼得受不了。抬轿是一门独立的行当，轿夫非得从小练起。步子必须分毫不差地合上，一举一动都要协调。我这三名轿夫里，最壮的走在后面。两个抽鸦片，第三个吃素，不沾鸦片、烟和烧酒，正一心一意奔着发财去呢！路上货运不绝；愈往里走，除了前面说的那些货，担子里又多了油篓、豆饼、煤和铁矿石，可见后两样的产地就在不远。大约每半英里，路就从一座顶棚下穿过，两边是食摊。破旧的、短杠的封轿很多，两个人抬着，趿拉着小跑，把里头的人一路颠着赶路。庙宇多得空气里很少断过香火气。我们遇见两支耍龙的队伍，各有一百人，那条起伏游动的龙尾有五十英尺长。

近晚时山势更高峻了，长着柏树和松树，在金色与紫色的光里极其可爱。我们在三转铺这个大村子歇了夜。我在中国已走了七个月，这才头一回住进中国的客栈，我并不喜欢它——尤其因为我明白，此后四五个月的住处都是这个样子。我不惭愧承认：整整一晚上，一个懦弱的念头一直在引诱我把这趟路缩短算了。四川的客栈素有好名声；可我走的不是常规的站头，何况这条路上的客栈无论如何是差一等的，而叫我如此吃惊的那一家，还算是其中顶好的。它们比波斯寻常的客商店、库尔德斯坦的旅舍、甚至朝鲜的客店都要糟。我觉得自己已经堕落成一个讲究享受的人，非把全副胆气鼓起来不可；而后来，在那些起初看着又脏又没指望的窝棚里，我倒着实吃过许多顿香饭、睡过许多个十小时的好觉。

顶好的客栈里有一间叫「官房」的屋子，出钱就能住：屋顶高，铺着地板，有窗户，还有一副一本正经的桌椅；不过这样的屋子极少轮到我。我初次领教中国旅途的种种「情趣」，情形是这样的——而且因为有汤普森先生同行，我的境遇比往后好得多。我被抬着穿过那间敞着的「饭堂」——里面摆着粗凳粗桌——进到后面一个胡乱铺过的院子；院当中，在一堆秽物之间，是客栈的水井。院子四周有好几扇粗木门，通向同样多的没有窗的房间，其中好几间已经住满。轿子落下，我照礼数从轿里脱身出来，正想看着行李卸下，却被一大群吵吵嚷嚷、跟着涌进来的男人和孩子挤得站不住，只好匆匆退进自己那间屋里。

屋子又长又窄，同别的房间之间只隔着板壁，板缝大得出奇，许多双斜长的眼睛正一个劲儿地贴在缝上；好在我带了细布幔子，钉起来便把好奇心挡住了。屋顶一边高一边低，幸而墙离顶还差两英尺没砌到，虽说透进来的这点气，无论怎样婉转也称不上「新鲜」。地是泥的，又潮又不平，底下有一段是粪池，很容易积成水洼。外层板壁的那一边是猪圈，听那许多高高低低的声气，圈里住得很满。屋里有两张粗床架，上面铺着席子，席上铺陈年的干草；脚夫们把棉被往上一摊，四个甚至更多人挤一张床。这些床上密密麻麻爬着最坏的那几种虫子，就不用说了。

墙又黑又滑，是多年的污垢与湿气；椽子上原先糊的纸，如今一条条挂下来。蜡烛一点起来，甲虫、鼠妇、蟑螂和别的可厌东西便在墙上爬，从椽子上往下掉；有一个粉红色、肉呼呼的家伙掉在烛上，把蜡烛压灭了！

我早在朝鲜就定下了一套对付的章法，可阴沉、别扭、看着还蠢头蠢脑的贝甸，把这套章法大半丢给我自己去办。两张床架之间，刚好容得下我的行军床和一把椅子，彼此不相碰。油布铺在地上，我的「家具」摆在上面；另外两块小油布用来盖住那两张床，行李、食物和零碎便搁在上头。照相机的三脚架权作烛台，夜里我把衣服和靴子挂在上面，免得老鼠光顾。有了这番安排，我便成功地挡住了朝鲜与中国客栈里那些成群结队的虫子，关于夜不成眠、苦不堪言的故事，我一桩也讲不出来。只要虫子绝对近不了身，别的一切都能高高兴兴地忍下去。

一顿咖喱、米饭加茶，也不算难吃；虽说我心里明白，我的行装与起居之粗陋，是从来不曾有过的，用美国人一句传神的俗话说，已经到了「见底的岩层」。

这客栈住满了旅客，不到八点便静下来；于是那些细碎的声音就格外分明：猪哼哼，老鼠或耗子啃东西，蟋蟀叫，甲虫在草里动，还有别的虫豸的骚扰——它们告诉我，我四周是一个忙碌而好掠夺、且喜黑暗的世界。可我一面想着这些，一面想着明天就要独自一头扎进中国去，想着想着便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七点，贝甸来到我门口，说是没有火，早饭做不成！那是此后五个月里，从晚上八点起一夜酣睡的头一夜。我每天只许自己用半支蜡烛；日记体的家书写完，也就没有什么熬夜的理由了。

第十九章四川的行路

第二天雾气弥漫，天色灰暗阴沉，接下来好几天也大抵如此。四川有个本地的别名，叫「云雾之省」。热心而能干的汤普森先生替我向脚夫们交代了种种关照的话，便回万县去了；从此我只能靠自己。这一天最大的事，是身边再无欧洲人之后，贝甸整个人全然变了。他那股傲气和脾气始终还在，动辄要发作，或是沉下去闷成一团叫人窒息的阴郁；可是从那天早上起，直到我离开中国，他都勤快而周到：未经许可，从不走到我哨声听不见的地方；遇上路滑难行之处，总在我身边扶持；胆子很大，从不抱怨；替我收拾打点行李，翻译也用心，英文一天好过一天；无论到哪里，总有办法给我弄到热水和吃食。总的说来，是个还过得去的旅途仆人。

这一路走得并不辛苦。高兴时我便下来步行，其余时候安坐轿中，简直如同坐在客厅的安乐椅上。轿夫们精力旺盛，他们的头儿是个极滑稽的人，一路逗得众人笑个不停，那份好性子从来不曾失过。有一天翻一道垭口，石阶极长，我为替他们省些力气，自己走了上去，他们却问：「洋婆子是嫌我们抬不动她么？」说我是出于体恤，这念头从不曾进过他们的脑子；然而我们到底渐渐有了几分相互领会。我发觉有人替我把斗篷披上肩头，有人搬来小木凳给我搁脚，种种细微的舒适都有人照料；他们对照相的兴致也一天天大起来，后来竟到了时时指点某物，说是「照个相罢」的地步！到第二天傍晚，他们已一个个摸熟了我的「规矩」，事事都顺当起来。

每日的常例是七点一杯茶、一碗面糊粥；虽然我总在八点就收拾停当，急着上路，实际动身却往往到了八点半，常常拖到九点。脚夫们的头一顿早饭常常误时，又有算账时的讨价还价，两边谁也不肯让步。我和仆人两人的食宿，统共不过一先令！这里头包括他的晚饭和早饭、我的米饭、我独住的一间房、他在脚夫通铺里的一个铺位，以及钉在墙上的一盏铁灯——灯里一汪油，灯嘴上一根灯芯，嘴上积着经年的油烟污垢；若我要一只炭火盆，另加一个法寻。我别的旅费每天合四先令六便士；五先令六便士便足以包尽一切，连每隔两天买一只鸡做咖喱在内。

轿夫们步子匀净，一路跋涉，中间在众人聚集的茶铺歇两三回，喝水抽烟，直到在一家稍有排场的饭铺前停下来吃正餐。我便坐在村街上的轿子里，身不由己地成了一大群极脏的人围观的中心。他们有的是闲工夫，能围着我站上一个钟头，瞪眼看，品头论足，笑我身上种种古怪；越挤越近，近到几乎透不过气来；伸手拔我的发针，把我的手套传来传去，套到他们脏手上；有两回竟把我的汤匙顺进袖子里去，被当场抓住，也一点不觉羞愧。起先我还吃几口冷饭，后来厌烦了做这场把戏给人看，又深信我们英国人素来吃得太多，便把这顿本已很简省的午饭免了，只偷偷吃一小块巧克力了事。难得有几回，村人看腻了这场热闹，连手套也不再稀罕——他们认定那是用来遮掩什么可怕皮肤病的——便渐渐散去；于是一群小黑猪接了他们的班，怯生生地凑上来，脊背瘦而弓，上面竖着一排排鬃毛，满心指望却一无所得：它们四处拱寻，连轿杠底下也不放过，想找点残渣，终究没有找着，甚至来啃我的草鞋；还有些老而长腿的鸡，同样讨嫌地凑得极近。

吃过饭、抽过烟，众人重新挑起担子，一直走到日落时分，中间照例像上午那样停下来抽烟喝水；我则随兴步行、拍照。有时我们歇在路边的客栈里，连一个可以遮挡的院子也没有；那都是极小的地方，好奇的人也不至于多得叫人受不住。

到了城镇，情形就不同了。客栈的院子多用木板围起，开一扇宽大的门，门内或有一进、两进、三进院落，也许摆着几盆花，涂着些花哨的彩漆。这类客栈有的能容二百多名旅客，连同他们的行李。房房客满：换钱的，吃饭的，唱曲的，赌钱的，半裸着身子端小托盘来回奔走的堂倌，还有一大群人同时嚷嚷，着实热闹。最里头是「官房」，两侧各有一间给随从住。我沿街过来时总要聚起一群人，这时便从门口一涌而入，把院子堵得水泄不通，叫嚷着，时常还起哄，彼此推搡争抢，只为看一眼这个外国人。幸而中国客栈的门都有结实的木闩，我和行李一旦安顿进去，便不虞有人闯入——除非有几个男人和孩子抢先跑到前头，赶在我进门之前占了房间，或者趁贝甸端饭进来时硬挤在他身后溜进来。若隔墙只是一层木板，那么总有一排眼睛耐心地看我一个钟头，而且看得十分满足：这些房间关上门本是漆黑的，我那支蜡烛恰好把我这蛮夷的种种举动照得分明。

比这更难受的，是我与隔壁之间若隔着一堵灰泥墙，便有人慢慢在上头刮洞，一面刮，一面窃窃私语——那声音格外叫人心烦；到后来，一只只眼睛轮流贴到洞上，又是私语，又是嗤笑。每逢此时，总忍不住想拿左轮枪口或是注水器对准那洞口！偶尔一大块灰泥掉进我屋里，把做这事的人露了出来——他们多半是衣冠楚楚的旅客，反倒不是没见识的脚夫。我便吹哨叫贝甸来，在洞上挂一幅帘子；如此能安静一阵，随后刮墙声与低语声又起，而且常常两边墙上一齐动手。到末了，我又累又气，索性吹熄蜡烛躺下；第二天早上醒来，往往还穿着一身赶路的衣裳，手里攥着那本写了一半的日记。一整天从清早起便一再被人围看挤逼，到地头时人已疲倦；这时院子里那一个多钟头骇人的喧闹，接着又是这般刮墙磨洞的勾当，实在教人心力交瘁，也实在教人恼火。

还有店主的妻子，常常带着一帮女人进来，把我的东西翻检一遍——幸而我的东西不多——一面问东问西，开口总是：「贵庚几何？」「有几位公子？」我承认一个也没有，她们便露出怜悯之色，还有一种轻蔑，贝甸毫不客气地照译过来。接着又问：「为何离了贵国？」云云。不过她们很快就懒得再盘问我，转过去同贝甸说话；我问她们说些什么，听到的是这一类话：「她的眼睛多难看，眉毛又是直的！」「话虽如此，那眼睛能看进地底下去，知道金子藏在哪里。」「她是来寻金子的么？」「她的脚好大呀！」（她们自己的脚约莫三英寸长。）「她的头发怎么像羊毛？」诸如此类。

这些人从没见过铅笔和自来水笔；无论走到哪里，这两样东西、外国的字，以及一个女人竟然会写字这件事（围观的人多少都不识字），都引起极大的注意。一把有齿的叉子，他们认定必会「扎破嘴，弄出血来」，在他们眼里是野蛮的器物。我在英国黄皮鞋外头套一双草鞋以防打滑，他们便视之为外国人自认不如的招供。我身上穿的是中国女人的衣裳，头上戴的是日本车夫的斗笠——那是天下唯一完美的旅行帽子——手上脚上却是英国的手套和鞋子；这样一锅大杂烩，叫他们看着很不受用。他们的问题都极琐碎，那份好奇也显得出奇地没有见识，这一点与日本人的好奇恰成对照。成年人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把一副呆滞的目光钉在一个人身上，而那人所做的事无非吃饭写字，既不新奇，也无变化——这只能说明他们精神何等麻木。平民百姓的好奇虽然粗野，却并不无礼；比他们高一等的人，尤其是读书人一流，那好奇却是粗暴而带侮辱的，而且往往煽起对外国人的敌意。

夜里我就在房中冲洗底片，因为那房间几乎总是一间完美的「暗室」；而最教我恼火的，莫过于忽然一道白光闪进来，说明隔壁的人终于把墙凿通了，我那张宝贵的底片也就无可挽回地「走光」了。

衙门的差役是少不得的，每过一府便换一班，护照也要查验、抄录一遍。这些差役是一批古怪人物。当这趟差，他们可得旅费并略有盈余，另有旅客给的赏钱；一纸正式的官府文书便是他们的凭据。可是好多回，我发觉跟着我的已不是出府时那一班护送的人——那班人本就够寒酸的了——而是两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差役把那纸文书连同它带来的好处卖给了他们，自己便省下一趟路。有时这些顶替的人在我轿前昂然开道，一路挥着知县的文书穿街过巷，风把他们的破衣吹开，露出无人医治、令人作呕的疮口——他们正是靠这个博取善心人的怜悯。衙门差役唯一有用之处，是天色晚了偶尔先跑到前头去定「房间」，以及每回把护照送到衙门去。我写作「那护照」，是因为单凭它的尺寸、印信之堂皇，以及它替我挣来的礼遇，就当得起这一个「那」字；何况它准我在十八省以及蒙古、满洲境内无限制通行，其分量之大，凡读过它的官员，态度无不当场为之一变！此外我还有一份汉口发给的领事护照，规规矩矩，平淡无奇，只用上过一回。

我想，强派的「差人」是四川特有的制度，这强派又是由一些不愉快的情形而来。我不曾听说他们逼客栈少收房钱；说实在的，我看中国的客栈老板是极有主张的一班人，逼也逼不动；差人虽有凶横暴戾之名，我却不曾见他们虐待过谁。但我极不赞成被他们转卖给乞丐，也极不赞成在紧要关头被他们丢下不管。官府派兵护送时，一遇有闹事的苗头，他们照例把身上鲜亮的号褂一脱便不见了；事后我责问，他们便答：「四个人抵得住两千人么？」这是一句似是而非的开脱话，因为那官府的文书就算捏在乞丐手里，也一样管用。

银钱上的麻烦一开头就有，而且从未断过。离开万县之前，我换了一万文制钱：黄铜钱，约莫半便士铜币大小，上铸汉字，当中一个方孔。靠这方孔，一百文用草绳穿作一串。当时（钱价逐日浮动）折合两先令的钱，要重八磅！我动身时带的十八先令制钱，重七十二磅，只好分摊给众脚夫背着，由那位头儿——「夫头」——总负其责。然而钱铺是靠不住的：或短数，或掺小钱，或夹假钱；因此每一串都得数过，这一数常常要花一个多钟头。每一百文里还要扣去几文，算作「串钱」。几乎每串里都能翻出小钱来，于是争执与点数便占去早上最好的一个钟头。这桩事同一切与银钱有关的事一样，每个中国人都极感兴味；再迟钝的头脑，一沾上这题目也立刻灵光起来。有的村子只收小钱，有的则一概不要。

银子比铜钱更麻烦。我在汉口领到的银锭，每锭已剖成四块，即便如此仍嫌太大，不便使用，还得再剁开——多半是请村里的铁匠用他那些笨重家伙剁的——剁完再称一遍，以确定碎银都如数交还。随后，你把一块碎纹银递给对方——这银子本是汇丰银行担保的——他先托在这只手心里，又换到那只手心里，斜着眼打量一番，然后说这「成色」不好，是次银，如此这般。而这还是在你已讲定某件东西付多少分量的银子——譬如半两——之后的事。接着又说，不但成色低，而且这个镇上的「两」比上一个镇上的「两」要重；还说你的秤不准，银子必须用一杆「好秤」来称——也就是卖主自己的那一杆。成色、轻重不一的秤、各处银两折价的不同，再加上剪银、称银乃至验看纹银的种种费用，把可怜的旅客搅得晕头转向：他脑子里永远同时转着三件事——一两银子合多少制钱，银子的成色，一两的分量；到头来他宁愿多付一大笔成数，只求把这些麻烦一总了结，那数目其实远高于这番折腾真正值的价钱。最气人的事情之一，是正要动身时钱串断了，一千文铜钱撒得满院乱滚，钻进各处的堆积与坑洞里不见了。于是店主奋力把院里的人赶开，众人认真找寻。你说「少几文就少几文罢」也没有用，因为夫头凡事都要担责，在他看来，一文不缺是关乎脸面的事。

本章我力求把四川行路最显眼的几件事略述一遍，其余种种，且留待旅途中随处道来。

第二十章从三转铺到梁山县

头两天平安无事。我一天要被放下来供人观看七回，好在村里人并无恶意。我们穿行于丰饶而耕作精细的田野，一路上有许多气派的农舍：六重八重高低错落的屋顶，讲究的带顶门楼，深深的屋檐，还有许多黑梁白墙的山墙，活像柴郡的房子。接着出现披着松林的山冈，随后是雄伟的沈家坳垭口（两千九百英尺），把我们送到人烟与耕地之上，进入一片荒僻的山地：乱石、灌莽、急流与瀑布。上垭口的路沿着悬崖边修了一千一百四十级石阶，整段崖边都立着两英尺高的花岗石柱，柱上架着八英寸见方的长条花岗石栏；全程都宽得可容两乘轿子并行。这道垭口雄奇而荒蛮。路上有土匪出没，因此有兵丁巡查；我遇见过几小队，穿着戏台上似的号衣，执长矛，矛上挂着长幡，另带短弓与箭。这种弓非有力的汉子不能上弦，弓箭操演是军中一门大功课。当时米价涨得很凶，制钱又紧；即便在这样富庶的省份，有些地方的人做一天工也不过勉强糊口，所以米价稍涨便意味着饿殍。在中国，把人逼成强盗的正是这种狠毒的穷；性子硬些的人，宁可这样劫掠乡邻，也不肯仰人赈济。垭口上有一处长着几棵树，三个犯人被吊在木笼里，脚离地不到一寸。差人说，是要把他们饿死的。不远处另有两颗人头，装在两只笼中悬着，看样子已挂了些时日，脸上还带着一种森然的、似在探问的神气。

这些人都是强盗。中国的刑法重在报应，不大把人命当回事。我们在路上遇见好些带铁链的囚犯，正被押往万县去；中国人平日头顶剃得光光的，一旦蓬乱的头发长得满头，总会现出那种特别颓丧而粗野的相貌，他们个个如此。对这些可怜人实在无法不动恻隐之心，何况他们多半是被饥饿逼上这条路的；我又清清楚楚记得广州南海县知县的公堂：堂前石地上撒着碎玻璃，一排囚犯跪在上面发抖，额头离地不过一英寸。那些日子，中国像一场梦魇压在我心上：它的人山人海，它的穷困，它随时可能因旱涝而来的大饥荒，它那些说不出口的惨状，它的污秽、粗暴、贪赃，它那攫取不休、毫无怜悯的贪欲，还有它在政治上与宗教上的无望。它另有一些较好的面目，只是要旅人慢慢才觉察得到；这里的人身上甚至有一种可爱之处。我这里记下的，不过是我当时的感受罢了。

从沈家坳嶙峋的顶上下来，又进入耕地。在一个大村子里，我歇在一家客栈，住的是官房，房子破败不堪，屋顶漏雨，害得我一夜里挪了好几回床；好在窗框上的纸已被撕得精光，空气倒还流通，我又点了一把线香，把难闻的气味压了下去。第二天早上临行前闹了一场大架，照例是为着制钱，彼此把「偷」字骂得很响。事情起来时我正坐在院里的轿子上，转眼便有一群人对着我的脸挥舞胳膊（我看中国人是不会攥拳头的），又喊又叫；那份声势与似乎极盛的怒气，凡没见过中国人闹起哄来的样子的人，是想象不出的。他们冲着我耳朵嚷，用手里的家伙敲我的轿子，要我理会；我却只管坐着，面对他们，一动也不动，因为这场争吵与我全不相干。到末了他们自己平息下去，放我走了。我很怀疑，若是身边有一个欧洲男人同行，这一场以及后来许多类似的骚动，是否还会发生。

我们在灰蒙蒙的雾里走过一带可喜的地方：每一道小山谷里都是一级级的小片稻田，最宽的一级在谷底；还有高大讲究的农舍，山坡上宏大的石墓，精美的庙宇，路边的神龛，以及牌楼、牌坊。这类建筑，四川的比我在中国别处所见的都更精美，也更多。那天路上有几个村子，进村先要从六座石牌坊下走过，气度端严，工艺完美，很是可观。李希霍芬说，四川有些牌坊是「中国艺术的杰作」。我听说其中有些同朝鲜一样，是旌表地方官政绩的；只是这种褒扬究竟有几分真价值，颇可存疑。

关于这些牌坊，我并无什么确定不移的看法。它们倒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中国的牌坊，很可能是在一些原始构造之上层层增饰而成的：如巨石阵的三石门，印度的科兰门——据弗格森说，印度教婚礼上至今还沿用它古老的木制形式——日本的鸟居（至今多为木造），以及朝鲜标示王室产业入口处那种较为单薄、却几乎相同的构造。中国那些较简朴的形制大概最为古老，而许多例子上华美的装饰，则属于晚近若干世纪的事。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把牌坊同佛教传入中国联系起来。日本的鸟居是这种构造现存最简单的形式，它属于神道；而神道的存在，比佛教由朝鲜东传日本早了好几百年。

我一向不愿在城里歇宿，可是自万县出发的第三天傍晚到了梁山县城，非停不可：要换差人，还要把护照抄录一份。这是一座很有气派的城，坐落在高处，要顺一道陡直的石阶上去，再一个急转，穿过好城墙上一座幽深而入画的城门洞；门楼周围尽是些别致奇异的建筑。那城门几乎是一条隧道，通进一条长足有一英里半、宽不过十英尺的街；两旁一路是店铺、客栈、牙行、门面装饰极华丽的庙宇，以及各色各样的官署。

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人便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心，一路起哄，还有些抢先往前跑——这从来不是好兆头。我提议下来走，轿夫说不安全；可坐在这敞口轿里，也同样糟糕。人越聚越密，越闹越凶，喝倒彩与叫骂响成一片。我听出许多人在喊「洋鬼子！」又喊「吃小孩的！」声浪越滚越大。窄街几乎走不通了；我的轿子一再挨棍子；泥巴和种种不堪的东西掷过来，还掷得极准；一个衣着体面的人，不知是比旁人胆大还是比旁人更怯，横着给了我胸口狠狠一下，打出一道红痕；又有人从后面打我的肩背。那号叫声如同地狱里发出来的——这是一群动了怒的中国暴众。除了挺直身子木然坐着，装作既不疼、也不怕、更不恼之外，别无办法；其实这三样我都占全了。

不巧轿夫被挤到一边，绊上几只竹篾油篓（幸而都是空的），把它们碰倒了，于是一阵推挤厮打，他们险些被掀翻在地。一个差役钻进一家客栈的门里，店主怒气冲冲要把门关上，说不收外国人；可是他关门时正把轿子夹在门内，我便从里头下了轿，轿夫和挑夫跟着挤了进来，混乱中折断了一根轿杠。众人急匆匆把我送到一个大院子的尽头，推进一间屋子——说是屋子，其实是间黑漆漆的棚子。据说店主想把临街的门关上闩牢，门却被撞开，整片木板墙都被拆了下来。人潮涌进来，约有一千五到两千之众，领头的是几个读书人——这是我从板缝里看见的。

于是一场真正的暴乱开始了。众人抄起拆下的门板木料作家伙，砸我这间屋子的门和木板墙，一齐撞门要把它撞倒，一面撞一面吼叫。「洋鬼子」这句已嫌太轻，被他们撇下不用；后来我才知道，喊的是「打她！」「杀她！」「烧死她！」最后一句他们当真动手试了。我这窝棚还有一面木板墙临着另一条街，那一边的人果然撬开一道裂口，从裂口塞进几根点着的火柴，落在一堆草上，把草点着了。草是潮的，我轻易便踩灭了，又拖过一块木板把洞挡住。这地方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堆满了木桶、木板和木块。门由几根粗木闩闩着。我握着左轮枪，在门前寻了个东西坐下，打算一旦有人闯进来就朝腿上放枪；时不时试一试门闩，又从板缝往外张望，觉得情形着实严重：一片漆黑，无路可逃，无人性可以求告，无援可待，外面是一群狠如恶鬼的人。那种号叫，以及驱使它的那股劲头，真当得起「地狱大开」这句话。

他们搬来房梁撞门，每撞一回——每一回都伴着凶恶的嚎叫——我都以为门要塌了。到底上头一根闩松了，门的上半扇略略塌进来一点。他们加倍使力，再过一分钟门就要倒了；忽然那些梁木被丢在地上，一阵突如其来的静默之中，只听得无数脚步纷沓而去，像一阵卷起的秋叶；不多几分钟，院子就空了，兵丁进来在院中各处站定，当夜也没有撤走。原来闹了一个钟头之后，我手下有个人跑到衙门去报信，说众人在「打死一个外国人」，官老爷这才派兵来，下令弹压。这道命令他两个钟头前就该发出——很难设想他事先竟毫不知情。

店主看了我那份特发的护照，又不安又赔不是；只是店里客满，再没有更好的房间给我，我也已经又累又受了惊，懒得另找别家。我一度几乎想折回万县去；不过事实上，此后虽有好几处吵闹起哄，真正动手的只再有过一次，如今我很庆幸自己把这趟路走了下来。

既知安全无虞，我便打量了一下这个险些成为死地的所在：原来是一间堆杂物的屋子，又黑又破，上面有个阁楼，楼板除了几根梁木，几乎什么也不剩了。我住的这层地面上尽是大窟窿，堆着许多木头灰泥的杂碎，夜里又因屋顶漏雨而泥泞起来。空出的地方，刚好够放我那张行军床。屋里很冷，四面透风；蜡烛一点上，临街一面的板缝上便贴满一排排斜长的眼睛，锲而不舍地看，另一面也有两双。我真想同这些眼睛的主人开一个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店主的妻子进来看我，说起这场乱子，语气里带着几分歉意，末了却问：「若有个外国女人到了你们国里，你们不也要把她杀了么？」我从前听说过，有几位外国女士因在暴乱中受了惊吓而变得「不大正常」，甚至神志失常，还有一位英国领事的夫人竟因此送了命；如今我全明白了。詹美森总领事说得不错：凡听过中国暴众发怒时那种号叫的人，一辈子也忘不掉。

第二天早上，一片难得的安静。客栈院里几乎没有平日那样的人群。木匠们正忙着修复被拆毁的大门。店主已替我的轿子换上一根新杠。街上兵丁很多，我在雨里被抬着穿街而过，头上没有戴帽子。没有一句闲话，几乎没有一个人回头。一路安静守秩序到这个地步，过了一阵，夫头竟提议说，我不妨把帽子戴上了！前一天的事简直像一场噩梦——若不是我的肩背又痛又酸，若不是两个脚夫因伺候外国人挨了打、身上还留着难看的伤痕，我几乎要当它当真是梦。我的神经到底受了些震动；此后有好几个星期，每逢走进一座城那低矮的门洞，心里总免不了几分忐忑。

梁山是一座古老而不凡的城。在那条又长又窄的正街上，房屋都以深檐的山墙朝街，墙头挑出大大的翘角。城里有许多精美的庙宇，门面上装饰得既繁且工：龙、神像、卷草花纹，或用彩瓷堆塑，或用灰塑深雕，刻得极好，看上去几乎与石雕无异。本城以构树皮造纸，粗细都有；此外出产印花土布、提花丝绸，还大量制作纸糊的房屋、马匹、人偶、家具、箱笼之类——这些东西在丧葬时要焚化掉，数量之奢，令人咋舌。

第二十一章从梁山县到下山坡

走到旷野里，人算松了一口气；不过前一天那两个钟头的紧张，此后好一阵子我还觉得心神未定。动身时下着细雨，不久便成大雨，一连下了九个钟头，把每一道小溪都涨成黄浊的急流。即便在这倾盆大雨里，这一程也走得很有意思。梁山在一簇山脉中某一条的西坡上，那山陡峭的东面，正是我前一天攀登过的。出城之后，路便下到一片起伏的平原，四面广阔无际；当时那平原是一大片水汪汪的沼泽，尽是大小形状不一的稻田，中间穿着一条窄窄的石板路。田间处处是小小的「岛」，多半围着墙，岛上或立着高大的农舍，由竹丛与柏林掩映着，或立着庙宇——庙多是红色的，四周环着极好的树木和僧道的住处。

高大的松、柏与竹子作衬，把一座式样不凡的庙宇衬托得格外醒目：庙顶像一重华盖，铺着绿琉璃瓦，很是好看；正面自水中升起，「岛」上其余部分围着一圈朱红的墙。我蹚了一百码极冷的水过去，见那是一座红砂石砌的方形敞屋，朴素无华，四周是一圈宽阔的石台。正中是两株好棕榈，栽在石瓶里，还有一座庄重的牌坊；北面台上是一座素朴的石坛，一方刻字的碑，碑后一堵墙，墙上刻满文字，中间以壁柱分隔。一切都端严好看，而且极其素净。这是一座文庙。我得以进去的那几座文庙，那份简素，同佛寺道观里拥挤怪诞的偶像恰成鲜明的对照。「大成至圣先师」确是人间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两千年来，他把四万万同类的思想、社会秩序、文学、政治与教育，一齐铸进了一个铁铸的模子里。

过了沙铺——那村子几乎全由精美的庙宇组成——又过金带，那里的庙宇十分宏大，其中一座的石雕门面极美；一路从许多装饰华丽的牌坊底下走过，经过几处中国的「查茨沃思」与「伊顿」式大宅，以及木骨填砖的大农舍，我们重新进了丘陵，随后进了山，翻过秀丽的佛耳岩垭口：石阶五千余级，宽阔好走，还镶着体面的路缘石，整条路修葺得完好无缺！这道石阶起于山羊场的桥与客栈，那一带景致与其说像中国，不如说更像蒂罗尔。说实在的，我每天都要丢掉一些关于中国风景与建筑「应当如何」的成见；我也盼望读者诸君若有这类成见——倘若那成见是从青花柳树盘子上得来的——读完本书之前也把它丢开。

我这时已踏进世界上最富的煤区之一的边缘：几乎取之不尽的煤层，看来铺在四川中部的整个地面之下。石灰岩的山与崖，还有生着千百种蕨类的石灰岩洞，早已暗示附近多半有煤；在这些山里，煤确是处处可见。连路边繁茂的草木间也露出煤层来；山村附近的孩子每天提着小篮，用粗刀凿煤回去烧饭。溪床上有成块的煤，沤竹造纸的水塘壁上有煤，山坡上也有煤；山坡上还开着些小煤窑，「井下」的做法极其原始。

树丛间的一些窝棚几次引起我的注意，还有那些从崖壁洞口里爬出来的成人和孩子，背着筐，把筐里黑黢黢的东西倒进棚里。有时我爬到石灰岩上一个黑洞口，见里头是一条四英尺高的「巷道」，小人国似的矿车——每车约装一英担——顺着一条只有十二英寸宽的轨道，从里面的工作面滑下来。另有些洞口爬出男孩来，背上用绳缚着小背篓，至多装二十五磅，人背着篓，头顶离洞壁已没有多少余地。梁山到文家场六十里之间的这些矿洞，都在急流之上很高的地方；那急流多半只在一道窄峡里奔泻。从外面能看见的，不过是些仅容一人爬进的小洞，有时还有前面说的那种小矿车。

在这一带山区——从许多迹象看，这里的人尤其信鬼神——煤层只许平着开采，不许往下挖，怕碰着龙的脊背，惹得它摇动大地；至于这条龙究竟是一条无所不在、脊骨曲折遍布天下的普天之龙，还是一省之龙、一地之龙，他们却说不上来！我上山前经过的那片平原上，柴薪既少又贵，于是一队队脚夫从这些山里挑煤下去供应，每人挑两英担。块煤烧起来烟少灰少，在窑口每吨值两先令六便士；运到低地零售，按路程远近，每吨四先令至五先令。后来我见过许多煤窑，开采颇有章法，产量也很大。

虽然整日大雨，空气却相当清朗。佛耳岩垭口之美，不让日本最好的地方，模样也与之极相似：幽僻，如诗如画，四围是奇峭的高峰，直到峰顶都披着森林，深谷切入其间，急流奔泻，两岸缀满蕨类与石松。林中有六种针叶树，有橡、栗、胡桃，有杉木（想必是）——那是一种极美又极有用的树，有常绿而挺秀的黄葛树，有叶子像月桂的柞木，还有许多别的；其中一株已然落尽了叶子，满树都是粉红的花。单是路边的常绿灌木与藤蔓，我就数出三十七种！

不过这些山口的特产是竹。高高的山冈自下而上尽是各色竹子，直到顶上，景象奇特而秀美，颜色变化无穷。有金羽似的竹子：金黄的竿，金黄的羽叶，羽叶底下也是一片金光；有深绿羽叶的，有浅绿羽叶的，个个羽叶丰满，美到十全，高得同寻常林木一般。另有一种枝条向上、羽毛似的竹，姿致极其优雅，轻盈纤秀，竿直如箭，足可长到七十英尺；这些竹子长成密丛，却并不纠缠。有一处是一千四百级笔直宽阔的石阶，正所谓「祭坛的阶级，穿过幽暗，向上通往上帝」，气象庄严：两旁高大的绿竹与金竹柔柔垂下，在半空相接，那石阶便在一片金色的幽光里往上升去。总之，这道山口是树木、蕨类与藤蔓的荣耀，大半属亚热带；急流相击，喧声不绝，鸟声却是寂然。整整一天，我所见的鸟只有几只蓝鹊。

可垭口顶上那阵又湿又冷、直透骨髓的半大风，却一点不像亚热带；我们从那里陡降一千五百英尺，落到一处肥沃青翠、瘴气弥漫的洼地，那里的客栈也相当可怜。我那件结实的「制式」雨衣，经过亚洲多次旅行的风雨考验，这回终于不中用了；行李上的油布罩多半被粗手粗脚弄破，水都漏了进去；我的坐垫也湿透了。我睡的是一个漆黑而气味恶浊的小窟窿，行军床两边各只余下六英寸的空处。烛芯受了潮，噼啪几下便熄了，我只好在客栈那盏灯勉强照亮的昏黑里吃饭。

好在这样的乡下地方，人都安分无害；我在那间公用的敞屋里坐了许久，黑黢黢的椽子上不断滴下黑色的黏汁。那勉强算是火的东西，生在泥地当中，上面从屋顶吊下一口大黑锅。我那些淋成落汤鸡的脚夫裹着棉被缩成一团，我裹着一条毯子，还有两个可怜的差人——衣衫褴褛，没帽没鞋，半身赤裸——大家一齐用几把湿稻草去点一根青树枝的梢头。那光景实在可怜：龌龊而无一点入画之处。我终究没有暖过来，只好打着哆嗦上床。

第二天早上天干气爽，还有一点淡弱的日光。我们翻过三百梯垭口（高一千七百二十英尺）；同佛耳岩一样，这里也有几处煤窑，一概对龙脊恭敬有加。这一整天走的都是极有意思的地方，有时那份新奇真教人着迷。

几英里外就望得见那些避难的山寨，密密麻麻堆在几乎无路可上的岩石上。其中一处尤为奇观：孤岩上到处都盖着房子，很像圣米歇尔山；另一处中央是一座宏伟异常的庙宇，四周是僧舍、寨墙工事与木骨填砖的房屋，能攀附处便攀附在岩上，一层叠着一层围着庙，外面又有一道带雉堞的墙，顺着山岩的轮廓围绕。论入画，只有西藏的喇嘛寺可以胜过它们。

地势渐开之后，除了这些高岩上的寨堡——它们说明此地可能有险，而孤零零的房屋又那样常见，分明又说明十分太平——还有一座座孤立的大庙，门面是彩色浓丽的瓷饰；有官员与地主的宅第，论规模与气派，足以同我们英国某些著名的宅邸相抗；有酒坊、纸厂与面坊。每一个镇、每一个大村都有自己的一门行业：织丝、编草、做帽、硝皮、打铁打铜、陶瓷、做椅子和各种竹家具、靛蓝染色、雕刻并镀金神像、制作宗教与节庆时用量极大的红纸，以及祭祖时焚化的假金银钱与「元宝」，等等。

天色阴恶到这个地步，那些远看极华美的大宅，我只拍到其中一所的一张很坏的照片。宅子的主人是位官员，带着一大群随从走到大路上来，请我给他一家照相。我说不行，这样的天气，照相要三四天才弄得完；他便请我在他家住这几天，说给我一间大屋子。我不愿摆出一副走江湖照相师的样子，又很怀疑内宅里究竟会怎样待我，更怕先是叫人窒息的好奇、随后是死水一般的沉闷，便婉言辞了。

路上的石桥极好，桥墩尽头都有粗放的雕刻，多半是龙，偶尔也有写实得滑稽的：一个挑油篓的人，一个打呵欠的人，一条把头夹在腿间的狗，一个替女孩梳头的妇人，如此等等。三孔、四孔而起拱雄健的桥很常见；桥栏都有装饰；路面也许只有六英尺宽，有些桥面上却能容三辆马车并行。另有些更古老的桥，桥墩是沉重的立石，上面架着石板，石板有时长达二十五英尺，甚至三十英尺。那些新的拱桥很值得本省自豪，有时是众人捐资所建，但往往是某位地方大户热心公益捐修的，他的姓名与善举便刻在石上。木桥我所见的一律修缮完好，样子像瑞士的木桥，也同它们一样有结实的桥顶，多为两重，偶尔三重，上面常铺着一沟一脊的琉璃瓦。有些桥顶里面髹着打磨得极亮的肉红色漆，上头深刻着捐资人的姓名与颂词，填以金色。有的桥上，支撑桥顶的一排柱子也上了漆，磨得光亮。我在四川过的桥里，有好几座是八孔到十二孔的高大石拱桥；论坚固、论美观、论跨度、论高度、论拱的起势，同我们英国最好的一些建筑相比，也并不见得逊色。在中国，我一次也不曾像在波斯、朝鲜、克什米尔那样，因为桥已朽坏或摇晃得不敢走而只好涉水过河。

城镇村落的这些行业，给道路带来很大的来往。一队队脚夫小跑着，挑着纸、盐、烟叶、染布、帽子和做灯芯的灯草，不断从我们身边过去；却不见驮兽，只见过一匹备鞍的小马，它顺着一段最长的石阶轻快地碎步而下，从容而灵便。树林是静的；我所听见的鸟声，只有漂亮的雄雉唤它那只毛色寒素的伴侣。那些把我们农家院子点缀得热闹的牲畜，这里少得很。万县到保宁府之间，我没见过一匹马、一头骡，也没见过羊。鸡、鹅、鸭倒是很多，猫有几只，老狗不少——小狗多半在月初被吃掉了。

水牛耕田，耙稻田的泥水，推磨和油碾，还做许多别的用处；我却从没见它被用来驮东西。这种大「水牛」的相貌，实在叫人不易看惯：皮上多半无毛，黑灰色，有些地方泛着粉红；扁扁的头与那笨重难看的身子平齐，鼻子是扁的，角也是弯而扁的，整个看去像是洪水以前留下来的遗物。水牛平日极驯顺，脾气却难说；同它们的主人一样，一受惊便会暴怒发狂。

这一路上有一桩趣事：极小的孩子牵着水牛出来，让它们吃稻田埂上的草；牛吃草时，孩子就爬到牛背上坐着，因为再没有别的干地方可坐。水牛极怕虫咬，为这缘故也为别的缘故，闲下来多半泡在专为它们挖的泥塘里。一群怪模怪样的扁头浮在水面上，着实滑稽。据说它们极厌恶中国人所谓欧洲人的那股「味儿」；我亲见过一群水牛向一个外国人「冲」过去，那副挟怨报复的样子明白无误，吓得他拔腿就跑。母水牛的奶量不多，却极浓，带一种特别的味道。四川买得到的牛肉多半是水牛肉，而且常常出自一头为人劳作了许多年的牲口。

那天路上，短促而灿烂的花事已派出先驱：梅花、桃花、樱花；背阴处开着紫罗兰；一种铁线莲垂着一串串亮黄的花，把林边照得发亮；粉的白的紫堇使路边的篱笆生色；此外还有几样。

潮湿得叫人难以置信；那时我已自万县北行了将近两度，气温也降了下来，水银柱停在华氏四十四度上下。这样潮湿的空气，我连在日本也不曾遇到过。蕨类、苔藓、藤蔓，以及一切喜潮的美丽草木，到处都是。根茎作物的叶子肥厚多汁。这里没有冬天；虽然才二月底，那天大半路程上的主要作物——罂粟，行间还套种着玉米——已长到八英寸高；它下部的叶子当地人拿来吃，味道像菠菜，那天晚上头一回作为蔬菜端到我面前。整天穿着湿衣裳在这样又潮又冷的空气里赶路，究竟有些吃力。乡下那些寒酸的小客栈里，什么东西也烘不干。

我们经过袁驿镇，镇上一条街长半英里，家家户户都在做红纸黄纸或给纸上色；这种纸用量极大，尤其在刚过去的新年时节。几乎人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沾着这些鲜艳的颜色，镇外的溪水红得像血。成百的脚夫挑着成捆的这种纸，或北上，或南下。

走进那低矮幽暗的城门时，我心里七上八下，尤其看见有人抢先跑去招呼人，挨着铺子和人家喊「外国人来了！」「洋鬼子来了！」；不过人虽挤满整条街，也很吵闹，却既无敌意，也不成其为暴众。梁山那场乱子的一个缘故，是差人没有跟着我，却自去了衙门。从那以后，我一定要他们在进镇或进大村时留一个人走在我的轿子前面。在袁驿，一个差人便气势汹汹地大步走在我前头：那是个可怜的小个子，衣衫褴褛，满身瘰疬，没鞋没帽；可他手里拿着官府的文书，一遇人挤得走不动，他就挥着胳膊左推右搡，口里喊着相当于「奉官谕」的话。

那天路上一大特色是煤。煤处处露头，随便哪一处开挖的断面都现出煤层。一百斤煤卖四十文（约合五个法寻），挑选过的块煤烧起来火焰清亮。矿工每采一百斤得二十文，一天能挣六百文。附近有铁。我在一座山上望见很大一片烟，差人说是大冶炼厂冒出来的；这话我只当作传闻转述。我注意到许多在别处看见用木头做的东西，这一带都用铁做；家什与农具上也用铁很大方。农家在地当中挖一个坑烧煤，烟随处找出路，同从前苏格兰高地的茅屋一样。

这变化多端的一天走到后来，湿冷得人都要僵住，雾又浓，我便比平日早些歇了脚，停在一个叫下山坡的小山村。那家路边客栈是新盖的，其实还没完工，只有当中一间敞棚，地当中的坑里烧着烟气很重的烟煤，两边各有一间屋子，一间住着店主——一个「正派人」——和他那规规矩矩的一家。隔断是抹灰的板条墙，下不到地，离地一英尺才起，上不接顶，离屋顶两英尺便止；于是漏进些光线、大量穿堂风、许多母鸡、几头小猪，还有滚滚的浓烟。

第二十二章从下山坡到小桥

我在这山村歇脚，一半是为了安安静静地过一个礼拜日。屋里不开门也能看书写字，床的四周还转得开身，气味也不像平常那样可怕。当中那间敞棚整日都是满的，时常有女人来，客客气气地请我出去让她们看看，我每回都高高兴兴地应了。

我那双脚「大得惊人」——其实我的鞋不过三号——叫她们大为惊奇。我很意外地发现，在四川，除了满洲女人和某一等下贱人家，缠足是无一例外的；便是最穷、做活最重的农妇，鞋也不会超过四英寸长。这些「金莲」走起路来虽像马蹄，女人全靠脚跟一颠一颠地挪，可我见过她们一天走三十里，还有人告诉我，走六十里也不费事！有两个女人从二十七里山路以外的村子赶到下山坡来，纯粹是好奇，想看看我，当天下午又走了回去。那种一颠一颠的走法看上去必定很疼，而且还带着鸭子似的摇摆。

威廉斯博士那样的权威曾写道：「这种风俗……与其说危险，不如说不便。」可我在中国，没见过哪一所医院里不收着一两个这样的病人：不单是脚或大脚趾险到极处，还有溃烂坏疽，非截去不可。当然，这不过是时尚罢了。时至今日，中国女人若是「大脚」，不是没了国人的体面，便是下贱人家；姑娘不缠足，便别想嫁人；新郎若本指望娶个小脚，临了发现新娘脚大，当场把她送回娘家，在舆论看来也全在情理之中。这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风俗，古老得很；耐人寻味的是，满洲征服者把辫子和窄袖强加给被征服者都成功了，对这桩野蛮习俗却连改一改也办不到。

开始缠足并没有一定的年岁：富人家的姑娘通常在四五岁上缠，穷人家的或在订亲时缠，或在七到九岁之间缠，各地风俗不同。年岁大些再缠，痛苦要大得多，大脚趾的处理法也不一样。年纪小的，是把四个脚趾折到脚底下去，大脚趾搁在上面，再把这变了形的脚紧紧裹住。两种缠法到了成年、缠成之后，都在脚底跟与趾之间陷下一道深沟，跟与趾被硬逼到一处。缠得好的，这道沟应当又深又窄，正好塞得下一块墨西哥银元。缠足的过程人人皆知，不必细说。

在广州和下山坡，我都见过刚开始缠的样子。下山坡那回，姑娘快十岁了，刚订给一个上了年纪的阔人。她痛苦得很，脚趾被硬生生折到脚底下缚住；听那声响，我想有几根筋是断了的。可她也好，广州那个小女孩也好，都是心甘情愿的，为的是嫁个「有钱丈夫」。下等人家女子的日子粗粝艰辛，姑娘们盼着靠一门好亲事脱出去，哪怕这条路上全是疼痛，也并不奇怪。再说，女子性情本弱，总想得到那份赞美——诗里、文里、日常话里，那赞美都是给「金莲」的。

女人一辈子天天都得裹脚，不然那「美」的形状就没了；这变形的全套功夫，靠的就是一层层拿捏得分毫不差的裹布。中国女人极不愿意让人看她们没裹的脚，我总共只见过两回。那真是很难看的东西：小腿的肌肉发育既被阻住，自膝盖往下便一路细下去，还堆着些多余的皱皮。裹布外面并不穿袜。所穿的鞋极软，能讲究的便用绣花绸子做面，纳皮底。鞋都是女人自己做的；乡下女人傍晚就坐在门外纳鞋绣花。

不过，与缠足之苦相抵的，是中国女人衣裳的极其舒服——不论哪一等人家都一样：没有束胸，没有腰带，没有任何拘束；也许正因为衣裳容许身体十分舒展，才把我们以为改动下肢必然招致的害处减轻了，甚至免去了。中国装束这样舒服，这样自在，自从我在满洲和这一趟旅途上穿过之后，就再也穿不惯欧洲衣裳了。

只是在四川，女人的装束与我先前所见的满装、汉装都不同。中国女人都穿裤，可裤子多半露得极少，甚至全不露在裙外；那裙子前后是平的，两侧打满褶子，很齐整。但在四川（别处或许也如此），裙子索性不要了，裤子或作水手样的宽筒，或是宽大而在本该是脚踝的地方紧紧缠住；上身只一件宽松阔袖、侧面扣扣的衣裳，长仅及膝。这是一种很难看的装束。裙子只有那等下贱女人才穿，因此有些穿中国衣裳的女教士也不得不改穿阔裤。我却始终穿不惯。倒是那宽松的上衣，和那半似短褂、半似有袖短氅的东西，最为便当：换季只消换换里头的衣裳，随身带着也不费事。

梁山那场风波之后，我把左轮从轿子的坐箱里取出来「日常带着」，装在一个模样极和气的布袋里，系在腰带上，藏在这件宽大衣裳底下，心里虔诚地盼着那六发子弹永远安安稳稳地待在弹巢里。在中国旅行，让人看见火器是极不明智的。

从下山坡往后，地方就不那么富于诗意了。我们先前已离了大路，遇上的是中国道路最坏的样子：窄窄的田埂，从水汪汪的稻田中间穿过，或是穿过农家的地——那些农人一点一点把路蚕食掉，或叫路绕着弯儿从自家院里过，个别的干脆把路整个吞了。一连几天泥都很深。若没有那种在靴底或草鞋跟上装三根铁齿的家什，简直没法走。路宽通常十二英寸，够一个人走；可两队抬轿的、挑担的迎面碰上，那就麻烦极了，总有滑下路去、掉进两英尺深的冰水烂泥里的危险。所以我的轿夫远远望见对面来轿，便扯开嗓子大喊，指望人家让路，挪到那一小段稍宽些的实地上去。

有一回，我们迎面遇上一个胖大男人坐着闭篷的轿子，只有两个轿夫；任凭怎么喊，他一直冲过来，两边的轿杠几乎碰着。那场喧闹真是了不得：我的七个人和他的两个人一齐又叫又嚷，像是气疯了一般；他却端坐着，一脸傲慢的沉着——我倒也沉着，只是没有那份傲慢。吵闹之中，他的轿子连人带轿翻进了水里。那声响简直没法形容；我的轿夫——我可不敢说这场灾祸与他们全无干系——一路大叫大笑，撒腿跑了，丢下那位旅客在烂泥里扑腾，喘也喘不上来，只顾破口大骂。

每个村子、每个小屯都有路，不过是「路」而已。我走的这一条，客气些说算是大路。除了桥，这路上并无一处称得起「大」：桥总是修得完好，宽度是路的四五倍。究竟是路被一口一口蚕食成了如今这副模样呢，还是当初造桥的人有过一番热烈的先见之明？我很想知道。按说，地方的父母官有责任把路修好，可「责任」二字在中国是有伸缩的。同朝鲜一样，他有权派人出工修路，却轻易不派，除非得了上头大员要来的信儿；因为百姓恨极了白做工，他也不愿用这法子把自己弄得不得人心。

我一连几天走的那条路，坏得不能再坏。走吧，便是在烂泥里打滑、蹚水、趔趄、跌跤；「坐」吧，便只好眼看着我的脚夫在底下如此这般，弄得我的身子冷不丁东倒西歪；路上又难与别的轿子和挑夫相错，走得既慢又累。可路上运的货物却不少，叫人觉得：若是交通便利些，往来必定要大增。中国千百样急需之中，好路是其一。四川的河流很多，但地形使然，不能像东边那些平坦省份那样用运河把河与河连起来；这些糟糕透顶的道路，实在大大地妨碍着贸易。

离了下山坡，接连便是又湿又冷、细雨蒙蒙的时辰。地方上人烟渐稀，房屋也明显穷些；那种带着大农舍的山坳不见了，甚至还有一段荒凉的砂砾地。凡不宜种稻的地方，人口便稀薄；因为这活命的粮食一经陆路转运，价钱涨得叫人吃不起。

我翻过秀丽的金盘寺垭口，渡了渠河——一道清亮的溪流。那一带鸦片种得极多，也种些甘蔗，此外常见的谷物根菜也都有。「小钱」开始通行，一连三天都是这一带的钱法，叫每一桩买卖都更添几分恼人。渠河在我渡河处以上很远都还能行相当大的木船；渠县煤的生意很兴旺——那是一座府城，高踞在河上的崖岗之间，位置极好。

中国的城，总不外乎那难以置信的污秽、无从形容而该给它起个地道英国字眼的气味、油腻、破败，以及忙乱、买卖和刺耳的喧嚣；渠县的市声更是震耳。我从河边被抬上一道新筑的漂亮宽石阶，阶顶上早已聚了一大群人等着看我；那些差人衣衫褴褛，几乎遮不住身子——原来是把护送我的差事买了去的乞丐——他们开了道，从那又深又暗的城门口拐开，顺着城墙下一条窄街走，把我撂在一家中国城里客栈的院子里，人挤得要命，样样都够呛，那客栈也决算不上头等。好在我总算得了一间屋子：屋子虽小，又脏，又要塌了，却有个口子通到一间披屋的顶上——那披屋是晾菜用的，气味难闻，探在河面之上；有空气，有光线，我便觉得身在天国了。

我照例把一块硬纸板搁在膝上吃咖喱饭，肩上别着一条耶格尔毛毯——因为天很冷——这时进来两个衙门里的人，穿着华贵的锦缎绸缎，要看我的护照，还借我的行军床当桌子把它抄了一遍。备典很不高兴，因为按中国礼数，男人闯进女人屋里是极无礼的。他们问我，为什么护照上给我「品级」，让我「与领事同等」，一个女人又怎么能「入于士林」；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文书里写的是什么，答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们告诉我，渠县有一百所学堂（在中国，数目总是整的），又是鸦片、烟叶、包装纸和草帽的一大贸易中心。

中国客栈的屋子照例都有好插销，这一间却没有；打发备典走后，我费了许多工夫气力才把门堵上。那天路上还有一桩迷信的事。我下轿时下错了方向，轿夫都吓坏了，说这要叫他们一年之内送命；到了下一处神龛，他们便上香禳解。早上我在客栈的堂屋里，见他们对着几条写着字的贴金纸片做早课：当家的在纸前点上几炷香，拜了三拜。

第二天路上的情形着实不利。十个钟头走在一条坏透的路上，大雨如注，寒风刺骨。我几乎没法替轿夫省一点力，因为我的皮鞋在泥里滑得厉害，纵有一根粗手杖，又有备典搀着，也站不住脚。那条路是水淹稻田之间的一道田埂，从没到过两英尺宽。从前是铺过石板的，如今有的石板整块没了，有的翘起，有的塌下，真是可怕之极。中国人怕雨，尤其怕湿脚；可我这几个可怜人只穿着两件薄棉衣裳，在斜风急雨和滑腻的烂泥里跋涉，一直走了二十二英里，那份爽朗、那份男子气，叫我佩服。他们天擦黑时到了程四窑那个凄惨的小村，人已累垮，村里竟没有客栈；我在村路上淋着雨坐了一个钟头，差人才劝动一个人把我们让进一处糟得不能再糟的地方。

那算不得遮风避雨之所。屋顶有五十处滴水，墙板离了梁，四面都灌进冷风。除了做饭用的火盆，没有火——为了争用这几个火盆，还吵嚷了一阵——也没有灯，只有一只泥油碟，碗沿上探出几根灯草心。我湿到膝盖，帆布床也透了；别的东西也都湿了——防水袋和防水罩经前两年夏天的烈日一晒，早都不中用了。可我看见那些脚夫躺在潮草上，身上还是没干的衣裳，每人两膝之间夹一个火盆，连条被也没有；尤其是当女主人给我端来一个火盆暖手的时候，我心里便十分地「知足常乐」起来。这户人家的穷困与不适，正是千千万万中国农家境况的写照。他们脾气好，也不过分好奇；孩子们浑身长满疥疮，却温顺听话。

第二天，三月四日，天色清明而灰白，无风也无雨。这最后五十英里，地貌变了许多，而且是变坏了。翻过那几道山岭，我们进了李希霍芬所谓的「红盆地」；据估计，这片盆地约占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二，而全省财富与人口的八九成都在其中。据说它的面积约十万平方英里，人口在四千万到五千四百万之间。那里的土壤处处都是深沉、鲜明、肥厚的红色；这红色又与四时不断的各色青翠相映成趣——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冬天。

中国大约没有哪一处地方，每英亩养活的人口有这样多；而且增长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成千上万的人不停地劳作，也不过让自己和一家人略高于饿死的界限；苦力多得过剩，工钱便压到了最低。土地耕作得极其精细：那软软的红石头，用农人简陋的家什就能轻易碾碎；整片地面都按我们所谓「园圃式耕作」的法子来经营。在那样得天独厚的气候里，加上中国人惯于把城镇村落的粪秽仔细积存起来施到地里，凡出于草木与人畜的，都还给土地，于是一年里可收两熟、三熟，有时甚至四熟！

再走几天的路程，便是云南那些人烟稀少而土地肥沃的谷地，正是四川人移民的好去处；可官府从没想过要花一笔可观的钱，把「红盆地」里几百万劳作者迁过去，给他们种子，再养他们半年！这样一桩举动，即便一个组织得好些的政府，也要大费气力。

四川是富庶壮丽的省份，物力无穷；就我所见所闻，我相信那里的商人与农家颇为宽裕，许多享用之物都置办得起。但「红盆地」里几处人满为患的地方，我确实见过：那里百姓的境况深深触动了我的同情与怜悯。这是一群温顺、开朗、勤劳、与人无争的人，又如乡间的穷苦人常有的那样，不犯罪，也没有什么大恶；他们使出浑身的力气，换来的工钱却从来不能让男人、女人、孩子尝一尝吃饱的滋味；一旦米价上涨，平日里那点将就的口粮，就变成了饥饿。

从此再没有精美的瓷面庙宇、乡间大宅和富裕农舍了；也不再有一道道平行的山岭、灰色石灰岩上开出的秀丽山口，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奇特的地形：红砂岩的山丘土墩，或多或少天然成阶；散布其间的许多梨形小谷，两侧也是如此。一层层红崖，高十五至三十英尺，托着一条条窄窄的红土，土厚约两英尺；还有些圆山，也有些高度，向上收成截去顶的圆锥形，天然的环形台地整整齐齐绕着山身，有的地方还添过人工；顶上通常孤零零一株树，叫人忍不住想把这东西称作「造作」。红盆地的那一带，有一种叫人看得发倦的千篇一律。

其实，可以把这整片辽阔的盆地看作一大堆低矮的梯田状丘陵和毫无宽度的谷地：除了成都大平原，别无平原；因地形之故不受水患；又有好几条能行船的大河及其众多可通舟楫的支流为它排水；据信整片地下都埋着煤，硬煤软煤都有。盐、石油和铁极多，西部边缘还出铜、银、金、铅，以及大量的硝酸钠和硫磺。

这一大片洼地可算是一座冬天的花园：大部分地方水银柱很少落到四十五度以下，整个冬天又有云幕罩在上面，把湿热闷在其中。据说重庆冬天很少见太阳，狗看见太阳都要叫。红盆地这一切富饶的出产，多年来使四川的贸易一直出超；而我要再说一遍：它只有一个出口——长江。

第二十三章从小桥到谢店子

整个地方是一片起伏的绿海，上面缀着红色的花纹——说实在的，一连走五天，看着未免单调。泥泞始终坏得可恶，好在有草鞋和铁齿，我居然走了不少路。有几天，我那几个工钱优厚的轿夫倒「像老爷一样」赶路：劳力既多且贱，他们随便就雇得到苦力替我抬轿，四英里只要四十文（约合一便士），甚至还不到！家家都有自己的烟田、竹林和棕榈丛，有果树和柏树；漆树、油桐，还有那种叫人忍不住要称作「挪亚方舟树」的柏木，也到处都是。除了种稻要犁田，其余耕作全凭人手，而且精细到一望便知：本地原生的草木大半已经绝迹了。堇菜、紫堇和秋牡丹倒是长得很盛，却只长在路边；在红盆地里，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所见的野草也就这几样——农事早把「杂草」扫荡干净了。

那一带的农舍是泥墙草顶，看着很穷。编草和做苦力夏天戴的那种极大的草帽，是这里的大行业。糟糕、简直是恶名昭著的道路，加上一连三天的小钱，最能见出它们如何把生意拖垮。小村子很多，可一百八十五里路上，只有锦棉寺算得上有点人烟聚集的意思——那是个风景秀致的小镇，坐落在多石而不能行船的锦河边上，我从那里渡的河。

到了小桥这个小镇，只见镇上挤满了商贾，店家极不愿意收留外国人，我只得搬出条约上的权利来争，这才勉勉强强给我腾了地方。先是一阵极难看的哄拥，接着便闹起事来，闹了一个半钟头；才一开头，我的差人就跑掉了。我的房门被砸开，喧声大作，喊着「洋鬼子！」「跑马的！」「吃小孩的！」幸而有位官人来得正是时候，才没有酿出更大的祸。他本该早一个半钟头就来的。走了一天路，再遇上这种吵闹，实在叫人厌恶，也累得受不住；每回还把我的晚饭耽搁得没了边——那几乎是我一天里唯一的一顿，真够受的。那天晚上我的日记里写着：「凄惨的一晚；乱哄哄的人群；样样都叫人不安、可厌；吵闹；冷得睡不着。」我的灯噼啪几下便灭了，火柴又潮得划不着。黑漆漆地待着，不知身在何处，四围的墙随时会塌，粗汉的叫骂声中还夹着老鼠啃我那点行李的细响——这滋味实在叫人受不了。我极不能容忍一群杂七杂八的人堵住我的门、砸我的门，因为他们人人心里明白：便是最没见识的苦力也清楚，闯进女人屋里，或是以任何方式冒犯她那由千古成例与森严礼数所护着的清静，按中国人自己的道理，都是不可饶恕的无礼。

中国城镇里那班无礼、粗暴、鄙俗、傲慢、自负而又怯懦的市井之徒，无知得无从形容，日子过在难以形容、难以置信的肮脏里，过在想不出的龌龊里，过在现有字眼都描不出的气味里，居然还管日本人叫「矮子蛮夷」！我一天比一天更惊叹那些到中国内地城市里去传教的人有多好——不是惊叹他们头一回出来，而是惊叹他们明知等着自己的是什么，居然还回来。乡下人就大不一样，无疑有些可爱的地方；也不能不承认，凡受了基督教的人，外表上确有一种教养，很叫人看得出来。攒了一肚子的厌恶，借这几句话发泄了，如今接着讲我的行程。

这些日子虽然又冷又湿，人倒是大大歇了下来。连驾着马、防它同别的牲口打架这一点事也没有，思绪要停在哪个题目上，就尽可以停在哪个题目上。我的行李除了照相机和干版，早都糟蹋光了，也没什么可操心的；在红泥里多滚一跤少滚一跤也不打紧，因为我的衣裳几天前就糊满了泥。日子不会比已经过的更坏了，所以夜里歇在哪里我也不挂心；于是白天里我尽情享受那份自由、清闲和独处。可一到夜里，我哆哆嗦嗦坐在某个臭烘烘的窟窿里——那地方连体面的牲口都住不得，同猪圈之间只隔一道竹栏——便常常觉得，在中国旅行真是一桩糟透了的事！

便是这一路最单调的一段，也有许多趣味和一些新鲜。中国那样极端的同一，那样看似不可移易，那样实实在在的因循成辙，却时时被地方风俗搅乱，这实在是一桩奇事。不错，人种总是那一个，衣着的大体样式也是那一个：凡不是囚犯的中国人都剃了头、拖着长辫，凡是女人都在变了形的脚上一颠一颠地走；可一说到周遭的种种，便一天一个样，有时一个钟头一个样。在四川，房屋的式样几乎一天一变；每一条河有每一条河的船；这一处，担子都用竹扁担挑在肩上；那一处，却把柳条筐装在木背架上背着。这一府里，钱袋是系在腰上的皮囊；那一府里，却是一个两头渐细的粗木筒，横背在背上；别的许多事也是如此。吃食随地方而异，庄稼随土性而异。这一处不要大钱，那一处不要小钱，还有的大小掺着用。头上戴的花样尤其多。蓝头巾是很常见的。草帽的形状能看出戴的人是哪里来的；地方上的时尚，连挑行李的苦力也管得住。我本想给我的每个脚夫都买一顶小桥附近出的那种气派草帽，可他们在万县一带「不能」戴，正如英国的时髦姑娘「不能」戴上一季的帽子一样。

桥的花样多得数不尽，牌坊和庙宇的门面也是如此。这种同中有异、变化不息，是在中国旅行一大动人之处，却也有它的坏处：好几回或因天气，或因赶路，或因别的什么不得已，我没把某处触目的特别样式照下来，此后便再也遇不着了。这也叫旅行家的诚实招人怀疑。甲描写某一带处处可见的一种样式，譬如那里桥拱的圆弧或尖拱何等秀美；乙心目中的中国桥却只有石柱架石板一种——就像福州横跨闽江那座笨重的大桥，「以其冗长而又不可少的长度横卧江上」——于是便指摘甲凭空杜撰。

一连三天，天气又冷又阴，或是细雨蒙蒙，或是潮得难以置信；天然的台地换成了人工的，山换成了土埂，路有时索性全没了，甘蔗那种沉暗的绿时时铺满田野，稻田一少，人烟也跟着稀下去。我们走的路坏到这个地步，便是整条路丢了也不算什么。它老早就退化成了稻田埂上一条滑腻的窄脊，宽不过几英寸，偶尔翘起一块石板，聊以表明它从前自命是什么。坏天气把往来断绝了。三天里只遇见一乘轿子，还就在我们跟前出了事：轿夫跌倒，轿子摔得稀烂，坐轿的是个略带几分官派的商人，被撂进三英尺深、满是青蛙的烂泥里；这场灾祸叫我那班人乐了一整天。

路所以这样窄，是因为农人心疼从自家田里让出的每一寸地。人坐在轿上，轿子两边都探在水淹的稻田上头；远远望见有人来，便一齐大喊，叫他闪到岔出去的田埂上让路。有一天，苦苦走了将近十一个钟头，才走出十八英里！我那几个人虽说从来是湿透的，又是滑又是跌，却从不松劲，也不抱怨，一路说笑着跋涉——好一批未经雕琢的好料子！

在这乡间，百姓并无敌意；每天两回，我的人吃早饭、吃晚饭时，我要在村街上各坐一个钟头，那份被人围观的难堪，也让雨给压下去了。我一天比一天更确信：只要官府肯，任何公然的仇外举动都压得住。在小桥，前一晚闹事的那个客栈院子里挤满了人，可我出来时，众人规规矩矩；那条又长又窄的街上，两边站着三四层深的男人，只留出一条容轿子过的路，却没有一个人出声，没有一个人动。

也就在那一天，差人在营山县这座整洁的小城换了班。那一带的主要行业是编竹筐、打草辫做帽子。我在衙门口坐了一个钟头，想着中国的官依例要经手的公事何其之多。

我们有个习惯，说起「官」来，就像说起「狼」、说起「秃鹫」一样——这也不能全说没有道理，因为在中国，官这一等人是「各等人」里最坏的；不过这种粗率的归类，同一切类似的办法一样，很靠不住。官有好有坏。他们做官所依的那一套制度，很容易把他们变坏。饶是如此，其中也有些好人、正直人、清白人：任内为地方尽心尽力，博得百姓的敬重感念，卸任时还同上任时一样穷。至于那些坏的，他们刮地皮、欺压百姓的机会，也并不像人常想的那样大，因为有一样东西限着他们，我不妨称之为「造反的权利」。等到打官司非得处处行贿，赋税压得人喘不过气，地方上便要闹一场或大或小的乱子：把那可恶的官赶走，朝廷悄悄另派一个来，天下重又太平。

官俸不够养家活口的制度，自然为大宗中饱开了方便之门；可话说回来，中国并不是赋税很重的国家，百姓在官府手里也决非束手无策。尽管有种种骇人的贪污，大体上却太平有序；近两百年来，中国的财富与人口一直在增长。

我们所说的「官」，是指自道台以上、统属于一省或数省的总督——我们叫作「副王」的那位——以下的各级地方官。他们是府的知府、州县的正印官，以及府下各分治的地方官。在他们之下，还有不称作「官」的师爷——往往是极有权势的人物——以及书吏、录事，还有一大群属役，上司要为他们担责任。中国人管这最后一等叫「社鼠」，怕得很。据说恶人怕落到他们手里，比怕任何刑罚都更管用。凡是官，哪怕最小的地方官，都有办案、录供、管账、归档、写呈文递公文以及办各种例行事务的书办。

按理，官与民之间是严格的父母子女之谊。东方的官场总免不了几分我们所谓的贪腐，只要不出格，也不至于伤了这份父子之情。名义上，一个官的时间全归他辖下百姓所有。就中国而论，有些官——也许为数还不少——这份为地方尽心，是当真的。能上得他的公堂，也许就能得到公平的审断；一桩案子一旦到了他跟前，多半是不至于太冤枉的。

衙门口挂着一面锣——我把读者在这潮湿的东风里冻了这么久，正是在这衙门口。听说凡是这样的门口都挂着一面，锣一响，官便非得出来受理诉状不可。可实际上，人得一路行贿，从门口贿到公案前，从门房贿到师爷；真去敲那面锣，多半反要挨一顿打。官纵然肯秉公判断，可要到他公案前去，非经那些属役不可，而这些人并没有他那点顾忌。谁出得起钱，把差役、书吏、师爷——这些人或不给俸，或俸给微薄——的手心厚厚地抹上油，他的状子准在案头那一摞的最上面；穷些的原告，那状子便遥遥无期地压下了。

中国的政府之所以还立得住，靠的主要就是这班俸薄事繁的地方官。做买卖的人里没有哪一等像他们这样劳碌；若还是有良心的，那就更苦。他们的职务极其繁杂，有明定的，也有不明定的，行政、财赋、刑名，有时甚至还有军务。他们不但要为一县的赋税负责，还要为一县的安靖负责；许多事又不得不倚仗他们信不过的属吏。碰上打仗、造反，以及三天两头闹的水灾荒年，他们便几乎不能合眼，生怕出了差错，被参到朝廷去。人说一个知县或知府身上，至少担着六个人的活计，这话不假：他同时是征税的、是民刑两案的法官、是验尸的、是管库的、是捕头，还兼着别的许多；辖境之内事事都得了如指掌。而且他还得把刮来的钱拿捏得恰到好处，好歹能活下去——单靠那点被罚扣削薄了的俸禄，是活不成的。

就在这重重的责任、繁杂的职务和过度的劳碌中间，来了外国人，带着条约上的权利——这是一个新的、难缠的因素，而这外国人还可能是个傲慢、蛮横、无知的人。我并不是替官们的罪过开脱。我吃过中国暴民不少苦头，而我相信，那背后即便没有官府的唆使，至少也有官府的纵容。但我好几回都不肯正式具控，不愿给一位地方官添麻烦，因为我体谅他的难处。一边是北京经总督传下来的命令：外国人出门旅行要保护，条约上给他们的权利要保全；另一边是多年来被鼓动者、某些秘密会社以及所谓「湖南揭帖」煽起来的仇外之情——外国人一时无心的失当，就能把它激成一场爆发；就像我这一回，不过是坐敞轿旅行，便算冒犯了风俗！于是闹事；外国人身上或财物上吃了亏；他去控告，领事又给他撑腰；那位官人也许出事时还在几十里外，却要担干系，弄不好就被参革。近十二年来，有大批欧美传教士在四川落了户，这也把祸事添了不少。就我所见所闻，这些男男女女除极少数外，都拘谨得近乎作茧自缚：凡他们所知道的中国风俗礼数，一一遵守唯恐不周，生怕在所居之国触犯了人。

可是，头一件，他们是外国人，是「洋鬼子」；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肤色、他们坐的姿势、他们摆手的样子，都叫人看着别扭；说他们「吃小孩」、拿小孩的眼睛和心做药——这种有时候近乎可怜的信念，如今已传得无处不在。再说，他们来了，即便不像许多人所信的那样是来做细作、当政治掮客，也是来传一种西洋的外来宗教：这宗教要颠覆中国的国本，要毁掉孔子所立、历代所尊的社会秩序，要败坏家庭生活的敬慎与清白、破坏对祖宗的忠敬，还要引进种种可憎的风俗。

我想，这大致就是中国人眼中传教士的用意；只要记着中国人何等无知、何等守旧，那么小小的纠纷层出不穷，乃至一八九五年在四川酿成那场大规模的反教风潮，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一回，大批传教士不得不逃走，还有更多的人是靠地方官在衙门里庇护，才保住了性命。

要我说，这些事变不能全怪到官身上，虽然他们如今是、也势必要被算作有责；可他们处境的难处，又因辖内住着这些外人而大为复杂：这些人的用意为大多数百姓所不喜，又在条约的护持之下，慢慢结成与既有风俗相违的团体。

然而，上头一句话的力量竟如此之大：我相信四川的官如今是在尽力护着传教士的。我所到之处——尤其是在保宁府——都听说官府给了切实的保护，有些地方官手里的力量分明很有限，却仍旧如此；他们的关照与亲切，也远远超出人所能要求的分际，几乎到了一个人顾惜自身官位所能容许的极限。

我的一些读者和朋友大概会觉得，上面这番话是我在扮「魔鬼的辩护人」——虽不是梵蒂冈那个意思。那就随他们说吧。我这样做，是出于诚实与公道，要「把魔鬼该得的给魔鬼」。官场的种种不义，我是十分清楚的；我也认为这一套官制是中国最大的祸害，哪怕单为这一条理由：它几乎叫一个做官的人没法走直路。但我想略略记下几点可以体谅的情由，并且要为一件事抗辩，那就是那种粗率而极易误人的归类法——把所有的官一概算作无可救药的坏东西。这制度是可恶的；然而一个在土耳其、波斯、克什米尔和朝鲜旅行过几年的人，会惊讶地发现：中国人远算不上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即便在这样的制度底下，他们的赋税仍旧不重（虽有种种苛刮），劳动所得仍有保障，还享有相当程度合乎情理的自由。中国人的祸事，是从他——不论因自己还是因别人——成了打官司的人那一刻起才开始的。

我在营山县衙门口坐的那一个钟头里，进进出出的有四百零七人：各色人等都有，许多坐轿，多数步行，几乎个个衣着整齐。人人手里拿着文书，有些还抱着大卷的案卷。里头，师爷、书吏、写字的人来回穿过院子，匆匆不停；捧着公文的差人一批批地被派出去。各样公事确实办了不少。这里全没有朝鲜衙门里那一大群邋遢官吏游手好闲的样子。我倒是一点没被惊扰。一拨又一拨的苦力站在那里，呆呆地看我一阵，一声不响，又悄悄地散了。末了，一位穿着锦缎绸缎、极其排场的人物出来，把护照交还给我，我们这才得以启程。

我不按常规站头走，有一层缘故是：在城里的客栈，一个女旅客从进店到离店，非把自己严严地关在屋里不可，否则便要惹出乱子；而在小村小屯，我常常是唯一的客人，苦力们吃过晚饭，我便能在堂屋里同主人一家坐上一个钟头，花费极少，却能同他们处得亲近；村里的头人，还有一两个别的人，也常踱进来，喝着茶、吸着烟，再看看附近拍的几张照片，话便多起来了。备典的英文本来相当不错，一天比一天长进；我想他是肯下功夫的——至少，我是逼着他下了功夫的！

这样的夜晚，我听到许多关于官、赋税、行业、物价、货运、外国人、传教士以及别的事情，全是地方上的。有时候众口一词，说某个官是极坏的人，收贿赂，征税时刮得比「应分的那点」还狠，断案总向着有钱人，如此等等。既然人人都有理由这样说，那必是坏到了极处；不然，这里的人彼此猜忌得厉害，是断不敢当着面说的。判断任何一句话有几分可信时，这一层是非考虑不可的。不过总的说来，抱怨并不多，而且多半是嫌官司拖沓。说起有些官来，倒近乎带着几分热心：这一个修了桥，那一个筑了好路，第三个重修了庙宇，第四个「待穷人极其慈善」，上回闹饥荒时把自己桌上的丰盛减去一半，好拿来赈济穷人，诸如此类。

至于地方以外的事情，就别指望有什么开通的见识了。这些头人里，听说过那场战事、听说过马关和约的没有几个；听说过的，也都相信那些「蛮夷乱党」已被赶下海，或赶进地上的火坑里去了。为「教案」赔给天主教的那笔巨款，倒与他们切身些；我听到不少关于天主教会的话，这里不去转述；此外还有种种对我们自己传教士的评论，有些极其尖刻，也极其有趣，我也一并「按下不表」，只但愿

「天公假我一双眼，

看自家如他人看。」

这些晚上，要从一堆话里敲出些实情来，既累人又常叫人灰心：譬如同一件事有六种说法，要断定哪一种最像真的、值得记在心里。可是，能这样不拘形迹地同百姓厮混，那份趣味，远远抵得过农家住处的种种不适——便是相当糟的住处也罢。有一晚，备典把一处极破的窝棚里里外外看了一遍，出来一脸苦相，说：「毕夏普太太，今晚上这屋子您怕是不中意；这是猪住的屋！」果然，屋角上一块用栏杆围起的洼地里，住着七口猪。

离开小桥的第二天，整天大雨，那条路不过是一道勉强辨得出的痕迹，多半在滑溜溜的泥山上走，坏得不成话：轿夫时时打滑，甚至跌倒，我只好由人连拉带扶地挪；那算不得走路，因为我几乎每迈一步，脚就从底下滑开去。我们经过一座空荡荒凉的避难寨子，一天里大半光阴都消磨在一片荒凉、无树、人烟稀少的红土地带，沿着一道又高又冷的山脊侧面一路打滑；天黑时爬上山顶（海拔二千一百四十英尺），只见一个又小又可怜的村子横跨在脊上。家家门都关着，大雨把人都关在屋里。这也难怪！烂泥没过我的脚踝，冷得厉害。

一道宽宽的光落在路上，我们便朝那光走去——身上已湿得不能再湿——在一间大棚里讨了个避雨的地方，其实是径直进去的。棚子一侧有个阁楼似的台子；一座大泥炉里烧着树枝，忽明忽暗地照着，也把满棚都熏满了烟，那炉子看来是铸铁锅用的。几个人正往炉里铲煤，看样子有暖和可望。这棚子原来是一座煤窑洞口和井下巷道的前脸。人领我进了一段像是废弃的巷道，里头有几口猪，稀泥地上还陷着一个水槽，又有一个二英尺六英寸宽、六英尺长的凹处；我那张六英尺六英寸长的行军床倒退着塞进去，还有六英寸探在外面！吃过热饭，我裹着湿衣裳卷进一条干毯子里，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大雨稍歇，我们才重新上路。

第二十四章从谢店子到保宁府

天气依旧阴冷潮湿，东风刺骨。我从前旅行，即便一连几个礼拜水银柱都在零下二十度，也不曾像这回这样觉得冷；而这一回，它从没落到四十度以下，有几个「最冷」的日子甚至高到四十五度。有皮衣的人，直到三月十二日还穿着他们那身体面皮袄。

离了煤窑和那道荒冷的山坡，我们下到一片地方：那里山丘天然的台地，又大大地经过人工修治，望去仿佛遍地都是罗马人的营垒。

我不怕读者厌烦，还得再说一说红盆地这一大片地方地形之奇特；这种地形一直往南延伸，形态最夸张之处至少到嘉陵江边的仙井——在保宁以南足有二百七十里。从任何高处望下去，都可见红砂岩已风化成数以百计的小山，高二百至三百英尺，山坡剥蚀成天然而极齐整的台地；我曾数出过一层叠一层的二十三层；山顶则被风雨侵蚀成极其唬人的模样，活像一座堡垒或一处城堡废墟。

四川有许多地方以村落稀少著称；可另一方面，遍地又散布着大农舍和大房子。农舍里，庄主与他的佃户仆役过着家长制的日子，四围是带顶的墙和厚重的大门；那些大房子墙上嵌着粗黑的木料，墙面刷白，同英国旧日柴郡的建筑极其相像；屋顶自脊檩到深深的出檐——出檐宽得成了廊子——几乎是一平到底的斜面，倒与瑞士山屋相近，而不像四角翘起的典型中国屋顶。

若说本朝初年曾把人用链子锁着押来开垦这片好省份的传说是真的，那么也许正如巴伯先生所推想的：这些人没有那种使人聚族而居的家族与宗族之系——而在许多情形下，聚居原是安身立命所必需。直到太平军起事，这些散居的移民——将近两百年来在太平无事的境况里生息繁衍——才觉出非联合起来自保不可。于是他们想到：这一带那么多陡峭的石山，若在近顶处围上墙，便是攻不破的避难所；他们于是醵钱出力，把这主意办成了，使得这一带处处点缀着风景如画的寨子，一有风声便上去躲避。至于在那样的高处盖长住的房子、索性住上去，他们却没有想到。

在本省纯粹务农的地方，没有需要人口聚集的地方行业，因而别处那种村落——佃户、雇工、店家、地主，连同铺户和匠人聚居一处——在这里就很少见。从这种散居的房舍与极小的屯子当中，生长出一套供应农家所需的贸易办法，这办法我在别处从未见过。这就是「场」。

沿路走着，会冷不丁遇上一条又长又窄的街：铺面都关着，饭馆钉上了板，房屋空无一人，至多有一户凄凉的人家带着一条狗、一口猪，便是全部居民。头一个念头是：这里的人怕是给瘟疫灭绝了。一打听，答复却简短平常：「今天不赶场。」

再走几英里，路上便挤满了穿着体面衣裳的乡下人，挑着农产，提着满篮空篮。整个乡间都在往另一条又长又窄的街上涌去；那街与先前那条几乎一模一样，只是铺面全开着，堆满中国货和外国货；茶馆挤得满满的；家家屋里都是货、都是人；聚起两千到五六千人；铁匠、木匠、剃头的、补锅的，各色买卖人都忙着；吆喝声和讨价还价的喧声震耳欲聋；在货物与买卖人之间，挪动一步既慢且险。到处都有药铺，卖的是「戒洋烟的方子」。

这些街上的铺面多半属于附近的农家，他们在赶场的日子租给买卖人。场期按一方的方便定，或三日一场，或五日一场，甚或七日一场，看需要而定。街两头的门楼往往装饰得极其华丽。这些场上常有戏；若是名角，单为看戏就能聚起四五千人。场是万事的大聚会。地方上若说有什么舆论，便是在那里造出来的。官府的告示在那里张挂，田地买卖租佃的契约在那里议定。连家里的喜庆也常在那里办；当家人把婚事谈妥之后，草帖也是在场上写定、认可的。兰开夏的棉布在那里受一番苛刻的挑剔：被过秤、被摸捏、被举到亮处照；那些人对棉布的好歹是骗不过去的，常常挑出毛病来。一方的消息和闲话，都被卷进场这个漩涡里。这很像我们的集市，可散场之后我在路上从没见过撒野或醉酒的；在场上我也从没受过真正粗暴的对待——虽然那份拥挤与好奇，总叫我庆幸「今天不赶场」。

三月七日下午，有一点朦胧的日色，那效果真如魔术一般。路有一段沿着漳腊河走——那是渠江的一条支流；据说渠江本身可通航至新政坝县，再往上六十里也还能行船。好几处泊着成队的运煤船，都是平底的，载十吨到二十五吨。有一处正在装货：煤场至少半英亩大，用竹子结结实实、仔仔细细地围起来，煤堆成长方的大块，每块重两英担，堆到七英尺高；每一块都由两个人从窑里抬出来。运煤船造得分舱，极其结实，因为新政坝上下都有险滩。

渡过这条河时，同船的还有一群和尚。渡河之后我们慢慢上到高处，在一家新客栈里讨了间谷仓当卧房。房子是新的，既干净又干燥，看着第二天歇脚很合适，行李也大半解开了；不料那位年轻利落的女主人来请我们「挪一挪」。她说她公公不在家，若知道她收留了外国人，是要生气的。这样一位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子分明如此不安，我也不愿搬出「条约上的权利」来压她；于是重新打点行李，在坏路上又滑行了六里，来到一道风口山脊上一户孤零零的农舍，眼界极其开阔。这一个礼拜过得相当苦，能在这里歇上一天，我很高兴。自新政坝起，我的差人是两个年轻兵丁，穿着戏台上似的极鲜亮的号衣；我想，先前那家客栈之所以把我拒了，八成就是因为他们。这一程最后几天里，我还多次见到一种奇特的迷信凭据：一座竹子扎的小拱门，插在稻田的烂泥里。这是家主生病时做的，他们相信这样的供献能叫病人痊愈。

在锦江寺这道风口山脊上，我睡在谷仓里。门关上还不至于漆黑，这本该算极奢侈的了；无奈仓房才盖起来，墙上的泥还是湿的。谷仓与正屋分开，屋顶以下两英尺处是敞着的——所幸许多中国屋子都是如此——另有几处也敞着；总之穿堂风大得连一支蜡烛也点不住。

第二天上午我一直躺在床上，因为着了重凉——这是老穿着湿衣裳的结果；到下午却不得不起来，好满足足足三十个女人的好奇心：她们从附近的屯子一颠一颠地赶来，有的远在二十里以外，为的是看一看「外国女人」。我本担心她们见我穿中国衣裳会大失所望，谁知她们根本不晓得外国人还穿别样的衣裳！我的头发、我的「大脚」、我的鞋和手套，都叫她们极开心；尤其是我那张轻便行军床，她们断定它承不住分量，于是背对背地坐上去，一口气坐了十二个人！

她们自然问了许多问题，其中一句是：你们国里也把女婴弄死么？我走过的四川各处，怎么也打听不出有溺婴的风气；等我把广东有些地方这事之盛告诉她们，她们的话却是：「就不能卖个好价钱么？」四川的女孩子确实有许多被卖给甘肃来的贩子。这些做母亲的多半儿女成群。孩子不到三岁不断奶，往往要到四岁、甚至五岁。至于「人工喂养」，她们一无所知——炼乳还没到那片古朴的地方。倘若母亲生产时死了，屯子里的母亲们便共同担起喂养这孤儿的责任。她们问我有没有很多儿子；我承认一个也没有，她们便大为同情，因为我死后没有人给我行祭祖之礼。听说人家没有儿子，女人们照例要挤出几滴眼泪来，这是规矩；这一回也没有失了这份礼数。她们又想到我必定没有儿媳；在她们看来这是天大的缺憾——倒不是就情分说，而是纯粹就实用说：儿媳等于是婆婆的奴仆。

她们里头到过保宁府的没有几个——那不过两天的路程——到过万县的一个也没有。附近的场就是她们眼界的边界，屯里各路神道的庙会就是她们的快乐。在我所知的东方女子里，我最喜欢中国女人。她们身上有许多好料子，有骨气。她们一旦信了基督教，便是彻头彻尾的基督徒。她们心地很慈善；她们很端庄；她们是忠实的妻子，按她们的方式也是好母亲。我给来客一一奉了茶和点心，她们才散去——她们教给我的，远比从我这里学去的多。

那天下午，来了几个背上斜挎大牌子、手执红棍的人，登时闹出一场不小的风波，要看我的护照；护照上的大印叫他们很受了些震慑。这些差人是「查户口的」，正在编查门牌。自古以来，查户口就不是件得人心的事；在东方，人总把它同加税联在一起想。

同许多中国的制度一样，户口之法在道理上极其可取，只是弄虚作假、疏漏废弛，把它弄得徒有其表。每一座城、每一个村都编成十家一「甲」；每一家门框上都挂着——或者说都该挂着——一块门牌，上面写明全家男女的姓名。当家的若漏报，或是把家中应服公役的男丁登记不实，便可打八十到一百板。这法子若真办起来，可疑的生人极容易查获，地方上对任何案子的责任也不费事就能落实；可当家的觉得省事，宁可拿合两便士半的钱贿赂那些「执牌的」，好躲过填表。

第二天，一路上很长一段路，家家门上都开出了簇新的门牌，这说明新到任的地方官立意要认真执法。客栈里的议论是：这是要加税的先声。

第二天到黑水塘的路上，风物多变而秀丽，人烟稠密得多；嘉陵江——那一带常称保宁河——和它的支流，提供了四通八达的水路。顺流而下的货物以煤和盐为大宗。江岸颇高之处有极多盐井。卤水每天抽一次，而且只在水落时抽，再用煤火熬干；那浓重的黄烟，给人一种工业作坊的气象。盐是官府专卖：出的盐官府按自定的价钱全数收买，运往各地发卖，获利极厚。据说四川所产的盐，给官府带来两百万英镑的进项！有些地方钻盐井深达近三千英尺，是十年、十二年不停地钻下去的结果；一天能进两英尺，就算很不错了。盐井附近往往有「火井」，那「火」便用来熬盐。那天路上所见诸井出产不多，却有五十条十二吨左右的船在装盐。

南部是个可喜而兴旺的小镇，出一种极白的盐。那里的官很客气，派了四名穿着鲜亮号衣的兵丁送我；不过这几个人不久就把自己变成了相当寒酸的老百姓——可见爱穿便衣并非英国军官独有的脾气，别处我也遇见过几回。那位官的师爷问我，南部有什么想看的没有。这个安静的小买卖镇，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看；为着客气，我说想看一所学堂。

我的人正在吃午饭，好在轿夫是现成派来的；不多时我便被放在一处朴素房子的院子里，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全靠那位官的皂隶挡着才没有挤上来。学堂里摆着几张桌子、几条笨重的长凳、一把先生的椅子、若干方砚台，还有三十三个男孩，七岁到十四岁不等，都在学认字写字。

靠近屋顶处有个神龛，供着孔子的牌位，四围贴着写字的红纸条；学堂的一侧立着一尊与真人一般大的文昌帝君像，像前一只木盒盛着半盒香灰，几炷香正袅袅地燃着。先生是位面目和善的老人，戴着寻常的大眼镜。他多半是屡试不第，又做不来力气活，于是当了塾师。他手里拿着一样很像戒尺的东西，可学生对他并没有那种不健康的畏惧。

我进去时孩子们正在写字，就是把印好的字帖垫在薄纸底下描红：笔上蘸的是墨，要用时便在砚台上研。先生绕着走，指出毛病，教他们怎样执笔。

写过之后便念书——像东方各处一样，是出声念，扯着极不成调的嗓子把功课喊出来；靠这听得见的声响，先生便可放心他们是在专心用功。哪个孩子把功课背熟了，就走到先生跟前，背朝着他站着背诵，好让先生确知他没有偷看自己手里的书。念错了音便给改正。我所见的，加上礼数上的规矩教导——进门要向孔子牌位行礼、要给先生行礼之类——便是这样一所学堂里的全部教育了。这样的学堂可称作蒙学，大多数学生此后再不往前读了。在村镇里，做父母的每年给先生三到六块钱，另有按时节送的一点吃食。工夫很长：日出至十点，十一点至五点。有时也为白天有事的人开夜学。做塾师的须是名声好的人，「庄重、有学问、有耐性」，而且熟习中国的经书。

这样单调的念书写字、这样记诵无义之音的沉闷，大约要持续两年；等学生认熟了几千个字形字音，真正的教书才开始：塾师借着注疏，把字义一个一个讲给他们听，还要仔细留意他们是否都懂了。

南部这所简陋学堂里所行的这一套，正是那庞大教育体系的根基；两千年来，中国之为中国，全靠这体系造就；它又在中国人中养成了一种对文字的崇敬，为世上任何国家所不及。文字与科名，与门第贫富全不相干，是一个人——不论是王侯之子还是农夫之子——取得官职、荣名与俸禄的唯一阶梯；就这一点说，中国实在是世上最有平民精神的国家。

一种教育，不分门第，一概只教古代经书，这是很容易招人笑的；它无疑也压制个性、轻贱天才、助长自负，造成难以置信的因循成辙。可另一方面，除了纯以圣经为本的教育或许可比，再没有哪一种教育能把这么多处世的智慧、这么多高尚的道德箴言装进人的记忆里。中国人身上凡有正直、有清白的家庭生活、有孝道、有仁慈、有礼数、有公平交易——而这些确实是有的——都得归功于经书之教浸透了整个民族。

作为读经的入门书，有六种蒙书（其本身也是经典）。第一种是《三字经》，编成一百七十八对句，头一对便是那句聚讼纷纭的「人之初，性本善」。它教人孝悌，此外还教许多别的，看下面一段就知道了：「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这本书的结尾，举了许多取自古圣先贤与名臣生平的、引人入胜的事迹和劝学的道理。一个孩子即便只读到这里为止，他的记忆里也已存下了极好的榜样与原则。

第二种是《百家姓》。第三种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书，《千字文》：全篇恰好一千字，无一字的意义与字形相重。它讲到许多要紧的题目，也同《三字经》一样，满篇都是称美德行、劝人端正的话。它的文句人人烂熟，讲基督教的人若显出熟悉此书，听众必定听得入神。

第四种蒙学经典叫《神童诗》，收三十四首四句的诗，多半称颂读书人的生涯，如这一首：

「教子最要紧，

莫道家门贫；

但能握管好，

到处不求人。」

所有蒙书里都举了许多例子：聪颖少年起初一无凭借，靠着用功、修德、勤勉，把自己抬举到帝国最高的位置上。

第五种蒙学经典是《孝经》，全书不过一千九百零三字，据称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与弟子曾参的一段问答记录。它是否真如中国人所信的那样，姑且不论；它的影响向来极大，至今亦然，历数百年而不衰，它的道理与格言奠定了社会秩序的根基——不但在中国，在日本和朝鲜也是如此。这至高的教诲开头一句便是：「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书中有一句分量极重的话：读书人「以爱其父之心爱其母」。为阐发《孝经》而作的书很多，其中一种是给孩子看的小书《二十四孝》，收了二十四个古雅可喜的孝行故事。这是一部极流行的故事集，那些故事或绣在缎上，或画在绢上，或粗粗地涂在纸上，到处都看得见。

第六种也是最后一种，是《小学》，即童蒙之师；据估计，它的影响极其巨大。为它作注的有五十家，其中一家写道：「吾信《小学》如信神明，敬《小学》如敬父母。」全书分两编，共二十章、三百八十五个短节。上编讲教育的基本道理，讲人对自身在举止、衣着、饮食、进学上应尽的本分，以及对亲族、君上和同类应尽的本分；又从古史中举出遵行这些格言而得善果的例子，一直上溯到公元前二四九年！

下编像是上编的注解或推衍。它辑录了公元前二百年以后诸位大人物的嘉言懿论，随后又举了许多名人行事的例子，以见好道理的功效、以见遵行上编所教的好处。书中还极细致地订下种种礼数，意在彼此相敬；今日的中国人在外门迎客，一路引着客人过庭院、上台阶到客厅，何人先行何人后行，如何谦让、如何承受，无不一丝不苟地照着这部古书的规矩来。

今日中国人的思想、行事与礼数，都是这几部蒙书的产物。只要教育「单单」循着这条路走，我看不出还有什么自发创造的可能。读这些经典的译本时，虽觉其中不免拘于细节，或把无关紧要的事看得过重，可就全体而论，它们那令人钦佩的道德教训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每一页上都以训诫和榜样劝人向善，而且带着古老传统的庄严认可。缺陷自然是有的；但这一套书里，没有一样东西是人学了不会因而更好的，也没有一样东西是人该盼着把它忘掉的。一个人若不能再往上读，他所得到的，也可算是本国最好文字的精髓；而那些铭刻在他心上的高尚道理与榜样并非来自外邦，乃是生于中华之内——这一点又滋养着他的民族情感。传教士把这套经书之教在他们的学堂里放在很显要的位置，既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经典的赏识，也表明了一种明智的用心：要保全中国的民族性，并让通往仕途的路仍旧敞着。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礼记》（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如是说；我望着南部那所小小私塾肮脏而结满蛛网的墙，怀着敬意，把它看作这句话的历史后裔。

我问先生，他这三十三个学生里，将来还能继续读下去、去应考的有几个。他答：「三个。」一面竖起三根手指——其中一根留着精心保养的一寸半长的指甲，好叫人绝不至于弄错。学生的父母都穷，最多也只能供他们读三年书；铺户、农家和乡绅人家，若无意叫子弟去考科名，至多也不过供五年。这些殷实人家，往往是同住一条街的几户人家合请一位学问过得去的先生，说定束脩来教自家的孩子，讲书的屋子也明亮通风。像我待了一个钟头的那种学堂，则是先生按学生的多少和门第，自己置办屋子和器具。孩子一入学堂，便得一个「书名」，此后一生都用这个名字。

如果我把想说的说清楚了，那就该看得出：中国蒙学里的教育，只限于教人德行、本分和礼数。既没有开发智力的安排，也没有一般学问的位置。这种心智的训练全不匀称；但纵然它不能造就宽广而均衡的头脑，也得承认：若非有所偏，它这一偏总还是偏在最好的方向上。

那天夜里，想到此行第一段就此结束，我心里深深地觉得可惜；第二天那柔和如梦的日光，更添了几分怅惘。这一带的风物很柔和，秀丽而富足，百业兴旺，因而村镇也多，凡是可吃的东西这里都出产。路大体沿着嘉陵江的河谷走，我们渡了两次江。江水清澈透明，是一种极美的孔雀绿。它是长江流域一条通商的大动脉；虽然同长江一样有险滩阻隔，又爱淤出大沙洲——保宁府以下尤其如此——可它和它的支流所提供的交通之便，是无从估价的。

这条江在重庆汇入长江，沿途又纳了渠江、涪江、白水江这样的好支流；载五千斤的船可上行到白水江那个兴旺的小镇——那其实已过了甘肃的地界，由重庆走水路在五百英里以上。这些大船主要同出盐的南部做买卖，运盐上去，运煤下来。还有载两千斤的小船，我见过许多，一直下到重庆，运的是甘肃的烟叶、羊皮、皮货和药材。英国领事馆的利敦先生曾在靠近甘肃边界的广元城外，一次见到七十条船泊在那里。

这一带地方受江里淤出的大沙洲影响很大：沙洲被一种剑叶草的须根盘结住，便改了河道；淤积几年之后，就成了上好的耕地。我从黑水塘走的那条路，先在很高处沿嘉陵江走了许多英里，路上的崖壁间多有凿进去的佛龛，龛中石刻的诸神受着过路人时时刻刻的礼拜；最后经一座约一百三十码长的浮桥进了保宁府。

我一路走过的地方，多半没有树木，土也比较薄，房舍也差；相形之下，在柔和的午后阳光里望见保宁及其周遭，真是再可喜不过。城建在肥沃的冲积土上，三面被江水一道弯曲环抱着；庙宇的屋顶与城门楼从浓密的绿色和一片桃花的粉雾里探出来；北面是明秀肥美的原野，一路铺展到山里，最后融进一片蓝雾中；前景则是嘉陵江那孔雀绿的水——初见这座重要的城，真是十分动人。

远处出现两位中国绅士模样的人，一胖一瘦而高；他们走近时的步态叫我疑心是外国人，果然，正是嘉士来主教——我们最年轻、也是最近受祝圣的主教之一——和他的副手威廉斯先生（从前是利兹圣司提反堂的牧师），特地来迎接我。我们渡过嘉陵江，穿过好看的城郊——或是夹着树篱、树木和菜园的绿荫小径，或是干干净净的窄石板路，两旁是私家宅院带顶的围墙和气派的门楼——到了中国内地会的房子：一座整洁的礼拜堂，几所极其简陋的中国式住屋，分给已婚的和单身的传教士住，另有客房和仆役的住处；样样都令人愉快，只是很缺清静。走了三百英里路，除了梁山那场风波，一路并无真正不顺的事；这一站歇得很舒服。

第二十五章保宁府与新店子

保宁府我住了一个礼拜。至少在春天，这是一座很惹人喜欢的城。城里有一种舒服的倦意。生意既不像别处那样忙乱，也不那样张扬。显然有一个闲适的阶层，有工夫享受日子。这里挣不出大家私；四万五千两银子就算是富，也没有哪个百万富翁来把小商户压得抬不起头。十八吨上下的木船，一年里有大半时候可以上驶到保宁。东河上煤的生意颇为可观；城又处在一片重要蚕丝产区的中心，因此丝业上也有几分热闹。此外还有些小手艺，如染布、酿酒造醋，以及猪鬃与皮张的外销，但没有一样是干得很起劲的。约两万人口中有少数回民，而凡有回民的地方，牛肉和牛奶便成了可以到手的奢侈之物。保宁腌制一种上好的咸牛肉，加了香料，我后来一路上吃着，觉得比总是鸡肉要可口得多。

按官制说，保宁府是一座要紧的城，设有道台、知府和知县；城外那许多漂亮的「别业」，多是已告休或候补的官员的住处。它的近郊十分秀美，郊外的路上浓荫蔽日，都是大桑树和油桐。再往外去，有几座极好的庙宇，占着大片园地，还有官立的书院。保宁城本身——衙门与其余官署、一条条店铺街、带大片林木花园的私宅——围在一道二十英尺高、修缮完好的城墙里；墙顶铺石，宽有十英尺，可以行走。从墙上望去，全城被一层粉白与桃红的花雾理想化了——桃、李、杏、樱一齐开放，其间又点缀着观赏碧桃那重瓣的深红。城有四座门楼，很气派，却都已残破。

有一座城门牢牢关闭着，凡要从那一面进出城的人，都不得不绕一大圈。北门这样关起来，是为着挡住雨神，出自本地长官一道仪典性的举动。雨水太多了，这便是给雨神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别的地方我也见过旱时把南门关上，为的是挡火神——火神只能从那一面进城。天旱时人最怕火，房屋的木料被烤得干透，一点就着，险得很。

保宁府城墙外头是一条极可喜的散步道，有干净漂亮的草坡，一道铺草的壕沟，还有好树；西面临河的一带则真正壮观：一道二十五英尺宽的平台，由一堵二十五层的高大石墙托起，宽阔的石级从平台一直下到江边——短短的绿草，洁白的细沙，底下是清澈的碧水。

郊外的庙里最好的一座，奉的是瘟祖，即瘟神。我同威廉斯先生去看过。平地上寻不着可供拍照的角度，轿夫便出主意，让我到对面一座敞开的戏台上去照，还搬了梯子扶我上去。回去的路上，有个读书人为此事冲着威廉斯先生发作；第二天，传教士女士们的仆人恳求她们不要出门，因为街上和茶馆里再没别的话题，只谈这桩「暴行」，谈神明大概要如何震怒，人们并且说要「把外国人统统杀掉」。威廉斯先生说，他从没听见过那样多的「洋鬼子」、「洋狗」的叫骂；据他看来，这类叫骂以及背后的那份憎恶，总是随着外国人在一座城里住得越久而越盛。

就其民众而论，保宁对外国人是不友善的。一年前教士的住宅被砸毁，教士们——其中几位是带着幼小孩子的妇人——逃进衙门，在那里得到庇护和保护，住了一段时候；当时及其后，官员们都表现出很大的善意，很关切他们的安全。这局面两边都错综复杂。

保宁是内地会工作的一大中心。这个不分宗派的团体，其负责人尽可能把同一教派的传教士归在一处；在四川这一带，他们全属英国国教会。在内地会的「利益范围」之外，教会传道会另设有几处传教站，多半在保宁以北和以西；那一带前后共有约六十名圣公会传教士，其中几位是大学出身，做的事大致相同。

盖士利博士是最早来的几个人之一，从前在剑桥以运动健将闻名，不久前受祝圣为主教；他从威斯敏斯特教堂那番隆重的祝圣礼上下来，便回到这旧日的、朴素而辛劳的生活里，留起辫子，穿上中国衣裳，只做一个「主任牧师」。他回来时，本地教徒热诚地迎接他，送了他一顶文学士帽和一双高筒靴；这两件加在英国主教的礼服上，很是得体，在中国人眼里添了必需的体统，而在我看来，则颇有中世纪那些好用干戈的高级教士的画意——这位好主教身架壮实，一副运动员的体格！他回来以后，几位在俗的传教士已被按立为执事。

书中所附图片上的那座教堂，或者说主教座堂，几乎全是用中国人的钱和捐物造起来的。式样是中国式的，圣坛的窗子「装」的是彩纸，冒充彩色玻璃，可坐二百人。站在外头的那几位是盖士利主教、威廉斯先生和中国籍的教会执事。这里既有教区执事，也有司事。

我旁观过一次中文礼拜：上一个礼拜日受了坚振的十九位男女领了圣餐。随后的早祷，教堂里挤得满满的，外头还站着人群，那里既看得见也听得见——这样的公开，与罗马教会的做法恰成对照。礼拜时一律肃静的规矩，人人守着。读经的两位，一位原是有些家资的回民，另一位从前信道教。《圣经》是一部东方的书，无论意象还是思想都是东方的，东方人读来喜欢，也读得懂；但《公祷书》照现在的样子能不能、甚至该不该照搬下去，我很怀疑。它的文体、观念、玄思与崇拜的语言，都是彻底而浓烈的西方的；我以为，作为一本灵修的手册，它有一部分是费解的。里头有许许多多词语，不但（这本在意中）在东方语言里找不到对应的说法，而且它们所表达的意思本身，就是东方人的心思所无从设想的。已经有许多东方的基督徒在要求一位「东方的基督，而不是一位穿了西装的基督」——也许他们还要要求一种思想与言辞都属东方的崇拜仪式，而不是一种在他们最神圣的时刻里向他们摆出一个外来信条的仪式。

内地会在两处院落四周盖了几所很寒素的中国房子，里头住着两对夫妇、三位单身男士；主教家里住着两位女士；稍远处另有一所女士住宅，当时住了五位女士。此外有好几间待客的堂屋，供中国客人用，还有讲堂、教室以及门房和仆人的房间。家具全是中国式的，刷白的墙上多半挂着中国字画。

我从没见过这样毫无私密可言的房子，也没见过这样往来不绝的人。那里的生活就等于工作，而工作看来就等于快乐，因为做事的人个个都兴兴头头，甚至很爱说笑。学中文、讲道、教书、劝导、帮忙、指点、张罗、迎来、送往、看病、护理、交朋友——这些把传教院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蜂房。有一件事很不方便：最近的医疗救助在将近三百英里之外，而两处传教团中唯一受过训练的看护又不能同时在几处。结果是许多本不必受的苦、许多本不必冒的性命之险。所幸，在一处秀美的近郊，有一所气派的中国宅第出售——论大小论坚固都称得上一座府邸——价钱贱得可笑；他们买下了一半，加以改建，在我走后几个月，以官府的仪仗和隆重的典礼开办起来，名为「亨莉埃塔·伯德纪念医院」：男病室归普鲁恩医生主持，他在中国已有十年阅历；女病室归高尔斯女士主持，她也颇有经验。另一半连同一处毗连的独立院子，则买下来作主教的住宅，好让他做事少受些打扰。

这一处传教团的女士们，我想日子过得极苦，只因她们对中国礼俗那份苦心的恭顺，以及一心不愿做出任何招人见怪的事。譬如说，出门必得有一位年长的中国妇人陪着，否则就只坐封起来的轿子。

我告别了这一窝勤劳与献身、告别了那热腾腾的款待，随威廉斯先生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到新店子去住了几天。内地会在那里置下一所大农舍，作疗养处和乡间工作的中心，海拔两千八百七十英尺。保宁只有一千五百二十英尺。这地方在北纬三十一度五十五分，是我四川之行最北的一点。

出保宁不久，路便登上北面的山，沿着一道高而荒瘠的山梁——本地叫「梁子」——走一百三十里；空气一小时比一小时更爽利，更教人舒畅。我留意到，在中国西部，三千英尺的高度，就其空气的干爽与提神而论，相当于日本的七千英尺。

我们在一处集市上的大客栈里歇了一夜，那所客栈房屋散乱；恰不是集日，我们得了清静。一道又一道长长的石级把行人送上梁脊，梁脊常常不到十英尺宽，向两边的谷地层层落下，成了天然的、由岩石托住的台地。第二天路程将尽时，耕地几乎没有了，山是光秃多石的，路只剩一条断续的痕迹；就在两三道山梁交会之处，绕过一个长满松树的小丘，我们撞见一所孤零零的大房子，四围一道死板的空墙。屋里的人诚心诚意地欢迎我们——是三位女士；她们前些时候一直在向附近散居的人家和村落传教，成效很不一般。

一座大门依次通进两重院子和院子四周的房间。那间公用的「客厅」，或者照美国人的说法「起居室」，布置得极雅极好看，十足是一间「女士的房间」：竹桌、竹椅、一张长榻、几只脚凳，还有一扇蒙着蓝布的折屏，上头巧巧地排着圣诞卡。桌上铺蓝布桌布，用白丝线绣了花。地上铺席。刷白的墙上挂着中国的红色字幅；有书，有开花的盆栽；这房间既精致，又实在地舒服。门上是精细的透雕花格，糊着薄纸，用来代替窗子。各间房的木器都上了漆。

我表示赞叹，并且有些纳罕：「这么远的地方」（大概是指离文明这么远）居然置得起这样漂亮的家具。想来女主人以为我这话里含着「传教士奢侈」的意思，便很和气地提出要让我明白中国西部置办家具的花费。那些结实又好看的椅子，每张四便士；长榻两先令六便士；其余照比例；合计略不到十九先令，而且材料与工都出在近处，几乎不费钱。我在那里住的五天里，天气冷得厉害，有将近两天下雪，只是落地就化。房里的温度，怎么想法子也升不到四十度；三月二十一日、北纬三十一度五十五分，这是很低的了。

第二十六章从新店子到梓潼县

这第二段长途，全程三百三十英里；有人劝我把行旅办得稍微阔绰些，我便听了，也就是多带一个人——此人熟悉本省风土人情，傍晚先赶到前头，把房间打扫出来，备好泡茶的热水。我另置了新的油布和一条轿围；再带上些无酵饼、三天的咖哩、一份保宁熏牛肉，还有午饭用的巧克力，便觉得自己排场很阔了。然而一行八个人，我每天的花费也只有七先令。

在新店子，我不得不同我的同伴们分手；他们既善良，又明朗、聪慧、有教养。威廉斯先生陪我踏着融雪走了头八英里，到上瓦砾子那个大集市；那天不是集日，镇上唯一的活物是一只畸形的猫。我的饭菜做得极好，我们每天走得很远，有几天走到三十英里。雪不久就化尽了，路虽泥滑，但有草鞋、脚上的铁齿以及那股清冷凛冽的空气，我能走上好一段路，很是畅快。

头一回歇午时，遇上一场大乱：一个年轻的媳妇吞鸦片自尽，躺在那里，看着像是已经死了。村里人极怕出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怕的究竟是什么——便向我求药；我设法把药灌进她喉咙，又用滚热的醋与辣椒做成膏药贴在她耳后。我还想往她脚底也贴上，可她没有脚底，只有一团挤皱了的畸形脚趾、一道裂缝和一个脚跟。于是我改贴小腿，可她也没有小腿，只有一根骨头、几条筋和一大袋起皱的皮。所幸我发现她后颈总算还是有的！人家告我，逼她自尽的是与婆母的一场口角。在她苏醒之前，我难过地熬了一刻钟——因为她若死了，鸦片会被判无罪，罪过便会落到那个外国人头上。等她清醒到能够又成为她自己时，她气得像发了狂，把身边的人又撕又抓。我看她丈夫对她的活转来并不怎么关心。

有一种说法——也许只是本地的说法——是：人若吞鸦片自尽，鬼魂到阴间门口会被拒之门外，因为他没有活满天定的年数；于是他便设法诱使另一个人也这样死，好把自己的罪过转到那人身上。

那家亲属对我很客气，端上饭食来；我勉勉强强地吃了，用的是粗糙无釉的碗：一两条肥猪肉，几块泡在灰色汤汁里的豆腐，几粒黑豆——吃起来像坏了的乳酪，几个腌成深褐色的小葱头，一点掺了切碎白菜的米饭，还有些切碎的辣椒。

豆腐我先前吃过，还吃过老蛋——那是很贵的珍品，曾出现在汉城英国使馆为我摆的一席中国菜里。到了下一个村子，我看见了做法。只用鸭蛋，而且必须十分新鲜。把蛋浸在石灰水里，另加盐。石灰透过蛋壳，把蛋白变成深墨绿色的冻，蛋黄则变硬，几乎发黑。此后把蛋裹上泥，以微火烘干。这样便能存放一年以上。这种蛋很好吃，实在是我能心平气和地吃下去的少数中国珍味之一。中国各阶层所吃东西种类之繁，令人吃惊。这一趟路上，我在饭铺和食品店里亲眼所见的，若要一一记下，得写四五页纸。

离了新店子，我进入一片更富饶、更兴旺的地方：土壤极肥，矿藏颇丰，城镇乡村都有要紧的行业；食品店也映出这份富足。到处都有新鲜猪肉。每个村子似乎当天早上都杀了一头猪。多数地方买得到麦粉做的面食，是发过面的团子，但只蒸不烤。这东西烤成片很好吃。豆腐也到处都有，人人爱吃。它纯白，好像是牛奶做的，其淡而无味，颇像用石花菜做的、不加香料的奶冻。几乎没有一个小村子不卖豆腐。豆子在两块磨石之间磨，上面那块中央有个孔，豆子连水一齐倒进去，磨出来的浓白浆汁流进底下的槽里。加上不少石膏和一点盐，把浆煮开，撇去浮沫，余下的用布狠狠压过，倒进扁而深的盘里凝住；凉了便切成一块块砖样。凡在中国、日本、朝鲜旅行的人，都会同这样东西打上交道。豆子用得极多：吃新鲜的，做成饼，或用盐水与糖浆各半腌起来——那味道就像榛子。

饼类、馅饼是到处都有的，走街串巷的卖饼人出没于一切集市和人多聚集的地方。素馅饼里包豆子、切碎的黄瓜、茄子和甜薯，很受喜爱；猪肉、咸鱼和青蛙的馅饼也一样，只是最后一种算得上奢侈。此外有麦粉做的饼，里头掺切碎炒过的葱，或者舀一勺糖稀；还有小米粉的饼，上头搁冰糖或炒焦的小米；同一个卖饼人往往还卖一袋袋爆米花、瓜子和甘蔗段。

西瓜子与其算作食物，不如归到消遣里去。跟波斯一样，用量大得惊人——「吃掉」这个词都不好下笔。它一直下到最穷的人家，不过多半在节日。嚼瓜子意味着有闲、意味着交际。除了旅途上，我从没见过一个人独自嚼瓜子。这是一国的风习。我们的人要拿酒或烈酒来取乐的场合，中国人便玩瓜子。吃瓜子似乎是男人的消遣；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越高，嚼掉的瓜子越多。天子一人的用量该是多少，简直不敢揣测。这东西无疑还有个实在的用处，帮着给身子补些油脂。

在四川有些地方，西瓜似乎全是为了瓜子而种的。我见过有人把清凉可口的瓜瓤丢在路上，却把瓜子仔仔细细收起来；正如在西藏，杏园的主人许我随意吃杏，只要把核还给他们，这里也一样许我吃瓜，只要把子还上。古伯察写道，河上「可见到整船满载」这些「可叹的无用之物」。我不敢自称有这样出色的眼力，不过在好些上等客栈里，我见过六七八个衣着体面的商人一伙，留着精心修饰的一寸长尖指甲，花三四个钟头磕瓜子，一盘接一盘飞快地空掉。客栈房间里常有几英寸高的瓜子壳堆迎接我。每一家路边饭铺都卖瓜子。村街上一群群孩子无所事事地坐着嚼瓜子。每顿饭前、饭中、饭后都上瓜子，佐茶佐酒，一切应酬场合都有。人们一边讨价、一边议事时磕瓜子吃，坐在轿子里也磕。而他们从那坚韧的壳里取出小小一粒仁时，手法之灵便、之迅速，足以同松鼠和猿猴比肩。磕瓜子是通国的一大特色；我实在以为，论作乐，它仅次于「洋烟」。

我们对中国饮食的看法，大体上是相当离谱的。诚然，富人在口腹上花费甚多；在「宴席」上不合时令地供上肉、果、菜蔬那种愚蠢的排场，他们和我们一样盛行；诚然，在隆重的筵席上可以见到狗排、狗腿、焖猫、燕窝汤——这道珍馐贵到竟也登上了外国人的餐桌——以及烧海参、烩蜗牛、虫或蛇。我本人在广州进过狗肉猫肉馆子，但那里只有挥霍之徒才去。

我以为，中国食材种类之巨，再经烹调之术翻上百倍；此外食物本身有益、烧得也好，而且做得洁净——蒸是很受偏爱的一种做法。洁净的烹调、有益而上好的饭食，往往就出自又暗又不好闻的环境；那些常在内地跋涉的外国人，渐渐都吃得出中国饭菜的好来。我对它最大的不满，是植物油用得太多，还有那股无处不在的蒜味。这种球根用得恰当是极好的调味，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碰上它、并且到处碰上它，却叫人一惊。

主要吃的谷物是稻、麦、粟和玉米，但米是命根子，被看作断断不可少的。然而即便最穷的人也不单吃米饭，总要掺上炒白菜，或配上豆腐乳、霉芥菜、酱油、辣椒酱这类「美味」的小菜。日常话里，「吃饭」就叫「吃米」；相当于我们「您好」的问候语，字面便是「吃了饭没有」。

中国菜蔬的名目约是我们的四倍；除了稻米，这些都是园圃精耕与厚施粪肥的大成果，有些根菜每隔一定时日还要一株一株地浇上水肥。黄瓜、甜瓜、萝卜，一只重一磅的，产量极大。豆类豌豆种上二十多样——有一种大得出奇的豆，连那软塌塌的荚一起吃。叶子是要紧的食材，头一件便是鸦片叶。还有藜、苦菜、姜、萝卜、芥菜、苜蓿、荠菜、菊苣、罗勒、莴苣、芹、蒲公英、菠菜、马齿苋、艾、苋、箭根薯，以及无数英文里没有名目的。除了胡萝卜、芜菁、欧防风、菊芋、用得极多的甜薯和种得越来越多的「爱尔兰土豆」，他们还有水生的可食根茎，其中有莲的大根、菱角和荸荠。

葱、蒜、韭、薤、细香葱，贫富都吃，很少能有不闻其味的时候。白菜、青花菜、羽衣甘蓝、油菜和水芹吃得极多，鲜的腌的都吃；此外有香瓜、西瓜、南瓜、笋瓜、瓠瓜、番茄、茄子，还有许多古怪的荚果，名字我一概不知。中国菜蔬中最鲜美的一味，是竹的嫩笋，看着像极大的芦笋，煮着吃。中国人还消耗大量腌白菜和腌葱，以及蜜渍的根与果、糖浆里浸的果子。连寻常的土豆也被这样体面地处理一番。

在没有黄油和油腻食物的情形下，烧菜多用油是身体的需要；不过欧洲人的口舌得受长久的训练，才能领略某些植物油——比如蓖麻油、芝麻油和花生油——那浓烈的气味。猪油和猪膏也用。

长江流域用来饲养食用畜类的地极少。主要吃的肉是猪肉；我想每一户人家都养一头猪。牛肉难得买到，除了有回民的地方。宜昌以西我从没见过羊肉，事实上直到进了山才见到羊。在四川大部分地方，动物性食物实在就是猪、鸡、鹅、鸭。若有人专为上桌而养小猫小狗，喂的是米饭。蝗虫、蚂蚱、蚕和幼虫也吃，炸到发脆。有些城里出卖人乳，供老人服食，人们深信它滋补。

新店子与绵竹之间所种的谷物，无疑有许多——尤其是小米——用去酿酒。四川没有葡萄，所以我们所谓的葡萄酒是闻所未闻的。有用小米和大麦蒸出来的清水一样透亮的白酒，还有一种米做的、像日本「清酒」的淡酒，也可以再蒸成烈酒。在中国旅行十五个月，我从没见过一个醉汉，也没听见过由烈酒助兴的欢闹。人们喝烈酒量极小，而且几乎一定是就着饭喝。他们从不喝冷的东西，这就把他们从那污得可怕的水的最坏后果里保住了。他们喝白开水、煮过米的米汤、茶，以及各种叶子的煎汤。

我在饮食上说了这么久，是因为好几个月里，每天有两个钟头我无事可做，只能研究食物——连同那些拙劣的烹调；而这一趟长途中，我在本省各地、各个季节见到了无穷无尽的食物花样。总的说来，除了荒歉的年份，中国人算是吃得相当不错的。

三月二十三日这一天的路，是沿着一道山梁的顶上走，地面多石，又经过一带无法耕种的石灰岩台地。没有村子，房屋也少，但我们穿过两个很大的集市。从梁上望去，这一带尽是低缓起伏的山岭，时不时冒起一个个圆锥形的凸包；忽然间，从两千三百英尺的高处，望见了一道狭谷和嘉陵江一个异样的大弯。随后是一段陡峭难走的八百英尺下坡，踩着一层层岩坎和断裂的陡石级；坡脚是猫儿垇小镇，有一座很好的庙，新近修过。二十吨的船装着盐，泊在岸边清澈的碧蓝水里。这一天路走得极舒畅，天很蓝，空气干爽，凛利如刀；我住进一家还不错的客栈，那里的好奇心没有到叫人受不了的程度。这几个脚夫比我不情愿别过的那一批——若说还可能的话——更快活、更能干；他们不吸鸦片，所以能把自己吃得很饱，一天走三十英里而且脚步很快，他们并不当作什么了不得的事。

接着又是几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空气清冽，有光而不热；沿途的景色即便说不上真美，却总让人以为它就要美起来了。羽毛似的竹子和橘园柚园都不见了；路所经的那些高处很荒瘠多石，几乎没有耕作；有一天走二十三英里，只碰见四个人，经过八所房子和一个小集市。

凡地势低些的地方——比如路沿着石灰岩崖边走的那些段——便有深谷，林木很好，也耕种得好；可高地上的土很薄，收成稀少。所谓的路，只是一条窄窄的小径，沿着麦田的边沿蜿蜒，穿过多石的裂隙或长满蕨草的峡口，窄得轿子两边不断碰壁；有时又走在杉树或别的大树底下，树顶上爬满蔓生的红白蔷薇，垂下一条条花枝——那时它们春天的新叶正泛着粉红——盖在路上。这种长得快极了的美丽藤本，在朝鲜也生得很盛。

路上有些好看的小景，甜美安闲的田园风光，还有大片临风的旷阔与自由；没有人叫「洋鬼子」、「洋狗」。人们很愿意友好相待。有一天下午到了一个格外高的小村子——我在用相机一事上已学乖了许多——我便问，能不能给一架蒙着眼的水牛母牛拉的磨「画个像」，说我们国里没有这样的磨；他们很情愿，还把牛停在我指定的地方。他们友善到带我去看另一处磨，那里是两个女人磨面，用插在孔里的木杠转动上面那块磨石。中国人用麦粉很多，一切集市和大村子都买得到，我一路也只用这一种。它颜色不好，而且因为磨石有些毛病，人常会被砂粒吓一跳。看过磨以后，我把一路拍的许多照片给他们看，想让他们明白我并没做什么邪恶伤人的事；他们却说——语气倒很和善——这是「洋法术」。

还是在这个小村子，我在一家新客栈里得了一间房；这房子一面与路面齐平，另一面却高出一条弯弯的溪水和一片起伏的田地两层楼。那一面居然有窗子，有景致。板子是新的，虽然缝隙很宽，进来的风很利，我还是暗自庆幸能有这样难得的好环境。这话说早了。等解行李的忙乱过去，一阵再熟悉不过的声响使我从地板缝里往下看——原来我正在一个同我房间一般大的猪圈上头，里头住着九头又大又黑的母猪。

这是我这趟旅途中唯一整夜没睡的一晚；住我隔壁的仆人说，他十一点以后也没睡着，因为那哼、那咕噜、那乱拱、那争斗没有一刻停歇。这一路上我有两次与猪同室而居，可比起来它们算安静的。天亮时我从地板望下去，见这一家又添了十八只小猪。这不眠之夜，对于第二天的早起以及漫长而极冷的一天路程，是很坏的准备。

路从田家庙——一个格外洁净可喜的村子——出发，过一座架在十二座石墩上的平桥，不久又爬上荒瘠的高处，俯看下面耕作精细、长着杉林的谷地。每一条石径上都挤满了挑货赶邻近集市的人，主要货物是竹帽、竹篮、甘蔗、家禽和草鞋。这些集市上已有一阵子不见有洋布摆出来卖了。

我这半个月所穿过的地方，除了保宁的盆地，土都瘦薄，不宜种稻，人民多是苦干的佃农和脚夫。我并不曾受哪个联合的或不联合的商会之托，只是出于自己对这题目的兴味，一路不断打听本地的贸易和百姓的需要；关于后者，从与妇人们的谈话里也能了解一些。

除了轻重与织法这个总的问题以外，众口一致的判语是：我们洋布的幅宽不对；超过十五英寸的幅宽，裁中国衣裳要白费布。另一桩埋怨是：我们的货用那种意在哄骗「半开化」人的包纸装起来，常常摆出在中国「不吉利」的颜色。再一桩是：印花布除了同样犯这毛病，花样、配色和款式都粗俗，更配得上外面的蛮夷，而不配一个文明民族的雅致口味！这些看似小事，倘若留意到了，我们的白布和印花布在中国西部的中上等人家里大概是有销路的。但许多人对四川的贸易前景抱着玫瑰色的看法——以为只要长江通了轮船、交通改善，潜力就大得不得了——我并不是这种看法的信徒。问题不在我们的布太贵，而在绝大多数人无论什么价钱都不想要。就是说，本地手工织的那种厚实沉重的土布，经得住四倍的时日，即便穿成了破布，还有好几样用处。一个脚夫不会去买只能穿一年的料子，同样的价钱甚至更少，他能买到穿三年、乃至四年的。

脚夫夏天除一条棉裤别无衣着，这裤子必得结实，才耐得住狠磨；他们又说我们的布冬天太单薄。这是显然的：中国手织土布幅宽十五英寸，一码的重量是英国幅宽三十英寸以上的白布一码的两倍有余，既耐得住重体力的磨损，也受得住劳作者时常淋漓的汗水。据说每年输入四川的原棉和沙市厚土布价值在两百万英镑以上，就因为这里的穿用需要、并且将继续需要厚实的织法。后来在成都以北十二英里、一座有一万五千居民的殷实市镇新都县，我见到一些日本棉货，幅宽十五英寸，是用大阪那些机敏的纺织商为朝鲜市场改造过的织机织的，厚实程度与沙市货相当，几乎分辨不出与土布的差别。那家店主对这些货很中意，说他若进得到，需求会很大。也许同样幅宽的英国「贫院粗布」也会得到相似的称许。

在鲁坊小村，一名官差持着本县大老爷的名片把我截住，让我等了一个钟头，他在一块石头上抄我的护照，另派了新的差役；就在这里，我走了好几天的小路汇入大路——那条从北京到成都的大驿道。我沿着它往西走到绵州。一千年前，这必定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名义上宽十六英尺，实际铺石的路面量得八英尺。桥都用石头砌得很牢实。上下坡都做成石级。一千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在两侧按量定的间距种下杉树，就是本省那种美丽的红干垂枝杉。其中许多已长得极大，我量过几株，离地五英尺处周长有十四到十六英尺，它们简直把路都遮暗了。

从鲁坊起的第一段上坡，走在这庄严的树荫里，真正气象非凡，几乎可与日本日光通向神社的柳杉夹道相比。每一株树上都有御印，本县的官员每年清点一次。倒掉的很多，空了心的也很多，还有大段大段一株不存。但凡它们仍在的地方，那气势是极壮的。这条路同中国许多别的东西一样，失修得厉害，许多大石板已整块不见。路上来往的人很多，不少驮马和骡子轻捷地在它的石级上上下。重新走上一条有人烟的大道，沿途尽是大村大镇、好客栈和一派兴旺，实在叫人高兴。

这几天旅行得十分惬意，毫无不适。天气很好，空气清冽，人们也守规矩。既不疲累也无烦扰，食宿尚可，实在无可抱怨；这样的旅行，连贪逸乐的人也过得下去。土地肥厚，种的鸦片多得惊人；有些长谷里简直没有别的作物。我住过一夜的武连，是我所见最洁净最好看的中国小镇——位置秀美，主街略宽，客栈好，店铺不差，洁净得出奇，人也很懂礼数。镇上有一座平石桥，架在十二座石墩上，墩上雕着刻工精细的龙头。

从武连到大镇梓潼县的路上，有些地方风景很好，农产富饶，鸦片种得多；可惜年成好时它比别的作物都赚钱，运输又方便。小麦在高梁上才出土两三英寸，在谷地里却已抽穗；豌豆和蚕豆正开得芬芳好看。到处是桃李的粉白雾气和含羞草的黄色绒团；人们兴兴头头地出动，男女各成一队，往有名的神庙去做春天的进香。

路旁一片杉林里有两座极好的古庙，都是褐色杉木造的，奉的是文神与武神；四周山势极入画，是个可爱的地方，进香的人流朝那里涌得很猛。这里的关帝同别处一样很得妇人的心，在上海城里他那座大庙中，随便哪天都看得见。这些神坛上香火不断，庙祝声称庙有整整两千年之古。

路上有很多队十人至三十人的衣着体面的妇人，有些人用那看着残废了的脚一步一颤地走了十五英里，当天还要走回去；还有许多大队男子，每队由一人敲锣领头，抬着一张小桌，桌上燃着香，队尾又有一个脚夫挑着大小红烛——烛芯是厚纸的——以及香和给关帝的红色打孔纸钱。关帝庙里挤得满满，浓密的香烟从敞开的庙门滚出，进到那片天蓝的空气里。文昌帝君主要为读书人所拜，他那富丽的神坛前只有几乘轿子，连乘轿的人与随从。

大路没有守住它的名声。那些大石板或翘起或塌下，陷在泥坑里，或者干脆不见了；那道高贵的夹道时断时续，往往一连数英里全无，教人预料它终将荡然无存——后来果然如此。不过消失的堂皇，由那非凡的来往抵补了：挑行李的脚夫、抬轿的、轿子、步行与骑马的过客，间或还有迎娶和送葬的行列，或是一串串被辫子绑在一处、押往问罪的犯人。路上那许多担重的脚夫，脱去上衣，两肩上没有硬瘤或老茧的极少，许多人脚跟上还有深深的裂口。一个人要担五英里的担子，才挣得一碗饭。

隔一段路便有小屋，每所都挑出一面军旗，戟或长枪带着丝质飘带斜靠在屋边。有时这些是在村里，但偶尔那面很招眼的旗——旗尾带飘带，远远便看得见——底下只有路旁一堆石头支着。看不见穿制服的兵，不过每面旗旁躺着的那两三个乡下人，也许就是便衣的兵丁。有时是些孩子拿着老式火器、弓箭或重刀。人们说旗是用来吓贼的，那些人是在防着他们；可这一带看去是极太平的。

路上所见农人的棺材都是最穷的样式，只用蓝布一裹，抬着跑。有一具往绵州去的官员棺材，罩着打褶的蓝绸，四角垂缨，由二十个戴红缨帽的人抬着，穿在一根粗杠上，两端各有一条刻工放大胆的龙——那是官阶的标记。棺上（农人的棺材也一样）系着一只活公鸡。便宜的棺材要五到十块钱，贵的能到两千。嘉陵江上棺木和棺材的生意很大，我见过许多船装着这两样。

在中国有一处没有客栈的地方，我睡在一间放着棺材的屋里；那棺材已停了五年不葬，因为风水先生还没定出吉地吉日；这五年里，每天早晚都在它前头烧香。自然，人家若有祖坟，风水先生除了择日，便很少用得着。

大路上那位官员的棺材并不是往下葬去，所以照常的仪仗免了；但到梓潼县近处，我们碰上一场大丧，不得不让出路来。这一回是一位小康商人的遗体，停了一年，正抬往墓地。

为着免得停葬数月乃至数年招出什么不好的后果，棺板厚三四英寸，尸身上覆生石灰，或者垫在石灰或棉花的褥上，事后棺盖的边缘用灰泥封住；若是要停在住宅里，便整个涂上宁波漆封得不透气。有时欠租的房客把一具棺材摆在屋里，好挡住房主赶人；有时债主还会把棺材扣下，逼亲属筹钱来赎。中国人对体面的葬礼看得极重，一个儿子若实在没有别的法子，会卖身为奴去凑丧费；而为贫无所依者办像样丧事的丧会和善堂，也很多。

这一回的次序是：先来一班鼓乐，随后是那具硕大的棺材，搁在灵床上，由至少四十个穿红衣、系红巾的人抬着，上覆金线绣的华盖，盖上系着一只活鸡。后头是轿子里的祖宗牌位、祭品，以及几块红牌——上用金字写着亡者生前的官衔；再后是穿白衣的男丧属。长子看着悲痛得要瘫下去，虽然事情已过了一年，由两个人扶着。女人孩子跟在后面，隔一阵便举声而哭。全队最前头有一个人，一路抛撒纸钱，为的是买下附近可能游荡着的凶鬼恶煞的欢心。

一个人担着爆竹，另一个捧着待浇的酒水；这队人走了十分钟才过完，殿后的是一大群亲友，还有大量竹和纸做的模型，做得极精，许多同真的一般大：配着漂亮鞍具的马、驮东西的骡、轿子、房屋、贵重衣物、床、桌、椅，凡是亡魂在它已去的那个幽冥世界里可能要用的，一概齐备。这些东西连同许多锡箔纸钱，都在墓前烧掉；牌位与祭品抬回去，牌位供进宗祠，祭品则或聚食，或散给穷人。而下葬的仪节，读者想必知道，只是开了个头——此后还有漫长岁月的礼数，用来敬奉死者。

第二十七章从梓潼县到灌县

别了大庙那两座香客拥挤的大庙宇、别了那里人们格外的友善，走了一个钟头，梓潼县的城墙、城门和城楼便出现在眼前；快到时，先见邻山上一座秀气的十一层宝塔为它作了标记。自梁山的骚乱以来，我没有再进过一座大的有城墙的城；进这一座时，我不得不先把自己打起精神——据说它有两万七千人口。然而居民很守规矩，街上虽然挤得厉害，人们的神色却和气。梁山那场骚乱，各处官员都知道；他们显然不愿再有第二回。我仍旧相信，纵不是所有情形，至少在大多数情形下，他们是有本事防住对外国人的攻击的。

梓潼县是一座洁净兴旺的城，街道宽，两边是好店铺，货物比通常摆得更多。四周是耕作精细的田野和好的乡间宅第；所营的贸易是植物油、棉布和生丝熟丝，还有一些结实粗硬的「柞丝」运进来加工。油是用油桐子、菜子、花生和鸦片子榨的，鸦片油价钱最高。城里一派生气，城墙城门都修缮得好。城外涪江上架着一座壮观的九孔石桥，石栏工致，铺石的路面宽十八英尺，中孔高三十英尺。这是我当时在中国所见最好的桥。城外一座大庙，还有一座雕饰繁复的三层牌坊，凑成了这座兴盛之城的全部可观之处。

从梓潼县往西的路上，田地越来越肥，而路越来越破。杉树不见了，铺石只剩四英尺宽。油、棉、烟草的运输很繁忙；一群群衣着颇为体面的香客，带着锣、香案和供品，正跋涉往大庙的庙宇去。他们说，他们是去向关帝还愿，谢他把「蛮夷叛贼」赶下海去了！路上也有送葬的，还有一列十二匹牵着走的马，每匹马上插一面红旗，旗上写着某位官员的姓名和官衔。这些马驮着重重的行李，前头是那位官员的棺材，棺上一只活公鸡，由四十个人抬着。

这条大道留给人的总印象是劳苦与贫穷。前三个礼拜里米价涨了不少，这对千百万人意味着他们再也吃不上一顿饱饭。我所进入的这一带，是红盆地以至全中国最稠密的地方之一；我常常自问：「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多？」他们仿佛生到世上来，就只为了埋葬自己的父亲。那一夜我又睡在一间放着大棺材的屋里，那棺材已候葬数年，前头照例日日烧香。

三月二十八日我到了绵州，一座约有六万人的城，是我在四川所见最大的。从保宁府一路来，事事都很顺，好天气终于到了。我由涪江上的一座浮桥进城；涪江是嘉陵江的一大支流。绵州的地理位置颇奇。它所在的涪江流域，虽在成都以北、更靠近分水岭，地势却比岷江流域低，两者之间只隔一道低岭。因此绵州实际上比成都低二百五十英尺，海拔一千三百五十英尺。

这是一座造得好而又洁净的城，城墙很好；临江一面有一道漂亮的堤，用卵石和灰浆砌成，作八个斜面，护得很稳。涪江可以行船，水大时六七天就能下到重庆。从绵州到省城的独轮车运输量极大，主要是糖和烟草。热闹拥挤的街道两旁尽是店铺，凡想得到的铁器一应陈列，从外科刀具到铁铲、犁头以及各种锻铁件。这样的店铺足有半英里。不过绵州最大的生意还是丝；附近织的棉布也多。店里摆着德国和日本的小玩物、洋纱和印花布，此外还有甘肃皮货、锦缎、绸子、庙宇陈设和药材。店铺里货色繁多、许多还很贵，说明这一带的购买力很强。

穿过挤满人的街道花了将近一个钟头，但一路无事。我没有被允许住客栈，而在教会传道会的住宅里受到极热诚的接待。那所房子暗，位置也不讨人喜欢，处在一个拥挤的中国人街区，住着两位女士；她们忍耐了四年、历尽艰难，终于在一座素以敌外著称的城里立下了长久的脚跟。头两年她们住在客栈里；人家又是这样地不把她们当一回事，以至有人催促本地长官对她们采取什么办法时，他答道：「这有什么要紧？不过是两个女人罢了！」

这期间她们想租房的一切尝试都落了空，因为官吏扬言要把租房给外国人的人打了、关起来；直到我去前两个礼拜，有个被鸦片吸垮了的人把她们刚搬进去的那处地方租给她们十年，那地方紧靠孔庙。进去要先穿过一片住着中国人的地界——一个凄凉污秽的院子——再穿过一个满是中国人的内院，那些人似乎总在赌钱或吸鸦片；第三个院子便是新到手的产业，里头有些中国人还没搬清。后两个院子是教会传道会租的，后来加以修整，能够住人了；并且在两个院落中外面那个里，开了「艾米莉·克莱顿纪念所」——一所有外科病房的诊所，由有正式资格的英国医生斯奎布主持。

看看在中国的传教士在一座中国城里立足之初要受些什么，很有意思。那房子失修到了极点——又脏又破，窗纸撕掉了一半，屋檐又深又低，天光几乎透不进来。中间是一间敞开的客堂，常用来上课和做礼拜；成群的中国人整天进进出出，把剩下的窗纸戳出洞来，凡没上锁的门一律推开，凡拿得到的东西一律拿走；喧闹只在凌晨四点到六点之间停歇——男人吆喝，婴儿尖叫，狗吠，爆竹响，庙里的钟、锣、鼓齐鸣——既无歇息，也无清静，更无私密。

礼拜日在客堂里有两场礼拜，由差会的监督海伍德·霍斯伯格先生主持，另外还有几场给妇人的讲习；可全都在一片教人心乱的嘈杂里进行——人群外头有人打牌，有男有女坐几分钟就走，有人轻蔑地笑，有人高声说话，有人点起烟袋，真正听出兴味的极少。这不是许多乘着一股热情出洋的传教士所预期的工作，可这就是这些善良的人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所承受的。

那两位女士住了两年的地方，是城中最拥挤的一条街上客栈里的一间客房，穿过它是起居室，再穿过去是厨房；睡处则是起居室上头的一个阁楼，要爬梯子上去，就在没有天花板的瓦底下。除了一扇纸窗透进半暗的过道的光，各间房都没有亮。地是泥的；柴、水、炭以及一切东西都得从起居室里搬进搬出；毫无私密可言；夏天气温一连几个礼拜维持在一百度上下；成群没有教养的中国妇人不断来访，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屋外和客栈里，则是一座大中国城市那种难以想象、几乎不歇的喧嚣。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她们的爱心与忍耐赢得了十二个妇人做基督徒。

我走之前，内地会的科马克夫妇带着一个十三个月的婴孩到了，他患疟疾病得很重。他们在成都的骚乱中被扫地出门，所有的东西全失，带着这婴孩已迁徙了七个月，最后一程是被回民的叛乱赶出甘肃。整整七个月里，他们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过十二天以上。已婚的男人和已婚的女人该不该被派到安危无常的地方去，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海伍德·霍斯伯格先生在灌县的住宅刚被一伙窃贼袭击、钻了洞；这一惊，再加上街上那些他们听得太懂的敌意叫骂，把他那两个纤弱敏感的年轻女儿吓得神经衰弱到了极点——其中一个才十二岁——唯一可行的救治就是把她们带回国去。在中国西部，我见过好几位女士，带着幼小的孩子从乱民手里逃脱之后，也落得一样的情形。

三月三十一日，霍斯伯格夫妇和我离开绵州，那天天色阴沉发灰，却晴明。我们离了大路，走极糟的小径，常常只有几英寸宽，往往就在稻田的田埂顶上。西北方，雪顶的大山——西藏山脉的支脉——在云中隐现；我们则穿行在成都大平原的东部，那肥沃而水利周全的土地被大麦和鸦片染成一片绿，又被连绵数英里的油菜装点得极美——那多半是为榨油而种的，在和畅的微风里翻着金丝雀黄的波浪。大农舍重又出现，还有农家村落和大庙，四周都是好树。水磨很多，构造极奇特，据行家说是世上最古的一种样式，水轮是平放的，就在水面较低那一层的稍上头。

在我们离开通往省城的大道之前，独轮车的来往极多。这种「机器」有一只大木轮，装得极靠近重心，好让载重尽量少压在推车人的肩上；货物搁在轮子两侧和后面的架上，轮子是实心的。一个人能推五英担分量的东西。重载的则一人推、一人拉。它们成长队而行，那吱吱的响声也不全然不悦耳，远远就听得见；石路被它们无休止的辗过，压出深深的辙沟。

顺顺当当走了两天，我们到了绵竹县，按知县书吏的说法，是个五万人的镇子。镇子不算好看，但涪江一条支流上有一座很美的新桥，六个石拱，一道好屋顶，铁栏杆，中间还有一座带顶的楼。这是一座繁忙兴旺的城，庙宇多而好，山景壮阔。造纸——尤其是彩色纸——是它的专长，此外还大量制木梳角梳、靛蓝和细麦粉。附近出不少盐；三十里外的山中有煤矿，所产的煤烧起来火焰清白，灰很少。这里同别处一样，传教士引进了英国的一些实用物品，在中国人中间「行开」了。

在教会传道会的住宅里，我们受到热诚的欢迎。我在绵州所见的那个立足之初的阶段，这里已经过去了；接待我们的是一处再整洁不过的小家，哪里也见不到更好的，也再不必盼望更好的。从街上转进来——那里的人连好奇也不来扰你——下一条窄巷，进一道门，走一段过道，过道一侧是客堂；便进了一个小小的、极明亮的院子，摆着几盆报春和菊花，很有生气；四周五间小小的屋，窗子是纸的，可明亮、爽气、有家的样子，素净中有雅致，一个古怪的角落壁炉里烧着旺旺的煤火。这地方原只是几间中国民房，从前做过赌窝。把它这样改头换面的，主要是菲利普斯夫妇自己的手工；因为官吏作梗，他们也是不久前才租得下来——那些人能对本愿把房子租给外国人的人端出许多威胁、施下不少压力。

反基督教这一层，处处看去都是这敌意里最微弱的一面。人们所反对的，就只是外国人这个身份本身，头一条罪名便是「吃小孩」；在绵竹，人们说传教士要这些房子是为了干地狱里的事，说他们要往房底下挖，挖出一条通英国的路，洋兵会由这条路过来夺他们的地；又说他们要几间上锁的屋子，好藏他们夜里从山里挖出来的金鸡！

我同霍斯伯格太太离了绵竹，这一程有些不吉；仍旧是在成都平原上向西走。演戏的时节——中国人对此极为着迷——已经开场。绵竹城外有一座大庙，照例配着一座戏台，装饰华丽，有厚重的顶盖，是演「神戏」用的。可这一天恰是庙里所奉之神的节期，戏台之外又添了临时的戏棚和摊铺，把庙院占去足足半英亩；大院里塞满了挤得严丝合缝的一片人，附近的空地和路上也挤得我们的轿子几乎过不去。到场的必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人。

这些戏是庙祝张罗的，他们派小道士拿着募捐簿四处去募，事后把捐主的名字写在红纸上，贴在庙墙上。庙祝把周围的地方临时租出去卖吃食，也租给赌桌和别的不正当的用场，通常在这名义上的宗教庆典里赚上一笔。募捐簿填满之后，他们便用这笔钱请得到的最好的角色。

中国的戏班仍保留着原来那种走江湖的性质，固定的戏园子很少；搭那种能容几千人的大棚，是木匠行里另立的一门。一台戏通常演三天，睡与吃的时间被压缩到惊人的地步。附近的生意都停了，人们的举动，好像世上只有戏才值得活着去看。上等人家的妇人上戏园子是不合礼数的，富人家里有私人的演戏；但下等人家的妇人多半抱着孩子，大批地来看，通常坐在楼上。女角由少年扮，扮得滑稽而成功，把自己的脚弄成极像样的「金莲」，一颠一颤走得维妙维肖。

中国戏我只看过两回。它们使我很感兴味；也只有在戏台上，才见得到前朝那种织锦刺绣的绚烂衣裳。布景简陋而不完备。乐队把一切停顿都起劲地填满，戏演到某些地方还骤然敲出一阵轰响，给演出添上力气或凶悍。鬼与妖从台上的地门里冒出来。场与场之间不落幕，戏就这样漫长地演下去，只留出睡与吃的空当。布景既不完备，演员便必得自报所扮何人，以及他所扮的人下场期间做了些什么。有些丑角只要一上台，就能把满座笑倒；有些悲角同样有本事叫男人（或女人）落泪。中国戏园子里没有喝彩。赞赏是用一声长而响的叹息表示，仿佛在说那份紧张太过了；或是用一种介乎叹息与呻吟之间的声音。看戏看得入迷的人群通常是安分的，而且总有差役在近处；但在乡下地方，一台戏容易把附近的无赖招拢来——这一点我第二天就吃了苦头学到了。

中国人演戏很高明：既没有可称布景的东西，也没有幕，我又完全不懂那语言，可演员凭出色的做工，在我心里呈出了极清楚的故事——一回是政治上的机谋，一回是从军的忠义与牺牲。就戏里的意思而论，据严苛的批评家说，中国戏台的道德是好的；我在场时的表演毫无可议之处，不过我听说并非一概如此。在这类演出中，那份专注的认真，那一片黄色面孔上的喜悦，最是耐人寻味。

我们一路往西，平原越来越丰饶，那富足安适的气象越来越显。大农舍围着高墙，荫在杉树或柏树、竹丛与果树之下；四月初，果树正开得极美。一片片极好的林木也遮不住大庙的金色与彩饰。有水磨，有分成许多支的人工渠——处处见农人拿着扇子和伞，用下页图上那种器械抽水——还有冬季河床宽阔的河流，其中两条上架着极好的带顶桥，梁柱漆成红色，装着黑红漆的匾额，上用金字刻着修复者——那些热心公益之人的名字。

下午出了一桩事，可见中国人除了需要救赎的福音，也需要文明的福音。路已离开平原上富庶稠密的部分，到了一道又宽又干透的河床，满是圆圆的水磨石；一座长长的廊桥跨过河床，通进罗家场小镇。就在这卵石河床的斜坡顶上，正演着戏，看的约有六千人。霍斯伯格太太提议我们不过桥进镇，而沿着对岸的河堤走，再从下游横过河床。我素来的主张，那时也是，是「捉牛要捉角」；但我依了她多年的经验。她坐着封起来的轿子，一身分毫不差的中国装，在前头隔着一段路走；我坐敞轿跟在后头，一身「杂拌儿」打扮——中国衣裳、欧洲鞋子、一顶日本帽。

人群看见了我的敞轿，这东西既是新奇的，便是可憎的；足有两千人冲下一边的卵石坡，又冲上这一边，挥着棍子和担担的扁担，喊着，嗥着，叫「洋鬼子」、「吃小孩的」，一面叫轿夫把轿子放下。远处我看见我的「差役」正在证明自己名副其实地会跑。后来我责问他们，他们回道：「两个人对着两千人能做什么？」——可知县那封信里原是有一分力量可借的。接着便是投石头，弹药就在手边。有几块打着了轿子和轿夫，一块把我的帽子打落。「洋鬼子」、「洋狗」的嗥叫声大得骇人。石头如雨般砸在轿上，一块大的重重打在我耳后，把我向前打倒，打得昏了过去。

伯典说我昏了「好一会儿」，其间有一个「讲理的人」向众人训话，说闹得够了；又说倘若把我打死，我虽只是个女人，洋兵也会来烧他们的房、毁他们的庄稼，还有更坏的。这一番高明的道理起了作用。我清醒过来时，轿子被放在人群当中，人们还在嗥、还在喊，但再没有动手，轿夫抬着我往前走，人群渐渐散了。我头痛得厉害，有脑震荡的症候，还感到一种羞人的想哭的冲动。这些怯懦之徒照例是从背后下手的。

难受地走了三个钟头——那三个钟头里，我情愿就在路边躺下——我们到了彭县，一座有城墙的大县城，街道又宽又干净，店铺、庙宇、会馆都好；铺石的路面中间起拱，两旁是石人行道。城里有一样被视为大奇的东西：一座高塔从中裂为两半，各半仍完好地立着。这座城官方称有两万八千人口，制造铜器铁器；附近开铁矿，不远处有煤。

这里又闹起一场无赖行径。「满城的人都跑到一处」，我在半英里路上受尽侮辱，虽然没有实在的动手。街上几乎过不去，人群用棍子敲我的轿子，嗥叫，喊「洋鬼子」、「洋狗」、「吃小孩的」，还有更难听的；冲着我耳朵叫，踢轿子，吐唾沫。我们被抬进一家极好的客栈，它往里进得极深，一层层院落尽头是一间客堂，堂中摆着几盆橘子和百合，再往里是一间很讲究的官房。

一群男人塞满院子，跟着我们涌进来，一直喧嚷得可怕。店主把我安置在那间官房里，求我不要露面；伯典则往衙门去，为罗家场那桩暴行告状。他一走，人群便开始嗥叫、喊闹、擂门。我起来，把拖得动的最重的家具堵在门上。他们随后找来一把铲子，或是一个楔子，动手往开里撬。我痛惜自己这般无能为力——发虚，眼晕，头痛得像要裂开，门外一群没规矩的男人随时要冲进来。门闩和堵门的家具就要撑不住时，知县的书吏和另一位官员到了，立时便把秩序整了下来。

他们先见霍斯伯格太太，她实在讲不出多少；随后我被翻了出来，裹着头、脑子里乱成一团不可名状，作了陈述。知县为彭县的无礼致歉，却也替百姓稍稍开脱，说他们从前没见过敞轿，也没见过洋帽子。书吏说他们已派人去捉罗家场闹事的头目，我并不信，但对他的客气还是高兴的。要他明白我既没流血却能伤得这样重，是很难的。当夜院里派了兵守着；早上除差役之外，门口还有四名兵，这一天往灌县去的路上，两名在轿前、两名在轿后走。那一夜我过得极坏，第二天觉得很不好，眼前一切都在晃。这一击以及随后的脑子受扰，使我久久受苦；不过关于这件不快的事，我在这几页里只再说一句便算了结：它的后患我过了一年才好；而这是我在中国最后一次遭到暴行。

彭县那条拥挤的街上一片安静。成都平原越来越丰饶，大农舍四周那些羽毛似的竹子、杉树和柏木越来越壮伟；到近午后，北面云上现出雪峰，被大气托举到极高，下面是崖石与林木的支脉，陡然落进那壮丽的平原。到处是活水，在它们悦耳的奔流里回响着那位大人物的名字——公元以前，他把这片广阔的平原变成了乐土。有一座带顶的桥跨过一条宽而湍急的河；然后是一条又脏又窄的城外街，一条窄巷，接着便是一个爽朗的院子，里头一株褐色带斑的石斛开得极盛；这院子由内地会的三位苏格兰传教士和教会传道会的六位共用，女的占多数。

屋后，清澈闪亮的岷江刚从群山的长久囚禁中放出来，带着一股风势奔流而过；山景壮丽，尤其是朝阳把雪峰染成粉色的时候。我何不再往前走呢——我这样问自己——去看西藏人、氂牛和土著部落，看索桥和巨大的山，从中国本部那些狭窄的大道、那些人群、那些好奇心和那压人的一成不变里挣出来呢？

第二十八章灌县与成都

灌县（海拔二千三百四十七英尺，据吉尔）是中国位置最好的城之一。它坐落在成都平原的西北角，紧贴着北面围住平原的群山脚下；说得确切些，它就攀在那些山的余脉上，正对着秀丽的伏龙峡口——岷江从那里挣脱束缚，奔涌而出，润泽整个平原。绵竹那一路进城的门户并不好看；我走过三回的成都大道却不同，它从六座漂亮的牌坊底下通到灌县，牌坊用一种松软的灰砂岩雕成高浮雕，工致，也确乎好看。

撇开位置不谈，这是一座不讨人喜欢的城：街道又窄又脏，铺子小而毫无生气，动辄聚起一群脏兮兮的人围住外国人不放；我到的那天，他们就是这样迎我的——「又来了一个吃小孩的。」这里有一种边地哨所的味道，仿佛再往前便没有什么了；这话也有一半是真的。人口大约两万二千。它不是一座富城，城厢一带也没有多少富人宅第。可是它有两点出名：一是中国最古老、或许也是最要紧的水利工程从这里发端；二是它是与藏北通商的一大集散地，冬天贸易最盛，那时会有多达五百名藏人带着他们的牦牛在城外扎营。藏人拿羊毛、毛皮、生皮、麝香、鹿角、大黄和许多别的药材，换取茶叶、铜器，以及少量的丝和棉布。藏地药材在全中国都有名。据我在藏西亲眼所见，藏人是极能喝茶的，打茶的茶桶几乎片刻不闲；西藏每年从中国买去两千二百万磅茶。用来抵茶价的羊毛出在海拔九千到一万二千英尺的牧场上，脏得不成话，得洗掉一成半才行。

麝香是极赚钱的一项进货。分泌麝香的那种小鹿，即麝，据说成大群游荡在青海湖四周的原野上。一头鹿只产三分之一盎司麝香，在重庆却能卖到同等重量白银的十八倍，走私的很多。成都城里到处弥漫着它那股极冲的气味。大黄以生在九千英尺以上者为最佳，也是一宗很值钱的进货；别的药材估计每年值九万五千英镑，等运到中部和东部各省，价钱要翻上五倍。乌头这种在藏西常拿来下毒的根，进到中国却是作药用的——说来也怪，中国以毒杀人的案子极少。带茸的鹿角，即鹿茸，入药，进口量也很大。

这项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山里的马塘做的——那是个粗野的小村落，我后来在八月里去过；更多的货则从灌县以北约五百七十里的松潘厅下来，那里的生意主要握在回族商人手中，由他们居间转手。羊毛自松潘运到重庆，要过六道厘金卡。这些是我从灌县中国内地会的格兰杰先生那里听来的；他在此事以及本地其他值得留意之处上，都为我细心搜集了材料，我受惠良多。

灌县的光彩在那座纪念李冰父子的庙。李冰是古蜀国——即古时的四川——的郡守，是伟大的水利家；他和他儿子的功业，两千年来使成都这片富饶平原免于旱涝。灌县城上边有一道景致奇崛的峡谷，灰色峭壁高耸，岷江的一支从峡中狂泻而下，水冷而清澈；即便如此，从上游运石灰和煤下来的木筏与船只仍要闯这一关，常常因此覆没。右岸高处的崖上有一座庙，位置极佳，屋顶铺着漂亮的绿琉璃瓦，是为李冰或他儿子建的；那位儿子的名字在史册上失落得干干净净，人们只称他「二郎」。

过了这道险峡，岷江宽约二百码，两岸多山，林木深密。在通藏大道跨江之处，架着一座极好的竹索桥，长约二百步；就在那里，中国最壮丽的一座庙立在一片林木葱郁、层层筑台的高地上，两旁是成行的柳杉和别的外来树木，气象庄严，庭中一株柚木周长竟有十八英尺。这些崇宏的殿宇，连同它们讲究的庭院，以及那些沿庙后崖壁一路攀上、最后隐没在山顶柳杉林中的精美亭台楼阁，是我在远东所见最美的一组建筑：既有日本日光那些将军庙宇秀雅动人的装饰魔力，又自有一种宏大端严。

这座庙洁净得一丝不苟，修缮得完好无缺。庭院里陈设着华美的艺术品，还有围着外来蕨类的水池；活水从石雕的蛇口中自山上流下；一级级气派的石阶通向大门，又从这一层台通到那一层台；三十名道士看守着神前长明不灭的灯与香；每年有一位北京派来的钦差携礼来庙；平原各处以至更远地方的成千上万香客，把他们的供献与敬意带到这些神坛前来。

这座庙在我记忆里留下的，是一种由天工与人力合成的美与庄严。庙外，参天好树的浓叶里，那些较小的建筑之美都隐没了；泉水潺潺，花木在潮湿凝静的空气里浮着浓香；屋脊上是雕镂精细的尖饰和人物，连门前的屏风也满布繁复的花纹。至于庙内之美，简直无从形容：乌黑发亮的髹漆柱子，屋顶的雕工与漆工堪称一绝，凡可用之处都挂满了历任总督所献的匾额；神龛上五色髹漆与彩绘辉煌夺目，皇帝所赐的旗幡在前飘动。正对着这位大水利家父子塑像的廊子，雕着极精细的髹漆花格；柱上、廊上，凡容得下装饰的地方，都刻着或以金字写着李冰的那句遗训——「深淘滩，低作堰」。

这座堂皇的「二王庙」里虽也有李冰的神龛，但它多半是为「二郎」而建的；据格兰杰先生看，供父亲的那座庙，是后来才建在伏龙峡上边的。自秦代（公元前二四六年）以下，历朝皇帝都追封李冰父子为「王」。庙中一方石碑记着这段来历，是格兰杰先生译给我听的。

成都平原可以说是这两位受之无愧的水利家造出来的，它是中国、也许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平原。它大约长一百英里，宽七八十英里，面积约两千五百平方英里，一年可收三季甚至四季。主要出产是稻、丝、鸦片、烟草、糖、甘薯、蓝靛、构树、菜子油和别的油、玉米和棉花，还有各样根菜果品，甜瓜和西瓜多得惊人。从任何高处望去，平原像一片果树林；一丛丛柏树、香柏和竹子，标出那些星罗棋布的大庙和好农舍所在。

平原上的人口估计有四百万，城池、兴旺的市镇和大村落密布其间，省城成都至少有四十万人。沿着大路走，人烟几乎可算一条连绵不断的村庄。水力充足，磨面坊和油坊多得数不清；平原四通八达的道路上车马塞途；从灌县、成都和江口都可行船直下长江。

柑橘又成片成林地出现，与柿树鲜亮的叶子相间；桑树听任它长到十足的高大繁茂；纺纱织布处处都在进行。地里干净得一根杂草也没有，看上去像是拿小铲子和耙子侍弄出来的——正如爱默生形容英国时那句妙语，「不是用犁耕的，是用铅笔画出来的」。土地神的小庙——不如说神龛——随处可见，都用结实的砖石砌成，神像围在镂空的花格里，龛前的香火终日不断。白日里，独轮车拖长的吱呀声从未止息；农事的劲头与忙碌笼罩着一切；这片平原是一幅罕见的、也许是无与伦比的乡野太平安乐图。

这四百万人口不仅仅是靠李冰和「二郎」的水利工程才富庶，简直是靠它才活得下去；那工程远在基督纪元之前就已做成。有人说得对：没有这些工程，「平原的东西两边会是沼泽，北边会是不毛的旱地」。这一大片土地肥沃无边、财富无尽，两千年不知旱涝为何物，便是这两个人水利天才的纪念碑。他们那句「深淘滩，低作堰」的箴言，倘若能施之于天下一切桀骜不驯的江河，世间不知可以少掉多少荒残与损失。

李冰这句遗训，被人以中国少见的忠实奉行了二十一个世纪。石砌的堤堰始终保持低而完好。李冰当年在灌县上边的崖壁硬岩里凿开一道一百英尺深的口子，造出了这条人工的岷江；每年自十一月起用堰坝把它拦断，到三月里便细细淘挖它和它的支渠，一直挖到露出沉在河床里的两根铁桩为止——那是标定应有深度的。一年积下的五六英尺厚的淤沙，就此清走。这项耗费不小的工程由全平原分摊，由一位高级官员「水利府」负责。

三月底或四月初有一场盛大的典礼，有时总督也来，届时掘开冬天的堰坝，岷江的急流被人的技巧攫住，分了又分，或曲或束，由堰坝和石护岸管束着，送进无数的渠沟溪流；再加上每英里十二英尺的落差，于是没有一块田得不到长流的水，成都平原上没有一亩地听不见那来自西藏高原的清水潺潺作响——水这样丰足，纵使四围大旱，这片辽阔的绿洲依旧是丰饶美丽的乐土。

在灌县，我盘桓了些时日，一面将养罗家场被袭之后的身子，一面筹划再往前走的路程。这里百姓对外国人的情绪明显带着敌意。最初把基督教传到此地的是一位女士，她独自在这里住过很久（不过那是在「教案」之前——教案是四川近代史上的一个分界），我在的时候她动身回英国去了，人们很惋惜。但自教案以来，「耶稣教」进展极慢。中伤教士的话到处传，也有人信；尤其那一条——说他们偷小孩吃，或是拿小孩的眼睛和心做药——在灌县传得很难听。

几位外国女眷神经都很紧张，这也难怪：上一年夏天最热的时节，她们中有四个人在骚乱里被藏在一间没有窗的屋子里整整十一个星期；一听见外头喊叫就要惊跳，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连那些拖家带口的男人，有时也面露忧色。凡听过中国乱民嚎叫的人都忘不了那声音——那简直像是从无底深渊里直冒上来的！这些年轻妇人中有一位，骚乱时抱着三个幼儿从窗口爬出去，躲到临河的一道岩坎上，她丈夫则在里头拦住暴众。

所以我动身去新都县和成都时，还护送了一位女士；她在教案里受的惊吓太重，一个人不敢走路。我这护送其实没什么用处：沿村百姓照旧把那些不堪的绰号叫得起劲，扯开她轿子的帘子，拔她的发簪，把她吓得不轻，倒把我撇在一边不理。

那一天路极长，等我们到新繁县这座热闹的市镇时，天早黑透了；一家客栈一家客栈地找过去，家家都满，一路上人们轰着我们喊，最后才在一家绝算不上「上等」的店里落了脚。暑气已经上来，荫处水银柱到了八十三度。第二天在酷热里走了一小程，穿过这片壮丽而繁忙的平原，到了新都县教会传道会卡勒姆先生家。新都县是个兴旺的镇子，约有一万五千人，城墙上有一条宜人的散步道，城外有一座很好的庙。这镇上和灌县一样，主要的行业是编草鞋。

第三天同卡勒姆夫妇一道走，仍旧在这片壮丽的平原上；越近成都，田土越肥，人烟越稠，饭铺几乎沿路排满，里头永远挤着苦力和行人，独轮车差不多成了不断的行列。

假如一个人能把「鸦片是中国的祸根、多半要把这个种族一贯的元气吸干」这个念头暂且抛开，那么四月里那个晴日我在成都平原上看见的盛开的罂粟，其惊人之美是只能叫人由衷赞叹的——有些地方，那片平原仿佛除了长罂粟再没有别的存在理由。这一季风雨无阻，每一片叶、每一朵花都长到了十足的秀美。花是白的——白而镶玫瑰红边的，白而镶白边的；还有宝石红的、洋红的、深紫的、淡紫的和玫瑰红的。坡上原上，一道道颜色的波浪随风翻涌。房屋几乎被这些彩色的浪头淹没。远近、沿路、沿溪、绕着庄严的庙宇和殷实的农舍，千万片花冠起伏涌动，正是它们短促而热烈的一生中最盛的时候——四月里自然的脉搏在其中跳得最有力，罂粟真真是当令的。

去成都那条路上有一座很好的石桥，每个桥墩上都蹲着龙，桥台做得极有气势。我早就听人说成都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之一，说它是「第二个北京」等等。从西门进城时——城门都很有气派——一片绿荫夹道，通进满城：那是一区有围墙的大园子，林木很好，房子也不小，却往往破败得厉害。有一条商铺街上，好几块招牌是用满文写的。在这一带，看见那些高个子、气色好、「大脚」、穿长外衣、鬓边簪玫瑰的妇人站在门口同男女朋友说话，颇有几分英国女人的自在与洒脱，真叫人心里一快，就跟在满洲时一样。

沿着宽阔洁净的街道，穿过我只能称之为「住宅区」的可爱地段（其实还在城墙以内），走了好一段路，才到了那所「宫殿般的宅子」。教案里内地会的房屋被彻底毁尽——别的各教会的住宅和医院也一样毁得干净，连砌房子的砖都被搬走了——此后总督便以低租把这所宅子拨给内地会诸人住。这所房子曾由官府拨给从北京来查勘「本国侨民」损失的美国委员会用，所以窗上有玻璃，地上铺着席子，处处挂着素净的细布帘幔。我在这里受到极殷勤的款待。

成都有一处很大的天主教会，此外除内地会外还有美国和加拿大的教会；新教诸传教士相处得很和睦，虽然在若干方面——主要是外表上——路数不同。教案以来，局面始终没有安安稳稳地定下来；至少官场上，对天主教会索得并到手的巨额赔款，心里很有怨气。吃小孩的传闻到处都是，而我确信老百姓真信教士干这种事：后来我几次穿过成都，见我们外国人一走进较穷的街巷，许多人便抱起自己的孩子急急躲进屋去；还有些孩子的衣服背后缝着绿布片，上头绣一个红十字，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外国人极敬重十字，不会加害带着这标记的孩子。

我看不出成都同北京有多少相像。别的根本不同之处姑且不提，单说成都是整洁干净的；至于气味，更无从比较，因为麝香的气味把别的一切都压住了！事实上，除了从本省别处运来的茶、丝、鸦片和棉花，成都最大的生意就是西藏的各种山货——大黄、药材、毛皮，而首先是麝香。

这是一座很讨人喜欢的城。它那道气派的城墙修缮得极好，是公元前三世纪所筑城墙的后身，周长约十四英里，墙基宽六十六英尺，顶宽四十英尺，高三十五英尺；几乎沿着整个周长，还有一道几乎与城墙同宽的内侧土堤支撑着，可算相当可观的「土方工事」。墙面砌的是坚硬而极好的砖，顶上是一条绝好的散步道。城有八座堡台，开四座漂亮的城门，把守极严，为的是征收本地关税和厘金——这两项对外国货物课得很重。

一条两岸砌石的河穿城而过，自东而西，桥很多，有一处三座单孔石桥紧挨着并跨其上。城中多护城河与开阔的水面，正河宽约一百码，上面架着许多桥，其中一座是有顶的，两边排满小贩摊子；至于马可·波罗所记那座长半英里、「彩绘华丽的顶棚由大理石柱撑着」的大石桥，早已不存了！运河溪流到处都是，挤满了小船——多半往来于重庆和它以西各口岸，有货船、客船，有搭着竹篾拱篷的五板船（我后来就是坐这样一只顺流而下的），还有舢板。其时水很浅，船挤作一团。

城里街道宽阔，铺得平整，彼此成直角相交；铺面漂亮，陈列之盛远过于中国常见的样子，尤其是银楼，做的银丝细工极精；讲究的绸缎铺里，贵重的织锦在幽暗处闪着光，还有本地织的茧绸，此外是值钱的皮货，连雪白的藏羔皮也从街上就看得见挂着出售。铺内是些体面的、衣饰讲究的掌柜，等着主顾上门，招待得有分寸，却并不设法拉客。再往里，在昏暗中，往往占了整整一堵后墙的，是财神的大幅像——日本人叫大黑天，英国人叫玛门；像前有香案有香。他是「一铺之运」，掌柜、学徒和所有伙计，早晚都得向他叩拜；再没有比这更普遍的崇奉了。

成都的香粉铺很多，中国出产的各色货品几乎都摆在铺面上，洋货的陈列却极少。

街上做买卖的藏人形容粗犷奇异；官员和文人出行的排场堂皇，或骑着马——马身几乎被昂贵的鞍鞯遮没——或坐在雕花贴金的轿子里被人飞跑着抬过，轿杠中段高高拱起，好把贵人抬到平民的头顶之上；还有满街那股生意兴隆的气象：这些都值得一记。这座城丝毫不曾受惠于欧洲。它做生意的种种办法，它的信局、钱庄、汇兑的路数，全都是纯粹中国的。我带着汉口一位中国商人的汇票到那里，毫不费事就兑了现。成都不欠欧洲什么，除了一笔怨气——为了闹一场教案的「奢侈」，她赔出了过重的款子。

总督，或称制台，是位极要紧的大员，起居排场很大，手里握着很大的兵力；这也合乎他的身分——他代表着朝廷在一个大如法国而人口更多的省份中的权力，又管辖或节制着一切藏地，以及我后来去过的那片既非中国也非西藏的荒莽边地；连遥远的尼泊尔十年一次的朝贡使团能否继续北上京城，大抵也凭总督的意思。有人替我向这位大人求一封便于我行路的公文，说定了日子给，我却始终没有拿到。

成都熙攘忙碌的街道，渐渐化入真正可爱的城内郊区：那里绿而静，深深的门道里进去是美丽的园子，花开得亮，橘子树和别的果树遮出荫来。水池里满是水生植物，金鱼的光闪在其间；听得见凉沁沁的滴水声；棚架上或爬满藤蔓的绿，或缀着红花菜豆的花，把小径遮住；香水月季的气味浮在暖阳里。这一处处宜人的宅院，说的都是宽裕的安闲，以及享受这份安闲所凭的太平。

从城墙上望出去，平原之美之沃，加上远处隐隐可见的雪峰，很动人。城里有几座庙极好，尤其是近北门的文殊院。

这座宏大的建筑最迟建于公元十三世纪，历朝都重修过，财富与壮丽有增无已，僧众为它的堂皇自豪，也是应该的；只是我去的那天酷热难当，连在它那片大树浓荫里也热，我连一半都没看完。他们还可以为它的极度洁净自豪。走到成都时，我已经觉得中国的庙宇在这件事上多半是被冤枉了的；不过文殊院和灌县上边的「二王庙」，在这一桩据说最近于圣德的美德上，确乎胜过一切。此地尤其难得，因为这庙既是丛林，又是一所「神学院」：许多习经的学僧使院内人数达到一百五十。

庭院里平整铺好的石板，缝隙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根草；石工、木工、贴金、彩画和髹漆，无不完好如新；漂亮的屋顶怕麻雀糟蹋，专有一个人拿着弩在院里走来走去。从院子通进去的斋堂，摆着二十五张桌子，每桌六副茶、菜、饭碗，供这吃素的僧众用，也跟别处一样洁净；木桌、筷子、碗，都有那种擦洗得白净的木头模样，叫人想起英国旧式的农舍。

僧人与学僧所修的功课和禅定，是否也养出同样洁净的心地，那就不好说了。在禅堂里——同我在藏西寺院见过的很像——两班人每天都要在佛像前坐上几个钟头，用他们所知的一切法门去求一种入定的法喜，到那境界里便对眼见的一切都无所觉了。也许，久久地看着香烟缭绕上升，会生出一种近乎催眠的状态来。

这一大片房舍里，有依最严格的中国礼数陈设的素净客堂，有殿堂——有的满是贵重的供献与珍玩，有的挂着黑漆金字的功德牌位——有佛经的藏书楼，有挂着历代方丈遗像的画堂，有存放法衣的库房，还有僧寮。进门的门廊里，那尊我拍了照片的神像，提醒我中国到底是偶像崇拜的重镇。而从另一边看去，那位神明却活像乔治三世朝一位和气体面的英国乡绅。

第二十九章从灌县到新文坪

离灌县去成都以前，我已打定主意把行程再往上延：沿小河——岷江西边的一条支流，山城理番厅就在它岸上——走进中国本部与西藏之间那片多山的边地。那里住着几个有名的土著部落，众口一词地说是归一个女人统治的。在灌县和成都，理番以西的情形一点也打听不出来，只有到灌县来做买卖的藏人说「梭磨什么都有」，那里似乎便是那位统治者的驻地。这样一趟路，若没有比备典更中用的通事，去了也没多大意思；霍斯伯格先生好意提议，请教会传道会的俗家会友凯先生同我一道去——他的中国口语颇有根底。我心里还有一个不很确定的打算：倘若顺利，就试着由金川和大渡河下到打箭炉，再经雅州和嘉定府回到长江边；只是时令已晚，这打算难行。

我去成都时，把路上的安排留给别人在我不在时去办，只交代要办成什么样子，并且要立字据。我一向奉已故戈登将军那句话为箴言——「我自己是自己最好的仆人」；照例，一趟路上最小的细节我都预先亲自过问，连每一根皮带、每一个扣襻、每一枚马掌钉都不放过。这一回，头上挨了那一下之后的难受，加上去省城的奔波，使我把事情托给了别人；他们纵然一片好意，却毫无行旅的经验。回来一看，路上的安排恰恰同我交代的相反：脚夫本该由行帮出面、立下字据雇定，却由一个佣人随他去凑了一班不明不白的亲戚班子！

两天闷热的大雨耽搁了起程，倒给了这些孤悬一隅的小小教友群体许多机会，把他们最爱对生人施展的那些体贴入微的好意一一做出来，叫人永远忘不了。有两桩不痛快的事：备典闹了两天极难看的别扭，谁同他说话都不答理；说好的总督公文没有来，来的却是成都韦尔先生一封气愤的短信，说到末了衙门竟回绝了。

第三天，雨下成静静的倾盆之势，到中午收成迷蒙细雨，一直不停；再等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便动身了——三个人抬的轿子，五名挑夫，两名差人，另有凯先生、他的用人和备典。我的欧洲衣服早已穿破，所以我穿着中国衣服，脚上是草鞋。行李一律防水，也不再用日本式的长方篮子和油纸包裹，改成两只又深又方的竹篓，更宜于走山路；除了照相机，没有散件。可惜的是——这有碍于准确的观测——一年前我已把皇家地理学会借给我的仪器寄回国去；一匹马打滚压坏了我的沸点测高器，另有人好意借我一具无液气压计，却不可靠，而我在离开中国以前没法弄清它究竟差多少。

城外那道秀丽的峡谷和堂皇的「二王庙」都淹在雾里，雾中飘出栀子花浓重的香气。草木在暖湿的天气里长得极盛，同别处一样，路边尽是茁壮的秋牡丹。蔓生的蔷薇开着花，被水汽压得几乎垂到我们头上。岩石上密密铺着威氏膜蕨，厚得像羊毛；兔脚蕨也开始出现，与常见的欧亚多足蕨作伴。

我们从西门出灌县，门旁有一座很好的庙；门前那一片好看的漆柱与层层屋顶，不过是它的外门罢了。走过岷江分流之处，看见李冰保护堤岸的简易办法——用得比石护岸多得多的，是用竹篾编成的长圆笼，里头装着人头大的石块。我们过岷江，走的是一座极好的竹索桥；人踩上去，它抖动的程度还不及当年梅奈桥上过一辆马车。

这种竹索桥是岷江上游的一大特色，极其秀逸，尤其是架在很高处的时候。讲究些的，两端各有一座带顶的桥屋，桥墩用石砌。六根胳膊粗的竹索，由牢牢埋定的大绞盘绷得极紧；竹索一「松」，就用绞盘再绞。索与索之间用木条上下穿编隔开。桥面的木板铺在下层索上，随索的弧度起伏；因为有绞盘绷紧，弧度并不大。这种桥每年必换一次，有时换两次，换一回用不到两天。灌县那座桥因江面极宽，分作三四孔，用石墩承接。通常这种索桥是一跨到底的。桥面有时叫人心惊：木板会翘起、会塌下、会干脆不见了，或者你脚一踩上去它就活泼异常；还有许多张着大口的缺处，底下的白浪怒涛一览无余——不是极稳的头脑，是受不住的。

路沿着江在高处走，钻进山里。山起初是砂岩，地层走向奇特，与河谷成直角向上；再往里是石灰岩。谷中人烟稠密，烟火气重，货运繁忙。石灰窑到处都是，还有相当多的人在采煤，煤层多在砂岩里；成百的苦力挑着煤和石灰往灌县去，另有许多人在装船装筏——这些船筏若能闯过下游的峡口，便可到长江边的泸州。

走出九英里，抄近路折进岷江一条景致奇丽的支流，穿过一道美得醉人的峡谷——林木与花树被开花的藤蔓缠成一片——再过一座有顶的桥，就到了福记。那里有一家安静宜人的客栈；这条路上这样的客栈有好几家：屋里没有恶气味，倒是后山的山梅花香飘进我房里来。极静，极安宁。没有人围看，也没有人在墙皮上钻洞；江水在下面单调地响着，水银柱在六十度以下。比起成都平原上那种拥挤、好奇、喧闹和炎热，这实在是可喜的一变。

第二天又在瓢泼大雨里起程，直到翻上娘子岭那道秀丽的、顶上有庙的垭口——海拔四千多英尺——雨才停，此后便晴而凉。路从垭口下到岷江的深峡；岷江在威州分作两支，江山之壮愈往前愈甚，很叫我想起从克什米尔往西藏、过了印度河以后的那一段路。垭口脚下有两座很好的竹索桥，再往上还有几座，另有若干西藏式的索桥，使人过江或易或难。空气里明显有了西藏的气息，我打心里欢迎。红衣喇嘛朝峨眉山进香，从我们身边过去；还有成群的赶骡人，穿羊皮和粗毛衣裳，牲口驮着藏地药材；比这些更好看的是几头「毛牛」（牦牛），还没退掉山牧场上那股自在劲儿，在窄窄的驮道上撒起野来。喇嘛和赶骡人都爽直和气，问我们往哪里去、走了多少天，也把自己的行止讲给我们听，还高高兴兴地祝我们一路平安。大多数骡子的驮子上都竖着一面或几面经幡——藏人是世上外表最虔诚的民族之一。

自娘子岭以下，岷江便呈出那种面貌，一直到小河（即较小的那一支）的源头，大体不改。它是一条秀丽的孔雀绿的江；虽在枯水时节，水量仍很可观，在一道道峡谷里轰鸣、撞击、翻着白沫，连成一串瀑流，两旁的峭壁和山陡得几乎留不出一块能种大麦的平地。

这条驮道总的说来很好，虽然有几处是倾斜的光岩坡。它是在石头上一凿一凿开出来的，不是炸出来的，有时在陡坡上，有时在绝壁上，紧贴着岷江左岸随山势上上下下，一步不苟。路窄得容不下一头驮骡与一乘轿子相错，远远望见一支驮队总要引起一阵大乱和吆喝；藏人赶骡的总是在最先找得到的一点边地上让开，等我们过去时还向我们道好、祝福。我羡慕他们：走出中国这种局促的沟槽以后，他们要回去的是高处，是自在。

路时而架成栈道，时而在岩里凿出石级，时而从一道石拱底下穿过，时而有桥把它带过一道横生的深涧——涧里一股清流飞泻而下，先要推动两三架、甚至四架架在令人目眩的位置上、一架高过一架的简陋水磨。路这样难走，九个钟头我们才走了十三英里；我一开头就疑心的事，这下看得明明白白：临时凑起来的这班轿夫里，有一个是干不了这活的。

头半个月的路，全在大岷江或小岷江的深峡野谷里。这同寻常在中国行路大不相同，倒很像长江那些荒峡。山从江边拔起三千多英尺，惨白的雪峰在山后探头；山坡一律陡峭，常常断成四五百英尺高的崖壁；江边往往连一码宽的滩地也没有，江水急急奔去，轰鸣撞击，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力量与暴怒，从未被人驯服过；它那海绿的颜色是美的，浪头与一片片白沫，白得同生它的雪一样。

到威州为止，这些山坡上完全被绿色盖满：矮梣、栎、栗和山毛榉，都长得够烧炭人使用。粗草、蓟、黄蔷薇、一种很好看的黄岩蔷薇、泻根、悬钩子、黄素馨和许多开花的藤蔓，都矮矮的，还有开着花的小檗，把满是石头的破碎山坡铺住。岩缝里，三种气味温暖的蒿和一团团毛茸茸的、正待舒展的褐色蕨拳在长开；岩石本身也常被维奇氏爬山虎初生的叶子和纤细的卷须染成玫瑰红。

这实在是干净利落地逃开了中国的人群。路上的往来多半是藏人。可种的地极少，只在近江的乱石间偶有一块；山坡略缓处便有小块梯田，一层层叠得很高，那时种的是油菜，后来是瘦弱的大麦。人虽少，出产却仍不够自用，所以许多男人在山里猎鹿和野猪，冬天把整只的兽运到灌县去卖；另一些人下夹子捕有毛皮的兽，看来是次一等的貂和鼬。

路上有几个小村，主要靠供应过客度日；饭铺却往往藏在深处，并不在「街」上张扬。米很少，也不是随时买得到；我们每到一处歇脚，不像别处那样摆出现成的熟菜来勾苦力的胃口，常常连火都没有，总要等一个钟头才有东西吃。这里的客栈比我素来住惯的好得多，往往是新板子盖的，可是早上除非事先说定，是不生火的；没弄清这规矩以前，我起身都喝不上茶。他们存的食物很快就见底，连我们过夜的较大村子也如此；十二个饿人一下子扑上门去，显然不受欢迎。有些小村建在极高处，要顺着崎岖的小路和岩上凿的石级才上得去。这里的人硬朗、粗豪，也还算和气。在我看来，中国人是平原、河流和烂泥路上的人——是吃米的人，与水牛作伴。到这里，他们忽然变了形：成了耐劳的山里人、猎人，吃的是玉米和小米。连女人，虽然仍旧裹脚，神气举止也自有一股独立，过江时更有种种本事。这一带是中国与西藏之间的杂交。不过这里没有庙宇，神龛和别的宗教迹象也很少。

足足有三分之一的居民住在岷江西岸，被一道狂暴的急流隔在大路以及大路上的生意与热闹之外，而且多半穷得架不起竹索桥。他们靠一副硬胆子解决这难题。中国境内我所见的景象，没有一样比他们的索桥更叫我着迷；我们第二天就遇上了，此后时常碰见，一直到威州为止，过了威州便再没见过。

山里人把一根编好的竹索高高地横过峡谷，尽力绷紧，两端绕在一块圆石或一块合用的岩上系牢。有时索的这一端还盖一间小屋，旁边设一座神龛。每个山里人都自备两片硬木的半圆筒，往往有活页连着，约一英尺长。他神色自若地把它扣在索上，用绳子捆紧；再像做世上最平常的事一样，用绳子从膝弯下、腰间和后颈穿过，把自己吊在这木筒下面——有的人连脖子那一道也省了。

这样他就悬在索下；他攥紧那副滑套，往实地上一蹬，便撒手而去。一根长索无论绷得多紧，中段总要往下垂得不少；于是过渡的人头朝前，以骇人的速度顺着坡冲下，越过深谷，那股冲劲还把他送上对岸的坡一小段。随后他松开木筒，双手举到头顶抓住索，一把一把地往上挪，又慢又吃力。上了岸，他卸下木筒，把它和绳子收进背篓，把担子往肩上一扛——男男女女不断这样背着小袋子或成捆的柴过江——向神龛一拜，便走他的路去了。

我见过一个女人两边各挑一副担子过江。她从索的中段爬上岸，用了十分钟；那索离急流必有九十英尺高。她脸涨得发紫，手也一定磨得很疼，因为过江途中她往手上啐了好几口唾沫。连孩子也托付给这套家伙，而它比喜马拉雅的溜索要吃胆量得多。有些地方为减轻难处，架两根索桥，各自从高处斜向低处。

只有在几道壮丽的横谷开向大河谷的口子上，才偶尔有树；一有便很好，尤其是核桃、外来的榉树和银杏，还有几株结实的针叶树；村子四周则是桃、杏和日本枇杷。

到新文坪的这一天路上很愉快，山里清冽的空气、那份新鲜和自在，都很有味。孤寂的雄伟，岷江震耳的喧声，从一道道壮丽峡谷里下来的碧玉般清澈的支流，从水面直立千英尺的峭壁，一个个仿佛无路可通的急转弯，一重比一重更雄伟更高峻的山障——这一天路上的庄严气象，最后收束在一个山村上：村边有一座很好的索桥，桥那边的路望去只是绝壁上的一条细线。

轿夫一到新文坪就说不肯再走了，说前头有「大风」，会把轿子刮到江里去；挑夫也说顶着风挑不动担子。接着又露出一桩事：我几天前买的灯笼，备典忘在后头了。这样，他们把只走十三英里的主张贯彻到底。我再一次力主同他们立下字据，仍旧没有办成；后来才知道，那约定同我当初定下的完全两样。我看出前头有大麻烦，若能骑马、把这班人打发掉，那是再好没有，可我的鞍子留在了朝鲜。

客栈里很冷，我那间屋子只有一半有顶；成都平原上还是八十三度的水银柱，这里只有四十度。可是这冷提神，也舒服。这里的人也很和气，好奇而不失礼。有个差役从省城赶来，带着一个写着我名字的大官封，里头是盖着总督印的公文；可是那些公文分别行给郫县和灌县的官——郫县我没有停，灌县我已经离开——而且对再往外的地方只字未提，看来派不上用场。成都衙门回绝了说好的公文以后，韦尔先生打电报给英国驻重庆领事，这便是结果。公文里对各处官员说：在梁山和彭县，乱民曾强行撞我的门，我还遭人掷石，这都发生在总督辖境之内；总督因此饬令各官切实设法保护我。

第三十章从新文坪到理番厅

离了那处清静地方——早上七点半气温还只有五十二度——我们立刻扎进峡谷中一段荒野而人烟极稀的地方，每一道横生的裂谷尽头，都有森然的雪峰俯视下来。路上往来的全是藏人；这一半是因为通往一千里外懋功厅的路，在这里与我们所走的松潘厅大道相汇。驮队很大，骡子又高又壮，驮的不是羊毛就是药材，我们错身而过时，它们还兴致勃勃地要拿蹄子或牙齿招呼我们；粗豪不修边幅的赶骡人却总是快活和气，同我们互道一声他们民族的问候——「卓」。

每支驮队里至少有一个人会自己钉掌——每人管四头骡子。我们过去时正巧有一头骡子踢掉了掌，我因此得以看见他们钉掌的法子，同藏西一模一样：把牲口前后腿捆在一起，放倒，在绑绳里穿一根杠子，两头由两个人按住，然后冷钉；蹄子只稍稍削一点，用的是很长的、平头的钉子。

懋功厅那条路是藏人商货的一条大道；过了岔口以后，我们所见的往来就少多了。

峡谷很窄，窄到有些地方路要架成栈道悬在水上，或是在绝壁面上凿出粗糙的石级过去。这一天我们上升了八百英尺。春天的痕迹渐渐消失，山是褐色的、光秃的，杏花几乎还没开，那少数几株树还没有叶子，人们仍旧穿着棉袄；多走些路倒很舒服。可是这里那里也有成片厚厚的天蓝色矮鸢尾，一种纤弱的东西，摆在这样粗粝的环境里像是放错了地方；还有一丛丛蓝色的牛舌草，和开着花的矮小檗。

情形变了。茅草顶换成了薄石片，或是用大石头压住的粗板。一切装饰都不见了。中国仿佛被抛得极远，远到我见着的每一个中国人，看上去都像跟我一样是个外乡人。这里的男人是耐劳的山里人，用驮架背货，大步走路，不再是挑着颤悠悠的竹扁担一路小跑。连女人也扛得起包裹、吊得住索桥，孩子的神气里也有一股自在。

短短一天的路，尽于索桥这个小村。峡谷在这里张开，岷江有一小段落了俗，分成好几股，在大人国般的卵石滩上哗哗翻滚。这是个荒野的地方，四围是高山，一条村街，一座很好的索桥，卵石滩上一两座水磨，坡上的石坎间有山羊。街尽头那家客栈——我在那里住了两夜——是新的，探出在江的一支之上。我的屋子没有顶棚，所以显得高敞。板子干净，也没有恶味。江声大得吓人：除了水的轰鸣，还有石板砸石板似的声音，和卵石永不停歇的咔嗒声。我得拼命喊，用人才听得见。可是这里极其安宁。没有人理会我。没有人闯进我房里；我一个人出去走走，也没有人跟着。

食物很少，一下子来了十二个赶路的人，很费一番张罗。索桥不是通常的宿头，存货不多。当地人只好现做面条，又用蒸饼夹碎蒜做「夹馍」。面条是拿大麦粉和成很硬的面，反复揉过，在干净的桌上一遍又一遍擀开，擀到该有的韧和薄，再切成又长又细的条，搭在绳上晾干。要吃的时候把这些面条煮了，就着切碎的辣椒或葱吃。

第二天到威州的路新奇有趣。天灰着，像要下雨，雪峰在阵阵乌云里森然隐现。我们上到四千三百多英尺的一片荒瘠地带，那里冬天还赖着不走。这里为数不多的村子各有特色：每村都是一条又长又干净、铺过石板的窄街，房子用石头砌，墙多少有些向内收分，像是受了西藏的影响；一律是两层，上层是深色木构，有雕花的挑出阳台，承托的梁也雕着花，檐口极深，垂着又长又精细的木雕垂饰。这样的村子通常在山溪边，四周簇拥着果树、香柏和白杨，要经过好看的桥才进得去。街的两端各有一座装饰的门楼，往往带一座小塔和风铃。

岷江岸窄的许多地方，有废弃的村子，只剩断墙立着；每一间屋里有一座、两座或三座坟。有一处较大的空地上坟极多，据说是阵亡兵士的；村人把这一片杀戮与毁坏统统归到太平天国头上。这话说得过去，却未必可信。

石缝里有细小的银蕨叶片，这种蕨沿着整条峡谷长得极盛；但大自然还在睡着。这里以石灰岩和灰砂岩为主，那些纹理奇特的地层偶尔直立。不过有些横谷里出现玄武岩，还有粉红色的花岗岩；从花岗岩上跌下来的山溪，明净闪烁，美极了。一个除了从万县出来那一天之外，两年多没有喝过生水的旅人，真恨不得渴一场，好去喝一口这冰冷的活水。

汶川县是一座挤在高山之间的小城，街道很穷却干净，入口处颇有景致，还有一座很好的文庙。我坐在那条灰扑扑的街上，衙门里的书办在桌上抄我的护照；一位看来颇有威望的老人，替我挡住那一群又脏又常带麻风的男人和孩子，不让他们挤得太近。东方是没有什么事私下里办的：好几个人从书办肩上探过去读那份气派十足的文书，忽然有一个大惊失色地叫起来：「给她品级！」别的人不信，说：「女人哪能有品级！」书办却把这一点判在我这一边；接着又议论我这品级是怎么来的——是文职的品级呢，还是我在本国是某位大官的太太？有人反驳说不像，因为我穿的是粗棉布衣裳，身上也没有首饰。汶川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无聊透顶的一座官城。

前一晚在索桥，人家告诉我，过了汶川就能在高处看见「蛮子」的村寨；我还听到一段故事——从马可·波罗直到吉尔上尉，凡是要去土著部落的旅人，都被人这样灌输过。店主说这些人会款待你，可是同他们一道吃饭很危险，因为他们相信：毒死一个有钱人，那人的财便会不动干戈地归了他们；他们会当我是有钱人（不管我穿的是粗棉布），会在我饭里下毒，约摸三个月后我便会死于一种类似痢疾的病！他还说，这些部落归一位极了不起的女王统治，她不许任何生人进她的地界——这显然就是好几个月来我断断续续听人说起的那个女人。

到最后，在离威州还有十五里的地方，可看的东西忽然多起来，新奇得叫人吃惊。奇特的房屋出现了，或踞在山顶，或悬在石坎上——有独处的，也有成簇的。先见到的那几处，石墙又高又实，平屋顶，上层只盖住屋顶的三分之一，而且没有前墙。不多久，这样的房子便在极高处聚成村落，看不出有什么上得去的路，可是从四围的耕地看，分明是有人住的。村中还立着高塔，有时多到七座；那景象好看而奇诡，超出一切想象。这自然就是蛮子的住处了——多数人种学家认为他们是中国西部的土著。可是拿望远镜一照，却只看见拖辫子、穿蓝布的中国人，和裹了脚一瘸一拐地在这些奇异住宅四周闲荡的女人，未免叫人有些扫兴。我用「闲荡」这两个字是斟酌过的。这两个字通常与中国人绝不相干；在这些山里，他同别处一样很有骨气，只是人烟稀少，竞争不再激烈，他便有闲工夫慢悠悠地琢磨他的庄稼和他的猪了。

于是，在这些踞于石山之巅、或攀在几乎无路可上的山坡上的村落之间——有的很像西藏，有的自有分明的风格——路便走到了威州这座小府城。它位于大河与小河的汇合处，位置绝佳，又被造屋者无心的手艺装点得更好看：衙门在岩石高处，灰色的城墙顺着环城诸山的陡峭轮廓起伏。大河左岸的北路通松潘厅，西路大体沿小河右岸，通理番厅以至更远。威州便是吉尔上尉在他地图上叫作「新堡关」的那座城。

到了这里，本该雇好再往前走的骡子。

从威州到理番厅足有六十五里，我们早上六点动身。我期望很高，而所见远过于所望。从威州到梭磨，只有约三英里一段是平淡的。到理番厅为止，景色雄奇而荒蛮，带着西藏的气派，有几分像夏约克河的野峡；过了杂谷脑——那是中国在这个方向上最西的一处官塘——山川的壮丽与秀美，更胜过我平生所见的一切：瑞士、克什米尔和西藏合在了一处。

威州城外有两座索桥，我只能步行过去。它们已是「强弩之末」，我回来时便拆掉了。桥抖得厉害，风把它晃得叫人难受；松动的木板只是隔一段铺一块，有的还不见了，这悬着的东西像倒挂的拱一样吊在沸腾的浪头上，过起来很不舒服。这条路上还有一种同样不舒服的时候：轿子在五六百英尺深的绝壁边上、沿着窄路转弯，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整个悬在深渊上面。

那一天是三个月来最晴朗的一天，从头到尾路上都极壮丽；只是那个我在中亚领教过的无情对头——风，照旧在上午九点起来，刮了大半天，一直到近日落才歇，下午两点最猛。它使照相成为不可能，好几次几乎把轿子连人掀翻，又把眼睛、鼻子和嘴里灌满了沙砾似的尘土，还有呛人的碱。这些山谷里天天如此。过了桥，我们立刻进入小河——也叫理番河——的峡谷，在里头走了十二个钟头。这是一条闪着瀑光、在急滩上打旋、没有一段平静水面的河；深而清，橄榄绿色，它那雄浑的行程里始终伴着一种低沉的轰响，从它岩穴般的深处传出来。它的道路劈开群山，山高七千、八千以至九千英尺，被巨大的裂隙和绝壁切碎，化作赤褐色——很少灰色——的峰：高的像针，低的顶着村落，看去无路可上；山体在许多地方横向撕裂，裂得极奇，一边的岩石与另一边的断口一一相应，仿佛把两壁合拢便严丝合缝。

偶尔山与绝壁从河边退开一点，脚下才有窄窄一点地方容得下村子，种着白杨和沙土上稀疏的芒麦；横谷口有冲积扇，长着还算像样的麦子和玉米，也有梨树和杏树，仅够稀少的人口勉强糊口。这一带以石灰岩、灰砂岩和红砂岩以及一种极硬的砾岩为主，偶尔杂入带粉红色的花岗岩；河里的壶穴，凡我能察看的，都是灰花岗岩凿成的。这一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硝酸钠多得惊人。它的盐霜有些地方把山染得发白，像落了雪，又把草木压制得只剩下些体质强健、纤维坚韧、叶子带绒的粗糙植物。硫黄也很多，还有些铁矿石的碎块，我后来才知道那是褐铁矿。威州有硝厂，硫黄也少量供作火药之用；但陆运费大，所以主要在本地用来做火柴头。

这条路是近世的一件大工程，必定花了很大一笔钱，而且修缮得极好。大半路段是在整块岩石上一凿一凿开出来的，不是炸出来的。有些地方必须把路架出到河面上：在河床里打下木桩，上面搭木架；或者把桩横向打进岩里，架成栈道。有一处还在岩中凿出一段很好的廊道，里面立着石碑，记着把这条路献给本地的那个人。凡需要台阶的地方，都修得很用心。在离海岸两千英里、离省城也有一千英里的地方，能见到一条修葺完好的好路这样鲜明的文明标志，是有些叫人意外的。

那一整天路上的种种壮丽与惊奇，我没有办法说给读者听。那是形体之雄伟与色彩之瑰丽的一场极度挥霍；天色之明净湛蓝，几乎赶得上中亚。每一道轮廓都清晰，峡谷里却盈满深蓝或紫色的空气；日光极烈。山那光秃的岩面上没有一点春意，没有一道裂谷里有松树的幽暗——雄伟与辽阔就是这里景色的全部性格；峰与绝壁层层叠垒，从难得的几处豁口望出去，远远有阳光照着的、一尘不染的雪锥在闪。

有的村子在山顶，在石峰上，要靠岩中凿出的石梯才上得去；有的在绝壁的石坎上，后几间屋子是掏进岩里的，看不出有什么上去的路；还有些村子的房子高到三层、四层、五层，甚至七层，贴在陡峭的山坡上，或吊在狂暴溪流之上的崖壁上。这些村子在海拔五千、七千以至九千英尺的高处——一万一千英尺处的大麦和芒麦要到七月才熟——比小河高出一千到三千英尺。房子一律用石头砌，一律多少像座堡垒，一律平顶，多数有褐色的木屋或木廊，饰着粗朴的花格，由上层挑出的雕梁承托。

这些村子多半有一种样子神秘的方形石塔，自下而上非常缓地向内收分，高四十到九十英尺。有几座塔基是三十英尺见方；塔身开着窄口，比箭孔要宽些。门离地十五英尺以上，我没见过哪一座眼下还有上去的办法。有些塔顶上塌了好几英尺，大约是年久风雨所致；但许多仍旧完好，靠近顶上还有挑出的部分，小小的，像今日村屋挑出的木屋。一村之中有三四座并不稀奇，偶尔多到七座。远远望去，它们使沟谷里那些如画的村子添了炼铁厂似的煞风景气象；可是对高处的村子，它们却添了一种异样的庄严与画意。这些塔是不用灰浆、用未经打磨的石块砌成的，虽有向内收分的难处，仍旧砌得「方正扎实」；石块之大，叫人不能不问：当初是怎么弄上去的？至今完好的那些塔都有顶，也许这正是它们得以保全的缘故。威州到理番厅之间这种塔极多，过了理番便少见，一直要到金川的上游才又出现。

蛮子自己说，「父亲和父亲的父亲，都记不得有过自由的时候」；同样，关于这些塔的用处，他们也记不得什么传说，只说「古时候」在塔顶上举火，把在外的村人召回来，抵御逼近的敌人。有人以为这是粮仓；不过以这些人的心智程度，他们所谓的思索，价值是有限的。

在缺乏更多事实的情形下，我的看法大概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有一点从众口一致的说法看来是确实的：这些塔有两层或三层，靠梯子上下——那梯子就是刻了缺口的木头，同今天蛮子上屋顶用的一样。有人给我看过一个塔里发现的极大的粗陶罐，也许是盛水用的。较晚的年代里，塔顶用作烽火，这完全可能；但从少数几处的迹象看，我倒愿意相信：当初有用石土堆成、拆起来很容易的斜坡通到门口，粮物可以由此搬上去，牲口可以由此赶进去；等把斜坡拆掉，最后出入便只靠那种刻缺口的木梯，一拉便收进塔内。塔是避难之所：牲口在下，人在上，人和牲口的口粮都存在同一座塔里。这个说法也解释得通，为什么同一个村子里常有好几座塔——头人和每一个较富的村民，各有这样一处避难之所，是很可能的。这种建筑的手法，远非一个「野蛮」民族所能有。

沿小河的下游一带，凡没有被毁得七零八落的蛮子村寨——只有少数几处是空着的，连同它们的田地，明天就能住人——都已被中国人占去，而且显然经过了大量的杀戮，因为坟太多了。连那一段河面以上高处的村子，也没能逃过被中国人吞并。

从前，而且并不很久以前，威州以南和以西的土著人口一定很多；可是在四十里之内，一个蛮子也见不着。一处又一处烧黑了的废墟——那都曾是安乐的蛮子小村——叫旅人心里发怒；而看见中国人家舒舒服服地住在被杀戮或被逐走的土著那些好看的房子里，同样令人不快。人们讲了许多故事，说「蛮子」如何奸诈，如何非把他们斩草除根不可——这类故事，在美洲、在澳洲、在一切强者挤掉弱者的地方，都听得见。后来在理番厅，我再往前走被人竭力拦阻，我不无理由地想到：官府是怕我一旦真到了蛮子中间，会听到这些故事的另一种说法。

离威州约四十里，那里绝壁上的横裂又暗又荒，岩石的支脉上突兀地立起石峰，峰顶是奇形怪状的喇嘛寺；高处的村子多起来，也第一次有了蛮子居民的迹象——他们同藏人一样是严守教规的喇嘛教徒——标志便是高杆上写着梵文的长幡，在整日顺峡谷刮下来的强劲东风里欢快地飘。偶尔有一座悬臂式的木桥跨过狂怒的急流，很像印度的桑加桥——在拉达克佐吉拉山口到列城之间，这种桥见得很多。蛮子的村寨多半在小河左岸；这些桥年久失修，只要把它们毁掉，那些村寨便无法攻取。

这些村寨无从形容。牲口和草料养在下面，窗子和箭孔都要离地十五到二十英尺才开始。高处挑出褐色的屋子和阳台，红白经幡欢快地飘动，刻了缺口的木梯一层层通到各重屋顶上，屋顶上堆着柴薪，塔楼透着危险与防御的意味；往往上头还有一座头人的宅子，大得像座封建城堡，样子也很像。再高处，像从岩石里长出来一样、只能顺着陡峭的石级上去的，是几乎每村必有的、盘踞在制高峰上的喇嘛寺：层层的殿宇、塔楼和房舍，色彩浓丽而幽暗，经幡飘动，号、鼓、锣那狂放的乐声终日不绝。整个地方笼着一层神秘的气息：幡这样欢快地飘，乐声不断，处处是劳作的迹象，可极少看得见一个居民——只偶尔闪过一角女人的红裙，或是一个喇嘛的红袍映在灰岩上。

这些部落并不是藏人，虽然多数地图上把他们标作「西藏部落」；但他们喇嘛寺与村寨那种绝异的画意，使我极鲜明地想起夏约克河，想起西藏努布拉谷地里迪斯吉特和洪德尔那些奇诡的寺院。

这一天的路让人忍不住要多说几句；我在路上也确实耽搁了不少——我那几个轿夫里有一个果然如我所料，完全担不起这活，我只好多走路，又容他们时时歇息。歇脚的地方都壮丽，可是食物既少又贵，因为每一斤米都得从低处运上来。这一天我们虽上升了九百八十八英尺，气候却明显和暖起来；从后来的观察看，在气温上西移一度似乎抵得上南移一度，这完全可能。谷物、白杨、杏树和梨树都是初生的鲜绿，银蕨正好看，金蕨也长得差不多了，牛舌草开着花；峡谷略宽的地方，有几条窄窄的极细的草地，藏商在贸易的季节就在那上头扎营，草地上带着粗糙绒萼的红蔷薇已经开了。路上没有货运，连一个空手的行人也难得见——除非是个数着念珠或转着经筒的红衣喇嘛。

下午晚些时候，在河一个陡峭而极美的转弯处，我们从急流高处的一座悬臂桥上过去；桥那边是一个好村子，房子是蛮子式的，异样得很，攀在一座锥形石峰的石坎上，峰顶有一座小庙和一座极大而奇诡的喇嘛寺。一座九十英尺高、极古而完好的塔，为大坊这如画的地方添了几分庄严。路是沿着岩中凿出的陡峭盘梯上到村里的，进一道门洞，两边高大厚重的石屋投下清凉的暗影。那些房子厚重到这般地步，窗子又开得那样高，叫人想起恩加丁一带的村子。

我在一所大屋里歇脚，屋里同别的屋子一样住着一户中国人。这些土著在居处上是有大气派的。我进的是一间褐木护壁的客堂，左右各有两间屋子，后面还有一间大屋。离地约八英尺高处，有一圈褐木的廊子绕堂而行，廊上又开着房间。屋里又凉又干净，我坐在一把中国式的安乐椅上，很高兴躲开了外头的狂风。主人是头人，是个极讲礼数的中国人，请我吃麦饼、蜂蜜和茶。他说这峡谷里所有的房子都是「西藏人」盖的，虽然下游的村子里住的是中国人；又说中国人要盖新房，也照这个样子盖，因为除了西藏的盖法——尤其是极厚的墙向内收分——别的都经不住这里的大风。这村子与其说靠种地，不如说靠贸易季节里藏人的过往生意度日，因为水利不足，种不了多少地。

头人问我，为什么要走这一趟路去叫「蛮子」杀掉；我说是为了看看这地方，他显然并不当回事。那时候，还有别的场合，我都很希望自己能说是为了写一本书——那会给我「身分」，也是个说得通的解释。

离了这村子，山又向着隘口合拢来，形势愈发野而雄；不时瞥见雪峰，山裾上生着松林。就在阴影最蓝最深、峰最高最峭的地方，一小片略平的地上，隔着咆哮的河与一座极高极秃的山相对——吉尔上尉估计那山的绝壁有三千英尺高——立着理番厅这座荒山中的小城。这里驻着一位小小的官员，全城却只有五百人口。

我们还没真到城下，落日的金波已顺着隘口涌下来，远处的雪锥泛起红晕，每一座峰都染上紫色或紫水晶色——那是一场色彩的狂欢。风完全停了，干燥的空气里透着一点霜意；忽然间，山与谷的满目光华都灭了，颜色消失了，只剩远处的雪峰，在嫩绿色的天上烧得通红。

这座灰色的小城，大自然否决了它一切扩张的可能，看去像是中国文明最后的一处哨所——万事的尽头。一道砌得很好的窄城墙，从理番厅与河之间穿过，把城箍住，随后以极奇诡的姿态爬上城后两道山脊的脊线——那两道山脊夹着一条山沟，同别处一样光秃多石——城墙顺着陡峭不齐的地势起伏，看去像两道高得离奇的石梯。

一股清澈的蓝色山溪从城后跌下来，轰隆隆穿城而过，被用来带动许多小人国似的水磨，多半是卧轮，同平原上一样。这些磨坊是圆的，像一座座小小的炮楼，只有身量不到中等的人才能在里头直起腰。白杨、柳树、梨树和杏树同光秃的山坡成了悦目的对照，也把这座山城灰扑扑的轮廓柔和了些。理番以上再高两千二百英尺处，有一个蛮子村寨，那里的人与中国人通婚，已经同化于他们的征服者了。

理番只有一条又长又窄的灰色街道，两层的房子，上层带阳台，是褐色木头的。城里很干净，不过干净在这里算不得什么德行——在这样的高处、这样干燥的空气里，那是必然的。它自己既无工业也无商业，几乎全靠某些季节里从西藏过境的贸易过活。这里有一座很特别的衙门：横里没有地方铺展，便向天上长；还有一座岩上的庙，色彩鲜丽；街上另有一座很好的庙，木雕做得极有力量，还有一幅巨大的龙的浮雕。这里稀薄的空气异常干燥，一直到西边七十里外的白豆山垭口，才明显转为潮湿。四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两夜都下了霜，一夜三度，一夜四度。

在这座古怪的小城里，每年十月初一，那位官员带着理番所能凑出的全副排场，用城里最大的炮朝对面的山放一响，以保住「本地的风水」。至少百姓相信：这仪式若不举行，就要出乱子，接着是瘟疫、时疫和饥荒，这座城便要交给厄运。为保这风水，有些喇嘛还到理番以南那座雄伟的雪龙山下，去朝拜岩上凿出的一尊像。

我很不情愿地在那家客栈住了两天；店并不坏，也全无臭味。我的屋子在最里头，紧挨着一道轰响激荡的山溪、那座山，和那座同衙门一样向天上长的红庙。地板上有两个大洞，屋顶下有两扇窗子，窗纸全撕光了，白天的大风尽可长驱直入。

我们一到，照例有官员来拜；他们礼数周到，却处处给我往前走设障碍。门口派了两名差人，有一个就横睡在门槛上。他们口口声声说要顾到一位女客的安全和舒适——这在中国是新鲜事。他们说前头既没有路也没有客栈；那里的人是野人，各部落正在打仗，再往前走很危险。第二天早上，起程的指望便乌云密布了。客气的那层漆没有了，官派变成了发号施令。衙门里的上等官员亲自看守，客栈门口还立了岗。我除了名义之外，等于是个囚犯。他们说差人派不出来；官长不在；非等同四川总督通了信，什么都不能安排。走到理番以外去，是闻所未闻的事。别的外国人都从这里折回去了，他们不能再为我负责。他们恐吓我的人，又不许城里人卖给我食物或替我挑担子。

我从一开头就料到的那些麻烦，这时也一齐爆发了。因为没有立下合同，我落在轿夫手里。其中一个几乎抬不动我，而我在罗家场挨的那一重击还没有复原，也走不了多少路。理番城里唯一会抬轿的人，早上已经雇来顶那个人的缺，到晚上却「病」了：官府不许他去，而且连骡子也一并禁了，虽说只要能不用人，我原打算骑驮鞍走的。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着：凯先生大受那个凑班子的用人的挟制；那班人说要去就一齐去、不然一个也不去，他便把他们全体雇下了整趟路程。事情到这一步，就往前走这件事而论，我们完全落在他们手里。这样一班吃米饭、用肩头挑担子的人，无论如何也不宜于走这样的路。但事已如此，无可挽回，「覆水难收」，也只好罢了。

差人们在我门口抽他们的鸦片烟，却还留着几分神，我一动他们就扑上来；连我爬到屋顶去照相，他们也要跟来碍事。第二天晚上，官员们最后一次劝我等他们派差役到省城走一个来回。

最后那天早上，我四点半把所有人都叫醒，五点半已经预备停当；可是走不成。官员们早已到了，用种种话吓唬苦力，恐吓他们，扬言要为抗命打他们板子；他们同凯先生大吵了一场，双方都说了很重的话，事情反倒更糟。我出来时，他们想把我关回屋里去；我总算坐进了轿子。他们叫轿夫不许抬我。我叫轿夫走。官员们又想关上客栈外门的几扇门板把我们堵住；凯先生把门推开，一直撑着，直到吓坏了的挑夫和我的轿夫都过了门。到城门不过五十码。我怕他们会关城门，他们却只是一路跟到那里，嚷着「我们不管你了！」又把「洋狗」这个称呼当作临别的一块石头掷过来；他们不派差人便打发我们上路，算是下了战书，还撒了一个厚颜的谎，说我要走的那条路不在中国境内！

从这里起，便有了那种一头扎进未知世界的快意的兴奋。因为我打听不到有什么传教的热忱、地理的探查或商业的野心曾深入过再往前的地方，也打听不到有哪位英国旅人描写过它。我只遗憾自己缺少科学的仪器，使我关于这一带的记述简略，在某些方面也不能令人满意。

第三十一章从理番厅到杂谷脑

从理番厅到杂谷脑这六十里（海关的罗斯托恩先生在给我的信里把这地名拼作「杂谷瑙」），景致与前一日大同小异，壮丽依旧，而且更见奇诡。硝石、硫磺与铁矿随处可见。砂岩不见了，代之以石灰岩、砾岩、片岩，以及灰色与粉红色的花岗岩、玄武岩和云母。小河依旧水量充沛、来势汹汹，有时收束到只剩四十英尺宽；峡谷一开阔，它便从粉红花岗岩的石阶上一叠一叠地跌落下去，成了一串瀑布。河边有平整的绿茵地，遍生着矮矮的深红色野蔷薇；也有许多阴森之处——一座座坟茔，以及被毁掉一半的蛮子房屋那副凄凉的残相。河床上有些壶穴大得出奇，里面至今还留着把它们磨凿出来的那些溜圆的石头。山脊上和北坡上开始出现松林。

许多蛮子村落如今空着，房屋却完好可住；另一些坐落在极富野趣的地方，现在住的是汉人，从建筑上看十分惹眼——每座村子上头的岩石上，都垒着一座蛮子的碉楼。这些村子无一例外都建在峡口：横生的山溪在那里汇入小河，冲出一片扇形的沖积地，土壤可耕，足以养活一小群人。那些如画的石屋，与其说是住宅，不如说是堡垒，沿着峡谷东一处西一处地往上爬，栖在一道道岩坎上，与荒莽的山川配得极有章法；只可惜风太大，无法拍照。

离开理番四小时后，我们在危关这座大村子歇脚。村子上方的岩石顶上有一座极大的喇嘛寺，据说住着两百名喇嘛；另有一座气派的碉楼，居高临下。插图所摄的，是村子里靠下的一段，并不入画，房屋团团围着一座大方塔的残迹。就在那里，两名差人追上了我们——理番的官员到底是改了主意；又过一个钟头，第三个差人骑着马赶来了！这迟来的殷勤引起我的疑心。凯先生带着他的仆人先行一步，好到杂谷脑去张罗住处、打听消息，全然不料理番那几位精明的官老爷早在清晨就派了人先去，命令当地的地方官不准给我们提供住宿和脚力！这是何缘故，我至今不得而知。

凯先生走后，那骑马的到了。我看见差人神神秘秘地塞给他一封信，他随即想抢到我前头去，我便设法挡他。我从轿子里跳下来，把三脚架支在窄窄的路当中，他过不去；我摆弄了半天相机，风大总也拍不成，便吩咐他和其余的人一律走在后面，不许离开我。那骑马的一路总想抢前，可山路极窄，多半贴着悬崖，我便举一把大伞，一会儿挡这边，一会儿挡那边，硬是一路把他别在了后头！

离杂谷脑还有几英里时，差人到底越过了我，撒腿奔向一条捷径——轿子走不了的那种。我叫备典去拦，不想他竟跑赢了他们，一把揪住，按在那里等我赶到，我再一次喝令他们退到轿子后面去。凯先生迎上来说：客栈也好、民家也好，没有一处肯收留我们；他还发现，关于前路的事一句也打听不得。好在后来有一家很好的客栈收了我们，店里人十分客气，我得了一间上好的屋子，一扇大窗正对着一片干净的草地，草地那边便是山。

刚安顿下来，麻烦就开始了。两位官员到访，客客气气地扯了一大套谎。他们说：前路上没有可以歇宿的地方；山口的积雪深达四十英尺，还满是裂缝；各部落彼此正在打仗；他们都是强盗，会把我们抢个精光——又把理番那套谎话重说一遍：那条路不在中国境内，他们无从保护我们。我取出一张中国的官绘地图，指给他们看：那地方远在四川总督辖境之内。我这时也真动了气，横竖要走到梭磨去，便把护照拿了出来，告诉他们：这护照是英国外交衙门出面、应首相之请申领来的，他们自己也看得见，上头给了我品级，并且严令各级官员不但不得阻挠，无论水路旱路，都要尽力给予方便。

我又说：倘若一味阻拦，我便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写成公文，递交重庆的英国领事，由他正式呈报上去——那意味着什么，他们心里有数。末了，我又拿出总督写给郫县、灌县两位县官的信。他们被堵得一声不响，只说这就去回禀本官，一个钟头内给我答复，随即躬身退出，把我的护照也带走了。

半个钟头后他们回来了，说本官可以派兵护送我们到辖境边上，出了界，我们就要落到「蛮子」中间去了。这看着像是打了个胜仗，可我一点也不敢说，我们就不会在雇骡子上被卡住，一拖再拖，终至只能折回。第二天，他们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来阻我西行，那股急切几乎叫人可怜：吓唬不成，便改用恳求；直到我再一次把护照上那一条专门的条款指给这几位师爷看，一切才告瓦解。

杂谷脑是中国官府势力的前哨，位置壮美，海拔约六千二百一十英尺。群山在这里豁然分开，河流在此处猛一转弯，四下里是分岔的山谷和没有遮拦的高地。这座四百人的小城四周长着白杨和柳树，一座高大的蛮子碉楼从树影里探出头来，活像英国乡间的教堂钟塔。一条长长的、干净的窄街把城子一剖为二，街景极入画，两旁店铺里卖的尽是颜色鲜艳的中国货。街的上方，房屋一层层堆在岩坎上，乱得极有艺术意味；那里有一座很大的喇嘛寺，寺上头的高处还有一座样式古雅的塔式庙宇。街上的房子两层三层不等，上层的屋子雕着花、向外挑出，屋顶尖耸，出檐很深，檐下垂着雕花的木坠。

从西头出城，路顺着插图上那座如画的城门陡然而下，五百英尺的陡石阶一直落到一座桥上，桥把做买卖的市镇和官府所在的城子连在一起。官城里的衙门是一座纯粹藏式的建筑，看着颇有意思，紧挨着一座六十英尺高的蛮子碉楼。杂谷脑的居民是杂处的，许多孩子的相貌与汉人颇不相同，看着叫人喜欢。红教喇嘛的红毛呢僧衣和尖帽，进城做买卖的各部落人五花八门的装束，还有十三种不同样式的帽子——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种是用一种地衣做的——凑在一起，很是悦目。

还有一样变化也叫人舒服：两年的旅途中，这是头一回，人们的好奇心里带着礼数。每一拨想来看我的人——来的总是女人——都先遣人来问我肯不肯见；待的工夫也总是不长不短合乎体统，临走还要说一句：您想必累了！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夜，因为脚夫听了太多关于前路的传闻，索性雇骡子来驮行李——肩上一根扁担、两头挂着担子那一套，实在不合爬山的需要；而骡子还在山上，一时回不来。就在这一天里，我去看了那座古雅的官城，又在一群红衣黄衣的喇嘛、各部落人和汉人中间拍下了那座城门——请他们退开时，他们也就退开了；这一天我接待了约莫五十位来客，可见她们说我累了，倒也没说错。这些人里有三位显然是杂谷脑的「上等人家」，到过灌县；有几位到过威州；却没有一个到过马塘或梭磨。她们说前头有极高的山要翻，雪很深；依她们看，没有女人到得了梭磨。她们从没见过外国女人，说得出名字的外国，只有俄国一个。

那些女人身材好，结实，端正，一副康健相，面容举止都讨人喜欢，心思却只在杂谷脑这方寸之地上打转。她们有些孩子长得真是俊秀。客栈的院子里，总挤满了红衣黄衣的喇嘛，穿着花哨短褂和绑腿、戴着阔边帽子的赶骡人，裹着羊皮的藏人，还有相貌与蒙古人种全然两样的各部落人。这一切都令人兴奋；凛冽的空气也叫人精神一振。灿烂的阳光下、澄蓝的天底下，这座前哨小城美得动人；人们的友善与客气造出了一种新的气息，呼吸起来格外舒畅。太阳在满天光彩中落下去，紫色的天上星斗烂然，水银柱降到了冰点。「外面」在召唤我；虽然明知这一套旅行的安排本身就不合用、迟早要垮，我还是抱着跟它走下去的心思睡着了。

第三十二章「外面」

第二天清晨五点，地上铺着一层稀薄的白霜；太阳升起时和落下时一样壮丽，把整条峡谷灌满了琥珀色的光。动身前耽搁了好一阵，我一直担心又是中国官场的把戏，结果不过是头一回用牲口时照例的麻烦——称行李、配驮子之类。三头红骡子都很壮实，背上没有伤，模样也讨人喜欢；赶骡子的同样让人喜欢，是个蛮子喇嘛，很年轻，主动说往后几天可以住到他朋友家里去，因为从此没有客栈了。「鸿门宴」这三个字，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

这座古雅山城里那一群奇形怪状的居民，大半都送我们到城门口。天气极好，正宜出行。近午时分，日头把雪晒化，小河的雷鸣声更添了几分底气；我们先下到水边，随后那条驮道便从石灰岩的山嘴和岩基上翻过去。景致明显换了样。河流不再被一道巨大裂隙的石壁紧紧夹住，变得开阔而平静；出现了卵石滩和成片的耕地；它不再顺着山脉的裂口走，而是直接把山脉切开。这一段小河有个很显眼的特点：转弯转得出奇地急，而且几乎每个弯上都有一座圆锥形的山峰从河床上拔地而起，下半截披着森林，上半截是裸岩，大约有两三千英尺高。山势大开处，可以望见令人振奋的景象：高高的锥形雪峰，雪线以下林木深密；其中有一群，中国人叫作「雪宝顶」——当中一座大峰，周围环着九座高低不齐的山峰。

北斗山的山嘴要靠一长串碎石的之字形山路才爬得上去，路是从榛子林里凿出来的。我走在随从前头，到了海拔约九千二百七十英尺处，回头看见骡子和那位入画的蛮子赶骡人，看见十一个不再被担子压弯了腰的汉子——他们蹦着、笑着、唱着，有几个还在鼻孔里塞了艾叶，好止住自威州以来一直困扰他们的鼻血——看见那两个衣衫褴褛的兵，还有我自己，比谁都更像个叫花子：这一刻，我尝到了一个「天生的旅行者」才有的快乐。在这壮丽的「外面」，这样极乐的时刻还有许多。

山口顶上密密插满了幡杆，有些幡上写着藏文，是敬奉山神的；还有一大堆玛尼石，我的人也各添了一块。一千五六百英尺之下，河流看着像一根绿丝线，间以银线织成。那里有一个急弯，河面在弯处放宽，两座锥形山峰从中升起，林木森森，怪石嶙峋。一条条横生的峡谷从河边往上延伸，两旁是高耸森严、满覆林木的山，山顶碎裂成灰色的秃峰和在阳光里发亮的危崖。往西北，峡谷渐宽。山外有山，尽是林木，只有裸露的岩脊与山基生硬地凸出在绿色之上；山上堆着受日照的大团白云，把松林那种蓝幽幽的暗色衬得更沉。再往高处——在这光辉的一日的满照之下，被大气的效果抬升到人间任何山峰都不能企及的高度——是三座被照亮的雪峰；单凭肉眼估量，它们高出那条银绿色的河流怕有三万英尺！它们简直就是「那极远之地的山岭」，因为下方受光的云层把它们与人世间一切事物隔开了，而它们炫目的峰顶，从不曾被人的脚玷污过。

下到河边的路又长又陡，日头正毒；上山一路的干燥与稀疏植被，到这里换成了相对的湿润和无数的小树与野花。河面大为展宽，分成好几股，中间是卵石滩与柽柳，直到某一处，河与峡谷一同收窄，一座木制的伸臂桥便从两座天然的岩墩上高高架过。

那里，一个极肮脏的汉人村子，对着一个满是碉楼和高大石屋的蛮子村子。我们在那里歇了歇——我坐在一块石头上晒着烈日，被尘土和孩子、猪一齐的纠缠弄得心烦——随后过桥，不久便走进了天堂。那头丑陋的黑猪从此被撇在身后了！河在这里分岔，每一支都有自己壮丽的峡谷，谷口望去像是被雪峰堵死的。有几片小小的平整草地，天工在上面栽了几丛枫树和青冈；参天大树一直长到水边，缠满蔷薇与铁线莲；还有一座颇为惹眼的独立庙宇——这一带仅此一座，从此以后，家宅或喇嘛寺里的佛堂便取代了公共庙宇。庙门前有两具大转经筒。

紧挨着它，道路从一道拱门下穿过，拱门两侧各有六只经筒，手一拂便转；附近还有一具装饰繁复的「转经轮」，单独造了一间屋子，横跨一道溪流，用水力推动，守着它的喇嘛按转数收钱。这具经筒高十二英尺，直径四英尺，据说里面装着十万遍那句人所共知的佛家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再往前，有一个人正在造神像，那做法与先知以赛亚所描述的一模一样；河的一支上架着一座平衡颇为可疑的桥；再走不远，自西北下来的小河干流，便与南北两边水量几乎相当的两股水汇合，那两股水都穿过草木极盛的峡谷流下来，峡谷之上大多成群地耸着一尘不染的雪峰。

三水交汇以上的植被，此后接连许多天几乎没有间断，繁茂得如同热带。峡谷极窄。左边，群山以一连串绝壁直落到急流里。右边有一条平均二十码宽的空地，容得下驮道，也容得下一片极盛的草木。从这条窄地上，仍旧是与对岸一样的林木覆盖的绝壁和山峰拔起。两壁之间，那条小河轰鸣而下，比下游更窄，水量却大得多，绿得是我生平未曾见过、此后也再未见过的那种绿，泡沫白得像被风卷起的雪；它每英里落差六十多英尺，一路奔腾，那一江灿烂的水急着要在两千英里外浑浊的黄海里失掉自己。

苔与蕨柔化了巨石的轮廓，披挂在倒木的躯干上。树干几乎被蕨类和兰花遮没，兰花里只有一种紫褐斑点的石斛开着花。一种四瓣的白铁线莲开得极盛，雪团似的花簇在路上结成拱门，把树木一株株连缀起来；一种白瑞香把浓香灌满了空气。大朵的白芍药在阴处发亮。白的黄的素馨和黄蔷薇缠着树干，开花的灌木多半是常绿的，数也数不清。常春藤和几种爬山虎添上它们熟悉的风致。那里的春天古怪得很，在设色上竟模仿起秋天的荣华来：枫树招摇着深红与紫色，或是淡绿的叶子镶一圈玫瑰红；遍地兔脚蕨的嫩叶把地面染红；有猩红的树，赤褐的树，「旧金色」的树；至于绿，则有七种松树的深绿与蓝绿，青冈、冬青、紫杉那发亮的深绿，雪松与刺柏那暗哑的深绿，桦、山毛榉和许多落叶树那发亮的浅绿，还有羽状枫叶那几乎透明的豆青——红的、紫的、绿的，一概让明亮的日光透进来，像透过彩色玻璃一般。

地面被各种深浅的绿、金、赤褐的苔藓遮住，被一种杯状深红的地衣和兔脚蕨的嫩红遮住，上面星星点点地开着白的蓝的银莲花，白的蓝的堇菜，黄的角堇，报春和百合，白的黄的南芥，还有一片片矮小的蓝鸢尾；我们本国的铃兰在灌木底下怯生生地探出头来；而在那些美丽的异域蕨类中间，我亲切地认出了我们自家的欧洲鳞毛蕨和王紫萁，它们置身于外邦同类之间，一点也不逊色。

细处美到这般田地，反而难得抬起头去把这无可比拟的魔幻景象整个收进眼里：枫叶用它春天的粉与红，照亮了冬青和青冈的幽暗；一种杨树以柠檬黄与之争艳；金皮桦那纤细的叶子是铜红色的；凡近于绿的色调无不齐备，从香脂冷杉的灰蓝，到它那些针叶兄弟的深蓝绿，直到雪线以下松林中成丛的落叶树那淡淡的海水绿。

因为，在夹住河流的那些林木覆盖的峭壁与绝壁之上，在每一道横生的谷口之后，堆着数不清的山峰和碎裂的山脊，以一种绝对纯净的白刺进蓝天。极高处，在险得叫人怀疑能否上去的地方，坐落着蛮子的村落，活像一座座工事；那一点人间生计的意味和飘动的经幡，给这景致添了生气。河流也随和地迁就了它变换了的周遭。它的颜色是一种鲜明而透澈的绿，拿祖母绿来比它都是委屈了它。河面上，从那些覆满蕨、兰与藤蔓的扭曲树干上，垂下一长串一长串红白相间的蔓蔷薇；在它水沫清凉的抛洒之中，膜蕨和秀美的瓶蕨长得无边无际，在漏下的阳光里几乎透明。河水成瀑成湍，成片成缕地翻着白沫，在低垂的树木、铁线莲与蔷薇的垂条底下奔泻，间或在深绿的水潭里停一停——潭镜里，蔷薇、铁线莲和雪峰相聚在一处；然而它那从峡谷与绝壁间回响的雷鸣，却一刻不停。

我们在这片美与芬芳、清冽香气的仙境里走了几个钟头，如今回想起来仍是一种享受；后来香气里带了潮意，峰顶泛起红晕，路上的影子深了，峡谷「豁然向着天光敞开」，落日的荣光从西边的大门里一浪一浪地涌进来；在一座名叫庄房的小丘上，有几分耕作的痕迹，还有一户孤零零的蛮子人家。

主人是我们那位机灵而知礼的年轻喇嘛的亲戚，待我们极殷勤；他的妻子是个非常好看的女人，背着一捆柴从山上回来，进门看见一个外国女人和十二个男人占了她的屋子，一脸惊愕。那所房子是蛮子中较穷一类人家的典型，有两层屋顶，各靠一根刻了深槽的树干上下，与虾夷地的阿伊努人所用的一模一样。进门一间是人、骡子和鸡共用的；里间是厨房，几乎没有光，屋子当中垫高的灶台上生着火，没有烟囱，呛人的柴烟便各处乱钻找出路。好些的人家，会在屋顶开个洞，嵌进一截空心木头，好歹算个像样的出口。火塘是一家人聚拢吃饭的地方，男人、女人、孩子同桌而食。这些人有「炉边」这个说法。那女人虽已不年轻，却真正称得上美，是欧洲人的那一路相貌，牙齿极好，只是那一身好气色被污垢遮暗了些；因为这些人和藏人一样，「一年才洗一回」——就是说，难得洗。

她极有礼数地领我踩着刻槽的木梯上到第一层顶，再上到第二层顶；第二层顶是打谷场，扫得很干净。一头竖着晾玉米的高架子，另一头是四根柱子撑起的一顶棚，正面敞着，那是粮仓。这块地方用一只大晒谷盘和我的帐帘隔开，我占一头，仆人、兵和几个脚夫占另一头。清冽的霜气是一剂灵药；落日的赤金与日出的玫瑰红映在围住这山谷的积雪上，叫这一夜露天而眠成了极痛快的事。

风太大，点不了蜡烛；我的饭是在楼下的烟里做出来的，就着一轮将满的月亮吃下去，气温三十度，正好。远离人堆、远离喧闹、远离无礼的窥看、远离稻田与恶臭——远离那由粗暴维系的、对习俗的奴役，远离许多可憎之物；置身中国本部之外，置身于千万座雪峰在松林幽蓝的深谷之上闪光的群山之间；呼吸八千英尺处稀薄的空气；自由自在，进入一个半独立部落的、被抬高了的新世界；一趟旅程总算切实上了路，而中国官场看来已被成功地顶了回去；末了还有一样并非最不足道的：久已折磨我的风湿竟全然消失了——这许多好处加在一起，成了那一天的总账。此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可就在那一天，我呼吸过自由的空气，得着了足以受用终身的、关于美的记忆。

想着这些快意的事，我就睡着了，直到日出——玫瑰色的光一浪一浪涌上山谷，开始驱散霜气——才醒。山上又添了新雪，高处的松林一片苍白。

这些好客的人不收留宿的钱，也不用钱：银子只因可以打首饰才受看重，铜钱则全然无用。屋顶，或者说客房——若有客房的话——任何过得去的行路人都可以住；只是他得自带口粮，因为他们没有可卖的。幸而我随身带着针、剪子和丝线轴，在那里和别处叫许多女人喜出望外。

第二天的景致若说还有可能的话，比前一天更壮丽，天空是那样深的蓝，亮得出奇。路仍沿河右岸走，峡谷略宽，一路上多半时候有七座雪峰像一道屏障横在前面。路旁的林子里有九种松杉、八种枫树，此外还有雪松、紫杉、刺柏、榆、冬青、栎、杨、桤木、青冈、悬铃木、桦、梨等等。一种白忍冬把它精妙的香气添进这一片甜香里。林中满是白芍药，天蓝的飞燕草和乌头到处都是，黄蔷薇在河边平整的草地上尽情晒着太阳——到了季节，藏商就在那些草地上扎营。我的脚夫不必挑担子，见了芍药大为兴奋：芍药根在中国是贵重药材，他们说一根能卖一块钱，于是大举来挖。

在木伸臂桥上几番来回渡过小河之后，我们到了古尔角，一个纯粹的蛮子村子，垒在一处陡坡上，横生的峡谷带着一条支流在那里汇入大河。这是中国官府的人送我到的最后一处，也是头一处有梭磨土司的代表的地方——我由此进入了他的地界。杂谷脑派来的兵，都是快活的年轻人，把本官的信交给了头人，就回去了。

蛮子这边当即派了官方的护送，来的不是带兵器的壮汉，而是两个好看的、笑个不住的姑娘，一路说笑，一路捻着线杆，把我们送到朱底。这一路迷人的护送并非虚设。动身前，两个姑娘各加了一条裙子。倘若真有人来欺侮，她们会先出声抗议，请在场的人都做个见证，然后脱下那件加穿的衣裳，郑重地（如果这样爱笑的姑娘也能郑重的话）放在地上，衣裳就一直放在那里，直到这桩无礼或得了赔偿、或得了宽宥为止；而最近的一位管事之人则非惩办犯事者不可。贝克先生提到云南倮倮人中间也有近乎相同的风俗。一路上我们经过好几个蛮子村子，每到一处人们都出来，捧木碗的凉水给我们，还同我的人说笑逗趣——他们中有几个会讲汉话。女人几乎个个好看，满身银饰珊瑚，一边说笑一边捻线，举止大方，甚至可以说是大胆。

朱底不过是两所汉人房屋、一座桥，加上左岸一所大蛮子房子和它周围的一点田地。我们在那里受到赶骡人兄长的款待——虽然他一见那一大队脚夫，便说自己不是开客栈的，还求我们别丢了东西。我立刻得了屋顶上一间干净屋子，是「最好的客房」，窗框上装着一只随风转的经筒，昼夜单调地呼呼转着。高处有一个村子，要爬好几段梯子才上得去，村里许多人到屋顶上来消磨了一晚，打闹得十分热闹。他们没有「外国人」这个概念；我穿着褐色毛料，他们便当我是别族的蛮子。有些女人很美，即便到了中年，姿容和气色也不减。

这所石屋，像所有较好的人家一样，看格局分明是为防御而建的。它有三层，靠屋内又陡又宽的梯子上下。第一层住牲口、骡子、草料和农具，第二层住人；平顶四周有两英尺高的女墙，顶上的两面分别是家里的佛堂和客房。这片平顶同时也是打谷场，是全家聚会之所，是摔跤的场子，也是女人们支起便携织机织毛料的地方。佛堂和客房的顶上有一部分加了盖，用作粮仓；男人们就在那上面打牌、下棋，还有一种类似围棋的玩法。所有人家的屋顶，哪怕最穷的，东角上都有一座带烟囱的小泥炉，叫作「香台」。日出时分，当家的——男人女人都可以——面朝东方，在炉里焚一束紫杉的青枝绿叶；那里有两种紫杉可取。这或许是佛教传入以前自然崇拜留下的遗迹。凡略有家底的人家，屋顶上都像西藏那样设一座佛堂，墙上供着佛门三尊的造像，一张供桌，桌上是惯常的法器和供物，还有鼓、锣、号和钹，以及力所能及买得到的种种佛门法物。当家的可以充当祭司，任何男女都能自行奉上祷告与供养；在蛮子人家，从日出到日落，几乎没有一个钟头听不见沉闷的鼓点和那用尖细单调的声音反复念诵的「唵嘛呢叭咪吽」。

上有雪峰，下有雪峰，日出日落时一齐红得灿烂；从屋顶望出去的景色简直摄人心魄。第二天前半程的路走得比先前更美。在最好看的一段，几个部落的汉子正在造桥；桥边有几个赶骡人——多半是姑娘——笑闹着，把几头空身的骡子赶过一处极难走的浅滩。许多汉子过河来，求我出钱帮他们造桥；我本很愿意给，无奈银子远远落在骡子那边。他们于是变得十分蛮横，有一个还横着胳膊拦住路，不让我的轿子过去。我们到底走脱了，走出几里地便停下等骡子。差人到朱底就没有了。

也就在这天早上，那个一向不胜其任的轿夫垮了下来。他是个烟瘾极大的人，为了买鸦片连饭都不肯吃，这时倒在路边，脉搏乱跳，体温一百零四度。我把他放进我的轿子，自己能走多久便走多久；后来他非躺下不可，我只好出钱雇了个人守着他。过了一个钟头，骡子还不来；造桥的那伙人粗野得很，我很怕他们把赶骡人抢了，凯先生便折回去看。又过一个钟头，骡子平安到了，那病人也来了——他呻吟着，喘不上气，由凯先生一路扶着走；凯先生又有力气，又有心肠。

再往上，峡谷豁然开成一片河谷，水分成几股，卵石滩上要么寸草不生，要么长着沙棘和一种柽柳。退开去的山坡被夏季的山洪割得沟壑纵横，植被稀疏。林间有一片开阔的宿营地，脚夫们生火煮饭；高处村子里来了一群梭磨女人，几乎个个都好看，是梅格·梅丽里斯那一路的模样，怯生生地在旁边看着。

病倒的脚夫被放在一棵树下，我把一条湿手帕敷在他滚烫的额头上。这时候，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狠劲露了出来，可见在这些人身上，那位其实很可爱的观音的民间信仰并无半点约束力。有五个挑行李的脚夫此刻什么也没挑，我提议他们分掉一头骡子的驮子，让他骑骡，他们不肯。他同他们一道做工、一道睡觉、一道吃饭已经十二天了，可我问他们是不是打算把他丢在那里等死时，他们笑着说：「让他死好了，他没用了。」他渴得要水，水就在几码开外，他们也懒得给他舀一口。再劝，他们便说：「不要紧，有凯先生照看他。」凯先生也果然照看了：我一直走到走不动，好让人抬着他；余下的路，几乎是凯先生把他背过去的；夜里冷得刺骨，凯先生把自己的棉袍给了他，自己没有棉袍睡了一宿。那些人却笑他受的罪，笑我给他敷头，尤其笑我竟肯步行让他坐轿。

我们渡到渐渐变细的河的右岸以后，一大群蛮子男女迎了上来，簇拥着我们爬上多石的陡坡，到了米亚科这个大村子。村里房屋层数很多，有一座碉堡，还有一座喇嘛寺，难看得像座工厂，住着一百五十名僧人。我们被请进头人家里——头人正是我们那位赶骡人的父亲，家中儿女成婚生子，是一大家族，田地也种得极多。

这一带光秃秃的大山坡很宜于耕种；米亚科海拔将近一万英尺，小麦到七月也能熟。在这样的高度上，我给那脚夫服的多佛散不见平日的效验，别的发汗药也一样不灵。干燥稀薄的空气里，我的伞裂成了几片，鞋子和别的东西都开了裂，照相机（罗斯厂最好的一架）上的螺丝掉了出来，我的气垫瘪了，一只角杯自己碎了，赛璐珞底片带上了电，一张张分开时会迸出火星来！

山坡上的土是沙质的，新近才引进的马铃薯长得很好。这些坡上散布着许多大村子，人们养着成群的褐色山羊和绵羊；绵羊是一种垂耳、无角、长毛的品种，肥尾重三到六磅。他们还养犏牛——牦牛与黄牛的杂交，极有用处，驮的分量比马或骡子还多八十磅。公的用来犁地，母的产奶比牛族中任何一种都多。他们用奶做酥油；酥油和在西藏一样，似乎越陈越贵重，主要和盐、碱一道用来打茶，在木桶里打到稠得像巧克力。蛮子用犏牛和牦牛的毛擀成厚毡，做寒天雨天穿的斗篷，也做靴子。一直到分水岭为止，雪一次只积得住几天；照他们的描述看，这里的霜冻从不厉害。

蛮子的耕作比汉人的粗放零乱。庄稼地里野花丛生，灌溉也不懂。旱是农事的大敌，这一年大谷里的庄稼正急等着雨。

我们到的那天傍晚，米亚科空了：一长列男女，人人背着沉重的东西，慢慢盘上山去，到一处地方与我们村里同样负重的一队会合；合起来的队伍，又迎上一大群喇嘛——我们的赶骡人也在其中——喇嘛们披着法衣，唱诵梵文经咒。压得人弯了腰的重负，正是佛经；全套佛经有九十磅重，背着这神圣的担子被视为一件可以积德的事。冗长的法事还没做完，便「有多雨的响声」，风起了，大雨如注，那由花岗岩风化而成的土壤把雨吸进去，像是永远也吸不够。

米亚科是个热闹而快活的村子，照着西藏的路数，信教极虔。山坡上有一排低矮的房子，里面装着许多转经筒，绕屋排在顺手的高度上。清早，村里人便列队绕行，一路推着经筒转。我借住那户人家的佛堂里，整日间几乎不停地有人用单调的调子念经。屋顶上竖着高杆，杆头或是三叉戟，或是一个球加一弯新月，或是挑着与杆同长的白色窄经幡。成组的杆子挂着同样的幡，是为纪念亡者而立的，亡者的骨灰常常就装在下面的小骨灰罐里。用泥捏成圆牌、并常常把一部分骨灰和进泥里、再在上面印上释迦牟尼像，或是用手指把泥巧妙地捏成曲登佛塔的样子，都算是「功德」。

夜里屋顶上总有一大群这样爱笑爱闹、兴致极好的人，男女平等相处。他们和藏人一样喝「羌」，一种浑浊的青稞酒。我们在米亚科耽搁了好几天。骡子丢在山上找不着；又有传闻说两个厉害的强盗弄得一段路很危险，把地方上搅得人心惶惶，虽然悬赏六十两（合九镑）不论死活缉拿，仍屡屡被他们脱逃。头人不赞成我们不带护卫就走那条路，坚持要有十名长矛手同行，而这十个人还得到邻近村子里去凑，就更费时日。就在这耽搁当中，忽然来了一位骑马的中国武官——一个「千总」，带着行李和一名骑马的随从，奉命把我看住；究竟是来帮忙还是来阻拦，我不得而知，但强烈疑心是后者。两人都佩着刀和左轮枪。这来得实在不受欢迎，我一直陶醉其中的那种美妙的自由感，就此消散了。

吃食的事叫我不安，尽管人人都向我担保「梭磨什么都有」。当地人连一个鸡蛋都不肯卖给我们，这一耽搁又把存粮啃去一大块，我便把自己的伙食减到只剩茶和在灰里烤的死面饼——那饼能撕成长长的条。

最初那点从来算不上热烈的好奇心一过，人们便照常在屋顶上过日子：白天念经、织布、做衣裳，晚上摔跤、比刀棒，闹作一团。米亚科是个很殷实的村子，男女都满身银饰。

小河在村子上游拐了个荒唐的大弯，我们便抄近路翻狮子坪山口（一万零九百一十七英尺），走了二十里后重新回到河边。前一夜山上下了大雪，许多低矮的山头都白了，毛蓬蓬的松树成了灰胡子，山口上那些极好的针叶林被雪压得沉甸甸的；那里红白杜鹃和一种大朵的粉色杜鹃开得正盛。在那个高度上，早上六点水银柱是二十六度，又刮着强劲的东北风，冷得厉害。到中午，在低一千英尺的地方，水银柱却指着七十二度。

从山口顶上，远远可以望见一列长长的雪山，轮廓平钝而起伏，上面叠着五座显然极高的山峰。此前，至少靠近河的那些山，虽然雪白耀眼，还够不上万年积雪的威严；可是向导说这一列山「向来就是这个样子」，说那些峰叫作「雪山」，最高的一座叫唐巴（意思是「神圣」），说大金川就发源在它们中间。我们后来翻过的正是这一列山的一个山口；它多半就是中国地图上标作「雪山」的那一大片峰岭，大体朝西南走向，在北纬二十九度到三十二度、东经一百零一度到一百零三度之间。这些山峰的高度只能粗略估量。吉尔上尉五月间在此地以东三度处测得雪线在一万三千英尺，并估计万年雪线至少在一万四千或一万五千英尺；照那个纬度上每西行一度气温稳步上升来折算，这里的雪线当在海拔一万五千或一万六千英尺。若以五月中旬的雪线作个粗略的推算依据，我估计林线的高度将近一万三千英尺，唐巴则比林线再高五千英尺。

三个钟头的陡降，穿过一片令人神迷的森林，把我们带回小河边。河到这里是一道水量充沛、清澈碧绿的急流，宽约四十码，被逼在一条窄峡里，在巨砾之间跌成一串壮丽的瀑布；比先前所见更大的乔木俯身其上，缠着蔓蔷薇和白色、硫黄色的铁线莲；而一切喜湿喜暖的可爱之物——蕨、苔、卷柏，还有秀美的瓶蕨——都沿着这湍急的水边繁茂生长。景色比先前更雄伟、更美，而且绝无人迹。

米亚科以西的植被有一个特点：一种豆青色的蔓生植物（或许是西博尔德石松），垂条长八到十英尺，缠上针叶树便据为己有，注定要把树慢慢缠死，却也用一种成片看去十分好看的颜色，取代了树的深色针叶。蛮子用这种蔓草做帽子，喇嘛戴得很多。有些针叶树的红色树干，五十多英尺以内不生枝杈，离地六英尺处量周长有十九到二十一英尺；冬青七英尺，紫杉十一、十二乃至十三英尺；还有一种树荫浓密、极其秀美的杨树，有十七到二十英尺。峡谷偶尔会开阔一小段，那里有平整的草地，天工在上面颇有章法地栽了一丛丛松树和桦树；桦树皮不是白的，是「旧金色」的，到春天便脱落。那个高度上几乎只有两种花：一种茎长一英寸的蒲公英，和一种可爱的短茎淡紫报春，有些地方铺得满地都是。峡谷的岩壁一层层披着林木往上升，有些绝不会低于三千英尺；那个时节，它们茂盛的外衣兼有黄、红、绿的每一种色调。

走过整整四十里，峡谷展成一片草木丰茂的河谷，谷的西端看去被一列鹧鸪山的大山脉封住；牦牛和犏牛成群在肥美的牧场上吃草，正是这些牧场使杭甲这个蛮子小村子富足起来。这里本该是我们的宿处，而且虽然看来并没有可住的地方，那位中国武官也打算在此歇下。他与凯先生高声争执起来；凯先生随后折回去催骡子，我坐在路上看着——山口上分明正在下雪，山下则下着雨。长话短说：由于种种不值一叙的不顺，加之人人都乱了方寸、失了脾气，我原本更明白的判断被压了下去；我明明指出无论如何八个钟头也到不了马塘，动身的命令还是下了——这实在是极冒失的一着。我们三点一刻离开杭甲，脚夫和我从十一点起就没吃过东西，六点半到了山口脚下。再往上几里，岷江这一支的源头是岩石下一股很旺的泉水。

我们沿着许多条修得极好的之字路爬了相当的高度，路上遇见带着长矛和短刀的蛮子行旅，都因怕那两个有名的强盗而结伴而行。我的人里也有几个操起了长矛。天一黑，脚夫们害怕起来，求我叫人把骡铃摘掉。他们见了石头都要一惊，还求我把左轮枪预备好！他们的鼻子已经断断续续流了好几天血，到了我们所在的高度上，有几个人出血很凶，还伴着眩晕、呕吐和口中出血；那个极不情愿顶替病轿夫的挑夫，更是一路怨气冲天。等我们钻进浓雾、碎页岩和积雪，一个接一个地跌跌撞撞摔倒之后，他们把轿子放了下来——我觉得这也在情理之中；凯先生无论晓之以理还是动之以力，都不能叫他们再抬一步。

那时是八点半，天很黑。暴风雪来了，密不透风，眼睛全被遮住，风又大。我与其说是被人扶着，不如说是被人拖着走；扶我的那两个人自己也常常跌倒，因为我们正在陡坡上，雪被风堆得很厚。向导不时消失在黑暗里。扶着我的备典踉跄了几步，终于倒下去，几乎晕厥——他说是饿的，其实是「瘴气」，灌了白兰地才缓过来。人们四面八方地呻吟着、跌倒着，呼喊他们的神明，许下破费的大愿——这些愿后来都用几根便宜的香了结；怕强盗的心这时早换成了怕送命，可还得拦着他们，不许他们躺到雪里等死。

我好几次陷进雪堆，齐到脖子；湿透的衣服在身上冻硬了；雪越下越深，打着旋，堆积起来，扎在脸上像针尖。然而那道荒山夜坡的可怖，是言语传不出的：后来泛起的那种惨白的光，旋卷而来、遮天蔽日的雪云，冻得人发麻的寒气，四下里的呻吟——别人和我一样，每喘一口气都是一声呻吟——还有那个明白无误的判断：只要风再大些，我们就要全数葬送在这里，因为我们正在山的迎风坡上。这样挣扎了三个钟头，将满的月亮升起来，透过飞旋的雪雾隐隐照出山口那圆而惨白的顶脊；我们在午夜刚过时到达并翻过了它，雪也就在那时停了。我曾在扎格罗斯和库尔德斯坦的群山里与凶猛的暴风雪搏斗过，可那时我骑着好马，又是白天，身上也没有受过伤。总的说来，这一回是我这类经历中最糟的一次。

顶着深雪沿一道悬崖边上走了一个钟头——崖底下传来跌水的轰鸣——我们进了一片森林，那是我生平见过的最直最高的松树，在月光里壮丽非凡，水声轰响。这时我才发觉，一向心不在焉的凯先生和向导都不见了。脚夫们不肯抬我，想把我丢在那里；我的仆人同他们争了半个钟头——这半个钟头里我湿透的衣服冻得梆硬——他们才把轿子抬起来。林中小路叫人摸不清头绪，真正的路很快就在雪里失掉了，直到凌晨两点我们钻出林子，来到大片草坡上，才重新找着；又过一个钟头，我这一队人筋疲力尽，冷得发抖，饿得发慌，浑身湿透，衣服一律冻成硬壳，终于在一个汉人的破屋里找到一处可怜的栖身之所——那屋子只有一间，地是斜的，坐落在一片凄冷的、乱石遍布的山坡上，马塘这个愁苦的村子就蜷缩在那里，海拔九千多英尺。

我们翻过的鹧鸪山山口，是这一带的大分水岭：东面的水寻岷江，西面的水寻金川，也就是大金河，两者都在叙府汇入长江；所以这片壮丽的地方，从地理上说仍属长江流域。我回程再翻这座山口时——那其实是一处很好走的山口——从顶上一共望见一百二十四座雪峰。它的大概高度是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七英尺。那是一道又长又秃、并不动人的山墙。

那间破屋还容得下我在一幅细布帘子后头支起行军床，可怜的脚夫们却连躺下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围着一堆大柴火坐着，煮饭、说话，把冻硬的衣服烤化烤干。我把自己裹在毯子里化冻；可是不像他们，我好几个钟头吃不下东西，连茶也喝不进，就那样昏昏沉沉躺到第二天中午，才挪到一处号称客栈的地方——那是一间九十英尺长的木马厩，两边是七英尺高的隔栏，专供人住；我在其中一格里得着了清静、一只火盆，以及好几天必需的休息，真是谢天谢地。

店主夫妇是甘肃回民，待人很好。他们给了我一个鸡蛋，又请我到他们那间糟糕透顶的厨房里，坐在大柴火边上，理由是我们拜的是同一位真主。有火可烤是求之不得的，因为那几天接连下大雪，有一天水银柱降到了二十九度。无论风雪还是晴天，「不当季」的马塘都是个惨淡地方——一个凄凉而毫不入画的村子，一色低矮的石头小屋，粗木屋顶上压着石头。一条同名的急流把它一剖为二，那是金川的一条支流，发源于上头的山口。村里有一座很好的伸臂桥。一百七十口人当中，有若干娶了蛮子女人的汉人。那里的雪要积六个星期。

到了七八月，光景就变了：马塘成了一个大国际市场。客栈里塞满人和马。牦牛和藏人的帐篷铺满草坡；汉人在山上挖药材，药材还从西藏运来，数量多得难以置信，主要由回民商人收购；碎银子是唯一通行的货币，在人手间自由流转；货物以物易物；汉藏商人在这两个月里做着极大的买卖，交易牛、马、羊毛、皮张、绵羊、麝香、大黄、鹿角，以及许多别的东西。

马塘有些蛮子女人美得出奇，是圣母像那一路的相貌。我两次把一群嬉笑的女人摄进镜头，可我一把头钻进对光的黑布，她们便一哄而散——半是嬉闹半是害怕，那些爱笑的美人像兔子一样逃掉了；所以她们的好相貌，读者只好姑且信我一句。

靠近屋顶有个洞权当窗户，洞外拴着一条地道的藏獒，大得像头小熊，一身四英寸长的锈褐色卷毛，一副极好的面相。它的声音与其说是吠，不如说是吼，一低吼便叫人心里发紧。这种狗极凶；主人说它能咬开人的喉咙致人死命——那正是它们扑人的路数。我让那位被它傻乎乎地摇尾讨好的主人给它量了量，从蓬松的尾根到鼻尖是四英尺三英寸。它一直恶狠狠地盯着我，我在屋里一动，便招来它那凶狠而洪亮的低吼。这种狗到夏天要脱毛。

因风雪和脚力难雇又耽搁了些时日——存粮又被啃去一大块——我们于五月初离开马塘，同行的有那位中国武官（他很知趣地一直留在杭甲谷中）和米亚科来的十名壮健长矛手。我带着这队护卫先步行动身，让其余的人随后慢慢跟来；一部分行李驮在牦牛上，牦牛照例又丢在山上，耽误了不少工夫。我们这支队伍点齐人数，共二十五人。两个野相十足的部落汉子骑着大牦牛，牦牛还穿着冬毛，庞然可怖；人人带着长矛和短而阔的刀，还有几个扛着又长又花哨的火绳枪。强盗自然是连影子也没见着；一过他们出没的地界，长矛手便悄悄散去了，似乎全不知道自己有权讨赏钱。村里的笼子里挂着第三个强盗那颗龇着牙的惨白脑袋。

这条路修得出奇地好，在马塘河与一条自西北奔来的急流汇合处附近过一座好桥，随后顺着合流往南走四十里，与绒甲河相汇。

这一天路上的景致是全程最美的。马塘河——我们在山口那个可怕的夜里亲眼见过它的出生——一路怒吼成瀑，卷起大片被日光照亮的白沫，有时又放慢成深绿的回水；它转的弯又急又奇，每转一个弯便展出一幅新的壮丽景象。这条峡谷叫我想起落基山中最好的一些地段，但这里有大量落叶乔木、开花灌木、藤蔓与草本，还有那种海水绿的「仙人苔」，五英尺长地从树上垂下来，更添一层美。万物都披着赤褐、金黄和绿。松林浩大而壮丽；在落了叶的桦树那一片紫茜色里，透出赤陶色的树干。深色常绿的青冈和冬青，与胡颓子、山楂和柳树那鲜亮的春绿相映；报春、水仙和绵枣儿星星点点缀在苔地上；铁线蕨和别的蕨类在树干上茂生；纯白铁线莲的垂蔓悬在路上；苔藓和膜蕨把每一处生硬的棱角和每一块巨石都遮得不见；华丽的蝴蝶与蜻蜓掠过，像「活的光的闪烁」。每一转弯，深色松林之上的每一处远景，都被山峰堵住——那时候，峰顶是新雪那种炫目的洁白。

我们一路不断翻越落到河右岸的高陡山嘴。有一道很好的瀑布。下午，一段又长又极累人的上坡，终止在一处山嘴顶上；顶上有一个村子和一座喇嘛寺，下临四谷三水的交汇处——马塘河自北来，绒甲河自东来，金达河自南来。三水合成一条颇宽、水量充沛、绿得很深的河；蛮子给它的名字，我照音写作绒甲，意思是「银水」，而沿岸的汉人却叫它大金或大金川。若他们不错，那便是大渡河（又名铜河）的上游。

再上一段坡，在一个极奇特的村子歇脚——村里尽是方形碉楼，每座碉楼顶上都探出一间褐色的木屋——随后又是一段陡坡，把我们送上另一处山嘴之顶；从那里俯瞰绒甲河与其他几条水汇合以下的河谷：那里河面宽阔，水流迅疾，没有险滩急湍，几处架着桥。

五月正午柔和的阳光里，它沉睡着；初见那一眼，是一生也忘不掉的。谷宽足有一英里，长九英里，西头看去像是被雪峰封住。沿着「银水」两岸，麦田一片春天的鲜绿；再往上是高山草甸，草甸上零星散着松树和桦树，渐渐密成森林，森林覆着群山的裙裾，山顶积雪，处处碎裂成裸岩的尖塔。顺着河谷每隔不远便有村子，高处有碉楼和喇嘛寺——村子坐落在明亮湍急的河边的好草地上，房子架在高碉楼的顶上，向外探出，窗子离地三十到五十英尺；一道高峻多岩的山嘴从半谷横插过来，那时正映着金色的天空显出紫罗兰色，山嘴上崛起一座厚重的双塔城堡，那便是梭磨土司——这片好地方的主人——的住所。傍晚时分，它看着就像那片被施了法的地界——

「那里不落雨，不落雹，也不落雪，

风也从不高声吹过。」

温暖的春阳祝福着它，河水带着光在谷中闪过，落日的荣光化成金色的波浪滚下谷去；它的美，叫人再无可求。

那位中国武官骑马上来说：「现在不用怕了。」——究竟谁害怕了，我可不知道；随后他径自往梭磨去，说是要「去替我们把事情打点顺当」，可我想，他带去的是上头给土司的命令，叫他挡住我再往前走。城堡越走近越见气派：我们从一座架在横生小溪上的桥过去，桥边有一座上好的古碉楼，约八十英尺高。城堡占了一处岩嘴的大半，岩嘴高出河面三百九十英尺。城墙外的岩坎上，挤着几间简陋房屋。

这处山嘴东面陡得像是无路可上，背东西的人爬起来很吃力。岩脚有一座带顶的敞开门楼，两边是转经筒。上去要走陡峭的之字路，我们爬了一个钟头。爬上去便进了一群蛮子人当中，也进了一堆倚着岩石的、简陋肮脏的汉人窝棚——人家告诉我们，土司「已经安排了住处」。这是一种侮辱：给我们全队人安排的，是一间又小又暗又脏的屋子，地上生着火，满屋呛人的柴烟。

我坐在外面，四周围了一圈人，却没有一点无礼之处；凯先生则一腔热血地上去「见土司」，要讨一处像样的住处。两道门都当着他的面闩上了，还有两条凶狗守着。他毫不气馁，翻墙跳进城堡的外院，就在这狮子窝里给我讨到了一间好屋子——在大门以内一所蛮子房子的屋顶上，高敞通风，上下游的河谷都看得见。

「护照和荐信在这里没有用。」——那位高傲的统治者如此答复我们请他放行的请求；后来我们客气地遣人去问，凯先生几时可以有幸求见，也被无礼地一口回绝。那位被请进城堡款待的中国武官，显然把差事办得很到家。

梭磨名义上虽是我此行的终点，能走到这里我也已经十分满足，可我心里还存着一个打算：想从卓克基下到打箭炉去——这条路线就欧洲人而言，此前只有罗斯托恩先生走过——那要走二十一天。然而仔细打听之下，我得知部落之间打起仗来，绒甲河上的桥都已毁掉；凯先生用一整天的路程去查证，果然如此。这一趟又意味着要在难走的山上步行两整天；而我已极度虚弱，鹧鸪山口那一夜的折磨还害得我心脏不适。此外，脚夫——这一路的祸根——一个接一个地发烧倒下，米也快见底了，而且上头已有命令：不准供给我们南行的粮食和脚力。我已虚弱得无力再下决心去克服这些困难；这些困难，多半也和别的想进藏的旅行者所遇到的一样，是克服不了的。凡是也做过旅行者的读者，都会明白我放弃打箭炉之行时那种难以言说的不甘。打消了这个念头之后，土司送来一份礼物：腌羊肉、面粉、蜂蜜，还有陈年的、带毛的酥油——总算让我能给我的人吃上一顿饱饭。

日子过得很快，我尽力从蛮子的长老们口中打听他们的风俗。土司几次派人来要看我的表，末了派了个很魁梧的人送来他自己的一只表——那是件贵重的旧物，镶着许多红宝石，已经停了好些年——请我修！其实不过是极简单的一处失灵，我给他弄好了；他便又遣人来问我会不会修钢琴，说他有一架，弦断了！后来他又把备典叫了去，问了许多话，把备典迷得神魂颠倒。他对备典说，他只能护送我们再走四十里，再往前便是卓克基的地界，那是个敌对的部落。有一回，备典进我屋子时，身后跟着一「群」涌进来的「野人」，一个好看的年轻女人还挽着他的胳膊，弄得他极窘——因为他是个「很规矩的年轻人」，或者说自认为是。

在所经的蛮子村落里，除甲状腺肿外，几乎见不到任何叫人难受的残毁性疾病，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但在梭磨，有一个汉人下颌上长着一个瘤，大得像多生了一个脑袋；另一个人则患着严重的象皮病——这种叫人难过的病，第四百二十七页有插图。

第三十三章蛮子、夷人，或山上人

这一章里，我把自己所能搜集到的、关于前面介绍给读者的那些人的材料汇拢起来。凡我记下的，都是至少有四个人说法一致的；所述也只限于梭磨境内的四个部落——人口估计两万——他们统归梭磨土司一人治下。「蛮子」或「夷人」这个称呼，不过是汉话里「野蛮人」的意思，是这些人不得不从征服者手里接受下来的。可是你若细问，他们便把自己分作梭磨、卓克基、黑水等部落；再追问下去，他们便声明自己是「山上人」，也就是山里的人。他们说，听老辈讲，古时候他们的祖先是从日落的地方来的；但他们不知道有哪一天他们和汉人不是杂居在一起的。这几个部落既已共戴一主，部落之间的畛域早已泯灭；不过梭磨人恨东北边的西番，也恨南边的卓克基人。

一个或数个部落的首领称作土司。土司由中国皇帝直接任命，终身在位；但积久成习，这职位实际上已是世袭，若没有儿子，女儿也可以受封——梭磨便是一例，近年有一个女人相当长时间地保有过这份尊位。除非有极严重的劣迹，皇帝是不会行使他罢黜蛮子首领的权力的。土司对本部落的人有绝对的权柄，包括生杀之权。土地是他的，耕种的人要缴三成收成作税，土司再从中拿出一份，作为每年向中国进的贡。部落中人可以随处盖房，不必付地租。归蛮子管辖的汉人盖房则须请准，不许烧木炭，还要付地租。汉人被杀的案子，凶手可以被带到中国境内由官府审问；但实际上凶手很少捉得到，这类案子通常由他的亲属出一笔命价了事。汉人若想娶蛮子女人为妻，须向土司缴三十两（约四镑十先令）买这个资格。

土司之下是村中的头人，由土司任命，一般也是终身，往往由儿子接任。他们收税、断纠纷，按部落的规矩审理小案子，每月到土司的城堡去见他一次，禀报境内动静，商议应办之事；每年还要去一次，推选把贡物送往北京的部落代表。中国在自己的边缘上镶上这样一圈半独立的部落，其自治由习俗保障，而这些人又如此珍爱他们所享的自由——一旦有外敌入侵，这些男男女女便会化成一支可观的游击力量——这一着实在是聪明的。

蛮子信的是佛教，即西藏一路的喇嘛教。除了西藏西部，我再没见过哪个地方的宗教外观如此触目。差不多每个大村子上头的高处都有喇嘛寺；石刻的佛与浮雕在石板上的佛随处可见；二十英尺长的杆子挑着几乎同样长的窄经幡，在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飘着；每个村子旁边都立着成组的、纪念亡者的经幡；凡稍有家底的人家，屋顶上都有一座显眼的佛堂；路边常见由水力或人手转动的经筒。家家每日供奉；每家第二个儿子必做喇嘛；「唵嘛呢叭咪吽」到处都听得见；社会生活和农事的每一桩举动都少不了喇嘛在场；文字之物则全限于佛经。窗上常装着随风转的经轮；人一上了年纪，怕来世投个坏胎，变成马、狗或骡子，手里便时时握着一只摇着转的经筒。

喇嘛因念经而收入极丰，遇上病人，在家中诵读佛经，兼以唱赞、吹大号、击鼓，这一类法事也所费不赀。丧事是他们最大的一笔收成：除了照例的丧葬法事的酬金，死者生前所有像样的衣物都归他们所有，女人的银饰珊瑚头面也是一样——那被说成是替亡魂开辟通往来世之路所需的开销。家里若想要回这些东西，就得向喇嘛赎。这番周旋所费的时日，视死者的家底而定，或许三个月，或许更久；穷人家则以三天为限。至于往生西天，那是专为喇嘛留着的。

他们处置尸身自有一套规矩。极少数情形下，若生、死与来世的命数俱吉，便不用棺木也不着衣服，「入土归土」地埋掉。照他们的吩咐，也有把尸身投入河中的，也有陈放在山坡上任飞鸟啄食的；但最常用的办法还是火化，同时诵读或唱念经文。此后骨灰装进一只陶罐埋起来，在那地方立一面或数面经幡。断气那天、下葬那天以及中间这段时日里，都有哭泣，但不久也不反复；他们不行祖先祭祀。人一断气，衣服立刻剥去，此后便赤裸着，直到用上述三种办法之一处置为止。

蛮子生活中值得一提的特点之一，是女人的地位。她们不但与男人平等，而且颇受男人的看重，事事处处都同他们分享兴趣与娱乐。男女总是一同出现。女人什么都能做，从赶骡人一直做到土司。两性之间的往来毫无拘束。男孩女孩、青年男女自由交往。婚姻以自由恋爱为常规，我见过不少俊秀的年轻面孔被真心的爱意照亮。年轻人自己挑中彼此，男女哪一方先开口都可以。把前头的事说定之后，未来的新郎便托一位朋友去见女方的父母，告诉他们自己想娶他们的女儿。答应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新郎送女方父亲一瓶酒作礼，这门亲事便算正式认可了。

其次要请喇嘛，看看男女双方的命数合不合。若不合，则可以靠长时间的代诵经文与丰厚的酬金化解。喇嘛还要择一个吉日成婚。婚礼的仪式，是新郎新娘当众携手，从一只双嘴的碗里喝酒，彼此认作夫妻；此后在女家摆三天酒。她与丈夫随后回自己家去，再摆三天酒。这里没有西藏西部那种定期限的婚约。无论当初挑得好挑得坏，都是一辈子的事；只有无子才准离异，而且这契约只有土司才能解除。若由此推想蛮子是个道德严谨的民族，那就错了。他们的道德标准不高，喇嘛的作为也无助于把它抬高。多妻是土司身分的附属品，我想有钱人也照此办理；但通例是一夫一妻，而据说北边西番人惯行的一妻多夫，这里并不存在。除了前面说过的那瓶酒，新郎不向女方父亲送任何聘礼；倒是她的父母按自家的贫富，给她牛、马和田地作陪嫁，用我们自己的说法，那些田地是「立契归她名下」的。寡妇不穿孝，也可以自由改嫁。丈夫死后，她若不再嫁，便完全掌管他的产业；她死后，产业由儿子们均分，不过儿子们往往议定合住一处，不把家产分开。若为产业起了纷争，通常由头人了断；他若调停不成，便呈到土司那里，土司的裁决是最终的。

康健是这些人与生俱来的家业。他们中间有几个麻风病人，风湿也颇为普遍，但他们所知的病症不多，麻疹似乎是唯一侵袭孩童的时疫。整整一路，我没见过一例皮肤病或畸形。他们说，通常致死的原因是年老和他们所谓的「耗尽」。不过甲状腺肿在许多村子里流行得可怕：有的村子里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患这病，而且常常从小时候就起。它似乎既不损害健康，也不影响精神。当地人以为这是喝雪水所致，可有几个水源远在雪线以下的村子，这病反倒格外多。喇嘛实际上禁绝一切不由他们供给的药物，只有那些被汉人的文明沾染坏了的蛮子才用别的药。他们对疾病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主要靠护身符、符咒和法事。他们说：「一个人病得重就死了；病得不重，自己就好了。」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却用藏文书写；一切告示以及石板、路牌上的题字，也都是藏文。靠近中国本部的村子里，许多人除蛮子话外也会讲汉话，各村的头人更是如此；再往西去，连长老中懂汉话的也极少，土司本人便不识汉字。

梭磨一境的出产，若论可供输出者，等于零。那些极好的木材是无用的：河流本就湍急，加上弯急、巨石又多，不容木筏放下去。据我所能打听到的，这里也没有金沙可以引动哪怕中国的冒险家。硫磺和硝石倒是很多。蛮子种小麦、大麦、燕麦、玉米、荞麦、扁豆，还种一点大麻。年成好时，所产够自用；更多的年份，则须拿牲口和粗毛料去换粮食。他们的交易全靠以物易物，银子只知道可以用来装饰身体。曼彻斯特在那一带是没有指望的。装饰靴子用的红绿布片经西藏从俄国运来，这些东西和衣服上的铜纽扣，便是他们仅有的进口货了。男女都穿毛料，纺、织、染都自己来，缝的线也是自家的麻纤维。

他们眼界狭窄，观念守旧，所知仅够称作粗浅。英国这个名字在他们的山谷里唤不起任何反应。他们知道中国和西藏，听说过俄国，却从没听说过不列颠。至于那场战争和「倭人」，他们一无所知。我所见到的他们，好客、友善、有礼，好奇心并不过分，男女之防甚宽，满身是玩闹和笑意，彼此之间格外亲爱，把今生过得轻松而受用，把来世托付给喇嘛。

可惜没有照片，他们的相貌便难以形容。身材矮小的人很少。他们比我那些脚夫略高些，而脚夫是中国人的中等身材。他们胸膛厚实，正合山里人的样子；体格结实，四肢肌肉发达，一看便知有力而敏捷。走路稳健而有弹性；摔跤和掷石——他们最爱的两种玩乐——时，肌肉的表现极为出色。各部落的体格虽无差别，相貌却有高下，女人尤其如此：有的生着鹅蛋脸、端正的五官，以及我们心目中与圣母像相连的那种深发型的美；有的则相貌平常，像那不勒斯人。肤色和南欧人一样深，只是略红一些；一双深色的大眼与眉毛都很平直，鼻梁挺直，嘴通常小而唇薄，额头高而不宽，耳朵大，被耳环的分量坠得不甚好看。颧骨并无任何特别之处。蛮子面相的特点，是无论五官还是神情都近于欧洲人，令人想起拉丁民族。可惜由于他们有几分怯生，又因男女的发式所限，头部尺寸一概量不成。

男人剃头，戴布帽或皮帽；但有几位长老说，从前是把头发全拢到额上，绞成一只角，用棉布裹起来，往往「有一只手那么长」。巴伯先生提到云南倮倮人也以类似的发式为特征。女人的发式极其繁复：前面的头发分开，编成二十到三十条不比表链宽的小辫，两边用蜡贴住，额头便显得窄了许多；后面的头发另加许多假发，分成两股，绕过头顶盘成两大卷，压在一块折叠的蓝布上，蓝布略垂在眉际。大颗珊瑚串绕在这两卷发上，但只绕两侧。头饰上珊瑚与银子的大小优劣，标志着一家的境况。男女都佩戴许多首饰——耳环、项圈、珊瑚与银累丝珠相间的项链，还有嵌大块绿松石或红珊瑚的镯子。这些饰物常常真正精美，做工也好。我问是谁做的，他们一律回答：「阿拉伯人做的。」

女人穿毛料内衣，外罩宽袖的短松上衣，裙子长及膝下几英寸，褶子打得像苏格兰高地人的短裙一样密；在家有时换上一件宽大的长袍。衣着以深褐和茜红为主。她们穿长皮靴，靴子正面和两侧缝着猩红和亮绿布条作装饰。

男人在毛料内衣外面穿一件本地织的长外衣，系腰带，多半是深红色；此外是绑腿和有装饰的皮靴或麻鞋。那顶布帽或皮帽，也常换成四川式的包头。他们没有肥皂，从不洗澡。他们管尸体叫「洗过两回的」。在他们所居的高处那样稀薄的空气里，污垢最令人不快的几种后果并不显现。我还得补上一句：凡我受过款待的人家，屋子都还算干净，我也不曾觉察有虱蚤之类。

梭磨境内鸟类之少，很不寻常。见过一种鹧鸪、环颈雉、蓝鹊、乌鸦，还有无处不在的喜鹊。当地人说林中有野猪、小熊和鹿，但鹿茸和鹿角供中国药用的买卖，已经把鹿逼得往后退了，「退到哪里他们也不知道」。此外至少还有两种猴子，都很大，其中一种长着又长又厚的毛。棕熊、黄狼、麝、獾和水獭也都有；只是蛮子的描述不合博物学的路数。

土司的治权只及于梭磨以南四十里。他对自己实际上的独立地位颇为自负；我的仆人兼通事呈上我的中国护照和四川总督的信时，他说他不识汉字，又说护照和总督的信在这里没有用！

梭磨城堡的东面是一座极为醒目的建筑，径直嵌在它所立的那处山嘴的岩石里。它有许多窗子，配着装饰性的石棂，最低的一扇也离地二十多英尺。层层屋顶上密密插着经幡；东面临着悬崖，探出一间间褐色木屋和阳台，正面是格子窗。城堡的院子宽敞而出奇地干净；大门很气派，正对着一面抹了灰的石影壁，壁上画着一条巨龙，笔力奔放而老到。门楼之上，立着顶端缀有饰环、环下垂着牦牛尾的杆子，还有三叉戟，一如西藏西部的样子。整座建筑都用石头砌成，坚实无比；我想找一处朽坏失修的地方，竟找不着。此处海拔约七千五百一十八英尺。

第三十四章从梭磨到成都府

不肯卖粮这件事，后果着实难挨。我把自己随身的存粮悉数分给了苦力，身边只剩一点巧克力、几块浓汤料和一磅面粉，饥火上来时，常常只能靠薄荷糖片压一压；更糟的是，脚夫们只有半份口粮可吃。临行之前，土司送来半袋面粉，这份礼来得正是时候；下山一路上又没有人再拒售给养，最难的一关总算过去了。在马塘，我们被一场大雪困了两天。那雪把鹧鸪山口边缘的松林装点得辉煌灿烂——山口本身却光秃、惨白、索然无味，纵在晴朗的白昼里，翻过去也要四个钟头。从山顶望出去，约有一百二十座雪峰历历在目：有的锐利地刺进极蓝的天，有的则由雪云绕着惨白的峰顶盘旋；山腰直到相当高处，全披着望不到头的松林，五月明亮的阳光下，新雪压枝，一片苍苍。

我们穿过一群群壮硕的牦牛与犏牛，走过村落和零星的房舍，想讨一处歇脚的地方，却处处落空。人都「上山去了」，家家门上一把锁。整整十二个钟头的苦行之后，有人指点我们离开大道，穿过一片片挺秀的西班牙栗树林，来到一处高山牧场；场上有一间小小的蛮子房子，住着一个汉人。我便睡在屋顶上，身边是两排嗡嗡转着的经筒；早晨醒来，雪峰与森林尽收眼底，气象堂皇。

说来几乎叫人不信：下山的路竟比上山时更加壮丽。孔雀绿的、清澈见底的小河，挟着雪白的飞瀑，以比来时更浩大的水势在林间轰鸣；两岸峭壁上牢牢钉着红干的大松树；它掠过天鹅绒也似的草坪，草坪上星星点点开着蓝的白的银莲花、粉的白的芍药；掠过一丛丛瑞香，暖阳里散出温室般的浓香；从鲜红欲滴的枫树下穿过，又钻进巨松那一片幽蓝的暗影——千回百转，每一转都是一幅新景。高处每天早晨结半英寸厚的冰。我们借宿在头人家里，其中一处，我的客房足有二十四英尺长。

在古尔角，走了十一个钟头之后，我在狗、猪、鸡中间坐了将近两个钟头，等山上的人回来给我们一处安身之地。那是我最后一次睡在屋顶、睡在星光底下；次日清晨睁眼所见，便是光与影、森林、飞瀑与山峦交织的辉煌，还有一座山峰在朝阳里渐渐泛红，闪闪发亮，形如马特洪峰——当地人叫它「甲拉」，意思是群山之王。

自此再走十三个钟头，到杂谷脑。我们入夜未宿，又迷了路，「被置于黑暗滑跌之地」，走在高悬的绝壁小径上；苦力疲惫至极，在通往那座古怪边镇的五百级石磴上摔了好几跤。从这里起，中国式的客栈、官场做派、验看路照的耽搁，还有差人，都得重新忍受一遍。在理番厅，我们一到，官员们便送来礼物，说是盼我忘掉他们从前的行径，「再以尊颜之光照临，使卑职等得以生辉」。

越往下走，暑气越重。路旁的植物只剩下一丛丛灰扑扑、积着尘土的蒿草；风大得骇人。高处的蛮子村寨既无马，也无牛羊，庄稼全靠天雨，此时正在求雨；威州以下，人们见释迦牟尼对他们的祈求充耳不闻，便转而去求那些久已遗忘的河神与山神了。

从人种学上说，蛮子颇值得留意，因为他们与北边的西番、南边的倮倮都相差甚远。在宗教和许多习俗上，他们与西藏西部的人极为接近；而就相貌而论，他们与藏人、汉人又都判然有别。他们面庞清秀而呈卵形，肤色浓润，眉毛浓直，眼睛大而平正，有时竟是深灰色；额头宽而端正，颧骨不高，鼻子虽略宽却轮廓分明，嘴唇薄，下颏略尖，牙齿白而整齐——凡此种种，都与蒙古人种的特征相去甚远；叫人不能不相信，这些部落乃是雅利安人种的一支。

从杂谷脑下来的这一个星期里，风势可怖，几乎把我的轿子连同轿夫一起掀下悬崖；沿途田野焦枯，尘暴扑面。暑热已然是夏天的暑热，长江水在上涨；而我因鹧鸪山口那一夜「生死挣扎」所留下的后患，身上苦楚难当，一心想找个凉快些的地方，所以在灌县只领受了几天当地人的款待，便第四次穿过成都平原：一天走了四十英里，荫处水银柱高到九十三度；到成都时，正赶上应试的武举闹出种种极不愉快的敌意。有四位主考在路上从我身边过去——更确切地说，是我恭恭敬敬地避到路边，让他们过去，顺便打量他们一番。每乘轿子除了四名轿夫，还绑着若干兵丁；后面跟着二十六头驮骡、二十五名挑夫，我敢说，所驮的远不止随身行李。据说这些官员大量买进四川药材，沿途既不纳税，运费又由倒霉的地方官承担，运到北京便是一笔大利。在东方，随从的多寡关乎体面。一位大人坐着装饰华美的轿子去拜客，前后照例簇拥着一队乱哄哄的人马：衙役执棍持鞭，童子举着写有官衔名号的红牌，差人戴着缀红缨的官帽。衙役把行人推向两旁，童子吆喝，轿夫吼叫。大人出自家衙门时要放三响小炮；若是去拜访别的官员，这一套喧闹还要照样再来一遍。

至于那些较小的官儿，替换的轿夫、挑夫和马匹一概按差派征用；在往来频繁的大道上，这对村民是一副沉重的负担。

第三十五章顺流而下

高处那深蓝闪亮的天空，换成了雾气与晦暗——四川得「多云之省」这个名号，正由此而来；地势一低，蚊子和沙蝇也跟着来了，白昼荫处气温八十二度到九十三度，入夜也难得缓解多少。我乘一只平底的小五板船离开省城：吃水四英寸，顶着席篷，两头都没有门。饶是如此，我那几幅细布帘子始终不曾掀起过；想要清静时，我尽可以有十足的清静——代价是半窒息。那时是五月二十日，水浅得再大一点的船都过不去，许多小巧齐整的住家船都搁了浅。

这是一段两千余英里水路的开端，头一千英里都是乘这样或类似的小船走完的。这一程走得畅快，也极为顺遂，让我见识了许多新的美景与新的趣味，见识了一片极可人的富庶之区。头一天，船夫用肩膀的时候比用桨的时候多：连抬带推，船在沙洲和卵石上「行进甚艰」，常常像大车碾过石板路那样颠得咚咚作响。上水时则由人下水推，用顶胸的撑杆。从成都府到叙府，这一段岷江，中国人因沿岸三座带「府」字的城，称之为「府河」。备典采买了三个钟头，结果只买回一小袋木炭；我们便顺流而下，从一座数孔的漂亮石桥底下穿过，到了一个有塔的秀丽村庄，「真是个好地方」，就在那里系缆过夜。

我们在安顺桥下游汇入干流——那时河面不过八十码宽；安顺桥是一座古旧的老桥。这一天很长，一直在跟浅滩较劲，也在跟种田的乡民较劲：他们用竹笼装了卵石，在河上筑起许多道坝，把水拦住，以供自家之用。要开一条水路，不过是把笼与笼之间的石头踢开，过后再填回去罢了，他们却不肯，索要两千文的过路钱，还把我的船扣住，几次三番用包铁的篙子拦住去路，嚷成一片。本地船只交三十文便放过去了；每道坝前总有三四十条船挤作一团，互相撞得砰砰响，抢着先过。到后来，四十来个人抓住我这条小五板船，想把我吓住，我便请他们把准许收取此项过路钱的文书拿出来给我看——他们立时就泄了气。

好些地方立着一排排巨大的水车，四五具一组，直径三十到四十五英尺，附近田地全靠它们畅畅快快地灌溉。这些大轮子昏昏然的嗡鸣，田畴的丰腴，林木新鲜的绿意，还有夏日阳光里懒洋洋晒着太阳、看去颇为殷实的村庄，样样都动人。可有时水浅到船夫得走在船前替它掏出一道水路来：一个在前头牵着船鼻子，一个在后面推。这样又拖又拽，加上为过坝跟农人争执，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则是一场狂喜。本地叫作南河的一条河，在成都下游约十六英里的江口注入岷江；汇合之后，水就充足了。苏码头是个热闹去处，位于北纬三十度二十八分（巴伯所测），是大木船通航的上限。到彭山县，岷江那些叫人理不清的支汊全数归拢，江面便展开了。眉州是一处繁盛的大地方，再往下，地势碎成一座座不高却如画的山丘，中间隔着肥沃的河谷；从其中一道谷口望出去，我瞥见了峨眉山那无与伦比的雄姿——只此一瞥，再没有第二次。

村庄掩映在果树丛中，插图所画的便是寻常一例，点缀着这条明亮的江的两岸。青青的麦子，开着花的油菜和豆子，田与田之间的桑树，一丛丛竹子，还有每座土冈山头上顶着的松树，合成一幅可爱的图画——一派太平、丰足、殷实的景象。其实从成都到重庆的整个水程，就是一连串秀美的图画，其间又夹着种种兴旺的行业。这是中国极可爱的一带：白色的木构房屋，鲜红的泥土与红砂岩，深深浅浅、发青发黄的各样绿色，还有那些平滑细腻、时常一直斜到粼粼水边的草坡，别有一种魅力。「多云之省」这一回没能保住它的名声；天虽算不上很蓝，阳光却灿烂。栀子花——常常长成好大一丛——漫山遍野地开着，它和豆花一起送出醉人的香气。那个时节，家家挂着串起来的栀子花，苦力人人往头发里插一朵，连乞丐也要在破布中间给它留个地方。一个小钱就能买一大篮。

从成都府到嘉定府（海拔一千零七十英尺），连停歇在内共走了八十个钟头，估计路程约一百三十英里；我在那里住了几天。从北面进这座秀美而要紧的城，沿途极其好看，简直可以说美。一带地方多山，红砂岩的大崖壁上林木深密，点缀着塔与庙宇，岩龛里满是雕刻，猩红的杜鹃和栀子到处开着——若不是右岸还有那探出来的红砂岩峭壁和城中如画的房屋，我的赞叹本会全被左岸攫了去。

嘉定府据说有五万人口，在商业上极为要紧，因为岷江、雅河、大渡河三条大河在此会合，江面一时宽阔得像个湖。它大概是全省养蚕与丝织最大的中心，也是白蜡贸易的东界。它出的白丝，光泽与色地之纯净都很出众。这是一座富城，又是天下最丰饶、最可爱的一片地方的首邑。此外，往峨眉山诸庙、往「佛光」去的香客，大都从这里启程。城墙是鲜红的砂岩砌的，墙头收了几层坚硬的青砖。南门为防火神，一直紧闭着。一条好看的住宅街依坡而上，绿荫清静，通向西门；内地会和加拿大美以美会的教士住宅就在这条街上。恩达科特先生的园子里有几处奇特的岩居，巴伯先生论中国西部的文章里对这类岩居描述甚详。嘉定除丝与白蜡外，也做鸦片和木材生意。丝铺和伞铺格外显眼。无论立在哪一处，看出去都是好景致。

江对岸的崖壁上，有一尊在岩石里高浮雕出来的弥勒佛，真称得上巨大：高三百八十英尺。据说鼻子将近五英尺长，头高三四十英尺。头顶、眉毛、上唇和耳朵上听凭青草生长，权当须发。可惜这尊大像被四周过于茂盛的草木遮去了一部分。它是约一千年前宗教艺术的一件有趣的实物。

辞别嘉定府的款待，我登上一只相当破旧、又有些漏水的小五板船，去走三百四十五英里水路——这船倒也争气，十七个钟头走了一百三十三英里。下行途中我几次停船，去看崖壁上那些奇特的岩居：许多江段两岸都有。它们极难攀到，我不但把结实的中国衣裳扯得稀烂，身上也擦破撞青了好几处。我带了绳子、抓钩和三个人同去。

在兴安小村附近，我上岸走进一户农家，那里有一具七英尺长的砂岩石柜，如今当水槽用。农人卖给我两枚硬绿石的斧头，石面带着暗淡的光泽；那是他挖水牛塘时和这石柜一同掘出来的。我所看过的岩居中最精致的一处，是攀着树木和岩石的凸出处、手上带着抓钩、腰间系着绳子下去的。洞口前有一方石台，如今从下面已上不去。岩面经过打磨，还留出了挑出两英尺的屋檐。门道四重内收，高五英尺六英寸。门道一侧，以及内室的各个门道上，都还留着可以挂门的石枢残迹。门楣之上有一道雕带，即插图所示，宽一英尺半；靠墙的一座石祭台上方又重复出现，几处壁龛上方也是。其中一个壁龛显然是生火用的，上面有一块石板搁架；其余的大约是床。两道门通向两间屋子，一间十四英尺乘十二英尺，一间十二英尺见方。前一间高九英尺，顶作圆拱，拱下环绕着一道深刻而手法老到的雕带，刻着蔓草纹和古怪的人像——那些面孔肯定不是蒙古人种的。这间屋里既有祭台，也有石水槽。外间三十英尺乘二十英尺七英寸，高七英尺四英寸。另一处奇特的洞窟里，有从岩石上凿出来的长椅，座与背都带着时新的斜度，椅面前沿竟还凿圆了，为的是坐着舒服！第三处有一种古怪的格子，很像放信的文件格；那里的雕带与巴伯先生文中所绘的一种相似，即纹章学上所谓「盘与垂饰」纹——样式严整，却极有装饰意味。那一处岩居的门道上有一排孔，可见门原是装在某种合页上转动的。有一道门楣之上刻着三叉戟的符号。我看过的五处岩居，都附有小小的、想必是卧室的隔间。主室的墙壁留着精心修整的痕迹，有几处显然还镶过护壁板。这些居所自有一种端庄得体的气象，可见造它们、住它们的人在文明上已有相当进步，并且看重私密。

就所知而言，其中规模与装饰俱属最佳的一处，离叙府不过一天路程；但去那里非得险攀不可，那样的风险我不愿去冒。这类岩居数目极多，自嘉定府上游不远处起，一直到泸州附近为止，绵延足有二百二十英里。

岷江越流越宽、越流越深，穿过可爱而富庶的地方，很快把我送到叙府（叙州府）。这是一座大城，据官方说有十五万人口，坐落在岷江（府河）与金沙江之间一处高峻多林的石岬上，位置极好；两水在此汇合，成为我们所称的扬子江，一处顶着庙宇的岩嘴俯临着这座热闹的城。岷江对岸是形状奇特的山峦，岩石姿态诡异，其中一座上面便是极入画的「卧佛」寺，从下面凿在岩里的石级上去。

金沙江只通航到屏山，在叙府以上四十英里，这四十英里还很难走。其时江水正急涨，浑浊的大水与清亮的岷江相形之下泾渭分明；岷江像是嫌弃它，好一阵子都不肯与它相混。叙府是个极有生气的地方，既是四川与云南北部之间大宗转运贸易的总汇，也是一个不小的分销之地。

屏山以上是倮倮各部的地方；两千年来中国人都不曾把他们制伏，那一带长年不靖，商路因此断绝。除转运贸易外，叙府还大做丝、鸦片和糖的生意。城外的「住宅区」满是带林园的好房子，一直延伸到岷江上游很远处；主人们从漂亮的石阶下去，便上了自家的游船。美国浸信会和内地会在叙府传教，也做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医务工作。虽然这里同别处一样，也有人相信洋人「吃小孩」，百姓却并不怀敌意；那位大人尤其客气。我动身之前，他吩咐各街的地保：不论我是坐轿还是步行穿城而过，都不许围拢、尾随、盯看。他派了四名戴官帽的差人在我前头开道，一直随我下到泸州，又派两名小吏看着，谁要是碰我的照相机，就打谁板子。

我在一个酷热之日的辉煌傍晚离开叙府；在四川境内走了将近一千二百英里陆路之后，又一次浮在长江上了——这里的长江水深江阔，两岸是不高的秀丽山丘，林木繁密，辟成层层梯田。

第三十六章泸州至重庆府

离开叙府的次日，在一个晴光灿烂的下午，我到了泸州。这是一座要紧的商城，据说有十三万人口，坐落在扬子江与沱江汇合处的高坡上，位置秀丽。沱江所汇的流域颇广，靠着它和与它相通的水道，约十五吨的货船可以从灌县一直下到大江。泸州看去是一座安静、治理得还算不错的忙碌城市。制伞是一大行业，糖和别的四川物产的生意也做得很大。据当地官员自己说，城中男丁的八成都吸鸦片。在这里和别处，稍好一点的铺子都在后间白送顾客鸦片烟抽，就像日本铺子里奉茶一样。内地会在泸州兼办男、女两方面的事工，我在教士住宅里受到殷勤款待。水银柱高到九十三度，夜里谁也睡不着。

这里的百姓算不上怀有敌意，可他们在街上咒骂传教士詹姆斯先生，并且相信那五个人都是「吃小孩的」，还说女士们之所以容色姣好，是因为吃了小孩的脑子！这种骇人的说法，全四川到处都在传。就连安静的嘉定府也有过这样的事：两个讨饭的男孩被带进教会院子去照相，满城立刻风传，说是把他们弄进去养肥了好吃！全省许多地方对洋人的敌意都在迅速加深。立德乐先生若干年前在四川写道：「洋鬼子」这个称呼，以及别处加在外国人身上的种种恶名，此地闻所未闻；别的旅行者也说过同样的话。如今，人们却要在一种恶语极其丰富的语言里搜罗出最难听的字眼，朝着外国人掷过来。

五月三十日，我在酷热中离开泸州；一反常例，一直行到九点钟，才在一片宽阔浅水的江湾里系在一根沉木上过夜。下午四点水银柱还有九十一度，船夫们热得难受。我留意到，中暑在潮湿的地方比在干燥的地方可怕得多。四川的中国人常中暑。船夫管这叫「累死」。他们怕它，也该怕：剃光的头上只搭着一条小手巾。本省很通行的蓝头巾，也许原本就出自一种自卫的本能。中国人苦于蚊子。我见过连穷人家里也挂着厚重的绿帆布帐子；可像我这几个船夫这样穷的人便毫无遮蔽，热得非赤条条地睡不可，身上尽是蚊子叮出来的红肿疙瘩。他们极能忍。他们为此吃的苦太多了，以至于在那些闷热的黄昏、成千上万的蚊虫倾巢而出时，我坐在自己的蚊帐底下——那是把一副纱帐顶和帐幔缚在一具中国伞架上做成的——几乎要为这份独享的太平而于心不安。

那些人只要还睁得开眼，就一直扇扇子。天愈热，扇子在男人中间愈是无人不用。踩水车的苦力扇，抬着轿子飞跑的轿夫扇，挑担的挑夫扇，骑马的、步行的旅客扇，做活的和歇着的都扇，铺子掌柜站在门口扇，大人坐在轿里、坐在公堂上扇，站岗的兵也扇。开赴前敌的兵，行军路上也扇扇子——甲午中日战争时我在满洲亲眼见过；平壤那片血染的战场上，遍地都是中国死者与伤者的扇子。制扇是中国的一大行业。一八九七年输入重庆的扇子将近二百万把。

若不是热，这一程下水走得当真愉快；地方这样丰饶秀美，又这样一派殷实气象。只要船在走，就有穿堂风，因为船是敞着的；可夜里一静下来便闷得透不过气，帘子放下时尤其如此。船夫都是些与人无争、脾气好、肯帮忙的人。只要有一点可能，我想上岸他们就靠岸；虽然他们从船头到船尾非得穿过我的「房间」不可，帘子放下时却总要先问一声。可爱的风景是极大的享受。景致、树木、花草、庄稼变化无穷，新的行当不断显露出来。唯一可惜的是：江水正急涨，把我们冲得太快，许多值得细看的都一掠而过了。

我去看了一座煤矿，很觉有趣。矿在离江三英里的山坡上，用工八十人。矿头说日产折合四十吨。工人每天挣七便士，另给米、蚕豆、黄瓜和茶。掘煤工与背煤工两人一对，每天必须在井口交出折合一吨的煤。连饭食算在内，每人一天合十便士，一吨煤的实际人工成本是二十便士。矿里通风极好，靠三具转动的风扇把空气经竹管送进去。工人分两班，每昼夜各做十二个钟头，一天在矿里吃三顿饭。每十天一个发饷日，也是休息日。每个背煤工每天点九盎司桐油，掘煤工点六盎司，灯用一条带子缚在额头上。矿工另有一处洗浴的地方，昏暗中看去像一具石柜，里面放着热水。通到工作面的坑道高六英尺，长约六百英尺，煤就装在带轮的筐里，沿木轨运出来。工作面我只来得及看一眼。煤层厚约四英尺，巷道很低，掘煤工侧身躺着，横着往下刨煤。那似乎是一种颇硬的烟煤，白沙镇上很需要它；先陆运再水运，到那里每吨卖七先令。矿头是个明白而相当客气的人，他告诉我，附近也出硬煤，只是开采贵得多。这座煤矿看去很有章法，矿工吃得不错，也有精神。比起保宁道上那些人来，他们对「龙的脊背」似乎顾忌得少些！

离开泸州的那一夜，船系在一片宽阔浅水处的沉木上，船上的人都从酣睡中被一种仿佛「末日霹雳」的声响惊醒。那声音就像天地间所有的大炮一齐贴着五板船的两舷放响，伴着水里的嘶嘶声、一片蓝光的闪耀；一阵狂风把船掀了起来，刮走了篷顶的几张席子，随后便是倾盆大雨。到第二天早上，长江已涨了十二英尺，我们那根沉木也「沉了下去」，只好去找岸边那熟悉的庇护。

我经历过许多风暴，只有一场——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牢牢印在记忆里。那一场是在一家点着煤气灯、住满了人的旅馆里。这一场却是在荒僻之地，在「可以摸得着的黑暗」里，身边是异族异语的人，脚下是一只脆弱的小船。雷不是滚过去的，而是像爆炸一样炸开；叉状的闪电一刻不停，亮得刺眼；此外便是漆黑如墨的夜；空气又热又浊；狂风不时猛扑过来，眼看要把这半掀了顶的船撕碎；雨声如吼；我们所处之地何等孤绝而莫测；人声与人的动静一概沉寂；这一切持续了那么多个钟头；每一声惊天动地的爆响过后，发觉自己居然还活着，都叫人诧异，同时又担心几个船夫已经被打死了——那一夜遂成为一段可怖的记忆。

整场风暴里，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动一动手脚。我觉得自己像瘫了一般；后来才知道，凡经历过同样情形的欧洲人，都有这种感觉。躺在水里的船夫们，始终一动不动。等到爆响化作宏大的滚雷、雨势稍缓，那几个人花了一个钟头舀船里的水。所有的火柴都泡在水里，别的东西也泡了许多，我们的食物大半坏了。千百道瀑布从山坡上倾泻下来；江岸上那些石滩沙滩都不见了；有几个临江的村子只看得见屋顶；成片成片的田连同长着的庄稼整个从坡上滑了下去，身后留下大块光秃的岩石；长江成了一条宽阔浑浊、赭红如陶土的洪流，在淹没的乱石河床上打着漩涡、卷着急流，横冲直撞。

此后一段地方不那么秀美，又被水冲毁得很厉害，我们匆匆穿过，只在左岸的石门上了一次岸——那里有一座漂亮的庙，五重屋顶都覆着绿瓦，渔业也很盛。再往下，景色又变了：此后四百英里是一幅接一幅说不尽的美景，山与谷、岩与林交错，那一片青翠丰饶，任什么文字也描摹不出。市镇村落层层叠叠堆在土冈上，从果树丛中探出头来；高处的庙宇与塔，更添了无尽的画意。

位置最美的市镇之一，是没有城墙的白沙镇，据说有一万一千人。白色的木构房屋沿着分岔的石灰岩崖壁陡陡地爬上去；地形起伏，把一切轮廓都打断了；观赏的树和有用的树都极出色，枝叶之密，非同寻常。镇子中心已无余地可以扩展，密密匝匝地挤满了引人注目的庙宇和会馆，金彩装饰得十分华丽。镇上的大行业是酿「酒」。酒装在四十加仑的大坛里大批外运；坛子是泸县烧的，由竹筏顺流运来，装了酒之后又由这些筏子运上雅河和别的湍急的河流去。岸边泊着一队这样古怪的筏子，还有许多木船，整个镇子透着一股生意兴隆的气息。

我那船篷上被风刮走了几张席子，须得重铺，我便到内地去走了很远的一程——竟没有人来滋扰！那里的耕作叫人叹服。庄稼种类之多，各种气候带的树木比邻而生却都长得好；还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在这距海口一千六百英里的上游，社会与商业的组织，以及中国人视为舒适便利的那些安排，竟与浙江一样齐备——这些我都没有篇幅细说了。若在稍后一点的时候，我或许会想到：这片美丽富庶的地方，如今被划进了英国的「势力范围」。他们的仔细与俭省，我从一件新鲜事上看了出来：沿江两岸到处有人站在石头上撒网，捞的却是草秸、树枝和木片，好拿回去烧饭。

次日清晨（六月一日）我到了重庆——通商口岸中最西的一处，四川的商业首府；在这之前，我们在城上游的一处滩上略微出了点事。我在重庆住了三天，天色灰暗，蒸闷多雾，水银柱几乎一直停在八十七度。在那个季节，重庆到叙府之间——也许还可以更往上——行驶轮船看来是完全可行的。木船与竹筏的运输量很大。重庆附近，以及叙府下游五英里的巴戈山和叙府上游二十英里处，都出产大量的煤和石灰。有人把这种煤的样品带回英国，据判定适合用作汽机燃料。

第三十七章旅程的终点

无论从上游还是从下游走近重庆（海拔一千零五十英尺），它都是一座极惹眼的城。深入内陆一千五百英里，竟有这样一座四五十万人口、其中包括两千五百名伊斯兰教徒的城市，做着中国西部的商业首府，成为全帝国最忙碌的城市之一——这实在出人意料。当初择地的人选了一处无从展拓的地方：栈房、会馆、行栈、铺户，连同贫富两等人家的住宅，一并挤在一道陡峭的红砂岩石梁上，那是夹在长江与它北面的大支流嘉陵江之间的一块半岛，高出两江冬季水面一百至四百英尺。我顺着一段颇为汹涌的滩水冲下去，浪头灌了半船水，淹死了一只鸡；到得城下，这地方使我想起魁北克，也使我想起爱丁堡尚有城墙时那副拥塞的样子。

这是一座气度不凡的灰色城池：城楼、亭阁、庙宇，都从那道厚重、参差、带雉堞的灰墙上探出头来；宽阔陡峻、人踪杂沓的石级，一道二十英尺宽，从江边一直登到城门口；背后是一圈半环形的山冈，林木葱茏、耕作精美，从水面直陡地拔起一千六百英尺。沿岸以及左近每一处湾汊与江面上，密密停泊着大帮的木船和形形色色的舟楫；水陆两面的人烟与动静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堂皇而极其动人的景象。重庆这座城也并非「独擅其美」：就在嘉陵江与长江汇口的下方——嘉陵江正把它同重庆隔开——立着利民府的城垣，白色的房屋铺满了好几座山冈与崖壁，脚下泊着几百条木船。再加上江北一城，三城鼎足而成。这几座城的商业组织，丝毫不曾借助欧洲；我想，比起别的一切来，正是它们让我懂得了中国「是」什么，以及「必然」是什么。

重庆府已经有人详细描写过多次，我只记下几点印象。从太平门进城，要上一道石级；石级被挑水夫的水淋得终年湿滑，又挤满了背棉花的苦力。穿过几条凿在岩石里的陡街，我到了海关税务司的住宅。海关衙署风景绝佳，坐落在一小片岩台上，房屋与背后的岩壁之间只留四英尺空隙。眼前的景致美得近乎理想：台下是一座善堂的宝塔与园林，再往外便是长江的大水——那时已宽至三分之二英里——在城与对岸秀丽的山峦之间滚滚而下。可是地方实在太窄。守卫税务司的中国兵仿佛把那一点点空地全堵死了；重庆气候闷热潮湿，树木藤萝到处疯长，寸土不留。我在那里住了三天，水银柱始终在八十七度上下；没有太阳可供狗吠，潮湿的空气纹丝不动。然而比起大多数人家来，那所住宅的「庭园」还算得上宽敞！

重庆于一八九一年开为通商口岸，可内地会早在一八七七年便在这里租下了房子，别的差会的教士随后跟来；九年后一场大闹事，却把他们全都赶了出去。立德乐先生比开埠早八年就以商人身份在此落户——这是商人胆识的一个难得的例子，效法者寥寥。如今，除了领事馆与海关两处的洋人之外，还有别的「冒险家」，多半是过路的客商，以及各差会的教士约三十人，另有教堂、学堂和医院。英德两国的轮船明年（一九〇〇年）就要开上宜昌以上这条航线，这无疑会促进洋人来此定居，也会把重庆纳入环球旅行家的行程。倘若特造的炮舰真能在长江上游「巡弋」，排外的风波大约会平息下去，届时争吵便只在各国洋人之间进行——彼此都急于在攫取利权一事上压倒对方。

重庆所倚的这道巨大石梁下面，城墙之外另有一片席棚竹屋的市镇。长江夏季水位要比冬季高出九十英尺上下；我六月一日到时，江水正猛涨，这片市镇大半已经没了，剩在最高处的那点房子，也正由人背在背上匆匆搬走。每搬走一个钟头，那座巍然的灰城便添一分庄严，俯看着那片巍然的赭黄色大水。在重庆，如同在长江上游许多别的城市一样，人工与天然之间的和谐至今未破；洋人那种煞风景的格格不入、不伦不类与丑陋，其为祸之日尚未到来。

这座商业首府眼下已有极大的局面，我们还指望把它经营得对自己更有利。它与本省几乎所有稍具规模的城镇都通水路，批发生意全靠船运。东下的出口货必经此地，用以抵付出口的进口货运上来，也必经此地。就洋货而言，它是四川唯一的批发市场；就本省土货而言，也大体如此。这个省——我得再说一遍——大如法国，人口却多得多。全省五千五百万至七千万人口（其中包括藏族各部、倮倮，以及少数所谓「狗脸人」）的商贾与铺户，都到这里来办货。

（另见第一七七页）

立德乐先生是重庆唯一常住的英国商人。中国商人自派人手，直接同上海交易。派下去的买手，一多半在生意里有股份。他们同中国进口商打交道，在上海现银交割，卖给本省商人时却给长期赊账，洋布一项的年息是十四又五分之二厘。卖方自然愿意迟收，买方却愿意早付，因为早付可以照同一成数打折扣。重庆与上海之间的汇兑向来对重庆有利；长江夏季涨水时，上海的一千两银子，在重庆往往八百八十两就买得到。

重庆中国商务之繁复曲折，令人咋舌。一切贸易规矩与惯例，无不精细入微、巧思百出；就连有博恩先生的阅历相助的「布莱克本考察团」，也费了大气力才弄明白其中的纠结！平常的英国商人除了洋泾浜英语一无所长，不肯效法我们当年那些胆大的「商人冒险家」，只死守在上海，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重庆，比在别处更甚，中国商业组织之完备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它也许过于繁复，也缺乏进取之气，未必合我们的用处；可它合他们自己的用处。我在那里也同在别处一样听说：中国人历来磨炼出的商业信义与操守极高，同中国商人做买卖十分省心。

另外八个省在这座大商埠里都设有会馆，馆舍堂皇，帮规森严。汇兑庄（即卖异地汇票的银号）极多，其中十七家掌握在山西人手里——山西人于银钱一道素有专长；此外还有二十多家大钱铺或本地银号，专做铜钱与银两的兑换。这些银号不做押货放款，只凭个人信用放债，年息一分至一分二厘；他们雇有伙计终日在市面上转，打听主顾的动静，好估量其信用。凭个人信用一项，银号可以贷给一个商人多至二十万两。他们另有一套极严的法子，管束伙计的操守。

我怀着极大的惋惜离开重庆，作我最后一程的五板船之行。埠头上小号的住家船几乎一条也没有；大船倒肯下去，却要索天价，因为回程既难又无利可图。领事与海关两处的洋人，以及商人们，看待五板船就如同我们看待统舱；连殷勤款待我的主人也不肯替我遮掩此事。幸而内地会的威莱特先生帮了我的忙，船雇定了。六月里一个闷热的下午，水银柱八十八度，我离开了重庆；在船只一事上的固执，我始终不曾后悔：我住得十分舒服，要透风随时可以透风，船夫又安静又肯照应，凡是能上岸的地方都愿意送我上去。

那时江水已高出冬季水位约四十五英尺，水势之猛、水量之大，极为惊人。据布莱克斯顿说，重庆的枯水江面宽八百码；那时却宽至三分之二英里，一片打着漩、腾跃着的黄流，挟着泥沙，正是这泥沙使下游大平原肥沃。五板船一入急流，两个人轻轻摇橹，便飞也似地顺流而下。到了滩上，五个人拼命扳桨，吼出算作号子的叫喊，好让船听舵；我们便一闪而过——滑下平滑如丘的水坡（原先的滩已被涨水淹没），冲下腾跃的急溜（原先无滩处如今生出了滩）；掠过狰狞的漩涡，一旦被吸进去便是粉身碎骨；掠过高处的庙宇、宝塔和灰色的城池；掠过浓绿丛中白得发亮的村落；掠过山冈、溪谷、林木、园圃，掠过种种殷实兴旺的景象；掠过停在静水湾里歇夏的木船，也掠过那些水手发了疯似的扳着大桡、狂放地唱着、同我们一样往下走的木船。一连几天，大江就这样毫不容情地驱着我们奔流。什么也来不及看。一座塔或一座城刚刚露面就没了；前头的滩刚刚掀起怒涛，已经落在船尾；一幅好景还没看够，就太快地换成了另一幅。等我回过神来，才发觉自己已经走了一半——船正系在「万城」岸边那几百条木船中间；那城从上游看和从下游看一样好看。

不过在这场令人晕眩的疾驰里，也有歇息的插曲：我在没顶的乱石之上、在如画的城郭与庙宇之下，登上绿意盈盈、繁花似锦的岸，有闲暇细看眼前的种种——或欣赏，或厌恶。我带着差人（在一条小船上，这人颇是一累）在涪州这座要紧的市镇登岸时，心里便是厌恶。在那里，一条约二百码宽、可通航二百英里的清江，汇入浑浊的长江。长江各支流上有许多古怪的船。有几条河的航路曲折凶险，以至于那些冒险造船的船主不得不答应：万一出事，替水手备棺材；还有一种运煤船，造出来只走一趟下水，到埠便拆掉。可最古怪的莫过于「歪屁股」船——用来行走涪陵江（本地叫龚滩河，即「龚滩之河」）的船。我在万县见过一条，还以为是哪条木船出了大事故！在涪州一气看见四五十条大船，条条高高的船尾都扭转了四分之一个圈，弄得尾板同后甲板成了直角，实在叫人忍俊不禁。尾板几乎是垂直的，要踩着横档爬上去。这种怪船都没有舵。我的船夫说，除了「歪屁股」，别的船扭不过那条河上的漩涡与暗礁。我进涪州城原是不大明智的：一大群并不怎么客气的人跟在我后面，我竟不敢拿出照相机去拍那歪屁股船。

涪州也许是长江上最入画的一座城，一层一层建在岩坎上，坐落在一段江湾的上首；那江湾四面陡山环抱，看去竟像一片湖。近旁高处有一座精致的宝塔，城里大庙极多，都占着极好的地势。厚墙上那道深深的城门洞高不过八英尺。门内那条窄街挤得水泄不通，连妇人都背着背篼，里面不是煤灰就是小孩。我好不容易避开越聚越多的人群，登上城墙；从墙上望去，涪陵江上游的景色壮丽无比。可这一趟游览，总算是「提心吊胆的快活」。

城里似乎满是庙宇、文昌阁一类的建筑和公所，可透着一股荒疏凋敝之气；城里城外都又脏又臭。这是一个大木船码头；涪陵江有时也用来运货往汉口和广州，不过我想这条路并没有兴旺起来。走这条路到广州，据说只须两次陆路转运（？）。城墙的一段下面本有大片席棚竹屋的市厢，因江水猛涨，已所剩无几；纤夫的席棚村落也因此拆走了许多。从下游回望，涪州又是一片壮观。夏天城边会生出一个极大的漩涡，下水的木船有时被卷进去便完了。我们擦着它的涡心过去，实在叫人不安。

我还在石宝寨（意即「石头的宝贝城堡」）登过岸，那是一处香客朝拜之地。那块岩石的东南面（插图上没有）建着一座九层楼阁，倚在一座装饰极其惹眼的庙上，要经过那庙才能登顶。平坦的岩顶上另有一座三进的庙。楼阁的屋顶飞檐起翘、彩绘华美，看去像一座堂皇的十一层宝塔。脚下是一个大村子。我的底片受了潮，起了斑点；就算不受潮，也照不成——众人的好奇心实在压倒一切。这块岩石连同它脚下的碎石坡，约高三百英尺。

在「风箱峡」上首的一处江湾里，看了一场绚烂的落日，又逢上一个水晶般澄澈的早晨；随后便在半年前我曾缓慢而吃力地上溯过的那几道峡谷的庄严与雄奇之间飞旋而下。泄滩凶险；新滩不过成了一道滑水坡，我的五板船轻轻巧巧地溜了下去。又在南沱溪谷里畅畅快快地走了一段路。自重庆起算，除停泊时间不计，五十六个钟头之后，船便驶出宜昌峡，进入那片回旋着漩涡的开阔水面——宜昌这座宜人的通商口岸就在那里。

在英国领事馆叨扰了几天，我离开宜昌。坐了一千英里的五板船之后，再看那些华丽江轮上的镜子、珐琅和描金，只觉得十分可厌。汉口虽还不算最难挨的时节，却又潮又闷，温度在九十度以上，蚊子成群。就连下行到上海这一程——一路平平无事，只有一件：驶离镇江五分钟后，我们把满载着往广州去的茶叶、正在下锚停泊的「海后号」轮船，一直撞到了水线——也是湿热难当，连风都是热的。

到上海时已是六月底，那里正被一股「热浪」蒸得透不过气，无日无光，湿气沉沉。这趟旅行总的说来变化多端、趣味无穷；一路不曾出过大岔子，我实在心存感激；它又使我对中国与中国人生出一种深切的、大约会伴我终身的兴味，并让我对这个国家的山川形势、对它的人民那份随机应变的本事与精力，有了新的认识。

第三十八章罂粟与吸食

我与罂粟结识，是在二月里从万县往保宁府去的路上。这是一种极好看的植物，种起来却花费不小：一季要照料八回，还得下重肥。在收到浆汁之前，它要经受那么多风险，以至于种它近乎一场投机；许多中国人把它看得同赌博一样靠不住。除了种来出卖，多数农家还像种烟叶一样，种一点自家吸用。它是冬季作物，收后接种稻、玉米、棉花、豆子等等；有几种庄稼可以套种在罂粟行间。籽可榨油，价钱很高。下部的叶子极多，有些地方拿来喂猪，也当菜吃；我就被这样款待过两回，味道像菠菜。粗壮的秆子，有的地方翻进地里作肥，有的地方当柴烧，烧完的灰还给染靛的人淋碱水用。据众多相符的说法，尽管下了重肥，这种作物仍旧耗地力。

四川种罂粟的面积大得惊人；因为药价高、运送又便利，它正一步步侵占稻田和旱地。扩种的后果十分严重。四川本地人也承认：一八九七年该省东部闹饥荒、百姓困苦，粮食不足的一大缘由，就是拿去种罂粟的地太多，以致歉收之年再无余粮养活人口。

鸦片在中国种植与吸食的历史，我不打算涉及。当局显然把这两件事的传入都看作大患，屡颁上谕加以严禁。据我认为极可靠的说法：六十年前，广东人把治咳的鸦片丸带进贵州、云南，吃的人后来戒不掉这味药，官府便极力查禁，在云南甚至把许多抗拒不遵的人处了死刑。当时以及后来，鸦片是藏在棺材里偷运过境的！

如今，四川许多大路上的烟馆，多得就像伦敦贫民窟里的酒店。我从中国人那里听说，本省好几座大城中，男子的八成、女子的四成都吸鸦片；不过这不能理解成他们都已是鸦片「废人」，因为中国「适量」吸食的人极多。我在长江船上那十六个极穷的纤夫，有十四个吸鸦片；抬轿的和挑行李的苦力里，不吸的极少见，而且每天到了那个钟点，就要被所谓难忍的烟瘾撂倒。

夜里我那条船的船尾简直是一座烟馆：十四个衣衫褴褛的汉子蜷在各自的被褥上，身边点着烟灯，沉在肉体的极乐里，做着中国苦力在白天的劳碌中永远做不到的仙境好梦；不到烟劲过去，出了急事也唤不醒。再往后，老板和他那泼辣爱嚷的婆娘同样陶陶然躺着；老板那张没牙的、干瘪如木乃伊的脸，白天除了穷凶极恶的贪婪别无表情，此刻筋肉松弛，一道道深硬的纹路都抚平了。这些人身上单薄破旧的棉衣本不足御寒，有几个到万县竟把衣裳大半卖掉，也不肯去受那断瘾的——真正意义上的——煎熬。深入内地那一程，我不断随处听说有人为买烟卖掉妻儿；在保宁府，有一对夫妇先前为过瘾已经卖光了房屋家具和一切所有，我到时，他们把唯一的孩子——一个在教会学堂读书的十四岁好女孩——卖给了几个正要回乡的粗野的甘肃皮货商。倘若有人看中了烟鬼名下的房产田地，通常的办法是拿出中国人那种十足的耐性等上一年、两年、三年，深信物主迟早会在别的都卖光之后，为过烟瘾把它贱价脱手。中国人常说：「你要报复仇家，用不着动手，也用不着打官司——只消诱他吸上鸦片就行了。」

中国人把吸鸦片（极有节制者除外）与赌博并称两大恶习，没有一个人替这两样说话，连吸的人自己也不说。烟瘾被看作一种病，许多吸食者自愿花钱、忍着极大的痛苦住进戒烟所去治。在挤满本地客商的市镇上，无数土药杂货的摊子中间，往往摆着一包东西，签子上写「戒洋烟方」——「洋烟」是中国西部对鸦片的通称。烟客身上居然存着一种古怪的良心（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使他们自认为道德上的罪人，这一点给我很深的印象。中国人普遍相信：一个人一旦沾上鸦片，全家必至贫困败落；而且它会使他无法履行儒家最要紧的一条本分——奉养父母之老。吸的人和不吸的人对吸鸦片之为罪、之为祸，看法竟如此一致；这使我相信，它确实在极大的范围内使家庭破败。中国人对我说过好几回：日本人之所以打败他们，是因为日本严禁鸦片，所以人更强健。

五月里我见到了收浆。干这活的主要是妇女和小孩。早上在蒴果上纵划几道口子，浆汁渗出来，到傍晚已凝得可以刮进碗里；随后变黑，晾上几天便可以包装。这道工序中间若遇大雨或强劲西风，损害极大。玉米、烟叶、棉花事先已经套种下去，罂粟秆一清走，它们立刻长得很有气象。

八年前，妇女和小孩吸烟还算例外；据中国人估计，如今在四川以及别的产烟地方，已有四成到六成的人吸食。不产鸦片的地方，这习气主要限于城市，却正在迅速蔓延。

在下层人中间，这习气是一眼可辨的，因为它带来极度的贫穷。千百万做工的人挣的钱，勉强只够置办他们心目中（他们的要求本已很低）过日子的必需之物；花在鸦片上的钱，便是从这里头抽走的。所以穷人中的老烟客往往面有菜色、衣不蔽体。不过我得说句公道话：我并没有遇见几年前在马来各邦见过的、由同一缘故造成的那种可怕的人形残骸。

在殷实而吃得饱的人家，鸦片之害多半在德不在身；在平民中间，则两害俱全。下级的官吏和「衙役」，因为闲空无限，大都吸烟。我在四川的官派护送人等，前后共一百四十三名，除两人外全是烟客，我因此不断被耽误、受不便。我的苦力常常因烟瘾发作而撂挑子，而且往往赶在对他们自己也同样不便的时候。有两个镇上，我为誊一份护照等了两个钟头，只因衙门里的书办正沉在烟枪造出的那片极乐的昏沉里。

就我所见，中国人称作「瘾」的那种对鸦片的酷嗜（似乎就是烟枪的兴奋劲过去以后袭来的重度消沉），带来极大的痛苦；一旦完全断绝，无论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都会引起一种剧痛，而无节制的烟客那副衰弱的意志是抵挡不住的。瘾一天天长，到染上此习十八个月、甚至更短的时候，烟客若不能过瘾，便做不动活了。

他懒得动弹，浑身难受，胃里和两肩之间尤甚；骨节酸疼得厉害，大汗淋漓，虚弱得发抖；若弄不到烟，他便认定自己要死。一个人过多久才自认是烟瘾的俘虏，我打听不出来。那些指望戒掉而住进戒烟所的人，所受的苦照他们自己形容是「像有狼在啃五脏」；若容他们，他们真要把皮撕下来，好减轻体内那份剧痛。

我在四川旅行时，有一回天黑在荒山坡上，只好在一个煤窑洞口过夜，又冷又湿，吃得也坏。我的苦力本指望路上买得到烟；他们吸得还算有节制，却仍旧难受得有几个在地上打滚。杭州的梅滕更医生认为，戒烟所里能治好的极少：他们只住二十一天，而停药之后的虚弱、胃病和消沉如此之重，非得半年的补药与好饮食才能重新站起来。事实恰恰相反：那可怜人囊中羞涩，精神消沉，虚弱发抖，一出戒烟所的门便被旧相识拉去吸烟；而在杭州、福州这样的城市里，有八百到一千家挂号的烟馆摆开种种诱惑，他于是拐进去，找他所知道的唯一一点身心的安慰。

我几乎不怀疑：在染上此习的头几个月里，想戒的人是很多的。戒烟所虽索取不低的费用，却总是满的。铺子和市集上土洋戒「洋烟」的药满坑满谷。土方全都含鸦片，多半是烟灰；洋方是白色的，含吗啡。自己试着戒的，数以万计，情状十分可悯；可许多时候，不过是把烟瘾换成了吗啡瘾。眼下吗啡锭在中国正大行其道：它便当，又不招人疑心，尤其在旅途中，能拿来换取那种已经离不开的感觉。如今输入中国的吗啡数目惊人——一八九八年为十三万五千二百八十三盎司。它到处都有卖；在西部腹地，同在近海各处一样，开出一些铺子，摆几样货物做幌子，实则专做那利钱丰厚的吗啡丸与吗啡锭的买卖。我听说的土方里，唯一像是有点效验的，是所谓「茶膏」，即黏毛黄芩。在理教以戒烟为一条教规，向来只用这一味；可寻常烟客不肯去受它带来的那份苦楚。

据我所知，吸烟的人可以分作三等：第一等是上流人，既不为家计所迫，也不为责任所驱，去戒掉一种他们供养得起、又并不过度享用的嗜好；第二等是小商人、客栈掌柜、铺户、生意人一流的体面人，因为这习气弄得家用拮据、自己也失了身份；第三等——据中国人估计，城里占全数的四成，乡下占两成——是已经沉沦得无可指望的一群，而且不断有上面两等的人跌进来。这里头有贼、有乞丐、有优伶、有下流无耻之辈，有失足沉没之人，有卖了田、卖了房、卖了妻儿、只为鸦片而活的人，正如我们那些最不堪的酒徒只为烧酒而活一样。

此外还有许多人，虽然不至于非典卖不能度日，却要在别处克扣：孩子的书不念了，妻子头上的花不买了；本来一天吃两顿肉的，改成一顿，或者索性改吃素——素菜里还得多放蜜和糖，好解烟枪熏出的口干口热。再有大量烟客，本只勉强够自己吃饭，而要做活就得吃饭，于是一文钱也匀不出来买烟。这些人四处告贷，凡能典当的一概典当，年年另找新债主，还一点旧账，直到再也借不着，便跌进上面说的那沉沦的一等。就在这些人里，可以看见衣衫褴褛、干瘪如木乃伊的可怜虫，向旧相识磕头，讨他们的烟灰，甚至用热水冲了喝下去，聊解烟瘾。

阔绰的烟客吸所谓「广土」，即印度来的进口货；他们把它比作煤火，把土产比作柴火。可是土药的制法正在迅速改进；因为掺进印度烟里用得越来越多，上流人家已经长出一代只知道掺和货的人。看来只有那些年老的富家烟客还吸纯印度烟，这一项的销量已大减，但一八九八年印度烟进口的值仍有四百三十八万八千三百八十五英镑。

制法的奥妙与货色的名目，不吸烟的人是弄不清的。如今无论中国烟还是印度烟，都大量掺入已经烧过一遍的烟灰——那多半是没烧透、流进烟枪斗子里的。最烈的熟烟，每十份生烟要加四份头道烟灰；二道甚至三道的灰也用。穷些的人往往只能单吸烟灰；用药者中最下一等，只好拿三道烟灰吃下去或冲了喝下去将就。

有一等人买得起纯货，却发觉纯货压不住瘾；这一等又并入另一个大得多的群体：那些每天要吸一两的、有年头的阔烟鬼。他们连最上等的熟印度烟也不吸了，因为他们的瘾要远为强烈的刺激，非头道烟灰不可。这种人拿熟膏去换烟灰，斤两相当、价值相当，并且同烟馆立下合同，把头道烟灰全数包下来。给这种阔绰的老烟鬼配的是：一盎司熟膏掺六盎司头道烟灰。中国话里，这一嗜好另有一个专门的、不好听的名目。

纯鸦片似乎很少有人卖，因为它满足不了熟手的瘾。不但要把灰掺进新药，还要把灰再熬一遍，用糖浆调到合适的稠度，重新吸过；这一遍的灰，再由最穷的一等人吃下去。

吗啡是鸦片的有效成分，因为不易挥发，并不随烟消散；烟灰中含有百分之七乃至更多的吗啡，吃灰的后果因此十分严重。鸦片要吸三遍，所以无论耗量还是花费都无从估算，而这两项自然都远远超出任何统计所能显示的数目。

阔绰烟客吸鸦片时还兼用一样东西，叫「水烟」；人们误以为它一概是用黄河水洗过的。它切成薄薄的砖红色小饼零卖，据说掺有砒霜；无论是否配着鸦片，用得过多都有害健康。四川的上层人吸这种烟叶，一律用「水烟袋」。

在写杭州医院那一章里，我提过服鸦片自尽因其无痛而助长了轻生之风，这里不再重复。本章所谈的，只是我在有限的见闻中亲眼看见的、或经通事之口直接听中国人说起的关于吸食鸦片的种种隐情与后果，以及北京德贞医生那篇缜密的论文《鸦片的使用》中所载的事实。除了引述杭州梅滕更医生一句关于戒烟所的话以外，我的材料没有一件取自传教士。

从我在中国人中间所见所闻的一切来看，我已经相信：即使有节制地吸鸦片也牵连着极大的风险；而过度吸食，随之而来的是商业、实业与道德的破产，以及体质的败坏；其规模之大，足以危及国家的安康与这个种族将来的体魄。

中国人说起自己染上此习的缘由，最常提到的是：病痛、贪欢、应酬，以及无事可做。他们说，适度用一用烟枪，「可以促成交易，助长讨价还价的机敏，使买卖容易说定，并且使人谈得起那些不吸烟就没胆量开口的机密要事」。

说来奇怪却确是实情：在这个勤劳的民族里，有几十万人几乎无事可做。有富人的妻室，有致仕的和候补的官员，有各色有闲之人，有等着补缺的读书人，有僧道的大军，有衙门里的闲杂人等；此外还有一些朝廷命官，一个月只须办一天的公事。这些话主要说的是城里人。

除了做买卖以外，中国人的生活同东方许多地方的生活一样，笼罩着一层沉重的沉闷。没有开明的本国报纸，没有任何配称当代文学的东西；思想与行事都循着老辙；礼法森严，处处是绊索；没有体育，甚至连寻常的运动也没有；消遣极少，除了看戏和上馆子——而戏园酒楼又往往同烟馆和不三不四的去处连在一起；再加上读书人把经书背熟、取得做官的资格之后，便再没有读书的动机——凡此种种，都叫人格外想望烟枪带来的好梦与忘我。

显然，鸦片已经「扎下根」了。就在一八五九年，如今每年出口价值近二百万英镑鸦片的四川，种罂粟还是死罪；即便如此，白色的罂粟田仍旧明目张胆地摆在大江沿岸。一八六八年，禁种的上谕之外又加了本省总督同样意思的告示；两道文书都成了具文。

这美丽的罂粟历来被看作中国的敌人。除了外国人，没有人替吸鸦片辩护。烟客自己也以这份奴役为耻。众口一词地责难它，把鸦片既看作恶习，也看作祸殃；就我十五个月里亲眼所见的一切而论，我完全同意他们。

本章末了，我抄录几位官员的话；他们对这日益蔓延的吸食所招致的祸害知之甚深，其言不可辩驳。第一段引自英国驻台湾台南的领事。赫斯特领事说：

「只要中国还是一个吸鸦片的国家，就丝毫不必担心她会成为一个有分量的军事强国，因为这种习气正在耗尽这个民族的精力与元气。」

下一段出自博恩领事——一八九六至九七年冬春之间，他随「布莱克本考察团」走了中国的西部和南部。博恩先生认为，云南、贵州两省每年所产鸦片约值三百万英镑。

他写道：「毫无疑问，此地（贵州）官府曾设法禁止种植罂粟，但这一定极难办到，因为像鸦片这样分量轻而价值高的出口货，正是这些交通极坏的省份所需要的。今天，没有鸦片，云南和贵州便无从支付进口。」说到云南时他又说：「可惜的是，正如我在先前一份报告里说明过的，鸦片在这个省几乎已经成了交换的媒介。」

写到云南的可悲情形时（第五十八页），他说：

「过了杨开，罂粟占满了全部耕地，把谷地铺成一片白与紫（这是在云南省境内），眼看着固然绚烂，心里却不好受；因为这个省从兵燹之后竟迟迟不能复元，我想主要要归咎于鸦片。

「烟价既贱又便当，男子几乎人人都吸，女子也多半吸，尤以种田的为甚——她们侍弄罂粟，收浆卖浆；这一等人在别处本是中国的脊梁，如果中国还称得上有脊梁的话。有一位在该省久居的英国传教士向我担保（我很信得过他的判断）：本省东西两道所辖之地占全省三分之二以上，那里男子的八成、女子的六成吸鸦片。南道的风气还不至于这样普遍。他毫不怀疑这一恶习对这个种族有极坏的影响。无论如何，凡是行路的人都必定会注意到三件事：肥沃的谷地——也就是唯一耕作得好的土地——被罂粟独占到何等地步；百姓何等麻木懒散；二十五年过去，兵燹的创伤复元得何等缓慢。鸦片唾手可得还有一个恶果：自尽的事极多，尤以妇女为甚。」

一八九八年年底，张之洞大人刊行了一部书。久居中国的外国人说他多年来是国中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论才干、清廉、无私与爱国，全帝国无人在他之上。他曾先后出任帝国最要紧的三处总督。他把烟瘾当作举国的一大祸害来论。在「去毒」一题之下，他这样写道：

（一）「鸦片为害，可谓惨矣！它是当今的洪水，是猛兽之入侵，而其为害更甚于此二者……鸦片之害，乃是一股毒流，流衍百余年，浸灌二十二省，受其害者不知几千万人。其势阴柔而诱人，至今未有底止。它坏人的才具，弱兵士的锐气，耗人的财用，以至于中国有今日。这种败坏，文武之才同受其损。其害更甚于耗财。人的意志弱了，体力衰了；治事则不勤，行远则不能，用度则奢靡，子嗣则稀少。再过数十年，中国将尽为天下笑。」

（二）「上海、扬州皆有戒烟之会。其大旨可谓在使会中各人各管束其家人子弟。至于吸烟之人：为主者不用其为仆，为师者不收其为徒，为将者不取其为兵，为农者不使其为佣，为商者不用其为伙，为工头者不容其为匠。」

作者末了说：

「使孔孟复生而教天下……必自〔教人〕戒鸦片始。」

这日益蔓延的习气，正要把这个民族向来非凡的精力掏空，中国将如何自拔呢？

第三十九章中国新教传教事业纪略

基督教世界的种种传教热忱与许许多多宗派，在中国由两千四百五十八名新教工作人员（连同妻室在内）来代表。本国的新教领圣餐者共八万零六百三十二人。

中国因败于日本而受的震动，除别的结果之外，还生出一种心思：想打听打听那些「西洋蛮夷」的上帝、信仰和学问——日本的兵法正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虽然把基督教看作一种破坏性的、瓦解社会的势力而加以仇视的情形，近来在建宁及别处的教案里又有表现，可是这股探询之风却一天天壮大：街头福音堂与教堂里的大聚会，涌向教会学堂的人潮，人们抢购基督教书籍的热切，都是它的表露。自称愿意舍弃异教、归附基督教的人，多得教士教不过来。在满洲，同苏格兰与爱尔兰两差会有往来的慕道者有六千人。在福建省，归向基督教的运动规模之大，已引起本省官府的郑重注意，我国领事也明白承认此事。仅美部会在另一省的一处传教站，慕道者据估计就有一万二千人。

然而，基督教日增的影响，不是领圣餐者或慕道者的数目所能衡量的。多年以来，大批基督徒男女散布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省份，在中国人中间安家，公开宣称其目的是传布所谓「耶稣教」。他们传教的办法——讲道、谈话、学堂、施医所、医院、散发基督教书籍——彼此只有小小的出入。他们的中文不可避免地不到家，往往闹出可笑乃至严重的错误。既然办法和语言上的毛病大致相同，他们的生活也就大致相同。最尖刻的中国批评者也看不出：满洲的苏格兰教士，四川的内地会与加拿大等差会的教士，福建省的教会差会教士，广东的德国、美国教士，在行为和支配行为的动机上有什么两样。这两千五百名男女，无论在本国还是在外国，都处在批评那道「炽烈的光」照射之下，过着清白、公道、诚实、仁慈、正直、有德、忍耐的生活，克制脾气，久受苦楚。这样的生活所宣讲的做人标准，比中国最高的教训所训诲的还要高，并且慢慢地生出一些无从列表统计的结果。外国先生按讲定的数目付工钱、决不克扣，他的诚实、公道、待仆人的宽厚、对脾气的把持、待人的随和——这些名声传得很远；每一个这样过日子的人，都是左邻右舍间一股向善的力量，引人去打听「耶稣教」和外国学问，并且在某些方面对周围的风气产生分明的影响。

传教工作直接的那一面，几乎不必细说。它无非是宣讲「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唤醒人的良心，使之知罪。它反复申说上帝的公义与慈爱，基督的赎罪，以及那位天父——在他无限的怜悯面前，没有外人，没有异族，没有外国人；申说那「为罪献上的一次永远的祭」；并教导人说：这祭的目的，以及律法与福音的目的，都是要人「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为一种无瑕而无穷的生命作预备。它教导说：那位大教师的道德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影子之外，另有神律所要求的更高、更完全的道德；那存于我们自身之外、「使人向义」并「帮助我们软弱」的力量，乃是上帝的力量；「上帝就是爱」，他眷念着流荡在外的儿女；他已「指示人何为善」；他那「独生子」以某种奥秘的方式「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如今是「那活到永永远远的」，是「长远活着、替人祈求」的，并且「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将生命与不朽彰显出来」。

这就是中国所有新教教士——无论属于哪个宗派——所传的教理之大略；除一两家之外，都把洗礼看作信仰的必要表白，看作同异教的信仰与习俗彻底决裂的凭据。

在这样的教训之下，一八九八年有八万中国人公开承认基督教信仰。每年都有不少人退去：多数是因为家族的压力，以及难以割舍那些与偶像崇拜纠缠在一起、为岁月与风俗所尊奉的种种社交仪节；有的是因为觉得基督教在道德上的约束太难承担；还有的是因为指望世俗上的好处而未能到手。相当多的信徒被教士雇为仆役、门房、教习、印工、翻译和书手；他们是否诚心，未必总能判断，因为洋人的差事是人人想望的。

可是把这些以及别的可疑的教徒撇开之后，仍剩下一大批本地基督徒，聚成一个个团体；经过长久而仔细的查访，我相信他们在要紧的知识上完全够得上我们本国教会的平均水准，在实行上还要高些，尤以传教的热忱与乐捐为然——这些男女团体中间，清洁、诚实、克己、慈爱诸般美德都显而易见。这些教徒从自己的穷乏中慷慨捐输，用于基督教的事业，尤其是用于本国基督教的推广；有些地方每人每年捐到六先令。这些基督徒团体不断显出一种日增的自立之心：像保宁府等处那样自建教堂，并且把好些本国牧师的生活全数担负起来。

这些教徒中有许多是热诚而有成效的传教者。近五年间基督徒人数的大增，主要得力于中国信徒——男女都有——的热心、恳切与献身；而他们的归信与受教，以及引导与鼓舞，都出于外国先生。几年前在满洲，资格最老的一位教士对我说：三四千名教徒中，据他估计直接由欧洲教士领进来的不过二十人；现今那八千八百七十五名慕道者，比例也是一样。在浙江，现任维多利亚主教估计，经中国人之手归信的占全数的八成。

这些团体起初极小，人数从十人到四百多人不等，如今正渐渐凝结成一个个兄弟会，彼此的纽带极强，并且各有明确的宗旨。它们十分显著地表现出中国人那种结社联合的强烈倾向，不妨看作一种行会。目前在领圣餐者中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靠严谨的纪律来保全教会的清白。凡重蹈恶习的会众（这样的人不少）便被「停权」，屡教不改的就削除出去；像当年玷辱哥林多教会的那种丑事，在中国这些幼稚的教会里断乎存不住。

总之，这些基督徒团体传教恳切，力求清白与纪律，捐输慷慨，求教心切，驯顺而受教，并且看来越来越急于把教理化为正直的生活。这些团体在许许多多地方正慢慢发挥一种向善的影响；在那许多正在掏空旧日迷信根基的力量之中，它们也算一支。

中国若要基督教化，或者哪怕只是被基督教大大地发酵一下，那也必然要靠本国人在外国人指点引导之下去做。外国人终究是外国人：他的中国话不到家，往往滑稽可笑；他不能领会中国人思想行事的路数；此外还有上百种地方露出破绽。而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教习，却懂得他的同胞，懂得什么话能打动他们，懂得怎样说到「点子」上，懂得怎样引一句人人皆知的本国经书的话把道理钉死。他懂得他们的短处和长处，懂得他们拐弯抹角的门道和曲折的用心，懂得他们那说不出的黑暗与迷信，因而既不至于过分多疑，也不至于过分轻信。他所呈上的基督教没有西洋味。中国的大希望，正在中国信徒传布此教的那股恳挚的热忱里。

到如今为止，基督教的进展一直很慢。特别的障碍有几层。第一，举国的自负，以及对凡由外国蛮夷带进来的东西的轻蔑。第二，孔子身后的影响：他的道德教训虽在某些地方是消极的、有缺陷的，却被奉为定论，他的格言被视为对万世的社会与政治之需要皆无不适。第三，中国的语言文字本身：没有字母，又有种种奇特的曲折与声调，喉音与送气的变化非细心留意不可；此外还须造出一套既能合情合理地表达基督教观念、又不致触犯一个挑剔而重文墨的民族的词汇。第四，家庭教育在迷信与偶像的信仰行事上何等周到、何等普遍：孩子自幼便被教导说，按既定的仪式敬奉中国万神殿里的诸神，是一生得意的必要条件。

第五，比上述这些特别的障碍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是祖先崇拜——这个帝国实际而普遍的信仰。舍弃拜偶像的仪节是容易的，可一旦不再祭祀祖宗的牌位、不再行那些礼与祭，人便被打上无赖与禽兽的烙印。这些仪节所代表的是敬、是圣、是孝；它们有亘古沿袭的认可，有关于家的最早的记忆。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件祭祀之举，便是舜帝即位时祭祖。

这一习俗多半起于一种温厚而美好的孝思，可看来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畏惧催动的。中国人当真「存敬畏的心度他在世寄居的日子」：他不但被一个昏暗而鬼影幢幢的来世的恐怖所奴役，还日日惧怕不得安宁的祖宗之灵怀恨作祟，在今生降下种种灾殃。晏玛太博士是研究中国事物极为审慎的人，他在一篇论祖先崇拜的精到文章里说：连祭无主孤魂的节仪在内，中国人每年为安抚亡灵、保全生者免受其恶意加害而花掉的钱，竟达一亿五千一百七十五万二千元之巨。这种崇拜就算有消亡的一天，也必死得极其顽强。

伊斯兰教对任何形式的祖先崇拜都绝不容忍。诸位读者知道，天主教各差会自一六一〇年至一七五八年为在此事上让步与否争论不休，直到教皇本笃十四世把一切折中之议都否决了才罢。新教各差会走的也是同一条路。

我向教中人与教外人仔细打听传教事业，又把中国信徒今日的状况与行止同二十年前我在中国时相比较，因而对中国的新教传教事业形成了若干看法，现在简略地陈于读者之前。当今传教事业在这个帝国的觉醒中已是这样重要的一个因素，以至于凡有见识、有思虑的人若对它视而不见，就等于自毁其有见识、有思虑的名声。我若要在这个题目上说到自己，也不过是说一句：我对海外传教并非狂热之徒，只是平心地相信「教训万民」是尽本分之路，也是希望之路。

在我八年的亚洲旅行的前期，这个题目于我毫无兴趣可言。在那些从未把这项事业及其办法认真考察过哪怕半个钟头的人中间，对传教与传教士的廉价讥诮常被当作机智；我甚至也许还欣赏过这种讥诮。旅行时凡能避开的，我总是把传教站远远绕开。

可是到了后来几次旅行，我往往一连几个月贴近各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境况即便在最好的时候也四面八方地叫我觉得可悲，于是我转而相信：应当动用那唯一能把它提升起来的大办法。把我们得自基督教的种种福分传给这些民族——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关于天父的认识，我们心目中男子与妇人的理想，我们对家庭生活之神圣、对社会关系所含之义务的最好的看法，我们政治上的自由，妇女的地位，我们那不偏不倚的法律之不可贿买的威严，我们刑罚中那种感化的性质，那种浸透了基督教精神、扶持公义而谴责不义的公众舆论，以及此外上千种经由几百年「耶稣教」而传到我们手里的东西——这无疑是我们分内之事。安坐在自己的好东西中间怡然自得，实际上把中国仅仅看作一片通商的地面，这岂不是不合基督徒身份的自私之尤？我们名义上的主，他最后的命令穿过几百年的自私响到今日，我们却听任它不曾成就；这岂不又是不忠不顺之尤？

打动我的，与其说是看见传教士所做的好事，不如说是看见这事何等急需，以及亚洲各宗教体系何等无望。亚洲的几种信仰，尤其是佛教，起初都有高尚的见地和远超其时代的道德。可是这些好处在几百年的流传中大半流失了；佛教在中国志在兼容并蓄，把本国的鬼神崇拜、自然崇拜和异教吸收得太多，以至于论迷信之繁多与幼稚，论与巫术的勾结，论庙里挤满的狰狞可笑的偶像，论僧人的败德，论公义之教的缺席，如今已同野蛮民族的偶像崇拜差不多在一个水平上。这些体系已经这样衰朽，却又因同举国的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而这样有力量，没有什么能拦住它们继续沉沦。它们没有一个具有使人复活的能力；对于那些零零落落渴慕公义、摸索着寻找那位「离我们各人不远」者的人，它们既不能指引，也不能帮助。

确有这样寻求的人，这是断然无疑的。中国名目繁多的「秘密会社」里，颇有「好些」主要是宗教性的；华北的基督徒里有很大一批曾是这些会社中人。求得公义是它们的特色，从它们身上也能学到几分克己与向上之心。它们的用力多多少少都带苦行的方向。

其中有「吃斋的」，戒肉食，为的是「正心、积德，从而免今世之灾、避来生之报」。另有几家立誓戒赌，戒鸦片、酒和烟。还有一家的主要教训，是受了欺侮要能忍。

这些宗教会社的书里，载着「三教」中最好的格言与最高的道德教训。它们劝人贞洁、慈善、慎言、克己、行善，劝人以静息与内省蓄养心神，劝人修心，此外还有许多好道理。同这些好处搀和在一起的，则是拜偶像的仪节、咒语、占卜，以及许多鄙陋幼稚的迷信做法。据信即便其中最好的会社也并非全无叛逆倾向，也就是说想用破坏来成就改革。不过，把其中愚妄与邪恶的部分充分打折扣之后，仍旧看得分明：在这种未得满足的灵性本能与对公义的渴慕之中，尤其是在以一种不知足的、恳切的心，取代了儒者那自足自满、以及寻常中国人那麻木的唯物之见的这一转变之中，基督教有着不可轻视的盟友。

到此时（一八九九年）为止，所争得的那点缓慢的成功，几乎全在下层人中间；以迄今所用的办法，还够不着士人——而在中国，敬重文墨到了出奇地步的百姓，正是以士人为首领的。

派驻中国的两千四百五十八名新教教士（连同妻室，其中许多人因育儿之责而无力任事）中，总有一大批在本国「休假」。有前途的教务常因教士的离去而中断。接替的人未必派得来；而「因人而异」这一点在中国同别处一样要紧。真正可用的力量里，本不该把那一大批新到的教士算进去：他们头一两年势必花在学说中国话上，那段时间里他们的用处主要是过一种始终如一的正直生活。我在长途旅行中所见的传教站，除了保宁府也许算个例外，没有一处不缺人手——也就是说，没有一处的教务不因人少而大受掣肘、不能自然地推广。

在这个探询西方宗教与科学的时候，教士——无论男女——都须把这难学的语言仔细钻研，好使自己能同士人交谈，而不以听得懂苦力的几句口语为满足；这一点越来越要紧。最有力量的几方面人士都已认识到：我们的商务若要扩展，那些将来要到中国做买卖的书记之类的人，就得先在本国跟称职的中国教习学起。有志于传教的人，或许也以这样做为宜；这样做还有一桩好处：可以先试出每个人学难学的语言的能耐——照现在的办法，直到无可挽回的时候才发觉某人学不来。医学教士到中国后应有整整一年不受打扰、专学语言的时间，这似乎极为要紧。

妇女的事工在中国已经壮大，而且壮大得如此之快，其规制不能不郑重考虑。这些事工许多是极好的，或者可以极好，却有着特别的难处。一个未出阁的年轻女子不住在父亲屋檐下，这件事本身就会招来最下流的揣测，在街上朝她掷过来；要洗清这些话，非得万分谨慎不可。中国的礼法规定妇女的举止应当如何，并限制两性间交往的自由，这确乎有助于端正风化；在我们看来虽然麻烦，可是任何一个想去传一种外国宗教的年轻外国女子，若违犯了它的要紧条款，工作都不免受损。

譬如说，妇人「坐」敞轿，在自己家里接待男客，同男子握手，或者不带一位中年中国妇人陪同便走过城镇村庄的街道、到中国人家去串门，都是失礼的。妇人被人看见穿紧身衣或任何显出身段的时样衣裳，不但失礼，而且骇人听闻；至于一个外国姑娘戴一顶轻飘飘的帽子招摇过市——那帽子一边卷起、一边压下，上面胡乱堆着鸟儿、虫子、羽毛、草叶和花朵——她就等于自己招来一些话，而那些话我想她未必爱听！有一个规模大、成绩好的差会，其差会部已经觉得有必要为教士颁布一套关于服饰与礼仪的章程；内地会到处如此，四川的教会差会教士也如此，他们索性改穿中国服装，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中国服装是欧洲人穿起来唯一得体而有尊严的东方装束。我以为，那些不赞成穿中国服装的差会若能议定一种冬夏两式、整洁简朴的制服，既合中国人对端庄的要求，又合欧洲人对雅致的要求，并且一望而知穿它的人属于一个庞大而有分量的国际团体、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那么女教士的安全和所受的尊重，都会大大增加。

还有一层，年轻女子必须记住：黄皮肤并不使事情有什么两样；凡在本国不相宜的随便态度或举止上的疏忽，用在中国男子——例如仆人、教习和「本地助手」——身上，要不相宜十倍。有一个省份女教士特别多，其中一些人违犯礼法的情形被认为极易招出乱子，以至于此事已引起我国外交部的注意。有见识的「敬虔」妇女，可做的事极多；可是外出的人里有很大一部分年轻而无阅历，人数又在增加，所以整个这件事宜乎重新考虑：妇女的事工与日常举止，应当有富于阅历而切实有效的照管，一则保护做事的人，二则防止那些由无知与无阅历、少数情形下由自负与任性而生出的妨碍。

大胆说了这些批评与建议之后，我必须补上一句：我在中国所见最有智慧、最有爱心、最能克己、最有成效的事工，有许多是妇女做的。

我最初关于传教工作的观念，得自一幅画：一个白人站在树下，向一群神情恳切、安静、面色黧黑的人讲道。在中国，洋人讲道时也围得起人来，可这往往只是一时之事，主要的动机是好奇。他的模样、他说话的错处、他的姿势，都被人讥讽、哄笑、学样。几年前上海最叫座的戏目之一，便是一出编得很巧的滑稽戏，演一个外国教士向一群中国人讲道。

讲道本不是中国人教诲的方式。至今仍为中国大势力的儒学从来没有过讲道的人，全靠书籍传布。据说全国没有一座讲堂。中国人施加影响的办法，主要是文字的、问答的、闲谈的。讲道的成效不曾达到从前所指望的，也不及在别国的成效。许多教士对我说，即便是「街头福音堂」里由中国人讲的道，也结不出多少果子。

把并不适合中国的西洋布道办法搬过来，至少算是操之过早；这很可能是许多失败与失望的缘由。外国的成分——无论在办法上、教堂的建筑上、房屋的营造上，还是在对中国风俗的漠视上——虽说有一部分在所难免，却总不免使基督教显得是一种「外国宗教」，使它只能像一株病恹恹的外来花木那样延续下去。我以为极要紧的是：基督教应当同这个民族生活中一切非恶的东西结盟，应当维护中国的国体，应当把中国的教诲方式同我们的合在一起，并保全一切与其精神不相违背的风俗。经验的教训并没有白费，许多教士已经看出这才是进步的路数。

有资格判断的人都不怀疑基督教即将在中国大有进展。随之而来，已经露头的许多问题就要浮上台面，其中头一件便是本地人受外国薪水的事。一方面，中国只能由中国人来基督教化，这是确定无疑的；另一方面，那种世俗的或唯利是图的成分所带来的风险，也曾断送过许多本来无人怀疑其诚意的人。在这里，经验又在教给人有用的功课，其中一课是：基督教传布得最广最快的时候，莫过于凭着寻常信徒自发的努力与更新的生命。

其他的问题还有：西方各教会之间的分歧，在中国要延续到什么地步；中国经书与英文在教会学堂里的位置；守安息日的义务；基督教对某些中国风俗、以及对任何经过变通的祖先崇拜所持的态度；洋人与中国人的社交往来；本国牧师在社会上与经济上的地位；教会的自治；以及在圣公会各差会中，是否仍照现行样式把《公祷书》作为公共礼拜唯一的仪文。

末了我以为：福音在中国如今有一道「敞开的门」，基督教的前景比从前任何时期都好；可是基督教各国若不能认清自己的义务，及时地、大举地率一支恳切而装备精良的教师之师走进那道门，中国也许会仿效日本的样子，接受西方文明而拒绝基督教。

格莱斯顿先生有一次说：「人们谈论当今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福音。凡需要匡正的，它都能匡正，也必匡正。」

或许，福音终将使中国重生。

结　语

我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和通商关系，贝思福勋爵（下议院议员）与柯乐洪先生已经论述得极其精当而详尽，别的作者也已把它反复剖辩过；因此在这几句简略的话里，我主要只谈中国的百姓，以及我在近代中国史上最要紧的三年中、历时十五个月的行旅里对他们的印象。

我很怀疑中国正在「瓦解」。她「倘若」瓦解，那也是因为欧洲各大国的政策使她「失了面子」，从而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各省的权威，结果便是地方生乱，乃至可能的分崩离析。「势力范围」的政策若当真推行下去，无疑会把这个帝国拆散。

我在中国断断续续旅行的这三年里，龙座曾摇摇欲坠，却又站稳了；政府经历了甲午之败、沉重的赔款、失去对朝鲜的宗主权和俄国的侵逼，居然挺了过来。它血腥地扑灭了甘肃回民的大乱，近来又使四川的乱事瓦解。把各省彼此联结、并与北京联结起来的那条纽带，经历了这一切挫折而未断；它若断了，我相信是断在外国的干涉手里，断在某些外国强权那朝三暮四、见机行事的政策、庞大的野心和掩饰不住的相互倾轧手里。

我也不相信中国正在「衰朽」。我在这个帝国里走了八千多英里，见过有些地方的道路、运河、庙宇和一些古老的公共工程年久失修。全亚洲的东方人都宁可新建而不愿修葺；在这些朽坏的工程旁边，另有新庙、新塔、新造的漂亮桥梁、新立的牌坊、新筑的江堤，以及种种新的营造——多半出于私人而非公家之手。

凡是对前面几章稍有兴致地读下来的人，总不至于认为至少四川是在衰朽。商业与实业的活力并不衰朽，浩浩荡荡的木船队并没有烂在港湾和江湾里；勤劳、俭省、随机应变，以及劳力与商务两方面完备的组织，旅行者处处遇得到。商业信用甚高，合同信守，劳工驯顺、受教、明白事理，工钱有保障；大体说来，法纪秩序是维持得住的。

一八九八年的情形也不像「衰朽」：尽管政局充满威胁，尽管零星的乱事在当地大大阻滞了买卖，尽管九月里北京传来的严重消息打乱了北方各口岸的贸易，尽管黄河出了灾——弹性竟然如此之大：进口贸易的值超过了以往一切纪录，出口贸易的值除一八九七年外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贸易总量则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

那一年白银没有出口，反而净进口海关两四百七十二万二千零二十五两；全国任何地方都不缺银。中国把一切债负如数应付了，而货币并未见亏空；凡是进口的，无一不是用出口货换来的。刺激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往往为人所忽略。中国只会从外国购买她能用自己的物产付账的东西。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对一八九八年商业情形的断语是：「政府固然手头拮据，可是这个国家一年比一年富。」

有人举出中国所谓「衰朽」的缘由，其中一条是「人口过剩」。诚然有些地方拥挤得很严重，连四川也如此；可是即便取四亿这个最高的人口估计，也不过是大不列颠的十倍，而这个帝国的面积却是大不列颠的十六到十八倍。

真正「在衰朽」的，是政府的行政。百姓是正直的，官场却腐败。

这个题目别的书里已经谈得很透，我料想读者都读过。中国政府的原理，是人类智慧所能设计出的最好的原理之一。对每一种可能的流弊，都设了看去周密的防范。百姓的身家性命有保障。法律大体上公道、简明，一体适用。百姓对贪暴的官吏有起而反抗的权利，这是有保证的。科举考试被定为入仕之门。出身微贱并不妨碍位登显要。这个国家的法律，体现了它所承受的政治伦理之最高教训。家长式的治理原理，从来没有在别处这样成体系，也没有在别处行得这样长久、这样前后一贯。伦理的教训与建立其上的法律至今犹存，今日中国最强的力量仍是孔子；然而这套令人叹服的治国原理，在一个异教国度里人性向下的这一被忽略的因素面前，却显得软弱。今日中国行政上的种种可耻情形，是几百年政治上的倒退，以及在缺乏健全舆论的情形下公德标准的逐步降低，硬铆在中国身上的。某些形式的行贿、舞弊与侵吞已经取得了习俗的力量，赋税十分之七被官吏的「三只手」截留；凡拨作公共工程、修缮以及陆海军装备的款项，一路到目的地都要大大缩水，以至于甲午之役中，「正直的百姓加上腐败的政府」轻易地败给了「腐败的百姓加上正直的政府」。

对这套制度最重的一条指控是：在它之下，一个好人几乎无法做到一丝不苟的清廉——而好人是有的；也确有一些大人做了长久而劳苦的官，到头来当真穷着活、穷着死。一个存心良善的人发现自己陷在这张网里，实在可怜。风气一概偏向侵渔；这样的人纵然极愿有条脱身之路，可要同风气决裂，难处不亚于戒鸦片。存心良善的人还有一层为难：他明知自己最好的努力，一定会被衙门里那班无所顾忌的书办与胥吏弄砸。

第二十三章里我略略提过一位大人劳碌的日子：他要干六个人的活，难得有一天休息。干这么多事，他实际上等于没有薪俸，因为衙门必要的排场所花的钱远比那点少得可怜的俸银多。这些名义上的俸给，就是那株致命的毒树，把它不祥的影子投在中国的官场生活上。它们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使侵渔与腐败几乎成了绝对的必需。任期短促，用钱谋缺，向上司送礼的恶习，以及这样一种惯例——州县官把本境定额的赋税解交国库之后，凡额外榨得的都可以自己揣起来，只须给本省大员们送足厚礼——凡此种种，还只是中国行政制度诸弊中的几样。高级官员的家私，主要就是从这笔从百姓身上榨出来的余数里做出来的。

凡写中国的人都揭露这套制度的不平，而它们或多或少也传到每一个旅行者的耳中、落到他的眼里。它们影响着人类的四分之一，并且把现存最古的帝国弄成了一个「病人」——无助地呼告着，任凭贪馋的西方各国啃他的手脚，且预备着要吃他的五脏。

可中国处处是矛盾。这「病人」照理该「衰朽」，他却没有。我们一再断言他该死了，他那与生俱来的快活劲儿却几乎没有蒙上阴影；我们替他预言的前途，他毫不疑惧地迎上前去！大体说来，全帝国太平有序，还算相当富足。劳力的所得有保障；赋税即便连同随之而来的盘剥算在内，在乡间也难得算得上苛重，在城里则极轻。「被压榨得喘不过气」这句话，用在中国农民身上并不合适。宗教是完全宽容的。行会、行帮以及别的结社照自己的章程行事，无人阻拦；中国人结社的天分丝毫不受束缚。在实际生活里，中国人是地球上最自由的民族之一！

读者看了前面关于行政何等可耻的种种议论，也许要被这似乎荒谬绝伦的悖论弄得发愣；可是，倘若有一句话能适用于整个帝国，那就是这一句：自由是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拥有「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不可让与的权利」；中国是地球上最民主的国家之一。这个政府对付外国人时软弱而闪烁，可一旦在自己百姓中间打定了主意，却完全办得成自己要办的事，远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无能。然而它在国民生活的经济中，一向只扮演极微小的角色；一个中国人可以生老病死，除了完纳田赋之外同它再无别的往来。他在一切行业与实业上是自由的：自由地挣钱、自由地守着钱；自由地出洋，也自由地带着所得回来；自由地从农家的茅屋一直升到显位尊荣；自由地成为百万富翁，并以王侯般的手笔赈济本省；在宗教上、娱乐上、在社交与商业生活上，都是自由的。

这些非同寻常的矛盾，其内里究竟如何，我没有篇幅、没有学识、也没有本事去探究；我只想说一句：我们在中国所要打交道的，不是一大群被踩在脚下的农奴，而是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民族。

不过，或许可以容我极其谨慎地指出几条缘由：依我看，正是它们抵消着行政上的弊害，使这个国家得以安稳。头一条是村社制度。在中国，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家不可分而神圣，其成员生死相系，纽带牢不可破，那份强韧是我们无从想象的。村子便是这样一组一组的家，各有头人与长老，为每一个人担责；再上一层是县，也就是州县官，可以看作行政的单位。中国人有自治的天分，决不是有些人所以为的「哑口被驱的牲口」。村子是自治的，没有哪个官敢侵犯它们世代相承的特权。每一朝都发觉自己不能不保全它们的这些特权；哪个「天子」若要质疑这些特权，龙座上坐不满半年。

这些特权由既定的习俗而变成了实在的权利，主要包括：地方事务完全自主，土地的所有，以及工商的绝对自由。村社制度的许多好处之一，是使村民在无数民事纠纷中，只消把案子交给头人和长老仲裁，就能避开在衙门里打官司的大害。

另有一些抵消行政之弊的原因，是那套严密的监视与连坐的制度：在它之下没有人是孤立的；它像一张大网把中国兜在一起。这制度自有其害，其一便是彼此猜疑；不过猜疑倒也有个好处：使人无法有见识地联合起来对付政府。这制度使治理容易，并且断然不助长分崩。

此外还有：民怨到了忍无可忍时公认的造反权利；对有罪官吏施行的一种私刑，它往往取代了上奏朝廷和上控的衙门；州县官对被举发贪污或废弛的一份忌惮——举发他们的是中央政府众多的耳目，或者是御史（据说御史也未必人人不受贿，可一旦发起议论来，却能直言得惊人）；百姓对治国所本的道理普遍受过教育；结社的天分使弱者得以有力；以及家庭与学塾中对「五伦」的普遍训诲——五伦者：一曰忠君，二曰孝亲，三曰敬长，四曰夫妇和顺，五曰朋友有信。

我们谈论「瓜分」和「拆散」的，正是这样一个帝国——一个满是奇特的矛盾、善恶格格相抗的帝国；而我们谈论它时的神情，仿佛谈的是一个蚂蚁窝。

欺凌——用外交辞令说是「施加强大压力」——与向中国提出正当而合乎政略的要求，两者之间有极大的分别。贝思福勋爵所提的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于她自己再好没有；可其中有几条，我以为牵涉到对她内政组织无理的干涉。正当的要求里，自然可以列上履行条约义务一项：保障外国人在全帝国境内的身家性命安全——这只有靠编成一支有效力的军队或警备队才能办到，须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器械精良、饷项充足、且能机动；再有便是给外国人在内地为通商而居住的权利（日本迟至一八九九年七月才让出这项权利），以及厘金与落地税的公平改订。

厘金与落地税是招人厌恨的税，实实在在地妨碍贸易，这套制度的流弊也极大；可是骤然而彻底的变更却极危险。须知各省的收入因海关总税务司衙门的经办而大受损失，主要靠厘金度日；裁撤厘金势必要改征直接税，而这对一个习于间接税的民族是不堪忍受的，必定会在西江与长江流域激出极严重的乱子。官府的需要、既成的习惯、以及百姓与习惯的关系，都使强迫中国骤然作这一类财政变更成为极不智之举，会冒使中国瓦解崩散的风险。

欺凌中央政府，便是使它在自己百姓面前「失面子」，它的威权也就削弱了那么多。我们条约的价值，全然系于政府有无力量使条约生效。中国债券持有人的唯一保障，以及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未来铁路的款项的唯一保障，都是中国帝国的完整与凝聚。只要触动这份完整——无论是积极主张「势力范围」以致分崩，还是强令裁撤厘金，或是任何施压的政策——我们的条约便不过是废纸。因此，凡涉及各种安排，无论从改革着眼多么值得追求，「非要不可」这个指向强迫的字眼，都应当从议论的词汇里抹掉。

我至今仍相信「门户开放」政策的公正与合宜，而反对我认为致命的另一条路——「势力范围」。许多人想把中国的改革「赶」出来，等不得，或许还害了「支配之欲」的毛病，他们断言门户开放已经太迟；可我看不出这种「绝望之论」有什么根据。一八九八年六月底，索尔兹伯里侯爵说过：「若问我们在中国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维持中华帝国，不让它倾塌，请它走上改革之路，并尽我们所能给它一切援助，以完善它的防务或增进它的商业繁荣。这样做，我们便是既助它的事，也助我们自己的事。」这一政策的宣示至今不曾收回。

与此同时，中国四面受迫，又隐约意识到自己正站在「歧路之口」，「旧秩序」正在变，自己已落在新势力的掌握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她无从收束心神去筹划那些她无望逃避的改革，于是退回到她那老一套的治国韬略上去——拿一个外国去牵制另一个外国。做了两千年的帝国，财富与人口至今仍在增长，她却发现自己在新世纪的曙光里，面对着一些经书与阅历都无从解答的难题；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外国人」。

在结束本章之前，值得想一想：内部有没有改革的迹象？「中国的觉醒」这句话究竟是不是事实？

我们的机械发明——轮船、铁路、煤气、电报、电灯、蒸汽机器、挖泥船、大炮、水雷、精确的枪械、海底电报、蒸汽印刷、照相——我们的外科，我们租界的整洁与「保养」及其令人叹服的市政，还有我们显而易见的富庶，都是一个个使者，把凡与它们接触的人的自负一点点敲掉。如今中国人自己管电报线，大量地拥有并经营小轮船，进我们的医院当医科学生，照出极好的相片——技术上几乎完美，只欠些艺术的意味。中国人自办自营的工厂到处冒出来，将来或许会成功。长江下游一条大客运航线，就属于「轮船招商局」。

在内地，多年来住着一些外国人家，他们的日子我在别处已写过：国籍不一，却同样敬拜一位看不见的上帝。这些人把煤油灯（它正在大大改变中国的社会生活）、肥皂、火柴与蜡梗火柴、炼乳与罐头食品、缝纫机（裁缝们用得极多）以及许多别的东西带进了偏远地方；这一切的用处都已被承认，并逼得中国人不能不承认「蛮夷」的本事。

至少沿海五十英里以内的中国人，以及长江沿岸（如今日本轮船公司也在这条江上行船了）的中国人都知道：几百年前从他们这里领受了中国经书的日本人，已经采用了外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实业以及海陆军的办法；他们有一个正直的政府，没有哪个外国强权敢欺凌；他们已被平等地接纳进万国之林；而中国在其面前一败涂地的那套战法，正是外国的战法。一个黄色的民族，尊奉并教授自己的经书，社会秩序建在孔子的道理之上，官话就是汉文，竟大幅度地采用了西方文明，而且显然得了好处——这件事自甲午以后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效果。

最后一项——却远不是最不要紧的一项，因为它作用于这个国家的头脑及其天然的领袖——是西方科学、历史与基督教书籍的流布。这就是那可能「使全团发起来」的西方酵母。皇帝的变法上谕颁布、把通晓西学定为士子必修之后，这类书的流布得到极大的推动；后来虽有倒退之举，影响也不大。毫无疑问，那些上谕（其中有些确是操之过早、不够明智）正是皇帝先前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书籍的直接结果。

这些我相信注定要改革并改造中国的书籍，大部分是一个学会刊行的。这学会是十二年前由中国几位领袖人物创办的，名叫「广学会」。赫德爵士是它在中国的会长；李提摩太先生——一个对中国语言与人民满怀热忱、对这个帝国的前途抱乐观的人——是它的干事和灵魂。

如今这些书供不应求，内容包括：明白的基督教著作，如《巴特勒类推论》、《基督传》、《基督教与各国之进步》；科学书，如《农务化学》和《天文学》；经济类的书，如《生利分利之别论》、《教育与国家进步之关系》等等；此外我们最好的若干名著也已在流通，还有《时事新论》、《中国复兴论》、《中国邻邦进步记》以及一份名为《万国公报》的期刊等专门读物。求知的趋向从这里看得出来：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和一部《中东战纪本末》销路极大，《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记》也很抢手。

这些书以及许多别的书在士人中间广为流传，既造出志向，又表达志向；它们都以某种方式呈现着一种更高的理想，而正是这理想造就了那批以康有为为首的改革者——一八九八年，他们倡言政治、商务、教育与宗教的改革，使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成为可纪念的一年：这一年里有人显明了国家的福祉在他们心中重于自己的性命。

随手举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西方的酵母怎样在起作用。中国人已捐出巨款，用以教授西方语言与学问，通商口岸尤其如此。上海有两个富有的中国人表示：只要女医学教士赖马西肯把西医教给中国女子，他们就愿为扩建上海的妇孺医院募集一万元。轮船招商局的一位广东籍总办，读了李提摩太翻译的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大为感动，一口气买了一百部，分送北京的显要大臣。

两年前一位湖南绅士游上海，见到广学会的杂志《万国公报》，深觉它于中国有益，便订了二百份，每月在湖南分送给那些一向最反对外国人和基督教的人。这些人转而又订了一整套广学会的书，读了两年，好把内容弄个明白。近来该省学政致函广学会，大意是说中国非改革不可，而且要照该会出版物所指的路子改；他并以湖南巡抚与绅士的名义，请该会的中国主笔到省城书院去做教习。

《农务化学》一书读者极广。一八九九年年初，两江总督等人为一所农业学堂募得五万英镑，并请该书的著者、美国传教士本特利先生去做堂长。华中的总督张之洞——他关于鸦片的议论我前面引过——一八九一年长江排外骚乱时竟还表同情，可到一八九四年，他已因研读西方书籍而大受影响，向广学会捐了一大笔款；近来又刊行了一部书，力主立即采用新式的教育制度。

我们的书籍在各处产生显著效果的，并不只在年长的人中间：为数不少的读书人也被求西学的愿望点燃了。京师大学堂新开，报名投考者一千五百人；执掌大学堂的，是博学的丁韪良牧师——《花甲忆记》的著者。外国书有时也生出近乎滑稽的效果。有一位知县读了花之安博士的《自西徂东》，对讲我们西方待犯人之法的那一章极为感佩，立刻叫本县的囚犯纺纱、织布、编筐，弄得衙门里的胥吏们乐不可支。

在四川，我几乎没有看到那确实存在的觉醒有什么迹象。外国旅行者无论会不会说中国话，都看不到表层以下的东西；何况这个省离西方酵母作用得最有力的几处中心极远。不过我停留过的好几个地方，当地的大人都派人来问我有没有「洋书」。贵州是最排外的省份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近来该省巡抚已向广学会订购价值一千元的西方书籍。

我以为毫无疑问：西方思想的酵母正在读书人中间稳而慢地起作用；被皇太后的严厉手段挫伤却未杀死的变法运动，就是从这酵母里长出来的。

有两件事有利于西方书籍的流布：一是这个帝国的四万万人共有一种文字；二是中国有二百处考场，每处每年有五千到一万名士子——也就是未来的官员、讼师与领袖，合起来共一百万人——在那里应试。把我们最好的书和基督教的书送到这些考场，就能进入全国最有影响的人家。长江上游轮船航运的开路人、本身又是汉学家的立德乐先生，极力主张把广学会的书供给所有这些考场。他认为眼下正在进行的这场头脑的革命和变法运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书籍的影响；他甚至说，他从西方书籍的流布里看见了「门户开放」的大希望！

不可抗拒的力量已经开始把中国逼出她的自负与闭塞，这是显而易见的。十年前，除了官办的《京报》，白话报纸不过两三家；今天已有七十多家，本国的报业正在蓬勃发展。少年中国党——它是英华学堂和外国影响（主要在通商口岸）的产物——藉着报纸，把因眼界放宽而生的那种不安与不满表达出来。年轻的士人因接触西方思想而对爱国有了新的认识，也藉着报纸痛斥官府的昏昧与贪墨，并主张以在各省考试中加入算学和经济学为救药！张之洞总督不但办了一份报纸——「要使读书人对进步与改革的事业生出同情，并使读者关心国际的与一般的大问题」——而且下令两湖所有衙门与藏书处一概订阅。据说该报的班底既有开阔的见识，又有经学的根柢；虽然这位主张改革的总督后来不得不撤回官方的支持，它在上层人中间据说仍有很大的影响。

将来铁路的影响如何，现在下笔还太早。夸大其词是容易的；不过交通迅捷无疑是黑暗与蒙昧的大敌。到处都有迹象表明：领着「众人」的那个「阶层」正在起变化。中国有句话说：「欲灌一块田，先把水送到最高处；欲开一国之民智，必自其领袖始。」凡与贸易有关的事项，都已有人作过极重要而极有价值的考察；可是这场头脑上的变化——它多半会对贸易以及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产生极大的影响——却出奇地被忽略了。

同过去不作骤然的决裂，也许倒是最好的。变法的上谕虽被废除，却点起了一把火；进展纵有停顿，中国却再也真正退不回去了，因为已经发动起来的那些力量还从未败过。「上帝的磨磨得慢」，可它磨得毫不容情。让我们对这位古老的盟邦耐心些，「请」她走上「改革之路」，而不要逼她。我很担心：欧洲各国不择手段也要攫取她通商潜力的那股拼命的决心，或许正把她推向绝境；而在这场碰撞与骚乱之中，她内部那日增的改革意愿的种种征兆——这种改革本会慢慢把我们凡可正当要求的都给我们——正被忽略或漠视。

西方的酵母已经落进她那古旧未改的东方主义里，或为福，或为祸。被日本的胜利粗暴地从长眠中惊醒的中国，半是骇然，全然发懵，「面子」大失，对那套过去一向管用的外交手法也失了信心；她发现自己面前排列着一群强大、贪婪、野心勃勃、而且并不总是十分讲究手段的列强，它们或许一心想占她的便宜、也占彼此的便宜；它们用蛮夷之手敲响了孔子留下的习俗与政体的丧钟，吵嚷着要口岸、要利权，又用种种她既看不出合宜、也看不出必要的改革、建议与要求，把她弄得晕头转向。

在这样的骚乱之中，欧洲各国又在她门上擂响，中国无从尝试任何改革而不使其就事理而言必然是零碎而浮面的。像她那样的行政要改造，需要全帝国最好的头脑长久而仔细的斟酌，还需要有本事而无私心的外国人的指点——正如日本开始新途时巴夏礼爵士所给她的那样。

须知改造中国的行政制度，所遇的难处是别的国家不曾有过的，而这个帝国庞大的人口与幅员又使这些难处更形突出。中国的政治家（假如有的话）不能不斟酌：哪些改革能在百姓认可之下推行，也就是说不至于闹出一场革命。在这个奇特的民族中间，行政上的种种积弊本身都沾上了几分习俗所带的神圣意味。极要紧的一点是：凡要同中国事务打交道的人，都应当能取得这样的消息，使他们得以公允地估量士人中间改革愿望的强弱与可能的蔓延程度——而众人是怀着真心的敬意匍匐在士人脚下的。

中国确乎正处在一个新纪元的曙光之中。二十世纪究竟会把她放到她应在的位置上——东方各国的前列——还是将目睹她的分崩与衰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不列颠的政治家手腕与影响。

行　程

（以下里数均为华里）

自万县至三站铺，六十五里；至丁桥，六十三里；至梁山县，五十里；至文家场，六十里；至柴市桥，六十里；至下山铺，七十三里；至渠县，六十里；至静思垭，六十里；至小桥，六十五里；至沙石铺，五十五里；至谢店子，七十五里；至金江寺，六十五里；至黑水塘，六十五里；至保宁府，六十五里。

自保宁府至下五里子，四十里；至新店子，九十里；至猫儿垭，九十里；至田家庙，七十里；至武连，一百一十五里；至梓潼县，八十里；至承乡铺，八十里；至绵州，四十三里；至龙安（？），九十里；至绵竹，七十里；至双土地，四十五里；至彭县，八十里；至灌县，七十里；至新繁县，一百零五里；至新都县，三十里；至成都府，四十里。

自成都府至灌县，一百二十里；至福集，三十里；至新文坪，六十里；至索桥，四十里；至威州，六十里；至理番厅，六十五里；至杂谷脑，六十里；至庄房，六十里；至朱地，四十五里；至庙格，五十里；至马塘，一百零五里；至梭磨，六十里。

自成都府至上海，走水路，两千英里。

附　录

附录甲

中国行会的规条太长太繁，不便收入本附录；删节又对不住它们。

附录乙

一、一八九八年扬子江流域各口岸贸易净值

上海一千三百二十九万六千六百四十三英镑；重庆二百六十一万四千零三十一英镑；宜昌十九万四千三百五十九英镑；沙市二万五千六百六十六英镑；汉口八百零六万五千七百一十七英镑；九江二百六十二万五千零八十三英镑；芜湖一百五十二万七千零七十九英镑；镇江三百四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二英镑；苏州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一十三英镑；杭州一百一十九万九千零二十二英镑。合计三千三百二十四万八千二百四十五英镑。

二、一八九八年上海贸易

洋货一项：进口总值一千九百零七万三千五百三十四英镑。内中复出口者：运往外国及香港七十四万五千英镑；运往中国各口岸（主要为北方各口岸与长江各口岸）一千三百九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八英镑，两项共一千四百六十五万九千五百五十八英镑。故洋货净进口共四百四十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英镑。

土货一项：进口（主要来自北方各口岸与长江各口岸，以及宁波、汕头、广州、杭州）一千一百四十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七英镑。内中复出口往外国及中国各口岸者九百七十二万四千六百七十三英镑。故土货净进口共一百六十八万八千九百六十四英镑。

本地所产土货出口共七百一十九万三千七百零四英镑，其中运往外国者四百六十七万六千六百七十四英镑，运往中国各口岸者二百五十一万七千零二十九英镑。

上海贸易总值三千七百六十八万零八百七十五英镑，净值一千三百二十九万六千六百四十三英镑。

三、一八九八年鸦片输入中国净数

数量六百六十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三磅，值四百三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五英镑。

四、一八九八年中国对外贸易总值

海关两三亿六千八百六十一万六千四百八十三两，合五千五百二十九万二千四百七十二英镑。

五、一八九八年英国在中国贸易中所占之份额

其一，船运。英国旗：进出口船次二万二千六百零九，吨位二千一百二十六万五千九百六十六吨，占总吨位百分之六十二点一二（连中国船计入），若不计中国船则占百分之八十一点六五。中国旗：船次二万三千五百四十七，吨位八百一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吨，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九二。其他各国旗：船次六千五百零五，吨位四百七十八万零四十二吨，占百分之十三点九六，若不计中国船则占百分之十八点三五。总计船次五万二千六百六十一，吨位三千四百二十五万三千五百八十吨。

其二，贸易。英国旗：对外及沿海贸易总值七千六百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九十英镑，过境贸易二百六十九万五千四百三十七英镑，合计七千八百九十三万一千七百二十七英镑，占总值百分之五十一点八八，若不计中国船则占百分之七十九点四〇。中国旗：五千零一十六万三千四百四十五英镑，过境二百四十一万零六百六十三英镑，合计五千二百五十七万四千一百零八英镑，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五六。其他各国旗：一千九百三十八万五千二百三十五英镑，过境一百二十一万七千三百四十三英镑，合计二千零六十万二千五百七十八英镑，占百分之十三点五六，若不计中国船则占百分之二十点六〇。总计一亿四千五百七十八万四千九百七十英镑，过境六百三十二万三千四百四十三英镑，合计一亿五千二百一十万八千四百一十三英镑。

六、一八九八年中国自外国进口之大宗货物

鸦片六百六十三万八千磅，值四百三十八万八千三百八十五英镑；棉货值一千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二十四英镑；原棉三千零五十三万四千磅，值四十二万五千九百五十九英镑；毛货值四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五英镑；五金值一百四十六万八千零六十一英镑；火柴（多为日本货）一千一百三十五万二千三百零四罗，值三十八万九千五百六十一英镑；煤油九千六百八十八万二千一百二十六加仑，值一百七十八万七千二百零五英镑；糖一万零七百九十三吨，值二百零二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英镑；其他进口货值八百八十二万七千一百一十三英镑。合计三千一百四十三万六千九百英镑。

七、一八九八年中国出口至外国之大宗货物

各类丝三千五百六十五万一千三百三十三磅，值八百四十一万五千五百八十四英镑；各类茶两亿零五百一十四万六千六百六十七磅，值四百三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二英镑；其他出口货值一千一百一十万八千零六十六英镑。合计二千三百八十五万五千五百七十二英镑。

注　释

一、就政治而言，照英国外交部次官一八九九年五月九日在下议院所下的定义，它是指「长江沿岸各省以及河南、浙江」。

二、据信它所达到的最南纬度是北纬二十六度，在它同雅砻江汇合处以东的大南弯处；它入海之处在北纬三十一度。

三、《地理学杂志》一八九八年九月号第二二七页，《扬子江》，英国驻汕头领事贾礼士著。

四、《喇嘛之地》第二一八页。

五、在西藏境内它叫木鲁乌苏（意即「曲折之河」）；在西藏与中国交界的一段叫金沙江；自雅砻江汇口至叙府叫金河。叙府至万县之间，它叫大河和岷江。在沙市及其以下叫荆江；汉口以下四百英里，叫江、长江或大官江。

六、唯恐有人以为我对中国人、尤其是四川的中国人在其政府治下的处境看得过于乐观，我引英国驻重庆署理领事利顿先生的意见以为佐证。他在一八九九年五月呈交英国上下两院的外交部报告里这样写道：「政府虽然阻滞而不明事理，通常却并不积极地压迫人；一个人在中国西部走上好几天，也看不到我们联想到街角巡警的那种备而不用的强力。四川的乡下人靠自己的头人办自己的事，日子过得很好——与其说是靠成都的中央衙门，不如说是不管它。一个本地人只要不上公堂，不对祖宗的风俗作什么骇人的更张，他就能在举国爱好法纪秩序的风气里，得到相当可靠的保障，享用自己劳动的果实。」这种普遍的守法向治之心，虽然或许同种性有几分关系，可大体上无疑是孔子教训的结果。

七、上海及其他各通商口岸，本书所列的是贸易总值，即包括复出口在内的进出口总值。

八、游艇会、高尔夫球会、田径会、草地网球会、马球会、义勇队会、划船会、地滚球会、游泳会、板球会、黑鸟会、猎犬会、障碍赛马会、墙球会、赛马会、射击会、回力球场、体育馆、萤火虫社、鲁德法特尔社、业余剧社；较为庄重的则有爱乐社、摄影社、皇家亚洲学会、美术学会等等。（名单由珀西瓦尔先生开列。）

九、上海在黄浦江与长江汇口以上数英里处，北纬三十一度十分、东经一百二十一度三十分，几乎与查尔斯顿、亚历山大港同在一条纬线上。它是华中富庶稠密各省商务的大出口，又是四川商务唯一的出口；此外还有水道通杭州、苏州以及大运河沿线别的大城，并靠着无数运河通着无数城镇。

十、杭州按地理并不在长江的汇水区内，但它是浙江省城，而浙江已被正式宣布在我国长江流域的「利益范围」之内，所以此处因其格外有趣而加以叙述。同省的通商口岸宁波、温州、苏州，此处只列它们一八九八年贸易的净值，连同杭州一并开列：宁波二百一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英镑，温州二十一万五千六百六十九英镑，苏州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一十三英镑，杭州一百一十九万九千零二十二英镑。

十一、东方另一所第一流的教会医院，我也有过长时间考察的机会，那就是满洲奉天司督阁医生的医院；它在促成官民相亲这一类同样的结果上，出力甚多。

十二、读者可在一八九八年一份名为《内外医学传教》的刊物第七十页上，读到马尔科姆医生对这类经历极为生动的叙述。

十三、梅滕更医生与金伯医生所主持的这些医院与施医所，一八九八年诊治病人四万七千名，其中住院的一千名；此外另有一百八十七个寻死的人，重新领受了他们并不欢迎的生命之赐。这几处仁爱的基督教机构，包括男女医院各一、戒烟所一、麻风病院三、疗养所二，以及麻风病人子女之家一所。

十四、在中国，过日子的必需之物——食物、衣服、鞋子、雨具、行箧和提篮——随处买得到；而且在那里同在任何地方一样，旅行者若用本地的行头，要找人搬运或修补，就省事得多。

十五、「租界」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等同于「居留地」。租界是一片由英王政府租下、再转租给西方商人的土地，订明不得转租给中国人；居留地则是一片区域，欧洲人可以在其中直接向本地业主租地。两者英王政府都订明保有治安与管理之权，并把这权委给一个由侨居商人组成的董事会。

十六、行会规条的样本见附录甲。

十七、长江各通商口岸贸易的简略统计见附录乙。

十八、进口贸易失利的次要原因，见博恩所著《华中华南贸易》，外交部，一八九八年五月。

十九、一八六八年，联合王国人口每人平均消费茶叶三点五二磅，其中中国茶占百分之九十三，印度茶占百分之七。自那时起，消费量已升至每人平均五点七三磅，可中国茶只占百分之十一，印度与锡兰所产的茶却占百分之八十九。

二十、「世上没有哪个港口能像汉口这样看见这么多船。它们分排下锚，沿江岸一直排出好几英里。」——布洛克领事《中国地理》。

二十一、外交部报告第二〇八六号，一八九八年五月。

二十二、内地会的教士以及英国教会差会四川传教区的教士，通常都住在中国房子里，就在城中百姓中间；这种做法在卫生和安全两方面颇受非议。

二十三、《外交与领事报告》第四五八号，中国，外交部，一八九八年五月。

二十四、立德乐《穿越扬子江三峡》第二四六页。

二十五、博恩领事「斗胆」估计，四川经这条路出口的货物年值三百三十万英镑；而一八九七年溯滩而上、经海关的进口货值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五百八十六英镑。棉货自宜昌运至重庆的运费，估计每吨三英镑八先令六便士；走了五百英里，每码所增的成本几乎微不足道。

二十六、据报这些盐井每口日产盐一百三十二磅。吉尔上尉在夔府听说四川盐税年入约二百万英镑；可这似乎难以置信，因为照此推算，本省一年的产盐量要有二十三万七千九百四十六吨。

二十七、卫三畏博士在《中国总论》第一卷第八一二页说，读书人会写这样的联语：「愿吾博学，胸藏三万卷书」；「愿吾遍知六千年天下事」。而铺户则以这样的联语装点门面：「愿利如朝日出云」；「愿财如晓潮带雨」；「持业以忠信」；「营商务守仁义」。卫三畏博士又说，这些以及举国随处可见的无数类似联语，其影响不可估量，而且通常是好的影响。无论如何，立一个高的标准总胜于立一个低的。

二十八、张飞庙虽高踞枯水江面之上二百英尺，它之前的那一座却在一八七〇年的大水里被冲走了——那次水竟涨到现在屋顶的高度。今天这座华丽的建筑花了一万两银子。

二十九、这幅画所据以放大的那部书，是在上海印的。

三十、「狗脸」这个说法，看来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意思；因为第四九六页插图里那个来自福建山中、戴着纯银头饰与厚白丝的妇人，就属于福州的中国人所谓「狗脸」的部族。

三十一、中国的慈善事业前文已提过几次；万县的慈善事业既多且活跃，在离开万县之前专辟一章来写，似乎正相宜。这篇写照并不完备，范围也有限，但或许有助于指出一片极有趣的考察园地。

三十二、一亩约略相当于七分之一英亩。

三十三、以上诸事实大半得自不久前任英国驻镇江领事的贾礼士先生，以及劳顿牧师为镇江基督教文学会所作的极缜密的考察。

三十四、关于万县这些极有趣的事实，我要感谢那里款待我的主人、内地会的汤普森先生。统计数字是没有的。

三十五、我也须说明一句，为我自知的若干缺点稍作分辩：我到中国西部去，全是为着兴味与游乐，并无写书的打算；因此我没有仔细而丰富的笔记，所倚靠的不过是旅途中的家信。

三十六、我们用来通称中国官员的这个词，本是葡萄牙文。中国的称呼是「官」。

三十七、后来我听说，不久前有一位外国教士坐敞轿经过此地，因恼怒众人的好奇围观，到衙门去告了状；我的几位朋友猜想，他们是拿我来出这口气。

三十八、本地的路程我无法折成英里，因为华里虽为一千八百一十八英尺，可山里的里与平地的里、乃至好路的里与坏路的里，长短并不一样。

三十九、我在上海出席过一次「客厅聚会」，重庆的立德乐夫人在会上首倡一件仁爱之举，创立了「天足会」；如今该会分会甚多，无疑正使明达阶层的许多男子认同它的宗旨。教会的女学堂一般都绝对反对这种致残的做法，许多年轻信徒的妻子都是「大脚」。

四十、见博恩先生《华中华南贸易报告》，外交部，一八九八年五月。

四十一、我必须再说一遍：四川各城里，以及沿途正规的宿站上，确有很好的客栈——就中国而论算得上好。可是我一则因城里有粗野之徒而避开城池，二则每日所走的路程比通常为少，只好将就那种相当于我们「篱边小酒店」的中国宿处；寻常赶路的中国人是不屑住的。

四十二、这些书都有精审的译本可得；连同卫三畏博士那部极可宝贵的《中国总论》第九章，凡是对中国的兴趣不止于浮面或商务的人，都应当一读。

四十三、其译文见《中国丛报》第六卷第一三一页。

四十四、卫三畏博士《中国总论》。

四十五、丧礼与相关的迷信，《中国总论》第二卷第二四四页有详述。

四十六、吉尔上尉在《金沙江》第二卷第十三页对这座建筑有详细的描写。成都常有人到，英国旅行者也已描写过两三次，所以我自问只记下我的印象，也就交代得过去了。

四十七、岷江自威州分流处至灌县一段的落差，以这两城的海拔为算，华里取其平均长度，为每英里二十七英尺；而自威州至理番厅一段，竟达每英里四十五英尺。

四十八、除了吉尔上尉，以及几个月前的三个俄国人，我打听不到别人到过；而这几位都各有自己的缘由。

四十九、一匹马压在我的沸点测高器上打了个滚，我在理番花了大半天，靠一个白铁匠帮忙另做了一具。做得很粗糙，可它测出的理番高度同吉尔上尉所记的只差十英尺；因此我不揣冒昧，把杂谷脑及别处几个地方的海拔当作近乎实情的数字奉上。

五十、此处所谓「土司」，是中国政府所承认的部族首领。

五十一、吉尔上尉在他的西藏之行中遇见过同名的一座山，可见「嘉拉」是个藏语名字。这山的汉名我没有查出来。

五十二、关于这些开凿的遗迹，巴伯先生在《川西探行记》里有一篇缜密而极有趣味的记述。见皇家地理学会《增刊论文集》第一卷。

五十三、白石背后的树木花草，因生在同一处地方而颇可注意，其中有：橘、柚、石榴、杏、桃、苹果、梨、李、柿、枇杷、君迁子、枣树、胡桃、西班牙栗、菩提树、棕榈、竹、柏、松、漆树、桐油树、桑、栎、柘（用来喂幼蚕的极多）、一种木槿、悬铃木、梧桐、泡桐、三种皂荚类的树、乌桕，此外还有许多；我采的标本受潮毁坏，事后已无从作植物学上的鉴定。大麻种得不少；另有两种我从未见过的经济灌木，各有好几畦：一为苎麻，其纤维用来织夏布；一为通脱木，其茎髓用来做通草纸。

五十四、照江流的曲折计算，到成都的路程估计如下：重庆至泸州一百二十五英里，泸州至叙府八十七英里，叙府至嘉定府一百三十英里，嘉定府至成都府一百三十三英里，共四百七十五英里。

五十五、博恩先生估计棉花与棉货的进口如下：原棉五十万英镑，土布（家织）一百万英镑，印度纱六十万英镑，兰开夏棉布三十万英镑，共二百四十万英镑。出口——多为原料或半成品——如下：鸦片一百八十万英镑，盐三十万英镑，药材四十万英镑，丝二十万英镑，杂货（白蜡、烟叶、糖、麝香、羊皮、生皮、羽毛、鬃毛等）六十万英镑，共三百三十万英镑。一八九八年的报表尚未出来，预料会显出可观的增长。

五十六、请读者参看博恩先生《华中华南贸易》报告第二十八至三十三节，一八九八年五月（艾尔与斯波蒂斯伍德书局）。

五十七、为免关于罂粟与新教传教事业的叙述在全书中东一处西一处地零碎出现，我采用了较便当的办法，各辟一章来谈这两个题目。

五十八、《川北旅行报告》，一八九八年，英国驻华领事馆职员利顿先生著。

五十九、这并非不信他们所举事实的确切——没有哪一国的外国人比他们更懂中国人的生活与门道；只不过因为许多人认为他们有偏见罢了。

六十、「今年洋货进口值八千余万〔两〕，中国土货出口或在五千万〔两〕以上，洋药〔即鸦片〕值三千余万〔两〕。是有漏卮也。中国之贫非贫于通商，而贫于吸食鸦片。」

六十一、卢维先生在《天主教传教会》第二十三卷（一八九一年）中报称：一八七〇年直隶、满洲、蒙古、山东的天主教徒为七万三千六百二十人；一八九〇年连甘肃的两千人在内，共十五万五千九百人。

六十二、我自己的一个仆人（他不是基督徒）说起爱服侍教士的缘由，颇为别致：「在洋先生家里，从来没有靴子朝我头上飞过来。」

六十三、我若像是在根据极不充分的时候摆出权威的口气下断语，那是因为我略去了「我以为」这句谦逊的话，免得一再重复；几乎凡处都应当这样领会。

六十四、不过，也有几百座庙宇是近来彻底修葺过的。

六十五、见附录乙。

六十六、《大清皇家海关：一八九八年中国贸易报告》，伦敦金氏父子书局。

六十七、有一副流传甚广、被当作民间公论的无名讽刺联语，可译作：

「官有三手，将有三足。」

（手用来抓贿赂，足用来逃敌人！）

六十八、那场战争之初，我在奉天见过体格极好的中国营队开赴死地，手里拿的是鸟枪、「塔记」旧枪和长矛——本该给他们买新式步枪的钱，肥了经手花钱的官吏。少数兵丁所持的新式步枪则式样杂乱，于是十几种不同厂牌、不同口径的子弹被一股脑儿倒在城里一片空地上，毫不加以分类；兵丁自己去试着装，有时要往堆上扔回八颗十颗，才找得到一颗合枪的。管粮台的官吏贪得离谱，凡有积存的军需，便卖了归自己。武官吃空额是常事：领八百人的饷，旗下只有四百人；到了阅兵那天，便在城里拉四百个苦力来，给他们换上号衣，同兵丁一起排队。

六十九、密迪乐先生说，最高的官员靠「陋规」所得约为法定俸给的十倍，最低的则约为五十倍。

七十、写完以上几页之后，我读到了柯乐洪先生论「政府与行政」、「中国人民」、「中国的民主」的几章；我发现他以极大的力量、极开阔的眼界和极亲切的了解，说出了同我相似的看法。最后一章以这样几句要紧的话作结：「外人所能窥见的中国民族生活的内里，不过是一鳞半爪，远不足以构成一套关于全局的融贯理论……但已查明的材料似乎足以推断出：这是一个庞大的、自治的、守法的社会，维持它几乎不费什么，而它除了天灾和举国的动荡之外，别无可惧。」

七十一、许多人以为厘金——省级官府对过境洋货所征的内地税（落地税则是终点税）——是非法的敲诈；可它同中国别的一切法令一样，所据的正是上谕；而英德两国政府接受七处厘金局作为上一次英德借款的附属担保时，当然也就承认了它的合法。

七十二、着重号是我加的。——伊·路·伯

七十三、正是所谓「湖南揭帖」这种可耻的文字流布全国，诬指基督徒犯下最下作的罪行，煽动众人把他们赶走，成了好几次排外骚乱的起因。而如今湖南却在欢迎西学与基督教的教师了。

七十四、《泰晤士报》驻上海通讯员语。

七十五、华里为一千八百一十四英尺，可山里的里与平地的里长短不一。

七十六、这几张表是英国驻宁波领事威尔金森先生根据大清皇家海关一八九八年贸易报告，特为本书编制的。海关记账所用的海关两，按前任驻上海总领事哲美森先生的建议，折作三先令——这比二先令十分之二至八分之五的平均数更近于时价。

七十七、请注意，这些数字包括中国人经营的、或悬挂中国旗的、经过海关的贸易在内。

七十八、这几张表进口多于出口，同我在末一章里的说法不符，这是看得出来的。往年类似的表格曾使人相信中国正被搜刮白银去抵补差额，正走向破产。可是这些数字所据的一八九八年海关报告里，总税务司指出：把中国出口的黄金、经汉水运往西伯利亚与俄国的茶、每年运往西藏的两千万磅茶、以及往朝鲜和南方去的木船贸易和别的海关不加过问的出口都算进去，实际上出口是多于进口的——一八九七年缜密的统计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他又指出一个确凿的证据，说明这个国家完全付得起账：一八九八年政府汇往欧洲以偿付借款本息的款项约合海关两一千八百万两，是通过外国银行、凭着出口货的汇票汇出的。——伊·路·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