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人与俄人

一航程

俄国在亚洲的地界，名义上是从你踏上中东铁路公司的「快班轮船」——人们偏偏这样古怪地称呼它们——那一刻开始的，无论你是在长崎还是在上海登船。三年以前，这支日渐壮大的俄国船队在中国海上几乎还一条船也没有。到了今天，中东铁路公司那所谓的「远洋航运部」——这是它自封的堂皇名号——已拥有将近两打船只，一艘比一艘考究，一艘比一艘更有意要让旅客领教俄国在远东日益膨胀的威势。单是这些船的命名，本身就是莫斯科人野心的一份自供状。打头的是「满洲号」「蒙古号」「朝鲜号」，都是四千吨的好船，各以一个国度为名——这些国度若无人出来喊停，注定要沦为俄国的区区行省。接下来是「黑龙江号」「额尔古纳号」「石勒喀号」「松花江号」「嫩江号」，这些河流，欧洲列强之中惟有俄国能够通行，而且她铁了心要让它们对世界其余各国永远关闭。随后是满洲的几座省城：「奉天号」「吉林号」「齐齐哈尔号」。最后轮到满洲的边镇和次一等的城镇，如「马加丹号」「海拉尔号」「宁古塔号」「伯都讷号」，诸如此类，二十来个地名全都起过了。最好的几艘往返于长崎、上海之间，与那闻名世界的特快列车相衔接——那列车从亚洲的尽头一气开到欧洲的尽头，中途不换车。小一些的船则在朝鲜各港口啃来啃去，按班期进出你的元山、你的济物浦、你的釜山，好叫日本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并不是那隐士之国惟一的索主。于是，从上海到直隶湾，从朝鲜沿岸直到海参崴，整片中国海上都布满了悬挂俄国铁路公司那面杂种旗帜的船只——那家半俄半华的怪物公司——俄国的目的已经快要达到了。

我说俄国在亚洲名义上始于这些快班轮船；然而这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你一踏上这艘水上特快，就会明白俄国揽下的是她力所不能及的事。你在船上碰到的，其实并不是俄国。而照沙皇的大臣们所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凡不是纯粹俄国的，就根本算不上俄国，只能算作虚弱之源，而非力量之本。我乘的「满洲号」造于奥地利的的里雅斯特，装的是英国的设备，掺着美国佬的种种巧思，间或又退回到法国的洛可可趣味；船上的高级船员来自波罗的海沿岸，一望而知是条顿血统；舱壁装饰着波希米亚的镶板和德国南部的烙画；机舱和锅炉舱里挤满了中国的火夫和机匠；甲板上满是宁波水手，叽里呱啦说着洋泾浜英语，除此之外一概不懂；这条船正竭力招揽日本、中国和英国的货物，运往租借地里那几个不受人待见的港口；最后，给我们做饭的是一位通商口岸出身的中国厨子，他是在严厉的强制之下被硬生生改换门庭的，结果俄国远东延伸线的餐桌讲究被弄得惨不忍睹。这一团混乱，还不够乱吗？

可是，尽管我已一一列举了这条原本打算纯粹俄国化、以荣耀上帝与沙皇的轮船上种种五方杂处的奇观，最致命的一击却是在大餐间里。在那里，一个中国人当着买办、总管事兼大管家，除了手下一班同胞之外，他还雇用并支付着六名俄国侍者的工钱——这些侍者穿着干净的白上衣和整洁的蓝裤子，是他按合同须负责提供的人手。想一想吧，所有研究外交政策与政局的诸君——一个中国人，在一条俄国船上雇用外国劳力，而那劳力竟是俄国人。斯拉夫人最好当心，免得哪一天无可挽回地陷进中国人那深不见底的机巧与不动声色的外交之中。起初我觉得这一切十分好笑，直到我看见上面说的一名俄国侍者走到他的中国上司跟前，低声下气地讨要什么东西。这时我不禁皱了眉头，因为不知怎的，白人给黄种人当差，总归不是好事。

这条好船的乘客名单，就是一幅多少具体而富于教益的远东问题图。代表俄国军国主义的，是半打年轻军官，属于满洲铁路护路队，亦即边防军——那是一支妙不可言、底细全无人知的队伍。他们半穿便服，没完没了地抽纸烟，没完没了地打牌。照例也有若干丹麦人、德国人和其他欧陆人士，统舱里则有一大群来路可疑的日本人。另有一支强大的英国人队伍，来自世界各地，使名单齐全——因为尽管有美国人在，英国人仍是东方头号的环球旅行家，而这条新的横贯大陆的路线，是必须亲身试一试的。可是，我们虽然是活生生的政局缩影，却都小心翼翼地不谈政治；因为即便在九月，赌开战的人就已占了压倒多数，而在这里，离争议之地如此之近，一场争论很快就会沦为一场恶斗，尤其是远东近来人心激愤到了这般地步。所以，当陆地没入地平线之下，满洲问题也就随之从视野中消失，武装中立成了当日的规矩。话题转到了船和出海的人，转到了单从生意角度看这些好船的前景上。席上有一半人从实务上懂得船舶与航运，每个人都立刻指出了种种缺陷，说俄国船队的这些船赚不来红利。有一个人刚下过机舱，发现我们只开着右舷那台主机。左舷那台长年失修，自从这条船跑长崎航线以来就一直如此；可是有人提议进坞修理时，轮机员们只是耸耸肩，说一台主机就足够用了。另一个人拿一支铅笔和一张纸，确凿无疑地向我们证明：这条船折旧须留的余量那么大，载货量又那么小，永远也收不回运营开支。「太轻巧，太好看，」这是大家的一致看法；排场太多，生意太少。向来都是这一套。然而，俄国的目的暂时算是达到了，她的旗帜在中国海上处处飘扬。可是，恶劣的经营手法加上罪过般的疏忽大意，到头来除了灾祸，还能拼出别的什么字眼来吗？惟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我们离开长崎时，台风信号正在高悬，尽管我们已把开船时刻一推再推，而且只要能走得成，什么险都愿意冒。那推迟的全过程极有意味。起先说是上午十点开船；接着，到了最后一分钟，代理人、副代理人和副副代理人——因为俄国人办事必须成群结队，他是不被信任独自行事的——急匆匆地上了船，同船长、大副和轮机长争论起来。究竟是不是那台糟糕的左舷主机在作怪，始终没有透露；可是经过一个钟头的争吵——其间我们的希望随着天平时而偏这边、时而偏那边而忽起忽落——开船时间被更正为一点半。就在那要命的钟点前两分钟，公司的汽艇载着各位代理人和副代理人，一个个拼命挥着手，又向我们驶来，正当我们解缆之际，硬把我们叫停了。又是一番会商，又是一次推迟，又是一通议论。最后，到了傍晚，我们才真正开了船。不过，这屡屡推迟的开船和无可救药的优柔寡断，倒给了我们大把谈资，也成了一堂活生生的示范课，让人看清俄国人中间那般显眼的意见分歧与权威缺失。

在港口入口处，我们经过了刚随布里奇海军上将抵达的「光荣号」和「利维坦号」。这两艘威武的战舰新涂了灰黑色的战时涂装，看上去真是名副其实的战争猛犬，在俄国旅客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而我们往下又驶了几链之遥，经过一艘外观陈旧的俄国巡洋舰，这一对比更使那震动加深了一层。俄国人摇着头，看了又看，大声承认他们毕竟是陆军而不是水兵。在制海权日益取代陆上霸权的今天，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不久夜幕降临，台风也随之而来。乘客们被放倒了一大片，惨不忍睹，因为即使有晨静之国的岛屿遮护，台风也绝不是什么好受的东西，我们颠簸摇晃，直到再也晃不动了为止。我们的船首起伏不定，穿过朝鲜的群岛，右舷那台主机呻吟着、痛苦万分地推着我们前行。早晨，有一个人脸色惨白、神情焦虑，可是他的苍白和焦虑并非晕船所致。他是一位俄国海军军官，短期休假后正返回旅顺，他用一口地道的英语哀叹着解释道：「一整夜全速穿过群岛！这一带海岸我自己刚测绘过，给我几百万我也不干这种事。船长是疯了。我每一分钟都以为要触礁。」这不过又是斯拉夫人满不在乎的一个例子，又是那句漫不经心的「没什么」的又一次写照。

二在劫难逃的大连

台风的尾巴让人人都盼着上岸，因为台风是个恶毒的魔头；所以，当上午十一点地平线上浮起一抹昏黄时，大家都松了一口长气，各个舱房里纷纷走出一个个形同死人的乘客。然而此后好一阵子并没有什么可看的，直到我们已经误点好几个钟头，海岸线才清晰起来。一旦看清了，那景象让人联想到什么，是不会弄错的。那分明又是山东那种寒冷荒秃的丘陵地，深深的、极深的蓝色海水一直漫到岸边。海湾和小港把海岸切割成上百种奇特的图案；嶙峋的花岗岩峭壁阴沉地俯视着海面，一两只摇摇晃晃的帆船正同风搏斗，想要驶向开阔的海面。我们绕过一个岬角，大连便猛然跃入眼帘。

我不能说第一眼的景象有多么动人，或是足以让人为此地即将到来的伟大而心潮澎湃。近处，你看见半打巨大的挖泥船，稀稀落落地散布在几英里的水面上，看上去十分肮脏，十分凄凉，十分疲惫。再远些，有两三艘轮船靠在铁路码头边，一律挂着俄国旗。在这后面，你模模糊糊地看见一片杂乱的建筑，至于那些建筑是什么模样，却无从想象。即便隔着老远，也不知怎的传来一种清清楚楚的冷落之感；视野是壮阔的，可你觉得缺了点什么。说实在的，确实缺了点什么，那东西叫做成功。简而言之，大连是个失败。一千八百万卢布被抛进了海湾，葬送在乌托邦式的梦想里，或是挥霍在那些官修的——真是好一个官修！——房屋上，而这些房屋在极度干燥的空气里已经开始剥落坍塌。一千八百万卢布已经赔掉了，就俄国政府而言，是一去不返地赔掉了。不过我说得太快了，还没到时候就先叫嚷起来了。

我们误了点的船慢慢靠上铁路码头，一大群肮脏的山东苦力推上来笨重的跳板。可我们还不准上岸，因为护照须经沙皇陛下的警察签证；大连地处关东租借地，所以要受俄国制度的全套严苛管束。签证是个冗长的过程，不过倒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看看四周。我们旁边，三股铁轨一直铺到码头尽头。码头本身是一座宏伟的实心花岗岩建筑，象征着俄国人花钱的满不在乎——即便那花法纯属愚蠢。码头另一侧，铺开着巨大的货栈，屋顶盖着瓦楞铁皮，里面部分堆着长江流域出的茶叶箱。四下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别的各色货物，正在一堆堆地朽烂，再加上半打穿红衬衫的马车夫和他们的双驾轻便马车，这幅图景便齐全了。它并不欢快，这一点你尽可放心，尽管太阳在蔚蓝的天空里明晃晃地照着，远处的群山像浮雕宝石一样轮廓分明。空旷太多，人太少；规划太多，成效太弱；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虽然你说不准究竟是什么。

不久我们拿到了护照，一头钻进马车，马车在俄国人称之为道路的那些坑洼和车辙上飞快地颠簸，驶向离码头一两英里的市区。我们经过的第一条有人住的街道，按它自己的方式来说，想必是独一无二的。简单说，那是一排排营房般的房子，约十五英尺高，用剥落的灰砖砌成，木构件漆成绿色或是泥白色，脏得难以形容。其中大多是中国人或日本人开的小铺子，看样子日子过得很不景气。再往前，我们来到一大片空地，在城市规划图上它叫做广场。随后我们过了一座桥，桥下是一条巨大的铁路明堑，它从城市的心脏一直通向海边。这条明堑，我后面还要再提到。最后，我们到了大连，那官修的大连。我说「官修的」是有意为之，因为城里惟一像样的那部分，是由俄国政府负责建造的。

我琢磨了好一阵，想弄明白我在哪里见过跟眼前这片建筑相似的东西。最后我想起来了。这又是一个青岛，只是少了德国人的周密和对细节的讲究。不过，那位市政工程师虽然仿照了德国的理念和样式，显然并没有完全受其束缚。各种各样的建筑风格应有尽有，从瑞士农舍到正面缀着意大利凉廊的古怪楼房，从伊丽莎白时代的宅第到奇形怪状、带着凹槽的杂交式样。那位政府建筑师想必是放纵自己的奇想，放纵得淋漓尽致，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一堆五花八门的大杂烩。每座房子都和邻居不同；每座都在追求一种理想，而那理想又和街对面的理想打架。

这时我们已经到了「大连饭店」，城里的头号旅馆。饭店门前有一座虽然积了尘土、却还颇为好看的游廊餐厅，缀满了藤蔓和金银花，让我们愚蠢地以为已经抵达了尚可忍受的文明之地；可是，唉！呜呼！当我们察看那仅剩的一间卧室时，我们短暂的希望便被摔得粉碎。啊，那间卧室，但愿我有生花之笔来描绘它！霉味扑鼻，臭气熏人，肮脏不堪，那不是白人该住的地方。床是最糟的，躺在上面的头必定不得安宁，身子更不得安宁。好在我是最后一个到的，于是我打定主意到别处去找个歇脚的地方。我去了「俄罗斯饭店」，一家二等的店，那里给我看的房间要像样些。然而到了夜里我才知道，自己又犯了愚蠢而天真的念头，因为我几乎没能合眼，原因无须向这个见多识广的世界细说。第二天早晨，我向店主提出抗议——郑重地告诉他那些虫子实在太可怕了。店主却毫无歉意；他很恼火，简直是恼火透顶；他愤愤地把账房的笔在头顶上挥舞着，提出凡捉到一只战利品，他就付我一卢布！我回答说捉是捉不住的，至少我是捉不住的。「啊，那么，」他说，「就别抱怨了；我们这里是干净的，我们弄不懂你们这些英国人，老是在打仗！」

傍晚时分，我雇了一辆马车，去作进一步的考察。正如在欧洲条条道路通罗马，在大连你也免不了被引向那条巨大的铁路明堑。那确实是一幅奇景，真正说明了俄国的帝国缔造者是怎样一种人物。四千名苦力在那里挖着，挖个不停，看上去像是要把辽东半岛劈成两半。那里已经容得下一打复线，可这还不够。整座整座的山丘正被削去，装进筐里，倒进望不到头的一列列敞车，飞快地运往海边。在那里，这些泥土被用来填筑巨大的栈桥和码头，这些栈桥码头的外壳是用巨大的方石砌成的，至今才完成一半，要完工还得再花大笔大笔的钱。在港湾里——这港湾容得下半个世界的舰队和整个东方的商业——巨大的挖泥船仍在挖着，大货船载着别的实心混凝土巨块出海，把它们投进海里，垒起那套宏伟的防波堤系统；规划这套系统的人，想单凭大把撒钱在远东造出一个伦敦来。到处都是同样一支支强大的苦力大军，在懒洋洋、昏沉沉的俄国监工漫不经心的监督下笨拙地干着活；没有贸易，除了政府雇员之外也没有白人居民。政府盖的房子，砖块已经在北方烈日的炙烤下开裂剥落。那些不属官方的地皮，是一两年前心急的投机者买下的，当初付了象征性的地价，条件是必须在上面盖房子；如今这些地上要么盖着寒碜的棚屋——这些棚屋想必是靠慷慨地掏腰包才算满足了官方的要求——要么散落着骤然停工的建筑留下的砖头。俄国熊仍旧顽固地推行着他那荒唐的官方计划，因为要停已经太晚了，而每多拨一笔款子，就意味着那些把揩油视同命根子的官员们腰包里又多了些东西。

在官方的城市规划图上，这地方建成之后的「面貌」被描绘得光彩夺目。这里是官府的大连，政府衙署和官邸都便利地聚在一处；那里是商业的大连，商人和店主的街道排列得整整齐齐；再远些是华人区；然后是港口的防波堤、花岗岩船坞、发电厂、自来水厂之类。每一样都有它的位置，每一处细节都经过周密考虑，可是在所有这些宏大的工程之中，真正完工的却寥寥无几。投机者心灰意冷，所有私人身份的俄国人也都一样。每周两班的欧洲特快和铁路公司的轮船，仍是这地方惟一的存在理由。街上空空荡荡，只有几十辆人力车和半数那么多的马车。连狗看上去都疲惫不堪，似乎在怀念逝去的日子。偶尔有一连步兵走过，或是一队哥萨克骑兵在街上狂奔而过。夜里，电灯在一片荒凉和空寂的道路上噼啪闪烁，嘲弄着那位在脑海里孕育出这一切的天才。城市四面缓缓升起的山坡上，你看见一块块翻起的泥土，令人想到那是伪装的炮台，偶尔还有一把刺刀在阳光下一闪。

海关却连个影子也没有。我四处打听，想见见据说在城里负责开关事宜的两名官员，却徒劳无功。这个拟议中的海关，其来龙去脉值得一说。中国的每一块租借地都设有中国海关——由罗伯特·赫德爵士的人员主持——以便利商人和贸易；所以，关东半岛租借出去以后，有人提议也在关东的商业中心大连开设一处海关。俄国听说了，立刻采取了措施。一天早晨，在北京，华俄道胜银行那位扭转乾坤的人物璞科第先生，手里牵着俄国提名的人选，去拜访罗伯特·赫德爵士。「这一位，」他说，「将来要当大连的海关税务司；他必须进您的衙门。」罗伯特·赫德爵士——他虽只是个英国人，外交手腕却连俄国人也要甘拜下风——鞠躬致意，然后准备等下去。在远东，时间是最伟大的外交家；拖延能挫败马基雅维利的机关，能智胜一切。大连海关永远也不会为人所知了。

所以，城里的一切，除了俄国政府、它的士兵和苦力之外，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奄奄一息。人们私下传言，三年未经审计的账目，如今正让官员们心惊胆战，因为他们的保护人已经倒台了。简言之，维特大臣的福星已经陨落，大连的福星也随之陨落——如果它曾经有过福星这样实在的东西的话。照耀在大连上空的，不再是一轮吉兆的太阳。大连在劫难逃，因为这座城市是个失败，而阿列克谢耶夫总督更给这个失败盖上了一记印章，他宣称五年之后，关东租借地里人们只会听说旅顺一处。谁知道到那时候连旅顺还会不会有人提起呢？

三旅顺

我们的马车驶近大连车站时，一口钟懒洋洋地敲了起来，警告我们时间已所剩无几。可是我的同伴是个俄国人，他对我那副紧张慌忙的样子笑了笑，暗示我不必惊慌，因为满洲的火车别的不说，脾气总是随和的。的确，我们买票已经来不及了；给我们的不是车票，而是一纸许可，准我们上车，到下一站再补票；然而尽管有这一套荒唐繁琐的手续，这种自乘了二十次方的官样文章，火车真正开动还是在好些分钟以后。

我们照章安顿下来的那节头等车厢是崭新的，新得满车是油漆味。车厢是常见的通廊式，隔成半打单间，内里衬垫华美，四壁以染色木料装修。每个单间可容两人，只要扳动几根杠杆、拉开几道插销，座榻和榻背就变成两张上下叠放的舒适床铺。座位的弹簧无可挑剔，在熬过了那样一个苦夜之后，能伸直身子舒舒服服地躺着，真是一种享受。这火车和那旅馆，都是俄国的典型，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没有恰到好处的中庸——没有舒适的中间地带：你要么享受懒洋洋的奢华，要么忍受彻头彻尾的寒酸。

大连离旅顺不过四十英里，可满洲铁路上的四十英里，差不多抵得上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一百四十英里。我们的火车终于开动了，驶进乡野时，我好奇地向窗外张望，想看看报上开始谈论的那个「设防的大连」还有什么别的迹象。然而，我拿着一副野战望远镜仔仔细细察看之后，确信无论大连还是周围一带，都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设防。不过，大连在陆地一面确实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那是一套野战工事体系，实际上从旅顺向北绵延许多英里，为旅顺这座要塞构成层层防线。但要说大连这座城能对一支意志坚决的军队作出什么真正的抵抗，那只是梦想家的虚构。要把它建成一处坚固的据点，得花上几千万卢布；尽管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样做是可能的，但我心里毫不怀疑，大连若真遭到攻击，俄国人会听任它自生自灭。

通往旅顺的铁路穿过一片起伏的丘陵和山谷。较高的山峰顶上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白色塔楼，有几分像英国海岸那些老式的马尔泰洛圆堡，可它们究竟是什么，我没能打听出来。火车以一种蜗牛般慢得不像话的速度前进，每小时绝不会超过十五英里，颠簸摇晃十分厉害，极不舒服。这是因为铁轨太轻，被列车的重量压得不堪重负；毫无疑问，按这条线路眼下的状况，若不时时检修，是承受不了多少繁重运输的。每隔几俄里就有一座坚固的车站，外观像南非的碉堡，即使在极猛烈的炮火下也完全能够自保。这片土地似乎人烟稀少，能看到的那些中国人都穷苦凄惨到了极点。是俄国的黄金倾泻进关东半岛，才使那几座城镇按中国的标准有了几分安适；除此之外，这块租借地仍停留在甲午战争留下的那种半毁状态，多年之内都无望恢复。

观察一下所有与铁路相干的人那副懒散的做派，是很有意思的。时间似乎根本不算一回事，西班牙人的「明天再说」眼看就要被俄国人那漫不经心的「没什么」比下去了。一列号称地方快车的火车，走四十英里要花三个钟头，这当然足以代表斯拉夫人的慢腾腾了。

我们驶近旅顺时，一座头等要塞的外在明显标志越发显露出来了。的确，自沃邦的时代以来，军事工程学已经大为改变，高出地面的庞大建筑已不多见；但即便如此，人们仍能体会到，旅顺哪怕从陆地一面来看，也是何等坚不可摧。到处都能看到表明伪装炮台存在的迹象，有时还能用眼睛沿纵向一直望穿一条巨大的堑壕。后来我得知，那里有四道相继的堑壕工事线，从旅顺外两英里处一直延伸到最重型攻城炮的射程之外，无数独立的堡垒又冠于其上，使得一切进攻，不论兵力多少，都成为最可怕的冒险。一般的传闻是，日本参谋本部早已认定，惟有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陆上进攻才能告捷，而这样一次进攻将要损失两万到三万人。又有人说，俄国人期待并且巴不得这样一次进攻，还故意留出一道缺口，进攻者非得从那里突击不可。这当然是照抄法普边境北段的原型，那是由一位著名的法国将军规划的；一八七〇年那场惨败的战争导致了边界的大幅调整，其后正是这位将军负责重新构筑法国的防御。一旦部队乘胜涌过这道缺口——在守军佯装撤退之后——他们就会被敌人像老虎钳一样钳住，被毫不留情地砸得粉碎。就旅顺而言，这当然只是街头巷尾的闲谈；可是在匆匆走过这片地方、看过此地天然的险要之后，实在很难看出还有别的什么路可走。

如果说大连是一座死城，旅顺则恰恰相反。它熙熙攘攘，生气勃勃，处处迹象表明，这里有大笔的钱在花出去，也有大笔的钱在赚进来。街上挤满了马车和人力车、苦力和大车、士兵和水兵，最后还有北方那些备受轻视、形形色色的平民。人人都忙碌，人人都有事做。三年前这里只有三十辆马车、几十辆人力车；如今马车数以百计，人力车也照样成倍增加。三年前，这里想都没想过旅馆，只有些简陋的客栈，其恶臭与污秽胜过欧洲的下等宿店。如今一座宫殿般规模宏大的饭店即将完工，再过三个月，横滨的「大饭店」就不再能在远东的旅舍中独占鳌头了。旅顺原先没有一座体面的教堂，于是当局决定，必须有一座配得上上帝和沙皇的大教堂。地址选在一座山顶上，四面可以眺望许多英里；山顶已被削平，单是地基就花了八万卢布。一年之后，希腊十字架就将高踞于一座耗资数百万的建筑之上，象征着俄国的庞大；可是钱从哪里来，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在乎。旧旅顺地方逼仄，棚屋似的，而商业人口又靠着政府的合同日益增多、日渐肥胖，于是建造新旅顺的念头刚一冒出，命令就下来了。离旧城两英里处，新的平民与商业区正在迅速兴建。宽阔的街道和林荫大道已经有了；饭店快要完工；银行和洋行像变戏法似的拔地而起；每一块空地上都塞满了脚手架和梁木；再过一年左右，大半由中国房屋草草改作俄国用途而成的旧旅顺，就要被拆掉，全部交给陆海军当局使用。

在城的另一边是华人和日本人的街区。在那里，你看到成千上万卑微的中国商贩——其实也并不怎么卑微了，因为他已学会像任何一个俄国人那样拳打脚踢——向成群的苦力、车夫以及不管什么人兜售廉价货物。那里还有七百个日本人，从事着五花八门的买卖，挣着卢布，而在他们本国，他们连几个钱也难挣到。

港湾里满是轮船、帆船和军舰。货栈的地方，出多少钱也租不到；留着胡子的锡克族守夜人看守着堆积如山的食品和饮料，足够吃喝好几年。在一座小山的山坡上，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的总督府俯瞰着港湾、炮台和舰队。就在总督窗前，是旅顺港那著名的狭窄入口，那么浅，又被周围的山丘夹得那么紧，只要小心地凿沉一艘战列舰，就能把入口无限期地堵死。右边，黄金山巍然耸立，布满了炮台，装备着庞大的克鲁索大炮，傲视一切进攻。后面是别的山丘，一座座山顶都筑着别的堡垒。军号声和行进乐队欢快的乐曲打破了寂静，给人点出了这地方的基调——趾高气扬的军国主义。下面的旧城里，尽可能地遮蔽起来的，是军需部的巨大仓库，大门敞开，好让每一双眼睛都看见那数不清的面粉和粮食袋子，随时准备供应旅顺万一被围困、被切断时必须储备的一千万顿饭。海滩上是巨大的煤堆和木材堆；靠近总督府的地方，有一座花岗岩干船坞，是惟一的一座，旁边的机械车间嗡嗡作响，忙个不停。马车夫抽打着他们的双驾马车，飞快地转过街角，在车流中穿进穿出，身手准确无误。船只正在卸货，中国苦力的一帮帮人哼着沉重的号子。人人都匆匆忙忙；一切都在赶着办，因为在这高深莫测的远东，谁知道未来会有什么——谁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呢？

这就是今日的旅顺，而那多事的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正在临近——非常近了。它生气勃勃，武装到了牙齿，储备了三年的给养，桀骜不驯，满怀信心。旅顺是俄国熊的象征，它举着爪子，随时准备出击或是挨打。这头熊已经从严酷的北方的冰雪之中爬下来，再也不肯挪步了。

四旅顺的星期天

早晨我被一阵隆隆的巨炮声和城里一片骚动的声音惊醒。我急忙起身，发现一场正规的战斗正在进行。从海参崴南下的俄国舰队正试图强行闯入港口，各炮台则以要塞炮一轮轮可怕的齐射回击「敌」舰的炮火，震得全城都在摇晃。持续了大约半个钟头之后，一切又像开始时那样戛然而止；后来我听说，旅顺的海陆军当局对海防的状况、以及由此而来的港口坚不可摧，都十分满意。无论如何，为了防备意外，过去两个星期里，海岸炮台上又安放了三十门口径约十五厘米的重炮；最近还有人听见一位炮兵军官声称，他们已经没有地方再摆更多的炮了，而即便如此，要塞炮兵的人手也严重短缺。即使在满洲本部情形另当别论，旅顺之已作好战争准备，却是毫无疑问的，尽管这种准备与，比方说，德国的效率标准相去甚远。举个例子。我目睹了刚才提到的几门新要塞炮的卸车过程，那在许多方面都着实令人大开眼界。这些炮并不是从装运它们的铁路平车上吊下来，而是被一队队杂役兵漫不经心、胡乱地扔下车去，结果炮身的木护套全都像火柴棍一样摔得粉碎，炮管磕瘪了，螺丝丢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待遇，哪怕对要塞炮来说也很难算好事；俄国人究竟怎样让任何东西保持能用的状态，在大多数人看来，想必是个谜。

旅顺的星期天，可不像在米字旗飘扬的大多数地方那样，是一个让人活受罪的日子。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吃喝的日子（喝得非常之多），是庆祝又一个多少算是游手好闲的星期开始的日子——因为只要有外国人和犹太人在，真正的俄国人是决不会真干活的。这一切也许很是罪过，可是像俄国人那样过星期天，比起所有英国人都领教过的那种埃克塞特会堂式可怕的阴郁与虔诚来，却要有趣得多，也有人情味得多。在旅顺，你的一天从中午或稍晚一点开始，先吃一顿名目堂皇、分量却令人失望的午餐。过去要去的是本地外滩上的萨拉托夫餐馆，可近来它已被新市区的尼古拉耶夫卡餐馆比下去了。

吃过几顿俄国的正餐和午餐之后，你就开始明白小吃之所以为小吃的真正内在缘由了。它不仅不是开胃的东西，甚至是一种「倒胃」的东西——如果允许我杜撰一个漂亮的词并加以解释的话。对于那些无知而又甘心受骗的人，小吃被说成是那杯伏特加这种液态开胃酒的固态对应物和补充，在正餐之前享用，好让你更能享受那顿饭。日子久了，你或许会被引得相信这一套；可是，只要一个明白人还保持着头脑和肠胃的独立，倘若他纯粹从欧洲的立场来对付俄国的饭食，他很快就会认识到这顿饭分量不足，从而懂得小吃的真正意义。开头是一道气派十足、确实精美的汤，接着上了下一道菜或再下一道，饭就戛然而止，这未免有点叫人难受，让你痛苦地想起自己违犯了那条不成文的法则——因为在这北方绝佳的气候里，你饿得发慌，本该用小吃和面包把自己塞饱，还该用刀叉理直气壮地把汤里的肉吃掉，才填得满那副贪婪的胃口。至少，这是我在那个星期天学到的，到了星期一，我便像周围的人那样吃了。

吃过星期天的午餐，在旅顺有许多消遣的法子，可你若是讲究体面，就该去看赛马。不知哪位有福之人想出了这个星期天赛马的妙主意，春季六个星期，秋季六个星期，好让烟台和天津派骑师来参赛，让全旅顺的陆军、海军和平民都能自由观看。从一点半起，通往赛马场的每一条路上都挤满了马车和人力车。醉醺醺的马车夫创造着驾车的奇迹，似乎只有一个目标——以最不可能的速度超过所有别的车辆。不过你总能平安抵达目的地，因为如果说有一件事是你的俄国人懂得的，那就是马，以及怎样驾驭马。赛马场位置很可爱，在城外一两英里的阅兵场上。事实上，它就是阅兵场的外圈，按规矩打了桩、拦了绳子，还有一座滑稽的箱子般的看台，因为军事上的需要被安错了地方，一切都非常临时凑合，非常乡土气。一位和蔼可亲、模样快活的将军——军需将军——是赛马俱乐部的主席，他在场上见到英国人就亲热地握手，想必是意在向这项王者的运动致敬。

我们到达时，一支军乐队正在演奏，那是只有一个极其热爱音乐的民族才奏得出来的，场上有一派欢快的气氛。在中景处，两名打扮古怪的干事正同磅秤较劲；稍远些，在一个离乐队近得危险的圈子里，是这次赛会的马匹——五匹中国矮种马和四匹澳洲马。再加上看台内外几百个各色各样、身份不一的人，远离跑道的每一处高地上都栖着大批士兵，你就会看到我所看到的那幅图景了。甚至还有一个五卢布的彩池，照彩池的惯例，你要么输掉五卢布，要么赢回三四十戈比外加你的本钱。在旅顺，人人都押热门，而热门总是赢。

不久比赛开始了。它并不怎么激动人心，也不怎么好玩，一共只有四场，每场只有两三匹马报名，不过还是很快活，颇有点像野餐。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女人多得很，可是在关东和满洲，有过去的女士，除了少数例外，就是总是在场的女士。这里奉行着一套奇特的礼仪；比如，我看见一位刚下舰的海军中尉，彬彬有礼地向一位品行不端的女士敬礼，伸出胳膊让她挽着。谁也没有理会他，他从他的上级军官及其夫人们身边走过，神态再坦然不过。在旅顺人人都这样，又何必惊奇呢？

旅顺赛马的赢家受到应得的喝彩，人人都有些天真地抓住机会，请伸手可及的每一个人喝酒，来庆祝每一场比赛。在满洲，你不像英国人那样说「来一杯吧」，你只管喝，然后等着下一瓶打开。结果，到我说的那个多事的星期天最后一场比赛结束时，谁也不想干回家这种乏味的事了，于是大家一起转移到一条自行车跑道上去——有位天才发现那里的比赛正要开场。这里又有一支军乐队在演奏，我们进场时，一场比赛刚刚结束。然而人群对它反应冷淡，因为人们兴致极高，想找点滑稽的东西来笑一笑。碰巧我们没等多久，因为一个模样古怪的年轻人正要来冲击满洲二十俄里的纪录。大多数下层俄国人生来就穿着长统靴，一辈子都忘了脱下来；可这位破纪录者是个例外。他差不多全身是毛——毛发从背上、脸上、胳膊上、腿上，事实上从四面八方垂下来——麦秆色的、白化病似的、吓人的毛发，而他没穿靴子。他还穿着一条小小的粉红色紧身裤，开赛时看上去一副饿相。钟声一响，比赛开始，这位破纪录者没有领骑，独自享受着他的荣耀，开始冲刺。不知怎的，大家从一开始就猜到这将是一场好戏，结果果然好戏连台。骑了几圈之后，这位车手觉得太单调了，便朝计时员大喊，要他报成绩。计时员很讲究外交，等他又转了一圈回来，才想凑到他耳边悄声告诉他，免得他的速度秘密被轻易泄露出去。结果是灾难性的。那位破纪录者不知怎的以为计时员要对他来一场基希讷乌式的屠戮（这可是个恰当的时事典故），猛地一拐，差点摔下车来，有一阵子显然被他的长发缠得一塌糊涂、无可救药。人群高兴得狂呼乱叫，等着看下文。接着这位车手口渴了，要一杯水。水在他以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飞驰而过时递到了他手里，他一边喝，一边朝女士们投去含情脉脉的目光。想想看，一位冠军正在进行刷新短程纪录这桩令人心力交瘁的事业，却一边骑车一边喝水！这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在俄国人中间却再自然不过，因为在他们那里，最常碰到的恰恰是不自然的事。他把杯子递回来时，那个想接的人没接住，杯子砸在另一个人头上；全场热情沸腾——人人都想送他点什么，请他吃没完没了的小吃、喝没完没了的酒——什么都行，什么都给。那个挨砸的人来者不拒，把酒全都喝了，最后只有灌得他说不出话来，才算让他平静下来。这就是旅顺自行车跑道上的生活。

我们离开时，只剩下半个钟头的空闲，因为晚餐很快就要开始了，又是更多的乐队、更多的音乐、更多的一切。这里每个团都有自己的乐队，而这里的团多得没人数得清，所以你走到哪里都有音乐。那是怎样的音乐啊！它们也许没有德国乐队那样的精确，没有那种只有人形自动机才具备的绝对完美，可是至少俄国乐手演奏起来有一股韵律，一股豪气，令人欣喜，令人心神激荡。

然而在这一切底下，有一种腐朽和空虚，对于那些看得见事物背后的人，这是很难叫人放心的。一切都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之上。政府和民间都在肆意挥霍。

五新世界的生意经

中国人在生意场上为自己博得了大名，在中国，人们可以一连做上许多年买卖而从不吃一回亏。俄国人却不是这样，因为在生意上，人们看待他向来只有猜疑；不过，要等到中国领土上这个新生的胚胎帝国出现，人们才看清：无论欧洲人还是中国人，要在同他的往来之中——政治的、商业的，或是别的什么——对他抱以信任，是何等不可能。

一九〇〇年那场灾祸降临满洲时，我要讲的这种新世界的买卖已经有了些开端。旅顺和哈尔滨已经算得上某种城镇——那里有军队；而哪里有军队，这里所理解的那种商业就在哪里开张。俄国人每向南方的目标推进一步，他所处的地位都十分奇特，在世界其他各国之中找不到先例。因为俄国人来的时候，就像一个标准的战地记者，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他不从自己家里带东西来，而是把采办一切所需之物的差使托付给别人，至于东西从哪里来，他概不过问。向外部世界购买，对他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他本国境内，现代制造的东西少之又少。而当你着手进行一场非同寻常的帝国建设时，你需要的东西显然是无穷无尽的。一项需求刚得到满足，只不过表明另一样东西又急需了。一年年过去，几百万几百万的钱被漫不经心、愚蠢地付出去，似乎仍然没有尽头。只要它还持续着，只要你能在崩盘到来之前拿到钱，这就是一桩绝妙的生意。

在满洲，过去有、如今多少仍然有四大生意来源，它们完全独立于满洲真正的贸易之外，或在海港进行，或沿着铁路进行。这就是铁路；海军及海军工程；陆军及陆军军需；还有可以称之为一般给养的那一项。铁路意味着枕木、铁、钢、铁皮屋顶、机车、工具、木材以及其他一千样东西，这些东西如果俄国人有英国人在新开之地那种随机应变的本事，本可以大部分就地取得。海军及海军工程包括修船坞、机械车间、机械棚、机床、汽艇、挖泥船、浮筒，等等，等等。陆军则永远什么都需要，因为它开来的时候，对于新的服役条件几乎毫无装备。至于一般给养，只要你供应得上对路牌子的香槟（特甜的），面粉里又不掺太多锯末，就有大财可发。

不过，这些只是主要门类的罗列；我要特别请读者留意的是做生意的手法；所以让我们着手干活、做笔生意吧——幸好只是在纸上。

在满洲，你首先必须配备的是一个塞满卢布钞票的大钱包。你若没有这个，还不如搭第一班轮船回家，因为在俄国的远东，「钱能生钱」这句格言有一种古怪的讲法，你必须准备接受本地那套巧妙的解读，否则就什么也别想。假定你有了钱包，你怎么做呢？你着手把里面的东西花出去，看似漫不经心、不假思索，实际上却遵循着一条绝妙的原则。你以行动承认：俄国雇员、官员和高级军官的薪俸——事实上是整个官场的薪俸——低得可笑；生活昂贵；而订立合同是一项正当的财源。因为真正的政府合同、准政府合同、半政府合同，乃至四分之一政府合同，实际上构成了在这饶有趣味的满洲的全部俄国贸易。至于这个国家真正的贸易，无论俄国人还是追随他而来的商人，都一无所知，也毫不在意。

你按规矩巴结好了大大小小的官场，又雇了一个穿制服的、可怜巴巴、面色苍白的人充当你的私人情报员之后，就平心静气地等着，看在这最美好的世界里，那已被恰当抚慰过的和风会给你吹来些什么。你也许要等上好几个星期，然后，某天早晨，你正在琢磨人生的奇妙，因为无事可做而削着铅笔，你那位可怜的苍白青年突然冲进来，满脸通红，两眼放光，嚷道：「合同，合同，好多合同！陆军要十万袋面粉，铁路要十台机车，还有一百万平方英尺的木材。只限私下投标。」啊，多么亲切的字眼，「只限私下投标」。因为你用不着面对一个正直的委员会的审查——那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决意不让别人比自己捞得多。公开的强光不会把它那刺目的光线照在你的短处上，照在你的私下安排上。你可以独自悄悄地、迅速地行事，只要你天生有中等的头脑，就什么也不用怕。那么干活吧；点好你的钞票，出发。你若装备精良，这场仗就已经打赢了。

于是你登上马车，开始为那些合同奔走。这也许要一天、两天、五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谁知道呢？俄国人有时迟迟不肯动手，即便他的回扣已经按规矩定好，因为他总是想要更多。突然某天夜里，甚至可能是凌晨三点，他打定了主意；合同送来签字，你签了，事情就成了一半。

在从前，旅顺和哈尔滨都还小得多的时候——也就是说，在那场大入侵之前——你追逐合同是一件具有地方趣味的事。比方在旅顺，追赶发包人只有一小圈街道可以兜。你从本地的外滩开始，在那家经手过几百万进出的小餐馆停一会儿，匆匆四下张望一番。不，你要找的人不在那里，于是你对马车夫说一声「走」，就绕着那一小圈兜了又兜。如果兜到第三圈或第四圈还没追上你要找的人，你就知道自己兜错了方向。于是你停下马车，朝另一个方向兜。迟早你一定会碰上那位大人物正朝这个方向而来。这就给这件事添了一份地方趣味，成了每天的一出戏。对手们会发疯似的问：「什么事？」不等回答，也会动身去追逐卢布，哪怕他们在时间上已经大大落后。然而如今城市的扩展已经把这一切都终结了，在现代的电话上，你几秒钟就能办成当年要在半英里的路线上激动而疯狂地兜上几个钟头才办得成的事。那就是两三年前的好时光，如今人人都已在为之叹惋了。

合同一旦按规矩到手，就意味着若干要紧的事项已经议定。只须说一句：在满洲已成了心照不宣的规矩，你打交道的那个部门的一号人物拿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七点五；二号人物拿他的百分之二点五；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一直到那个穿着寒碜制服、月薪四五英镑、脸色最苍白最穷困的年轻人，再瓜分另外的百分之五。这百分之十五本身，加到一张巨额发票上就已不是小数目；可就是这样也还没完。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由海路运进这个国家的，因为铁路说到底多少有点装模作样，只喜欢阔绰的旅客和伏特加那一类的快运货物。船要进港，港口有港务官员，他们穷得可怜，偏偏又有着昂贵的嗜好。所以，你若手头没有几千卢布备着应付港口，这些港务官员就可能把你毁掉，因为他们很容易就能无限期地叫你停止卸货，直到滞期费把你拖垮。所以无论你的安排多么周全，都必须随时备好那几千卢布以防万一。的确，价码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离谱了。钱在世界其他地方很紧，在远东的俄国人中间，自从那场危机以来，就更难弄到了。

然而，尽管不遵守那条不成文的法则就会立刻面临种种危险，有时还是有人断然拒绝参与俄国人的欺骗、腐败和诈骗。有一个显著的例子，虽然发生在一段时间以前，至今仍是旅顺的话题，人们各执一词，激烈争论，争的却不是整件事的是非曲直，而只是这算不算一笔好生意。事情是这样的。一家美国大商行揽下了一笔巨额的干草合同。一切都已谈妥；干草运到了，交易实际上已经完成，麻烦才刚刚开始。同俄国人打交道最糟的就是这一点——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算平安走出了林子。验收员验了干草，在他们自己中间定好了佣金，派了一名正式授权的代表到那家美国大商行的办事处去收卢布。你想想他有多吃惊吧，人家告诉他，整个交易已经结束，账簿已经结清，因此谁也没钱可拿了，连沙皇本人也不例外。这位正式授权的代表大发雷霆；那家美国大商行的代理人毫不退让。「好吧，」那俄国人最后说，「咱们走着瞧，看谁赢。」于是他回去了，一两天没有动静。接着来了一纸部门的正式公文，说由于干草不合标准，含有大量尘土，整批货物予以拒收，不能接货。能怎么办呢？毫无办法，因为对俄国政府是没有申诉可言的，它是不会犯错的；那家承包商行只得认下两万英镑的损失——即便是为了正直，这代价也足以叫人倾家荡产了。这类事让正派人越来越厌恶，最后那家美国大商行接到命令，一俟收回欠款，就尽快关闭它所有的代理处，其他商行也正在纷纷效仿。

还有一桩更有意思、更明目张胆的案子，那一回是俄国人赢了，已经载入了本地的历史，值得一说。俄国当局买了几千吨卡迪夫蒸汽煤，正在交货的时候，港内分舰队的总轮机长找上了承包商行的经理们：「你们卖给俄国舰队的这些煤是好煤，很好的煤，可它有一个毛病，就是太便宜了。」他说。

「太便宜了！」那位代理人大吃一惊，答道，「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每吨卖十四卢布的东西，在我看来值十八卢布一吨。把合同按高价开；我就按这个价付给你们。钱付给你们两天以后，我到你们的办事处来，你们把原价和我刚才说的价之间的差额付给我。那是我的份儿。」

那位代理人很年轻，断然拒绝了。

「好吧，」舰队轮机长说，「那么你们的好煤现在就是坏煤了，它烧不着。俄国舰队不喜欢它。」

这位沙皇的军官气冲冲地走了，那年轻的代理人绝望地给一位年长的代理人发电报请示。那位年长的代理人最后亲自来了，由于他的商行承受不起合同破裂的损失，他只得命令那年轻人让步。你可知道那位舰队轮机长使出的最高论据是什么吗？他像鹦鹉一样一再坚持这个论据，大概至今还相信是它替他赢了这一局。他掏出一块巨大的金表，上面有一个华丽的皇家花押字，操着蹩脚的英语痛心疾首地喊道：「我是沙皇的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当皇太子的时候，到这边来过，他喜欢我，给了我这块表。他是我的朋友，请付钱吧！我很好，沙皇他喜欢我；请付我钱吧！」

你可曾听说过这样的论据？根据「君主不会犯错」的原则，这位沙皇的军官脑子里无疑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往日的皇家朋友是凌驾于寻常规矩之上的——一块皇家的表就是通行天下的体面护照——而寻常的商人竟不承认这番绝妙的逻辑、不向一个说理充分的决定低头，那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荒谬的。

涉世未深的人想必已经明白，在这种新世界的贸易中，流行的是一种何等离奇的局面。美国人爱说美国城市里的生活如何消磨人。那同在满洲这个铁路帝国里、沿着铁路线与俄国政府或俄国私人做生意所承受的精神紧张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然而预期的利润是如此之大，诱惑几乎总是强大到让人留下来。人人总想着再干最后一票，然后收手回家。像一切不健康的投机一样，这股狂热最后会攫住你，直到成为一种癖症，你的归期一天天、一月月、然后一年年地推迟下去。人人都急于迅速发一笔大财，然后在浪涛吞没这条正在下沉的船之前离开它。在疯狂追逐那四处流转的卢布之际，一切都被抛到脑后。道德被弃之如敝屣。每天晚上你都不得不在污秽的环境里去喝香槟，长统靴的气味刺鼻难闻。你一分钟也不敢停下，因为你一停下，就会被挤出这场角逐，从此无人知晓。信用被扩张到出人意料的危险程度，支撑着整座虚幻的大厦，随时都可能倒塌。露面就是被信任。你不在场的时候，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会传出什么流言？只有激烈的争吵才能逼出拖欠已久的款项。政府不到最后一分钟决不付款。私人承包商更糟，简直毫无心肝。至于小商人、店铺、饭馆和那些小鱼小虾，只有拳头才能让他们讲道理。一切都被贿赂、腐败、贪赃、假账和种种欺诈蛀得千疮百孔。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压榨他的邻人。不给他手心抹油，谁也不肯动一动。中国人目瞪口呆，问道：既然欧洲的揩油者和造假账者多到如此意想不到的地步，为什么偏偏他们自己的官员落得个揩油的名声？

从最上层到最底层，无一例外，毫无愧色，在那被人夸耀的俄国远东，到处都是这种局面。一两年前，从奥地利、法国和德国兴高采烈地坐火车来的推销员——大多是长着鹰钩鼻的推销员——四面八方地签订了十二个月、十五个月赊期的合同，如今惊愕地发现，他们几乎没有希望收回货款，垂头丧气地在街上游荡。每天都有人「失踪」——神秘的失踪，要找到线索，你得去寻那笔逾期未付的卢布。人人都盼着到头来会平安无事，同时又把回扣越抬越高，这样即使崩盘真的到来，他们至少还有点积蓄可以用来逃命。

以上便是一路直抵温暖海域的俄国的一幅粗略素描。由于一切都在一轮几乎从不被乌云遮蔽的太阳的明亮光线下进行，其直接后果便是一场远东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道德混乱。铁路、陆军、海军、军需部门、商人、贸易商、店主，统统不过是投机者，拿政府的钱投机；把信用膨胀到不再是信用而只是装模作样的地步；人人都决心要让这黄金的东方替他发财，否则就在这番努力中烂掉。变卖政府的储备，拿政府的钱，只要卢布滚滚而来，干什么都行！人人都饥渴难耐，赢到几千卢布只不过吊起了胃口，还想要数不清的更多卢布。那些沐浴在官方恩宠阳光下的圆滑的希伯来人赢得最多，不过也还有别人。道德根基浅薄的年轻人，几个月之内就从青春的美梦时光被一下子卷成了面色苍白、心力交瘁的人，他们的男子气概尚未成熟就已被耗尽，因为榜样的力量把种种放纵强加于他们，也因为他们铁了心只爱财神。一夜之间花掉一百甚至五百卢布，对于那些正当收入每年不过三位数英镑的人来说，并不算什么稀奇事。别停下，因为停下的人会被后面蜂拥而来的急切人群踩死。与此同时，精明的人正在以随便什么价码迅速了结。下巴方正的人在重压之下也渐渐丧失了决断，装出一副虚假的快活，来掩盖咬噬着他们内心的恐惧。说到底，让战争来吧，他们想；这对你对我都最好。也许洪水过后，生活才值得一过。眼下它当然是不值得的。

六北上哈尔滨途中

你若从旅顺动身去哈尔滨，铁路很快就会粗暴地提醒你，你怠慢了大连——那个已经造好、却还无人入住的大连；那个想要成为一整个大陆贸易终点的大连。为了赶上大连十一点开的欧洲特快，你不得不在晚上七点半离开旅顺，没吃晚饭，满肚子怨气和怨恨，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对中东铁路公司。你刚一离站，火车就停了——戛然停住，看样子是打算永远停在那里了。你纳闷这是那传说中的红胡子在作怪呢，还是日本的战争终于打响了。正当你急得要命、盘算着步行或是搭轨道手推车回旅顺的时候，车又开了，慢吞吞地，不情不愿地，车轮和车钩吱吱嘎嘎地抗议着，但毕竟还是开了。过了一个钟头左右，你又停在一个山谷中间，四面被在黑暗中像巨人一样的群山围住。那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站，你得知停车只是为了维持你那了不起的平均慢速。然后又开；又走一步，又是一阵短暂的焦急等待，最后你到了一个枢纽站，从那里有一条支线——请注意，不是干线——通往大连。你终于到达那个安息之港，一直开到回国特快的旁边；在黑暗中阴沉地跑了一程之后，那列特快显得那么令人愉快、灯火通明、舒舒服服。最要紧的是，它有一节餐车，官方名称叫「餐饮车厢」，在那里你什么都能买到，价钱诚然贵了些，可是在你偷偷摸摸啃过沿途车站的那些美味之后，那些东西真是好吃得无以复加。

如今全世界都知道，欧洲特快每周两班从大连开出，星期二和星期六，只要运气还说得过去，十八九天之内就能把你卸在巴黎或伦敦。你在满洲境内跑上一千五百俄里，隔着双层玻璃窗看看这个国家；你若属于环球旅行家这一类体面的男子，回到家里就会讲那个老掉牙的故事：俄国已经吞并了满洲。没有人质疑你有这样说的权利。你说的话没有一个人会有丝毫的惊讶，因为这正是人们被教导着去期待的，你的说法不过证实了每个人不知怎的自己也模模糊糊想过的东西。可是，倘若一个人在广州或北京的街上走过，对着招牌和照壁发了一通呆，就自以为已经吸收了中国的古典学问，他很快就会被告知自己错了，被人人狠狠地挖苦一番。在满洲却不同。你除了一条铁路和几十个车站之外什么也没看见；除了一位来自世界另一端的旅伴之外同谁也没交谈过；对一千件事一无所知，而那些事你本该知道得很多，才算有点价值；可你回到家里，却被人欢呼为天降的报信人。这就是俄国远东的魅力。然而我的故事不一样，不过那要到时候再说。

我们的火车准时开出车站——一台庞大的鲍德温机车，一节头等车厢，两节二等，一节餐车，一节杂用车，末尾是那节著名的邮车，塞满了急着回家的信件。座位宽裕，毫不拥挤，因为八十个铺位上只分散着七名乘客。我原以为这是例外，直到碰上一个美国人，在他看来，中东铁路作为一桩生意，显然是个永恒的笑话。他向我保证，他在特快列车上见过的乘客最多五个，最少三个；他在哈尔滨「做小麦生意」，熟悉铁路上的门道，而这一趟显然是生意兴隆。不过他本来就是个有几分职业水准的玩笑家。回国的旅客至少有一件事说得对。满洲铁路提供的二等车厢完全比得上头等，只要你能避开头等车乘务员那怜悯的目光，在二等车厢里给自己找个单独的位子，买头等票显然就是白花钱。

整整一夜，我们都在沿着关东半岛北上，从风景的角度说，这一带十分乏味，基本上是山东省的翻版。你看到的是同样凄凉的、光秃无树的山丘，同样多石的黏土，同样穷苦、面有饥色的人；乏味得要命，所以我就不描述了。真正的满洲要到租借地以北很远才开始，与其余地方是无法相比的。

早晨七点我们到了大石桥，从那里有一条支线通往营口，照铁路地图上说相距二十俄里。大石桥是一个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商业上都极为重要的枢纽，俄国人已经以种种方式表明他们深知这一点。你在那里会看到铁路修理厂、机械车间、一座铸铁厂、巨大的机车库（这一回我在里面数出了十三台机车）、货栈、可容两千人的兵营，最后还有一片杂七杂八的房屋。在这一切的远远后面，你会看到本地县城的城墙，那座城完全与铁路的喧嚣隔绝，远远地过着它自己的日子。一年前我在这一站停留时，有几个穷苦的西伯利亚农妇想卖给我们牛奶和鸡蛋，却没有卖成。如今她们已经消失，再也不会回来了，俄国人已经懂得，在中国人兴旺的地方是无法殖民的。沿铁路的俄国居留地里的每一个居民，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别处，他的生存和他每天的面包都仰赖于铁路和士兵，而且仅仅仰赖于它们。毁掉铁路，或者让它停止运转，你就自然而然地让黑龙江以南的每一个斯拉夫人挨饿。因为，尽管这同一个斯拉夫人实际上未必是铁路雇员——事实上他很可能恰恰相反——但归根结底，他是靠政府补贴和战时标准的工资过活的。只要想想满洲那些「无拘无束夫人」，想想她们所占的地盘吧。只要有一个，就一定有成千上万个，她们到处挤满了大街小镇，叮叮当当地摇着从士兵那里挣来的钱，代表着俄国的殖民事业。再者，沿铁路到处都还在大兴土木，而一搞建筑，就需要承包商和监工，需要别的人来供他们吃住，还需要另一些人给他们供应酒和音乐，因为你那普通的俄国人没有大吵大闹就不快活，而除非他既能快活又能喝醉，他是不会干活的。

在大石桥，军事及其他方面的大量活动是十分明显的。一旦开战，这地方将成为头等重要的地点，尽管对它设防到何种程度妄加揣测是无益的，但毫无疑问，只有经过最殊死的战斗，它才会被放弃。

一过大石桥，你就进入了包括海城和辽阳在内的农业区，也是战略要地。这里开始了那一望无际的产粮田野，几乎连绵不断地向正北延伸两千里，能为数不清的千百万人和牲畜提供粮食和草料。这里还有商道通向南北东西，事实上通向四面八方；但最要紧的是通向那片应许之地——朝鲜。进攻或防守的军队，不论愿意与否，都必须利用这块有利之地；如果刀兵相接之声不久就要响起，最殊死的交锋将在这片土地上进行。

海城离大石桥不过几十英里。它是一座县城，极适于防守。低矮的山丘环绕着城的四面城墙，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中，正是在这一带，人们目睹了大规模的杀戮。直到最近，俄国人似乎都没有给予这个地方它应有的战略重视；可是当我们驶进海城车站时，显然他们正在匆忙地设法弥补失去的时间。除了永久性的砖砌兵营和房屋之外，一排排泥污的白帐篷排列在铁路两侧，一队队山东苦力正在搭建棚屋和临时房舍。

……那里的煤矿，本可以为中东铁路上几乎每一台机车供应燃料，如今却已落到多少是无可救药的境地。几个星期以前，所有非俄国籍的工程师，在工作中受了几个月的掣肘之后，被草草解雇了；俄国工程师没过多久就庆祝了这一吉庆的事件——来了一场头等的瓦斯爆炸，炸死炸伤了五六十人。而俄国人还在要求满洲的独家采矿特权！

离辽阳约六十英里是奉天，本省的省城。从前，这条铁路照大多数俄国铁路的惯例，向西远远地绕了一个大弯以避开城市，要到城里，只能坐大车走五六十里那绝对是世界上最糟的道路，一路颠簸，累得要命。不过如今他们已经改正了这一点，新的奉天车站离城墙不过两英里。奉天本身，我后面要另作叙述。车站上没有什么可看的，除了几列满洲铁路护路兵外也没有驻军。不过车站后面正在建造规模颇大的兵营，里面或许挤得下一个营的兵力。除了照例有一群中国人好奇地打量着火车，或是用洋泾浜俄语叫卖货物之外，没有什么热闹。

从奉天起，我们以那一成不变的每小时十五英里的特快速度一路颠簸，始终穿行在同样富饶宜人的乡野中。越往北走，我们看到的就不只是寻常的村庄或小镇了。有时在一座山脚下，掩映在一丛丛柳树和榆树之间，可以看到一种正在消亡的人物的宅第——满洲的乡绅或豪门。在从前，连他家的女眷也常骑着壮实的矮马出门，架着鹰或挽着弓箭去打猎。铁马那可怕的尖啸如今已把这一切几乎都吓跑了，而那毫无浪漫气息却勤俭节约的山东苦力，正在完成对努尔哈赤子孙及其古老生活方式的毁灭。每隔两英里左右，就能看到一长段一长段宽阔的中国大车道蜿蜒穿过乡野，从平交道口越过铁路。每一处道口都用漆成灰色的结实木桩仔细地拦好，几乎每个道口都站着一队队精神抖擞、看上去很健壮的矮马，套在堆得像山一样高的装满高粱和小麦的乡下大车上。收获开始了。

白天渐渐过去，我们经过了铁岭，顾名思义，这座城位于产铁区的中心。城外远处的东边可以看到高高的山丘，再远些，模模糊糊的群山一直耸立到地平线上。就我的考察所见，铁岭车站只有薄弱的驻防，而且只是由穿着干练的绿黑两色制服的铁路护路兵驻守。

越往北去，就越明显地看出，兵力的大集中全在奉天以南，而在好几百俄里之内，事实上，比方说一直到哈尔滨，铁路实际上是无人保护的。过铁岭两个钟头，我们在开原停了车，那是另一座颇有些分量的城镇，同样，除了车站上有些建筑工程之外，也没有什么热闹。让我们那台笨重而疲惫不堪的机车长时间喘了口气之后，我们又以那种与满洲特快如此相称的庄重和缓慢继续前进。在去宽城子的八十英里路上，我只看到两件有趣的事；一件是一个天津的变戏法的，不知怎的流落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在一个路边小站上表演；另一件是一个全副披挂的中国兵，属于开原马队的先锋营，他那件红号衣明白地告诉了人这一点。当我问他满洲是否还剩下像他这样的人时，他理所当然地愤慨起来，向我保证说他是一支两百人的忠勇队伍中的一员，「个个都有自己的马」，他短期休假之后正免费搭铁路回去。当我进一步问他，他的「可毕丹」（俄语「上尉」的译音）是不是俄国人时，他拒绝开口，气愤地走开了——这使我很是懊丧，因为我本想听听他对撤兵以及其他种种事情的看法。

我们到达宽城子车站时，星星已经在闪烁了。你若要去吉林城，就得在这里把行李卸下来，骑马或坐大车走相当糟糕的道路。车站上有大群的中国人，都在等火车，因为宽城子是一座熙熙攘攘的重要城市，有二十来万居民，事实上是北方最大的蒙古和满洲商埠。严格说来，我们已经不在满洲而是在蒙古了；因为宽城子所在的这个地区虽然归吉林省政府管辖，实际上却是蒙古的领土。几个穿长袍、剃光头的蒙古人在车站上闲逛，突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往西只要几英里，就是那起伏的草原，那备受称道的中国矮马就是从那里以未经调教的状态输往十八省乃至更远的地方的。

如果说白天你容易为满洲铁路的速度而心烦，到了夜里却不然。沉重的列车轻轻摇晃，它停车起步时那种缓慢从容的做派，极有助于酣睡；我便是如此，一觉醒来已是早晨，发现我们已经越过了松花江的上游弯道，离哈尔滨只有三个钟头了。一有机会，我就下车舒展舒展腿脚，我们的机车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转向架上堆着一堆堆粗粗劈开的木柴，表明我们已经北上到越过了烧煤的分界线，改烧木柴了。这条分界线究竟在哪里，很难说，因为铁路官员不是些爱说话的先生；不过大致可以说，出了奉天省，中东铁路就得烧木柴，而且要烧大量的木柴。这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因为后来中国商人告诉我，木柴越来越贵，他们总得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去采办。满洲铁路当局只要雇上半打苏格兰或英格兰工程师，两年之内煤就会多得可以拿去打鸟，因为满洲到处都蕴藏着丰富的煤。可是他们不这样做，只想着在偏僻原始的地方建造坚固无比的车站，就这样把到手的每一个纸卢布（边上还被咬掉一口佣金）都挥霍掉。

忽然，钟敲十点三刻，我们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驶进哈尔滨了；我们气喘吁吁地、神气十足地停下车来，正合一列在三十六小时内跑完八百多俄里、约合五百英里的特快的身份。

七追踪巨蛇

在普通人看来，尤其在那些并非从内部了解远东的人看来，华俄道胜银行这个名字本身并不引人联想什么，的确是全然无害的。即便在它实际营业的地方，它表面上也只是一家银行，其创办的宗旨是博爱的，为的是便利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商业往来——一个金融机构，只管从卢布和银元的经营者身上榨取丰厚的汇兑利润，别无他求。可是，所有尚未知情的诸君都应当知道：这家现代化、最新式银行中的王者，分为两大部门——金融部门和政治部门——前者多少有些粗糙地遮掩着后者，而后者才是这整个精巧创造物的存在理由和主导动机；而且，过去八年间中国的种种祸患，最应负责的莫过于这家银行。

间接地说，这家银行可以说是俄国人真心钦佩……

……一千五百万卢布，约合一百五十万英镑，却在八年之内在远东做成了英国政府半个世纪都没做成的事；它取得了大片的特许权；开设了五十个分行，分布在彼此相距遥远的各地，从中亚一直到日本海，犹如骑兵巡逻队的一个个尖兵，向观察者显示着俄国抱负之宏大；因为这些尖兵所在之处，终有一天将升起俄国的三色旗。说得露骨些，华俄道胜银行不过是乌赫托姆斯基铸造的一件兵器，用来同化中国，从而把俄国抬到东亚与中亚仲裁者的尊位，自然而然地把其他列强，尤其是英国和日本，降到次要的地位。

这家政治机构推向世界之际，它的发起人所面对的任务可不轻松，因为要与之搏斗的阻力大得惊人；平心而论，应当承认，从它正式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显示出了最高超的外交手腕和最高明的谋略统帅之才——那种搞阴谋的谋略。起初，他们做出一副样子，仿佛彼得堡的资本家们不愿拿出必要的资金来保证银行顺利募股（尽管其实根本用不着什么募股）；因此欧洲大陆只好出手相救。这是极其聪明的一着，因为一旦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大金融中心在这项事业的商业部分的成败上有了利害关系，欧洲的同情便指日可待了；而俄国是极其倚重大陆方面的同情的。那一千五百万很容易就筹到了——事实上募集时认购超出了许多倍；在那多事的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日，一道从圣彼得堡颁布的沙皇敕令宣告了银行的成立。银行所用的「奉沙皇敕令组建」这几个字，实际上是它说过的惟一真实坦白的话，因为这几个字再恰当不过地描述了实际所做的事，也暗示了政府与金融家之间无疑订下的秘密安排。

华俄道胜银行的发起人，是直接从那众所周知的中国模式里借来了他们这个机构的构想：因为在中国，现代的大事业几乎总是半官方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监管。在中国，一旦某个黄种天才的脑子里萌发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并得到当权者的首肯，就委派官员来筹办所计划的事业，同时向商人阶层招募资金；然后，所需资本足额认购之后，股东或债券持有人便委派代表来照管他们自己的利益，确保他们分得一份公平的利润，而实际的管理仍握在政府官员手里。所得的利润之所以大有可能，主要是因为政府与这项事业的兴衰直接相关，因而给了它某种带有垄断性质的地位。

华俄道胜银行采用的也是类似的程序。彼得堡政府的公文包里装着宏大的计划，需要一件方便的外衣，既要遮掩这些计划，又要使之切实可行。这件外衣由乌赫托姆斯基这样一位天才及其出色的副手们提供了，至于操办那些次要细节的人，也并不缺乏。华俄道胜银行一旦「募股」成功——如果这个字眼可以用在一个政府机构身上的话——就必须有一套有效的工作方案，而他们毫不耽搁地找到了这套方案。他们决定，在银行的每一个分支机构里，从圣彼得堡的总行起，到最微不足道的边远小分行止，都设两个部门——一个管真正的银行业务、保护真正的股东的利益，另一个则通过在矿山、铁路、伐木以及董事们那丰富的头脑所想得到的任何其他领域取得所谓的特许权，来赢得政治影响。整个构想很快就大获成功，因为俄国政府能够、也确实找到了出色的代理人来实施它的……

……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给那些住在涅瓦河畔的精明绅士们以可怕的震动。他们仰仗在远东的代理人，原以为中国必定会打败日本；当结果恰恰相反，而且那个岛国似乎就要夺取辽东、从而堵住南下黄海的道路时，俄国的官僚们惊得目瞪口呆，立即组织起那三国同盟，迫使日本把半岛交还。只要想想外交谈判通常进行得何等缓慢，此事办理之神速是惊人的。《马关条约》于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签订；五月八日交换批准书，而批准书交换仅仅两天之后，日本就发表公告，声明鉴于邻邦的友好劝告，日本准备把割让的辽东之地归还中国。俄国急急忙忙要恢复原状，她的惊恐由此可见一斑；有趣的是，还记得当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对签字割让中国领土迟疑不决时，俄国的密使沃加克上校来到马关，告诉他不必害怕，随便什么文件都尽管签字，因为俄国就要出手相救了。

这些事加快了华俄道胜银行的工作，到一八九六年九月，即它正式诞生九个月之后，这件政治兵器取得了修筑横贯满洲铁路的特许权，满洲问题就此揭开，尽管英国的政治家们仍然不肯相信。

俄国政府很幸运，在北京的银行里有一位极其厉害的代理人，就是那了不起的璞科第先生，经由他孜孜不倦的努力，许多事情办成了，那些影响深远的铁路特许权也大半是他安排的。一八九六年初他到北京时，还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一九〇三年他离开这个活动舞台时，七年的工作已使他腰弯背驼、形容憔悴，生人都以为他是个六十岁的人了。俄国的代理人就是这样工作的。

银行取得的第一项特许权，只不过是第二项、第三项、以至后来许多项的序曲；因为俄国所筹划的这场征服，其主导思想是用一张战略性的铁路网把中国及其外围领土包裹起来，一旦认为可以明智地撕下那层薄薄的伪装，就把官员和百姓活活勒死。第二项特许权，系在旅顺租借条约的一个条款里，甚至比第一项更为重要。为了敲定最后的细节，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本人于一八九七年访问北京，给俄国代办巴甫洛夫先生和银行经理璞科第带来了口头指示。乌赫托姆斯基亲王的外交手腕已经成功地说动了维克多·冯·格罗特先生加入银行，前往蒙古，在那里担任正在建立的一连串前哨的指挥。冯·格罗特先生是一个极好的收获。他年仅三十三岁，在罗伯特·赫德爵士手下受过十年训练，已显露出非凡才干的明确迹象，因此早已是俄国人盯上的人物。在北京，他被公认为撰写中文公文这门艰难技艺中的首屈一指者，而且是那种以工作为生存理由、不知消遣为何物的奇人。可他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本领。他对神秘的北京世界了如指掌；在投身华俄道胜银行之前的好几年里，他密切参与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文件的起草，因而彻底了解当地的气候和所有那许多政治杠杆的运作。耐人寻味的是，就在他辞去罗伯特·赫德爵士手下职务的前几个月，他还为中国政府翻译过一份详尽的备忘录，其中逐项提出了补救建议，旨在防止类似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那样的灾祸重演。

乌赫托姆斯基亲王访问北京五个月之后，俄国巡洋舰驶进了旅顺，几个星期以后，那著名的租借条约便公开签订了。在第八款里，中东铁路被一本正经地赋予修筑满洲中部铁路、把租借地与横贯满洲的干线连接起来的权利。条约刚一签订，满洲又冒出了一批代理处；短短一段时间之后，又在蒙古和新疆开设了别的代理处，到一九〇〇年，银行已达到了繁荣的顶点。

与此同时，那些提供了最初资本的股东——正是经由他们的努力，才以借款的形式筹得了更多的资金，用来实施银行所取得的各项特许权——对他们的投资并不失望。这个杂种机构纯商业方面的银行利润，尽管手法恶劣、不择手段，却是丰厚的，因而可以发放大笔股息。大股东们——主要是欧洲大陆的银行——还得到了红利和私下的「机会」，为了满足财神的信徒们，什么都做了。一切看来都是玫瑰色的，似乎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就在这时，一九〇〇年打断了这凯旋的进军。

不过一九〇〇年只意味着一时的挫折，局势一开始重新安定下来，他们就竭尽全力扩展银行在满洲的业务范围。到一九〇一年，东三省和租借地里已有十个分行，另有许多正在筹划。毫无疑问，一九〇〇年初曾有过大量议论，谈到是否应当直接接管满洲财政、把中国官员赶走。可是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本地各阶层民众的反对，以及这项事业的庞大，使董事们犹豫不决。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一九〇二年四月撤兵协定的签订，要求此事无限期推迟。倘若俄国政府决定走上这条靠不住的政策之路，满洲再起一场叛乱便是注定的事，整个国家将遭到大范围的蹂躏。

然而，尽管银行的政治部门不断敦促增设分行，在满洲以大得多的规模全面铺开，业务经理们却并不十分相信这样一家多少有些畸形的银行在财务上的稳固，他们拒绝同意此事，于是一场内讧开始了。银行在它握有垄断权的地方收取高额的利息和贴现率，使利润成为可能，可是这些利润是「参差不齐」的——总是太大或太小——在半年报里不大好看。满洲的一些分行一直在亏损，只是靠着不可容许的数字把戏，才在资产负债表上显出盈余；有一个分行甚至不得不关闭；而另一些分支，比如旅顺和哈尔滨的分行，赚的钱又太多，不合政府的心意。在营口，扣押海关税收使得……

……中东铁路及其上百座坚固的车站，坚不可摧的旅顺，熙熙攘攘的哈尔滨——在人眼里十分引人注目，可是这一切之中有某种不自然的东西，有某种对铁律的离奇漠视，终必招来麻烦，最后一头栽倒。

八铁路之城哈尔滨

哈尔滨像雨后蘑菇一样的生长，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不到六年以前，两名铁路工程师骑着西伯利亚矮马，慢悠悠地来到松花江岸边那座孤零零的中国烧锅旁，搭起了帐篷。在他们西边，兴安岭给工程带来了如此艰巨的难题，若没有一个比遥远的西伯利亚边境更近的基地，铁路施工和器材运输都无从进行。在东边，除了几片起伏的平原之外，情形也一样。于是选定了宽阔的松花江边这块地方作为开工的据点，因为松花江向北平缓地流淌几百英里，便汇入黑龙江。这样，尾明轮汽船就能拖着满载器材的驳船，从西伯利亚沿海一直开进满洲的心脏，大大减轻施工的负担。对俄国人来说不幸的是，哈尔滨创建之时，松花江恰好正在涨水，同样不幸的是，铁路工程师们恰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于是旧哈尔滨被大手大脚地花钱建了起来，铁路以凶猛的速度向前推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工程师们才发现，松花江离他们这座初生的城市有好几英里远。这至少是我到达那天听到的半官方解释，用来说明为什么在一个我已说过还不到六年的地方，竟有两座截然分开的城镇，分别叫做旧哈尔滨和新哈尔滨。此外还有一片居留地，我立刻给它贴上了「合理哈尔滨」的标签，这个我后面再说。

我们到达那天，哈尔滨车站呈现出一派最令人吃惊、最叫人眼花缭乱的繁忙景象。密密麻麻的人群你推我挤，叫嚷着，咒骂着，嬉笑着。来来往往的山东和直隶工人构成了这一大群五光十色、气味浓烈的人流的绝大多数，不过别的种类也不缺。穿着长袍、蹬着粗糙长统靴、不留辫子的蒙古马贩子，像狗一样呆呆地望着喷着气的机车。穿黄袍的喇嘛手里捻着念珠，嘴里念念有词，也许是祈祷，但多半是诅咒，冲着那些身强力壮的中国铁路巡警——这些巡警穿着半中式的号衣，对所有不走动的人毫不留情地抡着粗大的棍子。颧骨高耸如蒙古人、面貌纯然是中国相的布里亚特骑兵，穿着俄国军服，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来自城里商店和货栈的缠红头巾的锡克人，彼此用印度斯坦语唱歌似的交谈；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俄国军官跑来跑去，寻找他们的妻子或行李，没完没了地互相敬礼，把马刺碰得咔咔作响。车站的候车室和餐厅里更糟。拥挤得厉害，有时你被男人、女人和孩子团团缠住，几分钟都动弹不得。那天是星期四，特快列车从南、东、西三个方向开到，还有好几列普通列车就要发车。哈尔滨正竭力维持它铁路中心的名声，就我个人而言，它维持得好极了。我使劲张望，想看看一些真正地道的西伯利亚移民——报上说满洲不久就要由他们来充实人口了——可哪里也见不到一个移民。人人都属中下阶层，一望而知是城里的鸟儿，就是这里那一类的；我向到车站来接我的朋友们请教时，他们有点被逗乐了。「他们都是店主、工人或技工，」他们解释道，「农民是不到这里来的。」

于是，我要找的东西没找到，只好把我这副臭皮囊塞进行李堆里，坐上一辆多少有些危险的马车。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我们就以要命的速度朝「合理哈尔滨」飞奔而去。我一句话也没问，因为我的俄语有点笨嘴拙舌，而词汇贫乏的时候，最明智的就是不说话。我能观察到的是：这里的马比旅顺的马还差；我这辆车的号码是五百几号，证明这里的马车比那个军港多；最后，我的马车夫穿着一身别人丢弃的便服，不像在总督驻地那样，穿着蓝长袍、系着红腰带、戴着白帽子，一派风雅。

你朝松花江方向驶去时，车站右边是新城，有的正在兴建，有的已经建成。在所有的新建筑中，最显眼的是两座尚未完全竣工的——一座是铁路管理局大楼，另一座是新的铁路饭店。两座都是巨大的红砖石料建筑，高耸在向四面八方延伸的一大片较小的建筑之上。处处都在施工；处处都挤满了中国工人。与此同时，我们正飞快地驶过一些比北京的道路还要糟的路。俄国和西伯利亚的造车匠用什么做马车的弹簧，我真想知道，因为以每小时十二英里左右的速度行驶时，掉进一两英尺深的车辙，把车身狠狠地砸在车轴上，简直算不了什么，只会让你的马车夫高兴得还要再来。你自己和从你身边经过的一切都扬起一团团黑色的尘土，因为这些路只不过是在满洲原始土地上压出来的宽阔车道，没有铺碎石，也没有经过任何修整。

离车站半英里，你经过一座长约两百英尺的粗糙木桥跨过铁路。桥下是铁路线，或者说是许多条铁路线，穿过那照例巨大的明堑。这种对明堑的盲目偏爱，似乎是所有俄国工程师的通病。只要有一点办法，他们决不打隧道，而总是开明堑，哪怕对付的是丘陵或山岭。

从火车站（顺便说一句，它纯粹是个临时建筑）到江边的「合理哈尔滨」，一定有两三英里。过了铁路桥，你穿过一片荒地，上面的装饰主要是空铁皮罐头和毫无美感的垃圾。然后你来到了街道——如果那也算街道的话。先是一些很脏的小房子和小铺子，门前铺着两英尺宽的木板人行道，底下盖着一套史前的地面排水系统。然后是较好的街道，房子大些，人干净些，中国人少些。最后，你到了最文明的地段，有好的商店，大兴土木，离松花江只有几百码。然而这里并不属于新哈尔滨，尽管新哈尔滨才建了一半。这是城市的一个纯属未经批准的版本，因为政府已经颁令规定新哈尔滨必须在哪里，别处一概不行。然而商业及其他方面的利益比任何政府都更强大，有头脑的人会继续在江边买地，因为那里，就像在中国一样，将永远是活动的舞台。

我那家旅馆（真是好一个旅馆！）的名字我不打算泄露，因为我的东道主们都是些相当好的人，而我就要把他们的床铺和房间骂得比以往任何东西被骂得都更加不堪。我睡过的那张床，它留下了多么温柔的回忆啊，无论在心灵上还是在肉体上！它有着现代床垫的外表，却有着石器时代卧榻的内在的、实际的美德。它看上去无害，摸上去却不然。夜里我天真地过早掐灭了蜡烛，伸出手去，碰到了床。结果是一片指甲断了，好几片严重受伤。所以别轻易小看哈尔滨的床垫；它不仅能够采取守势，而且能够采取绝对的攻势。在即将到来的对日战争中——如果战争真的到来——它将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别人常常描写俄国床铺的恐怖，可是满洲的床铺，不亲眼看见是不会相信的。我敢肯定，全世界没有什么能和它们相比。再说那些房间！一个偷工减料造成的匣子，十二英尺乘十英尺；很脏的家具，一条不堪言状的地毯，一个铁皮脸盆，一把椅子，还有一种因为自从房子造好以来窗户就一直关着而形成的空气。再在心里添上一连串不洁净的人，他们接连不断地住过那间屋子，而那屋子四年来从没打扫过！领教过这一切之后，在铁路饭店建成以前，你最好别在哈尔滨过夜。

午餐吃完，我和店主聊天。他很健谈，也很忧郁。他说，市面萧条和大量的坏账，就是他眼下的人生命运。在哈尔滨的旧日子里——意思是两三年前——利润又大又来得快，可如今人人都手头拮据，银根很紧。政府官员对他们的账目越来越胆战心惊；人们都自己盖房子了；总之，他对仁慈的天意很是愤慨。「中国人，」他说，「把钱都拿走了。我们花了几百万、几亿，我们换回来了什么？」

是啊，换回来了什么？不过，当人们——而且是俄国人——在这样一个时刻开始提出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时，这至少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

不久我坐车出去看面粉厂。其中最大的是松花江面粉厂，日产两千五百普特，粗略算来，每二十四小时出面粉约十万磅。眼下有四家面粉厂在开工，从月初到月底一刻不停。它们几乎全都实际上就在江岸上，装备着最新式的美国或欧洲机器。另外还有几家正在建造，到一九〇四年，哈尔滨每天将出产将近一百万磅面粉。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本地那家开风气之先的小面粉厂，如今已经关闭，近五年不停的运转已使它精疲力竭。这家面粉厂是铁路刚破土动工不久，由谨慎而并不怎么富有的投机商们提心吊胆地建起来的。它只花了一万二千卢布，合一千二百英镑。它日夜开工，直到再也开不动为止，它取得了如此耀眼的成功，用它的利润买下并付清了许多英亩无价的江边土地，建起了一座年产五十万袋的新面粉厂，盖起了仓库、职员办公楼和宿舍，最后还分发了好几倍于本金的股息。当然，此后涌现出一大批仿效者，但他们只能满足于正当的商业利润，别无其他。五年前满洲的粮食每普特二十五戈比，如今要六十五戈比，涨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而且还在涨。无论如何，我可以担保哈尔滨面粉的纯净。磨坊主磨出四个等级，两种给挑剔的欧洲人，两种给不那么讲究的中国人。我在一家面粉厂的后面吃了饭，我几乎可以老老实实地说，我是以面包为餐的。多好的面包啊！那么香甜、纯净、松软，你可以永远吃下去，同时祝福这片能长出这样庄稼的慷慨的土地。只要铁路能学会明智，忘掉它是一条战略铁路，整个远东都可以吃上这种最上等的面粉，少受些消化不良之苦。哈尔滨的一个美国人向我保证，哈尔滨面粉厂的产品胜过美国的冬小麦面粉——他还补充说，他并不持有满洲面粉厂的股份。他当时是「推销香槟的」——在这个铁路帝国沿线，这是所有能推销的东西里最好的一种。

既然离江岸这么近，我便在一种温和的意义上去探访松花江了。我说面粉厂的地产紧挨着江，说得并不准确。我发现沿着哈尔滨一侧的江岸，有一条狭长地带是留给铁路的。这里筑起了一道巨大的土堤，一身二用——既在汛期把江水围住，又为一条复线铁路提供路基。从这道堤垒的顶上望去，景色壮丽。北边，约半英里外，巍峨的松花江铁路大桥高高耸立在周围的原野之上，它是一座纪念碑，纪念俄国人在难得忘掉纸卢布时所能做出的好活计。巨大的花岗岩桥墩，衬着浑浊的江水显得雪白，托着一跨又一跨漆成干净的猎兵灰色的巨大铁梁；一列火车隆隆驶过这项工程杰作，远远传来一声尖啸，相比之下，就像一条渺小的虫子飞快地扭动着爬开，为自己的微不足道而羞愧。江面上，成群的浅吃水尾明轮汽船挂着铁路公司旗或俄国国旗，与数量更多的帆船并排停泊着。帆船塞满了粮食或木柴，汽船则装着锯好的木材和俄国物资。成群的苦力跑下江堤，又哼着号子、喘着粗气返回……

……难道只是在盘算，要多少米饭才能让人唱得这样起劲吗？

于是我回到哈尔滨，满腹心事，还有一点伤感。在那终有一天必将到来、撕裂这片美丽国土的民族愤怒、仇恨与贪欲的高潮之中，谁将是征服者呢？哈尔滨位于满洲的正中心，它是几百俄里铁路的枢纽，是指挥每一节车皮、每一辆货车来来往往的大脑，因此，它甚至比旅顺更是敌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夺取的地方。它的陷落将是俄国远东美梦的色当，连俄国军官也承认，环绕它的开阔平原是永远无法充分设防的。今天，它有将近三万俄国平民居民，住在一大片散乱的房屋里，而不是一座有机的城市。五年之间，有二十五万多中国人聚集到了这里，虽然其中许多是候鸟，天冷了就南下回山东，但夏季人口普查时他们都在，必须计算在内。哈尔滨有面粉厂、锯木厂和砖窑。它是俄国分发她的军队、她的给养、她的野心和她的谣言的中心。在哈尔滨城里，你觉得俄国已经攫取了满洲；一出城外，你就知道这不过是一场空梦。两千万中国人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两千万人以东方式的漠然等待着，同时把俄国所有的黄金都收进了自己的仓廪。

这就是今日的哈尔滨，这片土地上还有和平时的哈尔滨。只要一宣战，一切都将改变。你的中国人会消失，像变戏法一样不见踪影；俄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又将乘着巨大的木筏和驳船顺松花江漂流而下，就像一九〇〇年他们逃避义和团的怒火时那样。哈尔滨将被遗弃，它的房屋将原封不动地被丢下。哈尔滨知道这一点，而且在它隐秘的内心里每天都焦虑地这样想着。俄国的满洲多少是一个神话，是靠着巨大的虚张声势才得以成立的。它是一九〇〇年和外国占领下的中国的残余。即使不动用武力，单凭中国人的机巧，或许就能把俄国人推回到黑龙江去。

九满洲的采矿与伐木

时不时有些惊人的报道见诸报端，描述俄国人在满洲的采矿和伐木事业中已经取得的成果，这些报道有时甚至还有所谓确凿的证据作支撑；然而尽管如此，仔细的调查所揭示的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局面。简而言之，在满洲，任何一家俄国公司实际上都没有做成什么有价值的事，大部分情形就像我已经写过或将要写到的其他一切一样，模模糊糊，虚无缥缈。关东租借地的金矿开采须当别论，这我在适当的时候会谈到；俄国人对在租借地取得的那点微弱成果竟是如此欣喜，已经在谈论是否宜于设立一个矿务局来管理这项伟大的产业了。

在俄国人到满洲以前，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东三省最大的采矿机构。北京政府的做法如下。某个地方官或其他官员禀报说，某一地区据说矿藏丰富。他的呈文递上去以后，本省的将军便附上一道咨文转呈北京，奏请恩准「凑股」，即向商人阶层招募股份，以便开采。不久接到上谕，恩准此事；经过一番积极的劝募，富商们认购了股份，筹得了资本，数目从一万英镑到十万英镑不等。在这一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公司，是那种奇特的机构之一，在华俄道胜银行创立以前，欧洲是找不到与之对应的东西的。认购的资本虽是私人的钱，管理却分明是官办的，专门派出委员，由强大的兵勇卫队保护，来实际经营开出的矿。每年留出一笔固定的款项作为付息之用，余下的，在付了兵饷、满足了无数地方官员的索求之后，便上缴中央政府。由于通常所付的利息不论矿上利润多少都保持不变，所以，发给认购资本的士绅的那些凭证，称之为债券而不是股票，看来才是正确的。

满洲最重要的金矿是黑龙江上游的漠河金矿。这座矿与所谓的热尔图加共和国当年开采的地方位于同一地区，离雅克萨不远。这个「共和国」最后一次被扫荡是在一八八九年，原因与其说是中国官方对这一侵入中国领土的行为感到愤慨，不如说是由于漠河金矿附近有一群亡命之徒聚居，矿就无法顺利开采。热尔图加兄弟会付给他们急需来帮着采矿的中国工人很高的工钱，还以一套正规的防御工事保护他们。结果，漠河矿局要留住他们在南满招募来的劳工，困难重重；与漠河金矿有关、并且确曾一度亲自监督其经营的李鸿章，决心要剿灭这些未经批准、办着竞争性营生的人；他只稍稍用了点力，就达到了这个目的。

漠河每年实际采出多少金子，是根本无从查明的；不过直到最近，那里还雇着几千名工人，由一千名步兵和马队守卫，这一切都表明产量是非常大的。中国的股东或债券持有人告诉我，自从一九〇〇年以来就没有分过红，据信在那以前，年平均产量价值二百万两，约合二十五万英镑。

在齐齐哈尔以北，沿着嫩江上游的河谷，也有若干半官办的矿场；在吉林省三姓附近，还有两处半官办的矿。所采的矿床都是干的冲积层，采用的方法十分原始。在奉天，靠近鸭绿江的通化和怀仁两县，同样有若干半官办的矿业，不过这些几年前就已放弃，其权利由营口的一家英国商行取得了。另外，在奉天以北，不同时期都曾有成千上万的人按执照制度淘金；甲午战争以前，关东地区也有大量的开挖活动。然而，除了以我所描述的方式创办的所有这些半官办企业之外，满洲一向还有许多私人的矿；而这些私矿，在数量上又被散布在许多含金河谷中的众多非法淘金团伙超过了。经营口海关出口的黄金，有时一年就达几百万两，而以这种方式流出国外的贵金属，只代表实际采得数量的很小一部分。据说中国每年出产价值二百万英镑的黄金，而实际上几乎全部来自满洲。不过，自一九〇〇年以来，大部分官办金矿都停了工，而铁岭附近铁矿的开采却一直没有中断，官办金矿则每天都有望恢复开工。

俄国人在一九〇〇年大举进入这个国家时，对满洲的矿产财富是一清二楚的；事实上，他们对此知道得如此清楚，以至于把勘探队送来的一切报告都大大夸大了，在给亲友的信里把这个国家描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戈尔康达宝藏之地，人人只要稍稍干点活就能发财。其第一个后果，是大批西伯利亚人从黑龙江对岸的俄国官矿涌进来——这些人指望在每一条河床里都能捡到金块。一伙伙人勘察了黑龙江沿岸的一些地方和吉林省的一部分，虽然他们带回了许多含金的岩石样品，上面有自然金的颗粒可以给怀疑者看，可是没有一个人发了财，甚至没有一个人撑得过几个月的开销。

第一批人精疲力竭之后，接着来寻找的是些较有钱的人，他们设法先找准矿床，然后在投入任何资本、开始任何工作之前，先取得中国官方以执照形式给予的批准，准予在大片地区独家开采。这一类「特许权」中最出名的一项，被人嘲讽地起了个绰号，叫做「大公特许权」，覆盖了吉林省约两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是以在中东铁路有财政利益的两位大公的名义持有的。无可置疑的事实是，两年前吉林将军颁发过一纸临时执照，准许在这一范围内进行勘探；但他这样做时完全清楚，没有皇上的御玺，他的执照是毫无用处的。然而尽管如此，大公的代理人们也并没有怎样利用他们的机会，除了或许伐了一点木材之外，什么也没干。满洲的俄国人声称，采矿特许权同时也赋予伐木的权利，于是便有一定程度的伐木。可是，满洲的伐木虽然本该由中国地方官员管理，事实上任何人小规模地伐木，只要付了公认的规费，就可以不受干涉，因为满洲东部的森林所有的木材足够用上几个世纪，因此俄国人的这一行动是无足轻重的。

除了这一项特许权之外，满洲似乎就没有别人拥有哪怕是名义上的金矿开采权了。我听说尽管如此，三姓附近还是办起了一些小矿，但完全无足轻重。在最北部，由于冬季异常严酷，要取得任何成果都必须先投入相当大的费用，而在政治天际发生巨大变化之前，没有哪个俄国人会愚蠢到这样做。

在关东租借地，已经取得了一点进展，实际上有两座金矿已经开始碾矿。这就是「奥斯特拉」矿，它有一座二十锤的碾矿机，矿石每吨含金两盎司；另一座是旅顺附近的「马可·波罗」矿。不过两座矿都没有足够的资本来进行适当的开发，迄今取得的成果非常可怜。

从金转到煤，情形也大致一样。在准许采煤的三十俄里铁路地带之内，南满有大片的煤田。辽阳以北的烟台煤矿，到这时本该在大量出煤了，可是经营不善造成了彻底的失败。这些煤矿在俄国人到来之前由中国人开采，后来由中东铁路公司买下。它们位于一片巨大的煤田中心，这片煤田可能覆盖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足够为这个国家提供几个世纪的燃料。奉天以北的抚顺地区有另一座煤矿，辽东南部的瓦房店还有第三座。所有这些煤矿本该大量出煤，因为它们是多年前由中国人开辟的，已经挖了大量的巷道。事实上，所出的煤连满洲中部铁路南段都供应不上。烟台的产量有时达到每天一百吨的好成绩；瓦房店五十吨，抚顺实际上是零。除了这三座矿之外，还有别的煤层，也由同一个业主——中东铁路公司——漫无目的、不善经营地开采过，后来因为缺乏能胜任开拓指挥的人而放弃了。俄国人似乎无力对付诸如水患和地下火这样的困难，只要遇到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局面，就马上绝望地宣布此事不可能而放弃。

所以，关东的两座金矿和奉天的三座煤矿，是整个满洲仅有的哪怕名义上在开采的矿，因为三姓那项营生太微不足道，不值得认真一提。华俄道胜银行在蒙古有过那样痛苦的经历，除非有总部的直接命令，它连半官方的满洲矿业也不愿出资；而除了华俄道胜银行、旅顺的几家外国商行和哈尔滨的面粉厂主之外，在这整个铁路帝国里就再没有谁拥有值得一提的资本了。

说到这里，不妨回想一下，亚历山大·乌拉尔先生曾向伦敦一家一流评论刊物提供过详细材料，讲述如何通过维克多·冯·格罗特先生和华俄道胜银行的中介取得金矿特许权，从而征服蒙古。碰巧在旅顺和哈尔滨有好几个人曾受雇于这些蒙古特许权，尽管乌拉尔先生的叙述是一片玫瑰色，他们却都承认，他们不得不撤出那个国家，饿着肚子爬进满洲，而那据说就躺在他们脚下的财富，一点也没有挖出来。银行在这项冒险中损失了三百万卢布，维克多·冯·格罗特先生破了产，所以这家政治金融机构已经饱尝了采矿的滋味，足够它在很长很长的日子里消受了。乌拉尔这一类光彩照人的故事，在伦敦应当谨慎对待，因为那里的人并不完全了解蒙古和满洲的实际情形。

由于银行不会再受诱惑到这一领域投资，人们便手里拿着帽子，去央求外国商行和哈尔滨的面粉厂主，弄到了几千卢布，投进了初步的开发工作。不过谁也不怎么乐观，只要目前这种不确定的局面还持续着，谁也不指望有什么真正的成功。大公的代理人们曾设法在欧俄招募资本，但一个子儿也没有来。消息灵通的人说，近年来在乌拉尔已经赔掉了那么多财产，俄国的资本家们对「野猫」这个词的理解，已经不亚于丛林市场上最精明的操盘手了。

转到伐木，情形大致一样，尽管确实有一定数量的木材被伐下运走了。大公司当然是鸭绿江木材公司，它既是满洲的也是朝鲜的企业。公司在旅顺外滩上有一座气派十足的总部，所以在这个标题下来谈它是可以的。公司的总代理人是远东人人都熟知的金斯堡男爵；他和巴甫洛夫先生正不停地在幕后牵线，想让鸭绿江朝鲜一侧的事情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人人都爱说，这只不过是一项政治事业，公司从来就不指望赚钱，不应该引用什么数字。然而这是不对的，因为俄国政府极想把如今握在本地商人手里的全部鸭绿江木材收入弄到手，据说这笔收入每年约达一百万英镑。鸭绿江公司虽然照俄国人的说法是如此纯粹的政治性质，却已经陷入了困境，因为据报公司账上有区区四百万卢布的亏空，而且董事们在分赃问题上闹起了纠纷，有把整个企业搞垮的危险。既然想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生产合理数量的木材，更不用说收入了，而旅顺的总部又吵着要知道那几百万都到哪里去了，鸭绿江的代理人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下令，所有顺鸭绿江漂下来的中国木排都必须送到他们那里，由他们按固定的估价接收。这办法多少算是行得通，过去半年里已经成功地圈进了几百万英尺的木材。其中很大一部分如今正躺在旅顺的海滩上。据说还有一座大锯木厂正在建造；不过远东的木材商们不必为此白白惊慌。

同样有趣的是得知鸭绿江公司也在从事采矿——就是说，它雇着一名采矿工程师——一个意大利人；而照俄国人的观念，这就构成了在满洲采矿。据这位意大利先生说，在鸭绿江的河谷里，矿业并不是一个看涨的市场。一天晚上，他从朝鲜边境来到之后，讲起俄国人对地下宝藏的观念，讲得非常有趣。「他们真滑稽，」他操着热情洋溢的意大利口音和蹩脚的英语说，「他们问我金子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于是他们就非常生气，做那种英国人叫做『该死』的事。我回答说我们必须找——勘探；他们说不；他们已经说了有金子，我是工程师，我就必须把它采出来；不然，我就得回家；所以我就回家了。啊，他们真滑稽，这些俄国人！」

所以，即便是最乐观的人，也不能真的说满洲的这两项产业有了多大进展，整件事不过又是一场梦——一场极其奢侈而又代价高昂的梦。可是总有一天，当俄国人被打出满洲的时候，满洲的黄金将造就巨大的财富；所以，啊，伦敦证券交易所！等到南非市场重又可以经营、远东的危机结束之时，请记住世界的这个角落，并且赶快行动。有许多英国人能够给你提供必要的情报，他们正在祈祷满洲不要被人遗忘。

十哈尔滨之夜

太阳刚在遥远的西方落下——由于城市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这里的西方在眼里显得更远——气温便骤然下降，叫人打起寒战来。白天很暖和，在太阳底下几乎太暖和了，即便穿着夏装也不觉得有什么不相称，尽管再过三个星期松花江上就要结冰了。然而太阳神一消失，寒暑表便毫不留情地猛降二十五度，夜越深越冷，到了凌晨时分，离冰点想必已相去不远。

早早吃过晚饭，在哈尔滨你并不明智地上床睡觉（虽然你无疑应该这样），因为此地真正的生活——如果那也算生活的话——要到点灯时才开始；而那句关于罗马的格言，在哈尔滨尤其适用，因为这里的床铺太糟糕，实在叫人不想躺上去。初到旅顺的人，往往对这座要塞城市的生活节奏之快感到吃惊；可他若在那里有朋友，朋友们便会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说：「啊！可你真该去看看哈尔滨。」既然我如今身在那个妙处，我便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从头开始，一直奉陪到苦涩的终局，以积一份功德。

所以，九点钟我和别人一起到了剧院，因为哈尔滨夸耀它有一座剧院，那里不仅上演喜剧和悲剧，还上演神圣的歌剧。不过今晚他们是在喜剧女神塔利亚的神龛前焚香，所以我指望能睡上几个钟头。听不懂的时候是很难笑出来的，而俄国室内那浑浊的空气总叫人昏昏欲睡，如果不是叫人窒息的话。在门口我们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难题；售票员被弄得不知所措，他向我们保证，他懊恼得很，可是已经没有座位了，他爱莫能助。奇怪的是，在俄国的满洲，这种事是多么常见，残酷的命运是多么常常罚你失望——除非你的钱包恰好在场。我们一行的领头人深深地、苦苦地叹了口气，不慌不忙地推开通往售票房的那扇便门，消失了片刻。我正惊奇地看着，深深地沉思着世事的奇妙，他又出现了，手里拿着一张台口包厢的票根。是的，他说，我们运气好得出奇；有一个包厢，而且几乎是剧院里最好的包厢，被人漏掉了；售票员确信，十分确信，那包厢已经有人预订了——他把它转卖给我们是会惹麻烦的；不过眼下我们可以坐进去，条件是散戏之后就离开，别把它搬走。我大致领会了这些，不过当金钥匙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时，最好还是别追究得太细。

与此同时，我们走进了花园，因为剧院不过是哈尔滨这家游乐场里种种名目繁多的吸引人之处中的一项；外面，在积满尘土的树木和刺眼的灯光之间，有宽阔的散步道、咖啡馆、变戏法的表演和别的东西。俄国人必须有消遣，否则他会闷死，所以即便在满洲的中心，他也尽其所能地自寻消遣。哈尔滨的上流社会全都在那里，有的坐在小桌旁，穿着大衣，看上去冷得要命，有的绕着小径一圈又一圈地踱着，等着铃响或是什么节目开始。哈尔滨人群与旅顺人群的不同特点在于，这里几乎全是平民，很少有鲜亮的军服来点缀。一个高加索人，穿着他那身漂亮的紫褐色民族服装，戴着高高的阿斯特拉罕羔皮帽，独占了我这双不配看他的眼睛的全部注意。我把他误当作至少是一位非正规野骑兵的将军，当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哈尔滨商人、做地毯生意的时候，我大失所望。想想看，一个地毯商人，却有着征服者的气概和成吉思汗的衣裳！

不久铃声响了，告诉我们本地的科克兰和图尔们已经准备好来给我们取乐了。我高兴极了，因为穿着大衣在露天里喝那特甜的、加了三倍糖的路易王妃香槟，这种乐趣已经开始让我腻味了。然而酒我们是非喝不可的，因为在俄国的满洲，白天挣的钱必须在夜里花掉，否则你就会招人怀疑。

哈尔滨的戏院是西贡那座戏院的拙劣翻版，倘若命运让你有一天去到法属印度支那，你就会见到那一座。它颇像一个长方形的匣子，除了池座之外，只有一道宽阔的楼座可以坐人，这楼座环绕着整个观众席，在人头顶上约十五英尺处。包厢像一个个小牲口圈，彼此之间只隔着三英尺高的隔板，不过是些粗糙的木板，毫无装饰。可见这里的东西多少有些原始。在哈尔滨的戏院里你还可以戴着帽子、穿着大衣，而且如果你有兴致，尽管是严格禁止的，你也可以用手遮着抽一支纸烟。包厢里总是精选的人物，事实上是非常精选的，而女宾一侧的包厢价钱极高。前几排正厅座位坐满了本地的纨绔子弟，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竭力要显得是最放荡不羁的家伙；因为在哈尔滨，要迷住女士们、博得她们的笑脸，你就得比同伴更加满不在乎。他们后面坐着一班更卑微的人，哈尔滨的小资产阶级，白天忙于小本生意，到晚上已累得除了疲惫之外什么模样也显不出来了。楼座上是穿靴子的神仙们，一个劲地散发着皮革的气味，身边陪着他们的女眷，这些女人头上系着花花绿绿的头巾，喜气洋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观众脾气好到了极点，热情极其高涨，因为你那俄国人一般来说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心肠，他之所以古怪，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一心要阻止他的文明和自然发展的政府的产物。

那出戏我不大感兴趣，中间还有长长的幕间休息，这时人们便坐到外面去看露天的戏法，或是听军乐队演奏。散步道上总是那同一群人慢慢地一圈又一圈地踱着，扬起一根根尘柱。十一点过后不久，戏演完了，幕布落在身着上个世纪装束的男女演员身上。直身胸衣和钟形裙还没有流行到哈尔滨。服装仍是九十年代初的式样，叫人想起那些快被遗忘的照片。

夜里真正的正事开始的时刻正在迅速临近，因为所有的歌舞咖啡馆和叮当杂耍场都要到将近十二点才开门，而剧院之所以演戏，只是因为在九点到半夜之间你总得干点什么，你要睡的觉尽可以在早晨补足。我们在剧院门口钻进一辆马车——因为夜里在哈尔滨步行闲逛可不是好事。就在前几天夜里，在一条大街的正中间传出了可怕的尖叫声，到了早晨，人们发现两个死人赤身裸体、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头骨被砸碎了。那天下午，我亲眼看见一个凶悍的巨汉坐在一辆大车上，手脚都戴着镣铐，由六名武装士兵押送，要送回萨哈林岛去终身服刑。他犯有六七桩命案，当天早晨在哈尔滨经过一场最拼命的搏斗才被抓获；看守他的年轻士兵们用惊恐的眼神望着他。哈尔滨满是罪犯和被通缉的要犯，可政府一心忙着别的事，顾不上理会他们。你只要见过一个俄国的罪犯，就会明白，判他们到萨哈林岛终身服刑，并不算对他们太严酷。

当我们平安地停在「金色隐士」的门口，听见提琴的咿呀声时，我们都很高兴。至少，艺术地死去总还有几分满足。你那哈尔滨的歌舞咖啡馆，严格照搬别国的卖唱咖啡馆——一个小舞台，一些小桌子，照例配备的女人，还有按规矩必点的高价酒水。不过在酒水这件事上，哈尔滨把事情弄得更加精细。你若是条真汉子，就只喝咖啡或香槟，别的一概不喝。你若是穷，就点咖啡来强调这个事实，别的你什么也不必说——你已被归入了你应得的那一类，被当作无可救药而放弃了。你若是有钱，就点香槟，立刻人人都来奉承你。特甜的路易王妃香槟，是饭馆老板利润的尺度。早晨，他用一句简短而意味深长的问话来计算他的进账：「昨天几箱？」他把报来的数目乘以五十卢布，立刻就大致知道他赚了多少，因为他每箱赚五英镑。别的一切都被视为无利可图，你的侍者不会告诉你咖啡多少钱。这是一套可爱而又原始的制度，让普通人满心羡慕。

不久乐队奏起一支欢快的曲子，算是提醒你记住自己身在何处。乐师们穿着黄法兰绒衣服，上面用红色饰带镶着稀奇古怪的图案，他们的鼻子冻得发青，仿佛在无声地抗议自己装束的愚蠢。他们以为自己看上去像那不勒斯的船夫，我想他们是心满意足的。开场之后是一段女声合唱，由整个戏班全体登台演唱。如果说有一件事俄国人做得好，那就是唱歌，即便在这个小小的寒酸戏班里，也能听到力度和清亮都令人惊讶的嗓音，那是很值那些香槟钱的。与此同时，小桌子正迅速被形形色色的女士和先生们坐满，他们对衣着的品味真是妙不可言。可以看到最不可思议的颜色搭配，巴黎和伦敦若能亲眼目睹这些景象，一定会呻吟起来。

不久，这地方的男性常客开始露面了。这些先生的生活方式是那样别出心裁，值得一说。他们晚上八点上床，半夜起来，洒点香水，便到他们心爱的去处吃夜宵，一直待到打烊，那大约是早晨四五点钟。这样一来，哈尔滨的特殊需要得到了满足，还额外睡足了八个钟头，真是再令人满意不过的结果。我向其中一个人抗议说这套办法荒唐，他却拿「入罗马随罗马人」来回敬我，还说反正哈尔滨的生活那么不值得过，放荡总比沉闷好。

这时，我们这家亲切的咖啡馆越来越热闹，随着夜深，空酒瓶越来越多，节奏也越来越快。在哈尔滨，激情以原始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就在一个星期以前，一名军官拔出军刀想砍死一个姑娘，那姑娘正忙着把她的情意转移到另一个钱包上去，这可是件愉快的差事。自杀也点缀着时光，排遣着单调。女人们服毒，因为别的女人的魅力比她们的更有力，她们倒在情人的脚下，喘着气，带着意大利式的狂热发出诅咒。「这个星期我们已经有了两起自杀，」一个人悄声对我说，「谁会是第三个呢？」「但愿不是你自己，」我回答道。「不，」他冷冷地说，「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哈尔滨的生活确实节奏很快，而且有些光怪陆离。

早在最后一支加洛普舞开始之前，一个神秘人物走到我们跟前，悄声说离这里不到一俄里有点乐子可找——一个赌场，赌注的上限是房顶。我们立刻同意了，走了出去。我们的向导轻快地走下木板人行道，走在街道中央。这个暗示意味深长，我们照办了，紧紧地走在一起，也不停下来看那把街道洒满银光的月亮。我们的路穿过城里一些较好的街道，但处处仍有狂欢的声音。偶尔我们经过一些灌饱了伏特加的醉鬼，他们东倒西歪地走着，被车辙和石头绊倒时就恶狠狠地咒骂。每隔几码，就有廉价小酒馆的门冲我们挤眉弄眼——在那里花几个戈比就能喝得烂醉如泥——让我们觉得自己是些可怜的夜游鸟。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在一座巨大的、谷仓般的房子后面，有一个大房间，烟雾呛人，挤满了人。中间是一台轮盘赌，四周堆着一摞摞纸卢布，围着一圈丑恶的面孔。我们进去时谁也没有说话，因为人人不是太专注，就是已经陷得太深。我们下了一点注，小心地不提离开的话，直到输了为止。尽管有香槟的酒劲，尽管还有那一丝渺茫的赢钱可能，这里对任何人来说都太低级、太无聊了。不久我们就受够了——给了向导一张十卢布的钞票，便匆匆离开了，有的人兴高采烈，有的人闷闷不乐。

至于我，我明白了这一切所谓的欢乐意味着什么。在满洲，俄国人的房子对任何人来说都比在俄国本土更不像一个家。俄国人在他的远东给自己盖了一座房子，却并不真正住在里面。他带着一些破烂的铺盖在里面露营似的住着，把炉子烧热，不睡觉的时候就小心地待在外面。他用酒、一日妻子和歌声来安慰自己，你能奇怪吗？事情糟到这个地步，你能奇怪吗？他必须学会很多东西，才能在他的自然疆界之外被当作一种永久的存在认真看待。他必须在痛苦经验的课堂里受教。看着这些事情，我无法相信俄国人能在满洲长久待下去……不过，我已经离我在哈尔滨的那一夜很远了，而我并不认为自己真的感到遗憾。

十一印度看门狗——致印度一言

在所有重要的城镇里，你都能看见他们——高个子的锡克人和矮个子的锡克人，瘦的和胖的，胡子根根倒竖的和八字须骄傲地卷起的；最后还有些半大的小伙子，脸上的毛才刚刚冒出来。有时他们穿着英国式样的旧衣服，头上耸着山一般高的头巾，粉红的、黄色的，但更常见的是红色的，恰如其分地罩在那些富于表情的脑袋上。更多的时候，他们已经抛弃了这类实实在在的标记——那是英国人对流落异乡的印度灵魂所剩无几的一点主权——而是神气十足地穿起俄国长筒靴、肥大的裤子、绣着假羔皮的外套，戴着高高的皮帽，一句话，成了地道的西伯利亚人，已被同化得妥妥帖帖。在旅顺甚至有这么一个人——他属于矮个子、胡子倒竖的那一类——温暖的夏夜里，人们可以看见他穿着一身鲜黄配猩红的土著团军服看守他的货栈，那是他往日为英国统治效力所留下的一点匆匆纪念。命运是何等的讽刺——国王兼皇帝陛下昔日的一名士兵，竟在一块主要因英国软弱才被人夺去的土地上，替那个传统的敌人看守货物！

他们都是怎么到那儿去的，谁也说不确切。就算远在满洲这样的北方，印度人也照样自在，因为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不就仍然是那深不可测、亘古不变的东方吗？所有东方人都可以在那里聚首、称兄道弟、心满意足。不过，大规模的开端大概是在一九〇〇年，俄国人潮水般涌入满洲，而那种说穿了不过是成批的随军小贩所理解的「商业」，囤积起大量吃的、喝的、穿的，以及许许多多需要勤加看守的东西。下层的俄国人——那种即便在昂贵的梦幻帝国里每月三镑也雇得到的人——显然靠不住。他听说自己和所有远东人之间有过一阵子战争状态，便乐得假装和平商人的货物也跟中国的银器或铜佛一样，是合法的战利品；于是他以最无耻的方式见什么偷什么，从此被认定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根本用不得。接着试用中国人，可中国人在他自己的国度里太近人情了，而且对白人一般都太软弱；深夜里，某个凶神恶煞的恶棍走近前来，给他两条路：要么换得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代价只是睡上短短几分钟；要么领教一根沉甸甸的疙瘩棍的殷勤款待——他立刻就装睡了，第二天便丢了一大堆东西。

所以，不管当局乐不乐意，都得征用锡克看守人——他们差不多是极东之地通用的看守人了。起初当局装作不乐意。后来他们想了想，笑了。「好吧，」他们说，「把你们的锡克人带来吧，要多少带多少，要多快有多快；转念一想，我们自己说不定也要雇几个。」你瞧，俄国的当权者们狡猾，十分狡猾，而且他们喜爱小小的试验，尤其是那种或许能在某个渺茫的将来预示出大结果的小试验。于是锡克人如期而来，开头只有寥寥几个，而且犹豫再三；这些锡克人在牛庄有结拜兄弟，那里有英国人，这桩新鲜事可以先在那里解释清楚。新来的人问了又问，说了又说，摸着纸卢布，满腹狐疑地摇着头，直到这张印着那位神话般的白色大沙皇头像的纸，果真兑换成了叮当作响的硬邦邦的墨西哥银元，他们才放下心来。这下就一点疑问也没有了。钱是好钱，工钱比老式的中国口岸高得多，还有酒喝，好多好多的酒，而且那么便宜！

于是取道牛庄而来的锡克人，便如期在旅顺和大连上了任。这两处海港时而有船驶进来，船上有和他们一样古铜色皮肤的人在货舱里、机器旁干活，很乐意用尖细的嗓音向他们唱诵他们那个更古老的世界里的消息。

到了时候，一封封信寄了出去。这些信颇为奇特，信封上是友善的英国人用粗大的英文字母写的地址，寄给遍布东方各地的亲戚、朋友和相识。「兄弟，我们在这遥远的北方，在俄国人中间，我们过得不坏。这里夏天宜人，没有大热。冬天风冷得要命，黑色的尘土呛得人喘不过气，一团团浓浓地刮过来，连天都看不见。我们得穿皮子。钱虽然全是纸的，却是好钱。我们的工钱也高。俄国佬起初难打交道，等熟了，我们就比较喜欢他了。吃的我们有的是，酒也多。兄弟们，我们过得不坏。」

头几封信就是这样的口气——倘若见过这些信的英国人的眼睛没有看错的话。随着消息传开，说是体面在北方算不上什么美德，头目们便被数不清的请求缠得不胜其烦。无可救药的酒鬼，从前在香港、上海以及更南边当过巡捕和看守的人，原本不过是随波漂流的浮木，直到这股新的洋流把他们卷住，便神秘地漂到北方，一一被雇用了。上一次中国远征的随营人员和逃兵也听到了消息，一路坐火车从天津挤到牛庄，直到安安稳稳落入俄国人手中。就这样，这群异国看守人的奇特入侵，从那三座海港出发，一步步向北推进，终于到了哈尔滨。后来，随着他们跟俄国人越来越熟，便把那点磕磕绊绊的英语忘了，操着流利的话语到铁路总局去讨差事，要到小一些的地方去，好在那里也当个头目。于是，忠心耿耿的锡克人如今成了满洲中部和南部的看门狗。他在旅顺看守着成垛成垛数不清的伏特加，在大连看守茶叶箱，在牛庄看守布匹，在各个铁路枢纽看守铁路物资，在哈尔滨看守店铺和货栈，在别的地方看守些叫不出名目的场所。在主要城镇里，他们已经数以十计，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来。凡事都是这样开头的。要当心，稗子会及时长出来的。

起初也流过些血，打过些架。下层俄国人读的是些下三滥的读物，被教导说这些黑皮肤的人是传统的敌人，由白种英国人率领着，挡住了向南的去路——照那不可抗拒的天命，沙皇的鹰旗本该早已插到南方去了。于是他们拿锡克人的肤色嘲弄他们，骂他们苦力，刀子便拔了出来，脑袋也打破了。然而这只是最初的事。很快，人们就发现了高个子锡克人好喝烈酒的弱点。一块儿喝过酒、一块儿喝醉过的人，彼此之间会生出一种奇特的情谊。第二天，第三天，从此以后永远如此，他们都乐意握手言欢、亲亲热热。于是，锡克人和其他来自印度的人，在没完没了的酒和没完没了的闲谈中，被下层俄国人笼络了过去；他们惊喜于人家对待他们的那份随便和平起平坐，暗自欢喜终于找到了一些白人，这些白人并不真的自命只是和他们平等而已。接着，俄国人便讲起故事来：有朝一日他要来解放所有被英国的傲慢统治压得抬不起头的人；所有亚洲人都会欢欣鼓舞，发现自己按照心爱的方式受人治理——松松垮垮，大大地贪污腐败，凡是精明的人都能发财，而百姓则享有一种眼下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无拘无束的自由。

国王那些黝黑的臣民就是这样被安抚了。今天，在满洲的锡克人快活而知足，而且——可悲的事实——喜欢俄国人的散漫，远胜过英国人的任何严格。他岂不是可以没完没了地喝酒作乐吗？他岂不是可以公然放纵种种不堪言说的恶习，而不必害怕受罚吗？事实上，只要他顺从听话、毫无怨言地服从，他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吗？在大多数情况下，那点没学好的英语已经忘掉了，而那种杂种俄语——铁路上的通用语——却说得叽里呱啦，十分流利。在所有东方人看来，毫无疑问，俄语的腔调尽管柔滑如丝、句子富于节奏，却比生硬的英语容易上口。同样，对大多数亚洲人来说，可以毫无节制地纵情享乐的自由，是一种诱人的钓饵。……

所以，印度，请记住！在天津的铁路岔线旁，武装的锡克人和武装的哥萨克第一次面对面，眼里闪着学堂里最爱讲的那种世代相传的仇恨，恨不得冲过窄窄的铁轨去厮杀一场。而今天，在满洲，不带武器的锡克人和安分的西伯利亚人已经混在一起，称兄道弟，并且惊讶地发现，彼此在酒杯之间竟那么投契。信已经寄出去了；消息已经传得又快又远；人们已经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谁知道这毒素已经蔓延到了多远？谁知道后果会是怎样？在中东，每一天都把印度和俄国的疆界推得更近；而在更远的东方，情感上的疆界已经差不多被打破了。

十二西去齐齐哈尔

我抖落脚上哈尔滨那厚厚的尘土、在火车上坐定的时候，心里没有半点留恋。除了那些靠油水丰厚的铁路合同、或靠这样那样的放荡勾当迅速发财的人，哈尔滨不是一个会在梦里向人招手的地方。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它眼下这副样子鄙夷到了极点，而且我知道，除非今后一两年里情形能改弦更张、立到一个较为稳当的基础上，否则必定会有一场头等的大崩盘。面粉厂是全城惟一的流动资产；其余一切，不过是铁路的钱反常挥霍的结果，而这种挥霍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甚至眼下就在一天天地紧缩。高得吓人又荒唐透顶的运价，把哈尔滨甚至跟它那位身强力壮的兄弟旅顺都隔绝开来，使得与外部世界做正当生意成了全然不可能的事。

俄国商号全无稳健的经营之道，迟早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中国商人压价、贱卖，从而断绝一切赚钱的门路。中国商人对满洲那无穷的可能完全心知肚明。精明务实的山东商人已经在把小一些的俄国杂鱼挤走了。奇妙的中国行会制度，以及同乡之间那种共济会式的情谊，使他们能够联手行事，瞄准任何一个行当，以一种无可抵挡的压价攻势发起进攻，这对于那些不知撙节的西伯利亚商人而言就意味着饿死，叫他们满腔阴郁的怒火。我在哈尔滨期间，最大的一宗铁路合同落到了中国人手里；我曾在一家行会里受到款待，会首向我担保说，再过两三年，等他们本钱多了，就要开始实行一种赔钱的政策，好把一切竞争者统统打垮。我确信，中国人在和平商业上的这场反入侵，将会逐渐把每一个不仅仅是靠本国政府养活的俄国人赶出满洲；到那时，这就不再是一场人人喝彩的凯旋进军，莫斯科人不久便会有理由用最刻毒的字眼诅咒远东扩张了。

脑子里转着这些念头，我看着火车隆隆驶过松花江铁路大桥。巨大机车的烟囱慢吞吞地喷出一团团蒸汽，仿佛被迫拖着的分量太重，喘不过气来；下方江面上，一个船家远远的呼喊声飘了上来，他正招呼铁路路堤上的弟兄们，说他到了。啪嗒，啪嗒，车轮响着；我们过了松花江，如今已置身于荒蛮的黑龙江了。

黑龙江向来多少算是一块「无主之地」，住的主要是在驿道上服苦役的中国流犯和被贬谪的官员，还有淘金客和猎貂人。不过，近些年来，山东移民确实在一步步向满洲的这片西北角挤上来，在所有富饶的河谷里定居，人数越来越多。处女地不断被开垦出来，送往哈尔滨面粉厂的上好谷物，很多是从黑龙江省顺水漂运下来的。

按满洲的距离来算，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并不远；可我搭的那趟慢吞吞的普通客车，显然是在认认真真地做一项试验，看一列火车走完不到三百俄里——也就是大约两百英里——到底能磨蹭多久。不管他们想干什么，他们都干得极其出色，连俄国的三等车乘客最后都被弄得暴跳如雷、灰心绝望。至于我自己，我生出一个痴心妄想：连停车时间算在内，我们的平均时速能低于八英里，这样就能在清晨而不是按时刻表规定的半夜时分抵达齐齐哈尔。司机比平常醉得更厉害，每到一站，非得当地全体职员一齐开导——他们人数可不少，因为铁路显然会给每个上门求职的俄国小伙子一份差事——才能劝得他爬上驾驶室、拉动操纵杆。头两个钟头还觉得好笑，后来就乏味了。满洲的火车司机都是些怪鸟。就在一年前，有一个司机拒不再往前开，除非乘客们为他凑一笔钱。耽搁了将近三天之后，帽子果然传了一圈，凑到两百卢布。于是火车开动了；司机到了总局，也被开走了。……

离开哈尔滨后好多英里，田野仍像南方各省一样连绵不断地耕种着。起伏的平原在铁轨两侧铺展开去，无边无际的高粱或小麦一刻不断地立在那里。不过这里的收割已近尾声，许多地方庄稼已经堆成二三十英尺高的大垛，只等装车运走。这里套在大车上的牲口比吉林和奉天还要多，一辆车前我数出了十四头——骡子、小马、驴和牛全混在一起，个个看上去都像我见过的任何牲口一样快活、一样膘肥体壮。一群群大黑猪在收割过的田里横冲直撞，由拿着沉重牛鞭的男孩们抽打着赶成队伍，鞭子噼啪作响，像放手枪一般。养猪是遍及满洲的一大产业，华北很多地方的猪肉，都是由这几个北方省份供给的。

天色渐晚，平原上没有树木，显得寒冷而凄凉；可是落日把肥沃的土地染成金褐色，将这片国度的真实印象烙进了人的记忆。就农业而言，它富饶得超出了贪婪者的梦想，关于它，这就是最后的定论。离哈尔滨越远，乡野的面貌也就有所变化。铁路以北的土地仍是耕了又耕，而铁路以南，敞开的、未开垦的平原越来越多。我们正在接近黑龙江的中部和西部，那里的蒙古边界（顺便说一句，那是一条纯属想象的边界）离铁路只有五十英里左右。我举着望远镜焦急地向南眺望，终于如愿以偿，看见一大片黑色的小点，不停地微微挪动着。那是一群蒙古马，有的在野地里随意吃草，有的正慢慢地走向满洲的某个马市。

在黑龙江省南部一线，中国这个外来者只是一点一点地把带着羊群马群的蒙古游牧人往后推，即便到了今天，山东移民也只征服了这片西北的一小角。其实我大可不必为远处那一幕如此兴奋，因为一个钟头之后，我们在一个寒碜的小站停下，那里几乎没有什么铁路护卫，看上去十分凄惨；就在车站旁，有一处蒙古人的营地，马匹多得很，显然是刚刚歇下来过夜的。我赶忙下车走过去，把其中一个当成了地道的蒙古人，正想拿话把他们打发开，却大吃一惊，因为对方立刻操着一口纯正的山东话同我搭腔。原来这位先生是个中国人，来自山东的租借地。他说，他在那里先是给人赶马，后来又在驿道上干过活，被人当成蒙古人从来也没惹过什么麻烦。他顺带还告诉我，他此行是要把这群马赶到哈尔滨去卖。

这时司机已经又灌下了不少酒，便放开手脚猛开起来。我们一路狂奔，直到情形明显危险了。我们以大约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冲过了下一站，任凭谁怎么叫、出了什么事，一直到再下一站才停。这下我有幸领略了西屋气闸开到极限的滋味；若论把人结结实实地颠一通，我可以大力推荐。一列火车在自身车长的距离内刹住，这项难事总算圆满完成，司机被人拉去见站长，一路还在抗议。他说战争已经宣布了——他要第一个把消息带回俄国——他是在为祖国效力……这下我们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因为就连中东铁路也不会在沿途小站备着替补司机，而那两个中国司炉又很难胜任把我们开到齐齐哈尔。不过，司机终于被安抚下来，他那宽大的马裤口袋里的伏特加酒瓶也被掏了出来，他安安静静地哭了一场之后，便被允许重新登上机车。我们就这样终于到了齐齐哈尔，或者不如说到了齐齐哈尔的车站（城还在好几英里外），时间已是后半夜。我心安理得地在小吃部的桌子上安营扎寨，睡了一场又累又脏的人才睡得着的觉，等待天亮、早饭和一段充满冒险的前程。

十三侧影

我在大连一上岸，最先打动我的几件事，差不多就是这些：头一件，一个俄国人操着极其流利的英语，把俄国人在满洲的一切做法骂了个一无是处；接着，另一个人把大连是怎样建起来的给我勾勒了一番，归结成两个意味深长的字眼——「该死的抢劫」；最后，我看见一个人力车夫塞给码头上那个挎着左轮手枪和马刀的巡警一角钱，好让自己第一个拉到客人。这三件事成了很方便的路标，日后每逢别处的事情比平常更加一团糟的时候，我便在心里回到这几块路标跟前。

大多数人以为，凡是俄国人待的地方，背后总有他的政府在偷听，公开议论、激烈批评是绝无可能的，也从来听不到。在俄国本土那些革命中心，政府和它的警探们时刻戒备，身负专门的命令要执行，情形或许如此；可是在俄国的远东，绝对不是这样。的确，在那里，尽可能地、尽可能公开地「跟政府唱反调」，似乎倒成了一种时髦的姿态；凡事出了岔子，就放开嗓子咒骂，其痛快劲儿不亚于任何英国人在自家地盘上敢于做的那样。

也许俄国人不得不比别人多说话，是因为他们没有报纸替他们说话——俄国远东的报界驯服压抑得无可救药，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当然，旅顺的《新边疆报》是最有名的报纸，因为它是阿列克谢耶夫总督的喉舌，满纸杀气腾腾。《新边疆报》归一位阿尔捷米耶夫上校所有，此人靠着同报界的关系，在书摊和零活印刷上发了一笔财。每周一次，局势格外吃紧时次数还要多些，这位英勇的上校便到远东总督的官邸里与总督共进午餐——从那座官邸可以饱览旅顺港的壮丽景色——把高层政治和如何教化本地舆论细细商讨一番；商讨的结果，要不了多久就见诸报端。

《新边疆报》说话非常直率，并且十分虔诚地相信它在世上的使命。这使命就是宣扬一种奇特的教义，不妨称之为「大陆属于大陆人」，而这些大陆人就是俄国人。因此它不断宣称，决不能让日本进入朝鲜——必要时，必须把日本赶出朝鲜，而在此过程中，甚至可能有必要把日本消灭掉。《新边疆报》真是一份格外和蔼、格外坦率的报纸，是一位完全合乎罗兹心意的真正的帝国缔造者。

《新边疆报》很少讨论满洲，因为照这份喉舌的说法，满洲的命运早已定了。那位足智多谋的老板被他的报纸、书摊和零活印刷的成功弄得心醉神迷，很乐意再拿几千卢布去冒一回险。他要创办一份英文报纸——周报——铅字和添置的机器都已经到了。这足见他性格果断，因为一般说来，俄国远东的事情很少能走出纸上谈兵的阶段。不过最好记住，他这份出版物至今还没走到纸上的阶段呢！俄国排字工人眼下正在埋头学习英文字母，希望到一月一日时，他们能熟练到足以排出英文文字。英国编辑也已经到了旅顺，正在苦攻俄文字母，因为他面前摆着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位军人老板阿尔捷米耶夫上校是研究实际政治的，他要亲自撰写一大套系列文章，在他的英文报纸上连载一两年，从历史上证明——不管那是什么意思——俄国和英国之间理应存在的友谊。他将从彼得大帝挽着袖子造船写起，一直写到天津铁路岔线事件，首次给出可信的解释：为什么锡克兵和哥萨克只是彼此瞪着对方的喉咙，却没有让手里的步枪响起来。这一定会很有趣。

除了旅顺这份半官方喉舌之外，还有《远东报》，以及哈尔滨的一份报纸。《远东报》大量刊登「如何快速致富」一类的文章——想必特别针对的是那座萎靡不振、在劫难逃的国际港口哪天忽然就会降临的繁荣。哈尔滨那份喉舌则喜欢把满洲的俄国人比作美洲西部大草原上坚忍的拓荒者。哈尔滨就是俄国的美国西部城镇——哈尔滨周围有大草原——所以哈尔滨将会伟大，必定伟大；事实上，已经伟大了。它忘了，那些忙忙碌碌的美国城市可没有黄种人来压价贱卖、叫它们破产。不幸的是，满洲的草原大多已经有人定居，而且人口还在增长。

这些报纸没有一份是日报。管制这样严，根本凑不出那么多稿子，因为就连俄国读者也厌倦了童话故事和对时事不痛不痒的评论。《新边疆报》每周出三期；哈尔滨和大连的报纸每周只出两期。我在哈尔滨时，有个未经证实的传闻，说本地那位神谕不久就要改为隔日出版，人们为这传闻搓着手欢喜，把它归功于当地日益繁荣。试想一座有三万居民的英国城镇，竟没有一份日报！

这些可怜的出版物里很少有电讯新闻，路透社是严格禁止的。偶尔也有专电发来，但次数不多。巴统和油田里的一场大火简直是天赐之物，因为就连俄国人也嗅不出煤油里有什么煽动叛乱的气味。然而，尽管租借地内外对俄文报纸审查如此之严，英文出版物却到处畅行无阻，从不受人盘问。在海参崴，他们就没这么走运了。直到最近，外国报纸还得一路寄到莫斯科去审查，只要发现「俄国」二字，整栏就干脆用墨涂掉。有人给我讲过一桩趣事，把这整套制度的荒唐说明得恰如其分。远东一份报纸上有一则蜡烛广告，碰巧有「俄国」二字，于是当然整则都被涂掉了。告诉我这件事的人很想知道那段文字究竟怎么写的，便写信要来了一份原件。他发现那原来是一段极尽恭维之能事的文字，说的是俄国人在远东对这种蜡烛的需求，并声明俄国用户的推荐信副本可函索即寄——你可以想见他有多么好笑。不过，那位审查官或许以为这一切都与那个古老的传说有关，说莫斯科人有吃蜡烛的习惯，因此就是煽动叛乱。

在旅顺创办一份英文报纸，真正的理由非常简单：为了让俄国有一件武器，去对抗那条从新加坡一直延伸到东京、为数众多的强大的英文报纸带。俄国政府十分看重这场报纸上的口舌之战，认为圣彼得堡的计划近来之所以屡屡落空，之所以激起了那么多对俄国的恶感，完全是因为远东英文报界毫不妥协的敌意和活跃。

「你们只听到问题的一面，」旅顺一位官员向我抱怨说，「你们只会痛骂俄国，说她总是坏、总是奸诈，因为你们的报界太强了。」他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俄国人的意见。远东报界虽然这样遭人痛骂，却被读得极其仔细。俄国远东凡是有点身份的人，都订阅一份或几份英文出版物，而几乎一切可靠的消息都来自这个源头。在不读英文报纸的人当中，对时事问题的无知骇人听闻，简直难以置信。比如在哈尔滨，就有人在这满洲的正中心待了两三年，却对周围这片国土的实际情形一无所知。他们把中国人叫作「蛮子」，不管那是什么意思；我注意到，即便像沃特·杰拉尔先生那样见闻广博的作者，也谈到黑龙江的一个「蛮子村」，并配了一幅照片来说明，照片上是几个中国车夫和大车，远处是普普通通的中国土坯村庄。

在远东，再没有什么比英日同盟更让俄国恼火的了。消息灵通的俄国人从不厌倦地痛斥这种政策，说它懦怯——联合一个亚洲强国，共同对付一个欧洲强国。「谁说这是对付欧洲强国的同盟？」我常常这样问。「我们结盟不是因为想打仗，而是因为不想打！」对此，千篇一律的回答不过是把同样的话再说一遍，外加指控我们为了一己卑鄙的目的出卖了欧洲。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远东，凡不是英国人的，都持这种看法，而欧洲大陆也完全同情俄国。旅顺和哈尔滨的德国人一概极端亲俄；法国人和其他小国的人也是如此。

在满洲问题上，所有俄国人最后的撒手锏是：他们在这里花的钱太多了，真正无条件地撤退是不可能的。你若争辩说，他们一九〇〇年的那场战役已经由中国的赔款付清了，而铁路若是经营得当，也应该能够自给自足，他们便立刻打断你，说铁路永远也不可能偿清成本，也永远不可能盈利，除非公开夺取这个国家——铁路已经花了俄国五亿卢布，五亿卢布的利息每年就是五千万——这是他们不可能赚到的数目。倘若这还堵不住你的嘴，他们就谈起埃及来——我们也说过要撤出埃及，为什么还赖在那里不走？他们接着说，这是一回事，只不过英国对自己一套准则，对她的敌人又是另一套。对此你只能回答说，俄国在把自家整顿好、彻底改变政策之前，还没有准备好去承担什么教化的使命。

不过，这若算是一场激烈的争论，比起一提日本所引起的风波，那就算不得什么了。在满洲，除非留足了回旋的余地，否则不该谈论日本，因为你那位俄国人对日本人怀着一种刻骨的憎恶，还装出一副鄙视的样子。他心底里其实害怕日本人那种普鲁士式的一丝不苟，知道这迟早要给他惹麻烦。有时候，一般是在第七杯伏特加或第二瓶罗德尔香槟之后，他会承认他的政府是个蠢货，虚张声势太多、准备太少；可是尽管如此，他最后还是会拿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俄国从来没有真正被打败过，满洲的一场灾难充其量不过意味着一次暂时的挫折——不过是俄国历史上的一段插曲而已。

俄国人有一件事引以为豪——他自以为对付中国人很有一套。「瞧他们全都投奔我们来了。」他这样嚷道，却忘了他给所有劳工的工钱至少比应得的多出五成，而自然，凡是生下来的中国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决不会放过这样天赐的良机。其次，俄国远东有个纪凤台，那位百万富翁中国人，他为了保住脑袋入了俄国籍。旅顺的人对纪凤台十分得意，总是把他抛到你面前，作为俄国是一个善于同化的强国的例证。然而纪凤台不过是个山东苦力，因为会说俄国话，攒下了三百万两银子（据说有两千万）。纪凤台在旅顺和大连有几百所房子，包租着成千上万条帆船，承包着数以万计的苦力，并且在这当中越来越富；可是尽管如此，他仍不过是个走了大运的目不识丁的苦力。在华中或华南，他除了抡铁锹之外根本谋不到生计，因为浙江和广东的商人所在的圈子远在他之上，几乎不屑同他打交道。只是因为满洲是山东人快活的猎场，体面的中国人都敬而远之，纪凤台才发了财。奉天的电灯计划有一部分就是由他倡办的。中国人说，官府若能把这个胖子弄到手，他就要因背叛祖国而掉脑袋；所以纪凤台宽大的袖子里总揣着几颗小小的鸦片丸，保证只消三分钟便能奏效。

十四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离嫩江左岸有一段距离，是黑龙江省的省城。黑龙江省之得名，是因为黑龙江——也就是阿穆尔河——从前流经这个省境，而不像现在这样构成它的北部边界。齐齐哈尔是满语名，或者说鞑靼语名，随你怎么叫；中国人则称这座城为卜奎。嫩江是松花江的支流，在哈尔滨以南一百英里处汇入松花江。

嫩江上，大帆船和小轮船可以一直通航到齐齐哈尔，小一些的船只则能上溯到一座名叫墨尔根的中国驻防城；墨尔根距黑龙江畔那座臭名昭著的布拉戈维申斯克，陆路只有一百英里出头。一九〇〇年，中国驻防城瑷珲从对岸幼稚地炮击了黑龙江上的俄国船只，随后便发生了那场溺杀；此后，一支俄国纵队渡过黑龙江，把瑷珲烧成一片灰烬，又沿着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驿道，没几天就开进了齐齐哈尔。因此，齐齐哈尔虽然西面有兴安岭把它同外贝加尔隔开，所处的位置却极为脆弱，因为北面的西伯利亚边界相对较近，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和阿穆尔省往这里增派援军又极其方便。不但驿道保养得相当不错，即便是运输工具简陋或临时拼凑的军队也不难通行；而且，从黑龙江出发行军三天，甚至还没到墨尔根，就可以把全部辎重扔上舢板和帆船，毫不费力地走水路运到黑龙江省城。

俄国人醒悟到这一点醒悟得很慢，直到今天才设法弥补自己的疏忽，要求中国准许他们在齐齐哈尔建立一块由俄国独占的居留地。他们还提议说，既然齐齐哈尔离哪儿都够远，在那里建造俄国的火药厂和兵工厂，将会对整个地区产生教化的影响。

天刚破晓，我就从火车站那张并不怎么舒服的卧榻上被吵醒了。一个脏得出奇的苦力走进来，满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砰地一声摔上门出去了。受雇于俄国人的中国人，总是格外脏、格外无知。我爬下来伸了伸懒腰，哀叹这种迫使人在不近人情的钟点起床的命运，然后走到寒气里去。黑龙江确实冷得刺骨，冬天差不多已经到了。地上覆着白霜，一想到要洗脸就叫人发愁。睡眼惺忪的铁路护卫穿着他们永远不变的绿黑两色制服，正从岗亭里走出来，一边挠着头，一边扣上腰带——这就算是他们的梳洗穿戴了。我毅然抓起一只水桶，洗了一把，果然焕然一新。不一会儿，小吃部里生起了茶炊，热茶成了现实，日子也显然好过多了。这一切都说明人是多么可笑的动物。让他洗一洗、吃一点，世界就是玫瑰色的，即便在遥远的黑龙江也是如此。填饱了肚子，我便去找车马进城。似乎有三种办法：坐那种颠得人骨头散架的北京轿车，骑小毛驴，或者骑一匹爱闹脾气的小马。我选了毛驴；把行李捆在一头驴背上，自己骑上另一头，我们便一路疾驰而去。

和满洲铁路上所有的车站一样，齐齐哈尔车站离中国城也有好几英里远，粗略地说，我估计有三十华里，也就是十英里，虽然赶驴的说还不止。我们很快就把那一小片铁路房舍抛在身后，赶驴人又喊又叫，催着勇敢的小毛驴向前，骑在它们背上走路确实轻松。老远就能看见城墙；远在西南方，山峦起伏——那是兴安岭主脉的前哨，如今只有八十到一百英里远了。许多人正朝齐齐哈尔走去，有的坐车，有的骑马或骑驴。他们差不多全是中国人，跟我一样是这片土地上的外来客，各自忙着各自的营生。最常听到的是难听的山东腔北方话；听车夫和本地人那些毫不客气的评头论足很是有趣，他们个个说着最纯正的北京话，瞧不起其他一切方言。我们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一路飞奔，终于到了城门口。南门上方，一面脏兮兮的俄国旗子绑在一根长竹竿上迎风飘动，我们就从这座门进了城；可是我们看到的惟一带点军人模样的，只有两个蓬头垢面的中国巡警，拿着沉重的棍棒，张着嘴直瞪瞪地看着我。我问他们俄国军队还在不在，他们慌忙回答，显然是奉了命令的：「已经退了。」可是当我意味深长地指一指那面俄国旗时，他们便低声咒骂了几句，再也不肯同我搭话了。不过，赶驴的倒肯多说些。「俄国人没走，」他们说，「可到底有多少人，他们要干什么，谁也不知道。」我想让他们估一估齐齐哈尔实际驻有多少人，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只好听听些含混笼统的话作罢。

从外表看，齐齐哈尔很像吉林和奉天——大概更像奉天——也就是说，是一座缩小了的北京。高高的土城墙环绕全城，开着好几座城门供人出入。城门上耸着「楼」，从前在这里日夜瞭望，以防成群的盗匪突然袭击。城墙外是一条又一条街道，房屋和窝棚鳞次栉比，严格说来，它们的存在是未经批准的，大多立在没有地契、属于官府的土地上。齐齐哈尔以北，出城门几英里，有几座中国旗兵的常驻营盘，这些世袭的兵丁如今已经毫无用处了。

在齐齐哈尔城里，那些街道和房屋在我看来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魅力，那是古老城市特有的标记。即便在最繁忙的街上，那份熙攘也是压低了声音的；人们行动举止间有一种庄重，那是在远离满洲人当年兴盛之地的中国本土所见不到的。一座秀美的牌坊横跨在大街上；罩着红布蓝布的北京轿车由毛色油亮的骡子拖着，慢悠悠地驶过，车夫们在狭窄处并不粗鲁地从你身边冲过去，而是从座位上跳下来，请您贵体稍稍让到一边，免得他们那笨重的大车溅您一身泥。骑马的人坐在装饰华丽的鞍子上，叮叮当当地从我这头寒碜的毛驴旁经过，为抢在我前头上路而欠身致歉。礼貌不止是令人愉快；它是让生活的车轮平稳转动所必不可少的润滑油。我终于到了我的中国客店，下了驴。一声锣响宣告我的到来，伙计们一拥而上听候吩咐。不一会儿热水端来了，茶沏好了，地上按我的吩咐铺了新席子，我的毯子和皮褥也在炕上摊开了。

在中国，喝茶在前，吃饭在后，所以等你喝茶喝到再也喝不下，才吩咐开饭。我要吃什么呢？我中意的是中国面条和面饺，另外再加三只「祖传」的鹅蛋。凡人还能有什么更多的奢求呢——当然，前提是他的肠胃已经腌透了，吃得惯本地饭食。吃饱了，抽过烟，我在皮褥上伸展开身子，心满意足。这比俄国客栈强多了，我很快就睡着了。

「卖好笔喽，上好的洋胰子，顶好的自来火！」这吆喝声混进了我的梦里，终于把我吵醒了。我房门口站着一个身强力壮的满洲货郎，他那样卖力吆喝的货物捆在背上，一张脸经年风吹日晒，成了深巧克力色。他头戴一顶软软的褐色毡子做的尖顶帽；絮了棉花的蓝布袄在腰间用一条红腰带束着；裤子是深紫红色的，这种颜色在满洲很时兴；脚上穿着满洲特有的靴子——靰鞡——里面塞上软草，差不多是抵御严寒最暖和的鞋子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满洲人，从外表上看，他同寻常的中国人之不同，就好比穿苏格兰短裙的高地人之于穿长裤的低地人。他的谈吐听起来也是一种享受；声调和节奏正是威妥玛的理想的实现——威妥玛曾向世人揭示，只要按照一套体系去学，就能把世上最难的语言说得尽善尽美。说到底，货郎是值得结交的人，因为在中国城市里，他差不多想到哪儿就能到哪儿，跟三教九流都有来往。于是我先买了一支「好笔」，成功地止住了他向我兜售他那些举世无双的其他货色，然后就开始向他套话。他的回答平实、令人满意，而且看来可靠。

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一年的那个冬天之前，也就是义和团之乱以后，有四支俄国纵队开进了齐齐哈尔，总共约八千人。尽管齐齐哈尔没有抵抗，将军也已经逃走了，俄国人还是对着城里开枪放炮，把老百姓吓得惊慌失措。随后他们突然开拔南去，只给齐齐哈尔留下几百名炮兵和步兵驻守。从那天起，这些人就驻扎在中国的兵工厂和火药厂、电报局以及将军衙门周围。有时这支队伍会毫无缘由地突然增多，有时又减少到似乎几乎一个不剩。当然，这又是俄国人的老一套：把军队从一处调到另一处、调来又调去，既让任何估算满洲实际驻军人数的企图无从下手，又可以唬住无知的人，让他们以为俄国手头真有压倒一切的兵力。我的朋友接着告诉我，中国官员两年多以前就已回到齐齐哈尔，如今城里的管辖权名义上在他们手中。不过，电报局里有六十五名士兵，将军衙门有一支四十人的卫队。兵工厂也仍在俄国人手里，不过那里有一些回来的中国兵丁，配着「毛瑟」步枪，由他们自己的军官操练着。城门也已经交还给中国人，由中国的军警把守。这就是我那位货郎告诉我的情况；后来我坐在一辆大车的车辕上四处查访，度过了那天余下的时光，他的话差不多全都得到了证实。与此同时，我叫来店主，请他把我的中文名片送到将军衙门去。他照办了，不到二十分钟，我就迅速收到了回帖，外加一句客气的答复：不便相见。

我不想强求，便去拜访另一位官员，我有奉天一位官员写给他的直接引荐，差不多立刻就见到了他。这个人的态度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从他的话里，我有理由相信，俄国军事当局已经直截了当地威胁说，一旦宣战，他们就要取满洲每一位中国高级官员的性命；理由是，他们认为眼下这场危机完全是由于中国地方官员不肯同他们合作蒙蔽世界。当然，这不过是一句威胁，可是在满洲最近经历过那一切之后，这句威胁就意味深长了。这位道台恳求我不要再去拜访满洲的显要官员，因为那只会给他们惹来俄国军事当局的麻烦，而且我从非官方人士那里能打听到的更多。于是，谈了一个钟头之后，我离开这位官员的府邸，心里有了一个确定不移的信念：如果战争爆发，成百上千的俄国人（除非他们小心提防）将会被人杀死在他们的床上或睡觉的地方，而主使者正是那些因眼下的无能为力而怒火中烧、对斯拉夫人恨之入骨的人。不过，有一个要点，聪明的读者在这里应当留意。正如印度兵变期间，起来反抗英国统治的只有土著兵，其他阶层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一样，在满洲，痛恨俄国人、盼着把他们赶走的也只有中国官员。一般百姓已经忘掉了苦难的一九〇〇年，或者即便没有忘，至少也把一切记忆深深埋进了心底，因为他们知道义和团是些疯子；再说，满洲的俄国兵力只是区区一小撮，论智力又远不如寻常的中国人，因此中国人片刻也不相信它会长久，也不相信一旦满洲两千万强悍的百姓觉得它碍眼的时候，它能压得住。再者，我已经一再写过，俄国人只在铁路沿线才看得到，因此跟一般百姓毫无密切关系，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干涉他们而不立刻遭到报复。

和一切大农业国一样，比如美国，满洲真正的力量不在城镇，而在广大的乡村地区；那里的粮食和牲畜足以供养无穷无尽的军队，人口又如此分散，外族想要有效控制是不可能的。俄国政府愚蠢地以为，或者说希望别人以为，只要通过华俄道胜银行这个政治工具，在铁路附近五六座城镇里收买势力，再沿铁路撒上几千人，满洲就完全而且不可挽回地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了。再没有比这更明显的谬误了。单单一个例子，就足以让有头脑的人看出，俄国人那套看似完美无缺的虚张声势的铠甲上，有一个可怕的窟窿。整个满洲，懂得北方汉语、足以不靠讲俄语的中国通事而亲自同本地官府或老百姓打交道的俄国人，连五六个都没有。这些通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最下等的山东人，连本国的语文都不通，因此受到同胞的鄙视。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没有受过正经的经书教育，就跟英国人把词首的送气音吞掉一样丢人。

但还有更多的事可以观察。中国地方官照旧征收规费、赋税和厘金，照旧审理案件，照旧履行一切职能与职责，除了对上司，不对任何人交代；中国各省的贸易照旧完全靠大车或水路进行，一如往昔，并不怎么把铁路放在眼里，实际上是完全无视它；最后，俄国卢布只有在立刻就能送走、兑换成银元或元宝的情况下才有人收。这就是说，它在百姓的商业生活中毫无地位。不过，关于这一切，我还有更多的话要分别来说。

这时，我那位出色的车夫已经把我拉到了电报局，我想在那里做个小小的试验。门口懒洋洋地靠着两个脏兮兮的俄国兵，睁着吃惊的眼睛盯着我。他们显然想知道我究竟是从哪个鬼地方冒出来的。穿过大门，我来到了营业室。那里又是一片新的惊愕。报务员有俄国人也有中国人。尽管十月八日那个伟大的撤兵日已经过去，显然并没有人打算把电报局交还给中国当局。我一本正经地向一个中国报务员——一个广东人——要了一张电报纸，随便挑了一个伦敦的地址，写了一份关于满洲局势的极具煽动性的电文。那报务员懂一点英语，对着我的电报满腹狐疑地直摇头。这时俄国职员们已经激动到了极点，急切地要他们的中国同事给他们翻译。等他翻译完了，我以为我最大的心愿就要实现了。我巴不得被逮捕，有一阵子看来还真像是要被逮捕了。我静静地等着，看最后会怎么样，终于有人告诉我，我的电报「不合规定」，要转交俄国专员处理；我必须交出我在齐齐哈尔的住址，而且不许离城。我假装义愤填膺，拒绝为一份我明知永远不会发出的电报交押金。最后我脱身出来，一边赌咒发誓说了许多蠢话；我想那个所谓的「军事占领下的大清电报局齐齐哈尔分局」至今还在咒骂我，因为第二天一早天一亮我就走了。

从电报局出来，我去看了看华俄道胜银行。这家机构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是一座为了给那四处流转的卢布增光而建的半欧式房子，于是我又驱车到兵工厂去。这里同样没什么可看的：几个俄国兵，几个中国兵，一大堆停了工的建筑工程，如此而已。简单地说，齐齐哈尔和它的种种可能我已经看完了，心里已经盼着离开。齐齐哈尔的情形同别处一样——几个俄国兵，威慑着数不清的中国百姓。我把我的脚步，或者不如说我那头骡子的脚步，转向「北路火轮船公司」——也就是北方轮船公司——的办事处，说我要买一张去伯都讷的船票。伯都讷是一座土匪城，是「红胡子」中的精华的老窝——照俄国当局的说法，是个谁也去不得的地方。不过，红胡子并不怎么危险，只要你爽快地交钱，保证不杀人。一个胖胖的中国司账警告了我，我回答「北方轮船公司」说，我正闷得发慌，巴不得来点刺激，只求他们快快把我送下嫩江。我花二十两银子，买下了一条大帆船上所有的舱位，这条船第二天早上要被拖着顺流而下。他们叫我当天晚上就收拾好一切准备停当，因为早上城门一开，我就得立刻赶到江边——否则就会误了船。一切似乎都安排妥当了；我回到住处，收拾行李，买了三天的干粮，雇了一辆两头骡子拉的大车，便和衣睡下了。满洲没有多少繁文缛节，离旅顺越远就越野；而旅顺本身，就已经野得够任何人受的了。

十五流浪卢布的败北

俄国人初到满洲的时候，表面上只关心修铁路，帝国之类的事暂且还没有摆上桌面。诚然，《交还辽东条约》把南满洲归还中国之后没几个月，最后一批日本军队从他们新近凯旋的战场上撤走之后仅仅八个月，上海就发表了所谓的《喀西尼条约》，令世界为之震惊；据称，这份条约除了准许俄国修筑一条横贯东三省的铁路之外，还把满洲和中国的若干港口租借给了俄国。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将另行叙述。可以肯定的是，一八九六年九月，华俄道胜银行——那台流浪卢布的强大引擎——同北京当局签订了一项协议，俄国由此取得了组建一家公司的权利，这家公司叫作中东铁路公司，目的是修筑一条自西向东横贯满洲的铁路，也就是从西面的外贝加尔省，一直修到东面俄属滨海省的边界。

彼得堡官僚们的这项要求，被尚在日本那场惨败的剧痛中呻吟的中国欣然应允，其本身并非不合情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规划何等大胆，要穿越几千英里荒凉的草原和极不宜人居的土地，把俄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地同强大沙皇的其他疆土连接起来，可是它将不得不在斯列坚斯克戛然而止；因为过了这一点，俄国工程师们所要克服的自然障碍太大了，即便他们的本事够用，国库也永远承受不起。因此，绝对必要的是，无论如何也要取得许可，让俄国铁路在中国境内穿行一千俄里。倘若办得到，就能省下几亿卢布，线路也会大大缩短，最后还能到手一项特许权，其性质近乎对北满洲的第一顺位抵押。于是，那个令人愉快的未知数——华俄道胜银行，在一位斯拉夫帝国缔造者乌赫托姆斯基公爵的主持下，出来解围，其结果已如上述。

于是，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吉林省东部边界上，离太平洋上的要塞海参崴只有一百英里左右的地方，这条梦寐以求的铁路隆重地破土动工了，俄国官僚们的胸膛里暗自狂喜，怦怦直跳。这个神秘的中国——因为在富于想象的俄国人眼里，中国比在讲求常识的英国人眼里神秘得多——终于被啃开了一个口子，谁知道将来还会有什么呢？是啊，谁知道呢！

然而这不过是开头，因为到那时为止，俄国只有自东向西横穿满洲的权利，而温暖的海洋和不冻的港口，还在那条获准修筑的战略线以南八百俄里之外。不过，俄国熊不需要像英国狮那样隔一阵子就得被电一下才肯动弹，因为它有一项固定而明确的政策，其基调就是「前进，开步走」。诚然，它也许并不知道每一步什么时候迈出，但至少它知道，每向前迈一步，都不过是下一步的先声，至于永久的撤退，那是根本谈不上的。

一八九七年到一八九八年的冬天，我们看到几艘俄国军舰停在可怜的、已被拆除了防御的旅顺港里；自甲午战争以来，旅顺无依无靠，看来也毫无希望，因此完全任由第一个来的人摆布。然而事有凑巧，几条英国战犬也漫不经心地驶进了港口，它们把木制舾装件留在芝罘保管，炮衣已经解开，随时准备开火。琐碎小事竟有这样的说服力，真是奇怪；因为俄国军舰一看见圣乔治十字旗，就立刻被说服了，觉得必须另找锚地。此后发生了什么，人人都知道，但英国人还是应该被提醒一下，这是理所应当的。电报嘀嗒作响，一道命令飞驰而至，于是，奇迹中的奇迹，英国人不见了。历史学家们将为这次怯懦的撤退而落泪，并从这一天算起，英国在中国维持了一个世纪的独立之后，开始仰人鼻息。不过这就离开眼下的故事了。

于是，一八九八年三月，旅顺和关东半岛租给了俄国——这是对一场虚张声势中的虚张声势的恰当酬报——俄国还获得了权利，把原先只计划自东向西的满洲铁路，同她在南方的新领地连接起来；于是，重大的满洲问题正式诞生了。

你也许会问，这一切同我给这一章起的那个恰如其分的标题——流浪卢布及其败北——有什么关系。关系大得很，因为在远东，铁路、华俄道胜银行和卢布几乎是同义词，三者关系如此密切，配合得又如此周密，以致你要解释其中一个，就不能不把另一个详详细细地讲一遍。三者中去掉任何一个，其余两个都不能单独存在。简而言之，它们是一个三头的美杜莎，把它们那咄咄逼人的面孔转向可怜的中国，用目光把她迷住，或者把她镇住。倘若中国桀骜不驯，那么人们看到的只是卢布那张诱人的脸，软化一切人心，平息一切怒气。倘若中国准备做交易，那家有名的银行便一路小跑地赶来，拟出一份份对中国意味着凄惨前途的羊皮纸契据，硬塞给那些无能为力的官员。最后，一切就绪，于是「咚咚，开步走」，挖出新的路堤，铺上更多的铁轨，号角欢快地吹响前进的号令，俄国便朝着她所渴望的最终目标挺进了。

整个一八九八年和一八九九年，直到一九〇〇年五月，满洲的挖土和铺轨一刻不停地进行着。起初根本谈不上用流浪卢布来支付山东工人的工钱；因为中国人对于在他本乡以外发行的纸币，一般是唾弃的，也弄不懂。因此，俄国当局不得不整船整船地收购成色好、叮当响的墨西哥银元和其他银元，分发给成千上万修筑这条铁路的工人、苦力和包工头，这些银元在粗糙的手掌间辗转流传了许久之后，最后再由无处不在的华俄道胜银行用卢布信贷收购回来。这样一连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随着工程的推进，大量的小银币和大银元不得不运往越来越远的地方。这样做不可能没有相当的风险，因为你不可能把几十万银元送过尚未平定的地区，而不冒在途中丢掉很多的风险。所以，在这整个时期里，流浪卢布一直巴不得被中国人接受，来代替白银，尽管精明的铁路修筑者们看到，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离解决这个困扰他们的难题并没有更近一步。

与此同时，在旅顺，卢布可以行事更专横些。那里正在修建巨大的工程，雇用了成千上万的苦力，不管他们乐不乐意，一律只发纸币。这些苦力又惊又喜地发现，凭着某种他们从未料到其存在的神秘法则，俄国纸币竟然比中国白银还要好，因为它的价值不会一天一个样地涨落。于是他们收下纸币，攒起来，到了冬天便各自散回家乡，一遇到外国银行，就把积蓄兑现，并且把卢布又好又管用的消息传遍四方。这是义和团之乱以前的事，而如今一切都是从义和团算起的。

后来义和团来了，扒了铁轨，把那些辛辛苦苦建起来的一切都扒掉了。一切都像着了魔似的停了下来；俄国人四散奔逃，整整几个星期没人想起他们。接着报复来了。义和团那一年的整个九月、十月和十一月，俄国军队如大股大股连绵不断的洪流涌入满洲，又向四面八方分出一道道细流。师长、旅长、营长、连长们的军饷箱里只有一种货币——卢布纸币——凡是有幸拿到付款却拒收俄国纸币的人，都是傻瓜，尽可以去上吊。

所以，到一九〇一年，卢布已经占据了一个十分稳固、令人艳羡的地位，眼看就要成为满洲经济局面的主宰。正以真正惊人的速度重建的中东铁路，这时也跳进了这场混战，专横地、毫无权利地下令：今后客票和运费一律必须用卢布纸币支付。你要知道，在那以前，哈尔滨铁路局还觉得自己力量不够，不敢在银元问题上同中国人较量——而这个问题，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从他会走路的那天起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是大批占领军的存在，使斯拉夫人愚蠢地自信起来，促使他犯下了第一个大错，而这个错误将断送卢布。你若告诉一个中国人说他必须做某件事，而你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力量迫使他去做，那你简直就是在自找灾祸。尤其是涉及中国人的钱袋时，务必万分谨慎，及早警惕。

这里必须解释一下，满洲真正的通货，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不过是铜钱，不是华中华南各省的小铜钱，而是北方所谓的大钱。由于这种铜钱面值太小，做不了任何像样规模的买卖，因此可以说，在大市场上，「吊」才是价值单位。吊是什么呢？吊不过是一定数目的铜钱。在华北，比如说在京畿所在的直隶省，一吊是一百个大钱；在牛庄是一百六十个；在奉天还要多，最后在吉林，好几百个铜钱才合一吊，粗略地说，在吉林两吊合一块本省银元。不过还有一点要注意。吊是一种想象中的钱币；事实上它根本不是钱币。它不过是铜钱的一个倍数，是很久很久以前在渺茫的往昔定下的，因地而异，而且并不铸成银币。为了方便起见，奉天、吉林以及实际上每一个重要市镇的中国钱庄，都发行各种面额的吊票，这些钱票几乎完全相当于欧洲各国的地方银行券。因此，这些钱票只能在发行地区内流通。比方说，我有一千吊奉天钱票，约合二十英镑，打算到吉林城去收购土产，我就得先在奉天把钱票兑现，换一张吉林的白银银两信用凭证，也就是一张开给吉林某家钱庄的汇票，要它见票即付我若干本地平砝的银两。到了吉林，我拿出汇票，人家便告诉我，按当天的行市，我能兑得吉林吊钱若干若干。

你是不是开始明白，俄国人未经授权就想篡改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兑换问题以及它给他带来的巨大利润——是捅了一个怎样的马蜂窝？不过，还有另一点。

大约是在一八九七年吧，吉林城和奉天开设了造币厂，铸造名义重量和成色都与墨西哥银元相同的银元。可惜没有数字可以表明每年投放到市场上的钱币有多少，但有理由推测，尽管铸造时断时续，总数却是以百万计的。不过，造币厂在辅币——也就是五分、一角、二角和五角的银币——上所花的心思，比银元要多，因为掺假和分量不足在小钱币上不像在大钱币上那样容易被察觉，也不那么招人反对，铸币的利润因此也就更有保障。开设这些造币厂只有一个目的：为满洲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日益增长的小额贸易和往来提供方便的筹码。

把上面所写的迅速回顾一下，读者立刻就会明白：满洲真正的钱是大铜钱；商业交易中使用的价值单位是吊，即铜钱的一定倍数；带点洋气的零星买卖，在当地使用铸造的银元；最后，为了结算贸易逆差，则把银锭或元宝从一处运到另一处。因此，卢布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一个闯入者，起初中国钱庄容忍它，是因为无论买进卖出，都能从它身上榨出一笔心爱的兑换利润。可是一旦他们看到自己的整个货币制度受到俄国官僚专横法令的威胁，他们便准备应战了；而当嗜钱如命的中国人准备应战的时候，就等着风暴来吧。

一九〇一年上半年还看不出什么，可是一九〇二年四月撤兵条约在北京签订之后，满洲的每一家茶馆、每一家商行里，忽然流传起种种不祥的谣言。人人都说，俄国人要走了，要把他们那些毫无用处的纸币留在千百万无辜的中国人手里。谁来担保这些纸币？这些纸币到底算什么东西？难道就没有补救的办法吗？

这些就是人们纷纷提出、又惴惴不安地回答的问题，而那些中国钱庄主——他们有意散布这些查不出源头的谣言——坐在后堂里静静地微笑，知道自己必定成功。简单地说，这场战斗虽然刚刚开始，却已经赢了。不信任和猜疑，这一对能征服最强者的孪生恶魔，已经攫住了广大民众，局面完全掌握在上千个本地钱庄的人手里了。因为，俄国人起初大概并没有梦想把他的纸币强加给满洲，可是事态的发展，使他以为可以把卢布用作征服的有力武器。满洲有一条俄国铁路；到处是俄国护路兵；许多重要城镇里有华俄道胜银行；各个海港由俄国当局控制；事实上，在那些沿着这个五英尺轨距的帝国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目光短浅的雇员们看来，这里就跟俄国本土一样。那么，何不立刻撕掉一切伪装，把那些印着万能沙皇头像、象征着俄国胜利、看来永远印不完的有名纸币撒遍全国呢？

可是，我已经说过，在一个大小相当于法国和德国加在一起、而人民又把钱看得像性命一样的国家里，最好还是不要做得太过分。两年前，甚至一年前，满洲的每一家本地钱庄里都囤积着成千万的卢布纸币；而今天，谁能给我找出一百万来？

一年前，哈尔滨铁路局向圣彼得堡请示：存放在这座铁路城里的几百万银元和几亿铜钱，也就是义和团以前那些日子的铁路收入，该怎么处置？答复很快就来了：把银元运走，铜钱留着，听候进一步指示。

于是银元如期被运走了。大约一百万运到了上海，在当地市场上卖掉，可立刻就被在上海设有分号的北方钱庄收购了去，不到两个星期又运回了奉天和牛庄。有一些银元运到了天津，不出四十八小时又回到了满洲。俄国人正以极其幼稚的方式，徒劳地想在满洲扼杀铸造的银元，而这种银元说到底在这个国家里本身也算是个闯入者。对付一种半洋半土的钱币都收效如此之微，那么对付那难以捉摸的想象中的两、更加虚构的吊，以及实实在在的铜钱，又有多少胜算呢？当然是毫无胜算。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位持论稳健的英国银行家估计，中国商人每年从满洲运往上海、兑换成银元或白银信用的卢布纸币，将近七千万；而本地钱庄的人说，经中国人之手带往天津和芝罘、又立刻兑换成心爱的白银的，比这个数目还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卢布在精明的中国人眼里已经信用扫地，满洲的华俄道胜银行付款时用不用纸币，已经完全无关紧要；因为纸币一到手，人们就立刻设法把它兑换成比一张印着沙皇陛下绝妙肖像的羊皮纸更实在的东西。

在这样巨大的外流之下，俄国的每一项事业都在迅速陷入瘫痪。单举一例，哈尔滨为了建造更能抵御可怕严冬的新房子，已经把它所有的钱，而且更糟的是，把它所有的信用都花光了。从中得利的只有中国人，因为房子虽然差不多都已完工，生意却萧条到了没有人有钱住进去的地步。卢布全都不见了，藏进了华俄道胜银行的保险箱；在一大群想当帝国缔造者的人当中，只有它有能力用白银把以纸币形式发出去的东西买回来。在旅顺和大连，情形也一样。银根吃紧，或者干脆没钱，到处都听到这样的叫苦声。那些成吨成吨、多得如同神话的卢布纸币都到哪儿去了？是啊，到哪儿去了！

就这样，尽管有俄国的入侵，尽管有沙皇的敕令，尽管有种种尝试，满洲真正的商业生活依旧不受干扰地运转着。银元叮叮，纯银的元宝咚咚，一个懂得做生意的民族的铁钱铜钱当当，这些声音对于不知谨慎的斯拉夫人来说，充满了不祥的意味。诚然，铁路票价仍须用卢布支付，可是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的本地人比这个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的人更精于汇兑之道了。你要一百卢布，甚至一万卢布，在满洲差不多哪儿都买得到，因为中国商人随时乐意赚上一笔，而兵士们每天都被搜刮去几百万。然而，尽管你能轻而易举地买到卢布，你买到的只不过是一种外国货币，它并没有进入百姓的商业生活，就像金镑之于香港一样。何况在香港，英国至少还有些贸易，而俄国人在满洲连这一点也谈不上。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有着异乎寻常的偏爱。他喜欢他的钱是实实在在的硬币或实实在在的银锭，哪怕成色低劣、价值跌落也无妨；那是他拿得到手的东西，是连最小的孩子都明白的东西。诚然，他可以单凭信用做大宗交易；但无论哪一宗，他都知道差额和余额最终是要用实打实的银锭来结清的。所以，卢布已经放纵过一回了，在三心二意地试图排挤满洲的各种通货之后，它也和满洲一切俄国的东西一样，被判定只能在铁路沿线过它那沉闷的日子。

一年前在奉天，你拿出纸币来随便在哪儿都能用，没人盘问。今天你若掏出一张五十卢布的钞票，那位和颜悦色的中国人就会请你费心稍等一会儿，他好跑去换钱。诚然，狡黠的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种不厚道的猜疑，因为他完全未经许可，自作主张地要弥补北方市场的银根短缺，在大阪开设了私营的卢布工厂，把那位伟大沙皇的钱的逼真仿制品撒得满地都是。但撇开这一点不谈，当地的中国人也和世上所有其他人一起在问：这笔使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裕的庞大的满洲开支，究竟还能维持多久而不招致一场天大的崩溃？他们问得一点不错。过去几年里，俄国在满洲花的钱，即便说花了一亿，实际上也必定有五六亿卢布，而其中大部分都进了中国人的腰包。中国人扼杀了卢布、把零钱揣进了自己的口袋，这无疑是以最甜美的方式报复了一九〇〇年的暴行。政治危机也许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决，但对一件事却毫无影响——那就是卢布的命运。卢布已经被打败了，账也已经付清了。中国人尽管在实力上吃了败仗，却在银钱上赢得了胜利。俄国也许能用刺刀钉住满洲，但中国人的手伸在俄国兵士和平民的口袋里，什么时候高兴，就能叫他们统统饿死。

十六顺流而下金色的嫩江

从一开头运气就跟我作对，因为命运之神显然在半夜里就已裁定，要我在获准抵达江边之前，先挨上许多不舒服的颠簸。……我睡得很早，七点钟就上床了；也就是说，我踢掉靴子，在炕上躺平了。人人都知道「炕」是什么；倘若有人不知道，我来给他讲讲。它不过是一张砖木砌成的空心床榻，砌在屋里，靠着一面墙，贯通你那间富丽堂皇的居室的整个长度。一般说来，炕宽约六英尺，长十到十二英尺，离地约两英尺高；你在炕上坐，在炕上睡，在炕上接待客人，在炕上吃饭——事实上什么都在炕上干——因为中国客店里椅子很少。夏天，你若是个外来人，会对炕嗤之以鼻，嘲笑它原始得刺眼。到了冬天，你就会崇拜炕和造炕的人，因为它使你不至于冻成一块冰；它同时是你的热水袋、你的火炉、你的暖气片，当凛冽的北风把你冻得半死时，它又是你的还魂丹。

而这一切做起来又是何等简单。在外面的院子里，有一个方洞通到炕的空腹里。把一大捆一大捆干脆的高粱秸塞进去，点上火，再把洞口封住。火焰和烟——因为烟是很热的，欧洲人只有在俄国那种螺旋烟道的火炉里才把它利用得当——把炕上的砖烧热，能让你暖和上不知多少个钟头。花费微乎其微，效果却好极了，只不过初睡热炕的人，头几天往往会头痛。我刚才说到，我睡得太早了，因为客店的人七点钟就给我烧了炕，到了凌晨两点，我醒来时已冻得透骨。原因不难找。北风刮起来了。在中国本部，北风一起，就是夏天的种种烦恼到头了的信号；在中国的非本部——也就是俄国人来了以后的满洲——北风一刮，你就准备哭吧，准备大受折磨吧，因为你的鼻子、眼睛和指尖就要遭受一场难以超越的痛苦了。不过，在北满，你至少还有一份统计学上的满足。冬季最低气温为华氏零下五十度，也就是说，低于冰点八十度，差不多是世界上最低的了。你若能拿这个来安慰自己，那就安慰吧。

凌晨两点，我在门口徒劳地大声呼唤那些睡死了的客店伙计，一边努力宽慰自己说，比起一月或二月的风，我眼下经受的简直不算什么——事实上差不多算是夏天的炎热了；可我的牙齿还是咯咯地打个不停。过了一会儿，我放弃了。想把中国人叫醒，大喊大叫是没用的，完全没用。即便在他肚子上结结实实地捶上几拳——对白人来说，那可是个颇为敏感的部位——也只能让他轻轻哼一声。只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冷水；可是，唉！这一带所有的冷水，在过去几个钟头里都已经变成冰了。……于是我又躺下了，一边狠狠地咒骂，一边盼着灰蒙蒙的黎明。仿佛过了好几个世纪，我划了根火柴看表：三点一刻，我的表说，还得再过一两个钟头才会有人起来。这念头叫我绝望了，我决定立刻行动。两听埃普斯牌的安神可可正带着痛苦的商标望着我；它们该来救我了。很快点上了蜡烛，穿上了靴子。我抖擞一下，以俄国人与生俱来的那种麻利劲儿穿好了衣服。我小心翼翼地摸向厨房，生怕客店里的狗醒过来，把我错当成中国人。凡是见识过蒙古狗和满洲狗的人——它们跟那种让人恨得牙痒的中国土狗完全不同——都会同情我。蒙古狗有一头小驴那么大，像狼一样凶猛——六七条一齐上阵，能让你难受得仅次于一场地震；而我当时实在没有同狗打架的兴致。不过，我终于得到了眷顾；我平安到了厨房，生起火，烧了一壶开水，喝可可一直喝到恨透了那股味道。

这时，外面的情形正在升温，或者不如说，正在降温。风转向了西边，除了冷之外，又添了尘土。撒哈拉的沙暴名声不佳，可华北、满洲或蒙古一旦使出全身解数，撒哈拉也很难胜过它们。我碰上的显然不是那种寻常的沙尘暴——那不过是些多少属于本地的尘土打着旋儿罢了——而是地地道道、无与伦比的那一种：戈壁的红尘和蒙古更大的碎砖块不偏不倚地混在一起，被刮进你的喉咙、眼睛、耳朵、嘴巴，淤积到你全身各处，直到你瘫成一团烂泥，只剩下咒骂的力气，那副样子是你在最荒唐的梦里也想象不到的。可是这还不是我全部的苦难。

不一会儿，天真的亮了，诚然是一种眼泪汪汪、醉眼惺忪的天光，可毕竟不容否认是天光。车夫和其他人也醒了，挠着身上，对眼前的光景显然毫无兴致。不过，一顿痛骂终于让车夫动了身。哦，那段去江边的路！路不远，却苦不堪言。鼻子、眼睛和牙齿都糊了厚厚一层，我终于到了嫩江岸边，找到了我的帆船。我的舱位当然已经被别人占了，因为在中国，你的东西也就是大家的东西。

我的帆船是一条崭新的黄色双桅船，载重约三十吨，豆油味熏得人要命，是从吉林——满洲的内地船坞——来的。船上有个搬运工头之类的人，似乎以为我的舱位他也有一半，直到我叫他突然改了主意。另外只有两个女乘客，梳着高高的满洲发髻，脸蛋红扑扑的，说起话来清脆得像铃铛；我诚心诚意地请她们去占那个工头腾出来的位子，她们却谦让地谢绝了，自己挤到船头去了。

我们旁边泊着一条我生平所见最脏的小汽船。船上高高地堆着烧锅炉用的木柴，满是烟熏的污垢和尘土。一个胖苦力正用一把生锈的斧头劈柴，嘴里不住地咒骂某个不知名的人的亲戚、祖宗和婢女，那人显然是偷偷溜掉了，把活儿留给了他，这可是对他永世的侮辱。汽船上再没有别的生命迹象，只有飞扬的尘土，夹杂着那个破铜烂铁般的机舱里想必正在漏出的蒸汽和烟，叫我觉得我们注定永远也开不了船。这时已是上午九点，我已经起来五个钟头了，于是我厉声对船上的人说，要是不赶紧，到头来也就没有钱。于是人们大喊大叫地把船工从褐色江岸上那些土房子里叫了出来；邻近帆船上的船工好奇地看着我们，因为我们开船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快。劈柴的那人不劈了，抱着一抱柴火，整个人钻进了机舱——那也配叫机舱！咚！咚！一根又一根木柴扔进了火里；几点火星飞了起来。不一会儿，汽船的船长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懒洋洋地沿着甲板走过来，精疲力竭地看了看他那间小小的驾驶室。他突然转过身来对着我，惊讶得倒抽了一口气，脸色像遭了雷击一样变了，最后竟伸出手来，尽管他那条脏汽船和我这条擦得锃亮的帆船之间还隔着六英尺浑浊的江水。「哈啰。」他算是作了自我介绍。「哈啰。」我简短地回答，静观其变。在满洲，永远不要大惊小怪，因为近来这里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意想不到的事总是会发生。「英国人怎么跑到这边来了？」他终于用他那一口优雅的洋泾浜说道。最糟的就是这一点：你那蠢笨的中国人总能把英国人和俄国人分得清清楚楚，就像你能把苏格兰人和意大利人分开一样容易。「你又怎么跑到这边来了？」我反问道，满腹狐疑地盯着他那顶露了馅的上海机匠帽。经过一番盘问，他的来历终于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事实上，那还是那个老掉牙的故事，从「一点小麻烦」开始，到「洋人要抓我」达到高潮，最后以一句解释戛然而止：「我想还是跑到这边来好些；过些时候大家都忘了，就可以回家了。」

就这样，满洲正在迅速变成中国、西伯利亚和日本的一个远东版的阿尔萨夏——一个人人都可以逃去、暂时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地方。

结识了这位新朋友之后，一切都进行得好极了。我们的拖轮离开岸边，好让船长试试机器。起初，机舱里的操纵杆和这条高贵船只的螺旋桨之间似乎有点意见分歧，因为螺旋桨就是不转。可是那个胖苦力又一次出来解围了。他拿起一根长竿，俯身到船尾，把螺旋桨推着转起来，帮它启动。这以后，谁还能说中国人不懂机器呢？很快一切就绪。一根缆绳抛了过来，我们系牢了，便出发了。五分钟后，标志着齐齐哈尔这个江港的成群的帆船、舢板和土房子就全都看不见了。我们离岸越远，在江面上平稳地航行，尘土的旋涡也就越来越少。船工们都不见了，所有的船工一出港都是这样；我们帆船上的舵工若有所思地蹲在他那根巨大的木舵柄旁边，是惟一还活着的人，而他似乎也在做梦。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我们从巨大的嫩江铁路桥下驶过，那座桥比哈尔滨松花江上的那座小不了多少；当它在远处渐渐消失时，我意识到，一连几天，俄国人将成为一个神话，被满洲广袤的土地吞没，想必虚幻得很。到了十二点，我意识到自己很脏，更要紧的是很饿，于是胡乱吃了点东西，又舀了嫩江的水冲洗了一番。只有在旅行中你才会懂得，一个人吃得多么少、多么糟，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前提是他有一个乐观的胃。

我就这样顺着浑浊而金色的嫩江而下，因为嫩江有时确是金色的。你以每小时六七英里的悠闲速度顺流而下，四周的景色变化得十分惊人。离齐齐哈尔五十英里之内，在右岸远处，你能看见遥远的群山，时进时退，宛如巨大的军队在集结和调动。群山那边就是大兴安岭，铁路在其间迂回曲折，寻找最省力的路径，在隧道完工之前，只得暂时凑合着走一条便道。

工程师们说，这条隧道是人类技艺的一大胜利，因为它盘旋着钻进大山的腹中，又从另一侧盘旋而下，形状如同一个横卧的「八」字；它即将告成，正是对这番在荒野之中的大胆尝试的恰当酬报。再往前，越过兴安岭，是两百英里荒芜的土地，几乎没有人烟。诚然，那里有一座城，或者说曾经有一座城，叫海拉尔——听起来多么蛮荒！——那是一个前哨，义和团之乱以前由满洲兵驻守。后来哥萨克骑兵席卷而入，以火与剑惩治了天朝的无知。离海拉尔八十英里，才是真正的俄国边界；在额尔古纳河畔一个名叫满洲里站的地方——额尔古纳河从达赉诺尔湖流出，离铁轨只有几千码——你终于从广袤的满洲进入更加庞大无比的西伯利亚。倘若你的目光能像你的思绪那样轻易地跳跃那么远，你就会看到这些。在嫩江左岸，你看到的是泥土和沙子的平原，以及绵延到无穷远处的丘陵。离齐齐哈尔二十英里，你左边是一片令人生畏的沙丘；你的汽船喘着气使劲拖着，你一路向前，直到来到没有河流的高平原。你几乎看不到一个活人，也看不到一间茅屋，因为那些村子——如果那也算村子的话——都在内陆十里、二十里或三十里的地方，零零星星地分布在那条从齐齐哈尔经伯都讷通往吉林城的大驿道沿线。这些驿道是把未开化的满洲同半开化的地区连接起来的锁链，十八行省的政治流犯就在这些驿道上服苦役，或者说理应在上面服苦役。我们就这样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走下去，直到天黑了很久。后来航行越来越难，汽船便停下来，系在岸边。大家都下了船，走走，聊聊。那位机匠船长接过一支雪茄，熟练地咬掉烟头，告诉了我我们这一程的里数：十个钟头走了两百里。考虑到种种情况，走得相当不错。

第二天和第一天差不多，只是我们动身早得多。头天晚上，我办了一个小小的酒会，请我的朋友——两位船长——赴宴，散席后不到九点我就睡下了。那一夜喝的是伏特加和茶，这两样东西看起来虽然微不足道，却解开了这两个人的话匣子；他们厌倦了在寂寞的江河上没完没了地来回航行，非常乐意说话。我了解到的关于总的局势、关于满洲真实人心的情况非常有趣，但最让我高兴的是，这两个中国人——其实他们在满洲跟我一样是外来人——竟能从各个角度把事情概括得那样聪明、那样准确，似乎懂得许多极其错综复杂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正如危机发生以来远东报界谈的总是俄国一样，只要你在满洲同中国人安安静静地待在一起，他们也就会转到这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上来。

在北方，夜里天气变化是常有的事。可恶的西风突然停了；大约早上五点我醒来时，万里无云的蓝天迎着我、对着我微笑——把我迷住了。我们已经在平稳而迅速地顺流而下，由我们那条脏兮兮的小汽船心甘情愿地拖着；世界看上去那么宁静、那么快乐，人的情绪像水银一样迅速地高涨起来。不一会儿，太阳升起来了，硕大、壮丽、生机勃勃，在萎靡不振的华南，太阳从来不是这个样子。岸边的白霜像变戏法似的消失了；等冻僵的身子被明亮的阳光晒暖之后，那清冽刺骨的空气吸进肺里，就像琼浆玉液一般——活着真是值得。当你呼吸过这个中国的加拿大的空气之后，你就不会奇怪满洲的军队、满洲的驮畜、满洲的男男女女何以如此健壮了；这空气美妙得无法形容。船工们快活得像在泥滩上拾荒的孩子，一边坐着吃喝，一边你来我往地开着粗野的玩笑。这些都是出色的汉子，个个高大匀称，脸被太阳晒得、被风吹得黝黑，跟肤色较浅的印度土人差不多。

在我们右边，正西方，前一天的山峦丘陵这时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蒙古那起伏丰美的草原。我们正在迅速接近绰尔河，它与嫩江的汇合处，在理论上是蒙古的边界点之一，虽然实际上蒙古游牧民一向占据着嫩江下游左岸的地方。左岸的景色十分奇特。这里不是泥土，而大多是沙子；有时河流急转弯处，巨大的砂岩峭壁俯视着我们，高五十或一百英尺。帆船的尾楼和所有中国帆船一样垒得极高，站在尾楼顶上，有时能看到壮丽的景色，因为整个秋天满洲各地的雨水特别多，所以到处都是水位高涨。

这一天我们停了两次，一次在一个淘金人的村子，一次在一个渡口。淘金人的村子差不多空了，因为冬天很快就要到了，而黑龙江的人口，只要负担得起，差不多全是随季节迁徙的。

淘金是整个嫩江沿岸的一大行业，因为嫩江里的金子多得超出了贪婪者的梦想。有时，一个孤零零的中国人住在一间破烂的窝棚里，在短短六个月的淘金季节里，能淘出价值五百两、一千两甚至两千两银子的赤金；冬天来了，他就战战兢兢地把金沙藏在身上，设法绕道偷偷回家。多半他会被红胡子土匪截住，而红胡子只抢两样东西：金子或皮货，于是他便丧失了一切。或者，倘若他更谨慎些，也愿意把信任寄托在亡命之徒身上，他就向最近的红胡子强人买一张我们不妨称之为保险单的东西，约定至少把一半的收入交出来，换取一张护照，或者说一封致本地区其他一切红胡子的公开信，这样他就能一路不遭抢劫地回到家中。

因此，淘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行当，因为除了土匪之外，可怜的砂金矿工还得同本国政府打交道。在中国境内，除非在官府监督之下，采矿是非法的；一个未经许可的淘金人若被官府抓住，就要掉脑袋。尽管利润巨大惊人，只有非常大胆的人才肯冒这么大的险，因为中国人首先是这样一种人：他必须确信所做的是一桩稳妥的好买卖，才肯下手。

中午过后不久，我们经过了浑浊的绰尔河口，即便同这时已经变窄的嫩江相比，它看起来也只是一条小溪。左岸始终是同样单调的沙崖和沙丘，看不见一个活物。五点钟，我们到了一处有条小河流入的狭窄地段，船长在左岸停了半个钟头。

我们下了船，爬上最高的一座小山。起初没什么可看的。不对，在远远的天边，我用望远镜看见了一条窄窄的褐色带子。我把望远镜递给那个搬运工头，他也看了看。那是那条大驿道，它已经拐得离江近了些，但仍在好多英里之外。再往那边，除了起伏的褐色远方，什么也看不见。满洲是一个多么辽阔的国度，足足容得下一亿人！一声尖厉的……

十七斯拉夫人与中国人

斯拉夫人与中国人在满洲三年亲密相处，结果究竟如何，很难下一个可靠的判断。当然，非英国人会嗤笑说，一个英国人怎么可能给出不偏不倚、毫无成见的意见；他们会倾向于争辩说，凡是不利于他的结论的事实，即便没有被压下不提，至少也被歪曲得面目全非，而得到突出的只是那些令人怀疑俄国的同化能力——或者说俄国笼络亚洲人的能力——的事实。不过，既然单凭保证永远说服不了任何人，最好还是由读者自己来判断：摆出来的这些事实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否建立在坚实合理的前提之上，是否表现出公正的精神。

一开始，最好先看看实实在在的证据，然后再到推测的领域里去漫游。必须承认，毫无疑问，中国人学俄国话异常容易，如鱼得水。在旅顺，在大连，在哈尔滨尤甚，以及在铁路沿线，会说俄语的中国人有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诚然，其中有些人——不带成见地说，是绝大多数——只会说一种奇怪的厨房俄语，里面已经掺进了许多新造的俄汉混合词语和说法；但也有几千人说起俄语来连莫斯科人自己都感到吃惊，而且还能马马虎虎地写。想到这种新语言在满洲土地上开始普遍听得到，至多不过三四年，人们吃惊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香港，英国人已经待了六十多年，聚居在那里的四十万中国人当中，有几个人哪怕粗通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确实寥寥无几。

因此，这一点必须承认俄国人：不管他有什么缺点，他能给浅薄的观察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他彻底地支配了异族，在他们身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迫使他们说他自己的语言，从而迫使他们即便在自己的土地上也要向他靠拢。语言说到底是一件极其有力的武器，因此最好立刻探究一下：俄国人在这方面何以如此成功？就中国人而言，认为已经迈出了同化的第一步，这种看法是否正确？

间接地说，解释可以浓缩成一句话：这要归因于追随征服大军而来的普通俄国人智识水准低下，归因于征服大军本身行伍中更低的水准，归因于俄国人性格上的单纯，最后，还归因于他真心喜欢说话。一般的英国人——我指的不一定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东方人总是倾向于简慢。不管他承认不承认，他相信自己是在同劣等民族打交道，一开口就本能地用一种钢铁般的矜持把感情关得严严实实。不过，英国人至少没有美国人对「棕色小兄弟」的那种愚蠢的温情；自从星条旗在马尼拉升起以来，这种温情就一直叫中国各通商口岸的居民作呕。

俄国人身上看不到这种东西。他和爱尔兰人一样是天生的话匣子，离家越远，说话的欲望就越是按算术级数递增。在满洲和关东，当局用不着担心民族起义或不满者闹事，于是这种说话的欲望——印度人叫「瞎扯」——便可以尽情放纵，令伟大的白色沙皇治下那些受压迫的下层臣民快活不已。的确，俄国人在他们乐于称之为新省份的这块地方，毫不压抑，毫不紧张；他们自由得像鸟儿，像空气，完全不拘礼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为东方那些形形色色的平民，这一回不正是穿制服的当局和穿靴子的士兵的盟友和朋友，在那场虚张声势的大把戏里帮着一把手吗？

接下来要探究的是，这门新学来的本事对中国人起了什么作用。它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深深打动了他？由于这条日益明显的语言纽带，他是否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莫斯科人的影响？一句话，它是否为同化铺平了道路？回答断然是「否」，理由如下。那些学会说这种奇特的新式俄汉混合话的中国人，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才学的，而且主要是些最下层的人，根本没有我所谓的等级意识。因为，虽然人们对此注意得不够，但毫无疑问，中国人和所有亚洲人一样，有着强烈的所谓等级意识，或者说等级崇拜。谁也不如上等的、殷实的中国人那样能迅速而本能地辨认出一个在本国是绅士的人；也没有谁比他们更暗暗崇拜社会上井然有序的等级。因此，那些每天同俄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为了牟利，出于权宜，虽然十分乐意使用莫斯科人的语言，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并无下文。

至于下层中国人，即便他们自己懂得不够、判断不了，也很快就会受到上等人的指教。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凭着出身、后天得来的势力或天生的才干而在乡村、城镇或乡间居于领袖地位的人，他们的意见会如此受人追随、为人信从。一种永不休止的闲谈从上到下渗透下去，把整个群体都浸透了，于是财主老爷、官老爷或头人老爷的意见，最后就成了平民百姓的意见。

因此，在满洲，你那位山东苦力、直隶工人和本地土人，在铁路车站或铁路城镇干了几个月或几年活之后，原以为他的俄国主子是主宰他命运的人，一回到家乡，就被狠狠地摇醒了。他的想法被「纠正」了，可以这么说；人家告诉他，赚俄国卢布固然是值得称道的事，因为那能使大家都富起来，但要当心，别让事情再往前走了。因为中国人说到底不过是一个大家族里的一个听话的孩子，这个家族由四亿活人和无数的死者组成；活着的时候，他是自己家族的直接仆役，又是无数别的家族的间接仆役，被种种纽带束缚得牢牢的，要想挣脱，就只能成为一个人人唾弃、声名扫地的叛徒。只有死亡降临时，他才得到报偿。那时，他被抬上祖先的尊位，在岁月的行进中，如画般地俯瞰着无数他参与繁衍的后人的萌生与诞育，而他们则把他在世时别人向他索取的那份崇敬和照料奉献给他。应当认识到，在争取到这个大家族的首领——当地的士绅、商人、官员和其他头面人物——之前，苦力、工人和农民做什么、想什么，在远东是绝对无关紧要的。

由此可见，乍一看或许会被当作俄国人的部分胜利的事——无数天天同铁路帝国打交道的中国人学会了俄语——经过分析，就根本算不上什么胜利，除了或许对中国人的钱柜而言。官员们的敌意，在一九〇〇年损失惨重的殷实人家受了伤的感情和怒火，在整个满洲问题中所占的分量，远比眼下人们所认识到的大得多。

下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俄国人有没有闯进满洲中国人的家庭生活这块禁地，对它产生过什么影响。回答同样是「没有」，而且更加斩钉截铁。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态度，即便在最下层当中，也是公然抗拒的，有点像一只咯咯叫的母鸡，觉得某种隐约的危险临近时，便把小鸡拢到身边。私下里，人们把俄国人看作这样一种人：有时和善，有时粗暴，但总是个没有多少东西视为神圣的人。这里必须说明，远东的妇女在墙内所扮演的角色，同她们在欧洲墙外的姊妹们一样重要。大谈中国那些可怜的、受压迫的妇女如何等待着被人从奴役她们的枷锁中解救出来，这是传教士们的一种姿态。再没有比这更愚蠢、更与确凿的事实相悖的了，因为中国和满洲的妇女，同世界上所有别的妇女一样，有一条舌头作为三重武装——那是黄种男人的克星——她们很大程度上是随心所欲的。正如一位本无权这样做的皇太后统治着中国一样，千百万中国人的家庭也都由妇女统治着，她们不管是大脚还是小脚，都是一家之主。一个小故事比成堆的论证更能说明这一点。满洲人征服中国时，下令男人剃发留辫，违者处死。那些头果然剃了，辫子也立刻编起来了。可是轮到妇女，命令她们放足，违者同罪，结果怎样呢？什么也没发生；没有一只脚放开，也没有一颗头落地，因为中国妇女知道自己的力量。在中国，就像在别的国家一样，把赌注押在女人身上吧，因为她总是赢家。

所以，满洲的汉族和满族妇女，既是私人生活中的统治者，又对俄国人怀着刻骨的仇恨——因为她们的贞节屡遭侵犯——便天天往性情较为温和的男人心里灌毒。即便他回到家中，拿出大把大把的俄国卢布纸币来炫耀他相对的富足，她也消不了气。因为她的舌尖上不是挂着容太太和李姑娘那桩丢人的事吗？她们俩都是她的亲戚，都是哥萨克兽行的受害者。因为在中国，一个人「丢了脸」，就会连带着造成无穷无尽别的丢脸，而且无药可医。满洲的地方生活，同那亘古不变的东方以外各国的地方生活十分相似，同样的标准，换了名目、换了装束，照样能在那里找到。

所以，中国人在他自己的满洲家园里被俄国化，这比那些为了政治目的而被卖力散布的种种荒诞故事中的大多数，更称得上是神话。按西方的标准，中国人还是和以前一样未受触动、未经改造；而且，正在起作用的那些影响，是从南方越海而来的盎格鲁—撒克逊思想的影响，而不是从俄国人的家乡——寒冷的北方——由陆路南下的影响。在满洲各地，甚至在齐齐哈尔、伯都讷和宁古塔这样遥远的地方，都能看到上海和天津的中文报纸——这些报纸转载着远东英文报界的思想和言论。表面之下处处都有迹象表明，自一九〇〇年以来，俄国人非但没有得势，反而失了地盘；他把许多本该积蓄起来、用于将来的道义劝导和「教化」的东西，挥霍在了物质上。

而现在，我想一想，也没有多少话要说了。我开头本想摆出一大堆可怕的事实，用无懈可击的逻辑来说服所有的人，可是说到底，值得记录的事实寥寥无几。中国人没有剪掉他的辫子；没有改变他的衣着或习惯；无论外在内在、精神道德，都没有受到影响。事实上，俄国人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诚然，他抽俄国纸烟。可那也只是在俄国烟比他自己的烟草便宜的时候。他甚至瞧不起那股在中亚大显俄化威力的东西——伏特加，说它连他自己的烧酒的一半都不如。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以为中国人住在俄国城镇里、置身于俄国男女之间，会觉得自己面对着一种更高的文明吗？一点也不，因为那里的污秽和肮脏习惯比他本乡的城镇里还要多。

中国官员尽可能不同斯拉夫人打交道——士绅们瞧不起他——商人们榨他的血——老百姓在铁路沿线学他的语言，只不过是为了用自己的语言来辱骂他——只有最下等的中国人才肯给俄国人当家仆。这就是这个巨人在满洲的处境。我必须再一次回到我已经说过多次的话：俄国不过是靠一支昂贵的军队在统治这个国家，而对于从她自己造成的虚假处境中撤退，又怕得发抖。中国人和斯拉夫人之间毫无共鸣。斯拉夫人的处境本来再理想不过，却一败涂地，只因为他所尝试的任务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俄国人也许刮开来就是个鞑靼—蒙古人，他也许要多亚洲就有多亚洲；但最好记住，俄国人部分地由之而来的鞑靼—蒙古人，同今天的中国人之间，隔着军国主义永远无法跨越的巨大鸿沟。

十八伯都讷——一座所谓的土匪城

从中国官方的角度看，伯都讷是一座颇为重要的城市；从红胡子，也就是土匪的私人角度看，就更加重要了。我已经说过，它离松花江有一小段路，在内陆，可以说是齐齐哈尔和吉林城之间那条大驿道兼商队大道上的半路客栈。因此，它在商业上也相当重要。按说这里应当驻有一位满洲副都统，统率一支所谓洋操旗兵；可是他的兵如今已经没有了。伯都讷还设有一位直隶同知，是位文官——这在黑龙江或吉林是难得见到的，因为这两个省名义上仍然纯粹按军事体制治理。不过，近些年来，中国官府不得不给满洲中部和北部所有那些已经发展成商业重镇的城镇，或多或少地实行一种文治，因为军治本质上是满洲人的产物，而中国人归根结底是一个商人的民族，对它并不青眼相看。

我们到达后的第二天早上，我那条帆船上的搬运工头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我大车上的一个座位，省下了几吊钱；在一支马尼拉雪茄的和煦影响下，他又自告奋勇，要安排我住进他那家尊贵的轮船公司设在伯都讷城里的客舍。我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番盛情，因为孤身一人处在陌生人中间，最勇敢的心也会有些疲惫——何况我已经吃够了可可和鸡蛋。

我们沿着乡间土路风尘仆仆地走了几英里，一到伯都讷，我就看出自己果真要成为门墙之内的贵宾了。工头的人为我做了一切能做的事：给了我一间极大的屋子，可惜比小屋子冷得多；问我想不想洗个热水澡；告诉我公司的厨子对洋式烹调颇有些手艺，会做牛排、汤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说面包可以从一家日本铺子里买到；说可以找一个用洋剃刀的人给我刮脸；如此等等，直到我困惑得说不出话来。原来这就是那座土匪城，这些就是号称土匪的人，或者至少是同土匪勾结的人！我懊恼地看着自己那件又长又脏的白羊皮袄和那顶更加怪模怪样的皮帽（这些都是在齐齐哈尔买的），意识到双方的位置已经颠倒过来了，如今我才是那个可怜的无赖，而他们是再体面不过的主人。不过，不到一个钟头，我就洗去了旅途的风尘，穿上了一件像样的外套。人家问我愿不愿意和公司的一位司账一起骑骡子出去转转，看看城里那一点点可看的东西。我当然接受了，于是我们骑着十五掌高的漂亮黑骡子，气派十足地游览了全城。满洲和华北的骡子，从外表看更适合骑乘，而不是驾辕。它不像美国大骡子那样骨节松散、四腿叉开，何况美国骡子还长着一个丑得要命的脑袋。北方骡子生得精巧，大概比世上任何别的骡子都更有贵族气派，一头纯种的好骡子，常常要卖到五百两或一千两银子。

伯都讷，本地人叫它「北新城」，据向我介绍情况的人说，人口在两万到三万之间浮动，同其他所有中国小城镇一模一样。冬天，城里挤满了蒙古人，因为蒙古实际上就在街对面；还挤满了大农庄里的夏季雇工、车夫、淘金人以及形形色色说不清来路的人；到了夏天，城里就空了，进入淡季。所以伯都讷也和世上别的地方一样，有它的时髦月份。我已经说过，我离开齐齐哈尔之前天气已经变得多么冷；伯都讷虽然往南一百五十英里，这里的道路也已经冻硬了，为冬季的大运输做好了准备。

我们经过城里好几家巨大的车马店，看见无数队骡子和小马正被套上大车，准备向东北出发。司账说，伯都讷周围各地两个星期前就已经收割完毕，黑龙江东南部和吉林北部的收成极好，所以今年商队的准备工作早早就完成了，开运也比往年早得多；车价一天一天地往上跳，每一头农家牲口都已经被召来帮着干活。所以满洲的役畜得不到多少休息。整个春天和夏天，它们在田里干活；收割一完，又马上被赶往四面八方，把土产运到南方的大市场去，再从那里装船运往远东各地。

司账接着说，本地的光景从来没有这样好过，粮食便宜得连最穷的人每天都能吃饱肚子。这里的小马和骡子不像东方别处那样被克扣口粮。一天三次，把上好的高粱和铡碎的草料往它们肚子里塞，能塞多少塞多少。我一次又一次地看牲口喂食，几乎没有一次看到它们能把料筐吃得干干净净。只有这样让它们吃得饱饱的，商队的掌柜们才能要求牲口日复一日地完成它们所能胜任的那种巨大的运输工作，而不致出什么毛病。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能像满洲大车那样，轻而易举地每天走那么远的路，而且常常载重五千到八千磅；世界上也没有别的国家的车运制度能完善到这种地步。粗略估计，我认为冬季商队的运输中动用的役畜足足有一百万头。这从军事角度来看意味着什么，每个军人都会一目了然。大批军队不必被束缚在铁路上，必要时在满洲的每一座城镇和村庄都能找到无与伦比的运输工具，因此能够轻松地向任何方向移动，身后拖着足够几个星期用的给养，速度和最快的步兵行军一样快。

游览全城时，我发现伯都讷住着几十个日本男女。有些开着小铺子；另一些则看不出靠什么过活。公司的司账告诉我，他们的生意大多是同沿江上行到吉林城去的俄国小轮船做的，而且几乎全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朝鲜和中国本部待不下去了。不过，日本发现这些人当情报员极其有用，尽管一切正派的日本人都对他们表示极大的轻蔑。下流的交往使他们，无论男女，都失去了在他们本国十分显著的那种奇妙的日本式礼貌和迷人风度。他们差不多都能相当流利地说俄语和北方汉语，而且都在赚钱。

到这时为止，关于红胡子或土匪，我没看到任何迹象，也没听到只言片语；我听说过商人同这些先生之间据说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有点尴尬地向我的同伴打听这件事的真相。一提到「胡子」这个词，他就明显地一惊，看我的眼光也不那么和善了。可是我继续追问，向他保证说，全城是不是土匪的大本营，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我不过是打听打听，给自己解个闷儿，他这才缓和下来，转过脸来对我发出那种难以解释的、神秘的中国式笑声。「首先，」他说，「这里不用『胡子』这个词；就算有人用，也只是些没见识的人。我们都是老实人，心地干净。真正的红胡子在吉林中部和北部，都是些住在山里、该砍脑袋的十足的恶棍。」到这里为止还不错，可是当我问得更细时，他就含糊其词了。最后他承认，在伯都讷已经有了一种安排，商人和从前那些道上的人合伙做事，互相保护，共同得利。自从俄国人来了以后，中国的文武官府除了收收税之外，已经做不了什么事，没有能力保护商人了。于是有人出面同商人们商定：要么照老规矩交钱，要么吃苦头；商人们选择了前一条路。如今城里有这么一伙人，按一个公道的价钱给大家包保险，配着枪械，穿着长袍马靴，比任何官兵都更管用。

我们回去时，饭菜已经热腾腾地摆好等着我们了，我们便兴致勃勃地吃起来。我吃了黑龙江的鲑鱼、鹿肉汤、粉丝、鸡，还有十来样别的菜，最后用一只利口酒杯喝了走了气的啤酒。我问起俄国人来，问过去三年里他们城里是否常见这些先生。不常见，我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看来偶尔有一个哥萨克百人队来光顾一下，但从没在这里久留。听他们谈起这里的俄国军队时那种漠不关心和隐隐的轻蔑，真是令人称奇；布里亚特骑兵显然是当地的一大笑柄。布里亚特人当然是一种相当退化、不怎么样的蒙古人；伯都讷地处蒙古边界，伯都讷的商人显然清楚一个蒙古人确切的市价，而从他们的叙述来看，这价钱显然不怎么高。布里亚特人个子矮小，而且体形难看，又蠢又丑，他惟一的长处是会骑马；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蒙古的史诗里说，好骑手是在母亲骑在马背上时生下来的。当然，伯都讷在松花江上常常看到俄国旗，因为差不多每天都有小轮船在哈尔滨和吉林城之间上下往来。不过，这些轮船如今大多由中国商人包租，由黑龙江土著混血儿组成的俄国船员，正在逐渐地、然而确定无疑地被山东人所取代。你是不是开始领会俄国在满洲的处境了？满洲非但没有被俄国征服，反而正在成为节俭的山东苦力快乐的猎场和家园，铁路正把他们越来越多地运到这里来。三年前，关于俄国向满洲移民，也许还有些议论，或者还有些议论的理由；今天已经一点也没有了。俄国移民，倘若真有过的话，同中国人一接触就消失了。诚然，有几十个或几百个人还滞留在哈尔滨、旅顺和大连，勉强维持着凄惨的生活；但除此之外，俄国平民基本上是一个神话，而且是一个厚颜无耻的神话，只是因为报界一涉及俄国就轻信，这个神话才得以成立。

就拿西北的黑龙江省来说，它面积将近二十万平方英里，因此比满洲另外两个省加起来还要大一些，我不相信那里眼下有一百个俄国平民，也就是说，每两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还摊不到一个。再说军队，铁路沿线（因为俄国几乎从来不敢离开铁路）凡是能抽走的人，已经从这个省里抽得一干二净。黑龙江省各车站护路兵之少，与其说别的，不如说可笑——寥寥几个可怜虫驻守着一些地方，倘若同日本的角力真的到来，而日本又向满洲的千百万人求助，这些地方半个钟头就能把他们吞掉。

那天下午，我同主人们长时间地辩论，喝了许多茶，形形色色的商人挤进来一起谈论时事。有人指给我看一个胖子，神情一贯谦恭温和，说他从前是土匪。他看上去比谁都更与人无害，想必从没伤害过任何人。

不一会儿，话题转到我打算怎么办上来。我告诉他们，虽然同他们在一起，一百年也像一天，我改过拖辫子的生活如今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在我看来，我还是离开伯都讷为好。在那里我没有什么可再打听的了，而我了解到的那一点点也并不怎么惊人。今天的伯都讷和五年前的伯都讷一样，也会和五年后的伯都讷一样，我还能了解到什么呢？事有凑巧，那条汽船第二天早上要顺流开往哈尔滨。我决定搭它走，在它那古董般的机舱里度过一天，看铁锈、尘土、油污、蒸汽和钢铁之间那场奇特的搏斗，而中国人就是那个操纵者。傍晚六点，我出去给公司里最年长的那位太太买了一件礼物——一面镜子，照起来像是得了腮腺炎、脸上还起了一道道褶子。不过，她却欢天喜地地收下了。即便在满洲，也要同女士们交朋友，她们会帮你渡过难关的。八点钟我上床睡觉；凌晨四点又起来了；到七点，我又一次在松花江上顺流疾驶，这一回没有帆船，也没有任何烦心事。我旅途中最糟的一段已经过去了。

十九中国的治理与俄国的干预

满洲的治理，原本纯粹建立在军事的基础上。满洲王朝的开创者努尔哈赤率领满洲大军——其中有许多汉人和蒙古人——同中国皇帝的军队作战，开始推翻萎靡不振的明朝时，便把被征服地区的治理交给他所信任的部将。这位果决的领袖从今天奉天东北方的一处地方起家，先是征服了他那小小王国周围的众多同族部落。部落都被征服之后，他又把目光转向满洲南部和西南部汉人定居的地区。这些地区承认明朝的宗主权，由北京作为辽州卫，也就是辽河周边地区来治理。所指的就是今天的辽东半岛和辽河以西——人称辽西——的地方。经过多年的苦战，才征服了奉天、吉林两省所辖的全部土地，因为将近三个世纪以前的黄种兵士并不是懦夫，而且许多满洲部落都嫉妒这股日益壮大的势力。努尔哈赤死时，他的事业尚未完成，北京仍在明朝手中；最先登上中国龙座的，是他的孙子，伟大的顺治。

从顺治元年，也就是一六四四年起，满洲最南端、开发最早的省份奉天的治理，便越来越近似于中国其余十八行省，到今天可以说，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实际上已经完全相同。这个不同之处是什么，后面再讲。最北的黑龙江省，直到一六七一年才在名义上归于满洲朝廷的统治之下，比吉林和奉天承认新政权晚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直到义和团之乱时为止，黑龙江的军府体制已经不间断地延续了两个世纪又二十五年。吉林省和黑龙江一样，由一位将军治理；不过，虽然其治理理应多少带些军事性质，但从南方源源不断涌来的汉人移民潮——耕田的农夫和安分的商人——终于使得所谓军府体制，除了在该省极北和极东部分之外，已经不可能实行。那些地方至今大部分仍覆盖着原始森林，野兽任意出没，只有敢于冒险的猎人和寻找珍贵人参的人才会出现在这些荒凉的地带，所以那里用什么方式治理，无关紧要。

满洲人口最近估计为两千万，其中绝大部分在奉天。要逐省给出真正准确的人口估计是愚蠢的，因为就连两千万这个总数，恐怕也不是太大就是太小。但为了举例说明，也为了把各省的确切情形讲透，不妨说，奉天大概有一千三百万人，吉林五百万，黑龙江只有两百万。这会让读者从中国贸易的角度——那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角度——对这个国家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同样必须记住，黑龙江差不多有吉林两倍大，而吉林本身又是奉天的两倍。因此可以说，奉天是开化的，吉林是半开化的，而黑龙江则开化得很少。

我已经说过，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奉天省今天的治理同中国其他各省大致相同。最高官员是总督，其品级相当于中国本部的各大总督。作为总督，他是奉天省内所有旗兵和汉兵的统帅，并且凭他的高位，还是负责满洲全部防务的钦差大臣。以这个身份，每当涉及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防务时，他以吉林和齐齐哈尔的两位将军为同僚，而且理所当然地是他们的上司。然而，在奉天，他却并不像中国本部的总督那样握有全部的行政权。北京有六部，奉天则仿照北京设有五部，这五部分掌奉天的政务，削弱了总督的权柄；惟独掌管官员铨选的吏部，在奉天的政府里是没有的，因此奉天的总督不能自行任命他的官员。每一部由一位侍郎主持（请注意这有多么巧妙，因为北京各部当然是由品级高于奉天这些大人的尚书掌管的），而每一位侍郎在他自己的专门部门里，都是一省之长——总督——的同僚，因此也就多少起着一种牵制作用。这五部是户部、礼部、兵部、刑部，最后是工部。

由此可见，满洲这个首要的省份享有有别于中国其他各省的特殊地位——而这个仿照北京体制而设的特殊的省政府，显示出满洲在满洲统治者眼中的特殊性质，以及他们想使它同中国本部多少有所区别的愿望。所有这些多少有些冗长乏味的细节都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充分理解俄国人自封的那项任务的性质，以及任何人，不管多么精明，想用一个外来的政权来取代这个实行了这么多年、极其复杂的中国政权时，都会遇到的非同寻常的困难。

总督之下有一位巡抚，与中国各省的巡抚同级，这位官员同样是他那位名义上的最高长官的同僚。每一部除了侍郎之外，还有一大批司员和小官，各自专管一个部门；此外，奉天还设有若干专门机构的总署，如军事宪兵、巡警、皇家围场、御用的牧场和马厩，以及各种税局。比较晚近，这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单上又添了一个交涉局，过去两年里，掌管这个局的那些可怜的官员，被俄国人的纠缠差不多逼得要自杀。不过，以上列举的所有官员，只不过相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中央政府各大部门，而且全都住在奉天。

实际治理百姓的工作，委托给知府和知县，他们构成官僚机构的一般行政主体，负责征收赋税、维持秩序、初审案件、主持科举考试、管理官方驿递，总之负责执行公共行政。这些官员中最高的是道台，也就是分巡道，几乎完全相当于印度体制中的专员。道台是管辖两三个府——省以下最大的区划——行政事务的官员，同时也统辖其辖境内的军队。省以下的实际区划，第一是府；第二是厅；第三是州；最后是县。

这里不可能讨论这些大大小小的区划一直到县是怎样安排的，也不可能详述其所遵循的指导原则。只要明白满洲政府所依据的这套制度在纸面上何等完善、何等发达，就够了。只要指出以下几点，就可以看出这套制度理应产生怎样的效率：每一位官员都直接对另一个人负责；每一步、每一种可能的意外，在纸面上也都有所规定；没有一个人地位高到不必直接对另一个人负责；最后，这些习俗、礼仪和先例的纽带，已经成为政治机体和平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即便是最大的动乱，把人们抛来抛去，把事情搅成一团似乎无法理清的乱麻，等到终于平静下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也都会去寻求恢复原状，并且尽快地实现它。

不过，奉天的行政虽然如此井然有序、如此完备，却不能以为这个省里就没有自治的成分；因为自治是有的，中国官员依靠所谓村、镇、城的头人的合作，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多得多。这些头人，或者说乡约，由他们的同村人或同镇人——视情况而定——推选出来，再经本县的民政当局认可。一个村子或一片乡野只有一个；在城镇里，每一坊都有它的代表。这些人的职责可以用很少几句话来表述。他们不过是当地居民与官府之间公认的中间人。他们在纠纷中代表他们的乡邻，在地方衙门的诉讼案件中出面，在地契上盖印，呈报可疑的死亡案件、持械抢劫等等。由此可见，中国的制度平衡得极其巧妙；安分守己、行为端正的人，只要不卷入诉讼——那是中国的祸根——差不多就拥有一切人所能希冀的东西了。

但还有一点要注意。大的士绅和商人行会，比欧洲的那种要令人满意得多，在一切财政和征税事务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润滑官僚机器车轮的油，大部分就取自这些行会；它们原本是为了保护会员免受那些崇拜勒索的人的贪婪之害而组成的，如今却受到地方当局的青睐，因为总是可以指望它们迅速付现，整笔地缴纳捐项，彼此得利，不致过分拖延。

不妨略微看一看沃特·杰拉尔先生——俄国在远东扩张问题上最新的权威——对奉天省是怎么说的，这倒是挺有趣的。谈到满洲中路铁路——也就是从旅顺到哈尔滨那一段——的修筑者希尔施曼先生时，他随随便便地说：「他是一位能干的谈判者，比他的同僚更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已经着手进行将满洲奉天省俄国化这项艰巨的任务！」就这样，一句话就把辽阔而人口稠密的奉天省打发了；那些没有时间自己去调查的人被引导着相信，一千三百万头脑精明的百姓，连同一套已经成为他们生命本身一部分的政府制度，正在被一个铁路工程师俄国化——在他修铁路之余有几个钟头空闲的时候！

吉林省的体制与奉天截然不同。我已经说过，它的治理实际上建立在军事的基础上。不过，凡是汉人大批定居的地方，都不得不为纯粹以文治管理汉人作出安排，因此今天那里有将近十二个府和厅，由文官主持，辖境辽阔，定居人口众多。若以哈尔滨为圆心，可以说，所有这些由文官治理、人烟稠密的地区都在半径两百英里之内。吉林的所有文官当然都受吉林将军节制，但事实上，吉林文官的任免主要是由奉天总督及其在奉天的幕僚一手操办的，虽然名义上管他们的是北京的吏部。

黑龙江省用很少几句话就可以打发过去。它实行的是纯粹的军府体制，在将近二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有两名管辖地方的文官。他们驻在呼兰和北团林子这两个直隶厅，两处都在哈尔滨东北不过几英里的地方，位于松花江支流呼兰河的河谷之中。这两个厅构成了满洲西北人烟稠密地区的边界。黑龙江省境内汉人为数较多的另一个地方，只有齐齐哈尔与墨尔根之间的嫩江上游河谷。义和团之乱以前，这里有一些新近兴起的人口稠密的村庄，但灾难深重的一九〇〇年以及随之而来的俄国暴行，已使居民人数大为减少。

读者现在对满洲三省的民政应该有些概念了。现在该谈谈军事了。

在满洲，朝廷至今名义上仍视为可以毫无疑问地依靠的武力，是旗兵。然而这只是理论上如此，而这套理论每天都在增添一点荒唐和不可信。这些旗兵由当年协助征服中国的满洲人、北方汉人和蒙古人的后裔组成，旗人统称「旗人」。征服了十八行省的满洲人及其盟友，大部分留下来驻防新得的疆土，而留在满洲的那些人，则被编入复杂的满洲军事组织之中，这套组织一直沿用到今天。

八旗的总部当然在北京，但整个体制一直延伸到满洲。每一旗分为三个固山，每一固山的行伍中只有一个民族——视情况而定，或满洲，或蒙古，或汉军。这些区分如今多少只是名义上的，这里提到它们，只是为了说明在理论上旗人的各个民族之间是有区别的。一位有资格的权威人士估计，整个满洲的旗人，或者说满洲人——随你怎么叫——不超过一百五十万，这个数字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从外表看，男人同寻常的中国人分辨不出来，因为他们到处的穿着几乎完全一样，只有在少数几座几乎纯粹是旗人的城镇里，才能看出一些特别之处。这些特别之处之所以保留下来，主要是因为被人看作满洲人比被看作普通中国人更时髦，而不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女人就不同了，因为她们的衣着很有特色；在满洲，正如在北京一样，妇女追随宫中的风尚，以身为满洲人为荣，那是一件十分时髦的事。女人的头饰非常奇特，而且她们不缠足。满洲男女都有他们特别的名字。那些名义上隶属于八旗的汉人，实际上只有很小一部分还保留着满洲人的习惯。满洲的旗人人口，理论上仍由朝廷按月发给钱粮，从生到死都有一份官饷；这种世袭的特权使他们无所事事，也使他们越来越穷。旗人的武职出身，至今仍靠一套古老的考试取得，而考的是弓马，不是火器。第一项资格是步射。应试者通过了这道严格的考验之后，还须跨上一匹烈马，沿着一条狭窄的沟道全速驰下，用弓箭射中离沟道约三码远的靶子若干次。为了防止舞弊，惯例是在每个应试者的靴子上标一个号码；可是只要给点好处，负责标号的官员就会把号码标在背对考官的那一侧，因此任何应试者都可以雇一个神射手替他博取功名，毫无被识破之虞。举起巨大的石锁，就有资格升入更高的品级；一个中国的桑多，大概一个钟头也不用耽搁，就能在旗营里当上一个统领。

对满洲的满洲人或者说旗人人口的这番简略描述，想必已经表明了男人的特殊地位、女人的门第之傲，以及朝廷如何至今仍不敢触动那些阻碍这个国家发展、使旧弊延续下去的古老特权。

义和团战争以前，满洲的现役旗兵据说有四五万人，主要驻扎在各省城——奉天、吉林和齐齐哈尔——以及奉天省内一些旗人占多数的城镇。成千上万的满洲家庭至今仍住在一些城里，这些城实际上与努尔哈赤昔日的胜利同时代。

尽管满洲人早年武名赫赫，近些年来，就连中国政府也颇为嘲笑他们在战场上的能耐，因此，满洲真正起作用的驻防部队，早在一段时间以前就已变成了洋操汉兵。我说洋操，是按中国人的理解来用的——也就是按照据说是外国的标准操练，配备毛瑟枪和克虏伯炮。俄国人到来之前，这种部队估计约有三万人。

奉天的军务虽然由该省总督总揽，却是由一位特派的将军直接掌管的。他手下有四位副都统，分驻奉天、锦州厅、兴京，以及直到最近还有关东租借地内的金州。这支部队约有一万人，至少一半驻在奉天。奉天省的军政和民政就讲到这里。

在半军事治理的吉林省，洋操汉兵分为六个副都统的防区，每人统兵约两千。从军事角度看，吉林省一向比奉天受重视得多。这六个防区中，有三个沿吉林东北部一字排开，虽然其中两个离边界还有一段距离，但显然是为了防范俄国侵蚀而设的。

第一个，也就是最北的一个据点三姓，位于牡丹江与松花江的汇合处，在战略上是再好不过的位置。在这里部署十几门大炮和一支可靠的守军，就能挡住从黑龙江沿松花江而上的任何进犯；而一旦松花江被封锁，要从这条路线进入这个国家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实际上没有道路。一九〇〇年，大炮虽然都在那里，中国军队的腐败却理所当然地造成了一场彻底的惨败。三姓一枪未放就落入了格罗杰科夫之手，这位指挥官的部下带着一支驳船和尾轮船组成的船队，平平安安地沿松花江而上，去「解哈尔滨之围」——他是这样称呼的——而那支船队，只消一门小口径速射炮就能打沉。

第二个据点宁古塔，控扼着通往省城吉林的东部大道，是在铁路还没有人想到、更没有修建以前，为了阻止从滨海省的尼科利斯克向满洲进犯而设的。它也是珲春的第二道防线的中心；珲春是中朝俄边界上重要的边防据点。这第三个据点珲春，中国当局正确地视之为头等重要的地方，并为它专门设置了官员。

这些驻防点名义上由一套模糊的哨卡体系联结在一起，虽然彼此相距极远；一九〇〇年，只有珲春打过仗。珲春的武官奉了北京篡权者的疯狂命令，向对面的俄国炮台开了火。过了几天，俄国人从哈巴罗夫斯克和海参崴得到了增援，这位中国指挥官又听说满洲别处都没有抵抗，而格罗杰科夫已经威胁到了他的后路；于是他又放了几枪，然后趁着夜色，向宁古塔狂奔而去。他从宁古塔又经大道到了吉林，带去了关于俄国人暴行的种种可怕传闻，把所有人都吓得瘫软。吉林另外三个驻防城镇并没有多大的战略意义——它们主要负责剿匪和保护内地的大道，而这些职责已经越来越被荒废了。这三个据点是省城吉林、靠近蒙古边界的伯都讷，以及哈尔滨以东二十英里的集镇阿什河。一九〇〇年，这些驻军一枪也没放。

吉林的六位副都统，由于都或多或少地兼理民政，除了珲春的那一位之外，多年来早已不把自己职务中军事的那一面当回事了。他们腐败透顶，又因普遍的无知和专横，被老百姓和商人阶层一致痛恨，连当炮灰都不配——他们该被绞死。时光如今已把他们一扫而光；即便在武装的俄国人骑在铁路上的情况下，中国当局也在重新委派文官署理，以取代从前那些所谓的武官。吉林红胡子之患从前那样猖獗，完全是由于这些武官的不作为，他们在城里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不肯出城巡查大道。

现在转到最后一个、纯粹由军府治理的黑龙江省。这里同样驻有六位武官（副都统），在齐齐哈尔的满洲将军之下治理这个地方。这六个防区中，有四个设在我所谓的嫩江上游河谷。从省城齐齐哈尔算起，其余几个据点是：布特哈，在嫩江以西三十英里，位于通往下一个据点墨尔根的半路上；墨尔根，嫩江上可通航的最高点；最后是黑龙江畔的瑷珲，距臭名昭著的布拉戈维申斯克直线距离二十英里。两个分离在外的据点是：海拉尔，在兴安岭的另一侧，离任何地方都有两百五十英里远；以及呼兰，靠近松花江岸，离哈尔滨近在咫尺。

嫩江一线的驻军多少处在齐齐哈尔将军的直接控制之下；两个分离的据点太远，不大可能多加监督；而呼兰那里有一位文官，土产贸易兴旺，局面太平，大有钱可赚，于是那里的武官和他的部队——我相信大多是纸上的部队，只在定期校阅时临时招些苦力来充数——就比寻常更加堕落了。然而在海拉尔，却没有任何堕落的诱惑。兴安岭以外的地区荒凉，几乎无人居住，因此那里的武官虽然不能像他在天津的同僚那样倚仗坚固的城墙来抵御敌人，至少可以退入乡野，施展德韦特的战术。这正是他在一九〇〇年所做的。那一年，满洲惟一的机动野战部队就是海拉尔的部队；海拉尔虽然未经战斗就失陷了，黑龙江西部各营的四千人却两次在不同的地方试图进攻占压倒优势的俄国军队——然后就逃走了，没有后援的人都是这样。

黑龙江的旗兵和汉兵分布在从齐齐哈尔到黑龙江的嫩江一线，人数确实相当可观，其重要性在于保护金矿，也在于古老的传统。满洲的大金矿当然是黑龙江畔的漠河。漠河金矿雇用了成千上万的人，还有大批兵丁守卫。

有人估计——不论估得对不对——单是这一座金矿，每年出产的砂金就约值两百万两。除了这处富矿之外，中国政府还在从漠河到瑷珲一带经营着，或者不如说监管着若干处半官方的淘金场。淘得的金子由官府按固定的价格收购，过秤后在齐齐哈尔打成包裹，定期由大队骑兵护送，随商队运往北京。中国的黄金至少有一半出自黑龙江省，而满洲的产金，大部分来自黑龙江和嫩江。

自《尼布楚条约》以来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也同黑龙江的军备大有关系。不到两百五十年以前，中国人，或者不如说满洲人，以坚决的行动，迫使当时还无足轻重的莫斯科公国签订了这份《尼布楚条约》。两个半世纪以前，满洲人以瑷珲为基地，摧毁了俄国冒险家们那座古老的雅克萨城；今天的瑷珲，差不多就立在当年的原址上。因此，黑龙江在满洲统治者心中留有温馨的记忆，因为正是从这里，他们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战胜了不断侵蚀的斯拉夫人。

由此可见，荒蛮的黑龙江省在所谓军府体制之下，从来就没有真正被治理过；只有在该省的极东南部和嫩江上游，汉人移民涌进来务农的地方，才有像样的定居人口可言。事实上可以说，在该省疆界之内二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至少有八分之七不是不毛之地，就是只住着游牧的蒙古人；他们虽然名义上受人管辖，实际上却是来去自由的游民，根本没有任何政府。汉人和汉军旗人开垦的土地至多不过几千平方英里，而且过去三年里，这片面积非但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黑龙江本可轻而易举地养活几百万人，生产大量的小麦，今天却只有不到两百万人，其中许多是蒙古人，或者是那个奇特的土著民族索伦人以及与之同类的部落，他们至今仍居住在靠近黑龙江的西北那片少有人至的三角形山地里。

现在读者应该明白了：满洲三省情况各异，治理的方法各异，需要不同的对待；把这一整块地方笼统地称为满洲，就会误解整个问题。俄国人误解了，而且从他自己的立场来看，误解得极其可悲；他如此轻率地着手去解决的这个问题，其规模之大，他根本没有理解——现在我的任务就是说明，他做了些什么，又有什么没有做。

义和团之乱在满洲是一九〇〇年七月才开始的。这场疯狂的宣传从它的老家和发源地山东出发，经陆路越过直隶边界渗透过来，又乘轮船和帆船由海路传过来，花了好几个星期。它在满洲蔓延之所以如此迅速，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直隶和山东工人、雇农渡过狭窄的渤海湾，到东三省去谋求临时的或长久的生计，因为那里壮劳力极为抢手，人口又不足以收割日益增长的庄稼。在这方面，满洲很像英国的粮仓加拿大。最缺的就是人。满洲铁路的修筑，在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和一九〇〇年间招来的山东苦力比往常还要多，于是，当老团爷——也就是义和团的首领们——现身说法、号召信徒们起事的时候，他们的同乡几乎不用怎么煽动，就把铁轨打成粗陋的刀剑，发出可怕的呐喊，吓得俄国人仓皇逃窜。

事变爆发时，也就是七月份，中东铁路已经完成了以下几段。从旅顺往北，铁路已经差不多修到了开原；从哈尔滨往南，朝关东租借地的方向修了一百多俄里，因此满洲中路一段还留下三百俄里，也就是大约两百英里的空白。从滨海省的尼科利斯克起，约有一百五十俄里完成了一半；从哈尔滨向东南去接这一段的，也有两百俄里多少修好了。因此，横贯满洲的线路东半段，同样有两百俄里的缺口。哈尔滨以西，在通往外贝加尔的路上，铁路的端点在嫩江左岸——也就是说，还没有过江。从卡伊达洛沃——西伯利亚铁路上通往满洲的支线分岔的地点——起，究竟修好了多少，无从确切查明，但可以有把握地说，并不比满洲西部边界这边进展得多。因此，最重要的缺口就在这里——也就是黑龙江西部边界与嫩江之间尚未修建的一段——这个缺口大约有四百俄里。这些铁路方面的细节是必要的，这样才能确切理解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的性质。

一九〇〇年的七月过去了，俄国铁路修筑者和护路兵的溃逃之后，已完成的工程约有两成被焚毁、被扒掉。奉天的破坏最严重——黑龙江最轻。

义和团短暂地放纵了一番之后，反扑便开始了。俄国军队开始向前推进，要是他们那套夸夸其谈的军事部署真有什么事实根据的话，本该在几个星期以前就行动了；于是，迟来的惩罚落到了那些出手迅速的疯子头上。很长一段时间里，谁也不确切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真有必要这样大惊小怪、兴师动众。局势复杂得可怕，对俄国人来说肯定是太复杂了，他看不清楚。中国在一九〇〇年五月起初是否认义和团的。后来，由于官方的支持和义和团日益增长的狂热吓坏了北京朝廷，朝廷便决定骑墙观望——即便在最好的时候，这对一个朝廷来说也是一种有失体面而又危险的姿态。最后，大沽炮台遭到炮击，使摇摆不定的朝议有了决断。他们决定，从此必须同百姓站在一起，支持这场起事，否则连朝廷也可能保不住。于是颁发谕旨，要把闯入的外国人逐出十八行省——逐出满洲，逐出蒙古，事实上是逐出一切地方；混乱随即而至。每一位总督、巡抚和统兵大员都各行其是，只顾自己的安全。不过，我们现在关心的只是满洲；这个题目虽然有趣，却不可能把义和团事件的种种奇特枝节都一一追究下去。

我们已经看到，瑷珲和珲春的武官怎样从他们的炮台上开火，海拉尔的副都统又怎样在野外作战。满洲别处的中国军队只是呆呆地观望，看义和团那一大信条究竟灵不灵。义和团那句疯狂的宣言——「不怕枪刀」，既不怕枪也不怕刀——是北京的排外党乐于拿来招摇的一句口号，但在中国多年领教过火器之后，他们私下里也嘲笑它荒唐得不能当真。

瑷珲和珲春被烧成灰烬，海拉尔的「飞行纵队」又加快了步伐，快得远远名副其实，这以后，俄国各纵队就没有多少事可做了，只是追剿一些零散的亡命之徒小股，这些人是中国军队的遣散和全国普遍的混乱局面造成的。因为北京端王的政权一结束，满洲的义和团也就垮了。对这些无足轻重的扰乱治安者的清剿，被过分地拖长了，一方面是因为，在一个役畜和坐骑成群的国家里，极高的机动性是每一个居民与生俱来的本领；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义和团——其中许多已经变成了红胡子，也就是纯粹的土匪——对彼得堡的外交家们来说，是很方便的借口，等欧洲有工夫来关注满洲的时候，可以随时拿出来用。

八月到十一月间那场「入侵满洲」的大行动，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一路从南方经旅顺和牛庄两个海港而来，一路从北方的西伯利亚而来，这里所说的西伯利亚包括外贝加尔、阿穆尔省和滨海省。格罗杰科夫的船队从哈巴罗夫斯克出发，沿松花江而上，最先进入满洲；格罗杰科夫率领几百名哥萨克席卷吉林，在雷鸣般的喝彩声中开进了省城。与此同时，一些分遣的军和营正徒步穿越黑龙江西部干旱的草原，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到达齐齐哈尔。从罪孽深重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出发，仓促动员起来的西伯利亚营翻过崎岖的驿道，同样到了墨尔根，如释重负地把背包扔进小帆船，惊奇地望着成群结队的黄褐色人群，终于在齐齐哈尔同他们的战友会师。尼科利斯克则尽快把人马推进吉林东部。旅顺和牛庄那一路缓缓地拿下了奉天、铁岭以及南满各地。到那一年冬天，满洲的每一座城市都已落入俄国人手中，俄国的军旗插遍了三省。

因此，一九〇一年是多事的，非常多事的一年；俄国人满怀虚荣的自信，以为天下没有他办不成的事。他叫嚷道，他不是确实肩负着东方的天命吗？因为在他造成了黄色荒漠的地方，白人的生活正确凿无疑地兴起；中国人已经被制服、被征服，随时可以被同化；俄国人陶醉在自己的喧嚷声中，断言满洲已是他的囊中之物。想到跳跃的人常常要过很久才发现，自己跳进去的不过是一个很难爬出来的深坑，真叫人伤感。

不幸的是，一九〇一年俄国人的嗓门太大了，引起了外面各国的注意；那些国家原先太关注中国那场主要的悲喜剧，没有留意到这些穿插的杂耍。然而满洲的贸易正受到严重阻碍，而世界其余各国在远东所公开关心的，又只有贸易，于是喧嚷声越来越大。终于大到不容忽视的地步，于是一九〇二年四月，所谓《满洲撤兵条约》在北京签订了，外交家们装作这个问题已经彻底了结。

俄国在这项条约中承诺，分三期从中国的黑龙江以南地区撤出，并把它全部交还中国当局。签字六个月后，即一九〇二年十月八日，交还辽河以西地区以及长城外通往牛庄的铁路；再过半年，即一九〇三年四月八日，交还奉天省的其余部分，包括大省城奉天和条约口岸牛庄；最后，在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交还北方两省吉林和黑龙江。愚蠢的外交家们再一次让护路兵条款溜了进去，对这个名目之下究竟可以包括多少军队没有作任何规定；这一疏忽以及其他种种疏忽的结果是，名义上完成满洲问题的解决之后不过两年，我们就面临着这个远东大问题。

东三省的真实面貌，现在应当清清楚楚地摆在一般读者眼前了：南部的奉天，人口稠密，百姓安居乐业，有大城镇和大量财富，实际上已同中国本部各省无异；吉林只是南半部有人定居，北部和东部仍是荒野；黑龙江则地广人稀，大部分是游牧民的草原和无人的山林。而俄国人却想把这三块情形迥异的地方一口吞下，当作一个整体来消化。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相当为人所知的一般事实。可是在表面之下又发生了些什么呢？俄国人尽管有种种条约和相反的声明，是否真的在他所拥有的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同化了满洲的百姓，摧毁了中国的制度，使大家都对俄国的统治心满意足了呢？一点也没有，连表面上都没有。

俄国指挥官们进入这个国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夺取电报局。他们说：「电线是今天连中国的政治机体也有的感觉神经；让我们把它们抓在手里，紧紧地攥住不放，让中国人时时刻刻感觉到我们的手，最后就会被奴役。」这话写在纸上很好看，可是像许多理论一样，实行起来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尤其是面对黄种人这样难以捉摸的对象。

大清电报局在满洲有一套约两千里长的线路。最重要的一条是山海关至瑷珲的干线，它把北京同各大省城和商业中心连接起来，又越过黑龙江，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同西伯利亚的线路相接。这条线路的确切走向如下：山海关、牛庄、辽阳、奉天、吉林、伯都讷、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然后越过黑龙江。在吉林，线路分岔，一条重要的支线经宁古塔通到中国的珲春，再从那里通过滨海省的线路接到海参崴。另外，在辽阳以北还有一条支线，离开中部河谷之后，沿着宽城子、摩天岭、凤凰城、安东、鸭绿江这条重要的战略通道兼商队大道，越过朝鲜边界。

到一九〇〇年十一月，这些城镇的电报局实际上无一例外都落入了俄国人手中，而且一直保持到今天。

夺取电报局，军方的第一步就完成了。第二步是在奉天、吉林、齐齐哈尔三个省城各委派一名廓米萨尔，也就是高级军官。廓米萨尔名义上是一名军事专员，负责在每一位满洲将军的衙门里代表俄国最高军事当局；然而，他的实际职责和行事方针却规定得含糊不清，这正是俄国人在遥远的地方喜欢采用的办法。廓米萨尔实际上被授予了全权，被告知要充分利用他的机会——虚张声势、恃强凌弱、哄骗、恫吓、哀求——事实上，只要他在从满洲人手中夺取特权这项伟大事业上有所进展，弄到一些承认俄国有权在各方面进行干预的、其实一文不值的纸上协议，从而为最终吞并和公开统治铺平道路，他想怎么干都行。整个一九〇一年，中国的地方当局和各省城的满洲大员都极其低调。其中许多人在一九〇〇年实际上被赶走了，或者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失踪了；但那些胆子大些的人只是静待时机，十分谨慎，尽量不提「赋税」二字来安抚百姓，悄悄地从后门进了他们的衙门。只要北京朝廷还在西安，或者还在慢吞吞地回銮北京的路上，中国官员们就两面下注。俄国人不是坏人，他们说；诚然，他们杀人，可那没什么关系，因为在中国，别的人很快就会生出来。中国人的哲学是多么方便啊！

然而，一九〇二年情况起了变化。北京朝廷终于回来了，虽然谁也没有真正相信过会有这么一天；撤兵即将来临，人人都开始鼓起了勇气。就连战战兢兢的奉天将军增祺，也平静地告诉他那位屡遭咒骂的监工——那位廓米萨尔几个月来，似乎几乎是几年来，一直用鞭子般的言语抽打着他——说他那些协议在得到中国皇帝批准之前，连写它们的纸都不值；这种批准是永远不会有的；而且外国的法律也承认，以恫吓逼签的协议没有法律效力。这番坚决的话引发了可怕的场面，俄国军官们愤怒的叫喊和咒骂惊动了街上的百姓，把他们吓得心惊胆战地跑回家去。

一旦两国政府明确决定撤兵必须真正实行，吉林和齐齐哈尔那两位桀骜不驯的将军，便变得只有满洲人才做得到的那样冷静而倨傲。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在逆境中表现出非凡的胆量。黑龙江将军萨保是一个胆大异常的人。他在吉林的同僚较为沉静，但同样坚决。俄国人从来没有在他们两人身上真正取得过什么进展；虽然吉林的廓米萨尔声称，那项大公爵的森林和矿山特许权是他逼吉林将军签下的，将军却予以否认。因此，庞大的陆军部以及大名鼎鼎的阿列克谢耶夫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只是在早期逼出了一些所谓的特许权，夺取了所有的电报局，此外一无所成。每当言语不够用时，廓米萨尔们就把他们的兵开进衙门的院子里，粗声大气地以武力相威胁。

每一位廓米萨尔都有自己的一支哥萨克私人卫队，并且全权掌管本省的电报局——在那些电报局里，中国报务员和穿制服的俄国报务员共同工作。骑马出巡，坐镇公署，威逼一个可怜的满洲人，阅读一份截获的电报，廓米萨尔不过是那种蛮力之物——俄国军队——的化身；不过是沿铁路延伸的一长串武装人员中的一个主要环节；徒劳无益，考虑欠周，一句话，在有中国人的地方是行不通的。

独立于廓米萨尔之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运作的，是那家非同寻常的政治兼金融企业——华俄道胜银行。义和团事件以前，这家重要银行就已在满洲各省城设立了分行，名义上是为了便利铁路修筑工作。银行的吉林分行甚至向吉林将军借用了吉林省的造币厂，好有足够的银元来支付铁路工人的工钱。大入侵之后，这家银行和一切俄国的东西一样，决定采取前进政策，开始向许多新的方向扩张。如果把关东租借地算作满洲的一部分，我们发现今天在旅顺、大连、牛庄、奉天、铁岭、宽城子、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和海拉尔都设有分行——乍一看是一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单，足以让初来乍到的人以为满洲的财政已经落入俄国人手中了。然而，这不过是又一个神话；让我们把它戳破。

首先，牛庄分行设在一个开放的口岸，那里还有别的银行，人们关心的多少是正当的贸易。其次，旅顺和大连两处分行当然是在正式租给俄国人的领土上，因此完全是可以允许的。哈尔滨的分行设在一个几乎纯粹是俄国人的铁路大枢纽，那里必须有一般的银行设施。根据同美国和日本签订的条约，奉天将成为开放口岸，不管打不打仗，那里不久也会出现别的银行。因此剩下的，只有数目大为减少的铁岭、宽城子、吉林、齐齐哈尔和海拉尔。海拉尔的一般贸易和人口规模，大约只相当于一个二等的南太平洋岛屿，完全在界外——也就是说，在兴安岭以外，因而同真正的满洲隔绝。其余四处分行，两处在省城，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另外两处，铁岭和宽城子，则试图通过给中国商人以特殊的便利，把贸易吸引到铁路上来。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同样的贸易目的在辽阳开设的另一处分行，由于完全没有生意，已经不得不关闭了。那个说这家机构正在征收和保管满洲赋税关税的离奇故事，还剩下些什么呢？除了在开放口岸牛庄之外，什么也没剩下；在牛庄，英国的怠惰让这家俄国银行篡夺了中国的权力，扣押了中国的海关收入。不过，牛庄将另行论述，所以眼下无需在这个有趣的题目上多费笔墨。在满洲其余各地，这家银行都在徒劳地试图挤进它永远也吞并不了的生意中去。它最大的愿望，是成为沿海口岸的中国商人与内地经营土产的大商号之间的中介。倘若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相信中国人异口同声的说法，那么这项事业毫无成效，因为这家银行的商业活动有一种奇特的宿命，总是以失败告终；只要它的办法不彻底改变，就不足为惧。

亚历山大·乌拉尔先生——欧洲的时评家们对他抱着一种他完全不配享有的信任——声称，在华俄道胜银行满洲的每一处分行里，都有一个部门负责征收政府的钱款（他指的当然是中国政府的），给政府官员——也就是中国官员——发薪俸，而且这种大胆篡夺中国权力的行为已经大获成功。乌拉尔先生也许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但若把他对真实满洲的了解归入初级以外的任何一类，都是不正确的。我在别处已经不得不直接驳斥他几乎所有的说法，证明它们毫无根据。就这家俄国银行而言，他所写的纯属杜撰。

华俄道胜银行被彼得堡政府视为——不论对错——他们在满洲最有力的进攻武器之一。它在满洲确实也赚了些钱：在牛庄，靠的是扣押海关收入；在内地几处分行，做的是些不大合规矩的生意；在哈尔滨，铁路收入和其他款项全都以高利贷的利率抵押放了出去。

然而，一些营业利润，加上在一个海港扣押海关收入，很难说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那种全盘攫取满洲的财政收入。东三省本地的财政无论如何都极其复杂，不经过多年的仔细研究，连弄懂都不可能。征收政府钱款的方法和整套机构，需要雇用成群结队的小吏，他们所收的款项多半是以铜钱计算的，而不是以任何更大的单位。凡是在远东生活过的人都很容易明白，欧洲人若不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就想插手这一切，是何等的不可能。满洲的四大财源是：第一，地丁钱粮，一切旗人都可豁免；第二，盐课；第三，洋关税和本地厘金；第四，各种各样的杂税和执照费，比如牲畜、土地、房屋、金子、金属等等买卖所征的税，以及大车、鸦片商、烧锅和本地船只的执照。诚然，在满洲问题最终解决之前，牛庄的海关和厘金收入存在华俄道胜银行里，但必须指出，征收工作仍掌握在原来的雇员手中，而且之所以容许这种厚颜无耻的抢劫发生，只是因为英国政府的软弱，而不是中国政府的软弱。地丁钱粮除了中国人，谁也不可能收得上来；即便在满洲的俄国人当中，也没有人蠢到硬说那七家内地分行——每家至多不过配着二十来个人——能够染指这项最大的省级财源。在我到过的满洲每一座城镇里，钱庄主和官员们都向我保证说，从一九〇二年二月——也就是中国的新年——起，他们的税册和从前一模一样。再说盐，虽然是官府专卖，却按照一套极其复杂的制度招商承包，捐课完全通过大的本地行会来征收，而这些行会一向成功地抵制了俄国人。至于杂税和执照费，征收的方式神秘莫测，今天在世的欧洲人当中，没有一个能把所采用的方法简明扼要地讲清楚，也没有一个能懂得其中任何一道手续的来龙去脉。

再者，满洲本地的税收向来不足以应付各省政府每年所承担的极其沉重的军费开支；因此，中国有六个省按季向这里协饷，以分担这副重担。撇开中国方面不谈，值得注意的是，华俄道胜银行除了在中国城镇之外，别处没有分行。那么，怎么会有人相信有人口众多的俄国居留地、人口日增的新城镇存在，而那里却没有银行设施可用呢？我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有些人已经习惯于相信俄国在亚洲所向无敌，以至于尽管我在别处已经对铁路和铁路城镇作了明确的叙述，许多人仍会相信满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俄国的。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哈尔滨一处之外，华俄道胜银行的每一处分行都是在中国城镇里依靠中国人，而且得到的支持少得可怜。商业社会没有银行就不能存在，就连俄国人也不能单靠把卢布纸币从自己的口袋里掏进掏出来办理他的全部银行业务。

最后，彼得堡官僚机构在各省城设有代表的第三个部门，是外交部的亚洲司。奉天、吉林和齐齐哈尔都已委派了总领事，他们在尽力而为。这些领事官员是在北京受的训练，吸收了一定的中国观念，因此在满洲所有的俄国官员当中，只有他们表现出一些见识，对这个国家有些特别的了解。结果，军方、外交和金融这几路代理人之间摩擦不断，他们或许对本部门的胜利比对任何别的事都更感兴趣。事实上，自从外面的局势变得如此险恶以来，这几个对头之间也变得越来越凶，终于不得不由「远东总督」出面干预。他在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中告诫各部门的代表，要记住他们是在为一个共同的事业工作，决不容许小肚鸡肠的相互嫉妒。在各省城的城墙以外，俄国当局除了偶尔为之，已经差不多不再干预了。辽阳、海城以及奉天省其他地方的驻军指挥官，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同中国地方文官建立密切的关系。可是，中国方面立刻奉上丰厚的银两礼物，很快就让军方罢了手；要不是大批武装的外国人总会造成的那种不安和烦扰，事情就会完全回到义和团那一年以前的样子。

读过以上所写的一切，公正的评论者不能不承认，俄国人的扩张的最大努力之一既然如此彻底地落空了，那么整个俄国扩张体制必定有着极其严重的缺陷。尽管铁路上有五万武装人员，尽管有廓米萨尔的威逼，尽管有种种恫吓、暴行以及许多别的事情，中国的行政机器却完好无损。它只是积了些铁锈，如此而已。只要一使劲，把俄国人赶回去，满洲的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三年，就会像一九〇〇年所有其他划时代的、惊心动魄的事件一样，只剩下一场噩梦；而那些事件，当时世人曾以为是远东一切的终结。

二十由伯都讷经水路和铁路到宁古塔

我那位汽船船长很高兴再见到我，虽然他对我给他那只破船起的不恭敬的称呼颇有异议。不过，只要你有我们和中国人都称之为「好心肠」的东西，你就能同他们处得好，因为你要是像美国人说的那样「有人情味」，他们就会非常喜欢你。可是别让你的人情味过了头，变成挖苦。在中国，挖苦是犯忌的；那是不敬的极致——是无从补救的最大侮辱。你想骂想咒尽管骂，照规矩从对方的婢女骂起，怒气节节升高，一直骂到第十八代祖宗，还要再往上，然后再往下降，直到把他比作乌龟下的蛋；但别的什么也不要做。按照中国的玩法来玩，不要掺进那些未经许可的花样，那只会显出你没文化、脑子笨。同样，即便熟了，也不要随随便便。在中国，随便招来的比轻蔑还要糟。

我们在驾驶室里叽里呱啦地说着洋泾浜——因为南方人学说北方话，听起来难受得要命——气派十足、速度更快地顺松花江而下，因为这一回汽船后面没有拖着笨重的帆船，而是全速赶往哈尔滨，那里有一件苦差事在等着它。在冰魔攫住江面之前，得把三条帆船慢慢地拖上吉林城去，然后这条小汽船的劳作就要停到来年五月，船长就可以拿着半薪随心所欲地冬眠了。这是我们驶出成群的帆船、欢快地鸣着汽笛前进以后，他告诉我的。那个胖苦力已经不见了，在中国，人们总是这样神秘地换掉或消失；取代他的是我生平所见最古怪的一个家伙，正干着为机舱劈柴这件永无休止的活儿。他还不到五英尺高，身上主要是一双俄国长筒靴和一件短羊皮袄；头上戴一顶厚褐毡做的瓜皮小帽，帽子上用褪了色的仿金丝带绣着些奇形怪状的花样。他的头不像他的船伴们那样剃了发拖着辫子，而是长着一头铁锈红和乌黑色混杂的古怪头发。他的模样叫我莫名其妙，我便问他是从哪儿来的；可是他对我的搭话并没有作出应有的回应。他一声不吭，这在中国人中间可是件严重的事。我无言地转向船长求援，因为我不能被一个下人这样唬住而还保住我那件要紧的东西——我的面子。船长表示同情，却不怎么给人鼓励，只简短地告诉我，这人的母亲是蒙古人，父亲「有点不一样」！后来终于弄清楚了，这位勇敢的小标本，是一个在松花江口附近黑龙江沿岸做买卖的穿靴子的俄国人同一个鱼皮鞑子姑娘临时结合的产物，而这个后代对自己的血统有点讳莫如深。至少我听出来的是这样。时光流转，确实会生出些奇怪的东西；可是在这遥远的北方，你很快就对形形色色的奇怪混血见怪不怪了。

从人转到自然，我注意到，我们快到石头营子的时候——那地方在松花江岸上，靠近这条江同我那位又浑又多沙的朋友嫩江的汇合处——四周是一大片沼泽地，长满了芦苇和好几英尺高的粗草。在这些理想的觅食地上空，我们经过时，六七种不同的野禽一大群一大群地飞起来，空中充满了嘶哑的鸣叫。北方的大雁占了多数，虽然它们想必已经照着每年的习惯，成群结队地迁往华中和华南较为温和的地方去了。石头营子有一些大的本地渡船来来往往，满载着本地乘客，还有仍套着货车的牲口。骡子、驴、小马和牛不分彼此地混在一起，全都无动于衷，以一种胜过车夫本人的木然神情望着汽船和它那股肮脏的劲头，仿佛用眼睛告诉我：进步和二十世纪同满洲还没有多大关系，满洲会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不管那愚蠢的西方，也不管那更加愚蠢、想跑到时间前头去的俄国人。

我们尽全力顺江而下；那个鱼皮鞑子的副产品抽空证明了他一半的血统，把几根带着沉重钓钩的钓线扔下船去，向我保证说迟早会钓到点什么。北满所有的河流里都有成群的一种叫作「大马哈」的鲑鱼，鲟鱼也捕得很多。果然，那天我们钓到了几条鱼，可是遗憾的是，我们也钓到了一样非常讨厌的东西。有一根钓线好像绷得很紧，我便到船尾去往上拉。我使劲拉着，却惊奇地发现自己差点被拽下船去，便喊船长来帮忙。当一个死人浮出水面的时候，你可以想见我们有多么恶心。我提议立刻把钓线割断，可是中国人不那么容易恶心，而且还是一种好奇心极重的动物。他们笑话我，问我难道从没见过死人。他们把一根绳子套在死人的肩膀上，把他半拖出水面，凑近了端详他的脸。那张脸并不好看，可是用一个船工的雅语来说，这死人是「新鲜的」，因此就尸体而言还算有点意思。他们终于弄清楚船上没有人认得他，便让他掉回江里去了。他后脑勺上有一个洞，表明他死于暴力，这是找到的惟一线索。在北满，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因为这里人命极贱；而且，和一切新开辟而治安不良的地方一样，暴力是常常被使用的一种论据。

尽管遇上了可怕的尸体，我们还是以汽船所能开出的最快速度继续赶路。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我们驶过单调的泥岸，绕过突如其来的弯道，一直向西北方向疾驶。有时，一垄垄整齐的高粱秆差不多一直延伸到水边，好像某个巨大的黄色巨人脸上三天没刮的胡子，表明那里有中国人的农庄和中国移民。有时，除了大片的沼泽和处女地之外什么也看不见——那是往日的满洲，还有待山东移民的镐头和铁锹去征服。然而，尽管阳光明媚，船工们却都变得阴郁起来。关于暴力和抢劫的可怕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每个人都往他的邻座身边挤得更紧。那具尸体虽然受到了粗野的玩笑和无礼的评论，却显然唤起了许多半已淡忘的记忆，因为满洲过去十年里经历得够多了，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要讲。战斗、谋杀和猝死常常是它的命运，但从没有像过去这十年这么多；如果说它的土壤是远东最肥沃的之一，那么它也养育了一个决非懦夫的人种，他们拔刀拔枪之快，不亚于任何得克萨斯的牛仔。

船工中有一个人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又高又瘦，晒得和锡克人一样黑。他的右手只剩下三截手指头，他一边听着低声的谈话，一边若有所思地看着它们。最后他同我的目光相遇，便开口了，他那朴素的言语有着无可比拟的戏剧力量。「这几根，」他指着自己的手说，「是在日本战争里没的。你们外国人笑话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怕死。呸！你可曾见过一个中国人，在他知道自己是心甘情愿掉脑袋的时候还怕死的？我这只手的事，是在日本战争第二年的正月里出的。那时我在海城一带赶车，车是我自己的，骡子也是我自己的。后来日本人渡过了朝鲜那边的江。他们先在东边的岫岩打，然后打到海城，打了一场大仗。我们的人当然被打退了，全都往西朝牛庄跑。乱了好一阵子，后来北京来了命令，说无论如何也要把海城夺回来。我跟着别人一起逃了，却被一个武官抓去当兵，也叫去打仗，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我们差不多都是会打枪的庄稼人，可是我们的枪不中用，每人只有十发子弹。新年正月里打了第一仗，我们被打退了。尽管如此，那个月里又命令我们再攻一次，虽然那时我们已经没有吃的，也没有子弹了。这一回我们到城外时已是夜里，就趴在地上等天亮。四点钟我们往前冲，到六点钟又被大炮打了回来，死了好多人。我因为又壮又高，在中间扛旗。我们往回退的时候，敌人把格罗炮（机关枪）推了出来对着我们打，子弹从四面八方像雨点一样落在我们身上。大约过了五分钟，有什么东西在我肩膀上踢了一下。我低头一看，血冒出来了。我中弹了，血流得厉害。这时我们的人跑得飞快，我落在了后面。大家都把枪扔了，我就停下来捡了一支手枪，我知道那能卖钱。我一捡起来，就觉得好像把我的手烧掉了。我低头一看，有几根手指断了，有几根没了。疼得厉害，虽然雪把我的手冻得几乎动弹不得。于是我坐下来哭，因为我以为我要死了。过了一会儿，虽然到处是厚厚的冰雪，地上却不再觉得冷了，我像抽了鸦片一样睡着了。醒来时已是夜里，四下一片漆黑。老远老远，真是好远好远，我看见有些灯光在移动。我身子太僵了，走不快，就先爬，爬得好些了再走。走了好久，我才走到灯光跟前。提灯的是些日本兵，正在寻找死伤的人。我给他们看我的手和肩膀，可是他们说我们的人太多了，他们没有地方。不过他们给了我一些热水和冷饭，告诉我必须走到牛庄去，那里离这儿有一百里。于是我走了三天走到了那里，洋大夫把我的手指截掉了，虽然他说换了外国人就得把整条胳膊都截掉。我很快就好些了，到春天就全好了。现在你还要说我怕死吗，虽然我打了败仗？」

这是一个典型的满洲故事，清楚地说明了中国人为什么常常表现得那么可怜。打起仗来，他们像羊一样被赶上屠场，丢在那里等死、烂掉。那么，他们对自己、对他们的长官都没有信心，事情对他们来说总是结局不幸，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然而，给满洲的募兵配上威海卫团那些坚毅沉着的军官，你就会看到他们在凡人所能顶住的任何局面面前都屹立不动。北方的中国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之一，而且肯定是最能吃苦耐劳的士兵之一。这个小故事还说明了别的一些事情，因为它表明，在满洲，一个人今天可以是车夫或工人，明天就是兵，一个星期以后又成了强盗，因为他落得一无所有、没有饭吃——如此这般，一个月换一个行当。

听了这番知心话之后，船工们都放开了，把中国人的谨慎抛到九霄云外。他们钻进那气味难闻的舱里，得意扬扬地把他们的武器拿了出来。三支毛瑟自动手枪，一支柯尔特手枪，还有六支步枪，这就是那条汽船秘密武装的全部；船工们承认，一有好机会，他们偶尔也自己干点拦路打劫的勾当。这就是在松花江上、离哈尔滨只有几英里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而哈尔滨正是乌拉尔先生称之为「俄华帝国」的那个奇怪东西的正中心。

这时，时光飞逝，江面渐渐开阔，汇成那气势磅礴地奔入黑龙江的浩荡松花江。四点钟，我们经过了拉林河口，那是一条沼泽般的支流，蜿蜒流过一片纯粹的湿地，除了小舢板之外什么船也走不了。九个钟头里我们走了一百多英里，对于一条在满洲正中心行驶的破汽船来说，这速度不算坏了，虽然水流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在这里，松花江有几英里突然变成了长江下游的一个温和版本；前方是一个大岛和若干小岛，浑浊的江水向两边延伸出几千码。我们驶过时，一群群大雁在我们头顶扑扇着翅膀飞过，有些人拿毛瑟枪和猎枪朝它们开火，徒然希望打下一只来，它们便愤愤地鸣叫着成行飞去。

到六点钟，我们离哈尔滨只有二十五英里了，可是太阳已经落山，天色很黑，冷得刺骨。尽管我许下了种种赏钱，船长却越来越怀疑以每小时十一节的速度顺江疾驶是否明智，最后想放慢速度。可是我坚持不许，于是我们没有停。我正在让他们看看能做到什么，因为我的旅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别人至少要走两天的路，我们只用了几个钟头。到八点钟，瞭望的人看见前方有帆船和轮船的灯光，我们终于不得不放慢速度，战战兢兢地慢慢前行。九点以前，我们到了松花江船只停泊区的南端，这些船只只靠着哈尔滨这边的右岸，左岸则完全空着。船长又想停下来，生怕这样夜里在江上乱开会惹出什么事来，可是我又一次逼着他极不情愿地继续前进。我想在铁路哈尔滨的中心地段上岸，那里我熟门熟路，不会有惹麻烦的危险。过去几天里发生了什么，谁也一点不知道，我终于变得谨慎起来。最后，经过几分钟的焦虑，巨大的铁路桥在黑沉沉的天边耸立在我们面前，一列晚车噗噗地隆隆驶过铁道，巨大的前灯像某个愤怒的怪物的眼睛一样闪闪发光。

「行了，」我对船长说，「就这儿吧；快让我上岸。」我们小心翼翼地挤向岸边，挨着一长溜尾轮船和货船，在一片嘶哑的盘问和叫喊声中，终于碰上了岸。我到达目的地了。

船长如数拿到了他的赏钱，船工们拿到了答应给他们的银元，我便跌跌撞撞地爬上那道像荷兰堤坝一样把江围住的铁路大路堤。我身后，一个船工扛着我的行李踉踉跄跄地走着，他的小腿不时磕在钢丝缆绳和每一处俄国码头都少不了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可怕杂物上，一路不停地呻吟、嘟囔。我们终于设法钻过去，到了第一条马路上，路上只点着一盏孤零零的油灯，那微弱的光线只是使黑暗更加浓重。一辆马车疾驰而过——这是好多天来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和外国人的东西。接着我们按照俄国人那种凄凉的方式，徒劳地大声呼唤马车夫，可是既听不到一点声音，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不一会儿，远处传来整齐的脚步声，我们便退到阴影里去。……哈尔滨显然出了什么事，也许战争真的来了。一群黑影从黑暗中走出来，在不到十几码远的地方步伐整齐地走了过去。他们从路灯下经过时，灯光在明晃晃的刺刀上闪动了片刻。夜里在哈尔滨街头巡逻的武装巡逻队！看来俄属满洲的局势显然正在升温，我更加迫切地需要立刻混进人群中去，不要引人注意。于是我们尽快溜下街去，终于找到了一辆车。马车夫看上去满腹狐疑，因为夜里带着寥寥几件行李、穿着半中半洋衣服出门的陌生人，在哈尔滨是不怎么受欢迎的。然而，虚张声势是我的拿手戏；我嘟嘟囔囔地说了几句从哈巴罗夫斯克来的轮船误了点之类的话（我倒想知道，如今还有从黑龙江开来的客轮吗？），叫他把车赶到我从前住过的那家客栈去。为了给他鼓鼓劲，我还把一支上好的左轮手枪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那支枪其实对我自己比对我的敌人危险得多。你想象不到哈尔滨的夜里会乱成什么样子，先见血的人最受人尊敬。这一切不知怎么使我相信，自我离开以后，城里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在短短的一段车程中，我抽空完成了一项杂技动作，凡是在这座铁路大城里坐过车的人都会欣赏：我把羊皮袄换成了一件样子文明些的外套，只在马车的底板上摔了一跤，而且的确没有摔断骨头。倘若战争来了，哈尔滨的街道用不着再怎么挖战壕，因为车轮已经把这件事干得极其成功了。

在旅馆里，人们好奇地招呼我，要给我原来那间屋子，我立刻拒绝了。那张可怕的床垫的记忆还太新鲜，我宁愿铁就是铁，而不要哈尔滨那种伪装起来的铁。在餐厅里，我立刻注意到军官多得出奇，而且神态也变了。他们个个全副武装，挎着左轮手枪，子弹袋随时待用，身边佩着他们须臾不离的军刀。我走过时，他们冲着我嘟嘟囔囔，因为我是英国人，因而是个嫌疑分子。邻桌坐着两个法国人，他们在大名鼎鼎的法俄同盟的仁慈庇护下，显然可以尽情地与狼共舞，他们那高声的谈话很快就让我明白了真相。

简单地说，哈尔滨犯了一场严重的神经病，这不过是一伙想要扰乱俄华帝国和平的坏人来袭之前的序曲。几天来一直四处流传的种种模糊谣言，终于凝结成了一个骇人的消息。同日本的战争迫在眉睫，而且实际上已经来了，在这一带揭开战幕的，将是红胡子的一场大进攻，由从日本精锐团队里挑选出来的人率领，他们发誓不拿下哈尔滨就去死。据说吉林城已经差不多被中国亡命之徒包围了——他们越来越胆大……

在哪一个车站，只要有谁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立刻就会被一群兴高采烈的满洲人和来历不明的人围住，他们敬畏地盯着他的脸看。从俄国人嘴里听到的通常的评论是，说话的人一定是个德国人，因为西伯利亚人显然认为，只有那个幸福的祖国的子民才能洞悉神秘东方的秘密。德国人是俄国人的教书先生。

我们就这样在愉快而多少有些愚蠢的闲谈中度过了那一夜，照当地时髦的做法，每隔两个钟头吃一次夜宵。诚然，哈尔滨的物价差不多和克朗代克一样要命，可是住过中国客店之后，人总有权放松一下。

到了早上，我已经把一切拼凑得相当准确，知道哈尔滨的那些话全是空气，出自美国人生动地称之为「脚底发凉」的心态，而居民们对真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了解，并不比城里到处点缀着的那些空罐头和空瓶子多多少。因此我决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继续到宁古塔去，不管有多少战争和战争的谣言，都不缩短我的旅程。于是，过了些时候，我果然坐进了一节火车车厢，满心欢喜地又一次给了同一位了不起的搬运工同样了不起的小费，稳稳地为自己弄到了一整个包厢，可以抵挡一切来人。哈尔滨的搬运工是整个满洲惟一和气的俄国平民，可是他们非常贵。

这时，火车停着一动不动，显然没有要开的意思。在满洲，你很快就会习惯这种事，可是等了一个钟头左右之后，就连俄国乘客也变得惊慌而愤慨起来。我们四周的景象十分热闹。密密麻麻、大喊大叫的中国人挤满了车站，想挤上开往南方的列车。冬季的大迁徙已经开始，战争的恐慌又以非同寻常的劲头推波助澜。他们告诉我，好几天来一直在加开列车，可人群还是丝毫不见减少。一些中国人回答我的问话说，他们已经在车站待了好几天，到处行贿，还是走不了。人人都有五十到两百卢布的积蓄，那是在俄国人那种物价荒唐的统治下干了七个月活的所得，人人都急着回家过冬，在遥远的山东大吃大喝一番。倘若德国人在胶州及其毗连的腹地真能有所成就，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流浪卢布，因为数以万计的山东苦力每年带回去的钱，对穷苦人来说是一笔巨款，这些钱大大有助于使中国这个最穷的省份多少富裕起来，因而有能力坐德国的铁路、买德国的货物。

在满洲本地，聪明的观察者每天都能看到新的迹象，表明俄国人正在被中国人一点一点地放血至死，如果他再不小心，到头来就会破产——打仗也好，不打仗也好——因为在和平时期，熊不是龙的对手。有人告诉我们，犹太人饿死的地方，苏格兰人能活下去。那么请放心，在苏格兰人每天的功课只能是勒紧裤带、祈求祖宗的神灵在他走投无路时帮他一把的地方，中国人却能发财。粗略地说，我认为一个犹太人等于十个俄国人；一个苏格兰人等于两个犹太人；最后，一个中国人等于三个苏格兰人。因此，一个中国人等于六十个俄国人！请注意，我用作计算基础的中国人，是北方的中国人，他的经商能力比起浙江和广东的商人来微不足道。当后者越来越多地北上——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俄国人的处境就会比现在更加危险。所以，除非莫斯科人变得大不相同，他在远东不可能取得持久的成功。

正在进行这些统计学上的思考时，火车出乎意料地开动了。到宁古塔大约两百英里；十二除两百，大约是十六，所以走完这段路大约要十六个钟头，这还是假定我们不是那趟每周两班的正式快车。倘若我们是快车，那就有可能每小时走十五英里。

去宁古塔路上的第一段乡野很乏味——至少是平坦的，没有什么特色。你惟一能聊以自慰的，就是想到这里的土壤和别处一样肥沃得出奇，但仅此而已，而且即便是肥沃的土壤，看上几个钟头之后也不再吸引人了。总是同样的一片片收割得光秃秃的茬地，接着是一块块荒地，这里那里被几条泥泞的小河和几棵孤零零的柳树隔开。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你穿过几十英里景色一模一样的乡野，然而不知不觉中，你正在接近一连串一直延伸到海参崴海边的丘陵和高原。这就需要开凿隧道，于是一座座小山果然都凿通了。我已经说过，俄国工程师似乎讨厌「隧道」这个词，只喜欢明挖。不过，哈尔滨和乌苏里地区之间的那些小隧道是包给德国和奥地利工程师的，他们干得很好。中东铁路只有在满洲的这个极东部和西部的兴安岭才碰到过工程上的难题。其余的都不过是儿戏，因为在浅水河上架桥算不上什么难事。

这时，白天变成了黑夜，黑夜又变成了白天，终于，我又累又脏得不成样子，一头栽下了火车，下车的那个车站有路通往宁古塔。经过四十八小时形形色色的经历，我又一次到达了一个临时的终点，斯拉夫人和中国人在我昏昏欲睡的脑子里搅成一团，我几乎弄不清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二十一红胡子，或北方的红须强盗

红胡子在报章上已经成了一个熟极而流的说法，又时时被人抬出来，充作俄国继续占据满洲的借口之一，所以值得费些笔墨说一说他。「红胡子」这三个字照字面直译，可以是红色的胡须，也可以是别的什么；究竟哪一种译法才对，全看落在纸上的是哪几个汉字。有些见闻不浅的人主张，眼下「红胡子」这个说法，不过是几个汉字的读音辗转转写之后生出来的，当初那个「红」并不作红色解，那个「胡子」也并不作胡须解。然而这些都是汉学家的精微考辨，寻常人并不理会。只消说一句：不管对也罢错也罢，「红胡子」已经进了日常口语，本地的报纸也径直用「红」和「胡子」这两组字，既不加限定，也不加说明，更不加半句道歉，算是把这个说法认下了。

于是北方的强盗便是一个货真价实、人所公认的「红胡子」。其实在现实生活里，胡子倒并不常见。不过，便是做强盗的中国人，也极爱自家的历史，所以他往前朝翻找，从早先的几个朝代借来一副人人熟识的乔装打扮；兴致一来，他便把它披挂上身，好叫人人心惊胆战。在中国，面具、假须、假髭、浓眉以及各色涂面的颜料，向来在坏人的行头里占着大宗，无论是传说中的还是真有其人的；而本国画师笔下那些心怀歹意、挺身出门的好汉，也大抵穿着一身奇形怪状的乔装，一部骇人的胡须，狰狞可怖。

北方的红胡子，是四样东西直接结出的果子——一是满洲未垦荒野之辽阔；二是这几个名义上仍由军政衙门管着的省份，中国的管束何等松弛；三是气候之酷烈与漫漫长冬里日子之艰难；四是被流放到帝国边陲的大批政治犯与别的囚徒，他们照例该在官员的监视之下修筑驿道，却能够花钱买得「不在场」，去为非作歹。有这四大要素替它帮忙，这片广袤的北方要孕育并生下这位妙人，实在不算难事。

不过，在往下细说真正的红胡子之前，且先看一看亚历山大·乌拉尔先生对他说了些什么——此公的神仙故事在英法两国都很有人信。看完了神话，我们再来动那些平淡无奇的事实。乌拉尔先生在一本小书的二十三页篇幅之内，成功地把满洲并入了俄国——一个有两千万人口、约二十五亿英亩土地的俄属满洲；他还就他所谓的「洪胡斯」发了一通议论，那议论在满洲引起的哄笑是毫不遮掩的。引一引这位作者是有用处的，因为他极出色地代表了大多数写手在满洲这些侧面上的种种误解，而正是这些误解，对眼下这个局面的形成出力甚多。他写道：

「这些洪胡斯，原是中国政府在满洲经营的若干金矿的旧日矿工。这些矿在管理上出了纠葛，于是生出了这班『红胡子』；他们的全部来历与后来的演变，实在是中国政府办矿所招来的一个少有人料到的危险后果。满洲蕴金之地所处的地面性质，使得矿上非有一套特别的组织不可，而中国政府把这件事办得极有手腕。矿工的饭食与起居措置得实在太好了，后来俄国人自己在西伯利亚开矿时，还照样搬了过去。中国人设了存放口粮与衣物的仓库；开了道路；盖起了营房般的屋子；订了一套通盘的作业章程；最后又招来了矿工。付给这些人的工钱，就中国而论算是高的，每天发四个苏（莫非是两角银子？），此外饭食衣物与一应工具都由公家供给。然而这一切仍不足以叫人忘掉他们身处的气候与地方——那气候与地方活像极北之境。冬天冷得那样厉害，把空气里的潮气全烤干了，化作一团满是冰针的雾，压得人喘不过气，惹出可怕的肺出血。乌鸦和别的鸟儿被冻得晕死，直直掉在地上。一连几天、甚至一连几个星期，人人都只能困在屋里，这对爱洁净的中国人（原文如此）真是活受罪。夏天呢，既无云也无雨，叫人在毒日头底下一刻也喘不过气来。成群的蚊子逼得人连一秒钟也不敢揭开护脸的罩子。除这一切之外，还有活计之难；与世隔绝；音信不通。在这种情形之下，招募工人越来越难，到后来当局只好将就着用最下等的人渣。由此再往前一步，便是把囚犯流放到矿上去，于是矿上的活计有一部分成了苦役。

「凡工钱给得不够的人都是如此：这些矿工本是些漫不经心的工人，被流放来又没有补偿，待得不好，钱给得少甚至一文不给，于是很容易说服自己相信：那班监工与工程师——多半是些年轻人——一点用处也没有。可是他们并不罢工，也不撂挑子，只是径直逃走。矿区四围的山地无人居住，覆着无法穿越的森林。逃到那里去，就可以躲开中国那部可怕的金矿律例。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流放的囚犯逃了出去，开始自己淘起金来；久而久之，他们同俄国、中国的商人之间做起了一桩秘密的金子买卖。

「政府虽然对这些逃亡者无计可施，当局却仍旧把更多的游民与囚犯送到矿上，这些人到后来也学着前人的样，于是邻近的荒野渐渐住满了化外之民。这些淘金人逃亡要受重罚；私自干这门被禁的采金营生，按中国的律法则是极刑——就地斩首。」

写到这里，乌拉尔先生把叙述打住，转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发了一通冗长的议论。顺带一提，他给这些囚犯安上「洪胡斯」这个名号；他讲他们如何自行结成一个个小小的共和国；讲满洲所有产金的山谷如何终于落到这些人手里；再讲金子开始枯竭之时，求生之念如何逼得这成千上万的人抱成一团，结成一个庞大的联盟。

他接着说，其中最有名的一伙人在七十年代创立了热尔图加共和国（今日漠河金矿所在之地）。他把这个共和国的组织描摹得细致入微，很能见出他想象力之丰；他还给出一些有趣的人口与男女比例的统计；随后忽然一转，泛论起「洪胡斯」来，顺口带出一句，说热尔图加共和国「终于做了中国政府那些举措的牺牲品而灭亡」。最后，在中日甲午之战和几页文字之后，我们看见「洪胡斯」最后一批幸存者「困守在凯禅那些阴森的山谷里，饥寒交迫，等着最后的死期」。好一幅惨淡的图画，也是给一切共和国的一个警告！

不过这里我们还得再把台让给乌拉尔先生，因为理应让他把这份功劳领足。

「这出悲剧命中注定要变成一出喜剧。俄罗斯帝国正要把满洲一口吞下，需要一个敌人，好叫欧洲相信真有一场战争。于是人们想起了洪胡斯。这个无足轻重的敌人随时可以花几个卢布买通，却要成为俄国那套可疑政策的救星。

「洪胡斯约两百人，在沉默而同谋的俄国炮口底下渡过了中国的边界黑龙江，抢掠了俄国境内几间农舍。就是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被堂而皇之地叫作中国对俄国的进攻。此事发生在俄历七月一日，地点在布拉戈维申斯克附近。这正是期待已久的借口，好正式动员那支其实自三月起就已处于战时编制的西伯利亚军队。一封官方电令从彼得堡大张旗鼓地发给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统领格里布斯基，其用意首先是要让欧洲看看沙皇面对这黄种人的滔天巨浪时何等有丈夫气。这封电令只说了一句：『把中国人扔过黑龙江去。』

「本不过是一句外交上的大话，格里布斯基和他那班一心想着杀人抢掠的哥萨克却当了真。于是格里布斯基下令驱逐，被驱逐的并不是洪胡斯——事实上他们一抢完就没了影——而是城里那些安分的居民……

「趁着北京的事变把欧洲的注意力从俄国的行动上引开，格罗杰科夫不慌不忙地骑马横穿了整个满洲。剩下的那几股『洪胡斯』，昔日强盗荣光的最后孑遗，成了无数捷报电文的由头，电文里满是辉煌的胜仗。『洪胡斯』大半向南退去，一路上趁便毁掉了一段中东铁路和几处铁路材料库。最后俄国人没费多大力气，就把『洪胡斯』从一切有人烟的地方赶走，逼回蒙古的荒漠里去了。当时以为把他们立刻剿灭并不明智，因为留着他们，必要时还可以在欧洲人眼前充个借口，好再兴几次军事征讨，也好为俄国军队驻在这块半属中国的土地上找个说辞。」

我这样长篇大段地引乌拉尔先生的话，算是对他的一种恭维，可惜其目的只是把他拿来当笑柄。这样活色生香的半真半假与全然不真，如此巧妙地织在一处，是少见的；研究政局的人有机会读到这般以严肃史书面目出现的悦人传奇，也是少见的。

首先，乌拉尔先生所说的中国人在满洲北部开矿的情形大致不差，虽然他把那地方的可怕处大大夸张了。这些由官府监督的矿场已经存在很多年，矿工逃亡一向是个严重的难题。可是乌拉尔先生话里的准确到此为止，因为逃亡的人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一般地或必然地就变成了红胡子。恰恰相反，他们通常极安静、极太平地自己去淘金，而且比谁都更怕真正的红胡子；因为一到冬天，他们必须三五成群赶到南满或直隶北部的城镇里去脱手金沙，那时候真正的红胡子多半正等着打他们的劫。

至于所谓的热尔图加共和国，这个由一班干着非法采矿勾当的「歹人」结成的联盟，被剿灭的不止一次，而是好几次；而且事实上，首领向来是些亡命的俄国人和背弃本族的欧洲人。我有幸认识一个人，他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共和国里待过几个月，关于这整桩事，我在别处已经讲过许多稀奇的情形。

乌拉尔先生说最后那批红胡子「困守在凯禅那些阴森的山谷里，饥寒交迫，等着最后的死期」，实在叫人心碎；可是——借用乌拉尔先生自己的话——这出悲剧命中注定要变成一出喜剧，因为在那「最后的死期」本该了结这些亡命徒的若干年之后，照乌拉尔先生的说法，我们却在一九〇〇年看见他们被那只会走路的卢布救活过来，兴高采烈地渡过黑龙江，「在沉默而同谋的俄国炮口底下」干了一票令人快意的小小劫掠，足以叫詹姆森那班袭击者心里发酸。乌拉尔先生说，正是这件事给了俄国人借口，去干下那桩至今想起来还叫人发抖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暴行。其实，我虽然是最坚决反对俄国南下的人之一，却也不能让这样一篇存心的编造混过去。因为众所周知，瑷珲炮台——它归一位中国副都统管辖，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下游几英里的黑龙江中国一岸——遵照对俄宣战的上谕向俄国船只开了炮，实际上使航运停顿了好几天；而促成那场沉河屠杀的，不过是俄国人对中国人一向怀着的那种恐惧罢了。

至于说什么早已动员，种种迹象却都表明，一九〇〇年西伯利亚军队的参谋事务乱作一团，部队本该几天之内就到位的地方，硬是花了好几个月才弄过去。瑷珲那件事与红胡子或任何强盗毫不相干；虽然后来确曾有成群的马上红胡子，暂时受吓破了胆的中国官员雇用，袭击行军中的俄国纵队，但拆毁铁路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地地道道的义和团。乌拉尔先生偏要绕着弯子说一九〇〇年满洲没有义和团，而真相与神话之别又实在要紧，所以我把他这段存心谎报的文字再全文抄录一遍。

「把直隶一省搅得天翻地覆的义和团之乱，并没有蔓延到满洲——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无论花多大代价，也必须造出一种局面，好叫人相信满洲也面临着同样的骚乱。因为那里从来没有过好斗的义和团，而且自中日之战以来，中国的正规军早已不见踪影。所幸对俄国来说，还是找得到一个敌人，可以攻击莫斯科人的势力，又很容易在欧洲人面前充作中国人或义和团。这个古怪的敌人就是『洪胡斯』。」

义和团在满洲造成的破坏我已经讲过；牛庄租界遭义和团攻击、奉天屠杀教民、哈尔滨与宁古塔的乱事，凡读报的人无不知晓，所以我不必多说，只说一句：乌拉尔先生高兴一篇接一篇地编造故事，看来别无用意，只为得出并坐实他那些离奇的结论。至于他说中日之战以后满洲就没有中国驻军，那比他别的杜撰更离谱。何西先生在一九〇〇年四月以前一直做英国驻牛庄领事，他在当年出版、写于义和团事变之前的书里白纸黑字写着：

「满洲的军队由用洋法操练的中国军队和一支八旗兵组成，据说分别为两万五千人和四万人。中国人报的数目照例是要大打折扣的；但近两三年来募兵甚力，我倒以为这些数目该往上加，而不该往下减。实在说，单是最近经牛庄一口输入满洲、供奉天一省使用的毛瑟枪，就足以装备一支约四万人的军队；而且不可忘记，本省用洋法操练的八千兵早已配了堪用的枪械。此外奉天还有一座机器局，各式步枪都造，最近更把前膛枪改造成后膛枪当作了本局的专长。」

这是足够确凿的旁证，大概比我自己写的任何东西都更能显出乌拉尔先生那些说法一钱不值。然而他偏偏自任其事，要把俄国近来的举动通盘剖析、描摹一番，而他那些神话般的记述，多少也帮着散布了一个念头：俄国真的已经把满洲吞并了。既已破除了在欧洲被人如此起劲又如此愚蠢地传播的一部分神话，现在该来说几件实打实的事了。

我已经说过，满洲强盗的这个最新版本是四样因素所造成。强盗不但自古以来就是满洲的常见人物，而且实在是这地方历史上最著名、最要紧的角色之一。

说到底，满洲人当初不过是些上古的强盗与掠牛贼罢了。诚然，他们后来升到了一朝天子的尊位与家业；可是在努尔哈赤——他们家业的开创者——长成一个壮年男子的那段晦暗岁月里，他们不断劫掠那些由中国人定居并治理、当时称作辽州卫的地方，这与后来那些时时搅扰满洲的红胡子劫掠，正是一模一样的事。

再说到近世。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开牛庄为通商口岸，一八六一年设立外国租界，那时当地的强盗猖狂大胆到这个地步：海关不得不有一支六十人的武装护卫，以防关署遭人袭击。虽然年复一年，这支护卫取下枪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但有一点值得一记：这支小小的队伍一直存在到义和团那一年，即一九〇〇年。

近代满洲的另一个例子是：据记载，六十年代有一股五百人的匪帮，由一个山东回民统带，攻占了奉天以东七十英里的兴京城，杀尽了当地的官员，带着能搬走的全部财物从容退去，无人拦阻。兴京在赫图阿拉的谷地里——那是满洲王朝的摇篮——又是新兴的满洲政权的第一个都城，向来被看作圣地。由此可见满洲的盗匪何等从容，何等不把世俗的体统放在眼里；因为在这讲究礼数的远东，抢掠一座圣城是人所能谋划的最明目张胆、最有意为之的暴行，透着非同寻常的胆大包天。

不过满洲的匪患大约以六十年代为最盛。那时王朝正在中原同太平军作殊死之斗，顾不上满洲。大批旗兵被抽调到长江各省去，中央政府对东三省本已松弛的把持又松了一层，直到官府软弱得不敢踏出衙门一步。凶杀是每天都有的事；出门的人没有不带家伙的。下地的农夫干活时把火绳枪和长矛捆在背上。成帮的强盗抓了大官甚至整座大镇，索取赎金。牛庄口岸时时受到威胁，英国领事不得不把那地方布置成一副防守的样子。

到了七十年代，情形却开始起了变化。一位精力过人的奉天将军崇实处决了数百名强盗，连赌徒也砍了头。一八七五年，北境与东境的秩序是靠大批处决强行建立起来的。热尔图加头一回被荡平，就在那一年。随后满洲的军队彻底改编。关内各省解来的协饷大为增加，又装备了机动的队伍，不歇气地四出捕盗。到了八十年代，情形已好了许多；不过有一件事颇可玩味：一八八五年詹姆斯作那次著名的横穿之行时，在吉林省遇上过强盗，那伙人冷冷地把他一行人打量了一阵，觉着这颗核桃太硬砸不开，便悄悄地走了。还是那一年，詹姆斯说松花江以北下地的农夫，时常可以看见一边干活、一边把火绳枪搁在身旁的田里。

最后，在那铁马开始「征服满洲」之前，我们看到何西在一八九六年乘大车从牛庄往吉林去的路上，亲眼见过一场匪徒的枪战与拦劫，地点离省城不过几英里。他形容那不过是一阵猛烈的乱放枪，末了抢走了几件皮袄。那一年据说每年要砍下一千颗强盗的脑袋，路上时时可以遇见一串串锁在一处、被押往省城处极刑的囚徒。

但是，中日之战之后紧接着的几年里匪患格外猖獗，这一点似乎没有多少疑问。在中国，军队打了败仗，就意味着此后多年国中遍地都是亡命之徒，他们只能各凭本事活下去，因为士兵一旦打了仗又打输了，政府的粮饷册子上便再也没有他们。这些遣散的人只能慢慢地被杀掉，或者慢慢地被逼去干太平营生，而在这中间的一段日子里，他们把局面搅得很不安宁。到了一八九九年，种种迹象都表明满洲的匪患已大为减轻；倘若不是出了义和团之乱，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前来填满空地，匪患本会慢慢消失。俄国人一涌进这个地方，满洲的中国文武两政便全盘瓦解，这一点我已经描述过；此举把成千上万的兵丁、车夫以及别的无法糊口的人，送进了满洲那门人见人爱的营生里去。

在所有红胡子当中，向来最难对付的是当过兵的人，因为他往往是带着枪跑掉的，若碰巧是个马兵，连马也一同带走。中国的散兵有个习惯，把号衣翻个面穿，扔掉一切标识，就开始过起绿林中快活的日子来。所以，比起旁人，当过兵的更称得上是满洲真正的红胡子、真正的红须强盗；因为他们多半是认得出来的，所以成群做案时总要戴上假须假髭。他们因此常常躲过辨认，免去那吃过官家的盐又背弃官家的人所必得的可怕下场。关帝——也就是武圣——的画像上，向来是一个魔王似的魁伟胖子，力大无穷，一部凶猛的红须；当过兵的想学的，大概就是他这副模样。在满洲的村子里，只消喊一声「红胡子！」就足以叫全村人拔腿飞奔，因为这些强盗有意散布种种关于自己相貌如何可怖、如何活像吃人妖魔的传说，好叫他们想拔毛的那些鸽子心惊胆裂；这么一来，动武的时候就很少了。这跟中国城墙和城门上要画上大炮口的道理是一样的，据说可以吓得攻城的人立刻掉头就跑。

所以红胡子也像烈酒一样，可以按劲头大小分成许多等。其实，满洲一般的红胡子，不过是全中国到处都有的那种恶棍、赌徒与「歹人」的一个更花哨、更艳丽的版本罢了。手头紧的时候，他就同几个朋友把河汊里的一条帆船、或是路上的一辆大车拦下来，当作一桩生意做；其余的时间，他就在已经安定的城镇里公然同伙伴们赌钱打架。譬如自从俄国人占了牛庄，那些在中国治下被通缉得很凶的知名人物，如今在江岸大道上悠然踱来踱去，全不在意，也无人能拿，只因为俄国人对他们想征服的这个国家的实情无知得出奇。这些人一般都爱带最新式的毛瑟自来得手枪，那机件既精良又简单，很讨他们的喜欢。这种手枪的秘密买卖已经做了多年，牛庄的商人估计，带着这种家伙的人一定数以千计。

不过真正的剪径好汉、最有声色的红胡子，是马贼。他起初是单干，可是恶事越积越多，胆子也就越来越大，名声远播四方。投奔这么一位得手的亡命徒旗下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手下人马增加，他也越发肆无忌惮，终于成了大患，正式「反」了；于是政府要么调集大军来一场围猎，把他撵得无路可走，要么拿现银把他从这行当里赎出来。倘若他实在势大，住在某个偏远村落，四围都是他的党羽，又难以进去，那就多半用后一种办法。

奉天将军增祺最近就同几个匪首私下讲定，全从所谓的红胡子里招了两营步兵；十五个月前，我亲眼在奉天见过这些凶悍而气色极好的恶汉宣誓入伍的有趣场面。俄国人自己招募满洲盗匪的种种传说，多半就是从中国政府这桩古怪的招募上生出来的。因为俄国的驻地长官有时候要坚持查验枪械；不明内情的人看见沙皇的军官夹在中国兵中间，便断定这些红胡子出身的新兵是直接听他们号令的。其实绝无此事。

因为满洲在欧洲鲜为人知，又因为隔着火车车厢的玻璃窗眺望一大片原野的旅客向来轻信得出名，也巴不得有什么可信，所以那些说俄国人未来之前红胡子如何恐吓着满洲百姓的奇谈，人们连一刻也不迟疑就吞了下去。如我上文所说，红胡子一般是个极讲实际的人，他宁愿太太平平地过日子，也不愿被人从这一乡撵到那一乡。在伯都讷，本地的红胡子如今成了西去大商道上的保险经纪。在宁古塔，人们听见说红胡子能伤着谁便要发笑，说这全看你肯不肯出一点钱。若真到了年成艰难、正经营生赚不到钱的时候，中国人自然会去打商队的主意——不到那步田地便不会。像北方中国人这样太平守法的百姓，是从来没有过的。今日的满洲全无任何巡捕之设，那份安静是别处找不到的。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倘若暴风雨真来了，那么俄国兵，你们当心！这一回，满洲的平原与山冈上将有一番古怪的游击之战，而站在头一排的，便是我们的老朋友红胡子——那时他不再是红胡子，而是志士，一心要帮着挣脱莫斯科人那张想把一切人——官员、商贾、百姓、强盗——统统网罗进去的罗网。

二十二宁古塔及其四周的乡野

宁古塔同满洲其余每一座像样的城镇一样，按照中东铁路合同的条款，坐落在离铁路有一段路的地方。在满洲办铁路让与，有一条古怪的规定：一切重要城镇都要避开——一来是免得触犯中国人的忌讳，二来也好让俄国人撇开现成的市镇，另建他自己的远东。宁古塔离最近的车站究竟有多少英里，我写不准确，因为忘了打听；不过说是二三十里，也就够了。无论如何，坐中国大车总得走足足两个钟头，而那路简直可怕。在满洲旧日的体制里，宁古塔是一位副都统的驻地；他是吉林省六七位满洲武官之一，名义上——极其名义上——统带着两千用洋法操练的兵。如今这些兵自然一个影子也没有了，因为中国的兵在本国官长手底下往往是转眼即逝的东西，而本地的武备自一九〇〇年那一场惊吓之后，就再没有缓过来。

宁古塔的军署衙门四围是一道高高的石墙，如今显出一副冷落凄凉的模样，多少可以算作义和团事变以来中国在东三省武力不振的一个象征。宁古塔在呼尔哈河左岸，中国人管这条河叫牡丹江，水清流急，往北一百六十英里，在三姓这座古老的中国戍城与松花江会合。呼尔哈河在满洲这一带高地上很浅，虽然通航很容易，看样子却难得有人拿它当大路使用。在这个满地是矮马和骡子的地方，陆路运输又便宜又方便，连水路也争不过它——真是了不得的情形。不过，也许正因为呼尔哈河是一条清水河，水里几乎没有泥，中国人的买卖才这样少走它。因为有一点值得一提：本地的商路总爱贴着浑浊的河岸走，哪里沙洲暗滩多得害人，哪里气味浓烈而分明，哪里的买卖就格外兴旺。

宁古塔是个十分兴旺的地方，看来在那场大的义和团之乱里没有受多少损伤，落到满洲许多别的城镇头上的可怕报应，也从它身旁绕了过去。从这里到俄属滨海省真正的边界，直线距离不过一百来英里；一九〇〇年俄国人若不是从黑龙江沿松花江溯流而上来得那样快，入侵的大军本该是取道宁古塔去攻取满洲腹地的。这座城扼着通往吉林城的大路，也扼着通往珲春这个要紧边卡的大路；倘若战火再度烧到这个苦命的地方，珲春这个名字将会时常被人提起。三年前中国人零零落落打了几仗，就弃了珲春。中国的官军（请注意，不是义和团，也不是红胡子）从那里溃退下来，于一九〇〇年九月头几天退到宁古塔。看来他们是照中国人一贯那种半心半意的样子，试着执行了端王当国的那个夏天从遥远的北京传来的疯狂命令——这一试送掉了他们好几百条人命，并且干净利落地终止了中国官方在这一带的一切进犯举动。从珲春逃来的人带着最可怕的传闻到了宁古塔，把撕破的血衣拿给还没弄明白这场乱子究竟为何而起的百姓看。关于俄国兵如何残暴、如何淫纵的说法传得如此骇人，以至于全宁古塔的人都往吉林城跑，打头的便是那位副都统。然而尽管这样盲目地惊恐了一场，宁古塔却并没有出什么大事，因为这座城相形之下并不重要，而满洲东北这一块又是这个地方的苏格兰，所以除了从兵略上看，谁也不怎么觊觎它。俄国人想要的是抵达并征服平原上那些富庶的城市——就说从他们的关东租借地到哈尔滨这五百英里，再加上东西两侧各一百英里左右。这是一片流着奶与蜜之地，人人垂涎；其余的多半是未开化的满洲，满是山岭、恶兽和更恶的气候。

当地人说宁古塔有三四万居民，可是在旅人眼里，看看它那些寒酸的街道，就觉得这是夸大之辞。俄国人还把它算作一座红胡子的城——就是说，是一个巢穴，成群的匪徒从这里出去劫掠邻近的村庄与百姓。可是同中国的一切事情一样，这也是一种误解，而这误解的由来，是中国人凡遇到要说准时间地点的事，总说得含含糊糊。

人人都知道，你问一个中国人是哪里人，他会板着脸答你汉口或天津，其实这两个地方他哪一处也不是。他要说的，或者说他该说的，是他所报的那座城是他家乡或本府的首邑——是他搭船上路的地方；他要你以为他就是那里的人，照的是大胜于小的道理。同样，在满洲，伯都讷和宁古塔虽然都被含含糊糊地说成是心怀不轨之地，说那里住着许多亡命之徒，可是你要想从中找出哪怕一个在营生或相貌上与寻常太平中国人有一丝一毫不同的人来，也要大费周折。在宁古塔四面都看得见的那些山里，或许真有一些人，其穷凶极恶与桀骜不驯胜过巴什波祖克和摩洛人；可是尽管如此，他们最显眼之处仍在于不在场——无论你上哪里去找他们。近三十年在满洲多方游历的传教士和英国人的经验是：这些不幸的人远不像传说的那样凶狠，而且照例对一切欧洲人是决不招惹的。

我先前得知，按照「暂时占领之俄军」的最新驻防安排，宁古塔名义上该驻有几支哥萨克骑兵的百人队。然而在城里城外打听和走动了一番之后，我很快就看出，满洲别处发生的事，这里也照样发生了。凡能抽调的人都被匆匆调往南满，在不那么要紧、不那么容易受攻的地方，只留下一副空架子。我说容易受攻，指的自然是同日本开战时容易受攻。因此可以说，宁古塔如今差不多已经空了；在宁古塔几乎见不到几个带家伙的人。这里离日本人可能登陆的波谢特湾并不远；而在朝鲜这只长靴的顶端，日本舰队无疑要掌握制海权，所以日本人极有可能在大陆上站住脚——只要他们能打败那些想把他们踢下海滩的人。朝鲜这只巨大的长靴伸出得如此触目惊心，把俄国人妨碍到了什么地步啊——它使滨海省由海路到旅顺和租借地有一千多英里，而不是只有五百英里；倘若造化当初先同圣彼得堡商量一下，本该只有五百英里的！不过，那些棕色的小个子纵然多么想在波谢特登陆，俄国人只要还有一点办法，就绝不打算被人踢下海滩。所以他近来忙得很，修波谢特的炮台，修波谢特四周山上的炮台，还修中国珲春的炮台。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迄今能从南满匀出来的兵，全都从宁古塔调到面朝日本海的那些山里去了。显然，在眼下这个阶段，宁古塔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倘若日本人真能翻山越岭一直摸到这里，俄国在满洲东北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因为中东铁路东半段有很长一截可以极方便地从宁古塔切断，弄得完全不能用；海参崴可以从背后受到威胁；哈尔滨会陷入可怕的危境；而只要强行军，日本军队甚至可能在吉林城附近某处会师，俄国人还弄不清他们究竟是怎么到的。胆大的日本小股部队甚至可能顺呼尔哈河漂流而下，夺取三姓，把松花江对俄国的航行封死。

所以你人在宁古塔，便容易生出这样的看法：俄国人说到底也许是肯撤走的，只是在同日本了断之前，他实在不敢撤。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铁路沿线不停歇的调兵便显出纯然守势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是要进攻。你甚至会开始想，自己到底是在心里冤枉了这可怜的斯拉夫人；他那一面也未尝没有道理。可是当你这样由着自己的性子想的时候，理应记起一件事：你在满洲各处已经得过五六个互相打架的印象。譬如在哈尔滨，你几乎以为俄国与满洲是同义词，正如俄国人假装的那样；在远离铁路的乡下，你又以为这整件事不过是个神话；听俄国人谈话，你知道他们是要进取的；读他那份专给外国人看的报纸，你又确信想把斯拉夫人大卸八块的乃是日本人，而斯拉夫人不过是在替欧洲和文明尽力，毫无一己之私利可图。既然这些印象彼此打成一团，那么在满洲最好是万分小心，只管仔细看，过很久以后再拿定主意。

宁古塔正坐落在一片对考古家和好古者极有意味的地方的当中。在这个纬度上，古时的王国曾经兴起，主宰一方一时，然后归于消灭，如今连名字也被人忘了。两千年前，甚至一千年前，这里住的是一种奇特的混血种人，出自通古斯一系，他们筑城立碑，像别人一样生活、恋爱，如今被忘得干干净净。他们的后裔，大概就是吉林省极东北角上至今还找得到的那些衰败的部落；那些人单靠打猎过活，是欧洲文明尚在想象之外的那个年代留下的一份奇特的孑遗。

在宁古塔的客店里，一位老人对我说，城南约二十英里处至今还看得见一些奇怪的废墟，相传早在中国人来到之前若干百年就在那里了。当地人叫它们高丽古墓，可是为什么这样叫，谁也说不上来。约莫一百年前，中国人才刚往呼尔哈河这些谷地里推进，把旧世界的居民吓得往后退。甚至五十年前，那种奇特的人——鱼皮鞑子——还在三姓四周随处可见，有时还到呼尔哈河更上游去。十五年前詹姆斯游历满洲、写下他那本有趣的《长白山》时，鱼皮鞑子已经又往北退了一百英里，只是难得到三姓来一趟。在宁古塔的客店里，一位本地皮货商向我担保说，如今黑龙江以南几乎一个也不剩了。在俄国与中国两股文明推进的潮水之间被挤压着，这些荒凉的丛林山地上的土著正在慢慢死绝，不久就要不复存在。喜爱传奇的人要哀叹的，并不只有美洲的印第安人这一个有声色的角色。这些旧世界的鞑子，即鱼皮鞑子，几乎全身都穿大马哈鱼的皮——那是鲑鱼的一种——他们的名字便由此而来。呼尔哈河里的大马哈鱼简直多得成群，宁古塔到处都有这种鱼卖。据说大马哈鱼生在黑龙江、松花江和呼尔哈河的冰水里，极能生热，倘若可以相信德拉布吕尼埃神父的证词的话；这位英勇的宗座传教士在四十年代作过一次凶险的旅行，到黑龙江岸上去劝化各种长头发的人——中国人叫他们长毛子。那时候戈尔迪人、吉利亚克人以及别的粗野部落住满了这一带，性命远不如今天这般稳当。这位神父说，他就靠着一点小米和大量的干大马哈鱼，熬过了一冬又一冬持续八十三度的严寒，也就是零下五十一度。有时候寒暑表甚至降到零下六十五度，差不多是一百度的冰点以下，然而这位可怜的旅人说，他受的冻反倒比在南边的辽东少些，因为那里弄不到大马哈鱼。我自己吃过不少大马哈鱼，虽然味道极可口，可是要说热得中暑，却不敢当，哪怕荫下的寒暑表指到六十度也没有。鲟鱼——它那可喜的鱼子正是做鱼子酱的——在宁古塔也有得卖。虽然还是这一年里很早的时节，人家就要卖给我一条巨大的鱼，中国人说它有六百斤，将近八百磅。

同那些冬天里在这一带跑动、正预备出门下场的猎人和别的人谈过之后，那半知半解之物所具的奇异魅力开始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我几乎打定主意要雇一条方艄船，试着顺呼尔哈河漂到它与松花江会合的地方去。一位兴致勃勃的本地皮货商正要走陆路到三姓去收皮子，他说只要我让他白搭一趟船，他就同我一道走。可是我一走出客店，发现刮着刺骨的北风，天色铅灰而冻人，勇气便沉了下去。冬天正从北边拼命往下赶，往后半年，人在这里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设法不叫自己冻僵。于是我在还没有把自己彻底套进去之前想起来，我是负有差事的。我叫店家把账开出来，尽可能婉转地推掉了这事，把第二天一早动身的一应事情都预备停当。只消尝过一小回，你就学会了：冬天在北满逼上来的时候，千万不要逗留。还是回家去，谢天谢地自己没有被判在这山地里蛰居过冬；这里可恶的北风把人锯成的段数，比中国任何一场凌迟都多。

二十三俄国在满洲的大将军，别号中东铁路

中东铁路公司（无限）是一家股份公司，只是俄国政府公务繁忙，忘了把它的股本向公众发行——这在公众倒是万幸。且慢，我说错了。因为有两位大公、一位亲王，还有至少六七位来历不明的人物，在这家光辉的企业里持有股份，究竟持了多少，外人是无从估量的。这些股份在不止一个方面发挥着神秘的作用，下文我还有机会说到。公司名义上的资本是多少，或者说得更直白、其实也更确切些：俄国政府究竟垫付了多少款子给华俄道胜银行——它才是所谓的承办人——用来支付工程费用和数不清的别的开销，世上没有一个活人知道。他也许自以为知道，甚至可能只差几百万，但也不过如此。谁也不可能确切知道，因为铁路的账目有许多在义和团事变期间很便当地丢失了；同样由于那场事变，有好多英里的路要局部重建；昂贵的永久性钢桥至今还在造；花去七百万卢布左右的庞大办公楼房还没有完工，也没有入账；许多账目还没有结出来；而末了，等这些账目结出来的时候，谁也弄不清该把它们归到铁路建筑项下，还是干脆归到「帝国营造——总账」项下。

所以读者看得出来，这件事并不简单；按照新的公司条例，一位特许会计师与其出具一张干净的证书，大概宁可自杀。不过日本人的估算——须知日本人统计数字之仔细，连《投资家评论》的威尔逊也会满意——说截至今年七月一日，满洲各铁路一共花去俄国三亿七千万卢布，也就是将近四千万英镑。但有理由相信，日本人在估算里漏掉了或没有算进某些数目——这些数目原本也不是常人拿得到的。所以我认为，把兴安岭的隧道工程、新的钢桥工程、新修的支线、今年夏天被水冲坏的临河路基的加固、大连尚未完工的终点站工程，以及其余种种琐碎得不值一提的项目都算进去，总数会高出许多。这个问题我同参与筑路的非俄籍工程师反复讨论过——他们的名字这里不便提——他们个个都在五亿卢布上下打转。不过这个总数，即便承认这里发生过一切明目张胆、举世无双的偷盗，仍旧大得不像是真的，虽然它包含了铁轨之外的许多东西。中东铁路公司名下有铁路，有海洋和内河的轮船业务，有铁路营房，有铁路矿山，还有许多别的枝节。所以我想，最好采用四千五百万英镑，即四亿三千万卢布这个总数，算是人所能得到的最接近正确的数目。因此我下文所说的一切，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这些俄国铁路和它们必需的附属物，等到真正完工时将耗去上述这笔款子。

关于满洲铁路的让与是怎样从中国手里取得的，我在前面某一篇里已经说过——即一八九五年逼日本人退出辽东、给北京政府帮了忙之后的实物报酬——不过为使这篇叙述完整，我必须把取得这些搅得全世界不安的让与所凭借的各项铁路合同都收进来，哪怕有让读者厌倦的危险。

除了那份真伪可疑、还是不理会为妙的喀西尼协定之外，头一份涉及满洲铁路的文书，是一八九六年九月中国政府与当时新设的华俄道胜银行订立的合同。合同的大致条款是：一、拟设公司的股东只限俄人与华人；二、轨距用俄国的五英尺；三、中国上谕颁下后十二个月内开工；四、铁路六年内竣工；五、这一条最要紧，虽然也最不可能兑现：自路成通车之日起满八十年，铁路及一切铁路产业无偿归中国政府所有，公司在此期间所受的一切亏损，中国概不负责；此外，满三十六年时，中国政府有权照价赎回铁路，赎价须包括实际造价并一应债务及其利息。

上述几条里的要点——即三十六年后可以赎回铁路，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无论如何八十年后无偿归中国政府所有——是值得记住的，因为中国被迫订立的那许多铁路让与合同，几乎都是经华俄道胜银行从中「帮忙」办成的，而这些赎回与归还的条款，条条合同里都有。从中国眼下的政局看，这些条款等于对北京政府说：「你若没有那份富强，能在四十年之内把我们赎出去，那我们就要在八十年之内把你吞下去；因为我们若不这样做，而欧洲又还讲什么商业信义，我们就得丢掉这些铁路，而只要还有一点办法，我们是绝不打算丢的。」你尽可以一笑置之，可是这在中国不是笑话；而且本国的人务须最终明白一点：满洲不过是一堂示范课，让人看看将来中国别的每一处地方要出什么事。唐宁街似乎把这些事看作遥远的可能——如果它竟肯把中国的事当作值得认真考虑的话——其实它们是眼下局面中极危险的成分。

有十八个月之久，也就是到一八九八年三月为止，俄国只有权修筑那条所谓的中东铁路——即从外贝加尔省东南边界上某一点，通到俄属滨海省（亦即太平洋省）乌苏里西界的那一段。这条铁路非穿过中国领土不可，其绝对必要我在别处已经论过，这里只须说一句：西伯利亚铁路若要从斯列坚斯克沿黑龙江北岸走，到哈巴罗夫斯克与北乌苏里铁路衔接，即便不是自然上办不到，至少无疑在财力上办不到。一位在黑龙江上下待了十二年的美国人向我担保说，斯列坚斯克与哈巴罗夫斯克之间至少有两百条河流和沼泽地带需要架桥或垫筑，而在一年里那么多个月份都盛行的可怕气候之下，没有哪一家美国公司肯承包这项工程。所以，英国人虽然大多是激烈的仇俄派，也必须准备承认：直到一八九八年为止，俄国的要求还是相当合理的；她此后变得不合理，是由于英国那举世无双的软弱，此外别无他因。哪怕有离题之嫌，也不能不提这些事，因为它们与整个问题关系极大。

一八九七至九八年的冬天，英国兵舰撤出旅顺之后，如今那份著名的租借合同便由巴甫洛夫先生在北京拟就，于一八九八年三月正式签订（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其中关涉满洲铁路问题的只有第八款：中国允准将一八九六年批准的中东铁路公司横贯满洲筑路一事的办法加以推广，以便包括修筑一条支线，把中东铁路系统同大连、旅顺和牛庄连接起来。

所以，自一八九八年三月起，俄国便有权用一套铁路侵入整个满洲，而这套铁路的设计只有一个目的——最终把世上最出色的几片产粮之地从中国手里夺走；而这项权利之所以到手，只因为中国政府认定英国在华北及其以外之地无足轻重，抵抗俄国人比无用还要糟。

于是满洲中部的铁路修成了；它不多不少，正是一座丰碑，纪念英国在华外交的无能与怠惰。唐宁街的常任官员和别的人目光短浅到这个地步，竟以为黄海的温水足以补偿被排出地中海和波斯湾之失。让他们等着瞧吧。俄中各项合同里还有一个要点须加考虑，然后就可以说点更有意思的了。凭着一条附加条款，俄国取得了在铁路所经之处两侧各十五俄里内巡防的权利，并且取得了独家开采这条战略地带内所发现的一切矿藏的权利。一九〇〇年以前，雇来办这名义上的巡防之事的护路兵，数目还算适度；可是义和团——这些人在无组织的状态下毕竟是相当孱弱的东西——只放了第一枪，就把这些人朝四面八方赶得屁滚尿流，显出他们何等不中用。

义和团除了追杀人之外，还拆毁了不少铁路。究竟毁坏了多少，无从说起；不过公平地讲，应当承认奉天，即南边那一省，已经筑成的路段有很大一部分被毁得厉害，哈尔滨附近以及宁古塔附近也遭了不少破坏。然而，只要你有足够的钱、足够的人，铁路被拆得多快，你就能修得多快。在满洲，这一番拆毁至少有一样好处：新用的材料都比当初用的好得多，也远更经得住这里遇到的极端气候。

铁路的造价，我已经尽可能给了个大概。看一看这条线究竟有没有可能挣出付息的钱来，是很有意思的——利率按西伯利亚铁路债券的百分之四点五算。四千五百万英镑的借款按上述利率还本付息，在扣除一切运营开支与管理费用之后，每年须净得二百零二万五千英镑。假定这些开支与管理费用占毛收入的一半，那么这条长二千三百俄里的铁路每年就得挣到四百万英镑以上，才算——不是有利可图，而仅仅是不亏空。而且请注意，我的估算里没有给偿债基金留一文钱，而八十年期满时那些债券是必须作废的。所以一开头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条线究竟有没有可能每年挣到相当于四千万卢布的一笔钱？乍一看似乎全无可能，可是略加考察，情形便大不相同——前提永远是：俄国政府最终能找到一个真正胜任这桩要紧事业的人。不过，任凭哪一个最会算计的董事会，纵然肯把运营开支压到几乎为零、事事以省钱为先，在今后若干年内也别指望挣到真正的利润。所以这笔每年二百万英镑的债券利息，至少五年之内还得由俄国政府自己掏。

不过，在我的推算再往下走之前，我想提出一个新的要点，就是这个。我给出的粗略估计是：全线完工时总长二千三百俄里。这里面包括正在施工的到吉林城的延长线、拟修的到宁古塔的线，以及若干别的小支线。可是有几件事不办，我便不能把中东铁路看作有希望在商业上成功。哈尔滨到旅顺之间必须修复线；大连必须放弃；出产大豆的那几片大地方必须有像样的运输便利。东西向的中东段固然永远只能挣出运营开支，可是满洲中部那一段，只要从哈尔滨到旅顺全程有复线，铁岭、奉天、牛庄等若干处之间有三线，就可以挣得那样多，足以把另一段的亏空补足而有余。

所以，为便于讨论，假定从哈尔滨到旅顺修了复线，又添了若干别的延长线，那么到那时候，中东铁路的铁轨长度约为三千五百俄里。每俄里毛收入一万五千卢布，一年的毛收入便近五千万卢布；我明确认为，这个数目相当于每英里每年二千英镑，只要采用合乎常识的办法，绝不是不可指望的。铁路所属的海洋与内河轮船，至少应当做到不亏本。

可是，只要眼下这种风气还在，这样了不得的变化就无从指望。这条铁路此刻是一个可怕的失败；要把它变成一桩辉煌的财政成就，就非雇英国人不可——迄今为止，在通商与实业上真正能把中国人使唤得好的，只有英国人。

我费了些力气，想打听出这条铁路目前每月的进项，可是我的努力毫无结果。迎接我这番探问的，是一脸温和的惊讶与毫不掩饰的诧异；人家还热心地向我保证，说这条线不过是一条战略铁路，进项不过是些投机的利润，多半在总数被公开甚至私下知道之前，就已经被某个衙门吞掉了。把这些事情想一想，你尽可以问：再讨论下去还有什么用？说实话，用处不大；不过为了让人对「事情是怎么办的」与「事情该怎么办」有个对照的概念，我还是打算照我的计划说下去。要看通商是怎样受到鼓励的，只须看从哈尔滨到旅顺或大连的运价：每普特（合三十六英磅）大约半个卢布。到大连的价码略优一点，指望把买卖引到那个注定完蛋的地方去，可惜是白指望。每普特半卢布，折算下来，运五百英里每吨约合三英镑！要知道，满洲冬天那浩大的商队运输——最保守的估计也用着十万辆长车，每辆载两吨——所运的都是经不起重运价的货物，读者尽可以自己判断，中国商人究竟用了这条铁路多少。到今天为止，满洲几乎每一条商道上用大车运都比走中东铁路便宜得多，而且还要安全得多。

可是哈尔滨的铁路当局是极精明的人，为了显示他们懂行情，自去年七月一日起把所有运价都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借口是彼得堡的董事会命令他们多挣钱，于是他们便采用了这个办法。

眼下满洲出口的大宗货物是大豆和豆制品，如豆油、豆饼等等。这些东西整个冬天由大车在冰封的辽河沿岸各点收集，那时路面冻硬，好走得很。春天河一开，成群结队的帆船便把这些货运到牛庄——这地方是满洲唯一的对外贸易中心——在那里装船出洋。这整个移动大致是自北而南，四个月里大概超过一百万吨。这条铁路能不能报出低到足以夺得这桩大买卖的价码，很可疑；就算夺到了，除了亏本还能有别的结果吗，也很可疑。不过毫无疑问，一家英国公司即便赔钱，也要设法把这些货物的大部分运输揽到手，因为这样的方针必定招来大量别的货载，于是这一头的亏空可以在那一头补回来。在中国做买卖必须极温柔地哄着，万万不可惊着它。牛庄每年输出大豆及豆制品五十万吨，而这个总数还不包括出口统计上看不见的大量流通。一千辆三十吨的货车，开足了载量，再报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美国人运农产品那样的每英里价码，无疑能把这桩买卖整个从商队和河船手里夺过来；可是俄国人办这类事没有脑子，就算侥幸揽到手，多半也会把线路堵得一塌糊涂，或者把一半货物弄丢。

再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同一位多少算是自命的俄国代表之间，虽然就在大连设关一事订过若干临时办法，可是到今天为止，凡从此地或旅顺进口而转入满洲内地的货物，一概不征进口税；凡由关东地面出境的土货，中国海关也一概不估出口税。照理你会以为，中国商人——他们大概是世上最会钻空子的人——一定会把货物取道旅顺或大连抢运出入满洲，好省下税款。事情却不然。他们把这条铁路摸得太透了，多半亲眼见过连钢炮这样似乎砸不坏的东西也被卸得稀烂，见得太多，不敢把东西交到没规矩的手里。所以，尽管俄国人想尽办法要弄死牛庄、成全大连，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彻底失败了，连在渺茫的将来也看不到什么指望。这又一次证明：在买卖上你是赶不动中国人的，而拙劣的经营手法必然招致覆灭。再看满洲第二等的出口货，如皮货、丝、烟叶和人参。这些东西都很经得起重运价。俄国人可曾揽到这类货载的一点运输？一点也没有；因为货越值钱，就越不愿把自己交给中东铁路去照料。从哈尔滨到旅顺，你尽可以在随便哪个车站的货房里泡上几个钟头，连一包货也见不着；你若去问中国人，他们只会笑，以为你疯了。按天数算，这三年里我在满洲的火车站上等车，大概花去了将近一个月，在这一点上我是不存幻想的。

再说进口。你会发现头一宗大货是棉布——粗织的布匹，给满洲底层千百万人做结实的衣裳。粗布和细布打成包，外面裹着最坚韧的麻布，用铁箍箍住，不容易弄坏。世上手脚最狠的行李工也会厌烦地放弃摔打的企图，所以这正是你们俄国铁路最合适的货物——砸不烂、碰不坏。而且你想想，只要在旅顺或大连上岸，还可以免税运进这个地方。你以为中东铁路揽到了这桩买卖的一星半点吗？一包也没有；而且照眼下这个搞法，将来也永远不会比现在多运多少。

不过俄国人的想法是稀奇古怪的。他说现在谈一般买卖还太早，他要先把自己的货运做起来，然后再去揽别人的。为了鼓励汉口的茶叶取陆路运输，他从大连报出了一个特别的最低运价，这价码压过了汉口到敖德萨的轮船运价，用意是要扼杀天津、北京、恰克图、库伦一线的骆驼商队贩运中国砖茶的买卖。我在大连时，煞费苦心地打听这无数箱长江茶叶是怎样处置的，结果着实吃了一惊。几个星期前卸下的货还堵塞着货栈，而西伯利亚已经入冬，这些茶叶最终装运之后在草原上前进的速度，可想而知；因为世上再没有哪一种人像典型的俄国人那样怕在冷天干活。茶叶素来是要快运的货，正如另有些东西是慢货一样。在从前那些未开化的帆船时代，最快的飞剪船总是先赶到广州，等头一季的新茶，装上船，然后扯起每一片帆布往家里飞奔，全船的人都祷告风再大些。便是今天，盎格鲁撒克逊人大半已经撇下中国的香叶，改喝味道浓烈的锡兰和印度对手了，双螺旋桨的邮船还是乐意专门到中国偏僻地方去收茶叶货。换句话说，茶是值钱的货，装在方箱里又好看又好搬，运费挣得极厚。可是把它交给任何一家俄国铁路公司去经管，都是把珍珠丢给猪；因为他们是我生平所见最可怕的外行。在大连，这桩刚起头的买卖已经被粗心的办法迅速弄死，汉口的俄国茶商向我担保说，这是他们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走这条伟大的陆路托运。

再者，大连是关东租借地里第二要紧的地方，所以彼得堡政府起初下令，凡能用俄国人的地方，一律要用俄国工人、俄国装卸工、俄国工头，好叫俄国的旗子和俄国人由白种人、而且只由白种人来撑持和代表。立时的结果是——一片混乱与无政府。到了今天，广东籍的理货员——中国到处都用广东理货员——广东籍的银师和买办，到处主事；这正象征着中国人在通商与经营上不可抵挡的优越。山东苦力正在侵占铁路上一切下级的位置。锡克看守——同样是中国到处都用的看守——守着大连终点站的货栈、写字间和堆栈，把几十个年轻的俄国人和西伯利亚人挤掉了；那些人来到黄金的东方，本指望戈尔康达的财宝就摊在脚下。不过俄国政府对自己的百姓是仁慈的，而且仍旧想维持它终能把满洲俄化的这个神话，所以把这些失望的人留在差事上；他们如今成群地坐在四周，眼巴巴地看着一派他们完全无从理解的生气与章法。这实在比什么都更可怜。

我所写的，把整个陆路对俄贸易交待完了。现在来看看，从俄国本土经这条被吹得天花乱坠的铁路运到满洲来的是什么。简单说来，撇开糖和衣物之类的小宗货不算，这运输可以用一个字概括——伏特加。是的，全世界的埃克塞特会堂和蓝绶戒酒会诸君，迄今为止从西伯利亚和俄国运来的、真正挣钱的货就是伏特加；不是一车一车的伏特加，而是一列一列的伏特加，几十列的伏特加，堆成山的箱子，汪成海的酒。这一切都是为了躲开维特先生新开征的税，才从俄国抢运出来的，如今在满洲和关东地面上真正住着些俄国人的那三四处地方堆成大垛。这一年来人人都在尽力消耗这批巨大的存货；而十万个平民和兵丁一旦真心要刷新饮酒的纪录，其成效之惊人，真是了不得。铁路沿线，随便哪个雇员得了旅客的赏钱，立刻奔进最近的餐室，弄一品脱瓶装的伏特加塞进裤子里，不等夜色降临就花八便士半醉得神魂飘荡！有这样的势头，人人又都老老实实地帮忙，消耗自然巨大。譬如旅顺车站上那座伏特加箱子的大山，好几个月里是全城的一大景致。今天它已经不再是酒中的喜马拉雅，只剩下几片不足道的台地，哈尔滨人看了一脸不屑，说他们自己那座小城里干得可比这强多了。

不过铁路倒是从这股对酒神的热诚崇拜里得了好处，靠这种能点火的货物挣了钱，而且挣了不少。可是在寻常人看来，这在一个新地方大概算不上稳妥的买卖；而一般的投资人，纵然自己已经喝下去不少，也看不出单靠伏特加能生出红利来。此外从俄国还运来一些糖，以及蜡烛和黄油——就是这些。

所以在眼下这个搞法之下，这条运输线是没救的；它的失败，不过是把一切俄国的东西更进一步逐出圣彼得堡想要征服的这个地方的商业生活。可是你若去过旅顺或大连，就会说那里人人都抱怨铁路忙不过来，实在腾不出地方装谁的货，而且暂时也不想要。一点不错——可是它是怎样忙不过来的呢？是把无穷无尽的车皮装上它自己要用的砖、木料和煤，然后随便丢在哪里生根。倘若旅顺或大连的一家洋行想往哈尔滨发一列罐头食品给军队和平民（这就是俄国人在一个伟大农业地区做买卖的想法），就得手里拿着帽子去求站长，讨那么二十来个车皮。不行，办不到——他必定这样回答。那么，商人就要问了，得多少钱呢？也许要他五百卢布，也许一千——谁知道呢？于是商人掏出铅笔一算。就算再压上这一笔额外的陋规，还是有赚头，因为在满洲的欧洲进口商，没有两成利是不做买卖的。于是货终于发了出去。你若是个运气特别好的商人，那列车卸下、沙丁鱼罐头在站上你追我赶的时候，你恰好在哈尔滨。因为跟着就来了美国人所谓的运价上的便宜买卖。你要知道，哈尔滨的站长必须立刻把那些车皮发回去，空着也罢，装着也罢；因为他若不发，而旅顺那位又碰巧被「查」了，那就铁证如山地证明少了二十来个车皮，而少了的东西就是被偷了的。在俄属满洲，逻辑是异常昌明的。于是哈尔滨那位运气好的人，可以花极少的钱雇下这二十来个万般不情愿跑了这一趟的可怜车皮，从中挣钱。机灵人就是这样得赏的。

再说一遍，寻常人即便不做买卖，也会同意这算不上什么生意经；可是满洲的货运，大半就是由这一类事情构成的。众所周知，中国人是特别精明的生意人，所以他坚决不肯插手这种勾当。不过中国无论哪一处地方，总有些胆大的小投机客，满洲也不例外。这些人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法子，据说人人都在靠它挣钱。每人按月、按季或按半年包下一节货车，再领一张准单，许这节货车在指定的两点之间挂在他中意的任何一列重车后面。于是这位模范经纪人凭着三十吨的载量，四处向本地商人兜揽货载，能揽多少揽多少。他只管应承在某站装车、在到站卸车，一切风险概不承担。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懂行情，可是我总觉得这里头很有些不合规矩的味道，外人拿走了本该归铁路公司的丰厚利润。有一位本地商人同我长谈过，他说的话可以随意译成这样：「我告诉不告诉你都不打紧，因为我如今稳坐钓鱼台了。这买卖我做了十八个月，净赚了好几千两银子，现在正尽快抽身。俄国人『坏』，我受够了他们，他们刮起地皮来比我们自己的官还厉害。」这位精明的中国人一针见血。这套办法已经烂到了骨子里，不来一场连根拔起的整顿，永远不会有什么起色。这就是中东铁路作为一条货运线的始与终。

说到客运，迄今所得的成绩要好得多。人人都知道那一星期两班的特快，从注定完蛋的大连始发，又回到大连。有些人说车上的设备不好，说他们不喜欢这些车。我个人对这种人无法同情，因为这些特快比英国任何一趟车都讲究得多。所有车厢的陈设都极精良；护壁板考究至极；沙发座椅装垫得极好，弹簧软得叫人心醉——若说有什么不是，那就是对英国人的口味来说太软了。车上的服务与照明，欧洲任何地方也比不上；你若是头等客，便是一位君王，什么需要都有人替你预先想到。餐车人人称心，我个人可以担保，早上端上来的牛奶咖啡，单凭这一样就差不多抵得上一趟巴黎之行。什么也比不上那杯咖啡更能让你真切地感到自己正在前往遥远的欧洲。此外每一列欧洲特快都有一位可爱的「列车长」——真正的一车之主，他的话就是法律。他永远是个漂亮人物，穿着更漂亮的制服，同他说话简直是一场美梦。我头一回同一位列车长打交道时，还以为自己有幸在同阿列克谢耶夫手下最得力的将军之一谈话，虽说我这位仁兄的裤子上并没有俄国将军那样的一条粗红条。我走进餐车的时候，他正在品一瓶克里米亚来的宝石红葡萄酒——我想是第十六号。三分钟之内，我们就攀谈起来，谈得很融洽；就他那一面而言，用的是地道的法文。我花了半个钟头才弄明白，我打交道的不过是一位卑微的列车长——一种升到二十次方的高级列车员；不过即便这样醒悟过来，也没有把他弄得逊色。他还告诉我，他是波兰人，华沙人氏——那地方我没有去过——他描画那里的生活，用的是大马路上闲客的口吻、菲尔·梅式的轻巧笔触，而不是一个小官吏的眼光。照他的说法，华沙不过是一座热闹的城，满是美丽的女子，巴望有漂亮男子来倾慕她们，在那里连英国人也是受欢迎的。

他喝完那瓶酒，又把库页岛判给日本（这主意是他出的），当作俄国夺取满洲和朝鲜的抵偿，从而解决了满洲问题；随后他非要我到他的包房去不可——我几乎要说是府邸了。我发现他所属的那个慷慨的国家给了他两间屋子，一间标着「私」，一间标着「公」。仿佛是为了着重显出他职务上的公家性质，最新的巴黎大马路上的刊物随随便便地摊在一张精致的桌子上，桌上还有几枝花。哦，英国的列车员和列车长们——如果真有这种人的话——你们想一想吧：坏书、更坏的报，还有漂亮的花，摆在你们一位亲爱的同行的公事包房里的公事桌上；而这位同行正气派十足地坐着欧洲特快横穿满洲，向旅客宣示俄国在极东的稳固，全不理会什么战争与战争的风声！

所以中东铁路的特快客车，已经近乎人世间所能有的完美，我不打算朝它扔石头。我唯一要说的是：我极愿意把我这微不足道的名字刻在第四十万零几号车厢上——他们在俄国国有铁路系统里的编号已经高得吓人——然后看看经俄国车务人员一年的使用，那节车厢成了什么样子。我想我没有说错，也没有冤枉人：到那时候，灰、脏和马虎一定已经打赢了这一仗，把堂皇富丽变成了那种可怕而伤感的东西——落魄而仍装体面。

不过，欧洲特快只是一个等次。此外还有每天下午从旅顺、哈尔滨以及满洲东西两边边界发出的、速度与外观都中等的客车；比起联运特快来，这些车更值得考虑和考察，因为它们代表着满洲本地的生活与情形，而那联运的班次一部分是为了唬住没有见识的旅客，叫他相信俄国的统治。这些日班车通常由一节头等车、两三节二等车和至少四节三等车编成。头等车是好的，实在好。二等车若不是天天有俄国人坐，本来也会是好的；三等车则相当可怕。不出所料，军官和他们的太太一般坐二等，外国人、商人、工程师坐头等——在满洲，铁路工程师是一种无冕之王，因为满世界飘着的纸卢布，大半被他吞并了——中产小市民坐三等。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研究俄国远东的情形。你头一件注意到的是：英国的经理要么得把乘客的习惯改过来，要么就得准备每年拨出一大笔折旧费。譬如我在大连上了一节头等车，显然是刚出厂的，尽管如此，车里已是一层厚厚的灰和脏。造这节车的时候，凡科学与现代舒适所要求的，都一丝不苟地照顾到了，可是到末了，为了赶着凑足一磅的理论，那一盎司的实行却忘了。据我所能看到的，俄国人生活的每一个部门里都是这样。这并不是说铁路上缺少车上或站上的人手，因为这些人无论你到哪里都多得像蚂蚁。每一节头等和二等车都有自己专门的车役，他整天坐在厕所对面一个匣子似的小间里，弄不到伏特加的时候，就没完没了地给自己沏茶。这位先生懒得、脏得不配活在这个世上，若按他应得的报应，早该被一枪送到另一个世上去。你若提议他的存在多少该由替你扫一扫包房来证明其正当，他就会义正辞严地生起气来，一连几个钟头绷着脸。有时候你还听见他事后对朋友说，里头有个疯疯癫癫的外国人，若不从一开头就拦着他，他下一步大概要洗澡，或者干出别的什么出奇的事来。在俄华帝国，干净就是犯了不成文之法。

所以普通的客车脏得无法形容，而坐这些车的人一般还要更脏些。他们的习惯实在污秽。除此之外，卫生状况往往坏到根本不能提的地步。冬天每节车厢里一切都关得死死的，双层窗户用螺丝拧住，一丝新鲜空气也进不来，其结果是说不如想。空气变得那样污浊、那样呛人，凡长着白种人肺的，不但活得难受，简直活不下去。我在满洲住过的本地客店里，灶上和炕上的烟浓得那样厉害，热得那样厉害，便是冬天，中国旅客也光着上身坐着。说句实话，我并不是在撒谎：等到冬天把手按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那些客店里的情形，也远比你在满洲一般火车车厢里不得不忍受的要强。有一回，为了躲开车厢里那股恶心的人臭，我不得不在外面的过台上坐了半夜，几乎冻死。这些日班客车在旅顺与哈尔滨之间搭客不少，可是从东西两边边界开来的车几乎没有什么乘客。最末也最糟的，是那种慢车，主要由三等和四等车厢编成，装满了最下层的中国工人。这种车差不多总是满的，因为中国人的四等票价极公道，招来了大量客运。这种车我坐过两回短程——而且我把它弄得极短——我有一个重要的建议要献给哈尔滨的铁路董事会。我提议中东铁路立刻开办国际慢行比赛，就照那种自行车比赛的规矩：谁能不停下来而走得最慢，奖就归谁。沙皇尽可以出一只漂亮的挑战杯，以促进普遍的和平与亲善，连胜三次而中途不出故障者永久保存。你也许以为自己在欧洲坐过慢车，那你可大错特错了。满洲是慢车的老家，而那趟日班慢车更是天下第一。譬如你正在某个路旁小站上干着吞一只煮硬的鸡蛋或者一条史前的沙丁鱼这样不检点的事，慢车忽然一声不响地开了，你千万不要慌张，轻易丢下吃食；因为你有的是工夫把一切吃完，再喝最后一杯伏特加，付了账，然后倒退着走也能追上这趟反特快。你放心，准能追上，而且还不等你消化完；实在没有什么可惊慌的。

不过有一回，我同一位可爱的俄国青年（彼得堡的前大学生，因丢了脸被打发到满洲来）落在了后头；我们正起劲地痛骂中东铁路及其一切作为，公司便报复我们，让那趟慢车差不多完全走出了视线。我们走到月台上时，能看见的只有一个绿色的小方匣子，正在几英里外沿着线路飞快地——我是说慢慢地——后退。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让码，因为下一站不过十英里，于是我们花五卢布向站长租了一辆手摇车（每个车站都有一两辆手摇车，好让雇员逃开他们的噩梦红胡子），便冲刺起来。轻轻松松摇了整整二十五分钟，我们就在离终点两英里的地方撞上了那趟慢车，只好慢下来，用半只脚踏踏板，生怕逼得那列车超过它规定的每小时四英里。到了下一站，我们立刻交涉赛一场——按等级让码；车先跑到下一站的半路，我们等危险旗落下再放行。人人都兴奋起来，因为俄国人只要知道怎么开头，是第一流的运动家；众人喝彩，司机往手上啐了一口，说他不在乎来一场。连站长在听说这里头没有陋规可捞之后，也宽容地笑了，眼看一场划时代的冲刺就要成局。不料一列公事车不知从哪里意外地开到，要紧的军官们朝不要紧的平民投来冷冰冰的目光，我那几位俄国朋友眼看着就冻住了，这场比试便彻底吹了。

这不过是中东铁路好玩的一面；可是无论多么好笑，也减不去这条线作为一桩买卖所笼罩着的那片阴霾。在本篇前面，我曾特意提到满洲铁路那几位有特权的股东——我想我说过是两位大公、一位亲王，还有六七个别的人。在满洲的时候，我一直想找出那条蛇爬过的痕迹——想看看这些股东既做了股东又拿不到红利，究竟享着些什么特别的好处。多方查访之下，掘出了两样宝贵的发现，两项实在了不得的特权，虽说有些人也许一时看不出特权究竟在哪里。这两项特权，第一是伐木的让与，第二是把通行钥匙送给亲友的权利。先说小的这一项，讲一讲它的来历。

俄国火车车厢的每一个包厢，都用一把方孔钥匙锁着，法国人管这种钥匙叫方钥。寻常旅客上了车，得叫一个人来；这人若是知足的，给他一张卢布票子，他就替你开门放你进去。在那一刻之前，你不过买了一张票，仅仅是个准备上路的人罢了。可是你若有那把芝麻开门的方钥傍身，看看你握着何等厉害的特权吧。你从此可以对车长、列车员、甚至列车长嗤之以鼻，因为你所处的层面在他们之上。在哈尔滨，在宽城子，在别的地方，我都看见过极文明的俄国人——就是脸干净、衣服干净、胡子漂亮的人——自己开门进了我求进而不得的包厢。我大为纳闷。列车员和车长走过车厢的过道，看见没锁的门便啧啧称奇，问上一句，随即手里拿着帽子狼狈退去。这就是那把神奇的方钥，别无他物，它对车门和车上的差役一体施着魔法；我下定决心要揭开这个谜，否则就死在这条路上。

起初我的一切打听都是白费；可是终于，过了好几个星期，我遇到一位和气人，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把神秘的钥匙，把一切都告诉了我。看来事情是这样的——除非他在撒谎，而这也不是不可能：你若真正得宠，又将动身到黄金的东方去，你那位在彼得堡的高门股东便给你一个友谊的告别之吻，把你再一次拉到他男子汉的胸前，然后把方钥塞进你手里——这是他对你那份深情厚谊的最后表示。这是铁路交情以及别的交情的顶点；从此以后，持有这把通行钥匙的人便高出侪辈；而赐给他这份荣耀凭证的股东，也快活得像是收到了百分之五十的中期红利；末了，中东铁路也就心满意足，认为它总算酬答了股本。现在说第二项特权——伐木与采矿的让与。

大家都听说过俄国人在鸭绿江上那点小小的冒险，当然是为了找木头，它在外交的鸽笼里掀起了好一阵扑腾。其实找木头并不限于鸭绿江，在吉林——也就是满洲中部那一省——凡离铁路不太远的地方，都在进行。满洲在东部山区有几乎取之不尽的上好木材。中国人管吉林城叫「船厂」，就是为了标明它位于一片出产上好造船木料的地方的中心，因而满洲内河上行驶的船只大半是在这里造的。木材顺松花江漂到吉林城，几乎不花什么钱，是一宗极好的财源。俄国人看见木头总是眼红，因为他若说还有一样拿手的事，那就是砍树。俄国的庄稼汉身强体壮，抡斧子不至于过分劳累他的脑筋。所以到处都有得势的俄国人借着中东铁路和华俄道胜银行出面，想逼中国的地方官给他们伐木的权利。有人说确实弄到了许多准单，虽说上头没有中国的御玺，但总算是一种准单。也有人说根本一张准单也没有弄到，这一切不过是俄国人在满洲从从容容玩着的那盘大骗局的一部分，连眼看风暴将起也照玩不误。然而无论有没有准单，这些得势的人已经在宁古塔一类地方私下动手伐木了，树正成千地倒下去。

与中东铁路相干的是：那两位有特权的大公，正是被人讥称为「大公特许权」的东西的骄傲的主人，关于这件事我在别处说过。据说这项特许权覆盖好几万平方英里的上好林地，据说地下也满是丰富的矿藏，横跨吉林省东半部的一半以上。这两位大公股东有权在这一大片地面上随处采矿伐木——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说——所以他们的代理人已经动手砍树，并且让铁路白替他们运。这些代理人办事的宗旨和推理的路数是这样的：树比金矿更摸得着，也更容易脱手，所以我们从树入手。我们的东家是中东铁路的股东，所以我们不付运费。先砍树；再挖根；末了，这地方的财富就会露在我们脚下——黄金东方那美丽的中国红金子——粘在树根上，只等用手一颗颗拣起来！

寻常有常识的人是不肯相信这些事的；可是这些话虽然当然经过了一点诗意的加工，却大致就是你在满洲一星期里天天都能听见的那种推理和那种论调。世界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傻子，住在这么一座傻子的天堂里。所以这些有特权的股东，尽管多半永远见不到红利，连本钱的利息也拿不到，至少得到了他们自己宽厚地看作等同于战利品债券的东西。于是确有一些并非从俄勒冈州进口的木材，正在中东铁路上不安地来来去去，而那些木材就是这几位特权人物会走路的红利。哈尔滨的面粉我在别处讲过，你会问它为什么不也动一动。这有种种缘故，主要是因为从美国中西部进口面粉一样便宜，甚至更便宜——顺便说一句，那种面粉要在美国的铁路上跑很长的路，横渡五千英里的大洋，还要经过种种盘剥，最后才到满洲消费者手里。哈尔滨的面粉运不出厂，就只是因为铁路运价高得要命。再说，你看，哈尔滨的磨坊主，或者说出钱开磨坊的人，大半是体面的犹太人；而犹太人生到俄国的世界上来，就是为了给人放血、任人欺压的，他们的货物别指望有什么最惠待遇。

所以可以看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条铁路不但目前在商业上是个失败，而且除非出现极非常的事，将来还要一直失败下去。它不但没有从一开头就设法与它所穿过的这个地方打成一片，反而傲慢地照着这样一条宗旨行事：俄国人自给自足，中国人尽可以碰一鼻子灰。英国人在中国的一百年经验——他们虽有自己的政府拖累，却比任何别的国民成功得多——确凿地证明：不但一切商业与经济的事情都必须把中国人考虑在内，而且他们的意愿与好恶到头来会压倒一切，最终得胜。俄国的辩护士说这条铁路才通了几个月、现在说话还太早，这是没有用的。整段整段的路至少已经完全通车一年，有些地方已近两年。比利时人那条汉口至北京的干线铁路还只修了一半，几个月来已经运了大量土货。比利时人能做到的，俄国人也能做到，虽然这两国人其实都不懂怎样对付中国人。再说，以为这条铁路会造出一个新满洲，住满白俄罗斯人，做着一种与这地方两千万中国人完全无干的白种人的买卖——这是疯子的念头，此人根本不知道远东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一小段时间，就说是一九〇一年那一年吧，哥萨克的马刀与西伯利亚式的沉河屠杀余悸犹新，中国人尽量躲藏起来，那时俄国的行商、俄国的商人、俄国的小贩，在铁路沿线和那几个铁路城镇里，确曾有过一点点成功。可是到了一九〇二年，这些人的处境一星期比一星期危险；因为中国商人开始回来了，开始了那种叫白澳做噩梦的激烈竞争与压价，而这些中国商人心里还燃着一个爱国的念头：要在和平中把战争里失去的统统赢回来。一个政府无论对自己的百姓多么仁慈，有些事是不能无限期做下去的——譬如花一百卢布向自己人买他从中国人手里六十元就能买到的东西。整个一九〇二年，做买卖的俄国人处境危险，极其危险；到一九〇三年，比危险更糟，是没指望了——全无指望；而到一九〇四年，无论打不打仗，那些两年前带着狂喜的呼喊涌进这个地方、以为小父亲给他们夺来了一块肥肉的快活「移民」（为什么把寻常商贩叫作移民，我不明白），将会个个收拾行李，成群结队地离开这个地方，人更愁，钱更少。

所以，这条铁路不但没有招来满洲的土产和货物——那是纯粹的本地买卖——而且在它自封的使命上也丢人地失败了：那使命是促成一种贯穿全境的纯粹俄国的贸易，并随之带来成千上万的俄国青年，让他们到处落户，日久天长把东三省彻底俄化。关于货运的问题我已经讲得十分详尽——语气诚然有点轻佻，可是这景象实在令人发笑——不能再回过头去讲了。我只须说一句：在满洲这样了不起的农业地区，铁路的大宗收入只能来自农产品；这桩买卖若揽不到手，这条铁路不如再拆掉算了。

唯一略略像样的是客运；可是连这一项，一加分析，也不能叫稳健的生意人满意多少。客运，无论欧洲人的还是本地人的，都是政府一笔反常开支的间接结果，而这笔开支根本无法持续，眼下已经在渐渐停下来。欧洲特快我撇开不谈，因为它们同满洲其实不相干。可是且看每天在旅顺与哈尔滨以及线上别的地点之间往来的几百个欧洲人——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军官，军官的太太和家眷，军官的情人，军官的仆役；「移民」，正花着最后几个卢布作最后一次挣扎，想找点事做；节操平平的女士；全无节操的女士；少数真正的行商、商人和他们的伙计；大批的官府雇员；末了，还有许多不三不四的人。中国人坐三等和四等的，大多数又是什么人呢？木匠、瓦匠、铁匠、铺轨工、手艺人和苦力，要么是去向俄国政府找活干，要么是做满了工期回家去。这些人即便不是直接受雇于俄国政府，也是在政府开支直接造成的工程或房屋上干活。读者也许要惊讶：便是今天，也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中国人自己肯坐俄国的火车，带着女眷时更是断断不肯。

官员宁可坐着北京大车在路上走三天，从奉天到牛庄，也不肯在火车车厢里待十二个钟头，在那里他即便不遭毒手，至少要受侮辱。中国商人和他们的伙计也一样，宁可跟着自己的货走陆路，一路嘲笑那条铁道。这并不是他们不爱坐火车——他们爱坐，在中国别的地方一星期里天天都看得见；纯粹是因为殷实的本地人恨俄国人、瞧不起俄国人，什么也不愿同他们打交道。便是从离牛庄三百多英里的吉林城，你也会听到同样的说法，看见有钱人坐着中国大车走在路上。在车站上，中国人对这些自称是他们征服者的人所用的言语，简直可怕得无法形容。满洲几乎没有一个俄国人懂半句中国话，于是本地人尽可以把他们一个个比作乌龟下的蛋、娘被人糟蹋了偶然生下的东西，以及许多别的可怕的物件。对于负有东方天命的人，这成什么局面！

现在轮到我来戳破那个神话了：欧洲近来听到许多关于新造的铁路城镇如何兴旺蓬勃的话。中东铁路在一九〇〇年以前订下的原来那套征服方略里，包括在满洲修建九十三个车站——这九十三个车站要开花结果为九十三座城镇，只住白俄罗斯人，附近不许有中国人。今天车站已有一百多个，因为又添了原来没有打算修的新站；而在这个数目里，恰好有六个略略对得起那些不会营造的帝国营造家的宏大期望。

我打算自南而北，把它们一个个细说一遍。在普兰店越过关东租借地的边界，往后将近一百英里什么也看不见——直到大石桥。大石桥是通牛庄那条支线的岔口，在兵略上极为要紧，因为牛庄离这里不过十八英里。牛庄有辽河，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可以从这条河上来，只消一夜行军就能越过原野摸到岔口，把通往租借地的铁路钥匙偷走。于是大石桥造起了大营房，立起了巨大的机车库、修理厂、机器厂，各种材料库纷纷冒出来，别的许多有军事与兵略价值的事情也都办到了。这一切，除了那支可观的驻军之外，还需要许多俄国平民——备用的司机、机器厂的工人、各色技工，以及给这些人做饭的人，等等等等。俄国平民很有道理地喜欢自己的女人，于是他把妻子带到了大石桥；妻子又带来孩子、朋友和亲戚；这样的繁衍无休无止，直到大石桥真的可以称为一座俄国城了。然而它是那种畸形的造物之一，在太平年月其实没有存在的理由；所以，既然眼下这场危局不是以真和平便是以真战争告终，大石桥不久就只能作为俄国东方天命的一个过眼烟云般的表现，留在人们记忆里罢了。

再回到铁路上来。一个认真的人要断定究竟还有没有俄国人的聚落，怕要费一番苦斗，直到北面几百英里外的哈尔滨为止。在辽阳有些不穿制服的俄国人，可是他们明摆着是随军商贩，专给俄国为防备日本进攻而集结在那里的几千兵丁供应食物，你若不大费一番力气，是不能把他们叫作一座城的。所以辽阳我们就跳过去。再往前是奉天。奉天的俄国人我可以报出确数。除官员和随行的哥萨克之外，有两个铺子掌柜、一个客店老板，还有十来个不三不四的人。他们是住在二三十万中国人和满洲人中间的，究竟能不能算一处像样的俄国聚落，见仁见智。照我个人说，连一个小村子也算不上。再往下过铁岭、开原、宽城子，都是又大又要紧的中国城镇，可是俄国人没有几个。你看，铁路离这些地方都有一到五英里远，本来的打算是在车站周围长出一座座漂亮的地方，同古老的中国城完全分开，满是做买卖的白种男女。可是实际发生的是：除了政府，谁也没有余钱盖房子；或者说，谁也不那么相信俄国在满洲站得住，肯这样把钱永久埋进去；于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很乐意钻进中国城，靠本地邻居过活。

头一回渡松花江时——它在哈尔滨以南八十英里处自西向东横扫，奔吉林城而去——你会在左岸看见一大堆杂七杂八的砖房和木棚，那便算是一座俄国城。我上文说过的大公的代理人和别的代理人放到松花江里漂下来的木排，在这里解散装上铁路，所以确实看得见一些穷酸的俄国房子。这明摆着是一座城，那就算它是吧。最后我们到了哈尔滨。

哈尔滨确实是一个雨后春笋般长起来的、举世无双的地方；我虽然不喜欢它，却也不妨碍它有很多人口——按远东的人口算是很多的了——所以它多少对得起人们的期望。简单说来，我要说在满洲全境——当然不算租借地——从俄国人的角度看，哈尔滨是唯一有分量、有真正意义的地方；而且我预言，不久就会有一场金融恐慌在哈尔滨发作，因为那里的一切都是拿借来的钱办起来的，地面上没有现款。

铁路沿线凡有一点意义的地方，如今我都已经走遍了；在哈尔滨西北，我还发现了一座所谓的俄国城，关于它笼罩着一层神秘，过路的旅客谁也弄不清它的确切底细。然而略一查考，这层神秘便烟消云散。富辽甸，或者富拉尔基，你爱怎么叫都行，不过是一堆盖得很坏的俄国式和西伯利亚式房子，主要是给受训中的护路兵和病号住的——俄国军队里的病号总是多得吓人——四围有些无关紧要的土工，本意是保护可怜的俄国人抵御他那可怕的敌人红胡子。除了兵之外，自然也有些「移民」，不过这些人若没有军队让他们没完没了地揩油，早就饿死了。有人说这地方有好几千护路兵在受训；果真如此，那么俄国人装箱之整齐，无疑远胜南特的沙丁鱼。

从富辽甸再往西几十英里就是兴安岭，那里冷得连西伯利亚的移民也受不了。越过这些山，有两百英里长的一段地方，虽然实际上在黑龙江省界之内，看上去却与其说像满洲，不如说像蒙古。在这些荒凉的旷野里，向来没有多少中国移民；近年来跑到这么远、离中国文明这么远的那几个，不是在一九〇〇年的暴行里被杀光，就是照中国人一嗅到风声就消失的那种神秘方式不见了。这地方便是最好的时候也是一片荒野，同真正的满洲比起来，没有多少价值。维尔特·杰拉尔先生是研究俄国扩张的权威，他说俄国的占垦者正大批在这里落户。这叫我很吃惊，不过杰拉尔先生写的是一九〇一年的事。就一九〇三年而论，我只能说：他若能在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之间拿出一千个与铁路无关的俄国人来，那他就是个法师，俄国政府应当好好结交他。

再往远处走，我们到了海拉尔。在义和团以前的日子里，海拉尔本是中国一座略有分量的边境或半边境城镇。如今那里住着少数俄国人，看上去并不怎么快活，如此而已。不过海拉尔离外贝加尔省的边界有一百英里，而即便一直走到真正的俄国国界，人人所听说的那种了不起的移民，也几乎看不到什么痕迹。就算这里真有巨大的俄国城镇，也影响不了满洲本部这个大问题。外贝加尔与黑龙江省之间这些荒地面积广大，你把十来个瑞士塞进去也会不知不觉地丢了。几百年来——其实大概是自古以来——这里唯一的居民就是游牧的蒙古人和他们的畜群，所以二十世纪的居民究竟是谁，关系不大。说真的，兴安岭以西尽可以公开割给俄国人，中国损失甚微。

再回到哈尔滨，往东到乌苏里边界，我们看到什么呢？两处微不足道的聚落：一面坡，在哈尔滨与宁古塔之间的半路上；还有磨刀石，是离宁古塔最近的车站。磨刀石还有点存在的理由；一面坡则毫无理由。磨刀石若在英国人手里，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木材集散地。在俄国人管辖之下，它眼下已是一副自然死亡的样子。杰拉尔先生在他书里说，他在去一面坡的路上遇到一个俄国啤酒商，那人是要到一面坡去开啤酒厂的。开啤酒厂！天哪！那里的人若不靠政府贴补，连自己都还喂不饱，哪里谈得上酿出能喝的啤酒！

我的清单于是开完了，谨极谦卑地呈交中东铁路和彼得堡的帝国营造家们过目。

大石桥，松花江边那个无名的木材站，哈尔滨，富拉尔基，一面坡，磨刀石——这就是那六个要紧地方，据说它们已经对得起在俄化这桩伟大而庄严的事业上花去的五亿卢布了。为了这一点点微末的成绩，又因为羞于承认自己在经济上已经败北，俄国正在危害远东的和平，并且激日本来打她！历史就是这样造成的。然而，在合上这本账之前，且看看过路的旅客在车站上是怎么想的。英国人咕哝道：「这是个俄国地方，连中国人都说他们那一套话，」说着阴郁地四下张望。法国人则兴致勃勃地叫道：「哦，这可真是俄国啦，没错，」心里感激地想起他那桩财政上的同盟。至于德国人，他重重地叹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胶州和山东本来也该这么干才对，」随后把古往今来一切贝倍尔先生之流和社会党人咒骂一通，因为这些人不肯懂得世界政策，妨碍了帝国主义的开销。

旅客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替人推进着那桩办不成的事业：要把黑龙江外这片土地和它那千千万万精明的黄褐色人种，同那个住满西伯利亚佬的新西伯利亚黏合在一起——那些俄国青年梦想着赤红的金子、一夜暴富和乌托邦，却对市面上的行情一窍不通。

所以俄国在满洲，沿着整条铁路的代表，就是这些立下了赫赫功劳的小小车站生活的斑点——一个个斑点之间隔着二十俄里的耕地和人烟稠密的村庄，而这些村庄与斯拉夫人的共同之处，并不比从前大举侵占中国领土以前乌苏里江上的哥萨克村落与对岸中国邻居的共同之处多。

站上的官员和护路兵必须住得好，好显出他们应有的分量，所以砌起来的砖、石和灰泥多得惊人。有些车站另有大营房；有大营房的地方，军官就得有大房子；军官有了大房子，就得娶大老婆来把房子填满。于是所有较大的车站，看上去当真都像是住满了官员的城镇，而这些人个个都同铁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干系。在满洲，人们一般认为护路队有官兵两万名左右——两万名官兵都领着双饷，几乎天天出操，好给那些赏光观看帝国营造家杰作的旅客解闷。世上可曾见过这样的景象！满洲究竟有多少真正的铁路员工，谁也不知道。有人说三四千俄国雇员，有人说五千，用来经营东方一个地方一千五百英里的铁路。任何一个英国人都肯承包把这整个庞大的系统办成一桩财政上的成功，只用一百个本国人和几千个廉价的中国人。

现在来说铁路的工程。关于工程人员的偷盗与贪污，写的已经很多，说的更多；由此，寻常人会断定这条路修得一律很坏。其实不然，主要的毛病是收尾做得坏。头一个大错，自然是错在钢轨的重量上。这些钢轨每码只有六十四磅，我想应当有九十二磅，才承得住五英尺轨距那样巨大的列车重量。枕木原先用的是不怎么样的日本木料，如今大半换过，尚算可以，不过铺设的间距和钉道的活计里，随处看得出俄国人那种马虎。道碴有些地方铺得好，有些地方平平，在极北一带则坏透了；这一切都显出总部管束松弛。新的桥梁工程极好，几乎经得起任何标准的检验。尤其显眼的是承托钢梁的那些结实的石砌桥墩。一位奥地利工程师查看过若干座桥，说这些桥墩在构造与设计上几乎完美无缺。新的车辆也造得很好，那些巨大的俄国机车（我想重一百吨）外观精致而结实，足以证明波罗的海各省的好手艺。至于当初费城造的那批鲍尔温复胀机车，在与西伯利亚接轨的线路完工、俄国机车引进之前曾独占了好几年，如今被俄国当局宣布为彻底的失败。其中有些用了两年就完全动弹不得，简直是住在修理厂里了。主要的抱怨是造得太轻，而且收工做得极糟。这究竟是不是换个说法，说斯拉夫人手太笨、碰不得精细机器，我不得而知；不过公平地说一句，日本人对他们的美国机车也有同样的发现。英国的机车厂应当留意这一点。

满洲各站的侧线和调车的布置很引人注目。大多数车站都有足够的地方，至少可以停下十来列车而丝毫不妨碍过路的运输。所以，无论调动多少军队，上车下车都能办得极为迅速；每个车站都能把大批人马安顿在沿线延伸几百码的车皮里，丝毫不打扰站长的行车安排。譬如在辽阳、海城以及别的扼着朝鲜来路的地方，成千的兵就驻在线上，住在有篷车皮搭成的半永久营地里。人家告诉我，这些人整个冬天大概都要待在那里，每节车皮都在装火炉。一年前，满洲几乎所有二等和三等车厢，明摆着都是为军用而造的。全都覆着钢板，厚得足以挡子弹。窗户可以用同样材料的挡板巧妙地关上。每节车里有三层铺位，能不挤不拥地住下六十人。每节车上还公然装了枪架和弹药箱。可是今天这些车厢全都从满洲消失了，如今在外贝加尔，等着这场危局见分晓。战事一起，它们就是把军队灌进这个地方的手段，还要充当巡逻列车，在满洲中部线路的南段上每半小时来回跑一趟。

车站房屋本身结构结实，收尾很坏，但极适于抵御严冬。巨大的俄国火炉占去每一间屋子的一半，冬天里那股空气，可以说是并无恶意地足以熏死一头牛。这些俄国房子的木工活一塌糊涂，油漆更糟，配件不堪入目。线上每隔四五个车站就有一处餐室，一天一夜几乎随时都能弄到吃的喝的。那里的食物花样繁多，极其繁多；最稳妥的还是守住那些老实本分的东西：极好的浓汤、干净的好面包，以及硬得不能再硬的煮鸡蛋。俄国人有时候吃东西很好笑。譬如在一个车站上，我看见一个人把覆盆子果酱抹在煮鸡蛋上；在另一个车站上，一个女人往汤里放沙丁鱼。

满洲各铁路究竟有多少车辆，无从确知；不过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可用的机车数目极大。照我亲眼所见粗略估算，满洲大概有三四百台机车。在大连、大石桥、宽城子和哈尔滨，机车库里备用的机车实在数以十计；哈尔滨进出的列车有时一天达到三十列。所以军队的迅速调动应当是办得到的，南非那种牵引力不足的毛病，在满洲是看不见的。有些地方已经动工修筑开着窄枪眼的坚固石砌碉楼，而大多数车站房屋只要稍加改动，就能变成极好的碉堡。

关于俄国在这争议中的远东的头号大将，我的话说完了；读者尽可以自己判断：官方那套镀了金的征服方略究竟有没有几分成就，这条铁路究竟是不是一个基钦纳式的组织。我所画的这幅图画是绝对真实的，因为满洲于我比伦敦的斯特兰德大街还要熟。那些不了解真实远东的旅客，要为我天天在本国报纸上读到的荒唐故事负责——那些故事讲什么俄化了的满洲，讲斯拉夫人与中国人如何亲密，讲俄国利益与黄种人利益如何合而为一。我再说一遍，这全是神话——一个泡影；而日本说不定到头来会把这个泡影戳破。

二十四往吉林路上的种种遭遇

从宁古塔到磨刀石——那是最近的火车站的名字——这段路很快就走完了，于是我又干起了等车这桩磨人的活计。在这场大危局里，我一路走来，铁路上的人对我不过是好奇，偶尔从过分热心的俄国官员手里带上一点不加掩饰的傲慢，如此而已。一年以前，人可没有这样的礼遇。每一回都要查你的护照，能刁难就刁难。可是如今每个俄国人心里都在暗暗嘀咕，自己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走得太远了，都在琢磨开战的可能。然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倘若庄严的诺言不曾被撕毁，撤军早该让这个地方恢复常态了——却仍旧看得出来：我越是往东西两边的边界走，也就是越走近俄国人真正的地盘，人家的态度就越发咄咄逼人，这明明白白显出：南边那一省靠海近，多少能凉一凉俄国人的自负；可是他一旦踏上归途，回到他所谓的「进不去的腹地」，就要把礼貌和谨慎一并抛到九霄云外了。

按满洲的距离算，磨刀石离滨海省的边界相当近，驻防的是一些可怜的布里亚特骑兵——他们自称哥萨克，其实并没有这个资格。这座兴旺的铁路聚落里的居民，主要干着未经许可搬走中国人木材这桩有油水的营生，他们比人在南边偶尔碰上的俄国人要不客气些，大概就是这些缘故。

我一走进车站，就有一种预感：我是不会受到贵客那样的款待的；接下来发生的事，很快就证明我猜对了。麻烦是从餐室里起头的。那里有一个中国伙计，同两个极脏的俄国女人一道当差，我向他要点吃的。这位和气的听差身上积着多得出奇的污垢，看上去被压得怪可怜的，却立刻用极无礼的话回了我，于是我用本地话告诉他：他若肯出来，我很乐意把他掐死。在满洲，这是寻常的温和答话。他还要顶嘴，又不肯接受我到露天去的邀请，我便告诉他，我打算用手枪朝他开火。这话说得是重了些；不过这些年来，满洲无缘无故的开枪实在太多，以至于人们把它看作解决一时为难的快捷办法。我那件又长又脏的羊皮袄和大皮帽子，也叫我怎么看都像个不受欢迎的角色；所以我这位中国人着实想了半天，才想出一句得体的回话。等这句话终于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吃上了，所以不再理他——至少我说了一句：他得等着。可是这小子火了；他跟下等俄国人厮混了两年，被惯得不成样子，把自己看得也太重了。

既然逗不动我，又背着丢了面子那种可怕的感觉，这位年轻的好斗之士便出去正式向站长告状，说里头有个英国人，是个奸细，扬言要打死他。在满洲，你若会说中国话，人家立刻断定你是英国人；同样，你若不客气，人家就断定你是奸细！我这一被告发，自然引起一阵骚动，一群穿长靴的男人和包着头巾的女人混在一处，过来盯着我看；那时我正干着一桩有意思的差事，吃着先前搜罗来的那一长串煮鸡蛋。随后站长同一位哥萨克军官一道来了，索看我的护照。我干脆不理他，一句也不答。在满洲，唬人须得用唬人来对付，最不讲理的人总是赢。人家又同我说话，我又摇摇头不答。事情显然起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因为俄国人的客气很快换成了明摆着的俄国人的暴怒，长筒靴跺得咚咚响。我打定主意不动声色，纹丝不乱；眼前的鸡蛋既已吃光，便当着众人的面，兴致勃勃地动起别人的一盒沙丁鱼来，众人看着大为开心。这几位殷勤的朋友见暴怒和跺脚都不管用，便退到屋角里去低声商议，在我看来商议得实在太久、也太不必要了。

这当口我快活极了；我那趟车还有两三个钟头才开；我待的地方暖和得舒服，又已经吃了个心满意足。俄国人在满洲闹的这点口角，说到底是人生中的小事，因为几个星期前我私下得到消息，知道只要我沉住气、不去无礼地招惹旁人，谁也不敢真正拦我。角落里的会商终于完了，这一回哥萨克神情坚决地朝我走来。我仍旧不肯用俄语答他的话，他便扯了扯我的袖子，用极蹩脚的法语说：「先生，快回答我。」我的机会来了；于是我一跃而起，用不那么残缺的法语问他，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等他回答，我掏出一张很脏的名片递给他，说他扯我袖子，弄乱了我衣服的褶子，是对我的莫大侮辱，我必须立刻得到交代。

这急转直下的变化把这位多管闲事的哥萨克惊得目瞪口呆，他被彻底难住了，只好举起两臂表示抗议，一脸茫然地转向站长。看样子我要占上风了，于是我决定转守为攻，把战火烧到敌营里去。唯一的难处是语言。我只会说四个俄国字，他会的法语也不过十来个。得找个通译，于是我朝我那位中国人喊了一声。我对他说，我们两人之间虽然有一桩纠葛要了结，可是请他行个方便，把这事忘掉一刻钟，替我做点翻译，我准备付他两卢布。用得着说吗，我的提议被接受了。这正是中国人真正的可爱之处：他随时肯做买卖，并且完全明白钱是治丢面子的最好药膏。于是我同站长和那位哥萨克军官算起账来。

我先问他们凭什么向我索看护照——我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而满洲的最后撤军已于十月八日办完。从那一天起，无论在吉林还是黑龙江，俄国人的权利并不比我自己多一分，所以请他们立刻回答，我要把他们说的话仔细记下来。

一番长谈之后，他们总算肯承认我们脚下站着的是中国的土地，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撤军。

「哦，」我答道，「那么，要么是你们撒谎，要么是俄国政府撒谎，因为人人都知道你们已经正式撤走了。给我一张纸，署上你们的名字，写明你们威胁说我不出示护照就要拘捕我，我立刻就把护照拿出来。不过，」我又加上一句，「我先警告你们，等我回到旅顺，我要亲手把这张纸交给阿列克谢耶夫——你们大概听说过，他是你们的总督。」

这在敌营里是一颗炸弹，他们立刻退下来，另占了一块阵地。

不，他们分辩说，他们其实并不想看我的护照，只想知道我凭什么威胁要打死一个铁路上雇用的中国人。因为他嘴脏，我答道，他活该。如今在别的任何国家里，你都找不出我造出来的这样荒唐的局面。惹出这一场是非的那个倒霉人正是我的通译，而他一边翻译、一边还要按住自己的气愤，那副样子实在滑稽，叫人没法一本正经。于是事情越发不可收拾。这两位沙皇的官员看不出这整桩事的笑处，只想脱身，因为连那些穿长靴的看客也笑得直拍大腿了；他们那模样真是好看。也就在这时候，我发现了俄国人同中国人少有的几样共同之处中的一样。他们说不过人的时候，就诉诸围观的众人；而且看来照远东的玩法，众人一旦不向着你，你就该认输。这自然正是中国人中间向来发生的事，每一场街头争执也都是这样了结的。然而我蛮不讲理地不顾这套正道，打定主意只玩我自己的把戏；于是在没完没了的一通话之后，人家终于把我当作没救的人撇下了。在一片不客气的咒骂声和一阵极大的脚步挪动声中，众人退去，由着我自便。

这当口，那位伙计是很值得研究的。他开始翻译时是绷着脸的；后来事情热闹起来，他倒有了兴味——因为但凡生做中国人的，没有不爱看争辩的，每一处得分的地方他都要击节称赏，哪怕是驳他自己的。所以等敌人退走之后，我这位通译已经不由自主地消了气，肚子里没剩下什么火，情愿随我使唤。于是我责备他起初不该无礼时，他道了歉，说他在俄国人中间把规矩都忘了！他就用这个巧妙的法子，把那两卢布变成了一笔更大的数目，临了还让我很满意。可见要把中国人从那个自称是他征服者的人手里拉过来，是何等容易。每个车站上都有若干这种会说俄国话的中国听差。一般说来，他们是从中国最下等的人里招来的，多半并不是满洲本地人——我说的不是满洲人，而是在那里生在那里长的中国人——而是坐帆船从山东过来找活干的。当然，他们统统被惯坏了，因为俄国人不懂得怎样待用人，只会把用人当作家里的朋友。除此之外，在满洲的俄国人里，懂得按中国的规矩什么算得体、什么不算得体的，纵然有也极少。譬如俄国人还不懂：伺候饭桌的用人在尊长面前，是断不可不穿长衣的；把辫子盘在头上（盘起来）再同人说话，即便对方与自己平辈，也是明摆着的侮辱。北方的车夫向同行问路时，尚且必须从车辕上跳下来，把辫子放下，否则人家不理他。当然，不懂远东的人是不会注意这些的；可是一个高地少年不穿短褶裙就走进伦敦的客厅，在体面中国人眼里所留下的印象，也未必比满洲那些中国仆役对俄国主人的举止更糟。

我总算等到了车，朝哈尔滨的方向开去。「那个疯英国人走了，」人人这么说，铁路上的雇员则怒目而视。

趁着天还亮，我留心察看路上有没有许多兵，可是到处都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一站又一站过去，永远是那些绿黑二色的护路兵在铺着石子的月台上踱来踱去，向军官行礼，此外再没有别的生气。在几处大一点的地方，三五成群的中国人站在铁栅旁，张着嘴看那永恒的奇事：蒸汽居然能不费什么力气就拖动几百吨的重量。有时候一伙本地骑手骑着壮实的小马，马上挂着一串串欢快作响的铃铛，在我们起步时同我们赛跑几百码，等我们那台喘着气的机车达到规定的每小时十英里，他们便落在后面，消失在远处。这件事我越想越明白：俄国人一刻也没有料到在被人在南边狠狠砸过之前，北边这么远的地方会有战事。他以为，即便不是好几个月，至少好几个星期里，有热闹可看的是奉天省。谁知道那狡猾的小个子日本人，会不会抢在笨脚笨手的斯拉夫人前头，照我前面说过的那样，从东北角上溜进满洲来呢！

到时候我到了哈尔滨——我希望这是很多天里的最后一回。我趁手头这点工夫，想打听清楚能不能在铁路跨过松花江上游那道弯的木材站上，赶上一艘在松花江上游行驶的小火轮。当然，谁也一无所知。就此而言，谁也不想知道什么，个个都惊讶地看着我。人们爱责备大英帝国办事糊涂。在俄国，在有俄国人的地方，他们连糊涂都不会办，一出意外立刻乱成一团。所以我拼命打听，费尽了工夫，才找到一个听说过吉林和轮船的人。不过到末了，我总算遇上了一位；此公无疑是本地的贝德克尔指南。他告诉我说，轮船的事他全知道；开头就向我担保说我来晚了，航运快封了。「冰在哪儿呢？」我问。「哦，」他说，「早上有冰；已经危险了！」这位可算不上什么水鸟般的舟子，不过有胜于无，他那些极含糊的见解，我也只好将就。末了，兴奋地谈了二十分钟之后，他断定根本没有轮船，我应该回旅顺去。再说，我到吉林去干什么？我刚来得及把他打发掉，跳上车厢，火车就开了。打听了两个钟头，我并不比先前多明白多少。在满洲永远是这样：除了旅顺、大连和哈尔滨，别的事千万不要指望从俄国人那里得到确切消息；便是这三处，也不要指望问出太多。俄国人忘了，满洲并不全在这几座城散漫的边界之内。

天刚擦黑，我们跑完了到松花江上游的八十五英里，过了桥。摸黑在那个路旁小站下车，似乎是一桩相当亡命的冒险；不过我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格言宽慰自己，决定硬闯过去，听天由命。于是我的行李被规规矩矩地卸在铁轨上，我便吹着口哨等着瞧。火车开走了，几个乘客探出窗外，对我孤零零站在那里大为诧异，如此而已。

车站月台上一片安静。连护路兵看来那一天也已经受够了，脱了衣裳，只等第二天的排演。不多时，一个中国人晃荡过来，懒懒地打量我。跟着他动手摸我的袄，又摸我的帽子，一副满不在乎、气人透顶的漠然。「哦，」他出声说，「不过是羊皮罢了，」随即又把中国人那个陈腐的谐音笑话搬了出来——羊皮穿在洋人身上——因为「羊」和「洋」，唉，读音正是一样的。一脚把我这位老兄从美梦里踢醒，他立刻像通常那样，因为听见有人用他自己的话同他说话而惊讶不已。好，凡他知道的都肯告诉我。夜里没有地方住，好几天没有轮船来了——照他说来，这个荒凉地方显然什么也没有。事情比先前更没指望了。不过他又添上一句：我若肯雇他，他也许能替我找到一个比露天强些的过夜处。当然，他立刻被雇下了。他扛起我的行装，领我离开松花江岸边那一堆杂乱散落的房屋。一出车站的地界，四围便只是起伏的莽莽平原。头顶上，星星开始在满洲那无与伦比的清澈天空里眨眼。一只狗叫了，风起了些，夜落下来了。这实在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抵达。

我们走了好一阵，我正开始疑心自己是被诱去送死，忽然瞥见一个人——他虽穿着长皮袄，显然不是中国人——正定定地看我。宽大的袍襟下露出长筒靴，头上戴一顶高帽子，可是他做俄国人似乎太矮小了些。他在我面前迟疑了几秒钟，然后用缓慢而蹩脚的英语说：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上哪儿去？」

「我不知道，」我答道，「你能告诉我吗？」

「哦，哦，我猜对了，您是英国人。」

「是的，」我说，「可是你是谁？」

「我是日本人，」他答道，笑得极轻、极小心。「我是炮兵；请问先生，您是哪一团的？」

「这我不能说，」我答道，不愿透露自己的身分，「不过我是要到吉林城去的，」我又补了一句。

「我也是，」他答道，「我在等轮船。」我同英勇的天皇陛下那些如今在这地方到处都是的情报军官的头一次相遇，就是这样发生的；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从此我不必操心了，因为若说有谁摸得清满洲的新门道——就是那种外来的俄华杂种门道——那就是这些小个子日本人。

到时候我们找到了这位前哨的兵士落脚的那家本地客店，我吃了饭，睡了觉。早上我们打发人出去打听，看当天究竟有没有动身的指望；吃过一顿通心粉和热茶的早饭，我们便坐下来谈天，互相印证所闻。我不打算把所听到的全写出来；不过公平地说一句，对满洲那个俄国庞然大物真正掌握着最完备材料的，只有狡猾的日本人。从兵力这个头等要紧的题目说起，我问他，对那些不断调动的人马，他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没有得到我所希望的那样完整的答复，可是在当时的情形下，我得到了最直截了当的指点。他叫我到每一处中心去打听肉铺的账，只按鲜食的数目来算，别的一概不管。在旅顺，一位精明的英国人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后来我果然用这个法子，把种种总数缩减到了合乎情理的数字。

这位日本炮兵军官已经在这个地方待了七个月，他那份关于一年四季重炮调动情形的节略，读起来一定很有意思。「冬天好，」他简短地说，「春天坏，夏天很坏，秋天最好。」

我们就这样愉快地谈着，打发了一上午；十一点光景，客店里一个人飞跑回来报信，说当真看见一艘轮船了。我们尽快赶到江边，坐上一只小舢板准备登船。轮船慢吞吞地、极慢地朝我们开来，尽管我们拼命挥着衣服，却毫无停下的意思。于是我们把船撑到江心，等候机会。中国人是世上最内行的内河船夫，所以在这艘尾明轮船顶着急流前进时，我们那位船夫要冲上去抓住一根绳子，简直如同儿戏。两分钟之内我们上了船，可是受到的接待是冷淡的。一两个人随便瞟了我们一眼，一个俄国水手咕哝了一句什么；照那位日本人的说法，「旅行很奇怪，很难，因为人们他们不喜欢你。」我说：「我也这么想，」这场对话便照日本奥伦多夫会话课本的规矩，恰如其分地结束了。不过，尽管我们问什么都得到一个斩钉截铁的「不」字，吃的东西终究还是拿了出来，我还把别人的东西搬开，占下了一间小舱。把钱包多拿在手里，别忘了里头装几个卢布，那么在有俄国人的地方，哪怕正当危局，你总归能对付过去。于是我们喷着气逆流而上，庆幸离目的地只有一百英里的水路。半个钟头之后，一切都安顿下来了。

二十五满洲的硬汉传教士

气候大概与此大有关系，不过另外还有些缘故，使满洲的传教士成了一种同远东别处不在一个层面上的人。这里冬天有六个月，夏天简直等于没有，虚伪的腔调和欺人的把戏没有多少工夫生根滋长。要长那些东西，你得有暖和的天气，得有舒适的境遇，而那种境遇所滋生的致命的懒散与好作假，在极北之地是找不到的。

满洲的传教事业从一开头就起得好。领头下场的自然是英勇的耶稣会士。满洲人在龙庭上还没有坐稳，就（因为本国没有地理学家）派了几位耶稣会神父去给他们祖宗的故土和四周的地方绘制可靠的地图。再有，一六八九年中国使臣离开北京去缔结那著名的《尼布楚条约》——这条约把满洲旧边界同俄国人的纠葛了结了一百三十年——随行的有两位耶稣会士，张诚神父和徐日昇神父，充当译员，这两人在满洲人的京城里早已挣得了名声。在随后那场冗长的谈判里，直到这份使中国获胜的文书终于签订，全靠这两位方外之士的外交手腕，才一次又一次地把破裂挡了回去；他们影响之大，从一件事上可以看出来：所订条约的三种文本之中，有一种是用拉丁文写的，而拉丁文正是这两位僧侣顾问的公用语言。

整个十八世纪，都有胆大的神父深入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东三省；到十九世纪，他们已经在南边站稳了脚跟。于是有人决定，要从辽东把福音往北传，派人出去劝化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一带的长毛子。头一个被选中的，是英勇的德拉布吕尼埃神父；他在一八四五年动身——那是香港正式诞生之后四年——作了一次至今仍被人称道的旅行。他离开东蒙古边上的一处教民聚落，「发现」了阿什河，那是松花江肥沃谷地里一座新近兴建的中国城，离今日堕落的哈尔滨不过二十来英里。他从阿什河再往前走，奔呼尔哈河与松花江会合处的三姓而去。「出阿什河八法里，此前尚有人烟的地面，忽然变成一片浩瀚的荒漠，一直延伸到东海才尽，」他黯然叹道。一路上他只见到些小屋，是给官府的驿卒歇脚用的；这些驿卒在省城与中国文明的边陲之间维持着一点微弱的联系。他大声诉说那些可怕的牛虻、马蜂、巨大的蚊子以及别的虫子如何惊人，日夜纠缠着他。「最熟悉这一带的人，」他说，「出门必戴蚊帽——那是一块又厚又双层的罩布，把头和脖子都罩住，只在眼睛处开两个洞。」他的驮畜被这些害虫叮咬得苦不堪言，有几头死在路上。詹姆斯在他那篇生动的长白山之行记里，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满洲潮湿的沼泽地和山里，虫子长得奇大，被它们咬出的伤口流出血来，就像挨了一枪霰弹似的。

不过，只有到了他抵达三姓、又把三姓抛在身后之后，德拉布吕尼埃神父的记述才变得比任何小说都更引人入胜。他发现在那个年月，若不用计谋、不偷偷摸摸，是不可能比三姓再往北深入的；因为满洲政府自《尼布楚条约》以来一直奉行闭关之策，为免同俄国人纠缠不清，禁止在松花江下游行船，违者处死。可是德拉布吕尼埃是个硬汉子。下面且让他自己来讲：

「……他们再三追问我那个秘诀。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满足于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相信有地狱吗？』

「『信，』三四个见识最广的人答道，『我们信地狱，跟三姓的和尚一样。』

「『你们有什么法子逃出地狱吗？』

「『这一层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那么好，』我答道，『我有一个万无一失的秘诀，凭着它，你们可以比一切恶鬼都强大，而且直上天堂。』

「头一个秘诀替第二个赢得了信任。上天的安排就是这样处置万事的。

「第二天，村里三个长须人到我屋里来，带着一壶烧酒和四只杯子。

「『你那个秘诀，』他们说，『关系重大。倘若我们缠得你不见怪，我们想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先喝起来吧。』

「我对中国烧酒天生反感，可是我想这邀请非接受不可，免得招这些人的厌恶；而要让他们知道点什么、明白点什么，除了这条门路别无他途。于是我开始阐发我的秘诀，讲原罪的教义，讲地狱，讲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讲圣事如何把救主的功德施于人。我用的是最浅近的方式，打的是最寻常的比方。不巧的是，我的发问者我喝一杯他们要喝十杯十二杯，五六分钟之后就什么也听不懂了。不过我总算得了人心。他们把我和我那位教民安顿在一所极宽敞的房子里，那房子因为主人去世而空了下来。村里最聪明的一个人被派来教我他们的满洲话；满洲话比汉话更中他们的听，虽然两种话他们说得一样好。在满洲本部，满洲话已经成了死语言。本地人以抛弃祖宗的语言、改用后来者中国人的语言为荣。鱼皮鞑子却不是这样，他们的话之于满洲话，大略如同普罗旺斯的土话之于法语或意大利语。」

英勇的德拉布吕尼埃这段日记的摘录虽然太短，难道不迷人、不自然吗？这位旧世界的宗座传教士排除万难，一路走下去，最后果真顺乌苏里江和黑龙江而下，却死在劫掠成性的吉利亚克人手里。可是他的死反倒让传教的热火烧得更旺。天主教的教堂先在阿什河立了起来；后来又在巴彦苏苏和北团林子立了起来，那都是松花江以北的地方，冬天要记到八十度、九十度的严寒；到今天，满洲许多地方的天主教徒已经数以千计，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新教自然下场晚得多，要到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签订、牛庄开埠之后，我们才见到先驱者。自然，在奉天干了四十年的老将罗约翰博士最为人所知，不过另外还有许多人。奉天、宽城子和吉林都有又大又要紧的新教教会，它们作为中心，把外围的布道站撒遍了全境。

这些教会都是苏格兰或爱尔兰的，招来的都是习惯严寒的硬汉子。他们不会别别扭扭地穿着假冒的中国衣裳，而是像在自己国内一样，穿得合情合理。再者，南方那种冒失而不明智的试验——女传教士——并不在这片土地上到处游走，去触犯本地人的敏感。在满洲，传教士是男子汉对男子汉地做事，显出通达、节制、宽容和好脾气，叫人无限地舒服。在满洲没有所谓「最出色的人」，因为个个都是；也没有在道义上怯懦的人。而且他们十分明白：无论哪个白人，话说得再好，也不及中国人自己的同胞那样能感动和说服中国人；所以造就教徒，是要他们以身作则、以行动去做最好的传教士，白人做到哪里，就叫他们从哪里接下去。医院在满洲的新教和天主教教会里也起着极大的作用；那些容易治好或者费劲治好、又听了几句硬朗话的人，恐怕比许多一心惦着自己那碗饭的所谓教民要强得多。

各城的居民无一例外地对他们的老将怀着一种「这是我们的人」的感觉，实在叫人高兴。「你见过我们的某某大夫没有？」在吉林或奉天，这差不多总是头几句问话之一；你若答一声「没有」，便是你那位卑微的车夫也会告诉你，你有责任去见一见。可见这些人虽然不做广告，却已经同百姓贴得很近。他们只是有男子汉气、令人信服，而朴实的北方人信他们。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自然把各教会闹得天翻地覆。传教士们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可是终究得走，只有极北的天主教士不在话下，他们僻处大路之外，很是平安。几乎一切都丢掉了：房子被烧，教民被杀。单在奉天一地，就有五十多个已知同教会有来往的男女惨遭屠戮。不过局面很快又平定下来。一九〇一年几乎是坐着头一班车进满洲的一位俄国军官太太告诉我，同车有三个英国人，那时枪声几乎还没有停，他们就要去重建教堂、重新劝化教民。「真是好汉，这些英国传教士，」她加了一句。一点不错，一句话把整桩事都说尽了：满洲的传教士有一份名声要维持，而他也打定主意要维持下去。

起初俄国军方想阻拦这些回来的热心人。有两个被捕，关了一阵。他们穿着粗糙的卡其布上衣，一脸精干，看上去处处像俄国人所认定的英国军人。不过这种事很快就停了。别人被卡得动弹不得，这些人却能在这地方来去自如，这样的人是不好对付、不好招惹的；再说，你看，他们从前就在这里待过，门路熟悉，一旦受了虐待，能惹出不少是非来。所以，无知的人尽管乱写，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都已回到满洲，又像从前一样卖力地干起来了。他们的名字在满洲是家喻户晓的；他们臂膀有力；而最要紧的一样好处是：他们身上没有南方那种虚伪的腔调。那么，满洲的传教士们，祝你们好运。

二十六吉林——内陆的船厂

吉林在松花江左岸。江谷四围是一大圈层层环抱的山丘。往南，它们长成高山，峰顶用眼睛只能隐约辨出，终年积着雪。往北，它们化作一道道秀丽的、长着松树的波纹起伏远去；满洲那清澈的空气把它们拉得比实际近得多。往东南八九十英里，在通朝鲜的路上，就是著名的「长白山」，满洲人传说中的老家。近些的还有小白山和别的有来历的地标。

这座城紧逼着江水，简直悬在江上；临江的房子生怕这样不成体统地一挤，会把自己推下岸去落进水里，便一半靠巨大的木桩撑着，一半盖在木桩上。松花江到这里急于摆脱四面威逼它的丘陵与高山，于是绕着这座城猛然一折，化作一道三百来码宽的大水，滔滔地奔向满洲中部那片正需要它的水的辽阔原野。

本地人管吉林叫「船厂」，这名字起得好；因为它正坐落在一片林木极好的地方的中心，替满洲内陆所有的地方造船造帆船。成排的帆船，成堆的帆船，帆船多得数不清，挤满了江面；岸上还有旧帆船的骨架，以及尚未出世、还不能下水的帆船那柔嫩的轮廓；这些都攫住你的注意，硬要你承认这个名字。

在陆地一面，这座城名义上——极其名义上——由一道十五英尺来高、带雉堞的灰色城墙护着。八座城门通向城内。临江一面没有城墙，不过看得见木门，夜里本该关起来派人看守。

吉林是本省将军的驻地——人们更通常称他为军事总督——从前这里有一支可畏的、操练过的满洲驻军。如今再也没有什么可操练的了，唉！因为俄国人来了，而且赖着不走；在他被别人赶出去之前，中国的兵还是识趣地待在幕后为好。吉林还有一座时新的机器局，装满了德国和英国的机器，造出来的步枪尚属可用——如今上面还打着俄国羁縻的印记。吉林的木头多得很，甚至在船只、棺材、家具以及这座城著名的无数别的木器都得到满足之后，剩下的还够把每一处院子都围起来：把巨大的圆木打进地里，再横搭上两三英寸厚的大板。

我们的船一到就靠了岸，停在一家大车店门前；照吉林的正宗规矩，那店外围着一道巨大的木栅。一面相当寒酸的俄国三色旗从一根竹竿上垂下来，宣告这地方已被俄国人占用，是轮船的总站。另外还有两艘小轮船——其中一艘小得几乎不配叫作汽艇。一个高个子俄国人独自戴着一顶高耸的皮帽，站在岸上，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他周围是成群的中国人；正在急速赶来的冬天，从外表上把他们变成了典型的满洲人。他们脚上穿着皮「靰鞡」，那是本地一种古怪的鞋。想得出的各种形状的皮帽毡帽，顶上缀着颜色鲜亮的布，扣在他们头上；再配上又脏又粗的羊皮或狗皮袄，就齐全了。裤子上有一个压倒一切的调子——北方极受赞赏的那种酒红色，在这里大行其道。

我们连滚带爬地上了岸，那高个子俄国人同我们说话。我那位日本军官笑了笑，用英语叫我别理他，说这不干他的事。于是我们挤进中国人堆里，喊店伙。立时的效果是：一拥而上，厉声叫嚷，拼命厮打。「这边这边！这是红灯店，人人都知道，人人都上这儿来。」「谁不知道龙潭店？我们店样样都好，跟我走！」这就是当时响起的一些叫喊；行李从这只手被抢到那只手，那股亡命的劲头，能叫本国的脚夫看了眼红。末了，龙潭店把我们弄到了手——为什么、怎么弄到的，谁也说不大准。那是一场亡命的争夺；我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分量推上了一辆大车的车辕，我的行李砰砰地跟着扔进来；「龙潭店」那位英雄好汉用胜利者那种慈祥的满意神气环顾众人，而众人并不喝彩，只用一些俏皮的、粗野得无法翻译的插话表示赞许。下等的中国人说话是不加修饰的，笑话越粗野，笑声越响。

于是到时候我们正式在客店里安顿下来，照例梳洗一番。吃过饭，我那位日本人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他有几位朋友要去见，我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于是我热诚地向他道别，希望他下回来吉林时是以征服者的身分，而不是像我这样做一个卑微的流浪汉。

不多时我出去，找到了那家本地钱庄，我先前安排好让信件寄到那里。我如数收到了我的信件，随信而来的是我半个多月里唯一可靠的消息，尽管这半个多月我一直在文明人中间走动。在俄国人那套章程之下，要指望满洲的邮件有什么可靠的递送，是完全没有用的；除了哈尔滨，你把信寄到满洲别的任何地方，跟寄到北极也差不多。

我的消息虽然已经旧了，却并不叫人放心。战还没有宣，可是又有两桩新的惊扰传到了旅顺，那里正日夜准备着。军队，没完没了的军队，在调动，在操练，在受检阅；土工越修越多；面粉源源而来；此外还添了许多令人兴奋的细节，其中包括一桩耸人听闻的事：据说捉到了几名日本奸细，身上带着一切炮台的详图。我的消息很有一股战气；人家还提醒我别耽搁工夫，也别离铁路太远。于是我决定在吉林只能给自己一天，而且既然还要走八十英里旱路才能重新回到铁路上，就非赶紧不可。我回到客店，雇了一辆「三套车」，讲定第二天早上四点预备停当，并且特意要大烟骡。所谓大烟骡，并不像人所设想的那样抽或者嚼那害人的东西，不过是专门驮运鸦片罢了；鸦片贵重，所以走得格外快。随后我出门，到几位我带着介绍信的官员那里拜访，套出了不少消息，也回报了一些。

吉林在外表上仍旧很大程度上捏在俄国人手里，尽管撤军早该办完了。这场危局里军队一直在不停调动；毫无疑问，城里这支杂凑的俄国部队是极仔细地配起来的，为的是应付万一。这里有一个步枪营的六个连，三个炮兵连，还有几个哥萨克百人队——总共大概一千多人。电报局完全在俄国人控制之下，虽然也附设了几个中国报务员；俄国特派员坐着一辆外国造的双马四轮马车在街上跑；那家银行里年轻的犹太人出门骑马，前后都有哥萨克；街上到处看得见俄国兵。一句话，俄国人在吉林自以为海上列强看不见他，明摆着在这座城里游行给居民看，指望他那身制服的反复出现，日久天长能生出奇迹，叫中国人喜欢上他。城里甚至有几家俄国铺子，零卖罐头、酒和伏特加，卖货的是些模样粗蛮的伙计，穿着长筒靴和用皮带束在腰上的宽罩衫。

可是说来可叹，每家俄国铺子附近都有一家中国铺子，同样的东西在那里便宜得多、新鲜得多、也好得多。所以俄国人这些买卖一天比一天苍白、一天比一天虚弱，离它们倒闭、从此不为人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自己的地面上，中国人若不遇到比他更高明的手段，是何等不可抵挡！

吉林的街上很热闹，人们对那些把远东其余各处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开战谣言，一点也不慌张。城的中心让给了店铺，大街被北方人钟爱的颜色——朱红——映得亮堂堂的。朱红的柱子撑着巨大的招牌，上面的方块大字一个压着一个挤得密不透风，急着要把它家名产的名目写全，几乎都挤扁了。吉林这些铺子里有各色又好又别致的东西可买。有精美的木雕，有各式各样的压花皮件，有皮货，有熊皮，有东部森林里来的虎皮豹皮，有色泽古雅的绸缎——总之，凡黄种人想要的，应有尽有。

最有意思的是压花皮件铺和家具铺。在这里你看见的东西，同中国本部的一切全然不同，而且就在你眼皮底下做出来。长一英尺、宽六英寸的巨大名片盒，是用来装要人那些气派的红帖子的，用鹿皮刻成，压上稀奇古怪的花样，再涂上一种野气而美丽的红绿颜色。各种形状大小的结实皮箱，用一卷卷鞣好的皮子飞快地做出来，十有八九还要粗粗抹上那受宠的红色。橡木柜、橡木桌、橡木古玩架，什么样式都有。样样东西都有趣、都新奇，都在强调一件事：吉林处在满是好木好兽的大森林边上；而挤在这座城里的十五万居民，大部分都在忙着把原料变成成品。吉林决不像满洲大多数城镇那样，仅仅是个通商的中心——那些地方都是靠经手农产品发起来的。吉林是一座忙碌的制造与实业中心，有着上溯数百年的旧世界历史，将来应当很有分量。它很有满洲的特色，极有特色；而且它木头多到做出一件我在黄种人的地界上从未听说过的事——它用木头铺了一些街道。想想看，拖着辫子的人竟会修治街道；这真是匪夷所思、闻所未闻！

吉林的市场逛起来是一件乐事。时候还早，看不到它们最盛的样子，不过陈设也已经很可观了。要等到万物都冻得硬邦邦、什么也不会坏的时候，本地的猎人才开始大举杀生；那时你才可以在鹿肉、野猪、野鸡、鹧鸪、著名的大马哈鱼，以及——乐中之乐——生的鲟鱼子，也就是新鲜鱼子酱之间挑挑拣拣。便是满洲的厨子，虽然对布里亚萨瓦兰一无所知，也能做出一顿本地菜来；只要再有点面包收尾，那真是一场盛宴。北方的中国佬不知道什么小狗尾巴和永远吃不完的米饭；他吃肉，吃大量的肉丝，吃野味、面食、饼、面条，而吃得比什么都多的是小米。

我在街上闲逛的那个下午，天气好极了。太阳晒得又热又烈，这里北方总是这样；不过这热是健康的，便是三伏天，在满洲也不必担心中暑。全城的人都出来了，因为再没有谁像中国人那样恨坏天气、那样享受好天气。人多的欢腾，街上的「闹」，在巴黎也未必比这里更受人喜爱。小锣叮当作响，要把闲逛的人的注意力引到一堆堆水果和别的吃食上；车夫吆喝着，催赶那些拉着官车、高抬前蹄的骡子，车里坐着官场上尊贵的太太们，慎重地垂着帘子遮挡，好教她们的贞节不至于公然受到侵犯；说书人——这种人在南方是难得见到的——高踞在一张高凳上，声嘶力竭地讲着辫子出现以前那些美好旧日里某位豪杰的荒诞历险，末了意味深长地告诉听众：人活着单靠吃饭，而他此刻很渴。一群群满洲姑娘，两颊抹着胭脂，脖子上松松系着粉红手帕，四声说得字正腔圆，怯生生地在一旁艳羡。人群走着，人群站着，人群吃着；吉林显然对那场迫在眉睫的战争漠不关心，什么政治、什么势力范围，见鬼去吧！

我走进一家烟铺，买了几支马尼拉雪茄；可见便是在努尔哈赤大步走过的地方，某一种文明也正在蔓延。伙计告诉我，情形还不算坏。「那个坏年头你们损失大吗？」我问。「哦，大得很！」他答道，「什么都完了，可是我们自己人跟俄国人一样坏。」

到处都是同样的说法。俄国人来了之后，在一段短短的空位期里出现了一种公社式的局面，乱民成群，男子们都成了爱国志士（因为在远东，这类事情女人是不参与的），富户的街道很快就被毁尽。不过那以后三年过去了，容易挣的铁路卢布又带来了富足。

末了我回到钱庄辞行。「合业银号」——这是它的全名——对什么都抱着怀疑，怀疑俄国的力量，怀疑将要到来的战争。「俄国人能怎么样？」他们说，「他们把兵驻在衙门里，可是一切事情都是我们的官办的，钱也都是我们的官拿的。再说我们又在招兵了。吉林已经有四营，这些新招的人比从前的好。到头来我们总要赢。」「是啊，」我说，「可是假如真打起仗来，俄国头一步就公然吞并满洲，而日本到末了又打不过她，你们打算怎么办？」

「哦，」他们答道，「总还有法子，眼下还没坏到那个地步。」

吉林的银号老板显然攒下了太多的银元，脑筋有点糊涂了。不过他们变成这样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东方那种致命的懒散与因循已经侵入俄国人的行列，那些带枪的人如今已被人瞧不起了。中国人那份了不起的自傲，使他能以惊人的速度忘掉那些难堪而不中听的史实，并且断言外交与不动声色的经营到头来总是赢家。至少他自己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吉林很安静，也还算知足。一位强干而有决断的满洲将军正不停地为中国人的利益奔走，已经把失去的收回了许多。军队在操练，买卖恢复了。机器局在造枪，官员在收税；一切大体如旧。俄国人诚然还在，可是那庞大的本地人口的惰性之力，他们更高明的外交与营生手段，他们那种能容纳新的、却一寸旧的也不让的奇特适应力，日复一日都在朝着同一个结局使劲。

俄国人在兵略上仍旧压着吉林，可是他抓到的是影子，中国人得到的是实体。铁路就要从八十英里外那座大集镇宽城子修到吉林来，俄国人以为到那时候他会更强。他是在用锁链加固自己，而这些锁链非但撑不住他，只会把他捆得更紧。现有的这条铁道已经是一副无法忍受、不堪形容的重担。每多修一俄里，就意味着中国人多得一些卢布，俄国的库藏多耗一些，而离俄国最终的目标却不曾近一步。除非斯拉夫人改一改，这一切都是白费，都是痴人说梦。

二十七由吉林经宽城子到奉天

我们动身时是早上五点。车夫朝手上呵了口气，点上那杆永不离口、装点着每个北方人嘴巴的满洲烟袋，朝骡子啧啧作声。「得儿，嗒，嗒！」他用北方赶骡人那种古怪的话喊道。长耳朵竖了起来，前面的骡子把麻绳套拉得笔直，纵身向前。辕骡灵巧地跨过堵在每一处北方院门口的那块门当石，我们便轰隆隆地闯上了街。「一路平安，」店伙们照满洲的样子屈膝齐声道；我们就这样上路了。

出城没有花多少工夫，因为清晨凛冽的空气把骡子弄得欢腾，根本不用催。每座中国城里都有的那些泥水塘上，已经看得见薄冰，这就是说，再过几天，北边再刮几阵，冬天就要压到这片土地上了。我们经过的那座城门顶上飘着一面三色旗，底下那间破败的岗房里有几个俄国兵和中国兵。共同守卫显然是吉林当日的常规，两边都在维持体面。

到七点，太阳已经欢快地照着，皮袄可以脱了。西去宽城子的路在丘陵间盘来绕去，景色很美。路一路曲折盘旋往上爬，吉林很快就远远落在后头，隐进了江谷。走了几英里，便在老爷岭，也就是老爷关，到了这片渐高的丘陵地的顶上。这里有两座秀丽的关帝庙，掩映在橡树、柳树和姿态优美的满洲榆之间。四周的丘陵以柔和的曲线起伏远去，远处看得见村落，村子近旁有淡蓝的烟慢慢升上天。「烧炭，」我那车夫咕哝了一声算作解释，「这儿都干这个，先生。没有庄稼。」这是一片安宁而可喜的风景，从中该走出来的不是煞风景的二十世纪旅客，而是那些身披缀甲、把一个个省份扫进努尔哈赤怀里的好汉。吉林四围是典型的满洲人的地方，不用费什么想象，就能把那些林间空地重新填满一个个英雄气概的人物。

我们走的这条路，是雄赳赳地把吉林同奉天连起来、再一路直通北京的大官道。冬天这里生气勃勃，浩大的车队挤满道路，高高地堆着各色货物，往南边的市集上去。此刻自然还早，看不出多少动静；不过单是这路面之宽——有些地方宽达一百英尺——以及路上被无数车辙划得纵横交错的样子，就足以证明在合适的季节里有着何等浩大的运输。到了三岔，我们折而正西；把大道上那些深辙抛在身后、踏上小路的平地之后，便快马加鞭起来。这条路上我们没有遇见多少人，见到的那几个也同我一样坐在小篷车里，是有事赶路的人，能走多快就走多快。

正午我们卸套歇了两个钟头。「七个钟头走了七十五里，」车夫说。不到两点我们又上了路，天黑时已经走完一多半。我最后吩咐的一句是要早起，车夫向我担保我睡不过头。

星星还亮着，就有一个沙哑的声音叫我：「洋先生，起来罢；都齐备了。」外头院子里骡子正跺着蹄子，把落在地上的料吃干净；下房里人们互相招呼着；猪和狗发出粗野的声音。万物都带着那种只有黎明前才有的清亮声音，不安地动弹着。嗬，满洲人起得真早！滚烫的茶匆匆灌下。我用几个模样像是史前遗物的煮鸡蛋把自己噎了个够，随后又坐到了车辕上。

我们离开时天还没大亮，四围永远是那同样起伏隐约的丘陵地。这倒是一片打游击的好地方。不过灌木橡树和粗草已经换成了耕地，避风处这里那里散落着农家，数目越来越多。九点我们停下吃早饭，车夫同我两个人一道吃粗面条，吃到再也吃不下为止。「啊，」车夫说，「这么走道儿才好。肚子饱饱地赶路，谁不乐意呢？」末了还加上那种表示赞许的古怪的中国式反问。

骡子被抽了几鞭，我们一路小跑，又颠又晃，苦不堪言。哦，没有弹簧的北京大车那种颠法，给你唱的挽歌已经不知多少回了，可是颠还是照旧颠，路还是越来越坏。车夫倒是兴致很高，又好沉思，坦率得出奇地大声议论起钱的力量来。「你给得多，」他说，「咱们两天就到；照好价钱是三天的路。换个给得少的，我就不赶，那就是四天。」可是骡子和它们的脚力我并不感兴趣，于是我突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

「你喜欢俄国人吗？」我说，「这儿的人怎么看？」「俄国人么，」他闪烁其词地答道，「是难打交道的人。有好的，有坏的。两样我都碰见过。天下人都是一家子。」这是中国人惯常的答话。他们先兜个圈子观望观望，然后往正确的一边跳。

「不过，」车夫接着说，「有一件事我想弄明白，大家都在问。这些兵是谁在养？他们花很多钱，可是谁也不知道钱是哪儿来的，因为收税的还是咱们的官。这样都三年了，还没个完。」

我试着把高深的政局讲给他听，可是他不肯承认这里头有什么道理。「从前打仗我们见得多了，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们要走，为什么不快走？要留下，就说留下；不然要出乱子的。」

仿佛是要把他这番议论坐实似的，一个骑着一匹可怜白马的人沿路溜达着朝我们来了。一串铃铛拴在一段粗红绳上，来回猛烈地叮当作响；他越走越近，用满洲人那种短马鞭朝我们使劲地挥。

「他们来了，」他一碰上我们就嚷道。「谁？」车夫用路上那种缩头去尾的土话问。「骚鞑子的兵，」他答道，「有马队，有炮。我看见了，这就去给我们那边的人报信。」

于是我们劲头更足地走下去。宽城子如今只有几英里远了；照中国人那种神秘的路数，前几天有消息说大批军队正从北边坐火车开来。战事随时可以爆发，因为局面从来没有这样危险过。我们转过一个弯，只见一英里开外的路上布满了黑白两色的点子，参差不齐地上下跳动。那就是兵。车夫低声骂了一句，阴沉着脸赶了几分钟车。等那些点子越来越大，终于展开成人和马，他便转过身来，粗声问我有没有什么可怕的。

「有时候要出乱子，我可不想把车和骡子丢了。咱们赶到地里去等着罢。」

我婉转地暗示他，他若离开大路，我就要教他吃苦头——照中国人那句有力的说法，是把他的腿打成两截。「那么，至少请你坐到车里去，」他争辩道，「别叫他们知道你是谁。给人知道了准出乱子。」可是我仍旧坐在车辕上，一步也不肯挪。于是一刻钟之内我们就同迎面来的部队碰上了，停下来让他们过去。头里是两个骑兵中队——这不是哥萨克，是俄国龙骑兵，大个子骑大马。跟着是大炮铿锵而过，两连重炮和一连轻炮。压阵的是长长几列绿色的军用大车，两旁排着穿白上衣的步兵护卫，照他们的肩章看，是西伯利亚的联队。人数差不多有一千。可见吉林正在增兵，俄国人显然开始对东北边界和波谢特湾那种可能性紧张起来了。炮兵连长和骑兵中队长过去时都好奇地朝我看了几眼，其中一两个仿佛要停下来，可是一句话也没说，一句也没问。也许我被当作了无处不在的传教士；也许人家看出了我的真价钱；不过无论如何，也不管人家心里怎么想，如今报上不断的呼喊，以及惊扰别的欧洲人所必定招来的麻烦，已经把俄国人弄得这样谨慎胆小，他们宁可什么也不管。说到底，妨碍俄国计划的并不是单身人的来来去去，而是大军的集结与猛扑。在这番思量之中，宽城子终于在望；到时候我们穿过一座破败的城门，进了城。我们用不到两天走了二百五十二里，合八十四英里。满洲的骡子是了不起的，值得一切赞美。

按满洲的标准，宽城子是个了不得的地方；正如松花江上的哈尔滨向人显示，只要用对了办法，这地方从欧洲人的眼光看有着何等巨大的可能，这座中国城也让人看到这地方已经开发出来的那种传奇般的财富。南北向的大街长十里，气派十足地从城的这一头扫到那一头。两旁是密密麻麻一排排的铺子和货栈。许多铺子在大街上找不到足够的门面，就把摊子推到旁边的小街上去，把那些小街也弄得招旗、招牌和牌楼一片花哨。行人、大车、马、骡和商队堵满了道路，个个都是一副忙得发疯的样子。

宽城子什么货色都找得到，因为它是满洲内陆的总汇之地；它与其说忙于出产，不如说忙于从四面八方收进来，再转发到别处去。北边和东边送来各种农产品；西边的蒙古送来矮马、皮子、生皮和畜群；南边的牛庄转来成包的棉布、成垛的铁，以及上千种别的东西，分销全境，用来抵偿为出口而买下的货物。不过这地方那份扎实的分量，恐怕在城门附近那些密集的小街上显露得比别处更清楚。这里是一座座巨大的大车店，紧挨着当铺；乡下的出产运到这里卸下，堆成小山似的垛，一交货，当铺就把钱垫出来。道路一上冻，七骡八骡的大车、净载四千磅的大车，便开始吱吱呀呀地把这千千万万吨货往冰封的辽河边上运。河一开，成队的帆船便从牛庄溯流而上，把那些已经一站一站慢慢走了好几个月的货物运到海口装船。这几句话就把满洲中部的大宗买卖说尽了。

宽城子就这样一年年重要起来，如今毫无疑问，论人数它是满洲最大的城。何西在一八九六年估计人口十二万，可是就今天而言，这个估计实在太保守了。实在说，铁路把成千上万强壮的山东和直隶劳工带进了满洲，他们喜欢这个地方，便留了下来；许许多多东西的需求又被造了出来；所以毫无疑问，宽城子极其兴旺，人口也大大增加了。从这座城的大小和街上的人群看，中国人估计有二十五万居民，实在没有理由说是过分。

一道破败的土墙围着这座城，城门颓败，一副凄凉相。不过中国人只要有钱可挣，是毫不在乎自家城池好不好看的；宽城子的余钱全投在买卖上。东门那里有全城唯一值得一看的建筑——一座庙，附属的房屋上装饰着象头和别的奇异的花样，很有艺术意味。中国的庙宇当真可算是中国人的一部简史——早年的堂皇带着黄金时代的气味，接着是几百年彻头彻尾的唯利是图与不修边幅。

宽城子街上我几乎没有见到俄国人，虽然那里有一家华俄道胜银行的分行，有一个电报局，局里的办事员穿着白制服，车站上还驻着人数不少的护路兵。不过车站在城西老远，过着完全同这座中国城无涉的日子。我确实见过一个哥萨克腋下夹着公文包，从银行匆匆骑马而去——那是满洲各处殷勤地拨给那家政治机构使用的军差之一——可是即便是他，也没能让我觉得这座城已经彻底俄化。

傍晚到了，我出城到火车站去。在餐室里适度地吃了一顿，我便设法把时间打发得快些，等着下半夜哈尔滨的邮车到来。车站上有大片房屋，都已为一桩不会到来的买卖和热闹准备停当。沿着铁道还堆着大垛大垛的木柴，因为烧煤的路段在宽城子以南。护路兵三五成群地闲荡着，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看。晚些时候，一个俄国马贩子走进餐室，高声大谈这一带地方了不得的前途，替自己也替听众消磨时间。

「西边是蒙古，一马平川。我可以不费什么事，一匹三十卢布买下矮马赶回来。在旅顺和哈尔滨，我能卖一百卢布。这么算，我每匹至少赚五十卢布。一年跑二十趟是轻而易举的，要是每趟带五十匹，就是卖掉一千匹，赚五万卢布。没几年我就发了。」

人人都被他的坦率迷住了，为他的魄力喝彩；那些整天抽不完的纸烟、喝不完的茶、竖着耳朵听旅客故事的年轻铁路雇员，眼睛都放起光来。他们简直哑口无言。四面八方都有这样的前程，自己却被拴在铁路上，没有多少事可做，又因为买卖清淡和黄种人在银钱上的高明手段而几乎捞不到什么陋规——这岂不是残酷的命运？

这位马贩子的话，正是满洲所有俄国人那种愚蠢而自满的样子的一个好例子：他们总要推心置腹地告诉你，他们要发几百万的财。永远是将来的事——隐约看得见，却从来不曾兑现。可是欧洲人何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中国人肯让白人把利润全赚去，自己却什么也不干？然而在哈尔滨，人家还是告诉你那里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商埠；「面粉、木材、牛，」他们含含糊糊地说，「这些东西我们不久就要大批经手，发起财来。」只有时间能说明。

到时候我的车到了，又开走了。夜过去，天亮了。开原和铁岭被抛在后头；越往南走，每个车站上的制服越多——一些面孔几乎混熟了的乞丐，央求我们相信他们当真一点吃食也没有。车上有几个俄国人，新近从圣彼得堡来，看见这么多黄脸孔，一唱一和地越叹越响，纳闷俄国和她的扩张究竟成了什么样子。还是老一套；而这个问题每想一遍，俄国那些自命不凡的空洞就更显出几分。

太阳就这样过了中天，慢慢西沉，把这片富庶的土地浸在金光里。到了奉天省这边，天已经不冷了。巍巍长白山和它那绵长的余脉，把奉天从东北方向遮了起来，使冬天来得比仅仅北边两百英里处晚得多。三点三刻，车轮比平时叫得更尖——这是刹车被笨手笨脚地按下去的记号。「啊呀，那是什么？」人人都在问，彼得堡来的旅客看得出神。你们尽可以问，因为这在俄国人是一片未知之地的景象：奉天阴沉的城墙在两英里外的树丛间耸立着，而车站四周是一大群棕色面孔的人，带着大车、驴、骡和矮马；人人都在看，都在看你，看得连最糊涂的人也不能不明白：真正的满洲是在铁路之外，而不在铁路之上；而做主人的是中国人，凭的是他那压倒一切的人数和更高一筹的心思。

二十八俄华帝国的举止、风纪与人

从我上面写的那些，诸位大概已经看出来，俄属满洲的情形有些异乎寻常；我指的是完全撇开危局、迫在眉睫的战争、俄国的侵夺、日本的强硬之类不谈。你从一个多少算是文明的地方过来，深入到俄华帝国（此名由亚历山大·乌拉尔所创）里那些当真摸得着的地方的本地生活中去——就是说，那些实有其地、有俄国男人、俄国女人（顺带说一句，女人很多）、俄国孩子、也有俄国房子的地方，而不是想象力丰富的作家在纸上造出来的地方——那么你从前对许多事情的成见，就要受到一次粗暴的震动。有些事情，很久以前有位极好的人教过你，说这是好的、正当的，那是坏的、下流的。当然，随着年岁增长，你那些体面的念头多半丢了不少，大体上变得跟你同年纪的千千万万别人一样了；有时候好一点，也许坏一点。可是尽管这样滑落下来，你对那些最初的理想总还怀着极大的敬意，虽然这敬意有点模糊；而且纵然你的敬意不过是一种十分抽象的崇拜，这种心境也总算是一份收获，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从不失灵的精神校正器。

你在满洲所认识的俄国人，却全然不是这样。他显然从一开头就根本没有什么理想；他有一种宗教，可以说在教堂之外就无从捉摸；无论他人多好，他都是一个空洞的形式主义者，比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里任何一位在举扬圣体时喋喋不休、吸着鼻烟的司铎还要空洞。在俄国人心里，宗教、理想以及一切与之同行的东西，全都包含在希腊正教会外表的排场与展示之中。一切都不过是形式和套语，背熟了用深沉的嗓音热烈地吟诵出来，除了从戏剧的、布景的和歇斯底里的角度看，别无意义。

在满洲，你只要看一看士兵祈祷的样子，就明白许多世纪以前异教的撒克逊、法兰克和条顿部落何以会成批地皈依。把眼睛眯到只能隐约看见面前那个穿长靴的斯拉夫人，再把记忆推回到当年那些蛮族部落的图画上去，你就会明白他们原是一路人，同样觊觎着肥沃的土地。你看那些俄国兵在教堂里画着十字，神父在他们头顶上抑扬顿挫地诵念，其余的人都跟着照做。也许诸位住在俄国的人会笑话这些话；不过在满洲，这至少是真的。因为在这个地方，许多俄国人已经或多或少地完全不受约束地过了好几年，其结果显然是返祖。英国人那种冷峻的持重，德国人那种常识，法国人那种理智，俄国人一样也没有；一旦把他完全抛在自己的本事上，没有一只管束的手来约束他，他便无所依傍。人为的藩篱一垮掉、一撤走，你看到的便是原汁原味的俄国人；而那道本该伴着他上桌、好让他可口些的寻常调味汁，人们是极想念的。

因为要记住，铁路沿线的满洲，如今已经在名义上的战时状态里维持了三年多。我这样说，并不是指红胡子成群地不断同俄国人的铁腕交锋这类故事有哪一点是真的；那些都不是真的，满洲人人都懂这出滑稽戏，也懂它为什么要演下去。有时候确有二十来个「歹人」——照另一个国家西部荒野上的叫法——拦下并抢劫一列火车，不过是为了表示他们瞧不起俄国人那套弹压的章程；可是这类乱子明明是零星的，丝毫代表不了真实的情形。然而，假装这地方极不安定、极其危险，是对俄国有用的；于是她把这个意思用到治理自己的百姓上，任凭他们随心所欲，在日常生活里像一群没有驯化的匈奴人那样行事。

这一切头一个结果，是满洲在女人一事上那种异乎寻常的放纵。中国人在男女之事上虽然无疑是从一个错误的立场看问题的，大体上却是个有德行、也干净的人，无论如何不肯拿金子或票子把自己的女眷卖掉。面对着那些我不愿多说、只能略加暗示的可能，中国人在当时的情形下尽了他所能尽的力。简单说来，中国女人被尽可能地挪到俄国人够不着的地方去了；所以从旅顺沿铁路到满洲东西两边的边界，你几乎从来看不见一个本地女子公然在外走动。她们都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不过同许多本地中国人谈过之后，我的看法是：女人不过是藏在自家屋里和院子里，一听见「骚鞑子」——这是中国人给俄语「兵」字的音译——的风声，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窜进秘密的藏身处，活着是绝拖不出来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可喜的局面，可是后头还有。

于是大批的俄国人，既弄不到这地方的女人，便鼓励从东欧由铁路和海路自由地、毫无限制地输入女人；那些女人当真成千上万地来了。倘若「好女人使人向上」这句格言是真的，那么「坏女人以空前的速度把人拖下去」也同样是真的。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奥地利乃至俄国本土的这些渣滓一到，满洲军民的健康受到的影响骇人听闻，连俄国当局自己也不时惊慌起来，做过几次想法拙劣、办得更糟的尝试，想把这些祸害清除掉。因为来的不止这些女人，她们还带来成百上千下流的拉皮条的，在这些人看来，各式各样的恶德就是他们活着的德行；他们到处滋生，把心里的病散播到下层人中间，使那些淫邪之徒习惯于更坏的放纵。

在下层的成千人中间这样淫乱盛行之时，上层的那几百人也没有闲着。起初大概还肯照欧洲那样遮遮掩掩地干些小小的越轨与风流，可是坏榜样无人责备，其毒潜移默化，终于在满洲造出一种玩世不恭和对礼法的不屑；这甚至叫一位彼得堡的近卫军军官和一位托木斯克的商人吃了一惊——我曾同他们一道走了两天，他们再三说自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得头晕目眩」，因为他们时时看见的景象实在太出奇了。显然，俄国人自从来到远东，在不止一个方面走得很远了。有身分的军官光天化日之下带着相好出去兜风，毫不脸红地向他们的将军行礼；在公共饭馆里大宴宾客；一举一动都像是婚姻的约束只存在于黑龙江的那一边。

二十九、奉天——满洲的旧都

奉天是这个辽阔省份的省城。它也是那座大都城的仿本；像北京一样，它有城墙，只是不及北方那座大京城的城墙那样高、那样气派。它也有一座仿造的天坛，不过这一座又比北京那高贵而清峻的轮廓更家常、更不张扬。这里甚至还有鼓楼和钟楼这类东西，从前一遇凶恶的敌人威逼，它们尖利的声音便唤醒居民，催他们赶紧上城守卫。城墙之外一处僻静的地方有一座皇陵，叫福陵，也就是「有福的陵」；在秀丽的林木掩映之下，那里躺着太宗——努尔哈赤之子——的遗骸；他因为恭顺地遵从父亲的遗言，几乎把脚踏上了龙位。

不过我说得太快了，还是应当照人从车站过来时所见的样子来描画，否则新的地方色彩和当下的情形就丢了，我的用意也落了空。

从前中东铁路避开奉天的近郊，就像避开至圣所一样。这条线最初修成时，向西偏北画了一个大大的半月形，把满洲人的旧都远远地撇在东边。便是到了一九〇二年，那条为政治缘故而取直的路——之所以办得成，只因为中国已经成了陶工手里的泥——还没有完工；旅客被毫不客气地丢在一个名字毫无意义的车站上，从那里再自己想办法，走世上最坏的几段路到省城去。

一九〇三年却不同了；在北方清澈干燥的空气里，奉天的旧城墙看上去近得很。我在那里的时候，重新占领奉天的事还没有发生，那座小车站显得十分卑微、十分不起眼。看见满洲这位大将军一副悔过的样子，实在稀奇，于是我赶紧去查访；说来奇怪之至，我发现驻在那里的护路兵只有十八名。在这样一处极合心意的地方的大门口，只有十八身军装，实在说不过去；不过给我通消息的那个俄国人替它辩解说有情有可原之处——他一再说是大可原谅的，一边含含糊糊地朝身后挥了挥手。我朝车站界外望去，明白了。两百来码外立着十来所低矮的、营房似的房子，只盖了一半，轮廓被一个个豁口打断，堆满了脚手架。营房本是按很大的规模动工的，可是山东的工匠看冬天快到，显然都回家去了；于是没有人留下来把它们盖完，因为俄国人一遇紧急就束手无策。

一个车夫抓起我的行装，把我从人群里抢了出来，我们便朝城里小跑而去。到城门只消二十分钟的车程，我们很快进了城。奉天城墙之外，同每一座中国城一样，未经许可的房屋和窝棚大大侵占了官地，按旧例那些地是该空着供守城之用的。这些房子多半肮脏破败，住的是穷人中最穷的，巷子里满是叫人恶心的景象。这里头分明看得见打点的手，因为连乞丐也拿得出一点钱来。不过，只要这侵占不碍着自家的买卖，谁也不真去管它。

奉天城门口有中国兵守着，拿着不怎么样的步枪和更不怎么样的刺刀；这一回，头顶上总算没有一面俄国三色旗从歪竹竿上懒懒地挂下来。所以这座城暂时可以算是大体上摆脱了篡权的莫斯科人。一进城，我就吩咐车夫往人家告诉我的那家俄国客店去，因为我想试一试某些事情，用俄国人的眼睛看一看。我们哐啷哐啷地走着，经过一条又一条新盖起的铺子的街，新漆和金箔亮得耀眼。一九〇〇年时势逆转、报应和哥萨克一同到来时，奉天比满洲任何别的城受害都重。整片整片的街区被抢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随后为了不让人日后查出所谓复仇者的手笔，又放上一把火，让火烧掉一切痕迹。

我万没料到，我的车忽然停下；车夫从近侧的车辕上滑下来，动手掸腿上的土——在北方，这是路程已到的确切记号。我朝四下里找俄国化的迹象，一点也找不到，便问停下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车夫哼了一声，「你没看见那扇门吗？就在那儿。那就是你的俄国客店。」

我推说自己眼力不济，惊奇地打量。那家俄国旅馆一经揭开面纱，原来是满洲最寒碜的东西。它不过是一家很不像样的旧中国商号，上头挂着一块又小又脏的招牌，表明这是一家客栈。我下了车，推开门，结果一头栽进一间看上去像是原始饭堂的屋子。不错，那确是饭堂，因为那里有伏特加和一块年代久远的桌布，这两样东西是错不了的记号。

车夫怪我磨蹭。「这儿不讲什么礼数；你只管进去，爱怎么样怎么样；我来喊一嗓子，不然没人来。」他果然喊了，末了出来一个脏兮兮的「伙计」。「没房了，」他不等人问就说，「我们统共五间房，好几个俄国人还挤在一处睡呢。」这话听着不怎么中听；不过在有俄国人的地方，总要先把自己安顿下来再讲道理。于是我进去要了杯酒，末了把掌柜的挖了出来。掌柜的身上主要就穿着那双少不了的长筒靴——在这铁路帝国里，一切义人都穿着它睡觉；可是他虽然穿得原始，主意却不少。

「只剩我那间屋子和这张桌子了，」他自言自语地说，「我那屋子三卢布，桌子两卢布。」

我挑了他的屋子；随后草草看了一眼，便改要桌子，弄得他很扫兴。桌子是硬的，可是世上还有比硬更糟的东西。

不多时，店里的客人陆续聚拢来，因为到了吃饭的时候；本地厨子也顾不得礼数，从灶间探出头来，兴高采烈地问那「伙计」：「这些猪打算吃了没有？」中国人显然正照他那粗野的方式，拿这位进了门的征服者大大地取乐；他已经心满意足地替莫斯科人记下的那些丢面子的账，简直数不胜数。

「人都齐了吗？」我问那伙计。

「齐了，」他答道，躲在本地话后头，「客人五位，我们其实只有三间房。上头吩咐了，对外人一律说五间，好显得大些。」「那个女的，」他四下看看又补一句，「不在这儿。她只在这儿睡。」

好一处可喜的街坊；你由此就明白从铁路上溢出来的是些什么人了。我开始后悔那些中国客店了，因为在那里至少还有一种古老的文明，习惯上也总归舒服些。

不多时那伙计又发起牢骚来，语气里带着讨不到工钱的苦味。我从他嘴里得知，奉天要装电灯了，电杆已经立起来。他解释说，店里眼下这几位客人都是为这桩电气的事到奉天来的；在他们来以前，好几个月一个客人也没有。「人来了，四处看看，就走了，」他末了说，「俄国人在这儿干什么呀？」

可是电灯这件可怕的事把我赶了出去。真是可怕之至！一座有着中世纪城墙、鼓楼和钟楼的古城，要电灯做什么呢——这里有涂着虹霓颜色的油纸灯笼，还有上百种散发着世道尚未世故时那种气味的东西。

我在街上同一个中国兵搭了话。他是在吉林招募来的，生得结实健壮，正是造得出军队来的好材料；可惜他的装备仍旧是中国那套荒唐样式，在这个讲究精准枪械的时代实在不值一提。

「要是这儿再打起来，」他说，「还是老一套。我们枪是旧的，衣裳是旧的，每人只有二十发子弹。我们的官不行，我们连五分钟也挡不住俄国人——从来都是这样。」

当然，还是那老一套；而要负全责的，只有那愚昧透顶的北京政府。人是要多少有多少，肯打的心也有；缺的只是武器和带兵的人。袁世凯和天津那些操练过的军队，在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里也许还算得上数；可是满洲这些义和团之后招募起来、枪械低劣、统带无能的兵丁，实在不值一哂。

第二天我起得早，因为要看要办的事很多。城墙里的奉天简直是个小号的北京，在城里跑最长的路也不过是儿戏。而且奉天如今还有了一样时新的远东便利——到处可见的人力车。两个壮实的苦力推着你在车辙间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劲头之大，叫你过不了几分钟就断定：在原样的中国路上，北京大车到底还是最好的东西。北方的大车本来就是为车辙造的，正好嵌在里头，因为那些车辙原是祖宗的大车轧出来的；人力车却是个外来户，而且每一分钟都要向你证明这一点。把人力车引到这样北的地方来，功劳要归俄国人；虽然占领的那一套在奉天表面上已经消失，人力车却留了下来，苦力身上还带着从前俄国人发的执照。我很纳闷，问苦力为什么还留着执照。「谁知道俄国人什么时候回来呢，」这些会说话的驮畜答道。「再说，」他们末了道，「这些执照可以卖给不懂俄国照票的乡下人，所以留着有用。」中国人做买卖的精神万岁！

我到几处地方拜访，想弄清本地官员对那份把奉天开放给天下通商的美国条约是怎么看的。他们个个都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把这整桩事当作枝节。他们承认从中国的立场看，这条约做了些好事，多少加强了他们的地位；可是他们争辩说，眼下对他们唯一要紧的一点，说到底还是俄国究竟会不会不同日本打仗就撤走。在这些府邸里，有一件事叫我很受触动。上海的华文报纸成堆地摊在那里，有一位说他订着三份日报。这不能不对满洲的人在战事发生时的态度与行动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我坚信本地报纸的教化之力——它们的灵感主要取自远东的英文刊物——正在使中国人越来越疏远俄国人，使他看清俄国那个吞并的打算的真面目。同差不多一切情形一样，在中国是官绅决定一乡一地的态度；这样散播盎格鲁撒克逊的观念，只能有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对俄国人必定极为不利。十年前，奉天和吉林在思想方式上还同中国其余各处隔着巨大的鸿沟。今天它们对这些新起的影响，感受得比别的省城还要敏锐，陈旧过时的东西正在让位给新的。

看过这些报纸、这样想过之后，再到电报局去，看见穿白制服的俄国报务员在办事，某个西伯利亚联队的脏兵在外头闲荡，实在是一记打击。世上若有人代表着落后的文明，就是这些人了；中国若要得救，无论付多大代价也得把他们打发走。

因为奉天虽然名义上已经交还，城里还有九十来身军装。特派员有哥萨克卫队，总领事也有一队；华俄道胜银行同样由兵丁护着；末了，电报局仍旧捏在莫斯科人手里。诚然，旧皇宫和各处衙门里的兵已经撤清，可是斯拉夫人的靴皮味仍旧压在空气里。四月八日以后，人家做出一副严格照约章条款撤兵的样子；可是只要俄国人还能用几万人从铁路上控制这个地方，还能高兴的时候就让他们涌进中国城，眼下这种不伦不类、使任何真正了结都无从谈起的局面，只会使不安有增无减。

我把各部院衙门走了一遍，进去看了几处。可叹的是，官面上的奉天极其破败，官署里有一股安之若素的绝望气息，上自将军的官邸，下至最小的警察亭儿，无不如此。增祺将军的衙门前有一排破败的拒马，门楼上挂着一面褴褛的龙旗。这两样古董，显然被认为足以充作一位满洲将军那已然失落的尊严的仪仗；因为你若进了门，只有一个门房用毫无光彩的眼睛看你一眼，一直走到里院和内眷的住处附近，也没有人问你有什么事。人家说增祺的锐气已经被磨掉了。人人都反对增祺——连奉天的中国人也反对——可是替这可怜人说句话，总还是有话可说的。要顶得住三年的恐吓，你得有一副硬性子；而你若是在中国官署那种太平的空气里养大的，就不配去应付这样的难题：一个粗声大气的人逼着你立刻拿出办法，还扬言你若执拗，就要给你种种可怕的苦头吃。所以人家说增祺垮了，向俄国人降下了自己的旗号；他先前公开否认了自己从前的一切交涉，如今又在暗地里同他们勾搭上了。这话真也罢假也罢，对大局究竟没有多少影响，因为在主历一九〇三年，一个人是出卖不了两千万人的，便是满洲的将军也不是全能的。

从衙门回到街上，置身于不那么容易被吓住的人群里，实在是一种解脱。因为满洲的平民百姓对这些叫人头疼的难题似乎奇怪地漠不关心，四处笼罩着一种礼拜天的安宁。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敢说自己知道；不过满洲的中国官员紧张而焦虑，百姓却一点也不慌乱。在齐齐哈尔和吉林，我发现过同样的征候，在奉天则更加明显。

从奉天的城墙上可以饱览四周的乡野，那旧都确乎坐落在一片可喜的土地上。城的四围是起伏的原野，铺着极好的耕地，中距是丘陵，极远处隐约可见高山。往东南几十英里，就是那几条通往鸭绿江的要道；战事若来，最激烈的厮杀将在那里上演。在一八九四年的中日之战里，政治上和别的顾虑使天皇的军队没有进奉天。若同俄国开战，奉天将派出它最有头面的人去乞求从蛮横的特派员和残暴的哥萨克手里被解救出来；而奉天向日本军队敞开的那一天，将是满洲全境如释重负地舒一口气的信号。

再没有多少可看的了，我便预备动身。一位特派员，一位总领事，一家华俄道胜银行，一座俄化的电报局，一家所谓的旅馆，几个哥萨克，两间可怜的杂货铺——这就是莫斯科人的势力与商业利益在满洲这座最要紧的省城里的全部。一群愁眉苦脸的满汉官员，两千名不中用的中国勇丁，再加上漠不关心的成群百姓，便是本地这边的图画。奉天不过是在原地踏步，人人都在等着开战。到那时候，才真会有值得一看的事情。

三十在满洲的俄国军队及其使命

在大多数人眼里，在满洲的俄国军队是一个未知数。几个月来，种种被编辑们凝成事实的传闻到处流传：说沙皇的占领军兵力何等庞大；说到处都是数不清的满员营头；说穿长靴的斯拉夫人如何无所不制；说他既已扼住一切战略要点，去挑战他这样做的权利何等无用、何等发疯——如此等等，没完没了，直到这尊巨像的影子比它本身还要巨大，而在这一片言辞的水汽里，那双泥足已被忘得干干净净。这尊巨像确有泥足，这话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不过撇开躯干和头颅先来谈脚，究竟不合规矩，所以还是按部就班地来。

俄国军队在一九〇〇年侵入满洲，是因为欧洲侵入了直隶，因而那正是南下这桩蓄谋已久之举的大好时机。然而，欧洲有天津和北京要救；俄国军队在满洲却没有谁要救，因为义和团一出现、中国兵一失去约束，筑路队和护路兵就顺着铁路或上或下地逃了——哪一头方便就往哪一头逃。不过，军队虽然没有营救的活计要干，仗也打得很少，官僚和军人却一致把入侵满洲抬举到「战役」的尊位上，因为这是有用处的；于是整整三年，满洲的军队一直把出征的靴子穿在脚上，自以为是野战中的现役部队。

因为莫斯科人从一开头就知道，他是在拿唬人和神话搭台子；可是满洲那些肥沃的平原在他眼里已经如此可爱，而他自己作为一个记账人的粗心又使开销大到无从计算，所以他宁可把血流到最后一滴，也不肯放弃他打算从正主儿手里抢来的东西。

如我在别处已经说过的，一九〇〇年那场大举涌入，使满洲几乎一切有分量的城镇都驻上了俄国兵。从旅顺到哈尔滨，中部各大河谷沿线二十多座城被占据，照它们在俄国人眼里的轻重驻上或多或少的支队。往东，沿着朝鲜边界或近边界处，也有十来座城同样驻了兵。往西南，从山海关到牛庄，再沿辽河西岸一路上去，别的要点也被占了；末了，在满洲北部又占了十来处。这样，五十来座城镇——东三省最要紧的那些——都落在俄国人的靴底下，并且让中国人明白：这次占领是要永久的。这是这出戏的头一幕。

直到一九〇一年，中国政治与外交上的纷乱大体平息，各种议定书、撤军协定之类相继签订，满洲的占领军才发觉自己的处境大为改观。在那以前，各驻地长官当真以为他们要在防地上无限期地待下去，直到官僚们成功地把这个地方公然接管过来。他们还以为自己可以尽量与所辖各处打成一片、摆出一副安闲不在乎的样子，从而在收服当地中国人这桩大业上出一份力。

满洲占领军的兵力——我把关东租借地和旅顺的驻军也算在内——即便在大举入侵那段好日子里，也从未达到十万人；而且起初兵力的分布，与其说着眼于战略，不如说着眼于压制这地方的居民。

一九〇二年四月撤军文书一签，态度立刻就变了。出于节省的考虑，又因为要给这么多人办妥补给实在困难，在那以前就已经把驻在远处各点的兵力大为削减；因此几乎全部集中到铁路地带，不过是同一方向上的又一步罢了。

俄国军队实际上把撤军的第一部分办到了——就是交还山海关至牛庄铁路以及辽河以西之地，即辽西。圣彼得堡十分清楚，动了英国公债持有人在中国官办铁路上的权益，连英国也要被逼着显出几分决断；而既然日本才是最可畏的敌人，西满洲便以「无战略价值」为由被放弃了。可是到一九〇三年四月八日第二次调兵时，明摆着是两面派的把戏；正是这一次背约，头一回引起了日本政府的疑心。俄国驻奉天省的军队并没有全数退到铁路上，也没有完全离开这个地方，而是可以说带着保留地撤了。诚然，他们调动时声势浩大，好招远东报界的注意；可是这些军队即便守了法的字面，也处处趁机违背法的精神。于是在牛庄的平原上举行了一场七千人的盛大「撤军检阅」；白发将军们向士兵高声训话，说中国的领土正在交还，说军队的差事已经完了，说沙皇感谢他的孩子们尽忠职守。可是尽管有这一套，这些军队随即被极仔细地重新分布在满洲中部铁路的南段上，在战略上比先前更可畏、更有威胁。而且，虽然大部分军队离开了牛庄，该城所谓的俄国民政厅并没有撤销，海关也没有交还，武装的俄国巡逻汽艇也没有离开辽河。

同样，奉天虽然撤了兵，电报局却仍归俄国控制；驻在省城的各位俄国官员的私人卫队非但没有裁撤，反而增加了。在通朝鲜的大路上，东部最要紧的城镇凤凰城把四周的分驻小队收拢进来，加强了守备；早在五月，就已着手彻底试验鸭绿江一带的运输能力。凡此种种，都表明俄国无论怎样抗辩，都是何等不诚实。

随着日本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东京政府又显出要完全撇开海上列强自行其是的迹象，俄国的军事布置便有了更明确的形状；显然旅顺的参谋部正在翻检档案，极仔细地研究中日之战的军事教训。把这段有意思的历史彻底消化之后，他们立刻着手把满洲东南部从辽河到鸭绿江岸的三角测量做完——这桩工作从前是办得很马虎的。

俄国参谋部越琢磨，似乎就越相信日本的目标是在辽东以北的盖州与奉天以南某处之间的某个地方切断铁路。俄国参谋部很早就料到沿鸭绿江来路一带会有恶战，有一件事可以为证：从海城车站到鸭绿江口的安东，有若干处把中国房屋草草改成了俄国人用的营房，虽然至今还没有住人；据保守的估计，寒冬的几个月里这一带能暖暖和和地住下三万人。实在说，仔细观察军队的动向，再加上军官们一时失口流露的议论，似乎可以看出：俄国人不能相信日本会从鸭绿江以外的任何方向大举进攻；所以一切都是为了在通往朝鲜边界的那几条头等要紧的大路上作压倒性的集中而预备的。这就是说，直到不久之前，俄国的海陆军参谋部都认为像一八九四年那场日本战争那样在辽东突然登陆，是不可能的事。

秋意渐深，从一开头就看得出：十月八日——吉林与黑龙江两省最后撤军的日子——已经失去了意义，甚至连把边远各点的兵调进铁路地带以维持体面也不打算了。我同几位本地朋友商定，得以查明：在那个重大的日子，也就是八日那天，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一点调动也没有。其实，除了省城之外，这两个北方省份里实际上已经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军队，有也是极少的。驻在边远各点的那些，已经改编为特别的观察队，兵力只够抵挡本地的土匪，并不是为着威慑中国或满洲的地方官而设的。

所以整个黑龙江省可以立刻撇开不论；因为除了富辽甸——那里一向大规模地训练护路兵——之外，这一省几个月来实际上已经没有俄国军队了。吉林省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也一样，只有哈尔滨、吉林城以及宁古塔—珲春—波谢特湾一线除外。由此可见，一九〇三年年中，俄国军事总部已经得到通报，知道空气里有严重的危险，随时可能出现惊人的变化，重新分布军队片刻也不能耽搁。因为俄国从来无意放弃对满洲各省的军事控制，这是毫无疑问的。

于是，满洲的撤军连名义上都还没有办完，俄国的占领军就已一笔勾销地变成了防卫军。换句话说，压制的方针——就是压制满洲的百姓与官员——变成了防备一个可憎可畏的敌人日本前来进攻的方针。

我已经说过，俄国在南方大举集中的总念头是掩护鸭绿江诸路。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俄国远东海军的缺陷越发显露，日本人突然登陆的可能——不，简直是大有可能——沿着辽东半岛漫长的东西两岸造成的种种局面，使人明白必须另想办法，好防备最坏的情形。

于是秋天又占了若干新的城镇，作为在辽东半岛上独立作战的基地。其中主要的是：岫岩，在凤凰城以东六十英里，离东岸也差不多这个距离；复州，离辽东西岸二十五英里，面对直隶湾；盖州，在复州以北将近一百英里，离海岸不过几英里；末了还有辽河口的几个村子。

俄国这支他们自己爱称为防卫军的军队，单是在南满洲的任务，就极其复杂。首先是通鸭绿江的几条路，其次是漫长而危险的辽东海岸线，末了是旅顺和租借地。不过俄国参谋部——不管有理没理——认为：在日本别处得手之前，旅顺和关东租借地的南端是日本人啃不动的硬骨头。他们承认旅顺可能被封锁；可是他们同样相信，从这座海军要塞一直伸展到大连湾以北老远的那一大套野战工事，加上这一带满是童山、极便于防守的地势，会使敌人在开战之初无从认真地从陆路进攻。

因此，一旦开战，值得注意的两个地区似乎是鸭绿江—凤凰城一带和辽东北部的海岸线。在这两处未被成功攻入之前，铁路不会有什么危险。

不过看来俄国参谋部也预见到：战争初期它可能不得不放弃满洲中部铁路的南段；因为俄国在远东可用的全部兵力要集中到满洲，非好几个月不可。他们已为失掉我姑且称作辽东段的那一截铁路作了准备——就说关东设防线与奉天以南某点之间的那一段罢——而这一损失不会大大妨碍俄国的计划。

日本参谋本部最近的估算是：俄国在不至于危险地削弱本土守备、使欧洲边境立刻陷于险境的前提下，能够在远东投入战场的受训士兵最多为五十二万人。而最权威的人士都同意，要把这支兵力用铁路运到远东，必得过好几个月。不过这个数目里还要扣除：第一，照最乐观的估计，俄国十一月一日在满洲和关东已有的兵力，八万九千人；第二，阿穆尔军区的军队，四万八千人；第三，眼下正以每周两千五百人的速度源源开进满洲的军队；第四，由海路而来的援兵，八千人。这样，到一九〇四年一月一日，总督阿列克谢耶夫麾下在远东应有的兵力大致如下：

在满洲与关东，八万九千人；阿穆尔军区，四万八千人；由陆路来的援兵，二万二千五百人；当地后备兵，四万人；由海路来的，八千人。总计二十万七千五百人。

由此可见，在开战之初，俄国可用兵力恰好有十分之四在手边；其余三十一万五千人，必须经由一条长达五千英里的单线铁路运到战地去。

于是立刻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西伯利亚和满洲铁路的车辆够不够把这样一支大军运过去而不至于被压垮？再者，在离家这样远的地方，要养活五十万人是否办得到？

对这些头等要紧的问题给出确定的答案，似乎有些冒昧；不过总有些道理可以拿出来，很能说明问题。首先，在四五月以前，贝加尔湖上的冰硬得足以承受一切列车的重量，所以在湖上铺轨，就能让军车不限数目地从欧俄一直开进满洲。俄国在欧洲各线上拥有取之不尽的适合军用的车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车辆若能从帝国的这一头不间断地开到那一头，一大难题便迎刃而解，堵塞线路的风险也会减小。西伯利亚和满洲各铁路上侧线之长、之多，是这些巨大战略工程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大约每二十俄里就有地方停下至少十来列车，把正线让得干干净净。所以似乎没有多少疑问：把那三十万零几千人运过去这桩实际的活计，是能够成功办到的。现在来说第二点——给养。

翻出教科书来争辩说单线绝对办不到这桩事，是没有用的；因为铁路根本不会被要求去干这种办不到的活。这五十万人一旦顺利运到战地，光是满洲一地就足以供应大部分口粮。面粉、肉、青菜、盐和茶都有大量的现货；说这些满洲的给养只要调度得当便几乎取之不尽，并不算失言。今天单是哈尔滨那些磨坊，就供着八万张俄国人的嘴和五十万中国人的面粉，而局势的急迫立刻就要把这全部产量征用了。除此之外，把满洲所有本地磨坊一并征用，还能添上一批次一等的面粉。

不过还有别的门路。牛有，羊有，能吃的黑猪成群结队到处都是；从近旁东蒙古的平原上，还可以赶进无穷无尽的活畜来补满洲自己的不足。还不止此。各种粗粮，如高粱、小米和玉米，实际上要多少有多少。战事一起，内地那浩大的冬季商队贸易立刻就会停顿；俄国人若办事明智，就会因此在当地得到一支无与伦比的运输队。满洲驮畜那种惊人的耐力，我已经说过。套上笨重的大车，被迫走世上最坏的几条路，满洲的矮马和骡子不懂什么叫累；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它们拖着极重的担子，看上去丝毫不见疲惫。它们生在寒冷而健康的气候里，无论冬夏、雨里雪里都站在露天，论坚韧与勇气，世上没有别的牲口比得上；有了这数十万头牲口，俄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机动力应当是很大的。

因此看来，俄国要在满洲运送并供养她能在远东投入战场的这五十万人，似乎不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衣服、医药、军火，以及一支军队所需的上千种零碎东西，对铁路运输应当不算什么大负担。此外，借着本地的运输，野战中的军队应当有很大的机动力。倘若作战扩展到满洲北部，松花江这条大水路就会成为一个有力的因素，因为它贯穿全境直通哈尔滨。倘若形势吃紧，他们必定会搬出拿破仑那套「以战养战」的方针来，这是不消说的；而世上没有哪个地方比满洲更能养活一支军队。

不过俄国人也完全明白，倘若用强制手段进一步激怒本已敌视他们的百姓，眼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战争初期是否会出现大规模征用或强夺本地物资，是可疑的。只有在遭到惨败的时候，理智与审慎才会被抛到九霄云外，那种真正是自取灭亡之始的有害方针才会开场。实在说，看来战事若拖得过久，关键或许就在本地百姓身上；因为粮食供应、运输、情报和劳力这些天大的问题，大半要取决于满洲的居民。

可是读者要问了：怎么可以一口气既说满洲的百姓公然敌视莫斯科人，又说尽管如此，俄国的成败仍大半取决于她能不能诱使这些怀有敌意的中国人合作呢？我能这样说，也确实这样说；因为满洲的本地人虽然大多憎恶莫斯科人而偏向日本人，却也有成千上万、甚至数万中国人，只要北京政府保持中立，就巴不得去挣战争历来所给的那份厚利。譬如，倘若俄国的指挥官被授权以双倍的价钱雇本地大车，并且对每一个被打死打伤的车夫当场付给多少抚恤，那么成千上万的亡命之徒就会跑来，而肯揽下牲口和车辆的本地包工也多的是。同样，只要肯花大钱，总能找到中国商人，在实际战区之外的地点囤积成万吨的粮食；因为总有些中国人，只要值得，又能拿到现款，是肯到地狱门口甚至再往里走一步的。而供应这些奸细的，将是回民。满洲有很大一批中国回民，是在不同时期从中国内地各省迁来的，主要来自甘肃和山西。中日之战时回民帮过侵略者；他们一般都极不可靠，所以满洲有一句话说：十个回回九个贼。有这些帮手，俄国人是可以指望得上的。

不过，还是把一月一日的数目算一算罢。在中国的土地上：八万九千人；由陆路开来的援兵二万二千五百人；第三，由海路来的八千人；此外还应加上黑龙江以外地区可以征调到满洲服役的后备兵——就算一万人罢。这样，到那一天，俄国在中国领土上——无论是租借的还是占着的——大约应有十三万人。不过为稳妥起见，这个数目里还该扣去一些。因此我们假定满洲实际能打的兵力是十二万人。乍一看，这似乎是一支惊人的大军；可是仔细看一看它的分布、它形形色色的任务以及必须照管的广大地面，就会使人相信这支兵力是完全不够的——而效率这个头等要紧的问题，还暂且完全撇开不谈。

先说关东租借地的设防线，也就是旅顺至大连湾一带；万一战事骤起，实际可用的兵力不足四万五千人。有些作者大肆渲染旅顺之坚固，说它如今既已在天然形势之外大大添了人工，便绝对攻不破。可是这些作者急于证明自己的论点，忘掉了许多事，其中最要紧的是：需要守护的并不只是旅顺那狭小的范围，还有一直伸到大连湾以北的整个战略地带；而俄国人的懒惰又使许多本该多年以前就办的事至今未办。举一个小例子：在关东地面靴跟部分的西岸，离旅顺城外不过四英里，有一个海湾叫鸽子湾，深水一直到滩边。四周的山把这个湾遮得严严实实，然而扼守这一要害的第十三、第十四号炮台，直到一九〇三年九月才动工；虽然此后日夜赶工，到十一月炮台仍未完成，炮也没有架上。

诸如此类的小事，预示着这场战争必定会暴露出来的一些可怕的短处。最有权威的人士都同意，关东这些设防线要真正做到攻不破，需要八万人；而看来毫无疑问，战争初期铁路一旦被切断，这个数目是永远凑不齐的。

下一个要考察的地区很大；不过，除非日本的陆上行动拖得过久，我前面说过的沿辽东北部建立的那几处独立基地，是永远不可能完备起来、也不可能集结足够兵力的，所以我打算不停下来细说，而径直来谈鸭绿江诸路一带。

以辽阳—海城一带为基地，俄国在这几条路上好几个星期内能够动用的兵力不会超过四万人。从辽阳到鸭绿江，走陆路大约一百五十英里，合一星期的行程；虽然如我已经说过的，路上凡能预备的都已预备了，可是总攻一开始，必定要乱成一团，因为运输问题立刻就会变成生死攸关的事。眼下拿数目出来是没有用的，不过有一点还是可以稳当地说：到目前为止，鸭绿江与铁路之间只有几千人。在鸭绿江集中的主要目的，不过是争取时间，好把援兵从欧俄源源灌进这个地方；每争得一天，俄国的打击力就添上许多人。俄国参谋部的说法是：日本将领初次同欧洲军队接仗时会格外谨慎，所以比较小的兵力也许能把压倒性的日本大军拖住很久。

不过似乎没有多少理由认为日本只会从鸭绿江一路动手。在辽东突然登陆，以及由此把俄国参谋部的布置搅得一团糟，这诱惑太大，不会轻易放弃；而日本军队一旦在关东租借地以北的辽东东岸或西岸登陆，集中在通鸭绿江诸路上的俄军侧翼就会受到危险的威胁。他们存在的理由将不复存在，逐步退向海城或辽阳几乎是一定的。

可是日本人在辽东海岸登陆还有另一重可怕之处。那必然意味着铁路终将被切断，关东被孤立，俄国各军被割裂。

关东的设防线能不能经得住长期围困，是一个在材料这样残缺的情形下讨论起来未免愚蠢的问题。不过，在攻下这座俄国要塞和外围野战工事成为军事上或政治上的必要之前，日本为什么要在拼死的强攻中牺牲成千上万的人，实在看不出道理。只要旅顺及其周围地面被切断、同北方完全隔绝，辽东上的日本军队就可以全神贯注地对付俄国的兵力，而那时俄军将从海城到牛庄拉成一条稀薄的长线。所以，不妨认为，正如上一次中日之战那样，最大最烈的厮杀将在这里进行，南满洲的命运也将在这里决定。日本这桩差事绝不轻松，只消想一想俄国的援兵能从北边源源不断地灌进来，就很清楚了。

日本在南满洲得手，必然会引出别处的新动作。除了在辽河以西——也就是牛庄以西——登陆的独立军队去包抄集中在辽阳、海城一带的俄军之外，还有一条全新的战线值得考虑。那就是俄国的太平洋省，即滨海省。海参崴以南几英里、正对着函馆的地方，就是波谢特湾。离波谢特几英里，便是朝鲜的东北边界和图们江。再过一步之遥就是中国领土，因为吉林省的东界实际上一直抵到海边。中国的珲春，这座在义和团之战以前与哥萨克哨所隔界对峙的要塞城，如今落在俄国人手里，软弱地守着一条极要紧的大路。这一带在战略上的分量，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这里离日本最北的要地函馆只有四十八小时的航程，冬冰一开，天皇的将军们随时可以在此突然登陆；而从波谢特湾出发，机动部队可以经宁古塔一直插进吉林省的腹心，造成极可怕的混乱。因为要一举办到三件事——切断海参崴同满洲的联络，从侧翼威胁哈尔滨，并从背后打击俄国的南满洲军队——再没有比这里更方便的地方了。

俄国眼下用来应付这样一次进攻的兵力很难估计，因为分布得极散；不过这里也同南边的情形一样，可以说对于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这些兵力是完全不够的。越是细看太平洋省海岸遭受攻击这个问题，就越是看出：从日本人的角度看，俄国在远东的整个态势是何等不堪一击。

阿穆尔军区战时可用的兵力估计约为七万人，滨海省的防务就落在这支兵力身上。不过应当说明，若只想算真正有效的兵力，这个数目还得大打折扣。

炮兵的操演非常勤，成绩好就立刻记录奖赏，凡能促进效率的事都做了。所以有理由认为西伯利亚的炮兵应当训练有素，能有一番好表现。

工兵倒是个未知数，因此很难下判断。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放手去做的权，他们似乎能做出好成绩来；可是他们虽有很高的技术知识，却可以料到，一到紧急关头他们就应付不了。俄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理论不断侵入实践的地盘：在图房里俄国工程师无所不能，可是一到实行他所计划的东西，就免不了要犯大错。

再说骑兵。西伯利亚的哥萨克联队实在是很平庸的队伍，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来自广袤的贝加尔地区的那些联队里掺进了大量布里亚特骑兵，结果只能是不妙的。蒙古的布里亚特人是个孬种，身上的鞑靼气太重，在这个时代派不上用场。一个英国龙骑兵中队就能从这些退化的人组成的一个师里横冲过去，把他们像枯叶一样从战场上扫光。这些西伯利亚骑兵的装备很坏——配的是笨重的马刀和短马枪；纪律极平常，在满洲待了三年更是大坏；他们从前在亚洲的战事里虽然有过用处，可是毫无疑问，对付在战场上简直就是缩小了的普鲁士人的日本人，他们是派不上多少用场的。所以，除非欧洲的骑兵援军很快大批开到，日本骑兵之不足是不会让人觉得太吃亏的。哥萨克最自豪的是他能极出色地就地取食，在别人早该饿死的地方把自己和马都喂饱。这在中亚的小规模讨伐里也许很有用，可是很难看出它在一场按欧洲原则进行的大战里能有什么帮助。顿河和别的地方来的真正哥萨克骑兵在土耳其战争中败坏到什么地步，是众所周知的；在满洲，若不十分小心，涣散只会更甚。

最后说到步兵——这个兵种必定要决定一场对日战争的胜负。人人都同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伯利亚的野战步兵都不出色。有一件事一般人不知道：除了狙击营之外，俄国步兵的枪和刺刀是从不分家的；换句话说，永远上着刺刀。这个规矩人家向我解释过，可是我忘了它的来历。在这个讲究打得准的时代，死抱住一个旧念头，实在说不通；因为俄国军官虽然极力坚持说他们的兵上着刺刀一样打得准，我却不肯相信会有这种事，凡好射手大概都会赞成我。再说俄国的刺刀出奇地长——我想有二十英寸——撇开别的不谈，这个邋遢的习惯还容易叫兵士疏于擦枪。我在满洲有五六次能走得足够近，把列队受检的营头看个仔细，枪械那种不成样子是很扎眼的。锈和灰在俄国人眼里，便是太平无事的时候也算不了什么，照门损坏更是常见。这全是那句要命的「没什么」的一部分；这句话从前就倾覆过帝国，若不赶紧改，还要把俄国带到冥府门口。

论兵器，俄国的步枪是好的，握枪的人也不是懦夫。实在说，西伯利亚的步兵是极结实的汉子；他在才智、军事教育和装备上所欠缺的，确实用坚忍和体格补了回来。若论胸围之阔、四肢之修长干净，世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把这样好的材料交到教练军士手里。粗略估计，俄国兵的平均胸围恐怕接近四十英寸；他所能经受的粗糙对待，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军用炊事车里一盘汤、一大块黑麦面包，就是他每天的份儿；他随便哪里都能睡，可是看上去在这套日子里过得很好，别的什么也不需要。宽松的罩衫、肥大的裤子和长筒靴是上好的行军装束；俄国兵像狗一样，起身时只消抖一抖，就能干一天的活了。

至于护路兵，或者叫边防兵——你爱怎么叫都行——不妨说明一句：他们虽然是一个二万二千五百人的独立编制，战事一起，他们就要同野战联队的同袍肩并肩地编成营头，失去自己的特色。所以我把他们当作全军的一部分来看待。

不过，材料虽然这样好，俄国野战军官的教育却荒废得可叹，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不配做这些绵羊般的士兵的头领。更可虑的是，俄国参谋部未必能把这些壮实的兵用到最好的地方。在俄国军队里，参谋军官从参谋起、到参谋止，从入行的最早日子起就专门受着不干别的事的训练。参谋部既是这样专门招来的，便成了一个自视甚高的等级，瞧不起寻常军官；他们的办法里似乎理论太多、实践太少。他们的计划还容易缺乏一致与连贯，而且时时闹出异乎寻常的嫉妒与倾轧。一九〇〇年，有些将军吵得那样厉害、那样频繁，协同根本无从谈起；他们那时若当真被迫去面对一个坚决的敌人，怕要闹出些稀奇的事来。而在一九〇〇年，俄国营头唯一了不起的本事就是能走。斯列坚斯克营只带着自己的辎重，穿过难走的地面行军一千二百俄里到齐齐哈尔一带，这个成绩确乎极为可观。

再说，俄国参谋部虽然自称崇拜毛奇的精神，其实并不具备它在理论上所推崇的那种冷静的行动——不把任何事留给侥幸，把一切都盘算到最琐细的末节。俄国人想象力似乎太丰富，做不成理想的统帅。他太容易受情绪支配，不是极度的亢奋与热情，就是阴郁的绝望。事情顺利，他就恨不得嚷嚷自己明摆着的天命正在实现——他已经到了赤道——谁也挡不住他。可是反过来，计划一旦被打乱，他就陷进最漆黑的悲观。

把这些都想过之后，似乎可以说，一场对日战争会生出极大的意外。因为日本人在军事组织上有着普鲁士式的精确，这同俄国军队的实际状况恰恰相反。年轻的凯勒曼那一场随意的骑兵冲锋替拿破仑赢得了马伦哥之战，这比毛奇在克尼格雷茨与色当前几日那种机器般的谋略，更合莫斯科人的脾胃。俄国人虽然口口声声佩服基钦纳，也仔细研究过他在南非的战法，可是在中东铁路上，他们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才会照样学。

满洲的军队明白摆在面前的是一桩大事，不过队伍里比较严肃的人对早日得胜并不过分自信。实在说，军官们直言不讳地说，眼下这点兵力若能把日本人挡上几个月，他们就很满足了；因为到那时候，从俄国开来的大军已在满洲中部集结，能够转入猛烈的攻势。俄国军人嘲笑那种以为他们会满足于在满洲取胜的想法。最终侵入并征服朝鲜，已经有人在谈了。

倘若这种在欧洲大批援军到达之前严守防势的打算果真实行，那么在满洲，铁锹恐怕要唱好几个星期的主角，普列文和奥斯曼帕夏也要有他们的远东翻版。而若论抡铁锹的重活，没有谁比得上俄国人。他一锹能掘起半块地；因为掘土是下层人人人拿手的四件事之一——尤其是西伯利亚来的。另外三件是弄马、合唱和伐木。

许多人以为旅顺一失，战争就完了。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凡在满洲同俄国人厮混过的人也都不同意。实在说，俄国舰队被消灭、关东地面被夺取，似乎不过是战神玛尔斯预备的几记锤子，真正的大战到那时才算认真开场。就算退一步说开头对她不利罢，也没有理由要俄国在那种时候就喊停——除非她自己那片广大领土内部的情形使这样做成为政治上的必需。可是大战正在进行之时，内部会有动荡吗？我看不会；因为在这社会主义盛行的日子里，「上帝与沙皇」仍是极有力的口号，而且在逆境中它们该比平常更能激起热情。

所以这场战争应当是极引人入胜的，在近世找不出第二个。它应当是一场长战而不是短战，其结果极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人会战到最后一口气，这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不过很可能，结局是两支大军隔着战壕对峙，而双方财力都告枯竭。

俄国军队尽管有种种毛病，尽管它效力于一个残暴专制的政府，却是一样有声色的东西；而在这个钢铁的时代，有声色的东西已经不多，所以凡知道它的人在感情上都对它有几分依恋。它检阅时的礼服极华丽；将军走近时它那低沉的致敬呼声富于戏剧性，令人血脉贲张，攫住人的想象。再说，检阅场上再没有哪国人像俄国人那样有一种野蛮的英俊；也再没有什么东西像他们那样，能把人一下子拉近到拿破仑和他的大军身边——他那些英武的骠骑兵驰过欧洲，他那些有着吉兆之日的战场，以及那一切若没有了，十九世纪的历史就会变得沉闷的东西。你只消在夜里登上满洲一列平淡无奇的邮车，穿着制服的神秘就会冒出来，把你一下子射回整整一个世纪。你的房门必定会打开，多半会出现一位护路队的军官。他的队伍并不显赫，队名还带着喷气机车的味道，可是他的出场依旧引人入胜。他戴一顶蓝顶的高羔皮帽，帽上用金线绣着蔓草花纹；穿一身绿、金、黑三色的制服，配着华丽的武装带和巨大的手枪；髭须必定极大。你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是谁，只消把他当作活生生的热拉尔准将，或者沙皇的信使米哈伊尔·斯特罗戈夫正办着什么隐秘的差事，也就够了。他看上去这样如画、这样浪漫，你就满足于想象告诉你的一切。而且他在场时，那永恒的女性总是如影随形，于是这神秘很快就更深了一层。他也许独自坐上一个钟头，也许两个钟头，可是也就仅止于此。随后必定又有一扇门打开，从那门里必定走出一位年轻女子，头上披着花边披肩，否则天就要塌下来。她会用耳语的俄语问一句同样神秘的什么话——你立刻就会恍然大悟，因为在这样紧要的关头，你的想象力是决不会撇下你的。这位如画的人物一定是杀掉并吃掉了这位美人的丈夫，此刻正带着她逃走，要到烈日炎炎的天底下替她开辟一个东方帝国，好远远离开满洲的这场危局……你可以一个又一个地编故事，把传奇一层层堆上去，毫不费力——因为关于俄国军官最真切的一句话就是：女人是他的偶像，为她倾家荡产是他天然的命运。

所以直到今天，这幅画的背景上还少不了莫斯科人。我们都在嚷着反对他，可是我们也不愿看见他完全消失。他撕毁了神圣的誓约，在满洲摧残了时间与自然的进程，篡夺、纵酒、奸淫、劫掠、屠杀，被全世界举出来当作反进步的化身。可是尽管如此，在人那传统的憎恶以及诸如此类的情绪背后，总还有一点什么东西攫住想象。因为谁的想象里没有燃烧的莫斯科和阴郁地退过桥去的拿破仑呢——那茫茫的雪原，那些饥饿的哥萨克在后面猛咬？再往后还有希普卡山口，还有斯科别列夫在几次疯狂强攻普列文之后，发着疯地咒骂，把勋章扯下来。这一切都在最后一刻涌上心头，使人在要用一串疯狂的话咒他灭绝之前迟疑起来——按说为求前后一致，我此刻正该这样咒他。所以，面对着这场对日之战，我们只能审慎而冷静地盼望回到战前的原状，让这个浪子去了结他自己的命运——那命运，无疑早已由上天的神明定下了。

三十一、受辱的牛庄

我把牛庄留到最后，因为它是一切暴行中最大的一桩；因为在这里，篡权的那一方比在任何别处都更把英国和英国人当作无足轻重之物；也因为战事一旦爆发、我们需要履行对同盟国的义务时，这里是首先该把英印援军开去的地方。

牛庄是由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向世界通商开放的，两年后北方的京城头一次受到惩创，条约在北京批准。一八六一年五月设立英国租界，新的局面便开始了。

在英国领事、英国商人和外国海关——这三样是开放门户在中国外在而可见的标志——到来以前，满洲的海外贸易微不足道，实际上可以说等于没有。往来主要是走陆路同北方各省和北京，从事中国各口岸间贸易的帆船不过以十数计。这个通商口岸正经的名字并不是牛庄，虽然我还照旧这样叫它；它叫营子，或者营口，意思是兵营或军港。开路的英国人到达时，这地方的市镇和人口，不过是几座大沽式的土炮台和几个颓唐的驻兵。牛庄其实是一座内陆城，离开埠的口岸有三十英里。开路的年月里通商几乎看不出什么迹象，虽然对满洲若干种出产有兴趣的广东帮行会，几年前已经开了些本地行号。

四十年间，景象大变。从前只有一片泥泞的荒凉，今天已经长起整整一座城，四周环抱着密密的森林——不是长着的树，而是无数帆船的桅杆。英国租界沿辽河左岸散乱地铺开，后面和下游是本地的城。牛庄四面都是荒凉的平地，那里唯一的产业是熬盐；可是城里和河岸上却是一片忙乱。辽河是一条浑浊的、稠得像豌豆汤的河，河口有害人的沙洲；可是在中国，正是这样的河才意味着财富，因为中国的买卖最爱浑水。所以满洲要出洋的全部财富都顺这条河而下，而经手这一切的是牛庄。这财富就是不起眼的大豆；不是几百吨、几千吨的大豆，而是十万吨计的大豆；所以在这口岸不封冻的短短八个月里，运到那里的总数总不下一百万吨。

本地的城里满是油坊，把珍贵的豆油榨出来，再把渣滓做成每块四十到七十磅的大饼。豆油和豆饼从牛庄销行整个远东——前者在中国的厨房里极受推重，后者则是甘蔗田里所知的最肥的肥料。自从甲午乙未那场战争以后，日本越来越多地买进这些货物，照她出的金价看，很有把别的买主一概挤走的势头。

这桩巨大的出口买卖并不是一下子兴起的，寻找买卖两头的市场，花了漫长的年月与耐心。六十年代刚起步的时候，太平军正在中原肆虐，关内各省无法照旧解送满洲军饷，地方大员软弱得连个秩序的样子也维持不住。强盗四出劫掠，牛庄海关不得不武装起一支六十人的护卫；英国领事下令把那小小的租界用路障围起来；日子虽然刺激，却相当难过。这样的情形下，买卖是做不了多少的。

不过情形慢慢好起来，中国人看出把开埠的办法推行到牛庄对买卖有好处，便越来越多地聚到满洲这唯一的口岸来。轮船使从前在帆船时代远得无望的中国各姊妹口岸，同辽河之间缩短到不过几十个钟头；满洲于是被四处搜罗，找出可以立刻换成实打实的纹银的货物。出口买卖一长，进口买卖也跟着长。从前到处用的是粗糙的本地布，如今英美的匹头用得越来越多。出口单子上每添一样新货，就要向做买卖的外国人索回另一样；这样的增长如此迅速、如此惊人，以至于从开埠到一八九九年——中国贸易最好的一年——的三十八年间，这个口岸的商务从几乎等于零涨到每年近一千万英镑，凡事一并考虑，实在是了不得的成绩。

由一八九九年，便顺理成章地说到一九〇〇年，那对牛庄是意味极其惨淡的一年。义和团的风暴在当地是七月初刮起来的。这个侨民社会，包括二十来个商人和他们的伙计、十来个把轮船引过浑浊沙洲的引水、海关和领事馆的人员，一共凑得出六十五个壮丁，大半是英国人。六月是可怕的一个月，各种含糊未证实的传闻源源而来。义和团在直隶拆铁路——大沽炮台被占——天津被围——西摩尔被截断——北京是什么光景只有天知道——一切都乱了套。于是牛庄的人阴沉着脸取下步枪，擦好，筑起路障。虽然一时还很平静，说到底也不过是侥幸，随时可能出事。有人想起印度兵变，把妇女送走了；可是虽然顺河退走那时还办得到，却没有一个男人挪动一步。

事情终于在七月来了。义和团一直在本地迅速聚集招人，自以为够强了，便前来进攻。义勇队的枪响了，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一打就是一串窟窿，头一次进攻便化作仓皇溃逃。一位穿着血红华服的漂亮年轻首领被俘，绑在墙上，当场枪决，以儆效尤。三四人一队的搜索小队翻过路障，遇见带家伙的中国人就杀。这些读起来并不好受，可是效果极佳。这个侨民社会就是这样自卫的；而它因为这番作为，反被英国当局出卖了。

这些事过后不久，一艘俄国炮舰开进牛庄，舰长向英国领事请求让他的人上岸，去保护一个明明懂得自卫的租界。领事一口答应——有人说是因为软弱，有人说是因为死抠公文上的指示。无论如何，也不管理由是什么，俄国水兵上了岸；从那一天起，牛庄失去了自由。

看来天津的联军统帅确曾议定由俄国负责恢复满洲的秩序，而牛庄也包括在内；因为他们不知道有英国人在的地方，英国人自己照顾得了自己，也不知道牛庄早已把敌人打退了。倘若当时的英国领事有点骨气，俄国水兵绝不会在英国租界登陆，那面三色旗也绝不会升起来。有一件事听着很有意思：直到此刻，英国政府还在同当地的英国侨民打官司，争论他们奋勇保卫生命财产的那一场，究竟有没有资格领一九〇〇年的中国战役奖章；看来唐宁街对剥夺自家国民一份应得的酬劳，比对赶走俄国人还要上心。

一九〇〇年水兵一登陆，哥萨克和穿白上衣的步兵就开始开到。略事休息之后，步兵开进中国城，骑兵则涌向城外荒芜的平原，等着那必然要发生的事。不到半个钟头，中国居民吓得发疯，为了躲开步兵的刺刀而涌到旷野上去。义和团几天前就识趣地走了，所以剩下可供屠戮的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这些人毫不抵抗，一明白自己的下场，便尖叫着瘫倒在地。

骑兵一直等到成千上万的逃难者在平原上挤成一大团，才朝他们扑下去。他们拔出长刀，一次又一次地驰过人群，一连几个钟头把人砍成碎块；到黄昏时，那副惨象是世上难得一见的。我不愿用揪心的细节去折磨心软的人，只说一句作结：正是这场没有心肝的屠杀被称作牛庄之役，并且被俄国人抬出来当作他们待在牛庄的凭据——征服之权。一九〇〇年那里并没有抵抗，也没有真正的交战；尽管如此，英国政府还是接受了俄国人的说辞，听任所谓的俄国民政厅设立起来。当初西摩尔海军上将若被授权派一艘小鱼雷艇从大沽疾驶到牛庄——不过两百英里的路——牛庄问题根本就不会发生；因为二十来个膀大腰圆的水兵同那六十五位侨民肩并肩，足以守住外国租界抵挡任何来犯者，把俄国人后来的种种动作先行堵死。

本地居民一被制伏，就看得出俄国是来了就不走了。牛庄海关被派了卫兵看守，北方的三色旗到处升起，官员们被告知本地的税款要被扣下。

北京解围之后，英籍的牛庄税务司拍电向他的上司请示，描述了俄国篡权之彻底，暗示了俄国的恐怖统治，末了说局面已不堪收拾。结果到八月底，海关副总税务司同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在天津议定了一个临时办法，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由俄国民政厅扣存并代管牛庄的税款，直到议和条款签订、各国侵华军队议定普遍撤退之时为止。

牛庄的俄国民政官——这位官员篡夺了当地中国地方官的职权——把这份文书揣在口袋里，兴冲冲地干起来，一天天在英国人打下的地基上把俄国的权力筑得更牢。英国领事束手无策地看着，向本国侨民解释说他无能为力，听任事情越闹越复杂。海关被发给一面杂种旗，并奉严令要在一切登船小艇和汽艇上悬挂——就是华俄道胜银行和中东铁路那面半俄半华的征服御旗，看着实在刺眼。东三省里满洲与莫斯科那种半悲半丑的混合，也许再没有比这面怪旗表现得更贴切的了。

一九〇一年春天，上海造的大汽艇开来了，立刻装上轻机关炮，派去巡逻辽河，好让本地人领教俄国这套局面的长久。本地的厘金局——当地叫作西关——一九〇〇年被中国人弃置后一直没有收回，如今也被民政官接管，还要牛庄税务司派人去负责征收。他还不满足，又在门楼上写下大字，说这是奉旨设立的大俄国海关；他用的字眼足以使本地商人以为，所指的皇上是沙皇，而不是龙庭上的那一位。

辽河上浩大的帆船买卖动用着两万五千条二十吨的帆船，篡权第二年春天冰一化就要开张；俄国人既不打算失掉一笔进项——那笔每年达五十万两的厘金进项——也不愿船户们以为除了他们的号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权威值得听。可是俄国政府却不得不去央求赫德爵士手下的人，替他们征收他们自己没有本事经管的东西。俄国人在整个满洲征收税款唯一得手的地方就是牛庄，而这一点成功之所以可能，只因为他们借到了英国制造的机器。

牛庄的贸易和税收既已借着强迫来的合作间接控制住，注意力便转到本地的城上。道台和他的属员自一九〇〇年出逃后一直不敢回来，于是他的衙门被公然改成俄国的公署，城里布满俄国巡捕，土墙上派了岗哨。道台衙门附近盖起了几所粗糙的白铁皮房子，塞进一营步兵。而作为对居民受伤感情的一点让步，这一营的军乐队获准每周三次在当地的江岸大道上奏些柔和的曲子，新近从欧洲来的美人们则用她们的丝带给这景致添些生气……

从这里往上游三英里，中东铁路的聚落日渐重要起来。当地所谓的俄国城，在一九〇〇年以前既不美观也不起眼，除了铁路的库房之外，看不出什么文明的痕迹。一九〇〇年以来，盖起了能容几千兵的营房；煤从日本源源运来，堆成一座座大山，样样都为应急预备着；三年里所办的，似乎也就是这些。

在河的右岸、牛庄城下游两英里处，是天津—山海关—牛庄铁路的终点；这条线属于中国官办铁路，是用英国公债持有人的钱修的。俄国人在这条铁路上的所作所为是众所周知的，不过还是值得再说一遍。一九〇二年十月八日，他们照撤军协定的条款被迫交还这条线时，其手段在近世是找不出第二例的。凡值钱的东西都被公然搬走，搬不走的就干脆砸烂；凡找得着的工具统统抢光，连门窗也拆了下来。当地的指挥官们气疯了，因为要从他们自以为凭征服之权该归他们的要地上退出来；他们竟至于认真提议把牛庄的终点站也炸掉。此时此刻，在旅顺还有大量这类铁路赃物可以用极低的价钱买到。旅顺所有的洋行都有这些东西的清单——我也有一份——可是谁也不肯买。

我最后一次到牛庄时，没有料到一年之内会变得这样厉害；可是变化确实看得出来，其中有些对英国人和英国的买卖是不祥之兆。在俄国城车站，煤山更大了，站上带枪的人更多了。牛家屯——照中国的叫法——随着冬天逼近，显得更饥饿、更像狼；那副样子像是要咬人，又像是等着被人咬，因为人人都知道，在中国军事统治是长久不了的。一千名骑马步兵和炮兵守着车站和他们那些宝贝煤堆；鞭子抽在挤下火车的中国人身上，似乎比往常更凶狠。局势越乱，俄国人越把顾忌抛到九霄云外。

一艘由中国船主驾驶的汽艇——他在日本人攻陷旅顺时正在那里，如今随时等着开战——载着你顺河而下，到牛庄的江岸大道。俄国在这艘汽艇上的代表，照例是那么几个兵，他们看着中国人干活、收钱。一到牛庄，你就看到一样新景象。民政官给自己盖了一座不大的宫殿，摆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也不算丢脸。它有一座漂亮的穹顶，大片白石的墙面，一种在这租界其余地方找不到的气派。近几个月来，属于中国各行会的空地统统被侵占，插上俄国的木桩，将来要盖上民政官那一类的漂亮房子。牛庄拖驳公司——一家英国企业——的全部船只，已被一家受俄国政府支持的公司买去，如今挂着俄国旗。股东们得到一个价钱，还被告知若不接受，河上很快就会有一套外交上的刁难把他们弄垮。所以他们当然只好接受，因为英国领事是无能为力的。俄国的汽艇如今在河上喷着气来来去去；虽然这地方的买卖它们一点也没做上，却在中国人眼里代表着俄国是当家的势力，而这正是人家所要的一切。俄国的河巡警——一支俄华合组的队伍——管着船只往来，阻挠中国人的买卖，毫不在乎地索贿。如今已经有人公然说，牛庄的俄国民政厅是拿名义上代管的中国税款养着的。到一九〇三年底，俄国从一九〇〇年以来扣下的这笔钱将超过四百万两，合五十万英镑——这笔钱她是无意归还的。存着这笔钱的华俄道胜银行的雇员们冷嘲道：这钱按征服之权归俄国所有，是决不会吐出来的——至少只要还剩下一个兵守着它，就不会。

眼下，河右岸中国铁路系统的终点还是自由的，由袁世凯手下用洋法操练的军队守着。往新民屯——辽河西岸一座离奉天只有四十英里的集镇——的展线差不多已经完工，客货运输一天比一天多。河两岸这两座对峙的车站，对照何等强烈；对一个肯看肯想的人，这是何等一堂示范课！俄国的车站堆满了想得到的各式各样的杂物，除了带枪的兵之外毫无生气；纯粹中国人办的铁路却朴素、整洁、有条理，一片井然有序的忙碌。一个穿灯笼裤的英国人极仔细地照管着一百英里的路，而且比对岸那五十个只管十五英里的俄国人干得好得多。另有两个英国人在修那条展线，事情办得那样安静自然，牛庄有一半居民简直不知道有这回事。倘若政府肯学得明白些，英国在远东会有何等的成就！

冬天不久就要压到牛庄，所以正在修泥船坞，给那些留下来名义上保护盎格鲁撒克逊人权利的英美炮舰过冬。可是结果只有冬天的斗殴；因为水兵们同俄国巡捕动了火气，明知本国政府不会撑腰，还是以寡敌众地打了起来。一位俄国税务司顶了从前那位英国人的缺。他确实是赫德爵士手下的人不假，可他同时又是圣彼得堡近卫军的后备军官，对国家的义务必得摆在对雇主的义务之前。赫德爵士别无办法，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向俄国人低头，因为英国政府无力促使中国政府硬气起来。牛庄的空气里有一股不祥的味道——侨民满面怒容，中国人越来越激烈地咒骂莫斯科人，俄国人夜里得当心。牛庄这套新局面他们已经受够了——这样举世无双的篡夺，他们已经受够了。战争什么时候来，是每天都在问的一句话。但愿它快点来；因为打仗的虽然是小小的日本，这场远东大战却只会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道理的伸张，此外别无其他——而这份伸张，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政府自己不敢动手去做的。

三十二结论与建议

我给满洲整体所画的这幅图画——一个名义上被穿长靴的斯拉夫人统治着的满洲——大概会引来那些受教而相信东三省已成为俄国行省的人的嗤笑，说事情不可能是这样。然而事情正是这样；而且我在设色上极为用心，务使明暗一如实况，不夸张，不匆匆掠过不中听的细节，也不犯别的由某种与我本意无关的愿望所生的毛病；所以，等炮声一响，满洲的确切处境应当是人人都看得明白的。如今风气所趋，凡供给中国消息的差事，总是交给一些连采集这种消息所应遵循的头几条原则都不曾入门的人；所以大体上可以说，欧洲一般人对今日实际情形的看法完全是错的，他们的透视是坏的；而由于新的力量正在起作用，这些短处一天比一天显著。诚然，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令人厌恶之国」，是一个照那些过路旅客的预言，早该发生那不可避免之事、早该被瓜分、被拆散的地方。可事实上，中国却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学得多，不久就要强大到这个地步：她的声音将是一位有许多旧账要清算的主人的声音。所以最起码的行情知识，就该告诫我们这个开铺子、持股票的民族：要把自家的账目理清楚，不要落到那些有意无意地做假账、连自己的余额究竟是多少都不知道的人的下场。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转向别人，越来越少地转向我们，只因为我们在远东既无方针又无骨气——因为英国政府总要到最后一刻才动，而一动又多半动得蠢。想一想俄国在满洲——她管它叫她的埃及——所遭的丢人失败，更该是一个警告。因为对任何真有眼睛看的人，这是何等一幅图画！

中东铁路生出了「以铁路征服」这个大言不惭的说法——凡有中国人安家的地方，这个说法都荒谬到极点——可是从任何角度看，它都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卢布是俄国官方征服方略的一部分，如今已经败了，而且是花了大价钱败的。华俄道胜银行连同它的许多分行，不过是血液一时失调所生的赘疣，在满洲绝无存在的理由。这三件本该替俄国办成许多大事的利器，如今都钝了、废了，因为它们碰上了打不垮的东西——成群怀有敌意的中国人那股惰性之力。奉天、吉林、齐齐哈尔三座省城的俄国军事特派员一直在原地打转，在他们自命的差事上——把中国的地方政权捆住、让俄国说了算——半寸也没有前进。掌管满洲每一处电报局的俄国军用报务员斗不过中国人的机巧，惊讶地发现那些本该根本发不出去的中国官电，竟同了不起的阿列克谢耶夫本人的电报跑得一样快，而且弄不清这是怎么办到的。占领军的军官，上上下下都从他们政府那里领着不够用的薪水，又养着一些惯于放纵的嗜好，于是左右盗取，其结果便是废弛与无备。俄国在满洲的商务，如我已经说明的，只限于供应纯粹俄国人的需要，根本算不上商务，不过是大规模的随军贩卖罢了。至于俄国人的聚落与城镇之存在、西伯利亚移民之众多，除哈尔滨一处外，全是彻头彻尾的虚构。就连俄国当局作为户口清查实数公布的旅顺、哈尔滨和大连的军民人数，日本参谋本部也知道是夸张得离谱的。俄国那份东方天命非但没有让她把满洲那些身强力壮的百姓看作失散已久的兄弟来理解、来欢迎，反倒使她对他们全然摸不着头脑；于是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在中国人眼里，斯拉夫人比世上任何别的白人都更可恨。一句话，俄国在满洲把事情做得太绝，除了一败涂地，别的结果已不可能。满洲的中国人已经迎着盎格鲁撒克逊的观念与理想那道有福的清流；它正迅速流进这地方的每一个洞穴角落，用一种如同天降甘露的潮气浸润着它们。正因为斯拉夫人虐政的可能被逼到了眼前，满洲比中国几乎任何别的地方都更能接纳这个新念头。

从眼下这个角度再讨论下去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转过来谈将来——谈战事来了又去之后的将来。满洲地广人稀，又拥有大片最肥沃的处女地，必须立刻从中国北方各省好好地移民实边，重新采用道光皇帝把官地放出去出售的办法。中国必须在自己与北邻之间设下的藩篱，好教今日所见的这种局面日后无从再起，正是世上最持久的那种藩篱——人的藩篱；它年复一年地更新，一年比一年更大更强。中国政府在满洲一向奉行的那种闭塞与排拒的错误方针，对俄国南下要负一部分责任。一九〇〇年，倘若俄国人一越过那几条大河构成的脆弱边界，迎面就是密密麻麻的黄种人，那么便是俄国人也会明白：那一年除了作为惩创之年，别的什么也做不成，正如联合起来的欧洲在中国北方所做的那样。可是他们看见的是大片荒漠、寥廓无人的草原，以及松花江这样的大河而岸上的人口连应有的十分之一也不到；于是阿穆尔伯爵穆拉维约夫和他四十年前所做的事，太快地被人记了起来，那场惩创便变成了一场意在永久的占领。

所以满洲必须移民实边，尤其是吉林、黑龙江两个北方省份；而这第一步又引出第二步。吉林和黑龙江所谓的满洲军政必须终止，代之以奉天省那种纯粹的文治。北方的百姓虽然坚忍，却极爱太平，他们不喜欢军政——尽管鼓声一响，为了一桩能让他们吃饱饭的事业，他们也能变成一个尚武的民族——所以满洲各处都必须有事实上的文治。满洲的内河，辽河、松花江、嫩江和呼尔哈河，都不妨向各国的旗帜开放，所加的限制可以比中国本部所必需的宽些；在中国本部，既得的利益——那在满洲连十分之一的规模也没有——要求谨慎，要求稳健的进步，而不是只有在新地方才行得通的激进改革。黑龙江同样必须向俄国以外的外国船只开放；倘若不可能取得黑龙江下游的权利——那一段已经纯属俄国——至少从乌苏里江到额尔古纳河源这一段必须对一切人自由开放。最近的美日两约把奉天、大东沟和安东开放通商，做了好事，可是做得还不够远。吉林、宽城子、齐齐哈尔以及一切要紧的商埠都必须开放；因为在满洲做一场大试验的时机已经成熟——那就是凭护照的办法，把整个地方向外国人开放。百姓正处在乐于接受这种试验的心境里，因为近四年来他们见够了白种人最坏的样子，因此也不会不愿意见一见他最好的样子——以一个只求赚钱、别无他图的太平商人的身分出现。满洲便是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新地方，而在新地方做试验是容易的。这四步是绝对必要的：垦殖荒地；在两个北方省份以纯粹的文治取代那套陈旧的满洲体制；向各国旗帜开放内河；扩大通商口岸的办法，把满洲一切大商埠都包括进去。这四步将为别的事情铺路。譬如，除非俄国愿意照一八六〇年伊格那提耶夫条约的规定，在黑龙江边界的自由通商上充分对等，赫德爵士手下的人和关卡就必须开到满洲的东、西、北三面边界上去——正如他们在中国南方的中法边界上那样——使俄国的陆路贸易照中国的普通税则纳税。中国的国家邮政——这是外国海关的姊妹机关，同样归赫德爵士掌管——也该大加扩充；而在战后必定要订立的条约里，若能特加一款，禁止在满洲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邮局，那将是一个明智的试验。中国也该加入万国邮联了；而当取陆路运往欧洲的邮件由中国邮政、而不由任何别人从大连发出之时，第一步便算走成了。满洲必将进行的这番重建，其主导的念头应当是在一切可能之处加强中国人的手。

在这重建之中，满洲三省应当置于一位总督之下，每省各设一位文职巡抚，正如中国每一省都由一位文职巡抚治理一样。在十八省里，总督管两省，或者少数几处只管一省；可是两江总督——即南京的那位总督——却管着三省，即安徽、江苏和江西。所以先例是有的：不妨把满洲三省置于一位总督之下，各省城设一位文职巡抚；这样一来，今日因满洲军制的残存与军政之不完备而生的许多弊病，便会自行消灭。

满洲驻军的事，以及将来该是个什么样子，是一个极难的题目。因为要一劳永逸地扫平匪患、要把边界各点好好守住，效率是绝对必需的；可是这个问题又使我们迎面撞上那套陈旧的满洲军制——八旗兵——它在战场上比在纸面上好打得多。据估计，满洲的旗人约有一百五十万，都是当年征服中国的那些人的后裔；他们过着安逸偷生的日子，不必干活，也就没有做多少事来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这个数目里，凡壮丁都按月领着钱粮津贴，尽管多年来几乎没有操练过。如我已经说过的，有四万旗兵编在现役里，可是他们的现役只限于每周练一回弓箭，以及一有不妙的事便迅速撤退。可是这些人虽然毫无用处，朝廷却不敢动他们那些古老的特权；于是在满洲，正如在北京，这些废物阻碍着真正的改革。等局面安定下来，必须把袁世凯那支用洋法操练的天津军队那样有效率的部队派到满洲去，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要永久解决这一难题，只有求助于日本人。战后——我假定战争必来，而日本的效率到头来一定会打败斯拉夫人的腐败——日本的教练军士和日本的顾问多半会在满洲大量使用；因为日本人做事最讲彻底，他们必定会坚持，而且很有道理地坚持：中国应当把满洲这份家业整顿好，好使永久的了结有个把握。

这就使我们迎面碰上了满洲的那个俄罗斯帝国——铁道的帝国。它将来怎么办？由谁来处置？它值多少钱？这些问题立刻涌上心头，而且很难回答。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俄国已经丧失了对这项让与的一切权利。倘若日本不惜巨大的耗费与风险，诉诸战争这个粗暴的仲裁者，而战神玛尔斯又判她得胜，那么这条铁路按征服之权就该归她。战事结束时还能剩下多少，说了也是妄言；不过日本人除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去毁它，这是很确定的。任何全部或局部的毁坏都将来自俄国一边，因为莫斯科人是二十世纪的汪达尔人。只消想一想他们在太平时节从山海关至牛庄铁路上撤退时那种野蛮凶残的做法，就明白他们在战时会干出什么来；而倘若在重新渡过黑龙江之前形势对他们完全不利，俄国的指挥官们必定要用尽最后一筒炸药，把这项本可名垂后世的工程毁个干净。

到那时候，中东铁路成了一堆可怜的残骸，买主是不会争先恐后地抢着出价的；不过我仍旧相信，若经营得法，这条铁路可以作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招股上市，售价极高，可达数百万之巨。等汉城至义州的铁路成为事实——等从鸭绿江边界线延伸到牛庄的一段修成——等新民屯（中国官办铁路目前在满洲的终点）同相距仅四十英里的奉天接通，满洲就会有无与伦比的铁路之便，这片富庶的地方应当会以惊人的速度开发起来。

满洲的前途是极辉煌的，因为满洲注定要成为东方最大的产麦之地、最大的林场和最大的采金中心。眼下这地方的农业财富是大豆，可是这局面不会长久。满洲是产麦之地，用不了几年，面粉就会在出口单子上取大豆而代之。只消记住这里有几千万英亩地只等着犁头一动就会出产惊人，而眼下真正得到像样开发的不过是从辽东到哈尔滨的那条中央大谷地，就会明白要做的事有多少，已经办到的又何其少。哈尔滨面粉厂的成功已经使中国人眼红；等事情安定下来，新式面粉厂将会遍布这个地方。在满洲的许多地方，中国商人急切地向我打听磨面机器、它的价钱、它的运转以及许多别的细节，可惜我所知实在太少；更叫我吃惊的是，有一个人要我寄给他关于蒸汽犁、蒸汽收割机等等的详情。满洲有许多农场面积极大，美国那些省工的机器迟早非用不可。便是在高粱之乡中心的奉天，一伙本地磨坊主也正要办一座大的蒸汽面粉厂。这里小麦不过是次要作物，而在松花江一带，小麦是主要作物，高粱反倒是次要的。东部的大森林里有大量的木材；煤极丰富；而最好的一样是，满洲遍布着极丰富的金银矿藏。

有这样的前途，中东铁路若改成一家私人公司，将是一种金边证券，股东决没有理由后悔这笔投资。中国的铁路总有一天要让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大吃一惊；因为在一个经营一百英里铁路只需欧洲四分之一开销的地方，在一个人人天生会做买卖、也天生爱走动的地方，在一个省钱的器具几乎被当作神明崇拜的地方，不可能是别的结局。

英国政府出于只有它自己知道、而在一个从小就熟悉中国这地方的人看来全然莫名其妙的理由，居然乐意签下圣彼得堡那个荒唐的自我约束协定；照这个协定，英国最郑重地向俄国政府许诺，英国臣民不去谋求长城以外——也就是满洲——的铁路让与，只要俄国那一面也不在长城以内谋取让与。英国严守了合同，而众所周知是圣彼得堡政府代理人的华俄道胜银行，却公然在河南、山西以及别处取得了让与，把整个协定弄成了一纸空文。正是这类软骨头的行径，使远东的英国人欢迎这场逼近的战争；因为他们知道，日本若不来解围，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远东的末日就到了。可是俄国还走得更远。众所周知，比利时人的京汉铁路同俄国有某种秘密协定，而最近同一个比利时集团取得美国人粤汉铁路的控股权，是直接受圣彼得堡指使的。在纸面上，俄国通往珠江的路已经铺好了；说不定此刻香港已被标作一处合用的海军基地！

既然说到了华俄道胜银行，也该来处置它了。在日本的促动之下，中国对这家机构应当抱什么态度？我要说：毫不妥协的敌视，甚至不惜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此专立一条新法。华俄道胜银行一直是图谋吞并满洲的主要工具；既然它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圣彼得堡财政部一个受津贴的分支，通商各国就应当要求：只要它的章程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就不许它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营业。香港这块殖民地不许它在自己的地面上立足：香港既能把它拒之门外，中国为什么不能？这家银行是政治金融的产物；虽然今日的世界对报复一事看得淡漠，远东却落后得太久，所以推行一种报复的方针，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带着中世纪的气味。

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新的办法总要在满洲慢慢扎下根来；而这个念头以这样的方式进来，对英国是好事；因为把新酒倒进旧瓶子，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危险的试验，宜缓不宜急。在中国，新的东西应当同旧的东西并肩而立，单凭自身的优越——如果那优越当真存在的话——把陈旧的东西一点一点送进过去的冥府里去。

如今我要向满洲告别了，我要祷告万军之主厚待日本——在她危难之时帮助她——并祷告这场即将上演的伸张，能在英国得到正确的理解。除非英国政府断定英国唯一的方针就是坚持自己的利益一直延伸到俄罗斯帝国真正的界石跟前，并且只要有一个哥萨克越过那些界石就立刻报复，否则我们在远东将继续摆出今天这副可笑而不像男子汉的样子。日本所打的这一仗，几乎同她自己的仗一样，也是英国的仗；而俄国若被日本打败，就意味着俄国多年一蹶不振，其年数无从计量。说什么法国、俄国这类可谓自给自足的国家有恢复之力，是没有用的；它们确实能恢复，能以惊人的速度抖掉战败的恶果，这是事实。可是战败这件事，留在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印记，比留在有形之物上的更深。肉体可以重新强壮起来，可是肉体不过撑得住几年；在新的几代人长成之前，那精神是疼的，而且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了。

所以这场惩创一旦完成，中国应当比现在更进一步。就眼下而论，这种进步的迹象还不很分明，甚至有人仍旧怀疑究竟有没有什么进步；可是分明也罢不分明也罢，进步确实正在发生，曙光就在眼前。新观念在中国各处急切叩击的那股不可抗拒的压力，只能有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将是进步与开明的胜利。俄国一向相信自己负有东方的天命，也许她从前并没有想错。可是到今天，那明摆着的天命已经迷失了方向，或者说，已经被她自己的愚蠢与落后碾得粉碎。

正如日本必须渡海而来，履行她的责任、完成她的使命，新的观念也已经飞到了满洲，使俄国的处境成了一个不可能的处境。有些作者看着俄中边界便惊呼：倘若强权或上级领主权之说是真的，那么那必然到来的吞并是无法抗拒的，挣扎也是白费。我说：等这场战争打完，看看天神们如何判决罢。便是拿破仑也倒了；而今天已经没有拿破仑了——除了沙皇近卫军里一位讲究打扮的骑兵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