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新力量

一〔第一编〕古老的帝国

凡能踏上亚细亚这片可敬的大陆而不为之深深动容的人，其心必已对一切高尚的思绪麻木了。这片土地比地球上任何别处都更充满历史的回响。人类在这里诞生，文明在这里初现，艺术与科学、学问与哲学都在这里降生，人类最早的工商之事也起于这里。凡是最有力地影响过人类的宗教导师，无一不出于此地：在无从稽考的远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在亚细亚讲说善恶二元；印度的乔答摩在基督降生前六百年宣告，克己乃是通往无梦涅槃之路；不到一百年之后，中国的老子阐发道的玄妙，孔子说出他关于人间五伦的箴言，再过一个世纪，孟子又大胆地教诲君王当以仁义治天下。又过了一千年，阿拉伯的穆罕默德在亚细亚自称是受命的先知。也正是在这里，我们众人的神与父，借着夜间的异象、天使的形体、微小的声音，向希伯来的智者与先知显现了自己；神子降生的村庄在亚细亚，神子受钉的那座世界的大祭坛也在亚细亚。

我们西方人夸耀自己的国史。可是与亚细亚所目睹的列代霸权相比，我们的日子何其短暂。

迦勒底在基督降生前二千二百年就揭开了列国递嬗的行程。它那骄傲的君王基大老玛，所辖之地西起地中海，东抵扎格罗斯山脉，南至波斯湾，北达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其后埃及兴起，不但统治非洲的东北部，还兼有阿拉伯半岛的一半与迦勒底旧日的全部疆土。亚述继之，自黑海往南几乎抵及波斯湾的中途，自地中海东至今日波斯的东界。巴比伦也曾是一方霸主，其君王

「巍然高坐于王者的宝座之上，

那辉煌远胜霍尔木兹与印度的财富。」〔注一〕

〔注一〕（原注：弥尔顿《失乐园》第二卷。）

波斯更为强盛。在美洲尚不为人所知的两千年前，当法兰西与日耳曼、英格兰与西班牙还是蛮荒之地时，波斯已是文明与教化、学术与辞令的居所。她的帝国西起多瑙河，东至印度河，北自阿姆河，南抵尼罗河，辖有二十个总督辖区，每一个总督几乎都是一位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也曾率领他那不可战胜的大军席卷亚细亚的辽阔疆土，夺城拔邑，废置君主，几乎把当时整个文明世界都收入囊中。罗马难道不也是一个亚细亚的强权么？它北起苏格兰的海湾，南及非洲的沙漠，西自大西洋，东至幼发拉底河。

总而观之，这是一列庄严而又可怖的行伍，它的宏大令我们目眩，它的惨烈同样令我们心惊。那是一面巨大无比的万花筒，其中的碎片像是一个破碎宇宙的残骸。帝国兴而又亡，宝座立而又倾，人所造的最伟大的事功终归湮灭。是的，它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又「像外袍一样」被「更换了」。

然而这些古国就是亚细亚的终局么？那雄大的洲陆除了辉煌往昔的记忆之外，再没有别的可以贡献给世界么？这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的。把这段历史回顾一遍，心里便生出一股势头，再也按捺不下。我们朝远东望去，分明看得出那演进尚未完成。造物主无论怀着怎样的心意，那心意显然还没有成就。在那些无从计数的亿万生灵中，三分之二以上至今未曾听见神亲自向人启示的那些关于生命与归宿的崇高理想。一位有智慧的神，造出了世界如此大的一部分，却让它的发展停在眼下这未竟的阶段，这是叫人难以置信的；他造了并且保全了人类如此大的一部分，却除了已然成就的之外别无更高的用意，这更是不可设想的。

就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亚细亚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强权，其所在之地离古时智者们生息治学的地域甚远，而这个国家的武力，此刻正遏阻着庞大而傲慢的俄国的推进。然而日本的功业虽如流星般灿烂，亚细亚还另有一个民族，眼下行动虽然迟缓，却蕴藏着发展的种种可能，日后或许会成为左右世界前途的力量。如今有几股巨大的力量正作用于这个民族身上，本书的用意，便是把这些力量略作交代，并指出它们正在缓慢而确实地造成的那场惊人的变革。

中国之大，几乎令人不能承受。尽管先前读过许多记载，亲眼所见仍叫我惊异。说这个帝国有四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零一平方英里的面积，差不多等于说北极星远在两千五百五十亿英里之外——这样的说法并不给人任何可以把握的概念，那样庞大的数目只会把心思搅乱。但记住下面这一点或许有些用处：中国比整个欧罗巴还要大三分之一；若把美国连同阿拉斯加一并铺在中国身上，剩下的地方还能再放下好几个不列颠。帝国自北纬五十四度一直伸到十八度，自极地的严寒到热带的酷暑，什么样的气候都有。这是一片有着莽莽森林、沃壤良田、丰富矿藏与可通舟楫的大川的土地。单是它长久以来养活了如此庞大的人口这一事实，就足以见其物产之富。据说可耕之地有六亿英亩，而且耕作极其精勤，帝国许多地方几乎是连绵不断的园圃与田畴。据信有四十一万九千平方英里的地下埋着煤。李希霍芬男爵认为其中有六千亿吨是无烟煤，单是陕西一省便可供全世界用上一千年。把这样的煤藏再加上似乎取之不尽的铁矿，物质强盛所倚赖的两样东西便都齐备了。

人口之多，也比先前所料的更甚。从前以为四亿已是最高的估数，而中国政府近来为摊派赔款而举行的普查，把帝国的人口定在四亿二千六百万。不过这个数目里包括满洲的八百五十万、蒙古的二百五十八万、西藏的六百四十三万零二十以及中国突厥斯坦的一百二十万。这些地方有一些只是名义上属于中国。西部边陲那几处，直到不久以前还像两极一样无人知晓。斯文·赫定对他所穿越的那些地方的描写，读来令人神往。只有胆气过人、天生而非后天造就的那一类探险家，才能刺入那样广袤的孤寂，把它们存在的秘密夺出来。赫定原无力支付这样耗费浩大的行程，可这位北国的维京人并不因此却步。国王带头捐输，旁人争相跟进，充裕的款项很快就到手了；王公们又以装备与指点相助。沙皇下令俄国的铁路一概任他免费通行，沿途每一个地方官与游牧首领也都尽力襄助。赫定并不自称写下了什么，不过是一部按日编次的行程日记，外加他所勘察的土地与所遇见的人民的记述。然而这是何等的一部日记！它把读者从拥挤城市的喧嚣与叮当作响的电车旁，带到一望无际、长风吹彻的大漠，带到雄伟群山的孤寂之中——那寂寞的行者赶着骆驼，在无人践踏的荒野里跋涉，或顺着无名大河漫漫的水程漂流，夜复一夜地睡在小小的帐篷里，或者就睡在露天之下。他终究没能到达久欲一见的拉萨，多疑的达赖喇嘛既不受哄骗也不为言辞所动，径把这位好问的旅人逐出境外。但这次历时三年零三天的远征，在别的方面所得甚丰：废弃的古城、巨大的水道、高耸的高原、雄伟的山脉。那些荒凉之地人烟稀少，散居其间的居民粗野、蛮悍而自在。

至于满洲，则远不是许多人所想象的不毛之地。它在许多方面都像加拿大，幅员约三十七万平方英里，农业与矿藏之富几乎没有穷尽。除南部之外，人口尚不稠密，但正在迅速增加。

可是在中国的中部与东部，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这里的人口，只能用一个大到我们几乎无法领会的数目来标示。且想一想：单是十八行省的面积，大致相当于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那一部分，人口却是那一部分的八倍。

「中国的人口，两倍于非洲、南北美洲与大洋洲这四大洲的人口总和。太阳底下每三个操劳的人里，就有一个是中国人；每三个降生到世上的孩子，抬眼所见便有一个是中国母亲的面容；每三对缔结姻缘的男女，就有一对是在中国的合卺酒杯前交换誓言；每三个终日啼哭的孤儿、每三个彻夜悲号的寡妇，就有一个在中国。让他们列成行伍，手挽着手，那些跳动的人心足以沿赤道把地球围上十圈。让他们充作朝圣的行客，每昼夜过去两千人，无论日下还是星下，你都得听那疲惫、拥挤、搏动的人流永不止息的脚步声，一直听上五百年。」〔注二〕

〔注二〕（原注：格雷西牧师《中国概观》第十页。）

人口之浩瀚，实在有令人惊骇之处。大城市多得出奇。在美国，一座人口近百万的城市便是了不起的所在，而且理当举世皆知。广州与天津的名字算是听得惯了，可是合众国境内又有几个人听说过湘潭县呢？湘潭县据说有一百万居民，而相距不远的地方还有别的大城与数不清的村落。在汕头一带，一百五十英里长、五十英里宽的地面上，有城墙的城市不下十座，人口自四万至二十五万不等，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镇与村，小的几百人，大的两三万。人们写纽约、波士顿、芝加哥附近的人口总也写不厌。可是我在山东内地连着走了五个礼拜，几乎没有一个钟头看不见成群的人。那里不像美国有零星散落的农舍，人都聚居在村镇之中，镇子筑着坚固的围墙，连村子也往往围一道土墙。因为地面比较平坦，数起来很容易，一眼望去照例总有十来个村子。我记得一个难忘的清早，那是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我们起得早，天刚亮就用过早饭，打发大车与轿子上了路。清晨的空气凉爽宜人，我们步行了好几里。太阳升起之前，我们越过一道矮岗，自岗顶望去，前面的村庄我数了数不下三十座，身后大约也有那么多，每村看去约有五百人。一连好些天，我走的路都穿行在仿佛连绵不断的村落那狭窄而拥挤的街巷里，中间隔着的田地，往往还不到一英里宽。

试想把美国一半的人口塞进密苏里一州，便约略可以领会这里的情形了：山东的面积与密苏里相仿，人口却有三千八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之多。这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然而山西一省的稠密程度不亚于匈牙利，福建与湖北每平方英里的人口与英格兰相当，直隶稠密如法兰西，云南则如保加利亚。

把中国各省的人口与美国相仿面积之地的人口逐一对照，更能体会中国人口之稠：

湖北，七万一千四百一十平方英里，三千五百二十八万零六百八十五人；俄亥俄与印第安纳两州，七万六千六百七十平方英里，五百八十六万四千七百二十人。

河南，六万七千九百四十平方英里，三千五百三十一万六千八百人；密苏里，六万八千七百三十五平方英里，二百六十七万九千一百八十四人。

浙江，三万六千六百七十平方英里，一千一百五十八万零六百九十二人；肯塔基，四万平方英里，一百八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五人。

江西，六万九千四百八十平方英里，二千六百五十三万二千一百二十五人；肯塔基与田纳西两州，八万一千七百五十平方英里，三百六十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二人。

贵州，六万七千一百六十平方英里，七百六十五万零二百九十二人；弗吉尼亚与西弗吉尼亚两州，六万四千七百七十平方英里，二百四十一万八千七百七十四人。

云南，十四万六千六百八十平方英里，一千二百三十二万四千五百七十四人；密歇根与威斯康星两州，十一万一千八百八十平方英里，三百七十八万零七百六十九人。

福建，四万六千三百二十平方英里，二千二百八十七万六千五百四十人；俄亥俄，四万零七百六十平方英里，三百七十六万二千三百一十六人。

直隶，十一万五千八百平方英里，二千零九十三万七千人；佐治亚，五万零九百八十平方英里，一百八十三万七千三百五十三人。

山东，五万五千九百七十平方英里，三千八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人；新英格兰诸州，六万二千平方英里，四百七十万零九百四十五人。

山西，八万一千八百三十平方英里，一千二百二十万零四百五十六人；伊利诺伊，五万六千平方英里，三百八十二万六千八百五十一人。

陕西，七万五千二百七十平方英里，八百四十五万零一百八十二人；内布拉斯加，七万六千八百四十平方英里，一百零五万八千九百一十人。

甘肃，十二万五千四百五十平方英里，一千零三十八万五千三百七十六人；加利福尼亚，十五万五千九百八十平方英里，一百二十万八千一百三十人。

四川，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平方英里，六千八百七十二万四千八百九十人；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肯塔基四州合计，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平方英里，一千一百三十五万零二百一十九人。

安徽，五万四千八百一十平方英里，二千三百六十七万零三百一十四人；纽约，四万七千六百平方英里，五百九十九万七千八百五十三人。

江苏，三万八千六百平方英里，一千三百九十八万零二百三十五人；宾夕法尼亚，四万四千九百八十五平方英里，五百二十五万八千零一十四人。

广东连同海南，九万九千九百七十平方英里，三千一百八十六万五千二百五十一人；堪萨斯，八万一千七百平方英里，一百四十二万七千零九十六人。

广西，七万七千二百平方英里，五百一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人；明尼苏达，七万九千二百零五平方英里，一百三十万一千八百二十六人。

湖南，八万三千三百八十平方英里，二千二百一十六万九千六百七十三人；路易斯安那，四万五千平方英里，一百一十一万零五百六十九人。

在中国，最足以见出典型的城市，或许要算广州。由香港溯西江而上，一路可见中国最秀美的景致：碧绿的稻田，掩映在林木下的村庄，亭亭的棕榈，古雅的宝塔，宽阔平静的江面映着落日与初升的月色，远处又有一带雄浑的山峦——这一片景象，值得人远道而来一看。

广州这座城本身，在世界的大城里也是独一无二的，再怎样看厌了风景的旅人，也不愁在这里找不到许多可看的东西。我们在中国走了许多地方，本以为该看的典型所在都看过了，可是不到广州，就算不上看过中国。广州人口估计有一百八十万，是全帝国的第一大都会。若论每英亩住多少人，或许还不及纽约东城的某些地段，因为这里的房子都只有一层。可是那种拥挤，仍旧惊人。街道不过是四英尺到八英尺宽的巷子，两边都是敞着门脸的铺子，头顶上悬着密密麻麻的直幡招牌，又横架着竹竿与席篷，遮得终年不见天日，幽暗得如同非洲的密林；人又挤得水泄不通，行人常常要退进铺子里，才容得我们的轿子过去。那些曲曲折折的街巷里进不去任何带轮子的车辆，我们除了两头被牵去宰杀的牛之外，没有见到一只牲口。

还有那喧嚣！这样的叫喊吆喝，世上别处听不见。我们的轿夫为了开路，嘴里骂声不绝。人人像是都在朝别人吼，两乘轿子迎面相遇时，那阵嘈杂简直震得空气发裂。到广州来的外国人不算少，可外国人所引起的好奇心仍旧出乎意料。成群的孩子跟在我们后面，还有不少像是起哄的喊声。不过都是善意的，至少看着像是善意的。

那些不起眼的铺面后头，常常通向很值得一探的奥妙去处：烟厂里，苦力赤着脚踩烟叶；茶行、金铺、染坊与绣庄里，陈列着精细入微的花样；丝织作坊用最简陋的织机织出上好的绸缎；翎毛铺子把一点点极碎的羽毛粘在银托上，做成胸针与别的饰物——这活计要求眼力之细几乎叫人不敢相信，伤眼也伤得厉害，做这一行的往往不到四十岁就瞎了。还有一样稀奇物事，是专养斗蟋蟀的铺子，一如菲律宾人斗鸡、盎格鲁撒克逊人斗狗。中国人拿胜负赌钱，一只善斗的蟋蟀有时能卖到一百元。店伙计拿了两只放进罐里，说是供我们一乐，它们果然凶狠地斗起来。我却当即把这场厮杀叫停了，因为我并不以此为乐。

珠江也是中国的一景。江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船，每条船的主人都带着一家老小住在船上，小孩身上系着绳子，掉进水里还能拉上来。

总之，这是一座了不起的城。自老城墙高处那座著名的五层楼上望下去，满眼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如同一座蜂房。看着那千千万万劳作着、挣扎着、忧愁着的男男女女，人心里会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觉出人生的哀婉与悲怆。请容我借用斯托尔斯博士在那不勒斯上方、圣马丁诺教堂、往圣埃尔莫堡去的路上所说的话——我想凡是在那高塔的栏杆边站过的人，「都会像我记得自己所注意到的那样注意到：自那人烟稠密的城中升上来的一切声响，到了高处的空气里，都汇合、交融在一个小调的音阶上。那里有市廛的声音与号令的声音，有恩爱的声音与斥责的声音，有水手的呼喊与沿街小贩的叫卖，还夹着孩童的絮语与笑声；然而升到这里，就都化作空中这一片不歇的呻吟。那是世界在高处的声音，那里有灵能够听见。那是世界求救的呼号。」〔注三〕

〔注三〕（原注：《海外布道演说集》第一百七十八至一百七十九页。）

二〔第一编〕我们看中国人看得对么

人们把中国人的种种奇特之处说得太过了，却忘了在我们看来奇特的许多风俗与习性，不过是环境造就的差异罢了。伊丽莎·西德莫断言：「没有人了解中国人，也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中国人——他们是世上最易懂又最难测、最矛盾又最合逻辑、也最不合逻辑的民族。」可是一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绅士回敬得也在理：「且看美国人的本来面目，照我老老实实所见的——他伟大而又渺小，善良而又败坏，自命不凡，自我中心，有才智，又傲慢，既无知又迷信，既虚荣又夸大。说实在的，」他又说，「我所见的美国人如此离奇，如此矛盾，如此不谐，弄得我竟不敢下断语了。」〔注一〕

〔注一〕（原注：《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我们》第一、二页。）

中国人的某些风俗，确与西方各民族大不相同。

「他们上马从右边上，不从左边；老年人打弹子、放风筝，孩子们倒在一旁一本正经地看着。他们见面不是彼此握手，而是自己握自己的手。我们所谓的姓，他们写在前头，名写在后头。一口棺材，送给身体康健的富家父母是很受欢迎的礼物。北方人推独轮车不单是推，还要挂帆、要在前头拉。

中国这个国家，有路而无车，有船而无龙骨；指南针指的是南方，尊位在左手，智慧之所在据说是在肚子里；脱帽是失礼，穿白衣是服丧。那么，在这里见到一种没有字母的文字、一种没有文法的语言，还有什么可惊讶的呢？」〔注二〕

〔注二〕（原注：伦敦《坦普尔巴》杂志，转引自明恩溥《基督为王》第一百一十五页。）

我们断不会为了跟人赌气而自尽。可是在中国，这样的自杀天天都有，因为人相信死在谁家的地面上，便是给这家主人留下长久的祸祟。于是中国人投到仇家的井里，或者在对头的门口服毒。就在几个月前，一个有钱的中国人在英国某属地杀了一名雇工，他知道英国的法律绝不肯干休，非惩办一人不可，便花钱雇了一个名叫石湛的穷中国人，让他出面招认是自己行凶，甘愿受绞，真凶答应给他办一场体面的丧事，并照料他的家小。一位英国人以为这事无稽，写信去问一位相熟的、明白事理的中国商人，得到的回信如下：

「在中国人看来没什么稀奇。石湛，老头子，没钱，眼看要死。这样的事在中国天天有。中国人跟白人不一样——不怕死。假使有人替他出丧葬的钱，照管他一家老小。他就说：『我死。』我们想，中国人晓得石湛是把自己卖给了杀阿池的那些人。总得有人替他们去死。石湛说他去。好了。巡捕拿住了他。他们还要什么呢？」

这些事在我们看来古怪，此外还有许多同样让我们觉得离奇的特异之处。不过，记住下面这一点，于我们或许是有益的：我们的某些风俗，在中国人看来也一样古怪。德国的《法兰克福报》曾登过一个中国人的话，这个人在上海见过不少欧洲人与美国人：

「人总告诉我们，洋鬼子的国家又阔气又富足；这话不会是真的，不然他们都跑到这里来做什么？他们正是在这里发的财。他们又蹦又跳，去踢一个球，倒像是有人出钱雇他们踢似的。你还会看见他们往乡下走很远的路；这大约是一种宗教上的功课，因为他们一边走一边把棍子在空中挥来挥去，谁也不知是为什么。他们毫无体统，因为常能看见他们跟女人并肩走路。可是那些女人也着实可怜。逢到喜庆的日子，她们要被人拽着满屋子转，还配着一种鬼哭神号似的音乐。」

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写信给国内的朋友，内中有这样一段：

「更奇怪的是，男人竟会在大白天里跟自己的妻子一同出门闲步，脸都不红一下。还有，你信么？男男女女见面竟彼此拉手为礼？唉，这是我亲眼所见，还不止一回。归根结底，这些人生长在世界尽头的蛮荒之地，你还能指望什么呢？他们没有受过我们圣贤的教训，从没听说过《礼》，怎么会懂得什么叫礼貌？我们常觉得他们粗鲁放肆，我却相信他们并非有意如此——他们只是不懂罢了。」〔注三〕

〔注三〕（原注：明恩溥《基督为王》第一百一十六页。）

我在内地一座城里拜访过一位大员，这次会面别有一番趣味。他面色苍白，身形瘦削，看样子是个吸鸦片的，也是个旧派的官儿。可是他见识并不差，不但问我「纽约那些二十层的高楼」，还问「新教各宗派之间有什么分别」，尤其问到「摩门教徒和他们的势力」！谁能想到犹他州的后期圣徒，竟会让直隶的一位中国显贵知道？可见我们自家的种种怪癖，也是远播四方的。

由此可见，两下里就民族习性互相指摘，谁也说服不了谁。人性在世界各处大抵相同。至少从这一层看，我们不妨审慎地记住：

「最好的人身上也有许多坏，

最坏的人身上也有许多好，

所以我们谁也没有多少资格

去议论旁人的短长。」

我并不想把中国人的德行说得过了头，也不想落到毕晓普夫人所说的那种「掺了水的牛奶似的」异教观里去。他们无疑有严重的毛病。官场的贪墨几乎无处不有。《北华捷报》的一位通讯员报道，直隶省一位消息灵通的中国绅士深信，田赋有一半从来到不了政府手里。「还不止这些呢，」他说。

「知县还有别的进项。就拿本县来说，三四十年前政府为剿平太平天国加征过一项税，此后官府就一直照收不误。自然，倘若士绅出头，把这事报到保定府去，知县立时就得滚蛋；可是他们多半不会这么做。那税并不重，摊到我自己身上也不过五元上下。」

中国整个官场都烂在贪污上。俸禄有名无实、甚或全无俸禄的官缺，照例要用重贿买来，一任三年，在这三年里，到任的人不但要把本钱捞回来，还要尽量多捞一笔。政府既弱，又没有敢说话的报馆来约束，中国真成了贪墨之徒的乐园。「凡是跟中国衙门打过一点交道的人都知道，『人人都有个价钱』，不但每一个小吏都可以买通，就是大小官员，一千个里也有九百九十九个会偏袒出钱最多的那一方。」〔注四〕不诚实在白种人那里，不过是没有操守的人到了急处的权宜之计；在这里却是习以为常的做法，是各色人等往来的常规。中国人在这件事上似乎全无良心上的不安，倒像觉得能骗过你是很值得夸口的。

〔注四〕（原注：北京，芬牧师。）

各色人等都公然无耻地聚赌。说到风化，汕头的吉布森牧师说：「中国人虽不能算有德行的民族，可是在中国，恶行从未像在印度那样成为宗教的一个门类。」而北京的芬牧师则断言：「每一个村、每一个镇、每一座城——说每一户人家也不算太夸张——都浊气熏天。」中国人的淫风确不如日本人那样公然，他们所尊奉的典籍里也满是劝善的话。可是教会医生们能讲出一段黑暗的故事，说明淫乱如何侵蚀到中国社会的经纬之中。北京喇嘛庙里的五百个喇嘛，不但以横暴抢掠著称，也以淫恶著称。那庙坐落在一片宽阔的园林里，殿宇多而堂皇。庙里的佛像据说是中国最大的一尊——一座约六十英尺高的鎏金塑像，在「幽暗的宗教之光」里显得庞大而颇有威慑之感。但在庙中的一座殿里——陪我们同去的两个喇嘛说那里每日都要诵经——我看见几件铜铸鎏金的造像，其污秽淫亵，不亚于我在印度所见的任何东西。号称基督教的国度里也有淫乱，但基督教是不认它的，正派人排斥它，民法也禁绝它。佛教却把淫乱摆进庙里，政府还养着它。这一座庙顶上覆着黄琉璃瓦，那是只有与朝廷相关或受皇家特别护持的建筑才准用的。帕克先生在中国住了二十年，他写道：

「中国人无疑是好色的民族，而且明显地好得下流。……最放荡的一类是有钱的官员。……其次是富商。……北京那些饱食终日的有闲阶级，公然炫耀最下等的恶行。

不过，各色人等、各等身分之中，道德感都显然薄弱。……在我们看来几乎该处死的罪——无论如何总是可耻的重罪——在中国还抵不上一桩小小的过失。」〔注五〕

〔注五〕（原注：《中国》第二百七十二、二百七十三页。）

在浮光掠影的观察者看来，更显眼的是一种残忍，一种对旁人的苦痛麻木不仁的样子。这不但见于种种野蛮至极的刑罚，也见于日常生活的千百件小事。我进中国的头一天，在芝罘看见路边躺着一个将死的人。成百的中国人在那条拥挤的大道上来来往往，却没有一个停下来搭救，也没有一个停下来怜悯；那受苦的人孤零零地熬完了最后的痛楚，眼睛渐渐失神，身子渐渐僵硬，而那漠然的人群竟无一顾。二十四个钟头之后，他还躺在那里，死去的脸朝着寂静的天，世界仍在他身旁推推搡搡地做买卖、说笑、争吵，对近在咫尺的人间惨剧毫不在意。还有一回在青州府，我看见一个女人在街上痛得翻滚，想上前给她一点救助，旁人急忙警告我：若未经请求便去碰她，万一她死了，众人会把责任算在我头上，说不定还要索一笔重偿；若不当场把我围打一顿，就算是好的了。中国人不肯救助受苦的人，无疑往往是因为怕死了人要「触霉头」，怕一大群真真假假的亲属吵着要赔偿，还怕贪婪的知县借这机会安一个罪名，非出重贿不能了结。于是病人穷人常被丢在熙攘的街上无人过问地死去，溺水的孩子就在离船不过几码的地方沉下去，船上原可以救他的人也不去捞。总之，在中国到处都很少有人理会旁人的苦痛，许多风俗看去简直毫无心肝。

尽管孔子的教训偏于存疑不论，中国人自己也富于务实的性情，他们却是极迷信的民族，终日活在对邪祟鬼神的恐惧里。最粗陋的迷信在他们中间盛行；而就我们所知的一切民族而论，他们最是停滞、最是灵性枯死，对于基督教在欧洲与美洲把整整几个阶级提升上去的那些更高的思想与生活境界，茫然无知。

有些人不明中国的真情，被一本不署名的小书《一个中国官员的来信》引入了歧途。作者一口咬定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制度远不如中国的制度。他声称「我们（中国）的宗教比你们的更合乎理性，我们的道德更高，我们的制度更完备」，又说欧美的真幸福比中国还少。至于基督教，他认为全然行不通。他主张孔教可行而基督教不可行，诸如此类的话还有许多。种种内证都有力地表明，作者根本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愤世的欧洲人。无论如何，这本书是最露骨的一面之词，欧美的好处一概不提，中国的坏处也一概不提。凡到过这天朝上国的人，读到说中国的房屋「爽利洁净」，说中国人过着比西方基督教民族高得多的心灵与精神的生活，说中国的生活有欧洲比不上的庄严、安宁与优美，都要倒吸一口气。「何等的静！何等的声音！何等的芬芳！何等的颜色！」作者这样咏叹。上海的格雷夫斯主教在中国住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想来是有资格说话的，他说：

「我绝无意贬低中国山水之美；可是关于芬芳的那一段，他何不删去呢？中国的气味，人在海上就闻得到！不过，一个人坐着写的时候，芬芳固然可以凭空想出来，其余的也一样可以。……这些《来信》最显眼的一点就是夸张。没有到过中国的人，只要拿这本书跟任何一部平实的游记对看，就能验出它是否合乎事实；倘若他恰好住在中国，那么他自己的鼻子和眼睛就是足够的见证。……作者取我们道德中最坏的、宗教中最弱的、工业状况中最堕落的、恶习中最有害的，拿来相比的却不是中国所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而是一幅与事实不符的夸大图画。这不是论理，是骗术，因为他料定读者不会比他更明白。」

在北京住了十年的芬牧师也说，他不能相信《一个中国官员的来信》的作者是个诚实人。他接着说：

「我几乎敢断言：一个在中国长大、又在国外住了多年的人，回到中国来，断不可能凭着诚实与真心写出这样一本书。他不会不知道，他所写的关于中国的话，十分之九全不属实；中国的政治、法律、社会、家庭与个人生活，无不烂到骨子里；只有极少数例外的场合，才有人装出照孔子的伦理去做人的样子。一个受过教育、所处环境一向格外良好、又从未出过本省、也不曾读过外国书的人，或许还写得出几句称颂中国生活之美的热心话，此外的人就不可能了。」

话虽如此，当着众口喧腾地诋毁中国人的时候，我们总该公平地承认他们确有的那些长处。我愿同格里菲斯博士一道发问：「我们谈论兄弟同类的时候，该守什么样的常规——是诋毁，还是持平？因为有些无病呻吟的作者把未识基督的民族描画得如伊甸园中一般天真，我们就该反其道而行，走到事实与真理的另一个极端，去抹黑他们的品性么？我们岂可拿广州、贝拿勒斯或祖鲁兰最坏的，去比伦敦、柏林或费城最好的？神断不会安然看着、欣然听着白种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那许多对他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实际上的毁谤。」

人们太爱把中国人当作一团东西来看待，几乎像看待成群的牛、成群的鱼一样。何不把中国人当作一个人来看，当作一个与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在体质上、心智上、德性上，他与我们的分别只在程度，不在种类。他有大体相同的指望与恐惧，相同的欢乐与忧愁，一样会痛，一样能享福乐。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么？我们洋洋自得，以为自己高于中国人。然而本杰明·基德论到何谓种族的优与劣时说：「我们得把这题目上许多旧见解搁在一边。无论单就肤色、就血统，还是就有无高等的智力而论，科学都不能给我们任何根据，说一个种族高于另一个种族。」真正的优越，与其说出于一个种族天生异于别族的什么东西，不如说出于某些提升的力量施于这个种族、并在其中运行的结果。我们如今所有的一切优越，都是这些力量作用于我们的结果。而这些力量既能加于我们，也能加于中国人。我们应当避开那个流行的错处，即把中国人看作「不过是穿戴齐整的畜类，而始终看不见一个人脸上那伟大的灵魂」。〔注六〕斯托普福德·布鲁克说：「天下最需要耐心的事，莫过于公平地判断一个人。我们应当知道他所受的教育、他一生的境遇、他交下或失去的朋友、他的脾性、他每日的劳作、促成那件事的动机、他当时的身体——我们要有神那样的知识，才能公平地判断他。」

〔注六〕（原注：乔治·艾略特。）

我们研究这件事，需要对人之为人的价值与尊严有一个更真切的认识，需要明白在那杏仁似的眼睛后面、在那黄色的皮肤底下，具备着一个人的灵魂所有的一切官能与一切可能，需要抓住这个伟大的念头：中国人不但是人，而且是我们的弟兄，与我们一样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愿我们有那样的仁爱：能透过一切外表的特异看见共同的人性，因一个人是人就尊重他；无论他是什么肤色，无论他住在哪里，无论他堕落到何等地步，都肯拉住他的手，设法把他提到更高的生活上去。为着他，我们需要一种对人类的热忱，这热忱不应是伤感的辞令，而应是一种普世的、跳动着的爱，并且记得他是

「同一份基业的后嗣，

同一位神的儿女，

他不过是在我们也曾软弱地走过的路上

失足跌了一跤。」

罗斯金提醒我们：工业城市街上的污泥，是由黏土、沙、煤烟与水合成的；黏土可以提纯成蓝宝石的光辉，沙可以化育成蛋白石的美丽，煤烟可以结晶成金刚石的荣耀，水可以变作一朵雪的星花。照样，无论在亚细亚还是在美洲，人都可以凭神的灵的变化之力，被高举到神的儿子那王者般的尊贵里去。我们与中国人相处，只要记住他和我们一样是人，一样领受善意，一样看重公道，一样能在福音的感化之下改换品性，就必相处得最好。他与我们的不同，不在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根本的东西上，只在环境造成的那些表面的东西上。从这一层看，我们可以同莎士比亚一道说：

「恶事之中也自有几分善，

只要人肯用心把它提炼出来。」

那些惯于轻蔑地谈论中国人的人，不妨想一想狄更斯《圣诞颂歌》里的情形：厌世的斯克鲁奇说到穷苦受难的人，「他若是要死，不如就死了吧，也好减一减多余的人口」——幽灵厉声答道：

「人哪，你心里若还是个人，不是一块铁石，就把那恶毒的滥调收住，等你先弄明白什么是多余、多余的又在哪里再说。你要来定谁该活、谁该死么？说不定在上天看来，你比这穷人的孩子还要不值钱，还不配活着，比千千万万这样的人都更不配。唉，神哪！听听叶子上的小虫，竟议论起尘土里那些饥饿的同类活得太多了！」

三〔第一编〕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品性与成就

要明白中国对待外国人的态度，须记住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情。有人说他们「没有一个字眼可以表示爱国，却有一百五十种写法来写『福』与『寿』」——这话不错，却容易使人误解。因为中国人纵然不大爱国，对自己的风俗却极其虔敬。将近五千年来，别的帝国兴起、繁盛、倾覆，他们却离群索居，自给自足，守着自己的理想，沿着走熟了的老路慢慢挪动，对西方世界的进步或者茫然不知，或者漠不关心，只机械地背诵那些死去的经书，在近代文明的滔滔洪流之中相对地站着不动。我说「相对地」不动，因为我们若细读中国的历史，便会发现这个庞大的民族并不像我们长久以来所设想的那样呆滞。单是中国所经历过的种种革命与形形色色的内乱，就已经不容它一味地停滞。然而把这些变动以及它们所造成的改变，拿来同欧美那万花筒般的变迁相比，中国便显得是最不移动的国家了。她在几百年里挪动的距离，还不及西方民族在几十年里所走的。那躁动不宁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这种厚重的凝定——姑且不说是呆钝——时而气恼，时而生畏。这里头到底有一种令人肃然的东西，就像一道巨大的冰川所给人的那种肃然：它确乎在动，只是动得那样缓慢而庄严，相形之下，寻常一个国家的寿命竟显得微不足道，而中华帝国的威仪几乎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第二，中国之大。她的疆土与人口都极其庞大，她的人民在自家边界之内便足以施展精力，因而觉得无须仰赖外人。典型的欧洲国家地面有限，又紧邻着同样开化、同样强盛的民族，就算想关起门来过日子也办不到。多数国家的处境逼着它们同别国往来。中国却独自占着人类的三分之一与可居地球的十分之一，四邻没有一家拥有她真正看得上的东西。这样一来，一个天性守旧的民族变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自鸣得意的民族，便是势所必至了。

第三，邻国的情形。论文明与学问，没有一国比得上中国；论疆土与人口，它们又相对地无足轻重。即便是其中最强的日本，人口也不过中国的十分之一，而她在智识与国力上的长足进步，还不到两代人的工夫。直到不久以前，日本其实同中国一样落后，并且不以取法这位大邻居的许多观念为耻——日本话里那么多汉字便是明证。至于中国别的邻邦，又是些什么呢？不过是些孱弱的小国，卑躬屈膝地遣使纳贡，在中央之国那位威严的皇帝面前匍匐叩首；再不然便是些蛮荒的部落，中国人看待它们，就如同美国人看待土著印第安人一样。汲约翰译过一位中国史家的一段话，既可见中国对外人的傲慢轻蔑，也可见其所以如此的缘由。

「先王之制土也，以王畿居中。内为诸夏，外为夷狄。夷狄贪婪而好利，被发覆体，衣襟左衽，人面而兽心。其与帝国之民，章服既异，礼仪亦殊；习俗不同，饮食不同，言语更不可晓……故古之圣王待之如禽兽：不与之结盟，亦不加以征伐。与之结盟，徒耗财货而受其欺；加以征伐，徒疲兵卒而招其寇……是以外者不得入于内。当远之，而不可与之狎昵……若其向慕正道，奉献贡物，则当以谦抑之礼待之；然羁縻钳制，终不可因时制宜而有所松弛。此乃圣主驾驭夷狄之常经也。」

既然如此，当远西的外国人硬要闯进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人对他们所来的国度一无所知，便照着自己历来那套「外人皆不如我」的信念与成法来看待他们，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此而生的难处，又因外国人的漠然——姑且用这个不算重的词——而更形加深：中国是一个极重礼数的民族，凡社会往来一概讲究到毫厘不爽，把失礼看作首恶，外国人对此却毫不在意。「面子」是一项全国通行的制度，无论如何都得保全。凡不肯敬重它的人，跟中国人是处不来的。

「事之实际远不及其外观之重要，这既是中国的理论，也是中国的习行。外观若能保全，实际尽可全盘放弃。我们在中国听得耳熟能详的那个玄妙的『面子』，精义正在于此。蒲柏的一行诗差不多可以充作中国的国训：『把你的角色演好，一切荣誉便都在其中了』——请注意，不是把该办的事办好，而是演得淋漓尽致，无论实情如何，总要设法把一件事、一桩实情的外观传达出来。这便是中国的高妙艺术，这便是成功。这是自重，而且连带着要求别人的敬重。一言以蔽之，这就是『面子』。为保全『面子』，往往非得蛮横发作一场不可，仅仅是为了把自己对时局的抗议说得加重些：他或她必得勃然大怒，必得破口大骂，甚至出以诅咒之辞，否则那出正演着的戏的看客们，便看不出他明白处在他这个地位的人究竟该怎么做；那样一来，他就『下不了台』，换句话说，他就丢了『面子』。」〔注一〕

〔注一〕（原注：明恩溥《基督为王》第一百零七、一百零八页。）

即在身后，这也仍是压倒一切的执念。中国的棺木用料极多，在这个木材匮乏的国度里是一笔重负，因为孔子说过，棺当有五英寸之厚。于是较穷的中国人便精打细算地满足这条规矩：把棺的两侧与两端做成空心的！「面子」就这样保住了。

处在这样的情形下，欧洲人同中国往来时，不但要公道，还要有分寸，对这个民族的情感与习俗至少存一点像样的敬意，这是极要紧的。中国仇视外国人，其最大的缘由，无疑在于进入中国的白种人大多出了名地轻忽这些事情，而且常常带着轻蔑，他们背后的各国政府也是如此。

中国人身上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恭敬地认取。诚然，麻木无知的不在少数，可是眉宇间见得出刚强与聪慧的也不在少数。成千上万的孩子，脸上同美国孩子一样明亮可爱。我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觉得，欧美对中国人的品性有失公道。我说的不是那些顽固腐败的满洲官吏，也不是那班无法无天的粗野之徒——他们同别国的「市井匪类」一样，随时准备跟着一个蛊惑人心的人走。我说的是中国人这个整体。他们看事情的立足点同我们截然不同，以致我们常常苛酷地错判了他们，而症结其实在于我们不曾把他们弄懂。

让我们把偏见与意气放下，好好地敬重这样一个民族：他们的国祚，历经三十七个世纪确凿可考的历史变迁而不绝，此前还有一段传说的年代，没有人知道它上溯到那苍茫远古的何处；他们俭省、坚忍、勤勉、孝敬父母，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及的；他们的天文家在亚伯拉罕离开吾珥之前二百年，就已作出准确的观测并记录下来；他们在基督纪元之初就已使用火器；他们最先种茶、造火药、制陶器、制胶与明胶；当我们的祖先还披着未经硝制的兽皮、睡在山洞里的时候，他们已经穿丝绸、住房屋；他们发明活字印刷，比欧洲知道这门技艺早了五百年；他们发现了航海罗盘的道理——没有它，海洋便无从横渡；他们想出了人工内河水道的主意，开凿了一条六百英里长的运河；他们修筑的山路，据卫三畏博士看来，「当年新成之时，其测算与构筑之精，大约不逊于罗马人所造的任何同类工程」；他们还发明了拱券，我们近代的建筑受它的惠实在不小。

离北京二英里的大钟寺里，有一口世上罕有的名钟。它高十四英尺，口沿一周三十四英尺，厚九英寸，重十二万磅。钟的内外满满地铸着汉字，都是经文的摘录；精通中国文字的惠志道博士说，其中「没有一个残缺的字」。用那根大木杵撞击，钟便发出深沉悦耳的声响，数英里之外都听得见。这样一口宏伟的钟，生动地显出欧洲还相对野蛮之时中国所达到的文明阶段，因为此钟铸于永乐年间的一四〇六年，而如今这座寺院的殿宇，则是一五七八年前后围着它盖起来的。德国人到一一九〇年才开始用纸，而斯文·赫定却找到过一千六百五十年前的中国纸，并且有证据表明，基督降生前一百五十年，中国人已普遍用纸。直到几百年前，欧洲的买卖还是以硬币或以物易物为本。而远在那以前，中国已经有了银号，并且发行汇票。近来大英博物馆里陈列了一张中国皇帝洪武于一三六八年发行的钞票。

中国人尊崇学问，并且在天下万国之中独一无二地以学问为任官的资格。诚然，那学问只在儒家经书的狭路上打转，可是这样的知识毕竟比蛮力更配做官的资格，而我们的祖先有好几百年就是凭蛮力定尊卑的。一位中国作者这样解释他的同胞心目中各业高下的等次：「第一是士：因为心智高于财货，人之所以超乎下等生类，靠的正是心智，也靠它为自己并为别的生灵备下衣食居所。第二是农：因为心不能离身而动，身不得食则不能存，所以耕种是人之生存所必需，在开化的社会里尤其如此。第三是工：因为除食之外，居处最为必需，造屋的人，其尊荣仅次于供食的人。第四是商：因为社会愈大，所需愈繁，便非有人来通有无、行交易不可，商人于是应运而生。他这一行——两头刮削，既刮生产者，又刮消费者——诱他去做不诚实的事，所以位次低下。第五，兵居末位而最低，因为他的本业是毁坏社会而不是建设社会。他吃别人所出产的，自己却产不出于人类有益的东西来。他也许是一种不得已的祸害。」〔注二〕

〔注二〕（原注：转引自毕海澜《唐土山间的黎明》第四十五、四十六页。）

中国的政体在形式上是家长式的专制，在实行上又一向孱弱腐败，且往往残酷暴虐；虽然如此，个人的自由却比人们所设想的多些。「这里没有护照，没有对行动的限制，没有关津之禁，没有种姓的成见，没有饮食的忌讳，没有卫生的章程，除民间的习惯与刑律之外别无法律。中国在许多意义上是一个庞大的共和国，其中并不存在对个人的种种约束。」〔注三〕

〔注三〕（原注：庄延龄《中国》。）

我们不可拿在美国见到的中国人来形成自己的看法。诚然，他们大多和气、忍耐、勤劳，其中有些还极其聪明。但除了为数不多的例外，他们都出自广东一省的下层——广东苦力。中国人若拿我们的短工来形成对美国人的看法，也一样说得过去。可是天朝确有能干的人物。安德鲁斯主教自中国归来，称中国人是「一个有头脑的民族」。李鸿章总督访美时，凡见过他的人无不断言他是一位伟人。《纽约论坛报》说已故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为中国、也为全世界立下了无可估量的功劳」，是「一个实干的人，手段强硬，驾驭有方，同时又公道宽厚，令人既惧且敬且爱」。

格兰特将军环游世界归来之后对斯图尔特参议员说，他所见到的最惊人的事，是凡中国人与犹太人相遇竞争之处，中国人总把犹太人挤了出去。犹太人的坚韧我们是知道的，他对任何别的民族都不曾失过阵脚。他没有家国，没有政府，受尽众人的讥笑与迫害，无论在哪里，论种族、论国度、论宗教都是异乡人；可他仍旧坚忍而决然地劳作下去，把每一个对手抛在后面，越过每一重障碍，逼得连他的仇敌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精明与执着；以至于今天在俄国、在奥地利、在德国、在英国，人们都悻悻地承认，主笔的席位、律师的公堂、大学的讲坛、商行的账房、银行的柜台，主人都是犹太人；而最骄傲的君主，凡要兴办耗费浩大的事业，若未得那些目光锐利、面色黝黑、执掌战争命脉的人的支持，也是不肯动手的。世世代代被摒于农事与工艺之外而专一于经商，在犹太人身上养成并遗传下一种做买卖的惊人本领。

然而这个已经充分证明自己足以同希腊人、斯拉夫人与条顿人相角逐的民族，竟发觉自己在机巧上被人算过，在坚忍上被人熬过，在气力上被人压过——压过他的，是一个橄榄肤色、杏仁眼睛的家伙，脚上一双毡鞋，一条宽松裤，一件大褂，一顶圆帽，脑后一条甩来甩去的辫子；而这样的人多如蚁聚，多到心思一想去把握那庞大的数目便乱作一团。精明的苏格兰人与机敏的北美佬，在中国人面前同样吃了亏。不信的人，尽可去问问那些在西贡、上海、曼谷、新加坡、槟榔屿、巴达维亚与马尼拉被挤得站不住脚的美欧商人。在中国境外亚洲的许多口岸，中国人都证明自己是成功的拓殖者，禁得起竞争，以致今日最值钱的产业归他们所有，大宗的贸易也由他们把持。中国人固然自负得过了分；可是——七月四日国庆演说家的英灵啊，美利坚之鹰的长唳啊！——一个北美佬要去指摘这星球上别的什么人自负，是需要相当的沉得住气的。中国人至少不曾在户口册上灌水，好教世人相信他们比实际更了不起。一九〇三年六月，就在同一家纽约报纸登出费城三十英里之内美国暴民烧死一名黑人的可怖细节的时候，它也报道说，一位中国人王宠惠在耶鲁大学的毕业班里考了头名。另一家纽约报纸谈到前任中国公使伍廷芳之子伍朝枢于一九〇四年在大西洋城中学毕业、并在三十一人的一班里充任毕业致辞代表这件事，评论道：

「每逢毕业典礼，荣誉总是尽够分的，天朝来的应试者所赢得的那一份，没有人会眼红。不过，一个出自没落文明的人，同西方的路数相处不过几年，便能在我们自家的地面上同本土的才俊一较高下，把学业的头奖夺了去——聪明的美国青年想到这一层，心里究竟不算受用。」

一位在中国住了多年、通晓中国话的英国领事官声称，据他同中国人交往的经验，他们的忠信非同寻常，受人之托时责任心极强，而且他们在感恩与守信上有很高的准绳。他说：「我想不起有哪一回，哪位中国朋友撇下我不管，或是对我耍过下作的手段；这句话，我们当中没有几个人能拿来说自己的同僚与同胞。」何天爵先生引了这段话，又补上一句：「笔者与来自帝国各地、各个阶层的中国人相交有年，深知其详，深信这些至少算不得对中国人过于友善的人所作的上述评断，对这个民族还远远说得不够。」〔注四〕

〔注四〕（原注：《展望》周刊，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三日。）

许多人引那几句耳熟的诗来贬损中国人——

「论门路之幽暗，

论伎俩之虚玄，

这异教的中国佬自有一套。」

但凡是把全诗读完的人，都会觉出伦敦《旁观者》那番话的分量：这首诗是「对美国人自私的讽刺，而那份自私正是叫嚷中国廉价劳工的主要底气」；并且「一个中等聪明的人不难看出，哈特先生的用意，不过是要把中国人写成在北美佬自己那套邪门把戏上胜过了北美佬，并且把北美佬写成：对这位东方对手的『廉价劳工』本来一点也不介意，直到发现自己骗那廉价劳工，还不及那廉价劳工骗自己的一半彻底」。

人们惯于称赞日本人而对中国人嗤之以鼻。日本人的辉煌成就，是该受一切称誉的。他们以惊人的敏捷采纳了许多近代的观念与发明，当得起他们所得的敬重。但凡对这两个民族都下过细密工夫的人，都毫不迟疑地断言：中国人身上，持久与力量的坚实成分要多些。日本人有法国人的那种敏捷、热情与聪明；中国人则在同样的聪明之外，又兼有德国人那种埋头不放的执着——龟兔赛跑的古老寓言，用在国家身上同用在个人身上一样真确。中国人无疑是亚洲最富生力的人种。「中国人只要能弄到一尺地、一夸脱水，就能叫什么东西长出来。」柯乐洪引李希霍芬的话说：「在人类的各个种族之中，唯有中国人能在一切气候之下——最热的与最冷的——都保持旺盛而持久的活力。」他又说出自己的看法：「她具备建成一支伟大的活的力量的一切要素。所缺的只有一样——意志，那指导的力量。这一样一旦有了，中国境内自有充裕的执行之力、筹划之脑、做工之手。」

四〔第一编〕一个有代表性的省份

山东不但是中国最大的省份之一，在许多方面也是最耐人寻味的一省。它东西长约五百四十三英里，面积几乎抵得上整个新英格兰。「山东」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山的东边」。从前这里是有森林的，可是可耕之地变得如此金贵，如今除了村庄、庙宇和富人的坟茔周围，树木已经相当稀少了。大体上说，山东很像美国西部那一带广袤的草原，间或有几道丘陵与矮山把它隔断。土壤一般都肥沃，不过在西南部我看到有些多石的地方，土层既薄且瘠。济南府以南是黄土，那是一种轻而松脆的泥土，车轮、蹄铁、风与水都能轻易在上面刻下痕迹，因此历代往来的人流把道路磨出了深深的沟壑；行人可以在沟中走上几个钟头，有时甚至走上几天，路面远在一般地势之下，除了两边的沟壁什么也看不见，别人也看不见他。土质加上风雨之力，不但掏出了这些长长的通道，还堆起了无数的土丘与土山，形状往往怪诞离奇，令人想起密苏里荒原地里那些古怪的地貌，只是黄土的小丘没有美洲那些地形的斑斓色彩。

就全省而论，几乎每一方寸可耕之地都由勤勉的百姓仔细侍弄，因此一到夏天，整个乡野看去便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园圃与田畴，其间点缀着数不清的村庄。麦子似乎是头等的作物；正如在达科他一样，满目所及仿佛是一整片随风起伏、渐渐转黄的壮丽麦田。可是一到六月初，麦子就像变戏法似的不见了，因为全省的男女老幼显然全都出动，虽说样样活计都靠手做，收割之快仍旧惊人。人和驴子把麦子运到平整坚硬的场院上，用一块沉重的碌碡碾打，拉碌碡的或是驴，或是牛，或是人——我还有好几次看见是女人在拉。打完再扬场，把麦子抛向空中，让风把羽毛似的糠秕吹走。这些做法把《诗篇》第一篇以及《圣经》里别处的比喻活画了出来：拾穗，「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禾场，以及「如同糠秕被风吹散」。

人或许以为麦收之后，遍地该是麦茬了。其实不然，因为谷子随即就长了起来。麦子立着的时候，谷子几乎看不出来。可是它长得极快，麦子一让开地面，它那一片鲜润的绿色便铺满了大片田野，初起时看去很像嫩玉米。谷子有两种。一种比麦子略高，穗子低垂，结细小的黄粒。另一种是高粱，能长到十二英尺上下。苗小的时候要间苗，一穴只留一株，至多留两株，好让它长得开。这种秸秆之于中国的寻常百姓，几乎就像竹子之于热带的居民一样有用：篱笆、顶棚、墙壁以及别的许多用处，都靠它。这两种谷物的籽粒是百姓的主食，除了较富的人家，很少有人吃米，北方不产稻，米价又贵。还有第三种黍秫，主要用来烧酒；这酒喝的人很多，不过差不多总是在家里、在夜间喝，所以旅人看不见多少醉汉。

燃料极其匮乏，树木既少，煤虽富藏，却几乎没有开采。于是百姓就烧秸秆、麦草、草根之类做饭，到了冬天便一层一层地加穿棉衣。中国的房屋不像我们那样生火取暖，不过灶上的烟道从砖砌的炕底下通过，也能带些热气，有时还热得过了头。

丝的产量很大，桑树极其常见，给乡野平添了不少秀色。蚕茧怕贼偷，不能留在树上，所以把桑叶摘下来拿进屋里喂蚕。

罂粟田也很多。花开得极美。我常在清早看见人们收取鸦片。花瓣落尽之后，把蒴果划开，白色的汁液渗出来，再仔细刮下。山东西部有高冈渐起而为矮山，更添几分秀色；田野之间与村落之中树木较多，大片大片的地面看去宛如广阔的园林。

这里的人是中国人里最出色的一类，个子高，身板壮，不少人还颖悟过人。在中国人心目中，山东是最神圣的一省，因为两位大圣人孔子与孟子都诞生在这里。

说到官制，全省分为十个府，每府有一位主官，称作知府，府城的名字都以「府」字收尾，例如沂州府便是一座府城。每府之下又分为十个县，由一位知县管辖；县城——照我们的说法便是县治所在——名字以「县」字收尾，例如潍县。这样的县城共有一百零八座。府城与县城之间还有几座州城，如济宁州。州其实就是小一号的府，济宁州下辖四个县。州的主官称作州官，直接对道台负责；道台的位分在知府与巡抚之间。全省有三位道台。省城里有管钱粮的藩台、管刑名的臬台、管学政的学台，还有掌盐务的盐运使。这些都是大员。统辖这一切的是巡抚，他实际上就是一位君主，只在名义上受北京朝廷的节制。他由皇帝任命，皇帝也随时可以罢免他，但在任期之内，他的权柄几乎没有限度。

我的中国之行，有两个月消磨在这个大省里，很有意思。我乘轮船自朝鲜驶近芝罘时，眼前的景色令我心折。春日晴光之下，海面平滑而闪亮。这个港湾秀丽得出奇。岸线曲折，尽头是一处高耸的岬角，各国领事馆的房屋都设在上头。旅人面对市区时，右手是商业区，码头与建造精良的商行栉比相连；左手则是一道宽阔弯曲的好沙滩，外国旅馆和内地会那几所漂亮的房子临滩而立。市区之外，起着一座气象不凡的山冈，长老会差会的房屋就坐落在山坡上。从海上望去，芝罘是全中国最迷人的城市之一。

身材高大、精力旺盛的中国人驾着他们那种又宽又笨的船——他们叫作舢板——挤满了港湾。船夫摇橹靠拢过来，用篙钩住轮船的栏杆，像猴子一样敏捷地顺着长篙爬上来，再把篙丢回水里，便张罗起生意来。众口争揽客人的喧嚷，活像尼亚加拉那些马车夫吵成一片。所幸长老会差会的法里斯医生与埃尔特里希牧师前来相迎，在他们的妥善安排之下，我们很快就上了岸。

走近了看，这座中国城市远不及从港湾里望去那样动人。人口早已溢出旧城的范围，如今大多数居民都住在城墙之外。那道古老的城垣之内，街道狭窄曲折，污秽得无法形容。来客若想看一看教务、想领受毓璜顶上那一班可敬的长老会传教士的款待，要么得穿过那一片臭气熏天的混乱，要么得绕行。其实两条路也没有多少可挑的，因为城外的中国居民不过是杂乱地占地而居，那些弯曲如螺丝锥的街巷，不但挤满了人与驴马，还被一道道阴沟熏得恶臭——密集住屋里的一切腌臜都顺着阴沟淌出来。瘟疫竟没有把满城的人卷走，在西方来客看来实在是个谜，尤其是当他看见百姓取饮的那些水塘：塘边尽是洗衣的妇人，塘水黑而稠，积着几十年的污垢。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里的诗句，用在芝罘身上和用在里斯本身上一样贴切：

「可是谁一旦走进这座城池——

远望去它光华闪耀，恍如天国的所在——

便只能怏怏然徘徊往复，

异乡人的眼里尽是不堪入目的景象；

茅屋与宫室一般地肮脏，

黧黑的居民自幼生长在尘垢之中，

无论身份贵贱，竟没有一个人

在意外衣与衬衫洁净与否，

纵使染着埃及的疫疠，蓬头垢面，却依旧安然无恙！」

山东最早开放的口岸是登州府，那是一座古雅的老城，坐落在山东半岛东北端的尽头。后来它被后起的对手芝罘压了过去，如今直达的轮船都不再停靠，旅人也很少到那里。从芝罘走陆路要翻过一道山脉，得走两天艰苦的长路，而时间又宝贵，我便决定走水路。定期的沿海轮船因海盗为患而停航了；那些海盗近来格外胆大凶狠，见过往船只就劫杀。不过我总算雇到了一只小汽艇。这是一趟沿着海岸在外洋上航行五十五英里的路程，好在天气不错，我们就冒险一试。有几位传教士趁这个机会到登州府探望朋友，于是凑成了一个愉快的小团体。

我们本打算上午七点半动身，可是雇定六点半来把我们从毓璜顶送到汽艇边的脚夫与轿夫，有几个没有来，只得临时抓几个不曾受过差遣的小伙计来凑数。接着，事先仔细嘱咐过要去哪里、又郑重其事地声称完全晓得该往何处的轿夫，跟别人走散了，安安稳稳地把我们抬到了协和礼拜堂。他们看来笃信我们非上礼拜堂不可，这份好意我们领了，可是费尽唇舌也没法让他们明白我们要去的是别处。幸而有一个懂中国话的英国小孩帮了忙，否则这一耽搁真要叫人光火。随后，替我们扛提包和食篮的那两个脚夫又走了另一条路，半道上坐下来「歇歇」。若不是我们等到忍无可忍，打发人去把他们找了回来，他们只怕至今还坐在那里。然而亚细亚就是这样。

好在人到底都到齐了，上午八点二十分，我们解缆启程。这一天天气极好，海面也不至于颠簸得叫人晕船，我们沿着海岸走了一趟舒心的水路；岸上尽是光秃秃的褐色丘陵，很像加利福尼亚的景致。下午三点一刻我们到了登州府。海盗并非子虚乌有，这一点立刻得到了印证：我们驶进港湾的时候，他们就在不到一英里之外猛扑上去，劫走了一条帆船。警炮响了，我们上岸时正看见兵丁们朝滩头奔去。

在登州府逗留期间，我们目睹了一场可怜的仪式。好几个礼拜没有下雨了。高粱正在枯萎，农人没法在割过冬麦的地里种豆子。旱情一直不解，百姓慌了，便举着旗幡在街上游行，头上戴着枯叶编的环，好提醒神明草木将死，一面敲着鼓招神明留意，一面不时跪倒在地祈求：「大龙王呀，给我们降点雨罢。」那情形着实可怜。这地方是肥沃的，可是人口太稠，又没有什么工矿之业，即便在年成最好的时候，百姓也不过是挣一天吃一天，一遇天旱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要挨饿。

五〔第一编〕在山东坐驮轿

一九〇一年的春天，并不是游历山东一省的好时候。义和团之乱刚刚戡平，地方上仍旧不甚安宁。在这一省住了整整一代人之久的老前辈郭显德博士说：「我们是住在火山上过日子，谁也不知道下一次喷发在哪一刻。」自省城赴考回来的士子对百姓说，义和团还要再起，要把洋人和中国教民杀个干净。传教士们并不相信这话，却说百姓未必不信；上一年正是这一类传言，成了煽动民众行凶的一大缘由，百姓一信，便又要闹起来。然而这个大省的腹地本是我此行必到之处，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况且传教士既去得，我自然也去得。太太们却是断断不许同行的。至今还不曾有一位妇人敢深入内地，官府也不肯准她们前往。一旦出事，男人还能拼、能逃，女人则格外无助。何况我们也忘不了，义和团之乱中，落入中国人手中的洋妇人遭遇何等惨毒。于是太太们虽不情愿，终究留在了通商口岸。

在这个凡事从容的国度里，一切安排都容易迁延。芝罘的美国领事福勒先生和蔼而干练，为我急着动身打趣了几句，笑说这里是亚细亚，不是纽约，不要指望像在家里那样一按电钮事情就办妥了。可是一打听，第二天恰有一艘德国轮船开往青岛——那是入内地的起点——几位精力旺盛的传教士便帮我「催一催这个东方」，务必赶上这班船。我告诉那中国裁缝，明天傍晚六点以前必须做好一套卡其布衣裳，他听了直吸气；及至知道我要乘船，等不得，他情愿应承下来，也不肯丢掉这笔生意。第二天，轮船行的人通知我，开船时刻改到四点。我打发人去给裁缝送信，心里已不指望再见那套衣裳；后来又来一信，说三点才是真正的开船时刻，我索性死了心。谁知这位有办法的天朝子民十指翻飞，下午两点五十分把衣裳赶了出来，送到我主人家里；一听说我已经上了船，他又赶到码头，雇了一只舢板，摇了一英里水路，气喘吁吁而又得意洋洋地把衣裳交到我手上，那时轮船正要起锚。连工带料，再加上舢板的船钱，他一共要了墨西哥鹰洋七元（合美金三元五角）。

星期六我到了青岛，星期一便动身往内地去。同行的有长老会的洛克礼牧师与莱昂医生，同会的方法敛牧师送到潍县；此外还有英国浸礼会的希普韦先生，他要一直陪我们到青州府。如今旅客尽可以坐着舒服的火车直抵省城济南府，然而我始终庆幸自己是在旧日子里来的，那时候除了本地的脚力别无依傍——当时德国人新修的铁路只通到四十六英里外的古城胶州。

中国内地的行路之法共有五种：驴、轿、独轮车、大车和驮轿。旅人头一件要决断的，自然是取哪一样。

若是惯于骑马的人，骑驴也还使得。只是日晒雨淋全无遮蔽，西式的鞍子又难寻。旅人把铺盖往牲口背上一堆，人爬上去，或跨坐，或侧坐，两只脚总是悬空的，没有马镫可踏。这样走长路实在吃力，更不必说人坐在那上头，自己觉得像个傻子。「骑在马背上，于人的五脏六腑大有益处」——这话诚然不错，可是骑在驴背的褥垫上，却是另一回事了。

轿子走短路是舒服的，无奈价钱较贵，而且坐姿一丝不能更换，久了便觉疲乏。体恤轿夫，上坡时你得自己走；若不雇有篷的轿子，风雨也无从躲避。可是有篷的轿子不但闷热，还叫人把你看作贵人——乡间只有官府与富户才坐这样的轿子，虽然在城里它是寻常的代步。况且我在朝鲜已经坐过轿，到了中国，总想换个样子试试。

中国的独轮车是件笨重家伙，中间一道隔板，两边各有一条窄座。若是车身大些、又支着凉篷，坐着倒也不算难受，只是走长路不合用，既慢且费力。一遇泥深的时候，简直寸步难行。再者，推车人那份气力，时时惹起心肠软的旅人的怜悯；而那车轮在不上油的轴上转动，发出凄厉的尖叫，比锉锯的声音还要难听。中国人全靠车轮的嘶叫来听轴磨到了什么地步，可怜的洋人却发觉，自己的神经磨损得比那木轴快得多。在青岛，那种折磨人的怪叫连迟钝的德国人也受不住，便出了告示，凡独轮车的车轴一律须上油。中国人起初不服，抓了几个人，也就学会了听话；如今这座德国都会的街上，再听不见天朝子民心爱的那种歇斯底里的哀号与呻吟了。

中国的大车是一件奇物。中国内地根本没有路，有的只是历代行人车马踩轧出来的车辙。天旱时积着厚厚的尘土，雨季里则泥泞不见底。几乎处处弯曲得叫人心烦，许多地段还撒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中国人不肯花钱修路，却把心思用在造一种打不坏的车上。车用粗大的木料，笨重的轮子、厚实的辐条、硕大的车毂；这样的车颠起来，什么弹簧也活不成，于是索性把车厢直接架在那根巨大的车轴上。然后前后串着套上两头大骡，赶得飞快。美国农家的大车在木排路上惊了牲口狂奔，比起坐中国大车的苦楚来，也还差得远。这车或许对消化不良的人有好处，却是人的心思迄今造得出来的最难受的坐具。倒霉的乘客被摔向车顶与车帮，颠得撞得，正如那个小学生在作文里所说，「心肝肺肾肠胃骨头脑子全搅作一团」。我试着坐了一程，便和和气气而又斩钉截铁地表示：若再没有更好的，我情愿走路。我确信，除非一艘开足了汽的现代铁甲舰，什么也不能在一辆地道的中国大车上留下一丝痕迹。依我浅见，中国大车正如人生的别样灾厄：不得已而遇之，就该无怨无尤地受着；至于并非不得已却偏要去受的人，那是还没到懂事的年纪，该给他派一位监护人才是。

于是我改取驮轿。通盘计较起来，走中国内地的长路，这是最好的脚力。它是两根长杆，中间结着绳网作底，上覆一张席篷，由两头骡子一前一后抬着走，好处是能遮日头，小雨也淋不着。后面留一个口子，有风便可透进来；坐姿也能不时变换，或端坐，或斜倚，总能换口气。再者，铺盖与少许食物都可以随身带着。不必为体恤疲乏的轿夫而上坡步行，又因骡子耐力强，每日可以多走路程。寻常情形下走平地，我那两头骡子一点钟约走四英里。行时那股晃荡，像筛子又像胡椒罐儿，倒也不算难受——只要骡子肯规矩，而它们是不大肯规矩的。我后面那头骡子性情温顺安静，是一头心灰意懒的牲口，人生的种种忧患在它身上留下了重重的痕迹，年岁又到了那个份上，除了站住发呆或者卧倒歇息，似乎再没有别的志向。前面那头却是个乖戾东西，凡够得着的都想斗一斗，每逢别的牲口打它身边过去，它便要发一回歇斯底里。这样的事一天总有二十来回，其中的种种不测便颇堪玩味，尤其是后面那头不曾事先知会一声，忽然站住或者卧倒的时候。这当口后面的动力骤停，前面的动力猛蹿，整副家什眼看要散架；而旅人除了从骡子的后蹄上翻出去，再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坐驮轿的日子并不总是平淡无事。好在我不久便习惯了那股晃荡，也习惯了那两头骡子，甚至学会了在这两头长耳朵的牲口按自家的步子一颠一颠往前挪时，还算安稳地读书打盹。

最叫心肠软的旅人难受的，是骡子背上的烂疮。我一定要挑背上好好的骡子，传教士与中国人都告诉我，这是挑不着的，夏天尤其没有——驮轿的摇晃颠簸，加上沉重的驮鞍底下的汗与尘土，没有不磨出疮来的。这话一点不假。我看过几十头骡子，没有一头背上不是血肉模糊，有几头竟已化脓成溃。我们那位领头的骡夫，以中国人而论，算是爱惜牲口的，还时常给它们洗一洗，可是看来无论怎样照料，也挡不住驮轿把骡背磨烂。我唯一可以自解的，是骡子自己分明不以为意。它们从不曾知道还有更好的日子，受苦仿佛本是天经地义。

我们一行连同随带的行李——两位传教士朋友是回任所长住的——共有三乘驮轿、两辆大车，另有一头驮口粮的「骡子」。不料这「骡子」原来是头驴，驮不动原本按大牲口备下的东西。正发愁这些辎重口粮如何运法，忽听说有一列工程车就要开往轨道的尽头，据说尽头是在胶州以北五十五里〔注一〕的高密。我们得了准许，搭那辆平板车。指望在高密能另雇一头骡子或一头驴，我们便上了车，留下驮轿与大车随后赶来。在麦田与散落其间的村落之间畅快地走了一个钟头，火车却在离高密十二里的地方停住了：前头一道涵洞未曾完工，再走不得。我们的车队走的是另一条路，这地方又雇不到脚夫，一时不知这些行李如何是好。幸而车上还有一位德国的天主教神父，他自带了独轮车装行李，热心叫我们把东西一并堆在他的车上。我们感激地领了这份美意，另给他的脚夫些赏钱，那些人也就好脾气地担起这份额外的负担；我们则步行了十二里到高密。

〔注一〕（原注：一里约合三分之一英里。）

但独轮车走得慢，到高密时已是八点半。黑地里寻不着知县为洋人腾出的那家客店，路上遇见的中国人指点得又彼此矛盾。恰在此时，来了两位常驻此地的奥地利籍天主教神父，其中一位认出洛克礼先生是范斯霍伊克医生的同事——那是长老会的一位医学传教士，几年前一位同会神父久病垂危，曾承他悉心医治。这位神父当即邀我们同去，说范斯霍伊克医生救了他至交的性命。他情词恳切，我们便应了。我们的驮轿、大车和驮行李的牲口不知在何处，走了一整天，人人都饿了。我在朝鲜的经历使我明白，旅人万不可指望本地人与驮畜按时抵达，所以上平板车时我一定要把铺盖与少许食物带在身边。幸而带了，因为那一夜我们始终没见着驮轿——它们到时城门已闭，进不得城。好在我们还有一点可可、听装的咸牛肉、炼乳、黄油和果酱。有几个德国兵送来三只粗面包，作东的神父又添了些中国馒头，于是好好地吃了一顿晚饭，随后睡了一个安稳觉。

第二天清早四点半，洛克礼先生以四十马力的嗓门宣告该起身了。等到那回声歇尽，我们已经清醒得再睡不着。厨子不知去向，只好自己拿昨夜的残羹做了早饭。

谢过殷勤的两位神父，我们一路行过一片古湖底，地势低平，遍长麦子，热得能烤熟肉。十点半到了傅家丘，那是租借地腹地的界限；在城外一座庙旁，我们见到袁世凯巡抚派来迎候的兵弁。到刘家庄时日已落山，我们几乎想同几位和气的德国工兵在那里歇一夜，无奈白天里一行人走散了，别人取的那条路并不经过刘家庄，只得赶往西安台，十点过后才到。那时天黑得再不能走，便在一所颇大的屋子里投宿，屋里的气味臭不可闻，像是尸首在腐烂。然而时候太晚，人又太乏，既无心追查气味的来历，也无力另寻宿处。草草吃过听装的晚饭，支起行军床就睡了。方法敛先生临睡还说了几句宽心话：这样的屋子里向来爬满臭虫，蜈蚣有时会钻进睡着的人的耳朵鼻孔，蝎子则不时从高粱秆的顶棚上掉到床上，或者横过地面，咬那不留神赤脚走路的人。有这样的安眠药催着，我很快睡着了。次日清早起身，厨子煮咖啡煎鸡蛋的工夫，我们循着那股可怕的气味找到屋子的一角，在几捆高粱秆底下发现一具粗陋的棺材——头天夜里烛光昏暗，竟不曾看见。问一个中国人，说是空的。当着几十个看热闹的中国人，我们不便失礼去开棺；可是照我们的鼻子判断，那样的气味分明急需一场葬礼。

照例，喂骡子的时候，一大群人静静地围着看我写字。晌午在仙庄歇脚修理驮轿，方法敛先生给我译了墙上的一张告示：铁路在义和团之乱中受损，须赔银十一万两，潍县摊派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三两。百姓读着，眉头紧锁，却不对我们说什么，虽然看神气是很想说的。

两点钟，我们进了潍县城东南一英里的长老会残破的院落。在当日暴乱的现场，听方法敛先生讲述约一千名狂暴的义和团徒众攻打此地的经过，真叫人心惊：就在门外那块地方，他孤身一人，除了一把小左轮再无寸铁，竟英勇地把乱民挡住了几个钟头，直到蜂拥的团民慑于他的胆气，分作两路，几百人缠住他，其余的从别处翻墙进来，放火烧了教会的房屋。三位传教士竟能逃得性命，实在是奇事。原来方法敛先生随即急奔到霍斯小姐与博顿小姐等他的那所房子，催她们下楼；义和团在一扇关着的门的那一边砸家具，他抓起一架梯子，扶她们从院墙一处天幸无人把守的地方翻出去，藏在麦田里，直等天黑，两人才疲惫不堪却毫发无伤地走到九英里外德国兵与工程师的营地，随他们脱身到青岛。这真是一段奇遇。那扇门若不是恰好关着，仆人若不是恰好把一架梯子随手丢在屋旁，那场袭击若不是恰好在天黑前发生，三个人必死无疑。三条性命，全系在这三个「若不是」上。

费奇先生热诚地接待了我们。方法敛先生打死了我床边墙上爬着的一条蜈蚣和几样虫子，九点过一点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我们在城里走了一遭，城墙的雄伟，以及追着我们、盯着我们一举一动的人群，都叫人难忘。城外我们看见一所「娃娃房」，是一间小小的石屋，穷人家夭折的孩子就扔在里头喂狗！我想进去看看，旁人劝阻，说中国人以为洋人是拿小孩的眼睛和脑子配药的，围观的人群一激，转眼就会成为暴民。

一到地头，我们便把名帖送到知县衙门；下午知县送来一桌盛筵。当晚我们正要就寝，他坐着华丽的大轿，带着二十名随从来拜。他坐了半个钟头，十分亲热，谈得很愉快。潍县以刺绣著名，出产极多，绣工的妇人一天挣约五十小钱（不到两分）。这里用不着像在美国那样上铺子里去，铺家把许多绣件送到我们的客店里，炕上和一切可以搁东西的桌椅箱笼上，都铺满了精美的手工。看得我心里发痒，一时豪兴大发，花一万九千八百小钱（合美金六元零六分）买下四件上品。

一个暖和的晴天，我们又上了路，晌午进蒋楼。那天逢集，人多得空前，街道几乎堵死，兵弁费了好大力气才开出一条路来。虽然好奇之色溢于言表，却全无敌意。随后我们走在望不到头的黄熟麦田里。先前隐约看了几个钟头的山，渐渐清晰；傍晚将近青州府时，景致极美——泛黄的麦浪在微风中轻轻起伏，那山其实不过三千英尺高，可是从平地上望去，显得巍峨厚重，在燠热多尘的旅途之后，看着格外清凉悦目。这座城约有二万五千人，城中树木繁密，绿得那样可亲，叫过路人急欲入城一看。

可是这一回也是远看好看。进了城，虽不像朝鲜村落那样污秽，狭窄的街道却远说不上干净。光秃而多尘的地面被无数脚步踩实，不见一茎草色，低矮的泥墙屋子也不中看。中国人极少想到修缮。房子盖一回就算了，多半是粗石抹泥，或者用晒干的土坯。屋顶苫草，地面是夯实的泥土，好一些的人家才铺石或铺砖。日子一久，泥皮便剥落，若是土坯墙，墙身自己也开始酥碎。但只要还不到不能住人的地步，就听其自然，油漆更是闻所未闻。所以中国市镇的大体模样总是破败龌龊。连知县的衙门也是墙垣倾颓、庭院荒芜、房舍歪斜、糊纸的窗子满是窟窿。富户的宅第往往造得很费钱，但亚细亚人对于舒适与整洁，很少有我们那样的想头。

英国浸礼会的卜道成牧师与法思远先生是这一站仅有的在站人员，他们热诚地欢迎我们。青翠的花木、一只浴盆、一顿烤牛肉的晚餐、一间干净的卧房——简直是把好客的老英格兰搬了一角到中国来。这里的房屋不曾毁于义和团，但抢掠的人凡用得着的都搬走了，碗碟、器皿、玻璃、布匹、衣服、银器与镀银器、首饰之类，损失共计四千英镑，其中机器值一千英镑。那些机器还有一段有趣的来历。会中的仲钧安先生想出一个法子，要以棉纺织来纾解中国人的贫困。他自己有些私财，又是机械上的奇才，费了两年工夫和一千英镑，把所需的机器设计出来，大半还是亲手造的。厂子已经办成，他正劝中国人组一个由教徒经营的公司来开工，房屋却被义和团烧了，机器也化作一堆扭曲的废铁。

我们在内地各处所见的妇人，脚只缠了一半，然而离天足仍远。看她们走得那样自如，颇觉意外，尤其我所见的几位还抱着孩子；只是走起来一蹲一蹲的。上等人家的妇人脚要小些，且从不在大街上行走。

星期一早上我们离开青州府，和气的主人们连同留在此地的希普韦先生送了两三英里。一路树木渐多，天气又凉爽，这一天我过得很畅快。不料第二天便在漏雨的天色下踩着黏泥，一步步挪到张店；客店里跳蚤蚊子多得像活的一样，那一夜格外难受，倒教我们格外领受了次日晌午到周村时，英国浸礼会一位孤身驻守的威尔斯牧师那顿和气的午饭；再往前三十里，是邹平总站主人殷勤的款待。这一站原有七家眷属与两位单身女教士，当时在站的只有三位男教士，惟其孤零寂寞，欢迎我们就越发殷切。本站两千五百七十七名中国教徒中，有一百三十二人被义和团杀害，另有七十余人因随之而来的流离与伤病而死。

邹平以北四十里起，是一片辽阔的低洼平原，向东北一直伸到天津。这片平原常受黄河决口之害，那种残破与苦难的景象，有时惨不忍睹。次日夜里投宿的客店很不体面，是一座两层的砖楼，装着铁门，铺着石地，墙有两英尺半厚，屋子黑暗阴森，气味像牢狱，自然也爬满了虫豸——狠狠的几口咬痕立刻作了证。与我同行的传教士说，这多半是一家旧当铺。在中国，开当铺被看作既体面又有利的行当，当商都是有势力的人物，铺子里往往存着不少财货。百姓穷到这步田地：夏天当掉冬衣，冬天当掉夏衣。

第三天晌午，我们到了济南府，在泥泞的路上六个钟头走了七十里。长老会的聂会东医生独自在城中，殷勤地接我们到他家里，又引我们看本站出色的教务；只是我们的脚夫正要把铺盖抬进屋去时，他很有深意地拦住了。他这样做也是明智的，因为那些铺盖在土客店里用得太多，实在不宜贸然抬进一个整洁的人家。

我们在城里走时，狭窄的街道简直塞得满满的，因为那天逢集。自一年前义和团事变以来，洋人本就少见，何况来赶集的多是乡下人，平日更难得见着洋人。于是我们引起的轰动，不亚于马戏班子进了美国的城市。一大群人跟着我们，我们在哪里停下，就有几百人把窄街塞住。兵弁替我们开道，倒也不费力，因为百姓虽然好奇，却并无恶意。城心涌出三眼极壮观的泉，其中一眼大如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那眼有名的泉——那泉供着全城的用水——这一眼约有一百英尺宽。泉水原极容易用管子引到济南府全城，可是这里是中国，于是百姓仍旧耐着性子天天走到泉边去打水。

六〔第一编〕在孔子墓前

我们这时正走近中国最神圣的地方。自省城济南府起行后的第二天，一个炎热的七月午后，我们望见了圣山泰山那雄伟的轮廓。中国有五座圣山，而这一座最受尊崇。它的高度并不算大，不过四千多英尺，但它自平地拔然而起，轮廓极其雄峻，实在有一种压人的气象。在中国人眼里，它的高度令人生畏，因为十八行省之内再没有更高的山峰。

我们在山脚下的古城泰安府歇了一夜，次晨六点动身，坐的是由健壮的苦力抬着的、悬在杠子中间的轿子。当我发现他们是回民时，好奇心就上来了；他们又很热诚地回答我的询问，我便觉得这些人十分有意思。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作为雇佣兵来到中国，娶了中国妻子，就此落户。可是自那以后，他们再没有与外族通婚。他们采用了中国的衣冠与言语，除此之外，却几乎仍像美国的犹太人一样自成一体。他们把伊斯兰的教义教给子弟，不过回教有一条规矩，《古兰经》不得翻译，因此除了少数文人之外，谁也无从真正读懂这部经书。他们很少传教，但靠着人口自然的增长、时有的外来补充以及收养荒年的孤儿，队伍渐渐壮大，如今散布在中国各地，已有几百万之众。在有些省份他们势力很大，尤以云南、甘肃为甚，据说在那里他们占了人口的多数。他们以桀骜好乱出名，俗称「回贼」。平心而论，他们确实常常坐实了抢劫、杀人与造伪钞的名声。他们不止一次掀起血腥的动乱，其中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七四年的潘泰大乱，在被弹压下去之前，丧命的回民就不下二百万。

不过，抬我上泰山长坡的那几个人，性情之和善与筋骨之强健一样叫人称道。上山并不难，因为自山脚到山顶有一条约十英尺宽的石砌山道。修这条路的人是谁已无从查考，最早的记载与碑刻都只提到历次修葺。但他造得极好，而且显然是「役使了无穷无尽的赤手人力」，因为那些石块沉重非常，墙垣与桥梁的砌工至今仍旧厚实。

坡势一陡，路便化作一长段一长段结实的石阶。近山顶处，石阶陡峭得叫人有些头晕，下山时尤其如此，因为轿夫顺着这陡直的石梯飞奔而下，万一失足或者绳断，后果不堪设想。好在他们脚下极稳，出事的时候很少。路旁砌着矮墙，两边是参天的古树。沿途散布着古庙、别致的小村、许多茶棚，还有几处住着不良妇人的庵堂。一道清溪就在近旁喧腾着奔下山去，时而是湍急的滩，时而是幽深的潭；行人越往上走，越能看见邻近群山与那片辽阔田畴的壮丽景色——麦子将熟，一片金黄，谷子正青，一片翠绿，其间密布着树丛，村落的矮屋就聚在树荫底下。

沿着这条又长又陡的山道，每年有成群的中国香客攀向山顶的佛寺，深信此行可以积德。我们想到下面这段话，心里便生出一种敬畏：

「我们登临的这条路，四千多年来一直有人的脚踏在上面。自大舜在此岁岁祭天以来，已有一百五十代人来了又去。希腊的诗人吟成他的史诗之前一千五百年，摩西站在毗斯迦山上遥望应许之地之前将近一千年，远在世界尚幼、人类还在摇篮里的那些世纪，人的子孙就已攀登这同一座大山那粗犷的山坡，多半就走这同一条路，而且一向是为了敬拜。」〔注一〕

〔注一〕（原注：柏尔根牧师小册子。）

在夏张歇了一夜，天刚亮我们又上路。清早的空气凉爽宜人，可等到进了汶河那干燥的沙底河床，日头就毒起来了。等走到那条又宽又浅的河水跟前，我简直羡慕起那两头骡子和那头驴来——它们一脚踏空掉进了坑里；不过，要是它们掉进泥水之前能想到先把我的替换衣裳和食物箱子卸下来，我会更高兴些。这一整天热得出奇，及至到了宁阳，我们只想好好睡一夜；客店院子里踢咬的骡子、凶狠的虫豸和吵嚷的中国赌徒，也没能把这一夜完全搅掉。

将近济宁州，地面几乎平得一无起伏，是一片辽阔的大平原。处处都耕作得很用心，以高粱和罂粟为多。土壤看来肥沃，田里的绿意与村中的树色，使这片景致不至于单调。统摄这一切的，是颇有气象的济宁州城。高厚的城墙、漂亮的城门与城楼、小河两岸的树木、拥挤的街道，看上去很有都会的模样。连同紧贴城墙按中国式样建起的关厢在内，济宁州有十五万居民。这是一座生意城，商务相当兴旺，四周广大地面的出产都运到这里发售，因为它在运河边上，货物进出既便当又便宜。而且此地兑换银钱并不吃亏：运送现银有风险，济宁的商人便乐意收受汇票，拿去支付他们在上海所购的货物。因此这里的银价比山东别处都好。正街很窄，头上用席子搭在高粱秆上遮阴，两旁尽是忙碌的铺子。运河一带简直是一座「名利场」，满是卖衣裳的棚摊，走街小贩的吆喝声震耳欲聋。

可是济宁州的传教士实在孤单，因为方圆之内没有一个谈得来的同伴。在这样一处孤零零的驻地，人生的悲剧格外沉重。劳克林先生领我看了一所房子，一八九九年五月他妻子去世后，遗体在那里停了一个月。随后他带着九岁的女儿，用一条住家船载着灵柩顺运河南下镇江，走了十六天。那必是一趟令人心碎的行程——笨重的船在滞缓的河水里慢慢爬行，沉默的星光照着灵柩旁那个孤单的丈夫。然而他毅然回到济宁州；我动身以后，他身边只剩莱昂医生一个伴。与他们分手我很难过，因为我们一同经历了许多终身难忘的事；而在当时，留在这样孤立的地方被认为颇有危险。但我和约翰逊医生不得不走，于是六月十七日一早，我们与这两位有胆气的人亲切话别，把他们留在那座远在内地的城里；他们一直站在东门口，直到看不见我们为止。

幸而那天天气晴好，若是下雨，那平坦的黑土地几乎无法通行。这样，我们一路无尘，舒舒服服走了六十里到兖州府。这是一座城墙特别厚重的城，六万居民素有山东最仇外之名。这一带见过的外国人本来不多，其中不少还遭过围殴。此地惟一的传教士是天主教神父，他们屡次受攻击，一位英国旅行者也曾被这些好斗的守旧之辈狠狠打过。但天主教一向执拗，硬是斗到了底，德国领事还从北京赶来给他们撑腰；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在盖一座堂皇的教堂，款子同济宁州那座大堂一样，出自一八九七年两名神父被杀一案的赔款，那件案子正发生在这个教区。虽然有大群人默默盯着我们看，却并无不敬的举动。相反，我们发现知县早已下令特为我们备好了一家客店，地毯、坐垫、屏风一应俱全；我们到后不过几分钟，知县又致问候，送来二十五道菜的席面。再走九英里，下午四点，我们到了中国有名的圣城曲阜——孔子的故乡，也是他的葬地。

我们把骡轿留在客店，骑上护送兵的马，急急赶往那座建在孔子故宅遗址上的著名庙宇。不料大失所望：厚重的庙门关着。我们敲门，看门的从门缝里张望，解释说这天是五月初五的大节，衍圣公正在行祭，祭事未毕，谁也不得进去，连官员也不行。「什么时候毕？」我们问。「今夜通宵，明天一整天，都要接着祭。」他答道。我们力陈逗留的时日无多，并郑重许诺决不妨碍衍圣公。看门人眼里泛起水光——他想到了赏钱——可他还是说不敢放我们进去，因为上头吩咐得严，违命轻则丢差事，重则送命。我们只得怅然回身，从一见外国人便迅速聚拢的人丛中挤出去，骑马穿城而过，沿着那条久负盛名的神道，前往孔子遗体所在的至圣林。此地离城门三里，约合一英里。路上古柏成荫，之所以叫神道，是因为相传孔子之灵夜里在这条路上往来行走。

这座著名的墓地分作三重。最外一重据说周长十五英里，凡姓孔这一尊姓的人都葬在其中。里面另有一圈约十英亩的围地，是孔子嫡裔历代衍圣公的家族墓园——这些人位望之尊，与最显赫的封疆大吏相埒。第二重之内，才是至圣墓域本身，约两英亩，同外面一样，有苍老的松柏遮荫。这里只有三座坟，都以巨大的封土为标志，底下埋着孔子、他的儿子和他的孙子的遗骨。圣人的那一座，我们估量高二十五英尺，周围二百五十英尺。墓前立着一通石碑，约高十五英尺，宽四英尺，厚十六英寸。碑前仰卧着另一块几乎同样大小的石头，由厚重的石座托着。碑上没有名字，只有汉字；与我同行的约翰逊医生把它译作「大成至圣文宣王」，若不拘字面，便是「至圣先师」。

坟头与整片墓地上蔓草丛生，未经芟除，看去一片荒芜。据说其中有一种草，中国别处都不生，而且有一种辨明义理的神力：若把一片叶子放在孔子书中一段深奥的文字上，其意立刻就会豁然明白。围墙之内有几处小屋，但无不尘封朽败，因为修缮别人所建的房屋是没有功德的。中国人待庙宇一如待自家的住宅：肯慷慨出钱去建，建成之后就什么也不管了。所以即便在最神圣的地方，牌坊、墙垣、柱子也照例在剥落坍圮，院落肮脏，铺地的石板东歪西斜。

想到眼前这一抔尘土，其人生前所影响的人类，除释迦或有可比之外，大概超过世上任何一人，我心中油然生出敬畏。便是基督自己，至今为世人所知的程度也不及孔子；凡知道基督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像中国接受孔子之教这样彻底地接受了基督之教。诚然，理雅各博士宣称：「我研究他的为人与见解既久，仍不能视之为伟人」；汲约翰博士则说，他「在孔子传世的言行里遍寻其力量的秘密而不可得」，只能悬揣说，「他是万世典型的中国人；但他的伟大在于把这一典型展布得极其宏大，而不在于创造了它」。然而，即便不是中国人的头脑，也很难毫无成见地看待这样一个人。一个人塑造了亿万生灵达两千四百年之久，而且到这两千四百年之末，影响反比其初更大，我们实在不必吝惜「伟大」二字。就算「他是万世典型的中国人」罢。一个小人物能把人类三分之一的心魂「万世」化在自己身上么？孔子的力量，在中国到处看得见。庙宇处处矗立。家家供着祖先的牌位。圣人的书全民都在苦读。几百年前，一位嫉恨的皇帝把儒家的书悍然焚毁，耐心的学者又把它们复原出来；为防这等毁圣的狂举重演，北京建起了孔庙与国子监，把经书刻在一长列一长列的石碑上，使其永不能再被毁掉。至于今日皇室的态度，可以从这件事上看出来：皇帝每十年一次，以隆重的仪节亲诣此庙，升座讲解经书中的一段。两千多年来，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其子弟都要把那本儒家的蒙学课本背下来，书里说：「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又说：「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还说五福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这些自然都是高尚的道理。要否认它们在许多方面产生过良好的影响，未免愚蠢。它们造成了比较安定的社会秩序，教人尊敬父母与君长，又那样尊崇母亲，使妇女在中国的地位高于大多数非基督教的国家；就这几样，已把中国人抬到了许多别的亚细亚民族之上。

然而，儒教从来是、如今仍是中国重生最难逾越的障碍。它固然讲了一些大道理，却把另一些性命攸关的道理置之不问。它把中国人从野蛮的水平上提起来，却又几乎不能移动地把他们钉死在一个远低于基督教的平面上。它养成了一种对现状洋洋自得的心满意足，以至千百万人几乎全然不为近世潮流所动。它把敬重父母贬成盲目的祖先崇拜，使一个死去的父亲——他生前也许是个愚昧而败德的人——取代了又活着又公义的神。为着急于得子以养老送终、死后有人祭祀，它不但助长早婚，还助长纳妾。它使子女实际上成了父母一时之兴或一时之怒的奴隶。它使人敬重往昔到这样地步，以致任何变更都成了对死者的不敬，于是一切进步都难上加难，社会遂至僵化。「凡现成的就是对的」，「向例」便是神圣。人的心思被引得只围着自家一门打转，性情与行事因而自私而褊狭，眼光越不出自己那一小块天地。为着维持祖先祭祀，穷人负担不起的开销也要被一丝不苟地勒索出来，活人往往为着死人而至于赤贫。据说祭祖一年要花掉一亿五千一百七十五万二千元——对于一个大多数人终身困苦的民族，这是一笔沉重的耗费；与此同时，人人只顾自家、对国事漠然无情，真正的爱国心与一个强固而善治的国家也就无从生长。所以儒教既是中国的长处，也是中国的短处：它是一切进步之敌，是一切生机的停滞。

儒教在人生最深的问题面前也止步不前。到了最需要的时候，它拿得出的只有些死的格言。它对坟墓之外的将来毫无展望。它实际上是一套带有民族色彩的不可知论的道德法则。前任驻美公使伍廷芳直言：「就这个词的实在意义说，儒教并不是宗教」，而且「孔子若在今日，是要被称为不可知论者的」。对「至圣先师」本人而言，哲学并未开出一扇指望之门。有一天，一个心里不安的人拿这事请问他，他用一句很有他本色的话把问题打发了——「未知生，焉知死？」此后，亿万儒者就这样木然地站在那里，脸朝着死去的过去，而将来是一片黑暗，里面没有一点声音传出来。

可正因为他们这位显赫的导师把他们领到幽冥的边上就撒手不管，别的教师便乘虚而入，占据了这块任人来取的地界。这些人的道理不及孔子合乎理性，他们的得势却再一次证明：人的心灵不能安于精神的真空，信仰若不进来，迷信就会进来。于是道教与佛教动手用种种奇诡可怖的形象填满了空中与来世。中国民间对来世的想法，在广州的地狱庙里有一种阴森的写照：那里陈列着一大堆木雕，把种种刑罚一一演示出来——锯解、斩首、油烹、扣在烧红的大钟底下，等等。出殡时，人们大把大把地撒下打了孔的纸钱，指望好事的鬼魂停下来查看，好让棺柩得以通过。在中国任何一处坟地，都可以看见坟前摆着小桌，上面放着茶、点心和一张张金银纸箔，好教鬼魂饿了、渴了或缺钱花的时候，有酒有饭，或者从那金山银山（纸做的）里取用。

在广州那座求医的庙里，无数病人向神明祈求医治。我们看见一个老妇跪在佛像前，把两块木片高高举起，再掷到地上。若一块平面朝上、一块圆面朝上，便是吉兆；若两块同面朝上，便是凶。另有些人摇着一筒编了号的签，直到跳出一支，再按号取一张纸，纸上便写明病的结局。院里的石板被无数脚步磨得凹陷，那地方的凄楚令人不忍。

按说，「儒教是一套道德学说，道教是把自然神化，佛教是一套形而上学。但在实际上，这三者都经过了许多变改。道教的面目随时代而变。它开山者的哲学，如今只是好古者的玩赏之物。近世的道教驳杂至此，几乎无从在它的混沌里理出一套有条理的体系来。」〔注二〕至于佛教，它的开山者若能到今日的中国来看一看，恐怕认不出这是自己的教。下面这两句：

「十个尼姑九个娼，

剩下一个是疯狂——」

可见乔答摩的宗教已堕落到何等地步。

〔注二〕（原注：明恩溥《基督为王》第六十二页、第七十二页。）

其实，若以为中国人分成三个宗教团体，像美国人分成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人那样，那就错了。每一个中国人同时是儒、是佛、是道，看情形需要而奉行三教的仪节：祭祖时他是儒，求观音庇佑时他是佛，设法打点无处不在的风水（风与水之灵）时他是道；他绝不觉得这里头有什么不一贯，正如一个美国人同时是卫理公会的教友、共和党人和共济会会员一样。切斯特博士说，他在上海时曾见一个道士在佛寺里主持祭孔。即便把这不一贯之处向中国人证明出来，他也丝毫不会烦恼，因为他根本不把这类讲究放在心上。「所以今日中国的宗教已成了三套体系难解难分的混合。」〔注三〕「国家祀典古时的质朴已经败坏到这般地步，竟把神祇、鬼魂、旗纛与大炮合在一套仪典里。它既成了地道的多神教，又成了地道的泛神教。」〔注四〕

〔注三〕（原注：汲约翰《华南的传教方法与传教方针》。）

〔注四〕（原注：卫三畏《中国总论》。）

其结果是，寻常中国人活在想象出来的鬼怪的辖制之下，终日惶恐。他在门前立一座方形的影壁，好教可怕的鬼进不了屋——它们非得拐一个拐不过来的弯不可。他把瓦顶的四檐做成上翘的样子，好教想要落下来的鬼被弹到空里去。这种迷信也不限于下层。傲岸的、到过外洋的李鸿章，就曾在黄河岸上卑屈地匍匐礼拜，去打点一个据说造成了一场大水灾的妖物；而迟至一九〇三年六月四日，《字林西报》还登过这样一道上谕：

「因久旱不雨，屡经祈祷而未沾足，着顺天府尹陈璧前往直隶甘山县龙神庙，敬迎该庙所藏能致雨之铁牌来京，供奉瞻礼，以期大沛甘霖。」

于是，最「合乎理性」的教师的信徒，成了世上最迷信的民族之一。这位大不可知论者一心要把人心中的谬误扫清，结果不过是把它「打扫干净，修饰好了」，留给「另外七个比头一个更恶的鬼」。

暮色渐深，我们怀着心事离开这位伟大死者的长眠之地，忽然来了一排三十名中国兵，拔出刀来，屈一膝跪下，齐声大喝。这一下来得太突然，喝声又尖厉得骇人，我的马惊得直跳，我眼前已浮现出立时被屠戮的情景。但我懂得礼貌是天下通行的硬通货，一等把腾跃的马勒住，便举帽致意，躬身为礼。那些兵于是起立，转身列队，走在我们前头，一直把我们送到城里的客店。约翰逊医生解释说，他们齐声喊的是「大人平安」，而这一排人乃是知县衙门派来的仪仗护卫！

路上我们顺道去看了颜子庙——颜回是孔子最爱的弟子，早死，孔子为之恸绝。庙院很宽敞。有一株极好的树，高而秀挺，树皮银白。一个护送我们的兵恭恭敬敬地去亲一只巨大的石龟，他一心相信，亲了龟嘴的人一辈子不生病。但同中国别处一样，这座庙本身当初必定很美，如今却在剥落坍圮之中。

我们回来时已经很晚，正要安歇，知县带着一大队随从来拜，殷勤动问我们要看的都看到了没有。我们说大庙没能进去，他很客气地说，他乐意去禀知衍圣公，衍圣公一定会安排我们去看。于是凌晨两点来了话：夜祭已停，晨祭要到七点才续行，我们可以趁天亮时这段空档进庙。我们便三点起身，就着烛光草草用过早饭，往庙里去。约有一百个中国人在那里等着我们，其中有两位穿着官服。我们觉得打听他们是谁、是什么身份不合礼数，只当他们是知县衙门里的人；看他们对庙中情形显然极熟，我们就欣然从命，随他们同行。

那片围地约有三十英亩，参天的古木、铺石的甬道、厚重的碑碣，尤其是那座气象森严的大殿和几十处附属的屋宇——但愿我有笔力把我们所见的一一说个明白。其中一处叫作列国归墙殿，意思是「万国之墙的殿」。里面有一百二十块碑石，每块约宽十六英寸、高二十二英寸，正中另有三块较大的，宽两英尺，高四英尺半。这几块之前有一块三英尺半乘四英尺半的石头，上刻：「天下万国来贡」。中国人郑重地相信，普天下的列国都在这些碑石上承认了孔子的至尊。

接着我们看了三间阴沉的屋子，是宰杀祭牲的地方——一间宰牛，一间宰羊，一间宰猪。过了这几间，我们进了孔子的夫人庙、父母庙和「五代祖先」的庙，虽说末一处里供的其实是九代而不是五代的牌位。四面到处是几十通碑碣，或为历代名王所立，或为颂扬他们而立，其中有几通出自基督降生以前就已兴盛的朝代的君主之手。

最可观的自然是圣人自己的大成殿。它远远坐落在一座铺石的宽阔月台之后，台周绕着精美的白石栏杆。人的眼光立刻被那二十八根雄伟的石柱吸住：前面十根，后面十根，两端各四根。前面那十根是圆柱，雕镂极精，是我平生所见最壮丽的一列柱子。其余的是八棱的光柱，柱身以黑色描出种种花样。

殿内另有十二根柱子，直径约四英尺，高二十五英尺，每一根都是整木斫成，磨得极其光润。殿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孔子的塑像——身量高过常人，面目却全不像真人。像前是牌位，配着贵重的漆饰与座架，还有一张供桌，桌上陈着一头牛和两头猪，都刮洗收拾干净，头朝着塑像与牌位卧着。另外几处殿宇里——尤其是五代祖先那一处——也卧着别的牲畜，有些显然是前一天供上的，有些是等着这刚开始的一天受祭。前后合计，我数了十九头祭牲：一头牛、八只羊、十头猪。大成殿气象堂皇，屋檐出挑极大，却做得线条那样秀美，实在美得出奇。可是殿内尘埃当道，殿外照例是蔓草丛生，无人过问。

最后我们看了藏书楼，其实这名字名不副实，因为里面一本书也没有，而且据殷勤的向导说，从来就没有过。我们踏着窄梯，自楼下那间空阔积尘的大屋，穿过同样空空如也的二层，上到顶上的第三层——那是几百只鸽子的家。在拂晓的灰白光里，我走到檐下的窄栏杆外，望见近旁大殿金碧辉煌的屋顶，再往下看去，是许多古老的屋宇、幽暗肃穆的松柏、厚重的石碑与驮着它们的巨大石龟，还有一群中国人立在阴影里，仰起脸好奇地望着上面。忽然一只鸽子自我头上飞过，随后太阳自那暗沉的树梢之上缓缓地、庄严地升起来，把大片灿烂的光倾泻在我们这些立于高处的人身上。可是下面的中国人，还在一夜尚未尽去的幽暗里。我很愿意相信，这有形的一幕是无形之事的一个譬喻。大成至圣文宣王的一切格言，并没有把中国人领出道德的晨昏之交。这么多世纪不停的辛劳过去了，他们依旧滞留在雾气与阴影之中。然而他们的脸已开始转向一个白昼的光，那白昼的太阳已经照上了山巅。有些人此刻已经在那「奇妙的光明」里了；不久之后，神那些发光的大军必要涌下山坡，以无声的脚步越过广阔的平原，追赶那迅速退去的黑夜，「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

在外门口，我们与那两位气度庄重的官员道别；他们那样殷勤地领我们看遍了这个古老而有来历的地方，又那样不惮烦地为我们讲解古迹与旧例。他们究竟是谁呢？我们心里暗暗猜想。后来带队的哨官告诉我们：那是守庙的奉祀官和衍圣公本人——我们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离开这座伟大死者之城，我们穿行在一片可爱的地方，远处有群山守护。走了六十里到泗水县城，有兵来迎；我们骑马往客店去时，仿佛全城的人都挤在街边。衙门的师爷早已在店里备下酒席等候。这家客店也特为打扫过，备了坐垫、铺座的红布和一架挡门的屏风。下午地势渐渐崎岖起来。但土虽较瘠，景致却更好：一片起伏的地面，一道闪亮的河流横贯其间，四围的山越来越近。离曲阜一百一十里，我们在卞桥歇夜。这是个小城，客店极劣，却有一眼绝好的泉。泉水自二十五英尺见方的一片地面上涌出来，水量大得像水磨的沟渠一样奔流而去。乾隆皇帝曾在泉的四周砌了护墙，旁边建了庙宇与行馆。墙至今坚固如初，庙与亭榭却只剩几根剥蚀的柱子和一些残块。这位皇帝说，他在梦中得了指点：若造一条石船，泉水便能载它到他想去的南京。于是他用厚重的琢石造了船，宽十二英尺，长五十五英尺。船至今还在，船头高出地面五英尺，其余部分几乎陷到与四周的地面相平了。这位老皇帝的念头，在我们看来固然荒唐；可我们的铁船在他看来，难道就不荒唐么？

第二天早上，太阳同浓雾苦斗了许久，空气冷得我在骡轿里非裹条毯子不可。到八点，太阳得了胜，我们又过了一个风爽天晴的六月佳日。可是路上的石头之多、之难走，是我们此前所未遇的。村子显然更穷，在这样多石的土地上也是意料中事。人们默默地盯着看，不大回我的笑。究竟是阴沉呢，还是不过粗鲁、没见过外国人，我只能猜测。那里见过白人的时候不多。

在多石的地面上辛苦走了一百四十里，我们到了费县。次晨下起雨来，中国的赶骡人是不爱在雨里走路的。但看情形要下个不停，而我们住的客店又极坏，离沂州府只有九十里，便想继续赶路。每个赶骡人赏六百文小钱（合两角），一切顾虑就都消了。我刚在骡轿里安顿好——顶上蒙了油布，前面挂了胶布毯子——就看见一条蜈蚣爬在我腿上，幸而在它咬我之前把它打死了。九点雨住，虽然云色仍旧阴沉，我们却一路凉爽舒适，穿过成百片花生、蓝靛和谷子的田地，到了义堂，在一家肮脏的客店里打尖。店主是个又高又邋遢的中国人，却以自己姓孔为荣。他确是圣人的后裔，而且很得意于一件事：他的骨殖将来是要归葬曲阜那片神圣的墓地的。

下午五点四十分，我们到了沂州府。孑然独处的法里斯牧师见了又一个白人，很是欢喜。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有许多愉快的事。可看的东西也不少。沂州府的传教事业属长老会，有两所医院，一所男的，一所女的，有一座礼拜堂，还有男女分设的走读学堂。教会有会友百人左右，在各处分站另有十处已经立会的教会和十处尚未立会的聚会。这些教会与聚会的礼拜堂都是自建的，日常用度也都自理。这里的官员也极有礼。知府带着五十名兵丁随员立刻来拜，是个很有气概的人，谈起各样事情都见识不凡。动身的前一天，我们设席款待城中的头面人物，答谢他们的种种礼遇。请帖无一不应，到了三十五位客人，坐到很晚才散，看来都十分高兴。

那天夜深，一个吃力走了一百八十里路的青年来到约翰逊医生的诊所，递上这样一封介绍的信：

「敝处有一仆人，得了黄病，患了数年，医治无效。他托我求您救他的病，我今命他先到您跟前，当面求您医治。多谢多谢。

谨启

纪某」

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凡能做的都做了，「救了他的病」之后，我们又上路。三十名中国基督徒一直送我们到城外一里的沂河边。天色明净得出奇；出发的第二天，翻过几道高岭，我们饱览了辽阔的耕谷，还望见了莒州——这座名城据说所出的科举中式之士，比省内同样大小的任何城都多。

其后地势渐平，高粱田一望无尽，核桃、梨、樱桃的果园甚多，背后有低山起伏。长途跋涉之后，人与牲口都乏了，骡背也磨得厉害。但行程将尽，自沂州府出发的第五天，我们到了岳沟，即德国势力范围的边界。德国的界线靠近胶州，但定例是中国兵不得越过距界线一百里的这一点，德国兵也不得反向越过此线，惟有沿铁路线行进不在此限。因此护送我们的兵到此只好留步：中德两国议定，凡武装人员越线者均可开枪；即便不出人命，美国人若破坏了这项约章，德中两国官府也都有理由抗议。我提议不要护卫，径往三十里外预定歇夜的地方去。但我那几位阅历较深的同伴认为，独自在这一带的客店里过夜很危险，因为靠近界线的村民仇外之深不亚于省内任何地方——德国人行事粗暴狠戾，早把他们惹得怒不可遏了。

于是我们在岳沟过了一夜。第二天没有人来为难我们；因为起得早，中午就走完了九十里长路到胶州。在骡轿里颠了五个礼拜之后，坐三个钟头火车走一百三十八里，简直像是奇迹。下午六点五十分，我们到了青岛。传教士们说，我们这一趟「把东方催促得着实可观」。我的笔记本上写着——「洗一个澡，换一身干净衣裳，吃一顿热晚饭，睡一夜好觉，最后一丝倦意也消尽了」。

七〔第一编〕旅人的几段经历——宴席、客店与兵丁

内地旅行的辛苦，比我原先设想的要少。诚然，路上遇到的种种事情，若一桩桩数下来，也能开出一张吓人的单子；可是每一桩临到眼前时，都显得微不足道。通盘看去，这趟行程与任何一次消夏之游一样称心。天气大抵晴好。正午的日头常常很毒，午后却总有凉风把暑气调和过来，夜里则非盖毯子不可。间或下点雨，却从不足以真正阻住我们的脚程。那是我平生所见最完美的五月与六月天气。据在华北住了多年的约翰逊医生说，这样的天气并非例外。当然，我所见的山东正当一年里最好的时节。七八月间又湿又热，冬天则是清朗而严寒。

我发现带一只箱子实在是自找麻烦。那箱子本是照着驮骡的尺寸定做的，可是正值麦收，一头驮骡也雇不着；纵然把凡能腾挪的东西都移进骡驮轿里，箱子压在驴子一侧仍嫌太沉。于是只好装上大车，而大车又赶不上骡驮轿的脚程，我便常常一连几天与自己的箱子分道扬镳。何况说到底，两只手提皮包也就装得下全部必需的衣物了。我另带了一张轻便的折叠行军床，一只口袋里装着薄褥、小枕、床单和两条薄毯，这样，在那永远少不了的蚊帐底下，我睡得十分舒服。

我们还带了一批罐头食物，路上通常还能买到鸡和蛋添补；时令对的时候，偶尔还能弄到豆角、葱、黄瓜、杏子、花生、核桃和萝卜。所以我们吃得不坏。本地的饮食，外国人是不能指望靠它过日子的。他不能像贫苦的中国人那样，单凭米饭和死面饼子维持气力；而殷实人家的食物——倘若弄得到的话——又往往油重味奇，直要把他的肠胃逼得起来造反。说真的，一席中国的筵宴，是外国人所能经历的最严峻的事情之一。请我赴席的那些地方官，一片盛情我是由衷领受的，他们的用意与任何一位请客人吃饭的美国人一样慷慨好客。只是中国的菜单上有些菜肴，对一副基督徒的口舌委实是一场考验，而礼数又要求客人每一道菜至少尝上一口，不然便叫主人「丢面子」——在中国，这是极失礼的事。举例来说，下面便是我赴过的一席寻常中国筵宴的菜单，按上菜的先后排列。在这个上下颠倒的国度里，甜食居首，汤却排在将近末尾：

一、小点心（五样）、梨片、糖花生、生菱角、熟菱角、煮老的鸭蛋（切成小块）、糖核桃、蜜核桃、鸡丝、杏仁、话梅片、熏火腿片（切成细丁）、海菜丝、西瓜子、虾米、笋、山楂糕。以上都是冷盘。随后上热菜：

二、带壳的虾配醋、海参烩鸡丝、甜口的肉丁配面丝——肉与海参都用香油烹过再上桌。

三、笋、烩鸡腰。

四、油炸子鸡，皮酥。

五、姜块豆腐烩海参、芦根姜芽烩木耳（都是热的）。

六、糖馅果馅饼、枣泥糖团。

七、热的「八宝」羹：枣、西瓜子、核桃碎、栗子碎、糖渍橘皮、莲子，再加两样米，一并和匀，浇上糖汁——极可口的一道。

八、虾仁配芦根与煮老的蛋丁，同盛一碗，浇香油；另有裹着甜子仁的饼干。

九、糯米一层层叠起，中间夹着红糖；肉末饺子；蒸馍。

十、海参笋片炒蛋，都用油；油焖鸡块；肉配面粉与淀粉做的小丸子。

十一、烩猪腰、油焖虾、枣泥饼。

十二、粉丝鸡蛋汤。

十三、烩肉丸、芦根、煮老的蛋黄丁，都用油。

十四、燕窝汤。

到这时胃口已经填得差不多了，最后又上了几样珍品收尾：

十五、油汆鸡、浮在一大碗自身油脂里的肉、烩鱼肚、蛋汤。

十六、蒸馍。

茶是从头至尾一直供着的。就在桌上现沏：把开水冲进一只装了半壶茶叶的小壶，壶空了再续。茶里不加奶也不加糖，味道清淡而甘美。筵席上照例还要用小盅斟米酒，不过请我们的席面上常常免了这一项。中国人说，酒是必不可少的，为的是「解腻」。要解的腻，确实是足够多的。

客人围着小圆桌坐，一桌大约坐四位。自然没有盘子，也没有刀叉，只有喝汤用的小瓷匙。所有食物在端上桌之前都已切成小块，照说再不用动刀。每样菜只盛一只碗盏，摆在桌心，各人便用自己的筷子从公碗里取食，一双筷子自始至终不换。主人若用自己的筷子在碗里翻拣出一块好的，搁在客人面前，那是极高的敬意。在中国，我赴过的几乎每一席上，都曾怀着极深的感动，眼看殷勤的主人把那双已经往自己嘴里送过许多趟的筷子伸进公碗，搅来搅去拣出一块格外肥美的，放在我跟前的桌面上。而我自然也不肯在礼数上输人，便含着受宠若惊的笑意把这些珍品吃下去。同席的中国人个个都自居为我的主人，中国人待客又极其周到殷勤，于是不多时，桌面上便被搁下的肉块、海参、鸡肉，以及筷子在碗与桌之间来回奔走时滴落的汤油，弄得又湿又腻。

不过，每位客人身边都放着两只套在一处的小铜盆，客人须从上面那只里呷一口水，漱过口再吐进下面那只里。等外国客人再听说，咂嘴作响越大声越有礼貌——那是表示菜好吃；用匙喝茶喝汤要呼噜有声——那是表示烫；打饱嗝——那是表示吃得畅快，他的感触便更深了一层。常有一位端庄的官员把茶搁到凉透，及至端起来，却还要呼噜一声大响地吸，仿佛滚烫一般，因为他太讲礼数，不肯露出嫌茶凉了的神气。

然而，美国人或欧洲人在中国席上暗自叫苦，又自庆本族的吃法如何高明，倒不妨想一想自家的规矩在一个天朝人眼里是什么光景。有位游历欧美的中国士绅，曾这样写信给国内的亲戚：

「这些洋鬼子是开化不了的，简直无可救药。他们能一连几个礼拜、几个月不沾一口米饭，牛羊的肉却吃得极多，所以身上味道难闻，闻着就像羊。他们天天洗澡，想除掉那股怪味，终究除不掉。肉也不切成小块了煮：大块大块地端进屋里，往往还是半生的，他们就又割又砍又撕扯，拿着刀子和叉子往嘴里送，看得一个有教养的人浑身不自在，只当自己置身在一群吞剑卖艺的人中间。他们甚至同女人共坐一桌，而且先给女人上菜，把天地的次序都颠倒了。」

于是我便谦卑地尽力迁就中国的习俗，学会了喜欢当地的许多菜肴；只是到末了，仍有几样我不过略动一动筷子，为的是替东道主「保全面子」。有些菜实在好吃，大体上也都烹得得法，只是许多食物泡在油里，未免腻了些。我的肠胃算是相当结实的，可是要把一席道地的中国筵宴吃下来而安然无恙，怕得有一副铜里子的胃。不过话说回来，要吃一顿传统的新英格兰正餐——煮咸猪肉、腌牛肉、洋白菜、芜菁、洋葱、土豆，末了再来一份肉馅饼与葡萄干布丁，还要用大杯的烈苹果酒送下去——也一样得有这么一副胃。

中国的客店，连最俭省的旅人也花费不起多少。我们打尖吃午饭，一行大约二十来个人畜，通常一共只要一百个小钱，合美金三分出头。住一夜，寻常是七百文，合美金二角三分。旅客得自备饮食与铺盖，另外为仆役与骡子所用的米粮草料再贴一点小钱，饶是这样，那花费在外国人看来仍旧小得可笑。不过，纵是阅历最深的旅人，也很难把中国的客店当作安适的住处。那不过是一圈粗陋的平房，围着一个敞院。屋里一无家具，偶尔有张粗笨的桌子。地面是夯实的泥土，几十年、也许几百年的踩踏，早已污秽不堪。窗上糊着油纸，只透进一点昏光，一丝风也不透。墙壁被烟熏得乌黑，挂满蛛网。屋子的一头，照例是一盘炕——底下砌着灶膛生火，上面白天供人盘腿坐，夜里供人睡觉。哪个倒霉的白人不曾有先见之明带一张行军床来，便只觉得自己是睡在一具揭了盖的烧红的炉子上。

沂州府到济宁州一路的客店，是我所见最差的；一个人若在其中歇过一宿，便算是正式领教过在中国旅行的苦处了。不过无论走到哪里，暑气、烟气、浊气，再加上炕上、地上、墙上密密麻麻爬着的虫子，合起来总能叫一夜的中国客店成为难以忘怀的经历。然而外国旅人到底不得不学着比在家里少讲究些；我发觉自己饿得足以大吃，累得足以酣睡，泥污与虫豸都不碍事。只是随着夏意渐深，暑热与浊气就不那么容易将就了，于是我开始睡在敞院里，觉得叽叽呱呱的中国人和嘶叫的骡子，究竟比那臭气熏天、虫豸成群的屋子好受些，何况在外头至少有的是清凉的新鲜空气。

中国的客店里没有什么隐私可言。门——如果有门的话——是不识锁钥为何物的；而中国的客人、店家的一家老小以及左邻右舍，都怀着一种丝毫不因害羞而稍减的好奇心。但东西从没有丢过，虽然我们的行装里想必有不少东西，对围着我们的那些穷苦人是很有引诱力的。有一回，店里打发一个伙计去把一张银票换成铜钱，那人一去不返。众人乱纷纷地吵嚷，劳夫林先生却和和气气而又毫不含糊地要店主担这个责任，那位老板便承认自己知道钱是谁拿的，把钱如数赔了出来。于是天下太平。店主多半与那贼是串通的。我们一路只出过这一桩这类的事，尽管夜复一夜地宿在公共客店里，所有的东西都摊在四周，毫无防护。偶尔，尤其在大些的镇上，会有一名更夫。可是这人吵得很讨厌。为了叫雇主晓得他没有睡着，他隔不多久就把两块梆子敲在一起。整夜里，那刺耳的梆梆梆每隔几秒钟就响一回。这是个古怪的规矩，因为它分明是在向贼通报更夫的所在。不过中国叫美国人觉得古怪的事情多着呢。

在亚细亚旅行，外国人若不愿生病，就该有几分合乎情理的小心。睡得不足、随手从罐头里扒拉一口饭、喝不煮的生水、不戴遮阳的藤盔也不打伞就顶着日头走路骑马——这些看着都很潇洒。有些本该明白事理的外国人，在这些事上很随便，还要好脾气地取笑那些比较讲究的人。可是，一个人固然不必无谓地挑剔，但他若有胆量做个明白人，便不但能保住健康，还能因这趟旅行而身子更壮；而那不经心的人多半要被痢疾撂倒，即便侥幸躲过这场大难，抵达目的地时也已疲惫不堪，非得将养几天、甚至几个礼拜不可。我一天也没有病过，走完了柏尔根博士所说的「游历山东的最快纪录」，出来时精神健旺，气色极好，无非是因为我有足够的定力，坚持在吃饭睡觉上留出合情理的工夫，坚持把饮水煮过，坚持去买那遍地都有的新鲜果蔬。从这一点上说，从济宁州一路护送我到青岛的约翰逊医生堪称典范。他并不多费时间，只添了一点点开销，也不过多费些微的手脚，桌上便总是可口的饭菜；水瓶与水果罐头又总是镇在一桶桶井水里，喝到满是尘土的干渴喉咙里，真是感激不尽。即便在几乎一切近代便利都付之阙如的地方，要把旅途弄得相当舒服也并不难，而且这点麻烦是值得费的。

一路上，我们始终被人看着，那情形颇耐人寻味。美国领事福勒起初告诉我，袁世凯巡抚要派兵护送我时，我说我并不自高身份，并不想带着刀兵仪仗走遍山东；我此行是来讲和睦、行善意的，宁愿只同几位教士同伴一道走。他却答道：眼下全省虽然安静，谁也说不准一个钟头里会出什么事；在这样绷紧的局面下，哪怕一处零星的、局部的伤害外国人的举动，都可能成为再度起事的信号；巡抚正竭力把百姓弹压住，而他既然要对后果负责，就必须允许他派自己的人照看一支打算深入内地的外国队伍。于是我自然只好依从。

及至我在胶州抬眼看见那支护送队，便觉得自己先前关于刀兵仪仗的担忧全属多余：所谓「护送」，不过是两个形容猥琐的苦力，看样子是从街上随便拉来的，手里的火绳枪陈旧不堪，对持枪的人比对敌人还危险。我敢断定，稍有危险的风吹草动，这两名「卫士」定是头一个跑掉的。此后我们再没见过他们，直到高密，我们赏了他们一点钱，便打发他们回去，乐得摆脱这两个人。后来才晓得，他们原只是胶州本地衙门的差役，送我们到租借地腹地的边界为止，袁巡抚的兵是不许越过那道界线的。

可是在边界上迎接我们的兵，却是另一路人物：都是骑着好马、相貌魁伟的马队。想起从前听说的那些故事——中国兵名为护送外国人，实则把人杀了——我们见只来了三个，倒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也是三个，自信万一有事，还能把他们打翻。等到离开潍县时人数增到五个、又增到六个，我们便有些犯嘀咕了。不过我们盘算，我们三人手脚利落、身板结实，紧要关头大约能对付两倍于己的中国兵；再不济，我们既没有妇孺行李拖累，还可以拔腿就跑，正应了那句老话：

「打不过就跑，

留得性命改日再打。」

可是过了不久，这支队伍涨到十一人，接着又涨到十五人，我们便彻底不成比数了，何况他们马匹精良，不但佩刀，还带着新式的连发枪。

然而结果证明我们的顾虑是多余的：这些人都是好兵，机灵、恭敬、操练精熟、纪律严明。他们待我们一丝不苟地守着军中的礼节，无论是向我们说话还是我们向他们说话，都立正行礼，姿势极合规矩。我从不惯于这样气派地赶路。我们三乘骡驮轿要用六头骡子、三名赶骡的，每乘一人。厨子和那个跟班各骑一头驴，另外还得有一头驮骡装我们的食物。把护送兵丁连人带马算进去，我们一行通常是十九个人、二十头牲口，有些日子还要更多。于是我们俨然成了一支队伍，招来不少注目。不过我疑心有些精明的中国人并没有被我那点排场瞒过，看得出我在本国不过是个平常人物，因为有一个人竟问过同行的教士：我在美国出门也带护兵么！

统领这支护送队的中尉说，他每月支四十二两银子〔注一〕，什长十一两，兵丁九两。兵丁的口粮自备，衣装、马匹、草料等等则由官家供给。在中国，这已是很厚的饷了。这位中尉还说，袁世凯巡抚有三十营兵，名册上每营五百人，实数二百五十人，合计七千五百人；这些兵都是在天津由德国教习操练出来的。眼下军中已没有外国军官，却有两名留洋回来的中国人，每人每月支三百两。他又说，随我们同行的兵个个都杀过义和团，他自信这一队人能击溃一千名拳民。不久之后我在保定府逗留时，正碰上一件事，可见这支队伍的名声。有个人气喘吁吁地来报：那些结伙抗拒赔款摊派的联庄会众，已经攻下南面仅九十里的一座城池，还打算进逼保定府本城。袁世凯的三千兵原奉调往北京，为皇上与太后还京预备一切，保定府的法国将军却不许他们越过保定府以南一百里的地方，因此这支兵正驻扎在那里听候后命。知府急忙电告在北京的李鸿章总督，请他下令调这支兵去收复那座失陷的城，说是本地「用得着」朝廷的官军——这话是客气的说法，意思是那些官军没有用处。李鸿章照请下了令，袁世凯的这支久经战阵的兵三下五除二便把联庄会收拾了。

〔注一〕（原注：按现行汇价，一两合美金六角五分。）

不管怎么说，护送我走遍山东的那些人，确是好兵。他们有极好的马，也很会照料；有好几个晚上，他们给我们演了刀法，那是我平生所见最精彩的。我很有兴味地发现，其中有七个人入了一个戒酒的会社，虽说他们没有一个是基督徒。我对他们着实有了感情。他们极能忍耐，虽然我这趟行程逼得他们赶了很长很苦的路，并没有额外的饷银。在旅途的最后一晚，我依着最正规的中国样式请他们吃了一席。我说了一番简短的辞别的话，又把下面这封信交给领队的军官，他们看了似乎十分高兴：

「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致中国山东巡抚袁世凯大人阁下：

敬启者：此次游历山东一省将竣，谨向阁下表达鄙人及随行长老会诸教士的深切谢意，深佩王伯忠中尉所统护送兵丁品行之优良。该员与其部下俱谦恭忠谨，事事尽职，军纪之严整尤令我等钦服。

途中折损马匹一头，深为惋惜，惟我等确信那名兵丁并无过失。该马是清早死在客店院中的。

鄙人已欣然设席款待该员及其部下。此外又欲有所馈赠，惟王伯忠中尉坚辞不受。

承蒙阁下厚意，派遣如此良兵护送，谨此致谢。

阿瑟·贾德森·布朗　谨启」

他们辞谢馈赠一事叫我印象很深，那笔钱在中国人看来不是小数。显然这些人是奉了严令的。那位中尉客气而感激，却说他「纵是一万两也不能收」。

这一路上，这些兵看守我们之忠谨，有时几乎叫人发窘。除了我们进了教会院落的时候，他们没有一刻让我们离开视线。我们若在村里走走，他们便跟着。吃饭、睡觉、赶路，总有人看着。我们几次想摆脱这样的监视，或是劝兵丁回去。我们并不觉得需要他们，我也不愿自己这趟和平的差事同兵威扯上干系。再说，万一真有人生了敌意，十来个中国兵在那茫茫人海里也顶不了什么事。可是我们的努力与抗议都是白费，除了尽量泰然承受，别无他法。

事情还不止于此。沿途所过的州县，许多地方官另有一番照应。说真的，他们似乎急得近乎惶恐，唯恐我们出一点岔子。除了几位教士朋友，我并没有把行期通知任何人，除了经由美国领事办的寻常护照，也没有求过什么关照或保护。可是我见到的第一位道台就客客气气地问起我的路程，后来我才晓得，他把话传给了下一处的地方官，那一位又传给再下一处，如此一站一站传遍了全程。每逢将近一座城，知县衙门里穿着号衣的差役通常会来迎接，簇拥着我们——有时还大张旗帜、吹着号角、带着荷枪的卫兵——送进一家为接待我们而预备过的客店：所谓预备，就是把屋里的脏土扫进墙角，再打死几只虫子。接着便是一席道道中国珍馐的宴。往往随后知县亲自来拜，和和气气地闲谈，外面大群的人默默地围看着。

我们所受的这些款待，里头有一点叫人心酸的意味。我们这趟路，简直像一场凯旋的行列。比方说，离长沟二十里时，有一名骑马的差人来迎。他显然早在那里守望，一见我们便跪下行礼，随即纵马奔回去报信。不多时，十来个穿红号衣的兵出现了，行过礼，转身在前面开道，把我们引到一家客店：地上和炕上铺了毯子，桌上铺了桌布，还摆着两个搭着红披的高座。衙门里的差役戴着缀红缨的帽子，人数既多，招呼又勤。先端上洗脸水，随后知县送来一席丰盛的筵宴。我们刚吃完，知县本人就来拜访，极其和蔼，坐了好一会儿才走。费县的知县也一样，派了他的师爷、打着自己的旗号、带着二十名兵，到二十里外来迎我们。我们走近时他们跪下，齐声高呼：「请大人安！」于是我们照例又是前呼后拥地进了城，我们自己的护送队再加上本地的一队，很有一番声势。

这类事情是常有的。我们既拦不住，若是表示不领情，又会叫那位官员「丢面子」，从此结下怨来。在卞桥驻着袁世凯的一百名兵，全营都出动了，在离城二三里处迎上我们，一路吹着号角把我们送到客店；约翰逊医生说，那号角只有迎接大员才吹的。次日凌晨三点，我们被院子里牛犊的哞叫和骡子的嘶鸣惊醒，因为当天要赶全程中最长的一段路，便索性起身，四点就着烛光吃了早饭，四点三刻上路。可是纵然时辰这样早，全营仍旧出动，在路旁列队，我们经过时一齐举枪行礼。

试想一座五万或十万人口的美国城市，市长会为了三个不相干的旅人——不过是在旅馆里停下来吃顿午饭罢了——匆匆忙忙地盛装来拜，还派二十来名巡警把他们迎进城、送出城！山东人是强悍、自负、独立的一族，对外国人如此殷勤，在他们必定是很费一番委屈的。这里头无疑有几分对美国人和美国教士的真心敬重，但权谋恐怕也是一个缘故。官员们觉得，再有一次伤害外国人的事，便又会成为外国人进一步侵逼的借口，成为德国人自胶州向内推进的口实，因此他们急于不给人留下这样的把柄。每一位官员都分明打定主意，要让人看得明明白白：他为保护这几个外国人已经尽了职，日后这些人若有闪失，责任不在他。也许，他还并不反对趁机让百姓看看：外国人是非加保护不可的。这样招摇地赶路，我心里有一半觉得惭愧，可是又无可奈何。有时我觉得，那些卫兵与其说是为我们设的，不如说是为中国人设的：好叫提心吊胆的官员放心，外国人不会再有侵逼的借口；又好警告那些心怀不轨的人，不许做出会连累官府的事来。

不论缘由是什么，这些缘由显然都与我们个人无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官职，我们作为个人，对中国官员也毫无分量可言。我们不过是白种人，因而被看作一个已经让人领教过它的力量的种族的代表。百姓的安静，也许与那些兵丁和袁世凯巡抚的命令大有关系；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十分平安。倘若当初准我带着一两个教士同伴安安静静地赶路，究竟会不会遭人袭击，我没有资格判断。动身之前，在中国住了多年的外国人告诉我，我的性命出了枪声所及之处便没有保障。事后他们又对我说：我们所受的那些殷勤款待全是做作，那些把我们当贵客迎接的官员，等我们一转身，多半就要咒骂我们这个种族；百姓若不是从驻兵和地方官格外亲身的照应上看出我们是碰不得的，我们只怕早在十几处地方遭了毒手。这样阅历深厚的人的见解，是不可轻易抹杀的。

我所能说的只是：若果真如此，那么中国人便是作伪的能手了。因为我们一路穿行于义和团发源的腹心之地，据说那里的仇外之心最为酷烈，而我们竟不曾看见一丝不友好的迹象。所遇的官员大抵是以「老派君子」的礼数款待我们的。每一处歇脚的地方都迅速聚起极大的人群，虽然默不作声，却都很恭敬。我们自己也力求举止得体：对每个人都好好说话，买东西付公道的价钱；总之，一如我们在美国时的行事。凡是我们向他微笑的人，无不还我们一笑。凡是我们客客气气问一句话的地方，无不得到客客气气的一句答话。推独轮车的苦力会停下车来，种地的农夫会丢下田里的活计，给我们指路。我们在内地行走，人烟稠密得叫我们不住惊叹，却从没有听见一句粗话，看见一个敌意的表示。要我相信那些和气而热心的人，若不是被地方官弹压着便会杀了我们；相信那些竭力给我们一切体面的官员，只要有胆量便乐意把我们谋害掉——这在我自然是很难的。

然而就在不到一年以前，中国人曾怒气冲冲地毁掉外国人的产业，狠毒地要他们的性命，而那些外国人与我们一样和平无害；他们穷凶极恶地追杀从未害过他们的男男女女，那些人毕生所做的，不过是教育幼童、医治病人、传讲仁爱与善意的福音。他们何以要这样做，后面的章节里还要谈到。

八〔第二编〕影响中国的世界形势

有几股来自外部的力量，一直在稳定而沉重地压迫着中国人的排外与守旧。它们固然还不曾改变这个民族的根本性情，却已经掀起了几场巨大的运动，震撼了帝国的大片地方，并且注定要造成惊天动地的变革。这些力量中的第一股，是对外贸易。〔注一〕

〔注一〕（原注：本章有一部分曾以文章的形式刊于《美国评论之评论月刊》一九〇四年十月号。）

要明白这股力量如何起作用，就必须想到：交通往来之便的扩展，已使它的冲击力大为增强。这些便利把世界革新到何等地步，乃是我们这个非常时代最非常的特征之一。有一件事极能说明已经发生的变化：俄国与日本，两国陆路相距七千英里，水路更远，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开头这几年，它们竟能在一片一支军队四个星期、另一支军队四天便可到达的地方开战，而全世界的人每天都能得知战事的进展。五十年前，俄国要往满洲派遣大军，其难无异于派兵上月球；而日本在一八五四年佩里准将叩开其门户以前，少数几艘远航至彼的木船所见到的，是一个不求进取、极端仇外的异教之邦，其法典上还载着一六三八年颁布的谕令——「只要太阳还暖着大地，就不许任何基督徒胆敢来到日本；且教众人知道：即便是西班牙国王本人，或是基督徒的神，或是至大的神，若敢违犯此令，也须以首级抵偿。」

远东别的民族也同样不好客。中国除了少数几座口岸城市之外，还像一五五二年垂死的沙勿略呼喊「磐石啊磐石，你几时才开呢」时那样无从进入。暹罗直到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过去之后才准外人入境，老挝到一八六八年才见到第一个白人。少数几个英国商人贪心太重，一意要把整个印度当作自家的商业禁脔，竟忘了他们自己受惠于基督教，讥笑遣派传教士赴印之议是「疯人狂热者所提出的最荒唐、最费钱、最无道理的计划」；直到一八五七年，东印度公司还有一位董事扬言，「他宁愿看见一群魔鬼到印度去，也不愿看见一群传教士」。朝鲜到一八八二年为止，一直被称作「隐士之邦」，也确实名副其实；至于非洲，直到一八七三年世人才知道那位英勇的利文斯敦跪着死去的是哪一块地方，直到一八七七年斯坦利才在自桑给巴尔穿越中非、历时九百九十九天的拼死跋涉之后，踉跄走进西海岸的一处聚落；直到一八八四年柏林会议才组成刚果国际协会，保证「信仰自由」与「各种宗教可以自由而公开地举行仪式」——而这保证至今没有兑现。

便是在美洲，就在如今还在世的人所记得的年月里，那种笨重的白篷「草原篷车」还是取道陆路前往加利福尼亚这一段冗长旅程的唯一交通工具。强悍的边地居民还在密西西比河谷同印第安人交战，胆大的惠特曼把一封信从俄勒冈送到华盛顿，路上花了「半年」。

福斯特先生在他的《美国外交百年》里告诉我们：「俄勒冈第一任准州总督莱恩，一八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离开他在印第安纳的家，一心想尽早赶到任上，取陆路到旧金山，再换乘海船，到次年三月一日方才抵达——路上走了六个月。一七八三年我国签订和平与独立条约的时候，纽约与波士顿之间所有的旅客和几乎全部货物，两辆驿车就装得下了。」娄理牧师带着新婚的妻子，同里德夫妇一道，从匹兹堡骑马涉过泛滥的河流、翻过阿勒格尼山到费城，再从费城走四个半月才到加尔各答，这不过是七十年前的事。

还不止此。我们今日生活中数以十计的便利乃至必需之物，在十九世纪之初都还无人知晓。要略知生活情状这场大革命的规模，只消提醒自己：「一八〇〇年，没有一艘轮船破浪而行；没有一辆火车头走过一寸土地；没有一块照相干板承受过阳光的亲吻；没有一部电话在城与城之间通过话；蒸汽不曾驱动过大工厂，电流也不曾被套进电报线与有轨电车的电线里。」〔注二〕「全国上下没有动力织机，没有动力印刷机，纺织、木作、铁工都没有大工厂，也没有运河。电在照明、取暖与动力上的种种可能，既不为人所知，也无人料及。轧棉机才刚刚开始它那场革命性的工作。交通往来困难，邮政迟缓而昂贵，书籍报刊既少，而且大半质地低劣。」〔注三〕

〔注二〕（原注：狄奥多·凯勒牧师博士。）

〔注三〕（原注：美以美会主教团一九〇〇年文告。）

蒸汽作为动力的运用，把从前相隔遥远的地方联结得何等神妙。变化来得太快，我们又适应得太快，以致很难体会这场已经完成的转变究竟有多大。如今我们从匹兹堡到费城只要八小时，到加尔各答只要二十二天。横穿本国大陆的旅程，不再以牛车、营火和葬身途中的探险队的白骨为标记，它不过是一趟不到一个星期的愉快旅行；一九〇三年八月，亨利·洛因事出紧急，从纽约到洛杉矶三千二百四十一英里，只走了七十三小时二十一分。如今铁路与电报密布如网的稠密各州，正邀请世界各国同他们一道在圣路易斯庆祝当年的「购地」之举，而一百年前，那一片地方对美国人来说，正像今日的菲律宾一样陌生。狄考文博士一八六三年从海路赴中国芝罘，走了六个月，他的夫人从那趟苦旅里始终没有完全复元；一九〇二年他再度东来，只走了一个月，而且一路舒适。今日就一切实际情形而论，中国离纽约比从前的加利福尼亚还近。

再远的水域，今日的轮船也到得了。它的烟迹横过每一片海，远远地伸进每一条可以通航的河。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上有十艘邮船按期往来；鄂毕河发源于小阿尔泰山的积雪，在它奔向北冰洋鄂毕湾那两千英里流程的各段上，载着三百零二艘轮船。斯坦利如今从格拉斯哥到斯坦利瀑布，四十三天就到了。刚果河上游已有轮船四十六艘。自开普敦起，一条两千英里长的铁路经布拉瓦约通到葡属海岸的贝拉，支线又伸到好几处从前无法到达的矿区与农区。一九〇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开普敦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欢呼第一列直达维多利亚瀑布的火车开出；英国科学促进会已受邀于一九〇五年在那里聚会。乌干达也通了火车。五百八十英里的铁轨把蒙巴萨同维多利亚湖连在一起。卧车与餐车安安稳稳地驶过开罗到喀土穆的五百七十五英里，而五年之前，基钦纳勋爵还在喀土穆同马赫迪的野蛮大军鏖战。英国人梦想的开罗至开普敦铁路已完成一多半，两千八百英里的路轨业已筑成。一九〇三年，日本有经营得法的铁路四千二百三十七英里，一九〇二年运送旅客一亿一千一百二十一万一千二百零八人次、货物一千四百四十万九千七百五十二吨。印度则有两万五千三百七十三英里的钢轨纵横如棋盘，一九〇一年运送旅客一亿九千五百万人次。缅甸有铁路沿伊洛瓦底江通到八莫与曼德勒。在暹罗，你可以坐火车自曼谷北上呵叻，西行佛丕。西伯利亚大铁路如今已把圣彼得堡与北京连了起来。在朝鲜，济物浦至汉城的铁路正与南北两端在建的路线相接，不久之后便可从朝鲜海峡边的釜山乘火车一直到鸭绿江边的义州。釜山离日本只有十小时的海程，义州又将与西伯利亚大铁路接轨，那么不久以后，从伦敦、巴黎坐卧车一路陆行直到中国与朝鲜的都城便成为可能；除了横渡朝鲜海峡的一段轮渡之外，日本天皇国土的任何地方也都可以这样到达。火车头轰隆隆地从雅法开往古老的耶路撒冷，从贝鲁特翻过黎巴嫩的山口开往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大马士革。还有一条规划中的路线要从那里通到伊斯兰教的圣城麦加，不久穆斯林朝圣的人便要舍骆驼而坐客车了。最可惊叹的是安纳托利亚铁路，它将穿过小亚细亚的腹心，越过卡拉曼高原、托罗斯山与奇里乞亚的河谷，经过亚伯拉罕寄居的哈兰、约拿传道的尼尼微、尼布甲尼撒造金像的巴比伦、哈伦·拉希德治理的巴格达，直抵波斯湾边的科威特。

一个月之内，印度就订购了四十五台费城制造的机车。今日美国的火车头奔驰在西伯利亚的草原上、日本的山谷中、缅甸的高地上，也绕行于南美洲的山腰。「美国的造桥人在冈比西斯的战车曾被黄沙吞没的沙漠里筑起了一条大道。宾夕法尼亚的钢材跨过阿特巴拉河，修出一条通往麦罗埃的路」，又跨过秘鲁的江河。非洲那两条帝国大道上的列车——一条自开罗到开普敦，一条自尼罗河上游到红海——都将由美国的机车牵引，驶过美国造的桥梁；而拿破仑·波拿巴所说的从金字塔上俯视下来的那「四十个世纪」，如今看见的不是法兰西的士兵，而是欧美的厂商代办。无论我们将来有没有政治上的帝国主义，工业上的帝国主义是已经有了。

巴拉德说〔注四〕，到一九〇二年底，投在铁路上的资本总计三百六十八亿五千万美元，通车里程共五十三万二千五百英里，分布如下：

合众国，二十万二千四百七十一英里

欧洲，十八万零七百零八英里

亚洲，四万一千八百一十四英里

南美洲，两万八千六百五十四英里

北美洲（合众国除外），两万四千零三十二英里

澳洲，一万五千六百四十九英里

非洲，一万四千一百八十七英里

〔注四〕（原注：《纽约太阳报》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三日。）

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在一八七三年被人看作异想天开。可是一九〇三年，华盛顿州西雅图的詹姆斯·威利斯·塞尔环游世界一周，只用了五十四天零九小时；而俄国的铁路大臣又公布了下面这张时刻表，说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全部计划完成之后可能达到的速度：

自圣彼得堡至海参崴，十天

自海参崴至旧金山，十天

自旧金山至纽约，四天半

自纽约至不来梅，七天

自不来梅至圣彼得堡，一天半

合计，三十三天

至于这样一趟旅行的风险，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我自己环游世界的时候，一家稳健的保险公司只收了五十美元，便保证一年之内若因意外而丧失行动能力，每周赔付五十美元，若因故身死，则付给我的继承人一万美元。而这家公司在这笔交易上是赚了钱的，因为我既没有生病，也没有出事。除了极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如今世上已经没有隐士之邦了，最偏远的地方也都可以迅速而轻易地到达。

如今电力又开启了一个更为神奇的时代。有轨电车行驶在汉城与曼谷的街道上。中国的慈禧太后把她的谕旨电传给各省的督抚。电报线环绕地球，连地方上的报纸也能把前二十四小时之内全世界的消息登出来。今天我们就知道昨天东京与贝鲁特、上海与巴坦加发生了什么事。全世界电报线的总长度是四百九十万八千九百二十一英里——这是我们近代文明的神经。可惊的不单是欧洲有一百七十六万四千七百九十英里、美洲有二百五十一万六千五百四十八英里、澳洲有二十七万七千四百一十九英里，更可惊的是非洲有九万九千四百零九英里、亚洲有三十一万零六百八十五英里，其中单是日本，一九〇三年就有八万四千英里，此外还有电话线十万八千英里。

我在暹罗与朝鲜见到电报，在中国与菲律宾见到电报，在缅甸、印度、阿拉伯、埃及与巴勒斯坦也都见到电报。有一夜我在老挝极北之地宿营，先前骑象赶了一天辛苦的路，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离家已有一万二千五百英里，几乎到了人所能到的最偏远的地点。四周尽是荒野，只有一个小村的几间屋子点缀其间。可是走进那个小小的村落，我竟在警署里找到一部与清迈电报局相通的电话；虽然我身在地球的另一面，却能在几分钟之内给纽约的办事处发一封电报。这并不是什么例外的经历，因为老挝到处都有电报，亚洲别的许多地方也是如此。

非洲的深处传来消息说，刚果的电报线——它最终要横贯中非的整条地带——已经自海口沿刚果河上溯八百英里，通到开赛河与刚果河汇合处的夸穆特。一家比利时报纸说：「一月十五日从夸穆特发出的一封电报，半小时之后便送到了博马。今后开赛河一带同政府所在地便有了直接而迅捷的联络，欧洲也因此同非洲的腹心贴近了。仅仅几年以前，消息从开赛河传到博马至少要两个月，回信又得再等两个月，而且还得当事人恰好在场、轮船恰好待发才行。」

更有意义的是海底电缆，其数共一千七百五十一条，长逾二十万英里，每年传递的电报在六百万通以上，把从前隔开各国的时间与距离一笔勾销了。一八三七年英王威廉四世驾崩，消息传到美洲用了三十五天。可是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傍晚六点半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当天下午三点半，纽约街头就已经在卖记载此事的晚报了！一九〇一年九月那个不祥的日子，我正要起身在广州向全体讲英语的侨民的联合聚会致辞，有人递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麦金莱总统去世。」于是靠着海底电缆，那一小群身在遥远中国的英国人与美国人，便与故国的万千民众同时低头哀悼祈祷。

不单欧洲与美洲，西伯利亚与澳洲、新西兰与新喀里多尼亚、朝鲜与喀麦隆、老挝与波斯，都在这套近代通讯体系的笼罩之内。这个世界体系最新的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是马尼拉与旧金山之间的太平洋商业电缆。

罗斯福总统曾极好地显示了这套体系的完备：一九〇三年七月四日太平洋商业电缆竣工之日，他发出一封电报，十二分钟便绕地球一周；太平洋电缆公司总裁麦凯随后发出的第二封电报，绕地球一周只用了九分钟。

无线电报还含着多少别的可能，我们只能悬揣，但已经看得出这套办法早过了试验的阶段，注定还要做出更惊人的成就。一九〇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日本舰队给了一个惊人的例证：一艘巡洋舰泊在旅顺口外，用无线电报指引停在八英里之外安全水域的战舰，去轰击它们看不见、也看不见它们的炮台。

商业迅速而大规模地利用了这些通讯之便。它的船只使每一片海都泛着白帆。欧美制造的货物正泛滥于全球。美国财政部统计局在一九〇三年估计，进入世界国际贸易的制成品价值达四十亿美元，而在这个庞大的总数之中，美国供给四亿美元，其对外贸易自一八九五年以来增加了一倍以上。美国的对外贸易虽以对欧洲的为大宗，美国的商人却也渐渐醒悟到他们在亚洲的机会之大。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日，大北铁路公司总裁詹姆斯·希尔在一个政府委员会前作证，最能见出他们那股进取的劲头：

「我们同一家轮船公司商定接驳我们的铁路，好取得通往东方的出口。我记得日本人要买钢轨的时候，我问他们打算到哪里买，他们说在英国或比利时。我请他们等我打个电报。我打了电报，定下运价，于是我们的价钱每吨便宜了一元五角，替美国卖出四万吨钢轨。后来我又劝他们试用一点美国棉花，告诉他们若不合用，棉花的钱我来付；结果他们很满意。」

就这样，各国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要想置身于世界的生活之外也越来越难。斯特朗博士说得好：

「直到十九世纪为止，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彼此很少往来。把他们隔开的不单是难以克服的距离，还有言语、信仰、思想习惯与生活方式、风俗与衣冠、政制与法律的种种不同；而隔绝又一步步加深了原已存在的歧异。于是环境上日益加大的差别，把它们自己所造成的文明上的差别保存下来，并且变本加厉。换句话说，直到十九世纪为止，历代大势所趋的方向是趋于分歧。随后变化来了，其结果之宏大与重要，非人所能计量。蒸汽消灭了十分之九的空间，电力又把剩下的十分之一勾销了。因此隔绝已不可能，世界如今成了一个街坊。这就是说，从此以后环境上的差别将不断减少。商业的快船是巨大的梭子，正把各国织成一整幅生命之网。」

九〔第二编〕亚细亚的经济革命

这股商业势力运作的结果，是一场规模极大的经济革命。〔注一〕我在亚细亚无论走到哪里，都发现人们对这件事的关切远过于对欧洲列强侵夺的关切。缘故是明摆着的。亚细亚的平民百姓不大理会政治，可是米粮布帛的价钱却触到每一个男人、女人、孩子身上最敏感的地方。几乎到处，从前那种日用低廉的光景都在消逝。轮船、铁路、电报、报纸、省工的机器，加上西方观念的输入，正在缓慢而确实地改造着东方。山东的小麦，从前出了麦田几十里外便没有销路，如今可以由铁路与轮船运往世界任何角落，中国的买主因此不得不多出钱。同样，出口的种种新便利，使中国、暹罗与日本的米价涨到从前的两倍、三倍，有些地方竟涨到四倍。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报称，二十年间十七种大宗出口货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六，而在日本，同样这些货物在同一时期内涨了百分之三十一。〔注二〕

〔注一〕（原注：本章有一部分曾作为文章刊于《世纪杂志》一九〇四年三月号。）

〔注二〕（原注：《商务中国》第二千九百零二页。）

银价的跌落使局面更加复杂。中国通用的银两，从前可换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文制钱（中国通行的钱币），如今只换得九百五十文。上海两合八百九十七文，墨西哥银元则只合六百六十五文。这自然是说，只用制钱的平民百姓买日用必需之物要多出许多钱。亚细亚别的许多国家也或轻或重地感到同样的困难；而在中国，物价本已涨得厉害，又因为西方列强为义和团之变所课赔款而加征的重税，涨得更凶。

工价与料价陡然上扬，缘由是种种浩大的需求接踵而来：铁路以及车站、工场、机车库的兴建；德国人在青岛、英国人在威海卫、俄国人在旅顺的大规模工程；各国使馆在北京的重建；北京与天津几乎整个商业区的重造；同时还有新教、天主教各宗派教会驻地的重修。在这样一个地方，造洋式房屋所需的那一类熟练工匠至今供给有限，而必需的材料又得由那些「待在中国可不是为了疗养身子」的洋行从欧美贩运进来——这一切活动意味着什么，是不难明白的。

指望这竞争到明年、后年、大后年就会大为减轻，那是白费心思。商业与政治正在中国筹划的种种工程，许多年也完不了。铁路上的人告诉我，有些拟议中的线路要几十年才修得成。中国已经走进了一个商业发展的时代。西方世界是来定了；其间纵有一时的反复，如同在本国所见的那样，物价大约也不会回到从前的水平。内地还有辽阔的地方，不知多久才会受到影响；但对沿海各省而言，古朴的旧况是一去不返了。

对近世发明与异域食物器物的见识，造出了新的需求。中国的农人不再甘心点豆油灯，他要煤油。在老挝人的几十处寒素人家与市集上，我见过每盏值二十卢比的美国灯；一位知县还得意地把他收藏的十九盏这样亮晶晶的物件拿给我看。去年暹罗卖出的这种灯值四万元。广州的窄街上，德国吊灯照得通明；全帝国无数的私家宅院也点着洋灯。亚细亚人想要洋灯的心思，只有他对洋钟的痴迷堪与相比。我在中国皇帝的寝宫里数出二十七座钟，内人在慈禧太后宫中的一间屋里数出十九座；至于便宜些的钟，更在无数寻常人家滴答作响，叫他们又惊又喜。有志气的叙利亚人瞧不上祖辈的泥顶，非要从法国运来的鲜红瓦片不可。我所到的亚细亚城市，几乎每一处的铺子里都塞满了洋货。「德国制造」这句话在暹罗和在美国一样耳熟。中国有许多孩子，身上所披的只有空气；可是我在山东腹地的泰安府时，几百个做父母的正惊慌失措，因为知县刚在墙上贴了告示，说此后男孩女孩都须穿衣，赤身在街上走的要拿办。在离北京十二英里的那座有名的颐和园里，皇帝与慈禧太后设宴款待各国公使，那些贵客用谢菲尔德的刀切约克火腿，用德国的玻璃杯喝法国葡萄酒。处处都有人要洋货，精明的中国商人把店里的欧美货色越进越多。潍县新建的那座中国长老会礼拜堂，正是进入亚细亚的各种成分的写照：中国砖、俄勒冈冷杉的梁、德国的钢制连接板与拉条、比利时玻璃、满洲松木的长椅、英国水泥。

印度正踊跃购买美国的步枪、工具与鞋靴，而那些靠灌溉为生的广大地方，也对美国的凿井机具起了兴趣。波斯所要的美国挂锁、缝纫机与农具日见其多。德国、英国与美国的机器装备着日本的大纱厂。在朝鲜最偏远的村子里，我见过俄国和美国的油桶。一天傍晚，我在暹罗北榄坡的河岸上闲步，听见一阵熟悉的嗡嗡声，进去一看，是个赤着腿的暹罗人正忙着踩一架美国造的缝纫机。暹罗每年卖出的这种机器将近五百架，我在别的亚细亚国家所到的城市里也多半见得着。我从曼谷以北六百英里的南奔骑象动身时，一位老挝绅士骑着美国造的脚踏车，在我旁边走了好几英里。暹罗这样的车子有好几千辆。国王本人也常骑，丹龙亲王殿下还是一个有四百名会员的脚踏车会的会长。王宫用电灯照明，各衙署装了电话；贵族与商人见了前者的光亮、后者的便利，也都想要。亚细亚许多地方的人，十年二十年前还满足于原始生活里最粗陋的器具，如今却在学着使唤蒸汽与电力的机器，学着喜欢俄勒冈的面粉、芝加哥的牛肉、匹兹堡的腌菜和伦敦的果酱，学着看出洋铁丝、洋钉、洋刀剪、洋药、洋漆与洋化学品的好处。

境况改变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见识一多，欲求就多，而东方人正在增长见识。他今日所要的上百样东西，是他祖父听也没听说过的；等他上铺子里去买每日的吃食，却发现洋人给这些吃食开出的新销路已经把价钱抬高了。

美国人是最没有资格批评亚细亚这股风气的。这风气本是洋人造出来的，而美国人在一切洋人里头又最挥霍。我若不曾到别的国家去看看，决不会晓得美国人的生活是何等奢靡——不单是有钱人，连所谓穷人也是如此。我每天早上走去纽约办公室，要经过克里斯托弗街，常常看见廉租公寓的垃圾桶里扔着面包、肉块、吃剩的菜蔬与果子，这些东西够寻常的亚细亚人吃一顿一辈子难忘的盛筵。在欧洲，美国人是出了名的散财童子。在菲律宾群岛，他们撒钱撒得开了一个挥霍无度的风气，只有当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的「四九年」可比。在中国的口岸城市，脚夫见我是美国人，便索取高得离谱的价钱。两三个苦力会抢着来提一只皮箱，或者隔几分钟就换一个人扛，推说箱子沉。在天津，你雇一辆人力车，转眼就发觉后头多了一个人推，其实路平得像地板。再过几分钟，第三个人又来在另一边推；有一回还有第四个挤在第二与第三之间伸手。他们自然个个要钱，甩也甩不脱。你抗议他们听不懂，或者装作听不懂，非得声色俱厉才打发得走。在塘沽，我雇的舢板船夫坦然索要两元，而那趟活儿其实只值四角。我到处都发觉，还是托可靠的本地教友去买东西、讲价钱为妙，再不然就事先打听清楚某桩活计究竟值多少，付了便走，任他分辩埋怨一概不理——哪怕像在朝鲜汉城那样，那些人怏怏地在旁边坐上好几个钟头。在开罗，有一家旅馆算我的账，分明是认定我既是美国人，不是百万富翁便是傻子，也许两样都是。诚然，美国也有同样贪得无厌的车夫与旅馆老板，纽约人尤其用不着出远门就能挨宰。可正因为我们在本国习惯了这种漫不经心的挥霍，到了外国才会这般显露出来。

然而，对亚细亚生活费用的上涨发牢骚是没有用的。这件事之非人力所能左右，正如潮汐一般。造成它的种种缘由，甚至不是一国之事，而是举世之事。

我们也不该忽略：这个变动至少在若干方面是有益的。它意味着一种更高更宽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向来比低狭的生活费钱。亚细亚的这场经济革命，是基督教文明的伴生之物；这文明带来的不只是更高的物价，还有更开阔的智识与心灵的视野，是整个生活范围的普遍扩大与提升。这场变动固然也带着一些恶劣的影响，正如光越亮、影越深。

但湖南的农人如今能把花生运到英国去卖，用所得的钱给终年一味的米饭添点花样；暹罗的女孩子由传教士的榜样而懂得，体面要求她们买一件上街穿的衣裳，至少把胸口遮住；朝鲜人学会了房子还是大些好，免得一家的女孩与男孩同睡一屋；全中国都发现，道路胜于坑洼曲折的小径，洁净胜于成堆的腐臭秽物，木板的地面胜于污垢结壳的泥地——这些断然是善而不是恶。基督教必然要带来其中的一些事；亚细亚人觉悟到这些事的必要，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福音的善果，因为福音无论何时何地总叫人不再甘于狭隘污秽的生存。使一个人在道德上体面起来，也就在他心里生出在身体上体面起来的愿望。

本地的基督徒，尤其是牧师与教员，正是最先感到这股向着更高物质生活推移之势的人。我们也不该压住他们这份心思，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更有利于德行、更有利于基督徒品格稳固的环境，也意味着给他们所在的乡里立一个有益于身心的榜样。所以，说印度人平均每年的进项是二十七卢比（合九元），并不就是把印度的牧师与传道人也按在这个水准上的理由。他们固然应当住得离同胞的生活面够近，好与同胞声气相通。但不该指望、也不该容许他们同民众一样挤在黑暗不通风的陋屋里；更不该让他们一日只吃一顿薄饭，落得那种形销骨立的模样——我每想起在印度所见的那些行走的骷髅，心里就发疼。基督徒在亚细亚过日子，平均花费比异教徒多；老挝教友的房子比周围那些单间的棚屋好；我们暹罗教会女学堂的毕业生穿的是衬衣，不再是一身阳光；我们朝鲜任何一处教会的信徒，买肥皂花的钱比他们异教邻人整整一村还多，那些人身上结着多年不洗的积垢；我们叙利亚各教会的长执，不但在实际上、也在外表上是基督徒中的君子；我们中国教友的家里，不再把猪、鸡与娃娃混杂在一处，又是虱子又是臭气。凡此种种，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可是境况虽已变了，应付这境况的能力却还没有跟上来。生活费用涨得比民众的财力快。列强之中，只有法国与俄国的对外政策以政治为主。英国、德国与美国则公然以通商为务。他们口口声声讲「门户开放」。他们在亚细亚的头一件大事，是「拓展市场」。他们出产的东西多得自己用不完，便要找地方销他们的剩余货物。至于把亚细亚的出产运进自己的国境，他们就不大热心了。实则德国、尤其是美国，还特意筑起一道关税的高墙，护住本国的工业不受外来的竞争；而近来不少美国厂商因为日本的竞争，几乎闹到恐慌。欧美是要把自家的制造品硬塞给亚细亚，再只挑自己中意的东西换回来。

日久天长，这情形大概总会有所矫正，至少一部分会。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农人固然觉得日子比两代以前贵了许多，可他们也发觉麦子卖得上价了，吃的比祖父辈好，穿的比祖父辈好，房子也盖得比祖父辈好。铁路的时代结束了日用低廉的日子，可它同样结束了那样的日子：农人只能以玉米饼与咸猪肉度日，家里全无舒适可言，孩子念不了几天书，也没有书可读。同理，今日美国的工人买日用必需之物要比欧洲的工人多出钱，然而他毕竟是世上工钱最高、吃得最好、穿得最好、住得最好的工人，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境遇，他才成了远为优良、远为明达的公民。

同样的变化，在亚细亚无疑也会发生。那大洲能出产极多的粮食、矿产以及原料与制品，都是世界其余各处迟早要的。这外来的需求已经给叙利亚的地毯商、中国的绣工与日本做景泰蓝和瓷器的人带来了相当的富裕。可是全部人口中，至今由这更广的市场里大得其利的，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有一个人这样发了财，就有十万人发觉：咄咄逼人的外国商贩把诱人的货物堆满铺子，榨取他们的财货，而那些货他们本是买不起的。这个难处正迅速变得尖锐。我在日本的查访使我断定：近二十年间，大宗日用之物的价钱涨了将近一倍，而寻常日本人的财力却连三成也没有增加。在中国、暹罗、印度、菲律宾群岛与叙利亚，我所见的忧虑大体相同，只是轻重自然各异。「诚然，通商自古有之，可是驼队所能载运的只限于贵重之物，如细软的织品、香料与宝石。这些奢侈品到不了众人手里，也不能怎样改变人的境遇。而近世的通商却把各种气候下的出产撒遍全世界，而且一年多似一年。」

所以亚细亚的这场经济革命，也像欧美通常的此类革命一样，以普遍的不安为其特征，有些地方还伴着暴力。最古老的大洲，最迟才经历这场惊天动地的变革之阵痛，而最年轻的大洲已经渐渐从中脱身而出。亚细亚的过渡时期会更长，或许也更难熬，因为牵涉的人数更多，也更守旧；可是最终的结果，对亚细亚、对整个世界，断然都是有益的。

因此，这些民族的性情与宗教该不该去扰动，如今讨论已经太迟了。新思想的涌入，白种人的货物以及他的做派，早已把它们扰动了。亚细亚的种种宗教，正如它们古老的庙宇一样，自塔尖到基址都在开裂。当地人自己也明白，旧日的光景是一去不返了。印度正在骚动。日本一跃而为世界瞩目之国。马赫迪的势力已被打破，苏丹向文明敞开了门户。暹罗国王把礼拜日定为法定假日，他那些革新之举把守旧的臣民吓得不轻；朝鲜的变化更如万花筒一般迅疾。

十六世纪之初所见的是争文明，十七世纪之初是争信教的自由，十八世纪之初是争立宪之治，十九世纪之初是争政治的自由；而二十世纪之初所见的，用洛威尔的话说，便是：

「黑暗之中那一场生死的扭斗，

旧的种种制度与『道』相角。」

十〔第二编〕对外贸易与外来恶习

如此涌进中华帝国的种种力量，其势头是十分惊人的。中国对外贸易的开端可以远溯到三世纪，不过直到晚近数十年才长成可观的规模。今日中国各大海口都有许多大商行，经手着数量极巨的欧美货物。为把对华通商拓展开去，人们用力之勤，可谓锲而不舍。这份用力确有成效，只看一件事便知：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已由一八八八年的二亿一千七百一十八万三千九百六十关平两，增至一九〇四年的五亿八千三百五十四万七千二百九十一关平两。增幅高达百分之一百六十八，只是这个数字要略打一点折扣，因为一九〇四年的报告里把中国船只所载、值四十万二千六百三十九关平两的货物也算了进去，这些船虽往来于本国与外国口岸之间，从前却并不经海关申报。据官方的报告，〔注一〕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甚速，唯一的一次跌落是在义和团起事的一九〇〇年。一八九一年，中国的进口约为一亿三千四百万关平两，出口约为一亿零一百万关平两，合计二亿三千五百万关平两，进口超出出口百分之三十三。到一九〇四年，进口已增至三亿四千四百零六万零六百零八关平两，出口增至二亿三千九百四十八万六千六百八十三关平两，合计五亿八千三百五十四万七千二百九十一关平两，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八，进口超出出口百分之四十四。一八九九年，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曾达四亿六千万关平两；次年跌到三亿七千万关平两；一九〇一年又一跃而为四亿三千八百万关平两，最近三年之内更增长了将近一亿五千万关平两。〔注二〕

〔注一〕（原注：中国海关税务司署刊行的《一九〇四年贸易报告》。）

〔注二〕（原注：中国海关税务司署刊行的《一九〇四年贸易报告》。）

美国所占的份额，比报表上所能推知的要大，因为我国对华贸易中有很不小的一部分是取道英国与香港运去的，常常记在英国名下，而不记在我们名下。何况自一九〇〇年以来，美国的对华贸易增长极快。如今我们卖到中国的棉织品，比卖到其余各国的总和还多，输出额已由一八九八年的五百一十九万五千八百四十五美元，增至一九〇五年的二千七百万美元。〔注三〕一九〇四年，自美国运往中国的煤油有六千三百五十二万九千六百二十三加仑，值七百二十万二千一百一十美元。面粉贸易的发展尤其出人意料，销额自一八九八年的八万九千三百零五美元，涨到一九〇四年的五百三十六万零一百三十九美元。

〔注三〕（原注：指截至一九〇五年六月的年度。）

在香港，我看到市面上是美国面粉当家。一问才知道，多年以前，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一家商行派了一名代办来推销面粉。吃惯米饭的中国人并不想要，可是那代办住下不走，四处分送样品，讲解用法，推销起来既卖力又执着，苦心经营了好几年，花去数万美元，市场竟真的做了出来。如今这家商行销路之大，以至它那许多面粉厂必得昼夜开工才供得上，每年的盈利都是六位数。单是波特兰一城，一九〇三年运往亚洲、主要是运往中国的货物便有：

面粉八十四万九千三百六十桶，值二百九十七万四千六百二十美元

小麦五十二万二千八百八十七蒲式耳，值四十一万三千九百零一美元

木材四千六百八十四万七千九百七十五英尺，值六十四万七千三百五十五美元

杂货，值三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九美元

共计四百四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一美元

棉织品、煤油与面粉虽是我们输华的大宗，别的美国货也日见其需。美国机车的好用已经十分显明，一八九九年便有值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一十二美元的机车运往中国，此后每隔几个月又有新的订单来。俄勒冈与华盛顿两州濒太平洋一带的森林如此浩瀚，加上廉价水运日渐发达，美国木材在中国的销路正迅速展开。东亚人烟太稠，容不下大片森林，仅有的几片也不在容易取用的地方。所以本地木材既少，又往往细小弯曲。通行的木料来自满洲与朝鲜。在青岛，我看见德国人用的是俄勒冈木材，又听说这是公认最好、从长远算也最便宜的，颇觉可记。俄勒冈松比朝鲜松、满洲松贵，但尺寸与质地都胜出一筹。只是运往内地的运费是一笔重负。满洲松经羊角沟这个帆船口岸再转陆路，运到潍县这样的内地城市，每千平方英尺合二十金元，比青岛零售的亚洲木材还便宜不少。俄勒冈木材在上海每千平方英尺要三十二金元，不过据一位进口商估计，若是大宗运销，运到青岛可以做到每千平方英尺二十五金元。

据上海总领事古德诺的报告，美国输往中国的货物，由一九〇〇年的一千一百零八万一千一百四十六美元，增至一九〇一年的一千八百一十七万五千四百八十四美元，一九〇二年又增至二千二百六十九万八千二百八十二美元；到一九〇四年，总数约达二千四百万美元，比一九〇〇年增加了近百分之一百二十五，与一八九四年相比更增加了好几倍。

与此同时，一九〇四年美国自中国输入的货物值三千零八十七万二千二百四十四美元，比一九〇一年多出一千四百二十五万五千九百五十六美元。这项贸易以生丝与茶叶为大宗，前者为一千零二十二万零五百四十三美元，后者为七百二十九万四千五百七十美元；此外山羊皮购进了二百五十五万六千五百四十一美元，羊毛二百三十二万五千四百四十五美元，草席一百六十一万五千八百三十八美元。美国如今在对华贸易上居第三位。若想到美国亚洲协会已故的弗雷泽先生说过，一九〇一年一月全中国只有四家美国商行，这就更显得可观了。等到我们的商人不再像如今这样假手欧洲与中国的商号，而是自己在中国开设行栈，那么指望美国超过英、法这两个更大的对手，也就不算奢望。不过，正如我前面已经点到的，把洋货运到中国是一回事，货到之后能不能操纵它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中国人是打算自己经手这项买卖的，而且他们懂得怎么经手。

可惜的是，对华通商这股洪流，已被许多玷辱我们文明的恶习污染了。最早的那一批商人，大抵是海盗与冒险之徒，他们欺骗中国人、凌虐中国人，肆无忌惮。戈斯特说：「劫掠、凶杀与动辄诉诸武力，是欧洲与中国通商之始的主要特色。」中国各大城市里经商的人中，确有不少品格高尚之士，对那些值得敬重的人，我不愿说一句贬损的话。可是有一点也太明显了：「在亚洲经商的美国人与欧洲人中，有许多过的正是那尚未醒悟的浪子的生活。」他们出言亵慢，纵酒无度，行止不端；不与中国人杂处，而是各自聚居在通商口岸的洋人社群里；不学中国话；动辄打骂自己雇用的人；看中国人只有憎恨与轻蔑——那么他们反过来被人憎恨，他们的行径大大坐实了中国人对洋人的不信任，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国口岸城市里的外国租界，以放荡而声名狼藉。酗酒、淫乱、赌博、亵渎主日，无不泛滥成灾。彭特科斯特牧师自亚洲长途旅行归来后，有人问他：「在传教的前景里，最黑暗的地方是哪些？」他答道：

「在一片属灵的黑暗之地，实在难说哪里是『最黑暗的地方』。不过我要说，若有一种黑暗比别的黑暗更黑，那就是为着通商与建立帝国而侵入东方的欧美侨民，用他们的不敬虔，往异教的黑暗之上再投下的那一层黑暗。西方敬虔之败坏，乃是东方最大的祸害。西方的商人与他们的家眷中，自然也有可敬的例外；但通例而论，侨居东方的欧美人，无一处不是对传教士所主张的一切的公然背反。」

报纸上刊出的那些攻击传教士的言论，多半就出自这一类人之手。传教士不赌钱，不喝威士忌，他们的妻女也不肯出席那种以酒、牌与跳舞为主的应酬，更不肯回请。于是传教士当然就成了「满口仁义的伪君子」，被认为于事无补——只因为那些一辈子没进过一所中国基督教堂、一所教会学堂、一所教会医院的洋人，在自己身边看不见传教事业的凭据。《日本每日邮报》的主笔说得公道：〔注四〕

「我们并不是说，这些痛诋传教士的报纸有意不公，或者自知其不公。但我们断言，它们分明染上了远东每一个侨民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的色彩——那一部分人不知何故，对传教士及其事业怀着根深蒂固的成见。倘若这些人能把他们所以厌恶传教士的缘由讲出一番道理来，他们的意见或许还值得多敬重几分。可是他们从来不曾把自己的理由说得合乎逻辑，于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他们看作一种既无理据、又未经思量的反感的俘虏。一个人反对基督教，并且以笔墨宣扬其主张，完全是他的权利，我们绝没有丝毫责备这种人的意思。但在另一面，传教士也有权抗议：不该把他押到一班素来与他为敌的法官面前受审；公众同样有权以十分怀疑的眼光，去审视这班法官的判词。」

〔注四〕（原注：一九〇一年四月七日。）

达尔文说这件事，措辞还要直截了当。他总不至于被看作有偏见的证人吧，而他说到那些攻击传教士的商人与旅行家时，明明白白地讲：

「同这样的议论者争辩是没有用的。我相信，他们是因为发现放纵的天地不如从前那样敞开而失望了，所以他们既不肯承认一种自己不愿奉行的道德，也不肯承认一种自己所轻贱鄙薄的宗教。」

这些事实，对于「文明应当先于基督教」那种流行的想法，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南非的老传教士斯图尔特牧师说，有一句话「听来不快，也令人吃惊，可惜却是真的：与欧洲各国接触，似乎向来只使非洲各族进一步堕落。……工商业进入非洲西岸已经三百多年。它们把那一带造成了什么样子？那里有些部族比全非洲任何部族都更无指望，道德上、社会上都更沉沦，而且在商业上也迅速变得一钱不值。三百年间，单靠商业的影响，无论是其榜样还是其教诲，对于至今仍盘踞在那一带海岸的那种昏愦的异教所有的残忍、滥杀与人祭，几乎全无效力。」查尔默斯谈起自己在新几内亚的阅历，则说：「我同土人相处了二十一年。我同信教的土人一同生活过，也同食人的生番一同吃饭、一同睡觉。可是我从来不曾遇见过一个人、一个女人或者一个民族，是靠着没有基督教的文明而开化的。」

论到别的地方，也大致可以说同样的话。

「我们越是把世界向我们所谓的文明敞开，越是把我们所谓科学的那种教育施与世界，近世社会所遇的危险就越大——除非我们能设法叫全世界同时变好。持连发枪、带无烟火药的强盗还是强盗，只是比从前危险十倍。亚洲与非洲那浩如烟海的人群，只要还幽闭着，也不过危及他们的近邻；可是一旦有了铁路、轮船、关税与机关枪，而野蛮的理想与粗野的习俗依旧不改，他们便要危及全世界了。」〔注五〕

〔注五〕（原注：《基督教纪事报》，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三日。）

一种没有基督的文明，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祸而不是福。自伊甸园以来，人的堕落就出于「知识与权能的增长而不伴以敬畏之心。……凡是忽略道德这一要素、或者想挣脱顺服与信心这些永恒本分的演进，没有一种是稳固的。……《拉麦之歌》从邈远的古代传来一句野蛮的真话：『文明的头一批果实，是把仇恨武装起来，叫报复更为致命，……是为着那些新器械放进发明者手中的新力量而生出的一种野蛮的狂喜。』」〔注六〕

〔注六〕（原注：乔治·亚当·斯密牧师《耶鲁讲演集》，第九十五至九十七页。）

没有福音的文明是什么？我们文明中那些根本的成分，本是基督教结出的果子，而树是不能离了根移栽的。一条铁路或者一张犁能使人归正么？它们能添些物质上的安适，能给福音多开几分机会，可它们自身岂就是福音？没有基督教的文明又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欧美士兵的淫欲正在腐蚀夏威夷的土人，欧美的烈酒正在戕害非洲人，鸦片正在消磨中国人的精力——每年有六千吨印度鸦片运来，英国政府从中获利三千二百万美元。〔注七〕

〔注七〕（原注：范戴克牧师讲道辞。）

这样的一种文明，怎么能为基督教开路呢？其实中国人早已有一种自己的文明；而我们的文明若撇开其中带着基督教印记的那些成分不算，也并不像我们惯于设想的那样远胜于中国。两者的差别，主要在趣味与教养之间。真相是，无论何时何地——

「文明非但不能抹去罪恶，反而把它自己的种种罪恶带进世间。它把罪恶的面目多少改换了一点，却并不使之减少。不但如此，它的效用往往是把罪恶装扮得不那么可憎、更加可爱，这样一来，要除掉它反比从前更难。没有一种罪比精致优雅的罪更善于钻进人心，而文明正是这类罪的行家与庇护人。魔鬼所经营的大宗货色，不在海丝特街上，而在那些体面的大道上。……布道传教可以引出文明，文明却未必牵得动布道传教；这就是说，文明里并没有一种天生足以生出福音事实的力量。把学校与艺术、通商与制造带到如今尚属野蛮的人民中间，你或许能把他们作恶的花样弄得雅致些，可这连把他们造成天使、甚至造成圣徒的头一步都还算不上。」〔注八〕

〔注八〕（原注：帕克赫斯特牧师讲道辞。）

据说洛威尔曾这样痛斥那些讥笑传教士、声言没有传教士文明也够用的怀疑论者：

「怀疑论曾以显微镜般的搜寻，遍猎诸天、遍测诸海，要证明并无造物主；如今它把注意力转到人类社会上来了。等到它在这星球上找到一块十英里见方的地方，在那里一个正派人能够体面、安适、稳妥地过活，能够养育子女而不使他们败坏、不使他们沾污；在那里老者受尊，男子受敬，女子受重，人命得着应有的看顾；等到怀疑论者在这地球上找到这样一块十英里见方、而基督的福音不曾先到那里开路、奠基、使体面与安稳成为可能的地方，那时这班怀疑的文人再搬到那里去发抒他们的高见，才算合乎次序。」

不过我们还可以添上达尔文的一句推想：「倘若一个航海的人恰在某处无人知晓的海岸上将要触礁沉没，他必要虔诚地祷告，但愿传教士的教诲已经传到了那里。」托伯恩主教说，没有基督教的民族，从来不曾前进过一步；在华盛顿藏着美国人发明的六千种犁的模型，而印度用的犁还同大卫与所罗门的时代一样。可是基督的福音到了哪里，真正的文明便在哪里出现。「较好的灵魂不久就会造出较好的境遇；较好的境遇却未必造得出较好的灵魂。」〔注九〕

〔注九〕（原注：斯诺登牧师语。）

「我们在此原是为着做工，

而做工的人只能为人而做工；

要做工而不落空，便须先懂得

人之所以为人，从而以人的样式做工，

靠着提升人的灵魂来提升人的身体。」

十一〔第二编〕铁路的修筑

商务的扩张，自然不只带来了通往中国各口岸的外国轮船公司的增多，还带来了沿海与内河船只几乎数不清的滋长。这些船里有许多是中国人自己置办、自己经营的；然而轮船既是随洋人而来，又挤垮了土造的帆船，叫船户流落为乞丐，那么中国的百姓对这样的竞争心存不平，也就在意料之中——尽管在一个比较超然的旁观者看来，轮船的好处何等分明。不过轮船对本土生计的搅动，比起铁路来，还算不得翻天覆地。〔注一〕

〔注一〕（原注：本章有一部分曾以文章的形式刊于《美国评论之评论月刊》一九〇四年二月号。）

外国商务加于中国的压力，自然而然化作了索取筑路之权的要求——要把这个国家开放给商旅往来，要把内地的物产更便捷更迅速地运到海边。中国最早的一条铁路是英国商人于一八七六年修的，自上海通到吴淞，长不过十四英里。民间为之大哗，路才修成，政府就把它买了下来，掘去路基，把机车投进江里。筑路的事情就此搁下，直到一八八一年，主要由于后来出使美国的伍廷芳从中推动，中国人自己在一位英国工程师的指点下，修了一条小铁路，自开平煤矿通到白河入海口的大沽——那是入京的海上门户。中国人见这条路有利可图，便又筹集款项，再向英国人借了一些，渐渐往北展筑一百四十四英里到山海关；另一支自塘沽修到天津，二十七英里，再自天津一直修到北京，七十九英里。这一系统即所谓帝国铁路，也就是今日通称的京奉铁路，产业属于中国政府，不过路债由英国人持有——修路的钱是向他们借的；筑路与督工的也是英美两国的工程师。但路上的本地员司都是中国人。

此后直到一八九五年，再没有把筑路之权给过外国人；可是一开了口子，给得就极快。到一八九九年义和团初初引人注目的时候，连京奉铁路算在内，已通车的有五百六十六英里，另有六千英里在计划之中，工程师们正勘测着穿越整省整省的路线。已成之工，在义和团之乱那场毁灭性的疯狂里毁掉了许多，但乱事一平，重建便着手了。据德国《铁道学志》所载，一九〇三年中国通车的铁路共长一千二百三十六公里，约合七百四十二英里。

好几个外国在这场运动里都咄咄逼人。在北边，俄国不满足于以苦寒的海参崴为终点——那里的港口一年里差不多有半年封冻——遂不断索取路权，好让西伯利亚大铁路通到一个不冻的冬港，由此在太平洋上取得一个扼要的地位，并开出一条商道，使北亚的贸易流入俄国在西伯利亚与欧洲的广大领地，使那些地方富庶起来。于是俄国的外交一刻不停，直到取得了把西伯利亚大铁路自松花江南展、穿过满洲、直抵奉天附近大石桥的权利，这便是东清铁路，又称中东铁路。自大石桥一支南下旅顺与大连，一支西南通山海关——万里长城在那里入海。因为在山海关与通往大沽、天津、北京的京奉铁路接了轨，远在五千七百四十六英里之外的莫斯科，距北京便只有十七天的路程了。这样，俄国的势力在北边几乎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中国；另有第三支自奉天通到朝鲜边界的义州，将来要同一条自义州南下、通往朝鲜京城汉城的计划中的路线相接。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自圣彼得堡发出的电讯说，自西伯利亚的恰克图经库伦到北京的勘测刚刚完成，全程约一千英里。这条路若修成，俄国人就有了一条直插中国京城的捷径。

在人烟稠密的山东省，一条德国的铁路已于一九〇一年四月八日通车，自胶州湾边的青岛经潍县直入山东腹地，这便是胶济铁路。此线现已通到省城济南府；更远的打算里还有一条自青岛经沂州府到济南府的路，如此则德国的路线不久便要把这一大省整个圈起来。在济南府，这条路要同另一条大干线相接，那条干线一部分是德国的，一部分是英国的，正自天津往南朝镇江推进，也就是津浦铁路。一家英国公司，名为中英公司，将掌握自上海经苏州、镇江到南京的路线，即沪宁铁路，以及自苏州经杭州到宁波的一路；而伦敦的英华铁路公司据说正筹划一条自广州到四川省城成都府的铁路。与此同时，当初自上海到吴淞的那条路，已由英国人重新修起来了。

在中国所得的路权之中，最值钱的一项落在英意公司手里，在山西、陕西两省；因为这项权利既许筑路，又许开采煤矿，而那一带埋着世上最大的几处无烟煤藏。眼下已经动了工，等线路修成，中国的产业变革必将大大地加快。

一家号称比利时的公司——它的结成得力于法国与俄国两处使馆当时「全然无私」的襄助——于一八九六年取得了修筑卢汉铁路的权利，自北京往南七百五十英里通到汉口，即扬子江中游的商业重镇；这条路便是后来通称的京汉铁路。然而颇可玩味的是，当这家比国公司一时周转不灵的时候，北京的华俄道胜银行却帮着中国的铁路督办开工修筑自北京到保定府的一段。此路南边已通到北京以南三百英里的顺德府，北边已通到汉口以北四百三十四公里的许州。华俄道胜银行还在修一条支线，自正定经太原府通到陕西的西安府，这便是正太铁路；到了那里，便已稳稳地踏上了华北与俄属中亚之间那条走熟了的商队大道。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比利时东方国际公司订约修筑一条铁路，自河南省城开封府往西一百一十英里到河南府。

我所见到的自北京南下的那条路，修得很好：路基坚实，石涵厚重，桥是铁桥，钢轨沉重。头等与二等车厢的外观都不好看；头等票价虽比二等贵一倍，看得出来的分别却只是：头等的一间通常设在二等车厢的一头，座位是弧形的，客人也少些；二等的座位是直板凳，往往挤满了中国苦力。两等都不装软垫，在美国都算不得舒服；可是在骡轿里颠了几个礼拜之后，凡是走在钢轨上的东西，在我看来都称得上奢侈了。我们那一趟是混合列车：头等车厢里坐着几名法国军官，二等车厢里满是中国苦力与法国兵，另有六节平板车装着马与骡子。牵引这长长一列车的，是一台新泽西州帕特森罗杰斯厂造的大机车，走得又稳又轻快；只是行车时刻定得太慢，停站又太久，走一百英里竟用了七个半钟头。

华南的铁路，法国地界以外，是自一条广州到汉口的路开始的，即粤汉铁路，一八九五年由参议员布赖斯发起，工程师是帕森斯。照例遇上了官府的种种阻难，到一九〇二年，一道上谕把路权给了美华合兴公司。这条路由美国的资本承办，也有一些欧洲的帮衬。依照所得之权，公司可以发行五十年期、年息五厘的金债券，总额四千二百五十万美元，利息由中国政府担保。干线长七百英里，加上支线，总里程可达九百英里。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自广州到佛山的一段十英里正式通车，到场的有香港政府辅政司兼抚华道梅含理、许多欧美人士，还有极多的中国人——他们兴奋之余，爆竹几乎响个不停。到一九〇四年十月，车已通行到佛山以外约二十五英里的三水。这是一条支线，干线将走西江的另一岸。一九〇五年，中国政府决意自行把这条路修完，收回了路权，付给该公司赔款六百七十五万美元。

自九龙到广州的一条路，筹划已有些时日；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二日《南华早报》登出消息，说一家美华公司已由中国经一位葡萄牙特使授与澳门当局的名义，取得了修筑澳门至广州铁路的权利，此事想必会催得九广之路加紧办理。这家公司指望招到美国的资本；香港的英国商人则有几分不安，因为他们想到粤汉铁路有可能在澳门另辟一个不受他们节制的出海口。

由此可见，这些宏大的计划倘能成为事实，那就不只是有许多条自沿海通往内地的路线，而且会有一条大干线，自广州穿过这个帝国的腹心直达北京；到了北京，还可以换乘别的路，不但通满洲与朝鲜，并且通欧洲的任何地方。

再往南，法国人一样忙碌。依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的中法条约，一家法国公司取得了自老开修筑铁路到云南府的权利，这便是滇越铁路。法国人原有一条路自北圻的海防通到中国边界的谅山，一八九六年又从中国取得了把它展筑到西江边南宁府的权利。此项特权后来又有扩大，线路将一直延到东京湾边的通商口岸北海。法国人一心梦想着有朝一日把滇越铁路往北展筑，直抵扬子江上游那片广袤沃野，使之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贡赋之地。英国人这边，则一面议论修一条自香港对面的九龙到广州的路，一面议论把他们已自仰光通到滚弄渡口的缅甸铁路接到扬子江流域去，好叫中国南部内地那庞大的贸易，不至于像法国人所热切盼望的那样流进法国的口岸，而是流进一座英国的城市。

现代铁路这样延展开来，对中国与中国人的深远影响，是无论怎样描摹都说不尽的。美国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样板：横贯大陆的铁路使我们西部的平原与太平洋沿岸得到了惊人的开发。同样的开发在中国会有什么结果，怎样估量都不会过高；因为中国的人口十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之地，疆土更辽阔，天然的富源也一样丰厚。我在那片土地上行走的时候，只觉得帝国的整个北部仿佛是一望无际的麦田与谷田，而南方那千千万万块水田，合成了一片大陆规模的稻乡。中国的群山里藏着、无边的高原下埋着巨量的煤与铁；至于发展农工所需的人力，中国更是举世无双。且想一想：等到铁路不但能把湖南的粮食运去救济山东的饥民，而且能把中国土地与工艺所出的煤、铁与别样出产送到通往欧美的轮船航线上去，那对中国人乃至对整个世界会有怎样的影响。把这一切富源交给世界其余的地方去用，再把欧美的出产与发明引进这四亿二千六百万中国人中间，这便是一场规模惊人的经济大变。

再想一想，以机车代苦力为动力，以货车代独轮车运货，以客车代大车与骡轿载人，这里头含着多大的变化。铁路势必在中国开出一个新纪元；而当人类的三分之一开出新纪元的时候，其余的三分之二必定要在许多方面受到牵动。

这场变革伴着暴力的迸发，原是很自然的。就连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当初也曾与铁路为敌；伟大的斯蒂芬森不但受尽嘲笑，还遭到激烈的反对，这是众所周知的。谁都知道，在美国，驿车公司与赶车的人也曾竭尽全力阻挠铁路的修筑；博学之士发表过雄辩的演说，把自己说得心悦诚服，断定铁路会把社会与生意的一切秩序搅乱，随之带来说不尽的祸害。机敏而进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尚且抱这样的起初之见，那么东方人抱得更紧、更烈，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们世世代代心满意足地慢慢踱着，如今却发现自己与父祖所习惯的整个生活秩序，正被洋人的铁马自根基上撼动。千百万苦力靠着用筐挑货、用车推货过活，一天挣五分钱。一列火车干得了一千个苦力的活，于是断了他们的生路。无数农家种豆与花生，为的是榨灯油；可自一八六四年美国的火油进来之后，用的人几乎遍地都是，靠豆油花生油营生的人家便挨起饿来。中国除了上等人家，一般都穿棉布，从前棉布是自己织的；如今美国厂家在中国卖棉布，比中国人自己织还便宜。

这一切自然是免不了的，而且归根到底于中国百姓本身有利；不过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痛恨洋货的进来。这些买卖有许多已经转到中国人自己手里，这也无济于事，因为百姓知道货是洋货，知道洋人才是把它们弄进来的人。

铁路在中国要对付的，还不只是种族的成见与既得的生计。前面说过，中国人虽算不得很有宗教心，却极迷信。他们把天上地下都住满了鬼神，并且认定这些鬼神对人有作祟的本事。他们在鬼神面前战栗恐惧，把不少时间与气力花在与鬼神斗智上头；因为中国人并不真敬鬼神，不过是安抚它、哄骗它罢了。他们相信鬼不会转弯，只能直着走。所以在中国，很少见到一扇窗户正对着另一扇窗户，怕的是鬼自中间穿过去。村与村之间也难得有一条直路，只有绕来绕去叫人心烦的小道；那些路不但弯，还坏得出奇，外国旅人走在上头很难不发脾气。只要能把那些鬼祟的对头难住，中国人是不计较自己受累的。中国人的规矩，是由风水先生指出一块「吉地」，便在那里安葬死者。这件事他们讲究得厉害，富贵人家的灵柩往往要停放很久，等着觅到合适的葬地。广州有一处宽敞的院落，棺木有时一停数年，各占一间屋子，屋子的讲究程度看家里的意思与力量而定。地方一旦选定，立刻就成了圣地。在一个几千年来人烟如此稠密的国度里，坟墓因此不但多得数不清，而且无处不在。我在中国旅行，几乎没有一刻看不见那些圆锥形的坟头；照例自骡轿里一望，便能数出成百座来。

凡到过广州与芝罘的人，都会记得老城墙外那一片片丘陵，满山遍野全是坟，富家的坟前砌着小小的石头或砖砌的半圆围墙。然而这些地方之成为坟场，并不是因为划出来作此用途，而是因为坟一座座渐渐把能用的地面都占满了。

中国人敬重死者，也敬重他们安卧之地。在中国人看来，亵渎坟墓是可怕的事。这里头牵动的不只是产业，不只是各国人对待亡者都有的那份神圣情感，还有祭祖这一关乎信仰根本的大事。所以中国的律例以严刑护坟：未得坟主允许而发冢者，处绞；若因此开棺破棺，以致尸身外露者，处斩。那么，当他们眼看着骄横的洋人把一条铁路笔直如箭地自这城修到那城，开出一条大道好让可怕的鬼魅奔走，又毫不容情地掘穿那些系着最神圣情分的坟茔，他们心里是什么滋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修筑铁路所惹起的恼恨，是无论怎样小心也避免不了的。德国人修自青岛到胶州那四十六英里的一段时，凡办得到的地方，都绕开了坟冢最密的所在。饶是如此，仍有不下三千座坟非迁不可。跟坟主一个一个去商议是办不到的，因为许多坟没有标记，究竟是谁家的往往查不出来，有些人家还绝了嗣或者迁走了。况且东方人全无时间的观念，最爱讨价还价，尤其爱同洋人讨价还价——坑起洋人来他们是毫不愧怍的。于是铁路公司便同地方官交涉，把路线指给他们看，指出挡路的坟，每迁一座坟平均付墨西哥银元三元，由他们去找坟主结账。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公道的，因为在一个通行铜钱的地方，三元已是一笔大钱——铜钱小到一千六百文才合金币一元，而几十文钱就够一个成年人吃一天。可是中国人里头，有的乐得接受这个办法，有的却不然。他们或是要得更多，或是对死者另有一段情分，或是那一块地当初是仔细挑中的，因为得鬼神之佑。况且那些地方官少不得要自价钱里扣下自己的一份。中国的官俸太薄，本来就指望着抽取陋规，钱经他们的手，没有不折损一成半成的。再者，东方人办事极慢，公司只好定下期限，限期之内必须把指定的坟迁完。到了期限，还有许多尸骨没有起走，公司只得自己动手迁了。

这样的情形之下，那条铁路沿线的村庄成了全中国排外之情最狂烈的地方，也就不足为奇了。百姓并不要这条路，可恨的洋人凭什么硬把它穿过他们的乡土？不错，铁路是省时间，可是正如一位官员天真地说的：「我们并不忙。」于是村民们带着掩不住的怒气看着这条路修起来；到今天，这条路同华北的大多数铁路一样，非在各重要车站驻上一队队外国兵，就通不成车。差不多每停一站我都看得见他们：自青岛到胶州是德国兵，自塘沽到北京是英国兵，自北京到保定府是法国兵，如此等等。

尽管如此，中国的铁路通常还是有利可图的。诚然，反对修路的情绪往往激烈，暴民有时也肆行毁坏，机车与别的车辆经本地人之手，若没有外国监工紧紧盯着，坏得也快。可是在另一面，因暴力而生的损失，政府照例是要赔偿的。而且路一旦修成，精打细算的中国人过些时候就领会了它的好处，把成见咽下去，蜂拥着来坐车，又把自己的出产大批大批地交给它运，生意很快就赚起钱来；何况这个国家的人口与物力如此之厚，客货运的发展几乎是没有止境的。

各路的通例是：头等车厢（如果有的话）客人比较少，大抵是官员与洋人。二等车厢里坐满了模样体面的人，看去是小商人、学生、小官吏之类。三等车厢通常挂得最多，挤满了叽叽喳喳的乡下人。头等票价与美国的平常票价相仿；二等约合头等之半；三等则每英里往往合不到一分钱。在这样一个地方，一般人既节俭又穷苦，在美国算公道的价钱他既不肯出也出不起，而他的生活标准又使他安于最简陋的坐处，如此定价是很明智的。随身行李免费的极少，德国的路上只准二十磅，所以逾重行李的费用比美国还多。

我去的时候，货车上装的大半是筑路所需的材料与器具，以及重建被义和团毁掉的华洋房产所用的东西。可是在平常年月，铁路往内地运去大量的洋货，又把内地的麦、米、花生、矿石、煤、皮张、丝、羊毛、棉花、草席、纸、草辫、陶器、糖、茶、烟叶、爆竹、果品、菜蔬以及别样出产运到口岸。到眼下为止，无论客运货运，都以短途为常。这一半是因为帝国境内的长途干线尚未修成，一半是因为内地各省下层的中国人，一辈子没有离开本村二十英里以外，又向来把推着独轮车走上十来英里看作出远门，所以起初对于把自己活动的半径放长，总有几分谨慎。可是他很快就学会了，尤其是在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度里，谋生的挣扎使他生出到别处去改善境遇的念头。一旦真的动身，他往往走得很远——暹罗、菲律宾与美国的中国人有多少，就足以为证。读书人与做官的不大出洋，可是在帝国境内却比较惯于迁徙，因为他们要到省城去应考，而官又任期极短，州县官常常自这省调到那省。等到这一大群天生勤劳又善于经商的人习惯了铁路，能够在铁路上自如来去，那么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惊天动地的事情大概都要发生了。

于是外国的公司便毫不松手地把筑路的工程做下去。商务是挡不住的。它凭着一股内在的力量往前推进，无视它是没有用的。而且它也该往前推进，因为结果必定于中国有利。一台机车带来的是智识上与体力上的好处，是那些能减轻生计的贫瘠与困苦、能增强人应付生活必需与安适之能力的器具。有一回我在美国一家大机车厂里，看见十二台机车正为中国赶造，我的心思不由得飞了起来：一台机车在那停滞的人海之中意味着什么，它一旦开过的村子怎么可能还同从前一样，它的汽笛怎样把一窝子陈年的迷信惊得四散，又怎样把一个沉睡已久的民族唤起来过新的生活。我们所当惋惜的，只是这些好处往往伴随着那些玷辱我们文明的祸害。

十二〔第三编〕欧洲列强的侵逼

这股政治的力量，一半出于欧洲列强在亚细亚扩张势力的野心，一半出于保护前几章所说的那些商业利益的需要。中国人的保守与闭关、洋货输入所造成的经济失序，再加上外国商人的贪婪与粗暴，三者交相作用，激起了对外人在华立足的激烈反抗。早年的商船大抵都带着武装，中国官吏的倨傲与狡狯，以及他们那副一心要向白人商人敲诈勒索的神气，把这些人惹恼了，他们为达目的便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然而欧洲各国越来越确信中国市场之大，仍旧一步不让地压了过来；为着求得彼此的谅解、为着打开口岸通商，它们向中国派出了使臣。使臣一到，新的争端随之而起。中国政府自远古以来便自居为天下至尊之国，除了以待下国之礼接见别国的使者以外，向来没有别的规矩，如今也不打算给白人什么两样的待遇。结果便是一连串的冲突，冲突之后接踵而来的又是种种侵夺土地之举，其次数之多，纵是比中国人更和平的民族也要被激怒。

最先到来的是葡萄牙人，一五一六年，这些敢作敢为的商人的一条船出现在广州附近。中国人待之以礼；可是第二年来了八艘兵船和一位使臣，葡萄牙人又一味蛮横威吓，中国人的友善便化作猜疑，猜疑终于变成敌意。暴力招来暴力。据说葡萄牙人曾成群结队持械闯进村庄，掳走中国妇女。仇衅愈积愈多，也愈来愈血腥。在宁波，中国人报复得极惨，毁掉葡萄牙船三十五艘，杀死船上的人八百名。使节团中有一人或数人在北京被处死，事情遂至决裂；一五三四年，葡萄牙人把他们的商馆迁到澳门，此后一直据有此地，不过直到一八八七年，他们在澳门的地位才得到正式承认。葡萄牙的国势早已衰落，今日的澳门在政治上已无足轻重；但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这处外人在中国最早的居留地，从前是、如今仍是一块伤风败俗之地，中国人当初对白人的印象若是不佳，也怪不得他们。

中国人接触到的第二批欧洲人是西班牙人。不过这一回的接触，与其说是因为西班牙人来到中国，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在一五四三年占领了菲律宾群岛——中国人与这些岛屿通商已久，侨居其地的也为数不少。彼此的猜忌由此而生，卡斯蒂利亚人的骄横与残暴不久便酿成极深的怨毒，以致屠杀华人的事一再发生，一六〇三年那一次，几乎把马尼拉的华人杀绝。

欧洲人在一五八〇年初次从阿拉伯得到咖啡，此后需求日增，荷兰的船只便于一五九八年驶入亚细亚的海面。他们在澳门与葡萄牙人交恶之后，于一六二二年夺取了澎湖列岛。但因中国方面的反对，荷兰人退往台湾，在那里与土著、与大陆来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纠缠不清，终于在一六六二年被逐出。此后荷兰人便安于在广州一带开设几处商馆，并经营他们在马来群岛的属地，所以在中国的侵逼上，他们不及别的几个欧洲国家那样厉害。

一六三五年，一个更可畏的强权登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四艘船〔注一〕驶入珠江。新来者的脾气很快就显露出来。中国人受了心怀嫉妒的葡萄牙人的挑唆，想阻止他们立足，当时的记载文字颇为古雅，说英国人「忽然张起他们的血旗，……各船以舷炮向炮台猛烈开火，……把全部火炮都搬上船，烧了议事厅，凡能捣毁的尽行捣毁。」随后他们驶往广州，强索通商之权，中国人推诿搪塞，他们便「劫掠焚毁船只村落无数，……所到之处，以火与剑播散毁灭。」英国第一次遣华使团的秘书斯当东爵士记述此事，说得十分天真——「英国人当初在中国立足时的那些不幸情形，势必对他们不利，也使他们的处境在一段时间里格外难堪。」〔注二〕但早在一六八四年，他们就已经在广州站住了脚。

〔注一〕（原注：帕克《中国》第九页作船五艘，年份为一六三七年。）

〔注二〕（原注：福斯特《美国在东方的外交》第五页。）

一八三四年六月十五日，以律劳卑勋爵为首的英国使团抵达澳门，同月二十五日前往广州。他们奉英国国会法案之命，与中国交涉通商事宜，所谓「往来于中国皇帝辖境的贸易，以及保护并促进此项贸易」。〔注三〕然而广州的官府拒收律劳卑的书信，理由也极有中国特色：那封信不是下位者呈给上位者的禀帖。总督为着让行商把话转达给律劳卑，便向行商解释此事，并且倨傲地提醒他们：外人获准来华，只能以通商之人的身分，凡有政治职分的官员，非经恭顺具禀、奉朝廷特许，一概不得入境。他又说——

〔注三〕（原注：福斯特第五十七页。）

「总而言之，国有国法。便是英吉利也有它的法度，何况天朝！天朝的大法令典何等煌煌，比天雷之威还要可畏。普天之下，无人敢违；四海之内，皆在其荫庇之中；万国之众，皆受其抚绥。该夷目（律劳卑）既能远涉数万里重洋而来查察管束事务，自必是深明大体之人。」〔注四〕

〔注四〕（原注：福斯特第五十九页。）

不出所料，同样倨傲的英国代表愤然抗议，却毫无用处。他被令退回澳门，并被告知：总督此后除了经由行商、并以恭顺禀帖的形式之外，不能再与他有任何往来。总督愤然声称——

「外夷投递书信，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于体统礼法，无一不悖。此事断断不可行。……该国（英吉利）之人来往广州，除贸易而外并无公事；天朝命官从不过问贸易细故。……该国每年前来所纳的商税不过数十万，在天朝不过一毫一羽之微，有之无之，殊不值得一顾。」〔注五〕

〔注五〕（原注：同书第六十页。）

这位骄傲的英国人于是把他所看到的事情经过刊印散发，末尾写道——

「卢总督竟敢在本月初二的谕帖里说『国王（本人的君主）迄今恭顺听命』。我现在要请你们向他们（行商）声明：英国国王陛下是一位伟大而强盛的君主，他所统辖的疆土遍于世界四方，其广袤胜过中国全境，其威力更远在其上；他麾下有勇猛慓悍的大军，所至无不克捷；他拥有巨舰，那是中国人从来不敢露面的地方。请总督自己评断：这样一位君主，会对谁『恭顺听命』么？」〔注六〕

〔注六〕（原注：福斯特第六十一、六十二页。）

积怨既深，广州总督遂下令断绝与英人的一切贸易；英国报之以登陆，兵船溯江而上，在扼守广州门户的虎门炮台打了一仗。最后议定停战，律劳卑的使团于八月二十一日离广州前往澳门，九月十一日他就死在那里。他的医生说，他的病直接起于与中国官府交涉时所受的神经紧张与种种屈辱。总督则在这期间洋洋自得地奏报北京，说他已经把夷人赶跑了！

英国人一意要把鸦片运进中国，局势更形紧张。中国官府提出抗议，一八三九年，中国人销毁鸦片二万二千二百九十九箱，值银九百万元——其动机之正当，与我们革命先辈把英国茶叶倒进波士顿港时大致不相上下。英国以开战作答，其结果是把这宗毒物强加于一个不愿要它的民族。今日毁坏中国之烈胜过其他一切恶习之总和的这一恶习，其根源便直接出于一个基督教国家的行径；当然，今日的英国对两代之前的英国所犯的这桩罪行，大概是引以为耻的。

然而若把中国人反对英国鸦片说成是一八四〇年那场「鸦片战争」的唯一起因，那也不合事实；外国商人与外国使臣在谋求与中国建立商务与政治关系的过程中不断受到种种折辱，本已使两国迅速滑向战争。不过事情终究很不幸——那件把积蓄已久的怨毒引到公开决裂的举动，乃是中国人把一宗毒物查抄了去，这在道义上是正当的，只是手续上不合常规；而英国人出于无耻的贪欲，偏要把这宗毒物硬塞给一个不愿要它的民族。如此一来，外国人在中国人面前就大大地理屈了。纵使不曾有鸦片之争，战争迟早也可能爆发，这种可能并不能减轻这样一个事实：外人与中国的交往从一开头就与一桩罪恶的买卖连在一起，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白人、厌恶白人。

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一八四二年又订了南京条约，中国的一切要求尽被驳回，被迫割让香港一岛，不但广州，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也一并辟为通商口岸，各口岸都驻一名英国领事；而其中最不可少却也最为屈辱的一条，是承认一切外国人的领事裁判权——无论他们犯了什么罪，中国的法庭都不能审，只能由他们本国的领事审理。这个条约对中国的开放贡献极大，卫三畏博士因此称它为「人类历史上的转捩点之一，其影响所及，关系到万国的祸福」。就此而论，它对中国、对世界都是长久的益处。但中国人当时不领这个情，如今也仍旧不领，何况他们看得很明白：征服者的动机不过是壮大自己罢了。

同样不幸的是，英国与中国的第二次战争，根本原因虽与「鸦片战争」相同，导火之由却又是一场鸦片的纠纷——亚罗号船载着那宗可恶的毒品，挂着英国旗，被中国人扣了。中国人再一次惨败，再一次在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里接受了屈辱的和约。其后北京政府想要封锁白河，不许武装船只驶入，因而引起一八六〇年的第三次战争，英法两国攻陷北京，他们的暴行与残忍，又给中国人痛恨欧洲仇敌的那一长串理由添上了新的一条。

外国的侵逼并没有随这场战争而止。一八六一年，英国为保护它在香港的利益，又从中国手里夺去邻近的九龙半岛。一八八六年，她取了上缅甸，而中国一向视上缅甸为自己的属邦。一八九八年，英国发觉香港仍在七英里外中国水域里新式大炮的射程之内，便从从容容地又取了四百平方英里的土地，连大鹏湾与深圳湾也在其内。

到过香港的人不会奇怪英国人何以垂涎此地，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海港之一。论气象之壮，更无出其右者。四围都是秀拔的高山——说是山并不过分，许多都在一千英尺以上，最高的有三千二百英尺。水面上舟楫拥塞，自舢板小艇以至远洋巨轮与兵舰，无所不有；这是世界第三大港，论吨位之多，只有利物浦与纽约在它之上。自水上望去，这座城市极其悦目，它铺在那座著名的太平山脚下与山坡上。据说华人与上海一样，在三十万以上，外国人却只有五千。可是在粗心的旅人看来，这比例像是倒了过来，因为外国人的房屋既宽敞又漂亮，几乎把前景占满了。市区的商业地段又热又闷，但有一条缆车通到山顶，许多英国商人就在那海拔一千八百英尺、比较凉爽而多风的峰顶上盖起了精致的别墅。那里的风景极佳：群山、海港、舟船、岛屿、大洋与城市，合成一幅雄伟的全景。英国既据有香港这座岛屿并加以设防，今日便把华南的门户完全扼住了：中国人要到全国最大的城市广州去，非得从英国的炮口与水雷之间穿过不可，而那些炮与雷，不难把北京政府所能派来的任何船只送到海底；珠江也就是西江那广大而稠密的流域，英国人几时高兴，几时便可取去。再把英国在长江流域与山东威海卫所取得的权利加上去，那么，曾任英国驻琼州领事的帕克先生说出下面这番天真的话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鉴于此，无人能说大不列颠在总体上未能从中国人那种敌视进步的态度所造成的棘手局面里，为自己攫取相当数量的种种商业与政治上的便宜，尽管在细节的判断上我们或许不免有失当之处。」〔注七〕

〔注七〕（原注：《中国》第九十五、九十六页。）

法国早在一七八七年就凭着与交趾支那国王所订的「条约」取得了土伦半岛与昆仑岛。不久，法国人便把安南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一八五八年，他们攻占西贡，以此为根据地把法国的势力伸遍交趾支那与柬埔寨，一八六二年的条约则给这些广泛的要求加上了强索而来的法律认可。法国犹不知足，仍旧不断向北扩张，一次又一次地逼取让步，到一八八二年，竟从容决定吞并越南北圻。中国提出异议，然而战争的结局是一八八五年六月九日签订的条约，把这片久所垂涎的地方给了法国。这些广大的地区，中国几百年来一向视为藩属，如今实际上已是法国的领土，而且公然作为法国领土来治理。

俄国图谋中国，其开端早已湮没在中世纪的烟雾里。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北京朝廷上，屡屡提到俄罗斯的禁卫军。〔注八〕一六五二年，俄国人正式开始了与满洲人争夺黑龙江流域的角逐；尽管一时有挫败，纠纷也不可胜数，俄国仍旧坚定而无情地争了下去，终于在一八五五年取得黑龙江下游，一八六〇年取得乌苏里地区，最后又凭一八九六年九月的喀西尼条约，取得把西伯利亚铁路自尼布楚展筑、穿过满洲的权利。俄国在这一带如何步步进逼，我们将在后面的一章里谈到。

〔注八〕（原注：帕克《中国》第九十六页。）

十三〔第三编〕美国与中国

美国与中国的往来，大体上比欧洲各国要亲厚些。美国人不曾在中国谋取土地上的便宜，而且不止一次，我国政府曾运用自己的分量，为这个饱受欺凌的天朝争取和平与公道。

美国的旗帜头一回出现在中国水面上，是一七八五年的一条商船。从一开头，美国人同中国人之间的麻烦就比欧洲人少，一半因为美国人新近才同英国人打过仗，而英国人是中国人既恨且怕的，一半因为美国人对付中国人不像欧洲人那样一味蛮横。凭着一八四四年七月的望厦条约与同年十月的条约，英国用战争换来的种种好处，美国不动干戈便坐享了。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虎门炮台向两条美国船开了炮；然而兵衅虽由此而起，一八五八年在天津议约的时候，美国的代表似乎仍旧比任何别国的代表更得中国人的好感，他们的条约比法国与英国的早一个礼拜签字。第十款规定，「合众国有权派驻领事及别项商务官员，驻扎于中国境内议定开放之各处」；第三十款则规定：

「大清帝国日后若以关涉航海、通商、政事或其他交往之任何权利、特权或优待，给予任何国家，或该国之商民百姓，而此项权利为本约所未载者，则此项权利、特权与优待，应即时一体施及合众国及其官员、商民。」

在赔款的了结上，中国答应付给美国五十万两，按当时的价值合七十三万五千二百八十八元。各项私人索赔清结之后，国库里还余下四十五万三千四百元，国会竟把它退还了中国，中国人为此又惊又感，无以复加。一八六二年，著名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到任，不多时便成了北京最得人望的外国公使；中国政府对他替中国出力一事感佩至深，以至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经他请求，便立刻下诏禁止南方邦联的一切兵船进入中国口岸。福斯特说，「这样一道命令，欧洲各国政府若也肯照办，本可以救美国的商船队于覆亡，并使南北战争提早结束。」〔注一〕

〔注一〕（原注：福斯特《美国在东方的外交》第二百五十九页。）

一八六八年在华盛顿订立的蒲安臣条约，令中国政府大为满意，因为约中对中国有和好而嘉许的措辞，明白声明并无觊觎中华帝国之意，并且情愿接纳中国人入美国境内。然而一八八〇年的条约把这份情愿大为削减，一八九四年的条约更相当严厉地限制了此后的移民。不过在一八八〇年的通商条约里，美国应中国政府之请，答应订一条款，断然禁止任何美国公民同中国人贩卖鸦片，或在中国任何口岸经营此业。

我国的国策，在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日美国驻京公使镂斐迪致总理衙门的照会里表达得极好：

「欲保将来之太平，必先使百姓明白外国人的来意。应当使他们晓得：商人所营的是买卖，这买卖于华人于外人都不能不有益；教士所求的不过是百姓的福祉，并不牵涉任何反对政府的政治阴谋与图谋。倘遇传教士有越出礼法之外、干预与己无干之事的情形，则每一件都应当立即报知其本国公使。这一类个别的事例，不应当使那些恪守本分的人也连带招来成见与仇恨，更不应当因此对众人一概横加指摘。从美国来的人，是诚心盼望他们所教导的人能够改过迁善；为着这个缘故，他们劝人研读圣经，经中讲明了今生与来世的大道理，也讲明了灵魂的复活，以及悔改、信救主的本分，和人对自己、对他人所负的责任。西方各国之所以能臻于富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相信圣经所载为真。开导百姓，乃是官长对百姓、对外国人、也对自身应尽的义务；因为百姓若由于蒙昧而生怨望，以致激成变乱与骚扰，外国人的性命财产被毁或受危，政府对这些不法之举便脱不了干系。」

代理国务卿戴维斯于一八七一年十月十九日致书镂斐迪，论及这份照会说：

「总统以为贵使致总理衙门的照会明智而得体。……贵使对那些主张所作的迅捷而精当的答复，已使本部无甚可补。……我们立足于条约所许的权利之上；多的不求，少的也不受。若别国要索更多，若他们提出有损中国独立国体面的种种要挟，我们绝不与闻。凡可以正当而和平地施行的影响，我们都将用来阻止这一类要索与要挟，只要确有理由虑其将要发难。我们觉得，皇帝的政府对合众国是怀着友好之情的。」

可是，美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待中国人如此体谅而公正，说来也怪，它在本国境内待中国人却极其不体谅、极不公正；它这方面的政策，着实把中国人激怒得不轻。中国人到美国来，起于一八四八年，那一年有两男一女乘双桅船鹰号抵达旧金山。金矿的发现不久便引来成群的人，单是一八五二年一年就到了二千零二十六人。如今加利福尼亚约有华人四万五千，俄勒冈与华盛顿两州有一万四千。纽约约有六千三百，费城一千一百五十，波士顿一千二百五十，别的许多城市也各有小小的一群；此外还有零散的华人散布全国。然而合众国境内的总数，不计阿拉斯加与夏威夷，也不过八万九千八百六十三人而已。

太平洋沿岸的人对华人的态度，是很可玩味的一段研究。起初他们是欢迎这些东方客人的。一八五三年一月，后来做了加利福尼亚州长的海特，在旧金山市民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这样一项决议案：「兹议决：我们乐于见到这些人（华人）更多地来到我们中间，因为这给了我们施惠于他们的最好机会，并且可以借他们把我们的影响施及其本国。」这项决议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况且在一个新开辟的地方，开发物产、修筑铁路，有大量的体力活要做，而白人劳工又比较少，华人很快就显出是一份可贵的助力。他们省俭、耐劳、肯干、勤奋而且工价低廉，所以各大公司尤其鼓励他们前来。

然而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先是嫌恶，继而恼怒，终于成了恐慌，在做工的人中间尤其如此，他们觉得自己的生计被廉价劳力的竞争所威胁。报纸上开始登出耸人听闻的记载，说什么「黄流泛滥」将要「把我们的制度淹没」，又大肆渲染白人劳工将因华人在此而不肯来加利福尼亚的危险。「沙地演说家」出现了，发着疯狂的鼓噪；搞政治的煽惑之徒则迎合众人的意气，以博取他们的拥戴。此外，种族的成见总是不能不算在内的，两个种族要同住一处时尤其如此。犹太人与外邦人、希腊人与化外人、罗马人与蛮族之敌，这些称呼都透着一个种族看待另一个种族时惯有的那份猜疑。基督教在消减这种成见上出力不小，然而它依旧存在；北方和东部的居民，若还记得新近在伊利诺、俄亥俄和纽约发生的种族暴乱，那么对在加利福尼亚面对华人难题的同胞，也该存几分厚道。于是一八八二年五月六日，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此法经一八八四年七月五日修订、一九〇三年重行制定，至今仍然有效。

在美国，有成千上万心地高尚的基督徒，正在无私而慈爱地为这一群旅美亚洲人的今生与灵性的福祉操劳。他们很有理由地觉得：合众国的人民对这些东方人负有一份特别的责任；基督教那涤净人心的力量，能够消除他们住在我们社会里所带来的种种隐患；而且我们若善待他们，他们回到中国之后，便能极有力地影响自己的同胞。可惜这些基督徒的善意努力，抵不过美国人民整体的政策，何况这政策又体现为一条严苛的法律，而执行起来更是分外峻酷。

美国人惯于自居为中国最好的朋友，前面所举的事实也确给这说法留了几分地步。但在我们过分自许之先，不妨读一读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与我国历任国务卿之间关于华人在美国所受暴行的来往文书，那是很有益处的。许多华人在旧金山、塔科马以及太平洋沿岸别的城市，因暴民的凶横而吃的苦，几乎不下于美国人在中国所受的苦。若干年前，他们在怀俄明的石泉被人无端屠戮，而中国人要从我国政府手里讨得赔偿，其难处正如列强要从中国手里讨得庚子之乱的赔偿一样。

克利夫兰总统在一八八五年致国会的咨文里，觉得不得不提及此事，而这件事之令他难堪，正如它之令各地正派的美国人难堪一样。中国驻美公使向国务卿贝亚德陈述此案时，「把种种证据汇集起来，说明屠杀一个友邦侨居本国的臣民，既是毫无挑衅可言，又是极其残忍；说明该准州的州长与检察官公然宣称，无人能因此案受罚，虽然凶手连隐藏都不曾隐藏；又说明一切所谓的审判程序，全是一场滑稽戏。」这一切贝亚德都不得不承认。他甚至毫不迟疑地把那套程序称作「对司法形式的一场可鄙的亵渎」，也并不掩饰他「对贵国侨民所遭的血腥暴行与骇人冤屈的义愤」，以及他为「我国政府的记录上竟留下这样一块污点」而生的羞愧。芝加哥《洋际报》上有一幅漫画，讥讽得很有意味：画一个中国人在读日报，报上一栏的标题是「美国人在中国遭屠杀」，另一栏的标题是「中国人在美国遭屠杀」。山姆大叔站在他的臂肘旁，失声道：「骇人听闻，可不是么？」那位天朝人从容问道：「您说的是哪一桩？」

一九〇四年三月的《北美评论》上，受过教育的中国绅士黄开甲以「美国东方贸易的一大隐患」为题，把这件事说得直率而不失礼数。他很有理地抱怨道：排华的法律虽明文豁免中国的商人、学生与游客，可事实上一位中国绅士一到岸，便被当作罪犯看待，「关在轮船码头的栅栏里，或者像重犯一样囚禁起来，直等到海关官员满意为止」。

曾任美国驻京使馆参赞、又是一八八〇年中国移民问题委员会委员的何天爵，举了几个例子，以见排华律的严酷与悖理。〔注二〕旧金山的一位华商回国一趟，带回一位新娘，不料她竟不许在美国的土地上登岸。另有一位华商偕夫人，在旧金山的身分是毫无疑问的，两人回了一趟中国，在中国期间生了个孩子。等他们回美国的家时，那班高明的官员对父母的重新入境挑不出毛病，却断然不准那个三个月大的婴儿入境，理由是它既从未到过本国，便无权进入本国。这两项荒唐的裁决都不能归咎于地方官员的昏聩或恶意，因为两案都上诉到了华盛顿的财政部长那里，并且都被他按律正式维持了；只是在后一案上，当时的财政部长曼宁在批准该项处置时，还有胆识与常识写下这样一句：「把这些来往文书统统烧掉，让那可怜的小娃娃上岸吧，别再闹笑话了。」

〔注二〕（原注：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展望》周刊所载文章。）

若说还有比这更叫人恼怒、更叫人受辱的事，那便是一九〇四年圣路易斯路易斯安那购地博览会上对中国参展人的待遇了。我国政府正式邀请中国与会，还特派了一个专使团到北京去敦促接受。中国诚心诚意地答应了，随后华盛顿的财政部便拟出一套章程，规定

「每一位参展人到达本国任何海口时，须照三张相以备查验，并须具结缴纳五千元的罚金保证，其条件为：他须由最近的路径径赴圣路易斯，抵达博览会场之后不得随时离开会场，并须于博览会闭幕后搭第一班轮船回中国。这么一来，各口岸便要设起一种专收华人的『罪犯照相簿』，而博览会场则要变成一座牢栅，用来关押那些应国家之邀前来的客人——正是他们的到来与相助，这场陈列才能办得出色。有一层也该公道地补上一句：中国政府对这些『客气』的章程提出了极强硬的抗议，并声言要撤回接受邀请之议，于是这些规条撤销了，另换了比较像样的。但这套章程竟会拟出来，而且郑重其事地递到中国面前，足见我们在华人移民一事上那种错误的态度与举动，已把我们带到了何等不公不礼的地步。」

麦美德新近记述的费起鹤与孔祥熙两位中国学生的遭遇，〔注三〕但凡心地端正的美国人读了，没有不痛切羞愧的。这两位青年在义和团屠戮的恐怖中，对美国传教士表现出极可钦佩的忠义，其后想进美国。他们是有学问、有基督徒品格的青年，愿到欧柏林学院把学业读完，可是旧金山与别的城市的美国官员待他们之猜疑与粗暴，「与其说配得上自由的基督教美国，不如说更配得上土耳其」。他们一九〇一年九月十二日抵达金门，直到一九〇三年一月十日才得以到达欧柏林；那十六个月里受尽了屈辱，有势力的朋友们与中国驻美公使百般设法，也未能护他们周全。排斥做苦力的华工纵然有种种理由，排斥那些到这里来求学的颖悟青年却没有一条理由说得过去。「我们高喊要为我们的商人、我们的铁路筹办者、我们的传教士敞开门户，同时却把门砰地摔在中国商人、游客和学生的脸上——而这些正是到我们岸上来的最上等的人。」

〔注三〕（原注：《震旦二杰》第二百二十三页以下。）

有人怕华人若准其照欧洲人一样的条件前来，便会把合众国淹没；然而在排华律尚未如此严苛之前来的人数，并不足以印证这份恐惧：直到一八八〇年为止，除了普通的移民律之外别无阻碍，而全美国的华人总数也不过十万零五千四百六十五，在我们数千万的人口中不过区区一撮。至于说他们沉溺赌博、行止不端，说他们来此只为一时的谋利，说他们不肯做国民共同体的一分子，只自成一处一处的聚居地，这些责难，中国人拿来加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外国侨民身上，一样是有理的。说什么自成聚居地！中国人既不许入籍，又受着那样的嫌恶与轻蔑，被逼得只能彼此依靠，他们又有什么法子呢？

至于说他们把鸦片的嗜好教给了白人的少年男女，则不妨稳稳地断言：凡从中国人那里染上这可怕嗜好的美国人，其总数还抵不上在中国被白人染上污秽病症的中国妇女与女孩的十分之一。何天爵说：

「我们在这件事上对中国的不公，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纠缠我们。且不说我们待中国那种倨傲无礼的态度，以及它对我们在华的关系与利益必然造成的损害，单就我们的举动本身而论，也该说它是失体统的，配不上任何一个大国的，是对我们自命的力量、对我们以智慧与节制处置自身事务的本领的一种可悲的讥评，更与我们在世界各大政府中的崇高地位不相称。……我们待中国移民——比起我们的人口来，他们从来不过一小撮——竟像是怕他们怕得发了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丢了理智，弃了一切自制，把每一个进来的中国人都看作某种庞大丑恶势力的化身，仿佛一旦让他登了岸便无法对付、无法约束，如此自贬人格。可是就事实而论，比起欧洲来的某些移民，他要容易约束、容易守法得多。……有一层是无可置疑、必须承认的：中国人到我们岸上来，应当置于经常的稽查与严格的限制之下。别的一切国家的移民也该如此。如今是时候了，我们理当比现在谨慎得多地去挑选去取，把如今准入的许多人挡在门外。……唯有这种区别对待才是对中国不公的，才是她理当愤恨的，也才是真正大大损害了我们同她的人民的关系的。」

论到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商务劳工部长颁布的华人入境章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鲁尔说：

「还有比这更严酷、更专断的么？他们进入合众国的一个口岸，正如这几位请愿人进入马隆口岸那样，被安置在拘留所里，同亲友和律师断绝了往来，在一名稽查员面前受讯，身边无人指点无人辩护，在场的证人只限于稽查员所指定的；一经裁决不利，便须在两日之内递具上诉通知，三日之内把笔录送交移民总监，而总监所能审阅的，除了这场『星室密审』中所取得的证词之外别无他物。这就叫做保护美国公民权利的正当法律程序，并且足以杜绝法院的过问。……

「一个美国公民要回到自己出生的国土上来，难道非得带两个证人来证明他的出生地，否则便不准他回来，并且剥夺他在本国法庭上证实自己公民身分的一切机会么？对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美国公民，并不施行这样的规矩；倘若我们这里当真如人所称是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那么我依我之见，对华裔的美国公民也不该施行这样的规矩。……

「最后我还要说一句：曾几何时，中国有许多青年到我们的学堂里来求学，她的商务也来到我们的岸上，她的百姓来为我们修筑铁路，那时中国把这个国家看作她最好的朋友。倘若这一切都倒转过来，倘若地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了这个共和国的大对头，那么细心读史的人便会想起经上的话，『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而这份敌意的由来，不必到别处去找，只消看这个国家近二十年来对那个国家的人民是怎样相待的就是了。」〔注四〕

〔注四〕（原注：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合众国诉辛德或称金多及其他三十一人一案中的异议意见。）

中国学生成群地转往别的国家，而在合众国的只有一百四十六人，这是不足为奇的。远东将来的人物，想要使自己跟得上现代的情形，却不得不避开全世界唯一一个自夸有最开明的制度与最高的自由发展的基督教国家，这是一件严重的事，对中国的前途、对人类的前途，或许都有极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庄延龄带几分讥讽地说：

「合众国向来颇喜欢摆出中国的好朋友、不谋私利者的姿态，说自己既不贩卖鸦片，也不施加任何不正当的政治影响。可是华人在合众国、在檀香山、在马尼拉所受的苛待，已把这种自居诚实中人的特殊身分稍稍动摇了。」〔注五〕

〔注五〕（原注：《中国》第一百零五页。）

中国政府为排华诸律的野蛮与不公，抗议了很久；到后来见抗议全无用处，中国的士绅与商人便于一九〇五年联合起来，抵制美国的商货。这一下很快就把美国的舆论惊醒了。罗斯福总统严令各地官员在执行此律时须存人道、须明事理，否则立即撤职；报章也开始要求另订新约。将来中国移民多半能得到较为公道的待遇，这是值得欣慰的；可是一想到美国人民对自家排华律的悖谬本不甚在意，直到中国人的愤恨触动了他们的钱袋才当回事，这滋味就不大好受了。

十四〔第三编〕邦交与条约

前面两章所陈的若干事实既已在目，外国列强要与中国政府建立邦交，其间颇多风波，也就不足为怪了。若要把历次交涉原原本本叙来，非另成一书不可。两代人的工夫里，一国接着一国，都想保住自己在中国日益增长的利益，都想求得中国政府的承认，所遇到的却总是阻拒——那阻拒有时客气，有时阴沉，然而不到被武力打破，便始终不可移易。每一位使臣递上国书，照例得到一番客气的答复，大意是说：经办此事的中国官员公务极忙，不能立时接见，深为抱歉，但一俟得便，定当择一「吉日」，以便双方作一次「愉快的晤谈」〔注一〕。及至使臣们被这没完没了的推宕磨得筋疲力尽，终于灰心，声明要打道回国，那位典型的中国官员便和颜悦色地回上一句，正如一八五四年一月声名狼藉的叶名琛答复美国公使马沙利时所说的那样：「谨借此机致意，谅近日福体益加清安。」〔注二〕

〔注一〕（原注：福斯特《美国在东方的外交》第二百零五页。）

〔注二〕（原注：福斯特，第二百十三页。）

欧美两洲的外交人员，几十位下来，所经历的大抵相同。美国公使列卫廉一八五八年说得很确切：中国人答复各国使臣照会与函件的文字，通篇是「同样的空话套语，同样的巧辩饰词；而尤为要紧的，是同样的消极抵制，同样的木然不动——凡属实质的地方，一步也不肯让。」〔注三〕

〔注三〕（原注：福斯特，第二百三十六页。）

再说，中国人尽其所能地把外国人挡在臂膊之外，也并非全无道理。除少数例外——其中以几位美国公使最为显著，尤其是蒲安臣先生——各国使臣在接近这样一个骄傲而古老的民族时，所用的手段实在谈不上圆通与和婉。福斯特先生提醒我们，在以一八五八年条约告终的那场交涉中：

「英国人所提的要求是别国不曾坚持的，而这些要求非用强迫手段不能到手。蓝皮书与伦敦各报的报道表明，代额尔金勋爵亲自主持交涉的李泰国先生，每逢见中国的钦差固执不从，便惯于提高嗓门，指斥他们『背弃了自己许下的话』，并以额尔金勋爵的不悦和英军开赴北京相威胁。及至这一套仍不能使他们就范，便调一支强悍的英军分队穿天津城而过，以震慑该城的官民。额尔金勋爵在日记里记下了这番示威的收场：『我好些天没有动笔了，可这些日子忙得很。我们一直是且打且吓，逼着那几位可怜的钦差一步一步地让，直让到二十五日星期五。』第二天条约便签了字，他这样结束那一段记载：『虽然我不得不近乎残暴地行事，我在这一切之中仍是中国的朋友。』这话看去虽像是自相矛盾，然而额尔金勋爵说得确实出于至诚，他的全部举动都受着一种崇高的责任感的支配，也都本于他所认定的中国的最大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注四〕

〔注四〕（原注：《美国在东方的外交》第二百四十一、二百四十二页。）

然而中国人为这样的手段而恼怒、而屈辱，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给了外国人几项可观的好处：它承认各国有权派遣使节驻京，承认外国人有权在日益增多的地方游历、贸易、买卖与居住；又因法国公使锲而不舍的倡议，加以著名的卫三畏博士鼎力赞助，基督教得到专条承认，不但传教士，连一切归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也都明文保证受其保护。自然，凭着那条方便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一国所得的任何权益，别国立刻照样要求。

把关于基督教传教的那条著名的传教条款载入约章的，正是这个条约。其文如下：

「基督教义，如新教与罗马公教两会所奉行者，其旨在教人行善，并以己所欲者施于人，兹予以承认。此后凡安分信奉传习此项教义者，不得因其信仰而被骚扰或迫害。无论合众国人民抑中国教民，凡遵此教义和平传习基督教之道者，概不得加以干涉或滋扰。」

有人指摘说，传教各条是瞒着中国人偷偷塞进条约里去的，因此后来据以提出的承认与保护的要求，便建立在一个不公道的基础之上。诚如该条的拟稿人卫三畏博士所坦承的〔注五〕，「假使中国人当时但凡明白这传教四条所含的意义，他们是决不肯在其中任何一条上签字的」——此话未始不可能。不过在亚洲签订的条约，大半也都可以这么说。然而事实仍旧是：所说的那几条并不是瞒着中国人放进去的。卫三畏博士明白说过，他与丁韪良牧师曾去拜会中国钦差，并说：

「我们所拟稿本中的若干条，未经异议便通过了；关于传教宽容（即基督教在华传布）与赔款支付的几条，抄录下来送呈钦差过目；关于准许并规定赴京往来的几条被驳回；另有几条作了修改。对答之间颇为热烈，而他始终和气。」〔注六〕

〔注五〕（原注：《卫三畏生平与书信集》第二百七十一页。）

〔注六〕（原注：《卫三畏生平与书信集》第二百六十一页。）

多年以后，卫三畏博士在一封写于一八七八年九月十二日纽黑文的信里说：传教条款的初稿曾被中国钦差驳回，他相信这是出于法国公使馆的怂恿，因为那一条承认了新教的传教事业。卫三畏博士接着说，他一得空便另拟了同一条的一个稿本，呈交中国的钦差大臣。他写道：

「那与先前的一条几乎一模一样，可是他们没有再加讨论或改动便接受了；不过我英文本里的『凡人』一词，被列卫廉先生改成了『无论合众国人民抑中国教民，凡……者』——因为他希望条约的每一部分都指向合众国的公民，至于内中有没有一条传教宽容的条文，他并不十分在意。我却在意，并且为这一条得以列入而感谢神。现存的条约之中，唯有这一条载着那『至尊的律法』。」

卫三畏博士一八五八年六月十八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昨夜我怀着这样的念头睡下：公使既有那样的答复，再去力争一个新稿本怕是徒然；然而一夜辗转之后醒来，心里却起了再试一回的意思，这一次只字不提外国传教士。条文一挥而就，早饭前便遣人送了出去；这是最后一线机会，一切指望都系在上头。九点半上，回音来了。基督徒聚会礼拜与散发书籍的许可被抹去了，却在某处插进『通商口岸』几个字，措辞之间，便成了无论华人洋人，在别处信奉基督教都属违法。其本意不过是要把传教士限在口岸，可对中国本地人的害处却大到极点。我当即决定去见那位子爵，当面与他把这件事了结。叫了轿子，抬轿的人在我和丁韪良看来仿佛过了一辈子才来；到底还是到了那所宅子——上礼拜六杜邦舰长带着他的水兵出人意料地出现的，正是这里。我们的修正案交到张某手里，他开口便挑剔，我们当即告诉他，必须原样送交钦差核准，因为这是我们已经定了的措辞。我们的辛劳与焦心总算全得了报偿：不多一会儿他便回来，说桂良已允准这一条；如今条约中的这一条，就是那时的样子。」

为把这一点辩个水落石出，我近来写信给现在中国的丁韪良牧师，请他把当日的情形回想见告。他复信如下：

「说传教一条是『偷偷塞进一八五八年条约里去的』，此话离事实太远，凡作此说者，非浅陋即不诚。若说的是『中国人不知道自己在允准什么』，那么我要回答：他们无可借口说不知情。早在一八四五年，就已颁过一道弛禁传教的上谕。此后又有十年以上的传教工作在新开的口岸进行——这尽够使他们明了新教传教事业的性质了。至于上谕以前的罗马公教传教事业，他们更有几百年的经历。况且我们在天津交涉期间，他们有的是工夫把这问题重新研究一遍：我们的条约稿本在签字之前，天天拿来讨论，前后一个多礼拜。再说，头一个提出传教宽容问题的，也不是我们的稿本。六月十三日签订的俄国条约（比我们早五天）里，就有一条明文准许以希腊正教的形式传布基督教；只是它没有提到新教与罗马公教。美国条约不但是头一个给这两者以法律地位的条约，它还借那条金律给了中国人一个基督教教训的样本——卫三畏博士把这句话放进条文里，正是为叫他们看明白自己所允准的是什么。交涉再没有比这更公开、更光明磊落的了。交涉的早期，我曾把自己所著的《天道溯原》送给随员之一的儒山一部，他读了十分喜欢，从此与我为友；我后来移居北京时，他还热诚地款待过我。要说中国的大臣们对自己所放进国门的这股新力量有过什么样的认识，我不敢断言；但我坚信，唯有这股属灵的力量，才能把中国人民从眼下这半开化的境地里提拔起来。

丁韪良

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八日于中国武昌」

直到一八六一年，各国公使馆才在北京设立起来。然而这虽使外国在中国京城有了稳固的立足之地，却远不等于给了他们所要求的那种承认，因为他们与朝廷往来，仍旧被数不清的苛索与折辱层层拦阻着。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一八七一年六月十八日致中国大臣文祥的一封长函，论及中外之间已起的种种纠葛，说得很在理：

「中国若不老老实实地接受官方往来的那些条件——那是防止国际争端的唯一保障——她便断无可能真正领会各国对她的期望，也断无可能从各国那里得到她自以为应得的待遇。这些条件中最要紧的一条，就是互派使节。我并不说这是包医百病的良方；然而若没有这一条，战事势必屡兴不已，这是无可争辩的。而且在中国于西方派驻使节之前，总理衙门与各国使馆之间那没完没了的互相指斥与龃龉——驻京外交人员的日子正是被它磨得疲惫不堪——我看不出有了结的指望。中国若受了委屈，就得让人听见她的声音；反过来说，她若不愿开罪于人，就得知道她国门以外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中国政府见到这一层，是很迟缓的，而西方各国却一直不懈地坚持。一项又一项新的权益，从不情愿的中国人手里硬争了过来。庄延龄先生〔注七〕把一六八九年至一八九八年各国与中国所订的条约，开列成下面这张表：

〔注七〕（原注：《中国》第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五页。）

〔原书此处附有自一六八九年至一八九八年各国对华条约的一览表，因系横排大表，兹从略。〕

十五〔第三编〕侵逼再起

西方各国既有数不清的侵逼，又有胁迫而得的种种条约权益，却仍不知足，竟公然议论瓜分中国，视为必至之事；著书之人与报馆主笔互相争辩，究竟哪一国该得这个帝国最富庶的部分——至于中国无力自卫，则是人人认定的前提。中国驻欧美各国的公使把这些议论一一报回北京。在华的英文报纸转载了其中一些文章，又自撰了许多措辞有力的议论，于是消息稍灵通的中国人很快都知道了：外国人把中国看作「东方的腐尸」。

这些话也并非空口夸张。中国看得分明：法国正在吞并暹罗，又对叙利亚存着心思；英国已是印度、埃及与海峡殖民地的主人；德国在亚洲土耳其力争权利；俄国吞下了西伯利亚，又竭力想控制巴勒斯坦、波斯与朝鲜；意大利则在设法取得阿比西尼亚。再者，中国人还看到，世界上众多的海岛之中，法国占了洛亚蒂、社会、马克萨斯、新赫布里底与新喀里多尼亚诸群岛，并声称对土阿莫土即低岛群岛有权；英国占了斐济、库克、吉尔伯特、埃利斯、菲尼克斯、托克劳与新西兰诸群岛，还有婆罗洲北部、塔斯马尼亚与整个澳洲大陆，此外又在全世界凡是有利可图的地方零零星星占了许许多多岛屿；德国占了马绍尔群岛与新几内亚东北部，又与英国分据所罗门群岛；西班牙占了拉德隆群岛、加罗林群岛的六百五十二个岛、菲律宾上下一千七百二十五个岛，此外在西印度群岛还有几处极值钱的属地；荷兰则完全统治着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的大部、整个西里伯斯，以及东至新几内亚的数百个岛屿，连新几内亚也有一半插着荷兰的旗；美洲大陆上那个新兴的世界强国取了夏威夷群岛，又以两场迅捷的战役把西班牙逐出西印度群岛与菲律宾，而且并不把这些地方交还当地的居民，却自己留下；至于萨摩亚与友爱群岛，凡是值钱的东西差不多都归侨居的外国人所有，留给土著酋长的，只是外国人不要的、或是彼此议不拢的。至于雄大的非洲，一八八四年的柏林会议一声令下，一场规模浩大的攫夺便开了场，以致今日非洲一千一百九十八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之中，法国占三百零七万四千，英国占二百八十一万八千，土耳其占一百六十七万二千，比利时占九十万，葡萄牙占八十三万四千，德国占八十六万四千，意大利占五十九万六千，西班牙占二十六万三千——合计一千零九十八万，即全洲的十一分之十；剩下的十一分之一，列强大约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就取了去。斯图尔特牧师说得好，这是「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空前绝后的一场对地球表面的瓜分……那广袤的土地被分割、被兼并、被据为己有，或是被划成『势力范围』、『利益范围』；无论我们究竟用什么字眼，结果总归一样。沿海之地与腹地统统卷进了这场大攫夺，若说这不过是『据为己有』，那实在是太客气的说法了」。〔注一〕

〔注一〕（原注：《黑暗大陆的黎明》第十七、十八页。）

有人给这番作为取了个名目，叫作「鲸吞地球」，说法虽不雅驯，却很有力。难怪有人痛切地形容白种人是「历史上最骄横、最贪婪、最排外、最不能容人的人种」。

这样看来，中国人的惊惶也就不难理解了。他们眼看着贪婪的外国人扑向自己的海岸，那情形尽足以叫人担心：天朝帝国剩下的这一点，转眼也要沦为藩属。德国是欧洲列强中在中国立足最晚的一个，眼看对手们接连有所斩获，心里越来越按捺不住；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山东省内有两名德国天主教神父被杀，德国忽然找到了机会，本月十四日，迪特里希海军上将便在胶州湾登陆了海军陆战队。当时湾畔的荒山脚下，除了几个零落而贫苦的中国村庄之外别无所有。但德国人眼光锐利，早看出此地大有可为；到了第二年年初，便以强索来的九十九年租借为名，把这座绝好的港湾连同沿岸的土地一并取去，又在青岛大力经营，其势之猛，使整个山东省都陷入极度的骚动与惊恐之中。

我知道这座城市开创未久，看着它不免称奇。德国人占据此地不过三年半，可是美国任何一座因风潮而骤兴的城市，在这样短的时日里也不曾有过这般迅速的长进。除了远处一个村落之外，看不见一所中国房屋。沿岸却起了一座近代式样的城，有银行、百货店、公署、舒适的住宅、一座大教堂和气派十足的海军营房。上得岸来，只见街道宽阔，有的已经铺得很好，有的正在铺筑——先把泥土挖下十二英寸，再用碎石把坑填实。街沟宽阔，砌着石头；阴沟很深，有几处是从整块岩石里凿出来的。

此地归海军管辖，德国总督便是一位海军军官。港内泊着几艘兵舰，岸上驻有大队海军陆战队，俯瞰城市与港口的山头上炮位林立。德国人花起钱来毫不吝惜。单是那一年，用于街道、阴沟、自来水与电灯厂、营房、炮台、码头、一座漂亮的旅馆以及各项公署的，就不下一千一百万马克；此外政府又拨了五千万墨西哥银元，即每年五百万连拨十年，用来浚深并扩建内港。除了这些官家的支出之外，还有许多有胆识的商人自行经营大宗的事业。只要略一留意便看得出：德国人进了山东就没打算走，而且把整个广大的山东省都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前章已经提到的那条铁路正在向内地修筑，路基坚实，用的是钢枕木，车站是结实的石造。德国的矿师四出探矿，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是一番长久占据的大计划。

青岛的位置既美，又格外宜于卫生。山东境内虽还有登州与芝罘两个口岸，登州如今已无足轻重，因为它在半岛的东北，背后横着山岭，自内地去很不便利。芝罘开埠较晚，重要性却迅速超过了登州，而且增长极快。但德国人分明要把轮船二十小时可达的青岛办成山东的首要口岸；他们既握有铁路，这件事想必是办得成的。

四乡数百个村庄的中国人纷纷涌进青岛，为的是德国人给的优厚工钱——所拟的各项大工程自然非用成千上万的工人不可。中国人善于营生，尽管心里未必喜欢外国人，却很乐意挣他的钱。既然白人已经来了，我们不妨从他身上多得几分——天朝的百姓这样达观地盘算着。德国人初到时把所见的中国旧村落，那些不合卫生的村子，一概狠心拆毁，如今却在城外划出模范的中国村镇。新的中国城离外国人的城约二英里半，中间有一条极好的碎石大路相连；为修这条路，德国人填平沟壑，凿穿山坡的整岩，又用坚实的石工筑了护墙与涵洞。有些旧石屋准其保留，许多简陋的房子却被拆去，街道取直，全城置于严格的卫生管理之下。中国人迁来的时候，官方便告诉他们房子该盖在哪条划定的街上、该怎么个盖法。房屋一律编号，许多店铺的招牌是德文与中文并列的。我去的时候，中国城有八千人，街上熙来攘往，赶集、看画、看戏，凡中国城市里常见的种种生计与热闹，四面都看得见。此后人口大增，外国城另一边的空地上又划出了一座中国城。种种迹象都表明，青岛将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通商的机会、轮船的往来、铁路的修筑，使无数想有一番作为的中国人觉得这里大可留恋。

青岛城内外的土地全归德国政府所有，出卖时必以三年之内建起合格的房屋为条件，否则不售。此地采用单一税制，即房屋不课税，凡售出的土地一律课百分之六的税。这就把地产投机的人挡在了外面——美国许多城市正是吃了这班人的亏。没有人能贱价买地搁着不用，坐等邻人兴造、市面繁荣而使地价自涨。投机的事由德国政府自己去做，那些耗费浩大、经营周详的建设所带来的增益，也由它自己收去。它正在造起一座堂皇的城市。街道、阴沟、房屋、船坞、海堤、浚港、植树——处处都显出宏大而深远的谋划；同时又借着护路的名义，把军队一点一点地推向内地。高密的驻军，在胶州城界以外十八英里、离青岛六十四英里的腹地，一九〇一年春我到那里时不过一百人，几个月之后便是一千人了。德国人分明是在往里进。

德国在富庶的山东省轻而易举、干脆利落地取得了一处价值极大的战略要地，这就勾动了别国的贪心，于是它们在争夺更多土地时把一切体面的遮饰都抛开了。俄国的政治家早就看出，太平洋将是世界大事的舞台，其关系于人类者至为重大。前面某一章已经说过，俄国怎样把疆土一直扩展到极北的太平洋岸；又怎样为了开发那片土地，而首要是为了取得一条穿行其间、直通那大洋的孔道，而着手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已故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以私帑担保三亿五千万卢布以充经费。俄国在太平洋最南的港口是海参崴，因此便以海参崴为铁路的终点，迅速筑起坚固的炮台。可是一个每年封冻六个月的港口，俄国并不甘心，于是开始借着满洲向南推进。一八九四年十一月，日本自中国夺得了以旅顺为尽头的那个半岛；战后的马关条约又把辽东半岛给了日本，开满洲四口通商，并许日本在满洲享有可观的商业权利——有了这些权利，日本实际上便居于优势。俄国表面上是为中国着想，其实是为自己的野心，一本正经地说，断不可让日本留在满洲，又义正词严地宣称「中国的完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全」。它又劝动法国与德国同它一起照会日本政府，说「日本不得永久占有亚洲大陆的任何一部分」。日本当时自觉还无力同三个欧洲强国交手，只得把到手的战利品吐了出来。俄国对孤弱的中国如此关切，着实叫人感动，可这并不妨碍它对那片垂涎已久的土地一再侵逼；到一八九八年三月八日，它竟悍然为自己提出要求，同年三月二十七日便取得了旅顺，连同大连湾及邻近八百平方英里的土地，日本为之又怒又恨。俄国振振有词地声明，「占据旅顺不过是暂时之举，只为给俄国舰队谋一处过冬的港湾」。然而不久，两万俄国兵与九万名苦力便出现在旅顺，动工修筑一座近代的大炮台，几乎就在中国京城的眼皮底下——它这番举动的严重含义，也就昭然若揭了。

不过，半岛上除了炮台之外，还得有一座商埠才便宜；旅顺的港湾又不够大，容不下军商两用；而俄国人也本不愿意让自己设防的基地对世人敞开。于是他们决定在旅顺以北四十五英里处另造一城，取名达里尼，其义为「遥远」，倒也名副其实。城市多半是慢慢长成的，可这在斯拉夫人看来太慢了，因此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日沙皇一纸诏令下来，一座通都大邑便立刻照样定做了出来。

达里尼的港湾极好，低潮时水深三十余英尺，最大的船也能靠坞，把货物径直转上开往欧洲的列车。那里筑了大码头，造了巨大的货栈与升降机，装设了煤气、电灯、自来水与电车，街道宽阔，阴沟齐备；全城规划成四区，第一区为官署，第二区为商业，第三区为住宅，第四区为华人所居，完全是近代的漂亮格局。俄国人为建造这座雄心勃勃的城市，人力财力都不吝惜；到一九〇四年一月，已有五万以上的人口，据说耗费约一亿五千万元。一九〇二年四月九日，俄国郑重允诺于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撤出满洲。可是那一天到了，它照旧不走——这是人人早就料到的——所持的借口毫无愧色：满洲尚未十分平靖，俄国在该地利害既重，自不能遽尔撤兵。其实满洲当时安静得不亚于俄国在欧洲的某些省份，这个理由不禁叫人想起一个阿拉伯人的答话。有人向他借绳子，他说：「我自己还要用它捆沙子呢。」那人分辩道：「这借口太不高明，绳子是捆不住沙的。」他从容答道：「我知道捆不住。可是我不愿意做一件事的时候，什么借口都使得。」于是，中国为之忧惧，欧洲为之眼红，日本为之震怒，满洲几乎成了俄国的一省；直到日本再也按捺不住这口恶气，又觉得俄国的图谋于自身的安危是个威胁，便整军经武，开了这一场战，不但遏住了斯拉夫人的推进，还把他从所夺去的大部分土地上赶了出去。

别的国家不甘落在德国与俄国之后，也赶紧就手边所能抓到的抓了一把。一八九八年四月二日，英国租得刘公岛，连同附近各岛与大陆上宽十英里的一条地面，于是英国人在威海卫有了一处坚固的据点。四月二十二日法国悍然提出要求，五月二日便得了广州湾；日本分到的一份，则是福州、吴淞、福宁、岳州与秦皇岛的权益。到了一八九九年，中国三千英里的海岸线上，竟没有一处港湾能让她不经那可恨的外国人许可就集结自己的舰队。

香港有一位聪明的中国画师，把他和同胞眼中本国的处境冷峻地画成了一幅漫画。俄国熊自北方下来，两脚踏在满洲与朝鲜北部；英国斗犬蹲在中国南部；「日精」，也就是日本，坐在自己的岛国上，声称「约翰牛与我一同看住这头熊」。盘在胶州一带的德国香肠毫无动静；法国青蛙却在北圻与安南一带跳来跳去，身上标着「法绍达与殖民扩张」，想越过斗犬的头顶去同熊拉手。为了抵消这只伸向熊的援手，这位中国画师又以他特有的机巧，把新世界的强国牵了进来：他把美国鹰画在菲律宾上空，鹰嘴朝着斗犬，又在鹰身上写下一句话——「血浓于水」。〔注二〕

〔注二〕（原注：转载于新泽西州纽瓦克《晚报》，一九〇四年一月九日。）

美国人对欧洲各国在中国的攻取之谋，凡稍存同情的，自然比较看得起英国与德国，而不大看得起法国与俄国。理由是明摆着的。英国无论到哪里，总建立起诚实而有益的政治，并且让别国的人民也能自由享用其好处，因此一个美国人在那里不但同在本国一样安全，凡正当的事业也一样不受拘束。德国虽不及英国那样好客，究竟是条顿人的、新教的强国，我们的传教士在它得势的山东境内还能得到充分的自由。法国与俄国的目标却褊狭得多，也猜忌得多。它们的属地公然被看作产业，经营之道全为本国的利益，而不顾土著或世界的利益。法国对殖民地里一切新教传教事业的态度，是由天主教会所支配的，因此与新教为敌；俄国的东正教会则凡是它压得住的别种宗教一概不容。近来一位旅行家报告说，凡在义和团之乱中放弃的教会驻地，俄国千方百计阻挠其重开。它已经把满洲划归驻北京的东正教修士大司祭管辖，并且设法把一切基督教的传教限于东正教会一家。值得注意的是，海约翰国务卿为满洲向中国争得的「门户开放」，俄国正借着种种名目极力反对；而且有理由怀疑，苏丹已经许给别国的若干美国权利，之所以在土耳其迟迟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认，或至少是被尽量拖延，正是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势力从中作梗。至于俄国在满洲的优势，人人都知道它有害于别国的利益；只要俄国办得到，那里就不会有什么贸易自由。

十六〔第三编〕中国人日增的愤懑——维新派

这些商业的与政治的力量施于一个守旧而排外的民族身上，其结果自然是激起极大的愤懑。洋人以那样蛮横骄矜的手段，拆毁了中国人视若珍宝的、把自己同世界其余部分隔开的那道墙，又把他们极看重的风俗与制度踏在脚下；一个自负的民族，最敏感的地方就这样受了伤。

必须承认，基督教各国对待中国的这一段历史，读起来并不十分愉快。中国这边给人的挑衅固然不小，可是报复未免太重。而且列强始终不肯把他们逼着中国给予别人的那些权利，同样给予中国人。我们有时以为「己所欲，施于人」的金律是基督教独有的。就其最高的形式而言确是如此，然而这条金律的精神，孔子在基督降生前五百年就已看出。他的说法是从否定的一面讲的，可是这也给了中国人一点关于这条道理的概念。因此，当他们发现那些自称信基督教的国家正践踏这条道理时，心里是不痛快的。连信基督教的美国也不例外。我们有排斥华人的律例，却不许中国排斥美国人。我们的炮舰开进她的江河，却不许中国的炮舰开进我们的江河。中国人在美国犯了罪，须依美国的法律、由美国的法庭审办；美国人在中国犯了罪，却只能由本国领事审理，全帝国没有一个中国的公堂管得着他。百姓自然要由此推断：我们信不过他们的是非之心，也信不过他们执法的本事。

领事裁判权这条律例，是中国人恼恨洋人的一大根源，因为它不但含着轻蔑的意思，还把洋人变成了一个有特权的阶级。一八六八年，文祥大臣说过：「把你们领事裁判的那一条去掉，商人也好、传教士也好，随处都可以住。若是留着它，我们就只好尽力把你们、连同你们带来的麻烦，都圈在通商口岸里。」可惜这个招人怨恨的缘由，西方各国在近期内是不能轻率取消的。中国的地方官眼看自己的办法被洋人贬得一钱不值，那份恼恨我们固然懂得，然而要把欧美之人交给中国的刑名程序去办，却是行不通的。一八七一年六月英国公使威妥玛对文祥说的那番话，至今还用得上：

「经验表明，遇到许多案子，中国的法律会把犯人判成死罪，而依英国的法律，远比这轻得多的刑罚就够了，甚至未必治得了他的罪。因两国法典不同而生出误会，是可叹的事；可是在中国肯把如今公堂上通行的鞫讯之法加以厘革之前，我看不出补救之方。只要还用刑讯自证人口中逼取供词，外国官员就几乎不可能同中国官员会同审理刑案；而两国官员若不同时在场，便总免不了有一方不公的嫌疑。这一层难处若能越过，订一部处置华洋交涉案件的法典就毫无窒碍了：在英国这边断无窒碍，我相信在任何别国那边也不会有。」〔注一〕

〔注一〕（原注：《关于中国政府一八七一年二月九日有关传教士的通告的往来文书》，一八七二年奉女王之命呈送上下两院。）

与此同时，正如美国驻北京公使镂斐迪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日致华盛顿国务院的信中所说：「出于人道的考虑，不能放弃这样一项权利，即一切外国人都应依本国的法律受管辖、受惩处。」

可是中国人不这样看这件事。在他们眼里，本国的刑名程序有亘古的成例作依据；他们不明白，照他们的判断对中国人尽够好的规矩，何以对那些被人瞧不起的洋人反倒不够好。再想一想另一件事实：世上的白种人，大抵行事总像自己是天地间的主人，对待亚细亚人多少带点纡尊降贵的神气，仿佛对方低他一等。这样一来，中国人那份极自然的恼恨就不难理解了；他们的种族自尊心同我们一样强，而且确实自以为是世上最开化的民族。外国能把他们打败，并不能叫他们心服，正如一位绅士被拳师打倒，也不会因此认定拳师比他强。在中国，白种人通称「洋鬼子」，这不是没有来由的。

中国人在这样的处境里本已恼恨，外国兵的行径又把这恼恨火上浇油。军营生活无论在哪里都不是修德之所，在亚细亚尤其如此：一个相对没有防卫之力的民族，给作恶大开了方便之门；而亚细亚式的抵抗手段又最能激得人发狂。欧洲的兵差不多每到一处，就抢掠、纵火、奸淫、屠杀，像一群现了形的恶鬼。今日的芝罘就是一个例证。洋人在这座城里已住了四十年，各国都设了领事，同别的口岸有广泛的贸易往来，外国轮船按班停靠，兵舰也常常泊在那里——我去的时候港内就有五艘威风凛凛的巡洋舰。照理芝罘的中国人该明白眼下的局面了。可是一八六〇年乱起的时候，法国兵驻在那里，行事之残暴淫恶到了骇人的地步，自那以后芝罘便一直深恨洋人。长老会的传教士屡次想在那座有城墙的老城里做工夫，始终站不住脚；他们在当地的传教事工，全限于自本省别处迁来、落居于芝罘城外的那许多人。义和团起事时，若不是港里泊着兵舰，那座老城早就动手攻打洋人了。就是今天，洋人走过街上，有时还会有人喊起「杀，杀」，城墙上也常贴出煽动的揭帖。

把洋人在中国的侵夺历数一遍，中国人心浮气动，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纽约太阳报》说得不错：「正是在中国的土地这样被人实际送掉的时候，百姓才不安起来，乱子才闹起来；百姓觉得自己的家园被人劫夺了。」何天爵先生的话也很中肯：

「若想更确切地知道中国人对此事怎么想，他们怎样看待有人提议瓜分这个帝国、绝灭他们的国脉，那么请看义和团一事，那便是他们见解的一次实际发挥。那里面凝聚着六十年慢慢积起来的怒与恨。千千万万并未实际参与其事的中国人，对它是衷心同情的。因为毫无疑问，在他们看来，那代表着一番救国的赤诚，要把自己的国家自外人的侵夺与最终的毁灭中救出来。……欧洲列强今日所受中国人的切齿之恨，以及由此酿成的这场崩坏，只能怪他们自己。蛮横而无可辩解的国策、无耻的外交、对中国的权利与产业无端的侵犯，才是这一切祸乱的根子。」〔注二〕

〔注二〕（原注：《展望》杂志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三日所载文章。）

那么，中国人的愤懑迅速滋长，我们难道还要装出一副无辜惊讶的样子么？试设想：在怀俄明州石泉城的华人被杀之后，中国的舰队竟能夺取纽约与波士顿两处海港，再设想我们的政府软弱到默认了这件事——美国的百姓难道不会抗议么？华人走在我们的街上，性命还保得住么？那么，中国人挺身抵拒外人以武力攫夺自己的国家，难道全然是出于卑劣的冲动么？慈禧太后在她那道如今很有名的谕旨里说：

「彼等各国以虎狼贪噬之势，互相推挤，争先攫我腹地。彼以为中国既无财力，又无兵力，断不敢与之开衅。殊不知我朝亦有断不能允之事；若相逼过甚，则惟有恃我理之直：此理在胸，足以坚我心志，使我上下一心，同御外侮。」

这番话若出自别国君主之口，大概是要被称作爱国的。

当俄国据满洲、德国据山东、英国据长江与珠江流域、法国据北圻、日本据台湾，整个帝国眼看就有被吞没之虞的时候，美国再一次显出自己是中国的朋友，出面想把这股潮水挡一挡。我国那位伟大的国务卿海约翰，于一八九九年九月向欧洲各国京城发出了那份有名的照会——各国都不愿答复，却又都不敢拒绝。照会邀他们同美国一道，向惶惶不安的中国人保证：欧美各国政府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并无企图，所求的不过是通商上有一道「门户开放」；任何一国所主张的「势力范围」，「决不妨碍该范围之内任何通商口岸或任何既得之利益」，各国仍应一体均沾。作为答复，俄国政府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由穆拉维约夫伯爵温言宣称：

「帝国政府业已表明，决意奉行『门户开放』之策。……至于中国政府现已开放、或将来开放以通外商之各口岸，……帝国政府绝无为本国臣民要求特权而排斥他国之人的意思。」

别的列强也都表示赞同。然而这一切终归徒劳。事情早已走得太远；何况中国人很清楚，列强的话，出了自身利害的界线便信不得了。

诚然，中国人里也有些明白人，看得出变革势在必行，于是中国人自己当中兴起了一个维新派。这一派人数不多，却也网罗了几位有势力的人物，只可惜他们的热心并不总以审慎为节制。中日之战大大助长了他们的声势。不错，中国人里至今还有许多人不知道有过这样一场战争——在一个铁路、电线、报馆与邮局都还寥寥无几的国度里，消息传得很慢，而一般居民一辈子没有离开出生的村子二十英里以外。可是知道此事的人里，有些看出日本是靠了西法才打赢的。于是一股求取西法的热心生了出来。想学英文的中国人把传教士围得水泄不通。新学的书籍流布甚广。皇帝身边几位有势力的近臣，做起了西方科学与政治经济之学的学生。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八这五年之间，单是广学会一家的书籍销数，就自八百一十七元跃至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七元；各教会印书馆无不开足了工，才供得上这新起的需求。

新思想有一位有力的倡导者，就是那位了不起的总督张之洞。他写了一部书，名曰《劝学篇》，揭出中国积弱的缘由，力主大加改革。这部书由总理衙门刊印，并奉旨颁发给帝国的大员。各大城的城墙上贴出黄色的大榜为它张目，不多时便售出一百万部。说「这部书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造出的历史，比近世任何别的著作都多；它惊动了一个王国，震撼了一个帝国，还引出了一场战争」，大概算不得过甚其词。

维新派力劝年轻的皇帝运用皇权来振兴自己的百姓。皇帝顺从了这股推动，成了西学与西法的热心而勤勉的学生。一八九八年的头几个月里，他买进的洋书不下一百二十九种，其中有一部《圣经》和好几种科学著作，此外还有地图、地球仪以及风向与洋流图。他还不止于此，竟以新皈依者的一腔热忱，颁下了如今很有名的那些变法上谕；这些上谕若能推行得开，中国便会天翻地覆，从此走上国富民强的大路。这些值得纪念的诏令，后人归纳如下：

一、在北京设立大学堂。

二、派遣宗室子弟出洋考察欧美各国政体。

三、奖励艺术、科学与新式农事。

四、明示皇帝愿意听取守旧一派对进步与变法所持的异议。

五、废去八股文，不再以之为科举考试的主要项目。

六、申饬那些意图拖延京师大学堂开办的人。

七、饬令卢汉铁路的工程加紧兴办。

八、劝令八旗各营一律改用西式军械与操法。

九、命各省设立农务学堂，教授改良的耕作之法。

十、命订立专利与版权的律例。

十一、命兵部与总理衙门会议武科考试的改革，具奏复陈。

十二、对发明家与著书之人特加奖赏。

十三、命各官奖掖商务，扶助商人。

十四、命帝国各城一律设立学务之局。

十五、设立矿务铁路总局。

十六、鼓励报馆主笔论说一切政事。

十七、设立水师学堂与练船。

十八、召集各部大臣与各省大吏，襄助皇帝办理变法之事。

十九、饬令在中国驻外各使馆附设学堂，以便侨居各该国的中国子弟就学。

二十、在上海设立商务之局，以振兴贸易。

二十一、裁撤京中无用的衙门六处。

二十二、准许以封奏直达御前。

二十三、将礼部尚书二人、侍郎四人革职，因其违抗皇帝所降「凡有奏折一律原封呈进」之旨。

二十四、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以其徒耗国帑而无所用。

二十五、设立学堂，教授制茶与缫丝之法。

二十六、裁撤迟缓的驿站，改归海关邮政办理。

二十七、准照西国成例试行预算之制。

可叹的是，想「催着东方赶路」是要闯祸的。中国人性情迟缓，忍得住很多事，可是这一回未免过了头。成千上万的士子与官吏，眼见新的考法把自己的指望与位置都置于险地，便像以弗所的银匠那样凶狠地抗争起来，中国全部守旧的力量也都聚到他们那边去了。

其时，那条恰被称作「中国之忧患」的黄河又一次决口漫溢，把一片一百英里长、宽自二十五英里至五十英里不等的地面糟蹋殆尽。三百座村庄被水卷去，一百万人无家可归。饥荒与瘟疫接踵而至，整场浩劫遂至于骇人听闻的地步。就是美国的乡里，遇上灾荒也容易变得任性生乱；在中国，人情的这一倾向又被迷信煽旺了：百姓相信这场灾祸是洋人的煞气所致，或者是上天因他们不曾抵拒洋人而降的惩罚。而在更北的地方，一场旱灾同样激起了迷信的狂怒，矛头直指「洋鬼子」。

那位强悍而果决的慈禧太后，出面领头反对年轻皇帝一意孤行的求新。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一道上谕震动了全世界，其中有这样几句：

「慈禧皇太后自穆宗毅皇帝在位之初年以迄本朝，两度垂帘听政，深得其宜，国事之至难者，无不经其手而妥为了结。朕于万事，无不以本朝之利为先。今追念皇太后措置之善，乃三度吁恳皇太后之助，俾朕于一切国政得承其明睿仁慈之训诲。今既蒙皇太后慈允，朕实以为此乃朕躬与天下臣民之大福。故特谕自本日晨起，一切国事均于常朝之殿办理；明日（二十三日）朕当率诸王、贝勒暨朝廷大臣，具朝服诣勤政殿，向皇太后行庆贺之礼。著礼部将届时应行典礼开单呈览。」〔注三〕

〔注三〕（原注：卜舫济《中国的乱事》第五十六、五十七页。）

端王的幼子被立为皇储，这位野心勃勃的父亲立刻凭着水涨船高的声势，着手把整个帝国点成一片火海。

十七〔第三编〕义和团之变

如今名动天下的义和团，本是中国由来已久的秘密会社中的两支。中国人称他们为联合保国之会、大刀会、义和拳会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目。他们起初原是与满洲这个异族王朝为敌的。及至德国拿两名天主教教士被害一事当作幌子，借以推行自己的政治野心，拳民自然就掉转头来与洋人为敌了。既以民族精神的卫士自居，与外人相抗，入会的人数便迅速膨胀起来。他们自称身上有神力。庙宇改作聚会之所，不多时，村村都有情绪激昂的汉子在操演拳脚。

此时中国真正的主宰，天下皆知，是那位被人称作「中国唯一的男子汉」的慈禧太后。无论如何，她是一个性格刚强得异乎寻常的女人。她精明地笼络义和团，把满洲王朝最难对付的仇敌之一，掉过枪口去对付共同的敌人——洋人。在她的影响之下，义和团的滋扰本来只限于山东一省，此后竟如草原上的野火一般蔓延开去，到一九〇〇年春天，帝国最要紧的几个省份已经遍地烽烟，北京的使馆区也被围得水泄不通。当冲突正烈、人人为陷于危难的亲人牵肠挂肚之际，关于那些与义和团联手的官员，说过写过许多苛刻的话。然而赫德爵士与这些人素有往还，又与任何人一样深受他们狂怒之害，围城过后却坦然写道：「这些人在本国以学问与功业著称，他们出于爱国之心，激于外人的颐指气使，又有胆量照自己的信念行事。我们应当公平地承认，他们的举动出于高尚的动机与爱国的热忱。」不过他又添上一句：「这并不总是、也不一定就意味着政治的才干或最高的智慧。」

于是那场按捺不住的冲突终于爆发了。它非来不可：守旧与进取之争，种族偏见与四海一家之争，迷信与基督教之争——这是千百年来每个民族都不得不经历的大冲突，在中国并无性质上的不同，只是规模格外浩大，因为那里一下子牵动了半个人类。这样庞大的一个民族，当然不可能永远把自己隔在世外。进步的江河是堵不住的，它在阻碍之后积蓄力量，直到有一天把阻碍一举冲走。义和团之变，就是这块僵化的守旧之石的崩裂。它是一场动荡的大翻腾，正如十字军当年打破中世纪欧洲的死寂一样。英格兰平平静静接受了的新思想，法兰西却起而反抗，结果那些思想终于化作大革命的骇人洪流把她淹没；同样，日本以较为开放的心胸欢迎的那场过渡，中国却是带着抗拒必然伴生的那种暴烈进入的。

义和团之变的真正起因虽不在传教士，它的惨祸却最重地落在传教士身上。一则因为许多传教士住在内地无所遮蔽的地方，而别的外国人大多聚在通商口岸，保护较为周全；二则因为这场运动发作起来如同歇斯底里的狂乱，凡遇得着的外国人，一概盲目而不讲理地扑上去；三则因为多数地方动手杀人放火的，并不是最了解传教士的那些乡邻，而是市井中的乌合之众、外村来的地痞，再不然，就像保定府与山西那样，是奉了心地褊狭的官员的直接命令。

结果便是无辜者所受的苦比有罪者更重。明恩溥博士〔注一〕细加查考之后断言：「义和团这一场毁灭性的旋风，夺去了一百三十五名成年新教传教士与五十三名孩子的性命，另有三十五名天主教神父与九名修女。新教方面分属十个差会，另有一人不属任何差会。他们在四个省份与蒙古遇害，分属英国、美国与瑞典。近世以来，从未见过这样针对基督教的暴发。财产的毁坏也是同样大陆规模的。大略而论，黄河以北所有的传教站，连同所有的住宅、礼拜堂、医院、诊所、学堂以及各式各样的房舍，一概尽毁，偶有例外，写这几页文字时我所住的村子便是其一。帝国的中部与南部只是局部受到这股仇外狂潮的波及，并非那里的情形有何不同，主要是靠了四个人强有力的弹压：长江流域四大省的总督刘坤一与张之洞，山东的袁世凯，还有陕西的满人端方。这四位辖下的地面筑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运动的大势无法越过去，不过凡是弹压不严的地方，几乎中国处处都有零星的祸害。」

〔注一〕（原注：《基督为王》第二百一十页。）

关于义和团之变，已经写出的书册汗牛充栋，本书不必再把细节一一复述，徒然增加一倍的篇幅。要看完整的记载，请读者参看下面所列的那些书。〔注二〕但是我亲身到过的那些屠戮之地，我实在忍不住要略作描述。山西地处偏远，我未能前往，那里有那么多忠心的男女舍了性命，也有许多虽得免于死却受了说不出的苦楚。不过在义和团发难的山东，我亲眼见了许多地方所遭的毁坏，虽说那位了不起的巡抚袁世凯以铁腕止住了大量的流血。随后我转往北边的直隶省，那里的官府非但不加约束，反而径自指挥并怂恿那些发了狂的乱民。

〔注二〕（原注：明恩溥《动乱中的中国》；卜舫济《中国的变乱》；威尔《一九〇〇年中国的世界危机》；马提尔《围城之日》；丁韪良《北京之围》；芳泰瑞《北京围城中的神佑》；凯特勒《保定府的惨剧》；福赛思《一九〇〇年中国的殉道者》；威尔逊《中国》；麦美德《中国殉道者录》；麦美德《震旦二英杰》；爱德华兹《山西的刀兵与烈火》；何德兰《中国的英雄》；海恩波《内地会殉道的教士》；斯密斯等《中国的危机》。）

自芝罘启程，海面平静，航行十八小时，甚为惬意，末了我们在拦江沙外下锚，离岸尚有九英里，潮水不容我们这条重载的轮船越过沙洲。一艘拖轮把我们接下来，驶入白河，经过大名鼎鼎的大沽炮台，到塘沽的铁路码头。大沽炮台上飘着外国旗帜，近旁土墙围着的村子上头也飘着外国旗帜——这景象很有些意味。泊在大沽口外的商船、运兵船与兵舰数以十计，帆船则数以百计。河里满是小船，其中有几艘日本与美国的炮舰。火车站上一片杂色。一团日本兵刚刚到站，我们候车的工夫，又开进三列车英军的锡克兵，还有几节车厢装着奥地利的水兵和英国的「汤米」兵。月台上挤满了各国的军官与士兵，也有几个俄国人。

初到帝都来的人，头一眼看见的那片泥滩，是再荒凉不过的了。自大沽到北京，一路上大半土质瘠薄，少有耕作。愈往前走，高粱地渐渐多起来，不过同一时令，长势远不如山东。后半程小树颇多。土层太薄，种不出好庄稼，人们便多种些当柴烧的和结果子的树木。

离京城还远，就已看得见那场大祸的痕迹。烧毁的村庄、打坏的房屋，沿途相望。到天津，好几处洋房上都有炮弹洞。火车站附近一座瓦楞铁皮的房子被打得像个筛子，成千上万间民房成了废墟。城墙已经夷为平地，原先城墙所在之处修成了一条大路——对这座素以商业自豪的大都会来说，这是无法言说的屈辱。日本兵拿话戏弄居民，说「城无墙，好比女人没有衣裳」，人们深深感到这句挖苦里的羞辱。

到了北京，我们所乘的火车竟从中国城城墙上一个豁牙似的破口轰隆隆地开进去，停在天坛门口——单是这一件事，就足以见出战争的后果。整座城市受的损伤不如我先前所料的那样重，然而兵燹的痕迹到处可见。捣毁的铺子、坍塌的房屋、弹痕累累的墙垣，触目皆是；在中国人与满洲人心目中最神圣的所在，也都被亵渎了。换在平时，紫禁城、冬宫与夏宫、天坛以及诸如此类的禁地，外国人是进不去的。可是有了军方的一纸通行证，每一道门都为我们打开了。我们在那广大的苑囿里随意行走，进入所有著名的殿宇——包括那些连最高的中国官员也只能跪着趋前、把脸低低贴在石地上的宝座之殿——也进了皇帝与皇太后的寝宫。宫殿与苑囿之广大、石刻与木雕之精工、外国货之多，都给我留下了印象。但是成千上万境况中等的美国人，他们的卧室都比中国皇帝与皇太后的更宽敞、更舒服。所有起居的屋子看上去都冷清无趣。地面铺的是仿石的方砖，每块约二十英寸见方，自然，样样东西上都积着尘土。名满天下的天坛是中国最有艺术之美的建筑，简直是色彩与仪态所构成的一个美的梦境。北京被围之前的整整一代人里，除格兰特将军以外没有一个外国人进过那片圣地，当年李鸿章放这位美国贵宾进去，中国人还为此大哗。如今我在那里随意走动，给天坛拍照，站在那被认作大地中心、皇帝于冬至日独自祭天的圜丘之上，而英军的锡克兵正躺在树下歇凉，军中的骡子啃着丰美的青草，辎重车成排地停在那神圣的地方近旁——那地方原是中国人要敬畏俯伏的。

我们骑马走过数不清的残破房屋，穿过满人、汉人以及德、法、意、英、日各国士兵混杂的人群，来到鸭儿胡同的长老会院落；这条胡同虽窄，却不像它的名字听来那样不值一提。然而在忠心的传教士们长久居住劳作的地方，我们只看见一堆堆不成形的碎砖和几段摇摇欲坠的残墙。在二条胡同的院落，破坏更甚，倘若还能更甚的话。我们默默立在一个大坑边上，那里原是医院的水窖，围城之后，日本兵从中捞出一百具被害华人的尸首。这些人并不都是教民，因为在那场血的狂欢里，仅仅被疑为亲近外国人的，也被杀了不少，而仇家又乘着乱子清算旧日的私怨。

最初传到纽约的消息说，中国教民死了五分之四，寄宿学堂里的男女学生死了四分之三，或被杀，或死于那个要命的夏天难以忍受的苦楚。但是月复一月，先是找到一个，再是一个，又是一个。丈夫寻妻子，父母寻儿女，兄弟寻姊妹，失散的人终于找回来不少，虽然丧命的仍旧很多。

这些幸存的教民和他们的家眷约有二百人，就住在我们做客的那所住宅相连的中式房屋里。他们的经历是一部苦难与丧亲之书。连同在保定府殉难的在内，他们的同道中有一百九十一人得了殉道的冠冕，因此几乎每一个活下来的人都失去了父亲或母亲、兄弟或姊妹或朋友。人都说中国人性情沉滞，不易动情。然而我把别处许多朋友的问候带给北京这一群人的时候，从未见过哪一堂会众的反应比他们更快。

天主教的大教堂，因樊国梁主教在那场难忘的围困中坚守而永垂不朽。那就是西什库教堂，教会的房舍占着满城里一座宽敞而墙垣坚固的院子。屋顶与墙上千百个枪眼弹洞，足见义和团攻势之猛；地上一个个大坑，标明当日地雷爆炸的所在。

我去拜访了这位有名的主教。他是个身材魁梧、满脸浓须的法国人，看去约莫六十五岁——说「是」，因为他此后已经故去了。他接待我们十分亲切，也乐于谈起围城的事。他说随他困守的有八十个欧洲人和三千四百名教民，其中二千七百是妇女与孩子。下葬的有四百人，内中四十人死于枪弹，二十五人死于一次爆炸，八十一人死于另一次，还有一人死于再一次。其余的有些是病死，大半却是饿死。有二十一个孩子一次葬在一个坑里。除这四百个被杀与病饿而死的以外，还有许多人在爆炸中被炸得粉碎，连可以下葬的遗体都寻不着。有五十一个孩子就这样消失了，连一片骨头也没有留下。

围城的头一个月，每人每日的口粮是半磅。第二个月的上半月减到四盎司，下半月只能发二盎司，人们只得吃草根、树皮和树叶。围城之中吃掉了十八头骡子。主教说，北京城外的教区里有六千名中国天主教徒被义和团杀害，内有三名中国籍神父。欧洲神父只死了四个，一个在北京，三个在城外。「教难期间，没有一个外国神父离开教区。」这句话用在长老会的传教士身上同样是真的，据我所知，别的教会也是如此。

七月六日我们离开北京时，天色阴沉，乘京汉铁路往保定府去；在每一个美国基督徒心里，那都是一座既神圣又令人痛楚的城。不久下起雨来，一路不停，我们就在这雨里驶过辽阔的平原，穿过无边无际的高粱地，其间点缀着豆子、花生、甜瓜与黄瓜的园圃，还有一座座土墙砖墙的村落——树木茂密的枝叶把村里的污秽困苦遮住了，而树木正是中国城镇唯一的秀色。几乎每一个车站上，没顶的房屋、坍塌的墙垣、打破的水塔，都在痛切地诉说义和团的暴怒。第一处被毁的外国产业在良乡县，沿着铁路一线，与人无争的中国教民处处遭殃。中国再没有别的地方仇外仇得这样凶：这里世代相传的骄矜与褊狭的守旧之气，本来就比中国别处更盛，又有邻省山东来的拳首为之助势，再加上天主教神父的咄咄逼人与铁路的修筑，尤其激起了众怒。北京到保定府不过一百一十英里，但是车行迟缓，停站又久，我们走了六个钟头。到了那座宽大坚固的砖砌车站，我们坐着中国大车，在泥泞狭窄的街上颠簸溅水，来到一户富室的宅子。法英两军入城之时，这家人认为赶紧走开为妙，他们的房子便由知县指派给长老会的传教士作临时住处。

保定府的新教传教事业，是美国公理会在三十年前才开办的。这个传教站从来不大，到义和团发难时，名册上的全部人手不过是两位已婚的授职牧师尤因与毕得经，一位医生诺布尔，两位未婚的女教士莫里尔与顾尔德。整个传教区连同分站在内，教民不过三百，而且都在保定府城正中一线以南。此外有两所寄宿学堂，一男一女，都很小，还有一所普通医院。

内地会在保定府没有传教的事工，不过保定府是自天津溯府河而上的终点，当时又是京汉铁路的终点，内地会便以此地为转运之所，在这里编成大车队与驮轿队，供应它在山西、陕西两省的大宗事工，并派了一位转运代办常驻，就是巴格诺尔先生。

长老会的传教站到一八九三年才开设，事变之时的人手是三位授职牧师劳里、米勒与辛考克斯，两位医生泰勒与霍奇，一位未婚的女医生麦凯。除劳里与泰勒外，诸位先生都已成家，而劳里的母亲劳里老夫人与他同住。除了城里租屋开设的一所诊所与一处街头礼拜堂之外，站里的产业都在城外的院落，那是一块长六百六十英尺、宽二百一十英尺的平地，上面有四所住宅，一所礼拜堂与医院合用的房子，自然还有寻常的附属小屋。教育方面，除一处分站的走读学塾外，只有一所新近开办的小小女子寄宿学堂，占用一间本来预备作马厩的小屋。

到一九〇〇年那要命的六月为止，情形就是这样。祸事将至的风声很多，但是在中国的传教士对于恫吓的揭帖与毁谤的传闻早已习以为常。虽然看得出敌意日益狠毒，传教士们却不觉得自己有理由丢下工作走开。不过有几位因别的缘故暂时不在。公理会方面，诺布尔医生夫妇与毕得经夫人休假回了美国，尤因夫妇在海滨避暑之地北戴河住几个礼拜，所以站里只剩下毕得经先生、莫里尔女士与顾尔德女士三人。长老会方面，米勒夫妇也在北戴河，劳里夫人已于五月二十六日乘船赴美，劳里先生送她到上海，返程中正在天津。这样，留在站里的传教士只有五位——泰勒医生，辛考克斯夫妇与他们的三个孩子，霍奇医生夫妇。内地会的转运代办巴格诺尔先生带着妻子与小女儿，住在城墙以南靠近公理会院落的自家屋里，同住的还有库珀牧师；库珀刚去山西教区访问过，正往上海去，家眷当时在芝罘。

这场屠戮的详情，已无从一一查明。没有一个外国人活下来讲这段惨痛的故事。此后三个半月，直到十月间军队开到，再没有别的外国人到过保定府。那时参与屠戮的中国人都躲了起来。旁观者又不敢开口，唯恐连自己也被指为有罪。跟着传教士的中国教民大多被杀，活下来的也吓得魂不附体，只记得自己身历的那一小片情景。况且这三个半月里发生了那么多战事与举国的骚动，连北京失守、皇帝出走都在其中，保定府的人对六月里几个传教士的被杀，已经半忘了。

既是这般情形，全部实情大约永远无从得知，尽管日后还可能陆续查出一些事来。但就现今所能探明的，以及随军前往的劳里先生细心搜集、拼缀起来的零星消息看来，事情是这样的：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四，有几个跟着泰勒医生学医的中国青年到城里的诊所来见他，告以大祸将至，劝他快走。他不肯，他们便苦苦哀求；其中好几个并不是教民，可是对先生的情分如此之深，说着竟落下泪来。

泰勒医生把诊所连同里面的器物，以及紧邻的街头礼拜堂，一并托付给本地的知县，自己回到城外的教会院落。就在那天下午，事情证明这不祥的预感并非无据：公理会的中国牧师孟继先在城里被人拿住，砍去双手，第二天早上被斩首。

传教士们于是决意离开，从本地的钱庄提出银子，雇了大车。可是有位官员向他们保证不会再出事，他们便打消了走的念头。其实就是走也未必逃得掉，因为紧接着的第二天下午，即六月三十日星期六，一群暴民出了西门，沿铁路北行，折而东，穿过教会院落附近一个向来是歹人渊薮的小村子，在五六点钟之间扑向教会。

起初的说法是所有传教士都聚在辛考克斯先生家里，如今看来是误传。霍奇夫妇在那边，泰勒医生却在劳里先生宅子二层他自己的房间里。他抄起劳里先生的一支连发枪，向暴民亮了亮，警告他们不要再往前来。但是拳民深信洋人的枪弹伤不了自己，愈发凶猛地压上来。他孤身一人，先祖是教友会的，那家风在他心里极重，于是他宁可自己死，也不肯加害他远道来救的这些人。义和团放火烧屋，这位受人敬爱的医生把枪掷在地上，隐没在烈焰与浓烟之中。他的遗体却没有烧化，邻村有个中国人后来说，几天之后他看见遗体躺在屋子的废墟里，便在近旁田里择地好好埋了。可是那一带没有碑记的土堆成百上千，十月间洋兵开到时，他已指不出哪一个是他为泰勒医生的遗骨堆起来的了。劳里先生细心寻访，掘开了好几座坟，却没有找到可以辨认的东西。

在辛考克斯家里，两位先生身上担着保护妇孺的责任；为了尽力使她们免遭不堪言说的凌辱，他们眼见劝说无用，便觉得到了万不得已之时，动武也是正当的。据中国人的证词，这场攻击中至少打死了两个义和团，其中一个是拳首朱土子；就在那一天，按察使还赏给他镀金的顶戴，以嘉奖他仇外的热心，并勉励他再接再厉。他站在院墙附近一座大坟堆上，声嘶力竭地督促众人进攻，被一枪击中头部。

又有一种说法，说辛考克斯家的小保罗与小弗兰西斯被热气与浓烟吓坏了，跑出屋去，被人群结果了性命，尸首扔进井里——如今看来也是没有根据的。他们都是一同死的：辛考克斯夫妇与三个孩子，霍奇医生夫妇。人们最后看见辛考克斯先生时，他正牵着一个孩子的手来回走着。

至少有一件事可以稍得安慰：他们不曾受到那可怕的夏天里许多殉道者所受的凌辱与残害；除非有人是被枪弹打中的，他们都是在燃烧的屋子里窒息而死——死得又快，又不算苦。义和团的手不曾碰过他们，无论生前还是死后；自攻击开始不到一个钟头，一切就结束了，火烧得那样彻底，除泰勒医生一人之外，再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凶残的仇恨去糟蹋。夫妻死在一处，死在自己的岗位上，正是他们所愿的死法。

第二天早上，义和团为前一夜的「战功」而欢腾，成群结队地涌到南关的公理会院落。两位女教士躲进礼拜堂，毕得经先生留在外面，尽力拦阻众人。但他很快就被枪击中，随即被斩首。他的遗体连同孟氏一家几口人的遗体，一起扔进院墙外面匆匆掘成的土坑；他的头却被众人得意洋洋地送到按察使那里去——那人正是这场事变的首要主使。按察使叫人把头挂在城墙里侧，离东南角不远，差不多正对着关押其余传教士的那座庙。中国人说那头在那里挂了两三个礼拜，成了这一方人麻木残忍的一件骇人物证——他们中间许多人必定认得毕得经先生，也知道不远的教会院落里所做的善事。十月间悲痛的亲友赶到时，那头已寻不着，后来总算找了回来，与其余殉道者的遗体葬在一处。

失了唯一的护卫，两位年轻的女教士莫里尔与顾尔德也很快遭了毒手。毕得经倒下之后，她们被拿住，剥得只剩一件上衣一条下裳，被嚎叫的人群沿着一条斜路押出院门，押到院东的大道上。顾尔德女士并非像最初所传的那样被拖出礼拜堂时就吓死了；她是在小路接上大道的地方，离礼拜堂几百码处，昏了过去。于是有人把她的脚踝捆在一起，又用绳子把她的手腕绑在身前，拿一根杠子从腿与臂之间穿过去，把她抬着走完了剩下的路。莫里尔女士则是步行，一路上仍是她素常的模样：把腰间仅有的一点钱给了一个乞丐，又同众人说话，镇定得出奇，竭力要让害她的人明白自己的愚妄。这一队嗜血的汉子，为手里擒着两个毫无防卫的女子——其中一个还昏迷不醒——而扬扬得意，就这样一路向北到河岸，再往西到石桥，过桥进城，到了离城墙东南角不远的一座庙里。

与此同时，库珀先生、巴格诺尔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这一天是在巴格诺尔家里开始的；那屋子在公理会院落以东不远，同在一条路上。他们看见医院起火——那是义和团点着的头一处房子——便沿路东逃，奔向四分之一英里外的一座中国兵营，那里的统带与巴格诺尔先生素有交情。可是到了急难之际，他却把他们拿下，狠心搜刮了他们的财物，派兵押送到那个首恶的按察使那里去。听人说起那无辜的孩子惊恐地攥住母亲的衣裳，实在叫人心酸。但是那个狠毒的按察使心里并无怜悯，这一行人被送进了已经关着莫里尔与顾尔德两位女士的庙里。

以上都是上午的事。随后装模作样地过了一堂堂，当天下午四点钟光景，众人被押到城墙东南角外的一块地方，就在两个义和团的坟前，尽数斩首，尸首扔进一个坑里。

北京的外国军队过了好几个月才想到往保定府去。京城被占后不久，我便写信给华盛顿的国务卿，再次提醒他注意那些据最后消息还在保定府的美国公民，并促请训令美国驻北京的统帅派兵前往——不是去惩办，因为我不认为讨论那一面是我的分内之事，而是去查明还有没有美国人活着，并弄清究竟出了什么事。

海约翰国务卿立即电告康格公使，公使不久复电说，保定府的美国人已全部遇害。欧洲各国统帅所派出的讨伐队，美国军队一概没有参加：一半无疑是因为我国政府宁愿按这样的主张行事，即让中国政府自己去惩办有罪之人较为明智；一半是因为当局不愿让美国与那些队伍牵连在一起——据说那些队伍烧杀抢掠奸淫的狠毒，与义和团不相上下。

话虽如此，想一想仍不是滋味：北京明明驻着数目充足的美军，离那里不过一百一十英里，而我们要想确知十一个美国人的下落，却还得仰仗一位英国将军。哪怕只派一支查访的队伍去也好。事实却是直到十月，才有三路欧洲军队（仍旧没有美国人）开往保定府。一路是法军，由巴雅尔将军统率；第二路是英德联队，由坎贝尔与冯·克特勒两位将军统率，这两路都自天津出发；第三路自北京出发，由英意两国的兵组成，由盖斯利将军统率。原定三路在近城时会合，不料巴雅尔将军强行军先至，十月十五日就到了保定府，所以盖斯利将军十七日赶到时，惊愕而懊恼地发现法国人已经兵不血刃地占了城。自天津来的英德两路要到二十日与二十一日才到。随军同来的有劳里牧师，他获准以英军通译的身份随行。

各国统帅立刻严厉查究已犯的暴行，自然也包括加于天主教徒身上的暴行。劳里先生是唯一会说中国话的人，也是唯一亲身熟悉中国人的人，一时便成了要紧的人物。一切审讯都得经他传译，一切指控与证词都得由他甄别。有罪的想把罪名推到无辜者头上，仇家又想借指人参与屠戮来报旧日的私怨。倘若劳里先生把这个机会用到极处，去惩治那些与传教士为难的人，倒也合乎中国的惯例，何况他最亲爱的朋友被人残忍地杀害，他自己的财物也荡然无存。在这样的境地里宽大本非人之常情，中国人也满以为要有一场可怕的报复。

及至看见这个被自己害得如此之惨的人，不但处置有度、执法严正，而且心存仁厚、有饶恕之意，他们的惊异真是不小。每一片证词他都细细推究，唯恐有无辜之人受累。在中国遇到这等事，照例要处决成百的小官与百姓，劝统帅们不要那么办的正是劳里先生；他主张审问三个人：屠戮之时任按察使、此后已升任布政使兼署理总督的廷雍；满洲驻防的统领奎恒；以及拿住巴格诺尔一行、把他们送回死地的清军统领王占魁。证据清楚地表明，这几位大员正是这场事变直接而负有责任的主使，一切举动都是他们下的令，那一群小官、拳民与百姓不过是奉命行事。三位大员被判有罪，处以死刑。

他们候着瓦德西伯爵批准判决的那些日子，被关在什么地方呢？天理昭彰，何曾有比这更分明的例子？军方选定这个地方，并不是顾着它从前的用处——那用处他们本来也不知道——只因它现成、空着、又干净。可那正是长老会的礼拜堂与诊所：劳里先生曾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地传讲和平与仁爱的福音，殉道的泰勒医生曾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奉基督的名医治病人。

不多久，这三位官员被带到城墙西南角外不远、一小片树丛东边的一块开阔平地上，那地方尽可能地靠近传教士被斩首之处；当着所有外国士兵的面，他们自己也被斩了首。

事情还不止于此。中国的官员从来不是他所治之城的本地人，都是从别省派来的；而且通常在一个地方只待几年。百姓在他们做官时畏之敬之，此后往往就不大理会他们的死活了。审讯之时百姓并不为他们说情，行刑之时也没有人去看。因此各国统帅觉得须得给这座城一点惩罚。中国的城市，向来以那些装点着城门与城角、雄伟厚重、护卫居民免遭人祸与鬼祟的城楼为荣。这些城楼，除两座较小的以外，一概奉外国统帅之命炸毁了。义和团用作聚会之所的庙宇，包括关押过公理会与内地会传教士的那一座，也都毁去；那座供奉城池守护神的堂皇官庙，更被炸药炸得粉碎。

直到三月二十三日才得举行追悼之礼。那天有一行传教士与亲友自北京南下。幸存的教民也聚拢来。新任的城中官员在长老会院落的旧址上搭起一座临时的席棚，在棚门的横额上写道：「持守真理，至死不渝。」棚内案上壁间，摆设着盆花与彩幛。那场面庄严得动人。劳里先生、惠志道博士、基利先生等都作了合乎其时的讲话；听众除他们之外，还有代表四个宗派的十五位传教士，德法两国的军官，中国官员与中国教民。一队德国军乐为之奏乐，城里两位天主教神父送来了花与恳切的书信。第二天，在公理会院落的旧址上又举行了同样的礼拜。

我们怀着悲痛一一走过这些地方。我们走近长老会院落时，正是当年遇袭的时辰。昔日那些可亲的住宅与教会房舍，如今连废墟也没有留下。走到几百码外，若不是同行的人指点出那些在他们看来意味深长、在外人眼里却几乎认不出的痕迹，这块地方与四周的空田便毫无分别。连屋基都被寻银子的中国人掘走了，一星半点的材料也搬得干干净净。连树木与灌丛也被连根拔去当柴烧了。辛考克斯住宅的旧址前面有几座没有标记的土堆。除一座之外，里面都是中国助手与教民的残骸；那最大的一座，装的是在传教士殉难的那所房子的废墟里所能找到的那几块骨头。或许还能再找到一些。我们自己就寻见五小块，后来经刘易斯医生认定是人骨。但它们烧焦碎裂的模样，正说明那仁慈的火何等彻底地完成了它的工作，使这些圣洁的遗骸不致落到那些要加以侮辱的人手里。公理会与内地会的院落也成了废墟，一片荒凉的混乱。不过殉难的传教士与中国教民是被斩首而非焚烧的，遗体都已找到，葬在一长排二十三座坟里。

各国与中国交涉庚子赔款的事，不出所料，拖得很久，且处处为难。有几个国家主张苛索，若依了它们，中国不是就此破产，便是立时被瓜分，纵然不因此再激起一场更为惨烈的战衅。别的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张条件从宽，认为不该叫中国缴纳明明超出它能力之外的款项。经过几乎没完没了的争执，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签订的辛丑和约最后议定书，把中国应付的总数定为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缴清，未付之款年息四厘，分配如下：

德国，九千零七万零五百一十五两；

奥匈，四百万零三千九百二十两；

比利时，八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五两；

西班牙，十三万五千三百一十五两；

美国，三千二百九十三万九千零五十五两〔注三〕；

法国，七千零八十七万八千二百四十两；

葡萄牙，九万二千二百五十两；

英国，五千零七十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五两；

意大利，二千六百六十一万七千零五两；

日本，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三千一百两；

荷兰，七十八万二千一百两；

俄国，二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两；

各国共同之项（内瑞典与挪威六万二千八百二十美元），二十一万二千四百九十两。

合计四亿五千万两。

〔注三〕（原注：合二千四百一十六万八千三百五十七美元。）

这个条约并不足以使中国人对征服者生出几分好感。除了缴纳这笔沉重的赔款之外，各国还勒令中国为德国公使被杀向德国谢罪，为日本使馆书记官被害向日本谢罪，在外国坟地上建立碑碣，并订立新的通商条约。有几款尤其刺得中国人痛入骨髓：两年之内不得进口军火；凡外国人遇害受辱的城市，五年之内停止科举考试；把帝都极要紧的一块地面划入本已宽敞的使馆区，并由外国兵设防驻守；毁去护卫北京门户的大沽炮台，自海口到京城的铁路由外国军队占驻；仇外会社的成员一律处死；地方官纵然贵为总督，若不能防止仇外之变、不能严惩祸首，即行革职失位；朝廷接见外国公使的礼节须照西方的办法改定；总理衙门须予裁撤，另设外务部，且须列为各部之首，而非如从前之居于末位。中国屈辱的杯子，真是斟得满满的了。

十八〔第四编〕传教事业的开端——太平天国与其后的发展

关于真神的第一点确切知识，看来是随着若干犹太人传入中国的，据说他们在第三世纪进了这个帝国。那一次古老的迁徙究竟情形如何，历来揣测纷纷。这个侨居的群体后来人数颇不算少，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推知：元朝的中国载籍在一三二九年与一三五四年两次提到犹太人；而到十七世纪初年，利玛窦神甫又声称发现了一座建于一一八三年的会堂。一八六六年，时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博士到开封府走了一趟——那里正是这个犹太聚落的中心——他在一块碑石上找到一段铭文，其中有这样几句：

「按以色列之教，始祖阿耽，开教之祖曰亚伯罕；继之者摩西，立其法，传其经。汉朝之时（公元前二百年至公元二百二十六年），此教入中国。宋孝宗二年（公元一一六四年），建礼拜寺于开封府。凡欲以偶像图画状神者，徒役于虚文而已。凡敬奉经书者，乃知万物之所本。永恒之理与神圣之经互为佐证，以明人之所自来。凡奉此教者，皆以行善为旨，而以作恶为戒。」〔注一〕

〔注一〕（原注：丁韪良《花甲忆记》，第二百七十五页。）

丁韪良博士写道，他在市集上打听：

「『你们当中可有以色列族的人么？』『我便是一个。』一个年轻人应声答道，他的面相也印证了他的话；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直到我眼前站出了这个聚落所分的七族里的六族的代表。他们含羞带痛地承认，他们那座圣洁华美的殿宇是他们自己亲手拆掉的。他们说，那殿早已破败多年；他们无钱修葺；而且他们已把那圣洁的语言忘得干干净净，祖辈的传统不再传下，仪礼的敬拜也久已废弛。到了这般地步，他们只好向生计所迫低头，把那可敬的建筑的木料与砖石变卖了，好换取果腹之资。……他们自己估算人数，虽不甚确，约在三四百之间。……如今维系他们的纽带一根也不剩了，眼看就有被伊斯兰教或异教吞没的危险。」〔注二〕

〔注二〕（原注：丁韪良《花甲忆记》，第二百七十五、二百七十六、二百七十七页。）

希伯来民族这一支孤苦无依的遗民，身上自有一种令人怆然的东西。「那是一块从锡安山侧被某场民族大难劈落的岩石，被抛掷到中国腹地的平原上，它就立在那里，任由世纪一个接一个地流过，以其古老与孤寂而显出庄严。」〔注三〕

〔注三〕（原注：丁韪良，第二百七十八页。）

汤森在《马礼逊传》里提醒我们：基督教会很早就明白，它不能对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视而不见，而这个民族的闭关自守，本身又吸引着胆气豪迈的人。早在六世纪头十年（公元五〇五年），景教的僧侣似乎就已在中国开办教务。关于那次早期活动，所知的事实虽少，却透着传奇与悲壮的气息。那些忠信的人一半是出于信念的驱策，一半是被逼迫赶出来的，他们走出了罗马帝国的疆界，横穿炎炎大漠与野蛮山岭，历尽艰险，直到抵达秦国之地方才歇脚。他们的努力大概也收了几分成效。古籍中确有蛛丝马迹，提到不少教堂，提到公元六三五年伟大的唐太宗对他们的优容。然而景教徒一时纵使何等热忱，到头来显然还是被中国迷信的汪洋淹没了。一六二五年在陕西省城西安府出土的一块古碑，上面刻着自公元六三〇年至七八一年景教活动的梗概，这便是那一场想来颇有意味、或许还相当惊心动魄的传教事业所留下的唯一痕迹。

罗马天主教的努力始于一二九三年，那一年孟高维诺得以抵达北京。他虽被擢为总主教，又有几名神甫前来增援，这番努力终究归于失败，随后便被放弃了。

其后是两个半世纪的沉寂。到一五五二年，英勇的沙勿略掉转脸面朝向中国，却在上川岛上被热病击倒。当他绝望地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踏上那片依旧不可穿入的土地时，他呻吟道：「啊，磐石啊磐石，你何时才肯开启！」说罢便咽了气。

然而一五八一年，另一位耶稣会士，博学而机敏的利玛窦，扮作佛门僧人进了广州。他设法留了下来，二十年后又换上士人的衣冠上了北京。天主教在中国的永久立足之地，是靠这个人取得的；此后它虽屡遭酷烈的迫害，一度衰微到几乎不绝如缕，却从未完全断绝。它的影响渐渐扩展，到一六七二年，神甫们报称受洗的中国人连同孩童共有三十万。到十九世纪，罗马教会的增长十分迅速。如今它在各省都根基稳固，在大多数首要城市里势力很大。它有二十七位主教，外国神甫约六百名。领圣餐者的人数估计不一，但在一八九七年，浙江宗座代牧虽然承认无法取得准确的统计，仍估计天主教的教众有七十五万人。

新教在使中国归主这件事上比罗马教会晚了几百年，这实在不是它的光彩。直到一八〇七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才到中国。这一年的一月三十一日，年方二十五岁的马礼逊受伦敦会（公理宗）的差派，独自一人自伦敦启航。由于心存敌意的东印度公司不准传教士搭乘它的任何船只，马礼逊只好先到纽约，再设法搭一艘美国船。他在纽约船主的帐房里付船资时，那商人带着讥诮说：「这么说，马礼逊先生，你当真指望自己能在中华大帝国的偶像崇拜上打出一个印记来？」「不，先生，」他朗声答道，「我指望神能。」

三叉戟号约在五月十五日离开纽约，直到九月八日才抵达广州。此后两年，马礼逊在广州与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门居住、进学，都得万般隐秘，时刻提心吊胆，唯恐被迫离境。有一阵子，他为免招人注目，白天从不上街，只在夜里出来活动筋骨。他自己的同胞对他的志向抱着敌意，教他中文的先生又急躁又无礼。直到一八〇九年二月二十日，也就是他与摩顿小姐成婚的那一天，东印度公司聘他做译员，他才算有了一处安稳的住处。然而他仍旧不能公开传教，只能关起门来，向他敢于接近的少数几个中国人讲说基督教。在这样的境遇里，他自然把气力大半用在语言与翻译上。到一八一〇年，他终于有幸印出了一千册中文的《使徒行传》。

熬过了七个令人疲惫沮丧的年头，马礼逊才在一八一四年七月十六日为第一个归信者施洗，而且还得挑一处僻静地方举行圣礼，免得落入不怀好意的眼中。到一八三四年他去世时，全帝国的中国基督徒不过三人。后继者接着做下去，可门还没有开，事工在重重阻碍中进行，大半是暗地里做的。直到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开放了厦门、广州、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局面才有改观。早就在邻近岛屿上守候观望的传教士们随即进了这几座城。他们急切地望着内地那浩繁的人口，可是直到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开放了别的城市、并正式让与传教士居住与工作的权利之前，他们实际上只能困守在上述几个口岸。

此后事工传布得快了些，不单是因为据点多了、传教士的人手多了，也是因为在口岸听过福音的中国人把它带进了内地。

太平天国之乱不久就给这股新势力如何被扭曲作了一个惊人的例证。这场事变起于一八五〇年，发动者是一个据称已归信基督教的人，自称得了上天特别的启示，是基督的胞弟。它蔓延之速令人咋舌，到一八五三年已席卷了扬子江以南几乎全部的中国，占了南京与上海，北上的势头又那样迅猛，连京城本身都受到了威胁。这是历史上最惊天动地的一场变乱，把一个辽阔而古老的帝国撼动到了根基，毁掉的财产之多几乎不可想象，据说还葬送了两千万人的性命。

这场大乱若得明智的引导，无疑会改写中国的历史，说不定到今天连亚细亚大半的历史也改写了，因为它所标举的，是推倒偶像崇拜、颠覆满洲王朝、依照基督教的原则建立一个帝国。它离成功实在只差一步，若不是遭到欧洲列国的反对，多半已经达到了目的。可是列国把自己影响的分量都压在了政府一边。美国人华尔与英国人戈登替中国兵编练并统带了「常胜军」，去对付起事的人。而最要紧的还在于，这场变乱的首领们本身，既摆脱了外国人也许还能施加的约束，很快就把他们起初标举的那一点基督教原则丢得精光，一味骄恣、淫佚、残暴，比他们要推翻的那个政府还要不堪，于是从核心处迅速败坏了整个运动。时任美国公使的麦莲先生向华盛顿报称，其言不虚：

「无论地上开明文明的各国对这场运动曾抱过怎样的期望，如今已经明白：他们既不信奉基督教，也不懂得基督教；无论对他们的政治力量该下怎样公允的判断，有一点已无可置疑——同他们建立或维持平等的往来，是办不到的。」

一八六四年南京的收复，标志着局势终于转向，其后在短得难以置信的时间里，整场叛乱就土崩瓦解了。这场变乱规模虽大，如今在这个大帝国的历史上终究不过是一段插曲。但是，任何人凭这样一套主张便能在如此短的时日里鼓动起一场骇人规模的起事，这件事本身极有意味地提示着：若新的运动引导得当，中国能有多大的变化可能。

摆脱了这一场对自身本色的绝大歪曲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增长便快了起来。下面这张表很能说明问题：

一八〇七年　　　　领圣餐者　零人

一八一四年　　　　领圣餐者　一人

一八三四年　　　　领圣餐者　三人

一八四二年　　　　领圣餐者　六人

一八五三年　　　　领圣餐者　三百五十人

一八五七年　　　　领圣餐者　一千人

一八六五年　　　　领圣餐者　两千人

一八七六年　　　　领圣餐者　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五人

一八八六年　　　　领圣餐者　两万八千人

一八八九年　　　　领圣餐者　三万七千二百八十七人

一八九三年　　　　领圣餐者　五万五千零九十三人

一八九七年　　　　领圣餐者　八万零六百八十二人

一九〇三年　　　　领圣餐者　十一万二千八百零八人

新教传教士共二千九百五十人，其中男传教士一千二百三十三人，传教士的妻子八百六十八人，单身女传教士八百四十九人。全数之中，来自英国的一千四百八十三人，来自美国的一千一百一十七人，来自欧洲大陆的三百五十人。另有几项统计也颇可玩味：归附者五百万人，布道站与分站二千五百处，华人牧师与助手六千三百八十八人，蒙学一千八百一十九所，高等学堂一百七十所，教会印书馆二十三家，年出书页一亿零七百一十四万九千七百三十八页，期刊三十二种，医院与诊所一百二十四所，一年之内诊治病人一百七十万零四百五十二人次；孤儿院与聋盲收容所则有三十二所。

由此可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规模是很大的。这样一桩事工，多年来稳稳当当地做下去，凝聚着成千上万虔诚男女毕生的辛劳，每年又要花去几十万元的经费，它所代表的那股无声而巨大的力量，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诚然，基督徒的人数与这个帝国的人口相比是很小的，然而人们很恰当地把福音比作一粒种子。种子确实小，可种子一般都小。一粒种子落进岩石的裂缝，会把它细如游丝的根须伸进那些几乎看不出来的缝隙里，久而久之，却能把岩石撑得迸裂，并且稳稳托住一棵参天的大树。如今福音的种子已经妥妥地落进了中华帝国。这是一粒有着不可摧毁的生命力与不可抗拒的变革之力的种子。它已经扎下根，注定要造成巨大的变化。当年有人说基督教是一股「把世界翻了个底朝天」的力量，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虽说它只在世界本来就头下脚上的地方才这么干。有一点很有意思：《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福音是神的大能」一句里译作「大能」的那个字，在希腊原文中正是我们日常口语里音译过来的「炸药」一词的本字。照此，保罗那句话不妨直译成：「福音是神的炸药。」这炸药如今已经安放在中国守旧风气的硬壳底下，中国正在发生的那些非同寻常的变化，至少有一部分是这股极大的爆发力所致。

本书的篇幅不容许对中国的传教运动作详尽的叙述。已有许多容易找到的专书讲过了。〔注四〕欧美几乎所有的新教宗派都在中国设有教务，他们的传教士教养少年，医治病人，翻译神的道，创制有益的书刊，并且到处传讲基督教的真理，其忠贞不是言语所能称赞的。中国传教史的每一页上都写着舍己的献身与行善的坚忍，而每逢危难之际，又迸发出许多壮烈的义举。传教士们一次又一次宁可忍受最惨毒的迫害，也不肯撇下自己的信徒，还有一些「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为着良心的缘故舍了性命。这世上很少有什么地方比一座中国城市更令白种人意气消沉的。那种生活的单调、沉闷与污秽，简直无从形容。芝罘一向算是中国最宜人的城市之一，住在那里的传教士也被看作比弟兄们有福气。可是哪怕只待上很短一段时日，也足以让最爱怀疑的人相信：一个有去留之自由的人，若非出于最强有力的责任心，断不肯在那里多留一天。然而四十二年来，传教士们就在这样乏味的环境里居住劳作，他们的屋舍建在庙山上，四围尽是数不清的坟茔——凡不曾被教会房舍与院落占去的地面，几乎都埋着死人。传教士们却一直坚忍地做下去，怀着信心、勇气与爱，缓慢然而确实地带来了显著的改变。中国人一个接一个被引向更高远的人生看法；那座老城固然还照老样子过日子，但城外稠密的居民与四郊的村落里，已经有几百户中国人家开始按照基督教传教士所代表的那种新的、更高的生活方式来规范自己了。

〔注四〕（原注：读者可参看卫三畏《中国总论》；福斯特《基督教在华的进展》，一八八九年；盖尼斯《内地会的故事》；约翰斯顿《中国与台湾》，一八九七年；一八九〇年上海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一九〇〇年纽约世界宣教大会报告；汲约翰《华南的传教问题与传教方法》；罗约翰《满洲的传教方法》；麦克纳布《中国的妇女》；景雅各《在蒙古人中间》；格雷厄姆《边墙以东》；盖尼斯《在远东》；香便文《十字架与龙》；马偕《来自遥远的台湾》；毕奇《唐土山峦上的黎明》；倪维思《中国与中国人》；倪维思夫人《我们在中国的生活》；倪维思夫人《倪维思传》；明恩溥《基督君王》；布莱森《马根济传》；毕奇《天国里的伟人》；洛维特《蒙古的景雅各》；罗伯逊《杨格非传》；汤森《马礼逊传》；芮恩哈特《与藏人同居帐幕与庙宇》。）

芝罘的传教事业有这样几桩要目：几所学堂、一座漂亮的礼拜堂、一所医院、全中国唯一的一所聋哑学校，以及布及远近的巡行布道。到访的人尤其会对郭显德博士的街头福音堂与博物馆发生兴趣。这所房子就在中国戏园的对面，用作此途极为相宜。郭显德博士与一名助手站在门口招呼过路的人，另有一个瞎眼的男孩弹着一架小风琴唱歌。福音堂能容六七十人，不多时就坐满了。郭显德博士向众人讲道半个钟头，然后放他们进后面那几间屋子里的博物馆。对中国人来说，那真是个了不得的地方：一只塞制的老虎，一列铁路模型，还有郭显德博士从各国搜罗来的几十样有趣的物件与标本，他们看多久也不会厌。随后人们从通往后街的一道门出去，在最末一间屋子里又同他们做一次礼拜。这样一天可以接待好几拨听众。这是很吃力的活计，因为来人大抵出自四乡八村，既不惯于听讲，又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可是郭显德博士讲得那样有生气、有口才，没有一双眼睛会从他身上移开。在福音堂里归信的人很少，但结下了情谊，打开了机会之门，散出了传单，叫人开始思想；而在乡间巡行时，郭显德博士总能遇见到过博物馆的人，他们热忱地请他到家里去。他说，凭三十年的经历，他深信这样的事工只要有忠实的巡行布道跟上去，就是有用的。一九〇〇年虽有义和团的乱子，到福音堂与博物馆来的仍有七万二千人。福音堂每日开放，只是博物馆礼拜日歇息；如今来的人比从前还多。

饭后，我们信步走到倪维思博士那座有名的果园。那是个很美的地方。这位伟大的传教士当年在劳苦的工作之余，就在这里消遣。然而即使在休息的时辰，他也极重实用。他见中国人很少有好果子吃，又相信自己可以教他们种出好果子来，便从美国带了种子与接穗，细心培育，等长成之后，把新的种子与接穗尽数分送给中国人，并把栽培的法子讲给他们听。今日华北各地已有好几种外国果木成了寻常之物，这都是他当年远虑与慷慨的结果。只是那果园如今渐渐衰败了，因为中国人不肯给树剪枝。他们一心图多收，舍不得为着果子的品质而减少苹果或李子的数目。

日落时分，我随倪维思夫人到墓园走了一趟，那位伟大的传教士经过四十年大力士般的劳作，如今就长眠在那里。我们在墓旁久久坐着。这位年迈的未亡人说起自己的大限——她仿佛觉得那日子已不很远了——说她愿意葬在丈夫身旁，正因如此，她不愿回美国去，宁可留在芝罘，直等召唤临到。

那情景极美：夕阳西沉，明月自静海上升起。站在受人敬重的逝者墓旁，站在肃穆的松树底下，远来的行客对那股正借着生者与死者这样一些献身的生命运行着的传教力量，对它的仁厚与庄严，生出了一重新的体会。

十九〔第四编〕传教士与华人词讼

我们要考察这支传教力量运作起来究竟有何效果，一开头就撞上许多中国人的一桩怨言：传教士包揽词讼，替教民出头。这桩怨言经外国的批评者接过去传扬，如今已成了针对教会事业的诘难里最难对付的一条。只要记得中国人虽不好战，却极好讼，这中间的难处便不难明白。在这样一个人烟稠密的国度里，谋生的争斗常常弄出种种权利上的纠葛，有的是真的，有的是想出来的。于是中国人成年累月地为着什么事争执不休，衙门与村中的头面人物总被一群群鼓噪的人围住，要他们给个说法。中国的教民自然不会一下子就脱得了这民族的性情。而且他们脱不脱得了是一回事，单凭他们自认入了教这一层，就够叫贪心的人与眼红的人拿他们当现成的靶子。一个中国人丢开祖宗的信仰去归附「洋教」，旁人的嫉妒与厌恶，常常就罗织出罪名把他拖上公堂；寻常知县出名的偏见与贪墨，又往往叫他受尽荼毒。教民吓得没法，自然央告传教士救他。这样的求告实在难以拒绝。可是被告未必真像他装出来的那样清白；而且无论他冤与不冤，外国人一插手，知县与原告两头都要动气，还常常弄得阖境的人都生怨恨，以为教民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本国的王法管不着他们。有时候教民自己也生出这个念头，而且恃此行事，那麻烦就更严重了。谈到中国人绕弯子的本事，明恩溥牧师说：

「正因为如此，一个最有良心、最知分寸的传教士，也极难断定自己在某一桩案子里已经把该知道的情由都弄清楚了。要查出底下的实情，难就难在往往根本没有实情可查——照引水人的话说，是『探不到底』。每一个新教传教士都巴望自己牧养的这一群是敬畏神、行公义的人；可是为着成就这个心愿，他去查究某案的『实情』时，却不止一次地发觉自己是在一片墨海里追一群乌贼。」〔注一〕

〔注一〕（原注：《王者基督》第一百零三页、第一百零七页。）

我在沂州府逗留期间就碰上过一个例子。一位知县要用几辆小车，便打发差役去拉。照例这种时候只许拉空车。可是衙门里的差人却在客店里撞见一位教会助手的父亲，车上装着货，便把他的货抄了去，还勒逼他出一笔钱，才准他留下自己的车。那助手告了上来，约翰逊医生只肯做到这一步：给那位知县写一封措辞谨慎的信，单说他相信官长若查出确有屈枉，自会加以纠正。可是这封信一去，传教士就算卷进案子里了，他发觉自己非把这事办到底不可，否则便要在中国教民面前、尤其在那被劫者之子、也就是那位助手面前「失面子」。而且他不久就发觉，那受屈的人讲起被抄的货值多少、留车又出了多少钱，前后说法自相矛盾。局面很快就尴尬起来。这位备受煎熬的传教士，虽然动机再好没有，办法也再稳妥没有，末了却发誓再不插手这一类争讼，因为结果几乎一定是招怨惹祸。

我曾问赫德爵士：依他看来，传教士遇上有人受迫害，是该替他讨一个公道呢，还是该缄口不言？他答道：

「干预讼事，理当绝对戒绝。传教士只管把他的门徒造就成好人、好百姓；至于解释与施行律法、按本国的规矩料理本国的事，就交给名正言顺的官长去办。各人信道的深浅不一，正如人的面貌各各不同。教民也有教民之别，就是其中最虔敬的，也可能给邻人留下动气的由头；就是其中最圣洁的，也可能落进法网。遇上这种事，传教士只管站远些。世上还有一样东西叫作伪善；与其顺着一时的情面去干预，反倒损了教会的名声，倒不如让那弄机巧的人自受其报。你问真遇上迫害该怎么办？我头一条劝告是，那个人或者那一处教众，索性熬过去，把它熬没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再把事情连同确凿的细节与凭据报到北京的公使馆，请公使相助并指点。『凡事谨慎，忍受苦难，作传道的工夫，尽你的职分。』」

新教传教士的朋友们，每逢听见批评者指斥包揽词讼，照例这样回答：这项罪名加在新教身上并不公平，该当的是天主教；新教传教士的规矩，是除极少数极端的情形之外，一概不插手这类事。可是宓吉先生却声明，新教传教士并无资格领这份豁免：他们干预的次数纵然不及天主教频繁，究竟也多得足以同受一样的指责。〔注二〕

〔注二〕（原注：一九〇一年上海演说。）

其间固然有行事欠审慎的例子，但我细加访查之后，深信新教传教士作为一个群体，对干预华人词讼的风险是十分警觉的，而且在这件事上一天比一天小心。他们与杭州的加里特牧师同感：「近来成见所取的最要紧的形式，是人们相信洋人帮着教民在衙门里打官司，或者至少纵容他们，并且帮着他们私下了结纠纷；我们若真能拿事实向众人证明我们并不干这一行，便算是除去了我们事业上一个极大的障碍。」

「这几年中国政府的方针，是能让洋人称心就让他称心，以免生事。中国的官长不止一次对非教民的告状人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你有理，那告你的教民没理；可是我若判你赢，洋人就要把案子上控到巡抚衙门或者北京的外务部，吃亏的是我。』这类话，或公道或不公道，是一并算在新教与天主教两家账上的。」〔注三〕

〔注三〕（原注：青岛戴维斯牧师。）

山东基督教大学校长柏尔根牧师曾就此事作过一番广泛的归纳。他写信给许多传教士，遍及新教各宗派，问他们在这个题目上的做法与见解。复信的有七十三人，柏尔根把答案列成了表。就所举出的干预实例而论，说结果有益的五十三件，说难以断定的二十六件，说好坏参半的四件，说结果不好的六十七件。其余的案子便「悬在半空」，柏尔根猜想，「大约传教士在那些案子了结时心里一片纷乱，实在理不清那道纠缠的算式，算不出结果来。」

「然而只有五十三件据说确实有益，却有六十七件记作贻害，这样的结果总该叫我们想一想。简而言之，为着受追究的教民到衙门去说情，七十三位传教士就各自的亲身阅历斟酌之后认为：六十七件只结出祸患，有益的不过五十三件。天平是偏在坏的一边的。看了这些复信，我们只能断定：对于为教民到衙门去求情有无好处，众人大体上抱着相当悲观的看法。」

把这番访查的结果简括起来，可得以下数条，它们代表了帝国境内绝大多数有阅历的新教传教士的意见：

「第一，教中的纠纷以不进衙门为上策；然而有时候不进衙门，就违了我们心里的公道，也负了我们对受害弟兄应尽的本分。

「第二，遇上这类纠纷，须到别的救济之法都试过而无效时，才可以去求官府相助。总要设法在公堂之外了结这些难题。

「第三，求官府相助时，我们的态度应当友善而有礼，至少头一回要存着向官长求一个情面的意思，而不是索一项权利……对于向官长施加压力一事，我们尤须万分谨慎。

「第四，在中国教民面前，尤其在当事的人面前，以及我们自己密室祈祷之时，我们都应当深深存着这个念头：我们全然倚靠的是天上的保护，不是地上的保护。并且要提醒教民，照戴德生所说的那句极精炼的话，他们的本分是『行善受苦，能忍耐』。

「第五，惟有事关重大时，才可以把事情推到争执或者正式控诉的地步。

「第六，教民与传道人，每遇一桩纠纷办得顺遂，切须郑重告诫他们不可露出骄横之气。

「第七，把案子递到官长面前之前，传教士务必先弄准自己的事实。每一桩案子都要耐心、彻底而坚定地查究。听一面之词须留几分斟酌，不可轻易为动情的陈诉所蒙蔽。对方来的人尤其要肯接纳，他的话也要给以应有的分量。不要太过偏听一个人的判断，不论那人多么可靠。

「第八，交涉之中，切忌一味坚持要给受害的教民银钱赔补。情节极重的案子，这一层偶尔或许免不了。但若竟以此为了结的条件，务须看定所索的赔补宁可少于、而不可多于本来可以索取之数。教民在这样的情形下收了钱，日后教内教外几乎一定要生出麻烦。

「第九，万一不幸为一桩迫害的案子与官长纠缠起来，我们要记得自己不是讼师，所以不可在律例的字面上争执，也不可容自己摆出要挟的架势，纵然受了挑衅也罢。我们要有耐性，有体面，凭真理立得稳，并且叫官长明白：我们所求的不过是公道得以伸张，此外别无他求。

「第十，凡遇合宜的时机，都该劝诫我们所照管的人不要常跑衙门，也不要与衙门里的人拉交情；除非我们确信他们存的心，与我们的主同税吏和罪人来往时所存的心是一样的。」

一九〇三年，一次代表极广的新教传教士大会发布了下面这篇公启，并以中文分寄帝国各处的官长：

「中国的基督徒虽入了教，却处处仍是中国的百姓，仍归中国名正言顺的官长管辖。圣经与教会的道理，教人顺服一切合法的权柄，勉人做良善的百姓；这些道理，新教各教堂无不宣讲。传教士与教民的关系，因此只是师与徒的关系，传教士并不想僭取官长的地位与权柄。

「不幸有时也有不肖之徒，假意入教，想借这层关系去搅扰中国律法的常轨。我们一致认为这样的行径是断断该责的；我们也愿众人知道，对于这种毫无根据的做法，我们绝不予以支持。

「为此我们愿意布告众人：甲、新教教会无意干预讼事。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一切案件，都必须照常例在公堂了结。各官长当在自己所辖境内秉公无畏地施行法度，一视同仁。乙、严禁教民在知县面前抬出教会或教会中人的名义，指望借此壮自己的声势。华人牧师与传道人是派来教诲劝勉的，之所以选中他们，是因为他们品行可取，堪任此事。为杜绝日后的流弊，敬请各官长遇有以教会或教会中人的名义写来的书信、名帖呈进公堂的，每一件都报知传教士。届时自当妥加查询，是非自明。」

英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方针，格兰维尔伯爵在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致驻北京英国公使的照会中说得很明白：

「大不列颠政府的方针与做法向来是毫不含糊的。历来宣示、今又重申：本国政府并不要求给予中国的基督徒任何可以解作使其脱离本国臣属身分的保护，也不想为英国传教士谋取条约给予英国其他臣民之外的任何特权或豁免。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哈蒙德先生奉克拉伦登伯爵之命致函维多利亚主教，请他把这层意思转达新教各传教会，并指明他们『不妨告诫教民：中国政府纵然依约不得因中国臣民归信基督教而加以迫害，条约之中却并无条款可据以替教民要求免去他们本有的臣属义务，免受地方官的管辖。中国的教民，在他们新奉的教里跟在他们生来所奉的教里一样，仍旧欠着遵守中国法度的本分；他们若倚仗外国的保护，自居于这些法度之上，就得自受其轻率的后果，因为至少英国的官宪断不能出面救他们。』」

美国政府的方针，在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日美国驻北京公使镂斐迪致总理衙门的照会中说得同样明白：

「美国政府一面依据条约的规定，要求专有审断本国侨居中国的人民的不法行为、并照本国法律惩治其有罪者之权，一面却并不自居于有权管束中国的百姓。这条规矩，于商人与传教士一体适用；据我所知，凡与中国立约的各国政府，无不严守此例。不过传教士若见地方官因华人教民的宗教见解而加以迫害，以致违背美中条约第二十九款的文字与本意，那么把案情据实恭谨地呈明地方官，或者经本国使臣转陈总理衙门，是正当的，也完全合乎人道的原则与他们宗教的教训；因为断不能设想朝廷会认可任何背约之举，也断不能设想地方官在事实既已明白之后，还会容人因见解而受迫害。传教士做这件事时，务须遵依中国的礼节习俗，只要这样做不至于使自己处于屈辱失体的地位。」

在传教士必须应付的一切难题之中，这一件最难，也最微妙。一面是公道与人道的每一分心肠都催着他去扶助一个因行义而受害的好人；另一面是惨痛的阅历教给他不可不慎。这样的逼迫来得又频又苦，竟成了他一生的心头大患。局外人在添上这一重压力之前，不妨先迟疑一下。以上所引的种种足以表明：传教士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并不逊于任何旁人，而且他们有能力应付它。

二十〔第四编〕传教士与本国政府

传教士与本国领事、公使之间的关系，是另一个招来经久不息之批评的题目。欧洲有几个国家一向执意借着传教士推进本国的利益，而且做得人尽皆知；法国与俄国在这方面尤其卖力，法国更以「天主教传教事业的保护者」自居，据此主张广泛的保教权。结果是中国的官员大抵把传教士一概看作政治上的代理人，须得提防，须得畏惧。长老会传教士戴维斯说，他屡次被人问起他这个「美国官员」是几品，回国之时是否「亲自面奏」他的「皇帝」，本国政府给他多少俸禄，以及别的许多用意昭然的问题。

再者，寻常的领事与公使都发觉，他们的公务里有很大一部分是传教士递到他们跟前来的事情。有时他们为此显出不耐烦来。有一位领事曾对我抱怨，话里还带着咒骂，说他的公事有四分之三跟传教问题有关。可是他忘了：归他管辖的本国侨民里有十分之九是传教士；照人数的比例算，传教士给他添的麻烦反倒比非传教士的美国人少。长老会差会的柏尔根牧师曾去函查问，七十三位在华经历自五年至三十年不等、分属大多数新教差会的传教士回复说，他们经由领事或公使提出的请求，总共不过五十二次。曾任美国驻暹罗公使的巴雷特写道：「我们评判传教士时且公道些。那些好抱怨的商人、游客与俱乐部里的闲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再来要求去掉传教士眼中的刺吧。以我在暹罗办外交的经历而论，一百五十名传教士在五年里给我添的麻烦，还不及十五个商人在五个月里给我添的多。」

无疑有些外交官巴不得传教士干脆放弃本国的国籍。据传美国参议院的谢尔曼曾说：「我国公民若前往半开化而又痛恨其举动的遥远国度，我们不能跟到那里去保护他们。他们应当回国来。」那么，传教士的行当就比商人的行当不正当么？一个人到东方去贩卖威士忌与来复枪，便有权受本国的保护；去宣讲戒酒与和平的福音，倒要丧失这份保护么？

不妨提醒批评者：传教士是美国公民；既然在华的赌徒、酒鬼、冒险家与酒厂的代办都能主张公民的权利，那么传教士为教养幼童、医治病人、散发圣经、传扬基督的福音而侨居中国，便不该因此丧失他的权利——何况条约里明明白白保证他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受到保护。有些人一面坚执放荡的商人爱去哪里就去哪里，伤了他一根头发便要闹得天翻地覆，一面却似乎认为一个正派人怀着和平与善意的使命到中国去是件不该有的事，这真是怪事。

传教士个人自然尽可以声明放弃本国公民权的庇护，但这样的声明既无必要，也不合算。我国政府绝无要求他如此的可能；即便真有此举，美国的公论也一个礼拜都容忍不下去。凡有自尊的国家，断不会把出洋行善的国民逐出国籍。美国的政策，在一八七一年十月十九日代理国务卿戴维斯致美国驻北京公使的照会里已有表明：

「美国公民在华的权利，条约里已有明白规定。只要他们安分办理自己的事务，便应与中国的臣民同处于友好善意的地位；他们本身以及一切属于他们的事物，都应当得到保护，免受各种侮辱与损害。他们有权在各通商口岸居住，有权租赁房屋与铺面，或在他们有权租用的地基上自行建造。他们有权建造教堂与坟地，并可在这些教堂里传道或礼拜，不受骚扰、迫害、干涉或阻挠。以上不过是一八五八年条约明文给予美国及其公民的一部分权利。倘若我没有会错总理衙门那件照会以及随附章程的意思，那么——用最不刺耳的说法讲——衙门里存着一种顾虑，以为因法国传教士的所谓行径之故，或许有必要裁减其中的某些权利。这样的意思，美国是一刻也不能容纳的。」

一九〇三年，巴黎美国商会有文书上达，国务卿海约翰因而致照会于美国驻法大使波特，把这一立场又着重申说了一番。海约翰在照会里说：

「本政府认为，凡在国外侨居或游历以办理其合法事务的公民，都有权领取护照；至于侨居期限之长短，本部并不僭自限定或规定。」

欧洲大陆各国政府屡次显出，凡有侵犯其以传教士身分居留中国的国民的条约权利之事，他们立时便要出而抗争。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于一八七一年六月致函文祥说：「英国政府对于传教士与其他非官方的英国臣民，并不加以区别。」这一层意思，格兰维尔伯爵于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自伦敦外交部致威妥玛的照会里又着重重申了一遍：

「有人主张居留中国的传教士必须遵从中国的法律与风俗，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听任这样的主张不受质问。传教士与别的英国臣民一样，有责任尽力避免触犯中国的官府与百姓；但他不会因为自己是传教士，便丧失他身为英国臣民依约应享的权利。」

在政府一面，这固然是唯一可行的方针；但期望当事人在自己的要求上持守节制与审慎，总也是合情合理的。内地会不许本会的传教士未经总部特许便去求告本国官员。别的差会的传教士，多半会对这种限制公民自由的办法心怀不平。可是个人的举动往往牵连他人，因此不妨规定须得本站同意，凡办得到的地方还须得全会同意。传教士十之八九并不曾、也不会无端写信或打电报请公使、领事出面干预。但那第十个人，若能听一听同事的劝告——这些同事或者知道实情，或者很容易弄清实情——或许于他有益。美国长老会传教部曾正式议决，表示了一个明智的见解：「求告世俗的臂膀，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当越少越好。」一国的文武之力并不能使传教士成事。在异教社会那种粗蛮的情形之下，向本国政府的「世俗臂膀」求援的诱惑，有时是很强的。或许也会有非坚持权利不可的场合。然而按常理说，还是记住这几句话为好：「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又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刀剑之理是伊斯兰教的，不是基督教的。老资格的戴德生牧师认为，求告本国政府，从长远看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说他知道许多骚乱从来不曾上报，许多苦楚是默默忍受过去的，而这些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他又说，「我们若把伸冤的事交给神，其结果在灵性上必大有可观。」

批评者曾大声指控说，义和团之乱平定以后，传教士向中国索取血债，大大地为难了本国政府。在华的天主教与新教传教士数以千计，其中确有一些人，面对事工的毁弃、住宅的焚烧、妇女的受辱、中国教徒的被屠戮，在这样可怕的刺激之下一时失了自制，任凭怒气发作，这或许是真的。在国内的人，处在这样的境地，又有多少能够、或者肯保持镇静呢？但若把这一类激愤之词当作传教士全体意见的代表，那就极不公道了。传教士之所以到中国去、并且打算留在那里，正因为他们爱中国人、也信得过中国人；向与他们为难的人索取过分的惩罚，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他们本就明智地预料到，传统、异教、迷信与腐败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敌对；等到那份患难临头——这患难曾以更重的分量临到他们的主身上——他们也不至于就去呼吁那些没有丈夫气、不合基督精神的办法。

诚然，有些传教士觉得义和团的首恶，连同那些或明或暗煽动暴行的高位官员，理应受到惩办。但他们所想的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中国的福祉，是让中国人里最好的一班人重新当国，是让中国教徒与依约享有权利的外国人得到合理的安全。许多传教士觉得，中国除非让维新一派占了上风，便没有指望；倘若守旧的一派仍旧当权，前途实在黑暗——与其说对外国人黑暗，不如说对中国自身黑暗。一九〇〇年夏天犯下那些暴行的人，触犯了人间与上天的一切法度；有些传教士要求惩办他们，其心情与美国的牧师和基督徒众口一词要求惩办新泽西州帕特森那四个屡次凌辱少女的青年，并无二致。

尽管如此，就我国在华应取的政策这一全题而论，我以为传教士与各差会部在进言时都以审慎为宜，把行动的责任留给民众所付托的合法文官当局。在政治问题上，政府取得确实消息的便利胜过传教士。他们看得清各种动向的关系，比不在政界的人清楚，也能辨出旁人不易察觉的情势。何况后果的毁誉要由他们承担。他们若要传教士的意见，自可以来问。几代人以来对教权专横的抗议——而且主要出自新教牧师自己之手——已在欧美两处养成一种风气：一见教士干预政治便要反感。在亚细亚的事情上尤其如此，因为那里的政局极其微妙。传教士公开发表的、关于我国政府与欧洲列强在他们看来应取何种政策的意见，不但有许多传教士个人在报章杂志上的文章，还有传教士团体或委员会的正式文书。最显眼的例子，是一九〇〇年聚集在芝罘与上海的传教士，对美国政府决定自北京撤兵、承认慈禧太后、并把某些官员从应处死或流放的名单上勾去一事所提的抗议；尤其是那封由「在中国有广泛利益的各团体各组织之代表，即在下具名的英美传教士」上「英国与美国驻中国政府全权大臣阁下」的信。

采取这些举动的人，其品格、才具与对中国人的了解足以使他们的话很有分量；本国政府所取的政策又直接关涉他们身家性命的安全与毕生事业的利害。他们都是公民，并不因做了传教士便放弃公民身分，而且他们以传教士身分在华的地位与权利，条约里是明白承认了的。况且他们陈述己见，都清楚、得体而有力。从权利与特权——实在说也是公民的政治义务——的角度看，他们发表意见是完全正当的。

另一面，传教事业的朋友里也有许多人怀疑：在政治与军事问题上「以传教士的身分」作出正式的判断宣告，外交家究竟看重了几分？这样做会不会加重世人对传教士的批评，其害处超过了它所成就的好处？会不会把传教事业与索尔兹伯里勋爵所指斥的那种「领事加炮舰」的政策绑在一处？会不会损伤他们日后对中国人的影响，并且加深传教士是「政治使者」的印象？我曾去信请教赫德爵士的意见，他这样答复：

「至于惩办之类的事，美国传教士究竟有过什么举动，我实在没有亲见亲闻的把握，而传闻不足以立论。据说那里头看得出的是报复之念，而非怜恤之心。即便如此，也不足为怪，因为中国的行凶者得势之时是何等残忍。这一回的事端全然反常，只有到了歧路口上，见解的分别才显出来。所行之事几乎该当大规模惩办，这是多数人都会同意的看法——那是回头看过去；可是一旦讨论起将来怎样才好，便有人主张立威以慑之，有人主张多倚仗那见效较慢却持续较久的宽恕。我不相信有哪一位传教士曾把不该重办的人送去受办。不过有些人似乎觉得，『惩罚作恶的人』这件事，福音的使者还是留给『官长』去办较为明智。在我这一面，我不能怪他们；因为若没有他们相助，如今已经明白的事情有许多是不会明白的。虽说去年那场大祸里，也许有不少无辜、安分而并无敌意的人被卷了进去，可是至今逍遥在外的人中，还有许多若受了惩办，于将来大约是件好事。人只能盼望他们侥幸脱身之后，肯改弦更张，把头掉向正路。」〔注一〕

〔注一〕（原注：一九〇一年七月致作者函，经许可刊布。）

一九〇〇年，美国在华各差会部举行的跨宗派会议，不肯就义和团之乱期间的政策问题向我国政府陈词——这是明智还是不明智，我斗胆以为是明智的。使馆被围期间，为着传教士的安全，他们自然与华盛顿有过许多往还的函电；但我向国务卿海约翰查问后来报纸指控各差会部力劝政府采取报复手段一事是否属实时，他当即答道：「此类来文，本部并未接到各大差会部或其正式代表的任何一件。」

且听传教士自己在这题目上怎么说。狄考文牧师领头的一个跨宗派委员会拟了一篇答复这类批评的文字，传布于中国各处，得到各国各教会极多传教士的赞同，可以看作全帝国新教传教士全体十分之九的见解。这封信理当尽量广为流传，因为它所表达的，是一班比起世上任何同数的基督工人都毫不逊色的人的见解。信作于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在论过义和团之乱责任谁属的问题以后，接着说：

「说到第二点——即我们建议惩办屠杀外人与本国教徒的凶犯，是显出了不合基督精神的心肠——我们明白这批评主要是针对去年九月上海公众集会所发的那封公函。

「一、首先应当记得，那次集会所通过的决议，是因联军提议使馆解围之后立即撤出北京而发的。不但传教士如此，全中国的外侨都觉得这样办必酿成极大的祸患，因为这等于替此后的无法无天出具凭据。

「二、再者必须记得，我们虽建议妥善的了结『应当包括充分惩办一切犯有近日屠杀外人与本国教徒之罪的人』，究竟怎样才算『充分惩办』，却是留给列强去定的。而且我们还促请他们在采取必要措置之时，『竭力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不分皂白的屠戮中国人与毁坏他们的财产』。

「三、由于一种奇怪的误会，我们发现这个建议被解作出于一种不合基督精神的复仇之念。数十位友人与同工的丧亡记忆犹新，残酷屠杀的消息又日日传来，我们即便说出些过激的话也不足为奇；但有人从我们的话里读出那样的意思，我们是断然不认的。倘若政府是神的公义的执事，那么凡基督教国家的政府便都有扶正去邪的责任，凡基督徒的国民也都有支持他们如此行的责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各国，法度之外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无政府之乱。公义与怜悯同样要求把近来那些暴行的作恶者依法惩办。为着百姓自身的好处，为着维持他们所承认所敬重的那个是非标准，为着那些心迹自始站在法度与秩序一边的官员得以有所凭恃、有所鼓舞，也为着保护我们自家无力自卫的妇孺与同样无力自卫的教会儿女，我们以为这样违背条约义务的事、这样出于官府授意或许可的无情而无端的屠杀，不该听其不受惩办。我们所念的并非我们个人所受的冤屈，而是法度与秩序的维持，以及此后一切侨居中国内地的外国人的安全——须知他们并不归中国的法律管辖，按条约是直接向本国政府负责、并受本国政府保护的。」

这篇答复的结尾颇有几分凄然：

「被人误解、被人非议，原是传教士不幸的命运；我们也晓得，如今所作的任何解释，都有招来更多误解的危险。但我们把自己交在朋友们的宽容里，求他们不要遽下轻率而无根据的判断。倘若在我们这一面确有过激之言，倘若有个别传教士用了不中节的话，或提出了与我们主的精神不相合的要求，那么请人记起我们中间有那么多人在过去六个月里所经历的痛苦与危难，不要叫全体为少数人的失言负责——这样的请求，总不算过分吧？」

传教士与本国政府的关系，另有一个叫人为难的方面，是在动乱的时候显出来的。公使或领事认为传教士应当退到比较容易受保护的口岸去时，传教士还该不该守在本站？领事认为某次旅行不慎重，他们还该不该去？领事认为乱子尚未了结，他们该不该回到已经撤出的驻地去？义和团事起之时，传教士有时在去留一事上与公使或领事意见不合，这个问题便尖锐起来。一面可以说，传教士有很重的义务把公使或领事的判断看得很重。他们既受了公民身分的好处与保护，而且他们的举动又可能牵连本国政府，就该承认这些政府的正式代表有劝告他们的权利。成见应当偏向服从这种劝告，没有明白而充足的理由，不该置之不顾。

但也不能抹煞这个事实：不论公使、领事个人怀着怎样的同情，外交这件事本身所顾到的只是传教事业的次要结果，不是它的首要结果。政府官员谈到传教事业，几乎无一例外地着眼于它在物质与开化上的效用，而不是它在灵性上的一面。他们以官员的身分，并不觉得救人脱离罪恶、以及基督要人向万民传福音的命令，是在他们职分之内的事。何况外交向来谨慎，也不能不谨慎。它的本分是避开风险，自然也劝别人避开。当时的政局又确实不定而微妙，前途大有生变之虞。在这样的情形里，外交上的忧虑与凡事从审慎着眼，原是意料中事。

可是传教士像兵士一样，总得冒些风险。自保罗以来，传教士从不曾在风险面前踌躇。基督颁下他的大命令时，并不曾以恺撒的准许为条件。马礼逊进中国是不安全的，内地的传教士多年来也处在重大的危险里。但过去有忠心的男女甘领这份风险，将来他们照样肯领。他们自然该用常识。然而这桩事业既是属世的，也是不属世的；兵士既能昂然面对一切血肉之险，商人既能为求金钱毫不退缩地拿身家性命去冒险——义和团的风潮刚过，我就见过一位德国矿师带着妻子独居在一个偏远的村子里——难道倒要拦住传教士么？

不过，传教士若经过充分而周密的斟酌，觉得自己有责任不理会公使或领事的劝告，就该与各自的差会部商议；差会部若赞同他们，那么凡有关系的人都该为由此而来的风险承担责任。

但传教士既不许政府节制他们的行动，出了乱子的时候也就不该对政府过于苛求。菲尔德牧师曾说：

「所谓传教士，是到异国去传扬我们得救之福音的人。这就是他的差事，也是他的辩护。文武官府未必站在他这一边。他若触犯了他向之传道的那班人的情感，就该自己去当那后果。他若不能凭着道与他自己爱人灵魂的心去赢得人，就不能叫文武之力替他把人劝化过来。传教士也不是商人，不能像商人那样动辄要去公堂上索偿损失、追讨赔款。通商条约不能把我们传教的事业一概包在里头。在这一点上的观念混淆，已经把许多好计划、许多热心人弄得七颠八倒。硬要国家去保护那些立意要颠覆所在之国信仰的人，这是把整个争点预先当作定论，未免强辩得厉害。产业上的权利与传道上的权利往往纠缠得很紧，有时难于理清，然而其间的分别是明确的，而且常常是根本的。把两者混为一谈，只会使两者的理由都变弱。我们传道的人若躲在一项单纯的产业权利后头，去维护自己传一种新教的权利，那就是自取其辱，并且污了自己所信的道。为要教化万民而躲到外交的保证后头，便是错把刀剑当作圣灵，倚靠血肉的膀臂而撇开全能者的帮助。」

依我看来，这话说得未免过重了。菲尔德牧师想必并非以为政府可以正当地歧视传教士；政府倘若真那样做，他多半会头一个出来抗议。他说这话是对着传教士说的，提醒他们：凡政府在法律上不能做的事，他们凭着自由却做得到；他是在劝诫他们不要有过分倚赖世俗臂膀那柄刀剑的心思。无论如何，他是传教事业的一位忠实朋友，就凭这一点，他的话也值得细细思量。

二十一〔第四编〕传教士对义和团之变应负的责任

批评者高声断言：义和团之变，以及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大半成见，主要该由传教士负责。这一指控大体上是否属实，读者读过前几章关于对华贸易与列强政治的宗旨与手段之后，想必心中已有几分判断。不过平心而论，仍须记得：在华传教士共有三千八百五十四人，几乎欧美各国都有其人，所隶属的差会，天主教不下九个，新教不下六十七个。〔注一〕不难想见，各会遴选的标准并不一致。有少数差会虽严守属灵的资格，于别的某些资格却不同样看重；而无论哪个差会，也总难免偶尔派出一两个耽于空想、心志失衡的人。但绝大多数差会遴选甚严，纵有失误也属偶然；通例而论，传教士堪称新教中最好的一类人物。他们整体上都是有学问、有教养、有才干的男女——处处不逊于在华欧美非传教人士中最出色的一等，而且通常还在其上。

〔注一〕（原注：《教务杂志》。）

如今显而易见的是：对某些传教士成立的批评，未必对传教士全体成立。事实上，一般批评者心里所指的，不是天主教的神父，就是某些独立差会的成员。宓吉尤其如此。许多指控连对他们也并不属实；而在我所见的那些多少有几分根据的指控里，十之八九与各宗派差会的传教士无涉。所以对批评者永远可以公道地问一句：「你指的是哪一类传教士？」

界限最分明的，是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分别。天主教神父共有九百零四人。他们来华最久，信众最多，〔注二〕其手法与新教传教士根本不同。没有人否认，神父中有些是心志高洁、见识明达之士，新教中也有些人欠缺智慧。但把两类人大体一比，凡稍知实情的人，都不会认为新教这一边居下。我并不愿对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有失公允。他们中有些人所做的工作，可以称道的地方不少。我本人曾到帝国各处几所天主教的教堂拜访，至今还清楚记得他们待我的厚意；不止一次，我为那种毫无可疑的虔敬与克己所感动。听许多新教传教士说，他们从未听见过关于神父品行的什么闲话，这是叫人欣慰的。在整个华北，我也确实一句都没有听到。天主教传教士的生涯艰苦而狭窄，既无妻子儿女相伴以为慰藉，又无休假，又无医药照料，因为他们没有医药传教士；而神父独居一村的情形，也并不少见。他们于世已死，无家室，亦不指望重返故国；自少年起便受修道生活的训练，被操练成绝对服从、所需甚少的人。他们的志向不在为自己取得什么，而在壮大教会；为了教会，个别的神父毫不迟疑地牺牲自己，只要把一己之利益完全淹没其中，能有助于教会之昌大，便心满意足。有这样一班人，罗马在亚细亚便是一股雄厚的势力。然而一个诚笃献身的人，倘若热心用错了方向，为害或许更大；眼下所议的并不是个人的品格，而是教会的总方针。关于这一方针的性质与后果，我在中国所见的意见惊人地一致；我尽可以从笔记本里抄出几十位可信证人的姓名，来证实我这番话大体不虚。

〔注二〕（原注：天主教徒七十二万零五百四十人——新教徒的数目参看第二百二十三页。）

无论天主教有多少可称道之处，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其手法远比新教更能激怒中国人。在能干而精力过人的主教统率之下，神父们尽力置办一切可以生利的产业，索取高额租金，建造气派堂皇的教堂房舍，又不分什么人一概予以施洗或收作望教者。天主教神父普遍采取替教民出头干预的方针，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经由法国驻北京公使，取得了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五日的一道上谕，授予他们官方的品级，使地方上的神父与地方官平起平坐，随时都有径行谒见之权。无论天主教会本意如何，在中国，无论华人洋人，几乎都有这样一个印象：一个中国人若入了天主教，教会便会无论顺逆、无论今生来世，始终替他撑腰。这里头自然也有例外。沂州府的约翰逊医生对我说起一个天主教徒：拳乱期间，这人悄悄把自家财物搬进沂州府城，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然后提出索赔。左近的非教民被责令赔付，便把事情告知神父。神父传他来问，那人张皇失措地说：这房子他若不烧，义和团也要烧；反正是一定保不住的，不如趁方便时自己烧了。神父当即裁定，损失须由他自己承担。可见神父也并非总是不问是非地袒护教民。

然而凡熟悉天主教会在华行事大略的人，都不会否认：神父们通例总是大胆地替教民的案子出头。这是罗马在中国势力雄厚且飞速扩张的一个秘诀；同样无可置疑，这也是中国人敌视传教事业的主要原因之一。吉布森博士观察多年之后写道：

「在罗马教会的传教事业中，条约上的权利被有计划地——恐怕还不得不说是肆无忌惮地——用来网罗大批有名无实的教民。这些人所以能称基督徒，唯一的凭据就是名字登在本地传道人所掌的册子上；交一笔小小的费用便可入册，至于有无几分基督教的知识与品格，全然不问。一旦他们卷入什么争执或讼事，本地的传道人或神父，甚至外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便出面替他们张目，向地方官施压。更坏的做法也时有所闻：消息传遍那些所谓天主教徒众多的村庄，村民便持械聚集，以武力去支援同教之人的械斗。其结果是，华南的天主教传教事业——我相信华北亦然——为中国的百姓与地方官所痛恨。他们以威吓手段慑服官民，在许多地方博得了表面上的一片声势；然而他们所播下的是仇恨与怨毒的种子，来日结出的果子，形状恐怕不堪设想。」〔注三〕

〔注三〕（原注：《华南的传教难题与传教方法》，第三百零九、三百一十页。）

我同中国官员晤谈时，惯于把话头引到义和团之变中攻击洋人者的动机上去。所举的种种缘由之中，没有一位官员不提到天主教神父在涉及教民的案件里干预司法。在内地好几个地方，这竟是他们所举的唯一缘由。

山东一位明达的官员说：「全部麻烦不出在新教，而出在天主教。新教的教民不常打官司，即便打起来，新教的传教士通例也不干预，除非确知教民在理。天主教的教民却成天缠在讼事里，神父则无论曲直，一律替他们撑腰。神父们似乎认定自己的教民不会有错。结果，许多中国人入天主教，就是为了在他们没完没了的讼事中得着神父之助。既是如此，天主教的教民里多败类，也就不足为奇了。」我问保定的知县：公理会与长老会的传教士那样和气、那样肯帮人，百姓何以要杀这样的邻舍？他答道：「百姓是被天主教干预讼事激怒的。他们觉得同天主教打官司永远讨不着公道，一发狂起来，便不再分辨什么天主教、新教了。」应当记得，保定府的天主教传教事业已有两百年上下，教民约有一万二千人；相形之下，新教近年所收的几百名教民实在微不足道。何况天主教的大教堂壮丽宏伟，礼仪铺张夺目，神父又有官品，行事进取，更把这种悬殊衬托得分外鲜明。因此在保定一般人心目中，「基督徒」一语，自然指的是天主教徒，而不是新教徒。

对方既知我是新教中人，说话或许也须打些东方式的折扣。东方主人待客的礼数，并不总以实情为界；对着天主教中人，那些官员说不定就要归咎于新教了。然而这许多彼此独立、相距悬远的官员，口径如此一致，总不能说毫无分量，何况其所本的事实又那样尽人皆知。中国的天主教徒中，诚然有许多真心的信徒；但就我在中国所听到的几乎异口同声的证词来看，罗马的教会实在成了不肖之徒与复仇之人的一处亚杜兰洞。

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单靠新教中人的证词。谁若肯费些工夫去翻一翻有关此事的外交文书，便能找到充分而令人信服的凭证。一八七一年二月九日，总理衙门致送北京各国公使馆一件照会并八条办法，通篇载明中国政府对传教士及其事业的种种不满与指摘，并拟定了日后的若干章程。照会中有这样一段：

「传教一事，关系到与各国和好的全局，也关系到通商的全局。贵大臣想必深知：凡天主教传教士所到之处，教士与百姓之间便生嫌隙；多年以来，此案彼案，种种争执之端层出不穷。当年天主教士初到中国，人称『西儒』，所收教民大抵尚属安分之人；自一八六〇年换约以来，入教者品行多不端正。于是这原本劝人为善的宗教，反倒为人所轻；因而不得人心。而教民倚仗教士之势欺压平民（即非入教之人），使这种不得人心更甚；尤甚者，则是教士自身的行径：每逢教民与百姓冲突、官府正在查办之际，教士偏袒教民，撑持他们与官府相抗。这样不加甄别地招纳门徒，以致中国的叛民罪犯、讼棍刁徒之流，都躲进教门之中，借这层庇护为非作歹。百姓因此大为不平，积怨既久便成嫌恶，嫌恶再深便成死仇。各处的百姓并不知道新教与天主教原是两途，一概归入天主教名下；也不知道西洋各国彼此有别，一概以『洋人』一名括之。于是一处闹出大乱子，在华的洋人便一体受累；即便在不相干的省份，疑虑猜忌也必大起。」

这件照会及其所附各条读来很有意思，正可见中国政府对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印象。第三条内有如下一段：

「他们（天主教教民）甚至胁迫官府，欺凌百姓。而外国教士不问情由，每每包庇作恶的教民，拒不交官究办。甚至有犯下重罪的歹徒投入教门，立即被收纳庇护（使免于法办）者。各省的外国教士，凡遇涉及本国教民的讼案，无不到地方官衙门干预。譬如四川曾有一案：数名入教妇女侵吞他人（非教民）应得的租项，且致人受伤身死，法国主教竟径以公文体式行文（官府），代为说项。这些妇人无一抵命，四川百姓的怨愤至今未消。」

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于一八七一年六月八日将这件照会及所附各条呈报格兰维尔伯爵时说：

「天主教传教士不分良莠一概招纳，又替这些品行不端的教民出头张目，遂使天主教极不得人心；而一般百姓既不分天主教与新教，也不分洋人与洋人。这并非中国政府不曾设法开导百姓，实在是中国地面太大……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四分之三是法国人，合计约四百至五百人；因此在非教民的中国人口中，天主教既被称作天主教，也照样被称作法国人的教。」

同年六月二十七日，格兰维尔伯爵函告莱昂斯勋爵，说他曾对法国代办讲过这样的话：

「我对加瓦尔先生说：法国传教士的动机虽然最高尚、最可嘉，但我实在不能认为他们的举动，从基督教本身的利害着想是审慎的；而法国代表对他们那些要求所给予的支持，于欧洲日后同中国的关系是危险的。」

美国驻京公使镂斐迪于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日将这件照会及所附各条咨送华盛顿国务院时说：

「细读这件照会，分明可见：对传教士的不满，其大端——若非唯一之端——出自天主教神父以及奉该教的中国教民的作为……他们（中国政府）若肯把不满之处简明陈述，不作曲折铺排，剔去一切无用的浮词，那么所指控的便是：天主教传教士凡居住在通商口岸以外者，自称享有半官方的地位，与本省官员平起平坐；他们否认中国官府对本国教民有管辖之权，这实际上把这一类人从本国治权之下划了出去；他们此举使中国教民得免于法律的惩处，于是给不法之徒以入天主教的诱因，而此种诱因正被大加利用；育婴堂用不正当的手段、违背民愿，把孩子收罗其中，等到父母、监护人与亲友前去认领，要求查看与交还，却一概遭拒；最后，法国政府虽不曾援条约替其传教士主张此类权利，其官员与代表却对这些不法之举睁一眼闭一眼，暗中庇护传教士……我不相信、因而也不能断言，一切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指控都合乎事实、情理与公道；但同时我相信，其中有些指控是有根据的。我从前就此事在公文中所陈的意见，经进一步查访之后更觉确凿……」

同一天，镂斐迪公使又致函总理衙门说：

「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在所举的全部案件中，似乎没有一件是指控新教传教士违犯条约、法律或习俗的。就我所能查明的而言，贵衙门的不满，主要针对天主教传教士的行径与态度；而这些人既由法国政府独任保护与管束，我尽可以理直气壮地推辞不议此事，因为美国政府于此并无直接的利害干系，其国民亦无一人被指为违犯条约或地方法令而滋生事端。」

中国人把天主教与新教混为一谈的这种倾向，在文祥致阿礼国爵士的照会中又可见一斑：

「设使百姓的公愤因这种与官府作对的行径而一旦激起，举国之人都像天津百姓那样痛恨洋人，纵有政府明令，也断难施行，那危险就极大了……各国的教门，源流演变本各不相同，中国百姓却看不出其间的分别。在他们眼中，凡传教之人一概是『西来的教士』；一听见什么诬妄的传闻（说及其中某人），也不再细加究诘，便成群结队去与他为难。」

至于新教传教士，若说这二千九百五十人个个在此事上从无可议，那也是徒劳的。再者还须记得：福音在某种意义上原是一股革故鼎新的力量。基督自己说过，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在异教之地，一个人弃旧信而从新道，多少总要招来些抗议。他不肯再出钱办庙里的祭祀，不肯再拜祖宗的牌位，随之而来的必是一片哗然。教民往往被斥为背弃国俗的叛徒，是与洋人勾结的人。

况且在中国人看来，凡白种人都是「基督徒」，都是「洋鬼子」，一概代表着把中国洋化、把中国瓜分的那股图谋。除非有些地方因亲身交往而懂得了白种人彼此有别，否则一个洋人或一个横暴的外国政府所做的恶事，就要算到这一族所有人的头上——正如美洲拓殖初期，有人妻子被印第安人杀害，便不分青红皂白，见一个印第安人就打死一个，以为报复。中国人对基督教若有什么恨意，与其说是因其教义，不如说是因为它同那些外国连在一起；那些国家被认作是奉基督教的国家，而它们的侵夺，中国人有的是理由去惧怕、去痛恨。

正因如此，拿佛教与回教的传入相比是不伦的；说那两教既然能轻易在中国落地生根，便以此立论反对基督教，那是把事实混淆了。佛教与回教进入中国，都不是外国人带着进取姿态的传布。佛教是中国人自己请进来的，它所以广布，主要是因为它把许多中国的迷信接到自己身上，对中国人的恶习非但不反对，反倒兼收并蓄。一种宗教既不干涉百姓所珍视的任何事物，又给他们心爱的成见添力，百姓何苦要反对它呢？至于回教，前面已经说过，〔注四〕那是早年移民及其子孙的信仰；其信众并不传教，聚族而居，为中国人所不喜，且常与中国人公开械斗。基督教则不然：它是随着洋人进来的，这些洋人无意长住下来做中国社会的一分子，又被视作那些多少怀着敌意与不义之心的国家的代表；而他们所传的道，是一种切近性灵的信仰，反对一切邪恶，拔除一切迷信，志在使每一个人的德行重新造过。既然如此，基督教所受的接待，自然要在若干方面不同于佛教与回教所受的接待。

〔注四〕（原注：见第六章。）

尼科尔斯先生在《北美评论》上所发的责难，是反对传教事业的种种议论中最浅薄的一种。他坚称「传教士受雇并不是来做改革家的」，「他的使命是传福音——如此而已」。

「难道福音不过是一套巧妙的办法，好让拜偶像的人保住他们的偶像、保住随偶像而来的种种恶习，照样进天国去么？基督难道不是一位改革家？保罗以及他的后继者难道不是？他们凭着所传的道，把罗马的偶像丢给了田鼠与蝙蝠，又叫斗兽场再看不见角斗之戏。基督教的光荣，正在于它在真理与公义的问题上绝不迁就。它的使命是靠改造世界来拯救世界……凡懂得基督教之精神的人，谁能看不出：中国一旦归入基督，必与眼下的中国大不相同？」〔注五〕

〔注五〕（原注：登州狄考文牧师博士。）

然而把这些情形一一折算之后，仍有一个事实立在那里：在中国，这一类抵触通常是局部的、零星的。它牵动多多少少的个人与家庭，偶尔牵动一个乡里，却不能把举国之民煽成一场举国暴动的狂热。义和团的仇洋之火，在成千上万既无传教士、也无中国教民的城镇村落里一样炽烈。在宗教这一域内，中国人并非褊狭之民。他们几乎全然没有门户之见。仅仅是又来了一种宗教，本身不至于激起大的反对；因为他们素来惯见几种宗教并存相杂，断不会先就想到第四种信仰会要求人抛弃其余几种。他们多半宁可推想：照惯常的办法，新的尽可以同旧的并行不悖。所以基督教传教士所遇到的最难对付的敌人，不是敌意，而是漠然。

通例而论，中国人并不激烈地反对新教传教士之为传教士。各差会的方针，是凡不必要的地方，一概不干涉本地的风俗。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五日的上谕给了天主教神父与主教官方的特权与品级，中国政府愿以同样的待遇给新教传教士，而全帝国绝大多数的新教传教士明白地谢绝了这一提议，何尝觊觎与中国地方官平起平坐。

「传教士最要极力避免的，恰恰是把教民变得不像本国人。至于通商口岸的教会学堂，其中的洋化之风，主要的责任也不在传教士。把子弟送进这些学堂的中国人，本来就要他们的孩子学些洋本事。何况此类学堂，在美国传教士于中国所办的庞大教育事业中，不过占极小的一部分。」〔注六〕

〔注六〕（原注：狄考文牧师博士。）

许多传教士——尤其是内地各站的——穿中国衣裳，剃头留辫。传教士无论在哪里都学中国话，设法与百姓相通声气：教导幼童，医治病人，安慰临终之人，荒年散放赈济，传讲和平与善意的福音；凡持平之论者都承认，他们是正直、明达而有用的人。不但男子，连妇女也远行入内地，男子还常常独自一人、手无寸铁地走。他们进百姓的家门，在村头街上讲道，在中国人的屋里毫无防护地过夜，各色人等都待他们以厚意。

长老会在济宁州的经历，可见几十处地方所发生的情形之一斑。一八九〇年，亨特医生与莱恩牧师想在那里开设教站，结果被暴民围攻驱逐，几乎丧命。但到一八九二年六月，劳克林牧师到来，获准置买房产；同年九月又得以携眷前来，正式定居。附近有世代为盗的匪帮，不止一次袭击教会的院落。但传教士和平的用意与造福的行谊渐为人所知，公开的敌对遂告止息。义和团事起之时，那里已有受洗的成人约一百五十名，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儿童与慕道者。在整个乱局之中，教民只有两人背教，其余的始终抱成一团，照常聚会。教产在整个期间丝毫未被惊扰。诚然，当地官员是友善的；然而连巡抚袁世凯的势力，也不能保住他自己的省城不受损失。而在济宁州，竟一物未动——这正是百姓对他们已然爱戴的传教士何等亲善的一个有力凭证。我随复归的传教士走近那座城时，有三十来人满面喜色迎上前来。将近一年没有传教士在身边，他们见了劳克林先生，那份欢喜是掩不住的。我们穿城往东南关外的教会院落走，几乎家家门口、户户窗前都有人含笑躬身致意。有这份热忱的还不止教民；各色人等中，直言表示敬重与亲爱的很多。

至于有些批评者要我们相信的，说未婚女传教士的到来大大冒犯了中国人的礼法之见，这也并不确实。诚然，在一个女子人人都该早嫁、行动又受严格拘束的国度里，一位未婚女子无论何等端谨，其身分有时也要被人误解，弄得很难堪，直到那一方人对她的事业与品格熟悉了为止。但中国人在这上头的反对，却被那些素来敌视一切传教事业的人大大夸张了——他们本就偏向于把这题目上的闲言碎语尽量拿来做文章。即便这误解当真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普遍而深刻，也不能由此断定应当把单身女子撤回；因为这种误解出于一种关于女性及其与男子、与社会之关系的虚妄而有害的观念，而基督教所应当矫正、也确在矫正的，正是这种观念。就此而论，单身男子的身分也同样为人所误解；而全中国被中国人恨得最切的，莫过于通商口岸的白人商贾，批评传教士的话大半正出自这班人之口。凡在中国办事的差会，经验都表明：一座中国城镇不久便能看出，未婚的女传教士是心地纯洁、胸怀宽大而不为己的工作者，她出于最崇高的动机，把自己献给妇孺的教育，献给对病苦之人舍己的服事。在百姓心目中，再没有比未婚女传教士更受爱戴的洋人了。

说传教士要为领事与炮舰的接踵而至负责，未免太不通了。真正的传教士出门时，既没有领事，也没有炮舰。他把一生用在纾解异教之地的凄惨境况上。他所倚靠的不是人，是神。然而他的工作一见成效，商人便来了，要在这新市场上买进卖出。政治家对新辟的地面投来贪婪的目光。基督教使人开化，开化又增多了人的需求，刺激了贸易，打破了种种壁障。近代文明的条件于是形成。这才派来了领事——不是因为传教士请求，而是因为他的政府愿意派。迟早总有地方上的事故发生，政府便借此机会，去推进自己在土地或商务上的野心。「还说是传教士的责任！」杰瑟普博士写道，「欧洲的外交家们心里明白得很。倘若没有人去攫夺海口与腹地，没有人把近代的新法与欧洲的货物硬塞进中国人的喉咙，传教士今日还会像从前一样，无人来惹。」

中国人所厌恶的是洋的东西，是对他所珍视的风俗与传统的干犯。一条铁路比五十个传教士更叫他惊恐、更叫他动怒。一张犁铧所犁断的迷信，比一所教会学堂还多。他不要我们西方文明的那一套，谁要硬推给他，他便不平。倘若在中国动作的只有外国传教士一种力量，仇洋的风潮根本就不会兴起。有一点很耐人寻味：那些抗议说我们不该把宗教强加于中国人的人，似乎并不觉得把贸易强加于中国人有什么不妥。中国人的敌意，最初激起它的不是传教士，而是商人与政客；传教士所以首当其冲，主要因为他来自商人与政客的国度，被人认作可恨的洋人一族中的一员，与他们混为一谈。

在这整个题目上，我曾费过一番心力，搜集了一些人的证词，这些人的身分既是见闻广博的保证，也是持平不倚的保证。

前任美国驻华公使西华德阁下说：

「一般人把传教事业看作滋事之端，未免言过其实。传教士中不是没有摧毁偶像的人，但那并非他们的本色。他们大体上都是有学问、有识断的人。他们所倚仗的是属灵的兵器与良善的作为。传教士每树一敌，便结五十个朋友。那一个仇敌或许能鼓动一群愚民去攻击他。我在中国的时候，常为有传教士在那里而暗自庆幸。商人与官员之中也有好人能人，但唯有传教士，才让人看见一个洋人在行善之事上还怀着别的目的，而不止是那些真当称作自私的目的。传教士在教育上、在医药救济上以及在别的慈善事业上所行的善，怎么说都不过分。中国若只有传教士这一种影响，那个伟大民族的振兴便可稳步向前……我并不是教会中人，但对我在中国所认识的传教士，我怀着最深的钦敬。他是一股向善、向和平的力量，不是为恶的力量。」

也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安吉尔校长，对「中国人是否厌恶基督教的传入」一问，作如下的答复：

「不，就那样广泛的意义而言并非如此。他们似乎并不担心自己的宗教会保不住。与其说他们反对传教士与基督教，不如说他们反对传教士是洋人。这场暴动更要紧的一个原因，是甲午之战以来民间普遍的疑虑，疑心洋人要瓜分中国。凡此种种，引起摩擦与激动，本不足怪。中国人愿意被人撇下不管，而『洋人』这一个词，便把眼下这场祸乱的大原因说尽了。」

在美国驻华公使任上历十三年的田贝阁下写道：

「对这些在中国与远东生与死的男男女女，我毫无保留地、用舌头所能说出的最有力的言语，致以我全副的、毫无掺杂的嘉许……中国人从传教士的劳作中得益极大，这是谁也驳不倒的。外国医院于病人是一大恩惠。在教育一事上，其规模更是浩大。全中国到处都有传教士所办的学堂与书院。各城又有许多外国办的收容所，照料着成千上万的孤儿。传教士把许多科学与哲学的著作译成中文。又有种种戒烟的医院，医治染此恶习的人。又有实业学堂与工场。又有许多中国人自己的教会。那些教民的虔敬，似乎不亚于任何别的民族。就我所知而言，我能够、并且我确要说：在华的传教士是舍己的；他们的生活是洁净的；他们献身于自己的事业；他们的影响于本地人有益；技艺、科学与文明因他们的努力而大为传布；许多有用的西书由他们译成中文；一切慈善之举都以他们为首，他们自己大力捐输，又亲手经理别人托付的款项；他们确实收得教民，而这些教民因归信而在心智上受益。」义和团事起之后，他又补了一句：「我不相信中国这场暴动出于对传教士或基督教的仇恨。中国人是善思之民，行事很少不先推求其因果。他们眼看自己的土地一块块消失，变作洋人的产业，激起仇洋之心的正是这个，而不是传教士的举动或他们所传的道理。」

现任美国驻华公使康格阁下也屡次作过类似的证言，公开向传教士表示他对他们「高尚行谊的个人敬意与深切感激」。

前国务卿、曾在中日议和中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福士达阁下写道：

「我细加访查与观察之后所得的意见是：中国的多数人口，尤其是平民百姓，对传教士及其事业并无特别的敌意。偶尔也闹出些乱子，但追究起来，几乎无一例外都出自士绅、候补官员以及有权势的那一等人。这些人往往固执自负到极点，认定传教士所传的道会倾覆现有的政教秩序，而在他们看来，这秩序是一套完美的体制，又因年代久远而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整体而言并非宗教上的狂热之徒；倘若不是别的缘由激起了举国的仇洋之心，传教士本可安然无扰地去与佛道相争，去经营他们兴学办医的事业。」

义和团之变时任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的伍廷芳，一面坦然承认「传教士所处的地位极其微妙」，「我们也不可闭目不看这个事实：有些人热心过甚，行事失之鲁莽」，一面同样坦然地补充道：

「一向有人以为，中国的仇洋情绪全由传教士而起。这一指控是不公道的。传教士在中国做了许多好事。他们把有用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科学与教育的刊物，在各地设立学堂。医药传教士的善举，尤其收效卓著。」

已故美国总统哈里森阁下答复我的询问，只有一句简劲的话：「倘若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的当真，那么该受指摘的不是传教士，而是首相们。」

美国陆军的威尔逊将军，驻京美军的副统帅，也添上他的证词：

「继早年的耶稣会士之后，我国的传教士差不多是最早进入那片广阔园地（中国）的人。他们大抵是笃信而有学问的人，如马礼逊、布朗、丁韪良、卫三畏之流；他们以真正属神之人的身分竭尽所能，要叫异教之民看见：外来的生人未必就是公敌，也可能是一种更高更好的文明的报信者。这些人和他们的同工，在帝国各城各省创办了医院、学堂与书院，凡明达的中国人都公认那是于百姓有纯然之福的所在。这番造福的事业已花去数百万元，其结果是把一个信念缓慢而确实地传播开来：外国的技艺与科学胜过风水与本土的迷信。」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阁下断然声言：「把义和团之战归咎于传教士，是荒唐的。中国人恨他们，不过因为他们是那一大股洋势力的一部分，而那股势力眼看要把中国的成法根本颠覆。」

一九〇一年春，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总督致书本省的浸礼会与长老会传教士，中有如下一段：

「诸位先生在中国传教多年，无不以义劝人。贵教规条严整不苟，凡入教者自当遵守。贵教立规之际，亦处处留意不违中国法度。如此，何从说得上有不忠之事？为破此等诬枉之词，本部院已饬出告示。此后本部院意在使地方长治久安，教务自可日臻兴盛，而诸位先生劝人以义的宗旨，本部院亦可为之推行。此次变乱，实属非常。致令诸位先生水陆奔波，跋涉长途，备受惊恐危难，本部院思之，深觉不安于心。」

一桩指控既已被这样内行而不存偏见的证人驳得体无完肤，谁还要重提，便不免要以见识或诚实为代价了。明恩溥博士说得好：「在这许多行事之人各色各样的举动之中，若说基督教不曾有过被陈说得走了样、以致被误解的时候，那是徒劳的；但总的说来，此前一段时期，无论民间还是官府，对基督教的好感都已显著，而且日增……那场把中国从根基上撼动的大震荡，出于种种积渐而成的普遍原因，其运行虽缓，其结果却是必然的。那是中世纪与十九世纪那已然成熟的基督教商业文明的相撞，尽管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附带的东西，既不合基督教，按真正的意义也说不上文明。即便基督教从不曾传入中国，这样的一场冲突也总要发生。」〔注七〕

〔注七〕（原注：《基督为王》，第二百零四至二百零六页。）

二十二〔第四编〕中国的基督徒

传教这股力量究竟生出了怎样的实效，须看那些已经领受基督教的中国人，才见分晓。商业那股力量正在造成一场经济上的革命，政治那股力量结出了义和团之乱，传教这股力量则正在催生一场浩大的属灵运动，并且渐渐凝聚成一个中国自己的教会。关于中国信徒的品性，议论已经很多，也有人怀疑他们信仰的真伪。诚然，他们有时候很磨传教士的耐性。可是本国的牧师难道就从不曾为会众的行事而烦恼么？我倒相信，中国的信徒若与在美国随手拣出的同样数目的人相比，并不逊色。有个中国洗衣匠在门上给他的洋主顾贴了一张很有意思的告白：「请诸位帮我们守安息日为圣日——礼拜六十点钟以前把衣服送来。」又有一处人家夜里聚赌，银钱易手甚多，第二天清早中国仆人就辞了工，对女主人解释道：「我，基督徒；我不住在拜偶像的人家里！」中国的信徒并不是天气好、或者讲题动听才去做一次礼拜；他也不会晚上有娱乐就精神健旺，一到祈祷会的晚上就头疼。例外自然是有的，但按常例，中国的信徒不论什么天气都按时敬拜神。有位传教士告诉我，他那里周间聚会的人数与礼拜日早堂一样多；他教会里每一个人吃饭都谢恩，家里都有家庭礼拜，也都设法把尚未归主的亲友领到基督面前。美国若有哪位牧师能这样说他的会众，那他真是谦逊得不肯声张了。

不过这样的比较，对中国的信徒终究不公平。该拿来与他相比的，不是占尽了便宜的欧美人，而是他自己的同胞。「在你们本国，你们享用的是一千多年前就栽下的基督教所结的熟果。神的道在这许多基督教的世纪里一直在你们中间。你们全国各处都有受过高深训练的圣职人员，有才干超群、热心奉献的长老，还有一整支各色各样的教会工作人员。你们在基督教的社会空气里做工，在安定的基督教政府之下做工。你们有浩繁而丰富的基督教著述；纵有种种缺陷与阻碍，你们身后毕竟有基督教传统的分量，有基督教榜样的厚藏。在这样的境遇里、这样的空气里，凡担着基督徒之名的人，有什么是我们不可以指望于他们的呢？而那些刚刚从异教的死寂与麻木中挣脱出来、其中许多人并未读过书的信徒，我们偏要拿同等的造诣去考验他们信仰的真伪，这又有什么公道、什么道理可言呢？」〔注一〕

〔注一〕（原注：吉布森书，第二百三十九页、第二百四十页。）

真正该问的是这一句：信了教的中国人，是不是比没有信教的中国人更好——更有德行，更诚实，更公道，更可靠？答案明白得很，凡晓得实情的人都不会有片刻的疑惑。今日中国最好的男男女女，就是新教的信徒。这并不是说凡入了教的都好，凡未信教的中国人都坏；而是说，拿寻常的信徒与寻常的异教之民相比，前者在那些构成品格与操守的事上高出许多，简直无从计量。「那些已经得着新生命的人，良心并不是一下子就改换过来的；然而这改变确实在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事一旦成就，中国这个帝国里便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一把防腐的盐，一团遍透全团的面酵，一粒必按其本类结实、且越结越繁盛的种子。」〔注二〕

〔注二〕（原注：明恩溥《基督为王》，第一百零七页。）

我们若再想一想中国的信徒是在怎样的处境里听见福音的，他又必须克服多少艰难，他的品格就更显得可敬了。关于这一层，吉布森博士下面这一段话很不寻常，值得全录：

「在那边，这场大较量是把一切外来的帮助都撤去了打的。福音进中国，没有任何辅助之力。它是由外国人结结巴巴的口舌讲给百姓听的。接受它的人，得不到一点今生的好处可以指望。他们要逆着自己一切先入的成见，逆着本族人一切的偏见。我们纵然极力向各样的人作各样的人，也终究没法把所讲的道迁就他们的心思。……我不知多少次望着一群未信的中国人的脸，深深觉出他们的心与我的心之间隔着多少道墙。在我看来无可辩驳的道理，对他们毫无触动。就连我们用来传达宗教观念的字眼，在他们心里也担不起我们所要装进去的百分之一的意思。我常常想，我若把全副精力用上去，劝一个中国人改一改褂子的剪裁，或是在农事上试一试新法子，也一定是白费唇舌。然而我却站起来求他改掉一辈子的习惯，从祖祖辈辈积下来的一切成果中挣脱出来，把自己放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讥诮之下当箭靶，从那塑成他这个人的整套牢固的社会体制中脱身出来，单凭一个素不相识的生人一句话，就纵身跃进一种新的、未经试过的生活这场险事里去；那生活所在的道德境界，于他几乎还是不可思议的，其中的准则与赏赐高过他的念头，正如天高过地。我既然绝望于用我的道理说动他改掉最小的一个习惯，却仍旧向他开口——不是轻率地，而是怀着盼望地——求他把整个人交出来，去受一场于他而言等于把全世界重造一遍的改变。『我信，正因其不可能。』我信这事能成，正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办不到；哪怕最小的一点成效，也是神能运行的凭证。传教士若不肯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就必得从生命的最深一根纤维里相信圣灵。我拣定了信；不，我是被逼着非信不可，因为我亲眼看见过。

「我并不是说，人一讲道就当场看得见结果。至少在中国，这是难得有的。然而靠着神的大能，结果终归会来。我们见过污秽的生命变得洁净，心碎的人变得欢喜，虚伪奸曲的变得正直诚实，暴戾残忍的变得慈和温柔。我见过七十岁、八十岁、八十五岁的老妇人，把一辈子的迷信、把多年辛苦破费的拜祭所积下的功德，一概抛开，在几乎已临坟墓的时候，把一切都押在一个新听见的信仰、一位新寻得的救主身上。我们见过不可救药的赌徒成了忠心热切的传道人。我们见过穷人从自己的穷乏里拿出东西来，周济比他更穷的人。我们看见许多中国的信徒，从前是褊狭悭吝的，如今每年从辛苦挣来的月钱里拿出一个月、甚至更多，捐输给教会的事工。我们看见迟钝无学的人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的道理，对基督真理的认识不可思议地长进，并且学着照那教训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见过骄横暴躁、从前在村里说一不二的人，因为认了基督，甘心受伤害、受损失、受侮辱，直到连仇敌都被他的温和羞得无地自容，与他和好了。这些经历过这一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又在招聚别的人，一个一个地建起一个基督徒的团体，在四围未信的人群里，成了一切美善之事这一边的力量。……样样东西都与它为敌。它把根扎在不相宜的土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佛教曾经拈出一个美丽的象征，自己当不起，那象征却正可以归给它——就是莲花。莲花把根扎在腐泥里，从污浊死寂的水中顶出叶的枪尖与花苞，又把一尘不染的花瓣举到万物之上，在酷烈无情的日头底下，依旧洁白、无瑕、芬芳。中国的基督徒生命正是如此。它在那里存在着，本身就是一场连绵不断的生命的神迹，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注三〕

〔注三〕（原注：《华南的传教问题与传教方法》，第二十九至三十一页、第二百四十页。）

有人说，这些亚洲人入教是为了得好处。那么，下面这件事又怎么解释呢：他们在极深的穷乏中，去年为教会的事工每人捐输了二元五角，按各自力量的比例算，比本国的信徒所捐的还多。杜冈那些穷苦的农人合租了一块地，共同耕种，所得供养主的工作；北京教会学堂的女学生不吃早饭，省下钱来奉给她们的教会；山东书院有八名毕业生辞去了薪水优厚的教职，去做自养教会的牧师，只领微薄的束脩。说是「吃教的」么？有些人无疑是的，正如本国也有人为着生意上或交际上的目的加入美国的教会。可是那些中国的信徒从外国得的接济一年少似一年，人数却一年多似一年。

况且在中国做基督徒是要付代价的。仕进之望必须一概断绝，因为每一个地方官的职分里都有基督徒不能主持的庙祀之礼。对寻常的信徒来说，生意做不成、被乡邻摈弃、受刻骨的憎恨，乃是常付的代价。北京附近有个年轻人，因为入了教，被打了三回，村里的水井、磨坊都不许他用，庄稼的互保也把他革了名。有个寡妇被人用绳子套住脖子拖过街市，用铁棍打得皮开肉绽、直见骨头，行凶的人一面打一面嚷：「你还跟洋鬼子不跟了！」那位中国的圣徒答说，她跟的不是洋人，是耶稣基督，她决不肯不认他！

于是到处都有这样的凭证：服事的忠心，患难中甘心领受的苦楚，从微薄的家计里按时的捐输。那些自以为明智的批评家还在告诉我们异教之民无法归信，异教之民却不但已经归信，而且显出一种献身与克己，足以叫基督教国家里许多人羞愧。华北有一次长老区会聚会，本地的牧师们天不亮就开了两个钟头的祈祷会。这样的祈祷会在美国是不常见的。那么，华北那个小小的区会那一年录得二百九十二人受洗，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也不是孤例。每个礼拜日都有小小的会众聚集；每一天都有本地传道人把圣经的故事讲给留心听的同胞。

在中国传教的历史表明，要使一个中国人归信基督，比别处有些异教之民费时更久；但他是可以归信的，而且一旦归信，他持守新信仰的坚韧与刚毅，纵是最惨烈的迫害也难得动摇。义和团之乱中，中国的信徒受了血与火的洗，他们的表现雄辩地证明了他们信仰的真实。其中有些人失足，原在意料之中。就是在美国，也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忍受艰难」。随便在哪里找一百个人，告诉他们若不弃教，房子就烧掉，生意就毁掉，妻子受辱，孩子脑浆涂地，自己也要受鞭打、被砍头——总有一部分人会退缩。

同样在意料之中的是：乱后信徒见自己这一边的人正踏着倒下的仇敌耀武扬威，其中有些人未免过于得意，趁机报复仇家，或者向他们索钱，算作保全的代价。报复之心，在中国与在美国一样，都是人性里很强的东西。联军是受过教育、久历戎行的军官统带的，是老基督教国家来的外交官节制的，尚且在当时的刺激之下一任贪欲横流、报复残暴；那么，有些刚从异教里出来的中国信徒，对那些毁了他们家业、杀了他们妻儿、又像追野兽一样追捕余生者的人怀着复仇之心，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些地方，传教士要按住这股气，着实费了力气。还有一层也是免不了的：洋人得胜之后一片混乱，有些「豺狼」披上了「羊皮」，假冒信徒，向吓破了胆的村民勒索钱财，或者捏造损失向洋人冒领赔款。

然而我走过那些劫后的地方，看见可怕的残破，听了信徒与传教士的叙述，对着一小群一小群的幸存者，越发知道他们熬过的是怎样惨烈的一场磨难；我所惊异的不是竟有人屈服，而是竟有那么多人站立得住。上谕迭下，勒令他们弃教，不从者重惩，顺从者则许以保全。青州府衙门墙上贴出的一张告示，与成百张告示一个样子：

「大沽炮台已被华军夺回。董福祥统带义和团与诸位神女，毁洋人兵船二十艘，杀洋兵六千名。七个鬼国的领事前来乞和。董大帅如今已将洋兵杀尽。二毛子（即本地教民）必须处死。董大帅已令义和团前往各洋国，把他们的鬼皇帝从洞里揪出来。一个洋人也不许留。凡不是中国人的，都要剿灭。」

要算出这样的官府文告在无法无天之徒心里生出什么效力，并不需要多懂中国人的脾性。

某座中国城里传出话来，说某日起凡未曾弃教的教民都可以任人抢掠。四面八方的亡命之徒蜂拥而来，急着赴这场屠场之约。莽汉们指点着他们打算掳走的妇人。而中国的教民既无洋人可以护庇，也没有一队兵、一艘兵船。

那些可怜的人，属灵的婴孩期还没有过去，却在那样可怕的危急关头孤零零地一无倚靠地站住了。美国的一堂会众，经得起这样的煎熬而不退缩么？凡能安安稳稳照着自己良心所信去敬拜神的人，该当感谢：他们信仰的真伪，从来不曾受过这样极致的试验。

那些日子，对中国的信徒是艰难的日子。登州文会馆有两名毕业生在污秽的牢里熬了好几个礼拜，其实他们随时可以弃教换得自由。保定府的孟牧师是孟子的嫡裔，乱起的时候他在离家一百二十英里之外，原本身在安处，却赶回来与自己的群羊同死。人把他刺伤，把他的胳膊扭脱了臼，又用点着的蜡烛烧他的背，逼他弃教。可是他始终不肯出卖自己，也不肯出卖自己的教友，终于被斩首。

没有读过书的乡下人，在尽忠这件事上一点也不落在有学问的同胞之后。有个贫苦的厨子被抓去痛打，割了耳朵，又用刀划烂了嘴与脸颊，还受了别的说不出口的残害。然而他站得像初期教会的任何一位殉道者一样稳。

有一位中国传道人不肯背教，在光着的背上挨了一百板，这血肉模糊的人随即被告知：要么顺从，要么再挨一百板。换了我们会怎样回答呢？我们这些从来不曾为主受过苦的人，说到自己会怎么做，还是谦逊些的好。可是那个被打烂了、半死的中国人喘着气说：「我看耶稣基督比性命还要紧，我决不认他。」第二个一百板还没打完，他就昏死过去，被人丢下当作死了。有个朋友夜里把他抬走，给他洗伤，暗暗调养，居然活了过来。我在中国的时候见过他，恭恭敬敬地看了那道道伤痕纵横的背——那上面带着「主耶稣的印记」。北京使馆界里收容的几百名中国信徒，没有一个辜负过收容他们的人。「正午的酷热里，夜间的大雨里，枪弹炮火的风暴里，他们打仗，装沙袋，筑街垒，挖壕沟，唱诗，向那位洋人教他们去爱的神祷告。」连孩子也是忠心的。在致命的子弹尖啸、房屋燃烧的轰响之中，人听见少年勉励会的童声在唱：

「主耶稣来的时候，再没有幽暗的幽谷。」

义和团之乱中，中国信徒这一类的事例几乎举不胜举。受逼迫的信徒竟这样坚忍，以至于义和团在许多地方把受害者的心剖出来，想找出这样崇高的信心的秘密，还说：「他们吃了洋人的药。」在这些卑微的中国人身上，世界又一次看见了活的信仰，又一次看见英雄的时代并未过去，又一次看见有男有女甘愿为基督而死。千千万万人所受的逼迫，其惨烈不下于当年尼禄的园囿与角斗场里初期门徒所受的。他们若是假冒为善的，为什么不弃教呢？巴布科克博士说得好：「人家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份虚伪，他们只要有十分之一，就可以免于殉道了。」然而他们当中成千的人宁死也不肯弃绝信仰，另有成千的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

美国前任驻华公使田贝说：「中国的教民背弃信仰的不到百分之二，许多人从容殉道。我们别再叫他们『吃教的』了。他们在英国使馆与北堂的表现，值得一切称许。」〔注四〕毫无疑问，中国的信徒作为一个整体，经受血与火的考验，与同样数目的美国信徒所能经受的一样好。

〔注四〕（原注：一九〇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来信。）

传教士最难办的一件事，是对付那些确实弃过教的人。有些情形实在可悯。贫苦无知的人流着泪认自己的罪，说他们并非有意不认自己的主，只是不忍看妻子受辱、婴孩的头被人往石墙上摔碎。另有些人承认，光着背挨那一百板时他们还站得住，过后却神志昏乱，为了躲开血肉之躯再也受不住的痛楚，自己说了些什么也只模模糊糊地知道。还有一些人作了一种分别，这分别我们听来陌生，在东方相沿的观念里却很自然：心里的信与口里的认，本是两回事；所以他们在外面、在一时之间向风暴低了头，自己并不觉得就此弃了信仰。山东一位最好的中国牧师，挨了二百鞭，背上被打成了肉泥，有人问他「你离不离开鬼子的教」，他有气无力地哼了一声算是应承。可是他事后解释说，他答应离开的是「鬼子的教」，并没有答应离开基督的教会。这中间的取巧，在他看来不像在我们看来那样显然——我们的道德辨别力是几百年基督教教养磨利的，而中国人未曾得过这样的教养。

剿灭一切洋人与教民的告示贴上青州府城墙的时候，有一位存心相善的官员示意：中国的牧师们若肯签一纸文书，声明「不再奉行洋教」，他就当作足够了，代他们全体的教友受下，不去执行那道命令。拿办每一个教民的签票都已经写好。远村的歹人正赶来赴这场抢掠与淫乱的狂欢。已经有两个妇人被杀。牧师们该怎么办呢？没有传教士可以指点他们，因为早在多时以前，领事就下令所有洋人一概撤出内地了。这几位痛苦万分的牧师决意牺牲自己，保全无辜的教友，走一道放弃「洋」教的形式。要明白他们所受的试探，「洋」这个字非着重不可，因为中国的信徒并不觉得基督教是洋的，他们觉得那既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况且有人叫他们明白，这不过是一纸官样的托词，无损于他们心里的信仰，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好教那位存心相善的地方官有个由头去保护教民。他们并没有被要求行什么拜偶像的礼，也没有被要求公开背教，只是在一纸「不再奉行洋教」的声明上签个名。有人劝他们说：「你们这不但不是弃教，倒是在拦阻别人弃教。」

他们的决定，最好还是用吴建成牧师自己的话来说。他说话时激动得眼泪顺着脸淌下来：「我一想到这些人——他们大半上有老、下有小，全靠他们过活——一想到我若不签这张纸，他们要落得怎样的下场，我就实在忍不下心。我决意把这羞耻与这罪过担在自己身上。」

把这件事讲给我听的是英国浸礼会的布鲁斯牧师，他说得很对：「这样一段叙述，又悲又痛，其中却不乏高贵之处，谁听了能不动恻隐、不落泪呢？」传教士对待弃过教的信徒，正是用主对待犯了罪的彼得时那样显明的温柔心肠。至于那些冒充的骗徒，他们就没有这样宽容了。狄乐播牧师曾把两个假冒信徒、敲诈良民的无赖送了官。对于那些像美国有些人遭了火灾之后一样、把自己的损失估得漫天高的信徒，传教士也毫不含糊地对付。不过这都是例外的情形。

总而言之，欧美的基督徒对中国那些为良心的缘故受了这许多苦的同道，理当有更深的同情与敬意。他们经过这场可怕的焚烧，得了洁净，受了管教，属灵的力量比从前更强。像五旬节以后的使徒一样，他们「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中国的教会还没有强到可以完全自立自养，但它比从前强得多了，对那永在内住的圣灵也自觉得多了。它已经领会神有大能，能在死亡的凶险中保守人的灵魂，能叫最软弱的人作出最有力的见证。它已经借着屈辱与认罪，学会除掉自己的罪，束上腰迎接新的争战与新的得胜。……它最有才干的领袖，比受试炼以前更可信靠；众信徒之间有一种合一与凝聚，不久的将来必定结出果子来。」〔注五〕

〔注五〕（原注：明恩溥《基督为王》，第二百一十二页。）

二十三〔第四编〕经济情形变迁所带来的重压

前面一章曾说到亚细亚的经济变革〔注一〕，这场变革重重地压在中国的基督徒身上。就其加于普通信徒身上的压力而言，各传教部无力给予足够的救济。无论在国外还是在本国，有一条铁则必须守住：基督徒须量入为出，买新东西只能买付得起的。若行别样的方针，只会落得彻底的破产。在这里，人也一样必须「做成自己得救的工夫」；传教士一面要把人从野蛮的社会情形里拔擢出来，一面也当断然反对那种不顾将来的贪快心思——正是这种心思，叫一个裹着毯子的苏族印第安人赊账去买一辆胶皮轮的游览马车。

〔注一〕（原注：第九章。）

可是本地的牧师与教员又当如何呢？照十年前的薪给，他们已经活不下去了。寻常传道人的问题倒还不算难。他们出自平民，自幼习于清苦的日子，教众所能全数或大半担负的那点薪给，通常与他们不入教时本可挣得的收入相当。但有些本地牧师出身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是受过教育、有教养的人。他们不能住泥屋、赤着脚、只围一条腰布，一天靠几个铜子的米过活。他们不但须有较好的房屋、饮食与衣着，还须有书籍报刊以及读书人所需的种种器具。这些东西不单是他们自身生计所必需，于事工也是紧要的，因为要在上层社会中替基督教争取人心，主要就靠这班人。这并不是讲排场、图安逸的问题，而是起码的体面，是生活中那点简单的像样处——美国一个匠人尚且享有，而对一个有修养的人家来说，低于此便落到自尊所不能容的贫窘里去了。然而这样的体面需要一份薪给，而这份薪给除极少数地方之外，眼下是各教会所付不起的。一位传教士写道：「我们的牧师照理该过他们百姓中中等人家的日子，可是近年物价大涨，他们过得比中等人家还不如。」

其结果不单是窘迫的清贫，有时还生出受了亏待的心思，甚至有人经不起诱惑。且举一例：有一位中国牧师，每月只得墨西哥银元十元（合美金五元），却要养活妻子与五个孩子；他为贴补这点微薄的进项，去帮人打官司，把自己的德望全毁了。他觉得非做点什么不可，几乎什么都肯做——这难道值得我们诧异么？

可是这笔如今非加不可的薪给，该由谁来付呢？人的头一个念头总是指望欧美的传教部，于是传教士与信徒便一再恳切地吁请增拨经费。然而这条路纵能解一时之急、济一事之穷，作为长久之计却显然行不通。倘若这情形只是零星的、局部的，或许还另当别论。但它是普遍的，或者正迅速变得普遍，而且将会长久如此。若以为各传教部的进款足以担负中国日益增长的教会中千千万万牧师、教员与传道人所增的全部生活费用，甚或其中的大半，那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美国的基督徒在本国各样事工上已经担着很重的责任，海外传教的开支又已有如今这般规模，再要他们添上这样庞大的负担，是不合情理的。纵使他们能够、也情愿如此，其代价便是事工再不能有丝毫扩充；同时，这还会把亚细亚本地牧师与传道人本已薄弱的自立之心，削弱得更甚。

再者，美国平常的捐输者自己也正受着同样的压迫。所谓「繁荣之世」，使匠人的活计更为稳当，使生产者有了更好的销路，又使许多本已富足的人财富大增。但靠固定薪给过活的人却发觉，「繁荣」把货物的价钱抬了上去，进项却没有照样增加。千百万美国的教友觉得如今捐输比十年前更难了，因为收入大致如旧，肉食、杂货与衣着的价钱却都要多付。诚然，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银根紧迫之时，许多人的薪给被裁减过，其中有些后来虽恢复了原数，却少有超过原先水平的，还有些至今不及从前。同时官方的统计显示，食物的平均价格比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九年这十年的平均数高出百分之十点九，比物价最低的一八九六年高出百分之十六点一。〔注二〕有人辩说，工人的工资也照比例涨了。这话用在有组织的劳工身上或许不错，用在那既非资本家、又不入工会的广大中等阶层身上，却显然不合。教会的教友大半出于这个阶层，对他们来说，「赖特先生的报告不能给人任何宽慰。生活费用上涨，打击他们最重，因为他们的收入并没有跟上。说实在的，他们今日的境况，比八年、十年乃至十五年前还要坏些。」〔注三〕公认为权威的《邓氏评论》断言，二十年来过日子从没有像如今这样费钱，又说到一九〇四年三月一日，各种面粮的平均价格比七年前高出百分之三十。

〔注二〕（原注：劳工专员赖特阁下一九〇三年的报告。）

〔注三〕（原注：《青年伴侣》，一九〇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合众国的基督徒既担负自家养家这些加重了的用度，又替中国的教会担负同样加重了的用度，显然是办不到的。

既然亚细亚生活费用上涨的难题不能靠美国多捐来解决，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一位有阅历的传教士说：「向美国多要，像是往后退了一步；可是听任现状不管，便要眼看着我们的教会大受挫伤。」可举出四条可能的办法。

其一：停止一切事工的扩充，把进款所增的部分尽数用来加薪。这一条无疑值得郑重考虑。现有的工人既然薪给不足，那么开辟新的工场、扩充旧的工场，究竟到什么地步才算正当呢？各传教部显然应当细想这一层。事实上许多传教部早已想过了。长老会传教部曾屡次谢绝设立新站的恳切请求，理由是那样做便对不住现有的事工。但作为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此议有很大的难处。活的事工必得生长，而支配这生长的活的力量，或多或少是传教部所控制不住的。传教部须向其后盾的教众负责，而这些教众有时会不容分说地要求进占一处新的工场，菲律宾群岛便是一例：有几个传教部起初议定不入菲律宾，后来迫于本宗派舆论的压力，不能不去。况且传教士自己在要求扩充这件事上也一样执着。有些传教部简直被这类呼吁淹没了。那些最力主在现有事工得到更好维持之前不再扩充的传教士，有时恰恰就是极力主张在自己那片工场上破一次例的人，却不曾想到：「破例」的说辞既然动辄就提，那便成了常例而不是例外了。而各教会与传教士通常也并没有错。神正在召唤他的子民往前走。他的声音往往十分清楚，于是各传教部虽万般审慎持重，也不得不扩充。

其二：减少本地牧师、传道人与教员的人数，加重他们的工作。有些地方或可把几处会众与工场并作一处。但能够稳妥地这样办的地方实在太少，于大局并无可觉察的纾解；何况在这样的安排之下，本地信徒的捐输也不会那么慷慨。牧师的时间他们若只占得一半或四分之一，而不是全部，他们的责任心便会淡下去。再说本地的人手如今本就太少了。不但不该减，还该大大地增。将来的大事工必得由本地的牧师去做。中国若终有传遍福音的一日，那必定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中国的布道人。若有意采取限制这等布道人与教员人数的方针，无异于自戕。所以这一条作为办法是断不可行的，因为它是拿事工的功效去换取纾解。

其三：要本地的领袖自谋生计，或全部自谋，或谋其一部。此法有保罗的先例。老挝的几位长老会传教士已经这样办了：他们劝一处会众置办一片稻田与一所简陋的房子给他们的牧师。朝鲜的传教士把这法子行得很有成效，他们坚持各聚会的领袖仍旧操持原来的本业，把自己的劳力义务奉献给基督教的事工，正如美国的主日学监督与别的不受酬的工人那样。此法值得更广地推行。在别的许多工场上，它也能大大纾解困难。初期教会的增长，大约就是循着这条路的。

卢卡斯博士说：「关于本地工人的薪给该照什么根据议定，向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所付的薪给应当使他再无借口去做世俗的营生，牧师的全副时间都该用在属灵的事上；另一种是：既承认薪给不足，便该指望牧师自己从田地与园圃里有所贴补。倘若务必要以自养为鹄的，不惜任何代价，那么后一法便是唯一可行的了，尽管其中有流弊之虞。不过毫无疑问，一个真爱福音职事、又以身相许的人，是能够在不荒废属灵事务的情形下，于外面做得足够多的事，把教会供养他的那副担子实实在在减轻一些的。」

但这法子本身也难以解决问题。它于传教事工的草创之时纵然十分合宜，却不能造就一班合格的本地领袖。要把事做得有功效，本地牧师必得把全副时间用上；为此他必得有一份薪给，使他「免于世俗的挂虑与营生」。这一层我们在合众国是坚持的，而这方针的理由在海外的工场上同样有力。亚细亚的牧师与美国的牧师一样，必得有薪给。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其四：坚持要有更大程度的自养。必须引导本地的教会在这件事上担起更完全的责任。生活费用上涨给他们造成的一时窘迫固然沉重，其中有些人所受的长久困苦也确实难当，然而就整体而论，这场经济变革无疑会增大本地基督徒挣钱的能力。实在说来，福音所带来的那些新的生活原则，正该使他们成为最先从变了的情形中得益的人；而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他们捐输的心志也该增长，在传教士明智的引领之下也必定会增长。基于这些理由，长老会海外传教部于一九〇〇年七月二日作了如下的决议：

「关于传教工场上本地教会自养一事，并鉴于本部所属若干差会因生活费用上涨而拟增加本地传道人与传道助手的薪给，本部不能不十分忧虑地看到这样一种前景：外国的接济将不断继续并且增加，其数与各教会自身的捐输相比越来越不相称。东方各国与西方各国往来日繁，已经并且还将进一步使东方渐渐同化于西方的做法与西方的物价；除非各教会自立自恃的精神能被激励得相应长进，否则可以断定，支取传教经费的数目，比之所成就的事工，必将越来越大。有鉴于此，议决：凡拟增加薪给的各差会，务请恳切地唤起各教会，立定心志，勉力自任这增加了的用度，而不要把更重的担子加在外国的经费之上。本部以为，这不单关乎本部日益扩展的事工，更关乎各教会自身自立的品格、将来的稳固与自传的能力。」

看来是别无他途了。然而这个方针虽当坚持，施行时也该有合乎情理的斟酌，对「现今的艰难」加以体恤。那些自己勉强糊口、又已担负了牧师现有生计之半数或三分之二的信徒，怎能骤然应付这加薪的要求呢？前面已说过种种理由：比起昔日淳朴简易的日子，他们如今更难把日子周转过来；而在许多地方，一个人一旦表明信了基督教，随之而来的便是产业与生计的丧失，本已有的进项没了，人也就穷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各传教部与各差会只能尽力而为，既不可让眼前的急难把自己卷进一种错用的慈善——那于事业的终极利益是致命的——也不可让一个可贵的本地工人为衣食所困。

「我们须记得，中国的低薪并非基督教的产物，而是异教的产物；每月靠五六块墨西哥银元便能过活，与其说是基督教国家所不知的一种可嘉的俭省，不如说是人格被贬抑到禽兽地步的结果。教会既知有更好的过日子的法子，就该为此负责。我们已经在自己所教育的青年心里，造出了对洁净的房屋、洁净的衣裳、卫生的饮食与书籍的向往。难道我们栽下这向往六年八年，却要用那人余下的一生去把它掐灭么？我们是以真理使者的身分来到一个泱泱大国，来到大人物与小人物、富人与穷人中间；假如我们有一班本地的牧师，能够向如今大半本地牧师所触及不到的另一等人说话，自养之日岂不要比我们所敢指望的来得更快么？那些殷实的、较为明白事理的人，难道不像最下层的人一样，也实实在在地在寻求某种更好的东西么？对那个一年能给教会一百元的人，我们难道不像对那个给一百文钱的人一样，也负有使命么？天下没有比廉价的人更贵的东西了。我们有了品格更高的人，就会有品格更高的教友。有一句话岂不是真的：最妨碍自养的，莫过于我们本地教牧中的某些人？我们不可因为好一些的人多要一点过日子的钱，就把他们拒之门外。」〔注四〕

〔注四〕（原注：巴乐满先生的演说《如何把通晓英语的基督徒留在教会中服务》，上海，一九〇四年。）

然而，若说一个有本事的亚细亚人在商界所挣的比在教牧职分上所挣的多，便以此为加薪的理由，那是白费口舌。这类说辞常常送到传教部去。可是宗教的事工，无论在本国还是在海外，都无法在钱财的引诱上与工商业竞争。美国的情形是人所共知的：牧师与教会中做工的人，一般得不到他们在世俗行业或别的专门职业中所能得到的酬报。凡是在教牧职分上能致成功的那些才具，在世俗生活里照例得的报酬要丰厚得多。一个在讲台上能得六千或八千元的传道人，若去做律师或经商，大约能得三四倍于此之数。那些在别的专门职业与工商界里其地位相当于教牧中最出众者的人，收入通常自二万元至十万元不等，而且并没有什么年龄上的「死线」。至于其余的人，长老会牧师赡养部的干事阿格纽牧师说得有据：长老会牧师的平均薪给是七百元，而各宗派合计，还比不上一个寻常匠人的工资。一位传教士写道：「我们本地的牧师几乎无一不是薪给过薄。」这句话拿来说本国所有的国内布道人，以及本国大多数非传教教会的牧师，也一样说得通——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所得不过五百元或更少。

美国的各教会不能——至少是不肯——为亚细亚本地的牧师做他们并不为本国自己的牧师做的事。普天之下，事奉基督所得的酬报都不在钱财上。凡求这事奉的人，必得甘于菲薄的供养，有时甚至甘于贫穷。这并不是说本国的教会尽可以安于眼下捐输传教的这个数目，也不是说各传教部有意拒绝拨款的请求。各传教部正竭尽全力去谋取更宽裕的接济，凡力所能及的，他们都乐意送到工场上的各差会去。但这是一条理由，叫我们更有力地向亚细亚各教会的青年人申明：他们献身事奉主，当出于比钱财供养更高的动机；各传教部固然会继续尽其所能地相助，然而中国牧师长久的倚靠，必须越来越多地在中国的基督徒身上，而不在美国的基督徒身上。已有数百位本地牧师明白了这一层，他们所显出的那种舍己的勇气与忠忱，是任何称赞都不足以形容的。宁波的费启鸿先生曾对一位学养优长、才具出众的中国青年说：「假定有个商人许你每月一百元，同时你又有路可以去攻读神学，进了教牧职分之后每月得二十元到三十元，你取哪一样？」那青年答道：「我要进教牧职分。」「他如今在一所教会学堂里教书，每月十二元，其实他在商界轻易便能得每月三十元。」中国教会的指望，正在这样的人身上。巴乐满先生说：

「传教士中间普遍有一种信念，以为通晓英语的青年不肯入教牧职分，单是因为财富的引诱。事实并不支持这个看法。……我们要把他们留在教牧职分上，无须去打动他们爱钱的心。这样做是教牧职分的死路；我们是揭开了他们最猛烈的情欲的瓶塞；我们是在做耶稣基督从未做过的事；我们是在与神国的根本律法背道而驰。……我们必须教导将来的牧师，把自己的一生看作神所赐的能力的一场无私的耗费。教牧职分的引诱一旦成了安适、清闲或财富的引诱，我们便把牧师能力的每一处泉源都塞住了。」

二十四〔第四编〕各会的睦谊与合作

当时的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在一九〇〇年写道：

「对于主持此事的各大差会，我固然十分敬重，但依我看来，中国的传教事业是办得过多了。就拿北京作例。北京一地设有下列新教差会：公理会差会、美国长老会、美国美以美会、宣道会、万国基督教青年会、伦敦会、福音传道会、尚贤堂、中国瞽目会、苏格兰圣经会，以及广学会。此外还须加上英国圣公会差会、英国浸信会与瑞典差会。由上列可见，单是美国的差会，在北京就有七家，汇文大学还不算在内；西方各国合计，则约有二十个差会派有代表。细察情形，似乎可以说：美国的差会不该有两家同处一区。」〔注一〕

〔注一〕（原注：《万国传教评论》一九〇〇年十月号。）

这番批评值得一究：一则因为发此论者是个能干之人，素来同情传教事业；二则因为它所指的那座城市，若说中国有哪里称得上拥挤，也就数这里了。所以我们讨论北京，其实是在讨论一个大题目——为着睦谊与效率，撤走一部分传教机关，究竟行得通行不通。这个问题的讨论，是长老会的传教士自己开的头。义和团之乱平定以后，他们向公理会的传教士提议：「以我长老会在直隶一省的全部工作与教区，换取公理会差会在山东一省的工作与教区，两边的传教部核准即可施行。」该差会又补充道：

「在教区之中多年服事，在神使我们得以引归基督的那班人中间，结下的情分一旦割断，所舍不为不小；但我们深信，对基督及其事业的一片忠忱若激动了各方，自会叫我们撇开个人的偏好与牵念，只要基督的教会在中国的大局能因此保全。」

我在北京的时候，这个问题从头到尾都细细谈过，花了许多工夫，把这题目的各个方面通盘过了一遍。随后又召集北京城内新教各机关的主要传教士开了一次会。

这几次会商的结果，是各有关传教部的传教士一致而明确地断定：北京并没有什么「差会拥挤」，任何一家传教部若撤出，事业都要受严重的损害。答复长老会传教士的提议，公理会差会的华北差会复信说——

「把此事的各方面都掂量过后，我们不得不说：凡是指望长老会差会撤出他们在直隶北部据守已久的那片教区的方案，我们想起来都觉得可惜。我们以为，这样做非但显不出睦谊，反倒像是不把立足多年的根基猛地拔起，睦谊便无从得着；在这一点上，各方都是实实在在的损失。……我们还要劝阻这一步，因为眼下正有极好的机会，可在我们两个差会之间采取实在的合作办法。……我们随时愿意重划界线，以补救彼此越界所生的气力虚耗。……我们深信，与其为了叫贵我两会这样各守本区、彼此小心不相侵占的工作在地面上凑得拢些，便骤然扯断多年的关系，倒不如走上面所说的路，终了的结果必定得益更大。在这里所说的那种更高的合一里，我们指望不但能在睦谊的推进上，也能在我们各自为之劳苦的神的国的大益上，收获更多。

明恩溥、

谢卫楼，

委员会谨启。」

再者，田贝所列举的机关，有几家，如基督教青年会、尚贤堂、瞽目会、各圣经会与广学会，根本不是彼此竞争的传教机关，所办的是路数各别的专门事业，把它们算在里头是不公道的。其实，除去福音传道会一点不大的工作以外，北京真正的传教事业只有四家传教部在做——公理会、美以美会、伦敦会与长老会。考虑到北京是世界上的大城之一，又是帝国的京师，这个数目并不算多。在这样一个中枢之地，使基督教发生强有力的影响，是极要紧的事。实在说，全中国若有一处该把这影响加强，那就是北京。诚然，在大城里做基督教的工作比较难，要使一个人归信，城里比乡村难得多。可是反过来说，他一旦归信，所生的影响也大。北京是中国的心脏。全国的城市之中，只有它是每一个有志的士子、每一个显要的官员迟早都要到的地方。大考一开，全国最颖异的青年便成千上万地涌来。北京若有一个强健的基督教会，其道德的效力各省都会感觉得到。基督教若要在中国成为一股实在的更新之力，就决不能在中国权力的堡垒里放松自己的把持。

还须记得，驻北京的传教士，工作并不限于城内。北京是一个根据地，他们由此向东、向南做出去，直到天津与保定府两站教区的边界；向北向西则有一片辽阔稠密、不知伸展多远的地方，那里的基督教教导全仗他们。本省还有大片人烟稠密的地面，没有一家传教部在做工。惠志道牧师在那里住了一辈人的工夫，他说，北京一带的人口比眼下所能达到的多出一百倍；全省有二千万人，至今不曾听见过基督的名。对这样一片广大的地面，眼下在做工的传教机关实在太少了。直隶一省的人口将近合众国的一半，而美国人口五十万的城市，有几百座的受职工人还比这一省的多。实在说，工作大可扩充，远不至于拥挤。

本省各公会，各占一大片界限分明的地面。例如北京城内与城外，凡在紫禁城一线以北的，人口约二十万，都算是长老会的地界，那一带没有别家的传教士驻扎。乡间则北京东北的三河、怀柔、宝坻三县，也公认是长老会专有的地面。据说单三河一县就有一千二百个镇与村，其余各县人口也很稠密。这几县里没有别的新教公会做工。在保定府，公理会与长老会把教区分开：以穿过城心的一线为界，线南归前者，线北归后者。两会于是各自独得保定半城，外加十来个县。

其余三家传教部的传教士明说，长老会若撤出，他们无力照管留下来的工作。他们声明，就是现有的工作他们也支持不周；若要加重眼前的担子，所需的人力与经费，指望本国的传教部拨来，是丝毫没有盼头的。某一家传教部如今所占的那一大片地方，一旦它的传教士调往别处，便只是空着而已。一辈人不间断的传教工作，同中国的信徒与百姓结下的情分要断了，忠心的传教士多年辛劳所得的影响也要失掉。

情形既然如此，这四家传教部里有哪一家撤走是对的么？将来确实会有那么一天，传教士当把中国的教会交给它自己。可是眼下就走，合适么——本地的教会非但不强健、不能自立，反倒在一场可怕的逼迫之后遍体鳞伤、流血未止。这些信徒仰望一向领着他们的传教士，当他们是日后引路的属灵之父。他们觉得，如今正该重新献身于向全国同胞传道的大任。有传教士指点，他们可以成为一股大力，使同胞归信。别家的传教士既已明说照管不来，难道就该把他们撇下么？

不过，更紧密的合作这个题目，却值得细细斟酌。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一日，美国与加拿大在中国有工作的各海外传教部的代表在纽约开会，一致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本会认为，中国凡工作曾被打断之处，此时恢复，正是一个好机会，可把传教士与各传教部众议所归的若干睦谊原则见之于行，尤其是在教区重叠，以及印刷出版、高等教育、医院各项工作上；本会愿将此事提请各传教部及其传教士善为考量与办理。」

本该为睦谊作榜样的基督教的美国，自己却分裂得叫人心烦。它难道不该从本国的经历里学点什么，尽可能把海外的工作安排得不至于把那些不必要的分裂一代代延续下去么？它难道不该至少认真想一想：有限的人力，能不能用得对中国、对基督更有益些？国内那班人能给一个几千人的小镇上摆六个公会找出好理由来，这份本事我是佩服的。可是在海外的工场，我们该另立一套办法。在大城市——亚细亚的伦敦、柏林、纽约、芝加哥——大家公认不止一家传教部可以正当地做工。除此之外，凡别的福音派团体已经立定的地方，照例就不该进去。其实这已经是通行的章程了。一九〇〇年的上海传教士大会议决：小地方不可多设传教机关；不过府一级的城市，不得视为任何一家传教部的专有地界。美国长老会海外传教部在一九〇〇年宣布，并经当年总会明文核准：「更大的联合与合作，在传教事业上已到了时候；教会的合一既不能处处做到，传教部与各差会便当这样划分地界，使尽可能大的区域交与各别的机关专管专办。」

有好几处地方，传教部与差会正朝这个方向切实行动。一九〇二年，公理会与长老会两传教部在直隶省合办教育：长老会在保定府办一所联合的女子寄宿学堂，在北京办一所男子的；公理会则在保定府教两会的男生，在北京教两会的女生。一九〇三年议定在北京办一所医学堂，由伦敦会、公理会与长老会三差会共同出资、共同任教。在山东省，一九〇三年英国浸信会与美国长老会在教育与医务两项上结成了值得一说的联合。有关的传教部与差会没有各起炉灶、重设一套机关、耗费大批人力财力，而是合力兴办山东基督教大学：文科设在潍县长老会的院里，神学与师范设在青州府浸信会的院里。医科一班先在浸信会与长老会两站轮流开课，等款项够了再建合用的校舍，大约建在省城济南府。在上海，北方的美以美会与南方的监理会于一九〇二年合设了一所印书馆；中国另有几处，也正在商议各式各样的联合办法。

这些举动起初都遭到反对。医学教育的联合倒没有多少异议，因为训练医科学生，所涉的公会门户之见极少。可是有人力言：教育上的合并不宜勉强，因为办学的首要目的是造就本地的传道人，各差会教自己的助手最为得手，为自保计也理当如此。日本东京的明治学院由长老会与归正会两传教部维持，这个例子被认为不足为凭，因为在日本只关涉一个本地教会，两下情形并不相当。再者，大家又想到：学堂一大，传教士与学生之间那种难得的贴身往来，机会便不如从前了。

然而许多传教士相信，这些难处议论上的成分多，实际上的成分少；至少还不足以挡住更有成效的合作。任何方案都不会毫无可议之处，不能因为遇着几条反对就把一桩好事丢开。联合的弊病，比起旧办法里经验已经显明的那些毛病，究竟轻些。旧办法是设许多又弱又苦撑的机关，维持它们要吃掉差会人力与经费的一大截；那些人力经费本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扩充布道的工作。「两个差会紧挨着各办一所指望升作大学的中学，两校学生合起来的总数本可在一所机关里教，既省钱，或许也更得力：这实在像是不必要的。」

还不止此。凡是行得通的地方，相近各教会的合一也正在谋求。我知道有人对我们说，基督的话并没有要这个。可是我听见那些费力的辩词，替美国长老宗分成十几个宗派开脱，我就同情那个孩子——牧师讲了一篇道，滔滔雄辩，说主所祈求的合一与分立并不相悖，孩子听完便问：「妈妈，基督若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不照他的意思说呢？」

过早的、行不通的举动，确乎应当避免。几百年扎下的分歧，不是一天拔得掉的。我们须谨慎而明智地一步一步摸索前行。起手就想做得太多，结果是一事无成。海外的工作免不了是本国工作的延长，多少要受我们美国那些分裂的牵累。一位有名的牧师对我说，他怀疑亚细亚各教会合一是否明智，因为他担心这样一合，本国教会的责任感就淡了。他以为，美国的一个公会，对一个完全依靠自己的、比较小的本地教会，会比对一个大教会中说不清的一部分更上心。难道海外教会的合一，非要献祭给本国教会的分裂不可么？本国有这样的异议，也许不是全无缘故。但若果然有，我们不该因此停下在亚细亚求合一的脚步，倒该在美国开口讲些更公道的见识。

我这样说，切不可当作我小看基督教世界里那些历史形成的分歧。我知道各大宗派都各持一条要紧的道理，是别家不曾同样着重的。若干信徒为某一条真理作见证的自由，不应当、也不必因合一而受限制。这里所争的，是不该把西方的分歧硬加在东方；亚细亚的教会应当得一个公平的机会，养成一种够大的合一，把这各式各样的形式都容纳进去。他们若非分不可，就让他们日后照自己的裂纹分开，不要沿着西方各国拉过来的线分。有一处地方，我遇见一个黝黑的亚细亚人，他懂的英文刚够告诉我他是个苏格兰长老会的人。难道我们竟要在亚细亚有一个苏格兰长老会，一个加拿大长老会，一个澳大利亚长老会么？难道美国的南北战争要永远把中国信徒的团体分成美国北长老会与美国南长老会么？我们为什么要把一辈人以前那场不幸的争吵强加给他们？美国长老会海外传教部说得好：「海外传教事业的目的，不是要把基督教世界里的宗派分别在传教工场上延续下去，乃是要照圣经的路子、按圣经的原则与方法，建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它又告诫所属各差会：「我们鼓励各处尽其可行，组成联合的教会，把各相近福音派教会传教工作的成果都收拢在内；并望各差会处处遵守传教睦谊中最宽厚的原则。」一九〇〇年总会既明文核准这一宣言，它便成了美利坚合众国长老会的正式方针。

与这一总的立场相应，好几桩求合一的要紧举动正在进行。头几步自然是先联合那些体制与教义大致相同的宗派。在日本、朝鲜、墨西哥与印度做工的长老会与归正会各传教部，已经联合起来共同扶持当地一个统一的本地教会；别的地方、别的教会里也有类似的动作，尤以美国圣公会与美以美会为著。在中国，欧美八个长老宗公会的代表已亲睦地开过会，议定把各自差会所联属的本地信徒合成一个宏大而有力的教会。

如今连全然不同的公会之间的联合也在商议了。一九〇一年，公理会差会的传教士向长老会差会表示：「把直隶的长老会与公理会两教会的会众合成一个共同的团体，未必有什么本质上的难处。」在山东，美国长老会与英国浸信会的传教士也在非正式地讨论同样的问题。那里两会之间的情谊，与直隶长老会同公理会之间一样亲密。

地方上的难处看来并不严重。在芝罘一次各差会传教士的公开聚会上，一位英国浸信会的传教士坦白地说：他所属的差会得本国公会的完全知晓，持这样的看法——中国的信徒还不配行会众自治，因为他们大抵是刚从异教里出来的、相当无知的农民；实际上已不得不在一个地方教会里挑出最好的几个人，给他们权柄，就一切实用的目的而论，这几个人便等于一个长老会议；而本地教会的全体，也越来越由一个从各处长老会议推出代表组成的机构来指导。公理会差会的一位传教士，说到他那个差会的各教会，也对我讲了大致相同的话。这样的自承，我们不该推得太远。浸信会与公理会都忠诚地守着各自独立自治的主张。两位所说的，当然都是指传教工作现阶段不得不作的一时变通。至于长老会，其传教部的方针与办法委员会在一八九九年三月六日宣布：

「照美国的样式给各教会与各中会立定形式的组织，若无明显的需要，又不能证明这样的形式最合当地的人民与情形，便是不合宜的。大抵说来，要达到工作的目的，最好是用简单而有伸缩的组织，合乎人民的特性与实在需要，其用意在发扬并善用属灵的力量，而不在单单地、或首先地把教会的规程办妥。」

其实，代议制也好，独立自治制也好，在任何传教工场上都还不曾原样不动地施行，日本或许算是例外；道理很简单：迄今为止，典型的海外传教士不得不担着本地各教会的监督或主教的职分。然而无疑，亚细亚的各教会正在受教育，只等他们有能力行自治，便可指望自治。

教义上的分歧，难处或许更大。然而中国各公会的传教士，所教导的却出奇地一致。他们彼此之间尽可大相径庭，但向中国人讲道时，几乎无不讲基督教那几条居中的大道理；所以本地信徒多半不大晓得美国人烂熟于心的那些宗派分别。中国必须有的那些分别，可以这样安排：承认地方教会与信徒个人有自由，各持自己所中意的那一面真理。内地会已经表明这个办法行得通。内地会由新教各公会的传教士合成，他们却和睦共事，承认弟兄在同一个组织里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就这样建起一个中国的教会。

零星的尴尬无疑总会有，但比起宗派分裂本身所含的那些尴尬来，就微不足道了。公会内部的整齐划一，若要把信徒分成对垒的营盘才能换来，代价未免太苦。要紧的事上合一，不要紧的事上自由，远胜过做不要紧之事的奴隶，把我们的主所祈求的信徒合一断送掉。在这样一大片异教的人口面前，但愿基督徒至少记住：他们相异之处不及相同之处紧要；基督教应当尽可能显出一个整齐的阵面。但愿他们虔诚地附和在日本的新教传教士大会那一声响亮的宣告：「凡因信与基督合一的，都是一个身体；凡诚诚实实爱主耶稣并爱他教会的，都当祈祷、都当劳力，使主自己在被卖的那一夜所祈求的那样一种团体的合一完全实现。」

不错，在睦谊上站得太前，有时反而于倡此议的公会不利。但纵使我们本可得着的人由别的路上了天堂，我们也当忠于自己的理想。别的教会也在传福音，从他们手里领受福音的人一样得救。我们到亚细亚来是为传基督，是照我们所领会的传他；可是若有别人一定要在某处传他，并且一样忠于他的神性与他的赎罪，那么，随情形所需，我们或与他们合作，或与他们结盟，或与他们合并，或把那片地方让给他们。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单是何处可以行善，乃是何处能行最多的善，如何把手里有限的财力用得最见功效。本国的捐资者有权要求这一点。他们的捐项许多是牺牲自己得来的，理当用在实有需要的地方。「尚有许多未得之地。」这样的地方我见得够多了，够我一辈子压在心上：那些劳苦的、愁烦的、负罪的众人，若得着我们所得的机会，或许会比我们更像基督徒，如今却四散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千百万人正没有福音而死，我们难道还要往已经有人做工的地方多派传教士，还要争论某一片地面该归谁去讲道么？

二十五〔第五编〕果真有黄祸么

中国终有一日能威胁西方列国么？这是许多冷静之士都在问的一个骇人的问题。有些著者对「黄祸」之说很不以为然，斥之为「不过是躁动的想象所造出的一个吓人的鬼影」，理由是中国既无组织之力，也无敢战之勇，不足以与欧洲相抗；就算有，也无从把陆军海军运送到那样遥远的地方去。

可是组织与勇气，中国人难道就不能像别的民族一样学得来么？眼下他们在跋扈的外国人面前那副束手无策的样子，正迅速教会他们前者之不可少。至于后者，人人都知道，最难对付的斗士，正是那种本性平和而体力强健、却被长久的侮辱与不公逼到绝路上的人。美国人不妨审慎地记起，他们自己当年也曾被人讥为「一个既不愿打仗也不会打仗的小店主之邦」。

拿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战的结局来立论，是很容易受骗的。日本人得胜，并不是因为他们更有本事，而是因为他们对近代世界的触动响应得更快，把政府、陆军、海军都按科学的方法整顿过了。中国身量笨重、性情迟缓，被那个锐意进取的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中国向来轻视武人这一行，把心力都放在举业与工商上，营伍与战舰里填满了游民、罪犯与烟鬼，这些人既无胆气，又无见识，更无爱国之心，正像那个黑人士兵解释自己临阵脱逃时所说的：与其做个死了的英雄，不如做个活着的懦夫。至于他们头上的人，一位中国军官曾对我的一位朋友承认：对日开战之初，军中承办军械的人在德国买了一大批旧枪，那是德国军队早就当作废物淘汰下来的，每枝付银二两，报到政府账上却精打细算地开作九两。随后他们又买了一船子弹，口径与枪不合，而且在潮湿的地窖里搁了二十年。就把这样一套家伙交到新招的壮丁手里，让抽鸦片的军官带着。

因此，中国人在清醒机警的日本人面前一败涂地，并不出人意外；一九〇〇年他们盲目地想把外国人赶出去，所凭借的那些毫无组织的乌合之众轻易就被西方的军队碾碎，也不出人意外。但若因此以为事情就此了结，那便是愚蠢了。一个四亿二千六百万性情迟缓的民族，动起身来自然比一个四千三百万性情急迫的民族要慢；可是一旦动了起来，那股势头也照样大得成比例。中国能打仗的人多得很，只要统带得法，他们就是世上第一等的兵，「中国的戈登」已经证明过了。他手下那支队伍不是因为从未败过，才被称为「常胜军」的么？英国海军的贝思福勋爵亲自察看过中国的许多军队之后，不是说过：「我深信，只要武器精良、纪律严明、统率得人，再没有比中国兵更好的材料了」么？杜威将军不是也报告过，马尼拉湾一战中在他麾下效力的五十名中国人打得极为出色，证明他们的勇气不在美国水兵之下，应当特别立法给予他们美国公民的身份么？我游历亚细亚的时候，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国、比利时、俄国、美国、日本各国的兵我都见过。可是袁世凯巡抚的骑兵——我在别处已经写到过〔注一〕——却是我在任何地方所见到的第一等的队伍。这样的对手是轻视不得的。波特主教游历亚细亚归来之后宣称：「等日本把用兵之术教给了中国，东方的命运便不再由英国、俄国或德国来决定了。」

〔注一〕（原注：第七章。）

竟有明白人以为路途遥远便可以挡住一个觉醒而有组织的亚细亚，这实在是件怪事。从中国到欧洲，并不比从欧洲到中国更远；而欧洲经营中国的时候，并不曾觉得这段路途是什么障碍。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甚至小小的荷兰与葡萄牙，都有办法把兵船与军队开到远东来，夺取土地，制服人民。中国一国之大，超过上述各国之总和，何以就该认为它做不到人家所做过的事呢？

俄国或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想独吞中国，是办不到的，因为这样的企图必遭其余所有列强——包括美国与日本——的抵制。世界决不会容许其中的一国把中国变成英国治下的印度那样。一旦瓜分之局到来，有六七个强国都铁了心要分一杯羹。

不过就眼下的情形而论，帝国真被瓜分却未必可能。列强畏惧治理这样一个民族的麻烦：人口不但众多，性情又极倔强，为防备不断的反叛，也许得花上极巨的军费。还有一层更有力的缘故：那些觊觎中国土地的欧洲国家，彼此之间对赃物如何分法总谈不拢。眼下俄国在满洲、德国在山东、英国在长江与珠江流域、法国在越南北圻的势力，表面上似乎都得到了默认。可是没有哪一国对这样的分法当真满意。各国至今不过是能拿多少拿多少；而德、法、俄三国眼看英国划给自己的是狮子的那一份，心里远不是滋味。何况还有若干要紧的省份，如直隶这样的畿辅之地，眼下是各国的公共地面，另有几个内地省份则尚未有人认领。真要动手瓜分，势必闹成一场哄抢，一场大战也就随之而起；而这样一场战争，不但在中国的结局难料，就是欧洲自身的版图会不会因此重新调整，也在未定之数，所以列强明智地不肯冒这个险。于是他们至少在目前宁愿用「势力范围」这个办法，既取得通商的立足之地与政治上的影响，又少担干戈之险。

再说，英国、美国与日本都反对瓜分。英国在中国的主要利益在通商，它自然宁愿同整个中国做买卖，不愿把自己圈在某一块地面上，因为它明白，凡是被俄、法、德绝对控制的中国地方，生意是做不成的。所以英国坚持中国领土完整与「门户开放」。

美国在这上头与英国有同样的商业利益，此外还有一层缘由：瓜分之后它在中国一无所得。日本的态度则比谁都坚决，因为美国所有的那些理由它都有，此外还有一层生死攸关的：自保。

何天爵先生说，若干年前他在东京同日本内阁中一位有力人物晤谈，话头转到欧洲列强的侵逼，以及新近宣告独立的朝鲜之孱弱上。

「这位日本大臣对将来的前景深以为忧。他坚持说，朝鲜在中国指点之下所采取的举动，救不了那个小王国免于被攻取与吞并。他举起一只手，把食指与中指同无名指、小指尽量分开，说道：『眼下的局面就是这样。这四个指头就是欧洲的四大强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中间空着的那块地方，便是日本、中国与朝鲜。』接着他又极富戏剧意味地添上一句：『这几个指头正像一把巨大虎钳的两颚，慢慢地合拢来；除非有人拼出全力来应付，它们准会把这三国的国命一并碾碎。』」

所以西方各国为中国所做的任何盘算，都不能不把日本算进去；而日本这一份力量是轻视不得的，俄国人已经吃过苦头才明白了这一点。日本自信已经找到了办法，能把自己的抵抗做得如此可畏，连整个欧洲也压它不倒。论为世界强权提供原料，中国胜过世上任何别的民族，所缺的只是能干的领导。这正是日本给自己揽下的那桩巨大的工程。这些机警而进取的岛民已经踏上了张大国势的路。他们明白，以自己那有限的疆土与人口，若不能同大陆上那个更大的邻邦联起手来，便很难指望跻身一等强国，同西方各国的巨大力量相抗。他们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在组织、纪律与近代精神上的优长，也看见中国一旦被唤醒并被有效地驾驭，会有何等惊人的力量。日本人从来没有被人指为过分谦逊，他们深信担当此事的正是他们自己。这不单是因为他们有野心，也是因为他们看出：亚细亚若不这样凝聚起来对抗欧洲，这整个雄大的洲陆就要落到白种人手里，而白种人已经支配了它极大的一部分。于是日本定下了一条明白的方针：不但要并吞朝鲜，还要同昔日的仇敌结成尽可能亲密的同盟。

前美国驻朝鲜公使希尔德先生，把日本描写成在对那困厄之中的天朝人低语：

「咱们何不携手共事呢？我恨那些外国人不下于你，也同样巴不得把他们打发走。合起来，咱们能做出大事；分开来，咱们都软弱。我太小，你呢，可以说是太大。你没有组织。让咱们联起手来，我尽力帮你把事情预备停当；等预备好了，咱们就把这班蛮横的家伙赶到海里去。我有庞大的陆军与海军，外国人所能教的我都学到了。这些本领我都可以传给你。咱们比他们占着大便宜。头一层，他们离着自己的接济之地甚远，一举一动都要花大把的银钱。咱们的人只要有人指点，打起仗来不比他们差，而且人数多出许多。他们能走的路咱们也能走，随身几乎不用带辎重，吃用还不及他们的一半。咱们的伤兵在自己的国土与水土里能养好，他们的伤兵却只有死。」

中国听了这番话，便在心里盘算：

「有什么难处呢？头一层是我们的百姓瞧不起他们；不过这份轻视正在迅速消退。上一回打仗，日本人已经显出小个子照样能打，何况步枪拿在小个子手里，打得一样远，一样准。再一层，一旦把外国人打发走了，日本会不会想把盟主的位子一直占着呢？多半是要的；可是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军械，有了组织；能干的人我们并不比他们少，加上我们压倒的人数，难道还守不住自家的门户么——不，我们若是愿意，难道不能反过来把它收了么？」〔注二〕

〔注二〕（原注：《纽约论坛报》一九〇三年九月七日所载文章。）

这一段假想的对话，无疑道出了日本人的抱负，也道出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心思。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同盟所暗示的种种可能，几乎是骇人的。日本确实有那份见识与办事之才，能把中国那潜伏着的巨大力量组织起来，这是别的强国都做不到的。若有人怀疑她是否配去训练与统率，尽可以向俄国人打听一点切身的消息。乔治·林奇先生在《十九世纪》杂志上说：

「我所知道的一切动向中，再没有比眼下这一桩更孕育着种种可能的了，那就是中国的日本化。只等慈禧太后一死——她如今已是个老妇人——那个大帝国的政事与民生便会大变。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动之中，倘若她那邻邦那勤勉、执着、有远见的经营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或许会亲眼看见这个帝国的生活迅速改观。那位机敏的谋事者孙逸仙对我说过：中国人一旦拿定主意要变，十五年里所成就的，抵得上日本三十年所成就的。东方有些人故意装出忧惧的样子来看待日本与中国的这番亲近，说它一路发展下去，便含着一个货真价实的『黄祸』的威胁。」

倘若四亿二千六百万中国人当真交到日本人的巧手里去统带，那就会有一股力量被发动起来，非合世上其余各国之力不能抵挡——这一点是用不着费辞去证的。

不过日本给自己揽下的这桩事业，并不容易办成。别国且不去说，俄国人就决不肯袖手旁观，听任仇敌去笼络中国人。俄国对中国自有她的一番打算。她自己就带着一半亚细亚气味，半开化而已，东方式的外交权术无一不精，耐得住，拗得住，又不为顾忌所困，是争夺中国盟主之位的一个劲敌。在波斯，俄国的政略大半借希腊教会的传教士来推行，他们所传的既是宗教，也是政治。如今同样的手段正用在中国。《北华捷报》驻直隶的访员报称，希腊教会中的俄国圣教一支在华北的活动已经活跃得可疑。

「他们的事业正在扩张，所用的法子专能招来他们所到之处最坏的那班人。长城附近有个小镇，六月间入希腊教的不过十来个人，如今已有八十多。来者不拒。入教的不单是本人，连家眷也一并算作教中之人。那位神父在好几个镇上兜了一圈，他虽不会说中国话，却在任何争执与讼事里毫不迟疑地给予庇护与援手，这就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凡是身上有点污点的人，再没有比入希腊教更好的出路了。……在旁观的欧洲人看来，俄国是在预备把手伸到直隶来，先从收揽该省东境的百姓入手，替自己铺平道路。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百姓把希腊教会叫作『国教』，而在他们看来，新教全然没有这个嫌疑，天主教则只有一部分嫌疑。」

再说，中国对日本的招邀也将迟迟不应：一半是因为她身量太大、性情迟缓、又乏公共之心，无论什么事都难以迅速而一致地动作；一半是因为中国人的骄傲与成见，不肯轻易屈从那个倨傲的小岛国的领导，而那国的疆土与人民，长久以来都被中国人轻蔑地看作矮小卑下之辈。

然而精明的日本人所取得的进展，比一般人所料的要多。他们不但已经取得台湾这座大岛，而且多年来一直在悄悄地把自己的商业利益做成朝鲜的第一势力。对俄开战之初，他们头一着棋便是以大军占住这处要害的半岛，并同那位皇帝订下条约，使日本实际上成了这「朝日清和之国」的保护国。至于尊重朝鲜独立的许诺，自然是骗不了人的。就外交上的许诺而论，它或许出于诚意；可是谁若以为朝鲜从此可以自由地去做日本不赞成的事，那真是天真得可以了。这份自由多半要同古巴所享的那一种相仿——内政上给你很大的宽裕，把保护国觉得麻烦或不便的责任都替它卸去，却不许它同第三国结任何盟约，而且在一切重大的国际交涉上，尤其是军事上的交涉，仍旧把这个「独立」之国看作实在的附庸。大可断言：欧洲没有哪一个强国会老实到把朝鲜当作「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这样的安排在各方面对朝鲜人都是有益的，他们受够了列强角逐的拉扯之苦，也受够了种种弊害，而更能干、更练达的日本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替他们挡开这些。

日本人也早就在加紧联络中国的种种关系。如今在中国几乎每一座大城里都能见到脑筋灵光的日本人。芝罘有二百人的日本侨居地，天津有一千四百人。日本人已经在替中国政府出主意，替她整顿军队，替她起草法律，在她的大学堂里教书。更远的国度也不出他们的雄心之外。印度那些不甘英国治理的领袖人物，正开始以殷切的同情望着日本这个新兴的亚细亚强权。连波斯的首相也曾正式访问过日本。印度与波斯的指望多半要落空，因为英国抓着前者、俄国抓着后者，日本若想去打破这种局面，未免是堂吉诃德式的举动。这些岛民并不是傻子。可是暹罗人被法国人的步步进逼弄得束手无策、恼恨不已，若能同日本与中国结成同盟，他们必是十分乐意的。一九〇二年，暹罗王储访问日本，所受的接待极其优渥；而心里有数的日本人在这「白象之国」里人数日增，声势也日大。

日本张大势力，还不单靠派日本人到邻国去。她也在招徕中国学生到她的海岸上来。日本的斯潘塞博士称，有三百名中国人在日本的营房里学习兵事。古立克博士说，有五千名中国人正在日本的学堂里受训，以备日后在本国担任要职。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中国最能干、最有远见的政治家袁世凯总督，据一九〇四年二月五日的电讯报道，已经上奏朝廷，主张同日本结攻守同盟，以从俄国人手里收回满洲；而《字林西报》则称肃亲王、庆亲王、外务部尚书那桐与铁良都赞成这一方针。何天爵先生认为：「中国前途上最亮的一点，就在于它同日本结盟联合的可能日益增大。……远东的这两个大国联起手来，或许——而且人们满怀指望地相信——能够稳稳地对付那些对双方都怀敌意的政府，证明自己有权料理自家的事、决定自家的命运。」〔注三〕

〔注三〕（原注：《展望》周刊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三日所载文章。）

但无论最近的将来如何，像中国人这样庞大而强悍的一族，要长久由一个外国来领导，是不大可能的。即便瓜分之局当真到来，那也不过加速这亿万生民的发展罢了，因为外国的统治意味着更多的铁路、电线与轮船航线，意味着矿山的开采、报业的兴盛、西方观念的全面得势。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的躯体或许会被分割，中国的百姓却依然存在——亚细亚最强悍、最勤劳、最不知疲倦的百姓，而且经过相当的教养之后，或许会成为世界上一个新兴的强权。中国同化的力量是极大的。黑人可以被白种人支配，印度人可以被英国人支配，可是中国既不是非洲，也不是印度。本朝固然是满洲人的天下，然而满洲人同中国人的亲近，超过俄国人与日本人。何况满洲人并不是从外面来治理中国，而是长久地在中国安了家；他们大体上虽然保住了一个单独的族名，却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满洲人，反倒是他们自己差不多被中国这片吞噬一切的汪洋融了进去。「凡是以为这个帝国的芸芸众生会安安静静地听凭自己的国土被瓜分，或者以为一支中等规模的军队就能迫使他们默认这样的图谋的人，实在太不懂中国人的性情，不懂他们那份深挚的爱国之心，也不懂他们那不可摧折的执拗。」〔注四〕哪个外国拿到了中国人，哪怕只拿到相当的一部分，多半会发觉自己揽上了一副重担，比起它来，当年埃及人与以色列人的那桩麻烦简直不算什么；而且征服者有朝一日发觉自己反被征服，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注四〕（原注：何天爵，《展望》周刊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三日所载文章。）

无论如何，静观这个雄大的民族，心头便涌起种种可怖的可能！这里有过种种动荡，比起它们来，我们的历次革命不过是一阵抽搐。这里有些宗教，信徒之众两倍于我们。这里有一种文明，在我们的文明尚未诞生时它就已经古老了。难道我们能相信，这样成群的万民是没有来由地被造出来的么？难道他们一代一代地出现、倒下、腐朽，竟像林间的落叶一样无人过问么？他们中间有许多至今仍旧卑下而迷信，这是实情。可是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指挥起来，他们所能造成的祸患便不可胜计。类似的大祸已经不止一次地降临过。总有某个才略过人的奇才攫住了这样巨大的力量，给它以纪律与统属，再把它像一道霹雳似的掷向基督教世界。有时候那一击是骇人的，最骄傲的帝国、最庄严的制度都在它面前摇晃倒下。阿拉里克、根塞里克、阿提拉与穆罕默德所成就的，正是这样泰坦一般的事业。然而哥特人与汪达尔人、匈人与穆罕默德教徒加在一起，还不及我们今日所面对的人数的一半。把近代的发明与发现交给这四亿二千六百万中国人，想象力便要踌躇了。土地他们有。资源他们有。人口他们有，如今知识也正在到手。中国打起仗来，不会再像古时的蛮族那样用长矛弓箭了：尽管一九〇〇年的条约禁止输入军械，中国人仍在购置连发枪与马克沁机枪，自家的机器局里也在大量造着军火。美国驻德国莱比锡的领事向国务院报称，奥国有一家公司刚接到中国政府一笔轻武器的订货，数目之大，即便添雇人手，也得好几年才交得清。近几个月华盛顿收到的这类报告很多，这不过是其中之一：德国与奥国的工厂都在忙着给中国供应新式军械与弹药。中国的军队不久就会装备得同欧洲的军队一样精良。

说来难以置信，直到一九〇一年，中国军中的升迁还常常取决于举石之力、舞刀之巧与弓矢之精。可是就在那一年，一道上谕宣布这类考校「与韬略无关，与武官所不可少的军事学问无关」，下令一概废止，并在各省省城设立武备学堂，用心讲求近代战事之学。朝廷犹以为未足，一九〇三年又派了四十名青年赴欧洲，专为研习白种人最新的陆海军法。如今赫德爵士不但提议整顿中国的文官之政，还主张建一支头等的海军，要三十艘战舰与巡洋舰；他认为只要加征田赋，每年两亿元这样巨大的款项是筹得出来的。他宣称到那时中国便能「不但使自己的声音被人听见，而且能在远东各项问题的了结上实在地出一分力」。伦敦《泰晤士报》颇带轻蔑地断言：「这整个计划照眼下的样子看，从头到尾都是空想。」可是赫德爵士在中国已经待了五十年，他一八五四年入英国领事界，一八六三年做了海关总税务司。在这漫长年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顾问，是帝国境内最有影响的外国人。这样一个人的建议，是不该轻易斥为「空想」而丢开的，何况这建议是向一个民族提出的，而这个民族已经从惨痛的经历里学到：近代的军备是他们抵御外国人的唯一指望。直到一九〇四年年初，俄国还讥笑日本能对一个西方强国有何作为；欧洲其余各国以及美国，虽然佩服日本人的胆气，也都满以为他们必被斯拉夫人碾碎。往后明白人在讥笑黄种人之前，总该多想一想了。日本若能在半个世纪之内从舢板与景泰蓝一跃而为战舰与连发枪，而且驾驭这些东西比白种人历来所做的更合科学、更见成效，那么中国的才具与之相当，资源过之，所受的刺激也决不更少，何况日本不但愿意、而且急于教她，则中国假以时日而成就更巨，又何以要看作痴人说梦呢？光绪帝说过：「我国并不缺少有才智、有俊异之能的人，凡所愿学愿为之事无不能学能为；只是他们的手脚一向被旧日的成见捆住了。」正是如此，而如今那严峻无情的形势之逼迫，正在把其中一些「旧日的成见」砸碎。「你们催我们走快些，」一位中国的知县对一个外国人说，「我们应得慢，因为我们是守旧的民族；可是你们若逼着我们动身，我们也许会走得比你们所愿意的更快、更远。」

有些事情的发生，也许是我们一切学问里都不曾梦见的。我们眼看着世界强权的行伍一代代地变换，那庄严的队列里，宝座的堂皇与光彩同兵燹之灾的血泪混在一处。何等的一场大观！昨日是迦勒底、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今日是英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明日呢？明日若不是这些正在醒来的民族中的几个，又能是谁呢！新的成吉思汗或帖木儿未必不会兴起，手里握着近代战争的利器，麾下有这千百万不可胜数的人众，环顾我们称之为列强的那些侏儒！基督教世界看待异教诸国，太久地带着一种夹杂着轻蔑的怜悯。如今它开始以一种夹杂着畏惧的敬意来看待他们了。今日的欧洲没有一个政治家不为这些成群的生灵怀着可怕的预感，他们仿佛正从历代的昏睡中醒来；有些善于思虑的观察者担心，一场运动已经开始，它将引出无人能预见结局的大战，引出世界版图的惊人重造。德皇画过一幅画，惊动世人的不在它的画艺，而在它的寓意。「一块突出的岩石上，有十字架的光照着，立着代表各文明之国的寓意人像。岩崖之下铺展着欧洲文化的广阔平原，上面立起无数城邑与各宗派教堂的尖顶与塔楼。可是不祥的云正在这片宁静的景色上聚拢。令人窒息的晦暗笼罩了天空。城市燃烧的火光照亮了亚细亚的蛮族大军前来的道路。天使长米迦勒指着那可畏的强敌，挥手号召列国为神圣的事业而战。画的下方写着一行字——『欧洲的各族啊，守住你们最神圣的宝物！』」

把威廉皇帝那丰盛的想象力尽量打个折扣，剩下的事实仍旧是：他这幅画所表现的，正是今日世上善思之士心头最要紧的那个念头。人人都看得出，往后这几十年里满是危殆的可能。

「帝国的胚胎在此，

尚且柔软而温热，

一个雄大世界的混沌，

正在渐渐成形。」

人不由得想起以赛亚的话：「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哄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显然，当今之世笼罩一切的问题，就是中国与世界前途的关系。近来的事变是否减轻了这份危险，且看下一章。

二十六〔第五编〕仇视外人的新由头

不消说，联军长驱直入北京、攻下都城、皇帝与皇太后出走，以及那些屈辱的和约条款，都重新教给中国人一个道理：面对西方各国的新式装备，他们何等无能为力；日后若想与白人分庭抗礼，就非学会白人的路数不可。然而战败虽然总是难堪，却未必总使败者痛恨胜者。恰恰相反，有种种迹象表明，自从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被日本人狠狠打了一顿，中国人对日本人反倒更添了几分敬重与好感。所以，我们考察镇压义和团一事在中国人心里留下的影响，要紧的不是联军得胜这个事实本身，而是他们如何对待那已经倒地的敌人。那样的对待够不够体面、够不够公道？号称基督教国家的士兵，有没有像甲午战后的日本军队那样，以举世称道的持重与公平行事？中国人日后有没有理由把外国人看作这样一种人：对不义与背信固然严惩不贷，同时却也像一个更高的文明与更纯的宗教的代表所应当的那样，有德行、有人道、可信赖？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且来看一看联军的行径——统带他们的是身居高位、久历戎行的将校，与他们协同办事的是那些理当体现地球上最开明诸国之精神与法度的外交官员。先听一听见证人的证词，是很有意思的。

当时正在北京的明恩溥博士写道：

「把一切夸大之词尽行折去，下面这些仍旧是实情：几十座有城墙的城池都有外国兵丁武装闯入，把知县——有时连知府——拦住恫吓，逼他交出一大笔银子，除了蛮横的索取与不给便有大祸的威吓之外，别无任何理由。有一回俄国人把永平府的知府掳了去，一直带到旅顺。在定州，法国人把同知也这样弄走了，那是那一带唯一一个办事有力的官员，法国人把他耀武扬威地押到保定府，听任那一州落到义和团手里，落到一片混乱之中。在沧州，德国人大队开来，抢掠了梅将军的衙门——这位是中国唯一一位将近一年来始终在剿杀义和团的有衔武官——把他赶走，又把城中监牢里所有的义和团囚犯统统放掉；他们还抢了那位友善而干练的同知的衙门，而那位同知曾救过城外几家外国人的性命。梅将军抱怨说他『八面都没有脸面了』，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中国人做了一天工，带着所挣的钱回家，路上被抢，这样的事有些来自基督教国度的兵丁是成规模地干的。连外国人也会在街上被醉兵『拦住』，如今出门非带手枪不可了——在中国几乎任何地方，这样的家伙本来都是多余的。」

美以美会的摩尔主教一俟道路可通便赶往北京，他写道：

「除了美国旗与日本旗之下，别处那种暴露与苦楚，你简直无从想象。英国人手下几乎全是锡克兵，那些人好色而好掠，到了极处。俄国人凶残，德国人凶残之名也不是白得的。有一个丈夫苦苦哀告，求我们赶走一个德国下士，那人正在当差、带着枪，把他赶出门去，正在糟蹋他的妻子；我同刘海澜与霍巴特一道应了他的请求。这样的事不过是每日发生的几百桩里的一桩罢了。法国人干这类暴行简直就是魔鬼。他们进兵北京，过了通州，看见有成家的百姓——男人、女人、孩子——蜷缩在运河的船里，便一排枪打了过去。凡是人、凡是车、凡是船，都得挂一面旗。苦力被强行拉差，往往还被狠狠虐待。世上那些伟大的基督教国家，如今在中国的代表，就是这样一群抢劫、奸淫、掳掠的兵。这是中国所受惩罚的一部分；可是她将怎样看待基督教呢？自然，我们的兵是最守规矩的；不过哪一支军队里都有些亡命之徒。」

《日本每周邮报》的主笔布林克利上校写下了下面这段愤激的话：

「听说有四十名传教士妇女与二十五个小孩被义和团屠杀，每一个白人的胸中都要掠过一阵战栗。可是单在通州一处——那是一座中国人没有抵抗、也不曾打过仗的城——就有五百七十三名上层人家的中国妇女自尽，宁死也不愿忍辱偷生。下层妇女在兵丁手里的遭遇也差不多，只是她们未必不肯忍羞活下去。西方到中国去的兵，所干的正是构成野蛮之根本的那些勾当，西方还有什么脸面去斥责中国人的野蛮呢？」

我曾问在通州做了多年公理会传教士的谢卫楼牧师，这段话是否属实，他回答说不但属实，而且还说得太轻了。

费起鹤是一位明白事理、可以信托的中国基督徒，他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形叙述如下：

「我随一支英国的水路辎重队同行，住在一位少校的船上，同船的还有他的锡克兵与厨子。我知道这位少校不是个基督徒，因为他整天吸烟喝酒，动不动就咒骂、殴打、脚踢他的部下，尤其是他的厨子。他发号施令也是大声吆喝，面目狰狞、双眼圆睁，我们都怕他怕得很。每天到了晌午，少校就带四个锡克兵，到离河好几里的村子里去抢掠，每回都硬要我跟着当通事。他一进村子便抓住头一个碰见的人，逼他领路去找有钱人家。他这样抢掠很是得手，到通州的时候，已经弄到三辆新车、三头驴、五六只羊，还有许多衣物玩器。

「有一天将近正午，我们到了一个村子，村里的人大半逃光了，进了一户富家，只见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待我们很是有礼。少校当即索要银钱，老人答说虽有钱，却不在手边。少校便命兵丁把他捆起来，自己进屋去搜。他搜出几件兵器，中间有一支手枪，还有一把柄上缠着红巾的刀。他于是一口咬定这老人必是义和团，趁他被捆躺在那里，亲手把他打死了。照例他又在村里抓了十来个后生替他扛赃，随后又逼其中最壮的留下来给他拉船。……后来我弟弟细细告诉我，有一天来了几个锡克兵，把他和几个邻人拿住，拿绳子拴在他们的辫子上，像串骡子一样一个接一个串起来，前头有人牵、后头有人赶，押到河岸上去拉船。我弟弟从来没做过这种活。他在泥水里蹚着，有时水深及腰，背后还有鞭子催着，一直拉到天黑；夜里又不准他睡在船上，只好躺在湿漉漉的河岸上。」〔注一〕

〔注一〕（原注：《中华二杰》第一百五十四、一百五十五、一百五十八页。）

一九〇一年夏天我自己在华北游历时，到天津去看了伦敦会的医院——那是马根济使之不朽的一所医院。我发现它正被用作英国兵的医院，收治患花柳病的士兵。这在中国人眼里是怎样一幅景象啊！那位伟大的英国传教士凭着信心、爱心与祈祷建起来的医院，如今竟由他的本国挤满了污秽的白人，这对那位纯洁的拿撒勒人的宗教是何等粗鄙的糟蹋！也在这座城里，那所很好的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几乎没有中国人上门，只因它所在的位置，中国人要去就得穿过租界的大沽路，而那条街是藏污纳垢的一条沟渠，两旁尽是酒馆、舞场与赌窟，人行道上挤满了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烟花女子，还有喝醉了酒、吵吵嚷嚷的外国兵，但凡体面的中国人——就是体面的外国女子也一样——要走过那里，没有不怕被辱骂被欺侮的。

在北京，使馆解围之后有好几个月，莫说中国妇女，就是体面的美国太太也不敢坐敞车出门，只能坐带篷的车，因为在外国兵手里受辱的可能实在太大；而在几处著名宫苑的门口，还贴着告示：「敬请公众勿因中国看门人不肯开启他们奉命不准开启的门而踢打他们」——外国人的行径已经表明，这样的请求远不是多余的。

说到劫掠财物，「西方那些高度文明的国家」来的白人，比之野蛮人也不见得更守法度。

「说北京每一所房子都被抢了，那并不确切。有些僻巷里的地方，还有这座都城里数不清、几乎钻不进去的死胡同里的地方，是逃过了的。但是反复查访下来，有一件事似乎已无可怀疑：城里差不多每一座衙门都被翻了个遍，里头的东西差不多一件也不剩了。」〔注二〕

〔注二〕（原注：《字林西报》。）

城外那座著名的颐和园，其秀美是我的笔墨所不能形容的。园中有花木、庙宇、宝塔、桥梁、莲池、塑像、长廊、步道与车道，便是欧洲最文明的国家也当引以为荣。一个野蛮的民族断造不出这样一座乐园来。一八六〇年英法两国烧毁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但园囿实在太广（十二平方英里），屋宇实在太多，被毁的那一片看去几乎算不得什么。园内有一片秀美的湖水，由大泉灌注，环湖是庙宇、林荫道与皇帝那些黄瓦的宫殿，近旁便是西山。

这座园子是皇太后最爱住的地方，长夏都在那里消度。皇帝也爱在暑天到这里来，两人都效法列代先皇，在园子的修饰上花费巨万。

围城之后，俄国人先占了它；俄国人走后，英国人与意大利人又占了去。三家过手，所剩无几，我所见到的，是那座一度陈设华美的宫苑里一片狼藉。凡是珍奇贵重的古玩摆设，全被搬走了；镜子打碎了；固着的装饰也被毁坏了。山顶那座庙里一尊庄严的铜佛，狼狈地倒在一堆瓦砾中间，一只黑黑的手还直直地指着天。在一座巍峨的亭子里，我看见两尊金佛巍然直立，神情格外庄重，可绕到背后一看，才见背上被凿开了大洞。

连那些供奉学术与宗教的所在也没有幸免。在著名的观象台，一件仪器也没留下。每一件都是奉法国、德国两国使馆里居高位者之命搬走的，整座台子全给毁了。毁掉一处观测天象的地方，能有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还有贡院——几百年来那是专奉学问的圣地，中国千千万万最聪明的人都曾在那里按中国的法子证明自己堪当大用——就在这贡院里，八千五百间号舍大半被拆去木料，拿去给欧洲军队煮饭；屋顶被掀掉，连石墙也被纯出于恣意地损坏了。

社稷坛与祈雨的坛庙，在中国人心里都是圣地。天旱时皇帝要备极隆重地到后一处去祈雨，若是不能亲往，便遣朝中最尊贵的大臣前去。那里是一座宽广的园林，庚子之乱以前，殿宇想必十分堂皇美观。可是我见到它们的时候，已经破损得很可怜了。石栏与石饰都被打断，墙垣被毁，有一座殿宇已成废墟。

自然，兵燹之中不免要有许多毁坏，这是免不了的。围城中成千上万衣不蔽体、饥肠辘辘的人，要从空了的粮店衣铺里取给养，这也是必需的。某些官署奉联军将领之命拆毁，以为将来之戒，这也是权宜之计。可是为什么听任兵丁与盗贼去偷皇帝寝宫里的古玩器具、打碎那里的镜子，去恣意毁坏华美的廊柱，糟蹋稀世的艺术珍品，在鎏金的塑像上凿洞，恶意砸烂千百个雕镂精绝的人像与石狮的头，把那些与学问和艺术相连的古老所在毁掉呢？这一番破坏，有些是使整个世界为之变穷的；要补救过来非得一代人的工夫不可，有些建筑还未必能复还旧日的美观。中国人至今仍旧又恨又怕外国人，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纽约时报》宣称：「凡是在中国加于外国人的暴行，联军所施的残虐都已十倍地偿还了。」那位主笔又说：「基督教国家的军队被派出去惩治野蛮、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权利，自己却犯下野蛮的罪行，这简直是骇人听闻。复仇之外还伴着卑鄙、残忍而昭彰的劫掠。这样的事，凡是明白事理的人听了，无不厌恶而羞愧。」

义和团被镇压之后，列强又在帝国的都城里筑起了实实在在的工事，中国人的恼恨并不曾因此减轻。围解之后一片惊慌混乱，多数使馆都趁机把紧邻原有馆界的大片地面占了过去。地面上的中国房屋一概拆毁。筑起厚墙，墙上架起大炮。联军当日由城墙的水关入城，列强就在那里新开了一个城门，由他们自己把守。此外，凡是能俯瞰使馆街的那一段城墙，也全被他们占了去，筑了障垒，又在德国使馆对面的墙上建了炮台。外国兵日夜在那段城墙上巡逻。使馆的另一面，拆掉了几百户中国人的住房与铺面，清出一大片空地，那片地上不许有任何房屋、树木或别的障碍，日后一旦有事，步枪与格林炮的火力便可以横扫过去。使馆里面则储备了充足的军械、弹药与粮食，万一再有变乱，使馆便不至于像一九〇〇年那个令人难忘的夏天一样被围困。

这一切自然都是人之常情，也许还是必需的。使馆若不防着义和团之乱那种惨痛经历重演，反倒要被人说成连寻常的谨慎都没有。然而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件事，他们心里不服，难道值得诧异么？若是别国在一个欧洲国家的都城里这样筑垒设防，那个政府岂不要痛切入骨？美国人在华盛顿能忍上一天么？

总而言之，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中国官员的来信》的作者责备西方文明卑劣、傲慢而残忍，说欧洲人与美国人一面假称遵奉基督的教训、一面其实置之不顾，实在有太多的理由。他的话是很苦的：

「不错，不接受这福音的是我们，奉行这和平之道的也是我们；接受这福音的是你们，把它践踏在脚下的也是你们。而最大的讽刺是——竟是基督教世界的列国到我们这里来，用刀与火教给我们一个道理：在这世上，公理若无强权撑着便毫无用处。哦，你们别疑心我们学不会这一课！等我们学会了，欧洲可就有祸了。你们正在把一个四万万人的民族武装起来，而这个民族在你们来到之前，别无所求，只愿与自己相安、与全世界相安。你们奉基督的名吹响了动武的号角！我们便奉孔子的名回应！」〔注三〕

〔注三〕（原注：《一个中国官员的来信》第六十四、六十五页。）

他在书末这样收尾：

「你们西方人若不肯认清真相，若不肯明白震动欧洲的那些事变乃是长久以来不义与压迫所招的报应，若不肯懂得你们的文明与我们的文明之间虽有深刻的对立，你们有理由把我们当作野蛮人的程度，并不比我们有理由把你们当作野蛮人的程度更高，若不肯以一个文明之邦相待、尊重我们的风俗与法度，若不肯以对待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方式对待我们、不再勒索那些你们做梦也不会加于一个西方国家的条件——你们若不肯这样做，我们之间便没有讲和的指望。你们羞辱了世上最骄傲的一个民族；你们凌虐了最正直最公道的一个民族；如今结局如何，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这位作者究竟是像他自称的那样是一位中国官员，还是一个旅居中国的欧洲人托了中国的笔名，这一点姑且不论；但有一件事是无疑的：他相当公允地道出了那个守旧、顽固、对白人决不肯和解的士大夫阶层的意见。西方各国筹划中国的将来时，务必要把这种心气的存在考虑进去，也要把那些行径考虑进去——那些行径虽不曾造出这种心气来，却把它煽得又旺又烈，以致成了一股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力量。中国人从战败里学到的教训，无疑有一条便是对外人更深的仇恨；外人的毁坏与暴行如此可耻，以致原本可望得到的好处，至少有一部分被抵消了。

我很乐意说明一点：除了日本人——论行止之好，人人都把日本人推为第一——之外，我所听见的关于美国军队的怨言比关于任何别国军队的都少。诚然，有一位上校曾叹息他的团「已经彻底散漫了」，也有一些酗酒与不法的事，有一回日本巡逻队还把几个半夜里在中国人家里被发现的美国兵送了回来。但总的说来，美国人的行止比多数欧洲人好得多。中国人是感觉得到这个分别的，这从他们在自家房屋铺面上挂起的美国旗之多便看得出来。还有一点也很能说明问题：城里由欧洲各团驻守的地段，中国人总是尽量绕开，而美国人管辖的地段却熙熙攘攘。

美国人也不必为本国政府的政策羞愧。诚然，在华美国人多半认为，我国在庚子之乱以前与之中的国策是软弱而短视的。他们很称许康格公使与几位美国领事，尤其称许芝罘的福勒领事。但我屡次听人说：我国政府似乎不晓得在中国除了北京使馆里的人与产业之外，还有别的美国公民与产业；对营救保定府与山西省的本国侨民，它几乎什么也没做；美国人一面指摘欧洲列强的政策，一面多年来却一直白占着列强为所有外国人争来的好处；若不是列强控制着局面，一个美国人也在中国活不下去。几乎人人都认为，华盛顿当局受那位精明的中国公使伍廷芳的影响太深了；人们相信这位公使深通「那些幽暗的门道与徒然的伎俩」，据说他把「合众国的政府与人民蒙蔽了过去」，远东的寻常外国人说起这件事来，是要动重话的。

我承认，我国政府在某几件要紧的事上究竟是怎样一种考量，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在我看来，这样一概而论的指摘未免过苛。北京使馆被围的那些暗淡日子里，我同麦金莱总统与国务卿海约翰时常通信，他们始终给予的同情与协助，我记得清清楚楚，至今心怀感激。他们同任何人一样焦急，在那样新奇、陌生而又格外棘手的局面里，已经尽了力。至于中国驻美公使，他自然是竭力替本国「保全体面」，那本是他分内必做之事。我们虽未必事事都同意他，但身为中国之友，应当承认一件事实：他以自己的才干与手腕，大大增进了美国民间对中国人的关注与敬重。

通盘来看我国政府的政策，我相信它比任何别国的政策都更合乎基督教的原则。我国政府若说有错，是错在太信中国人；这总比错在太不信中国人要好。它若说对本国侨民未能尽到应尽之责，至少它不曾亏负过中国政府，也不曾羞辱过中国政府。在华美国人手上没有中国妇孺的血。写着庚子之乱中美国那一部分的那一页上，没有暴行与不义的记录来把它抹黑。我们这个国家若说亏负了谁，亏负的是自己人。北方各省如今对欧洲列强的那份怨毒，要过好几代才会淡忘。可是中国人已经开始明白：美国政府是朋友；它不图他们的土地；它不肯参与勒索；它不想毁掉中国，而想救中国；它的用意不是统治中国，而是使中国能够自治；它所求的，不过是本国公民有通商的自由，有传布那些宗教思想的自由——那些思想原本是我们自东方领受的，给我们带来了无可估量的福祉，将来在中国也会像在美国一样，造就个人最高贵的品格与国家最安稳的制度。

在赔款的交付上，美国的公道精神又有了新的凭证，中国人对此感受甚深。一九〇二年第一期赔款交付之前，银两价跌，欧洲列强便坚持中国须以金付款，这实际上等于加重了赔款；当时又是合众国竭尽全力，去缓和欧洲各国的要求。美国政府的立法一支若肯像国务院对待在华中国人那样公道地对待在美中国人，那么两国之间的融洽之期便可大大促成了。

但美国在中国的分量还不够重，不足以使她的榜样成为决定这个帝国对外人态度的因素；中国百姓整个说来，也未必会在成群结队、咄咄逼人、贪得无厌而专横跋扈的欧洲人当中，单单对少数美国人另眼相看。

再说，多数中国人所听见的，只是他们的士人与官员讲给他们听的话，而这班人物总是仔细地把账目调得合乎自己的用处，好保全国家的「面子」。他们从容地告诉轻信的百姓：外国军队没有追赶朝廷，是因为不敢；外国兵撤出都城，是被中国的义士赶走的；义和团把敌人打得大败。我在青岛游历的时候，德国人正在挖沟渠，又宽又深，还有支渠通到每一户人家与每一处公共建筑；许多中国人竟真的相信，这些沟渠是预备做地道用的，好让外国人在被那了不得的义和团攻打时，顺着地道逃到船上去！我在中国所见到的最明白事理的人，自赫德爵士以下，都担心事情还远没有完，担心一道上谕便会把那一部血腥的历史重演一遍。一九〇一年八月，在上海与各宗派四十位有代表性的传教士开会时，绝大多数人都赞同监理会帕克牧师的话：「我们还没有脱离危难；守旧一派虽居少数，权柄却在他们手里。他们什么也没学到，除非列强把他们赶下台，让皇帝与维新派复位，否则他们还要再来一次，要把我们赶出去。」

二十七〔第五编〕可喜的迹象

将来的局面，未必就像上一章所举的事实与议论本身所显示的那样令人生疑。诚然，每日的报纸上常登着中国骚乱与变乱的消息。可是一个比全欧洲还大三分之一的帝国，人口如此浩繁，中央政府如此孱弱，地方官吏如此贪墨，铁路寥寥无几，而水灾、饥荒、瘟疫又接踵而至，这样一个国家，随时总有一处两处在闹事，那是必然的。一个欧洲人若天天读着自合众国发来的电讯，读到罢工、骚乱、戒严、烧死黑人、聚众殴打华人以及都市政治的贪污，同样有理由以为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是终年不宁。中国的朝廷对于国中他处的情形，本来就不大过问。

「每一省都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水师、自己的赋税章程……只要这一省的官府按时解送京饷，敷衍好那些催逼不休的本省债主，把初起的乱子按下去，替那一大群候补人员谋些差使，挡开外人的要求，不惹出各样的风波，一句话，只要外面的体面维持得过得去，就没有人来查问；一切文书与升迁照例通过，总督与他的同僚『共享太平』，人人捞到自己的一笔。京城的政府不立新法，不为任何一等人办任何一件事，听凭各省自行其是，一如军中的参谋本部，既把得力的人吸纳进来，又把需人之处或有才之士放出去，照样行事。」〔注一〕

〔注一〕（原注：帕克《中国》第一百六十七页、第一百六十九页。）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各省的巡抚对于本省内政握有相当大的自主之权；就是闹得颇成气候的变乱，北京的朝廷也往往视为纯属地方之事，付与本省官府料理，一概不问，正如合众国的联邦政府把骚乱与聚众滋事交给各州官员去办一样。

再者，中国人受官员引领之深，超过别的任何民族；而北京与沿海各省的一些大员已经懂得，屠杀洋人的结果，是来的洋人更多，是城池被占被毁，是屈辱的和约，是沉重的赔款，是大片土地的丧失，是出事地面上的地方官被革职，甚而被正法。

此外，中国人中间有一场新的动向，其迹象是错不了的。他们从前对于世界其余的地方、甚至对于本国边远之地都如此闭塞无闻，缘由之一，是没有任何传递书信的便利。内地的传教士要收到自己的信，只能雇私人的信差，或者托路过的行客捎带。如今却有了近代的邮政，由赫德爵士总揽其事，已经通到帝国五百个主要城市，而且正迅速推向别处。

十年之前，中国境内除了洋人在通商口岸所办的报纸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报馆；那些报纸除一家是德文的以外，全是英文。中文的期刊，只有传教士所出的几种，销路自然极其有限，读者大抵是教中人。严格说来，中国根本没有报界这样东西。如今除了一家法文、一家俄文和第二家德文的报纸之外，另有将近一百种中文报纸，其中许多由中国人自己主笔，另有一些由日本人主笔；这些报纸借着铁路、电报与邮政之助，把新的见解送到千万人眼前。依据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会衔的奏折，朝廷已颁下谕旨，命兴办新的学制。其章程是每省省城设一大学堂，府、州、县各设中小学堂为之辅佐，全部学制以京师大学堂为顶。所有这些学堂里，西方的艺术与科学都要与旧日的孔孟经书并列而教。「著各省督抚饬令所属，赶紧设立此等学堂。将此通谕知之。」

朝廷的新谕还不止于此。数十年前，有志的中国子弟自费出洋求学，回国之后是要下狱的。我在山东遇见过一位，他把自己如何被捕、如何像寻常犯人一般被囚在污秽的牢里，讲得活灵活现。可是皇上近来的一道上谕，却令各省巡抚遴选有才的青年送往欧洲专门肄习，以备他们回国之后位居要职。

老中国根柢最深的成法之一，是考取功名须做八股制艺，题目全出于中国古书，讲的是邈远的往事。然而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一道上谕竟把这沿袭已久的成法废掉了，士林为之大惊；上谕并令此后应考功名以及应试为官的人，须就西方的格致、政制、律法一类近时的题目作策论短篇。下面所录的一九〇三年各省乡试举人科的策问题目，足以见这一变之非同寻常。

河南——「讲求外国农商邮政之学，可收何等改良之效？」

广西、安徽——「奥、德二国致富强之大旨何在？外国之于报馆、邮政、商务、铁路、银行、钞票、商业学堂、税则，其章程如何？又何以得忠实之人？高加索在何处？俄国何以治之？」

江西——「理论之学与实用之学凡若干门？当依何次第而习之？试释自由通商与保护税则之义。世界各国兵制如何？维也纳会议、柏林条约、门罗主义于远东有何关系？英国海权之所以独霸者安在？西伯利亚铁路与尼加拉瓜运河于中国有何关系？」

山东——「斯宾塞之群学其说如何？试定地、工、本三者之相互关系。以矿务、铁路开发中国物产，其道何在？欲收回今日操于领事裁判权之下者，当如何修订我之民刑各律？欲御列强之侵逼，海疆陆界当如何守备？」

福建——「西国之中，何国最重教育，其效如何？试述英、德、俄、法四国兵制之大要。何国最善于殖民？茶与丝当如何培植乃得其法？瑞士国小而能不倚于四邻之强邻，其政体、工艺、教育如何？」

广东——「我国币制当如何？效西国之金、银、铜三品乎，抑别有所宜？习艺所之法当如何推行于全国？广东一省当如何设防？兴新学之经费与教习当从何得之？中国之赌馆遍地，当如何振兴国际商务、新式工艺与储蓄银行以易之？」

湖南——「日本之国策如何？但步他国之后尘乎，抑别有所图？当如何遴选胜任之使臣？中国国债甚微而觉其重，英、法国债远过于我而不觉其重，何也？」

湖北——「试述斯巴达与雅典之学制。英国海军形胜之地何在？中国之形胜当在何处？何国印花税之法最善？试略述地球之地质各世，并铜器、铁器二世。试溯埃及、巴比伦与中国文字之起源。」〔注二〕

〔注二〕（原注：上海广学会一九〇三年报告。）

这几道上谕的结果，是中国人买西书之多，前所未有。不买西书，考试就过不去。教会的印书馆虽已开足马力，仍赶不上书籍的需索。上海的李提摩太说，一九〇二年该埠售出的教科书值二十五万元，美华书馆所接的一笔订单，单是邮费一项就开了三百二十八元的账，因为买主执意要把书由邮局寄送。教授英文的教会学堂里挤满了学生，其中不少出自上等人家；凡肯教西学的洋人，无不有人争相延聘。

单凭纸上的谕旨，纵然出自皇帝之手，也变革不了中国。往年郑重颁行的新政不知多少，除了替朝廷「顾全面子」之外别无成效。所以我们不必设想中国今年就要迎来太平盛世。但庚子之乱以来所颁的各道新政上谕，其含意与成效都远过于中国从前所见的任何一次变法，这是无从怀疑的。对中国与中国人的了解不让于当今任何人的明恩溥写道：

「我们看见了光绪皇帝一八九八年所下的那些新政的内核——正是那些举措招来他的废黜与幽囚——不到三年之后，竟大体上为慈禧太后与她的谋臣所采用……这些影响深远的上谕，单把其大意列举出来，西方的读者对于其中所含的那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所得的印象还是模糊的。从来没有哪一国的政府下过这样的命令，要凭着研究别国的政法，把如此千百万人的见解一齐改造过来……凡略知中国一千年来学制的人，都看得出新法一行，这套旧学制势必自上而下彻底重造。西方的地理、算学、格致、史学与哲学将处处成为所习之业。其结果必将使中华一族的思想眼界为之开阔，一如当年十字军东征之后欧洲所经历的那样。这是一个长久而缓慢的过程，却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过程……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开放之广，前所未有。」

当今左右帝国国策最有力的人物，同时又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最好的一个典型，无疑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领全国兵马的袁世凯。他不像中国许多大员那样是满人，而同李鸿章一样是纯粹的汉人。他生在河南省，才具早露，出类拔萃。在本国以一个青年而有了出色的资历之后，他被派往朝鲜充当中国皇帝的代表，在朝鲜京城的使节团中做了九年的显要人物。一八九五年回国，出任「新建陆军」一镇的统领——在这个位置上，他显出了极高的治军与治事之才。他按照外国最好的样式编练并装备自己的队伍，这支兵很快就精锐起来；倘若人数再多一些，倘若朝廷放手让他把这支兵用在北京，一九〇〇年的历史或许就是另一番样子了。护送我穿行内地的兵士，我在别处〔注三〕已有所记述。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他被任为山东这个大省的巡抚。我正是在山东省城济南见到他的。我一到济南，就赶紧把名帖与介绍信送到这位名声赫赫的巡抚那里，他立刻回话说，次日午后一点钟接见我。到了约定的时刻，我们前去拜谒。他以十足的礼数在衙门大门口迎候，引我们进了他的内室；室中陈设整洁，却极其朴素。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其时四十一岁，中等身材，身子略胖，面相刚毅，目光清澈坦荡，举止极其可亲。这样的仪表，放在什么地方都算得上出众。

〔注三〕（原注：见第七章。）

他很是亲切，我们长谈了一回，颇为有趣。他对美国的熟悉叫我诧异，尤其因为他不通英文，而且从未出过亚洲。

一半是在这次会晤中听来的，一半是得自别的来头，我听到了更多关于他开办一家日报、一所武备学堂与一所大学堂的打算。他的意思是每一所学堂都从本省一百零八个县各取两名学生，这样造就出一批人来，日后可以把「开明与学问」带回各自的地方去。他似乎觉得，要免除庚子之乱那样的大祸，唯一的指望在于开民智。我问起教授外国语文的事，他说英文、法文、德文都要教，不过德文大约是这几种外国语中最有用的，因为本省东部德国人多。

这位巡抚不但见识开阔，而且看重耶稣教传教士的品格，这两样都表现在他延聘其中一位——当时任登州长老会文会馆监督的赫士牧师——出任大学堂总教习一事上。我不妨把话说到后来：赫士接受了聘请，开馆授业，处处显出大有可成之势。可惜官府有一条不容通融的规矩，要每个学生按期拜孔子的牌位，而袁世凯的继任者又不肯为教中的学生开例，赫士遂觉得除了辞职别无他途。袁世凯倘若仍留在山东，是否会宽假一些，自然无从断言。我很愿意相信他会的，因为他是个气量宏大的人，他看时势之明，胜过他许多同胞。不过他毕竟是孔子的忠实信徒，而且他也许还觉得此事牵涉到国家的大政。然而有一件事很可玩味：一八九八年春天，袁世凯曾请一位耶稣教的牧师豪斯博士（现在广州岭南学堂）做他儿子袁云台的西席。豪斯顺便说起，他见这位少年「思虑之纯净令人惊异，志向之高远，求知之心之炽烈，是我生平所见最能耐心、最为勤勉的学生」。

再说回与袁世凯的那次会晤。在座的另一个中国人是唐绍仪，年约三十五岁，以道台之衔总办本省洋务局。他曾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两年书，英文说得很流利，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极好的人物。他和巡抚一样，举止雍容而文雅。他看去是做外交的一路人才，日后必得的升迁，他是当得起的。

第二天一早，王上尉代巡抚前来回拜。他是洋务局的翻译，又是巡抚一个儿子的西席，教那孩子英文文法、算学、地理与历史。我很有兴味地得知，他曾在麻省的菲利普斯中学读过八年书，英文说得像一位有教养的绅士那样文雅。

袁世凯在庚子之乱中所取的方针，显出这个人的智略与胆识。他到任之时，乱子已经起来了。那位忠心的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就是在济南西南不远的地方被义和团杀害的。当时山东巡抚是毓贤，约在那前后调往山西，袁世凯接了他的任。那个以仇外著名的毓贤，倘若仍留在山东，多半会像他在山西屠杀传教士一样屠杀山东的传教士——在山西，他把传教士一概请到衙门里来，随后亲手杀了三个，开了那场大屠戮的头。袁世凯却预见到这种暴行必有的结局，决意约束义和团，保护洋人。在洋人这一头他办成了：自他接管以后，没有一个洋人被杀，凡能设法接应出去的都接应了出去。风波一过，他就正式行文给避到通商口岸的传教士：

「现在各处均已安静。诸位牧师如欲回内地，望先赐一信，本部院必当严饬各处军队妥为保护护送。」

这一番看似袒护洋人的方针，一时间给这位巡抚招来了不小的诋毁；那些偏执狂热的守旧之人恨不得把手边的洋人杀个干净。民间的怒气之盛，竟至于把他痛骂为「二毛子」，他的性命屡次受到威胁。然而不顾众口的鼓噪，也不顾省中同僚的掣肘，他以铁一般的坚定守住了自己的主张。到了后来，无论百姓还是他属下的官吏，都明白了是他使他们免去了邻省直隶所遭的那场可怕的惩罚，于是他的权势与声望比先前更大了。

我在本省西南边远处的济宁州盘桓之时，出了一件事，一面见得出袁世凯这个名字的分量，一面也见得出传教士那种视死如归的赤忱。我们到的第二天，一位友善的中国官员传来消息，说袁世凯巡抚的母亲已于前一日故去。照中国的成例，逢到这种情形，他得辞官守制三年。而福勒领事以及我在通商口岸所见的一切洋人，都曾断言山东洋人的安危系于这位巡抚一身：他在位一日，白人便安全一日；他一死或一去，另一场仇外的风潮很可能又起来。正因为倚仗他那众所周知的善意，传教的事工才重新开办，传教士才纷纷回到内地去。

如今这个关系如此重大、非在位不可的人，眼看要退归林下，前途便又都成了未定之数。慈禧太后或许会把这个缺给一个仇外的人。就是来一个漠不关心的、甚或一个软弱的亲洋巡抚，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要按住山东的人心，非得一个强有力的人不可。中国人极快就看大员的眼色行事，只消疑心他不肯出面弹压，兵戈之犬便可能又放了出来。诚然，我们不曾见到什么敌意的形迹，可是在亚洲，外表是靠不住的。这位有权势的巡抚一笑，人人便都朝你笑。至于底下埋着什么未熄的火，谁也不知道。便是在美国，也有些不法之徒，一旦知道巡捕软弱或不管事，转眼就会聚众殴打华人。

我自己倒不怕，因为我的行程无论如何总要赶往沂州府去。可我不愿丢下劳克林先生与里昂医生，他们本是打算留下来，在济宁州重开传教事工的。然而他们以真正的传教士气概，毅然决定留下。一个礼拜之后，他们才得知：皇上因这一省关系重大，又因信任这位了不起的巡抚，特旨把守制之期由三年减为一百天。这期间由藩台（即布政使）名义上代理全省之政，不过人人心照不宣，那时节巡抚仍是「幕后的主宰」。但作出留下的决定之时，这些还都不得而知，传教士的这份英勇便丝毫不减其可敬。

袁世凯的态度，从他在义和团事变之后布告通省的几条章程里看得相当清楚。其中数条如下：

「为保护洋人免遭凶暴、保护一切教会房产免被焚毁损坏，所有文武各官暨其属员（绅士、地保、村正等在内），务须竭尽全力，切实保护。凡于此等事有抗不遵官者，准即就地正法，不必再行请示抚部院；凡有救护洋人脱离凶暴者，从优奖赏。

「凡经讯明确有毁坏教会房产或对洋人行凶者，照抢劫强盗律从严惩办，并将其货物家产一并入官充公。

「无论何州何县，境内如有伤害传教士或毁坏房产之事，该州县文武各官一体降革，并奏明朝廷。

「各村村正、地保等，务须竭力保护传教士及其产业。嗣后如有村中毁坏产业或对传教士行凶之事，该村头人照光绪二十二年所颁谕旨办理；此外并须自赴衙门，将一切损失照数赔补。该村地保从严惩办，永不叙用。

「所辖境内一年之内并无以上各项案件之文武各官，奖给三等功；三年之内均能如此者，准予升迁。

「所辖境内并无滋扰之事者，村正、地保亦一体给奖。」

这些话出自一位中国大员之口，是很不寻常的。如今这些话的作者所居之位比当日更为尊贵，因为李鸿章一死，他便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被任为直隶总督，继李鸿章之任。直隶不但是帝国最大的省份之一，人口二千零九十三万七千，而且境内有京师，有塘沽与天津两个口岸，是进京的门户。所以这位总督扼住了通向朝廷的一切孔道，某种意义上说，护卫皇室之责也在他身上。他随时可以见到皇上与慈禧太后，太后尤其宠信他。当年李鸿章之所以能在中国几乎无所不能，凭的正是这个居高临下的位置。袁世凯不像他那位显赫的前任那样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也不大会像李鸿章那样拿这个位置去为自己张大声势。但他的才干毫不逊色，而且更坦率、更可靠。他也有仇家——凡在公众之中办事的人都有仇家，在亚洲尤其如此。有些人始终不能原谅他在数年前那场变相废帝之事中所扮的角色。据说皇上本指望袁世凯的兵力支持他的新政，不料袁去同当时的直隶总督荣禄商议，那位大人立即把整件事原原本本禀报了慈禧太后；结果是这位年轻的皇帝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的皇权已经名存实亡。〔注四〕人们径直指袁世凯在这场政变里卖了皇上。另一些人则以为他并无出卖之意，不过是就一场本身即带革命性质的大变局该当如何应付，去向他的上司请教罢了。袁世凯远不是个守旧的人，可他明白中国不能骤然改头换面，对于一桩他认定为操之过急、注定失败的举事，他自然踌躇不肯附和。如今人们大抵都承认他这番判断是稳健的，据说连皇上待他也几乎同慈禧太后一样亲厚，而太后则把他算作自己最能干的柱石之一。

〔注四〕（原注：参看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谕，见卜舫济《中国之变乱》第五十五页以下。）

在远东政局如此吃紧的今日，许多事都系于袁世凯的方针。他位分尊崇，能上达慈禧太后之听，又统率着中国仅有的一支真正的军队，论左右这个帝国走向的能力，没有人比他更大。自然，一位大员纵然权势再重，也不能绝对左右一国的局面；帝国内外所起的作用力太大太繁，非一人所能操纵。然而袁世凯这样一位精明远见之士，如今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总督、全国兵马的统帅、慈禧太后所倚信的谋臣，这件事本身，尽可以算在将来可喜的迹象之列。

最有意味的，是义和团事变以来传教事工的长进。被毁的教堂与礼拜堂不但一概重建起来，而且照例挤满了做礼拜的人。山东潍县教区里，当初传教士被赶得一个不剩，教会产业毁得一干二净，去年却有五百六十九个中国人受洗。在北京，长老会宽大的新礼拜堂虽然就建在那口大水窖附近——使馆解围之后，在那水窖里捞出了近百具尸首——却几乎每场礼拜都满座，别的宗派的礼拜堂也是听众甚多。彭特科斯特博士一场讲道，便有八百个中国青年凝神听着。便是在保定，那里剩下的传教士连同几十个中国教徒全被杀害，人们本以为再不会有中国人敢承认自己信基督，就是在这血迹斑斑的保定，传教士天天在城里向成群凝神的中国人讲道；城外宽敞的新院落里，学堂、医院与礼拜堂应接不暇，成百的人往那里去。广州一带素以仇外著称，去年单是长老会就为一千五百六十四个中国人施了洗，传教士正一再吁请增派人手，以应付纷至沓来的需索。连十年前几乎同西藏一样不容外人立足的湖南省，如今也有五十来位耶稣教与天主教的传教士在那里把事工办得兴旺。美国圣公会的郭斐蔚主教近来巡视教区归来，带回了这样一段振奋人心的话：

「江苏一省本会事工的现状与前景，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可鼓舞。从前是我们去劝人受教，如今是他们自己找上门来，而且不是一个一个地来，是成群地来……有一股趋向基督教的强大潮流正在兴起，这是明摆着的。」〔注五〕

〔注五〕（原注：《传教精神》，一九〇四年七月号。）

旧有的事工不但重新振作起来，新的事工也开办了许多。自联军解使馆之围起，一年零三个月之内，新开的传教站有二十五处，新到中国的传教士有三百七十三人，此后每一年都有可观的增添。一九〇三年到过中国的彭特科斯特牧师写道：

「在我看来，前景是极其可喜的。我见到那些较能深思的传教士，谈起将来无不热切。照我自己的判断，就奠基的工夫与办事的力量而论，庚子的屠杀至少把传教的事业往前推了二十五年。我想小百姓已经彻底信服，传教这件事是灭不掉的；我同样确信，官府也已信服，他们怒也罢，与基督教作对也罢，都是白费气力。亚洲人所认的只有力量与既成的事实；我们的传教事业重建起来，觉醒已经开了头，人手与财力又源源而来，他们从中看见并且认出了力量。他们自己的庙宇日就颓败倾圮，我们的新屋却高耸而美观地立起来。他们那些无知的僧道越陷越深，一日不如一日，我们的传教士却处处被人知道、被人认作『开明而有学问』的人……据我所能探知的一切看来，我觉得再起一场仇外之乱是不必忧虑的了。」

这不过是可举的许多例证中的寥寥几个。到处都门户洞开，如今耶稣教传教士为中国人施洗的人数，每年约在一万五千上下，而列名为慕道者与望教者的还要多得多。一九〇三年八月七日在牯岭举行的各宗派传教士大会宣告说：

「如今事实俱在：中国与满洲的一千九百多个州县之中，没有一处是把我们关在门外的；在我们事工的第一百年开始之前，我们可以说，福音若还不曾传给中国的每一个人，其缘由须到中国之外去寻。做事的机会花样繁多，范围浩大。人们拥来听福音之盛，无论在露天还是在屋内，都是从前所没有的；在我们的礼拜堂里，在我们的客堂里，我们讲说基督的机会之多，在中国之外几乎是找不着的。求学之心的迫切，也是从前所没有的；我们的学堂，无论初等还是高等，一概满额，处处都不得不把投考的人挡回去。对基督教书籍的需索，更是从前所没有的；我们的圣教书会以及一切为教徒与慕道者预备读物的人，都已竭尽所能，仍旧赶不上这需索；而这需索还必定要增长，因为它出自世上读同一种文字的最大的一群人。医事的工夫，从一起头就叩开了那些对别样事工紧闭着的心门。它所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是没有边际的。数目众多的瞎子、麻风病人与身患不治之症的人，还有聋哑的、疯癫的以及别样受苦的人，都给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服事之机。在中国，穷人是常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几时愿意，就可以几时向他们行善。」

将来可喜的迹象之中，合众国与中国新订的条约也不在末位。这个条约于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在上海签订，同年十二月十八日经合众国参议院一致批准。它不但为美国人取得了中国的「门户开放」，而且倘若那条久经使用的「最惠国」条款再一次派上用场，则不单于中国自身，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一项无价之惠。因为这个条约废除了那扰人不堪的「厘金」（即向途经本境的货物由地方官抽取的内地税）；确认了美国公民在中国通商、居住、游历与置产之权；把合众国的版权法推及中国；取得中国政府允诺设立专利局，以保护合众国公民的发明；并就商标、矿务专权、听审讼案的法庭、外交往来以及别的若干事项订立了有用的章程——这些事项从前虽有成例可循，却常被削减或违背。

这个条约还要求增开两处通商口岸，其一在奉天府，世人多称之为盛京，其要紧处不但在于它是一座二十万人的城，还在于它是满洲的省会，与直隶湾及直隶省既通铁路又通水路。另一处在安东，其要紧处在于它地当鸭绿江边，与朝鲜边境隔江相对。日俄战争自然把这两处口岸的开放搁置下来，然而中国开埠之权由条约向合众国确认下来，其意义并不因此稍减。

最要紧的一层，是这个条约把基督教推行于全中国的最后一重障碍除去了——凡是明文所能除去的，它都除去了。一九〇二年九月五日的英国对华条约第十三款里，英国允诺加入一个委员会，以谋中国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和睦。而美国的条约走得远得多，下面所录的第十四款可以为证：

「耶稣教与天主教各会所奉基督教之教义，系为劝人行善，并以己所欲施于人为训，兹予认明。凡安分奉行并宣讲此等教义者，不得因其信仰而遭扰害或迫逐。无论美国人民抑或中国教民，凡依此等教义安分讲习并遵行基督教之道者，概不得因此而受干涉阻挠。中国人入耶稣教会者，不得加以限制。教民与非教民同为中国臣民，均应一体遵守中国律法，并应对在上有权者尽其应有之敬，彼此和睦相安而居。入教一事，不得使其得免于入教前所犯或入教后所犯任何罪过之罪责，亦不得使其得免于中国臣民通例应纳之正税，惟为供奉与其教义相背之宗教习俗而征之税捐与摊派不在此例。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官员对中国臣民行使管辖之权；中国官员亦不得于教民与非教民之间有所区别，而应秉公执法，俾两者得以相安而处。

「合众国各传教会，准其在帝国各处租赁并永远租用房屋地基为该会之产业，以供传教之用；俟契据查验无讹并由地方官盖印之后，准其建造推行善举所需之相宜房舍。」

这就给美国的传教事业添了新的声望，并从法律上确认了这个帝国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已向传教士的居留、活动与传教之自由敞开。法国当年以强硬手段为天主教传教事业所取得的一切——凭着一八六五年的柏尔德密协定，凭着中日之战结束时施阿兰那道傲慢的最后通牒——合众国如今和平地取得了，而且看去还得着了中国政府的善意。

二十八〔第五编〕基督教世界的首要责任

把眼下局势的严重性估计得过低，或者以为这个地球上人数最多、最守旧的民族已在一夜之间由仇外变作亲外，都是不智的。当年蛮族大举涌入罗马帝国，罗马人骇然失色；世人或许还会再一次领教：亿万之众的冲力，纵然面对更高文明的种种资源，也仍是一股可怕的力量。此后还会有怎样的动乱、闹到怎样的规模，我们无从知晓。也许还要流许多血。被煽起的仇怨，平息起来断然是缓慢的。凡与旧时代血肉相连的人，绝不会不作一番挣扎便甘心放手。英格兰从异教的蛮荒走到基督教的文明，用了三百年，而中国比英格兰大得多，也守旧得多。如今世事转得快些，当今这些造成变革的力量，比之前几个世纪，正如近世的蒸汽锤之比于木槌。然而中国是笨重的，要成就这样一场巨大的转变，几十年实在太短。

与此同时，外国人今后如何行事，关系极大。中国人素来心高气傲，眼看着外人来得比从前更多，扎下的根基一天比一天牢不可破，这已经够他们难受的了；倘若贪婪与不义的政策再继续下去，本已极深的怨恨只会更深。对外国人那种几乎牢不可破的成见，是中国得以更新的一大障碍。「这一事实说明，凡可以打破此种成见的法子，都该竭力去用。凡是粗心或者有意伤害中国人情感的举动，凡是不必要地触犯中国人忌讳的举动，都会拖慢我们自己的工作，把这个民族反对我们的那堵死墙垒得更高。」〔注一〕

〔注一〕（原注：杭州加里特牧师博士。）

对待中国人的正当办法，保定长老会的娄理牧师做了一个好榜样。拳乱之后不久，外国军队采取报复举动，他曾为这座城市出力；知县为表谢意，在富户中特别募了一笔款，买下一块十六英亩的好地，送给差会。这块地多年来住着好几户佃家，房子是他们自己盖的，如今却要被撵走。这本来与娄理牧师不相干。可是他坚持要公平待他们，要按合理的价钱补偿他们的房屋与他们所做的修整，好让他们另租地面安家。此外，他还费心替他们找活做，一直做到新庄稼下来。我们在那地方走动的时候，他们向娄理牧师亲热地问好，那份感激溢于言表。只要拿寻常的体面待中国人，把他们当作弟兄，就断然不会有半点麻烦。

无论如何，以我们自己所标榜的那份文明与基督教之名，也以寻常人道之名，愿各国从此抛开残暴与劫掠的手段。既想使中国人归信，就得把自己所讲的道理做出个样子来。说中国人不懂公道与宽大，这不是真话。纵然真是如此，也不能因此就说我们该不公道、无怜悯。让我们把更高的道理教给他们。我们若不教，他们何从学起？其实中国人跟世上任何民族一样讲得通道理。他们的性情、他们的惰性、他们与人类其余部分长久的隔绝，使他们领会一个新念头总是慢的。但只要给他们相当的时间，他们终会领会；一旦领会了，就会牢牢守住。所以此后还会不会再出乱子，一半要看各国如何行事。与中国人往来时秉着公道与人道，也许未必能把敌意的爆发全然消弭，至少能少给它一些由头。

但过渡的时期无论多难熬，结局却没有片刻可疑。进步总要战胜盲目的守旧。更高的观念必定压倒更低的。今日作用于中国的那些力量，虽然掺杂着许多自私与暴力，却毕竟含有使人类社会得以更新的那一点生机。指望中国能不借外力而自己更新，是徒劳的。自生之说，在社会里跟在生物界里一样，早已破产。生命从来是自外而来的。

中国新学制的精神表明，新法纵已采用，被滥用的危险也迫在眉睫。她一切的学堂，所奉行的章程实际上把基督徒摒诸门外，既不许作学生，也不许作教习。倒是不信神的一套尽可自由出入，只要外面的形式合乎朝廷所定的规矩。登州的赫士牧师博士说，这场教育运动是「反守旧而又反基督教的」。长久主持京师大学堂的丁韪良博士说：「本国的基督徒若晓得如今有人怎样铁了心，要把基督教的教习与基督教的课本自京师大学堂以下一概逐出中国的官办学堂，他们自会奋起，把基督教的教育给中国的青年。」像山东新教大学那样一所差会学堂，兼有最好的教学法与最高的基督徒品格的理想，它对中国真正的开化所起的作用，胜过十来所省城的学堂——那些学堂里赌博、不敬神、吸食鸦片都听其自然，独独不拜孔子的牌位才算得上大罪。

由此看来，中国的更新便成了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一个要求最宏阔的器识与最大努力的问题，一个关乎全人类前途命运的问题。「就其人数之众、其同质之纯、其智力与德性之高、其往昔的历史、其眼下与将来同全世界的关系而论，使中国人归信基督教，乃是当今托付给基督教会的最重大的进取事业。」〔注二〕倘若亚细亚的主导民族一直作异教之民，那对全世界都是一场灾祸。可是若要他们不再如此，就非立刻使出赫拉克勒斯一般的气力来更新他们不可。赫德爵士说，要免去「黄祸」，只有两条路：一是由列强瓜分，而他认为此事难到行不通；二是基督教奇迹般地传布开来，把这个帝国改变过来。赫德爵士无疑是对的。如今要回避这个问题已经太迟。新的力量一冲击，这个庞大的民族正在醒来，西方各国不是征服它，就是使它归信。征服，因前已说过的缘故，根本谈不上。〔注三〕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就是归信。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黄祸便成了基督教世界的黄金机会」。〔注四〕

〔注二〕（原注：明恩溥《基督为王》第二百三十七页。）

〔注三〕（原注：第二十五章。）

〔注四〕（原注：巴布科克牧师博士。）

所谓归信，并不是说「文明」。《一个中国官员的来信》那位托名的作者，根本的错处就在这里。他显然对传教的队伍及其行事的动机所知极少，甚至一无所知。他写来像是一个在商务与政治的空气里过日子的人，对欧洲各国待中国的那套政策感到愤慨——这愤慨也不无道理。从这个眼光看去，这位才思敏捷的作者要讥讽我们的短处、称颂他本国的长处（其中有些长处确凿无疑），是很容易的。但不能因此就说他的控告对西方的基督徒也站得住：西方的基督徒对各国待中国的两面手法与暴行，责备得并不比这位作者轻。西方能给中国的，不止是一种文明。其实西方最好的那些人，根本不想给中国一种文明，要给的是福音。中国文明里凡是好的，他们无意干涉。归信基督教之后，社会上总会随之有些变化，这是真的；但这些变化所关涉的，只是那些无论何时何地、不问属于哪一种文明都本来就是错的东西。福音改变了纽约的「五点」贫民窟，不是因为那里不文明，是因为那里作恶。福音在中国所要做的，与它在美国所做的并无二致——与恶行争战，涤除污秽，驱散迷信。能做这事的，只有基督教一种力量。凡是它得以畅行无阻的民族，无不被它改变。它洁净了社会，增进了见识，抬高了妇女的地位，使人配于明智而仁厚地运用权力。对于否认这一点的人，罗威尔说：

「这些人所享的一切权利，样样都仰赖他们所摒弃的那个宗教；唯有那位救主把永生的盼望赐给了人——正是这盼望使人生可堪忍受，使社会成为可能，使死亡失了它的可怕，使坟墓褪了它的阴森。他们要夺去基督徒的信仰、夺去人类在这位救主身上的盼望，总该先踌躇一下才是。」

再卑下的境地，也不出它更新之力所能及。请看新赫布里底、梅特拉卡特拉，请看斐济、乔治亚与友爱诸岛。就连英格兰、德意志与美利坚自身也是明证。基督教把它们从蛮荒与迷信里拔了出来，那蛮荒与迷信之深，不亚于当今任何异教之邦。只要给它机会，它在中国也能成就同样的变化。

但有人说，中国人并不想归信。一位美国陆军的名将一九〇〇年自北京回国之后说：「我不能不说，凡我所见识的有见识的中国人，没有一个表示过想要奉基督教。民众是反对基督教的。」〔注五〕美国人里未归信的，居然这样常去向那位军官求问灵性上的指引，以至于中国人不去求他倒叫他失望了，这真叫人欣慰。换了旁人，大概不会指望一群败在人手、正自痛楚的百姓，会向得胜之师的统帅敞开心怀。然而在华的外国人中，还有几百位——我自己也在内——可以作证：我们听见过有见识的中国人说想要奉基督教。而今日中国有十万以上的人公开承认信奉基督，并且在痛苦的逼迫之下仍死守不放（登记在册的慕道者还不计在内），这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凭据，可见至少有一些中国人是愿意接受基督教的。

〔注五〕（原注：纽约《基督教倡导报》一九〇三年六月十一日。）

他们想要他么？一位传教士写道：「你若看见这些穷苦人摸索着寻找神，看见他们一心要多知道些、再多知道些，心里必定欢喜。」归信的人走十英里、十五英里以至二十英里去做礼拜，是常有的事。我在沂州府的那个礼拜日，遇见一个相貌端正的青年，名叫姚兆丰，他步行十六英里来受洗；在场的还有几个中国人，是走了十七英里到三十三英里的路来的。在保定，我听说有母女二人拖着一双小脚，一步一痛地走了十三英里，为的是多知道些这新的信仰。在另一座城里，有八百个吸鸦片的人跪在礼拜堂中，求神帮他们挣脱那可怕习气的锁链。那位张开父亲的双臂抱住浪子、与他亲嘴的主，必定就在那间简陋的礼拜堂里，应允了这些苦命的、被罪咒诅的人的祈求。这一类事情，要写满一本书也是容易的。

不过，就假定中国人并不想要基督罢。那又如何？他们想要那位名将么？恰恰相反，他是踩着中国人的尸首、穿过中国市镇的瓦砾，靠大炮的口与刺刀的尖，一路打进北京城的。「民众」在哪里想要过基督？慕迪先生从前常说，美国的百姓并不想要基督；基督若像当年临到犹太人那样临到他们，他们多半也要弃绝他。

问题根本不在于中国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想不想要基督，而在于他们需不需要他；一个人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大半要看他自己与基督是什么关系。我们若需要他，中国人也需要。他若为我们做过什么，若曾把尊严、能力与平安带进我们的生命，那么他多半也能替中国人做同样的事。

「请放心：那位在东经一百一十七度救不了一个中国人的基督，在西经三度也救不了你。人们若明白这里所系的不是我们传教士的一套计划，而是他们自己那永生的盼望究竟站不站得住，那么关于传教的问题就不会问得这样轻率，答话也不会听得这样轻率了。然而我不能不说，我自传教的工场回来，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问我的话，往往动摇我的信心——动摇的不是我对传教的信心，是我对他们那基督徒身分的信心。福音在今日、在任何天空之下究竟还是不是神的大能，连这也要怀疑的人，他们对福音究竟把握到了几分呢？」〔注六〕

〔注六〕（原注：汲约翰，第十一、十二页。）

凡对真正的中国略有所知的人，竟会有片刻怀疑中国万不可少福音，这真是不可思议。一个美国人若走进内地那些丝毫未变的情形里，甚至只走进堂皇的上海城里那座旧的中国城，其生活的悲惨也足以叫他骇然。我在那无边的人群里穿行，登上一座又一座山头，望见村落多得数不清，密密麻麻铺满平原，一直铺到目力的尽处；我看见那无从纾解的苦痛、那压死人的穷困、那对鬼神的畏惧，便觉得《扶锄的人》一诗所写的，在中国是字字坐实的。

「百代的重负压弯了他的腰，

他倚着锄头，两眼望定地面，

脸上是万古的空茫，

背上是全世界的担子。

他与天使之间隔着何等的深渊！

他是劳作之轮上的奴隶，

柏拉图与昴星的运转与他何干？

诗歌群峰绵延的远景，

破晓的裂罅，玫瑰渐渐转红，与他何干？

受苦的世代都从这可怖的形体里张望，

时间的悲剧就在那佝偻而酸痛的背上。」

欧美的教会正是通过海外传教的各差会与各会社，来应付这一需要。这些差会是把最高一类的基督教文明传给异教之民的管道，是把我们今日生活里一切最好最真的东西汇集起来、聚于中国情形之上的机关。从这个眼光看去，海外传教不单是宗教问题，也是治国者器识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大到足以笼罩一切的问题。惟其如此，凡有见识、有胸襟的人，不论宗教上属于哪一派，都该对它表同情、给它以合作。它属灵的宗旨，对每一个真正的基督门徒已是至上而充足的；即便撇开这些宗旨不谈，它在社会与教育上的价值，以及它同全人类福祉的关系，也正当地要求人人关心与支持。教会在这桩工作里所拯救的，既是个人，也是国家；既为今世，也为永世。它对将来不抱悲观。它不承认人类的发展已经到头。它坦然承认恶行与迷信都还在。但它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制伏那恶行，能驱散那迷信。于是它为教养少年而兴学校与书院，为看顾病苦而设医院与诊所，为散布圣经与基督教书籍而开印刷所，为敬拜真神而立礼拜堂；在这一切之中、并借着这一切，向失丧的人传讲那唯一能「向列国讲和平」者的福音——那使人改变、使人升高的福音。

但有人说，拳乱已经使他们不再相信使中国人归信基督这件事办得通。他们问：「我们何苦再往中国派传教士？」

我的回答是：「那又何苦再派商人、再派领事，再运煤油、面粉、棉布去？难道我们要保住与中国商务与政治上的往来，却断掉宗教上的往来；听任较低的势力畅流无阻，独独收回那属灵的力量——那本能澄清贸易与政治、造就了今日之我们、并且唯一能更新中国亿万生灵的力量？」

遭了祸事就该撤回么？当年美洲的殖民地陷进独立战争的惨祸里，他们可曾说早知不如仍作英国的臣民？上一代人的时候，我们的土地被南北战争的血浸透，人们可曾想过当初该容忍分裂与蓄奴？缅因号在哈瓦那港被炸沉、劳顿在吕宋阵亡的时候，我们可曾叫着要退出古巴与菲律宾？利斯科姆在天津城下倒毙的时候，我们可曾坚持要放弃解救使馆之举？还是说，美国人民在上面每一件事里，都恰恰从苦战与流血的煎熬中找到了前进的决定性理由？他们岂不是断然立志：要有人，要有钱，无论牺牲多大，都要把这场仗打到得胜为止？

那么神的教会难道要因为基督自己早已预言过的这些患难当真临到了，就软弱畏缩地退让么？他明明说过「必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说过他的门徒「要被众人恨恶」，说过他差他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说过「弟兄要把弟兄送到死地，父亲要把儿女送到死地」。可是就在那同一篇话里，他还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他吩咐说：「去传道。」保罗喊道：「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怀恨的君王、祭司、暴民，以及那苦痛的十字架，都不曾使他的心志偏移一丝一毫；早期门徒在尼禄的角斗场里被撕碎，胡斯与萨伏那洛拉被焚，史密斯菲尔德的火堆，托尔布斯的地牢，宗教裁判所的夹指刑具，也都不曾浇灭他门徒的热忱。

同样地，差会房屋的灰烬、忠心传教士的血、狂暴之徒的喧嚣，反倒叫本国无数的人立下又高又圣的志愿：要多派传教士，要多捐钱财，要以新的信心与力量推进这整桩庄严的事业，直到全中国都被一种更高贵信仰的属灵活力所震动。那片土地既因所爱之人殉道而永远成圣，神便召基督教世界在那里向前迈进。我们不该退却，倒该像林肯在葛底斯堡那番不朽的话所说的，在此献身于那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工作；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深的献身之志，去成全他们为之献出最后一分忠诚的那番事业；在此立定志向，要叫这些死者不致白白死去。

也许有人说这纯是感情用事。可是爱国、爱自由、爱妻子儿女，也一样可以叫作感情。但愿人不再受感情打动的那一天永远不要来到。心的直觉与脑的判断一样，往往是对的。我坦白承认：当我站在中国那些差会房屋的废墟之间，当我面对幸存的基督徒、想起他们所受的苦、所失的产业、所亲眼看见被杀的亲人，当我脱帽立在忠心的传教士殉难的地方，我心里觉出一种更深的献身之志，要为抬举中国而效力。活着的人这样献身于死者未竟的工作，我不肯承认那只是感情用事。

我们说神永远的旨意既包括欧洲与美洲，也包括中国，这并没有越过圣经所写的。他造那亿万生灵，不是单为叫他们的身体腐烂之后肥沃泥土。他保全中国这个国家将近五十个世纪，不会是徒然的。从这看似崩塌的局面里，新的时代将要来到，而且已经在来。当年罗马倾覆，胆怯的人以为世界的末日到了，我们今日却看得出，那不过是为一个更好的世界扫清了道路。悲观的人怕十字军的暴力与流血会毁了欧洲，谁知它反倒打破了中世纪的沉滞，使近世的欧洲得以兴起。心志软弱的人说，一八五七年的印度兵变与一八六〇年叙利亚的屠杀，断送了更新那两处国土的一切指望；实际上这两件事在两处都开启了传教最有成效的时代。

所以，那把中国同世界其余部分隔开的种种壁垒，也必像天津那道中世纪的城墙一样被推倒，并且在上面为万人筑起一条大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过程会来得这样突然、这样暴烈。可是在义和团之乱里，神的锤子用几个月做成了原本要费上几代人苦功的事。有些人灰了心，因为空中满是震耳的喧嚣、迷眼的尘土与乱飞的瓦砾。许多人丧了胆，想要鸣金收兵，因为神所拣选的人有几位在那可怕的撕裂中被压碎了。然而较有智慧、看得较远的人，却听见了一声新的召唤，要去用好由此而来的更大机会。直到今日，我们办海外传教不过是在玩耍。如今基督教世界该明白：它在二十世纪的大工作，就是把这桩事业按一个比它迄今所做的一切都宏大得多的规模筹划起来，并且以见识、以慷慨、以决心，去对付使中国基督教化这桩浩大的任务。

可是有时有人对我们说，不该再让教会办下去了；要想相安无事，条件之一便是把传教士逐出中国。关于这一点，我斗胆提出几层意见：

第一，美国无论选出怎样的一届政府，都不会这样去干预教会的自由。它绝不会实际上宣布：军火公司可以派代办到北京，酒厂可以派推销员到上海，独独神的教会不可以派忠心而有见识的男女去开办学校、医院、印刷所，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它绝不会宣布：天津的美国赌徒、香港的美国娼妓可以受美国陆海军全力保护，而那清白、心志高尚、代表着我们美国生活里最崇高的动机与理想的传教士，却要被逐出国门，作一个没有祖国的人。

不过这是国家的问题，不是差会的问题。美国的传教士比美国政府先到亚细亚，直到不久以前，他还难得见到美国的国旗。欧洲各国是保护本国国民的，不问那国民是传教士还是商人。弗莱伊先生在美国参议院里曾提醒全国：约在二十年前，英国把一支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开到非洲海岸，穿过七百英里灼热的沙漠，砸开铁门石墙，探手到阿比西尼亚的一座地牢里，把一个被非法囚禁的英国臣民提了出来。英国为此花了两千五百万美元，却由此在这个星球上为每一个寻常的英国子民辟出一条通路，使「我是英国公民」这句话比帝王的权杖还有力量。正因为英国有这样的名声，美国的传教士不止一次靠着英国公使与领事的干预得救——那些人没有忘记「血浓于水」。难道我们今天大声咒骂英国，明天又软弱地指望她的使领，在我国国民遇险时替我们解围？

这不是什么「好战叫嚣」的问题，不管那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向本国政府提无理要求的问题。这不是宗教或传教的问题。这是条约的问题，是国籍的问题，是国家荣誉与自尊的问题。让国家从这个眼光去了结它。传教士并不求什么特权。只要国家受得了有他这个人，他就受得了照旧干下去。

第二，倘若中国当真提出这样的要求，背弃她自己明明承认有效的条约，而列强又一概支持她这一要求，那么传教士会怎么说，有谁疑惑么？他在类似情形下说过什么话，我们总归是知道的。彼得与约翰被鞭打、被禁止再奉耶稣的名传道时，他们身无长物、无依无靠，却铿然答道：「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罢。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马丁·路德被押到全欧洲最有权势的法庭前受审，他宣告说：「我立定在此。愿神帮助我。我别无他途。」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公使傲然对肖夫勒博士说：「我的主上，全俄罗斯的沙皇，绝不容你踏上那片土地。」这位无畏的传教士答道：「我的主，主耶稣基督，绝不会去问全俄罗斯的沙皇他该把脚放在哪里。」几十位传教士都曾毫不迟疑地对与他们为敌的官府说：「我受命不是受自地上任何权柄，乃是受自万王之王；我要去，我非去不可。」

有人会说这是疯狂。古时人论到基督也这样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论到保罗也这样说：「你癫狂了。」倘若崇高的道德勇气与不屈的尽责之心叫作「疯狂」，那么世上这样的疯狂越多越好。

要把在华传教力量的意义说得无足轻重，只有两种人肯做：一种人自己毫无活的宗教信仰，自然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信仰传给别人；另一种人则对这个时代真正的关节所在，奇怪地又瞎又聋。本杰明·基德说得好：「将来的观察者回顾我们这个时代，觉得最离奇的一点，多半就是人们普遍不曾察觉自己置身其中的这些事情究竟是什么性质。」

「罗马的政治家与哲人，对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那场运动的性质与结局，同样茫然不解，他们的著作对它几乎不曾提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宗教变革，竟在一群才华灿烂的哲学家与史家眼皮底下发生，而这些人对身边的崩解又是深有所感的；这些著作家竟无一人料到他们当时所目睹的那场运动会有怎样的结局；在三百年之久的岁月里，他们竟把一种力量一味视为不值一哂——而这种力量，如今人人都不能不承认，无论于善于恶，是施于人间世事的最有力的道德杠杆。凡宗教转变的时代，这些事实都很值得深思。」〔注七〕

〔注七〕（原注：莱基《欧洲道德史》第一卷第三百五十九页。）

有哪个神志清明的人会设想，教会可以不再传教而仍旧是教会？有人说得好：基督教各国不妨正视这一点——凡是建立在「他们能置身东方之外」这个假设上的说法，都是全然徒劳的。近些年的事变已经使他们同世界的关系起了变化，这变化他们既不能收回，正如他们不能更改一颗行星的轨道。空谈家从家中书房的安逸清静里告诉我们「不要插手」，那是白说。我们不能不插手，正如我国不能不插手南方的蓄奴，正如纽约不能不插手一个染上天花的市区。世界已经过了那样的阶段：不能再容三分之一的人口孳生瘴气，逼着那三分之二去呼吸。为中国计，也为我们自己计，这桩工作非接着做下去不可。这话在政治与商务上既是真的，在宗教上就更是真的。查麦士那篇有名的讲道《新情感的排除之力》，所申明的是一条永久的道理。一个人的灵魂一旦因确信自己寻见了神而震动起来，他就非把那崇高的真理宣讲出来不可：

「怀疑便是不忠，

踌躇便是犯罪。」

有人告诉我，在华传教的一切计划都须以若干事情为转移：「政治交涉的了结」、「慈禧太后与她那班守旧谋臣的垮台」、「光绪皇帝复位于他本应有的宝座」、「袁世凯总督继续当权」、「外国在华保持强大的陆海军力」、「挫败俄国称霸的图谋」，以及别的好几件事。听了这些，我不能不生出一种不耐之感。

这些话都有人说过，说过的还不止这些。那么教会就该绝望地辞去耶稣基督所给的差委，低头去向恺撒另讨一纸委任么？使徒时代的传教士不是这样做的，我深信他们今日的后继者也不会这样做。他们对政局的演变、对政局与传教问题的干系，诚然不能漠不关心。但在另一面，他们也不能把自己对基督的顺服、对同胞的本分，系在政治上的种种考量之上。基督徒若要等到列强把中国平定了，或者等到「中国因对西方世界有了较确切的认识而开通了」才动手，那便是把自己作为促成更好局面的首要因素的责任，白白让了出去。教会准备把这片工场丢给外交官、军人与商人么？照他们从前的作为看，他们几时才能把中国平定得了？福音是今日中国的头一件需要，不是第三件。动荡的时节，不是基督的使者闭口的时候，乃是他以新的热忱与忠贞宣讲他那和好之职分的时候。把这片工场丢给政客、军人与商人，那便是羞辱基督，便是辜负一个空前的机会，便是在中国的基督徒最需要人的时候丢下他们，便是使传教的影响在本国与海外都受损一代之久。

然而在这里做工的人数少得叫人心疼。说中国有两千九百五十名新教的外国传教士，若不记着这里人口之浩瀚，便容易把真实的情形想歪。一处传教站若有四户人家再加两位独身女士，就算配备齐整了。可是在那如蚁的亿万人中，这几个人算得了什么？人们常引的新教传教士与人口之比，也该修正。眼下大约每十四万四千人才摊得一位。但这个数目也还须斟酌，因为其中把病的、老的、正在学话的新来者、被家务占去光阴的妻子，以及休假在外的人都算了进去——单是最后一项，往往就占名册总数的一成上下。所以实际做工的人手，比统计上看去的要少得多。

论到中国全局，有人说：「中国与满洲的每一省，都有一些传教士与一些归信的人。然而各省分成的一千九百余个县，每县都有一座要紧的城镇，其中大半还不止一座，而传教站却只有四百来处。这就是说，中国至少有五分之四的县，几乎完全没有听福音的门路。」〔注八〕全帝国有城墙的城市之中，有传教士驻留的不到三百座。实实在在有成千上万的地方，福音还不曾触及。显然，这桩工作若要办得像样，传教的人手非大加扩充不可。本国的教会既已走到这一步，不再往前走便停不下来。「在大民族中间办传教事业的人，是担起了重大的责任。我们既以一种力量极大、足以翻转乾坤的福音深入这些民族，就没有权利不预备付出一切牺牲、竭尽一切心力，去妥善照料并明智地训练基督徒群体自身的组织——这个群体固然会日益成为翻转乾坤的思想与运动的一个源头，但也唯有它，才能靠神的帮助与恩典，给这些影响深远的运动一个健全的方向，引它们走到安稳而有福的结局。」〔注九〕

〔注八〕（原注：《中国需要三年大举》，一九〇三年。）

〔注九〕（原注：汲约翰，第二百七十七页。）

就算传福音的事主要须由中国的传道人去做，传教士要做的也还很多。把因病、因休假或因别的职务而暂时不能做工的人扣除，中国即便有一万名传教士，实际做工的人也摊不到每五万人一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九〇三年八月七日牯岭传教士联合大会所议的，实在没有越出情理之外。大会敦促新教各教会于一九〇七年纪念差派马礼逊来华一百周年，并宣告说：

「……眼见摆在我们面前的工场如此广大，眼见中国给基督教会行善的机会如此之多——其中许多机会是新近才向我们敞开的，是一九〇〇年殉道者用血换来的——我们谨向本会各差会部与各委员会呼吁，并向本国教会里的众位弟兄姊妹各人呼吁：请说一句，我们请求把『三年大举』的最后一项定为使现今在华传教士的人数加倍，这要求是不是过分？」

如今是「为神图谋大事，望神成就大事」的时候了。一八〇六年，马萨诸塞州威廉斯敦那五个学生在一个草垛的背风处开了那次不朽的聚会，谈起使普天下归信这桩大任务，正疑惑它究竟办得成办不成，米尔斯忽然喊出一句：「我们只要肯，就办得成！」那一小群人也接过这句话，当真朝着天空喊了出来：「我们只要肯，就办得成！」「一个日渐生长的教会，寄身于一个强健的民族之中，而这民族又被一个衰朽的帝国所拖累；在这地上，千万年的残骸只剩下这一个大的异教帝国，生命的灵正在其中与死亡朽坏的势力相争——这样一声召人做工的呼唤，便是我们中间最迟钝的人也当被它点燃。」〔注十〕障碍诚然可畏，但凡能越过水面上打旋的浮木杂物，看清底下那浩荡奔流、庄严向前的潜流的人，都能同格莱斯顿一齐说：

「时间在我们这一边。那些以其威力与庄严不断向前的伟大社会力量，并不因这些纷争的喧嚣而有片刻的阻滞或扰乱——那些力量是列阵来支持我们的。我们此刻在这场争斗中高擎的旗帜，或许在鏖战的某一刻会低垂在我们低沉的心上，但它终将重新在上天的注视之下飘扬，并且要被擎着走向胜利——也许不是轻易的胜利，却是确定的、并且不远的胜利。」〔注十一〕

〔注十〕（原注：汲约翰，第三百三十一页。）

〔注十一〕（原注：论改革法案的演说。）

在一家著名的画廊里挂着一幅名画，题作《主降生之年》。画的是一座埃及的神庙，一队辉煌的行伍正从它宽阔的庭院里凯旋而出：兵士、政治家、哲人、画师、乐师与祭司，抬着一尊巨大的偶像——那是异教的挑战与夸耀。横在这行伍所经之路上的，是一头驴，缰绳握在一个神情虔敬的男子手里，驴背上坐着一位清秀的年轻母亲，怀抱婴孩。那是耶稣为躲避希律的忿怒而进入埃及，就这样横穿过步步进逼的异教之路。于是钟声敲响，基督的纪元开始了。

这是一个高贵的譬喻。它的应验迁延已久，久到那婴孩已长成一个人，被钉死，复活，加冕。可是如今他以威严与权能，横立在异教在中国步步进逼的路上。一时或许还有纷乱与喧嚣。外邦或许争闹，「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但那偶像必被「用铁杖」打碎，而那立在圣山上的王，必得「列国为基业，得地极为田产」。

为着这样一个性质如此庄严、关乎的不单是中国乃是全人类福祉的成全，我们尽可以把弥尔顿那声如风琴的祈求当作自己的祈求：

「来罢，你这右手握着七星的主，照着古时的班次委派你所拣选的祭司，叫他们在你面前供职，妥妥地整理你那神圣不灭的灯，把所献的油倾注其中。你已将祈祷的灵浇灌在普天下你的仆人身上，为的正是这事，又把他们的声音积蓄在你宝座周围，如同众水的声音。……愿你成全并完成你荣耀的作为；因为人会把自己的工作丢在半途，你却是神，你的本性就是完全。……时候与节令都在你脚下来去，听你的吩咐；你既以许多启示尊荣了我们列祖的年日，胜过你取了肉身以来在先的各代，你也能随你的喜悦，把同样丰盛的圣灵分给我们这不配的人；谁能拦阻你那统辖万有的旨意呢？你恩典的能力并没有像愚妄无信的人所想的那样随着初代一同过去，你的国如今近了，你正站在门外；求你从你王者的内室中出来罢，你这地上万王之君；穿上你那可见的皇威的袍子，接过你全能的父所遗给你的那无限的权杖；因为如今你新妇的声音在呼唤你，万物都叹息着盼望更新。」〔注十二〕

〔注十二〕（原注：弥尔顿《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