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朝鲜与俄属突厥斯坦面影

一〔第一部·满洲〕呼兰

真正的旅人每逢越过边界、踏进一个陌生的国度，心头总有一阵期待的悸动，便是海关的招牌也扫不去这份兴致。就满洲而言，我们幸而完全避开了海关：因为没有托运的行李，夜里十一点光景，只有一位极有礼貌的官员到我们的车厢里敷衍地看了一眼。别的旅客统统得下车，在一间气味难闻的办公室里耗上一个多钟头，我们却安安稳稳地睡下，第二天早晨醒来，但见一轮灿烂的太阳照在雪原上，那是满洲里与我们的终点哈尔滨之间的一片旷野。火车站设在俄国人的市区里，市区便是绕着车站盖起来的，至今还新得叫人不舒服；它坐落在松花江边，正当西伯利亚铁路与通往奉天、北京那条线的交会处。在俄国旅馆里歇了一夜，我们便动身往呼兰去——那是哈尔滨以北约十六英里的一座中国城镇。

俄国人的街区不许中国车辆进入，我们只得雇一辆俄式轻便马车，走上半英里到中国城，在那里把行李换到雪橇上；要穿越旷野，除了雪橇再没有别的可能。那雪橇简陋到了极点，不过是装了滑木的一张筏子，上面铺一点稻草，再盖一条毯子。我们的行李捆得不甚牢靠，我们自己就坐在行李中间，不多时便痛切地领教了它到底有多少个棱角。两根去了枝条的小白桦充作车辕，辕中套一匹毛茸茸的小马，旁边还跟着一匹小马随力相助；两头牲口身上的挽具都是些零碎旧绳凑成的，看去像是禁不起半点力，事实却恰恰相反。我们穿过老城，城里过年的装点正热闹，家家门上新贴的门神鲜亮夺目。街上早已车马塞途：满载粮食的大车，套着四头到八头不等的牲口；筏子上垛着高高的秸秆，底下也装着同我们这架一样的滑木；凡是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地方可能有的各色车驾，应有尽有。最滑稽的是一间装了滑木的小木屋，还竖着高高的烟囱，我们只当它是要搬到别处去安家的。不料这竟是哈尔滨与我们此行目的地呼兰之间每日对开的班车。里面坐着十一位乘客，还生着一只炉子。车外后面的一道窄沿上绑着一只木箱，箱上堆着铺盖，铺盖上又斜倚着一位乘客。

天冷得厉害，手脚几乎无法保暖，中国人对付这个难处却很有办法。人人几乎都戴着耳套（有些绣得极精致，里面还衬皮），或是竖起同头一般高的大领子，或是戴着遮住耳朵的帽子；下头则是一双大毡靴。穿过闹市，我们一头扎进松花江的河床，那道下坡凶险之至，雪橇一滑就是老远，有时整个打横转过来，除非赶车的手巧，把它顺势推进一道现成的车辙里。我们经过一辆整个侧翻了的重车，又见另一辆正被人用镐头从辙里刨出来。小马的性子这时便显出来了：它们脾气坏透，时常冷不防咬过路人一口，可是拉起往往过重的载，在这样难走的地上，却是肯出死力的。我们经过一处码头，夏天有轮船从那里每日开往呼兰。

好容易挣上对岸，我们在坎坷的平原上又走了几个钟头，一路上事故不断作为路标。先是伞不知去向，随后一撞，一只篮子飞了出去。有时旁边的车辆猛地打滑，我们险象环生；有一回我只当是躲不过了，一辆大车横撞到我们侧面，离我的胳膊只差一发之微；可我们竭力——但愿不算失败——学着中国人那副泰然自若的神气。有一次停下来修整，方才说的那辆班车赶了上来，瞧啊，那个中国人还在车尾上，正想打个盹儿。我们一会儿超过它，一会儿又被它超过，每回他都换了个姿势在「设法」入睡，却分明总也睡不着——这是我生平遇见的唯一一个无论何种姿势都睡不着的中国人！

这一带平原极肥沃，一到春天，便见做工的人从关内源源而来，山东一省尤其多，收完庄稼再回去。许多人打算积上八九年的工钱，买下田地，把家眷接来定居。我们路上就遇见了已经携着微薄家当前来的移民。中国政府如今也渐渐明白了在帝国边地移民实边的要紧，好挡一挡俄国人自外而来那种稳而不懈的压力。

将近呼兰时，又有一条河要过，规模却远不及松花江。这样一个帝国的偏僻角落，外国人是难得来的，于是人们纷纷跑出来看我们，彼此招呼道：「快来看毛子女人！」「这些毛子女人真是顶好！」「毛子」这称呼起先似乎是专指俄国人的，因为他们的头发留得长而蓬松；如今却成了对各国外国人一概通用的叫法。

我们走得很慢，间或那两匹小马也会小跑几步；这时赶车的便腾空一跃，把两腿盘在身下，稳稳地落坐在车上，砰的一声实响，活像一只硕大的青蛙。呼兰完完全全是座中国城；其实满洲正迅速地住满了中国人，这里肥沃的平原对他们是极好的安身之所。旧日的满洲城镇一派衰颓之象，只有从南边输进新血，才有重获生机的指望。难怪日本人对这片土地垂涎三尺——在这里，庄稼的收成能增出百分之百。出产主要是麦与豆，两样都大量运往英国。豆子榨出大量的油，豆渣压成大而扁的饼，几乎有车轮那么大，是极好的燃料。北边豆价比一年前涨了两倍，满洲的百姓大体上比中华帝国别处的人要富足些。

礼拜日早晨我们到教会礼拜堂做礼拜，散会时正式与众人相见，受到热诚的欢迎。这处教会还在草创之初，前途却好；将来办起医务一面，进展必更迅速。第二天，「呼兰的信众」送来糕饼为礼，又问我们几时动身，好为我们饯行。无奈我们走得太早，未能亲自登门道谢，因为要赶哈尔滨每周只有两班直达奉天的快车，须坐四个钟头雪橇。不巧我们把日子记错了，于是加倍懊悔没有留下来回报人家的一番盛情。

南下铁路的头一段仍在俄国人手里，沿线驻守的兵丁数目之多，不由得人不注意。宽城子是俄国线的终点，离哈尔滨到奉天的一半路程还差一点。日本人把他们在宽城子的车站叫作长春，旅人若不晓得此地有两个名字，未免要糊涂。所有乘客都得在这里换车。

我们从从容容地穿过平原，八点半光景到了宽城子，在此过夜。车站对面新盖了一家日本旅馆，干净清爽得叫人眼亮，与哈尔滨那家俄国旅馆真是天壤之别。伺候也周到，中国伙计一叫就到，茶不用吩咐就端上来。早晨八点半，我们登上这条铁路的日本段。车厢是长长的通廊式敞车，收拾得极洁净，只是英国人视若性命的那点清静，在这里是寻不着的。整整一天，我们缓缓南行，在许多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车站停靠；单看那些房屋，不用费什么想象便以为自己回到了欧洲，可是人却与房屋全然不相称。火车头上装着一口响亮的钟，同教堂的钟毫无二致，进站时便当当地报讯。几乎每一站都有一间小屋供应开水；车一停，便有许多中国人提着茶壶冲下去续水。我们倒不必自己动手，列车员极殷勤，茶水从不断顿。车上总有日本军官随行，大多只坐一小段，下车时另有人接替。车厢十分拥挤，三等车里挤得像笼中的猴子：有的车厢上下搭了三层板铺，乘客就躺在上面；顶上只点一支昏暗的蜡烛，到夜里，睡最上一层的人自然占尽了便宜。

下午六点，火车不差一分地开进奉天，站上一片震耳的人声，都等着来拉客。有个人会说几句英语，也听得懂我们要去何处，我们乐得把自己交托给他。他甚至把我们对主人相貌的好奇也一并满足了——照他形容，那位主人最要紧的特征是一部大胡子。这一程车坐得兴致勃勃，五英里路一点也不嫌长；正逢新年佳节，熙攘的街上什么稀奇物事都看得见。皎洁的月光自上头照着全城，灯笼与爆竹又从城中断断续续地把它照亮。走不多远，我们便到了一座十足缅甸式样的古塔跟前，随后穿过一道丑陋不堪的铁牌楼，那是近世最恶劣的一路手笔。再往前，我们穿过大城墙上阴森的城门洞，迎面是几乎挤不动的看热闹的人群。赶车的再没工夫指点名胜，也顾不上向我们细说他的信仰之类——先前一路他正是拿这些来解闷的——此刻他只能单调地一路吆喝：「嗬！嗬！嗬！」间或换成一句听着像是「快走，快走！」的话，对他那牲口这实在是句很需要的叮嘱。约莫走了一个钟头，我们到了教会那一片房舍：医院、学堂和住宅，都在河岸上，夏天那里开满了莲花。可是我不该在一章的末尾才动手描摹奉天的妙处，它该单占一章才是。满洲与中国的关系，世人知道的甚少，下一章开头那一段简略的交代，读者或许有兴致一读；不过既已预先声明，无意于此的人，把接下来的四页跳过去也不难。

二〔第一部·满洲〕奉天

满洲王朝崛起的故事读来像一部传奇，史册上再找不出第二桩可与比拟的事。十六世纪中叶，世上并没有什么满洲帝国，满洲人自己还是一群粗野未化的蛮族，没有文字，住在自己掘出的土穴里，同住在我们称为满洲的那片土地北部、与他们一般情形的别的部落终年厮杀；那片土地的中部和南部，住的则是中国人。一五五九年努尔哈赤降生，照当时的指望，他不过将来做六个小村子的头人罢了；到一六一六年，他已征服了四邻各部，创立了满洲的国家，「诸大臣」奉上「英明」的尊号，意思是勇武而光耀。努尔哈赤兵事上的建树和罕见的政治眼光，使中国人惊惧起来；而中国人屡次的攻伐，以及杀害他父、祖之仇，早已在他心底种下极深的怨毒。他简选精兵，写下一纸「七恨」，是告与中国皇帝的。可是他并不把它送往皇帝那里，而是告于天，依全副祭礼把文书焚化；随后于一六一七年发兵，先攻奉天以东的中国人。战事方酣，忽报有中国大军二十万逼近，他便被召回都城兴京。这支大军到奉天后分作四路，人数相等；不出五日，便被努尔哈赤人数较少的兵马逐一击破，据计杀死四万五千人。休整一月之后，他率得胜之师取奉天、下辽阳，在辽阳为自己造了宫室，定为治所。

努尔哈赤——后来称作太祖，即「大祖宗」——有足够的远见，晓得要守住这样一大片打下来的土地，唯一的法子是把政事办得明智而妥善；这一点他做到了。一六二五年他退居奉天，定为都城；次年便死在那里，死前对中国人的一次征战失利。中国方面的统帅是一位意志坚决的将军，头一回把耶稣会教士铸造的「可怖的西洋大炮」搬来对付他。

努尔哈赤葬在奉天以东的福陵，这座满洲王朝的伟大开创者，安息之所可谓相称。到他儿子在位的时候，满洲一姓才凭着努尔哈赤的孙儿——一个五岁的孩子——稳稳地坐上了中国的皇位，那是一六四四年。此前中国人曾请他父亲助剿几股蹂躏帝国的流寇，他便派了他兄弟率一支劲旅前往。满洲兵击溃流寇之后，进军北京；最著名的流寇首领李自成已在那里立下根基，明朝末代皇帝也因此自尽。李自成确曾自立为帝，可是只做了一天，满洲兵一到便弃城而逃，被追赶上，大败。满洲的统帅当即把自己的侄儿——在位君主的第九子、五岁的孩童——接来登位，自己摄政。新皇帝的国号为「大清」，意思是「至大至洁」，即今日这一朝的名号。这位摄政王是能干的治国者，不久便荡平流寇，帝国内外重归秩序。半年之后，太平大致可期，摄政王颁下告示：凡归顺新朝的，官阶、位次、俸禄一概与明朝时相同。他又下令祭扫明陵，并为末代的那一位另建陵墓，一样致祭。至于那条叫人屈辱的法令——改换服色、剃发、蓄辫、戴满洲帽——他暂缓推行；对那些抱怨官场中礼与乐都荒废了的人，他许诺一俟干戈止息，便认真过问此事。有一件事颇堪玩味：满洲人后来竟把自己的服色彻底强加给了中国男子，蓄辫成了通例；同样堪玩味的是，女子却无论如何也不肯依从。满洲女子的装束，从那奇妙的翅膀似的头饰直到那双大鞋，至今与中国女子迥然不同。中国女子不肯放足，因此从来不得进北京宫禁之内。其实不妨这样说：中国男子与满洲男子已无从分辨，而中国女子的服饰，却没有一处与满洲女子是全然一样的。满洲女子梳头的样式各别，有北京常见的那种两翼张开的式样，也有画中所示的那种古怪样式（见下一章）；鞋也不同，有的在鞋底正中装一个高底，有的是两英寸来厚的白色平底。

以上史事，大抵取自罗斯博士的《满洲人：中国的当朝》。这故事的独特处在于：满洲人征服中国时，不过是一群野人去攻打一个教化极高的民族，而后者在人数与物力上都远胜他们无数倍。他们不但征服了这个民族，而且数百年间把自己的轭加在它头上；始终为人所恨，却又始终被人服从。岁月推移，满洲人在自己的故土上反倒日益衰弱，也从未与被征服的民族融为一体。在关内他们至今另居一处：许多有城墙的中国城里，还套着有城墙的满城；禁止满洲女子嫁与中国男子的严令，也不过是去年才废除的。至于反过来满洲男子娶中国女子何以一向不禁，理由不言自明——那女子一嫁，本身的族属便自然而然地没有了。

我在前面几页里想说明的，一是满洲人如何在中国取得了他们的地位，二是满洲的南部——奉天在内——本来就是中国的地方。那些想把它从中国手里夺去的人，图谋的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凡到过奉天的人，无不一眼看出这是一座彻头彻尾的中国城：宏伟的城墙与城门，还有同北京一样的大鼓楼与大钟。可叹今世那点功利气！人们已经动手拆毁那些精美的旧城门，把无可摹仿的店面换成蹩脚的欧式赝品。

我们在那些令人着迷的街上闲步时，天正冷，鱼行里冻的、干的吃食堆积如山。野味又多又贱，冻硬的鹿立在那里等主顾，神情几乎同活的一样。有一条街上只卖靴子，老远就看得出来，因为店外挂着彩绘的靴子模型，足有两英尺长。有些店铺上头是龙，有些是虎，有些是凤凰或莲花，都用虹霓一般的各色颜料画成，底下垂着写有店主字号的招牌。钱铺的檐下垂着一串串硕大的钱模，几乎成了一道帘子。古玩铺里仍有能叫艺术家动心的东西，虽说那些珍品一天少似一天，代之而起的是近世的仿制。从前唾手可得的美玉，如今几乎寻不着了，铜器也大半被运往西方；可人总还抱着最好的指望，总要带走几件；那些东西纵不像卖主吹嘘的那样古老，至少有一种古意，隐隐透出明代艺术的光彩。

我们在奉天的头一次远足，自然是去福陵，看一看满洲王朝伟大的开创者葬身之地。陵墓的年代无从问明，未免扫兴；不过满洲人在征服之初就采用了中国的建筑与工艺，这是毫无疑义的。

动身那天早晨天色很不作美，可是我们的日子有限，又已说动那位医生从繁重的劳作中破例告一天假，耽搁是不可能的。在没有导游书可买的地方，有热心的朋友肯把所知相告，便加倍地可贵；医生善于抚平的，原不止枕头。说实在的，我给旅人的忠告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设法请到教会的医生——越忙的越好——做向导，凡海外可看的好东西，他都指点得出。杨医生已替我们弄妥了游陵所需的执照，那是非经英国领事不能领到的。我们坐上一辆怪模怪样的玻璃车出发，活脱脱是灰姑娘的马车：四面全是窗，里面衬着鼠灰色的长毛绒，对面还镶着一面好镜子。车后踏板上站着一个跟班，一路上不停地跳上跳下，因为每逢拐弯、每遇障碍，都得他去牵马。出城以后，但见坟茔一片接着一片，望不到头；再往前是一处极美的园林般的所在，春天里铃兰长得极密——可叹人们掘得太狠，只怕不久便一株不剩了。越近陵园，树木越显得高大。陵墙在战时被占用过，日本兵据守于此，俄国人来攻，墙上弹痕累累；然而损毁竟相对地轻微，实在叫人诧异。陵门用绿瓦装点得极美，威尼斯红的墙上还嵌着几面漂亮的绿色圆牌。进门是一条苍老古木夹峙的甬道，通向正道，道旁立着几只奇怪的石兽；这些东西照片上常见，别的旅行者也描摹过，我不必再费笔墨。它们不过是全景中的一点细处；真正动人的，是高墙之内、林木之间那些巍峨的殿宇。建筑的颜色经岁月一浸，醇厚极了；我们又是在大雪纷飞中看它的，格外触动人心。

虽有执照，进门仍费了些周折，幸而医生善于周旋；一进去，他们待我们极客气，见我动笔写生，竟还起了兴致。努尔哈赤——亦即太祖，中国头一位满洲皇帝的祖父，其朝始于一六四四年——的坟冢，是园子最里头一座高高的土丘，自有一圈墙围着。当朝皇帝谒陵所走的入口极其讲究：一座雕刻精美的大理石牌楼，掩映在树间。我们从墙顶望过去——墙上有一条极好的走道——整片殿宇相连的景象，真是动人心魄。树上满是槲寄生，却与我们那边的不是一种，结的果子或黄或红，有些树上两色都有。

奉天可观的古迹不少，我却斗胆以为此处为最。它的布局是仿北京附近的明陵的；据说当初原打算把明陵的石兽搬来用于奉天诸陵。这主意却落了空，因为有一位明室后裔偶然听说了，立刻赶去把那些石兽一一弄残，这只敲掉一只耳朵，那只削去一绺胡须，便再也用不成了。这段缘由虽只是传闻，事实却摆在那里。北京以北四十英里的明陵，规制比奉天的宏大得多，纵长数英里，而奉天的不过数十亩。依我看，这反倒大大减了气象，因为一次只能好好看清一处：先是五门的精美石牌楼，随后是相隔远近不等的别的门（已很颓败），再是一座方形的楼，内有驮碑的石龟，再是石兽石人相向而立的神道，每一对之间隔得很开，十六对排下来将近一英里。神道与陵寝之间，距离更远；而且上述诸物都在一条直线上，那十三座陵却在谷口环抱的山脚下排成扇形。

北京诸陵上溯到明代，明亡于一六四四年，奉天诸陵则晚得多。它们的整个格局径直取自前者，丝毫没有掺入满洲的特色。缘故是明摆着的：满洲人方从蛮荒中出来，并没有什么称得上建筑的东西。

奉天除陵寝之外，最可观的建筑是宫殿，进去也得经领事领到执照。我们去了两次。

这座宫殿形貌上全然是中国的（年代我未能问明，至少有好几百年了）：灿烂的金顶，威尼斯红的墙。檐面饰以彩瓦，极美，细处变化无穷，尽可与欧洲最受珍视的马略利卡彩陶一较短长。宽大的屋檐下有雕得极精的龙，蜿蜒的身子从这头伸到那头。殿宇一进一进地排列，最里一进在后面，有一道华美的台阶通上去。不过来客的正经目的，是看锁在殿内的无价之宝，因为那里藏着中国朝廷最贵重的所有物。可惜就算获准入内，也不容易看到：那些东西都仔细裹在匣中，或是杂乱无章地堆在柜里，要一件件取出摆在桌上给人看，看过再收起来。先给我们看的是缀满珍珠宝石的御用袍服，其次是镶玉的刀剑。中国人视玉为诸石之最贵，也是最难琢的一种。布谢尔在《中国美术》第一百三十四页里说：「玉最早是由雷利爵士从西属美洲带到英国的。」他又说西文中「玉」这个字源出西班牙语，意思是「腰子石」。中国朝廷的祭礼中总要用玉器，且须按所行礼仪之别而用不同颜色的玉。

给我们看过这些之后，官员们的戒心渐渐去了，请我们进到院内，向那些幽暗的橱柜里张望；我们从中拣出几样看着格外动人的，却苦于天色渐暗，辜负了这番机会。

第二次去，他们才给我们看那批贵重得多的铜器与瓷器；那扇门费了好大的劲才开得开，还须有专管的官员在场。除我们之外另有客人也想进去，无奈须有特许，只得败兴而归。瓷器在玻璃柜里堆得没完没了，那些柜子大约几十年不曾开过，也丝毫没有分类的打算。颜色与纹样之美只能领略个大概，因为成套的碗碟都一只套一只地摞着，以求最省地方；比起陈列的数量之多，式样上的变化实在有限。要领会中国这一门艺术，去一趟大英博物馆所得反倒清楚得多。铜器的情形也差不多，而且比瓷器更难看到。其中有一件「洒金」的佳品，这一路东西在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贝伦先生藏品中有很好的代表。让我大失所望的是式样上少有变化。但愿中国人能多少染上些今世的风气，把我们博物馆的陈列办法学去一点，好让宫中所藏的艺术珍品，来客更容易一见。宫外立着那种叫作「鹿角」的古怪栅栏，大陵和官署门外也有。那是许多长木条尽量密地彼此成直角交叉，贯在一根粗重的长梁上；交叉木的下端粗重，埋入土中，上端则削尖；合起来，「鹿角」便成了一道简单而坚牢的屏障，通常漆成红色。

看过宫殿，我们去看了那座很好的教堂；先前的一座在一九〇〇年毁于义和团，这一座是本地信徒重建的。堂内可坐数百人，有一位本地牧师。读者或许有兴致知道：俄国人占领奉天期间，在官府文书中发现了一份记述，记的正是毁坏教民产业的经过。这份文书是用满文写的——满文与汉文迥然不同——以明黄色的绸子装裱，盛在黄绸匣里送往北京；在那里由已故的皇帝与已故的皇太后会签，又送回奉天，存入档案。要证明义和团的暴行出于北京朝廷的默许，还有比这更确凿的么？我们有幸见到了这份有趣的史料。

义和团起事时，满洲全境的教士都不得不逃亡，有些人连必需的衣物都来不及带。其中一位最得人心的医生，事后才晓得某村的强盗曾商量好要把他劫走，为的是救他免遭义和团的毒手！教会医生的影响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的，而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一处传教的地方比满洲更得天独厚。奉天的医务是一八八二年由司督阁医生开办的，他一步一步把这里的事业建立起来，他的新医院足为同类机构的楷模。虽有民间的成见，事业仍稳步壮大。洋医生的名声传出几百英里之外；那些从医院回去的病人，不但病好了，还带着一种使他们获得新生的传教热忱，把他心里最看重的道理带进长白山中僻远的村落。人们对这番事业的敬重，再没有比下面这件事更明白的了：中日战争期间医院不得不空置了十个月，房舍连同其中的东西，竟丝毫无损。

义和团那一次就没有这样侥幸了：所有房舍都毁于火，而到可以重建的时候，另一场浩劫般的战争又席卷了这片土地。教士们已经回来，手上的事忙不过来，因为成群流离失所的中国人都逃到奉天避难。教士们照管的收容所多达十七处，收留了约一万人；官府很感念他们的辛劳，与他们协力，自己也办同样的事。同时开办的医院有四所之多，因为伤者既众，难民中又有天花和热病流行。

到了终于可以兴建新医院的时候，义和团毁屋所赔的款子远远不够用，因为万物的价钱涨了四倍不止。中国人对人家为他们不遗余力的劳作，感恩之心表露得很快；靠着他们的慷慨，新的房舍比先前的规模还大。日本人也慷慨相助，以报答战时为他们的伤兵所做的事。大山元帅为红十字的事业捐了约一百镑，又下令把建屋所需的木料一概由牛庄用火车免费运来。这一层极要紧，因为奉天买不到干透的木材，此举省下了好几百镑。总督送来六百余镑，新医院落成时又添了一百五十镑。另有一位朋友包下了砖瓦的运送；中国铁路的一位总办下令把所需的波特兰水泥与地砖一概自唐山免费运到新民屯；还有许多人各以其力相帮。有这样的办事人，有这样的朋友，医院办得这般出色，何足为怪！医院有几条侧楼自一道长长的中廊辐射出去，尽头是一间很好的手术室。还有爱克斯光机和别的专门设备。此外有学生的附属用房、化验室与讲堂，还有一座讲道厅，每日在那里做礼拜。

可是有人要问：这样大的事业，人手有多少呢？答案叫人吃惊：「一个」人；直到去年才添了第二位，分出一部分时间给司督阁医生做帮手。他自然训练了中国助手，其中有几位很是能干，还有两名中国的医院布道员，专管病人出院后的跟进；然而大宗的事仍压在他一个人身上。我们本国的医生若听说一天之内，把九台小手术交给助手之后，自己还得做十台，不知作何感想？可是我们去医院那天，情形正是如此。院里可容一百一十名病人，床位从不空着。门诊常常一上午有二三百人，一年下来数目极大，去年在两万六千人以上。前不久，出洋考察的海军大臣一行回国经此，随即有人来求医，说有二百名兵丁耳朵冻坏得厉害——原来兵士上操时是不许戴耳套的。同人说话时戴耳套或戴眼镜都是失礼，如今兴起一种古怪的做法：不摘眼镜，只用手碰一碰镜框。医院是不取费的；病人虽多贫苦，住院的却少有不留下一份心意才走的，门诊的也有许多如此。有些床位由本国捐助，维持一张床一年只需五镑。

从这些数目可以看出，添人手是何等要紧，而筹办一所培养中国人的医学堂——眼下正在计划中——又是何等要紧。前任总督答应每年拨约四百二十镑作此用途，无奈他已被一位仇视外国人的总督替下，人们担心这诺言新任者未必认账。何况新屋还没有动工；可是把这件事陈说给他之后，他答应斟酌，不久便传话来说，款项已如数存入银行，记在教会名下。这所学堂将由爱尔兰长老会与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合办，也可以从丹麦路德会各站招收学生——那是在满洲传教的另一个团体，此外再没有别的。既已有四万左右的教民，招生是不愁的，何况也并不限于教民。

学程很扎实，预试之后还要五年，修满发给文凭。新屋与设备估计需两千五百镑，教员住宅两所需一千五百镑。靠中国人的慷慨，已经得了一块极好的地基，就在医院近旁。

我把这里的医务说得颇长，其实仍远未道尽；至于女子方面的事工，也须说上一句。这里有两位正式的女医生，她们的医院可容七十名病人，挤得不得了，正在添建一翼。她们有大量的工作是在人家里做的，因为许多妇女除此之外无从得见；余力所及，还到奉天四围的乡间去。一听说女医生要来，病人便蜂拥而至；有一回我恰好看见一位教士出诊两日归来，精疲力竭，短短两天内看了九百多个病人，这才略略体会到这事业之浩大。

奉天的妇女事工不止于医务，还有教育。除培养讲经的妇女之外，另有一所极好的女子寄宿学堂，急需的新屋正在兴建。前不久，女学生们生平头一次被带去看博览会，这在小小的教中掀起了极大的兴奋。有的旅人以为自己是往真正的远东去的，到头来发现连工业博览会与学生远足都侵入了进来，未免扫兴；然而可叹，这就是平淡无奇的事实。

我们又花了一天去看城北的皇陵。虽已是三月底，我们仍冻得极苦，而且不像去东陵时有玻璃车可坐。路太坏，就连那辆敖德萨造的结实马车、两匹壮马拉着，也被那些可怖的车辙折腾得够呛——我们时时陷进去。那俄国车夫是个极好的人，脾气又好，遇上非如此不可的时候，穿泥塘、上土坡、闯进犁过的田里，从不犹豫。走了三个钟头，我们望见一道很好的峭崖，崖上松林葱郁，林间闪着陵寝的金顶，便晓得目的地到了。

「鹿角」栅栏围住了崖下的树林，我们从林子左侧一条冲沟折上去。路很快陡起来，我们下车步行。画中所绘的那座林间陵门，在旷野上那一程灰黄的长途之后看来格外动人，因为此时还一丝春意也没有。进了门，不多时便到了正院高高的门面前，一个绷着脸的老看守出来盘问。我们拿出经领事领来的执照，等了好久才获准进去，不过眼前的景象尽够我们看的。那是一个方院，两旁是管事人的住所，下首有一座小殿面对着下方的旷野；从那里下去是长长的几排石阶，石阶之后是一道同样宽的陡坡，两侧有石栏。四周松树高耸，松间散落着石兽石人。离石阶不远是御用的正门，却关着。不难想见那该是何等气象：煌煌的仪仗自旷野进门，穿过松荫下一小段平地，再登上长长的坡道，直上那金顶巍巍的殿宇——皇陵就在殿后。艳阳之下，那片颜色在深绿的松间闪耀，浓丽极了。

临走，我们问那引路的人可有热水泡茶，他说没有，我们便把东西搬到外面，坐下来写生并用午饭。起先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颜料总也不听使唤；随后忽然醒悟：水色一敷上纸便冻住了。而这已是三月的最后一周，又是正午，太阳直照在我们身上。写生总像是要在种种艰难之下进行的，这一趟尤其如此。那位向导回来说替我们弄到了热水，还把茶壶拿去灌满——泡茶的正法，中国人个个都懂——这时那情景何等加倍可喜，自不难体会。稍后我们正喝着茶，一个可怜的人影顺着山坡挪上来，显见得哮喘发作得厉害。我们递给他一杯热茶，他眼里闪出极深的感激；喝完了，仍说不出话，只把身子挺直，行了一个欧洲式的军礼，然后慢慢向门里去了。

回城的路上，我们一致认为：凡到奉天的人，断不可不去看这两处陵。领执照自然麻烦，也费些时日，可是城里再没有哪一处及得上这两处陵景致之半，每一处都值得花上一整天。据说福陵有几方碑刻是举世独一的，无奈我们去时大雪纷飞，未能细细领略那些精美的建筑细部。

奉天有一家外表不甚起眼的旅馆，叫阿斯托饭店，住过的美国人却对我们担保说很舒服；凡路过奉天的人总该停下来看一看这座城，尤其因为它正以极快的速度被改造成新样子。旧日的庙宇像是全无修葺，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座——狐仙庙——不久就要不存在了。满洲一带拜狐之风极盛，做官的尤其非拜不可，所有官员都被认为应当如此，因为狐是替他们掌印的。卢公明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里说：「几处主要的文职衙门旁附有一座小小的两层楼房，专供奉狐大仙。并没有狐的像或画可供叩拜，只是虚设一狐于某处。楼上一间屋里的桌上摆着香、烛与酒，官员便在桌前跪下，照常例叩首，以示对这位掌印之狐的敬意。据说这样的祭祀从不由人代行。中国人相信，官员到任之后，他的官印便由狐掌管着。他们极郑重、也似乎极诚恳地说：官员若到了住所而不拜狐，他的官印不久便会莫名其妙地不见，或者他本人与他的衙门必遭某种离奇古怪的祸殃。」

我们还看了阴曹庙，各色可怖的刑罚都用灰泥塑得活灵活现；这些与其说是昭示来世可期的报应，不如说是把中国从前的刑罚活画了出来，因此才更可怕。庙宇似乎少有人去，只在某些日子里人们才成群而至。中国人的敬礼，大半是在自己家中的祖宗牌位前行的。

第二次到奉天时，我们雇的马车相当破旧，看车夫摆置行李的办法，很觉好笑。中国人从不嫌东西多，怕的是一嫌就丢了这趟生意。于是那人把脚踏板整个堆满行李，自己坐在上头，膝上还抱着一大包铺盖。走出没多远，一只轮子脱落滚进沟里，我们等了好一阵才装回去，行李这期间都卸在路上。活儿干得并不妥帖，我们只得走得极慢极慢，还得不住地把轮子敲回去。天又下起雨来，为了支起车篷，大半行李只好堆在我们身上，那滋味，说得客气些，又热又沉。末了车夫绝望了，打着手势让我们明白：他去另雇一辆车来。他带着一辆大车回来，东西很快移了过去；他又极神秘地向我们说明，已同那赶车的讲定了多少钱送我们到地方。接着难题来了：该怎样付他的钱呢？我们身上只有日本的钱和北京的钱，他满腹狐疑地打量着，不肯收。我们索性给得宽裕些，又指着我们正对面的一家大铺子，叫他拿去问。他在那里弄清了钱的成色，笑着回来了；临了还把头探进车里，末了叮嘱我们一句：给那赶车的只可照数付钱——他分明觉得我们花钱未免太松手了。

三〔第一部·满洲〕新民屯

我们从奉天匆匆去了一趟北京，又入山西；这一段不在本书范围之内，所以我要从我们循南满铁路北返、重入满洲之处接着说下去。北上的移民数以百计，看得我们吃惊：每一列车都挤得满满的。路上出了一桩事故：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被我们前面那趟车轧坏了腿。路员受过救护的训练，当场施救，用一块煤和一段绳止住了血，绳勒得极紧，血脉完全断绝。那青年被放在一扇大门板似的东西上，抬进我们这趟车的行李车厢；车一开，列车员便过来问车上可有医生，好再加救治。我们这一行里正好有一位。再往前的枢纽站医务室里，绷带、夹板、高锰酸钾之类应用之物一应俱全，因此他到那里时已被安置得尽量舒服；又发了电报到新民屯的教会医务处——那恰好既是他的去处，也是我们的去处。车到时医生和助手已在等候，青年当即被抬往医院。截肢是免不了的，起先他不肯；不料我们刚吃过晚饭，便有人来说，他的亲友已被请来，他和亲友都答应动手术，于是即刻施行，一刻不曾耽搁。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医院看他，见他神气十分安适，连脸色都一点不见苍白。

铁路初通的那几年，事故多得数不清：人们把东西掉到路轨上，便钻到车底下去捡；或者车刚要开，偏偏抢到车头前面去。我们很诧异，许多车厢的窗子竟是蓝玻璃的；一问才知道：人们不惯于玻璃，只要玻璃是无色的，就不断有人把头伸出去撞破！即便如今，列车进站出站都慢得出奇，还要大鸣其钟，警告人们离开路轨。自然，跨越路轨既没有天桥也没有地道，事故便几乎无从避免。人们照例以中国人那种木然不动声色的神气受之。

新民屯是离奉天不远的一座有意思的小城；我们南下时在火车上偶然遇见爱尔兰长老会的一位同工，承他恳切相邀，便前来一看那里出色的教会事业。爱尔兰与苏格兰两处的长老会在满洲可说已经联成一气，彼此合作，情意甚笃。新民屯虽无什么特出之处，我却有幸画下了那里妇女的模样，她们头上那种古怪的装束，通国皆然。

女子医院里有两个寡妇充当助手；为我之故，她们穿上了最好的衣裳，画中便是她们，正依满洲的礼数彼此相见。满洲女子梳头一律衬一副金属的架子，或如画中所示，或像一个宽而扁的蝴蝶结；两种式样都要插上一大簇绢花，另加金饰。冬日出门戴帽，帽沿镶毛，脑后垂着绣带；耳套更是少不得的，这般严寒之地非此不可。我们看到，女子医院里大部分铺位都决定做成烧火的炕，同百姓家里一样；炕是砖砌的台子，用来代替床榻，病人极喜欢。这样或许不甚合卫生，可是人在炕上自在得多；何况医务传教的本意原不单在身体的康健，那么，对所处之民的好恶与成见，自然不能不有所顾念。医务传教耗费甚巨，看他们如何把本国寄来的建屋款子用到极处，我们很受触动。款项不够造门廊与前门，便先搭了个席棚，等钱到了再说。办事的成效原不在这些上头，可是倘若支持他们的人再多些、再慷慨些，做事的人必定大受鼓舞。

男子医院较大，也已完备——极简朴，却样样实用，四乡的病人都来。我们去时正当一年中较清闲的时节，医院正做过年的大扫除，因为逢此佳节，病人但凡能回家的都回家去了。看过男女两处医院，我们去了女学堂，大大地吃了一惊。三年前还没有这所学堂；孩子们初来时，多半出自邻村的教民之家，读与写全然不通。如今我们却看她们受地理、算学、代数、唱歌和体操的考问。寄宿生约五十人，由一位中国女舍监管带，另有四名年长的女生做级长相助。上学期这些女生与男生同场受考，而男生已念了许多年书。女生中最优的一名平均得了百分之八十四，算学、圣经与代数三门都压倒男生。她算学得了满分，作文九十五分，背诵经书九十六分，讲解经书八十五分。孩子们的算题做得干净，数目字写得端正，要多好有多好；地图画得极佳；地理问到世界各处，她们都答得上来，还能在壁上的图上指出地方。我不得不承认，这场地理考问在我们比在受考的人更难挨，因为我们手边既无书又无图，却要就大洋洲与南美洲出题——这两处地方我实在生疏得很。散学之后我们碰巧又回到学堂里，看见一个先前指不出上海到英国怎么走的孩子，正由级长给她单讲这一段。那位爱尔兰教员对我们说，女孩子们做起功课来像猛虎一般，比男孩子热心得多——而男孩子念书的路是向来敞着的。我们到院子里看她们操演，又一次为那位女级长的本事所动：她是照着书本学来的，只在自己看不懂时请那位外国教员讲解一两句。唱歌全用首调唱名之法教授，孩子们已能像模像样地唱简单的合声曲子。她们几乎全是中国人；不过中国人与满洲人在天分上，似乎看不出什么显著的高下。上午的功课以女生们两三段简短的祷告作结，再同诵主祷文；散学从来是她们自己散的。读书不取学费，饭食由父母供给。她们个个气色极好，神情欢快，也还算洁净，一律不许缠足。除了不准走出这座大院，她们有很大的自在。造屋的钱来得既出人意表，又叫人感念：那位教士接到传话，说有一位官员路过新民屯，要请他到车站相见；一见面，那官员便递上一张三千两的票子，襄助他所办的这番出色的教育。他这才得以动手造女学堂，而且不单要做创办人，还得兼做建筑师。那位医生也是一样，自己的住宅与两所医院都得自己画图、自己监工；一个没学过建筑的人，费的力气自然大得多；除此之外，房子造得似乎不比寻常屋宇差，花费却省得多。

离开新民屯，我们动身往奉天去。奉天那位中国站长已受人之托要照应我们换站，免得误了车。他会几句英语，派了一个人坐一辆车替我们看着行李，我们另坐一辆。那路况简直无法形容：天已解冻，无边的烂泥又添了一重苦楚，散出的臭气经六个月的冰冻竟一分也没减。我们在车里被颠得左歪右倒，只觉得这一程没有尽头。到时我们庆幸钟还没有敲响，虽已逼近开车的时刻。这一段是日本人的线（自大连通到宽城子的那一条），我们得先把钱换成日本的钱才买得着票；买票时却被告知，三个半钟头之内没有车。我们的朋友在新民屯站上特地去问过，人家说这趟车是开的，我们未免气恼；一问方知，这车每周只开三班，而今日不是开的日子。一个和气的小伙计领我们到一间舒服的候车室，又提来一壶热水泡茶；茶刚泡好，另一位办事人却来把我们赶出去，说要给一家日本人备饭，我们只得退到一间寒伧的小办公室里。这条日本线管理得好，也干净：中国茶房隔一阵便提着鸡毛掸子过来，随时供给热水，下车前还来替你掸一掸身上。车一进站我们就上去了，虽然离开往辽阳还有一个钟头。这一程不过三十英里，普通车却要将近三个钟头，未免觉得又慢又闷。然而一想到未有铁路的年月——春天一化冻，所谓道路便成了无边的泥海，走三英里也常常要费同样多的工夫——每小时十英里便简直算得上风驰电掣了。

四〔第一部·满洲〕辽阳

辽阳是满洲南部辽东一省的古都，也是满洲诸城中最美的一座；城墙之内遍植李、樱、杏、梨，衬着城墙那一片沉黯的底色，鲜艳可爱。它本来不是满洲的城，而是中国的，这一层我在第十五页已经说过。满洲人曾想夺取它，没有得手，便在河那边另造了一座城，叫作新辽阳。城门除了通常的东西南北四座之外，另有一座模样迥异的，叫作朝鲜门，从前朝鲜的使臣进贡，便由此门出入。从门里望出去，河景极美，远处是低伏的丘陵；画中所取的方向不是朝城外，而是朝城里。门内城墙脚下有一片积着尘土的荒地，野狗常来翻寻；你在那里也许会看见——我们就看见了——一捆稻草，里面裹着一个死婴，弃置在那里。中国人不埋葬婴孩，指望由此躲过孩子夭折带来的晦气。直到今日，北京还有车子沿街收拾这些小小的尸首，跟收垃圾的车一模一样。

朝鲜门外，我们看见一队少年学兵鼓乐齐鸣、步伐齐整地走过，引起的兴致同本国的一样不小。这些城墙在满洲一朝到来之前（一六四四年）就有了，可是多数地方的砖看去仍像新砌的一般，只有俄国人轰塌的几处才显出残破；我们看罢景致要从墙上下来时，吃够了这残破的苦头。墙外一侧积了些土，因此我们上去时并不很难，而一上去便大得其报：落日的余晖把一片壮阔的景象照得通明。辽河就在东墙外流过，田野与远山染着埃及景色中那种可爱的金黄。我们脚下，渡船正把旅客、大车、骡、牛、驴之类从这岸运到那岸；我们看一个赶车的先把车弄上陡岸，再回头把他的主顾——一位老太太——背上岸来。一头不听话的牛，须用一条绳拴住前腿，再牵着笼头，才拖得上船；别的牲口倒大都习以为常了。看了一会儿，我们转向南边，那里一带山峦划出天际，末端有一座比别的都高的峰，日本人叫它「库罗帕特金之眼」。这道山脊战时由俄国人据守；辽阳之役前的半年里，他们一直在山与城之间忙着筑防。壕堑与铁丝鹿砦布置得极妙，日本人苦战七日才得进城。一处处据点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俄国人的队伍像成片的庄稼一样被割倒，日本人也一样的勇；七日之内，两军遗尸战场的据计有两万五千人。日本的统帅坐在离战地好几英里的一座庙里指挥，四面八方的消息由电话源源报来。他孤军深入，不留退路；到战事结束时，他已力竭，虽胜而无力乘胜追击。英国人中，很少有人明白当时那里正进行着何等惊心的搏斗，两国的武勇又是何等了得。俄国兵曾凄然发问：「我们跑到这里来打仗做什么呢？」然而照样打得英勇。一年半前，基钦纳从印度派了四十名年轻军官来看这些战场，每日有日本的讲员随行讲授；他们就坐在俯瞰平原的山坡上记笔记。讲授时总有一名亲历此役的日本兵在场，讲他自己的经历，这在那些专门的细节之外，想必添了几分活气。日本人行军极轻便；而且幸而有满地的庄稼，骑兵几乎无用武之地。这里主要的庄稼是高粱，长到十五英尺高，俄国人只好临时做了碾子，用马拖着把它压倒。日本军中样样东西都要物尽其用，样样都收拾得尽量紧凑。有一天，有人看见一位将军出神地想着什么，他解释说：装口粮的小盒子和盒中的纸，他都想出了用处，只是那根绳子实在想不出拿它怎么办！北边闹鼠灾时，日本人人人都置了耳套，是用鼠皮自制的。

辽阳一处可观之地是狐仙庙，庙在一座小山上，须登一道很好的石阶。拜狐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信仰，却又同别的教门搅在一起，佛寺道观里也见得着狐仙的龛。

正殿里供着一尊佛，拜的人献上糕饼与香，供桌上还有一大袋纸钱。旁边一间龛里立着狐氏一门的三尊大像，都作官员装束，袍前缀着文官的补子。老庙祝进来取走一些供物做他的午饭，问起来，他说常见那狐进来，是白色的。侧门上有一个洞，同法国古堡里给猫留的那种洞一般无二，据说狐便是从那里进出的。

从城墙下来的路上，我们看一个人放一只极妙的蜈蚣风筝，足有六十英尺长。头是龙头，巨口大张，吐着红舌；眼珠在眼眶里滴溜溜地转，还带着呼呼的声响；通身涂着金、粉、蓝三色。身子一节一节的，是轻竹架上糊的绿纸粉纸圆片，两边各伸出一根四英尺来长的细棍，棍端缀一簇羽毛，算是这畜生的脚。这风筝在天上蜿蜒游动，姿态极美；升到相当高处，又放上一只「信使」小风筝，沿线直上，到了便撒下一阵像是爆竹的东西，差事办完，顺着线飞快地滑下来。这样的风筝有时要六个人才拉得住，绳子也非极结实的不可。

沿街走去，我们来到一个有意思的药摊，摆在最显眼处的是四只熊掌和几副鹿角。鹿角以带茸的最受追求；猎人在满洲东部的山里挖陷坑捕鹿。有时猎物被狡猾的熊抢了去——它觉得鹿角是一口美味，赶在猎人来看坑之前便把角啃下来。入药时鹿角要晒干研成粉末。摊上别的药材有鹰爪、鹿蹄，还有四英寸来长的干蜈蚣，一条条绑在小竹片上。我们买了一条，问是治什么病的，答曰：「治胃里的风气。」

在中国，一切疾病似乎都根源于脾气不好；为此来诊所求药的病人并不少见。有一位女医生开的方子是这样的：「独自进一间屋子，含一口药水（要好喝的），在嘴里含足二十分钟再咽下去。」此方效验极佳，在英国用起来想必一样灵。

辽阳这座城把我们迷住了，因此一个月后要再去一趟、顺便游一游近旁的千山（意思是「一千座山峰」），不用人多劝。那是四月的最后一周，我们从城外的车站步行到城内的教会住处，果树与榆树正纷纷绽花吐叶，住处掩在果园之中，空气里满是丁香的香气。教会的园子已现出那份可爱的意思——它在旅人中间赢得的名声实在是当得起的——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回到从前住过的屋子。在传教之地，情谊是很快就结牢的；而医务传教这件事，便是再顽固的心也不能不为之动容。我们先前已看过那两所医院：实用、不事张扬，堪称典范；本地的人员极出色，都是韦思德医生训练出来的，他的名字在这一方是家喻户晓的。这座城之所以免遭俄军炮轰的惨祸，全赖他一人；只要同他在辽阳街上走一走，便知道人们对他的敬重是何等普遍。

辽阳有各教门的庙宇多处。我们看了阴曹庙，里面把来世刑罚的种种可怖情形都画了出来；中国人在这上头的想象，再没有比它更阴森的了。所幸那些彩泥塑得虽逼真，却也滑稽，倒冲淡了几分恐怖。在一间侧龛里，我们见到那位极受崇奉的神祇的奇怪塑像，名唤「十不全」。第十二章里的那幅画，还远不足以传出这尊像的丑恶：它把中国人肉体所难免的几样大苦——瘸、瞎、水肿、兔唇、疮疖等等——一身兼备；凡有疾病，人们便来向这位神祇祈告。

我们又看了一处风致宜人的佛寺，寺里住着一位年老的盲尼，产业甚多，教会近旁的那些果园也是她的。我们见她盘坐在佛像正后方的炕上，她在那里已冥坐了许多许多年。她极热诚地招呼我们，让我们在她身边坐下，随即与我们的主人长谈起来，谈得很亲切——他们已有几年不见了。这尼姑的头生得不凡，自然是剃得精光，罩在黑帽子底下，看去与其说像女人，不如说像男人。她说自己六岁上便瞎了，如今七十九岁。她以盲人那种细腻而探究的触觉摸我们的手，对着我们的手说了不少话；我们深恨不通中国话，女人家想知道她说了些什么的那份好奇，终于没能满足。话头随后转到人生的大问题上，今生的与来世的都谈到了；可是她对佛家的道理似乎全然不懂，只以几句空泛的套话搪塞。说到来世，她道：「人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他们于自家教门的皮相之外一无所知，这是叫人扫兴的。反过来，道门中颇有些有学问的人，对于真正的宗教也多些见识。我听说在中华帝国别处情形也是如此。

与这些庙宇相映照，再没有比那所教堂的朴素之美更叫人喜爱的了。要把一所房子隔出一部分来而不伤全体的气象，从来是难事；在中国，眼下这道隔断还被认为是必要的，好把男女分开，而且进出另有各自的门。辽阳这座教堂把这难处解得极巧妙：以耳堂作女座，又在中堂与耳堂相接处两侧各起一道较小的拱，拱内设屏，把中堂这一段收窄。讲坛居中，全堂一览无余。这教堂是教会董事会专门派出的一位建筑师所设计的；这样的房子须得用心设计，与本国的建筑相调谐，不要显出欧洲气，这一层关系不小。在爱丁堡那次盛大的世界宣教大会上，各国来的讲者都着重说到：本地信徒越来越盼望有属于自己民族的教会。为此，事事处处都须斟酌：不但要用他们自己的话语向他们讲道，连他们礼拜的堂宇也须有一种家常的亲切，好教他们无从觉得这是一个外来的教门。说到底，这教原是从东方来的，不是从西方来的；那么至少它外在的形貌，西方的色彩总该越少越好。

五〔第一部·满洲〕千山纪游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动身往长沙谷去，谷中有一片有意思的寺观，道观与佛寺都有。道观不许女客进去，佛寺则可以。载着我们行李铺盖的大车凌晨三点就走了，因为头几英里我们要坐火车穿过一片单调的平原。那样早的时辰——七点二十五分——只有一趟货车，不过挂了一节客车，我们便坐在里面走了将近一个钟头。车里两端只各有一张小座位，坐着日本人和护卫，其余的人大都蹲在地板上。有几位带了好皮褥子或包袱垫着坐，看去舒服极了；我们只好将就那窄窄的窗台，到了下车的那个路边小站，实在是松了口气。车还没到，我们便在一间小候车室里坐着；幸亏有一位极可亲的医院助手从辽阳一路照料我们，不多时便被请进售票房里去，几位衣冠楚楚的日本办事人正围炉而坐，还给我们搬来欧式的椅子。屋角里一只灰雀欢快地啭着，他们又端上茶来给我们消遣时光。约莫半个钟头，大车到了；可是一想到它们走了四个钟头还不到全程的一半，我们的心便凉了半截。我们很快被安顿进车里，各人带着自己的铺盖和零碎。随即我们就明白了：垫的东西越多越好，因为车子颠得越往后越厉害。我们在平原上走了三个钟头，停下来吃午饭。这是我们头一回领教满洲的客店，比起关内的客店实在差得远。厨房与客房总是合在一处的，两边各有一条炕，灶在一头，与炕成直角。我们被安置在屋子这一边，舒舒服服的，另一边的客人和村民则含蓄地把我们端详一番。韦思德医生那位极出色的仆人像卫士一般警醒，到这趟出游完了的时候，几乎叫我们犯下第十诫——贪恋人家的仆人。又走了将近两个钟头，我们才到谷口，寺观便在那里；平原上那份沉闷的单调，至此让位给一派令人心醉的景象：峭拔嶙峋的山，披着草木。

野花才开始绽放，紫色的银莲花、白色的堇菜之类，却远不及我们方才离开的朝鲜林中那般丰盛。寺观一座座高踞在看去无路可上的地方，一层台又一层台。到了我们要住宿的那道山峡，大车要上去简直像是不可能的事。车到头道门便停住，一群人上来帮着把车推过乱石。每辆车套两匹骡子，拉得十分卖力；于是又推又拉又吆喝，不过几分钟，车便被一鼓作气地送过二道门，上到要停放它们的台子上。僧人们见我们那位医生朋友没有来，很是失望——他在这里同在别处一样，显然极得人心；无奈医院事忙，又有别的缘故，他没能同行。我们顺着凿在岩上的石阶一级级往上爬，到了那间早已为我们订下的客房；再要寻一处比这更可人的地方，是不可能的了。远远的下方，山涧潺潺；野鸽与鸢鸟的鸣声也添进溪水的乐音里。到后不久我便坐下写生，那景致正是旧派的中国画家所醉心的一种。我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地在摹仿手头所藏的三百年前名家画作的印本。一只碧绿的小鸟落在近旁树上；不多时晚课的钟磬响了起来。几个僧人沿石阶上行，往正殿那一线微光透出之处去，一路时时俯身跪拜。夜色沉下来，我们回到自己的僧房，一心想着明晨那玫瑰色的美丽朝霞，好把这景致画下来。可叹第二天早晨却是铅灰一片的天；早饭刚吃完，大片的雪花便飘落下来。眼前的景象消融殆尽，不久地上便白了，天气也毫无放晴的意思。这份扫兴实在苦涩：我们只有一天，唯一的机会就这样没了；漫长而寒冷的时辰，竟没有一件事可做来打发。那位忠仆给我们端来一只炭盆，却也慰藉不多。午饭后云开了，雪住了，我们便出去探看。仆人吉姆领我们下到峡中，又上到另一道峡里，那里有一长溜石阶通向一座小道观，龛周的木雕极美，小小的院子十分入画，摆着各色花木，铜器擦得锃亮。合起来是一幅可爱的画，处处看得出精心照料的样子。院中陈着一具奇特的日晷和几方装饰的碑碣；通往正殿的石阶两旁，也照例对植着两株树。太阳时时露出脸来，向阳处的雪开始融化，我们便赶紧回去写生。

才坐定，山峡里便响起一阵一阵的哨声，随后便见许多穿着蓝制服的人，每人肩上斜挎一条大红毯子，开始往寺里的石阶上爬。他们源源而来，到后来满山满谷都是；末了我们看见连我们那一小方台子也被侵占了。似乎该出面干涉了，我的同伴便回去告诉仆人，说我们断不能让他们住进我们的外间——那里已堆满了他们的东西，还撒了一地橘子皮。一时间交涉是奏了效的，可他们撤走不久又回来，重新占住。于是我亲自出马，叫吉姆把他们打发走。他却转身去请来一位官员，那人一身欧式的游客装束，肩上挂着望远镜；出我意料的是，他英语说得极好。他解释说，这是牛庄一所商业学堂的一百名学生出来游历，要在此地住三天。我指出，这几间房是我们来之前就订下的，而且外间是我们出入的唯一通路，断不能住满了人。他问我们可介意让一队小孩子住进去，我们说确实介意，今晚他们非另寻地方睡不可。他答应照办，所有东西都搬走了，我们这才得了清静安适。可叹只清静了一个钟头；他又来说，他们已派人去别的寺里找住处，没有找着；小孩子们的车已经到了，个个「累」得不行，他恳求让他们住外间，保证一定安安静静。我们只得让步，虽然极不情愿——第二天我们就要启程往哈尔滨去，路途遥远，何况还有六个钟头颠簸的车程。不过我得承认，那些孩子规矩极好：他们像耗子似的悄悄进来，我们还没察觉他们到了，他们已经睡熟；只有轻微的鼾声表明他们在那里。早晨五点半，他们又悄无声息地起身出去了。我们六点动身，只有赞叹他们那样好的纪律与教养，几乎懊悔没有多见他们几面。

那是个可爱的早晨，离开这宁静的山谷叫人依依不舍，何况一出谷便撞进平原上一场狂暴的沙尘。回程比来时快得多，我们到站时离开车还有一个半钟头。那间小小的候车室早已挤满了人，空气浑浊不堪，因为人们对时辰只有极含糊的概念，惯于在站上一等就是几个钟头。我们不再有先前那位照应的人替我们另寻舒适的去处，只好耐着性子。中国的火车站还没有书报摊这样的配备，我们便只好把人情世相当作功课来研究了。我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辽阳，仍是那样亲切的迎接，那样回到家的感觉——凡到过辽阳的人对此都不陌生。人家告诉我们，长沙谷的好僧人们不肯收我们的房钱，只捎话给那位医生说：等他下回来了再谈此事不迟。这或许是委婉地催他早些去；不过这与我们在朝鲜所住的那座佛寺里的经历，却是截然两样了。

几个钟头之后，我们搭上每周两班的北上快车，约十八个钟头后到了哈尔滨。

现在我须把叙述倒回到我们初访辽阳之后、回到奉天的那段日子——奉天是我们前往朝鲜的起点。看一看卷末的地图便知道：自北方来的那一条线到奉天便分作三条，呈扇形展开：一条往朝鲜，一条往大连（这两条都是日本人的），一条往天津，那是中国人的。

六〔第一部·满洲〕自奉天赴朝鲜

我们上午八点乘日本人的普通列车离开奉天；不过通往安东的正线只修成了很短的一段。我们车厢里挂着一方日文的告示，底下似乎有一句简略的英文，写的是：「请勿动绳索。」可是车里并不见有什么绳子或拉索，这条禁令也就形同虚设了。走了两个半钟头，我们得换乘轻便铁路，那上头没有头等车厢。一切设备都寒伧得很，窄窄的板凳叫我们不由得想起《女人都知道的事》里玛姬的兄弟们坐着那样受用的「软垫座位」。景致虽美，路却似乎没有尽头：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我们还在山峡里慢慢地爬。满洲这一面的峭壁上草木稀少，只有几株矮小的松树。日本人的各条线上，四处闲着的兵丁之多，都叫我们吃惊。中国政府准许每十英里铁路驻兵一名；可是照田永先生在《满洲的战略铁路》一文中的算法，七百零三英里的铁路上竟有一万五千人，分驻各处。而日本几个月前才刚刚照会列强，说已从满洲撤兵！正午我们略停了一停，日本军官们奉上茶来，又取出他们的「饭盒」。那是三只精巧的小屉，加一张纸巾和一双筷子：上屉盛饭，次屉盛凉拌菜，第三屉盛炸肉饼、鱼和别的下饭之物。另一位日本乘客从袖里掏出牙签、小刀、水果等等。看那只口袋里还能掏出什么来，成了我们不断的乐趣——记事本、铅笔、手帕、纸烟、火柴，简直是一只百宝箱；末了他从挂在车尾的斗车上捡了一块煤，用纸包好，也添进袖中的百宝里；其实说「袖里」不如说「袖下」更确切些，因为那袖子成了一只口袋。他是满洲常见的那一类说不清路数的日本人的有趣标本：头一天他的衣裳是欧式、中式、日式的大杂烩，第二天却换上一身欧洲教士似的黑衣白衬衫——这身打扮与他坐的姿势实在很不相宜。他脱下松紧口的靴子，爬上那张早已铺好一条折叠毯子的窄座，把衣襟仔细拢好，盘腿坐定。若不是一顶宽边软毡帽压在耳朵上，他抱着两臂的样子，真像一尊沉思的佛。他大半时候在睡，却时时醒来，立刻发疯似的振作起来，在本子上飞快地写。

火车盘旋着往山上爬，空气越来越冷，也越来越浊，因为车里满员，除我们之外人人抽烟。我们设法用吃剩的饭盒把炉子生着了，幸好还有一斗煤可以续。最大的麻烦是地方太窄，躲不开火，衣裳便赔上了两个窟窿。

晚七点四十分，车停下来过夜，我们投宿于一家沾了些欧洲气的日本客店。那是一座矮墩墩的十面形的楼，当中也是十面形的一间，作客堂；里圈每一面墙都是一扇门，其中七扇通往卧房。门既一模一样，谁也记不清哪一间是自己的；我们若想挡住来客，只好把门堵上。别的客人挨次被领去洗澡，随后便穿着客店的睡袍与拖鞋回来，围炉抽烟。次日早八点又启程，一天的情形与前一天相仿：在山峡中盘桓，同一条河来回渡了又渡。山坡上的草木多些了，褐色的秋叶还挂在树上，其中不少是野桑，这一带山里长得很盛。六点刚过我们便到了安东，投宿于一家日本客店，是前一晚那家的东家荐的；他还打了电报叫他们到站上接我们。安东是个不小的地方，日本人的市区与中国人的截然分开。铁路与渡口都离客店不远，我们一早便往渡口去，渡船与鸭绿江南岸义州的火车相衔接。我们买了票，售票处却当真一文零钱也没有。我付的数目几乎不差，只多出三枚法寻，那人说过后再找给我。事后再为这笔巨款在肮脏的人堆里挤来挤去，似乎不值当，我便没有回去；不料一个钟头之后，我们已在义州坐进车厢，竟有一位办事人郑重其事地把那三枚法寻呈给了我！

江里满是看着叫人心悸的浮冰，那小火轮像是万万挤不过去的样子；其实就因为这个缘故，同一周里它已有不止一天没能开行，所以我们能立时过江，算是运气。江水初封与初解的时候，往往要耽搁许久，可惜又没有任何桥梁。正线修成必得造桥，虽说日本人正拼尽全力赶工，两年之内还指望不上。那小火轮又小又挤，狼狈不堪，却勇猛地把这一程走完了，咔嚓咔嚓地碾开浮冰，一刻钟光景便把我们送上鸭绿江的朝鲜一岸，那里有一列设备齐整的火车等着。疲惫的旅人再没有比这更受用的头等车厢了，随后送上来的那顿烹调精美的午饭也再没有比它更受赏识的了；末了，车到平壤之前，侍者又替我们好好掸了一通身上的尘土——这正是极需要的——我们的满足至此圆满。一切都与方才离开的地方形成奇异的对照：满洲那冷冷的颜色，换成了温暖的红土，土上已透出初春的第一点绿意。我们看惯的蓝色衣裳，在这里换成了一身白，城里乡下都一样。举目处处是稻田，稻是这里的主粮。唯一没变的，是日本人的铁路和日本的官员；他们在这里并不比在满洲少见，而且显然在两处都已扎下了根。

朝鲜的幅员略大于大不列颠，约八万平方英里，人口估计在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三百万之间。因为朝鲜多山，很大一部分——北部尤甚——无法住人；确有人估计只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是有人居住的。人口一向不曾清查，直到一九〇四年日本人才办了一次。百姓怕这是抽税的前奏，便千方百计不让查出确数，于是报上来的数目不足九百五十万。如今又在办一次，十有八九要确实得多。

朝鲜是物产富饶的国度，头等的出产之一是金。此外有极好的无烟煤和别的矿藏，只是迄今还很少开发。眼下批给英、美、德、法各公司的矿权已不下一百八十四项，前景十分可观。朝鲜产棉之多居世界第五；如今它正对通商开放，水陆转运又添了新的便利，进展大约会很快。这里的百姓天性和平而勤勉，若有明智的治理，这片土地本该成为一处乐土。基督教与教育传布得很快，前者据说已有二十万信徒。朝鲜的文字是拼音的，共二十五个字母；不过识字的朝鲜人用汉字，而且人人都被指望通晓汉文。教会决定采用本地的谚文，大部分教中的书籍都以谚文刊行。新教在朝鲜做事不过二十五年光景，天主教却早就来了，他们所受的惨酷迫害，是朝鲜史上最触目的篇章之一。新教这边成绩斐然，还创出了传教的新办法，下一章将要说到；这些办法对别国将来传教事业的发展，大约会有很大的影响。要说一国的百姓如何彻底地领会了把所受的恩赐再传下去的本分，如何各自担起向本国同胞传道的责任，再没有哪里比得上这里。

第二部　朝鲜面影

七〔第二部·朝鲜〕平壤

午后不久我们到了平壤（西方战地记者的拼法与当地通行的读音互不相同），热心的主人已派了轿子来，接我们从车站进城，约有一英里半的路。别的旅客有的坐人力车，有的坐一种滑稽之至的小轮车，活像少了一面的箱子，里头安一条可坐两人的板凳。这种小车在极窄的轨道上走，两旁各有一名脚夫奔跑着推，快得很；除平壤外，我在别处再没见过。

我们坐轿动身，行李由脚夫用一种叫作背架的木架背着；我们从太原府带来的中国翻译焦先生，同一位前来迎接的和气的朝鲜传道人并肩走着。有人对我们说过，汉语这里处处通行，事实却全然不是如此（我们听来的消息多半如此），而看这两位只能笔谈，我们觉得有趣极了；他们一路走，一路就在满是浮土的路面上写。所幸我们走得慢，因为朝鲜的脚夫不比中国的，隔不多久便把我们放下歇一歇；这正是笔谈的两位求之不得的机会。车站近旁有几座漂亮的红砖新兵营，一处日本人的市郊也在长起来；眼看每一处地方都被那些最丑陋、最咄咄逼人的欧式建筑弄得面目全非，真叫人难过。美国长老会的那一片房舍与这些恰成可喜的对照：式样是朝鲜的，只按西人的需用作了必要的变通；可是正对着它们的山头上有一所丑陋的新学堂，赤裸裸地杵在那里，像风景上的一块污渍。造屋子像是闹起了瘟疫，只怕要把朝鲜各大城的风致一扫而空。

平壤是极古的城，据说上溯到公元前一一二二年，那时著名的箕子在此为君。

街市至今大有韵致，只是一天比一天淡了。摊上摆着各色希奇的吃食，鱼占着极显眼的位置，各种海藻自然与鱼相伴。干墨鱼成排地挂着，在本地人眼中是一道美味；各种别的鱼也晒干了，成串挂起来，既悦买主之目，又成了铺面上很有艺术意味的装点。数目上仅次于鱼铺的，我想该是帽铺了，而这些帽子实在是举世无双。我听说已有人专为此写过一部书，朝鲜帽子的花样竟有这么多。常见的一种是黑马尾纱做的，有点像威尔士的旧式高帽，却不那么高，用黑带系在颔下。朝鲜人周身别的衣裳既是一色的白，这顶黑帽便成了极醒目的对照。头发留得长，绾成一个顶髻，从透明的帽顶里看得见。屋里则戴一顶紧贴头皮、顶端耸起的马鬃小冠，冠下还有一条四分之一英寸宽的马鬃箍紧紧束在头上，于血脉大为不利。居丧的冠或帽是白的，其实是米色；更常见的是一顶戴作丧服的大帽子，像一朵倒扣的花，另配一件同色的硬生布长袍（见画）。读书人戴的马尾纱帽样子稍异；男孩子订了亲，便戴一顶特制的小草帽以示庆贺。官帽又是全然不同的一路，封面的图样上便有一例。

街上最常见的景象之一是挑水的人，因为到眼下为止，平壤的水全是从江里取的，男人们用木桶背着水走；其实朝鲜与中国不同，几乎样样东西都是背在背上的，而且分量常常极重。旧传说平壤是一座浮在水上的城（造得像船形），因此谁也不许在城里掘土，怕把这条船凿沉了。

城外最可观的地方之一，是一座著名的武神庙，坐落在山头，位置极好。庙不大，收拾得还算整齐；庙祝费了一番周折才肯放我们进去。与这里所有的庙一样，殿内容不下几个拜的人；不过他们本来就没有会众同拜的观念，这也无关紧要。朝鲜原有的宗教是萨满之教，即拜鬼神；虽说据云先被儒教、后被佛教（公元五五〇年传入）所取代，它却仍牢牢地抓着人心，与儒、佛并行不悖。它的神龛在汉城城里有，全国各地的路旁也有。朝鲜有学问的人，同中国人一样，宗教上的要义在于祭祖；凡大户人家的院中都设有祠堂，供着两三代的神主。朝鲜的庙宇似乎比中国少得多，也不那么堂皇，去的人也少。

随后我们去看日本人新修的、很不错的自来水工程；他们选了一处极美的地方，在俯瞰全城的山巅，另外还选了江中一座岛，已用桥同陆地连起来。不久，挑水人这一入画的角色便只剩下一个记忆了；不过有了好水，其便利无疑会使居民甘心接受这变迁。人们动辄责朝鲜人肮脏，我很是诧异，因为总的说来，他们与几乎任何一个欧洲民族相比都不逊色。他们把无尽的时光与气力花在把衣裳洗白、捶平上头，而所用的器具简陋到无以复加：把湿衣裳折好，搁在板上，用两根扁棒飞快地捶，捶多久都不厌。这声音一天到晚在街上迎着你的耳朵，像一根棍子划过栅栏；你若恰好卧病在床，这没完没了的声响足以搅得人心神不宁，正如印度那种「脑热鸟」的叫声一样。

从自来水厂那边下到江床，我们又爬上对面的坡去；那里许多人像是特意出来过节的，半山上还有一家日本茶寮，再往上便是先驱峰，从那里可以俯瞰一大片壮丽的原野。松林覆盖的山上矗着旧城墙和一座望楼，再走不多远便到一处有史迹的坟墓。松林深处便是箕子墓，无奈门关得死紧，还上了闩，我们只能窥见一眼。同朝鲜所有重要的坟墓一样，它是一座土丘，四周立着石兽和供死者役使的石人，还有一张供台，上面陈放祭品。据说箕子是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自中国避难而来的，为这个国家的开创者，又给它取了「朝日鲜明之国」的名号。他这一姓传国将近一千年。平壤的旧城墙据说始自箕子之世，可叹如今正在拆毁之中。这一拆，恰与库克旅行社头一批包办游览团的到来同时！

朝鲜近事简表

本书的读者中或许有人愿意把近半个世纪里接踵而至的种种事件重温一遍，所以我斗胆列一张年表并略加注解；记性不需要这个的人，跳过去也很容易。

一八七六年。与日本订立第一个对外条约。此前俄国人与美国人都曾谋求通商之许，未能如愿。

一八八三年。与英国、美国、德国开通商务。因内部党争，代表朝中守旧势力的中国人在朝鲜压倒了以亲日各派为代表的急进党，取得明确的把持之势。

一八八五年。中日订约，约定两国不经事先商议，不得向朝鲜派兵。

约一八九〇年。第一批新教教会来朝鲜，主要是美国的。

一八九四年。中国未先知照日本即出兵弹压东学党之乱；因而引起中日之战，中国大败。

一八九六年。俄国的势力大盛。国王避入俄国使馆。俄日之间订立罗巴诺夫与山县的协定，约定尊重朝鲜的独立，非经彼此同意不得派兵。

一九〇三年。俄国以权谋取得鸭绿江上大宗的木材之权，又在西北岸索取安东对岸的龙岩浦为口岸，改名尼古拉港。英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曾请将此地辟为开放口岸，因俄国的势力作梗未获准许。

一九〇四年。俄日宣战；朝鲜与日本立约，在朝鲜独立的前提下便利其用兵。自此以后，日本人对朝鲜政务的把持便步步加紧。

一九〇七年。国王被日本人逼迫，让位与其侄。

八〔第二部·朝鲜〕平壤的礼拜日

礼拜日在平壤是传教之人最忙的一天，因为事业增长太快，又须靠不断的教导来加以巩固，纵有外国与本地那么一大批人手，也应付得十分吃力。人家告诉我们，教堂往往还没造成，会众便已容纳不下；单从一座教堂（平壤中央堂）里，就「分」出了不下三十九处，纯为地方不够，并非有什么龃龉。这三十九处中有三十五处在城外一带，另有四处在城里；最年轻的一处已有五百六十一名会友。这是十六年工夫的结果——教士们是一八九四年定居于此的，头一个信徒也是那年受洗的。

我们十点光景出门，打算把几处礼拜的地方挨个看一遍。先去的是一所妇女讲习所，只见楼上一间大屋里坐着约五百名妇女，还有几乎同样多的婴孩与小儿。朝鲜的教堂与学堂，进门头一件触目的东西是鞋架，每个来人进屋前都把鞋放在那里。地上铺着席，人人盘腿而坐；婴孩吵闹，不过他们的哭声远不及欧洲孩子那么尖利，然而也足以搅扰寻常的讲员了。风琴前坐着一位面目温婉的朝鲜姑娘，她弹得比众人唱得好得多。唱虽不甚和谐，那份恳切却足以相抵；而各堂礼拜时全体会众那种虔敬专注的神情，最是动人——连小孩子祷告时也用手掩住眼睛。楼下传来孩子们中气十足的歌声，唱的是《守住堡垒》；我们下去，见主日学正在进行，各班席地围坐成圈，每圈中间是一位女教员。至今对孩子的照管不如对大人，可是他们个个惹人喜爱，如今在他们的教导上也正加紧用力。

接着我们去中央堂。男子们上午的读经刚散（九点到十点半），妇女们正纷纷涌来。再没有比这数百名一身素白的妇女更动人的景象了：她们把书包在布里，系在腰前，或把孩子缚在背后，那些小人儿穿得五色斑斓。礼拜的情形很像本国的主日学：开首的圣诗与祷告过后，妇女们分班，年纪稍长的孩子像一群彩蝶似的聚到堂后另行教导。有几个女孩子戴着占地方的帽子，那帽子比伞还大得多，要两手捧着，前面盖过头顶，后面垂到膝弯。这是本地特有的东西，用意主要不在遮阳挡雨，而在避开男人轻薄的目光。我在廊下给一个戴大帽子的女学生画了像。这帽子进堂时须与鞋一同留在廊上。较富裕人家的年轻妇人有的模样十分动人：戴着修女似的头帕，自顶至踵一身耀眼的白绸，外罩一件时新的小坎肩，里子衬白毛皮，毛皮又沿着衣边一圈镶去，把袖孔也勾了出来。朝鲜的女子有一桩奇怪的欠缺——没有名字。女子「或者」有个乳名，此外便没有了；她常常连丈夫的名字也不知道。她若信教受了洗，便得着一个名字，这想必给了她一种全新的尊严之感。朝鲜的女子过去是不被看重的，可是在教门的感化之下，她正觉悟到自己有一份责任，也在向本国同胞传道的事上分担一份。我们到平壤之前不久，刚办过为期两周的妇女查经，与会的五百多人，许多是徒步远道而来的。有的竟步行了七十英里，自带干粮；城里的教友白白供她们食宿；一番恳切的研读之后，她们又踏上漫长的归途。另有一所专门的圣经学堂，也是两周，专收愿意做教员或讲经妇女的人，其中许多由本地的教会供养。中央堂的妇女传道会已供养了两名传教人好几年。

中央堂上午的讲习有五六百人；到下午男女同来合堂礼拜时，堂里便满得溢出来——这堂可容一千五百到一千七百人。

那位可敬的牧师吉牧师，是一位品性厚重的朝鲜人，为减轻日本人到来所带的祸患出力甚多。他看出抵抗全然无望，便劝百姓既不要逃，也不要抗；于是南方所发生的流血，在北方得以避免。他的感化力不但深，而且广；眼看他因目力日衰而不得不收束事工，令人怅然。他本来是个热心的儒者，不以消极的信奉为满足，还苦修苦行，以求心安。说起那一段，吉牧师道：「我极力驱除一切求取世间显达的念头，驱除一切污秽不洁的冲动，因为那时我辨别是非，同如今一样清楚。我想把心思专注于腹中一轮满月的意象，以此保持心地洁净。我想凭着凝神于此把世界关在外面，好窥见属灵的真理。我想见到某种神灵的异象；然而始终，任我如何用力，心里仍塞满了我巴不得摒去的念头。我得不着胜利。在山上住到末了，我到朋友家里去，满心厌恶，因为他们的谈话不是求取世间的显达，便是夹杂着污秽的故事。」吉牧师一旦信了教，这一腔求义的热望依然炽烈，不单为自己，也为他的同胞。眼看众人似乎懈怠起来，他便在清晨四点开了一个每日的祷告会；不久到会的便有六七百人，结果大兴奋起来，他的会众许愿要以三千余日的工夫去引人认识基督。

接着我们去了联合神学院——礼拜日学生散去，房舍便用作教堂；我们见许多男子席地而坐，教员居中。朝鲜的教导与讲道大半由本地人担任，每一堂都有本地牧师；外国教士充当若干堂会的总管，所辖有时多至五六十处，散布于一省的广大地面上。神学院的学生礼拜日都忙着在城乡讲道或巡行；为便于此，礼拜六下午与礼拜一上午都不排课。他们一年只在院中三个月，其余九个月做实际的事工。学程共五年；靠这样的安排，参与其事的四个教会便能从各自平常的人手中抽出所需的教员——这些教员一年抽出三个月，别的事工尚可撂得开；只有本领特出的人，才会连着三年被派来。院长自然是常任的，就住在平壤，那是马费特博士；他当初初到平壤时，是被人用石头赶出去的。那些年他走在街上，常听见这样的话：「看这黑鬼！他跑来做什么？把他杀了罢。」反对教门之烈，没有哪里比得过平壤，这是出了名的恶城。眼下学生共一百二十六名，与其事的教会有美国南北长老会、澳洲长老会与加拿大长老会。院舍是本地式样，朴素而不张扬；打算等地面平整之后，绕院造一圈宿舍。

从这里我们穿过城去，到美以美会那一片气派的房舍，都是美国式样。那座宏大的教堂有钟楼，远远地既看得见也听得见。我们从女座一侧的后门进去——女座与男座之间有屏风隔开——里面坐得很满。一位教士对我们说，这是朝鲜所有教堂中「地面」最大的一座。我们进去时，有四个青年登台唱了一首颂歌，可我们一行竟没有一个人断得定唱的是朝鲜话还是英语。随后讲道开始，我们便溜出来，继续我们的巡礼。各教会之间极其和睦，这一天讲道的便是长老会的人。各教会主要的分别在方针。长老会鼓励朝鲜人自力供养，照本地式样自建教堂，自出其资担起传道之事。朝鲜教会（指「所有」教会）一年的捐输，据说已达两万五千镑，信徒二十万；只二十五年的工夫，这成绩算是不坏了。（这些数目取自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的报告。）美国圣公会一派对本地教会的指望不及长老会之高，牧职与总的管辖，他们更多握在自己手里。他们经费较裕，不要求村中的会众自建教堂；长老会则只贷款相助，两年内归还。就连小学堂也全由朝鲜人自养。美以美会开办了盲人的事工，有一所很有希望的盲女学堂，学生已在编点字课本，预备再开别的盲人学堂。长老会也办起了盲童的班，只是比起女孩子来，教他们什么才好谋生，更难定夺。他们已着手编点字的新约，但还须大加修订；大英圣书公会已允诺一俟编成即照成本代印。朝鲜盲人的境遇是可悲的：他们谋生的唯一门路是替人卜卦作法。

末了，我须就平壤本地信徒的品性说上一句；这话对朝鲜教会的其余部分也一样适用。可观的不单是信徒之「多」，更在于他们的「品性」。爱丁堡大会上最能言的讲者之一，是松都的尹先生，教育大臣，也是本地教会的领袖；他是个有教养、有风度的人，无论哪一国都尽可以他为荣。他说到教会增长过速所伏的危险，却仍力主该放心把更大的责任交付给它。就我所历而言，这一层在朝鲜所行的程度，超过我所到过的许多传教之地。信徒们求教之切、学得之快，都使他们远比未曾见过这个了不起的民族的人所能想见的更有能力自治，更有能力组成一个民族的教会。他们研读圣经的热忱异乎寻常。宣川一个大查经班的人数在一千三百以上；圣经是今日朝鲜读得最多的书。他们背诵之熟，似乎不下于中国人；可以举出两个女学生为例：她们在一年之内，把新约除马太福音之外通体背了下来。然而不到三十年前，在这个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作「隐士之国」的地方，圣经还是禁止售卖的；那时只能把福音书不加装订、扎成一捆一捆，由本地人在国中散发。基督教之得以传入朝鲜，主要正是靠了他们。

朝鲜教会另一桩触目的特色，是他们看重「祷告」，并且毫不怀疑祷告的功效。世上还有哪里的每周祷告会常年有一千三四百人？平壤的中央堂便是如此。前面已经说到那个清晨的祷告会，我想我们本国的教会里是找不出第二个的。

同样要紧的一桩特色，是在钱财与劳力两方面的慷慨。有些教堂几乎不肯收纳不曾引人入教的人为会友。他们兴起一种捐输的法子：许愿在某一段日子里献出若干天的工。去年全国许下的工日在六万七千日以上。朝鲜人在银钱上的慷慨，看前文所述，已无须再费笔墨；不过我须指出，朝鲜的信徒大多极贫，他们所供养的事工既多，自身又亲力亲为，这中间实在含着极大的舍己。

九〔第二部·朝鲜〕天主教在朝鲜的历史

新教在朝鲜进展之速异乎寻常，使人不由得有兴致回顾这个国家从前对基督教的态度——那在天主教的事业里表现得最清楚。这一段历史极为独特，而且带着我们今日所见的若干同样的特色：热忱、舍己、信心，以及那种使朝鲜人必要时能不靠外国之助而自行撑持的独立精神，在这段历史的每一页上都看得见。没有哪一个教会在它最初的一百年里，经受过比这更不断、更无情的迫害，也没有哪一个教会有过更多英勇的殉道者。这故事在达雷神父的《朝鲜教会史》里已叙述得十分详尽；我读那部书深受感动，便斗胆把它撮述一番，指望对那些无缘自行研读这段历史的人有些用处。

基督教最初传入朝鲜的经过很离奇。一五九二年，日本派二十万大军来征服这个国家，其中有大批人是特意选出来的，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日本正巴不得除掉他们。那位人称太阁的大将以为这是极妙的灭绝之法；不料战事拖延下去，舰队里信教的提督反而遣人往日本请司铎来，动手传教。受洗的人不少，看来颇有指望；不想大军忽被召回日本，接着又是一场酷烈的迫害，两国的事业遂被斩草除根。

朝鲜仍旧奉行严防外人入境的国策，只偶尔有几部书（是用汉文印的）由耶稣会士自北京送来。直到一七八四年事业才重新开始，而且完全出于朝鲜人自己。有一个叫碧伊的青年，膂力过人，心思敏锐；他听说一位友人的父亲要出使中国朝廷，儿子也随行，便央求那位朋友承薰趁此机会去访那里的外国人，研求他们的学问与教门。承薰不但依言而行，而且深为所闻所动，竟入了教，受了洗，回国时还带了书籍、十字架和画像。他立刻把书送给碧伊；碧伊闭门独处研读，反复思索基督的一生，不久便深信其所读的是真的。碧伊一信教，便立刻去把这好消息告诉他的朋友承薰。他说：「天上的大主怜悯我国千百万同胞，他愿我们使他们同沾救世之恩。这是天主的命令。我们不能充耳不闻。我们必须传布这教门，向普天下传道。」这番话把今日朝鲜信徒的心意与作为，表达得何等贴切！

碧伊随即着手传道，所劳大有功效；然而紧随其后的，是那场一直延续到今日的迫害。没有外国教士可以帮助或教导这些初信的门徒，他们自然看不出教义与自己素来奉行的习俗之间有何关涉。他们从书本里琢磨出一套司铎的观念，便从自己人中推举出一种教中的品级来，安然存在了好几年。后来他们终于听说，这是北京的教会当局所不许的，而且必须彻底摒弃祭祖——那本是他们旧日信仰的根柢，又是民族生活中如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对他们是沉重的一击。然而他们仍忠顺地遵命毁去祖宗牌位，于是迫害的风暴席卷了这个教会。

为首的人受尽拷掠而被处死，始终不肯弃教。信徒的人数却仍在增加；承薰在北京受洗十年之后，朝鲜已有四千信徒。随后是一段相对太平的日子，教会得以巩固。到一七九一年，终于有一位名叫若望·雷梅迪奥斯的司铎自中国前来；可是他无法深入国中，只得折回北京。此后好几年再没有派遣教士的尝试。后来选中了一个姓周的青年中国人去担此险任；他在一个风雨之夜扮作朝鲜人，居然越过了戒备森严的边界。几个月后，官府得知他已入境，下令缉拿。可是朝鲜的信徒久已恳求派教士前来，护持他极其忠贞；官府拿不着他，便抓了引他入境的朝鲜人，用酷刑逼问他的下落，终究一无所得，便把他们处死了。

周神父这一时期得以保全，主要靠一位虔诚的教中妇人；他暗中不懈地做事，那妇人则担起一桩要紧的事工，教导大批女子。当时在位的国王在世时，迫害还有所节制；他一死（一八〇〇年），迫害便变本加厉地重新爆发。周神父终于被擒，与许多人一同舍身，不但甘心，而且欣然。他那时才二十五岁。迫害一直延烧到次年，国王忽下一道奇怪的敕令，大意是他决意把此事了断：狱中充塞的教徒应即刻审决处死，此后不再兴讼。许多人被明正典刑，另一些为图省事便在狱中绞杀。随后便是一段沉寂，教会得以喘息；然而它所有的领袖都已被杀，景况之可怜无以复加。

教会又派人向北京的主教吁请另派司铎，主教却全然无力应命，因为法国大革命之故，传教事业本身也已凋敝至极。没有教士出海赴任，连将来会有人前往的空头许诺也无从给朝鲜人。他们的信使一次又一次冒着说不尽的凶险把这凄切的恳求带到中国，终归徒劳。像我这样的人——深恶天主教会的体制与其许多教义，却又敬爱其中许多信徒——看来，这段没有司铎的日子，未始不是因祸得福。

一八一六年，朝鲜教会的信使第五次到了北京；主教为他们的恳切所动，答应给他们派一位司铎。双方议定了接应与秘密入境的办法，因为迫害仍在肆虐。日子到了，朝鲜人却在约定的地方没有等着司铎：原来实在找不出一个人肯担这近乎绝望的差事。岁月流逝，年年都是同样的信与苦、同样英勇的担当，直到一八二七年。此后有三四年相对太平，教会的人数稳步增长。

教会致书教皇，恳求他给受苦的信徒添派人手。教皇把这恳求转给法国「外方传教会」的会长们——该会不久前才重建，此前曾于一八〇五年被拿破仑毁掉。会长们把恳求遍告各传教之地，结果在暹罗传教的布吕吉埃主教写来一封充满宗徒之爱与热忱的信，自愿担此险任。会中准了他的请求；耽搁了些时日之后，他带着一位在那不勒斯受过教育、也同样自愿前往的年轻中国司铎动身了。

他们苦苦跋涉了三年，一无所成；一半是因为其间传信部另派了一位中国司铎前往朝鲜，此人从中作梗。等到种种难处眼看就要克服的时候，布吕吉埃主教忽然病倒，就死在那应许之地的门槛上。

一八三六年，第一位欧洲教士终于深入国中，随后又源源有人前来。虽有不断的迫害，一八三八年朝鲜的信徒据估计仍有九千。次年爆发了一场空前猛烈的迫害，三位法国教士被人告发处死，此外各色身份的朝鲜人被杀的还很多。官府是铁了心要把他们斩尽杀绝的；可是朝鲜百姓对信徒的态度，已不复从前。先前他们是被人看不起的，如今却受人敬重，因为人们看出这教门里有一种什么也毁不掉的力量。信徒的人数被杀去十之有九，侥幸不死的也一贫如洗；然而他们仍守着自己的信念不移。未入教的朝鲜人出来相助，借给他们下种所需的粮食，深信他们必会老实归还——换了别的同胞，怕就未必如此了。

外国教士既被杀尽，朝鲜教会的生命便有了新的进展：他们头一回有了两位本国的司铎在中国祝圣。他们来到教会正在急需之时，因为迫害比先前更烈。其中一位金安德烈，所能劳作的时日极短：他那毫不畏缩的勇气与热忱，使他二十五岁上便戴上了殉道的冠冕——「他在短时间内得以完全，便满全了长久的年岁；因为他的灵魂蒙上主喜悦。」

一八五〇年，我们又见有两位法国教士在此做事；他们作证说，虽有不断的迫害，教会仍稳步增长。欧洲教士只能偷偷入境，做事时又总得忍受说不尽的艰辛，而且这事永远不能公开进行。达弗吕主教是这样形容的：「我们这一年——一八五九年——可以这样归结：苦难之上又加苦难，然而处处有天主的大庇佑，而在患难之中，宗徒的事业在前进。」

一八六六年，俄国人在北边的逼迫激得朝鲜的君主横下一条心，要把信徒一举灭绝。他先把所能拿到的法国教士统统处死，十二人中有九人被擒。他们似乎在处决之前还受过拷掠；其中一位是达弗吕主教，在这国中已住了二十一年；另一位则是新来的，到此不过九个月。其余三位教士设法逃出国外，其中一人把这段悲惨的经过详详细细讲给天津的法国海军提督听，于是有了讨伐朝鲜之举。

其时朝鲜的教会仍在无情的迫害之下，又一次只得孤身一人，把引导本国百姓归奉公教的长久苦斗支撑下去。达雷神父的叙述到此为止；不过若不添上一句今日天主教在朝鲜的处境与人数，便不算完整。可惜我所能提供的，只是从克罗泽《天主教传教统计》一九〇八年版中抄来的一串数目。

这里的传教事业属巴黎外方传教会，现有欧洲司铎四十五名、修女五十三名、本地司铎十名，分布在国中各处。本地教友六万四千零七十人，另有望教者八千二百二十人。教站四十五处，学堂则多得多。我本想去看一看在汉城做事的修女们，好写下几笔亲见的情形，无奈未能如愿；别的几处机构也没能去，因为我受了重寒，在那里的日子大半只能卧床。

十〔第二部·朝鲜〕汉城

汉城与威尼斯不同，是不该在天黑以后走近的；我们偏偏是深夜到的，坐人力车穿过灯火昏暗的街巷、碾过没完没了的石头，到了此行的落脚处——芬德小姐办的教士客舍，位置极好，在城的上半部。

天一亮，这座城给我们的印象便全然不同，而且很美。四围是高耸的花岗石山峦，一日之内颜色变幻，或金，或钢青，或深蓝。从前有高墙环绕，墙上开着气派的城门；如今这些墙正迅速消失，拆下来的料子拿去造日本房子，那些房子俗陋得叫人受不住。风致上的新变化一天坏似一天，叫人几乎要说：便是清洁卫生，代价也可以太高了。

在一个可爱的春晨，我们动身去看旧王宫；如今只要守几条规矩、纳一点钱，便许人进去了。头一条规矩是来客须衣冠整洁，其次是不许捕鸟捉鱼，等等。王宫占地极广，四围高墙，墙上有八到十道门，门上都是那种典型的翘角瓦顶。看去像一座带城墙的小城，从前里头住过约三千人。宫的正门在一条大街的尽头，街上立着石座上的石兽，两旁是官署；可叹这些官署正在拆毁，要换成日本的房子。这条大街上一派热闹光景。朝鲜的衣饰极入画，许多妇女披着嫩绿或苹果绿的鲜艳披风，缀着大红的飘带；这披风自头顶垂到膝下，袖子从不穿用，其实也无从穿用，因为领口处填着一块白布，权当帽子，把这件衣裳整个抬高了好几英寸。据说这件古怪的衣裳本是男人的袍子，做妻子的拿它来（如许多东方女子那样）在街上遮住身形。它确实给汉城的街道添了极动人的一笔颜色。妇女平常的装束通体是白的：一件短袄，一条宽松的裤子，外加一条打褶的大围裙，把人整个围住，权当裙子。下层的妇人不大顾得上让上下两件衣裳不露出中间的空当；她们似乎总在哺乳，想必以为这身衣裳原就是为此而设的。我的画上画的是这身装束，另加一顶冬帽。

从广场经正门进入宫禁，眼前便是一片和谐的绿：院落与房舍间深浅不一的绿交融得精微而雅致，屋后是松，而重峦在其背后高耸。一道美丽的桥跨过一条护城的水，桥上几只古怪的石兽向着水面探身，像是要一跃而下。右首有一道门通向一片空地，日本人正在那里造一所男学堂。这在朝鲜人的自尊上是重重一击；无奈我们那位日本盟友对这类小节显然全不在意——他们本该尽力使这保护之政显得和缓些，做出来的却往往适得其反；实在说，能不如此的时候是极少的。他们在许多方面做了不少于这个国家有益的事，可是做法却叫人厌恶到极点。既然把朝鲜人最珍视的心愿践踏在脚下，把他当作败敌看待，那么口口声声说并无吞并之意，又有什么用呢？从这一进院子再往里走，是从前针线妇人所住的几进；这样的院子极多，四围的房屋大小尊卑不一，却无不在颓败之中。

王宫是都城里最美、最被珍惜的所在，眼看它以骇人的速度崩坏，实在令人难过；皇后所居的那一部分已被彻底毁去，连石头都拿去砌了别的房子。

大朝之殿是一篇用绿、威尼斯红、金与蓝写成的辉煌的色彩文章：高柱直抵华丽的藻井，顶心是团团金龙，样式与中国的龙略有不同。虽只一层，屋顶却造得使它显得极高。殿的四围是格子窗，大朝时可以尽行敞开。殿的三面绕着一个铺石的宽大庭院，院子当中并排两行石标，像里程碑一般，标着大典之日百官依品级候朝时站立的位置。

一进又一进，宫室一直伸展到国王的私邸，那里的规模比外朝的殿宇要朴素些。

国王素来正午前后才起身，所以上午极清静，不必要的劳作一概不许。皇家的起身以擂鼓为号，召集百官、御医与近侍，预备恭候驾临。于是各院里人头攒动，像一窝忙碌的蜂；大臣们在门口下轿，只许带一两名随从进去，其余的都在外面候着。朝服是一件美丽的桃金娘绿的袍子，胸前一方补子（标明品级），用一条厚带束住，带子离身子挺出好几英寸；脚下是白底的黑绒高靴；头上是一顶奇特的马鬃高冠，两侧各竖着一只同样质料的「耳朵」。本书封面上的图样便是这身装束，是一位朝鲜绅士承他的好意让我画的。宫中当值的宦官也穿这身衣裳。同中国一样，宦官在朝鲜的政局中扮过很不光彩的角色。

朝中日常的政务向来在午后办理。有时外国使馆的公使会蒙国王召见，有时则有祭祖的专门典礼。一年一度，国王要到汉城城外某一块田里去——人家在东门附近指给我们看过——亲耕当年的第一犁。

日落之后，宫门便关闭上闩，没有国王特许，谁也不得出入。国政在夜间办理；除了把要紧的事奏闻之外，还要拿宫中的闲话给他解闷。整夜总有一两位大臣值宿，天亮时出宫，国王这才安寝。

国王私邸的左首有一道门，通向一处极可喜的地方：一座高墙围着的大园，园中有一座轩敞的水榭，四面环水。榭建在石台上，共两层，由华美的柱子支着，四面无墙。屋顶是常见的中国式样，宽檐上的雕饰漆成蓝、绿、金三色，与栏杆和天花的威尼斯红相映极佳。一道石阶自榭下到池边，池中满是莲花，花下可以看见金鱼安然游弋。这里也一样，岁月的手极重：墙在坍，阶在裂，砖也开始酥了。如今只在日本人办园游会时才用它；但愿日本人爱美之心能胜过成见，趁着还不算太迟，把它从岁月与荒废的侵蚀中救出来。秀美的松树与群山，是这颗明珠当得起的衬托。

洪皇太后在宫的这一部分之后另有自己的居所与一套人马，国王常去问安，通常太子同行。在朝鲜，每个儿子——过继的儿子也一样——每日向母亲问安被看作本分。每天下午，皇太后要派两三名女官去向国王致意、问安。奉此差使的女官须为此添一件衣裳，或者把头发梳在一副极大的架子上。皇太后的居所高墙环绕，门上挂着深蓝的布幔，缀以白棉花球，这样门即便开着，也没人看得见院里。门外派着两名宫中的警卫，身份比城里的巡警高。闵妃死后，太子便与国王同住，两人极少分开。日俄战争期间，有战地记者报道说国王娶了一位美国教士的女儿，称作爱米丽·布朗皇后。这说法在美国颇有人信，我很高兴能公开声明：此传闻无一字属实。国王对闵妃的追念极深，并未再娶。这一节以及宫中生活的其余细节，都得自一位当时与宫廷关系密切、此后多年仍是如此的朋友。

太子妃也同皇太后一样另有宅第与人马，规模稍小。每天下午她去向国王请安，女官与宦官随侍；未奉命退下，不得离开御前。这习惯不限于王室，朝鲜的贵族人家也讲究这一套礼数：女儿须向父亲请安，儿媳须向公公请安，而且须一直站着，直到蒙命退下或蒙赐坐。照东方通行的规矩，儿子的妻子与父亲同住一个院落，往往就在婆婆与小姑所居的那所房子里，因此这礼数行起来是极简便的。

东方宫中女子的生活，其情形或许值得一说。她们九、十岁上作为孩子进宫，都是伶俐、好看（朝鲜人心目中的美，与我们很不一样）而聪明的女孩。由比她们大一两岁的女孩分门别类地调教。孩子一入宫当差，便舍去幼年的辫子，把头发绾成一个髻，垂在项后。在别的朝鲜姑娘，这是已嫁的标志；可是入宫当差的人是不许嫁人的，尽管人人都承认出嫁是女子的本分。女孩们穿白绸小袄和深蓝的长绸裙。年幼的有时许穿粉的或黄的绸袄，年长的则绝不许。

侍女若犯了重过，便呈报本门的头目：譬如充作贴身侍女的呈报女官之长，在厨下当差的呈报司膳之长。司膳这一门里有一个妇人，五十多年一直专管治鱼；而她说起此事时才六十五岁，可见她担这差事是很早就开始了。

不过宫中侍女的境遇也有可宽解处：她们当十天的差，便歇十天。王室的女眷不但有女侍，还有宦官——东方宫廷生活最大的祸害之一。宦官要在各门之间传话，也要办别的差事。皇太后宫中有一名宦官，素来给她朗读一份朝鲜文的小日报。读的时候他坐在窗外，声音听得见，却看不见里面，因为窗是纸糊的。朝鲜在窗子这件事上同中国一样，如今才开始拿玻璃换纸。

我所描述的这一套旧日宫廷生活，在一九〇四年皇太后去世后不久便告终结。我们在标示着她居所旧址的荒凉废墟间徘徊。末了我们到了一片松林，那里立着一座奇怪的纪念物——要说像什么，最像个乐台——它标出的是闵妃遗体焚化之处；她是一八九五年被日本人残酷杀害的。她的女官们围拢在她身边想救她，终归无用；其中一人自称是皇后，以身代死，可叹也终归无用。她在深夜被人从国王的面前一直追到自己的寝处，就在那里遇刃。一八九七年，朝廷迁到城西的新宫，被废的国王至今住在那里。

另有一日，我们去看为追念她而建的陵寝，在城东数英里外一处极美的地方。出了东门，我们乘电车穿过市郊到终点，再折进林中，沿着一条林荫美路走了将近一英里。一路只遇见一两拨日本人，显然是出来野餐的——那是他们极爱的消遣。同行的有一位美国朋友；到了地方，她担心人家不许我们上那座立着陵墓的山。我打定主意不等许可，匆匆跑上去，到了一处极美的所在：既可俯瞰平原的好景，陵墓又正在脚下；我便以最快的手脚动起笔来。我很高兴地看着别的来客到了又被打发走，随后看守便上来撵我。我以一副化解人心的笑脸相迎，把画拿给他看，只作不懂他分明的来意。我们那位美国朋友极不安，觉得装糊涂于理不合，因为他们说的话她都听得懂，还一一译给我们听——譬如说此处除极尊贵的人外一概不许来之类。下面又有人喊着要把我们赶走，随后别的差官慢腾腾地爬上山来。我用对付头一位的法子招呼他们，一样地把他们化解于无形；他们像是不知如何是好，还没拿定主意，画已画完；我送上一份受用的赏钱，道了别。他们不许人走近这座陵墓——里头只葬着皇后的一个小指头——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曾有来客放肆地拿此地取乐，假作骑那些石兽，诸如此类地「胡闹」，把朝鲜人最珍重的感情伤透了。

汉城城外还有许多身份低微者的坟墓，选地却一样讲究；我画了一座，可以看出他们最常用的那种马蹄形的土围。那是一处美丽的所在，野杜鹃初绽，香气袭人。盖尔博士的《朝鲜小记》第二百一十六页写得极好：「坟地若可能，总选在山的正面，左右各有一道臂膀似的山梁，一道叫龙，一道叫虎。正前方须有一座山，叫作案山，为死者的家族作依靠；不然，坟中的福气便会顺着山谷流散。溪流与地面的水必须有畅通的出路。这便是坟地的大略。此外还要看案山两旁那几座特别的山峰：这一座主家族长寿，那一座主子孙繁盛，又一座主功名，又一座主财富。左右每一座山峰都有它特别的意味，而这些都握在风水先生——也就是择地之人——的看家本领里。」

汉城城中可看的东西不多，虽说也有博物馆和动物园。如今的王宫位置极美，在东门附近的好松林中；自从日本人逼他登位以来，现今的国王便在那里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这些屋宇自然不对外开放。

都城里有各教会办事，总部都设在这里，不过主事的人似乎都下乡巡行去了。天主教与圣公会都很活跃；不过据圣公会中一位人士告诉我，他们的事业是近几年才充分展开的。基督教青年会有一位美国人捐建的好房舍；救世军则是这一带最新来的。

日本人造了很好的银行、邮局、火车站和别的公署，办起事来却慢得要命。我在奉天就已领教过：在日本银行凭汇票取几镑钱，几乎要花上一个钟头；这里也一样慢。叫我高兴的是，柜台上摆着一方好墨和一支笔供人签名——日本人、中国人和朝鲜人至今是把名字「画」出来而不是写出来的。柜员正忙着算我要的数目折成日本的钱是多少，我想趁这工夫把本子上的一幅画添完。我很快就明白想错了：全行的人都围拢来看，连正在替我办事的那位柜员也在内。他们无疑觉得这是件愉快的消遣，而时间像是无足轻重的东西。他们的计算全用算盘；我请他们把原先要的数目照倍取，算「五的两倍」竟足足花了十八分钟！可见银行往来所取的利息必得很高，才够支撑那些堂皇的屋宇和数不清的职员，而生意看来又少得不能再少。日本人在这个国家推行日本的币制，通用的钱大半两国皆可使用，不过另有少量铸着朝鲜印记的钱，在日本是不流通的。

旅人听见日本人自称并未吞并朝鲜，只觉得荒唐，因为实际上他们已用最专横的手段把「一切」据为己有：他们夺去了朝鲜人一切水滨之权、渔猎之权、沿海贸易之权，夺去了大片土地，只给一点名义上的价钱，而朝鲜人是被迫违心出售的。铁路、邮政、电报、币制、赋税、海关，全在他们手里；还剩下什么可供他们攫取的呢？受制之苦更因这一层而加重：肯下工夫学这里语言的日本人极少，因而误会层出不穷。他们还给各处地方另起了名字，连都城也不例外。日本人在本国那种举世皆知的礼貌，到这里便留在身后了。然而须记得，这是一个过渡的时期；但愿日本政府继续那些好的努力，把制造事端的人撤回去，换上品格较好的官吏。这方面已有些进步，法官一项尤其如此。朝鲜人如今是在收割他们错失机会、又固执排外所种下的庄稼，而这收成是苦的。

朝鲜人近来最可痛的损失之一，是伊藤公爵——统治他们的人中待他们最好的一位；而命运的讽刺在于：杀这位日本公爵的，正是一个朝鲜人。凶手被押往日本受审，听到死刑的判决神色极其从容。因为他当时正在作一首诗，当局竟把行刑延了十天，好让他有工夫把诗写完！

十一〔第二部·朝鲜〕釜山

自汉城到釜山，一路是可爱的耕地，处处又有山景相间；据估计，朝鲜有四分之三是山。五谷之中种得最多的是稻，不过麦、大麦、豆、粟和别的谷物也一样长得好。这真是一片流奶与蜜之地，气候又好；若治理得当，本该是极安乐、极富庶的。这里不闹地震，也没有别的大灾，如水患与瘟疫之类。去年汉城确曾闹过霍乱，可是日本人尽力扑救，很快便控制住了，死的人不多。

一路南行，地面渐渐绿起来，果树也绽出娇嫩的花。柳梢上笼着一层薄薄的绿；山坡上粉色的杜鹃在晚照里发亮。然而这二十个钟头的路程却显得很长，因为我们坐的是美国式的车厢；同车的几位日本军官虽身量小、身子软，要在头等车厢里安顿得舒服，也着实费了一番心思。侍者给大家送来拖鞋；军官们脱了靴子，把毯子和鸭绒被摊开，那副想把自己的身子塞进两人小座的情形，看着很有意思。头一旦安顿好，脚便爬到窗玻璃上去，要不就得像弹簧似的蜷起来。在这样的地方，门砰砰地开合、人来人往从车厢中穿过而仍能安睡的人，真是有福了——而这竟是美国人心目中的乘车之乐！

一天过去，将近釜山时，侍者过来替我们掸衣、帮我们穿外套；他还带来一个出人意外的消息：我们的朋友已从下一站沿线打了电话来，说要来接我们，叫我们在下一站就下车。我们依言下了车；朋友们告诉我们，他们打听到我们要乘去元山的船要到次日早晨才开，而且当天连上船也不许。与其在港口的日本客店里受那份冷清，不如领受他们的好意——我们求之不得。听他们讲澳洲长老会在半岛这一带所办的事业，很有意思；虽说他们的进展不及北方的同道那样快，所守的方针却是一样的，结果是一个能够自养的坚实的教会。

他们有一位新来的同工，我不能不提他的经历，因为那显出基督教在另一处传教之地所结的惊人之果。这位苏格兰人约莫十二年前去新赫布里底群岛，在从前的食人族中做事。为把事情办得更有成效，前些时候人家给了他一艘汽艇，好在各岛间往来；他本是老练的水手，自己驾驶，这艇便成了无价之宝。不幸他染了黑尿热，奉医嘱不得不放弃那边的事，艇便留给继任者使用。土人为他的离去极其难过，竟凑了不下二百五十镑赠他，作他在新地方开创事业之资。他打算等把这里的话学到家，就在朝鲜南岸那无数岛屿间办一桩同样的事。这样一份馈赠里所含的慷慨，是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的。

有人或许有兴致知道：那艘汽艇的开销每英里不到一便士，约莫只及在陆上巡行的一半。

釜山是个美丽的地方，做港口的位置再理想不过；城本身却把繁忙海港的丑处占全了。海湾四围是高山，轮廓起伏多变，很入画；果树和别的草木给那些嶙峋山坡上紧附的深色松林添了一笔亮色。港口天然极好，几乎被一座岛封住，只在两侧各留一道船行的水路；后来又削去几道山嘴，把码头的地面加宽，就更好了。釜山无疑会越来越大、越来越要紧，因为它既是铁路的终点，又是赴日本最近的口岸。到下关的渡船只需二十个钟头，每日往返对开。城中央有一座林木葱茏的小山，日本人把它收拾得极有品味。长长的几道漂亮石阶在松荫下直通而上，曲折的小径则较平缓地引到山顶，沿途设着诱人的座位，可以凭眺海湾。山上一连串的神道社似乎香火很盛。拜的人走上前去，或者大声拍手，或者摇铃，以引起神的注意，随后跪下祷告片刻。有些拜的人跪着撒豆，或是献钱；另有些更贵重的供物挂在那里——一绺绺长长的黑发。这些社都是近年所建，前面还陈着战利品。过路的人有的只脱帽一躬，此外便不再理会；不过总的说来，来拜的人相当多，可见日本人对自己的教门比有些人所以为的更有情分。在这里，他们把城中最美、最显眼的地方选作社址，修了气派的登临之路，又在一层层小台上种满可爱的花木，那时正含苞欲放。山坡上野杜鹃开得烂漫，松香扑鼻。

我们一早动身，因为人家告诉我们，若等早班车进城便太迟了；于是雇了一辆古董似的班车，载我们走那些坑洼的路，九点半到了办事处，却被告知轮船要到下午四五点才开。后来才晓得，前一夜明明有一艘又大又好的轮船开走，而他们却那样笃定地对我们说没有。在朝鲜旅行，实在是对耐性的一场苦考。

我们在轮船公司的办事处买了票，觉得好笑的是还得报上年岁写在票上；到元山的头等票是十四元七角（约合二十九先令），一程要走三四十个钟头。船不算小，装满了木材和煤油。船上的人全是日本人，几乎不懂英语；不过欧洲人的需用与心愿无须解释，我们便没有为难之处。船在落日的平射光里驶出海湾、经过湾口那四块哨兵似的礁石时，那景象之美，难以想象；而人又不能不想起：那次歼灭波罗的海舰队的大战之前，日本的舰队正是这样稳稳地藏在这里等候俄国人的。

航路相当贴着海岸走；山上还留着几处残雪，像脉络似的勾出山的轮廓。山一直逼到岸边，半岛这一面几乎看不见耕作。朝鲜东岸的潮差只有六到八英寸，西岸却有二十七英尺三英寸之多，是世上潮差最大的地方之一。

鸟很少见，只偶尔有一只海鸥或鸬鹚；而我们在釜山湾里看见的那些挤挤挨挨的白帆船，这里连影子也没有。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看不见一点生息。所幸海上平静；隔了一夜，次日早六点光景我们到了元山。我们须换小船登岸，一群教士来接，我们同他们把新城区走了大半。城区规划得好，宽阔的路通往美国教士们所住的地方——在俯瞰大海的山坡上，掩映在树间。日本人称元山为「根山」。

十二〔第二部·朝鲜〕金刚山

我们到元山之前，朋友们已承情替我们张罗游金刚山的事，所以只消几个钟头便办妥了。一位识得山口的本地人荐了一条很可取的路线；我们能支配的日子只有八天，只好死了走那条正路的心——那条路极高，于旅人是十分劳苦的。选定的这条，带我们穿过朝鲜东岸那条山脉中风景极好的一段，还能顺路去一座要紧的寺院。我们带了四匹小马、三个照料牲口的人动身，讲定六十四元（六镑有零），路程约二百二十五英里。这几个人回程大约能揽到些货载，不过那是指望不上的。我们没有鞍子，只好拿睡袋当鞍，坐上去却摇摇欲坠。起初只觉得非一路抓紧不可才坐得住；一想到自己重伤风，少不得要掏手帕，便忧心忡忡；好在过不多时我们便用不着抓什么了。焦先生的铺盖比我们的坐着受用得多，中国常用的那种铺盖卷，仿佛就是为此而设的；他神气十分自在，虽说从前并不曾骑过，上下小马却快得惊人。第四匹牲口驮着我们两只装食物衣裳的朴素篮子，还有承人家好意借给我们的行军床。伞既丢了，我们便买了朝鲜的纸雨衣，每件约一先令；又买了油纸，好把别的东西衬起来，因为山上只怕要下雨。

我们两点光景动身，打算当晚走十五英里；可是开头总是难开得好，种种阻滞把我们耽搁了，譬如渡船没有船夫，船又在河的那一边。过了一会儿，有个妇人慢慢走下来上了船；我们的人劝她自己拉绳子过来，她却不肯，只耐心坐着等旁人来渡她。直到走近了我们才看出她是个瞎子，想必因此不敢独自摆渡。时间一点点过去，再没有人来，我们焦躁起来；我催我们的人从上游趟过去，那分明是常走的路。无奈他们太胆小，不敢试没走过的路，白白耗掉许多宝贵的工夫。直到这趟路走完，我们才晓得这几个人没有一个走过我们这条路上的任何一段；结果自然是他们不断走错，把我们带离正路。末了，正当我们要绝望时，来了个人把渡船拽了过来；我们便穿过几片犁过的田，朝山脚走去。到了一个村子已是黄昏，我们的人说这就是宿处；直到第二天我们才发觉，他们比正经的一站还短了三英里。我们被让进一间十二英尺见方的小屋，屋里的女眷被撵了出去，衣裳却还挂满四壁，几只大箱子又占去不少地方。朝鲜人家门外都有一方小台，或是木板，或是干泥筑的，进屋前把鞋脱在那里。地面从底下烧火取暖，上铺席子，因此椅子被认为是多余的；朝鲜人夜里躺在铺盖上，很享受那透上来的热气。我们却着实吃不消，虽说门开着，又睡的是行军床。不过屋子比我们预想的干净得多，这叫我们很高兴。总的说来，乡村的屋子看去无疑比本国相应的地方干净。热气与喧闹之下，睡是有点难的；何况那几个人起身吃早饭要两个钟头，我们六点就上路了。

第二天大半沿着海边走，骑术也渐渐惯了。那是个极好的日子，阳光灿烂，给人一种四海安乐的印象。人们大多衣着体面、居处像样，真是「处处景色宜人」。村子里牛、猪、鸡和柴火似乎都不缺，屋内碗盏与铜器摆得齐整，擦得锃亮。正午歇息时卸下马驮，喂它们一种热糠糊。朝鲜的小马是耐劳的畜生，极能做活，脚下又稳得出奇；不过它一天要吃三顿热食，也就是大量热水，里面多少掺些煮豆和稻糠。它似乎整夜都在吃，除非正和邻座打架。它的马夫在装驮之前，总拿一把小圆刷子殷勤地替它刷洗，虽说在那畜生的皮毛上从来看不出一点效验——要找比它更蓬头垢面的牲口，普天下也没有。朝鲜客店的马厩与厨房似乎合在一间屋里，一面墙下排着一长溜灶，好同时煮几口大锅。屋子的烟囱大抵与房子分开另立，因为它连着遍布全屋地下的火道，每间屋子都能烧热（见前面的插图）。吃饭时，每人面前一张四英寸见方的小圆桌，上面一只大铜碗盛饭，另一只盛水，还有两三只小陶碟盛菜蔬、鱼或别的佐食之物。这些小桌子十分精致，饭食也摆得好看。朝鲜人正午总要两个钟头，因为他们吃完还要躺下睡一觉。

我们的路翻山越谷；这一天我们步行下了五道峭坡，其中两道上有成群的工夫在修路。他们用一种古怪的长柄锹，铲状的一头包着铁，两侧各系一条绳，由不同的人拉，因此挥动一把锹要三个人。到处都在为下种整地。耕地里稻田似乎占了大半，正用牛翻耕。没有一片地是牧场——到朝鲜以来我们一只羊也不曾见过；从火车上望见过几群山羊，此外便没有别的牲口吃草。牛长得格外好，却只用于耕作和驮运；它们驮的柴捆大得出奇，除了四条腿，那畜生几乎看不见别的。人和孩子背的东西也是如此。

正在绽放的野花叫我们欣喜：獐耳细辛，深浅不一，自纯白到深蓝；大朵圆脸的黄色三色堇；各色堇菜，还有最香的大白堇；深红的毛茸茸的银莲花；以及白番红花。

前一晚只走了十二英里而不是十五英里，我们断定非补上不可，否则后面定好的各站都无从走完；一提此议，我们的人却拉下脸来，大不情愿。他们说三十七英里一天路太长了。后来我们到了一个村子，依着一道山坡，坡上好松成林，许多鹭鸶正喧哗着归巢；我们不能不承认，难怪他们急着要在此地歇下。那地方很入画，也见得出生气；甚至还有一名巡警站在那块告示牌旁边——自日本人据有朝鲜以来，每个村子都少不了这么一块牌子。我们仍往前赶，只停了一刻，把一组格外好的鬼柱画下来；这一路我们见过许多。往这些代替神龛的路旁石堆上添一块石头，被认为是有功德的。当晚我们宿在一个小村里，走了十三个半钟头，到时已是黄昏；草草吃过便倒在行军床上、把灯吹熄，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因为这样才躲得开当地人的好奇——那实在是一桩苦事。门是几乎不可能关上超过几分钟的，不然便要憋死；而只有灯一灭，那些热切的村人才不再盯着看。人只好摸黑洗脸，要不就半夜爬起来洗。

第三天上路时天色灰暗，阴晴莫测；我们沿海岸走，太阳却时时露脸。我的向导一定要我两脚分跨在那匹好牲口的脖颈两边骑着，不料这样一来便闯了祸：因为没有可攀扶的东西，牲口背上冷不防挨了一下，猛地向前一窜，我立刻摔进尘土里。我的马夫想接住我，结果只挨了一下打在嘴上。他见我并没伤着，便可怜巴巴地向我求怜，张开一张大嘴，我只当要看见几颗牙散在里头。除了几滴血，并不见有什么损伤，可他却痛心得很；别的人都哄然大笑，叫他到近旁的溪里去洗。他自怜了好半天，先前一路给我们解闷的那些古怪歌子，也半日没了声息。我们路过许多小渔村，看妇女们筐里的鱼式样之多，很觉有趣，其中不少是我们不认得的。比目鱼似乎很常见；在汉城我们还见过比本国任何一处都大的鲱鱼。因日本人专利之故，那里的鱼价比伦敦贵得多；所幸这些小村子远在外国人足迹之外，得以不受搅扰。说实在的，离开元山以后，直到那天下午我们没见过一个日本人；那时忽闻汽笛之声，我们很是诧异，转过一个弯，便进了一个极精致的内湾——分明是一处海军基地，从海上完全看不见。无数海鸥与蛎鹬在通向内湾的浅水里嬉戏，我们的注意力却全被那些船吸住了：船上正在演炮，声音闷闷的。

察古千多谷村（照我们那张德文地图上的拼法）有一所日本邮局，一个日本妇人背着孩子小步走过。穿村而过，我们在深深的银沙里跋涉了一程才折向内陆；然而要到那座幽僻的寺院——我们当夜的宿处——还有很长的路。我们在花岗岩的峭峰间盘绕。岩石突兀而出，形状千奇百怪，像庞然巨兽；暮色里显得黑沉沉、阴森森的。一条黑斑的绿蛇把我们的人吓得不轻；他们不住地问路，却问不出个所以然。末了我们钻进一道绝妙的山谷，两旁峭壁陡起，高不可攀，那犬牙交错的轮廓，正是金刚山得名的由来。窄窄的小径变成一条宽阔平整的大路，穿过一片松林；走了一英里光景，便遇见一群僧人正在晚间散步。为首的住持看去很年轻，颈上一串念珠与众不同；他上前来，彬彬有礼地一躬。底下如何是好却颇费踌躇，因为他们似乎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汉语；好在焦先生当即在地上写起字来攀谈，问能否借宿一宵。请求立刻获准，众僧便陪我们折回去。

将近寺院时，路旁有一小块空地，摆着石瓶与碑碣；除此与那条林荫道之外，再没有什么标示近旁有屋宇。屋子在一条与大路成直角的短径上头，一点也不气派。殿稍稍靠后；我们被领到一排开向高台的屋子，进了当中一间，佛像占着上位。他们搬来一架屏风，替我们隔出一角；僧人们则团团围坐，看我们做晚饭。有一个写字来问我们是不是「耶稣教的传教士」；另一个拿来一本日英文入门，说了几句学得相当准的句子，可是我们说的话他一句也不懂。

我们在屋子这一头吃晚饭，几个僧人在那一头吃他们的；显然我们是别想清静了，于是把东西挪到分给焦先生的一间小屋里。那屋子热得很，却干净，门上还有几个环，可以挂锁，又透得进新鲜空气。焦先生笔谈了许久；我们请他打听打听，他们认为往汉城走哪条路最好。他们却说，寺中没有一个人去过汉城，又说我们次日想去的那座寺，要翻一道高岭，路程四十英里，我们只好作罢。焦先生睡在我们门外的廊下替我们看守，这叫我们安心。朝鲜的僧人据说贪财，这些人也显出这脾气，而且我们听来的风评也不甚好。夜里的寂静只被蛙鸣打破——那口音与欧洲的蛙全然不同——还有报时的木鱼，一阵阵地敲着，那是礼佛的时辰。

早晨我们起得早，不到六点便动身；僧人们已在外面忙着，把成堆的谷子摊在席上，大约是预备下种。那是个极好的早晨；我们顺谷而下，走了约三英里前一晚来时的路，不久便把那可爱的山谷抛在身后。路上满是滑稽的黑斑小绿蛙，肚皮鲜红。我们要走的那道峭峡上空阴云低垂；我们很快便把小马甩在后头，在崎岖的小路上徒步走去，四围的花美得令人神往。除上文说过的之外，林间空地上还有大丛的仙客来、白番红花与林生银莲花，紫鸢尾、虎耳草之类。

铃兰与草莓的叶子预告着日后的美景，许多蕨类也正舒展叶卷。雉鸡与斑鸠在岩间啼唤，许多鸟怯生生地试着嗓子。花鼠坐起来望着我们，一点也不在意；林中的珍宝像是无穷无尽。一道潺潺的溪水不断诱惑我们，小径一次次横过它；到山顶之前，我们还穿过了不止一处积雪。景致妙极了，不过倒着走会看得更好；那样走还有一桩极大的妙处：旅人翻过岭脊时，眼前会蓦地出现远处的大海。上坡我们爬了三个钟头，因为极陡；下坡却平缓得多，我们得以骑上牲口，也算幸事，因为走了七个钟头才轮到正午的歇息。日光间或灿然迸出，云却积起来要下雨；当晚我们赶在暴雨之前到了宿处，实在感激。十一个钟头我们只走了九十里（二十七英里）；到时我们又诧异又恼火，因为这小村子里竟有一处日本兵营，最好的客店被军官们占着。略一交涉，我们总算被收留下来；不多时正吃着便饭，门却被粗鲁地推开，一个日本兵摆出架势要看我们吃。他既不肯领会我们要他走的暗示，我们只好当面把门关上。夜里雨下得很大，风也刮；不过阴沉的早晨却是好天的前奏。

第二天早上我们动身晚了，刚走到村口，两个像是在监造房子的日本军官便把我们拦住，问我们上哪儿去。他们同焦先生在地上写了老半天。他们说另有一条比我们走的好得多的路，走那条只有八十里。他们会说几个英文字；我们但愿他们指我们走那条路并无别的用意——因为那条路坏得不堪，而且路程至少一百一十里。不久我们又上了一道岭，却远不及上一道那样长而难走。花少了些，也没见着什么新鲜物事。凤蝶与各色蝴蝶在路上翩飞；登上岭顶时一片壮阔的全景极好，可见这是怎样一个山国。下到谷中，我们见谷里人烟与耕作都稀疏，可是溪涧之多异乎寻常，养活了许多水磨。最常见的一种磨，是一道细流泻进一个木槽；槽满便坠下倾空，随即又升起来，把另一端压下去，像一柄锤子砸在下面的谷子上。锤子装在一间尖顶草盖的小圆棚里。别的磨则用轮子带动；每一道谷里都不断有吱吱嘎嘎与咚咚的声响。耕与种是同时进行的，这要四到六个人一伙；他们合作而作，一人赤脚沿着新翻的垄沟踩过去，把沟踩宽，撒下拌好的谷种与肥料，另一人跟着覆土，最后再由一人踏实。鸟儿想捡一粒谷是没什么指望的。有些新地是把上头的灌木烧掉再犁开的；不过看光景，荒着的地还不少，这些地若落在中国人手里，是一定要开垦的。朝鲜人过日子松散得多，绝没有中国人做活时那种精打细算、物尽其用的惊人本事。

正午歇得久了些，随后我们才苦恼地发觉：到与大路相接的昌道还有十五英里，而天色越来越暗。所幸后来月亮明晃晃地出来，照着我们穿过一片荒原。行人寥寥；有两个人默默地抬着一副担架走过，上面是一具裹着白布的尸首。我们一行也沉默了，因为又累又失望；昏暗之中看不出有些下坡有多陡，我们只能死死抱住牲口，实在乏得走不动了。末了我们上了一条大路，原来正是汉城到元山的官道，走起来便容易了。村里只见几星灯火，人却还没安歇；我们的人便张罗住处——这事并不容易。我们正在一家客店外商量，牲口忽然打起架来，一蹄子把一个人踢得头朝下飞进沟里。他一声不响地爬起来，像是极平常的事。或许这一下把那桩难题了结了，因为我们随即被让进屋，一家人腾出一间屋子给我们用。我们每到一处都是如此，显然并没有留给旅客的空屋；不过住屋里本无家具，这样的安排并不像听上去那么叫人过意不去。一家人最好的帽子挂在椽上；离天花板两英尺处沿墙有一道搁板，上面堆着杂物；一家人的衣裳则像是装在一只摞一只的箱子里。屋子两侧通常各有一扇糊纸的格子门，门上嵌一个玻璃的窥孔，大小自一英寸到四英寸不等。

一夜过得太快，醒来只觉得是个清寒结霜的早晨。我们顺谷而下，简直像是隆冬。褐色的山坡、褐色的泥土和结满白霜的残茬，一点春意也没有，而这已是四月将尽了。四面都有雉鸡在叫；那些胆大的家伙，我的马夫石子打得再准也轰它们不起来，只顾若无其事地踱开，像是自知如今有日本人的保护。我们遇见一个架鹰的人；不过如今连放鹰这行当也遭人疑忌，怕他拿它作幌子。近来汉城已查出几起毒杀雉鸡的案子，所以买雉鸡时须当心，要看清确是打下来的。

第六天又是十三个钟头的路程。正午我们在一道细流旁歇脚时，来了一位年轻的母亲，背上背着孩子，满面欣喜地要同我们说话。她无疑以为我们听得懂、答得上；后来她小心地打开一方手帕，拿出她的新约和赞美诗给我们看，我们便加倍地难过——因为实在无能为力。唯一能通款曲的法子是比划，再就是那些赞美诗的标题——上面英文与朝鲜文并列。

那天晚上我们发觉店主是个信教的人；他待我们极其热诚，凡有所求无不乐意照办，劳顿一日之后，实在令人快慰。有一个女孩把英国式的握手学得十足；我伸手去关门，不料被她热络地一把握住，大出我的意外。我的同伴学了两声鸡叫，她们便出去给我们取来刚下的好鸡蛋，比我们一路上买到的那些好得多；她们又兴致勃勃地看我做饭。我们正觉得实在不好意思当着这些友善的面孔关门，忽然有事打断了，也就无须关了——原来当家的召她们去做家庭礼拜。先唱一首赞美诗（但愿我们那些好心的教士朋友肯让他们唱自己的调子！），随后是读经、祷告，众人同诵主祷文；我猜接下来是劝勉，又提议再唱一首，他们却决定不唱了。他们礼拜时那份虔敬无以复加；礼拜就在隔壁屋里，我们觉得自己也有一份，能在那里实在是好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热诚握手而别；但愿一路上多遇见几位这样的教中店主——倘若这一位是有代表性的话。正要动身时，一个模样俊秀的小姑娘很自豪地把她的圣经拿给我们看，我发觉她还写得一手好字。乡下的教育似乎几乎全然荒废，八天的路上，据我们所知只经过一所学堂。路仍极好，却总是在狭谷中盘绕，翻过山脊又进另一道谷，可见这国家有多大一片是没人住的。山坡只用作坟地和樵采之地。直到第五天结束上了官道之前，我们没遇见一匹小马，也只遇见寥寥几个货郎；此后人与牲口便多了。货郎所挑的似乎主要是棉布（「上等宽幅布」一类的字号最为抢眼）、夏帽、伞、针头线脑、镜子、火柴和纸烟。百姓手里钱少，所用的东西也都是最便宜的。

动身不久，我们遇见三名骑马的兵，分明是护送一位坐人力车、神情困倦的西洋人；后面另一辆人力车上坐着一个穿浅蓝衣裳的朝鲜人。这是八天路上我们遇见的唯一一个西洋人。自此以后，人力车便偶尔可见，虽说有些路段看去是万万走不得车的。约有二十英里的路上，两旁栽了树枝条，彼此相隔一英尺光景。看去不大有指望，可是人家对我们担保说多半活得成；果真如此，几年之后这条沉闷的路便要变作一条宜人的林荫道了。将近黄昏，我们到了抱川，那是日本人的一处军事哨所。我们想到这大约是发电报回汉城报告归期的最后机会，便立刻在电报局门口下了马。几乎到处唯一的英文告示都是「邮政—电报」，这里却是日文的。不过焦先生把我们的意思写明之后，他们竟拿出一张全用英文印好的电报纸，我们便把电文写上。发一封电报看去是极简单的事，办下来所需的文书之多却叫我们吃惊：军方要我们报上姓名、去处、年岁等等，这么点小事至少花了二十分钟。末了我们总算脱身，到宿处时天已全黑。

我们不由得怀念起前一夜那位亲切的主人，因为这一回碰上的是一群好奇的人，闹得我们不得安宁。那间小屋只十八英尺见方，四扇门我们关上三扇也无济于事，门上的纸不多时便被戳成了碎片。末了我们被逼得走投无路，把所有的窥孔都用布帘遮住，宁可闷死也不愿再受这些人的搅扰。

这趟路的第八天，也是最后一天，天明时阴沉沉的，很不作美。我们不知多少次怀念中国那种舒服的轿子，而在细雨中一个钟头一个钟头挨过去的时候，这份怀念最是深切。这几天我们几乎见不着一朵花，也听不见几声鸟；可爱的云雀都不作声，行人则撑着伞、罩着油布帽、间或披一件蓑衣匆匆赶路。村子多起来了；一组组蔚为奇观的鬼柱，十根十二根一排，在村子两头彼此相对而立。其中许多看去相当新，漆成砖红与绿色，还有白色的描画。朝鲜有一桩很触目的情形：庙宇极少，神龛又都失修。我们从没见过百姓在这些路旁的龛前拜祭。那些龛许多不过是空棚子，或者墙上写几行字，偶尔挂一幅画。神树上挂着纸条，过路的人若虔诚，便往树根边的石堆上添一块石头。

我们穿上那件一先令的纸衣，发现挡雨极好，不过模样想必十分滑稽。骑行途中，我们遇上一队行军的日本兵，前头是披着军披风的军官。其中一位不顾下雨，在与我们相遇之前把披风随意地往后一甩，好教胸前那一排耀眼的勋章不致被人错过。他的模样与我们的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我们从北面一座古老而气派的城门进了汉城，那一片景象极入画。次日我又回去把它画了下来。

这趟路给我们留下的关于乡间百姓的印象是：他们并不怎么亲热，好奇心却十足；看去赤贫的人不多，四处倒都有一种舒坦的气象。村中的街道每日打扫，所以清晨看去很有一番整洁的样子。牛长得油光水滑，照料得好，连狗都有几分富足相。

凡打算游金刚山的人，最好设法请一位能干的朝鲜人同行，好替他们张罗那听说每日晚餐必备、我们却始终不曾见着的一只鸡，以及别的所需之物。我们没见有人种菜，只有几小畦葱；因此除了鸡蛋之外，样样都得靠自带的存粮。人家告诉我们（可惜太迟了）：在汉城的基督教青年会很容易打听到向导。至于代步之法，只有三样：一是「小马」，不过容我在这上头提个醒：它那慢腾腾的步子会把人磨得要命；二是「本地的轿」，那是一只方箱子，像印度的杜利轿，抬轿的人一路哼唧不停；三是「以足代步」，在山里这是唯一畅快的走法。住在朝鲜的人自有轿子，却是雇不到的。至于游朝鲜的时令，我们听说五月最美，早秋也好；不过若是五月，蚊帐是少不得的。四月里我们还得穿冬衣，厚呢加皮袄也不嫌暖。

人家曾对我们说乡间很不太平，因为有日本的流氓；可是我们一个也没见着，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论，处处秩序极好。焦先生虽不能同朝鲜人直接交谈，他在场却于我们大有用处，而且不止一端：他给我们这一小队添了体面，因为朝鲜人极敬重中国人；他们见焦先生这样一位人物在我们之下听使唤，就等于把我们抬到了很高的身份。

十三〔第二部·朝鲜〕自汉城赴大连

从满洲坐火车到汉城，一路之慢、之不舒服，使我们打定主意回程另走一路；恰好我们想动身的时候有船自济物浦开往大连，便决定搭它。我们早早订了位，付了票钱，代理人答应立刻打电报到横滨去替我们留铺。不料我们穿国而游之后回到汉城，却看见广告上另有一艘轮船，在我们所订那班的次日开行。这一艘不但更大，而且备的是西餐而非日本饭——人一晕船，这可不是小事。我们当即决定，若可能便换票，于是去找原先卖票给我们的代理人。他说万万改不得，因为那一艘上的铺位早已定妥；不过再三推让之后，他还是打电话到济物浦去问那边的代理人，横滨究竟回了什么话。那位代理人却说，从来没人叫他留什么铺位，也一个都没有留。这一下路就通了；朝鲜那种毫无章法的办事习气，这一回倒叫我们感激。我把这桩事写出来，是要说明在这里要舒舒服服地旅行有多难；因为朋友们说，我们这遭遇并不稀奇，他们有好几位朋友明明订了位，照我们本来该做的那样去济物浦上船，却发现铺位全满，只好折回汉城等下一班。而开往大连的船三四个星期才有一班，这可就误事不小了。

我们午后早些时候动身，见一大群旅客等着上车；车按时进了站，行李装进行李车，旅客却被圈在栅栏里足足十五分钟，直到离开车只差五分钟。末了放他们上月台时，简直是一场夺路狂奔；而且发觉竟没有头等车厢，虽说我们和别的旅客买的是头等票。向办事人交涉，他们却说，要坐头等，尽可以等两个钟头搭下一班。这一程不过一小时三刻，走完时我们并不觉得可惜——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领教朝鲜的铁路，反倒轻松。到济物浦时，我们穿过一道门，门上标着「小门」二字；这与我们自幼便从书中熟知的那道「窄门」实在很不相像，虽说我们那副模样，倒的确颇有几分天路客的样子。

济物浦是个五方杂处的地方，名声并不好，却也有几分可喜处。头一样是这里总有凉风；其次是它顺着山坡铺展开去，从悬崖边上的英国领事馆望出去，港湾的景致极好。当年正是从那里，一群屏息的看客目睹了俄日开战那一幕惊心动魄的戏：他们看着两艘英勇的俄国兵舰驶出内湾，去迎那日本舰队，也去迎必然的覆灭。对这一举无论作何评判，那种毫不退缩的勇气——两国的军队都如此——是无人不为之叹服的。

我们上坡时，看见头上高踞着一座很好的红色天主教堂；再上去便到了英国海外福音传道会的教会医院。凡不熟悉东方海港的人，都无从体会派驻此等地方的寥寥几个人所办的事有多艰难；然而医院所体现的那种基督之爱，还有哪里比这里更需要呢？每月只有一次，有受圣职的牧师下来主持礼拜；别的时候便得由那位医生来主持，医务上的事也全落在他身上。他想偶尔告两天假都难，因为眼下在朝鲜的医务上，助手的培养还远未上轨道。医院不大，我们寻常的开业医生认为医院必不可少的许多东西这里都没有；然而成绩仍是可观的。

我们从医生家里出来，发觉有个船家一路跟着我们，已等了两个钟头，指望揽到上「三户丸」的客人——他无疑看见焦先生把我们的行李从车站运上船了。这样的执着叫人无法推却；他的舢板摇了约半个钟头，我们便到了外港，三户丸泊在那里。

次日早五点，我们在大雨中准时开往大连；雨到日间转成了浓雾。日本邮船会社眼下是日本最好的一家轮船公司，船行遍世界各处。舱位相当舒服，从船长以下，待客都极和气有礼。船上有一位极好的中国厨子，他为十三位乘客——有美国人、西班牙人、澳洲人，还有我们——备了一席考究的礼拜日正餐，那阵仗倒更像过圣诞：菜单上有烤牛肉、火鸡和葡萄干布丁。一整天有小鸟绕船不去，驯得会落在人肩上；晚餐时还有燕鸥箭一般飞进餐厅来。

我们感激海上平静，虽说雾使航程略有耽搁，离济物浦二十五个钟头之后才到大连。雨已住，我们靠上码头时正是「天光朗照」。那家可喜的大和旅馆的伙计接过我们的东西，让我们坐上一辆装着橡胶轮的舒服小马车，驶过市街。吃过苦头之后再遇上这样简单的家常舒适（在本国简单得根本不会被人留意），再在修得好好的路上坐车而行，是何等快事！大连——日本人叫它大连，俄国人当年叫达里尼——是一座十足的新城，处处是漂亮的房屋，从海员之家到横滨正金银行，都坐落在宽阔平整的马路上，分明可见此地方兴未艾的繁荣。店铺还不及人所期望的那般好，不过这只是时日问题；太古洋行、麦格雷戈洋行等有名的字号已经开张。大连是个有意思、也了不起的地方。十年前它并不存在，不过是某个俄国人脑子里的一个梦；那脑子是怎样想出它来的，实在难以设想。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根部，是一片多岩的荒地，全无遮挡风暴的屏障；可是比起最近的邻港牛庄，它有一桩大好处：终年不冻，而牛庄冬天要封冻四个月。「这」便是俄国肯把钱像水一样倒下去，把荒野变成铁路南端一座大商港的缘故。单是港口就耗费巨万，因为岸坡极缓；如今那里有干船坞、突堤、防波堤和货栈，还留出极大的地面，以备俄国所指望的那些商务之需。然而如今大连的主人不是俄国而是日本；往来于中国、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是日本的船，更不必说同远方各国那正稳步增长的贸易了。它是香港以北唯一能让大轮船便利卸货的港口，前景理当很好；满洲日增的出口也必定要从这里出去。

俄国不但把钱花在把大连造成一个好港口上，也花在把它造成一座好城、一座宜居之城上。住宅区在山坡上凿出约两英里，布置得很漂亮；另有一条七八英里长的美丽林荫车道，直通面对大洋的海滨。

城里满是小马车和人力车，电车网四通八达，坐足一个钟头，头等只消两便士，二等一便士零一法寻，真是阔绰。我们坐电车到中国城去看城郊，一路看见一座公园、一处高尔夫球场、一块棒球场、一座菊圃，以及别的种种，都还在草创；更有趣的却是那些小市集小铺子上的英文招牌——「卖肉处」「靴鞋制做」「高等剃头」「御用剃发馆」等等。英文是唯一钻进地球每一个角落的欧洲语言，而且会越来越快地成为万国通用的达意之具。有一桩事可作例证：中国政府刚刚下令，此后全国讲授科学一律用英文。我担心这对我们的德国朋友是重重一击——他们本来满心指望中国效法日本，取德文为讲授科学之具。

我们乘晚班车离开大连往辽阳去，为的是转赴阿什河，那便是下一章的题目。

十四〔第二部·朝鲜〕阿什河

我们再度北行，天一天冷似一天，刺骨的风连车厢里也钻得进来。哈尔滨前一日刮了一场十足的暴风雪；又恰逢俄国的复活节，银行关门，俄国国营快车的票也买不着。我们打听到，次日——五月一日——所有车次都要改，而时刻表又无处可得。英国领事承情答应礼拜一替我们买票，并打听清楚我们可以在阿什河上快车；那是海参崴线上往下几站的地方，我们正要去那里过周末。

我们九点光景到了阿什河，坐一辆俄式轻便马车往目的地去。黑地里这一程车险到极点，因为路——或者说勉强算得路的东西——坏到不能再坏。春天的解冻已经开始，地面成了一片没指望的泥沼，非得等太阳晒足了才干得了，因为地底下还冻着，水渗不下去。呼兰的朋友们那天早上出门要到哈尔滨接我们。他们在风雪里长途跋涉，到了才发现松花江上开往哈尔滨的轮船挤满了人。在刺骨的风里等了一个钟头，才听说那船当天究竟开不开还全无定准，他们只好死了心回家去。这个时节，乡下的路上实际上一切往来都停了；要走路的人得准备好没膝的黑泥一路趟过去。我们这半个钟头的车总算没出岔子，不过与其说是本事，不如说是运气。

阿什河是座颇沉闷的中国城，城外半英里的火车站周围照例有一片俄国人的居留地。俄国人硬要这城夜里点灯，可是那点光亮也只够把黑暗照出来罢了。高杆顶上一盏红灯是公共澡堂的标志，那里似乎生意极旺。俄式马车配中国车夫，在这里显然已成了一项定规；可是叫人纳闷的是，在这么个地方他们怎么活得下去。城里有一家糖厂，因为甜菜歉收而停了工。一小群苏格兰教士在此做事；等他们有了新医院和像样些的房舍，事业大有蓬勃之望。那位女医生虽说回国后新来不久，话还在起步学着，候诊的病人却有六十多个；这里的人也比别处更肯请她去接生。因为只有她一个医生，她每周留出一天看男病人。教会的房舍破败得可怜；国内董事会的诸公若能享受一下我们住的地方，听一听夜里院墙倒塌的声音，就会明白另造新屋是何等刻不容缓了。女学堂所处的艰难，足以吓退一切人，除非是意志最坚的；好在做事的是苏格兰人，早已学会了对着艰难发笑。不到两年前，那里的一位女士带着一名讲经妇人下乡巡行，忽然被一伙骑马的强盗所劫。他们待她相当粗暴，凡他们以为值钱的东西——银钱、表、衣裳、干粮——不但从她身上搜走，连那讲经妇人和赶车的也一并搜了。其中还有她的鸭绒被，因为那是天冷的时节；幸而那讲经妇人灵机一动，告诉强盗说里头只有羽毛（强盗对此极其不屑），他们便扔下了。他们只给她留下「一文钱」（显见得是有幽默感的）；后来远远望见一队骑马的人，只当是官兵，便匆匆逃了。

教会的地皮很宽裕，可是照例，造屋的款子筹不出来。国内的教会一味派人出来，却不给他们办事必需的家伙，这实在可惜。在国内常听说教士们生活如何奢侈；可是据我相当不少的见闻，教士的住处我从来「不曾」见过一处是如此的，而且除了美国教会之外，我所到之处几乎没有哪一处的事业不是因缺钱而大受掣肘。多数教士被事务所迫，只好从自己微薄的薪水里补贴国内拨来的那点不敷之数。因此许多人订不起报纸和别的读物；而支持他们的人虽出于好意，却不曾细想，除了宗教的期刊与书籍之外再不寄别的。报刊书籍的邮资与在本国相同，而如今十一磅以内的包裹寄往中国只需二先令十一便士；那么，时时从本国寄一份用心的礼物去给教士的生活添些光彩，实在没有做不到的道理。

阿什河教会房舍的地点只有一桩不好：它太靠近东门边的城墙，门外便是刑场，那阴森的行刑队伍便从教会的房子旁边经过。我们去前不久，一周之内行刑两次——头一回绞死两人，第二回四人。

教会附近还有一座漂亮的清真寺，样式与佛寺道观一模一样，寺里办着男学堂和女学堂。女学堂是新近开的，大约是仿教会而设；至少在人数上显然是成功的，因为礼拜日下午我们恰好路过，有好一群女孩子鱼贯而出。许多男孩子的长相在我们看来极像犹太人，这里的中国人也惯常叫他们犹太人。同中国别处一样，回民中屠户占的比例很大，这对欧洲人是件好事，因为只有回民宰牛，而且他们讲究牲口是否健壮。中国的回教徒不公开招人入教，守教规也不像别处那样严。他们外表上尽量随顺中国的习俗，免得惹人注意；不过在那片土地的亿万生民之中，他们并非无足轻重的一支，因为至少有两千万人。回教是公元七五五年经中亚的常行商路进入中国的；照中国回民自己的传说，还要更早——六二八年，据说他们就派了先知的叔父出使中国朝廷。他们劝化中国人是和平的，与在印度的情形恰恰相反。这主要是靠回教的商人与工匠，随着成吉思汗与忽必烈汗的征伐而来。他们娶中国女子，所生的子女便都成了回教徒；荒年里他们又大量收养别人的孩子，好把他们教养成信徒；如此这般，他们的人数便不声不响地稳步增长。

从前，回民但凡有过抵抗中国习俗的举动，便遭过惨烈的屠戮；这大约就是今日很少听人说起他们的缘故。然而他们固守自己教门的那份沉静的坚韧，是回教在各国共有的特色。当年那位伟大的耶稣会士沙勿略，正是在徒然图谋接近他们的途中死于中国海岸外的。直到今日，中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回民的传教事业。

我画阿什河那座清真寺时着实费了力气，因为孩子们刚散学，在我坐着的土堆上下左右地挤来撞去，扬起那么大的尘土，末了我只好弃甲而逃。虽已是五月初一，眼前仍是一片冬景，我们盼春天盼得望眼欲穿。

我们打发人到车站去问晚上的车几点开，他们却一口咬定根本没有车，说海参崴每周一班的快车已由礼拜一改成了礼拜日。我们两天前才在哈尔滨问过，深信这是弄错了，便照往常九点的车早早到了站；果然有报偿：原来改的是钟点而不是日子，快车十点经过阿什河。我们在餐室里等了一个钟头——那里有一伙站上的人在打牌——售票处才开；可他们死活不肯卖票给我们，说快车只停半分钟，我们上不去。我们徒然申辩说，我们没有托运的行李，上不上得去由我们自己碰运气，何况我们「非」搭这班不可，前头还有到伊尔库茨克的长途。把这一层不停地重申了约莫五分钟，终于见效；那位办事人说他得看看我们的小件行李有多少。验看过后他答应卖票给我们，可是票价得从线上五十英里开外的一处算起，也就是二十一卢布，而我们来时付的是四卢布半。接着的难题是售票处没有零钱，看样子也弄不到，我们只好向朋友们借足了数。车真到了的时候，朋友们各执一件行李站好，预备往车廊里扔；自然，人和东西都上得毫不费事。我们很快便在那间包厢里安顿停当，此后两天都要住在里头，直到伊尔库茨克——所有旅客到那里都得换车。

哈尔滨站上为抢座位闹成一团，因为预留给南边来的旅客的位子，全被海参崴上来的一大群美国人占了，女士们又很知趣地早早睡下。人人都说俄国国营快车不比国际卧车，位子尽够，不必预订。这分明是靠不住的：每一个铺位都满了；争执了许久，言辞颇不客气，站上才答应加挂一节车厢，而那一节又脏得很。这样安排引起极大的不满，我们迟了一个多钟头才开车。人家屡次对我们担保，说国营快车比国际卧车舒服；事实却全然不是如此。它唯一胜出之处在于行车平稳，其余样样都不如。车厢较小；头等包厢里没有梳洗间；没有二等包厢（只有四人一间的车厢）；洗脸盆盛不住水；既无肥皂也无手巾；餐车小得不像话；饭食又没有一位乘客合口。餐车里摆一架钢琴，是抵不了这些欠缺的。

第三部　俄属突厥斯坦面影

十五〔第三部·俄属突厥斯坦〕穿越西伯利亚

自哈尔滨起，铁路取西北方向穿过满洲，直到满洲里；进入俄国境内之前，验关便在那里。近来有一位法国女士在杂志上撰文，抱怨说她在沿线四处地方都被查验，而且查得极细，外衣的袖子被拆开，卧车的铺盖被翻得七零八落；我们却不曾遇见这类事，想来警方对她必有什么疑心。托运的行李要麻烦得多，同车旅客说起他们的损失，故事没个完——有一位在莫斯科等他的行李足足等了一个星期。像我们这样把行李都带在车厢里的人，查验不过是个过场，口头问一句：「有没有烈酒、烟草或纸牌？」有时再草草翻一翻铺盖，看有没有藏着应税之物。

旅客能把这么多行李带进车厢而不觉窘迫，是极便利的。俄国国营快车上的地方，远不及国际卧车宽裕；后者门上方有一个大龛，一直伸到车廊上头，足足放得下两只衣箱和两卷铺盖。此外车厢别处还有搁小件的架子。头等车厢的空间很大，上铺与下铺成直角，因此比上下铺相叠、坐直了都没地方要舒服得多。每两间包厢之间有一间很好的梳洗间，冷热水都通到，长途旅行中这实在是无价之宝。热水的供给时有时无，我们通常另买些补足。有些车上热水是不取钱的，有些则要二便士半。哪怕只为这间梳洗间，我也要劝所有头等旅客宁坐国际卧车，不坐俄国国营快车。而且查票的那三人一组也少来搅扰。奇怪的是俄国所有的火车上，这样一桩简单的差事竟要三个人；不过这无疑是这个国家一切官府中那种无处不在的猜疑之心的一例。车里有舒服的椅子和桌子，旅客可以面对面坐着。这样长的路程，这可不是小小的便利，尤其是你若愿意有几顿饭在自己车厢里吃。

一路上一天只吃一顿正餐，既舒服些，也明智些；第三天上一大批旅客不约而同地垮了下来，我们不由得暗笑——显然是这上头不知节制之故。餐车的菜单本（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名目叫它）里有一页「斋食」，只怕是没人理会的。我们发觉，只要午餐篮备得得法，再加上随处可买到的滚过的牛奶、面包、「极好的」黄油和鸡蛋，便不必在餐车里耗费多少工夫。在国际卧车上这一层还不打紧，因为餐车虽热得要命又挤，上菜却快；俄国国营快车上却不然：一顿五道菜的午饭我们吃了一个半钟头，此后便打定主意预先按单点菜。这样一来省了许多时间，只是吃饭的钟点不免不合时宜。这倒无妨，因为我们照「夏令时法案」的办法把作息都提了前，好处颇多。要想从从容容地洗漱而不致有人擂门，五点起身最为便当；天一黑就睡下也同样便当，因为俄国的火车一律省灯。连头等车厢也只有一支蜡烛照明，还搁在门上方的一只灯笼里，于是那点光也只够把黑暗照出来。

出了满洲，我们进入外贝加尔省，省的西边便是贝加尔湖；使我们大为吃惊也大为失望的是，冬天仍在那里称王。桦树与松树的美丽森林打破了平原的单调，背阴处的残雪还在，那是太阳和风都未及赶走的地方。这自然与我们二月里经过时大不相同——那时寒暑表在零下三十度——可是冬衣仍旧少不得；而那些把荒凉的平原化作花园的可爱野花，我们一朵也没见着，未免大失所望。人家说这里的飞燕草美得如梦似幻，我们却一株也没看到；我想五月底或六月初来游西伯利亚要好得多，虽说那时车上极挤，须提前几个月订座，否则只好指望临期碰巧有人退位。

贝加尔湖仍完全封冻，在朝阳下闪闪发亮，极美；四围环着雪顶的群山。贝加尔湖唯一令人失望之处，是群山太远，显不出真正的雄奇与慑人。夏天在湖上行驶、自贝加尔站开出的轮船，还紧挨着站停着。离湖之后几乎立刻转向西行，铁路沿安加拉河走约一个半钟头，便到伊尔库茨克，那是现今的省治。

伊尔库茨克是一六五二年建的商镇，一八七九年几乎被大火烧尽。从跨河的长铁桥上过去，它的气象很动人；位置极好，火车站也很气派。过桥时我们看见夏天用的那道漂亮的浮桥，仍靠在岸边过冬，因为大块的浮冰正顺流而下，把河道堵住了。伊尔库茨克虽有几分好看的样子，又是西伯利亚文化活动的中心，住起来却并不尽如人意：不但气候难挨，据说人出门不带武器也是不智的。伊尔库茨克附近的大监狱，几代以来都是帝国最凶恶的罪犯以及政治流人的发配之地；刑期一满，他们便被放进社会，唯一的规定是不许离开此地。结果如今的居民中不但有新近释放的囚犯，还有相当数目的、从前那类最凶恶的囚犯的后裔。

伊尔库茨克居金矿区之中，这也招来一些不大安分的人物。西伯利亚出金之多，我想世人未必尽知：每年运进俄国的约值五百万镑。这还远不是全部产量，虽说政府规定金子一概须经伊尔库茨克，再由此转运俄国。据说私贩极盛，而其中大宗被认为出自人数不少的中国人之手。金矿的开采，行家说简陋得惊人。伊尔库茨克是发大财也散大财的地方。除金子外，茶也是一大财源，虽说茶的生意远不如从前驼队时代那样兴旺了。眼下绝大部分的茶是走海路的；可是至今仍有许多俄国人相信海气会败了茶味，所以驼队茶的需求仍在。据说在伊尔库茨克，男人的财富以皮货计，女人的以皮货与首饰计。奇怪的是这城里礼拜日是完全禁止做工的，买卖若犯了这条法令，可以罚款乃至监禁。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商务都大受官吏贪墨之累，而官吏之多不可胜数；商界中最能成事的是犹太人。伊尔库茨克站上照例要停很久，一个半到两个半钟头不等，因为轨距不同，旅客须换车；坐俄国国营快车的还得把票签验、另行分配座位。坐国际卧车便省了这一道，因为位子是编号的，旅客在两趟车上须用同一号码，于是行李从这趟搬到那趟也不至于混乱。另领票着实麻烦，因为那些办事人虽乱而无章，除本国话外几乎一窍不通，慢起来又异乎寻常。同车一位英国旅客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却不懂俄语，便请了餐车上的一名中国茶房做通译，居然圆满办成。我想我说重领车票费去三刻钟以上，大概不算错；而车上的混乱又延续了不止这个时候的两倍。

回程头两天我们一直遇着风雪与铅灰的天；过了伊尔库茨克天气转好，大半时候都有太阳。这一带人烟稀少：上世纪末官方户口清查中，伊尔库茨克省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两」人。若把西伯利亚当作土地国有的样板，我想少有人会被它打动：三十二亿四千万平方英里的地面中，属于国家的竟有三十一亿零四百万。只有一个省份——阿穆尔地区——的土地可以买卖。地一经划作实业之用，执掌它的便是俄国的村社。沿线我们很有兴致地看着移民们奔赴各自的去处：他们乘慢车，挤得密不透风；到了须换车的站上，人和东西便被卸在站上，一撂便是不知多少个钟头，于是他们就在行李堆里吃、睡，直等到重新动身的时候。天气不许露天待着时，另有棚子供他们栖身。他们身边几乎没有家具；有些人的衣着比人所能想见的要体面得多。他们和外国人一样，一律得有护照。

到一九〇一年为止，每年发配到西伯利亚的流人平均近两万；这些流人中有许多就此安家，也帮着开化了这片土地。他们创办了十二所博物与民族学的博物馆，还兴起了几个学会。如今政府改了办法，正大力输送另一类移民，而政治流人则被赶到更荒僻的地方去。俄罗斯帝国幅员竟占全球陆地的六分之一，却把西伯利亚这片沃土——其中不少是世上最好的牧场，另有些则是极好的麦地——撂得如此人烟稀少，反而把觊觎的手伸向满洲，而满洲正是中国势所必需、用以安置其过剩人口的天然出路；这实在可惜。

车站上各色奇奇怪怪的人都看得见：男人大多穿鲜艳的衬衫，脚下是红皮或毡的高靴。不过布里亚特的游牧部族——他们耕种一部分土地，既勤且有成效——在铁路近旁却不常见。贝加尔湖东边的布里亚特人信佛，西边的却仍守着他们原有的教门——萨满教。这教门主要是拜一种叫作「翁贡」的神，据说能护佑房屋与财产。护屋的翁贡装在匣里挂在屋内；护财的则连同松鼠等小兽的皮装在一只匣里，绑在田间一根杆子顶上，上头还盖一个小顶。人一娶亲便有了自己的翁贡；他死后，翁贡便从杆上取下挂到林中，终于烂成碎片。

美国语言学者兼民族学者柯廷在一部极有意思的书里描述了这些奇特的部族。他讲到自己如何亲见「祭马之礼」——那是蒙古最古老的典礼之一，至今在布里亚特各氏族中仍沿袭着。他所见的一次是一九〇〇年在一座叫乌赫尔的山上，离乌斯图尔迪约七英里，而乌斯图尔迪离伊尔库茨克约四十英里。山上有十五座大祭坛，向山中的「布尔汗」（即诸神）献祭。这些神包括「至高的清明之天」「可敬的洁净之地」「牛王父」「有福的雾母」「创造的大者」（即刺猬，布里亚特人认为它是诸神中最智慧的）「秃头祖父」「牲畜的创造者」「驼背者」等等。阿舍哈巴特氏族第一、第二两支下的各家，在这一座或那一座祭坛近旁各有自己的位置。主礼的人依次逐一呼唤诸神之名，众人则或高声或默祷，求自己所愿。随后杀马，迅速剥皮解体，骨头在十五座坛上的熊熊烈火中烧化。肉用铁锅煮；煮熟后众人分作几群站在坛旁，一时退后一时上前，诵念下面这段祝词，再加上各人自己特别的祈求。

「我们祈求从你们得着福佑。我们从肥壮的牲口中拣了肉献给你们。我们为你们酿了烈的塔拉孙（一种用奶蒸出的酒）。愿我们的乌鲁斯（村落）再长一俄里。在我们的圈里造出牲口来；在我们的被底下造出一个儿子来；从高天降雨给我们；叫草长得繁茂；叫谷长得多到镰刀刈不尽，草长得多到镰刀割不完。莫放狼出来，除非是没牙的狼；莫落石头下来，除非是没棱没角的石头。在我们额上盘桓，在我们脑后盘桓。看我们时莫带怒气。我们中有忘了所知的，求你帮他；我们中有魂灵沉睡的，求你唤醒他。荒年里作怜悯，歉年里作恩惠。黑的灵，领得离我们远些；明的灵，领得近前来；灰的灵，领得离我们远些；布尔汗，领到我们这里来。把青草放进牲口口中。让我踏上头一场雪。我若胆怯，你作我的勇气；我若羞惭，你给我一副像样的面目。在上作我的被，在下作我的毡褥。」——见《南西伯利亚纪行》第四十七页。祝毕，众人分群坐下吃马肉、喝塔拉孙，许多秃鹫在四周盘旋，也来分一份肉。这奇特的祭礼完了，布里亚特人便去角力为乐。

乌斯图尔迪有一座俄国正教的教堂，圣书公会也已着手用布里亚特文刊行马太福音。像上文那样的典礼中人，竟识字到用得着福音书，似乎有些奇怪；然而据估计，北方的布里亚特人全都能读，南方的也几乎全都能读。这一族约有二十九万人。译本出自伊尔库茨克译经会，将用俄文字母排印，因为多数布里亚特人认得俄文字母。柯廷先生提到他遇见的一个布里亚特青年，在伊尔库茨克中学念过六年书，通晓史地与科学，读书也不少；可见教化于他们并非毫无影响。

铁路接着经过的一省是叶尼塞，它一直伸到北冰洋，这名字立时令人想起梅里曼的小说。它是帝国最大的省份之一，有九十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六平方英里，人口却平均每平方英里只有一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是这条铁路上最大、也最有意思的城；这一带住着约三万外族人，多半是鞑靼人。它是本省治所，又恰在这条了不起的铁路上莫斯科与海参崴的正中。全路长五千四百四十九英里；除绕贝加尔湖那一百九十三英里之外，其余是在异乎寻常短的时间内——八九年间——完成的，费用约计八千五百万镑。说它大致是按每日一英里的速度修成的，并不为过。沿线每隔一俄里（即三分之二英里）有一座守路小屋，各由一名刑满的囚犯看守；火车经过时他便出屋挥动绿旗，不过更多时候是他赤脚的妻子或女儿代劳。从车上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景致极好，因为铁路在跨过叶尼塞河——城即在河上——之前要绕一个大弯。西伯利亚诸大川之中，叶尼塞河最为浩荡；它发源于遥远的蒙古科布多境内的群山，距北冰洋三千余英里，奔腾着冲过萨干斯克诸山，再穿过那奇异的苔原地带，那里岛屿无数、荒野无径，是亿万候鸟的大产房——它们凭着某种奇妙的本能，恰恰在积雪消融、露出雏鸟所需浆果的那个时令赶到。叶尼塞河一年只有六个多月可以通航，而凿开封住其北冰洋出海口的冰的仪典，年年都在六月十日举行。

途中再下一省是托木斯克，可是同名的省城却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北，只有一条支线自泰加站与它相通——泰加是干线上离它最近的一点，相距八十二俄里，约合五十四英里。托木斯克之所以不在干线上，是因为该城不肯向勘定路线的测绘师与工程师行贿。许多本来极容易设在线上的地方，如今离铁路或远或近，缘由也正在这里，全看它们肯出多少钱。自泰加到托木斯克坐火车要四个钟头。这样的为难——而且是全无必要的为难——于商务必定大有妨碍。托木斯克有西伯利亚唯一的一所大学，不过还没办齐全，学生只五百名左右。同俄罗斯帝国各处一样，这里的教育也是不受鼓励的；伊尔库茨克建大学所需的钱本已有人捐出，政府却不准设立。一九〇一年全西伯利亚只有三千九百零九所学堂，在学者十一万五千四百零七人，而人口估计为五百七十二万七千零九十人。这些数目无须我置评；我的根据是克鲁泡特金公爵。

本省在铁路线上唯一要紧的城是鄂木斯克；我们正是在那里由电报得知国王驾崩。这消息如同霹雳，车上每一个英国人都笼在愁云里。更叫人难受的是，此后好几个星期都不可能再得到任何后续的消息。鄂木斯克在额尔齐斯河上。这个国家河流之多，给这趟旅程添色不少；从前这些河正是帝国的主要通道，河上的桥造得极好。我们又开始欣喜地看见野花，孩子们把金盏花和银莲花扎成把拿到站上卖，只是多半扎得紧紧的，一片叶子也不留，而且都蔫了。有些旅客的正经事，似乎就是换新衣裳，再到站上去亮一亮——我们每天至少有六七回机会下车略略舒展筋骨。我们听说，旅客可以像在船上一样到行李车里去取换洗的衣裙；不过想到车厢里带的行李已那么多，这似乎实在多余。

铁路接着经过托博尔斯克省，却只擦着它南边的地界走；那里连着草原，住着哥萨克人和游牧部族，他们的驼队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热闹的集市上看得见。此城建于一七五二年，本是用来防备吉尔吉斯哥萨克人的。城中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回教徒，希腊正教会在本省专为他们设了一处教务：现有司祭十三名、助手十二名、辅祭两名、诵经士一名。去年他们给八名回教徒施了洗。他们办的学务极小。希腊正教会在西伯利亚各处散设着几处教务，而俄国政府不许外国的教会进来；想到希腊教会所办的这几处无论哪一方面都如此不敷，这就更可惜了——他们总共只有九处。各城里到处可见教堂那些美丽的绿色圆顶与尖塔；可是乡间百姓的宗教生活却几乎无人过问，他们大半处在极深的蒙昧之中。他们的宗教可归结为两样：其一是拜圣像——那是一小幅彩印的主、或圣母、或某位圣徒的像，不但家家有，连车站的候车室和餐室里也有；其二是一年中某些时节与某些场合的若干仪典。

出了托博尔斯克，线上再下一个要紧的站是奥伦堡省的车里雅宾斯克，那是越界进入欧洲后的第一座城。亚洲俄国与欧洲俄国的分界，在它以东约一百零四英里处；界上最高的一点，路左立着一座方尖碑，出库尔干不久便看得见。车里雅宾斯克是个五方杂处的中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真正的起点，也是岔道所在：一支北往圣彼得堡，一支西往莫斯科。俄国国营快车每周自这两城各开一班往海参崴，反向亦然。

我们很喜欢他们每逢停站便把车厢与车廊打扫一遍的做法。车一停，一小队妇人便提着热水桶涌进车来，把里里外外洗得既干净又飞快。为洁净计，地上铺油布确实比铺地毯好得多。车厢的掸尘是列车员每天早晨铺完床后做的，他把车厢收拾得很整齐。不过整个俄国之行有一件事始终叫我恼火：列车员都有能开一切门闩的钥匙，想进来便进来，而进门先敲一敲这门本事，他们多半是不懂的。他们又总像专挑最不合宜的时候进来，不是你正穿衣便是正脱衣；所幸凡旅行久了，人在这类事上的敏感也就钝了。

离哈尔滨的第九天，我们到了基涅尔，那是萨马拉——真正通往突厥斯坦线的岔口——的前一站。在萨马拉换车的余裕极小，我们便断定宁可在基涅尔多等些时候，也不去冒误车之险、再等二十四个钟头搭下一班。我们下车的钟点冷清得很，而在俄国的铁路上这似乎相当常见——想想班次那么少；那是凌晨一两点钟，我们的行李被放进女客候车室，室里唯一的长沙发上睡满了婴孩。不少旅客把行李放在隔壁的餐室里，自己在那里或睡或抽烟。空气着实难挨，我便大半时候在月台上踱来踱去，看天渐渐亮起来——即便那样早的时辰，天边已横着一条宽宽的橙色光带。间或有一两个旅客出来透口气，或者向昏昏欲睡的侍者要点喝的。人们在车站上过夜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虽说好几个钟头里并没有一趟车来搅扰此地的清静。办事人中似乎没有一个会说或听得懂俄语以外的话，我便找了一位年轻的德国游客打听。他告诉我说，夏季开往塔什干的车上没有卧铺，卧车自五月一日起停开；不过普通车厢坐着也十分舒服，二等同头等一样好（后来证明他说得不错），因为所有的车都是照夜行考虑安排的。他还告诉我们：这一程并不像我们在北京打听时人家所说的要五天，只消三天。后来我们发觉车尾其实挂着一节卧车（里头一个乘客也没有），却没有餐车。大约是看我脸上因这好消息而露出的喜色受了鼓舞，他又细细讲起我们这条路线来，说他刚从突厥斯坦经此而来。他劝我们走黑海而不要穿高加索，说自塔什干到维也纳走那条路不过「五」天；其实最快也要七天。他有一本俄国的时刻表，厚厚一册，劝我们也买一本；当天晚些时候书摊开门，我们果然买到了。那些俄文字母拼出的地名固然叫人摸不着头脑，这本书却给了我们不断的消遣：既要辨认那些名字，又要把散在至少十来页上的路线一段段拼起来。基涅尔站上售票处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只大镜框，里头有一张相当不错的地图，排法如下。这里车次既少，这样的图比在我们的铁路上要容易得多；不过若是给买廉价车票出游的人看，这样一张图可比我们的时刻表好懂多了。后来我们在别处也见过这样的图。

四个钟头慢慢挨过去，售票处终于开了；我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塔什干，二等」，又竖起两个指头。这里旅行极便宜：自塔什干到基涅尔一千三百一十四英里，票价约为头等四镑五先令，二等二镑十先令三便士，三等一镑九先令，四等十四先令；不过车走得像蜗牛，又停个不住。三等、四等车厢里似乎总是塞满了人，旅客不论昼夜都躺在一层摞一层的板铺上。这条线与西伯利亚大铁路一样，烧的全是木柴，所以要不断添柴，每节车厢还有一小间安放自用的取暖炉。机车的烟囱顶上有个大球，以防火星飞出。

十六〔第三部·俄属突厥斯坦〕进入突厥斯坦

头一天我们穿行在一望无际的耕地上，景中疏疏落落地点缀着房屋和许多树。孩子们拿勿忘我和银莲花到沿线小站上来卖；不过这条线上的城镇村落比我们方才离开的那条要少。地面看去虽如此荒无人烟，车上却总是满的，旅客们自在得像在家里一样。二等车里凡走远路的都换上了便装，女客们穿着家常的便袍，像茶会上的晨衣。有一位胖得惊人的太太在粉红衬裙外面套了一件细布袍子，活像一只会动的针插。这些人出门似乎连首饰也要一齐戴上。站上寥寥几个人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常常叫人想象不出，奥伦堡以南尤其如此。奥伦堡是基涅尔到塔什干之间仅有的两个要紧地方之一，也是同名一省的首府。奥伦堡教区有四处教站，去年给二十七名回教徒施了洗。奥伦堡以南，地面越发显得荒凉，草木稀疏到令人难信其上还能养活什么。也许正因如此，住在这片被称作吉尔吉斯草原的地方的吉尔吉斯游牧部族，才畜养一种古怪的羊，法国旅行家卡皮称之为「肥臀羊」。这种羊的尾巴肥得出奇，有时长而重到非用一辆小轮车托着不可；牧草匮乏时，全靠这条尾巴养活它，正如据说骆驼靠它的驼峰过活一样；到冬末，那尾巴便缩回寻常的大小了。可惜这有趣的牲口我们一只也没见着（我倒曾在德里见过一只）；此后几天，除骆驼之外我们几乎看不见活物，而骆驼也是吉尔吉斯人常用的。大地似乎荒瘠已极，渗出来的只有盐。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唯一的变化是在荒漠中孤零零的某个小站停一停：旅客们提着各样壶罐，争着去打茶炊里的滚水；一壶的常价是三个法寻，叫人纳闷供水的那些苦人从这样菲薄的进项里怎么活得下来。他们另外的货物只有鸡蛋（多半煮得老老的）、瓶装牛奶，还有一筐筐的橙子和柠檬。柠檬是俄国茶里少不得的，价钱比多数东西都好。农人们看去和气可亲，性情极好；他们那绣花的罩衫或蓝或绿或大红或白，腰间束一条皮带，极其入画。近半个世纪以来，俄国人一直在把草原渐次开垦。有些人抱着一种成见，以为务农的人越蒙昧便越快活、也越有成效；然而在俄罗斯帝国，事实断然不是如此。政府给移民不少便宜，譬如廉价的粮种与农具；可是他们不懂轮作，也不懂非养地不可，于是几年工夫便把地力耗尽。越过国界之后，俄国农人与他的德国邻人相比，差别之大令人吃惊；一想到西伯利亚潜藏的财富，再看一看它农人如今的境况，实在令人痛惜。

在突厥斯坦线与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我们都遇见大英圣书公会的经销人在卖各种文字的福音书、圣经和新约；他们备的种类很全，装帧好看，又极便宜。这些经销人在俄国各线上可以免票乘车，每年发给十张这样的免票；他们在移民与旅客中所做的，很可以称作一桩传教的事业。一九〇八年移入西伯利亚的人数竟达七十六万之多，这数目骇人。一位俄国的红十字看护对我说，她曾押送过一整列满载这类移民的火车，那途中的惨状，只有左拉笔下赴卢尔德朝圣者的故事可与相比。送给这些移民的福音书有许多是白送的，在那片土地上，这样一份赠与的价值必定极大。那个国家大半地方书是稀罕物，不过承一位俄国人的慷慨，托木斯克省办起了一个乡村图书馆的组织，已给五十个村子配了图书。国营铁路当局的慷慨不止于发给经销人免票，还包括他们所有的书自进入俄国境内起一律免费运送、一概免税。圣书公会的雇员也一律免纳工商税。

铁路公司这一好榜样，黑海、白海以及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上的许多轮船公司也起而效法。凡有外国股分在内的公司，倒不那么肯给这些方便。许多城里连电车公司也发给经销人免费的乘车票。

第二天我们到了咸海北端的小城阿拉尔，一路穿过的地方荒凉到无以复加；要形容它，再没有比勃朗宁的诗句更贴切的了：

「我想我从不曾见过

这样枯槁卑贱的自然；无一物滋长。

说到花——那还不如指望一片香柏林！

只有稗子与大戟，各依其性

自去繁衍，无人加以管束，

你会觉着：拾得一枚苍耳也算发了横财。

不！贫乏、呆滞与愁苦的怪相，

以某种离奇的方式，成了这片土地的份。

『看也好，闭眼也好，』自然没好气地说，

『都不中用：我救不了我自己。

只有审判之火能治好这地方，

把它的土块烧尽，放我的囚徒出来。』」

咸海与里海一样是咸的：眼下它有两万六千多平方英里，却一直在缩小。湖上渔业颇盛，也有淡水鱼；只是沿岸荒瘠，实际上无人居住。北面与它接界的草原上住着吉尔吉斯与乌兹别克的游牧之民，住毡帐（叫作「基比特卡」），主业是养牛、马、骆驼和羊。冬天他们便迁往锡尔河一带较能避风的地方，铁路接着经过的正是锡尔河省。

我们越过锡尔河——古称药杀水，这名字更为人所知——沿途唯一略具规模的城是突厥斯坦，又名哈兹列特。那里至今还留着一座旧时的壮丽建筑：哈兹列特—帖木儿清真寺，一四〇四年奉帖木儿之命所建，据说是那个时代最精美的遗构之一，朝圣的人极多。

将近塔什干时，我们不免有几分担心：好容易到了目的地，会不会尽管有特许的执照，仍被警察灰头土脸地撵回去？不过我们的模样显然叫人起不了戒心，在塔什干他们连护照以外的东西都没问。到撒马尔罕，我们照例一下车便把护照交给旅馆主人；次日他说警察要知道我们游历突厥斯坦有没有正式的许可。我们拿出那份照会，他们显然看不懂，因为那是法文写的；他们把我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问还有没有别的可出示的，听我们说没有了、又说这份照会已准许我们通行，他们才有几分不情愿地走了。到卡赞——也就是布哈拉——他们请了一位俄国太太来看我们的执照，那位太太向他们担保说手续完全合式，因为他们承认自己看不懂。我们听说，若是想到铁路线以外的地方去，那是断不会获准的。

塔什干一带与我们方才穿过的凄凉荒漠恰成惊人的对照，也多少让我们对那座掩映在繁茂绿荫中的城有了一点准备。沿线的树都披着早春鲜亮的颜色；空气里满是花香，每一次停车都听得见流水声与叶响，比起单调刺耳的车声来，真是可喜的变换。俄国当局植树造林的工作已使雨量有了显著的不同；全省滥伐树木作柴薪之事，他们也正加以极需要的约束。

十七〔第三部·俄属突厥斯坦〕塔什干

离开哈尔滨整整十天之后，我们在塔什干那座漂亮的车站下了车；与我们近来所惯的昏暗相比，这里简直灯火通明。我们打听法兰西旅馆的接客人——那是莫斯科一位相识荐给我们的——站上却没有。一位和气的办事人说别家旅馆更好，那几家的接客人也争着劝我们跟他们走。我们却觉得还是守着人家的推荐为妥，何况我们的信件也是寄往法兰西旅馆的；于是坐上一辆轻便马车，向黑暗中驰去。在火车上关了那么多天之后，这一程车真如登仙。马跑得太快了些；我们一路穿行在温暖芬芳的空气里，头上是仿佛无尽的高杨与繁茂的榆树夹成的林荫道。一弯新月悬在万点繁星之间。我们正纳闷这神秘的车程还要多久，过了一阵，车夫像是迷了路，转过头来向我们请示。我们自然一点也指点不出；好在半个钟头之后，靠着本地人的指路，我们在一所绿树环绕的房子敞开的门前停下。门上连「旅馆」二字也没有；我们叫门，出来的并不是个法国人，而是一个似乎连「法兰西旅馆」这名字都听不明白的人，虽说他用俄语滔滔不绝地答了一大篇，我们一个字也不懂。然而我们还是跨过那道潺潺的小渠——这里大多数街道都有这么一道——进了屋。原来这确是一家旅馆，虽说没有一个人会说俄语以外的话，而信插里也没有我们的信。

我们被让进一间宽敞舒适的卧房，于是哑剧开场了。我们饿极了，却又不愿点得含糊，怕端上来的是些希奇古怪的菜。俄国话里许多东西的名目我们还没学会，而处处迎面而来的那句「尼切沃」——意思是「没什么要紧」——这种举世通行的情致，我们是万万不敢苟同的。于是我取过铅笔，画起——或者说试着画起——一盘烤鸡来。可惜我不曾细研过烹饪书上那些美术作品，画出来的东西竟丝毫不能让主人领会，狼狈至极。我接着试画那只鸡的本来面目，这一回成了；可叹主人不一会儿便回来，打着生动的手势告诉我们：鸡是没有的。我于是画了尚在胚胎中的鸡，他立刻会意，用力一点头，预示了成功。

接下来要办的是床铺被褥，这倒容易办得多。我们发觉这里的人十分和气殷勤，一心要替我们张罗周全、住得舒服；他们搬来一张多余的床，还有床单和枕头，样样干干净净。说实在的，我们住得这样舒服，倒有些懊悔只在此逗留二十四个钟头。

次日清晨，邻家园子里骆驼的哼叫与孔雀的尖鸣——都是熟悉的声音——把我们唤醒。我们很快便出门，发觉前一晚坐车时得来的好印象一点不虚：每条路两旁都是树，那些白杨是我生平所见最美最高的，银白的树干像标枪一般笔直插进澄蓝的天。荫凉的公园里白蜡与洋槐正开得满树，香气弥漫；矮些的屋顶上，罂粟与青草映着天空，颜色极其热闹。除了城中心之外，所有房子都有好树遮蔽；城中心则是时髦的店铺，陈列着帽子和别的塔什干上流社会所珍爱之物的最新花样。我们去邮局，那里的办事人多半是女的；我们的信积了一大叠。显然这里没有按址投送的规矩，信都是寄到旅馆的，有几封至少在那里搁了一个星期。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又去问一本书——从信中得知已寄到那里——找了一阵果然找了出来；后来我才晓得，这本书不但投递周折，寄出时也曾为难：伦敦邮局起初不肯寄，理由是不知突厥斯坦在哪里。

塔什干是俄国人一八六三年攻下的；俄国人的市区也是自那以后才在离旧城不远处兴起的。城中人口逾五万，商务相当可观。这个时令气候美极了，可是听说夏天热得厉害；雨季里泥深得街道几乎不能走，男人出门得穿我们所谓的涉水靴。正因如此，本地人的车才那样古怪：蛛网似的车轮直径有八到十英尺。赶车的骑在马鞍上，两脚各踏一根车辕。许多高瘦的牲口披着蓝底大红的精绣马衣，脖子上还围着大红或橙色的宽围布，鬃上与后胯上垂着串珠的饰物，看去极其好看。

本地人衣饰那些美丽的东方颜色叫我们欣喜；他们骑着神骏的阿拉伯马来去，在那些平淡无奇的征服者中间，简直是骄傲的化身。常见缠头的仆人在人家门外替主人牵马等候；或者把马拴在店铺与衙门外路边梁上专为此设的铁环上。衣着入时的女士们坐三驾马车驰过，三匹马并辔而驾。当中一匹须小跑，两边的则打侧头慢跑，看去好像一直在挣着要离开中间那匹。依我看，一匹小跑而另两匹慢跑，样子极不自然也极不好看；而在这样别扭的条件下他们居然还能驱驰如飞，我实在不明白。卡皮说，西伯利亚的马一个钟头能走二十俄里（约十三英里）。凡坐马车走远路的人，昼夜兼程，除吃饭换马外绝不多停；不过这非有铁打的身子不可。塔什干几乎人人都骑马或坐车；其实我们听说，在突厥斯坦无论到哪里步行，都被认为有失身份。

城里有两家很好的新旅馆；有一座很好的公共图书馆，中亚方面的著作尤其丰富；有观象台；有博物馆；有两所大公学；有农事试验场兼农校；有神学校；有银行，还有各样公署。另有一座公园，园内有自行车道，常在那里赛车；园门口我们看见一座大纪念碑，纪念俄国人在突厥斯坦各处的征伐。他们于一八六三年首次入侵，取了此城，又取了奇姆肯特；一八六六年取苦盏与浩罕，把浩罕的势力彻底摧毁，突厥斯坦遂始成为俄国的一省。此后两年内他们把征伐推向更西，击败布哈拉埃米尔的军队，进了撒马尔罕。一八七三年侵入希瓦，取得妫水——今称阿姆河——全流的航行之权。俄国决定把布哈拉留给埃米尔治理，自己只保持保护之权；突厥斯坦其余各处则自那时起归俄国统辖。

我们到国际卧车公司的办事处去打听赴撒马尔罕的路程，经理很客气地请了一位在报馆做事的俄国青年，下午替我们做向导。他说英语带着浓重的美国腔，极其饶舌，谈吐十足是报馆的路数。我们雇了车往旧城去，可叹那里的城墙已荡然无存。城掩在树木与园圃之中，因为那里有一套很好的水利。无论俄国市区还是本地城区，处处可见流水；浇灌之法极简单：两个人同时沿路两侧走，各执一柄长长的木铲，把小渠里的水朝路心泼去，路再宽也泼得到。一天之中要这样浇几回。本地城中到处有绿树环绕的好水塘。房子低矮，用晒干的土坯砌成，比我们到过的别的城更显残破。塔什干似乎多地震，这大约便是它那副蓬头垢面的样子的缘由；实在难信住在这里的人口既多且还在增长。照最近一次清查，居民在十万以上，可见它那副衰败相全然是骗人的。

我们先去看谢赫·泽内金巴巴与曾吉阿塔两位圣者的古墓，两位都是几百年前的人物，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来朝谒他们的墓。墓地很入画：墓间还立着一株枯树，一只鹳选中了它，在顶上做了窝。一条小巷把我们引到墓前，一个虔诚的拜者正在里面前后摇晃着身子诵经。他分明不觉得（或者假作不觉得）有人在看，我便斗胆把他画了下来。

我们的车在狭窄曲折的巷子里很难通行，可是我们并不急着走快，因为这里的人太入画了。他们多半是萨尔特人。克鲁泡特金公爵说：「这名称所指的与其说是人种的归类，不如说是生活的方式；不过萨尔特人身上伊朗的血统显然浓得多，而且在苦盏与撒马尔罕，他们还说波斯语。」他们以诚实与自立著称。此外还有波斯人和乌兹别克人，后者说纯正的察合台语；塔什干的集市上还能见到别的各色部族。这些集市极其迷人；不过那天是主麻日，肯做买卖的商人寥寥，整个地方都有一种冷清相。集市上头有顶棚，因此又暗又闷，不过宽得足以容车马与行人同行。我们的向导替我们讲一些丝围巾的价，我们觉得那些围巾相当动人；无奈商人不肯降到他认为合理的价钱，我们便只买了两条。各行各业各占集市的一隅，其中最要紧的一处是粮食市，另一处是烟草市。塔什干的靴子与马具也很有名。

从一方面说，我们赶在主麻日来是幸事，因为我们看见了众人礼拜。我们看了几座清真寺，不过这些寺在艺术上没有多少可取；最古的一座被金属活计和最粗劣的彩绘重新装点得难看之至，它七百年的岁月痕迹，里里外外被抹得一干二净。正寺里挤满了人，都拥在一处相当窄小的廊子里站着；礼拜进行时是一连串响亮而刺耳的呼喊。一群蒙面的妇人和孩子挤在围栏的栅外——回教的门内是没有妇女的地位的。穆罕默德一劳永逸地把回教世界里妇女的地位定得低下、屈辱到说不出口：他说：「女人是用一根弯肋骨造的；你若想把它扳直，它就断了。」照回教徒普遍的信念，女人是没有灵魂的。多年前我在君士坦丁堡见过苏丹在主麻日去行每周的礼拜，而按定例，他的正妻只能在某一处地方「看着」他去；要她随行，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又看见另一大群妇人和孩子聚在近旁的屋顶上，像乐园门外的天女。可是我们没能久留：人家几乎是把我们推出寺界的；据说他们极其厌恶俄国人旁观他们礼拜。我们的向导既是俄国人，想必他们把我们也当作俄国人了；在别处他们待我们是极有礼的。

孩子们古怪的装束叫我们很觉有趣，有几个还极其俊秀。他们戴的帽子、佩的饰物、身上的绣活都很可爱；帽上直插着一簇羽毛，背后又从肩上缀下一簇，像一对刚长出来的翅膀，效果十分奇特。

房子外面通常有廊，廊上倚坐着一群群男人。他们极其入画：衣裳以红色为主，再衬上雪白的缠头，就更醒目了。他们多半在抽烟、闲谈、喝茶，而这几桩事上他们的精力似乎是不会倦的。

塔什干如今只剩下一所经学院了；这里从前是学问之地，而这所学院学生寥寥，一派衰败。

晚饭后我们恋恋不舍地动身往车站去，好前往那座更迷人的城——撒马尔罕。车上很挤，好在我们到得早，占下了一整间包厢；前头还有十四个钟头的路，这可是件大事。夜里我们听见隔壁车厢一声玻璃碎响；显然不过是失手打破，因为此后再没有动静。不过这也说明了何以每趟车上列车员都要不住地严加查察，车厢一空便锁上。在俄罗斯帝国，那套可憎的侦伺之法已臻于罕有的完备，人是一刻也不容忘记它的。

十八〔第三部·俄属突厥斯坦〕帖木儿的故乡

第二天醒来，我们发现自己身在一片灰蒙蒙的荒野之中，光秃得如同饥饿草原。塔什干那些满是果树的可爱园圃，绕城延伸一段之后便告终结，接着是一片沉闷的荒漠；隔着一幕幕雨水望去，凄凉到了极点。火车走完时，我们照例发现车站离我们的去处撒马尔罕还有好几英里；于是在倾盆大雨中，趟着汪洋的烂泥，坐车到大旅馆去。那是一所很好的新房子，房间对着一个小园子。让我们松一口气的是，主人夫妇略通德语，我们的意思总算说得明白，而头一桩要紧的心愿便是好好洗个澡。他们领我们去看一间很好的浴室，我们便吩咐立刻生炉子——在俄国洗澡是桩大典，没有两个钟头是办不成的。主人显然极以有一间浴室自豪；我们便快快活活地耗了一个下午，把十一昼夜旅途的痕迹洗刷干净。

第二天清晨，雨后一轮灿烂的太阳，把撒马尔罕最动人的一面显给我们看。我们穿过林荫道，经过时髦的店铺，朝那座「真正的」城驶去；忽然间，一座奇妙的穹顶和高高的门拱撞入眼帘，上面镶着耀眼的蓝色琉璃砖，宝石一般。那便是古尔·埃米尔——伟大的征服者、莫卧儿诸帝先驱帖木儿的陵。陵矗立在一丛密林之中，不走到近前只看得见那圆顶。俄国当局为保护它，围了一道并不显眼的矮墙，墙顶压着金属的檐条。从前按规矩是从南面进陵的，可是外面的建筑大半已经坍圮。如今的入口在北面，门面整个贴满了琉璃砖，是一片绚烂夺目的色彩：深浅不一的蓝，间以白色和少许黄色，总的效果宛如一幅蓝色的镶嵌画。装饰变化多端；铭文极多，其中许多出自古兰经，用的是十五世纪的波斯文字。这些铭文于整体的装饰意趣，确是有增无损的。进了门是一个铺黑大理石的草院，院中有老桑树，正中的建筑在树后耸起。内里这一面的门面也整个贴着琉璃砖。铭文中有一条被万贝里释读出来，原来是建筑师的落款：「此乃伊斯法罕人穆罕默德之子、卑微的阿卜杜拉之作。」

帖木儿在他煊赫的年代，决意为自己造一座陵寝，其壮丽要胜过撒马尔罕一切别的建筑。为此他选中了波斯建筑师阿卜杜拉，嘱他造一座配得上安放他遗体的陵墓。原先夹着圆顶的那两座塔如今都没有了，其中一座还是近年才倒的；西面的大门拱也在坍毁。不过紧贴圆顶下方那一圈用巨大的库法体字母（蓝底白字）组成的檐饰，至今几乎完好。样式并不纯是波斯的，大约受了波斯人在撒马尔罕所见的建筑的影响而有所变通。主体两侧各有一间小室，内有次要的坟墓。我们从一扇雕镂镶嵌极美的门进入陵内，便到了一间小小的圣所，信徒们到这里来祈祷，把额头贴在墙上。穹顶自内测量约高七十四英尺。两端虽各有一扇嵌着雪花石膏花格的小窗，光线仍很幽暗，一种庄严的静穆似乎笼罩着整座建筑。这里葬的不止帖木儿一人。陵成后不久，他的老师、可敬的毛拉赛义德·米尔·贝尔克去世；帖木儿为表示对他至高的敬重，把他葬入古尔·埃米尔，并吩咐自己死后要葬在这位毛拉的脚下。标示帖木儿长眠之处的那方石板（据说是绿玉的）四周，另有几方小墓石。这块珍贵的整石，是他死后十年由一位蒙古公主送给他的继位者纳迪尔沙作此用途的，可惜在运途中断裂了。两块已被接合起来，上面精工刻着帖木儿的名号、尊衔与世系，间杂着古兰经的章句。这些刻文的拓本在陵前有售。爱德华·布朗先生在《两世界评论》一八九三年二月十五日的一篇有趣的文章里说，他曾从矿物学的角度仔细察看过这块石头，断言它绝非玉石。诚然，世上已知的玉石没有一块有这样大，因为玉只出小块；不过另有几种石头常被误认作玉，例如硬玉——它的名目便由此而来——价值远不及玉。帖木儿素来想要一座玉石的坟墓，众人所以这样称它，大约就是为此。突厥斯坦的玉矿在中国享名至少已有两千年。毛拉墓之上交叉架着两根竹竿，挑着先知的绿旗和那面大纛——大纛是一束马鬃加一颗金扣。诸墓外围着一道雪花石膏的矮栏，画中左首便是。

然而帖木儿深恐贪心之徒盗掘他的坟墓，便吩咐把自己的遗体葬在上面那座坟下的地穴里；这地穴的存在，直到不久前除少数几个知情人之外无人知晓。入口原被一块铺地石掩着，如今却任人观看了。我们顺着一道陡峻的石阶下去，见里面有好几座坟，其中一座便是这位枭雄的，用特别精雕的大理石砌成。人家请我们出一点钱在墓上点几支蜡烛；我猜是我们那副恭敬的样子替我们博得了好穆斯林的名声。这地穴的拱顶是设计得极妙的砖作，对面那幅草图可略见一斑。它是个十二边形，内部完好如新。穴中只有向导取出的一支火把照着，昏暗得很；我们很乐意赶紧回到地面上来，我便坐下写生。不断有拜者进进出出做他们的祷告，因为崇奉圣者是回教一大特色，而撒马尔罕的圣墓极多。人人都显得和善而虔敬，只有一个一望而知是游客的人带着他的向导，着实搅了这里的宁静。

另一天我画了那座奇妙陵寝的外观。我们一天天端详着这些被岁月剥蚀的遗构——它们纵在颓败之中，撼动人想象的力量仍胜过其余一切——我不禁遥想那留下如此不朽记忆的天才。举世的征服者中，怕再没有一个像这位伟大的莫卧儿先祖那样是这般奇异的混合：野心、权势之欲、爱美之心、无情的残酷、家人之爱，以及对「正教」的热忱。

帖木儿·朗，即「跛子帖木儿」，俗称帖木儿兰，一三三六年生于撒马尔罕以南约五十英里的沙赫里萨布兹，意即「绿城」。他父亲塔拉盖是这个国家中最早归奉伊斯兰教的头领，而他把儿子帖木儿也养在自己所喜爱的那种潜心读书的清静之中。这青年熟谙古兰经，可是他也以骑术精良和别的男儿本领著称。帖木儿很快便抛开了父亲的生活方式，回到成吉思汗、忽必烈汗那种更早的路数上去。关于蒙古人劫掠的记载读来像是地狱最底一层的景象，相形之下但丁的描写竟失了颜色；这些劫掠在今人心目中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史实表明，那并非疯人所为，而是源于蒙古血液里一股凶残的野性。这野性一旦与极大的权力或天才相合，如伊凡雷帝、如帖木儿，结果便骇人听闻。

二十二岁上，帖木儿率一千骑去侵呼罗珊；不过这已不是他头一次上阵了。其后父亲去世，他又为争自己的王位而征战。一三六九年他战胜了对手，在撒马尔罕即位。此后三十年里他为扩张中亚的版图而连年用兵，把这段历史一一复述既枯燥又无益；可是直到六十开外，他才着手他最大的一次远征——所谓征服印度（这说法其实是不确的）。他蹂躏了印度北部，洗劫了那里的首要之城德里，满载而归撒马尔罕。史家克拉维约说，他带回九十头俘获的象，用来运石头，为在撒马尔罕造一座新清真寺。在印度建立蒙古帝国的是他的五世孙巴布尔，时在一五二五年，比帖木儿晚了一个多世纪。

这次用兵中，印度俘虏之多使帖木儿为难起来，一时竟有十万之众；于是他的谋士们力劝他把他们杀掉。史家评道：「他听从了这番周到而明智的进言，并降旨照办。」于是他们统统丧身于「圣战之剑」下。为办成这桩可怖的差事，兵力还不够用，「一位平生连一只羊也不曾宰过的大教长，也亲手杀了十五个印度人。」（见霍尔登《印度斯坦的莫卧儿诸帝》第二十七页。）另有一次他杀了不下七万人，把人头垒成金字塔，外面抹上泥。这阴惨的巧思，他是效法祖先成吉思汗的——成吉思汗曾想出把历次杀死的成千上万的尸体垒成种种建筑形状的主意。攻取巴格达时，被屠的敌人有八万。

帖木儿出征惯于携妻同行，也带着学者；据说在印度时，他把学者安置在妇女「之后」，而妇女又在军队之后。人们怕他怕到这般地步：他离开德里之后，那里清真寺中仍以他的名义祈祷，直到他死；此后便改以他儿子的名义。帖木儿的那份宗教心（实在想不出别的名目叫它）在他授意写入《自记》、说明何以征印度的那段话里看得分明：「我到印度斯坦来、受这一切劳苦的主要目的，是要成就两桩事。其一是与不信者——回教之敌——作战，以这宗教的战争，在来世博得一点赏报之资。其二是世间的目的，好教伊斯兰的大军从劫掠不信者的财货中有所得；战中的掠夺，对为信仰而战的穆斯林，正如母亲的乳汁一样合法，而享用合法之物是得恩宠的门径。」要把队伍哄得高兴，这份必要不难体会；可是他们所犯的那些骇人的暴行与不堪出口的罪恶——最后那一句便是把它们遮掩过去了——竟被称作「得恩宠的门径」，这听来简直像一句渎神的玩笑。帖木儿军队的人数无从确知：除了约二十万的精兵之外，还有大批指望劫掠而投奔他旗下的散勇。除去这些据他的传记作者说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大军，他还有成群的匠人与工人，因为他造了许多宫殿、清真寺和房屋，而经岁月摧折留存至今的不过一小部分。克拉维约描述过一条商铺林立的街道的兴建，那街要从撒马尔罕的这一头通到那一头。原先占着那片地的人有什么权利，是全不理会的：房子一概拆掉，住户抓起随手拿得动的东西便逃。房子拆得多快，新的便像变戏法一般在废墟上立得多快；二十昼夜不停的工夫过去，街便成了，帖木儿即刻命店家迁入。

各行各业似乎也像西方各国一样结成行会；西班牙使团来访时的一次盛宴上，据说「一座圆场铺满了地毯，在那里演假面戏。女子们打扮成山羊，另一些扮成绵羊与仙女，彼此追逐。皮匠与屠户扮成狮子和狐狸，别的各行也各拿出自己手艺的样品来。」

法王圣路易自圣地遣往帖木儿朝廷的鲁布鲁克修士，对这位独断的君主如何兴造工役，给人的印象也相仿——他一切的举动似乎都是拼死赶办的。他记一座大清真寺的兴建道：「建筑师们择了一个吉时动工，即回历八〇一年赖买丹月初四（一三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当兔年，其时月在狮子宫，正出金星的六分相。如前所述自外国招来的泥水匠，在墙角的坚固与秀美上、在这座宏伟建筑地基的牢靠上，都显出了极高的技艺。寺内用了自阿塞拜疆、波斯与印度来的石匠二百名；另有五百人在山中采石凿石，运进城来。别的各行工匠也各尽其力，专心致志。又用了九十五列象，依力学之法以轮与机械牵曳巨石。宗室诸王与诸埃米尔奉命监工，务使这座惊人的建筑完工时不虚掷一刻。」落成时大张盛宴，各色戏乐游艺相随。「罗基亚·卡尼卡皇后为此设了一席华筵，并有乐队合奏与曼妙的舞蹈。」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的记述同样鲜活有趣，把这位大汗朝廷中的生活描画得十足完备。说到卡诺皇后（克拉维约如此称呼她），他说她带着三百名侍女与宦官上前谒见皇帝、就座之后，第二位妻子即「小卡诺」才出来站定，其余七位妻子再依次而出。这类场合的帐幕极尽富丽：大红呢上绣金丝绣彩丝，白缎与各色绸绢，配着丝绦与流苏。桌子是金的，陈设是金与宝石的。饮酒是仪节中要紧的一环；鲁布鲁克修士不肯应皇后之邀而饮，皇后大为不悦。他记道，许多宾客喝得烂醉，甚至当着她的面跌倒，这反而添了众人的兴致。另有一种较无害而颇受欢迎的饮料，是奶油加糖调的。肉食是整只烤的羊与牛，盛在厚厚的压花皮盘上；要三百人才抬得进来，还得用骆驼运到席前。宴席这一节听来颇为粗野，因为据说食物是一堆堆放在地上的，也不曾提到有什么餐具。

另一次大宴上，西班牙使臣奉召赴会，被逼着向大汗一位新自印度归来的孙儿行极繁的大礼，在他面前一再跪拜。他们无疑觉得，帖木儿的这类命令是没有不遵之理的——他那所谓「公道」的速决手段，他们岂不是见得多了。在他两个孙儿的婚宴上，帖木儿说他「既懂得对有些人施恩行仁，也懂得对另一些人严刑峻法」，于是宴乐之地竖起了若干绞架。游戏散后，他便向几个触怒过他的人施「公道」，当场处死；绞刑算是体面些的，寒微之人则径行斩决。

帖木儿最可取的一点，是他对他那位中国妻子和几个儿子的深情；儿子之死曾使他痛不欲生。有传说他曾叫女儿们习法术以助他征战，可是这与他的性情全然不合。他精力过人，野心极大，容不得半点掣肘。关于他相貌的描摹殊不动人：他不但跛足，而且瞎了一只眼。帖木儿最后一次用兵是征土耳其人，一直打到大马士革，俘获了苏丹巴耶塞特。回师后他又谋划一次远征中国，却染了疟疾与热症，于一四〇五年死在锡尔河畔。遗体被制成干尸，运回撒马尔罕安葬。

十九〔第三部·俄属突厥斯坦〕撒马尔罕

帖木儿陵在撒马尔罕的门槛上，不过是把旅人引向一重又一重奇观的序曲。头一整天我们都用在它上头，为的是把心思预备停当，又仍旧以十足的兴致去看城中那一片丰盛的美。一条很好的白杨林荫道自陵通向气派的城堡，中途沉入一道深沟（沟里总有柴市在做买卖）；上坡时，城堡仿佛高耸于全城之上。城堡里唯一可观的遗物是「阔克塔什」，一块十英尺长、四英尺宽的青灰色石头，据说原是自布鲁萨运来的。帖木儿便坐在这块石上断案——不能说是「主持公道」——后世布哈拉的埃米尔们也用它作同样的用途。路两旁是一片市集，给人一种繁忙兴旺的印象；路上挤满了马车、骑马的人和大车。那人群真是迷人。我须把其中主要的成分略说一说。居民主要是萨尔特人，另有波斯人、阿富汗人、吉尔吉斯人等等。他们的马有些是神骏昂然的好牲口，那鞍辔真叫人叹为观止：精绣的鞍褥上安着同样装饰华美的古式马鞍，鞍或彩绘或嵌木，前头高高翘起；马镫也一样考究，只是系得极短，膝盖总是弯着。萨尔特人除非穷极，出门一定骑马；有些人衣着讲究到令人吃惊，却还得自己把市上买的东西驮回家去——这些华丽人物抱着一捧菜蔬，效果颇不相称。若穷得骑不起马，萨尔特人至少还买得起一头驴。有的人身后侧坐着一位严严实实蒙着面的妇人；有的则把小儿子一前一后带在同一匹马上。萨尔特人穿宽大飘逸的棉袍或绸袍，颜色鲜艳，尤爱条纹，脚下是高筒皮靴。头上戴一顶绣花的小帽，外缠一条雪白耀眼的头巾，巾头俏皮地从左耳垂到肩上。穷人也许只买得起两三码粗白布来缠，富人却要用二三十码最上等的细纱。男人腰间系着华美的带子，带上插着刀——刀柄嵌金银宝石，套在皮鞘里——另一只套里则是梳子、牙签和别的零碎。步行的人中有若干妇女，从头到脚罩着灰蓝色的长斗篷，只露出脚踝处扎起的宽裤；脸上一层马鬃织的面纱，像筛肉的筛子，只留一个极小的窥孔。她们不过是财物，被严严地关起来。孩子们一身鲜艳的衣裳与此恰成可喜的对照，活泼快乐得像鸟儿，满是淘气与嬉笑。我们写生时很有机会细看他们；他们大半是极可爱的邻居，虽说也颇搅扰人心。

进城时头一件夺目的建筑是城堡，可是它已被改作俄国的兵营，所以只有外观还值得一看。近世它曾上演过一幕惊心的事：一八六八年俄国人初据此地，大军去追布哈拉的埃米尔，留下一小队守兵，竟被两万人围住；他们守了五日，直到塔什干来的一支队伍及时驰援方解。随后一场可怕的报复落到这座注定遭难的城上：它被放手劫掠三天，一如帖木儿的年代。把撒马尔罕称作「守护周全之城」，是何等冷峻的讽刺——自二十二个世纪前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起，直到今日，它一直在被摧毁。八世纪阿拉伯人的萨曼王朝治下，它成了学问的大中心，名闻天下；随后成吉思汗于一二一九年扑向它，据说守城的有十一万人，他仍破了城，把他那些凶残的部众放进城去。他们撤走时，人口已减到原先的四分之一，可即便如此，据说仍有两万五千户。到帖木儿的年代又升到十五万；如今本地的城区占地极广，外围一道九英里长的矮墙。

接着映入眼帘的一组古建筑，是那座大市场广场——列吉斯坦。广场三面环着经学院，第四面是一排本地的小铺子。四面彼此完全分开，广场北侧提拉卡里经学院前还有一条街穿过。这些建筑高峻非凡、格局简净、色彩灿烂，又围出如此恢宏的一方空间，那气象实在无从描摹。广场的年代比帖木儿之世晚了两个多世纪，却是他事业和谐的延续与完成。东面那座是三所经学院中最古的一所，以营造者兀鲁伯命名（约公元一四二〇年）；他是帖木儿的孙子，极力奖掖文艺与学术。他编过一份恒星表，与一个多世纪后那位著名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编的颇为吻合。这是三所经学院中最小的一所，只能容五十名学生；不过附设着那座举世闻名的观象台与算学堂。兀鲁伯所用的象限仪，据德尔贝洛说，其半径等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高度。三所经学院格局相同，说一所便够了。这座四方建筑的正面高约一百到一百五十英尺，一座巨大的门廊几乎直抵其顶；门廊大半嵌满美丽的琉璃砖，上部有一小窗，下部有一宽门，两旁各有小门。门廊两侧宽阔的墙面分作三段，各以琉璃砖作不同的华丽装饰，以蓝色为主。那两扇小门通向一个铺石的院子，四面环着房舍，每面正中有一座尖拱门廊，名叫「皮什塔克」，与正面那座相仿而小得多，做工通常更精。院中环以券廊，正中一间是礼拜堂，墙上嵌着硬石或大理石板，刻着相宜的铭文。这院子相当于我们西方的回廊院；院中树影宜人，笃学的回教徒在此消磨无数辛苦的时辰，因为这里的学业要读二十到二十七年。有个学生领我们看他那间小得可怜的斗室和室中的藏书——少得很。我们进去时另有一个学生、也就是毛拉，正站在门廊里高声祈祷，声调尖利而悲苦：逊尼派用这种调子，为的是免得让人疑心其中有曲调或音律。不过学业绝不限于宗教，而是各科兼备，人在这里受训以充教中与国中的一切职位。古兰经及其注疏被视为根本；一想到回教之所以传播如此之广，商人与兵士的劝化之心并不亚于经师，人便不能不佩服这种要求把读书人教得如此彻底的智慧。人家告诉我们，学生在整个学程中须严守若干规矩；已婚的每周可回自己家中宿两夜，其余五夜须在学院里过。学程如此之长，于家计是重担；不过这里许多人住处寒素、外表也不排场，家底却相当厚实。在塔什干，政府为招徕萨尔特人送子弟入俄国学堂，给男孩免费就学，功课一半用俄语、一半用萨尔特语讲授。此举出于政治用意，也为的是与本地人多些往来：眼下两边之间隔着一道大鸿沟。

再回到我们的正题——学院的建筑。中央门面的左右有侧翼，本来也贴满琉璃砖，如今为岁月所损；侧翼的外端立着极高的圆柱形塔，通体贴砖。如今它们已明显歪斜，而撒马尔罕的无价遗构不断遭强烈地震摧毁，要保住它们是无计可施的。

希尔·达尔经学院（意即「有狮者」）建于一六〇一年，与兀鲁伯的那所相对；两者唯一要紧的分别，是前者正面的侧翼上——即门廊与塔之间——各起一座圆顶。它是三所中最大的，可容一百二十名学生。它的名目来自正面上那两只纹章式的狮子（其实更像老虎）。撒马尔罕一切建筑上的纹样多半是蔓草、铭文或几何图形，不过偶尔也用动物，如狮、狮鹫与龙。至于颜色，较晚的建筑在早期琉璃砖那种蓝与黄之外，又添了黑、绿与金；不过蓝色以外的颜色实在太少，不细看是注意不到的。

据说在「昔日的好时光」里，犯人是从最北那座塔顶被扔下去的，扔进下面那片叫作「贪食之场」的广场；布哈拉上个世纪还是如此——人被捆得像待宰的鸡。来客通常由职业向导领着登上这所经学院，从托着穹顶的平台上俯瞰全城。或许该提醒到撒马尔罕来的女士当心这位向导，因为他名声不佳。我们那位非职业的向导领我们上了提拉卡里（意即「饰金」）的正面，那里高得多，还能望见群山的好景。上去的路又陡又糙又险，可是不但值得一番力气，连此后好几天的腰酸腿痛也值得。我们从黑暗的楼梯钻出来时，眼前豁然而现的，是一座在繁茂的绿树间闪烁的城，一直铺展过平原，直抵远处的雪山。远远的下方，杂色的人群小得像蚂蚁，他们袍子上鲜艳的颜色几乎分辨不出，只有一片低低的嗡嗡声从那忙碌的人丛中升上来。

提拉卡里经学院（建于一六一八年）可容五十六名学生。院中有一座要紧的清真寺，寺内的墙不但贴着蓝琉璃砖，还嵌着雕工精美、刻有描金铭文的大理石板，只是那描金已被岁月磨暗了些。地上显然铺着一张又大又贵的地毯，因为我们的脚无声地陷进柔软的绒里；可是上面盖着粗呢，只许我们看一个小角。这所经学院没有侧塔，正面也不那么华丽，大约因此有人以为它最古，其实它是三所中最晚的。

我们对此地之美那份明明白白的欣喜，显然使这里的人极为受用；我们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同他们交谈。懂萨尔特语的人极少，甚至知道有这么一种话的人也少；不过在清真寺与集市上，波斯语与阿拉伯语都通行。对这些人来说此地的辉煌已是听腻了的旧话，他们带着几分讶异、却也带着极深的会心，看我们脸上的神情；及至问明了我们是哪一国人，我们仿佛便被接纳进一种亲近的交情里去了。

有一天我们从旅馆动身，赶车的是个可亲的老人；我们的主人把该去何处、该看什么详详细细嘱咐了他。可是到了旧城，他捎上一个很入画的本地人——白头巾、酒红色长袍——那人便自任为我们的向导。我们既不能说、也听不懂他的话，这多少扫了些兴；然而一上午下来，我们究竟对这城有了些了解，觉得真正要紧的东西一样也没漏掉。

最壮丽的废墟之一，是比比哈努姆经学院——她是中国皇帝的女儿，帖木儿最宠爱的妻子。据说她建此院不但作学堂，也作安放自己遗体的陵寝；不料它宏伟壮丽到这个地步，她便转而把它献给自己的夫主（在她自是明智之举），另建了如今所谓「小比比哈努姆」作自己的坟墓——那是一座俯瞰粮食市的、并不起眼的建筑。

西班牙史家克拉维约把这位夫人出席帖木儿孙辈婚宴的情形写得活灵活现。他说：「众人都沿着环绕殿幕的墙排好班次之后，这位君主的正妻卡诺出来赴宴。她穿一件红绸的长袍，镶着金花边，长而曳地，不束腰，要十五名侍女托起裙裾她才走得动。她头上戴一顶红布的高高的冠饰，缀满大颗的珍珠、红宝石、绿宝石与别的宝石，又绣着金线。最上头是一座小城堡，上面嵌着三颗又大又亮的红宝石，顶上还竖着一大簇翎毛……她的头发极黑，披散在肩上；他们看重黑发远过于别的颜色。随侍她的有三百名侍女，她落座时有三人托着她的冠饰，免得它歪倒。她脸上敷的铅粉之厚，看去像一张纸；这是为挡太阳而敷的，因为她们出行时——显然克拉维约打听消息时所受的苦与今日的旅人一样——无论冬夏，凡贵妇都要这样敷脸。」从我们今日所见的遗迹判断，那座宫殿确实配得上作这般华贵的场面的背景。它极高的身量和琉璃砖的灿烂，使它成为撒马尔罕最动人的景象之一。那壮丽的穹顶残破得厉害，可从遗迹看得出它与撒马尔罕别的穹顶不同：别的是瓜棱形、卵形的，饰以蓝砖，与其余部分珠白的色泽相映极妙。比比哈努姆的穹顶却是半球形的，通体贴着中国建筑（尤其山西）最具特色的那种松石蓝琉璃砖；人乐于设想这是那位公主对故国的一点追念。这是全城最辉煌的一笔颜色；远望时别的琉璃砖都失了效果，唯独它仍光彩不减。它又给下方那座大门拱上深浅不一的蓝色增了分量与魅力。我画那幅全城图时，正想把这效果传出来。宫墙残破得可叹，只怕不久便所剩无几了；那些雄伟的门拱还辨得出轮廓，几根鲜蓝的螺旋凹槽柱几乎完好，下端在离地几英尺处收作一个秀雅的纹样。近旁、却在宫墙之外，另有一座高塔巍然独立，通体贴着蓝色的蔓草纹。这样丰盛的美，世上别处怕是再找不到的了。

正院当中的树荫下，有一座雕镂华美的大理石经台，上面曾放着奥斯曼的巨型古兰经；据说那位中国公主便在近旁的窗口读它。那么大的书，除非巨人，确实难以设想不是从高处读的。本地人相信它有神效：脊背有病的人，若能弯下身子从经台底下爬过去，病便好了。

如今还有一座八角塔贴着琉璃砖，相当完整；另有一座与列吉斯坦那几座相似的巨大圆塔的残段。迪里厄与福韦尔二位先生那部有意思的书《守护周全的撒马尔罕》里，对这些建筑有一段真切而发人深思的比较：列吉斯坦至今还算完整无缺，却被今日住在其中的人糟蹋得没了昔日的气象；比比哈努姆已是一片彻底的废墟，却仍以往昔那不朽的美而辉煌。撒马尔罕一切学堂中最大的一所，正是这位中国夫人所创。

我正匆匆地想画下几处建筑的细部——全景实在太大，除非离得很远，是无从下手的——脚边忽然响起一片可怜的呜咽，一窝小狗从灌木丛里爬了出来。我们的向导四下张望，不久寻得一只空罐头，叫一个小伙子去灌满了水。他又招呼集市上一个人买了面包；把面包揉碎，小狗便像饿殍一般扑上去。买面包这一节让我们发现：这里通行的钱与俄国市区所用的不同，这也说明了何以我们给的赏钱总招人疑心。

从宫殿出来，我们到近旁的粮食市去，那一幕景象入画到笔墨难描。说实在的，本章里用了这许多形容词与最高级，实在该向读者告个罪（我相信这些语法名目已经过时，只是新的叫法晚于我的年代，我不晓得）；事实是，这是我漫游至今所遇见的最了不起的城，什么字眼都显得不够，只好求人原谅。在这里人可以躲开欧洲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满目是熙熙攘攘的人与牲口。挑水人忙着给人解渴，水装在肩上背着的一只看着倒胃口的皮囊里，那囊还保留着它原主的形状。另有一人用一只公用的烟管，供抽烟的人吸上一口。我们轻轻地从人丛中挤过去，老老少少待我们都极有礼。我们爬上比比哈努姆的坟墓，那是俯瞰这一片热闹的绝好去处。脚下便是粮食市；右首是青草料的生意，来往甚忙；再过去是专留给骆驼的一片地方，那些牲口成排跪着，平静地打量着眼前的景象。再远处是一大圈栅栏，里面满是马；另有一片地方卖柴薪。市场四围是各色货物的矮屋与棚摊，还有一排忙碌的铁匠与马具匠。希萨尔来的大块岩盐、糖食、烟草与绿鼻烟都不愁买主，走街串巷的小贩四处兜揽，生意兴隆。我们在那里的每一天似乎都一样热闹；集市上卖的不但有本地货，还有大量的俄国绸缎，尤以莫斯科所产者为多。曼彻斯特的棉布也不缺；只怕这样的竞争正在把本地的手艺大半扼杀。他们已不再织古时那种绝妙的地毯了；人家还告诫我们说，买旧毯有沾染疫病之险。有些绸缎颇动人，可惜品红是他们喜爱的颜色，而那些古怪的纹样一旦移出本地的环境，也未必好看。

离开市场，我们穿过东边一道小谷；出乎意料，一个很入画的本地人忽然跨上车来，在我们对面坐下。我们那位自任的向导坐在车夫座上，便回过头来解释说这不妨事，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用得着这人。果然，不到两分钟车便停在一座门前，门口横着一根杆子拦着。我们从旁边的小门步行进去，是一座荫凉的园子，许多人三五成群坐在树下，卖糖食的生意做得很旺。撒马尔罕的树种类甚多，主要的是白杨与突厥斯坦的黑榆；后者是这地方的神树，叫作卡拉加奇。这里的人极善园艺，水也极好；其实如今从供给布哈拉的那条河里取的水越来越多，那座城反倒因此受累。

我们沿荫凉的小径漫步，蒙面的妇人偷偷打量我们。走了几分钟便到一段短短的石阶，阶下是一座很好的蓝琉璃门。一进门，一片先前完全看不见的绝美景象豁然展开，真是艺术的杰作。四十级光洁的大理石台阶向上通往一座漂亮的门楼，门楼上覆着圆顶。右首墙头探出一丛开花的灌木，几簇大红罂粟从大理石板缝里挤了出来。门廊里坐着一群典型的本地人；我们的向导颇郑重地把我们引见给那位毛拉——他显然是这一片建筑的管事人。这里便是哈兹列特·沙赫·津达，即帖木儿的夏宫。此宫以一位圣者沙赫·津达得名，他的墓便是其中一座建筑；说实在的，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座宫殿，倒更像一片神龛与坟墓。人们指望这位圣者有一天会复起。上到阶顶，我们进了一条铺石的小巷，一座极灿烂的门拱衬着天空立在那里（便是画中那座），色彩闪烁得如此夺目，连蔚蓝的天相形之下都显得晦暗沉滞。这里的琉璃砖比别处所有的都精：是浮雕的，还有镂空的，我们在别处不曾见过。纹样变化无穷；可惜里头那间小厅肮脏不堪，鸟在里面做窝，弄得污秽——厅内厅外的墙上都贴着各种各样的琉璃砖。与它相对的是另一间厅，装饰全然不同。沿着曲折的小巷再往下，又是一对厅，也覆着圆顶，墙上的纹样又是别样；这样的厅总共七座，其余三座聚在巷子最里端，成了这条巷子的尽头。最里头的一座是一间小清真寺，两间屋子，算是至圣所。墙上我看见一幅粗糙的克尔白彩印画，便向向导指出来。他大感兴味，问我可曾去过麦加；我想他当下便把我算作教中人了。

他们又给我们看那部大古兰经——好大一册，正配得上比比哈努姆经学院里那座经台。那部著名的原本在俄国人取了撒马尔罕之后被运往圣彼得堡，这一部据说是十六世纪极好的抄本。他们又在一道屏风后面指给我们看圣者的遗物，可是我们看不出是什么；还给我们看了那张美丽的地毯，是突厥斯坦所织中的佳品。红、蓝、绿的幡幢悬在这些珍物之上；守龛的人便坐在幡下，示意他如今可以领受馈赠了。看他那副神气，想必以为会是一份豪阔的馈赠；不过在东方，馈赠的厚薄与领受时的气派之间，总有一种奇怪的不相称。各处犄角旮旯里都有人蜷着睡觉，或是昏昏然念着经。我写生的时候，我们那两位向导显然在评论我们的长短；末了有一位问我们是不是俄国人，听说不是，便又想知道我们喜不喜欢俄国人，同时明明白白地表示他们是「不」喜欢的。尽管如此，他们对外人的轭还是相当无动于衷地忍受着，无疑是把它当作「命」领受了。

撒马尔罕城外值得一游的地方之一，是先知但以理的墓；这里的人一口咬定他就是圣经史上的那一位。我们坐车穿城而去，出了市场，上一条陡峭的尘土路。山头上一座清真寺俯临全城，四周是一大片凄凉荒废的坟地。我画那幅全城图便是在这里；画着画着，身边忽然冒出一只大乌龟从草里爬出来，把我吓了一跳。路是极原始的，不过谁也不指望别的；何况既无别的运动，时常坐车颠簸对居民的身子想必也有好处。路穿过约两英里沙丘起伏的地面（像海边的沙丘），随后便戛然而止。我们下车，由车夫领着步行下到一道峡谷，到了墓前。那大约是世上能找到的最长的坟墓了，约有二十五码长（据爱德华·布朗说）；位置极好，在一方岩台上，上有峭壁，下有繁茂的树木一直连到河边。解释这墓何以如此之长的传说是：它有某种神异，每年长几英寸；等它绕遍地球一周，伊斯兰教便将统治全世界。无奈俄国总督决意叫这奇迹到此为止，下令在墓上盖了一座房子；那是一座并不起眼的建筑，顶上一排五个小圆顶，上头照例立着大纛、一簇毛发和公羊角——公羊角是萨尔特人在圣墓前惯常的供物，我们后来在布哈拉城外的坟上又见到了。

我们顺着陡坡漫步下到下面的树林里，遇见一派热闹的景象。树从一座大台地上长起来，地上铺着华美的地毯，一群群虔诚的人坐在毯上或谈或祷，他们的马就拴在近旁荫下。旁边棚子里，仆人们在几处火上忙着做饭，看去竟像是野餐而非宗教的功课。这些拜者显然打算在此消磨一整天；他们那些五色的长袍与白头巾，极其入画。

这道谷极可喜，满是高高的白杨与榆树。下游河上架着一座磨坊，许多房舍掩在树间。这种叫作「托普拉赫」的黄土，只要水足，肥得出奇；萨尔特人有句话说：「把一根棍子插进托普拉赫，再给它一点水，明年你就有一棵树。」

附近另有几处值得一游的地方，苦于时日不够，我们深以为憾。尤其有一处我们以为必定动人：骑马到雪山上去，从那里俯瞰平原直至城郭，景致极好。城的四围有一片叫作阿弗拉西阿卜的废墟，那里出过希腊—巴克特里亚时代的有趣钱币。直到近几年，十公里外的帖木儿·马利克经学院还立着，如今已被地震震成了废墟。城中另有几座清真寺值得一看，尤其是泽姆列·霍加寺、霍加·本·哈德拉的陵墓，以及伊什拉克哈内与霍加·阿赫拉尔两所经学院。

二十〔第三部·俄属突厥斯坦〕布哈拉

自撒马尔罕到布哈拉，坐火车只消六个半钟头：到卡赞（其名读音近似「卡甘」）为止穿过一片沉闷单调的平原，此后换乘一条小支线，最后半个钟头行经绿油油的田野。我们在俄国人的居留地卡赞下了车，那是个毫无趣味的地方。听说欧罗巴旅馆颇舒服，我们便从车站坐车去，不料房间全被订满。那位德国女主人说他们素来生意兴旺，却把我们荐到另一家——也是仅有的一家——商业旅馆。这里我们得了一间十分洁净的房，女主人是俄国人，再可亲没有。照例，人家指望客人自带被褥；我们既没有，女主人便从她私藏中取出些来，我们赞她床单上的针线，她很受用：「那是我没出嫁时做的。」她带着一丝倦倦的笑说。

第二天早晨我们本打算搭早班的支线车去布哈拉，无奈暑气逼人，便拖到下午——那时一场雷雨已把空气略略弄凉了些。据说布哈拉热得叫人受不了，与卡赞截然不同，虽然两地只隔八英里。田里的麦子青翠鲜嫩，已开始收割，深蓝的矢车菊在麦间闪烁。卡赞与布哈拉之间每日对开六七趟车。

到了那里，我们便知道人家说的不错：布哈拉不是欧洲人能住的地方，因为只有些小客栈，并没有旅馆；不过城墙外有几处俄国人的房子，其中有一所很好的银行。旧城墙圈着一座大城；可是我们穿行在狭窄的街巷里，却为人烟之稀少所触动，与撒马尔罕恰成鲜明的对照。城门口是萨尔特人的卫兵，卫房墙上挂着一排上了刺刀的枪。到这里我们已不在俄国的疆土之内了，因为布哈拉一省有十万平方英里，像一个楔子插进突厥斯坦，是俄罗斯帝国的藩属。省中只有两座要紧的城，布哈拉与希瓦，由埃米尔统治。这里的政体是世袭的专制，生杀予夺无所不专。不过俄国对它的事务是盯得很紧的；前些年有两名本地传道人（受瑞典教会之托）在此做了一阵事，俄国当局便硬要把他们逐出国境。自那以后便不许有传教的事业存在——正教会所做的那些，实在也很难称作传教，因为其宗旨与其说在灵性，不如说在政治；至少一位俄国女士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它在这里并没有像西伯利亚那样专对回教徒而设的教务。我是在街上遇见这位女士的，她把我拦住，问我是不是崔小姐；人家托她留意这位小姐，而所给的地址仅仅是「中亚」二字。她原来是一位红十字看护，到中亚来是为圣书公会做事，并察看传教有无可以着手之处。她的国籍和可以进入一切官立医院的权利，给了她特别的方便；她发觉百姓相当友善，也愿意谈宗教上的事，官府却挡在中间。俄国领事坦白告诉她说他不喜欢传教士，可是他也承认自己一个都不认识，说不出反对的理由。

「高贵的」布哈拉，自伊斯兰教约在公元七〇九年（阿拉伯人入侵）征服此地以来，一直是宗教势力的中心；今日它死守古兰经字句之严，更胜过任何别处。阿拉伯人入侵之前，中亚是信基督教的。早在五世纪，景教便已在木鹿与撒马尔罕设了主教区，全境实际上已归奉基督教。及至它变成回教之地，十三世纪蒙古人又席卷而来。「在以虔士与学者著称的布哈拉，蒙古人把马拴在清真寺的圣域里，撕碎古兰经当草垫；居民未遭屠戮的便被掳去为奴，城化为灰烬。撒马尔罕、巴尔赫以及中亚许多别的城，遭遇也是如此。」然而回教的信仰在这场风暴中存活了下来。约在十一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在回教中的领导地位削弱，转入图兰人之手；他们随即显出手段，在异乎寻常短的时间内把征服者也劝化归了伊斯兰。

今日漫步布哈拉街头，所见所闻无非回教。民政全在教团手里；这里的经学院，除开罗的爱资哈尔之外，是世上最要紧的。据说经学院有三百六十五所，其实连三分之一也不到。其中几所的年代是一三七二年（阿卜杜拉所建）、一四二六年、一五二九年、一五八二年；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在十八世纪也建过一所。万贝里说，东方任何地方的穆斯林在宗教外表上都不及此地讲究——他们甚至赤身裸体地做祷告，唯恐衣裳在自己不知情时被什么东西玷污了。他们奉行的要义是：「人须做出个样子来；谁管他心里『想』什么！」我们看见了那些脏得骇人的水池——宗教上的洗濯大半在那里进行——其可憎无以言表。伊斯兰的经文说，水若多过一百二十品脱便是「瞎」的，意思是污秽在其中就找不着了。于是你便看见人们在清真寺旁最污秽的池子里洗耳朵、洗鼻子、洗嘴，然后去诵经，而这是一日至少五次的。其后果是居民常患绦虫之病，法国人给它起了个好听些的名字，叫作「孤独虫」。

布哈拉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教团，称作伊禅、毛拉与列伊斯。他们属逊尼一派，对不属此派的波斯穆斯林深恶痛绝；他们所守的宗教苦行的准绳一如中世纪，也像那时候一样随时准备动武。实在难以想象他们竟丝毫不曾为今世所触动；布哈拉的野蛮是说不出口的。不消说，我们没有去看那座监狱——凡讲此地的书里都有它的描写；可是一想到英国人曾在那里活活烂掉，「一八四三年，他们身上的肉被虫蛀去了一块块，骨头都露了出来」（沃尔夫语），这实在是不堪设想的。那座城堡所能讲的故事同样丑恶：说实在的，照所有的记载看，布哈拉是地面上最堕落的地方之一。

「你要去布哈拉么？痴人啊，枉费你的辛苦，

你去那里，不过是去给人套上镣铐。」

——《玛斯纳维》

万贝里所记他半个世纪前的亲见，在这件事上是不容置疑的。他听人把赏给立功兵士的袍子称作「四颗头」「十颗头」或「二十颗头」的袍子，见袍上并没有这样的花样，便问这名目何意。答复是带他去看凯旋的队伍：他们的鞍桥上不但缚着女俘，还挂着大口袋。袋里装的是「人头」；每人轮流把这些丑恶的战利品数一数，数目登在官册上，作为该得赏赐的尺度。奴隶的境遇是可怕的，而奴隶制至今存在，是古兰经完全认可并允准的。闺禁之法奉行得极严，上层的妇女被严严地关起来。女孩子若竟获准出门，不但须蒙面，还须装出年老龙钟的样子，拄着杖蹒跚而行。男人虽不像女人那样被强迫，却也孜孜地练一种特别的步法，叫作「雷夫塔里·希拉曼」；他们的诗人形容它如柏树在风中摇曳，在我们看来却像笨拙的鸭步。戴维·考克斯有本事把画里的狗画得像在吠；可叹我却没法把我笔下的人画成鸭步！

伊斯兰的律法禁止醉酒，可是「吃『本格』的人（本格是用印度大麻制的一种药）以布哈拉和浩罕为最多；说有学问的人与做官的人——换言之，整个有知识的阶层——四分之三都是这恶习的牺牲品，并不算夸张。成百上千、乃至上万的人因此自戕，政府却漠然旁观……我们略略提出的这几点，已足以显出过度的狂信把人堕落到怎样的罪恶深渊。」（万贝里《中亚游记》）今日的布哈拉仍是老样子，是亚洲最狂信、也最腐败的城，虽说在偶然路过的外人眼中，它外表上披着欧洲的主人所要求的那一层体面。

我们钻进集市，那里却没有什么特别可观之处；布哈拉同中亚别的城一样，古时的艺事已大半失传。这里卖的绸缎主要是莫斯科织的，棉布也是欧洲货。铁路与保护关税合起来，把布哈拉与印度之间那条取道阿富汗的旧商路上的贸易扼杀了。精美的建筑都属于过去。有一座清真寺用砖砌出美丽的纹样为饰，宣礼塔近顶处又以绿琉璃砖点出漂亮的一笔颜色。这里清真寺的彩饰大体上比撒马尔罕的收敛得多；然而衬在那一片晒干土坯的单调土色之中，反倒更显效果。树远不及撒马尔罕多，不过城门外我们找到一条荫凉的路；附近有十二条大渠，既供园圃，也供日常饮水。近旁候着一大群骆驼；想必它们留在城外，是因为街巷太窄太曲折，容不得这等笨重的牲口堵着。城门另一侧有一座高起的棚摊，热闹的人群似乎一面礼拜一面作乐；可是画面的前景却被密密麻麻的坟墓填满了，看去像是几百年前的旧冢。

城中最大的建筑是帖木儿所建的卡扬清真寺，此外还有许多大小不一、趣味各异的清真寺。我们爬上其中一座的屋顶去看景致，却也平常；人家说我们该登塔才是。差不多每一座宣礼塔顶上都有一个鹳巢，因为布哈拉是以鹳著称的。

我们回去时，看见一串盖着鲜艳地毯的篷车正朝车站走。车退到一条岔道上，车里蒙面的佳人被迅速转进二等车厢，避开众人的目光。随后那些鲜艳的盖毯被折好放进行李车，车厢再被推过来挂到我们这趟车上。里面显然是有身份的人，因为送行的本地人很多；到卡赞时她们的车厢又被摘下，预备等快车一到便挂上去。突厥斯坦各处都有许多波斯人，车站上尽是他们。我们那位俄国的红十字看护对我们讲了一个极动人的故事，我忍不住要复述一遍——那是关于她途中与之交谈的一位蒙面佳人的。那位波斯夫人是一位公主，正与丈夫度蜜月。丈夫说他们七年前在一座园子里彼此见过一面，便深深相爱。因他门第较低，公主的父亲死活不肯许婚，直到七年之后才终于得了他的首肯。「她已不像那时候那样美了。」他接着说；可是两人脸上都有一种极深的温柔，可见至少那份爱并不曾减。他们又说，他们决意要过一个欧洲式的蜜月，如今正在旅途之中。我们这位朋友所遇的另一对佳偶，由妻子几位壮健的兄弟护送着。夫妻俩成婚九年，仍旧情深意笃，却十分愁苦，因为妻子（二十一岁）还没有儿子。他们此行是去朝圣求子的；丈夫说他并没有娶第二个妻子，也并不想娶，「不过，天意若终不赐一个儿子……」他断然否认说，身为回教徒便该照例娶上四个妻子；他说他很爱如今这位妻子。诚然，回教最大的弊害是妇女的地位——若再联系穆罕默德本人的身世，并按古兰经的教训来看，更是如此。

人本可以指望俄国的势力多少能使情形好转一些；可是连亲俄的斯克林也承认，它对布哈拉汗国并没有起到任何开化的作用。奴隶制、暴政与野蛮至今仍被放任自流，为的是让它们瓦解之功更快地把这地方送到俄国的治下。

二十一〔第三部·俄属突厥斯坦〕穿越高加索

我们自卡赞启程回国，本打算途中只在维也纳停一停，命运却另有安排。火车傍晚开出，我们走了两夜一日，穿过平坦的地面到里海。横贯突厥斯坦的铁路先与阿富汗的边界平行——那道界限俄国人是不敢跨过去的，跨过去便是送命——随后又与波斯的边界平行。我们经过这条线最南端的阿什哈巴德时，波斯的群山衬着阴沉的天空，轮廓极美；及至大雨倾盆、遮天蔽日，我们看着平原上那些耐性的骆驼和赶骆驼的人，仿佛全然不觉有这场暴雨。骑着烈马的哥萨克却不然：他像是被风暴之魔附了体，在平原上狂奔，仿佛身后有复仇女神追着。这是一片充满奇异对照的土地——东方那不可撼动的沉静，与徒然撞击着它的、不肯安分的西方。一个问题不由分说地涌上心头：究竟哪一个会取胜呢？

次日清晨我们在里海之滨醒来，阳光明媚，海面平静可亲，与十六世纪詹金森所记他那次风波之行大不相同。他说：「此海多处为淡水，别处则咸如我们的大洋。有许多好河注入其中，而它自身并无出口，除非是在地底。我们航行期间，为基督徒的荣耀，在旗上竖起了圣乔治的红十字；我想这在里海上是从来不曾有人见过的。」铁路的终点是一个被太阳晒得焦干的可怜小村，叫克拉斯诺沃茨克，唯一气派的建筑便是火车站。我们穿过迷宫般的货车与客车，立刻把行李搬上船；船是一艘舒服的小轮，叫我们很高兴。船长是芬兰人，在英国船上做过很久的事，模样像个苏格兰人。趸船上躺着一条硕大的鲟鱼，他对我们说，里海里捕到过重达两吨的。这一程不过十三个钟头，可是除我之外没有一位乘客敢去吃晚饭；第二天早上我才诧异地发现船上原来有八九个人。夜里有个小孩子死了，检疫官要查问，耽搁了一阵，我们人人都被验看了一遍。

巴库的景致虽是隔着横扫的雨看的，却极其入画；码头近旁那座残破的少女塔（在我那幅画的正中）在一片新式楼房里昂然挺立。四十年前巴库还是个小城，带着一片入画的东方街区；如今它已是一座人口逾二十五万的大城，五方杂处如同地中海上的海港。这惊人的变化自然缘于石油的发现——石油给四邻的土地带来了财富、丑陋，以及别的不受欢迎的东西。

巴库四围的地面丑陋不堪，绵延数英里像是长满了一片钻塔的疹子。那些塔是金字塔形的建筑，像方形的工厂烟囱，只是底部粗得多；单巴拉哈尼一处便密密麻麻地立着不下两千座。石油多到这个地步：许多地方只需用棍子在地上捅个洞，便有一股火苗窜起来。无风的夜里，连聚在海面上的油都点得着。难怪帕西人要崇奉这奇异的火；离巴库半日路程的苏拉哈尼地方，至今还有一座古怪的庙，所谓「永恒之火」便在那里燃着，虽说最后一批拜火的人二十五年前便已离去。今世的风气已把它变成一座赚钱的石油工厂了。

这城显然很值得一看，无奈无情的大雨把我们赶进了欧罗巴旅馆；我们乐得继续赶路，决定绕道第比利斯，而不从巴库直奔维也纳。有一趟直达边界沃洛奇斯克的车，要走四夜三日，自那里到维也纳还要再走一日一夜。人家告诉我们，走另一条路不过差几个钟头，而这样一来便能看见壮丽的高加索山口——自第比利斯到弗拉季高加索可乘公共汽车。在巴库无论如何打听不出那汽车几时开、几时到；不过我们的火车预定早六点半到，我们便一厢情愿地以为总赶得上。哪里是这么回事。照俄国人那种别扭劲儿，它不与任何一趟车衔接，偏偏早六点就开了。这一耽搁我们倒也难以懊悔，因为我们在人家荐给我们的那家清静的伦敦旅馆里住得十分舒服；倘若当时晓得这是我们一周后抵达伦敦之前所能睡的最后一张床，就更要领它的情了。

第比利斯很值得一游：它坐落在一条湍急的河的高岸上，绿的红的屋顶间杂着教堂闪亮的圆顶，极其入画。教堂数目甚多；第比利斯已成了许多宗教难民的归宿，因为正教的俄国为扑灭异端，把浸礼会、斯敦达派之类流放到帝国的边地，如西伯利亚与高加索。这里有一座很好的德国教堂，还有一处瑞典教会和圣书公会的分栈。瑞典的教士在此做事已二十二年，可是政府不许他们办医务或学务，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用处。事情做得艰难，却做得英勇。

第比利斯以硫磺泉浴著称，因此招来俄国各处的许多游客。我们坐车绕城一周之后，又乘缆车上山；山顶上可以俯瞰一片壮丽的全景，因为第比利斯正在群山环抱之中。河北岸还辨得出旧城墙的遗迹，以及如今被圈进植物园里的格鲁吉亚古堡。第比利斯建于五世纪，六世纪初成为格鲁吉亚王国的都城。它于一八〇一年落入俄国之手；一百年的异族统治之后，格鲁吉亚人心里的怨恨仍极深。这是一座五方杂处的城，布鲁格施教授估计，在这里可以听见七十种语言。这里人口有一桩不寻常之处：男子的数目是女子的两倍。

次日清晨五点半我们去乘那辆汽车，订好了座位。车是有篷的，可坐九人，我们却只有六人；就我们要走的那条路而言，这分量显然已经够了。前一段路我们飞驰在秀美的林野之中，路两侧的峭壁上点缀着入画的村落与颓圮的堡垒。它们并不像莱茵河畔那样多到成为风景的标点，只不过提醒人：这是昔日格鲁吉亚的军用大道。我们的司机技术不坏，可惜他的喇叭哑得像乌鸦，而且连乌鸦那么响都不及，因此无从警告前面的车辆，在那条窄路上便不断耽搁。走出没多远，我们就看见一桩滑稽的事故，缘由是路面太软：一辆私家汽车和一辆大车，彼此避让时各自深陷在泥里。所幸近旁帮手甚多，因为那大车是一伙移民的；不多时两辆车都被刨了出来，推上了硬地。

那天天气极好，山楂、野蔷薇、百里香、黄杜鹃与椴树的香气弥漫空中，景致越来越野、越来越美。行了三个钟头，我们在一座城郊停了半个钟头——那里正在演习枪法——随后便开始翻越山口的主段。路极陡，我们盘旋而上，空气又冷又湿。到处是一片片鲜艳的驴蹄草，草间又有许多高高的、美丽的雪花莲。这里已不是耕地，而是牧场，成群的绵羊与山羊在吃草，由眉目清秀的牧童照管。我在欧洲见过的山口中，这一处确是最好的。人仿佛就置身雪原之中，路有时穿行在高高的雪墙之间，有时穿过造得极结实的廊棚。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停了一个钟头吃午饭，在那里遇上反向开来的汽车；后来在卡兹别克山脚下又停了半个钟头。卡兹别克山高一万六千五百四十六英尺，比勃朗峰还高一百英尺。山坡上有一座典型的高加索村落，画中便是。然而自从走上下坡路起，我们便再也无心看景了。我们的司机忽然变得莽撞到极点——后来我们才晓得，是一位急着早到弗拉季高加索的乘客逼的。我们简直是一路俯冲，拐弯也不减速，脖子时刻悬在险境；马匹大车被我们惊得乱作一团，或翻进沟里，或冲上土坡，看去必死无疑。司机只停过一次，是一个持枪的人喝令的；他承认自己害怕，因为不久前汽车曾被强盗劫过。不过那只是一瞬的停顿，随后我们又照旧不顾死活地冲下去。末了进城时，一匹马受了惊，把车拖进沟里整个翻了过去，司机却只笑了笑，径自开走。下午六点我们总算平安停在弗拉季高加索的大旅馆门前，何等感激！离我们的火车开出还有几个钟头，我们便到电报局去，想拍个电报回家。那位客气的报务员回答我们的询问说，往英国拍电报比往俄国任何地方都快得多，大约一个钟头便能送到伦敦；而事实上，那封电报根本不曾送到。在俄国，我们发觉德语是最通行的外国话；为便于没有经验的旅人，我就用我们过境的一段简略记述来结束这本书。

在第比利斯我们依规矩把护照交给旅馆主人，并说明从何处来、下一站去何处，即维也纳。凡在俄国境内停留之处，警察都须在护照上签署；此外，你若要出境，还得另有一道手续，而每签验一次，旅人都得付钱。我们既已付过钱，便以为第比利斯那边已经办妥；不料到了沃洛奇斯克，办事人来收全体乘客的护照时，看了我们的一眼，便粗声粗气、绷着脸退还给我们，还说了句我们听不懂的话，并不像收别人的那样收走。全车的人都被锁在车里；过了一阵办事人带着护照回来，一一发还本人。他们指着车门叫我们下去，又动手把我们的行李搬了出来。邻车厢的一位太太过来给我们讲明了原委：护照上出境的签署没有办妥，须先给第比利斯的警察打电报，然后才许我们离境。「那要多久呢？」我们大惊失色地问。「哦！至多不过三四天！」我们问有没有塞钱免此苦难的法子，她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不过她提议说，多付三倍的价钱可以拍加急电报而不发普通电报；她又叫她丈夫去向站上的长官说明我们的窘境。幸好那位长官会说几句德语，便命一名下属去替我们写那封致第比利斯警察的电报。这位矮小的上校一身戎装，还带着马刺，站上驻有卫兵；每一趟车到站他似乎都得在场，兼做站长。他安慰我们说，下午或许可望得着回电（其时约是上午十点），若是如此，我们便能搭晚车去维也纳。我们得了一点凄凉的安慰：护照有毛病的不止我们一家；其实除我们之外，谁也不见得有多诧异。我们看海关的人拿包裹邮件寻开心，借以打发难挨的时辰：一匹匹细纱衣料被拆开查验，另有零零碎碎的别的东西。那间餐室既给我们慰藉也给我们乐趣，比英国同等车站上的好得多。火车隔很久才来一趟，我们时不时去一趟电报局。

我们研究了女客候车室里进行的「梳妆」；到了夜里仍没有回音，我们便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九点半，我们次日夜里睡一张舒服的床的指望也化为泡影；不过我们仍觉得，若是命运许可，凌晨两点半走为上。站上望得见的那间小屋所谓「旅馆」，我们看不上眼，便认命地在一条木凳和窗台上求那么一点将就的休息。每逢有车到站，那位上校也必出现；只怕他被我们客气的打听弄得颇不耐烦——那个缠磨不休的寡妇在他这里是讨不着便宜的。当军官的干这样的差事，真是奇特之至；不过他也设法解闷：同那一大帮雇员称兄道弟——那些人想必拿着少得荒唐的工钱，一天二十四个钟头大半消磨在铁路上闲逛。

夜总算过去了，我们怜悯地看着站对面一群移民在阴沉的细雨下勉强吃着早饭。一位和气的脚夫给我们送来了我们望眼欲穿的消息——电报到了。我们的欣喜无从形容，因为那座月台上的每一块石头我们都像认熟了；我们奔到办事处去索还被他们扣下的护照。我们被羁留了二十四个钟头；抖落脚上的尘土时，我们不能不感念上天让我们生为一个自由之邦而非暴政之邦的国民。这一层，只有在俄国才体会得彻底，而那种拘束之苦会变得叫人无法忍受。「绝对的服从、无声的屈从，以及专制那不可抗拒的威力，在这里被切切实实地灌输给外来人。而这印象会一直伴着旅人走完全程——

『住口罢；勒住你们自己——

我们的一举一言都有人在看。』

一亿三千万囚徒加一百万狱卒的帝国——这就是俄国。」

注释

〔注一〕威格姆《满洲与朝鲜》，第一百一十七至一百一十九页、第一百五十三页、第四十九页。

〔注二〕（原注：这一明智的国策此后一贯奉行。一八七八年，中国十八省中没有一位满洲人做巡抚或总督。见罗斯书第五百六十六页。）

〔注三〕（原注：医院落成时，一经声明尚须添置器具，立刻便有许多人捐钱捐物；还有两位商人对那位医生说，需用钱时尽管向他们支取，他后来果然支取过几回，直到医院办齐。）

〔注四〕（原注：以研究中国风俗著称的明恩溥博士告诉我，中国不葬幼儿，缘由是孩子在成婚之前不被视为家族不可分的一分子。因此死后为他们完婚的事并不少见，为的是好给他们立一个过继的儿子，以延续家族、在祖宗牌位前奉祀。他所知的一件事里，新娘的尸身被极隆重地抬到新郎生前所住的村子，两人合葬在一处。）

〔注五〕（原注：库法体是古兰经最初所用字体的名称，十世纪以后便不再用了。）

〔注六〕（原注：哈克卢特学会丛刊《鲁布鲁克修士威廉游记》，第一百六十六页。）

〔注七〕（原注：迪里厄与福韦尔《守护周全的撒马尔罕》，第一百八十三页。）

〔注八〕（原注：阿诺德《伊斯兰的传布》，第一百八十五页。）

〔注九〕（原注：见斯克林与罗斯合著《亚洲的心脏：俄属突厥斯坦与中亚诸汗国自远古以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