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一九〇三年底,英军从锡金翻山进入西藏。领队的是荣赫鹏,名义上是一个「使团」,实际上带着锡克兵、廓尔喀兵、工兵、山炮和马克沁机枪。半年后他们进了拉萨。这是西方军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开进那座城。
坎德勒是《每日邮报》的驻印度记者,随军全程。一九〇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堆纳附近的曲眉仙角,英军与一支藏军对峙,几分钟之内打死了几百人。坎德勒在那场冲突里被藏兵用刀砍伤,伤得不轻。
这本书是他的随军报道集,一九〇五年出版。它是英军入拉萨最重要的现场记录。
十五章。从远征的起因讲起——英国人为什么非要进西藏,俄国的影子在里面占多大份量;然后是春丕河谷、帕里、堆纳的严冬,曲眉仙角,江孜的围攻和那座宗城堡,咯啰山口,渡雅鲁藏布江,最后是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三大寺、条约、撤军。第十章是同行的记者亨利·纽曼写的,原书注明了,译文保留着。
这本书的好处是它是报道,不是追忆,也不是官方战史。坎德勒是在帐篷里、在骡背上、在伤愈的病床上写的,所以他写的东西带着当下的温度:等命令的无聊,冻裂的手,骡子死在雪里,藏兵的火绳枪对着机枪,译员怎样来回传话,僧官怎样一次次拖延。
更要紧的是他没有回避杀伤。曲眉仙角那一段,他写藏兵转身走、英军仍在射击;他写那不是一场战斗。他是英国人,他替远征的目的辩护,但他把看见的事写下来了。这两件事在同一本书里,这正是它的价值。
地名里有几个要听清:曲眉仙角就是原文的古鲁,江孜、堆纳、春丕、帕里、亚东都在今天的西藏,宗是藏语的城堡,宗本是城堡里的地方官。
十五章,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第一章远征的起因
大不列颠对西藏的所作所为,让我想起学校里一个大孩子的窘境:一个早熟的小家伙三番五次来招惹他,他却宁可忍着,也不愿落下「恃强凌弱」的名声。终于,事情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大孩子——你要叫他恶霸也随你——转过身来,给了那小子一顿应得的教训。旁观的人没有看见先前那些引出这场冲突的小动作,自然免不了一番指责。可是为了恢复得体而相互尊重的关系,同情也只好牺牲了。
这部记录,写的是一个人对最近这次西藏远征的印象,用意在于让读者略知我们在西藏过的是怎样的日子,经过的是怎样的山川景物,同我们交战并被我们征服的又是怎样一个奇特的民族。这些勇敢而装备低劣的人,我们杀了好几千;打仗的故事读来未必总是愉快,所以我想,在叙述远征的惩戒一面之前,应当先讲清楚:军事行动是无可避免的——是藏人的愚妄与执拗,把我们违背本意地卷进了战争的漩涡。
只需极简略地回顾一下大不列颠在过去二十年里忍受的种种冷遇,便足以说明:她采取惩戒手段非但无可指摘,反倒该受另一种责难,那就是软弱得不可原谅,竟听任事态发展到非惩戒不可的危急地步。
须知西藏并非向来对外人关闭。欧洲旅行家到拉萨的历史,本身就够写成一门专门的文献。直到十八世纪末,挡在进入这座首府路上的,还只是天然的阻碍。耶稣会士和嘉布遣会士都到过拉萨,在那里久住,甚至还受到西藏政府的鼓励。最早〔注一〕到达这座城市、并留下可信行记的欧洲人,是白乃心和吴尔铎两位神父,他们于一六六一年取道西宁,由中国进入西藏,在拉萨住了两个月。一七一五年,耶稣会士德西迪利和弗莱雷到达拉萨;德西迪利在那里住了十三年。一七一九年,潘纳神父率嘉布遣会传教团来到,修建了一座礼拜堂和一所客舍,使好几个人皈依了基督教,直到一七四〇年才最终被逐。〔注二〕荷兰人范德普特是深入这座首府的第一个俗人,他于一七二〇年来到,住了若干年。此后便再没有欧洲人到达拉萨的记录,直到一八一一年托马斯·曼宁那次冒险的旅行;在今年以前,他是到过这座城市的唯一一个英国人。曼宁是随着一位中国将军的扈从进城的,他在帕里宗与这位将军相识,替他治过病,得了他的感激。他在首府住了四个月,其间结识了好几位汉藏官员,甚至还被引见给达赖喇嘛本人。然而,他那位恩主的势力并不足以保他在城中平安。有人警告他性命堪忧,他便循原路回到了印度。一八四六年,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和秦噶哔扮作喇嘛到达拉萨,此前他们在中国和蒙古辗转跋涉了十八个月,所受的困乏与艰辛,大约不亚于任何一个活着回来讲述经历的旅行者。驻藏大臣和摄政待他们颇为和善,却以他们是来颠覆国教为由,断然拒绝让他们留下。此后虽有好几位意志坚决的旅行家作过尝试,却没有一个人走到离拉萨一百英里以内的地方;遣使会的这两位神父,便成了踏进这座城市的最后两个欧洲人,直到一九〇四年八月四日荣赫鹏上校骑马穿过巴果噶林门为止。
(原注:据说修士波代诺内的鄂多立克曾于一三二五年到过拉萨,但这一记载是否可信,尚有疑问。)
(原注:我在拉萨时,曾四处寻找这些建筑的遗迹,却一无所获。最开明的藏人也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曾有基督教传教士在城中住过。不过我们在大昭寺里发现了一口钟,上面铸着「主啊,我们赞美你」的铭文,大概是嘉布遣会士留下的遗物。)
这些到过拉萨的旅行家,以及十八世纪末以前到过西藏其他地方的人,他们的记录都不表明,接纳外人一事当时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障碍。两个世纪以前,欧洲人在亚洲偏远地方旅行,比今天还要安全。随着我们步步侵逼,猜疑自然与日俱增;白种人从前所到之处只引起好奇,如今却令人畏惧。〔注三〕
(原注:即便在西藏较早的历史上,猜疑和嫉视外国人似乎也一直是藏人和汉人共同奉行的原则。一七七四年,拉萨的摄政就波格尔使团一事写给班禅喇嘛的一封信,便很能说明这种态度:「他听说有两个佛郎机人到了德布王的领地,带着一大群仆从;佛郎机人好战,混进一个国家以后,就挑起事端,把那个国家据为己有;既然向来没有佛郎机人获准进入西藏,他劝喇嘛想个办法打发他们回去,或者借口天花流行,或者另找什么托词。」)
西藏严厉的闭关政策,似乎是与中国势力的上升同时出现的。十八世纪末,尼泊尔人入侵西藏,席卷全境。喇嘛们向中国求援,中国派了七万大军前来。清军把廓尔喀人赶回边界以外,在离加德满都不到一日行程的地方,几乎全歼了他们的军队。从这时起,中国便在拉萨实际上或名义上地统治着,而她这次干预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在藏人心中种下了对英国人的不信任。她声称尼泊尔人的入侵是我们唆使的,并告诫喇嘛们,要挫败我们图谋西藏的野心,唯一的办法就是断绝与印度的一切往来,把各个山口严严封住,不许外人通过。
尼泊尔战争前不久,沃伦·黑斯廷斯曾先后派波格尔和特纳两个使团到日喀则。波格尔受到大班禅喇嘛的热情接待,两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回到印度后报告说,要与西藏达成充分谅解,唯一的障碍是拉萨摄政和那里的中国官员的顽固,而这些人是受北京指使的。于是便筹划设法就此事去影响中国政府,可是没等实行,波格尔和班禅喇嘛就都去世了。十年以后,特纳被派往西藏,受到与他前任同样的欢迎。种种迹象都表明,只要持续推行一贯而稳定的政策,这道阻隔的屏障本来是可以打破的。然而沃伦·黑斯廷斯于一七八五年被召回,下一任总督康沃利斯勋爵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去接近和笼络藏人。一七九二年,藏尼战争爆发,由于中国从中歪曲挑拨,印度与西藏之间达成谅解的一切可能都断绝了。喇嘛们的态度如此决绝,以至于沃伦·黑斯廷斯之后,历任总督都认为不值得再去尝试与这个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直到一八八六年达弗林勋爵批准了科尔曼·麦考利先生的通商使团。
麦考利使团一事,是那种软弱而半途而废的政策的开端。正是这种政策使我们失去了藏人的尊重,招来了接二连三的冒犯与侮辱,终于使最近这次拉萨远征成为不可避免。当时护卫队已经开进锡金,麦考利先生正要前去会合,政府却来了命令,要护卫队撤回。这次撤退是对中国人的让步,因为我们那时正同他们勘定缅甸边界。这番示弱,使藏人虚骄傲慢到了极点,竟侵入我们的领土,在隆吐山设立了一个军事哨所,离大吉岭只有七十英里。
我们让侵入者在受我们保护的锡金邦待了两年,才进行报复。一八八八年,我们几次恳请中国运用她的影响撤回藏军,都不见效,这才勉强决定出兵。藏人被逐出阵地,在三次交战中接连败北,被一路追过边界,直到春丕。我们本该在那时、在我们有力量强制执行的时候,当场同他们订立条约,可是我们怕触犯中国的敏感;我们当时仍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尽管她已经承认自己无力约束藏人入侵我们的领土。这一仗藏人毫无军事本领可言,战役结束后,我们便退回到锡金边境上的纳塘哨所。
经过两年毫无结果的讨论,大不列颠与中国订立了一项条约,承认大不列颠对锡金的内政和外交拥有独占的控制权,划定了锡金与西藏的边界,双方都承诺在各自一侧的边境上防止侵犯行为。至于游牧、通商便利,以及印度政府与拉萨当局之间公文往来的方式等问题,都留待日后再议。又过了将近三年,通商章程才在大吉岭拟定——那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谈判中,中国人一方照旧推诿搪塞、闪烁其词,英国人一方也照旧是一味忍让、委曲求全的软骨头政策。条约也好,章程也好,都同样毫无效力;我们让步到这种地步,打败了藏人,却没有索取任何战果——连战役费用的零头都没有要。
我们那时对藏人、对他们的政府、对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无知到了极点,以至于处处看中国人的眼色行事,而中国人总是把拉萨当局称作「蛮夷」。噶厦四位成员中最有势力的夏扎噶伦,代表藏人出席了谈判。他在官方场合受到冷落,谁也没想到请他在条约上签字。这一疏忽,后果极为深远。倘若我们当初明白中国的权威在拉萨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西藏的世俗事务主要由四位噶伦和仲都主持——顺带说一句,我们那时连仲都的存在都不知道——我们本可以在夏扎噶伦身上争取到一位外交代理人,他在我们日后同这个国家的交往中,原会是无价之宝。不幸的是,噶伦在大吉岭逗留期间,不但受了冷落,还受了虐待,感情大受伤害。他同几个英国青年发生了一场不幸的冲突,据说起因是他把一位英国女士挤下了小路,结果被人揪住后颈,按进公共喷泉里浸了一通。于是他回到西藏,对英国人毫无好感,后来又受到「另一大国」的代理人一番殷勤的结纳,便成了一个铁杆的、虽说多少有些出于偶然的亲俄派。他虽然已被罢免,〔注四〕眼下在甘丹寺的僧人中间仍有大批追随者。
(原注:夏扎噶伦和他的三位同僚于一九〇三年十月被达赖喇嘛罢免。)
一八九三年的章程规定,在我们边界以外六英里的小村亚东开设商埠。这地方显然不合适,它坐落在一条长满松树的狭窄山沟里,从这边崖上扔块石头,就能扔过山谷落到对面崖上。从来没有商人到那里去过,藏人则处心积虑地抵制这个地方。为了表示他们对条约的蔑视和置之不理的决心,他们在海关以外四分之一英里处筑起一道墙,不许任何藏人或英国臣民通过;为了使商埠的设立落空,又在帕里对印度货物征收百分之十的税。前任驻藏大臣升泰曾想尽办法,劝藏人以帕里代替亚东作为商埠。可是一份官方报告承认:「事实证明,无法克服他们的抵触情绪。最后,中英两国政府都接受了亚东,因为舍此便只有彻底中断谈判。」这番示弱的自白,在我看来卑屈得足以引出来,作为我们自始至终的态度的典型。我们曲意顺从藏人的心愿,听任条约几乎每一条款都被逐一架空。
不出所料,藏人对我们的忍让报之以更多的冷遇。他们不满足于在通商方面逃避条约义务,进而推倒我们的界桩,侵犯放牧权,还在锡金境内的甲岗修建哨房。被问起时,他们便否认条约,说驻藏大臣从来没有把条约给他们看过。条约既没有经过任何西藏代表盖印,也没有经过确认,他们根本无意遵守。
于是又上演了一回请求中国对拉萨当局施加影响的「庄严的闹剧」。直到印度政府一再向印度事务大臣陈情,本国政府才认识到局势的严重,也认识到通过中国这个中介是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的。寇松勋爵说:「我们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似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里打转。我们去找西藏,要么得不到答复,要么被推给中国驻藏大臣;我们去找驻藏大臣,他又推说自己无力向西藏施加任何压力,来为他的失败开脱。」在一九〇三年一月八日那份著名的公文里,总督把中国的宗主权说成是「一种政治上的虚构」,之所以维持下来,只是因为对双方都方便。中国无疑有能力派足够的军队到拉萨去压服藏人。可是维持目前这种捉摸不定、不伦不类的对藏关系,正合她的心意;这种关系保护她西陲的属地不受侵蚀,比最强大的军团还要牢靠。多年来,我们一直是藏人嘲弄的对象,而中国则是他们的挡箭牌。
去年九月,日喀则的官员在岗巴宗把西藏的态度说得再清楚不过。他们公然夸口说:「中国的政策合乎他们自己的意思时,他们很乐意接受驻藏大臣的劝告;可是这劝告若在哪一点上违背了他们民族的成见,就连中国皇帝本人也奈何他们不得。」中国曾几次承认自己无力压服藏人。事实证明,她既不能迫使藏人遵守条约,甚至也不能约束她的臣民侵犯我们的领土;而在最近试图谈判期间,她又不得不承认,她驻拉萨的代表在官方场合受到冷落,连在境内旅行所需的驮运都得不到。面对这些事实,可以说她那本已十分缥缈的宗主权已经烟消云散了,指望我们继续通过北京与西藏打交道,是没有道理的。
直到条约签订九年以后,我们才第一次尝试与藏人本身建立直接联系。我们竟让自己被蒙蔽了这么久,真是令人吃惊。不过这种随波逐流、坐等观望的政策,正是我们在世界各地处理对外关系的特色。英国历届内阁似乎都相信治疗胜于预防,面临两难的时候,很少见他们主动出手,或是采取什么果断的方针,非要等到他们的属地本身岌岌可危不可。
一九〇一年,寇松勋爵获准给达赖喇嘛送去一封公文,信中指出,他的政府一贯蔑视和无视条约权利;鉴于英国领土继续被占、边界界桩被毁、印度贸易受到限制,倘若他仍然执意拒绝建立友好关系,我们将不得不诉诸更切实的手段,迫使他遵守条约。这封信原封未拆地被退了回来,口头上的托词是,中国人不许他接受任何外国的来函。然而我们实在太不愿意诉诸武力胁迫了,即便到了这一步,我们或许仍会听任事态自流,继续忍受这些不可理喻的藏人的冷遇——要不是达赖喇嘛偏偏挑在这个时候,公然炫耀他同俄国的关系。
第二个〔注五〕西藏使团于一九〇一年六月到达圣彼得堡,带来了达赖喇嘛给沙皇的亲笔信和礼物。拉姆斯多夫伯爵宣称,这个使团毫无政治意义。人家要我们相信,这些喇嘛跋涉了几千英里,只是为了送一封信,信里表示希望俄国外交大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并告诉他,达赖喇嘛很高兴能够说,他本人身体也极好。
(原注:此前一个使团已于一九〇〇年十月在里瓦几亚受到沙皇接见。)
派往圣彼得堡的使团,可能纯粹是宗教性质的,拉萨当局与俄国之间当时或许并没有什么秘密谅解。然而,这个使团的派出,直接违背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奉行的闭关自守的国策,而且时值藏人已经知道英国即将有所行动、要迫使他们履行长期置之不理的条约义务,这一事实表明,拉萨有某种暗中的势力在为俄国效力,与英国的利益作对。在波斯和突厥斯坦、在梅尔夫和布哈拉推行得卓有成效的俄罗斯化进程,此刻也正施之于西藏。我们的情报部门早就知道,有几个布里亚特喇嘛,身为沙皇的臣民,在俄国受过教育,一直充当拉萨与圣彼得堡之间的中间人。其中为首的是一个叫德尔智的人,他率领了一九〇一年那个所谓的宗教使团,并不止一次被达赖喇嘛派作驻圣彼得堡的使节。德尔智现年五十八岁,一生中有二十年左右是在拉萨度过的,人所共知是达赖喇嘛的头号心腹谋士。毫无疑问,德尔智利用了这位佛教教皇的恐惧心理,直到他真的相信西藏有遭到印度入侵的危险,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沙皇这位伟大的泛佛教护法就会扑向英国人,把他们赶回边界那边去。西藏的喇嘛们以为俄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德尔智、崔比科夫之流的冒险家又助长了这种看法,他们激起了一个梦想:建立一个统一的佛教教会,在精神上归达赖喇嘛统领,在军事上受全俄罗斯沙皇的庇护。
这些梦想对我们构成政治上的威胁,而我认为,寇松勋爵适时派出的拉萨远征,已经把它们打破了。英国人进驻首府,而俄国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束手无策、爱莫能助,这两件事实足以令人信服,抵消俄国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于佛教中亚所施展的种种阴谋的作用。
第一位得以活到成年的达赖喇嘛,便因勾结外国而把他的国家拖入了战争,这一事实证明,那种冷酷的政策——让幼年的教皇夭亡,把权力交到受北京指使的摄政手中——确实是精明的。据信,当今这位达赖喇嘛之所以被允许活到成年,为的是摆脱中国的羁轭。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却牵出了喇嘛们无法预见的其他问题。
这里必须指出,达赖喇嘛倾向俄国,并不代表什么有相当规模的民族运动。想同俄国亲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个人野心,而这野心是那个大阴谋家德尔智煽起来的。德尔智对达赖喇嘛的支配力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在达赖喇嘛听到英军向拉萨推进的消息、随他一起逃往蒙古时,便得到了证明。德尔智在首府的僧侣群中,以及在三大寺的僧人中间,有一定的声望,人们知道他曾大把大把地向这些人施舍财物。然而,传统的闭关政策在藏人的性格里根深蒂固,他究竟能否组织起一个有些实力的民众派别,是很可怀疑的。
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俄国在西藏的威胁,到底是,或者说曾经是,什么性质的呢?诚然,俄国从东北边境入侵是不可能的。因为俄国人要到达通往印度的山口,就得穿越将近一千五百英里几乎渺无人烟的地带,其困难之大,不亚于我们在最近这场战役中所遇到的任何困难。可是俄国的势力一旦在拉萨确立,就可能意味着另一种军事危险。她可以轻而易举地煽动藏人,在不丹人中间散布不满,派秘密特务进入尼泊尔,总之是全面损害我们的威望。她的目的,是在她对西北方面有所图谋的任何时候,都能在西藏边境上制造一场牵制。这一行动的先锋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他们是惯常的那一类人——精明,阴险,过早败露时可以矢口否认,一旦站稳脚跟又可以公开炫耀。
我们的反击——西藏远征——对俄国来说,想必是一记出其不意的沉重打击。在近代史上,大不列颠第一次采取了一个果断的、几乎是专横的步骤,去消除一个远非迫在眉睫的危险。我们手里握着所有的好牌。俄国在拉萨的图谋暴露之时,我们正好可以指出藏人的公然挑衅,这种挑衅若换了任何别的欧洲国家,早在几年前就会被激得发兵讨伐了。我们可以开到拉萨去,表面上丝毫不把俄国放在心上,却把她在那里的种种经营一扫而空,并给她的威望以一记打击,让整个中亚都感觉得到。这就是寇松勋爵的政策。本国政府半心半意地采纳了它,最后还是藏人自己的行为迫使政府不得不这样做。不用说,发现俄国的图谋,才是派出使团真正的首要原因,而西藏违背条约权利、拒绝同我们建立任何关系,不过是方便拿来作表面理由罢了。不可否认,这些理由本身已经足够充分,可以为最强硬的措施辩护。
一九〇三年六月,宣布了荣赫鹏上校率使团前往岗巴宗的消息。我不认为印度政府曾经指望藏人会在岗巴宗同我们达成什么协议。值得称道的是,他们耐心地等了好几个月,给了对方一切友好解决问题的机会。然而,不出所料,谈判团遭到了抵制。藏人和中国人派来的,都是些品级低下、不能负责的代表;拉萨来的代表在几番毫无结果的交涉之后,便把自己关在宗里,拒绝同专员们进行任何官方或私人的往来。〔注六〕
(原注:使团秘书鄂康诺上尉这样概括他们的态度:「我们不能接受信件;我们不能写信;我们不能让你们进入我们的地界;我们不能让你们旅行;我们不能商谈问题,因为这里不是合适的地方;你们回甲岗去,把你们的兵都打发走,我们就会达成协议。」见《西藏蓝皮书》。)
八月底传来消息,说藏人正在武装起来。荣赫鹏上校得知,他们已打定主意,绝不在西藏境内同我们谈判。他们决定让我们待在岗巴宗不予理睬,倘若我们企图再往前推进,就以武力抵抗。他们自信完全能与英国人匹敌,非但我们从他们那里讨不到任何东西,他们反倒认为能从我们这里逼出点什么来。想想我们从前几次对待他们的那种退让精神,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岗巴宗,中国代表赵上校告诉专员们,藏人正指望俄国的援助。后来在曲眉仙角,西藏官员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夸口说,倘若战败,他们还可以去投靠另一个大国。
九月,藏人在日喀则抓捕并毒打了两个来自锡金拉琼谷的英国臣民,使局势更加恶化。这两个人直到十二个月以后,我们打到拉萨、要求释放他们,才重获自由。
使团在岗巴宗一直处于这种屈辱的境地,直到十一月被召回。几乎与此同时,宣布了向江孜进军的远征。〔注七〕
(原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五日,印度政府在致布罗德里克先生的公文中,对局势作了如下雄辩的概括:「绝不能容许西藏政府无视其条约义务,阻挠贸易,侵占我们的领土,毁坏我们的界桩,甚至拒绝接受我们的来函。我们更不认为,在为解决这些纠纷而安排了一次友好会谈之后,我们还应当默然忍受:我们的使团遭到恰恰是被派来同它会晤的那些人的抵制,我们的官员受到侮辱,我们的臣民被捕受虐,我们的权威被一个小国所蔑视——这个小国只会把我们的克制误认为软弱,并以为凭着一副顽固不动的姿态,就能像过去那样,再一次迫使我们放弃我们的意图。」)
在岗巴宗受了这样蓄意的奇耻大辱,如今当然不可能撤出西藏领土了,非得让喇嘛们明白必须以通情达理的态度同我们打交道不可。显然,藏人是要打仗的,护卫队不得不增加到两千五百人。政府的耐心终于耗尽,决定使团开进西藏,向喇嘛们提出条件,必要时强迫他们接受。首先批准的是向江孜推进。不过人们早就料到,藏人的执拗会使我们不得不一直推进到拉萨。
十二月十三日,荣赫鹏上校越过则里拉山口进入西藏,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二十日抵达帕里宗,宗堡一枪未发便投降了。使团从那里于一月七日越过唐拉山口,在海拔一万五千三百英尺、寒冷而狂风肆虐的堆纳高原上驻扎下来。使团在这里停留了三个月,同时为开春以后的推进作准备。第二十三锡克工兵营的四个连、诺福克团的一个机枪分队和二十名马德拉斯坑道工兵留下来驻守,麦克唐纳将军则率领其余部队回到春丕过冬。春丕海拔一万零六十英尺,完全在林带以内,可即便在这里,温度也会降到零下十五度。
再也想象不出比堆纳更凄惨的过冬之地了。可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使团不宜在春丕谷过冬,因为从地理上说,春丕谷并不属于西藏本部。从岗巴宗退回春丕,会被藏人解释为让步的表示,使他们更加相信我们并没有认真打算深入江孜。
关于促成这次远征的种种事实,就简略地讲到这里。我暂且把政治搁下,在以下几章里,试着描述一下春丕谷。据我所知,在一九〇三年十二月荣赫鹏上校到来以前,还没有任何欧洲人踏足过这个地方。
我接到随军的许可时,人在印度。我一天也没有耽搁,乘火车赶到大吉岭,不到四十八小时就骑马进了春丕,于一月十日到达英军营地。
第二章越过边界
春丕,一月十三日
从大吉岭到拉萨,路程三百八十英里。这三百八十英里,就像吉卜林笔下南盖·杜拉那位土王的领地一样,大半是竖着立起来的。道路在东北方八十英里外的则里拉山口越过西藏边界,山口海拔一万四千三百五十英尺。站在大吉岭的观象山上,越过锡金一道道荒凉的猪脊状山岭,可以一直望到雪山。北面和西北面是干城章嘉峰,以及环抱着珠穆朗玛峰的那条巍峨山链。东北面绵延着一列较低的山峦,裂谷与尖峰耀眼夺目,其间可以看见一道细细的灰色楔口,像圣诞蛋糕上切开的一刀。那就是则里拉。山口那边,便是西藏。
从平原上的基地西里古里,有一条很好的军用公路沿提斯塔河谷通到朗坡,长四十八英里。这条路顺着河床走,避开了上噶伦堡和阿日的两段陡坡。新路至少省下一天,一路把人送到离基地将近七十英里的朗利,中间连一段磨人的上坡都没有。它还有一样好处,到朗坡为止,牛车和双轮小车都能通行。过了朗坡,路就成了六英尺宽的骡道,好的地方是粗糙多尘的坡道,坏的地方是一连串碎石和冻住的水洼,驮畜根本找不到落脚处。从朗坡起,路傍着溪流走十六英里到朗利,穿过一条海拔两千英尺上下的肥沃河谷,沿途是稻田、橘林和安宁的村庄,如今却是一片军旅忙碌、调兵备战的景象。从朗利起,路沿着一道蜿蜒的山涧前行,两岸有时是壁立的悬崖。随后它折而上山,变成一架石阶梯子,世上没有哪种牲口在这上面一小时能走一英里半以上。从河谷到纳塘,一口气要爬升一万英尺上下,中间没有一处缓坡。景色极其壮丽,从热带到温带,从温带到高山,各个植被带的特征在这样小的范围内展现得如此美妙,我怀疑别处还能不能找到。
平常季节,脚力不难找,可以舒舒服服地上路;可眼下锡金和特莱的每一匹骡马都被征去了交通线上,哪怕一头最不起眼的牲口,也要花三百卢比。从大吉岭到春丕,一般算八天路程,可我白天骑了一整天,夜里又骑了大半夜,两天就走完了。报馆通讯员向来以性急出名。为了从春丕发出头一封电报,我只得撇下行李,把皮袄〔注一〕和睡袋捆在马鞍上就走。我在和另一位通讯员赛跑。到了朗坡,我发现他比我早五个钟头,可他在路上歇了脚,等他离开下一站罗拉塘时,我已经追回了三个钟头。在那里我听说,他打算在再往前十二英里的林塘宿营,帐篷是一位辎重军官借给他的。我拿定主意,先在林塘外头等到天黑,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抢到他前面去。可我谁的话也不信。路边的消息多半是故意来骗我的,给我报信的人无疑也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他的帮手。
(原注:羊皮袄。)
在朗利外头,又往前六英里,我在一个菩提亚人的小屋前停下,他曾在那里歇过脚。人家告诉我,他只比我早走了半个钟头。我在路上磨蹭着,趁黑经过了林塘。月亮要到三点才升起来,摸黑骑行颇为惊险。起初,白色的土路在前方几码之内还看得够清楚,可过了林塘,路就变成了在山涧上方林木茂密的峭壁上凿出的一条窄道,一边是石壁,一边是悬崖。这里漆黑一片。前方几码处的一块白石头,看上去像头顶上的一根树枝。左边一团模模糊糊、看不出形状的东西,可能是房子,可能是岩石,也可能是熊,什么都有可能。是上坡还是下坡,只能凭马鞍的倾斜来分辨。时不时有一只萤火虫,照亮右手边一臂之外白色的崖壁。有一回我的小马累得喘着气停了下来,我划了一根火柴,才发现我们来到了一个急弯。一段护坡已经塌了,有一码长的路面残缺不全,上面盖满了蕨草,再过去就是一道几百英尺的陡坡,直落到下面的山涧。此后我牵着牲口走了一英里,来到一个烧炭人的小屋。两三个菩提亚人围坐在一堆柴火旁,我说动其中一个举着火把在前面带路。就这样到了塞东钦,我把累垮了的牲口留在那里,歇了几个钟头,买了一头好骡子,凌晨趁着月光继续赶路。去纳塘的路穿过一片壮丽的橡树和栗树林。整整五英里,全是我前面说过的那种石阶。随后便到了杜鹃林带,人从一片树干虬曲扭结的林子里穿过,那些树干翻腾扭曲,仿佛是为了受什么苦刑才被插在那里的。这地方让人想起但丁《地狱篇》里的一幕。我到达隆吐山垭口时,月色正渐渐淡去,东方的天际线成了一道淡淡的紫色屏幕。不出几分钟,西北方的干城章嘉峰和卡布鲁峰承接了第一缕阳光,染上了一层娇嫩的玫瑰色晨晖。
我赶到纳塘,正好和第八廓尔喀营的军官们一起吃早饭。营地设在山间一道小小的裂谷里,海拔一万二千二百英尺。上一次我来这里时,觉得它是我见过的最荒凉的地方之一。我最初的印象是一片灰色石头和灰色空屋组成的荒野,伐倒的树干剥光了皮,在山坡上白得像鬼影。这里没有生气,没有孩子的声音,没有女人的说笑,看样子也没有集市,没有狗叫,连一条野狗都不来迎你。如果说还有一点生命的声响,那就是哪头不称心的骡子在石头堆里寻找零星草叶时发出的嘶叫。这里约有五十座房子,几乎全都不冒烟,空着没人住。有些是上次锡金战争时的营房,当年住在里面的士兵,有十五个至今还躺在纳塘一处小小的灰色墓地里,这墓地倒是人迹在附近的头一个迹象。墓上的铭文所记年份,不是一八八八年,就是一八八九年或一八九〇年,虽然才过了十四年,许多已经几乎无法辨认。房子散乱分布,既不讲邻里相望,也不讲方便,仿佛住在这里的人是迫不得已,而事实很可能正是如此。不过这地方自有它的别致之处。有些房子,你可能会错当成摇摇欲坠的瑞士穷人小木屋,只是屋顶上栽着小小的冷杉,枝头挂满了一串串祈祷文,就像圣诞树上挂着的礼物包裹。
这是我一两年前的印象,可如今纳塘却是一派生气勃勃、熙来攘往的景象。集市上,一支三百头骡子的驮队正在装货。这地方挤满了尼泊尔苦力和西藏赶脚的,他们装束别致,穿着红绿花纹的羊毛及膝靴,脚面上缀一颗白星,长长的赭红色斗篷在腰间紧紧束住,鼓鼓囊囊地塞满了炊具和替换衣裳,头上戴着各式各样的绣花帽,往往是用一绺头发拴在脑袋上的。在罗顿路上,一八八九年的那块路牌至今还在,我碰见一位拎着一双冰鞋的少尉。他领我去了军官食堂,我在那里美美地吃了一顿热早餐,还挨了好一通取笑,说通讯员们「急得要命,赶着去一个鬼都不来的破地方,那里连一场像样的热闹都不会有」。
我一早骑着一匹借来的小马离开纳塘。离营地一英里半,路翻过图科山口,接着又往下走两英里,到达卡普,那是一个临时的辎重站。小路从比当错西边经过,那是一个美丽的湖,西北岸有一道冰碛。群山出奇地寂静,唯一的野生动物的声响,是红嘴山鸦的呼哨声,在这样的高度,它是鸦科鸟类中最常见的一种。它们绕着湖一圈又一圈地飞,惶惶不安,叫声满含怨气,好像在抱怨有人闯进了它们的清静。
刚过正午,我就到了则里拉山口。还没有下过雪。上山的路全是碎石和页岩。山顶上有一排石堆,上面飘着经幡和破烂的还愿布条。我们身后和两侧都是薄雾,可前方,我的目光探入一条沐浴在阳光里的又深又窄的山谷。这么说,这就是西藏了,那个禁地,那个神秘的国度。远处所有的土地,都是那种黄色和砖灰色,我从前常在画上看到这种颜色,还以为是夸张失真。远在东北方,绰莫拉日峰海拔两万三千九百三十英尺,它那壮丽的白色尖顶从后面屋脊般的山体上拔地而起,看上去像一座巨大的雪砌大教堂。远远的下方,一面黄色山坡上,悬着仁青岗上方的康久寺。下面的谷地里,就是春丕和通往拉萨的大路。
从则里拉山顶往下,六英里之内落差四千多英尺。山谷笔直,没有一个弯,所以从山口可以一直望见亚东正上方山坡上的康久寺。对一个稍具科学常识和尚武精神的民族来说,这个山口会是一处固若金汤的军事阵地。只消几名来复枪手守在俯瞰山口的悬崖上,就能毫无风险地把一支纵队打得全军覆没,并且在任何侧翼包抄来得及展开之前,逃进不丹境内。可是一里又一里拖得老长的驮队,每天都被放过去,运送前方部队赖以生存的给养。去帕里宗的路要穿过两道军事城墙。头一道在亚东,离山口六英里,是个毫无意义的障碍物,随便哪个穿着钉靴、身强力壮的英国大兵,都能很轻松地一脚把它踢倒。它没有碉楼,遇到侧翼攻击毫无用处。我们推进到春丕之前,这道墙里驻着三名中国官员、一名定本,也就是西藏的军士,还有二十名藏兵。它是一道屏障,任何英国臣民都不得越过。第二道墙在春丕营地以北四英里的戈索,横跨山谷。它像亚东的关墙一样有顶,开了枪眼,并有碉楼守卫。这道工事,以及则里拉到噶乌札之间的每一英里山谷,只要一个连就能挡住入侵之敌。可是山谷里的中国兵和藏兵加起来还不到六个。唐拉山口这一侧预料不会遇到抵抗,不过在山口那边空旷的高原上,一些拿着火绳枪和弓箭、来路不明的部队正在使团周围出没。我们撤出岗巴宗、占领春丕,行动之迅速,出人意料,所以有人认为藏人来不及把部队调进山谷;不过对于了解他们在战略上何等无能的人来说,根本无须什么解释。
去亚东的那段路,是全程最糟的路段之一;下山时几乎每个之字弯上,都能碰到一头倒毙的辎重骡子。十年来,这个村子一直享有一项殊荣,它是西藏南部唯一一处欧洲人可以进入的地方。倒不是说有多少欧洲人利用了这项便利,因为这地方住起来相当沉闷,一年里大半时间笼罩在云雾里,又嵌在一条又深又窄的山谷中,冬天太阳刚从一面山崖上爬出来,就又沉到另一面山崖后头去了。进入亚东的特权,来自一八九三年在大吉岭订立的、关于印藏通商的中英协定,那是继锡金条约之后签订的。当时规定在亚东设立商埠,英国臣民可以自由前往,锡金与西藏之间还要提供特别的通商便利。据说中国的驻藏大臣小心翼翼地不让英国从这些新章程中得到好处,因为他签了那份本该为印度茶商在西藏打开市场的协定之后,又在边界那边另立新规,禁止购买印度茶。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且不论,它无疑正代表了那种推诿和两面手法,而正是这些,招来了眼下这支武装使团入藏。
如今骑马穿过亚东那条卵石街道,条约唯一看得见的成果,就是只有一名欧洲官员的中国海关,以及一位女传教士的住所,按国际外交的需要,她只得自称商人。海关于一八九四年五月一日开办,起初设立的目的,是估算印藏之间的贸易量,除了则里拉一路,其他路线一概不准通商,并打算等贸易值得征税时再行征税。当时规定五年之内不征关税。迄今还没有定过任何税则,海关唯一看得出的用处,就是收集统计数字,或许还能提醒西藏,中国那若有若无的宗主权依然存在。当地人抵制这个地方,不肯在那里做买卖,也没有哪个欧洲人或印度本地人认为值得在那里开市。帕里才是边境上真正的商埠,而英属不丹的噶伦堡则是对外贸易的商埠。不过印藏之间的全部贸易规模太小,一个商人就能包揽得下。
海关、传教士的房子、海关职员和仆役的住房,还有头人的房子,合成一个小小的街区。再过去是四分之一英里光秃秃的石头地,然后便是那道摆出军事架势的城墙。我骑马穿过城门,没有人盘问。
在关墙外一英里的仁青岗,亚东河汇入阿莫河。道路沿河东岸前行,经过切乌玛和老春丕,在那里过河。过了桥,再走一英里几乎平坦的路,就进了春丕营地。我于一月十二日傍晚到达春丕,骑马苦赶两天走完了从大吉岭来的路程,得以给《每日邮报》发出了从西藏发出的第一封电报。
营地坐落在群山间一块浅浅的盆地里,两侧是长着冷杉的褐色山丘,高出河床约一千五百英尺,四面的雪山都被挡住了。从舒适的角度看,这个位置绝非最好,可战略上非如此不可,因为营地要是往河谷上游挪半英里,在春丕以北汇入阿莫河的那条溪流的峡谷,就会给藏人从背后袭击我们的机会。尽管裹着近乎北极探险用的衣物,人还是要一直打哆嗦,直到十点钟太阳从东边山头升起来,到三点钟太阳沉到对面山后,又接着打哆嗦。刺骨的寒风扫过山谷,飓风般的尘土灌进帐篷。为了御寒,人要穿上法兰绒背心和衬衫、毛衣、法兰绒衬里的外套、皮袄或克什米尔羊皮袄、羊毛衬里的吉尔吉特靴,戴上皮帽或毛线帽,护耳在下巴底下系拢。整体效果既粗野又别致。日后在整洁的军人俱乐部里,或许会想起这番情景,军官们穿着金线刺绣的皮袄、黄靴子,戴着皮帽,满脸胡子像野性的吉尔吉斯人,在星空下这口黑锅似的山谷里,围着营火挤作一团。
军官们正在春丕尽量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过冬。他们在地上挖出简陋的地窝子,用大石块砌起墙,再用青翠的冷杉枝盖顶。有的地方,一块天然的岩石就充当了整面墙。我此刻写稿的这个窝子,烧着一堆欢快的松木火,比起帐篷里的炭盆,算是一种奢侈了。我刚吃过一顿雉鸡和牦牛心的晚饭,就在一张手术台上写稿。一架留声机在我耳边聒噪。我希望它注定会在布达拉宫里响起来,到那时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们也许会纳闷,伴着「我是个快活的和尚」和「她的金发垂在背上」这两支曲子举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异教仪式。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印度,人们说起西藏使团,口气都很羡慕,以为那是一趟野餐。在他们的想象里,营地扎在一条风光宜人的河谷里,向那座神秘的城市从容进发。实际上,有的是又苦又乏味的活要干。这次远征伴随着一场战役的种种艰苦,却几乎没有什么刺激。荣赫鹏上校眼下在堆纳,那是西藏高原上一个荒凉的小村,承受着亚洲最冷的寒风,温度计会降到华氏零下二十五度。护卫队的各支分遣队散布在交通线上,驻地冷暖苦乐各不相同,他们必须在那里等候,直到必需的给养运过帕里。荣赫鹏上校三月之前多半不能向江孜推进。在这期间,请想象一下工兵和廓尔喀兵的处境,冷得没法洗脸刮胡子,挤在一座肮脏的西藏堡子里发抖,被牦牛粪烧的火熏得半死。再有那位辎重军官,困在锡金某条狭窄的山谷里,守着一营地病弱的牲口和一沓催要给养的加急电报,想方设法把三份变成六份来用。他盼着会有「一场热闹」,也盼着自己能赶上。说真的,如果有谁配去拉萨并为此领一枚勋章,那就是管给养和辎重的人。可他会被留在后头。
第三章春丕河谷
春丕,一九〇四年二月
春丕河谷的居民是卓木人。据说他们是古时不丹人与雷布查人通婚的后裔。卓木人只在本族内部婚配,说的话西藏别处的人听不懂。真正的藏人一律不许越过亚东关卡,于是帕里与噶伦堡之间的驮运生意便由卓木人独占。他们自愿托庇于藏人,藏人待他们也颇宽厚,因为喇嘛们明白,这块地方夹在中间,形同缓冲之国,处境危险;他们也足够精明,看得出一旦虐待欺压,卓木人就会转投不丹人或英国人寻求庇护。
卓木人生性快活,热忱而和善,又出奇地耐寒耐苦。隆冬时节,寒暑表降到华氏零下二十度,他们夜里照样在雪地上露宿,把驮子围成一圈,人就在圈里安然入睡,既无帐篷,也无顶棚。女人们若不是往脸上涂抹儿茶,本来也算得上俊俏。这种习俗藏人和不丹人都有,却始终找不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一六六一年到过西藏的耶稣会神父白乃心,认为这是出于宗教上的怪癖。他写道,「女人们出于宗教上的怪癖,从不洗浴,而是往身上涂一种污秽的油,不但臭不可闻,还把自己弄得奇丑无比、面目全非」。一百八十年后,古伯察也注意到同样的习惯,并说这源于十七世纪初达赖喇嘛颁布的一道敕令。「那时西藏的女人极爱打扮,生活放荡,把喇嘛们引诱得堕落不堪,以致这一神圣的教团声名狼藉。」当时的诺们罕,也就是达赖喇嘛的代理人,于是下令女人出门一律要在脸上涂一层黑色的膏子,把自己弄丑。古伯察记载说,这道命令至今仍有人遵行,只是对风化并没有多少裨益。今天你若问一个卓木人或藏人,他们的女人为何要这样不体面地涂抹,他们总会像穆斯林或印度教徒一样回答,这是规矩。蒙古种的人是不去追究缘由的。
卓木女人戴一种扁平的绿帽子,样式别致,前额缀着一块红色徽饰,与她们的面色倒很相配。那面色是一种粗糙的砖红,基本成分是污垢和儿茶,常被误说成猪血,再加上寒冷气候里常年户外劳作养出的天然红润。一队这样的美人走过,倒也端丽如画,只是要隔着一百码看。她们用一条厚羊毛毯一层层裹住身子,毯子的颜色和花纹都很悦目,脚上穿着高筒毛靴,靴底是皮子或绳子做的。要不是那副毁容的妆扮,她们当中有不少人称得上漂亮。孩子们大都可爱,我还见过一两个真正美丽的。我们每次拔营,村民们大多会闻风而来,下山捡东西。旧报纸、罐头盒、瓶子、绳子、纸板盒,都是他们视若珍宝的战利品。我们把这些东西从山洞里扔出去,孩子们一拥而上去抢,连女人也会朝特别诱人的东西扑过去。我对林马塘的最后印象,是一群女人围着一本《淑女》杂志上的时装插页和广告,又是咯咯笑,又是比比画画。那本杂志原是哪位军官的洋太太用来包火腿的。
卓木人虽然生来不大讲究清洁,却懂得温泉对健康的好处。春丕附近有几处浴场,热闹时髦不亚于洪堡或萨尔索马焦雷。男女同浴是惯例,而且不穿浴衣。这些健康的人对男女之别并没有病态的敏感。泉水含硫含铁,确实有疗效。泉水不够热的地方,卓木人就把大石块埋在柴火的灰烬里烤透,再滚进水中提高水温。
卓木人和藏人都爱抽烟。他们把野大黄的叶子晒干,掺上烟叶,这种混合烟叫作「多普塔」,向来是当地人最爱的配方。如今成千上万的廉价美国纸烟正在涌进来,一桩获利丰厚的烟草生意已经兴起。十支装的一盒,在大吉岭卖一派士,到春丕要卖一安那,到帕里卖两安那。洋大人抽,印度兵抽,赶牲口的和随营杂役抽,卓木苦力则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抽。三岁的藏族孩子也极爱这东西。从帕里到朗坡的路上,空烟盒真可以说是撒了一路。
春丕河谷里有相当多的汉人,计有一名边务官员,本地品级是四品顶戴;一名武官;海关的几名书办;还有一二百名兵丁。我们十二月占领河谷时,这些人自然都避而不见了。汉人来此不带妻室,而是娶当地女子,她们生下的子女,住满了所谓的汉人村落。纯粹的汉人任满之后并不在此久留。在春丕的日子,对他来说是最乏味的流放。他瞧不起卓木人,视之为野蛮的化外之民。他就像派驻东京的法国人一样郁郁寡欢,与一切社交和精神生活的乐趣都断绝了。比比塘的边务官员告诉我,他把妻子带来了,那可怜的女人从没出过家门,只是整日哭着想念中国,想念文明世界。然而在不明底细的人看来,戈索和比比塘这两座汉人村落,简直像是从远东整个搬来、一下子撂在印度边境上的。同样的远东气味,同样的小客栈,同样的吊灯,门楣上同样贴着红色的吉利纸,墙上同样画着红红绿绿的怪物。
关于春丕河谷的肥沃,写的人已经很多,驳斥的人也照例不少。只要不指望在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处见到橘林和稻田,就得承认这河谷相对而言是肥沃的,也就是说,它的出产足以养活三四千居民。
下河谷出产荞麦、芜菁、马铃薯、萝卜和大麦。大麦是藏人的主食,磨成粉后有一股诱人的香气,很像燕麦片。上河谷十分贫瘠,只长大麦,而且不能成熟,趁青割下来做饲料,麦秆则高价卖给从西藏和不丹来帕里的商人。今年西藏商人不敢来,军需处便得了一大批饲料,大概足够撑过整个夏天。
人们以为这河谷格外肥沃,大概是因为仁青岗和春丕的居民看上去家道殷实,房屋几乎称得上华美。不过这些都说明他们的富足来自贸易,而非农耕。
春丕四周的山坡上长着野草莓、覆盆子、醋栗和樱桃,只是在这不见阳光的气候里,全都淡而无味。
亚东的中国海关官员告诉我,这里夏季几个月虽不炎热,却叫人周身懒散、精神委顿。寒暑表从不超过华氏七十度。年平均雨量不足五十英寸,但几乎每天正午都有雾气从不丹那边漫上来,细雨下个不停。一九〇一年的六月、七月、八月,只有三天没下雨。
我在帕里遇见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给了我一些统计数字。老人名叫卡擦·卡西,是康区来的藏人,在帕里担任不丹政府的商务代理。他的脸由于长年经受寒风和恶劣天气,已经枯焦得像羊皮纸一般。他的五官比较近于鹰钩相,也就是说,看上去不像是小时候被压扁过的。他戴着一副极大的绿色眼镜,两头各有一个金球,中间垂着一缕红缨,显得既有学问又有身份。我的问题问得有些刨根问底,他却一一作答,彬彬有礼又干脆利落,对细节又是那样认真,叫我深信他的数字一定准确。
倘若统计数字可以衡量印度贸易能从对藏开放市场中得到多少好处,那么单就商业利益而言,这次派遣使团可说是白费工夫。照卡西的统计,两打或三十头骡子的价钱,就抵得上西藏一年从印度进口货物所征的全部税款。以为亚东和戈索两处关卡征收关税,那是误会。唯一的税关设在帕里,印度和不丹的商路在那里会合。关税由两位宗本监管,税款每年两次解往拉萨。
卡西对我说,从印度进口货物每年所征的税只有六千卢比,出口货物的税收却有两万卢比。西藏对印度的贸易,几乎全是羊毛、牦牛尾和小马。小马每匹抽税二卢比八安那,羊毛每莫恩德抽一卢比,牦牛尾每莫恩德抽一卢比八安那。照卡西的统计,我们输入西藏的货物实际上等于零。有些匹头布、铁器和烟叶越过则里拉山口运进去,但常常可以看见骡子返回西藏时,背上除了赶骡人的炊具和御寒衣物,什么也没有。〔注一〕
(原注:进口货值达到一千英镑的,只有棉货、毛呢、金属、瓷器、珊瑚、靛青、玉米、丝绸、毛皮和烟草。出口货值达到一千英镑的,只有麝香、小马、皮张、羊毛和牦牛尾。兹附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二年的数字,单位均为卢比,依次为输入西藏货值、自西藏输出货值、进出口总值。一八九五年,四十一万六千二百一十八,六十三万四千零八十六,一百零五万零三百零四。一八九六年,五十六万一千三百九十五,七十八万一千二百六十九,一百三十四万二千六百六十四。一八九七年,六十七万四千一百三十九,八十二万零三百,一百四十九万四千四百三十六。一八九八年,七十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五,八十一万七千八百五十一,一百五十三万六千三百二十六。一八九九年,九十六万二千六百三十七,八十二万二千七百六十,一百七十八万五千三百九十七。一九〇〇年,七十三万零五百零二,七十一万零一十二,一百四十四万零五百一十四。一九〇一年,七十三万四千零七十五,七十八万三千四百八十,一百五十一万七千五百五十五。一九〇二年,七十六万一千八百三十七,八十万零五千三百三十八,一百五十六万七千零七十五。以上据亚东海关报表。)
目前没有一点印度茶叶经过亚东。帕里也一点不卖,这就印证了我先前提到的传闻。据说一八九三年驻藏大臣在大吉岭签订了印藏通商章程之后,一越过边界便颁行新法,实际上把章程一笔勾销,印度茶叶可以运进西藏,却不准在那里出售。西藏一贯背弃她的一切承诺和条约义务,对印度贸易百般设障,还侮辱我们的谈判专员。然而这次派出使团、配以武装护卫队,却被人称为侵略行径。
我问卡西,藏人会不会因为他帮了我们而恼恨他。他说,等我们走了,他要是还留在宗堡里,他们一定会砍他的脑袋。关于把守山口的卫兵和其他官员,若没能阻止欧洲人进入西藏或向拉萨推进,就要受到何等惩罚,旅行者讲的那些故事,倒也不是全无根据。
据我所知,我们进入河谷时正在拉萨的几个春丕商人,至今仍被扣在那里,作为人质,担保他们的乡邻安分守己。在西藏,刑罚和罪过并不相称。山口的卫兵放白人过去就要受罚,根本不问对方力量有多悬殊。
西藏最常见的刑罚是鞭笞,但这种刑罚极其严酷,常常把人打死。我问了卡西一些问题,是关于那两位宗本,也就是地方长官的审判权的。我们占领宗堡之后,他们还在堡里留了几天。卡西告诉我,他们无权判处死刑,但可以鞭打犯人,犯人若被打死,也就没人过问。帕里已经有好几个人死在鞭下。
大吉岭的土著讲过一个西藏用刑的故事,我一向觉得那是残忍到了极致。他们说,在江孜,犯人被扔进一个漆黑的地坑,在里面分不清昼夜。与他为伴的是眼镜蛇、蝎子和各种毒性不一的爬虫。坑里静得很,他在黑暗中听得见它们,有胆子就去找它们,没胆子就躲开。有时还扔些食物进去,引诱那些意志薄弱的可怜虫延长自己的痛苦。我问卡西这故事有几分真。他说西藏没有毒蛇,不过他听说江孜确有一座黑牢,犯人有时死于蝎子蜇咬。他又说,只有罪大恶极的人才受这种惩罚。打了折扣的故事,也已经够骇人了。
西藏和不丹的官员,俸禄照例是发粮食的,大家心照不宣,他们的地位自会给他们带来其他生活必需品,或许还有几样奢侈品。卡西是个要员,每年从不丹政府领四十莫恩德大麦和四十莫恩德稻米。此外,他裁决商务纠纷,按纠纷大小抽取佣金。如今他是英国政府极可宝贵的帮手。他一点头,帕里周围荒凉寂寥的地方便有了生气。从宗堡的棱堡上望出去,有时可以看见对面山上一条模糊的黑线,像一条毛虫,渐渐显出形状。那是卡西的牦牛,从某条死谷里出来,那种山谷除了猎人和登山者,谁也想不到会有。小马、粮食和饲料也从不丹运进来出售,不丹人和我们双方都很满意。牦牛则雇来在交通线上使用。
但愿不丹人听说我们出价公道,会把给养送过边界来,好加快我们前进的步伐。不过我们得留心,别让卡西因为替我们出力而遭了祸。我问他在西藏政府那边处境如何,他意味深长地把手横在自己的喉咙上。
林马塘,二月
通往拉萨的道路,在进入光秃秃无遮无挡的西藏高原之前,要穿过七英里的松林,令人想起瑞士某些最美的山谷。
林木线戛然而止,此后便只剩下荒芜与凄凉。春丕一带的林子并不很密,道路两侧是长条的耕地,每隔两三英里就有一座村子。田地是梯田,围着石墙。山坡上散落着石砌的房屋,屋檐低垂外挑,屋顶铺着长长的木瓦,每片木瓦上都压着一块灰色的大石头。你可能以为自己身在坎德施泰格或劳特布伦嫩,只有高高的经幡和玛尼墙打破了这种错觉。玛尼墙上绘着鲜艳的佛教图画,刻着经文。
这里并不缺少色彩。冬天几个月里,一种结大红浆果的野蔷薇,还有一种低矮的狐褐色荆棘,像三月里的嫩柳条,给风景添上一层赤褐色。再往山上去,枯草是黄的。赤褐、棕褐、黄色,这几种素净的色调交融在一起,使河谷有一种宁静的美。不过阴天的时候,景色就相当阴沉了。
三年前,我在五月里到过亚东。春天这里色彩缤纷。河谷之美,胜过阿尔卑斯山最壮丽的景色,脚下铺满了春花,头上是一片烂漫的杜鹃花。要描写山岭和森林,是最徒劳无功的事。描写风景的形容词全都用滥了,这种货币贬值已经太久。就我自己而言,游历世上最美的地方,明知自己的感受无法传达,无法叫人相信、叫人理解,几乎是一种痛苦。在没有亲眼见过的人看来,风景不过是好、坏或者平平,中间没有层次。罗斯金是描写的第一大师,可他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却是在讲赫恩山的家常琐事。而山景又是所有风景中最难描写的。喜马拉雅山给人的感觉是无法捉摸的。那里有难以捕捉的光与影,有声响与低语,有陌生的气味,还有千百种稍纵即逝的地灵的显现,都是留不住的。「宏伟」、「庄严」、「壮丽」这些字眼,苍白无力,什么也描绘不出来。最成功的倒是那些描写自己从未见过之物的诗人。弥尔顿的地狱,和拜伦笔下任何一处风景同样真实。罗兰公子骑马奔向黑塔所经过的那片土地,比华兹华斯写的威斯特摩兰任何一处山湖和山谷,都更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所以,在我看来,倒是一首想象的诗,《忽必烈汗》,透出了几分亚东河谷和春丕河谷的神韵。只是这里比那首梦中之诗少了一点神秘和阴郁,多了一点阳光和明朗。描写天堂也比描写这河谷容易,所以我不打算去描写它,而要尽可能合乎逻辑地解释,它为什么比我见过的任何风景都更叫我着迷。
我常常想,东方有没有什么地方,花开得像欧洲,像英格兰或瑞士那样繁盛。我见过的最接近的,是南掸邦的高原,海拔约四千英尺,那里的花草很有家乡风味。但地面并没有被花铺满,你走过去,可以一朵花也不踩坏。喜马拉雅山南坡,还有丹那沙林边境暹罗一侧的山上,花也很多,可是我从没见过五月里那样一片开满驴蹄草和草甸碎米荠的田野,或是长满毛茛和雏菊的草地,或是一道开满报春花的土坡,或是一片铺满蓝钟花的树林,或是一面长满石楠的山坡,或是一片开着龙胆和毛茛的高山草坡。有人告诉我,波斯的沙普尔河和卡伦河两岸的河谷,春天开满了百合;满洲长白山一带的森林也是如此。但在我越过则里拉山口、沿河谷下到亚东之前,我一直以为要再见到这样的景象,非得回西方去不可。从没见过这样繁盛的花。除了报春花〔注二〕,我数了数,有八个不同的种类,还有龙胆、银莲花、白屈菜、酢浆草、野草莓和鸢尾,更有杜鹃花在松林里像炭火一样燃烧。越往下走,景色越是迷人。河谷收窄了,溪流也更加湍急。悬崖常常陡直地悬在水边,岩石上覆着绿色和黄色的苔藓,苔藓上长着矮杜鹃丛,此时正值盛开,有白的、深红的、乳白的,从暗红褐色到浅硫黄色,其间的每一种色调都有。不是这里一丛那里一丛,而是到处都是,在岩石的每个角落和缝隙里你推我挤。〔注三〕
(原注:从纳塘到噶乌札之间,可以找到十三种不同的报春花,计有钟花报春、球花报春、头序报春、蓝宝石报春、柔小粉报春,以及另外八种报春。)
(原注:这些杜鹃的种类是:钟花杜鹃,开紫花;某种杜鹃,开猩红花;另一种开玫瑰色花;髯花杜鹃,开白花;柳条杜鹃,开紫花;雪层杜鹃,开玫瑰红花;又一种开黄花;又一种开乳白花;朱砂杜鹃,开砖红花。见路易斯《西藏之门》附录一。)
这些娇美的花,和它们那位土气的表亲,英国灌木丛里那种粗糙的红杜鹃,大不相同。稍远一点看,倒更像温室里的映山红,花朵之繁盛也不相上下。
溪床上那些长满苔藓的大石头,也同样开满了花。回头望去,雪峰高踞在松林之上,雪峰之上是蓝天。这就是第二个理由,因为我决意要为自己的偏爱讲出道理来,说明我为什么觉得这河谷如此迷人。拿喜马拉雅山和阿尔卑斯山相比,前者总是缺少点什么。从来没有雪峰、流水和青翠同时并存的时候。青翠就在脚下,雪峰便远在天边。喜马拉雅山在雄伟上有所得,在秀美上就有所失。所以我一向认为,少女峰脚下那荒野的劳特布伦嫩河谷,是阿尔卑斯风景的极致,直到我见了亚东河谷。那是一条松林覆盖的山谷,绿得像五月里的山楂树篱,斑斓得像秋天的山毛榉林,尽头便是俯临则里拉山口的那座雪峰。此外,这河谷还有一种无法捉摸的魅力,因为不合逻辑,所以说不出来。照在这一切色彩上的光,在我看来确实比寻常的阳光更柔和;落叶松、桦树和花楸初展的春叶,也似乎比别处更娇嫩、更富于变化。也许是因为我正在走近那片禁地吧。然而何等讽刺,这样一条撩人心魄的河谷,竟是通往亚洲最荒凉、最无遮无挡的国度的门径!
即便是现在,二月里,我也能看到几个鲑红色的叶芽,它们提醒我,五月将给使团的官兵带来一番惊喜。那时,不习惯的暖意会让他们血脉加速,此刻正在褐色泥土里萌动的这份意外的宝藏,会让他们眼花缭乱。
过了春丕四英里,道路在汉人村落戈索穿过第二道军事城墙。骑马穿过那静悄悄的关门,头顶岩石上刻着度母女神狰狞丑恶的形象,人会感到一种无声的威胁。你参与的不只是一场物质上的入侵。你已经穿过了这道几百年来对凡俗之人紧闭的大门,迈出了无可挽回的一步。女神和关卡,正是西藏抵抗外人的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象征。这两者我们都已挑战、都已蔑视了。我们如今已经进入了角斗场,将被卷进一切最神圣、最隐秘之物的漩涡,在那里同一个受大自然原始力量护卫的不共戴天之敌搏斗。
城墙之内,道路上方,就是汉人村落戈索。汉人从屋里出来,站在护坡上看我们经过。他们和他们的神像一样沉默,一样丑陋。他们俯视着我们的辎重队和种种新式器械,那种无声的轻蔑,透露出一种自古以来就高人一等的自觉。谁能说清他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这些猜不透的人?我们知道他们爱钱,他们还爱着别的什么东西,那是我们无从知道的。那不是国家,不是种族,也不是宗教,而是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或许和这些东西有些关联,它造就了一种精神上的执拗,一种深不可测的缄默,底下藏着的,可能是我们的哲学所不及的智慧,也可能只是冷漠与麻木。那东西确实存在,尽管在欧洲语言里没有名称,也没有定义。它在世界各地引发过许多离奇而无法解释的事变,而他们那面丑陋得无以言表的旗帜,无疑就是它的象征。这种东西是不导电的,接收不到进步的电流,因此我们这些裹在进化的骄傲里的人也就无从领会。这里和别处一样,问题在于汉人更爱钱,还是更爱这种不可捉摸的龙的东西。如果是爱钱,他们的面具底下一定藏着满意,因为我们的旗帜所到之处,贸易就会兴旺;如果是爱那种龙的东西,那面具底下便藏着一种冷酷的希望,盼着我们在荒野里被切断后路,被亚洲的大军歼灭。
卓木人和汉人不同,他们看到我们进入河谷,是真心实意地高兴。最卑微的农民也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多了收入,地主和商人比多年来都要富裕。他们毫无保留地欢迎了我们,这就使我们不可能从春丕河谷撤出,因为他们帮助了藏人的敌人,藏人一定会无情地惩罚他们。
过了戈索一英里,是西藏村落噶林卡,那里的经幡密得像船坞里的桅杆,一串串纸印的经文横挂在河谷上空,防止恶鬼进来。胖乎乎的小孩子跑出来向人行礼,嘴里喊着「巴克希什!」,也就是讨赏钱,这是他们幼小的词汇里头一个外国字眼。
再走一英里,河谷一个急转弯,眼前便是一片平地,平得出奇,可以沿着直道跑上两英里。走过这里的人,没有不说这是印度北部修建山地避暑地的最佳地点的。别处哪里能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有赛马场、马球场,可以钓鱼、打猎,雨量又只比大吉岭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西岸溪流上方三百英尺处有一片台地,似乎天生就是建房的地基。河谷里的这片平原,天然是为训练骑马步兵设计的,如今大概是第一次派上它应有的用场。
林马塘,三月十八日
我已经离开了帕里那个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在林马塘平原上宿营。我正在一个天然的石洞里写这篇报道。洞口用石头垒起一道五英尺高的垒墙,墙上架着松枝,撑起一个向外伸出的顶棚。天晴的日子,顶棚和墙之间的空当敞着,算是窗户;下雪的时候,就放下麻袋当门帘,这个窝便十分温暖舒适。洞里有天然的炉床、天然的壁炉台,还有一个抽风极好的天然烟囱。这地方有高崖遮挡,从这样温暖舒适的地方向外眺望冬日的景色,看着地上积着厚厚的雪,真是惬意。
洞外,七十匹毛茸茸的西藏小马拴在一面岩崖下避风。这些马粗野未经调教,也没钉蹄铁,平均身高十二掌二。它们正按照现代战争最认可的方法接受训练。骑马步兵队的士兵大多是从第二十三、三十二锡克工兵营和第八廓尔喀营抽来的志愿兵,由第二十三工兵营的奥特利上尉指挥。这支队伍是十二月在纳塘组建的,许多士兵以前从没骑过马,但经过两个月的训练,骑在马上已经很像样了。几年前,有人向军事当局建议,工兵营也应该像其他团队一样,接受骑马步兵训练。当局的答复在当时传为笑柄。建议没有采纳,却下了一道命令,说「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教工兵学习乘车」。部队里有个爱开玩笑的人自然提议,现在帕里和堆纳之间往来的新成立的双轮小车队,正好可以用来贯彻这道命令的精神。在唐拉山口以北的路上,坐双轮小车的确需要几分骑术。
这次出使,是第二十三和三十二工兵营近九年来第三次一起「上场」。在吉德拉尔和瓦济里斯坦,他们曾并肩作战。说这两个团队自一八五七年组建以来,每五年中就有三年在服现役,毫不夸张。大家想必记得,第三十二营最初的一批人,是马兹比锡克人组成的徒手志愿队。德里被围期间,他们自告奋勇,为从拉合尔开往德里的辎重队担任护卫。马兹比人是旁遮普最无法无天、最桀骜不驯的一群人,长期让政府束手无策。他们到了德里,被派到战壕里,有人倒下,他们就冲上去填补死伤者的位置,倒下多快,补得就有多快。大家想必也记得,炸开克什米尔门时扛火药袋的苦工队,就是他们。围城期间,他们阵亡了一百五十七人。有了这样辉煌的开端,难怪他们此后几乎一直在服现役。
一场边境战役,少了第三十二营或第二十三营便不算完整。正是第三十二营在五英尺深的雪里开出一条路,把炮队的大炮扛去解吉德拉尔之围。第二十三工兵营也是同一年,即兵变的一八五七年,从马兹比锡克人中招募组建的。两个团队的历史十分相似。第二十三营在中国、阿比西尼亚、阿富汗以及无数次边境战役中都有出色表现。最辉煌的战绩之一,是他们与怀特少校,即现在的乔治·怀特爵士麾下的戈登高地团一起,在坎大哈缴获了阿富汗人的大炮。如今,这两个团队的人又在林马塘平原上相聚,成了同一支部队的成员。士兵之间自然十分融洽,晚上可以听到他们围坐在松木火堆旁谈论往日的战役。他们和第八廓尔喀营的二十个人,就是在曼尼普尔出过名的那个营,每天早上一起出操,骑着他们那些矮小的坐骑。他们骑马不用鞍子也不用镫子,虽然当骑兵才两个月,跳障碍时却很少摔下来。前几天,一个马兹比锡克兵自己一头栽进了树篱,一个和气的廓尔喀兵便提醒他那道古怪的命令,「练习乘车」。
在林马塘,我们零零星星打了不少猎。附近的森林里栖息着一种极为罕见、鲜为人知的动物,沙欧鹿,也就是锡金鹿。这种动物第一只倒在欧洲人枪下的,是一月里华莱士·邓洛普少校在林马塘山上打的。一个月后,奥特利上尉打伤了一头公鹿,因为大雪纷飞,没能追下去。最近有一两只沙欧鹿下到平原上来,都是母鹿。十六日早上我们正在吃早饭,听到一片喊叫吆喝声,一个廓尔喀排长跑来告诉我们,一头母沙欧鹿被村里的狗追赶,从山坡上的丛林里冲出来,跑到了离我们营地一百码的平原上。我们立即上马,奥特利把正准备出操的骑马步兵展开,堵住它逃回山上的路。那头鹿像野兔一样左躲右闪,几次来回渡过溪流,但这可怜的畜生已经筋疲力尽,经过二十分钟紧张的追逐,我们把它围住了。奥特利上尉扑上去抱住它的脖子,把它按倒,直到一个印度兵拿绳子来捆住它的后腿。这次追猎在狩猎史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在喜马拉雅山中出动七十骑,在开阔地上一气冲刺,不用一条狗,猎物却是世界上最罕见的动物标本。那头鹿身高将近十四掌,耳朵很长,下颌也长得出奇,十分引人注目。结局却很悲惨。被捉的沙欧鹿除了受惊和力竭之外,腰部还受了伤。它日渐憔悴,几乎不怎么吃东西,十天后就死了。
锡金鹿有时被当地猎户打到,使团的人争相购买鹿头。这种鹿生性胆怯,很难接近,在林木线以外是见不到的。
对喜爱博物学的人来说,在春丕河谷打猎是很有趣味的,不过从猎手的角度看,就有点令人失望了。军官们出去打一天猎,能带回一对雉鸡,就觉得收获不错了。坑道工兵开始在噶乌札下方修路的时候,血雉常常下到溪边来看他们干活,但现在河谷里已经很少见到猎禽了。偶尔有人打到棕尾虹雉。猎手们都知道,这种雉的雄鸟,除了大眼斑雉之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雉鸡。附近有一座喇嘛寺,那里的雉鸡几乎是驯服的。喂养它们的僧人认为,它们身上寄居着有福之人的灵魂。松林里积雪融化、露出松软泥地和湿土的地方,就能找到血雉。你惊动了它们,它们会跑上山坡,躲到新的藏身处大声啼叫,好让你再开一枪。在这里打雉鸡算不上运动,这些鸟很少起飞,即使飞起来,在茂密的丛林里也几乎没法开枪。要想打来下锅,就只能趁它们奔跑时开枪。到了年底,雪下得多了,一个人打上十来只,就算是不坏的收获。
远远看去,血雉是一种土里土气的鸟。雌鸟毫不起眼,但走近细看,雄鸟却有一种淡紫、粉红和绿色相配的精致色彩,和我见过的任何鸟的羽毛都不一样。鸟皮在英国能卖好价钱,因为钓鱼的人发现用它来做毛钩很合适。一位在亚东河谷一连打了四年猎的猎手告诉我,这种鸟雄的比雌的多得多。春丕还有一种雉鸡叫角雉,比棕尾虹雉小,花纹非常漂亮。这个季节我还没听说有人打到过角雉,在喜马拉雅山的这一侧,哪里都不常见这种鸟。
雪鹑有时会下到林马塘的山上来,在邻近的康布河谷里很多。这种鸟成群栖息,出没在山顶上那些松散的大石块之间。外形介于英国的松鸡和红腿石鸡之间,脚和腿是红的,不长羽毛,嘴也是红的,胸部是巧克力色。背部和腰部的羽毛是白的,带着宽阔分明的浓黑横纹。
另一种常见的鸟是雪鸽。在帕里到春丕之间,随处可以看到大群的雪鸽在河谷上空盘旋。有时晚饭后我们坐在洞里,听到孤零零的沙锥从头顶飞过时啾啾的叫声,但我们从没惊起过一只。每天早饭前,我带着枪沿河岸散步,常常惊起一只离群的野鸭。我常在河上看到普通秋沙鸭,但每群不超过两三只。它们从不离开喜马拉雅山。我观察到的候鸟野鸭,只有普通的绿翅鸭和婆罗门鸭,也就是赤麻鸭,而且都是成对的。赤麻鸭在平原上被人瞧不起,在这里却相当可口。说它们吃腐肉,我不相信,因为我从没见过一只靠近死去的驮畜的尸体,而眼下河谷里这种尸体实在太多了。和别的猎手交换了心得之后,我的结论是,阿莫河河谷并不是候鸟野鸭的固定迁徙路线。我二月里打到的那几只零星的绿翅鸭,大概是些掉队的,体力不够,没能跟着往南飞。
在林马塘附近,我打到了一只鹮嘴鹬,这种鸟与蛎鹬同属一类。这是我遇到的第一种中亚物种。
噶乌札,二月
噶乌札在林马塘以北五英里,差不多在春丕到帕里的半路上,地图上应该把它添进去。一两个星期以前,这地方还荒无人烟,连名字都没有,一间放牛人的小屋也没有。如今它已是一座繁忙的营地,很可能成为去帕里路上的一个固定宿站。营地坐落在一个铺满苔藓的深谷里,看上去没有出口。三面是岩崖,长满了茂密的松树和银桦;第四面是一道陡立的石壁,日落前一小时,石壁上便泛起一片琥珀色的光。阿莫河在这里不过是一条二十英尺宽的溪流,夜里结冰,从营地中间穿过。河谷温暖背风,春丕那种从不饶人的刺骨寒风,这里大多吹不到。晚饭后,人们宁愿待在露天里,围着营火。以前上过前线的军官们恋恋不舍地回到帐篷里去,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在向舒适告别了,要等到越过荒凉的西藏高原,到达林木稀疏的江孜河谷,才能再享受一堆好火的温暖。
第四章帕里宗
二月十五日
刺骨的寒风和呛人的浓烟,可不是舞文弄墨的好环境,虽然它们有时也会激出一种粗野的口才,只是那种话实在不宜付印。我写这些字的时候,大家正围着食堂里的火盆缩成一团。说是火盆,因为我们中间最乐观的年轻人也不肯管它叫炉火。不时有人干完杂役进来,脱口一句切中要害的话,道出了众人的心声;而我们这些替开明读者写稿的人,却只好舍弃力道,改用委婉的说法。在帕里住上一个星期,什么幻想都破灭了;这地方,只有驳船船夫才描述得恰如其分。不过,那些「切身地让我们明白」自己是什么东西的风霜雨雪,有时倒也能激发出一种受罪者的雄辩。
在噶乌札,空气里还飘着松林被太阳晒暖的清香,除了阿莫河上的冰,看不出一点冬天的迹象。激流在冰面底下喧腾怒吼,向上溅起一缕缕冻成冰的水沫,像细小的触须,在阳光下闪出奇幻的光彩。沿河再往上走三英里,林带戛然而止;又走三英里,便经过最后一丛矮小的灌木;再往后,就只有褐色的泥土和枯黄的草了。
噶乌札以上五英里是多塔,那是沿途最凄凉的一处营地。风终日不停地穿过峡谷,一直钻进骨头里。河的左岸有一道冻住的瀑布,富于幻想和迷信的人,大概会把它当作此地的神灵来膜拜。它坚硬,不可抗拒,是这片高地上大自然冷酷精神凝成的一座水晶纪念碑。
我们在多塔以上两英里的康帕拉布宿营,那里的温度降到了华氏零下十四度。附近就是阿莫河几条源流汇合的地方。整片平原底下都是长毛旱獭和田鼠的洞穴,它们坐在洞口,像上千个小探子,好奇地看着我们走近,然后钻回洞里,去告诉家里的太太们,来了一伙奇怪的大胡子入侵者。坑道工兵正在设法为新式的轻便双轮小车修一条平路,这些小东西真叫它们的同行对手头疼。顶着刺骨的寒风骑马前行时,人不免羡慕它们洞里的温暖和舒适。
离噶乌札十二英里处,山谷一转,帕里宗就出现在眼前。乍一看,它像是一块孤零零的巨石,可是越走越近,那些棱堡和雉堞便越来越分明。在这稀薄的空气里,距离是靠不住的,人以为近在咫尺的东西,有时竟远在好几英里之外。
这座城堡建在平原上一个天然的土丘上。它是一座庞大而杂乱的建筑,高六层,四周围着一个院子,骡马就拴在院里。作为军事工事,帕里宗绝不可小觑。城墙是用巨石砌成的,非得用重炮才轰得塌。墙角处有带射孔的悬廊,可以抵挡来袭的敌人,两侧各伸出三座巨大的棱堡。这些棱堡有些地方已经坍颓,工兵只要用一两袋棉火药,就能炸掉棱堡,在墙上轰开缺口。东边有一个方形的院子,像阿拉伯人的商队客栈,里面圈着牲口。这座要塞装得下整个西藏军队,外加一年的口粮。我们前去侦察河谷的前一天夜里,守军弃堡而去。
宗的内部是由楼梯、楼梯平台和一间间幽暗如洞穴的屋子构成的迷宫,要走遍得花一整天。墙是石块和泥土砌的,上面糊着百年的烟垢。没有烟囱,也没有像样的窗户,那份肮脏简直无法形容。刚占领帕里的时候,雇了八十名苦力,足足清理了一个星期的垃圾。单看积垢的厚度,新来的人也许会把这座建筑归入中古时代;可是脏不脏并不能说明年代,因为任何东西只要放着不动,很快就会蒙上一寸厚的污垢。春丕那种钻进帐篷的尘土,跟帕里的污秽一比,算得上干净卫生。帕里的污秽是人住出来的,是几百年肮脏生活分泌出来的东西。它从屋顶掉到人头上,人一蹭墙就粘在衣服上,又从地上被风吹起来,扑进人的眼睛和喉咙。
这座城堡极不卫生,可是军事上又非占领不可。官兵中间普遍有一种干咳,就是空气不洁伤了肺的缘故。每天都有好几车的污垢被刮走,可是下面几层一阵风吹上来,又带上更多的灰尘,钻进这些四面透风的屋子的每个角落缝隙,到了傍晚又积起新的一层。要清理下面几层和地窖,是没有指望的事;直到现在,还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一些屋子,每当风在底层打旋,就从里面腾起一团团灰尘。
我提着一盏灯去察看底层,在迷宫般的通道和黑屋子里完全迷了路。我们刚占领这座城堡时,这些屋子里堆满了稻草、火药和旧兵器。一百四十芒德的劣质火药已经销毁,兵器如今散乱地扔在院子里。这些东西是藏人自己当作废物丢下的。生锈的头盔、盾牌和护胸甲,是用极薄的铁片拿皮条编缀起来的,连一支箭也挡不住。那些带木支架的喇叭口旧火绳枪,对藏人射手的危险恐怕要比对敌人还大。弹弓和弓箭,就连这些原始的武士也认为过时了。也许他们更相信转经筒的效力,城堡里每个角落都能碰见转经筒。最大的几个安在大门左右两侧的墙龛里;较小的成排装在楼梯平台的栏杆上和屋顶的雉堞上。经筒上满是污垢,那是喇嘛们的手摸出来的污垢。在西藏,肮脏和宗教是分不开的。喇嘛们是我在这个国家见过的最脏、气味最难闻的人。但不能由此推断哪个阶层的习惯比别的阶层干净些,因为谁也不会想到要洗澡。经过亚东海关的杂货清单里,就没有肥皂这一项。喇嘛之所以比牦牛牧人和行商更脏,是因为他们过的是室内生活,而牧民终年受高原上那洁净的风吹拂,那风在西藏就最接近于冷水浴了。
我曾经读到过一位西藏圣徒,他是那若巴的弟子之一,据说有上百种神通,其中一种是能像鱼一样潜入水中。这算什么神通,我一向想不明白;可是一见到康久寺的喇嘛,我立刻就懂了:神奇之处在于这位圣人居然肯沾水。
帕里处处显出虔诚,那是西藏人所理解的虔诚。几间较好的屋子里画着佛教壁画,四楼有一间藏经室,如今用作医院,墙上的格柜里分格收着喇嘛教经典和圣徒传记的木刻本。这些书印在狭长的薄汉纸上,夹在木板之间,书尾饰有奇特的彩绘小像,画的是作礼拜姿态的圣人。帕里城堡把东方和西方随随便便地搅在一起,到处是不协调的景象;而最古怪、最可怜的不协调,是屋顶上的那座佛塔:在经幡和信徒供奉的彩色衣布中间,飘着一面英国国旗。
二月十八日
部队忙着修路,几乎没有时间娱乐。第八廓尔喀营已经在帕里两边各修了大约八英里的路,供双轮小车辎重通行。第二十三锡克工兵营的几个连在修多塔、春丕和仁青岗的路。第三十二营在仁青岗干活,坑道工兵则在乃堆拉山口和噶乌札。
我们开始踢足球了,廓尔喀兵对这项运动很在行。在这样的海拔,每冲刺二十码就喘不上气来,不过很快又能缓过来,快得出奇。别的消遣还有滑冰和坐雪橇,只是热心人玩起来有些扫兴。冰面坑坑洼洼,又多裂缝,流到平原上的小溪弯弯曲曲,雪橇能滑出五十码不翻,就算是一趟好成绩了。最滑稽的是看廓尔喀兵把雪橇往坡上拖,在冰上连滑带摔,四仰八叉,看着同伴出丑,一个个乐不可支。
要清一清喉咙里的灰,摆脱在同一个地方一等几个星期的郁闷,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到帕里附近打一天猎,或者四处探察一番。我有时天不亮就起身,带一小队骑马步兵出去侦察一整天。昨天我们翻过一个山口,从那里可以俯瞰康布河谷,那是藏军很可能扎营的地方。这条河谷北面与堆纳高原相连,下游一带几乎和春丕一样肥沃。河谷西侧的悬崖上悬着一座灰色的堡垒,堡垒上方耸立着舒杜曾巴峰的冰川,以及通往锡金的果拉山口。东侧离堡垒有相当一段体面的距离,我们望得见康布尼寺,从我们站的地方看去,像一座古罗马的高架水道。有人告诉我,那里的尼姑很少守独身;她们剃光头,不戴首饰。
骑马回来的路上,我们看见对面山上有几只岩羊,离得太远,不可能悄悄摸近。河谷里到处是岩羊,一个星期后,帕里的几个军官出去征集牦牛,打到了好几头角很漂亮的。西藏瞪羚,即藏原羚,当地叫作「戈瓦」,在帕里高原上很常见,那天下午我们打了两头。部队刚占领帕里宗的时候,它们驯顺得很,猎人可以走到离羊群一百码以内,一个人一早上打倒三头公羊并不稀奇。如今要费好大工夫周旋,才能挨近到三百码以内。
在西藏别处游历过的猎人说,藏原羚非常怕人,很难接近。帕里附近的藏原羚之所以比较驯顺,或许是因为古老的商道横贯这片高原,往来的行商和脚夫从不去惊扰它们。瞪羚肉味道极好,是守军的一大来源。再讲究的美食家也挑不出比这更好的东西。
在帕里附近还能碰到另一种陌生的野兽,那就是藏野驴,当地叫「江」。已经打了一两头做标本。藏野驴不太像马或驴,倒更像斑马。据我所知,它的肉连随营杂役都瞧不上。野兔相当多,但一点味道也没有。前几天打死了一只孤零零的大灰狼,是一只藏狼,我只见过这么一只。偶尔也会惊起一只狐狸。西藏狐狸的尾巴极漂亮,在集市上能卖个好价钱。眼下平原上冰太多,没法猎狐,但到了春天,应当是很好的猎物。
我们骑马回到宗里时,天已经黑了。在马鞍上颠了一整天,晚饭就是好的,哪怕吃的是牦牛肉;坐在火前也是好的,哪怕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我甚至可怜起春丕那些住在洞里的人来。帕里无疑冷得多,但它有它的消遣和趣味。这里还能打打猎,地方本身也有一种古色古香的独特个性,对爱好沉思的人来说,可以给单调的生活添些滋味。人身处边境,总有一种米考伯式的感觉,觉得说不定会有什么事情冒出来。晚饭后打桥牌,很能消磨时光;可是在春丕,什么消遣也没有,只有沉闷、空洞、无休无止的单调。
二月二十日
两天来一直刮着一场半大不小的暴风雪,出不了门。吃的喝的都是同一股干畜粪烟的味道。今天早饭时,我们只好把薄饼揣在口袋里保持干净,肉用汤盘盖着,拿叉子偷偷地伸进去扎一下。肉一露出来几秒钟,就蒙上了一层灰。香肠和罐头牛肉刚刚煮过,里面却还是冻着的。食堂里的烟呛得人透不过气。于是裹上羊皮,钻进睡袋,上床了事。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境况下,我读起了波格尔和曼宁的游记。这两位都是英国前辈,他们对帕里的肮脏、寒冷和苦况,留下了最生动的记录。
托马斯·曼宁途经帕里前往拉萨,已经是九十年前的事了。在他之前,据我们所知只有两个英国人到过帕里,一是一七七四年的波格尔,一是一七八三年的特纳,两人都是沃伦·黑斯廷斯派出的使者。曼宁的日记大半是在抱怨他的中国仆人,这仆人似乎不知怎么占了他的上风,而且用得极不厚道。作为旅行者,曼宁有一种对精彩之处视而不见的天分;他在帕里待了十六天,除了一条随手加的脚注,显然是回来以后补进日记的,竟然只字未提这座宗,这很能代表他的为人。要不是三十年前有波格尔的记述,我们简直可以断定那时这座建筑还不存在。
一八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曼宁在日记里写道:「到帕里宗。有霜。前两天也有霜。我被安顿在一个古怪的地方,不过本地人住的也是古怪地方。」二十七日,他把对帕里的印象归结为一句:「脏,脏,油腻,烟,苦,但羊肉好。」
曼宁的日记虽然字句简短,却很能达意。他属于那种主观型的旅行者,跑到天涯海角,为的是记下自己身上的种种不适。他敏感,神经质,时时提防别人怠慢他,不可能是一个快活的漂泊者。他在帕里头一个星期的印象,只用了十来行字:他被人骗了;他受到礼遇;他怠慢了几位地方官,把他们当成了闲汉;他被赶出屋子,给中国兵腾地方;他和仆人吵了架。单摘一段,就把这个人活脱脱地画了出来,仿佛此时此刻他正垂头丧气地坐在牦牛粪火旁,独自咀嚼着他受的委屈:
「那个中国人又闹脾气了。我说:『在地方官那里扑腾得那么响的,是一只鸟吗?』回答是:『是不是鸟,有什么要紧?』我以为他坐的地方看得见,我想知道这么大的鸟是不是常到这座建筑里来。我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回答。他总是满腹牢骚,一样麻烦事也不肯替我分担。他比我年轻,又像所有亚洲人一样,弯腰蹲下毫不费力,毫不吃苦,本来可以在许多事情上帮我一把,于他自己并无麻烦。换了我的弟弟,或者随便哪位英国青年绅士处在他的位置上,在我疲倦的时候自然会铺好桌布,做些别的小事;可他身上似乎没有多少慷慨的气质,既不怎么伺候我,也从不对我流露出一点亲切或善意,所以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比初次见面那天多一分。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和一个人相处这么久,既不讨厌他,也不在乎他一个子儿。他也有好的品质。他处境的陌生,也可以部分地为他开脱。我倒更喜欢我的向导,尽管他毛病不少,跟我才不过几天。自从我写下这句话,我的向导表现得糟糕透顶,我真希望当初没起这个念头。」
我把这段摘录得这样长,不仅因为它把曼宁照得通明,还因为它附带证明了他确实到过这座宗,而且那时的建筑和今天几乎一模一样。可是,要不是那只扑腾作响的鸟引起了他和中国仆人的口角,曼宁离开帕里时,恐怕对这座奇妙的古堡连一字也不会提。这座古堡是从印度到江孜一路上最富传奇色彩的景物。日记后面附了一条脚注,注的就是上面引文里「建筑」这个词:「这座建筑极其庞大,有六层或更高,是一种要塞。远远望去,帕里宗似乎就是它的全部。其实大部分是些可怜的回廊和窟窿。」
到过帕里的使团人员,想必会把曼宁在那里显而易见的坏脾气和消沉,归咎于此地的环境,而这环境九十年来并没有多大变化。不过,他继续前往江孜和拉萨时,精神好了起来,显出了他那和善、古怪、多情的本色,正是查尔斯·兰姆的那位知交好友。
波格尔是一七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帕里的。他和特纳、曼宁三人都是经不丹进入西藏的。「我们往前走,」他在日记里写道,「便望见了帕里宗的城堡,从外面看颇为可观。它耸起几座带阳台的塔楼,窗户很少,显得坚固;城堡四周是市镇。」他只有另一处提到这座宗,从中可以看出,早在一七七四年,这座要塞就已经年久失修了。「管理帕里宗的两位拉萨官员,在我到达的第二天送来一些酥油、茶叶等物,并让我知道他们等我去拜访,我便去了。城堡的内部与我原先的想象并不相符。楼梯是磨得只剩骨架的梯子,屋子也比阁楼好不了多少。」
这座城堡的来历无人知晓。帕里有些居民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尼泊尔人侵掠锡金的时候修的。但这显然不对,因为那场西藏与尼泊尔的战争,也就是中国人把廓尔喀人逐出西藏,并在离加德满都只有一天路程的地方击溃其军队的那一仗,发生在一七八八年至一七九二年,而波格尔对这座宗的描写要早十四年。更普遍的说法是,几百年前拉萨传下命令,要在山坡上采集石头,这座建筑靠强迫劳役在几个月里修成。这样一个关于忍耐和苦难的故事,很可能会父子相传,流传好几代。
波格尔对市镇的描写,就像是今天守军中的哪位军官写的,只不过他是从住户的角度来写的。他注意到那些房屋「挤作一团,人很可能会看漏」,平屋顶上堆着一捆捆稻草。他的头撞上低矮的天花板,身子撞上支撑房梁的柱子。「屋顶中间,」他写道,「开着一个洞让烟出去,可是烟不把整间屋子熏得像烟囱一样黑是不肯走的。这个洞也用来透光;门上满是窟窿和裂缝,女人和孩子们不停地从那里往里偷看。」不消说,一百三十年来什么都没变,要说有变化,就是女人们胆子更大了。今天早上,我从屋顶上俯瞰帕里镇,它像一片兔子窝,伏在城堡脚下。从雉堞上望去,只看得见一座座低矮黝黑的房屋的平顶,浓烟从里面滚滚冒出。屋顶上堆着稻草,一道道彩色经幡从这家牵到那家,有时横过充作街道的窄巷,把屋顶连成一张网。肥大的渡鸦蹲在墙头,还有数不清的麻雀成群地叽叽喳喳。为了暖和,大部分屋子都在地下,在这些地洞里,黑得像运煤工的藏人和牦牛、骡子挤在一起。藏族妇女也一样肮脏,走来走去,脸上涂着一块块橡胶似的黑膏,头戴红色的环形头饰,上面交替镶着绿松石和红宝石色的石头。
在城堡里,每天早上头一件碰见的,就是一队这样满身污垢的美人,背着一桶桶敲碎的冰和一袋袋牦牛粪往楼上爬,那是过日子的两样必需品。藏族的女苦力是快活的一群,干活时整天说说笑笑,对廓尔喀兵的狎昵也全不抗拒。她们从人身边走过时,有时会羞答答地咯咯一笑,伸出舌头,这是她们对上等人表示敬意的方式;可是听着她们的笑声顺着楼梯一路回荡下去,很难相信那不是存心的放肆。在这一片污秽、寒冷和困苦之中,她们的欢笑听起来很不自然。要是波格尔重回帕里,他准会发现女人们的胆子大多了,虽然恐怕一点也没变干净。要是他能看见今天帕里的英国人,他也许认不出自己的同胞了。
将来回到文明之地,我会常常想起帕里食堂里晚饭后的那群人:一伙凶神恶煞般的强盗模样的人,待在一间熏得漆黑、满是烟炱的屋子里,从头到脚裹着羊毛和毛皮,胡子长得像林中野人,围坐在牦牛粪火旁喝朗姆酒。在帕里住上一个星期,最讲究仪容的人也够格去当比尔·赛克斯的漫画像了。也许有一天,在皮卡迪利大街上,会碰见一张似曾相识的脸,走路的姿态里有某种熟悉的东西,让人认出这是宗里的一位老朋友。那时在「吉米酒馆」里,干畜粪烟和冻成冰的胡子的回忆,会给一瓶博讷或夏布利葡萄酒添上滋味;人几乎都忘了,这种酒曾经被当作人生不可企及的奢侈品,只能在梦里想想。
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
命令下来了,从帕里宗开拔。我们居然要往前走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不自然的。住上一两个星期,这地方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人觉得自己被囚禁在那里,很难想象在别处还能过日子。仿佛从此以后,每逢挨冻、受脏、难受得要命,就一定会想起那座灰色的城堡,它孤零零地立在荒凉的平原上,有着无人知晓的奇特历史。就我自己而言,打个比方说吧,在这样的场合,不打比方的语言是无能为力的,这地方会在我万花筒般的过去上,留下一道抹不掉的黑痕,确实黑得很。关于帕里宗的记忆,不可能有什么淡薄的印象。那里的污垢、烟和尘土都是原始而强烈的,那里的寒冷,是喇嘛们所说的寒冰地狱的寒冷。
在帕里的那些日子里,我把西藏的神秘忘得一干二净。在别处我感受过这种神秘,可是在宗里,我只是纳闷:那些住过我们睡的这些屋子、又在夜里逃走的高深莫测的人,怎么会满足于那熏满烟炱的墙壁、漆黑的天花板和没有烟囱的屋顶;更纳闷的是,在这样昏暗污浊的环境里,怎么还能残存什么精神上的本能,去激发墙上那些宗教壁画。然而,在这错综交织的图案里,每一个形象都有含义,都有象征。人最初的印象是,这些寓言和玄学的抽象概念,对宗里的住户一定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欧洲人无法把宗教情感的艺术表现,同洁净与优雅,或者至少同虔敬的用心分开。人觉得,这些东西一定是一种衰败了的灵性的遗物,保存下来并非出于虚伪,而是出于愚昧的迷信,就像世界各地别的偶像崇拜一样。不过,在西藏待上一两个月,这种怀疑就没有那么强烈了。起初,人容易把这些肮脏的人看作只是动物性的、耽于感官的,把他们的宗教仪轨归因于害怕恶魔,以为仪式上最细微的疏漏都会招来恶魔的惩罚。
接着,人会开始琢磨: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机械祈祷的效力;他们肯不肯费心让自己的良心和欲望相一致;他们是不是真心希望融入宇宙的精神之中。然后,人也许会起一种疑心:上层的人虽然不好追问,对于精神和自然的事物,却有一套定型的教义和明确的信念,不是轻易动摇得了的。也许在我们告别西藏的神秘之前,会意识到喇嘛们把我们看作粗俗的唯物主义者和庸人而加以鄙视。我们总是在摸索、攫取具体的东西,而他们沉浸在崇高与普遍之中。
说到底,不论他们的政策多么迂回,多么不择手段,几百年来,藏人始终抱着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排斥一切外来的、异端的影响,以保全他们的教会和国家。既然我们知道,蒙古人无法想象政教可以分离,那么很自然就可以推断,第一个派往外国朝廷的使团,不论是宗教性质的还是别的什么,都会给一个几百年来维持国家完整的政体带来最初的瓦解因素。而且应当指出,这一向牢不可破的政策出现偏离,责任并不在大不列颠。
还是回到帕里吧。我穿过窄巷离开时,这地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一个很脏的老头,坐在阴沟上方的一堆牦牛粪上。他转着经筒,喃喃念诵着那句神圣的经咒,据说能让他脱离在这苦难尘世中的一切轮回。这个愿望似乎再自然不过了。
那是一个晴朗明净的早晨,我们告别了古堡,再次踏上通往拉萨的路。离帕里五英里,我们经过一个叫曲加的破败小村,那里看来只住着渡鸦、麻雀,还有一种小小的山雀,像一只饿得半死的知更鸟。进村之前,右手一英里处是红教喇嘛的寺院,不丹使者在帕里期间就住在那里。这座建筑几英里外都望得见,是石头砌的,外面涂了一层红土,看上去像砖房。它那伸出的山墙,装着竖棂却没有玻璃、远看像多米诺骨牌的窗户,悬挂的铃铎,还有汉纸做的艳丽装饰,看起来古雅而神秘,和这块圣地的性质很相称。一七七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波格尔曾在这里歇脚,同住持一起喝过茶。从那以后,大概再没有别的白人进过这座寺院,直到前些日子,守军中有几个人去参观,还在里面拍了照片。喇嘛们有点不以为然,但显然觉得好玩。我没想到他们对闯入者这样宽容,而我们离开时他们吵吵嚷嚷地讨赏钱,又打破了我的一个幻想。
到了曲加,我们就在绰莫拉日峰的正脚下了。这座山海拔两万三千九百三十英尺,仿佛是从平原上陡然拔起的。西坡是一道峭立的石壁,但就目力所及,东坡是一道平缓的雪坡,对训练有素的登山家来说不会有什么困难。人可以骑马一直上到一万七千英尺,从一个比勃朗峰还高两千英尺的地方起步攀登。绰莫拉日峰是西藏最神圣的山,虔诚的佛教徒路过时,照例要停下来献祭。波格尔详细记述过这种仪式,其中的礼节,和我二月十六日藏历新年在噶林卡看到的一些仪式很相像。
「我们在这里停下,」他在日记里写道,「仆人们拾来一堆干牛粪,其中一人用火镰打着火,把它点燃。火烧旺之后,帕玛取出一本经书,一个人拿来一只铜杯,另一个人从一只新宰的羊肚子里倒出一种发酵的酒,把杯子斟满,又掺进一些米和面粉;他们往火里撒了些干草药和面粉,便开始行礼。帕玛充当司祭。他高声诵经,其余的人随声应和,每隔一会儿就把小杯朝着山岩泼空,这样的祭酒大约洒了八到十次。仪式的最后,是把一面小旗插在石堆上,这面小旗,我先前满心痴想,还以为是献给我自己的虚荣的。」
今天在佛塔上、房顶上和山顶的石堆上看到的大多数旗幡,想必都是在类似的开光仪式中插上去的。
绰莫拉日峰西面,看上去只有几英里远,是锡金的两座山峰,泡罕里峰,海拔两万三千二百一十英尺,和舒杜曾巴峰,海拔两万两千九百六十英尺。从曲加起,经过一连串缓缓的起伏,便到了唐拉山口。这个山口不像则里拉山口那样,令人觉得是从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中硬闯出来的通道,因而并不壮观。要不是喇嘛们照例在所有高处堆起的石堆和插上的经幡,人也许翻过去了还没注意到山顶在哪里。
从山口东面一处小小的高地上,可以越过高原俯瞰堆纳,那是一道不规则的黑线,像一条毛虫,上面点缀着白点,用望远镜一看,原来是帐篷。巴姆错在东面褐黄色的山丘下闪着微光。正午时分,景物在蜃气里飘忽跳动。距离是靠不住的。吃草的牦牛像一顶顶贝都因人的黑帐篷。那么,这里就是禁地了。走近它的方式,正应当如此。人的目光隔着一层薄雾,朦朦胧胧地探寻着通往拉萨的路。谁也不愿意它像一张图解那样,被摆得一清二楚。
第五章道路与运输
我领着读者才走到堆纳,此刻就来写远征中某个业已了结的阶段,叙事未免脱节,须先致歉。我的理由是:在所有辎重军官以及同他们打过交道的人的记忆里,堆纳平原和帕里平原正是抵抗的脊梁,是横在我们进军路上最无情的屏障。
这次远征,归根到底是一场辎重的较量。藏人固然证明了自己是勇敢的敌人,可是他们后天具备的军事力量,同大自然在敌人前路上设下的重重障碍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山口之险,气候之酷,高山与台地之荒瘠,使得这个国度的腹地几乎是入侵军队无法到达的。我们居然越过这些障碍,一直走到了拉萨,不但藏人吃惊,远征部队里的许多人也没有料到。
要体会使团部队所面对的困难,首先得明白,从西里古里到堆纳这一路上,气候的变化有多么剧烈。挑一年里最冷的一天,到邱园去,迎着寒风尽情吹个够,然后钻进热带温室待上五分钟,你就大致能体会到,翻过则里拉山口的当晚睡在朗坡河谷里是什么滋味。
我头一回走这条路是在一月初,那时连朗坡河谷也颇有寒意,冷热的反差还不算太大;但到了三月,我匆匆赶回大吉岭置办装备和给养,这番变化就感受得格外真切了。我们在林马塘的营地扎在松林里,海拔一万零五百英尺。白天在避风的地方,阳光和煦。叶芽开始绽开,冰封的瀑布开始解冻,迁徙的野鸭三三两两从印度平原沿着河谷飞上来,甚至来了几只秃鹫,要靠倒毙的驮畜尸体养肥自己。离开林马塘的次日早晨,我在一万三千英尺处走出松林,进入一片寸木不生的页岩与乱石荒原。我翻越则里拉山口时,风势近乎飓风。路面是一整片冰,我只好手脚并用,攀住岩石上每一处凸起,免得被风刮下山崖。这条路骡马根本无法通行。寒气冻得人浑身发木。到了第二天傍晚,我已在低了一万三千英尺的一处河谷里,热得苦不堪言。景色与草木的变化同样惊人,从冰川和冰碛一下子换成了热带森林,林中开满猩红的木棉和紫色的假杜鹃。在西藏,我两个月里没见过任何一种虫子,可在锡金的河谷里,绚烂无比的蝴蝶到处都是,朗坡的歇脚房更被成群的苍蝇团团围住。到了炎热季节,锡金河谷的气候比印度平原上大多数驻地都更难熬。河谷闭塞,四面围合,岩石、峭壁和巨砾向外散热,暑气愈发炽烈。雨季里则闷湿乏力,瘴疟横行。军需辎重队那些整个夏天被留在朗坡一类站点的人,依我看,总的说来比前线那些冻得半僵的部队辛苦得多,而且一切热闹都与他们无缘。
除了道路本身的天然险阻、气候的酷烈、草料与燃料的匮乏,辎重队还得对付形形色色的疫病与灾祸:炭疽、牛瘟、口蹄疫、乌头与杜鹃中毒、坠崖、劳累过度与喂养不足导致的衰竭。最惨重的死亡发生在一九〇三年的岗巴宗一线。运输方面的种种试验都失败得出奇。在低海拔地区使用的两百头水牛,只活下来三头;在西里古里至甘托克的路上试用的七峰骆驼,全都以死相抗。这一年晚些时候,在尼泊尔组建的牦牛队几乎全军覆没。起初买进了四五千头,还没到边境,就有一千多头死于炭疽。沿途所有的饮水都被污染了;尼泊尔人不相信这病会传染,什么防范也没有做。疫病几乎传遍了整个牛群,最糟的时候一天要死二三十头。牲口都聚集在尼泊尔边境上。人们设起了隔离营,经过长时间的耐心照料,疫病终于被扑灭。
接着便开始了那次穿越锡金的著名行军。作为一场与天灾的漫长搏斗,它可以同色诺芬笔下的万人大撤退,或者卡尔梅克鞑靼人的东归相提并论。迷信的土人大可以认为,我们和我们的牲口遭了诅咒。牦牛队刚刚摆脱炭疽,减员后的队伍又染上了牛瘟,死了七十头。牛群离开辛格里拉山岭、下到河谷时,气候骤变,又有数以百计的牦牛倒下。纯种的牦牛没有一头熬过锡金河谷的炎热。剩下的全是犏牛,也就是公牦牛与黄牛母牛的杂交种,以及公黄牛与母牦牛的杂交种。锡金向来是牲畜传染病的温床,那些可怜的幸存者在这里又染上了口蹄疫。这种疫病通常并不致命,但落到一群精疲力竭、发着高烧、又被气候的种种变故拖垮了的牲口身上,还是夺去了好几十条命。然后,为了不把传染病扩散出去,牦牛被赶着穿过无路可循、人迹罕至的地方,在陡峭的山坡上爬上爬下,钻过茂密的森林。人们又设起隔离营,倒毙的牛一烧就是二三十头。天天都是一场焚尸。随后是登上高海拔地带,那里有一种更隐蔽的祸患在等着这支倒霉的队伍。寥寥几头幸存者,又被胸膜肺炎消灭殆尽。一月二十三日,第三牦牛队抵达春丕时还有四百三十七头;两个月后,除七十头外全部死光。三月二十一日,八十头精疲力竭的牲口拖拖拉拉走进春丕;它们是第一、第二牦牛队的残余,这两队原本共有两千三百头。带队的军官们胡子拉碴,饱经风霜,许多随从都已离散,他们漂泊数月,领着队伍的残部来到我们营中,讲述的那段艰辛与坚忍,足够写成一部史诗。
牦牛的史诗还不是灾难的全部。五百头驮牛中有七十七头被牛瘟夺去,另有整整一队因口蹄疫被隔离了两个月。其他的伤亡里,克什米尔驮马队和就地招募的西藏驮马队损失也很惨重。这些牲口是仓促征集的,装备不全,劳役过度,喂养不足。发下来的是廉价的劣等鞍具,不出一个星期就把牲口的背磨烂了。辎重军官始终处在两难之中:要么让牲口过度劳累,要么耽误前线急需的粮秣与御寒衣物。驮马和骡子没有休息,一直干到倒下为止。最初派到岗巴宗一线的那批骡子,足足死了一半。不必讳言,这次远征并不得人心,起初试行了许多节省开支的权宜之计,到头来反而花费更大。这要怪我们的政党制度。必须安抚反对党,必须压低开支,于是事情就做得三心二意。通常的情形是,先勉勉强强往前线派几个连,等到大祸临头或眼看要临头,约翰牛被刺痛了,嗅出一股国耻的味道,一下子跳了起来。随后派去一个旅,政府这才醒悟,必须认真对付局面了。
不过还是回到这套制度的恶果真正被人切身感受、而不只是被人挖苦的地方来吧。为了替补并增援那些不断死去的就地征集的牲口,政府从平原调来了训练有素的官办骡队,装备齐全,由经验丰富的军官带领。这些骡队干得极好,八月三日有两千六百头骡子抵达拉萨,状况好得无可挑剔。在所有驮畜之中,骡子最结实,最能吃苦。驮得太重它也不抱怨,能整天走下去;等它倒下,那就毫无疑问是真撑不住了。十有八九,它一放弃就是死。没有哪种牲口比它更不在乎酷暑严寒。有一天在康帕拉布到帕里的路上,三头骡子从崖上跌进雪堆,几乎整个被埋住。赶骡人拉不出来,为了了事,便径直往前走,报称三头骡子已死。第二天,一名军官发现了它们,把它们挖了出来,竟然还活着。它们在华氏冰点以下四十六度的严寒里熬了一夜。这三头骡子至今还活着。
官家的骡子只要膘情好,没有什么比得上它,除非是巴尔蒂和拉达克的苦力。好几百名这样的强壮山民从西北边境调来,在路上最危险、最艰难的几段干活。他们耐寒、耐劳、耐风吹日晒,胜过这条线上任何一种驮畜,脚下也更稳当。翻越则里拉山口起初用的是骡子,后来就弃骡改用苦力了。巴尔蒂人在高海拔处干活极为出色,背着重负往山上攀登时还快活地唱着歌。我见过他们一到山口顶上,就把背包一扔,冲到岩石背风处,像小学生一样放声欢呼。但苦力们并非个个都令人满意。从尼泊尔朝廷征调来的那批,差不多就是强征来的壮丁。每月十二卢比,外加口粮和御寒衣物,似乎并不能让他们甘心卖力,过了一两个月,他们便心怀不满,桀骜难驯。好在带领他们的军官处事老练而果断,才得以防止一场本可能十分严重的哗变。不满的人逐渐被巴尔蒂人、拉达克人和加尔瓦尔人替换下来,苦力队于是成了这条线上最可靠的运输队伍。
就这样,借用当时流行的说法,整个「动物园」都上了轨道,一套制度也逐步成形:合适的牲口、合适的人、合适的运载工具,各自在合适的地段上干活。考虑到所经过的地形,给养输送的速度是相当值得称道的。
从西里古里的铁路基地到甘托克,相距六十英里,路面的爬升几乎觉察不出。除了几匹承包商的驮马,这一段的运输全靠牛车。官家的牛车按载重十一芒德(合八百八十磅)造,承包商却常常装上十五六芒德。骡子、驮马和驮牛的载重量都只有两芒德,由此一眼便知,在无法修造车道的山地里搞运输,其困难与繁杂几乎是平原上的五倍。而这还没算上驮畜在高海拔地带免不了的死亡,也没算上山路上免不了的拥堵:山路常被大雪阻断,被雨水冲毁,而且始终太窄,容不下大量的往来。
三月初,这条线运转得最顺畅的时候,每天有一千五百到两千芒德的物资涌进朗坡。其中只有四五百芒德运到帕里,其余的不是储存在甘托克,就是在路上消耗掉了。后来线路延伸到江孜,每天运抵前线的不超过一百芒德。
第一次向江孜推进时,我们的纵队几乎是被投进了一片未知之地。据我们所知,当地弄不到任何粮食或草料。时令尚早,春草还没长出来。我们无法就地取食。身后不断拉长的交通线是一条动脉,一旦被切断,我们的进军就必死无疑。
要体会我们所应付的种种困难,最好设想一种极端情形:一支军队进入一片彻底的荒漠。须知一头骡子只能驮得动它自己十天的口粮。也就是说,在一个没有粮食也没有草料的地方,一支驮队最多只能走九站。到第九天,牲口和赶牲口的人就会把随身带的给养吃个精光。假如到第十天还没有抵达补给基地,驮队就会困在半路,进退不得。我们也不要忘了,这支想象中葬身荒漠的驮队,对军队的推进毫无贡献。部队的粮食和衣服、帐篷、被褥、火炮、弹药、野战医院、军饷库,都还在基地等着运送。
所幸,从我们的边境到拉萨,并非处处都是荒漠。然而那里贫瘠的程度,已足以令人惊叹:准备时间如此仓促,我们竟能在四月路上无草可牧之时把部队推进到江孜,又在八月带着四千多名战斗人员和随军人员抵达拉萨。
第二次向江孜推进之前,春天的庄稼已开始冒头。没有这些庄稼,我们根本无法前进。沿途其他的当地物产都已耗尽。也就是说,在一百六十英里的路程上,除了路边的草料这一要紧的例外,我们完全靠自带的给养度日。骡子驮的是它们自己的饲料,别的什么也驮不了。一到江孜,西藏官府的粮仓和寺院的存粮就足够维持我们继续前进了。但除了驮运的骡子,还有一百头驮马克沁机枪和山炮的骡子,另有约两百匹骑马步兵的坐骑,以及至少一百匹军官的乘马,都要喂养,而这些牲口什么也不驮,对填饱军队的肚子毫无贡献。
这些牲口该怎么喂?一支军队的全副家当又该怎么运?须知每添一头驮畜,都要加重辎重本身的负担。可能的解决办法有两个,乍看之下同样荒唐,同样行不通:一是在西藏使用轮式运输,二是用不需要喂养的牲口。军需辎重队的人足智多谋,运气也好,两样竟都办到了。我们之所以能到达拉萨,靠的是轻便的双轮小车,以及那种天意安排、清心寡欲的牲口——牦牛。
双轮小车是在平原上造好的,由苦力从朗坡的车道起扛着,翻过积雪的山口,走八十英里,送到帕里平原上的康帕拉布。这种轻便小车载重四百磅,是一头骡子的两倍半,而要喂的只有一张嘴。它们是西藏有史以来见到的第一批车辆,它们挽救了局面。
双轮小车在帕里平原和堆纳平原上往来,又沿年楚河谷而下,一直通到康马。牦牛则作为补充。
在辎重军官最需要的时候,大自然赐给他的牦牛是一种最不可思议的动物。它能驮一百六十磅,却什么也不吃。它只靠路上随口啃到的零星草叶、红柳和一簇簇地衣过活。它走得很慢,脸上带着一副说不出的认命神情。它是我所见过的最忧郁、最看破一切的牲口,稍有一点刺激就会死掉。藏人挂在它脖子上的红白流苏和海贝饰物,配在这可怜的畜生身上,就像给悲剧女主角披金戴银、穿红着绿一样不相称。
只要牦牛靠得住,我们的运输困难本可以降到最低。可惜它靠不住。我们已经看到,那四千头牦牛在穿越锡金时还没干一天活就死光了。就地征集的牦牛表现好一些。然而我常常经过牦牛队的带队中尉身边,听见他抱怨这些牲口没有骨气:「今天早上我又死了两头母牛。瞧,又倒下一头!这些该死的畜生!我看它们是存心跟我作对!」而那位军需辎重总长官,越是逆境越爱说笑,有人问他牦牛为什么每天都在死,他答道:「我想大概是喂得太饱了。」不过,我们欠牦牛的情实在不少。
从江孜到拉萨的最后一程推进,相对说来是件容易事。庄稼丰足,沿途的寺院和宗也提供了大批粮食。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发现西藏这一带的出产远远超过消耗。在许多地方,我们找到的存粮足够一个村子吃上三四年。我们的驮畜就地取食。我们抵达拉萨时,带着两千六百头骡子和四百名苦力。牦牛队和毛驴队留在江边承担护运工作。要是在冬天,根本不可能一路推进过去。
我们在路上消耗的一切物产都付了钱。这样一来,军队的给养开支便落到了拉萨政府头上,因为赔款要由他们来付;而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存在,至少不会直接成为沿途村庄农民的负担。
回顾辎重部队所完成的出色工作,很难挑出哪一段比其他的更值得纪念。整个组织的圆满成功,官兵们表现出的坚忍与骨气,同样令人钦佩。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位军官:他独自置身于一群持械哗变的苦力之中,镇定自若,凭着一个人的强硬意志和几记干脆利落的直拳,让心怀不满的人重新套上了活计,平息了一场叛乱。我也可以举出另一位:他把染病的牦牛赶过积雪的山口送进春丕,只歇了两天,便带着一支新组建的牦牛队出发,开始了人所能想象的最单调乏味的十个月劳役。他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冒着近乎北极的严寒,穿越同样毫无特征的台地,夜里带着三十杆枪的护卫在旷野上快快活活地露营。夜袭随时可能发生,但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刺激能打破这无休无止的单调。可这一切都不过是分内的事,那位少尉只当是去野餐。另一场对人畜耐力的极限考验,是年初往返于春丕与堆纳之间的驮队。论所受的艰辛,它让我想起斯科别列夫翻越巴尔干、奔袭阿德里安堡的那一役,只不过我们的苦役旷日持久,而斯科别列夫的那场搏斗只有几天。即便到了三月中旬,第十二骡队的一支驮队,由第二十三锡克工兵营的两个连护送,在帕里至堆纳的途中遭遇暴风雪,只得在两英尺深的积雪中扎营,温度计显示华氏零下十八度。狂风呼啸,无法生火做饭。军官们只能吃冻硬的罐头牛肉,喝不掺水的烈酒,印度兵则三十六个小时没有进食。骡子的草料深埋在雪里。冻硬的雪片穿透帐篷,像刀子一样割人。分队过一条小河时,骡子踩破冰面掉了下去,费了好大的劲才拖出来。赶骡人到达堆纳时,下半身一直冻到腰际。第十二骡队有二十人冻伤,第二十三锡克工兵营有三十人伤得无法行走,只好驮在骡背上运进来。同一天,第八廓尔喀营出现了七十例雪盲。
直到四月下旬,整个平原都被冰封的溪流纵横切割。人们把骡子身上的毯子扒下来,铺在冰上给它们垫出一条路。骡子夜里常常喝不上水,到了中午冰面融化时,它们渴得厉害,许多因饮水过量而死。
假如藏人在一月间向我们进攻,我们会陷入极大的劣势。我们来复枪的枪栓被冻住的枪油卡死。马克沁机枪里的油也冻住了,机件失灵。骑马步兵往往发现枪托冻在了枪套里,只得下马,用两只手才拔得出来。
我认为,那些把驮队送到堆纳的人,在那里过冬、承担了大部分护卫任务的第二十三锡克工兵营,以及在冰封的平原上开出一条路来的第八廓尔喀营,可以说是他们打断了阻挡我们进军的那道脊梁。他们才是真正的开路先锋,春夏两季跟上来的部队,很少意识到自己欠了他们多少。
堆纳距我们在西里古里的铁路基地站不到一百五十英里,我们把给养推进到那里尚且困难重重,可见俄国进军拉萨的说法是何等荒谬。俄国最近的前哨远在一千英里以外,要穿越的地区比我们边境这一侧还要荒凉,还要不宜人居。
到目前为止,通往春丕的路线一直是经由西里古里,再翻越则里拉山口和乃堆拉山口;但春丕河谷天然的出口,是顺着阿莫河走。这条河流经不丹,进入杜阿尔斯,在那里改称托尔萨河。孟加拉—杜阿尔斯铁路如今已修到马达里哈特,距托尔萨河出境处十五英里,从那里到春丕河谷的仁青岗,直线距离只有四十八英里。等规划中的阿莫河车道修成,往春丕运送物资的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工程师们已在勘测首段路线,几个月内这条路就能通行。它避开了所有的雪山山口,最高处海拔不超过九千英尺。这条直达路线能把去春丕的行程缩短好几天,让拉萨到加尔各答只需一个月的路程,并大大便利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贸易。
第六章热泉之役
堆纳村坐落在光秃秃的黄色山丘脚下,只有几座无人居住的房屋,主要是藏人往来歇脚的驿站。四周土地贫瘠,寸草难生,木柴更是稀罕之物,得从将近五十英里外运来。
荣赫鹏上校的使团,就是在这样阴沉的地方度过了一月、二月和三月。小小的驻军吃尽了帕里那样的种种苦头。那些肮脏破败的小屋污秽不堪,叫人心情郁闷,大家索性把帐篷扎在露天的院子里,宁可挨那冻僵手脚的寒冷,也不愿住进藏人龌龊的陋室。许多印度兵患上冻伤和肺炎,而肺炎几乎例例致命,空气稀薄,病人是活活憋死的。
荣赫鹏上校到堆纳没有几天,就看清了和平解决已无指望。藏人开始在东面八英里外、通往拉萨大路上的曲眉仙角大批集结。荣赫鹏上校同拉萨代本,也就是拉萨来的将军,见过两次面,代本一再说,只有我们退回亚东,他才有权谈判。藏营几乎天天派人到堆纳来,要我们后撤,谈判再度陷入僵局。过了一个月,藏人的口气变得咄咄逼人。他们扬言要围攻我们的营地,大家都料定三月一日藏历新年那天会有一场进攻。不过喇嘛们改了主意,转而办了一场诅咒法会,郑重其事地咒了我们五天,想必是指望英国军队会遭天谴,自行消散。结果谁也没有因此少一根毫毛。
这段时间我们同藏人虽然毫无进展,荣赫鹏上校却利用在堆纳停驻的工夫,巩固了同不丹的友好关系。一旦同西藏开战,不丹人能否保持中立,关系极为重大。倘若这些人怀有敌意,或者有意同他们的同教兄弟藏人站在一边,我们的交通线就会在整个堆纳平原上暴露于侧翼攻击之下,因为这片平原与不丹边境接壤;同时在春丕河谷里,往南直到仁青岗,任何一处都可能遭到背后袭击。不丹人体格魁伟,勇敢好战,又惯于劫掠。他们若与我们为敌,就得另派一支与入藏部队同样规模的军队,而且万一准备不足,还可能让我们吃一场大败仗。荣赫鹏上校的外交大获成功,令印度政府如释重负,当局本来一直颇为焦虑地观望不丹人会采取什么态度。荣赫鹏上校得到他们的善意保证之后,立即对这份友谊加以考验,提出了取道不丹境内、经阿莫河通往春丕的路线问题。没过多久,不丹的统治者通萨本洛便答应了这一要求。他本人后来还随使团一直到了拉萨,以调停人的身份周旋于达赖喇嘛与英国政府之间。阿莫河路线对我们今后同西藏的关系有何等重要,我已在别处着重谈过。
部队等候多时,我想再没有哪一次进军比引出热泉之役的那一次更受欢迎了。
须知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原地踏步。每逢出动护送辎重车队,走的都是狭窄的山路,部队只能排成单行行进。帕里这一侧根本不可能遭到攻击。走过的地方都是老一套,单调乏味。人人觉得憋闷,对这番拖延厌倦透顶。所以,当麦克唐纳将军率领他的小小军队分三路纵队开出帕里时,一股振奋之情在全军中传开了。
总算有了施展手脚的余地,眼前是一片开阔的平原,欧洲列强的各个军团都可以在这里调兵演练。二十九日傍晚在堆纳,命令下达:次日早晨实施一次武力侦察,第三十二锡克工兵营留两个连在曲眉仙角。藏人在热泉的营地正好横在我们的行军路线上,营地侧翼的山上筑满了他们的垒墙。他们要么应战,要么撤退。我们多数人以为藏人会照他们那种神秘的老办法悄悄消失,再往前去砌一道毫无用处的墙。随后发生的那桩怪事,在战争史上想必是绝无仅有的。
三十日早晨冷得刺骨。寒风凛冽,地上积着雪。我两个月来头一回穿上了厚厚的羊皮袄,这条命就是它救下的。
离开堆纳大约一个钟头,有两三个藏人信使从他们的营地骑马出来,要见荣赫鹏上校。他们下了小马,七嘴八舌,激动万分,活像一群受了惊的鹦鹉。我们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话,也看得明白他们是在恳求我们回去;他们不断提到亚东,可见又在重复过去几个月里几乎天天送进堆纳营地的那句话:只要我们退回亚东,达赖喇嘛就会派一位正式授权的使节来同我们谈判。得到的仍是那个老答复,他们垂头丧气地上了马,飞驰回营。
他们刚刚走远,又见一队骑手朝我们奔来。原来是拉萨代本,同行的有一位有权势的喇嘛,还有一小队带着新式来复枪的卫兵。这些枪自然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被仔细查看了一番。枪的式样各不相同,有马提尼—亨利式、李—梅特福式、史奈德式,可是光看那涂得粗糙的枪托,就知道是本地造的劣等货。这些枪在我们的部队身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按照藏人的规矩,地上铺了一块毯子,荣赫鹏上校与拉萨代本席地而坐,进行会谈。使团秘书鄂康诺上尉担任翻译。拉萨代本重申了信使们的恳求,并说我们如果继续前进,就要惹出麻烦。荣赫鹏上校的回答简短而干脆。
「告诉他,」他对鄂康诺上尉说,「我们同西藏谈判已有十五年;我本人等候拉萨派负责的代表来见,也已等了八个月;使团现在要往江孜去。告诉他,我们无意打仗,他最好下令让他的士兵撤走。要是他们仍旧挡在我们路上,我就请麦克唐纳将军把他们清走。」
拉萨代本大为不安。他说他无意打仗,会设法制止部下向我们开枪。可是临走之前,他还是想劝荣赫鹏上校掉头回去。随后他骑马去同他的部下会合。他向他们下了什么命令,永远无人知晓了。
我认为藏人从来不相信我们真的打算前进。他们无疑把我们撤出岗巴宗、在春丕久久按兵不动,归结为软弱和举棋不定。而自从一八九〇年那番交涉以来我们的一再隐忍,想必也让他们作了同样的解读。
我们向前推进时,看得见藏人往左边的山上跑,去占据垒墙。为了迂回他们的阵地,麦克唐纳将军把第八廓尔喀营展开到山脊顶上;与此同时,工兵、诺福克团的马克沁机枪分队和山炮连在右侧展开,直到把藏人的阵地团团围住。
这一着完全奏效。山上的藏人发现廓尔喀兵已经绕到自己侧翼,便跑下山来,躲到主营旁那道墙后面,整群人都被我们的部队包围了。
正是在这一次,锡克兵和廓尔喀兵表现出了那种沉着和纪律,由此在欧洲博得了名声。他们奉命除非遭到射击,否则不得开火。他们径直走到垒墙跟前,藏人火绳枪的枪口和枪叉几乎抵到了他们胸口。藏人隔着墙瞪着我们的士兵看了一会儿,随即转身,悻悻地拖着步子走下山去,同他们那些躲在凸角墙后面的同伴会合。
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血战就在眼前。我下了马,在马鞍上匆匆写了一份电讯,大意是藏人的阵地已经拿下,一枪未发。送这份电讯的骑兵传令兵,同时还带着使团发给外交部的一份内容相仿的报告。接着就开始缴械。藏人被告知,只要交出武器,就可以放他们走,不加为难。可是他们不愿交出武器。场面十分滑稽,锡克兵和蒙古种的藏人前推后搡,扭作一团,争夺刀和火绳枪。也许正是这份滑稽,叫人忽略了底下潜藏的危险。这场角力究竟是怎样演变成厮杀的,这场玩具般的把戏又是怎样让士兵们喜出望外地变成了「真家伙」的,说法各不相同。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东南角上有人冲杀过来,是在开第一枪之前。要是当时已经有人开枪,我就不会手里不握左轮手枪,在藏人的侧翼一带闲逛了。实际上,我的左轮手枪正深深埋在羊皮袄底下那件诺福克猎装的胸袋里。
我干这种傻事毫无借口可言,只能怪自己对藏人的武器和胆量抱有一种不合时宜的轻视——一八八八年那一仗我们唯一的重大伤亡,就是这种轻视造成的。〔注一〕我也觉得,在意识的边缘还有这样一个念头:一个人一时鲁莽,就可能要为成百上千条性命负责。藏人被围得水泄不通,谁也没有料到他们会表现出那样的血性,更没有想到他们会愚蠢到起来反抗。可是我们面对的是世上最愚昧、最闭塞的民族,他们当中多数人想必以为我们的连发来复枪和马克沁机枪,同他们自己那些过时的火绳枪一样无害,并且相信自己身上佩着护身符,刀枪不入。
(原注:当时布罗姆黑德上校追赶一个手无寸铁的藏人。藏人被喝令投降,却回身扑向布罗姆黑德上校,砍断了他的右臂,左臂也被砍得血肉模糊。)
东南角上的冲杀来得太突然,我还没来得及拔出左轮手枪,第一个人就已经扑到我跟前。〔注二〕他双手把刀高举过头,向我砍来。他有十码的距离可以一路冲过来,要不是我一低头抱住了他的膝盖,他准会把我的脑壳劈开。我把他摔倒,他也把我拖倒在地。我挣扎着想爬起来,太阳穴上又挨了第二个刀手一刀,刀刃从我的颅骨上滑了过去。其余的伤,除了一两处,都在手上——我脸朝下趴着,用双手护住了头。过了一阵,刀不再落下来了;砍我的人不是被击毙,就是逃跑了。我一动不动地趴了一会儿,直到觉得抬头已经安全。我四下张望,看附近已没有站着的藏人,便爬起身来,从锡克兵的枪口之间走出了包围圈。这时候,火线已经在我身后约三十码的一个土墩上布好,我刚才两面都暴露在自己人的子弹之下,此外还有藏人四处乱放的枪弹。
(原注:热泉一役时发回国内的报道,关于我受伤的经过并不准确,关于华莱士·邓洛普少校的情形也不准确,他是当时唯一在我附近的欧洲人。邓洛普少校击毙了冲向他的那个人,可是距离太近,藏人的刀顺着他的来复枪管滑下来,削掉了他左手两根手指。麦克唐纳将军和比格内尔上尉用左轮手枪击毙了好几个人,他们当时站在那道墙与破屋相接的墙角,没有看见我和邓洛普遭到的袭击。)
藏人选来据守的这块地方,真是再要命不过了——北面是一座陡峭的山,东面是沼泽和溪流,西面是一道横跨小路砌起的石墙,他们企图冲击麦克唐纳将军和他的卫队,就得翻过这道墙。只有一个人翻了过去。墙里面的地方还不到一英亩,挤满了翻腾涌动的人群,密密匝匝,工兵从两面交叉射击打进去,几乎不会伤到自己人。
拉萨将军想必是在我被砍倒之后才开的左轮手枪。有一种传言说,他这一枪是发起总攻的信号,藏人故意让自己被赶拢到一处,是一条计策,为的是同我们短兵相接。这种说法我无法相信。首先,要他们交出武器、并保证放他们走而不加为难,这一要求想必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况且我怀疑他们是否明白近身厮杀对他们有利。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一枪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干出来的,他既不知道、也不顾后果会如何。部队被缴了械、遣散了,一枪未放,就这么回拉萨去,对他来说必定意味着身败名裂,很可能还有杀身之祸。我们到江孜后听说,他因为没能阻止我们前进,家产已被抄没。
这位代本仪表堂堂,举止不凡。我只见过他一次,就是他同荣赫鹏上校最后那次会谈,可是在我心目中,他总是同一种个人的勇气和自尊连在一起,而他所处的屈辱地位,想必让这份自尊痛苦难当。他大概也知道,自己这一枪等于自杀。
这一举动被说成是愚蠢透顶。可是他若活下去,除了耻辱和屈辱,还剩下什么?换了哪一个英国人,面对同样的前途,被卷进这股命运的黑色漩涡,难道不会这么干吗?他只能开枪,让部下去碰运气,愿上帝保佑他们!
至于那群乌合之众呢?有人说他们背信弃义。为什么这样说,我不明白。他们大多是被强征来的农民。他们不愿交出武器。凭什么要交?他们对双方实力悬殊到何等可怕的地步一无所知。推搡他们的白人既没有拔刀,也没有开枪。在那一千五百人的一片嘈杂之中,他们当中许多人也许根本没有听见命令;他们也许并不相信交了武器真能饶他们一命。
以亲身经历换来的清醒眼光回头去看这件事,所发生的一切再自然不过。无疑这是愚蠢,是自杀;可这就是人性。他们不肯不拼一下就认输。我说我钦佩他们的英勇和冲劲,希望不至于被人当作亲藏派。
我的伤口正在包扎时,我从土墩上方探头望着溃退的人群。他们竟是走着离开的!以他们所有的菩萨和牟尼的名义,他们为什么不跑?几百码外,山脚一个弯后面就有掩蔽,而他们正暴露在马克沁机枪和来复枪毁灭性的弹雨之下,那弹雨似乎每三四个人就扫倒一个。可他们还是走着!
这是我平生所见最不可思议的一支队伍。我的朋友们试图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固执,或者无知,或者斯巴达人那种视死如归。可我想我找到了答案。他们是茫然失措了。不可能的事发生了。
祈祷、护身符、真言咒语,连他们最神圣的圣僧,都没能保佑他们。我相信他们满脑子只有这一个念头。他们低着头走着,仿佛对自己的神明已经幻灭。
最后一批撤退的藏人在曲眉仙角大路的拐角处消失之后,第八廓尔喀营从阵地右侧那道低矮的山梁上下来,以散开队形穿过曲眉仙角平原,第二骑马步兵队位于其最左翼。指挥该分队的罗少校随即接到命令,要拿下平原另一侧山脚下两座房屋中左边的一座。这一行动是同骑马步兵协同进行的。推进由皇家炮兵卢克上尉指挥的廓尔喀营七磅炮掩护。进攻部队以散开队形分小股跃进。掩蔽物很少,好在藏人虽然射击猛烈,却都打高了,我方无一伤亡。部队终于抵达房屋的外墙,在墙下喘了口气。随后有几个廓尔喀兵爬上屋顶,下到屋里,把屋内的人都俘虏了,共有四五十人。不久,那扇堵得严严实实的门也被砸开,其余部队一拥而入。
推进过程中,有一些藏人企图骑着骡子和小马逃走,但其中大多数被追上杀死。藏人的伤亡至少有七百人。
大概再没有哪一场英国人的胜利,像热泉之役这样受到如此冷淡的对待了。那些尽职尽责、干得十分彻底的军官们,心里分明一点也不情愿。藏人在头一回徒劳的冲杀之后,就再没有作任何抵抗。后来已不是战斗,只是屠杀无力自卫的人。
事后批评固然容易,可我觉得,要避免热泉这场惨剧,唯一的办法本该是在那道凸角墙周围部署更多的部队,在藏人背靠山崖、被团团围住之后,至少给他们二十分钟放下武器。这段时间里,可以把形势向每个人讲清楚。如果过了时限他们仍在犹豫,鸣两枪也许就能叫他们清醒过来。到那时,倘若他们还疯狂到决意抵抗,那么自取灭亡便是咎由自取。可是派两打印度兵闯进那群满腹怨气的人中间去收缴武器,无异于自招祸患。在同样的情形下,换了世上任何一群人,无论男女老幼,文明还是野蛮,总会有至少一个鲁莽之徒去引爆地雷,把火星溅进一场燎原大火。
当时人们认为,这次教训可以免去日后许多流血。可是藏人如此顽固,如此自以为是,以致要经过许多次教训,才让他明白他那群持械的乌合之众与大英帝国的实力相差多么悬殊。从后来的事态看得很清楚,不施以可怕的惩罚,我们便寸步难行。曲眉仙角的杀戮,不过是让那不可避免的事提早到来罢了。是藏人自己的愚蠢,把我们卷进了战争的漩涡。在我们杀死他们几千人之前,他们根本不可能把英国看作一个不可小觑、必须认真对待的强国。
战斗结束后,藏人伤员被抬进堆纳,一座废弃的民房被布置成医院。外面一间空牛棚充作手术室。伤员们表现出非凡的坚忍和刚毅。扎马塘一仗之后,许多伤员骑着牦牛从五六十英里外赶来。他们始终心情开朗,总是乐于领会玩笑。有一个人失去了双腿,他说:「下回打仗我非当英雄不可了,因为我跑不掉了。」有些伤员被炮弹炸得肢体残缺,惨不忍睹。有两个人子弹穿过了大脑,还有两个人子弹穿过了肺,都活了下来。印度医疗队的戴维斯中尉一连两天几乎整天都在做手术。我想藏人确实被我们的仁慈打动了,把戴维斯看作药师佛的某种化身。他们从不犹豫接受手术,疼痛面前不皱眉头,上了氯仿麻醉也毫无惧色。他们的复原能力惊人。医院收治的一百六十八人中,只死了二十人;一百四十八人痊愈后,骑着雇来的牦牛回了家。凡是去过堆纳那所医院的人,离开时对藏人都多了几分敬意。
战斗过去三个月后,我发现那些藏人仍躺在他们倒下的地方。有一个在撤退时被子弹打穿肩膀,倒下时打了个转,脸朝着我们的枪口。另一个徒劳地抓着草地,一株娇嫩的粉红报春花此刻正从他的指缝间开出来。萎缩的手臂和小腿显得矮小丑怪。溪边的尸体堆成一堆一堆,皮肤干枯,像木乃伊,呈锈褐色。一绺粗硬的黑发从头骨上脱落下来,在一阵旋风里打着转。尸体上的东西都已被剥光,只是这里那里剩下一缕布条,比它遮盖的裸体显得更加狰狞;或者脖子上挂着一个不值钱的护身符,谁也没觉得它有什么法力,值得拿走。大自然倒是更仁慈些,在他们周围撒满了美丽的春花——报春花、毛茛、委陵菜。溪水「油腻腻地冒着泡」,破屋里蜂群正在分巢。
热泉往前十英里,有一位军官在巴姆错边饮马。那牲口浑身发抖,猛地转过身来,眼睛瞪得滚圆。水草之间,躺着最后一个死者。
第七章众生杂相
藏人站在自家屋顶上,像一排鸬鹚,看着担架从底下经过。离得稍远一点,简直分不清哪是孩子,哪是从屋顶矮墙上探出来、裹着黑皮子的矮墩墩的经幡杆,孩子们就是那样一动不动。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是一副漠然、莫测高深的神气。他们身旁栖着几只乌鸦,黑得像乌木,羽毛光滑齐整,派头十足,倒像是这一群里最有人味儿的。
抬我的藏族担架夫停下来,同屋顶上一个女人搭话。那女人头发上套着一只很大的红箍,头发纠结蓬乱,像黑人妇女的头发一般。她身后一个孩子正在里头翻找,看样子颇有收获。女人问了一句什么,担架夫从喉咙里迸出几个短促的单音节字,她听了也无动于衷。听说担架里躺着的是藏军兵器下的第一个受害者,她并没有露出得意的神色。我倒很想听听她对时局、对议和的看法。她的亲戚当中,也许有人死在热泉那场混战里。另一些做了俘虏,也许正被编进新成立的担架队,意外地领上了工钱;还有一些也许受了伤,正在我们的医院里,享受着近代科学的全部技术和设备;或者正在给我们的部队运粮,或者在给他们设下诡雷,埋伏在红神像峡的垒墙后面打冷枪。
担架夫又上路了。烈日当头,加上一刻不停地使力气,他们身上的气味臭不可闻。他们时不时放下担架,谈论起各自的战利品来,耳环、护身符、粗糙的绿松石、红宝石色的石头,都是从死者和伤者身上扯下来的。这一刻,我对西藏厌倦了。
我想起另一回离开这个国家的情形,那一回我也是对它心生厌恶。当初我是被雪峰那耀眼的纯净吸引,翻过喜马拉雅山来的。我逃离了平原那阿维尔努斯湖一般的地狱,本可以就此知足,可是雪峰诱惑着我。我已经上了楼,却还非要爬上屋顶不可。每天早晨,太阳神都要敞开他领地的壮丽大门,那耀眼的裂谷与尖峰,那被冰川啃啮的黑色悬崖,那干城章嘉峰无瑕的穹顶——
「黄玉的光芒千千万万,红锆石镶嵌,
是最精巧的珠宝工艺。」
有一天早晨,太阳神宫殿的屋顶晴朗无云,可是殿基周围飘着一小团一小团的雪尘,仿佛奥林匹斯众神刚刚在那里比武,战车驶过,扬起了尘土。这一切,都是隔着一片片镀锌铁皮屋顶望见的。太阳神敞开了他的宫殿,我们却在台阶上玩掷钱游戏。我正玩得入神,抬头一看,一柱柱白云正在升起,要把入口遮住。接着,一道阳光陡然冲破云雾。只见一道耀眼的闪光,一片珠光宝气,随即大门关上了。我又羞又愧,这分明是一份直截了当的邀请。我找个借口向同伴告辞,说有约在身,径直回到住处,收拾行装。
可是此刻,我那些脚夫身上的气味玷污着纯净的空气,他们为那些俗艳的赃物叽叽喳喳,亵渎了他们的山神绰莫拉日峰脚下这片寂静的圣地,我想得更多的,却是早先那一回的幻灭。我记得自己坐在一座喇嘛寺附近的山坡上,寺的周围是喇嘛们住房组成的小村落。寺门外,一个僧人正在给一头牦牛动手术,取痘苗。他在牦牛肩上钻了一个大洞,一会儿把前臂整个伸进去,一会儿又大量喷注热水。底下淌出一道难看的黄水,说明这可怜的牲口已经被捅穿了。一群小男孩小女孩围着看,津津有味,满脸钦佩。那头可怜的牦牛气味难闻,那个喇嘛的气味更糟。我厌恶地转过身去,心满意足、毫无遗憾地背对着这片神秘的土地,背对着通往禁城的大路。那一刻,就算达赖喇嘛本人派来一辆轻便马车,配上十几名前导骑手,恳求我去,我也不会去拜访他,给我一千头牦牛也不去。流浪的迷障从我眼前脱落了,躁动不安的心思在我心里熄灭了。我渴望的是香皂,是雪白的亚麻布,是面色鲜润的女士,是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衣着整洁的男士。
如今我又在一步一步慢慢回到文明世界。可是这一回,我是随着半个军团一道回来的,那半个军团要去把达赖喇嘛从宝座上摇撼下来。要是根本没有宝座,也没有达赖喇嘛,那又去做什么呢?我不知道安坐在唐宁街的那些先生们心里有没有一点数。
在帕里,我被大雪困了一个星期,找不到担架夫。大吉岭那些抬山轿的轿夫,想必都上了前线,那里最需要他们,因为训练有素的陆军担架队都是平原人,在这样的高海拔地方连喘气都困难,更别说干活了。最后,我们总算找到几个正要返回前线的菩提亚人。
菩提亚人这一类人我早就熟悉,只是没见过他们当担架夫。这些人把担架连同里面的伤员看作一件行李,不管怎样,从一个营地送到另一个营地就是了。抬担架的门道,他们一窍不通,可是他们同风雪搏斗得那样顽强,叫人也就原谅了他们的笨手笨脚。他们抬着我走过滑得连骡子都站不住脚的山路,穿过又深又黏的积雪,费尽气力,一小时也只走得了半英里。有一回遇上冰雹,他们找地方躲了起来,那样的冰雹,头上没有厚东西遮着,露天待着是会送命的。他们常常把担架摔在地上,有时就摔在悬崖边上,吓得人一身冷汗。他们还毫无必要地撞上石头和岩块。但他们终究把我送过去了,这才是要紧的。在狂风之中,顶着冰雪连滑带绊,把一副担架抬过一处一万四千三百五十英尺高的险峻山口,这样的人,他们所效力的大英帝国理应好好犒赏。
在去大吉岭的路上,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担架夫,我遇上了一群形形色色的人,这辈子大概是忘不了了。过了则里拉山口八英里,就是纳塘的堡垒,从那里一路下坡,直到印度平原。附近的山山谷谷都搜遍了,开出了高价工钱,最后才从锡金某个偏远村子里来了十二个瘦弱的雷布查人,长相像猿猴,说话粗野,任何一种文明语言都不懂。他们从没见过担架,可是找不到更好的,只好雇了他们。这怪不得谁,担架夫非有不可,而这一行又没人愿干。我是他们的「第一桩活儿」。我舒舒服服地躺好,全然不知大祸临头。他们一声狂野的吆喝就出发了,把担架往空中一抛,用肩膀接住,拿担架里的东西玩起接球游戏来,直玩到累了为止。我用西班牙语、英语、印度斯坦语轮番骂他们,可是没什么用,他们毫不理会,而我既没有手去揍他们,也没有脚把他们踢下山崖去。我的勤务兵跟在后面,操着温和的英格兰北方口音告诉他们,再这样就要受罚。军中有一条荒唐的条例,不许英国士兵打随军人员。在他们听来,他这话简直是对着星星说的。十英里路上,他们把担架摔了十几次,还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好笑的事。从此以后,我这一辈子见了医院的担架都要发怵。
有一种蒙古人种的气味,是我所知道的最难闻的人体气味。雷布查人、不丹人和藏人身上都有,可是它最纯粹的精华,要数这些低地的、混血的雷布查人,我同他们形影不离地待了两天。到了炎热的河谷,他们跳进溪水里洗澡,可是出来以后,气味比以前更难闻了。路过一头死骡子,倒叫人松了一口气。到了下一个村子,他们喝醉了,喝醉以后,脚下居然变得出奇地稳当,一路把我抬进来,一点差错也没出。
同我那些雷布查人走了两天,我们到了海拔两千英尺的朗利,从那里往平原去,路几乎是平的。在这里,一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一个廓尔喀团的排长。
「他专门写我们的士兵和西藏的战事,」朋友说,「全都通过电报线发回英国,他在这里把消息交给电报局,一两个钟头以后,国内的人就读到他写的东西了。」
「哦,是的,」那排长用印度斯坦语说,「要是事情顺利,英国的人就会很高兴;要是我们病了,死了,天又太冷,他们就会很难过。」
排长笑了笑。他十分诚恳,满怀同情。这话要是出自一个英国人之口,人家会当他是半个傻子,可是东方人自有一种本事,能把老生常谈说得像警句一样。
排长这番话说得太切题了,叫我脑子里浮现出一幅小小的图画,伦敦的地铁,一个穿制服的职员正把一份份《每日邮报》分发给一群急于打听西藏消息的人。只不过此刻头顶上烈日炎炎,脚下的溪水潺潺作响。
早晨,我离开那座小小的歇脚屋,听天由命,准备再挨一路颠簸,心想又会有一群七拼八凑的人来充当轿夫。可是叫我大喜过望的是,我发现十二个勒克瑙的担架夫等在走廊边,身手矫健,腰杆笔直,是一支受过操练的担架队的人。操练纪律固然好,可是论起本行的手艺,这些人用不着谁来教。几百年来,他们的祖先就在平原上抬轿子,抬过王公和身份高贵的夫人,说不定还抬过莫卧儿大帝本人。和着他们那奇特的、有节奏的号子迈出小跑步,在他们想必已是一种本能。那天早晨我就知道,我的苦头吃到头了。他们迈着丝绒般轻软的步子出发,一边走一边即兴编唱,像是一种哀婉的歌,又像吟诵的连祷。
领头的人唱一行二音步的句子,第一音步一般是抑扬格;可是遇到路难走或者上坡吃力,格律就变成扬抑格,完全合乎古典诗歌最好的传统。后面的人用一种拖腔拖调的扬抑格二音步来应和,听上去像一个拖得长长的单音节。他们从来不首先起头唱什么。这不合规矩,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自然法则也不如印度教行会的仪规那样一成不变。
我们平平稳稳地疾行了八英里,我问轿夫们累不累,他们说不歇了,路上有接替的人等着。一路上他们都在唱那首尽说明摆着的事的颂歌:
「山路陡啊,
众和:是啊,陡。
路面窄啊,
是啊,窄。
老爷受伤了,
正是这样。
伤口一处处,
处处都是伤。
路往下走啊,
是啊,往下走。
我们赶路了,
是啊,赶路了。」
唱到这里,他们飞快地跑起来,一直跑到下一个上坡。
我在树荫下等接替的轿夫,听见两个英国人在路上相遇。一个显然是借调来的,正下山回本团去;另一个是上山去执行特别任务的。我听到了几段我们那种干脆利落、表达力很强的行话。
下山的军官(显然已不抱什么幻想):「哦,还是那片光秃秃的老平地,我们照例一头扎进去,糊里糊涂地瞎折腾。」
上山的军官:「……帕里往上,那是土著骑兵最理想的地形,对吧?……派几个人拿长矛往那帮家伙背上捅几下,很快就叫他们知道害怕了。为什么不把第某某轻骑兵团派上去?」
下山的军官:「他们骑的是澳洲马,你喂不饱它们,再说第某某团全是贾特人。他们不中用,离了一大堆牛奶就活不了,要一桶一桶地喝。好吧,再见,你很快就会受够这一套的。」
担架又抬了起来,轿夫们重新唱起他们的号子:
「老爷上山去,
是啊,上山去。
老爷下山来,
正是这样。」
天气炎热,调子单调,叫人昏昏欲睡,于是不由得想起这一群奇奇怪怪、五花八门的人来。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属,都是类人猿的后代,表现出进化的不同阶段。原始的雷布查人,比他家里养的狗进化不了多少;藏族轿夫被卷进了文明的车轮,成了用来让他自己的同胞就范的那套机器的一部分;勒克瑙的担架夫和排长老爷,是一种古老文明的产物,没有沾上复杂纷扰和神经衰弱;而凌驾于这一切人之上的,凭着他的种族而成为进化程度最高者的,是英国的少尉。所有这些人之所以被凑到一起,是因为山那边的人硬要做早已过时的古董,我们在培养对邻人应尽之责的意识的时候,他们已经沉睡了几百年。他们必须就范,这是进化程度最高者的意志。
第二天,我被抬着穿过好几英里的热带森林。昨夜下过一场雷雨,潮湿的泥土在太阳底下蒸腾出汗气,草木在热腾腾的湿气里仿佛看得见在生长。华丽的蝴蝶,这些只享一季之乐的饕餮之徒,纷纷飞出来晒太阳,从这一片繁花之中吸吮花蜜。头顶上,鸟儿尖叫、打呼哨、敲金属似的笃笃作响,什么声音都有,就是不唱歌。蝉鸣震耳欲聋,赞美着它们的造物主,它们出于天生的自私,似乎认为造物主造出这森林、这橡树、这蛛丝,都是为了它们。我们离海平面还不到一千英尺。在我们头顶上几千英尺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一两天前宿营的地方,我们的部队正在雪地里行军。
第二天早晨,我们渡过提斯塔河,大路穿过娑罗树林,向上通到海拔三千五百英尺的一座茶园。到了这里,我们就进入了世界上最完美的气候。我在这里受到亲切的款待,预先尝到了文明的滋味:一张床,床单,热水澡,干净的衬衣,水果,冒泡的苏打水,宽敞的走廊上摆着安乐椅,外面是玫瑰和花格棚架,园子里开满了兰花、野姜黄,还有许许多多亚热带的和英国的花卉。文明世界里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把这一切都看作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从没有在星空下睡过觉,不知道饥寒交迫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同未经驯服的大自然的力量搏斗、搏斗到筋疲力尽是什么滋味。
次日中午,在杰拉帕哈尔的兵营里,一个军官看见一幅奇怪的景象,一副标着红十字的野战医院担架,十二个轿夫,都是勒克瑙人,他们哀婉的号子想必让他想起了在西北边境的旧日时光。后面一个英国勤务兵骑着骡子,是国王直属苏格兰边民团的,满脸胡子,饱经风霜,身上一丝兵营里那种笔挺光鲜的痕迹也没有。我看见那军官脸上一亮,显然激动起来。他按捺不住,掉转马头,追上我的勤务兵,毫不害臊地向他问长问短。这里是渴望荒野的文明,而在那边,在雾霭之外,在那座积雪的山峰底下,是身处荒野、渴望文明的人。
一片云飘下来,遮住了则里拉山口,仿佛这一章就此合上了。可是并没有。那道无情的屏障还得再翻越过去,等我们到达了地球上最隐秘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同伯顿和他的阿拉伯人一起高呼:「远行就是胜利!」
第八章使团的推进遭到阻击
藏人在热泉究竟意欲何为,至今未有定论。他们说,所奉命令是阻挡我们前进,但要避免交战,正如我们所奉命令是尽可能不开一枪而收缴他们的武器。随后那场混乱可以有好几种解释,藏人则把自己的伤亡归咎于英国人背信弃义。他们说,我们命令他们掐灭火绳枪的火绳,然后就向他们开火。这个说法传到拉萨,结果从京城新征来的兵丁并没有因为同伴遭受的惨重打击而胆寒。拉萨下令在通往江孜的路上阻击我们,一支武装在康马一带集结起来,其中不少人是从曲眉仙角逃散下来的。
议和代表始终坚称,曲眉仙角第一枪是我们开的。然而,即便我们让藏人一步,承认那一仗起于两支原本都想避免冲突的队伍在争夺武器时自然激动起来,继续敌对的责任仍然毫无疑问在藏人一方。
四月七日早晨,第二骑马步兵队十名侦察兵在彼得森上尉率领下,发现藏人占据了嘎拉错以外十七英里的萨玛达村。我们的人奉命不得开枪,也不得挑起冲突,于是派一名信使走到墙下,请一个藏人出来谈判。对方说要去找个人来,又招呼我们走近些。等我们骑到离村子不到一百码的地方,他们用火绳枪猛烈开火。侦察兵散开,往回骑了几百码,躲到石头后面。人马无一中弹。骑马步兵撤离之前,向藏人打了几排齐射。藏人排在两座大房子的屋顶和连接两屋的墙上,矮矮的草皮胸墙上只露出脑袋。藏人两次派骑手去搬救兵,可我们枪法极准,两次都只有空马跑回来。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村里已经没人,屋顶上留下六具尸体,多半伤在胸部。我们的子弹穿透两英尺厚的草皮,打死了后面的人。撇开曲眉仙角一事不论,萨玛达事件是第一次公然针对使团的敌对行动。
萨玛达之后,藏人有意阻挡我们前进,已经毫无疑问。八日,骑马步兵发现,就在康马这一侧,一道墙横贯山谷,一直筑上两侧山坡,据报约有一千人据守。天色已晚,来不及进攻,我们便扎了营。第二天早晨,墙已经空了,村民说藏人退到了下面的峡谷里。在山谷中筑起坚固的屏障,从一侧山脊一直连到另一侧山脊,是藏人作战尽人皆知的习性。这种墙往往连夜筑成,第二天早晨就弃之不顾。人们会以为,藏人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夜,筑成坚固的阵地,若真打算在什么地方抵抗,总该守住这道墙。可他们并不吝惜这份力气。筑墙是他们的本能。藏人看见路边有两块石头,就忍不住要把一块摞到另一块上。所以无论走到哪里,满山遍野都点缀着这种白费力气的纪念物,有的是为了讨好当地的山神,有的不过是出于习惯,消磨闲暇。一八八八年那次战役中,正是这种加固了阵地又放弃阵地的做法,比别的任何事情都更让藏人落下了怯懦的名声,而他们后来已经证明,这个名声完全是冤枉的。
四月八日,由于侦察那道墙耽搁了时间,我们只走了八英里左右就扎营。第二天早晨走了大约两英里,发现左翼的高山脊上有敌人据守,骑马步兵又报告说前面峡谷里也有敌人。第八廓尔喀团两个连在罗少校率领下,被派上左边的山头,去迂回敌人右翼;第七山炮连在右边三千码以外开炮。敌人从山脊上不停射击,却毫无效果,抬枪子弹没有一发落到我们附近。廓尔喀兵攀登极为艰难。那座山比谷底高出足有两千英尺,下坡和其余坡面的大部分是夹着页岩的粗沙,其余全是溜滑的岩石。山顶要经过一层层台阶似的页岩阶地才上得去,阶地上覆着雪。廓尔喀兵刚爬上不远,一场暴风雪袭来,遮住了他们的身影。天冷得刺骨,谷底的部队开始捡拾稀稀落落的灌木枝,生火取暖。
由于山坡地势如此,海拔又高,廓尔喀兵前进得很慢,花了将近三个钟头才爬到敌人据守的山脊。爬到大约三分之二的时候,他们遭到山脊上的射击,但子弹全打高了。抬枪在一千二百码左右的距离上远远越过他们头顶。敌人还派了一支小队到山顶上迎击,但没打多久,见廓尔喀兵逼近便退走了。第八团登上山顶时,藏人正沿着同样积雪的对面山坡狼狈奔逃。溃逃中有三十人被击毙,躲在岩洞里的五十四人被俘。
与此同时,山炮在三千码距离上打得很准。山顶上找到七具尸体和四名伤员,显然都是炮火所致。
再回头说峡谷里的主战场。藏人在右边一片散乱的巨石中占据了极为坚固的阵地,位于廓尔喀兵攀上去侧击的那条沟壑以外两英里。乱石从陡峭的崖壁一直延伸到溪边小路。谁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掩蔽了,穿着土褐色袍子的藏人藏在里面,极难辨认。为了攻打这处坚固阵地,麦克唐纳将军派贝休恩上尉率第三十二锡克工兵营一个连前往,又把库克中尉和他的马克沁机枪安置在五百码外的一个土丘上,掩护贝休恩推进。贝休恩发起正面进攻。藏人胡乱射击,直到锡克兵逼近到八十码以内,才往山谷上游逃去。进攻中第三十二营无一人中弹,只是追击时有一名印度兵手上中了一枪,开枪的人就藏在离他几码远的一块岩石后面。第三十二营把藏人从小路和路上方的乱石中赶出来的时候,骑马步兵从他们中间疾驰而过,到前面侦察,并截断谷中的逃敌。他们同样在极近的距离上穿过敌人火力,无一伤亡。骑马步兵出了峡谷,发现藏人据守的那道山脊弯弯曲曲,形如「之」字,于是沿着一条几乎平行的山谷折回,截住了被廓尔喀兵赶下山崖的敌人。不幸的藏人这时陷入两面夹击,几乎无一逃脱。
当时上报的藏人伤亡数字大为夸大。阵亡人数为一百,按照伤者至少两倍于死者的惯例,估计他们损失三百人。但实际上,伤者不可能超过两打。
廓尔喀兵在山脊顶上俘获的那些人,原来是被喇嘛强征来、逼着同我们打仗的农民。他们无论志趣还是天性都不是当兵的料,我相信他们最怕的是被释放之后又被赶回来同我们作战。
红神像峡一仗,可以看作藏人抵抗第一阶段的终结。我们四月十一日到达江孜,宗堡不战而降。一路上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改变我们对敌人的估计。自一八八八年那次战役以来,谁也不认为藏人有什么尚武精神,而在咯啰山口之战和江孜遭袭之前,他们也确实毫无表现。我们必须穿越的这片地区,战略上的困难怎么说都不过分。使团及其护卫队在类似条件下推进,若在西北边境,或在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稍有血性的民族居住的地方,都是不可能的。辎重困难极大,护卫队不得不削减到最低限度。兵力仅够布置哨兵,野战行动中许多寻常的防范措施都无从谈起。可是藏人没有认清自己的机会。他避开了锡金和春丕那些林木密布的狭窄山谷,却在曲眉仙角开阔的高原上首次迎战。我们的运气在于,他始终不懂辎重对一支文明军队意味着什么。一袋糌粑,几口沉重的铜锅,一把厚实的铜茶壶往马鞍上一挂,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傍晚或许还能弄到一只羊或一头牦牛。他的行动不受给养牵累。他若是想到过辎重问题的要害,就会避开驻有马克沁机枪和骑马步兵的堆纳营地,转而突袭我们的交通线。一伙强悍的山民在自家地盘上,要在两侧山势陡峭、林木茂密的狭窄山谷里偷袭一支防守薄弱的运输队,将其全歼,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悄悄割断敌人臂上的一条动脉,放干他的血,同从正面一棍子打在他头上一样有效。然而在作战的第一阶段,藏人毫无谋略可言,他们指挥无方,装备低劣,看起来全然没有军人的素质。只有一两次,他们表现出一种拼死的、致命的勇气,而他们性格中这前所未见的一面,第一次提示我们,对于这个敌人,我们或许得修正十六年前形成的看法。在我们眼里,强悍的山地民族从不缺乏勇气和自卫本能,这本是一条通则,而藏人这些年来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例外。
到达江孜之前的历次战斗中,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只有一人中枪受伤,就是在扎马塘那一仗手上中弹的那个锡克兵,打他的藏人那支长管火枪几乎顶到了他身上。可是在热泉,藏人朝我们密集的人群里放火绳枪和来复枪;一小时后在曲眉仙角,廓尔喀兵冒着猛烈火力径直走到敌人据守的一座房子跟前,将其拿下,无一伤亡。骑马步兵在萨玛达挨了一百码距离上的一排齐射,在红神像峡又在更近的距离上穿过敌人火力。同一仗中,第三十二营正面进攻一处坚固阵地,敌人一直守到他们逼近八十码以内,却无一人中弹。难怪我们瞧不起藏人的武器。他们的火绳枪是最粗陋的兵器,对射手本人的危险恐怕不亚于对敌人;他们的炮火,从我们在扎马塘唯一一次领教的情形看,既无杀伤力又毫无准头;他们拉萨自造的新式来复枪也没在我们的人身上留下一点痕迹。藏人唯一的机会似乎是近身冲杀,可他们也没有证明自己是像样的刀手。单凭我个人的遭遇,就足以说明他们手脚笨拙。我在热泉除了身受十二处伤,事后还在羊皮袄上发现七道刀痕,没有一刀砍透。整个战役中,我们只有一人死于刀伤。
到了江孜,我们安顿下来,颇有几分安全感。营外开了集市。百姓看上去很友好,送来大批给养。荣赫鹏上校在呈报外交部的公文中说,随着江孜宗堡于四月十二日投降,西藏这一带的抵抗已告结束。驻藏大臣来信说,他三周之内必定到达江孜,并有称职可靠的西藏代表随行。据说拉萨的官员一片惊慌,已经恳请驻藏大臣前往英营,促成和解。
四月二十日,麦克唐纳将军率参谋人员,带着十磅山炮、第二十三锡克工兵营三个连和第八廓尔喀团一个半连返回春丕,以减轻辎重压力,加强交通线。我们撤出江孜宗,在一组房屋里占据了一处阵地,自以为远在宗堡火力射程之外。
一切平静无事,直到四月底,我们听说藏人以相当兵力据守咯啰山口附近的一道墙,那里在通往拉萨的路上,距江孜四十二英里。留在江孜指挥的第三十二锡克工兵营布兰德上校派出一小队骑马步兵和工兵去侦察阵地。他们发现两千敌人守在一道横贯山谷、长近六百码、开有枪眼的坚固墙后。侦察队探查山沟时,险些中了机关。这是藏人作战中一种厉害的装置,对我军只用过这一次。人工造成的石崩设计得极为巧妙,抽掉一块石头,整套杀人机关便轰隆隆滚下山坡。幸好藏人没有等我们的大队到来,就对骑马步兵的前卫放下了机关,而前卫当时成散开队形,得以躲到岩石后面。
侦察队回来后,布兰德上校决定进攻,因为他认为这股集结的敌人威胁到使团的安全。咯啰山口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正处在通往印度的两条路的交汇处,一条通康马,一条通江孜。一支强大的队伍据守山口,随时可以沿山谷直下康马,从背后截断我们,摧毁我们的交通线。布兰德上校率领他那支小部队去夺山口,并不是为了打通前往拉萨的道路。这完全是防御性的举措,这一仗是为了保持道路畅通,让运输队和援兵通行,并保护交通线上孤立的哨所。使团所带的部队仍然是「护卫队」,迄今为止的行动只限于驱散阻路的武装民兵。
五月三日,布兰德上校率领四百支枪的纵队离开江孜,其中有第三十二锡克工兵营三个连,由贝休恩上尉、卡伦上尉和霍奇森中尉指挥;第八廓尔喀团一个连,由罗少校和柯勒律治中尉指挥,配两门七磅炮;诺福克团的马克沁机枪分队,由哈多中尉指挥;还有第一骑马步兵队四十五人,由奥特利上尉指挥。第一天纵队行军十八英里,在果西歇脚。第二天又走十一英里到达热龙,第三天登上山口,在离藏人筑墙处约两英里的一块空地上扎营。当天下午侦察估计敌人有两千,他们据守的是通往拉萨路上最坚固的阵地。他们沿着一道狭窄山嘴的全长筑了墙,又在溪流另一侧筑墙直上山坡,此外还在陡峭的高山上据守着一些远远前出的独立垒墙。他们的两翼倚靠着极高的、几近绝壁的岩石。我们右边的山脊只能从后方一英里处攀登,左边的则要从将近四分之三英里处攀登。布兰德上校起先考虑,能否推迟对主墙的进攻,等廓尔喀兵完成侧翼迂回,把藏人从那些纵射我军谷中进路的垒墙里赶出去,并在墙后的山上占据阵地,从那里向敌人背后射击。但崖壁太陡,攀登被认为无法实现,于是第二天早晨决定不等廓尔喀兵迂回侧翼,径直发起正面进攻。谁也没有片刻以为这能成功。
部队十点钟出营。第三十二锡克工兵营一个连由卡伦上尉率领,奉命在右边进攻;另一个连由贝休恩上尉率领,沿河床前进,在高高的河岸掩护下推进到离墙四百码处,然后冲击阵地中央。第一骑马步兵队由奥特利上尉率领,随这个连沿山谷跟进。山炮、马克沁机枪和第三十二营作为预备队的一个连,占据了中央的一小块台地。第八廓尔喀团留下半个连守营。另半个连由罗少校率领,沿左边山坡前进,去攻打敌人最右端的垒墙,但他们在松动的页岩坡和嶙峋乱石上行进得太慢,正面进攻没有等他们。
墙上的火力非常猛烈,卡伦和贝休恩两个连的推进受阻。贝休恩派半个连后撤,并发信号让骑马步兵退回。随后,不知是什么致命的冲动驱使,他改变了主意,率领半个连离开河床的掩护,冲到开阔地上,离主墙不到四十码,遭到三面毁灭性的火力。他那半个连没有跟上,贝休恩头部中弹倒下,身边只有四个人——一名号兵,一名军需处的文书,还有两名忠心耿耿的锡克兵。那个文书在那里做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显然,这人身上的军人气质在一堆堆公文中间压抑着暗暗燃烧,此刻终于光辉地迸发出来。这是一次面对不可胜数之敌的英勇而鲁莽的冲锋。可怜的贝休恩已经学会了蔑视藏人的火力,而他的蔑视并非不近情理。在前往江孜的路上,从敌人在我们的人身上留下的效果看,他们打的简直可能是空包弹。在扎马塘,贝休恩正面进攻一处坚固阵地,一个人没损失就把它拿下了。若是面对同样的乌合之众,他带着一小撮锡克兵冲上那道墙或许还有可能,但据守咯啰山口的这些新征的康区兵丁,是截然不同的一类军人。
正面进攻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四个钟头之后便证明了这一点:右翼一次迂回,就把敌人赶出了阵地,我们没有再受损失。
十二点钟,罗少校经过一番艰苦攀登,到达山坡上与垒墙齐平的一处地方,那些垒墙在他前方二百码的一道窄岩架上,守敌很多。他在这里派一个排借着突出岩石的掩护往上爬,要爬到垒墙上方,向下射击。与此同时,一些敌人爬上更高处的岩石,开始向廓尔喀兵推下巨石,但这些石头要么摔碎,要么落在上方的页岩坡上,没有造成伤害。等了一个钟头,罗少校亲自折回去,发现他那个排被上面滚下的石头和射来的子弹阻在半途;他们试过另一条路,却发现走不通。
罗少校留下几个人,凡有投石的敌人露头就开枪,然后让手下一个一个地越过那段险处,半小时后到达垒墙上方的岩架,正好俯视敌人。廓尔喀兵刚打了几枪,敌人就开始逃窜,结果撞进了下面此时冲上来的士兵的火力里,几乎全部被打死,共有四十人。有一两个人躲过了枪弹,却发现逃路被悬崖截断,惊恐之下纵身跳下崖底的乱石。肃清垒墙之后,廓尔喀兵只须克服陡峭石山的天然险阻,因为敌人虽然从墙上向他们射击,却打得毫无准头。等他们终于爬上一道俯瞰藏人主阵地的小山嘴,却懊恼地发现,敌人每个人都有一道高高的石砌横墙挡住他们的火力,每人卧在横墙右侧,安然无恙,从离地不到一英尺的枪眼里射击。
廓尔喀兵在猛烈火力下完成了一次极其艰难的攀登壮举。他们把敌人赶出了垒墙,经过四个钟头的攀爬,登上了人人以为无法企及的高处。可是一道绝壁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走进了死胡同。从谷底仰望,他们所站的地方似乎能控制敌人的阵地,但我们没有料到那些横墙。敌人防御战术的这一惊人进步,使他们的阵地从左边无懈可击,也使廓尔喀兵的侧翼迂回成了一次漂亮的失败。
这时已是两点钟,除了夺下敌人右侧的垒墙,我们没有做成任何削弱敌人抵抗的事。正面进攻和侧翼进攻都失败了。贝休恩阵亡,另有十七人阵亡。我们的炮火对他们的墙毫无作用。廓尔喀兵从俯瞰藏人营地和远处山谷的山嘴上往下看,看见至少五百人的一大股援兵正赶来与敌人会合。形势危急。四个钟头里我们一事无成,我们知道,天黑前若拿不下这个地方,就只能放弃进攻,或者冒险夜袭敌营。那将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行动——四百人对三千人,用刺刀近身拼杀,我们新式来复枪的优势将大打折扣。
正当局面危急之际,我们看见藏人从他们最左端的垒墙里跑了出来。原来十二点钟时,正面进攻已经失败,左路进攻看来毫无进展,留作预备队的第三十二营十五个人被派上右边的山坡。他们爬到了敌人左前方垒墙的上方,正向垒墙里射击,打得很有效果。藏人两次冲出来,遭到马克沁机枪猛烈扫射,又逃了回去。第三次他们成群逃窜,马克沁机枪扫倒了大约三十人。垒墙的失守成了全线溃逃的信号。锡克兵从夺下的阵地上可以纵射主墙本身。藏人只挨了几枪,便转身分成三大股沿山谷逃去。就这样,右边这十五名锡克兵挽救了局势。当时的紧张非同小可。整个战役中,除了帕拉一仗,没有哪一次我军胜负悬而未决这么久。天黑前我们若拿不下那道墙,布兰德上校的纵队就会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我们退不得,而夜袭只有付出惨重代价才能得手。
溃逃一开始,第一骑马步兵队——四十二人,由奥特利上尉率领——就骑到墙下。他们花了十分钟打开一个缺口。然后涌进山谷,追击逃散的人群,沿两翼纵马追杀,一直追了十英里,直到望得见羊卓雍错的地方。这一小队马兹哈比锡克兵和廓尔喀兵,毫不犹豫地扑向这一大群人的侧翼,就像小猎狗追咬一群牛的脚跟,这显示了非凡的勇气,要知道他们整整一天都领教了敌人的顽强抵抗,又是踏着倒下的战友的尸体骑过去的。没有一个人勒马。藏人落入了陷阱。向谷底倾斜的山坡几乎没有掩蔽。他们的命运只是时间和弹药的问题。骑马步兵夜里返回,只有三人伤亡,打死了三百多人。
出击咯啰山口是这次战役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那一次我们冒的风险比任何时候都大。可是这支盘踞在十字路口的大股敌军,若不出击驱散,可能会增加到两倍、三倍,危及使团和交通线上许多孤立哨所的安全。软弱的指挥官也许会犹豫不决,掂量胜算,但布兰德上校看出这是出手的时刻,于是出手,一击奏效。他的行动当时被批评为过于冒险。但这次出击是许多例证之一,说明我们的利益最好交给那些身在电线杆以外、能够自行决断而无须请示西姆拉政府衙门的人去照管。
纵队向咯啰山口推进时,接到消息说,江孜的使团营地五日凌晨遭到攻击,默里少校的部下——一百五十来支枪——不但打退了敌人,还从不同地点三次出击,打死二百人。
随着咯啰山口一仗和江孜使团遇袭,作战进入第二阶段。这期间我们实际上被围困在自己的营地里,九个星期里只能取守势。藏人的勇气这时已经毫无疑问地得到证明。从康区和日喀则新征来的兵丁,与我们在曲眉仙角像赶羊一样驱赶的那些人截然不同。他们的装备也胜过以前攻击我们的人,许多人会打枪。同时他们的指挥也更得法。藏人以往表现出的原始战略观念,让位于更高明的战术。照例又有传言,说藏人由受过训练的俄国布里亚特人率领。但这毫无根据。在必须展开积极行动之后,这场姑且称之为战役的行动之所以情形大变,是形势使然——东面来了更强悍的兵丁,敌人数量上占压倒优势,又有坚固设防的阵地。
江孜的作战另有一章详述,我对阻击我军推进的叙述,就以康马哨所遇袭一事作结。这是敌人唯一一次企图切断我们交通线的行动。这次行动彻底失败,似乎使藏人此后再不敢做这类尝试。
从咯啰山口这一侧十英里的热龙,有两条路分岔通往印度。通康马的那条路最近,另一条绕道三十英里,经过江孜。热龙位于三角形的顶点,如这幅简图所示,江孜和康马构成两个底角。
倘若可能,五月六日那一仗之后本该在咯啰山口留驻一个强大的哨所。但我们兵力单薄,仅够驻守江孜,只好让通往康马的另一条路无人把守。人们预料敌人会在那里进攻,哨所筑得很坚固,由第二十三锡克工兵营两个连驻守,皮尔逊上尉指挥。
六月七日的这次进攻,出人意料地富有戏剧性。我们已经知道藏人有勇气,但在其他方面,他仍是个未知数。他的动机和行为,正如他身上那些自相矛盾的联想会让我们想象的那样,神秘而不可理喻。同藏人打交道,必须预料到意料之外的事。他们会去尝试不可能的事,却对显而易见的事视而不见。他们有一种在错误的时间做错误的事的天才。他们的锐气,他们顽强的勇气,他们无可置疑的英雄气概,他们偶尔的精明,他们更为常见的愚蠢、反复无常和对形势的茫然无知,使人无法断言他们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会怎么做。几十个人会冲向毫无希望的强敌,拼死搏斗,直至全部战死;一小撮被强征来的农民会像古罗马的爱国者那样,誓死保卫一个村庄。另一些时候,他们一听到第一声枪响就放弃筑有坚固垒墙的阵地,成千上万的人夜里围着营地转来转去,怪声叫嚷,却胆怯得不敢向人数远少于自己的敌人发起坚决的进攻。
敌人的这种难以捉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解释,那就是同我们交手的往往不是同一批兵丁,这意味着他们的勇气很大程度上出于无知。然而看看帕拉、乃宁和江孜宗的战斗,这显然不是对藏人精神的公允评价。那些在江孜的缺口处挺立在榴霰弹、马克沁机枪和来复枪火力的地狱之中、向攀墙的廓尔喀兵砸下石块的人,是明知必死而去赴死的,现代科学的战争手段——那些魔法、那些恶魔、那些看不见也想象不到的死亡使者——都没有把他们吓倒。
然而进攻康马哨所的那些人,历史上可有什么能与之相比?他们趁夜走了许多英里,翻过陡峭的山崖和乱石嶙峋的沟壑而来,也许是默不作声、意志坚定、掂量着胜算;或者,照我愿意想象的那样,是一路夸口、说说笑笑、唱着歌而来,说道:「我们趁这些英国人还没醒,天亮前摸进去,把他们杀死在床上。然后我们守住堡子,谁靠近就杀谁。」
他们在拂晓前的灰暗中到来,藏在我们营地旁边的一条沟里。五点钟起床号响了,哨兵离开了棱堡。这时他们一跃而起,手执长刀,来复枪背在身后,冲向围墙。整个进攻都对准东南面,那是一道无法攀越的实心石墙,每个角上有一座棱堡,墙厚四英尺,高十英尺。他们把进攻集中在棱堡上,那是这一面唯一能爬上去的地方。他们对这座堡垒及其布局一无所知。也许他们原以为会看到我们在空地上搭帐篷宿营。可是他们藏身的那条浅沟离营地不到二百码,从那里他们监视着我们的哨兵,也能看清他们决意要用赤手空拳的刀刃去攻打的这一面毫不通融的围墙。他们没有大炮,没有棉火药,也没有攻城器材,只指望爬上墙头,歼灭守军。他们从拉萨来夺取康马,绝不打算回头。他们毫不畏惧地冲上来,像是得胜之后意气风发的人。印度兵说,他们一定是喝醉了,或是服了药。他们冲到墙根,抠出石块向我们的印度兵扔上来;他们跳起来去抓我们的枪口,挣扎着寻找落脚处,想攀上胸墙;他们中弹倒下,有的又凶猛地扑向墙壁。这只是时间问题,几分钟的事,第二十三锡克工兵营冷静而机械的射击就会把每个人都撂倒。墙下留下一百零六具尸体,追击中又打死六十人。从来没有过如此绝望、如此无助的搏斗,如此拼命而又徒劳的英勇。
天还没怎么亮,牦牛队和第二廓尔喀团三十支枪的小护卫队就已经踏上了去嘎拉错的路。他们经过藏人藏身的地方,没有察觉那五百个穿着铁锈色斗篷的人正在褐色的石头中间悄悄呼吸。辎重队刚刚过去,藏人便发起了冲锋,一部分人扑向牦牛。我们雇用的两个藏族赶牛人正挡在他们的路上。「你们是什么人?」一个敌人喝道。「只是赶牦牛的。」对方惊恐地回答。「那就挨这一下吧。」那藏人说着,朝他胳膊上砍了一刀,并无杀他的意思。廓尔喀护卫队在一道垒墙后占好位置,开火射击——只有一个人除外,他守在自己的牦牛旁边,不肯躲到掩蔽处,任凭同伴们怎么呼喊警告也不理。他打死了好几个敌人,自己却倒下了,被长刀砍得血肉模糊。藏人被打退,加入了从堡垒前溃逃的人群。整个事件不到十分钟。
我们的伤亡是:那名孤身的廓尔喀兵阵亡,堡内两人被石块砸伤,第二廓尔喀团三人重伤——两人是刀伤,一人颈部中弹。
可是,在这些人心中暗暗燃烧、点燃他们投入行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火焰?他们简直可以是查理曼的圣骑士,或是十字军。但佛教徒不是狂热分子。他们不把永恒押在一生一世上。他们没有马赫迪,也没有札格纳特神车。人们告诉我们,藏人并不爱国。政客们说,藏人希望我们进入他们的国家,说他们受僧侣的辖制,憎恨而又畏惧他们的喇嘛。那么,是什么驱使他们向前?肯定不是恐惧。世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他们更藐视死亡。他们的喇嘛一直同他们在一起,直到最后的冲锋。在藏人摸黑爬下来的那条沟里,发现二十个剃光了头的人躲在那里,当即被处决。那些圣徒用了什么样的许诺、哄骗和威胁,谁也永远不会知道。但无论另一条路是什么,他们那些质朴的追随者宁愿选择死亡。
第二阶段的作战,即我们在江孜不得不取守势的那段时间,以及第三阶段的开头,即援军到来、藏人抵抗瓦解的那段时间,将在下面两章中由一位目击者叙述。在这些作战的整个期间,我因截肢伤口不得不再做一次手术,在大吉岭养病。
第九章江孜
亨利·纽曼撰
江孜平原位于四条大河谷的交会处,这四条河谷彼此几乎成直角。平原东北角突起两道巨大的砂岩山脊,一道上面建着宗,另一道上面建着寺院。市镇环绕在宗山脚下,又一路蔓延进两道山脊之间的谷地。平原约莫六英里宽、十英里长,除了零零星星几块乱石地,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已开垦。据我所知,平原上有三十三个村落,都建在白杨和柳树的林子里。想当年,四条河谷的水无疑曾汇成一个湖泊。如今水找到了出口,平平静静地朝日喀则方向流去。抬头望去,高高的寒山之上,是七寺那冷冷的、褪成灰白的墙壁,其中几座栖在几乎无法攀援的悬崖上,从那里冷峻地俯视着下方的温暖与富庶。
几百年来,江孜人自给自足,过得安乐,操持着他们简朴的农事,对自家以外的世界只有模模糊糊的一点知觉。后来有一天,一支英国军队开进了他们中间,有面色白皙的英国人,有黝黑矫健的廓尔喀兵,有魁梧庄重、蓄着大胡子的锡克兵。江孜人惊愕之余,这才明白在他们的边界之外还有一些大国,大到竟敢同那位在拉萨统治的可畏人物平起平坐地争执。诚然,远方边境上的战事,想必时时有风声传到江孜。我们在曲眉仙角和红神像峡打败的那些军队,来来去去都在江孜扎过营。江孜人也看到过拉萨信差急急奔驰,并为之纳闷。但英军纵队绕过乃宁河谷的拐角时,我怀疑有哪个江孜人意识到,在他的世界里,一些重大而翻天覆地的事情即将发生。
起初,我们受到的接待既无敌意,甚至也无猜疑。那座荒废的宗,除了几个念经的喇嘛之外无人居住,我们一开口就交了出来。河边一大片树林里有一组房屋,租给使团时对方也毫无异议,只是要价不低。乡民们发现他们的出产有了销路,便成群结队到营地来卖东西。英军的到来并没有扰乱江孜的安宁,直到拉萨的喇嘛们走上了那条致命的路子,在拉萨、日喀则和遥远的康区征集更多兵员,派下来打仗。于是战争的种种惨状闯进了这片宁静的河谷:街上和屋里横着死伤的人,村庄在燃烧,各种各样的死亡和毁灭。江孜平原和市镇都成了一片荒凉。对驻印英军来说,打仗不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不难想见,我下面要写的这桩事,对于世世代代过着太平日子的百姓意味着怎样的天翻地覆。
使团及其护卫队抵达江孜前后的事情,无须细述。到达那天,我们在离宗约两英里的几块休耕地中间扎营。当天下午,一个自称「马将军」的汉人官员来到营中,带来消息说宗里没有人,当地藏人也不打算抵抗。第二天早上,我们不声不响地占领了宗,派两个工兵连驻守。将军带着一小队护卫去了堡垒后面的寺院,受到年高德劭的住持友好接待。村民和镇民都没有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不满。宗本主动替荣赫鹏上校和使团成员张罗官邸。还有消息说,达赖喇嘛的代表正兼程赶来谈判。总之前景一片光明,所以住了一个星期之后,麦克唐纳将军考虑到整支部队的给养难以筹措,宣布要率领大部分护卫队返回春丕,只给使团留下足够的守卫,谁也不觉得意外。
留下的守卫部队包括:布兰德上校指挥的第三十二锡克工兵营四个连;罗少校指挥的第八廓尔喀营四个连;奥特利上尉指挥的第一骑马步兵队;以及哈多中尉指挥的诺福克团机枪分队。还应提到配属第八廓尔喀营的两门七磅山炮,由卢克上尉指挥。
将军动身回春丕之前,决定放弃宗。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整个地方破败不堪,十分危险;周围环境不卫生;只有一栋房子可以住人;水源又差又少;而且看来不会再有战事。此外,从军事角度看,把留下的这支小小的守卫部队分驻在宗和使团驻地两处,也有一定风险。不过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把宗进一步拆毁。城门以及看来可以用于防守的部分,都被炸掉了。
荣赫鹏上校为使团租下的那栋房子,或者说那一组房屋,离河上一座造得很好的石桥约一百码。驻地后面有一片美丽的树林,大多是柳树,沿着河岸伸展约五百码。宗在右前方约一千八百码处。中间的空地上有两栋房屋,建在鸢尾和青稞田中间。四处点缀着一小丛一小丛的树。总之,驻地所在之处,在西藏可以说是再惬意不过了。
将军离开前的好几天里,全体部队都在忙着加固驻地。结果发现,留下的部队可以很容易地容纳在围绕这组房屋修筑的一道围墙之内。但护运所需的两百头骡子及其赶脚的却没有地方安置。这些骡子便被安顿在向右前方伸出的一处角堡里。
将军走后,我们便安下心来,准备在江孜度过两三个月我们以为会很单调的日子,等待条约签字。百姓依然十分友好。驻地外开了一个集市,江孜镇上的市场几乎整个搬了过来。我们在集市上能买到很便宜的江孜名毯,这种地毯在大吉岭和印度其他地方要价高得惊人。军官们不带武器在江孜镇上自由闲逛,堡垒后面的白居寺的僧人也乐意领着一拨拨人参观最神圣的地方。他们甚至很爽快地卖掉了一些供在祭坛前的佛像,还有遮着巨大佛像的丝绸帷幔。我之所以提到地毯和佛像这些事,是因为后来它们装点了西姆拉和大吉岭的客厅,就有些刻薄的人说起闲话来,说英国军官肆意洗劫了白居寺这座西藏最著名的寺院之一。
这里还能打一点猎,军官们提着枪在平原上转悠,带回来山兔、野鸭和鸽子。那山兔是一种古怪的小兽,屁股是蓝色的。偶尔去哪条支谷走一趟,还能打到一只岩羊或者一只藏原羚。遇到的乡民都十分友好。
在江孜最初那几天太平日子里,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藏人争相来请使团的医生诊治。起初只有一两个在红神像峡受伤的人被抬进来,但印度医务处沃尔顿上尉的高明医术很快就传开了,每天早上,那间小小的露天诊所都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病人。
然而到了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荣赫鹏上校开始接到报告,说拉萨政府非但不打算谈判,反而在康区征集军队,已有五六百人在咯啰山口那一边扎营,正忙着修筑一道墙。霍奇森中尉带着一小队人马前去侦察。他回来报告说,那道墙已经筑好,从河谷这一边一直横到那一边,墙后有好几千装备精良的人。荣赫鹏上校和布兰德上校都认为,非得立即驱散这股集结的人马不可,因为印度边境作战有一条原则,凡是部落聚众,都要迅速出击,以免它坐大成患。尤其要考虑的是,咯啰山口的这支兵力可能会对江孜居民产生煽动作用。于是,五月三日,布兰德上校率领江孜守军的大部分向咯啰山口进发,留下两个廓尔喀连、一个第三十二锡克工兵营的连和少数骑马步兵守卫驻地,统归默里少校指挥。
我随咯啰山口纵队同行,所以关于使团驻地遇袭的事实,只能依靠传闻。我们听到驻地遇袭的消息,是在布兰德上校把藏人从咯啰山口的墙后赶走的前一天夜里。那一仗打了很久,彻底改变了我们先前对藏人战斗素质的看法。敌人表现出的勇气,自然让人为使团的安全担心。布兰德上校在经过一整天艰苦的战斗之后,没有让部队休息,第二天早上就开始回师,九日抵达江孜。
纵队事先得到警告,如果沿通往拉萨的大路直接进营,很可能遭到宗里的射击。于是我们绕道而行,借着前面提到的那片树林的掩护开进来。马克沁机枪和山炮在树林边上进入阵地,掩护辎重。可是,尽管看得见宗的墙头上有许多藏人,却一枪也没有放。
这时我们才得知驻地遇袭的经过。原来,布兰德上校出发去咯啰山口的第二天,即五月三日,我们一直在诊治的几个藏人伤病员告诉使团,约有一千名武装人员从日喀则方向朝江孜开来,正在约十二英里外修筑一道墙。他们还说,这些人如果得知守军已大大减少,说不定会来攻打驻地。这个消息似乎值得查一查,于是第二天默里少校派了一些骑马步兵沿日喀则大路去侦察。骑兵回来报告说,他们沿河谷上行了七八英里,却没有发现任何敌踪。
就在第二天拂晓,驻地遭到了攻击。原来,那支约一千人的日喀则部队确实在十二英里外修墙。他们的指挥官听说守卫使团的部队很少,便决定突袭驻地。我听说这位指挥官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拦住斯文·赫定直奔拉萨的那个康巴本布。他让部下连夜行军,在日出前约一小时,已把他们埋伏在驻地四周的树后和沟里。
攻击来得突然,而且四面同时发动。一个廓尔喀哨兵刚来得及放一枪,藏人就冲到了我们的墙下,把火枪伸进了我们的枪眼。敌人一时并没有设法爬墙,只满足于从他们占据的枪眼往驻地里射击。这一耽搁断送了他们的计划,因为小小的守军因此有了起床拿枪的时间。藏人的火力主要集中在使团成员搭帐篷的那座房子的院子里。默里少校衣衫不整地从床上冲出来,首先就注意到了这个地方。锡克兵背着子弹带、端着步枪从帐篷里钻出来,穿着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衣服,被派往各个枪眼。有些被派上使团住房的屋顶,从那里可以对攻击者进行纵射。别处则由几位下级军官接过指挥。卢克上尉因病没有随咯啰山口纵队出发,这时负责指挥南面和西面的廓尔喀兵。第八廓尔喀营的军医富兰克林中尉把廓尔喀兵和工兵召集到东面和北面的枪眼上。饷银押运官林奇中尉手下有大约二十名廓尔喀兵作卫队,他带着这些人奔向南面的正门。当时医院里有十来个锡克兵,几天前在一次令人痛心的火药爆炸中严重烧伤。这些人虽然缠着绷带、行动不便,还是从床上爬起来,忍着痛挣扎着上了屋顶,朝下面的敌人开火。等守军把整个阵地都布满了人,已有十来个藏人开始翻墙。这时守卫阵地的不仅有战斗人员,还有使团的几位成员,包括荣赫鹏上校,他们都拿着左轮手枪和猎枪出来了。有几个敌人进了防线,当即被击毙。
我们的火力又猛又准,据估计,从第一声枪响到敌人开始后撤,前后不过十分钟。不过敌人只是退到几百码外的树后和沟里隐蔽起来,从那里朝驻地打了很久的枪,却几乎没有造成什么伤害。这样打了约二十分钟之后,默里少校决定出击。林奇中尉带着他的饷银卫队从南门冲了出去。在离门约十五码的一间小垃圾棚里,发现藏着约二十五个藏人。怒不可遏的廓尔喀兵冲进去把他们全部杀死,然后穿过那片长长的树林,一路扫清前面的敌人。这队人沿河岸返回时,又发现一伙藏人躲在桥洞底下。打死了二三十个,俘虏了约十五个。默里少校和富兰克林中尉从东北门出击,也同样得手。敌人一见我们的人冲出来,便嚎叫着从藏身处朝市镇和宗逃去。我们一直追到几乎紧挨着堡垒的墙根。其实,要不是宗山脚下那一圈房屋和狭窄的街巷,默里少校还会追下去。可是藏人一退到墙后就转过身来,只凭一个兵力单薄的连,在迷宫般的小巷和过道里去攻打五六百个拼死抵抗的人,那是发疯。于是默里少校撤回驻地,途中捉了十来个俘虏。
这一仗我们只伤了五人,死了两人。在营地外面清点到的敌尸有一百四十具。
当天,默里少校派人打着白旗到宗去,通知藏人可以出来掩埋他们的死者,不必担心受到骚扰。对方答复说,我们可以自己掩埋死者,不必担心受到骚扰。既然不能让这么多尸体都留在营地附近,这项繁重而令人不快的活计就落到了守军身上。
日落时分,宗里的敌人开始向营地射击,我们的部队这才发觉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藏人有抬枪,射程轻而易举就能达到一千八百码到两千码。大家也意识到,宗完全俯瞰着驻地,我们的墙和木栅足以抵挡从平原上来的正面进攻,却挡不住从高处打下来的子弹。于是,在咯啰山口纵队回来之前的四天里,小小的守军不停地加固防御工事。筑起了横墙,加高了围墙,加固了大门。后来发现,我们一朝宗上看得见的人影放冷枪还击,藏人的火力就最猛。因此,在横墙和其他新的防护工事完工之前,默里少校禁止一切还击。
咯啰山口纵队回来时,局面就是这样。疲惫的部队休息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布兰德上校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用马克沁机枪扫射那些可以看见在宗上走动的人群。他们很快躲进了掩蔽处,却只是为了去操纵他们的抬枪。于是开始了对驻地的炮击,我们不得不忍受了将近七个星期。
这里正好把炮击的情形总起来说一说,因为那些事在当时无论多么惊心动魄,如今看来唯一值得注意的只是单调,要是按日记的形式一一复述,未免冗长乏味。不妨直说,这场炮击出奇地无效。自始至终,驻地里只有十五个人中弹。其中十二人当场阵亡或伤重不治。当然,我这里不算驻地外面作战的伤亡,那些我下面再谈。但炮击之所以徒劳,不能全归咎于藏人枪法不好。我们的损失没有更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守军每天都在修筑防护墙和横墙,起初连夜里也干。几乎每顶帐篷前面都筑了一道横墙。后来发现,安置骡子的那处角堡特别容易受到宗上火力的打击。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把它拆了,骡子转移到驻地后面一个新的围场里。房屋的屋顶上筑起了坚固的沙袋胸墙。每一扇朝着宗的窗户都用土坯砌得严严实实。只要记得宗是居高临下俯视着驻地的,就能体会到修筑横墙要花多大的力气。大部分墙都得比帐篷本身高出许多。这些墙大多是用从树林里砍来的木桩立成,中间夯进两英尺厚的土。大约过了第一个星期,敌人又调来几门铜炮对着驻地轰击,炮弹重四五磅,速度之快足以打穿我们的横墙。那是在打中的时候,因为大部分炮弹都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并无损伤。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还击宗上的火力。在这方面所做的,只是把哈多中尉的一挺马克沁机枪架在使团所住房子的屋顶上,白天朝宗的墙头上露面的任何兵士放冷枪。哈多守着他的机枪极有耐心,坚持不懈,很快就让藏人明白,如果说我们不得不躲着,他们也一样。不过我们从驻地打出去的枪,大概和敌人从宗上打过来的一样没什么效果,因为藏人筑墙的速度快得出奇。敌人为了躲开那挺可恶的马克沁机枪,大多在夜里干活,不出几天,几乎把宗的面貌都改变了。新的墙、横墙和掩蔽通道,像雨后蘑菇一样纷纷冒了出来。
我们在围困期间的生活,如果这场炮击可以称为围困的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难受。首先,我们从来不缺吃的,也就是说,不缺藏地的青稞和肉。军需处储存的茶叶是在西藏少不了的东西,也一直没有断过。运输队和包裹邮件也不时送来,带来一些小小的奢侈品。再说,最长的一次断了信件,也只有八天。在交往方面,军官们彼此之间,以及同使团成员之间,都相处得十分融洽。我特意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凡是经历过围城,或者经历过类似处境的人,也就是一个小群体在艰苦危险的环境里被关在一起,都知道人的脾气多么容易变得急躁,小小的分歧多么容易酿成深仇。但是江孜守军里有布兰德上校这样阅历极深、为人和蔼的人,有荣赫鹏上校、鄂康诺上尉以及《泰晤士报》记者珀西瓦尔·兰登先生这样修养很高、造诣很深的人,还有罗少校、卢克上尉、柯勒律治上尉、富兰克林中尉这样精神永远饱满、什么事里都能找到乐趣的人。被围的人当中还有印度医务处的沃德尔上校,他是一位名闻欧洲的东方学家和汉学家。因此,从某些方面看,江孜之围几乎可以说是一段愉快的插曲。到了后期,驻地外围的战斗接连发生,我们的情绪才有些低落,因为我们要哀悼阵亡的勇士,还要慰问身负重伤的人。
咯啰山口纵队回到江孜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自然是能不能把敌人赶出宗去。对着俯临驻地的那面森然的正面发动正面进攻,那是鲁莽蛮干。但布兰德上校决定到我们右边高山上的一座寺院去侦察一番,从那里可以俯瞰宗本身。去这座寺院还有一个次要的理由,就是知道驻地遇袭后逃走的人有不少在那里藏身。部队采取了一切军事上的防范措施爬上山去,却只发现几个老僧住在寺里。更令人失望的是,用望远镜察看宗的背面,发现藏人在那里也一直在不知疲倦地修筑工事。一道坚固的带枪眼的墙,曲曲折折地顺着岩壁往上延伸。显然,在将军带着更多部队和大炮从春丕回来之前,什么也做不成。
有两个多星期,我们的后路完全畅通。邮件由骑马步兵递送,定期进出。两支大型运输队也未遇阻拦就到了。唯一的危险在于,凡是被看到进出驻地的人,都会遭到宗上猛烈的射击。为了尽量减少风险,离开驻地总是在天亮以前。
这两个星期里,可以看到一股股人流从日喀则和拉萨两条大路开进宗里。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又见我们不采取攻势,胆子大了起来,开始想方设法要拿下驻地。藏军将领为此采取的最初步骤之一,是趁夜占据了一座四周有树的小房子,那房子在我们的左前方,差不多正当宗和驻地之间。十八日早上,子弹从一个新的方向嗖嗖地飞进我们中间,部分地纵射着我们的横墙。这是不能容忍的,当天夜里就布置好了夺取这个阵地的行动。
五个连趁着天黑悄悄出动,包围了那座房子。拂晓时的冲锋交给廓尔喀兵。可是发现入口已用石头堵死,等廓尔喀兵冲到墙下,敌人已经完全醒了。幸亏枪眼的构造不容藏人把抬枪朝下对着我们的人射击,我们的人只需顶住从屋顶上扔下来的一阵阵石块。石块扔得相当准,砸伤了不少廓尔喀兵。有三名军官被砸中,他们是默里少校、林奇中尉和印度医务处的富兰克林中尉。廓尔喀兵正竭力往里冲的时候,展开在两翼的工兵连遭到了宗上的猛烈射击。我们有三个人中弹。其中一个倒在一块毫无遮蔽的地上,布兰德上校和参谋军官米诺格上尉奋不顾身地把他拖到了掩蔽处。
很快就看出来,不用炸药,廓尔喀兵是绝对进不去的。于是第三十二锡克工兵营的格登中尉带着一箱火棉被派去协助他们。格登很快在墙上炸开一个洞,廓尔喀兵呐喊着冲了进去。这时屋顶上的藏人本来很容易跳下去,朝宗的方向逃走。但他们选择了更勇敢的做法。他们滑下来,落到院子中央,拔出刀来,等着廓尔喀兵冲上来。接下来那场可怜的搏斗,我不该细说。藏人约有五十个,挤作一团,好像要迎接一场刺刀冲锋,可是我们的部队冲进门后,沿着院子四周散开,把弹仓里的子弹全部倾泻到那群人身上。不到一分钟,五十个人全部毙命或受了致命伤。
此后,在整个炮击期间,这座房子一直由一个廓尔喀连据守,成了敌人的一大眼中钉,因为廓尔喀兵常常夜里出击,在日喀则大路上伏击小股人马和运输队。
第十章江孜(续)
亨利·纽曼撰
攻下那座房子的当天下午,又出了一桩惊动人心的事——驻地后方约一英里处传来连绵的枪声。奥特利上尉率骑马步兵飞驰而出,恰好及时救下了他手下一队人马。这队锡克兵共八人,正从康马押送邮袋上来,沿着河边骑行,忽遭对岸芦苇丛中埋伏的一群敌人排枪射击。锡克兵还没来得及隐蔽,已有一人阵亡,三人负伤,八匹马倒下了七匹。剩下的几个人表现出罕见的勇气。他们把受伤的同伴抬到一条沟渠里掩护起来,又解下邮袋搬到同一处,然后卧倒还击。然而藏人已开始悄悄包抄,锡克兵的弹药也所剩无几,就在此时,奥特利上尉冲上来解了围。奥特利不去估量芦苇里究竟藏着多少敌人,带着他的二十个人哗哗地涉水过河。将近三百名藏人像兔子从草窠里窜出一般,四散奔逃。骑马步兵边射边砍,一直把他们追到平原的尽头。到了丘陵地带,敌人——他们大约已折损五十人——开始回过头来,想必是发觉自己竟是被一小撮人追着跑。与此同时,奥特利左侧几个原以为空无一人的村庄里也射来了枪弹,又见一队火绳枪兵正从拉萨大道上一个大村子跑来增援。这种情形下再打下去无异于发疯,奥特利巧妙而熟练地撤了回来,一兵未损。与此同时,一连工兵已把邮差遇袭时受伤的人抬回了驻地。
这件事比清晨敌人重占廓尔喀兵所夺阵地更为要紧。它表明藏军将领终于想出了切断我方交通线的计划。这是当头一棒。这意味着敌人已经得到增援,而且要把这些援兵用于进攻性的作战,而那正是入侵者最为畏惧的一种打法。我们知道,只要弹药不断,驻地就绝无被攻破之虞。但敌人一旦盘踞在交通线上,必定会给我们的辎重队造成极大的麻烦,甚至可能把它截断。消息将很难送出去,外界便会为我们的安危担忧。再者,倘若麦克唐纳将军不得不一路打过来,他解救使团的部署就得大加改动。
布兰德上校当初应付咯啰山口的敌军集结时当机立断,这一回也同样果决,决定次日就去肃清骑马步兵发现有敌人占据的那几个村庄。据所能查明的情况,这些村庄共有五个,都在河的右岸,所处的位置大致可以勾勒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奥特利上尉被派绕到村后,截断敌人退路;卢克上尉带着他的两门山炮,借河右岸的掩护进到一处阵地,必要时可用炮火支援步兵进攻。两个连的工兵上前攻击,另有一个连作预备队。
第一个目标是我所说的那个三角形底边上的两个村庄。部队以疏开队形谨慎推进,但两个村子都已人去屋空,于是放火烧掉。接着霍奇森上尉带一个连向位于三角形顶点的村庄进发。他遭到左边几个村庄的侧射,一人重伤。前面的房屋看来没有人,我们的右翼本可以转过来迎击侧面的火力,但布兰德上校决意把事情办彻底,命霍奇森继续前进,先把前方的村子烧掉再变换正面。部队于是不理会侧射,一直前进到构成这个村子的两座房屋墙下。
忽然,两座房屋的楼上窗口向我军士兵开了火。所有的门都已用砖石堵死。两名锡克兵倒下,一时间看来我们要伤亡惨重。但格登中尉带着五六个人扛着一箱炸药冲上前去,在墙上炸开了一个缺口。帮着安放导火索的人中有两个被几英尺高处一个枪眼里射出的子弹打死。霍奇森上尉第一个冲进缺口。迎面一个持刀的人,就在霍奇森开左轮手枪的同时狠狠砍了下来。那人倒地毙命,霍奇森的手腕也受了重伤。不过爆炸之后敢于抵抗的只有这一个人。村里另外约三十人冲上屋顶,跳下来往左边逃去。可是他们在逃跑时遭到极猛烈的射击,大多数都倒下了。
接下来准备攻取剩下的那个村子。村前有一道高高的、开了枪眼的土堤,后面藏着约五六百名敌人。工兵刚刚散开,正在推进,有个人恰好举着望远镜望向宗堡,忽然大叫一声。我们一齐回头,只见一股密密麻麻的人流,足有几千之众,正在岩山脚下集结,显然打算趁守军大部和炮队在别处作战之际,一举冲进使团驻地。布兰德上校立即下令全军跑步撤回驻地。撤退赶在藏人预谋的冲锋之前完成了,但我们都觉得这回实在是险之又险。
原定第二天部队再出去肃清那个没有攻下的村子,但骑马步兵早晨侦察回报,敌人已经逃走,交通线又畅通了。
再过一天,一支庞大的辎重队和援兵在第三十二锡克工兵营的彼得森少校率领下平安抵达。新到的部队包括伊斯顿上尉指挥的第七英国山炮连的一个分队;谢泼德上尉和加斯廷中尉率领的一个半连坑道工兵;还有第三十二锡克工兵营的另一个连。彼得森少校报告说,他的辎重队曾遭乃宁村和乃宁寺的猛烈射击。这座寺院距江孜约七英里,坐落在山谷的一个开口处,就在大路转入江孜平原之前,住着约五千名僧人。远征队初次从寺前经过时,僧人们极为友好,捧出酥油和鸡蛋相赠,还爽快地卖给我们面粉和肉。寺院四周围着三十英尺高、至少十英尺厚的围墙,里面的殿宇也都是坚固的石砌建筑。总而言之,这个阵地极难对付,但布兰德上校照他一贯的方针,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赶出去。于是二十四日,一支纵队带着伊斯顿上尉的两门炮开赴乃宁。可是寺院和寺外那片房舍竟空无一人。围墙太厚太坚固,一支小部队根本毁不掉,而部队又必须在天黑前返回,谢泼德上尉便炸掉了四角的四座碉楼和供奉佛像的大殿的一部分。
二十七日又出了新的变故。驻地右方约一千码处,有一座所谓的帕拉庄园,是一位家资巨万的西藏贵族的宅邸。这处建筑由一座两层的大宅和环绕四周的一些较小的房屋组成,每座小屋各有自己的院落。夜里,宗堡里的藏人修了一条有掩护的通道,从宗堡向帕拉延伸了大约一半的路程。早晨只见帕拉挤满了人,忙着构筑工事、开凿枪眼,干的全是一派来者不善的活计。敌人占据帕拉,比占据廓尔喀前哨还要叫人无法容忍,因为从那里射来的火力会完全打在我们的侧翼上,而守军人手不足,没法另起炉灶修筑一整套新的横墙。
当天夜里,布兰德上校便指派了拂晓强攻帕拉的部队。突击队由彼得森少校率领的第三十二营三个连组成,谢泼德上尉带着坑道工兵携炸药协同。我们的四门山炮——卢克上尉的七磅炮和伊斯顿上尉的十磅山炮——由一连廓尔喀兵护卫,奉命占据俯瞰帕拉的一道山脊。部队凌晨两点集合。夜色漆黑,但行动极为谨慎周密,部队绕了一个大圈子,在天亮前各自进入阵地,始终没有惊动敌人。
天刚破晓,谢泼德上尉爬到最左边那座房屋的墙下——据信敌人大部分就在那里——安放了炸药。随即一声巨响,整面房墙塌了进去。一分钟后,帕拉全村惊起,四面八方疯狂开火,连天上也打。宗堡也醒了过来,从那时起直到村子最终落入我手,一直向帕拉倾泻着连绵不断的弹雨,根本不管打中的是敌是友。我们山脊上的炮竭力压制宗堡,却收效甚微。我们的经验表明,藏人的墙上都筑有护头的掩体,对付这种墙,榴霰弹几乎毫无用处。
一连工兵跟着谢泼德上尉冲进他炸开的缺口。但他们发现自己只是进了一个小院子,要进入村子的其余部分,除了翻过或穿过敌人把守的高墙,别无他途。唯一的办法是再炸开一个缺口。做这件事的准备工作十分危险。有三个人想冲过院子,两个被打死,第三个受了致命伤。不过谢泼德上尉和加斯廷中尉借着墙的掩护匍匐前进,终于安放好硝化棉,点燃了导火索,准备第二次爆破。敌人在几码之外向他们射击,他们竟奇迹般地没有中弹。可是第二次爆破只通到另一个院子,那里同样没有出路。在为炸开第三个缺口做必要准备的时候,又得面对隔壁房屋射来的同样火力。
谢泼德和他英勇的中尉们,以及同样英勇的印度兵,从左边一步步往里打的时候,在帕拉外面沟渠和土埂后散开的几连工兵,一直受到上面所说那座两层大宅里约一百名敌人的持续射击。这座房子里的人——全是康巴武士——似乎满怀一股非同寻常的狂怒。许多人大胆地探身窗口,向我们的人喊话,叫他们过来。甚至有十来个人爬上屋顶,在上面跳来跳去,看样子是在疯狂地嘲弄我们。山脊上与山炮在一起的有一挺马克沁机枪,它一开火,便结束了这场怪诞的表演。然而我们的步枪火力,似乎全然压不住那些守在开了枪眼的窗口里的藏族武士。他们持续不断地排枪射击,使我们根本无法冲锋。最后彼得森少校以极大的胆量,带着几个人攻进了最右边的那座宅子。他们是借着一棵从墙里伸出来的枯树攀上去的。但彼得森也像谢泼德一样,发现自己落进了一个高墙环绕的院子,再也前进不得。
战斗于是开始拖延下去。几个钟头过去,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藏人见我军进展不得,大为得意。他们又喊又叫,宗堡里也报以欢呼为他们鼓劲。到了中午前后,宗堡的守将想到要增援帕拉。十来个骑着黑骡子的人,后面跟着约五十名步兵,突然从上面说过的那条修了一半的掩护通道里冲出来,直奔村子。这队人被全数歼灭。他们一出通道,就遭到四面火力的射击,不仅有围在村子周围和山上的部队,还有使团房顶上的那挺马克沁机枪。三分钟之内,人和骡子全部倒地,只剩一头断了腿的牲口,怅然望着主人的尸体。
这场惨败显然动摇了帕拉藏人的军心。他们的火力减弱了。山脊上的卢克上尉随即奉命向那座两层大宅的屋顶打几发普通榴弹。他的炮弹恰好落在需要的地方,敌人大为慌乱,谢泼德得以重新着手准备打进藏人的这座据点。但他仍须冒着棘手的火力,此后又炸开的三个缺口,都付出了好几条人命的代价,其中包括加斯廷中尉,他头部中弹身亡。但最后一次爆破终于把我军引进了那座大宅。藏人的抵抗随之基本停止。约有二三十人试图逃往宗堡,但大多数还没跑到掩护通道就被击毙了。
这一仗我方总共伤亡二十三人。除加斯廷中尉外,另有七人阵亡。伤者中有使团秘书、皇家炮兵鄂康诺上尉,以及第三十二锡克工兵营的米切尔中尉。敌人的死伤想必足有二百五十人。帕拉这个阵地太重要了,不能放弃,此后直到围攻结束,一直由一连锡克兵据守。为了日夜都能畅通往来,谢泼德上尉以他一贯的干劲,从驻地到村子挖了一条有掩护的通道。
帕拉之战是援军到来之前守军所经历的最后一场像样的战斗。藏人受了这一次重创,此后实际上只取守势,除了五次有气无力、从来没有真正逼近的夜袭之外,再无作为。他们也没有再试图截断我们的交通线,不过后来乃宁又被重新占据,作为藏人阻挡麦克唐纳将军推进的部署之一。宗堡守将主要致力于加固他那本已十分坚固的阵地。
那几次夜袭大同小异,一段话便可交代完毕。通常在半夜前后,一队队藏人从宗堡出来,在离驻地四五百码处摆开阵势。然后他们便狂呼乱叫,放起火绳枪和马提尼式步枪来。部队立即奔向各自的枪眼,身上穿着不成样子的衣裳,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手指扣在扳机上,等着那永远不会到来的冲锋。藏人喊叫射击一个来钟头,便退回宗堡,我们的部队也悄悄爬回床上。敌人从来没有近到能在黑暗中被看见的地步。我们在驻地里一枪也没有放过。不过有两次,廓尔喀前哨和帕拉的锡克兵趁藏人偷偷溜过时,向他们打了几排枪。夜袭期间宗堡一向沉默,只有一次例外,那回廓尔喀前哨的枪声太密,敌人以为我们要反攻了。于是宗堡里所有的抬枪、火枪和步枪一齐朝四面八方乱放。我们甚至听见寺院后面也有枪声。这阵乱射虽然没有打中任何人,但火力之盛,却不祥地显示出宗堡守军的实力。
但对我军将来受命攻取宗堡的那一天来说,更为不祥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些防御准备。几乎每天早晨我们都发现,敌人夜里又在宗堡上或岩山脚下那片村落的某处新砌了一道墙,或新修了一条掩护通道。等到这座要塞已经照藏人智力所能想到的极限加固完毕,宗堡守将又开始给他左右两侧的村庄和寺院修筑工事,布置防守。据估算,从他左边山头上的那座小寺,到他右边山脊上的紫金寺,藏军将领所占据并设防的阵地,正面宽达将近七英里。
藏人忙于这些准备的时候,我们的守军也正忙着为随援军开来的大批牲口收集草料。我们的后方完全畅通,带着骡子的小队可以从身后方圆七英里内的村庄收来大量干草。正是这些小队试图往宗堡左右两侧推进时遭到的射击,才第一次让我们看清了敌人防御阵地的全部范围。
六月六日,荣赫鹏上校随一支回程的辎重队离开驻地,前往春丕与将军会商。这支辎重队在康马的筑垒驻地歇宿时遭到袭击。这一回敌人是从咯啰山口下来的,正因如此,我不把康马之袭列入江孜及其周边的战事之中。
直到六月十五日,我们才得到援军即将推进的确切消息。在此期间,又有援兵从印度开到春丕,随将军前来的有:彼得森上尉率领的第二骑马步兵队;富勒少校指挥的第七英国山炮连;马林丁上尉指挥的第三十土著山炮连的一个分队;库珀上校率领的皇家燧发枪团四个连;伯恩上校率领的第四十帕坦营四个连;霍格上校率领的第二十三锡克工兵营五个连;克尔上校率领的第八廓尔喀营余下的两个连;另有照例随行的医务及其他分遣人员。
部队于六月二十三日抵达康马。二十五日,一队从江孜出发的骑马步兵在前面提到的乃宁寺,与正在侦察的彼得森上尉的骑马步兵相遇。双方正在互致问候,寺里忽然向我们的人开了火,看来敌人是夜里占据了这座寺院并修筑了工事。这个阵地显然有重兵把守,骑马步兵别无他法,只好各自撤回营地。彼得森上尉有一人受了致命伤。
二十六日傍晚,使团驻地的哨兵看见约二十名骑兵,后面跟着二三百名步兵,从宗堡后面出来,沿着我们左边的山坡朝乃宁方向悄悄爬去。显然,敌人要在寺院那里下死力阻挡援军,而援军预计次日就到江孜。布兰德上校断定,这正是诱藏人入彀的好机会。他决定派出一支部队,等敌人在援军推进面前后撤时,堵住他们的退路。于是天亮之前,四个连的工兵、四门炮和那挺马克沁机枪离开驻地,登上了俯瞰寺院的山头。奥特利上尉的骑马步兵奉命封锁从江孜直通寺院的道路。
布兰德上校的部队进入阵地好几个钟头之后,援军的骑马步兵才出现在视野里。这时才发现,敌人不仅占据了寺院,还占据了上方山上几座残破的碉楼,以及下面树林里一片平房。彼得森上尉率骑马步兵于十一点钟出现在寺前。他身边带着第四十帕坦营的一个连,所得命令是:如果敌人没有顽强抵抗的迹象,就以这支小部队肃清寺院;否则便等候更多部队带着山炮赶到。
彼得森从左边发起进攻,他让骑兵下马作战,这些骑兵连同第四十帕坦营很快就陷入了激战。部队同时遭到寺院和寺上一座残破碉楼的猛烈射击,但推进得极为英勇。到了寺院墙下,因为一时找不到进去的路,被阻了好一阵。与此同时,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听见激烈的枪声,带着富勒少校的炮兵连和第四十营的其余人马急忙赶来。炮兵连对碉楼开火,第四十营的人冲上去支援战友。布兰德上校山顶上的炮和马克沁机枪也投入了战斗。将近一个钟头,炮声枪声激烈交作。后来帕坦兵和彼得森的骑兵绕着寺墙转了一圈,找到一道可以攀上去的坡道。他们蜂拥而上,很快进了寺内。可是藏人已经明白退路被断,并不拔腿逃走,而是一间屋一间屋、一条廊一条廊地慢慢后退。第二十三营派了两个连上去协助肃清寺院。寺内简直是一座由幽暗的僧房和屋室构成的迷宫。藏人的抵抗持续了两个多钟头。一伙伙亡命的刀手成群地伏在活板门下和急转弯的拐角后。他们不肯投降,只得在几英尺的距离上用步枪一个个击毙。
寺院正在肃清的时候,寺外右边那片房舍里又打起了另一场仗。藏族步枪手从那里纵射我们的预备部队。第二十三营余下的几个连奉命前去清除这股敌人。他们攻下了三座房子,却攻不进第四座,那座房子的门窗堵得极为严实。特恩布尔中尉带着一个排走到一扇窗前,几秒钟之内就有三人中弹。其中一人正倒在窗下。特恩布尔以极其英勇的姿态把他背到了安全的地方。于是将军调来大炮,在几百码的距离上向房子轰击。直到房子被普通榴弹打得满是大窟窿,里面的射击才停止。
大约三点钟,藏人的抵抗完全平息,纵队继续向江孜进发,直到天黑才到达。但辎重队缓缓经过乃宁时,约有五六个藏在寺院和村子里的藏人向它开了枪。廓尔喀后卫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些人清除掉,阵亡一人。
乃宁一役,我方阵亡六人,伤九人,伤者中有第二十三锡克工兵营的莱伊少校,他手上挨了重重一刀。
将军的营地扎在离使团驻地约一英里处,远在宗堡的射程之外,不过部队过河时遭到了几门大抬枪的射击。第二天休整,部队从春丕长途行军而来,正急需休息。宗堡里的藏人也没有开枪。二十九日,将军开始了以夺取宗堡为最终目标的作战。他的目标是最左边的紫金寺。但在攻打寺院之前,必须先肃清寺院与河之间约十二个设防的村庄。这件事颇为艰难,难处倒不在敌人的抵抗——藏人胡乱放了几枪,便迅速退回寺院——而在于必须穿越的地形。整片原野纵横交错着深深的灌渠和水沟,部队涉水过沟,浑身湿透。不过到下午四点,所有村庄都已肃清,燧发枪团的士兵伏在寺院右前方一片狭长的树林里。
这时才发现,紫金寺不仅有重兵把守,而且山脊顶上的岩石后面还伏着大批敌人,山脊最高处有一座残破的碉楼,也有五六十人据守。将军派两个连的廓尔喀兵从左边攀登山脊,同时命第四十帕坦营直接强攻寺院。一百名骑马步兵绕到后方,截断敌人退路。富勒和马林丁的炮掩护步兵推进。四挺马克沁机枪也投入了战斗。我们的炮在山脊顶上打得极准,一次又一次,我们看见敌人从掩蔽处仓皇逃出。但他们又以惊人的勇气折返回来,阻击从侧翼爬上来的廓尔喀兵。不久炮兵只得停火,好让廓尔喀兵再靠近些。接着在山脊顶上发生了一连串拼死的小规模战斗,藏人发觉火绳枪装填不及,便抡起投石索甩石头,用手扔石头。但廓尔喀兵势不可挡,藏人只好退却。与此同时,帕坦兵在下面的寺院里逐处推进,只在一座房子里遇到一伙人的轻微抵抗。藏人成群地从山脊右边翻下去,正好落入埋伏在下面的骑马步兵口中。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屠戮。
这时天已全黑,部队返回营地。次日早晨,一队人上紫金寺去,发现寺里已空无一人,便放火烧了。攻取这座寺院,我们付出了第四十帕坦营克拉斯特上尉和两名印度兵的性命。伤者十人,其中有第八廓尔喀营的布利斯上尉和汉弗莱斯上尉。
七月一日,将军本打算进攻宗堡,但在此之前,宗堡守将派人打着白旗前来,请求停战,等候三位正从拉萨兼程赶来、受命议和的代表。荣赫鹏上校奉有指示,要不失时机地在江孜了结此事,于是同意停战。两天后,这几位代表——全是喇嘛——在使团驻地的一间大屋里受到公开的正式接见。荣赫鹏上校查验代表们确有正当的凭证之后,向他们发表了一番讲话。他回顾了使团的经过,指出我们之所以来到江孜,全是因为西藏官员顽固推诿,他们本来在岗巴宗、后来在堆纳,只要愿意,都很容易同我们谈判。我们完全愿意在这里达成协议,至于我们是否继续前往拉萨,就取决于议和代表了。荣赫鹏随即告诉代表们,他准备次日开始谈判。代表们约定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到,却直到三点才露面。于是他们被告知,作为先决条件,必须在再次日中午以前交出宗堡。他们百般推托,但专员态度十分坚决,他们只得垂头丧气地离去,临走时得到明确的答复:宗堡若不交出,我们便以武力夺取。不过荣赫鹏又补充说,攻下要塞之后,他完全愿意重开谈判。
次日正午过后不久,一声信号炮宣告停战结束,将军随即开始准备强攻这座险峻的山上要塞。藏人利用停战之机,又砌了更多的墙和垒墙。谁看到这座森然林立的宗堡,都不能不明白我军面临的任务何等艰巨,都不能不为这次强攻将要付出的死伤而忧心。但我们都知道,无论代价多大,宗堡非拿下不可。
作战于下午开始,将军先向宗堡的左面和白居寺佯攻。富勒的炮兵连在距宗堡约一千六百码处进入阵地。五个连的步兵在两翼散开。宗堡和寺院都向我军开火,我们有一人受了致命伤。不过将军的用意只是迷惑藏人,让他们以为我们要从这一面进攻。天一黑,部队便撤了回来,着手准备真正的强攻。
宗堡所在那座岩山的东南面最为陡峭,而将军决定强攻的恰恰就是这一面。我想他的理由是:岩山脚下环绕的那圈房屋以这一面最为稀疏;而敌人修筑的垒墙和围墙太多,反倒使他们缺乏阻止冲锋所必需的开阔射界。此外,岩山正中有一道深深的裂缝,将军注意到,没有任何碉楼或开了枪眼的墙能够控制它。不过藏人在裂缝上横筑了两道墙。将军相信,第一道墙可以用我们的炮轰开缺口。部队从那里穿过去,便可迂回到左右两侧,从而直捣宗堡腹心。
作战计划十分简单。天亮之前,三路纵队冲进山脚那圈房屋。接着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宗堡所有的突出部位,然后由我们的炮在横亘裂缝的那道下层墙上轰开一个缺口,突击队随后便从那里攀登上去。
战斗完全照计划进行,只是打的时间比预料的长得多,因为藏人作了英勇的抵抗。部队刚过半夜就起来了。夜色漆黑,三路纵队必要的展开花了好几个钟头。不过天亮前一个钟头,部队已经开始谨慎地推进,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在帕拉就位。直到我们的前锋离山脚那圈房屋只有二十码时,敌人才发觉。随即从宗堡迸发出的暴风般的火力,令人心惊地显示出守军的实力。那些大抬枪全都对准了帕拉,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好几次死里逃生。就像先前宗堡夜间向我们轰击的那次一样,有些时刻,堡里的每一座建筑似乎都被火焰勾出了轮廓。
三路纵队中,只有最左边由默里少校率领的廓尔喀兵一下子就攻了进去。另外两路纵队一时受阻,因为他们必须穿越的那片空地上弹如雨下。不时有两三个人一小股,趁黑冲过去,躲到前面房屋的墙根下。等到谢泼德上尉炸开守敌最多的那座房屋的墙时,冲过去的还只有二十来个士兵和五六名军官。突击队遭到上方宗堡极其猛烈的射击。中弹的人当中有第三十二营的格登中尉。他头部中弹,几乎当场身亡。中路和右路纵队的人大多奔向谢泼德炸开的缺口,但天一亮,藏人看得清射击的目标,他们的进展便变得十分缓慢。直到将近九点,岩山正面山脚的那一整圈房屋才全部落入我手。
接下来是几个钟头的炮击和枪战。部队此刻夺得的阵地几乎完全处在宗堡的俯瞰之下。人们发现,要从我们占据的房屋屋顶上还击藏人,就不得不让部队作不必要的暴露,于是在下面屋子的墙上匆匆凿了枪眼,又把第四十帕坦营派进最右边一座有些掩蔽的园子里。指挥第一线的坎贝尔上校得以让敌人明白,凡是冒冒失失过分暴露自己的藏人,我们的神枪手仍然能把他们一个个撂倒。与此同时,最右边卢克的炮、帕拉的富勒炮兵连、廓尔喀前哨马林丁的炮,向宗堡各处倾泻着源源不断的榴霰弹。
但直到下午四点,将军才判定轰开前述缺口的时机已到。廓尔喀兵和燧发枪团的预备连冒着极猛烈的抬枪和步枪火力从帕拉冲过来,隐蔽在我们占据的房屋里。与此同时,富勒奉命轰开缺口。他的炮打得精彩绝伦,十几发普通榴弹一发接一发地落在下面,便打出了一个灵巧的人足以攀爬过去的大洞。敌人很快就看出了这个缺口的用意。可以清楚地看见几十个人急忙奔向缺口上方的墙头。
于是廓尔喀兵和燧发枪团开始了险象环生的攀登。身手敏捷的廓尔喀兵由格兰特中尉率领,很快便把燧发枪团甩在后面,短短十分钟,已有四五十人伏在缺口下面。藏人发现枪火挡不住我们,便从墙上扒下大石头,顺着裂缝滚下来。好几十人被砸中、砸伤。不久格兰特已穿过缺口,后面跟着十五到二十个满脸通红、大声呐喊的士兵。缺口一失,敌人一心只想逃命。他们从宗堡后面逃进了寺院。到六点钟,这座大要塞里的每一座建筑都已归我所有。
这一仗我方伤亡四十三人——格登中尉和七名士兵阵亡,十二名军官(包括英勇的格兰特)和二十三名士兵负伤。被石头砸伤擦伤的许多人还不计在内。
次日早晨,发现寺院已空无一人。据报,敌人主力逃往日喀则大道上约十英里外的东孜。一支纵队被派往那里,却发现地方已空,只剩一个十分谦卑恭顺的僧人。
十四日,部队等了一个多星期,盼着议和代表露面而终未如愿,于是开拔,向拉萨进军。
第十一章赴前线途中的闲话
锡金,阿日,六月二十四日
我在英属不丹边上一座旧林间驿舍里写这篇稿子。
这地方幽静,一派田园风光:蔷薇攀上屋顶,又探进卧房;岩燕在檐下筑了巢;山坡下的栗树林里,布谷鸟一声声地叫。屋外有个花园,天竺葵、矮牵牛开得热闹,还有些英国常见的花草,早已越出了参差的花畦,蔓到森林边那窄窄一溜草地上去。想必是多年前哪位政府官员种下的,此后便由它们自己去同大自然和看房人较量了。
森林步步进逼,如今已很难说清,哪里是自然的手笔,哪里是人工的痕迹,各自从哪里起、到哪里止。一丛蔷薇旁边,冒出了野姜那粉红色的实心花棒;一畦孤挺花中间,一株巨大的天南星挺起四英尺高,裹着斑驳如蛇的佛焰苞。花园最动人的,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修整与荒芜交杂在一起,同步步侵来、旁若无人的森林相映成趣。
我在阿日,离大吉岭五十英里,正在去拉萨的路上。
六月二十一日,我第二次动身奔赴拉萨。这回去春丕换了一条路,取道英属不丹境内的噶伦堡和佩东。路程并不更远,只是有几段上坡极其吃力。好处是可以避开锡金那些低洼而多瘴疠的河谷,那里的山路常被塌方冲走。这条路受阻的机会少些,又在霍乱流行的地带以上。明天我要接上则里拉山口一线,那条路因为霍乱和塌方已经封闭,所以要到离春丕只剩几英里的地方,我才会碰上交通线;这样一来,在冒险接受体检、冒被遣返之险以前,伤口还能多长一个星期。解围部队几天之内就该到江孜了;我能不能赶上向拉萨的推进,要看那边的战事拖多久。
因为不走乃堆拉山口去春丕,辎重只好自己张罗。在大吉岭,我雇的苦力还没把一件行李背上身就溜了。又雇了一批,到噶伦堡时连工钱都没等着领,就在夜里不见了。于是租了驮马来顶替,可这些马如今也已经垮了。争辩、讲价、呵斥、哄骗、劝说,这些事无论何时都叫人厌烦,在这闷热潮湿的河谷里尤其如此;在这里,连抬一抬眼皮都嫌费事,空气叫人懒散到几乎不道德的地步,谁有本事给生活的轮子上点油,你都恨不得随手掏银子给他。关于辎重的苦经,我可以写满整整一章,不过只须向那些出门坐车的人说明一句就够了:眼下在去西藏路上的人,有的宁愿倾家荡产、连累子孙几代,只求换一条碎石铺就的大道,外加两辆双座马车,把他们连同行李平平稳稳地送到拉萨。还没到噶伦堡,我就后悔不该离开伦敦出租马车的营业半径。谁要是对文明还没有彻底厌倦,就不该到亚洲去旅行。
仆役是另一桩难事。本地的听差谁也不愿随军出征。他凭什么愿意呢?他得做饭、打包,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他得走漫长而累人的行军路;他要挨饿、受冻、受累;说不定天天都在枪口下;他还知道,一旦落到藏人手里,就会像江孜那位帕尔上尉的几个不幸的仆人一样,被残忍地杀害,剁成肉酱。换来的呢,是管吃管穿,每月比在家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多挣十个卢比。试了几个都不成,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叫姜比尔的尼泊尔听差。他跟定了我,因为我有时忘了向他要市场上的账目,也不计较他偶尔喝醉。到了西藏,这可怜的家伙就没什么机会喝酒了。
我雇的第一个人完全吓破了胆,叫他干活,他只会哼哼唧唧地说爹娘不在身边。第二个来应雇的是个吃鸦片的,未老先衰,弯腰驼背,一脸昏沉,活像一只在岩石里封了不知多少年的蛤蟆,直到石匠一锤子下去,才又重见天日、回到人间。他要钱去买更多的梦,为此甘愿拿自己那副可怜的老骨头去吃苦,那种苦一个月就能要了他的命。姜比尔是廓尔喀人,比较有尚武精神。雇定以后,他头一件事就是去买一把又长又沉的砍刀,说是「剁肉馅用的」;可我知道,那是给藏人预备的。
到阿日要下两回山,一回在海拔七百英尺处过提斯塔河,一回在一千五百英尺处过鲁塞特河。这些河谷比印度平原还热。河水东西流向,两岸的山崖一大早就吸住了太阳的热,整天不散。闷热,岩石的反照,加上水汽的蒸发,使空气几乎叫人窒息;又因为刚从上面清爽的空气里下来,越发觉得热不可当。过了提斯塔河,便进入英属不丹,这是河左岸一条不到三百平方英里的狭长地带。它是一八六五年的条约连同别的领土一起割让给我们的;说白了,是我们吞并的,用来惩罚前一年发生的事:英国使节阿什利·伊登爵士在普那卡被不丹人扣押,受了极大的侮辱。那时候的不丹人,同今天的藏人一样傲慢、闭关、无法打交道。可他们终于被纳入了正轨,如今是我们的朋友。藏人与他们同出一源,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开化呢?他们的转变并不会比不丹人的更奇怪。
提斯塔河桥往上九英里便是噶伦堡,英属不丹的首府,西藏流出的那点贸易,实际上都以这里为对外的市场。春丕河谷的卓木人垄断着驮运,他们向南不越过此地。我在噶伦堡找到一个马贩子,手里有一批不错的「菩提亚矮马」。这种出色的小牲口,如今人人都知道,是随便哪里都找得到的最强健、最有胆气的山地马种。我发现它们的名声并不只是近来才有:英国到印度的开路人拉尔夫·菲奇老爷的行记里,有一段大约是史书上最早提到它们的文字。菲奇说到菩提亚人时写道:「此辈北方商人言,其国有良马,惟形体甚小。」至于菩提亚人自己,在锡金一带的喜马拉雅山中同样随处可见,却不像他们的马那样不可或缺,菲奇对他们的描写一字不差。我在噶伦堡看到的他们,是一群肮脏、懒惰、脾气好、自由散漫的无赖,手里的钱财似乎远超出他们应得的,因为勤苦劳作与他们的本性格格不入,正如老实做买卖一样。就连赶牲口的人,也宁肯出好工钱雇苦力替他们割草,而不愿自己下山走一英里去取。
噶伦堡的大街是照正规林荫大道的式样修的,一株株小树都用木桶和铁栏护着。镇上最显眼的是苏格兰传教会的教堂,它的尖塔几英里外就看得见。这地方似乎到处都是英国孩子,个个是我在哪里都没见过的健壮模样;他们的父母一心做着非常务实的善事。
我走不丹这条路,主要是想躲开军医那一关;不过还有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有望见到德高丹神父。他是法国天主教神父,天主教西藏西部传教会的宗座代牧,同各种蒙古种人亲密往来了五十年,大概比当今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更了解藏人。
我是在佩东见到德高丹神父的。这里的驿舍隔着山谷,正对着他那座匀称齐整的法式司铎住宅和小教堂,它们高踞山坡,四周是随风起伏的玉米地,那春天的新绿是世上最绿的颜色。田间散落着喇嘛们的茅顶房子和低矮的寺院,屋檐伸出老远,挂着经幡。藏人给经幡起了个很有画意的名字,叫「风马」,以为上面写的经文会被带到那位善神那里去,不管那是哪一位神,只要他照看着他们这一方的人畜,替他们挡住闯进来的邪魔,也挡住有形的入侵者。
司铎住宅后面是一层层的稻田,由终年不断的溪水浇灌,田边长着茂密的蒿丛,雨后烈日一晒,便散出一股芬芳;在旅人的梦境与遐想里,这股气息永远同喜马拉雅山这一片宏伟的南坡分不开。
德高丹神父是位腰板挺直的老先生,灰色的眼睛沉静而坚毅,黄褐色的胡子如今正在变白。知道他的英国人不多,可是他在西藏的冒险游历,他那献身而辛劳的一生,在整个欧洲都是有名的。
克里克和布里两位神父被米什米人杀害以后不久,他就从法国被派到西藏传教会来了。他想从南面经锡金进入西藏,没有成功,便着手准备从拉达克进去。旅程因印度兵变而中断,那时他是被围在阿格拉城里的人之一。后来他深入西藏西部,一直到了卡纳姆,却又被召到中国那一边去,在那里度过了二十二年惊险曲折的岁月,在巴塘和崩卡创立传教站。传教站被喇嘛们烧毁,教民也被驱逐了。一八八八年,德高丹神父以西藏西部传教会代理宗座代牧的身份,被派到佩东,也就是他现在的驻地。
谈到西藏眼下的局势,德高丹神父对我们袖手旁观的政策表示惊讶。
「你们错过了时机,」他说,「你们本该在一八八八年直接同藏人订约。那时他们对军事入侵毫无准备,你们是可以逼他们谈判的。你们本该对他们说——」说到这里,德高丹神父掏出了怀表,「『现在是一点钟。五点以前在条约上签字,否则我们明天就进兵。』他们能怎么办呢?现在太晚了。这十五年来,他们一直在为这一天做准备。」
德高丹神父说得对。这是那个老故事:不明智的迁就与隐忍。我们怕中国这个吓唬人的妖怪。英国政府惩罚了对手之后,对他说:「你已经吃过教训了。去吧,以后要学好。」于是这个文明停滞、被宠坏了的孩子跑开了,心里暗笑,转身学着造新的武器,交新的朋友。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沾沾自喜,安然入睡,埃克塞特会堂那班人也就心满意足了。
「可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同藏人打交道呢?」德高丹神父问道,「中国!」说到这里,他做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我认识中国已经五十年了。她不是你们的朋友。」当然,保住茶叶的专利、不让英属印度进入这个市场,是合乎中国利益的。在中国边境上旅行的人,都会领到护照,得到协助的许诺,可他们所经地方的百姓却奉命把他们挡回去,处处设置障碍。这一点谁也不如德高丹神父清楚。中国对待别的国家,同对待个人是一样的政策。她总是口口声声表示愿意帮忙,却又辩解说她的子民难以管束,不听号令。既然如此,又何必同中国打交道呢?我们只能回答说,一八八八年时她在拉萨的权威要大些;何况那时我们更怕触犯她的敏感。可是这个泡沫已经破了。
另一些人与德高丹神父看法不同,他们说,正因为这个藩属如此桀骜不驯,只要我们答应在制服喇嘛之后尊重中国在西藏的权利,中国就应当欢迎我们出兵干预。这个办法倒确实可以为这团乱麻指出一条暂时的出路,让我们保住面子,或许还能摆脱西藏这个梦魇一年光景。可是把事情交给宗主国去办,这个法子已经试过太多回了。
我骑马离开司铎住宅,顺着佩东的街道往下走,有人叫我的名字,一个笑眯眯的、地精似的小个子男人从一间粉刷过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原来是平措,我六年前在东北边疆结识的一位藏族朋友。我下了马,料想会受到一番款待。
办公室里除了一张新写字台和两把椅子,别无家具,可是四面墙边堆满了铸钢和铁板、锉刀,还有风箱用的管子。平措解释说,他是边境贸易稽查员,这批钢材是去年一个喇嘛在加尔各答买的,在边境上作为违禁品没收了。这是造兵工厂的材料。那个被宠坏的孩子正在造新的武器,就像挨了揍的小学生,练起肌肉来,好报一箭之仇。
「这类东西你们查到的多吗?」我问。
「现在不多了,」他说,「他们已经不再想从这条路运进去了。」
几年以前,有八个精通造枪的伊斯兰教徒被人从加尔各答一家工厂诱骗到了拉萨。两个死在那里,有一个我在亚东查到了下落。他的妻子没被放过关卡,可他在那边却给配了一个藏族女人做伴。妻子在亚东住了几个月,常常收到丈夫寄来的大笔钱;有人告诉我,有一回竟多达一千四百卢比。可他再也没有回来。如今藏人已经学会自己造来复枪了。平措还讲了另一个可疑人物的事:一九〇一年,一个神秘的喇嘛从加尔各答来到大吉岭,带着五千只要运往西藏的化缘钵,说是在德国买的。这人被扣在大吉岭五个月,受警察暗中监视,最后被送回了加尔各答。
我们在这一带边境上的情报部门,比从前警觉多了。平措告诉我,德尔智到过大吉岭两次,还在噶伦堡一个商人家里住了好几天。他穿着喇嘛的衣服。表面上,他此行是去朝拜加德满都的圣塔和贝拿勒斯的神庙。这些地方他都去了,而且人们知道他在加尔各答待过一些时候。那次出使圣彼得堡的时候,德尔智和他的同伴取道尼泊尔进入印度,坐火车到孟买,再从那里乘船去敖德萨。这几个喇嘛到过印度的事被发现时,差不多正是他们从孟买启程的时候。
平措并不赞赏我们的西藏政策。他说,我们本该像俄国那样,下功夫派秘密特工去影响喇嘛。如今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了,他们会拼死抵抗。平措还说了许多,我疑心都是从日报上看来的,于是便问他,这一带的本地人是什么心思。
「爱国之心已经没有了,」他说,一边看了看自己的肚子,表明他说的是实话,「我们这些身为英国臣民的藏人,你们的政府给我们吃得好,给我们的钱也多。我们别无所求。我的家人都在这里。如今我已经没有货可查了。」他的目光慢慢扫过屋子,掠过办公桌上的笔墨和白纸,落在那一百五十芒德的铸钢上,最后停在他手边的两本书上。
「你常看书吗?」我问。
「有时候看,」他说,「我从这两本书里学了不少东西。」
那是一本《圣经》,和布雷登小姐的《死人的鞋》。
「平措,」我说,「你是个心理学上的谜。你的心思就像堆在那边角落里的铸铁,在一座开明的西方城市里买来,要运到你们那蒙昧的拉萨去,却卡在了半路上。只不过它是朝另一个方向走的。你不明白吗?我也不明白。」
此刻在阿日,我隔着鲁塞特河谷眺望佩东,听着晚祷的钟声,不禁想起那两种心灵的奇异冲突:一位是虔诚的教士,比大多数人看得更远,对今生今世的事物毫不挂怀;一位是平措,西方那躁动不安的力量所造就的奇特混血儿,搅动着东方心灵的浅滩,把它搅浑了。或者,那竟是深渊?
谁知道呢?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深不可测,谁也看不透他们的心。
第十二章进抵大河
我于七月十二日到达江孜。向拉萨的进军在十四日开始。从代表们的口气就可以料到,和谈破裂了。拉萨政府似乎一片混乱,而且躲得恰到好处,叫人无从接近。达赖喇嘛始终是一个面目不清的大人物,四位噶伦又推卸一切责任。实际上治理着这个国家的仲都,也就是民众大会,从未给我们来过一封公文。代表们那副「无能为力」的态度并不是装出来的。这些人虽是西藏地位最高的官员,却无法担保他们同我们达成的任何协议会得到切实遵守。要打破僵局,除了彻底诉诸武力,似乎别无出路。藏人在江孜都打得如此顽强,到了拉萨,什么样的狂热我们不该料到呢!我们大多数人都以为,只有经过一场最可怕的屠杀才能到达京城。我们想象拉萨的四万僧人不顾一切地扑向我们的营地,想象他们被马克沁机枪成片扫倒,死尸一条条横陈。那将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搏斗,军事史上难看的一页。然而我们还得前进,此外别无办法。这些人流的血,只能算在他们自己头上。
十四日,我们离开江孜,一头扎进通往拉萨的未知之地。我们有理由相信,拉萨就在北面一百五十英里外某条隐秘的河谷里,在尚未有人勘察过的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那一边。沿途每一处阵地都有人把守。咯啰山口的工事大大加固了,有两千人据守。我们从未见过的敌军骑兵驻在浪卡子宗。古西是一座破败的堡垒,离江孜只有十九英里,有几百人守着。藏人打算在雅鲁藏布江上阻我们渡河;此外还有几处坚固的阵地,那里道路沿着拉萨河在悬崖下绵延好几英里,崖上精心布置了陷阱。我们必须闯进这片极端敌对的地区,迫使某些人——究竟是谁,我们并不知道——在一张羊皮纸上签名盖印,约束他们今后循规蹈矩,并承认他们一向拒不承认的种种义务。
我们的部队包括第八廓尔喀营八个连、第三十二锡克工兵营五个连、第四十帕坦营四个连、皇家燧发枪团四个连、骑马步兵两个连、英国第三十山炮连、土著第七山炮连的一个分队、第一马德拉斯坑道工兵、诺福克团的机枪分队,以及若干零星人员。〔注一〕第二十三锡克工兵营被留下驻守江孜,他们为此大为懊丧。辎重队有骡队、牦牛队、驴队和苦力队。
(原注:帕坦营和廓尔喀营各有若干连留下,驻守热龙、浪卡子、白地、曲水渡和堆龙桥。)
到热龙的头三程,一路景色和嘎拉错到江孜之间如出一辙:河谷里是一条灌溉过的田地,青青黄黄,青稞田和芥菜田相间;两旁山坡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绿意,只有一丛丛飞燕草、黄芪,和零零星星的黄罂粟。往江孜去,是从一片全无树木的地方下降两千英尺,进入一条偶有柳林杨林的河谷;而从江孜往上走,树丛越来越稀,到热龙(海拔一万五千英尺)便又进入无树地带。最后一片树林在古西。
下面摘录我日记里的几则行军笔记:
「七月十四日。——路旁的村子都空了,只剩下老妇人和狂吠的狗。藏兵从咯啰山口下来,把村民强征了去。许多人逃进山里,藏在岩石和洞穴中间。今晚我们的哨兵朝其中一些人开了枪。他们看见那些脑袋在石头间一起一伏,以为自己被包围了。逃难的人里有许多是妇女。幸而一个也没打中。她们被带进营地,一面抽泣,一面不住地行礼;等明白了自己既不会受刑也不会被杀,而是要放走的时候,又感激得叫人难为情。可是她们又被叫了回来,要问问粮食的情况,于是她们以为自己的末日到了。」
「七月十六日。——古西到热龙之间的房屋,都饰有蓝、红、白三色的斜条纹,这是佛教宁玛派的标志。它们让我想起德国皇帝访问之后大马士革的城墙。每天都下大雨。昨夜我们在一块湿漉漉的芥菜田里宿营。被褥根本没法保持干燥。」
过了热龙,河谷开阔起来,景色也更加荒凉。我们进入一片常有原羚出没的高原。耕地到此为止。上咯啰山口的坡度很缓。道路在一条狭窄的峡谷里陡然折向东去。
十七日,我们在乃钦康桑雪山之中的咯啰山口下扎营,海拔比勃朗峰还高出一千英尺。山口上没有积雪,但一条壮丽的冰川一直伸到离营地不到五百英尺的地方。我们离敌人的阵地不到四英里。我们多数人料想第二天早上会有一场恶战,因为我们知道藏人一连好几天都在加固咯啰山口的防御。十六日和十七日,我们的侦察兵都遭到了排枪射击。那道旧墙向东西两头延长,一直接到雪线下方的峭壁上。再往前又筑了第二道屏障,每一处突出的地点都修了垒墙,以防侧翼攻击。那道墙本身坚固异常,墙前是一道陡崖,要一鼓作气冲上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样的高度(海拔一万六千六百英尺),空气稀薄,稍一用力就喘不过气来。咯啰山口是通往拉萨路上最坚固的阵地。藏人若打算再作一次抵抗,这里正是他们的机会。
各个食堂里都在议论,我们可能遇到的抵抗会有多严重。两翼的包抄部队要攀爬很长一段艰难的山路,得花好几个钟头,大家普遍觉得,辎重队要是能在中午以前过去,就算我们运气好了。可是当我们当中有人提出,藏人也许临阵怯场,一枪不放就放弃阵地时,我们都笑他;然而他的猜测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上午七点,担任前进线的部队进入阵位。敌人垒墙的布局使迂回运动极为困难,可是正面进攻那道墙,如果遇到顽强抵抗,不付出惨重代价是拿不下来的。麦克唐纳将军派第八廓尔喀营的包抄部队从河谷两侧攀上高处,迂回藏军阵地,又派皇家燧发枪团沿河谷中央推进,待抵抗削弱后进攻那道墙。
我们几个文职人员躺在左边一个长满青草的小丘上,晒着太阳,闻着暖烘烘的草皮气味,用望远镜观看整个过程。要不是河谷里马克沁机枪嗒嗒作响,像远处的啄木鸟,身旁的十磅山炮又不时轰鸣,震得山谷峭壁雷鸣般回荡,这简直像是在萨里郡的丘陵上野餐。
藏人的计策是,我们的部队一出现在视野中,就从墙后开火,然后撤出阵地。这样,趁我们等候攀登部队爬上高处的工夫,他们便拖住了我们的追击。
九点钟,左边的廓尔喀兵发信号说,看不见敌人。同时,皇家燧发枪团的库珀上校用日光信号机报告,墙后无人,藏人正在全线退却。骑马步兵立即被调上来追击。这时,有一两门抬枪和几名藏族射手从悬崖的石缝里,向右翼包抄部队断断续续地射击。一个炮兵连以榴霰弹回击,掩护我们推进。左边的这几处藏军哨卡一直留在后面,同我们的右翼包抄部队交火,直到十一点钟。为了迂回阵地,廓尔喀兵攀上一道平行的山脊,很长时间都处在敌人抬枪的火力之下。最后一段攀登是沿着冰川的边缘,然后踏着廓尔喀兵用他们的弯刀在冰上砍出的台阶爬上山脊的肩部,彼此用枪托拉着往上爬。他们带着绳梯,但那是下山时用的。十一点半,默里少校和他的两个廓尔喀连出现在高处,山口被占领了。藏人据守的山脊看上去已经空无一人,但时不时会发现有人蜷缩在洞里或岩石后面,便被击毙。有一个康巴人开枪打死了一个正往他藏身的洞里张望的廓尔喀兵。随后他跑出来,竖起两个大拇指,指望饶命。他被弯刀砍倒了,这是罪有应得。那个垂死的廓尔喀兵的同伴冲进洞里,不用刀也不用枪,把另外六个人赶下了悬崖。他们直坠三百英尺。另一个廓尔喀兵用一个藏人自己的刀砍下了他的头。有好几次,只要能用别的法子结果对手,他们便不愿弄脏自己的弯刀。
在更远处的一道山脊上,那是一片碎石和巨砾、爬起来叫人心碎的陡坡,我们看见两三百个藏人正往云里攀登。战斗开始时,在我们还不知道墙后无人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他们了。即便在那时也看得很清楚,这些人是在逃命,根本没有据守的念头。几个钟头以后,我们用望远镜还能看见他们蜷伏在悬崖底下。我们用榴霰弹和马克沁机枪朝他们打去,山坡上的人便动了起来。随后派了一个帕坦连上去,打死了四十多人。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件英勇的事,它完全改变了我对这些人的看法。有四个人正往一道峭壁上跑,帕坦兵在约五百码外向他们射击。其中一人中弹,他的同伴便留下来背他。那两个没有拖累的藏人逃脱了,可是那个救人的只能步履艰难地蹒跚前行。他和受伤的同伴都被打死了。
十八日这一天,我们的士兵颇为扫兴。不过这一仗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的包抄部队是在那样的高度上作战。印度边境上有句俗话:「那儿有座山,派个廓尔喀兵上去。」这些结实的小个子是出色的登山家,敌人往下滚石头,他们照样往岩壁上爬,就像在平地上冒着猛烈火力冲一道墙那样从容。他们这一番艰苦攀登花了三个半钟头,是一次真正的登山壮举。他们伤亡三人的那场洞穴战斗,发生在海拔一万九千英尺的地方,这大概是历史上交战地点最高的一次。
有少数藏人顺着大路逃走,骑马步兵沿路追击,打死二十人,俘虏十人。我问一个土著军官,他怎么决定饶谁杀谁,他说,跑的就杀,朝他走过来的就饶。几乎整支征来的兵丁都丧了命,偏偏这十个康巴俘虏保住了性命,这份命运的反复无常,让我想起勃朗宁诗中卡列班谈论塞提柏斯时说的那种任性:
「放过二十个,拿石头砸第二十一个,
不爱,也不恨,只是这样挑。」
这些康巴人一直待在我们骑马步兵的营地里,直到在拉萨释放俘虏为止。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派得上用场——给骡子装驮子,背我们过河,打柴挑水,给我们的马弄草料。他们有吃有照应,大概一辈子也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没事做的时候,他们就围坐成一圈,听天由命地谈论着什么——想必是谈英国人,谈英国人的种种做派,谈他们自己遥远的家乡。有时他们会请求回家,他们的母亲和妻子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可是我们无法担保他们不会再同我们打仗。如今他们知道了双方武器的悬殊,也许不敢再抵抗了,然而喇嘛们极有可能逼他们再上阵。这些披着长发的粗野汉子在营地里颇受欢迎,他们性情那样好,举止那样温和,又那样乐于帮忙。
我替这些藏人难过。他们的抗争是那样毫无希望。他们勇敢而单纯,我们没有一个人对他们怀有丝毫仇恨。这里有战争的全部残酷,却没有一点荣耀和激励。这些人和我在大吉岭朝夕相处的那些人是同一个民族——那都是些乐呵呵的快活人——而我却看着他们的庄稼被毁,房屋被烧被炮轰,死人横在原先是他们家门口的地方,而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的过错——只因为他们的首领在政治上不可理喻,这一点,可怜的人们当然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以为我们的进军是无端的侵略,他们是在为保卫家园而战。
不过,幸而这场杀戮已开始叫他们真正生出畏惧。此后我们在五英里内见到的藏人,没有一个不扛着一面大白旗。咯啰山口第二仗是藏人抵抗的终结。他们原以为固若金汤的江孜宗一陷落,似乎就把他们的斗志彻底摧垮了。在咯啰山口,他们显然没有认真据守阵地的意思,打起仗来就像被违心地赶上前线的人,对这件事全无信心,也全无兴致。友好的不丹人告诉我们,藏人不会在吃过一次败仗的地方再作抵抗,同我们交过一次手的兵丁,很难再拉上战场。这些无疑只是随口的概括,却包含着不少真理。在第一次咯啰山口之战中同我们作对的康巴人,五月间袭击使团的日喀则人,以及扑向康马的那支拉萨部队,都是新征来的兵丁。我们的许多俘虏极力抗拒被释放,生怕再暴露在我们的子弹和他们自己的喇嘛面前。
十八日我们到达浪卡子宗,发现噶伦们正在那里等候我们。他们见我们时还是那副不可理喻的样子。我们不得占领那座宗;除非我们退回江孜,否则他们无权同我们谈判。这是岗巴宗和堆纳的旧戏重演。下午在荣赫鹏上校的帐篷里举行了正式接见,藏人在会上表现得无能幼稚到了骇人的地步。他们似乎并未意识到,我们已处在可以发号施令的地位。荣赫鹏上校不得不一再重申,现在要作任何妥协都太晚了,必须在拉萨达成解决。
从浪卡子起,几乎每到一处营地,我们都要同这些令人厌烦的代表会谈。除了专员本人,人人都被他们磨光了耐心。一连好些天,他们寸步不让,除非我们退回江孜,连条件都不肯谈。可是我们越往前走,他们的抗议就越急切,口气也越不那么咄咄逼人。直到我们离拉萨只有五十英里了,西藏政府才肯屈尊同使团来往。在达玛隆,荣赫鹏上校收到了仲都的第一封公文;在曲水渡,送来了英国政府有史以来从达赖喇嘛那里收到的第一封信。在渡口耽搁的那些日子里,噶伦们实际上已经是在乞求荣赫鹏上校的怜悯了。他们说,如果我们继续前进,他们就得赔上性命;又一再诉说,倘若谈判办得不能令人满意,他们会受到怎样严厉的惩罚。可是荣赫鹏上校应付任何局面都绰绰有余。在整个大英帝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其个性如此适于叫藏人折服。每一次正式接见他都坐到底,堪称耐心与坚定的丰碑,像他们自己的佛像一样不动声色。僧人和噶伦们发现,求他开恩是毫无希望的。他也奉了他的国王之命要去拉萨;他若是动摇,他的性命也难保;回去以后,等着他的就是砍头。这是他有意给他们留下的印象。这就省去了许多空谈。凭他们所有的佛爷起誓,他们拿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呢?
整个谈判的进程,叫我想起管教非常顽皮的孩子。喇嘛们用尽一切诡计,想让他降低要求。要不是他向他们下了最后通牒,要不是他们同这个人打了六个星期的交道,懂得了支吾搪塞毫无用处,懂得了他许下的诺言没有不兑现的,发出的威胁没有不执行的,他们这会儿恐怕还在哄骗他呢。西藏条约是一种个性的胜利,是在世界上最不易被打动的民族身上留下深刻印象的胜利。不过我说得太靠前了。
就在噶伦们在浪卡子拖住荣赫鹏上校开会的时候,他们的骑兵正护送着一支庞大的驮队在去拉萨的路上走。我们的骑马步兵在浪卡子前方六英里处撞上了他们,正要把他们围拢的时候,藏人愚蠢地向他们开了枪。我们缴获了八十匹乘马、驮马和骡子,俘虏十四人,打死了几个。他们虽然装备着形形色色的新式步枪,马也很好,却没有作任何抵抗。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一方打的最后一枪。代表们原先口口声声担保说,这一带已经没有敌军,指望趁他们用徒劳的抗议和一再要求我们回去的说辞拖住我们的工夫,让驮队走得远远的。他们正在帐篷里絮絮叨叨的时候,往外一看,只见帕坦兵从门前走过,带着在同骑兵的小冲突中缴来的华贵黄绸和私人行李。他们那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颇为好笑,这场面也确有几分滑稽。一个仆人冲到帐篷门口,把这桩伤心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一位骑马步兵军官赶来解释,说是我们的侦察兵先遭到了射击。这以后,自然除了归还战利品之外什么也谈不成了。噶伦们丢了行装是活该。我已记不得后来是怎么处置的,不过,读者诸君若在伦敦的化装舞会上看见一件华丽的黄色丝绸织锦斗篷,我劝你们问一问它的来历。
这最后一次同藏人的遭遇特别值得一提,因为他们是我们遇到过的装备最好的一支人马。我们缴获的武器里有一支温切斯特步枪,几支拉萨造的马提尼式步枪,一支旧式奥地利栓式步枪,一支英国造的前装来复枪,一支十二号口径的后装猎枪,一些伊利牌子弹,还有一只英国枪匣。关于在西藏发现俄国武器的报道,被大大夸大了。整个战役中,我们碰到的俄国官造步枪不超过三十支,而且这些枪一定是从蒙古流入西藏的,正如英国式样的步枪越过印度边境流入了拉萨一样。还须记住,拉萨本地造的武器是英国式样,是由从一家英国工厂诱拐来的熟练工匠制造的。假如这些工匠是俄国臣民,我们就会把他们在拉萨的存在视为俄国人援助的确凿证据。嫉妒和猜疑使各国故意闭目塞听。俄国深信我们在暗中援助日本人,而许多英国人,在别的问题上并无偏见,却不需要丝毫证据就愿意相信俄国一直在向西藏提供武器和将领。我们得到的情报说,有大批俄国步枪运进了这个国家,又有传言说,藏人把这些枪留着保卫拉萨本身。可是,他们既然有大量新式武器,却派拿着过时火绳枪的兵丁来打我们,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俄国人在拉萨的阴谋活动是有的,但还没有到公开武装的地步。
在浪卡子,我们来到了浩大的羊卓雍错,又名巴第湖,去拉萨的路就沿着湖岸蜿蜒。浪卡子宗是一座引人注目的古堡,建在一处伸向湛蓝湖水的陡峭山岬上。远处可以望见高踞在峭岩上的桑丁寺,神秘的多吉帕姆就住在那里,她是度母女神的化身。
羊卓雍错的山野风光是西藏最富传奇色彩的,自然孕育了许多传说。十八世纪初,桑丁寺受到准噶尔入侵者的威胁,多吉帕姆施展神通,把她自己和侍奉她的僧尼统统变成了猪。准噶尔首领策凌敦多布发现寺里空无一人,便说他不屑去抢一个只有猪守着的地方,于是多吉帕姆又把她自己和随从变了回来。入侵者吓坏了,敬畏地拜倒在女神面前,向寺院献上了最珍贵的礼物。同样,白地的住持为了从另一伙入侵者手中救下城堡和市镇,让湖面显出一片青翠草场的模样,准噶尔人策马驰入,便葬身湖底。我引述这些几乎每一本谈西藏的书都提到过的故事,是因为它们很能代表这个国家。用不了几年,想必也会流传起关于英国人的类似传说,用来解释桑丁寺、浪卡子宗和白地宗何以得以保全。
我们对桑丁寺的僧尼特别礼遇,以感谢上一世多吉帕姆对萨拉特·钱德拉·达斯的款待;她曾招待过这位孟加拉旅行家,在他身患重病时让人照料看护。我们给多吉帕姆送去一封信,问她是否愿意接见三位英国军官,其中包括远征队的古物学家。可是这一世的化身,一个六七岁的女孩,不肯露面;据说那座尼寺里空空荡荡,毫无装饰,叫人大失所望。也没有猪。
倘若身边没有一支军队这个累赘,在乃钦康桑山区和羊卓高原度过一个月,该是一段愉快的经历。可是随着一支纵队行进,旅行的乐趣便失去了一大半。你得在规定的钟点起床——通常早得叫人难受——吃早饭,收拾行李,给骡子装驮子,看着它们在队列中指定的位置出发,整天夹在人群里骑行,常常慢得像蜗牛,又得在规定的地点停下。行军途中禁止打猎。独自一人的时候,你可以扛着枪四处闲逛,想在哪里扎营就在哪里扎营,路程长短随心所欲,打猎、钓鱼,或在同一个地方一待好几天。驱使人到荒野去旅行的那股心气,是一种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冲动:要摆脱法律和约束,逃开成规俗套和社交义务,暂时让自己退回到一种早已过时的生存状态中去,置身于很少留下人类随意干预痕迹的环境里。这不是什么崇高的理想;可是人们以为自己远行是为了增益科学,于是舍弃生活的舒适,忍受饥饿、寒冷、疲劳和孤寂,为的是查明在一片未知之地里,一条河究竟发源于哪一条纬线,或是在哪一点折向罗盘上的某个方位——这时他们往往是在自欺。为了地理学或别的什么科学,肯花同样多的时间坐在办公室里钻研地图或统计数字的旅行家,能有几个?我们喜欢找一个方便的借口,把一种癖好或本能说成美德。可是为什么不老实承认,人旅行是为了它的魅力呢?我以往漫游的经验,总是带着几个不同的目标离开出发地,遇到岔路时,便挑最诱人的那条走——某座废弃的古城或倾圮的神殿,某片从未听过枪响的野禽出没的湖泊或沼泽,或是一片沙漠,要算计着怎样带上刚好够用、毫无富余的给养穿越过去。我喜欢被那些吸引人的东西牵着走:大分水岭,高峻的山口,边界——一出边界,便来到一群习俗信仰与那一边的人截然不同的人中间,而他们同样深信,自己才是世上唯一开化的人。在印度时,我常常梦想西藏和蒙古那些辽阔的内陆水域,千千万万野鸭大雁栖息的地方——羊卓雍错、纳木错、伊塞克湖,在打野禽的人听来,这些都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念起来要怀着敬畏。我羡慕那一大群一大群的绿头鸭和潜鸭,三四月间振翅北飞,飞向未知之境;而今我终于在羊卓雍错岸边宿营了——却是同一支军队一起。
然而,我扯远了,竟抱怨起唯一能让我一睹这些隐秘水域的途径来。我们七月间经过时,湖上除了斑头雁和赤麻鸭,没有别的野禽。赤麻鸭遍布全藏,几乎每一程行军、每一处营地的记忆里都会有它。它分明是一种佛教的鸟。喇嘛们的正统教派,其住持身穿赤麻鸭颜色的袍子,教派之名格鲁派便由此而来。〔注二〕在缅甸,赤麻鸭作为虔诚和忠贞的象征,是佛教的圣鸟;阿育王石柱上刻的赤麻鸭,也是同样的象征意义。〔注三〕赤麻鸭通常成对出现,一只被打中,另一只往往在近旁盘旋不去,直到它也为夫妻之爱送了命。在印度,人们认为这种鸟不能吃,可是在西藏我们很乐意吃它,也没尝出一点鱼腥味。
(原注:见沃德尔《西藏的喇嘛教》,第二百页。)
(原注:同上书,第四百零九页。)
四月初,我们经过巴姆错和嘎拉错时,发现几乎所有常见的印度候鸭都在湖上栖息;我们回程时,又有大群大群的鸭子飞来。可是在夏季那几个月里,除了大雁、赤麻鸭和普通秋沙鸭之外,什么都没留下;普通秋沙鸭是西藏和喜马拉雅山区的留鸟。我想,凡是体面的鸭子,夏天都不会待在纳木错以南。九月下半月我们离开拉萨时,绿头鸭、绿翅鸭、赤膀鸭和白眼潜鸭正从北方飞来,一路跟着我们下到平原。它们飞的路程比我原先想的要短,在中亚那些时髦的水滨胜地逗留的时间却更长。
我们沿着羊卓雍错岸边走了三天,在浪卡子停留了一天。湖上的鸭子并不多。黑头鸥和红脚鹬倒很常见。村边一片片开着蓝花的琉璃苣,美极了。二十二日我们到达白地。那座宗是一座中世纪的堡垒,像西庸城堡那样突出在湖上,只是更加颓败破旧。庭院荒废,长满了荨麻。士兵和村民,无论男女,都带着羊群和值钱的东西逃进山里去了。只留下一个老人和两个男孩看守经堂和堡垒。用皮子做的渔船都沉掉了,或者划到了对岸。七月二十四日,我们在达玛隆村附近离开湖边,登上左边的山脊,到达岗巴拉山口,高出湖面一千二百英尺。道路陡然一转,把我们带上了山鞍,我们俯瞰着那条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不让欧洲人看见的大河。在西藏的腹地,我们找到了世外桃源——不是一块孤立的绿洲,而是一条连绵不断的绿带,雅鲁藏布江从这里自西向东劈开荒凉的群山和沙漠般的高原。
整个河谷铺满了青青黄黄的庄稼地,农舍散布其间,四周环绕着一丛丛树木——不是在生存挣扎中长得矮小干瘪的那种,而是高大舒展,足以为泰晤士河或塞文河谷增色的树木。
我们穿过沙漠,来到了桃源。几个月又几个月以前,我们离开帕里,翻过唐拉山口,便进入了沙漠。
堆纳建在光秃秃的砾石滩上,冬天连一根草也没有。一英里之内只有些矮小的灌木,干枯,萎蔫,毫无汁液,却养活着原羚和藏野驴。这些兽类自古以来便选择了离群索居;它们和住在同一片荒原上的藏人一样,只要没人打扰,粗食淡饭也就心满意足了。
高原上的每一个藏人,都是自甘隐遁的人;或者说,某种奇特的遗传本能驱使他把大自然最吝啬的赐予当作与生俱来的命分,于是他辛劳一生,靠自己的力气,一点一滴地挣来那些在别处大自然慷慨施与的生活必需品:在荒地上放牧牦牛,耕种贫瘠的土地,收获少得可怜的青稞,又在山坡上四处搜寻牦牛粪作燃料,用来烤暖他的石头小屋,煮他那一顿糌粑。
然而在他的南北两面,相距不过一个星期的路程,便有温暖肥沃的河谷,繁茂的庄稼,取之不尽的林地,那里和他同属蒙古种的人们,把大自然的恩赐看作世上再自然不过的事,坦然受之。
这似乎是天意中某条特别的、精打细算的法则安排的——这种法则就好比让每一类女子,哪怕是最不可爱的,都至少有一个男人觉得她美——于是世上没有一个角落,哪怕是撒哈拉、台德穆尔、堆纳或曲眉仙角,缺少那么一些人,盲目地、毫无疑问地献身于在那里生活,去照料一片人们以为连上帝自己都已遗忘、都已忽略的土地。
这些人——贝都因人、藏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享有一样东西,为了它,他们放弃了人们渴求的大多数东西,那就是自由。他们不具有那些引起纷争、分裂、立法、政党和政府更迭的天赋。他们可分的东西太少了。他们的国家要隔好几个世纪才遭一次入侵。每逢这种时候,他们都打得很勇敢,因为他们唯一的遗产危在旦夕。可是他们固执而蒙昧,没有跟上进化的步伐,所以他们被打败了。使他们长久保持自由的那种保守和排外,也把「进步」关在了门外;倘若他们开明而善于自省,便会认出这「进步」是一场瘟疫,它以牺牲世界的一半为代价感染了另一半,使双方都不快活,都不满足。
堆纳平原很像帕尔米拉沙漠望得见黎巴嫩雪山的那一段。它并不单调,光影的变幻太多,单调不起来。到处阳光照耀,蜃景跳跃;白得像烧过的平原变成一群受惊的羊,顺着风奔逃;湖边矮小的莎草像一队伏兵一跃而起,飞快地横扫过去,却始终不会靠近。有时一群野驴也混进这场舞蹈,被放大得怪模怪样;石头和荨麻变成了墙和人。整片土地都是虚幻缥缈、捉摸不定的。
过了曲眉仙角几英里,道路沿着巴姆错湖岸延伸,这湖从前想必曾灌满整条河谷。如今湖水已经退缩,因为干涸的过程仍在进行。正是这个过程彻底改变了中亚的地理面貌,使青海湖那样的大片水域消失,使从和阗到戈壁的湖泊河流日渐萎缩。世界屋脊正变得越来越不宜人居。
从沙漠到桃源并不是一段长路,可是军队走得慢。经过几个月的等待和拖延,我们到达了这片乐土。我们站在岗巴拉山口上,它一下子全都展现在眼前。脚下是纯然的田园风光。再过去是一片山岭,比我们翻越过的那些还要荒凉,还要寸草不生。但每隔一英里左右,便有一条扇形的绿色河谷打断这片荒凉,清澈的溪流灌溉着它们,它们向东西两面通入主河谷,排列得匀称极了。东北面流着拉萨河,拉萨就隐藏在那条河谷里,只有五十六英里远了。
山口南面是浩大的羊卓雍错,荒野而美丽,它的湖汊蜿蜒伸入群山幽暗的缝隙——那是一些神秘而阴郁的山谷,从没有白人涉足过。光与影温柔地抚过湖面和山峦。一会儿,一座山峰黑得像乌木;一会儿——浓云从它上空飘过,阳光透过一层薄雾照亮了它——又金黄得像一片毛茛花田。日落时分,那些长满青草的圆锥形山丘常常像镀金的宝塔般闪耀;听说藏人把这些被阳光照亮的地块叫作「金地」。
阳光灿烂时,湖水是深深的绿松石蓝;可是到了傍晚,随着流云移动,倏忽变幻的光影掠过湖面,淡淡的勿忘我色,深紫色,蝴蝶翅膀般的天蓝——随后,在阴沉险恶的暴风云前,这一切都被一扫而空,沉入一片昏暗。
二十五日,我同第一骑马步兵队和第四十帕坦营一起渡过了河。我的帐篷搭在一座杂乱的两层房子的屋顶上,在一棵大核桃树的树荫下。齐腰深的庄稼一直长到墙根——青稞、小麦、蚕豆和豌豆。屋顶上摆着盆栽的园花,有蜀葵,有万寿菊。麦田里点缀着英国的野花——蒲公英、毛茛、黄芪,还有一种紫色的紫菀。
这里没有村落,但农舍散布在河谷各处,还有一片片用石墙围起来的树林——核桃树和桃树,杨树和柳树。几乎驯熟了的野鸟在树上筑巢——黑白相间的喜鹊、头上有冠的戴胜,还有斑鸠。树林和田地一样有水灌溉,地上铺满了花。林间飞着叫人想起家乡的蝴蝶,还有蜜蜂。
一切都像家乡一样。这条河谷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要说有,也只在于怎么进来,或者说,在于它的难以进入。我们是穿过雪山山口,越过荒凉多石的旷野来到这里的;我们历尽辛劳和苦楚,冒着霜冻、雨雪和灼人的烈日,才赢得了它。
如今我们找到了桃源,我倒宁愿在这里住下了。拉萨只有四程之遥,可是在我那种近乎不道德的慵懒心境中,这条绿带和它那幸福的田园景象,似乎是大自然在我们路上设下的最难逾越的屏障。她像藏人一样,起初对我们威胁恫吓,随后又换上笑脸,百般哄诱,求我们留下,而她的诱惑更难抗拒。
一个多世纪以来,追溯雅鲁藏布江从西藏流入阿萨姆的河道,一直是旅行家们的目标。这里是世界上少数几块未知地带之一,从来没有白人深入过。直到不久以前,地理学家们还在激烈争论,雅鲁藏布江究竟是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主要上源,还是在缅甸重新出现,成为伊洛瓦底江。从印度方面勘察这条河的一切尝试都毫无结果,因为阿波尔部落和巴西—米央部落极端敌视外人,凡有闯入者,一概用毒箭对付,又在地上巧妙地埋设尖桩,桩尖锋利可怕,有如长矛,专等入侵者落入圈套;而在西藏方面,喇嘛们的戒备森严,使任何欧洲人都无法走到离雅鲁藏布江河谷一百五十英里以内的地方。直到一八八二年,本地探测员艾克的勘测,才消除了关于雅鲁藏布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是否同一条河的一切疑问。而布拉马普特拉河——在阿萨姆北部叫作底杭河——的河道,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考察,直到萨地亚的政务官尼达姆先生带着他训练有素的廓尔喀兵前去探察,他们向北一直深入到吉纳;那是巴西加特以外半天路程的一个村子,离艾克从西藏方面到达的地点只有七十英里左右。
英国远征队从西藏回师,显然是勘察这片未开发地区百年难逢的机会。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个向来无法进入的基地,就地便有给养和运输;我们不必担心藏人的反对,他们自然巴不得帮我们出境,随我们选哪条路都行,而且已经答应派官员陪我们到他们在甲拉森东的边界,替我们筹措粮草,设法征召村民为我们效力。边界以外那些怀有敌意的部落,对一支打完一场胜仗、往南穿过他们家园回去的远征队,未必会像对一支从我们印度边境开进他们地界的部队那样加以抵抗。若是后一种情形,他们自然会更加疑心有人图谋他们的独立。从拉萨到阿萨姆的距离,估计不一,从五百英里到七百英里都有。我想,这些估算或许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对这一计划的赞同或反感的影响。
不错,噶伦们虽然答应,如果我们执意要去,他们会帮忙,却竭力劝我们不要走雅鲁藏布江那条路。他们说,他们自己那些边远省份的土人都是盗匪和杀人越货之徒,实际上不受拉萨政府管辖,而边界以外的野人更是不守任何法度的危险人物。噶伦们对这条河的河道的观念极其模糊。问起来,他们说有一种传说,说这条河钻进地上的一个洞里不见了。河口附近住着野人,他们不穿衣服,以猴子和爬虫为食。据传他们像野兽一样长着角,做母亲的都不认得自己的孩子。不过这一点他们不敢担保。
据信沿途村与村之间都有某种小路相通,但这些小路走到后来,驮运自然就行不通了。那时骡子只好丢下,由向导送回江孜,或者送给陪同我们的西藏官员。然后我们便要穿过丛林强行军,能找到苦力就用苦力运输,找不到,就每人背上几天的米。从西藏边界到萨地亚的距离并不远,那片未经勘察的地区,估计不超过七程。部队露宿前进,如果前进受阻,就只采取守势。万一遇到抵抗,最大的困难在于照料伤员,因为每个伤病员需要四个人抬。这样,只要有几个伤亡,护卫队的战斗力便会大为削弱。
不过遇到抵抗的可能性不大。尼达姆先生毕生研究底杭河谷的各个部落,并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认为遭遇抵抗的可能很小。他说,他会给各部落捎信,告诉他们,从北面穿过他们地界的这支部队是他的朋友,他们刚刚对喇嘛们(阿波尔人对喇嘛深恶痛绝)进行了一次讨伐,现在正取道最近的路线返回阿萨姆,对所经过的领土并无企图。有人提议,由尼达姆先生沿河尽量往上走,为这支队伍提供给养。
勘察队的一切都已安排停当。它将在曲水渡与主力分开,预计到达萨地亚的时候,差不多正是远征队在西里古里结束收尾的时候。勘察队将由皇家工兵的赖德上尉指挥,护卫队由第八廓尔喀营组成;他们长期同阿萨姆边境部落打交道,是担当这件差事的最佳人选。军官已经选定,给养和运输的细节已经安排好,一切准备就绪,就在最后关头,离勘察队出发只有一两天的时候,西姆拉来了一道电报,不批准这次远征。荣赫鹏上校完全赞成,可是军事当局的履历上干干净净,一路走来没有出过一次差错;他们决心不冒任何风险,似乎任何科学上或地理上的考虑都打动不了他们。当然是有风险的,这一类事业向来免不了有风险;但我认为,当时的情形已把风险减到了最小,而拟议中的这次远征所能取得的成果,本应远远压过这些风险。
欧洲科学界对西藏远征期望甚高。可是它对科学几乎没有什么增益。所做的那些测量,不过是对本地测量员先前的勘察略加修正而已。〔注四〕
(原注:唯一获准的一次勘察,就是眼下正在考察江孜与噶大克之间那条鲜为人知的商路的那一支;新近签订的西藏条约已向我们开放了噶大克的商埠。勘察队由皇家工兵的赖德上尉指挥,成员有皇家工兵的伍德上尉、第三十二锡克工兵营的贝利中尉,以及第八廓尔喀营挑选出来的六名士兵。他们沿雅鲁藏布江的主要上源走将近五百英里,然后折入西藏西部湖泊密布的高原,经过浩大的玛旁雍错到达噶大克;再从那里翻过印度河的分水岭,沿萨特莱杰河谷而下,到达西姆拉,预计一月底前后抵达。这支队伍将能收集到有关这一地区商业资源的有用情报;但这条路线早已由印度测量员南恩·辛格绘过图,这次勘察在地理上的收获,同拟议中的纳木错之行和布拉马普特拉河之行本可得到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到纳木错周围群山的一次远征——纳木错在拉萨以北,只有九天的路程——本可以把雅鲁藏布江以北所有的未知地区,同斯文·赫定勘察过的地带连接起来,使从科摩林角到北冰洋之间四个经度的地图上不留空白。可是军事上的考虑压倒了一切。
就我自己来说,这次远征的取消是一大失望。我早在二月间就指望着它,已经为参加它做好了一切准备。
第十三章拉萨与它出走的神
渡江艰难而危险。倘若只能靠我们随军带来的四条伯顿折叠艇,过江也许要花上几个星期。好在一路眷顾远征队的好运这回也没有离开我们。到了曲水渡,我们发现藏人留下了他们的两条大渡船——船头雕着马首的古怪老驳船,宽敞得能装下一百人。藏族船夫高高兴兴地替我们干活。另外还找到了一些牛皮船。辎重骡子是泅水过去的,全军不到一个星期便渡完了。
可是江水还是索取了代价,而且惨烈之至。这里水流湍急汹涌,漩涡与回流变幻莫测,十分危险。两条伯顿艇捆成的木筏翻了,军需辎重总管布雷瑟顿少校和两名廓尔喀兵淹死了。仿佛这条江的神灵恼恨我们闯入,要讨回代价,便把全军最宝贵的一条性命卷走了。我们能够到达拉萨,靠的首先就是布雷瑟顿少校的远见。他的死是一场大祸。
七月三十一日,我们离开渡口的营地,向拉萨进发,那里只有四十三英里了。很难相信,再过三天,我们就要望见布达拉宫了。
拉萨河是拉萨的圣河,在曲水汇入雅鲁藏布江,汇口在我军渡江的曲水渡下游三英里处。河面差不多和格林尼治一带的泰晤士河一样宽,水流湍急而清澈。河谷里有些地方耕种着,但也有长长的地段荒凉多石。长满蒿草的沙丘一直铺到耕地边上,青绿的麦田与不毛的沙地之间界线分明。我们进军的时候庄稼正在成熟,看来是个丰年。
道路有好多英里是在河上方的峭壁上凿出来的。只消几百个人,一个下午就能把它毁掉,让我们的进军再耽搁一个星期。峡口新筑的垒墙表明藏人本打算据守这里。可是我们抵达雅鲁藏布江那天,他们便乱糟糟地撤出了河谷。假如他们把这处阵地设防起来,也许会比咯啰山口还难攻。
河谷里热得几乎像热带。拉萨河畔的夏天,同人们对西藏最初的想象大不相同。为了躲避暑热,我常在园子里和柳林的树荫下写日记。戴胜、喜鹊和硕大的黑渡鸦都变得好奇而亲昵起来。我有一叠黑色小本子,就是在它们陪伴下胡乱写满的,又脏又破,还夹着压扁的花,弄得斑斑点点。要描绘这条河谷,我就去翻这些本子。最新鲜的印象最好,比事后的追忆更真切。
聂塘
在拉萨河谷最肥沃的地方,田地被清澈的溪流四面八方地分割开来,溪边开满了花;就在一片白杨林里,斑鸠整天咕咕地叫着,我找到了阿底峡的墓。
墓在一座宽大朴素、像谷仓一样的建筑里,干净而气味清新,好比一座粮仓,里里外外毫无装饰。这是我在西藏见到的唯一一处干净而简朴的宗教场所。
我们沿途走进的每一户人家、每一座寺院里,都有镀金的神像、俗艳的画、恶魔和女魔、墙上刺眼的壁画、狰狞龇牙的鬼面具,全是喇嘛们那一套用来恐吓人的虚妄器具。
这些是鬼神崇拜和迷信的外在象征,是工于心计的僧侣发明出来,用以构筑他们那一套僧权的。而这里却是那位改革者的安息之所,他是佛陀真正的儿子,越过喜马拉雅山而来,宣讲一种慈爱与悲悯的宗教。
我从烈日下走进这座建筑,原以为里面无非又是那些常见的怪物和畸形之物——就像在某个游客成群的国度被人拖进一座教堂,哪怕只是为了图个清静,也得对当地的名胜漫不经心地瞥上一眼。然而,当墓的轮廓在昏暗的光线中渐渐显现,我便知道,这里有某个人,一位僧人或者一个僧团,是懂得阿底峡的,知道他会希望自己最后的安息之地是什么样子;又或许这位善良的老僧曾留下遗嘱,或说过一句明白话,一代代传下来,记了这一千年,如今想必被看作一个怪人的癖好——他的墓旁不许有神,不许有鬼,不许有任何反常的东西,不许有任何一种虚饰。倘若他的教诲流传下来,今天的西藏该是何等简朴、诚实,何等不同!
这座墓并不美——一个宽大的方形基座,上面一层层逐渐收小,形成两英尺高的台阶,最上一层是一个平台,平台上立着一个结实的、桶一样的建筑,除了一圈用黑笔细细勾画的圣者像,没有任何装饰或铭文。我顺着一层层砌石爬上去,发现了一双斜眼,茫然凝视着虚空,被石头的弧面遮住,下面仰望的人是看不见的。这是墓上唯一的一处彩绘。
自从这位善良的僧人在聂塘入土以来,一千年间从未有白人走进过这座祠堂。今天院子里挤满了骡子和赶骡人,还有穿英国军装的印度教徒和帕坦人,他们正在里里外外搜寻粮食。一个辎重军官在大声嚷嚷:
「巴布,你有几袋了?」
「一百零七袋,长官。」
「记住,谁要是抢东西,就赏他五十下『本特』。」(就是用九尾鞭抽五十下。)
然后他转身对我说:
「那边那个老贼在搞什么鬼?」他朝一个对考古有兴趣的人点点头,那人正在墓旁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东张西望。「这里已经没东西了。」
「他在察看阿底峡的墓。」
「阿底峡又是什么鬼东西?」
是啊,他是谁?对少数几个枯燥乏味的学究来说,不过是个名字而已。他所做的一切合乎人情的事都被遗忘了。那么多年前投进一潭死水的那块石头,如今只剩下最微弱的一圈涟漪。附近一座寺院里,几个僧人嗡嗡地念经,打发着他们的日子。院子里种着一圈蜀葵、金鱼草和紫菀。阿底峡之墓那几位不大体面的守护者,此刻就在这里看着我写字,纳闷我到底在他们中间干什么,在那本扣着搭扣、合得紧紧的黑色小本子里写的是什么咒语或真言。
堆龙
明天我们就到拉萨了。
几个小时以前,我们第一次瞥见了布达拉宫——河谷中央一块陡峭的岩石上,一个金顶巍然突出。这座城不像这个国家那些大寺院和宗那样高踞山头、远远就能望见。它名副其实地是「隐藏」着的。一道岩石嶙峋的山嘴从南面荒凉的山岭伸出来,像一道屏风,把拉萨挡住,仿佛大自然也在合谋让它与世隔绝。在这里,隔着七英里,我们能看到布达拉宫和喇嘛们的医学院。
树木和起伏的地势遮住了城本身,非到一英里以内是看不见的。
明天我们在城外扎营。托马斯·曼宁走在我们前头,那已是将近一百年前的事了;直到今天以前,他是唯一见过拉萨的英国人。我们这一路并不容易,可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来了。
喇嘛们动用了他们全部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来抵挡我们。他们用中世纪的武器和五花八门的近代火器同我们作战。他们举行诅咒法会,念诵真言,一连几天郑重其事地咒诅我们。可是我们照样来了。
他们派来了各种品级的代表和信使,对我们又是恫吓,又是哀求,又是恳请——我们离他们的京城越近,派来的使者地位就越高,直到达赖喇嘛派出了他自己的大管家和大秘书,以及比这两位更显赫的达喇嘛和宇妥噶伦,他们是执政的五人噶厦的成员,其神圣之躯以前从未被欧洲人的眼睛见过。明天驻藏大臣本人要来见荣赫鹏上校。达赖喇嘛给他送来了一封盖着自己印章的信。
从边境到拉萨,每一段路都有它表示抗议的标记。石堆和佛塔、嘛呢墙和经幡、画在岩石上的恶魔、写在墙上的文字、垒在黑石上的白石,都曾放出它们抗议与恶意的光芒,却全是徒劳。
喇嘛们知道我们非来不可。几百年前,一位佛教圣者在他的预言书《玛翁隆登》里写下了这件事,这本书今天在拉萨的书铺里还买得到。他预言西藏将被披楞人(即欧洲人)入侵和征服,那时一切真正的佛法都将去往北方乐土香巴拉,佛教将在这个国家灭绝。
如今喇嘛们相信,我们进入拉萨就将应验这个预言,他们的宗教将在外国势力面前衰微。他们说,达赖喇嘛将会死去,不是死于暴力或疾病,而是死于某种神灵的降临。当他再也不能造福他的人民,再也不能保护他那长久以来为佛教徒所尊崇的国家免受外来入侵的玷污时,他的灵魂便将去寻找另一个转世之身。
藏人并不是人们所描绘的那种野蛮人。他们是文明的,尽管是中世纪式的文明。国家按封建制度治理。僧侣是领主,农民是他们的农奴。穷人并不受压迫。他们和小佃农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的精神主人劳作,对这些主人怀着盲目的虔诚。他们并无不满,尽管他们把微薄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交给了教会。必须记住,每一户人家至少都有一个成员出家为僧,所以,当我们想要指责僧侣耗费了这个国家大部分的物产时,应当想到,俗人与其说是阶级偏见的牺牲品、在贵族重压下呻吟的平民,不如说是一个从他们自己当中选拔出来、又与他们有亲缘纽带的团体的仆从。
毫无疑问,喇嘛们是用精神上的恐怖来维持他们的影响,把世俗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的;他们说我们闯入会损害他们的宗教,所想的无疑是另一种揭幕——那令他们畏惧的物质与理性的时代,到那时,他们那些愚昧的农奴将一点一点接触到人生的真相,开始怀疑几百年来他们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公正。然而目前,这里的人民是中世纪式的,不仅在政体和宗教上,在他们的宗教裁判、巫术、咒语、火烤与滚油的神判上是如此,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是如此。
我怀疑世界历史上是否还有过这样的时刻:顽固与蒙昧如此突然地暴露在科学的冲击之下;由猜忌和恐惧造成的一道愚昧的屏障,隔在比邻而居的两个民族之间,竟被如此猝然地拆毁,让先进文明的光照了进来。
藏人无疑会因此得益,许多弊端将被一扫而空。然而总会有人留恋中世纪和浪漫的东西,他们会说:「我们人都是孩子。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满足于留下一个没有揭开的秘密,留下一个古老而停滞的文明之邦,一个仍有人受巫术和咒语支配的国教,那里的人处理俗务时总有一只眼睛望着一个怪诞的鬼神世界,而那个世界正是他们生活中最真实的东西——一个颠三倒四、比例全然倒置的国度,那里的人把半辈子花在嘟囔谁也听不懂的真言和转动机械的经轮上,死后被剁成肉末,扔给狗和秃鹫?」
明天,我们进入拉萨,就将揭开东方最后一个秘密。再也没有哪座禁城是人们还没有测绘、还没有拍照的了。我们的孩子将会嘲笑现代旅行家的故事。他们只好再回头去读格列佛和哈伦·拉希德。而他们很快也会厌倦这些。因为既然再也没有真正的秘密,再也没有一片无人知晓的梦境,那里或许还有精灵、圣哲和瓶中小妖,这一类文学就再也不会有人容忍了。孩子们会变得多疑、务实、不再抱有幻想,童话故事也就再也卖不出去了。
可是我们自己也是孩子。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至少留下一座城不去踏足呢?
拉萨,八月三日
我们今天行军七英里,到达拉萨,在城外扎营。走近时,道路成了横穿一片沼泽的堤道。蝴蝶和蜻蜓在灯心草间翩翩飞舞,路边的石缝里长着铁线莲,牛群在肥美的草场上吃草,红脚鹬在鸣叫,一群小水鸭从头顶飞过;整个景致非常像家乡,只是那些光秃秃、伤痕累累的山崖妒忌地挡住了,不让人远远望见这座城。
我们有几个人爬上药王山,俯瞰全城。拉萨就在我们前面一英里处,一片挤挤挨挨的屋顶和树木,大昭寺的金顶高居其上。
这一定是世上最隐蔽的城市。药王山从河岸上陡然拔起,像一块巨岩。它与布达拉宫所在的山之间,有一道宽不过三十码的窄口。窄口上建着巴果噶林,一座典型的藏式佛塔,穿塔而过便是进入拉萨的正门。城没有城墙,但在布达拉宫那一边,为了把屏障补全,一道巨大的沙堤横贯河谷,一直延伸到北面的山脚。
拉萨,八月四日
今天,荣赫鹏上校进城回访驻藏大臣,这标志着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陪同他的有使团全体成员、各位随军记者,以及由皇家燧发枪团两个连和第二骑马步兵队组成的护卫队。另有骑马步兵半个连、两门炮、一支工兵分队和四个步兵连严阵以待,必要时支援护卫队。
走在我们前面、骑马在我们前面的是驻藏大臣的仪仗——他的亲兵穿着法兰西灰的宽松短褂,上面用黑线绣着种种图案;长矛手一身鲜红,绣着黑花,缠着黑头巾;兵士们拿着长矛、钩镰和三叉戟,上面都挂着红旗,旗上用黑线绣着纹样。
我们发现这座城肮脏污秽得无法形容,没有排水沟,也没有铺路。没有一所房子看上去是干净的、有人照料的。雨后的街道无非是一汪汪死水,猪狗在里面翻找垃圾。就连大昭寺,走近了看也显得寒碜污秽,因为在近处看不见它的金顶。除了盆里的万寿菊和蜀葵,柳条笼里的斑鸠和鸣禽,再没有什么可以入画的。
我们在街上碰见的少数几个藏人出奇地缺乏好奇心。一个正在揉面的面包师随便看了我们一眼,接着揉他的面。一个织布的妇人几乎没有从活计上抬起头来。
街上几乎空无一人,也许是当局下了命令,以防出乱子。可是我们回来的时候,门口聚起了一小群一小群的人,妇女们从窗口张望,却没有人跟着我们,也没有人对我们表现出比漠然更多的兴趣。僧人们阴沉着脸看着。但在大多数人脸上,你读到的只有冷淡和麻木。你几乎会以为,一支外国军队开进拉萨,英国政务官员穿着金饰军服、戴着海狸皮帽出现在这里,是天天都有的事。
拉萨唯一称得上雄伟的建筑是布达拉宫。
要说这座宫殿俯临全城,那是会叫人误解的,因为那就暗含了一种比较——描绘出一座建筑在其他建筑中格外突出的图景。事实并非如此。
布达拉宫是卓然独立的。它不是山上的宫殿,而是一座本身就是宫殿的山。它厚重的墙垣、台阶和堡垒从平地一直向上伸展到山顶,仿佛那块巨大的陡岩只不过是神明一点头便安放在那里的一块奠基石。神明住在宫里,而在下面几百码之外,人类卑微地挤在污秽、熏得乌黑的房子里。两者的比例,正是神与人之间的比例。
倘若有人走到离拉萨三英里的地方,望见布达拉宫闪闪发光的金顶,没有进入城区便掉头回去,他也许仍会以为这是一座魔法之城,闪耀着绿松石和黄金的光彩。可是一旦进了城,幻象便破灭了。你也许会以为,虔诚的佛教徒把外人挡在门外,是为了保全这座城美丽、神秘而富庶的神话;或者以为,这地方是有意被弃置、被糟蹋,好让异教徒觉得毫无诱惑可言,就像街上碰见的那些令人生厌的妇女,在脸上涂满油脂和儿茶膏,使自己比天生的模样还要丑陋。
自从九十年前曼宁到过这里以来,这地方毫无变化。他写道:「它的外观毫无动人之处,毫无可喜之处。住房被烟炱和污垢熏得乌黑。街巷里满是狗,有的在低声咆哮,啃着随处可见的兽皮碎块,散发出停尸房的气味;有的一瘸一拐,面色青紫;有的浑身溃烂;有的饿得奄奄一息,被渡鸦啄食;有的已经死了,成了别的东西的食物。总之,一切都显得卑陋而阴郁,令人生出某种不真实之感。」这就是今天的拉萨。几百年前大概也是这样。
在这一片污秽之上,布达拉宫巍然高耸。它的金顶在阳光下闪耀,宛如火舌,几英里外都看得见,从西藏、克什米尔和蒙古的荒漠地带前来朝拜这座佛陀加持过的圣城的香客,心中一定会油然生出敬畏与崇仰。
浪漫的秘诀在于遥远,无论是时间上的还是空间上的遥远。假如我们被送回阿金库尔战役的年代,起初一定会心醉神迷,但过上一个星期,就会认定一切都平庸乏味。福斯塔夫那个满身啤酒气的粗汉会是个无法相处的伙伴,哈尔王子则是个讨厌的毛头小子,该好好训他一顿。旅行也是如此,越接近目的地,那地方越是渐渐变得熟悉,浪漫的外壳便剥落了。少年罗兰到了暗塔,一定大失所望;拉萨的浪漫,也很快就被污秽和熟稔毁掉了。
然而浪漫仍然萦绕着布达拉宫。它依旧遥远。正如伊姆雷一样,宫中那位神圣的主人做到了不可能的事。不管是不是神,他至少有神的消失之能。在我们喜欢称之为物质主义的西方,我们知道,哪怕是最卑微的人想要销声匿迹也有多难,尽管那里交通纷乱如麻,通讯网络错综复杂。可是在拉萨,这座如梦般慵懒宁静的城市,一位国王逃走了,像是被摄到了半空中,谁也不知道底细。
昨天我们在城里列队巡行,绕布达拉宫走了整整一圈。没有一个人,哪怕是最卑微的随从,会迟钝到不去时时抬头望一望那座阴森的峭壁,望一望那上千扇看不见里面的窗户——窗后藏着的是未知之事。那些隐秘的走廊和通道,几百年来就是种种悖逆天理的虔修和罪行的场所,或许此时此刻也还是。
在拉萨城区之内,杀害任何形式的生命都是亵渎神明。佛陀的第一条戒律是「不可杀生」;他虔诚的信徒把生命看得如此神圣,连最小的虫子也小心不去伤害。然而这座宫殿,佛教的首领、菩萨的神圣化身居住的地方,所目睹的谋杀和教唆犯罪,一定比中世纪欧洲最血腥的城堡还要多。
自从十七世纪中叶第五世大喇嘛执掌世俗政权以来,西藏神权统治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流血与阴谋的记录。第五世大喇嘛是第一个得到「达赖」称号的,他是一个极其肆无忌惮的统治者,煽动蒙古人入侵西藏,从而攫取了世俗政权,并因此得到王位作为酬劳。随后他又篡改佛教的史籍和经典,确立了自己身为神明的地位。第六世转世因为放荡不羁被中国人处死。第七世因为与摄政被害一事有牵连,被中国人废黜。第八世的事迹我一无所知,在他死后,形势似乎倒转过来:摄政们有计划地谋杀他们所监护的幼主,第七世达赖喇嘛的罪孽报应在了一连四代转世身上。第九、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世都早早夭亡,据信是被他们的摄政暗杀的。
这里没有马姆齐甜酒桶、暗中闷死和雇来的刺客那一类传说。孩子们消失了;他们被吸收进了宇宙本体;他们实在太好了,好得活不长。他们的摄政和保护人——圣洁程度仅次于他们本人的僧侣——设法让那渴望进入下一境界的灵魂,不至于在凡胎里滞留太久。没有人追问。虔诚的信徒又怎能追查神圣的观世音菩萨的来去行踪呢?他是慈悲与审判之主,依据众生的罪业,决定他们的灵魂该进入哪一重天堂或地狱,投生为恶魔、天神、英雄、软体动物还是猿猴。
所以,前几天我们到达拉萨,听说第十三世转世已经出逃,谁也不感到意外。然而奇事终归是奇事。一位伟大的君主,成千上万人心目中的神,从他的宫殿和京城里被带走了,没有人知道去了哪里,什么时候走的。一位出行时仪仗齐备、令匍匐的仆从心生敬畏的统治者消失了,按说他的一举一动比世上任何一位君主都更受人注目和议论。然而,恐惧也好,忠诚也好,无知也好,使得每一个臣民都闭口不言。
我们到处都有密探和线人,拉萨也有人很愿意卖力讨好西藏的新征服者。也有些糊里糊涂的人,有眼睛有耳朵,却似乎没有舌头。
可是到现在为止,无论贪财的还是糊涂的,都没有泄露半点消息。就我们所知,达赖喇嘛也许还在他的宫里,藏在岩石中某个隐秘的房间;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平日的居所,仍旧在布达拉宫里每天做他的功课,确信至少在那里,他的神圣是不信教的人侵犯不了的。
这期间,英国大兵在街上闲逛,满不在乎,就像走在伦敦的新切街或兰贝斯宫路上一样。他抬头望望布达拉宫,说:「那老家伙溜啦。要是逮住了他就好了,咱们兴许就能回家了。」
拉萨,八月某日
我们到拉萨将近三个星期,才查明达赖喇嘛逃到了哪里。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夜里悄悄离开宫殿的,走的是通往蒙古的北路。布里亚特人德尔智在那曲迎着了他,那曲在距拉萨一百英里处,位于把有人烟的西藏与蒙古隔开的大荒漠的边缘。二十日,驻藏大臣告诉我们,达赖喇嘛离开那曲已经十二天,正穿过荒漠向边境赶路。
我一直想打听这位大喇嘛的私生活和性格。可是在这里问来问去毫无结果;任何内情都打听不到。这也正在意料之中。这个人始终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幽灵、一个谜,不可揣度,不近人情,高不可攀。百姓一无所知。他们在宝座前俯伏,就像人从黑暗里走进一片炫目的强光。在他们看来,仔细端详既是徒劳,也是亵渎。各寺的堪布也什么都不肯透露;他们不愿说,也不敢说。荣赫鹏上校在一次公开的正式接见中,直截了当地问一位大喇嘛:「你有达赖喇嘛的消息吗?你知道他在哪里吗?」那僧人慢慢地左右看了看,答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国家的统治者离开了他的宫殿和京城,你什么也不知道?」这位专员问。「什么也不知道。」僧人答道,两只脚挪来挪去,脸色却丝毫未变。
从各方面得来的说法,彼此出入少得出奇,我由此对这个人的相貌和身材有了相当清楚的印象。他身材粗壮,身高约五英尺九英寸,下巴方正厚重,鼻子在藏人中算是格外长而挺直,眉毛浓重,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样子向上翘起——大概是有意修成这样,好让自己的相貌更加威严可畏——脸上有麻点,神情总体上果决而阴沉。他很少出门,百姓难得见到他,只有每年去哲蚌寺的那一次,以及在夏宫与布达拉宫之间往来的时候。信使带来我军必将进逼的消息时,他正在夏宫,但他还是回到布达拉宫,把家务料理停当,才投身于未知之中。
他的面孔就是他性格的标志。他个性很强,性情急躁,独断专行,在国事上容不得别人进言。他不断罢免他的大臣,又因为任性固执,疏远了上层中很大一部分人,僧俗两界都有。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早慧而果决,竟活得比他的摄政还长,从而打破了谋杀的老传统,成了最近五世转世中唯一活到成年的一个。自从亲掌国政以来,他已把中国的宗主权削弱成一个空壳,又一贯侮辱和蔑视英国人,终于给自己招来了灾祸。他倾向于同俄国修好,他的大臣们却并不赞同。
我对这个人本身唯一的一瞥,是从同尼泊尔驻拉萨代表的一次谈话中折射出来的。此人是个矮胖的小个子,长得很丑,脾气很好,举止像个法国喜剧演员,脸上通常咧着大嘴笑。我问他认不认识达赖喇嘛,他笑得浑身发抖;这念头也确实滑稽透顶——这个活泼善变、毫无敬畏之心的小个子,竟和神明称兄道弟。「我见过他。」他说着,又放声大笑起来。「可他整天做些什么呢?」我问。这位代表皱起眉头,装出一副出神的样子,开始一本正经地在空中慢慢地绕圈挥手,合着一个想象中的转经筒的转动,嘴里嘟囔着「唵嘛呢叭咪吽」。他对自己这番表演和它在一个印度勤务兵身上产生的效果得意极了。「可他就没有什么爱好或消遣吗?」我问。代表一样也想不出来。不过他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人有多么呆板乏味——他对此人显然毫无敬意。尼泊尔王公上次访问印度回来,交给他一台留声机,让他献给这位僧王。这件亵渎神明的玩意儿被送进了至圣之所,留声机放出英国军乐队的乐曲,又粗声粗气地唱了一支不大雅驯的不丹小调,达赖喇嘛不安地绕着它走来走去。他坐着沉思了许久,然后站起来说,他不能同这个没有灵魂的声音住在一起,必须马上把它请出宫去。这台被拒之门外的留声机在驻藏大臣那里找到了归宿,当天就郑重其事地送给了他。「这位喇嘛是『古马尔』。」代表说。这是个印度斯坦语词,按我们心地宽厚的程度,可以译成从「粗鄙」到「未开化」之间的任何一个词。在这座人人含糊其辞的城里,能遇到一个观点明确、又急于说出来的人,我很高兴。通过他,我仿佛追踪到了这个不露面目之人的影子,发现在拉萨的许多外乡人眼里,或许在少数拉萨人自己眼里,这位神明不过是一团泥土,一个明摆着的骗子,一个装腔作势、清规戒律缠身的蠢人,假扮成了神。
在我看来,那位劝他出逃的神谕,比那些说他出逃是政治失策的政治家更为明智。他们说,他失去了威望。可是试想一下,他被拖到正式接见的场合去签字画押,任凡俗的眼睛盯着看,成为几天里人们闲谈议论的话题,然后便沦为寻常,像这座拉萨城一样被剥去了神秘——如今我们在城里随随便便地闲逛,只盼着什么时候能再动身回到「荒野」里去。
为了逃避这场磨难,他逃走了;至少在我们看来,他的出逃加深了笼罩着他的神秘,增添了他的尊严与高远;对成千上万神秘的梦想者来说,这次出逃使他神性的光辉得以保全,没有因接触凡俗世界而沾上污点。
从我们这里的营地望去,布达拉宫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人的目光。眼前只有天空、沼泽、荒凉的山和宫殿。早晨我们从帐篷里往外看,阳光照在金顶上,像一座为信徒点亮的灯塔。今年八月,几乎每一天都是晴朗开始,傍晚则有暴风雨的云从西面聚拢过来,阳光从云隙间射出,把东边的河谷沐浴在柔和的珍珠色光芒里。西边的天际黑沉沉的,东边则安宁静谧。在这明暗的分界之中,布达拉宫像一处避风港一样突现出来,此刻不再如火焰般耀眼,而是隐隐地闪着一种安详而神秘的光,那光抚慰人心,足以夺去佛教玄学中的悲观色彩,甚至能在不信教的人心中引出一种情绪,使人甘愿泯灭小我,融入大自然的普遍精神之中。
难怪在拉萨寻找神秘的时候,人的思绪只停留在达赖喇嘛和布达拉宫身上。我总不免想起第十三世转世的出逃。它把我们一下子投进了中世纪。在我看来,近代历史上没有哪一幅图景比那次出走更富传奇色彩、更引人入胜了:佛教的精神领袖、六百万人的世俗统治者,在夜里悄悄溜出他的宫殿,坐在轿子里被抬走,没有人知道他负着什么使命,心中怀着怎样无可奈何的怒火。这次出逃确实是秘密的。除了他的亲信和随从,谁也不知道他已经走了,连驻藏大臣本人也不知道。我能想象那些战战兢兢的侍从,埋藏财宝,给箱子上锁加封,昏暗的灯火在过道里摇曳,走廊里响着匆忙的脚步声,狗被这不寻常的忙乱惊动,时断时续地吠叫——我敢肯定,这位僧王最后一次踏上平台时,一脚踢开了其中一条。然后,一行人借着月光,沿着狭窄的河谷向北走去,溪流的轰响会盖住抬轿人的脚步声。
一个月以后,我循着他的踪迹,站在拉萨以北十二英里的澎波山口上,从那里俯瞰横亘在雅鲁藏布江与荒漠之间的巨大山带,群山挤挤挨挨,密密层层,峰顶看上去像是一片连绵起伏、直伸到天边的平原。隔着河谷望去,我能看见那条通往蒙古的北路,沿着澎波河的一条支流蜿蜒而上。他们从这里经过,翻过下一道山岭,又翻过一道又一道山岭,直到抵达北面一百英里外纳木错湖畔从平原上突起的两座锥形雪峰。他们沿着这座大湖走了好几天,然后,仿佛害怕我们那受了冒犯的英印政府的报应会把他们追到天涯海角,便闯进了荒漠,此刻想必正穿过荒漠,急急赶往蒙古南缘的布尔汗布达大山脉。
拉萨,八月十九日
藏人是世上最奇特的民族。今天我弄清了他们是怎样处置死者的。
尊重生命、利益众生,是佛陀的戒律,据说藏人遵守得一丝不苟。他们认为自己可能转生为任何一种兽、鸟或鱼,所以对生灵很和善。
早课的时候,喇嘛们要为那些在饮食中无意吞下的微小虫子念一段祈祷,这段经文能保证这些微生物转生天界。有时,一个喇嘛病到没有指望的时候,僧人们会从屠场赎出一头牦牛或一头公牛,把它养在寺里颐养天年,祈求慈悲的佛陀以这条赎下的命,换回病人的命。然而他们吃起肉来毫无顾忌,只有格鲁派即改革派除外;他们用一个借口来使良心与胃口两相调和:罪孽归于那个被社会摈弃的杀生者,也就是公共屠夫,他来世会投生为某种受尽煎熬的饿鬼或痛苦万状的恶魔。不过,那是他自己的事。
但是要到一个藏人死了,他对众生的慈悲才真正落到实处。那时,根据他生前的默许,他的尸体被当作一席盛宴,施给狗和秃鹫。这不是为了省去土葬或火葬的麻烦而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布施。凡是好这一口的生灵都被请来赴会,尸体由一位以此为终身职业的行家按它们的口味切割。
一个藏人死后,要在他的房间里停放三天,在他的头骨上开一道口子,好让他的灵魂出去。然后把他蜷成一团,裹进麻袋里,富人则裹以丝绸,装进罐子或筐子里,伴着海螺号的乐声,抬到举行仪式的石台去。在那里,一个喇嘛把尸体从容器和裹布中取出,脸朝下放在一块平坦的大石板上,那些靠施舍过活的食客便围着转悠或蹦跳,等着领它们的那一份。它们一点也不怕人。喇嘛们站在稍远处,监督宴席进行时严守礼节。切割者从脚踝开始,往上割,把一条条小肉扔给客人;骨头则扔给第二个助手,由他用一块沉重的石头捣碎。
今天我侦察回来,骑马经过那个地方。石板在通往纳木错和蒙古的北面大路左边一箭之地,离城约两英里。
一群呆头呆脑的秃鹫,已经堕落得懒得四处寻找腐肉,一动不动地站在上方的一块岩石上,等着下一位施主。
几只渡鸦无精打采地跳来跳去;显然,它们也已沦为靠救济度日的穷鬼了。一只喜鹊在近旁探头探脑,形迹可疑;几条狗仿佛自知羞耻,鬼鬼祟祟地溜来溜去,连吠一声的劲头都没有,只是用鼻子勤勤恳恳地嗅着地面。它们总在那里,等着。
石板上几乎没有一点污迹,那些求施舍的来得又快又急。周围只散落着几块破布,破得连带走都不值。
这种仪式我没有见过,也不想去看。今天早上同我一道的,是一位久经阵仗的年轻中尉,四月、五月、六月里他几乎天天都在打仗,见过的流血比大多数老兵还多,他看到的也就是我上面所描述的这些。随后他觉得很不舒服,一踢马刺,骑马走了。
第十四章拉萨城与寺庙
到九月第一个星期,拉萨最重要的庙宇和寺院我都已看过。我们一般四五个人结伴前往,另留一连锡克兵或帕坦兵守在院子里,以防不测。我们个个带足武器,因为僧人们脸色阴沉,不过我并不认为他们干得出什么拼死的狂热举动。他们倘若有托钵僧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早就该冲击我们的营地了。他们在江孜错过了机会,当时只要以压倒之众发动一次夜袭,一鼓作气攻进来,就能把我们那支小小的守军一扫而光。在拉萨只出过一件事:有个喇嘛在斗篷底下藏着一副锁子甲和一把骑士用的巨剑,在营地外头发了狂,活像中世纪的人物,纯粹出于嗜血,把那口剑抡得像连枷一样在空中乱劈。第二天,他便以同样中世纪的方式,在望得见拉萨的地方被绞死了。此后再没有人效仿,但谁出警戒线也不敢不带武器。
拉萨街巷的污秽,我已经写过。城郊倒是够美的:柳林里纵横着清澈的溪流,围墙里是带宫室和鱼池的园子,沼泽里野鸭自在地游弋,仿佛有恃无恐,成熟的青稞田一直铺展到山脚。九月里,树木换上了秋色,柳树大多是硫磺般的黄色,树下的水塘里,红茎的蓼和光亮的酸模叶子映出鲜明的对比。傍晚前,河谷里通常有一场风暴,只偶尔波及城里;但微风吹动白杨,叶背的银白在云层的衬托下闪闪发亮。布达拉宫上方常常悬着一道彩虹,好像一圈灵光。
在环绕拉萨的林廓路,也就是转经的环城路上,我们看见朝圣者和信徒一边祈祷一边缓缓前行,始终让布达拉宫在自己右手边。这条路只供礼佛之用。路上遇见的是些衰朽的老妇老翁,一步一顿,一瘸一拐,慢慢摇着转经筒,嘴里喃喃念咒。我从没见过哪个健壮的乡下汉子或身强力壮的喇嘛来行这套礼。书上说有朝圣者一路叩长头绕城而行,在尘土和泥浆里磕头,这样的人我也没有见到。信徒全都贫穷褴褛,许多是盲人。看来拉萨人要等到今生一无所有,才开始考虑来世。
离开园林和游乐园围墙之间的宽阔大道,一进城,凡是难看、肮脏的东西都来冒犯你的感官。猪和野狗在乌黑稀烂的泥里拱来嗅去。房屋坚固,却很脏。很难相信它们每年都要粉刷一遍。
靠近西边入口,是惹甲巴人的棚屋。他们是乞丐、贱民和清道夫,专管肢解死人。他们的房屋外墙是用牦牛角砌成的。
有些人家门外砌着草皮台,四周种着英国常见的花。住宅大多两三层。窗口挂着鸟笼。
大昭寺的外观一点也不雄伟。从街上看不见金顶,只看见高高的光秃秃的墙,入口处立着一片黯旧的柱子,旁边是一扇厚重的大门。一个脸色阴沉的僧人把门推开,里面露出一座极大的庭院,四周又是许多黯旧的柱子,从前曾漆成红色。整面墙上画满了佛教神话和象征的图画,色调柔和悦目。院子中央是一丛丛的蜀葵、万寿菊、旱金莲和紫罗兰。花坛旁有一座塔形的建筑,用来焚烧祭祀用的柏叶和松叶。
回廊有两层,楼上是僧人的僧房。抬头望去,可以看见几百个僧人伏在栏杆上,兴致勃勃地打量着我们。上层和西藏所有寺庙一样,涂着一种暗红色的东西,看上去像粗糙的油漆,其实是圣土,抹在修剪整齐的柴枝上,让它看来像是砖石墙的延续。墙面上饰着镀金的徽记,有佛教的符号,有像我们威尔士亲王羽饰那样的图案,有太阳和新月,还有种种别的纹样。入口大门上方挂着一幅厚重的牦牛毛帘子。屋顶上立着一些大圆筒,裹着牦牛毛布,顶上是一弯新月或一支矛头。西藏每座寺院和宗,以及大多数民居,都用这种东西装饰。远远初见,它们就像有人在屋顶上走动。
一般说来,从外院要登台阶才进得了殿堂,但大昭寺的地面是平的。我们穿过一条黑暗的过道进入正殿。临街的大门已在我们身后关上,但因为僧人们脸色阴沉,我们在外院留了一连帕坦兵。我们一行四人都带着左轮手枪。
我们进去时,大佛像前正在做法事,一阵雷鸣般的和声,好似风琴轰响,打破了冥想的间歇。居中的堪布从座椅上探身向前,从身旁一只瓶里取出一束孔雀翎。他把翎子指向地面,顿时铙钹齐鸣,鼓声大作,长号和海螺一齐吹响。
随后乐声渐渐消歇,就像炮声在群山间回荡远去。堪布领唱,僧人们像唱诗班的歌手那样两两相对,应和着诵经。他们的嗓音深沉虔敬,异乎寻常,既不自然,又令人震撼。西方最低沉的男低音也望尘莫及,而他们的节拍丝毫不差。
上千僧人的声音,像地底某种怪物的嗡鸣,带着乐音的哀婉——仿佛地神在向天神哀求解脱。
那诵经听来像是同一句经文无休止地反复,僧人们随着节奏摇摆身体。若不是成千上万支供烛和酥油灯摇曳闪烁,殿里便是一片黑暗。每座佛龛前都排着一行又一行的灯烛。
在一座内殿里,我们看到了佛教三尊的大像,即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佛像比真人还大,从脚到冠都镶满了珠宝。像英国大教堂的回廊一样,这里也有一些小小的侧殿,供奉着圣物和佛龛。
有金灯,有供在祭坛上的纯金钵,还有铜和青铜的浮雕托盘。
一道垂挂的链网护着圣域,防人亵渎;墙上伸出一只手,血淋淋的,样子凶恶,在那昏暗的光线里猛然一见,足以把任何胆敢闯入的不敬窃贼吓得瘫倒在地。
在楼上,我们发现一处地方,我们管它叫「地狱」,有些喇嘛正在那里供奉达赖喇嘛的护法女神。这里的音乐刺耳而野蛮。柱子上和墙上挂满了经卷和鬼面具,凡是魔鬼般的想象所能造出的怪状,无不陈列其中。这场供奉的对象猥亵不堪,缩在一个角落里——一个侏儒般的畸形怪物,丑恶狠毒,倒正配这种仪式。
喇嘛们脚边到处跑着小白鼠,在找谷粒吃。它们每天有人喂养,受到一丝不苟的敬奉,因为人们相信,从前历任守护这座神殿的人,灵魂都转生在它们纤弱的白色身躯里。
在另一座殿里,我们看到喇嘛们在做法事,供奉的是多手的观世音菩萨。菩萨的画像挂在祭坛旁的柱子上。为首的喇嘛戴着尖顶帽,帽上是淡蓝和金色,配色别致,法衣也是同样的颜色。地位低的喇嘛光着头,头发剃得很短。
我们刚进去的时候,一个小沙弥正从一把沉甸甸的铜壶里倒茶,壶嘴上镶着一块绿松石。每个僧人用木碗接过茶,再倒进糌粑面,调成糊。
这段间歇里,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人低语。小沙弥们走路悄无声息。我们从楼上走廊的格子窗往下看,只有那些年轻些的抬起头来,有点不自在地望着我们。
这套仪轨是几百年前定下的,其中的间歇,是为了借静默与出神来求道。僧人们坐在那里,像石头一样静。他们看见了我们,却似乎浑然不觉。
不禁令人疑惑:他们是在求道,还是被仪轨和常规僵化成了石头?他们是不是把我们看作虚幻的映像,无实无质,只是尘世投在他们身上的一闪即逝的幻影,转眼又要回到虚妄之中,而他们自己则沉浸在对永恒不变、普遍真理的冥想里?还是等这番自找的苦修结束,我们就会成为他们闲谈和品评的话题?
蜡烛的油烟熏得人几乎窒息。「谢天谢地,我不是喇嘛!」我身边一个中尉说。一个阿夫里迪族的印度兵上尉让枪托从靴面上滑下来,在石板地上哐啷一响。
听到这几声把人唤回清醒的响动,我们好像不假思索地受了一股冲动,哐哐当当地走出这片不圣洁的梦境般的空气,来到外面明亮的阳光下。
集市上人群欢快。街上挤满了人,脾气之好,我在哪里都少见。阴沉和猜疑都不见了。军官和士兵,英国兵、廓尔喀兵、锡克兵、帕坦兵,都被人们好脾气地盯着看、评头论足,身上的装备也被摸来摸去,细细察看。这是一群鲜亮有趣的人,色彩缤纷。广场一角,一个街头歌手弹着吉他,几个孩子跟着跳舞,引来一小群人围观。他的嗓音是浑厚的男中音,还会像蒂罗尔人那样唱约德尔调。一位噶伦骑马经过,人群向两边分开。他身穿华丽的黄色丝绸和织锦,身后跟着一队骑马的随从,那些人的头饰足以叫歌剧院的帽匠绝望。他们戴的有红灯罩,有黄色的汽车帽,有夸张的庚斯博罗式大檐帽,有倒扣的锅,有煤斗,还有中世纪的头盔。在这一片颠三倒四之中——这在拉萨倒也不显得不协调——帽子最古怪的,却是不丹的通萨本洛,他戴着一顶英国灰毡帽在街上招摇。
蒙古商队到了拉萨,一路穿越了上千英里的沙漠和山路。商人和赶驮的人在街上闲逛,尽量不显得太土气。但他们很容易认出来——个子高,筋骨结实,走起路来很是自主不羁,脸被风吹日晒成了深砖红色。我看见他们的一个女人,身体极其健壮,披着腰间束带的羊皮斗篷,俯身在一个布摊前,翻弄着样品,仿佛购物本就是她生来的本分。
天晴的日子,货物就摊在街上的卵石地上,彩布和瓷器在园中花卉的衬托下,十分好看。店门口站着面色苍白的尼瓦尔人,他们的祖先是好几代以前从尼泊尔来到拉萨定居的。他们戴一顶扁平的褐色帽子,穿一件暗赤褐色的长袍,颜色比喇嘛的还深。克什米尔店主缠着头巾,披一件屠夫穿的那种蓝色斗篷。城里的买卖似乎都被他们、尼瓦尔人和汉人包揽了。
英国军官们常在集市上转悠,搜寻古董,但收获甚微。拉萨没有什么工艺美术行业,小玩意儿几乎全是从印度和中国运来的。景泰蓝稀少而昂贵,因为得承担从北京运来的一千八百英里运费。宗教器物不卖。绿松石很多,但粗糙低劣。买到手的仿制假货有好几百件。护身符、戒指、铃铛和发饰还有些销路,可这些东西连同铜器黄铜器,在大吉岭的集市上半价就能买到。我们找到的几件西方遗物,必定各有来历。大昭寺里有一口钟,上面铸着「主啊,我们赞美你」一句拉丁文,大概是嘉布遣会士留下的遗物。在城郊的陋巷里,我们发现了一辆没有轮胎的自行车,还有一台伯明翰造的香肠机。
除大昭寺以外,大多数庙宇和寺院都在城郊。这些礼拜之所大同小异,描写起来会很乏味。只有小昭寺和木如寺专供巫术,与众不同。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民族灵魂的另一面。
小昭寺像墓穴一样阴暗。门两边各有三尊巨大的护法神。前厅里收集着弓、箭、锁子甲、鹿角、动物标本、经卷、面具、骷髅,以及事魔所用的一切法器。左边是一个黑暗的壁龛,看不见的诵经人正在里面击鼓。
一个喇嘛手捧圣杯,站在墙上凿出的一个深洞前,那洞像食品房的递菜窗口,昏暗摇曳的烛光照出一个狠毒的女魔。另一个僧人把圣水倒进圣杯,那喇嘛便一次又一次郑重地把它举起,口中念咒,以安抚那位复仇女神。
殿堂里既没有其他寺庙那样的装饰、神像、悬挂的华盖,也没有经卷。既没有信众,也没有僧人。墙壁看上去是黑的,没有彩画,但偶尔一盏灯照出一个蛇发女妖的头,一只恶魔的眼睛,一两平方英寸未被岁月湮没的颜料。
这地方古老得不可追忆。有巨大的金属和石头器皿,雕刻着,和屋顶一样浮雕着狮鹫和骷髅,大概可以上溯到佛教传入西藏之前,是古老的苯教的遗存。这里的色彩和声音都毫无明快可言,没有一样东西鲜活灵动。
遭了灾祸的男女来这里解咒,怀恨的人来这里下咒,死了亲人的人来这里付钱,请通晓法术的人观看亡魂在炼狱中的遭遇,引导它走向转生之路,而一路上魔鬼和复仇女神埋伏着,要用火焰般的爪子把它攫去,拖进地狱。
这些鬼神都必须用法术来安抚。因此,小昭寺里没有令人神往的音乐,没有与佛的交感,没有福乐,只有孤零零的僧人站在神龛前喃喃念咒,三两成群的人阴郁地盘腿坐在地上,施展法术,指望在护法神与恶神为争夺一个灵魂而进行的无休止的交战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殿堂的内坛里,祭坛后面,有一大堆砖石,从地面一直垒到屋顶,人们相信它底下有一道无底深渊直通地狱。它四周有一条黑暗狭窄的通道,供朝圣者绕行。地面和墙壁被几百年来虔诚的脚步和摸索的手磨得像冰一样滑。一个老妇人不知有什么急难,正心不在焉地一圈又一圈绕着走。
换了别处,人也许会着迷地在这地方流连,但在拉萨,人在种种神秘之间走动却是漫不经心的;因为在这片与世隔绝、风雪雷霆格外凶猛的土地上,在这些荒漠与旷野、层叠的山脉和无法逾越的雪障之间,这片土地的子民相信土、气、水中都住满了魔鬼,正为人的命运激烈争斗,这本不足为奇。
拉萨的寺庙我不再多写了。一座神殿和另一座极为相似,细节会令人厌倦。就我个人而言,即使在拉萨,我也不喜欢按部就班地游览名胜,宁愿在街巷、集市和城外的园子里闲逛,看看人,领略这地方的气氛。西藏的宗教带着一种病态的风致,倒也够别致的,但要考究迷信是怎样一层层附加到真正的信仰上去的,追溯这些伪造的附加物如何增长,我就留给考古学家了。也许一百个读者里有一个,会有兴趣知道有座寺庙是由显赫的文成公主修建的,她是唐太宗皇帝的女儿、松赞干布王的妻子;但我想,其余九十九位读者若见我略而不提,定会由衷感激。
然而,谈拉萨的寺院,不能不提一提西藏喇嘛教与罗马天主教会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不可能是偶然的。在祭坛前点蜡烛,洒圣水,轮流唱赞美诗,布施,为死者做弥撒,这些必定源自西方。我们知道,许多世纪以来,中国西部靠近西藏边境的地方一直有大批基督徒聚居,而在过去三百年中,又有几位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深入到拉萨和西藏其他地方。早在一六四一年,耶稣会士白乃心神父就到过拉萨,他记载说,喇嘛们戴着帽子和主教冠,用念珠、铃铛和香炉,奉行告解、补赎和赦罪的做法。除了这些与罗马天主教相同之处,他还注意到隐修与修院制度、剃发、守贫、守贞和服从的誓愿、化身与三位一体的教义,以及对炼狱和天堂的信仰。〔注一〕
(原注:把白乃心的记述同鲁布鲁克神父的行纪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鲁布鲁克于十三世纪在蒙古旅行,一二五三年他这样写到喇嘛:「他们所有的僧人都把头剃得精光,身穿橘黄色的衣服。一经剃度,他们从此便过独身生活,一座僧院里住着一两百人。……他们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带着一根绳子,上面穿着一两百颗果壳,很像我们随身带的念珠;他们总是念诵这几个字:『唵嘛呢白克塔维』,即唵嘛呢叭咪吽——其中一人给我解释说,意思是『神啊,你是知道的』;他们每念一遍这句话来纪念神,就指望从神手里得到一次报偿。……我去参观了他们的偶像庙,看见有几个僧人坐在外面的门廊里,从他们剃光胡须的样子看,我见到的那几个简直像是我们的同乡;他们头上戴着纸做的饰物,像主教冠一样。」)
我们偶尔看到一个僧人,有着罗马枢机主教那种清雅而苦行的面容。代理摄政甘丹赤巴就是一例。有一两个人看来或许仁慈宽厚——这样的人,能叫人相信《基姆》里那位温和的老喇嘛并非全不可能的虚构;但在我看来,他们大多数粗俗而昏聩。我得承认,在拉萨那段旷日持久的谈判期间,我对喇嘛们没有什么同情。以为他们闭关锁国是出于什么宗教上的顾忌,那是错的。最纯粹的佛教并不排外,也不狂热。释迦牟尼传的是一种劝化众生的宗教。他普爱众生,愿利益一切有情,有如基督。但佛教在西藏越来越堕落,喇嘛教会如今不过是一部政治机器,其首要职能就是毫不通融地把外国人拒之门外。喇嘛们知道,与别国往来必定会摧毁他们在民众中的影响。
西藏实际上是由喇嘛统治的。拉萨城外有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三寺的堪布有将近三万名武装而顽固的僧人作后盾,在民众大会中占有压倒一切的势力。〔注二〕这些人的影响比四位噶伦乃至达赖喇嘛本人还大,这个国家的政策实际上由他们说了算。
(原注:「或许有人要问,在一个四位主要大臣即噶伦中有三位是俗人的政府里,寺院的影响是怎样施加的。事实似乎是,在摄政、噶伦,以及我们迄今所知的西藏政府的全部机构背后,还有一个机构,叫作『仲都钦波』,或叫『仲都杰措』,不妨比作我们所说的『国民大会』,或者照这个词的本义,叫作『大会』。它由三大寺的堪布、拉萨城内四座小寺即所谓四林的代表,以及卫地所有其他寺院的代表组成;此外,政府的全体官员,无论俗官僧官,也都出席,人数达几百人。」——鄂康诺上尉岗巴宗日记,见一九〇四年《西藏蓝皮书》。)
三大寺创建已久,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关系密切。它们实际上是宗教大学,〔注三〕在许多方面很像我们的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大学分为若干学院,各有自己的堪布即院长,以及执掌纪律的僧职人员。本科生,也就是等待受戒的人,必须去听讲、上经堂,并通过指定经书的考试,这些经书必须从头到尾背熟,才能取得学位。考试不及格,以及违犯纪律和礼仪,都要受鞭笞。不幸的导师也要挨体罚,因为学生的疏失要由他们负责。如果一个考生屡次考不过,就会被逐出大学,要再进来,只有缴纳更高的费用。三大寺有权授予相当于我们神学学士和神学博士的学位。僧人们住在四合院的僧房里,各有各的伙食团,但到大殿共同礼拜。如果他们的戒律严格遵守的话——对此我很怀疑——那么祈祷和繁琐的宗教仪式几乎要占去他们一整天。但喇嘛们是诡辩的老手,通常总能设法规避经典中最恼人的戒条。
(原注:关于哲蚌寺的纪律和体制,我的材料大多取自奥古斯丁·沃德尔上校所著《西藏的喇嘛教》。沃德尔上校以考古学家兼首席军医的身份随远征队同行。)
我们到拉萨后不久,因事去了一趟哲蚌寺,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它坐落在离城两英里的山坡上一处天然的圆形谷地里,是一大片殿宇和僧舍,比西藏大多数城镇都大,也肯定更壮观。
这所大学创建于一四一四年,正当格鲁派第一位大喇嘛在位之时。它分为四个学院,有将近八千名僧人,其中有一大批蒙古人。第四世达赖喇嘛是蒙古人,就葬在寺内。第五世达赖喇嘛是历代最伟大的一位,他修建了布达拉宫,并首先把政教两权合于一身,他当过哲蚌寺的堪布。当今的达赖喇嘛每年都要到哲蚌寺来,寺里专门留着一座宫殿供他使用。哲蚌寺的堪布自然是政治上极有势力的人物。
我搜罗这些事实,是要说明僧人们把自己的寺院看作全藏第一,以此自豪,并非毫无道理。他们对寺院的历史荣耀有几分骄傲,也情有可原。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母校里,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极好的人,似乎也因古老的传统、因与一长串显赫名字的渊源而自觉身价倍增。那么,对这个西藏的团体,我们又能指望什么呢?在一个几百年来一直以顽固和闭塞自傲的国家里,他们是最守旧的一群人——对科学、文学、历史、政治,事实上对一切都一无所知,只懂得他们自己那套狭隘的僧侣权术和混乱的玄学。我们说藏人「不可理喻」。他所受的全部教育就是教他如此,而且他受的教育越多,就越「不可理喻」。
那么,可以想见,当一队武装人马骑到哲蚌寺前索取给养时,寺里是何等惊慌。应各寺堪布和噶伦们的请求,我们一直没有进入拉萨及其附近的寺院,但条件是僧人们须送来给养,我们按优厚的价钱付款。堪布们没有守约,给养迟迟不到,于是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一名军官带着三个护卫被派到寺门口,送去一封信,说如果一小时之内不交出粮秣,我们就要攻进寺里去取,必要时动用武力。送信的人遇上了一群激动的喇嘛,他们拒不接信,挥手叫他们走开,还把石头朝他们滚过去示威,表示准备开战。送信人骑马离开时,警钟响了起来,通知那些带着农产品聚在寺外赶集的村民和妇孺离开。
麦克唐纳将军率领一支由英国兵和印度兵组成的强大兵力,在离寺院一千三百码的地方列阵,大炮对准了哲蚌寺,步兵展开,我们等待着信中所定的宽限期满。一个小时过去了,看来军事行动已不可避免,这时一群群僧人举着白旗走出来,提着几篮鸡蛋,还带着一条致敬的哈达。
即使面对这番军威,他们还是想拖延。他们照例鞠躬、絮叨、抗议,全无用处,还屈尊纡贵地说,如果我们立刻撤走,他们可以商量商量,倘若商量出满意的结果,第二天就把给养送到我们营里。喇嘛们受的训练,就是争辩、抬杠、拖延、反复。〔注四〕他们似乎认为,语言生来就是为了回避结论的。我们把简短的最后通牒又说了一遍,两个面无表情的印度兵把代表团轻轻请走,那些人还像一群喜鹊似的叽叽喳喳。
(原注:喇嘛大学授予的最高学位叫「然绛巴」,字面意思是「滔滔不绝、没完没了」。——沃德尔《西藏的喇嘛教》。)
这期间,我们坐着等,抽着烟斗,心想会不会又是一场曲眉仙角。要把这些可怜的傻瓜从他们自己顽固愚蠢的后果里救出来,似乎是世上最难的事。时限快到了,两个炮兵连向前推进了三百码,炮手们重新瞄准,把十磅山炮对准了寺院的正中心。
只剩五分钟了,我们各人依各人的性情,或是生出怜悯,或是满心恼火,或是被那种对戏剧性场面的原始本能迅速攫住——这种本能会扫荡一切人道情怀,只留下人在原始激情的冲突之中。
终于,只见一行稀稀落落的红衣僧人走出寺门,下山而来,每人背着一袋给养。危机过去了,我们不必施以残酷的惩罚。我等着看这支队伍:一群脸色阴沉的僧侣,一辈子从没向外来势力低过头、屈过膝,如今却背着他们不情不愿的贡献,去供养第一支闯入他们幽闭之地的外国军队。这想必是哲蚌寺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天。
必须承认,这不是僧人们显出最好一面的时候。可我还是忍不住拿他们的样子同那些淳朴老实的农民相比。他们许多人看上去昏聩堕落;另一些人脸上显出残忍和狡诈,眉头紧锁,仿佛无时无刻不在算计;有的几乎像猿猴,看上去除了兽性和肉欲,脑子里装不下别的念头。他们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从肩头袒露出来的右臂又软又松,好像这辈子从没老老实实干过一天活。
有一个人长着一副宗教裁判官的面孔——滚圆的小眼睛,鼓胀的脸颊,紧抿的薄嘴唇。
他们多么恨我们!要是我们中间有谁暗中落到他们手里,我毫不怀疑,他们会把他四肢一节节扯断,或者用刀把他剁成碎块。
哲蚌寺一事表明,跟藏人打交道,不诉诸武力就很难有任何进展。我们到城里来,是要坚持让他们接受我们的要求。可是和平解决看来毫无希望,而我们又不能无限期地待在拉萨。假如这些僧人说:「你们愿意待在这里,尽管待着。我们不来骚扰你们,但你们的条件我们拒不接受。」那我们能怎么办?我们只能撤走,或者把大炮对准布达拉宫。撤退当然是不可能的。
第十五章条约的订立
政治上的僵局一直持续到条约签字前一个星期。
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没有能负责任的代表出面。几位噶伦都是软弱之辈,又是出逃的达赖喇嘛手中的工具,他们申辩说,不论同我们订立什么条约,都会使他们身败名裂。可是反过来,如果不订条约,逼得我们去占领布达拉宫,或者采取别的什么冒犯僧侣集团的举动,他们同样难逃覆灭。事实上,无论怎样,等着他们的都是覆灭。
西藏最高一级的官员前来拜访荣赫鹏上校,表示极盼以友好方式解决分歧,可是一旦请他们去办一件最简单的事,他们便说不敢承担这个责任。这并不只是狡猾的推诿。拉萨城里确实没有一个人敢用任何一种行动或保证把自己牵连进去。
然而,确实存在着某种不负责任、杂乱无章的行政机器,有时也能就眼前的事务作出决定。民众大会的意见至少还统一到了这样的程度:罢免并囚禁了噶厦中的僧官达喇嘛。他获罪的原因,是没能劝动我们退回江孜。
民众大会每天开会,一开就是很久,讨论了一个多星期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至少有一个目标是大家共同的——那就是设法让英国人离开拉萨。于是他们任命了正式的代表,并说这些代表所作的决定,在达赖喇嘛回来之后,对他也有完全的约束力。达赖喇嘛把自己的印信留给了代理摄政甘丹赤巴,却没有授权他使用。
条约的条款透露给了驻藏大臣,驻藏大臣又转告仲都。仲都把答复的草稿先送交驻藏大臣,然后才呈给荣赫鹏上校。民众大会对我方要求的第一次答复,实在应当保存下来,作为这个民族性格的一份历史缩影。他们说,赔款应当由我们来付,而不是由他们来付。我们侵入了他们的领土,糟蹋了他们的寺院和田地,理应承担费用。至于开辟商埠,他们顽固反对;不过,倘若我们把条约的其他各款办得令他们满意,他们可以考虑是否准许我们在仁青岗设一处市场,那地方在现有的亚东市场以外一英里半。但他们又说,除非我们保证就地付清所买东西的价钱,尊重他们的妇女,不行抢掠,否则他们是不打算作这个让步的。修路他们不能允许,因为爆破和翻动泥土会触怒他们的神灵,给四邻招来灾祸。电报线有违他们的习俗,在宗教上也说不过去。至于对外关系,他们从来没有同任何外族打过交道,只要还没有被迫向另一个大国寻求保护,他们就打算一直保持这个方针。
这份答复的口气,说明了藏人的态度。固执到了这一步,已经无以复加。不过,这份文书并没有正式转交给专员,而是被驻藏大臣以措辞过于无礼、不便转呈为由,退回了民众大会。驻藏大臣向荣赫鹏上校解释说,藏人把这场谈判看成是小贩讨价还价。他们并不明白我们完全有能力强加条件,我们的要求是无条件的,反倒以为只要一开场摆出不肯迁就的架势,要价高过自己的指望,就可以达成某种折中,逃脱全部的惩罚。
藏人的第一个让步,是释放了那两个拉琼人。他们是锡金土著,也是英国臣民,一九〇三年七月使团在岗巴宗等候的时候,他们在扎什伦布被捕,遭到毒打。释放他们原是条约的条款之一。荣赫鹏上校借释放之机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正式接见,在会上郑重告诫藏人:英国臣民是不可侵犯的。他说,囚禁这两个锡金人,是藏人所犯的最严重的过错。印度政府决定进军江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这件事。两个囚犯是直接从地牢里带到接见厅来的。他们被关在一间黑暗的地下囚室里已经一年多,对英国人到了拉萨一事一无所知,直到这天早晨荣赫鹏上校告诉他们,奉英王兼印度皇帝之命,他们自由了。那个场面我永远不会忘记——囚犯们的茫然与狂喜,他们憔悴苍白的面容,还有藏人那种闷闷不乐的默认。藏人这才头一次领会到古罗马人那句自豪的话「我是罗马公民」是什么意思。
八月二十日,荣赫鹏上校通过驻藏大臣收到了对我方要求的第二次答复。代表们的口气虽然略有缓和,稍稍讲理了一些,却仍旧叫人无法接受。接着又举行了几次正式接见,谈判却毫无进展。藏方代表并不讨论关系到解决问题的要害,而是带着正式接见的全套排场和礼仪前来,求我们不要在某一块地里割草,或者要求把空粮袋还给寺院。驻藏大臣说,他任职以来,从这些「蛮夷」那里碰到的只有推诿搪塞。他们是「阴暗狡诈、精于支吾的人,办起事来却像孩子」。
不过,那些议事的人开始显出动摇的迹象。他们显然急于达成协议,虽然仍旧希望削减我们的要求,并且想方设法劝专员同意他们自己提出的条件。
在这段颇为磨人的日子里,我们同藏人的社交往来始终十分友好。几位噶伦和一两位为首的僧人来看赛马和马术游艺会,在彩池下注,看来玩得很开心。他们的小马参加来宾赛跑时,噶厦的成员们一时忘了自己的矜持,摇摇摆摆地走到栏杆边看冲线,真的激动起来。荣赫鹏上校请他们吃午饭、喝茶,还请他们到拉鲁府的院子里看了一场藏戏;拉鲁府后来成了使团的驻地。在这些场合,他们和蔼友善,对我们的款待也很领情。
普通百姓对我们显然并无怨恨,也看不出对我们留在城里有什么不满。商人和店主因为我们买什么都付高得离谱的价钱而大获其利。拉萨的买卖从来没有这样兴旺过。穷人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慷慨的对待。有一天,一大群穷人欢欢喜喜地聚在城外的平原上,领到施舍的有一万一千多人。拉萨方圆一日路程之内,凡是怀抱中的婴儿,都被抱到了那里,每人领到一枚章噶,合五便士。
我想,这段时间里藏人对我们的仁慈确实是有所感动的。我们临行前夕,慈祥可敬的甘丹赤巴把双手举在麦克唐纳将军头上为他祝福,郑重感谢他宽厚克制,保全了寺院和百姓;谁也不怀疑他的感激是出于真心。他送给将军的那尊金佛,是一位佛教高僧所能表示的最高敬意。
九月一日,藏人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扯皮,只接受了条约中的两款,〔注一〕荣赫鹏上校认为,发出一份措辞审慎的最后通牒的时候到了。他告诉代表们,如果一个星期之内不全部接受条款,他就要同麦克唐纳将军商议,为强制他们遵从须采取什么措施。他们的屈服是彻底的,也是立刻的。
(原注:即释放拉琼人,以及拆除亚东和戈索的关卡。)
荣赫鹏上校取得了一场第一流的外交胜利。如果最后通牒早三个星期,甚至早两个星期发出,我相信藏人是会抵抗的。八月三日我们到达拉萨时,尼泊尔驻拉萨代表说,倘若我们决定驻进城里,已有一万名武装僧人准备同我们对抗;直到在堆龙出迎我们的几位噶伦回去,保证我们要在城外扎营,他们才散去。有一段时间,看来不再动用武力,谈判就休想有任何进展。可是耐心和外交终于取胜。我们已经向藏人表明,我们既能到达拉萨,又能尊重他们的宗教,留给他们的印象是:我们的力量是以仁慈节制的。
条约于九月七日在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宝座殿里签字。藏方签字的有:代理摄政,由他钤盖达赖喇嘛的印信;四位噶伦;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的堪布;以及民众大会的一名代表。驻藏大臣无权签字,因为他还在等候北京的「正式批准」。为防日后政府更迭、条约遭到否认,签字的人包括了拉萨每一个行政机构的代表。
七日下午,我们的部队排列在布达拉宫西面的堤道两旁。快到顶上时,崎岖破碎的路变成了一级级溜滑的台阶,走的人得像螃蟹那样横着走才不致摔倒,脚要踩在年深日久的石板缝里,那里长着青草和酸模叶子,落脚稳当些。随后穿过大门,沿着迷宫一般溜滑的过道走去,里面黑如地府,只有面无表情、莫测高深的老僧手里摇曳的酥油灯投下一点昏暗的光。在接见殿里,荣赫鹏上校、麦克唐纳将军和中国驻藏大臣坐在达赖喇嘛的宝座下面。他们两侧是英国政务官和藏方签字人。另一个角落里是不丹的通萨本洛和他手下那些身强骨大的壮汉,还有那位衣着整洁、满面堆笑的矮小的尼泊尔驻拉萨代表。英国军官们围坐成一圈。他们身后站着一群群英国兵、锡克兵、廓尔喀兵和帕坦兵。正中的桌子上铺着一面英国国旗作桌布,上面放着条约,是一大卷文书。
条款用藏语宣读之后,签字人走上前去,在用英文、藏文、汉文写成的三栏平行文本上钤盖印信。他们毫无愠怒不快的神色。摄政签名时还露出了笑容。
签字之后,荣赫鹏上校对藏人讲话:
「条约已经签订。我们现在和平了,过去的误会已经结束。今后双方友好关系的基础已经奠定。
「在这项条约里,英国政府小心避免对你们的宗教有丝毫干涉。他们没有吞并你们的任何一块领土,没有企图干涉你们的内政,并且充分承认中国政府继续享有的宗主权。他们只是要确保以下几点——
「一、你们须遵守驻藏大臣于一八九〇年订立的条约。
「二、印度与西藏之间的通商关系,对你们和对我们同样有利,应当建立起来,就像在中华帝国的其他各地,以及在除西藏以外世界上的其他每一个国家那样。
「三、英国的代表今后须受到尊重。
「四、在同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上,你们不得背离传统的方针。
「现在订立的这项条约,我代表英国政府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严格遵守;但我也警告你们,我们同样要严格执行。任何违约行为最终都将受到严厉惩罚;任何阻挠通商、对英国臣民的任何不敬或伤害,都会被记下来,并且要索取赔偿。
「你们到印度来,我们待你们很好。我们不向你们的商人征收一个卢比的关税。我们允许你们中间任何人在印度随意旅行、随意居住。我们保护佛教的古老建筑,我们期望,我们来到西藏时,所受的体谅与尊重,不会少于我们在印度给予你们的。
「你们不履行条约义务、对英国统治不敬的时候,已经领教过我们是怎样厉害的敌人。如果你们遵守条约、以礼相待,你们会发现我们同样是很好的朋友。
「我希望,此刻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和平能够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再也不必被迫把你们当作敌人。
「作为和平的第一个表示,我将请麦克唐纳将军释放全部战俘。我期望你们也会释放所有因为同我们有往来而被囚禁的人。」
这篇讲话逐句译成藏语,又译成汉语,讲完之后,几位噶伦表示要忠实遵守条约。〔注二〕
(原注:以下是《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所报道的条款草案。条款的最终文本尚未公布,但据我所知,莫理循博士的这份摘要包含了它们的要旨:
「一、藏人须在西藏边界上重新竖立界石。
「二、藏人须在江孜、亚东、噶大克开设商埠,并为同印度通商提供便利。
「三、西藏须委派一名负责官员,同英国官员会商修改一八九三年条约中任何不妥的条文。
「四、关税税则经大不列颠与藏人议定之后,不得对货物另征关税。
「五、在印度边界与上述三处商埠之间的道路上,不得设立关卡;三处商埠须委派官员,以便利外交与商务往来。
「六、西藏须赔款五十万英镑,分三年按年缴付,第一期于一九〇六年一月一日缴付。
「七、英国军队占领春丕河谷三年,或直到商埠妥为设立、赔款全数清偿为止。
「八、在西藏内地商人所经各条道路上,自印度边界起的一切堡垒,一律拆除。
「九、未经大不列颠同意,西藏的任何领土不得出售、租借或抵押给任何外国;任何外国均不得干预西藏政府的行政或与之相关的任何其他事务;任何外国均不得向西藏派遣任何官方或非官方人员——不论其从事何种职业——协助办理西藏事务;任何外国均不得在西藏任何地方修筑道路或铁路、架设电报或开采矿山。
「如大不列颠同意另一大国修筑道路或铁路、开采矿山或架设电报,大不列颠将自行对所拟办法作全面审查。西藏境内的任何不动产或含有矿藏或贵金属的土地,均不得抵押、交换、租借或出售给任何外国。
「十、条约的两种文本,以英文本为准。」
第九款排除了俄国的干涉以及随之而来的吞并,当然是条约中最要紧的一条。)
第二天的正式接见上,演出了这样一幕,让人想起一出戏在落幕之前,剧中人纷纷登台,得知各自的命运已经改变,一切皆大欢喜。在随后的相互保证、相互让步和种种善意的表示之中,我们争取到释放了那些因为帮助过英国臣民而被囚禁的政治犯。一个老人和他的儿子被带进厅里,一副腰弯背驼、身心俱垮的样子。老人四肢上的镣铐,是那天早晨才卸下来的,二十年来这是头一回;他走进来时,对着久违的亮光直眨眼,就像一个瞎子奇迹般地重见了光明。他原是东孜附近帕拉庄园的管家,罪名是一八八四年款待过萨拉特·钱德拉·达斯。接着释放的是色拉寺的一个老僧。他虚弱得要人搀着才能走进屋来。他的罪名是当过河口慧海的老师;河口慧海是一位日本旅行家,曾扮作中国香客到过拉萨。我们这些看着这几个可怜的人间残骸的人都觉得,单是让他们重获自由,就足以证明我们进军拉萨是正当的了。
八月十四日,驻藏大臣在拉萨街头张贴告示,宣布达赖喇嘛因在国家危难之际弃职出走,奉中国皇帝之命予以革除。世俗权力交由民众大会和摄政掌管,宗教权力则移交给扎什伦布寺的大喇嘛班禅仁波切;佛教徒尊他为阿弥陀佛的化身,视他与达赖喇嘛本人同样神圣。这位在欧洲被称为班禅喇嘛的人,向来比达赖喇嘛容易接近。沃伦·黑斯廷斯派出波格尔和特纳两次使团,就是去见班禅喇嘛的;乔治·波格尔同当时在位的那一世班禅之间结下的深厚友谊,大概是英国人和藏人之间这种情谊的唯一一例。班禅喇嘛驻锡的后藏地方,官员们不像拉萨的寡头那样偏执。当年请萨拉特·钱德拉·达斯到日喀则去的,就是班禅喇嘛的一位大臣,他跟达斯学会了罗马字母,常常一坐几个钟头,听达斯谈论各种语言和科学的新进展。这个人遭到流放,东孜寺的堪布因为款待这位孟加拉探险家而被投入雅鲁藏布江淹死,这是拉萨人与后藏人态度不同的最近的标志。
现在这一世班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排外情绪。在西藏的军事行动期间,他在安全许可的范围内尽量保持中立、按兵不动;乌拉尔先生的希望并非没有可能实现,即在日喀则立起一位亲英的佛教教皇。西藏问题或许可以由此得到简化;达赖喇嘛逃往库伦,已经使这个问题少了几分复杂。
估量西藏远征的实际成果,我们不应把条约条款是否得到逐字遵守看得太重。商埠、道路、电报线、交通开放,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但从来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真正必要的,是让藏人明白,他们是戏弄不起我们的。在我们的边境上有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自以为我们的不满怎么也够不着他们,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危险的根源。我们到西藏去,为的是彻底扭转拉萨寡头集团对印度政府的全部方针。
使团的实际成果是这样几条:除掉了一个向外国示好、因而威胁到我们在东北边疆的安全与威望的统治者;向藏人表明,那个外国没有能力支持他们对大不列颠采取的对抗方针,他们的首府也并非英国军队到不了的地方。
我们去过拉萨一次,必要的话,还可以再去。让他们知道这一点,是我们今后排除阻挠时所能掌握的最有效的杠杆。同藏人这样的民族打交道,尊重唯一可靠的基础就是畏惧。将近二十年来,他们一直藐视我们,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有能力惩罚他们的对抗。俄国的威胁正是从这种藐视中滋长出来的,而消除这个威胁,才是西藏远征真正的目的。我们消除了它没有?我认为,我们评判寇松勋爵的西藏政策是成是败,应当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毫无疑问,派英国军队到拉萨,已经向藏人表明,俄国是一根折断的芦苇,她的代理人全然靠不住,她的友谊不过是虚伪的空架子。英国远征不仅挫败了她在西藏的图谋,还向整个中亚表明,她摆出佛教教会保护者的姿态是毫无诚意的。
但藏人不是容易留下深刻印象的民族。一八八八年那次战役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他们是健忘的。要使这次远征的成果长久保持下去,就应当把寇松勋爵原来的政策全部付诸实行,在拉萨留驻一名带兵的驻扎官。有人会反对说,这种前进政策太容易招来政治上的麻烦,代价也太高,为这个目的不值得。可是从长远看,折中的办法通常比坚定一贯地推行一项大胆的政策更费钱,也更危险。
我们在江孜留下了一名商务委员和五十人的护卫队,又在春丕和帕里宗驻了四五个连,两地距江孜分别为一百英里和一百三十英里。但江孜方面无论怎样警觉,也无法让印度政府随时掌握俄国或中国在拉萨的阴谋。拉萨就是西藏,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看清西藏政局变幻不定的哑剧,以及各个外国的种种手腕。如果我们不想失去已经得到的地盘,西藏的对外关系就必须置于英国的监视之下。
但撇开监视问题不谈,我们的威望也要求在拉萨派驻一名英国驻扎官。我们在江孜留了一名官员,拉萨却一个也没有留,藏人会把这看作软弱的表现。
再者,只要我们不了解拉萨的政治局势,同西藏的外交关系就只能是一场闹剧。首府里的各种势力消长极快。喇嘛们是玩弄阴谋的行家。我们离开拉萨的时候,我们的政务官中消息最灵通的人,也不敢猜测一个月后哪一派会当权,达赖喇嘛会不会回来,他的被废又会以什么方式影响我们今后同这个国家的关系。我们只知道,我们一离开拉萨,很可能就是各个政治派别相互争斗的信号,局面会陷入一片混乱。达赖喇嘛仍然拥有一大批僧人的效忠。大家知道色拉寺是支持他的;甘丹寺里虽然有一派人偏向被罢黜的夏扎噶伦,拥护达赖喇嘛的人却也不少。唯一既无追随者、又毫无影响的政治人物,就是那位不幸的驻藏大臣。〔注三〕不管哪一派占了上风,中国驻藏大臣的处境都不会令人羡慕。
(原注:驻藏大臣,即中国驻拉萨的代表,其地位相当于印度某个受保护土邦宫廷里的英国驻扎官。不过近年来,驻藏大臣的权力已经不过是名义上的了。)
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在条约上签字;她或许还会签,但她签不签并不至关重要。藏人会自己判断,招惹我们的敌意是否安全。如果他们决定同我们对抗,那么他们当然可能以驻藏大臣没有签字为借口,拒不承认一九〇四年的条约,从而惹出麻烦来。
大家会记得,一八八八年那次战役之后,我们在加尔各答拟定的条约,由中国签了字,后来却遭到西藏的否认。多年以来,藏人一直无视中国的宗主权,拒绝受中国代他们订立的条约约束;可是现在,宗主权这个说法用起来方便了,他们就可能拿它作借口,来逃避新的义务。
甚至有可能,驻藏大臣曾经劝告在拉萨的藏方代表:要想摆脱我们,那就我们提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反正不经中国同意,我们同他们订立的任何条约都是无效的。这样,那个「恶性循环」就转起来了;从中国和西藏的立场看,再也想不出比这更高明的政治手段了。
但西藏新局面能否持久,并不取决于中国。如果藏人认为自己仍然可以藐视我们,他们就会这样做,随便哪个借口都一样管用。可是,如果他们已经懂得了我们的不满是危险的,他们就会当心,不再去招惹。
这次远征是成功还是失败,取决于我们给藏人留下的印象。如果要让这个印象持久,我们就必须确保我们在拉萨的利益受到妥善的保护,否则几个月之内,我们就可能失去已经得到的地盘;而为得到这片地盘,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冒了怎样的危险,只有参加过这次远征的人才能明白。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