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东方问题

一问题所在

东方所提出的问题—与欧洲同一症结—军国主义与民主之争—亚洲民主各民族的期望—远东战争的起因—查尔斯·艾略特博士的报告—种种危险的趋向—新秩序的倡导者—格雷子爵论国际联盟—东方问题与国际联盟的关系—对立的一派主张—大隈重信论外交—以权谋与秘密为其要诀—大隈与伯恩哈迪—日本与同盟问题—日本与战利品—新渡户稻造博士的见解—英日同盟—它与国际联盟的关系—此约由德国提议—结盟缘由剖析—同盟与战争的起因—远东的战云—防止战争所需的办法—这一问题与美国—问题的实质

大战及其余波在远东所提出的问题，就原理而论，与世界别处的同一问题并无二致。在欧洲，这一争端看得十分分明：那是两种对立的国际政治学说之间的冲突，一言以蔽之，即军国主义与民主。

在欧洲，德国被视为专制军国主义的极致；与她相对而立的，是另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因为较为民主，在备战与用兵上不及她那样迅捷、那样有效，故而显得孱弱，并且时时感到自己已被标定，只待她的攻击或侵略临头。在远东，代表专制与军国主义的是日本，而处在孱弱而惴惴不安的民主一方的，则是中国。欧洲的军国主义问题既不限于欧洲，也不可能限于欧洲，而是牵动整个文明世界；远东所提出的问题，其牵涉之广，亦复如是。

军国主义与民主之争，近年来剖析评说已多，凡有识之士对其内容与名目都略知一二。这场讨论已经凝成了一套代表对立学说的名词与套语。某些事物总与另一些事物相伴而生，某些情形总与另一些情形同时出现，某些原因总导向某些结果。人人都明白：专制的政体与军国主义彼此契合，且互为不可或缺。掠夺性的帝国主义，也同专制与军国主义结成了解不开的死结。帝国主义外交为粉饰自己的行径所铸造的种种委婉说法，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特殊地位」、「和平渗透」、「优越利益」、「战略需要」、「势力范围」、「国防边界」、「缓冲国」、「战略铁路」、「秘密外交」、「经济国家主义」——凡此种种，皆出自掠夺性帝国主义的辞典，而今已遍布全球。

与这些名目所代表的政策相对，另有一批新的名目应运而生：「弱小民族的权利」、「民族自决」、「种族自治」、「公开外交」。

世界政治的旧派手法及其种种实际运用，在远东施行得如此之久、如此之尽，以致当地民主而孱弱的各国已经厌恶到了极点；以致占全球人口几近半数的亚洲民主各民族，如今正屏息凝神、满怀痛切的期待，倾听那些新口号里传出的新时代的声音。

军国主义与民主之争，其原理与大势在远东与在西方国家同属一型；不过我在论证这一问题的东方面相时，将把讨论大体限于发自东方或专门适用于东方的言论和事例。大战爆发前不久，哈佛大学荣休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博士曾赴远东考察，就当地与和战有关的情形作出报告。艾略特博士的报告极为详尽，兹摘引于下：

战争的起因已经改变

主张用这些见效缓慢的办法来防止东方的战争，其前提是：在受人监管的那些地区之内，国际战争的可能起因在五十年间已经变了。王朝战争、宗教战争以及为扶持专制政府而起的战争，如今已不大可能发生；至于种族仇视，凡欧洲列强监管所及的国家，都由监管者加以约束。于是，「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实际上已终止了那种种族与宗教的争斗——从前它曾不时搅乱如今在英国影响之下的那些亚洲国家。种族仇视或宗教狂热的小规模发作，间或仍在各地出现；但相对于普遍的安宁，这不过是无足轻重的例外。为建立并维持这种绥靖影响，英国所打的仗，比起十九世纪欧洲列国之间的战争，或比起更早几百年间东方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其规模都要小得多；因此「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对世界和平实为一大贡献。

国际战争的可能起因近来发生变化，并不只在东方。可以合理地推想：全世界范围内，为王朝动机而起的战争将不会再有；今后以宗教为战争动机者，纵然还有，也只是附带的、次要的，而非主要的。同样可以相信：为扶持专制君主与专制政府而起的战争，从此将不复可见——因为走向立宪政治与自由制度的潮流，已是这般遍及全球。这一潮流在西方各国，或已历五十年，或已历三百五十年，久暂不一；而在东方，则是相对晚近的事。

今后战争的起因

那么，将来国际战争的可能起因何在？

将来的战争起因，多半是各国之间的猜忌、憎恶与疑惧。这些情绪在无知中滋长，靠无良报人散布的谣言、猜疑与臆测喂养，直到某一不祥事件骤然将它催发为炽烈的仇恨，或催发为一场极易转成恐慌的普遍惊扰。东方各民族——远东与近东皆然——因其中有些国家的疆界与政制迄今尚未底定，自有其独有的一些战争起因；至于西方各民族，今后最可能的战争起因，除民族间的反感之外，将是商业或工业利益的冲突、对新市场与资本有利投放的新机会的争夺，或许还有劳工的大规模迁徙。凡是以公法保障生命、自由与财产的近代国家，无不想扩张本国人民的通商贸易，无不想在外国为本国产品谋取市场以发展本国工业，无不想在地球上相对空旷或未曾开发的地方，为本国积累的资本寻得有利可图的用武之地，并为将来可能出现的过剩人口留出地步。东方与西方的民族同样渴望有一个庞大而强固的政治单位：强固到外不可攻，凝聚到内不可裂。东方与西方也同样表现出近代那种无从抑止的对异族统治的反感——尤其当那种统治像满人或土耳其人的统治一样，造成贫困与荒残，剥夺自由，阻遏进步的时候。

西方有几个惯于储蓄、惯于积累的国家，急于向那些遥远而相对贫穷、亟需款项以支付交通、水利、公共卫生与公共治安等昂贵公共工程的国家放款。西方各国的银行家在放款之时，都指望本国政府为之撑腰、为之护持。借款的政府——无论是中央、行省抑或市政——则以其若干财源作为借款的担保；若约定的利息或红利不能偿付，债主便实行没收抵押。于是便生出严重的国际纠纷。在这放款的生意上，西方列强彼此竞逐，并在相互嫉妒的刺激之下，对东方各民族采取种种侵夺的举动——而东方各民族一向在他们手里束手无策，直到日本采用西方的军事组织与作战方法并加以改良，且一度成功地借到了支付近代战争巨额开销所需的款项为止。

艾略特博士的结论是：此后远东战争的主要起因，一为东方各国之间因利害与野心冲突而生的摩擦，以及彼此间可能发生的侵夺；二为外国在当地作商业与财政竞争所滋生的敌对。此后大战中的种种事变，对他的结论已提供了不少印证。

世界政治新秩序的主要倡导者，是威尔逊总统、格雷子爵、布赖斯勋爵、威廉·塔夫脱，以及欧洲的少数几位政治家。这些人发言，都本于在政治权术与行政上的丰富阅历。论当今在近代外交与国际政策上的权威，无人能出格雷勋爵之右。他在那本讨论以拟议中的国际联盟取代从前处理国际事务办法的著名小册子里写道（着重号为我所加）：

创建国际联盟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凡愿意创建它的各国政府与人民，都须明白无误地懂得，联盟将对各国的国家行动加以某些限制，并可能带来某些不便的义务。

较小较弱的国家将拥有权利，而联盟必须尊重并维护这些权利。较强的国家必须放弃以武力使自身利益凌驾于弱国之上的权利；一切国家在任何争端中，都必须放弃在会商、调解、必要时仲裁等其他解决办法尚未试过之前即诉诸武力的权利。

这便是那限制。至于义务，则是：任何国家若不遵守这一加于其国家行动之上的限制，若破坏作为联盟根基的那项协定，摈弃一切和平解决的办法而对另一国家诉诸武力，则各国必须一致以其合力对付它。

这样一个联盟所能施用的经济压力，其本身便极为有力；组成联盟的若干小国，其行动或许不能超出经济压力的范围；但凡有力量的国家，都必须准备动用其所有的力量——经济的、陆军的或海军的。必须明白懂得并且承认：一国或数国背离或破坏协定，并不能解除其余各国或任何一国强制执行该协定的义务。

凡低于此者，皆无价值。

本书无意把国际联盟的讨论纳入自己的范围，只想说明一点：联盟所要根除的那些情形，在远东问题里同在欧洲局势里一样，牵连甚深。民主各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必须想出一种大大胜过旧派外交的办法，以防止或遏止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国家不断扰乱世界的和平。然而，倘若对这办法所要担负的工作并无充分的认识，那么设计并组织这样一个方案也就无甚用处。解决东方问题，正是联盟或其替代物摆在面前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欧洲有几位知名政治家、美国也有少数几位，对国际联盟的构想并不赞成，这已是公开的秘密。阿瑟·贝尔福先生、兰斯敦勋爵、乔治·克列孟梭、桑尼诺男爵，都属于这一流人物：他们已经表明，对这样一个联盟能否取代从前列强之间的同盟体系而发挥作用，他们信心甚微。在东方，对联盟之说持异议者也大有人在，日本尤多。此处不妨看一看大隈重信侯爵的意见。这位被称为「日本之贤」的人物，在大战爆发时及此后两年间任日本首相，日本参战之初的战争政策由他负责；自山县有朋侯爵去世后，他便是元老中的首席。大隈侯爵于一九一六年去职，但他说话的分量，不逊于任何一个在世的日本人。他时常就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的种种问题告诫国人；最近他对外交发表了一番神谕似的评论。《日本纪事报》一九一八年五月九日的社论论及他的见解，有云：

大隈侯爵有一种非凡的本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是日本和平协会的会长，曾口若悬河地阐述仲裁的好处，以及除日本之外各国限制军备的必要。另一方面，他又能给《国民新闻》这样的军国主义机关报撰文，而文中所论，恰恰是他披着和平使徒外衣时所主张的一切的反面。他忽而主战，忽而主和。面对美国政论家的代表团，他会大谈日美之间的联系纽带，并痛斥那种播弄嫌隙的新闻业；而在自己杂志的版面上，他谈论美国及美国政策的口吻，却是挑衅到了极处。

不过，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扮起主战派来，总比扮和平派更显自然——对《二十一条》的始作俑者而言，这本在意料之中。有了那一段公案作背景，他在《国民新闻》所刊文章（昨日本报已译出）中的若干议论，便格外耐人寻味。他说：「国际关系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全然不同。支配一国外交的不是道德与诚信，而是纯粹而单纯的自私自利。用一切可用的权谋抢在对手前头，向来被视为外交的诀窍。」最后，他提出这样一条命题：一国必须兼有财富与武力，方能使自己的权威为人所感受。

不难看出，伯恩哈迪与大隈的立论何其相似。前者说：「强权即是至高的权利；何者为是的争执，由战争的裁决来了断。」他又说：「有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为了本身合乎道德的政治目的，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采用那些在个人生活中必须视为可鄙的手段？」他还说：「两国之间的关系往往须称之为潜在的战争，暂且以和平竞争的形式进行着。这种局面同战争本身一样，使采取敌对手段、使用狡诈与欺骗成为正当，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双方都打定了主意要使用它们。」

因此不能说，这位老政治家在《国民新闻》上所阐述的那套政策，已由其成效证明为正当；而我们很高兴看到《朝日新闻》这样的日本报纸，从道德立场上谴责他对国家利己主义的鼓吹。由此看来，大隈侯爵对不尚武的协约国的贬低和对尚武的条顿人的赞赏，是可以打折扣的。事情尚未到头。

日本知识界对这场战争的种种反应，其趋向将在本书后面几章中更充分地展现；不过，要看日本的一些思想家如何设法使本国的观点适应战争的教训，不妨取新渡户稻造博士的意见为例。他曾几次提醒国人：过于直露的攫取之心与自利之心，可能反噬日本自身。读者或许记得，新渡户博士以「武士道」的创说者、或者说倡导者与阐释者而闻名。他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早年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求学。此处再引《日本纪事报》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日的评论：

新渡户博士近来对国人所作的这一番训诫，在日本颇为罕见——在那里，举国自满之态随处可见。日本论及这场战争的文字中，最常见的莫过于历数日本所作的巨大牺牲，并暗示她因此有权指望何等的酬报。新渡户博士却把日本之所得同其他协约国之所失相比较，并预言：到议和之时，若发现日本在战利品中所分甚微，感情上必有一场恶劣的反弹。作这样的批评，新渡户博士走得远比一个外国批评者所宜走的为远。前些时候，本报曾提出：以高价供应物资，只怕算不得自我牺牲；一位日本政论家便回答说，此等言论比咒诅还要蛮横。倘若本报当时只说到新渡户博士的一半，那位批评家只怕早已中风了。本国人的批评比外国人的批评更容易被隐忍，这自然是十分自然的事。

新渡户博士即便算作专说逆耳实话的人，其严厉也几乎过了分。我们在本栏中屡次指出：这场战争之于日本，与之于法国、英国，甚至与之于美国，都不是一回事。新渡户博士所预见的祸害，正源于对日本及其一切作为的那种奉承——贝尔福先生在这上头尤其卖力——那奉承在日本人中间造成了一种关于本国在战争中所起作用的虚假印象，并把他们引向他所预言的那种失望。

新渡户博士想当然地以为：和会上将实现某种近乎协约各国自开战以来所谈论的那种解决；一切都将本着对公共福祉的通盘考虑而定；倘若能从侵略者手中取得任何赔偿——无论是领土的还是金钱的——也将按各国所受的苦难、所作的牺牲与所需的多寡在协约国之间分配。与这一想法糅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念头：日本与列强之间旧日的关系将会恢复——而这意思是说，列强会「劝告」日本不要在其孱弱邻邦身上牟取过大的利益。

这种关系究竟能恢复到什么地步，尚待分晓。到那时，日本在商业上与财政上的地位，将远比从前更能与列强相提并论；然而在军备一事上，她却将望尘莫及——而军备恰恰是使劝告分外有力的东西。新渡户博士对国际政治所持的见解，比大隈侯爵要高出许多。这位前首相是把日本拖入战争的推手，他设想：只要日本在远东的实力一经显示，她这一方的效忠价值一经确立，欧洲列强便会认为：无论日本在中国做什么，都以不加抗议为上策。然而他头一回试手便已过火，随即发现：列强虽正忙于更迫在眉睫的事务，却并不甘心袖手旁观，看着日本把中国变成一个朝贡之国。新渡户博士没有忘记：使《二十一条》未能全盘实行的，不是别的，正是各国的外交抗议；而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他对这一局面所带来的耻辱的感受，要远远深于他对加强政治支配于邻国之上的任何欣喜。

新渡户博士还不惮其烦地驳斥了日本人的一种看法，即一场「使世界对民主而言变得安全」的战争并非可取之事。要说当真有哪个日本人认真相信这场战争的目标于日本的政体有害，恐怕未必；不过有些人也许拿它当作借口，好遂其贬损协约国的那份乖戾的热情。凡是口口声声关切日本独特体制的人，心里的共同念头无非是：全体日本人对皇室的忠诚，与如今恰好身居要津者种种特权的保全，是捆在一处的。他们眼界的褊狭，正是那种爱国心的自然配衬——在这场以国际斗争而论罕见地带有道德意义的战争里，那种爱国心眼中只有战利品。

在远东，关于战后国际政治基础的问题，讨论到某一步，总不免落到英日同盟上头。除了战时日本与帝俄之间所订的密约之外，这一同盟是以远东为其特殊范围的列强间唯一的攻守同盟。本书后面提到，在战争的某一阶段，日本人曾有意把与英国的同盟一脚踢开；不过那种情绪，坦白说来，是建立在打得精细的自利算盘之上的。因此，把日本人对这一同盟的观念同国际联盟的构想并置起来看一看，是很有意思的。日本国内关于这一同盟的讨论，尤其是主张废约的建议与提案，自然受到侨居当地的英国人的密切注意；日本境内最重要的英文报纸《日本纪事报》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一期的社论中评论说：

泽柳博士是著名的教育家，一度出任文部次官。他在《太阳》杂志上撰文论同盟，恰恰点中了这场战争的根本起因之一——这场战争摧折了欧洲青年中的精华，且危及文明本身的结构。本星期日一期所载该文译文，读者当已看到：泽柳博士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废除英日同盟的时机是否已到。此前提出这一主张的日本人，大都认为一九一一年英日同盟的修订——该次修订解除了英国被条款所迫而参加对美战争的一切危险——已经毁掉了这项协定的价值；如今俄国既已不是可惧的敌手，这协定便只起一个作用：牵制日本在远东的外交活动，而并不带来相称的好处。

泽柳博士所持的态度则不同。他指出：俄国如今紊乱到这般地步，已无从在东方推行侵略政策，同盟存在的理由因而不复存在。但他主张终止此约的主要理由，却是这一同盟同国际联盟显然不能相容——而人们都设想和会总会以某种形式把国际联盟建立起来。泽柳博士的见解是大有根据的。威尔逊总统极力主张：国际联盟不但应当向一切国家开放、为一切国家所共有，而且像目前协约各国那样一种局部性的国家联合，还可能被用于自私的目的，并将摧毁国际联盟赖以建立的根本宗旨。诚然，总统所提圆满和平的五项条件之一便是：「任何国家的特殊利益，都不得据以作成与一切国家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任何解决。」这显然把两国或数国之间为特殊目的而缔结的同盟排除在外；因为这样的政策势必在联盟之内造成集团，重新挑起一切旧有的仇怨，并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的危险。

英日同盟必须与其他盟约一同废止，因为它有违公共利益。有人断言，一九零二年的英日协定于一九零五年改为攻守同盟，曾维持了和平；但同样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一同盟差一点就把欧洲提前拖进了那场十年之后才真正开始的互相毁灭的战争。因为促成这一同盟的，与其说是维持远东和平的愿望，不如说是对俄国的敌意——当时俄国正在中亚与远东推行侵略政策；而一九零五年使该协定具有更明确的性质，其用意显然在于阻止法国援助她的盟邦俄国。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舰队驶向远东途中，法国港口曾予俄国舰队以助力，日法两国的关系因此一度紧张到几乎破裂。倘若两国兵戎相见，全欧洲便将燃成一片火海。英国会站在日本一边对抗法俄；而且，尽管危机期间德皇曾有书信致沙皇，一旦决裂，德国未必不会认为：与英国联手，比与其东西两面的世仇联手更合乎自身利益。

以最近五年的经验为鉴，回顾过去四十年的历史，有一点已昭然若揭：正是那一个个同盟集团，使欧洲在这段时间里始终处在动荡不宁之中；它们连同布赖特所谓势力均衡的那个「血腥偶像」，一并怂恿各国投入那场疯狂的军备竞赛，而竞赛到头来自然而然地以一场爆炸告终。

说来也怪，英日之间订约一事，最初竟是由德国驻伦敦代办埃卡尔特施泰因男爵提议的；他建议日本、英国、德国三国就远东事务结成三国同盟。其时任日本驻伦敦公使的林董伯爵热心接纳此议，取得本国政府的赞同后，便去与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勋爵接洽。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爵士当时正在伦敦，极力赞成英日同盟；他受林董的怂恿，向英国外交部施加压力，表示唯恐日本会与俄国结盟。兰斯敦勋爵起初并不十分赞同，最后终于首肯。德国参与之议就此搁置，英日之间的同盟遂得议成。此事在一九零二年二月。其时伊藤亲王正在途中，欲就日俄之间的分歧与俄国商议了结，却被霞关一手抛开；两年之后的结果，便是日俄战争。

英国自由党向来的政策是与万国交好而不与一国结盟；这一政策的下一次背离，是一九零四年与法国缔结协约。此举大约起了这样的作用：使法国没有联俄抗日，因而不致把战火引到欧洲；不过次年把英日同盟改造成一件确凿的攻守利器，显然仍被认为是必要的。然而大祸只是推迟，并未避免。

两大同盟集团的存在——它们都自称是为保障和平而设的——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这一点今日已昭然。另谋良法，是和会的责任。旧体系已经彻底而惨痛地失败了。各国若能订立一项保障和平的共同协定，未来或许尚有安全可言。但这样的安排必须严格排除一切公开的或秘密的同盟协定——凡其效果足以把各国分成两个或更多敌对集团者。

研究远东政治与情势的人，以及侨居当地的外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感到：那一片天地若不设法从日本帝国野心的压迫之下解脱出来，则另一场战争势所难免——而那场战争无疑将把包括美国在内的若干西方国家卷进去。他们把这一争端看得分明：无论就其道德的一面还是政治的一面而言，它既是东方的问题，也同样是西方的问题。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例外，都觉得旧体系无论怎样修订、怎样调整，都不可能保障东方的和平——正如它从前不曾、今后也不能保障欧洲的和平一样。倘若在欧洲勉强缝补出一个和平，却听任远东那一切孕育战争的因素自行其是，那是徒劳无益的。那里的结局，将与欧洲的结局一般无二。

对美国而言，凡是从欧洲这场战争中引出的道理，也都适用于远东因目前那里已经摆开的争端而可能爆发的战争。美国从前对待欧洲及其同盟、协约与战争的政策，同一种对待东方的类似政策，两者之间的类比是丝丝入扣的。大战既已证明：把美国置于此等争端范围之外乃是谬见，以一种超然的、对所有牵涉其中的国家抱持「好感」与善意的态度来处置我们同这些问题的接触，以及「让欧洲自己去了结自己的争吵」，都是徒劳；那么美国人也应当认清：东方问题不会自行了结，而帮助把它妥善了结，乃是美国分内之事——纵无别的动机，单为自身的安全，也该如此。

东方问题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日本与中国。唯有认清这两个国家的真实性格，以及它们彼此关系的症结所在，才谈得上理解远东的现代争端。

二日本的真面目

现代日本之缔造—神话与传说—与现代德国的对照—天皇神性的崇拜—一种新宗教的发明—日本的历史背景—武士道乃是晚近的杜撰—日本民族的神圣起源—军事专制政体—普鲁士主义的翻版—日本何以能迷惑西方—日语是一道屏障—日本人对西方看法的演变—如今厌弃外人的提携—将「危险思想」屏除于日本之外—美国宪法亦在此列—一桩触目的事件—基督教在日本的两难—设法使之与天皇神性相调和—日本的立宪形式—皇位不对国民负责—一切权利皆归于皇位—日本与民主—不容自由思想—一个神权国家—政府与实业—日本的效率—日本的行政状况—日本属地之治理—台湾与朝鲜—一份朝鲜人的呼吁—外国人在日本的地位—所谓的自由派—预言官僚阀之倾覆—日本的对外宣传—若干实例—战后的日本—对国际联盟的态度—军备问题—改革所需的时间。

日本帝国之有今日的国家形态，多数史家与评论家都从一八六七年算起，那一年发生了所谓的「维新」。有一件事颇堪玩味，而且如后文所示，也极富深意：德国之所谓中兴，通常是从一八六六年算起的，那一年德意志以决定性的方式证明了自己在军事上凌驾奥地利，而这一胜利正是一八七〇年那场战争和现代德意志帝国创建的前驱。

要估量现代日本的品性，回顾该国以往的历史，只须着眼于那些至今仍在左右这个民族的国家制度与民族性格的由来与演变。古代的日本，之于今日的世界政治，并不比古代的德意志、古代的罗马或希腊更相干。罗马史与希腊史中充斥着如今公认纯属神话的材料，人们在考察今日意大利与希腊的政治动向时，是不会把那些东西当真的。然而古代日本的大量神话，却在西方人浑然不觉之间，被编织进了西方对现代日本的通行想象之中；它的种种传说遮蔽了真实的日本，使西方人无从确切地了解它。在美国，我们衡量欧洲大抵还算准确，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历史渊源与种族渊源，比较之时可以沿用自己的尺度；可是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有欧洲人，衡量日本所用的，却是日本为自己树立起来的、几近神话的尺度。

其实现代日本并没有多少难以索解之处，更没有一丝一毫的神秘。日本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数百年来的历史本是一份公开的记录，只是这份记录并不摊在明处。它在西方不为人所深知，一个缘故是日语艰难，外人要读通日本的典籍与当下的思潮，横亘着极大的障碍；另一个缘故，则是日本机巧地着手为西方人写了一部她自己的历史，好让西方人去信；而西方竟以惊人的自满，全盘接受了日本对她自己的估价。事实上，西方等于开给了日本一张轻信的空白支票，任凭日本人自己去填写数目。这是日本宣传的功劳。

现代日本与现代德国几乎同时诞生，她在使自己适应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几乎一丝不差地因袭了德国的政治体制、德国的治术信条、德国的军事组织、德国关于「世界政治」这场大博弈的观念，以及德国玩这场博弈的手法。有见识的日本人对此并不否认，不过近几年来，日本政府已不愿这项事实在某些国家里传开了。日本的军事领袖多半在德国受过教育，日本陆军是照德国的样式与纪律观念编成的；日本的现代医家，以及教育界、科学界的许多领袖人物，也多半在德国受过教育。

然而使日本人成为德国的崇拜者与效法者的，并不是这些渊源与交谊。是德国在军事上的成功与国势的骤然崛起，使日本人相信德国的体制与德国的效率是民族扩张的上乘手段。当然，德日两国的制度本有相似之处，更助长了这种吸引力。譬如皇帝神授之权这一教条，在欧洲经德皇戏剧性地重振起来，而在日本则有天皇神性的崇拜与之相应。两者的滋生与壮大恰在同时。有些评论家认为，日本政治家之所以想到皇室神性这个念头，用来巩固那个完成维新并挟维新之势攫得政权的政治寡头集团的统治，乃是研究了同一观念在德国的发展所得。不过这一点难以证实，因为这个念头在两国几乎是同时萌生、同时长成的。关于现代日本的这一侧面，公认的日本问题权威张伯伦有一段极好而且可靠的叙述。他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日本语与语言学教授多年，著有多种脍炙人口的日本研究。在他一部鲜为人知、一九一二年刊行的小册子《一种新宗教的发明》中，张伯伦教授写道（着重号为我所加）：

日本信史的第一线微光，始于基督纪元第五世纪；即便是关于第六世纪诸事的记载，也须存疑而后受。日本的学者对此与我辈知之无异；这是考据确凿无疑的结论之一。可是日本的官僚阀并不愿意让光亮照进这一桩碍事的情形里去。它对所谓民族神话尚肯网开一面，却要人对民族的历史传说一字一句都信奉不疑。本国的教授若有一步踏出正统的门径，祸事便临头：他的妻儿将要挨饿。上自已故伊藤博文公爵那部大失事实的《日本宪法义解》，下至学堂的课本，那些荒谬的年代到处被人一口咬定。而事实上，神话与所谓上古史本是同载于一书，同样满纸是神迹式的不可能；纪年显然出于伪造；载在古昔天皇口中的那些训辞，乃是从中国典籍里辑缀而成；他们的名号有些也取自中国的来源；至于最早的日本史事记述、最早可考的社会习俗，乃至那中央集权的皇朝政体本身，无一不被中国的色泽浸透，浸透之深，以至于今日已无从断定古代本土思想究竟还有百分之几零星残存于其间。

面对这一切，那些本来众所周知、得自中国先哲教诲的道德理想，如今却被一味归之于「皇祖皇宗」。忠与孝尤其如此——在远东世界，其余一切德行都以这两者为根基。官方更教人相信：自太古以来，日本一方有仁德的君上，一方有感恩戴德的忠顺之民，两下里始终一团和气。据称日本从不曾被别国那种悖逆犯上的行径所玷污；同时日本民族既多少分得了其统治者的神异德性，遂以一种下等邦国所不知的高尚侠义之风见称于世，是之谓武士道。

以上便是官僚阶级正竭尽全力所构筑的那一套观念，其手段之一，就是惩办那些胆敢坚持历史真相的人。

平心而论，自有信史以来，直至今日尚存的人所能记得的年代为止，恐怕再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人这样轻慢地对待过自己的君主。天皇被废过；天皇被弑过；几百年间，每逢皇位更迭，便是权谋密计与血腥内讧的信号。天皇被流放过；有的死于流所之中。有一位被贬到荒远岛上的天皇，竟藏在一担干鱼底下逃了出来。到十四世纪，事情闹到两个敌对的皇统互不相下达五十八年之久——即所谓南北两朝；最后得胜的是北朝，而后世史家却斥之为篡逆、为非正统，偏偏是它把皇室神器传给了后嗣。此后，其实在此之前的漫长世纪里也一样，政权都操在「宫相」之手，他们扶一个幼主又换一个幼主，大抵一等那孩子快要成人，便逼他退位。有那么一个时期，这些宫相把「日神的后裔」窘迫到这般地步：陛下和诸亲王不得不靠卖字来糊口。……就是当今这一朝——日本史上最煊赫的一朝——也还起过两次叛乱，其中一次，国中一方拥立了一位敌对的天皇，另一方则宣布成立共和。

至于武士道，则是何等晚近的东西：坎普弗、西博尔德、萨道义、赖因——这几位都是把日本烂熟于心的人——在他们卷帙浩繁的著述里，竟一次也不曾提起过它。他们缄口的缘由不难寻得：十年之前，根本无人知有武士道。一九〇〇年以前，无论本国的还是外国的字典，都查不到这个词。武士道作为一种制度或一套规条，从来不曾存在过。关于它的种种说法，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且主要是造给外国人看的。

于是，在短短一生的光景之内，日本这一忠君爱国的新宗教便昭然问世了。

这新宗教在现今这一草创阶段，内容是：崇拜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本人及其神明的列祖列宗；对他作为陆军统帅绝对服从（顺便说一句，这个身分与日本从前一切观念都相抵触）；此外还有一项与之相配的信念，即日本之高出于寻常各国，正如天皇之神异地高出于寻常帝王。早期的史书上不是记着么：日本是最先造成的，其余各国不过是造物主做完了正经活计之后，从矛尖上滴落的几点水珠凝成的！

正因如此，这些新造的日本神话——关于纪年、关于历代天皇、关于英雄、关于骇人听闻的民族美德——如今已经开始渗入通行的英文教科书、当下的读物，甚至严肃的工具书里去了。日本的统治阶级要它如此；在这类事情上，日本的统治阶级在国外一如在国内，能够把自己的意志推行得通。这话听来也许像是悖论。你且把这问题细细研究一番，便知它不过是实情罢了。

官方此类言论何止百千，这里只引一条：农商务大臣大浦男爵去年（一九一一年）二月写道：

「我皇室之尊严，高出寰宇一切之上，与天地同其悠久，此事尽人皆知，无待在此赘述。……若谓我国需要一种宗教信仰，则我曰：当使国民皈依于爱国尽忠之教，皈依于皇道之教——换言之，即天皇崇拜。」

这新宗教在目前阶段尚缺一件要紧的东西——一部圣典。种种迹象表明，这一空缺将由把若干较重要的诏敕抬举到圣典的地位来填补，而且势必附有钦定的注解，因为诏敕的文体过于艰深，非民众所能通晓。……事实上，一部讲日本男儿全部本分的书，以御制诗歌选作经文，早已面世了。

人们或许会想，日本这些新教徒要说服外国相信他们那套教义，总该遇到些难处吧。事实却不然。欧美之人对奇谈异说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口味，并且从自贬自抑中尝到了滋味。

关于现代日本的这一面，日本人自己的看法，我打算引上原悦二郎博士一九一〇年刊行的《日本的政治发展》。可以看出，上原教授仍旧抱定那个虚构不放，以为上古日本的史事是可考的，因为他谈起了据说发生在二十五个世纪以前的事情。正如张伯伦教授所说，没有哪个日本人敢于驳斥或怀疑任何一桩民族历史神话。上原教授说：

天皇的神授之权，在个人主义理想论者看来纵然荒诞不经，却依然在日本人心中占据着压倒一切的地位；它在政治上的价值之于日本国民，似乎正如神迹、神话与寓言故事的宗教价值之于某些宗教一样要紧。所以，要了解日本的实际政治，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天皇主义对日本国体的种种作用。

天皇的神授之权，是日本政体赖以初建、至今仍赖以维系的根本原理。日本史上最早的国家组织，其性质是政教合一的。共同奉祀日神，而以天皇为大祭司，乃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事实上，「祭事」一词意为祭祀，在纯粹的日本语里，从词源上说与「政事」一词全同。阿斯顿博士论及日本古来的国教神道时说：「在神道里，俗与圣的分界，远不如在更发达的宗教里那样分明。天皇既是君主，又是大祭司。」可见日本人最初的、根本的政治观念，似乎印证了伯吉斯教授所宣称的那条普遍原理：「不存偏见的政治史家不会否认这样一个命题——国家最早的形态是神权的；但他还要教人明白，国家是靠宗教的力量才熬过了它发育中较早、也最艰难的那一段。……从正确的政治哲学的立场看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与国家发育相关的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心理原则，便是虔敬，亦即敬与顺。除非民众的性情被这条原则陶铸过，否则法治无从达成。」

然而许多西方国家早已抛弃了神权的国家形式。所余的不过是零星的影子；早在柏拉图的时代以前，各式各样的国家形态似乎就已存在了。最可异的是，日本却坚定而虔诚地抱住她古老的传统政体，在她存在的二十五个世纪里，历经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种种沧桑变故，竟不曾有过一次背离。她政府的形式与机构时时有过许多变迁，而其根本政体——这在政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实——却从不曾被更改、动摇或改造过。因此，无论它的起源何等原始、何等稚气，它对日本人民的感召力都极其强烈，深深铭刻在他们的心上与念中，激起他们最深的钦慕、敬畏与爱戴。

天皇凭着承自神明列祖的权柄，统御并专断地治理这个国家——这是日本人民不自觉的信念，或者说是本能的感情。的确，这可以说就是他们的宗教——宗教即马修·阿诺德所谓的「内心的声音」。

维新以来统治日本的，是一个军事专制政体，普鲁士主义的翻版；它行使权力，很大程度上是躲在天皇一身的背后，把皇位当作一个象征来使用。这一时期的日本，实际上是由一个人数极少的寡头集团统治的。其核心是元老，一小撮老成谋国之人，不过五六位而已。议会里的政党与派系，无非是这个元老或那个元老的门下。另有一些政治思想与势力的支流，聚集在古老藩阀的遗绪之中、聚集在军人阶级之中，如今还聚集在新兴的财阀之中；然而这一切都受制于那个寡头集团，它密匝匝地簇拥在皇位周围，不让任何不合意的影响接近御前。皇位与它的神性，本是维新之后为着让贵族专制易于施治、并使国民情感有所归趋而造设的，久而久之，却因国民承认其神圣地位而真的获得了实权。于是近年以来，皇位有时竟有凌驾于寡头集团之上的势头；可以设想，倘若哪一天当真有一位干练之主登极，他或许会从寡头集团手里把权柄取过去，自己执掌。就在眼下，皇位在某种程度上也已有点像是寡头集团造出来的弗兰肯斯坦，天皇并不总能如那个核心统治圈所愿地被绝对操纵。这套体制通常运转得很顺畅——尤其是在一个大体上愚昧闭塞的国民之间——只消皇位甘心安于做一个高度精明的统治阶级手中的傀儡；而且它像德国当年一样，比起那些民主治理、因而组织较为松散的国家来，自有其便利之处。皇帝神授之权这一学说，在德国与在日本的生成有一点不同：在日本，它不是某位天皇的僭妄，而是臣下的发明，是用来统治一个迷信之民的器具；在德国，则是一位机巧、然而情欲炽烈而极端自负的皇帝把它重新扶起来的，军事专制集团欣然接受，因为它合乎他们的目的。有一桩事颇可玩味：西方人对德皇的神圣自诩只觉得鄙夷可笑，对天皇同样的自诩，却即便不当真，至少也不加讥嘲、不生反感。个中缘由在于：西方对日本的通俗想象带着浪漫色彩，把它看作一个供人玩赏的国度，不必认真看待，也不必用批判的尺度去衡量。

张伯伦教授在本章所引的那部著作里说，日本之所以能把西方了解得很透彻，而自身对西方却始终是个谜，一个主要缘故在于语言的不同。西方语言不过是由二十六个字母拼成，日语却是一种表意文字，外国人能精通的极少。日语无疑是这个国家所出产的最好的屏障之一，而且对这个国家的世界政治大有裨益。

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日本对西方的认识也经历了一番演变。日本开始了解西方，远早于西方开始了解日本，因为日本人对了解西方抱着热切、几乎可说是拼命的热切；而西方对日本只有一点儿兴趣，就像人对任何一件古玩的兴趣。直到晚近，日本才作为一个与西方安全直接相关的严重而重大的问题呈现在西方面前；而日本这一边，自从西方真正撞上日本的那一刻起——通常以佩里舰队的来航为起点——她就明白：西方代表着、并且怀藏着一种知识，日本若要跻身于列国之首，非取得这种知识不可。

但年岁推移，日本人渐渐自以为于西方的学问与科学已臻娴熟，尤其是在他们用西方的兵法演示了自己甚至凌驾于西方列强之上——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如此——之后，他们对西方的制度便换了一副态度。他们向别人保证自家邦国出于神造、禀赋超绝，保证得久了，日本人自己也开始相信起他们的宣传不知怎地已使西方人相信的那一切来。这在他们心里养出了一股自负与骄矜，除了鄙俗的阶层之外，这股气一般不会透过国民天然的圆通与恭谨的举止显露出来，可它却在日本人的思想与性情里奔涌得很盛。日本人生出了自信，随后又生出了自足。于是他们对外国人身上任何提携与俯就的神气都心生反感，无论那只是寻常游客的乡曲之见，还是较为隐微的一种恩主姿态。

这较为隐微的一类外人提携，可以把传教与兴学这类出于善意的事业算进去。就在不久以前，日本人对外国的宗教使团还抱着容忍的态度，虽然不免有几分轻蔑；对人家所赠与的学校、医院一类的善举，他们受领时的神气也大抵如此。如今可不同了。一个民族、一个国民，既以神圣的出身与渊源自命为天下第一，又自认在物质与军事力量上除少数几国之外与谁都不相上下甚至更胜一筹，便本能地要拒斥这种提携；因为这种提携表面上就预设了：第一，日本自己出不起钱办这些事业；第二，她蒙昧未开，需要外来的启迪；第三，没有外援她便办不到；第四，这意味着西方的优越。日本曾拜西方为师，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的学问。可是日本人现今觉得——不论这想法对不对——自己已经出师了。日本境内为外国人而设的外国教堂与宗教使团、为外国人而设的外国医院、为外国人而设的外国学校，目下还不至于开罪日本人；然而为日本人而设的外国宗教使团、为日本人而设的外国学校与医院，却刺痛了日本人那迅速膨胀的骄矜与自负。我听说过近来的一桩事：一位在日本行医的美国医师，为了在日本兴建并置办一所医学校和一所医院，跑遍美国各地募捐。他募得了一大笔钱，回到日本，却发觉日本人对他这项计划有一种几乎察觉不出的冷淡。一探问，才晓得日本人并不觉得自己需要这一类外来的施舍。到目前为止，圆通的世故和世界政治上的某些不得已，还把日本人的这种心气压着；可是在许多事例上，它已开始明明白白地显露出来了。

这种新气象有一次极堪玩味的表露，而且与这次大战的种种问题合看，还带着明确的政治意味，那便是一九一八年发生的所谓赫伯恩事件。兹引《日本广知报》之文：

美国式民主可容其在日本一试身手乎？

文部大臣反对于帝国大学设立新讲座，答曰：「不可！」

东京帝国大学的两百余名教授、讲师，以及四千名学生——他们素来主张治学不受保守官僚干预的自由——如今都把注意的目光聚集到一桩事上：纽约著名银行家、百万富翁阿朗佐·巴顿·赫伯恩先生捐资六万元，拟于法学部设立美国及美国事情讲座，而官方对此讲座的核准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波折。

情形颇为纠葛，但事实本身是这样的：文部大臣冈田良平先生对在日本首屈一指的学府设立这一新讲座表示反对，理由是美国的民主教义将有害于日本的国体政治。按照该大学的官定章程，讲座的核准须以敕令的形式颁下，而他对此迟迟不肯下手。

赫伯恩先生的捐款，是去年下半年见诸报道的。这位纽约银行家最初就此事咨询过涩泽男爵，男爵很赞赏他要在大学里开设美国事情课程以增进日美亲善的主意，便向校方探询此议。看来大学方面几乎没有异议，于是交涉进行得很顺利。

当时以日本财政委员团团长身分在美的目贺田男爵，曾与赫伯恩先生多次商谈，去年年底，这位美国金融家与东京帝国大学之间圆满议定了此项计划。

于是这门美国课程于年初开讲，共设三讲：新渡户稻造博士讲「美国独立」，美浓部教授讲「美国宪法」，吉野教授讲「美国外交」。开讲之日举行了盛大典礼，校长山川男爵致贺辞，继以法学部长土方教授的讲话。

这门课程对学生既属新鲜，主讲者又都是最上乘、最受欢迎的演说家，遂很快成了众目所注之所在。每逢星期六下午开讲，大讲堂里挤满了数百名青年学子，不独法学部的学生，还有数百名研习文学、医学、理学、工学乃至农学的学生。

与此同时，教授会拟定了一项计划，要物色一位人选，将来出任这一讲座的教授。此人须是专治此课的、年富力强而又聪颖的本科毕业生。据说人选一经确定，这位新教授便要立刻被派往美国。校方还许诺，新教授即便正式就职之后，每年仍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度过。原来的计划规模还要更大。有人提议，新教授还应兼任大学推广讲师，周游全国，到各城各镇向公众演讲美国与美国事情。

再说眼下这桩风波，不妨重温一下《帝国大学令》，此令初颁于一八八六年，一八九〇年与一八九三年两度修订。

该令第一条曰：「帝国大学以教授国家须要之学术、并攻究其蕴奥为目的。」

第十八条曰：「讲座之种类及数目，以敕令定之；敕令因特别之必要而颁行。」

这两条所揭的原则，据称便是可以说明此次争议性质的根本观念。据某大学教授说，文部大臣的解释是：这门新设的美国课程不但不合乎「国家须要之学术」这一要件，反而有害于国家的福祉。既然依第十八条，任何新讲座之设立皆须以敕令定夺，那么文部大臣冈田先生对这个新设的美国讲座实际上便握有全权。

日本官场不欢迎民主的宣传传入日本，甚至一听到「民主」二字便心怀畏惧，正如一百年前日本人一听到「基督教」三字便战栗一样——昨日有一位帝国大学的教授对本报记者如是说。除政府官员之外，还有几位大学教授——虽然他们只是少数——对提及美国民主一事抱着类似的看法。昨天有一位教授称，在该校执日本宪法讲座的上杉慎吉教授，对教授会决议开设这门新的美国课程大为不满，两个月前曾去见首相寺内正毅伯爵，请首相出面干预。

当然也有窃窃之议，说要禁绝这门美国课程，并非文部大臣一人之意；幕后或许另有其人。但问题依然摆在那里，而且是一个深深搅动了日本教育界的问题：日本新起的一代究竟可以领受美国的民主思想呢，还是要把大门当着「危险思想」的面砰然关上？

《日本纪事报》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六日就此事发表社论如下：

前些时候，赫伯恩先生——一位著名传教士的侄儿——捐出一大笔款项，要在东京帝国大学设立美国史讲座。这位慷慨的捐赠者对日本怀有一种感情上的眷恋，而且从捐赠的性质看，显然是想促进两国之间更好的了解；他大约想到：日本脚上还缠着封建制度的破布，若能更多地了解另一个国家的奋斗历程，或许有所裨益——那个国家是从头创建立宪政治的，不曾建在旧基上，因而可以指望它有些有用的经验可以传授。这桩善举的消息初传时，日本报纸上说这新讲座是研究美国宪法的，于是有人戏谑地议论，说这不啻于输入「危险思想」。当时并没有人料到，这位美国捐赠者的心愿在实行上会遇到什么严重的阻碍；可是等到再听说这笔捐款时，美国宪法已经改成了美国史；而且本该指望校方欣然受纳的，却是几个月过去，官方仍旧不肯批准设立这个新讲座。紧接着，文部大臣冈田先生宣布，东京帝国大学将设神道讲座；对此，该校一位教授还补充说，认为在美国的那个讲座到来之前先设此新讲座，方为上策。换言之，美国史属于「危险思想」之类，但既然这毒药躲也躲不开，那就不如先服下解药为妙。当初当作笑话说的评论，末了竟成了这个国家最高当局一本正经的结论。

这是那种几乎无法在想象中掉转过来、设身处地去看别人会怎样看待这一情形的事例。假如日本某位战时暴发的百万富翁想在哈佛捐设一个日本史讲座，甚至神道讲座，结果会怎样？哈佛当局也许会回答说，虽然十分感激，但料想听讲的学生不会多，因此建议这位富翁重新考虑他的提议。或者他们会欣然接受。最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是：美国政府会抢先赶着给这所大学奉送一个共和主义讲座或主教制卫理公会讲座。又或者这样的提议是向牛津提出的，劳合·乔治先生断不会想到，帝国的安全或国民的道德要求先设一个德鲁伊教讲座。人们倒很容易设想萧伯纳先生在剑桥捐设一个「危险思想讲座」——而且设想它被接受，比设想它被拒绝还要容易些。

日本与列国往来所生的后果之一，是官方就那些据说关乎国家与皇室荣誉的事项，滋长出一种蒙昧主义。在幕府治下，对君上并没有多少敬意可言；可是在西方学会了批评与质疑一切的这半个世纪里，日本竟走到了因教授怀疑历史年代而将其罢黜的地步。就近代史而言，批评的探照灯尽可照见其细节；可是一旦回溯到有文献可征的年代以前，便神圣得不容考订了。

那些要按一定的模式来编排日本人的舆论与信仰的人，其目的无非是日本的荣誉与光荣；然而他们的手段，却出于一种奇异的心理——对日本国民的才能与天赋竟如此缺乏信心。

冈田先生当真相信推动日本的力量与支配其余人类的力量有所不同么？他的想象力当真贫乏到这地步，以至于从「思想最自由的国家便是进步最大的国家」这一事实里推不出一点结论来么？信仰同知识一样，是要长进的，不许它长进，它便要死去；然而，若说新设的神道讲座是为了鼓励对日本上古史作自由的探问、考究与归纳，那才真是骇人听闻的消息，因为在官僚阶级心目中，所谓神道研究，最不可能的就是这一桩。

日本人这样在意别国对自己的观感，却不去想一想，一味崇拜自家民族的排他性，对他们的国际关系会有何等影响——这也是一件怪事。

近来还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政府对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教与劝化日渐不满；不过这件事处置起来，尤其是一旦要加以约束或驱逐，便牵出一个极微妙的问题，一个触犯西方情感与道德信念之处甚多的问题，所以日本政府迟迟不愿把它挑明，而且也确实有理由不愿。基督教的教义与宣传同天皇神性和天皇崇拜的观念正相凿枘，这在多数人看来是很明白的；可是奇怪得很，日本竟有人在设法调和二者。我所听闻的例子甚多，兹再引张伯伦教授那本小册子《一种新宗教的发明》中的一段（着重号为我所加）：

日本新教教牧界的翘楚之一海老名牧师，在这套教义上陷得更深；如前文所述，按照这套教义，整个日本民族在某种意义上都被神化了。他说：

「奖励祖先崇拜固然不能算作基督教的本旨所在，但基督教并不反对这样一个说法：日本帝国肇建之时，其早期的统治者曾与主宰宇宙的大灵相通。依此说，基督徒不必违背自己的信条，便可以承认日本民族出于神圣的起源。惟有认清皇祖皇宗曾与上帝密相交通，我们才懂得我们所居的这个国家是何等神圣。」（海老名博士末了还举荐《教育敕语》作为基督教讲道的经文。）

其实日本的基督教运动正面临一个严重的两难：这个两难使它在日本的外国主将们，为了既保住他们对日本教徒的把握、又让这些教徒还能做天皇的正统臣民，在基督教的教训与教义上作出了种种古怪的删略。还有一点也堪玩味：在日本那些肉麻的谀颂者中，为她放声唱赞歌而毫无保留、为她的过失开脱、为她的外交政策辩护，最卖力的莫过于某些知名的基督教传教士。然而那些在朝鲜、台湾和中国居住和工作的传教士，所说的却是另一番话，尽管他们不得不在其中工作的境遇，常常迫使他们把批评咽回去。

关于日本的政治制度——宪法、选举、议会以及政府的各种机构——我在以往的著作中已有详论，这里只略作回顾。有一点或许值得指出：日本的宪法不是从国民中生长出来的，而是被认作天皇赐予国民的恩物，如此一来，连民权与自由的来源、连一切权柄的源头，也都保留在皇位那里了。上原教授在《日本的政治发展》中写道：「旧日本从来不曾有过大宪章，不曾有过权利法案，也不曾有过任何包含正义、平等、自由与人权这些抽象原则的政治宣言。」宪法的权威不是得自国民，而是得自皇位。皇位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不被认为须对内阁、对议会或对国民负其施政之责。议会只对皇位负责，不对国民负责。内阁对皇位负责，不对议会负责。关于宪法，上原教授写道：

主权学说体现在现行日本宪法的大前提之中。其结构在逻辑上的严峻与刚硬，或许还在现行法国宪法之上，尽管这两部文献所体现的根本教义有如两极，截然相反。日本宪法的主旨是天皇的主权，而法国宪法的主旨则是「民之所言，天之所言」。

日本宪法第四条称：「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

伯纳德·福克一九一八年自日本寄给伦敦《每日邮报》的一篇通讯里，批评了外国人过誉日本的风气，《日本纪事报》就此评论道：

可以看出，福克先生对日本人的参战热忱、对她要使世界为民主而安全的决心，其印象并不像某些从英国或美国远观的人那样深刻。石井子爵英语说得流利，大约本可以叫这位《每日邮报》的通讯员相信，日本的事情并不像表面看去那样。福克先生说：「对日本讲民主，或用高调的理想主义辞令同日本讲话，是白费工夫，是愚蠢。一般的日本人并不懂得民主是什么意思。」这话对于读惯了石井子爵在美国的演说、读惯了贝尔福先生与罗伯特·塞西尔勋爵那些称颂日本的言辞的人，不啻当头一棒。关于这一层，福克先生也有话要说。他评论电传到日本的消息时说：「但愿英国提到日本时那种一味肉麻奉承、以恩主自居的腔调，从此可以歇了。日本的明白人并不为之所动，别的人却要因此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夸大其分量，变得暴戾地沙文主义起来——在一个骨子里就讲民族主义的国家里，这始终是一种危险。」

日本人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连外国政治家与政客的奉承也叫他们有些刺耳，因为这奉承一旦明显过了头，便会被当作是在讥刺日本人的见识，或竟是一种讽刺。不过这只适用于日本的有教养阶级，即组成政府的那些人、大学教授、其他专门职业者以及上层的实业界人物。日本的民众则丝毫觉不出外国奉承里的讽刺，因为人家早告诉过他们，他们也欣然信从：电力、电话、无线电报、机器这一类现代科学的便利之物，都是日本人的发明。这样的轻信，岂不正与「日本出于神圣的起源、是天下第一等的民族」这一信念相吻合么？——而后者正是日本爱国心的根基。

关于应当准许日本在中国以及远东其他所谓落后国家面前占一种家长的地位，已经有许多议论，将来大约还会有更多。姑且撇开日本民族在道德与制度上的特性同这个提议的关系——尤其是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时——还有一个问题：以效率而论，日本是否有资格履行文明所付与的这样一项委任。日本经济上与实业上的效率，同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上原博士写道（着重号为我所加）：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日本人民素来惯于对他们的政府寄以毫无保留的信赖。他们的经济境况从不曾窘迫到使他们要宣称「政府者，民有、民治、民享也」的地步。在他们看来，政府既是在上的权威，理应在国事的一切要务上倡首而引导人民，人民则应当严格地服从而追随之。这一观念至今仍自觉或不自觉地支配着日本民众的心。所以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好比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作为个人，却比一群遣散的兵丁强不了多少。这大约既是日本民族最强之处，也是其最弱之处。

人民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或者如岛田先生给这种奇特的国民心习所起的名目——政府万能主义，在这个国家的发展上有其利，也有其弊。

日本在其历史上从不曾经历过一次激烈的宪政革命，这无疑大半要归因于她国民的这一奇特心习。

细心的观察者所受的触动，大约来自日本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倾向，更甚于来自她军事上与政治上的成就。的确，这个最讲君主制的国家，竟被发现是最讲社会主义的。在日本，国家对实业事务的倡首与监督极为有力，尽管严格说来政府并不对国民负责。全部邮政、电话、电报皆由国家经营；全国几乎所有的煤气、电力、自来水设施，不属于国家便属于市町。此外，一切铁路如今皆已收归国有，连烟草、食盐、樟脑三业也都是国家专卖。在日本，像银行、造船、航运、海运这类巨大的商业与实业，完全由私人经营的极少。日本人的习惯，是凡有重大的实业或商业事业，总要等着政府倡首或补助，或者依赖之。金子男爵（今已晋子爵）说：「宪法已经颁布，法律与法典亦已臻于某种完备，我们如今拥有一具完整的国家骨骼。可是就我所谓经济国家的筋与血而言，则远远说不上完备。不必费多少工夫研究便可看出，尽管法典与军制发展得令人满意，我国的经济状况却最是令人沮丧。」

日本的经济地位在这次大战中大为改善；这个国家既得享身为协约国之一的一切好处，同时就感受战争的重压而言，又几乎与一个中立国无异。日本实业受战争的刺激极大，牟利甚厚。然而我们仍可看到《日本纪事报》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日一篇题为《实践中的日本效率》的社论这样说：

在日本本国的行政坏到看去行将崩溃的时候，日本的沙文主义者居然还在逼迫政府去多揽一份责任，硬要控制西伯利亚的铁路，这真是咄咄怪事。铁路行政不胜负荷、时时有垮掉之虞的证据，每天都摆在他们眼前。车辆之少，无论应付客运还是货运都远远不敷。铁路的器材全然无人照管，结果机车、客车、货车老是在修理。逢到年节这类异常拥挤的时候，无论客运货运，都不曾有过什么预备。列车途中若因意外而误点，似乎从不曾有人设法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时刻表上写明某车在某站停十分钟，纵然已经晚了两个钟头，它还是要在那里停足十分钟，除了时刻表上定了这个数之外别无理由。接轨的班车老是接不上。从远处开来的列车，譬如从轻井泽那边开到姬路，跑四五百英里的路程，却被编进沿途各区的地方班车里去，一站一站都停，结果它既老是误点，便索性把地方上的交通也搅乱了。要说调度之无方，只消看大阪这样的工业中心，常有整列的空货车开出，而不把那些货车用在回程上。至于采用外国改良的办法以使铁路行政跟上时代，似乎也不曾有人试过。多数车站简直是这项事业的耻辱；候车室肮脏不堪，连东京、横滨这样新建的车站也迅速败坏下去，而那些厕所若在别的国家，早该被卫生稽查员告上法庭了。这项事业里差不多唯一可取的，是直通的邮车，设备齐整，按时开到；与之可以并称的是横滨东京间的电车，论速度论准点都还不错。此外铁路的状况便是每下愈况。

日本政府与其谋取西伯利亚铁路的控制权，把自己那一小撮铁路专家愈发抽空，倒不如聘请美国或英国的铁路专家来整顿自家的路线。到头来既省了钱，路政也可改良。

然而政府行政之行将崩溃，还不只铁路一端。国家机构的各个部门无不充斥着效率的低下。只消指出邮政与电报、地方上的电车、道路的状况、警察所能提供的保护之不足，便可知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崩坏到了何等地步，等等。

日本以铁路深入中国与西伯利亚的政策，自然是一种政治上的战略；除了作为规避「门户开放」的手段之外，它与这些国家或日本本国的经济效率并无多大干系。日本自命要作文明的代表，去指导中国或西伯利亚的改革，就她在行政上是否胜任此事而言，也同样毫无真实的根据。日本对她自己的属地朝鲜与台湾的治理，乃是一桩掩饰不住的丑闻。在台湾，土著不许享受教育之利，因为教育可能灌输反抗日本统治的情绪；他们被当作苦力，供日本的糖业与茶业种植者驱使，又极容易染上日本商人诱其吸食的毒瘾。在朝鲜，情形就某些方面而言还要更可责难。〔关于日本吞并朝鲜及其在朝鲜的治理，作者在前作《美国与远东问题》和《我们的东方问题》中已有叙述。〕

去年十二月，我将从上海启程赴美的前一晚，有一个人到礼查饭店我的寓所来见我。仆人把他引进来时，我起初以为是个穿洋服的日本人。可是他原来是个朝鲜人，一个基督徒，因不堪日本人的迫害而背井离乡。他乔装改扮，渡过鸭绿江逃入满洲，又设法穿过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进了中国本部。那时他在上海为朝鲜人办基督教青年会的事，此番持着我一位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共事的朋友的介绍片而来。这人说，他听说我要去华盛顿、去巴黎，因此有一事相求。朝鲜人极愿把朝鲜的案子提到和会上去，却不知道怎样才办得到。朝鲜人非有日本护照不得出国，而这护照他们通常是领不到的；战时没有护照，他们也哪里都去不成。他问我肯不肯带一份简短的陈情书——朝鲜向和会的一纸吁请——交给美国总统，或交给美国在巴黎的哪一位代表？他问我以为朝鲜的案子在和会上还有没有重提的希望。我告诉他，我想希望是很微的。他说朝鲜人已经募集了一笔款子——我记得他说是十万元上下——要供一个朝鲜代表团去巴黎的用度。他说在美国的一些朝鲜人也要去。把那份打字的陈情书交给我之后，他便告辞了。一九一九年三月，我读到华盛顿的一则电讯，说政府拒绝给几个想去巴黎的朝鲜人发护照，理由是政府无权发给他们护照，因为按法理他们是日本臣民，而日本对发给护照一事提出了异议。

那位朝鲜基督徒交给我的陈情书，我还留有一份。它开头回顾了日本与朝鲜的历史以及导致日本吞并朝鲜的种种事变，接着写道：

朝鲜今日之状况，可分三端言之：

一、精神方面。

日本人深知一国之存亡系于其国民之精神，故百计阻遏我民精神上之发展。基督教在朝鲜已被认作国民之宗教，我民从中懂得了民主的意义与自由的可贵。自美国传教士把普世的救主引介于我民以来，信徒之数稳步而迅速增长，至今已有五十余万人生活在生命之光的照耀之下。基督教于是在我民精神发展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朝鲜，基督教本身却正遭受着佛教徒或神道教徒统治者的迫害。例如一九一一年，我国最优秀的基督徒约二百人被捕下狱，藉口是阴谋加害当时的总督寺内正毅。日本人向每一座教堂派去两三名密探，窃听牧师讲道与祈祷之辞。另一方面，则在朝鲜人中间大力提倡佛教、儒教与神道。但他们发觉此计已不合时宜、难以奏效，便雇请日本牧师派到朝鲜来，其事不在传道，而在竭尽全力从事同化。他们甚至逼迫我们把他们的君主当作神来礼拜，这是我们最深的痛楚。

朝鲜只有一种本国文字的报纸，而且就连这一种也是在日本当局管理之下编辑发行的。杂志不许办；纵然许办，于朝鲜人也无所裨益，因为稿件付印之前须经警察仔细检查。

集会无论何地何时，一概绝对禁止。朝鲜境内没有一所大学，没有一个图书馆社团。官办的专门学校有四所，但不教文学、历史与政治，只教职业技艺，而且至多只能容纳八九百名学生。中学只有三所，程度还极低；而且一切功课都用日语讲授。这是何等地糟蹋一国的才力！他们教育我们的目的，是要加深我们对他们天皇的忠诚，而不是要引导我们做良好的公民。至于教会学校与非教会学校一律不许讲授圣经，那更不必说了；英语也在禁列，免得朝鲜人知道世界上的事，于是朝鲜人对世界文明的当下潮流，既「盲」且「聋」。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你怎能指望朝鲜人得到教化、得到提升？

二、政治方面。

可以说，朝鲜是由警察与士兵统治的。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自由，只有纳税的义务。连私宅与私信都没有保障。既无议会，又无市政，所以日本暴政所造的冤屈无处可以申诉、无处可以昭雪。一切法令与事务皆由少数日本官吏制定并执行，朝鲜人在其中毫无份儿。由此你便可以想见朝鲜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三、经济方面。

合作乃是经济的根本原理，然而日本人不容朝鲜人合力开发自己的国家。法律把公司的最低资本额定得极高，寻常的朝鲜人无力创办。即便有力创办，他的没有经验也会叫他失败。于是我们没有一家可以称为公司的商号或工厂。朝鲜人就这样被逼得只能靠耕田度日。可是每年涌来的日本移民如此之多，眼看着所有的土地都要被他们占去。又因缺乏资本，朝鲜人不得开矿。日本人向世界宣告他们在财政上帮助朝鲜，其实徒有其名；恰恰相反，他们把我国的财富输往他们本国，又向我们课以重税，从中大获其利。朝鲜的金钱与资源就这样被迅速抽干，生计的艰难于是成了免不了的结果。

日本人明白他们无法把朝鲜人日本化，便要用这些出于他们自己发明的残酷政策来毁灭朝鲜。那么，朝鲜人还剩下什么路可走呢？他们迷失在迷宫里了。然而他们并不沮丧，实在也没有什么能叫他们灰心。他们正倾尽心力体力，为独立、正义与和平而奋斗。为此我们向世界的良心呼吁，尤其是向美国人呼吁，因为他们奉持威尔逊总统那条伟大的原则：一国之治理应当出于被治者的同意。只要日本一日行此残酷政策，我们如此渴望的世界和平便一日不能实现。

末了我们要声明：我们不是被征服的，我们不过是被日本的谎言所欺骗、所摧残。同样的谎言与他们的帝国主义，将要败坏整个亚洲，不让威尔逊总统那些可钦的和平与民主的主张在亚洲立足。

朝鲜必须被赎回。民主必须在亚洲存在。诸位美国人，三十年前朝鲜与美利坚合众国缔结第一次条约时，你们曾保证朝鲜的独立。因此我们吁请你们帮助我们取得这同一个独立。

这份陈情书所描绘的朝鲜状况并非夸张之词。在日本统治之下，当地居民的境遇实在就是农奴的境遇。然而我看不出眼下能有什么办法，因为列强在欧洲已有那么多小民族问题要应付，未必还愿意再添一重纠葛。可是就原则而论，朝鲜的案子与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拉夫的案子一样有资格被考虑。倘若和会，或者国际联盟的一个委员会，来查究日本对朝鲜与台湾的治理，那将使日本极其狼狈。朝鲜人虽被钳口箝舌、压制至此，一九一九年三月仍以民众示威，力图把文明世界的注意引向他们的处境。威尔逊总统把他那些令人振奋的话语放飞环游世界的时候，大约不大想得到这些话会渗透到哪里去，会在远方被压迫的民族中间激起怎样的希望。

一九一八年遍及各地的产业骚动、罢工与暴乱，把日本行政之窳败更加凸显了出来。所谓米骚动，不得不出动军队弹压，死者甚众。政府大为惊惶，便采取措施平抑民众口粮的价格、改良其分配，并为此拨给补贴。社会与经济上的大动荡，在日本时有隆隆之声。战时的繁荣造就了许多新的百万富翁，又使许多旧日的百万富翁财富暴增，却并不曾改善民众的境况；而随着和平的到来，人们又怕要有一场严重的经济反挫。

外国人在日本的地位，西方是不了解的；西方所听说的，倒是某些西方国家据称以「种族」为由歧视日本人的事。日美移民问题我在以往的著作中已有透彻的剖析，这里只略一提及，以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日本的法律，以及日本法庭上的司法（还有凡日本法庭行使管辖权之处，如在中国），歧视外国人是众所周知的。外国人在日本不得拥有不动产；近年来，连外国人在日本营业的权利，也因当局施行种种解释与规章、迫使他们必须拉日本人入伙而大半成了具文。至于所谓「种族平等」，中国劳工是被排斥于日本之外的，正如他们被排斥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外一样，理由也相同；朝鲜劳工虽已是日本臣民，一旦与日本人形成竞争，也不得在日本境内做工。

在这里必须把一点说明白：多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把这个「种族」与移民问题当作外交上的一条「熏鱼」，横拖在世界政治的行迹上去乱人耳目。日本政府其实从不曾认真催促把这个问题审议清楚、调处停当，可是日本的宣传却屡屡在这上头做文章，为的是扬起一阵尘土。下面这段出自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的《日本纪事报》：

有一则关于英奇教长的小故事，正在英国各报上老老实实地兜着圈子，时不时又随邮件传到这里来。教长有一天遇见了一位「很有趣而且很聪明的」日本人。日本人若细想一下，会觉得这两个形容词加得并不怎么中听，仿佛这些品质在日本人身上是出人意料、非同寻常似的；不过这且不去说它。教长对他这位有趣而聪明的新交说，他以为日本应当加入国际联盟。对方反问他：既然日本人不许作为移民进入美国与澳洲，他可认为日本有什么理由去裁军并加入这样一个联盟呢？教长说这一点甚是棘手，不过他担心澳洲与美国的工人为了把日本人挡在外头，是什么暴力手段都不会退缩的。至于中国工人被排斥于日本之外，至于一个日本人在加利福尼亚买地比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在日本买地还要容易——这些事情，这位好心的教长自然是浑然不知、乐得清闲的。

有一点我自己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时常提出，《日本纪事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一篇社论也说得明白：

从前就有人指出过，日本拿排斥这桩委屈当作外交上的筹码，而不是当作一种理想。日本领事在国外汲汲于把日本人的子女登记为日本臣民，可见他们并不怎么诚心希望日本人取得那个时常被人大谈特谈的归化之权。至于要求外国人应有自由入境与置产的权利，这项要求倘若在和会上提出并获准，将会生出一些古怪的结果。譬如说，它将使日本雇主有权输入中国劳工，而他们是极乐于如此的，因为中国劳工便宜而且驯顺。它将使中国人有权在日本买地务农——而这项权利目下被最妒忌地守护着，只许本土之人专有。像日本这样人烟稠密的国家，无论哪一类外国劳工的竞争，危险都是最小的；中国工人的工资与日本工人工资之差，远不及日本工人工资与加利福尼亚工人工资之差。可是日本人自己排外到极点，一旦他们在美国置地受阻，却要发起一场尊严受辱的高热来。然而日本人自己也承认，对于人烟稀少的地方，限制外人涌入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在那部著名的《外人土地所有法》——一部只供陈列、不供使用的法律——里，北海道是被特别除外的，显然是怕有哪个外国人进去大规模开发。

几乎不必怀疑：日本若把自己的土地弄得像她所愿意看到的加利福尼亚土地那样任外人进入，必将因中国人的竞争而生出严重的经济困难。她在国外目前的处境，也不会因所要求的这些让步而大为改善。中国人与朝鲜人的竞争会一路跟着他们到处跑；在许多场合，日本人固然能凭着机灵与手巧闯出路来，但他们会发觉，在他们最想移居的那些国家里让中国劳工获得自由，比起眼下这种对一切亚洲人入境的限制来，是一副更沉重的担子。移居朝鲜与满洲并不怎么受欢迎，因为尽管百般奖励、条件优厚、土地又大有可为，日本人却发觉自己很难同当地人竞争。倘若各色亚洲人——来自跟日本一样拥挤的地方——都可以同他们一道自由进入那形形色色的应许之地，他们只会觉得更难。

我不愿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仿佛日本人中间就没有一点赞成较自由的政治制度或「民主」制度的心思。这样的心思在一小群受过教育的人和思想前进的人中间是有的，只是他们难得敢于把这些看法说出口，说出来也总带着保留。不过也有些评论家自称在日本看出了真正民主与立宪倾向的萌动。这种据说是有的苗头，尤其是在同盟国败局已定之后显露出来的。日本最有影响的编辑人之一三宅雄二郎博士在《日本及日本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号上撰文预言：德国的垮台将带来日本官僚阀的垮台。他写道：

我们在日本所谓的官僚，很难下一个定义，但实际上就是那些出身长州与萨摩两藩的人，他们把持着枢密院与贵族院，对各官署也有几分把持之力。人说山县有朋公爵是日本官僚的领袖，我们说得确切些，是有那么一些人打着山县公爵的旗号在领导这个派系。

日本官僚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政府或政府官吏高出于人民之上。他们认为官吏在一切方面都比平民高明，所以总怕自己圈子之外冒出更能干、更伟大、更有影响的人来。

日本陆军是照德国的体制编成的。日本的政治、法律、科学以及其他一切，也莫不如此。于是日本便德国化了。崇拜德国军制的人，往往以为德国的政治体制也会像它的军制一样是天下第一。另一方面，德国科学的追随者则盲目地宣称，日本在国民活动的一切部门都应当追随德国。

协约国的胜利与德国军国主义的垮台，使我们的同胞渐渐省悟到自己的谬误，这实在是我们所欣幸的。其中最先觉醒的是医界中人。除了老一辈的日本医家仍旧抱住德国的路数不放，年轻几辈人如今都到法国、英国和美国去寻他们学问的源头了。其次觉醒的是军界，虽然慢些，日本军事当局如今已承认法国陆军之强。但要他们充分懂得英美两国的军队何以强、何以有用，恐怕还须些时日。

最后觉醒的是政界中人，尤其是官僚。他们如今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如今没有工夫把局势想一想。这变化对他们实在太大、太骇人了。我们热切等着他们终于把这整件事想明白的那一天。然而，这可能么？不过我们欣幸的是，人民已经觉醒了。他们看官僚的眼光，已不是官僚看他们的那种眼光。大局已经变了，不管军国主义者或官僚是不是还在做他们的旧梦。

西方各国从前盛行、如今大体上仍然盛行的种种关于日本的幻象，其成因是多种原因与情势的凑合，但主要的缘故，还是日本政府在西方各国、实则在全世界所做的宣传。用一位英国作者几年前的话说，日本是「装点橱窗」这门艺术的大行家。日本国家宣传的差事，便是替这个国家、替它的民族性、制度、理想、意图与行为「装点橱窗」。其成效是惊人的。且举一个「装点橱窗」的例子：日本在朝鲜与满洲的铁路，配备了最新式的美国车厢、卧车与餐车。凡游客可能歇脚的地方，铁路都盖起并经营着上好的旅馆。游客在汉城、奉天、大连、旅顺、长春这些地方看到现代化的旅馆，配着训练有素的仆役，无不惊叹。他们自然要拿这些时新的办法同中国国有铁路的情形相比，于是断定日本进步而有效率，中国落后而无效率。游客不晓得，或者绝少想到，那些列车、那些旅馆正是日本的国家宣传；它们是大蚀其本在经营的，亏空由日本政府补贴。

对于日本在中国那些已被她站稳脚跟的地方——如满洲与山东——所显露的种种进步迹象，人们也常常得出同样错误的结论；对于朝鲜与台湾在那一层显而易见的物质开发的帷幕之后究竟发生着什么，亦复如是。

我相信，日本政府自同盟国垮台以来所声明的某些政策变更是出于诚意的；然而那不过是政策的改变，不是心肠的改变。何况这政策的改变并非出于道义上的信念，而是出于权宜，是在胁迫之下、或出于对胁迫的畏惧。日本的对外交谊，哪里有利便往哪里去；在有些情形下，她的交谊则是朝着她所畏惧的那个国家移动的——就是说，日本惯于同强权站在一边。当美国在列强之中还算相对弱小、或被认为如此的时候，她对美国的友谊与观感渐渐变得漠然。而从美国显然将要在海军与陆军上变得可畏的那一刻起——这可畏之力将使美国庞大的经济资源、人力与财富在世界政治上有了分量——她便重新看重起美国的友谊与观感来了。

一九一七年秋，我就当时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子爵对我说的一番话，写过一份私人的备忘录，其中说道：

由是，自笔者知有东方情形以来，美国第一次当真在那一带地方握有均势的砝码——只要它愿意去用。法英两国在把战争导向有利于己的结局上有赖于美国，这就使那两国对美国在东方问题上提出的正当建议不能不俯首听从。

至于日本眼下声言改变对华政策是否出于诚意，则不可忘记她因何而改、是什么使她改；也不可对那些足以制她、压她的条件有丝毫放松。即便姑且承认本野子爵对我所说的话代表着一种真实而诚恳的态度逆转，也必须记住：这逆转迄今仅止于态度，尚未见诸行事。而且也不可设想，纵然真有一小群日本政治家的见解发生了真实的逆转，就能在日本民族的群体心理中立刻把多年来培植一套全然不同的国力与扩张信条所造成的后果一笔勾销。日本人有整整一代被教着去做帝国权力与以剑扩张的梦，他们在心理上不会立刻甘愿接受一个比较次要的世界地位；因为几乎无可怀疑：倘若裁军实现，各国此后必须依和平的经济法则而发展，那么这种局面就要把日本降为二等或三等国家。所以，不论日本的政治家与宣传此刻说些什么，都须记住他们的心并未改变；要使他们甘心接受一个比他们自己夸张的野心、比西方作者肉麻的恭维所教他们去企望的更低的世界地位，尚须若干年。在这段调适的时期里，可以料定他们将暗地里不断地图谋策划，循着他们旧有的那套〔普鲁士式的〕民族扩张定理去攫取便宜；惟有时刻不懈的警觉，才能把他们遏制得住。

日本政府其后的对华政策，表明我在一九一七年对它所谓的回心转意估量得何等准确。

日本对国际联盟究竟抱何态度，最终要看这个联盟弄出来是个什么样子。倘若这主张为协约国主要各强所采纳，那么日本也会接受它，至少暂时接受，否则她便要陷于孤立。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联盟若要强制按比例裁军，日本必将大为懊恼，而且只要办得到，便要规避这些条款。日本政治家与官员的言论，已经分明预示了这种态度。因为大幅裁减军备，将剥夺日本赖以跻身「强国」之列的唯一真实凭据。大隈重信侯爵一九一五年最后一次任日本首相时，在《新日本》上写道：「外交要真正有效、真正成功，须有足够的国力作后盾。日本的外交在列国面前有分量，不过是十年或十五年来的事，而这是从西方列强开始承认日本的军事实力那时候起的。」

时至今日，尽管有这场大战、有它的结局与它的教训，日本政府仍然想象不出国际政治除了用老办法进行、用老算盘估量之外，还能怎样。要日本——连同德国——当真把自己的民族性格改造过来，以接纳并应付新的局面，尚须许多年月。

三日本在大战中的政策

迂回曲折的行程—机会主义的政策—它如何受制于客观条件—日本对各国的评等—「列强」与次等国家—美国不算列强—日本为何参战—英日同盟并无此项义务—对德国既无争端，也无敌意—日本宣战之先见—其动机剖析—日本战时政策的几个阶段—其种种动机—一切以权宜与时机为转移—大战的教训—日本陆海军之陈旧过时—东方的外国人如何看日本—旧有国际准则之破坏—日本国内的排英鼓噪—政府对舆论的操纵—战时的秘密外交—对俄密约—向盟邦施压—拿德日协约的可能性作筹码—旁敲侧击的手法—事态的否决—美国参战—俄国革命—德俄日协约—寺内正毅伯爵的见解—后藤男爵的意见—日本国内的亲德情绪—日本在和会上的地位—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对政治与道义孤立的恐惧—胶州湾问题。

日本在大战期间所走的路何等迂回，有时又何等斜出旁逸；惟有始终把她的主导动机牢记在心，她的政策才是可解的。那个主导动机，就是帝国的扩张。

战事初起之时，日本政府或许对爆发之骤感到意外，却并未措手不及。这样一种局面，纵使当时未必预料它即刻就来，却久已在计算之中；正如在欧洲，德国政府对当地局势的每一种可能都盘查过了，并且备下一套现成的、条理井然的应付方案。欧洲均势的种种微妙之处，日本政治家是了如指掌的（比方说，远胜于美国政府）；各国将如何依其不同的利益、野心、不得已与同盟关系而各择阵营，以及各国的军事准备与资源如何，他们都心中有数。一旦欧洲爆发大战，由此产生的局面将是怎样，又将如何触动日本自身的帝国目标，日本政府事先都算过了。近二十年来日本首要的政治家、政论家、教授与军事专家的著述与言论，把这一点暴露得再清楚不过。

欧洲既为一场空前的大战所缠住，且在其中耗尽元气，日本帝国的机会自然也受地理及其他条件的限制，界限相当分明。虽然不少日本作者和某些政客沉溺于——并且时时形诸言辞——称霸世界的狂想，务实的日本政治家却把计划收束在一定范围之内。东望，可能到手的不过太平洋上几处岛屿。南望，日本已把荷属东印度明明白白列入其可能扩张的范围。西伯利亚也自有其可观的可能。但日本帝国扩张最大的场地，无可比拟地在西面，在中国。

至于日本帝国扩张方案据以推行的种种条件，日本的治国之术自然要受大战爆发之时公认的外交与军事学说的指引，也要受当时各国的地位与特性的指引。某些国家被列为「列强」，其余各国则被分等为二等、三等，一路降而为孱弱落后之邦与未开化之民族。照日本的计算（一九一二年日本陆海军参谋部所作的各国评等，我看过一份机密备忘录），美国被列为二等国家，不算列强。列强是：首推德国；其次为英国、俄国、法国，当然还有日本自己。美国不算列强，因为这个国家几乎没有陆军，海军又不加整备。显然日本当时指望那套叫做和平主义的信条能左右美国的军事与海军政策。日本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他们的许多著述都显出这一点——还指望妇女在美国取得选举权，可以进一步削弱我国的战斗意志，把它永远压在弱国之列。至于陆海军实力，则一概按照专家们当时关于战术、武器与军力要素的成说来估量。

在列强之中，日本与其中最强大的一个——英国——订有公开的同盟，其效力及于远东与印度。美国以及别处，向来普遍相信日本参战是因为英日同盟责成她如此。这并不确。虽然在参战之时以及此后一段时期，日本政府分明有意散布这样的印象。这一姿态只要于日本的目的有用，就一直维持着；可是后来，美国参战，且以无私的方式襄助协约国的事业之后，便有人出来力图表明：日本之参战，纯出于崇高原则的动机。一九一七年七月四日在波士顿的一次演说中，当时正以特使身分访美的石井子爵明确声称：日本并无依英日同盟条款参战的义务，其所以参战，是因为她看出德国一旦得胜将给世界带来的危险。日本政府这种把公开宣示的动机随境遇而调整的习气，《日本纪事报》的一段社论评得极为透辟：

石井子爵在美国所发表的演说，自然正是那班爱听此类话的人所爱听的。他把日德接近的种种传闻一概归咎于德国的阴谋，这对梅森先生未免太苛，因为近来除了那篇与寺内伯爵的著名访谈之外，压根没有听见过类似的传闻。两年前，石井子爵曾向美国大使尽其所能直截地暗示：凡是搬弄是非的传闻，背后都有德国。如今他却作出一番了不起的陈述，说他在太平洋中途，睡梦竟被一句「贵国是要同德国结盟吗？」的问话搅扰。看来横渡太平洋的邮船舱铺底下必定藏着德国人，专以恶念搅扰旅客的思绪——有点像那条蛇在沉睡的夏娃耳边低语。不过，也许那搅扰子爵的声音同那条蛇一样，只是一则寓言罢了。更有意思得多的，是石井子爵在这篇七月四日的演说里声明：英日同盟中并无任何条款迫使日本参战。这个看法本来就是明摆着的，尽管某些最高当局曾宣称日本参战乃是「遵照英日条约的义务」。有一回我们指出：参战若果真是条约上的义务，日本便当自动参战，而不会先发最后通牒、待德国拒绝其条件之后才有条件地参战；为此我们竟遭日本报界严厉申斥，并被引述宣战诏书的原文，以证明我们何等居心不良。而如今石井子爵却正式否认有此义务！当然，无须条约义务而参战，于日本更为可嘉，只是迄今为止，许多显要的日本人并不是这样看这桩事的。

日本参战的前因后果，我在前一本书（《我们的东方问题》，一九一六年）中已作过详尽讨论，本书后文还要再提到。此处我只想揭出日本战时外交的那套故作晦涩的伎俩。现在可以认为已经正式确定：日本参战并非因英日同盟责成她如此。既然如此，欧战既起之时，日本与德国本无争端，也无任何明显的开战理由。德国给过日本的战争挑衅，迄今从未有过任何披露。所以，日本当时若决意对德开战，那必是为了她自己的某种目的，与欧洲战争的起因毫不相干；所相干者，唯在欧洲的战事给了日本一个机会，可以安然去攻击那些她在别的情形下不敢招惹的国家。这场大战使日本有可能抢在业已对德作战的各国之前，把德国在太平洋和在中国的领地据为己有。

其实，日本会抓住这个机会的可能，协约各国并未忽略。为了抢在英国占领太平洋上的德属岛屿之先，日本一支海军舰队早在对德最后通牒尚未得到答复之时便已派出，前去占领那些岛屿；舰队抵达之后，随即便有若干日本商船载着日本移民及其家当而来，摆明了是要长住的。把这些船的航速算一算，再对照它们抵达岛屿的时日，可知它们必是在对德宣战之前就离开日本的。这样的先见之明，完全够得上普鲁士的水准，其效率之高，几乎不下于一九〇四年日本在断绝邦交之前先行攻俄的那一番先见之明。

凡明了远东情形的人，日本的动机是够明显的。有一个国家正卷在欧战之中，它有几处叫人眼红的属地，日本一伸手便可占领。参战各国的阵线分明表示：不出几个月，德国就要被切断出海之路，因为对她列阵的各国海军占有绝大优势；于是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说不定还有青岛，早晚要落进某一个欧洲盟国手里。日本不愿看见这样的事发生；倘若有可能把胶州湾租借地弄到自己手中，她也同样不愿看见它归还中国。要夺取德国在太平洋和在中国的属地，日本自然非对德宣战不可。日本对德国并无敌意。恰恰相反，在一切西方国家之中，日本人——尤其是统治阶级——最为倾倒的就是德国。再者，大多数日本军事专家相信德国终将赢得这场战争。果真如此，则战后日本尽可以同德国谈判了结，这一点她赌得起。而在这期间，把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的属地接收过来，实际上毫无风险。这便是日本治国者在参战问题上的盘算；此后的情势与日本自己的行动，把这一点证明得再无可疑。

况且如今还有一条路可以看清日本开战之初的动机，那就是关于她指望在和约中取得什么的种种披露，近来正源源而出。日本政治家、著名教育家、政客与政论家在这些问题上的著述与讲演，摘引起来足以塞满这一整本书；不过我只取近来一位国会要人所发表的一种意见，作为典型。以下引自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本纪事报》的社论：

帝国主义与侵略，本该随这场战争一同了结的，而众议院副议长滨田君日前在兵库国民党的一次集会上所作的演说，把这两样东西说得坦白之极——连特赖奇克和伯恩哈迪都少有这样坦白的。据日本各报所载，滨田君说：在和会上，日本必须着力于几件事——永久保有现已占领的南洋群岛、攫取在青岛的权利与利益、以及控制中东铁路。他承认：倘若和会赞同不割地不赔款的原则（他误把这原则算在威尔逊总统头上），这几条便难以办到。不过他认为，日本代表只要够执拗，或许仍能把日本所需的一切统统办成。他说，美国既有扩张海军之计划，而在他看来其用意在抵消英国海军的势力，那么日本也必须扩张海军以抵消美国的海军。照滨田君的意思，此项计划显然会得到英国的支持，而日本扩张领土的目的于是可达，因为这样一个扩张海军的计划将使日本非保有南洋群岛作为海军根据地不可。接着他便以毫不掩饰的犬儒口吻——并且分明带着那种常见的、以为日本语是一种无人知晓的密语的奇怪自信——提出：日本归还青岛的许诺，如何可以在字面上守住，而又不妨碍最终确立日本控制的目的。他说，青岛「就形式而论，不妨交还中国……但同时须采取步骤，同中国商定把该地留作日本舰队的根据地，并承受德国战前所有的一切权利与利益。」在中国海岸上设这样一个日本海军根据地，是要防备什么威胁呢？敌人是美国呢，还是非把中国按住不可？众议院副议长滨田君只肯说一句：这些步骤为日本的国防及其在华的经济发展所必需。他还认为，日本「为国防之故」非取得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不可，正如一八七一年德国人兼并阿尔萨斯—洛林，是为了使祖国的边疆得以稳固。滨田君声称：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一事，使她有理由要求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倘若到手不成，「则她之干涉西伯利亚便既无意义，又归失败。」至于此番出兵是为了铲除德国在西伯利亚的势力、镇压那出兵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数千德国俘虏，从而援助协约国云云，滨田君的演说里丝毫不见踪影。在他看来，西伯利亚之役是日本为攫取某些领土上与经济上的好处而发动的；他还责骂宪政会，怪它反对一桩怀着这般目的的出兵。

这位国会要人所表达的见解并非例外，而是确凿无疑地道出了绝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见识的日本人的真实心思；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要人与日本报界就这些题目发表的评论，至少有九成是这个调子。

怀着这样的动机与目的，日本的战时政策便一概听凭权宜——听凭那动机与目的所要求的权宜——之支配，也就是说，它随境遇而变。这政策的种种变化，分期来看便可了然，我把它区分如下：

（甲）按旧路数作军事盘算的时期。

（乙）直接恫吓中国的时期。

（丙）领悟资源、工业与财政在现代战争中所占分量的时期。

（丁）上述种种演变对日本政治思想的影响。

（戊）相信德国必胜的时期。

（己）排英时期。

（庚）美国参战。

（辛）俄国崩溃。

（壬）在中国抢夺猎物、强占地界的时期。

（癸）西伯利亚局势演变的时期。

（子）专制政体的崩溃。

这些所谓的时期，其中若干或多或少彼此交叠，然而每一个都代表日本政治舆论与动机在战争问题上的一个可分辨的阶段。欧洲军事行动的进展不久便显示：旧有军事组织所据以建立的许多战术与军备理论，必须让位于新的战术与器械。战争开始还不满两年，日本陆海军之陈旧过时便已昭然。这自然可以逐渐补救；可是与此同时，为了把物资、军械、弹药卖给俄国，国内的余存已被榨干。然而更强烈地触动日本政治家的，是这样一个明证：一国若不具备某几种原料的充足供应，又无高效而高度专门化的经济组织，便休想同拥有这些资源的国家成功地作战。简言之，日本的专家开始明白：按照新的标准，日本并不是列强，实际上不过是个二等国家。这要怎样补救呢？现代战争所需的国力自足，其主要条件在日本现有的疆土之内是没有的。中国有；西伯利亚也找得到。菲律宾多少也有一些；不过自从美国显示了她的战争实力之后，日本取得那些岛屿的可能便已被搁置不谈了。这一番考量给日本的亚洲大陆政策添了新的推动力，促使她加紧谋取中国与西伯利亚的铁、煤、石油资源。

我想，在此处插入一封信的若干段落，当是有趣而发人深省的——信是一九一八年一位侨居中国的美国要人写给国内友人的（着重号为我所加）。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姓名我都隐去，但这封信的真实性我可以担保：

我上次给你写信到现在已隔了好几个月，因为我料想你的心思与关切必然都集中在国内与欧洲那些更具决定意义的大事上；然而，正当西方世界的注意力全被那场搏斗吸住的时候，东方也在经历一场并不逊色的演变：或者不如说，日本正充分利用她的盟邦所处的危急局面，先是要求并取得在远东、尤其在中国放手行事的相对自由，继而把这份便利用于她独占的好处，而明显损及中国，损及西方主导诸国的程度也不遑多让。日本的经营勤谨而高明；不过，除了地理上的近便、对亚洲人心理的本能了解，以及她与西方的疏离之外，使她得以暂时凌驾于白色人种之上的因素，首推她政策与行动中那种全然不择手段、毫无原则可言的特性，再加上她肯于、也能够照人与事本来的样子去面对它们、处置它们，而不是（像我们美国人惯常所为的那样）照我们愿意相信的样子去看它们。无论在日本领袖的心里，还是在举国的舆论之中，至今不曾长出一丝国际间的荣誉感，也不曾长出那种对弱小民族或被统治民族的利他之心——而这种利他之心正是我们自己外交政策最触目的特色。

日本脱出中世纪为时太近；到了二十世纪，她呈现的是一幅耐人寻味的景象：一个海盗式的国家，奉行纯粹机会主义的政策——在东方这边，恰与德国当今一代在西方所扮演的角色遥相对应。事实上，驱动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如此相似，简直骇人，直到我们想起：日本在她整个近代崛起的过程中始终以德国为楷模，其现今的间架根本就是照普鲁士的样式立起来的，这才释然。要把近代普鲁士主义与近代日本一一对照，是既容易又不乏趣味的：不单在陆海军事务上，而且在整套政制与治国原则上；在联邦对教育的控制上——那教育被扭曲曲折以迁就无原则的国家目标，并把自由思想与内部批评一概剪除；在缔结条约时怀着那样一份心照不宣的保留——只守那些对自己明显有利的条款，一旦觉得有利便全然置之不顾，且带着地道普鲁士式的对一切道德约束的漠视；此外还有一样，便是在外国经营一种耗费浩大而又润物无声的宣传。

在最后这一项上，日本远远超过了她的老师，多半是因为她更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的难处；而日本宣传最为活跃的地方是美国，并且据我们所能判断，在那里获得了惊人的成功。……日本的宣传对美国、对白色人种——对我们不妨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哲学的整个体系——构成一种更为隐微、却几乎同样要紧的危险，其要紧程度不下于我们此刻在欧洲公开抵抗的那一种；而对这宣传的成功，美国似乎颇易于、几乎是贪婪地予以配合：一由于它安逸的和平主义，尤其二由于它对外交事务缺少兴趣、缺少固定而连贯的政策；此外多少还有某些美国商业利益从中相助，因为这些人在日本的、或与日本相连的眼前计划，一旦两国交情稍减便要吃亏。美国人偏于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至少我们在这边看来是如此），凡日本口头上表白的友谊与善意，甚至她对中国的利他之心、对远东事务上盟邦的信义，美国人都急切地接受；而这类表白愈频繁、愈肉麻的时候，几乎总是日本反其道而行的举动愈显眼、愈狠辣的时候。譬如石井关于中国局势及日本对华态度所发的那些抚慰人心的空话，与事实恰恰南辕北辙，以致此间的美国人万难相信国内竟有人肯拿它们当真。

日本在美国报界的影响力，倒是比较容易理解。有那么几家报纸的影响力（或许某某报即是）也许是整个儿买下来的。几个月前有一位在全国具有影响的美国主笔路过东方，他私下说：曾有人向他明确开价二十万元，请他在美国为日本的利益张目，并且特别向他说明：不会要他刊登凭空捏造的谎话，只要他把一切于日本不利的事压下去、缩小，或者说圆过去，同时又巧妙地把凡足以增进美国人对日本的信心与信赖的东西加以突出。日本若只做到这一步，其手法不过是普鲁士式的粗笨；她的高明处在于开价之前的那一番铺垫。这位主笔还没有离开美国，甚至还没动过东游的念头，就开始——看似偶然地——遇上愈来愈多的日本人，以及去过日本的美国人，他们劝他说：对日本的猜疑不过出于种族上的隔阂，以及彼此无知所生的误会；他若到日本去一趟，把自己造就成整个远东问题的权威，便是替美国、替世界和平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他在日本逗留期间，受到那种简直迷人的款待——凡稍有影响力的外国人，日本人都是如此相待的——而且表面上各家各派的日本意见都任他接触。……这一切办得既有德国式的细密周到，又有日本式的巧妙；他虽是个受过广博训练的人，也被引得自以为：把报纸办成亲日的路数，乃是他作为美国人应尽的爱国义务。那笔款子开出来的方式，毫无贿赂的意味；直到离开日本之后，他才在心里把自己摆正过来。……某某报多年来的亲日方针，据信也是起于某某君访日时所受的那种倾倒人心的款待与礼遇。凡认识他的人，哪怕只从他的文章认识他，也断断不会有一刻以为他是受了贿的。……在日本（这又是普鲁士式周密的一例），有一套组织严密的办法，专用来招待外国显要游客并加以妥当的指教。最危险的人，因为也是被误导得最深的人，便是那在日本待了几个星期的游客。许多外国人轻易落入此法的彀中，尤以某某君为著——他因在美国鼓吹由日本托管中国而获颁瑞宝章。……日本宣传最近的一桩活动，是设法取得协约各国同意，由日本独家出兵干涉西伯利亚；那地方她一旦到手便绝不撒手，而且可使她与俄、德直接相通，从而处在一种地位：既能向现今的盟邦勒索新的好处，又可最终促成俄德日三国同盟。这远不是痴人说梦，也不是恐日症患者的噩梦。远东最持平的研究者中，有许多人把它看作眼前最大的危险。众所周知，日本与柏林一直保持密切接触，一旦转向对她有利，随时预备转过去；这是一种政策：一面向协约国勒索好处以维持同盟，一面又按兵不动以与德国周旋。此间的人都相信：俄国崩溃之时，日本之所以没有这样掉过头去，是美国参战拦住了她。

在认清这场战争正在摧毁许多向来公认的陆海军实力比较标准之后，日本人中间、以及日本政府之内，便普遍生出一个信念：同盟国将赢得战争。这一前景丝毫没有让日本政府沮丧；事实上，几乎无可怀疑，比起协约国得胜，他们倒宁愿有这样的结局；不过最合其意的结果，多半还是两败俱伤的僵局——那会相对地抬高日本的军事实力与国际影响。欧洲既已耗尽元气，又分裂为两个势均力敌、彼此为敌的集团，日本的外交地位便将大为提高，因为无论她决意靠向哪一边，她的分量都增加了。

有鉴于这一前景，现行的英日同盟眼看就要成为累赘，因为一旦战争的结局使另订新约成为合算而有利之举，这个同盟便会束缚日本的手脚。一九一五年弥漫于日本、并延续到一九一六年的那一股引人注目的排英情绪与批评浪潮，其背后的念头与动机，可以说就是这些，几乎无从怀疑。这个题目我在上一本书（《我们的东方问题》）中已相当用力地谈过，此处只引一部书中的若干段落为限，即一九一八年出版、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弗雷德里克·科尔曼所著《远东揭秘》。科尔曼先生在几乎整个战争期间都是英国战时宣传的要角，并曾为此两度东来。他呈给英国政府的完整报告想必颇可一读；而他那两本记录见闻的书，不妨视为英国政府在战时愿意或乐于公之于众的那一类东西。在题为《一场排英运动》的一章里，科尔曼先生写道：

「英国正为生存而战的时候，日本报界的那场排英运动，没有一个英国人会忘记。」

说话的人是远东最有名望的英国人之一。他说这话时声音因激动而微颤，语调却低，神态安静而沉思。我知道他不是个信口开河的人。

「据几位有地位的日本人向我说明，」我道，「那场严厉批评英国、鼓吹废止或大改英日同盟的报界运动，出自也止于报界中最不负责任的一小部分。」

「不是这样，」他答道。「挑头的是《大和新闻》，一家东京报纸，实在算不上特别有影响。可是东京其余的报纸几乎无一例外，都跟着喊将起来。我们为此深感痛心，你觉得奇怪吗？我们正全神贯注于一场关乎存亡的搏斗，此时向一个盟邦指望一点友好的同情，岂非人之常情？我们本有权指望支援，得到的却是背后一刀，那么刀子扎得深、留下一道难看的疤，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这场报界运动曾使日本侨居的英国人中较有思量者大为痛心；为使不熟悉内情的人能领会其全部意味，我从一本英国人在东京印行的小册子里引述以下几段——那小册子是答复日本一家杂志就此事所发的一篇文章的。

「英日协定第六条称：『本协定自一九一一年起十年内有效。』同条又称：『届满之日，缔约一方如正从事战争，则同盟应延续至和议宣告之时。』再没有比这更明白的了。

「全世界的普通读报人，对眼下日本鼓噪废约一事，作如下理解：

「（一）这是要摆脱一个所定年限尚未过去一半的协定。

「（二）这是要在战时摆脱它，而战时不得废约本是明文约定的。

「（三）这是要摆脱它，因为有些日本人认为：若无此约，日本在中国可以为自己多捞一些。

「（四）这是要摆脱它，因为有些日本人认为英国这一仗打得不好，或者将要打得不好。换言之，等英国海军扫平德国舰队、或者德军被逐出法国之时，日本人的态度便会两样。

「（五）这是一桩延续了好几个月、而看来无人加以申斥的废约图谋。」

同我谈过话的日本人承认：英国正在作战之际，日本确曾有过一场排英的报界运动，公然鼓吹废止或彻底改订英日条约。但他们把参与其事的报纸说得无足轻重，声称矛头所指乃是远东的英国人，而非作为一个强国的英国，又说那些不起眼的报纸本不受什么实在的管束，不值得放在心上。

在日本的英国人却不肯这样轻轻放过。愈是沉静的英国人，对这种背弃盟谊的攻击感受愈深。

这场运动的发生，无助于改善远东英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情感。这很可惜，因为纵无这类外来的火上添油，双方的情感本已够彼此不相投的了。

凡熟悉日本报纸出版所受条件与章程的人，断不会有一刻相信这样的说法：战时日本的排英鼓噪是违背政府意愿的。批评英日同盟、鼓吹废约或大加改订的人里面，有著名的日本政客、知名的教育家、商界要人，甚至还有政府中人。日本政府对国内报界的控制，无论平时战时，实际上都是绝对的。报纸的某一期常常被查禁，理由或是最琐屑的违章，或是当局专断地判为违章的举动，有时竟是违反了根本不曾颁布过的章程。日本几乎每家报纸都养着一个「坐牢主笔」，雇一个日本人专替报纸的违章担责、代受刑罚。近十二个月内，日本一位外国主笔因转载一家外国报纸讨论日本政治制度的一段文字，竟被判罪入狱。日本政府如何控制舆论，例子我可以举出几百个，且看《日本纪事报》下面这段社论：

不巧得很，就在电讯传来石井子爵在美国再度声称日本正致力于促成国际民主的同一期上，还登着一段报道，说的是田川一案的余波。如今在那一案里，无论国际上抱什么愿望，实在看不出日本国内有什么扩张民主的迹象。众议员田川君在大隈内阁时曾任司法次官，他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元老干预新内阁的遴选，田川君主张那是天皇的大权。文章语气平和，在多数人看来不过是就宪法问题所作的一篇持重论文。然而田川君还是被起诉，判处五个月徒刑，最后经大审院核准。他的一班友人，包括前司法大臣尾崎行雄君在内，于是在东京一家杂志上合撰了一组文字，称道田川君的为人。这又触怒了当局，该杂志主笔已被传到检事局讯问，料想接着便会以袒护罪犯的名目起诉。

由此可以推知：在日本，批评元老——无论批评得对不对——所谓违宪的举动，不但是违法的，就连对一个因行使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权利而被判入狱的人表示同情，也是危险的。

我们倒很乐意看见石井子爵向美国人讲一篇论文，就拿田川一案来阐明民主的原则。若有人把此案提请他注意，他多半会说这统统是德国人离间协约国的阴谋。照这个路子归类，旧金山学童案、若干州的外侨土地法、以及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也都得算进去。德国人真是了不起的民族。

凡与我谈过日本排英鼓噪一事的英国人，都斩钉截铁地认为：那是日本政府在背后煽起、暗中操纵的，一俟达到预定的目的便由政府压了下去。那目的，就是要让英国和欧洲的协约各国明白：要把日本留在协约国这一边，就非得满足她不可。当时欧洲的军事形势，恰好便于日本对盟邦施加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俄国的军力已被打垮，塞尔维亚被踏平，达达尼尔之役失败，同盟国又添了保加利亚而益发强固。德国在西线看来毫不费力地守住阵脚，在东线则能稳步推进。协约国这边看不出有什么增援足以扭转均势于己有利。（日本本可以提供这样的增援，却压根没有此意。）在日本人看来，美国是病入膏肓的和平主义者，无论怎样挑衅也不会参战。况且日本政府还知道欧洲协约各国政府之间正在订立的那些密约——法、英以让与利权或军事支援为交换，答应了俄国、继而又答应了意大利的种种要求。既然俄国和意大利能够指望在协约国得胜之时有所攫取，作为参战的报偿，那么日本为何不也趁欧洲的窘境捞上自己的一份？

在一般日本人看来，在日本政治家看来，欧洲政治家所宣示的这场战争的道义大义，不过是迫于权宜而说的政治套话，为的是打动芸芸众生与中立国家，同各国政府进行战争的真正目的、同战后议定的解决办法，都没有多少干系。日本关于外交与世界政治的知识，是在欧洲这所学堂里学来的，那是塔列朗与梅特涅的学堂。日本政治家研读过欧洲的历史、它历次的战争、它历次的和约；他们绝对无法设想：这一回竟会、竟能采用一套新的原则来了结战争的种种问题。于是整个战争期间，日本一刻不停地抓住每一个到手的机会，加强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用同别国订约的办法把这地位保住，并且造出些可供和会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样做的时候，日本几乎是明目张胆地拿一种可能性当撬棍来撬她的盟邦，即：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与德国单独媾和、进而结盟。她凭什么不这样做呢？协约国里别的国家也干过。

一九一六年初，日本政府认为时机正好，可与俄国了结若干悬案，于是着手进行。此事之中，德国这张牌又被用上了，俄国革命后公布的外交文书足以为证：

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致驻伦敦、巴黎、东京各使。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日本政府告我：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曾两次向日本大使接洽，力陈德、俄、日三国媾和之可取。我已告知本野：只要德国的媾和提议同时向俄、法、英、日四国提出，我完全愿意听取。至于意大利，因其尚未对德作战，无须要求德国亦向其提出；但我方将随时以此项提议相告，因为对提议的态度只能由协约各国共同决定。

致东京一节，另加：请向日本政府申谢此项极可宝贵之通报。

用了这个手法，日本得以同俄国帝国政府缔结一项新约，于一九一六年夏签字。实则协定共有两项，一项公布，一项秘密。当时俄日两国所订的密约，在帝制被推翻后由俄国革命党人公布出来。着重号为我所加。全文如下：

俄日条约

俄国帝国政府与日本帝国政府，为巩固两国间因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四日、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八日各项密约而确立之笃厚友谊，兹议定以下列各条补充上开各项密约：

第一条

两缔约国均承认：两国各自之根本利益，均要求保护中国免受任何第三国——凡对俄国或日本怀有敌意者——之政治支配；因此互相约定：此后凡情势所需之时，随时本诸完全信任，坦诚商办，以采取必要措置，防止上述情形发生之可能。

第二条

倘因俄日两国依前条互相同意所采之措置，致本协定第一条所指之任何第三国对缔约国之一方宣战，则另一方经其盟国首次请求，即须前往援助。两缔约国并于此约定：遇有此种情形，非先得其盟国之同意，不得与共同之敌媾和。

第三条

两缔约国依前条对他方给予武力援助之条件，以及此项援助实施之方法，均须由两缔约国各自之主管当局共同商定。

第四条

应须明了：两缔约国之任何一方，除非其盟国给予保证，表明将依所临冲突之轻重给予相当之援助，否则不得自认受本协定第二条之约束而须以武力助其盟国。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订之时起生效，至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至十四日止继续有效。

倘缔约国之一方于上述期限届满前十二个月不认为有声明不愿继续本协定之必要，则本协定自缔约国一方声明废止之日起，再继续有效一年。

第六条

本协定除两缔约国外，须绝对保守秘密。

为此，两方全权人员于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三日在彼得格勒，于本协定签字盖印；该日在日本历为大正五年七月三日。

（签署）

萨佐诺夫

本野

这份密约中有几点值得玩味。它显然是瞒着协约国其余各国订立的。不过，这约名义上要保护俄日两国在华利益、使之不受其支配的那个「第三国」，总不好设想就是俄日两国的哪一个欧洲盟邦。若这样解释此约，便等于判定缔约两国存心暗中使诈，或者按逻辑推下去，便是它们预料自己要被某些盟邦出卖。此约也不是针对同盟国一方的国家；若是针对它们，这约便属多余，因为俄日两国本已结盟，且正对同盟国各邦作战。约中所称的「第三国」究系何国，毫无置疑的余地。它针对的是美国。日本认定美国是最可能出而反对并抵制日本在华图谋的国家；当战争把她的盟邦拖得精疲力尽之时，日本政府便挑准时机（那通常是协约国吃紧之时，是军事或政治局势有了某种不利转折之时），悄悄逼迫协约各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以及其他事项。日本从俄国那里不但取得了对其在华特殊地位的承认，而且还讲定：一旦有「第三国」企图搅乱日本在华的布置，俄国须予以军事援助。在与此约同时签订的一项俄日补充协定中，以及在日俄战争以来两国政府所订其他秘密与公开条约的条款中，两国究竟怎样瓜分在华的利益与地盘，都已划分得清清楚楚。日本多半是拿捏住俄国急需日本物资、以及急需信贷来付款这一层，换取了俄国的同意。同时，俄国仰赖美国的物资与信贷更甚，然而俄国帝国政府竟不惮于暗中做一笔损害美国的外交交易。美国在世界政治上仍旧被看作生手。

美国报界对东方事务真正有眼光的评论极为罕见，因此《波士顿晚报》关于这项俄日条约的下面一段社论值得引录：

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所公布的、已故大隈政府与俄国帝国政府所订的密约里，实在找不出什么「对美国的武装示威」。但这个显然属实的条约是一个新的证据，表明大隈一朝只要能在这里那里为自己的目的捞到一点便宜，就完全乐意同任何人订约去对付任何别的人。日本同英国订有确凿不移的条约，看上去两国在东方是牢固的伙伴。可是这并不妨碍大隈去谋求同俄、德秘密结盟，以挫败英、美两国的目的。这正是他在日本名义上还同德国交战之际的图谋之一。大隈既然明知沙皇对协约国事业的背信，显然就准备利用这一点，同德国搭上一种半体面的关系。这一切卑劣得难以言说。不过大隈之垮台，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这套背信的手法。他的垮台是否改变了日本人的性情呢？谁也不敢这么说。同这个极有天分的民族打交道，我们须把眼睛睁大。但也不妨合理地设想：德国同日本现今的政府之间并不存在大隈那一路的默契；何况眼下俄国根本没有任何名副其实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公布的外交文件，等到搜罗齐全、消化明白，将构成外交史上极有意思的一章。

也正是在一九一六年夏，日本政府还促使英国签了一项密约（这是和会开幕后在巴黎才披露出来的），同意日本保有德国原在太平洋赤道以北的各岛属地。

然而事态往往会把外交家最周密的打算化为乌有；俄日密约签字盖印之后不久，两桩重大事件就使它于日本再无价值。这两桩事，便是美国参战和俄国革命。

战后、乃至战时就结成德俄日协约的可能，直到俄国革命之后一段时日、其后果开始显露之时，才在日本的政治议论中活跃起来。寺内正毅伯爵已接替大隈侯爵出任日本内阁首脑；一九一八年春，正当西伯利亚问题成为焦点之际，《日本广知报》主笔格雷戈里·梅森行将离日，与日本首相作了一次谈话，刊于一九一八年五月的纽约《展望》杂志。寺内伯爵对梅森先生所说的话，由充任翻译的鹤见祐辅君笔录，随后呈首相及内务、外务两省过目，再由寺内伯爵重加修订。所以这篇谈话尽可视为「官方的」。兹引其中一段：

「寺内伯爵，容我冒昧问一个很直率的问题，」我说，「因为我想廓清美国某些人中间流行的误解。柏林—巴格达之梦既已破灭，德国某些报纸便开始议论经由俄国而成的柏林—东京一线。有些美国人抱着这样的看法：倘若当前战争的结局有利于此，则日本战后有同德国结盟的可能。阁下对此有何高见？」

「那要全看这场战争怎样收场，」寺内大将说。「这场战争的结束将带来怎样的变化，是无从逆料的。倘若国际关系的情势有此需要，日本既不能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或许会被逼着到德国去寻求盟友；不过就我从现有情形所能判断的而言，我看不出有这样的危险。换言之，我相信日本同协约各国的关系在本次战争之后仍将一如既往。」

这篇谈话发表后，在日本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骚动；报界与政府官员力图把首相这番话说圆，甚至还要否认其真实性，而这真实性本无合理怀疑的余地。它来得如此正当其时，而彼时协约国整体的处境对这类念头又极为敏感，因此日本首相的这番话给人印象很深。东方亲协约国的报纸是怎样接受它的，可以举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广知报》的一段社论为例：

细看上下文，也不能说我们所引的那几段就减了分量。梅森先生心里分明想到德国势力将漫过俄国的可能，并想探一探日本在此情形下的政策。他先问的是日本干涉西伯利亚——当时一个火烧眉毛的问题。日本会不会出兵？是单独出兵，还是同协约各国一道？倘若德国据有波罗的海诸省、日本占据东西伯利亚，中间留一个小小的「缓冲」俄国，日本作何看法？假定德日两国终于在亚洲打了照面，它们是以劲敌相见，还是以友邦相见？这些问题提出之后，有两件事显出它们问得何等中肯。一件是围绕科林先生访伦敦而放出的试探气球，其意实即提议：德国若在东方得遂所愿，便可在西方缔一个「好和约」。另一件是威尔逊总统五月十九日的话，那时《展望》的谈话在美国刊出已两星期，他说：「德国人正在寻一个机会，好放开手脚，尤其在东方，去实行其征服与榨取的目的。凡关于在西方作出让步的提议，无不附带着在东方的保留。就我而言，我打算既支持法国，也支持俄国。」

寺内伯爵答梅森先生之问，说的是「日本既不能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或许会被逼着到德国去寻求盟友。」他紧接着便说他相信并无此种危险，并表示相信日本同协约各国的关系战后仍将一如战前。

再者，有一点不但是对寺内伯爵的公道，而且是了解这个问题所必需的，那就是：这个假设的情形是梅森先生构想出来的，发端的并不是寺内伯爵的脑子。他只是说，在某种情形之下日本可能怎么做，并且立刻补上一句：他不相信那种情形会出现。可是平心而论，这样就算答到点子上了吗？采访者勾画的那种情形并非凭空虚构。德国正倾其全力要把它变成事实；她已有相当进展，而就俄国一面而论，她的进展很难说有什么界限。这些可能之事怎样才不至于变成既成事实？除非协约各国把德国所投入的那样大的气力统统投入这场战斗，以「武力，最大限度的武力，无所吝惜、无所限制的武力」去对抗她的野心。没有意志之力，武力又算什么？协约各国的领袖，其本分不在为战败的那一刻预先勾画权宜之计，而在集中全副气力使战败成为不可能。或许有人会说，机会主义本是各国通行的政策，寺内伯爵不过是以他特有的直率，把一切政治家心底都承认的信条说了出来。这场战争摆在眼前，尤其眼看美国以白热的气力投身于一桩离她传统关切如此遥远、又如此无利可图的事业，我们看不出还有谁能承认这个前提。话虽如此，机会主义也有犬儒的与开明的之分。前者坐等事态，一心要从这场混乱中捞到自己那份好处；后者则抓住时机去成就它所珍视的结果。我们无法设想寺内伯爵是有意告诉世人：日本要静候结局，然后站到胜者一边；但我们也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他这番话所造成的印象，大概就是如此。

像这类事情常有的情形一样，这场议论与其说证明了日本政治思想中并无亲德的倾向，不如说反而把那倾向衬托得更为分明。一九一八年，伦敦《每日邮报》派其记者伯纳德·福尔克东来远东，撰写当地情形。他访问了许多朝野的日本要人，其中包括时任外务大臣的后藤男爵。那次谈话主要是讨论出兵干涉西伯利亚的问题，但也涉及战争的其他方面。兹据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三日《日本广知报》所载引录如下：

「日本对协约各国有什么可抱怨的吗？」

「关于美国对日本输出钢铁的意见分歧，你自然听说过了；不过那分歧从未闹大，整个问题两国都以善意处置。此刻我想美国对交涉的结果和日本一样满意。不，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可是对于那些似乎在惋惜日本没有同德国结盟的日本政客，我们倒不妨抱怨几句吧？」

「我不说我们中间没有这种人；不过在任何国家，反对政府的人说些于己有利的话、捞取政治资本，本是极平常的事，日本之有这类政客也就是这个缘故。英国国民尽可放心：只要日本帝国存在一日，日本国民便是他们的好朋友。」

「在我看来，日本有些报纸也很难说对协约国的事业有什么热心？」

「请不要把一时的党派政治现象误认作牢固的信念。请相信我，并没有多少理由可以断定那种漠然或者非议是扎了根的。」

「还有，我觉得日本国民完全不能按其本来的分量去想见英国的成就，也不能体会到英国在海军与陆军上已强大了多少？」

「或许有些人蠢到低估贵国的海陆军力，但我不会把他们算在我们有责任、有头脑的那一部分人里面。日本国民大概原本指望贵国的军队能有些更好看的战果。你是知道的，一幕惊人的好戏最能打动寻常百姓。」

「就我个人而言，贵国军队那种德国式的精神、贵国文化的德国化色彩，同英语之通行，我总觉得难以调和。通常的经验是：一种语言通行到哪里，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就带到哪里；请解释一下这个矛盾。」

「这问题问得好。以前我从没听哪个外国人问过，尽管他们心里或许都存着这个疑问。你所描绘的情形在日本确乎存在：你看见德国式的军人，同讲英语的民众并肩而立。恕我直言，这正是我们民族性中很美的一部分。日本吸收各国的文明，但无论研究英国还是研究德国，在我们总是从日本国民的立场出发。所以那些在你看来如此德国式的军人，其实一颗心完全是日本的；你所听见讲英语的人，思想上也依旧是日本人。换言之，借来的文明、借来的美好事物，只是用来把我们自己的性情磨得圆满，而不是用来取代它。我在德国住过多年。我在那里求过学，人家或许以为我亲德。我一点也不亲德。我也不排英。我完完全全是个日本人，在我们的国际关系上与举国的见解相一致。」

「你说你不排英，这话我不大明白。那岂不是理所当然？」

「我想说的是：我不偏于一边。我非常持平；不过一旦要在敌与友之间作选择，那么对敌人，我自然不能亲德，因为亲德的人就是敌人；对朋友，我也不能作排英那样的不友好之举。我最想表达的是：我是个日本人；然而当此我们正与敌人作战之际，我又怎能对协约各国漠然置之呢？请正确地理解我。」

「你相信英日同盟是长久的吗？」

「这问题以前也有外国人问过我，其中还有英国人。倘若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倘若太阳从西边出来，那自然什么都可能发生。不然的话——」

「德国对俄宣战那一天柏林出现的那场奇怪的亲日示威，至今仍叫知情的英国人摸不着头脑。你能解释吗？」

「解释是难的，不过我可以说说我的看法。战前两国（德国与日本）之间并无伤感情的事。我们的交谊很融洽。所以当德国人想到日本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或许会按自己的打算选边时，他们并不相信日本会对德国有什么妨害，他们是想表一表友好之意。」

「他们难道没有想到贵国会趁机对付俄国吗？」

「或许有人这样想过，但我不以为然。德国必定知道日本与俄国会一直是好朋友的。」

「批评日本的人说：贵国打这一仗是为了自己物质上的目的，而非为了理想？」

「日本本没有特别的理由去同德国开战。她之参战，是遵守英日同盟的义务，是为了守信。事实俱在，足以证明我们不错。」

「不过，恕我冒昧，那是义务，不是理想吧？」

「不错，可是义务的背后有理想。先帝明治天皇留下三万首御制诗歌，其中供奉着人类美好的理想；每逢艰危之际，举国便如奉圣经一般求之于此。」

这篇同日本外务大臣的谈话，很好地代表了日本人自己陈述的日本战时政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后藤男爵对一位英国记者说话时，仍守着日本系遵英日同盟条款而参战的这套说辞；而不到一个月之后，石井子爵在波士顿为打动美国人而发言时，却把这个说法明明白白地否掉了。

关于日本人的亲德情绪，伯纳德·福尔克在给《每日邮报》的一篇通讯里写道：

除了东京少数几位教授之外，日本并无希望德国得胜的心思；尽管凡有头脸的人都讲英语，她的士气、她的军队文化和流行的观念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式的。对德国的军事成就颇多钦佩，有时甚至引出这样的疑问：日本在英日同盟里押的是不是那匹该押的马。

一九一八年的日本人对德国的胜利比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时更多疑虑，这无疑是实情；到那时，加上美国，协约国一方较强已相当明显，因此即便有过押错马的不安，也减轻了。

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三易其手。开战之时当国的是大隈侯爵为首的内阁。大隈久以政治思想倾向民主的人自居；凡遇形势演变、寡头集团认为对世界摆出一副「自由派」面孔、或者借一张「自由派」的嘴说话较为便宜之时，他这副姿态便对日本大有用处。其实大隈本是元老之一，而元老正是寡头集团的核心，其权力建立于、且至今仰仗于天皇神圣的那套信条；日本从未有哪一届内阁比大隈这一届推行过更坦然的帝国主义政策。等到大隈政府（日本历届内阁莫不如此）在政治上左盘右旋，纠缠牵扯到非换一换布景不可的时候，寺内正毅伯爵为首相的内阁便上了台。寺内内阁维持到一九一八年秋；其时威尔逊总统所宣示的协约国战争目标已按摒弃专制与各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纲领定了型，德国之败几乎已成定局；日本政治家于是觉得，该着手把日本政府调整得合乎这一世界局势的变化了。世界既要变得对民主而言安全，那么日本就民主起来。这就是说：当初看上去军国主义要因这场战争而确立时，政府曾由「自由派」内阁摆向军国主义内阁；如今为了摹仿民主，它要更大幅度地摆回自由主义那一边。于是原敬内阁在一片民主的鼓吹声中上台。有意思的是，它上台的时间几乎恰好就是德国为媾和作准备而也翻了衣服、把政府交给一个所谓「自由派」内阁的时候。日本也在为和平作准备，而且照例是照着德国的样子起的调门。

和平既已在望，日本几乎每一个主笔与政论家都动笔写起日本的媾和条件来。彼此之间相似得出奇。大隈侯爵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国民新闻》上开列的条件颇具代表性。兹录如下：

（一）凡西线、中欧、巴尔干及非洲殖民地的领土变更，英、法、美三国所作的一切决定，日本均应赞同，盖日本于此诸地之事务并无直接利害。

（二）关于德国与俄国前途的各项问题，日本的态度应依协约国会议所得的结论而定；但日本应先行声明：解决此项问题所适用的根本原则，须以举世求取世界永久和平的愿望为基础。

（三）关于战争赔款的各项问题，应由协约国会议解决。

（四）萨摩亚群岛曾在英、美、德三国之间引起种种外交争端，其前途应依英美两国之意志而定，以摧毁德国在太平洋的根据地。

（五）现由英国占领的德属新几内亚不应交还德国。纵使英国本国政府肯于交还，澳大利亚也不会答应。此项原则亦应适用于俾斯麦群岛。

（六）马绍尔、加罗林等岛现由日本海军占领，交还德国既属危险，又没有理由让别的列强去占，故日本应予保有。

（七）青岛与南洋诸岛之间的海底电缆现由日本海军占用，应归日本保有。该电缆系私人公司产业，故德国应先行收购，然后让与日本。

（八）日本既已声明，即应将青岛交还中国；但日本应有权在该处保有专管租界及租界附属的各项机关与建筑。胶济铁路系私人公司产业，应由德国政府收购，然后让与日本。

（九）关于维持西伯利亚秩序的各项问题，应由协约国会议解决；但协约各国均应避免一切在西伯利亚攫取利权的行动或要求。

（十）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应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原则。

说来也怪，我相信大隈侯爵所开列的条件，就其所及而言，确实大体道出了日本真正想要的东西。她要保住马绍尔群岛与加罗林群岛，并已就此同英国——协约国中唯一在此事上有利害的一国——订了密约。日本主要的愿望，是保住她在山东省与青岛的地盘。为此，她已在青岛圈定并以迫使中国居民出卖田产的办法取得一大片地面，作为日本「租界」，在济南以及山东其他地方也如法炮制了类似的地面。有了这些租界，有了一九一五年协定及其附件从中国勒索来的特权，再加上胶济铁路的所有权，日本一时之间便可心满意足了。至于西伯利亚，日本确乎急于要协约各国「避免一切在西伯利亚攫取利权的行动或要求」，因为那会让别的列强在那里立住脚，而这正是日本不愿意他们得到的。

日本究竟是以兼并的方式、还是以充当国际联盟受委任国的方式取得马绍尔与加罗林两群岛，其实关系不大。别国反对日本据有这些岛屿，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因为它们可能被用作海军根据地与无线电台；然而国际联盟若真成事实，军备又能限制在合理而相称的范围之内，这类战略要点便没有多大价值了。

大隈侯爵这张单子虽然开出了日本在领土与既得权益方面对和会的要求，却远不是日本想要到手的全部。我把我所认为的、日本在当前这一局棋中于世界政治上真正想要的东西，概括如下：

一、各国确认它们战时与日本所订的各项协定。

二、各国承认日本战时从中国取得的各项协定。

三、各国承认日本在解决远东问题上的首要地位。

这就是日本想要的；倘若这几项目的落空，日本国内必将大失所望。在了结战争遗留的一切问题上，日本对每一问题的态度，将一概取决于该问题与上述三条的关系。大隈侯爵单子上的头五条所涉及的问题，日本本无利害可言，所关心者只在它们如何牵动世界的均势；而无论这场战争会产生怎样一种均势，日本都会把自己的政策调整过去。

大卫·劳伦斯在三月八日纽约《晚邮报》上评论和会开头三个月的情形，写道：

日本代表是和会上的一个谜。他们说得最少，对进行中的事情更少插手。别人说话，他们静静地听，难得置一词。日本代表团对其余各国代表团似乎一向亲善。他们看去不过是些关切的旁观者，却预示着日后要在和会上扮演极紧要的角色。

在触动她利害的事情提上议程之前，日本在和会上确乎不过是个关切的旁观者。除了因中国而起的一场风波，多少泄露了日本对华态度的某些内情（那桩事本书后文再论），日本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开头几个月里始终保持超然。日本赴会，一如她当初参战，抱的是机会主义的心思。凡寻常的变故，她都有准备。倘若和会照老规矩办、由老一套的动机支配——而这正是日本颇为预料、也颇为期望的——日本政府自信不至吃亏。日本知道：协约国里别的国家在战时也走过旁门左道，赴会时也要提出种种要求与密约，其不堪绝不下于日本所要求承认的那些，有几桩且犹有过之。日本政府还知道：在原则上与日本目的动机相同的国家，在和会上将占大多数。这便是外交交易的好地基；日本的外交袋子里带着好几匹用来换马的「交易马」。她还备下了相当一批可以用作「烟幕」的题目，以及用来对付那些不吃老式交易这一套的强国（例如美国）的抵挡之物。这些「烟幕」之一，便是所谓「种族平等」问题，及其附带的日本人向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移民的问题。日本自然并不想要什么国际联盟；但联盟倘若成立，她也完全预备加入，并要求取得在远东充当联盟受委任国的权利。

这场战争使日本面对的一个大事实是：她旧有的那套衡量国际分量的算法必须彻底改换。国际评等的名单非大加修订不可。如今的列强，看样子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这张单子上，显然有几个国家之列为列强只是出于礼貌，其实早已跌到二等国家的地位。日本自己实际上也退回了二等，因为她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同一个真正的强国成功较量。譬如说，大战之前日本的专家把美国评为二等国家，并深信日本有本事在北美大陆以外的任何问题上打败美国。如今日本再没有这样的幻想了。日本的专家明白：单是这两国交战，则无论为了什么问题，日本战胜美国的机会都很小。日本政治家还觉得：英日同盟多半不会得到英国的续订，而战后美英之间几乎必然会结成协约。俄国既已崩溃，德国又一时黯然，日本万一同美国或英国闹翻，便无处可去。此外，日本代表团赴和会时还怀着一层不安：她战时的真实角色恐怕要被揭露，她某些盟邦对此又抱着怎样的观感；一言以蔽之，日本所怕的是道义上的孤立。

日本的处境在道义上的若干尴尬，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著名英国作家、中国问题权威伦诺克斯·辛普森（即「普特南·威尔」）说得极好：

处此情形之下，最令人惊异的莫过于报上所载日本的那个提议：由她的顾问替中国拟定中国的和会方案。倘若世上还剩下一个在办理国事的方法上、在军人阶级于宪制上的优越地位上酷似德国的强国，那个强国便是日本。在她看来，国家仍旧是王公的产业，人民不过是王公的臣属。战时从日本涌出的一切文字之中，看不出对民主的目的与宗旨有一丝一毫的领会；因为尽管刚刚有一个「民选」内阁上台，宪法却不曾改动，大臣也不曾经由法律的机制对国会负责。威尔逊总统方才对巴登亲王马克斯主持的德国政府所说的话，原封不动地可以搬来说原敬君和他内阁里的同僚——那就是：显然人民没有办法使帝国的军事当局服从民意；天皇支配帝国政策的权力丝毫未减；决定性的主动权仍旧握在迄今为止的那班主人手里。

因此，把战争掩护之下远东公然发生的事情记在心上，把打着「希望条件」的名目对中国施行的许多颠覆性举措记在心上，便有这样一种可能：日本若不迅速作出使文官权力居于上位的宪制调整，她或将遭遇一场难堪的经历——在和会上，德国全权代表要问她：我们所打交道的，究竟是一个议会制政府的合法代表，还是一个专制政体的爪牙？倘属后者，则一切讨论应予延期，直到已强加于德国的那种民治标准同样强加于日本为止。

战争的骤然结束，使日本政府与国民如遭雷击。日本国内对此毫无准备，以致停战条款传到之时，政府一连数日不许全文刊布，好让国民对这消息有个准备。

在结束日本战时政策这个题目之前，不妨引出若干材料，以见日本在青岛问题上的立场与承诺。我确信，日本政府的真实态度，本章前面所引那位日本国会议员的见解已准确地映照出来了；不过那自然不是公开的官方态度。日本对德最后通牒发出的那一天，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隈侯爵发表了下面这段话，由日本在纽约的官方宣传机构「东西社」传给美国报界：「日本与中国相邻，因而滋生许多荒唐的传闻；但我声明：日本行事问心无愧，合乎公道，并与其盟邦〔英国〕完全一致。日本并无领土野心，惟愿作东方和平的保护者。」几天之后在东京，大隈侯爵在一次公开演说中说：「日本的战事行动，不会超出为达到保卫其正当利益这一目的所必需的范围。帝国政府不会采取任何足以使第三者对其领土或属地之安全发生忧虑不安的举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大隈侯爵又通过纽约《独立周报》电告美国人民如下：

我欣然借《独立周报》之便，向美国人民致意；贵国人民向来是日本有益而忠实的朋友。我愿使贵国人民相信：本国政府与本国人民就当前欧洲与远东这一可叹局势所作的一切言论与保证，都是出于至诚。一切忠信与荣誉之感，都责成日本与英国合作，把过去、现在与将来威胁英国的利益、贸易、航运及其人民生命的敌人，从这一带海面上清除出去。远东的局势并非我们所求。我一向愿意维持和平，这是有充分证据可证的；身为日本和平协会会长，我始终朝这个方向努力。威尔逊总统就中立问题向贵国人民所发的崇高文告，我读后深为钦佩。我们日本人对贵国这位伟大国家元首发此文告的精神与动机深致敬意，并且深信他的文告必能得到举国的响应。

身为日本首相，我曾声明，现在再向美国人民、向全世界声明：日本并无别有用心，不想攫取更多领土，也没有剥夺中国或其他民族现有的任何东西的念头。本国政府与本国人民已经许下诺言、立下誓约，而这诺言与誓约必将信守，一如日本向来信守其允诺。（着重号为我所加。）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初，加藤高明男爵借国会质询之便，把日本在胶州湾问题上的立场挪动了一下。其主张见于日本报纸所载的下列问答：

问

（一）胶州湾是否交还中国？

（二）日本帝国政府就胶州湾最终归属一事，是否曾向中国或向其他任何国家有所承诺？

（三）最后通牒中关于最终将胶州湾归还中国的那一条，是否并不约束日本的行动？

加藤男爵的答复

（一）关于胶州湾前途的问题，目前无可奉答。

（二）日本在此一点上从未对任何外国有所承诺。

（三）对德最后通牒的用意，在于从德国手中取得胶州湾，从而恢复东方的和平。至于用兵之后再行归还，则不在考虑之内，最后通牒中亦未提及。

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两年间，日本政治家的言论与日本报界的论调分明转而否认当初归还胶州湾于中国的允诺，并开始为这种否认发明种种外交上的婉词。真正的缘由自然在于：战局显示日本尽可以安然把那些允诺一笔勾销，在中国要怎样便怎样。然而美国参战之后，日本关于胶州湾问题的议论便打起「五五开」的算盘，以便权宜所需，两种态度随时取用。等到中国已入协约国之列、同盟国之败已成定局，原先的态度便又拿了回来。牧野伸显男爵以日本首任赴会代表团团长的身分抵达巴黎之后，发表了如下的正式声明：

日本现已许诺：将这座以德国的钱修成的港湾与港口，连同胶州湾的地面，一并交还中国；中国得到它，比她本来可能收回的时日要早八十年。据以归还的一九一五年条约并无秘密条款；一九一八年九月所订的关于今后中日在山东合作的协定，其中也没有哪一条款超出或不及于对悬案作出公正而彼此有益的了结。

此事在写作本书之时便停在这里。它最终如何了结，多半要拖到战后的岁月里去了。

四中国与这场战争

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观感—对日本的疑惧—维护中国中立与领土完整的种种努力—第一项提议—局势概观—中国的权利与愿望被置之不理—日本对德国的最后通牒—中国主权遭到漠视—英国的态度—美国的立场—日本席卷山东—下一着棋—日本的二十一条—它迂回曲折的路数—强加于中国的「协约」—中国的抗议—美国的声明—北京政府的两难—中国第一次提出加入协约国—这一提议所受的冷遇—中国第二次提出加入协约国—这一提议的条件—计划为日本所阻—日本报界的恼怒—日本态度的明朗化

大战爆发之时，中国尚未从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和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中安定下来；然而在袁世凯总统治下，政府的权威正逐步及于全国，把内部局面和平地理出个头绪来，看去也不无指望。袁总统判断时势颇有远见，立即着手防范，唯恐中国因他人之故而被拖入漩涡。同其他洞察远东政局的人一样，他觉得中国不安的根源并不在欧洲任何交战国的举动，而集中于日本的动向。

（关于中国当时的处境，以及自大战爆发以迄一九一六年间的种种事件，作者在一九一六年出版的前一部著作《我们的东方问题》中已有详尽的叙述与评议。）

除极少数人外，中国人在战争之初只是惊讶于它的骤然爆发，对其起因与争端则几乎茫然不知所措。美国人若肯坦白回想一下自己在战争初起时的普遍心境，或许便能体会中国人面对这一惊天动地的大事时的思想反应。在两大交战集团之间，中国人并无明确的偏爱或同情，对于其中孰是孰非也只有模糊的看法。中国人甚至不像多数美国人那样，同交战各国有宗教的、政治的、族类的渊源，足以激起关切、划定同情的归属。在最初卷入战争的各国当中，多数都曾使中国蒙受屈辱，在中国人看来也都曾对中国行过不义。若说天平有过些微倾斜，那么中国人对德国的怨恨，大约还不及对俄国或英国之深；而且可以断言，即便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所疑惧的日本，也远甚于欧洲的任何一国。

的确，在战争初期支配着北京政府行动的，无疑正是对日本的疑惧；而在整个战争期间，推动中国政策的也始终是这同一个根本缘由。凡研究东方政治的人当时都立刻感到：日本必将以投机取巧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局面。同美国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最先想到的自然是采取并维持绝对中立的地位。北京政府为保全中国利益、确保本国中立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归纳如下：

一、提议将凡租与外国交战国、或租与日后可能成为交战国之国家的中国领土，一律交由中国收回管理，使之中立化。

二、提议将交战国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战争行为限制于指定区域之内。

三、提议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

这三项办法自然不是同时提出的。第二项是在第一项失败之后才有的；第三项则是前两项均遭拒绝、又鉴于日本的政策而来的结果。

第一项提议出于绝对中立的精神。为使其适用于普遍，并避免显得针对或偏袒某一强国、某一交战方面，这一计划把下列各处一并包括在内：胶州租借地（德国）、九龙与威海卫租借地（英国）、包括旅顺与大连在内的关东州租借地（日本），以及俄、日两国依满洲铁路各项协定而派兵警备的地带。中国倘是一个强国，能在真正平等与自决的基础上与列国交涉，她该走哪条路本不成问题：她只须向世界宣告自己的意向，把这些领土收归管理，作为自卫之计，也极少会有人质疑此举之当否或她是否有此权利。然而，中国若果真是一个能自决的国家，她当初根本就不会让出这些租借地——那些强国原是为着自己的战略打算才攫取并把持它们的。

在中国提出将外国的战略租借地中立化的时候，日本尚是中立国；因此北京政府恳请日本与美国这两个主要中立国出面斡旋，促使各交战国同意。

说来蹊跷——不过在熟悉内情的人看来也并不意外——阻挠这一提议的，竟是身为中立国的日本，而不是任何一个交战国。德国大概本会同意，因为这样做她并不会失去什么确实的便宜：无论如何，英、法、俄三国海军或联合、或单独行动，早晚总要使青岛不再能充当德国海军的基地；事实上，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对这一提议是肯听的，因为它预见到拒绝只会把日本拖进战争。英国也肯听，因为威海卫中立化于她的战略并无多大损失，而德国在远东的基地不消一兵一卒即可铲除，又不至于使中国陷于不利。这样做同英国对华的整体利益也正相吻合。中国又请美国从中斡旋，或者说曾试图请美国从中斡旋；看来美国也确曾试探着推动列强就范。然而日本的反对，加上当时国际局势的纷乱慌张，使事情一拖再拖，终于到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德国递交最后通牒，把一切后续的转圜都堵死了：

帝国政府以为，当此情势之下，采取措施以消除远东一切扰乱和平之根源，并维护日英同盟协约所期之公共利益，实属至关紧要而不可或缓。

日英协约之宗旨在于确立东亚巩固持久之和平；为达此目的，日本帝国政府诚意认为，忠告德意志帝国政府实行下列两项，乃其职分所在：

第一，即刻将德国军舰及一切武装船只撤出日本及中国海面，其不能撤出者，立即解除武装。

第二，至迟于九月十五日，将胶州租借地全部无条件、无补偿地交付日本帝国官宪，以备日后归还中国。

日本帝国政府同时声明：倘至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正午，尚未接到德意志帝国政府无条件接受上述忠告之答复，日本将不得不采取其认为应付此种局面所必需之行动。

在这一番维护中国中立的努力当中，各有关国家所显露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俄国起初漠不关心；及至日本的反对露出苗头，她便因同日本订有公开与秘密的种种协定而不能表示赞同，至少不能公开表示赞许。英国（或者说在华的英国利益集团与英文报纸）在日本的立场明朗之前，似乎对这一提议颇存好感。英国既已卷入一场旷日持久而吉凶未卜的战争，大约觉得开头就同日本生出龃龉，殊为不智。法国全副心神都在抵御德军入侵，无暇他顾，既顾不上过问此事，也估量不出它将如何影响战局，如何影响法国在远东的利益。法国大概不过是跟着英、俄走罢了。留给美国及其他中立国的时间太短，来不及组织任何有效的行动来按住日本的手、保全中国。事变穿着七里靴大步疾行，世上那些本无私心的政治家，多半既不能预见，也无从驾驭。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就胶州租借地向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其所标榜的目的，几乎同中国的中立化计划所要达成的一模一样。分别只在于：按中国的提议，收回管理这块本属中国版图的土地的是中国；而且，一切交战国在中国领土之内的行动，也一并纳入中立。这可不合日本的意，因为她正打算借此机会取德国在华地位而代之，并且还要把这地位扩而大之。撇开这一最终的用心不谈，日本此举本身就是把专属于中国的权柄揽到了自己手里。试问：依据国际法或国际惯例的哪一条，日本竟可以命令德国（她那份最后通牒虽名为「忠告」，实则无异于命令）把一切军舰和武装船只撤出「中国海面」？然而那份通牒白纸黑字正是这样写的。就在日本递交通牒的同一时刻，北京政府正同所有交战国以及两个中立国（日本与美国）进行外交磋商，要把德国军舰逐出中国海面或予以扣留，协约国军舰同样如此。协约国与同盟国的军舰，后来也都依次在中国所能管辖的水域内被扣留。当时便有人指出：日本已趁战争初起之机，对中国摆出了一种保护国或宗主国的姿态。这一僭妄的做法，其暗含的外交侮辱固然使中国不快，而它所引起的惊恐则更甚于不快。

关于英国当时的态度，我在《我们的东方问题》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对英国当时的举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英国援引同盟条款请日本相助，日本之举实由英国发端。另一种说法是：日本自行其是，且与其盟国的本意相违，只是以既成之势迫使英国默认，并在官面上为这一外交上的虚构背书。我信后一种说法。它同事实与情势的逻辑相合，同英国在华的利益相合，也同英国对中国以及对其他承诺「门户开放」与「中国完整」政策的国家所负义务的体面态度相合；而足以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也所在多有。

自我发表那番意见以来，据我所知并无任何事情足以使我改变它；相反，东方事局的全部演变，以及各国对东方政策在战争影响下的走向，反倒愈发印证了它。不过可以断言：一旦日本明确地站定立场，并着手走上一条必将使她因青岛问题而对德开战的路，英国政府便把它当作既成事实接受下来，此后的言论与政策也都据此而定——尽管对于结局，英国有时不免疑虑重重；尽管对于日本此后的许多作为，英国无疑深为不满。

北京政府既未能使中国境内的外国租借地不被当作军事区域、不成为交战国争夺之地，其下一着棋，便是设法把对青岛的军事行动限制在德国所租的胶州一隅。这似乎是极合情合理、极为公道的条件，却被日本拒绝了；其中缘由，不久便昭然若揭。日本对德宣战之后，英国宣布将与其盟国一道参加攻取青岛的军事行动。英国这一在法理上无可挑剔的举动，竟招致日本的不快，遭到日本报界疾言厉色的抨击——报纸指责英国参战只是为了牵制日本的对华政策，并使英国在战后处置胶州租借地时取得一份名义上的发言权：此事正好说明了协约国各方在这件事上的真实心思与动机。英国政府参与青岛之役确有这两层用意，这是无可置疑的：那几百名英国兵原本并无必要，他们的作用也纯属点缀，因为日本的高级指挥官有意作了这样的安排。英军很留意顾全中国人的情面，始终不曾越出德国租借地的范围。

日本则不然。她处处找出借口，把军队铺开到德国租借地以外山东省的大片地方，并且把青岛至省城济南的铁路全线据为己有。

日本在山东立足既如此轻易，对其欧洲盟国无暇他顾的程度、对较强的中立国不愿或不肯行动的心理，又估量得如此准确，因此到一九一五年开年之际，她已准备再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控制。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提出了分为五号、共二十一条的一系列要求。这桩丑恶的勾当已有很多人论及，而最初的二十一条、伪造的十一条，以及谈判之末中国实实在在被刺刀逼着签下的所谓「协约」，本书均已作为附录收入，因此这里只作一个概述。要概述此事，大约没有比下面这段取自《我们的东方问题》第一四七至一四八页、对日本手法的勾勒更合用的了：

（甲）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同时严词告诫中国：日本坚持从速办理，并须严守秘密；（乙）对中国不断施压，迫其将各条一揽子应允，不容讨论；（丙）一再警告中国，不得将交涉情形告知他国，即便是秘密相告亦在禁止之列；（丁）最先见报的有关这些要求的消息，均遭日本政府断然否认；（戊）日本政府警告国内报纸，不得刊登或议论这些要求；（己）训令日本驻外使节否认并贬斥有关这些要求的消息；（庚）日本驻北京公使对他国使馆的询问，一概否认曾提出任何要求；（辛）待他国政府从中国政府处取得原件抄本之后，日本政府仍然否认有二十一条其事，另行开列十一条，把其中最招物议的内容尽行略去。

（作者在《我们的东方问题》第八、第九两章中，对这些要求的提出经过及其性质有详尽的交代。）

从道义上剖析日本这一行径便可发现：论其迂回曲折、诡谲不诚，战争期间任何国家的任何举动，大约都难望其项背。有一位公认为研究中国与远东的权威的英国名流，近来同我谈话时称之为「日本对其盟国背信勒索的政策」——这政策便是从此开端的。日本不但趁中国手无寸铁、求援无门之际，以武力恫吓要把这个泱泱大国置于自己的宗主权之下，并要把其他一切外国在华的利益与机会（其中尤其包括她在战争中的首要盟国的利益与机会）掘去根基，而且还要把这一切暗中做成。日本不但事先不把她对华的打算通知各协约国政府——而这一打算一旦得逞，远东现存的国际格局便要整个翻转过来——她还诉诸外交上的谎言与托词，既瞒着盟国，也瞒着其他各国政府。

交涉旷日持久，其间中国向各国求助而无应，又设法躲闪、设法把条件磨软，终于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驻北京公使递交最后通牒之后被迫接受了日本的条件。通牒的措辞如下：

日本帝国政府兹再行忠告，希望中国政府于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以前，对此忠告作出满意之答复。兹特声明：倘于所定时限以前或届时仍未接到满意之答复，日本帝国政府将采取其认为必要之步骤。

此前日本已有若干海陆军的调动以恫吓中国，而中国劝说任何一国出面代为交涉的努力又尽归无效，于是北京政府于五月八日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一星期后签署了一份实际上由日本口授的「协约」。这份协约比起原案已大为改动，那是由于其他强国的压力，也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动对日本有所牵制。英国大约曾坚持删去原案中若干条款——那些条款本会束缚并戕害英国在华的经济地位与利益。美国也为中国出过力，并促使日本放弃了原案的第五号。第五号是所有要求中影响最深远、最招物议的一号，其内容无异于把中国置于日本的宗主权之下。日本收住脚步之处，正是她当时确信再往前走便会过分激怒其盟国、惊动美国、并把中国逼上武装抵抗一途的地方；而武装抵抗是日本所忌惮的，因为它会引起国际上的纠葛，也会反过来妨害她自己借战争而来的经济繁荣。中国当时有袁世凯做总统，算是一件幸事：他兼有政治上的机敏与倔强的胆气，曾立誓宁可一战——哪怕武力抵抗毫无胜算——也决不让出中国的主权。

北京政府在一份关于此次交涉的正式声明中说：

在整个交涉期间，国人所表现之强烈民族情感，众所共见；中国政府于可让之处，已让至无可再让，此固彰彰明甚。中国政府所力争者，不过中国之完全主权、各国在华之条约权利，以及机会均等之原则而已。……中国政府于考量对此最后通牒应取何种态度时，所以有此决定，实缘于不愿使中国人民以及在华之众多外侨蒙受无谓之痛苦，亦不愿使各友邦之利益陷于危殆。职是之故，中国政府不得已而全盘接受此项最后通牒；惟于接受之际，中国政府声明：凡关于维持中国领土之独立与完整、保全现状、以及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他国间所缔结之各项条约协定，如因此而生任何变更，中国政府概不与闻。

关于中国接受日本最后通牒一事，我在《我们的东方问题》第一六一至一六三页中曾这样写道：

我在前面几章里勾勒了中国当时国内的大致情形，而大战又在这一团乱麻上添了新的乱麻。中国政府肩负着三重责任：保持自身的中立，维持交战各方之间的中立，并且在许多外国利益自顾不暇的时候，一视同仁地保护在华的一切外国利益。不仅如此，日本的要求一旦外泄，中国政府又面临着国内政治上的严重难关。日本的侵逼把中国民气激发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举国要求北京政府断然拒绝。于是北京政府一面要应付日本咄咄逼人的外交，一面还得把事情处置得不让国人的义愤燃烧起来，酿成推翻政府之举。就这一点而言，日置益公使一月间提出原案时对袁世凯所说的那几句话，是很值得玩味的。

日置益当时说：中国若不从速应允日本的要求，日本恐怕就约束不住当时寄寓在日本的那一班中国二次革命党人的活动了——换句话说，日本是在威胁：要在中国再挑起一场内乱。袁世凯的两难，是一目了然的。他若拒绝日本的要求，日本便会动武来取，而中国抵挡不住；他若答应日本的要求，哪怕只答应一部分，国内反对政府的激进党也会指他卖国，说不定就借这个题目再举事一次——倘若这场变乱又得到日本在财力和别的方面的接济，那就更易得手；他若决意抗拒日本，尽力一战，则举国将陷于大乱，几年来在重建上所得的一点进步都要倒退回去，而在华的一切外侨与外国利益也都将陷于危境。在这样的情形下，袁选了较明智的一条路。该让的让了，能留的例外尽量留住，指望中国日后能在文明世界面前得到一个申诉的机会。

（黑龙会的那份建议书，收在附录丁中，对于日本在华挑拨滋事的政策是一个惊人的揭露，很值得一读。）

在交涉进行期间，美国政府曾向日、中两国查询，并从外交上告诫日本，表明了它的关切；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六日，美国政府又经由驻北京公使递交了如下照会：

鉴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业已进行或现正进行之交涉的种种情形，以及由此所达成之各项协定，美国政府谨此照会中华民国政府：凡中日两国政府业已订立或此后可能订立之任何协定或约定，如有损及美国及其人民在华之条约权利、损及中华民国之政治或领土完整、或损及通称「门户开放」之国际政策者，美国政府概不承认。

同样措辞的照会，也经由美国驻东京大使馆递交日本政府。其他各国即便对交涉的结果有所抗议或有所赞同，也未曾公之于众。英、法、俄三国政府大约认为当时提出异议并非上策。然而协约国的几个主要政府对其东方盟国的作为深感不安，不久便有了确凿的印证。

自欧洲宣战之日起，袁世凯无疑就明白：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问题，只归结为一个字——日本；他那精明的头脑，也就一刻不停地盘算着保全国家的办法。他最先想到的是美国（这是我从那几年间袁总统最亲近的幕僚口中得知的）；然而早先维护中国中立与自决权的努力所得的结果，再加上二十一条一事，使他确信：华盛顿政府虽不赞成日本的政策，却并不打算采取什么十分有力的行动去加以阻拦。作为一条可能的出路，袁自战争之初便想到中国加入协约国。日本在山东开始海陆军行动不久，又拒绝了北京政府关于把作战区域限于德国租借地的请求，袁于是提议：由中国派兵参加攻取青岛，凡租借地以外的行动，一概交由中国军队担任。这一提议是向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爵士转达的。看来袁世凯当时完全是自作主张，因为连他身边的近臣，在提议提出时也并不知情。直到一年多以后中国加入协约国一事以另一种形式重新提起，袁才把他第一次的尝试告诉旁人。据袁本人所述他与英国公使的那番谈话，朱尔典爵士是劝阻中国这样做的。看来英国公使这番忠告是自行其是，并未把此事告知他的协约国同僚——俄、法两国公使。朱尔典爵士当时是否把这一提议连同自己的意见报告了本国政府，我不得而知，但料想他是报告了的。这件事的分量是显而易见的。倘若英国公使劝阻袁世凯加入协约国乃是自行其是，事先并未探明唐宁街的意向，那么这一政策的后果便该由朱尔典爵士承担；倘若英国政府确曾获悉，而公使的见解又出自政府的授意，那么它当时何以要把一个盟国拒之门外，就只能凭人猜度了。按理推想，当是日本不愿中国加入协约国，而英国政府出于某种理由——或是权宜之计，或是先前已有承诺——听任日本去摆布这一局面。

一九一五年秋（十月二十八日），协约国的几个主要国家（英、法、俄、日）联名向中国递交照会，劝阻当时议论纷纷的复辟帝制之举，理由是此举将使全国生出纷争与动乱。这份照会是远东战时外交中一个极耐人寻味的关节：日本政府一面在华北暗中煽动帝制运动，并私下许以支持，诱使袁世凯往那条路上走，一面又通过它在华南的代理人在那一带扶植反帝制的党派，如今却又在公开的文告里反对中国改变政体。日本对华的打算，就其立论而言极为简单：一个主要目标，再加上若干从属的变着。主要目标是把中国搞散、搞乱，然后借口有义务维持秩序以保全文明，在这片废墟上植下日本的控制。为达此目的，日本在中国的内政上玩两面手法，在国际政治上也玩两面手法。正如在中国政体一事上，日本一面同中国激进的共和派密相往还、予以援手和鼓励，心里其实希望中国行帝制，立一个由日本操纵的傀儡皇帝；在世界政局中，日本一面选择了站到协约国一边，心里其实希望并预料德国得胜。这一套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在惯常的美国人看来几乎不可理喻，但在东方外交中却不过是甲乙丙丁的初步功夫。二十一条以后，协约国的几个主要政府对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真实态度，不可能再存什么疑问。

协约各国递交这份劝告之时，袁世凯正处在国内国外都极其棘手的境地。劝阻复辟运动的忠告递交后两天，即十月三十日，中国政府的一位外国顾问当面向袁世凯建议：中国摆脱困境的一条出路，是加入协约国。使这位顾问惊讶的是，他得到的答复竟是：这个提议袁已经提过两回了，一回在战争初起之时，一回在一九一五年八月。既已碰过一次钉子，袁在第二次设法挤进协约国这个集团时便小心谨慎，因为他此时已忌惮日本的反对会带来的种种麻烦。同前次一样，他又找到了英国驻北京使馆，而在那里，这个提议被看作不吉之举，理由是它会惹恼日本。据我所得的可靠消息，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在与袁世凯的私下谈话中就表示过这个意思；

袁便把它当作英国政府的态度。不过这一回，袁并没有把接洽限于英国使馆一处。到这时，他对各国的真实动机与态度、以及制约着它们的种种情形，已有了相当清楚的认识。袁又探了法、俄两国使馆的口风，并征询了美国使馆的意见。据一位与袁相近的人士相告，中国加入协约国的建议在法、俄两使馆都得到了善意的接纳，这两处无疑也把它们对中国局势的看法报告了本国政府。到那时，协约各国之间似乎已生出一种意见：日本在东方的「放手行事」应当有个限度，对她加以约束是必要的。

在十月三十日的那番谈话中，袁告诉他的外国顾问：他曾提议中国依若干条件加入协约国，这些条件是：（甲）协约国保证日后德国若有报复，当保护中国；（乙）德国在华的租借地与租界一律归还中国；（丙）协约各国政府同意将政治犯自中国境内的外国租界引渡交出。第三个条件大约需要略加说明。它针对的是这样一种奇特的局面：图谋颠覆中国政府的革命党人得以把外国租界当作举事的根据地；袁世凯在设法安定全国、稳固政权时，为此极感棘手。

在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加入协约国的官方态度，自然由美国身为中立国的地位所决定；不过据我所知，美国公使曾把私人的意见告诉袁世凯：此举大约可以救中国。

北京的这些外交磋商，导致协约各国之间的正式商议。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英、法、俄三国大使在东京晋见日本外务大臣石井子爵，代表本国政府正式请求日本与各该国一道，邀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当时的情形，我得自一个绝对可靠的来源。这次正式晋见的结果，以及它所显露的动机，在远东与这场战争的外交史上分量甚重，因此把其中若干关节略加剖析，是很有必要的。近来我同一位研究远东政治的英国权威谈话，他说道：「战时英国远东政策之所以软弱、之所以失误，一个原因是它在北京和东京的主要代表给了它错误的建议——或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清真实局面，或是因为怯懦迟疑，不敢向本国政府照实陈明。」

在东京那次晋见的场合，欧洲三国的大使本人对中国的实况所知甚浅，这份见识上的欠缺使他们同石井子爵交涉时处于下风。三国大使陈述了本国政府的意见，并举出若干理由，说明何以应邀中国加入协约国。石井子爵对这一提议以及所举的理由，一概表示异议。他说：日本认为中国方面的事态发展关系到她的最高利益，她在那里必须抓得住手；中国若要切实参战，势须编练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而这样一支军队的建立，日本不能安之若素；一个四万万人的国家若在经济上放开手脚，日本也不能不为之不安。

石井子爵这番话，我在原文中特加标出，因为其中含有日本对华态度的精髓——当日如此，今日亦然。日本要让中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积弱不振。中国已被划定为日本的主要「酬劳」，只等协约国得胜之后分赃之时来领。日本不愿把她自己划归自己的那一份赃物并入公共的锅里，更不愿因中国受到协约国的保护而失掉它。除了中国，日本当时还能指望从哪里取得足够实惠的「补偿」，以酬她「对协约国的效劳」？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九一七年九月在东京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子爵的书房里会见他时，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编成一支庞大而有战斗力的中国军队，对日本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协约各国大使晋见石井子爵一事，并未促成任何行动；数日之后，石井子爵又将其意见形诸文字，分送伦敦、彼得格勒与巴黎。不过此事确凿地表明了一点：日本反对把中国拉进来以增强协约国的实力。

就在北京政府为加入协约国而进行这些磋商、英法俄三国政府业已赞成此议并正运用其影响力劝日本同意之时，日本驻华使馆以及日本在中国各地的外交官员，却在暗中竭尽所能，劝阻中国走这条路。我从若干可靠人士——他们当时所处的地位使他们对这些事有确切的了解——那里得到确实的消息：日本驻上海、汉口、广州的领事官员都在主使一场反对袁世凯加入协约国之计划的鼓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也孜孜不倦地与这一提议为难，甚至私下里（但非正式地）劝告袁：这样走下去，中国大概要惹上严重的麻烦。

日本报界随即对中国将成为协约国一员的提议大肆抨击，而对英国的指摘尤为刻毒，指英国设此一计是为了夺去日本应有的地位和应得的酬报。这一番聒噪大约出自外务省的授意，至少也是政府所容许的——日本的报纸受着严格管制，未经官方许可，明令不得刊载或评论外交消息。有些日本政论家趁机指出：日本除了留在协约国一边之外，还另有一途可走；日本同别国一样，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日本报界的这一次发作，是日本思想中亲德倾向的头一次明白流露，也表明日本已在考虑：万一她同各盟国的关系变得不如意、不合算，便有同德国修好的可能。这也可以说是日本国内那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颇为显著的反英情绪的开端。

第二次要把中国作为交战国拉进协约国集团的尝试，就这样归于失败。

五中国与这场战争（续）

一九一六年中国的处境—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观感—并无可据以畏惧德国的实在理由—对日本的畏惧却是真切的—对协约国的猜疑—美国插手其间—美国在北京的影响力—邀请中国对德断交—这一提议所造成的外交局面—列强各自的立场—日本的态度—俄国的试探—若干秘密往来函电—日本所欲何在—英法两国的影响—日本的迂回手法—中国的内部情形—美国向中国进言—此举所引起的种种问题—日本的恼怒—对争端的歪曲—日美关系—《罗脱—高平协定》的含义—日本在中国的反美宣传—若干实例—朝鲜的前车—中国方面的看法—日本态度的转变—中国对德宣战的好处—离间中国与美国的图谋—中国对德宣战—对此举的剖析—局势的新转折。

自一九一五年秋至翌年夏，中国政局所萦绕者，主要是恢复帝制、拥袁世凯为皇帝的那场运动；其结局是一败涂地，袁世凯亦随之身死。原任副总统的黎元洪将军——人称「革命之父」——继任总统。黎元洪其人品格可敬，却不具袁世凯那样的果断，也没有袁氏对国际事务的把握。他的外交方针在理论上极其简单：力持中道，勿使中国卷入是非。

同世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中国在战争期间的政策也受时局牵动。到一九一六年夏黎元洪就任总统之时，有些事情在北京政府看来已了然分明，另一些则仍在未定之天。摆在中国面前最触目的实际事实，是日本这一威胁。

情形是这样的：日本在中国的政策，似乎得到了其余各协约国——英、法、俄——即便不是赞许，至少也是默许；而协约国集团已两度回绝中国加入的表示，其情形足见日本在协约国远东政策中的支配地位。同盟国方面却丝毫无意为中国制造难题，反而摆出了一副和解的姿态。至于中国本可转而求助的那个唯一的大中立国——美国，则依旧奉行一种在中国人看来既超然又可疑的政策。

当时的战局正日益有利于同盟国。俄国的进攻能力已被摧折，罗马尼亚参战这一转折，反倒开始对协约国不利。在冷眼旁观者看来，协约国取胜的指望已很渺茫；实则整个局面正朝着一种于德国有利的结束方式倾斜。以协约国当时的构成与动机而言，其胜利于中国并无一线希望；恰恰相反，这样的结局预示着日本在远东确立无可争议的优势，在中国享有无条件的主宰之权。中国人中间渐渐生出一种想法：这场战争若以德国得利而终，或者德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分量不致削弱，倒是中国摆脱日本侵逼的最好机会。中国的政治家们看不出：既然中国并未获准加入协约国集团，进一步开罪德国究竟于中国有何益处。战争爆发以来，协约国在中国的某些宣传做法，已使中国人心中暗生怨怼与不信。就发布的数量与便利条件而论，英国的报纸与通讯机构在这一领域几乎占着压倒的优势；然而它们不得不迁就英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迁就日本在战争中的行径与在中国的政策——由此产生的政治需要，遂使它们时时陷入前后矛盾与虚伪造作之中，这是凡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看得出来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法国驻北京的公使因手腕欠缺、处置某些问题时失之粗率，数度极严重地伤了中国人的感情。协约国所自称的战争宗旨，以及迄今在中国所感受到的它的实际反应，都没有什么能在中国人中间唤起情感上的拥护。协约国在中国的报纸，纵然极力申说德国政策如何残暴、德国得胜将如何危及中国，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叫中国政治家们夜不能寐的，恰恰是协约国——或者说协约国中的一员，日本——政策的残暴。德国的掠夺政策，中国人（能读报的那些人）只是在协约国的报纸上读到；日本的掠夺政策，他们却是切身领受的，而且他们眼看着在华的英法报纸对日本的所作所为或视而不见，或曲为回护、代为开脱。到一九一七年初，在中国稍具政治见识的那一阶层中间，对协约国的深刻不信任已经生根，与之相伴的，是愈来愈不相信协约国能够获胜。在中国政界人士看来，协约国的胜利，正明确地呈现为日本对中国宗主权之被承认；而同盟国的胜利，则呈现为一种摆脱日本宰制的可能。

给远东局势注入一股新鲜而有力的影响的，是美国。美国对战争的态度发生变化，其第一个重要征象，是一九一六年夏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授权并筹款扩充海军。使美国在北京的影响力沦为一个「纸上朋友」的，正是这个国家陆海军力量的不足。中国政界人士相信美国人民与政府的友好情谊和善良意图，但一连串的经历几乎使他们确信：面对日本这样一个武装强国，美国不会、或者不能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底。一九一七年初，已有先兆显示美国可能成为交战国。接着便是美国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由美国政府邀请其他中立国采取同样行动，以示对同盟国无限制潜艇战的抗议。中国政府接到了这一邀请，由此又引出中国战争政策的一场危机。

美国已与德国断交的正式通知，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四日晌午前后送抵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美国公使芮恩施博士当即请求与时任中国外交总长的伍廷芳博士会晤。伍廷芳病重，其子、外交部参事伍朝枢遂安排芮恩施博士于当夜与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会商，由伍朝枢代表外交部出席。芮恩施博士向黎总统转达了美国政府的邀请：请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迄今中立的国家一道，对德断绝外交关系，以抗议无情的潜艇战。黎元洪总统表示同情，却顾虑此举于中国可能招致的后果；段总理则持重审慎。芮恩施博士陈说其事，力促从速定夺。当夜并未议出结果。

此后数日又续有会商，一时紧张的外交局面便都聚焦于美国政府的这一提议。其时我正在北京，尽我所能追踪着事态的进展。其他使馆以及若干并无官方身份的人士，也都参加进来，或力劝中国政府接受美国的邀请，或力劝其拒绝。各国政府就此分成阵营。同盟国一方（德国与奥国）自然反对中国采取此种行动。协约国一方，英、法、俄、意皆赞成，唯独日本反对。日本的反对，一如往常，是迂回的。日本驻北京使馆暗中施展其影响，以阻止中国政府接受美国的邀请。在与黎元洪总统的一次私人晤谈中，日本公使历数中国追随美国将要承担的风险：美国并非军事强国，纵使参战，其参加也无多大作用；美国向来言大而行小，且屡次使中国陷于孤立无援之境；

德国不会被协约国打败，因此中国最稳妥的路，是置身于这场搏斗之外，而在将来的媾和中倚靠日本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战后日本与德国之间必能达成完全的谅解，届时日本便可为中国的安全作保。日本公使又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作了一次口吻相同的私人晤谈；与此同时，东京的日本外务省也正把这一套说辞灌输给中国驻日公使馆。

依照日俄一九一六年所订、当时尚未公布的密约，两国互相约定，凡对华行动皆应彼此通报、彼此协商；因此在此事上，俄国驻东京大使便向日本外务省作了接洽。俄国革命后公布的秘密文件中，有下面这份关于俄国驻日大使库鲁朋斯基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子爵谈话的报告（文中着重处系本书作者所加）：

日本在战争中的领土目标

原俄国驻东京大使库鲁朋斯基电，一九一七年二月八日：

凡有机会，我无不向外务大臣陈说：中国参战于日本自身的利益亦属有益。上星期我还与他就此事谈过一次。今日我再次向他指出，眼下时机尤为有利，因为美国已表明立场，并已向各中立国提议效法其举动；尤其是，美国驻北京公使近来发表了若干演说。本野子爵答称：中德断交，他将是头一个表示欢迎的人；只要他确知中国政府有意如此，他绝不迟疑，立即在北京采取步骤。然而迄今他并无此种把握，且恐在北京交涉而不得要领，反于协约国有损。他允诺我，即刻探明北京的态度，若有几分成功的希望，便向内阁提议，按所期望的方向作出决定。

另一方面，该大臣又指出：鉴于日本国内舆论对此事的态度，并为在将来的和平会议上——倘若中国亦获准与会——确保日本的地位，他必须先取得各协约国对日本在山东与太平洋诸岛方面的愿望的支持。这些愿望是：承袭德国迄今在山东省所享的一切权利与特权，并取得现由日本占领的赤道以北各岛屿。

本野明白告诉我，日本政府希望立即得到（俄）帝国政府支持上述日本愿望的许诺。为推动中德断交这一极关紧要之事，我以为极宜给予日本所要求的许诺；何况就此间所能看到的情形而言，英日两国近来的关系，足以使人推断日本的这些企望在伦敦内阁方面不会遇到任何异议。

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电：

外务大臣今日询问我，是否已接到（俄）帝国政府关于日本在山东与太平洋诸岛问题上之愿望的答复，并告我日本政府极盼我方就此事从速给予许诺。

在英、法、意三国政府看来，美国以德国之敌的身份参战，乃是一件意义极其重大的事件，它有望把一个预示着僵局乃至失败的局面，转变为协约国赢得战争的大好机会。因此，纵然这些政府对中国原本别无所图，它们大概也会支持美国政府一切足以把中立国拉向同情协约国、与协约国并肩的举动。它们驻北京的公使馆对美国的提议深表赞同，并且如此向中国政府进言。

北京的外交界人人明白：日本并不愿中国卷入战争，尤其不愿中国站在协约国一边。日本倒也许乐见中国与德国联手，因为中国不可能给德国以有效的助力，而此举却正好给日本提供一个占领中国的好借口。然而眼下是一种新的局面，外交界都在猜度东京内阁将如何应付。日本政府心里作何感想，北京的外交官们都心中有数；可是它将如何行动呢？俄国驻东京大使的那番探询，正可照见日本的态度。东京外务省无疑看清了：此后——尤其是一旦美国参战——日本再要坚持把中国排斥在协约国集团之外的态度，已难以为继。可是，作为撤回其对中国加入协约国之反对的交换，日本政府明白告诉库鲁朋斯基：日本要的是各协约国的保证——保证日本对原属德国的赤道以北太平洋诸岛的占有，并承认日本在山东的地位。剥去外交辞令的粉饰，这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把中国拉进协约国集团的结果是日本在中国「分不到那一份」，日本便不会帮这个忙。

俄国外交部之所以未能正式将关于太平洋诸岛与山东的所求保证给予日本，大约是因为革命爆发之故；库鲁朋斯基的电报送抵彼得格勒后不久，革命便发作了。至于日本是否也曾要求英法两国政府就山东问题给予同样的保证，两国又是否给了，在我执笔之时，仍是一桩外交秘密——和平会议上的议论大约会把它揭出来。当时（一九一七年二月），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曾赴国务院，声称布赖恩任国务卿时曾许诺尊重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并要求：万一中国与美国加入协约国参战，美国政府应支持日本在山东省的地位，并支持其对赤道以北太平洋诸岛的要求。据我所得的可靠消息，国务卿蓝辛答称，他不知道国务院曾作过任何此类许诺，并且拒绝使美国政府在此事上有所承担。据告，在那次晤谈中，日本大使曾对蓝辛先生说：德国已向日本接洽，有意达成谅解。这里有一点颇堪玩味：每逢日本政府需要从某个协约国或共同作战国那里取得一项对自己有利的承诺时，它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抛出一句暗示，说日本要的东西，从德国那里也未必得不到。

然而北京的事态，比日本外交所预料的走得更快。美国公使以不知疲倦的精力，一直在敦促中国政府接受美国的建议。国务总理段祺瑞是政府中的强人，交涉中实际由他代表政府，因为伍廷芳抱病，无法积极参与。外交部则由其子伍朝枢出面，大部分晤谈他都在座，应对甚是得体。交涉中显露出来的是：中国要得到某种确切的保证，要求美国政府许诺，在媾和时凡涉及中国领土的处置及其他问题，须与中国商议。芮恩施博士无法正式给予这样的保证，因为其时与美国之间的电报恰好一度中断；但他以个人的意见相告：倘若中国听从美国的劝告，美国政府必定会运用其影响，使中国的权利得到尊重。在北京致力于促使中国政府听从美国劝告的人当中，有若干英美两国的报纸通讯员，尤其是多年担任伦敦《泰晤士报》驻京通讯员、现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的莫理循博士，以及美籍顾问福开森博士。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顾维钧博士也力劝本国政府在此关头采纳美国的劝告。在华的外国人中，除日本人外，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要逃脱外国的宰制、不再让自主之权与国土进一步被削夺，其机会就在于投到美国的羽翼之下。经过再三陈说，中国政府的要人终被说动，接受了这一看法；二月九日，中国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

有关公文如下：

美国驻北京公使致外交总长照会

（附注：抄件。）

北京，一九一七年二月四日

大臣阁下：

敬启者，本公使奉本国政府训令，代表本国政府向阁下作如下通告：

鉴于德国政府新近宣布将恢复无差别潜艇战之意图，本国政府除遵循一九一六年四月十八日致德国政府照会中所定之方针外，别无他途。故本国政府将召回驻柏林之美国大使及其随员，并即刻将护照发交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及其随员。

本公使又奉令声明：大总统不愿相信德国当真会将其对中立国商务所作之威胁付诸实行；但倘若果真实行，大总统将请求国会授权动用国家力量，以保护在公海上从事和平合法事务之美国公民。大总统认为，此次所采取之步骤，与其一月二十二日在参议院演说中所阐明之各项原则完全相符；因此他相信，倘其他中立各国觉得可以采取与美国政府相同之行动，则于世界和平必有裨益。

顺致崇高的敬意。（下略）

（署名）保罗·芮恩施

外交总长致德国驻北京公使照会

（附注：译文。）

北京，中华民国六年二月九日

（即一九一七年二月九日）

大臣阁下：

案准中国驻柏林公使电达德国政府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照会一件，内称德国政府新近采行之封锁办法，自是日起，将使航行于若干指定区域内之中立国商船蒙受危险。

德国此次开始实行之潜艇战新办法，危及中国人民之生命财产，较之此前业已使中国丧失多人性命之各项办法为尤甚；此举实系违背现行国际法之原则，妨碍中立国相互之间以及中立国与交战国之间正当之商业往来。我国若对此种战法隐忍屈从，无异自认此种专断而无理之行径为合于国际法。

因此，中国政府对德意志帝国政府于二月一日所宣布之各项办法，郑重提出抗议，并深望德国政府为尊重中立国之权利、维持两国之邦交起见，将上述办法不予施行。

倘出乎意料，此项抗议竟归无效，则中华民国政府将不得不深致遗憾，断绝现存于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尚须附陈者：中国政府此种态度，纯出于增进世界和平之大业、维护国际法之尊严的愿望。

顺致崇高的敬意。（下略）

（署名）伍廷芳

外交总长致美国驻北京公使照会

（附注：译文。）

北京，中华民国六年二月九日

（即一九一七年二月九日）

大臣阁下：

敬复者，接奉阁下一九一七年二月四日照会，内开：鉴于德国政府于二月一日采行潜艇战之新政策，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已决定对德国采取其所认为必要之某种行动等因。

德国所行各项办法，危及中立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妨碍中立国之间以及中立国与交战国之间的商务——即便是正当商务；此种办法若听其推行而无人反对，势将在国际法中植入一项新的原则。中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大总统一样，不愿相信德国政府当真会将其付诸实行。

中国政府赞同阁下照会中所陈之各项原则，并坚决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站在一处，业已采取相同之行动，就新的封锁办法向德国政府郑重抗议。中国政府并拟于今后采取为维护国际法原则所必要之行动。

顺致崇高的敬意。（下略）

（署名）伍廷芳

中国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令日本颇感意外；然而东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对此举表示赞许，其措辞则使不明内情的人觉得，中国此举乃是出于日本的劝告。

自中国与德国断交，到中国对德宣战，其间相隔六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北京为左右中国政策而展开的外交角逐仍在继续。使局面更趋复杂的，是政府行政部门与国会之间的一场内争；这场内争终于导致国会解散、南北两派决裂，其间还穿插了复辟帝制的一场闹剧。中国内政的这些段落与这个国家的战争政策密切相关，构成其背景，因此略加说明是必要的。以下引录我自己的一些评论，载于一九一七年六月九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

中国又一次陷入了那种周期性政治危机的阵痛之中——这类危机一再威胁着要把这个国家撕裂，也一再叫她的外国朋友灰心丧气。争执的焦点一如既往，无论就原则还是就权宜而言都有些模糊；但其中主要的成分还是可以辨认出来的。归根结底，这是中国各政党——或者说各派系，用「派系」这个词更确切，因为西方国家所理解的那种中国政党，至今尚未出现——争夺政府控制权的一场斗争。大体说来，这些派系被称作军人派与所谓的自由派，后者即国民党。军人派主要由各省、各地的督军，即军事长官组成。中国现有的军队几乎全在督军手中，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即由此而来。自由派在国会中占多数——这个国会是在上一次叛乱之前经选举，或者说经派系密议推举而产生的，后来被袁世凯解散。自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以来，军人派在近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将军之下，占据了内阁的各主要职位。

段将军是在袁世凯暴卒、国家似将崩解之际就任的，居然也把一个政府——姑且算个政府——张罗了起来。国会重新集会之后，便成了反对总理政府的中心，一如它在袁世凯当国时那样。国会与政府行政部门之间的这场角力，就原则而论，同自争取民主政治以来别国所发生的同类角力并没有多少分别。不外乎是两个部门之间关于权利、位分、权力与特权的那些老一套争执。困难之处在于，中国并无一部公认的宪法；虽有一部临时约法，但其合法性与适用范围皆在聚讼之中。

政治摩擦的一切条件于此具备，摩擦自然也就发生了。这并非意外之事；在一个共和国里，只要约束在适当的分寸之内，从学理上说甚至也未必不是好事。可是，国会与总理一旦意见相左——而他们通常总是相左——便是僵局，行政的车轮往往因此停转。这是老掉牙的故事了。总理想一意孤行，国会一面掣其肘，一面又寻机会叫总理下不来台。在两派之间，黎元洪总统力求中立，力求依临时约法和外国宪法学家的意见来定自己的行止。他的路数一向是温和的、调停的，始终力图保全和局，按共和的轨辙谋一个解决。裂痕愈拉愈大，总理便把督军们拉到自己一边，结成一个半成形的团体，与国会中的多数相抗。争执发展成彻底的决裂，总理遂怂恿总统召督军入京会商。几位有势力的督军应召赴京，在京议定：要求解散国会，以为政府施政所必需。另一方面，国会——或者说国民党的多数派——则坚持要罢免总理，另任一位与国会和衷共济、为国会所满意的总理并组阁。在这种局面下，总理辞职（或者说被总统免职），离开北京。督军们随即追随他到了天津，宣告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并扬言：若不照他们的条件办、若不解散国会，便要挥师进京。以上便是近来事变的一个粗略轮廓。

要辨明这场争执的是非曲直、要判定何种路数为上，就必须看一看纷争背后真正的或可能的根由何在，其中所牵涉的根本原则又是什么。军人派声称现在的国会并无存在的法律依据，这一论点并非全无道理。自由派则声称，它是在力图为中国保全共和立宪政治的命脉所系的那些原则。因此，争端有两面：一面是原则上孰为正当，一面是政治上孰为权宜。就原则而论，按一般所理解和施行的立宪成法，督军们对政府发号施令、要求解散国会，是错的。说穿了，就是一群将军自认有权裁决法律问题，并强行推行他们对宪法争点的解释。这种自居的权力是颠覆立宪政治的——这一点毫无疑义。所以在主要争点上，国会在法理上是站得住的。另一方面，军人派从政治权宜着眼，却也有一番很像样的理由。督军们辩称：当此关头，中国政府的第一要务是秩序；而秩序非政府掌握军队不能维持，军队又在督军手里——所以唯有督军才是能够维持秩序的官员，组阁与决定行政问题，必须征询他们的意愿。督军们还声称：他们若屈从国会、奉行国会的命令，结果不过是自己被解除兵柄，换上另一派的人；而那一派上台之后，把军队拿来为党派谋利，其专横决不会比现在的军人派轻多少。中国目下的政情，颇有不少事实可以支持这一说法。至于国会，它的理由如今只能全靠其存在的法理依据了。作为一个行使职能的立宪机关，它迄今是失败的。

在这场危机之前、并把危机引发出来的那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透出了若干耐人寻味的事情。自由派为了在民众中间动摇总理的地位，所用的一个说法是：总理图谋把国家出卖给日本；他新近已与日本订立一项秘密协定，由日本支持军人派在中国恢复帝制，作为报偿，日本可得让与之利权，并可监督中国的某些行政职能。自由派的一位要人近日对我说：「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明白不明白：日本在中国政坛上支持我们这一派已有些时候了，如今何以转而支持总理那一派？」照这位向我发问的人说，缘故就在于前总理曾图谋把中国断送到日本手里。这样的指控，出自多年来一向被人疑为自身便与日本在华的图谋与政策关系密切的人之口，至少是耐人寻味的。

关于日本在这一团纠葛中所扮的角色，以及万一中国此时陷入内战她可能采取的路数，我以为眼下所需的疑惧，比这场危机若发生在几个月前或一年前要少些。世界大势的走向，正迫使日本对华政策的某些方面——如二十一条第五号所显示的那些——有所更改，至少是暂时搁置。姑且不说日本目下自称在这些政策问题上已幡然改图的表白是否出于真诚，可以指出的是：即便她仍想把第五号压下来、仍想抓住中国内战所提供的机会在此干涉，今日的世界情形对于这样一个图谋的实现，也远不如从前那样有利。俄国的革命，美国正在进行的军事与政治上的重新整备，以及这些事件此刻及将来对其他列强的反作用，都深深地牵动着日本的地位，因而大概也会影响她在中国的政策。

正当此时，美国政府注意到了中国的状况，并试图以一件友好的劝告照会致送中国，来遏止其趋于纷乱的势头。此举立刻招来了广泛的议论，因为它在美国的远东政策上又是一项创举。以下收入我当时所作的一些评论。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六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我写道：

美国正式请求所有协约国照上星期美国照会的口吻向中国进言（即劝中国勿使自己卷入内战），此举意义非同寻常。美国照会一经公布，日本的半官方报纸立即以一种略带恼怒的口吻加以指摘，其理路是：美国不先同日本商量便向中国进言，未免放肆。有的主笔甚至认为：万一确有向中国进言的必要，日本也应坚持一切劝告须专由东京转达。这套论调，同头本先生及其他日本政论家两三年来如此孜孜不倦地宣扬的那个假定完全一脉相承，几乎等于宣称日本有权排除他国而独自经理中国。美国政府这最近的一件照会，看上去恰像是对这些自居之见的当面回敬。美国不但自行其是地向中国进言，如今更进一步，径直邀请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协约国一同进以同样的劝告。从一层意思上说，这可以看作一根风向草，预示着头本先生那番揣测——揣测美国在他所谓「插手中国与日本之间」、或充当「东方事务的政治管闲事者」上究竟会走多远——将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如今渐渐看得出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在成形，而其全部意义在日本尚未被理解；这些形态，对中国人是极有兴味的。美国的这一举动及其动因，自然同中国如何领受这番劝告是两回事，甚至同其他列强如何答复美国的请求也是两回事。

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我又写道：

一时之间，美国政府致中国的照会，以及它设法邀约其他若干国家一同进此和平之劝，比内政的种种情节更引人注意。这件照会的发出，在时间与情形上还有些不甚分明之处；但看来美国政府的本意，是一面把照会递交中国，一面同时把抄本分送他国，请它们以相似的措辞向中国进言。显然美国并无意使自己的行动在任何意义上取决于、或受制于他国的与会，因为这件照会是单独递交的，并未等待他国的答复。如今这些答复都已到来，其意（至少就英、法两国而言）是说：它们虽然在原则上赞同美国所进的劝告，也赞同其目的，却有所窒碍，不能一同进言。剖开来看，这几乎只能有一个意思：英、法两国在此前某个时候订有尚未废止的约定（大概是同日本与俄国，或同其中之一订的），这些约定使它们此时不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

美国这件照会的用意之一，或许正是要逼出这一层内情。如果英法两国认为美国的劝告在原则上是稳妥的、在目的上是正当的，那么为什么不同美国一道，以友好的道义劝说去影响中国，以期在此时维持中国人之间的和平，并且大概还兼有一个目的，即寻一条途径以和平的方式扶持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呢？循理推之，答案只能是：在最近几年之中，也许就是在这场大战爆发以后，日本已从这些国家手里逼出了关于其对华政策的承诺。倘若此说属实，那么美国无疑是要弄个明白的，而现在路已经铺好，可以查清究竟是怎样的局面。总有一天——在远东和在欧洲一样——那个把世界一步步推进这场战争的秘密外交学派所遗留下来的全部协定，都得翻过面来摊在桌上。这就是美国致中国的这件照会在世界政治中所透出的意味。它显示着：美国参战的结果，是一些根本性的外交变动正在发生。

日本本土的报纸以及在华受日本操纵的那一部分报纸，拿美国劝告中国这桩事大做文章。一如往常，指摘总是伴随着对事实有系统的歪曲，伴随着关于此事的删削篡改过的新闻电讯。兹就此题引录日本两家大报的文字：

录自东京《朝日新闻》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博士近日向中国所进的劝告，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此点无可否认。所不明者，唯此劝告出于何种动机。此前人们曾善意地解释说，此项劝告乃是美国政府据其驻北京公使的建议而草率发出训令所致。然而据本报纽约专电，从美国国务卿所公布的发出此项劝告的理由中，我们如今已看出美国此举的真意与动机。就美国对华劝告的通篇口气而论，美国自始便存心干涉该国的内政。她故意夸大日本的动员和协约各国因战局而作准备的紧迫，以之作为进此劝告的理由。我们本来把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传闻同俄国单独媾和的传闻联在一起，看得极为严重；如今这个可怕的构想竟被拿来用在美国对华的劝告里了。即便该项传闻属实，即便日本迟早须为协约各国之故而在满洲准备动员，这一说法也决不能成为美国凌驾他国、独断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

录自东京《大和》

美国近日之举，与该国向来奉行的政策大相径庭。列强记忆犹新的是：美国曾以不愿干涉中国政治为由退出在华五国银行团；而当日本政府向美国提议，劝袁世凯缓行帝制时，美国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与日本及他国采取一致行动。然而如今，在其他列强都取旁观的消极态度之际，美国却贸然撇开它们，独自干涉中国内政。况且美国不会不知道日本在中国所享的优越地位——这地位正可与美国在墨西哥所享者相比。日本因顾念美国在墨西哥的特殊地位，未在该国采取任何步骤；美国却无视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干涉中国的内政。

东京的美国人报纸《日本广告报》则有这样一番话：

凡对美国在华政策稍有所知的人都会明白：美国在中国并无政治野心，不求势力范围，也不求任何政治上或财政上的控制。美国政府所递的那件照会是友好的，纯属劝告性质，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个愿望：希望中国在此危急之秋把党派的政争搁置一旁。

我们为日本报纸的那些议论感到遗憾，也为发给外国报界的那些谈话感到遗憾；因为我们一向致力于、并且愿意继续致力于日美两国关系之更亲密、更友好。促成两国间更亲密、更良好的谅解，其条件从未有比今日更有利的；日本历届政府之中，也从未有哪一届像今日当国者这样，立于如此宽广而清明的外交方针之上，足以保证这样的结果。

我们感到遗憾，是因为如今人们将对日本的动机生出疑心。美国致送中国的那件照会，凡以中国的利益为念的国家，无不应当乐于、并随时准备附署。其中并无一语是任何国家可以正当地表示异议的。

我此刻之所以要把美国对华进言这桩事说个明白，是因为它乃是若干重大事件的先声，也因为它相当分明地揭示了某些国际上的意图与阵线。美国那件照会本身语气平和，并无别有所图之处。它不过是向中国指出：眼下这个时候，任何国家使自身陷于内部涣散都是极不合时宜的，而这样的局面对中国尤其暗藏危险。别国何以要反对在那个时候把这样一种影响施于中国的局势，实在令人难以索解，除非别国巴望中国乱下去。我在此把这几点提出来，是因为后来在略为不同的情形之下，外国列强就同一情形向中国进言的这同一个问题，又重新浮了上来。日本围绕此事所作的宣传，从后来的发展看，乃是石井使团赴美之若干目的的序幕。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我写道：

日本效法欧洲各主要协约国之例，也要派一个由日本名流组成的使团赴美。日本报纸把这次出访看得极重；在美国，它无疑也会被大加渲染，由日本在那里布置周密的宣传机器全力「吹捧」。这个使团此时访美，我是很高兴的，不过我高兴的理由，同日本报纸所标举的并不完全一样。「使美国更好地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这个用滥了的套语——日本报纸所标榜的此行的表面目的——自然不过是照例的胡话。日本人此类的出访，以及日本在美国的宣传，此前主要是被用来防止日本的意图在那里被人看穿的。我看这个使团的目的如下：第一，同其他列强一道在美国公众面前占个亮眼的位置，以沾些反照过来的人望，并使日本的观点居于人前；第二，把日本关于如何了结战争中涉及东方之各项问题的那一套论式，潜移默化地塞进美国人民与美国政府的头脑。当然，从日本的立场看，这完全是正当的，也正是别国的特别使团赴美时各为自己所做的事。日本使团无疑会像其他使团一样受到礼遇，使臣们要说的话，也会有人认真倾听。不过有一点，我以为日本报纸对这个使团及其在美国的效果，眼光稍稍有些失准。它未免过于想当然地以为这几位日本名流将告诉美国人许多事情，却几乎不去想美国人可能会告诉这几位日本人些什么。我欢迎——美国政府也应当欢迎——这一个机会：私下里、却用十分明白的话告诉日本，美国对于远东情形与政治中若干根本问题究竟怎么看；并且让日本明白：此后美国有意积极过问这些问题的解决。这一点一旦在日本被当作事实接受下来，日美两国之间的谅解便会有一番大的——我希望也是持久的——改善。

有一点是应当让这几位使臣深深领会的：美国决不肯听任自己被推到日本——也不肯被推到欧洲——在中国事务上的附庸的地位。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也并不流露出对日本的任何恶感，不意味着反对日本在中国或别处正当的商业发展，更不意味着美国人或美国政府不愿在合作正当而可行之时与日本合作。但美国在同中国打交道时，应当保持自主之身，在那些与我国有特殊关系、并且现在或本应在他国干涉范围之外的事情上，拥有完全独立的行动之权。我们容日本有此地位，也就应当坚持我们自己保有此种地位。美国有些政论家动辄附和日本半官方报纸所屡屡搬出的一个说法，说依照《罗脱—高平协定》，美国政府在中国采取重要步骤之前须先同日本商量，乃是应尽之义务——对这班人我实在没有耐性。据日本通讯社自美国电传的报道，美国一份主要的和平主义刊物《纽约晚邮报》近日主张：美国「应当体谅日本在中国的特殊优势地位，未先与日本商量，不应在该国采取任何外交行动，因为有一项协定云云」。日本报纸对此类言论的删改窜易实在太频繁了，把这一论调归到《晚邮报》头上，也许是冤枉了它；不过这同我从前见过的该报言论倒是一路。倘若它当真提出这样的论点——说《罗脱—高平协定》使美国承担了在一切对华外交举动上须与日本商议的义务——那么它所据的立场是完全站不住的，经不起剖析。

《罗脱—高平协定》，是当时的日本驻华盛顿大使与当时的国务卿伊莱休·罗脱之间所互换的两件文字相同的照会；两国政府以完全相同的措辞约定：维持中国的现状，维持在华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以及中国的领土完整。其第五条曰：「倘有任何事变发生，足以危及上述之现状或上述之机会均等原则，则两国政府应互相通报，以期就其所认为有益之措置达成谅解。」这难道像是要求美国在致送一件旨在维护罗脱—高平协定之原则的照会给中国之前，须先同日本商量么？而即便当真作此解释，它不也同样地约束日本么？日本报纸可曾主张：依照《罗脱—高平协定》的条款，日本在中国采取任何步骤之前，须先同美国商量？倘若如此，那么日本当初向中国提出那著名的二十一条时，何以不先把她的意图通知美国？以为美国这最近的一件照会在递交中国之前须先由日本签证，乃是荒谬绝伦之论；凡把这种念头灌进美国舆论与政策、灌进中国人头脑的种种努力，都应当抵制。

中国政府以美国进言时的那种精神领受了这番劝告，并作复致谢，声明此事当加意斟酌。一时之间，这番劝告在中国互争不下的各政治集团中间、在一般有见识的中国人中间，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倘若当时依美国所请，得到各协约国同样劝告的支持，本来或可收到实效。然而其他列强并无一国正式支持这番劝告，而其中的一国——日本——对中国另有打算。

自二月间中国与德国断交起，北京便有一股压力，要促使政府于断交之后继以宣战。美国成为交战国一事，已使中国在这件事上的踌躇有所松动。美国宣战确实把中国所面对的整个战争局面都改变了，但这一变化在战争政策上的全部意义，并未立即渗入中国人的思虑。在美国参战之前，交战两大集团既已划定，中国人对任何一个交战国的表白都不大相信。中国人并不以为英国、法国或意大利对中国怀有什么特别不怀好意的图谋，却坚信日本怀有此种图谋，并且坚信日本不知怎地已从其盟邦手里取得了对中国可以为所欲为的特权。这一推断不断被种种情形所印证。在中国人看来，列强与日本对美国劝告中国一事所持的态度，正是它们彼此之间秘密承认日本在远东居于主宰地位的旁证。那时日本报纸正忙着在中国人中间散播对美国的猜疑。我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一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就那番宣传的若干方面评论如下：

《亚洲先驱报》（东京杂志，头本先生主编）的社论《中国的美国朋友》中，提出了几桩极严重的事情。文章开篇提到山本唯三郎先生（文中称其为船业巨富）新近访华所得观感已结集成书。作者记述了他与若干中国要人的谈话，其中有唐绍仪先生；据引述，唐氏说过这样的话：「使朝鲜人丧失独立的，正是美国人。美国人怂恿朝鲜政客谋划国家独立，把朝鲜人的心思搅乱了。这无疑是该国被日本吞并的一个成因。如今美国人看来又想叫中国踩着朝鲜的覆辙走下去。」这的确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看法。人不禁要问：唐氏此时把这样一层猜疑的纱幕蒙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上，究竟是何居心。总之，《亚洲先驱报》接着发挥道：「唐绍仪先生说：他们的一些同胞在朝鲜所犯的那个致命的错误，如今正由一群美国人在中国重犯——他这话无疑是出于亲身的见闻。这里决不是要暗示其后果将与朝鲜的情形相同。中国眼下正经历其历史上最重大的危机之一。前面有礁石，这是容易看出来的；但我们对其民族的元气深具信心，不信她会沦于异族的统治之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有若干在远东的美国人，正奉行着一种足以阻挠两大亚洲民族之间的谅解与善意的政策——而依共同的利益而论，这两个民族本应是最好的朋友。」不过看来头本先生不过是借唐绍仪的所谓观点作个引子，拿朝鲜这个可怕的前车之鉴，向中国宣讲一番。《亚洲先驱报》接着说：「即便朝鲜全然不受其美国朋友的任何怂恿，其独立是否就保得住，也大可怀疑。在与外部世界往来的二十余年间，她既已证明自己无力自新，那么显而易见，她极需要一个与她免遭外敌侵凌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强国来引导教诲。当日俄两国争夺朝鲜的斗争以我方获胜告终，谁当为朝鲜的保护者与引路人，便再无疑义。在任何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看来，朝鲜人唯一明智而爱国的路数，显然是承认事势的必然，坦坦荡荡地握住日本伸过去的友谊与援助之手。他们若如此行，独立或许保不住，但国家自治之权的大部分，肯定是可以留在自己手里的。……朝鲜人未能抓住日本所给予的这一改善国运的难得机缘，或许还可以原谅。……说朝鲜之丧失独立是其美国朋友所致——如唐氏据称所说的那样——也许不尽确切。但有一句话说出来是万无一失的：朝鲜的美国朋友，除极少数外，确曾大大延缓了她与日本和解的进程，也就在这个限度内，促成了她最终被日本吞并。」

《亚洲先驱报》这篇文章的以上节录，已足以见其口吻与理路。照这位主笔说来，朝鲜人的独立与自治之权，横竖总是要丧失的，因为那是在劫难逃（虽然朝鲜的独立曾由日本在其对俄宣战书中、在第一次英日同盟中、以及在对俄和约中一再保证过）；只是由于侨居朝鲜的美国人同情朝鲜人的民族感情，这一丧失才被加速、被加剧了。《亚洲先驱报》关于朝鲜的这番议论，其矛头并非指向美国政府的，因为人所共知，罗斯福总统当年曾极其通融，欣然附和日本的兼并政策（甚至无视当时尚存的美朝条约）；这样一来，其矛头便收缩为重提那条老账：指斥美国在朝鲜的教育与宗教传教士从事有害的政治活动。我们本以为，这条指控经几年前汉城所谓「阴谋案」审判中所揭露的种种情形，已经（至少在有见识的西方人中间）驳得够透彻了。为在朝鲜的那项事业辩护，这事尽可留给美国的教会团体去做；但《亚洲先驱报》既把中国比之于朝鲜，又把在华美国人同情中国人维持其国家生存之愿望的那种心意也比附进去，这个论题便需要拿出证据来。

就朝鲜的事例而言，所谓（于朝鲜人而言）不幸的美国人的同情，无疑是指美国的传教事业，实际上也确是指它；而其所暗示者显然是：万一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对中国人保存其民族的愿望表示同样的同情，中国人便应当提防这种同情以及由之而生的举动，因为其结果很可能与朝鲜所发生的相类。这一暗示自然也适用于在华抱有此种见解的、其他行业的美国人。关于在华美国传教士与教育家在这一点上的心迹，不妨回想一位在华的美国教会领袖于一九一五年那著名的二十一条在北京提出之后不久，写给威尔逊总统的一封很值得注意的信：「就事情的本性而论，凡美国传教士，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无不同情中国保全其独立与完整的愿望。诚然，我们的传教士并不宣讲政治；可是中国人一旦觉得我们对他们保全民族自由与独立的志愿不表同情，我们在中国人中间的作用便会立时告终。日本政府明白：所有传教士，尤其是美国传教士，无论说出口与否，心底里都敌视日本以武力威胁攫取中国控制权的任何图谋。基督教教人忠于上帝甚于忠于人，教人争取依自己良知之所命去敬拜上帝的自由。这样的信念，必然同异族异国政府以武力对一个民族发号施令的任何企图相抵触。日本政府本能地感到基督教对其在朝鲜、在中国之进展的敌意，正如当年罗马政府本能地感到早期基督教对其帝国专制的敌意一样。因此，日本以武力相威胁、并力图迫使中国守秘，以攫取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就事情的本性而论，这必然也会使她去阻挠、摧折、并且如有可能则摧毁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事业。」

人类是健忘的；不过我们以为《亚洲先驱报》未免估错了，它把世人的记性看得比实际上还要短；而世人纵然记性短，念旧却往往很长。头本先生难道以为二十一条第五号这么快就被忘掉了？难道以为世人也忘了：当时唯一公开表示异议的强国正是美国？为着顾全体面，眼下人们大多愿意让那桩事沉入被搁置事项的冥府——那些由大战衍生出来、如今又随着战争目标循着新的、更宽阔的路径展开而渐渐淡去的事项。可是日本从未明确地否弃或放弃第五号；在她这样做之前，这件事既不能忘掉，也不能置之不问。由于日益显明的种种缘故，日本眼下不便径行赤裸裸的掠夺政策；因为在如今构成协约国联合体的那些较为开明的国家——即那些若要征服军国主义就非由它们来征服不可的国家——中间，掠夺政策显然已经不时兴了。我们还可以确信：倘若军国主义在欧洲被压下去，那它在远东也不会被容许以危险的形态存活。而随着军国主义的绝灭或被压制，以军国主义为根基的种种政治方针也势必被一笔勾销。所以，侨居中国的美国人尽可放胆流露他们那种同情中国民族志愿的天然的民主心性，不必有丝毫踌躇。这样做，他们必定与美国政府所宣布的政策相合，也与民主此刻正竭力在世上维系不坠的那些原则相合。附带说一句：《亚洲先驱报》非难美国人对日本在华政策的任何批评；然而该报的这篇文章却表明，它认为日本报纸在中国人中间散播对美国的猜疑乃是完全正当的。

我要在此说明一句：在我写下上述评论一年多以后，唐绍仪告诉我，那位日本作者所引他的话完全失实，把他的意思歪曲了。

在美国及日本以外的各协约国敦促中国对德宣战的那段时间里，我时常与两派的中国政界要人私下讨论局势，由此对中国人关于这场战争的看法得了一个很清楚的概念。要表达那种看法，我想没有比引一位中国名流的话更好的了——这里不提他的姓名；那一次我正力劝中国应听从美国政府的劝告参战，他私下对我说：

我赞成中国参战，但必须以美国、英国和法国明确规定并许诺保证中国的某些事项为前提。我们要这几个国家明确许诺：中国将得到保护，不受日本侵害；此后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它们中任何一国都不承认、不支持日本在中国占有特殊地位的任何主张或托词，也不承认、不支持它对中国的任何形式的主宰权。坦白说，我们中国人相信英法两国政府早已作过承诺，要在这些问题上支持日本；因此我们要这两国政府明白无误地许诺：凡它们与日本或任何其他国家所订的带有此种性质的安排，一律废止。我们中国人不相信美国曾经、或此刻正打算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主宰权；可是如果美国全无此种念头，那么贵国政府为何听任日本的宣传与报纸中那些「日本有权在中国居于主宰地位」的露骨影射流播，而不从任何官方的渠道加以驳斥呢？

我想我已经看出，别的国家都首先顾自己的地位与利益；那么我们中国人首先从中国的利益与安全着眼来看这场战争，也就该被原谅了。你说我们可以信赖美国、尤其可以信赖威尔逊总统在和平会议上为中国争得公道。关于这一层，贵国政府谈起中国来，向来说得极漂亮；可是到了紧要关头，它通常总是把中国撇下不管，既不肯出力相助，甚至连贵国自己在此地的政策也不肯贯彻。至于威尔逊总统，他不过是一个人，终有一天要死；何况他的任期不久便要满了。他不能为他的继任者、为后来历届政府的政策作保。就我而论，我已开始怀疑：美国究竟有没有那份力量、有没有那份意志，给中国以多少切实的援助。良好的祝愿是好东西，可我们需要的是实际的帮助，是在我们国家背后有实力的实际展示。我们如今不信任英国和法国，因为它们显然已接受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向我们证明它既有意志、又有力量帮助我们之前，我们也不能把信任寄托在美国身上。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军事国家，而在东方，国际政治是按军事实力来运转的。所以我们虽然相信美国的善意，却不能把依靠单单放在她身上。你说有国际联盟；可是这样一个联盟目前不过是一个幻影。只有美国与其他西方列强一道给我们以明确的许诺，我才赞成中国参战。离开了美国，我们不信任英法；离开了英法，我们不信美国有足够的力量去箝制日本。况且，谁能说准这场战争哪一边会赢？日本的陆海军专家私下对我说过，德国稳操胜券；果真如此，中国此时去攻击她，地位又能改善到哪里去？

其时是一九一七年夏，美国的战争资源及其对军事局势的影响，在中国尚不大为人所知；然而美国的影响力正随着一月一月的过去而增长。日本的外交仍在劝阻中国参战，但这种反对已不像从前那样显露——也就是说，更隐秘了。日本报纸仍旧对中国成为交战国的提议加以指摘。其大致的态度，从一九一七年八月《日本纪事报》的一段评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日本时报》是以英文出版的，一向被看作东京外务省的喉舌。

既然谈到《日本时报》对德国影响力的态度，不妨回溯数月，颇有教益。今日这家东京报纸深信：凡反对中国宣战者，必是德国金钱作祟。可是数月之前，当中国本来可以不费多少周折便加入协约国之时，《日本时报》却对此路数反对得最为激烈。在那些日子里，它从一项本可彻底摧毁德国在华阴谋的提议中，偏偏看出了德国金钱的影响。晚至去年十月，这家东京报纸还在痛诋「英国报人辛博森」（即「普特南·威尔」）是那个「力图使中国跻身协约国之列」的「当事人」；为显示它对凡主张此议者的看法，它还煞有介事地把一则日本人的传闻当作真事加以采信，说辛博森曾试图「敲诈」奉天的总督。不止于此，《日本时报》还为「英国又在谋划怂恿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这一说法激愤得面红耳赤，宣称此说匪夷所思，暗示英国如此行事实属「不讲原则」，并声称它疑心这一图谋背后有德国的诡计。通篇文章的倾向，是要说明：英国若抱有赞成中国加入协约国的见解，便犯了不可饶恕之罪。此后日本政府更迭了。新内阁上台，政策已不相同。日本对中国加入协约国的反对已经撤销。于是《日本时报》便迅即翻了脸。数月之前，主张中国应加入协约国、或说英国正怂恿她如此，都是德国诡计的结果；今日则「中国积极参战乃是失策」这一见解，也必是德国金钱所指使。至于《日本时报》这一番向后转的动机何在，就只有留给我们去揣测了——七个月之内，它能持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每一次都暗示持相反意见者必定居心不正。

至于中国应当对德参战的正当理由，则举出了若干若参战便可解除或缓和的、关乎中国的情形。这些情形，莫理循博士于一九一六年八月呈递中国政府的一份说帖中综述如下：

一、庚子赔款中中国应付给德国者为一亿三千五百万元，应付给奥国者为六百万元，共计一亿四千一百万元。此项款额将归中国所有。

二、以此项款额为凭，中国无须增加现有负担，即可向协约各国借得不下一亿元之款。

三、中国现今为庚子赔款以及铁路及其他借款之故，每日付与德国者达六千镑。此项付款至少可停付至战后；其中每日二千镑之庚子赔款，则永不复付。

四、德国在天津、汉口之租界将归还中国；或可并入公共租界，而公共租界之设立，将使中国与外国列强之间的摩擦大为减少。

五、中国与德国之条约既经终止，战后便可另订新的、更为有利之条约，甚至可望有条约之全面修订。

六、海关雇用德人一百一十八名，其中内班四十一名，外班七十七名。将其撤去，所遗空缺可由中国学生递补；税务学堂每年造就二十四人，正待任用。

及至美、英、法三国政府的一致敦促与外国个人的影响显然将把中国拉入战争之时，日本外交便使出了一个颇具其本色的手法。日本向中国政府进言：宣战应以协约国之一员的身份，而不应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这是一个要把中国同美国拆开的计谋：美国从未正式加入协约国；把中国系于协约国，便使她成为原有同盟各国之间那些私下协定的一部分，并受其约束。自然，日本外交官向中国官员提出此事时并不是这样措辞的；但日本报纸的评论，却把这一计划的动机明白地泄露了出来。然而中国决意仍旧效法美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独立地对德国与奥国宣战。我在八月十八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曾就此举作过当时的评说：

中国已对德国与奥国宣战。这一重大决定所开启的远景，眼下无人能测其深浅；它对这个国家所含的种种可能，也无法精确估算。然而凡平心静气地试图预估此举最终结果的人，都不能不作有利的判断。若把它当作一套政治程式中的一着来看，此举是合乎逻辑的。中国先是会同美国及其他当时尚属中立的国家，就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向德国提出抗议，这一姿态几乎必然导向下一步——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事情到了这一步，却因种种缘故搁置了数月。前届政府本有意再进一步，却显出一种意向：要把这一步系于协约各国对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或所给予的许诺之上。中国如此坚持，完全在其权利与本分之内；因为中国无疑有极其攸关的利益与战争的结局密不可分——此后其国家完整与自主之权的保障；在那如今已日趋衰落的「势力范围」与「特殊地位」的国际论式盛行期间被夺走、或被强加之推定所攫取的权利与产业的收回；以及受与他国协定影响的财政事项的厘定。

然而协约国联合体中的主要国家却采取了这样的立场：中国不应作为一个讨价还价者参战，而应本着原则参战；一旦参了战，她便可以指望协约各国把如今正在这些国家之间形成定谳的那些宏大原则也施用于中国——这些原则的主导思想，是使民主的精神与形式在世上存活下去，是缔造一种和平，使不尚武、不侵人的国家得以安然生存。事实上，中国要想作为讨价还价者参战，其根据也颇薄弱。就这种姿态而言，历史上的先例固然很多，此次某些国家参战的方式中先例也不少。可是在此种情形下，讨价还价意味着手里得有对进行这场战争有用的东西可以奉献——而一论到这一类的讨价还价，中国在物质条件上能奉献的就很有限了。假使她唯一的本钱、她之所以值得顾及的唯一理由，只在于她能给协约国联合体提供多少进行战争的物质助力，那么中国的地位就很软弱了。譬如说，假使协约国联合体心里所想的不过是在此次战争中利用中国来扩充自己的军力以击败同盟国，那么这个目的也大可以把中国当作一张国际间的赠券来达到：把中国的某些「特殊地位」与「主宰权」上的既得之利许给协约国联合体中的某些强国，作为那些强国提供军队赴欧的报偿。这种做法自然非得把「顾及弱小国家权利」的一切门面话统统丢开不可。它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但中国既要把自己的参战放在讨价还价的基础上，便是自愿放弃了她作为一个「弱小国家」——就协约国联合体从战争目标的立场上如今所用的这个说法而言——所固有的道义地位中所含的全部理据。

除了这一道义上的争点之外，还有别的因素促成了中国行动的延宕。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政府内部涣散所造成的纠葛，这场涣散已把这个国家带到了内战的边缘。正当北京在热烈讨论对德宣战问题之际，两派之争到了尖锐的关头：先是骤然解散国会，继之以复辟帝制的流产，然后是段祺瑞重掌政权。几乎就在那场危机发轫之时，美国政府便向中国进言，其大意是：目下对德宣战一事，不及维持内部秩序来得要紧。

那番劝告（它曾激起一场茶杯里的国际风波）究竟对中国人有无实际影响姑且不论，内部的局势确曾一度把参战问题遮掩过去、搁置起来。然而参战问题不可能长久退居幕后，因为它实际上把与中国处境相关的其他大部分问题都囊括在内了。北京政府在作出宣战的决定时，无疑感到了那些别的力量的牵引。

中国此举对其对外关系与国际地位的影响，波及的范围则更为广阔。在远东，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效果与日本有关。中国一参战，其国际身份便从中立国（在实际上，这已等于是指一个其权利没有哪个交战国觉得有义务尊重的国家或个人）变成了一个包括日本在内的交战集团的成员或与国。日本政府将如何对待中国身份的这一改变——这一实实在在改变了日本对华地位的改变——是极堪玩味的。将近两年前此议初提之时，日本对中国加入协约国作何想法，我们已经知道。那时日本（如果可以凭日本半官方报纸的连篇发作来判断的话）极力反对这一提议。近几个月来（自美国参战以来），东京政府已改换了从前的态度，如今声称对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并无异议。世界的政治情势无疑促成了东京这一见解与政策的改变；但日本政府是否也当真回心转意了呢？

我们此刻把这件事提出来，并非存心挑日本的错，也不是不许世人忘掉日本自己如今或许已引为憾事的行为；而是因为，这是此一命题的一个根本争点，在任何不流于表面的讨论中都不能置之不理、不能掩盖过去。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必须一说再说，才能在世界舆论中牢牢立定——而战争的解决，正须从这舆论中产生出来。对于日本的国际地位如何被眼下的事变与趋势所左右，无疑没有谁比日本人自己感觉得更周全、更敏锐了。那将要、或者说本应主导和平条件的知识力量（或曰知识界的力量），正在打量日本，掂量她、给她贴签，一如它在打量、掂量并给所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国家贴签一样，要看清它们究竟是站在民主原则这一边，还是站在它的对面——协约国联合体的大部分国家如今已承诺在缔造和平之时以及和平之后，要维护这些原则。

中国决意把自己的命运同这些如今正向协约国联合体的主要国家汇聚的力量系在一处，却并非仅仅从权宜着眼才算得明智或高明。她所走上的，是一条通向中国本应愿意前往之处的路——通向一种文明；在那种文明之下，中国可以免于旧日那种掠夺与褊狭榨取的精神所煽动的外来侵凌之忧，可以平平安安地以和平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民族，在世界上取得一个稳固而受敬重的地位。既已择定这条路，中国便不可须臾忘记：要使这一远景成为现实，她必须紧守哪些原则；不可忘记：把某个重要的成分拨到另一边去，潮流是多么容易被扭转；她应当全心全意地为共同的事业尽其所能。因为这场战争哪一边取胜、哪一边在议定和平条件时有主导的发言权，对中国关系极大。这意味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政治论式之别。这意味着（我们何妨直说呢）美国过去二十年的对华政策，与她某些较近的邻邦的政策之别——后者使中国几乎终年处在惊惧忧惶之中，其图谋倘若得逞，便会把中国降为藩属之国，或者索性灭绝她的国家生命。重新组成的协约国联合体的胜利，意味着中国可以自由地遂其心愿，不但在精神上（这她已经有了）、而且在行政形式上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意味着她不至于被外来的军国主义逼得自己也去发展军国主义——除此以外便只有沦于军事国家宰制之一途。这意味着二十一条第五号与海约翰的门户开放主义之别。就人所能窥见的未来事变的走向而言，这就是中国以对德宣战所作出的抉择。

中国一宣战，日本政府与日本报纸便看出了改换态度的权宜之计，并且一如既往地迅速改换了。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对中国此举表示赞许，其措辞足以使一切不熟悉前情的人生出这样一个印象：协约国集团新添一员，主要该归功于日本。这一外交上的虚构，其用意在于保全日本对华居于主宰地位的表面推定。倘若显得中国未同日本商量、甚至违背东京政府的意愿便迈出了这样重大的一步，那么日本在中国身为主宰强国的那副姿态便被戳破了。然而日本的报纸却不能掩饰得这样利落。东京《朝日新闻》以下的社论，颇能反映日本人对此事的感想：

中国终于在八月十四日对德奥宣战。此举于中国有益乎？于协约各国、尤其于日本有利乎？中国是听从美国的劝告与德国断交的。但美国曾告诉中国：参战乃是次要之事，中国应当先致力于求得国内的统一。那真是极其恳切的劝告。中国从参战中不会得到什么了不得的好处。她只会因此激起内部的纷争，以致为平息内讧而不得不牺牲财力与人命。南方的领袖是反对参战的。但他们若公然这样说，便有被疑为同情德国、因而见恶于协约各国之虞。……若中国因参战而陷于混乱，那么于协约各国便无利可言。于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日本，也无利可言。

中国就这样参了战，使远东的局势有了一个新的转折。

六中国与这场战争（续）

日本外交方略的转变——谋求确立对华的特殊地位——剖析「主宰」与「特殊地位」之说——石井使美之用意——中国为党争所扰——复辟之流产——段祺瑞再度当国——日本为之供款——借款问题——美国借款的障碍——银行团办法——旧制度之危险——日本破坏银行团协定——中国参战之愿——向美国筹款之尝试——日本反对中国参战——反对之缘由——日本与西方列强——一个微妙的问题——日本控制中国军事组织的计划——若干密电——蓝辛石井协定——其含义何在——缔约双方的动机——日本是否曾与德国暗通款曲？——协定全文。

论日本近代的对华政策，可以这样说：其根本目标从不改变，而其战略与策略则屡屡变换。中国既向同盟国宣战，其国际地位随之一变，日本的政策便立刻因应新局而调整。东京政府最先的举动之一，便是设法使日本在中国的「主宰地位」或曰「特殊地位」获得承认与确认。协约国交战集团每添一员，就生出新的纠葛，旧有的交易与安排也随之更改；因此美国与中国的加入，使日本不得不再去取得一个强国对其方案的首肯。石井使团正是为此而派往美国的；日本在美国的宣传机器也开始了一场专门的鼓吹，要人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与主宰地位——在日本的宣传里，这两个词往往是同义的。我曾就此题目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写道：

美国舆论对远东事务、尤其对日本及其政策的看法，近来有一种颇为奇怪的演变：恰恰在日本政治家与日本报纸把这些主张压下去——至少是把调门放软——的时候，美国的一部分报纸倒反而愿意承认日本对中国享有「特殊地位」与「主宰地位」了。看着美国某些报人的思路，不由得要对其源头与用意多加揣测。就以《旧金山纪事报》为例。我们还记得，不久以前，这家报纸的总调子还可以称为（若沿用宣传家们那套浅陋的说法）排日的。那是加利福尼亚地方上的对日问题正闹得凶的时候。后来这些问题渐渐平息下去（其平息并非因为得到了圆满的调处，而是由于世界政治中另外一些更广大的缘由，使日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相对地位都发生了变化），美国许多报纸于是像着了魔似的认定：日本是非安抚不可的；要使日本不在移民问题上寻衅，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别处凡她所欲，一概给她。当然，正是为了在美国的政治思想中造成这样一种心理，日本外交才把移民问题挑起来、鼓动起来的；而命运也许自有其讽刺：恰在日本眼看就要「得手」的时候，一场世界大战及其始料未及的种种支蔓横插进来，从最初接触之处便把日本的对华政策掏空了。

《文学文摘》近来汇集了美国报界就此题目所作的若干社论（附带说一句，其中多数报纸是反对日本的主宰地位主张的），内有《旧金山纪事报》的这样一段：「我们不如现在就正视这个事实：日本对于那个邻邦帝国确实占有特殊地位，她对该国〔中国〕不可避免的宰制，迟早总要确定下来。」这话说得相当远——实在比日本大多数职业宣传家公开敢说的还要远。日本的外交官们是不愿意《纪事报》这一番议论在中国广为传布的，因为这些话在美国和日本听来或许还入耳，在中国人听来却断断不能接受。美国报纸在把中华民国与中国人民的政治前途当作书斋里的论题随口处置时，极常忽略的一点，便是这类议论中国人将如何看待，以及中国人可能因此对美国和美国人作何感想。即便以最善意的动机来解释《旧金山纪事报》的这些议论——姑且认为它们出于一种真诚的信念，所信的并非日本那些僭妄主张的公道与道义，而是认为以日本的军力与经济实力，终究无法阻止她把中国吞并——那么这些话也正好发表在日本国内已经明白其军力与经济实力作为监护或征服中国的强制手段已经削弱、也许是永远削弱了的时候。每一班邮件送来的日本报纸，都添出新的、日见分明的证据，足证这一在他们看来大约并不受欢迎的判断。

「主宰地位」一语用在这里，意思还算明确，我们懂得它指的是什么。但是《旧金山纪事报》以及别的使用此语的论客，说一个国家对中国享有「特殊地位」，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他们心目中是指思想上的接触，还是道义上的影响，抑或这个词不过是一句地理上的比况？除俄国与中国有约六千英里的陆上接壤而外，日本对中国确实有一种地理上的特殊地位，因为她比其他任何大国都离中国更近。可是国与国之间这个所谓特殊地位的观念，难道只能拿远近来计算么？若论道义与精神上的影响，那总不是可以拿尺子量的。谁也不会相信：日本比合众国离中国近了若干英里，日本人在道义上与思想上对中国人的影响便须与这段距离成比例。若依这种按地理丈量影响与特殊地位的理论，那么合众国对于中国，就有权主张一种高于欧洲各国的地位了。真该有人来把这个特殊地位的教义厘定清楚，编出一张分等的表来，好教每一个国家都能用算术的方法算出自己对其余每一个国家究竟处于何等特殊地位。这个念头大有可玩味之处。国与国的交涉尽可以在一张图表上划出来，这样每个国家一眼就能看明白自己对其余各国应当享有多少道义上与精神上的影响。此法还可推广到各国的贸易上去：贸易按国际特殊地位表分摊即可，从此也无须竞争了，因为每个国家都知道自己按比例能占多少。

然而赤裸裸的实情是：倘若我们相信当前的协约国联盟是在「光明正大」地行事，相信它会打赢这场战争、或至少能主导那将从中诞生的和平思想，那么这个国际事务与世界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定理，也就是苟延残喘了。赤裸裸的实情还在于：《旧金山纪事报》把特殊地位定理套在日本与中国身上，纯属虚声恫吓与胡言乱语，其唯一的根据便是施行军事威吓的力量。假如这场战争不能使世界政治大体上摆脱特殊地位的教义，那么它也许就白打了——因为这场战争的祸根正是从那个教义里萌生的；今日再没有比下面这一条更加赤裸裸地摆在眼前的大政治结论：国际法与国际惯例若继续容认特殊地位的教义，此后必将屡启战端。

当日本政府在东京和华盛顿两处极力设法诱使合众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某种特殊地位，并且如后来所揭露的，还在设法怂恿协约国的其他强国出面对美国劝说或施压以达同一目的之时，日本在中国的政策也换了手法。这一转变可以简括地说成：由武力威吓改为以财政压迫与收买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此中过程我将在后面一章里举例说明，这里且接着叙述国际方面的演变。

尽管有美国政府的劝告，中国政坛上的各派仍旧愈离愈远；到一九一七年秋天，已有迹象表明日本人又在玩那套老把戏，两边都加以抚慰和支持。一九一七年夏天张勋复辟的闹剧——他把那位年幼的皇帝扶上宝座，前后不过一个星期——给了日本一个机会，使她得以取得对段祺瑞的影响。段祺瑞先前在黎元洪政府中任国务总理，因解散旧国会一事辞职，移居天津。复辟发生时他正在天津，遂得以纠合若干将领及其部队，说动他们进军北京，收复宫城，恢复共和。此举的经费由日本供给，段祺瑞经天津的横滨正金银行取得了一笔借款。段既推倒张勋的政变而获成功，遂再度出任国务总理。黎元洪辞去总统之职，由原任南京督军的冯国璋继任。

其时北京政府依旧处在它那种慢性的财政窘境之中，各种筹款的方案正在议论之间，于是外债的总问题又被提了出来。数月之前，一个美国银行团本拟贷款与中国，终因找不到一个可以打交道的负责任的中国政府而作罢。一九一七年六月，我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写道：

我常在想，究竟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对华借款这个问题能够同中国的党派内讧脱开干系？自第一次革命以来，几乎没有哪个时期，在北京进行借款交涉而不撞上某一中国党派的反对——该党派总是要阻止其在政府中的对手弄到钱。于是那些为有用之途、为行政稳定所亟需的借款，竟成了党争的皮球：争之抑或拒之，全看这笔钱将落在哪一派手里去花。就最近这一次而论，美国银行家除了同美国政府所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交涉之外，别无他途。可是交易尚未办成，这场内部危机便发生了；此后国民党便出面抗议此项借款，理由是这笔钱一到政府手里，便要用来摧毁中国的自由制度。抗议的电报拍到美国报界，力图说明：倘若美国政府帮着把这笔借款办成，那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扑灭中国的共和主义。眼下还看不出中国何时会有这样一个时候，使不在台上的那一派提不出这套说辞来；而这套说辞若可以算作反对外债的正当理由，那么事情就相当清楚了：外债、尤其是美国的借款，是办不成的。此刻发这番叫喊的，是寄寓上海的旧国会议员；而他们同时又公然宣布了筹款以促成叛乱的计划。这些情形给人的教训似乎是：战后中国的外债问题，必须纳入一个国际公式之下，并由足够多的强国支持，方能生效。

我这段评论中所勾画的情形，确实成了美国及其他外国对华政府借款的若干方案的一道有效障碍。美国银行家尽可自由地同中国政府商议借款，可是英、日、法、俄各国的银行家却受善后大借款合同的约束，在该合同的条款履行或废止以前不得单独贷款与中国。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一日，即中国宣战前夕，我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就此问题议论如下：

在目前情形之下，合众国对于借款与中国一事，无论从商业还是从政治上看，都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当年美国银行家退出六国银行团，在当时是了结此事的定论；但美国政府曾明白表示：它之所以不肯支持那些银行家参加善后借款，是因为借款中若干条款被认为侵犯了中国的自主之权，而美国政府在原则上不能赞同——此举绝不意味着美国银行家单独同中国交易的权利、或美国政府支持此种单独借款的权利受到任何限制。由于这场大战所造成的种种局面，国际金融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情形，它对对华借款问题的影响，如今不能不加以考虑。假定如传闻所说，五国银行团的残余向中国提出借款，并且将着手交涉与交付此项借款。以现在的情形而论，英、法、俄的银行实际上并无钱可贷，它们贷与中国的任何款项，其性质不过是把大半借自美国的钱经由银行的手续转作此用而已。美国如今为俄国、英国、法国融通的款项已以十亿计，而且大约还要为它们融通数百亿之多。若说现今由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把美国撇开不算的四国借款贷与中国，就算是四国银行团当真在给中国融资，那不过是数字与词句上的把戏。在这个残余的银行团里，只有日本手上有自己的闲款可贷。纵然从账面上可以做出那笔贷与中国的钱是出自俄、英、法三国国内公债所筹之款的样子来，此论在原则上、在事实上也仍旧成立。因为，倘若美国现今供给那几国的巨款不是出自那个来源，那么这笔钱所购买的军需，便只能改由国内公债所筹之款来支付，或者干脆不买；如此一来，也就没有钱可以贷与中国了。

因此，在这场战争继续期间，对华借款无论在财政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其基础都已与从前不同。就美国的参加而论，此种参加可以取下列四种形式中的一种或数种：（甲）英、俄、法三国政府先向美国借款，再将其中一部分拨与英、俄、法的银行家去贷与中国；（乙）由美国银行家单独贷款与中国；（丙）由美国政府以公款直接贷与中国，一如现今对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比利时以及协约国联盟中其他各国所行者；（丁）由美国银行家重新加入四国银行团。眼下究竟哪一种才是接济中国财政的较好办法，是个严肃的问题。倘若中国加入与德国为敌的各国之列，则由美国政府直接垫款与中国，无疑是使中国脱出财政困境、并使她能够对协约国有实际助益的最便捷的途径。此法可以一举免去银行团那笔糊涂账所生的种种纠葛：因为这样的举动自然是在协约国联盟中其他各国知悉并赞同之下做出的。银行家们若要发牢骚，那就干脆叫他们少管闲事——而他们也只好照办。美国政府若有此意，由美国银行家单独贷与中国一笔巨款，也是完全可行的；他国以及他国的银行家纵有不满，为着更大的事体计，也只好将就。我想可以稳妥地断定：美国政府是不会答应采用（甲）项办法的；而这个办法若遭美国反对，也是行不通的。

从某些角度看此事，沿用银行团的组织办理，也不是全无可说。不过那样一来，银行团就得像从前一样把美国银行家包括在内。此法可以减少各国金融界之间的摩擦与怨望，或许也能减轻那些在政治上为金融家撑腰的国家之间的龃龉。然而至少在战争期间，它需要维持一个俄、法、英三国金融确实参加其事的虚构，而这种参加其实大半是相对而言的。保全银行团制度并把美国银行家纳入其中，战后在理清头绪、在不起过度的国际竞争而顺利进行方面，也许要省事些；虽说银行团一旦存留，战后又会牵出德国那重纠葛。在上面的讨论里，我还没有怎么顾到其中极重要的一层——中国人对这些方案作何感想。在这几条路子之间，中国人多半也有自己的见解与取舍，这是必须顾及的；然而不难看出，由于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在这类安排上完全迁就中国人的意愿未必可行。各方总该有所让步，有所迁就，所着眼的应是一种既有利于中国的完整与安全、又有利于当前及今后国际关系顺畅的调处。

倘若最终决定以银行团为接济中国财政之法，那就必须留意排除银行团内部的某些情形——这些情形是其旧有组织所固有的，几乎必定要损害它现今与今后的效用。与一国单独行动相比，银行团的办法有几样明摆着的短处，而这些短处主要（这一点是切题的）来自某些强国从前在中国所奉行的那套国际政策观念。短处就在那几条规定上：它们使任何一国的银行家，无论出于自己的意思还是出于本国政府的指使，只消提出异议，便能阻止银行团采取多数赞成的任何行动。在银行团为时不长的历史上，这种事已发生过几次。事例不必列举——凡留心近年中国事变的人，立刻便会想起来。这一回是这个强国从中作梗，那一回又是那个强国。

在已发生的几起事例中，几乎无一不是出于各国政府的外交缘由，而这些缘由与金融、与银行团当时手头所办之事并无直接关联。譬如某强国要在满洲取得某项东西，便叫本国的银行家在某件财政事务上横加阻挠，直到用外交上的迂回手段把那件东西弄到手为止。过去在北京，这套把戏就常常是这样玩的。银行团若获存留，其组织与运作方法上的这一弊病，必须切实加以补救。

中国国际地位一变而使日本的对华政策随之转向，不久以后便看得明白：日本人是不打算受银行团协定约束的。先是为助讨张勋之乱而垫付款项，此后便进入了一段日本撇开协约国其余各强国而单独贷款与中国的时期。冯国璋就任总统之后，其政府似有意参战，并曾设法向美国借款以支应参战之费。一九一七年秋，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馆曾进行交涉，请求按照美国财政部垫款与协约国交战集团其他各国政府的同样条件，向美国国库取得垫款。我相信国务院是赞成这种垫款的——美国驻北京公使馆也曾作此建议——然而财政部却以预算为由，从中设了难题。当时石井使团正在美国，或许对于阻止美国政府以战时措置的名义为中国融资一事起了作用。无论如何，美国借款的方案终归落空；自那时起，段祺瑞内阁便对美国渐失信心而转向日本。一年以后，芮恩施博士对我说：倘若当日他能够给予中国政府以美国财政支持的确切保证，中国本可以被推上积极参战的路。俄、英、法、意四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全都鼓励中国政府积极参战。日本反对，而日本得逞了。

中国对德奥宣战以后日本在华所行的借款政策，与其余各协约国在华的政策截然相反。关于这一时期日本借款政策的手法、用意与后果，我将在后面加以阐明，而此处有必要先说明两种政策之间的主要冲突所在。西方各强国（美国、英国、法国）主张：只有在一定条件之下，方可为中国政府融资。依照规范此类支出的国会法案，合众国政府有权垫款以助协约国集团各国进行战争；但该法案并不被解释为可以涵盖其他用途的借款，例如内政行政之用，除非经国会特别授权。倘若中国政府像别国那样提出一个在外国军官监督之下参战的确定计划，那么由合众国政府为其经费融通，本是可行的，西方协约各国也会赞成。可是，若既无这样一个确定计划、又无必要的监督与指导便把款项垫与中国，结果大概就是这笔钱被用到内乱上去，用来打一场内战，而不是打德国。这样办的话，立刻就会把或许半数的中国人推到协约国的对立面去。于是西方协约各国取得共识，在中国谨慎行事；就当时情形而论，大家都觉得这是唯一稳妥的政策。

然而日本却独行其是。当她的外交官在东京和协约各国首都口口声声说与各国政府意见一致的时候，日本在中国所走的路却与各国的意思和愿望正相违背；而且这条路是存心要把协约国的政策搞垮的——事实上也确实搞垮了。法国政府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到中国，拟定了一个中国参战的计划。凡真正了解远东情形的行家，都明白这个问题是微妙的。此处不妨引述西方协约国某国驻北京的一位老练军事专家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九日所作报告中的一段：

协约各国应当停止敦促日本派兵赴欧。因为若逼得太紧，她那些煽动人员——中国南北两方都有不少——必将奉命挑动南北之间的兵戎相见，从而给日本以她久所期待的机会，好插手进来收拾局面，并借此坐实她再三申说的那套话：她的军队必须留在本土，以保护列强在华的利益，并维持与保全远东的和平。

协约各国应当立即对日本那种背信弃义、对中国及中国政治完整心怀叵测的政策，采取明确而坚决的立场；而这一政策，正得着一批寡廉鲜耻、贪墨卖国的中国阁员与显要官员的积极襄助与支持。

若不立刻加以遏止，日本便会被诱得肆行无忌，因为她自然会以为协约各国的隐忍宽容表示默许，否则便是畏惧；到末了日本的举动必至于非采取严厉激烈的措置不可，其可能的恶果则是把她逼进同盟国的怀抱——不过这样的局面，日本政府大概是求之不得的，而绝大多数日本国民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心里本来就同情德国，同情德国的制度与治理之法。

日本不愿派兵赴欧助协约国，因为那意味着极大的开销而得不到相称的报偿。东京政府更不愿意中国派兵赴欧助协约国，因为一相比较，日本的处境便十分难看。那时候协约各国政府驻远东的军事专家，大多确信日本政府是希望德国打赢这场战争的，并且正在寻一个好机会脱离协约国而与德国达成谅解。凡熟悉远东政情与形势的行家都看得明白：日本想从这场战争里得到的东西，由德国得胜比由协约国得胜更有指望。我此刻提到这一层看法，是因为它与当时正在演进的一些重要事变的某个侧面有关。日本政府总不便公然反对中国在欧洲助协约国之力，因为那会使她同其他强国的关系过于紧张；但中国的这种参与，却可以用阴谋手段加以阻挠。大略说来，那计划就是使中国陷入内战与内乱，从而使政府无从赴欧参战。为此东京政府拟出一个办法：把军械弹药卖与中国政府，并为这笔交易垫款。俄国革命以后公布的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部的若干函电，颇能照见日本当时的外交：

俄国驻东京大使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电

关于有传闻称日本准备将大量军械弹药售与中国政府一事，我曾询其是否可信，本野子爵予以证实，并称北京政府已允诺不以此项军械用于对付南方。然而从这位大臣的话里显然可以看出：此项允诺不过是为这笔买卖提供一个形式上的说辞罢了——这笔买卖本身，是违背日本自己所宣布的不干涉中国内争之原则的；而日本政府在此事上乃是有意扶助段祺瑞内阁，指望从中换得实质的好处。日本人所图者，多半主要在于取得为中国全军换装的特权，并使中国今后仰赖日本的兵工厂与日本的军火供给。拟供给中国的军械估值三千万日元。与此同时，日本还打算在中国设立一座制造军用物资的兵工厂。

现在我们要说到一桩意义极其重大的事情——美日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订的一项关于中国的新协定，即世所称的蓝辛石井协定。

在华盛顿，除了外交圈内的少数人之外，谁也不知道竟有这样一项协定正在商议之中；可是别国的首都显然是知道的。兹录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部的一件公函于下（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俄国驻东京大使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电

顷阅巴赫梅捷夫〔俄国驻华盛顿大使〕第五九八号电。倘若合众国果如我方大使〔与蓝辛谈话后〕所觉察的那样，认为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并无实际后果，则此种见解将来必致我方与日本之间发生严重误会。日本人愈来愈明白地表露出一种倾向，要把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解释为：他国在中国不得未与日本先行交换意见而采取任何政治上的举措——这一条件在某种程度上等于确立日本对中国外交事务的控制。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对其承认门户开放与中国完整之原则一事并不十分看重，视之为不过重申此前屡次对他国所作的保证，于日本在华政策并无新的约束可言。故此，将来在这一点上美日之间极可能发生误会。今日外务大臣在与我谈话时又一次证实：石井子爵交涉的症结，并不在中国某处或某几处给予日本何种特殊让与，而在于日本对于中国全局的特殊地位。

如今若以蓝辛石井协定为题，大可写成一部巨帙；的确，可以稳妥地说，关于这项协定、或关于它所引出的问题，将会有许多书问世，也许还会为它打起仗来。这项协定有三面：合众国一面、日本一面、中国一面。合众国与日本是缔约之方；中国是协定的标的，却不是缔约之方。日本的动机，从协定的措辞里不难看出。而美国政府的动机，则很可能——甚至多半——根本未见于协定之中。

日本的动机，在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部的一件密函里露出了端倪（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俄国驻东京大使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日电

外务大臣今日约我往见，以机密然而完全正式的方式将本使第二号电中所传各照会之文本见告；此项照会将于十一月二日或三日在华盛顿由美国国务卿与石井子爵互换。今日对驻此地的英国大使亦作了同样的通报。法国与意大利大使将于一两日内以非正式方式获得照会文本，以备查照。照会大约于十一月七日公布；在此以前，大臣请各国对其通报之事严守秘密。

本野子爵将上述照会文本交我时，又称他昨日始由华盛顿电得最后定稿；而石井子爵后日夜间即将离〔华盛顿〕，故照会之签署势难延宕，虽则日本政府本愿于签署之前先探知俄国政府对此事的意见。大臣希望彼得格勒不致因此见责——尤其因为此次美日之间的协定，绝不致引起我方任何异议。本野子爵提到，缔结〔原文此处有阙〕之时，目的之一在于终止德国意在离间日美的阴谋，并借此向中国人证明：两强国对于中国的意见完全一致，故中国切不可指望从两强国之间的挑拨中捞取任何好处。

我问他是否不虑将来会因日本与合众国对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与「特殊利益」诸语含义的解释不同而生误会，本野子爵答称——〔原文此处有阙〕。然而从大臣的话里，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他是意识到将来也有发生误会之可能的，不过他以为，一旦如此，日本手中用以贯彻其解释的手段，将胜过合众国。

这些机密的外交文书，在蓝辛石井协定宣布之后好几个月才公诸于世；它们表明：早在美日两国政府宣布该约之前，其内容便已正式通报给协约国集团中至少一个政府——俄国。协约国其余各强国是否也被告知了华盛顿与东京之间的这桩事？这是一件极不寻常、某些方面简直无从索解的事。协约国集团中两个国家缔结一项影响同一集团中其他国家的协定而不通知它们，本是不合体统的。英日同盟中有一条说：「缔约两国约定，非经与对方商议，均不与他国另订有损本协定序言所述各项目标之专约。」日本在不通知英国而强以二十一条加于中国之时，便已违背了这一条。合众国在形式上并非任何国家的盟邦，但其代言人曾公开谴责过在战争进行之际就战事有关问题另订密约的做法。然而合众国却是它成为交战国之后头一个规避自己所宣布之原则的国家；因为纵然如多半情形所示，协约国其余各强国曾私下获悉蓝辛石井交涉及其用意，中国政府却既未被告知，也未被征询。美国国务院在国内公布此项协定时，发表了一篇长长的声明，其中抛出了几点很耐人寻味的暗示。兹引其一段（据《纽约时报》）：

蓝辛国务卿的一篇声明指出了此约与这场大战的关系，益见其重大与影响之深远。它不但涤除了两国政府之间那种一向易于滋生恶感的相互猜疑，而且据蓝辛国务卿随正式文件所发表的声明，其中还包含一项谅解，即日本政府「愿于扑灭普鲁士军国主义一事上尽其本分，并亟愿以一切切实可行之法通力合作」。

自石井子爵所率日本特使团抵达本国以来，人们所问的问题之一便是：日本何以不更积极地参战？日本专使们对此所作的答复，合众国完全满意；如今似已无可怀疑：倘若日本被请出人出力以助击败德国，她是会欣然应命的。

此中明白透露出一层意思：促使日本在协约国一方更有力地参战，乃是蓝辛石井协定的目的之一。国务院的声明还进一步暗示：日本对协约国的关系、或日本对德国的态度，也是此项协定所欲求之物。那篇官方声明说，日美两国政府之间的误会，是「德国的宣传」所致；并称石井子爵曾将德国政府谋与日本单独达成谅解的证据呈交蓝辛国务卿。就这一点，我且插入协约国某国政府驻俄国的一名密探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八日所作报告中的一段：

据我所得的可靠消息，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馆的两名日本官员已从东线归来，他们是约一个月前前往的。我的消息来源同俄国革命党过从甚密，他告诉我，这两个日本人在靠近前线的一座城镇里同德国军官会晤成功。据他说，那几个德国军官是德国外务部的代表，并非军人。俄国革命党相信：俄国若单独媾和，日本便将与德国结盟，以保全她在远东与中国的地位。

据我所知，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已就此事向俄国革命政府探过口风。凡此种种，均应与日本在瑞士的人员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

以上既已略述此项协定的国际背景，兹将全文录后：

国务院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于华盛顿

大使阁下：顷就我两国政府关于中华民国之共同利害各问题，于新近晤谈中所达成之协议，谨将本人所了解者函达如左。

时有不经之传闻流布于外，为使其止息，我方以为就我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所共抱之愿望与意向，再行公开宣示一次，实属可取。

合众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承认：疆土毗连足以在国与国之间产生特殊关系；因此，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尤其在与日本领地接壤之部分为然。

惟中国之领土主权仍完整无损。日本帝国政府迭次保证：地理位置虽予日本以此种特殊利益，而日本绝无歧视他国贸易之意，亦绝无漠视中国从前于与他国所订条约中所许商务权利之意；合众国政府对此保证深信不疑。

合众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否认有以任何方式侵犯中国之独立或领土完整之意图，并进而声明：两国政府始终恪守所谓「门户开放」、即中国商工业机会均等之主义。

两国政府更相互声明：凡任何政府取得足以影响中国独立或领土完整之特殊权利或特权，或足以使任何国家之臣民或人民不能充分享有中国商工业机会均等之特殊权利或特权者，两国政府概表反对。

上述我两国所达成协议之理解，如蒙阁下惠予确认，曷胜欣幸。

顺致崇高之敬意。

罗伯特·蓝辛

日本特命全权大使、特使石井菊次郎子爵阁下

日本特使团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于华盛顿

国务卿先生：顷准本日来函，就我两国政府关于中华民国之共同利害各问题于新近晤谈中所达成之协议，将阁下所了解者见告，谨此奉复。

本使奉本国政府之授权，得以确认上述理解如左，不胜欣幸：

〔此处特使照录蓝辛国务卿照会中协定之文字。〕

日本特命全权大使、特使　石井菊次郎

国务卿罗伯特·蓝辛阁下

以上构成该协定的互换照会文本，录自《纽约时报》，与世界各国报纸所刊者相同。若尚有保留条款或秘密条款足以限制或更改此项协定，则迄今并无可信的迹象表明其存在。

七中国与这场战争（完）

《蓝辛—石井协定》—日本抢先公布—由此引起的不安—我致蓝辛先生的信—此一事件的危险—可能同时开罪中国与日本—中国是被出卖了吗？—这一协定是给日本的贿赂吗？—必须消除最初的印象—日本破坏「君子协定」—协定在北京被公开—日本如此行事的缘由—两种译文的出入—「特殊利益」究竟何指—美国方面的文本—中国否认这一协定—这一文件的隐晦性质—它在远东的效应—日本的宣传与这一协定—一位中国人的批评—领土接壤之说—此说的危险—美国政府的用意何在？—对协定的进一步剖析—它在法律上的各个方面—哪一种解释才是正确的？—美国的解释大概最为可取—这一协定所涉的国际心理—美国可能的动机—对日本施以世界性的压力—日本的机会。

《蓝辛—石井协定》于十一月二日在华盛顿签订。两国政府原已议定，两份照会须于十一月七日某一时刻在华盛顿与东京同时公布。然而日本政府却抢先将协定泄露于外。

十一月六日晨，美国与欧洲各报载有北京来电一则，称日本驻华公使馆已将协定内容通知中国外交部，并附一份简略提要。美国报纸并未把这条消息置于显要地位；我其时恰在纽约，偶然读到此电，当即拍发了下面这封电报：

华盛顿国务院罗伯特·蓝辛先生鉴：北京及他处公布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地位一事，连同远东方面所作之种种解释，必将引起极大不安；若不即予说明，美国在华之威信与影响必受严重损害。若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所传之谅解属实，则中国之地位将因之受损，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之道义地位亦将受亏。倘所传不确，恳请速将真相电告美国驻北京公使，授权其公布，并请以正确文本示知美国报界。

托马斯·密勒

就在这一天，即十一月六日，国务院公布了协定全文，并附一篇冗长的声明——前文已有引录。国务院同时电告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又采取了别的步骤，以求抵消日本抢先公布所造成的某些影响。其时我对北京的情形所知甚少，然而凭着对远东局势的通盘了解，以及在纽约与华盛顿所能探得的消息，也足以估量事态的轻重。我对此事的看法，在下面这封致蓝辛先生的信里说得很明白：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于纽约市

华盛顿特区，罗伯特·蓝辛阁下：

敬启者：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也出于对中国的友情，我不得不就美日两国政府新近订立的那项有关中国的协定，向阁下陈言。在发交报界的那篇声明的引言里，以及阁下本人补充协定正文的那番话里，国务院分明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凡对这一协定的假定目标、用意或其明智与否持异议者，均应视为德国宣传或明或暗的爪牙。然而这一暗示并不能拦阻我私下向阁下陈述若干我认为紧要的事情——它们关乎此举所将产生的后果。

阁下当能体谅：久居远东、与当地情形朝夕相接，自能获得一种在本国未必显豁的眼光。凡略知中国处境之微妙者，初闻此举，几乎无不瞠目。自协定及国务院所附解释公布以来，我一直苦思焦虑，想为它寻出一个合乎逻辑、合乎情理、又与我国在此种情势下应守之体面相容的解释。我曾专程前往华盛顿，想从中得些光亮；在那里我同国务院的几位官员谈过，也同中国公使谈过。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印象如下：

（甲）这一协定极为中国人所厌恶，且在订立之先并未征询他们的意愿。

（乙）据我所晤谈的那几位官员说，国务院并无意藉此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除非是就地理上毗邻这一层意义而言；至于重申「门户开放」与「中国领土完整」的保证，国务院则认为，我国政府已因此使日本毫无保留地担起了尊重并遵守这些原则的义务，而且也许还使美国政府正面担起这样的责任：一旦这些原则遭到破坏或威胁，便须直接予以支持。

然而，我们这些深知中国实情的人，大都在这篇公告里、在构成协定的那两份照会的文字里，看出了含混之处；倘不设法防范，这些含混之处势必演成一种极其微妙而又极其危险的局面，其中既牵涉美国的利益，也牵涉国家的荣誉。

说到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国务院心里所存的解释，也许与日本的理解大不相同，与中国将有的理解也大不相同。这一段协定文字在中国会被怎样领会，我自信是知道的。日本近两年在那一带所作的宣传，早已替这个词语赋予了一种意义；而日本对华政策在当地如何实际施行，中国人也看得分明。在这样的光照之下，中国人将会相信：美国政府已抛弃了它对华的传统政策，并且为着协定中并未载明的某种理由或某种报偿，同意听任日本在中国放手而为。

中国人在这件事上的感受，必须联系晚近的种种事件来看，尤其要联系这样一段原委：中国先是在美国的影响之下与德国断绝邦交，后来又对德宣战。中国之所以肯走这两步，是因为得到了这样的保证——只要加入协约国一方，将来议和时便可受到保护。中国走这一步，并没有想过要防备德国，因为中国人并不觉得本国眼下受着德国什么威胁。中国当时觉得、如今依然觉得：危险来自日本；听从美国的劝告，便可使自己免受日本的横逼，免使本国的自主与经济的发展落入日本的掌握。我国驻北京公使、我这个以论政为业的人，以及在华的别的美国人，都曾竭力向北京政府申说与美国步调一致的紧要；我们辩说美国是中国无所图的朋友，我国政府是靠得住的，必能扶中国渡过难关。如今这一协定既已签订，而中国方面最初又势必作出那样的解释，在华美国人的处境便十分难堪——除非我国政府有所举措，实实在在地帮中国一把，否则我们无从解脱。

毫无疑问，这一协定的直接后果，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在华的威信与利益，都极其不幸。而协定第一次公之于众，竟是经由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之手——在一切方式之中，再没有比这更易于散布有损美国威信的印象的了。我曾细读协定及所附的种种解释，指望从字句间寻出一点凭据，以见我国政府的用意尚与我们引导中国对我们所存的期望相符，然而遍寻不得。对这一协定，可能的解释只有两种：（甲）我们当真同意给日本一种对华的优越地位，这等于承认日本对中国有宗主之权，而我们所保全的不过是自己在华的商业地位；（乙）我们对日本特殊地位的承认，仅以地理毗邻这一层关系为限。

若第一种假设不误，则我们已大大开罪于中国，已丧失了中国人的信任；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将认定我们出卖了中国。

若第二种假设不误，那么这协定便不能如它所自诩的那样改善美日关系；因为日本人对「特殊地位」一语所取的解释是断无疑义的，一旦发现我们并不打算承认那样的解释，他们便会认为我们诓骗了他们，从而对我们怀着比先前更深的怨恨。

如此看来，这一协定的结局，很可能使我们同时失去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善意与信任。

阁下在随协定公布的声明里，特别强调「德国宣传」在中国所造成的某些影响，以及它对日美关系的影响。对于在中国与东方活动的各色宣传，我所知尚称周详；据此我敢断言：纵使德国的宣传在中国放手施为五年，其离间中国人对美国及协约国一方的感情，也不及这一协定来得有效——除非我们立即采取切实的步骤，向中国人表明我们的友谊，表明我们订立此约，并非有意把他们付与那个他们一向视为最迫近的危险的命运。至于可以用来实际援助中国的办法，敬请阁下参看我十月二十三日的前函。

倘若事实证明，我国政府订立此约，本意就是要不问中国的意愿而承认、而让与那在实际上等于日本对华宗主权的东西，那么中国人便将视美国为出卖了中国，并将相应地怀恨。协定公布以后，一位有识的中国人对我说：「两年来我们一直疑心俄国和英国已经议定，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优越地位，以换取日本在战争中的助力，可是我们并不确知。他们即便这样做了，也还瞒着。我们从没有疑心到美国会做这样的事。如今她做了，而且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人不能不推想：美国这样做，事先是同她的几个主要盟邦商量过的。当此情形，中国不能不觉得自己被那些自命为朋友的人出卖了。」可惜的是，对这一番控诉，我竟找不出话来回答。是坐实它还是驳倒它，就看美国政府此后的作为了。在它被驳倒之前，美国在华的利益与威信，只能任凭那些与我们竞争的势力，从眼下这个局面里榨取一切可以榨取的猜疑与恶感，加诸我们身上——而他们是一定要这样做的。

这些情形与协约国全局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俄国的反应，以及那些所谓「弱小民族」——它们正被逼着在两边择一而从，尚在摇摆之间——的反应，都可以预料；德国的宣传在此关头能拿这桩事做出多少文章，以播下对美国目的与动机的疑窦，以指摘我们的行事与我们的宣言之间那些貌似的矛盾，也是明摆着的。这些貌似的矛盾并不用人去捏造——在这项对日新约的某些显眼之处，它们确确实实存在着。令人担忧的是，对于这类问题在不同国家所引起的心理，我国政府未必总能了然。不可想当然地以为：在别的国家、在别的民族中间，我国政府的举动总会照着它自己的本意被人领会；甚或以为它的举动总会照着它所预想、所指望的那样收场。与战事有关的种种事件屡屡表明：协约国在揣度各族人民的心理上犯过何等严重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怎样左右了战争的气运。这场战争结束之前，中国人的友好感情与切实援助，未必就用不着。

至于这一协定对美国在华商业利益与商业发展的影响，我也看不出多少可以欣慰之处。重申「门户开放」的保证，就其本身而言自是好事（虽属多此一举，因为这原是先前那些并未正式废止的条约所已保证了的）；但阁下声明中的某些措辞——阁下在那里表示相信日本必能恪守「门户开放」——却很可能使美国在华利益不但不得安心，反而更增惶惑。美国人与中国人是否该由此推断：我国政府认为日本十年来在中国奉行门户开放的那种做法，是令人满意的？倘若阁下所谓相信日本恪守在华门户开放，果真该这样解释，那么在华美国人对自身地位的稳固，就只会更加没有信心了；因为他们深知日本所理解的门户开放，在实际上是怎样施行的。

当然，对这一协定还可以有一种说法：因欧洲军事形势吃紧，不得不以听任日本在中国放手而为为代价，买住日本不脱离协约国一方。这一假设，等于冷嘲热讽地推翻我国政府参战时所昭告于天下的那些原则；不过，只要事实确乎如此，倒也可以用国际事务中「势所必至」之说替它辩护。我为自己寻绎政府订立此约的用意时，也曾考虑过这一假设，却不能从中求得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这假设自然是预先认定日本怀着背盟之心，也预先认定我们甘愿采用我们在德国身上痛加谴责的那一套做法。何况就眼下情形看来，日本在这场战争里也未必能给协约国多少实际的助力。

凡懂得俄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心理的，都明白：出于政治上的缘由，日本军队断难用于俄国战线。出于物质上的缘由，日本的军队与军需也显然难以用于西欧战线，因为比起从美国开去的援军，它们的运输与补给都要困难得多。

倘若这项协定所换得的报偿，不过是日本拨出若干船只供协约国使用，那么我以为，只消给日本一些钢铁与棉花，再辅以其他可施于她的办法，这点助力原是取得到的。

我议论这些，并非漫无用意。我的用意是：但愿政府能省悟到，理当设法抵消这一协定所造成的最初印象，理当采取措施切实援助中国，并循着我国的利益与传统政策，使远东的局面归于安定。

顺颂台安

托马斯·密勒谨启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还不知道俄国驻东京大使的秘密往来函电已把日本政府对《蓝辛—石井》照会的解释和盘托出（见前章）；但日本会作何解释，我心里是毫不含糊的。我那时也还不知道，日本的外交当局抢先公布协定，是要占美国的便宜、夺一着先手。要弄明白这一层，就得回过头去看北京发生的事。

蓝辛先生与石井子爵之间有一种通常所谓「君子协定」，规定两份正式照会应于十一月七日公布。这样，两国政府便有余裕把照会文本电告各自驻北京及别国京城的代表，并加以相应的训令。此事最离奇的一点是：美国驻北京公使馆与驻东京大使馆事前都未得知情，也不曾就此事受到任何咨询；它们关于这一协定的最初消息，竟是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与东京外务省那里得来的。大约国务院本打算在签约之日与公布之日之间，把情形通知驻东京、北京的代表并加训令，不料尚未办理，日本政府已先下手了。日本外务省于十一月一日——即签字的前一天——便把照会通知了协约各国驻东京的外交代表。国务院这一边，却把「君子协定」守得极严，连本国驻外的代表也不曾告知。

十一月四日，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正式将协定照会中国外交部，并送交中日两种文本。同一天，日本驻北京公使林权助男爵到美国公使馆拜访，把照会的英文本一份交给美国公使芮恩施博士。这一番做法是有意安排的，断无疑问：其用心在使北京政府得着这样一个印象——美国政府已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日本在华的优越地位，因此，把这样一件大事正式通知中国外交部和美国公使馆，乃是日本的特权。

日本公使把协定通知外交部一事，还有一点极关紧要：日文本与中文本，都把文件里美国所承认的日本那种「特殊」地位译作「特殊利益」；而美国公使馆其后送交外交部、作为美国政府所认可的正式译本，却把所承认的那种「特殊」译作「特殊关系」。两者意思相去无几，中间却大有分别。照日本的译法，「特殊利益」意味着既得的权益，意味着产业上的所有权，是有形有实的东西；照美国的译法，那不过是指对中国的安危祸福怀有密切而深厚的一般关切，并不是什么特定的、既得的产权，也不是什么优越之权。日本既已抢先公布协定，占了这一着先手，又仗着日本在中国报界经营的那张宣传大网，便把日本的译本散发给中文报纸刊载；于是关于协定的含义，先入为主地造成了一种与日本的解释相符的成见。美国的解释发表并在中文报纸登出之后，日本公使馆曾设法劝诱美国公使馆采纳日本的译文、修改美国的译本，遭到拒绝。虽然如此，那些受日本操纵、奉命行事的中文报纸，仍旧断然驳斥美国的译本，否认其真确，声称日本的译本才是对的，因为惟有日本才有权断定这一协定的含义。

林权助男爵通知协定之后几个钟头，美国公使馆便由国务院电得英文本，当即译成正确的中文。（我说「正确的」，是因为两种译文起了争论之后，许多汉学家各自试译；就我所知，无一例外，都以美国的译本为较确。）美国公使既得本国政府的训示，便向外交部致送了下面这封照会：

美利坚合众国驻北京公使馆

第六六七号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大总长阁下：

迳启者：本日本公使照会阁下，附送国务卿与石井子爵往来照会之文本；兹奉本国政府训令，谨将下列文告转达阁下：

「日本帝国使节团之访美，使美日两国得就其在东方之利益，作自由而友好之讨论：日本公开宣示，其对华政策非侵略之政策；并声明对于因地理位置而生之对华特殊关系，绝无在商业上或间接加以利用之意。日本代表已将德国宣传所精心散布之种种猜疑，自外交空气中廓清。

「美日两国政府重申恪守门户开放政策，并就此两国政府而言，再度承诺维持均等之机会，俾任何国家之臣民或人民，均得于中国之商业与实业中充分享受之。

日本在华之商业与实业事业，因两国地理上之关系，显然较之任何他国人民所办之同类事业占有某种便利。

「美日两国政府乘此良机，就两国对华关系交换意见。此项谅解，已正式载于所交换、现予转达之照会中。照会所陈，无须解说。其中不仅重申门户开放政策，且揭出不干涉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之原则；此项原则若普遍施行，实为永久国际和平所必需——威尔逊总统对此早已昭示甚明。」

本公使谨乘此机会，重向阁下表示崇高之敬意。

美国公使　保罗·芮恩施（签字）

外交总长汪大燮阁下钧鉴

《蓝辛—石井协定》使北京政府目瞪口呆，这原是理所当然的；尤其令它骇然的是：订立此约，事先竟未通知中国政府或它的任何官员，也未同他们商量。美日两国政府谈判的所在是华盛顿，而中国公使馆就在那里，本是一问便知的；然而中国公使顾维钧博士，还是从北京拍给美国各报的电讯里才第一次得知此事。这自然使他在本国政府面前十分难堪，因为他不曾把正在酝酿的事情报告回去。中国政府也感到屈辱：一项完全关乎本国领土与本国主权的协定，在磋商与签字的时候竟把它撇在一边。协定公布后不几天，中国政府就此发表了下面这篇声明：

中国政府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美日两国政府互换照会事之宣言

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近为杜绝浮言起见，在华盛顿互换照会，声明两国对于中国之愿望与意向。上项照会之抄本，业经日本驻北京公使送交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为免误会起见，亟行宣言如左，以明政府之意旨。

中国政府对于友邦所采之原则，向以公道平等为本；故各友邦依据条约所享之权利，向来始终尊重。即因领土接壤之事实而生之国与国间特殊关系，亦惟以现行条约中业经订明者为限。嗣后中国政府仍将恪守向来所采之原则，并再行声明：中国政府不能因他国间所订之任何协约而受拘束。

中国公使馆，华盛顿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对这一协定，中国政府是断难缄默的；缄默有可能被解作默认日本的解释。它借此机会宣告：中国身为主权国家的地位，以及她同别的友邦所订的条约，未经中国商议，不容任何外国加以修改或变更。

在向公众与世界解说这一协定时，日本在中国的宣传机关占尽了先机，因为它事先得着官方的指示，可以按着既定的用意去议论此事。日本国内的报纸则大半听凭自便，对这两份照会颇感茫然。主笔们拿不准日本在这协定里究竟是得了便宜还是吃了亏。照一种读法，这文件不痛不痒，把各项问题照旧摆在原处；照另一种读法，日本已得着了她所要的；再照另一种读法，倒是美国赢了一着。许多日本主笔主张，重申门户开放与中国领土完整那一段本不该写进去。有几家日本报纸还攻击美国驻北京公使，因为他发表了一篇解释。协定在美国公布时，同时发出的除了国务院的一篇谈话，还有私下的告诫，明白暗示报界：对协定的批评以压下去为宜；而对于胆敢置此训诫于不顾的著述之人，则扣上一顶助长德国宣传的帽子。北京的各国外交官对此深感兴味，视之为一着晦涩难明的外交妙手。至于我自己，本书中的这些议论，还是我头一回就《蓝辛—石井协定》公开发表文字；不过正如本书所收的材料可见，我在私人备忘录与来往书信里，早已反复论列过。为见在华美国人对这协定作何观感，兹引录当时在中国的一位官员的报告数则：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十一月八日，我曾电告：《蓝辛—石井协定》必将使日本对华的侵逼立时显著加剧；此事已为最近数日之事变印证得再明白不过。

日本在远东的侵略政策，若不加遏止，迟早要同我们或同英国人（或许同两方面）开仗；我建议我们竭尽全力使真相公之于众，正是为着尽其在我，以免此一可叹之事。

究竟是什么局面迫使美方签订这样一项协定，或使之成为上策，我并不知情；但若其用意在于促成美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和洽，我敢断言，那含混的措辞恰恰收了相反的效果，就恶感而论，局面反而更加紧张了。

北京有一家日本人所办的通讯社，据信是奉日本公使馆的意旨行事；该社于十一月十八日向北京报界发出通告，声称美国方面对照会的解释并不正确，此项协定的意思乃是承认日本在中国的「政治优越地位」——换言之，即宗主之权。

我要极力强调这一点：《蓝辛—石井协定》所收的效果，不过是火上浇油，我们该有最坏的准备。日本，连同那个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在中国问题上已经完全昏了头；趁着列强分身乏术之际巩固自己在此地的地位，这一心愿正引着他们走上一条危险的路。

请勿误会我的意思——我还不至于没有常识到这个地步，不明白签订这项协定多半是美国身不由己；但我觉得有责任让你们知道，它在此地眼下有何效果，将来又可能有何效果。

日本如今已把一切顾忌抛到九霄云外，一意要试一试自己究竟能走多远；这局面除了闹出乱子，我看不出还能有什么收场。

说日美两国之间的恶感是德国从中作祟，这种论调之空泛幼稚，是近来少有的；纵使个别事例或许确有其事，恶感的根子却在日本的不坦白，别无他因。日本是犯了心虚的毛病。……

尽管美国政府作了种种解释，尽管中国人也愿意相信美国签订《蓝辛—石井协定》时用心无他，这件事仍旧在中国引起深重的疑惧。兹引录一位旅华外国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写给我的信：

关于《蓝辛—石井协定》，我们极想得到一些更确切的消息，因为此间人人都像坠在五里雾中。我以为它非但没有「澄清误会」，反而把问题搅得更混了。中国人觉得美国把他们撇下了。某某博士是中国一家主要教会刊物的主笔，也是最精研中国政局的外国人之一；他前几天告诉我：早在协定于北京公开的三个星期以前，日本的宣传报纸——即受日本操纵的中文报纸——就已在全中国散布一种说法，称石井子爵曾对着威尔逊先生与蓝辛先生挥拳相向，逼他们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优越地位。

信中所说在中文报纸上流传的这个说法，在美国人听来固然荒唐，却不可就此认定在中国民众听来也同样荒唐。那些民众，同俄国及别国的民众一样，只信他们眼见的东西，只信同他们所知相合的消息。这里所谓「挥拳」，大约被当作一个比喻，作政治上的恫吓解。中国人极容易相信美国在此事上受了日本的恫吓，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种看法，同中国人尽人皆知的许多事情相合，也同他们对那里的局面所作的合乎情理的推断相合。所以，美国政府对自己订约用意所作的解释，虽然确乎减轻了中国人的愤懑，也部分地消释了他们对美国动机的猜疑，却丝毫不能平息他们的恐惧。俄国驻东京大使的看法——前文已引——正与中国人的意见相合：日本将照一种意思解释这协定，美国政府将照另一种意思解释；而日本明知两解相歧，却仍指望把自己的解释付诸实行，并使它终于成为公认的解释。愈是明白事理的中国人，对这协定愈是迷惑不解。兹引录一位留学美国、颇负时望的中国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日给我的信：

我不明白：假如美日两国政府只是本着共同的用意，要根据各自与中国在领土上的毗邻关系，联手保护中国的政治自主与领土完整，那么何以只字不提菲律宾——那是美国的属地。照协定的文字看，惟独日本的特殊利益被说成是以领土毗邻为根据；美国以同一根据所生的特殊利益，却只字未提。这一处遗漏，按理可以解作有意为之，可以解作美国政府有意让与日本一种在华的特殊利益，这种利益既高出美国在此地的利益，也高出其他外国的利益。

在理论上，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照这样的协定，日本若同样承认美国在加拿大的特殊利益，尽管加拿大是英帝国的一部分，在外交体例上也一样说得过去。中国人觉得：这样一项专门而且惟独关乎中国的协定，由另外两国政府订立，事先既不通知中国政府，也不同它商议，其失礼与日美两国不同英国政府商议、也不先行告知便订立一项关于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的协定，正是同一性质。

这协定中相互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与在华商业门户开放的那些条款，既已见于先前若干现行的协定，那么这新协定的真正要旨，就不能不推定是在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这样一衬托，「特殊利益」四个字便成了这协定惟一的新创；按理只能理解为：承认日本在政治上对中国居于某种特殊地位或特殊关系，而这种地位与关系，是不同于、并且超出现行条约所规定的中国与各国之关系的。中国既否认日本对她在政治上或商业上有任何特殊地位或特殊关系，那么，凡从协定中这一词语所能作出的合理推论，对中国便都是一种冒犯，一种警号。

当此世局，美国政府竟在此时重新搬出领土毗邻之说，实在令人诧异。此说若就政治影响而言，本已在逐步被摒弃之中，因为它同那个更新、更广、更开明的原则相背——那原则就是：各民族有权不受外来干涉或胁迫，自决其本国之事。而且显而易见：美国如此认可此说，在这场大战的种种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怕要给自己招来难堪。把它切实施之于德、奥两国对俄国、波兰及巴尔干各国的关系，会是什么结果，是明摆着的。把它施之于别的因战争而牵动、必须在和约条款中加以清理的种种国际毗连关系，同样明摆着——譬如日本与俄国远东领土的毗邻。此说似乎是要把国际间的权利与责任、把国际影响力的大小，一概系于彼此毗邻的远近。领土毗邻之说可以被用来支撑列国最不义的野心与图谋，这是很清楚的。

我给这封信的复书中，有下面这一段：

这些议论，引得人去分析：究竟哪些因素将决定这几种歧异的解释里哪一种得以通行。归根结底，倘若日美两国对这协定的含义所见不同，那么通行的必是能够调集更大力量为自己撑腰的那一种解释。就概率而论，这更大的力量将在美国一边，或者说将听美国的影响而不听日本的影响，这一点是几乎无可置疑的。不过这里必须记住：在这种场合所说的力量，并不单凭对物质条件的支配，还要凭那种运用这些条件以左右国际事务的意志与决心。我知道眼下许多中国人倾向于相信美国根本上比日本强大；但即便持此见解的中国人，也很怀疑美国政府是否肯把它的力量用到中国的局面上来同日本相抗。我明白，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实况，不是一个理论。

细审《蓝辛—石井协定》，可见美国政府在照会的措辞里，已为如今所推定的美国方面的解释预先布下了较有力的根据。倘若设想战后设立一所国际法庭，此类问题将提交该法庭裁断，而其判决又可由国际联盟付诸执行，那么推想这一协定在法律上的种种方面，便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契约法上有一条可以适用于本协定的原则：契约的各部分、各条款，其解释须与整个文件的意旨与目的相合。凡用别的方法解释契约，便是把动机与目的上的歧异注入其中，从而毁了契约；而法律上的推定却是：缔约双方的目的与动机，在契约所处理的一切事项上原是一致的。在契约里写进一条足以否定另一条的条款，自然是从根本上毁坏契约的本质；因此，契约中某些条款、某些条文，日后施行时若显得与同等重要的别的条款、条文有所出入，法院通常总是着眼于使各条的意思归于一致，而不把它们解作互相抵触。

把这条契约原则用到《蓝辛—石井协定》的两处条款上——其一承认日本在华以领土毗邻为根据的「特殊利益」，其二则明确而肯定地使两国担起充分承认并支持中国领土完整与在华商业门户开放的义务——那么按理，「特殊利益」一条就应解作与其后各条相合。若作别样的解释，整个契约便归无效，因为那样一来，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与门户开放的各条，就同「特殊利益」一条相抵牾了。反之，若把「特殊利益」一条解作并未给予日本在华任何政治上或经济上的优先之权，则此条便与其后各条无不吻合。

法院解释契约时，往往顾及争执事项在道德上的方面。一种解释若在实行中变成对道德的冒犯，常常就足以使该解释归于无效。若把《蓝辛—石井协定》解释成日本可以凭「特殊利益」一条去否定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与门户开放的各条，那是违背国际道义的，这几乎无可置疑。这样的解释，把协定降为一纸外交诡计：它所存心去做的，恰是它声明不做的；或者它所标榜的目的，正是缔约双方既不愿也无意去履行的。总之，这样的契约是纵容欺诈，在公正的法庭上站不住脚。

对美国政府关于《蓝辛—石井协定》的解释，惟一说得过去的理解是：它认为「特殊利益」一条与其后各条并无抵触。由此可以推定，美国政府心中自有一套政策与手段，足以使这样理解协定成为行得通的。

不妨推定：日本政府在订约之时，就明白法庭对这一文件大概会作出怎样的法律解释——那解释是有利于美国一方的。既然日本多半会先在实行上、随后在理论上，给这协定一种与美国之说相反的解释，那么可知日本是指望实际的考量将压倒、取代美国的解释，使之沦为一种并无实质的书生之见，终被岁月抹去。东京那位日本高官据称曾对俄国大使说，日本自有更好的手段坚持自己对协定的解释；他的意思大概就在于此。再不然，就是日本的政治家们相信：战后美国政府将缺乏在这问题上强硬到底的意志与决心；这便给日本留下了余地，可以凭着步步进逼，使自己的解释在实际上生效。

自然，这项协定并没有条约那样的约束力，因为在美国方面它未经参议院批准。它属于「君子协定」一类，经正式知照即可变更或废弃。显而易见，缔约的两国政府都把它看作一种外交上的权宜之计。

有一种说法：美国政府之所以订立这样一项协定——它无疑要在一段时间里妨害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妨害美国在那里的人望与威信——不过是为着日美关系上一时的权宜，或者如有些人所说，是为着撑住现今的日本内阁使之不倒。这种说法，理智是不能接受的。想靠断送美国在华的利益（同时也断送中国的利益）去了结日本人在美国的问题，既不道德，也是徒劳；因为亚洲人移民美国的问题，与中国在日本面前的命运，全然是两回事。于是人不得不另寻一说，来解释美国政府的动机——日本的动机则再明白不过。这动机也许可以在这样一种筹划里找到：借世界舆情的压力去制约日本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也许是这样盘算的：既已这样取得日本对中国领土完整与商业门户开放的明确重申，又已把公众的注意引到与战争相关的远东事变上来，那么此后日本若所行所为在实际上否定了这些承诺的原则——照美国人与别的西方人所理解的那些原则——则日本必将见疑于整个西方文明。这将是一个由日本自己的行为一步步促成的过程——正如日本在战时的所作所为及其彻头彻尾的自私，久而久之已开始渗进欧美民众的意识里去。所以这一着的用意，是把事情推还给日本：看她凭自己的行为，是重新挽回西方的好感，还是把自己弄成一个处处遭人猜疑的角色。

到和会开幕之时，日本若因自己的作为而比现在更招中国与他国之恶——这是很可能的——那么美国政府以及别的有意保全中国权利与领土完整的列强，要向日本施压便容易得多；而这压力背后，将有一种日积月累的世界舆情，是反对日本那一套普鲁士主义的仿造品的。反过来说，日本若当真在中国照规矩行事，又在战争中出一份须有所牺牲、且不是明摆着出于自利的力，那么东方的局面以及中国的处境，便真能有所改善。

显而易见：只要英美联手，再加上协约国集团中别国道义上的赞同，眼下随时可以对日本施以经济压力，使她大受逼迫。日本的现代工业，乃至她的海陆军实力，全靠三样大宗东西——铁、钢、棉。铁主要仰给于中国，少量原棉也取自中国。钢则眼下全世界惟有美国可以大宗供应。原棉的世界产量，实际上操在英国——印度与埃及——同美国手里。何况日本许多产品的主要销场就是美国，其次便是中国。这样，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战后——倘她触犯了西方主要列强的道德理想与政治理想——都可以在日本四周划出一道经济的包围圈。日本的政治家对这一层无疑是明白的；而她用以抵消此说的指望，则在于凭着自己在亚洲的宣传，稳稳坐上泛亚细亚主义的盟主之位，并且指望战后同德国往来——无论在政治的意义上还是在经济的意义上——以求自立，或与西方保持一种均势。

我写下这一段简略的剖析——剖析美国政府构想《蓝辛—石井协定》时大概存着怎样的用心——至今已一年有余，如今要改要补的，几乎没有。美国政府究竟受了同它并肩作战的各国怎样的压力，我不得而知；但它终究肯走到这一步，去暂时安抚日本，哪怕代价是一时丧失在中国的威信与信任。这协定的直接实效是：在战争余下的时日里，或者说在战局的危机过去之前，日本在中国得以比较放手地施为。那么，日本是怎样利用这个机会的呢？

八一个国家的腐蚀

日本在华势力之增长—修订后的日本政策—其动机与手法—中国参战之愿—此愿如何被挫败—美国借款遭拒—此拒绝所生的后果—中国官吏之腐蚀—攫取政府之控制权—参战督办处—中日军事协定—西原龟三之登场—借款的狂欢—日本的两面政策—他国的态度—浪子的堕落之路—播下内争的种子—日本在山东—在彼处设立民政机构—山东居民的抗议—问题之剖析—日本目的之暴露—强购中国土地—欺诈侵夺矿产—日本「渗透」济南之实况—妓馆与毒品店—钱从何而来—重新把鸦片贸易套回中国身上—日本的吗啡私贩—此项买卖如何经营—日本政府的辩解—利用中国的土匪。

《蓝辛—石井协定》在中国——人们原以为它那些善意的宗旨只适用于中国——立时生出的一个效果，便是把日本在北京的势力抬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政府中最有力的人物、国务总理兼军人派领袖段祺瑞，为重登其位，早已在财政上欠了日本银行的人情。中国政坛上有一个亲日集团，存在已有些时日，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相信中国最好的政策便是追随日本，另一部分人则是因得了金钱上的好处才站到那一边去的。《蓝辛—石井换文》一经公布，中国官场里的亲日分子便到处说：「我早就对你们讲过了。我们一向说，美国是靠不住的。」及至中国指望着美国政府的一笔借款而筹划积极参战，而那笔借款又遭到拒绝，亲日集团便又大大地得了分。

政府的处境岌岌可危，它时刻需要钱来发饷养兵，需要钱来笼络各省的督军。有理由相信，直到那时为止，段祺瑞对中国还是忠的，他曾指望不必接受日本的重大援助而自寻出路。但《蓝辛—石井协定》公布之后，他的态度变了，他整个儿陷进了日本人的网罗。在段的亲信与羽翼之中，有若干中国人于政治权术上聪明绝顶，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全无道德上的骨气，遂成了日本腐蚀政策现成的工具与帮凶。

日本修订后的对华政策（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可概括如下：

（甲）阻止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担当任何足以为她增光的角色。

（乙）取得对中国军事组织的控制权。

（丙）控制中国在和平会议上的代表权。

（丁）取得对中国天然资源的控制权——此等资源乃近代经济与军事实力所必需。

（戊）控制中国交通系统今后的一切发展。

（己）趁西方各国专注于战事之机，进一步破坏它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

不妨指出，这一概括之中，唯有前三条才显出日本政策有所变更；（丁）（戊）（己）三项，多年以来本就是它的宗旨。只是中国的参战造出了新的局面，这局面也许会限制乃至抵销日本为达成其主要目标而已经取得的许多成绩。所以日本政策的修订，并非目标与宗旨的修订，而仅仅是手段的修订，以应付新的局面。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动机与理由，可以简要说明如下。

日本虽然自开战之初便名义上厕身协约国交战团之列，其所作所为却纯然自私，以致协约国其余各邦对她既不满又不信任；倘若协约国赢得这场战争，这种情绪便可能严重损及日本在和平会议上的地位。若中国此时能给协约国以实在的帮助（连中立时期的中国，都已经靠输送华工赴欧出过力了），那么日本的态度便要被衬托得格外难看。中国在欧洲的军事参与，于中国的处境将有重大的内外影响。它会使欧洲各国在情谊上欠中国一份人情，会开阔中国人民的眼界，扩大他们友善的交往。在国内，它会激起一种举国一致、同赴一的的精神，从而减少内部的摩擦。国内既统一而有秩序，于战争之胜又有过可敬的贡献，中国在和平会议上的有利地位便万无一失了。

反过来说，倘若中国于战事无所襄助，倘若她陷入严重的内乱，倘若她不能禁绝德国在其境内的宣传与经济活动，倘若她在感情上依旧抱着书生气的亲德倾向，倘若她继续证明自己无力治理自家的事务、无力履行对外的义务，那么她在和平会议上的地位便岌岌可危，这个国家便够格列入那一类必须由一个强邻来监管照料的国家之中了。

自中国宣战以至今日，日本的政策一直是使中国疏远协约国集团中的西方各国并对之生疑，以便在中国与西方各重要国家之间打进一个楔子，把中国孤立起来。然后，凭着同各主要强国私下订立的那一组协定——这些协定给了日本对中国的特殊地位——日本的外交家便可以对中国政府进言：中国在和平会议上唯一的指望，就是把自身的利益托付给日本，授权由日本代表中国出席。

日本的手法相当简单。多年以来，日本政府数以百计的特务已把中国彻底研究过了，他们搜集并分类整理出完备的资料，载明一切中国官吏、军人以及政界可用之人的身份与性情；国内的资源，无论天然的还是已开发的；每一个官吏、每一个军事长官、每一省、每一城、每一实业的公私债务；一切官吏、将领、省份、城市与实业的进项。其办法是：择一个需要钱或想要钱的官吏或将领——他们差不多个个如此——然后提议借款给他，或借给他的省、他的城，以某处地方上的实业、税收或未开发的资源作担保，或是换取一项将来可能有价值的租让权与专利权。有时则设立一所所谓中日合办公司，去建造并经营某项实业或公用事业，再把职位与股份在中国官吏之间巧为分配。

这类借款的条件大多是这样的：中国官吏可以把余款的全部或大部挪作私用，或用以豢养他的党羽。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的各种借款里，款项当真用于名义上所借的用途者，实属罕有。通常只垫付借款中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又极少用于指定的用途。凡是日本在中国所想要的、或是值得先行套住的东西，日本人都打算用这种间接的贿赂手段弄到手。若有中国官吏用这法子摆布不动——这是常有的事——那么日本的特务便被派去替他制造麻烦，他不久便会从四面八方感受到日本那有组织的势力所施的压迫；反之，凡对日本的计划与提议肯于顺从的中国人，便得这势力的扶持，还得着容易发财的机会。任何国家都有可以被收买到公然卖国地步的人，便在高位的大员中也有；中国人中这样易于就范者所占的成数，并不比别处更大。在这些事例的大多数里，那些提议表面上并无可指为于中国不利之处；诚然，《蓝辛—石井换文》公布以后，有好一阵子，许多明白事理的中国人相信西方的协约各国已经抛弃了中国，相信她唯一的指望便是同日本议定尽可能好的条件，相信再抵抗日本对本国的渗透已属徒劳。而且，随着时日推移，愈来愈显然可见：日本的反对，足以成为任何中国人仕途上一道有力的障碍。

日本的动机与手法既已勾勒如上，我要叙述若干显著的事件与情形，以见这一政策在实际上如何运行。日本在中国的每一省、每一区，都通过她的领事、特务、宣传报纸、商业与金融机构，各按其便宜而做着一套分明的、往往是各自为政的把戏；然而她主要的气力，是用在攫取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上。控制了一国的钱袋与军队，便等于最终控制了它的一切职能；于是日本首先着手使自己的势力在陆军、财政、交通三部中具有决定性。国务总理段祺瑞兼着陆军总长。财政部的性质，其名称已说得明白。在中国，交通部管着铁路与别的公用事业，于是它便握有运输之权，也握有可观的进款。中央政府的进项，几乎全数经由财政、交通两部之手。

中国军队赴欧参战的计划，是一位为此专程赴京的法国军事专家精心拟就的；倘若美国政府曾在财政上支持这一计划，这一时期中国的事态原本可以是另一番走向。然而美国政府既不予支持，计划便告泡汤。有人提议或可由日本为此出资，可是这自然连一丝成功的指望也没有。日本要找出几百万来在远东做她自己的把戏，从不为难；要拿钱去做真正的战争工作，却是没有的。

日本势力之下的人物如何经由中国政坛的钩心斗角而攫得北京政府财政、交通两部，我在此不去细述。只须说：做了日本工具的中国人确乎得到了那些位置，或者原在其位的人渐渐被拉过去附和了日本的计划。这一结合所开的头一朵花，便是参战督办处。此处表面上是为办理中国的参战事宜而设；实则是为阻止中国有任何有效的参战而设，而且确乎阻止住了。段祺瑞是督办处的首领，其成员都是他的心腹。这个督办处后来声名狼藉，正因为它做下了那些要把中国的军事组织与军事政策交付到日本手里去的事。靳云鹏将军与徐树铮将军，都是总理的副手，同任督办处的会办。自设立之日起，督办处便完全在日本控制之下。日本陆军的斋藤将军——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武官——在参战督办处里设有办公室，一切问题都由他出主意。

参战督办处最主要的一桩作为，便是在一九一八年春间议订并签署了所谓中日「军事协定」。在这项协定议订期间，乃至在签字以后，日本政府与参战督办处都矢口否认有此打算。中国国内根据传闻而起的反对之声愈来愈烈，以致谈判被移往东京。靳将军赴东京，在那里签了字，并获日本政府颁予勋章。

签订这项协定的情形，实在离奇之至。起初它被严守为秘密，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正式否认对此事有所与闻。及至传闻不绝，关于这一提议的若干事实又渐渐泄露，中国外交部乃要求告知究竟是怎么回事。参战督办处这才允许外交部派一名代表列席讨论；而当反对之意从这一方面生出来时，谈判便忽然被秘密地移往东京。协定签订之后，日中两国政府有好一阵子都否认有此协定存在；直到今日，除非在巴黎曾私下出示过，这项条约的真本从未通知过协约国其余各政府。这里是协约国集团中的两个国家，当战局正处紧要关头之时，就战争的进行订立一项秘密的军事协定。经正式质询后，日本政府终于承认确有这样一项协定签署，并声称其宗旨仅在中日两国在东方的互相合作。中国政府经由外交部，对他国的询问所能答的，只是它相信曾签有某种协定，但对其范围与意义并不完全知情。这项军事协定从未经中国内阁批准，亦未经国会批准；南方的国会曾提出抗议，并声明不予承认。这项协定的真实用意，后来在西伯利亚与满洲得到了证明：便是把中国捆在日本身上，使她在战事上未先同日本商量、未奉日本的指令，便无从有所举动。至于签字的中国官吏所得的报偿，自然是钱：名义上说是为筹备参战而借的款项，实际上却拿去资助段总理那一场保住中国军人派政权的争斗。

参战督办处有一桩作为，极能说明它的品格，那便是关于自开战之初即被扣留在中国水域的德奥船只一事。中国宣战后，协约国各政府想要取得这些船只充作运输之用，因为那时船只奇缺。当时的提议是：待中国接收之后，向中国租赁。中国海军部依例把船接管过来。于是有一所中日合办公司成立了，由日本人和参战督办处与交通部的某几位中国官吏组成，要把这些船买下来再行出租。一家日本银行出资承办这笔交易，必需的修理则要在日本做。其计划是把船以极低的价钱卖给这家公司，而在修理与租赁或转售之中大获其利。这一计划因英国政府的严正抗议而受阻——英国政府陈称，协约国的战时需要应居首位；然而凭着一个花招，即租价按载重吨而不按注册吨计算，一点儿刁钻的手段便替参战督办处里的谋利者生出了一笔不正当的利润。

既已把日本的势力牢牢植入北京政府，道路铺平，日本的计划便进入了又一个阶段。一九一八年春，日本的财政兼外交代理人西原龟三来到北京。西原氏是朝鲜银行的一名董事，该行属于同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的那一组银行之列。他先前在日本金融界并不著名，但不久便显出，他背后有雄厚的财力与官方的支撑。西原在中国的种种活动，不多时便闹出一桩极大的丑闻，连在日本也引起了不安。中国方面对此如何看法，可以从《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日一期的社论（鲍威尔教授所撰）里看出：

林男爵是日本在北京的正式代表，而日本首相的密使西原氏则是她非正式的代表。近来的种种事情表明，后者为他自己的国家与人民所做的事更多，所操的势力也更大。他在中国的工作，有许多是势必要暗中进行的，据说连日本驻京公使林男爵都不知情，而中国的新闻记者中倒有不少人比男爵知道得清楚。曾有好几次，林男爵就某些中日交涉发表正式的否认，后来却证明确有其事。看来是西原在林男爵不知道的情形下经办的。北京盛传，日本公使曾一再向东京抗议这种前所未有的做法——全属徒然。这原在意料之中。西原是现任日本首相的心腹密使，而这位首相于朝鲜银行与台湾银行有极大的利害关系。西原是被特意派到中国来取得租让权、办理借款，以与正金银行相抗的；据说正金银行一向得林男爵及其他日本官员的支持，唯寺内伯爵除外。这情形便使日本在中国采行了互相抵触的两套财政政策。寺内伯爵与代表朝鲜银行、台湾银行的西原氏，一切银钱上的事都通过财政总长曹汝霖与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同中国政府交涉；而另一些日本高级官员则主张，所有日本财界中人都应当同梁士诒一流的人物做买卖——此人更为稳重，他们相信他在官场上能有更大的势力——并主张此类交易应由正金银行代表日本方面。其结果是：朝鲜银行与台湾银行从中国那里要多少买卖便得多少买卖，正金银行却被撇在一边受冷落。这情形的缘故极其简单：曹、陆二君同政府关系密切，有成就借款之力，而梁君则没有。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鲍威尔教授又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写道：

自一九〇九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日本银行家已垫付给中国一亿七千八百七十七万日元；此外另有三笔借款、合计一亿零六百万日元，业已大致议定，大概不出七月便要签字。在已垫付的一亿七千八百七十七万日元之中，有一亿六千四百十万日元是一九一五年五月一日以后垫付的，可见日本在中国这一领域的活动实际上要到欧洲战事开始八个月之后才着手。这一亿六千四百十万日元中，除去相当小的一部分用于水灾赈济和去冬的防疫之外，绝大部分是用在中国的内战上了。约有一千二百万日元垫付给了中国南方各省，大概是供南方一面的军用，其余的则由北方的北京政府用在同样的用途上。为偿付这些借款，中国抵押了铁路线，抵押了金矿、煤矿、锑矿与铁矿。她抵押了北京的政府印刷局，抵押了汉口的电灯与自来水厂，还抵押了国内各处的天然森林。每一项借款合同里都有这样一条：未先得日本银行家的同意，中国当局不得以这些担保品另筹款项。至于这笔款子的用途，就所知而言，日本银行家对款项的使用并未加以任何限制。举例来说：中国当局同日本银行家订立借款合同，为的是展筑一条铁路、开发一处煤矿或铁矿，或是架设电线。及至款项到手，银行家与经手人各得其佣金，借款的其余部分便分派给各个督军，由他们拿去发饷养兵、维系军心。

以往经由外国银行团办理的对华借款，都只用于行政用途，并以监督借款的支用、管理担保品为条件。用《伦敦泰晤士报》与《字林西报》驻京访员弗雷泽的话来说：「有关各强国采行这一政策，其明确的目的在于救中国于其自身之手，简言之，其目的在于保证所借之款用得其当，并创设出一种担保，使中国偿还本息时不致为难。」既然日本是银行团的一员，一个问题便自然而生：日本既受同列强所订、关于对华财政垫款之协定的约束，何以能办这些现今的借款而不遵守关于限制中国支用款项的那项谅解？这一问题的答案，弗雷泽先生也给出了，大意是：新的借款是经由另一组日本银行家办理的，那一组并不受银行团协定的约束。他的陈述如下：

这一谜团，日本某报近日的一段记载已解开了一半。日本兴业银行——即所谓朝鲜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西原氏便是这个集团的主持人——据宣布将有五千万日元的新公司债上市。该段记载称，这笔钱已有一部分作为吉会铁路借款合同的一期垫款付给了中国，其余的借款将从新债所筹之款中拨出。又称，发债所得的余款亦将贷与中国，兴业银行最终打算对中国融通至一亿日元之数。倘若兴业银行继续照那种容许大笔军费垫款的条件借钱给中国政府，这在中国便是很坏的消息了。然而这次在日本发行公司债，最耐人寻味的一点，却是日本政府在背后撑腰，并且已作出「一项经上届议会立法而具有法律效力的许诺，保证该行此次及以后各次借款的本息偿付」。无论如何，我所征引的《日本广知报》认为这些新债实际上就是公债，并称政府的邮局正被用来协助募集。从六月三十日《日本广知报》上那段记载看来，事情似乎很明白：日本政府正在为所借之款的偿还担负责任，而那些款项是要用来为在中国的、指明的与未指明的种种交易融通的。西原氏代表朝鲜集团，而日本兴业银行是这集团里的主角，他不受任何限制，尽可以按他所代表的集团所能接受的任何条件借钱给中国。当朝鲜集团无条件地借钱给中国时，人们的推想是：日本政府并不赞同这项交易，若能阻止，便要阻止的——正如英国政府曾设法阻止克利斯浦借款一样。而今吉会铁路借款合同规定，有一千万日元交付中国，全无条件，中国爱怎么花便怎么花。这样一桩交易，对于银行团背后各强国的政策，实在是颠覆性的，而日本正是那些强国之一。所以吉会借款合同，就那一千万日元的垫款而论，是违背日本政府所宣示的政策的，并且大概是那个政府所不赞成的。

然而我们却看见日本政府在替兴业银行的公司债发行作保，而据明文所载，所募之款正是要用来支付吉林合同项下那一千万日元的垫款。换言之，日本政府右手推行一套政策，与协约各国相一致，左手却帮着兴业银行筹款，好按那些颠覆其官方政策的条件借给中国，并且违背日本自己同列强之间的谅解。用文雅的英文说，这就叫做「既随猎犬去追，又同野兔同跑」。日本政府热心支持西原氏办成许多交易，这并不是什么秘密；那些交易任何别国政府都决不会容忍，因为它们同各国承担的推行某一特定财政政策的义务不相容。然而日本却欣然而且相当公开地做着别的强国所不肯做的事。

日本政策的一个方面，在这里显露得相当清楚了。在官面上，日本政府是不能在中国独行其财政之道的，因为它和它的财政代理机关正金银行，都是那个国际银行团的成员，而该银行团曾经各国政府的核准，在善后大借款合同上签过字。于是这一障碍便被绕开了：这些交涉改由另外几家日本银行去办，而且大概是日本外务省在官面上既不知情、亦不认可的。然而在中国也好，在日本也好，被这一遁词瞒过的人寥寥无几。一九一八年八月三日，东京《亚细亚时报》——一家日本人所有、日本人主编的报纸——说道：

据告，西原龟三的借款活动已经或即将告一结束。听到这消息，我们并不觉得可惜。这位神秘人物一年半来的流星般的经历，其间所立之功与所贻之害，此时还太早，不便妄下不偏不倚的断语。他在经营数额颇为可观的金融交易上，显出了非凡的干才。无论那些被他堆上了债务或权利的各方将来如何，他本人是以成功者的姿态脱身的，而且新得了一番声名。据说他于钱财上并不自营私利，所以在他所参与的那些大宗交易里，他或许并没有发财。十五个月以前，除了朝鲜的一小圈熟人之外，无人知其为谁。如今他已是远东最著名的日本人之一。这大概正是他所追求的，他尽可以心满意足地歇一歇了。西原氏在北京的活动，于他个人不论得了多少好处，至于这个国家，其所得是否多于所受之损，却是大可怀疑的。他的交涉闹出了极大的声响，以致外间公众得了一个印象，以为他取得了大量极重要的租让权；而事实上，经他手办成的那些借款，日本从中所得的实际好处是极少的。……再者，一个私人身份的日本代理人，人所共知同东京内阁中的一派关系密切，竟背着我国正式派驻的代表、并且违其所愿而同中国政府交涉，这副景象于我帝国在世人眼中的威望与信用都无所增益。倘若内阁凭着某种意料之外的运气竟苟延到冬天，那么在这个题目上，它对议会将有许多话要交代。

日本在华借款完整而确实的清单，尚无可供刊布者。这类交易，尤其是战时的交易，大多尽可能地守作秘密；即使偶然泄露出来，经办的那些官员也往往还要抵赖。不过我手里有一份清单，它代表着美国以及其他各国驻华商务参赞与代表通力搜集所能编成的、日本银行与各大商号对中国所放而现今尚未清偿的借款。清单如下：

日本人对华借款清单

自一九〇九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一九〇九年；正金银行借与帝国铁路总局，为新民屯—奉天铁路辽河以东一段之部分价款——三十二万日元。

期十八年，年息五厘，发行价九三；以该路进款作担保。

二、一九〇九年；正金银行借与帝国铁路总局，为建筑吉长铁路之用——二百十五万日元。

期二十五年，年息五厘，发行价九三；以该路进款作担保。

三、一九一〇年；正金银行借与帝国铁路总局，为赎回京汉铁路之用——二百二十万日元。

期十年，年息七厘，发行价九七·五〇。

四、一九一一年；正金银行借与帝国铁路总局，用途同上，并充赎回以前之经常开支——一千万日元。

期二十五年，年息五厘，发行价九五。

五、一九一二年；三井物产会社借与汉口自来水电灯公司，为建筑之用——一百万日元。

分十年摊还。年息七厘。由交通部担保。

六、年份不详；借与湖南湖北官银行，以象鼻山铁矿作担保（未经证实，然系可靠方面所报）——二百万日元。

战前借款共计一千七百六十七万日元。

汉冶萍煤铁公司各项借款

七、一九〇三年；日本兴业银行，期三十年，年息六厘——三百万日元。

八、一九〇六年；三井矿山会社。每半年偿还一次，年息七厘半——一百万日元。

九、一九〇六年；大仓洋行，期七年，年息七厘半——二百万日元。

十、一九〇八年；正金银行，期十年，年息七厘半——一百五十万日元。

十一、一九〇八年；正金银行，期十年，年息七厘半——五十万日元。

十二、一九〇九年；正金银行，期十年，年息七厘半——六百万日元。

十三、一九一〇年；三井矿山会社，期二年，年息七厘——一百万日元。

十四、一九一二年；三井矿山会社，期二年，年息七厘——二百万日元。

十五、一九一三年；正金银行，期四十年，年息七厘，第七年以后改为六厘——一千五百万日元。

汉冶萍……共计三千二百万日元。

总计……四千九百六十七万日元。

十六、一九一五年；正金银行借与交通部，为建筑四平街—郑家屯铁路之用——五百万日元。

十七、一九一五年五月；大仓洋行垫款一百万元——一百万日元。担保为凤凰山铁矿。

十八、一九一五年五月一日；东亚兴业公司借与中央政府，充一般用途——五百万日元。

期三年，年息六厘，发行价九四；以湖南、安徽尚未确定之矿权及铜元铸造计划之盈余作担保。

（此款业已垫付，而担保品迄未议定；日本方面坚持要水口山与太平山两矿。）

十九、一九一六年九月；借与山东省，充军用——一百五十万日元。

二十、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借与广东省政府；省政府以中央政府经由盐务稽核所按月付给该省之五万元作担保——一百五十万日元。

二十一、一九一七年一月；日本银行团借与交通银行，为收回该行钞票之用——五百万日元。

期三年，年息七厘半，不折扣；以该行股票一百五十万元及国库券四百万元作担保，日本并取得委派该行顾问之权及今后借款之优先权。

二十二、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日；朝鲜银行借与奉天省，为救济奉天各华商银号之用，一半于一年内偿还，一半于三年内偿还——二百万日元。

年息六厘半，发行价九五。

二十三、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正金银行第二次借与交通部，为建筑四平街—郑家屯铁路之用——二百六十万日元。

期一年，年息七厘，以该路进款作担保。

二十四、一九一七年二月；日本财团借与广东省政府，内一百三十万日元为垫付省政府之用，一百七十万日元为建造广州水泥厂之用；全部借款以水泥厂之进款与产业及大沙头海关地段作担保，并由省政府保证——三百万日元。

二十五、一九一七年八月；日本财团借与中国银行，为收回该行钞票之用，以中国银行钞票一千五百万元作担保（已偿清）——五百万日元。

期六个月，年息七厘。

二十六、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正金银行就第二次善后借款所付之垫款，用以偿还中国银行垫付中央政府之款——一千万日元。

若第二次善后借款成立，即由该借款项下偿还；否则于一年内以现款偿还。年息七厘，折扣一厘。以盐余作担保。

二十七、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七日；中日实业公司及日本十家银行借与中央政府，为赈济直隶水灾之用——五百万日元。

期一年，年息七厘，以包括多伦诺尔在内之三处常关进款作担保。

二十八、一九一八年十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吉长铁路借款——六百五十万日元。

期三十年，年息五厘，发行价九一·五〇，以该路进款及产业作担保。

二十九、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运河借款（系裕中公司借款之一部），共六百万金元，美国方面承担三百五十万元，日本方面承担二百万元，折合——五百万日元。

三十、一九一八年一月；正金银行在银行团赈灾垫款中所摊之份额；担保为盐税十万元，约合——二十万日元。

三十一、一九一八年一月；三井物产会社借与中央政府，以印铸局为抵——二百万日元。

期三年，年息八厘，发行价九八。合同规定：凡所需材料，如价格不高于他家，均须向三井物产会社购买。

三十二、一九一八年一月；吉长铁路补充借款——六十三万日元。

三十三、一九一八年一月；三井物产会社借与直隶督军曹锟，充军用，以开滦矿务局所属滦州煤矿公司之华股作担保——一百万日元。

三十四、一九一八年一月六日；正金银行就第二次善后借款所付之第二次垫款，若该借款成立即由其项下偿还，否则作为一年期之日本借款。年息七厘。以盐余作担保——一千万日元。

三十五、一九一八年一月；日本财团借款，供湖南省政府之用。据称以合办安徽太平山铁矿及湖南水口山锑矿之权利作担保，期五年，年息七厘，发行价九四（参看一九一五年五月一日第十八号借款）——二百五十万日元。

三十六、一九一八年一月；借与福建省，充一般用途——一百万日元。

以各项杂税作担保。（未经证实，然出自可靠方面。）

三十七、一九一八年一月；三井物产会社借与直隶省，为直隶纱厂购买棉纱之用，由财政部保证偿还——一百万日元。

三十八、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泰平组合借与中央政府，为购买军械之用——年息七厘，发行价九五，另有百分之五之佣金，用途未经指明——一千四百万日元。

三十九、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二千万日元。

期三年，年息七厘半，以国库券二千五百万元作担保，款由朝鲜银行、台湾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垫付。

四十、一九一八年；朝鲜银行集团借与电政局，为展设陆线之用，年息七厘半，折扣一厘半，以一切未经抵押之电报产业作担保——二千万日元。

四十一、一九一八年；无线电借款，数目不详，大约为三百万日元，供建造无线电台之用，材料须向三井物产会社购买——三百万日元。

四十二、一九一八年六月；借与交通部，为将吉长路展筑至朝鲜边界之用——二千万日元。

期四十年，年息五厘。

四十三、一九一八年六月；朝鲜银行借与奉天省，为收回小洋票之用，一半于二年内偿还，一半于三年内偿还，年息六厘半，发行价九五，以奉天省所有本溪湖煤矿之股份作担保——三百万日元。

四十四、一九一八年；正金银行借与湖北省，以该省进款作担保。（未经证实，然出自官方来源。）——一百万日元。

四十五、一九一八年；大仓集团借与陕西省——一百万日元。

以该省进款作担保。（未经证实，然出自官方来源。）

四十六、一九一八年；大仓集团借与中央政府，为对广东用兵之垫款。担保为广东省之各矿——二百万日元。

（未经证实，然系消息灵通方面所报。）

四十七、一九一八年七月三日；日本兴业银行及朝鲜银行集团——三千万日元。

担保为吉林、黑龙江两省全部森林；年息七厘半；期五年。

四十八、一九一八年七月五日；第二次善后借款第三次垫款。条件同第二十六号及第三十四号——一千万日元。

四十九、一九一八年；借与云南政府。担保为政府在个旧锡矿之进款——三百万日元。

五十、一九一八年；日本兴业银行借与陆军部。条件未载。担保为国库券。年息六厘——四百万日元。

五十一、一九一八年；日本兴业银行借与中央政府。条件未载。担保为烟酒公卖税。年息七厘——二百万日元。

五十二、一九一八年；借与中央政府，为建筑满蒙四路之预付借款，全部工价估计为一亿五千万日元。条件未载——二千万日元。

五十三、一九一八年；借与中央政府，为建筑济顺、高徐两铁路之预付借款。全部工价估计为七千万日元。条件未载——二千万日元。

五十四、一九一八年；借与中央政府。为行政用途并为重整中国钢铁事业之借款。担保为长江各省铁矿及其他矿产之专利权。条件未载——一亿日元。

五十五、一九一八年；借与陆军部。充军用之借款。据称担保为中国政府之各兵工厂与船坞——四千七百万日元。

总计：四亿四千一百十万日元。

战前部分，连汉冶萍在内：四千九百六十七万日元。

自一九一四年八月以来：三亿九千一百四十三万日元。

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两年间日本在中国所办借款究有多少笔、性质如何，非经一个国际财政委员会彻底查究，不能确定；至于议定的各项借款究竟付了多少款、那些钱又如何处置，则也许永远无从确切查明。

协约国集团中其余各国，这一时期何以袖手旁观、听任日本在中国的财政胡闹，其缘故有二。其一是由于战争的大局，此时开罪日本很不合宜。西方协约各国未曾就日本的所作所为提出强硬的正式抗议，大约便是为此。然而协约国中在财力上能够垫款给中国的那几个（美国与英国），何以不采取这个办法去阻止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呢？对这个问题，我给不出确定的回答。英国之不能有所举动，或许是因为同日本订有私下的协定。美国并没有什么私下的协定——至少人们是这样推想的——然而虽经一再请求与敦促，它也没有采取步骤在财政上援助中国。美英两国之无所作为，也许只是由于没有一定的政策。实情似乎是：美英两国是想在中国把这盘棋下得正正当当的。由于中国内部的分裂，垫付给政府的款项很可能被用去以武力镇压南方一派，白白地糟蹋掉。（大多数日本借款的款项正是这样花掉的。）所以各强国或许曾议定：除非确知款项将如何支用，便不对中国作财政上的垫付。简言之，所奉行的是一种「饿死内战」的政策。在官面上，日本政府是同意同各国一致行动的；这就说明了何以在西原活动的那一时期，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总是自称对他的图谋一无所知、毫无干系。及至日本的两面手法完全揭穿，战局已经有了决定性的转折，于协约国有利了。于是西原的活动便被日本报纸归咎于寺内内阁，东京另组新阁，声明对已往之事不负责任。

原内阁上任以后，日本政府在表面上把它在中国与西伯利亚的借款政策倒转过来，并由外务省发表了两项声明，如下（见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日本广知报》）：

「关于日本在中国的活动，尤其是关于放款一事，颇有种种恶意的传闻流布已久，把一些同日本政府全不相干的意图加在它的头上。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日本政府不能承担去阻抑本国国民在中国的金融与经济事业，只要那些事业乃是两个毗邻友邦之间特殊关系的自然而正当的产物。日本政府也决不因此便收回其意愿：倘若中国全般的安全与福祉需要此种援助，它仍准备在其所参与的一切宣言与约定的条款范围之内，给予中国所需的财政援助。

「同时，它也充分认识到：在该国目前内争的情形之下供给中国的借款，易于引起争执双方中某一方的误会，并妨碍中国的和平与统一之重建，而这和平与统一，于中国自身的利益以及于外国列强的利益，都是极其要紧的。

「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凡依其所见足以增加中国内部局势之纠纷的财政援助，一概不予提供；并相信凡在中国有利害关系的各国，都会热诚参与这一政策。」

第二项声明仅以日文发表，译文如下：

「鉴于日本资本在中国与西伯利亚之投资，于国家之外交与财政政策关系极大，日本政府决定就日本资本在该等地域之投资确立明确之原则，此后严格施行：

「一、凡日本资本家就供政治用途之借款同中国或西伯利亚之中央或地方政府开议时，应请其与外务省、日本大使馆或公使馆、或日本领事馆商议。外务省于受商议时，当即将其事移送大藏省或其他有关官署，并对有关之资本家给予必要之训示。

「二、凡资本家不俟政府训示而开议、或违背训示而行事者，日本政府对其如此投出之资本，得不予任何必要之保护。

「三、外务省得按借款之性质，为资本家之便利而作安排，俾其得与大藏省或其他有关官署直接商议。」

外国方面对日本在华借款政策的看法，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日本纪事报》的一篇社论表达得极好：

中国的政局愈来愈纠结，经济的情形也愈来愈不稳，以致那些素来对其前途抱着颇为乐观看法的外国观察家，如今也都倾向于放弃那种看法，而把中国——或者不如说把名义上掌管这个国家的那些人——看作是在演一出举国的浪子堕落记，其结局将是这浪子的破产与瓦解，以及他的家产落入他人之手。这样的结局是可愿的么？在这一点上显然是见解不一的：有些人愿意中国振作起来，设法在经济与财政上建立起某种秩序；另有些人却仿佛在竭尽全力，催着中国在通往毁灭的路上走得更快些。可以说，中国正在同这场战争赛跑，看谁先跑到终点。倘若战争明天就结束，或许还有几分救得中国的机会；倘若战争还要以年计地延续下去，那么中国似乎是注定了。她到和平会议上来时，将只剩下几根沾泥带水的翎毛，聊以代表她昔日那一身华羽；而战胜的列强则会耸耸肩膀，申说中国倘若治不好自己的国家与人民，那也就无可奈何了。中国尽可放心：不会再有一场战争是为她而打的；那些取得了她一部分或全部家产的人，只消稳坐不动、和颜悦色地笑着，便足以保住自己的所得。这场战争也许是为维护民族自决之权而打的，然而那个傍着强邻而立的弱国，战后的处境同战前也不会有多大分别。德国那拙劣的政策已经显明了哪一条路走不得，但另外还有些路子，较少敌意而同样有效。弱国要想在强邻之侧而得安宁，必先有一番人心的改变，而战争似乎算不得促成此事的最好办法。至于因精疲力竭而得的和平，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自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已深深地扎进了中国的经济，而今这步子愈走愈急、愈走愈猛。一笔借款接着一笔借款，其匆促几乎近于失礼；只消有足够的担保拿得出来，几乎什么样的保证都像是可以接受的。地方的借款、国家的借款、私人的借款——凡落进日本资本家网里的，仿佛都是鱼。明天的命运他是不操心的。他那份乐观，大概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纵使中国的法律与秩序尽行瓦解，政府被推翻，他手里的保证成了废纸，他本国那只强有力的臂膊仍旧会撑住他。用军舰去收取外债，那也不是头一遭的事了；而且倘若现款与利息拿不到手，还总有担保品可以退而据之。甚至据有那担保品，或许比拿到原借款的数目还要合算些。日本若把眼下在中国投资的机会看作千载一时之遇，也不能全怪她。说到底，和平渗透这套手法并不是她发明的。她曾有许多机会看着它在世界各处施行；多年以来，眼看别的国家把积蓄放到中国的膝上，她却因自己的贫穷而焦躁。她甚至还试着自己去做借债人，以便跻身中国债主之列，好在这场戏里分一角。而今战争已改变了她的境况，她要做中国正牌债主的那份热心便得以淋漓尽致地施展——或许施展得太过了些；因为不可否认，她的政策显出几分毛糙，显出一种手腕上的欠缺，这使她的朋友们听着刺耳、牙根发酸，以致他们也觉得不能不说几句尖刻的话。说到底，这类事情是需要几分礼貌去做的。在街上抢人钱包，那只是粗鄙的强盗行径。原可以让钱包里的东西易主而不至于引起一声「捉贼」的。

正是基于这些缘故，连在中国的那些温和的英文报纸，近来也认为对日本的政策有加以批评的必要——尽管日本是这场大战中协约国的一员，而这场大战的胜利，若要我们不至于全体堕入一个野蛮的时代，乃是头等要紧的事。这样的批评实在极其严重，尤其因为没有人说得准战争何时告终——说不准德国何时会经历那场瓦解，而那瓦解如今看来是这场战争最可能的结局。瓦解一旦到来，必是突如其来的；倘若那时日本还在以最有识见的人们所认为不合中国利益的方法替中国筹款，那么批评便可能化为行动。一种建筑在西原氏那颇有几分阴鸷的人格之上的财政政策，恐怕不是列强所能拥护为最合中国利益的。

日本的借款政策并不以协约各国所承认的中国政府（北京）及其治下的疆土与官吏为限。在那些反抗北京政府的南方省份，它也小规模地活动着；借款并非借给广州那个所谓南方政府，而是借给南方各省的某些督军与较低的地方官吏。这一过程自然无异于援助并煽动对中国合法政府的叛乱，而那个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还是日本的盟邦。人们料想，一旦南北两派的分歧得以调停——倘若真有这一天——那么内乱期间所给予日本的许多借款与租让权便要一一暴露，正如一九一一年革命与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之后所发生的那样。

当着以借款与贿赂为手段的腐蚀政策正被用来把日本的势力与控制伸展到中国一切不在日本占领范围之内的疆土上去时，日本在那些占领范围之内则是专横而行的。就行政渗透这一过程而言，满洲提供的例子大约最为完备；但在若干方面，山东一省更足以说明日本的和平渗透以及她对非日本地区的所谓「开明治理」究竟是什么意思。山东几乎把日本那一套制度——它在朝鲜、台湾与中国的运作——和盘托出，虽然在台湾与朝鲜并无国际上的纠葛来牵制这套制度。

占领山东省的头三年，日本行事还有几分审慎；但到了一九一七年秋，东京显然觉得，可以放手推行那些使日本在当地完全掌权的措置了。

日本的占领以及对行政职权的逐步僭夺，一向是以军事上的需要为借口，并声称乃属暂时性质。如今日本却开始以日本的民政机构来代替军事占领。这一过程，山东人民协会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发表的一份呈文描摹得极好：

一、一九一四年冬日本占领德国租借地青岛以后，他们立即沿胶济路一线设立了所谓铁路地带；德国人在山东的十七年间并无此种地带。由于设立了这一地带——不论北京政府曾否同意——日本臣民便以所谓中日合办的名义，将德国人原已取得者以外的一切矿区尽行攫取。中国人一旦同日本人订立了合同，便再也脱不得身，因为合同里照例有这样一条：「今后凡有借款或其他须藉外国之助的需要，该中国人必先向日本人接洽」——这就是说，日本人无论到何处、无论何事，无论是同中国政府还是同中国人民打交道，都享有优先之权。汉冶萍公司与交通银行之失于中国，便是因了这一条款。

二、日本人占领青岛之后，继而攫取胶济铁路，再把势力推到山东省城。在胶济路沿线各县，日本人在每一村中择殷实的本地人替他们充当村董，凡铁轨或枕木有所遗失，即由这些人负责。日本人往往只因说某某村里少了铁轨或枕木，便不经当地中国官吏知晓而把村董捉了去以示惩罚；而济南的中国省长或各县知事的一切抗议与请求，那些骄横傲慢的日本人一概置之不理。经日本法庭在青岛审讯之后，村董照例被科以罚金，其数往往数倍于所称被本地人遗失或窃去的铁轨等物之值。

三、如今占领青岛已三年，日本人又在胶济路沿线的济南、坊子、张店设立了民政机关，其借口是这些机关只为管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本人而设——尽管已有享受治外法权之权的日本领事馆在。倘若中国政府听任此事过去而不加抗议，狡黠的日本人必定终将把这一套推行到中国各地。所谓《蓝辛—石井协定》是约束不住日本人的，只会鼓励他们利用「特殊利益」这几个字来侵犯中国的主权，因为「特殊利益」几个字实在极难有一个正当的解释。

四、山东督军兼省长张怀芝将军在答复山东人民协会的呈请时称：日本驻华公使林男爵并不认为在中国领土上设立此种民政机关是必要的或合法的；而中国驻东京公使章宗祥则报告外交部，据日本外务省一位专员相告，此事正在日本政府慎重考虑之中，所谓日本政府拒绝撤销云云并非实情。日本官方的声明素来靠不住，故我辈身为山东三千万人民之代表，义当留京以待一个确定的结果。

山东居民的呈文既未从北京政府得到满意的答复，遂发动民众，起而反对承认日本在该省的民政机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山东省议会议员王朝铨在北京的山东同乡会上发表演说，其中说道：

我想把我在故乡所见所历的情形，向诸位作一简短的报告。自日本从德国人手中接管胶济铁路以来，日本人的活动我们感受极深。日本人如今想把我们这一省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而他们为达此目的所用的手段，则远不是正当的。除了接管德国人所经营的一切矿山之外，他们如今又在另外十多处地方开起矿来，而这些地方是不曾得过中国政府许可的。他们雇中国人出面去呈请开矿执照；一旦地方官加以查究，他们便拿出伪造的契据与合同来，证明该项产业已由某某中国人转让与他们，而那个中国人却是遍寻不着下落的。

如今他们又进了一步，侵夺起我们的民政之权来了。在铁路地带以内的村庄里，日本人责成村董保护路线的某某段落；有时日本的铁路巡警到这些村里来查究。倘若在谁家里查出煤或铁来，便把主人拿住，重重罚款，说他窝藏坏人与「土匪」。各县知事对这类横暴之举束手无策。我们眼看着铁路地带沿线贫苦无辜的居民受着这般压迫，不能不为之落泪。一旦日本的民政机关设到这些地方来，人民的境况将更其可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山东省城济南开了一次国民大会，公推代表赴京向政府抗议。王讷、王家溯二人受命前往，抵京后呈上一份请愿书，其中一部分如下：

日前日本当局在青岛设立民政署，今又在坊子、济南等处设立该署之分署。当省议会、教育会及其他地方团体电请中央政府向日本驻京公使馆提出抗议时，我辈原拟静候结果；然而今日我辈的忍耐已至极限，倘不立即采取办法以制止此种对我主权的严重侵犯，则国家最后的覆亡或瓜分不久即将到来。

一九一五年五月，中日间就山东事宜签订条约（二十一条及附约）时，曾规定中国于将来承认德国在山东之权利与租让转让于日本。是则日本须俟战后由日德两国之间议妥，方能享有此等租让权。而日本除享有中国从前给予德国之一切权利与租让之外，今又企图在我领土上设立民政机关，以僭夺我民政之权。

《胶州湾租借条约》第二章第四款规定：德国商人得在距铁路地带三十里以内自行开采煤矿，或与华商合办。德国占领期间，即在划为「铁路地带」的各县之内，亦绝无干预本国民政之举。而日本人今竟不顾我辈的抗议，在济南、坊子设立了民政署。

德国在青岛的当局，向来尽力尊重我民政之权，不干涉我警政。他们把原派去保护铁路、驻在高密与胶州的军队撤了回去，容许我辈在铁路地带内行使警权。日本人却以其国与德国尚在战争状态为借口，拒绝撤回他们的宪兵。他们在我国设有领事，实在丝毫没有设立民政机关来干预我国行政的必要。

显而易见，日本人以其侵略之举，不过是在推行那新的日美协定〔即《蓝辛—石井协定》〕中所含蓄的政策罢了。

外国各政府对山东所发生的事亦非漠然不察，日本的举动是被密切注视着的。以下引自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调查山东情形的报告，日期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谨报告：此举已激起山东省及他处中国人的极大反对。据悉，中国政府已于十月间提出正式抗议，所抗议者不独民政机关本身，且及于驻扎军队与将日本行政职权伸展至租借地以外一事。中国人显然害怕：对德那一场相形之下微不足道的军事行动，竟要被拿来作为日本永久支配山东的根据；凡他们认为是对其根本权利的敌意的、阴鸷的僭夺，他们都痛切反对。

在另一面，日本人则以山东铁路连同租借地皆属征服所得之地为立论的起点，坚称为这一地域谋求安宁与繁荣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并称新设的民政部及其在租借地以外的各分署，正是抱着这一值得称道的目的而设的。

该报告详举了同中国人反对日本行政扩张一事有关的种种情形，征引了中国方面许多呈文与抗议书。报告又举出日本人为抵销中国民众这股义愤而采取的举动。手法之一，是由日本在日本、中国与美国的报纸指称，中国人中间的这场骚动是德国的宣传煽动起来的。对此，报告评论道：「并无任何确凿的证据可证明德国的宣传或影响在此事中起过什么要紧的作用。反之，日本人同德国人倒像是极其亲睦的。」他们还想以「假作稍稍退让之状」来安抚中国的舆论。日本总领事专程赴孔林，在孔子墓上献了花圈。日本的青岛守备军司令官沿铁路线并至济南巡视一周，新委的日本民政长官秋山雅之介博士随行。后者所受中国人的接待极为冷淡。十一月十五日的一次宴会上，据《山东日报》所载，这位日本司令官（即守备军司令）在席间致词，说中国人不应容自己对设立民政机关一事心存疑虑，因为在征服而殖民的地域内设立此种政体，乃是国际上确立已久的惯例。该报称，这番话使在座的中国来宾大为不悦，以致相对无言，不久便散席而去。

在设法安抚中国民众时——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总要怕抵制商货这件武器的——日本官员在这里又间接地搬出了「白祸」这套说辞。该报告说：

「关于本乡将军此行，日本的一家报纸机关（青岛《青岛新报》）称：某中国军官在宴会上向这位日本将军祝酒时说，战后日中两国必须联合起来抵抗白种人在东方的进逼。本乡将军答词时巧妙地避开了这一比较，只说设立民政机关乃是日中两国关系趋于密切的一个步骤。」

青岛的铁路与港务行政都被划归日本民政机关管辖，可见其意在使日本的占领永久化。报告对中国人反对日本扩张行政一事作了剖析。据其所载（依官方统计），山东的日本人有两万余，其中约六千人在租借地与铁路地带之外。（中国人则称，青岛以外的山东境内，不计军队与宪兵，日本人在一万五千以上。）报告征引了日本人志贺教授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刊于济南主要日文机关报《山东公论》上的一篇文章，其中一部分如下：

我〔在前一篇文章里〕把德国的强盛归于：（一）高度的帝国主义（其耐力与冲力即由此而来）；（二）科学的头脑（它使国家得到有系统的开发）；（三）足以克服环境之不利的体魄（在海外立业所必需）。

谨举以下对照之事实，以供参考：

德国—面积：八万七千五百平方英里。人口：六千七百万。增加率：一·五。

日本—本土：七万五千平方英里。朝鲜：三万五千平方英里。人口：六千七百万。增加率：一·五。

过去与现在：

德国—德意志民族有两千年之久，五十年前由老皇帝的英明政策而得统一。曾三次与外国交战，三次皆胜，为国增光。

日本—日本有二千六百年之久，五十年前赖先帝之德而自行改造。曾三次与外国交战，三次皆胜，为国增光。

将来：

德国—印度、澳洲、加拿大、南非皆属大不列颠，她自取世界这块面包的主体。德国所得者，不过是面包皮，或是面包屑罢了。德国将来何以自存呢？（这是特赖奇克的话，亦即这场战争的根由。）

日本—人若能得世界这块面包的皮，也就罢了。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所得的新利益，何止不及面包皮，简直是尘埃中的尘埃（我们所拾得的不过是马里亚纳、加罗林与马绍尔诸岛）。日本将来又何以自存呢？

我们的处境，简略言之便是如此。我们日本人应当牢记：凡我们在大陆上所取得的，一寸也不可失。欧洲的政治风云下一刻如何变幻，我们是万万料不定的。须知青岛乃是我们付了牺牲才新近取得的登陆大陆之地。在山东的一切日本人，尤其当此关头，应当奋起一次，不，奋起一百次，以督策我当局，并监视其所采的步骤。

日本的机关报与日本的头面人物在中国一省的省城里发表这样的议论，中国人之惶惶不安，也就不足为奇了。该报告又考究了日本在山东地位的法理性质。中国人曾提出租借地的问题，报告于此说道：「关于中国宣告并企图撤销『战区』一事所生的争议，姑置不论；以上各项考量〔指原《胶州条约》的条款〕似足以支持这样的主张：唯有胶州租借地与五十公里地带才可以正当地视为『占领地』，日本方面关于铁路的种种主张不足为据。」至于在租借地以外设立日本民政机关一事，报告说：

故在租借地以外设立民政机关，乃全然是另一问题。在坊子与济南设立此种机关，无疑是日本政府的本意。与本报告第一段所引的敕令及当地军令同时，青岛守备军司令官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颁布了第九十三号军令布告。此项布告规定了青岛与李村（距青岛十英里，在租借地以内）两地方行政机关的辖区。又有第二十一号军令颁布，公布了地方行政机关的组织办法。（抄件随附。）第一处铁路地方行政机关之设于坊子，大约是因为那里有前文已述及的新兵营。

在中国人反对民政机关的过程中，本馆曾由该行政机关的一位官员非正式相告：租借地以外设立机关之所以必要，是由于铁路沿线有大量日本侨民。所附的统计表显示，在指定区域内居住的日本人将近六千。然而即使承认这些事实，也还应当合乎逻辑地问一句：他们凭什么权利住在那里？外国人在中国内地的居住权既为条约所严加限定，那么在中国人看来，日本显然是本着这样一个推定行事的：即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条约第三条给予日本臣民在南满的居住权，已经推及于山东了；而据本馆所知，这一推定与事实相违。再退一步，即使承认这一大批日本人之居于内地乃是合乎条约规定的，他们仍旧应受其领事官署的管辖，另设日本的行政机关，显然是越权之举。

早在日本宣布将在山东原德国租借地以外设立民政机关之前，青岛的日本军政当局便已着手用强购中国业主土地的办法，在那里划出一片广大的日本人所有的地面。这片地面及其取得的手段，一九一八年五月某外国政府代表的一份正式报告中有如此的记述：

这片土地包括胶州湾的沿岸，自大港沿铁路北展数英里，自海湾横贯青岛所在的半岛而及于彼端。所以，将来不但由陆路通往青岛的每一条路都将是日本人所有的产业，而且铁路附近的每一寸滨水之地也都将是他们的。所涉及的面积约为十二平方英里，本领事馆毫不怀疑，它终将扩展到距青岛八英里的李村，以便把全市水源之所在包括进去。

本馆谨陈己见：日本占领军远远逾越了战争法规所许与此类机构的特权，并且把条约协定所保于原德国承租人的民政权利据为己有。

这片土地的中国业主，并没有卖与不卖的选择余地，而是在戒严法之下由日本军事当局施压逼着卖的。然而新任日本驻山东民政长官秋山雅之介博士，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一日在青岛演说时却说：「二十年前德国以诈术占据青岛，不但在此设立远东海军根据地，且使之成为对华的一个商业中心。」于是日本政府的一位官员斥责了德国取得胶州租借地的手法，而日本自己在那里的地位之主张，恰恰是建立在德国那一地位的有效性之上的。这番话是在一篇阐明日本（官方）在山东地位的演说中讲的，而且是照着稿子念的。秋山博士据说还是一位国际法的权威。

一九一八年一月四日，山东省议会的代表向北京内阁呈递的请愿书中，有这样一段：

所以，日本在山东非法设立民政分署一问题解决之后，矿产问题将是政府同日本最难了结的一件事。

一九一八年秋，一位美国教育家（阿普顿·克洛斯）对日本人在山东省城济南活动的结果作了一番调查，并把所得概括成一篇文章，刊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的《密勒氏评论报》。我在此录其数段：

日本在济南与山东的政治势力，其中枢在省交涉署及其交涉员唐柯三。此人学于日本，娶日本妻，其整个仕途皆赖日本的势力与援助而来，故已沦为对其恩主绝对顺从、无可奈何的附庸。他的政绩无能而怯懦，同僚指斥他任用私人，尤其是把太多位置给了自己的亲属——这在中国官场是头等的罪过。显而易见，若无日本人强有力的支撑，他一天也保不住那个位置。

有这样的人在他们掌握之中，日本人便扼住了山东省城政治生活的咽喉。如今已公然宣称，唐交涉员有意于本省省长之职，而日本方面的势力，连同他们当地的日文日报，正在竭力扶持他。中国商人曾两次试图联合起来抵制日货：一次是在日本民政署设立之际，其集会被冲散，商会奉马将军之命加了封条；一次是在一九一六年九月，当商会正在开会讨论此事之时，日本领事馆遣专人径直送了一封信给商会会长，据我所闻，限该会在十五分钟内改换议题，否则便要武力驱散——他们的计划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现在且来看日本人对这座城市实际的占据与经营——然而我们下文将会看到，那很难称之为商业。我本想用「渗透」二字而不用「占据」，可是那已经太成了既定的事实，用不上「渗透」这个说法了。开战后的头三年，日本侨民聚居在火车站近旁，在他们自己的行政之下，住着从德国人手里夺来的住宅与房舍。然而过去这一年，他们的方针却是向整个商埠、乃至向老城墙内的几处主要地段分散开去。显而易见，一旦他们预备好像在青岛那样划定此地的「居留地」，他们便要把「整个地方」重建一番。除去为数众多的、由日本人出资的中国商号之外，在商埠的每一条纵街横巷以及城内三处主要地段，由日本人直接经营的企业共一百九十四家，分类如下（此表不敢保证毫无遗漏或错误，然编制时于确实与周详极为用心）：

统计

毒品店……六十三家

妓馆……二十二家

小杂货店（各色零星货物）……三十八家

旅馆客栈……十三家

银行（实做银行业务者）……三家

「银行」……三家

医院……三家

「洋行」之类……三家

火车站以外的铁路机关……二家

兵营与宪兵队……三处

学校……三所

住宅……二十六处

面粉厂

蛋粉厂

电影院

邮政电报局

火车站

无线电台

铁路煤业组合

领事馆

日本企业共计……一百九十四

不计住宅……一百六十八

不计住宅之总数中所占成数：毒品店与妓馆……百分之五十

零星杂货店铺与小本营业……百分之三十二

军事、政府与铁路……百分之七

真正的商业企业……百分之八

其余……百分之三

应当注意：其中可以算作有些规模的真正商业企业者，所占成数何其之小。

近来大批德国人住宅的买主，大约也属于这一类；因为此地并没有什么商业机构，足以养得起那种会去谋求此等住宅的、有身分地位的人。

现在我们要来谈吗啡这项买卖了。此项买卖虽不专属日本人，却同他们的渗透与占据分不开。日本官方容许其国民开设这项买卖，究竟有什么理由重大到足以使他们甘冒世界舆论的夹击，这是大可质问的。笔者愿提出以下三条理由：

一、其利润。在真正的商业企业付诸阙如之时，「和平渗透」便是靠这利润来筹款的。在青岛，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毒品买卖的利润，供给了那场凡可买者尽行收买的大举收买之资，供给了那规模浩大的建筑计划之资，也供养着那批人为的居民。

二、使中国这个民族自官吏阶级而下一齐中毒、一齐虚弱，使之易为侵略者之俎上肉。

三、藉麻醉品而对官吏阶级取得牢不可破的掌握。他们为一种比钢镣更坚固的奴役所缚，系于供给他们毒品的日本人，可以被摆布，也可以被诱而吐露机密。缚住他们的镣铐上有两把锁：其一是麻醉品本身的瘾癖之奴役；其二是那可怜的吸食者的恐惧——他怕一旦同供给他毒品的人决裂，或是触怒了那些人的朋友或官长，便要闹出丑闻，丢掉位置，丢掉一切所有。此类具体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

笔者手中有可靠的凭据：日本两家大商号从前曾经青岛输入军械并交付与中国军界的个人，所运的主要是小型枪械。看来小铺子是做不了这一行的，因为它们更容易受中国当局的监视，也博不到替之购办的那位个人的信任，不能使他在订货时便照例必须的付出现款。货是向这些公司订的，款也是付给它们的，事后再由青岛用某种秘密的法子径直交付买主。

中国警察厅就此事被询及时称：它无法对日本侨民作人口调查，只得以此地日本领事馆送来的统计数字为满足；而领事馆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报称男二百人、女一百五十人，共四百五十人，此后便不再有报告。即以最保守的估计，这个数目也不过是现今日本侨民的十分之一。此外，还有一批经由济南与青岛出入民国的流动人口，川流不息，有时至少高至两千人。

以上就是日本官员与国民在过去四年绝无仅有的机会里致力经营起来的那些事业的一个简短而尚算周全的概述。他们的手脚是绝对自由的。他们所做的，就应当视为他们所要做成的。

中国反对鸦片贸易与鸦片瘾癖的长久奋斗，是世人所熟知的。大战开始时，这项买卖显然已是奄奄一息。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眼看就要办成那件似乎办不到的事：在全中国把此种毒品的种植、买卖与吸食彻底肃清。各主要强国，连日本在内，名义上都在这件事上同中国合作，并订有相应的协定。继而战争来了，中国的行政受扰而失序，凡阻拦日本「渗透」的栅栏尽行拆去。日本人如何在日本政府的纵容乃至往往是实际的帮助之下，利用这样的机缘把另一种毒瘾引入中国、套在中国人身上，这在近世之中，算得上是加于任何一个国家头上的最黑暗的行径之一。

近来，上海的《字林西报》——在中国出版的最老且最重要的英文机关报——摆脱了战争加于英国报刊之上的、对日本不得批评的拘束，把日本在华的吗啡买卖揭了出来。关于这项买卖的一份报告与剖析显示：近两年来它已是日本对外贸易中获利最丰的项目之一；一九一三年此项所得利润为八百四十万元，而战争期间更大为增加。以下节录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所刊《字林西报》访员的报告：

如今这项买卖比一九一三年更大了。不过吗啡在欧洲已无从购得。这一行的中心已移往日本，吗啡现在是日本人自己制造的。日本虽是禁止吗啡及一切制造或吸食吗啡之器具输入中国之协定的签字国，然而这项买卖既有日本银行在财政上的支持，便是在日本政府直接的核准与鼓励之下进行的。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走私买卖。中国每年运往日本、用以支付日本吗啡的款项，实实在在数以千万日元计。

在中国散布吗啡的首要机关，便是日本的邮局。吗啡是用包裹邮件输入的。中国海关无权检查日本在华邮局中的包裹。海关只被容许知道日本方面的发货单上所称的邮包内容，而吗啡便由这条途径论吨地进入中国。据保守的估计，日本人今年输入中国的吗啡，当高至十八吨，且有凭据表明其数正在稳步增加。凡日本人占优势之处，这项买卖便兴旺。经由大连，吗啡流布满洲以及毗邻各省；经由青岛，吗啡如雨洒遍山东、安徽与江苏；而自台湾——地理上的毗近使它得天独厚——吗啡便同鸦片及其他违禁品一道，由装了马达的「渔」船运至大陆上的某处，再由那里散布于福建全省与广东北部。到处都是日本人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之下贩卖。这庇护何等有效，从这件事上便可衡量：在中国，还不曾有一个日本人因贩运违禁品而受过惩处。中国警察去查抄山东胶济路沿线的吗啡店铺时——他们本有此权，因为这买卖是非法的——日本宪兵便把被捕者救走，并索取罚款；要明白，这罚款不是向有罪者索的，而是向那些试图维持法律的人索的。在美国调查者所知的有案可稽的事例里，甚至有中国的知事本人被迫偿付赔款的。

朝鲜所种的鸦片——值得注意的是，其种植是紧接着上海烟馆关闭之后开始的，种子由日本官员供给——以及满洲在日本保护之下所种的鸦片，乃是吗啡来源中不断扩充的一支，并且不妨补一句，也是台湾当局所需鸦片的来源。必须着重指出：这种鸦片并不输入日本。它在神户港转船运往青岛，再从这个有利的据点，藉着日本控制的通济南的铁路之助，经山东偷运至上海与长江流域。在加尔各答以每箱三千五百卢比——约合一千两——购得的鸦片，运交神户港时，通计每箱尚不足一千二百两。这种鸦片——青岛鸦片——在上海以每球五百元出售，每箱四十球，合计每箱二万元。中国之所以不能按烟商集团所索的每箱二万七千元「供药用」出售她的鸦片，其故即在于此。价钱被日本人压下去了。

这项买卖如今已有的规模是值得注意的。有理由相信：今年，即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之间，经神户输入青岛的印度鸦片不下二千箱。日本当局对此项征收一种并不见于预算的税，合每箱四千两，二千箱按现今汇价计共合二百万英镑。从一项走私买卖中取得这样巨大的利润，便足以说明如今挥霍在开发青岛、在当地建立日本商业霸权上的那些巨款是从何而来的了。

有人或要问：大连的吗啡买卖最盛，青岛又是日本鸦片贸易的主要中心，何以这类违禁品的输入竟能在中国海关不知不觉之中继续下去呢？但是在大连与青岛两处，中国海关全在日本人控制之下，全由日本人充任。在这两个口岸，日本的军事支配势必禁绝任何人去干预一项日本当局无论在官面上还是在私底下都有利害关系的买卖。在大连，市政上最高的荣衔已授予了那个贩卖吗啡与鸦片的头号商人。再者，就青岛而论，依那项把中国海关在当地的专管之权让与日本人的协定，凡政府有利害关系的买卖，无论违禁与否，都可以在海关官面上不知情的情形下进行。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日协定第三条——此条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六日的协定中被永久保留下来——规定：凡凭「政府证明书」在青岛起卸的货物，一概免受海关查验。这就不但为鸦片的非法输入开了路，也为军械的走私开了路；山东的土匪便是凭此而得了器械，去骚扰、劫掠、杀害中国这个最神圣的省份里安分的农民。（中国海关在安东、大连与青岛三处任用日本官员居于优势，乃是一九一五年那项「协定」及其他协定从中国强索而得的让步之一。）一九一七年中国海关的册报载明，该年准予进口青岛的熟鸦片为四十五担。实际的数目大约要多五十倍。其余的是装在印着「军用品」字样的箱子里进来的，而印着这几个字的箱子，在山东铁路沿线的日本药店里是常常可以看见的。一九一七年，据载有将近两吨的吗啡运入大连供租借地之用，然而该年并无吗啡自租借地运入满洲的记载，青岛海关一九一七年的册报上也不见吗啡的任何进口记载。然而一位有资格的见证人伍连德博士却说：「满洲（他还可以补上山东）几乎每一个日本药商或药贩都卖着这样那样形式的吗啡，而且卖得安然无事，因为不先通知领事，便不能逮捕任何日本人。」

一九一八年九月，就青岛日本当局要求美国及其他外国商业产业迁出某些区域一事致美国政府的一份正式报告中，讨论了日本人在当地大兴土木的问题，其文如下：

至于日本军事当局如今大笔花出去的款子从何而来——那些款子用于购置产业，用于建造学校、住宅与公共建筑，用于开辟街道，用于整治港口及其他公共工程——这是一个次要却颇有趣味的问题，然而确切的答案是难以给出的。已知的进款来源为：（一）所征关税的百分之二十；（二）地税；（三）营业税与车辆税；（四）公用事业的收入，即铁路、矿山、电灯、自来水厂等等。还有一项进款，其数额众说不一，自每年七十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那便是凭日本政府执照而输入的鸦片。

关于日本在满洲的吗啡买卖——在满洲，日本对局面的控制比在山东更甚——我引一份一九一八年七月美国官方就此事所作的报告：

谨报告：虽然日本驻奉天领事当局近来颁布了严厉的命令，禁止本国国民贩运违禁毒品，仍有为数不少的日本人继续向肯买的中国人发售吗啡及其他各种麻醉品。我不妨说明，为取得确实的凭据，我曾派本馆一名中国职员前往设在日本铁路地带内、持有日本执照的几家妓馆。吸五口的价钱是小洋一元，而这样得来的鸦片多半是经日本人之手供给的。日本领事当局对此种行径的容忍，招来更多的日本人到满洲来，并诱使中国人迁入日本管辖之下的地域，直接或间接地向日本人纳贡。

自印度鸦片的来源断绝以来，此种毒品的耽嗜者便仰给于北边来的货，主要是哈尔滨一带各县来的。此毒品经长春运入中国领土，经南满铁路车站运入奉天；在那车站上，中国当局无权搜查到站的旅客。在奉天买鸦片唯一的途径是经由中间人，而这些人是在南满铁路车站紧邻的地段内做买卖的。贩子有些是日本人，有些是中国人。中国人多半来自直隶省，少数来自上海。

运到此地的鸦片是半熟的，叫做红土，牌价为每两小洋十元（约合五金元）。这价钱自然是随时会骤起骤落的。做这项非法买卖的人，有许多是靠着愚昧的下层人而攫取了巨利。

至于吗啡及其副产品，最下等的中国苦力随时都可以在任何一家所谓日本药店里花三个至五个铜元——约合美金一分半至二分半——买到一针。日本人就这样使铜元愈发短缺，同时又在心智上、德行上与体质上毁了许多最下层的人。

从上文所引日本领事当局就其臣民贩卖违禁毒品所颁的严厉命令看来，那些当局似乎并不想顺从中国当局肃清鸦片之害的愿望，他们所想的不过是蒙蔽世人，摆一摆取缔此害的样子罢了。鸦片制剂在不受中国管辖的日本人房产之内公然发售，这一事实确凿地证明：日本当局全无同中国与英国合作以根除毒品之害的心思。海关关于吗啡输入满洲的统计是靠不住的，因为从日本方面非法运入国内的数量实在太大了。

说到这里，不妨引一段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日本纪事报》上的记载：

向中国走私

鸦片、军火、伪钞与女子

京都警察当局正就向中国走私鸦片与军械一事，在京都、大阪与神户讯问若干人。据称，住在京都四条大和大路的涩谷芳三郎，串通另外三人，大量收买罂粟，私制鸦片。此项毒品偷运往中国，今年一月至四月间所运出者达十六贯，值一万二千日元。走私者正在张罗再制七十贯、值五万日元之时，某项消息为警察所知，遂被拿获。

又据控称，涩谷曾藉大阪与神户若干商人之助，把数千枝手枪与步枪偷运给中国的革命党人。对受讯者中若干人的另一项控告，是牵涉在从日本拐骗女子往中国以及伪造中国银行钞票的案子里。据称被捕者在南洋群岛、哈尔滨、上海与香港都有许多同党。

日本在华毒品买卖被揭露之后，日本政府发表了一篇冗长的说明，申述它在此事上的立场与关系；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日《日本纪事报》的社论把它概括得极好，如下：

《日本广知报》刊出了一篇出自官方的长篇说明，讲日本在中国鸦片与吗啡贸易上的立场，那套笔调是我们熟悉的。照它看来，头一等的罪过似乎是在中国的外文报纸犯下的，因为是它们把此事揭了出来。这篇说明还无意中使日本的处境更坏了，因为它描摹了日本取缔此项买卖的机构如何完备无缺，说到这里便心满意足，不再往下追究，并不敢去碰那个问题：这机构究竟有没有照章运用。它又心满意足地「特为否认」利用邮局作散布之途，并企图把全部罪过推到走私者身上，说他们是把私货运进日本所不能控制的口岸的。接着便是这一段天真的自供：「昨日获悉，毒品买卖在满洲极盛，获利甚厚。该处鸦片由关东都督府专卖统制，由都督府将毒品配售与其管辖之下满洲的日本与中国商人。诚如若干外文报纸所言，专卖所得的巨利，确乎支付了都督府维持学校及其行政其他各部门开销的一大部分。」这事在「昨日」以前想必早就知道了罢。然而官方对此唯一的评语是：「然而这是一个国际问题」——推想起来，意思是说：在一个国际委员会对此从容打定主意之前，是什么也不会办的。这位官方的辩护人还说，各国国民都牵涉在内，日本人经手的此种毒品之数，同英国人所占的份儿是不能相比的。有人要我们相信：竟有一桩更大的英国买卖，在这些揭露里被完全缄口不提——这实在是要求我们轻信得过了头。难道我们竟要相信：在中国的外文报纸一心只想夺去日本的利润，好让它们本国国民的利润更大些么？

日本人为使中国常处内乱之中、使人觉得中国政府无力维持秩序、无力保护外人利益，所用的卑劣手法之一，便是利用土匪；而土匪在中国乃是世代相沿的一种建置。越来越多的凭据可以证明：日本的特务混进中国的匪帮里去，而那些匪帮的军械与别的供给都出自日本方面。一九一八年秋，山东省的土匪与那些欠饷而无法纪的中国兵，开始拦截津浦铁路的快车并登车骚扰，使旅客大受其苦。山东的日本人同中国土匪之间的关系已经查得相当清楚，而日本之所以要散布中国在该省不能维持秩序的印象，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别的地方也是一样，尤其是在日本人占优势的那些地域。我引一份一九一八年九月美国官方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

八月三十一日，约二百名土匪袭击了鸭绿江中国一侧的几处市镇村庄。村庄遭劫掠，许多房屋被烧。种种情形表明，那些土匪中有许多是化装的日本兵。此外尚有别的类似的案子，此事正日趋严重。

正如在报告此类事件时一再指出的，防止此种祸患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切实禁绝军械的输入；而这一办法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不法之徒随时都能极便当地从日本走私者那里取得充足的枪械弹药。既然这种走私在朝鲜的日本当局是很容易禁绝的，他们之未采取任何有效步骤，便表明他们对边境上发生骚乱并不厌恶，因为那或许可以给他们干涉中国管辖权的借口。

我再引一份就同一题目所作、日期为一九一七年五月三日的官方报告：

直接得自两位美国人、两位英国人与一位丹麦人的消息——他们对此事都有第一手的知识——确凿地证明日本人一直在纵容土匪并积极支持他们（附具体事例）……「日本人的第一个目的，是在满洲酿成祸乱、制造严重的骚动，以向世人表明中国无力在她自己的境内保全秩序、维持和平。日本人同中国叛党的合作，无疑也是同样的用意；而他们目前对复辟派的怂恿，正与这一政策一脉相承。凡足以制造纷争与骚乱、削弱中国政府的事，都会得到他们孜孜不倦的关注。其动机有二。其一，可以为积极的干涉、控制乃至占领提供借口，同时使中国人虚弱而分裂；其二，维持一支庞大的武力、防备侵扰与叛乱所费之巨，使国库不但空空如也，而且负债累累。国家的负债不但使日本人得以凭着贵重的租让权借款给中国，而且使旧债无从清偿，日本人便容易取赎而得其抵押之物。……」

行政的废弛与内部的争斗所造成的全中国的失序，自然使不法之徒的机会增多；在政治派系的索求、官吏的苛敛与盗匪的劫掠之间，安分的中国百姓真不知该往哪里去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眼看着日本人到处自由自在地做着买卖，全然不受那一切困苦的干扰。于是便有了一种颇为奇特的情形，某外国官员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述：

日本人素来善于觑准这国家失序的局面而取利，如今又在许多省份、尤其在华中与华南开办了一桩新买卖。日本侨民收取一笔钱，便把中国人的财物存放在自己的房产之内，房上挂起一面日本旗来加以保护。在骚乱的地域，这已发展成一桩大买卖，许多日本人便这样积起了一笔笔小小的家私。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日本人所倚恃的是日本领事馆与政府给他们的保护，而在通商口岸以外，他们本无合法的居住之权；然而他们却比这国家的本国百姓安稳得多，并且只消在中国人的财物上头升起一面日本旗，便能把「保护」卖给他们。中国的地方官屡次就此举抗议，却不敢去干涉日本人，因为那些人显然有他们的领事官撑腰。

对大战期间日本在华财政与贸易活动作一粗略的、而且势必不完全的计算，可以看出：日本人在中国非法的毒品买卖与其他走私勾当的利润，将差不多抵得上同一时期实际垫付给中国的款项总额。这一时期日本的种种图谋之中，所谓「金砖」提议（即由中国在日本设立一笔「存款」以为准备，使日本的钞票可作法币在中国流通的计划）、所谓「军械」交易、把中国的铜钱吸干、日本人逃避盐税，以及其他种种，本都值得详加阐明；不过上文所举的这些例证，也该够了。

作为一场蓄意而持久的、意在败坏并毁灭一个弱小的友邦（有一段时期还是盟邦）的图谋，日本在中国所行的这条路，在历史上是少有其匹的。

九中国与经济帝国主义

经济帝国主义的界说—它与国际事务的关系—它的施行手法—这一体制中酿成战争的因素—它在中国的施用—对华通商之始—战略性阶段的展开—「势力范围」的观念—其危险的一面—海约翰的先见—海约翰主义—列强表面上的接受—以「范围」论为本的私下协定—「势力范围」做法的死灰复燃—其根源在日本的政策—战争给了日本机会—日本对美国影响力的畏惧—一次侧翼运动—涩泽计划—「合作」的观念—其真实意图之暴露—它如何与美国的传统政策相违—它对中国何以是一种羞辱—中国的处境—合作计划中所潜伏的危险。

当世的政治学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日益认清一桩事实：国际贸易与经济关系，同国际间的敌意与战争之起因是环环相扣的。对于这类经济与政治交织的关系，一套新的术语正在通行起来。「经济帝国主义」如今已为众所公认，用以指称一种国际关系——在酿成战争的诸因素中，它每每被列在首位；与之相伴的还有「和平渗透」「势力范围」「特殊地位」「优越权」以及外交辞令所炮制的种种委婉说法，用来掩饰经济帝国主义借以施行的那些图谋与手段。近来论及此题的著作不在少数，作者们通常都拿德国战前的贸易政策作底本，来揭示这一体制的罪愆与危险。兹引阿尔文·约翰逊教授之言（《经济民族主义的终结》，载《哈泼氏杂志》）：

我们既已把政治与军事的观念铸成了确定的形状，在心中组织成了缜密的体系，于是便觉得单以政治和军事的语言去解释欧洲的这场搏斗乃是天经地义。民主的世界正竭力扳倒德国的专制政体，以保全这地球上的政治自由。这场搏斗，是天性爱好和平的各民族对一个军事侵略体制的搏斗。这些解释诚然大体不差。但它们并未道尽全部真相。德国的专制与军国主义，在经济上另有其对应之物，即一套咄咄逼人的经济民族主义体制。在这套体制之下，一国的全部经济生活——尤其是它的对外贸易——都被置于一个称霸的国家目的之下。德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止于同外国缔结互利的通商关系。它要在弱小国家中扎下根来，深到足以迫使这些国家断绝同别国的往来。它要扼杀弱小国家本国工业的发展，好叫它们的依附长久不变。一言以蔽之，经济民族主义就是把垄断的原则抬举到治国方略的地位。摧毁这一体制，或许并不是协约国政策公开标举的目标，然而随着德国的战败，它同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和玩弄权术的专制政体一样，必然在劫难逃。

我要赶紧补上一句：德国式的经济民族主义，并不以德国为限。它影响了全世界的通商政策，正如德国的军事组织曾广受艳羡与仿效，甚至德国的专制政体也曾激起过度的倾慕，并在一些本可朝更开明方向发展的政治制度里造成了向恶的改变。但是，正如专制与黩武的观念已被众人的良知认定为「德意志主义」这一世界祸患的精神内核、因而注定要到处名声扫地一样，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它同样是德意志主义的本色——也势必要在天下重归宁静、各国破碎的商务关系重加整顿之时，遭受一场狠狠的震动。……

弱国的贫困固然会在战后继续存在。一个穷国仍旧难免为这样一种商业组织所诱惑：它派出善于逢迎的代办跑遍全国，探明民众想要什么，把货物照着任何口味制造出来，货款九个月或十二个月后再付——在穷人看来，那是何等遥远的将来！等到期而顾客付不出钱，这同一个商业组织手里还有一家银行，可以替他展期，而且这银行就在近旁，别的生意也一并可做。也许有一项铁路计划因缺乏款项而搁置；银行便在它所效忠的那个国家里替这计划张罗招股；钢轨、机车，以至筑路的工程师，也都由那个国家供给。本地原可雇到一样好的工程师，钢轨与器材在别的国家原可买得便宜些。可是那样一来，招股便有种种为难之处；何况货物也就不便交由该组织的轮船运载了——而停靠那个口岸的，恐怕只有它的船。铁路沿线还须兴办名目繁多的企业，这些企业该组织都要认股。此即所谓「和平渗透」，德国便是这样施之于意大利、土耳其、巴西、委内瑞拉，以及其余一切贫穷而又急于求发展的国家的。这样的国家今后仍旧会有。同样一套勾当，岂不又要死灰复燃么？是的，倘若各工业国重又像从前那样盲目而萎靡的话。然而这是难以设想的。如今人们渐渐明白：为一个穷国供给它正当所需的资本，乃是各先进国家共同的关切所在。它们不会那么轻易地再把一个落后国家交到德国或任何别的单独一国手里，任其以区区小额借款换取该国的独立。

戴维·杰恩·希尔（《经济帝国主义》，载《世纪杂志》）说得更为斩截：「当前这场战争由经济帝国主义所酿成，并把欧洲拖入其中，此事无可置辩。」他将关于国家与民族主义的两种相反的理论对照如下：

在接受国家之绝对主义理论的人看来，凭帝国的宰制而行征服的精神并无可责之处。持此理论的国家，何以要忍住而不把自己的权势扩张到极处呢？事实上，它断乎不会忍住；而由此便逻辑地必然得出：只要此种理论一日不去，列国的争斗便一日不止。……

文明的整个前途，系于这样一个判决：此后国家究竟是力的产物，还是法的产物。倘若国家只被看作力的产物，那么备战便是唯一的明智；因为只有强国才能存活，而且它必须时时刻刻准备为自身的生存而战。反之，倘若国家被正当地理解为法的产物，那么凡接受此理论的国家，都要受到那些拒不服从法则的强大权力实体之威胁。只要这类实体存在一日，只要它们为侵略而备战一日，只要它们策划并怀抱征服的图谋一日，真正立宪的国家便须一日准备自卫，甚至准备互相卫护。

以上所引的论断，用之于中国的处境、用之于各国的对华贸易，可谓针针见血。照约翰逊教授与希尔博士显然所指的意思，中国乃是经济帝国主义之效验、以及它会把一个弱国逼到何等地步的最完备的例证之一。至于经济帝国主义的另一面——即它在施行此道的诸强国之间挑起摩擦的效力——中国同样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在其发端之初以及此后的许多年间，中国同外人的通商往来，几乎全然出自外国商人个人或商号的经营。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对这种贸易的扩张漠不关心，因为对其利益与前景所见甚浅；而当这些接触开始引起同各国政府的纠葛时，中国政府便不安起来，设法加以抑阻。于是，几乎从一开头，外人的对华贸易便因势所必至而生出经济帝国主义的种种倾向，并且屡屡伴随着对中国施加外力；但直到十九世纪的末几年，这一体制中危险而可憎的一面，才在中国明明白白地显露出来。这一时期，标志着列强在华经济竞争进入了战略性的展开阶段。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兵力之不堪一击因败于日本而暴露无遗；而日本在大陆上取得立足之地的野心，当时又为欧洲几国的联合所阻。也正是这个时候，德国以恫吓取得了胶州的地位，俄国取得了旅顺与大连，英国取得了威海卫，法国取得了广州湾。

也正是这个时期，「势力范围」的观念在中国生了根，列强开始把中国划分成一块一块，专留给自己独家攫取。在所谓列强之中，唯有美国不曾主张任何「范围」。日本当时也不在这场试探性的瓜分之列，但她正谋划着在中国取得一席之地——这一点，不久以后的日俄战争便揭示出来了。

正当此际，时任国务卿的海约翰以非凡的先见，认清了这一问题对于美国、对于文明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遂拟定了一个计划，以遏止经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推进。鉴于此后搅乱世界的正是德国所奉行的经济民族主义观念，这里不妨提一笔：引发海约翰这番外交举措的那件特定的事，恰恰是德国的所为——攫取胶州湾中国领土的租借，以及山东省内若干铁路、矿山的特许。他的努力终于使各主要强国接受了在华商务上的「门户开放」与保全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见附录甲〕这些原则习称海约翰主义；此一主义在当时体现了、在今日仍旧体现着解决东方问题的真正基础。

海约翰主义可以说是起自一八九九年海约翰与比洛的往复照会，以及其他各国经由寻常外交途径同时表示的默认。自此它便构成了列强在这些问题上的公开政策，至今仍然如此。在此后的数年间，它又屡经列强之间的若干单独协定加以重申：英日同盟、日俄和约、日俄之间一项进一步的特别协定、法日之间一项协定，以及美日之间称为《罗脱—高平协定》的特别条约。以上诸约签订于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七年间。

然而就在同一时期，这些重申海约翰主义原则的协定的签字国，大多又彼此另订别的协定，划定并厘清各自的「范围」——这类举动，就其原则而言是颠覆海约翰主义的；而就某些国家来说，无疑是有意规避它。甚至有这样的事例：确认海约翰主义的条款与以「势力范围」原则为本的条款，明明彼此抵触，却并列于同一协定之中。列强接受海约翰主义之后的头几年，其中有些国家似乎还想把自己的对华政策改造得与之相合。日俄战争的结局，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政策的种种表露，立即带来了「范围」政策的死灰复燃；自那以后，海约翰主义便迅速地被掏空。把海约翰主义挤到一边去，首要的责任在于日本。

这场大战给了日本一个不寻常的机会，得以在经济上渗入中国。在中国市场上她那贩卖廉价制品的主要竞争者德国，一时间等于歇了业；而战时情形又大大打乱了欧洲各国的对外贸易。不过在战争的头三年，美国同日本一样享有进入中国相对无阻的便利，而中国的形势也正朝着极有利于美国利益扩展的方向演变。当时关于美国借款的议论甚多，芝加哥的一个银行团确曾向中国政府提供了一笔小额贷款，意在进一步做成生意。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之下，一家美国营造商行（西门子—嘉理公司）就修筑铁路一事同中国政府接洽，在照例遭到别国以侵犯其先前所获权利特权为由的反对（此次出面反对者为俄国与英国）之后，于一九一六年签订了修筑数条铁路干线、并疏浚整治大运河的草约。

这几项工程本身算不上何等要紧，然而缔约过程中的种种情形，却极为醒目地显示出美国在东方发展商务与财政所面临的境况，也显示出日本在经济上渗入中国的那套主张是如何施行的。中国政府当时出于政治上的缘故，格外急于招引美国资本入华，以抵消迫在眉睫的日本宰制，因而愿意给美国人比给任何别国人更为优厚的条件。中国需要钱，也需要这些工程所拟兴办的改良。日本正极力向中国政府进言，要求准由日本承办这些工程的借款与建造；然而中国对日本的畏惧与猜疑是那样深，以致民众、以及当日的中国政府，宁可什么也不办，也不肯让日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再行扩张。

这番交涉历时数月，其间日本驻北京的外交人员一直在暗中设法阻挠美国的计划，却并无多大成效——直到他们散播猜疑美国之说的努力，得到了美国人自己的默许相助。

此事的由来，是日本发动的一次侧翼运动，打的旗号是让美国人同日本人「合作」在中国兴办实业。一场规模异乎寻常的宣传就此开场，为这种合作鼓吹。日本首屈一指的财界人物涩泽男爵亲赴美国推动此事；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一九一七这三年间，日本另派赴美的若干特使，以及日本在美国和在本国经营周密的宣传机关，也都借机为这一主张张目。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我以《美国应当在中国同日本合作吗？》为题，论及所谓涩泽计划，文曰：

涩泽男爵当年特地择时访美，着手为美国同日本在华所谓「合作」奠定基础，至今将近两年了。或许我该说明：他所请求合作的是美国人，而非美国政府；因为涩泽男爵当时佯称自己是以日本大实业界代表的身分同美国商人交谈。然而涩泽男爵真正的箭靶，是隔着美国商界射向美国政府，意在左右美国的对华政策；他实实在在是日本政府的代言人——因为凡涉及外交与国际政策的事，日本的大实业界从来不曾、也决不可能撇开日本政府而自行其是。有了这个开端，日本的宣传机关便孜孜不倦地推销这「合作」的主张，直到它似乎已在美国政府以外的某些有影响的圈子里生了根；其结果，是美国在华的利益已经强烈地感受到它的作用，而且看来此后作用还要更大。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如今时候已到，为中国与美国的根本利益、也为世界的根本利益计，似乎有必要考察它的基础与原则，把它弄个明白。既然这「合作」主张是以中国为立足点，那么它就必须、或者说理应围绕中国的处境来谈；而把中国目下的境况剖白一番，也就可以给这主张下一个界说。

平心考察今日中国的处境，便可看出——虽有若干因素足以使这一判断有所出入——她眼前（我是指今后十年）的前途，归根到底不外乎两途：

甲、在一段时期内，她将容忍在部分财政事务上接受善意的襄助，而这必然连带着行政自主权受到某些限制。

乙、在一段时期内，她将被强迫接受一种并非善意的、严苛得多的财政监督，其行政自主权也将受到严厉得多、范围广得多的限制，实际上等于外国的宗主权。

前一途，连带着一个大有指望的可能：中国在较短的时日内——或许十年——便可完全收回行政与财政的自主。后一途，则几乎必然意味着中国要在无从预期的长时期内做一个藩属之邦。关于这一点，应当明白：倘若乙途得逞，推动并强加此途的那些国家，当然会伪称它就是甲途；而这两途在起初的阶段又会极为相似，从表面上极易混为一谈。

不幸的是，在这两途之间取舍、或者把两途一并拒却，并不是中国一家所能作主的。中国如今只能间接地影响这一取舍。真正的决定权在外国列强手中。甲途究竟有无实现之可能，端视称为海约翰主义的那些国际协定——或将其原则纳入新的协定——能否复活。依我之见，海约翰主义此后若无美利坚合众国出力维护，便无从复活，也无从维持。美国倘若不出力去恢复并此后维持这一主义，那么乙途的得逞便几乎是确凿无疑的了。因此，这两途何者加诸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方针与政策。

经过近三年的种种事变，有一点应当视为不言自明：除非下列诸事同时具备、彼此配合，美国便无从出力支撑海约翰主义（或与之相当的主义）：

一、美国政府作此行动的决心。

二、以此决心为本的对世界的外交。

三、足以使此种外交行之有效的军备，或与军备相当之物。

四、美国财界与商界的协力。

美国政府能否具备其中的前三项，大半要看美国人民如何领会这场大战对他们的意义，以及战争终了时本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国的金融家与商人能否在中国大举经营，则要看本国政府是否具备我所列举的前三项。有了那样的决心、外交与军备，美国便可以联合足够多的国家，来支撑海约翰主义或与之类似的主义。而美国若是漠然置之或按兵不动，别的国家大概就会处于那样的境地、受到那样的影响，以至于顺从乙途所含的政策。美国的方针对中国何等要紧，是一望可知的；正因如此，当此关头，凡意在左右美国政府政策的种种举动，便格外引人注目。「合作」计划正属此类，所以理当仔细审视。

要使书斋里的论辩落到实处，举出实例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因此我打算举出这「合作」主张在若干事例中已经如何运作，以点明我的看法。要做到这一点，我就不得不把一些关涉美国计划的事情公之于众，而这些事情我此刻本是宁愿缄口不言的。我的心愿是以一切正当的方式襄助并促成这些以及类似的计划；然而我看到某些趋向与演变对美国利益有严重的危险，趁着还来得及纠正错误、或防止错误在往后的企业中重演，理当把它辨明。何况最近访问过中国的塞缪尔·布莱斯，已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星期六晚邮报》上以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把这同一些事情广为宣扬了；说实在的，我恐怕再没有比引述布莱斯先生文中的若干段落更好的办法。他在循着某些线索展开一番政治论辩之后，就这同一个合作主张说道：

「再者，日本人明白美国资本投入中国意味着什么，他们正发狂似地设法阻止这种投资；至于阻止不了的投资，他们更发狂似地设法挤进去分一杯羹，好叫它的效力多少打些折扣。

在美国，倘若有人自命对远东、尤其对日本的政局与政策略知一二，而竟以为日本目下拼力要加入美国在华投资——所谓合作——除了尽其所能抵消这笔投资在削弱日本在华势力与权力方面的效力之外，还另有什么别的念头，那么此人就错得可悲了——也许是出于利他之心，然而可悲依旧。

「日本官方对美国态度有此转变，还有一个缘故：日本虽然醒悟得稍嫌迟了些，却终究痛切地认识到，她眼下还不能任意左右中国在财政、贸易与商务上的命运。过去十八个月里，美国国际公司及其附属的西门子—嘉理公司在中国显出决意经营的种种迹象，芝加哥金融家的大宗借款计划，以及美国方面别的表示，都使善于因应的日本人——他们明白自己在中国还不够强，既不能公然抗议，也不能置自己纸面上对门户开放政策的信守于不顾——来了个向后转，施出巧妙的、也许还是奏效的手段，摆出传统友谊的姿态，以便把已经到手的便宜尽量守住、坐实。在日本人心目中，有半块面包总胜于一块也没有。既然控制不了，他们便指望合作，好歹算是控制了一半。

「这项合作计划在美国那一头的详情，我不得而知，因为它发端与初议之时我正在中国；但中国这一头和日本那一头的情形我是知道的，我要把这几面写下来，作为本文论辩的一部分，所说的话以五条为据：

「第一：日本人之所以想在中国同美国合作，唯一的缘故是日本人断定自己眼下还不够强，无力同后援充足的美国在华实业相抗，因而想尽其所能削弱那美国实业，以便尽量保住对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支配；此外别无缘故。

「第二：凡在中国同日本人做的商业合作，若以日本在华的任何特殊权利或优先地位为根据、或对之加以承认，便无异于自戕。

「第三：日本的外交手腕，是要拉美国入伙，好给自家的门户关闭政策作一道护符；因为美国一旦同日本合伙，若要合伙持续下去，美国便不得不认可日本的所作所为。

「第四：凡日本向美国提出的、在开发中国方面合股投资的建议，美国人都必须加上一条修正：合作须包括南满、东部内蒙古与山东的开发。否则这合作便只不过是把日本的势力扩展到别处去罢了。譬如在南满，可供开发之处就多得很。

「第五，也是最要紧的一条：美国资本家必须明白，当他们在这类企业中结成任何合伙、或加入任何合作时，他们是纯以美国人、以公民、以一个法团或公司的身分参与的，而日本人却是以一个政府的身分参与——这就是说，无论日本方面的倡议者以个人身分说些什么，美国人都是以个人身分同日本政府合伙。

「我无意贬低那些信奉合作主张的美国资本家的诚意与善念；不过这里头有些情由，大多数美国人所知恐怕不如应知的那样清楚，而本文的用意纯在告知。要想使美国资本家明白金钱并非万能、金钱的决断并非伟大而明智的决断，那是徒劳的。百万金元不会错。这便是他们的信条。所以，美国资本家既已决定在中国同日本合作，他们所决定的自然必是最高明智的一着。」

我同布莱斯先生一样，相信那些为涩泽「合作」计划的表面说辞所误的美国人，动机是可敬的，用意是诚恳的；但我不能同意他这句话——「要想使美国资本家明白金钱并非万能，那是徒劳的。」这个问题既然含着如此严重的可能后果，我国政治家兼金融家一流的人物，在把我国金融界哪怕是试探性地拴上去之前、或听任事实上被拴上去之前，总该对它作一番扎实的研究。全国对外贸易协会所能做的事情之中，再没有比把这个提议的方方面面剖析清楚，对我国东方贸易的发展更为要紧的了。此事所关涉的还不止于贸易；我国的荣誉与安全，都同这一问题的决断紧紧相连。

近来最能切中肯綮、足以说明这「合作」主张实际如何运作的事例（即布莱斯先生所提及者），是西门子—嘉理营造公司在华所订合同前后发生的若干情形；该公司是一家美国商行，与美国国际公司联手经营。西门子—嘉理在华的经营自始便寻求并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而美国政府似乎也急于表明：它愿对本国在华企业给予一切正当的援助。大约就在涩泽男爵作为「合作」计划的主角访美之际，西门子—嘉理各合同的交涉在北京开场了。日本对此类美国企业的态度，大致如下：第一，若有可能，便阻其订约；倘若公然出面外交反对有所不便，就从旁暗中作梗。第二，若合同已经订成，便设法阻其履行。第三，若前两法俱归无效，便设法挤进去做合同的当事人。

在这件事上，这几法依次都使过了，其施用的方式，有几处颇耐人寻味。涩泽男爵访美归国之后接受了几次访谈，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而这印象又经过巧妙的诠释而益发坐实——仿佛他此行大功告成，美国金融界已答应在中国同日本「合作」。这种诠释立刻由日本在华的报界宣传机关传布于中国各地，几乎使西门子—嘉理各合同流了产。从中国这方面说，这桩交易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便是希望在进一步扩展本国内地交通时，避免使用日本的资本与监督；就整治大运河一事而言尤其如此，因为运河有一段流经山东省，而日本如今正以驱逐德国者自居，援旧日的「范围」之说，主张在该省享有独占地位。所以，当美国金融家已决定同日本人（在这里，人人都知道这是指日本政府）在这些以及别的计划上合作的消息传遍中国时，立刻在中国人中间激起了对美国这些提议的猜疑，几乎将其断送。当时觉得有必要把这一层情形正式电告华盛顿，从而使承办西门子—嘉理工程款项的那些美国人作出一个毫不含糊的否认。在这件事上，如今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日本动机所怀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猜疑，被日本巧妙地借用来散播对美国的猜疑——办法是在表面上把这些美国计划置于日本的影子之下。然而这一手终归落了空，合同还是签了。

接着便是设法阻挠这些合同——尤其是运河整治工程（其一部分位于日本所谓的「范围」之内）——的履行；而在这上头，「合作」的主张使得更加巧妙了。战场从北京移到了纽约；美国公使馆以及当时在华的这些企业的美方代表，有一天从日本的通讯社那里听说纽约已经订立协议、准日本人参与运河整治工程，不禁大为骇然。与这条消息相伴的，还有在华的日本报纸和日本本国报界的评论，明白地暗示：美国人是迫于外交交涉才不得不容日本人加入的，足见美国若无日本的首肯与相助，在中国便什么事也办不成。在这一层用心（其本身对美国的声望已经够伤的了）的背后，还潜伏着另一层推断：凡美国在华所得的特许，都有这样一种可能——在中国看来则是危险——即以纯粹美国企业的名义谋得，随后转售给中国所视为可憎的别国去掌握。而在这一层的背后，还有一层推断：美国政府竟会甘心参与这类拐弯抹角的政治权术。

美国的国家荣誉便是这样牵扯进这类交易的。近年来颇有不少议论（其中也有我自己说过的话），说美国政府有责任大力支持本国在华的侨民，并对财政与商务上的企业给予官方的声援。我以为，我们若要在此地有所进展、若要对中国有所实在的助益，这件事非做不可。但是，美国政府既然要担起这种官方行动，那就必须同时担起这样一个前提：凡受此支持的美国财政与商务企业，都须与本国对外政策所认定并奉行的广义国家利益相合。

甚至早在这场世界大战赋予国内与国际商业以新的意义和新的趋向之前，我们侨居中国的人便已看出：美国在华的商业经营同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着极密切的关系；而唯有这两者协调一致，才能取得真正值得一提的进展。从前我们考虑这个问题，主要地、或者说完全地着眼于远东；如今我们却看出，这道理放之世界而皆准——美国在中国的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其成败可以系于欧洲、或世界任何一处的事变，因为这些事变会间接影响此地的政治与经济情形。循此推去，我们便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在中国的政府政策，不能同美国在世界别处的政策割裂开来，而必须同我国整个的对外政策相协调。在我看来，这同一道理也适用于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政策。

各国政府在拟定并推行其对外政策时，有时不得不、或者认为相宜，采取一些妨碍、阻挠本国国民某些商业经营的方针——或者看似如此，而至少是使其气馁；这些方针会使一国政府同商业利益对立起来，或者看似对立。这类摩擦发生之时，通常总能想出个折衷的办法来；但商业利益若是明确地站到国家政策的某条根本准绳的对立面去，那么无论这些商业利益如何重大、如何有势力，最终总不免要让步。这个道理从来如此；而且日复一日，各国支配其国民活动与事务的权力都在增长。所以，美国在华的财政与商业利益，倘若因任何不幸或失算而同美国广义国策的某项根本问题背道而驰，那必定会延缓我国在此地贸易的发展，而且可能给我们整个国家招来灾难性的反噬。同样，美国在中国的商业方针若是听任自己——不论有意无意——被置于对中国人民正当愿望与国家权利漠不关心、甚至有所损害的地位，那么美国贸易在此地的稳健而广泛的扩展，便无从谈起了。

倘若日本的对华政策所依据的假设，可以用我前面标为乙途的公式来表述，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则由甲途来表述，那么美国在此地的商业方针若按日本自家的政策设想、依日本开出的条件同日本在中国「合作」，它便等于摆明了同美国国家的更广利益、同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相对立。美国的金融界与商界愿意落到这个地步吗？而它若果真——不论有意无意——落到了这个地步，当它为推动自己在华的经营而请求美国政府支持之时，还能指望有人听它的么？（这种支持要行之有效，必须让人明白国家的武力随之而来；而这又意味着美国人民可能因此类事端而卷入战争。）

以上是这一问题的几个大端。我依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加以研究，想弄明白：那些倾向于「合作」主张、并且似乎已经因在运河工程中给了日本人某种地位而部分地把自己拴上去的美国人，究竟出于何种动机，才接受了这条扩展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的路数。他们当然否认容日本人加入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然而这番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纽约的金融家们总不至于要我们相信：他们在订立这些约定之后，竟会没有日本人的帮忙便筹不出款项，没有日本人的专门指教便造不成工程罢？

那么，倘若不是政治，缘故何在？事实似乎是：美国的金融家直到最近为止、也许直到此刻，都不相信美国政府会具备我所说的那些恢复并推行海约翰「门户开放」主义所必需的条件。看来他们是心虚了，拿不准美国究竟是不是、或者究竟会不会成为太平洋上一个真正的强权，于是觉得与其固守阵地、冒被逼退的风险，倒不如托庇于日本的羽翼之下。一时之间，国家的荣誉与声望在他们的盘算里似乎没占多少分量；眼前的权宜，才是他们显而易见的考量。

这个问题还有一面，对美国财界与商界的态度也有影响。近十年间，情势发生了一种转移，使美国在远东的贸易有相当一部分偏向日本而非中国。美国对华贸易日见退步（在这退步之中，日本的政策也有一份），许多美国商行同日本的贸易便相形之下愈发重要，以至于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它们在日本的利害关系，比起在中国的同类利害关系，更为广泛也更为要紧。因此，这些商行虽然也愿意中国的门户保持敞开、并且对朝此方向的努力心怀同情，商业上的权宜之计却使它们不敢过于卖力地推动这样一种政策，以免损及自己同日本的关系。在美国财界与商界对「合作」主张的现今心理之中，人们分明可以看见这一动机。然而同日本做买卖是一回事，同中国做买卖又是一回事。美日两国互为好主顾，我也希望永远如此；但这个浅显的事实——它对我们同一切国家的商务关系都适用——不该把我国的商业利益诱上一条经济上的歧途。在商言商，日本是日本，中国是中国；正如法国是法国，俄国是俄国，余可类推。日本同我们做买卖，并非因为她爱我们，而是由于经济与商业上的种种作用——这些作用通行于一切国际贸易，而且时时变动，又受政治的左右。再者，这一桩特定的「合作」计划，还明明白白地含着一种可能：使美国在华的利益同英国、法国以及别国的利益在政治上对立起来。

我想再引一段塞缪尔·布莱斯的话。他在前面引过的那篇《星期六晚邮报》的文章里叙述道：当日本政府力图把自己那套「有权同美国人一同参与山东各项企业」的想法强加过来时，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客客气气地提到了日本在满洲的几项工程，表示美国人或许也愿意参与其间；林男爵斟酌了一些时候，答复说：美国人这样参与满洲之事，并不在「合作」主张的范围之内。布莱斯先生评道：

「好啦，当时如此，如今依旧如此。日本要同美国合作，只限于中国境内日本目下尚未支配的地方。凡日本已经把自己钉牢了的地方，她绝不容许合作，也绝不容许插手；她只在由她——而不是由美国——挑定的地方合作，而挑定的标准，是日本认为这种合作可以促成自家的图谋、并削减美国的利润与影响。」

就「合作」主张在中国已经演成的局面而言，这几句话实在是一语中的。我并不希望读者以为我反对一切美日合作，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别处。我所坚执的，是美国在中国同任何别国的合作，都须循着这样的路数：与美国的传统政策相符合，与美国利益的稳健发展相符合，与中国的国家完整相符合。

十中国与经济帝国主义（完）

美国人对某些情势之盲然—以大战的教训为鉴—军国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之关系—美国在华贸易的若干方面—对外贸易中「连字号」之效应—涩泽方案之谬—一封值得注意的信—在华美国人何以反日—日本与中国之对照—初至的印象与久居后的印象—日本政治手段与商业手段之相互配合—对日本的一篇严正控诉—其近年在华行径之罪状—中国人观感如何—协约国宣言与政策之貌似自相矛盾—美国软弱的含意—日本的反协约国宣传—将至的反动—日本在中国人中之不得人心—此事将如何影响战后的商业—日本在华的资本就是强力—道义上的问题—「合作」之说对美国在华贸易的影响—其军事上的一面。

近代政治现象之中，最堪注目者之一，便是美国人对世上某些情势所抱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盲然；与之相称的，是他们同样异乎寻常地不肯采取任何步骤，以保护本国的国计民生不受那些情势所孕育、所养大的若干力量的摆布。试看美国人对军备的态度便知。非得被人揪住脖颈拖进战争，美国人民与美国政府才肯领悟增强军备、提高军事效能的必要。「身处执戈之世，不可自弃干橹」——这一课，他们读得太迟。美国人接受这一教训、并据以行事时那份勉强，除美国人自己以外，别国人几乎无从体会，因为在世界大势与世界潮流上，抱着那样天真心境的民族本来就不多。然而如今既已迫于情势而接受了它，并且正着手依此行事，发展与本国国力和地位相称的陆海军实力，那么和平一旦到来，美国人是不大会把这一课再忘掉的。这一课学费太贵，不容易忘。假如美国人心目中为之而战的那个和平，终究未能把军国主义压下去——而军国主义并不会仅仅因为打败了德国便自然消灭，许多人却轻率地以为如此——那么毫无疑问，美国的陆海军实力就该维持在情势所要求的程度。反之，假如和平真能把军国主义压下去，而不只是把军事优势从一个强国或一组强国转移到另一个强国或另一组强国手里，那么还有另一个问题要对付，就是：如何节制乃至消弭经济竞争中那些酿成战争的方面。

军国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是携手同行的。二者互为依存，互相孳生，互相支撑。事理昭然：没有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在背后以武力或以武力相胁作后盾，经济帝国主义便无从施展。同样，若没有动用军国主义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反哺，或没有政府许诺将由此得来的好处，几乎可以断定，人民绝不肯担负那过度军备的财政重担。今以此理推之于远东情势，则可见：和平若带来军国主义的消弭，并且连带消弭那种借军国主义之力推行经济帝国主义政策的做法，则中国的对外通商便可循常轨而行，不受威吓。反之，军国主义若未被压下，或仅仅略加节制，那我们就可以预料，在中国的经济开发上，经济帝国主义的念头还要存续一段时日。凡心里想着中国的美国工商界与金融界，都不可对这一可能置若罔闻。德国的军事效能及其含意，对英、法两国经济政策所起的反作用，已由事变与趋势昭示出来。至于日本，她的军事政策与经济政策，远在大战以前就坦然以德国为楷模；自战事开始以来，也一直按德国的一套推行，直到最近，情势变化才开始对这套办法在中国的施行有所限制。

说到美国在华的贸易，自大战开始以来，它走的是一条不寻常的路。英国与欧洲作为制造品的来源、同时又作为中国出产的销场，既已渐次断绝，于是便有一种趋势：此类货物转而取给于美国，中国的原料与其他出产也转而运往美国。在许多制造业的门类上，大战使美国成了全世界的工厂，因为有许多大宗商品，只有在美国才能迅速买到。然而这一贸易的扩张，却有几个方面值得美国工商制造界、也值得合众国政府注意。这批新增的贸易，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经非美国人之手的，在中国由英国、德国（在美、中两国参战以前）、日本以及其他外国商号经办。这些外国商号几乎无一例外，同时又是英货、德货或日货——视其国籍而定——的代理。他们宁可暂且卖美国货，也不愿把生意丢掉；日后若主顾坚持非美国货不要，他们大概也还会卖。可是战事一了，同类商品又能从英国、从欧洲、从任何地方买到时，这一新兴而扩张中的美国贸易，若仍旧听凭它留在非美国人手里，听凭它受制于他国所支配的运输与市场条件，那结果会是怎样呢？

我并不相信、也不鼓吹一种狭隘的、极端国家本位的经济发展制度。

我倒宁愿把那些促成这场大战的情势尽量革除。依我看，把国家本位主义过于严格、过于死板地施之于贸易，正如施之于社会交际一样，并不利于国际间的善意。这种精神本身就不对。在日常琐细的买卖上，每要买一样东西、卖一样东西，都得停下来想一想那位我们偶然乐意与之打交道的人是哪一国籍——买一顶帽子的时候，挑做衬衫的料子的时候，也要如此——这实在是令人不快的拘束与褊狭。美国人从来不曾奉行那样的政策。凡有国家本位主义的倾向要我们照此办理，我们都是要反感的。可是他国把这一套施之于我们，我们同样该反感。美国人对于国际间的军国主义，感受是一样的，想法也大致一样。因此，倘若与美国竞争的其他工业、商业大国奉行帝国主义式的贸易扩张论，或者把自己的经济政策按那条路线来安排，那么毫无疑问，美国的实业与贸易就不得不采取同样的或与之相抗的办法来应付这一局面。如果此后我们、或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要生活在一个执戈的世界上，那么美国的武备就必须强到不逊于任何国家。如果战后有可能由极端国家本位的主张来支配国际贸易，那么美国人应当预先得到警告，并且应当预为之备，在本国国籍的范围内把经济组织得更紧密些，以应付这一局面。在那样一个世界上，我们若把政治机体与军事机体上的连字号去掉了，却仍旧在对外贸易发展的枝枝节节上保留着连字号，那是不够的。

自从日本的宣传首次提出日美在华财政、商业「合作」之说以来，在华的美国商人与美国团体便对此方案表示出强烈乃至痛切的反对。他们视之为一种巧妙的设计，意在暗中拆毁美国在中国的道义地位，并阻挠、限制美国贸易与企业的进展。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我在《密勒氏评论报》上作了如下评论：

有人正在施展极精明而又极执拗的手段，要给美国利益的发展、给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缀上一些性质微妙而可厌的连字号。其中最触目的，便是所谓涩泽方案，主张日本人与美国人（或曰日本与合众国）在中国「合作」。此案如今即便尚未断气，也已在喘最后一口气了。它所曾有过的唯一站得住的根据，不过是一项推定，即日本在此一区域的军事优势，以及运用这一优势去推行经济帝国主义政策。假如美国人在日本看见了好的商业或实业机会，那么与日本人合作，或许是可取的，甚至是必要的（无疑确是必要的）——这层道理人人都懂。同样，在中国遇上这种情形，与中国人合作或许也是可取的（不过，既然中国还不曾发展出军国主义，也不曾发展出经济帝国主义，那便算不得必要）——这层道理人人也懂。然而涩泽方案却坚持：美国人要在中国经营成功，日本人的合作（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首肯）乃是必不可少的；而依那个方案，中国人的合作（或中国人的观感）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涩泽方案若按其原来所设想、所提出的样子还没有死，那它也该死。这是一篇经济上与外交上的浮夸文章，其根深深扎在「军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的教义里，其政治上的观念则寄托在外交家与宣传家口中的「特殊地位」、「优越地位」一类辞令上。

以下这层意思本不该还要说明（然而人总觉得非说不可）：此处批评日本以往的对华政策及其对在华其他外国利益、对中国本身所产生的影响与后果，并不含有任何要反对日本贸易扩张的意思——凡日本在此一区域或在世界上所能取得的贸易扩张，只要不是靠军国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合流为之张目而得来的，我们都无意反对。此处所争的，乃是两种绝对敌对的国际政略主张之间的争端；这一争端由德国挑起，大约正是这场大战的主因。然而这些事仍须说得明白，并须时时从各个方面反复申说，以期打进人心：因为毫无疑问，美国商界对这些情势还未完全省觉；也因为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迄今所领会的，不过是事变意义的一层外壳，至今仍处在日本与他国经济帝国主义的影响与阴影之下。这影响与这阴影正在消退，但在相当大一部分美国商界人士心里，它们仍以惊人的心理韧性存续着。除非把它们彻底甩脱，或者把它们缩小到应有的分寸，美国的对外贸易与金融企业便不算立在自己的根基上；它就不能在增益国家的财富、实力与声望上担当起应有的一份。

关于旅华美国人及其他外国人对这一日美「合作」之说的观感，下面这封信作了极为准确而周详的概括，故收录于此，其意自明。我略去了写信人的姓名，并非以为他会反对具名，而是因为（他已深入亚洲腹地）无从征得他的许可。一九一八年岁暮我离开中国时，在华的美国团体正预备把这封信发出去，好让美国国内的各商会知晓某些情形，如今我很乐意再为它添一层传布。写信人评论所及，超出了所谓合作方案的范围；但只要作一番公允的剖析便会看出，就其真实含义而言，合作方案把这些事情统统包括在内。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于上海。

敬启者：

阁下当记得，今年一月阁下在北京时，曾出席美国协会的年宴，并且颇为骇异而窘然地发觉：我们当中多数人对日本及日本的政策抱着不留余地的批评，并且顺带也批评了那份引起部分讨论的杂志〔名从略〕。我记得席间阁下曾向协会诸君进言，谓对日本问题未可武断论定，须先看清两面；阁下并劝我们加入亚细亚协会，即〔名从略〕的出版者，如此我们便可以会员的身分、可以说是从内部提出我们要提的批评，而不必以一个敌对团体的身分出面。然而协会诸君对〔名从略〕、以及对支持那份报纸的那些势力的方针，早已自有定见，故此议一概不予考虑。

会后阁下与我私下交谈，又一次强调：凡关于中日关系或日美关系的争论，都须把两面的道理摆在一切有关各方面前；阁下并嘱我与横滨美国协会的书记通信，作为旅华与旅日美国人交换意见的第一步。如阁下所知，阁下返日后不数日我便离开了北京，因此辞去了美国协会书记之职；我的继任者初来中国，对本国侨胞在此地的舆论趋向不甚熟悉，我很怀疑他是否能够着手办理阁下所建议的通信。

直到我们最近在上海会面以前，我一直不曾再想到：把我们这些在中国、被人算作无端反日的人的理由陈说一番，会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但这一回阁下说服了我：外间对本国的政治、经济情形，对日本在中国事务上的影响，所知实在太少，因此应当把旅华美国人的见解、以及持此见解的理由，明白地写出来，以供旅日与国内两处关心在东方经商、或关心促进美国人民与东方各民族友好关系的美国人参考。我的意见自然算不得什么官方的或定论的东西，但我会力求把我所知的、此间多数美国人与英国人所持的意见陈述出来；最后我还会把这封信送请几位阁下信得过其识见的人过目，凡他们不以为然的地方，听凭他们删去。

我们上次在卡尔登饭店谈话时所讨论的，自然就是美日在中国合作开发贸易、实业、特许权等等的问题。这一合作方案，如今有不少美国大利益集团支持，也有日本一些极有声望的商人支持；而它在旅华美国人中间激起了可能有的最深切的反感——这一点阁下大概已经看出来了。在旁人看来，我们反对的唯一理由，似乎不过是我们对日本存有成见，因而不愿意国内的美国同胞借着一个日美商业同盟，把我们对日本的评断翻过来。一般到本国来走马看花的美国旅客，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之所以反对合作方案，是因为这方案戳破了我们对日本人那种看似无理而又不讲理的厌恶；因而那些但愿美国的生意在世界这一隅扩展开去的务实商界中人，尽可以把我们的意见置之不理。

在游客眼里，日本是洁净的、舒适的、进步的、富庶的；中国则是肮脏的、腐败的、不舒适的、落后的、褴褛而贫穷的。在日本，贵宾坐着汽车驶过缀有颂词的牌楼，来到新式的房屋前，受到精明的官员接待，凡他感兴趣的事，那些官员都谈得头头是道，而且对他在日本期间的起居款待关怀备至。在中国，同是这一位，却要在没过脚踝的泥里跋涉，衣袋里塞满了成色不好的钱币；他想见的中国人，非得在阴暗欲颓的屋宇间苦苦寻觅一番才找得到；找到了，接待他的或许是个吸鸦片的闲人，此人的位置得自政治上的舞弊，而他最上心的事莫过于把话头收住、把客人打发出门。这位客人自然想不通：日本似乎是唯一能在中国把事情办成的，若让她把中国整个接管过去，为着美国以及一切指望在本国经商的国家的利益而把它整顿干净，怎么会有明白事理的人反对呢？

我们初到东方时，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得过同样的印象。在东方羁旅的头几个星期里，我们都曾钦慕日本，并对中国养出一腔极大的轻蔑。然而有一件事实是驳不倒的：凡在本国住满三年以上的人，足有百分之九十五，不但在情感上生出了对中国人的喜爱，而且对中国民族的才具与前途生出了极大的信心——这在过客看来简直是盲目而愚妄；同时又生出了对日本人的一种由衷的厌恶——这在新来者看来，除了解释为恶意的成见便别无可说。这里头的缘由，若要一一说尽，可以写成许多卷书。我们此间多数人所遇见的日本人，其人品自然是可厌的；但我们都明白，到中国来的那些商业与政治上的投机冒险之徒并不能代表其国人，我们还不至于不讲理到要凭这一点便把整个民族都骂倒。英文报纸上转载的日本报纸文字，往往是反美的、帝国主义的、极端自大而自满的，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与盎格鲁撒克逊各民族所拥护的民主准则相违背。日本的报纸自然在煽起成见与敌意，正如我们所遇见的日本人在坐实成见一样；但我们之所以始终痛诋日本人，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日本政府那种毫无顾忌、不讲道德的对华政策，以及日本商业势力那种积习已深的倾向——凡日本政府在本国以威逼或以贿买所取得的每一个有利地步，他们必去占据、必去把持。在中国，从来没有人对日本的正当企业说过一句批评的话，只要那企业是以正当手段设立的，并与他国的利益作正当的竞争。假使日本的贸易与日本的帝国政策是循着各别的渠道、凭着各不相干的手段进入本国的，那么对日本在此地的商业扩张，对美国与日本商人订立任何规模的贸易同盟，都不会有丝毫的反对。可惜的是，日本几乎每一着商业上的动作，随后都带来某种形式的政治侵入；而每一件加诸中国、或加诸他人在华利益之上的政治强制，日本商人都坦然视为自己扩张的一个正当的门径。

日本在中国的政治方针，今日之可厌，不减于一九一五年。那时行的是威逼，是坦露的主战派作风；如今行的是贿买，是同可以收买的中国官吏结盟，而这些官吏之得位、之保位，都靠日本的势力。后者显然是比前者阴柔得多的一种方针，而且更加危险，因为它没有在国外引起它所应得的注意。阁下新近到过北京，日本正同京中官僚集团交涉的那些借款，其性质如何，我不必再向阁下缕述。近日的中日军事协定，阁下所知与我们此间所知一样多；阁下也明白，那项协定除了顺带给日本一个控制中国军事资源的便利之外，其唯一的用意，就是要使中国对德宣战比原已如此的更加徒具虚名，并且断绝中国还能为协约国效一分力、因而博得几分声望的最后一线可能——那声望，在日后假想中的战后中日争端的了结上，本是可以给她帮上大忙的。

阁下历次来华亲眼所见，加上阁下在中国众多消息灵通的友人先后相告，阁下很清楚：这四年战事之中，日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败坏中国——制造事端并使之延续；凡她所属意的地方，必出钱扶植其中最可厌的分子；豢养奸细以煽动事变；在广大地区内鼓励吗啡的使用；在中国官吏府中安插日本的娼妓；庇护土匪与别的不法之徒；捣毁华商银号，如新近奉天一案即是；以借款、贿赂与恫吓腐蚀官吏；此外还大肆歪曲协约国的战争目的，竭尽全力阻挠中国参战，及至后来又阻挠中国为协约国出一分力、效一分劳，以此败坏中国的名声。阁下也知道，这四年——公然被张扬为日本的「机会之年」——日本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取得政治影响上的独占，同时又为日本贸易打开门径，好让日本商人得到一个尽可能牢固的商业独占。

而凡日本政府以政治手腕——那手腕鲜有光彩可言——打开了一个门径，日本商人便迫不及待地利用送到手边的机会，把贸易的楔子打进去；无论那贸易是正当的进出口，还是吗啡、可卡因、妇女、中国制钱，抑或是中国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日本商人是被其辩护者说成反对日本政府那种蛮横而无所顾忌的方针的，实则如此。

日本不但在损害中国人民目下的利益与将来的福祉，而且她的对华方针，是蓄意要在整个东方拆毁西方各民族——名义上还是她的协约友邦——的贸易、影响与声望。凡我们身为这场欧战的参战者所树立、所宣告的理想，日本的报纸以及日本在中国人中间的宣传员，无不予以否认或贬损；而在实际的外交行径上，日本在华官员把我们加在德国人头上的种种诡谲手段一一施行过，把我们加在德国人头上的种种外交罪行一一犯过，并且每一次都得到其本国政府的支持、得到其在华商务代表的鼓励。

我们身为美国人或英国人，在东方的本分，是要使中国人相信我们所宣告的战争目的与宗旨，使他们确信我们是诚恳的，因而有资格得到他们的忠诚与支持，以共抗普鲁士主义。中国人不懂什么叫普鲁士主义，但他们懂得什么叫日本主义。我们在这半个地球上以商业与外交的结盟，去支持那些与我们在另一个名目下所谴责的、并且正不惜耗费那许多财富与鲜血、要从与中国利益远不相涉的另半个地球上根除的政策如出一辙的政策——如此而要劝中国人以全副心力在道义上支持我们，谈何容易。中国人眼看着最无顾忌的政策在他们国内得逞，眼看着这些政策使他们蒙羞受辱地施行下去，而协约各国不曾哼过一声、不曾抗议过一句。他们眼看日本牌号的普鲁士主义在世界这一隅得逞而无人明白地加以阻挠，至于说它在别处不曾得逞，他们所凭的也不过是我们一句空口的话。凡我们关于保护弱小民族免受外来干涉的种种崇高主张，他们都听过了，也都咀嚼过了；他们一直等着我们拿出前后一致的证据来，把我们的日本盟邦拉到这些理想的轨道上来——等到如今，他们认定：我们若不是怕日本，便是根本不把言行一致当回事。在中国人眼中，在其他一切东方人——连日本人也在内——眼中，我们若不是太软弱，无从使我们所宣告的国际政策见诸实效；便是安于只在便宜行事之处使它见效，而每逢干涉起来不合时宜，便对一个公认的盟邦践踏我们政治伦理之举闭上眼睛。

臭名昭著的日本二十一条如今虽已退入历史，它所激起的怨愤也多半为岁月所冲淡，然而日本这一桩乘协约各国与美国无暇他顾之机而下手的显眼之举，我们不能忘、也决不可忘。日本本该是签押过保护弱小民族这一原则的，而这一原则从来没有被这样公然地践踏过；那些把日本当作自己远东代理人而信任有加的协约国，也从来没有被这样阴狠地出卖过。日本佯称懊悔此事，佯称已经回心转意；但阁下当注意：日本并不曾放弃所取得的任何一项特权，也不曾取消条约中那一条款——她在该条款中保留了日后重提那尤为可恶的「第五号」的权利。日本若在痛惜前一内阁的手段的同时，把赃物也放弃了，那么我们对所谓回心转意或许还能有几分信心。既然如此，我们就只好继续让二十一条的记忆活着，一俟时机到来，便要日本为其公然违背旧约、公然违背当今国际伦理而给个交代。每当我们想到要在任何事业上与日本人结盟，就务必记得：他们至今仍旧把持着、并且坚持要把持着那一着外交动作的果实——那一着背信到了这般地步，以致日本最高的政治家们都羞于承认，竟采用了向全世界说谎这一前所未有的权宜之计。

再回到日美合作的问题上来。今日与日本缔结商业同盟，只会使我们的自相矛盾更加刺眼，只会证明我们甘愿把这四年间日本对中国、对我们所施的一切暴行一笔勾销；而且这将是一个确凿的凭据，表明美国认可日本的政治与商业手段，并且愿意分一杯日本的赃。我相信，美国人民若像我们在此地所看的那样去看这个合作提案，他们是不会认可这种合作的；因为我相信美国人民在商业荣誉与国际荣誉上的标准都太高，对他们目下的战争目的也太过诚恳。

然而以上这些论据，纯粹是立在道义的地步上，其诉求并不切实。我知道，要向商人证明日美合作是一笔坏买卖，就非得证明它不但不道德，而且不合算、无利可图不可。〔名从略〕初以〔名从略〕的代表身分来到此地时，曾这样论说：与日本人建立商业关系于我们固然不光彩，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投资毫无保障的国家，美国或是不肯、或是不能给商业以足够的保护，使投资者敢于把钱拿出来；而日本则一向照顾其臣民的利益，倘若美国的利益归到日本旗号之下，她也会一样加以保护。

这样一种议论，本该足以使我们多数人羞愧得把同合作方案的一切干系都撇清；然而〔名从略〕既是抱着这个念头来的，而本国境内好几家美国大公司的代表也都说过类似的话，那就只好推定：国内确有若干大的利益集团，操在一班人手里，这班人不是无知到、便是无耻到说得出这样的话并且真信这样的话，只要有利可图，他们是愿意在日本人于中国所提供的那种庇荫之下做生意的。

对这班人既不能以公道相告，也不能以道义相责，那么显然该让他们明白的是：日本在本国揽取生意并保护生意的那份能耐，一旦东方重新开放自由竞争，是断断挨不过战后的；因为等到欧洲得闲去想一想法国战事以外的事情时，她那影响力赖以取得的手段与方针，别的国家一天也不会容忍。日本在中国人中间的声望，是靠强力与贿买得来的，并非如日本人爱对美国商界所说的那样，是建立在对本国、对本国人民的更深了解之上。日本一面利用她在北京收买来的官僚傀儡，攫取对中国自由与国有产业的支配权，一面却在中国人民中间激起一种刻骨的敌意，几代人也不会忘记。把日本企业背后那股胁迫的力量撤去，把北京中日官场往来中的贿买成分除掉，那么日本在本国的善缘不但一文不值，而且将有一股反日的潮流涌起；这股潮流不但要妨碍日本在华的贸易，而且将拖累凡与日本商人结盟的各行企业——而此时此刻，日本商人所挣来的骂名正与利润一般多。

无论日本人肯不肯把赃物分一份给我们，美国总归要分一份骂名；而等到战后，日本那些与我们的战争方针、与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公平交易的观念如此不相容、以致我们非得用这样那样的办法向它开战以证明自己言行一致的行径，到了非了结不可的时候，美国的商业就会、也应当跟着日本贸易一同垮下去，并且在整个东方一样声名扫地。过去我们在本国的唯一本钱，就是中国人的善意。凡日本人靠武力或贿赂所能取得的，我们几乎只消开口相求，便能从中国人手里得到。倘若日本目下在北京的方针受到遏止，这份中国人的善意仍将是一笔最可宝贵的本钱——除非到那时候，我们已经因为同日本搅在一起而把它葬送了。

近来到过东方的军界与海军界权威人士，几乎个个都向我们保证：日本已经不再是军事上的威胁；在一场现代战争中，她的军事资源半年之内便将耗竭；即便给她充裕的时间备战，她也没有那份财力、没有那样发达的工业，能把一支军队长期维持在战场上。据告，欧美各国政府对日本可能的举动已不再有丝毫畏惧；她若走错一步，几乎在任何关头都可以极少的气力与费用加以遏止。

这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理由怕日本——尽管日本人与中国人似乎都以为我们怕；这就是说，等到眼下在欧洲的西方大军得以腾出手来别有所图之时，若有必要，要让日本明白我们不赞成她在亚洲大陆的方针、不赞成她利用我们这四年无暇他顾所占的便宜，那是毫不费事的。言行一致与荣誉都要求我们必须有一个了结，必须以某种方式遏止日本、纠正日本。那些四年来在各国外交部里积存资料、保存详密记录与卷宗、同时也积存着一腔义愤的人，是要坚持要一个了结的；而美、英两国军力的极度壮大，则保证了届时尽可以指着日本，告诉她从哪里改起、怎样改起。几乎不必怀疑，这改起之处必在中国；战事的终了，将标志着日本目下这一套伎俩的终了，同时也标志着那种依附于这套伎俩的特殊贸易便利的终了——而日本如今正是把这种便利当作她在合作方案中所出的一份股本，拿来给美国的。

那时候，日本的合伙人在战争期间所享的便利便将烟消云散，而与一个毫无顾忌的恶霸结过盟的害处却要显露出来。凡熟悉东方舆论趋向、熟悉国内各国外交部舆论趋向的人，除非眼光短浅到了极处，或是满足于一段短促的攫取，我实在看不出他怎么还能指望从同这样一个报应已然临头的无耻国家结盟中得到什么好处、什么利润。

日本在中国的方针，今日之所以还不像德国在欧洲的方针那样声名远播、那样被人痛加谴责，唯一的缘故是：那些尚未看清日本其实无力害我们的人，认为权宜之计是把评断留到战后再说。今日若有人提议同在比利时或波兰的德国人缔结商业同盟，必被当场唾弃；而我们这些在外的人，天天有机会读到对德国政策的痛斥，天天可以掂量：把凡是出现「德国的」三字的地方换成「日本的」，是何等地贴切——因此在我们多数人心里，实在没有理由对那些提议同日本结商业同盟以攫取中国的人另眼相看；而且我们也不相信，等到战事一了、协约各国腾出手来，把他们从对德经验中得出的道理与理想施行于此地时，那些人还能得到多少另眼相看。

阁下所提的建议，说是要同日本人结盟以便矫正他们，把他们收作伙伴以便把他们教化到我们国际体面与公平的标准上来——这一建议同另一个假想中的类似提议相比，也一样叫人难堪：即为着感化教育德国人这一慈善的宗旨，把德国人收作密盟，一同去开发那些饱受蹂躏的欧洲国家。我们西方人并没有加入匪帮以便向匪徒指明其迷途的成例；我们也不像中国人有时所做的那样，把不法之徒招入军中、委以官职，好躲开同他们了结这一桩苦差事。假如日本人在政治上、商业上的罪过全出于愚昧无知，假如他们的心境谦逊到肯受教诲，那么阁下这一类建议，看去或许格外宽厚而仁慈；但如阁下所知，如今操持该国方针的日本军人党，其自大唯有该方针的野心之广与手段之酷可与比肩；日本政府若不曾被人证明可以硬逼出较好的行止来，它是决不肯受教、也决不肯自愿改善其国际仪态的。日本这个民族，或者不如说日本政府这个政府，是我们不能搂进怀里、而必须揪住耳朵的。等到非施此法不可的日子到来——若我们今日那些鼓吹战争的人不是伪君子，这一天必然要来——我们可不愿看见我们美国的商人也因为厮混在坏伴当里而被揪住耳朵；我并且相信，我们美国的商人若彻底明白了自己要惹上什么，他们是决不愿意在那样的情形下被人当场拿住的。

这场战事一了，我们在使中国人与日本人尊重我们在东方的既得利益这件事上，将同地球上任何国家处于一样有利的地位；而倘若那时我们却同一个受了惩创、身败名裂的日本捆在一起，我们所背负的便是一个不光彩的包袱，而不是在同一个盟友共事。我们在世界的这一隅并不想要什么独占，也不想要什么非分的特权。机会均等便足以使我们十分满意；而只要我们今日不因为伙同日本在世人背后干那攫取之事而玷污了自己的名声，那么无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还是在与各国相处时，我们都将处在坚持机会均等的最有利的地位上。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目下是纷乱的。本国的人民曾把自己的文明授予整个东方，他们的勤劳曾在许多世代里作为莫大财富与权力的根基；如今他们刚从一段漫长的黑暗中走出来，还不曾找到自己。他们正极缓慢地朝着民主的实现摸索前行，他们对民主的领会恰好够使他们摸索着往前走；而就在他们伸出手去的时候，却被一个寄生的官僚阶级吞噬着。这个阶级全无责任心可言，所志唯在乘那睡醒之人尚未揉开眼睛之际，从他身上刮下财富来；如今他们更连身带魂卖给了日本的扩张主义者——那些人一心要让这位迷糊的巨人不得安生、不得凝神，好把那些本会落入官家窃贼之手的零星油水，从他口袋里掏出来归自己。

对这样一个民族，几百年来受着公平竞技、与人以机会这一道德训练的美国人与英国人，本该格外抱有同情、格外加以援手，至少也该把自己对那班折磨者所有的权力与影响用出来，加以约束。中国所要的，不过是自己回过神来的时间，不过是一个能照自己的路子去摸索、去挣扎着解决自身问题的机会——也就是一个弱国不受恶意干涉而发展其实力、养成其国民性格的权利。

日本之手若从那些日日把中国拖入愈深的屈辱之中的恶势力背后撤开，中国人民便得以自由地、也有力量去同它们搏斗，并且终归战胜它们，建立起一个清明而稳固的政府；在那样的政府之下，我们任何人所需要的一切保护都不难得到，而无须去缔结那种可耻的、有失身分的同盟。

这封长信自然并未把它所论及的任何一个问题说尽；而且因为题目太大，要为每一句断语都举出例证与凭据，几乎是办不到的。但其中若有阁下想要质疑之处，我建议阁下向〔姓名从略〕诸君索取事例，连同地点、日期等等，我敢说他们会拿证据把阁下淹没。敬祝阁下此番赴美一路顺遂，并盼阁下有机会向国内几位人士讲一讲我们在外面究竟是怎样看这些事的。阁下不妨随时补上一句——这句话确凿不诬：抱这些看法的并不只是美国人，尤其英国人也抱同样的看法，其余几乎一切西方人大体上也都如此。

谨此　敬颂

在华其他外国商界对这一日美合作方案观感如何，可引英文《京津泰晤士报》一九一八年一月九日一期中的一段评论为例：

如今我们在东方的多数人，宁可不做这笔生意，也不肯照这样的条件去做。我们当中其余的人，倘若以为由此得来的好处是长久的，或许还肯把顾忌搁下，把自己的贸易交给日本代理人去经办。可是如今我们在东方的人，没有一个相信日本的手段、或日本的声望能挨过这场欧战。只要我们相信协约各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对他们所宣告的作战原则是诚恳的，只要我们相信他们终必得胜，我们就不能不相信：日本在本国的影响与日本在本国的手段，战后都将受到切实的遏止。抱着这一信念，我们也就不能不相信：凡与日本利益结盟、并依日本手段而立的美国利益，都将同受这一遏止。即便我们没有这一信念，我们也仍然难以相信：托付给日本人经管的美国利益，到头来会为日本人以外的任何人挣得利润。美国的钱，将被拿去在中国建立一个日本的贸易独占。倘若战后的调整并不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把日本在华的商业方针一举了结，那么美国的钱就帮着日本立起了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将使美、英、法三国在本国独立经营的贸易听凭日本摆布，并且使日本人可以随时称心如意地把他们的美国伙伴从合作方案中挤出去。在东方的每一个美国人都应当看得明明白白：这个合作方案，首先在商业道德上就是不正当的；而撇开一切道义问题不谈，无论战后情势如何调整，它都短视得足以致命。

合作方案还有其军事战略上的一面。兹引一九一七年一位军事专家所作报告中的一段：

从前英国人与德国人（在中国）尝试商业合作的先例，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危险，对美国商人似乎全无影响，或影响甚微，因为他们正往日本人所设的同一个圈套里跌下去。且不说单从生意的眼光看，这一安排已是愚不可及——要知道日本各色大企业受本国政府指挥的程度，比在普鲁士还要深——此外还有一层：我们这是在以财力资助一个纵然还算不上确定的敌人、也该假定为潜在的敌人。从军事的眼光看，凡能阻止这种合作的，都应当尽力去做。

前面所引那封信中对日本对华方针的评断，我是赞同的；但我觉得，写信人对那些为着自己的金钱之利而甘心充当日本阴谋的自觉工具的贪墨华官所施的指摘，虽属应当，却可能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写信人略而未提（他不会不知道这些事实）的，是另一类人数多过贪墨者的中国官吏：这许多年间，他们抵拒着一切收买与恫吓的手段，从不曾松懈过保卫祖国的努力。

至于合作方案纯粹属于生意的那一面，凡在远东有过五年阅历的美国商人（我指的不是隔着老远的那种关联），我从未遇见过一个不这样想的：在中国与日本人合作，对美国商业的损益表将同样有害——正如它显然与对美国在那里的政治宗旨和政治承诺的任何公正解释背道而驰一样。

十一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之界说—与本野子爵的一席谈—中国、日本与美国—门罗主义与海约翰主义之比较—二者原理相同—日本所谓对华的门罗主义—虚假的比附—海约翰主义失败之由—为私下协定所抵消—日本与门户开放—满洲是一块试金石—日本在彼处的差别待遇—密探与警察之制—存心令别国侨民不堪—对中国官吏的影响力—蓝辛—石井协定所生的反响—日本的解释被接受—对美国人格外的敌意—足见日本轻蔑欧洲人的几桩事—英国女传教士一案—日本在行使主权—掣肘美国在满洲与山东贸易之种种手法的撮要—邮件与航运诸事—美国各团体的见解。

中国的门户开放是什么？大体说来，它是一条打算施用于国际通商的政治原理；而它像一纸合同一样，须以具体的事例去对照契约的根本原理，方能解释。我不曾见过任何真正权威或官方对门户开放的界说，不过我自己对它在中国的施用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有我自己的看法。一九一七年九月，我取道日本赴美，在东京同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子爵谈过一次。依本野子爵之请，那次谈话说定是私下的，我不得刊布他所说的话；我也不曾刊布——虽然后来在座的一位日本外交家说，所谈的话里并没有哪一句是刊布出来便有失体统的。不过我当时确实做了一份密记，如今引其中几段，或许有些意思。

我说，作为谈话的开头，不妨先弄清我们在哪些地方一致、在哪些地方不一致；为此我要陈述我自己的若干意见。我说，依我看，日本、中国与美国这个三角、以及由这一并立所生的种种问题，除非这三国对条约的界定完全取得一致，否则想真正改善其中的局面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而条约的界定，意思就是名词的界定。我觉得：除非凡是签认了门户开放与中国完整这两条原理的国家对这些字句在实行上究竟是什么意思取得一致，否则决不会有真正的谅解。譬如说，只要日本把门户开放理解成一件事、美国把它理解成另一件事，或者只要日本对中国完整所作的解释在施行上恰与美国的说法相反，那么日美两国的对华方针之间便不可能有真正的相通。

本野子爵答说他同意这番话，并请我说出我对门户开放在施行上的界说。

我于是说：据我所理解，门户开放特别地——也许是专门地——关乎在华与对华的通商，而通商自然包括一切直接或间接构成一般商业活动一部分的财政与实业事业。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我心目中通商上的门户开放是这样的：倘若英国、德国、日本与美国的商行在中国竞争，要推销铁路器材或一座工厂的机器，这种竞争应当严格限于正当的营业手法，并以此为断。譬如一家日本商行若发觉自己败在某一个对手手下，它不应当能够再搬出日本政府的外交去撑腰——那种以武力为后盾、或以暗含或实际的武力威胁所施的压力，或是对中国的任何外交报复。我心目中真正的对华门户开放，将禁绝那种如今渐被称作经济帝国主义的手法。我说：即便在门罗主义被认为适用的地区，美国政府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做法——把对本国人商业努力的支持推到那些为此而设的部门（领事与商务）正当而公开的援助之外；因此别国政府在中国或别处所用的这类额外手法，便使美国的事业处于不利之地，这不能不引起恼怒，并且会激出美国同样的外交方针，而这种局面含着引起战争的严重可能，它也已经在日美关系中引起了不少恼怒。

本野子爵答说他同意这个门户开放的界说，说它与日本政府的方针相合。

我说：只要日本有意在中国推行一套经济帝国主义的方针、有意主张或要求对中国的一种特殊地位或政治与经济意义上的任何一种优越权，我便不能觉得日美两国在中国面前的关系可以和谐地进行下去。当然，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各国同中国与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之发展，在彼此竞争的各国之间是不均衡的；某些国家因地利或别的特殊便利，会经由正当的途径胜过别国。倘若美国人因为这些理由而未能在帮助中国开发上居先，他们是不能有异议的。他们所要的、也应当要求的，是在与中国和在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上有均等的机会，不受任何差别待遇或优先，除非那是中国政府为她自身正当的需要、以正式条约自愿定下的。我又说：作为一个住在中国、也是中国朋友的人，凡任何外国在那里所行的、以把中国的经济开发置于外国控制之下为目的、并且必生此效的「和平渗透」之策，我都不能不视为对中国的欺侮、也不能不视为对美国在那里利益的地位与发展的损害；我不能不同情中国人对这一过程天然的反对，并助他们抵抗它。

本野子爵答说：他承认那种称作经济帝国主义的商业学说已因德国的战败而注定要完；倘若其他主要国家肯放弃它，日本也准备放弃。他又说，为解释日本似乎采行了那套方针，那是日本出于自卫、作为一种防范之举而为的。他觉得这样一套方针同反德协约各国所追求的国际关系的状态并不相容，而日本已准备尽她的一份力去促成一个较好的局面。

我说：就中国的完整而论，日本主张或要求在中国有特殊地位或优越权，我不能认为这同一个真实的中国完整可以并存。我问：石井使团赴美是否有意为日本提出这样一项要求、或诱使美国默认它。

本野子爵答说：石井使团尚未结束，因此在其结果未明之前，谈得太确切是不审慎的。

本野子爵此后已经去世，我觉得如今把我所记得的他在十八个月前关于门户开放的评论公之于众，并不违背什么信托；实际上那次会见之后——谈话结束一小时后我便乘船赴美——一位日本外交家曾对另一个人说，关于私下的叮嘱本无必要，因为本野子爵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不能刊布的。

那一次同本野子爵说话时，我提到门罗主义是有用意的。过去若干年、直到不久以前，日本的宣传一直在力图把日本对华的态度同门罗主义的目标、宗旨与结果相比。再没有比这更虚假的比附了。我在此前的一本书《我们的东方问题》（一九一六年出版）中，曾相当详细地论过那个所谓「对华的日本门罗主义」，其中写道：

由此可见，门罗主义本意要办到两件大事——其一，保全弱小的美洲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政治自主；其二，在这些国家中为各国确保并保全门户开放的通商原理。而我们回顾历史的记载，自这一主义宣告之日至今，便清楚看见它确是这样办的。

假设美国曾经、或今后要以门罗主义在南美施行一套像日本在朝鲜与满洲所行的、并载入她一九一五年对华要求中的通商与财政方针。假设门罗主义被解释成：南美不得修筑任何铁路，除非依美国所定的条件；不得开发任何矿产或其他天然资源，除非先征询美国；南美任何国家不得举借任何外债，除非先取得美国同意、且须有美国参与（无论美国人有没有钱可借）；一切需要外资的重要实业事业都必须同美国商量；南美各国政府必须聘美国人为政治、财政与军事顾问；南美各国政府要购军械时必须同美国商量，且须自美国购买其中的大多数；这些国家用外资修筑铁路时必须雇美国经理，运价须定得使美国货比别国货占便宜；这些国家铁路及其他公用事业所用的材料必须在美国购买、或经美国商行购买；美国货进入这些国家将享优惠税率；美国人应有在南美各处置地居住之权，且不受这些国家法律的管辖；南美重要城市的警务长官必须是美国人；南美各国政府不得租让本国任何领土，除非先同美国商量；未先取得美国同意，不得允准在这些国家修筑海军基地或港工的任何合同；南美各国欲更改其财政制度时须同美国商量。

我所列举的每一项条件，日本在满洲、以及凡她已成功地立起势力范围之处，都已付诸实行。倘若美国对门罗主义作这样的解释，别的列强还能不加抗议地接受这一主义多久？

一套日本化了的、施于中国与东方的门罗主义，会是这样办的么？日本今日在中国所要做的事，同门罗总统制定他那著名的主义时的宗旨真的可以相比么？门罗主义的用意是保护它所涵盖的国家的政治自主、并在那里保全「门户开放」，而它也办到了。简言之，门罗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的施用上，都几乎恰恰就是关于中国的领土完整与门户开放两条主义——那两条主义原是英国所倡、后由美国所定。所以已经有一条适用于中国的门罗主义了：凡关心中国命运的列强都签认过它，而且推想起来它对他们仍有约束，因为没有哪一国公开否认过它。

日本人对门罗主义的看法同美国人通常的看法全然不同。《日本纪事报》在新近一篇社论（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门罗主义与日本》中说：

政治上的说法，很少有像门罗主义这样被作过如此彼此矛盾的解释的。在一派人看来，它代表着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遏止与对民主的保护；在另一派看来，它代表着一个强大国家对其近旁影响之内其他国家的支配。日本人解释门罗主义，总是取后一义。

剖析海约翰主义何以未能解决中国国际政治与贸易竞争的问题，可见它的弱点、即它之所以无效，在于签认它的列强（美国除外）彼此之间另有以势力范围论为本的协定；而每逢有实际的争端发生，它们总是把分量与权威给那些私下的协定，而不给那条公开的国际主义〔原注：这一过程的一个好例子，是诺克斯提议把满洲铁路中立化一案的被否决；《我们的东方问题》第一章连同外交照会一并详载此事。另参见附录甲。〕。简言之，大多数列强并不愿意海约翰主义在实行上生效，显然是相信自身的便利在于以私下协定保护自己的范围与特别的租让权。

门户开放主义的历史可分三期：其一，自一八八九年它被接受至日俄战争；其二，自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结束至这场世界大战；其三，自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开始至今。第一期的特点，是若干列强似乎在努力按照对这条原理真诚的接受重新调整它们在华的方针。第二期标志着日本登上大陆，以及除美国之外各国势力范围之念的复活。第三期里，日本实际上是一手独打。

日俄战争使日本取得了朝鲜的控制权与满洲的一个坚实立足点，此后几年她的方针同门户开放的关系，我在此前的书中（《美国与远东问题》，一九〇九年；《我们的东方问题》，一九一六年）已广为论列；不过直到这场大战，日本的方针才充分显露。在此之前，列强都各自珍视自己在华的利益与地位，而且能有效地维护它们。战时，直到接近战争末期为止，英、法、俄三国都被迫、或觉得不得不把它们在华的利益让位于更紧迫的需要，而美国又不愿在东方采取强硬行动。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本方针的本色便露了出来。

日俄战争后不久，我在北京同已故的柔克义谈过一次——他当时是美国驻华公使，后来出使俄国与土耳其。我们谈的是满洲的局面，我刚从那里回来；他说：「满洲将是门户开放政策真正的试金石。」过去十五年间我常在满洲游历，对那一时期那里的情形有不少第一手的了解，很想把它们评说一番。不过关于近来那里同门户开放相关的事，最好、也更可信的图景，或许还在各国政府官方人员的许多报告里——他们曾在那个地方调查过、也住过。下面我要引其中几份近来的报告，而不说明它们如何到了我手里，只说明没有哪一份是我从写它们的人那里得来的。

日期：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六日

题目：日本人掣肘外人在满洲贸易之手法

谨陈：日本人在满洲不但为自己谋取种种与门户开放原理相违的特别便利——此事已屡有报告——而且以种种办法，凭他们对公用与半公用事业的控制、凭他们在对付外国竞争者时肯用的种种可疑手段，来掣肘欧美人的商业活动。他们的密探与警察之制在这一带极其发达，一切外国人的行踪都被严密监视并报告警务总部。这些消息交给日本人，他们便能拿去用在最有利之处。日本的密探以盘问与跟踪纠缠旅客，旅馆窥探人的私事与行李，电话接线员报告谈话内容，电报生如法炮制，邮局拆看信件，铁路员工与其余的人通同一气——如此一来，关于一个外国商人，日本当局不知道的事便没有多少了。

最近而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弗吉尼亚州丹维尔沃森烟草公司的代表托马斯先生一案。他去年来满洲推销烟草。他抵埠时对一位美国人说，他一路被日本人跟着，那些人显然一心要摸清他的生意，他希望他们不要去翻他装样品的箱子。那位美国人答道：若日本人除了查看他的箱子之外别无举动，托马斯先生便算走运；他们若认为偷走箱子能妨碍他的生意，是不会有半点迟疑的。两天之后，托马斯先生报称：那只装着他全部样品的箱子在南满铁路保管期间被偷了。沃森烟草公司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八日的一封信里这样叙述此事：「八月间我们派代表托马斯先生赴东方招揽生意。他过日本时，他的样品箱被劫，样品尽失，箱子随后空空地还给了他。此事发生在八月二十一日前后，在南满铁路奉天与安东之间。托马斯先生似乎认为这桩偷盗是当局中人所为，用意在于阻吓美国商号去中国与满洲开拓烟草生意。」箱子或箱中之物这样失踪，这决不是头一回，可是这一案的情形触目而耐人寻味。

满洲的日本旅馆因领取巨额津贴、又有铁路上的特别优待，已把大多数别的旅馆挤垮了。因此外国的行商在满洲逗留期间多半住在某家日本旅馆里，而且几乎全得靠它们。这些日本旅馆中有几家近来对美国人显出了公然而分明的敌意。纽约美孚洋行的一位代表新近去四平街——其实是在石井使团办完之后——在车站被日本旅馆的一名跑腿接住，请他去住店。他跟着那跑腿去了，到店时店里问起他的国籍。他告诉店里的人说他是美国人。店里的人答道：「哦，我们还以为您是英国人；很抱歉，我们没有房间给您。」他说什么样的房间都行，可他们绝然不肯给他任何住处，把他打发走了。他把这事说给英美烟公司一位常在这一带跑动的美国行商听。那人说：他作为美国人在满洲的日本旅馆里受尽了轻蔑、无礼与粗鲁，以致养成了登记时写作英国人的习惯，如此便能得到住处与周到的招待。

此地日本电话公司的态度同上面所说的方针一脉相承。美孚洋行的经理为装一部电话已经张罗了半年多。两个月前，工人到了该行的华人代办处——那里也存着油——宣称要来装电话。他们在午饭前不久动了工，说要在那院子里做饭。那位中国代办不许他们在他们想要的地方做饭，因为他怕油被点着。日本人于是大为忿然，走了，如今索性拒绝装这部电话。可这并不是这位代办所遇到的唯一一桩日本人的难处。在另一处，他要挂长途去同铁岭的代办通话，如此等等。

数年前一份自安东所发、题为《日本人的欺诈及其对门户开放的影响》的报告里，我曾提到一家英国锯木厂因日本人某些欺诈行径而在同日本厂的竞争中处于不利。此后不久，那家英国锯木厂在极可疑的情形下被火烧毁。虽然对日本人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可是极有理由相信他们在这场毁灭中有份。此地烧掉英美烟公司工厂的那场火，也可以这样说。正如眼下在美国沿海码头一带发生的那些火灾一样，上述这几场火难以追查；可是火起之时那几样情形的特殊凑合，至少可说是耐人寻味的；而满洲接连出这样的火，并不鼓励外国资本在此地的事业上投资。〔此外另举数例。〕

石井子爵的甜言蜜语原是要显示日本人如何小心地把「门户开放」的门虚掩着，可是有大量证据足以证明：日本人在这一带欺诈而狡狯的行径，正在毁掉那本该存在的「商业机会均等」，使「门户开放」愈来愈成为虚设。关于这一点已呈上若干报告，另有几份正在草拟。此类材料仍在不断搜集，并将随时以此类报告呈上，俾能对在这样一个地方——日本人的「特殊利益」如今已被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之地——由日本人主持之下的「门户开放」究竟开放到什么地步，形成一个恰当的看法。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报告摘录

前经使馆转呈本部第一一三、一二五与一二七号呈文，兹谨续陈：日本人（在满洲）所享的特别财政与商业便利，不但照中国地方上的惯例如此，就是照说法上也是如此。新近同（中国的）督军谈到本省（中国）官吏不肯给美国人与欧洲人日本人所享的那些权利，他实际上是说：美国人最不该抱怨，因为我们已正式而官方地承认日本在这一带的特殊利益；那么他们利用这样一纸声明去要求特别待遇、并且得到了它，我们就不能觉得奇怪。我自然力图把我们政府所作的关于承认特殊利益的那一番解说讲给督军听，可他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并不觉得这番解释真解释了什么；他说这样承认特殊利益，必定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它含着日本人有一样别人不能指望有的东西，那么我们如今又何以指望有它呢？我如今确信——正如我在我们承认日本「特殊利益」很久以前就正式写过的——这样一种正式的承认，等到我们要求同日本人平等待遇之时，将证明是极其难堪的；而上面所说的那番谈话，表明这一承认对中国官吏的心理已经起了什么作用、而在日本人细心培植中国人这种想法之后又可能起什么作用。美国政府虽曾小心地强调依「门户开放」之说所享的平等权利，以图保障我们的利益，可是这一再重复的说法在中国人心里所留的印象，还不及那惊人地承认日本特殊利益的百分之一——他们把后者理解成某种很特别的东西，不知怎么就把日本人放到了这一说法所适用的地区里政治与商业上更高的一层。

兹附上一封关于此地财政情形中日本人所受特别待遇的信件抄本，以及自（中国）外交特派交涉员处所得复文的抄本。从后者可见，这位特派交涉员同督军一样，认为日本人有权得到特别待遇——多半是因为他们的「特殊利益」，虽则他不曾明说。不过他确实说了这样的话：

「贵国（美国）商民之一般情形，与日本人所处者不同；故只能照为华人所作之办法待之。所采办法虽异，然于现行条约并无违背之处。」

此地的外交特派交涉员竟有这样的厚颜——而且多半得了督军的赞同（因为这类事他极少独断）——以书面主张美国公民无权享受同日本人一样的待遇，我以为这是极其严重的事，需要最强硬的外交举动。而他作此声明，还是在本馆一再郑重宣告我们要求并将坚持平等权利之后。

所附来往文件还可显示：此地中国当局在六月八日以前已警告日本总领事切勿收受殖边银行所发的钞票，并请他照此通知日本商人。六月十三日他（外交特派交涉员）说他正要就此致函本馆。他多半并无此意；就算他真有此意，那么问题就来了：日本总领事何以能比所有别人早这么久得到消息？他给我的信注的是六月十三日，当晚收到，可他说美国人所持（钞票）应在十四日以前报给他，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殖边银行一关门，它的钞票立刻跌价，许多人无论什么价钱都不肯收。日本人知道自己在这类事上因受优先待遇而稳妥无虞——本馆已屡有报告——便以重折买进跌价的钞票，而外国商行则蚀本抛出，以免堆积一批于己无用的废纸。本馆向一切有关的美国人保证：必将竭力使他们的钞票照同日本人一样的条件兑现；可他们觉得日本人在满洲与全中国都抓得那样紧，平等待遇是没有什么实在的保障的。日本人既敢藐视英美两国政府，而在华的英美人又对本国政府保护他们的意愿或能力失去了信心，我以为确乎到了该采取某种决断而明确的步骤、去打消这种印象、去维持这两个西方大国的尊严与威望的时候了。也应当让日本人明白：他们不能用这样的手段抢在盟邦前头、从中国政府那里取得特别便利，再拿这些便利去把他们西方的竞争者排挤出去。所附来往文件，同我英国同僚在这件事上所收所发的信件完全一样。我们决定采取同样的举动，以便对地方上的中国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如今我们二人都认为地方上的办法已用尽，决定把整件事提交各自的使馆处理。这个问题已到了极紧要的阶段，需要最强有力的外交压力，正如我此前呈文中所预言的。

这一题目的诸报告中所述的情形同「门户开放」之说不相容，是极显然的。中国的「门户开放」是一道活板门，等日本人预备好松开机簧，我们便从那里跌下去。他们日复一日地把那机关做得更周密，若不采取足够的步骤，我们准是要做牺牲品的。

督军与外交特派交涉员既已充分知悉我同僚与我的见解，我们又已一再表明我们为英美人所要求的平等权利，而这两位中国官吏不但不理会、而且轻蔑我们所作的陈说，那么若还办得到的话，便到了该从上头施压的时候了。……

日本人既已取得三百万金日元的存款，以补他们收受此地跌价纸币可能蒙受的损失——此事外交特派交涉员在他那封信（抄本附上）里并未否认——那么美国人与英国人或许也能取得同样一笔存款，或者提一提这个主意便能使中国人就范。事实上，盐税的款子中或可留出一部分存在外国银行以备此用。这样一个办法很可能解开这个难题。若要让欧美商行享受那本该存在的「商业机会均等」，总得找出一条解决之道来。

极意味深长的是：蓝辛—石井协定在中国刊布、并经日本官员与宣传作了他们的解释之后，凡在日本所主张的范围之内的地区，中国官吏便开始照日本人对该协定的理解行事。在满洲对别国侨民、尤其对美国人的差别待遇，比从前更多、也更具挑衅性。这类事频繁而露骨到这样的地步，以致美国驻奉天总领事于一九一八年四月九日请示如下：

本区若干美国人曾询问：对这一带〔满洲〕蛮横而咄咄逼人的日本官员与密探，他们应取何种态度；我盼本部就此有所指示，此事恐将变得极为重要。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可以要求日本政府训令其侦探与其他官员，使其令人不快与侮辱性的行径至少有所收敛。

另一桩显出日本人对在满美国人格外轻蔑的事，发生在一九一五年四月的奉天，正当日本政府向中国紧逼二十一条、而日本报纸把美国说成反对这些要求之时。那是一次由日本军队在美国驻奉天领事馆前所作的示威，官方的报告如下：

……另一队〔日本兵〕约四十来人，离开大街，直奔美国总领事馆而去。该馆是一组旧庙宇的房屋，有一座高起的门楼，面对一条颇宽的街。这一队兵就在领事馆正前方立定，带队的军官站在那高起的门楼上指挥，他们演操约十五分钟。美国国旗正在头顶飘着。过了一会儿，这些兵被带走了。

须着重指出：这次示威发生在二十一条交涉将近顶点之时，正在日本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并开始向满洲调兵之前。再者……这是近年来日本臣民在满洲对美国人所作的一连串暴行的顶点，而我相信那些事都不曾得到过真正的满意答复。其中包括在大连殴打美国领事、在营口殴打美国领事、在奉天袭击美国总领事的夫人。这些事自然都起到了一种作用：帮着使中国人相信——他们在这类事上是极易受感染的——美国已经放弃了在满洲的兴味，甚至相信美国甘愿忍受一件在中国人看来至少是蓄意而正式的羞辱。

日本人在中国、尤其在满洲与山东的骄横，自日俄战争以来一直在滋长，而在一九一八年达到了顶点。日本官员与军队在满洲的举动惹出了许多不快的事。我曾听见那里一位英国官员同一位美国官员的对话。

一位说：「日本人如今的举动，活像这个国家是他们的。」

另一位答道：「是啊，只不过他们在日本本国可不敢像在这里这样干，因为那样的话各国政府是要闹起来的。」

日本人这种态度最触目的表现之一、或者说在别国侨民中引起格外愤慨的一件事，是长春爱尔兰教会一位年轻女士的遭遇。她给最近的英国领事的书面报告，其文如下：

长春爱尔兰教会

一九一八年十月三日

敬启者：

昨日午后我出门散步。走了一两英里，在一处地方上了南满铁路的线路，我估计那里在长春车站以西两三英里。铁路旁边有一条好走的小路，我决定循此路回家，因为此前我已这样走过好几次，不曾受过阻拦。我走了约莫一英里，正要循一条向南通往教会住宅的路离开铁路线，迎面遇见三个日本兵自长春车站方向走来。我正要静静地走过去，其中一人拦住了我的去路，用手把我推回来，嘴里喊着我听不懂的话。我以为他们不过是趁我孤身无援而想胡闹一番，便站住不动。他们不会说英语，中国话也只会一两个字。经过一番并无结果、而他们态度粗鲁无礼的争执之后，我认为忍让为上，便转身要照原路回去，却发觉那条路也被另一个兵拦住了，他扬言我若要过去便动手打我。两边都是路堤。我抗议说总得容我或者往回走、或者往前走，于是被前面那个兵重重地打了一下。我很懊悔自己没沉住气，用手杖打了那人的脸。于是他们三个一齐扑到我身上。他们把我的手杖折成两段，用它打我。他们拳击我的脸与头，把我掀倒在地，揪着头发拖我。他们扯下我大把的头发，下手之重把我的发梳都打断了。随后他们对我作了一番屈辱的搜身，名义上是搜炸弹，其详情我不愿细述；最后用绳子把我捆了，押到兵营去。我在兵营里站着，被捆得几乎透不过气，等着长官到来，而围拢过来的人群中有两个兵重重地打了我的脸，他们打的痕迹至今还在我身上。

那位军官到场后，下令给我松绑，把我带进他的办公室；我必须承认：自那时起，我虽被扣留了三个多钟头、并被三四位官员（包括副领事在内）问过话，却不曾再受任何虐待。

我要着重指出下面几点事实：我所走的那段线路附近既无桥梁，也无军火堆栈或任何战争物资；先动手的是那个兵，而除了自卫的那一下之外，我不曾对逮捕作任何抵抗；我被捆住、毫无还手之力以后，头脸仍一再挨打，并在兵营里被那些不曾目睹我被捕情形的兵无端殴打。

我如今明白：在眼下的情形下沿铁路线走是一个错，因为也许有禁止此事的章程而我不知道；不过此前我曾几次那样走而不曾被扰。即便就算我被捕是有理的，逮捕时的残暴与那些兵此后难以言说的举动，也是全然无从辩护、无可原谅的。

我虽极愤恨所受的这场不堪忍受的侮辱，却也宁愿避开把此事呈到台端所要引起的张扬；然而我觉得作为一个英国臣民，把这些事实呈请台端注意是我的本分。我也曾请教眼下长春唯一的盎格鲁—撒克逊外交人员、美国使馆商务参赞帕尔默先生，他力主应把此事奉告台端。因此我把详情全数写给您，盼望您能采取必要的步骤，为此事取得满意的交代，并防止此后再有对我在满洲的同胞的类似暴行。

谨启

接到这份报告之后，一位英国领事官员前往长春调查。他在那里受到日本领事的无礼对待，不过还是取得了大部分事实，并报给了英国驻北京使馆。同这类事情的常例一样，日本报纸设法把这件事搅浑、并加以歪曲。南满铁路的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一期刊出：

长春附近又一桩不快之事

我们很抱歉不得不报道又一桩不快之事，这一次牵涉到长春一位英国女传教士。此事本可由我们略过不提，若不是它被闹到了北京的英国使馆。

本月二日下午六时许，暮色已浓到难以分辨人脸，在长春以南约三英里的十里堡，可以看出有人在铁路轨道上来回走动的身影。近来路轨的鱼尾板与铆钉屡被拆去，危及行车。那位陌生人查明是住在长春的一位英国女传教士；当日本巡逻兵中的一人上前盘问时，她做出要用手中所持手杖打那士兵的样子。这只是加深了那位日本士兵的疑心，那位女士遂被带往铁路守备队办公处，继而送往宪兵队，最后送到领事馆警察署。据说那位女士当时在气头上，可最后承认自己天黑后沿铁路轨道闲走是不检点的。她被放回家去，未再多事。

后来才知道，有人向英国驻奉天总领事控告说一位英国女士受了侮辱，那位总领事亲自匆匆赶到长春，会见日本领事山内，要求那位冒犯的日本士兵道歉。山内先生表示奇怪：那位女士既已自承不检点而回了家，何以又来控告；不过他答应亲自查明此案的真相。英国总领事奥布赖恩·巴特勒先生随即回了奉天。在得到长春日本领事的回音之前，那位女传教士所述的一套说法已被转呈北京英国使馆，此案又循例转给了日本使馆的人。于是使馆当局向长春领事馆的人索取详情，此事已极细致地查核过。

在我们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之前，我们愿意听一听另一方的说法，或者至少听一听关于这桩憾事的某种官方叙述。不过我们仍旧很抱歉又添了一桩不快。

我们不妨说明：日本士兵值勤时只知有职守，不认得什么人。这一特质正是使日本士兵可畏的一点。譬如在战区之内、乃至在戒备森严的地带之内，凡对日本哨兵或巡逻兵的盘问不作答者，尤其在入夜之后，便是自招被枪击之险。——《满洲日日新闻》编者。

我从官方来源得知的具体事例数以十计，兹举其一，以说明日本不断努力在中国确立实际主权、并迫使别国侨民承认它的一个侧面。下引一份一九一八年六月的官方报告：

新近……一位英国臣民，他在本地（满洲）代表着英国在东方最大的商行之一，本地居民对他也很熟识，他乘南满铁路的火车出行。一名日本列车员对这位乘客的私事与生意作了极为无礼的盘问之后，要看他的护照。这位乘客素来不带护照，因为中国当局并不要求，而他又是众所周知的人。他常在这条线上往来，连列车员工都认得他。他拿不出护照，便受到列车员工的侮辱与暴力对待。火车到长春，他被带到一处（日本）警察署，扣留了几个钟头，受了各种盘问。他要通译而不得。最后他被带到日本领事面前；据这位英国臣民说，那位领事说：「照日本政府的看法与主张，你是在日本领土（铁路附属地）上，必须服从日本人；日本人是东方的主宰，非服从不可。」那位日本副领事说他奉有训令：凡外国人无经日本领事签证的护照，不得在南满铁路上乘车。他还告诉这位英国人：他的护照若未经当地日本领事馆签证，便不得在长春逗留。有一点或许值得一提：这位英国人所代表的商行，在东方是日本几家大糖商强有力的竞争者。

新近美国商务部一位特派员把美国商人如今在满洲与山东经营所受的种种妨碍撮要如下：

一、在日本各银行受拖延。美国与别国商行的司账被迫等候，而日本人却得到迅速照应。

二、以种种借口把货物扣在通商口岸与火车站，而日本商人所发或所收的货物则迅速移运处理。

三、在日本神户与其他转运口岸有同样的拖延：美国商行所发或所收的货被扣，而日本商行所发或所收的货则迅速移运。

四、日本所控制的在华铁路给日本货主种种特别优待，包括一套暧昧的回扣之制。

五、对中国人施以一套「揩油」之制，除非那些同日本人合伙的人。

六、侵夺中国人的生意与产业，除非那些同日本人合伙的人。

七、日本的行商与商人规避中国地方上的赋税，而别国商人与中国人却得照缴。

八、操纵日本人所控制的公用事业，如邮政、电话与电报，以给日本商人便利。

九、利用战时的检查、以及那些使自美国寄往中国与东方别处的邮件须在日本交由日本邮政当局转发的情形，去延误在华与在东方别国经商的美国商行的商务函件，去探知这些商行的商业机密，并利用这样得来的消息为日本商行揽生意；对日本所控制的电报及其他通讯，也作同样的利用。

十、拒给美国货在日本船上的舱位，以便利与之竞争的日本商行；并给日本货主比与之竞争的美国商行更低的运价或回扣。

十一、伪造美国著名制品的商标与其他辨识标志，并在中国大量销售那些制品的日本劣质仿冒品。

若要为这份撮要中所列的种种指控一一列举证据与凭证，可以装满厚厚一大卷。它所提到的许多事，近年来已成为美国在华各商业团体采取行动与提出建议的由头。日本的检查所造成的美国邮件的延误与被滥用，终于使美国政府在一九一八年下令：寄往中国的美国邮件只许由美国船只运送，且不得在日本转船，从而免得被日本人窥看。美国邮件之所以要转船，本是为了省时。譬如自美国来的船先靠横滨，再驶神户与长崎，每口都停。把邮件在船一到横滨便卸下，改由铁路运至下关，再由日本船运往上海，或经朝鲜与满洲由铁路运往天津与北京，可省好几天。此外战时有许多美英船只、以及自美国来的日本邮船，都自长崎先赴马尼拉再去上海，而寄华的邮件与旅客则另行转运。

战时日本航运在对华与跨太平洋贸易上对美国及其他外国商务的操纵，引起了愤激的怨言。兹引一份论此事的领事报告：

题目：日本人在远东的航运活动

一九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关于日本不公平的手法，怨言极多。日本人有他们民族的特性，可以料到他们为达目的会把我们所认为可疑的每一种贸易手段都用上。这一点应视为当然，而应以美国人所能表现的、业已证明的更高本领去应付它、胜过它。……

在所附的节略中，一位机警而活跃的商人把若干骇人的航运报告归纳了一番；我确信、也相信这些事大体上都能以秘密的具结书作证。

兹引美国在华协会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作年报：

如今且从一般的贸易转到几项具体的考虑——前景如何？美国棉货从前在满洲居首位。俄国占领之下，各国在满洲的地位是平等的。同样的税与费向一切人征收，而运销货物与一般营业的便利也令人满意。如今全变了。在日本的治理之下，凡能推进本国贸易的机会无一放过，而在竞争者看来，所用的手段是背离公平交易的。事实上，它们构成了对门户开放原理——美国在华外交正以此为本——最严重的违反。日本的竞争所采的形式，是一套回扣之制，不但在运费与船价上如此，而且在向一切别国征收的税与费上予以豁免。除此之外，还为非日本的行商想出了许多种细小的刁难，而仿冒已有的商标也是常事。

如今日本人到了山东，而且不是德国人在青岛所据的那样一个小小立足点，却分明决意要支配全省；那么同样的手法是可以料到的，因为这正同在朝鲜与满洲所行的一路。北有大连，南有青岛，日本便已握住了自俄国边界至长江流域华北贸易的潜在控制权，而她的商人对长江流域早已垂涎。就此而论，显然不但是我们自己，别国也面临着贸易的损失。

所表达的对日本占据山东的后果的忧虑，已被事变充分证实。

美国在华协会由各阶层、各行业有代表性的美国侨民组成。美国在华商会顾名思义，主要由商人组成。该会一九一八年的职员是：大来洋行的哈罗德·大来，会长；美孚洋行经理斯普拉格，副会长；美国钢铁产品公司的加拉格尔，司库；《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书记。该会新近公开了下面这封信：

上海，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美国驻华公使

芮恩施博士大鉴

北京

敬启者：

美国在华商会中有若干会员在青岛有利益，谨此奉请阁下火速垂注日本政府所宣告的、它愿意把胶州租借地交还中国所据的条件，以及我们认为这些条件对美国在华北利益必然会有的后果。

阁下当记得：一九一七年秋日本公使递交中国政府的关于该租借地的照会中说——我们所引的是《日本纪事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刊出的译文——：

「俟目前战争终结、胶州湾租借地完全归日本自由处分之后，日本政府将依下列条件将该租借地交还中国：

「一、胶州湾全部开为商埠。

「二、在日本政府所指定之处设立由日本专管之租界。

「三、如各外国愿意，得设立各国公共租界。

「四、关于德国之建筑物与产业之处分、及其有关之条件与手续，日本政府应于交还前以双方协议定之。」

我们谨陈：鉴于当地实际的情形，这些条件实际上等于把青岛及其腹地绝对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而自营业的眼光看，其效果等于日本政府径直吞并该港、并实际上吞并该省。因为日本人打算要求的那块租界，正是青岛全港商业必然集中的那一部分，即环绕港口、海关与拟建的新火车货站的各区。留给公共租界的那部分市区将是眼下的住宅区，而这一块又可以因上引条件第四款所定的那种「处分」而在税收上变得一钱不值——那种处分甚至可以把公共屠宰场与电厂都包括进去。

这种对日本意图的看法，其证据是明白无误而显而易见的。它就摆在人眼前：在商行、银行、学校、茶馆与私宅之中，无一不是一套设计巧妙、推行迅速的方案的产物，而那方案完全是为着占据并切实充实那一片对贸易与商业至关紧要的地区。日本人控制码头、铁路与海关意味着什么，我们谨陈：这在大连与满洲已有充分的例证——在那些地方，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几乎全然无望参与本该向一切人开放的营业。

因此我们力主：若要使非日本人在青岛与山东全省享有同日本人均等的营业机会，整个港口应或者国际化、或者交还中国政府；并且力主：无论取哪一种办法，若准日本人自择其租界之地，则一切码头、铁路与海关都应不归其控制。

我们力主此事，并非为着美国在青岛的利益，而是为着在上海与天津的利益——倘若这个港口与胶济铁路及其拟议中的展线的控制权落入日本人之手，成为一道只对日本人开放的门户的枢纽，那么上海与天津的进出口贸易将大受掣肘。鉴于美国新近的种种进展、以及远东局势整体极可能即将被讨论，我们相信阁下必能体谅此一节略之急迫。

至于本会对这块前德国租借产业将来处置的意向，我们赞成把它办成一个真正的公共租界，其一切港口设备与滨水特权均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绝对管辖。俟本会特别委员会能对此国际管辖之事再作调查之后，我们将欣然把我们的节略与建议抄呈阁下。

想必阁下已知：足以印证并说明我们看法的详细材料，美国政府已经掌握；倘阁下需要更多或具体的细节，我们随时可以奉上。

顺致敬意

（署名）美国在华商会

兹录一位美国商人所写信中的一段，此人在战前与战时都住在青岛；并录美国驻华商务参赞办事处对此信的评论。此信写于一九一七年七月（着重处为我所加）：

倘若你想为美国商人办点真正的好事，最好想个办法，使货物能运进运出中国，而不必逼一个货主非有一个日本的关系才发得了货。商务部派人出洋搜集消息、维持一套驻外机构，这固然很好，可整个宗旨都因航运之便的缺乏而落了空。一个买主若在华北这里买货，他便完全听凭外国轮船公司摆布，而那些公司的代理人同样是商人，也想推销自己的货。进口也是一样。……直白的真相是：在这里若不经日本人买货，你就发不出货。你去问问某某先生，他说他不能挂美国国旗，也不能因日本的章程而在门柱上挂英文的招牌。

商务参赞的评论。

接读九月七日来函，附青岛七月二十七日致商务劳工部一信。阁下问我，所附信中的说法是否有理。我相信其中多数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日本似乎正竭尽所能，要在战争结束之前加强她在中国的地位。日本政府显然已训令日本各轮船公司对非日本籍的货主实行差别待遇。我作此说，是根据在华美国商人所提供的证据。已有几家美国商行告诉我：他们的货曾被拒给日本轮船的舱位，而那些舱位随后给了日本商行。在华美国商行一种极普遍的怨言是：经神户转运的往来美中两国的货物，常被无端扣在神户，而同一条船上、发往或来自同一口岸的日本商行的货，转运却极迅速。有一家商行告诉我：一批自美国运往北京、经神户转运的暖气设备材料，在神户躺了三个月，而在这期间日本商行正在北京就同样的材料投标，并声明可以立即交货。上海的美国商行说：过去两年间自美国经日本船运往中国的钢铁，到货时常常短少，而日本轮船公司很爽快地把这类短少的索赔全数照付。有一次一条日本船在日本搁浅，船上开给在华美国商行的美国钢铁货物被卸走，而这些商行的索赔照付无误。这些手法是用来为日本的造船业攫取一切可能弄到的美国钢铁存货。

在华美国商人还说：日本轮船公司利用从美国商行的运输单据上得来的消息去帮助日本商人。美国货主的另一处难堪，出在日本人在青岛与大连的做法上。……

总的看来，日本似乎正在美国竭尽所能地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美国对日本在中国居支配地位一事无须担心；换句话说，一条所谓亚洲的日本门罗主义将保证美国在华贸易机会均等。此外，日本似乎还在设法使美国公众相信：由日本控制太平洋航运，美国也不会吃亏。不幸的是，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同她在美国经其代理机构与宣传所作的陈说，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相符。在中国这里，日本正竭尽所能阻挠美国的事业、并迫使美国对华的贸易经由日本的渠道。……我恐怕此时向日本抗议是徒劳的。我们最有效的办法，在于提供足以保全我们贸易独立的美国航运与其他便利。

战时日本轮船公司对那些运往、运自或经由在华其他外国商行的货物所行的差别待遇，在长江上也格外显眼。船只作为增进或阻碍对外贸易之具，这个问题对美国这个民族其重要无比；因为有船或无船，可以被用来给贸易设下同差别关税或税则一样有效的障碍。

十二西伯利亚问题

西伯利亚与东方问题—二者关系之密切—俄国崩溃后的局势—日本与出兵干涉—俄国人的态度—鼓吹干涉的宣传—日本向协约各国的试探—法国的态度—英国的态度—日本与德国—两国联手之险—中国的利害—对中国的威胁—日本提议独家干涉—英法两国的动机—谋取美国同意的努力—宣传如潮—剖析美国的利害—保护民主各民族之重要—疆土的毗邻—旧外交的伎俩—对日本的疑心—独家出兵之议被否决—日本态度之变—由资产变为负累。

西伯利亚同远东的难题纠缠得解不开；一九一七年俄国政府崩溃之后，动乱蔓延到俄国在亚洲的领土，这便强烈地反作用于那一带国际的势力均衡，并立刻进入了这场世界大战的政治视野。

对这些事态的意味与可能，日本是较为敏感的。有大量迹象表明：东京政府起初几乎不知如何看待它们。从一面看，俄国的涣散严重地使日本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复杂化了。从另一面看，俄国新政府无力保护旧帝国边远的疆土、而这些疆土各自为政又很孱弱，这或许能给日本在大陆上的扩张带来一个大好机会。这个前景如此诱人，以致一时几乎把日本的注意力从中国引开了。日本国内就这个问题很快形成了两派意见，其共同的目的都是为日本谋利，所不同的只在达此目的所当采取的办法。

归根结底，日本的舆论几乎会一致赞成的一条路是：派一支大军进西伯利亚，向东占到看来可行而便利的地步，趁占领期间把日本的利益在那里扎下根，把占领期尽量拖长，然后拿这样得来的地位在总的和议上当一件交易的筹码。可是要把这条方针付诸实行，中间有难处。日本若单独行动，会同协约集团里几个强国生出严重的纠葛。把其中所牵涉的、彼此交错的国家利益与敏感之处剖析一番，也许就能把这个局面说清楚。

倘若日本单独派兵进西伯利亚、占据那片土地，俄国人中的大多数无疑会把它看作一场薄薄地蒙着面纱的侵夺。俄国人准会相信：日本最终的用意是把这样占据的土地吞并下来，其办法正是德国当时在俄国西部所用的、也正是日本在朝鲜、满洲与山东所用的。俄国人深深不信日本，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在政体与国家目标上都是绝对专制而帝国主义的。在那个关头，俄国的广大民众虽则痛切地觉得一时只得接受同德国那纸不能令人满意的和约，可比起日本同样的渗透来，他们对德国的渗透倒还不那么怨恨。在受欧洲人与受亚洲人支配之间，俄国人宁愿受一种白种文明的管辖。这便是俄国人整体上在这一并立中最根本的心理。所谓协约国对俄国的「援助」，若采取了这样的形式——由一个仅仅十年前还在那一带同俄国交战的国家，对俄国远东的属地作一次亚洲式的入侵——那多半会把俄国人心里对协约国战争目的残存的同情一扫而尽，使他们倾向于接受德国在欧俄的笼络与和平渗透的努力，并给在俄国的德国人提供一个有力的反协约国的论据。那时候欧洲的军事局面岌岌可危，人们认为冒险把俄国的人心整个推到协约国的对面是极不智的。况且这个问题另有许多面相，牵动着别国的利害与战后世界的情形。

日本应当出兵西伯利亚这个念头，最早是在一九一七年夏天提出的。看日本的宣传机关如何处置这类事情，总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件事上，用的是让这个提议看来出自另一国的手法。我所注意到的最初的宣传，是自伦敦发给日本与美国报纸的电讯，说英法两国政府对西伯利亚的局势日益不安，可能要请日本出兵干涉。这些电讯多半是日本驻伦敦使馆所授意的，作用是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挑起来。这场报纸上的宣传在一九一七年夏秋两季断断续续地进行，看来并没有什么确切的官方根据，直到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日本向协约各国中的几国、以及美国递交了一份照会，才算给了它这样的根据。我见过据称是那份照会的抄件或草稿。它指出了若干据称存在的情形，并为日本出兵「维持秩序」、保护协约国在西伯利亚的利益提出了条件。日本声明并无吞并领土或长久占领之意，可她要求承认她对中国的优越地位，并要求在东西伯利亚享有开矿、伐木与渔业的独家租让权。作为回报，日本许诺协助保护协约各国在欧俄的经济与政治利益。

日本政府这一举动把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问题上，并迫使协约各国表明自己的立场。就此须记住：美国在法理上并不是协约国之一，因为美国政府保留了行动的独立，不曾同那些与它共同作战的国家订立任何协议或同盟。意大利与协约国一边较小的交战国会同意日本在东方的举动、以换取日本支持它们在欧洲的特别愿望，这是不问可知的。于是要对付的只剩下英国与法国了。

法国在那个关头的国策可以一句话概之：「把阿尔萨斯与洛林拿回来！」一切都服从于这个目标、服从于使法国在战后得保安全。除了西伯利亚的丧失或转手会影响俄国最终的偿债能力之外，法国几乎没有什么利益会直接受满洲与东西伯利亚问题的影响。法国在俄国的投资是一件大事，而俄国的革命政府已经透露过要赖掉帝国债务的意思。至于法国在满洲的经济机会，多年前已经拿去换取各国承认法国在华南的特殊地位了。法国人的观感似乎模模糊糊地把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同恢复旧局面、同维持俄罗斯帝国政府的财政义务联在一起。然而日本占领东西伯利亚能不能办到这一层，是很不确定的；它倒可能起相反的作用，激得俄国人痛恨他们从前的盟邦。当然可以确定的是：日本政府决不会为了挽救或保护法国在俄国的投资而奔走、而作任何牺牲；其实尽可以假定：这些投资是失是得，日本是漠不关心的。日本倒急于保住俄国欠日本人的战债，而这一层靠日本占领西伯利亚便有了着落。当时法国对世界政治的眼光被德国这一危险所遮蔽；何况东方问题对法国分量甚轻。就抽象而论，倘若不牵涉别的事，法国的政治家多半倾向于遏止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虽则法国反对的经济理由不及英国之多。

英国对西伯利亚问题的态度有时很叫人费解，而它似乎全然是由帝国的权宜所驱动的。若把它当作一件孤立而不相干的事，英国政府多半并不愿意日本进西伯利亚，因为这样的举动势必进一步损害英国在华的地位与威望。可是俄国的崩溃、以及由此为德国的政治影响、乃至可能为德土联手的军事压力开了一条通往印度之路，当时已使英帝国的那一部分危险地暴露了出来。以当时欧洲的战局而论，倘若潜伏的民族主义愿望与德国的宣传在印度煽起一场叛乱，英国是很难匀出兵来保卫印度的。真到那一步，有迹象表明可能要请日本派兵去印度，而英日同盟看来正为这种意外作了规定。可是英国人对在印度使用日本军队这件事，意见分歧得很厉害。许多研究亚洲政治的人坚信：日本的泛亚细亚宣传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其危险远大于德国在那里的宣传与阴谋，也远大于从前俄国在那里的宣传与阴谋。在那个时候（一九一七年），英国政府似乎不得不在两害之间择一：或是一场由经高加索而来的军事进逼所支持的、带着回教色彩的德国宣传；或是一种被引进这个国家、并由一支日本军队四处铺开的日本影响。当时国会里的言论表明，英国政府倾向于认为日本的军事援助是害之较轻者，可许多英国人不以为然。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可能——这种可能在大战的多半时间里都潜伏在协约国方针的背景之中——即日本或许会同德国达成谅解。有可能德国的影响越过乌拉尔山，在西伯利亚某处同日本、或者同中国的影响相接触。这并不确切地是说德国或东方任何一国终能吞并或并吞俄国；不过无论从前的大俄罗斯及其属地是统一在一个幅员广大的政府之下，还是它从前的疆土被分给好几个政府，这个国家内部的情形都将使它易于受东西两面同它接壤的较强国家和平经济渗透之侵。因此德国既然透彻了解日本这个民族的真面目与它的野心，此时对日本影响的扩张、对日本在东西伯利亚立起一个「范围」，便会漠然置之。若是那样，德日两国的范围便会逐步推进，直到在西伯利亚某处相遇。届时它们的界限可以由双方协议来调整，正如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之后，这两国以条约议定瓜分那片它们为之交战、而原本并不属于它们中任何一国的地方；随后一九一六年又以一纸密约相约共同防卫所得、以抗任何第三国。德国多半是乐见日本独家干涉西伯利亚的，因为那会使俄国人的同情疏远协约国，使德国在俄国推行友好同化的方针更易得手，而且还会在协约集团各国之间挑起分歧。日本独立干涉，照逻辑说来是更可能对德国有利，而不是对协约国或俄国有利。

中国是东方问题的焦点，她在这个问题的每一面上的利害都是绝对的。尽可以说：中国在西伯利亚问题上的利害，对她将来的安全与国家地位其攸关之切，正如阿尔萨斯与洛林问题之于法国，又正如荷兰、比利时这样的缓冲国在欧洲的存在之于英国的安全。日俄战争的结果，中国实际上失去了满洲与蒙古那两片广大省区的控制权。大战中俄国崩溃的结果，中国有了一个机会重新控制北满、并收回蒙古。而如今又来了一个拟议中的日本占领东西伯利亚，再一次威胁中国全部的北疆，把一道更长的阴影投在这个中央之国上。以近世建立帝国过程中外交所发明的那些现成的名目来衡量，中国在西伯利亚问题上的利害是根本性的。以「疆土毗邻」来衡量，中国居于首位，因为中国同西伯利亚在一条延绵数千英里的陆界上接壤。以「既得利益」来衡量，中国又居首位，因为中东铁路的归属权是中国的，而该路有约莫一千英里在中国境内。以人口的接触来衡量，中国也居首位，因为有数十万中国人住在西伯利亚，在那里拥有大量产业。以所谓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来衡量，中国更易受其渗透，因为中国骨子里是一个庞大而松散的民主之国，极易受这种渗透；而日本，譬如说，是一个僵硬的专制之国，对这种渗透异乎寻常地不入。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倘若给日本在西伯利亚以「自由之手」，中国不能不觉得受了威胁；因为日本若占了贝加尔湖以东的那片土地，便会把中国北方各省像一只臂肘似的围住，而南满有一大部分已在日本准主权之下。简言之，促使中国加入协约集团对同盟各国作战的那些考虑，将在很大程度上落空，而所造出的局面在实行上多半要于中国不利。无论如何，中国人对这个前景大为惊恐，并把他们的不安表示了出来。

一九一八年初，多半是在正月，日、法、英三国政府就出兵西伯利亚一议达成了谅解。这项谅解的细目至今仍是这几国政府的机密，不过几乎无可怀疑：日本诱使法英两国政府同意她独家干涉，条件是美国也须同意。日本选择提出这一主张的时机，正当协约国军事局面最黑暗的阶段，就在德国在西线大举进攻之前。法英两国当时不便因显出不信任日本的动机而开罪于她；更何况美国的军事增援与补给是击败德国所绝对必需的，她们就更不敢开罪美国了。日本为换取盟邦在西伯利亚问题上的支持而提供或许下了什么，在各国政府核心圈子之外无人确知；不过据信其中包括：许诺在某些情形下派兵赴欧，并同协约国一道向俄国施压，使俄国承认其外债有效。法英两国则须支持日本解决远东若干问题与情形。

有了这份支持撑腰，日本的外交便着手展开一场运动，要取得美国对日本出兵计划的同意。一九一八年正月下旬与整个二月，日本在美国的宣传机关在英法两国宣传机关的有力支持之下，大举鼓吹给日本以自由之手。「信任日本」是它的口号，并且力图把反对这一主张的议论都说成是德国的宣传，以便压下去。美国报纸迁就到了可注目的地步，一时看来日本要如愿以偿，美国就要被推着表示同意了。关于美国的方针，我曾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这样剖析过这个问题，那是一份不曾刊布过的节略：

由于同欧洲这场战争的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只要它愿意，便能在这个问题、以及东方其他问题上施加一种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政府参战的目标，据总统所宣告的，是把民主的政体确立在稳固的地位上，把军事专制从文明的支配因素中革除，并压下一切由军事专制与国家的帝国主义倾向所生的国际方针与手段。世上疆土与人口最大的两个民主之国，是俄国与中国。我们看得见这两个国家与民族可能如何受这个西伯利亚问题的影响。这两个国家都在挣扎着——有几分茫然，也极无效率——要确立民主的政体。

倘若日本对东西伯利亚的军事占领恰好同德国自另一面同样的推进并存并齐，而这两个专制之国又结成联手以彼此保障所得，那么俄国与中国那正在萌芽的民主运动会有什么样的命运——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便是显而易见的了。再者，若真到了那一步，那么由这一联手所体现的高效的专制之力、以及这两国与其附庸所掌握的、对半数以上人类与将近半数地球天然资源的命运的控制，终究可能压倒政体上的民主形式，把文明推后几百年。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毋宁说在它某些可能的结果上——也有极可观的实际利益。俄国与中国将来的开发，为美国的金融与商业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美国固然有许多充分的理由希望永远（若办得到的话）同日本保持极友好的关系，可这一愿望的重要，比起维持中国在日本或另一个专制政府面前的独立与完整来，是次要的。何况俄国与中国的商业可能——无论分开看还是合起来看——其潜力之大，远远超过日美两国将来的商务。倘若日本占据东西伯利亚，战后又不被逐走；而另一面德国又取得俄国西部各省或对它的经济支配；那么战后美国的贸易要进俄国，便只能东边穿过一个日本地带、西边穿过一个德国地带。日本在她已渗透的那部分中国所行的商业方针、以及人们所知的德国对弱小国家的商业渗透方针，已充分提示这样两个分处俄国两边的地带对美国与一切别国的贸易意味着什么。

美国的政治家想必不会没留意到我们几个共同作战国的某些高级官员关于战后世界治理之说的某些言论。贝尔福先生新近在国会的一次演说中明白透露：英国政府尚未准备、或者尚看不出有什么路子可以放弃那通常被称作世界政治中势力均衡的说法。这预示着战后国际政治将照互相牵制平衡的原理继续下去。在这样一套制度之下，在任何一种势力均衡之中去增加那些政体以专制为本的国家的权力与影响，终究不合美国的利益，也不合民主的利益。这番议论施于眼下的西伯利亚问题、以及它同中国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这场战争终结时所订的和约，并不会了结那场争取一个真正民主的世界的斗争；它甚至未必能在这个目标上有多大进展，所不同者，只在于它将唤醒民主各民族看清自身的危险，并策励他们继续为自由的制度而努力、为这番努力而装备自己。倘若这场战争的结果只是把势力均衡之制再延长一个时代，并造出一种专制与民主两种力量在文明中几乎势均力敌的均衡，那么俄国与中国这两个民族被事变推往哪一边，便可能成为天平上决定性的砝码。

这种可能，加上美国对太平洋上势力均衡永远会有的那种根本利害，使西伯利亚问题在别的民主强国无暇他顾之时具有了重大的意义。尽管英法两国政府看来默许了日本进西伯利亚这一拟议中的举动，显然这两国的这种态度或出于政治上的权宜、或出于此前的密约、或出于对欧洲局面过于集中而无暇他顾。让日本在西伯利亚与在中国有一只自由之手，多半不会有益于英法两国真正的利益。很可能英法两国政府虽因此前的承诺或别处眼前的利益而不便公开反对日本在这件事上独断的举动，可是倘若美国的异议能把这件事挡住、或使它改一副面目，她们也不会不高兴。而且即便美国在这件事上同英法两国政府的见解分道扬镳，这样一套美国的方针到头来也比给日本与远东一只自由之手更能为英法两国的利益效力。

极东的西伯利亚——堪察加及其以远——同阿拉斯加极为切近，而阿拉斯加是美国一块宝贵而迅速开发中的属地，美国政府就此事应当把这一点考虑在内。日本若长久占据那一带，将来对美国军事上的安全必有严重的影响。就眼下这个日本占领东西伯利亚的提议而论，日本据有隔着白令海峡同阿拉斯加正相对的那一部分亚洲（并有朝一日循此路线在两大洲之间接通铁路的可能）这种意外，看来或许还远；可是须记住：凡日本以军事必要为由占据过的土地，她从来不曾交还过，虽则她一再保证要交还。东西伯利亚在矿产、煤与林木上巨大而未曾开发的天然资源，一旦落到日本手里，对她便是绝大的诱惑；而要她放手，便等于把她作为一个近世强国的全部历史整个翻过来。倘若她在战争期间取得对这一广大地区的军事控制，那么合乎情理的假定是：她会趁这段时间在那里扎下根；而俄国此后多年多半是一个孱弱而支离的国家，从那一边不会有什么力量能把日本撵走。在那样的局面下，日本或许能在世界政治的场上运作得法，取得多数列强同意她保有东西伯利亚——正如尽管有条约与明确的保证在，日本仍能取得列强同意她吞并朝鲜一样。日本对东西伯利亚的占领一旦成为事实，在世界政治中便会渐渐被当作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而除美国之外不会有哪一国在这个问题上有足够的利害，值得去走极端反对日本。

西伯利亚问题的这一面，美国政府眼下不应当听任它无人过问。日后待日本或已在那些同美国领土紧邻的地区立起了军事占领，再提这一点恐怕就难了。倘若此后的事变当真显出确有必要由协约国占领东西伯利亚，那么美国无疑尽可以自己担起在黑龙江以外之地维持治安的差事，其理由是：那一带在疆土上更切近美国的属地，因而美国政府有权、也有责任去担起在那里维持秩序之任。就地理而论，那一带有很大一部分离美国比离日本更近。

日本在取得法英两国同意她独立干涉西伯利亚一事上，其接近的办法把旧外交那套迂回的手法演示得恰到好处。东京外务省无疑一直明白：真正的难处在取得华盛顿的同意；可他们并不直接去找华盛顿。据可靠方面告诉我，日本在伦敦与巴黎提出此事时说：美国政府既已以蓝辛—石井协定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使命——照日本对该协定的解释——那么它便很难拒绝承认日本同东西伯利亚的类似关系。也许英法两国政府接受了日本对蓝辛—石井两份照会的解释：凡旧派的外交家几乎都会那样解释它们。无论如何，英法两国外交部或许觉得这正是个「把难题推出去」、把这道题目摆到华盛顿面前的好时机。可是有几分出人意料的是，华盛顿对这个提议很冷淡。有几件事也许影响了国务院的态度。其一，华盛顿当时对战局的看法比巴黎与伦敦乐观，因而不觉得局面已危急到非把重要的原则拿去交易或打折扣不可。其二，华盛顿到那时候或许已经对日本给蓝辛—石井协定所作的种种解释感到不安，觉得是时候把自己的立场说得更明白些了。无论如何，华盛顿拒绝同意由日本独家干涉的计划，这计划便就此断送。

把协约集团各主要国家方针背后较大的政治动机这样勾画一过，便可看出「给日本一只自由之手」的干涉之议何以被否决。对日本的疑心是否决它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如此明显，以致西方各国被授意的宣传都用大篇幅去申明她们如何一概全心全意地信任日本，说不信任她并不是放弃一国干涉之议的原因，而是别的重要考虑要求这一举动若要做，便须带国际的性质。直白的真相多半是：华盛顿政府（也就是威尔逊总统）坚持在西伯利亚要么共同行动、要么根本不动，而它的影响足以决定这件事。

一旦议定：万一必须干涉，在西伯利亚的行动须是共同的，日本的局面便全然改变，因而她的方针也改变了。显然：由日本独自干涉西伯利亚、并从协约集团其他各国手里取得一纸秘密的自由之手的委任，对日本而言同她参加一次共同的国际干涉，是全然不同的两种局面。独自行动，日本便可以把一切都攥在自己手里，可以照自己的心意把事情安排妥当而不受干扰，而且多半能使由此而成的任何现状在和约条款中得到确认。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是急于干涉的。那样的局面是一笔分明的帝国主义资产，或者可以做成一笔资产。可是共同的国际干涉，连同它必然要给占领地区的军事与民政职权所加的限制、以及此后须使这一局面在和议中带上国际性质的必要，在日本看来便成了一笔负累。日本若独自干涉，便可以在和会上把她的举动摆出来作为对协约国事业的一项特别贡献而索取补偿，或者接受东西伯利亚的一个「特殊地位」作为补偿，过几年再化为吞并，一如朝鲜之例。可是日本若同美国及其他列强共同干涉，则那些国家在这一地区最后的处置上便有同等的发言权；而倘若——像美国多半会做的那样——出兵与占领的费用算在战争的总开销上、而不算在被占领的国家头上，那么日本出兵的费用便可能全数白花。因此自一国干涉之议被否决之时起，日本的舆论便反对任何干涉。简言之，日本宁可让西伯利亚的乱局自行其是、自己碰碰运气在那里悄悄地浑水摸鱼，也不愿别国的军队与文职官员在那个国家里立住脚；因为他们一旦到了那里，其存在便是对日本的一重牵制，而要他们撤走恐怕得等上许多年。

把这一局面的种种因素巡视一过之后，我们可以转过来看西伯利亚与满洲的事变了。

十三西伯利亚问题（完）

俄国革命的影响—它向东方的蔓延—西伯利亚的处境—它与欧俄之不同—中国同这一问题关系之密切—中东铁路—满洲的乱局—政治成分之剖析—动机各异—日本自私的方针—德国的影响—俄国的各派—俄国在满洲权威的崩溃—中国不得不有所举动—日本对美国之惧—一份秘密外交照会—日本、俄国与德国—日本谋利—向俄国各派的提议—扶植不同的派系—暗中反美的宣传—其若干例证—美国的干涉计划—日本与中东铁路—对协约国的阻挠—急遣日军入满洲—侵夺中国的职权—满洲里事件—日本人对其他盟邦的态度—长春的一件事—停战及其后。

到一九一七年下半，俄国革命已蔓延到这个帝国远东的属地，其影响在一定限度内同它在欧俄的进程几乎一模一样。有一段时间，社会本能地服从现存的行政之制，而那套制度也还勉强地自行运转下去。随后来了一段迅速崩解的时期：旧有的权威与形式垮了，代之而起的是毫无约束的个人自由；把那些辽远而人烟稀少的属地同较老的政府中心系在一起的纽带松了，随后全然断了；各色集团与领袖着手要组织新的政府；这些集团与领袖之间生出了倾轧与纷争；而他们全都在谋求协约联合中各国政府的支持。就其内部情形而论，西伯利亚所受的推动与刺激同革命所由生者相同，所含的成分也相同。

可是欧俄与亚俄在对外接触上有重要的不同。在欧洲，俄国同同盟各国接壤，同协约各国隔绝。西伯利亚则同协约集团中的三个国家接壤：中国、日本与美国；同中国是一条极长的陆界，同日本与美国则是隔海的切近。这些地理上与政治上的接触，加上它同欧俄的半分离状态，使西伯利亚成了一个新的、几乎是独立的难题。

西伯利亚在国际上的反作用最先为中国所感，是很自然的。这主要出于中东铁路的位置——它是所谓西伯利亚干线中沿蒙古边缘、横贯满洲的那一段，是赤塔（黑龙江线自那里北折）同海参崴之间往来的主要路线。依旧约，这条在满洲的铁路由俄国经营并派警，而中国有权在规定的年限届满后径行买下。外贝加尔段的办事处设在满洲中部的哈尔滨，那是同通往北京与旅顺的铁路的交会点。哈尔滨驻有大批俄军，别处也有较小的驻军，而且有为数可观的俄国平民在满洲定居，哈尔滨尤多。此前若干年间，俄中两国曾几度为俄国在铁路附属地行政权限的大小起过争执，而美国政府有好几次站在中国一边，拒绝承认俄国的主张。美国这种态度惹恼了俄国政府，尤其因为英国与其他列强都默认了俄国的解释，并使本国侨民在哈尔滨及别处服从俄国的管辖，实际上便削弱了中国的主权〔原注：俄英两国之间这项协定（附录己）是列强以承认彼此在华的各色范围为本、私下互订协定这一做法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一九一七年年底，西伯利亚铁路与中东铁路的工人、以及沿线的驻军中间，开始出现罢工与其他不服从的表现。欧俄遣散的军队中成千的旧军官与士兵为逃避革命所造成的情形而东流，其中许多人发觉哈尔滨是个便当的避难所。同样流到哈尔滨的，还有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者与同盟各国的间谍，因为那里是双重市政（俄国的与中国的），警务混乱而松弛。哈尔滨成了一个阴谋的中心。那时候以及一九一八年一整年，在东西伯利亚与满洲活动的、可以辨认的政治成分，可分述如下：

西方协约各国，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

中国。

日本。

俄国各派。三个亲协约国的集团，按地域粗略划分为鄂木斯克、哈尔滨与海参崴三个当局；还有布尔什维克，他们力图在所有这些当局中把比较有秩序的集团推翻。

德国的间谍，一部分是德国政府所派受过训练的人，一部分是被释放的德奥战俘。

捷克斯洛伐克人。

我所以这样把这些成分列出来，是因为他们的动机截然不同。

中国虽对德作战，却对那个国家并无深仇，也无特别的畏惧。中国名义上同日本结盟，而日本正是她最畏惧的国家。中国的动机是保护自己的疆土、在那些疆土之内维持自己的权威、保护自己在那里的权利与产业，并防止俄国的乱局向中国更深处渗透。除此之外中国并不想再走远。她的态度纯然是防御性的。她断然不愿干涉俄国（也就是西伯利亚）、也不愿有任何可以被解作侵略的举动。在这条路上，中国继续跟着美国走，正如她自参战以来在大问题上一向所为。

我在这里要陈述我所相信的日本的动机，证据随后呈上。日本的动机是错综的，然而十分明确。她指望利用俄国的涣散与支离，把俄国逐出满洲，并以取得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取而代之。为此她谋划挑起俄国人的内争，暗地里扶植不同的派系与领袖彼此相斗，在他们中间播下互相的猜疑；另一面，她又鼓励布尔什维克，为的是加重乱局、造出一个干涉的口实；她私下设法在俄国人中间散播对美国的不信任，为的是给那个奉派前来帮助整顿西伯利亚铁路的美国铁路委员会制造难处，并使俄国人倾向于接受日本的援助；她以军队占据满洲，蛮横地把中国人推到一边，接管他们的职权；她在外交上运作，阻止协约国在西伯利亚共同行动，而共同行动一旦定下，她又以鬼祟的手段加以阻挠。这条迂回曲折的路需要表面上的前后不一与自相矛盾，可那个主导的动机始终看得出来。

英、法、意三国的动机在原理上同美国相同，不过受着它们彼此之间私下谅解的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举动，施于日本时尤其如此。

美国的动机不曾被任何攫取国家便利的用意所玷污，除非算上帮着造出一个于俄国、于协约国总的利益都有好处的局面，并尊重一切有关国家的疆土与权利。

捷克斯洛伐克人置身这一局面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出于境遇——他们为了要到西线去，硬是杀出了俄国。他们除了保护自己不受布尔什维克攻击、并帮助协约国的总事业（其想法是战后协约国将支持在欧洲建立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之外，别无动机。他们给这个局面添了一笔极富画意的色彩，可这一笔同局面并无什么根本的关联。

德国间谍的活动、以及被释放的德奥战俘这一因素，须加说明，随后便可搁下不提，因为其影响是短暂而过渡性的。须把在西伯利亚与满洲那些奉本国政府之命行事的德国人与奥国人，同那些或消极无为、或自作主张加入布尔什维克以逃避遣返与再服兵役的被释战俘区别开来。后一类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并入布尔什维克的人堆之中，并不曾显著地增添其力量，而且脱出了同盟各国的控制或明智的指挥。另一类为数较少、听从本国政府指挥的德奥人，则走着一条明确而易于分辨的路。革命之后有一段时间，在东西伯利亚的德国间谍所行的方针同在欧俄的一样，目的也一样——使俄国涣散、使她无力再参战，并为德国对这个国家的商业渗透铺路。在满洲，这些间谍尽力在协约各国之间播下分歧，尤其是拿中国对日本的畏惧与日本对美国的猜忌做文章。可是不久便到了这样一个时候：德国政府看出东西伯利亚有乱局对它并无好处，因为那会招来协约国的干涉，而武装干涉可能因把俄国人重新鼓动起来续战而对德国的东线构成严重的威胁。德国政府明白：一个安静而超然的西伯利亚一时更合德国的便宜，因为那可以充当阻挡协约国自那一面推进的缓冲。于是东西伯利亚的德国间谍与宣传便奉命停止煽动骚乱或挑衅协约国。至于「德国的宣传」，则仍旧给日本充当着一只方便的替罪羊，凡她真实方针的败露都可以推到它身上去。

然而布尔什维主义中所含的骚动之性仍足以使西伯利亚不得安宁。在每一座显要的西伯利亚城市——托木斯克、鄂木斯克、伊尔库次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布尔什维克都曾力图夺取行政大权。许多地方发生了战斗，随之而来的是产业的毁坏。旧俄国政府向其盟邦与美国购买而尚未付款的军用物资，堆积在海参崴以及西伯利亚铁路与中东铁路沿线远至伊尔库次克及其以外的各点。这些物资停在那些地方已有好几个月，甚至在俄国军事崩溃之前、在革命之前就是如此。当日本在欧美开始宣传、为她独家干涉西伯利亚铺路之时，所谓必须保护这些物资一节便被特别凸显了出来。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之冬，协约国中有几国派了兵舰到海参崴，据解释是去协助那里的俄国当局维持秩序。日本是派船的国家之一，而日本报纸当时的语气把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显露得十分清楚：它们表示不信任美国派兵舰的动机。到那时候，所谓被释放的德奥战俘大军的危险其实已经过去；德国的阴谋既已不成其为一个因素，其他搞阴谋的成分便开始显得更加分明了。也是到那时候，其他列强、尤其是美国，正在采取措施以弄清真实的局面：令本国官员呈报，并派密使到当地考察情形。

一九一八年初，显然中东铁路正在涣散，而哈尔滨及满洲其他市镇铁路附属地的地方行政如此松弛而无能，以致协约国中若干国家驻北京的公使向中国政府建议：接管这条铁路与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是可取的。他们指出：俄国维持秩序与经营这条铁路的能力既已崩溃，这一责任与权利便落到了中国身上。那时候日本正逼中国政府扩充那项关于共同对敌作战的「军事协定」；日本驻北京使馆一听说有人提议由中国接管中东铁路的行政与铁路附属地的警务，便立刻私下提出外交上的异议，理由是这些事项已包括在该协定之内。日本设法阻止中国政府迈出那一步，并谋求这样一种安排：由日本接替俄国充任这条铁路与附属地的管理者，或者同中国共同管理。中国回避了这个问题，可最后还是决定增加她在满洲的兵力，并接管哈尔滨及别处的警务。

如今不妨往回退一点，举一举日本自俄国革命以来为在东西伯利亚取得一个优先而优越的地位所走的几步。帝国的覆亡也许把一九一六年日俄两国所订的密约一并带走了，而日本急于以同新政府的谅解来取代它。显然日本政府觉得：凭当时有效的几项私下安排，它在那一带对欧洲协约各国的地位已有保障。可是还有美国，而这个国家正在变成一个极重要的因素。美国自参战以来，便对俄国的局面抱着强烈的兴趣。革命之后它立刻派了一个专使团赴俄，去进言与援助；作为其中一项举措，还设了一个铁路委员会（称作史蒂文斯委员会），帮助俄国把她的铁路制度整顿得有效率些。此外美国还提出过在经济上援助俄国、开发她矿产与农业资源的种种提议，而报纸上对这些计划议论颇多。日本如何看待美国援助俄国，从日本报纸当时的评论与日本外交的几步举动上都看得出来。俄国革命之后所刊布的秘密文件中，有一份俄国驻东京大使克鲁彭斯基致俄国外交部的电报，日期是一九一七年七月七日：

日本外务大臣请我核实一项传闻：即那个自称的俄国政府已把太平洋沿岸各区与库页岛的矿业事业的独家租让权给了出去。本野子爵补充说：倘若这一传闻属实，将在日本造成极令人沮丧的影响。本野子爵一面充分承认俄国有权处分俄国的领土，一面又说：日本的资本家久已表示愿意参与这些矿产资源的开发，而如今同从前一样，他们随时准备为此组织日本的私人公司，同俄国的资本家合作以成此事。

子爵还在彼得格勒任大使时便提出过这个问题，可他所得的答复是：俄国的矿业法不许这些外国人在该省采矿。如今这项法律若已议定作任何修改，那么日本人作为最近的邻邦、也是这些地区最早的勘探者，对这些租让权有优先之权。这位大臣力陈：倘若这类交涉（？同外国资本家的）已经开始，日本政府将极感激将其取消。

俄国大使在提请注意这项声明的重要之时认为：万一发生不利的纠葛，日本的这些要求可能带来极危险的后果。鉴于日本的态度，这位大使认为极宜否认同美国资本家交涉的传闻。

一项俄日同盟：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致北京某外国使馆的密报。

十月二十日前后，日本首相寺内将军的一位专使自俄国直接到了北京。此人同中国总理（段祺瑞）会晤，其间他说：俄国将被迫同同盟各国单独媾和，日本届时将同俄国结盟或达成安排，而中国若能加入他们是极可取的，日本将欢迎此举。他最后说：这于中国最为有利，因为欧洲战争结束之时，世上将只剩下两个大国，而这两国将统治世界。他指名这两国是日本与德国。此报绝对可靠。

美国政府当时设法援助俄国的用意，绝对限于一个愿望：使俄国重新能在对德作战中充当一个有用的盟邦；为此它愿以资本、以派遣专家的办法把俄国的农业、运输与矿产生产整顿得有效率些。可是日本只把这些方案看作美国为在俄国取得经济与政治优势地位所走的棋。日本政府会对别国的一切举动作这样的解释，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它自己在战时无论在哪里所走的每一步，无不出于这样的目的。于是在革命最初几个月里，日本便在设法为自己在东西伯利亚立起一个独占而优先的地位，并阻止任何别国取得立足之处。自那时起，西伯利亚的每一桩事态、任何国家在西伯利亚或关乎西伯利亚所走的每一步、日本自己在那一带或关乎那里情形所走的每一步，日本的政治家都是本着那个动机去盘算的。

在这套方针上，日本首先算计的是美国；并非她的国民与政治家对美国有什么特别的反感，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是日本在亚洲的野心天然的、而且眼下是唯一可畏的对手。日本固然不愿任何一国插手或派兵进西伯利亚，而且各国这样做时她对它们个个都显出恼怒，可她对美国格外不安。那一时期她阴谋与宣传的路数把这一点显露得很清楚。兹引几份当时在西伯利亚观察情形的美国与别国官方调查员及密使的报告：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哈尔滨

日本的计划，就其已经显露的部分而论，于协约国少有好处，倒显出日本要在西伯利亚为自己造出一种独占地位的前景，而把这种地位从国际关系中革除，正是我们这场战争的目的之一。我所谈过的（俄国）各派，无一不是把日本援助的提议与实际的援助只当作万不得已之计而勉强接受的，无一不是渴望美国的援助，认为那是唯一可以完全信赖为无私、并对俄国人民正当愿望怀有同情的帮助。日本人对这一带非凡的潜力了如指掌，如今实业情形动荡，正是他们置产的机会。据某某查明，他们到目前为止在哈尔滨的购置是：……

四月二十三日（哈尔滨）

俄国委员会私下告知我：日本政府经其驻此地的代表向他们保证，日本准备派出足够的兵力来控制局面，并把任何一个由日本扶植的政府送上台。该委员会告知我：日本要求以下列条件作为她支持的代价：

一、海参崴辟为自由港。

二、日本取得在西伯利亚独家的采矿权。

三、日本取得黑龙江自由航行之权。

四、中东铁路此后一切财政上的需要须先提交日本。

当协约国其他各国还在议论解决俄国问题的途径与办法之时，日本早已在当地而且正积极行动。兹引一位受某外国政府雇用、在西伯利亚考察情形的密使的密报。此人俄语流利，因长久居留与阅历而对那一带极为熟悉：

一九一八年六月

俄国一切的集团与派系都需要钱来为自己作宣传、来支付他们军队的开销与行政上的其他需要。日本人极明白这些难处，是第一个提议借款给他们的。革命以来，日本人在不同的时候几乎向西伯利亚每一个俄国派系与集团都提过借款，而且常常同时贷款给彼此对立的派系。我要特别提一提那笔拟以最优惠条件借给西伯利亚新临时政府的一亿卢布借款。据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内务部长诺沃谢洛夫先生对我说，这笔借款不曾为该政府所接受；不过他承认：西伯利亚政府在海参崴的处境是危急的，因为手头缺少必需的现款，筹款又遇到难处。该政府向美国取款的尝试未能成功，虽则美国人并不曾拒绝，只是许诺日后料理此事，多半要等该政府的地位稳固些之后。

无论如何，我们看得出日本正在继续她对谢苗诺夫所行的那一套方针，即以不为人知的条件秘密贷款的方针。这正是不久前报纸上所议论的日本对华借款的那一套方针，而那些借款曾引起协约各国特别的注意。看来协约国必须有所决断，以杜绝日本继续她单独放款方针的可能——这种方针迟早要在俄国事务中引出纠葛，如果它本来就不是有意要造出混乱与纷争的话。从另一面看，也必须设法由协约国对那些负责管理不在捷克人影响之下的地方的当局，组织一种公开而合法的援助，因为凡意在维持秩序的举措，首先都要钱。

这里我们须指出：相争各集团在物质（金钱）保障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别。霍尔瓦特一派因霍尔瓦特本人地位特殊、又有资产阶级的支持，支配着可观的公家与私人资源；而西伯利亚政府在远东则手头绝无分文。

下面是日本在西伯利亚与满洲反美宣传与阴谋的一个好例子，摘自一份致某外国政府的官方密报。这是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致当地俄文报纸的一封信。

日本帝国驻哈尔滨总领事馆

一九一八年六月八日，第六号

《生活新闻》主笔台鉴：

日本总领事谨此奉上日本报纸《大阪每日新闻》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一篇社论的俄文译文，该报是日本最有势力的报纸之一。此文由本总领事馆一位业余人士自日文译成俄文，敬请勿辞在贵报最近一期上刊出，并对该文的内容作一坦率的评论。可是与此同时，本总领事馆谨请：贵报无论如何不可指明此件系自本总领事馆收到。

把这封信转呈某外国政府的那份官方报告这样评论道：

该文攻击协约各国、尤其是美国在对俄交涉中的动机；作为宣传，它只能损害协约国，并且会造成对美国动机的猜疑。

作为日本在远东宣传手法、及其特别的反美倾向的例子，我要举几件切题的事。俄国革命之后，日本设法在中东铁路上抓一把时，有一着是以该路作为借给霍尔瓦特将军（他是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的首领）所领导的政治派系的一笔借款的担保。这个计划被发觉，并在得逞之前被中国的报纸揭了出来（虽然霍尔瓦特是否以某种方式把俄国的产权向日本作了折让，至今仍不明确）；于是在满洲以英文刊行的日本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登出一则消息，说正有一笔美国借款以同样的抵押品在交涉。这被斥为美国要在满洲取得地位的一种典型举动，并在日本报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然，关于以中东铁路为担保的美国借款一说毫无事实根据，纯是《满洲日日新闻》的捏造。另一例是日本报纸机关早早报道说：一支美国舰队已被派往海参崴，目的是占据西伯利亚。日本报纸所散播的又一则谣言是：美国已经买下并将接管西伯利亚铁路。再一则谣言是：美国已自俄国买下库页岛的北部。再一则谣言是：美国、或者说美国的资本家，已取得开采西伯利亚一切矿产的独家租让权——这一则是为抵消那些揭露日本实际上正在谋求此种权利的外交文书的刊布而放出的。其手法是：每逢日本某项秘密计划过早被发觉并刊布出来，便由一家日本宣传机关把这个计划安到美国头上，造出一道「烟幕」。这一手法有一个极贴切的例子，见于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东京一家美国人所办的报纸《日本广知报》：

朝日社电

海参崴四月二十六日电——苏维埃官员在西伯利亚政府委员之一、一个名叫科洛博夫的人的住处，发现了一份关于西伯利亚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一项密约的重要外交文件。该文件耸人听闻，其中所载西伯利亚政府向美国所提的条款如下：

一、东西伯利亚应被承认为一个独立自治之邦。

二、东西伯利亚的人民应被保证有不受外国干涉之权。

三、东西伯利亚应被保证行共和政体。

四、美国政府得取得对西伯利亚全线与中东铁路的管辖权，俟战争一结束即交还西伯利亚政府。

五、为防止这些铁路沿线要点可能发生的骚乱，美国政府有权派遣其军队、或请协约国其他各国出兵，并占领自海参崴至伊尔库次克的地区。

六、西伯利亚政府未经美国核准不得同德国媾和。

七、一切行政与军事事务均委托美国政府。

八、倘若美国政府决定给西伯利亚政府以财政援助，则前者对西伯利亚政府的支出得有绝对的管辖之权。这包括有关军火的事务。

此事的发现自然使俄国公众、尤其是把美国视为最好的朋友的苏维埃大为震动。料想美国同苏维埃政府之间友好的外交往来，将因这一发现而大受影响。

对这则《朝日》电讯，《广知报》加了这样一段按语：

《朝日》驻海参崴访员拍来一则离奇的消息，说有一项据称订于不具名的美国人与某西伯利亚临时政府之间的协定。据说该协定是苏维埃官员在一次搜查住宅时发现的——那正是一种便当的办法，想发现什么便发现什么。这显然是捏造。美国同彼得格勒仍有外交关系，决不会同未经授权的人去订这样离奇的交涉。

这项所谓「密约」的条款，等于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美国的保护国——恰恰是日本多年来设法要同中国建立的那样一种关系，也恰恰是她正在那时谋划着要在西伯利亚为自己造出的那种关系。

俄国的情形继续恶化；一九一八年夏，协约国主要各国议定在西伯利亚有所举动。这一回是美国出面倡议，提出共同的、按比例均等的干涉，并对其范围与目标明白加以限制。有意思的是：此前一直在积极鼓吹日本单独干涉的日本报纸，如今开始怀疑干涉的必要了。事实是：日本政府想要独自干涉，可是在共同干涉与不干涉之间，它宁取不干涉。然而协约各国政府到那时候已经消息灵通，日本面对的是：或者加入，或者眼看别国撇开她去干涉。在那样的局面下，她自然加入了。议定：协约国四个主要国家——英国、日本、法国与美国——各出兵至多七千，意大利也出一支队伍。这支兵力，连同人数不多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被认为足以应付当时所设想的干涉目的。

日本并不等协约国其他各国议决便动了手。早在一九一八年春，日本便借增加驻军、即所谓「铁路守备队」之名向满洲派兵。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恫吓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为了给中东铁路派警，已增加了在北满的兵力；而依一九一八年四月在北京所作的一项安排，该路的管理仍归霍尔瓦特将军，因为那项安排宣告该路的管理脱离彼得格勒政府的权柄。日本的外交赞成那项安排，因为它正在扶植霍尔瓦特，而那安排又阻住了中国完全接管。北满俄国权威的失效使中国不得不增兵，日本对此大为不满，声称依日中两国新近所订的「军事协定」，她有权决定这类举措。这期间英国也插了一手，给俄国领袖谢苗诺夫以若干财政与军事上的支持；谢苗诺夫组织了一支混合的队伍，有俄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志愿者）与蒙古人，在贝加尔一带对抗布尔什维克。谢苗诺夫同霍尔瓦特相处得不太好，因为那些存心制造纷争的成分（日本的与德国的）巧妙地在他们彼此的猜忌上做文章。谢苗诺夫曾力图攻取伊尔库次克，却在满洲边界附近被击退，退入中国境内，他的军队大半被中国政府扣留——中国政府正力图对俄国革命守中立，自然不能容许自己的疆土被当作武装进袭西伯利亚的军事基地。在这期间，因海参崴壅塞，便当的办法是把医药与其他红十字物资、以及协约国其他用途所需的物资，经南满铁路运进满洲与西伯利亚——该路在长春同中东铁路接轨。为照见这一局面的一个侧面，兹引一份四月间致某外国政府的官方报告：

谨陈：此地日本铁路当局在过去一个星期里一直在严重妨碍协约国的战事作业。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不难想象，却难以确切认定。它们同他们近来许多举动一样，或多或少是难以捉摸的。

日本人显然不愿西伯利亚的秩序由俄国人自己来恢复，因为那样他们便没有插手的借口了。又一个「浑水摸鱼」的机会便要错过。再者，看来他们正把大批自己的军械弹药往北运，他们要自己的先到。不过他们在这件事上的举动，同石井子爵与其他日本外交家所说的日本「同协约国并肩而立」、竭尽所能云云，实在很难相合。想到日本人运自己的物资时在铁路上何等迅捷而得力，任何一个明理的人都一刻也不会认为：凡涉及协约国其他各国利益之处他们那种拖延与笨拙，除了是刻意而蓄意的之外还能是别的什么。至少此地凡与上述各事有关的官员，人人都是这个看法。英国总领事是个谨慎、小心而持重的人，他在这个题目上是毫无保留地说出了他的看法的。

日本人扣住协约国物资这一举动，同他们在满洲总的铁路方针一脉相承，又提供了一个滥用铁路权利的触目的例子；这种滥用，我第七十九号与第八十四号呈文——日期分别为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六日与三月五日——已屡有报告。当美国红十字物资运往俄国时，本馆要日本人接收装运，费了极大的周折。他们存心从中作梗，丝毫不肯帮忙。日本人取得南满各铁路线的控制权，对欧美的利益而言真是不幸的一天；而日本人关于「权利均等」的种种看似有理的解释、关于他们铁路管理如何不偏不倚的虚伪空谈，在凡对此事有亲身了解的人那里是毫无分量的。

正当日本政府在考虑美国政府关于在西伯利亚共同而有限的干涉之议、并开始看出接受美国对局面的看法为权宜之时，日本国内的报纸忽然被加上了严格的检查，而此前报纸在这个题目上本是可以自由发表的。一九一八年七月颁下一道特别的命令，《日本广知报》报道如下：

报纸受警告

关于西伯利亚之言论

照日本每逢大事将临的成例，警视厅昨夜向各报发出警告，不许刊布关于日本同协约各国就西伯利亚问题所作交涉细节的臆测。

警方并警告不许刊布任何可能在日本人中间引起对协约国的怨恨的东西。最后这一条警告，显然是鉴于若干日本报纸在评论所传美国对出兵西伯利亚的态度时所持的态度而发的。

协约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宣告。就此不妨把日本政府参与此事的正式宣告全文引出：

日本政府本着对俄国人民真挚友好之情，向来对俄国秩序之迅速重建、及其国民生活健全而无碍之发展，抱着最大的指望。然而如今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欧各帝国利用俄国一时所处的混乱而无防备的情形，正在那个国家里加紧其把持，并稳步把活动伸展到俄国远东的属地。他们一再阻挠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通过西伯利亚。如今与这支英勇的军队对抗的队伍之中，德奥战俘被自由征入，而且实际上居于发号施令的地位。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志在为其民族谋一个自由独立的生存，并忠诚地拥护协约国共同的事业，理当得到共同作战各国全副的同情与体恤，其命运也是这些国家深切而恒久所关怀的。面对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在西伯利亚实际所处的、来自德国人与奥匈人之手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协约各国自然觉得不能对这一不幸的事态坐视不理，其中若干军队已奉命开赴海参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同样体察到局面的严重，新近向日本政府提议及早派兵，以纾解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眼下所受的压力。日本政府既愿顺应美国政府的意愿，亦愿在这次出兵中同其盟邦协调一致，遂决定立即着手调派适当的兵力以承担所议之使命。其中若干队伍将即刻派往海参崴。日本政府在采取这一步之时，其促进同俄国与俄国人民持久友好关系的一贯愿望丝毫不变；并重申其尊重俄国领土完整、并不干涉其内政之方针。日本政府并声明：上述目标一经达成，即将立刻自俄国境内撤回全部日本军队，并将使俄国的主权——无论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各方面均毫无损害。

干涉一经议定，日本凭着地利、又凭着她早已准备多时，在调兵之速上轻易赶在了盟邦前头。（我有可靠的消息：日本早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便为占领西伯利亚动员了三个师团。）凭着经朝鲜与满洲的铁路交通，日本很快便在哈尔滨有了兵，不久又把他们向西推进。在一切接触之处、尤其是在中东铁路线上，日本的军事长官立刻对被派往那些地方维持秩序的中国军队的军官摆出了上级的权威。日本主张这种上下之分是依所谓同中国的「军事协定」的条款而来的。中国并不对该协定作那样的解释，而满洲的中国将领坚定地主张：在中国的疆土上是他们说了算，拒绝把权柄让给日本人。

这一局面在满洲引出了中日军队之间的许多冲突，其中有几起闹得很大。日本军队沿中东铁路调动，在一切桥梁、涵洞与车站设岗。中国的守卫本已在所有那些地点驻有足够的人数，而那条线——引一位美国军事专家报告中的话——「同百老汇一样安全」，中国人对被推到一边自然不满，尤其是日本设法接管这条铁路的政治动机是人所尽知的。有几处，日本军队竟以武力把中国守卫赶走。作为这种情形的一个例子，那桩称作「满洲里事件」的事便足以说明。

满洲里是赤塔与海参崴之间铁路线上的一个市镇，正当该线在满洲西部进入中国疆土之处，因边界的海关查验、护照签证及其他公务在此办理而颇为要紧。那时候这个市镇是越界东来的俄国难民、以及谢苗诺夫那支对抗伊尔库次克苏维埃政府的小军队的散兵的聚集之地。兹引一位外国军官就地查得事实后所作的官方报告：

谨报告在满洲里发生的一起日中军队与官员之间的不快的冲突。此地近来颇多事端，因为谢苗诺夫的部队企图以此为基地、并以此为被敌击退时的退路。此地中国当局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在俄国各政治派系的这场交战中保全中国的中立，而中国军队已解除了许多被逼回中国境内的谢苗诺夫部下的武装。这引出了一些不快的事，不过中国官员办事是有节制、也相当有分寸的。

日本一支由藤井将军统率的军队到达满洲里时，局面便是如此。据我所闻，藤井将军起初要统率中国军队，自称是上级军官。中国的统领不肯把指挥权让出来；藤井将军相逼，他便把这个问题呈请北京政府裁夺。据我所知，日本政府经其驻北京使馆向中国政府施压，要它承认此地日本司令官的权柄，可中国政府拒绝了。因此此地日中两处司令部之间关系紧张，日中两军之间也有过斗殴；照我的调查，这些几乎无一例外是日本兵的骄横所引起的，他们处处显出对中国人的轻蔑。那桩不幸的事发生时，总的情形便是如此。

上星期二夜半前后，一队日本兵约十五人由一名军士带领，去了中国军事统领的司令部。这些日本兵带着步枪与手榴弹。他们发觉院子的外门关着，便告诉中国哨兵说他们要同中国统领说话，并要求放行。卫兵不许他们进去，设法劝他们走开。日本兵随即企图强行闯入。中国哨兵抵抗，被杀。日本兵于是撞开外门，成队走到内门，再次要求同中国统领说话。这时中国统领（鲍将军）已被惊醒，他一位幕僚同日本兵交涉，日本兵要求放行。那位中国军官告诉他们：既无日本军官在场，鲍将军便无从同他们议事，请他们去请一位军官来。日本兵不肯，动手要闯进鲍将军与其幕僚所住的房子。中国卫兵于是开枪。三名日本兵被打死，其余退走。事毕之后，在院中发现了三具穿日本军服的尸体。

次日，中国统领还来不及把此事报上去，日本司令官便要求为日本军队所受的伤害道歉，并且实际上把中国统领扣了起来。日本政府把这件事弄成了一桩外交争端，替日本将军撑腰，要求中国道歉，并要求中国军队除留少数外一概撤出满洲里。

出事那夜一位中国军官同日本兵交涉之时，另一位中国军官曾打电话到日本军事司令部，请派一位日本军官来约束那些正在闹事的日本兵，可这个请求无人理会。

据我所知，此事如今已由日中两国政府这样了结：中国为被打死的三名日本人付一笔金钱的赔偿，中国统领向此地日本司令官道歉；日本为被打死的一名中国人付一笔赔偿。如此一来，中国便被正式定为理亏一方，并不得不忍受屈辱与「丢面子」，这在这类事上是常例。事实看来是：这件事乃是日本兵一场无端而蛮横的冒犯，他们以此法显示他们对中国人的轻蔑。

满洲里事件之后不久，日本政府忽然而事先毫无示意地通知中国政府：它打算依「军事协定」行事。关于这一举动，无论就其是否可取还是就所用的办法而论，都不曾以任何方式同中国商量。中国被这样正式通知之时，日本军队早已在调动了。这份通知是九月二十日给中国的。到九月二十八日，据一位在当地的外国军事专家估计，长春（南满铁路的北端）以北有日军二万二千人；长春有三千；奉天有一万五千。到十月底，在南满铁路及吉林、奉天—安东各线所贯穿的所谓日本范围之外，满洲共有日军约六万人。依列强关于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的谅解，四个主要国家各出兵七千。日本确实经海参崴往西伯利亚派了约一万人，东京政府显然把这算作她在共同干涉中的份额。可是连南满的在内，日本在满洲共有约七万五千兵，可见日本政府把满洲看作自己的特别地盘，不算在共同干涉的计划之内。美国向协约各国提出它的干涉计划时，中国也被邀参加，并且同意了；不过中国出兵的份额不曾定下，显然是认定她的份内事是在满洲与中东铁路沿线维持秩序。也就是说，中国是在她自己同西伯利亚接壤的疆土之内做必要的事，并尽力为协约国的行动提供便利。

很快便看得出：日本决意不让中国在这些行动中有份、至少不让她有光彩的一份，正如日本此前已成功地阻止中国在别处对这场战争有任何实在的参与一样。日本独自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施行那项「军事协定」；而在号称依该协定行事之时，日本既不同中国商量，也不给中国派什么差事。然而那些号称依协定而进行的行动，却完全限于中国的疆土之内，而且对中国利益的影响比对任何别国的都更重大。

自协约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开始（一九一八年八月）至十一月签订停战协定这一段，可以简略地归纳一下。出于礼貌，理论上由一位日本将军统率（或说居于首席）协约国的远征军，可实际上各国的部队都照本国政府的方针行事。譬如日本出于她自己的理由，想在不必真打多少仗的情形下尽量往西伯利亚深处推进。这样做的借口，是支援那支在西伯利亚中部与西部同苏维埃军队作战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法英两国似乎也赞成向西伯利亚腹地推进，英国多半是认为这能改善协约国总的战局，法国或许也是同样的理由。可是美国政府把它的军队留在沿海或沿海附近，不肯参与向内地的推进。显然华盛顿预见到了战争的结束，不愿在俄国的内争中卷得更深。

这一段时间虽短，却足以显出日本人对他们所有盟邦所怀的强烈敌意。日本人似乎把英、法、美三国的军队看作闯入者、看作擅入日本禁地的人，其唯一的动机便是要剥夺日本正当的战利品。这种心思引出了许多极不快的事，而日本军队同其他盟邦军队之间的严重冲突有几次是险险避过的。这类情形我可以举出几十件事来，不过举两件就够了。两位英国军官身着制服，正为某桩军务在海参崴郊外行走，忽然注意到一名在一处物资近旁站岗的日本兵举动古怪。那哨兵在招手，似乎要两位军官走近他。两位军官不计较他那不合军规的举止，以为这人许是遇上了什么难处，便走到他跟前问他要什么。那哨兵以一副蛮横的狞笑与一通日本话迎接他们，而这通话两位军官听不懂。随后那哨兵一把夺过其中一位军官所持的短杖，折断，把断杖扔进近旁一洼水里。到这时两位军官明白了：这个兵是存心要侮辱他们；他们便忽然揪住他的两臂，连人带枪把他掼进了那洼水里。随后他们继续散步。两位军官不曾正式呈报此事，因为此前许多类似的事已经表明：从日本上级司令部那里是得不到什么满意答复的。在海参崴与满洲的日本军队惯于不向协约国其他各国的军官敬礼，有时甚至把他们挤下人行道，并对他们显出别的种种存心的无礼。到一九一八年深秋，那一带日本军队同协约国其他各国军队之间几乎有了一种敌对之感，而且强烈到不得不采取措施以防止严重冲突的地步。

日本军人这种态度还有一个例子，出在满洲。意大利在西伯利亚干涉中的份内事，是自它依一九〇一年议定书驻在华北的守备队中派出一营兵。这支队伍到达事发之地最短最快的路，是循中国的国有铁路到奉天，再经南满铁路到长春，在那里同前往哈尔滨的中东铁路接轨。在这一点上换乘旅客的惯例，是把列车自日本线上拨到俄国车站，如此换车只须走过一个月台即可。载着意大利军队的列车到了长春，被拨到俄国车站。军队在那里下车换乘。正当此时，一名意大利哨兵被派去看守月台上的一些物资。有若干日本兵正在月台上闲走，其中一人动手要查看那些物资，那哨兵便照规矩喝退了他。那日本人走开，不久带了一位日本军官回来，那军官斥责了这名意大利哨兵。哨兵不退让；那日本军官动手要碰那些物资时，他把刺刀端了起来。那日本军官随即离开，不久带了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回来，在月台上列成一行。这时一位意大利军官已经到场，双方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那日本军官要求命令哨兵道歉，意大利军官拒绝下这样的命令，并抗议那一队日本兵的到场与他们咄咄逼人的姿态。争论之后，日本人撤了。依其他国家军官的看法，日本人采取这类手法，是为了给当地人一个印象：别国都对日本俯首听命，而日本是满洲的主宰。

日本军队在西伯利亚与满洲的行径所造成的局面变得如此紧张，以致协约国其他各国的司令官向日本司令官递交了一份共同的抗议；据我所闻，那份抗议措辞相当强硬。

随着欧洲停战协定的签订，协约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一事换了一副面目。它不再带有对同盟各国侧翼军事举动的色彩，那已不再必要。如今它纯然成了对俄国内政的干涉，这样一种局面须由巴黎和会重新加以考虑。因此在新的方针定下之前，西伯利亚的军事举措暂告停止。

日本政府很快便领会了这些事变的意味。十二月它宣告正在把军队自西伯利亚与满洲撤回，而人数多半是减少了。一九一九年二月有消息说：日本已同意贷款给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并给该政府以军事的援助与支持。据那些消息说，日本为此援助将取得在西伯利亚中部与东部的独家租让权。这样一步自然要违反协约国之间关于干涉俄国的协议——照那项协议，各国除同其他协约各国商议并共同行动外不得有所举动。东京方面发表了半官方的否认。留心远东政治的人多半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做出自西伯利亚撤退的样子，是为了把别国弄出去；同时又打算以出租日本军队给其中一派的办法（所传的那项安排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为一份明确的代价而积极参与俄国的内战。一九一九年正月宣告：协约各国之间（实际上是指日本与美国之间）已达成一项协议，中东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暂由史蒂文斯委员会在共同的国际管辖之下经营。

对华盛顿报界访员的询问，国务院对所传日本贷款给鄂木斯克政府以换取在西伯利亚黑龙江沿岸区的租让权一说的准确性表示怀疑，并指出日本作为一个忠诚的盟邦、又在和会上有充分的代表，不能在俄国单独行事。几天之后，二月十二日，国务院宣告美日两国已就恢复西伯利亚铁路运输的计划取得一致。据美联社引代理国务卿波尔克的话说：

该项协议的宗旨，是协助西伯利亚的俄国人恢复其正常的生活，其达成是基于一项明确的谅解：这些铁路应为西伯利亚人民的利益而经营。美日两国已明白表示其无私的用意：不侵犯任何现存的权利，无论是俄国的、还是（就中东铁路而论）中国的。

依所采行的计划——该计划即将施行——西伯利亚的铁路系统（包括中东铁路在内）将由一个协约国联合委员会监督，以一位俄国人为主席。俄国、英国、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与中国均在该委员会中有代表。这些铁路技术与经济上的管理将归一个技术委员会，其会长将由约翰·史蒂文斯——一九一七年派赴俄国的美国铁路委员会的首领——担任。一个协约国联合军事委员会将统筹因美国与协约各国军队驻在俄国而产生的军事运输事项。

要办成这样一项简单的安排竟费了几个月的交涉，都因日本所提出的难处。摩擦一起，协约国其他各国便退到了后面，把这道题目留给日本与美国去了结。到目前为止，其结果表明：美国政府并不愿把满洲与西伯利亚的局面撇给日本独家处置。

十四解决之道

德国崩溃在中国的影响—内部的局面—政府的构成—日本强推其图谋—停战—日本在北京影响力之削弱—其若干原因—美国理想的注入—威尔逊总统的原则—其施于中国—美国宣传的作为—日本要在和会上代表中国的计划—此谋被挫—中国人的不安—南方的见解—日本又一次恫吓中国的努力—阻止密约刊布的企图—此事的结局—协约各国给中国的又一次进言—设法结束内争—上海的会议—该为中国做什么？—中国案情的撮要—美国的责任—剖析这一难题—治外法权问题—逐步废除它的一个方案—对此方案的斟酌—铁路问题—借款与财政问题—美国政府新的宣告—中国肯服这剂药么？—中国向文明世界的呼吁。

一九一八年夏德军在法国的攻势瓦解，给日本在北京的影响力投下了一道阴影，并惊动了那一班全凭日本撑腰才有地位与权力的贪墨的中国官吏。有一阵子人们觉得：东京新组的「自由派」内阁或许意味着日本对华方针当真要变。可是事变很快显出这种指望之谬。

不久便看出：日本政府除非被迫，并不打算改变它在中国的路数，而是要在和议交涉那多半漫长的时期里把中国这盘棋尽力推下去。日本驻北京公使林权助男爵对那一套鲁莽的借款方针素来不以为然，也不信什么激烈手段，他被召回，换上了小幡先生。小幡在中国有「拍桌子的人」之称，因为据说当年逼迫中国秘密接受二十一条、并交涉一九一五年那项「协定」之时，他在会议上每每以猛捶会议桌来加重日本的论据。小幡在这个关头回到北京，被解作日本必要时将重新使出拍桌子的手段以达其目的。

要把当时的局面说清楚，须把中国内部的情形略述一过。北京的政府由一位大总统、一个内阁与一个议会（或称参议院）构成。大总统徐世昌为人和蔼，一般相信他是个爱国的人，只是缺少强有力的个性。政府中的强人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他同他的党羽构成内阁中占优势的一群，把持着陆军、财政与交通三部。段祺瑞的权力所依靠的，是他同北方各督军的关系、是他对在北京与近畿的军队的统率、以及日本在财政与外交上的支持。内阁其余各部——包括外交部在内——并未深受日本影响，而且觉得中国最稳妥的路是跟着美国与西方各国走。那个为替代出走的国会而设的参议院，其实等于零，也什么都不做。作为参议院议长，在袁世凯之世曾权势煊赫的梁士诒有了一个立足之地，可以由此施展一定的影响。在段祺瑞一党之外，有一股很强的舆论主张同南方妥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北京政府对全国约五分之三的地方行使着名义上的权柄。其余各省大半在长江以南，拥护在广州所立的分立政府。

所谓南方政府，由旧国会议员——那个国会是一九一七年由大总统黎元洪依段祺瑞所领督军一党的指使解散的——与若干自由派领袖组成，其中著名的有伍廷芳与唐绍仪。孙中山也曾一度与这一派联络，可他在一九一八年同它断绝了关系，退居上海。南方政府极力抗议在分裂之后给北京政府的任何外债，其理由是：那些钱只被用来镇压在中国维持民主制度的努力。一九一八年，唐绍仪去了一趟日本，想劝日本政府制止日本人借款给北方的督军与政府、并停止自日本供应军械弹药；可这一行并无实际结果。南方政府靠私人捐输、各省的岁入、以及它所能截留的一部分盐税维持。它否认曾向日本取款，可是相当确凿地可以断定：南方若干督军与地方官员在日本借款这盘棋里陷得颇深。

日本政府预见到战争将终，却不曾料到它会骤然结束，显然它决意趁热打铁，设法把若干已办到一定地步、却尚未完全办成的事了结。有一段时间，日本一直在逼中国政府批准一九一五年那项「协定」与一九一八年那项「军事协定」的若干附加或补充条款。这些条款关乎日本在山东与满洲的地位，并将使日本对中国陆海军将来的一切发展与编组取得几乎完全的控制权，有权供应兵工厂、海军厂、军械与弹药，并派日本军官监管这些装备、训练中国的军队。另有几项宏大的计划也在进行：一是要中国把她在和会上的利益托付给日本；二是要日本在中国同意之下自俄国（也就是自东西伯利亚的霍尔瓦特一派、或西伯利亚俄国其他集团之一）取得俄国在中东铁路的利益与权利；还有种种同各省官员、同段祺瑞一党中人所议定的租让权与借款，正在催促中央政府批准。这些交涉主要在东京进行，为的是避开在北京日本的举动所受的过于切近的注视，也因为日本似乎已对中国驻东京的公使取得了很强的影响。

一九一八年十月，宣告说被视为段总理右臂的徐树铮将军已接受邀请，将赴日本参观秋季野外大操。这一宣告立刻引起了许多猜疑与议论，因为徐将军是中国政府里亲日一群的领袖之一，也是总理的头号臂膀。亲华而反日的中国报纸刊出了关于徐将军此行目的的种种推测，而众口大抵一致认为：他是去签一项协定，依该协定日本将垫款一亿两给北京政府（也就是给段祺瑞一党）；而中国将委托日本在和会上代表她，将批准一九一五年协定与军事协定的补充条款及其他借款租让，并将提供额外的担保与租让权。据说作为中国这些让步的回报，日本将把仍欠日本的庚子赔款余额退还中国——照当时的情形而论，这个办法不过是一种巧妙的行贿罢了。就在这些议论之中，就在全中国大部分人怀着痛恨的敌意、并公开指责他受贿卖国的情形之下，徐将军动身赴日了。他还没来得及在那里把他的计划展开，停战协定的骤然签订又使局面起了变化。徐氏的使命悄悄退到了幕后，或者说被踩了软踏板。那场原被认为要在几个月、也许一年之后才会召开的和会，如今已迫在眉睫。

一方面是要唤起中国政府对自身真实地位与责任的自觉，或许也是为了它对日本在北京的影响所生的迂回作用，协约各国政府于一九一八年十月趁机就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所尽的本分，向中国提出了一份友好的责备与规劝。这一举动在当时报纸的议论中被称作抗议，其中指出了若干据称中国有所失职之处。其一是庚子赔款的缓付之款用得不当；其二是参战督办处一事无成；其三是盗匪横行；另有未拘禁敌国臣民、未清理敌产、未禁与敌通商等等。这份抗议所依的理由是正当的；可是起草并递交它的各国代表心里明白：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职只有一部分该怪北京政府，而对日本的控状要重得多；其实这份抗议虽是向中国提出的，多半是冲着日本去的。日本人在中国规避对敌通商章程的证据，自开战初期便在积累。及至德国必败、德国人将被逐出中国而其产业将被清理的形势已明，德国人便急于脱手他们的产业。买主主要是日本人。在青岛、在济南、天津、汉口以及许多别处，德国的不动产与其他产业都被日本人买了去。到一九一八年底，中国境内值钱的德国产业已有很大一部分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停战在几个方面削弱了日本在北京的影响。第一，它彻底戳破了日本在中国暗中的宣传用来压低中国人亲协约国情绪的一个最有力的论据——即德国终将赢得这场战争、或至少打成僵局。随这一说而倒的，还有若干依附于它的论据，譬如日德新结同盟、俄中两国受其保护云云——这个计划日本曾当作这场战争一个可能而合乎逻辑的结局向中国政府提出过。

可是使日本在北京的影响力减弱的首要之事，是一九一八年的事变所显示的美国实力，以及美国政府、毋宁说威尔逊总统在世界政治中日增的影响。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这场战争的结果归结为几个相当简单的因素。照他们所见：多年来协约国打不垮德国，德国似乎还占着上风。随后美国参战，把整个局面扭转了过来，结果协约国得胜。还有一件事也给中国人留下了印象：德国前来求和之时，所致函的既不是法国、也不是英国、也不是欧洲的协约各国，而是美国的总统；而就他们所能判断的而言，正是这位总统的决定导致了战争的终结。再者，中国人到那时候已经开始对美国政府参战的宗旨有所了解。这些消息是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传给他们的——该委员会经在华美国人一再敦促，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夏在中国设了一个宣传的机构。这一宣传由克劳主持，他此前曾在《大陆报》、《日本广知报》与《密勒氏评论报》任事；而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博士、以及《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为正式顾问。一项美国新闻的电讯业务办了起来，并分送中国的白话报与在华的外文报。不过更见效的，是把威尔逊总统几篇主要的战时演说译成中文并印成书。我所得的最新消息是：总统演说的这个中文版印数已达数十万，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应付这份需求已是不胜负荷。印有威尔逊总统演说中警句的中英文标语——适于挂在窗上、家中或贴在墙上——也印了出来，分送到中国各处。其中一幅标语引了总统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演说中的一段：

其二，凡一切问题之解决，无论关乎疆土、关乎主权、关乎经济上的安排、抑或关乎政治上的关系，均须以直接有关的人民自由接受该项解决为本，而不得以任何其他国家或民族的物质利益或便利为本——那些国家或民族为着自身在外的影响或支配，或许希望有一个不同的解决。

而在中国人看来几乎同样令人怀着指望的，是威尔逊先生同一篇演说中的另一段：

其一，摧毁任何地方一切独断之权——凡能单独地、秘密地、凭其一己之抉择而扰乱世界和平者；若目前不能摧毁，至少须使其削弱至实际上无能为力。

欧洲协约各国政府要人关于这场战争、关于他们把它打到底的目标与宗旨的言论，并不缺少雄辩与力量，而且都由在华的英法报纸刊布过。可是欧洲政治家这类言论在中国人看来已成了空话，因为他们知道协约国中的一个——日本——的所作所为，而且是在协约国其他各国默然、或许还是明确的秘密同意与赞许之下。中国人也知道协约国主要几国在战时所订的一些密约，其内容是吞并其他交战国、乃至某些中立国的疆土。如今来了一个新的声音，说出了一些话与原则，在中国人看来仿佛是专为他们、为他们的国家与它的处境而写的。那是一个新的声音，出自一位新的世界领袖，代表着一个中国人久已视为对他们国家友好的国家。他们听了这个声音，于是第一次觉得这场战争对他们自己有了意义。如今又有了确凿的证据：说出那些原则的那个国家与那位领袖，是解决战争的种种争端与和平的种种问题的一支大力、也许是最大的一支力量。疑虑与恐惧开始消减。那些顶住日本的甜言、利诱与压力的中国官员重新振作，加强了他们的抵抗。此外还有那个拟议中的国际联盟所许下的指望，威尔逊总统七月四日演说中的另一段是这样说的：

其四，建立一个和平的组织，务使自由各国的联合力量足以遏止对权利的每一次侵犯，并借着提供一个明确的舆论法庭——凡不能由直接有关的人民和衷议定的国际调整均须经其认可——使和平与公道更有保障。

尽管日本施压，要中国政府把她在和会上的代表权托付给日本、或以某种方式委给日本，北京政府在美、英与协约国其他各使馆进言的支持之下拒绝这样办，决定另派一个代表团赴巴黎。外交总长陆征祥被提名为代表团团长；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顾维钧、驻英国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为顾问；另有参议与秘书若干人。

日本既未能在这桩案子上当中国的律师，便经北京亲日一群挑起阴谋，要使和会代表团中多数是受日本控制的中国人。为此有人提议：国务总理段祺瑞应为代表团的一员，而财政总长曹汝霖与徐树铮将军应以专门顾问的身份随段同行。日本驻北京使馆还私下向中国政府表示：中国若肯为她在巴黎的代表团聘一位日本顾问，日中两国的关系与他们在和会上共同的利益将大为便利。这个提议被谢绝了。至于派段祺瑞与他那几位主要臂膀为代表之议，在全国、尤其在南方一党中间激起了极大的反对，于是被悄悄搁下。这期间我正在北京，稍后我在上海会见了南方的几位领袖，同他们讨论了这个局面。我发觉他们愿意、甚至急于同北方一党言和，只要能议出一个合适的妥协基础。他们似乎明白：在这样一场世界危机中，中国政令歧出、用心不一是危险的，而且会严重损害她在和会上的地位。可是只要段祺瑞与他那班卫星还在台上，他们便不信任北京政府。南方一位主要领袖这样同我谈这个问题：

「值此之时，一切中国人都必须把党派之利与个人的野心搁在一边，专心于在和议中为我们民族争得公道。为此，我们南方一党愿意赞同并参与巴黎的会议。我以为南方应当在与会的代表团中有代表。我们怕日本对段祺瑞及其追随者的控制，会以某种方式使北京政府把中国的案子委给日本、或者使它陈述得不充分。北京段氏那一群人中有好些人，只要给钱，便肯在日本所写的任何一种协定末尾『在虚线上签字』。他们的签字自然不能使那些文件生效，可日本或许以为：只要她能足够便宜地把这些字弄到手，日后总能设法使它们获得批准；而无论如何，她在巴黎或许能拿它们当交易的筹码。我相信确有大批密约已由北京段氏那一群中不同的官员同日本签了，照你们美国人的说法，那是『漫天要价，以青天为限』。这些密约多数从来不曾正式批准，因为批准须经国会通过，而把它们提交国会、乃至提交北京的参议院，便等于把它们公开了。到目前为止，北京有几位签字必不可少的官员，顶住了日本一切的利诱与恫吓。南方一党愿出任何数目的款子，以防止日本控制中国在巴黎的代表团、或防止它在那里被堵住嘴。」

这种情绪的一个结果是：一九一八年九月以广州政府代表身份赴美的王正廷，被徐大总统派为中国和会代表团的一员，同南方一党另外几位成员一起在巴黎入了团。

对正在形成之中的事变下结论虽属徒劳，不过在我写这些字的时候，和会已经就中国对日本一事生出了几件极有意思的事。中国原来的代表团自北京赴巴黎，是乘火车穿过满洲与朝鲜、渡下关海峡、再乘火车到横滨，在那里由一条日本船送往西雅图的。自满洲的奉天起直到美国，这个代表团、以及它那许多件行李，全程都是靠日本人所有的交通工具——而就铁路而论，那是日本政府所有并经营的——移动的。代表团启航前一日在横滨，我遇见了一位中国秘书，他告诉我说代表团有几件行李不见了，是在途中失落或误了，而那些行李里装着巴黎要用的文件材料。后来据说这些装着若干文件正式抄本的行李不曾寻回，代表团到巴黎时没有带上它们。此事之所以公开，是因为中国代表在巴黎表明了他们的打算：要把战时日中两国之间一切已签已批、或已签未批、或由日本提议而未签的密约的抄本提交和会。

关于中国代表团将把所有这些问题秘密地摆到巴黎诸同僚面前的消息，引出了一桩颇为耸人听闻的事，恰可说明日本在中国的手法。日本经其驻北京使馆向中国政府强硬表示：这些事项是日中两国之间私下的事，不应提交巴黎和会；并力主中国政府立即否认其代表在巴黎的举动。中国政府不肯受恫吓，并把所发生的事告知了协约国在北京的其他各使馆，又把此事公之于众。

这一揭露把日本置于极不利的境地，以致日本全副的外交机构与宣传都集中于否认她在此事中的份儿、并把事实搅浑。譬如，作为一道「烟幕」，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发表声明，大意是日本对她同中国一切协定的刊布毫不在意，其实她一向就打算自己把它们刊布出来；而作为凭证，该使馆把一九一五年那项老「协定」交付刊布——那自然是多年前早已刊布过的。日本发觉这类手段吓不住中国，便向中国提议：她（日本）将撤回若干未经批准与尚在待决的协定，其余的则由双方共同交付刊布。看来中国同意了这个提议，因为这于她有好处，等于把若干难堪的争端一笔勾销；果然，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巴黎发表了一份声明，内载几项秘密补充协定的原文，其形式是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东京由日本外务大臣后藤男爵与中国公使互换的照会。照会如下：

〔第一号照会——章宗祥致后藤男爵。〕

中国政府业已决定向日本资本家借款，从速修筑连接下列各处之铁路。本使奉本国政府授权，谨以此奉达贵国政府。

第一，开原、海龙与吉林之间；第二，长春与洮南之间；第三，自洮南与热河之间某点至某海港。（此线须俟日后勘查后确定。）

上列各项如无异议，请贵国政府从速采取必要步骤，俾贵国资本家同意就此进行借款交涉。谨候示复，不胜感荷。

〔第二号照会——后藤男爵致中国公使。〕

接奉贵大使照会，内开贵国政府业已决定以日本资本家之借款从速修筑连接下列各处之铁路。（该照会引中国公使照会中第一、第二、第三各项。）

帝国政府欣然接获中国政府之来文，兹谨复称：本政府将从速采取必要步骤，俾日本资本家就此进行借款交涉。

〔第三、第四号照会阙。〕

〔第五号照会——后藤男爵致中国公使。〕

兹谨奉告：帝国政府鉴于两国之间存在的睦邻之情，本互相迁就之精神，认为以下列办法解决关于山东省的种种问题是适宜的，并已据此决定向贵国政府提议：

第一，凡驻扎于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除留一部分于济南外，均集中于青岛。

第二，由中国政府担任胶济铁路之守护，并为此组织一支巡警队。

第三，由胶济铁路拨付相当之款，以充该巡警队之经费。

第四，该巡警队总部、各主要车站与巡警练习所，均雇用日本人。

第五，胶济铁路雇用中国人。

第六，俟产权确定之后，胶济铁路作为中日合办之事业经营。

第七，现行之民政机关撤销。

以上各节既已奉达，日本政府愿知贵国政府对此各项提议之意向。

〔第六号照会——章宗祥致后藤男爵。〕

接奉贵大臣照会，内容如下。（几乎逐字重述后藤男爵照会之内容。）兹谨复称：中国政府欣然同意日本政府上述各项提议。

日中两国在巴黎的代表、以及在北京与东京的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公开声明：这些照会便是两国政府之间所订协定的全部，此外并无其他密约。这个说法照字面说多半不实；不过可以把它理解为：其他一切密约均经双方同意作废，只剩下这些其效力尚待论定。日本政府向和会作了那个声明，便不能再在日后把任何别的藏在袖子里的对华协定当作有效的文书拿出来。日本政府多半是宁可这样否认那些她自中国勒索而来、或以行贿取得、或企图取得的密约，而不愿把它们暴露于世。

正当同和会有关的这些事在发展之时，协约各国也在注意中国内部的局面。同此前好几次一样，这一次仍由美国倡首；十月十日中国革命的纪念日——那是一个国庆——威尔逊总统致电中国大总统。电文与复电如下：

中华民国大总统鉴，北京。

值此可纪念之日，中国人民共同庆祝中华民国之诞生，本人谨代表美国人民，就阁下就任民国大总统之职致以诚挚之贺忱，并为贵国与贵国人民将来之和平与富庶致以最衷心之祝愿。本人所以极郑重为此，不但因两国之间悠久而深厚的友谊，更因为在文明史上这一至关重大的危机之中，中国正为内部的纷争所撕裂，其严重使她必须先行平息，然后才能实现其同各姊妹之邦在为其最高理想的将来存续而作的伟大奋斗中合作之愿。阁下就此崇高职位之时，正是中国的领袖们把彼此的分歧搁置一旁、本着爱国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同心协力使贵国各方面和衷合作的大好时机，俾各方能各尽其力以利全体，并使贵国得以重建其民族的统一、在万国的议事之中占其应得的位置。

伍德罗·威尔逊

徐世昌的复电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大总统鉴，华盛顿。

承电贺本人就任经民国国会正式选举所付之职，谨致至诚之谢忱。本人切望：不但两国之间传统的亲密友谊得以维持并加强，而且将继续竭尽所能，以促进那共同的事业——贵国军队在此事业中辉煌的成功已赢得世人的钦佩与敬重。

民族的统一为人民福祉之所全系，乃亟待本人首先措意之事；请阁下放心，本人必竭尽全力以促其成，以副全国人民之愿望：俾在即将召开的万国大家庭的议事之中，我国得占其应得的位置，并与贵国携手共求最高理想之实现。

徐世昌

不出所料，威尔逊总统这封电报被日本报纸视为不快，它们照例力图把它解作违背蓝辛—石井协定、干涉中国内政之举。作为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看法的典型，可以引一则由日本某通讯社自北京所发、登在日本机关报《上海泰晤士报》上的电讯：

有人注意到：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博士自美国回任以来，一直在设法斡旋南北之间的妥协。倘若此事属实，便是对美日协定的侵犯。

这话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对蓝辛—石井协定的理解是：美国政府或总统若不先同日本商量、或不经东京转递，便不能正当地致函中国政府或中国人。有几家日本报纸把这一层说得明明白白。芮恩施博士刚刚自华盛顿短程回来同本国政府会商，他自然除了国务院所训令者之外，对中国的内争绝无插手；可是毫无疑问，协约国在北京的各使馆都在极力向各自的政府陈说：列强须有所举动，以了结中国的政治纠纷、使南北合一。只有日本不愿此事办成，而每一步朝这个方向的举动都使日本报纸大为恼怒。然而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政府又变了一副态度；当再度有人提议由列强共同劝中国内部媾和之时，日本抢到了前头，力图把这件事说成是她的提议与首倡。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日，下面这份联合照会经各使馆递交中国政府：

美、英、法、意、日五国政府目睹过去两年来分裂此国的内争延绵不绝，深为关切。此不幸之分裂，其有害于外国之利益，不减于其贻祸于中国自身之福祉。由此而生的动荡曾予敌人以鼓励，在战争危急之时妨碍了中国同协约各国的有效合作；而今危机既过，各国正盼望着对世界作某种重新组织，以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与公道，中国依然存在的分裂使它们的工作益增其难。上述各有关政府欣然注意到中华民国大总统为平息内争所已采取的步骤，并乐于相信南方领袖的态度表明他们同样愿意就分歧求得妥善的调整。因此，各该政府特借此表示它们对这些迹象所怀的同情与指望——即北京政府与南方一党的领袖双方都有意把一切纯属个人感情与法律细节的考虑搁在一边，并且在小心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成为和平障碍的步骤的同时，不加迟延地以坦率的会商寻求某种达成和解的办法，其所本者为法度、为对中华民族利益的忠诚，一如保障中国境内的和平与统一所必需者。各该政府在采取此举、对双方为谋解决迄今使它们分裂的难题所作努力表示恳挚的同情之时，愿明白表示：它们此举并无干涉的别有用心，亦无意左右或影响调整的具体条件——那须留给中国人自己去议定。它们只愿尽其所能，为双方和解与重新统一的愿望与努力略加鼓励，俾中华民族能更无愧于自身的传统，在世界各国如今所盼望达成的重建之中担起它的一份。

在远东的日本报纸与通讯社里，这份照会有时被说成是日本独家递交的，而在其余一切场合，则都被弄得像是其他各国仅仅应日本之请才这样做的。如此，所谓日本在中国居优势地位这一虚构，便在远东各国的土著中间得以保全了——至少就日本的宣传所能办到的而言是如此。

这份照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南北两方议定在上海开一次会议，以商定停止内战。在我写这些字的时候，这些会议正在进行；可是已经看得出：日本的阴谋经北京政府里的段祺瑞一党、并经各省其他亲日的中国官员在活动，力图阻止达成协议。中国这场内战，倘若其领袖们没有款子发给他们的私军，不久便会因无以为继而自行死去。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间日本那场借款的狂欢提供了大部分款子；而即便在上海和会召开之后，日本的金融家仍在本国政府知情与支持之下设法为段祺瑞一派筹办一笔大借款。这样的借款——而且唯有这样的借款——无疑会使内争延续下去；因为只要军人一党能弄到款子，它便至少能在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地方把持大权。北京亲日的那一群中国官吏似乎已经打定主意：偷羊偷羔一样是绞，索性把这根线放到最后一寸。中国若不摆脱他们，改革便难有什么进展。

在那些所谓弱小民族之中，凡命运可能被和会的举动或不作为所决定性地影响者，中国同俄国一样居于较重要之列。她的人口、疆土与资源无可争辩地给了她这个位置。中国已经病了许多年。俄国不过在昨天还被列为大国之一。她迅速的衰落表明：把一个国家由一个强国变成一个四分五裂、无能为力、而且成为文明之患的国家，是何等容易。中国正在类似的深渊边上摇摇欲坠；反过来说，她也可能同样出人意料、而且几乎同样迅速地，凭着把她广大的人力与物力组织起来，在万国之中取得一个受敬重的位置。这两种可能的前途，应当足以使人对她的案子加以注意了。

不过就中国这桩案子而论，美国人应当认清：他们与他们的国家在这上头负有极明确的义务。每天的事变都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卷入、并在一定程度上须对欧洲问题的正当解决负责，而我们的国家利益在那些问题上除了在广义的人道与社会理由上之外，牵涉得并不很分明。并没有什么此前的条约或已刊布的协定把美国捆在关于巴尔干问题、或土耳其的处置、或波兰的重建、或比利时的安全、或俄国的重建的任何方针上；然而如今有许多美国人出于道义的理由，对这些争端的解决感到一定程度的责任，而这场战争已经表明它们如何能损害我们的和平、安全与财产。对中国，美国在多年以前、以及新近，都承担过具体的义务与责任，明载于国际的条约与协定之中。再者，几乎每一位近世论东方问题的权威都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切西方国家之中，美国因地理上的并立与近世经济的推动，对中国将来的走向有着最大的实际利害；并且认为：若无美国直接而积极的参与——有人说是领导——中国便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将来。

作为海约翰主义的倡首者，美国有义务遵守并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与行政自主、以及在中国疆土内通商上的「门户开放」。美国政府自己签署过好几项申明这些原则的国际约章，并且促成了另外五国签署类似的协定。何况我知道：如今大多数中国人正满怀指望地盼着美国为中国出而斡旋；而我们的政府若在这项义务上失信，便将丧失中国人的信任与敬重，并使自己在远东事务中的影响力在此后许多年里减损。既然美国政府在中国一事上负有这样的义务，而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国家将来的开发与民族的奋起中又押着这样大的一注，那么美国人显然极有必要弄明白：中国要什么，她打算求什么，公道要求给她什么，以及在重建时期使中国安定下来这个难题究竟包含些什么。

眼下恐怕无人愿意、也无人能够开出一张具体的清单，列明中国要从和议中得到什么。中国人——我指的是那个在政治上有见识的阶层——对中国要什么有着相当清楚的概念；可是关于求这一样或那一样是否可取，他们意见不一。有些中国人与外国人认为中国应当谦抑，应当把她的请求限于几个要紧之点，不去提那些肯定会引起争议、招来反对的问题。另一些人相信：所期的时辰已到，中国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有力地伸张她全部的权利；她若不趁此刻说话，此后便可能永远只得缄口；与其听任某些争端被默认为放弃，不如求而被拒。

关于中国要什么，有两种看法：中国人的与外国人的。即便是最亲华的中国的外国朋友，也未必肯把如今激进的泛中国分子所主张的一切统统应允。在勾画中国的案情时，我将设法划出一条持中的线，因为我相信：大多数有见识的中国人会赞成一个同时也合乎在华进步外国人见解的解决。

首先，我把中国的案情撮要列出：

一、取消同外国政府的条约中一切给予或承认在中国疆土内相当于「势力范围」之权利的条款，以及一切依最惠国条款不能为各国所共享的垄断特权。

二、把中国疆土内一切铁路收归国有并加以国际中立化。

三、取消在中国给予外国人或外国的一切垄断性矿权，以及一切足以限制并损害中国主权与通商「门户开放」原理的其他「租让权」。

四、交还一切租与外国的中国疆土，暂以国际管辖代之，并附一条：俟中国履行若干规定之后，这些地方将完全归还中国。

五、自中国疆土内撤走一切外国军队，除一九〇一年议定书所规定者外；而这些军队亦须俟中国履行若干规定之后撤走。

六、撤销一切在华的外国邮政与电报；外国对中国邮政的监督，俟中国履行若干规定之后停止。

七、在中国确立统一的币制，由一笔国际借款加以支持，其条件应使中国逐步接管之。

八、给予中国完全的关税自主，附以若干规定的条件，俾中国的财政行政逐步整顿。

九、俟中国履行若干规定之后，废除在华的治外法权。

十、把中国的国债并为一体；一切未清的借款——无论省的还是国家的——均并入一笔或一系列借款，由一个在国际监督之下的金融银团承销。

十一、凡中国疆土中近年来行政自主被暗中置于外国权柄之下的地方，一律恢复中国地方的行政自主。

要在和议中为中国争得公道，有两个方面：一是保护中国久已确立的疆土与民族生命，并帮助中国人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一个近世的国家；二是在中国革除那些列强之间的摩擦与敌对之因——在近世，这些正是战争的主要成因。这两项条件都分明落在美利坚这个民族参战的主要而明白的宗旨之内，那是威尔逊总统与我们几十位公众人物一再宣示过的，也是协约集团中其他主要国家所赞同的。它们体现着那著名的十四点——开出一条和平之路的那十四点——的精髓所在的原则。

我所拟的中国请求的十一条，我想将被发现已包罗了那个国家眼下这个极其错综的局面所牵涉的一切要紧的事项与问题。第一、第二、第三与第十条将涵盖过去二十五年间强加于中国的全部半政治性的外国「租让权」，包括最近两年日本那场借款与租让的疯狂在内。这些借款与租让权虽有许多是以行贿、胁迫与恫吓构思并取得的，如今却不主张把它们一概赖掉，而是把那些在衡平法上还站得住的加以清理，使它们不再成为国际事务中一个扰乱的政治因素、也不再成为中国内部进步的障碍。为这项清理筹款的办法，将由第十条提供，而第七条所说的币制改革也由它提供。

第四条所含的问题多半有严重的难处；然而倘若主要各国对它们新近的宣示是诚恳而有远见的，便不该有难处。这一条将涵盖胶州（青岛）、威海卫与关东（旅顺与大连）各租借地，而就其完整的意思而论，也将包括各主要通商口岸的所谓「外国租界」。不过请注意其中的附款：这些租借地与市政租界仍将处于国际管辖之下，直到依所定的规定，中国被认为有能力完全接管其行政之时为止。这样一套办法，似乎同任何切实可行的国际联盟的计划完全相容——那样一个联盟想必须有一个监督的机构与一套办法，以处理孱弱而一时涣散的国家的事务。

我这张清单中的第九条，多半会比其余各条招来更大的反对。可以断定：住在中国、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中的多数——他们或许愿意应允其余十条——对眼下废除治外法权将强烈反对。可是我要赶紧指出：我所拟的这一条，并不要求立即、甚至并不要求早日废除治外法权。诚然，少年中国一党中激进的一部分人已趁此机会鼓吹立即废除治外法权，可他们即便在中国人中间也得不到多少认真的赞同。我同许多在政治上有见识的中国人讨论过这个题目，因此确信：中国社会中有分量的成分并不赞成在中国还没有组织起什么东西来取而代之之前，便骤然废除治外法权之制。眼下这套制度虽然无疑是反常的、而且刺痛中国人的自尊，可它毕竟给中国人自己的生意与产业也罩上了一层若非如此便不会有的保障。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以及那里外国的商业与产业利益，会把早早以中国的权柄取代治外法权之制视为罪过般的鲁莽。然而近年来我已察觉：那些认真思考那里的情形与将来的外国侨民中间，有一种心思渐渐显露——他们认识到眼下这套制度不能被看作长久的；而且有一种感觉：应当想出一个方案来，它不但要许诺把中国国内法律的全部施行归还中国人（这样的国际许诺已经有了），而且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借着帮助中国确立这种局面而把它促成。我相信这样一个方案是可行的；而各国为迎合上列第九条的精神所作的迁就，不必使在华的外国利益或事业惊慌；恰恰相反，我以为其最终结果将大大有益于并扩大外国在华的贸易与投资。

一九一八年，田贝先生以美国政府特派专员的身份访问中国。他的工作主要同战时贸易委员会的活动与章程有关，不过田贝先生趁着此次逗留，把中国在商务以外的局面重新研究了一番。他做这样的考察是很有资格的。他父亲任美国驻北京公使时，他的少年时代、以及他成年后的大半岁月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同李鸿章、袁世凯这样的中国官员共过事，后来又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田贝先生想出了一个方案，西方各国可依此帮助中国以逐步的过程为废除治外法权作准备；这个方案已以节略呈交国务院。该方案是：在给予合理的预告之后，废除在华一切外国法庭，代之以照眼下上海会审公廨的样式所设的中国法庭。作为这一改变的先行步骤，中国将被要求并被协助设立一个司法部，统辖全国一切法庭，也统辖那些有权审理外国人与涉外案件的法庭。该部中仅次于司法总长的首要官员将由一个外国人担任，一如海关与盐务两署之例。外国人也将是一切会审法庭机构的一部分，不过要归司法部管，而不像如今那样归各国领事馆管。人们希望：经由这一过程，中国日后能达到可以放心地把司法之权全数托付给她的地步。不过依田贝的方案，治外法权在列强认为中国已完全有资格自行其事之前，并不完全废除。在一个有外国法律顾问的司法部之下，法典可以修订得合乎时用，司法的施行也可以彻底重加组织。一所有外国与中国教习的官立法律学堂，将培养中国青年从事法律与司法的事业。以上便是田贝先生所提方案的大略。据我所知，他曾把它送交许多法律权威过目，包括美国驻华法院的罗炳吉法官、前任中国政府宪法顾问韦罗璧博士、以及现任中国政府法律顾问丹尼斯先生，他们都表示赞成。

我坚信：如今已到了这样一个时候——想出一条路来革除治外法权这一反常之制，不但是稳妥的，而且为外国人自身与中国的利益所必需。这当然并不是说治外法权应当立刻、甚至不是说应当很快废除。照我对田贝方案的理解，中国要能造出一套健全的司法行政组织，几乎肯定要二十年，也许还不止二十年。可是那个方案提供了一条达此目标的切实之路，而眼下这套制度不过原地踏步，还有扩大、乃至永久化的趋势。治外法权的完全废除，自然要取决于列强、或一个国际联盟认定中国已履行了所定的要求。

坦率研究中国情形的外国人已经有一段时间觉得：一套使外国人在华现状延续并永久化的制度已经过时，应当加以改变；这既是为外国人与外国贸易的利益，也是对中国人正当的愿望的公道。凡使中国人对外国人在他们国土上的存在与地位生出怨恨的情形，都必然成为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发展、以及外国贸易的发展的阻碍。倘若一套在重新整顿过的司法部之下办理的新式法庭，能给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的人身、产业与法律权利以它们如今在租界的外国法庭与会审公廨之下所得的同样的保护，而中国人的心情又能因此得到抚慰，那便值得考虑。

事实是：眼下所行的治外法权，连同其他若干事变与趋向，正使西方在华的利益处于几分不利的地位。譬如凭着在满洲、山东与中国其他地方对中国行政自主的侵夺、凭着以所谓一九一五年协定强加于中国的种种条款，日本已设法为她在华的臣民立起了一种优先的地位与法外的身份。日本人如今能在中国任何地方旅行、居住与营业，而且所到之处都带着日本法律的保护。至于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因日本法律在涉及外国人与日本人时特殊的施行与解释而处于何等不利之地，那是尽人皆知的，此处不必细述。凭着近几年渗透中国的过程，日本人正把他们在日本所享的、在商业法律地位与保障上胜过外国人的那同一套便利，带到中国广大的腹地去——那是通商口岸之外的地方，而其他外国人的治外法权地位只限于通商口岸。在华的非日本籍外国人对这一过程唯一的保护，或者在于把治外法权推及全中国，或者在于把日本人限制到同其他外国人一样的地位，或者在于为全中国造出一套制度，使一切外国人在法律之下、在法庭之前一律平等。在中国是尽人皆知的：通商口岸的日本领事法庭对日本人的轻罪、甚至重罪都不肯照章惩办，而其他外国人与中国人到日本领事法庭去控告日本人实际上是白费。这种情形，连同日本宪兵与警察的存在，常常引出中日之间严重的冲突，有时甚至引出其他外国人同日本人之间的冲突。凭着新近在威胁之下自中国勒索而来的条约、凭着对中国大片地区的准占领，日本如今实际上已把日本法律与日本法庭的管辖推及中国各处的日本人，而其结果同通商口岸与日本国内所见者无异。

为中国奠立一套近世法律制度，有一个要紧之点，便是将要给予她、或由她选取、并作为永久的法典传给后世中国人与外国侨民所遵行的那套制度的性质。日本在使她的法学近代化时抄了德国的法典，所作的改动就习惯于盎格鲁—撒克逊制度的民族的眼光看并无改善。倘若日本取得对中国司法行政的控制或指导，那么它无疑将照日本的样子来定，而日本那一套乃是德国制度的日本化版本。德国法典中固然可能有许多东西很适合正由旧政体转入新政体的东方民族，可是在华的美国人与英国人——他们在西方外国人中人口最多、既得与贸易的利益也最大——多半愿意看见中国在把自己的路数定在民主的路子上时，采用或化用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成例与原理。新的中国同西方几个领头的民主国家的行政形式越接近，中国人同那些西方民族之间的相通与谅解便越容易维持，他们国际的与个人的往来也越容易扩展。

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希望、并且几度努力，要解决我清单中第二条所含的那个难处。诺克斯先生任国务卿时提议把满洲的铁路中立化，而该议被俄、日、英、法四国联手否决，这是人们很容易记起的〔原注：关于这一提议、连同各国政府就此所作的正式陈说，笔者《我们的东方问题》一书第一章有详尽的叙述。〕。可是时移世变，世界的情形已经改变，而且但愿人们已经学到了一些教训。熬过了这场大战的列强，如今或许能看出：不再依势力均衡那套老说法、为自己战略上的利益而在中国（以及别的地方）玩铁路这盘棋，是可取的。那将意味着它们中有些国家把长久抱持的帝国主义图谋与野心完全、也许是最终地放弃。它们在宣言中已经弃绝了这些野心；如今它们肯在行动上放弃它们么？同熟悉内情的人讨论铁路问题时，我发觉有一个普遍的信念：这套老制度必须废弃，这不但是对中国的公道，也是为了世界的和平。关于办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可是近来同我谈过的人，在原则上几乎一致。我所措辞的那一条，要求「把中国一切铁路收归国有并加以国际中立化」。用在这里，收归国有与国际中立化实质上是一回事，或者说二者并行可以办到同样的结果。我的意思是：铁路收归国有，由中国政府所有并管理，以把控制权集中起来；而其中的外国投资、以及为保护这些投资、保证有效行政所必需的外国监督，则应中立化——换句话说，使其带上国际性质，一如海关与盐务两署。拟订这样一个方案，就其所显示的原理而论，我想不出有比诺克斯先生一九〇九年所提的满洲铁路之议更好的范本。

要为中国这桩案子中所含的种种清理、以及它所设想的行政改革筹款，须得数亿元。这笔款子有很大一部分将用来清偿现有的债务，其余则用于推进建设性的举措。就此不妨指出：在各大国之中，中国今日从根本上说恐怕是仅次于美国最有偿付能力的。我的意思是：同她可变现的资源相比，她的债务是相当小的。可是不幸的是，眼下把这个国家财政事务的独家管理托付给中国政府是行不通的。这个国家动荡而分裂的情形、近世行政技术的缺乏、以及其他种种缘故，合起来使中国至今仍属于那一类还不能撇开外来帮助的国家。几乎一切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除了少年中国一党中少数激进者之外——如今都公开说：中国眼下无力把自己的事理清，她需要外国的帮助。他们要这帮助是暂时的，而且要着眼于使中国最终能完全撇开它。他们明白：这样的外国帮助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外国对中国行政的协助与监督，而他们准备接受这一点。鉴于许多新近还骄傲而强盛的国家如今处于半依附的状态，明理的中国人开始看出：硬说中国不需外国的影响、进言与援助，是一种虚假而愚蠢的自尊。

不过就外国在财政与行政上的援助与监督一事而论，有一个条件是使中国人能够接受它的绝对必要之物。这个条件便是：美国将在其组织中积极参与，若不是充当公认的领袖的话。尽可以说：凡不包括美国的国际银团、或凡关乎中国而得不到美国赞同与合作的任何方案，如今都不会为中国人所接受。

伍德罗·威尔逊第一任总统任内之初，美国政府退出了那个为中国行政改革筹款而组织的六国银行团，以此举表明了它的立场：不参与任何在中国的筹款，凡有损、或可被解作有损中国政治自主者。善后大借款合同的某些条款，在当时的美国政府看来便有这种趋向、或许还有这种用意。此后中国政府曾几次设法单独取得美国借款，可除了芝加哥大陆商业银行所作的那笔小额借款之外，都归失败，因为在美国的金融家看来，美国政府的方针不足以保护他们的投资。为补救这一局面，也多半因为认识到世界情形的变化所引起的美国方针的改变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国务院于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宣告了它关于在华借款的方针如下：〔着重处为我所加。〕

中国之所以对德宣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的举动。因此本政府对中国希望武装自己以便在对同盟各国的战争中给予更切实的协助一事，抱有特别的关切。

直到目前为止，美国为在欧洲战场上有效地施展其力量所作的准备，使我们无法采取具体的建设性步骤去帮助中国实现其愿望。可是新近本政府觉得：由于动乱之地已逼近中国疆土，应当特别努力把适当的办法交到中国手中。因此，若干过去曾参与对华借款、并在东方有过阅历的美国银行家被召到华盛顿，请他们对此事发生兴趣。银行家们的响应十分迅速，他们同国务院之间已达成一项协议，其要点如下：

第一，组成一个美国银行家的集团以举办一笔或数笔借款，其成员来自本国各地。

第二，银行家方面保证：他们将同政府合作，并遵循国务院所定的方针。

第三，组成该集团的各银行名单须报国务院核准。

第四，任何借款的条款与条件须报国务院核准。

第五，保证：倘若借款的条款与条件为本政府及受款国政府所接受，则为鼓励并便利美国公民同外国之间互利的自由往来，本政府将愿意尽一切可能予以协助，并迅速而有力地提出交涉、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以保证其公民在外国本着诚意所订的公道合同得以履行。

我们希望这个美国集团将同英国、日本与法国的银行家联合。美国政府同那些政府之间的交涉正在进行，我们希望其结果将是它们的合作、并由那些国家的银行家在任何可能举办的借款中平均参与。

那一宣告之后，一个美国银行家的集团组成了，着手办理美国参与对华借款之事，并开始考察一切与该国财政义务有关的情形。美国政府将支持对华借款的消息在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大多数中国人自然指望一笔美国借款马上就到。这些指望自然落了空；因为鉴于世界的局面、鉴于必须把为中国筹款所牵涉的种种国际关系厘清、并拟出一个为各国或多数国家所能接受的周全方案，贸然行动是不可取的。所指望的美国借款于是拖了下来，至今悬而未决，从而延长了日本那场借款狂欢的寿命。一个在财政上支持并救济中国的国际方案，应当——不妨说必须，倘若我们要在远东取得秩序的话——成为和平的条件与维持和平的机括的一项结果。

关于此后美国参与对华借款一事，有一点需要说清。美国在华的财政方针必须绝对不同日本在那里的营业手法、不同日本近年来所表现的政治方针发生任何牵连。一切重要的美国在华财政活动，都应在美国政府的监督之下、并且唯有得其核准方可进行，并应合乎所采行的任何国际合作方案。譬如美国的资本不应同日本在华分明属于、或专属于日本的铁路或矿务计划发生牵连。过去一两年间，日本人以前面所述的手法在那里取得了许多所谓铁路与其他实业事业的「租让权」。这些租让权中有许多其效力是可疑的；其中有些纯属战略性质。作为一例，不妨看看日本迫使中国允准的满洲与蒙古的若干拟修铁路。它们眼下并无什么实在的商业根据。它们真正的用意是在军事意义上加强日本在那些地区的地位；而它们将削弱中国的防御地位。那么试想一想：倘若此后日本竟在美国取得资本，去开发并利用她在中国的战略地位，中国人会是什么心情！这样使用美国的资本，不但于中国是欺侮，于美国在那里的商业利益、于美国政府方针的宗旨也是欺侮。

把前面那十一条、以及它们势必要靠什么办法才行得通仔细剖析一过，立刻会使人想到：这样一个解决在某些方面将扩大、而不是缩小外国在中国的权柄。这是实情。可是中国的外国朋友、以及开明的中国人，都应当坦率地面对这个真相：要把中国从外国的准支配之中解救出来，就必须借助外国行政的效能。我们有这样一个悖论：要减少外国对中国行政过程的干预，首先得增加它。不过新的情形将同过去半个世纪压在中国身上的那些情形大不相同。它们所不同者不但在形式与施行上，而且在宗旨上。一种开明的外国援助，在一个国际联盟的庇护之下，以教中国人掌握近世的办法、使这个国家安定下来、从而恢复中国完全的行政与财政自主为目的，那将给那个民族带来一份真实的指望，也给世界带来一份真实的好处。

我清单中的第十一条，几乎不容像其余多数各条那样加以限定或开脱。它所指的是一种对中国公然而露骨的暴行：在大片地区侵夺她的行政职权，并在外国军事占领的恫吓之下加以限制。这套制度最初由俄国因中东铁路附属地的警务而引入，此后日本在以征战取得俄国在南满权利的继承之时把它大大扩展，后来又推及几乎整个山东省。这套制度甚至已经植入中国腹地：日本警察监管着长江流域的煤矿、铁矿与厂子，并在汉口的永久营房中驻上了日本守备队；而这套制度的开端新近又在福建省出现了。

简括地说，中国向各民主国家的呼吁归结起来是一声呼救：要从帝国主义列强那套掠夺性渗透与榨取的老制度中解脱出来，并被容许、被帮助着在民主的路子上走出一条和平的民族的命运来。国际联盟尚未完备、也尚未采行，可是它那份得到在巴黎与会各国一致赞同的初稿，除一项附款之外，对中国应当是满意的。那便是在该联盟之下为监管孱弱与落后的国家而设立受任国一事，在实行中可能如何施用。从日本报纸的语气看，显然日本或许指望依那项条款被提名为该联盟关于中国的受任国，从而坐实她的「特殊地位」与她在远东的优越权。中国人将痛恨此事，而且多半会以武力反抗这样一种解决。第一，中国不应被列入那种需要一个受任监护人的国家或邦国之列；第二，中国若违其本愿而被置于一个受任国之下，日本多半是中国人最不愿意它居于那个位置的国家。不过那条容许落后之邦自择其受任监护人、或须经它们认可的规定，似乎足以使它们免于被置于一种可厌的异族监管之下。

把中国这桩案子整个来看，它提供了一块几乎是理想的试金石，可用来检验各大国在进行这场战争与缔结这场和平时所宣告的原则。它至今并不含有什么异乎寻常的难处，不像俄国的案子；它没有民族与种族问题的纠结，不像中欧；它也没有那样一口猜忌与仇恨溃烂的大锅，不像巴尔干问题。然而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一直在长成一个俄国、中欧与巴尔干的合体，几个强国彼此敌对的野心都集中于一场争夺：或是控制她，或是占有她遗骸中狮子的那一份。这样一个局面在国际事务中会导致什么，近来的事变已经充分显示了。倘若中国这桩案子得不到世界同情的注意与公道的对待，那么此后凡知道国际政治实情的人，便都不可能再怀着任何信任或敬意去听那些利他的宣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