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化一国：中国与鸦片之祸

第一章中国的困境

一九〇六年九月，北京的朝廷颁下一道上谕，以一种近乎天真的直率与力道，道出了中国的困境。

「种植罂粟，」上谕的官定译文如此写道，「为农事中第一恶业，而四川、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山西、江淮诸省所产极盛，实则无处不有。今既定十年之内革除烟瘾，则限制种植自当视为根本之举……民间吸食鸦片，年深日久，几有十分之三四皆为烟民。」

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三四」——一亿五千万烟民——等于大不列颠人口的三四倍，比合众国的全国人口还要多出许多！

中国人向来不长于统计。草拟这道上谕的官员大概是想让人觉得局势确实危急，故而取了这样的说法，为文书增些分量。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受鸦片之害，并无确数可查；但把「中央之国」各地可靠观察者留下的印象合在一处，总能对实情得一个大致不差的判断。举个例子，下面这一段出自英国驻北京使馆商务参赞谢立山先生之手，分量是够的。他说的是四川一省的情形：

「我说城市里有五成男子、两成女子吸食鸦片，乡间男子不下两成五、女子不下半成，这话已经是说得很克制了。」四川一省约有四千二百万人；他们不但自己种、自己吸掉极大数量的烟土，每年还要顺长江运下约两万吨，供别省之用。别的旅行者、商人和官方调查员的报告都显示，四川凡是最肥的地，差不多都让罂粟占了，而劳力阶层近来体格与工作能力的衰退也已显眼。

至于另一个所谓「鸦片省分」云南，我们有这样的记述：「我所见几乎是举省沦于此害。它在男人、女人、孩子身上造成的摧残，惨不可言……我完全能够体会，凡是见过云南那种滥吸情形的人，都会对鸦片生出一种近乎狂烈的憎恶。」

后面几章还要细说此事。此处我只再添几条典型的零碎见闻，是从一堆记满了闲谈与访谈的笔记本里挑出来的——谈话的对象几乎囊括了各个国籍、各个身份。有一家寿险公司在沿海一带做着不小的生意，其秘书告诉我，来投保的中国人里大致有五成是烟民。另一条来自一个人，他在内地一座二十五万人口的城里住了好几年。他说当地的戒烟会有七百五十名会员，而他相信这城里差不多每隔一个人就有一个吸烟的。「实际上是人人都吸，」他最后这样说。

二十五年前，中国的鸦片消耗量恐怕还不到今日的一半，当时一位英国领事估算他所到之处烟民的比例如下：「做工的与小自耕农，一成；小店主，两成；兵丁，三成；商人，八成；官员及其属僚，九成；戏子、娼妓、游民、窃贼，九成五。」做工的和种田的，在中国和在别国一样，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筋骨，当时还没有全军沦没——可就在那时候，他们也已经在往下沉了。今日最骇人的消息恰恰来自这些下层，甚至来自乡下村落——那是最后崩溃的一道防线。上海的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帕克博士告我，这一类报告正从内地源源不断地送来；而我自己这一趟，在离开中国前走了四千多英里，沿途几乎处处听见同样的坏消息。

把中国的困境说得最让人无从辩驳的，也许是晚近另一份中国文书的译文，这一次是四位总督上奏朝廷的折子。文辞的古拙，我想并不妨碍它作为一篇抗辩的力量与效用：「中国苟不能使其臣民去此吸烟之习，则永无强盛之日，无以与世界列强比肩而立。今其民约四分之一已形同枯骨，望之若半死之人。」

这便是帝国政府所要「革除」的祸患，而它谈起来竟是那样轻巧。这便是那桩要靠官员们去扑灭的荒淫——而这些官员，据说十成里有九成自己就是或深或浅的烟瘾中人。这样近乎稚气的乐观，令人想起纽约城的某一个星期天：西奥多·罗斯福手下调着全城的警察，要把酒馆一律关掉。它还令人想起欧洲和美洲别的种种尝试，要去遏制和管束恶习与堕落——我想那些尝试从来没有一次是完全成功的——于是人们开始明白，中国所担起的这桩事业，其规模之大是何等令人气短。说真的，要「停吸鸦片」，就得把全帝国的农事格局重新排布一遍。它要求立刻解决中国的运输难题（再没有一种作物像鸦片这样便于搬运），还要求把帝国的财政几乎整个重造；说实在的，少有旁观者轻率到敢当场提出一样东西，去替补中国政府那笔庞大的烟税收入。而能办成这一切的，除了那班沉溺不醒的官员以外再无别人——这班人里，不妨稳稳地猜上一句，有五成在这桩买卖里多多少少有自己的钱。

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心里一向有个模糊的念头：中国人从来就吸鸦片，鸦片对中国人的体质不知怎么就成了一桩必需。即便在那些熟知这种病态地诱人的植物产物的离奇历史的人中间——他们知道印度所种的英国烟土，是在中国人一百年里拼命抗议乃至武力抵拒之下，被硬推、偷运、用刺刀捅进中国的——也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道是那造就了这桩买卖的「需求」，中国人只能怨自己。这个「需求」，以及它是怎样被基督教的商人一手做出来的，后面几章要细说。拓展商路的所谓「教育手段」，恐怕不能说是现代托拉斯的首创。奇怪的事实是：中国人原不吸鸦片，也原不要鸦片。

一个真正的烟民，会在榻上躺平，花上十分、十五分钟去料理他那一顶针的褐色烟膏。烟膏在火上烘过、揉到恰好的稠度，他便把它装进烟枪那个小小的斗里，举到烟灯上，深深吸几口，把烟吸进肺底。初看像是件无足挂齿的小事；的确，一个吃得饱、住得好、穿得暖的人，似乎能这样吸上相当一段时日而无显见的恶果。可在中国，更大的难处当然在于：吃得饱、住得好、穿得暖的烟民实在太少。

鸦片据说能带来绮丽的梦与幻象，这一类话我听得极少；凡与我谈过的烟民，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吸是为了止痛或是解忧，另一类是可怜的受害者，吸是为了压住鸦片本身所引起的剧烈身体痛苦。多半的受害者大概起初只把它当作一时的解脱；许多人是从童年起吸的；做母亲的会给婴孩吸上一口，叫他止哭。只有在上层社会里，它才算是一种交际上的恶习。这桩嗜好最显眼的外在后果，是随之而来的体力衰弱与倦怠。烟民干不了重活；他发现无论要把心思用在一个难题上，还是把身子用在一桩活计上，都很困难。待这嗜好在他身上牢牢扎下根，他的道德筋骨便有可见的松弛；一旦有事骤然临头，要他应付，他便显得撑不住。若不让他吸，他便会撒谎、会偷，只为弄到烟。

吸鸦片是一桩费钱的恶习。一枪中等的土药，价钱就高过做工的人一天的所得；于是穷人所吸的，是用烟枪里刮下来的烟渣和炭末配出的一种难以言说的东西。大路上的苦力连驮鞍上的油泥都要刮下来掺进这烟灰里。一个月挣二十五到五十墨洋的书记，往往要在鸦片上花掉十到二十元。一个典型的瘾深的烟民，是这样过日子的：夜里拿出大半夜来吸，吸到睡着，第二天整个上午用来睡掉烟劲。他若还能做事，也只在下午；就算下午，也有许多天，那官员或商人是没能力料理自己事务的。每年都有成千的要人就这样毁了。

广东人有所谓「烟鬼十不能」：（一）不能断瘾；（二）不能安睡；（三）与友共枪时不能等候轮次；（四）不能早起；（五）病不能愈；（六）亲族有急不能相助；（七）不能享有家财；（八）不能谋划一事；（九）虽是老客也不能赊账；（十）不能走远路。

这便是那些有闯劲的基督教商人把鸦片输进去的国土，他们那样执着、那样强硬地往里灌，终于养出了一个「好市面」。英国并不是立意要毁掉中国。人们找不出一丝迹象，说她存了什么魔鬼似的用心，要去诱坏、毁掉世界那一边一个了不得的古老帝国。那毁灭只是英国引以为傲的那桩远东生意的附带产物。那是资产负债表对人之常情的胜利。

今日也还是如此。英属印度仍旧把持着这桩买卖里最肥的部分，因为中国自产的烟土在品质上比不过印度货。英属印度政府在肥沃的恒河流域种罂粟（去年在那里种下了六十万英亩以上），在巴特那和加兹普尔的官营厂里制造——其中五分之四是专为合中国人的口味而制的——再在加尔各答由政府一年一度地拍卖出去。

这桩买卖的后果严重到这样一个地步，叫人很难用平和的话来谈它。旅行的人一旦离开铁路与轮船的线路，坐上没有弹簧的本地车，或是晃晃悠悠的骡驮轿子，走进华西与华西北的凹路与丘陵之间，那「白人之烟」、那「洋烟灰」所造成的荒残与苦难便一一刺目起来。这烟土被放到一个落后而穷困的民族身上，其毁坏之惨，它所意味的东西，纵使只得一个淡淡的印象，也会一个钟头一个钟头、一天一天地烙进他的脑子里。

一出可怕的戏正在远东上演。中华民族正与一种烟土作殊死之斗——而赔率是押在烟土一边的。

第二章鸦片的黄金时代

东印度公司那段华美的黄金岁月里，了不得的沃伦·黑斯廷斯曾留下这样一句直言：

「鸦片是一种有害的奢侈之物，除了供外洋贸易之用，本不应容它存在。」这桩新买卖若经营得法，看来可以解决印度的财政难题；于是鸦片的种植与制造便收归政府专卖。毕竟中国离得远——而中国人反正只是中国人。东印度公司放出来的也许是一头无法收束的怪物，不单放到中国，而是放到了全世界，这种念头，了不得的沃伦·黑斯廷斯是几乎不曾起过的；至于一个世纪之后英国人自己种下的恶果会在澳大利亚和南非结回到自己头上，那更是连拿来空想一番都太过渺远了。

如今是贸易在养着我们、管着我们，替我们治理属地，替我们在外国宫廷里撑门面，替我们打仗，替我们签和约。贸易同它的象征——钱——一样，本身既不善也不恶；它没有爱国心，没有道德，没有人味。它那套逻辑用在玉米、棉花、稻米、小麦、活人奴隶、石油、选票、鸦片上，是一样的铁面无情，一样的分毫不差。它是推动人间诸事的力量；而它的法律就是资产负债表的法律。只要有一样货物还在贸易的水流里，贸易的法律就必定当权，账就必定要平。要把一样货物弄进这水流里不容易，可一旦弄了进去，你就会发现要再把它弄出来几乎不可能。我猜，不止一位首相，不止一位印度事务大臣，都恨不得把鸦片问题远远打发到天边去。拿「印度政府离了那笔烟税就活不下去」这样一句冷冰冰的话，去回答大英帝国的道德义愤，那滋味是不好受的。唉，了不得的沃伦·黑斯廷斯，你当初为什么不去兴办棉业，偏要兴办烟业呢！可有趣的事实是：他没有。他选了鸦片，于是便是鸦片。

在这桩离奇的故事里——基督教诸国中最接近基督精神的那一国，把人类的三分之一拖入了荒淫——印度政府的鸦片专卖是一个要紧的环节。贪欲以及随之而来的偷运、行贿与流血，终于把中华帝国逼到了屈膝的地步；要懂得那段叙述，先得懂得这专卖是什么、怎样运作。我称它为「专卖」，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而拣了个刻薄字眼，也不是在替一桩公案做文章。那是官面上的叫法：我桌上摆着一本蓝皮书，题为《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度印度道德与物质进步报告》，一九〇七年五月十日奉下议院之命付印，里头就是这么写的。

要指控一家大公司或一个大政府犯下违背人道的罪行，有证据没证据都容易。倘若指控不实，那公司或政府要在众人面前自辩清白，却是难的。六句真话追不上一句谎话。正因如此，在这民意当政的年头，真正不受约束、能造史也能毁史的权力，落在了新闻记者手里。我所提出的这项指控严重到几乎不可思议，我又不愿给人留下半点口实，说我把话说过了头；因此我想，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我对鸦片专卖的描述整段整段从那本颇为笨重的蓝皮书里原样搬来。

这项指控并不新鲜，招来这项指控的那种情形也不新鲜。那倒是一种寻常得很的老情形。一百多年来，千百万人把它看作当然，就像人们曾经把海盗看作当然，就像人们曾经把非洲奴隶买卖看作当然，就像今日的人们把那桩组织严密的、买卖苦命妇女与少女的生意看作当然。你去问今日一位托利党的政治领袖——比如说贝尔福先生——对鸦片问题的看法，他若还觉得值得搭理你，大概也只会三言两语把你打发掉，怪你翻出这么一桩荒唐的狂热旧事。一个世纪以来，差不多所有的传教士，还有天知道多少别的旁观者，都抗议过这桩骇人的毒物买卖。六十五年前，阿什利勋爵（后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在国会里把这问题闹了起来。五十年前，他从王室法律顾问那里拿到了一纸意见，说鸦片买卖「违背」英中条约的「精神与本意」。一八九一年，下议院以相当大的多数通过决议，认定「印度烟税的征取之法，在道德上无可辩解」。然而我敢相信，对我的大多数读者——英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来说，光是「英属印度政府真的在自家厂里大规模制造鸦片，还特意制成合中国人口味的样子」这么一句平白的陈述，就已经有当头一棒的力道。这不像是我们乐意归到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政府名下的勾当。这真可说是国有经营到了可怕的地步。

那么说到实处：这政府鸦片专卖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运作？从那本笨重的蓝皮书里摘一段，便可知道。那段话也许枯燥，可它是官面文字，驳不倒的。它也不长。

「烟税之来源，」蓝皮书说，「一部分出于孟加拉与联合省对此药生产之专卖，一部分出于对自各土邦输入之鸦片一律课税……此二省之作物由政府一部门管辖种植，该部门按所需鸦片之数量，核定应行播种之总面积。」

大略如此。再看几处细节：

「此等专卖区内之鸦片种户须领执照，并获预支银两，以便整地播种；其所产必须全数按定价交付鸦片代办员，由代办员转运至巴特那与加兹普尔之政府厂房。」

这笔预支给种户的银子是不计利息的。英属印度政府在别的事上从不无息放款。种别种作物的人，是没有白借的钱可拿的。

制成之后，鸦片总得这样那样地处置出去；于是：

「印度境内消费所需之熟膏，交由消费税局接管……供出口之『备办』烟土，则装箱按月在加尔各答拍卖。」至于「备办烟土」这个古怪名目作何解，只要再往下读一点便明白。「鸦片在政府厂房收纳并加工，本年度出产计有：交消费税局之鸦片八千七百七十四箱，各色鸦片碱约三百磅，药用鸦片三十莫恩德，另有供中国市场之备办烟土五万一千七百七十箱。」一箱约一百四十磅。四格林鸦片，一次喂给一个素不吸食的人，便足以致命。

去年，政府辖下种罂粟的地有六十五万四千九百二十八英亩。而国库由此而得的收入——拍卖所得、税款、执照费合计，并已扣除一切「鸦片开支」——近两千二百万美元（合四百四十八万六千五百六十二英镑）。

最上等的罂粟开白花。花时田里也能见到淡紫与粉红，可留作下种的只取白花的籽。商品鸦片是用四刃刀划破青色蒴果所得的浆汁制成的。头一回采过之后，再划第二刀，渗出的浆只能制成次等货。乡下收来的生烟土装在陶罐里运到政府厂房，在拌缸里揉打，做成直径六英寸到八英寸的球。球在木架上彻底晾干，装箱运下去拍卖。

在这每月一度的拍卖上把烟土买进，再到中国各口岸转卖出去的，是一群古怪的人：帕西人、穆斯林、印度教徒、亚洲的犹太人。今日鸦片买卖里鲜有英国人的名字。英国人的体面宁可不往下弯，只肯弯到收利润为止；一桩脏生意的琐碎细节，它留给脏手去办。这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东印度公司那个了不得的商号把印度的实际治权交出去之前许多许多年，其董事们便禁止把特制的烟土直接运往中国，而主张在沿海设一处贸易站，让烟土从那里自己找路进去，「以免公司担上从事非法贸易之丑名」。

于是干净的手与脏手合伙了。它们至今还在合伙，只不过头一方的位子上，那最接近基督精神的政府已正式接替了公司。而每礼拜有六十五吨印度烟土运往中国。

烟土一运到香港和上海（以下我有一部分引自塞尔比牧师一篇直白的记述），便拆开分销，循着通常的商路落到零售商手里。包着烟球的干叶被剥去，烟球像面团一样撕成块，投进盛水的铁锅，用慢火煮。各种烟土彼此掺和，有些铺子因配料的巧思与味道而得了名声。煮到约略像煤焦油或糖浆那样的稠度，便装进罐里零卖，供日常吸食，分量从一盎司的五十分之一到四五盎司不等。「我很遗憾地说，」塞尔比先生写道，「香港与新加坡两处的殖民政府，并不满足于英印政府从此物上所得的收入，更把熬煮烟膏也定为王室专卖，把这一行的包办独权售与出价最高者，这两处东方属地的收入中便有很大一块是这样来的。」

净手先生替自己辩解，说得最多的也不过是：「鸦片是财政问题，不是道德问题」；或者这样一句：「以印度目前的岁入情形而论，放弃如此重要的一项财源，似非明智之举。」毕竟中国离得远。净手先生就说到这里！他那位伙计脏手先生倒更有意思些。是他「把这买卖做起来的」。是他干了那些偷运、行贿、动刀、开枪的事，干了那一整套蛮横的勾当，才把这买卖做成今日这样。诚然，这一段叙述往下走，我们会发现干净与肮脏之间的界线，并不总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分明。在「沿海」那一桩桩脏生意的烟尘与赤焰里，我们不时会一瞬间瞥见一张脸，那张脸像得叫人难受——像是「体面」老先生本人。我走在香港那些石砌得气派非凡的街道上，坐在那座尖顶建筑里——里头住着最接近基督精神的那个国会——仰头望着彩绘的天花板，努力去相信这一出鸦片的戏竟是真的，当下只觉一阵茫然。我一直在纳闷，一直想不透，直到记忆的鼻孔里飘来一股像是中国的气味；直到记忆的眼前浮出一幅穷乏、疾病与苦难的图画——那种爬动着、攒聚着的人间苦难，是不曾出门的西方人心里无从想象的。我想起灾区那成千上万的饥民爬进镇江去死；想起自北京向西南通往西安府的大路上，那一张张瘦削、刻满纹路的脸；想起一片不知牙医、不知外科、不知卫生、不知科学医术、不知沟渠清洁的土地；在那片土地上，天花还算是小患，比它可怕的是麻风、瘟疫、肺病，这些病任意横行，更有那席卷之广叫过劳的西方头脑干脆拒绝去理解的大饥荒。于是德昆西的话浮上心头：「是什么把我赶进了鸦片的常年吸食？是苦难——是空茫的荒凉——是落定了、挥不去的黑暗。」这几句话，倒把事情说清楚了些。中国本是一片绝妙的田地，早已替鸦片的摧残预备停当——再没有更好的了。余下的，由贸易那几股浩大的水流去完成。资产负债表当权，俨然天经地义。资产负债表今日也仍在当权。

不过还得把叙述接下去。我且照它呈现在我面前的样子讲下去。倘使干净与肮脏结成的同盟比我们愿意看到的更紧密、更叫人费解，那也不是我所能奈何的。

把鸦片这件货物弄进贸易的水流里，当初并不容易。有一道阻碍。中国人不是一个吸食鸦片的民族。他们不用鸦片，不要鸦片，并且一直在抵拒鸦片的侵入。可公司的当家人是有远见的。苦难只要受够了长久的诱引，终会去吸鸦片。两百年前有少量此药自爪哇运来，中国政府便已出面反对。一七二九年，输入遭到禁止。直到一七六五年为止，虽有精力过人的商人不顾官府阻拦一直在运，输入量也从未超过一年二百箱。但自一七七三年公司插手起，这买卖便长起来了。一七九六年中国第二次下禁令，经那班贪墨的官员半心半意地去执行，于是到一八二〇年总数已是四千箱。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不但有一个民族陷于荒淫的可能，还有白银立刻而且惊人地外流的事实。贸易的差额对他们不利。无论作经济问题看还是作道德问题看，局势都很严重。

吸鸦片之风起于中国，也只有中国人如此。印度人与马来人是吃鸦片的。今日吸食之习虽已盘根错节、遍及天下，可按中国的时间尺度来算，它仍是个近代的习惯。那些把鸦片这条线索一直追回到早期传教士报告与历朝上谕那团乱麻里去的汉学家，心里大致没有多少疑问：这习惯起于台湾，或是起于海峡对面的大陆沿岸——那一带多疟疾。鸦片在更早的几代人那里是用来治疟疾的；最初吸烟的人似乎是在烟草里掺了一点鸦片，而烟草是葡萄牙人在十七世纪初带进来的。看来今日的烟民视为取乐所必备的那一整套颇为讲究的家伙，就是从这个起头上发展出来的。

若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份扎实的执拗，公司是做不起这桩买卖的。头一回小小的试水过了七年，即一七八〇年，澳门以南的鹭湾设了一处栈房，是两条小收货的废船。又过一年，公司租船装货运往广州，却找不到买主，只得把那一千六百箱折本卖给了广州的一个行商沁官；沁官转卖不出好价，又只好把货运走。那一年的价钱是每箱五百五十墨洋；沁官付给公司的只有二百墨洋，可就算是捡了便宜，他也找不到市面。与此同时，用约书亚·朗特里为去年国会辩论所备的一份「备忘录」里的话说，「英国商人把这习惯沿海上下播散开去；武装得如同堡垒的烟土栈船，就泊在广州河口」。

一七八二年，公司驻广州的商务管事写信给加尔各答：「鸦片之输入既为中国政府严禁，而此事于我辈又全属生手，故（为销出一船之货）不得不极其谨慎行事。」

这桩「于我辈全属生手」的事，自然就是明摆着的走私。从一开头起，走私的船就非武装不可；船越多，中国派出的武装缉税船也越多。做买卖的人通常能把缉税船的管带买通，但不是回回都买得通，于是不免时时有冲突，偶尔还有人丧命。这类斗殴很快就频繁到无法视若无睹。

这期间，英国政府已接替公司治理印度，并掌管远东贸易。这桩贸易里有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是鸦片，是一宗禁物；而整个贸易问题又因另一件事而更为缠夹：中国并不知道西方诸国的庞大与强盛，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乐意同它们订约往来。于是政府派了一名贸易监督到广州，照料英国的利益，大体上兼着领事与未经受命的公使两重身分。一八三〇年代的后几年，这位监督——义律上校（第一任监督律劳卑勋爵的继任者）——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得保护英国的走私商人，而这些人正一步步把自己的国家拖向战争，因为中国政府正在用力把他们的生意赶绝。从义律上校留下的记载看，他显然很不好过。一八三七年，他写信给巴麦尊勋爵，说「一宗恶性奢侈之物的庞大禁运持续不断」，由此生出「流播甚广的公众祸害」，并建议「对我方自身的产量与输入逐步加以抑制，当有益处」。两年后他写道：「中国政府有正当的理由对合法贸易采取严厉措施，其理由便是：是非已不复可分。」

他甚至说过：「对这桩强行而来的买卖，其耻辱与罪过，没有人比我憎恶得更深」；又说：「我看它同海盗相去无几。」可到战云压下、英国在华臣民的安危与贸易利益的责任落到他肩上时，他折中了。「以我的职位而论，」他写道，「不宜认可对陛下之官员与臣民一概施以不加分别的暴力。」

在我们谈鸦片战争及其在历史上的巨大意义之前，先回头看一眼公司、以及后来接替它的政府对这桩可悲生意的态度，是有意思的。公司的董事会在一八一七年从加尔各答发来这样一道公文，回答一项质询：「倘能使此药除严格的药用之外完全不被吸食，我辈必乐于为之，以悯人类。」

若能相信东印度公司在这番「悯人」的表白里是真心的——纵然无用，辞句倒是漂亮——那倒是件愉快的事。一个大商号，不论在哪个世纪，单凭人道与良心便放弃一桩有厚利的买卖，这景象是能启人心智、振人精神的。可商号这东西天生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奴仆，是贸易那几条大法的有组织的代表，这便是它们的不幸。我在前面引的证据已足以说明：公司不但清楚鸦片的祸害，而且是它有意地、费尽心思地把这桩买卖做起来的。那么，董事会是不是改了心肠呢？恐怕没有。一八三〇年的东印度往来文书里，露出了公司总督的这么一句话：「我辈正采取措施扩大罂粟之种植，以期鸦片供应有更大之增长。」也就在这一八三〇年，下议院一个委员会报称：「此项贸易全属私运，近年来已大为扩张。」

巴滕是印度文官出身的旧官员，约翰·斯特雷奇爵士所著《印度：其治理与进步》一书中论鸦片的那一章出自他的手笔；近年来他被看作整套鸦片政策最得力的辩护人之一。他认为「每日适量吸食鸦片不但无害，而且确有益处，甚至往往是生活之必需」。此人在鸦片里几乎只看见好处，他怀疑「董事会是否曾经动过为道德之故而禁绝罂粟种植的念头」。

反过来指证公司这套政策的证词里，最惊人的也许出自广州的英格利斯——他是鸦片大行宝顺洋行的股东——在下议院对华贸易特别委员会上所作的陈述（一八四〇年）。原文如下：

英格利斯先生：「我告诉过他（义律上校），我确信这事不能这样下去了。」

格莱斯顿先生：「你告诉他你确信这事不能这样下去，是多久以前的事？」

英格利斯先生：「过去四五年里一直在说。」

主席：「是什么使你有这样的看法？」

英格利斯先生：「每年都有极大量的鸦片硬塞给中国人，而这又逼得我们的船把它一路硬塞到沿海去。」

主席：「你说『硬塞给他们』，意思是说他们并非自愿购买么？」

英格利斯先生：「不是；我是说东印度公司几乎年年都在加大鸦片的数量，全不管中国的需求；也就是说，中国境内的鸦片存货一向极多，而公司还在不断加量，而且压低价钱。」

三年之后，战事方毕，乔治·斯当东爵士以他在东方任英国官员的经历，在下议院说：「我从不否认这个事实：若不曾有鸦片走私，便不会有这场战争。

「即便吸食鸦片之习任其自然而行，而不曾因东印度公司为促其种植所采取的措施——那些措施几乎使供应量增至四倍——而得到一种非常的推力，我相信它也决不会在中国官府中引起那样非常的惊恐，以致逼着他们采取一种断然处置去禁绝它。」

威廉·缪尔爵士曾任印度西北诸省副总督，他有这样一段留在案上的话：「（孟加拉政府）因不断加大其『备办』烟土的供应，一再使中国市面上货物塞积，使印度价钱崩塌，使马尔瓦一带大批破产、哀鸿遍地。」

我所见过的、把整个问题总括得最有意思的一段，出自阿瑟·科顿爵士的笔下；他在印度事务上有六十年的阅历，写这段话是为抗议那种做法——「以我们需要钱为理由，继续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那个民族的罪孽与苦难上做买卖」。

中国这一面，为自卫做了些什么呢？英国商人与英国贸易监督到这时候已把中国商人和贪墨的官员笼络下来，终于在广州立定了住处，又在顺流不远的黄埔设了栈船的货场。一八三九年，这些废船上存着约两万箱鸦片。也就在这一年，中国皇帝从北京派了一位强干有能的大员林则徐到广州，令他不惜任何代价把这桩买卖禁绝。林钦差是个有不寻常魄力的人。就中国这一面而论，他把局势看得十分清楚。他奉了命。他知道那命令的意思。他打算把它办成。只有一桩要紧的事情，他似乎没有留意——那就是印度「需要钱」。他要外国代理人交出所存的「违禁之物」，并未立刻得到回应。商人们丝毫没有要交出两万箱鸦片的意思，那在当时值每箱三百元。林则徐向那位最接近基督精神的女王申诉，也一样没有结果。他似乎不懂中国离得远；中国离他可是近得很。下面是他那番话的译文。今日在我们眼里，它倒显得颇为明达，甚至合乎情理：

「本国并不吸食，而竟敢制造贩卖，以此诱惑此土良民，是为自图生计而置他人于死地。此等行径，人情所切恶，天道所断不容。今愿与贵国君主会商办法，将此害人之鸦片贸易永远断绝：我在此土禁其吸食，尔在所辖各国禁其制造。」

那位「贵国君主」若曾见过这份申诉（这是可疑的），总之是没有答复。商人既不把他当一回事，商人的君主也不把他当一回事，林钦差便动手执行他所奉的命令。他的办法有一种令人钦服的周密。他调来一队吼叫击鼓的中国兵，把商人们的住处——义律上校的也在内——围了起来，再一次要他们交出那两万箱。做买卖的路，是不通向殉道的。商人极少为自己的原则去死——他们宁可为原则活着。两万箱交了出来，快得近乎慌忙；商人们在监督的率领下退到下游，躲到自家炮口那可疑的庇护之下。林钦差依旧带着那股叫人气恼的周密劲，把那一大堆鸦片掺上石灰，倾入海中。英国的体面受了侮，最柔软的那一处被戳疼了，于是派出船、派出人、派出钱。她一个港一个港地夺取；炮轰广州并占了它；一路得胜溯长江而上，又在镇江截断大运河，把北上的漕船队截住，于此断了中国朝廷一项要紧的岁入。其结果便是一八四三年的南京条约，由英国政府派璞鼎查爵士议定。

璞鼎查爵士同林钦差一样，也是奉了命的。他的办法同林则徐一样，周密得令人钦服。他从垂头丧气的中国政府手里取得了下列条款：一，两国之间要有「永久和好」。二，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开为「通商口岸」。三，香港岛割让与大不列颠。四，赔款两千一百万元，其中六百万充所毁鸦片之价，三百万偿英国臣民财产之损，一千二百万作战费。此外又言明，这些以及若干同样屈辱的条件未履行之前，英国人仍据守其所夺之地。鸦片走私者的精力与执拗，便是这样得了报偿。此后一直进行到今天的那场瓜分中国，便是这样开了头。离家远了，做基督徒是难的。

即便到今天，要一个彻头彻尾的英国商人承认鸦片与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三年那场战争有何关系，也还是不容易。他大概会一口咬定：那场战争的起因，或是中国官员拒绝以平等之礼接待英国代表，或是「贸易被阻」。中国那边的态度，的确有一点天真的东方气。在中国官场的心里，中国是万国之首，占着那个叫做「世界」的巨大平盘的约六分之五。英国、荷兰、西班牙、法国、葡萄牙、日本是些小岛，挤在中国的边缘与那平盘的边沿之间。这些小国想同「中央之国」通商、想向「天子」纳贡，不算不自然。可要「天子」不论愿不愿都得接待它们，而且以平等相待，那就荒谬了。把这些念头上那层古趣的东方外壳剥掉，归结起来其实只是一条简单的道理：中国不承认天上地下有哪一条法，能迫使她接纳外国商人、外国公使、外国宗教，如果她宁愿自己过日子、自己管自己的事。中国过去自管其事，今日仍自管其事，我想这是无可争辩的。

鼓动英国人的那些念头也一样简单。把宗教、体面和种种个人自由学说那层古趣的西洋外壳剥掉，归结起来大约是这样：中国是一个广大而未开发的市场，因此通商各国有权同她做买卖，不论她愿不愿；而任何有效的阻拦，总算是以某种说不清的方式侵犯了它们作为通商之国的权利。要撑住这套说法，我们就不得不忘掉一件事：鸦片虽是一件「货物」，却是公认的恶性禁物，是只许「供外洋贸易之用」的。

条约里订明两国之间要有「永久和好」，大概是想替英国商人防着挨打，或者说得准确些，是想在挨打时替报复预备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可不知怎么，条约里对鸦片竟一字未提。而鸦片此时比以往更是这桩贸易的头等货色。英国丝毫没有撂手的意思；恰恰相反，运来的烟土加多了，走私也铺张到了非常的地步。鸦片是一切祸端的根子，而两国政府都不承认它是正当货物；中国虽受了惩创、受了屈辱，仍在拼命地、拐着弯地想把它挡在国门之外，英国人却在用力地要把它弄进国门——在这样的情形下，「永久和好」怎么维持得住，这个难题我留给比我更精细的头脑去解。结果自然是：那「永久」并没有久。不到十五年，又打了一仗。按第二个条约（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英国取得赔款四百万两（约三百万元）、又开五处通商口岸、基督教获得宽容，以及按明定税则准许鸦片输入。天津条约把基督教和鸦片一并合法化了。中国曾公然违抗贸易的法律，如今学到了教训。这一课的学费不轻——两千四百万元的银钱、成千条性命、把一桩蚀魂的恶习钉在这个民族身上，还有几处最好的海口，更有身为一国的独立之丧失——可她究竟学到了。此后，除了外人的手越掐越紧时偶尔疯狂地发作一次，她便只有屈从。

然而中国的难处并未了结。倘若她无论如何都要被拖入荒淫，难道还非得在财政上也被毁掉么？赔款连着利息要还，而除了把一个本已穷困、又因白银源源流向外人而愈益穷困的国家榨得更紧，别无办法可想。这问题倒有一个解法——一个简单的解法。那就是准许中国自己种鸦片，把印度那桩买卖顶掉，把银子留在国内。可中国迟迟不肯采用这个解法。它或许能解财政之困；可顺带也可能把中国毁掉。她为此试探过英国——一次，两次。当时似乎有这样一个想头：英国若确信中国有把印度烟土挤出去的本事，说不定终究会撂下这桩买卖，停了印度的生产，叫那一步大棋成为不必。可英国不肯这样看。中国犹疑了一阵，终于走了那一步大棋。种烟的禁限撤除了。这大概是个错误，虽说至今仍有异议。对那些要为中国财政难题负责的人来说，当时无疑是觉得非此不可。无论如何，中国与毁灭之间的最后一道藩篱，是中国人自己撤掉的。而自本国种起罂粟不到半个世纪，那白的、粉的、淡紫的花便漫过了这个大帝国，南北东西无不有之，到今日花时，几乎每一省的几乎每一处都有了白的和淡紫的花斑。你在满洲能见到它，在大戈壁的边上能见到它，在离北京十几英里的地方能见到它；从浩浩长江的源头到它的入海口，沿海南北两千英里，直到遥远的西藏边境，你都能见到它。

去年中国种出多少鸦片，无人知道。估数是有的——官方的、教会的、领事的；而彼此相差以千吨、万吨计。可有一件事是明白的：这娇弱的罂粟要哪里的地最好，便占哪里的地，而且总能占到。它在肥沃的河滩上长得最旺。它所到之处，把谷物和蔬菜挤了出去，于是成了饥荒的一个助成之因。它的产物鸦片像一道黑浪涌过中国，身后留下一片苦难、一片昏黑、一片荒残，连中国人自己、连受害的人自己都为之骇然。中国已从苦难走进了灾祸。而贸易的法律仿佛存心从它那铁板一块的本行上任性地拐出来，要在一个已经倒地的民族身上开一个阴冷的玩笑：那个解法、那一步大棋，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印度烟土的买卖固然受了损，却没有被顶掉。除非英国政府存心把它禁绝，它永远不会被顶掉。因为中国种不出品质能同印度货相争的鸦片。印度烟土一直有稳定的需求，是用来同中国烟土掺和的。什么税都挡不住它；税只是加重了中国吸食者的花费，只是让他毁得稍快一点。连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这样有权威的行家，当初都盼着那一步大棋能够见效。他在《这些从秦国来》一书里表达过这份盼望：

「贵国合法化的鸦片，所到之省无不受其祸；而贵国拒绝限制或减少输入，便逼得我们去试一剂险药——把本国鸦片合法化——这并非因为我们赞成它，而是要同洋药相争，把洋药逐出去；它如今确在把洋药逐出去，而等到我们只须对付土药、这桩事情完全握在自己手里时，我们盼望能按我们自己的办法把这习惯止住。」

那一步大棋失败了。印度烟土没有被逐出去。中国若不停洋药的输入而单禁土药，既不可能，也无用处。中国人似乎已决意要用这样那样的办法把两者一并禁绝。在一个世纪的苦斗之后，他们又一次找到了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又一次被从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份健康的道德义愤的斯库拉礁石，逼到了那句一语道破的话所张开的卡律布狄斯漩涡——「印度需要钱」。两千万美元是一大笔钱。资产负债表当权；而资产负债表是个苛刻的主上，纵然它所战胜的只是寻常的廉耻、寻常的道德、寻常的人情。

你愿不愿同我坐人力车，沿着上海公共租界的外滩走一趟——过了德国总会和汇丰银行——过了那座通往法租界的小桥——过了半英里长的仓库、唱着号子的苦力和一艘艘黄壳的汉口轮——一直拐上法租界的外滩？这是个阴冷多云的三月早晨；沿路边摆摊卖古怪吃食的人，觉得把手揣在棉袖里要暖和些。

江上这一日很热闹。布朗森海军少将那一队白色的巡洋舰停泊在江心。一艘铅灰色的英国巡洋舰在它们下游打着转，再往下还有一艘不合时宜的中国炮舰。黑色的大商船填满了视野——一艘铁行轮船公司的船正在上煤——一艘两百吨的红帆木船驶过。再近处，自石砌码头向外，江岸密密匝匝地挤满了舢板与木船，一排又一排，每一条都有一间黄席搭的圆圆小屋，每一条都有一群黑黄的孩子，每一条都往那无处不在的气味里添上自己那一份辛辣。请你朝那片桅林外头望去，便能看见更远处泊着两条旧废船，船上盖的东西看着疑心是木瓦。它们也许本是古老的军舰，领了养老钱去体面地朽烂。你能看出当年炮门的方形轮廓，如今已用板钉死。两条船船头雕的木像都已剥落发黑，是年月与风雨所致。它们是什么？为什么停在这江心，任商船的浪头在四周涌动？

这就是上海的烟土栈船。英属印度政府种出来、制出来供中国吸食的鸦片，就存在里头。它们是中国沉沦的象征。

第三章一个鸦片省分的掠影

中国的鸦片省分——也就是被鸦片毁得最彻底的那几省——都远在内地。它们大略覆盖一片一千二百英里长、宽约其半的地面，差不多是合众国面积的三分之一；而在这片地上勉勉强强活着约一亿六千万人。关于鸦片在这些地方造成的可怕摧残，在上海、汉口、北京、天津都已能取得大量证据，可我觉得还是该走进这些不幸的省分之一，就近看一看这问题。最近、也最便于前往的是山西省。它在北京以西和西南，就在从京汉铁路上望得见的那一列青山后面。鸦片之祸在那里能见到最惨的样子，这似乎是毫无疑义的。人人都这样说——使馆的官员、参赞、商人、传教士。伦敦会北京医院的皮尔医生估计，山西的男人、女人、小孩有九成吸鸦片。他叫进来一位本地的医助，这人恰好是山西人，那医助笑着说，九成这个估数看来还低了些。山西还有一点好处：铁路正迅速往省城太原府推进——那是最古老的中国里最古老的城池之一。于是我在六国饭店雇了一名译员，便往那边去了。

新修的山西铁路还没有通到省城太原府，须得坐车和骡驮轿子走好几天。这样赶路虽说不是天底下最舒服的事，却有个好处：它让人贴近大路上那熙熙攘攘的生活，采集事实与印象也容易些。

车子慢慢爬着，大约每隔一个钟头，你就会遇上一个灰扑扑的尘土村落，或是窝在洼地里，或是攀在山坡上。而几乎每一个村子都不过是一堆废墟再添上一点。我原是料到会见着废墟的，却没料到有这么多。我第一次把它们指给译员约翰看时，他说：「年头太多了。」这解释不能叫人满意，因为许多塌坏的屋子都还比较新——总之新得不该散成这样。到了第二个村子，约翰又对这般彻底的败亡另猜了一个缘由。「穷——太穷，」他说，接着把根子推到上一次大饥荒上去；他发现庄稼人至今还在谈那场荒年。「死了好多好多人，」他解释说。到后来我才摸到了那个主要的成因——在山西省几乎处处可见的这片残破与荒废，根子何在：那是在我借着约翰和他的厨子，把两三百英里路上许多天的道旁闲话都收拢起来之后，是在我同一辈子都在此地的传教士、同那些把性命耗在这些苦人中间的医生、同商人、旅行者以及中国和满洲的官员谈过之后。

在细说鸦片在此省及别省的摧残之前，我想先讲一句关于某一类消息来源的话——凡是在中国观察情形的人，迟早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用它。在中国沿海一带，人们常听到关于「传教士问题」的许多议论。许多外国商人骂传教士。我得承认，「反传教士」的那一面，在我面前被摆得那么频繁、那么有力，以致我还没离开沿海就不知不觉地分了那份偏见。可现在，把争执两边的那些例外人物撇在一旁，也把这件事更深一层的意义暂时放下，我且把我离开中国前所看到的情形如实说出来。

有许多外国商人下功夫学语言，走得很远，谈中国的事情是有权威的。可通商口岸那种典型的商人，也就是人们常听见他高声咒骂传教士的那种商人，是不会说中国话的。他的生意大半靠中国「买办」去办，他自己的时间看来主要分给了总会、跑马场和别的种种消遣之所。这一类商人是最惹眼的，而「老家」那边反传教士的情绪，也主要是他造出来的。传教士呢，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能说、能读、能写一种或几种本地方言。他们住在中国人中间，而且若要把事情办得下去，就非得不断去揣摩邻人的传统、风俗与成见。几乎每一回都是这样：给我提供消息的传教士，比那些在鸦片省分里走过的英美外交官、领事、军官和医官要更持重。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在鸦片问题上传教士是过于持重了，大概是因为他们老被人当作「狂热者」、「热昏者」来攻击，便不知不觉地往把话说小的那一边偏得太多。苏州的杜步西博士是禁烟会的会长，他发表的估数比英国商务参赞、前总领事谢立山先生的要持重得多。上海的帕克博士、伦敦会的诸位先生、北京的美国公理会和美国长老会诸位，还有我在内地他们家中或在上海传教大会上见到的几十位传教士，以及万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盖利、罗伯逊、路易斯三位先生，都给我这样的印象：他们的意见是建在见闻上，不是建在成见上。伦敦《泰晤士报》那位能干的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博士，在我到京时对我说：「你该同传教士们谈谈。」我确是同他们谈了；在许许多多不同的消息来源里，我觉得他们最值得认真斟酌。

「鸦片省分」这个说法，在中国的意思是：整整一省（论面积与政治轮廓，大致可比合众国的一个州）已被鸦片摧残成了荒土。它的意思是：各阶层、各年纪、男女两性都浸透了这药；凡是较肥的地——在人口如此稠密的地方，这些地是绝对要用来产粮食的——都让给了罂粟；熬烟膏、造烟枪、造烟灯以及种种零碎器具，已成了压倒一切的行业；人家破败，商人失了精明，做工的失了气力；在一段举省荒淫、举省萎顿的时期之后，不独道德与身体的灾祸，经济的灾祸也笼罩下来，覆住整片地方。这些鸦片省分的人口，少的一千五六百万、两千万，多的八千万。

「在山西，」我前面引过一位官员的话，「人人都吸鸦片。」另一位尖刻的观察者说过：「山西人十个里有十一个是烟民。」一位英国旅行者在一个村里问本地人，村中有多少人吸鸦片，一个人指着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答道：「那娃不吸。」还有一位观察者，是位英国的科学家，生在山西，说这里的方言同说英语一样顺，又为搜寻珍禽异兽而在偏远各处走得很广；他把吸食者的比例压到只有总人口的七成五。我同此人在太原府谈过几回，后来在天津又谈过；我觉得他所知之事既确切又有趣，便有一天请他对着速记员随口说一些关于山西鸦片问题的见闻。这几段话只占我听他和别人所说的极小一部分，可它们惨切如画，又把我那本山西行旅日记里满满的笔记与访谈的意味传达得那样准确，以致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他那一天在天津脱口说出的原话照样印在这里。

「种鸦片的人总把自家地里最好的一块拿出来，」他说，「肥力最足、水也最多的那一块。他们发现这比种麦子或种别的什么都划算得多。尤其是赵城一带，他们就在河边大片地种，那里取水方便。种子约在五月初下，还得移栽。要到七月中旬上下鸦片才熟。将熟未熟之际，雇人去割蒴果，便有白浆渗出，在果上干了变成褐色，割过约一个礼拜，他们再来把它刮下。工钱每天两角到三角墨洋。做这活的有男也有女。罂粟的头全割下来，晒干收起，留作来年的种。

「这是一种极娇的作物，没长到九英寸高之前，一碰就折。长足的罂粟有三四英尺高。赵城的烟土算是最好的。

「赵城一带的人多少都被鸦片毁了。我听说有一户人家，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两人合起来只有一身衣裳。

「太谷有一家大户姓孟，大约是山西全省最富的一家。这几年他们一直在往下败，原因不过是：当家的几个人成了烟民。太谷每年有一场大会，这家所有的旧铜器、瓷器、家具等等都拿出去卖。去年他们摆出来卖的东西，足够在会上开起十来家小铺子。

「还有一个人，是仁村的富户，一九〇〇年以前有一所很好的别业。这别业里有好几幢大屋，还有些好树好花木；可这七年来他吸上了鸦片，一直往下败。他把这别业一点一点卖掉，拆了屋，砍了树，把木料和旧砖卖出去。他现在是仁村街上的一个乞丐。

「太原府以西的山里，庄稼人都沾了鸦片这桩嗜好。约七成的人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吃鸦片。我在一家客店歇脚，店里来了好几个人，我同他们说话。我问他们想不想把鸦片戒了。他们说想，可是没有那个力量。人人都情愿戒掉。女人同男人一样吸。

「吸烟的人既不肯费心下种，也不肯出门。

「山西的房子很好；说真的，比别省的都好，可因为吸鸦片吸得太狠，它们正迅速塌成废墟，人无论走到哪里，两旁都是残垣。在大路上，人们卖点东西还能得几个钱；可一离了大路，那穷苦比任何地方都更厉害。

「在山里我在一个村子歇下，问他们有没有吃的卖，他们说除了冻土豆什么也没有。我便请他们拿来看，又走进一间破屋，看见些小土豆，大约直径半英寸，冻着，全摊在炕上晾。一晾干就要磨成面，捏成团子上笼蒸。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吃食，已经吃了一个月。他们一文钱也没有。原先有的钱都花在鸦片上了，而且来年秋天也指望不上什么来补上这一茬土豆。我看见一个盆里有几根干棍子，便问那是做什么用的，那男人告我，说是滤鸦片提纯时从筛子上取下来的棍。这些棍用热水泡着，泡出的水里含一点鸦片，便喝那水。他们是拿这个当鸦片用。我给了这人两角钱，第二天我回来时，他正美美地吸着一枪鸦片。

「经过一个炼铁的村子时，我注意到那些锤打生铁的铁匠简直是活骷髅。他们从早上五点上下干到晚上五点上下，中间歇两回吃饭。晚上收了工，匆匆吃过饭便摆上烟枪，一直吸到睡着。这些人怎么还能干活，我不知道。我猜就是那份重活逼得他们吸起鸦片来的。

「问人为什么吃上了这药，他们千篇一律地答说是为治哪一处的疼——为解那份苦。女人常是产后吃上的，这多半就是她们开始吸烟的由头。

「那些有钱、差不多整天吸的人，进另一间屋子之前，非得先把那屋子用烟气灌满才行。得先有人进去吸上几枪，叫屋里的空气合了用。

「寿阳有一位官员，向来养着六个丫头，整天给他装烟。那些丫头和新娶的媳妇因受苛待，常常想吞鸦片自尽。」

在山西，不论沿着大路走，还是在城里、村里，你处处见得着那张鸦片脸。吸鸦片的人同吃鸦片的人一样，瘾一在身上扎下根，肉便掉得飞快。皮上的血色褪尽，变得干枯，像一张羊皮纸。眼里原有的一点光亮与神采都失了，只剩呆滞与倦懒。关于鸦片脸，最好的描述是一句「一张格外枯槁、格外凋残的面容」。同这张脸相配的，通常是一副瘦身子和一种懒散的步态。鸦片把一个瘾深的烟民抓得那么紧，他若不靠医家之助便去戒，通常是危险的。他的食欲被夺去，消化受了损，内里各脏器郁滞，肺也郁滞。于是便闹便秘和腹泻，通身作痛。到了这一步，烟民的身与心都已衰弱迟滞。神智既钝，身体与道德的感觉都已受损，他便沉入懒惰、败德与荒淫。他已失了抗病的力气，极容易伤风，极容易患气管炎、腹泻、痢疾和消化不良。旅部军医康登医生——医学博士、皇家外科医学院会员——在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上谈到吃鸦片的人，说道：「他们变得形容枯瘦、气力衰竭，成了一副可怜相的废人，最后死去，多半死于吸食鸦片所引起的腹泻。」

一个人把自己弄到这个地步，就非有鸦片不可，而且非时时都有不可。我前面已说过，吸鸦片不但大约是最费钱的恶习，而且与吃鸦片不同，它还要吞掉极多的时间。能像寿阳那位阔官员那样养着丫头替自己装烟的烟民，终究是少数。一个老烟民要把一枪烟料理到自己满意，吸完，再打起精神来重头料理，得花十五分钟到半个钟头。他若一天吸十枪二十枪——这是常事——然后再睡掉烟劲，那么每天还剩几个钟头能办事，就不难算出来了。等他睡醒，天色已经不早，他的身子立刻就要闹着再要鸦片。他非重新吸起来不可，否则身心都要受一场酷刑般的煎熬。他一天那十枪二十枪，便宜的要花五角或一元（他若是穷人，吸的是从阔人烟枪里刮下来的渣），贵的要花十元二十元（若吸上等烟土，还要更多）。我听说有许多阔商人、阔官员一天吸四十到六十枪。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烟民已被这药役使到失掉了挣钱的本事的时候——他在鸦片上的花费涨得最快。他此时买烟，倒不那么是为满足一桩自私的恶习，而是为留住自己这条命。他为鸦片而发狂。为买这东西，他什么都肯卖。他的道德感已经毁了。一个病废的、衰朽的、疯了的东西，他连自己的家人都忘掉。他卖掉古董摆设，卖掉字画，卖掉家具。他卖女儿，倘使妻子还有几分姿色，连妻子也卖给阔人做婢妾。他把房子拆开来，卖屋顶的瓦，卖墙上的砖，卖门窗上的木件。他砍掉院里的树，把木头卖掉。最后他爬到大路上去，在黄土里给自己掏一个窟（倘使还有那份力气），向赶骆驼、赶驴的人伏在地下，哼哼着、喋喋着、哀求着，讨人扔给他几个铜钱。

中国既无统计可言，我只能把一个旅行者所见所感的献给读者。可山西一省遍地是废墟。四川、云南、贵州也是，还有另外五六省。整个一省的情形同这省里一个个人的情形，大致相同。为了供应这庞大的需求而种鸦片，便把人活命绝对少不了的谷物蔬菜从地里挤了出去。熬烟膏和造那些器具，把本该投到正当行业里的精力与资本吸干了。省里的官府和朝廷都已这样依赖于对这「恶性奢侈之物」课税所得的巨额岁入，以致不敢撂手。在这国家的身体里，一种病态不但存在着，而且还当着家。山西是半醒半糊地漂进这境地里去的，被一桩恶性的经济习惯抽空了元气。山西的病就在这里。中国的病也就在这里。在山西一路走，我把那些可作这鸦片省分之灾祸的典型的废墟一一拍了下来。这里复制了几张，照的都是几年前还算小康的人家的屋子。我想从图上可以清楚看出：这些废墟不是年月所致。墙上的土坯砖几乎看不出风化的痕迹。墙本身也不曾经受风雨剥蚀，显然是毁于人手，而不是毁于时间。

第四章中国的诚意

中国是个到处是悖理的国度。它若是一个绝对的专制君主国，同时也是一个很民主的国家，有自己起家的人物，有强大的民意，还有一桩属于自己的「省权」问题。它是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可另一方面，论个人与商业上的诚信，中国的标准大约比世上任何别的国家都高。在中国，女人是用来伺候人的；她的地位低到这样一个地步，连问一个人有没有女儿都算失礼：然而中国许多个世纪以来最能干的统治者却是一个女人。这是这样一片土地：女人穿袜子和裤子，男人穿长筒袜和长袍；一个人握自己的手，不握你的手；戴孝用白不用黑；罗盘指南不指北；书是从后往前读；姓名与称衔的次序是反的，像我们的名录一样——西奥多·罗斯福在中国得叫罗斯福西奥多，山姆大叔得叫大叔山姆；分数写得上下颠倒，我们那个五分之八，他们落笔便像是八分之五；新娘被抬去成亲时放声痛哭，而一个人同你讲起母亲去世却是笑着的。

中国人的生活，或者说你在西北大路上所见的那几面，看着像是一种很简朴、很老实的生活，勤劳、有条理、安于贫穷。男人即便是最下层的，其礼数之周到也足以让一个法国人羞惭。我亲眼见过我那两名每天挣一两角墨洋的兵，同我的厨子打招呼时那份风致与雅意，看着的我自觉像个粗野的蛮人。在我眼前呈现的这种生活，其简朴与勤劳，似乎同任何暴虐凶行都正相反。然而仅仅七年之前，山西省就是古今最惨酷的屠杀之一的现场。一九〇〇年夏天的短短几个礼拜里，省内有一百五十九名白人外国人——男人、女人、小孩——被杀，其中四十六人死在太原府城里。这场屠杀把教会的礼拜堂、学堂和戒烟所扫荡一空，逃出来的传教士只有那些恰好休假在外的。那场攻击并不是专指传教士而发，而是针对所有外国人。庄稼人中广泛流传着一个说法：洋鬼子惯于挖出小孩和女人的眼睛、舌头和别的脏器，运出国外去，不知作何魔鬼用处。这场杀戮自始至终由那个狂暴的满洲巡抚毓贤指挥，有一部分屠宰是他亲自统带的兵所为。可有趣的事实是：风气柔顺、素能忍耐的山西百姓，一听说官府绝不追问，便也自个儿动手宰了一些人。

看来，山西的庄稼人在一个时候可以简朴、勤劳、忠厚，在另一个时候可以是个杀人奸人的疯子。中国人本身就是最大的一个悖理。他是一种文明的产物，那文明从另一个胚芽里长出来，又在一片与我们西方经验范围内任何事物都不同的土壤与环境里发育起来。他自然不会像我们这样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习惯与风俗同我们的差别已足以让我们看着怪异；可这些只是表面的痕迹，底下是他那颗心与我们这颗心的差别。靠着我们那股强烈的种族本能，我们大致能拿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甚至一个欧洲人，在某些触及人心深处的情境下会怎样想——譬如在死亡面前。中国人心里的那一道道曲折，我们是没有指望懂得的。我们两边头颅的形状差得太远，正如我们两边传统的质地差得太远。

可有一件事我们看得十分清楚：中国的朝廷在它还立得住的时候，是一个强有力而有效能的政府。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中国百姓极少自作主张地去屠杀。为什么？对外国人的仇恨必定一直在那里，伏在那片平静的表面之下，因为官府一放出话去，这些人极少不会变成杀人的恶鬼。三十五年之内，中国发生过三十五起严重的仇外暴乱与屠杀，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之乱还不算在内；而其中大概没有哪一起是官员若肯弹压而弹压不下的。义和团的事是毓贤在山东巡抚任上鼓动起来的。外国各国一抗议，他便被调往山西——山西几乎没听说过义和拳这个会——可几乎立刻山西就有了「义和团」的爆发与屠杀。这期间北京的朝廷又在北京和天津继续着毓贤那桩可怕的事业。北京使馆被围，是朝廷的兵所为，不是乱民所为。那个血腥夏天的整场骚乱里，接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看来毫不费力就把那一省按得安安静静，而最初的乱事恰恰就起在那里。

张之洞——「那位了不得的总督」——以铁腕按住了长江上游各省，虽然那里的义和团之难更因那场永不止息的革命而缠夹。一句话，中国的官员看来完全有能力管住自己的百姓、护住外国人。上海的福开森博士对我这样说过：「世上再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像中国政府那样有效地把一条法令推行下去——只要他们愿意！」

在中国，你很快就会懂得：一个中国人答应替你办的事，你可以信他办到。我到太原府时，把一张二百墨洋、见票即付的中国汇票交给译员，叫他到银号取钱回来。我认识约翰才一个礼拜多一点；可凡是了解中国的人都会明白，我并没有担什么可观的风险。一个中国人就是一个家的一部分，家是一个邻里的一部分，邻里是一村或一区的一部分，如此层层上去。在同朝廷的一切关系上，省对它所辖的大区负责，大区对小区负责，小区对各村负责，村对各邻里负责，邻里对各家负责，家对各人负责。约翰若把票子兑了便带着我的钱跑掉，后来又被抓着，惩罚会来得又快又重。他很可能要掉脑袋。官府若找不着约翰，便会罚他的家人。总之罚必有人承当。

这套制度经过无从计数的世纪一直行下来，其真正的效果自然是养出了一种清楚而敏锐的个人责任感。因为不论出什么事，总有人要负责。为了保全自己，一家人便教自家的人要守诺，不然就别许诺。邻里深知自己要为所辖的各家担责，便对它们盯得很紧。一家新人搬进一个邻里，邻人们围上来问长问短，照实情看，这些话并不像听着那么失礼。说真的，这份对家族与邻里的担责之感扎得如此深，以致一个商人到期还不出账，他的家人与朋友出面帮他把账清掉，是常有的事。那是他们洗清自己的唯一办法。

这一切迹象似乎说明：一方面，中国百姓对他们的官府和他们那样的法律有一种天生的畏惧与敬重；另一方面，就推行传统法令这件事而论，这个政府是地球上最有力的政府之一。若不是组织极严密的政府，是不可能有意去煽动自己的百姓一次又一次地暴乱与屠杀，而又不至于失去对他们的掌握的。中国政府要把百姓按住，看来毫不费力——只要它愿意。山东一省的故事就把这一点说明白了。它曾被一个狂暴的巡抚推到看来像是无政府的地步。可仅仅几个月后，这位巡抚的继任者几乎毫不费力就让整整一省秩序近乎完好，而邻省当时正同世界各国的联军交着战、满地是外国兵。不；一个政府若内里有在关头上办成这样一件事的力量，是很难称之为软弱的。

那么我们先承认这一点：中国政府具备办成任何寻常改革所需要的力量与组织——只要它愿意。而扑灭鸦片之害，自然不是什么寻常改革。那是一桩规模之大、情势之危急都足以让想象力晕眩的事业，我盼着前面几章已把这一点说明白了。但先把我们的疑问搁下——不论中国政府还是地上任何别的政府，究竟能不能指望遏住这样一桩阴伏而弥漫的祸害——我们还得想到另一些疑问，那是只要稍稍接触过「中国官场的心」这个令人费解的有机体，便会生出来的。中国的生意人若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是世上最老实、最直爽的生意人，那么中国的官员、也就是所谓大人，大约是世上最幽曲、最叫人摸不着头脑的。他那两面三刀，根本超出我们的理解。他有一副温和而稚气的笑脸，可他的行事路数是独特的。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国务院有一桩利落的小惯例：给旅行者开一封信，饬令我国驻外的外交与领事人员予以特别照应，同时又给这些人员发一道知照，劝他们对那封信不必理会。在中国的外交上，事事都是这样办的，而且办得厉害得多。中国政府所发的文书，同任何现存的事实或意图之间的关系，通常大致如同一纸感恩节公告。你要真的极精明，才能从一位大人的言谈、举止或文字里看出他究竟是要什么。动机底下还有动机；再往深处是私利；而这一切的底子是一种东方的人生与世事之见，它无从改制、无从重塑，塞不进我们那种方方正正的西方脑袋里。谈起鸦片之惨，同外国人说话时再没有比了不得的李鸿章更口若悬河的；可李鸿章自己就是中国最大的鸦片产主之一。当中国的军队奉朝廷之命猛轰北京的使馆时，朝廷还正式地送来水果和别的细点，附着客气的字条，问问有没有什么事可为这些受困的外国人效劳。

这种拐弯抹角，看来是当权的人个个都在费力推开疑难局面之责的结果。在一套制度之下，一个人一旦被认定要为某桩事业负责，便会被无情地追到底；他自然就要设法什么责任都不去担。中国同别国一样，官员办败了受罚，办成了受赏。而有一位官员，身上压着一桩极难的差事：他得同时让几方面都满意——一位太后，她相信义和拳只要咕哝几句、跳上几步，便能在洋人的神枪手面前隐去身形；一班廷臣与宫中的太监，他们正以最深的东方诡计彼此掘着墙脚；一群对世界的理解与见闻比西奈半岛上的以色列人高不了多少的百姓；再加上一伙怀着敌意的、精明的近代外交家，嘴里挂着贸易利益与「租让权」，而使馆院子里随时调得出机关枪和连发步枪——这位官员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那么，倘使中国官员的一生看来是由一连串「侧闪」与「低头」——由美国拳师所说的那个妙词「步法」——构成的，我们似乎也不该责备他太苛。另一方面，那位年复一年得陪着下这盘叫人费解的棋的外国外交官，也不难叫人同情。他总在前进，却从未到达何处。他的选择只有两样：或是发疯，或是沉下去，变成一个入定的、疲倦的愤世者。多半的人选了后者，最后漂进这样一种心境：对什么都怀疑，对一切都怀疑。他把中国政府永远不诚实当作当然。一个中国官员说的话竟可能是真心的，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于是当中国政府宣告要除鸦片之害时，那些愤世的外国外交官与商人立刻就去字缝里、字背后找，要找出这些狡诈的黄种人究竟在要什么。至于他们说的可能就是真心话，那似乎根本不在考虑之内。可这提议底下究竟伏着什么深的用意，倒是个谜。起初北京和各口岸的闲话是这样传的：真正的算盘是要把英国国内反鸦片的民意激起来，逼英属印度政府撂下它那桩烟土生意。好，这一段还通。可为的什么呢？是为让中国把印度烟土成功地挡在门外之后，好自己设一个国产烟土的政府专卖，以收岁入么？这是北京和各口岸最初的想法。我到处都常听人这样说。可这套说法难以站住。

第一，中国政府若真愿意，大可以办起一桩颇为有效的政府鸦片生意，根本不必去理印度货。鸦片在中国处处都产。需求已长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单靠印度那一宗，连供应的头都够不上。可从另一面说，停止输入又必然是扑灭此害的第一步；因为中国若先去把自己的产量减下来而且减得有效，输入便会自动增加，吸食量仍旧如故。

第二，倘使这对中国政府纯是一桩「岁入」的事，那么为什么要放掉输入鸦片关税那一笔每年不小的收入呢？中国要求英国停止鸦片贸易，便是有意去牺牲洋药每年五百万元的关税与厘金，那是海关全部岁入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关于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的诚意，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迹象，就是中国官府推行禁烟的那个样子，这一点我稍后要细说。不过在说它之前，我想先提出另外两条证据，见出中国对鸦片这场仗的诚意。第一条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举国的民意，不论贫富、不论官民，都已坚决地转而反对吸鸦片。这件事我是从太多来路听来的，不容我怀疑。从最偏远各省回来的旅行者都这样报告。反鸦片的情绪见于最高的官场，见于陆军，见于海军，见于学堂。近一年上下，它一直在稳稳地增强。从前吸鸦片是被当作当然的；如今你遇见一个吸得太多的人，也就会遇见一群朋友替他遮掩。我前面已说过，「新军」里是不容吸鸦片的。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商人，不肯雇用烟民担任任何职事。

那么，中国的民意为什么这样坚决地转而反对鸦片呢？即便把道德上的考量撇在一旁，把事情落到「实际」的地步上来说，这是为什么？我且冒昧试答一句。天津有一位外国商人，是美国人，有不寻常的机会观察华北的情形，他说：「中国人若真把鸦片禁住了，那也许就是外国人在华日子的终了。鸦片是今日唯一把中国人拖住的东西。」

北京的使馆里，如今有十家、十二家各养着一百到三百人的「使馆卫队」。北京全城共有一千八百名外国兵，「这股兵力，」一位军官说，「大得足以成为对中国的侮辱，却又小得不足以在他们真要为这侮辱动怒时护住我们。」

长江上溯一千二百英里、过了那几道急滩的地方，有一队小小的外国炮舰，英国的和法国的，是拆成段运上去再拼起来的，拼起来便是「长驻」。每一处通商口岸都有一处或几处外国租界，依外国的法律维持。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全部由外国人主持、外国人经办；这是为确保那笔「赔款」能照数征足。外国的「财团」凡能找到的地方，都在把中国绝好的煤铁矿产囫囵吞下。如此等等。关于外人掐住中国的例子，我还能举出许多，但这些已够用了。而在这些事实的背后，始终悬着那桩随时可能临头的「瓜分中国」。中国人不是傻子。外国人把中国当作一块大蛋糕来议论怎么切，他们一直稳稳坐着，脸上带着那副看不透的笑。他们看见日本人——一个住在几个小岛上的矮个儿褐色人的民族——迎着那头可怕的俄罗斯熊，把它赶回了西伯利亚。如今，这些能忍耐的中国人终于把西方科学的一些零碎捡起来了。他们在修铁路，还在自造铁轨。他们在谈把中国保住，「保给中国人」。一九〇六年他们在河南省调集了三万「新式」军队演习。他们若要把这个念头办成，就必须从头办起。鸦片在把他们往山下拖。鸦片修不出铁路。鸦片打不赢仗。鸦片料理不了地球上最大一个国家的事务。所以，不论岁入上要付出多大代价，不论随之而来的改革与重整何等令人气短，鸦片非去不可。

中国也许是个令人费解的国度。中国的官员也许能使出最叫人摸不着头脑的两面手段。可我们不得不相信：他们在扑灭鸦片这桩事上是「诚实」的。对中国来说，这似乎是一桩不浮便沉的事。

接下来要问的似乎就是：倘使中国人真在设法扑灭鸦片贸易，他们办得怎样了？牵涉大不列颠与印度鸦片贸易的那一部分，我们先放过，打算在后面一章里再谈。此刻且看一看中国——那个绵软的、落后的、惯于忍受的中国——为了治好自己这场病、好在列国之间取一个新的位置，在这桩了不得的努力里究竟做了些什么。这里先讲山西省推行上谕的情形，别省禁烟运动的结果留到后面几章。

禁烟各道上谕里所拟的办法，是清楚的、直截的、有力的。它显然是要办得见效的。它规定（第一）各省督抚须经地方官查明种罂粟之地究有若干亩。此项地亩每年递减九分之一，「九年之后，便无地再作此用，而已停之地」——这里我引的是替我译规条的那位中国人的话——「永不得再作此用。地主如违此令，其地没收。地方官如格外用力，能于期前即止罂粟之种植者，予以升迁为奖。」

这办法又规定（第二）：「凡吸烟者，不论阶级、不论男女，均须赴就近官署领照，照内自书姓名、住址、职业、年岁及每日所吸烟量。」六十岁以上者可宽，六十岁以下者「须于到六十岁前戒断。无照而吸烟或买烟者，罚。自禁烟之日起，不许再有新吸之人。每名吸烟者所供之烟量，每年须减三分之一，故数年之内便无人再吸烟。」官员越法者革其职衔。至于平民，「则将其姓名榜示通衢，并剥夺其一切公众集会之权利。」

烟馆，以及一切备有烟榻烟灯供人吸食的饭馆、客栈、酒肆，都要即刻关闭。禁期（一九〇七年五月）之后若查出有常设的烟馆仍开着，其产业没收。不得新开售烟之店。「须备有良好戒烟之药。多设戒烟会。凡民人能以己力使多人戒断者，予以奖赏……所有官员，以及陆海军之官佐、各学堂、书院、大学堂之教习，均须于六个月内戒断。」此外还议定要「与大不列颠开议，与该国商定使输入中国之鸦片逐年递减，至九年之末，不复有鸦片输入」。显然，中国人并不缺乐观的情怀。读着这些，人几乎可以忘掉印度需要钱。

「另有一药名吗啡，其害已过（这是我那位中国人的译法）或正过于鸦片。应饬海关严禁其输入，惟医用者不在此限。」

这是一份干净利落的章程，看来是要办得见效的。我在山西四处打量，很想知道它有没有推行的可能，那份好奇心不算小。时机正熟。那时是四月；到五月，那六个月的期限便要到了。鸦片在山西一向是当家的：他们能指望在最后的祸患酿成之前把它废掉么？

关键自然在于限制种植。按理说，禁鸦片应当比禁酒容易。酒是用谷物果实酿的，而谷物果实无论如何都得种，是为着吃。要靠停种谷物果实来禁酒，是行不通的。罂粟就不同了，它除了鸦片和鸦片碱，什么也不出。禁种罂粟，并不是夺去人一样有用或必需的东西。罂粟必须种在露天，种在河滩上（大路也正走那里）。它藏不住。就政府管束而论，再没有什么比找到一片罂粟地并把它量出来更容易的事。山西农户来年的打算，应当能照出这些禁烟新政的诚意几分。他们真在打算少种鸦片么？是的，真在。消息从各处传来，说的都是一回事。太原府以西和西北，许多农户已宣告今年一点罂粟都不种了。要记住，这是四月里的事：下种的时令近了；对那些山西庄稼人来说，这是摆在眼前的实事。别处的人要么一点不种，要么「比去年少种」。通常给出的理由是：城里烟馆一关，鸦片的需求便小了。

官员们不但在打算让种罂粟变得无利可图，还在打算劝导并帮着农户拿别的作物把罂粟替下来。可他们在这里撞上了禁烟路上一桩特别的难处：运输问题。离了铁路，一切运输都慢而且贵。再没有一样物产像鸦片那样便于搬运。一个人贴身能带几百元的货；一个人加一头骡，能带几千元的货。这就是鸦片比土豆或麦子更有利的缘由之一。可法令并不等那些牵连的难题都有了解法才落下来。山西各处烟馆一关，立时就起了限制种植的效果。它还起了另一个效果：把许多造烟枪烟灯的铺子赶出了这一行。太谷一城之内就有六十二家作坊，或是在春天这几个月里全盘停业，或是转去做新的生意。我再添一条关于推行之有力的有趣证据。它出自一位传教士：

「我去拜望太原府的一位外国人，发现门阶上躺着一个乞丐，烟枪烟灯一应都点着。我叫他走开。我问他为什么在这里，他说他没有别处可去了，现在烟馆全关了，他总得找一个避风的角落好吸他那口烟。」

卖烟的铺子原不在立刻关闭之列；按理说那要用九年十年才能办成。可把一切交际性的、公开吸食之处关掉以后，要把所有买烟回家自吸的人一一登记在册，便成为可能。正是山西各城里烟馆——那些公开吸食之所——的关闭，立时起了限制种植与限制烟具制造的效果。太原府那一百二十九家烟馆，在我到那里之前已全数关掉。在太原府，同在北京一样，你花极少的钱便能买到一整副烟具。景泰蓝的烟枪，镶着象牙和玉的，开价低得荒唐。

山西局面里最可悲的一面，是戒烟骗局的活跃。吸鸦片之瘾，一旦把交际那一层因素去掉，是可以戒断的，同吗啡瘾、可卡因瘾一样容易戒——有人还要说更容易些。我不是说一个堕落变质的人能在一个礼拜里被改造成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可即便是瘾深的烟民，要把他扶过戒断时那段难受与危险，看来也并不很难。在山西，同在所有鸦片省分一样，各教会都设有「戒烟所」。通常的办法是对所用药物收一点小钱，好让戒烟所自给自足。按一般所行的法子，戒断要一个礼拜到十天。病人关在一间屋里，每天递减所许的烟量，再给些兴奋药（士的宁或阿托品），又按主治医生看来所需的程度对各处症候加以治理。有些教会起初不赞成递减之法，认为医学传教士无论以何种形式都不该施用鸦片；可死了一两个人之后，他们接受了那个免不了的折中，认识到把烟一下断得太猛是危险的。可这些戒烟所的数目，比起这害之广来，少得可怜。它们已经做了一代人的工，而局面并无可见的改变。山西省如今的戒烟所比从前还少，因为一九〇〇年那场可怕的挫折之后，各教会至今都还没有把人补齐。

中国的戒烟骗子同合众国、同欧洲的一样，通常是把吗啡换个名目卖出去。《山西的刀与火》一书的作者爱德华兹医生，去年花了五个礼拜在太原府西北一带行走，报称见到有许许多多人在卖所谓的戒烟药。要戒烟药的需求处处都有。如今民间的情绪这样坚决地转而反对鸦片之瘾，中国人便格外容易成为这些无赖的猎物。他们对西方国家所行的医术全无概念，凡是打着「戒断」名目递到他们面前的东西，都急着拿来用。下面这段是一位住在山西的英国人告我的，正说明此事：

「如今山西有一帮人在害人不浅：他们在天津买了药，随便乱卖，自己赚了不少。有一天我在路上忽然病得厉害，恰好到了一个地方，知道那里有个人有些药，便派人去请他，叫他带点药来。他拿着三个瓶子来了，一个也没有贴标签。这三个瓶里是什么，他一样也说不上来。他说三样都治肚子疼，还打算把三样掺在一起，给我来一剂又足又猛的。不消说，我拒绝了。那人正经开着铺子，靠卖药赚了许多钱，而他对这一行所知的就只有这些。」

我在山西调查与探问的结果是：禁烟上谕正被一字不漏地推行着。得了这个结论，我自然要四处打听，找出推行的背后是谁。从所办的事看，这人应当值得一见。再问下去，便得了消息：他是山西三位当家的大员之一，职衔是按察使，名字叫丁宝铨。

对一个平实、惯于平等往来的人来说，去拜访一位显要的中国官员，倒是桩颇为可观的事。索尔比牧师好意愿为我作译员，我便把他拉来兼作老师与向导，领我走过官场礼数那片迷阵。我们议定我在三点三刻到索尔比先生的院里。从那里我们各坐一辆北京车，车前有一个车夫和一个多出来的仆人。那个多出来的仆人看来没有事情可做；可他坐在车前的那块板上，却是至关紧要的。

北京车是一间红蓝两色的狗窝，没有弹簧，架在两只大轮子之间的轴上。两侧、后背和拱起的顶棚都蒙着蓝布。前面挂一幅帘子。两侧正中各有一个小窗，而你此生大概只能在这样的小窗里偶尔瞥见中国的女眷。北京车里没有座位；你坐在铺了褥子的板底上。上车时，仆人把前帘掀起，你一跃上那块前板，两手按在板底上，把自己尽量有体面地往后推，还要留神别让帽子撞着顶棚，一直推到整个人没进车里。你若腿长，两只脚便会伸在帘子外头，留给两个仆人的地方就很窄了；他们左右各坐一个，脚悬在轮子前面。两辆车、两个车夫、两个多出来的仆人，从浸信会的院子里出发，把索尔比先生和我送往大人的衙门。

每一座衙门都有三道大门拦着通往内院的路。本官若想叫你难堪，便让手下人在头一道门就把你的车拦住，逼你步行进去。这天下着大雨，算我们运气好：大人选了以格外的礼数待我们。车在第二道门停下，索尔比先生的仆人拿着我们的红帖子跑了进去。略等了一会儿，车便往里走，穿过一个长长的庭院，到了内里的屏门，那里厚重的木门闭着拦住我们。不久门向两边开了；车过了一方砖地的院子，停在衙门门廊挑出的屋檐下；我们从车上爬下来，两位高个儿的官员迎面快步走来，戴着顶戴，身上是飘拂的绸绣长袍。其中一位年纪轻些、个子矮些的，我认得，是山西洋务局的译员文先生。

另一位官员是个有才干、有风致的人。我们有些人对中国人的概念，大约是从那种广东洗衣匠身上得来的——我们或许在他的案板前见过他，或许在纽约第三大街的高架铁道上见过他。那正如把推小车的菜贩叫作典型的英国人，正如把包厘街的游民叫作典型的美国人。这位大人看来将近六英尺高；身形挺直而柔韧，体态很有风采。他向索尔比先生双手当胸一拱，躬身致意，随即转过来，含着和煦的笑意伸出右手来握我的手。他一句英语也不说，可他说出来的中国话既庄重又有音乐之感，同我在街头、在旅馆前后听见的那种唱腔似的呶呶全不相同。

丁领着我们进了一间客厅，陈设是红布与深色木器。两侧各靠着一张座位和一张桌子，屋子那一头横着一个台座，台沿上放着两个红垫子，中间一张矮几。一名侍者端茶进来。丁双手捧起一只带盖的茶盅，向我举了举，躬身，然后把它放在那张矮几上——这便是指明了我该坐的位子，在台座上。文先生在我耳边说：「请坐。」索尔比先生被安在矮几的另一侧；两位中国先生在两侧的桌边坐下，面对而坐。索尔比先生教我的话里，有一条我记着——我决不可碰我那盅茶。我连看它一眼都不可。那茶不是用来喝的；端上来是为让客人能体面地告辞。中国的士绅对生活里那些小小的礼数眷恋到这样一个地步，宾主都不肯把「这趟拜望该结束了」直说出口。要客人说「好了，我该走了」，他想想都要打寒颤。他只去摸一摸自己的茶盅，或者不过朝它瞥一眼；于是他和主人便一同起身。

大人把眼睛定在我身上，不慌不忙地说出一句有音乐之感的话。「他说，」索尔比先生译道，「你是来帮中国的。」听了这话，我怕是脸红了。我原没想到要用这样的字句来说明我的来意。我答说，我是以新闻记者的身分来弄清鸦片问题的真相的。我们谈了一个钟头，谈的是中国正对自己这桩附骨之恶所打的那场了不得的仗。「中国在这场苦斗里是诚实的，」他说。「民意从未如此坚决。」他问我有没有调查过新近被张扬为鸦片中毒特效药的那种马来新药。「倘使你在调查这个题目的时候，」他说，「听到有什么真正能戒断的药，我希望你告知我。」我许了他一定照办。我此前已从几路听说，丁本人每月拿出两三千两银子（一两约合七角五分）贴补各戒烟所，并购药散发给穷人。「中国病了，」他说，「必得治好，她才能在列国之间抬起头来。」

我们在雨里乘车回来，上楼进了索尔比先生的书房，不多一会儿，一名衙门的差役被领进屋来，带着按察使的礼物。差役向我躬身，把托盘呈上。盘上除了丁宝铨那张大红「帖子」，还有四瓶本地的「烧酒」、两罐牛舌和两罐酸菜！

第五章在中国播风——上海

中国要发展，便离不开采纳西方的观念，也要受西方文明所立的榜样的影响。这股近代化的影响，在西方人与中国人相遇之处、在两种文明直接接触之处最为强烈。在上海、天津、汉口、香港和别的口岸，住着三四万欧洲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盖起华美的楼房，铺出很好的路面。他们带来最好的酒。他们所过的日子，便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这是个极善观察的民族）大概一生所能得到的、关于西方文明——关于西方各国所代表的东西——最真切的印象。我们已经查过了中国的诚意，现在且来查一查沿着中国海岸镶成一圈的那些外国「租界」与「居留地」在用意上诚不诚实。这些聚居之地若是在那边代表着我们的文明，那么问一问它们代表得好不好，似乎是公平的；因为倘使它们把我们歪曲了，倘使它们正在酿成那种会滋生祸端的国际误解，我们还是知道为好。

中国在摸索与挣扎着走向文明的路上，转而向欧美那些伟大而成功的国家求取开导，她看见的是什么呢？其中一样，她看见的是上海。

上海被称作远东的巴黎。它是男冒险家和女冒险家的乐园，是赌棍、海滩游民和专做大赌注的发起人的乐园。它居中国海岸之中、浩浩长江之口，是进入中国的头一个大门。从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合众国和加拿大，有一条看不到头的轮船长队开到上海来。往香港、西贡、曼谷、新加坡、烟台、天津，以及一千二百五十英里内陆的长江上游各口岸，有一条条看不到头的轮船长队从上海开出去。而这些船上的旅客，几乎个个在上海有、或指望有、或曾经有过生意或消遣。

它是世上最名实相符的万国之城；因为巴黎毕竟主要是法国的，伦敦毕竟主要是英国的，纽约毕竟主要是美国的。上海有法国旅馆，有气派十足的德国总会，有英国乡村总会，有跑马场，有俄国银行，有日本商号，有美国邮局。它由一个英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工部局管着。它的治安由英国巡捕、爱尔兰人、印度来的锡克人和中国人维持。春日晴好的午后，在静安寺路上，最新款的汽车在一排排漂亮的马车间穿行，你能看见西班牙人挤着菲律宾人，葡萄牙人撞着帕西人，奥地利人同巴伐利亚人闲谈；而他们谈话、赌钱、喝酒、买东西，用的都是洋泾浜英语。

这一万五千欧洲人的居留地，远离了那种在每个欧洲国家都迫使社会守住一定格调的民意，又对那种在中国人自己中间维持着某种奇特格调的本地民意漠不关心，看来是几乎全无格调了。每一个有体面的美国人或英国人，一旦在此地立下生意，就都要面对一个难题：他敢不敢把妻儿带来，送进这样败坏的圈子里去——在那圈子里，家会散掉，孩子会在令人气馁的影响下长大。中国沿海各口岸酗酒之盛是有名的，可在一座社会风气已经腐坏、全然不洁的城里，酗酒似乎也只算一桩小插曲。

有一夜我站在一家大旅馆的酒吧间里。那是凌晨一点，屋里那十来个白人几乎个个都有几分醉了。他们吼着多情的歌，嚷着不成句的叫声。有两个人，是衣冠楚楚的先生，躺在地上。柜台后面立着两个中国男人和一个小伙计，打着呵欠，等着机会打烊去睡。他们利落、恭敬，并且完全清醒。他们那杏核似的眼睛在屋里游走，把那畜生般的景象一一收进眼里。他们心里想什么，无从说起；可我注意到，他们并不像中国人惯常那样带着笑。对不了解中国沿海的读者来说，把这件事举作我们的文明在中国如何起作用的例子，也许显得不公平。那我就不这样举。我只想问一句：你可曾有半点指望，能让那三个年轻的中国人相信我们的文明比他们的高？

在一个自治的聚居之地，这样低的道德气氛一旦当了家，必定要限住那地方政府的眼光与力量。随便哪位善观察的客人，只要把上海及其社会与道德的格调弄清楚（这不难，因为他到了不久这些就会扑到他面前来），很快就会自己看明白：上海的侨民虽然对自家工部局批评得又多又凶，却从不指它道学气重、或是在道德上有所拘束。这就足以说明，工部局并不打算同那股当令的风气对抗。赌博这一行在上海的高度，已够得上一桩可观的实业。春秋两季赛马的那几个礼拜，跑马场附近的空地以高价租给各国那些没有固定场所的赌徒，赌局就在露天里兴兴头头地开着，路上的人群一眼便能看尽。而工部局九名董事里有七名是英国人。租界里按说行的是英国的主张，德国与美国的主张只能微弱地帮上一点。而按理治着上海的那些法律，是禁赌的。

一切有组织的下流营生合在一处，构成了上海商业里一个庞大而厚利的部门。一部分是因为当地较强的几个国家乐于把这桩可耻局面的责任推开，一部分是因为流落到中国沿海的那些爱冒险、无原则的美国人数目太多，这局面的罪名里，美国不得不担下比她应得的更多的一份。多年以来，凡是会说英语的堕落女子都自称是「美国姑娘」；以至这个在国内会唤起自然的骄傲的说法，变得这样难听，叫有体面的美国人为这侮辱而气恼。今日在中国沿海，「美国姑娘」这几个字最好别说。

至于别的、恶性略轻的冒险者，就是那些像假铜子一样在上海冒出来的人，其中最有画意的无疑是海滩游民。许多作家，尤其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都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来用。海滩游民多半大概是跑海的、或是跑过海的。按数目排下来，接着大概是退伍兵和逃兵。一个孑然一身的美国人或欧洲人要到中国沿海来，总得有若干钱、或是有若干本事，要回去也得有同样的本钱。所以那些搁在这里的兵与水手——来时的盘费是国家或船主出的，如今一个口岸混到一个口岸，喝酒、赌钱、挨饿，只要一桩本小利快的可疑生意许下来，什么都肯干——是可怜的一群。至于那些老千、骗子和影影绰绰的发起人，倒必定是有钱或有才智才到得了中国的，他们代表各自那一行里较高的等级，也不足为奇。从北京到香港，沿海都有这些绅士模样的无赖出没，各人都有一身体面的衣裳和一套能叫人信服的说辞。约西亚·弗林特曾写过一个故事，说有几个兴头十足的年轻发起人，花了不少本钱、冒了不小的人身风险，要去把一台蒸汽汽笛风琴卖给西藏的大喇嘛。你若对中国沿海那些五花八门、巧思百出、发芽开花又结籽的把戏稍有了解，便会觉得这故事远不像随便一读的人所觉得的那么荒诞。

另有一些更晚近的冒险者类型：搁在这里的自由投稿记者，以及那些随军混食的人——他们是被上一场战争里日俄两军沿途可拾的好处引到东边来的，后来发现自己回不了家。一九〇六年，上海总领事罗杰斯就那些坑骗中国人、以致损害美国商务的无良美国人作过这样的报告：

「可以举出若干流行的理由，说明美国在东方的商务何以迟滞不前。有一类美国人的到来对美国在中国人心中的名声与信誉损害极大：有的是在马尼拉待了不久便过来的，有的是想借日俄战争的事端博一场富贵的。这一类人通常穷乏，因其坑骗中国人，把多年以来已经存在、而且已经结出善果的那份信任毁掉了几分。因此颇有理由说：凡美国商号打算派代表来中国的，务须先把此人的品性弄得十分确实；其余条件相等时，应择安静有序之人，而不取相反的那一类，纵然流行之见以为那一类才宜于东方。」

倘使上海就是这里所显出的那样一个地方，倘使它在自己的治理上、在商业行事上、在许多居民的品性上立下的是恶劣的榜样，那么这事实似乎说明：它在那边把我们——欧洲人与美国人向来自以为所代表的那种文明——歪曲得十分厉害。看来，中国人在同我们的文明接触的那一点上，得到的是对我们的一个假印象。中国沿海一小群冒险家与发起人所立的恶榜样，要当作遥远而无足轻重的事打发掉，是很容易的；可不幸的是，正是这一小群人，在中国同基督教诸大国关系迅速发展这件极其微妙的事情上，是最要紧的那一个成因。

上海这榜样对中国的影响是真实的、确切的。就地理而论，上海管着中部沿海、浩大的长江流域和大运河的贸易。每天夜里有一艘大江轮开往汉口及沿江各口岸。每天有一艘大江轮从这些城市开来。数不清的货船与小轮往来于沿江沿海各口岸与上海之间。中国商人从数百里外赶来，同外国人、或同附在洋行里的本地「买办」做买卖。他们回到内地各自的城镇村落，便四处传说那些住在近海大城里的洋鬼子。外国的商人、行商、工程师和保险代理在这条大江上来往，在沿海上来往；他们坐轮船、坐火车、坐骡驮轿子、坐大车，一路钻进各大省的内地城市，到处在那些易受塑捏的心上留下关于自己的举止、生意手段与道德的鲜明而擦不掉的印象。

上海的外国租界里，若不把紧挨着它的中国城的人口算在内，大约有四十五万中国人自愿住在白人的地界上、白人的法律之下。这人口不是定的，随着流动的那一部分来来去去而涨落；而这流动的一部分出了城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留下一个印象——一桩传闻、一段闲话、一个从外国人那里学来的刻薄手段的样板——关于上海的举止、生意手段与道德。本地的报纸直言不讳地评议这座大海港的生活与情形，而它们的评议又被内地的报纸转载。上海对五千万到七千五百万本地人的心起着直接而生出后果的影响，对全中国起着间接的影响。你想想，要多少十个公道正直的商人、要多少千个散在各处的传教士与教员，才抵得过这影响？

中国正在同衰朽这个难题角力，正在拼死抵抗一桩由基督教诸国中最接近基督精神的那一国扣在她身上的祸害，她朝西方望去求开导，看见的却是——上海。而上海呢——上海赛马、赌轮盘、喝酒，忘掉婚姻的神圣意义和家庭在经济上的要紧，去总会里消遣，除了在算利润时，从不想一想那片广大的、低声咕哝着的百姓——他们在等，在等那受踩的一天翻过来。

一九〇六年春天，中国对鸦片的战事开始有了见效的规模；那时候的情形便是如此。而上海——确切说是那个「租界」——在禁烟这场征伐上处在一个特别的、不幸的境地。我在前面一章里已引过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路易斯的估数：一九〇六年，公共租界内可买到鸦片的地方，大小合计近两万二千处，其中一万九千余处还在店内备着烟枪、烟灯和烟榻供人吸食。凡公开经营的烟馆都按例向市政当局缴纳执照费，去年合计是上海规银九万八千两，约合金币七万元。按法律是不许妇女和小孩进烟馆的，执照上也印着这么一条，作为准照的条件；可当有人问警务总监鲍里斯雷根，烟馆里长住的妇女有多少，他写下的答复是：这样养着的妇女至少有三千二百人，而没有登在他册上的无疑还要多得多。当有人问税照科为什么不照这一条办，得到的答复是——连一丝要辩解或解释的意思都没有——给「烟花烟馆」的老板发照时，禁妇女居住那一条是划掉的。

这些古怪的事实合在一处，呈出一副在本国研究过市政怎样护着恶业的人所熟悉的面貌。要人相信这一条是白白地照例划掉的，那是把人的轻信看得太高了。可就算把其中可能有的私人赃贿撇开不算，那七万元的岁入也不是精明的工部局会轻易撂手的一项。而这些烟馆的客人撒出来流通的钱，照上海看事情的眼光，也是很动人的一项。「租界」里外国人的主流意见，干脆就是：租界关不起这些烟馆。那家领头的英文报纸赶忙替工部局这副龌龊的姿态辩护，解释说执照既是按年发的，他们便无权把这些地方关掉，至少在一九〇八年春天之前无权。

有趣而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在白人治理的公共租界里，这桩可悲的局面被容许这样拖着，而紧挨着它的中国城却在严格推行禁烟上谕。中国官府推行得十分有效。定下关闭烟馆的日子是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有人担心关张会激出乱子，官府便采取措施把百姓按住。中国兵派到了最可能聚起人群的地方守着，烟馆静静地关了、上了锁、落了板；门上或板上贴起红字告示，叫人注意禁烟的上谕。十分明显，这些烟馆的东家对这回推行是极当真的。有些人立刻改做别的行当；有些人把铺子改成了茶馆。

于是在上海，中国人对「洋烟」的战事，在中国城里打得认真而且有效。中国官府把烟馆关了——看来可以公平地相信，是永久地关了。而他们这桩英勇之举的唯一结果——在任何城里要把一桩兴旺而且根基扎实的商业部门扑灭，总是一桩英勇之举——唯一的结果是：鸦片生意搬到了紧挨着的外国人那座城里，外国人欢欢喜喜地接下了它，把从前花在中国城里的钱接了过去。外国人完全住在中国法律之外、之上。他们有自己的一块块地，有自己的法庭，有自己的地方政府，这一切都由中国在不同时候被迫签下的条约给他们保着。中国人起初提议要把鸦片扫绝时，这些外国人笑了，谈起中国政府那惯常的不诚实。等到黄种人真在一英里开外的那座中国城里把鸦片扫绝了，这些外国人便说，要在租界里关张，对持照的人是不公平的。我前面有机会说过：中国人不是傻子。他们看明白了这局面的意味，而且直言说了出来。本地的大人们向工部局抗议。本地的报纸叫人注意这件事。而这一番对非常局面的清楚洞察和直言评议，又循着我在本章前面说过的那些路径与办法，传到了那五千万或七千五百万直接受上海情形影响的中国人那里。那么，照着这些事实、照着他们所见所知的，现在是该问一问了，而且该带着情绪问——你怎么能指望让那五千万到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相信，我们的文明——带着它的科学、它的威士忌、它对「岁入」那份锐利的把握，和它那自相矛盾、令人迷惑的基督教训——比他们的文明高？而倘使他们不相信我们的文明更高，你想他们还会忍受我们对他们的那种待法多久？时日推移，中国还会有更多「义和团」的发作，更多疯狂而惨败的抗争，抗那外国的宰制与榨取。这些祸事来时，不妨回想一下：上海——不是某一个居民，而是坐落在吴淞江西岸那个小小外国「租界」的政府——在中国人已经停了自己的鸦片生意之后，还官面上地、为着利润维持着那桩中国之祸的烟土买卖。这是不妨回想一下的，因为中国人自己必定不会忘。

上海是中国最要紧的外国租界，它在那些挣扎着、被鸦片压着的黄种人面前所摆出的可悲榜样，我说得这样长，是因为它正是外国人在中国全部行径的一个标本。下一章我们要考察香港和天津的生活与鸦片情形，再看一些证据。上海在那个该向中国伸出援手的大好时机到来时，竟彻底地、丢人地失手了，这自然是格外不幸的。可只要对这地方稍有了解，便足以明白：上海过去是那样、如今还是那样，它是不大可能向谁伸出援手的。伸援手并不正是上海所代表的东西。它真正代表的是对浩大的长江流域的宰制，是对中国的榨取，并且顺带还是罪犯与堕落者的一处安稳港湾。毫无疑问，那五千万到七千五百万直接落在上海影响辐射之内的中国人，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同样很可能的是：这些人，以及组成「中央之国」的另外几亿人，也一清二楚地知道：各外国在中国那些错综复杂的商业机构所代表的，是类似的原则。而他们无疑还知道：在北京代表各富强外国的那些极要紧、极愤世的先生，在那里别无他事，只为在这盘龌龊而不洁的棋局上、每逢中国偶然挡了一步或吃了一子时，循外交之途加上压力。所以，关于某些外国所指中国在禁烟上不诚实的那些指控，我们也许最好就此一笔撂下，不必再当真考量。这样的指控与影射，出自这样的来路，难以叫人起敬。

很明显，这种贪婪的榨取——竟榨到连禁烟之争里也要揪出一笔利润——不是大国之间往来的健康根基。中国人若是刚果的一个部落，或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族，这套政策在商业上也许划得来；因为那样一来，基督教各国只须把中国人杀光、或从地上赶走，然后彼此为分赃而打一场就是了。可这套政策对弱小而人数不多的民族管用，在中国恐怕不会管用。把四亿中国人从地上赶走，是一桩大差事，同用机关枪把苏丹那一族「毛头蛮子」扫光，实在是两回事。凡我在中国同之谈过的军事观察家，一说到中国潜在的军力，都有变得凝重的倾向。从太平天国之乱、「中国人」戈登那支「常胜军」的年代，到一九〇六年夏天在河南省检阅袁世凯那三万配着近代武器、受过近代操演的部队，有一点一向是明白的：中国人若得统带有方，便是绝好的兵。然而西方的政治家里，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贸易本身——那龌龊的贸易——最深的利益也要求把中国公平待之，要求把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建在一个有利于彼此尊重与和平的根基上，而不是建在一个有利于榨取、暴行、屠杀、战争、「赔款」和闷烧着的仇恨的根基上。约翰·海立下「门户开放」政策时，他的眼光是越过了资产负债表的。伊莱休·鲁特安排放弃本国今后的赔款要求时，眼光也越过了资产负债表。而额尔金勋爵为英国勾出那条稳健的方针时，眼光也越过了资产负债表——「决不向中国提出不公的要求，而要求一经提出便决不退缩」——虽然他后来自己就是最先违背此语的人之一。今日看来很明显：各大国是无法聚到一处、在中国问题上议定任何真正开明的政策的。即便几年前还有这样的可能，今日俄国那些不足信的做法和日本日益膨胀的野心也会使它不可能。各国聚到一处开「和平会议」，连战争的规则都议不拢，那么在中国这个庞大的摸彩袋里，有机会抓一点特别的好处，它们是不大会放过的。于是看来上海那些和煦的商业冒险家、赌棍和恶业发起人大概还要在中国接着播风——而那几千万沉默而善观察的黄种人，心里那股阴郁的恨意还要加深、还要闷烧，直到最后清账的一天、收割的一天到来。

今日有一线光照着中国沿海。比起要照亮的暗角之多，这线光是很小的；可它毕竟还有一点可能，成为局面转好的开端。两年还差一点之前，合众国政府设了一个全新的衙署：美国驻华法院。威尔弗利是塔夫脱法官任菲律宾总督时在马尼拉带出来的法律官员之一，他被任为这法院的首任法官，带着一名地方检察官、一名执行官和一名书记官被派出来，为中国沿海与长江一带的美国人司法。按条约，所有美国公民都不受中国法律的裁判——中国的法律是传统、迷信、常识与东方严刑的一团奇特的混杂。从前的司法是在各总领事和各领事于其辖区所主持的法庭里办的。

那么，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该看得明白：通商口岸里那些特别的情形和特别的营生，会生出相当多的法律纠缠。沿海自然也有大量正当的生意，正当地养着几名律师；可还有大量不正当和半正当的生意，自然也会养出另一些律师。威尔弗利法官受任之时，有一件事在华盛顿我们那开明的国务院诸位首脑眼里是清楚的：靠着沿海美国律师的本事与门道，各领事法庭一直陷在一团困惑无能的乱麻里，而美国的名声在中国一直在往下沉。

大概没有哪一位美国法官面对过威尔弗利法官所受的这样特别而艰难的差事。他的职责是去填上那缺了的民意，并把自己国家萎顿的声望提起来。他背后没有一部定下的法典，只有几个条约和国务院的几道训令。他不但要判美国人之间的案子，还要判美国人同别国国民——连中国人自己也在内——之间的案子。他要在沿海商务最纠结的事项上立下判例，而这片土地上的沿海商务又同一些令人困惑的地方习俗与迷信缠在一起。最要紧的是，他从一上任就得同一帮组织严密、壁垒牢固的暗角人物作战；这些人横行得太久，向来没有什么可称为民意的东西来约束他们，于是把他的到来视作对他们「随心所欲」这项既得权利的侵犯。他最后也最棘手的难题是：在铲除这些弊害的过程中，他处处有可能把别国的国民招到自己的对面去，甚至招来别国法庭与官员的切实敌意——那些人多半情愿让上海照着它那懒散龌龊的样子一路晃下去。

威尔弗利法官的一桩永垂之功是：他把前面的难与险看得十足明白，却直取这难题的心脏。他看出某几名美国律师长久以来挡在旧领事法庭与任何可称为公道的东西之间，便先着手去解律师这个难题。他为在沿海立起更高格调而作的这场征伐，不乏可笑的插曲。他那位精明的年轻地方检察官巴塞特先生先他而至上海，去「把地形看一看」。上海那一小群美国律师忙着来同他结识。其中最能干的一位，随随便便、不拘礼数地请他吃饭。巴塞特到了席上，惊讶地发现面前坐着三四十位「首要人物」，所有的美国律师都在，还有几个生意品性可疑的人——他倒颇料着过不多久要去起诉这几位。

咖啡与雪茄之后，主人起身，用一段利落的小小致辞请巴塞特向席间说一说威尔弗利法官，以及他打算在上海办些什么事。这是个难应付的场面。一个脑筋转得慢的人也许就要窘住了。可照传到我耳里的说法，巴塞特是应付得来的。他起身，把一张张脸挨着看了一圈。

「诸位先生，」他说，「我既未为这桩乐事备下什么话，只好退而讲个故事了。某日凌晨，有两个人乐过了头，正从一个街角摸到另一个街角。史密斯说：『琼……琼斯啊，该回家了。天都大亮啦。那上头有太阳照着呢。』

「『不对，史……史密斯，』琼斯答道，『你错了。上头那是月亮，现在是夜里。』两人一路歪斜着走，史密斯一口咬定是白天，琼斯一口咬定是夜里，直到遇上一个同样喝醉的人抱着一个消防栓。两人便向他讨个公断。那人听完，若有所思地抬头望那月亮。他为这难题琢磨了许久，终于放弃，转过身来客客气气地说：『诸位先生，恕我不能相告。我是初到此地的生客。』

「那么，诸位先生，」巴塞特说着，又把一张张脸挨着看了一圈，「恕我不能相告。我是初到此地的生客。」

威尔弗利法官一上任就要求所有在上海执业的美国律师，须呈上一纸品行良好的证书，并通过一次考试，方得在新法院执业。考试举行了，而律师里只有两人及格。立刻便是一片喧嚷。法官受到猛烈攻击。一名没能及格的律师匆匆赶回本国，途中在檀香山发表演说，影射着指控威尔弗利法官贪腐。他到旧金山不久，便说动太平洋岸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威尔弗利法官的一项判决——而手里并没有全案的事实，也没有听取驻华法院的陈述。他又赶到华盛顿，去年冬天在一两个月之内居然让一项议案通过了合众国参议院，把所有被取消资格的律师一律复职。该议案在本届会期正摆在众议院。自他去年回国以来，他一直在本国办着一场针对威尔弗利法官的报纸攻势。为这样一位无畏而能干的人把这些事实提出来，似乎只是公道，因为威尔弗利法官在远方忙得太紧，无法替自己辩白。去年我一个口岸一个口岸地走下来，有一点在我心里清楚了：在一片令人痛心的总局面里，这个新法院是唯一提振人心的因素。

威尔弗利法官同他的地方检察官一样，虽然立下了很高的格调，看来并不抱什么虚幻的理论。离开中国之前，我特意去拜访他，同他谈了谈他为美国的名声所做的事。他似乎看得相当清楚：在上海要把恶业与堕落一举扑灭，同在纽约、芝加哥或波士顿一举扑灭一样不可能。可他坚持说，那种丢人的、公开张扬的恶业是可以止住的。他对「美国姑娘」们各罚五百元金币，又把一批赶出了沿海，这一击主要是对着把一个体面的说法不体面地拿去用。他把美国赌徒或监禁或驱逐，是在设法把赌博压到它在本国所占的那个位置上去——一个次要的、而非主要的行业。威尔弗利法官担起的是一桩赫拉克勒斯般的苦役。中国沿海美国人里那一群耐着性子的少数、那较好的一类，看来人人都盼望他能把这场仗接着打下去，不被「老家」的政治机器缠住手脚。

除上海之外，还有两处是西方与东方这两种文明相接触的地方——香港和天津。两处彼此不同，同上海也不同；而两处在这出鸦片的戏里都扮着奇特的角色。我们在下一章里要谈它们。

第六章在中国播风——天津与香港

倘使你能避开那一圈泥屋与围墙的郊野，从一艘飞艇上直接落到天津利顺德饭店宽阔的廊台上（没有一处通商口岸是缺了自家的利顺德饭店便算齐全的），你也会以为自己是在一座兴旺的英国城里。廊台上摆着圆桌，桌子掩在盆栽的花木之间，坐着英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还夹着几个鲜亮的军人。街对面有一座小小的绿园子，白胖的英国娃娃被推着车来回走，孩子们在花木间嬉闹，礼拜天还有锡克乐队在那里奏乐。除了路边那一簇拉人力车的苦力，或是街心那个胖胖的中国巡捕，再没有什么能让人想起中国。

然而天津之管着整个华北，正如上海之管着浩大的长江流域。铁路与水路（大运河也在内）都通到天津。它是北京的海口。北洋大臣以此为治所。它是北方诸省同西方文明接触的头一处要点；那些正在搅动迟滞的中国心、使之生出新欲望与新志向的新观念，正是经由天津渗进一亿颗蒙古人种的脑袋里去的。

外国租界只是一簇语言各异的国籍凑在一处：每一国有自己的「租界」、自己从一个被威逼的帝国手里硬要来的一块地，每一国有自己单独的市政机构、由自家总领事治着；而为了防御与进取，整体又凑合成一座七八千白人的、松松散散的城，由十来家领事馆大体上指挥着。英国人有马球场、高尔夫球场和跑马场；法国人有阔气的教会修会和巴黎的活动影戏；德国人有啤酒馆和冷荤铺。日本人、俄国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其实除了合众国——合众国在中国不占一寸地——各国都为这个非常之地的颜色与热闹添上自己那一份较小的分量。而仅仅一两英里之外，沿着那条弯弯的河再往上，摊着那座巨大的中国城；在那里，九十五万穿蓝衣的天朝百姓——快满满一百万了——不停地看着那几群争吵不休的外国人，又凭着报纸、行商和千百种别的传话器具，把他们所见告诉整个华北。

那么天津同上海一样，在对中国的影响上是一股有力的、带电的力量。中国人在挣扎着走向天光的路上究竟会变成什么样，总有几分要归因于这两座城所立的榜样——这是中国人能够近距离细看的、西方文明的唯一两件样品。传教士给他讲西方民族的上帝，讲上帝的灵怎样使人重生；中国人木然听着，然后转过头去看一看镶在自家海岸上的那些「重生了的民族」的样品。他实在看见的东西，会在他心里留着，远比他只是听见的东西在另一只耳朵里消失得晚。而中国人心里留下的这些印象，恰恰就是今日在把中国翻过来的那些满载着电力的力量。

还在北京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不少闲话，似乎都在说天津的外国租界在鸦片这件事上立下了不幸的榜样。有几处租界里住着成千的中国商人，他们为谋生挤进了白人的地界。这些中国人的街区要鸦片，而他们一向是被容许有鸦片的。卖烟的铺子和烟馆都是领照的，像我们的酒馆一样，而由此而来的岁入被各处市政机构欢欢喜喜地收下。去年冬春中国官员动手打鸦片这场仗时，请各国领事同他们协力。这只能是一项友好的请求，因为租界是外国的地，已完全脱出中国的管束；可很明显，倘使吸烟的人只须沿着马路走过去便能照旧遂愿，那么关掉中国城里的烟馆也是没有用的。

这个请求把领事们难住了。中国人很巧地把他们放到了一个难处。不协力，看着不好；可岁入毕竟是岁入，在中国沿海同在别处一样。更何况，他们若能拖时间，中国城里的推行会把吸烟的人赶进租界，反倒会使岁入增加。于是领事们拖时间。他们在「老家」那边散出这样的印象：他们要关烟馆了。什么时候？噢，就要了——很快了。还有些细节要料理。执照得到期。再说，中国人的提议也许是「不诚实的」——过一点时候就看出来了。

英国租界骄傲地夸口说，它一家烟馆也没有。这是真的。那租界全被英国人的铺子与英国人的住宅占满了，没有地方留给中国居民。德国租界的本地人太少，便关了几家烟馆，能赚多少名声就赚多少。日本人悄悄地把盖子按上了。可其余所有的租界仍是「大门洞开」。

北京的闲话就是这么传的。我觉得这值得追下去；因为倘使果真证实这些租界正同上海一样从中国的禁烟里获利，那事实是耐人寻味的。那就让人几乎没有什么话可替外国文明在中国的代表们说了。

天津一带的禁烟有一个特别该办得见效的理由。那位在本国和世人面前立作禁烟首领的官员、其实是把那股正在发酵于中国大众之中的改革精神人格化了的官员，正是北洋大臣袁世凯。天津便是他的督署所在。他若要指望让英国与欧洲那些愤世的观察者相信禁烟之举是真的开了场，就得先在自己这座城里办出个样子来。

袁世凯是个了不得的人。他的同僚里有些曾出洋游历、出洋求学，他却——我相信——从未渡过海；然而中国官员里再没有谁像他这样把世上最大、最令人迷惑的治国难题把握得如此稳。他几乎是自己起家的（他父亲是个军人），一级一级地干上来，自己便是本国那套陈旧专制的一部分、一件产物，直到他从顶上冒出来，成了红顶的大员、成了总督，一副人格耸立在那个迷信的、被传统缠死的朝廷之上，而同时又足够能干、足够有手段，能同那朝廷共事、能借那朝廷办事。前面一章我们已看到，袁当巡抚时怎样在义和团的发作里把山东一省按得安静。「新军」是他靠着德国与日本的教练官建起来的。把近代科学的课业引进官员阶层的教育，也是他办成的。他已立志要废掉宫中的太监制度。过去这一年里，他那把这片化石般观念的土地改造成有代议国会的立宪君主国的大胆方案，大有进展。可他把禁烟一事放在头一位、放在一切之上。这桩祸患若不能遏住、至少部分除掉，便没有进步的指望。

在这场为一个新中国而打的了不得的苦斗里，袁总督从根子上同本民族的精神与性情相抗；然而他远没有把自己弄成孤家寡人，也没有把政府劈开，他的权势与影响一直在稳稳地长，到如今他像是个宰相，手里似握着朝廷权威的实体。你且试想一个自己起家的改革派政客，在纽约城里把坦慕尼会那一套传统斗倒、压下去，再把他的难处乘上一千两千，你也许就能对这位了不得的人物纯粹的才干有点概念了——他是从传统之上、甚至从本民族那些亘古的成见之上升起来的。他的随从里有许多欧洲人——医生、军人、工程师、教育家——这些人看来都真心把他当作高于自己的人。一位参赞替我把袁在知他的人心里所唤起的这份感觉总括成一句话：「你会忘了把他当中国人想，」这位参赞说，「忘了他同我们其余人有任何不同。」

这位总督亲手插了手天津的局面。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他向天津中国城的南北两巡警总办发下如下文件。我不去改动那古拙的措辞，就照人替我译出的样子引在这里：

「本大臣顷奉军机大臣训示，饬按所奏呈并经两宫核准之章程办理。鸦片之害，众所共知。依章程办理、尽力除之，乃我辈共有之责。

「南北巡警总办着即查封烟馆；此等烟馆向为游手之徒与家中不许吸烟之少年者所藏身。所有烟馆应于十月底（十二月十四日）一律关闭，同时知照各饭馆酒肆，不得为客备烟具或烟膏，客人亦不得携烟于其处吸食。

「至各租界，着海关道台与各国领事开议，请其于限期内查封烟馆。」

两位巡警总办立刻把告示公布出去；而从下面这一份「批复呈请」看，显然在推行上遇到了难处：

「关闭烟馆之期不可更改。呈内所称馆主与客人账目未能清结，或系实情，然总督之令必须遵行。烟馆应于所定之期关闭。」

这些命令被执行了。家长式政体有一桩好处，就是命令能够执行。没有什么禁令，没有什么着陈理由的传票，没有什么技术上的上诉。少数敢于违禁的馆主，初犯只受轻罚——多数人得了整整两个礼拜的苦役。真正的责任压在把房子租给馆主的业主身上。官府认定这些业主才是真从这桩恶业里获利的人。官府给他们机会，把自己产业上发生的任何违禁之事报上来；可一旦有违禁之事而业主不报，他的产业立刻没收。这里我们见到一种办法被成功地用起来，而我们在本国至今没能把它推行。拿工程师和扳道工去抵铁路公司的罪，拿小职员去抵银行董事的过，在明知高额房租的形式下真正的利润是进了那位体面业主的口袋时却去罚娼寮的看守人——这些做法的徒劳，在我们中间早已是人人认识了的。在中国，推行法律的办法里我们看到许多似乎难以容忍的东西，可我们不得不承认：看见法律真被推行，看见责任有时被放到它该在的地方，是叫人心头一爽的。论构成我们所谓文明的一切，我们合众国人远远走在中国人前头。可我们另有一条法律，禁止在纽约城礼拜天卖酒。我们想推行也推行不了；而我们又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把这条已成死文的法律从法典上划掉。

是的，天津的局面有它叫人心头一爽的一面。袁世凯——一个中国人——动手去关那些供着这满城蜂拥的中国人的烟馆，并且办成了。他解开了那个在各处、在任何气候、任何天空之下都摆在人间政府面前的最难的题目——道德管束的题目。他把造烟土和造烟具的人赶出了这一行。他从一团「利益」——既得的和别种的——里劈开一条路，而那些利益在本质上同本国的酒业利益并没有多大不同。靠着他本人的品性与门道，靠着中国治理办法里那份爽快的直截（在真要直截而不要拐弯的时候），他「办出了结果」。而且不只在天津的中国城，还在北京，在保定府，在整个直隶省，在整个山西省，以及山东和满洲的大片地方。这不是缅因州那种禁酒，不是堪萨斯州那种禁酒，也不是纽约那种酒类管制。他把烟馆关了！

他办成这件事的时候，本地的商会正拨出一笔钱设一所医院来治鸦片的受害者，而那位「海关道台」则遵着总督的训示，客客气气地请各国领事——他们是外国城的治理者——出一份力，把自己辖内的烟馆关掉。我到天津去，主要就是为看一看领事们究竟有没有「出力」。无须问话，也无须在统计里钻。租界的烟馆要么开着，要么没开着。于是有一天晚上九点，我坐人力车从利顺德饭店出发。译员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宋先生，另有一位会说中国话的英国青年同去。这样的试验看来是公平的，因为那天是四月二十三日，离袁总督的告示已近五个月，离中国城里最后几家烟馆关门也已有好几个礼拜。

我们从法租界开头；而这个小小市政辖区那兴旺的鸦片生意，初看就让我们吃了一惊。大沽路是正街，街上有教堂、有教会的院子、有事务所、有铺子，而此刻摆出的是一排红灯。我们三辆人力车在第一盏红灯前停下，我们走了进去。

一家烟馆通常占一栋房子的一层。靠墙是一条连成一片的木台，大约两英尺高，向屋里伸出七八英尺。这台子每隔五六英尺用矮隔板分开，隔板有时只有几英寸高，分成一个个格子，每格容两个吸烟的人，中间合用一盏灯。这硬榻上有时铺一块毯子或一张席，有时什么也不铺；因为中国人惯于睡砖，情愿榻硬些。吸鸦片的人总是躺着的；因为那粒多孔的烟丸塞在烟枪极小的孔眼上，是点不着的，须直举在灯上，把火苗从烟丸里抽上来。

我们进的第一家烟馆在一栋快要塌的房子的二层。我们爬上那道陡得不行、脏得无以复加的楼梯，穿过一条窄过道，推开一扇门。起初我在昏暗的光里、在浓厚的蓝雾里看不清楚；那股压人的、令人作恶的烟气钻进我的鼻子和喉咙，使呼吸成了一桩看得出来的费力事。门边有一张柜台，后面坐着馆主，面前乱摊着烟枪和顶针似的小盅。柜台一角有一罐烟膏，是种浓稠粘手的东西，暗褐色，看着像正月里的糖浆。榻上有二十个吸烟的人，有的在揉搓烟丸、往烟斗上按，有的在烟气里打着盹，还有几个在吸。一名伙计在屋里走动，添新的烟膏。每一顶针的量，够吸一两回，价钱是一角五分墨洋。

吸烟的人看来主要是下层的；不过大约还不至于低到苦力——苦力一天能挣到一角五分便算运气。从这些人的模样和谈吐看，我那两位同伴都看得出，他们是消受不起这桩奢侈的。所吸的回数，看来从三四回到不定其数。屋里最年轻、模样最健壮的那个人告我们，吸过三枪，他便能回家安安稳稳地睡。他说他吸了还不满一年；从他把烟斗举在灯上、把烟深深吸进肺里时脸上浮起的那副安详满足的神色看，他还没有开始尝到这药的摧残。

我们进的第二家小、挤、脏。价钱只要一角。可第三家是我们所见各家中最大、也显然最有意思的。它同别家一样，开在大沽路上一段兴旺的地方，门上头醒目地挂着红灯。它坦然开着做生意，而我们进去时它丝毫没有露出不安，由这两点看，似可公平地相信：馆主对张扬、对法律全无惧意。连我们自报是来调查的，所问的话也都得到爽快而详尽的回答，而那个领我们一间间屋子看过去的人，看来还以这家馆子为荣。榻上没有坐满，可我数了数，坐着躺着的有三十五个男人。有一个人带着孩子，是个约六岁到八岁的女孩；他把烟料理好、吸过之后，便许她也吸上一两口。在后头一间屋里，我们看见四个女人同男人一起吸。这家馆子吸一回的价钱是两角五分。

一九〇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法租界究竟有多少家烟馆开着做生意，我不知道；可开着的那些里头，我亲自进去或至少看见的有十五六家，而且并没有打算作什么周遍的搜查。在意大利租界和俄国租界，我见到约六十家开着，多是极低等的。可这一桩上最坏的租界是奥地利租界。它离中国城最近，从中国人的禁烟里得的好处比别的任何一处都多。它看来中国居民也最多；说真的，论模样，它比别的任何一处外国市政辖区都更像那座古趣的老中国城。

奥地利租界的烟馆我们只进了三家。可我们看见的招牌、从门口望进去的别家太多了，以致我完全愿意接受宋先生对这狭小租界内总数所作的粗估：他说有五十到一百家。这类估数是难以求准的，因为在法律推行得这样绵软的地方，官面上报的数目连那些兴旺馆子的实数的头都够不上。我们所进的这三家，已足以在一个旅行者心里留下擦不掉的印象。我在内地的本地客店里吃过、睡过，那些地方脏污不洁到难以言说，在这几页里描述出来便超出一切品味的界限了；可我从未到过比这几家奥地利租界烟馆中至少某一家更污秽的地方。另外两家也好不了多少。此地冒作鸦片的那东西所发的压人烟气底下，还垫着、或者说衬着一片混杂的、半融未融的气味；要把这气味的准确概念传给读者，笔、墨和纸是不够用的，得另有更合用的办法。这团药究竟是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可它的卖价是墨洋三分吸两枪，合金币一分半。在中国，真正的鸦片，中等或上等的，花上这个的十倍二十倍也是全有可能的。那么像这样的烟馆，不但是为迎合一桩堕落嗜好而开的恶所，还是疾病与瘟疫的孵场。

于是一夜的走动便把事情弄明白了：面对中国官府那力图遏住鸦片摧残的有力尝试，各外国租界并没有采取任何足以显出协力精神的举动。天津同上海一样，不在乎。天津同上海一样，正在中国播风。

现在让我们岔开一会儿，来看两种文明相接触的第三处要点——香港。

香港既不是「租界」，也不是「居留地」。它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法庭。最初那块地，是广州河口附近一座多山的岛，一八四二年从中国人手里取去，是中国打输了鸦片战争所须偿付的罚项的一部分。后来对面大陆上的一条地也添进了这殖民地。香港是世上最要紧的海港之一。它是来自北美、南美、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印度、欧洲、非洲以及菲律宾与别的太平洋诸岛的货船与客船的交汇之地。它管着广州河流域的贸易；那流域论地理虽不及浩大的长江流域那般气势，可那条河无数条运河似的支流所通达的地方人口极其稠密，而它养着那一片地方。单是广州一城，在香港内陆八九十英里处，便自称有二百五十万居民。可以稳稳地说：有五千万中国人时时处在香港所立的那个「文明榜样」的影响之下。

殖民政府对鸦片问题是什么态度？不过是：吸鸦片之瘾是一项正当的财源。治着这政府的那些英国先生，看来从未因自己这态度在道德上、在人道上是否说得过去而有过一丝不安。我且引菲律宾调查委员会报告里的一段：

「所行之制为包办（将此药之专卖控制租给个人或公司），该殖民地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即出于此。此瘾似在蔓延。除包办人为抵补其取得专卖所须付出的高价而提高售价之外，殖民地内并无任何举措以阻人吸食鸦片。鸦片多来自印度。」

这殖民地的居民与商人的态度，我面前这份香港大报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一日的社论似已说得够明白：「要让我们相信中国曾经真心打算、或者将来有可能禁绝鸦片贸易，恐怕得有成卷的上谕才行。该由中国先动手，而且动得叫人对她用意之诚、对土药贸易之必被放弃毫无疑义。在那之前，讨论这问题是白费的。」

换句话说：香港不肯考虑放掉它的烟税，除非中国先把这市面从它手里夺走。

我想我们可以认定这一点已经立住：大不列颠对鸦片输入中国负着直接的责任，又凭着她商人与外交家的巧思与执拗，对此瘾在那个国家里的滋长负着直接的责任。今日，尽管本国政府明显地有一种顺着英国国内禁烟鼓动的压力而让步的倾向（这一点我们要在后面一章里细说），印度政府仍在为对华贸易大量地种、大量地制这种药。今日，该政府在香港的代表们正从鸦片输入的专卖控制里大获其利。今日，在上海——英国人在那里的人口、贸易和市政上都占优——鸦片之害被以一种骇人听闻的方式糟蹋着，而且像在别处一样，是为着利润。所以，别的、良心更少的外国，一旦有机会从这桩恶性买卖里取利，如在天津，便忙不迭地去取，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三大口岸——上海、天津、香港——在商业上时时与总计近两亿的中国人相接。因此它们时时对这么多颗中国人的心起着直接的影响。我前面指出过，这影响因为是集中的、摸得着的，比那些广布各处的传教士、医生与教员的影响——那影响确是有力的——要强得多。中国人关于进步与开明的念头，大半是从西方各国在这几处口岸所呈现的生活与榜样里取来的。

一句话：我们迟早要在世界各国之间同之打交道的那个新中国，正是这些口岸帮着造出来的新中国——因为这个新中国今日正在长成之中。她正英勇地挣扎着去消化、去吸收那些西方的观念，唯有这些观念能给迟滞的中国大众带来生气与元气。然而她转向西方求助，迎面撞上的是——上海、天津、香港。她转向英国，求在遏住鸦片侵入这件事上得一臂之助，却从中国真能看见、也略能懂得的那唯一一处英国殖民地——香港——听见这样一句和煦的教训：「该由中国先动手。」莫理循博士在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里说过：英国对中国的态度是同情的，只是因消息不足而有所折减。我同一位极显要的英国外交家谈过鸦片问题，他向我保证，他政府的态度是「极为同情的」。后来我在伦敦发现，这同一个政府正用保证来安抚被激起的民意，说正在采取步骤，要同中国就鸦片一事达成协议。这些都是一九〇七年春夏之间的事。半年之后，那一处在华的英国殖民地和那两大万国口岸，仍在欢欢喜喜地照着它们那套愤世的方针行事：对中国人力图克服这桩首恶的努力或讥或不理，并欢欢喜喜地从这局面里取利。

要提议各大国联合起来管一管沿海口岸，也许显得不切实际。可似乎很明显：这样的管束，只要能在中国人同他们不得不接触的外国文明代表之间造出较好的理解，便会于商业利益有利。今日中国正发生着仇外的暴乱，其根子一部分在种族上的误解，一部分在一段长久的不公与失信的传统；而不公、失信与暴乱的气氛不是做买卖最好的气氛，这几乎不用提。可话虽如此，要把各大国拉到一处、为同中国人有较好的理解而出力，其间免不了的难处，看来又使这样的解法只能是书斋里的，而不是办得到的。

不过，仍然盼着在这上头能做点什么、做点能减少在中国收起狂风的可能的事，那么不妨把香港那篇社论的说法改一改：这难题不是「该由中国先动手」，而分明是「该由大不列颠先动手」？大不列颠把鸦片带进了中国。大不列颠把它按在中国，直到它扎下根、漫过了这片土地。大不列颠已承认自己有罪，并且以国会的多数票、以执政诸大臣的许诺，自己许下要在这上头做点什么。那么就请大不列颠把自己许下的话兑了，好不好？这会是个有意思的试验。所要做的不过是把印度的鸦片产量一年一年减下去，直到它完全停止，连同对中国的输出一并停止。这条路会自动地把香港的鸦片难题解掉；它也会以一种有意思的方式，把这难题推到上海和天津的市政当局面前。它丝毫不会危及英国在远东外交均势上的利益。它于对华贸易是有利而非有害的。而在清理各通商口岸、给中国立一个更高榜样这桩艰难的事上，它会是必需的第一步。

照她政府的那些言论看，大不列颠似乎已对这条路许下了话。可世人就像那个密苏里人，还得「让他看见了才信」。在后面一章里，我们要就着英国那特别的治国难题，来看一看这桩许诺与履行的事。

第七章英国人种下的恶果如何结回自己头上

前面几章我们已经看到：英印政府对印度的鸦片生产有绝对的掌握，在国有国营的厂房里把这药制成合于市面之用，再按月拍卖出去。我也要让读者记住：这些鸦片里有五分之四是按着中国吸食者已知的口味制的。还要记住：这桩古怪的实业每年给英印政府带来的进项，远超过两千万元。

现在我们要来看这套政策的最后一道强固防线，那是英国政府认为可以拿出来应付一个抗议中的世界的——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要驳这篇为鸦片贸易各个环节所作的硬辩，我们手里不但有别国政府的裁断——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都有自己的鸦片难题要对付——还有某一处英国殖民地那副奇特的态度，那态度几乎可称为一场鸦片的恐慌：那是在这种东方的药品流到离本土近得足以威胁英国臣民和英国孩童的地方的时候。

治理印度政府的那些人，手上向来是桩难办的差事。要把这差事保在手上，他们就得让英国公众满意；而这事并不像听着那么容易。倘使整个鸦片问题能跟广州那两万箱一起——扔进海里去，政府和公众大概都会满意。可英国公众是精明的，而且以此自豪；印度政府那气派非凡、甲胄堂堂的样子一旦破了产，或者窘到要向本国政府求援，他们是一点也不会满意的。在毁坏中国和严重损伤印度财政这两桩恶事之间，有理由相信他们宁取毁坏中国。至少，英国和印度历届政府看来都是这样下的结论。为抱住鸦片而忍受一份已知其量的骂名，似乎比去冒英国人对破产者那份冷峻的轻蔑更明智；于是印度政府在一届又一届本国政府的赞许之下，抱住了鸦片。唯一另一条路——开辟一项新的、健康的财源来替掉鸦片这不健康的一项——会牵出真正的主张和极大量的麻烦；而这两样东西在一个办行政的头脑里的可憎，仅次于政治上的灭亡本身。

可后来有一个时候，离今日不算太远，一股「反鸦片」的情绪漫过了英国，英国公众忽然变得极难让其满意。国会议定：印度政府鸦片专卖这个主张「在道德上无可辩解」，甚至还派出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去调查整个问题。这个委员会走了两万英里，问了两万八千个问题，印出两千页（双栏、密排）证词之后，得出了几条了不得的结论。「鸦片，」皇家委员会说，「是有害、无害、抑或竟有益，视使用之量与审慎之程度而定……它在印度是家家必备之药……给婴孩服用极为普遍，而此习看来并无可察之害……亦不见它对任何一种独有的疾病负有责任。」至于对华贸易，委员会称——「责任主要在中国政府。」最后（这似乎把事情的髓子点出来了），「以目前之情形而论，鸦片所得之岁入，为有效治理印度所不可少。」

一个熟知这份离奇的证据总括的人，大概不会很奇怪：现任印度事务大臣约翰·莫利阁下会在国会里（一九〇六年五月）说——「我不愿贬薄那个委员会，可不知怎么，它的裁断没能使本国的民意满意，也没能使那些关切此事者的良心得安。」

一个能得出这种了不得结论的皇家委员会，其所用的办法不可能不有意思。政府的鸦片买卖是一桩丑闻。国会对它有过明文反对。替鸦片、替鸦片专卖说的话根本没有。它是「在道德上无可辩解」的——官面上就是这么定的。议定要「督促」印度政府，停发在英属印度种罂粟和卖鸦片的执照。这是有意思的——甚至是叫人快慰的。要把整桩生意了结，只有一道阻碍；而这道阻碍不知怎么，正是这同一个英国政府。鸦片专卖，不论在道德上辩解得了与否，看来是安安稳稳、不紧不慢地照旧行着。印度政府在这件事上究竟有没有被督促过，是没有记录的。

过了两年。了不得的首相格莱斯顿先生对鸦片之害深表痛惜——又煞费苦心地不去止它、不去限它。他像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上议院一样，「什么也没特别做——而且做得极好」。于是那些警醒的禁烟士又来找政府。一八九三年六月，阿尔弗雷德·韦布先生提出一项决议，这些禁烟士盼望着：最接近基督精神的政府对它既不能抗、也不能避。新决议有反鸦片的多数作靠山，它「鉴于本院于一八九一年四月十日投票所表之意见，即印度烟税的征取之法在道德上无可辩解……并认为不应责令印度人民担负此项政策变更所牵之费用」，要求「应委派一皇家委员会……就下列各项呈报：（一）印度的军事与民政开支可作何种撙节与改革；（二）以何法最能开发印度之资源；（三）为弥补禁绝鸦片贸易所致之岁入亏短，需否英国国库给予临时协助，若需，其数几何。」

这些禁烟士低估了格莱斯顿先生的国会手段。他立刻提出一项对案决议，主张「本院应促印度政府继续其大力减少罂粟种植及鸦片制造与售卖之政策」，并要求一皇家委员会就下列各项呈报：「（一）英属印度之罂粟种植与鸦片制造、售卖是否应予禁绝……（四）禁绝对印度财政之影响……并应考量（甲）应付补偿之数额；（乙）必要防禁措施之费用；（丙）岁入之损失……（五）印度人民对下列各事之意向：（甲）以非医疗为目的而使用鸦片；（乙）其是否愿意全部或部分担负禁绝措施之费用。」

格莱斯顿先生这项决议在不加思索的人眼里像是一份反鸦片的文书。他无疑是要它看着如此，因为他要把鸦片贸易保住，就得借着一个反鸦片的多数去办事。韦布先生的决议是从「政府已许下要禁绝此项贸易」这个前提出发的，所要的委员会只是去把必需的细节料理好。格莱斯顿先生的决议把整个问题重新翻了出来，又训令委员会不但要特别留意禁绝的费用（这位精明的首相摸准了他的公众！），不但要查明印度那些鸦片的受害者是否愿意把这习惯接着下去，而且把全部费用的担子推到穷困的印度人民身上——而他一清二楚地知道他们担不起。原先那项决议是从对华贸易所引起的道德呼声里生出来的。格莱斯顿先生从头重起，却把对华贸易和鸦片对中国人的后果一概不理了。

不过他那句建议虽不如这态度耐人寻味，却更有意思：说印度政府应「继续其大力减少罂粟种植之政策」。这句建议所传达的印象，要么是真，要么是假。印度政府要么在扑灭鸦片，要么没有。无论哪一样，格莱斯顿先生若是消息不足，那也是他自己的不是，因为政府的机器就在他手里。要把这团乱麻理清，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去查一查格莱斯顿先生那个委员会的报告。这委员会一到印度，便找不到半点扑灭此项贸易的政策的影子。印度财政部首脑戴维·巴尔福爵士对委员会说：「在那番话说出来之前，我并不知道那是本国政府的政策……一向的政策是每年售出大致相同之数，既不减亦不增。我可以断然地说：目前我们的意愿是从印度境内所消费的鸦片上取得最大的岁入。」至于对华贸易，巴尔福爵士又说：「我们不会大幅扩大种植，因为那样做我们会被攻击。」还有这一句——「我们采取了折中之道，就对华贸易而言保持了现状。」

格莱斯顿先生的决议以一百八十四票对一百零五票通过，禁烟士们投了反对票。于是皇家委员会带着训令出发，走上那趟颇无指望的旅程——训令并不是原先所想的去料理一个停止鸦片贸易的方案的细节，而是去斟酌停止它划不划得来，若划不来，则印度人民能不能被弄得承受那笔损失。

有一件事禁烟士们是办成了的——他们逼着政府派了一个委员会去印度。他们还把自己人里的一两个塞进了那个班子。委员会总得听取证词，总得被迫把局面彻底摊到日光下，让人看见一个家长式的政府不但在为对华贸易制造鸦片，而且自一八九一年起竟在为印度的孩童与婴孩制造掺了香料的鸦片药丸。印度政府如今终于被叫去算账了，若还想把鸦片生意接着做下去，可以做两件事——可以设法让「对路」的证词呈到委员会面前，也可以设法直接去影响委员会。他们两条路都走了；不过今日一个把委员会多数派、尤其是主席布拉西勋爵在记录里所显出的态度通览一遍的人，会觉得其实几乎用不着什么直接的影响。布拉西勋爵和他的多数派是彻头彻尾亲鸦片的。本国政府早把这一点办妥了。

那么印度政府那班办行政的人和这个亲鸦片委员会的难题，便是为维持印度政府的岁入而去替一桩「在道德上无可辩解」的局面辩护。这难题既不轻松，也不愉快。

印度总督是兰斯多恩侯爵。他精明而且坚定地去对付这难题。他那态度，恰恰是人们学会了对印度总督所期待的那一种。后来的一位总督寇松勋爵，谈起那些「鸦片上的痴人」时轻蔑之意无穷。兰斯多恩侯爵是以同一种精神来办这桩事的。他一上手便从他的政府发了一封电报给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内中有这样一段：「我方可以推荐非官方的证人，他们会提供独立的证词，但我方不能承担去专门搜寻将提出反鸦片证词的证人。我方料想此事将由反鸦片会去办。」这封电报是一八九三年八月发的，可到当年十一月十八日才公布。十一月二十日，兰斯多恩侯爵给布拉西勋爵发了一封信，下议院议员亨利·威尔逊先生在他的少数派报告里说：那封信「曾在委员会各员间传阅。信中有一段话赞成现行的鸦片之制，并反对去干涉此制，谓干涉恐将引出严重的麻烦。在我看来，这是背离了人们本可期望于女王陛下代表的那种司法式的立场。」

威尔逊先生从这里往下，在他的报告里把印度政府为委员会预备证词的手法一一揭了出来。说这些手法背离了人们所期望的「司法式的立场」，已是说得极克制了。我想不必拿这些繁长经营的细节去累读者。那不是本文的用意。只须说这些便够了：兰斯多恩侯爵和他的印度政府下令，一切证词须经他们的衙署呈交委员会；呈上去的只有亲鸦片的证词；有一名政府官员随委员会同行，公开地事先把证词做好；少数派诸员力图作真正的调查而受阻、受扰，他们独自在产烟区行走时还被侦探跟踪；而最后，布拉西勋爵突然把委员会的报告收了尾，不给少数派诸员细加商议的机会。这些手法的结果，恰恰是人们可以料到的。鸦片被宣告为一种温和无害的兴奋剂，老少皆宜。一句话：没有它，哪一家都算不得齐全。

对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有一个比演说里、比少数派报告里所能找到的更有力的回答。在前面一篇里我们查过鸦片的起头。我们看到它怎样被种、被制；怎样从英国政府手里转入贸易的水流；怎样被那水流带着——途经海峡与马来群岛时有少量冲上了岸——流到中国；怎样在中国各口岸融入新产土药的洪流，又分入这大帝国贸易的各条支流，直到每一省都领到自己那一份「洋烟灰」。现在让我们再往下追；因为它并不停在那里。

中国人是了不得的商人、了不得的行旅者。举国苦难的重压把他们挤出去，挤到任何许了勤劳以酬报的新地方去。他们像一片黄云般漫过太平洋涌向美洲，直到美洲纯为自卫而把他们挡在门外。他们南下涌向澳大利亚，直到澳大利亚对他们关了门。他们今日涌进菲律宾、涌进马来亚。在海峡殖民地，五十余万的总人口里，一半以上（二十八万二千）是中国人。美洲要修巴拿马运河，第一个念头便是输入便宜的中国劳工——中国劳工总是那么急着要来。英国接管德兰士瓦时，输入了七万中国劳工。而中国人走到哪里，鸦片也走到哪里。

对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真正的回答，应当在那些不得不同时面对鸦片难题与中国人难题的国家的态度里去找。我们把日本也列进去，这个国家有了不得的机会就近打量鸦片的威胁。日本对鸦片怎么想，澳大利亚、德兰士瓦和合众国怎么想，菲律宾怎么想，比一个杂志记者任何第一手的陈述都更切题。先说日本。日本认为鸦片作为家家必备之药是无价之宝么？日本认为鸦片于小孩有益么？

菲律宾鸦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今日被公认为对鸦片局面最有权威的考察，下面是它谈日本鸦片的话：

「日本是非基督教国家，却是本委员会所到各地中唯一纯从道德与社会方面来处置鸦片问题的国家……立法不受商业动机与利益的扰乱……要证明鸦片恶果之真实，再没有比中国这位紧邻看它的那份骇惧更确凿的证据……日本人无一不像我们怕眼镜蛇、怕响尾蛇那样怕鸦片，并且鄙视它的受害者。这个民族的历史上从未有哪一刻，人民在对此药及其吸食的那种毫不妥协的态度上动摇过，以致一种出于本能的憎恶已占住了他们。中国之祸便是日本之警，而这警是听进去了的。在日本，一个吸鸦片的人在社会上就是个麻风病人。

「日本的鸦片法禁止此药的输入、持有与使用，药用者不在此限；而在四千七百万人口中——其中中国人大约两万五千——这法是一字不差地守着的。法条之严，有时竟使人在医疗必需之际几乎弄不到鸦片或鸦片碱，内地城镇尤其如此……政府决意把吸鸦片严严地限在他们认为正当的用途之内，而即便是这正当用途，他们看来也认为危险得够需要特别的防护。

「各区的首要官员指定若干人制造并配制医疗用的鸦片……品质合于所定标准者售与政府，不合者销毁。收下的鸦片封入适当的容器，售与数目有限的几家批发商（药商），再由他们把此药供给医生与零售商，仅供医疗之用。它只能经主治医生的处方才到得了需要它来解痛的病人手里。凡以任何形式这样使用鸦片者，其记录须保存十年。

「人民不只是守这法，他们还以这法为荣；即便能改，他们也不愿改。这是政府的法，可它也是人民的法……警察的警觉显然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便鸦片偷运进来得手，吸了也瞒不过。熬过的烟膏那股辛气是认得出的，几乎必定会把吸的人露出来……有案可查的一例是：台湾北部有两个日本少年只为好玩而试了鸦片；虽然他们仅此一回，却被查出、被捕、被罚。」

这就是日本对鸦片的看法。

菲律宾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成了菲律宾新禁烟令的根基，该令于一九〇八年三月一日起施行。那办法是把日本对付此害的办法略加改易。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不得不面对鸦片难题。新西兰以一九〇一年的一项法令、一九〇三年加以修订，禁绝此项买卖，违者每犯一次可罚至两千五百元（五百英镑）。在澳大利亚联邦国会，这问题两三年前被提上了议程。有二十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呈到国会，国会应之制定了一项法律，自一九〇六年一月一日起绝对禁止鸦片输入，医疗之用不在此限。澳大利亚各州政府都因这禁令而损失岁入。澳大利亚人民的声音，在联邦国会里似乎由所罗门先生说了出来，他说：「在南部各州的城市里，任何人走进烟馆，都会看见数百名看着很体面的欧洲人沉溺于这桩可怕的嗜好。它在身体上和道德上的损害，比沉溺于酒精饮料要重上百倍。」

这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鸦片的看法。

合众国的态度，菲律宾委员会是这样描述的：「或许人们未必普遍知道：在美国就东方鸦片吸食问题唯一一次发表官面言论的那一回，她说得毫不含糊。按一八八〇年、又按一九〇三年同中国所订的条约，美国船只一概不得在中国水域运载鸦片。这一条……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吸食鸦片是一桩祸害，任何金钱所得都不足以抵补，而美国也不容其公民甚至只是被动地去助长它。」按此约所定，合众国公民不得「将鸦片输入中国任何通商口岸，或自一通商口岸转运至另一通商口岸，或在中国任何通商口岸买卖鸦片。此项绝对之禁……及于两国公民或臣民所有之船只，及于其所雇用之外国船只，亦及于两国公民或臣民所有而由他人雇去运载鸦片之船只。」于是合众国明文在案，禁止其公民以任何方式插手中国的鸦片买卖。

我要从同鸦片问题关系最深的各国所举的最后一条行家证据，出自那个英国殖民地德兰士瓦。这桩事若不是这样惨切，这一条证据会叫人忍不住要笑——它那么富于人情，那么好笑。一个世纪多以来，英印的官员们一直忙着解释：鸦片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福泽。其中许多人把这话说得太久，很可能自己也信了。为什么不信呢？中国离得远——而印度确是需要钱。那可怜的官员总得用这法或那法去让本国那至高无上的人民满意。倘使在两桩恶事之间看来非择其一不可，那能怪他么？我们要尽量别对政府的官员太苛刻。也许鸦片于小孩确是有益的。你把那只瞎眼凑到望远镜上，什么都可以想得出来。

等到鸦片这头怪物开始侵入离本土较近的地方，局面便添上了那惨切而好笑的一折。它是在布尔战争之后，随着那七万中国劳工进了德兰士瓦的。其结果只能称之为一场鸦片的恐慌。关于这件事，我引一九〇六年五月为国会辩论所备的那份《关于印中鸦片贸易的备忘录》：

「德兰士瓦为那句老话——种下的恶果终要结回自己头上——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

「一九〇五年九月六日，乔治·法勒爵士在比勒陀利亚动议立法会议休会，以唤起众人注意『涌入德兰士瓦的鸦片数量之巨』。他力言『应采取措施立即止住此项买卖』。十月六日颁下一道法令，限定只有注册药师方得输入鸦片，并须依副总督以许可证所定之章程办理——违者罚不超过五百英镑（两千五百元），或监禁不超过六个月。

「任何人持有此物……非为医疗之用而又无许可证者，同罚。警察与巡捕被授以严厉的搜查权，在某些情形下连一纸书面凭证都不必有。

「殖民地事务次官还声称：『一九〇四年之华工输入法令已经修订，对华工持有鸦片及向华工供给鸦片者加以惩罚。』」

看来鸦片于南非的小孩是无益的。至于它于大不列颠的小孩与婴孩会有益（这就离本土更近了），这个念头骇人、可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我几乎不敢提出来。我想没有人会走到这么远去说：倘使这难题落在大不列颠而不是落在遥远的印度和中国，皇家委员会也会得出那几条同样离奇的结论。你在一个晴朗的午后到肯辛顿花园去走走。看那些红润健康的孩子在圆池里放他们的小船，在羊群啃食的长草里玩，或是沿着料理得很好的九曲湖岸欢欢地跑。这些英国小孩是极好的小人儿。他们皮肤晒成了褐色，眼睛清亮，小小的身子结实匀停。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照看着的保姆。倘使陛下那至为贤明的政府要着手替这些孩子制造并分发讨人喜欢的鸦片香料小药丸，而且替自己这条路辩护，不但说「此习看来并无可察之害」，还说「所得之岁入为有效治理政府所不可少」，那么做母亲的会怎么说？

这些英国的母亲会怎么说？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那位「持重的」亲鸦片论者对这问题总是备好了答话的。他说这问题不公平。他坚称东方人同西方人不同——是种族上的不同。他说鸦片对中国人没有它对英国人那样显著的作用，对中国婴孩没有它对英国婴孩那样显著的作用。这位「持重的」亲鸦片论者，我在沿海和内河的轮船上、在通商口岸的旅馆里见过许多回。我也曾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客店里，围着一个生了锈的小火炉，同一群人把这问题辩了个透。你那位「持重」先生对此事笃定到这样的程度，辩到兴头上几乎有了得胜的气象。起初我想，也许他有几分是对的。甲之食，有时正是乙之毒。中国人同我们在那么多地方都不同，说不定他们抵得住鸦片摧残的力气更大些。

我到中国去，有一部分就是为回答这个问题。我在中国一直待到得出一个似乎能叫人信服的答案才离开。倘使我在这些篇幅里摆出事实时，所画的那幅中国难题的图画近乎叫人痛苦，那恐怕要怪事实本身了。那是这样一幅图画：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帝国，正同一桩几乎已把它制服的祸患苦斗，又在彻底的绝望中转向那个把它推到毁灭边上的政府求助。说来奇怪，这个英国政府，照它今日的构成看，似乎倒是愿意帮忙的。可横在这援手之路上的，像一头狰狞而无人性的龙——是印度的岁入。

第八章大不列颠的立场

一位善观察的通讯员近来从上海寄给纽约一家报纸这样一段话：「中国没能像日本那样接上西方的火，只是闲着、瘫着，任邻国与外人来掠夺。她的治国之术萎顿而游移，她的军队在战场上迟缓而没有精神。那些既了解中国、又熟悉鸦片症候的观察者说，这简直像是鸦片那种倦怠的症候竟出现在这个民族本身上头。许多人断定，中国人在军事与政治上的惰滞，是因为鸦片之瘾在直接负着责任的那两类中国人中间格外盛行：兵丁与士人——一切文职与政治的位子都被士人垄断着——都是众所周知地嗜好鸦片的。」

这几章该说明白的一点是：鸦片是这样一桩祸物，它不但把中国拖住，而且确实有造成人世任何一大块地方从未经历过的那种最彻底的士气涂地与衰败的危险。在这个贸易利益牵连甚广的年头，很明显，这个最庞大、最勤劳的大民族一旦这样瘫下去，便等于一场世界的灾祸。合众国已经在为中国政府在满洲的软弱而受苦：那软弱让日本得以控制满洲一省，并在贸易上歧视美国。这种歧视看来正是战列舰队开往太平洋的一个有力缘由。中国的软弱与惰滞这么一个相对不大的后果，便能惊动各大国，便能在调动大舰队上起一份作用，那么它彻底崩坏对世界的要紧，也就不难想见了。每一个西方大国在中国都有一份贸易上或领土上的立足之处要维护、要保住。每一个西方大国都睁着不眠的眼盯着中国这团错综的局面。这样一场崩坏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命运无条件地交到日本手里；而日本想宰制太平洋、并借此宰制世界的欲望正在增长，那么这又很可能意味着那场大国际冲突的迅速逼近。

这几章走下来我们已看到：中国看来几乎已完全落在她这桩首恶的掌握之中。中国的鸦片之祸，是恶事在经济上何等浪费的一个可怕的例子。它不但压低了各行各业男人、女人、小孩的生机、因而压低了他们的效能，而且还把较健康的作物从地里挤了出去，占去了产业生活中不小的一部分，使贸易的差额对中国不利，把她拖进战争，给她压上赔款，夺去她一部分土地，并把她变成了列国抢掠的场子。她只能懒懒地看着日本被进步之火点亮，在西方诸民族之间骄傲地抬起褐色的头。于是中国终于被逼着对那桩正在毁她的祸患的侵入作一次拼死的抵抗。这场仗今日正打着。很明显中国是诚实的；她非诚实不可，因为她唯一的指望在于把鸦片打败。她转向大不列颠求助，因为英国的印度政府做起了鸦片买卖（「只供外洋贸易之用」），今日仍在把这药像洪水一样灌进中国贸易的渠道。中国曾想自己产这药以把印度货挤出去，作为掌握这桩买卖的先一步；可她始终没能产出一等能同恒河流域那种褐色膏子相争的鸦片。

这番总括把我们引到两个问题上来；这两个问题，文明世界的人迟早非考量不可：

一、中国若没有大不列颠的帮助，能指望战胜鸦片之祸么？

二、大不列颠为帮她做了些什么？

试答这两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单把它们当作切实的难题来想，当作同各国的贸易、领土发展以及陆海军实力相关的难题来想。眼下我们要设法不去理这两个问题所唤起的那些纯属道德与伦理的联想。

那么先说第一个：中国单凭自己，在眼下这场同鸦片的缓慢麻痹所打的仗里，有可能成功么？

中国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用那个词义上的一个国。倘使我们在心里勾出一幅图：欧洲各国语言不同、风俗不同，被凑进一个松散的联邦，由一个征服者民族治着——那么对这个中国「国家」究竟是什么，我们便有了一点粗浅的概念。欧洲这些不同国家的人民都是高加索种；中国这些不同的人民都是蒙古种。这些中国人说着十八二十种「语言」，每一种又分成几乎数不清的方言和次方言。治着他们的是满洲人、即鞑靼人的征服者，这些人出自另一支血统，穿着不同的衣裳，而他们自己之间所说的话同那十八二十种本地话中的任何一种全不相同。

要把这份纷杂说清楚，只需举几个例子。中国连一个通用的钱币标准都没有。每一省或每一组省分有自己的平两，其价值同邻省或邻组省分作价值根基的那个平两差得很远。政府根本没有铸币。所有的钱局都是私家所有，为利而开，以供地方上对钱的需求，而这钱的根基是墨洋——一个外国的单位。河南省印钱票。我进了直隶省，拿几张河南的票子去抵付所买之物。商人只看了一眼，摇头。「有天津洋钱没有？」——他们问的是这句。于是一个地方或一省的钱只是一宗地方货物，到别处要么值得少些，要么一钱不值，其缘由很简单：一般中国人只认得自家地方的钱，别的不收。语言之纷杂同钱币之纷杂一样容易看出。在上海的码头上，你能听见一个广东人和一个上海人用洋泾浜英语交谈，那是他们唯一的通话之法。我在西北旅行时，有一天在山西铁路上被一个中国站员用法语招呼；他直言说，他之所以来同我这个外国人说话，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个「外国人」。他一身蓝袍、一条黑辫子，在我看来同别的本地人没什么不同；可他告我，他觉得山西的语言和风俗「难」，有时会想念南方的故城。

各省中国人真把彼此当外国人看，有一件事可作例证：天津一带闹义和团的时候，北方的兵常常把枪口所及之内出现的广东人连同白人一起不分青红地打死。

这份纷杂，大概是行旅之贵与之难的结果，也是那阻着中国一切进步的巨大惰性里的一个因素。钱币、语言、风俗各不相同的人，从未被教着「以帝国的眼光去想」、或以超出村镇与城市的眼光去想的人，是不容易被领着大规模协力的。天知道，要在一座美国城、一个州、或是全国的治理上办成任何真正的改变已经够难了，更不用说要在人的习惯上办成任何真正的改变。看看我们自己同贪贿的苦斗。再看看此刻在我们二十来个州里进行着的那场同酒业的大苦斗。即便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它这样新，连传统都还没来得及成形；它对变革的价值十分警醒，向着进步的方向一跃便上；它在结构上根本是同质的，只有一种语言，有数不清的日报，又有一张密密的、又快又舒服的铁路网把各处地方同当下流行的主张连在一起——我们要扫掉跑马场的赌博，或是要让保险的法律真正见效，或是要遏住公司的腐败勾当，或是要立起市政产业地方公有的原则，又觉得有多容易呢？再换一个角度说：要办成一件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是改进的事，譬如把那又贵又笨的快递生意改成政府的邮政包裹，我们又觉得有多容易呢？

可你会说，那些改革会损着大笔的钱财利益？真的；而中国的禁烟也在损着大笔的钱财利益，相对而言同我们本国任何钱财利益一样大。禁烟牵动着大农与小农、作坊主、运输行、银号、经手人、几十万店家，还牵动着政府的岁入，因为鸦片这桩买卖在中国商业的织物里几乎是一条抽不出来的经线。除了这问题的这些令人迷惑的缠结之外，还有一片土地那令人气馁的惰性要克服——这片土地远不是警醒而活跃的，它沉在古老的地方习俗的昏睡里。

不，中国要扑灭她的首恶，不但要克服那些在各处都倾向于挡住改革的、人人熟知的经济难处，而且还得另找出一条路，把世上最落后、而且（出了行事与治理那些亘古的旧辙之外）最不好驾驭的帝国唤起来、使它有力气。

中国要把这桩庞大的改革推行下去，须倚靠她人口中的哪一部分呢？须倚靠那些官员、那些大人——他们在每一省执行朝廷的上谕，施行中国的刑法，掌着兵与财。可这些官员里，已知有九成以上是烟民，足有五成在这桩买卖里有钱财上的利害。

另一桩挡着改革的阻碍，是各通商口岸那有力的榜样与广布的影响。也许白种人比黄种人「更高」；这个念头我在这里不去争。可有一个事实我是亲身知道的：凡是白人治着的通商口岸，连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香港在内，去年都选择了不顾中国官员的抗议而保住自己的烟税。

在中国扑灭鸦片，看来是桩相当大的差事。那些「既得利益」，黄的白的，都反对变革；官员们自身的习惯也同变革作对；英国人还在不停地灌进他们的印度烟土；而在这问题的正面，可算作一股确实力量的，看来只有一个衰败而纷乱的民族的昏睡与无力。要你去对付一桩这么大的难题，像袁世凯和唐绍仪所做的那样，你愿意么？你且试在你的家乡组织一场征伐，去除招贴广告之扰；去除腐败的政治；去除酒或香烟。要成功容易么？等你把那些处处会挡住你的难处想过一些之后，把它们乘上五万，然后向唐绍仪和袁世凯脱帽致敬。就我个人说，我想我宁愿去担起在欧洲扫灭酒的事。我自然知道那会是桩颇难的生意，可毕竟还是比中国这一桩容易些。

这难题的难处就说到这里。现在不妨看一看这场仗头一年的结果。确切的统计是没有的，可我的估量是建在亲身的行旅与观察上、建在出行官员、商人、传教士以及到过我未到之处的别的记者的报告上，我想该是相当准的。记住，这是一场殊死的仗。中国政府若输了，鸦片便赢了。

我再说一遍，政府的办法大略如下：第一，种罂粟的地亩每年减去约一成，直到完全停种；同时要求英国政府把印度的鸦片输出每年减去一成。第二，一切烟馆、以及备有烟榻烟灯供人公开吸食之处，一律即刻关闭，违者没收其产。第三，凡在售烟铺子买烟者一律登记，其所供之量逐月递减。同时，要在以别种作物替掉罂粟这件事上尽量给农户劝导与帮助；要尽量广设戒烟之药与医院；还要派出宣讲的人与演说的人，向千百万不识字的人讲明鸦片的危险。

北京的中枢一上手便给高级官员六个月改掉习惯的期限。期满时有一大批人被停了职，庄亲王和睿亲王也在其中。

在山西这一个鸦片省分，我们已看到起头的推行是有效的。从居民与旅行者、从道旁闲话、从同官员的谈话里颇费力气收集来的证据，一概显示：各大城的烟馆都关了，造烟土与烟具的人正在退出这一行，农户也开始限着自己的种植。

毗邻的直隶省——北京就在省内——起头的推行也十分有效。各大城的烟馆在春天里都关了，从前给客人供烟的饭馆与娼寮都把烟灯烟具交了上去。长江以北其余各省，虽有相当一贯的推行新章的迹象，结果却不算十分令人满意。中部与南部沿海，自上海至广州，在约一半的重要人口聚集之处推行得有效。在广州、即广东省，禁令差不多是彻底的。

禁烟运动真正的试验，要来在南方的两大内地省分云南、贵州，以及西部的大省四川。正是在这几处地方，鸦片对人的掌握最紧，而这难题在财政与农事两面也最紧迫。所有的观察者都认定，在这些地方指望立刻彻底禁绝是不公平的，因为在那里种鸦片同吸鸦片一样是严重的问题。四川起头的推行看来是谨慎而诚实的。单是这一省，上缴朝廷的烟税——在本省所需之外的那一份——便在两百万元金币以上；而由于外国各国不断催索他们的「赔款」，朝廷实在没有放松向各省索取的余地。可三位新任的四川禁烟委员认识到，必须开辟新的岁入来替掉旧的，便先着手写出讲明鸦片之害的讲词，派「公众演说人」去向百姓宣讲。他们还大量借用本地报纸办这件开导的事；又派出省里的巡警把所有烟民列出名册，把名字贴在各人门外，并确保他们被屏于一切公职与荣位之外。总办左大人宣称，他要在四年之内把省城成都——一座四十万人口的城——的鸦片清掉；而成都从前以乞丐著名，他既已把街上的乞丐清掉了，没有谁似乎怀疑他办这一件也会办得一样有效。英国反鸦片会的亚历山大先生去年在成都时，正是这位左总办替他召了一场大会，本地的官员与绅士同各教会的代表同坐台上，一万名中国人围拢来听亚历山大先生演说。

就禁烟而论最叫人失望的地方，是长江上游流域。下游，自南京往下到苏州与上海（中国城），推行的程度从部分到彻底不等。可上游，自南京到汉口以及更上游，我找不到一丝推行的迹象。沿江各口岸的烟馆公开开着，许多家的门直接对着街，屋里榻上吸烟的人看得见。长江上游各省的总督张之洞——「那位了不得的总督」——有一代人之久一直被公认为中国最先进的思想家与改革者之一。他的书《劝学篇》已译成许多种文字，被公认为中国人或满洲人所作的对中国难题最雄辩的剖析。书里他明文反对鸦片。说真的，二十余年前这同一位大员在山西巡抚任上，曾派兵去把罂粟的庄稼打倒。然而中国所有较大的辖区里，只有这一个总督辖区去年丝毫没有要推行禁烟上谕的迹象。对这局面唯一的解释，似乎是张之洞如今已很老，在很大程度上失了他的精力和对事务的把握。不论缘由如何，这个事实已被英国国会里亲鸦片的论者用得十分得力，拿去作中国「不诚实」的例证。

局面总括起来大约是这样：禁烟在约四分之一的中国立刻见效，在约三分之二的中国部分见效。照这难题之难、之大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份了不得的成绩。中国境内每一家真被关掉的烟馆都代表一场胜利。等头一阵改革的狂热过去，这些烟馆会不会一直关着，或者禁烟运动会不会在力量与效能上增长，只有时间能说。可中国有一句古老的俗话是这样的：「不怕慢，只怕站。」

那么我们已看到：中国人虽在认真地、而且部分地有效地打鸦片这场仗，离战胜它却还差着一小段路。而且我们也不可忘了：一切改革都是在起头时最有力的。中国人同我们其余的人一样，会在一阵热忱的爆发里担起一桩道德上的大事。可人不能无限期地处在爆发的状态里。非常的用力之后必有反动，而那时生活的习惯便会重新占上风。这场改革的仗其成效虽了不得，可对那褐色的药，它当然还谈不上一场彻底的、甚至半彻底的胜利。而在这期间，英属印度政府正把它那庞大的鸦片产量的五分之四，经由香港和各通商口岸灌进中国。还须补上一句：那些各自自治的口岸，上海除外，极近才被一个一个地逼着至少把恶的面相遮起来；而直接由大不列颠统治的直辖殖民地香港，却仍死死抱着它的烟税。这整桩可悲的生意，近来下议院的一场演说里总括得好：「祸在中国；钱在印度。」

大不列颠为帮中国做了些什么？陛下的政府时不时出一道决议，对它那黄种的受害者表示外交上的「同情」，甚至还在这件事上「督促」过印度，可它究竟在做什么来帮忙么？

世人有权问这个问题，是有缘由的。

中国若日渐衰弱，终究要屈于外国列强的征服。在中国有某种立足之处的列强有九个、十个。它们彼此都不相信，所以每一国都得准备好为护自家的利益而战。拿中国这样肥的一注去诱那些商业大国是不安全的；它们也许会从诱。这场征服、这桩「瓜分」一旦开场，所能生出的只有一片混乱和一场遍及全世界的祸事。

今日事势的走向正是朝着这场遍及全世界的祸事去的。看来唯一能把它挡回去的办法，是着手把中国强起来，强到她能自卫而免于被征服。这强起来的头一步就是扑灭鸦片——没有别的头一步。而要扑灭鸦片，先得把印度的鸦片生产停掉。因此英印的鸦片生意不是英国一家的事，是全世界的事。今日为这桩奢侈到极处的东西付代价的，除中国之外还有全世界。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街头每一个面皮发黄的吗啡受害者，都在替这桩政府经营的恶业买单。

可大不列颠是在打算帮中国么？

大英帝国的政府目前在自由党手里，党内有一支强有力的改革力量。托利党那边是什么也指望不上的；它向来崇拜既成之物，向来替鸦片买卖辩护。这桩变革若要由哪一党来办，必得是此刻握着缰绳的那一党。然而，在英国所有改革团体同政府鸦片实业打了几代人的仗之后，在国会两次被逼着投票通过决议谴责这桩买卖之后，在从巴麦尊经格莱斯顿到约翰·莫利的几代政治家都给出过变革的保证之后，在中国政府等英国等得厌了、自己动手苦斗之后，英国这边最后的让步是这样的：

英国政府已同意在三年的试行期内，每年把印度鸦片的输出减去约百分之八，以看一看罂粟的种植与烟民的数目是否减少。若果如此，对中国的输出将再逐步减少。

读者在这里会看出一套相当漂亮的外交把戏。这里头丝毫没有合众国去年那种精神——自愿提出放弃相当一部分赔款。英国政府是在向本国一场巨大的民间呼声让步；仅此而已。要去履行一个全国国会「我国印度烟税的征取之法在道德上无可辩解」这一确信，一个政府能拿出比这更少的东西来么？英国人民在督促自己的政府，中国人在外交上施压，合众国正在组织一个万国禁烟会，理由是消费印度与中国鸦片的各国不论愿不愿都在这锅里插着一只手。而英国政府应着这压力所作的回答，是同意在几年内把输出极轻微地减一点，或者说减到压力撤去、这桩买卖能溜回常态为止！

甚至连这项协议会被履行的保证都没有。就在这场鼓动进行着、就在这几章开始在《成功杂志》上登出来以来，孟加拉鸦片的年输出量已从九万六千六百八十八箱增到十万一千五百八十八箱（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而且不妨记住：格莱斯顿先生以首相之身保证这桩买卖会有「大幅削减」之后，印度的官员承认他们从未听说有任何这样的削减。

几个月前，政府印出一份「白皮书」，内含同中国就鸦片问题往来的文书，所以这一番对英国态度的指摘并不倚赖道听途说。我们且看这些英国官面书信里的一两段。譬如这一段：

「另一方面，中国之提议要在九年之内绝灭输入，这将使印度在未得经验之前便不可挽回地许下要彻底禁绝一项要紧的贸易，并超出了该方案所依之根本条件，即从外洋限制输入与在中国减少生产须同步并行。」

陛下的政府不满足于这番颇为龌龊的表白，还往下指出：按现行各条约，中国不得拒绝印度鸦片入境；中国即便要提高印度鸦片的进口税，没有大不列颠的许可也不行；大不列颠在考虑永久减产这个问题之前，中国须先证明她烟民的数目已经减少；鸦片买卖至少还要再继续十年；然后便放出这一句绝妙的宣示：

所提自一九〇八年起将输出限为六万箱，已被认为是对此数一项很可观的削减，而印度政府之见以为：这样一个额度目前应可使中国政府满意。

即便照他们自己的算法，在扣掉所提对华贸易总共减去的一万五千三百箱之后，印度政府在今后三年里仍要把十七万箱以上的鸦片卸到一个被它弄到堕落的民族身上——这个民族今日正苦斗着要克服那片涂地的士气，正在向英国、向整个文明世界求援，以应这场不对等的争斗。

对那些只在这种奇特的半明半暗里看局面的官员先生，我们要设法公平。「这是个切实的问题，」他们说。「贸易的法律就是资产负债表。鸦片这件货物被放进贸易的渠道，不是我们个人的过错；可它既已在那些渠道里，贸易的法律就必定当权，账就必定要平。鸦片对印度政府一年意味着两千万元——我们撂不下。」

真正的问题似乎是：他们还接得起这笔岁入么？鸦片在印度本土看来并不是一宗很有价值的货物。它同在中国一样，使人民堕落。除了政府，所有人在生产上的利润都小得这样可怜，以致如今常常要动用法律的强手，才能把农户按在种罂粟的活计上。印度有许多深思的观察者相信：把恒河流域的肥土拿去种那些于世界有稳实经济价值的作物，才是极「切实」的。

可不止于此：鸦片的这套章程抽空印度，正如它抽空中国。今日英国人在印度的地位，远不是稳到能容他们放任坏政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精神已经漫过欧洲、进了亚洲。在日本，工会在为加工钱罢工。在中国和印度，革命的低吼已经听得见了。英国政府在印度、也在中国，恐怕终有一天要为它的鸦片政策结这笔账。而清账的那一天到来时，人们或许会发现：有一个比管着政府鸦片实业的那张资产负债表更高的资产负债表，会逼大不列颠付账——而且付得很贵。

是的，在这件事上，世人有一些权利向英国提要求。在印度的生产与输出被断然废止之前，中国在这场苦斗里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

自这几章中的第一篇在杂志上登出以来，已经一年了，局面分明并没有变好。读者若想知道大不列颠今日在鸦片生意上究竟站在哪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读一读下议院议员西奥多·泰勒先生去年春天的一场演说中的几段；他为亲身调查鸦片问题而作了一趟环球之行，这是他回国之后说的。

先是这一段：

「在我们对自己的改革之诚拿出更多的证明、在我们能禁绝之处把鸦片买卖禁绝之前，我们丝毫没有资格去要求中国拿出她改革之诚的证明。中国已把这桩困难的改革担了起来。她做了许多，却不是全部。而在上海、香港和海峡，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今天上午我要说这样一句话，把我们自己那套法利赛人的伪善的泡泡戳破：从改革的眼光看，中国境内最黑的那几块鸦片污斑，正是在英国治下的那几块。」

最后，是这一段：

「我深信，深深地相信——凡是善于观察、肯于深思而对中国有所知的人都相信——中国是一个正在到来的大国。我同下议院一位同僚谈过，他近来去了中国，同中国人一起进过营房与营地，又特意去研究中国的军事——中国以外的人谈起中国的军事总是引出许多笑声。他在中国兵身上花了许多时间。他对我说了许多别人也对我说过的话：『中国人作兵是极好的原料；他的军官若统带得法，他便会跟上去，成为世上最好的兵，无人能及。』中国要把自己组织起来，还要很久很久；要把陆海军组织起来，还要很久；要除掉中国那套行贿的风气，还要很久——而那正是扑灭鸦片买卖的阻碍之一；可请你放心，那个时候会来的，也许不很快，可终会来——而各民族的记性是长的——到那时，活着看见中国长成的人会非常庆幸：当中国弱而我们强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动的念头、没有被人逼着，帮了中国脱出这桩可怕的祸患。」

第九章上海鸦片之事的高潮

《成功杂志》编辑先生：

《成功》这本杂志近来既对中国的鸦片之祸作过调查、又作了那样彻底而精到的报道，那么在它的栏里登一篇记事，记上海公共租界里一场独特的典礼，是正相宜的；这场典礼极鲜明地显出中国人对禁烟运动普遍的心情，又立了一个榜样，其影响必要传到这个帝国最偏远的省份去。经过大张旗鼓的广告，一九〇八年五月三日星期日午后，有两三千位上海首要的华商，连同不少欧洲人与美国人，聚在张园宽敞的园子里，看从南顺珍大烟馆取来的烟枪、烟灯等物被销毁。这样一幕在美国大概只会显得近于一场滑稽戏；可在这里，中国人那份明显的恳切、所销毁之物的重大价值、以及这场牺牲的深意，本该足以使上海那些投票的人与工部局的董事们脸上泛起羞惭之色——他们代表着地上最开明的几个国家，却同鸦片之恶讲起了折中，容这桩可恶的买卖有四分之三仍留在这「模范租界」里，而全国各地的本国官府对它早已断然处置了。

在一圈用绳围起的场子里，立着两面大黄龙旗，场中堆着那家大烟馆的家伙：烟土的盒子、烟枪、烟灯、烟桌、烟盘等等；看的人陆续到来时，销毁的工夫正迅速进行。两名本地铁匠正忙着在铁砧上把烟枪上的金属件劈下来；一名壮健的苦力手执大锤，把那些做得精巧的烟灯从桌上取下、放在他面前地上，一一砸平。其时那些烟枪——久经使用而油润发黑，许多还显着难得的手工——被浸进一大桶煤油里，在石座上堆成两堆，作那火葬之堆；每一堆的中心则塞满从烟盘上拆下来的引火之物，也照样浸了油。场内一张桌上放着两只小盘，各盛一副完整的烟具，并附一张写好的纸，说明这是东亚药房经理连玉明先生与歌女郭桂艳小姐各自献出的。这两位从前的烟客都把自己的器具送来焚烧，并立下誓：此后决不再用这味药。

在预备焚烧的时候，一位有名的商人孙庆丰先生向那群热忱的人作了一篇有力的劝勉，讲鸦片之恶，并介绍了那天午后的主要演说者——代表商场董事会的王庆福先生。王先生用官话讲话，说全中国都在看上海，看它在禁烟这件事上领头；又说董事会很欢喜地注意到外国工部局那份恳切的心愿，要帮助中国人彻底除掉这项买卖（他这话并「不是」有意「讥讽」！）。这是一桩极可嘉的努力；他相信在场的外国人也会同意：要除掉这个祸患，他们那一面无论怎样出力都不算过分——这祸患不但在蛀坏中国最好的才智，而且因父母的榜样而严重地影响着后起的一辈。今天有一位先生在场，他吸了二十九年，已经明白了鸦片给他的大害，便带了自己的烟具来，同法租界各烟馆的烟具一道销毁。那家南顺珍大烟馆，这些烟枪与别的烟具就是从那里取来销毁的，是上海最大的一家；据他所闻，也是全中国最大的一家，去的都是最有名的人物。上海的榜样在南京、北京以及全中国都感觉得到，因为到此地来的青年人回去时带着他们在这租界里所见的那些享乐的传闻，于是使本国人生出别样的想头。这些青年人常来此地看外国人所成就的那些了不得的事业，而让他们把这个祸患带回去，是不应该的。原先本打算把那家烟馆的桌椅也一并烧掉，可这样火就太大、也太危险，所以定下把这些东西卖掉，所得之款用来推进禁烟运动。

那些烟枪里有几枝曾有人出五百元要买，可商场董事会把整副家伙都买下来销毁了；他们还盼望能把更多的大烟馆买下来，从此把吸鸦片这个风俗的一切痕迹彻底灭掉。王先生又说：中国近来一直在阴云之下，上海也连日下雨；可今天天气晴好，分明是上天在俯看他们、赐福他们的努力。有上天的赐福，他们必能胜过这个祸患，而且把这可憎的风俗扫得干净，还要比工部局更快些。

演说完了，华人义勇队的乐队奏起一支轻快的曲子；在爆竹与花炮震耳的喧闹声中，一支火把点着了那两堆浸满油的烟枪，立刻猛烈地烧起来。又往火上添了油，玻璃的灯罩、烟斗等等也一一堆到火上，这场充满恳切与深意的典礼便这样做完了。

中国人竟这样拼力要除掉吸鸦片这个祸患，这在许多存疑的外国人看来是大为意外的。有不少人往这桩计划上泼冷水，讥笑中国人这番努力，既疑他们并无此愿，又疑他们并无此力去禁鸦片的发卖。商场董事会由几位知名的华商组成，它不但在外国租界里赞助工部局逐步撤销烟照，而且凭自己的努力，向烟馆的主人施压，已经使许多烟馆关了门。已经有许多私人舍了他们心爱的烟枪，也有些烟馆自愿关了。有干系的中国人还议定：一切由妇女所开的店都要停卖鸦片。中国人自己这番活动，对那些怀疑中国政府与百姓用意是否诚实的人，是一个鲜明的责斥——那些人不肯立刻废掉上海外国租界里的烟照，不顾美、英、日三国政府的呼吁，不顾本地首要华人的呈请，也不顾禁烟运动之得人心。在四面八方的大压力之下，上海工部局「的确」答应把这个问题提成一项议案，交三月二十日举行的纳税人会议；可这点让步，同大家普遍所愿的、或是人们对那些「文明而极有道德」的国家里的头面人物所可期望的比起来，实在是小得可怜。议案如下：

「议案第六。自一九〇八年七月一日起，或自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度工部局认为合宜的其他早近日期起，并以其认为合宜的方式，将领照烟馆的数目减少四分之一。」

这里头虽把租界里的烟馆确定减掉四分之一，可对将来的方略却没有一点确定之辞，不过言下之意是这些馆子要在两年之内全数关闭。工部局那位英国籍的主席在纳税人会上提出这项议案的讲话里，说了这样几句话：「我确信我们每一个人对中国这个民族戒除烟瘾的努力都怀着极大的同情；可我们对中国官场的办事之法并不陌生，也知道实际行政的结果同先前那些官面的宣告比起来是何等的不及。对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的用意，要不存疑是不可能的；尽管在这一回，我们完全承认许多官员有除掉鸦片之恶的诚意，我也确信本埠这个侨居的社会处处有相助之意。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拟出过什么章程，使这桩大的改革成为可能——如果他们到底有什么章程的话。……中国政府这一面既缺了这些可以说是办事的头等要件，这便是使我们得出那个看法的理由之一：即本租界所须做的，不过是继续它对烟照的监管之工，等到这味药的来源断绝，那监管便成为不必要了。……我们从英国政府所得的训示，简言之，是我们该做的不只是同本国官府并驾齐驱，我们该走在他们前头，并且在可能的地方鼓励他们跟着我们走。」

下面是苏州的杜步西博士——禁烟会会长——给工部局那封信里的几段话，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主张改革者的态度。

「禁吸鸦片是这世界所曾见过的最大的一场改革，它的益处已经显然可见。愿纳税人诸君切实赞助中国政府为在全国废除鸦片之用而正作的努力。

「这已证明是一场和平的改革。各城各镇里约五十万家烟馆，在六个月期满之时便迅速关闭，既无抗拒，也无怨言。政府将把一切必要的查察之权给与租界的巡捕，以防私吸。

「各城鸦片的消耗已减了三成；各镇减了五成；而在东部与中部各省的乡间，已减到极少。上海同苏州、杭州与南京联在一处，而不容自己做坏人的逋逃之所，是好事。

「公共租界里的华商已就这个问题向工部局递了恳切的呈请。诸位身为中国的朋友，何不以礼待之、对他们的呈请加以斟酌呢？

「年会上的鸦片问题牵动着全世界的注意，星期六基督教世界各处的报纸都要记载并评论这次的议决。

「把烟馆关掉是正当的。上海不该做江苏图上的那个黑点。『鸦片必须灭亡。』

谨代禁烟会，

会长　杜步西」

英国、美国、中国与日本的呼吁，同商人、传教士与官员的呈请一样，都没有效。「既得之利」占了上风；一项命令在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底以前关闭烟馆的议案，以一百二十八票对一百八十九票被否决了；工部局照常左右并掌握了票数，把原来那项动议通过——这便是它肯对这场浩大的运动所作的唯一让步。

那位冷嘲的外国人又得了一次意外：四月十八日，全体领照的烟馆都到市政厅参加一次公开的抽签，以定七月一日该关哪几家，共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工部局用这个法子，是为免人疑它在挑选时有偏。各烟馆的主人都欣然依从这个办法——那一点赌运无疑投合了他们素所著名的赌性——于是这场了不得的抽签在市政厅举行，没有一点不满或闹事的样子。上海烟馆的主人无疑已彻底信服：本国人的心情是完全反对保留这些地方的，所以他们情愿对那无可避免之事低头。工部局所怕的麻烦与骚乱一件也没有出现；而且可以断定：把全部烟照立刻一概吊销，也不会生出任何一种乱子——而且不会有人抗议。三百五十九张照便这样在六月底停了效；而以中国人此刻所显的这股心气看来，再有一次这样的抽签究竟是否还有必要，是可疑的。我们相信：这一堆烟枪的火葬，标志着上海这桩羞耻的终结，或者说终结之开端已在眼前；而住在这个外国社会管辖之内的五十万中国人自己出头领着去洗掉这「模范租界」上的污点——去做那外国人「不敢」做、而「既得之利」「不肯」做的事——这是明明白白该归到他们名下的功劳。

甘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