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民的土地

第一章从威海卫到天津

我们的运兵船在镜面一般的海上行驶，沿着中国北方山东那道险峻粗犷的海岸。前方，一堆杂乱的山峦衬着落日黑压压地卧着，那就是威海卫。一艘从芝罘启程回国的德国轮船，向我们桅顶那面绘着交叉双剑的蓝旗降旗致意。靠岸不远处，偶尔有一只帆船停在无风的水面上，轮廓奇异，帆式古拙。我们的甲板上，十来个各兵种的军官躺在藤椅里，都是要往北京去的。有的刚从南非战场上下来，也有人的行伍生涯是在印度或缅甸度过的。

同行者中有一位人所共知、也很受欢迎的随军牧师哈迪先生，即名著《婚后如何幸福》的作者。他本人就是自己那套理论行之有效的活证据，是我平生所遇最和气、最讨人喜欢的旅伴。他有爱尔兰人全副的机智与幽默，一路上是全船人的灵魂。他新近从欧洲经美国来到香港，一路上那种刻意的不修边幅和一把散乱不剪的胡子，叫美国那些体面市民大为惊奇。「在盐湖城，」他对我们说，「有一天在旅馆里，一个陌生人跟我搭话。『先生，失礼了，』他说，『我和这桌上的朋友打了个小赌，可否请您替我们裁断一下？』『恐怕我帮不上什么忙，』哈迪先生答道，『我才刚到贵城。』『不然。这赌打的正是您本人。我们实在猜不出您是三样中的哪一样——摩门教长老、布尔将军，还是苏格兰人。』」我们这位爱尔兰神父讲完这段，又添上一句：「说实在的，我觉得最受侮辱的是他们最后那个猜法。」

太阳在一列嶙峋的山脊后头慢慢落下。可不多久，威海卫的岛屿便嵌在一片银色的海中，在皎好的月光下黑沉沉地耸立在我们面前。波光里泊着几艘军舰的暗影，黑色舰身上舷窗透出点点亮光。甲板上电灯雪亮，军乐队正在演奏，随着我们驶近，乐声越来越响。远处大陆的山峦在天幕上勾出清峻的轮廓，山下这里那里闪着村落或华勇营营房的灯火。

轮船绕过一道低长的岬角，岬上一座废弃的炮台在明亮的月色里连每一条棱线都看得分明；随后市镇进入眼帘。房屋紧贴水边挤作一处，屋后岛势缓缓上升，收成一个锥形的峰顶。锚沉闷地扎进海里，我们就此停泊在英国最东方的港口。因有检疫之限，我们不得上岸，只能等到天亮再看这地方究竟是什么模样。

次日一早上到甲板，我们看着雾气渐渐散去，威海卫在强烈的日光下和盘托出。我们在东方这处最新的属地，是一座名叫刘公岛的小岛，镇子就在岛上。岛离大陆约四英里，大陆上有几百平方英里的地面已租与英国。港口南有海岸的群山遮蔽，北有该岛屏障，可容一支大舰队从容下锚，但若要守得周全，非巨额经费不可。中日之战时，中国舰队曾躲在这港里，终被日本鱼雷艇逐出；而日本陆军则沿大陆高地推进，夺取山上炮台，掉转炮口轰击该岛，迫其投降。

我们的运兵船绕过的岛端，有一个小半岛，上头就是我们先前看见的那座炮台。如今已拆去武备，现驻军并不使用。近旁填出来的地上是运动场，我们看到时虽还是清早，网球和板球都已打得正热闹。运动场上头一点，便是坟地——在东方，生与死总是这样紧挨着——十字架与墓碑林立，已经显出我们为帝国付出的代价。再过去是弹药库，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哨兵在上面守望。往下靠右是海军船坞，一道栈桥伸进港内，一艘驱逐舰靠在桥边，另一艘泊在稍远处。沿着海滨、层层叠叠往上排的是造得结实的中国式石屋，如今开了大窗、加以修葺，成了欧洲人的住宅、铺面和事务所。一堵刷得雪白、扎眼的墙上，用黑色大字写着：「阿丁。海军奶牛场。」一道花格砌的墙，两端各有一座中国式凉亭，圈出俱乐部的地界。再往前，在港口稍高处，石阶穿过带墙的台地通到司令部——那原是衙门，一长排平房，配一座古怪的门楼，门两侧画着巨大狰狞的中国门神。门前台地上摆着几门带护盾的克虏伯大炮，是这次战事中缴获的。这一组建筑称作「女王府」，把镇子的海军区与陆军区分开，陆军区在右手。几幢像样的欧式平房里住着将军、皇家工兵指挥官，以及怡和洋行的本地代表。近旁那几排中国房子里，是陆军军官的住处和旅馆。右边堆着草料，说明印度军需处就在那里。过了一片空地，是一座小营盘和几处房舍。

镇子上方，岛势顺着层层台地升到四百至六百英尺高的顶上，本来整齐的山脊线被几堆翻起的新土打断，那是新炮台动工的地方。山坡上有长长的石墙，隔一段开一道门，是中国人占用时期所筑；筑它不是为战时挡住敌人，而是为拦住自家的兵。修得很好的道路通到峰顶，也环岛而行。坡上矮树与青草绿油油的，却看不见一棵称得上树的树。岛的东端是靶场，近旁正在修一座炮台。

港内停着一支强大的英国战列舰与巡洋舰分舰队；威海卫是我方中国水域舰队夏季的集结地。

南面大陆围成半圆。荒秃嶙峋的山峰陡然拔起——许多地方几乎就从水边升起。地势从海边缓缓退上去的所在，为华勇营盖起了一排排结实的石砌营房，军官住处很好，饭堂也不差。树丛间卧着一个大村子——这段铁一般的海岸上几乎只有这里有树。村东一道嵌着射孔的石墙围成长三角形，底边在岸上，顶角在后山半腰，护着威海卫的老城；老城至今仍归中国管辖，虽然四围的地面都已是英国领土。几幢体面的平房和一家造得又大又好的旅馆，标志着这个未来的「华北布赖顿」已经开始要人承认了；因为一到夏月，天津、北京、甚至上海的欧洲侨民都渐渐往这里聚，来寻凉风和好气候。高高压在这一切之上的，是那一列嶙峋的山脊，当年得胜的日本人就是从那些山顶上俯视被打烂的中国舰队和岛上残破的炮台。山后四十英里，是那个不大为人所知的通商口岸芝罘，有一片兴旺的外国租界。

天渐渐亮开。港内军舰上的号声在晨风中欢快地响起，岸上皇家炮兵的铜号也应和着吹响。靶场那边传来排枪的噼啪声，成队的海军陆战队正在打靶。海滨大路上开过一队华勇营的卫兵。他们穿卡其军装、蓝色绑腿、草帽，步伐带着军人的摆动走到女王府，登上石阶，进门不见了。苦力在新筑的工事上劳作。小船从栈桥射出去，驶向军舰。蒸馏厂的烟囱冒出大团浓黑的烟——因为岛上找不到可供饮用的水。一艘巡洋舰离开泊位，开到湾里去打靶。我们就这样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等那位卫生官，只有他能准我们登岸。等来的却是运输官，带来命令，叫船即刻开往大沽。于是我们连上岸的机会也没有，锚链隆隆地绞起，从东航道出海。驶出去时，我们经过小小的日岛，那上头不过是一座废炮台，至今还看得出当年被日本炮弹打得何等惨烈。绕过岛北面陡峭的一侧，我们转舵驶向大沽，走的正是联军舰队当年满怀复仇之急、横扫这片水域去给中国应得惩罚时所走的航路。那一整天我们沿着多岩的山地海岸行驶，穿行在形状奇古的岛屿之间。这里一头大象，那里一只狮子，像是石雕的，安卧在平静的海面上。再远处一匹骆驼作涅槃似的出神之态。有一座小岛上立着一座灯塔，是我们所见唯一有生气、有人烟的迹象，那灯塔和天下的灯塔并无二致。

次日早上醒来，船已下锚。「总算到大沽了！」众人喊着，穿着睡衣就冲上甲板。看见什么了？大沽在哪儿？四面尽是翻涌不定的浑浊海水，水上托着一艘艘笨重的军舰——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德国的、奥国的、意大利的、日本的。近旁是一队商船，有的挂红船旗，有的挂「祖国」的横条旗，有的挂白底红日——那自称远东英国的奇妙小岛国的旗。拖船和驳船正往一艘德国运兵船那边去，那船甲板上挤满了兵。可是陆地连影子也没有。原来大沽的锚地水太浅，凡吃水稍深的船都靠不了岸，我们当时离岸尚有十英里。客与货都得靠拖船和驳船送上去。没有亲眼见过这地方的人，体会不到各国运输官在起卸人马、炮位以及种种浩繁军需时所受的艰难。皇家印度海军的埃尔德顿舰长在战事之初做得极好，那枚杰出服务勋章他当之无愧；他把我们的远征队顺利送上岸之后，还能给好几国联军以极大的帮助。

白河在大沽入海，河口沙洲非涨潮不能越过，我们只好在船上待到下午。然后换乘一艘迎出来的汽艇，在颠簸的浪里驶向陆地。渐渐驶近，低平的岸线升了上来。白河入口两侧是长长的坚实土垒——那就是有名的大沽炮台。当日被泊在河中的炮舰抄了背后轰击，又遭联军舰队派出的登陆队奋勇强攻——因水浅，舰队除此之外别无可以助力之处——炮台在苦战之后陷落，如今垒墙上飘的是各战胜国的旗子。这里踱着一名意大利哨兵，那里一个俄国兵倚在一门克虏伯速射炮上；炮台配的都是最新式的火器。一件英国海军陆战队的红衣，或者一群日本炮兵的白衣，给灰暗的土垒添上几点亮色。

白河口近旁立着一座高高的石楼；旁边是大沽引水员俱乐部，他们的住宅是舒服的平房，就在近处。河在平坦的沼泽岸间蜿蜒，两岸挤满泥屋。再往上，我们经过一个小船坞，里头泊着一艘挂俄国旗的炮舰。再往前是更多的炮舰——美国的、法国的、日本的。离河口几英里是塘沽，津京铁路的终点。战事之初，除英国外各国都选了这里登陆，把仓库也设在这里。我们驶过时，看见的是一片忙乱不休的景象。俄、法、德、意的兵正忙着从靠岸的驳船上卸军需器材，往临时侧线上的车皮里装，把马匹和炮位赶上火车。英国人更讲实际，选了再往上几英里的新河做登陆点。在那里他们独家占用，多国杂处必有的混乱也就没有了。他们造了很好的码头，盖起大仓库，又从铁路上一座临时车站接出一条侧线。新河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汽艇停在码头边，旁边泊着两艘浅水轮和一队驳船。华工队的人正在卖力干活；近旁站着香港军团里身材魁伟的旁遮普土兵卫队。头顶上飘着英国国旗。

我们的行李很快卸了下来。同船的人多半听说有一班开往天津的火车即刻就走，便赶往一英里外的车站去了。我们三个同团的人，被一位在新河带一支分队的同僚接着。他请我们到站上的饭堂作客——那饭堂是在此地各司其事的人合办的；我们也想看看这样一支大军是怎样起卸的，便决定住一夜。

那天下午我们去了塘沽，发现那里与新河的办法大不相同。各国杂处，自然引出极大的混乱。火车站上四面八方响着各样语言，简直是一座巴别塔。

一节装德国军需的车皮要从货车上摘下来，推进这条侧线；下一节装法国骑兵马匹的，要推进另一条；第三节的归属，一个俄国军官和一个意大利军官争执不下。押行李的兵找不着人，愁眉苦脸地站着，或是漫无目的地转悠，直到自家运输官把他们捞出来。欧陆各国的分队束手站着，等人领他们上应上的车。秩序荡然无存。

在新河，一切进行得毫不紊乱。这简直可以是印度腹地的一个内地车站。担任警卫的分队盖了舒适的棚屋；其余各色人等也一样安顿得好。陆军军官在一所石屋里住下，那原是铁路工程师的住处。掌管海运的皇家印度海军军官，则以水手上岸后特有的随遇而安安顿了下来。一排毡顶泥屋被他们改成了很不错的饭堂和住处。一座高起的平台俯瞰着网球场，球场那边泥滩上的一个水塘里，居然还有两只独木舟；泥滩一直铺到天边。平台上一根高旗杆，飘着他们那支海军的蓝船旗和印度之星旗。

铁路侧线从又大又结实的仓库边经过。河岸上拴着一长排一长排的骡子，虽然吃了不少苦，看上去仍很壮实。岸边挖开的一个小坑里有一艘又旧又小的蒸汽拖船，被改成了淡水蒸馏器。样样都整齐利落。从河里驳船上卸货、装进几乎就在近旁的车皮，这活干得井井有条，与塘沽的混乱恰成鲜明对照。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动身去天津。我和两位同僚踩着极烂的泥路，走到那道被抬举为「新河车站」的长月台上。近旁一所小屋住着铁路员工和电报人员，都是陆军电报处的通信兵。

从塘沽终点站开来的火车不久就到，驶进站来时，那模样在我们看是新鲜的。车窗里探出来的是一群各色人等。这个窗口伸出一个孩子气的哥萨克和一个大胡子锡克人的脑袋。下一个窗口是一个德国兵胖乎乎的脸，旁边是一个意大利水兵黝黑的面容。车停下来，一个利落的澳大利亚水兵从守车里走出来，他是列车长。车厢通道里有奥地利猎兵、奥国水兵、膀大腰圆的美国兵、穿灯笼裤的祖阿夫兵和穿红裤子的非洲轻骑兵。结实矮小的日本步兵挨着高个子的孟加拉枪骑兵坐着。一个小个子法国人跟一个来自「失地」的德国骑兵说得口沫横飞。神气的英国大兵带着不解的轻蔑打量那些个头较小的欧陆兵，或者含笑听一位美国朋友刻薄评说「那帮该死的达戈佬」的举止相貌。他们当中安坐着泰然自若的中国人，看上去有点厌烦，此外对这些「洋鬼子」毫无兴趣。

头等车厢里坐满了各国军官——如今各国的旗帜都在中国土地上飘扬。穿白上衣、戴平顶帽、挂金肩章的俄国人，和一身卡其的英国人并排坐着；意大利军官穿黄；法国人穿着各种深浅不一、姑且算作卡其的颜色；德国人佩银带、系绶带；日本人胸前挂着许多勋章和珐琅的绶饰。我们进车厢时向先到的诸位举手碰盔致意，在座的人一一郑重还礼。坐定之后，我们的注意力起先全被四周形形色色的军服吸住，过了好一阵才顾得上看沿途的景致。

火车先驶过一大片泥滩，接着穿过一段平坦单调的田野，地里或积着水，或长着高高的庄稼；高高的作物上头，这里那里露出没有顶的房屋和残破的村庄，标出战争走过的路线。每一座桥、每一道涵洞旁都立着一顶帐篷，驻一队印度兵，火车经过时哨兵举枪致敬。沿线车站很密。石造站房上飘着英国国旗，因为铁路如今已在英国人手里。每个月台上都是同样的景象：穿卡其、戴红箍军便帽的英国参谋军官；身材魁伟的印度哨兵；法国兵、德国兵、锡克人、穆斯林、中国人混成的一堆。

茂密的庄稼波浪般一直铺到远处天边。一线炊烟、几根帆船的高桅，标出河在那里曲折而行。最后我们经过中国机器局高大的厂房和高烟囱——那是我们的海军陆战队攻下、现由俄国人占着的；树梢上露出塔楼和圆顶，说明天津近了。随后穿过一道周长二十英里的大土墙上的豁口，经过许多侧线和一长列一长列车身上满是弹痕的铁皮货车——那是激战的明证——我们驶进了车站。

乍看是个平常无奇的地方——不过是普通的火车站，照例有棚屋、铁桥、办公室、餐室。可就在不久之前，白种人和黄种人在这里死拼过，铁轨和月台曾被英雄的血染红。铁水塔的外壁、机车库的墙，都打了补丁修过；最新式的大炮曾一连几天把炮弹雨点般砸在上面。石墙上开了射孔，遍是弹痕。许多房子没有了屋顶，破败的残骸证明中国炮手打得很准。就在那个角上，狂热的义和团曾在一个夜里猛扑进来，连欧洲兵也在他们的凶狠面前退却过。可是此前从未经战阵的香港军团——那些旁遮普平原和边境山地的壮汉——挺着冷冰冰的刺刀冲下去，在车皮里、车皮底下把他们一个个刺倒；直到中国人的狂热也撑不住了，剩下的几个趁着夜色逃散。凭这一场勇举，该团的苏巴达尔少校如今佩着印度帝国勋章。

不到二百码外那个村子的土墙后头，受过欧洲操练、装备最新式连发步枪的清朝正规军，曾用准确的枪法把守军推进时经过的每一码空地都搜遍。就在这条壕沟上，义和团凭着疯狂的信念自以为刀枪不入，冒着密集的火力成群涌过来，用自己的尸首把沟填满。这座平淡无奇的火车站里，没有一尺土地不带着一段拼命的狂热或有纪律的英勇的故事。

第二章天津

天津的外国租界与中国城完全分开，彼此隔着一段路。租界与其说是插在天朝腹地里的一块异国飞地，不如说更像一座欧洲城市：路面宽阔，街道整洁，写字楼高大，货栈轩敞，公共建筑体面，别墅舒适，还有跑马场和马球场。租界按国别划成若干界，其中英租界无论面积还是商务分量，都稳居第一。它与次大的法租界差别十分显眼。法租界虽有几条好街、几家旅馆，以及至少一条开着漂亮铺子的长长的商业大道，却处处透出停滞的气息。英国人的地界熙熙攘攘，人多事忙，同样清楚地说明生意兴隆。银行大半在这里，稍有规模的洋行的写字间在这里，市政的各处衙署也都在这里。

对爱看风物的人来说，中国城也许更有味道，只是不如从前有趣了——因为环城那道嵌着射孔的坚固城墙，已奉联军将领之命拆毁。城里立着另一次仇外狂潮的森然纪念物：天主教堂的废墟，是一八七〇年被中国人烧毁的。这座城本身与天朝所有别的城并无二致。窄巷、矮屋、失修的大街，花哨与污秽杂陈，臭气和脏乱不堪忍受。然而从前，凡想搜罗古玩、上等绸缎，或是满洲、朝鲜来的贵重皮货的人，总是往这里去。可是城破之后落在它头上的那一场报复性的劫掠，已经把它掏得精光。

在火车站月台上，我们看见的头一张熟面孔，大概就是华北最有名的人物——海得拉巴部队的惠塔尔少校。他是俄语翻译官，法语德语也说得流利；正因这一身语言本事，他被派了天津铁路参谋官这个很难说是美差的位子。这座城里驻着各国军队的司令部，各色部队与军需由各国的经手人每日发运、每日到达，这样一个位子非有组织的天才与无穷的机智耐心不可。就在我们同他招呼的当口，法国、俄国、德国的军官和兵士已围了上来，用各样语言追着他问东问西，要么就把兵车何时开行、装着自家军队给养的车皮如何调度一类难题抛给他。世人通常以为，论外国语，英国人是最不通的。可是欧陆各国军官很吃惊地发现，我们这支远征军里通晓多种语言的人竟有那么多。凡是要紧的车站，我们都派一名参谋军官，能做一种或几种欧洲语言的翻译。通过中文考试的也不在少数。有一天一位法国少校对我说：「瞧，先生，我们一向以为英国人除了本国话什么也不会。可我们发现贵国军官里，不能用我们的话同我们交谈的竟没有几个。当然说得未必都好；可是反过来，我们当中又有几个能用英语同你们说话呢？简直没有。而你们许多人还会俄语、德语、意大利语。」关于这支一向被人瞧不起的英印军队，他们所惊讶的还不止这一件。

我们把惠塔尔少校留在那群操各国语言的人当中，行李交给了佩刀的勤务兵，自己坐上人力车去找住处。欧洲租界与火车站之间隔着白河。我们从一座浮桥上过去；有船只上下时，浮桥便向旁边荡开。桥的两端各站一名法国哨兵，开桥时负责拦住来往行人。河里挤满了帆船，装着各国军队的给养，各自挂着雇用它的那个国家的旗。一艘轮船靠在码头上——这可是难得的景象，因为吃水略深的船，很少能安然闯过这条浅河的种种险阻。对岸沿河是一条宽路，人称「英租界河坝」，两旁是造得结实的货栈和写字楼。有几处清楚地留着围城期间中国炮火何等猛烈的证据。我们经过的头几栋房子上飘着三色旗，因为法租界离车站最近。那些被用作营房的房子门口，懒懒地靠着殖民地步兵团的兵，一身白色或蓝色的宽大军装，戴着又大又笨的头盔。再往下几百码就到了英租界，我们拐进一条宽街，英国总领事那所气派的官邸就在这条街上。最后我们到了香港军团的饭堂，我们中有两人要在这里住下。饭堂在一条窄巷里，四周的房子都在围城时被炮弹打烂了。近旁是皇家威尔士火枪团和孟买第三轻骑兵团的饭堂，设在昏暗阴沉的中国式房子里。

下午我们头一回去了天津俱乐部。里面挤满了几乎各国的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奥国人正在碰杯，「祝您健康！」「身体好！」「干杯！」的祝辞此起彼落。偶尔还能看见一两个利落的日本小个子军官。海军制服几乎和陆军军服一样多；泊在大沽外的联军舰队的军官，为了打破成日在望不见陆地的地方下锚的单调，隔一阵便上岸走走，到天津和北京逛一趟。各国之间融洽得很。欧陆军官同英语国家的军官交谈，通常用法语。你可以看见英国人费力地对付那些不规则动词——当年上学时就叫他们头疼的东西；或是懊悔自己没有把早年学过的那门外交与国际礼节的语言接着用下去。共同的语言使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加亲近，两国上下之间友谊极笃。西方那个伟大共和国的水兵与陆军的英勇，赢得了英国同袍的称赞与钦佩；在星条旗与英国国旗并肩飘扬的那些日子里，这份血缘之亲比任何时候都显著，英国人对此理直气壮地自豪。那位美国准将的名言「血浓于水」，以及他当年就在中国这块多事之地上及时救助我们遇险水兵的往事，我们记忆犹新。可惜语言隔阂，同日本军官来往不多。不过其中有几位通英语，英美两国人都乐于同他们交往。

俱乐部坐落在宽阔而有树荫的维多利亚道上。紧挨着的是戈登堂，一座漂亮的建筑，以炮击期间收容妇孺的避难所而出名。堂内有一座戏院和一座公共图书馆，天津的各种庆典大都在此举行。门前摆着一件围城的实物教材——西摩尔那支英勇纵队的两门小炮，两侧陪着从中国人手里缴来的巨大炮弹。那两座高塔是敌方炮手极显眼的目标，对面那座更高的德国俱乐部也是。近旁是不大却很精致的公园，午后常有各团的军乐队在里面演奏。靠近法租界处是一家大旅馆，利顺德饭店；它那条长长的走廊是外国军官最爱聚的地方。围着小小的大理石桌坐着的一群群各色军服的人，使这里像一家欧陆咖啡馆——那份通行的礼数更加深了这种错觉。每有新客进来，都要向在座诸位行礼，在座的人则一齐起身还礼。

维多利亚道背后是那条有名——或者说恶名昭著——的大沽路，联军之间多少次丢脸的斗殴都发生在这里。它有一段两旁是商号，可越靠近法租界，就有许多房子住着风尘女子。她们的存在引来了各国军队中最坏的一类人，秩序大乱。最后闹到有一群喝醉的欧陆士兵，无端袭击皇家威尔士火枪团的一支小巡逻队。近旁一队日本卫兵出来援助他们的英国同袍，二话不说，立刻单膝跪地要向行凶者开枪。带队的英国下士好容易才拦住他们，又白费力气地想安抚那群人。火枪团的兵最终不得不举枪自卫，一开火便颇有效验。两名士兵毙命，八名受伤，其余的逃散。那几个人所属的部队起初自然大为激动、大为愤慨；可是真相一明，也就平息了。一个国际调查法庭仔细查明此案，判定那名下士全无过失，其举措正当。这么多国籍的兵混在一处，这类不幸的事本在意料之中；而这类事竟没有更多，正说明总体的纪律不坏。大沽路上离法租界最远的一端，两旁是许多小咖啡馆和啤酒馆，德国兵最爱光顾，他们的营房就在近旁。

城里与租界的可看之处，不久也就看尽了。可是看行伍生活的流动画卷，或是去凭吊那些在华北史上将永远被记住的恶战之地，却怎么也看不厌。中国城与租界之间是大片大片的泥滩，枪弹炮弹在上面飞了几个礼拜；没了屋顶的村子；打烂的房屋；开了射孔、满是弹痕的墙。就在这里，平日最和平的中国人，被狂热的仇恨和嗜血之心驱使，使出他们这个民族全部刁钻的诡计，打了一场苦仗。就在这里，发疯的义和团不顾性命地猛冲，抱着陈旧的兵器无所畏惧地扑向装备精良的对手。就在这里，受过欧洲军官操练的清朝正规军显出他们的训练已见成效。他们借着一切天然的或临时的掩蔽，把连发步枪使得又准又狠。西摩尔海军上将的旗舰副官、皇家海军费尔中尉告诉我，他不止一次看见他们像布尔神枪手一样，仔细而老练地校正距离。而他那位上将穿着白军服，在阵地上毫无畏惧地暴露身形，格外显眼，身旁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他却一次又一次奇迹般地逃过一死。中国炮手的射术也不可小看。「可怕号」军舰的哈钦森中尉，带着他舰上两门有名的大炮守在一座堡垒里，同一支装备新式火炮的中国炮队在三千码上对射。对方向他打来六发炮弹：两发击中前面的胸墙，两发落在堡垒稍后，两发几乎落进堡垒里。所幸一发也没有炸。倘若主管军火的官员像炮手一样忠于职守，「可怕号」的这支分队早已全军覆没；可是后来检查从敌人手里缴获的弹药，才发现炮弹里的炸药已被取出，换上了沙子。贪墨的官吏把火药抽出去卖了。阵地上有一挺海军的点四五〇马克沁机枪最不受欢迎。它周围太不安全，因为它一开火，硝烟便把它暴露给中国炮手，炮弹立刻密集地落在它四周。最后只好把它撤走。

不过，西摩尔那支英勇纵队正面的义和团伤亡惨重，天津四周的激战，加上城池被攻克，终于打断了中国人抵抗的脊梁。等到联军向北京推进时，头一仗之后就再没有过坚决的抵抗。京城连同它那有名而险峻的城墙，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陷落了。英国的攻城炮队为此大失所望：他们先被匆匆派往南非去轰开比勒陀利亚的炮台，到了那里却用不着；随后又被派到中国来攻打北京，到了才知道这里同样用不上他们。

外国租界的趣味，全在拥塞街头的人群。自拿破仑倒台后联军占领巴黎以来，还没有哪座城市呈现过这样一幅万花筒般的景象——各式军服、各国杂处的部队。我知道没有几件事比在利顺德饭店的走廊上坐一个钟头、看这股活的人流更有意思。人力车一辆辆过去，坐着各国军队的军官，遇见另一个佩肩章的便一丝不苟地行礼。一辆印度双轮马车由两匹壮实的小马拉着，颠簸而过。跟着是一辆俄国辎重车轰隆隆地驶来，赶车的是穿白罩衫的哥萨克。一辆沉重的德国大车让到一边，给一辆载着两位普鲁士高级军官的马车让路。几个日本骑马步兵小跑着过去，他们配那些矮小的中国马，看上去比跟在后面的高个子旁遮普人合适得多。再后面是两名皮肤黝黑的孟买枪骑兵，骑着刷洗得干干净净的马，用骑兵特有的轻蔑眼光打量前面那些「骑着马的步兵」。说到好看，只怕任何国家的骑兵都比不上印度骑手。一队面无表情的德国兵走过。一小队结实的日本步兵超过一支全副重装、迈着短而快的步子行进的法国队伍。而在每一个街角和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是那个把英国造就成今日模样的人——英国大兵，神色镇定，波澜不惊。向他致敬！他精神、利落、身板挺拔，与别的那些更讲武备的国家的兵比起来，活像士兵里的君王。把他放在欧陆各国精锐的旁边，我从未如此为英国大兵自豪；因为从欧洲派出来的各支部队，都是特意挑选、以为国增光的。而他，不过是碰巧驻在英国最远的东方属地的一个团里的普通一兵，或是随手抽调的一个炮兵连里的人。论体格、论仪表、论军人气概，他与他们任何一个都不相上下。就连他那位又壮又高的美国表亲，在利落上也胜不过他，虽然在战场上的勇气与沉着并不比他差。倒是英国军官，一身素净卡其、不带任何表示军阶的装饰，站在俄国人的白上衣、金肩章或德国人的银带、绶带旁边，几乎显得寒酸。可是在今日的战争里，鲜亮的行头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

几英里之外，被打散的清兵与溃败的拳民结成流窜的匪帮，扑向没有防卫的村子；全副重装的欧洲兵在根本无法行走的乡野里疲惫而徒劳地追在后面。可天津的生活照旧流着，毫不理会，一派驻防地寻常日子里的欢快与安宁。戈登堂的游艺、热闹的宴会、马球、赛马，照常举行，仿佛战神已被逐出这片不幸的土地。然而森然的提醒并不缺少；几乎没有一天不见有几个可怜的俘虏从四乡押进来。可怜的人！其中许多本是村民，因为复仇的大军过境时烧了他们的屋、毁了他们的田，才被逼去做了强盗。有些不过是奸人告密的牺牲品——那些人为了讨一点微薄的赏钱，或者出一口小小的怨气，就去诬告无辜。他们被辫子连辫子地拴在一起，被毫无怜悯的看押者又打又推，茫然地瞪着眼往死路上走，像一群被牵去宰的牲口。匆匆一审——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然后就是死。几乎不知道正发生什么事，每一个倒霉人被带出去受死。周围站着他早已学会畏惧的凶狠的白种兵。同他一样的中国人里的狠角色把他胳膊反绑，掀他跪下，把他的辫子往前一拽，好把脖子伸直。刽子手举起刀来——这些人往往笨手笨脚，叫人难受。刀落下去；头从身上蹦开；躯干晃了一晃，随即瘫倒在地。

可是在他们中许多人身上，这样的死法还嫌太仁慈了。世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能做出如此骇人的残忍、如此地狱般的酷刑花样。那些不幸的传教士，那些落在他们手里的倒霉伤兵，所受的对待，比起来连红种印第安人最凶恶的手段都算得上是宽厚的。联军偶尔也会拿住几个这样的恶徒；抓到的往往只是行凶的工具，但有时也抓到主使者——就是那些煽动发狂的拳民干出最凶残之事的官员。对这些人，再怎样的刑罚都不足以抵偿，痛快地一死反倒太便宜了。可是到战事的后期，遭此下场而其实并不该死的人也太多了。事变之初，中国人残酷的种种传闻把血烧得滚烫，这热度不会很快退下去。传教士和铁路工程师被杀，还有那些不幸的欧洲妇孺被杀，都不是容易忘得掉的。那场狂热爆发之初撒下的种子，结出了苦果。战争必然带来的种种惨状，又因对昔日背信的记忆、因难以分辨无辜与有罪，而被加重。只消把衣裳略微一换，一个双手沾着无自卫能力的欧洲人的血、或沾着中国教民的血——那些教民残缺的尸体曾把河道堵塞——的拳民，就变成了一个人畜无害的庄稼汉。

天津的守卫者把成群的狂热围攻者挡在城外时，世人耳中回响的是地球另一面一场更大的厮杀。因此在欧洲，很少有人知道那座小小市镇周围的战斗何等惨烈；数以百计的白人妇孺挤在那里，怕的是一种说都说不出口的下场。守城的水兵与海军陆战队知道，这些无助者的性命和名节全系在他们一身。他们昼夜苦战，这样的仗，自勒克瑙官邸的守军在同样的绝境中对着一个并不更野蛮的敌人把旗帜守住以来，几乎再没有过。军械上他们处于劣势，只能用几门又小又近乎过时的炮，去对抗最新式的速射与大口径克虏伯炮。人数上他们处于劣势，又有疫病侵袭，外有凶悍的成群敌人围攻，内有内奸的威胁；可他们守住了，那份英勇从来没有得到过应得的称誉。几千码外中国城的城墙上，以及窄窄的河对岸那片掩蔽极好的地方，炮弹雨一般落在这座不设防的市镇上，街道上被近距离的步枪火力扫得干干净净。什么国与国的争胜都忘了：美国人、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肩并肩对着共同的敌人作战。西摩尔上将那支英勇的纵队直扑北京的壮举受挫，与压倒性的敌军苦斗，缓缓向被围的市镇退却。天津外几英里的西沽武库拦在路上，由一支兵力雄厚、装备精良的清朝正规军把守。这些拼死的水兵鼓起最后一口气。在可怕的火力下，皇家海军陆战轻步兵约翰斯通少校率领的英国陆战队扑上工事，用刺刀把敌人赶了出去。随后，这支饥饿的纵队已疲惫不堪、弹药将尽，就在武库里停住，无力突破横在他们与天津之间的重重围军。我们的陆战队派两个连奋力突围，结果被打回来，伤亡很重。中国人几次企图夺回武库。所幸从旅顺来了将近两千名俄军增援，被围的天津守军才得以支撑。一支解围部队被派出去，把那支因连日苦战而彻底垮掉、减员过半的纵队接回来。中国皇家海关的德拉蒙德先生，围城期间始终随天津义勇队作战，他亲眼看见他们回来，告诉我说西摩尔部下的样子惨到极处。他们精疲力竭，虚弱不堪，被所受的种种可怕磨难摧垮了，几乎要人架着才能进城。十六个昼夜，他们一刻不停地同一个装备精良、又敢打敢冲的敌人厮杀。给养早已断绝，只能靠河里的脏水活命——那河里塞满了尸首——还有沿途抓来的零星马匹骡子。一千九百四十五人中，伤亡二百九十五人。归来的纵队里水兵和陆战队员的疲乏稍一恢复，联军便出动攻打天津的中国城；那城四围有一道高大坚固的城墙，六十多门炮防守，大半是很新式的火器。从大沽军舰上运来的海军炮火猛烈掩护之下，这支五千人的小小军队向注定要陷落的城池扑去。可是中国人守得极凶，一昼一夜之间联军几乎只能勉强自保。天亮之前，日本工兵冒着密集的火力炸开了城门。联军从这条打开的路蜂拥而入，残存的守军逃散，死伤五千人。联军自己五千人的总兵力中，伤亡近八百。敌人的据点一破，欧洲租界历时一月的可怕围困便解了。

火车站与河之间有一小块荒地，不过几百码见方。有名的「铁路侧线事件」就起在这里。俄国人凭「征服之权」认它是自己的，尽管这地一向公认是铁路公司的产业。有人要从车站往这块地上修一条侧线，事情便闹到了顶点。俄国人立刻在地上派了卫兵，对面是孟买第二十步兵团拉德金中尉率领的一支印度部队。这位年轻少尉所处的境地，需要何等的机变与坚定，便是年长得多的人也未必应付得来。可是凭着印度陆军教给军官的那份自恃，他在极难堪的处境里表现得极其体面。接着是一段人心惶惶的僵持，谁也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所幸冷静的主张占了上风。这几码荒地被判定不值「一个掷弹兵的骨头」，于是此事由军人手中转交给了外交家。

第三章在华的联军各国军队

对一个军人来说，世上再没有哪座城市比天津更有意思，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可以把联军各国的兵与练兵之法摆在一处比较。而英印军的军官们自豪地看到，他们要向欧陆的同袍学的东西并不多。论组织、论训练、论装备，我们的印度陆军不输于任何人。欧洲各国的军人披着一层三重不透的自满盔甲，至今仍安于一八七〇年的那一套办法。现代武器射程增大、杀伤力提高所带来的后果，他们并未领会。密集队形依旧是通例；下一场欧洲战争头几仗的战史，将是一部可怕的屠杀记录。布尔战争的教训被置之不理。他们把英军的失利与败绩归咎于我军训练不足、士气不振，不屑于向一个「农夫之邦」学习。

世人久已相信德国陆军在各方面都胜过一切别国的军队。但凡是见过它那支在华远征队的人——尽管那是精兵与精选的军官所组成——都不会赞同这个断语。它来得太迟，赶不上真正的硬仗——解救使馆区的联军里并没有德国兵——因此只能凭它在驻防地的举动，以及几次并未遇到强硬抵抗的行军来评判。各国都曾热切地盼着这个机会，好近距离观察这支三十年来在军事上给欧洲定下风气的军队的一部分。但我想，本指望从它身上学点什么的人，多半是失望了。

德国当局至今仍忠于密集队形和火线下指挥集中的传统。进攻时以不断裂的横队为准则，为了利用侧翼方向上的掩蔽而偏离笔直向前的方向，是不被允许的。现代枪械弹道低伸所带来的杀伤力增强，他们似乎并未真正理解。散得很开、参差不齐地向前爬进、随手抓住近处每一处掩蔽的散兵线，他们并不赞成；而唯恐骑兵从侧翼冲击这种松散队形的心理，至今仍支配着他们进攻的战术。对士兵主动性的培养、对他在火力下自行处置能力的培养，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若论稳健、机械的操典动作，德国兵至今无人能比；可一旦散得开了，身边没有人下令，他就束手无策。一位被派来做特别任务军官的普鲁士参谋，曾一本正经地同我争论说：即便是在开阔地上向据壕固守、持有新式步枪的敌人推进，散开的间隔也不可能超过一步，「否则连长就指挥不了他的连了」。

德国居高位的人大概是领会了南非战事的教训的。但是密集队形正面强攻一处防守严密的阵地有多难，营长连长在近距离的火线上根本无法指挥进攻，必须训练士兵在接近敌人时自行处置——这些道理并未打动下级军官。拿我们在布尔战争和印度边境上的经验来看，他们死抱着一些在现代武器面前已被我们证明是灾难性的做法，这就给他们的战术盖上了陈旧的印记。「挖掘工事，」另一位参谋军官对我说，「是违背德国陆军精神的。我们现在的条令逼着我们用铁锹，可我们的传统永远是信赖刺刀。」我于是想起另一支军队，从前也对这件兵器情有独钟，并且是抱着「冷钢是战争中唯一可用之器」的坚定信念开赴南非的！

德国军官的仪表与穿着都很利落。他们的卡其军服与我们相仿，上衣裁剪讲究；只是马裤的式样笨拙，看在爱马的英国人挑剔的眼里很不顺眼——英国人对这件衣裳的合身与否，通常比对衣柜里任何别的衣裳都在意。德国军官是专制军国主义的产物，生在一个军队至上、平民受轻视的国度，满身是等级的骄傲。在中国，他们几乎不肯把别国联军的军官看作平辈。他们军中铁一般的纪律不鼓励上下级之间来往。英国军官在运动场上同士兵亲密相处，在他们看来不可理解；一个士兵在任何游戏上胜过上司，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上司立刻丧失了部下的敬重。天津的英国军官组队练习拔河，准备在天坛的比武会上同北京守军的军官队较量，他们常同一队身材粗壮的军士练。一位德国上尉对参加练习的一位英国少尉说：

「你们竟准许士兵同军官比赛，哪怕只是练习？」

「当然。」英国人答道。

「不过你们每次总是赢他们吧？」

「根本不是，」回答说，「恰恰相反，通常是他们赢我们。」

「这可一定是弄错了，」那位大受震动的普鲁士人说，「这么一来，他们必定会对你们失去一切敬意。」无论怎样说，他也不信事实并非如此。

德国军官照例不大出国，因此在中国的这些人似乎是头一次意识到英国在海外的优势，几乎像受了一惊。有一位对我们第四旅参谋部的一位军官说：

「这趟航程使我们中多数人头一次明白，你们英国人已经把地球上凡值得要的地方都攥在手里了。自离开德国以来，我们靠过的每一个港口，加煤的每一处地方，都看见你们的旗子。直布罗陀、马耳他、亚丁、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全是英国的。」

「是啊，」另一位接着说，「我们向来习惯于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世上最伟大的。可一出国门，就发现我们的语言毫无用处。你们的语言却是通行的。我曾对自己说，至少塞得港不是英国的吧；可到了那里，你们的话也是交际的主要工具。在中国这里，连苦力都说英语——或者说，他们自以为在说英语。」

德国人的组织办法——在欧洲或许是完善的，因为那里每个国家都布满道路铁路的网——搬到中国就不那么灵了。这个军事上的头等强国头一次面对跨海远征、远离本土基地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它的错处不少。他们的部队起初连运输工具也没有，要靠别国军队的好意才能从铁路边上挪动。一次原定的远征因此拖延了很久，德军动不了，直到英国人最后给他们配齐了必需的运输工具。他们带来的那种巨大的马车，在中国毫无用处——那里道路极窄，通常只有独轮车才走得通。他们养马的本事也不见得高明，牲口看上去总是照料不周、喂得不足。

最早派到中国的德国兵穿得很古怪。军服是不合身的短上衣和裤子，料子看着像是粗糙的亮黄色麻袋布，配黑皮带和草帽；帽式与我们殖民地部队戴的相仿，宽檐的一边翻起，用一枚德国国色的金属花结扣住。后来一律换了正规卡其服，戴的盔与英式略同，只是檐更宽。护住后颈的那块方形部分用铰链连接，人趴下射击时盔不会压到眼睛上——那正是我们这种头盔的一大毛病。有些军官佩着银绶带和银腰带，配在卡其上很不相称，因为卡其正是战地服装朴素严整的化身。

德国兵的体格很好，不过他们是从一支庞大的军队里挑出来的一小支队伍。看惯了英国兵那种利落挺拔的姿态，他们那种随随便便、拖沓的步态就显得邋遢。可是一上阅兵场，他们动起来像一具具机器。联军相互关系中有一件怪事，就是法国兵与德国兵之间的亲近。在法租界，常能看见许多人称兄道弟，臂挽着臂在街上闲逛，或者在咖啡馆里喝酒。这主要是因为两军中都有不少人会说对方的语言。不过这份亲近并不及于军官。

近年来商船队大为扩充，使德国人得以用自己的船运兵。俄国人则常常不得不雇用英国船，虽然他们在华北的主力并非从欧洲海运而来，而是由西伯利亚驻军供给的。

德国海军在中国这场乱局里出了不小的力。白河中的炮舰轰击大沽炮台时，「伊尔蒂斯号」冲在前头。联军舰队派出的强攻队里有一百三十名德国水兵，战死六人，伤十五人；另有二百人随西摩尔纵队向北京推进。德意志祖国的海军有一大长处：它极新，且各舰同型，因而完全跟得上时代。就照眼下的实力看，它已是一架可怕的战争机器。倘若德皇的计划实现，把它扩充到他所要的规模，那么今后海上一有纠纷，德国便要唱重头戏。

常有人指责英国军官对本行不上心，不去了解当代战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许多人以为他们根本不留心这些战事的进程。可是我们发现，联军各国军官对南非战事的来龙去脉，所知之贫乏异乎寻常。同一位外国参谋军官谈过一次话后，我才明白欧陆各国对布尔战争无知到何等地步。我问他，他估计开战之初共和国方面的兵力大概有多少。

「啊，这我知道得很确切，」他答道。「我是从我们军中一位现在中国的军官那里听来的，他曾在布尔人一边打过仗。凭他的话我可以断言：无论开战之初还是此后任何时候，你们的对手能派上阵的从来不超过三万人。两个共和国的全部人口，也出不了比这更多的能扛枪的人。」

「那你以为他们现在还有多少人在打？」我问。这是一九〇一年八月的事。

「约莫两万五千。」

「可是，」我辩道，「打了将近两年，他们的死伤被俘加起来，总该不止五千人吧。」

「根本没有。恐怕连这个数都不到。」

「那么你大概还不知道，」我说，「在圣赫勒拿、南非、锡兰和印度，我们手里有三四万俘虏和投降的人。」

「哦，你们没有的，」他带着客气而不信的微笑说，「至多两三千。我们军中对这场战事的进程可不是一无所知的。我们看报很仔细。」

一位参谋兼特别任务军官尚且如此不明就里，他那个国家的国民无知到什么地步，我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在华法军起初有些折了威望，原因在它的第一批部队——由殖民地步兵和从印度支那调来的人组成。在不卫生的热带气候里长年服役，把这些人弄得体虚多病、疟疾缠身。他们决不是法国兵的好样本，当然也比不上后来从法国本土开来的部队。尤其是祖阿夫兵和非洲轻骑兵，都极出色。这两支都是精锐，很受人赞赏，士兵体格很好。后者是欧洲骑兵中的上乘，骑术好，马也好；只是马的负重似乎太大，在炎热的地方服役尤其吃力。

法国步兵被一副异乎寻常沉重的背包压着，几乎干什么都背着它——上岗、行军，连在驻防地也不例外。他们受的训练和德国人一样，是那套过时的密集队形；但凭着自拿破仑的散兵时代传下来的散战天赋，他们能远为迅速地转入疏开队形。

法国军官虽不及德国人那样修饰齐整，却和气得多、随和得多。他们同英国人来往颇多。他们维持纪律的方式与我们的观念很不相同。我曾亲见一名法国军官打他那喝醉的勤务兵的耳光——那勤务兵先动手打了一位英国军官的印度仆人，被主官训斥后自以为受了委屈，摇摇晃晃地凑上去要评理。

自一八七〇年那场惨败以来，法国陆军的训练与编制已大有长进。士兵先在现役军中服役，再入现役预备役，在那里像我们的民兵一样被召集训练。此后转入国民军，在那里不许他忘掉在营中学过的本事。最后编入国民军预备役，一旦有事仍须应召保卫国家。一个团的全副装具与储备由本团自管；因此一旦突然奉命出征，不必忙着向军需处或军械处领取。预备役兵到团部报到，那里样样都替他们备好，他们入列时就像从未离开过军营一样。至少在行军能力上，欧洲没有哪支军队胜得过法军；而在现代战争里，腿几乎和枪一样有用，因为今后大幅度的迂回和疏开的运动将成通例。

法国长期经营殖民地、长期在海外用兵，因此编组和装备远征军对她来说比对别的一些国家容易。法国兵总是兴致很高；论露营与在行军中自己张罗，法国兵尤其得心应手。

俄国兵是一些高大、笨重、略显臃肿的人。大多迟钝而不灵光，打起仗来却是硬碰硬的，只是似乎全无主动性，也不会自己动脑筋。我很怀疑今日的俄国兵比克里米亚时代的前辈进步了多少。西伯利亚军的兵，最恰当的形容是「快活的野人」：在铁的纪律下驯顺，可一旦脱出严厉的管束，尤其是在打过仗、血气上头之后，便不惮于胡来。俄国兵的大长处，在于他对艰苦的惊人忍耐力，那是欧洲别的军队很少能支持得住的。他赖以活命的那份菲薄口粮，我可不忍心拿去给英国人吃。他们在华的军需口粮远谈不上丰厚，士兵还得自己去搜罗补贴。可我在华北和满洲见到的俄国兵，个个吃得不错，几乎还有些发福。

他们对军官的敬重和信赖令人钦佩。宗教对他们那种质朴的天性是一股活的力量。有一回在满洲的牛庄，我经过一座小小的俄国教堂，里面有一群俄国兵正在做希腊仪式那种华美的弥撒。步枪架在外面，由一名哨兵看守。那哨兵手里托着军帽，隔着开着的窗虔诚地跟着礼拜，一遍遍画十字，跟着堂里的会众念祷词。这样的情景，在我们军中的教堂点名上只怕是难得一见的。

俄国人的勇敢无可怀疑。天津一带苦战期间他们的表现极好。欧洲租界之得以保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危急关头从旅顺赶到的援兵。西摩尔上将出发去做那次拼死的解救使馆之举时，把少数英国水兵和陆战队员留在天津，交由「曙光女神号」的贝利舰长统带，命令他守住这座市镇，好让纵队万一失利时有个退身之处。他走后，租界忽然遭到进攻，别国联军的指挥官都认为守住租界已无指望，主张退往大沽。贝利舰长指出：解围纵队若被击退、被迫后撤，却发现天津已落入中国人手中，那将陷入何等险境。他的劝阻毫无效果。于是这位无畏的水兵以十足的英国骨气宣布：诸位要走尽管走，他奉命留守天津，他就要留下。哪怕只剩他和他那一小把英国人守这座城，他也决不丢下自己的上将。据他本人说，头一个为他这决心叫好的正是俄军指挥官，那人当即声明他和他的部下要同英国人守到底。这一表态扭转了局面，众人都留下来守天津，救了西摩尔那支英勇而不幸的纵队。

俄国军官待兵之严酷犹在德国人之上，可上下级之间反倒更有几分同袍之谊。这一点在欧俄的部队里也许比在西伯利亚军里更确切；而在华战事中用得较多的正是西伯利亚军，它比前者差，尤其比不上那支出色的近卫军。俄国军官体格健壮，但在军事训练上似乎落在联军各国之后。

日本陆军得益于上次对华作战的经验，一九〇〇年来时装备齐整。只要有路可走、有河可行，他们那套车船运输极好；可一遇到快速纵队越野行进，便不及印度的骡队。开战时穿白军服，这么显眼的衣裳的坏处很快显出来，于是换了卡其。士兵穿得很好，背一只马皮背囊，装着日常必需品和一双备用靴。

日本骑兵人矮马小，冲击作战怕是派不上什么用场，改编成骑马步兵要有用得多；至于他们的步兵，则只有称赞的份。矮小、结实、好养活、能吃惊人的苦，是理想的步兵。他们征自农户，生长在多山之地，本就惯于劳苦。背着少有白人扛得动的重负，他们走很远的路，到了宿营地看上去竟一点也不显疲惫。他们那种民族性的敬上之心，养成了一种不容置疑、极为完善的服从精神。高度的爱国心和近乎狂热的勇气，使他们全然蔑视死亡；那份英勇，连俄国人这样不友善的批评者也不得不钦佩。他们的军队是按德国法子练的，因而染上了条条框框的日耳曼一套的全部毛病。在攻打几个被土匪占据的设防村落时——布朗宁少校先前在一次遭遇战中阵亡——两个日本连与旁遮普第四步兵团并肩推进。四千名持曼利夏枪、藏在墙后的匪徒火力极猛，印度兵散到十步到十二步的间隔。日本兵却排成单列，几乎肩挨着肩压上来。他们的伤亡是旁遮普人的四倍，却一刻也没有动摇，同伴倒下便机械地向中间靠拢，最后夺取阵地的冲锋中几乎还抢在我们的印度兵前头。他们的军官虽有不少已明白密集队形的时代过去了，可是对部下独立作战的能力，他们「暂时」还没有足够的信心；而他们知道，进攻中无论死伤多少都吓不倒这些兵。何况在中国，他们急于让部队见血，急于向欧洲的批评者显示自己士兵出色的战斗素质，证明他们配同世上任何军队并肩或对阵。

日本陆军的组织、装备与器材都没有多少可挑剔的。工兵和炮兵训练有素，一九〇〇年都为联军出过好力。他们的情报部门已办到很高的效率；凡获准窥见其运作一斑的人，无不为其周密而惊讶。整个东方遍布他们的间谍。使馆区告急时，一些在北京操着下等行当做工的日本人挺身而出，亮明自己是军官，几个月甚至几年来一直在摸清中国的计划、办法与实力。

日本兵的纪律，无论大事小事都令人钦佩。我在东京新桥车站上多次看着挤满兵的列车进站。人坐在座位上一声不响，直到下车的命令发出。然后既无喧哗也不紊乱，他们下车，在月台上列队，架枪，解散，仍留在枪旁，不闲谈；说实在的，除了低声一两句，几乎不出声。事事都要迅速而不容置疑地服从，这是日本兵的信条。他们在强攻天津城、在向京城行军途中、在攻占北京时表现的勇敢，赢得了联军各国的钦佩；而他们在胜利时刻的举止与自制，只有他们临阵的英勇堪与相比。凡是指他们虐待无辜农民或妇孺的指控，没有一件能够坐实；他们对待被征服的中国人非常宽厚。他们雇俘虏替自己干活，工钱给得也大方。他们在驻防地的行为堪称模范。装备精良，军官得力，指挥有方，日本陆军如今已是一架强有力的战争机器，在战场上将是可怕的敌人，或是有用的盟友。

整个战事期间，日本兵与印度兵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同袍之情。廓尔喀人尤其是他们的好朋友。两下里长相如此相似，简直显出远古共同的祖先；他们彼此以亲戚相称，却又对两种语言毫不相像大惑不解。这并没有减损他们的交情；看两族人混坐一处兴高采烈地攀谈，谁也听不懂对方一个字，实在有趣。

美国兵的体格，只有澳大利亚部队和我们的皇家骑炮兵堪与相比。他们对纪律那种随随便便的看法，士兵同军官说话时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使欧陆的批评者又惊又骇。我听见一位德国军官略微领教过他们的做派之后大叫：「这也叫军队？我带柏林消防队就能把全美国征服了！」这话实在太德国了！可是这些人惯于自己动脑、自己做主，是理想的单兵；论侦察、散战和丛林中的游击，很难有人胜得过他们。他们在华的部队起初主要是海军陆战队，以及原本开往菲律宾途中被调来的几个团，因此不适于打长期的仗。但远征开始后不久，一切短缺都补齐了，供应源源而来，尤其是他们的医院，凡需用之物几乎一应俱全、备得极丰。

新的美国陆军，同他们那支出色进取的海军一样，是将来不可轻视的力量。我们常听说我们军中「关系」如何起作用，比起美军里的情形来，简直不算什么。在他们那里，同一位参议员或一位有名的政客沾亲带故，比在我们这里做公爵的后裔或总司令的儿子还要占便宜得多。

假如说欧陆各国的军队苦于纪律过严、把下级自己动脑的能力扼杀了，那么美国人或许错在另一头。他们太容易自作主张，太容易怀疑所受命令是否明智，而照自己看着合适的去办。这一点在菲律宾的义勇团身上尤其明显；不过在华北的正规军和陆战队里，这类事例也不是没有。军队里行不通民主。但美利坚合众国所拥有的人力材料无疑是极好的；将来局势一逼，美国真正编成并锻成一支大军之时，能指望在战场上成功地与之对抗的国家便没有几个了。星条旗的子孙学起战争这门手艺来有多快，在古巴、在菲律宾那场更艰难更磨人的游击战里已经看得明白。他们的毛病只是经验不足的毛病。

他们的勇敢无可怀疑。攻取天津城时，将近一千名美国步兵和陆战队员在多沃德将军麾下随英军作战。这位将军后来写信给他们的指挥官，热诚地表示他与全体部下都以能与美军并肩作战为荣。他的原话是：「他们构成英军攻击的前线的一部分，因而所担的战斗远超过他们应分的一份。官兵都爽快而肯干，沉着英勇，能在暴露的阵地上死死顶住，这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军人。」还能有比这更高的赞誉吗？而他们也当得起！美军第九步兵团的两个连正面与侧面同时遭到无情的火力打击，却英勇坚守到天黑，死伤达半数，包括他们勇敢的指挥官利斯库姆上校——他在队伍最前面像英雄一样战死。这场战事的一切战斗中，美国部队都以卓著的勇敢著称；英国人怀着自豪与欣喜，承认了这些表亲的英勇。愿我们永远与他们并肩作战，永不与他们为敌！

美国兵与英国兵之间交情极深。星条旗的子孙对欧陆军官的轻蔑加倍奉还，那份不屑几乎叫人发笑。他们把联军分成「白人」和「达戈佬」两类：前者指美国人和英国人，后者指欧洲其余各国的部队。不过他们也分得清彼此，「青蛙达戈」「酸菜达戈」「通心粉达戈」「伏特加达戈」这些叫法，听的人绝不会弄错说的是哪一国。

我听过一个好故事，说的是华北一位年轻的英国少尉同一个美国兵的遭遇。我想同样的段子也有人安在南非一个殖民地兵身上；不过它好到值得再讲一遍。那位十分年轻的英国人偶然从一个坐着的美国兵身边走过，那兵毫无起身之意，他觉得对方不敬礼是对自己的冒犯。于是气冲冲地折回来，冲那冒犯者说：

「喂，伙计，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美国人拖长调子说。

「告诉你，我是英国军官。」

「是吗？」对方答道，「哎，小伙子，你这差事挺轻松的。留神别喝醉了把它丢了。」

那位少尉走开了。

意大利远征军人数不多，我见得很少；但众人对他们评价都不错。有名的贝尔萨列里轻步兵，热带头盔上的鸡毛欢快地抖着，是些精神而结实的兵。

我很遗憾始终没有机会见到荷兰派往东方的那支部队——荷兰也不甘落在欧洲别的强国后头。这个国家同样决意要向世界显示自己的力量。于是一支荷兰远征队装备停当，派了出来。它由一名军士和十名士兵组成。

印度野战军对欧洲是一个启示。友与敌都头一次明白，英国在印度陆军里握有一支价值极大的后备力量。我们欧陆的对手本以为南非战事已经缚住我们的手脚，中国这场纠纷我们插不上手；不料我们竟能不从本土调走一兵一卒，就在地球最远的一角派出一支不逊于任何国家、并强于多数国家的军队，这叫他们大吃一惊。这支军队动员与派遣既迅速又毫无窒碍。运送它的船只全都从加尔各答和孟买出发的各条航线上现成调来，不需要英国本土出一条船。除了已在当地的水兵和陆战队员、半个营的皇家威尔士火枪团、两个炮兵连和一些工兵之外，我们再没有别的白人部队，直到英勇的澳大利亚派来了她那支出色的小部队，作为她一旦有需要便能够也愿意出力的凭证。

在一九〇〇年这次远征之前，印度陆军从不被允许在没有大批英军为骨干支撑的情况下作战。就连它自己的军官也几乎不敢相信，缺了这层「发酵」，他们的兵能成功地对抗一支欧洲军队。可如今眼见他们同欧陆的精锐摆在一处比较，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可以放心地率领锡克人、廓尔喀人、拉杰普特人、帕坦人或旁遮普人去对付任何国家的兵。印度陆军的装备与组织不但不输于今日可能与之交手的任何军队，而且我们东方帝国那些尚武的种族，由英国军官统率，足以与任何敌人匹敌。锡克战争里那些拼死的恶战——如奇利安瓦拉那一场恶斗，胜负常在两可之间——以及一八五七年哗变部队的顽强抵抗，都说明我们的印度兵所缺的只是高明的统率；有了它，他们足以同任何国家最好的军人相抗。

印度是一个大洲，不是一个国家，由许多彼此差别远大于欧洲各民族的种族组成。一个俄国人和一个英国人、一个瑞典人和一个意大利人，无论相貌、举止还是思维方式，都比一个廓尔喀人与一个帕坦人、一个锡克人与一个马拉塔人、一个拉杰普特人与一个马德拉斯人更为接近。由此可知，印度这许多种族的战斗价值并不相同。没有人会到孟加拉的书吏或孟买的帕西人中去找战士。马德拉斯兵虽然他的先辈曾帮着为英国的统治征服了印度，如今已从高位跌落，不再被看作可靠的军人。不过近年来打仗时把他完全搁在一边，这个方针是否明智，也不无可疑。因为马德拉斯的工兵与坑道兵是该军中唯一一直被使用的，向来令人满意。可是成命已下；马德拉斯人连在自家管区里也将逐渐被北方尚武种族的人取代。马拉塔人当年曾令整个印度斯坦上下闻之色变，有些批评者认为他作为战士已经无用。可他们忘了：不久之前苏亚金附近的恶战中，连英国部队也在狂热的德尔维希疯狂冲击之下退却，是孟买第二十八工兵团凭着坚定的勇敢，把一个被冲散的方阵从覆灭的边缘救了回来。那时他们正是马拉塔人。至于拉杰普塔纳那些英勇的武士部族、自幼惯战的凶悍帕坦人、结实而快活的廓尔喀小个子、沉稳而长腿的锡克人，其优异更是无人可疑。当年他们极难征服；如今则是极好的带兵上阵的材料。把印度陆军锻造成今日这样一架可怕的战争机器，功劳主要该归于罗伯茨勋爵。

它高效的一大要素，是英国军官的优秀。他们很早就被放到负责的位置上，很快学会依靠自己，必要时自行决断。在一个英国团里，一名军官可能干上二十年也不曾统率过一个连以上的人；而印度陆军的少尉佩刀不到三年，就可能在校阅日、在演习中、有时甚至在战时统率全营。提拉赫战事初期马拉坎德的苦战中，有一个旁遮普团便是由一名少尉指挥的，他把这桩难事办得极其出色。印度本地部队的英国军官，其晋升办法与英军不同：按服役年限升级——九年升上尉，十八年升少校，二十六年升中校——并且不论军阶如何，都可以在团里担任任何职务。

一个印度步兵营辖八个连，每连由一名本地军官统带，称苏巴达尔，另有一名杰马达尔（即中尉）协助。他对本连的纪律与内务负责。本地军官中最资深者称苏巴达尔少校。相当于我们上等兵、下士、中士、军士长的各级，则分别叫做兰斯奈克、奈克、哈维尔达和哈维尔达少校。

英国军官实际上构成全团的参谋班子。原定的八人，近来按所属管区不同增至十一、十二或十三人；旁遮普的各团因最靠近边境战争与入侵威胁的危险地带，人数最多。八个连编成四个双连，双连长（由英国军官担任）对本单位几乎有全权。营长主要只管照看全团各部分的训练一致而有效。每团设营长一人、双连长四人、副官一人、军需官一人，其余都称双连军官。

本地骑兵团的编制与此大同小异，只是把「双连」和「双连长」换成「中队」和「中队长」。多数骑兵团里，印度骑兵——他们叫「骑手」，步兵才叫「西帕依」——通常自备坐骑；直接授予本地绅士军职的事，骑兵里也比步兵里多。团里的辎重靠驮马或骡子，因此印度的马队特别机动。

在华北的外国军官起初小看我们的印度兵；但这些人里并没有在战事初期见过他们打仗的。不过有一个兵种他们只有称赞。众口一词说我们的本地骑兵极好。连德国军官也承认，论利落、论马术、论效能，这支骑兵很难有人胜过。孟加拉第一枪骑兵团在向北京推进时以及此后所做的事，怎么估计也不为高。除去少数哥萨克和日本骑兵，起初只有他们是可用的马队。各国纵队出动时都争着要他们同行，凡与他们接触过的外国军官无不钦佩。事实上，唯一不肯赏识他们长处的，是进军京城途中胆敢与他们交手的鞑靼骑兵。他们的看法没有记录下来，不过我想那种看法除非删削涂抹一番，是不宜付印的。孟买第三轻骑兵团——与孟加拉所能拿出的任何一团一样好——凡在天津、上海或山海关见过它的中队的人，无不称赞它的利落。

不过起初，印度的军官们对外界关于我们本地步兵那些不中听的评论，既惊讶又纳闷。那些曾在边境上多次苦战中见过我们印度兵的人，实在不懂外国军官何以屡屡说「你们的兵参差不齐」。

「有些人，」他们说，「个子高、身板壮、有力气，该是好兵；可另一些又老又弱又衰败。我们在天津街上见过许多连一杆枪都扛不动的。」但不久就弄明白了，这些批评者分不清作战的兵与随军的杂役，因为在中国两者穿得差不多。华工队、挑水夫、马夫、抬轿夫一律穿卡其；欧陆的军官很长时间里都以为这些也是兵。这种错认并不奇怪，欧洲许多报纸上那些不利于印度部队的报道，根源就在这里。可是懂得其中分别的人，都为我们本地军队出色的体格与优良的训练所折服。把我们的锡克人、帕坦人、廓尔喀人和旁遮普人，同联军大多数部队的兵摆在一起比，我们承认：有英国军官带领，他们对上世上任何军队都能交出一份好答卷。而我们的印度兵回到印度时，对在中国见过的外国部队怀着无可估量的轻蔑。正像石子投入湖中激起的波纹会漫过整个湖面，他们的这种看法也会传遍全印度；这次战事这一意外的教训，将在我们的东方帝国产生深远而有益的影响。

印度根本上是一个军人的国度。它的军队实际上始终处在战时编制上，靠近边境的部队尤其能在几小时内开拔。派往纳塔尔的英军和派往中国的远征军之迅速，就是现成的例子。本地团的平时编制人数多于出征所需的兵力。因此动员时无须召集预备役来充实行列；新兵和体弱的人可以留下，出发的全是训练完备、经过磨练的老兵。印度有广袤的土地可供演习，每年冬天举行的演习规模之大是英国不曾有的。每年总有一场小小的战争。因此部队的训练既扎实又切合实用。印度只要再办起枪炮工厂，就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了。别的战争所需之物它如今都能生产。弹药、被服、装具都在本国制造；它不但供得上在华远征之用，还供了南非部队所需的许多东西。

对英国国内那些悲观论者和国外那些不怀好意的批评者——他们动辄谈论再来一次兵变的可能——答复是：本地军队的全面起事绝无再发生之理。自一八五七年以来，驻印英军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不止，各大驻地里白人团与有色人团的比例也比从前均衡。炮兵完全在英国人手里，只有少数山炮连的士兵，以及本地土邦为撑场面而养的几门滑膛炮是例外。遍布全国的铁路网把交通大大加快，从前要走两三个月的路，如今两三天就能把一支部队调到。

而印度陆军忠诚到骨子里——不是忠于遥远英国那个模糊的概念，不是忠于那个庞大而无面目的「政府」，而是忠于它自身；忠于它的英国军官。在印度兵有限的心里，这些军官就是他们食其禄的那个强权的具体化身。而那些军官用每个人自己的语言同他说话——不论他是锡克人、拉杰普特人还是多格拉人——在部下面前俨然是父亲。印度兵有了伤心事或为难事就来找他们，准能得到同情或帮助。对他们的公正，他从不怀疑。平时他依靠这些异族的人，战时这些人也同样信赖他。向导军团为抢回巴蒂的遗体而死斗，萨拉格里那些死守岗位的英勇锡克人，迈扎尔遭暗算时那些不肯丢下阵亡与垂危军官的人——这些故事都说明，我们的信赖并没有放错地方。

第四章北京

天津不过是通往北京的一块踏脚石。一个是全然近代的产物，其分量全系于造就了它的欧洲商业利益；另一个却是传说里的城，诡谲而神秘。它是那个庞大孱弱的巨人缓缓搏动的心脏——即便被刺穿，那痛楚也未必传得到遥远的肢体。北京，普天下每一个中国人心向往之的地方。北京，供奉着这片土地上最神圣的庙宇；那道著名的城墙之内，卧着奇异的紫禁城，单是这名字便透着神秘。历史与传说绕着它纠缠不清，几乎分辨不出彼此，因为真事太离奇，而最荒诞的臆测倒仿佛可信。它是每个天朝人念念不忘的麦加。它是那位神圣而近乎传说的皇帝的居所：他一言便是法，远及国土的极边；他本人却挡不住宫闱里的密谋。理论上无所不能，实际上一无所能，做皇帝只剩个名号。千百万臣民奉他若神明，他朝堂上最末等的官儿却轻视他。紫禁城里最下贱的太监，也不比这位自负「天子」尊号的君王更无凭仗。

北京，一国权柄之所在，那侵蚀着帝国元气的贪腐之毒便从这里流出；这座都城五十年间两次陷于欧洲复仇的军队之手，至今却仍像一株毒草那样茂盛。

一日清晨，从塘沽开来的火车驶进天津车站，照例吐出一大群联军士兵。我和另外四名英国军官站在月台上，都是要往北京去的。我们在一节头等车厢里安顿下来，那车厢半像包厢，半像通廊车。同车旅客那些五花八门的军服，我们早已看得不觉新鲜，于是把心思都放在铁路两侧的景色上。从天津到北京，路上约莫五个钟头。铁道穿行在平坦肥沃的原野上，庄稼长得比骑马的人还高——当年那几场为解救使馆区而打的仗，就是这样蒙着眼睛打的。部队在这片巨大的草木里迷失方向，各部搅作一团，敌人则难得看见。火车往前开，高高的秸秆梢头有些地方高过了车顶，把视野遮得严严实实，像穿行在一片密林中。这里那里，我们轰隆隆掠过村庄，或是一座几乎被高高的庄稼埋住的庙宇。沿线有好几个车站，房子用石头砌得结结实实，墙上留着射孔以备防守。月台上是照例的万国士兵，还有老老少少的中国人叫卖面包、点心、日本啤酒、从法国人手里买来的普通红酒，以及成堆的葡萄、桃子和李子。到了冬天，水果便换成本地多得数不清的各样野味。杨村站上有一队非洲轻骑兵，他们的团就驻扎在附近。火车不时与我们交错而过：车厢里挤满了各国的兵，敞车上装着马匹、火炮和军需，或是塞满了咧着嘴笑的中国人。

终于，树丛之间闪出几片在阳光下发亮的黄琉璃瓦，告诉我们京城快到了。我们从车窗探出身去，看见一道又长又高的墙，仿佛正横在铁道前头，隔一段便有一座墩台和高耸的楼。那就是有名的北京城墙。忽然，墙上像是裂开一个大口子，火车滑了进去，我们便置身于一座大城的中央，随即在一座月台旁慢慢停住，月台上立着一块牌子，写着「北京」两个有魔力的字。旅途到此为止。铁道那一边是一片宽阔的空场，一条用大石板铺成的大路从中穿过，车辆、人力车和行人川流不息。车站背后有一道长墙，围着天坛——盖斯利将军走后，英军在北京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月台上有个混血向导在等我们，是英国使馆的朋友派来接的。我们把行李交给他，嘱他送到京城里唯一的一家旅馆去，便决定立刻开始游览，径直朝天坛那道围墙的大门走去。一进门，眼前是一大片林木葱郁的园地。高树成林，绿荫夹道，草地宽阔，与其说像中国庙宇的园子，不如说像英国的园林。一排排帐篷、架起的长矛、拴着的马匹，标出一个孟加拉骑兵团的营地——在这样大的一片围地里，一支军队露营也绰绰有余。著名的英军阅武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外国军官看了我们印度骑兵的精湛马术，看了皇家骑炮兵在驾驭比赛中全速绕标的绝技，无不为之动容。

说到骑炮兵，还有一段关于瓦德西元帅的趣闻。他在天津第一次检阅英军时初见此军：骑炮兵卷着一团尘土朝敬礼台雷鸣般冲来，马疯了似的放开四蹄，炮跟在后头一路跳跃，轻得像没有分量，可每一个炮口都排得笔直。据说这位德国总司令忍不住脱口赞叹：「了不起！好极了！」等他们从这位缩在坐骑上的老头子面前飞驰而过时，他吃惊地一怔，探身向前细看。

「见鬼！」他嚷道，「他们居然真把炮带着！」那速度快得出奇，他一直以为这是只驾着马队跑过去的空车，因为在他想来，炮兵拖着野炮绝不可能跑出这样的速度。联军别国的军官见了也一样吃惊。

「这简直是玩命！」一个德国人说。

「难以置信！这不可能！」一个法国人激动地叫。

「嘿，这下子该叫那帮南欧佬知道，他们还有得学呢。」一个美国人得意地说。

天坛是几座又长又矮的房子，中国式的老样子，宽大的檐角向上翘起。我们进去，里面空空的，只剩几块彩绘或贴金的木牌位。从一道小门出来，过一座小小的石桥，我们穿过园子走到另一座庙前，那圆锥形的屋顶高出树梢。驻京英军管它叫太阳庙；这名字对不对，我说不上来。〔原注三〕

经过骑兵营地，来到一段台阶前，拾级而上是一座高台。上得台来，左首是一座大门。我们穿门而入，随即停住脚步，默然仰望——尽管我们这些人对艺术并不怎么敏感，这座建筑之美在眼前整个铺开时，还是叫人只有赞叹。那庙是圆的，立在一处略高的地基上，四周环着层层白石栏杆。三重屋顶覆着亮蓝的琉璃瓦，顶上一颗金顶，在日光里灼灼生光，屋檐之间的空处填满鲜艳的彩画。墙是雕花的镂空石壁，开着许多门。它在一片深绿的树影前拔地而起，美得像一个梦，是北京最好看的建筑。里面却是空的。一座空祭台、一块彩绘牌位、几只残破的贴金凳子，就是劫掠之手所剩下的全部。门外那几只沉重的青铜大缸搬不动，两耳却被生生拧了去，只为那点铜的价钱。出了庙，穿过矮墙上的一道门，是一片开阔的空地，当中立着一座奇特的建筑，有个堂皇的名号叫「宇宙中心」。三重白石栏杆一层套一层，簇拥着一座铺石的高台，台周摆着大缸。每年一次，皇帝在这里举行大典，祭告列祖列宗的神灵。近旁是月亮庙，式样与太阳庙相仿，只是小得多，且只有一重屋顶。

天坛的景致到此看尽。我们穿过园子回到车站，雇了人力车往旅馆去。健壮利落的苦力拉着我们，沿着穿过中国城的那条宽阔石板路飞跑。一路上是在漫天尘土里跋涉的天朝百姓，是矮壮小马拉着的没有弹簧的北京大车，间或有一名孟加拉枪骑兵或德国骑马步兵；街道两旁是些寒酸的铺面，门前挂着花花绿绿的招牌。终于到了鞑靼城的城墙下。前面便是前门，门上的砖楼被炮弹轰掉了顶，打得稀烂，包着铁钉的厚重大门朝两边敞开。我们从那条隧道似的长门洞里辘辘穿过，两侧是一排排低矮的平房，不多时便到了有名的使馆街——各国公使和北京其余欧洲人的住处都在这一区。我们沿着一条宽阔平整的大路走，路旁一座座门口站着日本、法国、德国的哨兵，又经过汇丰银行被炸塌的残骸。使馆区四围是成片成片的中国房屋废墟，被炮弹撕开，被火熏黑——那场把文明世界激得拿起武器的暴行，留下了这般森然的纪念。最后我们到了一条从哈德门通出来的大街，向左拐下去，在一排平房中间的一个小门前停住。门上有块牌子，写着「北方饭店」。我们跳下车来，付了钱打发走满头大汗的苦力，穿过一个小院，主人迎上来，把我们领进住处。这旅馆是使馆区解围后不久开的，原是几所肮脏的中国房子，却被巧妙地改成了舒适的餐厅、客厅和卧室。厨子手艺极好，成了驻京联军军官爱来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所受的照料，不亚于文明国家里许多排场大得多的客栈。

这里不妨对中国这座首善之城略作介绍——虽说近来的事已经把它从长久笼罩着它的晦暗里拉了出来。在世界各国的都城中，它的轮廓之规整是独一份的，这要归功于圈住它的那道惊人的城墙。这道著名的城垣周长二十五英里，长长的墙线上密布高楼与巨大的墩台，从外面望去气象森严。

北京分作截然不同的两座城：鞑靼城与中国城。后者接在前者的南墙外，形如一个长方，长边东西向。它是作为满洲征服者这座都城的一处赘生物长出来的，古时住的是被征服的汉人，正如鞑靼城住的是那高一等的种族；不过就下层百姓而言，如今两个民族实际上已经混同，这条界线也就模糊了。中国城的墙高三十英尺，厚二十英尺。

鞑靼城也是长方形，长边南北向，围着一道气派大得多的城墙：若肯拚力防守，对任何没有强大攻城炮队的军队来说，都将是一道真正难以逾越的障碍。它高四十英尺，顶宽五十英尺，底厚六十四英尺，由两道砖墙合成，砖大得像石头一般结实：外面那道厚十二英尺，里面那道八英尺，两道之间填土，每六到九英寸夯实一层。〔原注四〕要打开一个可供攀登的缺口，须用重型攻城炮集中轰击：炮弹落在近墙顶处，大约能塌下足够的砖土堆成一道斜坡。从外面进中国城有七座城门，进鞑靼城有六座，两城之间又有三座相通。城门可用极厚的、包着铁钉的木门关闭，平时入夜即闭。日本人当日就是炸开其中一座才进的鞑靼城。城墙的四角和每座城门之上，都有好几层高的砖楼，楼与楼之间以墩台分段。这些楼相对脆弱，北京失陷时，遭到攻击的几座被联军野炮的炮火打得很惨。城墙根往外，留着一圈宽阔的空地。

鞑靼城要紧得多。庙宇大半在这里，上等人家和富户的宅第在这里，重要的衙署和大商号也在这里。它的中央是皇城，形如一个不规则的方，四围高墙周长七英里，墙顶覆着黄瓦。皇城里是各处公署和当差的官员的住宅；而它的心口上，便是紫禁城，皇帝与朝廷的所在。皇城范围内所有房屋一律覆着发亮的黄琉璃瓦，因为那是神圣的颜色。东南方近中国城墙处，是使馆区，欧洲侨民大多住在那里。

北京城里唯一的高处，是皇城北界内侧的两座小丘。正对着城门的那座叫煤山。相传山下埋着极多的煤，是从前为防被围而积下的。山上林木蓊郁，杂着灌木与草。山顶有一座亭子，从那里可以把全北京尽收眼底。脚下，皇城与紫禁城的黄屋顶在日光里灿烂如金。右边是另一座长满树的小丘，上面立着形状古怪的明塔。丘下、皇城之右，是一片粼粼的水面，就是莲花湖，一座秀丽的白石桥横跨其上，桥洞小而圆，样子奇特。近旁是慈禧的宫苑。皇城之南是使馆区，那些看着像欧洲式样的公使住宅和别的洋人住处，与四周格格不入得有些滑稽。远处，鞑靼城与中国城之间那些城门上的多层高楼，从长长的雉堞线上耸起。从这高处俯瞰，北京奇异地好看，房屋之间涌动着一片树海；可是一下到街上，又叫人纳闷那满城的树都到哪里去了。其实树是极分散的，这个院里一棵，那个院里一棵，从地面上便几乎看不出来。在那一片单调的矮屋顶中间，只有宫殿、使馆和城楼是突出来的，因为民房几乎无一不是一层。

鞑靼城被几条与城墙成直角的大路切开。由大路岔出一张小巷子的网，那些巷子总是极窄，也总是极难闻，因为附近住户的一切脏水污物都往里倒。就连大街也不铺石，且失于修治。只有路当中一段偶尔草草修补一下，办法似乎是把两边的土刨上来堆在中间；于是两边就成了沟，比中间的路面和沿着房屋的窄人行道低上八九英尺。一场大雨之后，这些沟便积满了水，变作急流。有时夜色昏黑，车夫打盹不管缰绳，大车掉下去，车上的人就淹死了。这样的事竟发生在一座大城的通衢上，听着简直不可信。我本来也不肯信，直到有一次大雨才下了几个钟头，我骑马过一条大街，水没到鞍翼，几乎要泅过去才行。附带说一句，中国人从不肯救落水的人，因为迷信救人者日后必受所救之人之害。

房子大多只一层，灰暗龌龊。铺面挂着大红描金的花招牌，门脸很窄，进深却很大，货物几乎一点不摆出来给人看。各条大街上，小贩在窄窄的边道上摆开摊子，把货铺在地上，以十足东方式的耐心等着主顾。有钱人家的宅子深藏在院墙之内，从街上什么也看不见。

总而言之，北京从里面看并不是一座可爱的城；天旱时街上尘土厚积，风一起便扬作黄云，天雨时不淹则泥深及膝，实在不宜闲步。倒是宽阔的城墙顶上远为可走。隔一段有马道可以上去。那上头干净，铺得也不算差，只是常有灌木丛生；既可俯瞰四围的房舍，到了夏天更是唯一能找到凉风的地方。

在北方饭店安顿停当，我们决定把在北京的头一个下午用来看那个眼下最惹人关心、虽然这关心只是一时的地方——使馆区。当日它苦守孤城，抵御一群狂热而怯懦的敌人，全世界文明国家的心都悬在那里。路既不远，我们便步行前往。旅馆的院子开在那条从哈德门通往中国城、横贯鞑靼城的长街上。城墙就在近旁，我们由一道马道上去，进了城门上的楼。那是一座三层的方楼，照中国式样起着坡顶硬山，宽檐向上翘。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下面一层又宽又高，占满整座楼的进深与面阔，靠一架陡梯与上层相通。从上层的大窗望出去，两座城的景色尽收眼底。我们俯视哈德门大街上攒动的人群，又远望使馆区上空联军各国的旗帜迎风招展，带着骄矜的挑衅，正对着近旁皇宫那些高高的黄屋顶。下得楼来，我们走上城墙顶那条宽阔的石路，比起底下那些逼仄腥臭的街道，真是一换天地。朝中国城的一面——那边的房子一直盖到墙根——筑着带射孔和垛口的女墙以备防守。不多时我们便走到使馆区上头，俯瞰着当日被围的欧洲人长久拒敌于外的那块地方。一条两壁砌石的宽沟，雨季时为鞑靼城泄水，一直通到我们脚下的城墙，从墙里一道涵洞穿过去，洞口可用铁栅关闭。这就是有名的水门：英印军就是从这里第一个进城，解了使馆之围。沟上有几座桥，其中一座通着使馆街，我们早上坐人力车正是从那里走的。向北看，沟的左岸是英国使馆，四围高墙围着林木蓊郁的院落。对面右岸是日本使馆，同样有墙围着。被围期间，两处之间在这条平时干涸的水道上砌了一道墙连起来，成为防线的正面。城墙上用胸墙隔断的一段做了防线的背面，由美国人据守，敌人就沿着墙顶攻他们。法、德、比三国使馆在日本使馆的右后方；俄国和美国使馆则在英国使馆与城墙之间。整个防区的四围，是成片成片被毁被焚的中国房屋——攻的守的两下里一样地毁，毫不容情。

从这个绝好的地势上把整个阵地端详了许久，我们才下到沟的左岸；经过美俄两国公使的住处——门前站着身材魁伟的美国兵和粗壮的斯拉夫人——来到英国使馆那座气派的大门前，门开在沿岸的路上。进门便是卫兵室。右首，公使和各员的舒适宅第散布在宽敞而多树荫的园子里。再往前是一片又小又脏的中国房子，做了使馆卫队的营房，卫队主要是皇家威尔士火枪团的人。带队的军官都是我们的旧相识，殷勤地接待我们，拿出可口的饮食，又说了许多北京的消息。我们从他们口中听到一桩事，颇能见出人的感恩之心到什么地步为止，听了只觉得好笑。英国使馆里的文职住户坚持要在自己的住宅与卫队的营房之间砌一道墙，免得那「粗野放荡的丘八」的气味，吹到他们高贵的鼻子底下。危难时他们欢欢喜喜地要人家保护，太平时他们挑剔的眼睛却见不得这些卑微的红衣兵。主人们领我们把园子和整个防线走了一遍，把围城中许多我们先前不明白的地方讲了个清楚。

拜访毕，我们沿使馆街步行回旅馆，一路饶有兴味地看到：路旁的墙壁房舍上尽是弹痕；中国房屋的废墟、汇丰银行那座曾经堂皇的大楼的残骸，还有几处使馆的断壁，都在雄辩地诉说战祸。在这一片瓦砾上贴着告示，标明北京陷落后那场大抢地盘里，各国使馆所占的新地界。小小的比利时在中国的利益本来无几，收成却不坏。到处可见写着「比利时使馆占用」的法文牌子，弄到后来她圈的地几乎比哪个大国都多。真所谓「败者遭殃」！这话的真切处处可见——从使馆四周那场人人动手的抢地盘，到我们看见的那个德国骑马步兵：他纵马沿街驰去，把中国行人冲得七零八落，那副骄横之态。

那天晚上我们走进旅馆餐厅时，里面坐满了欧陆各国的军官。我们向各桌的人点头致意后方才落座，他们都客客气气地起身还礼。英国人不惯于外国这一套繁文缛节，起初觉得联军中大多数人这种没完没了的敬礼颇为累人；而英国人礼数上的疏阔，也常成为那些初次接触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欧陆战友的话柄。不过他们不久便觉得，同我们那些美国表亲一比，我们简直可算彬彬有礼的典范了——美国人受不了那套「点头哈腰」，而且以十足共和国式的直率，毫不掩饰地把这意思说出来。我们那出了名的英国式生硬过些时候也磨掉了，欧陆的同袍们最终认定，我们并不像他们起初所想的那样不懂规矩。开头曾有过几回得罪人的事，因为他们不懂：在英国海陆军中，若有几名军官同行，只由最年长的一位回礼；而在欧洲别国的军队里，人人都要一样地还礼。

北京有三样最显著的东西：气味，天旱时的尘土，落雨后的泥。联军带来的清洁办法，把那股臭气压下去不少，居功至伟；至于尘土，我看除了碱地荒漠，世上没有哪里比得过长谷。然而，我见过雨天里「亲爱的脏都柏林」，在奥尔德肖特的泥泞里蹚过，对新河的烂泥也着实惊叹过，却从没见过什么能比得上北京那可怕的泥——论深，论稠，论黏。我们到京后的第二天就领教了。大雨把我们关在屋里，直到下午很晚，趁着雨暂歇，我们冒失地出门到哈德门大街上走走。这座城本来就不好看，阴雨天里更显得加倍龌龊。路当中那道垫高的部分上，北京的小车实实在在陷到车轴，吃力地挪动。人力车根本无法通行。街两侧低处的地方积水数尺，从胡同小巷里还有急流哗哗地灌进去。我们在那可怕的泥里艰难跋涉，水洼太宽跳不过去便只好蹚。有一两次险些从中间那条路脊上滑下去，差一点在旁边的泥河里洗个不受欢迎的澡。我们一路又溅又跳，像一群小学生，笑着彼此的狼狈；忽然，笑声戛然而止。迎面走来一列送葬的队伍：一队德国兵倒持着枪，跟在一辆炮车后面；车上一具粗糙的中国棺材里，躺着一个来自祖国的年轻应征兵的尸身。我们闪到一边让队伍过去，抬手扶盔，向一位同袍作最后的敬礼。

心情肃然，我们继续蹚着水往前，直到路当中一处席棚前——那里标着一座将要建起的碑的地基，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就是在这地方于事变之初被杀的。他既是死在中国官军士兵的毒手之下，他这不幸的结局也许反倒救了使馆区里其余的欧洲人。因为此事表明，那个刚刚许下要护送他们安全前往天津的朝廷，其诺言半点也信不得。而在这块被他鲜血染过的地上，碑将立起来，做一个森然的纪念，一个文明复仇的警告。

同烂泥搏斗得累了，我们决意不再往前，掉头回旅馆，可到底没躲过一场新的倾盆大雨，浇了个透湿。

第二天我们换了住处。京城已按联军占领的需要划分区段，我们在划给英军的那一区里找到了地方。威尔士火枪团的几位军官好意让出崇王府里他们住处的一角给我们。这个悦耳的名号，意思是崇亲王的府第，此人是中国的八位王爷之一。我们的新居名头比实际气派得多。「王府」二字勾起的是堂皇殿宇、亲王气象的想象，一见实物，这想象便烟消云散。我们坐着颠簸不堪、没有弹簧的北京大车，在深泥里吃力地从旅馆驶出，穿过好几英里阴沉肮脏的街道。从一条正在修——或者不如说重铺——的大路上拐下去，我们钻进一串又小又臭的胡同，两旁是高墙，偶有一个不动声色的中国人从门口懒懒地看我们一眼。终于到了一条窄路，前一天的雨把它变成了一条河沟，水漫过车轴。我们那几匹结实的小马不屈不挠地往前蹚，直到前方路面豁然展开，在一座大门前成了一片真正的湖，门口立着一名英国哨兵。我们走近时，他喊我们从右边的小巷绕道去找侧门，因为正门前的水太深，车过不去。多亏他指点，我们在墙上找到一个门，通进一个大院。跳下那不舒服的车子，我们走了进去。院子四围是一排排一层的房子，正面是糊着纸的格子窗。这些屋子做了营房；我们从其中一间找了个兵来带路。他领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相似的院子——其中一个院里，一座庙被改作了炮库——最后从一道小门进了一个荒芜杂乱的园子。园子那一头立着一座又长又矮的房子，中国式的曲线屋顶。房用砖木造成，木料多半雕镂得很精。低垂的檐子罩着宽阔的石砌廊子，由几根被虫蛀过的柱子撑着。门廊与门扇都是纤巧的格子，镂着奇诡的花样。这就是崇亲王府第的正房，看着更像一座破败的凉亭，不大像王府的正殿。我们的主人杜贝尔少校和威廉斯中尉在这里迎我们进去；屋里绝谈不上王府气象，是些低矮昏暗的房间，光线从糊纸的窗子里透进来，朦朦胧胧。各间屋子彼此相通，或通向幽暗的过道，杂乱得叫人摸不着头脑。行军床和行军家具与四周很不相称；崇亲王留给这些不速之客的，似乎只有几只黑木凳子。多亏朋友们照应，我们很快便安顿舒适，自在得像一辈子都住在王府里似的。那一座座院子如同迷宫，我们过了好些时候才认得路。散在各院里的房屋，足够住下一个团；而外墙圈起的这片地方，一整个旅在里头扎营也不嫌挤。

在中国这座奇异的都城里，最引人入胜的所在，无疑是紫禁城，皇帝的居所。单是这名字，就带着神秘所特有的魔力，撩人猜想。在广大的北京城中，再没有什么能像这座传说里的禁地那样勾起人的好奇——它把天子遮蔽在森严的幽暗里，遮了这么多年。平常时候，白人休想探明其中的奥秘，或知道那黄墙里藏着什么。欧洲最骄傲的国家的使臣，也只是勉强获准、而且难得获准进到那神圣之城最外层的殿宇，其内里的隐秘无人敢于道破。可如今，这位天生的君主已是弃宫而逃的流亡者，宫禁最深处被他的仇敌以亵渎之身践踏。一支复仇之师的脚步声，在空无一人的庭院里回响；蛮夷的话音打破了这里神圣的寂静。中国最骄傲的大臣们曾在龙椅前敬畏地俯伏的殿堂上，外国兵满不在乎地说笑。在这被玷污的墙内，外人爱到哪里便到哪里；上天却不曾降下雷霆来惩罚这亵渎。想必神明都睡着了。

天朝的都城既在可恨的蛮夷掌握之中，凡从哪一国使馆领到一纸批条的人，都获准进紫禁城。这批条对占领军的军官是随要随给的。我们一行人拿了批条，带上一名通华语的向导，某日从英国使馆出发，去探皇帝居所的究竟。坐人力车不多时便到了皇城。城内一条不平的石路通到宫门，门口有一队高大的美国兵站岗。我们下了车，把批条递给带班的军士。宫门大开，我们获准跨进这神圣的门限。眼前是一个铺石的大院，石板缝里长出草来，一直通到一座又长又扁的单层殿宇，那殿仿佛被它宽大的黄琉璃重檐压得抬不起头。对于那些把中国皇帝的居处想象得穷奢极丽、匪夷所思的人，眼前的实情来得未免叫人扫兴。宫殿远不是一片富丽堂皇的建筑群，而是一座座彼此分离的单层殿宇，前后排列，中间隔着极大的铺石庭院，院子两侧是仆役和侍从的住房。外层的几座殿是一连串朝堂，觐见按来人身分而定：身分越低，在越靠外的殿里见；越显贵，则越往里。这样，最靠近宫门的头一座殿，用来接见品级较低的官员或小邦的使者，第二座接待更尊贵的人物或大国的公使，如此类推。

这几座朝堂，说一座便可以概其余。

层层雕花白石栏杆围着一座高起的台基，斜斜升上一处铺石的月台，台上立着一座高大的单层殿宇。重檐上黄琉璃瓦灿然生光；山花上装点着奇形怪状的瓷兽。远远探出的檐子遮着一道深廊，由许多柱子支撑。从院里上台，是分列在那块斜置石板两侧的台阶，那石板上雕着离奇的龙纹，叫做御路。台上摆着大铜香炉、铜缸、与真物一般大的铜鹤和别的鸟兽，还有神龟的石像。从廊上有许多门通进那空阔幽暗的内殿。正中是一间高敞的大堂，由贴金的柱子撑着，中设高高的丹陛，陛上是一张雕木贴金的宝座，四周列着铜缸与香炉。丹陛四面围着贴金的栏杆，前面有五六级台阶。座后是一架高大的雕木屏风。屏风、墙壁、柱子上满是龙的图样，盘曲翻腾，金碧辉煌，或挂着写满汉字的大匾。天花板彩绘得极其富丽。总起来看，是一片野蛮的绚烂杂糅在一处。正殿旁通着几间小屋，里面塞满木箱，箱中堆着成叠的文书。

我们在这殿里转悠时，一举一动都被看守紧紧盯着：宫里许多太监获准留下，托他们管钥匙、看各处房屋。因为城破时已经着实抢过一场，此后再不许有人劫掠，便命这些人看守宫中劫余之物，他们对想顺手拿点纪念品的来客盯得很紧。尽管如此，我们同行的一位还是从朝堂旁一间小屋里带走了一件小纪念物。那是一只扁扁的小烛台，他本指望是金的。后来才发现不过是黄铜，他大为扫兴，抱怨说一位君主竟容得下这样贱的金属在自己宫里。

我们照游客惯有的那种什么都不当回事的做派，一个个在皇帝那把贴金的椅子上坐了片刻，好日后夸口说曾坐过中国的宝座。我想，后世的史家大约不会把我们的名字，记在曾登此至尊之位的人中间。

穿过这座殿，我们出来到另一个院子，院子那头立着一座相仿的殿。里面的陈设与我方才所述的只有些微差别。这样的朝堂有好几座，一座接一座，都大同小异。两院之间的两侧，是中国式样的矮房，从前是宫中当差的人住的。

我们来到一座大佛堂——也就是庙——里面满是贴金的神龛、狰狞的神像、牌位、铜香炉与烛台、绸幔和花哨的陈设。皇帝大婚前夕便到这里行礼。

有趣的是紧挨着它的，就是皇帝的后宫。联军占领期间此门紧闭，门上贴着一纸告示，大意是「看守奉有严令，不得放任何人进入。他若不肯为你开门，不许难为他。他不过是奉命行事。」落款是美国陆军查飞将军。这告示颇有些意味深长之处。于是那些深藏的美人，对外面的世界依旧是个谜。

一座殿宇近旁，有一件巨大的铜铸物引起我们注意。那是一头极大的狮子，面目格外凶恶，蹲在一个方座上，一只长爪的前足踏着地球。另一只脚下，一头小得多的狮子正痛苦地挣扎，寓意中国之威压倒了她的仇敌。这座雕像在那个时候看来，不免有些讽刺。

穿过一重又一重叫人迷路的院落，我们终于到了宫中最有意思的部分：皇帝、皇后，以及那位声名昭著的太后的寝宫。同紫禁城别处一样，也不过是一层的黄顶殿宇，中间隔着院子。

皇帝住处的内里，是几间低矮而相当昏暗、彼此相通的屋子。陈设丝毫谈不上帝王的华贵。家具是雕花黑木的，又掺着些俗气的欧洲椅子沙发。墙上挂着一堆不伦不类的东西：中国画与廉价的西洋石印彩画混在一起，一律配着金光闪闪的框子。那些彩画是五等公寓里才看得到的货色——赛马、玩跷跷板的孩子、程式化的风景、农家场院。玉器和瓶里的假花到处都是；而凡是能挂能摆的地方，一律摆着西洋钟，从罩着玻璃罩的法国镀金座钟，到最便宜的八日上一次弦的木壳钟。这一座殿里散放的钟，少说有两三百架，恐怕还不止。中国人对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怪癖，一个人的体面似乎更多地是按他有多少座钟来衡量，而不是凭别的什么看得见的财富。收藏名贵艺术珍品之于美国富豪，杂七杂八地搜罗洋钟之于天朝的阔人，大约是一回事。御床是一件上好的黑木雕花家具；但这殿里最华美的一件，是一架广东点翠大屏风，用翠鸟的蓝绿羽毛制成。画面镶在框里，蒙着玻璃，画的是朝圣：一座神山，顶上立着庙宇，成群的香客吃力地往上攀登。就工艺论，堪称精绝。整个御殿之中，我动心的只有这一件。其余家具陈设都俗气而似乎不值什么钱。

皇后的殿比她丈夫的略考究些，有几幅极好的刺绣。她的内室里，除了照例的一堆钟、石印画和假花，还有一架钢琴和一架小风琴，都走了音走得厉害，据说是旅华的欧洲女眷所赠。

太后的殿比当今皇帝的要好得多，有一间四壁装玻璃的长屋，塞满了西洋来的奇形怪状的摆设。八音盒、罩在玻璃罩里的机械玩具、插着蜡花的瓶，沿两壁摆在大理石面的桌子上；四下里自然还是钟。她寝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奇怪的天文图。床是一架气派的宽大四柱床，铺着、挂着华贵的绣品。我们照游客的本分，轮流在这位老太太的榻上躺了躺——我敢说，去年夏天那几个夜里，被围的使馆区四周枪声大作，说明可恨的洋人还在抵抗中国的威势，她在这榻上一定翻来覆去睡不着。而当俄国人和日本人扑向这座在劫难逃的城时，暗夜里隆隆的炮声连紫禁城这至圣的心腹之地都震得不宁，告诉她报应就在眼前，她在这榻上想必更难合眼。

把御殿仔仔细细看过之后，我们又去看了一座装饰极其花哨的庙，里面挤满古怪的神像，挂满绣品；接着来到御花园，园子不大，却十分可喜。园中尽是形状古拙的树木花草、奇诡的假山与别致的亭榭、极艳的花木，还有精美的铜兽。这些铜兽在烈日下简直像镀了金一般灼灼发亮，因为它们是用那种掺有大量黄金的名贵中国铜铸成的。御花园看完，宫中该看的也就看尽了；此后我们又走了紫禁城里几处灰暗的房子，再没有值得记下来的东西。我们从北门出去，就近爬上煤山，在山顶的亭子里把北京从容地纵览了一回。

四下里，京城卧在一片树海之中，浴在灿烂的阳光里，脚下皇宫的黄屋顶闪得像黄金。右手是太后那几处秀丽的莲花湖，横跨其上的白石桥像一件精致的象牙雕，架在粼粼水面上。透过暑气与尘土的薄霭，城墙上的楼阁峭然刺向天空。再往远处，越过稠密的市廛，田畴丰饶，树林蓊郁，一直伸到天边一线山峦；那里，颐和园的高阁在深色的背景上勾出分明的轮廓。

〔原注三〕寇松勋爵在他那本有趣的《远东问题》中，把这座建筑称作「天坛」，而把我上文所说的「宇宙中心」称作「天坛的祭坛」。他多半比占领军的军官们说得对，不过我这里用的是他们所用的名称。

〔原注四〕这些尺寸是皇家工兵中尉皮尔逊告诉我的，他当时要在城墙上凿洞，好让铁路通过。

第五章京城漫步

当慈禧的背信与中国人的狂热把使馆区圈进一道火与铁的包围时，全世界都为被围的欧洲人捏一把汗。北京陷落、援兵到来之后，守军的英勇传颂于各国。然而，同时同城之内还有一场更为壮烈、更为绝望的防守，知道的人却不多——在北堂，即北京的天主教主教座堂，几名神父和一小队水兵，长久地把数不清的攻击者挡在外面。使馆区的守卫者所受的赞誉固然当之无愧，但他们的处境从来不曾像那些被困在教堂与学堂里的传教士、修女和教民那样绝望。狂热的进攻，第一下冲击就落在北堂；没有哪一次停战让它疲惫的守军喘一口气；援兵到它那里也是最迟的。两个多月里，英勇的主教樊国梁和他的神父们——一切光荣归于他们！——带着二十名法国水兵和十一名意大利水兵，在一个几乎守不住的阵地上，抵住了压倒性的众敌。防线的范围包括主教座堂、神父住宅、学堂和修道院；在这片零散的地界里，除了修女和传教士，还有三千多教民——男人、女人和孩子。房屋被枪弹炮弹打成了筛子。有两次地雷在防线之内炸开，掀掉了大段护墙，另外还炸死炸伤了几百人。

中国人占着离主教座堂只有几码远的房子，有一回甚至把一门炮推到离正门四十步的地方。再打上几发，突击的路就开出来了。眼看全无指望，那位无所畏惧的老主教亲自带十名水兵拚死杀出，把攻者赶开，夺下那门炮，拖回教堂里来。有一位英勇的神父自请去突破四围的围攻大军，向使馆区求援，他并不知道使馆区自身也危在旦夕。他化了装，悄悄溜出防线，从此再无音讯。一想到他必然遭遇的下场就叫人发抖。至今仍是一个谜。在近距离无情的火力之下，水兵和神父们无愧于他们英勇的首领，日夜守在各自的位置上，把攻者一次次疯狂的猛冲打回去。修女们不顾生死，给守卫者送水、送饭、送弹药，照看伤病，安抚她们所护的中国妇孺。疫病与饥饿，又给这本已可怖的局面添上了森然的恐怖。

我很想看看这场英勇防守的场地，一日便与火枪团和我自己团里的几位军官同去访那座主教座堂。地面已干，我们宁可雇人力车，也不愿坐北京大车——那是我所知最不舒服的一种交通工具。苦力拉着我们跑得很快，因为北京的车夫格外卖力；说实在的，中国人是我见过最能干活的，或许只有济物浦的朝鲜船夫可与相比。香港码头上的工人，是英国同一等人永远学不来的榜样。有一天我在都柏林看三个人从路面上撬起一块几英寸见方的小铺路石：两个人把撬棍尖抵在石下，第三个不慌不忙地用鹤嘴锄刨周围的土，还不时停下来擦一擦发热的额头，说一句「干活儿可真不轻松，天晓得！」我心想，一个中国人若看见这场面，不知会说什么。

快到北堂时，我们走进一条宽街，法国人正在重铺路面，并按他们总司令的名字把它命名为「沃荣将军路」。街上新开了许多咖啡馆和酒铺，贴着各式欧洲酒类出售的广告。从这条路拐进一条窄巷，北堂的大门便忽然出现在眼前。

这座主教座堂是一幢漂亮的建筑，是近代法国教堂那种秀丽的半哥特式，用白石轻巧地造成。顶上竖着玲珑的小尖塔，立在四周挤挤挨挨的肮脏中国房屋中间，显得格外突兀。起初我们看不出它受过什么苦，还诧异它保存得这样好。可走近了才看清，石工上有千百处剥落与伤痕。正面几乎找不出一平方码没有被子弹或炮弹穿透的地方。墙薄得很，炮弹穿墙而过却没有炸开；而在这样明显是地狱般的火力之下，墙内竟还能有活人，简直叫人难以置信。

在门口迎接我们的是樊国梁主教那位彬彬有礼的助理主教。他非常好客地接待我们，领我们看了主教座堂，绕着防线走了一圈，把围城中的种种情形讲给我们听。他指给我们看院里那个巨大的坑，还有中国人一颗地雷炸开的墙上的缺口——那一炸死伤了几百人。地上到处撒着围攻者射来的大铁弹和炮弹碎片。我们请求带走几件作纪念，主教笑了，说了句实在话：这些东西够往后许多年来客取用了。我们饶有兴味地看了老主教夺来的那门炮。他不会英语，我们一行中只有我能用法语同他交谈，于是他把我们交给一位澳大利亚修女照应。这位修女做起向导来极为出色，把他们所受的苦难讲得比方才那位生动得多。她讲到那些勇敢的修女和妇孺所受的折磨，听来令人心碎。临走之前，我们有幸被引见给那位英勇的主教——他的勇气与表率鼓舞了全体守卫者。樊国梁主教身材魁梧结实，面容和蔼开朗，是「战斗的教会」一个极好的样本，叫人想起中世纪那些披甲率领会众出征、亲身冲在阵前的古时主教。他的勇敢与他的谦逊相称：无论怎样引，他都执意不肯谈围城中自己的作为。愿他长享康泰！他是上帝的祭司、军人和君子三者兼备的完人。告别时，我们回过头去又望了他一眼——这个人对自己的英勇如此浑然不觉，而这样的英勇若放在世上任何一支军队里，都足以使他荣誉加身、名垂不朽。

看过防线的范围，再比一比守军之寡，我们简直不明白这地方怎么能抵住哪怕一个钟头的攻击。按兵法上的一切道理，它是绝对守不住的。四面几码之内都是房屋，被中国人占着，他们躲在里面向守军不停地打冷枪。守的人太少，连把他们赶出去都无从尝试，〔原注五〕只能一心一意去打退那些频频发动的强攻。他们成功而英勇的抵抗，放进任何一支军队的史册里都是光荣的一页。有功者当受此荣！

这场非同寻常的战事有许多奇特的侧面，其中不算最末的一桩，是秩序一经恢复，中国人重新在北京安顿下来的那种快。京城陷落后不过几个月，在粗心的旁观者眼里，街道已恢复了平日的模样；只是毁坏的房屋、到处悬挂的外国旗、本地上等人的绝迹，以及联军士兵的存在，标出了这场变故。粗壮的俄国人、精悍的锡克人、齐整的小个子日本人、黄头发的日耳曼人，在街上粗暴地把天朝人挤到一边；而从前在这些街上，白人是匆匆而过的，随时提防着侮辱与殴打。可是，在最初那一阵放纵之后，部队纪律一严，中国人很快又恢复了他对洋鬼子的轻蔑——虽说眼下不得不藏起来。人力车夫为车钱同人争执，而不久之前，他所能得到、也所能指望的报酬只有一顿打。边道上闲站的中国人不肯给欧洲军官让路，非得让人用强力提醒他们属于一个战败之国不可。

城里被抢得差不多之后，凡还剩下点货的铺子又开了张，店主们索的价钱之高，眼看着不多时便能把损失补回来。各色车辆挤满街道，街上不久便同联军到来之前一样有看头——而且安全得多。北京大车辘辘驶过一串串驮货的鞑靼骆驼，骆驼不声不响地迈着步子，带着它们那一族特有的、倦怠而倨傲的神气。浑身汗流的苦力在坑洼不平的路上拉着车跑。沉重的辎重大车由欧美来的马或壮实的中国骡子拖着，在厚尘或深泥里隆隆而过。而多亏联军的清扫，北京从前最叫人注意的那一样东西不见了——那股熏人的臭气。

一日下午，我们几个雇了向导兼通译，出门去看铺子，心里另有打算：买些有名的瓷器和绸缎。我们坐人力车到哈德门大街，那是一条很好的商业街。到了那里，我们弃车不坐，沿着高出路面的边道闲步，不时停下来看看中国街头那些新奇的景象。这里有小贩坐在自己的货堆中间。一个卖旧衣的挑了一段干净的墙面，往墙上钉了钉子，挂满各色衣裳：从中国妇人那种筒形的裤子，到大员那件金线已经发暗的绣袍——袍上或许还有一道意味深长的裂口和污渍，把前一个主人的下场说得太明白了些。另一个人坐在成堆的鞋履中间——女人那种小得出奇、连欧洲婴儿都穿不进去的鞋，男人那种厚毡底的便鞋，还有冬天穿的长筒靴。这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胡子说明他已做了祖父，正在一堆杂物里打盹：生锈的刀子、空瓶子和果酱罐、废铁片，以及中国或欧洲造的坏锁。另一个摆着形状古怪、颜色难看的粗瓷器，或是那种别致好看的小鼻烟壶，壶塞上嵌着小小的匙子——这东西我除了在中国，别处从没见过。还有一个卖俗气的刺绣和亮片装点的扇套。另一个的全部本钱，是成堆的中国书和文具匣，匣里是毛笔与成锭的墨。

我们在这些小贩的奇货里翻找北京的纪念品时，他们的神气是十足东方式的倨傲与冷淡。他们丝毫不显得盼着我们买，尽管他们明知从我们身上要到的最低价钱，也必定远高于卖给中国主顾的价。最平常、最不值钱的东西，他们也要价高得离谱；我们被他们的贪心气走，他们也毫无惋惜之色。有一件东西，一个人向我要十五块钱，后来死命讲价，一块钱就给了，而那一块里他大约还赚了五毛。

再往前走，我们停下来看一小群人围着一个算命的。一个壮实的乡下女人正在问自己的将来。那先生一会儿看她的手，一会儿看一张画满符号的图，看她脸上那副入神而欣喜的样子，显然是在许她一个福气满满、称心如意的前程。

一头熊笨重地踏着一套累赘的舞步，伴着一件古怪乐器哀哀的调子，是另一小群人的中心。街那头有个变戏法的引来一圈看客；等他想向众人收钱时，那圈人散得同伦敦街头传帽子讨钱时一样快。

我们注意到边道上有许多西洋景摊子，拖着小辫的顽童把眼睛贴在窥孔上，显见是钱花得值。我们很想知道中国的摊主拿什么东西款待看客，便同一个讲好了价，花了五分钱这样一笔巨款，全体获准从镜孔里看一看。头一幅画的是一班杂耍艺人在宫里献艺。随后摊主一按机簧，画面用机关换过，我们便从窥孔前退开了！中国人不是一个讲德行的民族。我们几个都不是容易吃惊的人，可眼前那幅画，就是心胸最宽的欧洲人看了也嫌太下流。我们走开了。

一家钉掌铺外，正给一匹小马钉蹄铁。两根木桩牢牢栽在地里，离地约六英尺处架一根横木，成了一副绞架似的东西。绳子绕过马的脖子、前胸、腰胯和四腿，拴在桩上，把它半吊在空中，几乎动弹不得。再烈的牲口，落在这么一副家伙里也没辙。

我们提醒向导说还要买些东西，他便在一家门脸低矮、灰头土脸的铺子外停下，说这是北京最好的绸缎商之一。我们进去，见店主正同一个朋友谈得起劲。向导同他搭话，说我们想看看绸子。那商人几乎没有打断谈话，答说没有。我们的通译被他这满不在乎的样子惹恼了，问他既如此，何以门外还挂着招牌，写着此处出售绸缎。「哦，我的东西全被抢光了。什么都不剩了。」店主漫不经心地答道，说完便回过头去接着他被打断的谈话，那神气就像货物被劫是生意上再平常不过的风险，值不得多想一刻。对自己的不幸，他没有一句怨言。我心想，这同欧洲店主的做派何等不同——他们遇上生意清淡或一场烧了家什的火灾，那愤愤不平的滔滔诉苦真要没完没了。

我们去的下一家运气好些，因为城破之后他们进了新货。可是绸子的成色很差，颜色生硬花哨，价钱又贵得离谱。于是我们什么也没买。

接着我们看了一家瓷器铺，从地板到天花板码满了瓷器。在我看来，凡是见到的花样与配色都难看得很；不过我们一行中有几位以行家自居的，倒对那些古怪的图案和刺眼的蓝与褐赞叹不已。

访一家扇子铺也同样叫我失望。中国是扇子之国，我本指望在北京能寻到几柄格外精致的。可是拿给我看的都很平常——做工粗劣，样式也不好。我所见过最漂亮的扇子在广州，那里可以用很公道的价钱买到雕檀香木和象牙的上品。不过广州的工艺远在京城之上，那里的人又有敏锐的商业本能。它靠近香港，与外国人往来不断，把他们做生意的本事磨得很利；世上没有几个商人比广州的店主更精明。

沿街闲走，我们来到一处市场，满是敞棚的摊子，各样吃食都摆着卖。剖开、用签子撑起的干鸭子，挂在乳猪旁边。盛水的桶放在地上，里面鳝鱼扭个不停。咸鱼、肉和蔬菜摊在案上，四围是一片讨价还价的人。卖的买的高声争执，那种东方人最乐此不疲的还价之声塞满了街道。妇人们把抹了油的头发绾成古怪的样式，缠在一支长长的扁篦上，篦子从脑后两边各伸出六英寸；她们迈着一双残废的小脚蹒跚而来，一头扎进与摊贩的激烈争论。乞丐们把丑陋的残疾亮出来，好引起众人的怜悯，又蛮横地扯住过路人的衣裳讨钱。

近旁有一群顽童在井上打水。井就在边道正中，上面盖着一块大石板，凿着四个洞，洞口仅够水桶通过。

那天下午回崇王府的路上，我们从使馆区近旁经过，停下来看那道正在修筑的围墙——修它是为了防备日后再遭攻击。那不过是一道用北京的大砖砌起的高墙，抵挡步兵的进攻不难；可要挡炮火，我看撑不了多久。

北京最有名的佛教场所是大喇嘛庙。在佛教失势之前，它大概是中国最富的一座寺院。如今仍很值得一看，于是有一天我同几个人一道去了。那里的僧人素有极端仇外的名声；虽说欧洲人现在在京城大多数地方都可以安然行走，我还是被告诫不要独自去这座庙。

正门外立着一座中国特有的建筑的好样本，半是门楼，半是牌坊。下部是石的，上部是木的，顶上三座小楼覆着黄瓦，用刺眼的颜色画着花哨的图样。两旁石座上蹲着巨大的狮子，看着像中了邪的匠人在噩梦里造出来的东西。进了前门，我们便置身于一个铺石的院子，四围是立在高台上的单层殿宇。院子当中是一座重檐的方形钟楼，四面各开一个小门。一进院，我们立刻被一群剃着头、穿黄袍、长相凶恶的人吵吵嚷嚷地围住。这就是那些有名——或者说臭名昭著——的僧人。他们穿长长的黄布袍，腰间束带，下着裤子，白袜，毡底鞋。这样一伙面目可憎的无赖，我从没见过。他们从前的凶横如今换成了低三下四的谄媚。他们围着我们讨布施，或是捧出一把小钱来，要把我们的好银元换成不值钱的五分、一角的辅币。自从佛教在中国不再时兴，它的僧侣便走了背运，靠布施和为数不多的信徒的香火过活。所以来客总被大声纠缠着讨钱；而这些狡黠的和尚眼光很尖，想出用成色低劣的小钱换人家好银元这个来钱的法子。我们的通译把这吵嚷的一群拨开，抓住一个老和尚给我们带路。这位可敬的僧人帮我们赶开他那些纠缠不休的同伙，领我们穿过几重院子到了正殿。同四周所有房屋一样，它也覆着古拙的黄琉璃顶，山花的角上和探出的檐上立着奇形怪状的瓷兽；底下挂着小铃，风一动便发出凄凉的当啷声。殿很高，里面格外宽阔轩敞，因为供着一尊巨大的佛像，依传统的姿势结跏趺坐，手持莲花与别的法器。面上是那种出神而倦怠的平静神情，据说表示已臻涅槃——即圆满。有楼梯通上环绕殿内的回廊，正齐着佛头的高度，因此可以近处端详他的面容。这尊像不及日本镰仓或兵库的大佛那样大，就艺术而论也不及——那两尊都是空心的，腹内还有一座佛堂。楼梯两壁的架子上，排着成千上万的小泥神，捏得粗糙，涂着彩。我们那位僧人向导不肯卖给我们一尊，虽然看得出他被万能的银元撩拨得心痒难熬。他之所以忍住，显然只是怕被人查出，并非出于对自家圣像的敬重。我们对着佛脸端详了一回，想体会一下那据说应当生出的法喜，却终归徒然；随后便出来到环绕殿外的一道平台上。我们立得很高，俯瞰着一片古拙的黄色屋脊、一个个院子和院里成群闲立的圆头和尚，再往远处，是整个北京的全景，直到皇城的高大建筑从一片矮屋顶的海面上耸起。

重又下到殿里，我们看了看那些祭坛：俗气的陈设、假花、褪色的帷幔、稀奇古怪的神像；然后出到院中。向导从我们身上讨到了布施，便领我们去另一座较小的殿，把我们交给看殿的和尚，那和尚开了锁领我们进去。四壁排着与真人一般大的贴金像——都是一个样式，而且是极其下流的一个样式；这像所神化的那位中国古代豪杰，他的品行实在不能叫我们起敬。此后又看了几处没什么意思的房子，我们说动几个和尚让我们给他们照相。他们觉得这主意又新鲜又光彩，很痛快地摆好姿势；甚至有一个原本站在院子那头的，看见这边的事，急忙跑过来，非要挤进去一同照，唯恐自己的相貌传不到后世。我们撒了一把小钱给他们，引起一场很不体面的哄抢，随后便出了大门。坐上人力车，我们去了近旁的孔庙。这里供的是中国眼下的信仰，那是祖先崇拜与孔教的混合；庙由几座房子组成，立在好看的、树荫蔽地的院子里。正殿中是长长的供案，案上除了写着汉字的牌位——那位可敬的圣人的格言——别无一物。墙上挂着更大的匾额。孔庙没有什么看头，里面之空落叫我们失望。园中几条甬道的尽头，也有些同样式样但小一些的房子，却没有一处值得一看。

北京的景泰蓝很有名，成品在全中国都卖得上好价钱。不过它显然不及日本的活计，日本的做工精细得多，艺术上也高明得多。我从没见过景泰蓝是怎么做的，便去京城里最大的一家作坊看了一趟。接待我的是东家，一位极和气的老先生，他领我们把他的场子走了一遍，把从原料到成品的各道工序都指给我们看。这地方是好几所小小的中国房子，有的做工场，有的装了烧制用的炉子，另一些是雇工和家眷的住处。头一进院里，两个人坐在一张小桌前，做欧洲式的烟盒。面前摆着要照着做的图样，两旁是盛各色釉料的小碟和细小的笔。一个人拿着一块方铜片，用锋利的剪子从边上剪下极细的铜条。他用钳子夹住这些铜条，灵巧地弯折扭曲，照着面前图样上的线条掐成花纹，再用一种胶粘剂固定在烟盒面上。一经粘牢，另一个人便用细笔把这些凸起的线条之间的空处填上彩釉。活计做完，先晾干，再入炉烧制以固定颜色。就凭这些粗陋的家伙，这些匠人——他们确实是艺术家——把最繁复的花叶、花卉或龙的图样做得出神入化，全凭眼力，与所给的花样分毫不差。我们又进了一间屋子，另有些人围着长桌坐着，把花纹掐在铜瓶、铜盘或铜碗上。各样摆设、餐巾环，还有十字架——这些自然是给外国人做的——都在制作之中。四壁立着陈列柜，摆着成品，东家带着可以原谅的自豪，展示他这门手艺的杰作。在光线昏暗的屋子里，用粗陋的工具，这些没有学问的中国工匠做出了欧洲艺术家也未必胜得过的精品。

随后他给我们看了须磨碎制釉的大块原石，讲解它要经过哪些工序才变成桌上碟子里那些颜色鲜亮的膏体。接着又看了器物入炉，以及烧成后取出。临走前我们买了几件作品作为此行的纪念，向这位心怀感激的东家道了别。

我们在这座广大的、长久对外面世界是个谜的奇城里，所游历的大致就是这些。即便在这样一个无所不知的时代，它最深处的所在仍是秘密，直到刀火冲破一切藩篱，得胜的外国人爱到哪里便到哪里。宫殿与庙宇的门，被枪托一碰便开了。君王、亲王和僧侣的居处，成了征服者士兵的营房；最骄矜的大员也得卑顺地闪到一边，让最下贱的随军杂役过去。

在我看来，北京最引人入胜的景象，是街上那永不停歇、不断变换的生活。稀奇古怪的车辆络绎不绝，从人力车到那种独轮车——在华北狭窄的道路上，载人载货都靠它。人群杂沓：满人、鞑靼人、白人、黑人、黄种人，高门中敷粉施朱的娇贵女眷与卑微的苦力妇人，剃顶的僧人与拖着长辫的俗家，合成一幅活动的画面，世上没有哪座城市比得了。而在他们头顶上，飘着那些征服者国家的旗帜——它们从大地的四方联起手来，为的是折服中国的骄傲。

〔原注五〕他们总共只有四十支枪。

第六章颐和园

离北京八到十英里，有华北最可爱的一处地方，就是慈禧的产业颐和园。每当酷热与热风叫人在京城里住不下去，每当沙尘暴刮过那些不铺石的街道、无情的太阳炙烤着这座拥挤的城时，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者便移驾到山间的夏宫去，在那里织起搅动世界的阴谋之网。当这庞大帝国那位孱弱的君主竟敢做起变法的梦、想把他的国家纳入近代文明的轨道时，这位专横的老太太便把她名义上的君上抓起来，囚禁在她那座绵延散漫的山间别业的深处。到如今，颐和园在它的历史上已两次落入欧洲军队之手。早在它那些彩画的楼阁见到哥萨克的白罩衫或意大利轻步兵帽上飘动的鸡羽之前很久，英国人和法国人便已在它铺石的庭院里称王称霸；那时日本还只是一个名字，谁也想不到远东这几个小岛有朝一日会派出勇敢的士兵，与欧洲的老兵并肩为一个共同的事业而战。

在这最近一次战事中，颐和园几度易手，从一国的支队交到另一国的支队，最后交由英、意两国看管。这地方以天然之美著称，又有历史上的意味，我们一行人很想去看看，便请了准许，也得了准许。于是某日清晨，我们站在崇王府的正院里，看一队结实的中国小马被牵上来。这些不驯的小畜生对被外国人跨在背上这件有失体面的事强烈抗议，马夫使尽了手段，才哄得它们站定那么一会儿，够我们翻身上鞍。真正的搏斗这才开始。一匹活灵活现地学起澳洲的烈马来。另一匹想出个更省事的法子，把骑者的腿往最近的墙上蹭，好把人刮下来。第三匹对一切威胁与好话都充耳不闻，一步也不肯挪，直到鞭子和马刺一再招呼，它才终于冲出大门，沿路狂奔而去。这一场开场的马戏演过之后，我们的坐骑总算认了命；由一名向导领着，我们朝园子出发了。

起初我们的路要穿过京城里极其肮脏的一片地方。臭气熏天的胡同，两旁的明沟被邻近住户的秽物堵死；窄巷里泥深没足；破屋烂舍夹着的污秽街道——这是北京最坏的贫民窟。面黄肌瘦的男人从低矮的门口朝我们瞪眼；赤着身、脏兮兮的婴孩趴在路边，用奶声奶气的声音骂着洋鬼子；邋遢的女人用毫无神采的眼睛盯着我们；相貌可憎的残疾人高声讨钱。我们在污水洼里踏得水花四溅，在窄路上的车辆之间穿来绕去，走得很慢。这些封闭而腥臭的巷子里，热气与臭味熏得人受不了；终于走上一条贯穿全城的大街时，真如释重负。大街把我们引到城墙的一座门下。木门的一扇倒在地上，另一扇半挂在门轴上。两扇都被劈裂撕烂了——北京失陷时，是用地雷炸开的。门上那座多窗的楼没了顶，也被打得稀烂。左右两旁，城墙的外壁上满是深坑与伤痕，那是八月的那个清晨，日本弹如雨下的地方——大日本勇敢的士兵，就是那时赶来救援吃紧的俄国人的。

联军到达离北京十三英里的通州时，各国将领于八月十三日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议定第二日部队在通州休整，为定在十五日的攻城作准备。因为前面的任务，就是最刚勇的人也难免心怯。十三日各军各派一支骑兵出去侦察，命令是在离北京三英里处停下，等十四日主力赶到。

可是俄国的侦察队急于第一个进城，好把自己坐实为真正的克城者，一直推进到城墙下，攻打东便门。这就打乱了协同进攻的计划，把一场原本周密的攻击逼成了各自为战、杂乱无章的强攻。因为他们撞上的任务，远比他们所料想的艰难；也真算这些狡狯的俄国人运气，日本人大概是疑心他们的用意，就在不远处。中国人纷纷涌向受攻之处，凭着城墙的掩护向俄国人倾泻毁灭性的火力。他们的突击队几番猛扑都无济于事。瓦西里耶夫斯基将军负伤倒下。沙皇麾下最勇敢的军官一次次带兵拚死强攻，都是白费。他们受阻败退，怒而无计。眼看除了撤退便是全军覆没；正在此时，日军攻打东直门。那里等着攻者的也是一桩可怕的差事。一次又一次，英勇的敢死队冲上前去要在那沉重的大门下埋雷，只落得在守者致命的火力下横尸门前。可是日出之国的士兵是不认输的。前面的人倒毙，后面的人上前，从那已经无力的手指间接过引信。大门终于被炸开。勇猛如豹的日本兵涌进这座在劫难逃的城。压力一松，俄国人又发起强攻。终于也打进去了；他们为自己的伤亡怒不可遏，在街上横冲直撞，不分老幼男女，下手绝不容情。

这时联军其余各部被沉重的枪炮声惊动，却全然不解其意；直到天亮才弄清真相。英军和美军随后攻中国城，遇到的抵抗没有那么顽强。进城之后，印度兵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转悠，直到使馆区派出的一名信使来接他们。那人领他们穿过水门——鞑靼城与中国城之间城墙下的那道涵洞，是英国使馆与日本使馆之间那条水沟的出口——径直投入被围欧洲人的怀抱。于是他们成了最先到达解围的人，而那时日本人和俄国人还在街巷里打。可是联军中凡有军队在场的国家，都自称是第一个进使馆区的。我读过围城中俄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的日记，里面讲沙皇的军队赶到解围，对别国军队的存在只字不提。而我在日本见到的描绘援军入城的画上，被围的人冲出来扑在得胜的日本兵颈上，画里的军服只有日本一家。不过，虽说打得最苦的是日、俄两国的兵，最先到达使馆区的确实是印度部队。

我们骑马来到日本兵当日奋战打进的那座城门前，守门的一队矮壮的日本步兵立刻立正。这座门和附近一区归他们的支队管，四围到处可见他们那面白底红日的旗。哨兵举枪敬礼，动作一板一眼，精确得像个自动人偶。我们还了礼，得得地穿过长长的门洞，出了城墙。

出城便是一条宽阔的大路，铺着大石板，在乡野间一直伸出极远，到京城门口戛然而止。有些地段两旁栽着秀气的竹篱，竹叶细长如羽。别处则有一条窄沟，把路与肥沃的田地隔开；田里高粱长得比骑马人的头还高，把小村落的房屋几乎完全遮住。我们的小马蹄下火星迸溅，在石板上得得驰过：路上是成群朝城里走的苦力，是一长串装着乡间物产的粗糙大车，间或有一个拖着长辫的农人，跨在他那匹小得可怜的坐骑上。

我们经过起伏的麦田，经过枝叶浓密的树林，穿过整洁的村庄——那些村子看不出风暴曾从近旁扫过的痕迹。不过这里那里，痕迹也并非没有。路边一座庙，墙被火燎黑，屋顶塌了。门槛上躺着神龛里从前的塑像，碎成一片一片。可是我们经过的人家，门口的居民望着我们，既无半分惧色，也无半分恨意，兴趣同样寥寥。在朝北京去的人流里，来了一队孟加拉枪骑兵，矛尖与刀鞘在日光下闪亮；他们以印度骑兵那种从容的优雅骑行而过，高大的战马把我们的中国小马衬得矮小，那些骑兵向我们举手为礼。再往前，我们遇见两个德国骑马步兵，他们那小小的坐骑几乎被巨大的龙骑兵鞍子遮没了。远处一个褐色的点，走近了才认出是一位英国军官。他是皇家炮兵德布莱少校，管着颐和园的珍宝。英国人接管这地方之后，把珍宝收拢起来，锁进几间大库房妥为保管。园子交还中国时，清廷为他妥善看管这些贵重之物，专门致函道谢。这次战事并非德布莱少校头一回到远东。当欧洲鲜有人料到日本陆军作为一部战争机器的真正效能时，他已是这方面的权威；甲午之战日本第一次震惊世界时，他被派去做驻日军的武官，并随部队走完了那次大胆的行军，终于攻下威海卫。

在路上遇见他正要进城，我们大失所望；因为存放园中珍宝的库房钥匙从不离他之手，他既不在，我们便无缘得见。他为这不巧的事一再表示歉意，随后继续往京城去了。

我们一路小跑，来到一座夹路而立的长村。那是个人口稠密、颇为兴旺的地方。居民看上去红光满面、心满意足；铺子里堆着鲜亮的衣裳或古怪的吃食，到处都是。走到一半，左手边有条窄巷从大道岔出。巷口立着一块路牌，用法文写着「颐和园由此去」。这正是我们的路。我们拨转马头下去；我敢说，能从坚硬的石板换成脚下松软的土路，它们是一百个乐意。不多时便出了村子，走进田野。穿过一带此前挡住视线的树，我们看见前方横着一长列低矮的暗色山峦。左前方远处，一座显眼的土丘上，一座细长的塔峭然刺向天空；而正前方，在山坡上突出的，是一大片错落的房屋——那就是颐和园。我们放马轻驰，轻驰转成飞奔，向着目的地赛了一程。渐渐走近，房屋的模样看得清楚些了，我们才放慢速度。山顶上有一座庙，据我们一行中从前来过的人说，叫做万寿殿。庙下立着一座奇特的圆形建筑，覆着三重黄顶。它建在一个巨大的方形台基上，台基正面画着一个菱形的线条图案。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斜向而上的台阶，通往上面那座建筑——慈禧自用的庙宇。树木遮住了下部，也把山脚下一片可爱的湖挡在了我们视线之外。再往前，经过一处高墙围起的地方，我们来到一片开阔的空场，场子那一头就是园中正经的宫室。空场当中立着一件中国式的怪东西——一座没有墙的门楼，同大喇嘛庙外那座相仿。它涂着鲜艳的颜色，画着奇诡的花样。我们打马过去，到了外院的入口。门口有一队印度步兵，他们的团就驻在颐和园里。我们下了马，进门便是一个大院。迎面是一座中国老样式的长而低矮的房子，是一座庙。廊上立着大铜鹤和铜龙。这样的佛堂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不想再进去；于是找了个印度兵带路，穿过迷宫似的重重院落，到了驻园部队军官——一个英国野炮连和那个印度团——用作食堂的那座殿。我们在这里受到热情的接待，被让进一座极有历史意味的房子：皇帝当日就是囚在这座殿里的。

殿内陈设讲究。四壁挂满大镜子。大理石面的桌子沿墙摆着，上面照例是钟和插着假花的瓶。欧洲式椅子与中国黑木凳子杂放在一处，对比得很怪。不过最出色的一件是一架可爱的屏风。里间做了餐室；一张长桌铺着白布，桌上摆着普通的粗瓷盘和玻璃杯，与四周很不相称。可是比起艺术上的相宜，我们更顾得上骑马赶路带来的口渴，于是各自往舒服的椅子里一坐，痛饮了一杯急需的凉饮。

殿前是一个方形的铺石院子，院里立着一副彩绘杆子搭的奇怪架子，从前是用来在院上张凉棚的。因为被囚的皇帝获准在这里散步；我们坐在廊下，把北京最新的消息讲给主人们听，同时饶有兴味地打量着这块局促的地方——中华大帝国的君主曾在这里踱来踱去，倦怠地等着自己的命运。

离午饭还有一两个钟头，驻园的一位军官自告奋勇领我们把园子转一转。我们欣然领受，被领进一片矮房围成的迷宫般的院子。他先带我们到他自己的住处，那是一座又长又高的两层楼。从楼上那一面的窗子望出去，一片美景在眼前铺开。楼下是一个大湖，四周围着大理石的墙和栏杆。近处右手，那道长长的、林木蓊郁的山几乎从水边拔起，山上便是慈禧的庙和万寿殿。左首，一座秀丽的多孔桥从岸边一直伸到平静水面上远处的一个小岛，岛上立着一座小亭。靠岸处泊着一小队船，有外国式样的驳船、小艇，还有一只半沉的汽艇。荷叶一片片浮在静静的水面上。而在湖那边的远处，一列嶙峋荒秃的山从平原上升起。

出了楼，我们沿着湖边那道矮墙和雕花栏杆，朝着慈禧庙宇所在的一面走。湖的转角处有一座门，门口站着一队意大利轻步兵，白衣白裤，热带盔上的鸡羽轻快地抖动。前面说过，意大利人与英国人一同看管颐和园。我们还了哨兵的礼，继续往前，见湖边有一道有顶无壁、只用柱子支着的长廊。烈日之下，这荫凉叫人感激；因为几乎垂直耸立在头上的那座山，把风都挡住了。撑着瓦顶的细木柱上画着鲜艳的花样。檐枋上绘着一幅幅程式化的中国山水小画。这里那里，长廊或是展宽，或是紧挨着几座建在湖墙之上的秀气小亭。我们来到那座庙所立的方形白石台基下。台前有巨大的门，门旁蹲着铜狮，门内一道宽阔的石阶通到台基脚下。可是这座神圣的建筑高耸在我们头上，高得惊人，我们且把它留到午饭之后，便绕湖继续往前，直到颐和园里最奇特的一件建筑跟前。

从前有一位皇后，一辈子住在离海极远的地方，抱怨说自己从没见过船。于是找来一位巧匠，在近岸的湖里造了一艘极大的石船。船身有雕饰的船头船尾和小小的明轮罩，自然是坐在湖底的。匠人在甲板上盖了一座两层的大楼；可是中国人办事少有彻底的，这楼是木头的，漆成大理石的样子。它是一处绝妙而入画的凉亭，柱子之间的各面或者敞着，或者只用竹帘遮着。但我们去看时，它一副凄凉破败的样子，漆已经起泡剥落。这石舫像亨利赛船会上的一条白色游艇，隔着一段水望去，古雅而秀丽。紧挨着它，横跨一条注入湖中的小溪，有一座可爱的小廊桥，白石雕成的桥拱与栏板。威尼斯的运河上也拿不出比这更完美的艺术珍品。

领我们的那位看了看表，把我们从对这件杰作的出神观赏中拉走，一定要我们回去吃午饭。于是，在这座曾囚禁着一个大帝国那位无权的君主、使他成为自家骨肉阴谋牺牲品的殿里，英国军官们围桌而坐；谈话从这场战事的种种，扯到印度的狩猎，又扯到对联军各国支队的评头论足。

席间提到新近一桩事，最能见出清廷那一派如何逮着机会就要「顾全脸面」。李鸿章正在交涉归还颐和园之事，他卑辞相求，英国驻京公使便把驻守园中的野炮连撤回了京城。随即便下了一道上谕，用浮夸的字句宣称，这次撤兵是皇帝「谕令」的。萨道义爵士很快显出他远比人们所料想的强硬，也很善于对付东方人的狡狯；他当即下令炮连开回颐和园，作为对这一无礼声明的回答。在一长串令人生厌的「优雅让步」之中，这几乎是我们外交官所采取的第一个强硬举动；英军军官为之大为称快，认为这是转向更坚定政策的一个可喜开端。

午饭后我们登上万寿殿所在的那座林木蓊郁的山。从山顶望去，四围乡野的景色极美。脚下是黄顶屋宇杂沓的一片，那是颐和园里居住的部分。再往下是粼粼的湖水，白石的墙圈着它，长桥秀丽的拱把小岛与岸连起来；岛上那座玲珑小亭的鲜亮屋顶在烈日下发亮。湖那边的岸上，一条林荫路向右伸去，最后没入浓密的树影或肥沃的田地。一道细线标出那条通往京城的、车马拥挤的大道。平原上散布着村落，或呈棋盘般的田畦，间以竹丛与浓密的树林。远处，北京城墙上的高楼从平展如海的屋顶上耸起，那片屋海只被皇城的高大建筑、庙宇，以及使馆区欧洲人的住宅所打破。京城上空，烟尘的黄霭像一顶金色的华盖悬着。右首远处横着一长列黝黑沉郁的山，英国使馆人员的避暑处便掩在山间。到了暑天，他们便往那里去寻拥挤的城里找不到的凉风。

那座名号浮夸的万寿殿，是一座长方形的坚固建筑，墙很厚。可是走进去，眼前是一片凄惨的废墟。巨大的塑像被炸得粉碎，大块大块的残片堵塞了内部，人从这个门竟走不到那个门。硕大的头颅、躯干与四肢离奇地堆作一处。这庙里原先供着好几尊巨大的佛像。某国部队占领园子时，听人说这些佛像是空心的，里面装着无价之宝。这话听着像是真的；于是搬来炸药，逼它们吐出所藏的秘密。巨大的神像被这厉害的东西从座上掀了下来；这些破坏者急切地在残骸里翻找。结果却发现，这些像的内里虽然确是空的，却只是照人体内部的构造塑出来的，五脏六腑一律用银或锌做成。众神白白地被献祭给了劫掠者的贪心。

慈禧的庙倒没有遭这样的粗暴对待，因为里面没有什么能引动征服者。在它巨大的阴影之下，立着一座可爱的小建筑，就是铜塔。白石的台基上，四围环着同样石料的雕花栏杆，立着一座模制精细的小庙，约二三十英尺高。屋顶、柱子、墙壁——全是这同一种贵重材料。向上翘起的宽檐四角挂着铃。整座建筑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人真恨不得有一件这秀丽小屋的缩制模型。

然而，我们在这些古雅的庙宇间流连时，却没有留意天边渐渐爬上来的乌云，它已经把满天遮没。华北夏天那种狂暴的雷雨，显然就要落到我们头上。我们急着要在雨来之前赶回京城，便折回宫室，匆匆向好客的主人们道别，翻身上马。我们不紧不慢地穿过田野，上了石板大道；小马歇了这许久，精神大振，又急着回马厩，一路小跑得很起劲。雨一直没下，等望见北京的城门时，我们还在庆幸运气不错。可是忽然之间，毫无预兆，大雨从黑沉沉的天上成片地泼下来。我们一夹马刺，发疯似的朝城门洞里冲。可是远远没到，身上就湿透了。靴子里灌满了水，宽边的遮阳盔软塌塌地耷拉到眼睛上，浑身湿得像在白河里泅过一样。

我们在门洞里下了马。水简直是从我们身上淌下来的，在脚下的石板上积成一个个水洼。我们置身在一群湿淋淋、挤来挤去、咧嘴而笑的中国人当中：他们快活地拧着薄棉衣上的水，或是取笑另一些被雨困住、正冒着雨柱往这边跑的人。苦力、大车、小马、骡子和骆驼全挤在门洞底下。四下里是说笑打趣之声；碰上这种足以叫性急的欧洲人沮丧或恼火的境况，天朝人往往活脱脱是个身处逆境仍旧快活的马克·泰普莱。

我们守着冻得发抖的马等了一个钟头，指望雨停；后来看看没什么指望，便重又上马进城。雨虽下得不久，街上却已几乎成了泽国。沟一样的两侧半满着奔涌的浊流；我们横穿一条大街时，边上的水漫到了马肚带。有一处我的马几乎被冲得站不住，我真怕要泅过去才行。街两旁人家廊下避雨的中国人成群地笑我们这副狼狈相——我们那些小马在水洼里趟着，马上的人在无情的雨里缩作一团，凄惨得很。终于回到崇王府这可庆幸的檐下时，我们真是从心底里感激。我们访颐和园之行，就这样结束了；那园子如今已重归旧主。当日回响着炮兵马蹄声、炮车轮声、英国兵粗豪的笑声和印度兵尖些的说话声的庭院，如今只有脚步无声的天朝人走动了。白人不再是受欢迎的客人。

第七章山海关之行

华北与满洲的铁路，当初主要是靠英国资本修成的，英国因此对这些路线享有优先的权利。从北京出来的那条线，先通到白河口的塘沽出海，再由此折而向北，沿海岸直抵满洲的通商口岸牛庄；它的延长线自牛庄南下，通到旅顺口。华北战事一起，这条铁路便被俄国人夺去，一直攥在手里，直到外交上的压力迫使他们松手。他们并未把路径直交还英国人，而是把山海关以南的一段转交给德国人——山海关是海边一座城，中国那道有名的长城便在此入海——山海关到牛庄的一段，则仍旧留在自己手中。德国人于是占着其余路段，直到最后归还英国为止。

山海关就这样成了俄国势力所及之地与联军共同占领区之间一道天然的分界。沙皇的臣仆早对这地方垂涎三尺：它的位置，加上中国人修的若干座坚固而火力充足的炮台，使它成为控扼华北的一处要紧据点。于是一支强大的俄军由陆路开来，要把这些工事抢到手；不料英国海军将领先下手为强，派了一艘炮舰「侏儒号」驶往山海关。这条小船的舰长竟大着胆子勒令炮台投降，炮台居然真就降了。等俄国人赶到，愕然看见胸墙上飘着的是英国的米字旗。最后为免生龃龉，各炮台便在联军诸国之间分了分。

我早打算去一趟日本，顺路看看满洲与朝鲜；动身之前，先跟上了几位约好去山海关走马观花的军官。行李从简，再加上一卷铺盖——在东方，英印军人出门几乎离不开这样东西——我们在天津上了车。两个钟头便到塘沽，铁路在这里分岔北上。月台上挤满了各国士兵，熙熙攘攘，因为欧陆各国、美国和日本的部队都在此处登陆。车站的房屋里，管这一段铁路和沿线护路分队的英国军官设了一个军官食堂。开往山海关的火车还要等些时候，他们便热忱地把我们让进那间地方虽窄、招待却极殷勤的屋子。

铃声一响，催我们上车，我们便在一节舒服的头等车厢里坐定——一半是敞厅，一半是包厢。这里不妨提一句：联军占领华北期间，凡穿军服的人，在所有铁路上一律免票。同车的旅客中有几名日本海军军官，一两个德国人，几个俄国人，还有我的一位老友——「可畏号」上的哈钦森中尉，他曾随海军陆战队参与天津防守。他刚从日本回来，满肚子都是艺伎之国的见闻。

往山海关去的铁路，起初紧贴海边，穿过一片单调的泥滩，随后进入一片极肥沃的乡野，村子有围墙，房屋盖得结实。护路的是旁遮普第四步兵团，各站均有分队驻守。不久之前，这支精悍的部队刚讨伐过杀害布朗宁少校的那伙土匪。一场恶战之后，他们攻下四千名武器精良的匪徒据守的几座设防村庄，替阵亡的长官狠狠报了仇。由于乡间仍有流窜的匪帮四处劫掠不设防的村落，各站房屋都作了防御布置：墙上凿了射孔，堆起沙袋作胸墙，每一座都像个小小的堡垒。只是土匪吃过那些骁勇的旁遮普人的苦头之后，再无一点与他们照面的意思；沿线各分队只好闲得发慌，一个劲儿抱怨盗匪太不长进。

铁路边有一段与运河并行，中国人多用这条河运粮运货。火车轰隆驶过，可以看见一条条又长又浅的船，形似独木舟，装得吃水线离舷边只剩几寸。半裸的船夫伏在桨上出力，抬头望着这匹跑得飞快的铁马轻轻松松吞掉那些磨人的里程，眼里满是羡慕。

这一带的庄稼比去北京路上的更加茂盛。熟透的谷田在铁路两侧铺展开去，间以成片的树林，或点缀着一座座高墙环绕的村庄——高墙二字，正说明在这块争夺不休的土地上，人命与财产何等地不得安宁。这里那里还有些废弃的土炮台。

从天津到山海关约走十二个钟头。大约行至一半，火车在唐山停了片刻。这座镇子因附近的煤矿而重要，矿由欧洲人主持开采。从车窗望出去，能看见高大的厂房和井口的机器，倒给这片风景添了几分英国气。为便利旅客，驻在当地的英国军官在车站附近几间中国房子里开了一处餐室，还拨了几名印度仆役。火车要停一阵，我们便都下车觅食，果然在此吃到一顿相当不坏的饭，价钱也公道。同车的德国人不通印度斯坦语，向那几个英语有限的印度侍者说不清自己要什么，急得不行。我们出面翻译，解了饿汉之困，换来一番感激。

再往山海关走，地势渐渐不那么平坦了。低矮的、长满树木的高地打破了单调的平野，火车贴着一列嶙峋的山丘驶过。据说山坳里有匪帮出没，我们于是有了一点愉快的兴奋，猜测火车会不会被这班好汉拦住。结果一路无事，傍晚六点半光景抵达目的地。

山海关车站又大又结实，办公房间宽敞，月台很长；此外还有机车库、机械厂、货场和欧籍雇员的住宅，全都被俄国人占去了。我们一到，驻防的廓尔喀团几位军官便来相迎——我们从天津写信问过他们能否安排住处。无奈他们自己也挤在几间破烂的中国屋子里，住处紧张得很，只好抱歉说实在腾不出地方安置我们全部人马，两名资历最浅的得自行设法。不幸我便是其中之一。此地没有旅馆，也没有客栈。我这位同病相怜的伙伴还算走运，孟买第三骑兵团有一个骑兵中队驻在某座炮台里，他有个朋友在那儿，便投奔去了。于是一行人就此散开，只剩我一个搁浅在月台上，床没有着落，更糟的是连去哪儿弄口饭吃都毫无头绪。我向一名英籍铁路雇员求助，才知道车站里有两位军官管事：一个英国人，一个俄国人——我前面说过，俄国人所辖的那一段线路正是从山海关起算。两人的住处都在站内，可两人偏偏都赴宴去了，午夜以前多半不会回来。这位雇员见我狼狈，可怜我，答应从家里给我送一张中国式的藤床来，说罢便走了，撇下我一人咀嚼这毫无指望的处境。我在长凳上坐下，把山海关这名字狠狠咒了一遍。唐山那顿午饭此刻已是遥远的记忆；我只好点上一支雪茄，聊解饥肠。正琢磨着烟草代不了饭这一条道理，忽见一扇挂着「电报房」牌子的门开了，走出一名精神的皇家海军炮兵下士。他见了我，行个举手礼；我此时是见根稻草都要抓的，便叫住他，问他可知何处能弄到吃的。他说驻军里欧陆各国的兵常去一家下等小馆子，或许能弄到点什么。我一听大喜，他便自告奋勇带路，又叫了一名中国铁路脚夫引道。出了车站，我们钻进一片肮脏的中国民房，在狭窄而气味难闻的巷子里绕来绕去，终于到了一堵高墙下的一道矮门。穿门进去，是个小院。泥地上摆着些七歪八扭的桌子和粗糙的板凳，一群群哥萨克和德国兵围坐着喝酒，见一名英国军官走进这样的窝子，都惊讶地瞪着我。院子尽头是一所快要塌的中国房，廊上坐着老板夫妇，看样子是意大利人或奥地利人。那位太太身量丰满，穿一件极华贵的晚装，领口开得相当低；腕上是沉甸甸的镯子，手指上戴满戒指。通身看去，是个高傲而堂皇的美人，与其说配在中国腹地这种粗陋的酒棚里，不如说更该去点缀香榭丽舍大街的咖啡馆。她丈夫迎上来；我用几近哀求的口气说明来意，他起初似乎拿不准能不能办到。我的心一沉。他回头去同那位太太商量。不料这位堂皇的人物立刻跳起身来，吩咐中国伙计取一只鸡来，随即把华丽的裙摆别起，一头扎进廊边的厨房，亲手把那只鸡剖开压平烤了，给我端上一顿香喷喷的、来得正是时候的饭。

肚子就这样出人意料地填饱了，我心满意足地踱回车站，命运再怎么安排我都不在乎了。天塌不下来——我吃过饭了。裹条毯子睡在长凳上也行，睡地上也行。可我运气正旺：那位好心的雇员送来的中国式行军床已经等在那里。我把床摆在月台上，铺开卧具，脱了衣服躺下睡觉。

可我把那位快活的蚊子给算漏了。这小祸害我在许多地方都领教过。初次结识它，是我随一团刚从本土开来、未经风土的新兵抵达印度的头一夜：那一夜它尽可在七百个鲜嫩、血气旺盛、体液还没被热带气候冲淡的英国人身上大快朵颐；次日清早，上至军官下至士兵，人人一张脸肿得几乎认不出来。我曾同它理论，说蚊帐里边的地盘凭什么归它所有，理论不动。有位朋友赌咒说，他曾拿一把发刷往一只我们叫作「孟买之虎」的巨型花斑蚊头上砸，把刷子背都砸断了；又有人说亲眼躺在床上看见两只这样的东西合力想把他的帐子拉开好进来咬他——这类话我几乎都不曾怀疑。我在丛林里守着「猎物」、坐在树台上等老虎时咒过它；我随部队行军、露宿在华南某条江边——那正是它的老家——时同它搏斗过；可它从没像在山海关车站月台上的那一夜那样精神百倍、纠缠得叫人发疯。我发狂地挥手扑空，无用；抽烟熏，无用；拿床单蒙头，热得受不住，喘着气钻出来，它就守在外面等我。正如大兵汤米·阿特金斯所说：「我恨这鬼东西，倒不那么恨它咬人，我恨的是它那讨厌的嗡嗡。」空中满是它的歌声。这是一场带茶点的音乐会，而茶点就是我。更气人的是，我明知自己带着蚊帐，只因那床没有帐杆而支不起来。

被这些讨厌的东西缠得发了狂，我终于坐起身来，把眼前的形势通盘想了一遍，想出一条计策。我把床推到一间朝月台开窗的屋子窗下——那正是英籍铁路车站军官的住处，百叶窗是往外开的。十来英尺外有一根电线杆，床脚不远处立着一根路灯柱。我取出行军卧具袋上的绳索、铺盖和行李上的皮带，又从铁路办公室顺来一些细绳，居然把蚊帐从百叶窗、电线杆和路灯柱上张了起来。这实在是个巧妙的装置。我得意洋洋地躺下，安然入睡。扑空的蚊子气得简直尖叫起来。

将近半夜，我被一阵外国话的喧闹声惊醒。从帐子缝里望去，借着调暗了的站灯微光，看见两个穿制服的人影沿月台走来。一个是醉得厉害却兴致极高的俄国军官，由一个清醒而觉得好笑的英国少尉小心搀着。他们忽然瞧见我那一团白晃晃的蚊帐，被风吹得幽幽地摆动，在朦胧的光里显得诡异。

「见鬼，那是什么？」英国人叫道。

俄国人打着嗝答了一句，听着像是打了个喷嚏。

英国人把同伴轻轻靠在那根被他抱得亲热的灯柱上，自己走到我床边。我看制服认出他就是我们的铁路车站参谋官。他从帐子外张望，问我究竟是什么人、在这里做什么。我三言两语说明了身份与处境。他以军人特有的爽快好客说道——

「老兄，真对不起，我不在。起来吧，把床搬到我屋里去，我很乐意留你住。」

我谢过他，只说这一夜我已安顿得很舒服了。

「可你没吃晚饭吧？弄到东西吃了没有？」他问。

我讲了自己觅食成功的经过。他大笑，又一次抱歉自己不在，说是去赴一位俄国上校夫人在其丈夫命名日上办的晚宴了。

那位同伴仍旧紧抱着灯柱，一直在打量我支蚊帐的那套装置，摇着头，嘴里嘟囔。

这位英国人告诉我他是俄国铁路参谋官，随即用俄语同他说话，替我引见，报了一个以「奇」或「斯基」收尾的名字。我在床上坐起来，欠身为礼。这位新相识仍旧扶着那根靠得住的柱子，庄重地盯着那一网子皮带和绳索，半晌才开口。

「很好！很实用！你们英国人是很实用的民族。」接着他伤心地打了个嗝，「我很——醉！」

我已全然清醒，索性起身，一同去了那位英国军官的住处，就着加冰的威士忌苏打为相识之喜干杯——那一夜热得实在难受。

这位好客的英国人是南斯塔福德团的凯尔中尉。我们军中那些叫欧陆盟友吃惊的语言人才，他是个好样本：俄语和汉语都考取了译员资格，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说得流利；后来我还发现，他虽从未到过印度，却因站务上常与印度兵接触，正飞快地学会印度斯坦语。天津苦战期间他在多沃德将军幕中当差，在将军的战报里被提名嘉奖。因通晓多种语言，他被派到山海关当铁路参谋官；他手腕圆熟、性情和气，很得俄国人的欢心，对这个多方杂处的驻地里各项事务能够顺畅运转，出力甚多。

道别之前，那位俄国朋友诚恳地邀我们两人次日晚间同他共餐，还要引见几位同僚。于是我再度就寝，不再觉得自己是一只迷途的羔羊、一个无家的孤儿了。

清早，凯尔中尉的仆人叫醒了我，端来我的「早茶」——那份英印之人心心念念的晨间茶点。他已把我的行李搬进主人屋里，那儿备好了洗澡水和更衣的地方。我看见主人正忙着铁路上的公事，接见各国士兵。我正要向他道早安，忽然瞧见一辆两匹高头大马拉的重型辎重车，被一名哥萨克赶着横穿铁道，径直驶上月台——他这是图省事，不愿绕到车站那头的平交道去。这是公然违抗尽人皆知的规定。凯尔用俄语喝令他退回去。那兵嘟囔了一句无礼的话，理也不理，照旧驱车前行。恰在此时，一位俄国上校走进车站。凯尔立刻把这人的抗命报了上去。那军官扑向肇事者，高声怒骂；若不是哥萨克高踞车上够不着，我敢说他准挨一顿狠打。那人蔫头耷脑地掉转马头驶开了；上校则为部下的过失向凯尔再三道歉，并保证此人抗命、又对英国军官无礼，必受重罚。

早饭后，我的同伴之一、孟买第二十二步兵团的拉伯图什上尉骑马来找我。他同我一样，前一夜在廓尔喀人那里没住成，是孟买第三轻骑兵团的军官收留了他。他打发走马，我们便步行去廓尔喀军官食堂寻其余的同伴。

去路先沿铁道走。右手边是车站货场、机车库和机械厂，如今全在俄国人手里；他们已把库存的车辆和器材搬空，运往旅顺口了。莫斯科人信奉的是以战养战。左手边，车站后头，便是我头天夜里觅食的那片肮脏的中国屋子。再远一些是山海关城。高高的雉堞和巍峨的城楼把这座城围住，城的侧面一直落到长城上。在我们前方一英里，横在铁道上的是一长道长满荒草的土垒，草木之间这里那里露出坍圮的砖石。这便是那道绵延一千多英里、沿中国古代边界翻山越岭、下临深谷、穿田过林的奇伟工事——一件纪念碑式的浩大工程，却从来不曾把战祸挡在它所要守护的土地之外。铁路由墙上一个宽阔的豁口穿过，北去满洲，如今俄国熊正在那里威胁着天朝的完整。快到长城时，我们的路向右一折，离开铁道，沿一条崎岖的乡道走向那个安置廓尔喀人的中国村子。路上横着一条两三英尺深的宽溪。我们正抱怨非脱靴解绑腿蹚过去不可，一个壮实的中国人踱过来，看着我们为难的样子觉得很有趣。我们当即把他拦下，比手势要他背我们过河。这位天朝子民笑着答应，踢掉毡底鞋，先把我同伴驮上背蹚到对岸，再回来接我。我们赏他一枚小银币，他似乎大为意外，又拼命打手势，我们猜是说他愿守在这里，等我们回来再摆渡一趟。此后一路顺利，到了廓尔喀军官食堂，正遇上朋友们要动身去看长城。于是全队人沿着拉伯图什和我来时的路走回去，到了溪边，果然见我们的渡夫笑容满面地候着。他急急地上前效劳，把众人一一背了过去。付过钱，他用一串听不懂却极流利的话表示感谢。

回到铁道上，我们沿线朝长城走去。长城与我们之间是一片平坦的耕地，只有城墙脚下有一条荒地。左边有一条粗陋的道路，和铁路一样从那个豁口通出去，直达北面的几座炮台。路上驰来一辆俄国三驾马车，三匹壮实的小马并排驾着，哥萨克赶车，车上坐着两名穿白军服的军官。

到了长城内侧，我们攀上斜坡，站到一道宽阔而长满灌木的墙垒上，离地已有二三十英尺。这道始建于公元前二四一年的古老工事，外侧比内侧保存得好些，虽说有些地段已经不大像一堵墙了。从一座旧敌台的废墟上，四周景物尽收眼底。眼前是一马平川直铺到天边，被一座座炮台丑陋的轮廓割断，又缀着耕地和小片树林。右边，长城一直伸到海边的崖上，远处的海在明亮的日光下闪闪发光，海面上泊着好几艘日本兵舰笨重的船身——他们的舰队是前一夜出人意料开到山海关的。凯尔中尉头晚赴的那场俄国人的宴会，就摆在临海的崖上露天举行。宾客甚多，几乎全是沙皇的军官；他们抽着每顿俄国饭中间必不可少的纸烟，可以远眺蓝色的海面。宴饮正酣时，天边出现了一道道烟迹，预告有舰队驶近。俄国军官们惊讶地望着军舰渐次显形，纷纷猜测是哪一国的、来做什么。在那个各国猜忌四起的多事之秋，谁也说不准所谓的联军之间会不会突然开战；斯拉夫人、条顿人、法兰克人和不列颠人，说不定第二天就得各自归队，分营对垒。所以当来船看清是日本舰队时，席间几乎有些惊惶——因为俄日两国当时关系极其紧张，在座的人都在想：这支强大的舰队意外开到，是不是意味着破裂已经来临。然而舰上并无敌意的举动；于是照着天下丘八共通的那句老调——

「弟兄们，我们做什么

要愁眉苦脸呢，

咱们这行当，本就是去死的。」

——中断了的欢宴又热闹起来。

我们与海之间，横着那几座坚固而火力充足的炮台，它们曾在小小的「侏儒号」那一声大胆的喝问之下拱手而降。如今台上飘着联军各国的旗，胸墙上可以看见哥萨克、德国、日本和印度的士兵。我们身后，是一座想必很大的设防营盘的废墟，就在长城里侧。

左边，山海关城被它高峻而陈旧的城防圈在里头。过了城，长城一路向西而去，最后隐没在一列山岭的坡影里。那条攀升的线时而在陡峰之巅露出一截，教人体会到当年建造者要把中国同那些未知之地的劫掠部落隔开，是何等浩大的一件事业。

而铁路那道细亮的线一直向南北伸展，沙皇的士兵指望有朝一日沿着它蜂拥而下，把他们的鹰徽再一次插在北京，此后永不拔去。我们站在长城上时，成群的鹬和野鸭从身边向南飞过——北亚可怕的冬天将至，它们已经先走了。

我们又去看了几座炮台。这些炮台在中国人手里时，装备着威力强大的新式火炮。关于其中一座，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可见外国人的狡黠。那地方由某一国占着，里面驻了一个炮兵连。在盟军将领会议上重新分配山海关驻防时，议定这座炮台交给英国人。那位外国将军当时是答应了的，可后来英国方面无论怎样催他定一个撤出移交的日子，都不见效。他慷慨地奉上种种遗憾、借口和不着边际的许诺，总有一件意外而无法克服的障碍横在中间。到最后实在推托不过，才定了一个日子，外国部队开出，把地方交给英国人。到了那一天，前来接防的英军开到门前，迎接他们的却是那位似乎大惑不解的外国指挥官，对他们的到来表示十分惊讶。有人提醒他今天正是约定之日，他彬彬有礼地一笑，向英国军官保证他们弄错了，并指出他们显然是按新历推算的，忘了有些国家仍在通行旧历，而他记日子用的正是旧历。所以日子还没到。英国人对这一手漂亮的两面派功夫佩服得无可奈何，只好退去。

到了他宣称炮台真要交割的前一天，驻守的那个炮兵连大张旗鼓、众目睽睽之下开了出去。英国人含笑看着他们走，很高兴总算把这班人打发掉了。他们自诩打了一场道义上的胜仗，次日早晨得意洋洋地开到炮台前。可那面外国旗仍旧飘着，进去一看，里头还是昨晚亲眼目送离开的那个炮兵连。他们瞠目结舌，认得出其中一些军官和士兵。于是怒气冲冲地要一个解释。解释立刻就有：这一个连并非先前那个，绝对不是——先前那连此刻早已北上去远了。只是碰巧得出奇，夜里忽然又开来了另一个连，事先毫无知会，令那位外国将军万分诧异；而他除了炮台之外别无地方安置他们，只得万般不愿地把他们打发进去。他为这不幸的不得已而痛心，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并望亲爱的盟友体谅他实在无能为力。被耍了的英国人只好再度退去。事实上那个炮兵连不过是傍晚开到看不见的地方，夜里又绕了回来。就这样，这位外国将军凭着叫人无从招架的机巧，又把炮台多攥了一阵子，尽管到末了还是不得不交出来。

看过几座炮台之后，同行的一些人进城去了，另一些人走到海边，远眺日本舰队和停泊在那里的「可畏号」长长的舰身。望着阳光下粼粼的海水，很难想象到了冬天，这一带的海面会从岸边一直冻出好几英里。由此也可想见华北冬月里的严寒。然而来自温热之地的印度兵却吃得住，我们这一支人马入院的比例出奇地低——他们的军官照料得周到，印度政府又慷慨地免费发放御寒衣物。

下午，我们几个去看了一场板球赛，是「可畏号」的水兵对英国守军。三柱门刚拔起，球员们进了茶点帐篷，几只鹬便落在球场上。一位驻在球场附近炮台里的军官派人取来猎枪，当场打下两只。

那天晚上，我在俄国铁路参谋官设于车站内的住处赴宴。他的住处有两三间宽敞舒适的房间，家具由本国政府配给，几乎称得上奢华，与凯尔中尉自己张罗的那些将就的桌子和行军椅形成鲜明对照。整个联合占领期间，欧陆诸国都想方设法让本国军官在各国之间显得体面。德国人在给予其远征军军官的薪饷和津贴上尤其大方。

那晚的客人除凯尔和我之外，还有三位俄国军官：一位会英语，一位会法语，第三位只能讲本国话，所以席间的谈话是多语混杂的。开席先上「冷盘」——这个名字我只能这样音近地写出来——那本身就是一顿正经的小餐，鱼子酱、鲟鱼子、极咸的火腿、肉冻，以及十来样别的吃食。主人问我有没有喝过伏特加；我说喝过，他仍旧让我把这国酒的五种不同风味一一尝了个遍。正餐配的是欧陆人极爱的那种甜得发腻的香槟。我声明香槟这东西我从不喝，便获准要了一瓶威士忌和一瓶苏打水，自斟自饮。凯尔整晚老老实实喝他的红葡萄酒兑苏打；而我们那几位俄国同伴则香槟、啤酒、红白葡萄酒不分次序地混着灌，不多时便兴高采烈起来。伺候我们的是几个中国人和一名俄国兵；那名士兵伺候餐桌的手法堪称完美，伦敦训练最好的管家也不会走得更无声息，斟酒也不会更小心。

酒过数巡，瓶子空下去，谈话渐渐喧闹。几位朋友对英国满怀最恳切的情意，为两国的疏远而惋惜。他们坦白说，来中国时本是打定主意要深恶英国军官的，但凡与我们接触过的同僚，感觉无不彻底改变，他们也一样。他们直率地说，对英国的敌意主要缘于英国一再阻挠俄国出海这一天然的愿望。他们说得也在理：一个正在崛起的伟大民族，不会甘心永世被困在陆上；偌大一个帝国，竟没有一个终年不冻、又完全归自己支配的港口，这实在忍无可忍。为求抵达地中海的雄心把他们卷进了对土耳其的战争；而当君士坦丁堡几乎到手时，英国在最后关头横插一杠，夺走了他们以无数牺牲和一场旷日持久的血战换来的果实——他们对英国的愤懑，是可以理解的。在那边受挫之后，他们转而走上那条惊人的征服之路，横贯亚洲直抵太平洋。到了那里，他们得到的第一个港口海参崴，冬天却不能用。而若是别国有勇气贯彻自己的主张，他们连旅顺口也绝留不住。

尽管谈的多是政治，主人和他的同僚却毫无怨毒之气。话头转到世界各国军制的比较，以及对我们自己和联军其他各队的坦率批评。他们对我们的印度军队印象不深：见过的那些团他们是佩服的，但可怜我们竟不得不使用有色人种的部队——他们忘了自己军中也有一大部分很难说是欧洲人。跟我见过的所有俄国人一样——上自大公，下至少尉——他们对德国抱着刻骨的憎恨。这次战事中德军的表现，既没增添他们对那个民族的敬意，也没增添他们的好感。事实上，德国人没能博得与之接触者的真心喜欢；正如将来有一天她自身有难时，或许会发现朋友寥寥。至于日本人，我们这几位朋友流露出轻蔑，其中却也掺着几分畏惧；他们很不解我们何以与之交好。他们承认日本人在这次战事中的勇敢，却怀疑一旦与白人军队对阵，他们还能否有同样的胆气。这疑问，到时候自有分晓。

酒在俄国同伴之间传得很勤，但他们待客极有分寸，绝不勉强我们违意多饮。这顿饭做得极好，甚至可说讲究；凯尔笑着对我抱怨，说自己没法像他那位俄国同僚那样款待朋友。不过这一层，我想他那位同僚也是靠政府帮衬的，大约领着一份交际费。酒转得快，同席诸位渐渐放浪，露出几分醉态。

坐在我旁边的，是主管山海关到牛庄这一段铁路的军事总办。我久有取道此线去满洲一游之心，却总被告知俄国人极不愿让外国人、尤其是英国军官走这条路，想求得他们的许可是没指望的。眼下这位邻座的舌头被酒松开了不少，我便打定主意趁他不备，探一探从山海关北上满洲的可能。我先说自己打算过几天从大沽乘船去牛庄，又说可惜俄国当局如此不愿让英国军官去满洲。他一听就很不平，说他们大大地被人冤枉了。

「可是，」我说，「我们总不会获准从这里坐你们的铁路去牛庄吧。」

「不获准？荒唐！当然可以。」他答道，「那一段线归我管，我是总办，难道我还不清楚？」

「得了吧，」我开玩笑地说，「你明知道我要真想坐，你是不会放行的。」

「我一定放行。我求之不得。」

我心想：这句话我可要钉住你了。一件人人——连凯尔也在内——都说办不成的事，眼看要办成，我很是得意，便向他瞥了一眼示威。他笑了笑。

「你是说，我随时想走就能从你们那条线去牛庄？」我接着问邻座。

「当然能。」他答道，一面把杯子饮干——这一晚我可没让他的杯子闲过。酒一入，智即出，我想。

「那么好，」我说，「我这就取消轮船的舱位，明天从这里坐火车动身。」

「嗯？噢！你当真？你真要坐火车去？」他一时语塞。

「是的。我明早就给天津的轮船公司发电报，搭最早的一班车走。」

我这位朋友怔了一秒钟。别的俄国人一直饶有兴味地听着我们说话。他霎时清醒，低声同他们说了几句，一阵咕哝的商议之后，他转过身来，带着无辜的惋惜之色笑道——

「太——太可惜了。您这么快是走不成的。铁路被洪水冲坏了好几处，三座桥被冲垮，线路断了，一切通行都停了。真是——太不巧了。」

我明白，我这是招来了一头凶悍的鞑靼人。

「那您看多久才能通行？」我问。

「唉，恐怕好几天都不行。」他答道，语气里满是对我失望的深切同情，「毁坏得厉害，修起来要些时候。」

我看出自己终究敌不过俄国人的机巧，便就此收兵。

「真是不巧。不过也许说到底还是走海路的好。」

「是啊，是啊，」他连声附和，「走铁路很困难，甚至危险。」

这时主人插进来，把话头岔开了。可到了晚间散场时，俄国人个个喝得痛快，我那位邻座便忘了小心。同我道别时，他执意把他在牛庄的住址给我——他平日住在那里，此番只是到山海关来公干。他热诚地邀我去看他。

「只怕等你到得了那儿，我早已来过又走了。」我说，「我们三四天后从大沽启程，从那里到牛庄不过一昼夜的航程。你还没到，我就该走了。」

「哪里的话，」他不留神地说，「我明天早上十点的火车就离开山海关去牛庄。所以务必来看我。」

我握着他的手，暗自笑了。难怪俄国的外交总是得手。

那顿晚饭是我很久以来赴过的最快活的一场。几位朋友是极好的酒伴，各种语言交织的谈话从没冷过场。每上一道菜之间都要递一轮细小的纸烟；菜单上许多精致的东西，在中国的荒僻处能吃到，实属意外之喜。饭毕点上雪茄，主人问我要咖啡还是俄式茶。我一向听说这后一种饮料是用一种特别上好的茶叶配制、并以柠檬调味的，便投了它一票。不料那名兵勤务端来一只高脚玻璃杯，盛着琥珀色的液体，随即舀了一大勺果酱往里搅。这混合物并不好喝，但出于礼貌不能不喝。我宣称此物妙极，一饮而尽，如释重负地放下杯子。侍者立刻又给我斟满——主人说既然我这样喜欢，非得再来一杯不可。这几乎把我整顿饭的兴致都败坏了。

整个晚上，只要同席的人没留意我，我就往自己杯里添纯苏打水；我那位同僚也始终守着他那清淡的饮料。因此散席时我们两个清醒得很，而痛饮的主人和他的朋友们——则恰恰相反。他们自知其状，又拿我们一比，满眼佩服地望着我们，连声说：「这些英国军官，脑袋是铁打的。」我们很晚才散，彼此说了许多友好亲善的话，这一场极有趣、极尽兴的夜宴便告结束。我已不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回到凯尔那友善的屋檐下安歇。

夜里我迷迷糊糊听见大雨，却只管睡我的。早晨起来，只见景象全变了。头顶不再是灼人的烈日，天空阴沉沉压着铅色的云，雨下得像热带的暴雨，车站以外的景物几乎都看不见了。铁道上已经积了水；站上的人担心山里发起山洪，铁路会不能通行，甚至被冲断。这一天过下去，这种担忧越发深重。下午，从塘沽开来的火车驶进站，简直是从水里犁过来的。司机报告说，离山海关不出多少英里就已洪水泛滥，机车过水时炉火险些被浇灭；再过一个钟头，这条线便不能走了。这对我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我们一行人本打算次日回天津，其中几个后天就要动身去日本。

那天下午我的活动范围只限于车站月台，和凯尔几位朋友的家。他们听说我的窘境，好意请凯尔带我去吃午饭和晚饭。这家人是铁路上的；乱事期间，家中的女眷曾度过一段提心吊胆的日子，却勇敢地不肯逃走避险。

第二天雨还在下。消息传来，说线路已不能通行。车站与外界完全隔绝了。住在廓尔喀人那边的同伴不知道火车已经开不成，试图坐中国大车下来。那个好心的中国人背我们过的那条溪已经涨了水；他们涉水时，人、马、车几乎都被冲走。一辆装行李的小车被冲出渡口好一段，衣箱和旅行袋费尽气力才捞回来。同行者中有一位摄影高手，他那批珍贵的胶片和底片全毁了。这是实实在在的损失——那里头是一份完整的华北影像记录。

车站后面的低地淹了。我饶有兴味地看着一群哥萨克胡闹：他们不管下雨，弄来些木板和从破屋上拆下的旧门，当作木筏，在这片新成的水塘上办起了一场小小的赛舟会。竞渡十分热闹；其中一场因输赢起了争执，索性演成一场闹剧百出的水战。他们像小学生一样互相冲撞对方的筏子，翻下水去便在水里接着厮打。有人潜到水底，忽然从敌方筏子底下冒出来，把筏子一头掀起，将上面的人掀进浑浊的水里，随即被对方一把揪住按下去呛几口。

早上，孟买第三轻骑兵团的一名骑兵给我送来拉伯图什上尉的一封信——他是骑马泅过一条涨水的河才到得车站的。我同他谈了好一阵。此人身形精悍矫健，是印度骑兵中的好样子。我一心想听听我们的土著士兵对俄国兵有何观感，便问他的看法。

「他们不算差，老爷。」他用印度斯坦语答道。随后耸了耸肩，意味深长地补上一句：「不过他们永远进不了印度。」

这话很有意思：它不但表明我们的士兵怎样看待沙皇的军队，也表明俄国入侵的可能性在他们中间偶尔是被谈论的——谈过之后，也就一笑置之了。

我们那支印度部队，无一例外，对在中国接触到的其他各国军队大都生出一种惊人的轻蔑。他们对骁勇的小个子日本人极为钦佩、极有好感，却认为他们的训练已经过时。对俄国人，他们既不怎么尊重，也全不畏惧，只当是些算不上开化的人。法国殖民地步兵他们见得多，因而对整个法国军队生出极大的轻视——虽说这轻视并不公道。我倒真希望那些坐在扶手椅里指摘我国军队、把德国人捧成事事都该亦步亦趋的样板的批评家们，能听一听这些一生都在打仗的精明武人——锡克人、廓尔喀人、旁遮普人——对德国人的评价。

那一天我还亲眼见到一例，可见我们的印度兵与日本人之间的友情。月台上有些廓尔喀人和几名旁遮普第四步兵团的兵，正闲坐着看大雨。三四个日本兵走进车站，立刻在廓尔喀人身边坐下，满脸堆笑地打招呼。这两个种族相貌之相似叫我吃惊：若穿同样的军服，简直难以分辨。他们身高体格相仿，面目也十分接近，只是日本人肤色浅些。不多时，这一伙人便互相递烟、谈得热火朝天——虽说彼此各会的那几个英语单词，加上比划，只能是唯一的沟通之具。

一名帕坦兵独自坐在长凳上。又一个白衣的大日本小兵走到他跟前，递上一支烟，一面手舞足蹈。我还没弄明白他的意思，他已经把帕坦人头上的包头巾摘了下来，换上自己的军帽，又把那条借来的头巾裹到自己头上。随后他在月台上大摇大摆来回走动，同伴和廓尔喀人哄笑喝彩。那帕坦人也觉得极有趣，跟着一起乐。我先前留意到一名多格拉兵独自站着，两眼盯着地面，出神地想心事。忽然一个快活的日本小兵示意凳上众人别声张，悄悄绕到多格拉人背后，拦腰一抱，把这位六英尺高、大吃一惊的印度兵举到了半空。随后他咧嘴一笑，把人放回地上，两人相视而笑，握了手。

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印度军队要与他们日本的同袍并肩作战，那时把他们系在一起的，将是一条比纸上的同盟更牢固的纽带；他们之间唯一的争胜，将是看谁先冲到敌人跟前。

那一整天，不断有消息传到车站，说用作营房的房屋经不住大雨，塌了半边。住在廓尔喀军官那里的朋友们几乎被水冲了出来。

山海关占领期间，还有一回也遇上这样的倾盆大雨，某国部队所住的中国土屋不能再住人，他们的指挥官便去求助于廓尔喀团的上校；上校提出把自己部下驻扎的村子分一半给他们。对方感激地接受了。廓尔喀人殷勤地待客，客人却不久便开始讥笑侮辱他们，管他们叫「苦力」——这是欧陆各国部队骂我们印度兵惯用的字眼。廓尔喀人天生既不好脾气，也不肯低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拦住这些性烈的小个子兵拔出他们那致命的弯刀，让客人们领教一下这件民族的看家兵器。部下的行径被报到那位外国指挥官那里，他便给廓尔喀上校写了一封道歉信——写得并不十分充分。

傍晚雨停了，洪水退得同涨起来一样快。于是次日我们便踏上回天津的路。在某一站，我的一位老友上了我们的车厢。他是旁遮普第四步兵团的格雷上尉，其父是都柏林三一学院一位有名而极得人望的教师。他刚接到一名土著军官的报告——那人带一支分队驻在铁路旁运河边的一个村子里。这位少尉军官本坐在住处门前看船来船往，其中一条船有点什么引起了他的疑心，便下令那船靠岸。船上三个中国人跳下船，一头钻进高高的庄稼地里跑了。船上装着箱子，一搜，里头竟是八十支崭新的毛瑟与曼利夏连发步枪的枪管，此外还有五箱子弹和几桶火药。私运军火之盛，这不过是小小一例。那些土匪配备的都是最新式样、做工上乘的枪械。此间的祸首，一如在非洲和别处，还是德国人。

后来又有一位旁遮普第四步兵团的军官上了我们这趟车。他是斯特林中尉，因一件壮举当之无愧地获得杰出服务勋章：当时该团的布朗宁少校率八十人进攻数千土匪据守的设防村庄，中弹阵亡；斯特林不肯丢下遗体，把它背了回来，在七英里的开阔地上且战且退，成群的马匪扑上来，却不敢冲进这些勇悍的旁遮普人的严整队列。他本人在战斗中负了伤。

傍晚，我们抵达天津。

第八章我们在远东的堡垒

香港与九龙腹地

香 港

从地理上说，香港离华北自然极远。但在最近这场战事中，它是我们远征军的基地。最先开去、帮着救下天津的部队便是从这里出发的；后来又从盖斯利将军麾下抽调一个印度旅回来加强香港的防务——因为万一广州出事，或是南方各省起事得手，香港便会陷入极大的危险。作为我们日后在远东一切行动的基地，它在军事上的分量不亚于在海军和商业上的分量，值得细说一番。一旦与他国生出纠葛或战端，香港会是东方第一个受威胁、受攻击的地方。它正落在我们横渡太平洋前往印度的航路上，对我们的帝国说来，其重要几乎不下于开普敦或苏伊士运河。它那些宏伟的船坞，能容纳我们中国舰队里最大的战列舰，是孟买以东唯一的一处；因此它对我们的舰队同样紧要，何况它还是煤、弹药与补给的海军基地——没有这些，天下最好的军舰也动弹不得。

若撇开军事的眼光来看，香港是我们帝国的一课实物教材，足以叫帝国主义者心里生出一种可以原谅的自豪。半个多世纪以前，这里不过是一座荒瘠光秃的小岛，只住着几户渔人。岛上一无所出，连禽兽也难以存活。如今，经英国贸易那根魔杖一点，这变化何等惊人！一座壮丽的城市，堂皇的楼宇自海边一层层攀上山去。这是加尔各答与旧金山之间最富欧洲气象的城市；是世界上第三大——有人说第二大——的航运港口。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奥地利、日本无数船只的船头都朝着这个港口；世界同远东之间那股浩大的贸易洪流由此涌入，又化作无数细流，流往中国和菲律宾的每一处角落。

然而，尽管荒山坡上盖满了房子，尽管岛上住着大批白种人和黄种人，尽管港内船舶如林，这座岛本身仍旧同从前一样一无所产。不但矿藏无人知晓、制造业几乎等于零，香港连养活自己居民半天的粮食都拿不出来。上溯珠江将近一百英里的广州，供给着这里欧洲人与中国人所需的一切。每天早上，往来两地的大型平底轮船运下肉类或活牲口、鱼、米、各色蔬菜、水果，连花也在内；倘若交通因风暴或战争中断几天，香港就要挨饿。因为无论是这座岛，还是一八九八年我们接管的那二百来平方英里毗连大陆——九龙腹地——都产不出足够养活一个团的东西；虽说照例该储备全体居民、无论白黄两个月的口粮，事实上从来没有备齐过。香港的大患正在于此。只要广州不肯供给她，或是被人截断，她就非饿肚子不可。

她所以骤兴而至于今日之盛，秘诀在于她是一个大商埠、一个集散中心：欧洲或美洲的货物用大船运到，再由小型沿海轮船或帆船分送出去，直抵西方商业所能到达的最小的市集。而倘若那条筹划已久、通往广州并与另一条深入中国内地资源的铁路相接的线路真能筑成，她的繁荣还将延续并大大增长——尽管美国人一厢情愿地指望，马尼拉在他们精力充沛的治理之下，有朝一日能与香港比肩，甚至超过她。

香港是一座形状不规则的岛，长约九英里，最宽处六英里，通体是一条长长的山链，几乎笔直地从海里拔起，连一小块天然的平地都难得找到。四围是数不清的大小岛屿，一样是山。它紧挨着中国大陆的九龙半岛，两者之间夹着的那片海面便是港口。岛的一端，港面宽一英里；另一端则收窄成一道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宽的海峡，名叫鲤鱼门。港口中段宽约两英里。岛上与大陆的高山——大陆那边不过是一连串两三千英尺高的破碎山体——替它挡住了肆虐这一带海岸的可怕台风。

乘轮船驶近香港，眼前先是一堆错杂的山影，渐渐才分辨出是一座座岛屿，衬在大陆的群山之前。无一例外，它们都从水边陡然拔起，除了偶尔一处小海湾露出一段亮晶晶的沙滩，找不出一码平地。花岗岩的崖壁被雕出千奇百怪的形状，或被镶着白边的浪头蚀成蜂窝似的岩洞；陡峭的草坡上几乎不见一丛灌木，一直升到锥形的峰顶；这里那里有一间渔人的小屋，是唯一的人烟——几乎都是这个样子。终于有一座比别的都大。它群山的长脊之上，欧式建筑的石板屋顶和高墙映在天空上，我们便知道快到香港了。绕过这岛一处峭拔的山肩，我们驶进这被陆地环抱的港口。右边，千万所房屋自水边一层层向上攀去，一长排一长排堂皇的楼宇、教堂的尖顶，一一入眼。这便是维多利亚城，或者说香港。港口有岛上和大陆的高山屏蔽，船舶拥塞：战列舰与巡洋舰的庞大身躯，帆船的高桅，客轮货轮涂得花花绿绿的烟囱，中国帆船古怪的帆与奇异的形体，数不清的小舢板，还有一支穿梭往来的汽艇队。前方，岛与大陆的山渐渐靠拢，几乎相接，高高夹住鲤鱼门那道狭窄的水道。左边是一座长满灌木的小锥形岛，上有灯塔——青洲；再一座又长又散漫的，是昂船洲，上面有轮廓分明的炮台、营房，以及一座旧囚犯监狱的废墟。

它们后面是大陆：一小片比较平坦的地面，盖满房屋，一湾弧线优美的海滩，几座长着松树的矮山。这便是十分摩登的九龙市郊，是为容纳香港溢出的欧洲和中国人口而辟的。将来往广州的铁路——如果筑得成——终点站就在这里。再往后，一列光秃的山岭森然黑压压地耸入天际，守着从陆路来的通道；其后又是一重重别的山岭。这就是九龙半岛。

香港有碧蓝的港水，有高踞城上的黑黢黢的峭峻山峦，房屋的墙面又涂着明快的颜色，是世上最可爱的地方之一。在船上熬过许多天，眼睛看海看天看到腻烦之后，它显得加倍美丽。人会诧异：这英国人在中国海岸上的一块立足之地，竟是这样一座城市——楼宇堂皇，会所高敞，旅馆层叠，写字楼壮丽，商店华美，营房坚固，别墅气派。

维多利亚城——香港其实是岛的名字，虽然人们也拿它指这座城——沿水边绵延数英里，大半建在填出来的地上，因为群山一直挤到海边。房屋顺着陡坡一层层往上爬，直到一面直插峰顶的岩壁下才收住。而在那道山脊上，海拔一千八百英尺的所谓「山顶」，又是一片房屋。大旅馆、别墅、营房——这里正迅速变成欧洲人的住宅区——栖在那道窄窄的脊背上，从下面看简直无路可上。但山壁上一条细细的、几乎垂直的线道，说明了上去的法子：一条缆车，十分钟便把乘客从维多利亚城蒸笼般的空气里送到山顶的凉风中——完全是另一种气候了。

这座城实际上只由一条长街构成，自岛的这头通到那头，长达数英里。靠山的一侧，一条条小街与之成直角分出去，爬上山坡，许多是一级级的台阶。城上方的坡地上，还有一两条与主街平行的长路，沿路尽是住宅、教堂、修道院和学校。

不过这条主街——名叫皇后大道——确实了得。西端在毕打炮台附近，也就是我们的轮船绕过来的那个岛角，起头是两三层的中国房子，底层的铺面开在骑楼底下。接着是货栈仓库、写字楼，以及卖花哨衣裳和古怪食品的中国小铺，其间夹杂着各色酒馆、酒吧、酒肆，专做各国商船水手、士兵和水兵的生意，其中最扎眼的主顾是薪饷丰厚的美国水兵。再往前，皇后大道两旁是气派十足、一派欧洲模样的商店，铺面宽大，装着整幅的厚玻璃窗，比邦德街或摄政街的许多铺子还讲究，只是价钱不那么贵。其中一些多由中国人经营，卖中国或日本的古玩、银器、刺绣、陶瓷和乌木家具；另一些通常（虽不尽然）由欧洲人开设，是裁缝店、女帽店、药房、书店和版画店。人行道走在骑楼底下，荫凉宜人。这一带有几家小旅馆；高大的香港大酒店则是一座壮观的客栈，从海边一直伸到街上。再往前是几家漂亮的银行，其中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大楼是一件了不起的建筑。对面一条斜坡路，两旁是可爱的长满蕨类的土坡和树木，一直通上去，到大教堂和总督府。过了银行，稍稍退离大道的，是那座考究的大会堂，里面有博物馆和剧场，还有大舞厅和音乐厅——香港社交界的热闹场面，多半在这里上演。

皇后大道这一长列房屋，到此出现唯一一处缺口。临海的一侧，围着栏杆的是板球场和它那座漂亮的看台小楼。球场与港口之间，矗立着香港会那座堂皇的四层大楼。蓓尔美尔街以东，很少有俱乐部比得上它宫殿般的排场。底层是弹子房和一条大保龄球道；一道华丽的楼梯分作两翼，通到二楼一个宏伟的中央大厅。厅侧是一间大阅览室，备有大量英国、美国和欧陆的报刊。天花板上电扇转动，在那漫长难耐的夏天里湿热的日子替屋子降温。同一层还有秘书办公室、一间奢华的公用更衣室，以及一个大酒吧，酒吧外通一条俯瞰海港的宽阔阳台。从那里望出去，越过挤满船舶的水面，可以看见大陆嶙峋的群山。眼前泊着各国的军舰；近岸处是一小队挤作一团的舢板，船上男男女女高声饶舌，或是隔着船互相叫骂。俱乐部旁一座小码头边，一艘美国军舰的汽艇窜入水道，与两艘送便装军官上岸的英国军舰划艇擦身而过。

再上一层是餐厅和一间极好的图书室；更上一层是会员的卧室、浴室和更衣室。总之，无论内外，这家俱乐部都足以同帝国境内几乎任何同类机构并列。

皇后大道上，正对板球场、在大教堂之下，有一小块方形的空地，因地势渐高而略高于街面，人称卫戍旅操场。最近这次战事期间，这里被用作印度军需部的堆栈场，巨大的席棚下堆着给在华部队的成山补给。基地军需官威廉斯少校在此终日劳碌，看着大批物资每天从印度运到，再把给北方大军以及驻上海、九龙两处印度旅的补给发出去。操场旁一条路盘山而上，经过缆车车站——车站离此不远。

过了房屋连绵中的这一处缺口，皇后大道继续向前，经过海军船坞——英国在华多事之秋，海军准将弗朗西斯·鲍威尔爵士在此劳瘁不堪——和临海一侧的宪兵监狱，另一侧则是英军营房和兵工厂。再过去是陆军医院和军械场，场里炮械林立，从十二英寸的海军巨炮到粗短的臼炮、装在野战炮架上的长身六英寸炮，应有尽有。再往前又是营房。然后路又拐进中国铺子中间，铺子的楼上给天朝子民作寓所；路随后折向海港，沿岸而行，两旁是煤场、货栈和仓库。靠这一头有岛上仅有的两块开阔地：山在这里退离海边，留下两道山谷，被爱好运动的英国人抓来作了游乐场。头一块也是较大的一块，名叫跑马地，是个可爱的地方。四围树木葱茏的山陡然环立，中间那片平地上辟了跑马场，场心留作别的球类之用。一座讲究的大看台旁边是一排红砖楼房，赛马期间底层用作参赛马匹的厩房，上层则正面敞开、面对跑道，用作午餐厅——各团军官食堂、各俱乐部会员、各大洋行和私家住户在赛马会期间都在这里款待朋友。世上恐怕再没有哪个跑马场坐落在这样美的景致里：四面高山环拱其上。而为了使欢乐场中不缺「毋忘尔终有一死」的提醒，大看台后面就是坟场——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印度教的、拜火教的。陡峭的山坡上，白色的十字架和墓碑在深绿的树影间闪着光；死者的魂灵可以从坟里俯看他们生前寻欢作乐的所在。

再过去一点是另一道较小的山谷，辟作马球场。一九〇〇年印度部队到来之前，这里打马球几乎清一色用中国矮马。但孟买第二十二步兵团的军官、那位出色的运动家比卡内尔大君少校，以及在华远征军的其他成员所用的阿拉伯马，把那些矮小的中国马比得一无是处，于是这项运动所需马匹的等级起了一场革命。澳洲的小型威勒马和印度的阿拉伯马被大量引进，香港的马球大得其益。

城市目前到马球场为止，不过它的边界天天在扩展。由此往前，道路紧贴海边，外有堤墙挡浪，依着山腰而行。沿途经过几排中国人住的房屋、一两家孤零零的旅馆、正在兴建的大船坞工地、大糖厂和厂里雇员成片的住宅，还有一条通往上方高峰疗养院的架空缆车，最后抵达鲤鱼门。这里群山收窄，逼到海边，向前伸出去，与对岸大陆的山相迎。一道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宽的海峡把它们隔开；两侧高踞水上的，是新式而火力充足的炮台，加上一具布伦南鱼雷，足以把这道狭窄的港口入口封死，任何敢于强行闯入的敌舰都休想通过。

岛的北面、也是较重要的一面，至此为止。南面临大洋的一侧，是命途多舛、如今几乎荒废的赤柱和香港仔两镇：许多年前驻守此地的英军被热病与疫疠折损得太厉害，这一面遂被放弃，维多利亚城也就实际上成了香港。

山顶与下面那座浸在蒸腾暑气里的城，完全是两个世界。让我们坐上一辆由钢缆拖上峰顶的缆车。人坐在车里，以一个古怪而叫人不适的角度被迅速拽上去——这条线有些地段的坡度是一比二。车沿陡峭的山坡上行，人被向后仰倒在座位上，看见两旁的树木和房屋全都荒唐地歪斜着，感觉十分离奇；连教堂这样体面的建筑，也像喝醉了似的失了尊严，朝山那边仰去。这种奇怪的视觉效果，是因为车顶、车厢地板连同乘客本身，都与水平线成了倾角。我们经过一座桥，桥下是一条漂亮的马路，两旁是石砌别墅；又经过一些高大坚固的房屋，越往上房屋越少。这里那里停一停，在算作车站的小站台上有乘客上下。下行的车呼地擦身而过。山顶那道满布房屋的长脊映入眼帘。我们在倾斜的座位上回过身去，俯看那座迅速缩小的城市和海港——如今已在我们脚下一千英尺。终于到了顶上，走出车厢，站在设有候车室的站台上，这便是线路的终点。至此可以看清那根钢缆怎样绕过滑轮进入机房，卷在巨大的铁鼓上。

站在站台上，左边高耸着一座窗户众多的大旅馆，柯士甸山酒店。三层楼的正面都有带拱廊的阳台。这是游客爱住的地方；许多不愿操持家务的本地居民也长住在此。

站外排着一列轿夫，等着用带活动篷的敞口藤轿抬客人。近旁站着一名锡克巡捕维持秩序，随时喝止他们频起的争吵。路面和步道都铺了水泥，沿边修有排水良好的沟渠，以泄夏日的暴雨、免得路基被冲垮；只是上下都太陡，香港人最爱用的人力车在这上头派不上用场。

站在山顶那道窄脊上，两边的海都在脚下。一幅奇妙的景象在眼前展开。北面，维多利亚城几乎就在正下方，街道与屋顶排成棋盘的格子，皇后大道那条蜿蜒的长线一眼可以辨认。从这个高度看去，港里最大的战列舰和邮轮也不过核桃大小。再往外，九龙市郊是一条条利落的线和一个个小方块；其后升起大陆的山峦，个头都缩小了。此刻可以清清楚楚看见九龙半岛那连绵不绝、一重又一重的山岭，以及三千多英尺高的大帽山和大屿山的高峰。海岸线曲折散漫，处处凹进成湾，岸上或是陡峭的草坡直升到山上，或是一列岩崖迎着波浪。这里那里，几道秀美的耕作山谷自海边向里伸展，一直伸到那从来不远的群山脚下。

转过身来，俯看岛南一面长满草的坡地，下头是一个个小小的沙湾，再往外是茫茫大海，海中散着许多大小岛屿——从山顶上数得出一百多座。西面近处便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光秃无树的大屿山；当年择地设埠时，英国人几乎选中了它而不是香港。脚下岛的南岸，便是那两座几乎废弃的市镇，赤柱和香港仔。

沿山脊的道路，经过一座座高大坚固的别墅、营房、山顶俱乐部、一所教堂和许多公寓。香港的欧洲居民正迅速抛弃低处，搬到这上面来住：这里气候宜人，凉风习习，而维多利亚城在漫长的夏天里正被热带的暑气熏得透不过气。不过到了雨季，山顶终日裹在湿雾里，屋子和备换的衣物非生火烘着不能保干。香港有句话说：「住山顶，烂你的衣裳；住山下，烂你的人。哪样更要紧，自己挑地方住。」

缆车通车相对是晚近的事，所以峰顶那些房子兴建时，所有材料都得靠苦力顺着一条陡峭的之字形山路背上去。即便现在，山上居民的大部分日用品仍旧是用这种原始而费力的法子送上来的。早上，车厢里挤满欧籍商人、银行家、律师和他们的文员，下山去城里的写字楼；下午则装满社交界那些花蝴蝶，上上下下去拜客、买东西，或到山顶与维多利亚城之间的女子游乐场打网球和槌球。英国兵的红军装在收操之后或夜里出现在车厢里——那是他们赶在归营号之前往营房里赶。

香港港内有大量中国人的「水上人口」，蔚为奇观：他们住在舢板上，除了买东西难得上岸。他们的船很小，通常不到二十英尺，单桅，有甲板，中间留一个小舱位，上覆篷子，供乘客坐。甲板的板子底下是一处不通风的小空间，只容人平躺，一船的人——大约十来个男女老幼——就睡在那里。做饭用的是船头一块平石上的火盆或柴火。天气再坏，孩子们也满不在乎地在甲板上打滚；小一点的有时被拴在桅杆上，免得掉下水去。婴儿裹成一包绑在母亲背后，母亲便驮着这负担摇桨或升降帆。他们这样活，也这样死，一辈子不在陆上睡一夜，直到尸首被抬上岸，在大放爆竹、遍焚线香中埋掉。

这些舢板常被雇来接送船客或横渡港湾。从前船上抢劫与凶杀的案子很多；即便如今，喝醉的水手还偶有蹊跷失踪的。乘客座上的篷子可以猛地压下来罩住舱里的人，几斧头便足以断了他们挣扎脱身的念头；随后剥了财物，把尸体抛进海里，除了凶手无人知晓。但如今警章严密，这类罪行几乎不可能得逞。夜间所有舢板必须泊在离岸至少三十码处；有人招呼要搭船，也只准靠到指定的几处码头，由欧籍或印度籍警官记下船号，以及登船者的姓名和去处。所以香港的舢板如今几乎同伦敦的马车一样安全了。

维多利亚城与九龙之间的往来，靠的是一队双层双头的大汽渡，十分钟便渡过那一英里宽的水面。大陆上这处市郊兴起得极晚。十年前，那里除了天文台、一座信号站和几幢别墅之外几乎别无建筑，松林一直连绵到海边。如今九龙有了大仓库、两家旅馆、两座漂亮的营房、一条条主要做华人生意的商店街，还有成排的欧洲人住宅——住户多半是船坞的雇员、文员，或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小轮船上的轮机师和大副的家眷。新街道不断冒出来，把它同华人聚居的大埠油麻地连起来，或向三英里外的九龙旧城方向铺展。渡轮码头附近，长长的栈桥伸进港里，铁行或北德意志劳埃德最大的船都能靠上去卸货。近旁是一处海军场地，石堤围出一小片水面供鱼雷艇停泊；旁边是给我们军舰用的巨大煤堆。再上去一点，是一座炮台长满青草的胸墙。附近是为香港团所建的漂亮的砖石营房——这支部队约十年前在印度北部招募组建，长驻本殖民地服役。香港列入由印度军队驻防的海外地点名单后，该团不久前被解散了。它的兵员素质极佳：饷银高——每月十八卢比并免费口粮，相比之下印度本土的士兵只有九卢比且不供口粮——招兵的军官因而能在旁遮普的穆斯林中挑选上上之选，因为这是一个纯粹的伊斯兰教团。但它有几样吃亏之处：长期驻守一个局促的驻地，勤务繁重；军官则是从印度各团随意调来的，很少出自旁遮普各团，更糟的是有些来自英国团，对印度兵一无所知，主要是被高薪吸引而来。

九龙这一边，有两家公司建了宽大的船坞，能容纳我们在中国海面最好的战列舰。「歌利亚号」、「大洋号」、「阿尔比恩号」、「光荣号」以及美国的「布鲁克林号」、「肯塔基号」都在这里进过坞。除日本长崎之外，这是远东仅有的船坞，因此各国军舰商船与英国船一样都用它，红利分得极厚。坞里还造过小轮船和一艘暹罗国王的游艇。油麻地和九龙冒出许多华人造船厂，每年出产大批大帆船和舢板。

过了九龙船坞——坞上方耸着两座炮台——便是开阔的乡野了。路穿过一片片菜园下坡，通到九龙旧城：一座古趣盎然的中国城，有城墙，棱堡上锈着几门古老的铁炮。这是半岛上最后一块交到英国人手里的地方。「交」这个字用得恐怕不大确切。虽然本国政府下令交出，当地官员却不肯照办。非亮一亮武力不可，于是一队正规军带上香港义勇团开了过去。中国人锁了城门，把钥匙扔掉，翻墙而去，逃进乡下。进城只好用撬门的办法。城上方群山高耸，再过去山势便收拢成鲤鱼门。

对于没到过东方的人，香港实在有趣极了。街上两旁是欧洲样式的商店，行人则是白的、黑的、黄的各色人等，混杂得出奇。衣着讲究的英国太太从人力车上下来，走进女帽店，橱窗里陈列着巴黎和伦敦最新的式样。身板笔挺的英国兵，或穿着大家熟悉的步兵猩红色和皇家炮兵的蓝色，或穿着如今同样眼熟的卡其布，在人行道上溜达，遇上军官经过便利落地举手到帽檐。我们皇家海军的壮实水兵，同港内众多美国军舰上的水手臂挽臂地走。一群戴眼镜的中国学生高声说笑地走过。身材颀长矫健的孟加拉枪骑兵——卡其短上衣长及膝，蓝色绑腿，带马刺的踝靴，鲜艳的包头巾和亮闪闪的肩链——停下来同孟买某步兵团的士兵或亚洲炮兵中高个子的锡克人攀谈。戴着光亮帽子、衣履整洁的帕西人，长头发的朝鲜人，穿裤子的中国女人，还有蓬头垢面的旁遮普赶骡人，一一走过。戴平顶帽、短外套上缀满镀金或银纽扣的德国水兵，回头打量两个矮小结实的日本水兵。拖辫子的中国苦力粗鲁地在人行道上挤过去，扛的担子蹭到一名士兵的红军装，挨了对方军棍一下，也是活该。甚至还看得见一个半裸的印度苦行僧，形容枯槁，周身涂着白灰，惨白的额上用朱红画着毗湿奴的三叉，手里托着钵，拿着长柄火钳。穿白麻布上衣长裤或剪裁利落的法兰绒西装的欧洲人急匆匆穿过马路，一头扎进写字楼——这些多半是经纪人，正忙着替香港每天像蘑菇一样冒出来的各色公司招股。戴着古怪遮阳盔的环球游客，在古玩店橱窗前驻足，看日本和广州的工艺品。街上人力车往来不绝，坐着太太、士兵、平民，或戴圆顶礼帽、穿蓝绸长衫的胖中国人。马车难得一见，因为此地多山，马派不上什么用场，皇后大道几乎是唯一能用马车的大道。裹着蓝色或红色包头巾的高个锡克和穆斯林巡捕指挥交通，见戴白盔的欧籍督察经过便行礼。

香港的社交界不像印度那样官气十足——在印度，几乎每个男人都能在陆军名册或文官名册上找到。总督与将军自然是领袖，在这块殖民地上小小地代表着王室。商人阶级至高无上，他们的太太统治着社交界；海陆军的人被看作过路的候鸟，因为在这座城里，欧洲人几乎是终身定居的，而英国显得极其遥远。总的说来，香港的生活比印度更带一种英国外省小城的气味。英印之人那种热诚的好客，在这块十足英国式的殖民地上只剩下一点微弱的回声。人与人之间没有那样天天照面的交往。在印度斯坦全境，无论大小驻地，总有一个俱乐部作为欧洲人社交的集合点。太阳西斜、马球网球板球都收场以后，女士和男士都到那里聚会。驻地的女眷们坐在草坪上，给朋友斟茶，说说闲话，调调情；她们的丈夫则打惠斯特、桥牌和弹子，或在酒吧前围成快活的一堆，议论当天的事。

可是在香港，虽有大量欧洲居民，却没有类似的机构或聚会之所。俱乐部一概只限男子。除了偶尔一场赛马或运动会，从来见不到全体白人居民聚在一处。夏天气候太热，室内的社交活动办不成，连网球会也太耗人。于是好客的女主人们以每周一次的男女同浴之会代替她们的「家庭招待日」：下午稍凉快些的时候，快活的人群聚到俱乐部附近的码头上，登上停成一片的整洁汽艇，开到海岸边某个沙湾。那里搭有席棚，供女士们上岸更衣作浴衣；男宾则在汽艇的舱里换上泳衣，翻身下水，泅到岸边与女伴会合。游累了，女士回席棚，男士回汽艇；重新穿戴好，会齐了，一路喝茶饮酒，汽艇开回香港。这是香港社交界夏日里最爱的消遣。

到了凉季，总督府、司令官邸和大会堂里舞会频仍；英国和澳大利亚来的剧团占了剧场。人们乘汽艇或徒步去岛上、大陆上许多迷人的地方野餐。马球、赛马、板球、网球、高尔夫样样热闹；冬天气候寒冷而爽利，这殖民地上的日子便过得十分惬意。

对一位新到的海军或陆军军官来说，香港的社交界处处是陷阱和意外。海外的英国商人或律师通常是很好的人，虽然偶尔因自己那鼓鼓的钱袋而自大；可他们的太太往往是英国势利风气可悲的样板，那股风气早在她们出身的乡下小镇或伦敦市郊就浸进了骨髓。西肯辛顿寄宿舍里的社交，实在不是在这好客的东方扮演贵妇的好准备。于是在英国习惯了较为宽阔的社会界线的海陆军官，对香港社交界里那些细如毫发的等级差别，既困惑又觉好笑。他弄不明白：何以甲太太——其夫是做茶叶出口的——便算得殖民地的上流；而乙太太——其夫做的是雪茄进口，论门第教养还胜过甲——就不该登门拜访。

「大跳蚤背上有小跳蚤咬它，

小跳蚤背上又有更小的，如此以至无穷。」

香港看不起九龙，那份从容的鄙夷，一如贝尔格莱维亚之于布里克斯顿。而即便在这被人瞧不上的大陆市郊，这类等级之别也一样不缺。船坞高级职员的太太是九龙社交界的领袖；船长或轮机师的太太，只能勉强被容许进入她们那个排外的圈子。一九〇〇年首批增援香港守备的印度部队开到时，驻在九龙；一群陌生的年轻军官骑着烈性的阿拉伯马在这清静的市郊纵横驰骋，把本地的时髦人物完全比了下去，弄得做母亲的心慌、做丈夫的气恼。平民对军人的成见燃得极旺；我实在相信，九龙的许多居民宁可来一场凶悍中国人的入侵。

九龙腹地

香港岛于一八四一年割与英国。其后又加上毗连大陆的一条地带，纵深两三英里，直抵一列一千三百至两千英尺高的陡峭山岭。此后许多年，这块殖民地就安于这些危险邻山的森然阴影之下；直到我们的政治家终于醒悟：谁占了这列山岭，谁就能拿捏香港的死活。因为只要在山顶架起重炮，以两三英里的轻松射程便能把维多利亚城夷为废墟，而远在其下的岛上炮台还不了手，救它不得。于是一八九八年，靠一着外交上的妙棋，中国被说动把约二百平方英里的九龙半岛租与英国；我们的边界便向后推到离香港约二十英里的较安全的距离。

这半岛是自广东省伸出来的一条形状不规则的地舌，海岸崎岖多湾。除了保障香港的安全之外，它没有多大价值。它由一重又一重光秃嶙峋的山岭组成，遍生野草，间有杂乱的灌木，却几乎不见一棵树；山岭之间是狭窄的谷地，稀稀落落住着中国人。这里养不了多少人口：耕地稀少，为数不多的居民只得在陡坡上开出小块梯田，聊补微薄的收成。村庄稀少，相隔很远；现有的都盖得坚实讲究，因为同香港一样，大陆上到处是花岗岩，土壤便是花岗岩风化而成。养牛甚至牧羊似乎都难：山上粗硬的野草几乎养不活牲口。在香港附近性质相近的岛上做过的试验，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曲折的海汊和狭长的海湾从两侧深入内陆，大大压缩了耕作者可用的地面。村民偶尔把窄小的河汊筑坝拦住，粗粗地围出些田来。淡水只靠雨水和山坡上流下的小溪。矿藏无人发现，看来也不大可能有。总之，这片腹地贫瘠而无所出。当局正设法开发它那点有限的资源；若能养牛、种麦、种菜，在香港不愁没有现成的销路。

现在的边界线极短——我没记错的话约十英里——因为在边界一带，海从半岛两侧深深切入陆地，成为两个海湾：西面的后海湾和东面的大鹏湾。后者被我们的中国舰队用作冬季训练场；前者极浅，退潮时几乎见底，「深湾」之名得自它切入陆地之深。

边界有一段界线十分分明，就是注入后海湾的那条浅浅的、有潮汐的深圳河。过河便是中国地界，是一片肥沃的耕作谷地，围着一座相当重要而殷实的集镇深圳。再往北，又是一列崎岖的山岭。我从未深入到深圳以北，故不能确说山那边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不过据人告诉我，那一带几乎一直到广州都是平坦肥沃的。香港那家筹划广州铁路的英国商行，雇了一名皇家工兵军官勘察拟建路线。据我记忆所及，他告诉我，从九龙到深圳以北约十英里，他估算每英里造价约二万七千镑；由该处到广州则每英里七千镑。这似乎说明，那些山之外的地方是平坦而好走的。要让一条铁路穿过九龙腹地连绵不断的群山，其间开挖、凿隧、筑堤，将是极吃力的工程。从香港港口到边界，没有一段长的平地，而那些山又大半是花岗岩。

腹地到手之后，殖民地当局从九龙修了一条极好的路通进新界。路翻越陡峻的山岭再下到谷中，坡度都很平缓。它在军事上的意义大于商业上的意义，因为这半岛出产极少，又不知轮车为何物。

一八九八年腹地的割让，遭到当地为数不多的居民强烈抵制。他们穷僻难至，多半很少受中国官吏光顾之扰；如今忽然被转交给更为精力充沛的「洋鬼子」照管，他们不服。所以当香港总督安排在边界升英国旗、要演一出隆重的戏，并向岛上官员及其眷属、社交界广发请柬，来观此历史性一刻时，这些心怀恶意的居民也给他们备下了一个意外。警察和仪仗队头一天先出去，在举行典礼的地方扎营。他们骇然发现：大英帝国这批新臣民已在近旁山坡上挖了一道壕沟，离预备竖旗杆的地方不到八百码，并且大队人马据壕而守，带着抬枪、火绳枪、老式「褐贝丝」滑膛枪和旧步枪——兵器固然古董，用来把次日到场的女宾和官员统统打死却绰绰有余。消息立刻报回香港，一场小小的战役就此开场。皇家威尔士火枪团、香港团、皇家炮兵香港新加坡营各出若干连，加上几队水兵，把这些新同胞满山追赶，同他们对射，缴获的古董兵器足够装满一间军械库。香港团的巴雷特中尉在一个中国村子的池塘里洗澡时，发现一批匆忙扔进水里的旧滑膛炮。抵抗并不激烈；但那场隆重升旗的野餐安排终究没能办成。

半岛上的居民很快便与英国的治理相安，此后再没生过事。若干欧籍和印度籍巡捕驻在那里，带着卡宾枪和左轮，两人一组巡视乡间，手里往往只带一把雨伞，此外并无更致命的兵器。

腹地到手，香港自陆地一面的防御大为加强。九龙上方最后一列山岭有三处约一千五百英尺高的隘口，很容易守住。倘有敌军在稍远的海岸登陆，企图穿过大陆这片崎岖难行的山地进军，一旦碰上强有力的守军，处境将毫无指望：困在狭窄的谷地里，被迫翻越一连串无路的隘口——连野炮也得整门扛过去——又不断遭到无穷无尽的山头上射来的火力，是走不远的。在这样的地方，两个团的廓尔喀人或帕坦人可抵万金：他们从这个山头迅速转到那个山头，能把入侵者杀伤殆尽，自己却几乎毫发无损。

一九〇〇年以前香港的守军，包括驻守炮台的若干皇家炮兵连、若干连亚洲炮兵即皇家炮兵香港新加坡营（这是在印度招募的锡克人与旁遮普人部队，专为防守这两处海港而设）、一个英国步兵团、十个连编制的香港团，以及由欧洲人和葡萄牙混血组成的香港义勇团。亚洲炮兵配的是前膛山炮。对这样一处又大又要紧的地方而言，这点兵力少得可笑。威廉·加斯科因爵士将军还不得不进一步抽空守军，匆匆派兵北上华北去防守天津。他手里只剩下驻防的皇家炮兵各连、一半的皇家威尔士火枪团和一半的亚洲炮兵，以及五分之四的香港团。倘若广州和南方各省发生起事，局面将极其危险；于是盖斯利将军原定北上的部队中有两个团被半路截下。泰弗沙姆中校统带的马德拉斯第三轻步兵团，兵员出自那个如今已不尚武的管区；但贝利中校统带的孟买第二十二步兵团则由拉杰普塔纳和中印度的尚武民族组成，因在陡峻山地上演习时的干练和全面出色的表现而博得许多赞誉。

有个故事说，一位陆军部的官员不知香港多山，想给它的守军添一个英国骑兵团。当时的驻军司令很有几分幽默感，一本正经地请求给这些人配备山羊作坐骑，并指出在香港的山上，除此以外没有别的牲口派得上用场。不过即便在大陆这片山地，骑马步兵也大有用处，可以迅速抢占制高点。我驻九龙时，曾用华北缴获的骡子组建骑马步兵——那多半是些上好的牲口，其中一头高达十五掌。即便在那样破碎崎岖的地方，我发现士兵们也能绕着山脚、穿过狭谷、沿着较缓的坡地迅速移动，快得叫徒步的同袍追赶不及。倘若从陆路向广州推进，一过深圳进入平坦的耕地，骑马步兵将极为宝贵；而在那种被纵横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地面上，骑兵是派不上用场的。

第九章华南行军

一条浅而浑浊的河，在陡岸之间流着。一座锥形小山的草坡上，扎着一片白色的营帐。卫兵所前立着一名孟买步兵团的哨兵，卡其军装，包头巾，李·梅特福步枪的枪托拄在地上，两眼越过河去，望着华南的稻田一直铺向远处一列青色的山。穿卡其或白色便服的人影在营地里走动，或围拢在泥砌的灶边，那里正做着他们那份简朴的饭食——烙饼和咖喱。一名精神抖擞、身板笔挺的英国军官从帐篷行列间走过，闲坐的印度兵一见便霍地立正。上头山顶上，一名信号兵急速地打着旗语；营中一名马德拉斯军士把讯息一字一字念给身旁的人，那人记在本子上。背着给养的苦力沿陡径吃力地往上爬。帐篷前，四门样子凶恶的小山炮把丑陋的炮口眼馋地对着两千码外河对岸的一座有城墙的镇子；用望远镜看去，那里点点的红蓝便显出是中国兵。河这一边，四围是无穷无尽的山丘和狭谷，梯级的稻田排成棋盘。这些山坡的草地上，缀着一座座马蹄形的小砖石坟，或是盛着死者骸骨的褐色釉陶罐。河那边，耕地之间夹着长树的低丘，或点缀着村庄。就在这条中国与英属九龙腹地的分界线上，一支小小的纵队守着我们的地界，防着叛军和官军——两者都可能成为敌人，而使他们不敢侵入英国土地的，是来自我们遥远的东方帝国的印度兵的刺刀。二十英里外，香港被宝石蓝的海水围着。只要守着这道边界的这支人数不多却意志坚定的队伍还有一个人活着，它从陆上便无危险可虑。

华北那场狂热的爆发，天津与北京对外国租界的攻击，朝廷的背信，在遥远的南方各省也激起了回响。广州素来桀骜仇外，一向是一处祸根。此前英法军队就不得不挫一挫它的骄气，教它的百姓明白：即便在中国的神圣土地上，化外之人也有存活的权利。一九〇〇年多事的那个夏天，长期在东京同法国人缠斗的那支不服管束的匪军——一万黑旗军——就驻扎在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附近。香港谣言四起，都怕他们被北方战胜可恨的外国人的夸大消息所煽动，再裹挟两广狂热的百姓，会一路涌到海边来攻打我们在大陆上的属地，甚至企图进犯香港岛。两广总督李鸿章已敲过警钟。他借口要把部下的军队装备得好些、好应付民间的不满，说动殖民地当局准他经香港输入四万支新式连发步枪；可是谁也不敢担保这些枪不会掉过头来对付我们自己。既然人人都知道北方的官军已与义和团合流，这样放任新式军火过境是否明智，实在可疑。关于维多利亚城里中国人要起事、关于大陆方面要来进犯的传闻满天飞，我们这块远东殖民地的居民吓得不轻。盖斯利将军统带的第一个印度旅还是北上去了那更确定的险地；但有人向本国当局陈情，结果把他的两个交通线团——马德拉斯第三轻步兵团和孟买第二十二步兵团——留下来，加强被抽空的香港守备。这一着，加上后来他的第二旅被扣下保卫上海，使他在向北京进军的联军之中兵力单薄，在诸将的会议上被迫处于从属地位。香港其实远没有那样迫在眉睫的危险；那些被调开的部队若在他麾下，他的兵力便仅次于日本，也能在联军中更有力地伸张自己的主张。

北京于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四日陷落。可此后很久，广州仍旧不信；关于中国人如何大捷、如何处处得胜的荒诞传闻到处流传。这座南方大城离香港，无论水路陆路都不到一百英里，与我们的殖民地往来不绝，载客带货的大平底轮船每天在两地之间对开。然而本地的报纸言之凿凿地说——人人也都信了——从印度开到香港港内的两个团，听说中国勇士如何了得，吓得那些士兵从运兵船上一齐跳海，无一生还：他们宁可死个痛快，也不愿落到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手里受那些骇人的酷刑。朝廷仓皇逃离北京、京城落入联军之手已好几个月、各路纵队正到处深入内地之后，还有人断言：这一切表面上的得手，不过是光荣的皇太后一条深谋远虑的计策。她是有意把他们诱进腹地，好切断他们与海的联系。如今他们已在她掌心之中。倒霉的洋人已经卑躬屈膝地求饶。她心慈手软，慨然允诺饶他们性命，条件是把历来从中国夺去的土地全部归还。天津、旅顺口、胶州、上海、东京，连香港在内，都在赶着交还。这样荒唐的故事，居然有人一听就信。

不过在本已够复杂的局面里，又添进一样搅局的东西。广州和南方除了排外一派之外，还有一批维新人士，他们看得明白：中国必须与近代文明并肩而立，唯有如此才能强大到抵挡那不断的外来侵夺——这种侵夺正夺走她最好的港口，割去她最有价值的沿海之地。广州人精力充沛，大批移居香港、新加坡、槟榔屿、澳洲和美国。在那些地方，他们学会了在自己那守旧的国度里不可能有的更开阔的眼界。回来以后，他们散播这些想法，成了那个已相当可观的维新党的核心；他们把中国的不幸恰如其分地归咎于北京那个腐朽而狭隘的政府，并致力于推翻当今的满清王朝。他们在南方各省有自己的追随者；一九〇〇年秋天，南方要有一场反抗贪官污吏、甚至反抗皇位本身的大起事的传闻甚嚣尘上。那个议论极多、了解极少的三合会——他们自称主张维新，却被人猜疑，在香港其教义遭禁、其党徒被囚——在广东省发动了一场起事。据说领头或至少在背后撑腰的，是开明的维新人士孙中山。由于起事之处紧靠九龙边界，人们担心这些叛军虽标榜其主张，对外国人未必友善，会侵入我们的地界。这场运动的进展外间所知甚少。中国朝廷通过两广总督派何提督率四千人赴深圳弹压。叛军听说他要来，便向内地退去。官军对流血之事没什么胃口，慷慨地不去追赶，舒舒服服地在城里城外驻扎下来。为防双方有谁动了侵犯我们中立地界的念头，香港的报纸敦促总督立即采取措施保卫边界。迟疑了一阵之后，一支小而精干的纵队被派往边界，由凯特尔韦尔少校统带。此人才干与精力都很出众，曾在缅甸和蒂拉赫多次征战，与印度的土邦部队有长久而密切的关系。这支部队称作「边界野战队」，编成如下：

指挥官

孟买第二十二步兵团 凯特尔韦尔少校

参谋官

孟买第二十二步兵团 卡瑟利中尉

部队

孟买第二十二步兵团三个连，由哈瑟雷尔上尉与梅尔维尔、伯克两中尉率领。

皇家炮兵香港新加坡营山炮四门、官兵五十人，由桑德斯、奥吉尔维两中尉率领。

皇家工兵一分队（英籍与华籍工兵），由皇家工兵伦德尔中尉率领。

孟买第二十二步兵团马克沁机枪队，由少尉军官拉拉·拉瓦特率领。

马德拉斯第三轻步兵团信号兵，由夏普上尉率领。

印度野战医院一分部，由印度军医处伍利上尉率领。

印度部队行动敏捷，接到命令后数小时内全队便登上一队汽艇，将沿海岸把我们送到后海湾，再溯深圳河而上，直抵边界上那处受威胁的地方。辎重、帐篷，以及驮马克沁机枪和弹药、兼补苦力运力之不足的几头骡子，都装在拖带的帆船上。

我们这些小船满载着活的货物，印度兵一想到要打仗便兴奋起来。汽艇驶离九龙，穿过拥挤的港口。我们经过若干鱼雷驱逐舰和一小队锈迹斑斑、无所事事的旧式炮舰。右边是拥挤的华人区油麻地，巨大的圆柱形油罐像巨鼓似的立着，船坞里泊着一艘美国军舰。其上高耸着那道长长的山岭，黑黢黢的山坡上一道白痕，是那条翻过山顶通往腹地的新路。左边是香港，山顶上房屋的窗玻璃在阳光下闪烁，城市伏在它脚下的阴影里。我们驶过又长又散漫的昂船洲，岛上有废弃监狱结实的花岗岩围墙、长满树木的山丘和轮廓分明的炮台。我们钻进一片大大小小的岛屿之间；前方是大屿山与小小的马湾之间那道狭窄的汲水门水道。马湾上有海关关卡的房子——那是大清皇家海关。岛上和大陆上的高山四面环峙。大帽山的高峰在灿烂的阳光里矗立。海岸或是崖石嶙峋，一派森然，或是草坡明媚，一直滑到白色的沙滩边缘。峭拔的岬角，浪花不断拍打的黑色亮石，幽暗的岩洞，小小的港湾，一路排在岸边。一艘笨重的帆船高方尾、圆船头——船头上画着大眼睛，好让船看得见路——张着巨大的席帆朝我们驶来，慵懒的船员伏在舷边，惊奇地盯着这些凶悍黝黑的士兵。一只小舢板在浪上颠簸，两个健壮的妇人推着长橹，那少不了的孩子坐在窄窄的甲板上。

我们沿岸行驶，望着那连绵不尽的青山，直到海岸忽然向里收进，成为一个四面高地环抱的大湾。这便是后海湾，方圆二十五英里，如今虽被海水覆盖，退潮时却变成一片浩大的泥滩，一条小河在恶臭的淤泥中蜿蜒。我们朝右边的陆地驶去。离岸很远处泊着一艘整洁的白色炮舰，舰尾飘着中国黄色的龙旗，因为这船属于海关。甲板上黄铜机关炮闪着光。一个穿白衣的欧洲人在艉楼上用望远镜看我们。穿蓝制服的中国水手，辫子盘在草帽底下，正在张篷。

终于我们到了深圳河口。这是一条有潮汐的小河，落潮时水深不足十八英寸。我们溯着它弯弯曲曲的两岸驶上去。两旁高山夹峙。我们暗自祷告，但愿这里既没有叛军也没有怀敌意的官军等着拦我们——一挺机关枪或几支步枪，就能在我们挤成一堆的小汽艇上闹出大祸。我们在河上鱼贯而行，玩着「跟着头儿走」的把戏，头一艘汽艇在频频出现的河湾处猛地一转，后面的照做。我凭「参谋」的身份坐在头一艘上，因此当船底一顿、随即传来长长的刮擦声、告诉我们搁浅了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二艘避开浅滩越过我们，船上的人一路抛来挖苦的话和不客气的取笑。然而「骄兵必败」，走不多远，他们那位中国舵手就把船稳稳地顶上了滩。于是别的船把我们都甩在后面，直到我们撑篙脱浅，跟了上去。转过一道河湾，前方出现好几艘样子古怪的中国兵船。桅上飘着巨大的长幡和五颜六色的彩旗，甲板上架着旧式的前膛滑膛炮。高高的方尾比河岸还高。衣着杂乱的船员正蹲在那里，拿着筷子捧着饭碗。我们这支满载武装人员的小船队突然出现，把他们惊住了。他们撂下饭跳起来直瞪着我们，拿不准是该跳上岸逃走，还是接着吃那顿被打断的饭。见我们并无敌意，他们便讨好地咧嘴笑，冲我们喊些什么——听不懂，也许正是好事。这些是官府的兵船，同外头那艘海关轮船一样，驻在此地阻止海上接济叛军；不过任谁要是能闯过那艘炮舰，对这几条装备窳劣的诺亚方舟就不必怎么害怕了。近旁有几所结实的房子——一处海关关卡。一幢平房的廊上，两个管事的白人看着我们驶过。

暮色渐合时，我们到了选定的第一处宿营地，上岸扎营。河这一侧，几百码的平地一直延伸到一座散漫的山陡峭光秃的坡下，那山的锥形峰顶高出我们头顶五百英尺。四周尽是这样的高地，草坡上不见树木。我们背后，腹地向南展开，是一重又一重荒秃的山，中间隔着狭窄的耕作谷地。河那边是一片平原，缀着稻田，间或被一座低丘打断。平原上，一英里稍多的地方，立着有城墙的深圳镇。新界的英籍和印度籍警察奉命把附近任何敌对动向报给我们；据他们说，眼下并无迫近的危险。尽管如此，防备突袭的一切措施仍旧照做，因为何提督的部队还滞留深圳，他们对英国人是什么态度，很成疑问。布好警戒哨、对弹药和给养加派重兵看守之后，士兵们煮了晚饭，露宿过夜。可是几乎无法入睡。暑热逼人。我们显然闯进了蚊子偏爱的地盘，它们恶狠狠地纠缠我们，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用来加固阵地、侦察四周、规划营地。我们的到来显然把河对岸的中国军队打了个措手不及。从我们扎营的山上望去，两千码外的深圳看得一清二楚；望远镜里那镇上一片骚动。士兵从城门涌出，或挤上城墙，惊惶地望着这支突然出现的英军——那份惊惶隔这么远都看得出来。他们显然极不放心我们的来意；我们看着他们的队伍匆匆集合，在一大片排场十足的旗帜下列阵。当初腹地割让给我们时，深圳起初也在内，还被我们占过一小段时间；后来界线改以河为准，因为那是天然的边界，镇子便交还中国人了。他们显然是怕我们改了主意，要再把它划过来。我们的纵队按兵不动——我们的命令是不得进入中国地界，非受攻击不得有任何敌对行动——他们不久便又缩回镇里。稍后，界线那一边靠近河的一座山上出现了一个团，整天密切监视我们，同时尽量不让自己露面。眼看一场漂亮的小仗现成摆在那里却白白浪费，实在叫人心痒；我们巴望他们有那么一丁点敌意的举动，好给我们一个由头。可是什么也没有；我们只好为错失这样一个大好机会怏怏叹气。中国方面虽有四千人，配着火炮、毛瑟枪和温彻斯特枪，而我们全队满打满算不过四百，可这一仗若打起来结果如何，我们心里没什么疑问。

到了第二天早上，何提督和他那班官员显然已经断定，比起叛军，我们是更危险的邻居；于是他动身撤离我们附近。那一天和第二天，我们看着一队队士兵开出城去，身穿红色或蓝色的长褂，巨大的草帽像盾牌一样挂在背上，或者像大蘑菇一样扣在头上；他们在稻田之间的窄路上拉成单行，向深圳以外的山里去了。他们头顶飘着数不清的旗——绿的、红的、蓝的、杂色的，还有横条竖条的。到第二天傍晚，除了后来我们探知留下守城的约四百人之外，全都走光了。这支垫底的队伍，想必对留在离我们这么近、这么不自在的地方，心里很不痛快。

何提督全军的撤退，无疑是我们进驻边界的结果。他先前在深圳舒舒服服待了好一阵，丝毫没有追击叛军的意思——据报叛军正在更远的地方肆虐，劫掠村庄、拷打官吏、向居民征税。他一走，一个长期的危险之源也就去了：他那些毫无纪律的兵，说不定哪天就会越界进入我们地面，骚扰受我们保护的村民。

此后我们便忙于巡查边界、操练部队，并绘制草图，以补我们手头关于周边地区那份极不完备的资料之不足。腹地割与英国已有两年，又离香港这样近，却从来没有做过精确的测量。能找来给这次出征使用的地图，只有一八四〇年一位耶稣会传教士绘的一张。轮廓大致不错，可除了一堆地名之外毫无细节，而那些名字也不知是指村落还是指地貌。比如地图上我们营地所在的那一点，写着「罗湖」二字。到达之前我们断定这是一个村子；可是附近一所房子也没有，后来才知道那是我们扎帐篷的这座山的名字。我们那位精力充沛的指挥官便着手测绘，把周边地区的细节补上，标出村落和小径的位置——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路——并测定四周各处显著地物的距离和高度。

沿河下去约一英里，是我们上来时经过的那处中国海关关卡。一天下午我踱过去，认识了管事的两位官员，都是英国人。其中一位珀西·阿弗莱克·斯科特先生告诉我，我们的到来叫他们大大松了口气。叛军在附近时，他们几次收到首领们的口信，威胁说要开下来烧掉关卡、砍掉他们的脑袋。对照三合会一再声称对外国人并无敌意，这些威胁很耐人寻味。这两位英国人对中国兵抵挡叛军的本事本就没什么指望，所以我们一到，他们便大为宽心，知道待在我们近旁必定安全。

欧籍海关外班人员的处境，实在算不上令人羡慕：他们一般驻在中国境内偏僻的地方，身边没有同类可以往来。他们的差事是对进口货物征税，因而常与中国官吏发生不快的接触——那些官吏对海关这套制度深恶痛绝，因为它断了他们敲诈的机会。内班人员则多驻在香港、上海、北京一类城市或别的大埠，日子过得惬意。

后来有一次我再去深圳海关，看见何提督部下的一批小口径两磅线膛后膛炮正装上一艘兵船。我饶有兴味地看了看。炮架着小轮车，上面有中国制造它们的兵工厂的印记。炮尾是方的，用侧面的杠杆操作一块落闩。做工很讲究——这些兵工厂由本国工匠、常常是在欧洲人监督之下出的活，一般都相当好。

何提督走后没几天，一天清早，营中突然警报大作。约莫四点钟，天还漆黑，我们被中国地界上一阵密集的枪炮声惊醒。小型武器连绵的噼啪声和野炮更沉的轰响，听得清清楚楚。我们奔出帐篷，部队准备集合。枪声似乎就来自深圳左近，像是一场恶战正打得难分难解。我们猜想是叛军得知何提督已走，避开了他的队伍，回头来打这座镇子——镇子富庶，是块诱人的肥肉。我们从山坡上朝声音来处望去；可是河那边的田野上罩着浓雾，看不见火光。我们焦躁地等天亮。这时海关关卡一带也忽然响起步枪的噼啪声，我们替阿弗莱克·斯科特和他的同伴捏了把汗。声音并不朝我们这边靠近，可见并无针对我们的敌对行动。我们咒骂着迟迟不来的天光。天终于亮了，可低垂的雾仍旧遮着镇子和河那边的平原。接着日头出来，雾慢慢散开。我们急切地朝深圳望去，枪声既然还在响，只道会看见两军殊死鏖战。不料出乎意料的是：虽然镇上每一所房子、四周每一块田和每一道田埂都在清亮的光线里清清楚楚，却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城门前有几个兵在无所事事地闲逛。可枪声照旧不停。我们看不出任何可以解释的东西，开始疑心这是一场鬼兵之战。声音渐渐弱下去，留下我们一头雾水。那一天稍晚才有了解释。以我们臆想中的那场大战相较，这解释简单而滑稽：那天是中国数不清的节日之一，深圳和附近各村的居民正照天朝的老规矩大放爆竹、燃放响炮迎节。凡听过中国爆竹那种奇特声响的人都知道，它把排枪的噼啪和火炮的轰鸣模仿得惟妙惟肖，我们的误会因此情有可原。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七日英、美、俄三国进攻天津城外的北洋机器局时，中国守军在被逼得紧、撤出之前，沿墙摆了一长串爆竹。当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和水兵会同美国人发起最后的突击时，爆竹被点着了。那爆响听着像一阵极猛的排枪，进攻者立刻卧倒隐蔽。中国人趁这工夫溜出机器局，安然脱身，进攻者识破这一招、攻下该地时，人早走光了。

这场虚惊过后一两个星期，我获准过界去深圳一游。这镇子远看很有意思，高高的城墙，两座方形石塔——那其实是当铺。中国的当铺被人当作保险库：有钱人出远门，便把值钱的东西挪到最近的当铺里存着。每逢匪帮攻占某个小镇——这是常有的事——当铺总是头一个被打的地方。所以它们盖成坚固的塔形，入口通常离地好几英尺，好让掌柜和他的朋友退进去据守。

我同印度军医处的伍利上尉一道进城，临行受了许多叮嘱，要小心别同居民或兵丁闹出事来——那些人未必肯友善相待。给我们当翻译的，一个是受雇于英国的中国巡捕，一个是把本地话学得很不错的锡克巡捕。我们打算正式拜会统带深圳的那位官员，又听说在中国，一个人的分量是按他名片的大小来估量的，便把名字写在大页公文纸上——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大的纸。不过正经该用红色才是。我们穿便服，不带武器，出营乘一条平底小渡船过河。在对岸登陆后，沿着稻田之间的泥埂顶上走——这里只有这种路可走。作通道用的那些埂上铺着石板，石板并不固定，时不时会翘起来打滑，叫人心里发慌。快到城边时，正门前闲站着的一群中国兵饶有兴味地打量我们。我们对将受到怎样的接待有点忐忑，但仍硬着头皮朝他们走去。不料被我们那位中国巡捕拦住了，他说这道门正对着大人的衙门，是留给要紧人物走的，我们不该走这里；我们「不过是」外国人——说这话的还是个受雇于英国的人！——须从后门进城。那锡克巡捕被他傲慢的口气激怒，一把将他推开，我们径直走向卫兵。这些兵虽没有公然的敌意——河对岸清清楚楚看得见的我们那一片白帐篷，对他们有醒脑之效——却以几乎不加掩饰的轻蔑待我们。锡克翻译告诉他们我们是英国军官、特来拜会他们的大人，他们轻飘飘地回说：大人睡着了，不能见客。我们被他们无礼的态度惹恼，命他们去把人叫醒。他们倒被我们的胆气镇住了几分，商议了一番，一个人进了衙门。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传话，说大人抱歉，衣冠未整，不能见客。见先前那份硬气奏效，我们便傲然吩咐那兵去告诉大人：请他立刻穿衣，这面非见不可。这一回他明显被震住了，忙又进去，很快回来请我们进衙门。我们摆出尽可能郑重的架势走进门去。这本是一场双方的虚张声势，而我们赢了；因为在门内那所房子的廊上，那位大人已衣冠整齐地迎候。他两手交叠，深深一揖，引我们入内。屋子不大，陈设简朴。方形的乌木桌四周摆着高背而不舒服的椅子。墙上挂着粗陋的画，或写着汉字的匾。我们这位主人其实是位极有礼貌的老先生，又一揖，指着椅子，从他的神气看是请我们就座。我们客气地不肯坐，直到他自己先落座。他随即用抑扬顿挫的中国话对我们说了一番，锡克翻译告诉我们，那是说蒙我们屈尊来看他这样一个不才之人，他深感荣幸。我们也照样用谦辞作答。他接着问我们的部队为何开到边界上来。我们告诉他，只是为了防守我们的地界不受侵犯，并保证我们对深圳并无恶意。他装出满意的样子，心里显然仍存疑虑。谈话此后断断续续地拖着，直到我们请他允许我们进城看看。他似乎如释重负地抓住这个能客客气气把我们送走的机会，当即吩咐四名士兵预备随行护送。他一使眼色，一名仆从出去，捧回三个盖着黄铜托碟的小杯子。

「这下我们可要尝到真正上等的中国茶了。」伍利低声对我说。

我们揭开托碟。杯里满是滚水，底下沉着几根黑色的枝梗和叶子。我们学着那位大人的样子，两手捧杯，试着把这又烫又淡而无味的东西喝下去。中国茶这一场，显然是失败了。

接着桌上摆出几支黑黑的、样子厉害的雪茄。想到中国城镇里那些肮脏街道上必定有的恶臭，我们各取了几支。这时护送的兵已在屋前的院子里现身，我们便起身，请翻译向这位客气的主人道了万分的谢，两手交叠，照最有礼的中国式样躬身告退。

跟着这几位军人向导，我们进了城。他们先把我们带到一位小一些的官员家里，我们去拜会了。那人的乖戾正如他上司的和气：他极快地吩咐上茶，示意逐客。不过为表示照应，他派了两名提灯的随行。我们毫不犹豫地告辞，跟着护卫又钻进城里。街道狭窄，脏得没法形容；两旁是敞开的深水沟，满是秽物。张开两臂，几乎能同时碰到两边的房子。两边都是铺子，有些装着玻璃窗，有些直接朝街敞着。有的铺面相当大，堆满衣服或成卷的布匹；有的卖钟表、廉价的绣品、镀金的首饰或粗陶器。至少每三家里就有一家卖吃的，生的熟的都有：干鱼、剖开的鸭子——鸭头和脖子还连在身上——猪肉、别的肉和乳猪，还有米、面、蔬菜。有一家铺子前站着一个咧嘴笑的中国人，用洋泾浜英语同我们搭话。他身旁是一只敞开的桶，里头装着像是干梅子的东西。我指着问那是什么。

「那个？」他说着捡起一颗丢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那个是『蟑螂』。很好吃！」

原来是晒干的蟑螂！

再往前，又一位拖辫子的用带美国腔的流利英语同我们说话。

「你住在深圳？」我诧异地问。

「才不呢，你放心！」他答道，「我早不属于这个鬼国家了。我住旧金山。」

他说自己是在一条美国船上当水手到香港的，顺道跑到深圳来看一个亲戚。他说了声「回见，老板！」我们便往前走了。

每五六家里就有一家赌馆。桌子四周坐着老老少少的中国人，玩着番摊——在一切「豪赌」的法门里，这是最慢也最磨人的一种。这些铺子里边金碧辉煌，雕镂精繁。

天这时黑了下来，提灯的把长杆头上挑着的纸灯点亮。我们叫护卫领我们出城。本想在城门口打发他们回去，可他们对翻译说命令严格：不看着我们平安出了中国地界不得离开。于是我们一路走到河边。到了河边，我和同伴商量：要不要赏这几名护卫一点钱，还是说他们身为军人，给钱反倒是羞辱。最后我们决定给一块钱。若他们面露不足，就再添些。于是一块亮闪闪的英国银元交给锡克巡捕转交他们。不足？他们那神气，像是平生没见过这么大一笔财富。他们围上来连声道谢；我们就在一片颇动人的告别声中走向水边。不料我们的指挥官带着一队持枪的印度兵正乘渡船过河来找我们。我们去得太久，他怕出了什么岔子，正要来寻。回到营里，才知道其余的人也为我们有些不安，不过也有人兴致勃勃地说，他们本来还盼着中国人至少把我们扣下，好给他们一个进攻并抢掠深圳的由头。

不久之后，指挥官听了我们这番经历，兴致来了，决定亲自去一趟深圳。我们用中文写了一封信送给那位大人，告知我们长官的打算。次日早上，我们诧异地看见八名带卡宾枪的中国兵由锡克翻译陪着过了河，顺小路上营地来。他们走近帐篷时，我们的印度兵急着要就近瞧瞧这些了不得的武士，一拥而出把他们围住。中国兵一见这些奇怪的黑皮肤汉子，吓得双膝跪地，把卡宾枪扔在地上，举起手来苦苦哀求，央翻译去求那些面目凶恶的洋鬼子别打他们。印度兵哄堂大笑，拍着他们的背，把他们拉到自己帐篷里用茶和香烟安抚。那锡克巡捕带来了大人的口信：他为我们统领将要来访而高兴，并告知已派出护卫以示敬意。我们带上二十名个子最高的印度兵过了河，向深圳进发。

走近城时，我们看见全城四百守军倾巢而出，在衙门门口一带沿路列队迎候。十四面各色大旗在队伍上方飘扬。大门前，那位大人和他的随从身着礼服，立着相迎。我们的指挥官骑着他的阿拉伯战马来到——在只见惯本国矮马的中国人眼里，那必定是一匹庞然大物。大人上前迎接我们的长官，并为不能鸣炮致敬而道歉：他说，他怕惊了长官的坐骑！

双方寒暄之际，我沿着中国军队的行列走了一趟，就近细看。他们几乎个个矮小、面有菜色，穿着红色或蓝色的长褂，戴着大草帽。所配的兵器是单发毛瑟枪或温彻斯特连发卡宾枪。我拿起几支看了看：枪管外面锃亮，显然是用砂纸擦过的；里面却锈得死死的，完全堵塞，这些枪根本不能用。这些人显然只是苦力，是两广总督下令交出他们平日照例支饷的那些兵时，各位官员临时抓来的。这是中国贪官惯用的手法：他们领着供养一定数目士兵的款项，便买下相应数目的号衣和枪械存起来；一听说上头要来校阅，就抓一批苦力，在上官逗留期间给他们穿上号衣、发上枪。那位上官——自己的手早已被喂足——便不去细看，回头向该省总督禀报说军队素质极佳。随后号衣和枪械归库，苦力被打发走，或许得几个铜钱作酬劳，更可能一文也没有。

近来在北方，情形并不总是如此；有些部队由外国人训练，配着最新的速射炮和连发步枪，是很不错的。抵挡西摩尔海军将领推进、进攻天津的那些官军，同弹压三合会起事所用的兵完全不是一路货色，他们的炮手和枪手打得极准。华北多事之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他那支军队便是一个好例子，说明中国兵训练得好能成什么样子。

深圳这位大人与我们指挥官的会见，不过是我那一回经历的加详重演。会见毕，我们进城，看了几处庙宇，在铺子里买了些稀奇玩意儿。随后仍由原班中国兵护送，回到河边。

十一月底的一个夜里，我们被腹地英籍警察的紧急报告惊起：说有几股叛军在边界一带游荡，恐怕是想越界到我们地面上劫掠。应他们的请求，一支强有力的分队立刻派出去增援。约莫清晨四点，一名欧籍警察军士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报称叛军已越过界线，占了我们境内的两个村子，还向巡逻的警察开了枪。孟买第二十二步兵团两个连在哈瑟雷尔上尉和伯克中尉率领下迅速集合，由特地派来的两名锡克巡捕引路开拔。前面有尖兵和一支强有力的前卫——由帕坦籍土著军官、苏贝达尔·基塔布·古尔率领——天亮时扑向报称已被占领的两个村子。可叛军显然得了风声，早已逃回界外。部队因白丢了一仗而大失所望，约九点钟返回营地——其余人马原已整装待发，随时准备接应。

此后再没有人企图侵犯我们的地界；不久，边界野战队便返回了驻地。

第十章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

离香港四十英里，藏在珠江口外星罗棋布的岛屿之间，是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门。它一度繁荣兴旺，是欧洲对华南贸易的中心；如今却衰败下去，几乎无人过问——被它那年轻而得意的对手挤垮了。早在伊丽莎白登上英国王位以前很久，敢闯的葡萄牙水手和商人便已到了远东。他们把本国的旗子带到如今再也见不到它的海面上。今日在中国水域代表他们那支曾经强盛、远航四海的海军的，不过是偶尔一艘炮舰罢了。

在东南沿海外的浪白澳岛上，他们的商人早已落脚，与大陆通商。一五五七年，因葡人相助剿灭了长期横行附近海面的一名海盗首领，中国皇帝以邻近的澳门半岛相赠，以示酬谢。荷兰人是葡萄牙人在东方最眼红的对手，对这块迅速兴旺起来的小殖民地垂涎已久。一六二二年，澳门的驻军被派去助中国人抵御鞑靼人。荷属东印度总督乘其防务空虚，装备了一支舰队来夺这座城。那年六月，敌船出现在澳门外海，登陆一支人马进攻炮台。城中居民奋勇迎战，把入侵者打败了；荷兰人只得无功而去。直到十九世纪初年，葡萄牙人每年仍向中国政府纳银五百两，算是承认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一八四八年，时任总督亚马留拒绝再缴此款，并把中国官员逐出殖民地。一八八七年，中国皇帝以条约的形式正式承认了澳门的独立地位。

但它商业的鼎盛，随着香港的诞生而告终。这处葡萄牙居留地的分量日渐消磨。澳门只剩下一件旧日的遗物。港里空空荡荡。珠江带下来的泥沙把四围的海淤得浅了，如今大船已不能靠近。剩下的不过是茶叶、烟草、鸦片和丝的一点小生意。财政收入的大宗，出自城中无数中国赌馆所纳的捐税——澳门因此得了个「东方蒙地卡罗」的名号。

澳门坐落在一个小半岛上，一条狭长的沙堤把它与香山岛连起来。市镇朝南，另有一座岛替它挡住中国海上的狂风，却又受着南来凉风的吹拂；在那个纬度上，一年里的风多半从南边来。我们那块殖民地上的维多利亚城则不然，高耸的太平山把南风整个遮断，所以一到那漫长难挨的夏天，气候便又热又闷。于是澳门成了香港居民爱去的地方。往来两地的那艘平底大轮船，每逢星期六总挤满了英国殖民地的居民，要到这较凉快的对手城里去消磨周末。

澳门在商业上的竞争已不足惧。但这处日渐衰颓的葡萄牙属地，近来在香港当局和我们英国政治家眼里又有了几分要紧，起因是法国人似乎有意在澳门插足，引起了种种疑惧。有人以法国政府的名义在此购置产业，被疑为楔子的薄端。这块殖民地在现主人手里并不危险，一旦落到更有作为的邻居手中，情形就不同了。若为法国人所据，香港便须驻上多得多的兵。当然，从澳门进犯我们的殖民地也不容易；两地之间海水甚浅，运兵船在驶入香港港口以前，无法由任何大型军舰护航。一艘战列舰或巡洋舰，即便没有炮台相助，也足以把凡是吃水浅到能驶出澳门港的船只统统轰出水面。若从欧洲派出专门建造、火力强大而吃水又浅的军舰——也只有这种船才管用——它们一到便会被人注意，其用意也会被看破。不过，倘若我们的中国舰队正在别处用兵，香港守军又抽调一空，这机会未始不能被人抓住。总的说来，比起那个不断想在华南扩张势力、咄咄逼人的法国殖民派，葡萄牙人还算是较好的邻居。一八〇二年和一八〇八年，我们曾两度占领澳门，以防它落入法国人手里。

香港的守备勤务在夏天那些又湿又热的日子里叫人腻烦，我曾请了十天假，到气候宜人些的澳门去。我在维多利亚城上了省港澳轮船公司一艘吃水浅的大轮船；这家公司有半打左右船只，维持着英、葡两处殖民地与那座要紧的中国城市之间的交通。除一艘外，都是两千至三千吨的宽敞大船。平常日子每天两班往返广州。每天下午有一班从香港开往澳门，次日早晨返回，星期日除外。澳门与广州之间每周三班。船费不算贵——香港到澳门三元，到广州五元，都是单程；澳门到广州三元。一九〇一年，一港元约值一先令十便士。

我乘去澳门的那艘船是「香山号」，一千九百九十八吨。船身宽大，吃水浅，为求凉爽漆成白色。船上无桅，只有一个高高的黑烟囱；上层甲板宽敞，几乎没有遮挡。上层与中层甲板之间的两舷是敞开的；中层甲板上，客舱外壁四围是一圈宽阔的散步长廊。自船身中部往船首，是头等舱房和一间宽敞的、镶着白金两色壁板的大餐厅。再往前，甲板就露天了。头上有上层甲板遮荫，这里是个绝妙的去处，可以躺在长椅里，越过内海平静的水面，看那变幻不定的景色。同一层甲板的后部是二等舱。四围舱房的外排之间留出一大片空地，挤满了肥胖而体面的中国人，或坐椅上，或卧席上，抽着长杆小斗的烟枪，四周堆着行李。

底下一层甲板上，挤着三等客，全是中国苦力。通往主甲板的舷梯口用铁栅锁死。每道栅前站一名武装哨兵，或是混血儿，或是中国人，充当船上的舵工，穿水兵式的制服，戴海军草帽。他佩着马枪和左轮；近旁架着一排步枪和短刀。凡往来于香港、澳门、广州之间的轮船，防备都是如此；因为出没珠江和江口一带港汊的海盗，曾扮作老实苦力上船，中途突然发难，制服船员，劫了整条船。这些船除了运送现银和货物，船上一般还有若干富有的中国乘客，身上往往带着大笔银钱。

「香山号」从人声鼎沸的码头解缆，在锚泊的众多商船之间穿出香港港口。在大屿山与大陆之间，我们驶过一片平静的水面，宛如内湖。此处海浅，岛屿密布，水面通常平得像磨坊里的水塘。我们一路经过端然而行的帆船和忙忙碌碌的小汽艇。岛屿与大陆从水边拔起，青山夹住这条狭窄的水道。约莫两个半钟头，澳门在望。前方是一片低缓的高地，上头盖满欧洲式样的房屋。屋后横着一列荒瘠的山。我们沿着一道微微弯曲、屋舍相连、绿树成行的海湾驶过，绕过一处海角，进了低丘之间的天然港口。港里挤满了帆船和舢板。当中泊着一艘齐整的葡萄牙炮舰「扎伊尔号」，三桅，白色的上层建筑和烟囱，黑色的船身。那艘澳广线的小轮系在码头边。

码头一线全是中国式房屋，两三层高，带拱形的骑楼。「香山号」靠上岸，缆绳系牢，跳板搭下。中国乘客提着行李，成群涌上码头。其中一人匆忙间狠狠撞了一名葡萄牙海关人员，那人一把揪住他的辫子，赏了他几个耳光，算是对他莽撞的回报。看惯了香港当局对中国人娇纵宠惯的样子，这一幕真叫人舒心。在香港，最下等的苦力可以随意对欧洲人无礼，因为他知道，白人若敢因他的放肆而动手教训，立刻就会被传到裁判司面前罚款。我们对帝国境内各属族的办法，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对欧洲人少了一点起码的公道。

我坐上人力车，由两个苦力一拉一推，沿陡街而上，最后在峰景旅馆门前放下。这家上好的客栈——法国人曾想弄到手做海军医院，后来为葡萄牙政府所购——位置极好，在一座俯瞰全城的小丘上。丘的一边陡然落向大海，两三百英尺下，海水拍打着嶙峋的礁石和沙滩。另一边，自丘脚起，一湾秀丽的海湾连着一条树荫夹道的滨海长街——人称南湾——一直伸到约一英里外的一处高岬。湾边一溜房屋，其中最显眼的是总督府。屋后的城市建在坡地上，层层而起。房子都是南欧式样，瓦顶，百叶窗，墙上漆成粉红、雪白、天蓝或鹅黄。城市腹地一处略高的地方，立着一座毁圮教堂那嶙峋残破的正面。城的四周，这里那里的小山头上，耸着古老炮台剥落的墙垣。

我急于把澳门看个仔细，当天下午便坐了人力车出去。先是沿南湾疾行，那条路绕着旅馆下头的弧形海湾。右手是一道坚固的海堤。海堤与车道之间的林荫步道上，三三两两的市民正享受傍晚的凉风。矮壮结实的葡萄牙兵穿着深蓝制服，戴军便帽，两三个一伙地踱着，斜眼打量那些皮肤或黄或黑的土生葡人女子，其中几位罩着黑纱头巾。混血青年穿着花哨的格子衣服，领口袖口洁白挺括，或坐在海堤上，或衔着廉价香烟，懒洋洋、优哉游哉地在步道上闲逛。正经市民带着家眷散步，家眷里较好看的那几位故作端庄，装作不觉得那班时髦少年艳羡的目光。两个戴铲形帽、穿黑长袍的神父在人丛中走过。

南湾左边一线房屋，其中不乏好建筑，有政府衙署、邮电局、商行、私宅，还有一座带两翼的大宅，就是总督府。门口立着哨兵，其余卫兵在门边闲坐。南湾尽头是一处秀丽的公园，榕树成荫，有花圃，有乐台，再过去一座大房子，是陆军俱乐部。过了园门，路便离开海边，穿过一排排中国房屋，直到那条长长的、两旁植树的花地马路。左边是耕地。右边地势徐徐升起，抵着一座陡峭的山，山上有座灯塔，是中国最古的一座。山脚下是总督的避暑别墅，名字取得别致，就叫「花地」，四围花园，外绕花岗石墙。这条路接下去改称贝拉维斯塔马路，一直通到海边，向左绕过一座四围花坛、层级而上的绿丘，丘顶有一处眺望台，从那里望出去，景致极佳。丘名贝拉维斯塔，即由此而来。前方是一片浅湾。左边海岸弯过去，接上一条长而低平的沙堤，把澳门与香山岛连起来。沙堤当中立着一座砖石门楼，就是关闸，标出葡、中两方的地界。路自贝拉维斯塔起，由海堤夹着，沿沙滩上方前行，过了地峡——那里有一条岔路通往关闸——再经一段耕地，绕过半岛，重新回到城里。

那天晚饭后，我和同住旅馆的一位朋友踱到公园去，警察乐队正在演奏，澳门的「名媛与时髦」都聚在那里。园里挤满了兴致勃勃的游人。齐整的葡萄牙海陆军官、衣着鲜艳的女士、士兵、平民、教士与俗众，或在小径上来回散步，或坐在长椅上。面色发黄的孩子绕着花圃追逐。乐台对面摆着一排椅子，是留给总督和他一行人的。我们在殖民地为数不多的英国侨民中遇见几位熟人；其中一位是园子一端那家陆军俱乐部的名誉会员，便邀我们进去。我们在露台的小桌旁坐下——澳门的上流人物都在此处喝咖啡、饮甜酒——看着底下光鲜的人群来往。那场面热闹有趣，十足是欧洲大陆各国享受户外生活的样子，英国人是学不来的。香港虽富，欧洲人也多，却没有这样一处交际的所在；那里的市民把自己裹在真正英国式的、不相往来的孤僻里。

澳门的政务由葡萄牙本国管辖。总督自欧洲派来；本地的议事会只管市政一项。驻军由守炮台的葡萄牙炮兵和一个常备步兵团组成，按期从欧洲调防。另有一营警察，辅以印度和中国巡捕——前者在孟买海岸葡属果阿的土人中招募，不过许多印度兵其实来自英属印度。港内通常泊着一艘炮舰。一九〇〇年中国遍地的乱局，连这处僻静的葡萄牙殖民地也受了震动。澳门和香港一样，都怕广州方面来攻；守军戒备到了极点。一天夜里，地峡上那道关闸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人们以为中国人到底打上门来了。警报响起，部队集合。「扎伊尔号」派水兵带着机关枪上岸。澳门一位英国侨民告诉我，守军出动之快，二十分钟内全数到位，各处防地都已占住。每个街角都站着强岗；机关枪也布置停当，以防城中的中国人接应城外的同胞。然而查明之后，才知这场虚惊是界外村民所为：他们的妇女出入澳门赶集，屡遭关闸口葡萄牙兵的侮辱，便向守闸的开枪报复。并无进攻，此事也无下文。一九〇一年底或一九〇二年初，另有一桩更严重的惊扰，出在新从葡萄牙调来换防的那个团身上。士兵不满饷银，或是不愿在东方当差，起而哗变，扬言要夺取全城。事情很棘手，因为他们占了驻军的大半。所幸最后靠炮兵、警察营和「扎伊尔号」的水兵把他们镇住，缴了械。为首的被拿住治罪，这件事就了结了。

殖民地里生在欧洲的葡萄牙人为数不多，主要是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和军队。他们瞧不起土生葡人——本地人的称呼——那是纯血白人对混血儿的极端轻蔑。的确，从肤色相貌看，土生葡人里血统不杂的没有几个。所以欧洲来的葡萄牙人与他们严守界限，只肯对殖民地上少数英国人和美国人放下架子。这些人在澳门的社交场上很受欢迎，那个排外的官场圈子也任他们出入。

到澳门的第二天，我穿上军服，到南湾的总督府去拜会总督。我和一位朋友一同坐人力车从旅馆到府门前的院子。门口卫兵见我们走近便行礼；我试着向带班的军士说明来意。英语法语他都不懂；他叫来一名衣饰华丽的差役帮忙，那人总算听明白我们是要见总督的副官。他把我们让进大厅旁的一间候客室。过了几分钟，一位穿白帆布制服、样子精干好看的军官进来，正是副官卡瓦良斯先生。他法语流利，告诉我们总督不在府中，但大约不久就回来，请我们稍候。他和我们谈得很愉快，讲了许多关于澳门的有趣事情，又表示愿尽力使我们在葡萄牙地面上过得尽兴。我们很快就熟络起来，他还答应当晚到旅馆同我们吃饭。卫兵出列举枪致敬的声音告诉我们总督回来了。卡瓦良斯先生请我们稍待，出去禀报总督。片刻后总督进来，客气地欢迎我们到澳门。他英语说得极好，虽然他到这殖民地不久，学英语也是到任以后才开始的。与他愉快友好地谈过一番，我们便告辞，由副官送到门口。

第二天我拜访了几位英美侨民，随后到贝拉维斯塔附近的英国人网球场去。每天下午，澳门这一小群外侨大抵都聚在这里。几位领事和他们的太太儿女，几个传教士，偶尔再有一两个商人，总共就这些人。网球场旁边，一圈高墙围着的院子里，古榕遮天，便是英国人的坟地。

那天夜里，香港来的一位平民伊万·格兰特·史密斯先生和我碰上一桩不愉快的事，正可见出英国的威权在外国受到何等菲薄的尊重。我们惯爱自负，以为普天之下都敬畏我们帝国的声势，以为「我是英国公民！」这句咒语一出，便可保我们在任何险境里毫发无伤。下面这个例子——远非绝无仅有——说明英国臣民时常怎样被别国最下等的官吏对待，或许有些教益。

那天晚上我们在澳门一位英国侨民家吃饭。那顿饭是为他儿子做生日，饭后有舞会；所以我们动身步行回一英里外的旅馆时，已是凌晨一点过后。我们离开大街，想抄近路走一条冷清的小路，两旁是高高的园墙。路一边地势较高，园子的地面只比临路的墙头低一点。我们经过一处园子时，里头的狗被说话声惊动，爬上墙来，冲我们不住地吠。格兰特·史密斯想叫它们住口，白费力气地朝那几条聒噪的畜生扔了几块石头。它们叫得更凶。再往前不远，墙上一扇小门忽然开了，出来一个衣衫不整的葡萄牙人。我正巧停下点雪茄，同伴走在前头。那人冲上去，对着他劈头一顿显然是辱骂的话。我朋友很和气地打手势解释事情的经过；那葡萄牙人却越发光火，大声喊巡捕，又猛吹哨子。一名印度巡捕跑来。那暴怒的市民用葡萄牙话跟他说了几句，便退回园内，把门关上。印度兵一把抓住格兰特·史密斯的肩膀。我用印度斯坦语问他我朋友犯了什么事。巡捕答说他不知道。我说：「那你为什么拿老爷？」

「因为那个人」——他指着园子——「叫我拿的。」

「他是谁？」我问，心想我们八成是搅了哪位官员的清梦，所以这印度兵才认得他。

不料他答道——

「我不知道，老爷。我从没见过他。」

格兰特·史密斯不懂印度斯坦语，那印度人又不懂英语，只好由我做通译。

「既然，」我说，「你既不知道老爷犯了什么罪，连告他的人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你就得放了他。」

「不能，老爷。我得把他带到巡捕房去。」

这时又来了一名印度巡捕。我把情形对他说了，一定要他进园子去把告状的人叫出来。他进去了，过一会儿带出那个匆忙披衣的葡萄牙人。他又被搅扰，脾气坏得很；原来他以为已经把我们妥妥地打发掉，安心睡下了。

于是我们一同往一英里外的一处小巡捕房去，路上正经过旅馆门前。这场无理的拘捕叫人光火，告状人的从容和印度兵的糊涂更叫人恼，我和朋友都急于见到上头的什么人。我们毫不怀疑，立刻就会有人放人、道歉，并把那个过于起劲的巡捕申斥一顿。英国臣民岂容如此专横对待！

到了巡捕房，只见一名葡萄牙巡捕，另有一个中国警察睡在墙角的值班床上。原告上前，据印度兵转告，控我同伴「向住宅投石」。我借他们做通译，向那葡萄牙巡捕分说原委。他只耸耸肩，把状子记下，说人犯今夜须解到警察总局去。他又说，既然没有人告我，此事与我无涉，我可以回家了。

可是我那倒霉的朋友需要我做通译，我自然无意丢下他，便随着他一同被押往班房。那葡萄牙警察起初要差那个中国巡捕押送，还特意把他叫醒；我们说，若受这样的羞辱，我们决不肯跟那中国人安分走，路上说不定还要伤了他。他这才准那两个很客气的印度兵押我们去。于是我那倒霉的同伴被一本正经地押着穿城而过，走了两英里多才到警察总局。那是城中心一片零乱的建筑，屋宇陈旧，庭院树荫深深。穿过长廊，越过一个长草的院子，我们被带进一间大办公室。左边隔板上有扇半开的门，门上写着「军士室」。右边一面大屏风后头，一排葡萄牙警察睡在床上。印度兵把一名军士叫醒，他坐起身嘟嘟囔囔，很不友善地打量我们。那场面颇为可笑。我和朋友一身端正的晚礼服，照英国人在此种情形下应有的样子高傲而愤慨；印度兵笔直地站在我们身后；那个绷着脸的原告，在办公室灯光下露出一副寒酸鄙俗的模样；半醒的警察们从床上睡眼惺忪地望着我们——摆在喜剧里，是一幅绝好的活画。军士起身穿上制服。他在办公室的桌前坐下，读了状子。二话不说，便吩咐搬一张床来，安在空着的「军士室」里给人犯睡。随后他站起身，就要回去安歇。我拦住他，要他听我们分说。我借通译告诉他，若果真要追究这桩荒唐的控告，我朋友在旅馆里找得到。没有必要拘他一夜，因为他不得当局知晓是离不开澳门的。军士没好气地回说，既然没人告我，我还是趁早离开巡捕房为妙。我若要替朋友作证，明早可以到裁判司衙门去。我告诉他我是英国陆军军官，要求见一位葡萄牙军官。他答说他是军士，对付我这样的人已经绰绰有余。他自始至终的态度都极其专横无礼。我便扬言要向英国领事申诉。恐怕这话只是逗乐了那班葡萄牙警察，他们已经离床进屋来听热闹。他们乐得直笑；军士也冷笑着，叫那做通译的印度兵告诉我，他对我们的领事一个指头都不弹。我这才打出王牌。我要求立即传话给总督的副官，说他前晚一同吃过饭的一位英国朋友被拘了。效验有如触电。这话一经译出，所有葡萄牙警察立刻变得极其客气。军士冲到电话前，摇通了当值的警官。我听见「英国军官」和「卡瓦良斯先生的朋友」几个字。在线上说了半天，他回来时满脸堆笑，敬了礼，说我的同伴可以即刻离开巡捕房。可否请他天大的赏脸，早上十点到裁判司衙门走一趟？若不认得路，可以派一名巡捕到旅馆引他去。

我们以战胜者的荣誉走了出来。他们礼数周到地送我们出巡捕房，经过时哨兵举枪致敬；军士一直送到外门，行了个大礼才分手。

我们回到旅馆时约莫凌晨三点半。不到九点，我便到总督府去见卡瓦良斯先生，把整件事说给他听。他对警察的行径很是愤慨。他说我们不必到堂，此事由他料理。稍后我和朋友又去见英国领事——我们本就相熟——把经过全告诉了他。他说，我们那时就是求到他头上，他也一点忙帮不上。此前不久，一位英国上校陪着几位女士，因宗教行列经过时没有脱帽，被警察拿了去。这位军官恰好是天主教徒，他不脱帽并无不敬之意。直到英国领事去见了总督，他才被放出来。说来也巧，几个月后我在朝鲜京城汉城又遇见了这位上校。

那天下午，格兰特·史密斯和我应邀到总督避暑别墅花地附近的葡萄牙海军网球会场去。卡瓦良斯也在，过来告诉我事情已经了结。那桩无聊的控告已被驳回；拿格兰特·史密斯的那个印度巡捕已被罚了六星期监禁。这倒霉的印度兵不过是照他所认定的职责行事，自始至终都很有礼，还给我做通译帮了大忙，因此我请求把这处分移到那个无礼的葡萄牙军士头上。经我陈说，印度人被放了；但那位属于统治族类的先生，我看连一句申斥也未必挨到。

我们这场遭遇如今尽人皆知。网球会里的葡萄牙军官和在场的英国侨民都拿这次被拘的事取笑我们。总督夫人笑着叫一位英国女士把那「囚犯」带上前去见她。

想到这处古雅陈旧的葡萄牙小殖民地离香港不过四十英里，那里还驻着我们的大批军队，而它下级官吏竟如此傲慢地对待我们，这对于我们自以为举世共感的英国威势，实在不是什么好注脚。

我在日本也尝过一次被拘的滋味。那个国家里间谍之说盛行；设防的海港和大片「军事用地」之内，一概不准照相。在重要的海军基地横须贺——从横滨坐火车一个钟头——我和一位美国先生仅因随身带着照相机，就被一名警察拘去，其实我们深知禁令，根本不曾动用。后来才知道是拉我们的人力车夫去报的信。所幸我日语说得还行，能向拿人的解释我们并无偷拍港内军舰之意。我指出，这些船大多是英国造的，英国人实在犯不上跑到日本来打听它们的底细。我们那位小警察——他那一国人最会领会最蹩脚的笑话——听了大乐。他放声笑了一阵，把我们放了。可是不久之后，一位意大利军官在赴日本陆军演习途中，无心拍了几张下关附近的风景，当即被捕，后来因此罚了四十日元（四镑）。又过几天，一个英国人在门司也因同样的「罪过」被拿。教训是：在日本别带照相机；那个风景绝佳的国度里到处买得到又好又便宜的照片，看这些也就够了。

再说回澳门。此地大加标榜的胜处，是有名的中国赌馆，殖民地收入的一大部分即取自其上的捐税。来客多半要去看看，在番摊桌上押上一两块钱。我也照办了，却失望地发现那些名声在外的赌坊，不过是些小小的中国房子，里头装着俗气的贴金木雕，夜里点着一盏盏气味难闻的油灯，照得一片通亮。楼下摆一张大桌，上首坐着庄家，多半是个一脸厌倦的中国老头。两旁是赌客，赌到兴头上，偶尔也会失掉他们那一族惯有的沉着。「桌面」上画着方格，编为一、二、三、四。钱就押在格子上。庄家从身边一堆里随手抓起一把「制钱」放在桌上，拿一只碗扣住，并不点数。等注全押定了，他揭开碗，用一根筷子四个四个地数。数到末了剩下的数目，非一即二，非三即四，就是赢的数。庄家照所押之数赔三倍，扣下一成归庄。楼上楼座里坐着欧洲来的客人和不愿同桌边俗众混在一处的体面中国人。有伙计用长绳吊着口袋把他们的注收上来，再由庄家照他们的意思押下。番摊并不刺激。数钱既慢，算赢家该得多少又费时，这赌局便变得极其沉闷。

澳门别的可观之处，还有旧日圣保禄大教堂的遗迹，建于一六〇二年，一八三五年毁于火，正面至今保存完好；此外是贾梅士花园，园中一堆巨石天然合成一处幽致的石洞，里头安着这位葡萄牙大诗人的胸像。贾梅士当年经好望角航往果阿及东方，曾到过澳门。

澳门几处较老的房子底层，还留着「猪仔馆」，是一八七四年被禁绝的苦力买卖的遗迹。那是些大屋子，苦力将被运往外洋做工，出口之前就关在里头等着。城郊另一处可观的，是那种叫做「响石」的奇异天然景象。要坐船到拉帕去看。那是一堆堆巨大的花岗石，据说含有某种金属成分，形状错落有致，一敲便发出清亮如钟的声音，余音一层层渐渐弱下去。总而言之，澳门值得一游。这座昏昏欲睡的古城活像南欧的一座市镇，与那繁忙兴旺、处处是新式与商业气息的香港相比，反差极为鲜明。要挣钱的，去英国那块殖民地；好做梦的，来澳门。

第十一章广州一瞥

在外国人眼里，广州大约是中国最有名、去得最勤的一座城。它离香港近，又容易到达，有一线大河轮直通，因此凡是到东方来的旅客，趁邮船在英国这处海港停泊的那几日，都爱抽出一段时间去看看。城中的外国租界里住着一小群欧洲人，是几个国家的领事和商人。这里贸易可观，又在一八五六至五七年之役后被联军占领过，因此很受注意。因为出入方便，中华帝国里再没有哪座城被欧洲作家描写得这样勤。吉卜林在他那本引人入胜的《从海到海》里，就为广州拥挤街道上的生活画了一幅绝妙的文字图画。但这座城与香港的利害纠缠得太深，它对我们那块殖民地始终是个威胁，法国人又被疑心在此地别有图谋，所以关于它，究竟还有些新话可说。尽管与欧洲人通商不断，广州仍旧是排外的。城中居民没有忘记，也没有饶恕当年英法两国攻占并驻扎此城的事。一九〇〇年北方的义和团起事以后，香港很担心这座不安分的城里那些好动的人口，会在南方掀起一场更凶的排外风潮。广州的欧洲人急忙把家眷送往香港和澳门；有钱的中国人把银钱转存到香港的银行；炮舰匆匆开来；我们那座海岛殖民地的驻军也严阵以待。

广州与外国人往来的历史，可上溯到八世纪。又过两百年，阿拉伯商人来到此地，回教由他们传入，至今在城中仍未断绝。一五一七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遣使臣率八艘船赴北京；中国皇帝准许在广州开办通商。英国人下手要晚得多。一五九六年，伊丽莎白在位时，我们第一次谋求与中国通好，结果惨败——派出的两艘船在去程中失事了。第一艘抵达广州的英国船是一六三四年到的。就今日东方的局面看来，有一件事颇堪玩味：一六七三年到过中国的一艘英国船，后来被日本拒之门外。一六一五年，此城为鞑靼人所陷。

约莫半个世纪之后，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城下设了行栈，此后近一百五十年，对外贸易都由它把持。在受了中国官府许多刁难之后，公司的势力于十九世纪初被取消。中国政府对待我们商务的行径，招致我们在一八三九年宣战。一八四一年，一支由休·郭富爵士（后封勋爵）统率的部队围住广州，准备攻城。中国方面却开议求和，最后议定由该城出六百万元的巨款赎城了事。战事随即北移，以一八四二年八月的《南京条约》告终；该约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四口开放通商，又规定外国人得入广州城。这一条中国人却拒不履行。此后争端愈多，加之官府从挂我国旗的小船「亚罗号」上拿人，侮辱了英国国旗，遂于一八五六年再起战端。开战之后，同年十二月，暴怒的乱民抢掠并焚毁了广州外国商人的商馆。一八五七年，斯特罗本齐爵士所部一举攻下此城。其后四年，城由英法驻军占领。城中事务由三名联军委员——两名英国军官、一名法国军官——在英国将军统辖之下办理。他们在驻防将军的衙门里升堂视事，那衙门至今还有一部分供英国领事举行公务接见之用。自联军撤走以来，广州便对外国人自由开放了。

议和以后，得为商馆被毁的欧洲商人另觅一处居留地。议定的办法，是把城西南、江北岸附近一大片泥滩填起来划归外人。地既租定，便沿北面筑起厚实的花岗石堤，又在它与相邻的中国市郊之间开出一条百英尺宽的河汊，把这片地做成一座人工岛。这样填出来的地面长约九百五十码，最宽处三百二十码，形如一枚不规则的椭圆，名叫沙面，本字应作「沙面」，即沙滩之意。岛分英、法两租界。领事馆和外国商人的住宅都建在上头。河汊上架两座桥，分称英桥和法桥，桥头有闸可闭，由租界巡捕看守。造岛的花费共三十二万五千元（墨西哥银元），英国政府出五分之四，法国政府出五分之一。起初外国人还迟疑不肯搬去；直到一八六五年英国领事馆建成，我们的商人才放心在岛上盖起房子。

从香港到广州这一程，坐往来两地那种宽敞而吃水浅的轮船，是很舒服的。一天下午，我同一伙朋友离开香港。沿途是嶙峋的海岸、多山的岛屿，再到江口那片平坦的三角洲，那里港汊无数，至今仍有海盗出没，景致极美。轮船溯江而上时，我们看见巨大的帆篷仿佛在田野间移动，其实那是船行在纵横交错的河渠里。晚饭后，我同一位很可人的同伴坐在甲板上，看月光下黑黢黢的两岸从身边滑过。夜里回到舒适的舱房安睡，一觉到次晨八点，醒来时轮船已经靠在广州的江岸边了。

从甲板上望出去，那景象热闹而入画。一边是密匝匝的房屋和这座城阴森的旧城墙。码头上人潮汹涌。另一边，过了河南那座岛上的市郊，田地一直铺向远处的低丘。江面上满是无数带篷的船；广州的水上人口约有二十五万，密密麻麻挤在水面上的舢板，自成一座城，与陆上那座各不相干。它几乎自给自足，居民百业俱全。卖吃食、青菜、水果、锅碗和各色杂货的小贩划着船，一路吆喝自己的货色。这里那里，总有一只舢板费尽力气从挤得密不透风的船阵里往外挪，船上的人一面拨开旁边的船，一面挨着邻舍滔滔不绝的咒骂，好容易才窜进江心。

我倚着船舷望那拥挤的码头。中国籍或葡萄牙混血的海关人员飞快地查看上岸的拖辫子乘客的行李，不时拦住一个，叫他把手里的包袱打开。他们主要防的是鸦片走私，因为香港是自由港。

广州城在珠江北岸，离海约七八十英里。四围是一道不规则的砖石城墙，高二十五英尺，厚二十英尺，周长六七英里。这道工事远不及北京鞑靼城那道有名的城墙坚固，重炮一轰便能打开缺口。四面都有便于架炮的好位置。城北数英里有高出江面一千二百英尺的山。南墙离江岸不过几百码，炮舰要毁它、要轰城，都不费事；沙面外头，英、法、德的炮舰几乎终年泊着几艘。不过据说中国人正悄悄在城四围修筑新式的、装备精良的炮台；但只要一支强大的舰队在城对面下了锚，这座城就算完了。

广州分老城与新城。新城是南边那一圈，一五六八年增筑，城垣几乎抵到江岸。老城那道墙至今仍把两城隔开，与北京一样。北面这道墙绕上去把一座山包在里头。其余三面，广州外绕一道壕，涨潮时便注满水。外墙有十二座门，隔墙上有四座。另有两座水门，可通船只，一条河渠自东而西贯穿新城。城门夜里关闭；白天门旁驻兵弹压。因为城中治安极坏，各街各坊的居民常常合伙出钱雇人，各守各的地段。

老城比新城大得多，要紧的建筑多半在里头。城内有总督、提督、布政使、学政、驻防将军与副都统的衙门，也有英国领事的官署，还有监狱、贡院、宝塔，以及数不清的庙宇——广州城内城外的庙有一百二十多座。两城的街道合计六百余条。

新城临江处是法国教会的天主堂，是一座漂亮的垂直式哥特建筑，尖顶高耸，饰以华美的彩色玻璃窗和磨光的柚木雕刻。它建在旧日总督衙署的原址上，那衙署是在联军炮轰时毁掉的。

城的南、西、东三面以及江对岸的河南岛上，都长出了市郊，连这些算在内，周长将近十英里。房屋沿江铺开四英里；成排的船则绵延四五英里。江心常可看见六百吨到一千吨的大帆船，与北方和海峡殖民地通商。

一八七四年，广州人口一百五十万，内中水上一城二十三万，河南十万。如今这数目多半又大增了。

上了岸，我们坐进长杠敞轿，由精力充沛的苦力抬着。他们半跑着往前赶，脚步趿拉作响，一路大声吆喝，叫闲立的人让道。我们就这样一头扎进城里那张窄街织成的网。这里的房子与北京的不同。多半不止一层，砖砌得结实，墙厚，楼上临街处有廊。铺面门脸小，却往里进深很远。街道以石或砖铺地，头上横着木架撑起的苇席，把太阳遮住，街面便显得昏暗。连主要的通衢也窄得两乘轿子几乎错不开身。于是一阵吆喝、一阵拖腔带调的对骂，抬这乘的苦力只好退进最近的一家铺子里，让那乘先过。这些狭窄阴凉的街道望过去，两旁悬着长长的招牌，红的、白的、黑的，上头是烫金的字，别有一种古雅的趣味。匆忙的中国行人默默地赶路，毡底鞋踏在路面上一点声息也没有。与我素来听说的相反，广州的百姓给我的印象，并不像传闻中那样对欧洲人蛮横敌视。我们的轿子过去时，轿夫毫不客气地把人群扒开，众人却很少理会我们。旁观者说了几句话，我们同行中一位会说广东话的告诉我，那绝不是什么恭维话。但我在城里逛了一整天，觉得这里人的态度，比伦敦下等街区里的人对待一个中国人还要客气些。

铺子里满是欧洲货。钟表、呢绒、石印油画、洋灯、煤油铁桶，甚至缝纫机都有得卖。饭铺、茶楼，还有一摊摊摆着那些生的熟的、样子古怪的食物，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口味无所不容。马肉、狗、猫、鹰、猫头鹰、鱼翅、燕窝，在广州都公然卖给人吃。木匠忙着做那种几乎家家中国人屋里都有的厚实家具。铁匠和铜匠也把各自行当的声响，添进那窄街上震耳的喧闹里。小贩把货物摊在地上，越发把本已壅塞的街道堵死。乞丐大声讨钱，特意把自己身上恶心的疮口和残疾指给过路人看。

广州以牙雕和点翠闻名，那种精美的点翠活计，似乎只有这一座城做得。我想买几件这独一无二的手艺的样品，一行人便在一家以此出名的铺子前停下。铺子高敞而暗。老板迎上来，在柜台上摊开一大批首饰任我们挑。各色小玩意、别针、坠子、胸针都陈列着，一望而知全是给欧洲买主做的。式样十分好看。大只的蝴蝶借着翠鸟那身华美的蓝绿羽毛，泛出反光与金色的润泽。精工细做的小鱼、极乐鸟、花卉，一概用薄薄的金银丝托出。老板听说我想看看做法，便领我去看一名围坐干活的工匠。在一片起了边、划了线的金属底子上，把羽毛一一贴上去，凑出图样的颜色。手指灵巧，小镊子精细，一条条极细的羽片被放上去，用胶粘牢。这活计要极好的眼力；老板告诉我，做这行的人眼睛很快就坏了。学徒要五年才把手艺学透；再做上两年，视力便昏花到非改行不可。这并不奇怪；这些狭窄遮阴的街上，铺子里终年昏暗，点的灯又多半是最便宜的欧洲洋灯。就那份精细与美观而论，各样东西的价钱算是很公道的。一英寸阔的蝴蝶，两三块钱便买得到。

我们接着去看牙雕匠。这里也是一间同样昏暗的铺子，人们雕着极其精致的花卉、景物和人物。刷子、镜框、扇子、撑手套的木夹、笔杆、名片盒和各样大小的盒子，都在成形装饰之中。我尤其留意那种奇妙的中国套球的做法——一个球里套着一个，多至十几层，直到最里头一层，个个都刻着精美的花纹，从侧面钻透的圆孔里看得见。铺主领我去看一名学徒学做这个，他正拿一颗旧台球练手。先钻下若干孔，深至恰好是第二层球的周边。再把一柄像锄头那样带钩的刻刀伸进孔去，绕着转动，直到里头分离出一个完整的实心球。然后在这球上雕花，办法是转动球身，使每一处表面轮流对准某一个孔，刻刀好从孔里够到它。接着再依样在更深一层上做同样的工夫，得出第三层球；如此一层层做下去，直到最里头那颗，雕好花，留作实心。这样层层相套的球，有时多达二十四层。没见过做法的人，简直无从想象这球中之球是怎么刻出来的。铺子里摆着几段象牙，是给顾客看的凭据，表明用的都是真象牙；不过便宜些的东西，往往拿兽骨来做。

这一行同样要好眼力；这家铺主也告诉我，他手下工匠的眼睛很快就不中用了。这里又是光线太坏之故。在日本京都，我曾看人在只点一盏冒烟小油灯的昏暗阁楼里做象嵌镶金的活计，听说他们视力不能持久，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我们随后看了几家刺绣铺，里头有许多精妙的活计，新的旧的都有。旧的多半出自那些当铺——当铺的高楼在城里到处耸立；每年总有大批旧衣裳送进去，卖主是那些门第虽古而家道中落的人家，不得不把祖上传下来的几代衣箱脱手。极华美的官员大礼服，四十元到八九十元、一百元就买得着。有些绣活确是古物，也确有价值；但许多冒充旧货的，其实是新做的次品，甚至是欧洲仿造的赝品。白人懵懵懂懂买下，一路自鸣得意，直到哪位有眼力的女友指出他的错处，才羞愧于自己的无知。

城里瓷器、玉器、乌木家具、绸缎、铜器和古玩铺子极多。广州这些精明能干、时刻准备迎合欧洲市场的商家，与北京那些不紧不慢的店主，反差十分鲜明。

我们接着去看华林寺，又称五百罗汉堂，据说建于公元五百年，四十来年前重修过。它在西城墙外。寺内殿宇院落甚多；最有意思的是那座罗汉堂，里头供着佛的五百弟子的塑像。像都与真人一般大小。他们的面容本意是要表现涅槃至乐的圆满；可那些古怪离奇的神情，有几尊脸上那副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的样子，无意中竟叫人发笑。诸像之中有一尊，据说是马可·波罗，东方最早的开路人之一。谁也说不上来，这位大名鼎鼎的意大利旅行家怎么会列在罗汉里头。

更有意思的一处，是老城里的监狱。敞开的狱门外，一块石头上坐着一名囚犯，身上压着枷——一块套在脖子上的沉重木板。它使这倒霉人没法用手吃饭，也没法赶走爬在脸上纠缠不休的成群苍蝇。他的手够不着嘴，除非有亲属或哪位好心人给他送饭，否则只有饿着。枷是昼夜不取的，因此他躺不下，只能坐在地上，背靠着墙，在这难受而拘束的姿势里抢一点睡眠。我得说，这一位对他那副木头枷似乎很不在意。他正跟街上几个过路人愉快地闲谈，还回过头来带着几分淡淡的好奇打量我们。顺便一提，枷不过是轻刑，用来处置贼匪、小偷之类的小角色。对付重罪，另有周密得多的种种酷刑留着。走进狱里，我们看见外院几名犯人锁在铁杠上。一名中国狱卒开了一道门，通向一个挤满囚犯的小院；犯人们一拥而上，蛮横地向我们讨钱——官府不肯在犯人的口粮上花钱，他们只好靠人施舍过活。有个格外放肆的小子——据说是个扒手——竟大模大样地要我嘴上叼着的那支雪茄。我给了他，他衔在嘴里，在院子里神气活现地来回踱步，惹得那班难友大乐。他的谢意可并不深厚，因为他说了几句话，我那位会广东话的朋友告诉我，那是极难听的。囚犯们吵嚷得越发缠人，狱卒把他们赶回院里关上门，其间还得拿钥匙敲几个人的手指头才办得到。并没有什么特别骇人的景象可看。囚犯们似乎挺快活；我素来想象中与中国监牢连在一起的那种可怖的凄惨，这里并不见。

可是天朝的官府若要重办一个犯人，手里另有一套花样繁多而巧妙的刑罚。凌迟，即千刀万剐之刑，其凶残之处，恐怕再没有什么能超过。可怜的犯人被交给刽子手，刽子手拿快刀遍身戳刺，小心避开要害。然后依次割去手指、脚趾、手、脚、臂、腿，最后砍下头颅——如果这不幸的人到那时还没断气的话。判死的人若有钱，可以买通刽子手，让他头一刀就把自己结果了；后头那些肢解，便只在一具尸首上施行。另一种巧妙的法子，是把犯人赤条条地装进一张网里，把网紧紧绞住，直绞到肉从网眼里鼓出来。凡鼓出来的地方，刽子手就拿快刀削去。这可怜人随后被带回牢里，解开网，扔进一间号子。除非怕他死掉，否则不给他止血，也不上药。死是不能让他死的；因为一个星期左右之后，还要把他提出来，再来一遍。广州附近的江岸上，犯人被囚在笼中示众，头从笼顶伸出来，全身的重量只由下巴和脖子吊着。脚够不着笼底，另设一根尖桩，等脖子上的劲熬不住时，脚可以踩在上头歇一歇。这些可怜虫就这样被搁在那里，力竭而绝，或是活活饿死。比起这等酷刑，砍头倒像是一种慈悲了。

想到中国人天性里那种嗜残忍的脾气，我便明白我们接着去的那个地方，何以是一处香火极盛、又为全城闲人所爱逛的所在了。那是地狱庙。正院两侧各有一溜棚屋，中间用隔板分开。棚里的木栅后头，是一堆堆离奇的泥塑人像，摆出佛家地狱里各样刑罚的场面。棚里很暗，内中情形看不真切。可看得见的已经尽够了。一格里，两个可怖的鬼卒正把一名受刑的人锯成两半。又一格里，众鬼把一个人往一口大锅里按。从他脸上那副痛苦万状的神气看，锅里的水想必烫得够呛。第三格里，受罪的魂或身正在一具压床里被碾。别的有在大火上烤的，有被刀子插得满身都是的，有被剜去眼珠的，有被撕成一块一块的。我想，设计这些塑像的匠人，若去给当日的中国官府当个「刑罚发明官」，准能拿一份大薪水。

另一处可看的是贡院，每三年一次，全中国各地的应试者聚集于此，争取朝廷的官职。少年老者都有，十八岁的孩子和八十岁的老朽一同应考，都急于攀上仕途的最低一级，好由此——哪怕手上并不干净——渐至富贵。标志官员等级的那些人人垂涎的顶戴，就在这里晃在他们眼前。

想到考中之后可以得到的职位，不但是地方官，还有军中的官、新式军械局的官、海关和电报局的官，或是那些要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位置，人自然会以为应试者素日所习，必定是与这些职务相称的。其实大谬不然。考试时，只从孔子或别的古人书里出一句作题，要考生敷衍成一篇长文。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二十四小时或更久，就着这一句敷陈发挥。考官随后读他们的文章，按行文的功夫和熟悉中国古典的程度定其高下。就是英国大学里的那套课程，也比这个更能让学生应付世事。

贡院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窄巷，巷内是小砖号舍（约一万二千间），与一条长长的石铺甬道成直角排开；甬道自一座名叫龙门的牌坊进去。甬道尽头是考官的居所——考官十二人，两名主考、十名副考，都由北京派来。另为总督和本省巡抚备了住处，考试期间两人都必须在场。囚禁考生的号舍高六英尺，进深五英尺半，宽不足四英尺，只朝着两排棚屋之间的窄巷开口。另有高楼一座，严加瞭望，以防考生之间串通作弊。

逛得倦了，我们一行人回到江边，从岛与岸之间那道河汊上的英桥过去，进了沙面。在那家小巧漂亮的旅馆吃了一顿好午饭，正好有精神在外国租界里散散步。

沙面如今是一座秀丽的小岛，榕树成荫，林荫道齐整，花园宜人，一排上好的网球场，还有外国领事与商人居住的坚固好看的房屋。南岸临江是一条树荫夹道的散步道。岸边系着几艘英、美、法、德的炮舰。它们的旗和那些欧洲式样的房子，几乎叫我们忘了自己仍在一座大中国城市的一箭之地内。可是成群的舢板，那些靠人在踏车似的机括上蹬踩、由船尾明轮推动的古怪内河船，还有岛后头庙里噼啪的爆竹与轰响的锣声，又把我们唤回眼前的实情。我们沿江岸走着，从法桥过了河汊，回到自己的轮船上。

广州这片连绵成顷的稠密屋宇、古老的城墙和陈旧的庙宇，与新式而入时的香港恰成奇特的对照。然而两处各有各的活力，各有各的繁忙买卖，这座中国城市的进出口都很大宗。它是欧洲商货流入、中国土产流向海外市场的孔道。它出产大量玻璃器、陶器、金属工艺、纸张、乌木家具、糖姜、药材等等。它是香港的粮仓与供应之地。广州商人做生意精明，很会照顾欧洲主顾。我们殖民地大铺子里的土制银器、绣品、绸缎和古玩，几乎全从广州来。

作为华南贸易的枢纽、拟建中的九龙铁路的终点、香港的食粮来源，广州的开发以及它留在中国人手里，对英国商业关系极大。人人都说法国人对它有企图。他们竭力要在那里把自己的势力扎下根来、把英国人挤开，这番执意的作为，正坐实了这份疑心。在沙面他们的租界上，他们未经中国同意便开设了自己的邮局，用的是加盖「广州」字样的本国殖民地邮票。他们的炮舰在江上想泊哪里就泊哪里，舰长们对中国官员要把他们限在指定给外国军舰的水面上的种种努力，一概泰然不理。凡有侵害他们侨民或他们传教士教民的事发生，法国领事行动起来既有力又坚决。广州附近或西江上游一出这类案子，他们不像旁人那样只向中国官府提抗议、发照会——那多半不起什么作用——而是坚持立即得到补偿。他们通常还亲自随同被派往出事地点查办的中国官员前去。这种雷厉风行的做法，与我们某些领事的因循疲沓，对比极其鲜明。前任的一位英国代表，因办事没有决断，又一味体恤中国人的脸面，很叫海陆军官和我们的商人厌恶。我们一艘炮舰在江上被开枪射击，舰长当即向他报告。我们这位官员软绵绵地向中国官府抗议了一番，又指示舰长把船开回出事地点附近那个村子，朝江岸上放一梭马克沁机枪！这是要让那些受了蒙蔽的乡下人看看，万一真要动手，炮舰有多大本事。东方人只服那些既能亮出实力、又真敢用的人，所以中国人对我们并不怎么放在眼里。我们的隐忍和法国人的决断，对比太扎眼了。他们的炮舰在各条江上巡弋，处处亮出本国的旗。他们的用力方向，似乎是要把势力范围从南边往内地推，去与北边俄国的势力范围接上头。这样便可切断我们与缅甸属地之间的联络，阻止英国从缅甸修一条铁路通到中国东海岸，以免内地至今未曾开发的资源被我们汲取。

如今要从海上进攻广州，比从前难得多了。侵入的舰队必得强行通过的珠江虎门炮台，已经改建一新，换上了强大的火炮。江边射程之内有山，唯一能尝试闯关的炮舰和浅水船只，会在山上火力的轰击之下，而它们那些较弱的炮又够不着还击。中国的炮手也并非个个都可轻视——西摩尔将军那一支纵队和天津那些英勇的守军，都为此付过代价。

从陆路逼近也不见得容易。江口一带的地面被港汊河渠割得七零八落。再往上游去，也没有可通车辆的道路。从英属九龙腹地推进，大约比在海岸登陆更可取，虽然路程要远些。深圳那边的山也许是道难越的屏障；但一旦过了山，其余的困难便不是不可克服。南方各省的人不好战；那里的军队也不像北方有些队伍那样经过改编和训练。

第十二章中国——过去、现在与将来

今日看着中国的地图，英国大可以学克莱夫说一句：「我对自己的克制感到惊讶。」倘若三十年前她把那个庞大帝国整个吞下，世上没有哪一个强国敢说个不字。她是东方海面上无可争议的女主。俄国那时还没有抵达太平洋岸，两只手正忙在亚洲腹地。德国刚刚成为一个国家，还不曾梦想与英国争夺世界的商业。法国压在一场惨败的重负之下，列国的会议上听不见她的声音。美利坚合众国不曾想过海外的疆土；他们的舰队不大，亚洲的市场对他们的商人也没有什么诱惑。日本还不过是个名目。明治维新——那场把她从顽固无知的铁镣中解放出来、影响深远的变革——才不到十年；连倡导者自己也未必敢指望，他们那几座小岛有朝一日能在世界文明各强国中占据高位。

至于中国本身，这个笨重的巨人，只是一块无力自卫的猎物，任凭哪个把扩张置于公道之上的强国来取。这彩头是诱人的。一个从北方的冰雪一直伸到热带酷暑的庞大帝国；一片肥沃得难以置信的土地，矿藏之富，至今也只能约略猜度；亿万勤劳而易于知足的稠密人口；漫长的海岸线，天然良港足以泊下全世界的海军；可以通航的江河直插腹地，现成便是商业的大道；地面上能长出来的、地底下藏得住的一切财富——这对胜利者是何等的酬赏！

征服中国这桩事，气短的人也许会被它表面上的浩大吓退；可是再没有几个国家比它更易到手。她的军队是一堆五花八门、器械窳劣的民团凑成的，手里的家伙往往是矛与弓，而不是新式步枪。中国人天性爱和平。他厌恶战争；当兵这一行，在别的民族里是受敬重的，在他眼中却极其可鄙。饷不发，事不管，动辄受欺，处处被轻视，这样的兵得靠驱赶才肯上阵，一遇坚决的攻击便挡不住。他们背后也没有一个气概昂扬、肯为保卫祖国豁出一切的民族。爱国心是没有的。别的民族心里那样强烈的爱国之情，在寻常中国人心里并不存在。凡是出了他村子界限的事，都与他无干。论爱家之深，世上没有哪一族比得上他们。为了使亲属免于贫穷，天朝人肯欣然去死。按他们的律法，犯人不供认便不能处死。为了把这口供逼出来，种种狠毒得令人无法想象的酷刑一并加在他身上。痛快地死，对他倒是恩典。可是一旦认罪，死在刽子手之手，全部家产便要充公，家里人就成了乞丐。于是他阴沉沉地、一声不吭地为家人忍受任何白人都熬不住的苦楚。判了死罪的有钱人，通常还能买一个替身，找到一个穷得没法的可怜人，肯为一笔能让自己挨饿的亲属过上宽裕日子的银钱去替他受死。

这一切，可怜的中国人肯为他所爱的人做。有几个白人肯这样做？可是，他问，我为什么要为国家去死？为一个影影绰绰的皇帝的体面，牺牲自己和身边的至亲，是为什么？为什么要送掉性命，好叫那些压榨穷人、把他辛苦挣来的钱夺走的官吏平安享福？有人告诉他，日本人——跟他一样的黄种人——打进国土，把朝廷的军队打败了。那又怎样，敌人离「他」有几千里远，当兵的拿了饷就是要打仗的。外人夺去了一个他连名字也没听说过的海口，与他何干？让相干的人去打好了。「他」的本分是待在家里种地，好让一家人不缺吃的。

上层里少数比较开通的中国人——那些在欧洲、美洲、澳洲、香港和海峡殖民地住过的，或是在欧洲学堂里受过教育的——也许具备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爱国心。可是这个民族的领袖，那些贵人和官员，几时肯为中国牺牲自己了？他们倒是靠国家的祸患发福。官阶越高，越是随时准备与国家的敌人勾结，拿本国换外国人的金子。他们驱赶百姓上阵，自己留在家中。将官军官除极少数外，临阵时从不在部下前头，除非下的是撤退的令。偶尔也有个别打了败仗的统兵官自尽。但那多半是因为他宁可自己动手死个痛快，也不愿受那等着败将的羞辱与酷刑。

大谈中国人的爱国心，就好比有人说「印度的爱国心」。可后面这句话，偏偏是我们某些无知政客的口头禅，他们自命为「受践踏的黑人兄弟」的卫士。他们主张印度自治，想把文官系统塞满「开明的土人」。他们看不出，一个加尔各答的巴布或孟买的帕西人，既有大学文凭，考试又漂亮，为什么不能派去治理旁遮普的一个专区，或去对付边境上桀骜的帕坦人。他们不明白：英国人宁可受一名俄国官吏的皮鞭统治，也强似叫高傲的锡克人或剽悍的帕坦人去服从他们视作猪狗不如的人。我们的印度帝国，是由上百个互相仇杀的族类凑成的，言语不同，血统不同，几乎连宗教也不同。我们这个统治族类把他们全都收在「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之内，不叫他们彼此扼喉。

同样，很少有人明白，中国并不是一个统一而同质的民族。它由许多省份构成，各省的居民实际上分属不同的种族，说着不同的话。他们彼此少有往来，也少有同情。村与村之间的械斗，几乎和帕坦人那里一样频繁。造反是常有的事。回民自外于人，对别的中国人也没有多少好感。全中国的文字是一样的；可是广州人跟北京人或厦门来的苦力说不到一块儿去。偶尔还能看见一桩奇景：两个不同省份的中国人，用洋泾浜英语交谈，因为那是彼此都懂的唯一媒介。

一九〇〇年那场乱事里，义和团和北京人对在北方经商或居住的广东人，几乎和对欧洲人一样敌视。他们认定南方那座城与白人交往既久，居民必定是向着外国人的；其实这离事实还远得很。

所以中国人不可能有爱国心。除了最开通的少数——再就是官员出于更龌龊的动机——谁来统治这个帝国，于他大抵无所谓。只要许他安安生生地过日子，赋税不至压得太狠，他的宗教不被干涉，谁在北京坐龙庭，庄稼人并不理会。公道他是不求的；他压根儿不习惯有公道。他所要的，不过是压迫别把他碾得太彻底。他能忍，能熬，只有遇上最粗暴的不公才反抗。除非饿疯了，或是土里再刨不出一口活命的饭，他不会起来抗议那些用横征暴敛把他弄穷的贪官。倘若他有一天明白了欧洲人治理的公道，他在任何一面旗子底下都会安分度日，只要许他安安稳稳地保住自己劳作的果实便心满意足。我们东方属地里的中国人，在英国宽和的法律之下，既安心又快活。他们中有大批人就在那里安家，情愿在外国政府之下生老病死，只求死后把尸骨运回中国，葬在那片神圣的土地里。

寻常天朝人在本国，对国家的光荣既无自豪也无兴味。国政里他没有发言之处。国家的历史、往昔的功业，他一概不知。他满意于现状，只因这是他唯一知道的，所以必定是最好的。疆界以外别的国度，他影影绰绰听说过。可那里的人不过是些蛮夷。这些蛮夷里硬闯进他国土来的那些，照他的标准是不开化的。他们拜的是假神；他们的礼数可笑。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与他的风俗相左，所以必定是错的。他们不识他的书，不懂孔夫子的训诫。所以他们既是无教之人，又是不学之人。可这些古怪东西居然自鸣得意，还看不起他的办法！可见其无知，可见其自负。他问：既然自夸本国样样都好，为什么不待在本国，倒要不顾人家的鄙夷与敌意，硬挤进他的国土来？他们一来，便意味着要干涉世代相沿的风俗，要连根拔掉他最珍视的成见，所以他恨。他们竭力要引进种种新花样，而他没有这些照样过得很好。够他父亲、他祖父用的，也就够他用。蛮夷来此，只是搅扰。他们要在埋着祖宗骸骨的地面上修铁路，玷污他所祭拜的祖坟。他们那机器里锁着的妖怪一声声尖啸，搅乱了风水——他田里的守护神——于是旱灾饥荒接踵而来。而为着修这些该死的、多余的铁路，他被逼着卖掉传了几代的田地。地价经过大小官吏的手，到他手里就剩不下多少。他不是听说过么，为保桥梁牢固，要拐小孩埋在桥基底下？滚吧，这些该死的闯入者！中国不靠他们帮衬，已经兴旺了不知多少世代，如今也不要他们。

于是，仇外在某种程度上便顶替了爱国心。它把各阶层拴在一起。当权的一伙怕外国人，是怕他们要推行的改革；那些改革会掀翻北京那座摇摇欲坠的寡头政体，把特权阶级从权位上摔下来。官吏见外国人插手那遍地的贪污和不公的赋敛——如今官吏正靠这些发福——便浑身发抖。读书人恨他们，是恨他们过去战胜中国、恨他们不断侵占土地、恨他们时时威胁中国的完整。下层百姓对白人那种狂热的仇恨，则出于最盲目的无知。僧道的鼓动把这仇恨煽成疯狂的怒火；他们出于教门人一贯的偏执，自然厌恶别的教派传进来。传教士热心有余而每每用错方向，动不动踩在中国人最珍视的信仰上，激得他对这些外来人做出过分的事来——在他看来，这些人闯到他这里，似乎只是为了侮辱他视为最神圣的一切。凡有灾祸，无论旱而成饥，还是洪水滔天、风灾瘟疫，都归咎于神明震怒，恼的是异教徒在此。庄稼一旦失收，或是天花扫荡了一村，发狂的农夫便把眼睛转向最近的那座教堂，那里住着该死的外乡人，是他们的邪说触怒了神灵。在僧道和官吏的怂恿下，他们扑上去，把里头的人杀了。可是报应来得极快。他们自己的政府因惧怕外国干涉，不得不惩办这些糊涂人——而在这些人自己看来，不过是报了一桩该报的仇。官吏被革职。人头落地，房屋夷平。朝廷的军队驻扎在倒霉的村民家里，村民为自己疯狂中闯的祸，付出血与银子的重价。于是一股阴郁的仇白人之心在各阶层里蔓延，日后在更严重的乱事中结出苦果。

我们能正当地责怪他们么？换了我们处在他们的地位，做法会两样么？倘若事情颠倒过来又如何？假定英国是个弱小落后的国家，而中国富强，有一支大海军和一支大陆军。她的商人富于开拓之心，要把生意推到别国去，哪怕当地人不愿意也罢。中国船强行驶入泰晤士河，不顾我们禁止洋货进口的法律，把货卖给我们的商人。他们赖着不走，我们向他们开炮。中国传教士进了英国，在伦敦东区宣讲祭祖之礼和佛陀的教义。白教堂区的下等人围攻他们——正像救世军时常被人围攻一样。有一两个传教士被打死了。中国政府要报复。一支强大的舰队开来，轰击南岸沿海各城。布里斯托尔被占。中国要求割让怀特岛，以赔偿对龙旗的侮辱。我们被迫交出。岛上长出一座中国城；城里的商人一定要他们的货物比本国产品优先。中国政府要求天朝的茶叶免税进口，而对印度所产课税。一名罪犯或无政府党人逃避缉捕，藏到一条中国小船上，船被登临，逃犯被拿去。我们不过是无知之民，不懂万国公法。不久便有人来教我们。中国又派舰队来；一支人马登陆，攻下利物浦。要赎回它，我们得出一大笔款。要讲和，我们不得不在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南安普敦给中国人划出租界。这一来，别的亚洲强国——朝鲜、堪察加、暹罗，我们不妨设想它们与那个假想的中国一样进步强盛——也来要同等的权利，还要不时割去一块地面。肯特、汉普郡和诺福克便落入他们手中。

佛教和道教的传教士如今遍布全境。老百姓又怕又恨。英国国教的教士登坛驳斥他们。无知的乡民和城里最下等的人终于起来把他们赶走。赶的时候打死了几个。火头蔓延开去。那些可恨的闯入者的租界处处被攻。伦敦的亚洲各国使馆遭暴民围攻。我们的政府暗地里同情民情，无力保护他们。就算想保护，兵士也不肯向暴民开枪。

于是东亚各国结成联军；一支大军侵入我们这不幸的国土。为着传教士被害和使馆被攻，报复来得酷烈。米德尔塞克斯遭刀兵焚掠，不分老幼男女。凶蛮的堪察加人杀戮孩童，奸淫妇女。伦敦被攻陷，遭洗劫。中国、朝鲜、堪察加、暹罗的旗子飘在白金汉宫的屋顶上；马尔伯勒府里住着侵入者；温莎堡驻上了联军的守兵。游动纵队在国内各处行军，边走边抢边烧；英格兰南部为敌所占。联军撤出这片焦土之前，还要把一笔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兵费加在我们头上。

那时候我们会喜爱这些黄面孔的外人么？不错，我们落后，不长进。「他们」是文明开化的；哪怕我们不情愿，我们的国家也非进步不可。可我总担心，我们会忘恩负义到怨恨他们要改良我们的一番好意，并且始终把他们当作不受欢迎的闯入者。

我所设想加于英国的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国身上。因着类似的缘由，广州被轰击、被攻占。各通商口岸被逼着迎接外国贸易。香港、东京、胶州、旅顺，都从中国身上撕了下来。刀兵把直隶一省化为焦土。男子死，女子受辱，从不曾手软。中国人不喜欢外国人，还有什么可奇怪的？

我们的传教士出去，是要挣一顶殉道的冠冕。可是他们一旦挣到，他们的差会便要凶手拿血和钱来抵偿。爱的福音成了复仇的教条。「饶恕你的仇敌！」哦，你们这些圣洁的传教士，见了同胞在异邦不敬神的生活便大为震骇，何不把你们所讲的道理自己先做一做？想一想你们自称侍奉的那位夫子的神圣训诫，饶恕无知异教徒那盲目的狂怒罢！

中国的现在说到这里。将来又如何？她如今被盲目无知的镣铐锁着，被统治这片土地的专横满人贵族集团的成见与倒退之心锁着。贪污的毒素把她的元气抽干。官吏几乎个个唯利是图，只顾自己。敲诈与欺瞒各阶层都有。假定某省要征一项税。总督命各州县的官吏在辖境内征收。他们便放出爪牙向百姓榨取，必要时便用威吓和刑罚。所征之数，必须足够喂饱这笔钱在进京之前要经过的许多只秃鹫的爪子。原定之数的两倍、三倍，都得从倒霉的纳税人身上刮出来，好让这笔钱在解往国库一路上经手的每一个官吏都分到一份赃。而全帝国搜刮来的银钱又都花到哪里去了？总之不在这片土地的需用上。道路桥梁没有几条，有的也多半是善士捐建。铁路——而且并不多——是外国资本修的。

中国就没有指望了么？她必得永远做强者的猎物么？还是有朝一日会看破自己积弱的症结，加以改革，成为一个不容轻侮的强国？她眼前一直有个榜样。四十年前的日本也是一样的无知和成见深重。外国人被憎恶；国门对他们关着。那时的天皇和今日的中国皇帝一样没有实权。日本兵拿来抵挡欧洲人枪炮的，是矛和刀。外国舰队轰击沿海城镇，从这无力的国家的统治者手里勒出让步。全国分属于好战宗族的几个强大首领。

然而魔杖一挥，一切都变了。日本如今位列世界强国之林。她的陆军令人敬畏；战时编制在五十万以上——而日本人从来是勇敢的兵。她的海军新式精良，不输于任何一国的舰队。国内的资源得到开发。铁路网遍布全境；电报电话把要紧的城市连起来。她的制造业在亚洲各个市场上与欧洲相争。她的商船几乎全在本国船坞里造。日本邮船会社一类轮船公司的船队，摆在利物浦或纽约也不丢脸。一条条上好的客轮航线通往欧洲、美洲和澳洲，有的船在六千吨以上。较小的航线维持着日本与西伯利亚、朝鲜、中国沿海之间的交通。教育普及；大学和学堂到处都是。制造业受开明政策的鼓励。大阪工厂烟囱林立，坐火车驶近时，那城简直像个伯明翰。全岛国处处可得的水力被广为利用。帝国里几乎每座城市都有电灯，连稍小些的私人住宅也装上了。首都街头点缀着自动公用电话亭。名古屋一类外省城市里也通了电车。

日本所已成就的一切，中国将来都能做到。不止如此。日本穷，疆土小，大半地面被无益的山占着。中国尚未开发的财富却极其惊人。金、银、铜、铁、煤都有。内地覆盖着大片森林。土壤肥沃得难以置信；她的百姓天生聪明。香港和别处的中国人，无论做商人、做船主、做专门职业，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那座海岛殖民地的学堂和学院里，坐满了聪慧的杏眼学生。在海峡殖民地和在香港一样，他们在商场上与欧洲人竞争，在财富上与欧洲人比高低。中国人在别国所能成就的一切，在一个开明政府的宽和治理之下，他在本国也能成就。与中国人做生意的外国人说，中国人在买卖上比许多白人可靠得多。中国商人一句话就是契约。日本人就没有这样可靠；他们的工匠也远不及天朝的邻人勤苦。中国工匠并无人逼迫，却肯日夜赶工，好在约定的期限内把活做完。

中国兵是人人瞧不起的。他过去与欧洲军队交手的成绩，并没有给他挣来什么名声。但在一九〇〇年，他头一次显出自己是何等好的材料。凭着一种听天由命的被动勇气——这在神经更紧张的民族是无法理解的——中国人可以毫不挣扎地面对死亡。被狂热鼓动起来时，他会盲目地战到底；可是在冷静的时候，他并不想要什么武功。若是被驱去为一桩他既不知道也不关心的事打仗，他随时准备及时逃命保住性命，既不觉羞耻，也不自责。从来没有人教过他别的。在中国，晓之以理或诡诈被看作比刀枪更体面的手段。

可是他若受过好的训练，懂得袍泽荣誉的意义，待遇好，带得好，他会是个不可小看的兵。那些拿着刀矛冲到西摩尔装备精良的队伍五十码之内、以疯狂的勇气迎着弹仓步枪那片扫倒一切的火网的义和团；那些日夜袭扰他那支勇敢纵队的朝廷军队；还有天津武备学堂被联军攻下时死守炮位到最后的学生——这些是懦夫么？

只要带得法，中国人能做到什么，看看我们的华勇营在一九〇〇年整个战事中的表现便知道了，而这一营成军还不到一年多一点。六月二十七日，英、美、俄的突击队攻下北洋机器局之后，一大股朝廷军队和义和团企图插到他们与河之间，把他们与天津隔断——他们回去必得渡这条河。鲍尔中校，这位无畏的探险家与英勇的军人，率华勇营出击，把敌人赶走。这些兵在火线上的表现极为出色。

说中国人学不会近代战法，是荒唐的。那些攻打西摩尔、围攻天津的朝廷军队，把这句话驳得足够。他们利用地形既巧且懂行。他们用弹仓步枪打得又准又有效。他们的炮手训练极佳。打得那样好，以至起初还有人误以为炮是由背弃本族的欧洲人操纵的。他们所配的军械也是上乘的。部队备有大量克虏伯速射炮和弹仓步枪。战事初期联军水兵和陆军的重大伤亡，证明他们确实会使这些家伙。

联军进军北京的路上，中国人抵抗得那样少，京城一陷战事又收得那样突然，以致西摩尔纵队那场恶战和天津一带的苦斗中双方所显出的勇气，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公道评价。欧洲人的伤亡数字说明那有多么惨烈。西摩尔中将的纵队不足两千人，十六天里死伤二百九十五名。英国分遣队九百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阵亡二十七名，受伤九十七名。美国人一百二十人中，阵亡四名，受伤二十五名。攻打大沽炮台的突击队伤亡也很重。

俄国人起头攻打北洋机器局时，损失了两百多人，不得不向美国人和英国人求援。

七月里义和团夜袭天津火车站，防守的英、法、日三国军队伤亡一百五十人。

七月十三、十四两日攻取天津华界，联军出动五千人，损失将近八百。

埃及的农夫从前被认为全然不堪为兵。可是英国军官把他调理起来，把他的骨气练硬，然后领着他上阵。看看他在阿特巴拉、在恩图曼的表现罢。基钦纳勋爵以其才略精心铸成的那支军队，证明是不可战胜的；而那些埃及农夫在作战中尽了他们应尽的一份。

论天生的胆气、体格和耐力，中国人远在埃及人之上。他为什么不能成为更可畏的战士？试想，若天朝帝国的兵得到精良的军械、训练和统率；若把自尊之心灌进他们心里，把他们天生那种被动的勇气煽成主动的勇敢，这个帝国能做出什么事来！试想一支从四万万人口中招募出来的好战之师；而在它背后，是一个革新过的中国，资源已经开发，巨大的财富得到妥善利用，人民自由，充满爱国的自豪！

日本所成就的，中国——曾经是她的先导，也曾经是她的征服者——将来未必不能成就。而大觉醒的征兆，已经近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