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的终结

一旧日情形

以中国革命为中心事实的一部历史，乍看之下，似乎不过是一连串戏剧性事件的记录，仓促之间便汇成政治制度上的深刻剧变。数月之间，东方最后一个大专制之国消逝了。乾隆的宝座，永乐的宝座，成吉思汗之孙、征服半个亚洲、曾为中世纪欧洲之威胁的忽必烈的宝座，以及那部可上溯至有史之初的长篇故事中许许多多叱咤风云者的宝座，就此崩坍，不复存在。取而代之而崛起的——至少眼下如此——是一个名义上的政府，一个共和国，就政治学说而言，乃是平等与自由的化身。

然而革命所代表的，还不止于此。它不仅是对无可忍受的恶政的反抗，是强烈种族仇恨的宣泄，以及由此而来的变局；它同时也显示出那条严峻的自然法则正在运行：民族不进则退，不进则失其所居之位。

如此说来，共有三种各不相同的原因在起作用。我们若想对晚近事变的意义作出公允的评估，对当前与将来的种种问题获得合理的理解，就不能不先简略回顾一下这些原因所作用其上的那些情形。纵然有重蹈旧辙之嫌，我们仍须重温中国历史的几项根本特征。我们须回想她的文明与制度的性质。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这段故事的底子，也构成了那些近代的力量在摧毁旧结构之后，如今正忙着据以营造新屋的地基。

「现在，」斯塔布斯主教写道，「深深植根于过去。」这话既适用于英国政治的演进，那么对于另一个国度的情形就更无不适用之理——在那里，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所遗留的许多东西，往往还保持着原初的形态，与我们同在。「今日之中国，」马士先生迟至一九〇七年还这样写道（他所指的尤以中国的行政为然），「除细微差别外，仍是昔日之中国。」若再早几年，至多不过一代人之前，马士先生大可把这话说得更为笼统而不致有误。

这种较为先进的境地，是许多世纪以前便已达到的。当希腊文化昌盛之时，罗马还只是一座襁褓中的城邑，欧洲其余地方尚处于野蛮状态，中国人却已是文明之族。远在基督纪元之前许多年，他们便以道家为名，本于老子的著述，衍出一套原理与一种神秘的教义，足以充作宗教的替代而并不可鄙；而在儒学之中，他们又享有一套健全的哲学。在这些影响之下，太平之世的种种技艺渐次跃居国民观念的首位。以理性的原则施用于日常生活的种种关系，以议论调停争端，培养对年长与学问的敬重，都成了首要的准则。

这些事似乎不必重述，因为凡对中国及其历史稍有涉猎的人无不熟知。但从另一面说，若不把旧中国若干较为显著的特征扼要地归拢在一处，要对新中国的基本元素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恐怕也不容易。

以上所说，不过是就国民生活的若干道德层面作了笼统的提示。现在转到别的方面。在社会上，其单位是家而非个人，其特征则有家长之权；有过继立嗣，以延续宗祧，使无子者身后仍能在祠堂中得享祭祀；又有一种共有的继承之法，除例外情形外，家产总是保持不分。

在物质的世界里，中国人勤劳而节俭。他们首先是老练的农夫，同时在机械工艺上也颇有造诣；许多留存至今的建筑——以长城居其首——都可为其惊人的工程本领作证。在政治制度方面，他们也不落人后。早期盛行的封建之制，到基督前第三世纪便告消失，此后全国统一于一位皇帝的治下，其诏令即是全国的法度，人们对之负有并给予绝对的服从。实在少有比这更令人惊异的事：直到最近几年为止，朝廷的命令无论怎样任性、怎样不公，人们总是逆来顺受地奉行。不经审讯，往往连一句辩解的话也不容说，人们便应朱笔之命就死，并无异词。

为治理之便，全国划分为大大小小的行政区域，由朝廷所派的官员治理。但在理论上人民虽无与闻政事之份，实际上却大半自行管理。这是一个以村落共同体为主的国家，因而养成了群体的本能，以及与个人责任相对的连坐之义，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地方事务的管理之权。然而他们所得远不止此。一种政体由是形成：尽管是专制之治，却孕育出民主的精神。除孔子的后裔，以及近世的满洲王公和少数新封之外，中国并无世袭的贵族。因此官吏势必取自民间；这种情形早就导致一条原则的确立，即以学问——说得更确切些，以书法、文章和对中国经籍的娴熟——作为出仕的资格。由此而来的便是：既然中国意义上的求学主要靠刻苦用功，而考试之制又一丝不苟地公平，那么即便贫寒之家的子弟，也能为自己打开一条可望位极人臣的仕途。诚然，近年以来，这一光荣的传统已大为衰替，有钱有势也可以跻身仕籍了。但在从前，除罕见的例外，以及在异族王朝之下不可避免地须从统治民族中简选一部分官员之外，学问是唯一的门径。

最后，中国文明之优越与强韧，其最雄辩的明证，或许莫过于这样一桩事实：中国历来的外族征服者——鞑靼、蒙古、满洲——他们的文明一个接一个地都被吸收同化了。

然而，这样一种局面所标志的那一点，一旦达到，便不曾再越过去。就真正意义上的进步而言，中国人似乎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天命。王朝兴起又覆灭，生活与思想的根本要素却一仍其旧。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已走到了历史上这样一个阶段：一切向前的冲动似乎都已耗尽。他们成了研究政治制度的史家所谓的停滞社会。

对这种表面上无从索解的情形，明恩溥牧师提供了一个简单得可爱、却略欠科学的解释。他说：「西方人一定要弄明白的是：中国人既已踏上向上之路，何以不继续进步？这是中国历史上长久的谜题之一。然而在中国人看来，这里既无神秘可言，也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韦兰校长对一班学生讲话时曾有一句警语：『一样东西好到不能再好，你就无法使它更好了。』韦兰博士倘若是中国那一长列圣贤中的头一位，他也不可能把那个始终盘踞于中国民族意识之中的根本假定表述得更为贴切了。」

不过，总有一天中国人须得幡然醒悟，认清自身的局限，并努力去满足那些条件——若要继续厕身于大国之列，那是非满足不可的。中国曾一度引领的这个世界，注定要大步赶上她，并且越过她。

自然法则规定着演化的进程，支配着人类的命运，它的要求是不容否认的。总有那么一天，一个民族不是进步，就是落伍。历史上的例证确乎不少。随着史册一页页展开，东方那些因循故常的大帝国——个个都是停滞社会——一个接一个被剥去了古昔的荣光，在西方进取的文明面前萎缩了下去。在那些与遥远而绮丽的往昔相连的环节之中，唯有中国保住了自己的政体，也保住了几分旧时的气象。迄今为止，她在抵御那潜移默化的衰朽上还算有几分成效。凭着对近代世界的要求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她维持住了一个岌岌可危的位置。然而她的抵抗大体上仍循着旧路数，而这样下去终究不行，早已是显而易见的了。这样或那样，一场大变总要到来；促成这场大变的种种力量，已经使人认识到它的必要。于是，革命的历史便成了一段必然之变的故事——这变化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之关系发生更易的结果。它记录的是新思想在一个据说将近四万万的人口之中（或在其一部分人口之中）的渗透，或部分的渗透，以及种种奇异形式的采用。它讲述的是一个民族为求效能、为求那些造就强盛的品质而作的挣扎。它探究的是新的力量如何作用于一种社会秩序——那秩序就一切实际情形而言都属宗法之类，而且两千年来几乎凝固未动。这变化究竟走到了哪一步；人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浸润了新思想；这场大动荡究竟代表着一种普遍的进取之情，还是仅仅是不明事理的群众对少数人召唤的一时响应——那少数人多少懂得自己国家的需要；新局面中那些主角的影响有多大、其用心是否诚实；代议制度是否已到了能够顺利消化的时候；共和是否能成为一个民族的长久政体——这个民族的民主虽然广泛，却只是在专制之手的荫庇下生长起来的，这个民族世世代代把龙座上的人视为天子——这些问题都必须正面加以面对，连同它们所包含的一切。回答如何，便可衡量革命将获得几分成功；而作答的材料，作者希望，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在以下各页中寻得。

（原注：最近一次户口调查把人口定为三万二千万，而外国人的估计则更高。）

二趋新之志

世所谓中国之觉醒，乃是外力作用于前章所述那种局面的结果。中国与外部世界虽间或往来，远可溯至古昔，传教与通商的关系自十六世纪以来也时有其例，然而接触面之扩大，久久未足以产生可以察知的影响。就实际而论，在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订立以前，除去罗马公教与希腊正教在北京有限的联系之外，中外相接之处不过是广州一隅被称作「夷馆」的外国商馆，以及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门而已。其余的条件，也同样不利于新观念的生长。依中国旧日的格局，商贾居四民之末，最不体面，因而也最不容许他施加影响；至于乐于接纳外来的建议，更算不得中国人的特性。恰恰相反，中国人的态度若非公然敌视，便是轻蔑的容忍。在那时候，黑发之民与远来之人孰为开化、孰为未开化，是无须怀疑的。按这个国家自己的说法，中国是中央之国，其余人类皆是化外之夷。东方有朝一日要向西方讨教，这样的念头断乎不可想象。照理说，以《南京条约》告终的那场用兵所显示的军事优势，五口开放通商与居留，香港割与英国，多少总该把这一类观念冲散一些了。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一切证据都清楚地表明：七十年前的中国人，心智仍停在数百年来的老地方，而且全然打算照旧走下去。

岁月推移，通商口岸渐次增辟，来华的外国人日多，物质方面（相对于心智与道德方面而言）的某些进步终于有所成就。国人敏锐的经商本能，开始对西方诸多发明所带来的便利有所回应，于是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很快便吸纳起外洋之物来。但国之腹心依然丝毫不受触动，官场的态度也一仍其旧。诚然，六十年代末，政府一度显出与外国改善了解、并使国家走上振兴与改革之路的意向。一八六七年曾组使团出访各国，以增进邦交，惜乎使团的首领、美国公使蒲安臣病殁于圣彼得堡，所成甚微。第二桩尝试较为成功，即派遣学生出洋就学，这一进取之举大半要归功于一位名叫容闳的中国人。容闳出身寒微，幼时入广州的马礼逊学堂——此学堂正是为纪念那位翻译圣经的英国伟人而设。其后他与另外三名中国少年，由当时的学堂主持布朗博士携往美国，就学于耶鲁。容闳于一八五四年毕业，渐有声望，至一八七一年终于说动政府采纳了派遣留学生的章程。然而促成此议的那点热忱不久便消散了，开局虽好，此举终究未能实现它远大的期许。名额本就有限，而即便这有限的几人，归国之后也长年被人猜疑，不得任用。实情是：这个国家与它的官场，尚未从旧日狭窄的辙沟里挪动脚步。事实上，最能显示守旧本能与偏见的一幕，此时还没有上演。一八七七年，上海与吴淞之间的一条窄轨短路——这条小小的先驱线——被悍然拆毁，铁轨掀起，连同车辆一并抛弃在台湾的海滩上，任其锈烂朽坏；而在上海车站的旧址上，为抗议亵渎中国神圣的土地，竟建起了一座天后宫。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事件——持平而论，此事虽不可宽恕，其起因也有一部分在于国人对当初经办此路的外国人所用手段的反感——可说是近代进步这支晴雨表上的最低读数。在北方，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人唐廷枢已争得直隶总督李鸿章这位大吏的支持，在开平煤田兴办矿务，并修筑铁路以通海口。起初自然遭遇了极大而且往往极其愚妄的阻挠，但终究还是开了工。即便如此，进步的步伐仍慢得令人难堪。直到一八八八年，这条铁路才获准展修至天津，共八十英里，而所持的理由还只是军事上的需要。除此之外，还有一八八一年敷设的上海与天津之间第一条电报线——它成了今日通行全国的那套庞大电报系统的根基——台湾基隆一些不足挂齿的港务工程，以及开明的巡抚刘铭传为开发全岛而规划的一段铁路；除去这些，此后数年间最堪称进步的一项，便是上海办起了几家纱厂。

（原注：唐廷枢也曾就读于马礼逊学堂。）

然而，中日之战的结局粗暴地把中国从昏睡中惊醒；中国近代的工业史，可说是自一八九五年在马关订立的那纸屈辱和约算起。终于，在通商口岸影响所不及之处，也有少数显要人物心里被打进了一个念头：这个国家的物质条件有所欠缺。此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虽起伏不定，但这道水流至少大体上是朝着依西法造成一个工业国家的方向淌去的。

政治上的演进走的大致是同一条路，只是政治意识的最初萌动，要比唐廷枢一辈人所倡的物质方面的进步晚了许多。这也是自然的。在东方的专制之下，怀抱政治改革与变动的志向，所冒的风险着实不小。专制的空气，不利于那种对抽象原理的讨论——白芝浩在他一篇发人深省的文字里告诉我们，正是这种讨论促成进步。皇家的震怒既狠且速。朱笔所下的谕旨，无可申诉；获罪之人只能默然承受，以沉默自处其尊严。

孙文，世人更熟悉的名字是孙逸仙，似乎当推为公开以毕生之力投身近代政治改革运动的第一人。他一八六七年生于广东省，少年时皈依基督教，在教会的扶助下习得英文，并对医学与外科发生了兴趣。其时香港恰好创办了一所医学堂，使他得以取得行医的资格。

一八九二年，他在葡萄牙人的殖民地澳门开业行医。据得到认可的说法，孙文在那里几乎是偶然地结识了一班新近结成的趋新之士，与之意气相投，终至过从甚密。另有一些论者——他们对孙文事功的评价，也许比他本人所肯承认的更为公允——则说孙文久已怀抱志向，要革除中国社会积弊、官吏贪墨与民气孱弱之害。他心中生根的念头是：救治之方在于政治上的平等。他熟悉英国治下的自由，对美国共和的理想也知道一些，便想把这些东西移用于中国。

他于是创立兴中会，并与哥老会、三合会——即著名的洪门——以及其他秘密会党接上了关系。附从者日增，他的主张流布渐广，而他本人在官府眼中也就成了危险人物。

孙逸仙生涯中的这一段，亦即后来发展为共和抱负的那场改革运动的第一阶段，止于一八九五年。其时中国既败于中日之战，举国上下弥漫着一种近乎惊骇的情绪，据说皇帝对改革颇有意。广州因而备下一份陈情书，请求革除积弊，签名者甚众，递呈北京。然而此书尚在议中，当地的一起骚动便被归咎于这批年轻的改革者，其中较著名的数人当即被捕。孙逸仙等人脱身逃出，随后便起意攻取广州城，为广东一省建立共和。此谋如何失败，已是史实。其成败系于汕头方面一大队人马与广州不满分子的会合，而清军挫败了这一著。初起的乱事迅即被压平，孙文等人遂成了逃犯。

当孙逸仙沉浸于变革中国之梦、终至筹划按共和之制建立新秩序的时候，另一位同省人氏——此人似乎也是有独立见解、心系国运的——正潜心考究现行的局面与时势之所需。这个人就是康有为。除著述之外，康有为初显头角是在中日战后，其时他主持了一班士子的联名上书，力陈朝廷必须采行改革之策，以免国家重蹈新近的屈辱。

光绪皇帝对这道奏书很可能不无所动，只是其时正在议论前文所述的那些工业大举，而政治改革一事，大体说来为北京的满洲朝廷所不喜，便被搁到了后面。

然而日月推迁，北京的朝议之中渐生变化。对外关系——从中国一方看，其表现便是胶州湾之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土地的让与——正迅速趋于纠结。国家的财政则一片混乱。照当时的情形，各省解京的款项，到得北京时仅够政府日常之需，遇有缓急便无余力。那些议论纷纷、寄望甚殷的铁路与实业大计，非但没有带来任何解救财政的近期指望，反倒只招来国际上的葛藤，有引起危险的外交纠缠之虞。至于试办面向国民认购的巨额国债，也同样不见成效。人们开始觉得：若要向着造成一个强盛中国这一理想有所前进，非采更为峻急的办法不可。

新精神的滋长，最早可见于一八九八年春间，而其最初的表露，则是六月间颁下的两道上谕。头一道所论者为公职人员的甄选，命各督抚访求「素行端谨、通晓时务」之人。第二道则直截了当地说到改革之必需。

「老成之臣中，颇有谓旧法为善、无须更张，新政亦非所需者，」后一道诏书中一段要紧的话这样说，「此等浮言，虚妄无用。

「皇帝以此相询于尔等：当此国事之下，兵不习练，帑不充裕，士子昏昧，工匠因无良师而无所受教；以中国与外国相较，孰强孰弱，岂有难断之处？孰富孰贫，尤易分辨。执一木棍之人，何以击披甲之敌？

「皇帝见国事未定，屡颁谕旨而毫无成效。议论纷歧，彼此如水火之不相容，实为流弊滋蔓之由。此弊与宋、明两代（约当公元一千年及一千五百年）所有者无异。今之成法，毫无可用。当此近世，断不能墨守五帝（约当纪元前二千五百年）之旧；即五帝之世，亦未尝一一因袭其前人。是犹夏着重裘、冬衣轻縠。

「今特谕内外大小臣工，上自王公，下逮士子，悉宜专心致志，实力图强。当效古昔圣贤之恒心，竭力查考外洋何国于各门学问中制度最善，即取而学之。尔等之大病，在所知者虚妄不实。务须格外用心，立志求学诸事之最善者。勿徒识学问之皮相，勿高谈己之所成。皇帝之意，在化今日之无用为有用，俾人材有成，并传之后世。」

既有求才之诏，军机大臣中素有势力、又曾做过皇帝师傅的翁同龢，遂将康有为荐达御前。当时以及此前多年，朝议之中北方官员与南方官员相争不已：北人有慈禧太后为奥援——太后其时虽已归政退居，却始终把着时局的脉息；南人则得皇帝之助，皇帝或许觉得他们比满人立场所代表的那种褊狭之策更可寄将来之望。论者通常以为，翁同龢之荐康，与其说出于对改革有何特别的偏好，不如说是着眼于使他自己身为领袖之一的南派得势。

（原注：数日之后，翁同龢由太后授意骤然罢职；他所提携的这个人日后会给他招来的种种窘境，倒因此与他无涉了。）

然而无论如何，一股新的力量就此被放了进来，其结果是当时几乎无人能预料的。康有为的名声，皇帝早已听闻。这一年稍早，他曾被传至旧日的外务衙门总理衙门问话，其变法主张与推行的办法皆据实上闻，皇帝似乎颇为动容，遂命他具折陈奏。

康有为的想法早已凝定成形，要写出一份周详的方案，于他并非难事。其纲领之首，便是修订法律、整顿行政；他明智地指出，舍此则一切其他改革实同虚设。为办此事，他力主选用年少明敏、浸润西学之士，并以称职的洋员为之辅佐。其余大略是：劝皇帝引国家走上日本所循的进步之路，以新制代旧制，教育国民，并按西法设立各部。

前文已引的六月十一日谕旨，其立意大半本于这道奏折，而所谓百日维新，即以此为发端。

六月十六日，即正式荐达御前一两日之后，康有为得皇帝召见，奏对逾两小时，康氏影响之独尊自此而定。此后变法的诏令接踵而下。那著名的八股取士之法——擅此技即为学问的印记，为全国智识生活的根本，且如前所述，乃是进身为官的途径——被废止。各省会及府州县城，一律设立传布新学的学堂书院。兵部奉命查议数项整军之策，并具奏复陈。又诏设水师学堂，以谋海军的重建。上海则将开一译书局，译刻西方科学与文学的著作以及学堂所用的课本。屡有谕旨，勖勉官员认真措意于变法诸务；若干闲曹冗署，也指明即行裁撤。一言以蔽之：要在天下最守旧的政体上嫁接一套变革，其总量之巨，世所未见；而这套变革一旦推行，居高位者的许多进项也就断了。

中国的不幸在于：正当这场浩大而欠斟酌的变法开场之前，是年春间恭亲王去世了。恭亲王是道光皇帝在世的最末一子，他为政的阅历与勋劳、见识的稳健与独立，使他的意见既为皇帝——皇帝是他的侄儿——所敬重，也为他的嫂氏皇太后所敬重。他在宗室之中分量亦不稍减。多年以来，他对满洲一党中极端守旧的一翼一直起着调剂的作用，并不止一次促使他们听从较为明达者的意见。他既非不思进取之人，也并非看不到改革之必需；可以断言，他一面会给皇帝以同情的支持，一面必将把自己的分量放到反对过激举措的那一头。使恭亲王不死，历史的走向必大不相同。不幸的光绪几乎肯定会始终倚仗他的指点，或许就能免去命运替他匆匆织就的那个凄惨结局。康有为大约根本无从显达；即便他终于从相对的默默无闻中浮出，恭亲王老成的智虑也必把他方案中最危险的部分剔除干净。缓以图之的必要，无人比恭亲王体会更深——而这原是唯一能给人以指望的方略；急遽峻厉之变的徒劳无益，也无人比他看得更清楚。

皇帝在康有为影响之下所取的方针，其结局只能有二：要么皇帝在自己周围结成一党，强到足以扼杀一切反对；要么守旧的势力起而以某种形式重申其权势。这一点康有为很早就看到了。反动一旦发作，必以聚拢到皇太后左右为其形式，而太后在此种情形下多半会从退隐中出山——这也是同样明显的。当这一危险迫入他的心头（这危险于康有为个人尤为严重，因他曾对慈禧痛加抨击，毫不留情），他便四处寻求对付之法。然而事已至此，折衷之计已不济事；在光绪的不祥时刻，他被人劝而入了一个密谋：擒捉皇太后本人，置于皇帝掌握之中幽禁起来。

此谋结局如何，已属史实；至于付诸施行时的种种情节，与记述改革诸志向之事，也许关系甚少甚或全无。但就后来数年之事看去，似乎仍不能不加以叙及。

此谋的枢纽，在于控制北洋之军。北洋军由荣禄统带，荣禄为直隶总督，驻节天津，又是皇太后的亲族和终身的至交。自然，人人明白：不先把荣禄处置掉，便什么也办不成；几番斟酌之后，决定起用袁世凯——他先除去荣禄，随即率一万训练有素之兵疾趋北京，把皇太后囚禁于颐和园。

袁世凯其时年届四十。中日之战以前，他曾为驻朝鲜的钦使，此时则任直隶按察使。

八月初一日，即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五日，袁世凯被召见，皇帝细加探询他一般的见解；对他所陈之言，皇帝显然十分满意，遂作为第一步，把整顿军务之事交与袁办，并由上谕明白宣示。

又过四日，袁世凯赴天津之前得最后一次陛见。据当时史家所记：「皇上在紫禁城乾清宫召见他。凡可防人窃听者，无不预为之备。在那间晨光难透的幽暗殿宇里，皇上最后一次坐上那张髹漆的大龙椅——不久它便将由皇太后重新占据——把决意托付给袁世凯的差使一一说明。他要处死荣禄，随即带所部之兵立刻回京，将皇太后拿获幽禁。皇上给了他一枝小箭，作为奉旨行事的凭信，命他星夜驰赴天津，就在衙署里把荣禄拿住，立予斩决。光绪又交给他一道谕旨：事毕之后，即署理直隶总督，并着来京再行陛见。

「袁世凯一口应承，不与任何人言语，乘头一班火车离京。其时『老佛爷』定于当日上午八时自颐和园入冬宫，赴先蚕坛行祭；皇帝则恭恭敬敬地赶到西苑——湖上诸宫所在之处——的迎薰门，迎候太后入内。

（原注：白兰德、白克好司合著《慈禧外纪》，第二〇五页。　 皇太后的诨号。）

「袁世凯午前抵天津，径赴荣禄衙署，问荣禄是否以他为忠实的把兄弟。（二人数年前曾结拜盟誓。）

「『那还用说。』总督答道。『你尽可这样想，』袁说，『因为皇上派我来杀你；如今我反把他的计划泄露给你，只为我忠于皇太后，又与你有交情。』荣禄听了这话，似乎全不动容，只说奇怪老佛爷竟被瞒在鼓里，一无所闻，又说他这就进京，当晚便见皇太后。袁世凯把皇帝的谕旨交给他，荣禄乘专车北上，午后六时稍过便到了北京。」

收场已近。皇太后一得消息，立召守旧的诸王大臣秘密会议，议定由她重秉政柄。次日清晨，不幸的皇帝被拘。他被匆匆送往紫禁城以西湖中小岛上的一处小宫，连他所宠爱的珍妃也不许相伴，就此孤身在那里，为思想独立之罪、为图谋背叛其环境所传之成法，抵偿其过。

同日，为使自己的地位名正言顺，皇太后又以这位失势之君的名义颁下一道上谕；其中的讽刺意味，可谓无以复加：

「国事方艰，百端待理。朕日夜竭力，日理万机；虽兢兢劳瘁，犹常恐不胜其繁。

「朕恭念皇太后自同治（一八六一年）以来，两次于危难之际总揽政柄，成效卓著，凡所措置，无不尽善。

「朕深以国家福祉为念，屡次吁恳皇太后俯允训政，业蒙俞允。

「此实全国官民蒙福之保证。

「皇太后自今日起，即于便殿办理政事。

「九月二十三日，朕当率诸王大臣诣勤政殿行礼。着该管衙门敬谨预备应行之典礼仪注。」

康有为一两日前已得警报，知身处危境，遂出逃，与他主要的同志梁启超一同躲过了慈禧之怒。康之弟与另外五名改革者则没有这样的运气，被即行处死。

政变的经过，就欧洲见闻最广的观察者一般所了解的事实而言，大略如此。此说似乎又得到后来诸事的有力印证。然而为公平对待袁世凯计，也应当指出：这一说法所隐含的严重指控，其所据的证据决非确凿无疑；而后来诸事，也并非与别的解释全然不能相容。多年以前，一位地位甚高的中国人在一次泛论政局时——他自然并无别有用心之意——曾告诉本书作者：袁之所以像是失信，是因为密谋的消息已经走漏，有人告知了荣禄，并使他处在能够逼袁摊牌的地位。更近一些时候，袁世凯认为有必要把自己一方的说法公之于众，于是经由莫理循博士之手，刊于《泰晤士报》。据这一说法：「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认为已故的皇太后与直隶总督荣禄挡住了他们变法的去路，遂谋去之。荣禄将在天津的衙署被处死，皇太后则将作为国事犯加以禁锢。素以趋新著称的袁世凯，便是执行此计之人。他要赴天津，处死于他有提携恩义的荣禄，随即带所练洋操之兵立刻回京，在京拿获并囚禁皇太后。

「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八日夜，维新党人、康有为一派的军机章京谭嗣同来访袁世凯。他先命仆从尽行退出，略叙数语之后，便痛诋荣禄，把计划和盘托出，说此事已得皇上首肯。说完，取出所拟密谋的草稿，以寻常墨笔写就，邀袁共举。袁答以并无谕旨命他办此事。谭说二十日必有皇上的密旨颁下。袁又驳道：此等计划断不能仓卒举行，须从容筹议，且须有朱笔谕旨。谭便说：『上谕就在我身上。』随即把一件文书交给袁。那并非朱笔所书的上谕，而是一件墨笔文书，字迹工整，语气拟皇上的口吻。其中说皇上锐意变法，然而处处遇守旧者阻挠，着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皆维新党中最为出力的四人）妥筹『良策』。

「袁再次驳道：此件非上谕，既非朱笔所书，也未提及处死荣禄、将皇太后幽禁于颐和园之事。谭说朱谕在林旭手中，所出示者不过一份抄件，又说三日之前确曾颁有上谕。他并向袁保证：所谓『妥筹良策』，指的正是处置荣禄与囚禁皇太后。

「袁坚执必须有皇上的朱谕，谭又拿不出来，二人之间遂无所定议。临别时谭说：『我们就指望你了。』袁打定主意，在二十日陛见时借谈变法之事探皇上的口气。及至奉召陛见，他果然说到新政及其艰难，先帝为袁之言深所感动，却始终未提『妥筹良策』一语。

「维新诸人忙于筹划之际，守旧一方也未尝闲着。怀塔布、立山、杨崇伊屡赴天津，与荣禄密议；荣禄又与守旧派私相通问，对局中情形了如指掌。

「袁陛见退出后，即往火车站，在站上候一位友人，与之同赴天津。当晚抵津，即往谒荣禄。荣禄对他说：『你是来取我的头的。你不如全都说了罢，因为方才在你到来之前，有一个人（即杨崇伊，其子娶李经方侯之女）已把一切都告诉我了。』袁答道：『大人所闻，不过几个政客的密谋而已。皇上从未向我说过这样的计划，此事与皇上无干。』话说到这里，有人通报已故的叶提督到，稍后达佑文也到了。二人坐到夜里十一时，袁看无从再接前话，便回了寓所。次日清晨，即九月二十一日，荣禄来见袁，说：『近日京中友人屡次把维新诸人一举一动的细情告我。其胆大妄为，真是骇人。我们必得把皇上从他们手里救出来。』

「荣禄回衙之后，召达佑文商议，晚间又遣人请袁。杨崇伊在座，出示一道电传的谕旨，告知荣禄：维新党的密谋在京中已经败露，皇帝已被拘禁，皇太后重新训政。打发袁退出时，荣禄指着茶碗说：『你只管喝，你的茶里没有毒。』四日之后，即九月二十五日，荣禄被召入京；二十八日，调入军机，授以节制诸军的大权。」

把这几种说法并列录出，是应当的；至于评断，则不必多言。不过细心的读者当已看出，其中两种说法能否成立，似乎全系于一点：荣禄究竟是在政变前一日进京，还是迟至三日之后。这一点，袁世凯的友人们或许不曾留意；但愿他们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把这桩多年来有损这位大人声名的事情彻底了结。

三满清的改革承诺

太后复出秉政，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反动时期，至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之变而登峰造极。然而就本书眼下的宗旨而言，不必再去追叙那一段短促而攸关国运的中国历史的细节，前人述之已多，且述之已详。这里只须指出：可以断言，慈禧纵未曾当真扶植排外运动，至少也是明知而听其滋长；至于她在后期各阶段中的同谋之迹，更已确凿有据。有一个时期，她的政策所体现的竟是疯狂之见，与她素来持平的心智所惯有的判断大相径庭。假如她有忏悔的习惯，大约会承认：在她漫长的生涯里，这一段是她最不愿回首的。她听任自己被褊狭而残忍的心灵那种盲目的激情所左右，被他们对外部世界力量的幼稚估量所左右。她招致了骇人听闻的暴行，而最糟的是，她失算了。

联军进逼北京解救使馆，朝廷仓皇出奔西安府，这才逼出了对上述种种的醒悟。各国政府坚执要惩办祸首，不问其权位高下；这一来，局势之危殆、她的愚妄把自己推入的屈辱之深，愈发无可回避地摆在眼前。

前路的难题有两重。慈禧的个人骄傲要求她必须在各国的观感中重塑自己的形象；她的政治家手腕则要求她必须体察并满足国家的需要。

这处境并不轻松。她须准备好：举凡一举一动，都要招来国内外的猜疑；她须克服一种几乎可以断定无从克服的不信任。世界终究是容易息怒的，记忆会淡去，人生也太短，容不下长久的仇恨；她最终在这样一个世界面前取得了何等的成功，足以作为衡量她才具与识断的一个不小的尺度。但她对国家需要的把握，以及她为满足这些需要所作的努力，则是更加不凡的一座纪念碑。

外国人中间历来有一种看法：光绪皇帝着手变法时，他的主张落在了不毛之地。其实全然不是这么回事。据有识之士的见证，他的主张在全国一个虽不甚大却颇有见识的阶层中大得人心，激起了热烈的响应，本可望结成一份有用的合力。甲午之战的结果刺得比人们设想的更深，也比人们设想的更能激动国人的想象。尽管传统与迷信的摧折之力犹在，人心已在觉醒，感到非变不可。皇帝的纲领所回应的，在许多人那里已是一种说得出口的需要；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是替他们一时无以名状的暗中摸索赋予了形体。皇帝的纲领所做的还不止于此。它使许多人开始思索，并且开启了让举国上下渐渐习惯于「变」这个念头的过程。而它做到这一点的方式，全然不自觉地，在短短数周之内对芸芸众生所生的感召，是变法最热忱的使徒们鼓吹几乎同样多的年头也难以企及的。皇帝，龙座上那位神圣不可侵犯者，竟毫不留情地斥责了统治阶层的无能，对国家的境况表露了近乎真切的痛惜。他以最动人的方式向百姓推心置腹，向每一个臣民恳求其力所能及的协作与襄助。诏书雪片般散布全国，涤荡旧制——有时径行废除——而开创新法。这是一件连最愚昧最迟钝的人也会为之动心的事：这些人的理智或许无从打动，想象却常常可以唤起。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此举的效果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王者无过」，而这里却是天子在承认自己的过失，坦然斥责他所代表的那套体制。这样的宣示，不止一次，而是一再作出，其教化之功不容忽视。就为变法铺路而言，它抵得上后来构成少年中国党的那些人多年的撰文与鼓动。

那些从容赴死的维新志士，也并非白白死去。皇帝的宏大努力落得如此下场，一股失望与惊骇的浪潮席卷全国。这一事业已因殉难而被神圣化。在广东与江苏——广州、上海两大都会所在的省份——民情激愤，以致南方一度似有明显的革命之虞。虽说就全国而言，旧局的复辟仍以东方惯有的方式被默然认命地接受了，细心的观察者却不能不觉出一种变动的气息。新纪元已经露出过一线。那许诺无疑比它任何可能的兑现都要美好，而以仓促失当之法去兑现它，甚至可能为一批更坏的弊政打开门户。但这不是常人的道理。新的可能已经打开，而要把这个国家重新推回到仿佛这些可能从未存在过的状态，已非人力所能。

太后是何时开始省悟到百日维新与那场政变的这一层意味的，尚不分明——这一层意味素来鲜有人着重指出，甚至可说大体被忽略了。但可以断定，最迟不会晚于她西奔西安府之时。正是在那时，以及朝廷驻跸这座中国古都的最初一段日子里，她开始看清：改革必须自内部推行，否则便会由外部强加于政府，而其形式或将危及满洲皇室。

这一认定，就其含义而言，等于是对她自己、对她自一八九八年秋以来的政策的责难。但太后从不缺乏践行己见的勇气。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和议尚远未有成，我们便看到她主使颁下一道上谕：谕中固然仍将康有为及其党人斥为犯下大逆之罪的叛逆，却宣示了她锐意变法的意向，而这一变法在结果上势必要采纳光绪皇帝所颁行、后来又经太后废止的那些原则。

（原注：和约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签订。）

这份堂皇的文件——似乎再没有别的形容词能恰当地描述它——构成了过去十年间朝廷变法规划的基础。其辞如下：

「盖天下有亘古不易之常经，自开辟以来历万世而不变，且将永远如此；至于人所立之法制，则未有永久确立而不可更张者。《易经》有言：『事穷力尽之时，即变通趋时之日。』《论语》中夫子亦云：『各代于前代之制，所损所益，可得而知也。』

「今夫日月星辰丽乎天而恒照万方，三纲五常亦复万古不移。至于人间一法一令之更易，则无异琴瑟之改弦更张，原无可訾议。历代相承，无不有创立新法、裁汰积弊者；我列祖列宗亦同样因时制宜，每就当时情形以定治法。

「本朝入关以后所处之势，与在盛京时不同；雍正、乾隆年间行之有效之政，又岂能全然施之于嘉庆、道光以后之世？大凡法久必弊，弊则当修，使复归于强国利民之本旨。

「自銮舆西狩以来，皇太后日夜焦劳；朕亦自责不遑。念数十年来积弊相沿，因循敷衍，粉饰虚文，实与今日之浩劫大有干系。

「今和议既开，一切政事必当彻底更张，庶几渐臻富强。皇太后谕朕：宜取各国之所长，以补中国之所短，惩前毖后，以为将来之鉴。

「自丁酉、戊戌以来，妄生事端者层出不穷，倡之者辄冒『维新』之名。康党逆贼为祸之烈，且甚于义和团之邪术妖人。彼辈虽已远窜海外重洋，至今犹以『保救』之类入会凭票惑众，煽动作乱；又扬言保皇保种，欲离间朝廷。

（原注：系影射康有为之名。）

「夫康逆所倡之新法，尽人皆知乃革命党之说，非变法之说也。彼乘朕违和之际，密谋叛逆；赖朕吁请皇太后训政，方免于旦夕之危，祸乱一日而尽除。然则当此戡乱之际，谁能举证谓皇太后曾不许行进步之新政？又谁能谓朕于权衡旧制之利弊时，曾主张尽行废弃？中外臣民当知：母子一心，所存者一意，欲使国家之舟行于两端之中道；一旦择定向善之途，即将循之而不改。

「今朕钦奉皇太后懿旨，力图振作，严禁『新』『旧』之名，尽泯『中』『西』之界。中国之患，在积习太深、牢不可破，在文字之法支离繁琐，在庸才充斥而卓异之才绝少。寻常操觚之士，不过在墨池中浮沉；书吏差役则倚官府之势以肥私。公事之办理，徒见文牍往还，而毫无实事之可言。后进之升进为资格所限，学问之标准因而日就卑下。营私者为政事之蠹，守例者为国家之贼。向来讲求西法者，率不过考求西国之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特西人技艺之皮毛，绝非西人立国之本原所在。祖宗所垂之训，与西国致富致强所本之根本大义正相符合者，曰『居上克宽』，曰『临下克恕』，曰『言必有信』，曰『行必有果』。中国若不专力于此等大端，而徒以粗通数语、习一艺一工为满足，仍袭趋奉取悦、假公济私之陋习，何由而致富强？若舍本原而不问，仅究皮毛，且于皮毛亦不肯用心研求，又何由而望其富强？

「总之，旧法必当修订，积弊必当革除；欲图振兴，非通盘变法不可。

「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悉心通盘筹划，酌中西政治之得失。限两个月内详拟条议具奏，各抒所见，就下列各端各陈所知：曰朝章国故，曰治国之要义，曰养民之善策，曰学校，曰科举，曰军政，曰财政。各当权衡何者可采、何者当去，何处可以撙节，何处可以归并。或访之于人，或出之于己，务求所以振国威、育人才、裕度支、整武备之道。俟条陈上达，朕当奏明皇太后，请旨定夺，择其最能达此诸端者，即行施诸实政。

「前此在太原所颁谕旨，曾令中外陈言，条奏虽多，大抵不外两类：一则拾报馆主笔之陈言，一则袭迂腐书生之浅见。前者所拟各项改革，异口同声，而立论皆囿于成见，无一可取；后者但见其利，不见其害，故所陈皆窒碍难行。新进之员，动辄侈谈富强，而于富强所以然之义，向所受教反置而不问；寻常儒生侈谈正学，多不谙世务。京外各官务当力戒此两种之失。凡有建言或主更张者，必当审慎辨别。

「至于筹划善政之方，尚不若得治国之人为急。得其人，则弊法不难更张；失其人，则良法亦不能自行。若论人而不弃其多疵，又不取其一长；若以墨守成文为奉职，以盲循旧例为遵章，则凡所谓兴新法、除积弊者，终必渐归于无效。又若以推行新政之任，付之更调不常之吏，则必致弊端丛生，一如今日朕所深恨者，无可救药。欲除此弊，首在振公忠之气，以易营私之习；末在去虚饰之弊，而立必尽厥职之决心。

「一旦改弦更张，新政既举，尤当慎选端正干练之人以任其职；上下臣工，人人皆当自省其步履。

「此等事，皇太后与朕思之久矣。今事既至此，非变不可；安危强弱，胥视变之得当与否。

「自此以后，倘仍蹈麻木因循、敷衍塞责之故辙，或以空言塞责，或规避推诿以图安逸，朕当明示：国家法度具在，未尝废弛，执法之际，断不宽贷。

「将此通谕知之。」

四满清的改革举措

一九〇二年一月六日，两宫回銮北京。这一次巡幸，在许多方面都称得上破天荒。天子的圣躬，以及那位更为尊严的人物——他那手腕强硬的姑母、皇太后——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托付给了铁路。更大的革新，是取消了历来责令百姓闭户回避、唯恐圣驾为庸常之眼一瞥所亵渎的旧例。最后，沿途各处偶然与太后照面的中国人与外国人，都领受到她一种和蔼可亲的态度，这既是绝无仅有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然而世人对这些事情的一般评断是：不过是做给人看的排场罢了。尽管看待事物的眼光似乎有所转变，又有改革的许诺，人们对于会有什么大的起色，仍不抱多少指望。因此，当种种迹象渐次积聚，显示这位在北方被人通称为「老佛爷」的慈禧确已决意以余年从事旧制的更新，力图为她的国家备下抗衡西方物质力量的手段，并顺应有朝一日必将成形的民意——这民意终将拒绝被漠视，没有谁比她看得更清楚——世人的惊讶也就格外地大。

她的政策，主调在于维持满清王朝的威望与地位，使王朝对其开国之主努尔哈赤以刀剑赢得的这份壮丽基业的掌握丝毫无损。

她熟谙史事，开始意识到自家的气数正沿着当年断送煌煌大明的那条路走下去。而在满洲人这里还多一重危险：他们本属异族，代表着外来的统治，内忧与外患俱须防备。十七世纪中叶他们征服中国时，用兵以残酷无情著称。在东方，冤仇的记忆是要留给后世的；仇恨满洲征服者、相信他们的末日同样会到来，一直是汉人的一种传统，有时或许淡薄，却始终是活着的传统。

慈禧心思敏捷，看出了这些暗中蛀蚀的败坏种子，明白时候已到，必须设法把皇族子弟从他们自身那种荒嬉而狭隘的生活所造成的后果中挽救出来。她既以不差的直觉看到了危险，又以一种可钦可异的明智——对一个一生都度在东方宫廷那层不可穿透的帷幕之后的女人而言，这明智实在非同寻常——看出：拯救只能来自内部的更新，并且要大度地借重外部的力量，以补那早已大为不足的元气。

出于这些念头，她首先着手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奠定基础。从前满汉不得通婚。如今不但禁令解除，而且明白指出：当初使这项禁令成为必要的种种社会差异大体已不复存在，两族融合此时只会有益无害。总之，满汉被劝令通婚，唯一的例外是皇帝的后妃，仍将从满洲世家的女儿中挑选。在同一道谕旨里，慈禧还贬斥了汉人缠足之习，敦促废止。

这道谕旨是在朝廷抵京后数日之内颁下的。相隔不久，又有一道上谕，准许皇族宗室与王公遣送子弟出洋游学。

但皇太后并不以这些重要的革新为限。军队的改革早已受到留意。一八九九年初，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据他的政敌说，这是酬答他前一年秋天为皇太后效的力。拳乱期间，他那按兵不动的高明方略大大遏止了祸火的蔓延，而他那些严厉弹压的手段所显示的性格之强，也使他注定还要再升。一九〇一年一月，他被授予直隶总督的要缺；当年稍后，他奉旨在那里奠下了中国模范新军的基础。

行政、学术、道德、政治诸端的改革尝试此后接踵而至，节奏之快，足以明白显出慈禧用心之诚。

不过，凡所欲为者——尤其在行政改革一路，其中也可包括把西方生活的许多近代设施引进大城市：电车、自来水、电灯、电话，凡此皆在这一持续进行的启迪过程中各尽其力——限于篇幅，只能一提而过。此处要紧的，是把那些尤为触及民众生活根柢、处置根本问题的改革尝试拈出来说。这些改革或许可以归为三项。

第一项发生在一九〇四年。到这时，皇太后已经拿定主意：制艺取士的科举之制——一八九八年光绪曾想废除，后来又是她把它恢复到尊崇地位的——非去不可。它显然已是不合时宜之物，看来连博学的张之洞也持此见，并且堵住了上进之路。它是在一个远不那么复杂的时代里构筑起来的政体的基石，重要得不容忽视，而据当时之见，又陈旧得无从修补。此后，进新式学堂而得毕业将成为出仕的凭照；再过一代人，经籍之学势必失去它原有的地位。

把一国古老文学那种化育人心的力量实际上摒出国民生活之外，其智与不智，人各有见；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公与不公，亦复如是。然而此处不是究诘这些的地方。要紧的毋宁是记住：西学的门户就此洞开，而士林——一个可敬而有教养的阶层——却仿佛在一夜之间被褫夺了权利。若在某些情形之下，这必定会成为祸乱的沃土。但在实际上，科考虽已不再举行，习经义的士子和旧式官员仍有的是位置可就，这一新意的本旨也同许多别的新意一样，违之者多而守之者少。而如此或许也未必不智。从实际政治着眼，经学传统已注定消亡，这就够了；给它时间慢慢淡出，也算是持平的折衷。〔原注：著名的翰林院仍予保留，直到一九一二年六月二日才由大总统令裁撤。〕

第二项改革，是禁绝鸦片的种植、进口与吸食。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这宗毒物成了上谕严词声讨的对象：

「自鸦片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者废时失业，戕生耗财；数十年来民生日贫、国势日弱，实以此故。言之殊堪愤恨。方今朝廷力图自强，亟应晓谕民人，咸知革除沉痼，以跻康强。

「著自此谕颁行之日起，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著政务处妥拟严禁吸食及种植罂粟章程，奏候钦定。」

举国对这一声清角的响应，是史上最可注目的道德振作之一。它显示出一些品质，而这些品质构成中国未来希望的主要凭借之一。据明达的观察家作证，其结果是这个国家距离彻底摆脱这一向来被公正地视为举国之祸的东西已经很近；如今所余者，只在于这已然接受禁令的道德良知——所禁者毕竟还是一种能给困顿之躯以片刻宽解与生气的药物——要留心莫让更坏的祸害取而代之。

教育与道德两域的改革，说到这里为止。现在来看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大宗的改革拟议，即政治上的改革，及其立宪的筹划。

这段历史始于一九〇五年七月十六日颁下的如下谕旨：

「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颁明诏，力图振作，锐意求新。然新政推行已历数年，迄无成效可睹。此实由承办各员未能深切了然于变法之本意；若徒以奉公为名而心实不属，则国家何由自振，又何以纾目前之危？兹派镇国公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分带随员，前往日本及西洋各国考察政治，择其善者以备采择施行。嗣后当续派他员前往。所派各员务当悉心咨访，博考周谘，以副朝廷倚任之意，俾得据以赞助朝廷，推行新政。

「该使经费，著由外务部、户部筹拨。」

考察大臣于是年十月启程，然而情形颇为不吉。原已备好专车，由北京发行；正当将行之际，发生了炸弹爆炸。损伤轻微，只死了一人，即吴樾本人——他本是掷弹之人，弹藏于身，遽尔自炸。

这场未遂暴举的动机当时难以索解，也未曾揭晓。如今看来，它乃是革命组织直接鼓动的结果：该组织既认定唯有共和一途方有希望，便直截了当地要打消循别的路径进行政治改革的种种努力。

共和党人新近已略具组织。自一八九五年广州举事失败以后，孙中山先生便游历欧美与东方各地，宣讲新主义的福音，得人甚众。别的人也并非全无作为，上海因而有过若干革命活动。一九〇一年，家世颇佳、后来极负盛名的孙毓筠等人创立中国教育会，明白以培植排满之心为宗旨。次年，仍由这一班人在东京成立了后来所称的拒俄会。这后一个团体的用意，是激起对政府在满洲的政策的抗议，从而间接攻击王朝。一时间这两个会都极其活跃，其宣传借上海一家用白话刊行的报纸《苏报》为喉舌。然而《苏报》被查封，日本方面又不赞成拒俄会的种种活动，这就暂时形成了一道阻力。但为时不久。在此期间，大批学生——正当易于接受理想、满怀少年意气的年纪——每年涌入日本各大学，浸染于新进的思想。〔原注：民国既立，孙毓筠由众望所归并经诸领袖推举，出任安徽都督。〕

在这些学生中间，各种小团体纷纷兴起，代表着自然是林林总总的种种见解。但到一九〇五年，他们议定把各自的信条合而为一，联合组成一个新的党，誓以一切代价谋求革新。先前上海的那个组织也并入这一新的结合之中。正当此时，孙中山先生抵达日本，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便成了这个统一的党宣告成立的场合。

这次集会于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三日在东京举行；共和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以「同盟会」即「盟誓兄弟之会」为名，自此时起算。〔原注：人们常常——或许也更普遍地——把革命党人称作「革命党」，仿佛这就是他们组织的名号。其实这不过是政府加给他们的一个略含轻蔑的称呼，「党」字带着一点不祥的意味，近乎一伙人、一个结合，几乎含有阴谋的意思。「革命」二字见于中国经籍，取「更易天命」之义，指的是改朝换制。它的近代用法，一则起于卢梭著作译本中以之表达西文「革命」一词的观念——少年中国对这些著作极为熟悉；二则被取作一本著名革命小册子的书名，即四川士人邹容所著的《革命军》。此书刊于一九〇三年前后，虽旋即遭禁，却流传甚广。〕

顺带一提，颇可注意的是：派遣钦差大臣出洋的谕旨，早在此次集会一个多月以前便已颁下；因此，慈禧此举出于她自己按部就班实行其明白宣示之意向的心愿，而非受了这次集会所可算是敲响的警钟的驱使，这一点大可记在她的功劳簿上。

现在再说回考察大臣。他们虽然无疑为吴樾那场不体面的示威所惊，行程却未曾耽搁。约一年之后，他们结束了一段极其惬意的旅历返抵北京，依例奏报了考察所得。可以看出，他们的结论对外国制度颇多溢美，把那些制度说得带上了几分乌托邦的色彩，有些地方恐怕已不大认得出本来面目了。

考察大臣的奏报，在适当的时候由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的上谕予以嘉纳。这一文件载有实行立宪政体的第一次明确许诺，其辞如下：

「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皇帝敬谨颁谕：我朝自开国以来，抚有寰宇，无不以民生为念，凡一时之所宜行者，未尝不举。今日与各国交通往还，深知列邦彼此相倚、休戚与共；反观自身处境，危迫已甚，非广求通达练达之才以佐朝廷治理天下不可。为此特简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出使大臣镇国公载泽等业已归国，所上奏章无不一致陈言：本国积弱之由，实在上下不能相通，君臣与民隔阂。盖官不知所以保民，而民亦不知所以卫国。外邦之所以致强，实由颁宪法于国中，予国民以选举之权。是以朝廷与国民利害相同，一有所动，彼此俱受其影响。外国之民举其长上以治其众，各有权限，划然分明；国用所出，皆有定制；事事悉纳于良法之中，以求生民之福。在我则宜详加考求，预为仿行宪政之备：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由民之公举以定其所任。如是，庶可以固万世不拔之基。惟现在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终归无补。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何以复其信服之心？是宜先从厘定官制入手，次第更定法律，广兴教育，厘理财政，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俾绅民咸知国家所应行之政体，以为立宪之预备；内外大小臣工亦当各尽所能，以成朕志。俟数年之后规模粗具，再行宣布立宪之期，布告天下。尔各省督抚尤当剀切晓谕士民，使之力求教育，忠爱奋发，顾全大局，毋得因小忿私争而坏大计。凡我臣民，其各守法安分，以待立宪之实惠。此朕之至望也。钦此。」

推行这一纲领的第一步，是随后于十一月六日颁下的厘定中央官制的谕旨。与此同时，也提到要设立一个称为「资政院」的议事机构，略如元老院，用以为将来的国会预作训练之地。又一道上谕于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日下达，派军机大臣孙家鼐与溥伦贝子为这一即将成立之机构的总裁，并饬令会同军机处拟定其组织与办事章程。

一个月后，即一九〇七年十月十九日，又谕令设立各省谘议局，授以讨论本省事务、议决并呈送本省督抚核准施行之权。但与资政院一样，谘议局也不过是议事或备谘询的机关，并无立法之权。它们不过是舆论表达的渠道，是为将来的立法者而设的辩论学堂。

与此同时，此前出洋考察各国宪法的大臣们，正不慌不忙地琢磨中国立宪政体的方案，并厘订那些日后将统辖君民关系的原则。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慈禧太后很愿意以订立一纸社会契约、开创一个新纪元的元勋身份留名史册，让百姓在这新纪元里安乐富足，国家强盛，享太平之福。但在另一方面，随着这一重大的皇家让步日益逼近，她又不忍看着自己交出那自古以来即为专制之治所特有的最高权柄。在她心目中的新局面里，主权仍将属于皇帝，而不在于人民。

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本意在于构成中国自由大宪章的文件，与一般所公认的立宪政体的观念，就颇有出入了。

考察大臣的方案分为四目：君上大权、臣民权利义务、议院、选举。

其中第二目还算令人满意，因为它明白保障了人民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以及非经法定审判官依法审判不得逮捕或处罚。同样，选举章程虽然简略，在选民资格这一要项上留下的余地也稍嫌含糊，但作为一般原则的表述，尚不为不足。

然而一说到主权与议院，情形就不大一样了。与英国宪制相仿，议院可以提出立法，其所拟法案须经御准方能成为法律。但相似之处到此为止。当局无意让「国王将斟酌之」这句话就此束之高阁，君上的大权得到了极为充分的保护。首先明白定下：大清——本朝的国号——「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对此当然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异议；至多只须把它看作对皇家成见的一种迁就罢了。但由此似乎顺理成章推出的种种结论，却夺去了议院的独立，也使它的用处大打折扣。唯有皇帝有权制定法律，有权决定何种事项交付议院议决。皇帝可召集、停会、中止或解散议院。唯有皇帝有权任免官吏。唯有皇帝有权司法并任命审判官。最后，他还可以在若干极其轻微的限制之下，以谕旨补充法律。

接纳这些拟议的上谕于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八日颁下。谕旨强调的正是方才所述的那一面。这道御言中有一段颇堪玩味的话：「所最要者，在毋违历次谕旨之意，大权仍统于君上，而庶政得公诸舆论。举凡创立宪政、开设议院、厘定选举诸法，皆当恪守此旨，务使朝廷权力完全无缺，不容丝毫侵损。」

考宪大臣的拟议中，还包括一套周密的方案，用以开启民智，使国民得以进至可以享受上文所示那种仁政之福的地步；另有改组行政体制、以应彼时国家所需的办法。这些同样得到御准，并明谕预备各事须于第九年——一九一六年——办竣，届时即宣布立宪，召集国会。

对这一局面，皇太后似乎十分满意，她满怀希望地展望着一个新纪元，而在塑造新中国命运的过程中，她自己也将扮演不小的角色。就某种意义而言，确实取得了实在的进展。慈禧固然不肯限制君权，却毕竟许诺给予臣民以参政之权，并承认了议论国是的原则；这一让步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削减君上的大权。因为它提供了前文已经提到的那种抽象议论的机会，而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它是一国政治长进中何等重要的一环。

大概「老佛爷」若在世，现代国家的大厦便会在如此奠下的基础之上筑起。诚然，到这时革命党的势力已大为增长。他们创办了机关报，名为《民报》，即人民之报，第一期由宋教仁刊行，出版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此后三年之间，他们的影响传布极快。〔原注：宋君是真正的改革家，后来出任民国政府的农林总长。〕

尽管如此，在当时庞大的中国政治躯体里，这不过是一小撮酵母；为了摧折其影响，或至少遏住其滋长，中国政府怂恿日本政府向革命组织施压，其结果是过了一段时候，他们的报纸遭到查禁。于是领袖们离开日本，前往新加坡；据说其中不少人在那里穷困潦倒。

这是一九〇八年秋天的事。似乎不妨这样设想：倘若当真有人切实努力循着此时所定的路子走下去，本不会有革命。然而皇太后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她「升遐」了。命途多舛的光绪皇帝已在前一日下午五时「驾崩宾天」。

据以新皇帝、光绪之侄、两岁幼童溥仪的名义颁下的上谕说，皇太后患病已有些时日，「不幸因悲悼光绪之丧，病势加剧，遂魂归于天」。礼数总须如此照应。

另有说法称，她的大限本已无可避免，而皇帝之所以被催着上路，是要让慈禧得以从容了断继统的问题——此事虽已在意中裁定，仍可能生出麻烦。最后，有为她一生及其时代作传的史家记载说，她死得十分突然，其时她还正指望着在因立幼主而势必随之而来的漫长垂帘期内继续大有作为。

慈禧之死使这出戏里的角色大为更易。首先，政柄落到了醇亲王——先帝之弟、皇帝溥仪之父——与隆裕太后手中；隆裕是光绪无子的遗孀，也是已故皇太后慈禧的侄女。其次，此事牵动了袁世凯的失势。据我们已不止一次征引的那部大传记所载，光绪在弥留之际曾草拟过一份手书遗诏：

「朕为醇亲王次子，皇太后择朕嗣统。太后素恶朕；而朕十年之苦，则袁世凯与另一人为之。」（另一人之名据说已难以辨认。）「他日时至，朕欲将袁世凯立斩。」〔原注：见濮兰德与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四六〇页。〕

袁世凯此时是军机大臣，也是全国最有势力的汉人。直到一九〇七年，他一直任直隶总督，掌握着中国新军的精锐。但看来他似乎被认为权势渐重，过于逼人；无论如何，皇太后觉得该把他擢至更高的位置上去。不过，撇开这一层不论，这一变动本是明智的。袁世凯素来主张稳健持平的进步，他入军机，为国家的谋议增添了一大助力。他在外国人中间，尤其在各国使节中间，声望也很高。

不幸的是，摄政王本人对袁世凯并无好感，无论如何劝说也不肯从更高、更以国事为重的立场看问题，把私人恩怨放在国家需要之后。他虽不敢当真照他兄长的遗愿办，却下诏黜落了这位大员，措辞使袁世凯难以轻易释怀，而摄政王本人日后也注定要痛切地记起这道诏书：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前蒙先帝拔擢，屡膺重任；朕御极以后，复加优眷，谓其才具足以效力。乃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著加恩即行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原注：参看后文第十一章。〕

除了这一步倒退，一时间国事尚不算没有指望。醇亲王曾游历外洋，心思不能说不开通。再者，他对立宪改革的方针颇为倾心，仍旧照着既定的纲领办下去。

一九〇九年十月十四日，各省谘议局在省城开会。大体而言，其议事的庄重与得体，颇使旁观者感到各省士论领袖的诚恳与稳健。然而不久，辩论所养成的自由交换意见的风气，以及他们迅速获得的自信，便使谘议局的议员们想到：召开国会的时机现已到来，而且应当召开。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中国各省代表五十余人齐集上海，经过一番斟酌，同赴北京，打算呈递请愿书。

摄政王的答复载于一道相当冗长的谕旨，其说理见于以下数语：

「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未周，民智亦复参差不齐。若遽开国会，窃虑异议蜂起，反致阻挠宪政之进行。果尔，则不惟无以上慰先帝在天之灵，即此次上请之代表能否上对我四万万同胞，亦属难言。

「朝廷欲以至诚示天下，毫无隐讳。总之，立宪必立，国会必开，所当详审者，时日与次第而已。远行必徐其步，大事不可责其速成。各省谘议局业已开设，资政院亦将于明年（华历）成立，国会之基于是乎具矣。」

得了这样的答复，各省纵然抗争，一时也只得勉强满意。

一九一〇年十月三日，资政院在北京首次开院。开院由摄政王亲临，他以开幕训词的形式发表了以下一番可嘉的言论：

「本摄政王自奉懿旨监国以来，时局多艰，日夕悚惕。

「诸王大臣同心一德，仰体先朝遗训，为立宪各项条理之次第筹备。今得亲莅资政院开院之典，欣慰莫可名状。方今世界文明进步之竞争至为剧烈，凡立国之大计，其始固在政治之周密、法制之完备，而尤在上下一心、和衷共济之相与匡助。资政院者，舆论之所寄也。院中诸员，上受朝廷之信任，下由众庶之推举而进。务当各竭其至诚，共赞国家之大计，广宪政之利，以为国会之先导。此中国旷古未有之盛举，诸君当引以为荣，实望其于国家之进步收无穷之效。

「此即全院诸员所当共矢之的也。」

与此同时，幼帝也被令颁下一道谕旨，谕令各员「涤除偏私，养成公益之心，以尽忠于朝廷，尽责于国民」。

然而不久，这一机构的议员们也转而致力于早开国会与组织内阁这两个火热的问题。奏章依例上达，并有各省督抚联衔电奏为之声援。摄政王在十一月四日的复谕中，已开始感到这一要求之迫不可缓，遂将预备之期缩短三年，内阁的组织也相应提前。如此，国会当于一九一三年成立。

作出这一让步的上谕篇幅极长，所论仍是老生常谈。又一次申说操切之危；这番议论纵然出于真诚，也大有道理，落在百姓耳中却不过是拖延给予参政之权的托辞而已。行政改革的方案与教育的纲领自然都要随之修改。上谕结尾则寄以虔诚的期望：愿「届期观成，上慰先帝在天之灵，下慰四海臣民喁喁之望」。

同一日又颁下另一道措辞更为严峻的上谕：

「现已降旨，定国会开设之期为宣统五年。著民政部暨各省督抚，即行严饬各省代表人等一律解散回籍，各安生业，静候朝廷一一筹办。钦此。」

但看来资政院与全国上下仍不满足。十一月九日，资政院再度奏请开设国会，并重提立即组织责任内阁一事，而尤以后一点为着力所在。在随之而起的猛烈攻势中，他们甚至弹劾了军机处这一尊贵的衙门，先是弹劾全体，后来又逐人弹劾；其来势之凶，连脸皮最厚的官员也开始觉得不安。十二月初，军机大臣们不愿对资政院负行为之责，遂行辞职。辞呈虽未获准，资政院却已赢下一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上谕中，朝廷允准立即组织内阁，并饬令即行拟订内阁官制。与此同时，早开国会的运动却收效较差。虽然各大城市都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示威，政府仍坚守前已提及的十一月四日上谕所示的立场。逾此一步，朝廷便不肯再让，只是饬令宪政编查馆从速拟订因期限缩短而须在原方案中作出的种种更改。事情到此，资政院与全国也就只好暂且作罢。舆论——或曰权充舆论的东西——固然强劲，但当此之时，当权者的臂膀到底还更强些。

五集权政策

近年来中国内政最为触目、也多半最为紧要的一个特征，便是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敌意的滋长。这原不足为奇。任何国家生长到一定时候，总得把集权与分权的利弊，对照治理的要求与国家的需要，作一番权衡。在中国，尤其是在西法输入的情形之下，又逢独立思考之风开始浸润于一部分重要的国民之中，这个问题激起深切的激情，乃是势所必至。

这种敌意最早的表现之一，也是外国观察者较易追踪的一种，便是所谓「收回利权」运动，其口号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此事起初或许不过是排外情绪的产物，却迅速成为一块跳板，人们开始鼓起勇气，借它来抨击中央政府的办事之法。举国喧腾，都说北京的官僚已经把、并且每日仍在把国民世代相承的权利卖给外国人；那些外国人不问自己的计划本身好坏，只消在所打交道的官员身上以不正当的手段铺平道路，便能取得他们的利益。

这类批评与抗议照例如此：有的往往颇有道理，有的则有时远非公允。同样，它们常常出于真诚，但也不能否认，夹带私利者并非没有。

不公与私心时而格外显眼，这是不可避免、也是自然的，不必因此失去同情。更难以同情、也正是各省失着之处的，是他们采取了一种不讲道理的态度。倘若眼下「少年中国」的动机还须仔细审视、他们的声明还须谨慎接受，并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当如此，那么这多半不仅要归因于当初鼓动「收回利权」运动的那股精神，也要归因于该运动用以贯彻其意志的手段。他们不满足于主张对今后的让与以及外资进入的条件采取新政策，而是动用一切能动用的手段去取消既有的权利，或者以百般阻挠使那些权利变得如此不值钱，以致完全有效的外国利益终于可以、事实上也确实按中国人开出的条件被赎了回去。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此处不是从外国立场讨论此事的地方——这种做法捆住了中央政府的手脚，阻碍了新事业循正当而有用的路子发展。

至于铁路——最后的决战注定要围绕它展开——中央政府屈服得比较早。一九〇六年，粤汉干线本拟由美国资本承办，后因湖广总督张之洞力陈，交给了有关各省。那条将要开发四川省、使那一遥远地区按其潜力的规模与外界建立商业往来的重要干线，情形也是一样。此后又批准了其他许多省办的计划。

一九〇八年津浦铁路借款固然议成并获默许，但那只是因为交涉已进行得太深，无从中辍。沪杭甬铁路的情形也相仿：一八九八年曾议定由中英公司提供资金，中央政府为履行这项由来已久的义务，别无他途，只得订立借款。然而到了按借款合同条款、在外国工程师监督之下动工兴筑之时，地方上反对之烈，使这一项目作为中央政府的事业不得不放弃，工程改由本省自办。

不久便可看出，这样被迫加于中央政府的政策何等不智。一九〇九年，眼见三年之内粤汉干线与川路几乎毫无进展，张之洞便与英、法、德三国财界人士组成的一个集团订立了草约，由其提供兴筑所需的资金与技术监督。

此举有两重效果。一方面激起各省严重的抗议；另一方面又把美国财团引入场中，他们以先前与中国政府有过谅解、若四川需用外国款项即应由其参与为理由，提出要求。

调停各外国当事方之间的分歧费了不少时日，最终于一九一〇年五月议定，遂有如今尽人皆知的四国银行团之组成。随后与中国政府的交涉重开。

其间张之洞已经去世，临终遗折中再度强调了他的转变。折中说：「粤汉、川汉铁路为今日最要之举，此项路线自应由国家兴办，以期速成。」

然而直到一九一一年初，才办成了一点实在的事。其时盛宣怀——世人更熟悉的称呼是盛宫保——新近被召任邮传部尚书。

盛氏的肖像，或许还有人记得曾在一九〇七年的美术院展出；他是个稳健的商人，也是能干的行政官。在漫长的仕途中，他做过许多极重要的位置。略举其经营所及：除了担任过众多纯粹的官职之外，他还办过电报，掌过轮船招商局，做过各路铁路的督办。一九〇一年升至太子少保，「宫保」之号即由此而来。

可惜盛大人在廉洁一节上声名不佳，为国人中一大部分人所深恶，视他与他的同伙为贪得无厌、毫无顾忌之辈，鱼肉百姓，借中央政府的位置以谋一己之私。不过，这种恐怕已近乎积习的成见，多半蒙蔽了批评者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盛氏较好的品质，也不能公允地体察他的目标与理想。同样多半可信的是：无论他早年宦途上有过多少应受指摘之处，那些事在中国向来不过被看作可恕的小过。而如今也再没有继续这样做的必要了。盛氏是个极富有的人。论年岁，他已近、若非已过人生的定数。他在商业与实业方面为国家做过许多大事；照情理推想，他在这类事情上的阅历既远过于他人，或许是真心想做最后一件事，以遏止那迫在眉睫的崩解之势。

无论如何——这大概不是一种讨喜的看法——盛宫保毕竟有胆量拟出一项只会招人厌恶的稳健政策。平心而论，这一点应记在他的功簿上；因为不能设想他预料不到此举会招致何等样的反对，尽管他严重低估了反对的力量。资政院在第一次会期中已经要求：凡拟议中的外国借款，须先经该院审议核准，然后方可签订。盛氏的主张一旦见诸实行，必然举国哗然。但他看得明白：唯有在数月之内把他的计划办成，才能使其免于无穷无尽的拖延。资政院中代表各省的那一部分人，是断然没有胆量批准巨额外债的，而在此期间，国家的需要只好搁置。

大体说来，盛宣怀有两大宗旨：一是整顿币制，二是以铁路把各省联成一体。

依此宗旨，一九一一年四月与四国银行团订立了一千万英镑的合同，主要用于币制改革，其中并列三百万英镑充东三省实业之用。 此举在各省引起极大的非议，但还未及充分发作，湖广借款便告成立——这件事与百姓的关系近得多——风暴于是爆发。

（原注：大约是为了消解日本方面的责难，上一个月曾向横滨正金银行订借小额款项日金一千万元，声明所需用途为「偿还借款一项并国有铁路之用」。）

五月九日一道宣示性的上谕早已为此铺平道路，那上谕以向来用以传达父母之邦政府仁厚本意的流畅辞句，颁定了新政策。谕曰：

「邮传部奏称，前据御史石长信奏请干路支路分别办理一折，业已遵照办理。所奏洵属妥善。盖中国疆域辽阔，四境绵亘数千里，所包幅员之广，非数月之行不能周历。

「朝廷轸念边防，日夜图维，务期控驭得宜；而欲致此，惟有速筑铁路一途。且政事之会商、军旅之调遣、物产之转运，无不有赖于交通之便利。交通者，实我振兴图治之首务也。

「悉心考求，深知国家必须于全国纵横之地遍筑干路，然后政令得行，疆土可固。

「从前办理未能筹画周详，漫无定法，以致各省任意兴修：干路支路，不加区别；人民能筑与否，亦不置问。但有呈请，商办之准照即随而给之。

「乃历年既久，而今日之所见者：广东招股仅及其半，而筑路无几；四川款项多已亏折，参办追缴而不能得；湘、鄂设有铁路局多年，款则虚糜，路则无有。是以亿万民之资财，或耗于浮费，或没于侵吞。此风愈久，则民之所失愈多，上下交受其害，贻患有不可胜言者。

「着即特为明白宣示，俾众周知：所有干路，均归国有，着为定章。凡本年以前各省设立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一律延误未成者，概行由国家收回，克期筑成。

「支路仍准商民量力兴办；除此以外，从前所发干路商办之准照，一概撤销。着度支部、邮传部妥议收回各该路之详细办法，遵照此旨，从速具奏，候旨施行。

「各该大臣毋得瞻徇观望，再蹈前辙。

「倘有不顾大局，故意阻挠路政，或煽惑抗拒者，即以叛逆论。

「将此通谕知之。」

此谕传到湖南省，立刻成了抗议的号令。股东们显然对眼前的局面颇为满意，既不想被人从自己手里救出来，也不想被人从那些主事者浪费无度的办法里救出来。群情激愤，转瞬间强烈到这般地步，以致巡抚杨文鼎不得不密电邮传部预为警告；这封电文颇能照见该省当时的情形。

「路归国有之谕旨一出，」电文说，「群情大愤，举国鼎沸。每日集会讨论时局，言论至为激烈。

「此辈既不可以理喻，亦不能以力禁其集会。职已竭力劝谕，允为代奏，吁恳天恩，并戒其毋得滋闹。目下虽已散去，然终难安戢。此间民风素称浮动，去年闹事，匪徒一时妄行煽惑，遂酿巨案。近日广东又有变故，彼处戒备最严尚且如此，深恐此间有人乘机图谋。一旦聚众发难，必将裹胁下层愚民，借端生事，酿成大祸。

「职文鼎身负保全全省之责，实不敢当此重咎。俟各代表呈递禀词后，当即据实详晰具奏。

「今拟先请贵部电致各路公司，其词略谓：

「『各公司集股既已巨万，足见商情之踊跃。所有一切事宜，自应照旧办理，并不另派官员工程师。至于将来，则须听候督办大臣察度情形，或进或止，以期轨距划一。』

「如此则人心可以稍安。盖此等铁路无论官办商办，总归国有。

「目下民气极为愤激，唯有设法转圜，徐图达其目的。稍有操切，立酿巨祸。事机至为危迫，特先密告，请预筹办法。务乞立赐电复。余容详函具报。」

复电语气委婉而措辞坚定，指出：有关各公司不必停工，政策变更也并不意味着辞退现有的雇员。干路收归国有——换言之，施以国家的管理——乃是「为保全民生起见，并期办法划一而有定章」。至于细目，仍留待会商，然后定议。

同样措辞的电报，也分致驻广州的两广总督与四川总督。

五月十八日上谕，派端方大人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五月二十日，四国银行团与奉旨行事的盛宣怀签订了湖广借款合同。

顾名思义，这笔借款的款项——内中须先扣除约六十五万英镑，用以赎回美国合兴公司当年为粤汉铁路发行的债券——将用于湖南、湖北两省的铁路建设。换言之，这条最终要把广州与京师连接起来的干线中湖广一段，以及那条注定要开发四川的重要干线，看来总算到了可以计日兴筑的地步。借款额第一期为六百万英镑，年息五厘；若第一期款项不敷所述用途，而清政府又无法从自身财源筹措所缺之数，则可发行第二期，数额不超过四百万英镑。借款的其余条款——大体而言，比此前任何铁路借款都对中国更为有利——不在此处讨论之列。这些事情连同其中的种种含意固然饶有兴味，但我们的叙述若不想漫无边际，就只有把自己限于考察国中的人心向背。

必须记下的是：人心非但没有平缓，反而更趋激烈。湖南省内迅速酿成极严重的局面。到五月三十一日，地方上的举动已引出下面这道上谕：

「杨文鼎奏，湖南谘议局呈请，称湘省人民尽能自筑铁路，不愿借用外债，该抚遂据情代奏等语。

「政府政策业经明白宣示，干路均归国有。且四川、湖南通行之『租股』一项，业经降旨一律停止，并饬将业已收取之股款妥筹办理。凡此皆因干路商办徒增民困，朝廷本意在减轻贫民负担。变更政策之际，断不能使民有所亏损，该省士民正宜额手称庆，何以竟有此抗违之举？

「谘议局殊属误会情形，呈内所陈多有失实，其语意几近要挟。

「杨文鼎身为地方大吏，弹压地方、安辑人民，责无旁贷。前次谕旨既已明白宣示，该抚自应仰体朝廷爱民之意，剀切晓谕，将实在情形明白开导，则群疑自释。乃竟于国家大政甫经定议之时，率行代谘议局具奏，实属非是。着传旨严行申饬。昨复降旨，将湖南为筑路所抽米、盐、房各捐一律裁撤。朝廷体恤民艰，可谓无微不至。着该抚务当恪遵历次谕旨，一面剀切劝导人民，会同妥筹办法。倘有匪徒暗中煽惑滋事，必当从严惩办。若该抚再不设法妥为措置，以致酿成巨案，惟该抚是问。」

与此同时，广东与四川的抗议措辞更为激烈。就引入外国款项而言，这两省本不相干；然而它们已成的或拟议中的铁路，也同样被明白划归国家、即中央政府经营管辖，而不再属各省。这些抗议同样招来了严厉的申斥。

有人以为，各省这种态度主要出于对所谓「盛氏一党」——人们这样称呼盛宫保及其同伙——的敌视与疑忌，所抗议的是收买股东权益的办法，而非对所争原则本身的挑战。反盛的情绪固然强烈，这是实情；但收赎这些企业所拟的办法，至少在理论上似乎无可指摘。局面极为复杂。集款的路数五花八门。除了照常规由自愿认股取得资本之外，地方上还开征了专门的铁路捐，主要加在米、盐之上；同时强令地主按其田亩多寡，分别认购数目不等的股份。后一种股称为租股，以别于商人所认之股，但所享权利相同。

用这些办法，筹集的款项为数不小。可是糜费的也不少，而这里又生出另一重带来困难的分别。度支部在就此全案所上的一道长折中说：「其最难者，在四省（即广东、湖南、湖北、四川）情形各不相同，而积弊之深浅亦不一律。」接着该部提出了赔偿股东的方案，一部分立即偿付，一部分留待日后清结；方案所本的原则是：「铁路收归国有而不将股本涓滴归还，必致大伤政府之信用。」

这些方案经扼要开陈之后，奉如下谕旨核准：

「度支部奏陈收回川粤汉干路详细办法各折。铁路国有之举，一以保全路政，一以体恤民艰。前经降旨将四川、湖南等省铁路股捐一律停收，并屡饬妥筹办法，以处置业已收取之款。兹据该部奏称：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铁路公司所集股份，均着查明，由国家一律收回，换给特别国家铁路股票；此项股票由度支部、邮传部发行，按年息六厘计息。将来一切余利，仍照所持股数分派于各股票持有人。持票人如愿收回本金，得于五年之后分十五年摊还；未及期限以前，亦得随时以股票为质，照银行章程向大清银行或交通银行借款。其不愿以股份换领国家铁路股票者，准其另行妥商办法，以昭公允。」

上谕随后就各路分别立论，并就认股的不同形式加以区别：

「广东铁路股份系商民独力认集，因迁延不筑，用款浮滥，以致股票市价折损过半。今拟从优先行发还原价六成，其余四成，特予体念，给予不计息之国家股票。俟路成获利之后，准持票人于余利项下分十年摊领其未还之本。湖南铁路商股，一律照原价十足发还。至以米捐、租捐等项所集之股，则换给国家保息股票。湖北铁路股份亦一律十足发还。其铁路款项曾拨充赈灾之用者，比照湖南米捐之例办理。四川铁路宜昌段实用于购料筑路之款四百余万两，着给予国家保息股票，以为抵偿。其余七百余万两之款，或留作路股，或移充各该省实业之用，悉听股东自便。所奏各节，均属妥协。着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即行驰赴任所，会同各该省督抚，遵照办理，并将账目详加查核。此案朝廷斟酌损益，义惠兼施。定议之后，倘再有借路事为名煽惑人民滋生事端者，着各该督抚从严惩办，毋稍宽纵，以维治安。」

考虑到局面如此复杂，而这些铁路公司又几乎个个资不抵债，在任何西方国家迟早都得清盘，股东所能收回的不过是所认股本的一小部分，则政府的方案看来不但合理，而且宽厚。实行上唯一站得住的异议，在于中国政府的债券拿在中国认购人手里究竟值多少，颇成疑问。不过在如今这个有各省谘议局、京师有资政院的时代，这一异议已不像从前那样有力；而从生意的眼光看，比起注定要蒙受的重大亏损，它这条路仍是大可取的。就广东、湖南、湖北三省而论，情形确实如此。至于四川，如前所见，在处置办法上有一项根本的差别。那里的情形似乎是：股东已认或已允认的股本约计一千四百万两。其中七百万两，据署理总督一折所称，尚在川路公司库中，或可用以认购国家债券，或充本省实业之需，甚或退还股东。不过这笔款子多半还未催缴；无论如何，政府所须过问的，只是到此时为止实际已经用掉的数目，无论是用在筑路工程上，还是被不肖与浪费的经手人耗去。

在后一笔、即七百万两之中，将近一半为上海橡皮股票风潮所吞没，是公司一位经理投机所致，追究讼办，未能索回分毫。政府不打算承担这一项，只把赔偿限于据称已用在本业上的款项。这一部分，靠着对那点微薄的工程成绩作了极宽大的估值，定在四百万两这个可观的数目上。

于是结果便成了这样：四川股东的净处境，是就实际缴纳的现银收回略多于一半的国家债券；而在邻近各省，发给的国家债券却等于所认股本的全数。

整桩事情头绪极繁，但有一点似乎相当清楚：四川人的不幸怪不得别人，只能怪他们自己的经手人；对他们一案区别对待，并不算不公。至于随后发生的乱子，政府的这些条件断然不足以解释，也断然不足以鼓动全省一致行动。这些条件固然可以加剧不满，却并不是不满的根源。事情的症结，实际上仍是前几年的那个症结：中央政府与各省之争，省权到何处为止、朝廷之权自何处开始。问题在于：百姓肯不肯让步？人们自然希望他们最终会让步，或者至少能达成某种圆满的折中。地方自治在国计民生的许多方面所带来的好处，无须论证。可是铁路一事却不能这样办。

在中国，凡稍知其情形者，自会想到种种理由：铁路问题非有强有力的中央行政不能措置裕如。它与各省牵连交错，无法容纳各省分头管辖。至少这一回，朝廷所取的立场在原则上是完全站得住的。与各省由来已久的冲突，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到了摊牌的关头。铁路国有的问题，已经成了一桩试金石般的案子。

然而朝廷这一立场来得太迟。各省的情绪过于强烈，不肯因朝廷一声号令而屈服。当百姓看到自己的抗议——起初是向总督赵尔丰呈递禀词，再由赵尔丰具折上达朝廷——换来的只是又一道措辞严厉的上谕申斥时，反对政府的人便转而实行消极抵抗：商店关门，雇工罢工，学生不入学堂书院，赋税拒不交纳。换言之，日常生活完全停顿，酿成了危险的局面。种种以理相劝、图谋恢复常态的努力都归无效，总督遂下令拘捕了若干被视为运动首领的人。这立刻成了改变手法的信号。消极一变而为行动，总督衙门遭到猛烈的攻打，朝廷的军队费了很大气力才把来人击退。

这是九月七日的事。不久便以「四川暴动」之名传开的事变，已经开始了。它迅速扩大到惊人的规模。在它了结之前，诚恳而干练的端方注定要死在自己士兵的手里；总督赵尔丰将在成都被杀，另有许多官员也将遭到同样的下场；而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将饱受兵燹之祸。

六一九一一年的舆情

资政院第一次会期于一九一一年一月十一日闭会。至此时，中央政府与各省之间的紧张已极。一方面，资政院早已肆意逾越了为其议事所划定的界限，竟欲将几近议会的权力揽归自己。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举措却不能说不近情理。为应民间之请求，他们终于让步，将开设议会之前尚余的预备年限减去一半，并允诺组织内阁；照理说，这样的处置本应使一切通情达理之人满意。

然而事情已经不再是讲理的事情了。凡具备了某些条件，一股力量一经发动，便照自然之理愈行愈壮；能制之者，唯有更强之力。在中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无论是幸是不幸——被赋予了发声之口。闸门既开，而随着慈禧太后之薨逝，那只强硬的手却已撤去。

这局面即便交给一位老成练达的统治者，也是极难措手的，而摄政王载沣两样都不是。相反，他显得懦弱，屈从于身边势力的挟持。他容许自己偏袒满人而漠视汉人的诉求。宗室亲贵纷纷占据素来与他们无缘的政治要津。种种新政——诸如创建海军的基础、兴造靡费浩大的楼宇衙署，以及大体上应付进步在物质一面的种种需索——为前所未有规模的贪污敞开了门户。如前所述，集权政策被解作：并非要以廉正而强固的行政把全国熔铸为一体，而是要吸尽国民的膏血，以肥居高位者。最后，从前百姓固然迟迟不肯相信慈禧太后的新政出于诚意，如今舆论则已认定——无论此说是否公允——满人的诚意早已荡然无存。

共和派，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久已认定唯有驱逐满人，真正的改革方有指望；多年以来，他们决意促成清室的倾覆。在这一点上，他们自认是最不肯妥协的极端一派，连考虑别的办法也不肯。然而可以断言：若在满人治下能行一条明智而稳健的改革之路——设使此事竟属可能——那对国家是最好的；而且大有可能：倘若这一系列改革果然办成，其成效又为百姓所能体会，则孙中山先生一党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甚至也可能被引开，转而顺势而下，去走那阻力最小的路。

然而，要使这种可能成为事实，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味是诚意；摄政王本人的用心也许尚算良善，可是在改革的许诺背后，他的僚佐却被人看作是在回避国民正当的要求。

一九一一年间，那种因无更好的名目而只得称之为舆情的情绪，屡屡而激烈地表现出来，主张立即召集议会；在国中许多地方，极端的抗议手段被惯常使用，此前已有一段时日。在中国，受屈者或抗议者郑重其事、且务求人尽皆知地自尽，向来是一种体面而有效的报复之法，也是使人注意官吏失职或民间冤抑的办法。这是诚意的最高凭证。新思想的倡导者虽不至于真的以身相殉，却屡屡以此相挟；其间并以割耳断指、血书上陈之类的举动为其声言作后盾——在外国人看来是极不愉快的一种说理方式，而在中国人看来却正是有力的。

立宪运动——与围绕湖广借款的种种问题有别——滋长甚速，在浮泛的观察者看来似已声势可观。年中，久经允诺、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久经恫吓的资政院新章程以上谕颁布，其中大幅削减了该院在首次会期中实际享有的权限，运动的声势也并未因此稍减。尽管如此，可以断言：这场鼓动的实际规模远比乍看之下为小；因此有必要略加考察：舆情这一名词用之于中国是何意义，以及在事变爆发前夕它处于何种状态。

前文已经说明，直至晚近，这个国家在学术与政治上的情形仍是远古的情形。中国四万万人口之中，能读能写者不过百分之一的一个零头。走出过本省疆界的，所占比例也不见得更大。

然而传教之功——医药传教尤其不在其下——对外通商深入内地远处，行旅之往来，某些地方铁路的输入，低廉而有效的邮政之设立，新式学堂，光绪朝的变法诏令，慈禧太后晚近的宣示，报业的空前兴盛与其言论的比较自由， 以及谘议局的作为——凡此种种合起来，纵然未必改换了人心，却渐渐使百姓习惯于「变」这个念头。这一过程所入之深、所致之果，恐怕比一般人所设想的还要大。况且中国生计之争极为激烈。尤其在通都大邑近旁，总有一大群人濒于饥寒，他们至少无可再失，而一旦有变，或许还能有所得。

（原注：此事在一九一一年表现得最为显著者，莫过于上海《民立报》上刊出的一系列出色文章。该报由宋教仁主笔，其人前文已经提及；他在进步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只看表面的人是难以领会的。）

对日之战的激励作用前文已经说到；与此相关，一九〇五年一个近代化的日本击败一个西方大国的景象，也不可忽略。

而为变局作好准备的更大一桩事，则是这个国家长久以来所呻吟其下的沉重负担。义和团事变之后勒索的赔款，虽说不免被归咎于外国人，恐怕也多少开始被认作政事不修的结果之一。此外各项捐税亦日趋苛重，百姓，尤其是商人，早已厌倦了没完没了的科敛。正如中国长久历史上其他关头一样：忍耐既到尽头，百姓便应某位新领袖之号召而奋起，倾覆其压迫者；如今举国上下也是普遍不满，对于变革既非无备，亦不抵触。

然而，凡此种种在某种意义上说大抵还是消极的。单靠它们，尚不足以在民众之中结成可称为舆情的东西；而人们惯称为舆情、且动辄有那般频繁而凶猛之表现的，并不在多数人那里，却在少数人那里。这少数人主要就是绅士与学生。

先说学生。当记得同盟会于一九〇五年创立于日本，其宗旨公然是革命的，其口号为「民族、民权、民生」。孙中山先生在留学海外的学生身上，看见了再造中国的现成材料。于是有意采定了这样一条方略：借国中青年之力以光复祖国；他们学成之后归国，或任官职，或执教于学堂，或投身军旅，或就商业，都可对所接触之人施其影响。

这些年间归国的此类人物究竟有多少，难以估计，事实上无从估计；但以全国人口相比，他们必定远不及千分之一的一个小零头。尽管如此，他们所施的影响却极大。其一，家族之制使个人影响所及的范围得以扩大。其二，他们散布全国各处，又满腔热忱，所以争取到极多的同调，尤以学堂书院为然，军中亦复如是——不过军中之事在当时自然还听不到什么。

（原注：已经提及的孙毓筠（见前文第四十一页）首倡了一条明确的方略：瓦解军官的忠诚，使之归心共和。孙氏本人在南京为此极为活跃，一九〇六年年底前后被捕，全赖其叔父军机大臣孙家鼐之力，才保住了首级。宣统即位后孙氏获释；而同时在武昌被捕的同志胡瑛则没有这般幸运，一直系狱，至一九一一年十月才由革命党人释放。）

不幸的是，学生大多年少而无阅历，在中国本土受教育者尤其如此。许多人所受的教育流于皮相。他们心中充满乌托邦式的幻想与现成的口号，一心要把别国的制度搬进中国，而不顾本国特殊的需要。

至于社会上另一部分人，以「绅士」一词称之并不十分贴切，指的是那些凭学问、门第或财富而在地方上取得一定地位与声望的人。他们是前文说过的那种乡族自治之制的产物或延伸；照习惯，省中事务向来许他们有相当的发言之权。他们既由士人、殷实商贾与本省著名地主所构成，或许最近于所谓舆情；而大体上照理应当是倾向守旧的。

然而，那些使下层人心准备迎接变局的种种影响，在许多情形下也在这上层社会中生出了政治改革的愿望。况且近年来学生在他们中间勤加运动，结果是许多省份的绅士大半已归依于新思想。

上面所说，便是一九一一年中国的人口除官吏一层之外 大致可以剖分的几种成分。有那极为庞大而易于治理的百姓，他们只求有安定的局面好耕田做买卖，对于变局的种种可能只是被动地有所感觉，而于政治制度的分别则全然不解。有绅士，其中不少人所知也不见得高明多少，且往往任凭鼓吹新政体者摆布，违背了自己较为可靠的本能。有一大批思想趋新的军官。最后，还有那年少而活跃的学生，抱理想而大体诚实，只等机会一到便发动起来，把他那些新奇制度的理论付诸实行——那些理论在他想象之中已经结成一个模范之国了。

（原注：官吏一层中也有若干思想趋新之人，尤以早一辈受教于外国学堂的学生为然；到时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可以指望站到进步这一边来的。）

七武昌起事

一九一一年初，国中的情形使新思想的领袖们决意及早举事。他们觉得时机已至：一场坚决的举动足以迫使举国归附，促成现政权的倾覆。然而若要制定一个通盘的计划，即各省一致而动，则被认为断无可能。第一，知悉计划细目的人愈多，泄漏的风险愈大，一泄漏便归于失败。第二，各城的情形相去太远，种种变故无从预料。最后，国土辽阔，交通不便，电报邮政又都操在朝廷手中，因而无从采行任何通盘之计——因为到了最后关头，计划或许还须在某个要紧处加以更改。

有鉴于此，遂议定只在一处发难，而通知其他若干重镇的同志预备待命。事发之时——究竟是否在约定之日，要看当地情形最后如何而定——各人的行动，则视这一举成功的程度与自身有无有效呼应的机会而定。

此计颇有可取之处。所拟的这一举未必一定成功；万一不成，若只限于一两处，多半会被看作一时一地的零星骚动；而大规模的失败之举，却要给当局以可乘之机，四面同时下手，把这个运动的生气摧折大半，使它倒退好几年。事后看来，如下文所述，主持大计者的识断更是绰绰有余地得到了印证。

最终议定的计划，是在广州举事。若能得手，南京、武昌，以及自上海至长沙的长江流域各大城市便立即响应。至于革命机关与势力不甚雄厚的别处，只好听凭机缘与当时当地的人心向背。所定之日是三月二十九日，相当于阳历四月二十八日。

（原注：有一说添了几分传奇色彩，谓此日之选乃是遵一则古谶，即刘伯温《烧饼歌》中所载。刘伯温非寻常术士，五百年前的著述，后人解为预言了明室之亡、满人之兴，以及满人此后的衰败与覆灭。）

广州如何发难、旋即如何被扑灭，如今已是史册中事。其唯一的结果，是将军孚琦被炸弹炸死——那是个和气的老者，仪容可亲，举止端凝，所犯的过错只在生为满人，且代表着一个为人痛恨的门第。

此举既败，领袖们只得着手准备再举，议定于年内将尽之时在武昌发动。不料天意又一次从中插手，这一回却是使事变提前到来。

在所定之日到来之前，革命党在武昌的心腹人员，把机关设在汉口俄租界的一所房子里，在那里制造炸弹。十月九日午后，忽然爆炸，他们的勾当就此败露。

（原注：革命组织之松散、其计划之不确定与隐秘，有一事可为例证：一位知名的革命党人，与作者相交多年，今在北京居高位，他说日期定的是九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依《烧饼歌》所释，是极吉之日。另一位同样可靠、想必也消息灵通的人士——他是这一运动的领袖之一，后来做了某省都督——则告诉作者：举事定在十月里第一个适宜的机会，而十月初一相当于十一月二十二日。）

随即搜查，捕去数人；房中搜出已制成的炸弹、制弹材料、革命传单、旗帜、白布臂章、武昌地图、分派各城门攻击位置的图说，末了还有一份长长的名单，看来是党员名册。

党中首领二人，一名孙武，一名刘公，都设法脱免。前者被爆炸炸去半边脸面，一时不能行动，由友人秘密移走医治，直到能够复起任事。后者则于革命党而言幸得自由，且深知当前所急。他看得明白，迟延是有危险的。诚然，革命的准备还未臻于他们所期的完备。然而已经大有头绪，提前发动虽有不利，却被别的种种考虑抵过而有余。要向既成的秩序动手而能成功，所恃的主要是出其不意与士气。当乱局初起之际，当局占尽便宜。他们可以公开行事，一切随机应变，何况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讼狱本无什么烦琐的程序，报复来得又快又准。

反过来，起事的人只能暗中呼应。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组织可能被逐一击破，计划可能因暗中约定所最易滋生的误会而落空。最后，一旦政府那只无情的手开始施行惩创，意志薄弱者的胆气便消了——眼看同志被捕，被押着匆匆踏上「黄泉」的长路，非有坚强的心肠是抵挡不住的。

（原注：「黄泉」又称「九泉」，即中国人所谓那「从无行人回返的未知之国」。）

这一次被获的情形，以及随之必然而来的暴露，使革命党人别无选择，只有立刻下手，而且要下重手。于是刘公便与士兵接洽——那是新军中人。新军原是久经谋划、拟用以贯彻革命意志的工具，而因缘之奇，竟注定要在促成皇室倾覆一事上担当如此大的角色。依革命的计划，新军久为他们所着意经营，尤以过去一年为甚，此时也已允诺动手。刘公力陈时机已到，若要挽回局面，非在当夜发难不可。但或因误会，或因胆怯，或因别的缘故，那一夜终究没有举事。与此同时，总督与武昌官场正忙于捕人，线索便是从汉口那所房子里得来的。

被捕者约三十人，次日天甫破晓，其中三人在总督衙门外被处决。

那一夜平安过去，刘公既为被捕而仍在讯问的妻子与兄弟忧心如焚，又为大局绝望，便再度与士兵接洽——舍此他无能为力。这一次他说动了他们发难，指出唯有如此才有生路。他说，革命党人的名册已在汉口的机关里被搜去，不消几个时辰，他们就要被搜捕净尽了。

举事本定在半夜，但士兵们大约按捺不住，或是早些时候看出了机会。总之他们在八点钟左右就动了手，其时正是十月十日的晚上。

（原注：说来也巧，这个日子恰与中国旧历的十九日相合，因此依《烧饼歌》，正是吉兆。）

虽说这次发难比原定提早了几个星期，举事的时机却并非不合。前文已见，人口众多的四川大省正在反侧。湖北的驻军已抽调了相当一部分前往弹压，远在省当局呼应之外。再者，湖南、湖北两省因抗议政府的铁路政策，正到了将起兵戈的地步。最后，大批军队正在直隶东北的永平府举行秋操——这一情形于朝廷固然有利，因为兵已处于战备之列，随时可以动员；但在这样的关头，也给了怀抱革命信念的军官们一个交换意见的机会，其利之大无可估量。

时机既不为不合，作为起事的根基之地，也无可挑剔。武昌位于长江南岸，几乎正当十八省之中心，是一座高墙环抱的大城，居民近五十万，为富庶腹地的江边口岸。对岸北面是汉阳、汉口两城：前者以宏大的兵工厂与钢铁厂著名，后者眼下不得不屈居中国第四通商口岸之位，前程却未可限量。汉阳与汉口之间，又隔着汉水。人称「三镇」，合起来便是中部各省的一大都会。假使革命党人能在长江两岸立定脚跟，则军械、弹药、粮秣，以及可供招募新兵的同情之乡——实在说，成事所需的种种要素，已有可观的一部分在握。不仅如此。这样一场在腹心之地得手的运动，势必四射出强大的影响，激励各地的革命同志以性命身家去试一试成败，立即为政治自由这一神圣事业揭起义旗。

事变的种种细节，也许永远不能既有条理又确凿无疑地叙述出来。共和党人的说法直截了当：以当时举事的情形而论，总督瑞澂若是个强毅之人，这事断不能成。他们说，春间在广州的遭遇势必重演。武昌的八千驻军之中，他们能倚靠的不足两千，而前一日汉口的炸弹爆炸又已给了当局充分的警告。除此之外，军中反侧之风炽盛，总督与统率湖北军队的张彪早已知之有月，而且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着手一连串举措以遏其滋长，只是收效并不显著。

（原注：瑞澂在奏报事变的折子里对此供认不讳，参看第九章。）

这番解释未必只是共和党人的夸口。事情的经过确实表明：变起之后，无论哪一步都不曾遇到真正的抵抗。

另一方面，士兵倾向革命的人数远比已承认的为多，也同样可能。还须记得，立誓起事的人有一大长处：心志专一，而且知道谁可倚靠；至于仍旧效忠的人，则无从分辨谁与自己同心、谁与自己为敌。最后，这班人至多也不过是一支怯懦之师，并无多少忠义之念，而此时又正满腹怨望。

同样出于公道，也应当提一提：瑞澂在其仕途之中，未尝不具备成人立事的许多品质。在许多人看来，他素有能吏之名，是各省大员中最称干练者之一。他也并非没有阅历。长江流域的情形以及那里盛行的激烈排满之情，他都了如指掌。他自己是满人，武昌之失于皇室意味着什么，想必不会看不透；因此不妨合乎情理地推想：若非料定抵抗徒劳，他是会再支撑下去的。

事变的实际经过，似乎是这样的。八点钟前后，隶属第八标的工程第八营向城外营盘发动攻击。一时也有些抵抗。但其余各标大都心志不坚，不久便看出面对的是一场有组织的举动。不到半个时辰，营房失守，仍旧效忠的兵丁逃散，其余则投向了革命党人。

革命党人接着把目标转向总督衙门及其他要地。

总督衙门似由一支效忠的马队防守。但过了一阵，这里的抵抗也就不成其为抵抗了。据总督自己所述，他一早就断定局势不但危殆，而且无可挽回；攻击方起，他便与家眷逃到江中一艘炮舰上避难。

那一夜的种种，详情可惜无从得知，但总督出奔的情景不难悬想。可以看见这位一度权势煊赫的封疆大吏，几个时辰之前还统辖着两个大省，此刻褪尽了排场与威仪，身边只剩一小撮忠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而在死亡面前，想象为我们勾出那几件仓皇的准备、由一道平日不走的门户出去、在城中窄巷里的匆匆奔逃。身后传来的是仍在喧腾的鼎沸之声，四面则是一大群百姓惶恐的寂静，谁也不知道此后几个时辰会是什么光景。

若性命于他还算点什么，瑞澂逃走便是明智。无论如何，他的衙门是守不住的。诚然，只要守兵拼力抵抗，而战事仍限于巷战，则相当数目的攻击者也可以被挡住一时；但炮既落入义军之手，至多也不过是几个时辰的事。武昌全城都在蛇山的俯瞰之下——此山正起于城中，而革命军的炮位一早就占了这座山。

至于瑞澂若留下来会是什么下场，那是毫无疑问的。革命党人杀性既起，对满人无论男女老幼都无意宽贷。号令已下，要把这个可恨的种族扫除净尽。一进衙门，便搜寻总督及其僚属，若在其中，断无幸理。重重庭院被粗野的兵丁踏遍。几个时辰之前还对他们操着生杀之权的那个人的内室，被一群狂怒的乱众闯入，寻着一种不问情由的报复。劫掠一空。房舍有一部分被火焚毁。在武昌，旧秩序已经过去了。

朝廷当局的溃散奔逃，是革命事业的一大胜利。但前头还有许多严重的难题，重重地压在刘公及其同伙年轻而无经验的肩上。最要紧的难题，或者至少是眼前最迫近的一个，是兵士如何约束。他们已经尝了血腥，正干着那场凶狠的搜杀满人之举——这在革命的事业上留下了那样一块污点。不难料想：他们素所习惯的那只强硬的手既已撤去，若不从速重新树立起来，势必接着便是一场难以形容的抢掠奸淫。危急之中，他们想到了黎元洪。

黎元洪时年四十八岁，官居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归张彪节制。他是湖北人，早年就读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拨入海军，在萨镇冰提督麾下供职。中日之战既毕，他受两江总督张之洞之聘，办理炮台工程。稍后赴日本，意在日本某部队中实地研习军事。学成之后，他复投张之洞——此时张之洞已移督湖广。

在这期间，黎元洪于训练新军颇著劳绩。然而据说，他虽干练，张彪的逢迎与钻营却总能抢在他前头；黎元洪完全够格居于首位，终究不能得到。后来瑞澂做了总督，据中国方面的说法，张彪凭着财势与谄媚依旧保住首位，而才具卓异、前程可期的黎元洪，仍不得不屈居其次。

革命初起之时，众人来请，黎协统起初推辞了所授的统领之职。他的谨慎抗拒着一条他那较为开明的心思无疑是赞同的路。然而革命党人既不肯、也不能听他推辞，末了以再执前议便行处决相胁，他才被迫应允。

一旦投身革命，虽然间或不无迟疑，他却再没有真正回过头。他治军严而持平，有品格，有操守，交游甚广，又深得部下的敬重与信任；军事上的难题于是解决，而此时已称将军的黎元洪，不久便显出自己是这个党最有价值的人物之一。

在此期间，战事并未停歇，多处衙门遭到攻击焚毁。唯一认真的抵抗来自藩司衙门，那里有满人卫队防守。但到头来这里也陷落了，武昌就一切实际情形而言，已入革命党人之手。

八黄帝四六〇九年

革命党的机关部预料举事必成，早已备好一道布告，定于次日清晨以「人民军总司令」的名义颁行。布告中总司令之名空而未填，这一点很能说明当日的情形：如前所述，拟稿之时，黎元洪的归附尚未到手，最终由谁执牛耳犹在未定之天。

至于文书本身，措辞虽嫌单调，却处处耐人寻味。

「本总司令」——那位无名的总司令在文中说——「志在驱除满清政府，恢复汉人之权利。」

以下则谓：凡藏匿官吏者、加害外人者、欺压商民或阻断贸易者，斩。其纵行杀掠、焚烧、奸淫，或与义军为敌者，罪亦如之。

反之，凡以粮秣军火供给革命军者，自乡间招引壮丁来投者，或报告敌军动静者，皆有赏；而能保护各国租界、守卫耶教堂宇者，其功尤著。

末尾，布告署明日期为「黄帝四六〇九年」。

上述大要既已撮录，稍一玩味此文，便见其中可注意之处甚多。首先，主持此番举事的人显然深知：凡足以离间外人之同情、或激起外人之敌意者，一概不可为。他们以极严之刑责令尊重外人的性命与制度，无疑还有一层用意，是要显出一种宽容与远见，预示着更好的时日：中国与西方各国往来无碍，全国的丰厚物力得以按近世的路子放手开发。

他们同样明白：所图之变革，务须使商务的紊乱与民生的扰动减至最低。保护商业商人的条款，以及明白宣示民居不可侵犯，既是稳健的经济措置，无疑也是要认真争取民心，并设法预为防止——前事之鉴，此举实属必要——百姓从战地上那一场仓皇的奔逃。同时，明达而仁厚的政策，也正投外人之所好。

最后，举事的宗旨，布告开篇已经明言，结尾处又以生动的笔致微微点出。

革命党人所图，是倾覆满清一姓，代之以某种纯粹中国式的政体。他们所举的旗号，即本书封面上所见的那几个字，译出来便是「灭满兴汉」。他们似乎有意把代表满洲统治的那几页历史一笔勾销：其法不同于法国恐怖时期的极端派——那些人是另立新纪元——而是一直上溯到中国纪年最早的起点。中国的信史始于公元前二二〇五年的夏朝。然而传说——纯属荒渺的那一段除外——尚可再上推近七百年，其间治天下者，是一连串被称为「五帝」的神明般的人物，其第三位便是黄帝，相传当公元前二六九七年。黄帝被奉为文字与「华夏甲子」的创制者，那甲子六十年一周。又有一说，谓他是第一位纯粹中国人的君主，故而定意把纪年一直翻回到这邈远的古代。

武昌新局面的头一天，用在把全城完全收服上。如前所说，到天亮时分该城事实上已归革命军掌握，但各处尚有少数效忠朝廷的兵，而革命之彻底，也还须使百姓心中明白。

不过，这些必需的步骤并未遇到认真的抵抗。入夜，革命军已在城墙上布下巡队，各城门派兵把守；炮队则如前所记，据了蛇山。日间，对于名义上尚未归附的几处地方，不时发几发炮弹。然而实无真正的对抗，加以黎元洪严令破坏务求其少，故城池本身因这场变故所受的损失甚微。在汉人居民这边，情形几乎复归常态。只有他们那些不幸的满人同城之人另作别论：满人遭到无情的搜捕，往往阖门尽灭。

不过这最后一层，当时未被立即而充分地察觉，一般人的印象，只觉秩序井然。

城中一位外国传教士的记述说：「天色向明，枪声渐稀，早晨醒来，我们已落在兵士手里，人人左臂缠着白布。但他们神色诡秘，问不出他们究竟代表何人。他们只自称中国军。他们在街巷巡逻，秩序丝毫不乱，逢人便许以保护；举止极为端正，中外人等都因此大为安心。于是我们美国圣公会得以照常办事，文华大学照常上课，附近别的教会学堂也是如此。街上安靖到这般地步，市民或从容来往，或无所畏惧地立在自家门口，一时竟有个传闻，说城里是官军把守，乱事已在夜间平定了。

「早饭后，我登上北面城墙所依的山冈——隔江正对汉口——向聚在那里的居民打听这些兵是什么人。他们说不上来，我便沿城墙走到草湖门，混在兵士中间探问。他们左臂上一律缠着白手巾或随便一块旧布，可是口风之紧不亚于守城之严，我所得甚少。他们中间不见一个军官，也不像随后会有军官来到。那些看去最剽悍的，除背一支步枪外，还佩着最讲究的军官指挥刀，有的更加一支手枪。

「看不出什么军制；兵士们来去都极其安静，却又似乎无人统辖；这透出一种彼此心照的布置，要把全城控制住。一个炮兵散漫地跟在一个步兵后面走，那步兵身上或许披着一件显然原属某位军官的漂亮大衣；一个骑兵——看他那支短枪便知——挤在杂色号衣的人堆里，城中各兵种应有尽有。人人齐心拉一根绳，看不出有半点各行其是的地方。」

到这时，革命党——他们自己更愿称为「人民军」——的兵力，大约可算作训练有素之兵六千人。平时湖北的军队为第八镇与第二十一混成协，合计一万九千人，其中约一万人驻武昌。但数星期前已调出约两千人入四川弹压那里的乱事，武昌只余八千。这八千人之中，如前所见，起事之时已有约两千人是公开的革命党。其余之数，又有将近四千人于起事之夜投向革命，剩下约两千人，约当四分之一，仍旧效忠朝廷。这两千人中被杀者少，大部分安然渡江逃往汉阳。逃脱的人里，便有第八镇统制张彪。

如此构成革命军战斗骨干的这支队伍，原是当年前总督张之洞在湖北练成的新军的一部，由德国教官训练，其装备之精、程度之高，不让全国任何一支军队。

一昼夜之功而有这样的进展，即使革命党领袖中最乐观的人也不能再有奢望。然而革命党所成就的还不止于军事上的控制。他们同时取得了本地政界人物的全体归附。十月十一日星期三这一天，谘议局全体倒向革命，议长汤化龙——其学问之名著于三省——被举为编制部长，乃新政府中的一个要职。胡瑛，孙毓筠的同志，与他同为运动军队反正的先驱，也从长年的牢狱中放了出来，任黎元洪的民政顾问。到这天傍晚，一个分设八部的临时政府已大体就绪。

此后数日的进展，注定不会比这更慢。革命军小队乘夜渡江到汉阳，十二日清晨集中于两处大的官办实业——一为兵工厂，内储军械弹药甚富，并有巨额银两；一为铁厂——二者不声不响地归了革命军。汉阳城的和平占领随即而来。

又有一支队伍渡汉水去取汉口。其登岸未遇抵抗，此后各步亦然：到这时，「三镇」之内少数尚忠于旧秩序的人，已彻底明白螳臂当车之无益。

革命军入城后的第一件事，是焚烧知县衙门与海关道台衙门。以当时情形而论，此举似属多余，其不幸的后果，是向城中的莠民暗示：纵火与放肆可以无所忌惮。自此一刻起，安分的百姓便任凭贪暴的乱民鱼肉。牢狱被开，银号店铺遭劫，数处起火，财产损失极巨，湖北官钱局亦付之一炬；不过官钱局一事，有人说是朝廷的人放的火，为的是不让革命党取得库中的款项。

有几个钟头，邻近租界的外国居民度日如年。据说汉口城有八十万人口。其中的莠民为破坏之欲所醉。掌握汉口巨大商务的那一小队外国人，纵有港内外国兵船派兵增援，也未必应付得了可能发生的局面。

租界本身也并不是按抵御攻击的样子布置的。当年汉口依一八六八年议定的天津条约初开为通商口岸时，划作外人居留的地段，规模定得很宽绰。这就好像当初的开辟者对这地方的命运若有所悟，预见到将来有一天，「三镇」或许会成为中国工商业的第一重镇。

今日各国租界在扬子江边有壮阔的江岸，长逾两英里。虽如许多人所想，汉口尚在比较幼稚之时，但其外滩与许多房屋的气象，已无愧于它们所俯临的这条大江。

然而从防守的眼光看，这份阔大的气派也带来相应的危险。除去租界后背那一长条无遮无拦的地面之外，南面还有将近半英里紧挨着险地。英租界与华界相接，一旦乱民发狂，那贪婪的眼睛断无放过之理。

这危险自然并非事前未曾料到。汉口一得武昌落入革命军手中的消息，警钟便已敲响。十月十一日清晨五点稍过，外国义勇队集合，防守之策的先期布置也已议定。他们对可能的攻击已尽可能有所准备。但因一时疏忽，英租界靠华界一侧的一条要道竟被漏在计划之外。于是这一带一度形势极其险恶。街上涌进成群的无赖，起初只顾着一桩合他们脾胃的勾当——拦劫从已经大乱的城里逃出来的难民。然而财产之受损，尤其是街上那许多店铺，眼看就要临头。所幸义勇队的一支劲旅，加上英租界巡捕房所能调出的全部人手，不久赶到，把街道清了出来。

与此同时，英租界后面也起了抢劫。但这里的乱民同样被遏住，一时的安全得以保全。

不过，假使听任乱民肆虐一夜，这份喘息之机恐怕难以久长，这是几乎无可置疑的。破坏之手至少会伸到外国地界的某些部分。幸而革命军当局不久便恢复了秩序。最初派过江去汉口的兵力，不足以接管全城并维持治安；直到傍晚两营人马开到，人身与财产才重又比较有了保障。

第二日就这样过去。头一枪打响以来，不过四十八个钟头。所冒的风险极大，而命运女神含笑相待。

（原注：据云汉口华商总商会曾捐银二十万两（约合英金二万五千至三万镑）以助革命，并在军政府之下承担了全城的巡警之责。）

孤注一掷，竟已得手。三座富庶而稠密的城池，如今奉革命之令。一个政府已经造成。财货、军火与雄厚的资源，都在黎都督掌握之中。他主宰着数十万人的命运。

对于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意义，再不能有什么认真的怀疑。它们已不属于兵变与骚乱之列。挑战已经掷向北方——旧秩序的堡垒所在。便是不善思索的人，也开始看出这股在水面之下长久而耐心地酝酿着的新力量有何等惊人的可能。

结局将如何，无人能预言，但许多人都感到变局迫在眉睫；其影响之远，也同样显而易见。无论革命党在「三镇」的命运如何，划时代的事件已经发生，其后果几乎无从挽回。中国的历史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借卡莱尔那庄严的句子来说：……「时之更漏已鸣，一个旧的时代逝去了。」

九北京的态度

湖北总督瑞澂的电奏，报告十月九日晚间破获革命党人的密谋，发于次日。此电何时递到北京，已不能确知；然而说来也是一桩奇特的讽刺：十月十一日清晨，武昌城头已高悬革命旗帜，朝廷所派维持法度与秩序的大员大半早已弃职远遁，而一道上谕竟于此时颁下，褒奖瑞澂的操守，称许他弹压变乱之神速。谕旨命令：凡剿除乱源所必需的举措，皆应次第施行，惟须以朝廷的宽大之意兼行其间。

谕曰：「此等革党，谋为大举于湖北，蔑视国法，莫此为甚。该督消患于未萌，弭乱于俄顷，办理甚为迅速。在事文武各员，奋勇可嘉。

「所有拿获逆犯，除已正法三名外，著即严行讯究，按律从严惩办。同时著地方文武各官，将在逃逆党严缉归案审办。并著出示晓谕，凡被胁从者，准其悔过自新。至巡警及地方文武各官，事前未能察觉，本应议处，惟念其协力缉捕，尚属同心，著加恩免其置议。其中出力较著者，准予择尤保奖，惟不得滥保。所请余事，均照所奏办理。」

萨镇冰提督爵士，统带朝廷舰队。

陆军大臣、满人荫昌。

谕旨甫经颁下，第二通电奏已经到手：湖北省城落入革命党之手；在武昌，朝廷的政令不复行了。

记载此讯并详列应办各事的上谕，迟至次日方才明发。谕中先述瑞澂所报各节，继而仍是那副人们耳熟能详的老调：——

「览奏曷胜诧异。该军与乱党勾结，蓄谋已久，瑞澂事前毫无防范，以致骤然发难，省城竟陷于贼手。负恩溺职，咎实难辞，本应从重治罪。湖广总督瑞澂著即行革职，姑准戴罪图功。著暂署湖广总督，以观后效。该署督务当迅速克复省城，倘有贻误或稽延过久，定当从严惩处。

「著陆军部军谘府即派陆军两镇克日开赴湖北，会同剿办。同时著海军部加派兵轮，归萨镇冰统带；并著程允和迅带长江水师前往应援，毋稍延误。陆军大臣荫昌著即率队驰赴湖北，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瑞澂著会同该大臣妥筹办法，迅速剿除乱党。毋任蔓延。」

这道文书里所说的「诧异」，实无理由疑其不出于真心。恰恰相反，近来种种事变，只更印证了一点：宫廷一党中人，除极少数例外——如那桐、庆亲王奕劻，而他们的忧惧又被众人归之于年迈体衰——余者对于在若干细心的观察家看来早已现于壁上的凶兆，皆懵然不见。北京的生涯，仍按其一贯的调子过着。五月间，遵照朝廷的允诺，所谓内阁业已成立。因应舆论的要求，历史悠久的军机处——那古老的「军机」，其名号即昭示着它的渊源，出自邦国之议即军旅之议的遥远年代——在名义上已经退位。然而就目下而论，此项让步几无价值，所换的不过是一个名目而已。内阁的构成一如既往地失策，满人成分左右了它的议决，于是正如中国人用日常口语所直截了当说的那样：「不过粉饰皮毛」，「只是改头换面」。再者，如前文已经提及的，资政院的权限在新订的章程中大受裁抑，此举实在难说是承认了那些拒绝再受朝廷诏令羁勒的新兴力量。再从北京生活的政治一面转到它的生意一面：为着旧中国近代化这一进程的种种需要而奔走服务的人，充斥于京城——放款的金融家、卖军舰的、卖各式枪炮的、卖各类机器的。眼看有的是合同可订，照例还有奉送给要路人物及其无数党羽的酬谢，而正是这套办法，在各省酿成了无穷的怨愤。

（原注：参见濮兰德《满清的末日》，载《国民评论》一九一一年六月号。）

在宫墙之内，于种种阴谋权术的间隙里，与上述这些切实事务大异其趣的是，前朝遗下的陈旧仪注，仍被恪守不渝。依照古制，钦天监已就当今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今年六岁的皇帝的开蒙——受到咨询。这班星相家依次考察了星象及其他幽玄之兆，禀报说御学当于「七月十八日辰刻」开始，于是降旨定之。继而选定帝师，为陆润庠、陈宝琛二人，皆年高宿儒，分别成进士于一八七四年与一八六八年，湛深于古籍，却难说具备造就一位近代君主心智的本领。乐的一事也蒙关注。上谕开示说：「乐之为道，与政相通」，遵照谕旨，编成了一部所谓「国乐标准本」。

（原注：即辰时，九月十日上午七时至九时。）

与这些不合时宜的举动并行，国家最主要的实业部门邮传部，则在忙于筹备一件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召集各路铁路的总工程师与总办开会，定于十月中旬左右在北京举行，以商讨划一制式及其他问题。同样，陆军部依照近年来中国自诩已有一支模范陆军以来的惯例，也已筹划多时，秋操即将在永平府举行。

当武昌事起之时，北京生活中光怪陆离的种种情形，以及当时较为触目的一些时事，大略如此；凡此似乎都足以说明这场变故之出人意表。

但是，这场起事最初虽确实引起了十足真切的惊愕，这惊愕却注定迅速转为惊惶。继瑞澂革职之后，同样的处分又落到提督张彪身上，上谕发于十月十三日，即汉阳、汉口落入革命党之手的次日。然而对这两件大事，谕中只字未提。变乱被婉称为「兵变」，而张彪则被斥以坐镇湖北多年，所收之果唯有军纪废弛、人心怨望而已。虽然如此，他至少暂时仍获准留任，并奉命「即行痛剿革党，克复省城，毋稍姑息」。

同时又颁上谕一道，停止永平府秋操。

其时集于永平府的兵员，约计三万，计混成两镇、混成两协、马队两协。装备处处齐全，俨然是一支具体而微的全军。

在当时情势之下，颁谕停操不过是一道例行文章。为秋操调集的部队，早已奉命开赴乱区。然而不久，此处又生出新的惊惧来。官场中很早就知道，这道征调之令，响应者既不迅速，也不踊跃。旋即可以断定：军队的忠诚大可疑虑，其中有些部队，被认为不宜贸然装车起运。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它比此前的任何事情都更清楚地表明：不但局势极其严重，而且朝廷已经彻底看清了事态的严重。袁世凯——两年多一点之前刚被罢黜的那个人——被重新起用，授为湖广总督。同时，岑春煊也被从退隐之中召出。此人当年任两广总督，以无情的手段镇平一九〇五年的广西之乱，据说还依照古时野蛮的旧俗，同他的部将共饮被杀者之血。他先前也曾任四川总督，其严厉的性情在该省久为人知，此前已奉命协助端方办理弹压事宜；如今则要以总督之衔重回该省，接替赵尔丰。

颁布这些任命的上谕，发于十月十四日星期六早晨，文曰：——

「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即著督办剿抚事宜。

「四川总督著岑春煊补授，即著督办剿抚事宜。

「均著即行驰赴任所，毋庸来京请训。现值时局艰危，该督等世受国恩，自当以全局为重，勉力任事，不得再行固辞，用副委任。

「俟袁世凯、岑春煊到任后，瑞澂、赵尔丰即行交卸。」

（原注：此处不妨附带一提：岑总督似乎已充分看清了时局的严重，一味延宕，结果终于未赴四川。）

又一道上谕，将该省军事全权付与袁世凯：

「袁世凯现已授为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著归其节制调遣。袁世凯并著会同荫昌、萨镇冰调派水陆各军，迅速筹办，以期早日戡定地方，克复秩序。」

满清皇室注定要在屈辱与绝望之路上走得那样远，而这便是那条路上的第一步。曾被践踏到尘埃里的人，如今被恳求重新出山，去拯救那些一手促成他倾覆的人。他被授以近乎军事独裁者的权柄，好让他去挫败那些一意要推倒幼冲天子摇摇欲坠之宝座的敌对力量。

十双方兵力：初期战事

起用袁世凯，主要出于三层缘由。其一，他是汉人而非满人，据推想能号召一大批有势力的追随者。其二，他为外国人所信任。其三，中国的新式陆军出自他手，人们相信他能保证这支军队的效忠。

不过，若不是因为他被认为在军中素有影响，袁世凯在此时此刻大概不会被召回掌权。诚然，若在更早的时候起用他，本是既明智又得体的。事实上，数星期之前朝中已有人力主此议，并已与袁世凯私下通了消息。那桐更得庆亲王赞同，径直就此事具折上奏。两位大臣都看得明白，国家正需用一切能干之人；他们也明白，袁世凯纵然未必真享有外国观察者通常加于他的那种非常之拥戴，但在一九一一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夏天，要调和各种不同的意见，他毕竟是最好的指望。

然而革命一起，局势的要求便变了。这些好处，大半被另一层不利所抵销：朝廷此举势必给人一种张皇失措的印象，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而且，从满人的眼光看，那些终归无法调和的势力究竟受袁世凯多大影响，多半也被估计过高了。革命党中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他从前的严酷手段也在别处结下仇家。他去位将近三年，原先构成他一派的那些人，势必已另结新交。最后，由他一手创立、并且无疑在其中激起过近乎私人效忠之情的那支军队，人事已大半更易。他还能不能指挥得动这支军队的拥护，已不像一九〇七年慈禧太后擢他大用时那样有把握了。

不过，这还有待事实验证。眼下可以断定的是：朝廷已明白自己的处境，用不着旁人提醒，也知道救亡的主要指望——如果不是唯一的指望——就在军队。

此时变乱起事才四天，然而已办成了不少事。北上之举固然尚无动作，但除了日子尚浅之外，其中的道理也很明白。首先，京汉铁路局一看出革命军势必暂时控制汉口终点站，便把车辆一律撤离汉口。其次，自称「民军」的这支人马，兵力还不足以在此时贸然向前推进。再者，从方略上说，在远出用兵之前，应尽可能先把长江以南的地盘稳固下来。此外，革命党在自己的根据地作战，条件最为有利；而朝廷的兵一旦陷在华中，反倒便于北方各处响应起事。最后，若无黎元洪居中约束，大概没有哪一支革命军队可以放心派出北伐；然而黎元洪归附的时机与经过尚近，革命党的领袖此时便把大局押在他的忠诚上，未免太早。

其间，「三镇」的占领已告完成。民政的各项细务正在厘定，新的机构也逐渐运转起来。

与此同时，黎元洪本性仁厚，又有政治眼光，看得出无端激起仇恨、疏远外人同情之害，因而正严厉约束部下的过当之举，制止对满人的滥杀——起事之初群情激愤，积压已久的种族仇恨一发而不可收，遂有此事。起初几日，这一面确实相当严重。有一段时间，「三镇」之内大肆搜杀。凡属这个一度君临天下的种族，一概不许逃脱汉人的报复，男女老幼都不能免。遇有来历可疑者，便加以一种粗陋的口令考验，其可靠与否实在大有问题。当地相传满人念「六」字及带「六」的数目字有困难，于是把嫌疑者拉来数数，稍有迟疑或读音不合——而受惊之下本极易如此——便是死。所幸赖黎元洪的弹压，这一构成莫大污点的阶段为时尚短。

最后，汉阳一带正在深挖壕堑、加筑工事，一面招募新兵加以操练，因而不出数日，便有约三万人之众准备在新旗号下作战。

估量革命军的实力，不能不承认其中受过训练的兵士勉强只占四分之一。但人人装备尚称齐全，又有大义的鼓舞为之支撑。局面中最大的危险，一是初期若遭重挫，士气随之涣散；二是胜负久悬不决，锐气渐渐消磨。

到此时为止，全国各地尚无动静；但领袖们明白，只消假以时日，自会有人响应这一号召——而响应之烈，必定远出他们最乐观的期望之外。

革命一方的地位看似稳固，朝廷一方在理论上却是压倒的优势。他们控制着京汉铁路，掌握着陆军。海军在萨镇冰统率之下，凭着那条绝好的水道，虽远在海口六百余英里之外，仍能自如地与陆军协同。因此，除财力一层不论，他们要取胜只需两个条件：军队始终效忠；其次——这一层或许略轻——把乱事局限在汉口一带。

事变之时，中国的兵力分驻全国要地，计有按新法操练、装备精良的军队二十四万余人，号为「新军」；此外还有若干旧式军队，按当时既定的办法，最后一批应在一九一一年底裁撤净尽。

〔原注：一九一一年十月，新军的编制为：（甲）足额镇十一个，每镇一万二千余人，另有半额镇四个；（乙）混成协十四个；（丙）东三省地方两协及西藏驻军；（丁）禁卫军一万一千二百六十人。〕

还应提到，许多大城市里另有驻防将军统辖的地方兵，系满人入关时为弹压汉人而分驻各地的旗兵后裔。他们与其父祖二百五十余年来一样照领粮饷，境况却衰败得可怜。他们早已不成其为有战斗力的一支，实际上在汉人起事时往往最先做了刀下之鬼。同样，北京至今仍留有大批旧满洲兵，分隶八旗。他们也一样，两个多世纪的懈怠已夺去了当年使其成为征服之族的大部分品质，废弛到了极点。

物力一层，就更难估量了。看来双方都经不起一场长期战事。就革命党而言，黎元洪自称饷项充裕。已知他随汉阳到手的还有两百余万元，兵工厂又供给他一切枪械弹药，至少目前尽够用。海外华侨富商之中，慷慨助饷者亦复不少。

朝廷的国库则几乎告罄，除铁路的余利之外，别无可以挹注之源。除了一场耗费浩大的战事，政府还要应付沉重的外债与庞大的政务开支。

〔原注：唯一可靠的财源即海关税收，早已重重抵押以担保外债。事变之初便与清政府商定，此项收入应按各债权先后的次序，用以偿付外债本息与庚子赔款。为免与外人交涉生出枝节，革命党领袖也默认了这一办法。于是大部分未了的外债仍旧照付，而交战双方都失去了一宗财源——各自控制的口岸多少不同，所失也随之有多有少。〕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满人最终会因无饷而败。中国到底是个百姓还藏钱的国度，皇族的私产必定数以百万计。他们自然宁愿让国家去负担这场保全王朝之战的开销；但只要还有好指望，他们的事业终究不至于因缺少军费而垮掉。

事情后来正是如此。北京曾设法举借外债，结果几乎全无成效。此事关系之重大，以致列强最终把中立的范围扩及于不予财政援助，于是双方都早早地被抛回到各自的财源上去。

双方的大势，说到这里为止。

从军事上看，革命最初几天并无战事可记。前文说过，第八镇统制张彪在武昌城破之时逃出。他收拢身边残余的效忠部队约两千人，随后在汉口一侧、京汉铁路十公里处扎下阵脚，意在保住与北方的交通，以待援军到来。十七日礼拜二，即事变之后整整一星期，萨镇冰率长江舰队赶到，与陆上的官军取得联络。但朝廷的大队此时尚未南下到此，张彪还得再等几日才能盼到接应。其间黎元洪因未乘胜进逼，颇受指摘。人们以为——多半也的确不错——以革命军那样的规模，纵在草创之时，要把张彪赶走也不该有什么大难处。

不过这样看待黎元洪，未免不甚公道。他此时正因同僚不肯信任而掣肘，前文已经述及。这种看法也没有充分顾到：革命党领袖骤然要管辖庞大的人口、料理一片广大而富庶地面的政务，其中困难重重。而且它似乎还忽略了前面提到的另几层顾虑。当时并没有一种可以夺取重大战略要地的前进之举可做——譬如河南边界上的铁路隧道，或是黄河铁桥——所以在这最初几日里，并无立即动手的必要。

第一次敌对的举动发生在十七日。前一天，黎元洪已颁布一道告示，为其军队争取一切助力、并博取百姓的同情与善意铺路。

这道文告用的是那种深情所在往往随之而来的质朴措辞：「父老兄弟姊妹们：我等今日兴师，是要踵先人之武，扫除仇敌。武昌业已光复，尔等勿惧，各尽其分可也。

「第一，租界断不可扰，外人性命财产不得损伤，领事馆、教堂不得焚毁；因外国人并未害我。害我者，满人也。我若害外国人，彼将与我为仇，那时我们就要吃亏了。

「第二，各安其业：读书的读书，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至于商人，我们尤应保护，断不容罢市。若有造谣罢市者，必予惩办。

「第三，断不可掳掠、纵火、杀人。我们的本意是救同胞；若焚掠杀戮，岂非害我同胞？有犯此者，政府必杀无赦。

「第四，切勿抗拒我军。抗我者非黄帝之肖子；我必视为仇敌，其罪断不宽贷。

「以上四事，务望周知。倘有触犯，决难幸免。一体凛遵，则幸甚矣！」

十七日晨，又向张彪麾下的官军作了最后一次招抚，劝他们与旧日袍泽同赴大义。然而毫无回应，于是断定动手的时候到了。

当天傍晚，一支两千人的革命军带着四门小口径野炮，沿汉水而上。他们横穿平原疾行绕道，抵达铁路以北外国租界的后方，于十八日拂晓扑击官军之背。然而这一击失利。官军最初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随即收拢反扑，抵抗之下，革命军终于退去。

双方损伤都不重，这一仗其实不过是场小接触。但对官军而言毕竟算得一分小胜；而从朝廷的全局着眼，它的意义极大，因为它表明军队肯打——这一点即便不算出人意外，至少此前是有些可疑的。

官军并未乘胜追击，尽管机会极好。本来很容易把革命军打得溃不成军，在人心上收极好的效果。那支革命军多半是新招的壮丁，初试之下显然已经气沮；他们乱纷纷地退过平原奔汉口而去，对一支有纪律的敌军正是唾手可得之物。

然而官军似乎满足于击退来攻、守住阵地。其间又有新的队伍陆续自武昌渡江过来，到午后过半时，约有五千革命军——大都是受过训练的兵——已在外国租界后方布好阵势，准备再攻十公里处的官军营地。他们的野炮掩护甚为得力。

这一番调度乍看之下，会使人推想革命一方的计划不知何故落了空。从军事上说，本应两面同时攻打官军营地才是。倘若这支如今要接着打下去的新军在前一日或前一夜便占好现在的位置，此事原极易办到。这一层似乎显而易见。

然而不可因此便认定黎元洪的方略必有失误。他多半另有考虑。取得一场胜仗对他极为要紧，实在是非胜不可。他多半想到：带着那样大比例的新募之众，在拂晓时分光线不明的情形下作协同动作，对自家的危险恐怕比对敌人还大。如此说来，他的战法非但不该受责，或许倒该称许。他拿新兵去做突袭：倘若得手——这本是很可能的——新兵便大长士气；倘若不成，真正的一击可以放到当天稍晚，由受过训练的部队挽回先前的挫折。

后来正是这样。将近日暮时分，双方打了一场迄今为止最接近于正式交锋的仗。官军推出一小队人马，在跑马场附近占住阵地。革命军则散布平原各处，主力在高尔夫球场一带。起初他们攻车站营地未能得手，随后集中兵力猛攻跑马场，终于迫使官军退却。他们随即占了跑马场，此后的调度便由军官在跑马场围场内汉口枪会的飞靶塔上指挥。

其间萨镇冰的巡洋舰已驶到。据目击者说，它们按规矩绕圈行驶，每艘转到侧舷对敌时便向革命军中打几发炮弹。然而损伤甚微；入夜时分，交战双方的相对位置毫无变化，仍旧彼此敬而远之。革命军少数伤兵被送到汉口，在教会医院及跑马场、火车站两处红十字会救护站医治。官军的伤兵却不幸被弃于战场，据说有几人被附近乡民冷血杀死；据云乡民对凡为满人卖命的兵都无好感。

次日清晨，革命军谨慎地展开行动。他们继续推进，自跑马场缓缓移向官军营地，一路未遇抵抗。然而他们疑心有伏，便派出探子搜寻敌踪。

据一位目击者所述——但愿此说有趣多于确实——「这些探子都是刚在武昌招来的上了年纪的苦力；年轻些、机灵些的人，同他们的革命主子一样，记得自己还有许多年好活，冒不起这个险。所幸对各方都好，苦力队回报说官军营地已空；炮舰又一时顺流而下不见了踪影，于是义军便可安安心心地去干那件他们颇为中意的差事——抢东西。」

大概可以推想，官军得了消息，以为有人要抄他们的后路、切断他们的交通。因为营地不但空无一人，而且撤得极其仓促，丢下了好几节装着弹药军需的铁路车皮，其中除各色军用物资之外，还有一大笔银子。

初期的接触就这样收场。这在某些方面，或许颇能令人想起相传中国用兵的种种路数。至少它全不预示此后不久将在同一片战场上出现的那种精妙的科学战法与英勇事迹。

它的结果，是使民军控制了汉水与七里沟之间的那片地面，并大大鼓舞了革命一方的人心。

十一袁世凯的迁延

满人求诸袁世凯的宽宏之量，既未得着即刻的回应，也未得着有情的回应。其间，关于他多半会走哪一条路，揣测纷纷。有一路人猜想他会拒不出山，仍守其被迫的闲居。另一路人则等着看他出来，在本国命运的铸造上担一个重大的角色。有一桩事颇为奇特：中国人的看法虽然分歧，外国方面最上乘的见识却取了后一种、也就是较高的一种看法。同时，对于当日流传甚广的一种揣度——说袁世凯将站到革命党一边，趁此机会向那些使他失势的人报复——这种见识却不屑一顾。它给他的推重是这样的：至少他具备那样一种程度的伟大，足以超脱于小人物的琐屑怨毒之上。

持此见者还另有别的理由。人们多半是从袁氏那众所周知的、偏向稳健治术的倾向上推论出来的。那句著名的中国「中庸之道」向来支配着他的行事；在他生平每一次逢到危局的时候，他都取中间一路。眼下他大概不会受极端一派的左右，也不会为极端的举措所吸引。再者，袁氏历来显示自己是个稳健而爱国的政治家。最后，如前文已经说过的，他能否从革命思想的首领们那里得着热诚的欢迎，也大可怀疑。无论有理无理，出卖并迫害康有为及其党人一事，人们总是归到他名下的——其情形前面已经叙过；虽说人民军所代表的是完全另一路的意见，但在这一点以及别的缘故上，他们中间无疑积着不少怨气。他在天津做直隶总督的六年之间，对付维新之士与鼓动之人，手段不是极其严厉的么？一九〇八年他做军机大臣，正当那位著名的皇太后与命途多厄的光绪皇帝生命中最后几个月，他不也同样耳目灵警么？至少，他会不会被人张开双臂来迎接，是很可疑的。

袁氏对于朝廷催他驰赴武昌之命的答复，载在一道奏折之中，见于十月二十一日的《政府公报》，虽说递上已在数日之前。其措辞的讥讽之意，实在触目：——

「奏为叩谢天恩，并详陈病状、亟须暂就医治，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钦奉内阁抄交十月十四日谕旨一道，内开：『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即著督办剿抚事宜。即行驰赴任所，毋庸来京请训。』又同日谕旨一道，内开：『袁世凯现已授为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著归其节制调遣。』

「臣仰承特命，惭悚交并；世受国恩，涓埃未报，抚衷追念，弥觉疚心。自皇上御极以来，臣叠蒙优异之恩，恩眷与荣宠并隆。此中数载，因病回籍就医，未获奉职朝廷。今奉谕旨，感激深至。当此国家艰危之际，臣自应遵旨即行，前往措理时局。惟臣足疾旧患，迄未全愈；去冬左臂又复受病，屡作剧痛。积年之疾，本难期于旦夕之间遽尔霍然。虽气息形体已见衰弱，而精力尚未大减。然近日入秋骤寒，向所患之喘症与发热，又复相侵。此外又有眩晕心悸之患，每一思索事理，辄觉神思散乱。此数症虽非一日可瘳，然究属外感之病，较之旧疾易于医治。当此军事吃紧之时，臣不敢遽行请假，惟精力既失，实觉支持为难。现已延医诊治，力求速愈，一面并将应办各事预为筹备。一俟稍能行动，即当立时启程，借以稍报涓埃，仰答高厚之恩于万一。所有叩谢天恩、详陈病状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以这样一通答复来对付一道十万火急的朝命，可以说相当准确地映出了时代的精神。官吏推宕迟延、设法躲避不愉快的差使，自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袁世凯这道折子里所透出的气息却不同。它的口吻显示出朝廷的威权已经低落到何等地步，也雄辩地道出君臣之间的关系正在更易。不加质疑地服从御意的日子，到此终结了。此后无论结局如何，人们至少要为自己保留一分思想与行动的自由。

（原注：十月十八日，答复此折的朱批发下，就当时种种情形看来，其措辞未免有几分可怜：「知道了。武昌汉阳事机危迫，该督平日办事公忠，勤于其职。著即力图医治，虽在病中，仍当力疾前往，以副朝廷倚任之殷。」）

已经发生的迁延，以及注定还要继续下去的迁延，只把这些事情衬托得更为分明。然而从朝廷一方看来，更严重的是：这迁延还给人留下一个极坏的印象，即袁氏的地位与满人相形之下何等有力，而满人又何等地一无能为。日复一日，本朝的威望稳步跌落，一种压倒一切的信念由此生成：这个王朝的命脉正在迅速枯竭。

袁世凯的推宕，颇受严厉的责难。不少地方的人深信他是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削弱满人一家。另有人竟至于相信：他极清楚地看出宫廷一党的政策已把他放在一个足以主宰局面的位置上，而他便明知故为地、有意地运用这地位，以促成他们的倾覆。又有人说，十月十四日的谕旨颁下之前，早有人向他接洽过，而他已自誓效忠于朝廷一方。最后，还有人指他与革命党暗通声气，打算按自己的条件加入他们。

然而这些指控所据的证据，至多只能说是不足为断。大体上都属猜度之谈。举例而言，到此时为止，还不曾有任何迹象显示袁氏在这一阶段与革命党有往来，或曾有往来。再者，纵然年初宫廷一党曾试探过他的意思，如今情形已变，是否又有人向他接洽，实在毫不明了；即便有，他的应允是否毫无条件，也毫不明了。

（原注：革命的后一阶段，孙中山先生曾公开声称，数月之前袁世凯曾向他接洽；然而并未有人说过这类试探是循着共和的路数，因为那与袁氏的信念是大相径庭的。）

时日既久，这段内幕的详情或许终会披露。到那时，当代人心中难免生出的种种偏见与好恶都已消散，后人尽可从容反省，下他们斟酌过的判断。然而目下，既已将批评者的议论如实录下，对于袁世凯这一面的情由，也该说上几句。

事变之骤然，以及随之而来的迅速得手，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意外。革命党的首领们把秘密守得很好，朝命到时，袁氏对于自己该走哪一条路，心中多半还未定。须记着：他性格中的过人之处，无一不与仓促决断相反；他的政治识见，乃是本能与迟缓判断的一种奇特的结合。此时他所面对的，在他看来大概正像是生平最大的一次危局。他之迁延，实在不足为奇。若换一个更强的人，或一个更弱的人，都会早早拿定主意。在袁氏身上，正因其强，才容得下几分谨慎，算是对他性格中那点弱处的让步——那点弱处所要求的，或许正是按兵不动。袁氏答复任命谕旨的那道折子，许多人解作是拒不应召。然而在最了解他的人看来，分明只是权且敷衍。诚然，「罗马正在燃烧」，可是他是个太强的人，不肯受人驱迫——无论驱迫他的是外面的势力，还是他自身之内某种不能得他全心赞同的成分。

可以想见，即便对袁氏责难最烈的人，也不会说他所担的是一桩轻易的差使。那些较为平心的批评者——大概也只有他们的话值得认真考量——所主张的不过是这样：一个志节高尚的人，要么立即出来，要么索性退在一边，给旁人腾出地方；而他把自己烙上了机会主义者的印记，行事出于自私，并且对于那个曾降旨使他失势的骄横门第，也并非全无一点加以折辱的野心。这些事实或许经得起这样的解释。甚至可能——实在也多半如此——个人的动机并非全然不在其中。人性在所有人身上都要显出它的本色，而东方尤其是机会主义与私人争斗之乡。

然而，纵使他的行径似乎显出他并非全然摆脱了人所共有的弱点，事局的走向却更清楚地表明：支配袁氏心思的，主要还是另一些更高的情怀。他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是汉家的真子孙。他既无理由、也无意愿去扶持满人的王朝。充溢于他胸中的，是对本国前途一种宏大而爱国的关切。然而，他若要在成就长久之善这一方向上有所作为，第一步必须先稳住自己的地位。支配着他的种种抱负，自然只能靠推测；但假使能窥一窥那副莫测的心思，则大概可以看出：除了想保自己免受谤毁与负义之害以外，他主要是想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待眼前这桩事办完之后，还能继续一番有用的事业。他把自己看作本国所不可少的人，看作唯一能弥合各派、按立宪的路子建起一个强有力而开明的政府的人，这也许是可以见谅的。

湖广总督这个任命，纵然又加给他若干军事之权，就他的目的而论，仍未把他置于一个够强的地位。这便是他迁延的首要缘由。说到底，他不愿仅仅为着保全满人的秩序而与荫昌以及别的满人合手。他只肯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出来：把他放到一个足够有力的地位上，使他能按自己的路数掌舵这条国家之船，依着他心中对本国之善所需的种种设想，把它驶过这场危局的风涛。

满人一方则有一段迟疑与犹豫的时候。他们渐渐觉得：召回袁世凯一事，就中国的最大利益而言不论意味着什么，从他们较为狭隘、较为自私的立场上看，多半是做错了。当时在他们心中——至少在其中较为老成的人心中——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以为他不会竭尽全力去保全这个王朝。至少在这一层上，名誉的约束，以及行事须合乎欧洲人心目中的体统这一要求，显然是把他绑住了。袁氏本人当时也不相信（他此后的方略即可为证）这场运动会如此迅速地长到这样的规模与力量。他无疑是指望能够保住这个王朝的；并且不妨大胆认定，他确有诚实的用心要这样做。然而他决意要使这保全以这样一种方式达成：满人的统治得以续存，须以能保障国家福祉的种种条件为前提。除非他能为自己取得一个受人承认的、其尊严足以使他的发号施令得以成立的地位，背后并且还有一种能强制他所立条件的权力，他便不肯承担眼下逼到他头上的这桩差使。

换句话说，他是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大军事独裁者的地位上去。他不打算让荫昌来牵制或胁迫自己。他也不愿让自己的规划因各主要统兵之职落在可能对他怀有敌意的将领手里而受挫。他要求前线的统帅是一个他可以倚靠的人。

从袁氏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立场看，平心而论，不能说这些要求或为不必，或为不公。然而摆在满人面前的，却是全然另一个问题。这个当朝的门第，所押上去的是自由、性命与一份莫大的世业；要他们把自己手脚捆起来，交到一个纯粹中国人的政治家的慈悲之下，实在是一个骇人的要求——这个人的好恶与他们不同，尽管他的识断或许认为他们在他那套政治调整的方案中还占着一个不可少的位置。有一件事已是公开的秘密：年少而气盛的王公们所主张的是一条大不相同的路。到这时候，已有一个军抵达前线，交通线也守得妥当。他们力主：把这个门第的命运付于战场一决。同时，对袁世凯则或者干脆决裂，拒其条件，或者与他敷衍。他们疑他不忠，力主对他严加看管，以便一有迹象便将他击倒。

这件事确实是办得到的。同样确实的是，袁世凯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在他个人的安全绝无把握的时候，他还取了一条有力而勇敢的路，这一点似乎足以压倒一切地证明他用心的诚实与信念的坚强。

后事证明，年少王公们那番鲁莽、却较有体面的主张，终未获准占上风。袁氏的条件被接受了，而在那条屈辱与绝望的苦路上，又迈出了一步。

十月二十七日，《政府公报》上登出如下的谕旨：——

「湖广总督袁世凯著授为钦差大臣。所有派赴长江一带增援之舰队，暨水陆各军，并此次陆续派出之各军，均著归该钦差大臣节制调遣。凡须会同邻近各省督抚办理之事宜，著由该钦差大臣随时会商办理。该省剿抚事宜，著袁世凯察度情形，迅速办理。军情瞬息数变，军谘府、陆军部不得再行遥制湖北战事，以期事权归一，速著成效。陆军大臣荫昌部务繁多，势难久驻在外，著冯国璋接统第一军。俟袁世凯到任后，荫昌即行回京供职。」

十二资政院第二届常年会

当袁世凯的种种要求正使宗室亲贵们满心惶惑疑虑之际，资政院的议事，其令人窘迫的程度也只略逊几分——这是就政治一面而言。若纯从个人一面说，两者之间倒有一层实在的分别。在前一桩事上，皇族的威仪与权柄，实际上不得不交出许多。在后一桩事上，如下文所见，则找到了一个较为可意的牺牲。

资政院第二届常年会的第一次会，开于十月二十一日，即宣统三年九月初一日。惯于留意中国政界动静的人，早就怀着兴味等着这一届会期。人们以为，这在中国代议政体、或曰立宪政体的演进史上，将不失为一桩划时代的事。宫廷一党看待它的心情却大不相同。他们明白，资政院手里有许多正当的怨由。即便在境况较顺的时候，这些人的聚会也要引起一种不安之感。当此关头，它只能生出一种畏惧。

第一次会的议事，性质井然而纯属仪节。摄政王未莅，开会典礼由礼亲王代行，并致开院之辞。继而由那桐向诸议员宣读如下一道抚慰的谕旨：——

「朕御极三年，日夜孜孜，勤求治理。兹届资政院第二届开会之期，尔诸议员其敬听朕训。当今寰球文明之世，立宪政体尤为切要之急务。去年十月，朕遵先朝之志，行惠民之改革；复因京外臣工之请，降旨将开设议院之期缩至宣统五年，并饬将预备立宪之清单重加厘订。年期日近，预备之事亦日繁。该院为举国所推重，实为将来协和会议之先导。该院既于日前已臻相当整饬之境，则至今自应大有进益。凡议一事，务取众议，以求尽善。诸事皆须审慎而后定，庶几日进无已。兹特谕各部大臣，将现待议决之各项事件，暨上年该院未议竟之件，一并交院讨论。尔诸议员深悉国情民意，尤当竭其忠爱之诚，以应此艰难之局。立宪之举，必期不扰于民；办事之序，必待深加熟议，庶国基以固，治安可期。此朕之所深望也。

「将此通谕知之。」

值得注意的是，这道文书避而不提湖北的乱事。然而其中已有几分那种悲凉之意——此后许多朝廷的文告都将带上这种印记。它透出一种不安。或许全无投降的口风，可是读其字里行间，它的用心在鼓励而不在压制，并且显出一种意向：宁肯向风暴低头，而不与之相抗。

上谕宣读既毕，第一次会便告结束，诸议员静静散去，各归其家，或往茶馆，或往会馆。接着是外表上平安无事的三天。九月初五日，即十月二十五日，开第二次会。这一次的性质却大不相同。据在场者所述，以及后来见于华文报纸的记载，这是一次群情激动的会。议程共列五项，前三项是政府提出的议案，分别关于修改公司律、厘定文官任用章程，以及禁止广东赌博。

这几案由政府提出，在议员手里却只得着极少的注意；他们相当直截地指出：当此之时，不是议论那些理论上重要之事的时候。于是这几项事便被搁下，让位于议程上的后两项。

其中第一项，即第四项，是一件议案，请具折上奏，为着在危局之中救国而采行补救之策。提案人罗杰，湖南议员。他的发言，乃至整场辩论，都一再显出中国的中央议事机关此后必将长久为之苦恼的种种难处。罗杰说得极长，语气有力，虽则有时似乎稍离题旨。可惜的是听众很难跟上他，他所说的许多话，都因他浓重的乡音而听不明白。

不过眼下并不是那种非把议论的细微曲折听个透彻才算要紧的场合。该议案无一人反对便获通过，并议定了一件奏稿；其文虽有意味，与本书所述关系却不够直接，故不备录于此。

议场脉搏加快，人人精神抖擞，如今进到这一次会的正题上来，把注意力转向第五项，其文如下：——

「拟具折上奏，弹劾一国务大臣：该员滥用权柄，以致激成国中变乱，其所行与忠贞之至则相背。」

随后那场激烈的辩论，下面这段记载已是极为平和的了：——

「贵州议员牟琳与易宗夔提出并附议第五项议案，其锋所指为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牟琳称：目前的局面可以一路追到它的源头，那源头便是盛宣怀。他以借款与铁路两项政策激成四川之变，四川之变又转而酿成湖北之乱。他在推行这两项政策时，违犯了资政院的院章——院章中有一条明白规定：凡举借外债，应予该院讨论之机会。再者，财政之事本应完全归度支部直接掌管。盛宣怀由是越出他正当的职分之外，去经手四国借款与日本借款。他侵夺了别部的权柄。至于铁路政策，这样重大的事，难道该不经该院而径自定夺？盛宣怀在内阁之中是否得着同僚的全数赞同，也颇可疑；他趁总理大臣不在，颁下谕旨，抛出他那国有的政策。他与他那一伙寡头以为，凭着颁发谕旨便可以把他们那套专断的图谋再推进一步。

「附议者所说大略相同，只是语气更重，用词也严厉得多，博得许多喝彩。他离席时，场中气氛已极易激动，直隶议员籍忠寅起立，说弹劾的奏稿已经拟就。原文交与书记，在一片欢呼声中朗读。籍忠寅指出：前两位所提对盛宣怀的种种责难都偏于法条，恐难收效。于是他进而指斥这位邮传部大臣在铁路政策上的政治背信。他问道：这算得什么政策？盛宣怀所做的，无非是把正当股东的铁路权益与银钱剥夺了去，而不予应得的补偿——那些权益是前朝授与他们的。四川与广东两处股东所受的待遇有厚薄之差，这是违背公平之理的；粤汉一路的股本本只缴纳了一部分，如今给他们六成，股东便把自己所投的悉数收回了，而四川的铁路却不是这样。成都乱起之时，盛宣怀竟有脸不经军谘府与陆军部而径自调派本省军队前往。他这举动实在骇人听闻，与忠贞之至则相背。

「这位议员正要说到币制改革处，政府钦选的议员之一陈懋鼎起而拦阻，指其离题——此人虽因操福建口音而说话吃力，对于议场似颇有驾驭之能。至于所议之事，他于前几位所说之外别无可添，只说他相信盛宣怀与他那一伙寡头有意把他们的权柄再用下去，而铁路政策只是一次试探。陈懋鼎坐下时，得着许多喝彩。

「这时候院中极为激动。邮传部的代表被请来答辩。其中一人试图开口，然而场中不断有人高呼：『盛宣怀！』『叫他来！』『让他自己辩！』『打电话叫他立刻来！』如此等等。那位登台想要答辩的代表，遭到一片嘲笑，所用的话全不合议场的体统。别的议员也想抢到发言之机，好几人同时说话，其中有些人竟说得声色俱厉。又一位代表想替盛宣怀分辩，说他的铁路借款实在本于已故张之洞的政策，然而喧闹之中，他的话根本无人听得见。

「弹劾奏稿的抄本分发到诸议员手中，付议表决，他们一致同意采用该稿，并立即将此折上奏。抄写的工夫本来不够，议员们却坚执要两件奏折都在次日早晨呈进。易宗夔断然声称：倘若这两折无效，该院必须再拟一折，再拟第三折；倘若三折都是一样的下场，『我们就全体坐在院中，除了声讨盛宣怀，别的什么事都不办。』

「安徽议员江辛，一位文辞雅驯的演说者，起立要接着辩论。他在声讨邮传部大臣之余，进而责及政府对武昌失守的处置。

「总裁料知辩论若再下去，院中势将无从收束，便动议散会，径自走开。院众散去之时，还有许多议员站着，意欲发言。」

（原注：《北京日报》，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十三盛宣怀的失势

资政院对盛宣怀的猛烈攻击，并未使人意外。这一类的事早在人们预料之中。如前文所见，铁路国有之策纵然在理论上无可非议，却激起了最强烈的敌意。

这种情绪，资政院中各省的议员正苦无机会一吐为快；而全体议员就其团体的身分而言，对于他们在第一届会期中所主张的权利竟被这样置之不顾，也满怀愤懑。即便没有这场革命，也总要有一场激烈的抗议，或是一场弹劾。四川的变乱与这场革命——按上章所引那位资政院议员的说法，这两者本毫无关联——只不过给他们送来了「一段可以点缀故事的教训」。

人们又揣测：袁世凯的召回，势必以盛宣怀的引退为结局。这两人多年来一向疏远。在任何可能组成的内阁之中，大概容不下他们两个；看来只要袁氏复起当权，盛氏在位的日子便屈指可数了。

不过人们并不曾料到他会被这样无情地牺牲掉——无论是牺牲于群情的鼓噪，还是牺牲于政治势力重新调整的要求。他也不该得这样一个下场。在邮传部那短短一任之内，他在引入办事的实业法度上颇有建树。如前文所见，他订出一条政策，拟成一套方案；这政策与方案倘能顺利贯彻，本可把那正在迅速松脱的绳索重新扎紧——这个庞大的帝国原是靠那些绳索维系在一起的。所拟的这些措置必致不得人心，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至于对立在它们面前的那些势力估计太低，如今是清楚了。然而当潮水开始上涨之际，他所定的路子并无动摇，对于前途可能的磨难也不曾畏缩。

盛氏是个老人了。若换个年轻些的人，或许会软下来。如前文已经指出的，不妨设想：正因为明白自己余年无多，他才诚心实意地要把本国的铁路放到他阅历所教给他的那唯一的根基上去——唯有那样，铁路才能成为帝国的一项资产、一分力量。他的敌人指他订立政策是为一己之目的，是为京城官僚一层的私利。他们又指他蔑视法度，不忠于朝廷。荒唐的责难，莫过于此。他的政策若得成功，只能加强朝廷；而这政策又是经内阁全数同意、奉谕旨施行的。然而盛宫保还是被革了职，措辞之辱，罕有其比——他成了一件祭品，用以平息各省对于他们所视为中央政府侵夺的那份愤恨。

这道声名恶劣的谕旨，其文如下：——

「资政院奏，国务大臣违法滥用权柄，以致激成变乱，请予惩处一折。

「据奏称：此次变乱之由，实应归之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该大臣欺蒙朝廷，违法行事，以启众怨。该大臣总揽交通之政，乃悍然专断，恣意独行，轻重不辨，凡应交资政院议、应候内阁核定者，率皆漫然不顾。内阁方定一策，该大臣立即推翻，径以己名具奏，上欺朝廷，下欺百姓，使政府成案失信于人，遂至酿成祸乱。

「今四川之乱，大半由于该部议定：只准将实付工料之款作数，发给国家保利股票，而不照实缴股本偿还——湖北铁路商股即系照实缴股本办理；又议定将施典章亏挪之数百万两视同乌有，致令怨愤填胸，官民睽隔，四川之变由此而起，人心摇动，革党与叛兵遂乘机作乱。此大臣实为国家之罪魁。

「查铁路国有，其初本朕体恤商民之意，而盛宣怀不能仰承朕德意，办理多有不善。盛宣怀叠受朝廷恩遇，乃敢违法专断，贻害公家，其不知感恩、不知尽职，已属至极。

「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以其与盛宣怀同列名于欺蒙之奏，亦属有过，著交该部议处。

「此后各大臣用人办事，务当力戒结怨，庶几忠诚辅朕，以保公家之利，共济时艰。」

这一举的不知羞耻，从它办成时的种种情形里越显得刺目。似乎盛宣怀在得知资政院会上议事的详情之后，立即去见庆亲王。在那里他遇见了载泽，三人一同商议时局。盛氏提出、而且力主自己辞职为宜。他指出：鉴于所激起的情绪如此之深，这样办于政府、于他自己都有好处。据说载泽向盛氏保证：他不必害怕，政府是打算撑到底的。盛氏于是勉强同意不辞。然而其后宫廷一党又对此事加以商议斟酌，结果是庆亲王被说动，同意将盛氏黜免；到下一次内阁会议上，摄政王便在那道必需的谕旨上签了字。这一回载泽不在座，也没有理由推想他曾参与什么阴谋，以阻止盛氏采取那种会使朝廷失去折辱他的机会的举动。然而盛氏愿意并且急于辞职，本是众所共知的。倘若宫廷一党自觉力量不足以支持他——平心而论，当时看来多半正是如此——那么无论代价多大，他们本该走那条不那么可鄙的路，接受他的辞呈。然而事实是：紫禁城中的御前会议之上，笼罩着一种恐惧之感，这感觉扭曲了人的判断，麻木了人较好的本能。他们是有意地宁取牺牲盛氏，而不肯去冒那种使反满之情更形滋长的险。

与革盛宫保之职的谕旨同时，还发下第二道谕旨，任唐绍仪为邮传部大臣。这一任命是顺理成章的。据说它也在袁世凯所开的条件之内；多年以来，唐氏一直是袁氏最能干的属下。然而除此之外，凭唐氏曾任邮传部尚书的阅历，以及在其他各方面的资望，这一任命也完全站得住。唯一的问题是他肯不肯到任。

到这里，这出戏里「盛宣怀」的一幕本该收场，幕布本该落下。然而盛氏的敌人并不以革职为满足。其中尤为极端的人要求立即将他斩首，而无论何人，都不肯让他不经进一步查办便脱身。弹劾之举立收其效，众人喝得大醉，情绪全然失了控制，一股毫不容情的迫害之潮涌过了先前那些告他的人。

将他革职「永不叙用」的谕旨发于二十六日。数小时之内，他若留在北京，性命便算定了。很快就清楚了：他脱身的唯一机会在于逃走。

这一层局面，到二十七日才被普遍看清。那一天是北京秋季赛马会的头一天。北京的外国人，以及为数不少的中国人，都到城南数里外那处风景宜人的跑马场上去了。各国使馆空无一人，公使们正想从这紧张局面的种种烦扰中偷得几小时的清闲。约在午时，盛氏处境日危的私下消息传到外交团若干成员的耳中；不久人们就注意到某几国的公使已悄然离去。

这情形颇有一种奇特的戏剧意味。在那片幽静的郊野上，仿佛远离了纷争的世界，各国的代表聚在一处，追逐那在一切国度、一切时代都被称作「王者之戏」的玩意。这是一幅入画的景象：亮，亮得如同灿烂的日光与华北秋日那炫目的蓝天；新，新得如同二十世纪世界各大都会的服饰与风仪；又满溢着那种生气与妩媚，而这正是各国人士聚会时所独有的气味。几里之外，横卧着东方那些伟大都城中最后的一座，仍旧笼在她那层神秘的纱幕之中——而这纱幕不久便注定要被粗暴地撕开、揭去。在她的城墙之内某处，则是那个不幸的牺牲者：他之牺牲，由于对种种势力估量之误，也由于一个无良心、无羞耻的政府。他的敌人围着他，要他立刻交出性命，依着东方亘古的旧例至今仍许可的那种迅速而无声的手续。而在这同时，那些外国的代表——他们所属的国家，在他自己记忆所及的年月里，才刚刚迫使他这古老而骄傲的国度对它们给予应有的承认——却正在设法援救这位落难大臣于其危急之中。

后来才知道，作为防患之计，盛氏在这一天较早的时候已被接进使馆界，至少一时之间，是安全地避开了敌人的算计。问题在于怎样把他送到一个长久安全的地方去。

经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召集，这件事由与近来四国借款有涉的那四国的代表接手办理，也就是英、法、德、美四国的公使，另加不久之前与那笔小额借款有涉的日本公使。他们出面干预的理由，是人道与公义；此外或许还加上一分自觉的责任。盛宣怀在其短短一任之内，行事直道而行，循的是政治家的路数。倘若这触犯了人民，或触犯了比他更强的一派，补救之法在于把他换掉，而这已经办到了。他之不得人心，还因为一桩事而加深：他的政策以举借外债为一大要项。在这件完全不可少的事上，中国批评政府的人并不受理性的左右。他们不明白——后文将要说明确是如此——中国进步的根基在于健全的财政，而健全的财政地位或许唯有靠有分寸地使用外国的银钱才能达到。许多留心的外国人以及各国政府，除去其中几国的切身利害不计，都极赞成盛氏方案中的原则。如今他们不能袖手旁观，冷眼看他毁灭。

议定的办法是：最好把他送到天津，再由天津搭德国轮船去青岛。此事此刻办来，或许比往后要容易些。

安排迅速办妥。一列专车不露形迹地备好了。又凑起一小队外国卫兵，由那五个有关国家的使馆卫队各挑两名精壮者充任；并定下由英国使馆的中文参赞巴尔敦与美国使馆的中文参赞丁家立照料这一行人。

这些布置在傍晚时分即已完成，然而众人以为不宜过早起行，等到夜深一些，躲过耳目的机会要大些。选定的时刻是十点到十一点之间，那时使馆界的街道最为清静。路程不过一小段。盛氏这一天是在御河沿的横滨正金银行度过的，那里离那座有名的水关往里约二百码。往天津的铁路车站在内城城墙之外，位于水关与前门——那座居中的大门——之间，在使馆界的界限以外；因此，万一这计划的风声传出去，便有受中国人袭击之虞。然而看来盛氏出逃的消息一丝也没有漏出。或是他的敌人不知道他已离家，或是以为他藏在哪一国的使馆里。此外在此时，若无朝廷串通，他们的地位也还不够强，不足以把自己的意志付诸实行。白天从两面都可以走到车站，可是入夜大门紧闭，唯有与铁路当局特别商定，才能由水关出入。

这一行人平安上路，于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抵达天津。此处有几辆闭篷马车相候，站台上还有几名日本兵。随后他们被载往德国租界的码头，「提尔皮茨将军号」正泊在那里。盛宫保即刻登船，天亮时开往青岛——那是山东境内德国租借地的港口。

这整桩事的情景之惨，正如它对于有幸躬与其事的人将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这位落难的大臣还在北京、还在敌人面前的时候，承受不幸的姿态是有体面而镇定的。唯有当他退出这舞台之后，才看得出这一击把他压倒到何等地步。他不可能不明白：就人事之常而言，他的末路已经到了。年既老，人又折，生命的沙漏迅速漏尽，摆在他面前的前程是一片阴郁。年寿虽满而荣禄尽失，将来不能有一点指望。命运之轮无论何等反复无常，恐怕再也不会为他转到上头。他扮过一个有力的角色，而且扮得大胆；既无反证，那么在这一幕的收场里，谁又敢说他扮得不诚实呢？然而他的敌人得胜了。那列火车——中国西化的表记之中，它并非最不足道的一件，且与他自己一生的事业息息相关——把他载过夜的黑暗，从他本国那有历史的京城，驶向中国海岸线上一块外国人所有的土地上的避难之所；此时他心中的感想，想必真是苦涩的。

我们就在这里与他别过；须记着：西方的道德准绳虽不能不责难他许多手段，但在他一生的经历中，可佩之处也自不少。他有极大的行政之才、有胆气、有对进步之必要的一分见识，这是无人能否认的。最后，他结局时的种种情形激起了一些情绪，把他的过失掩住了；而他自己在患难之中所显出的那份从容，用麦考莱评一位远比他伟大、但在操守上未必更严谨的英国人的话来说，「已替他挽回了一半名声」。

十四各省最初的动向

这场革命的历史，大半是许许多多不同地方同时发生之事的历史。要作一篇首尾贯通的记载，则当时若干触目的事件难免有失于照顾。这些事件在当地虽自有其意味，对于那些并未招惹是非、且往往漠不关心的百姓，不幸又往往有着惨重的分量；然而与它们所附属的那桩大事相比，它们自然也就缩小得无足道了。

这场运动——姑且容我用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大致有三个重心。第一处是「三镇」的战场，那里正把胜负付于兵戎的严厉裁断。其次是北京，帝制的堡垒，至今仍施展着那种神秘与传统从来不曾被剥夺净尽的影响。最后是全国各处的人心，这里那里地显露出来，直至半数以上的省份似乎都为共和之情所燃烧；而这情绪渐渐地、在一定程度上聚焦于上海，到后来一个阶段则聚焦于南京。

双方兵力的情形，以及双方在那场即将开打的大战之前于战场上所占的位置，前面已有所述。同样，革命初起数日之间以北京为中心的事变，也已叙过。如今要试着写一写全国各地最初的动向，写一写那广大而能忍的人民——他们才代表着真正的中国。

武昌事起之后的头几天，各地起事的报告既多且骇人。然而时间一过，就清楚了：虽然不安之象并不缺少，许多地方也存着一种不稳之感，却还不曾真有过什么起事。到一个礼拜过去而变乱之区以外仍无重大举动时，一种看法便渐渐得势：以为这场运动或许并不像起初所设想的那样遍布各处。

这并非真正的解释，不久便见分明；别处革命党表面上的按兵不动，另有十分不同的缘故。第一，如我们所知，这是由于事先有过通令：在举兵反抗现存秩序这一重大步骤之前，先观察事局的进展；而确凿的消息传得很慢。大清邮政与电报总局向来都是传递密令的险途，此刻更是绝不能用。各处机关不得不多靠专差，而在一个路途辽远的国度里，靠这种办法通信，势必比较迟缓。再者，革命组织的性质，不可避免地把许多事留给了机缘，运动中的主脑人物手里并没有能够立即公开表明态度的必要兵力。在南方各省，这还不算怎样严重的事，因为较大都会中的人民已浸透了新学说，不难在相当短的时间里策动一次实在的举动。可是在北方，除少数例外，情形便不同了。那些人，到时候是指望他们来归附的，其中意见的深浅色调却参差不齐；因此，必须先对着共同的敌人打出一场有力而成功的举动，才能把现有的各派糅合成一个足够和谐的整体。此外，全国各处还有许多事取决于有无机会发动军队起事。前文已经说明，这一层原是早在筹算之中，多年以来在军中做过一番有条理的经营，其结果是军中各级官兵里有相当数目的人归了心。然而这些人往往散处各地，运动的主持者不得不十分谨慎，才能把手头可用的力量用到极处。最后，事变发得过早，也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措手不及。

长江上的通商口岸宜昌是最先宣告归附新秩序的，革命党于十八日夜间不甚费力便接管了该处。这全在人们意料之中。无须掌握革命党的机密，也知道长江流域早已广受革命宣传的影响。继宜昌之后，湖南省城长沙于二十二日陷落，九江于二十三日陷落，也并未使人意外——长沙正是因政府的铁路政策而怨气最重的中心之一。然而陕西省城西安府归附的消息，却一时成了整场战事中的奇事之一。

西安府是帝国最古的城邑之一。旧称长安，即「长治久安之城」，它的记载可上溯将近三千年。它多次做过京城，一九〇〇年又是朝廷避难的所在；历史与传统似乎已把它印定为帝制的堡垒，而它地处僻远，看来又该是最不至于引起革命宣传家注意的地方之一。

人们细想这些事，于是造出种种繁复的军事韬略的理论来。他们把一番深谋归到革命党首领身上，说他们是要控制黄河转折处那个要害之地——黄河自北而来，到那里忽然折而正东。就在此处，潼关，即「渡口之关」，是这条难驯的大河上少数几个能够顺利渡越的地方之一，古代的西行商道即在此穿过。既然那座著名的黄河铁桥落在朝廷一方手里、说不定终究要被毁掉，那么革命党若遇事局需要北上进兵，便似乎有必要保住一条通往北京的路。所以，按通常的推理准绳，西安府自然要陷落。

然而这一桩事，并不是通常推理准绳所能施用的。正如革命期间许许多多别的事一样，看上去似出于什么深谋远虑，西安府的陷落其实与所发生的任何事一般纯属偶然。那里的机关若说有什么分别，倒比别处更弱。可是另一方面，那里若有一种帝制的传统，那也是古代中国的帝制，而不是这个相对晚近的异族帝制。再者，四周乡野即便在平常年月也多有土匪出没，城中人口里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好乱之徒。这些人既时刻准备生事，若论情感多少是反满的，若论行业则是反官的，于是便成了推行革命意志的一件现成的家伙。然而事情后来表明，这是一件危险而无法约束的兵器，它所造成的后果本该预料得到；而革命党的首领们，纵然自己主张温和，也不能不分担一份罪责。

西安府陷落的情形，与宜昌、九江、长沙这几座城大不相同；那几座城所反映的，倒是此后许多别处注定要循的常轨。各地情形使这中间有些出入，然而一般而论，革命党公开举事，数小时之内便已成了事实上的地方政府，往往只流了很少的血。可是在那座一度称为「长治久安之城」的地方，则是一段刀与火的故事，是劫掠与种种说不出口的过分行为的故事。

在宜昌，革命党于十月十八日平静地接了管，当地官吏毫无异词地交出了所司之职。若论人身伤害，官方唯一的受害者是税局的一名书办，肩上中了一枪。有一处监狱受了些损坏：狱中人听说别处囚犯都已放出，便也要求释放自己。这要求既被拒绝，据确实的报告，他们便把监狱拆了——这倒是对狱政的一番奇特批评；争斗之中一人被杀，三人受伤。除这几件事之外，全然不曾流血。实际上，这局面里唯一的难处是铁路上的苦力。这些人约有一万五千，川汉路上工程一旦停下——而这已在威胁之中——他们便要失业。然而麻烦还不止此。米粮的存底迅速告匮，而银行——它们向来是最先遭殃的——预料将有无法无天之事，早已闭门，于是付给苦力工钱的钞票，至少一时之间成了废纸。就这一层说，局面吃紧了好几个礼拜；然而革命党本身却始终不曾给人添过不安。

在九江，权柄的转移同样没有引起大的麻烦。据一封私信中的记载，有一个礼拜的光景，事情只在一发之间。人人心中似乎都不怀疑九江必陷；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当地首要之官道台是个满人，早几天已把家眷送走，把权柄交给了从南昌到任的提法使；而那位提法使此后一直不见踪影——有人说也逃了，有人说是藏在城里。变故来时，并无骚乱，连一处火也没有，只有道台衙署里两间屋子烧毁，公文全数付之一炬。「这一举，」那篇记载接着说，「布置得极为出色。街道清净。到处有哨兵与巡队。教会那边派了专门的卫兵。所有官吏都获准脱身，连那位满人知府也在内。不曾流血。到处贴着武昌都督黎元洪名义的布告，其中八条赏罚，与武昌所颁布的一模一样。」

现在转来看长沙的事变，便可见出这些事以何等触目的方式显示了革命党的手段与政府的弱处所在。「远在今年三四月间，」《字林西报》的长沙通信员写道——他属于那一班能干的细心观察者之列，这些人日日与中国内地各要地的事变相接，我们关于远处种种情形的知识，有那么多都要借那家中国第一的报纸而得自他们——「出现了一个焦达峰，此人是五年前浏阳那次未成之举中漏网的革命党。据说他与孙中山一党有关。他有时扮作日本僧人；有时又扮成官军中「你好我好」的酒肉朋友，钱袋充实，对这个人能而且肯借出几块钱，对那位排长或小官能而且肯借出几十块钱。他又像自押沙龙以来他这一路人一样，能够许下种种诱人之事，只待该上台的人上了台。

「本省当局高兴维持着两种不同的兵，两者之间很久以来就有极大的忌妒。『新军』即正规军，是隶属于全国陆军的，驻长沙的两标依次编为第四十九标与第五十标。本省的巡防队则纯由省内统辖。新军的军官都是受过训练、出自武备学堂的人。巡防队的官长只是行伍中升上来的老手。新军操练较精，饷较厚，住处较好，器械较利，都胜过巡防队。两种兵之间毫无一点联结或往来。新军人毫不掩饰他们对巡防队的轻蔑；巡防队也毫不掩饰他们对新军那种无能为力的憎恨。前任的正规军统制曾最为切直地指斥这桩蠢事：一个政府竟养着两种互相仇视的兵。要为这荒唐的安排找理由，只能想出一条：万一一种兵反了政府，另一种或许还会站在政府一边。这条理由自然不曾公开讲过；然而无须怀疑，它正是当局的指导原则。

（原注：本书通称为模范陆军。）

「有一桩奇特的报应，使这条理由在实际上未能行得通。新任的巡抚，一如人所记得的他的历任前任，带来了一批非有官做不可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姓黄的武官，被派为巡防队的统领。黄统领自己也有朋友，他设法安进了五名统领。然而便是巡防队的人也有感情；于是当新巡抚把子弹发给他们而不发给他所疑忌的正规军，又调出成百的正规军、调进成百的巡防队，把后者增多而把前者减少的时候，他们的感情便使他们守了中立，而不像所指望的那样效忠于现存的秩序。

「于是事情就成了这样：十八日星期三夜间正规军在城墙外放起大火，巡防队不肯开城门；可是到了下一个星期日早上，正规军全副武装出营而来，他们却没有把城门关上。

「正规军是从两座东门中偏北的那一座进城的，这门不但离他们的营房最近，也离巡抚衙署最近。巡抚出到大门外相迎，巡防队统领黄某随侍在旁。一眼就看得出：他的卫兵人数上落了下风，对正规军所带来的兵力毫无办法可想。于是他下令不许开枪，离开此地，走回衙署，从他早已预备好的墙洞里钻了出去。那位统领则被拿住，押到东门就地正法。」

关于归附前后的直接情形，英国驻长沙领事翟比南先生有一篇较详的记载；从中看来，革命思想在当地的代表人物，在武昌事起后的几天里并无动静。然而到十月十六日，他们似乎得了帮手。那天晚上「一艘日本轮船到埠，船上搭客一千余名，据说其中有大批革命党首领，是来长沙发动的；次日局面便有了分明的变化。有传闻说巡警道——一个蒙古人——已经不见了，一位满人统领也是如此。

「正规军素知与这运动同情，他们的子弹被收缴了去，存入邻近的军械局。另一方面，宪兵队据说是忠诚的，且许了他们厚赏，所以枪弹俱全。他们在外县的驻队渐渐调进长沙，而正规军则被一小队一小队地拨出去，分散到全省各处。」

（原注：在另一篇记载中称为巡防队。）

第一次公然的举动发于十八日夜间：正规军的营房在东门之外，他们想要进城。他们把马棚里存的草点着，无疑是料着城门会为救火的水龙而开，然而这一层他们失望了。「宪兵队自始至终守着中立的态度，什么也没有做。不过乱中正规军还是设法从军械局取回了约二万发子弹。次日关道想把这些子弹要回去，统制却不肯交出，并且进而拒绝再让自己的兵被拨离长沙。」

这是十月十九日早上的事。接着是平安无事的两天，到二十二日早上，那欺人的平静便告终结。革命党摊出了牌。所幸没有抵抗，「到下午两点，」——借用同一篇出色记载的结语——「全城已落在革命党手里，不曾放过一枪，处处飘着白旗，袖上佩白记号的卫兵在街上巡行维持秩序，早上的骚动落得同它起来时一般快。这运动一旦成了既成事实，宪兵队也佩上白记号，帮着维持秩序。

「当天稍晚，接到革命党一件公文，通告已设临时政府，保证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承认借款与赔款，并请英国臣民守中立。」

（原注：《中国白皮书》一九一二年第一号，第八十四页。）

省城既失，重要的湖南一省也随之脱出朝廷的掌握。湖南富庶，人稠，其民素称中国最刚强的一路；这对满人一方是一记重击，而这场变故办得如此容易、如此井然，又进一步证明了革命党计划的有效与识断。他们的组织虽然结得松散，又很大程度上靠着机缘，然而宣传把土壤备得极好——满人的统治本已把不满的种子撒得那样遍地——所以只要一个信号，人们便起来了。

这里所显出的那份自制，在许多别的地方也是如此。然而不幸的是，这绝非到处如此；西安府的事变，如前面已经点过的，呈出了一幅惨怖的景象，尽可当作史上任何一场大屠杀里的一幕。

「西安府被交给了一个民族的一切恶欲，而这民族的文明只是一层浮皮。」

这样的话，是一个人斟酌之后有意选定的。诚然，他因身在近处而受了震动，所言或许失了比例；然而这是一个把生命献给了这个国家的人，他的教养与神圣的职分都使他趋于宽容与同情，他必是极愿把自己自愿投身其中的这个民族的文明想得好、说得好的。

这是一篇严重的控辞，然而它所据的是严重的事实。这次起事是由当地革命机关发动的，其主要的支持来自武备等学堂以及军队。然而正如前面已经记过的，单凭他们，永远成不了事。因此他们不得不大半倚仗下层的分子，靠这股力量把事情撑过去。可是这些人的力量与势头，远远超过了组织这场运动的革命机关；他们虽然乐得把全城名义上的治理与事局理论上的指挥留给那机关，却绝无放过机会去发财、去满足自己下等天性的种种欲求之意。于是局面的掌握便从较有教养的那一层人手里落到乱民手里，一段恐怖之治由此开场，全城交给了屠杀、抢掠与纵火。据说这场疯狂的狂欢持续了三天，随后秩序似乎又重新立起。继之而来的是处死抢掠之人，然而对于同时进行着的种种反满暴行，似乎不曾有过任何遏止。他们被屠戮之事进行得很慢，却毫不含糊。「什么慈悲怜悯之念，」我们前面所引的那篇教士的记载写道，「都拦不住他们可怕的下场；唯有在妇女一层上，欲念才把嗜血之心浇熄。满城——也就是今城的东北一隅——成了一座坟。被枪打死的，被刀砍死的，自尽的，活活烧死的，逃到别处去被屠戮的；除了活下来的妇女以外，经一个礼拜的屠杀，一个估计在二万至三万之间的人口消失了。倘不是那些篡据者竭尽全力来保护我们，我们也要同其余的人一样，成为那种对外国人的本能的憎恨与对基督教的地狱般的忌妒之下的牺牲品。

（原注：这句话作为一篇记载的一部分，无疑是照实转录的；然而在本书作者看来，说得似乎过了头。）

「在中国邮政供职的德国人邮务长亨讷，在街上被人以枪与刀攻击，受了十一处伤而尚存性命。城东关的史密斯夫妇想要逃走，却被打了回来，史密斯先生两臂皆折。城西关有一位女士与一位男子，都是教员，另有十二岁至十五岁的男女学生六人，皆被屠杀。城外全省都陷于无政府之境。

「中国有民主气味的壮丁都入了秘密会社，尤以军中之人与山民为然。它们的名目各不相同——有江湖会（其名意谓『浩浩如宇内之水』），有哥老会（『老兄弟』）。它们的宗旨大可题作『与人类为敌』。对法度的一分有益的畏惧，或许还能使他们的恶性潜伏不动；然而法度一旦松弛或变得无力，他们一切野蛮的本能便爆发出来，其余的人类便成了猎物；他们结队横行乡野，恐吓，抢掠，高兴便杀，并且放火。」

城界以外的牺牲者中，有几位瑞典教士。这不是一桩平常的惨剧。那些流窜的匪队中有一队袭击了瑞典教士的学堂。主持其事的那位勇敢的女士贝克曼夫人，与她自己的儿女——只剩了一个——连同学堂里别的孩子以及一名助教，都被残忍地杀害。这位女士不幸的丈夫带着幼子，设法脱了身，终于到了安全之地。据一篇根据他后来所述而成的记载，惨事发生在半夜，看来「是全然意料不到的，虽说城里因革命党屠杀满人而闹得可怕。那些盗匪出现在屋前时，本地的仆人在环屋的墙两边各架了一副梯子。教员之一瓦特内先生想带着贝克曼先生的一个孩子逃出去。他爬上一副梯子，却发现另一副已经不在，便跳过墙去，抱着孩子骑马走了。他被人追上，在二十里外被拿住，两人都被杀。贝克曼先生抱着婴儿，脱身得十分离奇。他眼见盗匪把所遇的人尽行屠戮，妻子与几名学生都在其中，便抱着婴儿冲出去，躲进一间外屋。随后他偷偷摸到一处果园，抱着小儿站在一个水塘里，水深及腰，而那些凶徒举着火把四处找他。找了许久不见，他却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他们终于走了，贝克曼先生这才敢进自己的屋，见到妻子与六个儿女都被残害得不成模样。革命党一听说这件暴行，便在乡野间搜寻这伙卑劣的匪徒，结果如何则不得而知。」

（原注：《京津泰晤士报》。）

这些惨事的消息传来，尤其是最初的几篇记载——就外国人丧生之数而言，比实际情形严重得多——激起了最强烈的愤怒与义愤，一时似乎要引出外交上的纠葛来。当时人们还没有恰当地体会到这些事的意义，或者不如说它们意义之微。人们不曾看出：这些事虽然可悲，却并不构成什么反外运动的一部分，而只是那类惨剧的实例——在一个政府控制薄弱、而异族之人偏要到辽远之处去做事的国度里，这类惨剧是不可避免的。尤其由贝克曼一案而生的问题，与其说是中国对外国人性命的责任问题——尽管这一面也很重要——不如说是我们自己的那个老问题：把妇孺置于这样巨大的危险之中，究竟对不对；而男人们容许这样做，究竟有没有道理。革命党为西安府之事所作的辩解是：「他们的计划是好的，只是执行有失。」然而人要卸脱自己的责任，却不是这样卸得掉的；凡放出祸乱之力的人，就不能指望躲开自己未能把它约束妥当的后果。

（原注：西安府事变的后话，是九位勇敢的人组成了一支队伍，把性命捏在自己手里，出发去营救仍留在那里的外国人。这次极为成功的行动，由其领队苏柯仁先生作了一篇谦抑的记述，见附录一。）

十五争夺汉口

就表面情形以及对全国的影响而论，如前文所见，最初的战事是于革命军有利的；到十月十九日，汉水与七里沟之间那片地面已归他们不争之手。先前在武昌附近出战的那一小支官军，已放弃十公里处的阵地，暂时向北退去，意在为官军大队的推进保住交通。

陆军大臣荫昌于十五日离北京，在保定府停了一下，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会商——第六镇目下仍驻原处不动——随后赶往河南彰德府，那是袁世凯的家乡。据报，这两位大员在那里会商了五个多小时。由彰德他又赶到信阳，那是铁路上一座颇有分量的县城，在汉口以北一百三十六英里。他于十八日到此，此处一时被作为基地。该城早已由十三日从保定府派出的一支军队占住。同样，黄河铁桥与新店隧道的安全，也已派了足够的卫队守定。

从朝廷一方看，这些措置的重要，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没有那座著名的铁桥，即便在最顺利的情形下，要把一支近代的军队运过「中国之患」也很艰难；若有一个活跃的敌人当前，那便尽可以视为不可能了。而隧道的控制，下文即可看出，其必不可少也不在其次。

大队到了信阳，便意味着先前为护桥而匆匆推到前头的那支先锋恐怕力量不足的隐忧已成过去。到二十二日基地推进到花园，官军进军中一个重要不下于安然通过黄河铁桥的段落便算办成了。信阳是中国大平原上最南边的要地；这片平原介于中国西部的山脉与海之间，中间只有海滨的山东一省算一处断口，自北面蒙古高原开始隆起之处一直伸到淮阳山脉——淮阳山脉是河南与湖北两省之间天然的界限。淮阳山脉有些地方高近六千英尺，官军能否及早与革命军交战——而看来有那么多事都系于此——就取决于能否安然越过这道山脉。

（原注：其名意谓「山之东」。）

铁路在信阳以南约二十五英里、距汉口一百一十二英里处，穿一条隧道从山下过去。倘若黎元洪当时有力量推上去据住这条隧道，官军的推进便要迟误到无从计算的程度，其后果，就日后事变的眼光看来如今已无意味，然而在当日却似乎关系甚大——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人心上。

到十月二十四日，司令部已由花园移到孝感，距汉口只四十五英里；荫昌在二十五日自该处所发的一通电报中宣称，官军大队已前移至滠口，离十公里处约六七英里，他自己也随后就到。他还告知说，小接触已有若干次，但官军非待自己的阵地稳固到十分，不与之打大仗。

滠口以北一带既过，再往前推，本该是极难的事。这一带地势沼泽，又被三条颇大的水道横截；七里沟的水量，实在不逊于上海所在的黄浦江。就一切实际情形而言，推进的军队只能沿铁路而行。既无回旋以行侧击之地，除了退回孝感绕一个大弯，也别无通汉口之路；而在此时此境，这样一个调度就等于失败，对满人的前景大有损伤。

倘若革命军有好的统率，并善用时机与地势所给他们的机会，他们至少也该在此处摆出一道障碍，使官军非付重价不能拔除。

然而革命军既不利用自己的机会，其气力似乎也不曾由通晓科学战法的军官来支使。他们没有挖壕自固、没有为炮位掘掩坑，也没有沿河造出一连串坚固的阵地——那种阵地是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屡屡遇到的——他们似乎只把这三条水沟看作次要之物，这几天里把气力都集中于加固十公里处的阵地。诚然，他们在十月二十日于七里沟做了些挖壕的工夫；但一般说来，他们似乎觉着在这条路上多费气力也是徒然，因为官军掌握着舰队，本可成为坚强的阵地便因此变成了薄弱的阵地。然而这一层危险本是大可减轻的。革命军若在此时便做了那件他们迟到一个礼拜之后才想到的事——也就是在正对着这几条水沟的武昌一岸占住一处坚强的炮位——他们便可以掩护自己的阵地，并大大妨碍舰队的行动。不过，一切错误之中最大的，或许莫过于没有把桥炸掉、把路轨破坏。人不免要问：工兵与地雷兵到哪里去了，他们何以不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所作为呢？然而事实似乎是这样：人们对黎元洪缺乏信任，因而使认真的军事努力陷于瘫痪，把战事的指挥与执行留在了未受训练的人手里；这些人除了没有专门知识之外，或是因初期成功的规模太大而惊讶得不知如何利用，或是对自己的信念少了一点胆气，不敢把它推到底。

大局大略如此。至于这几天里所发生的战事，则较难叙述；从军事一面说，这几天在革命军这边几乎是白白耗掉了。外国人很难靠近战场，而中国方面所能得到的关于这些小战事的记述——这些战事本该关系极大，实际上却毫无关系——又显然过甚其词，价值甚微。

不过以下几项动作，其确凿是足够的。十月二十一日，革命军显然是追着张彪十九日的撤退而来（虽然迟了），向滠口推进；此时滠口已由官军的先头部队占住。革命军在离汉口最远的那条水沟沿线、铁路两侧占住阵地，就在三道桥跨过水沟的那一点上——为与第一道桥即七里沟桥、第二道桥即中间那条水沟上的桥相别，称它第三道桥要方便些。官军则牢牢据住滠口稍前的几处矮丘，在铁路的右侧、也就是靠江那一侧，铁路完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这是一处坚强而十分稳妥的阵地，不妨设想荫昌正因此而选它作最后的用兵基地。若说他曾以为自己由此再往前推会只遇到这样轻微的实质抵抗，那简直不合人的常理。

二十一、二十二两日，革命军对这一阵地施以一场不见效的炮击。二十三日，官军得了后方的援兵，作了一次前移。一场激战之后，革命军自第三道桥的阵地退到七里沟一带，在滠口那一侧的官纸厂内，以及水沟靠汉口这一侧他们的战壕里占住阵地。

夜间，官军占了革命军所弃的第三道桥阵地。他们的炮兵也实实在在地加强了。前一两日的经验已经教给他们革命军炮位的射程，如今又调来一尊较重的炮，指望靠它为再往前推清出道路。官军将领最想得手的是这三道桥的控制。这三道桥在革命军手里多留一天，它们被毁的机会便多一分。

破晓时那一片灰冷之中，战事开始了。革命军已由官纸厂上移到第二道桥附近，一时看去竟不止是守住而已。然而最后一片夜影散尽之时，官军那尊新到的大炮开了口，局面不久便为之一变。射程已算得极准，恰当革命军开始自信不久便可把官军逐出、把他们赶回滠口之际，官军的炮手已把炮弹落到他们队伍中间。随即是一场无序的退却，革命军退回七里沟与十公里处的战壕。官军占了官纸厂，由此把铁路上直到七里沟的一段重新控制在手，也迫使革命军从铁路靠江一侧的战壕里退出——那一带此时已在官军掌握之中。

革命军虽被逼退，伤亡也多，却并不气沮。他们在炮兵的用法上得了一个宝贵的教训。这一天剩下的时候，他们忙着从武昌调新的队伍过江，一面又向汉阳兵工厂索求足以使他们能够抗住的口径的炮。

两天在比较沉寂中过去。一面是革命军在加固十公里处的阵地，对他们仍据着的七里沟那一段战壕却不甚顾及。另一面是官军在等他们的大队。

这本该是一段人心悬悬的时候，因为将来这一战的成败关系实在太多。然而就近日的种种情形看来，结局已无多少可疑；官军的胜利似乎是定了。诚然，革命军壕垒坚固，又有近于本营的那份安慰之感，而官军却须越过空旷的平原前进。可是革命军队伍里新募之众所占的比例太大，不足以预兆什么大的成功。官军在炮兵上也占着便宜，无论是炮，还是炮后面的人；最后，他们还有舰队相助，而舰队对十公里处阵地的控制，比对七里沟以及别处水沟阵地的控制还要有效。

那场后来发展成一场大战的战事，其最初的动作发于二十七日破晓之前，一支官军大队自滠口推进。在此之前已派出一小支先头部队，越过七里沟，在汉口这一侧占住阵地。这一动作办得称心，那一小支先头部队未遇抵抗便占住了美孚洋行油池的后方。革命军不知何故已把七里沟的战壕完全弃掉，连铁路路基靠陆一侧的也在内，而集中于十公里处。

约在六点钟，这支先锋突然袭击十公里处附近的一个村子，赶出了约七百名革命军。此时大队已过了第一道桥。同时他们那散开的阵线，在几乎与之并行、缓缓溯江而上的军舰支援之下，向十公里处的革命军战壕压过来；那道战壕自近江岸处一直伸到火车站，再由此横过平原伸出相当一段。两军之间的距离，不计官军先锋在内，略不足三英里。

到场的官军是刚从永平府操场上下来的步兵第三协，炮兵第二标的三个营，马克沁机关枪两队，骑兵第二标之半；另有第八协——属于驻天津附近马厂营地的第四镇——为预备队。其人数不妨定为将近八千。革命军一方则难以估算，不过实际在前线的队伍，人数大概是少些的。

初期主要是炮兵在出力，而人们原以为萨镇冰的舰队会同时对十公里处施以侧击。然而不知何故——这一层至今未有说明——舰队作了一番看去像是要抢占位置的调度之后，却顺流退了下去。革命军颇存一分指望，以为这表示舰队有意归附他们，至少也是有意置身事外；有人还说其中一艘挂起了革命旗。然而这指望成了空，因为不多一会儿军舰又回来了，约在九点钟开炮支援官军的进攻。

舰队的炮打得极准；而有一时革命军处于下风，因为萨镇冰选定的位置是在一艘日本军舰的背后开炮，革命军若要回击，便有引起国际纠葛之虞。那艘日本军舰的舰长一看清这情形，便下令驶出火线之外。然而革命军的运气并未因此有实质的好转，他们继续同时受着三处的猛烈炮火——舰队，七里沟桥上官军所安的重炮，以及在平原上占定位置的几处炮队。关于革命军炮术的报告不一。从陆上看去，他们的还击不中用得令人失望。而港内的船只却报告说打得相当准，一艘过路的轮船说他们看见一发炮弹落在一艘巡洋舰的主甲板上。然而即便假定确是如此，即便在与舰队单独对打时结果可能不同，就当日的情形而论，两下相差实在太远。这处阵地迅速变得守不住了。

与此同时，官军的陆上部队在极好的统率之下，正以第一流的姿态穿过平原推进。在密集的枪火与机关枪泼下的致命弹雨之前，他们以散开的队形从容而来，稳如——用一位目击者的话说——「如同在永平府操场上演一场假仗」。

随着官军推进不已，革命军的火力渐弱，终于止息。革命军正向汉口退却。然而因地形的缘故，官军无从确知究竟出了什么事。革命军的火力虽已减退，但铁路路基挡着，使他们在路轨与江之间的动静无法从平原上望见。因此官军向十公里处的推进不得不小心从事，这就给了革命军退却的时间，也使官军未能把胜利之利占到十足。若非这一层情形，革命军势必溃败得很惨。就当日实情而论，这次退却大体上办得从容，十公里处的阵地再一次易手之前，革命军已经走得远了。

不过这一早上的仗还没有完全了结。「退却看来已毕之时，」《华中邮报》的一篇记载写道，「官军的骑哨正沿着租界一线过来，要看看他们打下了什么；这时候只见约三百名黑衣兵自跑马场方向、沿铁路靠陆的一侧推进上来。看去似乎革命一方终于有哪位统将得了灵感，派人来掩护其余人的退却，至少也可免得追兵大肆屠戮。然而在旁观望的外国人看见这些人从掩蔽处起身，在一片棚屋之间似乎全无目的地向前走去，便丢开了这个念头。铁路另一侧极近之处就有一小队官军骑兵，眼看一场热闹的接仗在望。可是不一会儿，那些看着这支不知死活的小队的外国人，就见他们以加倍的快步退了回去。后来才知道，这是『敢死队』的一队人，他们曾立誓为革命大业舍命。看来他们是断定，这条命换个日子舍了，好处要大些。」

（原注：革命军用的是深蓝色军服，看去便算作黑色；官军的军服则是灰色。）

十公里处的阵地于十一点左右被官军攻占。到下午两点左右，他们又开始推进。傍晚时分，经过一场顽强的抵抗——这抵抗显出革命军行伍中既有骨气也有决心——官军攻占了大智门车站。革命军打得勇敢，打得也好，然而到头来还是训练与纪律说了话，一向如此，无可避免；这一天收场时，官军已在敲汉口的大门了。

伤亡想必不少，然而两边都不曾有可靠的数目传出；虽然外国的红十字人员医治了大批伤兵，但外国人在战场上观察的机会实在有限。

（原注：此处不妨顺便一记：在「三镇」附近战事期间，本地的医学传教士、来自北京协和医学堂的一队人，以及上海的一支医队，都在其主持之下做了极出色的红十字工作。可惜篇幅所限，这些宝贵的服务在此不能有所记载；不过不妨一说：交战双方的中国人对此都深为感念。正是这一类工作，有助于中国境内彼此增进理解。）

争夺汉口的第一阶段，就这样告终。对外国的观察者而言，这场仗多少是一桩意外。据有见识的权威说，官军显出了一副第一流近代战争机器的全副准确。他们的战事全按科学的路数办理，士气看来也好。不过须记着：这一次的考验并不很严。革命军首先是败于优势的炮兵，而炮兵又得着军舰大炮的支援，那些大炮实际上对他们十公里处的阵地施了纵射。革命军的勇气无可再求，纪律也维持得好。行伍中的人抱怨统率不佳，这抱怨看来是有道理的。兵员虽有许多十分生涩，却是好的，且满有血气，只是没有用到最好处。这一天与前几天里还有许多战术上的失误与疏漏，而在弹药的供给上更犯了几个大错。

尽管如此，革命军还是做出了勇敢的姿态；而在把他们此刻退入、以求片刻不安之休息的那座城交出去之前，他们注定还要打许多场英勇的仗。

二十八日早上，革命军从前一天的疲惫中复了元气，对所受的挫折也丝毫不曾丧气，从汉口杀出，对官军在大智门的阵地施以猛攻，迫其退却。官军显然不曾料到这样一下猛扑，整个下午都得用来挽回阵地。入夜时，双方的位置与前一日收场时大略相同。

二十九日星期日，争夺重开，战火绕着歆生路燃烧，与英租界近得令人不快——因为歆生路正是太平路的延长，而太平路就是租界的界线。这一天的战事主要限于巷战，于革命军后果惨重，其伤亡估计死者不下五百，伤者一千五百。这一天的胜负，终究还是归了官军，一如永远必至的结局；他们把革命军击溃之后，便转去干那更可意的差事——抢东西；不能不承认，这一举与革命军士兵此前所显出的自制相比，实在难看。

（原注：那些不近人情的过分行为，正是从这几天起传开来的；而不止一位官军军官曾被人听见拿这些事来自夸。）

「然后，」《字林西报》上所载一位目击者的记述说，「官军退下去，拿抢来的东西大喝一场。结果是他们次日早上醒来时，歆生路又落在革命军手里了。」

官军倘若知道，则正当他们这样忙着的时候，占领汉口——大概还有汉阳——的机会已经送到眼前，无须再打一仗，也无须再牺牲一条命。这三天的仗，其结果已使革命军十分沮丧。北方军队始终不肯反叛，令他们失望；从军事一面看，他们明白自己这桩事已无指望，至少在「三镇」一带是如此。既被打败，又十分丧气，他们涌出汉口，为一种慌乱所攫，只要不论代价地走开。此时汉阳的防守远不算强。除了几个炮手在龟山上以炮火支援那些为争汉口而战的革命军之外，守军微不足道；因此大概可以说：这一夜汉口的每一处固然都可以占下，汉阳也未必不能凭一记无声而迅速的大胆一击拿到手。

然而随夜而来的这个机会，官军到早上已经失掉了。革命一方的运气看去最黑暗的时刻，忽然被一线希望的光照亮。武昌的政治天幕上出现了一颗光亮夺目的星。这一天里，那位可畏的革命领袖黄兴——那个总能在最危险的地方找到他的有胆气的人——已乔装设法赶到司令部，把自己交与黎元洪听用。

事变起时黄兴正在日本办革命的事，事变发得过早，一时使这场运动失去了他那两项主要的长处：议事之明与行事之决。黄兴此时正当四十之年。他是长沙人，最初受学于两湖书院——两湖者，湖南湖北两省合称之谓也。后来他毕业于日本一所大学，说来也奇，他始终不通任何一种欧洲语言，所以他关于西方历史与哲学的知识，只能靠译本得来。尽管如此，他仍得着共和思想中各等人的敬重与倾心。「革命，」一篇中国人的记载说——它一心要对黄兴公道，便照例对旁人不公道了——「人们口头上说了十年有余，然而真正做事的只有黄兴一人。他思想进步，勇敢而有神采，把一生献给了推倒满人的权柄。」

一位领袖的到来，从未有比这更合时的。数小时之间，那些丧气的革命军便重又振了精神，涌回自己的岗位，满心是那种狂热——那是一个大名声，以及那种使人成为众人之首的个人磁力，所激发出来的。同时黄兴自己渡江到汉口汉阳，接掌了前线革命军的指挥。汉口重又被牢牢占住，官军又费一日之力，也未能在它勇敢的守卫者身上留下什么实质的印痕。

十月三十一日，这创下如许历史的一个月的最后一天，在比较平静中过去。除了官军炮兵偶有几发零星炮弹、间或有一两次小接触，这一天是让疲兵休息的日子。双方位置一如其旧。就一切实际情形而言，官军据着铁路一直到汉水，炮兵安在大智门，营地设在十公里处。汉口的华界仍在革命军手里。

（原注：在这些以及其后的战事期间，汉口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时或处于某种危险之中。然而并未生出纠葛，因此外国人所担的角色似乎在这场革命的历史里没有位置。尽管如此，有一件事不该失记：汉口义勇队会同各国军舰随时从港内所能腾出的人手，所做的服务激起了众人——连军事上的观察者也在内——的钦佩与敬重。可惜当时在中国的外国军队都为北方所需，腾不出人来援助汉口租界；而那里的巡警与巡逻之责，是极为吃重的。）

十六汉口的毁灭

兵家有一条格言：对退却的敌人，只要情形容许，就不该留给他收拾队伍的机会。他一旦跑动起来，就该不惜一切合理的代价让他一直跑下去。可惜官军并没有遵着这条道理。那一连串代表着争夺汉口之战的接仗，其胜负实际上已在十月二十七日定下。革命军的败是决定性的，官军这副战争机器的优越也已证明得毫无疑问。然而如我们所见，这一阶段的战事又继续了将近四天，官军却并无实质的进展。

表面的缘由是：官军的士兵无疑轻视了他们的敌人，低估了敌人的血气。不过另外还有些不那么触目的缘故。

须记得：最高的统率原是授与陆军大臣荫昌的。然而在十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大战的那一天，一道谕旨发下，以袁世凯代荫昌——荫昌是满人——为钦差大臣，并派冯国璋为前线的统帅。同时又命荫昌在这些更动办妥之后即回北京陆军部。又须记得：十月十七日荫昌曾在彰德府与袁世凯长谈，其时无疑商议过用兵的方略。也不可忘记：早在十月十九日，已有一道谕旨发下，其中明白显出迁就妥协的倾向。

这些事凑在一处，便开出种种可能来。荫昌的布置本极可佩，如今袁氏开了那些条件而朝廷竟予接受，他大有几分不平也在情理之中。或者说，他对于政治势力如何影响满人一家自有见识，因而能够按下私人的意气，那么至少他这统率的临时性质也必使他的主动之心陷于瘫痪。又或者，他在某种程度上受了训令的牵制；而袁世凯多半也已把一种想法灌进他心里，即军事上宜取和缓之策，因为只要略加推动，便可循妥协的路子达成了局。甚至也可能袁氏是在彰德府遥控着局面。最后还有一层：袁氏自己虽迟迟不出，却已得当局默许，先派了代表到武昌秘密谈和。

可惜这些早期的交涉破裂了，只显出革命一方要求之不肯让步。不过在满人这一面的账上，须记他们一笔好处：中央当局全都主张温和。这种心态，或许大半是恐惧、行伍中缺少强人、以及他们自求仰赖于袁世凯的结果。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为对宫廷、也为对袁世凯公道起见，不可忘记：把胜负付诸战场一决，乃是革命党的首领们所强要的。

袁世凯力主按君主立宪的基础了局，并且预备保证立即实行。革命党要的是共和。换句话说，他们一心要促成满人王朝的覆亡，要它交出一份最为壮丽的世业。

要答应这样的要求，便是最没有骨气的人恐怕也做不到。努尔哈赤的门第或许已经衰颓。它在世界舞台上的戏份或许已近唱完。然而那种精神的痕迹还未曾丧尽——正是那种精神，使一个无名的部落成了人类三分之一的统治者，而且统治了二百多年。他们准备作重大的让步，却还不准备签字放弃自己的世袭之业。这份产业是凭刀剑赢来的；中国人民若定要如此，那便只好凭同样的家伙来试试保住它。而在此阶段，袁世凯也不能体面地提出别的路来。

（原注：参看第十七章。）

于是月底的局面便如上章结尾所述。革命军以一种勇敢的执拗继续占着汉口，为他们的事业增了光彩，也使全国对他们的兵力生出不确的估量。凡不能体察这局面真正内情的人，都有被误导之虞。不容否认的是：反抗现成当局之举遍及中国，起初大半是上层所显出的软弱招来的。而如今，官军表面上未能证明自己的优越，又给它添了鼓舞。他们从北方来，公开的目的是在「三镇」重立朝廷的控制；而今三个礼拜过去，他们还只在敲汉口的大门。要重立他们日渐衰弱的威望，非有一桩实质的军事举动不可。

至于在场的人物，此时冯国璋已接掌了前线的统率。荫昌正在回北京的路上，而袁世凯已到、或即将到官军的基地——基地仍在孝感。

看来官军此时已经断定：汉口非不惜一切代价占下来不可。于是十一月一日早上，那一连串以汉口之毁灭为结局的战事便开场了。

与这样一桩大惨剧相距如此之近，要对它演出时的种种情形作一个公允的估量并不容易。官军说这是军事上的必需。在指斥他们的人看来，这是使一部本已多有残酷之事的历史更加黯淡的最无情的举动之一。所持的看法不同，关于所发生之事的记载也就随之而异。一面把官军描写成并无过分野蛮地办了一桩必需之事。另一面，这段故事则笼罩在预谋劫掠与杀戮的血光之下。

真相或许在两者之间的某一处。革命军继续占着汉口，其扰人远不止于扰人而已。官军的前进基地在十公里处，他们若要越平原推进、再渡汉水去攻汉阳，便要留下一条长长的交通线需人守护。汉口若在官军手里，保住交通便是件容易的事。可是汉口被革命军占着，却是另一回事。它给了对方一个作侧击的基地，也给了狙击以及别种恼人而危险的战法以掩护。因此，这场战事若不想弄成一场笑话，则官军占领汉口不妨公允地称为军事上的必需。问题在于官军所用的手段是否有道理。这个分别关系极大。官军自称他们的计划是：按所得的情报，对革命军聚集兵力的若干处施以炮击。下一步则是在城中清出一条路，通到那些必须据守的地点。汉口最宽阔的通道，就是所谓「马路」——与中国城市中充作主要交通之用的那些窄巷相对而言。它自英租界、也就是太平路转为歆生路的那一点起，从城后穿过，直抵汉水。然而并无一条横道通往长江，据说他们的想法是在城的心腹之间清出一条路来，以便安稳地通到江边。为这样一桩极端的举动所举的理由是：官军士兵前几次想取汉口时，四面八方都遭狙击，下手的不但有黑衣兵，还有不穿号衣的人。

（原注：参看图。）

而革命一方则指官军存心毁城，恣意策划一场大掠。然而与此相抗的，须想到袁世凯的处境。本书已经断定：袁世凯要保住王朝的用心是诚实的。撇开他自己的好恶与声名不论，也很难相信他竟会参与一桩只能给满人的事业带来最有害后果的举动。文人说到军事，措辞须谨慎；对于那些使军事成为必需的严峻考虑，态度须敬重。然而就事实而论，不妨大胆断定：官军为占领汉口所商定的手段，就其初意与所拟的范围而言，构成一桩有理据的军事行动。尽管后果可怕，似乎唯有就其后来的发展才该受责难。不过这责难，则不能不承认，怎么严厉也不算过。当此本该对战事看得最紧、把军纪守得最严的时候，绳索却松开了，最大的放纵得以横行。一桩以正当路数开场的军事举动，被容许堕落成一场血与火的狂欢。

这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人类苦难的那种冷漠——那是东方民族极显著的一种性情。人们又相信：前线某几位官军军官，或出于私意，或纯出于野性，是有意要促成那些如此迅速随之而来的可怕结果的。尤其是下面这段故事，颇得人信，而看来也处处有其根据。

武昌本有一位武官名叫铁忠。他并不统兵，所任是参议官，也就是军事的顾问或参赞。铁忠是满人。事变起时他正在总督那里。衙署被攻之际，他与瑞澂一同逃走。

起事一旦得手会立即带来什么后果，当时人们还不明白。倘若明白，那就没有理由推想铁忠不会设法赶到家人身边、试着救他们出来。事情的结局是他自己到了安全之处，而据这段故事说，他的妻儿都死在随后的屠满之中。

荫昌到前线时，铁忠入了他的幕府；因此当荫昌的钦差大臣之任被袁世凯接替、而冯国璋直接统率前线第一军之际，荫昌便把铁忠荐给冯国璋，看来他在冯手下成了副统。

革命军屡战屡败，而官军士兵因占城遇着顽强抵抗而胸中激起的凶狠之情——据说铁忠在这中间看见了报仇的机会。人们把一项存心归到他身上：时候一到便烧掉汉口；而人们又指责他，说他留心看着别让这事做得半途而废。

这是一段入画的、虽然野蛮的故事；它虽带着中世纪的口风，却也有一点人情的触处。对铁忠来说，这比对任何人都更是一场种族之战，要毫不容情、毫无慈悲地打下去。他重又成了一个原始的人，那残酷的鞑靼血液在他血脉里滚烫地奔流。

据说协统易某也不甚落后；而冯国璋对满人的同情——忠与不忠的问题姑且不论——本是众所共知的，他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恐怕也难以长久毫不知情。

对全城的炮击，如前面已经点过的，始于十一月一日早上，炮弹稳稳地如雨落在据说被革命军重兵据守的若干地点。炮击又持续了将近两天。

（原注：有一点是无疑的，而这一点很重要：直到炮击之时，大批革命军队伍仍占据着汉口。）

随即而起的那场大火，一位目击者的记载写道：「那景象简直骇人。一阵强劲的东北风吹着，把火焰赶着走，抽得极长；每逢卷住一座高屋，火焰似乎便把它裹起来，几分钟之内它就成了一座怒烧的炉子。久已无雨，一切都干得像骨头。不久就看得出这座城已经完了。日光透过烟来，射出一种惨白的光；一想到街上那些不幸的人在逃命，老人与无依的妇孺被弃于他们的命运，贵重的产业被无情地牺牲，想到那些华美的铺子里的货物、货栈中堆着的大宗商品——连所有余存的粮食都在内——合起来的数目大到连猜也猜不出，人的牙齿便不由自主地咬紧，『魔鬼托生』这个词涌到嘴边。而仿佛这还不够，官军的炮队还不停地把炮弹倾泻在这座注定的城上。

「不久就看出：教堂、学堂、医院，什么都得完；于是组织了一支勇敢的队伍，想去把循道会女学堂的学生、盲童学堂的学生以及红十字医院里百余名病人接出来，然而那小汽轮在汉水上被打回来了，傍晚再试一次，发觉行不通。

「其间外国租界也各有自己一份惊扰。官军好几天以来在大智门道口以及旧高尔夫球场上安着一队十二尊炮，租界替它们挡住了汉阳山上与武昌对面炮台的火。革命军要打到这些炮队，火线必须越过英租界，凡打得不够远的炮弹便都落在租界里。于是炮弹整天落个不停。革命军曾答应过：只要官军的炮队能从租界的庇护之下移开，他们便停火；而经领事请求，管炮的军官曾担保移开，却始终不移。这些落下来的炮弹险险伤人之事很多，所幸不曾有外国人丧命。

「华界的火烧了一整天，然而要烧的地面如此广大，到入夜时还不曾烧到三分之一。

（原注：这一篇记载取自《华中邮报》；该报文字往往极为出色，然而对官军并不总是十分公道。此处以及别处都可看出一层潜在的假定，即存心要毁尽全城，而这与在当地观察初期战事的外国军人的看法相反。）

「十一月一日星期三整夜火光熊熊，照亮了天空与周围数英里的整片乡野；然而近早晨时风落了，火在各段之间被火墙挡住，开始渐渐低下去。可是到了二日星期四一早，官军炮队的大炮重开之际，头一眼看见的就是沿着火烧过的边缘处处升起新的烟柱。我们数出十二处，起于十二分钟之内；不久整座地狱又全烧起来了。其间革命军的炮台开始还击那些炮队，炮弹便一如从前落进租界。一发进了一位女士卧房的窗子，把床砸烂。又一发在江岸大道上离一位过路的外国人几英尺处炸开，再一发打中华昌路上一座房子，炸开之后一块约一磅重的碎片嗖地从一位海关人员耳边飞过；此外还有相当多的货栈被打中。

「租界里挤满了逃来的难民，带着他们的铺盖与箱子；还有些可怜人四处游荡，看去竟全然无处可去。官军一路打到江边，占了招商局与太古洋行对面的趸船，从那里向那些想乘舢板逃走的可怜人随意放枪，中弹的很多，据我们所知还有一人被打死。城里银行与当铺被砸开，抢掠毫无约束，官军士兵在这一行当里往往最为显眼。抢掠的人整天一串串涌进租界，而他们所抢之物在这里被巡警夺去，令他们大为不快。

「凡血是红的人，都几乎无法平心静气地写这桩暴行。等到实情为人所知，文明世界都要为之毛骨悚然。『我们做了什么，』一位华人社会中的首要人物对笔者说，『竟要受官兵这样的对待？他们吃的是我们的米，穿的是我们的衣。他们何必来惊动汉口？他们何以不先给我们个信，好让我们搬出一点吃的穿的？他们既没有人心，也没有兽心；可是天看得见。』他眼里含着泪。是的，天看得见。烧了汉口的这把火，说不定终要把放火的人也烧了。这比罪恶还糟；这是一桩蠢事。」

以上是一家报纸的社评记述与断语，而这家报纸不妨公允地说至少是偏于革命一方的。它写于这惨剧的心腹之中，为作者眼下那一片骇人的毁坏荒凉所激发；就文字所能描画者而论，它无疑相当真实地画出了全城毁灭所带来的苦难。可惜这断语忽略了许多要紧之处。它忘了革命一方给了官军多大的激怒，——顽强据城，穿号衣与不穿号衣的狙击手，在一大片窄巷交织的网里作战之艰难与危险——那里一切都帮着守的一方。它也不曾提到这一层：倘说原始的本能全然当了主宰，倘说孔子那套教人向善的哲学——中国人受它的益处那样多——竟全归无用，那也不是官军一面独然。为公道起见，有一件事不该失记：在这几天的战事之中，革命军杀过俘虏，红十字的旗也确曾被滥用。

（原注：举一例：据可信的报告，十月三十日作战期间，一百名官军被革命军一支队伍截断，赶进一座货栈，随即被人放火。据说这些官军都烧死在火里。）

尽管如此，亲见这样一场大惨剧的人很难替官军的立场设想，也不足为奇。在情绪当头的时候，人不会停下来细想，也不会去作什么缜密的分析。对受难者的同情，使人把结果同往往过于遥远的原因等同起来。判断是照着粗线条作出的，而它们并不总是公道。虽有当代的情绪在，人们相信后世在较为平静、较近司法的心境之中，是会判皇族无罪的。

其间不妨一记：这场惨剧的规模并不像从上文所述可能推想的那样大。战事已在门口好几天，估计不下三分之二的人口早已逃走。十月未尽之时，「这座华界已不再是长江的骄傲，倒更像一座死城了」。留下来的人都设法在火前逃了出去，除极少数例外都脱了身。所幸还有一层：十一月二日，经汉口布思医生出力，一大队外国人与本地红十字人员抬着担架出发，步行到医院去看看究竟情形如何，若有可能便把病人接进汉口。一支官军卫队散散落落地排成一行走在后头，随同前往。

这次行动的记载写道：「那些景象令人可怜。荒凉到了极处。从前是热闹的通道，如今只剩一堆冒着烟的废墟。从前看得见成群的人，如今只有几个可怜人在他们旧日家宅的灰烬里爬摸。使这景象更为可怖的，是男人、女人与小孩的尸首，许多已烧成焦炭，而且个个都有被附近野狗啃过的痕迹。

「转过路的一个弯，医院的旗子便整个露了出来。那一处院落至少还立着。再往前一点，遇见一个苦力，拿着医院送往租界的一封信。据他说，房屋都平安，只有一间厨房着了火，塌了。一路上都看得见一队队官军士兵，或睡着，或擦拭他们的刺刀。没有一处派了警哨；他们个个似乎都确信自己不会受革命军的攻击。一个革命军士兵也看不见。他们唯一的痕迹，是被灰衣兵夺去的步枪，而这些枪似乎没有个完。凡从汉水那边下来的兵，无不扛着一两支枪，其中有些看去像是从博物馆里跑出来的。可是大多数都是簇新的，枪栓与枪管上还抹着凡士林，正如出厂时一样。

「医院的院落显出里面的人度了一个不眠之夜。箱子与铺盖堆在各屋前的草地上。那些盲童也在那里。他们的境况实在可怜。整夜他们挤在那一小片草地上站着，把无光的眼睛转向逼来的火焰。其中一个说：『我们听得见火越来越近，火焰头一回卷住房子时嘶嘶地响，噼啪地爆；随后是屋顶与墙倒下来的轰隆声。我们觉得火焰的热气一分钟比一分钟烈，到后来烈得不得不把头转开，才不至于把脸烤伤。我们很想逃到安全的地方去，可是不能。我们看不见，也不知道往哪里跑；所能做的只是站着等死。』

「医院里伤者的搬运并不费多少时候。热心的人手很快就搭起担架，把他们抬到马路——就是前面说过的那条车道——那里有若干车子等着，要把他们送进租界。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奇特的行动：官军士兵充作卫队，去救他们的伤敌。」

最后，全城约有三分之一免于毁灭。在早些的阶段，汉口商会曾促动领事团出面抗议毁城，然而各领事觉得无从干预。可是到十一月三日早上，情形变了。事情已到了这样的地步：人道的本能必须压过国际法上的细微讲究。于是向冯国璋提出了抗议。

其效立见，结果是发出一道告示，保住了全城的一点残余，也许是三分之一。然而较好的一部分已成灰烬。较大的房屋只剩废墟，瘦骨伶伶地立在天际。巨大的产业毁了。成千的人家成了荒场。多少家人家失去了他们的一切——牺牲在自由的祭坛上，缴了那份由战争向百姓征取的赋。

十七满清的引咎

现在须回到北京，并且往前倒退几日，以便把自盛宣怀出逃直到此时的事变理出一条线来。

争夺汉口之战中官军最初那场颇为实在的胜利，其最后的结局，如前所记，在十月二十七日实际上已成定局；这消息不久便电传全国，一时之间，就表面看去，仿佛潮水已经回头，如今于满人一方有利了。官军似乎还另有可喜之处。不但北方的军队把自己军事上的优越证明得毫无疑问，而且在北京，人们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承办一笔大额借款的金融团体。此前一大难处便是发饷与维持政府机器所需的款项。中国财政散乱，这在任何时候都总是个难题。革命一起，政府机器大半赖以运转的款源便开始枯竭；于是除了活跃的敌人用兵之危以外，还要添上自家党羽中不满与离心之危。「钱会说话」，东方与别处一样，也许还更甚些；其余各项若大致相当，胜算便大大地归于按时发饷的那一边。

当此情形之下，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曾向四国团体求借；然而经过妥当考虑，他们以为这既非合宜，也不合他们自定的中立界说所加的义务。不过看来向别处求助并未落空，人们纷纷传说：与柯德男爵——法比集团在北京的代表——的交涉已经谈成一笔六百万英镑的借款。最后，据信「阿喀琉斯的复出」将在全国产生的人心之效，也似乎值得欣慰——这位阿喀琉斯便是袁世凯，他正在赴汉口的前夕。

然而在中国，表面之骗人，比俗语所说的还要厉害。事情的表面只是一面很拙劣的镜子，从它里面照不出生活与政治在地下的运作。它不像日本的魔镜，它上头通常极少留下底下所刻花纹的印痕。当上层人物的心思一忽儿被军事问题占着，一忽儿被袁世凯的条件占着，一忽儿被资政院的要求占着，一忽儿又被财政以及这团乱麻般局面中的百十件别的需求占着的时候，另一处却已长出一种新的危险。起初只是「一小片云，不过如人手那样大」，如今已经有了逼人的规模。

就当时所显出者而论，危险之点在滦州，一座并无声望的州城，此前除因是秋操之地的近邻以外，并无闻于世。这种危险，在留心的人看来其实从未全然消失，然而谁也不曾料到它会长得这样快、这样壮。不过在这样的时候，什么事都不足为奇——这样的时候把人的本相显给人类、也显给他自己，这样的时候造就人，也毁掉人。

（原注：滦州在京奉铁路线上，是离永平府最近的车站。）

奉命开赴永平府参加秋操的队伍之中，有自奉天来的第二十镇，统制是张绍曾。张氏受学于日本，极倾向于变法。在这些趋向上，他的队伍似乎与他同心；因为如前面已经记过的，当号令自操场传下、要在滦州装车开往汉口实战之际，第二十镇百般作难，终于由张绍曾在滦州主持了局面，进而连发数折，其中列出立宪政体以及别种改革的要求。

然而这些要求，不过是一项秘密商定的计划的显露：那计划是要促成满人退位，至少是要迫他们完全向国民的意志投降。其中的主脑是吴禄贞，保定府第六镇的统制，一位极有前途的青年。与他及张绍曾同谋的还有第三位军官蓝天蔚，在奉天掌着兵权。这三人是旧交，各人所受的教育同出一路；在眼前的局面之中，他们自以为看见了命运之手指出那条要引他们去成就本国自由的路。

他们的计划是：趁官军主力在汉口交战之际进兵北京；如今提出这些要求，与其说是相信会得到允准，不如说是为了把自己的地位摆正，并且万一所求被拒，好为自己的举动预备一个说法。

朝廷起初置之不理，后来才私下接洽；张绍曾对京城来的使者很少客气，坚持他自己与友人的要求，这些要求最后凝为一道带着威胁之意的奏折，于十月二十九日自滦州电达北京。这份文书的到来，恐怕把宫廷一圈人因近日汉口之捷而生的喜气扫得七零八落。加上资政院的坚持不让——而这三人中唯一在此事上被确知的张绍曾，人们大有理由疑心他与资政院往来甚密——这项让步的要求便不能置之不理。倘若在这一点上还有什么可疑，只要想一想局面中另外两项因素，也必迅速消散。第一，姜桂题在北京统着约八千兵。这些是旧式的兵，按编练模范陆军的方案，定于一九一一年年底裁撤。这些兵大半在天津随马玉昆经过义和团之乱。他们尝过血，也尝过抢掠那令人兴奋的光荣；一旦有人决意来攻，他们是靠不住的，因为加入攻方便有机会去玩那可意的玩意。

（原注：到后来一个时期，姜桂题的队伍是站在法度与秩序一边的；然而他们在此时会取何种态度，当日绝不明朗。作者确曾从可靠的方面得到确证：那两位统将本有意彼此协同而互通消息。他们究竟何等靠不住，近日（一九一二年八月）已由他们在通州的兵变显明了。）

第二，人们最为忧惧的是——而且后来确曾有权威的说法——袁世凯知道这一预谋的举动，并且赞成它；这无疑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何以那样有把握地向武昌的革命党提出立即立宪。

不过在这些事里，或许并无什么很可惊异之处。这场举动最有意味之处，在于它与革命党的中央机关全然无关。对那些首领而言，得知官军在汉口虽然得胜，另一股势力却在朝廷门口兴起、把自己的分量加到革命一方的秤盘上，想必是一桩可喜的意外。

以上就是促成十月三十日那道如今著名的满清引咎之诏的种种力量；这是一桩重大的赎罪之举，用意在安抚国民。这篇可怜的文告，其文如下：——

「朕御极三载，兢兢业业，以承此艰大之任，而所志无非在图谋臣民各等之福利。然朕用人不当，办理国事亦太少治国之方。朕以亲贵充列政府各部，实违立宪之通义；于铁路一事，朕又受人蒙蔽，所行与全国之愿相背；朕急于推行新政，而官绅假之以自肥；朕更张旧制，而豪强乘之以取利。民财既取之多矣，而于民有益之举一无所施。整理刑律之谕迭次颁下，而无一人遵行。日积月累，遂至民怨沸腾而朕不知，危亡在即而朕不闻。其结果，四川变起，湖北继之，今则陕西、湖南皆扰，而广东、广西又有严重之报。总之，举国鼎沸，人心如焚，列祖列宗之灵不安，而斯民尽入于至苦。其咎实在朕一人。朕兹布告天下：与臣民誓行通盘之改革，以立完全之宪法。凡法度之善否，凡应更改之事，朕皆咨之公论；旧制中凡与宪法不合者，一律废除。

「至于消融满汉之界，先帝所颁各谕，务须即行实施。湖北、湖南之变，虽有军队牵涉在内，实由瑞澂等措置失当，逼民为乱、逼兵为变，非无因之叛。用瑞澂于此任，其咎朕自任之；朕不以罪归军民。彼等但能回心归顺，既往之咎一概宽免。

「朕以一弱躯而居尔臣民之上，其结果乃有此等变乱之作，将祖宗所成之善政尽行毁坏。朕痛心于己之失，悔恨盈胸；今全赖臣民之扶助，以复亿兆生民之安乐，以固朕社稷之基。乱之后能否继以治，危之后能否归于安，全系于朕民之忠诚，而朕之倚赖惟在于此。当今之时，财政与外交两皆危急，即使君民协力，国势犹恐不安。倘民不顾国家之安危，而任人以叛乱之言相诱，则必有莫大之祸加于其身，而中国之前途更暗无天日矣。故朕心日夜充满忧惧。朕深望尔全体臣民皆能体朕之意。

「布告天下知之。」

在努尔哈赤所立的这个门第变幻多端的历史里，奇特而出人意表之事原有许多。然而从未有过比这样一份文书的辞句更奇特、更为外间所全然意想不到的了——就在这份文书里，那位懵然不知的天子的监护人们，让他为满人统治最后数年间的种种失职与过举赎罪。当此情形，作重大的让步自然是不可避免、也是理所应当的；然而事情的体统总有个自贬的限度。宝座后面那些发抖的声音又一次把自己的恐惧说得太露，而本来只要有体面地承认人民的正当要求便可得到的同情，全被这条可鄙之路所激起的情绪吞没了。人们对一个王侯之家所指望的，至少是患难中的体面，以及面对命运严峻裁定的勇气。一个一度善战的种族、一个曾经征服的民族，其残存的本能本该预示着一分正当的自尊与对祖传旧规应有的敬重。可是在皇族及其近臣身上，或者至少在其中大多数人身上，这些东西似乎已经不在了。三个礼拜的软弱与恐慌，到头来加冕以一桩至极的屈辱与绝望之举。同情者的效忠之心动摇了，敌人则欢呼他们的败亡已成定局，连八旗中人自己也满心羞愧。

在中国，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表面工夫极关紧要。说它们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也不算怎么夸大。说来或许奇怪，即便在危急之时，体面的问题也在人心中居于首位。这样一种情绪如此普遍，只把皇室的降格衬托得更为分明。「经此一举之后，」一位满人亲王向一个外国朋友问了这么一句极有代表性的话，「我们还怎么下台呢？」

与这道诏书同时，还发下一连串相辅的谕旨，其中一道的措辞如下，承认了思想自由这一神圣的权利，并对政治犯颁下大赦：——

（原注：后来又有一道谕旨准许组织政党，参看后文第一七五页。）

「资政院奏请从速开释党禁，以示宽大、以收人心一折。

「自古党禁向为应避之弊，盖非但闭塞才能、摧折壮气，且政治之说日新月异，他时视为犯罪之言，今日或成公认之论。若其人流落异域、意气消沉之际曾发激烈之言，此亦不足深责之过，生于政治之热诚，致有逾越分际之处。其情固可宽也。

「兹特布告：朕有意与臣民更始。凡一八九八年以来之政治犯，凡因反抗政府之革命而逃亡在外以避刑者，凡本非自愿而牵入此次变乱、能自行回心归顺者，前罪一概宽免，仍视为忠顺之民。此后中国凡不实犯法度之臣民，皆得受政府之保护，不得以疑心而无正当法律程序逮捕何人。凡在此赦之内者，皆当力图自新，昭明忠诚，翘首以待宪法之成。朝廷力图改革之诚意，于此可见。」

又一道谕旨将亲贵摒于内阁之外：——

「资政院奏称：内阁应实为负责之机关，皇族不宜简任国务大臣。以皇族之人任行政之职，与立宪各国之惯例不合。按本朝成法，亲贵不得干预国政，此义明载于列祖列宗之训谕，而亦悉合立宪国家之所需。

「自同治以来，国家陷于忧患之海，其时始有摄政之设，以分理政之劳，此制沿及今日。本年组织内阁，以亲贵及诸王公简任国务大臣，然此仅系一时权宜之计，非朝廷公然之方针。资政院折中称：以皇族之人组成之内阁，与立宪之政体绝不相容；请将内阁暂行章程废止，另组权限分明之内阁，并请亲贵不得简任国务大臣。此意在于对皇室示以应有之敬重，并固国家之基，朕于其言全然赞同。俟时局稍平，朕即简选有才有功之人，组成负责之内阁。亲贵不得再任国务大臣，内阁暂行章程即予废止，以合立宪之义，以强国家。」

（原注：即本年早些时候、为履行对资政院之允诺而组阁时所颁的章程。参看前文第四十六页与第八十六页。）

最后，第四道谕旨命将拟订中的宪法草案交资政院审议：——

「资政院奏请明降谕旨，将国家宪法交院议决一折。

「本朝历代皇帝以仁厚治国者三百年矣。先皇太后与先帝洞见时艰，毅然行大改革，迭颁谕旨，定行君主立宪之制，并颁预备立宪之清单，逐年规定应有之进步。

「朕以幼龄承此政柄，兢兢业业，力求追随列祖列宗之遗迹。

「去年十月，资政院奏请从速开设议院，朕即降谕，以宣统五年、即一九一三年为议院集会之期，并特派溥伦等从速起草宪法，以候朕之核定。资政院称：宪法所以使君民之间更臻融洽相知，故拟成之后即应付之臣民讨论；又称：于初稿既成、颁布之前由该院议之，与先帝所明示之意亦无所违。

「兹著溥伦等依已经核准之宪法大纲，俟宪法草案完成，即交资政院悉心议决。经朕核准之后颁布，以信于民，以副其改革之望。」

这几份文书本身已说得再雄辩也没有了。满人的投降，至少在纸面上，是彻底的。那三位统将本来断没有料到自己的要求会被允准，如今棋输一着，图谋落空。他们除了具折称谢，别无可为。于是在一道照例入画的奏折之中——不能不承认，其主要目的乃是把已得的便宜按实——他们借张绍曾之口，这样描述军中感戴之深：——

「谕旨既下，可见朝廷实有立宪政体、与国民同行改革之诚，全军将士感激涕零。」

十八宪法

从此以后，北京的事变便走得快了。那要命的一步已经迈出，如今纵然可能，把所立的原则搁着不付实行也是不智的。就一切外表看去，专制的丧钟已经敲响。那些威胁已久的、亘古相传的、入画的政治制度，此刻竟一举扫除。此后大概不会再有人的性命被牺牲于宫廷权谋之辈的一念了。朱笔或许还不至于被判闲置，然而它此后所写的谕旨，只能表达一个在理论上负责的内阁的意志。在新的秩序之下，宝座只是威权的一件入画的表记，天子只是传达国家诏令的一根无害的管子。末后的一句话，不再属于一位至圣之人——那人的生涯是在东方宫禁那种使人萎弱的幽隔之中度过的，他的心智所受的启迪，只限于那些能渗过紫禁城墙的外间见闻。

沿这条新路走的第一步，迈于十一月一日，即上章所记那几件划时代的文告发布之后两天。谕旨的措辞保全了这类事上应有的体面：现任各员开去差使，而袁世凯被任为内阁总理大臣，命他组织新政体之下的第一届内阁。

谕旨云：「庆亲王等奏称，办理不善，请即开去差使。

「载泽等奏称，国事至重，请照立宪之义简用有能之人以代其任，以图国家之善治。

「邹嘉来等奏称，当此艰危之时，政事至重，请准辞职，以为国家计、以安公众之心。

「所奏均属得体，准如所请：庆亲王开去内阁总理大臣之任，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开去协理大臣之任，载泽等、邹嘉来等开去国务大臣之任。

「袁世凯著授为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既已赴湖北督师，著将该处事务略加布置，即行迅速来京，组织完全内阁，速筹改良政治之法。在袁世凯回京之前这数日之内，著庆亲王等仍照旧办事；内阁未成之前，著载泽等、邹嘉来等仍照旧供职，毋得诿卸。」

（原注：即协理大臣那桐与徐世昌。）

（原注：即其余有内阁大臣衔的亲贵。）

（原注：即内阁其余各员。）

同时又有一道谕旨，以魏光焘代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氏既为总理大臣，自须开去此任；而另一道谕旨，其意无疑在免得袁氏对朝廷待他的用心有所误会，明白规定湖北水陆各军以及长江水师之权仍归他掌握。

次日，十一月二日，又有一道谕旨，答复那位不倦的张绍曾，重申令资政院起草宪法之命。其中主要一段说：「至中国之宪法，著资政院即将草案呈候朕之核定，以明君民所共之利，以见朕所求者天下之善而非一己之私。」

这道谕旨随即由资政院总裁向诸议员宣读，全院起立，声调铿锵，既见此事之重大，也见谕旨文辞之庄严。在雷动的掌声中，有人提议、有人附议、随即通过：拟定宪法的重大信条，呈请朝廷核准，通咨各省谘议局审议，再依次拟成定本。全院于是散会，下午重开；宪法根本信条的草案——其要旨事先已经备好——当场宣读，略加修改之后一致通过。至于引这些信条以达朝廷的奏折，也同样迅速地获准。全文如下：——

「奏为臣等谨陈：革命之举已蔓延四方，渐次波及四川、广东、湖南、江西、陕西、山西、湖北各省。国势已在摇动之中，情形日趋恶劣。挽此时局之唯一之法、疗此国病之唯一之药，可以一语概之：『务使宪法完善。』

「近日谕旨迭下，许民以改革；而张绍曾及其同僚各军官所陈各条，朝廷亦皆允准，故举国皆知皇上立意已定，必欲建立如此美善之君主立宪，以副天下望治之心。今又蒙谕旨，命将宪法之起草交付资政院，臣等欣喜无量，不能不竭其诚以求实行圣意。

「凡有君主立宪之国，无不以英国宪法为模范；今臣等起草宪法，亦莫善于遵其义例。惟条文之改订编次，工程浩大，非有相当时日不能告成。若民间揣测朝廷所受之影响，或将疑皇上左右之臣正在耳语进言，谓危险一过便可食言。法国拿破仑第三于危险既过之后，正是这样失了信。然而若先将宪法之简要纲目宣示国民，则举国欢腾，将曰：『吾皇实听吾民之请，待吾民以至公至诚。』此声一传，其效胜于百万之兵。今臣等谨备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之初稿，其所载皆立宪各国宪法所公认者，谨以此简要之形式进呈。一俟全稿拟就，当再行讨论。

「此十九条经资政院屡次审议，投票赞成，兹谨列单恭呈御览，请朝廷即降谕旨，毅然采纳，于太庙誓天，并将各条宣示国民，以强国家、以卫皇室。臣等非故作危言，惟稍迟则无及矣。朝廷若不即行宣布宪法，臣等恐皇恩终不能达于民间，而革命之祸将至于不可言状。臣等既感于耿耿之忠，又目睹目前之乱，不能不当皇上之面这样直陈，惶恐战栗，谨候朝廷之命。

「宪法者，不易之典章，君与民皆宜遵守，此为至要。本院奉谕起草宪法，深怀惴惴，不敢不取全国之公论而后行，以求尽善。故已电致各省谘议局征集意见；又拟凡目前一切重大事件，暂许军队陈述其意见，以副国民之望。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一、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

「二、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三、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四、皇位继承之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五、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

「六、宪法改正之提案权，属于国会。

「七、上院议员由国民公选，其选举权以有法律所定特别资格者为限。

（原注：宪法的基本构想既取自英国，便有两院之设。然而按中国政体的情形，两院都须由选举产生。第七条并无意表示下院不由选举产生。）

「八、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国务大臣及各省行政长官。

「九、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但一届内阁之中，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

「十、皇帝为陆海军之大元帅；惟海陆军在国内之使用，非依国会为此所定之特别条件，不得为之。

「十一、不得以命令变更法律所定之事项；惟紧急命令另定特别条件。

「十二、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惟宣战讲和适在国会闭会期中者，得于后会追认之。

「十三、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十四、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之超额支出。

「十五、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其增减，由国会议决。

「十六、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牴触。

「十七、行政审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十八、国会议决之各案，由皇帝颁布之。

「十九、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由资政院适用之。」

以上便是那些原则；持温和之见的人指望它们能成为中国自由的大宪章。它们以毫不含糊的方式终结了宝座的专断。它们把控制之权交给了国会。它们把主权归于人民。最后，新秩序的条件订得如此分明，使得那种躲闪支离的办法——满人履行从前种种允诺时素来如此——再无可能。

次日，朝廷的允准宣布了：——

「资政院奏称，业将君主立宪之原则议定，拟先以十九条正式条款载明，呈候御览，并请朕于太庙誓天，将各条宣示臣民，以强国家、以护皇室。

「朕已详加审阅，见此各条皆属至重。兹著即予核准，并择日由朕于太庙誓天，将此至重之条款即行颁布，用黄纸刊印，宣示臣民。此后资政院起草宪法之时，即以此为根基。」

宝座与人民之间那场长久的立宪之争，就这样告终；而人民所争得的，若不是多于他们从前所求，也已是悉数到手。然而问题在于：朝廷的投降是不是来得太迟了。在过去这两年之内的任何时候，只要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能按下彼此的成见、抓住到手的机会，事情原都还有救。倘使他们把如今被人硬拧出来的东西自愿让出，说不定还能活着看见自己的门第重又兴盛。可是如今，共和的势力已经得着机会长成，而国中执掌舆论的人是否会就此满意，实在大有可疑。

满人的焦虑何等厉害，从下面这道绝望的呼吁的辞句里便可看出：——

「朕治理国家，为民奋力，日日勤求，以图改善民生。然朕之努力，似犹有所不逮。

「近因四川、湖北之变乱，朕迭降谕旨，自任其咎，加速推行立宪政体，另组内阁，宽赦政治犯。昨日又依资政院所请，核准将所拟宪法十九条之重大文书誓于祖宗神位之前，并颁示全国，冀以增进民利，并昭朝廷待众之至公。此后凡关国家政务而有民间陈请者，朕必顾念国民之情，采纳其所进之议。天生斯世，立君以治，民之所见，实即天之所见。有因政务无进而急求改革者。其所用之法若涉于暴烈，则外国谓之无政府党。凡欧西各国由专制进于立宪者，无不必经此等阶段。当今之时，各省叛乱日增，其所志大抵在使立宪政体见诸施行。众皆力求其是，其至于今日之势，实为有所激而然。此与前朝之乱民不同，彼辈所怀乃卑劣之志。

「从前乱民之屠戮人民，由于上下之间毫无联络，下情不能上达于朝廷，无由得一听闻。朕于是不得不借兵力以救其苦，而于回归正路之人，则迭以宽仁之谕旨宽赦之。

「今朕又阅资政院及张绍曾之奏折，深信此乱由于政治之因。朕日夜忧劳，实已陷于可痛之境。朕若不改其意，则此等祸患将追及何地，不可预知。朕之痛楚悲伤已极，一刻亦不能复忍。

「朕方得袁世凯电奏，称十月三十日已接朝廷四道痛切之谕旨，因即令军队停战；又出示招抚，并将朝廷愿见革党解散之意转达武昌。

「袁世凯所行实合朕意，兹著其再将十一月二日关于拟订宪法之谕旨、及十一月三日关于已颁宪法十九条之谕旨，再行宣布。朕犹恐路途辽远，或有人未得闻此等谕旨，故郑重再宣一次。凡叛乱各省，所有统兵之员皆当仰体朕意，实力宣布此等谕旨，尽力抚定革党，使人人皆知朝廷力求改善民生之志。朕不忍再用兵力。朕与众同一心，此心之中只有一理。朕愿此事以和平之谅解而结，其必然一如冰消而水流。

「至于反对本朝之人，固有其人，然属少数。吾辈同属中国，其间无可分之界。古昔帝王之中，舜（起于西）与禹（起于东），同为中国之大君。则谁复如此无心，愿见斯民相杀以至于无穷之世乎？

「总之，国家处极艰难之境。补此祸患，端在朕之军民彼此相助，庶使朕四万万臣民——出于如此优良之种族——得与世界各国并立于平等之地。

「凡恋其位而失其常识、恃其众而肆其忿怒、既不畏危亦不畏死者，人道所不能容。若彼辈力求达其所志，则世界各国皆将非之。为朕民之幸福、为世界之和平，此等人之存在非但朕不能容，凡爱国之军民亦当视之为敌。断不可容此等野蛮之人恣行屠戮，而危及中国之安宁。

「朕愿朕之军民昭其忠诚，以期共进于新的政治之局，兄弟相亲，完全平等，同享太平。」

十九总理大臣到京

须记得，十一月一日的谕旨命袁世凯把湖北的事略加料理，即行火速来京。然而朝廷催得如此之急，次日十一月二日又发下一道谕旨，重申此命，并令王士珍署理湖广总督，以待魏光焘到任——也须记得，魏光焘已被任为袁氏的后任。

不过事情注定不会走得这样快。看来袁世凯绝不急于回北京。且不说他或许还觉着自己的地位不够强，不足以使他冒险把自身送进京城，他多半还以为留在革命党首领附近，于本国更为有用。他还存着一分指望，或可影响他们趋向和平之策。再者，他在汉口也更便于估量那些直接对着朝廷这一方摆开的势力。最后，新宪法正在颁布前夕，他要接任总理大臣这样重要之职，所需的无疑不止一道谕旨。这在此时至多也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若非有实在的压力，又若非从民间一方——就资政院所代表者而论——得着有力的支持，是不该接的。

当此情形，袁氏向朝廷递了一道极有他本色的奏折，自陈不称此任。然而朝廷已经走得太远，王朝的运数在袁世凯身上押得太重，不容许接受任何推辞。

答复的谕旨云：「袁世凯电奏称：——

「『内阁总理大臣责任至重，臣恐不克胜任，请将简任之谕旨撤回。』

「时局阻乱，人心大扰。非将政治认真改革，不能拔祸乱之根、固国家之基；故朕顺从臣民之请，改组内阁，以践许民之改革。

「该大臣历事京外多年，为众所信重。且屡受朝廷恩遇，其眷眷之忠，已有明证。故其地位足以大助朕所举之大计，朕因此简之为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当念前朝所倚之重，并顾国家所临之大险。

「著即毋庸再行推诿，力图克服所遇之难，迅速来京供职。」

十一月五日，又因资政院的奏折发下两道谕旨。十月三十日的第一道谕旨，性质是宣示大原则。至于开设议院一事，尚有细目须定；而对那些造成革命之人的地位，也须明白规定，然后才能有道理地指望把他们安抚下来。

关于前一层，谕旨命「将议院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妥为起草议定。议员选出之后，即行召集议院」。关于后一层则云：「资政院奏请将近日之革党依法认为政党，并予以官职一折。前此该院请赦革党，朕已降旨照准。兹著将近日之革党认为政党，俾有才之人得为政府所培植任用。」

同时，为使各等人民、尤其是军人，无不确信朝廷所许之诚与所许之广，似宜不遗余力，于是议定派一位钦差大臣前往长江各省，设法诱使那些离心之区回心归顺。而这桩差使，还有谁比滦州的主宰张绍曾更为合宜呢？——他主张改革，却不是共和派；他看去是个开明之人，却不极端；有胆气，有声望，有决断；其功劳，不妨设想，也足以使他所说的话得人敬听。

表面情形又一次指出了这显然之选，于是有如下的谕旨：——

「此次各省之变，其意在变更政体。朕已迭降谕旨，极明白宣示朕欲推行有利于民之改革之意；惟今革命之举蔓延如此之广，朕恐各省军民未必尽能得闻此等谕旨。

「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在军界素有令望，兼深于政事，力主改革。著加侍郎衔，赏「宣抚使」之号，迅速前往长江一带，于邻近各处宣布朝廷德意。该员当竭其诚、专其志，以从事抚循之任，使举国皆明政府决不用兵以平此等变乱之意。该宣抚使并当派委妥员前往变乱各省，劝谕开导。倘变乱由此而定，即著具折奏请从优奖叙，以示鼓励。」

然而这显然之选，又一次是由那些在外人看来颇为隐晦的考虑所定的。三个礼拜以来，那个造成滦州奏折的结合，一直是紫禁城中人的一大隐忧。三位统将虽已得着他们所求，却绝难断定他们就以此为满足。相反，人们知道吴禄贞与蓝天蔚——如今已明白他们一直与张绍曾协同行动——都是坚定的共和派；而蓝氏则被人疑心怀有作一党独立领袖的政治抱负。须记着：政治的眼界已经无限地扩开了。与旧传统的决裂来得如此突然，因而生出一种自由之感，而这自由之感并不一定伴着责任之心，也不一定伴着对最终后果的公允估量。一个念头可以一夜之间长成，到早上便代表一套方案——那方案或许粗糙，或许考虑不周，却孕着种种危险的可能。

当此情形，宫廷一党一直在设法拆散这个近在眼前威胁着他们的密党。至于蓝天蔚，一时被置之不问，因为他远在奉天，且因种种缘故，危险比那两人都小。吴禄贞刚被任为太原府巡抚。这地方是山西省城，于十月二十九日落入革命党之手，巡抚连同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与一个孙子都被杀，而他们遇难之处，正是一九〇〇年那位无情的巡抚毓贤残酷屠戮数十名毫无防卫的教士——男人、女人以及他们的幼儿——的同一地点。这样便空出一个位置来；从朝廷一方看，让吴禄贞去占这个位置，比让他统率京汉铁路线上的一镇兵要安稳得多。最后，如今又打算把张绍曾也同他的队伍分开，于是有了他往长江流域的宣抚之命。

（原注：太原府之陷，起于兵变；兵中散播悖乱之说已遍，又不愿奉命开赴西安府去平那里的乱事。他们既受疑忌，此前一直不发子弹。可是这时候为着出征之用把子弹发下来了，起事便随即而来。此后革命党控制了通太原府的支线铁路，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威胁着北京与汉口之间的交通。然而实际上交通只中断过一次，为十一月初的三十六小时左右；官军在石家庄接轨处的布置，证明足以应付当时的需要。）

前面已经记过，这三位统将之中最有头脑的是吴禄贞，凡有机会认识他的外国人，对他都抱着极高的期望。如今不妨认为已经明白确定：吴禄贞虽被任往太原府，那场密谋却已进行得比人们所料的更远。吴氏属于这样一路人：他们相信满人之下的有限君主制无望得出一个称心的解决；而若非他致张绍曾的一通电报出了岔子，他的计划多半会早几天成熟，以进兵北京、为共和之业效力的形式出现。然而正因这一次通信失误，他们此刻的处境便是不得不按兵不动。

无论如何，派张绍曾为「宣抚使」一事，就这三位统将的计划而言，势必把事情逼到头。然而说来也是一桩奇特的凑巧：这场密谋已被保定府忠于朝廷的军官察知，并在前一天、也就是十一月五日密报北京。其直接的后果，是吴禄贞于十一月六日夜间在石家庄——通太原府的铁路与京汉干线接轨之处——被人受满人的指使杀害。蓝天蔚则是宫廷一党动不了的。他在奉天的地位够强，足以自保；而他确实活了下来，在此后的事变中扮了一个显要的角色。同样，张绍曾背后有九千兵，在滦州又占着一处颇有形势之利的位置，眼下也无须为自身的安全担忧。他本可以摆出一番声势，或者安安稳稳地留在原处等事情的发展；又或者，既已被任为「宣抚使」，他本可借这个名义平安脱身南下。

然而结果是，张绍曾这几件事一件也没有做。有一两天，那早已传开的进兵北京的谣言，若说有什么变化，倒是传得更紧了。可是终归成空。当此危急之际，这位统将的胆气完全散了。友人与同志的惨死使他大受震动。那背叛的方式使他怀疑自己幕府中是否也有仇人。在那样的时候，人连自己的朋友都不能十分确信。

三天之后，一段本来有望不算不光彩的生涯，落了个不光彩的收场。张绍曾以病为辞，奏请朝廷免去他宣抚使的差使。十一月九日一道谕旨准了他所请，于是这位一时著名的滦州主宰，乘火车以最快的速度奔往天津，从那个他曾是极显要人物的舞台上消失，钻进外国租界这个安全的港湾。

滦州这场戏演到末几幕的时候，北京的事变并未停顿；八日资政院开了一次重要的会，结果是依宪法重大信条第八条公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次公举以压倒的多数通过，反对者其实不过五六人。因此袁氏如今不妨认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得着全国的支持。资政院虽不是十足意义上的民选之院，然而在诸议员当选之时，他们确实代表了算得舆论的相当一部分；而这个机关本身，在当时也有望以临时议院的形式，充作新宪法借以产生的媒介。

（原注：事实上此后不久，资政院的权威与影响便开始稳步下落；这个曾在两届会期中如此奋力鼓动立宪改革的机关，我们此后就几乎再听不到什么了。缘由是机会主义之念在诸议员中占了上风。在变化快得令人眼花的时候，人宁可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在中国尤其如此，其缘故也是显然的。于是结果是：随着共和势力的滋长——下文即将略述——那些主张有限君主制的人，对他们从前所称扬的英国立宪原则的种种好处，渐渐失了信心。这种情绪的变化，不用说，并不曾作过任何声明。他们用的是东方惯常的路数，即消极之策。会上到席的人渐渐少下去，而这在一段时间里竟成了一根尺子，可以拿来量一量舆论对共和前景的看法。最后连法定人数也凑不起来，资政院便死了。它曾起过有用的作用，然而在万花筒般急转的事变之中，它去了，「无人为之哭泣，无人为之称誉，无人为之歌咏」。）

九日又有谕旨照正式手续认可了这次公举，并说袁氏此刻便要启程来京。然而他抵京之前还要过几天。其间京城正是一段十分焦虑的时候。居民大批外逃已经开始，而且仍在继续。关于满人打算大举报复的种种极荒诞的谣言，四处流传。

十日又发下一道谕旨，向人民保证朝廷满汉一体待遇之意确非虚假，并劝他们不要理会那些恶毒的谣言——那些谣言散播出来，只为挑起不和、灌输种族的仇视。

十三日再有一道谕旨，重申朝廷与人民同图国家政治更新的保证。同日傍晚，袁世凯抵北京。

关于一桩标志着事变进入新阶段的动人事件，《北京日报》上登了下面这则简劲有力的报道：——

「中国第一位立宪总理大臣袁世凯，昨日下午约六点抵京。若干显要官员到车站迎接，他随即前往东华门内的寓所。袁氏身穿黄马褂，看去精神极好。他登车之前，把整条站台走了个遍。在场的外国观众很多，其中有几位武官，以及几乎所有的外国通信员。除军队卫队之外，袁氏还有一队亲身的卫士，佩着双刀。军队卫队是第三镇的第十标，已乘前一班车到京，正在京中照料袁氏的安全。

「自车站至寓所一路，排列着禁卫军第一镇的三千人。」

次日早晨，袁氏蒙召觐见。这天是十一月十四日。说来也是一桩奇特的凑巧：这一天正是先帝光绪的忌辰。据记载者说，三年前的这一天，不幸的光绪写下了他最后的遗嘱；如前文所见，那遗嘱求的是灭掉袁世凯，而当时这个日子似乎只标志着袁氏政治生命终结的开端。不过按中国的算法，依阴历这并不是真正的忌辰，因此便少了那份本可附着于它的入画的讽刺，大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然而这件事竟全然无人注意，恐怕也未必。

不过撇开这一层不论，这个场面本身也够触目了。自袁氏以军机大臣、太子少保之身跪于龙座之前，将近三年过去了。那时他正在失势的前夕。如今他载誉而归，所处的地位之有权、之独立，为中国官员前所未有，而他是本朝的指望。

觐见之际，他又一次递上辞呈——或是因为他觉着自己担不起加在他身上的这副重担，或是想把皇室再贬低一层，或是觉着自己的权柄须再得一次确认，又或是依着那有时颇为繁重的礼数而行。这辞呈自然被拒；当日稍晚，这次拒绝以及对他任职的确认便这样载入文书：——

「前此袁世凯两次奏请辞去内阁总理大臣之任。今已抵京，于今日觐见之时又以恳切之意面请辞职。朕已将其所应守之大义为之剖示，并勉以竭力担此难任。当此时局如此危急之际，该总理大臣为国效力，公忠无私，自不当再行辞让。兹著其赴内阁供职，悉心筹划保全国家福祉之策，以副朝廷与国民两方之望。」

二十内阁的组成

摆在袁宫保眼前的差使，是遵照谕旨组织一个政府，或者说一个内阁——在中国的体制之下，两者原是一回事。然而下诏设立内阁是一回事，把一个内阁造出来又完全是另一回事。要挑出既可入选、又能为全国各种深浅不同的意见所接受的人，自然是不可能的；便是要满足其中相当一部分，其难处也极大。把公开反叛的那些首领中的任何一位收进来，纵以中国人的观念而论，也太不合体统了；而在这些人之外，又并没有公认持极端之见的出色人物。袁世凯走的是他唯一走得通的一条路。他请了相当大一部分素有声望而同情自由主张的人，其中许多是他往年的旧属、经过考验、于治事有阅历，来同他共事。别的位置，他主要用了些名声较小、有几处还较为守旧的人去填；中间夹进几个满人中的非宗室者；最后，他还收进了一位那场以一八九八年政变为顶点的维新运动的首领。

那位才具练达的梁敦彦，被召去担任一个以他的阅历与他待人的风致而特别相宜的职位。他是广东人，在耶鲁的一段出色的学业之后回到中国，所得的酬报是在张之洞手下当个小小的翻译。在那个年月，那些年轻热心的学生刚从欧美的学堂出来，一回到守旧气味的官场之中，境遇是艰难的。他们的价值无人赏识，对于他们所长的性质也极少理会。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说的是经容闳提议派往外国的那一批学生回国之事——梁敦彦是其中之一，而这一批人中有几个名字后来注定极为显赫，其中有唐绍仪、蔡绍基、梁如浩与詹天佑。这些满怀抱负、心存高远之志的青年被命前往天津，要在李鸿章手里领差使——李氏其时正当权势的顶点。他们蒙召入见，行了礼，等着这位大总督的吩咐；而他既不理会他们所受的训练，也不理会各人的志趣，便把他们分派到公务的各个部门去了。唐绍仪与另外几位被派了海关里的小差事，其中有几人竟受着这样的屈辱：地位还低于那一类人——他们在外国曾在同一场上与之交手，而且时常把他们远远抛在后面。詹天佑在美国的土木工程学堂里名列前茅，却被命去海军，过了两年才得以调到关内外铁路上一个较合他脾胃的职位。别人的下场也一样令人失望。不过这些人里的大多数虽然气沮，却不是那种向处境的艰难投降的人。时日一久，他们全凭本事挤到了前头。此处特别提到的梁如浩先生，先后任过几个职位，直做到汉口关道，成为总督张之洞的右手。义和团之乱时他正居此职。一九〇五年他到天津任同样的职位，在袁世凯手下。一九〇七年他做了外务部侍郎，其后升为尚书。他已闲居了一段时候，以游历英国及欧洲自遣。如今被袁氏召回，出任外务部之长。

副大臣是胡惟德，浙江人，曾在外交界供职，先后任驻俄国与驻日本的公使。他从日本被召回，入外务部任侍郎，至今仍居此职。

邮传部一职，在盛宣怀失势之时已经派了唐绍仪。同梁敦彦一样，他的经历外国人早已熟知。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战以前他与袁氏同在朝鲜，其后任关内外铁路的督办；一九〇二年他随袁世凯回来，任天津关道。一九〇五年他做了奉天巡抚，一九〇八年回北京任该部尚书；如今他被召回此职，而在一九一一年年初，他曾为着如今已经失势的盛氏而被骤然开去此任。

该部的副大臣是梁如浩先生，广东人，从前做过关内外铁路的督办，近来任上海关道。他也是在美国受的教育，与他的长官以及梁敦彦是同辈。

海军部派了萨镇冰，关于他我们下文还要听到，其同僚是谭学衡，此人经过中日之战，现任该部侍郎。陆军部则交给王士珍掌管，他是直隶人，曾任江北提督；而且须记得，袁氏被召回北京任总理大臣时，他新近才被派为署理湖广总督。田文烈，一位驻通永镇的可靠军官，被派为副大臣。

（原注：参看第二十五章。）

度支部大臣是严修，本已是个有阅历的官员，这一任命并未引起什么议论。副大臣一职则是一项更为触目、却同样稳妥的任命：其人为陈锦涛，也是广东人，无论就学理还是就实务而论，都极称此任。他属于较年轻一辈的留学归国之人，在商界已有声名，任大清银行——即官家银行——的副监督；而他为取哲学博士学位所作的数理经济学论文，据说博得耶鲁教授会的高度赞许。

其余的任命也一样有识断。张謇——关于他，下文说到南京的事时还要提起——是江苏人，在本省势力极大，既是著名的学者，又是实业一途的开路人，被派为农工商部大臣。熙彦，一位满人中的非宗室者，本已是该部侍郎，仍旧留任。民政部之长则升用了赵秉钧，他是袁世凯的同乡与亲信。他从前在袁氏任总督期间做过天津巡警道，其后升为民政部——此部之名如此——的侍郎，因此对于该部的运作早有阅历。与他同事的也是一位满人中的非宗室者，即乌珍，现任该部侍郎之一，故此只需照准留任而已。学部大臣一职也是这样。此职本已由唐景崇担任，他是广西人，无须有所更动。他身在著名的翰林之列，能得着那一大部分人民的支持、或至少是同情——那些人对旧日文化上的区别至今仍存敬意；而为投合较为近代的口味，又派了一位湖南人杨度为副大臣。这一任命是明智的。杨度是留学之人，在日本受的教育，如今又以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而颇有令誉。

（原注：江苏是上海所在的省；上海已经宣告共和，看来大有成为革命组织中心之势。参看第二十三章。）

理藩部——其所辖之地大半是满人一家的世产——则派了达寿，一位满人中的非宗室者，他本已是该部左侍郎，兼任资政院副总裁；与他同事的荣勋也是满人中的非宗室者，先前有过做官的阅历，主要是在民政部得来的。

最后，唯有法部呈出一副人才的配搭，比学部的任命更为入画。大臣之职选了沈家本，一位翰林，素有中国法律第一权威之誉。他属于旧学一路，现为资政院议员之一，尤能代表学者一层、即所谓士人。他的同僚则是那位著名的维新家梁启超，康有为的朋友与臂助。

自梁启超从皇太后的暴怒之下勉强逃得性命，如今已经十三年了。这中间他在日本得了托身之地，以撰述政治法律之作自遣。他这一任命，在所有任命之中，无疑最是要显示朝廷改革政治的愿望完全出于至诚。然而袁世凯若指望它还能有更多的效果，那便注定要失望。梁氏并不属于造成此次事变的那一党。相反，他坦然与他们不合。他与他那位更为著名的领袖康有为怀着同样的想法，愿见进步与改良经由现有的制度而实现。因此在共和派心中，他这一任命只不过是一个表记，标出他们自己与主张君主政体的人之间争执的所在。

袁世凯打算凭以治国的内阁，其构成就是这样。它包容了许多各异的成分；而选人的范围既然颇为有限，这内阁也就不当受什么公允的指摘。袁氏所担的是一桩极难的差使，而他为应付局面的需要所作的一番尽职的努力，理当归他这份功劳。

内阁既召齐，又生出另一重难处。有的人在外地，有的人身子不好。比方梁如浩先生在欧洲。唐绍仪先生的风湿热才在慢慢好转，他的体力实在担不起邮传部那副极重的担子。别的人则或是不肯、或是不能立刻到差。事实是：当此之时，人不便取任何明确的立场。结局茫然得可怕，而舆情的倾向是以为革命终将得手。从各人自身的一面看，这不是心志软弱、犹疑不定之人的时候。这倒是有胆气、有信念、有决断之人的时候，是那些以君主立宪之业为念、以之与共和相抗的人把旗钉上桅杆、竭力去挡住这上涨的潮水的机会。

然而这恰恰是中国的公人们似乎觉着难以做到的事。原则与人事混作一团。那些主张有限君主制、主张在妥当的防范之下把满人皇帝留在宝座上作为达到目的之手段的人——这本是一种十分清醒、也说得通的见解——却被看作满人一家的朋友、一个腐败无用的秩序的支持者。事情如此，无疑也是不可避免的。危急之时，人心为情感所主，而不为理性所主。而其自然的结果便是：那种较为谨慎的心性——须记得，这个民族的天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全然偏于谨慎的——宁愿等着看事情的发展，而不肯去冒那份骂名：一桩到头来可能落败的事业是会招来这份骂名的。

本已在任的人自然仍守其位，然而新任的人中，有的实在不能来，有的敷衍推宕，还有的竟绝然不肯遵奉朝命。

有几天，辞呈下得像雨一样。梁如浩请求免去邮传部副大臣之职，被严词驳回。陈锦涛同样请求解除度支部的差使。然而朝廷答他的折子说：他在经济学上所受的训练，使他在当前关头为该部所必需，他必须遵照前旨。严修也全不见局面所要求的那份爽快；这几人如此，别人也是如此。

不过内阁终究凑起来了，袁世凯得以把他关于此后办事程序、以及朝廷与内阁之间关系的意见呈上。他把这些意见写成一件条陈；这件条陈所显示的，比此前的任何事都或许更加分明：古老成例的种种藩篱已经崩坏到何等程度。纯属皇室家务之事，如宗人府、内务府、钦天监以及同类机关所属的事务，仍由宫中照旧办理。然而政府各大部则将在实际上不受宝座管辖的条件下办自己的事，其办法要使新立宪的原则得以实行。宫中干预国政、在国政上弄权谋的机会，即便不能绝迹，至少也大为减少。觐见之事，除内阁各大臣以外一概停止，而内阁大臣亦只在国事的需要要求时方得觐见；此制在订出章程之前暂如此办。

总理大臣此后不必每日到朝侍候，只在有觐见之必要时前往。至于上达宝座之事，具折的办法大加改动，而颁发谕旨的场合也大为裁减。国政方面的奏折，此后由内阁办理；如需以朝廷核准的形式作答，所需的谕旨即由内阁拟就，再由内阁转呈摄政王，用御玺。一句话：宝座保住了它主权的那身衣裳，而内阁则行使权力的实体。

二十一一段古雅的插曲

我们已经看到，朝廷如何屈从于立宪的要求，也看到资政院为使皇上的让步真能落到人民身上而采取的种种步骤。袁世凯如何应朝廷之请出任内阁总理，其情形亦已记明——在他背后，是全国迄今所知最接近民选议会的那个机关毫不迟疑的公断。最后，我们又随着这位总理，看他怎样竭力组成一个能孚全国之望的内阁，怎样在国会召集之前，先把朝廷许诺下放给人民代表的那一分主权，暂且归之于内阁。眼下所余的，只剩一事：在国会尚未成立之际，须用最郑重的名义，把当朝皇室牢牢系于它已然承担的义务之上。

以当时的种种情形而论，本来大可以为此举实属多余。宪法的原则业已明白揭出，毫不含糊地予以接受，并由上谕正式颁行。其后的几步，所得的赞许也同样完满。然而稍一回顾往事，便知还须再加上一层。满洲人的许诺并非新鲜事物。这个国家对于那一套手法早有长久的领教——种种微妙的程序，足以把一项改革拖延下去，或是抽去它的效力。当时局势之中，最有力的成分之一，便是对满洲人诚意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许多人相信：危险一过，一旦驶出了那几处几乎要了它性命的礁石，当朝皇室便会飞快地回到旧日的样子去，而革命党人以勇气与运气换来的这个千载良机，将就此失去，永不再来。就当日的事实立论，这样一条推理自然不能说毫无重大的缺陷。然而它有力量，而且是那种能够打动广大人心的力量。

这一点，没有谁比袁世凯看得更透。于是便定下日子，举行朝廷已然答应的那一场在太庙立誓遵宪的大典——这一庄严的仪节，无论在留心政局的人、在爱好古雅风物的人，还是在研究原始制度的人看来，都大有趣味。

所择的时辰，是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早晨。夜间下过雪，紫禁城换了一副陌生的面目。皇室一行，由内阁总理及各国务大臣陪同，趋赴太庙，在那里屡屡叩拜，仪文繁缛，行中国最庄严的典礼：把那古老的专制之义永远弃去，另托于一纸盟约——那是列祖列宗做梦也不曾想到，而他们自己又何其可悲地未能预见的。誓词的措辞如下：

「宣统三年十月初六日，朕以冲龄，命监国摄政王载沣代行祭告之礼，于列祖列宗神位之前庄严立誓：谨告太祖高皇帝暨皇后；太宗文皇帝暨诸皇后；世祖章皇帝暨诸皇后；圣祖仁皇帝暨诸皇后；世宗宪皇帝暨诸皇后；高宗纯皇帝暨诸皇后；仁宗睿皇帝暨诸皇后；宣宗成皇帝暨诸皇后；文宗显皇帝暨诸皇后；穆宗毅皇帝暨皇后曰：

「自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夏，历圣相承，奄有宝位，垂三百年。朕自嗣位以来，力求上承先志，以立宪政体为归。朕竭其所能，导国家于进步之途，昕夕筹思，为之谋画。然用人未得其当，所为屡试屡挫，以致臣民离心，怨望于上。一月之间，变乱遍于境内，宗社几有中绝之虞。朕深自咎悔。

「资政院诸臣，博考各立宪君主之国最善之义，并遵亲贵不得干预政事之成规，先行拟定宪法信条十九条。其未尽事宜，俟宪法起草之时一并议定，而起草之期务从其速。又奏请从速召集国会，以合乎立宪之体。朕鉴于时势，悉如所请。

「用是敢誓于列祖列宗之前：朕与朕之子孙，暨百官将士臣民，当共守此宪法信条，永不违越。庶几上慰列祖列宗之灵，下副海内臣民之望。

「伏惟列祖列宗，实鉴此誓。」

满洲人的交械，至此完成。在当时情形所许的限度之内，凡可以保证君主立宪得以成立的事，都已经做了。而且不算夸张地说，只要另有若干条件相副，所悬的目的已算得到了稳妥的保障。袁世凯此时已居于可以拿出一部宪法、并为之作保的地位。

然而局势之中仍有一处极弱的地方，可惜那是一重无从克服的难处。满洲人的许诺要靠谁来强制兑现，袁世凯自己的担保要靠谁来兑现，全都只系于袁世凯一人。没有人能为他作保；而在南方，人们并不信他。平心静气地看，有种种理由可以设想：袁世凯会诚实而体面地把满洲朝廷之下的君主立宪之策推行到底。但这个结论出于抽象的推理，而凡是感情已被深深搅动的地方，抽象的推理从来不曾产生过信服；正如事变所证明的，也正如这段历史往下展开时将要一一看到的，这种对于政治进步之确有必要的觉悟，来得太迟，已救不了满洲人的局。倘若当时便能知晓，则王朝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从满洲人的立场说来，这些让步至多不过起了这样的作用：到了议定最后交出政权的条件之时，它们使朝廷处在一个稍好一些的地位上，便于讲价而已。

（原注：以下接列宪法信条十九条。）

二十二各省后来的变化

各省变局的第一段，前面已经叙过。现在该试着描写第二段了，其中颇有许多离奇的地方。前已说明，除武昌之外，各大都会起初都不肯有任何足以被看作明白表态的举动。随后，大家还记得，九江、宜昌、长沙、西安府相继失陷，又过了一个礼拜，十月二十九日太原府亦告兵变。自那以后，独立之事一桩接着一桩，连绵不断，到后来就实际情形而论，几乎每一省的朝廷政令都已不行，唯有直隶与河南两处例外。

这些独立所取的形式各不相同。在有些地方，例如广州，人民径直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仿佛是借着武昌那边牵制之便，自立为一国。在另一些省份，他们所采取的，或许最好称之为一种地方自治。又有一些地方，笼统宣告拥护中华民国；而上海的革命党人则大胆自称「中国人民军政府」，不久又改用一个更为宏大的名号——「中华民国政府」。到后来，上海这样以中枢机关自任，曾惹起一些人心里的不快，但事后看来，究竟还是不无道理。最后，南京也另有它一段不同的经历。

然而这些原则上的差异，关系并不甚大。各处起事所遵循的本是同一个大方略，其不同处只出于地方情形与着眼点的参差。在长江以南，它无例外地意味着一种排满之情，其炽烈的程度，凡与南方人的心思不曾密切接触过的人，几乎难以想象。在北方，它至少意味着一种要求良政的立场，以及对于「地方事务由切身相关之人自理」这一原则的承认。在北方，它还有另一副面孔。许多省份很愿意袖手旁观，听凭满洲人与共和的南方去打个了断。他们所谓「独立」，其用意乃是摆出一种善意中立的姿态，好让本省躲开内战的糜烂。这种态度在西方人看来也许不大容易理解，然而在中国人那或许更重实利的思路里，却并不足怪。一场大争斗看来在所难免。绝大多数人的感情，两边都没有认真牵动。民众之中的大宗，根本无从领会各种政治制度之间的分别。几乎可以断言：倘若把这桩事情连同它的种种关节向他们讲明白，就会发现他们的偏向大体上还是在帝制一边。可是无论哪一边，都够不上让他们觉得非倾其所有去投入不可；他们宁愿作壁上观，只求人家容他们置身事外。

这样一种态度，势必生出若干不合情理的怪象，但总账算下来，究竟是一份明明白白的收获。它把争执的范围缩小了，并且很快显出：这个国家有一半已被鼓动到准备为共和而战的地步，而另一半即便不与他们同心，却也无意与他们为敌。当时虽未被人看得分明，这一层却确乎有助于避免南北之间的决裂——那种决裂一度几乎像是无从躲开的——并且至少把一重直到今日也远未过去的危险往后推延了。

现在该把这些概论所依据的事实列举出来了，好让人对于北京大行让步、袁世凯力谋组成一个稳固政府的那一段时日里，全国的大势有个印象。

不妨从南方的广州说起。人们原以为广东人会是最先与革命党人合力的。多年以来，广州一直被说成是测量反清情绪的晴雨表。这种说法或许不很确当，因为那里的人向来持极端之见，长年处在一种慢性的不安之中，而且他们与国中别处的中国人有那么多不同的地方，有时候竟像是自成一族。实情是：中国如此之大，各地的气候与生活情形如此之殊，以致人的类型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性上，都呈现出极大的参差。这些思路上的天然差别，又因广州与外来影响之切近而益发显著——这份切近，是别的中国城市都比不上的。将近一百年间，这里曾是与西方唯一的接触点。七十年来，它一直处在香港这块殖民地所辐射的影响之内。它眼看着一座小小的石岛长成一座了不起的城市。它几乎在自家门口便望见世界第二大的海港。尤其是，它看见香港的中国人活得安稳。他的生计、他劳作的果实，都归他自己。广州人所理解的那种官府，那种鱼肉百姓的官吏，在那边是不存在的。

处在这样的四邻之间，广州的市民对自身境遇渐生不满，大约也算不得稀奇。他们看见在自由的条件下能有怎样的局面；至于治国之术，他们全不作数，或者自以为在这要紧的一节上不输给英国人，因此早就认定：由自己来做主，总比在满洲人手下强。

于是近年以来，屡有变故发生，据说都是要摆脱满洲人的统治，为自己的城市和它所统辖的省份建立一个共和国。

然而这一回举事之际，广州并未露出动荡的外相，头一桩显眼的乱兆，是广州将军凤山被刺。大家还记得，春间图谋发难之时，广州将军孚琦便已死于炸弹。凤山是他的后任，因孚琦的下场而心怯，迟迟不肯到任，能拖便拖。革命一起，北京下了极严厉的命令，叫他即刻从上海——他一直在那里「休养」，这是替他旷职所用的好听说法——赶赴任所，从速视事。于是一副无情的命运把他推上前去，去成全那躲不开的结局。他到广州还不多时，十月二十五日，也做了炸弹的牺牲品。

此事曾有上谕提及，而这道上谕之所以有一点意味，是因为它注定成为满洲人最后一次行使那项古雅的特权——赐予身后哀荣；那种哀荣，向来是极受看重的。

「据张鸣岐电奏：新任广州将军凤山由沪赴粤，于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登岸。行至城门，路旁民房墙下忽有炸弹轰发，墙垣崩塌，凤山所乘之轿为瓦砾所压。火旋即扑灭，觅得凤山尸身。恳请恩施优恤等语。

「广州将军凤山，由京旗中书洊擢至副都统，曾办京畿各镇练兵事宜；简放荆州将军，旋调广州将军。历年供职，办事一向勤勉。此次前赴任所，甫抵广州，遽遭惨戮，殊堪悯恻。著加恩赏给谥号，晋赠太子少保衔，照阵亡将军例，赐予最优之恤典。所有一切处分，悉予开复。此外应得恤典，著该旗查明具奏。灵柩回籍之日，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并准其入城治丧。该旗仍著查明该将军有无子嗣，奏闻候旨施恩。」

朝廷认为可以表彰的一名臣僚，其挽歌便是这样一副典型的面目。然而远在这道谕旨出现之前，革命党人已经开过一次会，商量局势，决定该采取什么举动。那是二十五日的下午。会议的结果，似乎是定下以完全的一省自治为基础，设法接管政权。内中有一项议决，竟至于约定本省以外不派一兵一饷，理由是自己的财政困难。乍看起来，这实在是替「协同举事」这一公共谅解作注脚的一种古怪法子；但事后可以看到，这大抵不过是一句门面话，到了后来，广州出力是很爽快的。

独立的决议过了好些日子才付诸实行，直到十一月九日才真正宣告。那位总督——关于抵抗之徒劳，下面可以看到，没有谁比他更有理由心里明白——逃入英国领事馆，由那里护送到香港。

在近处留心观察的人看来，事情的经过也不过如此；而他们不得不承认，华中已经起事四个礼拜，广州却只孤零零地放了一枪，这个谜他们参不透。想到总督张鸣岐是个强干之人，春间那场未成气候的举事正是他压下去的，出手必快，下手必狠，这个问题就更显得扑朔迷离。然而查考中国方面的材料，可知这一段按兵不动的缘由其实极简单。革命党人此时组织已大为严密，很想把总督拉到自己一边。而张鸣岐那一头，则觉得再来一次起事，自己未必应付得了，又深感与那件他精明地料到终归躲不掉的事去相争，实属徒劳。在这种情形之下，据说双方达成了默契：总督出任广州都督，广州则自行宣告共和，与武昌各不相属，以待日后的变化。

这一安排，两面的便宜都是明摆着的。一面，总督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另一面，革命党人得了一个强干之人的归附，又白得一座城。

一切都朝着正路上走，宣告就在眼前，忽然汉口十月二十七日官军获胜的消息传到广州。这就把局面染上了另一层颜色。此前一路都是革命党得手的故事，如今张鸣岐心里似乎起了疑：这场运动究竟能不能如他所料那样功成。汉口的焚毁丝毫无助于消解他的游移，接连几天都在摇摆之中，直到最后革命党人自行宣告，总督出逃。

张鸣岐既去，广州的首脑之任便落在一个叫胡汉民的人身上——此人年方三十，本是报馆主笔，全无治事的阅历。可是广州这地方，最是离不得强干而老练的手腕。那里好乱的成分极其好乱，而构成广州三角洲的那些水道，更是盗匪出没之区。

变动的后果不久便显露出来。头一两天城里还算太平，随即便成了武装匪徒的鱼肉，他们正好乘着城中无备。十一日有消息说，一股六七千人的匪众实际上把全城劫持住了，稍有身家的人纷纷逃离。省里则抢劫横行，暴力成了家常便饭；显然有些力量已被放出，有些约束已被松开，正在迅速酿成一片混乱与大乱。情形之坏，竟至于新立的政府不得不出以非常之计，去求助于一个有名的匪首，名叫陆兰清——此人正趁这个机会，从被迫已久的蛰伏中出山。据估计，他手下能调动的亡命之徒约有三万。于是议定由这些人去巡守省城；而这位后来被称作陆将军的，便为自己那一段虽古雅却未必全然清白的生涯，挣得了一个光荣的收梢。此计一行，立刻又生出一重新的难处。黑旗军——一个人数数以千计的秘密会社——认为国家有事之秋，理当先来找他们。这是一支好斗的队伍，成员多有劫掠的习性，曾在许多场合出过风头，尤其是一八八六年的中法之战，他们自以为有功于国。他们的不平不是可以轻视的。他们的首领是刘永福，曾在中法之战中成名，此时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他与陆兰清将军之间眼看要起不小的龃龉。所幸这两位争夺城中荣光的对手，其间的分歧总算调停下来，广州于是进入一段较为安静的时期。

论到归向共和，广东全省不久便跟上了省城的脚步。十日佛山归附，十一日汕头由一支特为此事派出的革命党人接管。次日他们又取了潮州府——那条通往内地的小铁路的终点。不到一个礼拜，省内大多数城邑也都落入革命党人之手。

广州的榜样，极南各省立刻跟着学。福建的福州，当局冒险抵拒革命党的要求，于是发生战斗。但胜负并未悬疑多久。不久便传来消息：总督自尽，将军被斩。

广西一省也不落后，只是有一点不同：那里的巡抚顺从了他所认定的大势，自己做了新政府的首脑，以本省咨议局充作州议会。大约同时，云南、贵州两省也宣告归向新局。

在北方，山西、陕西已大半落于革命党之手；而北方首要的商埠、直隶总督驻节之地天津，亦在动摇之中。

不过最堪注目的，还是山东一省的动静。十月将尽之时，革命党的人开始占了上风，到十一月初，终于在济南府鼓动起一场群众大会。事先已有铺垫：一篇激昂的呼吁书以黎元洪之名从武昌发出，文体半文半白，经人勤勤恳恳地四处散布。文中告诉山东人：东鲁开化最早，声教冠于诸夏；山川得天之厚，代有圣贤名德；其民以勇武善战著称。他们那段光荣的历史是永远说不完的话头。如今则恳请他们从速高举义旗，与湖北军为友。最后，更以一番想望撩动人心：要把那面象征中华一统、脱去异族之治的旗帜，插上孔子的圣山泰山。

济南府的大会为这篇呼吁所鼓动，拟成以下八条要求，即刻电达中央政府：

「一、政府不得借外债以征剿本国同胞。

「二、政府应即宣告停战，南军所提各项要求，悉予允从。

「三、驻扎山东境内之新军，不得调遣出省。

「四、山东应解中央之常款及本省盈余，暂不解部，留作本省军事与赈恤之用。

「五、宪法之中应明白载定，中国为联邦之国。

「六、本省官制及地方税项，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预。

「七、咨议局章程即为本省宪法，得自由修改。

「八、本省有自行练兵以保地方之自由。」

可以看出，这几条要求的措辞，除别的以外，含有极高程度的自治。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句恫吓：三日之内若不照办，便与北京完全脱离。

中央政府之弱，竟到了实际上除第二、第五两条之外，一概让步的地步。关于第五条，他们指出：联邦之制关涉各省，非得各省同意不能定夺；至于第二条的拒绝，则拿一个软弱得叫人难堪的说法来遮掩——说这一条只关南军之事。

山东的革命党究竟是不满意这个极其委曲求全的答复，还是在这期间改了主意，不得而知；总之事实是：答复虽在限期之内送到，济南府的革命党人还是在十一月八日决定：接管政权、宣告独立的时候到了。于是派出一个委员会去见巡抚孙宝琦，让他自己拣：或者跟他们走，或者掉脑袋。巡抚地位之弱，使他别无出路，只好做了都督——「都督」是各独立省份给它们首长所用的中国名号——山东于是加入了那迅速壮大起来的多数。

再往北去，奉天于数日之后成立了保安会。一段时间以来，那里的局势一直令人十分焦灼。大家记得，统兵的将领是蓝天蔚，城中又有一个相当有力的革命组织。另一边则是总督赵尔巽，满人中最强干的一个，确是不可轻视的人物。于是终于有了一个折衷：两方严守中立，指望省城与东三省可以免于同室操戈。若能办成，从人道的一面说是一份收获，从满洲人的一面说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的原则在华北另有一两处地方也曾讨论过，尤其是河南省城开封府的咨议局，只是后来并没有非采用不可的必要。同样，天津的绅商在某一阶段——虽比此时晚得多——也曾聚拢起来支持总督，提议以中立为基础接管地方，好使自己免于内战的惨苦与损失。

然而在中国南方，如前所见，全国的气性离折衷是很远的。除去前面已经记下的那几桩要紧的独立，十一月上旬几乎每一座举足轻重的城市都脱出了朝廷的治下。十一月一日南昌陷落。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共和的旗帜飘扬在杭州与苏州之上——那一对幸福丰饶的孪生城市，坐落在盛产好丝与美人的地方，在中国人眼里是何等可乐。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十一月三日上海归于共和，此中曲折须另辟一章来叙。最后，到了月中，宁波、镇江、安庆、厦门以及别的十几处地方，也都宣告拥护新局。几乎所到之处，革命党的胜利都不曾流血；这就说明，至少在长江以南，替帝制出力的热情几乎是普遍没有的。

（原注：后来天津始终不曾宣告独立。）

（原注：芝罘代理领事波特先生所译此篇有趣的文告，见一九一二年《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第八十八页。）

（原注：「州」是省以下的一级行政区划。）

二十三上海与共和宣言

上海由旧制转入共和，行得又快又顺，全无阻难。那里没有满洲驻防兵，不至于挑起争斗，也没有人出来维护旧秩序。当地的官吏恰好属于既不招人切齿、也不惹人怨毒的那一类。加之起事的首领们计划周密；他们自武昌事发以来虽隔了相当一段时日才宣告举动，却至少把这段工夫用来把部署办齐，煞费苦心，不肯把任何一处留给侥幸。

十一月初，他们断定动手的时候到了，于是在本月三日致文英国总领事，告知即将采取的步骤。这件公文与别处一样，署的是黄帝纪元四六〇九年，声明出自「中国人民军政府」。

这一步既已迈出，头一桩公然的举动发生在下午四五点钟之间，那时对江南制造局作了一次先头的进攻。但直到次日早晨才把它拿下。制造局临江而立，正门开在陆地一面，潮落之时亦可循滩岸而至。四日早晨六点光景，两面同时发动了一场可以称作进攻的举动——若在几乎无人设防之处也算得上进攻的话——先攻大门。局内兵士的注意力既被牵住，一支革命党人便沿着滩岸摸上来，打算从后面破门而入。这一着他们得了手；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如此费心去布置这样一套精细的战法。他们的行迹很早便被局内兵士发觉，本可以拦住去路，却并没有认真去拦；后来才知道，管带的军官大半或明或暗地心存异志，唯一有点抵抗意思的，只是一小股约莫五十人的队伍。于是两下里几乎不曾伤一人，制造局便落入革命党人手中。

制造局于四日早晨陷落，这对官军是一记重击；随之便是黄浦江口吴淞炮台的易手，交接在下午四点钟前后悄然完成。炮台的军官显然早已听说兵士中间的革命情绪，所以一得知上海那边的结果，便决意退走，把场子让出来。官长既去，兵士们从从容容地系上革命的白徽，把炮台交归新的共和当局节制。

十一月五日礼拜天早上，革命当局接管了上海车站和沪宁铁路。在此之前，铁路产业一直由上海万国商团看守，理由是当地中央政府的权力已不存在，而革命党人又尚未立定足以保护产业的地位。如今这一层已经办到。华界上海确确实实把自己的命运押在新局上了。租界上海无论在道理上怎么说，事实上除了承认这一变动，别无他途。

新政府于是正式知照上海外国工部局，并向人民发布如下的告示，宣告成立：

「上海军政府布告：自武昌义举以来，我同胞万众一心，义旗所至，无不欢欣鼓舞，相与迎迓。各省要邑次第光复，而地方安谧未尝稍受妨碍。

「上海为东南巨埠，以通商闻于世界。一旦大军云集，所伤自必不浅。今奉军政府之命，不过令各界一体归顺而已。今既尽皆遵从，足见众心之所同，无不以满族为仇。然本府所愿者，惟在我亲爱之同胞各安其业、各营其生，断不可乘此机会侵犯外人之生命财产。顷刻之间，共和即可成立，众庶咸享太平。」

这篇文告所得的欢呼，很快便表明：整个上海的共和之心，至少是排满之心，其真切是无可怀疑的。稍后由「中华民国军政府」发出的另一篇文告，措辞古雅，把这种情绪的性质说得更加分明。文中说：「二百余年以来，我汉族同胞受制于满人而不得复仇。我辈日日卧薪尝胆。」文告接着有一句话，恰可见人们对满人许诺的那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满人假立宪之名，行防汉之实，其术甚巧；实则以我神圣汉族四万万之子孙，供养彼游牧之族五百万人。」

可惜这篇文告并不止于宣布革命的宗旨与理想。到后面，它竟许诺废除赋税，一举之间便把本党治国的主要财源与用兵的命脉都断送了。

与此同时，一个行政机关已经组成，以治理本地，并为共和政府奠一个基础。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总董、著名商人李平书，被任为民政总长，陈其美为沪军都督。名望素著的伍廷芳博士——他是英国的出庭律师，多年出使美国，近来又做过农工商部的头一任尚书（农工商部是已故皇太后一九〇三年仿西法所设的新部院之一）——出任外交总长。李燮和为军务总长，以原闸北巡警局总办陈汉钦为副。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荷兰银行买办虞洽卿先生做了伍博士的秘书；另一位商人王一亭则任商务总长。财政这一要紧的事务，交在沈缦云先生手里——此人名声不大，在本地素有诚实干练之誉。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正在招募新兵，应募者极多，使他们得以从容挑选。于是与大多数只能有什么人就收什么人的革命事业不同，募兵的军官能够限定只收十八岁至三十五岁、体魄壮健、能不甚吃力地举起约八十磅重物的人。在品行上，应募者须有诚实之名，须是革命宗旨的热心拥护者，并且不吸鸦片。

这些必要的准备既已就绪，革命委员会——或者说他们自行组成的这个地方政府——便着手去做一件称心的事：扩大自己的地盘。他们以沪军都督陈其美先生的名义，于十一月十三日向各省要地发出如下的通电：

「致武昌、长沙、安庆、南昌、苏州、浙江、太原、西安、福州、广州、济南、桂林、云南、贵州各都督鉴：

「百务待举。自我义军举事以来，因无一中枢机关足以代表全国，外人迟疑观望，交涉至为棘手。美勉承上海重任，盖此地为东南要冲，饷械所出。而国际关系尤为重大，所系者乃我全局之利害。伍廷芳先生已允担当外交之重，其任命已为友邦所默许。得此干才，实为可幸。」

这份通电篇幅极长，接着告知各省：已接到湖北与镇江来电，都赞同「须在适中之地设立中枢机关」这一看法。由此推转到建议以上海为理所当然之地，便极其顺理成章；随后便是请他们「即日派代表来沪，开大会议，以决此至关重要之问题」。

在等候这一邀请所可望引出的后续之际，伍廷芳博士正忙于草拟他那封著名的致摄政王书，以及那篇伟大的共和宣言。前者措辞如下：

「自川鄂事起，罪己之诏甫颁，继之以残杀生灵之暴行，遂致旬日之内，十余行省不战而离。就大势而论，其归结之不可移者，乃是舍『共和』一途，既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亦无以保满汉之相安。舆论一致，凡外人之稍具常识者，亦无异辞。是则君主立宪之制，断难见容于中国之将来。

「为皇上计，为殿下计，此时正宜自比于尧舜，为天下得人。（按：此二上古之帝，皆以天下让于所得之贤者。）殿下倘能幡然改图，共襄『中国共和』之举，待国民以公道体恤，一如世界文明之所求，则国民自必以礼相报，务使皇室富贵有终，一如皇族之体统；满洲各族之安全，亦在我辈所期之内。否则兵连祸结，日久日广，怨毒相积，愈结愈深。北军所纵之暴既如彼其不仁，则大位又安能独存？

「廷芳等不忍安坐而观此争。用敢以此最后之忠告进于殿下。声已嘶矣，泪已竭矣，无可再言。」

这篇文字有意味而无大用。反之，那篇宣言——亦即《告世界书》——则关系甚重，构成了革命一方立场的正式声明。它于十一月十七日发出，标志着这场此前一直不成形状的运动开始有了形状。上海谋求集中的举动是极其得当的；虽然惹起别省的忌妒，各省却又不敢不派人与会。等到他们都到齐的时候，「会商在何处集结力量最为适宜」这一必要，其实已经过去了。但在此期间，上海已自命为那个集结之点，而宣言的发出，在外国人眼中大体上把这件事定下来了。

这篇文字的内容，凡留心时事的人自然多已熟悉，但在史书里总该有它的位置。它是革命的重要文献之一；不论其内容如何广为人知，要求全文转录的理由是不能抹煞的。

「致我外国友人书。

「近来报章社论屡有垂询，《字林西报》及他报又常载来函，我等因觉有责在身，谨对世界各方对此次革命运动所显然怀抱的关切与同情，深致谢忱，并略陈革命党今日之立场。

「导致此次革命之缘由，不必长篇解说。人所共知。满洲政府统治中国以来，已经证明它无力治理其人民，亦无力以一种合乎近世文明世界之历史与发展、合乎那股向前之潮流的方式去办理国事。满洲王朝以其昏昧之见识、野蛮之习尚，使中国陷于屈辱之地。国家受人轻蔑，其制度与一概倒退之政策，都成了人家鄙夷的对象。

「数十年来，中国人中之明达者曾以和平的手段，力图在国人中间倡立并树起一种向上进取的志气。他们失败了。

「各国或单独或联袂，数百年来一直叩着中国的大门，恳求她开通知识、整顿国政、采用西方的学术与工艺，把那些粗陋、陈腐而卑下的观念抛掉——正是这些观念滋蔓丛生，使这个国家置身于构成文明世界的那个大家庭之外。他们也失败了。

「满洲王朝不顾内外最强的压力，得意洋洋地推行它的反动之政，直到被压迫的人民再也忍受不了这份耻辱与轻慢。他们起来了；结果如何，过去数星期的历史已经摆在那里。

「满洲王朝经一个有耐性、爱和平的民族试了几百年，所见的岂止是不足而已。它葬送了人们的敬意，断送了人们的看重，也失掉了全体中国人心甘情愿托付给它的信任。

「它过去的许诺，已证明都是幻影与圈套。它对将来的许诺，不能有分毫分量，不值一顾，也不配人相信。

「民心所向，是这个王朝必须去。

「革命运动中主张最力的人，是厌恶流血的。

「我们不妨说：我们所表现的宽容，出乎外国朋友的意料之外。

「我们对那些为恶的力量加以约束，其方式足以使这场革命堪称世界历史上流血最少的一场——若把这个国家的积弊与民众的性情一并算进去的话。

「我们已上书摄政王，请其促成满洲人之退位，条件是不独皇室、即全体满人的生命财产也一概得到充分保护。

「我们已向各省发出宣言，力促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联合。

「我们已劝谕举国之人抛开种族的成见，同心协力以求国家之改良与上进，并在我们力所能及的限度之内，不但尊重和保护本国的利益，也尊重和保护外国的利益。

「凡自愿归入我们旗下的各省、各府、各镇，我们都力求秩序，不曾制造混乱。

「旧制之下的官吏，凡愿留任者我们一概留用，并已议定管理地方事务的新章。云南总督、苏州巡抚、安庆巡抚，都是现成的例子。

「我们已电请已宣告脱离满洲统治的十四省派遣代表来上海，组成国民会议。

「总而言之，我们已尽一切可能的步骤，以保护既得的权益、维持国际的义务、保证商务的继续、护持教育与宗教的机关；而更要紧的是，始终致力于维持法纪与秩序、保全和平，并在稳固持久的根基之上推行一种建设性的政策。

「人心已定，非变不可。满洲人在抗拒其统治终结的末后几日，那种不顾廉耻的杀人毁产，不过是他们向世界留下的一番合乎本色的告别辞罢了。

「兵祸之延续、暴行之肆虐，其咎在满洲人。他们已从大多数省份收到关于民心所向的、无从误解的宣告；他们知道自己气数已尽，知道明日之中国断不能再是昨日之中国。

「革命的首领们已经吁请他们退位，以结束战场上无益的厮杀，以免无端的流血，以复全体民众之心安，以安商旅之业。

「人民的手已经扶上了犁；他们势必要把这一垄耕到尽头。

「我们吁请外国的善意之士与我们一同吁请摄政王退位，以终止此刻震撼全国的争斗。至于我们这一边，我们的举动是摊在世人眼前的。我们所为而战者，正是当年不列颠人所为而战者；正是美利坚人所为而战者；正是今日凡不愧其名的国家当年所为而战者。

「我们所战者，是要在这世上做一个人；是要挣脱一种压迫的、恶毒的、暴虐的统治——这统治使中国穷困、使中国蒙羞，阻挠并轻藐列国，又把世界的时针拨回去。

「不可以过去来断我们；我们正力图使中国得其所应得，把她提到西方人历来劝她达到的那个水准；而今日的绊脚石，与过去几百年一样，正是满洲王朝。

「我们的外国朋友但凭一点公道之心，就该承认：我们有权在战场上以堂堂之战去赢取自由的桂冠；而为了免去其余的流血，我们再一次吁请他们运用其影响，使满洲人心里认清：这个王朝之延续，已是全然无望。

「中国所要的，不过如此。满洲人尽可充分享有公民之权，有权享受十足的平等与自由；我们并劝他们安其田产，以为国家将来之福。」

（原注：指汉口之焚毁。）

（原注：即满人与汉人。）

二十四朝廷的议和试探

我们又须在时间上倒退一程，把线头从汉口那里接起来。

汉口焚毁之后，官军方面有一段比较沉寂的时期，至少可说是行动不再那样雷厉风行。这却不能叫作停战，因为事实上没有哪一天两边的炮队不交换几发炮弹，而革命军好战之气，又使官军兵士不得几分安宁。

军事上的局面，不过是政治局面的映像。正如先前一样，官军方面——以袁世凯的心思为代表——是愿意而且急于按宽大的条件议定一个了结的。如前所见，满洲皇室已经作了极大的让步。他们宣告愿意放弃权柄的实质，只守着帝王仪制的空影而知足。人们本来颇指望这足以满足革命党的要求；而且一般人以为，连同情革命的人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以为，这个办法是可以接受、也应当接受的。改革派中极端一翼建立共和的抱负，在那些最熟悉中国政体的精神与人民的心魂的人看来，并不足取。前面不止一次暗示过：天子之为首，近乎一种信仰。在中国人心里，他不但是本族之首，而且是全人类之首。当他按定期而行——有时在寒冬的黎明，有时在夏晨的清凉之中——到那被恰如其分地称作「宇宙之中心」的圣地，在那座名为「天坛」的白玉之台上祭告上帝，他便象征了举国之情。而当太庙——那历代帝王英灵的神龛——成为他行礼之所时，这一层就更是如此。

袁世凯深知这些，所以早已派人从中奔走，力谋议出和平的条件。他无意推展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除非到了万不得已。

反之，革命党人似乎倒愿意打下去。凡是抓住人心的主张，无论好坏，都会生出一种舍身的勇气；在这种勇气鼓舞之下，这场力量悬殊的争斗仍时断时续地激烈进行。

争点依旧未变——袁世凯所许的，是满洲朝廷之下的有限君主制、亦即君主立宪；而革命党人则非共和不可，至少要一个皇室在其中没有位置的政府。

其时袁氏的使者正在武昌这个革命的堡垒里竭力劝和。然而和平仍然很远，彼此叙过礼之后，朝廷这边的使者只好原路折回，重渡大江。他们带回一封黎元洪的信，颇可借以窥见革命一方的着眼所在。信的措辞如下：

「贵使刘、蔡二君，既已陈明公之仁心与爱汉之意，足见公无意加害于同胞。为此致谢。

「公所举之四项条件，满洲政府自然极愿俯从；然公须知，汉人受满人之压迫已太深太久。

「自戮杀维新诸人以来，政府迭次许诺立宪，许诺提前召集国会，而所许皆归乌有。恩铭、孚琦之被刺，广州总督衙门之谋以炸弹毁之，安庆之兵变，皆是对满洲君主之流血抗议；然而所能迫出于朝廷者，不过是一道道满纸空言的谕旨而已。一切照旧。满洲政府百计取巧，以图笼络人心，却全无真心去更改政体。试看各部尚书、各省督抚，便知要津尽为满人所据。汉人在国政上所占者，何其微末！国库与国军乃国家之根本，而二者皆握于昏愚幼稚之满人手中。四万万汉人的身家性命被区区数百万满人糟蹋至此，公岂能安坐而视之！

「公非汉人中最负盛名、最有才具之人耶？公岂忘却：北洋兵权既被解去、政治势力既被削弱之后，公不但去官，且几遭杀身之祸？凡此种种，皆满人忌汉之明证。

「自湖北独立以来，他省之倾心相从者甚众。满洲政府已昏厥不能自立，于是又想搬出当年平定太平天国的老法子——以汉人杀汉人。公若甘受此等差遣而复出，则公之能忍，真过于人矣。

「来书中力言政府必须立宪。敢以奉复：当今之世，政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归宿终不能不本于立宪；而共和与君主立宪，相去实亦无几。政体之为何，将由各省代表会议定之。无论其为何种形式，总不出立宪之外。

「国人所公认者，是此次会议决不容满人置喙。且即令我辈允从公之条件，公有何术能迫满洲政府践其所诺？

「公如往日那般退居自适，于中国无所裨益。

「此次运动之成，非人力，乃天力。何人能使四川、江西、安徽、江苏、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山西、陕西一齐归于共和？况兵轮、鱼雷各舰亦尽归革命。除公之一支小小军队外，满人更无兵力可阻我辈进兵北京。

「汉族之复兴、中国主权之保全，皆系于公。公若真与汉人同心，正宜乘此机会，率部反正，进攻北京。公若尚贪恋满洲政府所能给的尊位荣衔，那就该祷告革命军快些开到黄河。因为满人一旦看出挡不住革命军的进逼，必以更高的荣宠尽加于公，好诱公为他们出力。若我辈此时退让，只怕公所得的荣宠，不出数日便烟消云散。请记取那句俗语：『兔死狗烹。』公之功大，忌者必多；公之权重，疑者必众。到那时，公再想退归彰德府也不可得了。更须提醒公一句：皇太后尚在人间，而戮杀维新诸人之事，她是永不会宽恕的。请公自思：公与满人之间，究竟有何情分。我辈同心合力，便能成汉族解放之功；我辈无一人愿再居满人治下。

「至于公所虑者，谓列强或将乘此机会图谋瓜分中国，我辈遍览外国报章之论，深信在我内战期间，无一国肯加害于我。

「据某君所得无线电报，谓北京人心大乱，幼帝已出奔。此说若确，则统治之族已失其尊严，更无权把我国土送与任何外邦。

「传闻满洲政府已召公回京。果尔，则有二策，请公裁之。其一，政府或已疑公之忠，欲借召还以夺公之兵柄；果如此，公尽可不奉召，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军中成法行之。

「其二，北京若果已危急，我要讲一段故事给公听。庚子拳乱之时，联军入京，曾召李鸿章。那是李氏做皇帝的一个机会。然而他执拗，把机会错过了。公不妨鉴其成败。

「孟子说：学之至者，能保民。我不过一介武夫，所知不多，然于孟子所得颇深，故除保民之外，别无他愿。人皆谓公之阅历与才具远在我上。然而我替公可惜的是：公非得思之又思，才能拿定主意。须知凡合乎仁义之事，断不可迟疑拖延。该做的事，立刻就做。

「举国同胞都在等公。请公不要再戴着面具与我相向。

「余意如何，贵代表当更为公详陈。」

二十五汉阳的陷落

大家记得，袁世凯已于十一月一日奉上谕简任内阁总理，谕中叫他「将应办事宜略为布置，即行迅速来京」，到京料理等着他的公务。然而他直到十一月十一日才离开孝感；而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居然肯离开前敌，与其说是要遵朝廷早日到京之意，不如说正表明他断定议和的时机尚未到来。只要还有一线真指望能议定停战的条件，他人留湖北所生的气势上的作用，便更有可能促成所悬的目的；而中央政府那番改组，晚几天办也无关大局。

不过，认真用兵的时候现在到了。革命军虽然动作频频，官军这边所采的措置却几乎不曾超出保住阵地的最低限度。就外间所能看到的而言，官军唯一一次攻势，是进攻青山炮台——大家记得，那炮台是十月二十八日筑在长江南岸的。那里的炮使十公里处的阵地很不好受；又威胁着交通线，危及往前敌运送辎重的列车。总该想个法子补救，于是派了一支官军渡江到武昌一岸，在青山下游若干里处登陆。进攻在十一月四日早晨发动，失败了。革命军的阵地比预料的坚固，官军被击退。颇能说明当时官军举棋不定之心的是：这一攻并未再举。又一次可以看出，官军的筹画之中所弥漫的，大体上还是十月二十七日十公里处得胜之后的那种气氛。兵士们精神很好，正是能打的样子。大体而论，他们军纪不坏，约束得住。逃亡的自然有几个；而可惜的是，据当地观察者所言，那些常与战争相伴的可怖罪行，有许多确曾加在作战区内倒霉的百姓身上，此事似乎证据确凿。而且只怕并无人加以约束。然而这一时期的官军，作为一架打仗的机器，尽管外间颇有相反的说法，其状态无疑是好的。同样无疑的是，他们受制于局势的政治需要。袁世凯在这个阶段拿定主意：每进一步，便要试一试和平的手段。或许他觉得自己别无他途。用铁腕去扑灭这场运动的时机已经过去。如今它蔓延得太广，对人只能怀柔、只能让步，而不能把人逼到背水而绝望地死战。于是官军所做的，不过是原地踏步而已。

然而如前所见，和平之路并不合革命党人的心意。他们无疑也觉得自己几乎别无他途。他们是打着「灭满兴汉」字样的旗帜作战的。他们占着台面，全中国的眼睛都盯着他们。纵然心里暗暗想和，也总得显出这场运动仍有锐气，条件还轮不到人家来开。所以他们不让官军歇着。

汉口焚毁之后，他们头一次攻势发生在十一月四日凌晨。其时官军分了一部渡江去压制青山炮台，革命军便乘隙夜袭十公里处。就所能探明的而言，随后有过一阵激战，但革命军被迫退却。这不过是一连串夜袭官军阵地的序幕罢了。六日，大股革命军渡过汉水，在大智门进攻官军。官军还了一手，想在黑山对面的上游渡汉，去打汉阳；但汉阳大炮的火力使这事办不到，只好作罢。次夜革命军又出动，如此往复，两边都无所进益：一边是未经训练的人敌不过有纪律的队伍，一边是再下决定性一击的号令尚未发出。可是这些几乎无从记载的仗，在死伤上却索取了重价。革命军的勇气往往把小接触打成恶战，损失——尤其是革命军一边的损失——远非区区可比。

这一段近乎消极的战事，可以说是在十二日礼拜天傍晚告终的。外国人正往各处礼拜堂去，头一颗炮弹从汉阳呼啸而来；那一夜，为中国的苦难所作的特别祷告，便是在一片回荡着近代科学战争之声的空气里献上的。整整一夜、整整第二天，仗打个不停；革命军占住了水塔和汉口未被焚毁的一部分地面，又在汉水左岸立下一个坚固的阵地，官军几次要把他们赶走都没有成。

革命军的得手，得力于局势中新添的两个成分。第一，湖南开来的训练有素之兵增援了他们，据估计不下一万人；第二，人们知道萨镇冰的舰队快要挂革命旗了。后一件事发生的消息，其实就在那两天的仗里传到了武昌。至于这位水师提督本人，他觉得该在九江于某夜忽然退出台面；他那个退场虽不甚体面，却带走了部下官兵的好感。革命一边本是欢迎他的。说来是一重古怪的因缘：二十多年前，如今大名鼎鼎的黎元洪将军刚从北洋水师学堂出来、做一名年轻的管轮官时，所上的正是他统带的那条船。据说革命的首领不止一次写信劝他归附，而提督则自称有所顾忌；从后来的事情看，这份顾忌似乎还博得了革命党人的敬重。他退隐数日之后，有人问他眼下算是哪一边，据说他答道：「我哪一边也不是。我在朝廷手下统带海军，为维护朝廷尽过我的本分；今日的局面，朝廷只该怨自己。派到汉口去的兵训练精、装备好，是一架极好的打仗机器。若是让他们放手去打，早把这场事压下去了；可是朝廷偏在最要紧的关头一变再变。」

从军事上说，这番批评如我们叙述的事实所示，并非没有道理；只是出自萨镇冰提督之口，总不大好听。除去一两次罕有的场合，他那支舰队所出的力甚为平常，而可以有所作为的好机会，他放过了许多。不过早就看得出，那些船的装备在许多要紧处都不齐全，而船上不少人从一开头就未必靠得住。舰队那种异乎寻常的态度和它总体上的无能，也许有一天会有人解释清楚；然而就表面看来，这一次意外的征召似乎表明：从前中国武备在平时所惯有的那种懈怠与不中用，在海军里还不曾革除干净。等到萨镇冰开口说话之日，我们或许能更清楚责任该归谁，说不定他还该被开脱。可是眼下有一个结论自己摆在那里，使英国人不能不为之惋惜：他壮年以后的境遇，看来竟使他忘了少年时在英国皇家海军所受训练的那几条根本教训。无可讳言，人们对萨镇冰期望甚高，因而失望也就同样地大。

且从这一段必要而未必愉快的旁枝回到正题：革命军乘胜的推进，因大雨妨碍步兵，耽搁了几日。不过这段工夫也没白费，他们在为一次颇具规模的协同行动作准备——据可靠的传闻，黎元洪将军打算借此造成一个色当。他的打算是派一支相当的兵力溯汉水而上，借张公堤的掩护兜一个大圈子，从侧面打过来。与此同时，另派一支兵在七里沟一带渡江，从背后进攻；正面则由已在汉水左岸占住的阵地上，在汉阳炮火的掩护之下发动。

替既成秩序作战的兵士们，处境看来并不很妙。他们的行伍已被逃亡、负伤与死亡消耗得厉害，面前是成群急于厮杀的人，舰队与他们为敌，交通线又受着威胁；几乎像是官军得胜的故事已经讲完，像是传闻中黎将军的抱负至少有一部分要成真了。

然而战事之翻覆无常，正在于此：只再过十天，这同一支眼下危殆万分的队伍，便会得到增援，并且建成全役中最辉煌的一桩功业。汉口焚毁以来一直约束着北方兵士的那些顾虑，如今不再适用了。加紧用兵的时候到了。拿下汉阳的命令终于下达。

这对官军的作用极其显著。他们此前已经能打，如今眼前摆着一个大目标，锐气倍增；这份锐气，在迎击黎将军所布置的那次进攻时便显了出来——那次进攻败得很惨。

失败的缘由有二。其一，几路进攻没有同时发动；其二，投入的兵力不足——这一层使人很难解释革命军此时的战法。如前所见，官军在前敌的兵力远说不上可畏；反之，革命军在悍将黄兴麾下，在汉阳聚集了极大的人数。除去十一日以后新募的人，他们本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劲旅；几乎无可置疑：只要照上面说的那几条路数，定出一个坚决而周密的攻击方案去打官军阵地，必能切断其交通，最终把前敌残余的一支击溃。这样一桩成就，从革命一方看来，其好处怎么估量都不为过。他们作为一个有实力的党派，地位将大为抬高；而攻取汉阳之难，即便不至于无限期地推后，也必定加倍。所以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军事上说，都得承认：在十一月十一日湖南援军到达、到官军续派兵力赴汉口前敌的这一段时间里，革命的首领们又一次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袁世凯的主和之策造成了虚弱，而这虚弱要过好几天才补得上。革命军本可以给官军一记重击；在结局尚不可逆料的这个当口，这一击的价值是无从估量的。事情的结果却是机会白白溜走了；并非因为没有看见，而是因为为把握它而定的措置既不充分，也不得力。

黎将军最后的部署在十六日定妥；十七日天一亮，革命军已在堤上占住一处坚固的阵地——夜间他们已在博学书院附近以一座赶造的浮桥渡过了汉水。同一时刻，官军也已警觉，正忙着预备用兵。

官军的这番动作，首先是抵御革命军预定之攻的前奏——关于那次进攻的细目，他们似乎知道得十分详尽。但它同时也是进取汉阳的第一步。倘若大智门与十公里处的官军尚未奉到准备参与攻打这座革命堡垒的命令，他们这一回也许就不会用所采取的这种反攻之法去迎击革命军了。他们此时在汉口战场上的人数，实在不足以支持任何规模深远的调度。可是敌人的攻势使他们别无选择。不让革命军在汉水西岸、尤其是在汉水与大堤相交的那个要冲立得太稳，本是官军方略中不可少的一环。同时，把革命军的注意力从官军别处的行动上引开，也是可取的。于是革命军所面对的，便不是一支因前途未卜而气沮的敌军，而是一支自有打算的队伍。换句话说，黎将军那个色当的打算，定得太晚了。

不过在描述十一月十七、十八两日由此而生的战事之前，先把官军将领此时议定的作战方略点明，是有好处的。摆在他们面前的差使，是攻取汉阳。这是一桩相当浩大的差使。汉阳的位置，就形势而论是坚固的。它坐落在汉水入江所成的那个夹角里，又筑了坚固的工事；从两面临水的方向进攻，尤其在没有舰队配合的情形下，即便不算办不到，也是又难又险的事。陆路的几条通道也好不了多少。城本身就筑在一座不小的高地的护持之下。北面城墙之外是龟山，与武昌的蛇山互为孪生，同为中游长江的守护者。龟山筑有坚固的工事；越过龟山，沿汉水上溯，依次起着三道低矮的山岭，最远的一道便是黑山，像一名森严的哨兵，把西面来路挡住。这些山都已布置成坚固的防守之势。

四围的地面很快低下去成为平原，大半在洪水位以下，长年积水。

其结果是：陆路上只有两条可走的进路。一条是沿着汉水的一道狭窄堤路，正受上述诸山的瞰制；另一条自南面沿长江而来，与前者相仿，只是须绕一个又大又难走的圈子，而且同样容易被瞰制。

官军攻取这处险要的方略，是自孝感取道蔡甸——在汉水上游约十三英里处——作一次大幅度的侧翼迂回。计划是这一路在那里渡河，沿右岸而下，直趋汉阳。与此同时，汉口的官军得到有力的增援，自西岸发动进攻，到时候再设法在汉水上架桥，与河对岸的友军会合，最后以正面强攻拿下最后一处阵地。

由此可见，官军必得同时控制汉水两岸，是何等要紧。两路人马必须保持联络，中间若插进一支有实力的敌军，纵不至于把这一着搞垮，也必大为掣肘。革命军牢牢占住的大堤与汉水所成的那几个夹角，事实上非先把占据的那支队伍赶走不可；因此，抓住最早的机会去争夺那块地面，就成了迫切之务。而在上游渡河之际把汉阳革命军的注意力牵住，其必要也不相上下。

为达成这些目的而设计并执行的行动，其精准一如既往，早已替官军赢得一切内行论者的好评。《汉口每日新闻》的通信员在情形所许的限度内作了描述，以下若干细节大抵取自他的记述。然而要取得准确详尽的消息，机会从来不多；为着替在场的观察者说句公道话，这里或许不妨顺带一提他们所处的艰难。两边军中似乎都不准通信员随行；而在汉口一带战事的大部分时间里，外国人奉领事之命不得走出租界。所幸许多高楼可以俯瞰四周的田野，借着好望远镜，所发生的许多事尚能跟得上，并领会其意义。但除此之外，在战地上写成的记述往往不得不大半靠推测，因而不是准确可疑，便是过于简略。

从紧凑叙述惊心动魄之事的角度说，这就不免使读者与作者同感扫兴。但实情不能不说出来；虽然也得承认，就军事史而言，这一层损失大约无关紧要。这里立刻要说一句：两边都有许多勇烈之举，同时也有许多残忍野蛮的行径。倘若未能一一记下，那是因为写书的人只能就手边看来可靠的材料尽其所能：至少把大的方略脉络精确地勾出来，遇有机会再把细部的动作填进去。

十七、十八两日的战事可以从租界望见。十七日拂晓，警觉的巡守者看见官军一边已撒出探哨，正穿过平原摸索前进。到九点钟，一支相当的官军已在推进，由跑马场、棺材山与歆生路的大炮掩护。

官军的推进，或者使革命军改了主意，或者抢在他们前头动了手。他们由本想进攻的一方变成了防守的一方，在大堤一带自来水厂下方直到远处一点，占住了阵地。官军步兵朝这处阵地稳步推进，一部分炮与汉阳的炮队对射，另一部分朝博学书院方向倾泻榴霰弹，掩护推进。附近有两个村子不久便烧了起来；从那个方向传来革命军步兵连绵不绝、骇人的枪声——他们沿着大堤排成半圆之形。

与此同时，平原上正打着一场硬仗；上午转入下午，炮声与枪声愈来愈响。汉口城那边也传来急骤的枪声，不久便有子弹飞过租界与江堤。

战场本身离得太远，事情的经过无法看得精确；但自中午起，官军的伤兵便由袍泽抬回大智门的铁路线上，人数之多，可见正在恶战。

官军仍在推进，他们较小的野炮沿着自华人跑马场附近一直伸到平原深处的一线稳稳向前推。靠近租界的那些大炮轰鸣不绝；在炮火掩护之下，可以看见步兵沿着歆生路延长线与大堤之间那片沼泽地上纵横的小路展开。

这一线稳稳向前推，到下午一点，约莫一千五百人的官军已向堤上的革命军倾泻着不停的火力。到两点，这处阵地已被攻占，守军正朝汉水退却。

大堤最后是用刺刀拿下的；抵抗必定不弱，因为抬下来的官军伤兵中有不少是刺刀伤。参战的一千五百人中，据估计约有四百人失去战斗力。

革命军的损失无从查明，但大约不至于这样多。

下午五点刚过，汽轮拖着满载兵士的铁壳驳船离开武昌一岸，朝汉阳驶去。将近岸时，他们直冲汉水口，冒着弹如雨下——子弹打在驳船的铁壳上雷鸣一般——居然闯了进去。这几条船平安通过，溯汉水而上；究竟是去增援堤上的友军，还是去阻截官军在蔡甸渡河，当时看不出来，不过那时看来前一说更像，而事实证明正是如此。反攻从来不是革命军军官的长处。而且他们多半并不知道官军的图谋，那机密无疑只限于少数必要之人。即便知道，按他们此前的战法推想，他们大约也宁愿去加强堤上的阵地——那地方若用得其法，实在是一处极要紧的形势——而不去抢在官军上游那一着之前动手。

这一天结束时的局面，就所能查明的而言，大致如下：官军已把革命军从大堤附近的阵地上赶走，逼到博学书院后面的河沿一带。但革命军此前在自来水厂后面、大堤与河之间所架的那座轻便小桥，仍由他们牢牢守着，其后紧靠着黑山上的一座炮台为之掩护。官军那边则因人数不足，守不住已得的阵地，被迫退到大堤后面靠租界一侧相当远的一点。

十八日一早，大堤之战重开；一支不小的革命军自汉水对岸调来，旧日的阵地被部分地重新占住。于是与先前一样——虽然这一回的缘由不似先前那般正当——官军得把前一天的活儿再干一遍。战场的位置略有挪动，革命军又从汉水上游一带发动进攻。为应付这一路，官军把战线伸展到博学书院以西颇远的一点，以小野炮支援；而歆生路与高尔夫球场的大炮，则把榴霰弹慷慨地撒在大堤以外、大堤与汉水之间的地面上。整整一天，两边的步兵线枪声不绝，但似乎不曾有过近距离的肉搏；两边掩蔽都好，据说伤亡总数不足三百，其中三分之二是革命军。

局面并无变动；夜间黎将军那套方略的另一部分——自七里沟发动的进攻——虽然打出来了，却轻易被击退。

次日两边仍维持原来的相对位置，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然而官军的目的到此已算达到。他们牵制住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革命军，而孝感的官军主力正在上游几英里处渡河；十九日礼拜天下午，他们已开始占据蔡甸。

与此同时，十公里处基地的官军在别的方向上也没有闲着。架桥渡汉的准备一直在紧张进行，种种迹象都表明不久便要强攻。

陆上情形如此，江上则有革命军一番用力不当的举动。舰队反正之后，水师的根据地设在汉口下游几英里的阳逻；十九日上午，七里沟一带有过一些动静，而下午舰队又作了一番看来全无必要的调度，其中最堪注目的，是那几条挂着革命旗的船在极艰难危险的境地里所表现的沉着与勇敢。

「上午，隔着水气可以辨出两艘巡洋舰自阳逻上驶。约十一点半，尚距汉口若干英里，便朝七里沟附近的官军阵地开火，连续轰击了三刻钟。随后它们顺流而下，不见了踪影。两点刚过又出现，重整精神继续轰击，历时与前次相仿，完了又照样退去。它们替官军打仗时，玩的也就是这一套；所以对于六点前后一艘巡洋舰与一艘鱼雷艇呈现在汉口公众眼前的那一幕，谁也没有料到。将近六点时，只见巡洋舰海容号上驶，人们料想要有事了。可是一时并无动静；说也奇怪，那船驶过十公里处的炮台，竟无一炮相加。后来才知道，官军炮手辨不清旗色，把它当成外国船了。随后不久跟上来的一艘鱼雷艇，却替它那位大个子同伴付了这笔账：炮火很快在它四周的水面上搜索起来。它沿着武昌江堤蹑行，一发又一发打在它周围的水里；青山的革命军炮台向十公里处倾泻猛烈的炮火，想替它掩护。鱼雷艇一路开来，烟囱里喷着火舌，眼看就要从它自寻的这条险路上毫发无损地脱身。可是终于有一发找上了它，显然把锅炉的蒸汽管打坏了，因为随即便有大团的蒸汽从船上冒出来。

「即便如此，它还是驶到武昌布厂对面的码头；可以看见有人拿桶往机舱里泼水，那里此时正涌出滚滚浓烟。可是众人的注意力很快被巡洋舰的动作从这只跛鸭身上引开了。

「那舰驶到武昌上游以后掉头，全速驶过租界，向十公里处开火。将近该处时略略减速，一连打了十二发，岸上才有一弹打中它。那一下绝算不上致命；交战又持续了一会儿，随后有四发接连命中，就所能看见的而言，都打在舯部。它毫不气馁，死守着炮位；虽然可见烟柱自舰身冒出，仍一面全速顺流而下，一面开炮不辍。

「这两桩事，」前面所引的那篇记述末了说道，「都是极有胆气的表现，然而都超出了这两条船的本分。那艘鱼雷艇对着官军的炮台，一百个里头也没有一个活路，本可以等天黑以后平安上来；而那艘巡洋舰则大可以在下游远处炮击官军阵地，用处要大得多。硬闯炮台固然壮烈，却不是打仗。」

这一小番示威，是汉口一带两天太平的前奏。从官军的立场说，个中缘由有好几条。在十公里处和平原上的阵地上，他们在等候援兵——援兵已在滠口集结；同时也是给孝感来的全部人马以渡过汉水的工夫。在此期间，他们的种种准备之中，还包括在平原上修了一条轻便铁路，可以迅速供给战线上最远处的需用。

革命军一边表面上的按兵不动，其事实相同，缘由却未必相同。自西面沿汉水右岸逼来的那一路必须抵御，此时已有相当的兵力开去。然而照例，他们又晚了一步。如前所记，官军已于十九日下午在蔡甸开始渡河。到二十日早晨，全军安然过尽，蔡甸这个热闹的市镇已被牢牢占住。到二十一日早晨，他们只要有需要，随时可以向汉阳进发。

不过他们又用了一天，让队伍歇息，把最后的准备办齐，然后再着手那桩浩大的差使。

与此同时，革命军在那一串小山岭——最后归结于汉阳龟山——的最末一座上占住了阵地。他们的右翼由汉水护着，左翼倚着马家湖。面前是一道湍急的汉水支流，合起来是一处天然极险之地，只等人去占。这或许也解释了他们为何不曾阻止先前的渡河。

然而无论如何，追悔的时候——如果他们心里有悔的话——已经过去。不管这地方选得对不对、是有意还是无心，第一仗的战场此时已经明明白白定下；十一月二十二日天一亮，那场终将使革命堡垒陷落的惨烈厮杀便开始了。首先开仗的荣誉归于孝感来的那一路官军，他们奋勇进攻革命军最西端的阵地——就是刚才说过的那座形势极固的险峰。可惜这样一场仗的细目，不是能说得周全的；即便迄今所能得到的中国方面的记述——此外别无记述——不是彼此抵牾到无从凭信的地步，也还是如此。或许只能靠想象去体会。一边，官军非取下那座高地不可；另一边，革命军从自家宗旨所生的感召里添了勇气与力量，决意宁死不退。两边都有好炮、机关枪，以及各式近代的兵器。

然而就所能确定的而言，官军的将略又一次注定要把胜负决在他们一边。既然十公里处来了援兵，平原深处的阵地也随之加强；结果在紧要关头，正面强攻的那支劲旅能够得到很大的助力。可是官军过了很久才在那处阵地上打开一点真正的局面；直到次日中午，付出惨重的死伤，才把这第一道山岭占住。

与此同时，自十公里处的基地也发动了一次不遑多让的猛攻，试图在猛烈的炮击掩护之下强取汉阳。然而自汉口一面的正面强攻被击退了。尽管表现出极大的勇烈，在守城的数千人猛烈枪火之下渡河，在这个早期阶段实在是太大的一桩事。可是官军似乎每受一次挫折便添一分勇气；而革命军防守之顽强，在这些既是同胞又是敌人的人那种惊人的决心面前，也似乎有增无已。二十三日整日整夜以及二十四日一天，战事几乎不曾停歇地在战场各处激烈进行。武昌与汉阳的革命军炮火、趁此机会去攻打滠口官军阵地的舰队大炮、向十公里处倾泻的青山炮台、歆生路与棺材山的官军大炮，在这一片声响之中，步兵仍旧打着。这几天里战线之长必定远在五英里以上，沿汉水这一整段地面都在厮杀，看去一刻不停；这种打法在死伤上索取了可怕的代价。

然而二十四日夜间总算有了暂时的喘息，可以说是这场厮杀第一阶段的终结。官军已有实在的进展。在最凶猛的抵抗之下，大堤附近及其以外的那支队伍已在汉水上架起两座桥，第三座也将告成。头两座上已有大队人马过去；二十三日一早，更有整整一个旅前去增援攻打汉阳山岭的队伍。黑山以西的小山都已落入官军之手，而那座险峻的黑山本身也已开始受到炮击。

二十五日一天，汉阳这一面的战场上像是彼此默契似的，稍稍沉寂了一些。革命军却在别处活跃。清早，一支自阳逻登陆的队伍朝滠口的官军阵地推进。两艘巡洋舰以大炮向滠口山猛轰，为之声援，但显然没有测准距离。反之，官军的炮不停地以榴霰弹打那推进的步兵，终于把他们逼回河岸一带，离第三道沟口不远。与此同时，一列火车自滠口顺着铁路开下来，两艘巡洋舰与革命军步兵虽然距离很远，也都把注意力转到它身上。炮弹与子弹落在四周，却都落在车后；那列车似乎毫发无损地开到了十公里处。

二十六日礼拜天早上，汉阳之战的正经文章重新做起，两边都以新的锐气回到战场。清早自汉水上游远处便传来猛烈的枪炮声。官军把全部力量压在黑山上。革命军守得很紧，但到末了，官军较准的火力使他们伤亡甚重。他们因此丧气到这般地步，竟开始溃退。不过白天里援兵与弹药陆续开到，到天黑时黑山仍未被攻下；然而官军的阵地已大为改善，黑山所受的威胁比先前严重得多了。但这又一次是以极惨重的代价换来的；据说人们心里开始生出一个问题：这代价是不是太重。就算黑山拿下，前面还有龟山，还有那必须沿着那条可怕的狭窄堤路才能逼近的城防。

到此为止战事的结果表明：官军那伟大而不可屈的勇气，加上他们真正的战技，只要继续使出来，终必把他们送进汉阳。这样说，丝毫不是贬低那些正英勇守着一连串山头阵地的人。革命军此时虽已大半由受过训练的兵士组成，其训练却不及北方人；北方人的装备，尤其在炮上，更为得力。唯一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到结局之前看来非付不可的那个代价，会不会太大。甚至有人说，官军统帅冯国璋将军当时已在考虑该不该改一改他的方略。但若真有此事，当时却全无迹象可寻；反之，种种迹象都表明官军有把已经着手的差使办到底的坚定决心。

然而这些勇敢的兵士注定不必去受那场迫在眉睫的磨难。从人道的一面说，所幸这时汉阳的守军内部起了纠纷。革命军一边参战的主要是湖北与湖南两省的人。湖南人到场以后，此前一直担着最重战事的湖北兵便把光荣的位置让给了湖南人。于是湖南人守着外围的阵地，而城中的驻军则由湖北兵组成。湖南人渐渐被逼回城下时，抱怨背后有人朝他们开枪，指控湖北人存心射杀他们，不让他们退下来。有些伤亡确是这样造成的，这似乎无可怀疑；而其中许多大约要归咎于各处阵地愈收愈紧时的误射。至于那项更重的指控能否成立，并不清楚。这也不甚要紧。事实是湖南人信了这话，加以官军攻势之持久与准确使他们丧了胆，于是拒绝再打，在二十六日夜间退往武昌。

于是到二十七日，汉阳很快落入官军之手。龙旗重又飘扬在龟山之上，而昔日的守军与倒霉的百姓则四散奔逃。可惜不得不记下：胜利者随即着手泄他们的愤。大炮与无情的枪火朝着凡在射程之内的逃亡者招呼过去，不问其职业、性别、年龄。于是命运弄人：不幸的满洲皇室的旗号，又因粗野兵士的一时之性，被弄成了残暴与杀戮的标志；而官军将士一身的光荣，一日之间便黯然失色。诚然，以汉阳陷落为终局的汉口一带的战事，固然显出了近代中国兵士的长处，却也令人痛心地暴露了他的短处。一面，官军与革命军都证明自己有极高的勇气，忍受伤痛的坚忍曾引起人们的钦佩与敬重。但从军事上看，革命军始终吃着亏；就这一役的教训而论，还是官军一边更值得着眼。官军这边各个兵种都有出色的表现。将略是高明的。士兵带得好。工兵曾在极艰险的情形下架桥。炮兵在最激动的时刻仍沉着地使用测距仪与蔡司望远镜；他们的射击虽参差不齐，却没有一处真算得坏，有些竟不会叫欧洲第一流的炮兵汗颜。辎重与运输是得力的，电报兵保住了通信，红十字会的组织既勇敢又周到。险要的阵地被攻下了，在无遮无蔽之处顶着致命的火力守住的战线，便是老兵也不至于因之蒙羞。一句话，北方来的人证明了自己是兵——就打仗的机器这层意思而言，而且是上等的兵。

然而赞语到此为止。战争是粗野的行当，会激起残忍的情欲；即便如此，即便把一切都体谅进去，仍不得不承认：中国兵士所缺的，是那种与真正的人道本能、与更高形态的文明相连的道德感。他已学会了这一行的机械一面，却还得去学那更高的一面——那一面只求堂堂正正地打一仗，并且对败者给以尊重。总有一天他也会学到这一课；而在此之前，「三镇」一带事变的这一层面，正是眼下下层社会中一部分人道德筋骨的一个写照。

（原注：这些暴行严重到这般地步，以致列强于十一月十六日采取了抗议这一重大步骤。抗议并不限于官军一方，对国内许多地方发生的排满暴行亦痛加谴责。）

（原注：萨镇冰提督曾蒙爱德华国王封为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位爵士。）

（原注：参看「三镇」图。此堤为防水患而设，系已故总督张之洞所筑，俗称张公堤。）

（原注：我还要说明，攻打汉阳的四日之战中若干细节，以及十一月十九日一次小小的海军示威的记述，亦取材于同一来源，谨此致谢。）

（原注：此水之上的「三眼桥」亦由革命军牢牢据守。）

二十六南京之争

汉阳既下，武昌受着威胁，而南京看来仍由官军牢牢据守，大势似乎正朝着议和的方向奔流。种种迹象都利于按袁世凯所力主的君主立宪之议讲和。武昌的革命军坦白地说是泄了气。他们的首领黎元洪，连那位主持汉阳防务的悍将黄兴，也不得不承认手下的队伍敌不过北洋新军里训练有素的兵。大江以北的地面在官军手中。那个不驯的山东省，才享了不到三个礼拜偷来的独立之果，便已现出被劝回旧日臣节的样子。四面通往北京的路仍在官军手里。自长江北上的两条大铁路都受着控制：中路干线由汉阳之役的胜将冯国璋男爵掌握，而南京的官军则据着津浦铁路的浦口终点。同样，京奉线也不至于脱出中央政府的掌握。

然而这样一个局面所生的指望，注定要落空。它既由一时偶合的种种情形凑成，构成它的那些力量也就骤然星散。十二月二日，南京落入革命军之手。天平又平了，两造重又处在几乎可以平起平坐说话的地位。

这一役之中，凡事变之能在人心上起大作用者，无过于南京的陷落。在汉家子孙——也就是本部十八省的中国人——看来，这是一座满载情怀的城。顾名思义，它是南方的京城，与「北京」即北方之京相对。当年明朝的开国之君——明是最后一个纯粹中国人的朝代——在驱走蒙古人之后，便在这里建了他的朝廷。诚然过了几年，治国的需要使还都北京成了便宜之计；然而在纯粹中国人的眼里，至少在南方人眼里，南京至今仍算是中国人摆脱异族轭下的一个象征。它不是什么万国杂处之地。它至少在根基上、在历史上是一座中国的城。此时它又担上了一重新的意义。将近三个礼拜以来，它是长江以南最后一座还挂着龙旗的大城。便是在大关节上，人的感情与迷信也起着大作用。在许多人心里，它的存亡已被看作决定胜负的关键。历史就这样重演。上一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首领们攻下南京，以之为都。那时和如今一样，据有此城含着象征的意味；到一八六四年官军收复此城，那场变乱便被扑灭了。

南京在长江南岸，上距上海约二百英里。纪元前数百年最初建城的人，把城址定在离江岸稍远之处。但年深日久，城池长大，北面的关厢也被圈了进来，于是它最北的一角便逼近长江。与大多数中国城池不同，它形状不整，规模也异乎寻常地大；那宏伟的城墙高低不一，许多地方厚达四十英尺，周长二十二英里。

南京形胜极佳，不难想见它有一段历史的过去。然而古昔的光荣早已被剥落。它不止一次做过帝都，如今却已有五百年只能安于一座省城的身分。命运还给过它更重的打击。太平天国之乱在它四周激战之时，它变成了一片荒凉。繁盛的街市化为榛莽；它那几处建筑上的胜景，尤其是它唯一的大光荣——那座九层的琉璃宝塔，缀以珍宝，于十五世纪以巨万之资建成，以纪念蒙古统治之被打破——也毁掉了。五十年来，这座城一直在从那番蹂躏中缓慢而痛苦地复元；而随着沪宁铁路的开通、北路的接通，人们曾预言这个连接着邈远往昔的历史环节，将在一个近代化的中国里迎来一个更加兴旺的新纪元。

在古时候，南京必定是一座守得住的城。在近世的条件下，它也可以造成一处极有军事力量的地方。诚然，西面横着大江，使它易受水师的攻击。但其余三面都起着山，瞰制四周的田野，控扼水路的来路，又荫庇着山脚下的城池。这些山里最有名的是紫金山，径直耸在城后，高不足一千英尺，据说是南京的锁钥。最激烈的几场仗便打在这里。虎山是革命军最先占据的阵地，也在城外，朝着镇江的方向；狮子山则在南京北角，离江不远。

武昌事发之后不多时，南京要出事便已看得出来。很早人们便开始携家带物迁出城去，最早逃难的里头就有几位大员的家眷。谣言也忙得很，然而过了一段时候才有进一步的动静。等到动静起来，又不容易看得分明，因此要把一段连贯的故事拼凑起来颇为困难。不过把现有的材料细加研读比对，可以得出若干结论；相信这些结论是可以稳妥接受的。

照例，一切都系于军队的态度；而南京聚着的军队，训练各异，志向相左。头一项，是两个近代步兵标，共三千余人。另有马队六百、炮队九百、工程队五百、辎重队约五百，也都属新军，连步兵合计约五千五百人，由徐绍桢统带。旧式军队则有十四「营」，多数不足五百之数，然而合计在五千至六千人之间，由张勋统带。各炮台的守兵另有四百余人，向背不明；最后还有满洲兵约二千，归江宁将军铁良统带。

这几支力量之间的争端，眼看要生出严重的后果。不能设想受过近代操练的队伍会不曾受到同盟会人员多年经营之策的影响；几乎可以顺理成章地断定，他们至少有一部分心存异志。与别处的军队一样，他们的军官中无疑有许多暗中宣过誓的，而兵士本身也不是不受新学说熏染的。反之，旧式军队——自新军编成以来推行裁遣之法，这一成分正在逐渐消亡——则偏于守旧；当然，像那样的人、那样的材具，除了逐日满足他们的天性之外，是否谈得上什么「倾向」，还在两可之间。大体说来，负责传播政治自由福音的革命组织一向不大理会他们，觉得把心力集中在近代化的那一支上更划得来。炮台兵士的心思不易揣度；至于局中第四种成分，则毫无疑问。那一小队满洲驻防兵中，除了一种心思以外容不下第二种。他们是朝廷体制不可分的一部分，除了与旧秩序共存亡，别无他途。

鉴于武昌的变化，又鉴于南京的军事局面势必引出的种种纠葛，总督先为之计，把最可虑的那支近代化队伍的枪机卸去，同时收缴了他们的子弹。此后平静了一个礼拜；缴了械的队伍开始为自身的安危担忧，要求发还足以应付万一的自卫之具。他们所怕的主要是满人的报复，其次才是张勋所部的袭击。这份顾虑绝非无因，连总督自己也承认；他提议把一部分人重新武装起来，好解他们这份危境。然而将军对此极力反对，费了许多周折才折衷议定：新军退往城南约十五英里的秣陵关扎营，在那里置于足以自卫的地位。

撤退在十月二十九日办妥，但显然这个办法远非长久之计。据说总督本人认定南京替朝廷是守不住的；为避免势必随之而来的流血，他力促北京准许一个实际上等于向革命党交出南京的折衷办法。十一月六日宣布：中央政府对此议已经应允。到同一时候，总督与民党代表之间也几乎谈妥：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以咨议局议长张謇为首。有几个钟头，事情看去一帆风顺。然而铁良又一次横加否决；他不承认那道谕旨，声称是假的，并宣告要为南京战到最后一条壕沟。与此同时，旧式军队——或者不如说他们的首领张勋，此人在随后的日子里注定要一跃而成名，至少是得了一种异样的声名——已从这局面里看出了自己的机会。一时之间，天平的砝码握在他手里。

把张勋说成一个「冒险武人」，或许还抬举了他。传统上与那种浪漫之辈中的上乘人物相联的那些较为古雅可敬的品格，他确是没有的。事实上，许多近处的观察者都把他看作一个爱吹大话、胆子也不见得大的所谓英雄。说他不择手段、偏于鄙吝，是不能否认的。可是另一面，他扮的角色颇有胆量，而且到某一步为止，所取的路数很有决断，像是说明：境遇若更顺一些，他或许也做得出更高的事来。

他的生涯起于一八八四年的中法之战；其时他还在行伍之中，居然引起了上官的注意。据一说，他得了升迁，却不知把握机缘，以致几经浮沉——中间有几次几乎把他的前程一笔勾销——到庚子拳乱之时，他正默默无闻地住在北京。后来随扈西安，得了老太后的欢心，才有了眼下这份兵权。据另一说，他的发迹大半要归功于他的妻子，那是慈禧身边一位得宠的女官。

无论如何，南京的局面给了他一个难得的机会；据可靠的传闻，张勋曾与总督接洽，要把自己对那个拟议中的临时政府的支持卖出去。他这一头开的价是付给他本人纹银八十万两，约合英金十万镑。总督代表南京的绅商——那些人与激进的革命成分往来甚密，与总督一样主张实际上交出南京、议和罢兵——只肯给这位将军一半之数。据说此议被他愤然拒绝，于是张勋表面上与江宁将军铁良合流。不过下文可以看到，他仍旧拖着，迟迟不肯把自己最后押上去。

总督之计既败，便引出了那场起事——与广州的情形一样，人们满心指望它来，它却迟迟不来。南京城里革命党人的坐探很多；只因总督对事态有先见之明，把近代队伍的械缴了，其后又持怀柔之态，才把举动推后，并造成一种举棋不定的表象。然而革命一方的主意从未有过这样的一致。他们一心要得南京，那份齐心与坚定足以成就牺牲，那股锐气不容有败。

这一段暧昧不明的局面，到十一月八日告终。那天天将明时，有人进攻总督衙门。本意是要打个出其不意，却彻底失败。失败的缘由——就这次行动（与革命党大多数行动一样）所笼罩的晦暗之中所能看穿的而言——似乎有二：其一，革命党人兵力不足；其二，他们协同的部署出了岔子。近代队伍既已退往秣陵关，自然无从以相当的人数去作什么出其不意的袭击。因此，据说议定：到预先约好的信号发出时，总督卫队中的一部分反正，自内攻打衙门；城外接应的一支则在打开监狱、放出囚犯之后，设法一鼓而下。不料出了差错，衙门里的兵士把信号听错，反正提早发动，结果哗变的兵很容易便被弹压下去，城里的同党失了接应。饶是如此，仍打了一阵，革命党人伤亡约百人。下一次举动在次日早晨、即十一月九日凌晨两点钟左右，进攻南京南门外约半英里的雨花台炮台。这一次也失败了：革命党人本指望炮台守兵心存异志，却落了空。他们这份指望原是极有把握的，据说进攻的队伍起初竟在开阔地上挥着手前进，呼唤台内的弟兄来归。直到有好几个人被打倒，他们才明白弄错了，改用比较正常的攻法。然而天亮时不得不鸣金收兵，这一回革命党人死伤据估计有二百人。

与此同时，旧式军队乘八日早晨攻打总督衙门所生的混乱，动手抢掠，张勋便宣布戒严。不过这一步似乎并非作为对付革命党的手段。它毋宁是要显出他能镇得住局面，借以标明自己的身价。张勋仍旧保持着中立的姿态。诚然他以革命党嫌疑斩了自己卫队中约四十人，因此与其余的人闹得很僵。但那不过是整饬军纪之举，他终究在部下中保住了权威。

革命党人头一回图谋接管政权的结果，显出他们面前是一桩颇为浩大的差使，也更有力地表明了张勋在南京之争的胜负上所处的地位与所有的分量。于是到了他把自己与所部重新摆上市面的时候；据当时盛传，事变一起他果然又摆了一回，不过价钱涨了：从先前那个比较谦逊的八十万两，涨到一百四十万两。

革命党人虽败而不馁。他们照别处的成例，推举徐绍桢为首领——前面已提过，他是南京近代队伍的统制。有一篇告民众的文告，称徐氏为「中华军政府」之下的南京军政府都督，用的正是后来大大有名的那个衔头。革命的首领们已发誓要攻下南京。张勋若肯相助，无疑可以省去时间、麻烦与无辜的血。但他们并没有落到非买他的支持不可的地步；而先前使总督只肯出那么一点数目的那些缘由——那数目革命党人本就是勉强答应的——此时便使他们把他的开价一口回绝。

从那一刻起，张勋成了满洲一方的死党。戒严他早已宣布。如今他总揽全城，实际上把总督与将军都变成了囚徒，动手大索革命党人。

随后那几天的暴行，无疑被人说得过了头。但其实不必夸张，也足以骇人。搜捕革命党变成了搜捕学生与无辫之人，搜捕凡身上现出革命白徽、或是任凭想象可以当作白徽之物的人。单是八日一夜，据说便处决嫌疑者四百人，把首级挂在他们自家门上。恐怖的统治还没有过去。还要再过两天，才有一点喘息。到那时张勋已在全城的想象里烙下了足够深的印子。南京是谁作主，再没有可疑的余地了。

此后有一段比较平静的时日。徐绍桢已退向镇江一带。他的队伍还有一部分未复武装，无从援救城内那些倒霉的人；非先取得军火与援兵，不能发动总攻。反之，张勋也明白自己此时必须认真预备：或者是守一场围城，或者是主动出击。起初看去倒像是后一种打算，因为他放言要把全省夺回来，交还满洲人的治下。不过无论怎样，为应付将来的一切，他先下手四处征发粮秣，又办了别的事。到这时候，南京的居民绝大多数已经逃散。为减轻食粮的需索，又把好几千人赶出城去。

两边单调的准备，到十一月十四日被一次调停的尝试打断，出面的是上海有名的传教士李佳白博士。据事后公布的声明，李佳白博士是「得上海军政府都督与代理外交部长伍廷芳博士的同意」而行的，他与张勋作了两个钟头的会谈，力求和平。这位上海来的客人受到应有的礼遇，并蒙致谢。李博士出于自己主张所提的办法，本是极易接受的，却被拒绝了。那办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张勋与对方停战半月，南京与镇江两处的现状两边都不更动，好让北京政府与袁世凯有工夫对全国之局拿出一个决断来。

「张将军坚称他必须忠于皇上。有人指出：照谕旨，革命党人不应视为仇敌，而应视为一党，一切战事均应停止；他答道他并未接到这样的谕旨。为剿灭乱党，他不但要在他们攻打南京时抵御，而且要带兵去镇江、去苏州，再去上海，把这些地方替他的皇上夺回来，把一切仇敌扫除干净。」

张勋在这一点上不可动摇，这次和平的尝试便告失败。既已失败，两边的准备都加紧进行，眼看要演出一场规模与关系都不寻常的战事。

南京的地形前面已经说过，它天然的险固也已描述。城中筑有炮台一事亦已提及；城墙过长固然是一重弱处，然而进攻的一方要取得可以利用这弱处的阵地，还得先做许多事。此时城池与构成各道防线的外围阵地，由一支装备与粮秣都算齐备的队伍据守；其统帅自称有二万人，而实数大约总有这个可观数目的五成到七成半。旧式军队属于那支古老的江防营，此时已由别处调来的营头大加增援。新兵也招募了。此外还有满洲兵。前者是些强悍粗野之人，不讲情面，性情凶狠，是一支可畏的队伍。后者到了紧要关头非打不可：骰子已被掷下两次，一次由他们自家的统帅江宁将军铁良所掷，一次由张勋所掷；而革命的历史教给他们：抵抗即是为性命而战。

张将军的忙碌，在革命一方有大规模的准备与之相应。镇江立了一个根据地，上海和别处每天往那里运送人、马与辎重。进攻部队的骨干是被迫退出南京的第三十三标与第三十四标，连同随他们退出的别种兵种的分队——那些原是驻南京新军的组成部分。增援他们的有苏州开来的三千人、炮兵一队，以及四百名「敢死队」——前面已提到的那支决死之师，队员誓为大业战至死而后已。浙江一省也供了将近三千人，步、马、炮俱全。最后，上游还有另外两支队伍正在调动，以为策应。

徐绍桢以这些队伍——合计总不下一万五千人，后来又有增援——定下如下的作战方略：他亲率五千余人径取南京，大约先取虎山阵地。另一支约二千人绕道穿山而进，逼近城下；看来这一着势必包含强攻紫金山。第三支兵力相仿，由水路进发。在南京以外的队伍中，约二千人的一支已自芜湖循陆路开来，指望赶得及自南面进逼省城。最后，上游另一支——步兵一千五百、马队五百、炮队六百、炮四十八门——此时已在安庆集结，将由水路顺流而下。

与此同时，张勋针对革命军的集中，把主力向镇江方向推出若干英里，只留约三千人守城。

两边的部署，就中国方面的记载、各处外国人报告的比对以及私人消息来源所能搜集的而言，大略如此。若嫌它不如人意地不够精确完备，须记得当时既无随军的特派通信员，也无取得确信的便利；而在一个视听失真的时期，在一个以夸张与比喻的语言作日常语言的国度里，两边片面的说法都不足深信。

所幸随后战事的记述，不至有同样的困难。从技术上看，它分为界限分明的三个阶段；至于细枝末节，无论从史学还是军事的眼光看，都没有多少意味或价值。倘若南京的守将将略高明一些，情形自当别论。事情的结果是：张勋大半辜负了同情朝廷的人对他所抱的厚望。

革命军此时开始的前进，使两军的前哨于十一月十七日接触。然而直到三天之后，才有比小接触更像样的事。到那时，徐绍桢所率的革命军主力已抵距南京约二十英里的龙潭。张勋推出的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在那里占住了阵地。随后交战，官军吃了败仗，死伤数人，另有若干人投降。

不过就伤亡而论，这一仗比起它教给南京守军以及那些密切注视时局的人的那一课来，实在无足轻重。它显出革命军——其中大半是受过近代训练的兵——在势均力敌的条件下胜过张勋的旧式武夫。这实际上正是汉口那一课的重演，不同的只是这一回训练最好的人在革命一边。

自此以后，官军专力防守南京，张将军那句替皇上夺回全省的名言再也没人提起。他此时的目的，毋宁是尽可能久守，并迫使共和一方把力量集中于南京，以耗其精力与财力。同时，不知是觉得革命军自水路的进逼可以设法弄得更难些，还是感到该为万一之变预留地步，长江对岸浦口的官军阵地也加强了。南京已先拨了一支守兵过去，此时把这支兵与炮垒一并加强。

革命军进逼南京的第二阶段费了四天，途中受到约二千官军的若干骚扰，却并无认真的抵抗。这一支奉命边打边退，而事实上所打的几乎不出小接触之外。这期间，自芜湖来的革命军也到了南京近旁，所遇的抵抗也不见得更卖力。十一月二十四日，徐绍桢攻取了虎山这处要地——大家记得，它控扼长江，并瞰制南京北端那座设防的高地狮子山。同一天，紫金山被围，革命军倾全力逼近城下，江上又有兵舰为之声援。

虎山这样一处要地竟轻易落入革命军手中，在没有他部下叛离的证据的情形下，这对张勋的将略是一重不轻的指摘。然而更糟的还在后头。围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此时开始，形式是革命军对城池的一连串进攻。这些进攻都没有成。二十八日夜间又来了一次偷袭，也失败了。虎山虽失，官军的炮仍控着局面，守军毫无示弱之象。日子一天天过去，越来越明白：南京的锁钥是紫金山——那座光影绚烂、像一名不知疲倦的哨兵一样耸在城后的山。它还不曾被认真进攻过；但不可以为人们不曾认清它在形势上与人心上的重要，至少不曾大体认清。革命军的统帅是想爱惜他的人。也许连徐绍桢那颗刚硬的心，面对这样一桩浩大的事也不免退缩。万一还有别的路可以进南京，他愿意先找一找。然而到这时候将近一个礼拜已经过去——一个打仗与炮击的礼拜——围城的队伍离那座堡垒，并不比革命旗初挂上虎山那天更近一步。

在这种情形之下，强攻紫金山的事便定了下来；十一月三十日傍晚，进攻开始。到晚间已在上部山坡上夺得一处立足之地，通夜为争夺山头而激战。十二月一日清晨，共和军终于一举攻占该处，就南京而言，官军一方的气数便此注定。

围城的种种战事之中，强攻并夺取紫金山一役独树一帜，或许可以与官军沿汉阳诸山那番顽强的进逼并称，至少可以相提并论。它既以参战将士的大勇与猛锐著称，其立意之勇也不遑多让。造化设计紫金山时，造出的是这样一座堡垒：只须用极少的人工与心计，便可弄得除炮攻与饥饿之外无从攻破。然而这一役的需要逼着革命党人不得不出此。在中国，时间难得有一回这样值钱。这是与许多东西的赛跑，而首先是与那迅速退落的财潮赛跑。徐绍桢和他所奉事的那个新生的共和政府，等不起用饥饿去逼人投降；他们的炮在射程与威力上也不比官军炮手手里的更远更猛——如果说官军的炮当真算远算猛的话。于是所余的只有一条：径直强攻一处已知守备严密、而且尽可以设想它已用上了那唯一所需的「极少人工与心计」的阵地。

然而这些自誓要为他们所信的国家大业效命的人，并无一丝动摇。他们跃身赴攻，心里跳动着勇气与希望。冒着扫倒一切的火力，他们散开队形，涌上山去，按科学战法利用每一处可以藏身的地方，有时甚至不得不把枪背到身后，攀援而上，好与那些正无情地要把他们割倒的同胞短兵相接。到末了，他们的酬报来了，他们的解脱也来了；而这解脱得力于一个全然意料之外的缘故。张勋——除非又是他的军官辜负了他——显然以为这座山照原样便已不可攻破，因此对它天然的险固几乎不曾再加什么工夫。其结果是：强攻到最后阶段，那一次决定性的刺刀冲锋并未遇到认真的阻碍；官军守兵被这群发了狂的人一冲而没，付了尽忠的最后一笔重价，又一次为内战的惨毒作了注脚。

结局已在眼前。徐绍桢麾下的革命之师正以雷霆之势叩着南京的城门。几个钟头之后，张勋决意趁还来得及而投降，并授意提出条件。到十二月二日清晨，议定的献城条件如下：

一、城破之后，不得屠戮汉人或满人。

二、保证两江总督张人骏与江宁将军铁良之性命与自由。

三、保证张勋及其所部之安全，准其渡江至浦口，再北上，不受阻拦。

撤离随即迅速进行。张勋把总督与将军护送到日本领事馆之后离城，那两位随后退上一艘炮舰而得安全。余下的队伍也走了，当天革命军的接管便告完成。

南京之争就此结束。几位主角分属如此不同的类型，从他们身上浮现出许多富于特征的品质。总督身上颇可见那种折衷之风——那是中国人心性中极显著的一面。将军则像是显出了一种无愧于更光荣时代的满洲传统的勇气。张勋身上所现的，是中国某一个时代的无原则、狡诈与一切野蛮的决绝——但愿那个时代已差不多过去了。最后，在革命首领徐绍桢的举措里，或可窥见那种近代科学精神的从容算计——正是这种精神将要发酵于古老中国的政体之中；倘若需要，它无疑也会激励他做出更大的事来。所幸就人道而论，南京的悲剧之中掺进了几分喜剧，而守方那些明显的疏漏，避免了一场本可能旷日持久而血腥的战事。

（原注：山东已开始受经济压力之苦。该省素不能自给，赋税一停，新的行政机关不久便无从措办政务。同时人们对德国可能采取的态度也渐生疑惧。在这种情形之下，领事们决意请罪；十二月初便重归朝廷。）

（原注：此数取自英国驻南京领事威尔金森先生（后封圣米迦勒及圣乔治三等勋士）致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文，见一九一二年《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第五十四页。我还要补充一句：本章写成于蓝皮书刊布之前，但威尔金森先生宝贵的报告使若干处得以补入更确切的消息。）

（原注：张謇前面已提到过，他在约十天之后组成的袁世凯内阁中任农工商大臣。见前文第一八六页。）

（原注：指新近在上海成立的共和政府。）

（原注：《字林西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原注：也不是全无可能——虽然不大像——在紧要关头张将军的兵辜负了他。然而现有的证据都指向相反的一面。）

（原注：除萨镇冰所部一支之外，其余各舰早已挂了革命旗，有的在上海陷落时反正，有的稍后反正。）

（原注：有理由认为两边的炮击都不甚认真。曾有人公开说，两边的炮手彼此有默契，把射击调度得破坏最小。）

二十七停战与摄政王之去位

上一章开头已经记下：汉阳陷落之后，武昌的革命党人大为沮丧。他们深切地意识到，从军事上说自己打的是一场必败之仗。这种心境不久便结出果来：黎元洪来文表示，他愿意接受朝廷所许的按立宪而非共和之路组织政府的办法。此前一两日，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觉得不得不就英国臣民在汉口所不断蒙受的危险与惊扰，再次向中央政府提出抗议；袁世凯答称「朝廷军队纯取守势；倘能议定双方满意的停战条件，他极愿下令停止敌对」。同时，这位内阁总理授权英国公使，经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戈飞先生（后封圣米迦勒及圣乔治三等勋士）之手，把这个意思转达给黎元洪。戈飞先生由此得以从中促成两造的谅解，随后那一连串停战便由此而来。总领事奉命之后立刻与黎元洪接洽，于是汉阳陷落之时，他已能把黎氏所提的条件电告北京：

一、停战十五日，其间现所占之地各守其旧。

二、凡已加入革命一方之各省，派代表会于上海；由此选出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所派之代表议事。

三、必要时，停战再延十五日。

然而袁宫保此时还不肯走到这一步，提出了如下的对案：

一、现所占之地各守其旧。不得暗中侦察。

二、停战期定为三日。

三、停战期内，兵舰不得乘机泊于武昌、汉口南北两岸，以取较利之位置。停战期满以前，各舰须驶至武昌下游相当距离处。

四、停战期内，两造均不得增兵、筑垒，或以他法增加兵力。

五、为杜绝违约之弊，请英国总领事在停战约上签字作证。

这些条件经无关紧要的改动之后为武昌所接受，十二月三日订约。然而所定的期限根本不足以议出任何了结，次日袁世凯便电告展期的提议，措辞如下：

一、现有停战期满后，再展十五日。

二、北军不得南调，南军亦不得北上。（此条对南京与武昌同样适用。）

三、由内阁总理指派现在华北之各省人士，俾南军所派之各省代表得与之会商大局。

四、内阁总理将指派唐绍仪为代表，与黎元洪或其代表会商大局。

不过这几条革命的首领们并不那么爽快地接受，直到十二月九日才订约：各处军事行动一律停止十五日，唯四川、陕西、山西三省因电报不通，条款无从通告，不在此例，并限制向该三省增兵。于是——说也巧，有人还以为是吉兆——局面一直稳到了基督教会那个庆祝和平降临人世的大节的前夕；只要两边有诚意，时间尽够办成许多事。

与此同时，袁世凯因在这个时候急于议和，颇受了一些指摘。军界的意见似乎是：舰队虽已归革命党控制，官军仍可借汉阳炮火的掩护渡江进攻武昌；有人力言他该乘汉阳之捷强攻武昌，设法把「三镇」的乱事一举扫平。有人说，他没有这样做，就分明说明他拥护满洲一方并不真心。

然而平心而论，这番议论似乎站不住。袁世凯所受的，是另外一些更宽的考虑的影响。他知道，革命党人也知道：武昌之事若一味硬逼到底，结局必然如何。但用刀剑扑灭这场运动的时机已经过去。当初若及早下狠手，或许办得到；然而革命之举一路顺风，中央政府又显然虚弱，两下凑合，把共和的声势抬了起来。十月底、全国尚未表态之前很可能算是失策的做法，如今却是最高的智虑。事到如今再去扑灭武昌的乱事，只能是重新征服南方各省的第一步；而这桩事能否办得完全，或者用这个法子能否弄出一个长久的了结，凡懂得南方人情之深的，没有一个相信。心里存着这样的判断而硬要把官军的胜利推到底，那就要给袁世凯压上一副沉重的干系。何况他对外国的舆论并非不敏感，也知道许多方面有分量的判断都认为交兵的时候已经过去。于是他便踏上了那条人们以为将是折衷之路的路。

这个设想如何落空，朝廷据以而生的指望如何成了泡影，下文自有交代。但先得提一提另一桩事。

十二月六日，展期停战的约还在磋商之中，摄政王便去位了，由下面这道懿旨骤然打发到平民的地位上去：

「监国摄政王面奉皇太后懿旨：

「摄政王面奏：监国三年以来，用人行政，未孚众望。立宪不过空言，而贪墨积弊滋甚，以致人心渐去，疆土瓦解。一人措置失当，举国陷于极苦。此时悔之，虽痛心疾首亦已无及；倘恋位不退，则更无以取信于民，虽仍秉政，令亦不行。如此情形，又何改良之可望？因恳请辞去监国之任，此后不复与闻国事等语。所奏至为恳挚。

「予深居宫中，于政府举措素所不悉。惟念武昌首事，各省继之，兵祸所及，触目皆是，且累及友邦商务，为祸甚巨——念及于此，夜不成寐，食不甘味。故亟宜将各项情形彻查，定一安定天下之策。

「摄政王性情宽厚诚笃，虽于政事最为勤恳，然应付时局之才有所不逮；为人所蒙蔽，而举国因以受累。所请辞职，著即准行。著缴销监国摄政王印，销毁之，退归邸第，仍称醇亲王，不再与闻政事。并著于内帑岁给银五万两。此后用人行政，概由内阁总理大臣暨各国务大臣负责。所有谕旨，颁行之前均须钤用御宝；予当与皇帝同御殿受朝。皇帝冲龄，其起居安全须有人任其责，著派世续、徐世昌为太保，责成敬谨看护皇帝。

「值此四方多难、国势危迫之际，凡我亲藩王公暨休戚相关之人，皆当各尽心力以济时艰，严守宗室章程，不得逾越。

「各国务大臣职任綦重，尤当竭尽忠悃；务当涤虑洗心，力除积弊，以厚国家之福、致生民之殷。

「凡我臣民，当知予非为己而揽大权，乃为民之故而行真正之改革；尔等亦当各安本业，共维秩序，庶免争斗与瓜分之祸，而成郅治雍熙之政。予实有厚望焉。」

向人民献上的最后一份祭品便是这样。这桩事不是没有它可悯的一面。摄政王年岁既轻，阅历亦浅，是个懦弱却并不坏的人。他是那位开明的七王爷——醇亲王一系之祖——的儿子，童年是在一种不算闭塞的空气里度过的。除去他对袁世凯的憎恨——那憎恨曾使他把国家的利害置于私仇之下——他的用心是好的；他接掌政柄之时，人们也曾指望局面能有起色。然而这些指望注定要落空。皇太后的种种谋划使他的差使难办——那是个更强的人，怀着效法她那位有名的姑母慈禧的抱负；而对于四面八方不断塞到他跟前的那些坏透了的主张，他又没有力量抵拒。「人之初，性本善，」中国启蒙的经书——从前它是中国教育的基石——这样说；这话在一般情形下真不真且不论，摄政王的天性，大约正属于足以为这条格言作证的那一类。但他敌不过他的环境——平心而论，大约本来也不能指望他敌得过——于是辜负了人们对他所抱的指望。

摄政王的下场显然值得我们同情；然而从另一面、另一个角度看，这或许又是一报还一报。当年袁宫保若不被撵走，这条国家之船或许根本不至于驶进这样险恶的海面；因为疾进的变革终归是要来的，而更高明的政治手腕，本来或许能迎住那上涨的潮头。

（原注：《英国蓝皮书》一九一二年第一号，第五十二页。）

（原注：道光皇帝的第七子。）

二十八上海和议

第一次停战之约议定之后，上谕简派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令其派员南下，与革命首领商议大局，为和平开路。袁氏选定的代表是唐绍仪。

唐先生的履历前面已经提过；若由他自择，他宁可躲开这份加在他身上的荣宠。他身子不甚好，而这桩差使既极艰难，干系又实在沉重，还不算可能的凶险。然而他对内阁总理的忠悃使他压下了这份不情愿，于十二月九日下午抵达汉口。

唐绍仪到的是汉口，这件事颇有意味。大家记得，黎元洪最初所提——或者说以黎元洪之名所提，这样讲也许更确——的条件，是在上海开会。北京却不理会这个主张；简派袁氏为全权大臣的上谕颁下以后，这位总理便电告说，他将派唐绍仪去武昌与黎会商。

从朝廷一方看，走这条路自有明摆着的道理。江对岸是得胜的官军，背倚着瞰制省城的汉阳大炮。再者，无论何时何地，黎元洪本人总比那些发动革命、多年来苦思国耻的人好商量些，何况此时据报他已愿意接受满洲朝廷之下的立宪政府。黎将军当时的处境，也多少帮衬了这条理路。他起初纵然未必是自愿归附，其后事势的发展却使「以公认的起事领袖待之」这一要求站得住。他早被广泛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之首；而官军与他交兵已近两个月，因此他所居的地位，中央政府有理由不肯抹煞。

上海那一伙强硬的共和派当然不会抱同样的看法。不久便看出，他们不肯让官军坐收其形势上的大利。他们也不肯把自家的命运托付给黎元洪——黎是个军人，既非政客，亦非外交家。他虽于革命有大功，却不为共和党的大多数人所熟知；而他主义的坚定也还不足以使人放心授以全权。革命党心里还有另一层缘由，虽不那么有力，却更富古意。中国有句话叫「城下之盟」，意思是敌兵已临城下，便只得在那里、在那时屈从人家的条件。换句话说，在城门口议约，乃是战败之民最后的一重屈辱。在武昌议和，看上去就像承认了什么近乎战败的事，或许会在全国生出不好的观感。其结果是：唐先生到汉口时，发现上海的共和派已经抗议在武昌议事，要求移到上海——那地方共和的空气热烈之至，却被婉称为中立之地。

局面相当微妙。北京的代表连同他的同僚，实际上是派到黎元洪那里去的；黎虽甘愿退让，但一改地方，多少总含着一点轻慢的意思。何况唐先生所奉的训令是在武昌议事，他便据此立定脚跟，断然不肯离开汉口。反之，从上海一党的立场看，这里容不得意气。共和党树一个公认之首的机会到了。此前人们不知道该望武昌还是望上海，不知道江苏一群还是湖北一系才是这场运动的中枢。伍廷芳博士与他的同僚此时所采的举动，终于把这一层定了下来。说也奇怪，尽管所行的手段如此，这件事最后竟似乎并未起什么摩擦地解决了。那手段不多不少，就是致文袁世凯，说黎元洪并无议和之权，与他议定的任何办法，共和党的大多数都不会承认。同时又一次请求把会场改到上海。

有几天，这件事像是悬而未决；在旁观者看来，这样公然慢待一个已被视为革命英雄的人，共和党内势必因此大裂。那是最为严重的一段时日。然而乌云忽然散开，议和在看似吉利的兆头下有了指望。黎元洪显出了一种度量，恰与他自事变之初以来一贯的举止相称。他牺牲个人的感受，坚持要从一个他从未求过的位置上退下来；为着大业，他把自己的分量压上去，促成江苏一群的意思得偿。袁世凯同意改换会场，训令唐绍仪前往上海；而共和党的上海一系则声望大增。

唐先生于十二月十七日抵沪。十八日举行了和议的第一次会。会场是上海租界的市政厅，由工部局拨给代表们使用。

这是意味深长的一幕。一边是一套制度的代表——那套制度延续之久，或许在人类一切制度之上；另一边则是一个民族的子孙，而这个民族一代之前还被算作最守旧的，如今却在鼓吹最进步形态的共和之义。最后，两边都接受了中国土地上一处外国屋顶的招待；那是出于同情之心而发的邀请，也是心怀感激而受的。若在几年之前，这些事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如今，一个皇室那种不肯低头、常近于冥顽的骄傲已被打折。个人权利之神圣，已多少进了人民的心。宽容的道理，也多少学到了一些。

争点很简单：君主立宪，还是共和——而政治的经验表明，这不过是形式与名目之别。然而人们所抱的「举国分歧可以迅速弥合」的指望，注定要落空。人们本以为两造既已同意「来，共同讲理」，其议事便会充满讲理的精神。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革命方面的代表——不论是对是错——早早便把「采行共和之制」定为议事的前提。一言以蔽之，他们只肯商议用什么法子去实行他们所坚持的这一变更；而只有在为皇室安排将来出路这一件事上，他们才肯顾及朝廷一方的着眼。

如前所说，第一次会在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举行；到会的，朝廷一边是唐绍仪大人与另外四位代表，共和一边是伍廷芳博士与另外五人。

头一次会似乎主要花在讨论停战、以及两边军队如何遵守——确切地说，如何不遵守——停战之约上。经过三个钟头颇为激烈的辩论，议定如下各条，载入正式记录：

「一、互换全权文凭。

「二、唐代表允电达袁世凯，转达共和方面之要求：停止战斗、停止满洲军队攻占地方之命令，务须在湖北、陕西、山东、安徽、江苏、奉天切实施行；在未得袁世凯满意之复电以前，不再开议。

「三、伍代表允电湖北黎元洪及山西、陕西两省共和将领，令其停止战斗，不再进攻满洲军队。」

正当上述诸事发生之际，北京的各国公使已于十二月十五日集会，议定在各本国政府核准之后，由他们驻上海的领事同时向和议两造代表递交一件照会，冀有助于议成。此举如期获准；十二月二十日上午，英、法、德、日、俄、美六国的代表拜访了两位首席代表伍博士与唐先生，递交了措辞相同的照会如下：

「英国（或其他各国）公使馆奉本国政府训令，向负责议定恢复中国和平之条件的两位代表作如下非正式之陈述：英国政府认为，中国目前争斗之继续，不但使该国本身，亦使外人之物质利益与安全，陷于严重之危险。

「英国政府一秉其迄今所守的绝对中立之态度，认为有责任非正式地促请两位代表注意：应尽速达成一种足以终止目前冲突的谅解；并深信此意正合两造之所愿。」

伍廷芳博士表示希望准许报馆访员在场，领事们不以为然。据《字林西报》所载，他致词感谢各领事的来访，大意谓：既已听到各该国政府的陈述，他自当予以应有的重视。他是主和之人，且为好几个和平团体的会员；既然这就表明了他的主张，他也就不必多说，自必尽力以成人之美。但须记得，中国人所争者乃自由、解放与善政；再者，和局若不经深思熟虑而草草弥缝，或将酿成严重的后果。倘若再来一次革命，必比这一次糟得多；所以务须十分审慎，求得一个根基稳固、经久不变的和平。和平若能照这些条件议成，不但有益于在华的一切外人，也有益于一切外国；他深信各领事与各该国政府必能看出他这番话的公道，并且同情他这一党的宗旨。他将尽力照这些条件促成和平；只要办法不违背他国人的训令，尽可放心，他必定办到。

同一照会随后又由各总领事递交唐绍仪大人，唐氏答以循例而不失恳挚的谢辞。

当天下午，因内阁总理来电称官军各将已奉到停战之令，会议复开。议程主要关涉续订停战之事；但共和方面的立场也说得十分明白，而这次会最堪注目的，是唐绍仪大人一个异乎寻常的大转身。当晚发布了如下的简短声明：

「一、双方议定，停战再展七日，即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八时止。

「二、伍廷芳博士力陈中国非建共和之制不可。他相信中国已完全预备好迎接新的共和国。其言大意如下：

「『中国人民除本于民意的共和之外，不会接受任何别种政体。我们既能推派代表代表我们于各省咨议局、并于北京的资政院，何以就没有资格选举一位总统为国家的元首？

「『满人二百六十七年来已证明他们全无治民之能。他们必须去位。政府正可比作一家商号。经理若因无能或不诚而使商号倒闭，他便没有理由再在其位；股东必须另选新的经理。共和党既不打算把满人赶走，也不打算苛待他们。恰恰相反，他们要使满人与汉人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同享自由、平等、博爱之福。』

「唐大人表示愿意接受伍博士之见，惟因事关至重，须与北京通电。」

朝廷首席代表这一番来得不甚是时候的表同情，此刻不妨暂且按下再说。眼下还是顺着事情的经过往下看较为便当。

续订停战的办法与共和方面的意见如期电达内阁总理；在北京对那实际上是一纸共和方面最后通牒的东西作复之前，并无正式会议。事情其实已陷于僵局。共和方面非共和不可，朝廷方面则要保住君主。后者愿意让皇帝失掉权柄的实质，却看重保存其形式。反之，共和方面在形式一节上同样强硬，仅仅把实权交给人民并不能使他们满足。实情是：南方的排满之情如此之烈，非退位不足以了事。何况即便党中不那么极端的人，对满洲人的手腕也怀着真心的不信任。他们不敢——即便情愿也不敢——给满人留下权力的影子，唯恐时势稍不那样不利时，满人便想出法子把实质收回去，重新申张那种革命党人如今实际上已经摆脱的统治。

两边的着眼都有许多可说之处。许多够格的观察者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中国便是君主立宪也还不到火候，共和更不必说。换句话说，在许多人看来，「民有民治」的理想无论以何种形式实现，其时候都还没有到。然而这个试验显然注定要做；而大体上说，在君主之制下成功的指望似乎更大。缘由是明摆着的。人口的大多数还没有受过足以分辨各种政治制度的教育，但他们懂得皇帝，懂得王爷；人们觉得，保住王位这一名分，或许可以充作真正治国之权与广大民众之间的一道连环。这番议论固然容易说得过了头，却不能否认：天子在中国人中间近乎一种信仰，映着这个民族的情感。把那个支配着他们一生的观念所具有的约束之力抽掉，结果谁也无法预料。当时人们普遍以为：看不出这一层——确切地说，是不肯承认这一层，因为许多忠实的中国共和派也承认君主之制更合中国的国情——正说明革命的首领们缺乏讲理之心，这对将来不是什么好兆头。人们觉得，共和阵营里极需要有人出来主持中道之论。

然而这一路的推理，纵然在道理上不能不承认站得住，却几乎不曾把共和一方的着眼算进去。那着眼简单之至，大略可归于两层；要把他们的立场看得明白，这两层非牢牢抓住不可。第一，革命的健者自有他们治国的理想，而他们不信袁世凯会去实现它。他们对他日增的势力存着戒心，对他政治上的诚实也起了疑；不论对不对，他们相信在君主之下他的权柄会变得太大，而共和之制能提供更有效的牵制与平衡。第二——这一点因关系重大，不妨再用几乎相同的话重说一遍——革命方针的主音，是对朝廷许诺几乎不可思议的不信、以及对满洲人手腕的畏惧：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留着满人而结局必定可人意。故此才有这副决绝的面孔。满人机会已给过了，必须去位。在革命党人心里，别无第二条路。

十二月二十日第二次会之后的那些日子里，必定造出了许多秘密的历史，而那大约永远不会有人写出来。不过后来终于浮出一个办法，据唐先生探明，共和方面在原则上可以接受，用来解开眼下的难局。这个办法，是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定将来政体之为何。只要能得到合乎情理的切实施行，这一议是民权的健者们不便回绝的；然而朝廷方面却不怎么中意。以当时全国的气性而论，一个反王朝的多数几乎是稳的；这看去不过是另一种——虽然从朝廷的立场说是较为体面的一种——使满洲皇室去位的法子罢了。可是唐绍仪的电报一再坚称这是唯一的指望，满人终于让步。十二月二十八日，内阁颁下如下上谕：

「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据内阁代奏唐绍仪电称：民军代表伍廷芳坚称民意所归，在建共和之政体等语。武昌事起之初，予即依资政院之请，颁布信誓十九条宪法信条，并在太庙立誓，本望干戈早戢，与民同享升平之福。徒以诚信未孚，政争至今未已。

「予念我国之采君主立宪抑采共和，于内政外交关系甚巨。此事非一部分之国民所能定，亦非朝廷所能独定。允宜召集国民会议，以决此争。

「据各国务大臣奏请召集亲藩王公会议此事，予已面询，佥以此举为然。

「著内阁将此意电达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一面由内阁从速妥拟选举法，会商议定，照办召集国民会议，以期如期开会；一面由内阁与伍廷芳商定先行停战，俾生民脱于涂炭，大难得以敉平。

「予惟天生民而立之君，君之职在为民牧。是一人所以养民，非民之所以奉一人。皇帝践阼，尚在冲龄，予不忍使生民重困、举国交伤。惟愿国民会议之决，一以国家之利、生民之安为本。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予深愿我爱国之将士臣民，共秉大义，同求公益。」

在这个当口颁下一道上谕，尤其是用这样居高临下的口气，与共和方面对事体的观感颇不相合。他们似乎以为宫里一派在这件事上已无置喙的资格；实情是，他们屡屡得手，遂不免把事情办得有些盛气凌人。他们自信终必得胜，态度便渐渐有几分骄横，要求也——说得客气些——不甚讲理。伍廷芳博士竟至于不承认这道谕旨，显然把共和党视为已是权力之源。不过因为唐绍仪还愿意商议，他的异议倒也没有走到拒不开会的地步。于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了第三次会，议成如下的条款：

「一、双方议定：应采何种政体之问题，由国民会议讨论决定；国民会议之决议，两造均应遵守并承认。

「二、在国民会议对将来应采政体作出决定之前，满洲政府不得接受或图谋外债。

「三、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各省之满洲军队，应自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八时起五日之内，撤出现在阵地，退至百里以外，仅留巡警以保护所撤之地。民军亦不得进占该等撤出之地，以免冲突；俟五日内双方议定专章之后，再依该章续行撤兵。满洲军队不得进攻山东境内已归民军之地，民军亦不得进占新地。

「所称之会议，除已集于南京之代表外，并包括另行选派之代表。」

此项议定连同共和方面下列进一步的要求，如期电达内阁总理：

「一、到会代表满总数三分之二方为足额。

「二、一切议案以多数表决。

「三、会议地点定于上海。

「四、会议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开会。」

中央政府居然肯把这些条件拿来商议，足见其能忍。诚然它既弱且摇，时势又要它有所牺牲；但凡事总有个限度。这些条件片面到了极处，既拂常理，又悖诚信。召开国民会议之议，要么是诚心谋一个了结，要么不过是替当朝皇室留点面子的一个幌子。无论是哪一种，十天之内便开会，都必定坏了所悬的目的。一面，那无论如何算不上全国的公断；另一面，那势必成为一场荒唐的把戏，反而加重朝廷势必蒙受的体面之损。

饶是如此，袁世凯仍耐着性子作复，接受唐、伍所议的三条，唯以第二、第三两条——关于举借外债与撤兵的——须彼此通用、即同样适用于共和一方为条件。至于其余的要求，他指出其不近情理，并指出照这样的办法无从取得全国的公断。然而在他的电报到上海之前，三十日又开了一次会，议成下列各条：

「一、国民会议由中国各『单位』之代表组成。每省为一单位。内蒙古、外蒙古合为一单位；前藏、后藏合为一单位。

「每一『单位』得派代表三人，有三票之权；若某单位到会者不足三人，该单位仍有三票之权。

「二、各『单位』代表由电报召集与会，办法如下：（甲）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各单位，以临时共和政府名义召集；（乙）直隶、奉天、黑龙江、甘肃、吉林、新疆、山东、河南各单位，以满洲政府名义召集，此外并由临时共和政府具名电知该八单位之咨议局；（丙）蒙古与西藏之代表，分别由满洲政府与临时共和政府两方具名召集。

「三、到会代表满各单位四分之三时，即为足额，可以开议。

（签署）「伍廷芳

「唐绍仪」

唐绍仪这最后一着，把袁世凯置于极难的境地。袁是奉旨议和的全权大臣，唐是他正式派出的代表。唐并无缔约之权，所能做的不过是谈出条款，呈报北京当道核夺而已。然而他不曾请示北京，便订下了两项协议，而其路数只是把官军在汉口、汉阳所得的战果剥去，并无任何相抵的好处。他还走了一步令人吃惊的棋：自陈个人同情共和。

唐大人的解释是：他一到上海，便发现革命一党拥护共和之激烈，使寻常意义上的商议全无可能。革命方面的代表一开头便是、或者至少是想按「终归建立共和已在原则上得到承认」这个前提来辩论。就连召集国民会议以决此争的主张，起初也遭到力争；朝廷的代表是经过一番疲惫不堪的折冲，才连这一点让步也争到手的。

局外的观察者所取的看法却大不相同。唐先生籍隶广东，受教育于美国；人们一般认为，他即便不是心里的共和派，对这个问题至少是不存成见的。他与袁世凯长期而亲密的渊源——先为属吏，后为同僚——自然人所共知。向来人们都明白：袁氏心中那股进取之力有许多、其见诸实行的部分尤其大半，是唐绍仪的才具与阅历所供给的。就眼下的种种情形而论，很容易得出这样的推断：唐氏一向不怕担干系，一旦看清南方的局面与长江流域民气之盛，便以为可以逼北京就范，好让共和稳操胜券，而使袁氏除了出任总统之外别无他途。甚至有些地方的人以为，这一番异乎寻常的举措，内阁总理本人也是有份的。

无论真相如何——既无证据牵连袁氏，也没有理由怀疑他后来的力辩——总之立刻可以看出：朝廷的代表走得太远了。议和的经过在北京一直被极密切地注视着，会上近日的举措激起了最强烈的不平与疑忌。南北之间的界限是划得很深的。北方人沉静而有体统，对于他那位心思更灵巧的南方邻人的政治抱负，并不怎么领情。他也无意被交给人家的什么政体去摆布。至于军队，他们奉袁世凯之命打得很好、伤亡也重，断不甘心白打一场。

袁氏对唐氏三十日那封最后来文的答复，在当时情形下是唯一可能的答复。他拒不承认关于国民会议的那一组条款，并提醒他：他的权限只在商议。次日，袁氏又把内阁关于国民会议应如何选举的意见电告。

唐氏的答复是辞职；辞呈于一月二日获准，上海和议便就此骤然告终。

（原注：其名为杨士琦、许鼎霖、赵椿年、冯懿同。）

（原注：其名为温宗尧、王宠惠、汪兆铭、胡瑛、王正廷。）

二十九南京的共和政府

共和方面代表那种不肯迁就的态度，被同时发生的种种事情衬得更加分明。表面上虽在议和——而议和大约总含着两造某种形式的合并——但在南京创建一个共和中央政府的种种措置却一刻未停。革命党人既已认定共和，便稳稳地为万一之变作准备。他们预见和议多半要破裂，也明白在那座有历史的「南京」摆出一个统一的共和政府，会给自家的地位添上多大的力量。最后，财政上的考虑也定下了一条路：要么早与北京议妥，要么南北分家；总之绝不容长期磋商。

前面已经记过，革命尚在比较早的日子里——至少还不满一个月时——上海便已着手要执牛耳。因此十二月初、南京陷落后不久，上海开了一次会，商议组织临时政府。然而这次会似乎意见不齐，尤其在推举总统一事上；虽然名义上推定了若干国务之职，其中需要记下的只有一项：推黄兴为革命军总司令。

但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如此忙碌之际——事实上还在上海这番举动之前——「三镇」初期的胜利已鼓动武昌的首领们着手召集各省代表会商组织政府之事。这些代表于十一月上旬集会；同月十六日，黎元洪照会汉口各国领事，称各省代表已议定组织政府，以武昌为政府所在地。同时提出请外国承认的要求。这自然无从应允：各国代表所派驻的当道仍是朝廷，而革命党人尚未取得事实上政府的地位。

黎将军与他的同僚对这一请求的下场大约并不觉得意外，仍朝着所悬的目的做去。到十二月三日，他们已能公布一部本于美国原则的成文宪法，其中规定人民与报馆的自由，并定有征兵之制；总统任期三年，行最高行政之权，而受一个代表中国全境的国民议会之节制。

于是出现了两个并立的当道，至少有一段时间，看去像是免不了要起摩擦。武昌的首领们担过了这一天的酷热与重担，自然不愿眼看上海那些空谈家把中枢政府的职分揽到自己身上。他们虽愿在情理之内给以一切应有的承认，却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人家作领袖。然而南京的陷落，使他们得以把彼此的利害并到一处。它提供了一块中立之地，可以在那里会合，组成一个有效的结合。

到十二月二十一日，两边阵营的代表——其时自称代表十三省——都已到南京，随即开会商议政体。不久便看出，大体上还是武昌的主张占上风。会议最初的举动之一，是把推黄兴为总司令的任命推翻，改推黎元洪，理由很正当：黎氏统领全军已久，无正当缘由不宜取代。稍后，武昌拟稿人所提那种形式的宪法也正式通过了。

正当此时，孙逸仙博士回国，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登岸。

孙逸仙的到来极合时宜。在他那些革命同胞心目中，他的名字至少代表着自由；而他对共和事业的功劳，又使他超乎党派之上。两边的人要接受他为共和的领袖，至少暂时接受，并不很难。于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开会，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

就实际情形而论，这次选举是全体一致的，只有浙江一省的代表另有主张。然而若就「人民意志的审慎表达」这层意思说，这很难算作一次民选，因为一般民众对孙博士所知甚少，甚至对那些号称代表他们行事的代表也大半不知。从这一点看，这番手续实在近乎一出滑稽戏。然而革命的代表们既已一心要共和、又打定主意断然拒绝朝廷的一切试探，这一步便走得明智。谁也不比他们更清楚：中国要生出一套真正代表人民的制度，非经许多年不可。无论叫它共和还是叫它别的什么，长时期内它总得是少数人的政治；既然他们的方针如此，此时便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孙逸仙毕生的梦想，至此总算实现了几分。他如今得了机会去为国效力，去在她沉重的分娩中扶持她。这个关系重大的变动时期才刚开头，中国正需要她所有的儿子，尤其是那些志向高远、肯舍己的儿子。而在这些人中居首的，便是第一任总统。

在革命之前那一长段准备与屡试屡败的岁月里，倘若说勇毅的黄兴最是实行之人、文采斐然的宋教仁最是新学说的大传播者，那么孙逸仙首先是一个怀抱理想之人。他此时四十五岁。他一生中一多半的时间里，都怀着这样一个抱负：要看见一个新的中国，摆脱压迫与贪污，由新的、更纯洁的力量重新赋以生机。十七年被通缉、头上悬着赏格的日子里，支撑他度过艰危时刻的，是一幅始终在他眼前的崇高图画——那是他自己画的：画里他古老的祖国成了一个近代国家，强盛而进取，在万国之中占着一个受人尊敬的位置。尤其是，他看见他那些较穷弱的同胞享受着教育与代议制度所应带来的无量之福。

为成就这些，孙博士走遍天下，凡有中国人的地方他都去过，在中国境外把国内改革者到时候必将用得着的物力与人心组织起来。似乎他还多次乔装潜入中国，为着他所信的大业冒着极大的风险。那是又苦又险的一生；纵有酬报，也不乏许多磨折与失望。他做事安静，从不自炫，却能在他所要争取的人心中激起热忱与信赖。然而在别的地方，他不得不忍受被人看作一个无名的阴谋家；能有先见之明、看出他是将临之变的主角的，寥寥无几。

眼下既无足够的材料，时候也还没有到，无从断定孙逸仙在历史上将居何等地位。要说清他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也同样困难。便是替他作传的人，无疑自有其苦衷，所讲的也很少是留心中国政局者所不知道的，而且几乎不曾越出泛论的范围。不过大约可以这样说：他不慕官职，似乎禀有传教士精神中最高形式的那种舍己之心，怀着近乎狂热的赤诚，又为一种不可屈的乐观、以及对同胞响应高尚号召之力与之愿的美好信念所支配；将来他在慈善与教育的园地里所起的作用，大约会比在政治的竞技场上更大。他是个理论家，具有许多梦想者的特征，而没有务实政客的心性；他传世的主要凭藉，多半不在别处，而在他于中国境外所组织的力量，以及他对许多人——那些不像他那样须避人耳目、可以在国内自由来去的人——的感召。他是中国共和之志的父亲；他对这项事业最大的功劳在于：无论遇到怎样的阻碍，只要他阻止得了，他就绝不让自己或别人的热忱衰减或熄灭。如今回头看，可以看出：一九〇五年同盟会一成立，他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便差不多完成了一半。有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革命之事便有了更宽的根基；此后的工夫，主要必然落在国内人的身上。而随着岁月推移，孙逸仙博士大约渐渐不那么是领袖了——或许名义上仍是。他仍是境外的大组织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国内做事的人不那么需要他了，他与本党的联系势必渐趋松弛。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何以在事变之时不在国内，也可以解释他的朋友们何以显然难以与他通消息。

这一点也许无关宏旨，不过记下两种别的解释或许有些意思。康德黎博士说，革命比预定的时候早爆发了好几个月，所以孙逸仙不在。反之，有几位著名的革命党人曾向本书作者保证：孙博士当时在欧洲，是要去说服各国政府，务必拒绝给满洲人以财政上的援助，并声言将来共和政府当国之后，对此时所借的任何此类借款概不承认。

然而，对提出这些说法的诸位一秉敬意，这里仍想说：两种解释都该极其慎重地接受。就前一说而言，革命确是提前爆发的，但同样清楚的是，只提前了几个礼拜；至于后一说，有许多理由使它不大可信——这里不必细说——何况它还叫人难以理解通消息何以那样困难。还有一点有意思的事，似乎可以印证作者关于「联系有所松弛」的推测：请他出任总统的邀约，最先是广州的共和党人发出的，而不是出自同盟会势力最强的上海或武昌。这两处都迟迟不肯表态，而这实在不像人们对一位公认的领袖所应有的态度。最后，不止一处曾有过很强的意愿，要把总统之位授予当时的风云人物，如黎元洪与黄兴；而革命党的某些部分，似乎有把孙逸仙的功劳忘掉的趋向。

不过正如我们在别处说过的，对外在可见的迹象不宜看得太重。在中国，寻常的推理准绳并不总是适用。总有一天这些小小的谜团会被说破，我们也就能对孙氏在革命党中的地位作出更完整的估量。眼下且记下他终究如何登上了他的位置。

如前所见，他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被推为总统；下一步便是在南京让他就职，并广为布告。

凑巧得很，新纪元的开端正与新年同来。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傍晚五六点钟之间，孙逸仙抵达南京。将近午夜时，礼炮轰鸣，宣告誓词已经宣过：誓以恢复和平、建立本于民意的政府、并推倒满洲的统治者为己任。这些事办成之后，他郑重承诺辞去职位，好让统一的中国人民自行选举他们的总统。

就职誓毕，孙总统向中国人民宣读了一篇文告，随即以布告的形式刊布。那篇东西还不到值得全文转录的分量；它最堪注意的地方，在于毫不含糊地宣告集权之必要，并坦然采取了多年来北京与各省之争的主调。照《字林西报》南京通信员极好的摘述，文告「勾画了将来政府的办法与范围：总统说，中国由五族组成——汉、满、蒙、藏、回——他们将组成这个名为『中华合众省』的新国家。武昌起事之前，中国一直被满族中一个专制的集团分而治之。如今中国的主要部分已联合起来反对那种统治，并建立了一个本于全中国及各属地全体人民意志的政府。这个政府的目标，将是使中国一切省份与属地紧密相连，在善政的旗帜下结为一体，以保全体人民的自由与幸福。

「中国将来的政府将是共和的。不过并不打算另立各个共和国，也不打算把国家分权或分裂，而是要把它牢牢地、稳稳地结在一个中央政府之下。整个体制必须以统一与国家主义为根基。陆军与海军、财政之制、教育、商务与外交，都必须由一架大的中枢机器统辖，而中国的每一省、每一个人在其中都应有发言之权。军队将是国军，不再分为各省的单位。」

说到别的事，「总统许诺：国家的财政之制将加以厘定。赋税的改革将是政府最先措意之事，以便把担子从那些担不起的人肩上卸下来。

「关于外交，总统说：此次中国危难之际，各国保持中立，本国深为感谢，他为这份帮助致谢。他愿外国人明白：这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改革的运动。

「末了，总统说他深信中国今后的作为，将足以使她在国际会议的席上占一位置；这个新政府真正的宗旨与真正的地位，不久便会为列强所承认；他并保证，中国将来的外交方针必能有助于世界的和平。」

不久，中华民国又向各友邦发出一篇宣言。那是一篇颇有分量、篇幅相当长的文字，可以说是共和一方立论的最后一言。它自然有一部分是十一月上海宣言的重复；措辞虽有节制而得体，却也远不是无可指摘的：史实上有不确之处，对满人手下所受的委屈也有夸大。不过作为共和方面最后一次宣告，它用正式的措辞、最后一次宣布了两条道路的不可挽回的分途，宣布了对满洲一方不灭的仇恨，又对将来作了许多美好的许诺；其意味与价值是不能否认的。作为一班诚实之人对新信仰的诚实表白，它理应得到我们的敬意。所行的方针是否明智，人们的看法尽可不同；某些所谓共和派确实可以被指为怀着营私之心；然而那些在汉口的战场上、在汉阳的战壕里、在南京城下、以及在漫长的准备岁月中作出牺牲，从而使中国古都里这样一个结局成为可能的人，他们的荣誉是不该被抹煞的。几个月之前，便是最大胆的政治推想者，也不会想到有一个共和政府会从南京向世界发言。然而这件奇事竟成了事实，而且此刻用毫不含糊的字句宣告出来。

「敬启者：我国人民之个性与民族之志愿，向来受到无从补救的压抑，致使中国在智识上、道德上与物质上的发展皆归停顿；为拔除其根本之因，乃不得不乞灵于革命。今我辈宣告：满洲王朝的专制统治已因此而被推翻，共和国已经成立。

「以共和代君主，非一时激情之果。它是长久怀抱的一个愿望的自然结局——愿望有广大基础的自由，以求久安与不断的上进。它是中华民族意志的正式宣告。

「我中国人民爱和平、守法度。除自卫之外，我辈未尝启衅。满人失政二百六十七年，我辈忍辱含垢。我辈曾以和平之法谋昭雪冤屈、谋取得自由、谋确保进步，而归于失败。压迫之重逾人所能忍，我辈遂以诉诸武力为不可让与之权利、为神圣之义务，以救我辈与我辈子孙于久所受之轭；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光彩的奴役化为鼓舞人心的自由，机会之光灿然照耀。

「满洲王朝的方针，一是不折不扣的闭关，一是毫不松手的暴虐。我辈在其下备尝苦楚；今谨向世界自由之民陈明革命与创建今日政府的种种理由。

「在满人篡夺大位之前，此土本通外人之往来，亦有宗教之宽容；马可·波罗的记载与西安府景教碑的铭文，皆可为证。

「满人为愚昧与自私所支配，闭国于外，使中国人民陷于蒙昧之境，其势适足与其天赋才具相背而行；此实为对人类与文明各国所犯之罪，几乎无从赎补。

「满人出于永远压服中国人之欲、出于对权势与财富的恶念，治国而使我民受长久之害，广设特权与专利，又在国俗与个人行止上为自己筑起排外之藩篱，数百年来严守不渝。

「彼等未得我辈之同意，横征苛敛；限外人通商于通商口岸，于货物过境设厘金之障，阻塞国内之商运。

「彼等阻挠实业之兴办，使天然之富无从开发，又有意不去保障既得之权益。

「彼等不予我辈以正规之法制与公平之审断；凡被控犯罪之人，无论有罪无罪，皆施以异常残酷之刑；且屡屡不经正当程序而侵及神圣之权利。

「彼等纵容官吏之贪墨，鬻官于出价最高者，以势力压倒才德。

「彼等屡次拒绝我辈最合情理的改良政治之请；迫于最急之压力，才勉强给以假的改革，许诺而无意践行，并阻挠一切求国家上进之努力。

「彼等未能领会列强历年所给的那些痛入心髓的教训，遂使自己与我民同为世界所轻。

「为救此诸弊，为使中国得入万国之列，我辈起而战，并组成我辈之政府；又恐我辈善意被人误解，今谨公开而毫无保留地宣布下列诸端为我辈之承诺：

「凡满洲政府于革命之前所订立之条约，一律继续有效，至其期满为止；惟凡于革命开始以后所订者，概不承认。

「凡满洲政府于革命之前所负之外债与赔款，一律照原条款承认；惟凡于革命开始以后付与满洲政府之款、及满洲政府所借之债，概不承认。

「凡满洲政府于革命之前给予外国或外国人民之利权，一律尊重；惟凡于革命开始以后所给者，概不承认。

「凡在中华民国管辖之内的一切外国人民与财产，一律尊重并加保护。

「在一个稳固持久的根基之上，建起一个与我辈久被荒废的国家之潜力相称的国家体制，将是我辈始终不渝的目标与坚定的努力。

「我辈将力求提高我民，予以和平，并为其富庶立法。

「凡安分居于我辈管辖之内的满人，我辈将给以平等与保护。

「我辈将改订法律，修订民法、刑法、商法与矿律，整顿财政，废除通商贸易之限制，并保障宗教之宽容。

「与各国人民及政府敦睦邦交，将永在我辈念中。我辈殷切希望：那些始终以同情相待的友邦，能把友谊之纽结得更紧；能在我辈重建之业所面临的这段艰难时期里，耐心相待；并助我辈玉成此刻即将着手的那些深远之图——而那些正是他们长久以来徒然敦促我国人民去做的事。

「中华民国以此和平与善意的信息，怀着这样的希望：得以厕身于万国之列，不仅同享其权利与优待，亦与之共同担负世界文明建设之中那伟大而高贵的使命。」

（原注：参看附录乙。）

（原注：参看前文第十页及第三十五页。）

（原注：《孙逸仙与中国之觉醒》，康德黎博士与谢立丹·琼斯合著，一九一二年伦敦版。）

（原注：参看前文第三十五页。）

三十悬于神膝之上

通观大局，可知中国的这个新年——南京共和政府正是在这时开张的——是在一片绝境之中开始的。大清王朝仍占着龙座，虽已削弱，看去至少还能有一阵子在长江以北直到北京及更北的地面上与人相争。大江以南，就外表看来，共和的统治已经完全。在上海，议和已陷僵局。在武昌，又打了一场原不必打的仗。伍廷芳与唐绍仪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上海议定的、于十二月三十日期满的那次续订停战，究竟是消息未到革命军手里，还是那些人本就约束不住，不得而知。总之事实是：革命军偷袭了官军阵地，于是前一段战事的宿怨复燃。在因续订停战而受着严令的官军兵士看来，这分明是一桩极卑劣的背信之举，意在夺回革命军失去的阵地。他们几乎按捺不住要报复，而由此激起的情绪也不易平复。遥远的陕西一省陷于混乱。在这一片失序之中，不法之徒看出了他们的机会，对乡间大肆鱼肉。便是在天津，也有一班制造和投掷炸弹的人严重威胁着治安；而在铁路穿过长城的山海关外，又有一座桥被不知何人炸毁。直隶的滦州——在革命史上已经有名——又起了一场新变。第二十镇中曾在张绍曾统率之下以要求逼出立宪的那三个标，觉得该宣告归附共和。官军调了第三镇的一部分匆匆上车赶往出事地点，过了好些天才重新控制局面。这期间北京与海口之间的铁路交通断绝；于是列强决意依据庚子乱后一九〇一年所订《辛丑条约》中的权利，占据北京至山海关一段铁路。全国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最后，大片地方遭了几年来最厉害的一场饥荒。长江流域许多地方，上一年的收成有极大一部分被水毁掉。另有一带地方情形同样不堪，只是外间知道的少些——那便是自山东济南府沿黄河直到河南腹地的那一条。早在秋天便已传来种种可怜的消息：惨极的困苦、荒废的村落、以草根、野菜、树皮苟延性命的人；便是境况较好的地方，仓廪也在飞快地见底。

单从人道一面看，这局面是可怕的。外国人的努力在灾区能帮上一些忙，但灾区之广使人几乎只碰得着这问题的边缘；而两边的当道则既无余力、亦无办法去对付那把阴影投在全国之上的饥饿之魔。

政治的前景从表面看也不见得更有指望。不过在那层交争与疑虑的表皮之下，还可以看出三件利于和平的事——缺钱、满人对袁世凯的不信任，以及袁氏自身那个特别的地位。

两边手里都没有多少钱。孙逸仙带回来一些，多少解了点急，却很快用尽；南京的共和政府为应付政务的需索，窘迫得很。北京的内阁总理略好一些，然而也极艰难。他可以支配京奉、京汉两路的盈余；这两路连同京张路，还可以拿将来的运费作押，取得可观的预支——眼下人家开的条件还不坏。满人手里也有财富，或可用以应付需索。宫中十一月间曾吐出一笔可观的款子，但眼下不大会再有，各位王公也未必肯慷慨解囊。如前所记，自开战之初，他们中许多人便不信任袁世凯。唐绍仪所走的那条路，纵有内阁总理的辩白，也只是加深了他们的疑。他们大约肯为保住性命而出钱；但王朝的气数若已注定，那就没有理由再花钱去把它往后推——或者，照他们对袁氏的疑心所设想的，去把它往前赶。最后，袁世凯所处的地位，使人把他当作最后的指望。共和党人除了把满人赶走，是不肯罢兵的。满人至少非去不可。然而这件事一旦办成，他们首领中较明白的人，除了明白必须给袁世凯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外，也只能把他看作一笔最有价值的资产。

从一个角度看，不妨说最大的指望正在这种情形里——它无论如何总要逼出一个早早的折衷。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又不妨说这正是最大的祸根，因为它使一场长久的战事打不起来；而那样一场战事纵然当时惨痛，长远看来却多半能把政治制度调理到一个更稳固、更经久的样子上去。

然而，虽然按抽象的推理看，折衷似乎在所难免，局面所经的变化却如此之多，使人难以确信结局是有把握的。

唐绍仪辞职之后，伍廷芳请袁氏本人到上海来，或者另派代表。可是袁氏两条都不肯走，坚持径以电报议事。

此时议和的局面，简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两造都已同意把政体问题交付国民会议。唯一争执之点，是这会议该用什么办法召集。大家记得，伍廷芳曾提出一个办法，要在一月八日开会。唐先生曾被说动接受这一提议。然而便是最激进的共和同情者，也很难不认为：就民意代表这一层而言，这办法只能弄出一场滑稽戏。反之，袁世凯的主张也同样有可议之处。他提出一套繁复的选举办法，那势必把这个问题的决断推到一个长得不可能的日子以后。于是谈判破裂；一破裂，伍廷芳便退回到那个说法上去：唐绍仪本有全权，朝廷应受他所订之约的拘束。

电报往还虽然自由，看来却丝毫无补于时局；除了把停战展至一月二十九日礼拜一上午八时、以及两边互相指摘对方军队不守停战之约以外，这个月过了一大半，也不见有什么进展。不过下文自会看到，水面之下的事变其实正在飞快地发展。

与此同时，南京那个年轻的共和政府正在与治国的种种难题相搏。内阁已经组成，其中有些名字我们已经知道，有些下文还要提到，还有些只因在南京供职而一时进入公众眼帘。伍廷芳任司法总长，黄兴任陆军总长；陈锦涛接下财政一席——正是这一部，他在袁总理的政府里曾再三推辞不就。革命党中较年轻的一派——大抵是一班考场得意、议论出色而阅历不足的人——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其中最不愧其位的是王宠惠，耶鲁的毕业生，又在德国与英国研究过法制。王博士受命主持外交。内务、海军、交通、教育、实业，则分别交在程德全、黄钟瑛管带、汤寿潜、蔡元培与张謇手里；这些人都于共和有功，除少数外本已颇负时名，日后注定更加显赫。

首领们如此把自己组织成一个临时政府之际，兵士们却在以一种显出军纪松弛、激怒百姓的方式庆祝新共和的开张。好几个礼拜以来，南方热心拥护共和的人一直在剪辫子。那是一种宣告独立的形式；因为辫子——连同剃去半边头的式样——本出自满洲，是满人登上龙座时强加于人的，据说起初是为了在为完成征服而仍在各地进行的战事中便于分辨敌友——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它便是奴役的记号。在这件事上，上海那些共和的热心人——想来是其中较下流的一种——已经闹出许多荒唐与过分的事。如同世上一切乱众的做派，这一部分不甚负责的人想把自己在剪辫一事上的主张强加于所有的人。体面的市民若不情愿改掉一生的习惯，或者看不出有什么必要用麻烦的更衣易发去表明政治上的变动，便往往被逼着去迁就新派的成见。一群群怀着共和之情、兴高采烈的少年，会大举出动去剪辫子，闹出乱子也无人过问。有几个甚至跑到租界去，对马车夫、汽车夫以及别的替外国人做事的人动剪；直到他们明白：外国人的上海无论心里怎样偏向共和，这种事是断不能容的。

在南京，人们似乎不大肯丢掉这个所谓奴役的记号；而兵士们似乎想到：若能剪掉大批辫子，倒是给新局的开张作一个合式的标记。于是他们成群结队，手执剪刀，上街见人就剪。年纪再老、再小，家境再富、再穷，都躲不过这份不受欢迎的关照。不问年齿，不问身分，人们被当众逼着去迁就乱众的粗见，受这份羞辱。共和政府似乎也不曾想去制止这等丢脸的行径。实情是他们拗不过兵。他们的约束松弛，而面前又摆着许多严重得多的难题。

大家记得，上海革命党人最初的措置之一便是废除赋税。这固然不智而短视，但这样一个主张何以会提出来，却不难理解。那自然是想收买民心；在那个时候，只要能取得全国的拥戴，什么代价似乎都不算贵。然而这是在种下大祸的种子。在上海，临时政府眼前的需要靠公开募捐应付；热情初起的那一阵，捐款来得还不算少。到后来，自愿的捐输接不上了，便向富户摊派，为逼捐而闹出许多暴行。至少有一位阔银行家竟在租界之内被绑了去，只因怕引起外交纠葛才放还。但早期还有许多人躲不开这个年轻共和国的铁手——它在她那些较富裕的子弟身上课了重赋。

这样一种充实国库的法子，不能不惹人厌恶，而且久了必生出一种不安全之感，足以危及任何一党的存在，把一个可人意的结局的指望统统断送。孙逸仙在南京就职之时，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人们对将来已普遍地拿不准、起疑心；许多身家清白的商人此前侥幸躲过共和政府的摊派，此时已携家迁入租界这个安稳的避风港。

何况一个正在谋求外国承认的政府，也该另想个填库的法子，而不是用那被婉称为「强迫借款」的办法。

可是自愿的捐输眼看到头，外国的市场又因列强自行宣告的中立所设的限制而对他们关闭，征税的机器已经脱节，而民间又普遍以为共和便是一个无税的极乐之境，这就叫人很难看出他们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一拖便是自招祸败。长江以南的局面一天比一天严重。兵士眼看要不听号令，各城池都在混乱的边缘上战栗。与此同时，孙逸仙带回来暂解银根之急的那笔款子正在迅速耗尽。用光之日，大约便是洪水滔天之时。

于是有两件事看得分明。第一，必须赶快想办法。第二，除了外国华侨的接济，共和政府只能在国内张罗钱，那自然就是强迫借款。然而到这时候，私人的财富已变得异乎寻常地难以捉摸；定下这条方针容易，要办出大成绩就难了。

这重难处，后来靠一个颇为巧妙的办法应付过去——至少是打算这样应付。当日上海革命党人到处摊派之时，那家富有的轮船招商局便曾被索过一笔为数不小的捐。人们也没有忘记——虽然那时似乎并未真向它们摊派——中国最重要的许多实业都设在中部与南部各省，因而都在共和政府的管辖、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控制之下。如今便打算对这些实业大规模地施行强迫借款。

以全国的经济情形而论，自然不能指望拿得出大宗现银去发饷；但有个精明的共和党人想到：所施行的那套严格的中立原则，并没有一条禁止私人机关拿自己的产业作押向外国举债。结果，华中与华南的大商业、大实业一家接一家地进了借款市场。轮船招商局的全部事业被拿出来押借一千万两，将近英金一百五十万镑。江苏铁路公司——它以一省之力、用一省之款修成了沪杭甬铁路的江苏一段——不顾中央政府与中英公司所订的财政之约，把自己那一段押借三百万两。浙江一段也以同样的条件进了市场；又有人打算以粤汉铁路广东段已成的部分举借一千万两。与此同时，据可靠的传闻，盛宣怀自青岛的避难之所辗转到了日本，也在经手一笔大买卖。他在汉阳铁厂、大冶铁矿与萍乡煤矿——三者合称汉冶萍公司——中利益甚巨，正邀日本资本家出资以谋其进一步的发展。盛氏的用意自然是保住自己的产业不被没收；据确实的消息，免祸的代价是向共和政府的国库交五百万两。另有一宗现成的买卖是铜官山铜矿；那矿本是给凯约翰爵士的一项让与，后来在外交压力之下以一笔相对很小的赔偿交还中国，而那数目怎么算也不像是按生意上的道理定出来的。

共和政府打算借以填补空虚国库的，主要便是这几宗实业。然而事实证明，所悬的目的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容易达到。一面，无论在欧洲还是美洲都难以把债券销出去，因为消息不足，又不知一旦有事这些所谓私人的买卖能得政府多大的支持，加之对各种抵押品也不放心。另一面，把这么多中国的实业置于被日本人控制的风险之下，也是不可取的——而在当时，唯一有能力估量这些机会在工商上究竟值多少的，只有日本人。可是到末了，求助于日本金融家终归不可避免；有一阵子，日本在华的工商利益大有大增之势。

正当如此设法应付财政需要之时，军事上的准备也在大规模地推进。虽然口口声声说和平，共和军却正在好几处集结，准备北伐。

这局面乍看有点古怪，但从共和一方的立场看，这条方针是完全说得通的。孙逸仙的当选与南京政府的成立，在人心上关系甚重。它们清清楚楚地表明：共和的首领们打算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打算贯彻到底；他们既懂得摆出决绝面孔的好处，也懂得坐等谈判结果的危险，于是加紧布置，打算发一道最后通牒，必要时以足够的兵力为之撑腰。

抱着这个目的，共和方面的将领作了如下的部署——不过他们怎样把这些部署与现行停战之约调和起来，就不很清楚了。他们把手里的兵分作六路，第一路自武昌出动，分三支。一支利用铁路自汉口进发，去与官军交锋——官军此时已被劝退出十公里处与汉阳的阵地，退到以北数英里之处。另一支溯汉水派往襄阳，再由那里绕道袭击官军后方的铁路线。最后第三支则取道阳逻、黄陂，向另一方向出动，打官军的左翼。他们认定这些调度足以把北上途中官军的一切抵抗扫除干净。与此同时，第二路分两支，分别自陕西、山西两个西边的省份抽调，会合于京汉铁路，以便与第一路合流，同向北京进发。

这些行动自华中的长江基地发动之际，东边各省也计划自南京与安庆两处基地作一番类似的运动。这边眼前的目标，是击破张勋——南京陷落后他北退，最后在山东徐州府设了大营。大家记得，他早已以重兵据守浦口，为自己的退路预作铺排；便在南京尚为官军所守之时，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以及三十日，铁路沿线也曾与穿过乡野摸上来的小股革命军交过手。自那以后，虽有停战之约，仍不时有些小接触，但没有值得一记的事。张勋按兵不动，等着那威胁中的革命军北上，同时把通北京的铁路保持畅通。为在动手之时把张勋逐走，共和方面打算自南京派出第三路，循津浦铁路与运河进逼张勋在徐州府的阵地。另一路自安庆开出，自西面进逼徐州府；第五路则由海道派往芝罘，奉令横穿山东趋济南府，抄官军的后路。共和的首领们以为，以这样的兵力出动，张勋不至于给北伐造成什么严重的障碍。

第六路、也是最后一路，注定要运往秦皇岛——那是离滦州最近的港口，那里的兵新近曾谋举事，而且是自东面进逼北京的一个便当的出发点。

这便是那一套周密的部署的大略：沿途扫除一切抵抗之后，多至六路共和之师将会合起来，对那旧秩序的老巢作最后一击。但这些错综配合的行动在实行中会怎样，世人却无从看见了。还没到把它们——至少是全部地——付诸实行的时候，局面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

正当这些准备进行、而议和表面上仍毫无进展之际，一月十六日袁世凯遇刺的消息震动了世界。袁氏进宫去过，回家途中，有人从王府井大街一家茶楼的楼上掷下炸弹——那条街外国人多称作莫理循大街，因为有名的《泰晤士报》通信员在那里居住。

这次行刺之坚决，从下面这段记述可以看出；这记述主要取自在京编印的法文报《北京日报》：

丁字街与王府井大街的转角处有一家小饭馆。照例，楼上坐着若干食客。其中有两个人像是不大留心吃饭。他们身边放着三个包裹，对外面那点在别人看来毫无趣味的景象却似乎大感兴趣。他们拣了靠窗的座位，有人看见他们朝东华门方向张望——门后便是皇宫。

不久，放哨的那个向同伴示意，那人立刻凑过来。正在此时，簇拥着内阁总理马车的一队人马出现在门口。两人各取了身边的一个包裹，把窗子推开，像是要看得更清楚些。

总理的卫队此时走近。他的马车已经看得见，有人注意到他正安闲地吸着纸烟，对街上的景象似乎毫不在意。这一小队人马此时到了王府井大街的转角。头一名骑兵已向右拐进这条街，就在这一刻，总理马车的正后方、略偏左处发生了爆炸。总理的马惊起人立，狂奔起来，横穿马路冲进对面一条胡同，一直跑到外务部才停住。总理并未受伤。炸弹没有打中目标；照炸弹一贯的脾气，它的功夫都使在了那些不幸在近旁而与此事无干的人身上。炸弹在路上炸开，重伤骑兵二人、百姓三人、马三匹，另有数人轻伤。一匹马当场倒地，抽搐一下便死了；随后不久检视其尸，只见皮肉浅伤而已。压在马下的是它的骑者，已无生气。另一名骑兵被掀下马来，一条胳膊粉碎，直挺挺躺在地上；他那匹马带伤流血，朝使馆区方向狂奔而去，倒毙在电报总局门前。第三匹马也受惊逃窜，尸身后来在克林德街寻见。它的骑者在爆炸时坠地，被同伴扶起，过了一会儿便死了。最后，饭馆附近的人行道上还有三个人正在临死的呻吟之中：一个是卖花生的商贩，一个是小贩，还有一个是炸弹掷下时恰好路过的苦力。另有数人受伤，被抬进附近的铺子里救治。

前面说的那两个人虽从二楼窗口掷下两枚炸弹，却只炸了一枚。

爆炸之时自然是一片大乱。总理的卫队刚要去追他的马车，沿途警戒的巡警与兵士便赶去救护自己的同伴。人群惊逃，那一带很快便空无一人，只剩饭馆里的人。

几名巡警由袁世凯卫队的一名军官带着，迅速进入饭馆，把行凶者拿住，在他们身边又搜出六枚炸弹。两名刺客立刻被带到最近的警察分所。两人面色都极苍白，却并不设法逃走。看得出他们早已料到自己这番举动的后果，而且是无所畏惧地面对它的。

讯问时，一人自称是贵州人，另一人说他是直隶人。他们大约会立即被处决。

爆炸之时，袁氏镇定得出奇。据目击者说，他连唇间的纸烟也不曾掉。有人把行刺的结果告诉他，他对卫队中一名已随侍七年的人之死，特别表示惋惜。这个卑微之人的死，其中确含着悲剧的一切成分。他本已请了一天假，要去接当天下午到京的家眷。可是他得知袁氏要进宫——在这动荡的日子里，那向来是件冒险的事——便舍了天伦之乐，断定自己该守在主人身边。

倘若设想袁世凯从不曾踏上政治的舞台，事情会怎样发展，那虽是一桩没有用处的推想，却不无兴味。局面大约会简单些。争执在某种意义上会更加分明。满人要走的路会单纯些。可是另一面，那就势必有一场同室之争，直到国中这一派或那一派或被驱逐或被压服为止。然而袁氏带进了第三种成分。他没有理由爱满洲人，但他相信君主之制最合中国的需要。他又一次代表着折衷——那既是他本国行事的一大特征，也是他自己心性的一大特征。为这个理想，他准备打到某一步为止；但华中的事变似乎表明，他不愿把国家拖进一场长久的内战。他天性中有很强的守旧成分，心思却是进取的，并且认清了与他为敌的那些力量之强。

袁世凯一身兼含着好几种可能的结局，而在不同的时候，人们把这几种都算在过他头上。有一时说他要扶住满人，在他们名义的统治之下自己治国。又一时有人指他觊觎黄袍。最后，又说他志在做中华共和国的总统——他的朋友们大都预言，当前的乱局将以此收场。

袁氏的势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把事情捏成这几种结局中的某一种、以合他纯属个人的偏好，或者——倘若他真如批评者所说是个见风使舵之人——将来还能不能如此，眼下无从断定。他地位之强，大约并没有被人估低。但即便有可疑之处，他对国家的极端重要已是显而易见。各种见解的有识之士都在他身上看出眼前这场深重危机的唯一解法。他们明白：刺杀他的举动倘若不曾失手，那将是一场国难。纵然他主要是被个人的野心所支配——这实在很难相信——那野心恰好与国家的最大利益同向而行。目前，而且大约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只强有力的手仍是最大的指望。

而与此同时，事变正逐渐凑合，酿成一种局面，使这个所求之事有望大体达成。一月二日唐绍仪辞职所造成的僵局——至少是造成僵局的那些事——表面上虽一直延到月中，实则议成之势已大有进展。满洲政权气数已尽，是明摆着的。关于以何法召集国民会议以决定将来政体，这场争论必定麻烦而极费时日，也是明摆着的。而人们又普遍相信：全国既为一班政治上的牵线人所左右，付诸公断的结果是有把握的。

对这一层看得最清楚的，似乎莫过于伍廷芳博士——大家记得，他当初正是以满人退位为基础开始议和的。前面已经记下：共和方面的代表来上海和议时，脑子里牢牢装着「共和政府是唯一可能的结局」这个定见，而且长时间拒绝在任何别的基础上商议了结。他们是把国民会议当作一大让步才答应的，而且所附的条件足以使那个拟议中的会议成为一场十足的把戏。那分明只是为让满人体面下台而给的让步。可是它太露骨，办不成；等到发现这出体面的把戏演不下去，伍博士与他的朋友便把近来的种种撇开，退回到旧立场上去。一月初，退位的条件经内阁与袁世凯之手递到宫中；据说袁氏遇刺之时，正是从宫里商议给皇族的条件之后回来的路上。不过大体说来，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取的是超然的态度。他觉得这该由宫中自己决断。他所要的只是钱：办政务的钱与发军饷的钱。除了满足这些需索，他别无所求；据说他所取的是听候指示的态度。

宫中一派分作两营。一边是年长王公较为持重的主张，另一边是年少气盛、主张硬顶的人，而蒙古王公是站在后者一边的。这些蒙古王公乃是武功之君成吉思汗的嫡裔，事实上早已在一封致伍廷芳的信里正式表明反对共和之义。

「尔等因政之不良而起革命，」他们写道，「我蒙古人于尔等之举本极为向往。我等所望者，尔等既为中国爱国之子，当有所节制，一意为国家之福而已。然尔等近日之所为，已背其初衷，不复足以见重于世界。尔等不惟未能振起国家，反陷其人民于危，大负我等之厚望。

「世界正密切注视此次革命。尔等宜正直无私而行。旧政府贪墨而昏聩，已为尔等彻底推倒，其功可嘉。自三月前武昌事起以来，皇族内阁已被裁撤，十九条给予非常宪法让步之信条亦已颁行。革命之初衷既已达成，世界正拭目以待和平之复。

「然尔等似只学得进而不学得退，只学得始而不学得终。破坏则强，建设则弱。人民正在兵祸之下呻吟，尔等置若罔闻。朝廷已悔而改，尔等却必欲废之。战事一日不息，人民一日受乱离破家之苦。

「共和之制在中国行不通，是明摆着的。便在受革命影响的南方各省，人民所受之屈亦不可胜言。生命财产日日毁损。民愤已极，而人民不敢形于外，惧革命政府之暴也。

「世人以尔等为文明、为主张良政之人。然则国民会议未开之前，尔等何以先组共和政府？停战期内，何以进犯汉阳？旧政府固当受责，以其贪且酷也。然革命政府亦未见其更善。尔等以共和为外衣，行暴虐之政。

「所谓共和，是为中国本部（十八省）而设，抑为全国而设？若为后者，则蒙古、西藏占全国之大半，非惟绝无共和之念，且力主君主。彼等坚拒共和之采行。旧政府一去，彼等必自全国脱离，是即中国之瓜分。」

如上所说，年长的满洲王公则在另一边。他们看得出：北方他们纵能勉强保得住几年，终归被逐也不过是迟早的事。乱子蔓延得太广。南方他们永远夺不回来；而无政府之说流行于外，又有人既能掷炸弹又肯掷炸弹，他们便永无宁日。站在他们一边的还有皇太后。据说袁氏十一月间进京时，她已允诺凡事听他的主张。袁氏在这个当口虽自称不进言，却掩不住他的意思。

事情便僵在这里。将近三个礼拜之久——在危机之中，这已是很长的时日——宫中天天开会，两派之间的意气一天比一天高。

与此同时，又生出另一重纠葛。共和方面声称：他们预料退位在即，已邀袁世凯出任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据说袁氏本已应允，却提出了一项新的要求，即南京的共和政府须于退位后四十八小时内解散。这项要求被解作他有意抹煞南京的共和政府，而另由他独立组织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取而代之；而共和方面则认为，南京政府应被确认并采为临时政府，除为加强内阁而作若干必要的改组外，唯一的变动是以袁世凯代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他们力言：走别的任何一条路，都无从担保将来是共和的。然而袁氏本人否认曾直接或间接谈过此事，声称「他从未怀过做中华共和国总统的野心，在与革命政府议事的全过程中也从未露过这样的意思，更不必说去争这个总统之位。他的方针是保全全国的完整。只要能得和平，他几乎什么样的了结都肯接受；而国家的安宁与和平若出自公理、真实与正义，他毫不担忧」。

关于这桩分歧的是非，现有的材料不足以作权威的论断。袁氏之言或许不假，他也未必不是那些多事的朋友想逼他就范的牺牲品。另一面，这一番否认在他或许是国事上不得不留的一笔记录，或许对他自身的安危与地位也很关紧要——他须设法使自己免受「阴谋对满人不忠」的指控。情势又一次如走马灯般变了：孙逸仙博士向外国报界发表声明是一月二十日，他致伍博士的电报是一月二十二日，南京政府的声明在三天之后发出，袁氏的答复于三十日刊布；而下一章将要看到，这十天之中发生了许多事。

一件可作两种解释的事不容易说明白；所幸就眼下这桩而论，似乎无关宏旨。即便假定南京之说不错——袁氏确实没有给南京一方以它理应得到的承认——却也并不因此就见得他的举动在别的方面该受严厉的责难或指摘。他不能不看到：在那个迅速变得无可避免的了结之中，他必得扮演一个大角色。压在他肩上的干系极重。他必须往前看，为种种可能的变故预作安排，纵然那些安排也把他自己抬得更高。这样的举动若使人想到私欲野心的逞遂，却也同样可以与那种和最高形态的爱国之情相连的宏大与勇毅并行不悖。他所能选的另外两条路是：或者怂恿满人再度诉诸干戈；或者认清那不可免之事、或坐待其来，而后退归林下，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把他的效力抽走。

（原注：武昌事起之时，驻在华北的外国军队约略如下，一部分作为使馆卫队驻北京，一部分驻天津、塘沽、秦皇岛与山海关：奥国四十二人，英国一千八百八十人，法国一千零五十人，意国二百四十人，日本五百人，俄国三十人，美国一百六十人。事起数日之后，英国驻军由萨默塞特轻步兵团增援。该团接替了皇家伊尼斯基林火枪团；而后者启程赴印度一两个钟头之后，又被召回。稍后，大多数别国也自其在东方水域的基地增派了人。）

（原注：关于这一层，内地传来一段有趣而颇堪玩味的故事。当有人试图恢复征税时，便有人辩称：大清开国之时，满人曾以蠲免三年钱粮为庆；先例既立，如今理当照办。否则推翻满人还有什么意思！）

（原注：本来会引出的种种纠葛后来避免了，因为政局的发展使这些提议大多不必办成；这些交涉本极隐秘，一经外传，便招致公众乃至官方的抗议。）

（原注：八月初，据传莫理循博士将离《泰晤士报》，其时有人以总统政治顾问这一要职相聘，他已接受；在这个位置上，他丰富的阅历与稳健的识见当能大有造于中国。）

（原注：内阁总理初到北京时，寓在锡拉胡同自己的宅子里；那条胡同有时被称作北京的派克巷，又以「有名的皇太后慈禧在此胡同的府第中降生」而著称。后来袁氏迁入外务部——那是一座近代的大石屋，在那里他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护卫，又能与他的公事同处一个屋顶之下。）

（原注：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男爵得名；庚子拳乱之初，他在前往旧总理衙门的途中遇害。）

（原注：他们于次日被绞死。）

三十一袁世凯的最后一张牌

满人摇摆不定的时期，似乎在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这一天告终。停战之期，将于下星期一上午八时届满。若说众人怕的是战事重开，那并不十分确切，因为在许多地方，战事原本就没有真正停过。毋宁说：只要还有停战的名义在，还有某种形式的谈判在进行，和平了局的指望就比正式复战要大些。可是与此同时，沙漏里的沙已快漏尽，朝廷的态度却依然不明。

不过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朝廷的立场就已因二十五日颁下的一道上谕而显得相当清楚了：

「自武汉事起，朕心不忍见生民涂炭，因采资政院之议，迭颁谕旨，宣示宽大之意，不欲以兵力讨平革命。复因友邦之劝解，为人道计，议定停战，开议和局，特派议和代表赴上海商定条款。众议多以国体应由国民会议公决，皇族亦均赞同。朕因降旨允行，以国体大计付之国民会议。凡此隐忍迁就，皆为求得和平了结，一如朕之素愿。乃近日谣诼繁兴，人心浮动。民易受惑，则误会易生。今国民会议召集之事方在商议之中，尤以毋使人民受惑为第一要义。著各该衙门剀切晓谕军民人等，勿信谣、勿传谣，以靖地方。」

把国体付之国民会议这个主意，此时早已退到人们心思的后头去了，所以这道上谕一出，震动极大。满人立在双方原已议定的「取决于国民」这条道理上，在理论上本站得住；然而共和方面后来又回到最初那个爽爽快快的主张——满清立即退位——而且按这个主张谈下去已走了相当一段路了；于是朝廷这番话便被读出了不怀好意的用心。此刻时间是第一要紧的东西，照眼下的情形，若要拟定一套选举办法再付诸施行，其拖延将无有穷期，南京的共和政府恐怕撑不到那时候。总而言之，这道上谕无异于一篇宣战书。人人都把它解作拒不退位，是对南京共和政府的当面挑战；大家猜想，宫里那一班主张硬到底的人，到底占了上风。一时谣言四起，说驻奉天的总督赵尔巽——满人阵营里为数不多的强干之才——已被密召回京，要同铁良一道，以武力维持这一既定的态度。袁世凯的处境，眼看要比先前更难、更险。铁良是他的宿敌。有些地方的人说，三年前袁世凯的垮台，其实正是铁良的手笔。可以断定的是：至少在那一回，他是极力支持摄政王那番处置的。人们又相信，这次起用袁世凯，铁良本就反对；要把袁再从台上撵下去，他是什么顾忌也不会有的。

召开国民会议这道旨意，连同它所隐含的一切，可以被解作有意顺带贬损袁世凯的声望、削弱他的地位——他一向是为和平了局出力的——这一层，宫中那一派人似乎也看出来了。可是不论这印象离事实多近，在眼下这个关头让它散开去，总不是妙事。于是我们看见有人设法把这种观感抵销掉。这篇宣示政策的上谕颁下的次日，即二十六日，又有一道上谕，把一个大致相当于英国侯爵的爵位——极难得的殊荣——赏给了袁世凯。

然而这个未免太显眼的手法，并没有把人心挽回多少；即便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此刻对和平了局也不抱什么指望。倘若此举本意是暗示袁世凯：前头还有更大的富贵等着他，因而算是笼络他全心出力的最后一试，那也同样不见成效。〔原注：朝廷在别的酬庸上运气要好些。攻下汉阳的冯国璋将军得了个相当于英国男爵的爵位；统带旧式军队、在维持京师秩序上出过力的姜桂题将军，则获准穿那一度令人艳羡的黄马褂，并受封为最后一位「太子少保」。〕爵位被辞了，袁世凯借这个机会上了一道奏折，把自己的立场载入案卷。这篇东西写下来，倒成了一部有意思的革命经过撮要。

下面这篇庄重的译文出自《泰晤士报》上一位署名「习华文者」之手，今蒙该报允准转录：

「臣跪受纶音，惶悚无地。窃念臣世受国恩，屡蒙特达之知。革命初起，复畀以总督之任，付以兵柄。其后组织内阁，又命臣为总理大臣。艰难迭至，愧无以挽回时局，数月之间，寸功未建。

「王室摧颓如土，民心涣散如瓦。国体染疫，其症无药可医。臣如明季最后一任督师史可法，毫无尺寸之功可纪，论罪唯有一死。今谨为陛下缕陈臣受事以来所处之种种困厄。

「革命之初，起于军中，继而波及官吏与庶民。一月之内，十三省尽失，直隶、山东亦有离贰之象。朝廷俯顺民情，允资政院之请，宣布宪法重大信条。人主至此，几无尺寸之权可言，亦已无可再让。所成之局，正是有人所盼者——共和国之上，安一有名无实之君。臣初膺重任之时，本主张君主立宪，冀时局尚可挽回。直隶之军既纳此议，山东又取消独立，臣之所愿，仿佛指日可成。不料汉口克复之后，海军叛变；汉阳方下，南京旋失。于是友邦出而调停，为人道计，请求停战、开议和之局。

「臣因遣代表赴上海商议时局，会议两周，毫无结果，共和党人坚持共和，寸步不让。直隶、河南两省谘议局继之而起，内地又变乱迭出。此后库伦、伊犁、海拉尔又相继为革命党所得。历数百年效忠之藩属，亦皆背弃王朝。臣念覆亡在即，宗社将有无穷之祸，忧心如焚，不得不以实情上闻；陛下因召王公大臣入对，众口一词，所见皆同。于是降旨召集国民会议，以定将来之国体。此于臣最初之所期，可谓尽成泡影；然臣犹存一念，冀国民会议未必定主共和，或仍能守君主立宪之制。乃会议之地点与选举之办法，迄无定议。其间各地闻人、曾有功于国家的督抚、熟谙外情的驻外使臣，乃至通商口岸的商会，电报纷至沓来，无不力请共和。臣独处室中泣下，不知国人之心何以离散至此，国运之衰何以不可复挽。此臣所以自谓失职者一也。

「至于兵事。臣初出山受命总揽兵权之时，即知湖北情势万分危急，因请添兵筹饷。必待陛下俞允，臣乃敢受命。然募兵筹饷皆需时日，陛下催臣启行之谕屡下，而臣犹未抵前敌。既至，振作将士之气；当时若乘势穷追，汉口既下，武昌大有可以收复之望。无如其时资政院之议与各界一致之请，皆主张息兵。于是迭奉谕旨，不欲再启战端；臣祗有宣布圣主宽仁之命，止住再战之举。及臣至京，始知度支已竭，军械亦尽。借款交涉，全归失败。乾隆朝平定新疆、用兵藏边，继之以嘉庆朝五省剿匪，所费将近一万万两。五十年前平定太平军及诸股乱事的赫赫武功，所费至少十倍于此。而今筹饷竟不敢作一月之计。诚然，赖陛下慨发内帑，军心始不至因饥而散。然添兵益饷之力，则终归于无。兵既单薄，唯有勉力支撑，顾此即失彼。南京、襄阳、荆州各处守兵孤弱而不能救援，即坐此故。反观共和军，则处处煽动不逞之徒起事。既失之城池不易收回，向来安静之地亦有随时生变之虞。彼处新兵源源归附共和旗下，我则兵数终无所增。新近在东三省所募之兵，一时不能到前敌；河南等省日甚一日的骚乱，一时亦不能戡定。兵事之所以至今无成者在此，此臣所以自谓失职者二也。

「内既不能奏凯，外交亦处处棘手。举其最显著者：有军队铁路运输之交涉；有拨海关税款以偿外债之事；有外国商会以条约不复见守为词，要求保护生命财产之请。再事因循，徒增新阻；虽以情理相辩，亦不足以挽回。而当此之时，一切政务之整顿皆因兵事而停顿，行政之腐败如故。至于我辈所有之人才，难以把学堂里的道理化为实事，那还算是比较小的难处。

「当此臣力已衰之日，负此重任而不能报答天恩。臣罪日积，功则不及一沙一滴。按理本应自请罢斥；然臣家世沐皇恩，目睹陛下日夜焦劳，实不忍言去陛下之侧。惟若受此高爵，则是使朝廷赏罚之公蒙羞，且有负国人。他日何以导舆论、何以示百官？惟有吁恳陛下收回成命，俾臣之寸心大白于天下，而臣之罪咎不致益重。临楮不胜惶悚，谨言。」

二十八日有旨，说已悉此折，袁世凯又一次请准辞谢。他这一回所具的奏折，同样极有意思，只因篇幅所限，不能尽录。然而朝廷仍不许辞。袁世凯第四次上请，这一次朝廷才接受了无可奈何的事实，允了那个说得很好听的办法：「俟大局平定后再行赏给。」

就在这几天里，出了一件把局面完全扭转过来的事。二十七日星期日晚间，北京接到一封电奏，据称是驻武昌的总督与不下四十六名官军将领联名所上。他们奏请的主旨，是请朝廷从善考虑退位之事。奏中指出：自乱事发生以来，朝廷的方针一向是和平了结，如今因为几位亲贵态度强硬，这个方针似有被抛开的危险。将领们看出这里头有极严重的后果。他们的军队一面剿匪、一面对付革命党，两头兼顾，一天弱似一天。支撑这场战事的饷项，也一天比一天短绌。他们进言道：这一仗打得本不对等，而国民会议必定议出共和来，那是预先就看得见的结局。在这期间，为这一场悬而不决的乱局付代价的，是百姓。将领们仍旧表白他们的忠心，却为百姓之故，恳请朝廷行这最后一件舍己的大事。

如此说来，像是军队自发地起来插了一手。其实这是袁世凯在打他最后的一张牌。北京城里那些看来要没完没了的争论正在进行之际，他已借着手下人在各地忙开了。或因为这条路通向和平、并且被他真心认定是迟早非走不可的结局，或如他的政敌所说，因为这于他自己的一手最为便利——总之袁世凯把他的分量押在了皇太后与宫中主张退位的那一派一边，并且一直在对军队施用他的影响。结果就是刚才所见的这一幕。

这是快刀斩乱麻的一手，典型得可爱。它实际上是一道最后通牒，却又给帝制一派留了一道体面下台的门。让他们向一小撮人——照他们世代相传的骄矜看来，那不过是一班粗鄙的民党——的胁迫低头退位，他们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可是若由那些忠心耿耿、效劳有年的将士恳求，而他们是出于怜恤万千无辜百姓的苦难而让步，那就让得有体面了。

三十二天命已尽

将领们的那道最后通牒——在惯于解读公文辞令的人看来，那份联衔电奏实在无异于最后通牒——并没有使主战的满洲王公立时回心转意。他们依旧把自己的分量压在反对退位的一边；这份胆气若放在几个月前、甚至几个星期前，原是可钦佩的，此时却不过是不知进退。与此同时，又有人设法贬损这份将领的奏电，四处散布流言，说它是伪造的。

有那么几个钟头，局面看上去极其险恶。然而这场危机并非无人预料。袁世凯看得很明白：到头来能够压住阵脚的，只有强硬的臂膀。因此，自和议中辍、大局仍悬于两可的那些漫长而焦灼的日子以来，他手中可供调遣的兵力一直在悄悄加厚。他又预先把禁卫军的机关枪撤了去，同时设法将满人良弼从该镇统领的任上调开——禁卫军新近已划归新封的男爵冯国璋，即汉阳之役的胜利者统辖。袁世凯下榻的外务部新楼几乎成了一座堡垒，粮械俱备，由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守卫；城中则由这位内阁总理信得过的华军往来梭巡，防范甚密。

这些防备做得正是时候。在北京，满洲王公身处自家的巢穴之中，一声召唤便有成千上万的旗兵听命。两百五十余年满人独尊的局面之后，汉人重新抬头，在别处已属刺目，在此地尤其刺心。何况还有一层：外省若干地方曾对满人痛下杀手，这里难免存着报复之念。

在这种情形之下，事先把良弼调开，实在是格外的侥幸。若非如此，禁卫军便要在最吃紧的关头失其统帅，那样的局面所招致的后果，只怕比一场有组织的火并还要坏得多。

良弼在满人中间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年纪尚轻，早在更年少的时候便已为革命党所注目。革命党从他身上看出一种才干的征兆，日后或许会在满人阵中发展出极大的组织力量，成为共和理想道路上的障碍，因而几年前便已有人图谋他的性命。如今他终于死在那种最可憎的凶手——掷弹者——的手下。二十七日夜间，他曾往访庆亲王。约在午夜归家时，迎接他的是一颗炸弹，把他膝盖以下的两腿炸得粉碎。行刺者当场毙命，面目糜烂，无从辨识。良弼生前原是个有胆气、有性情的人，一度挣扎着缓了过来，然而身子已越过了那个还容精神作主的界限。三日之后，经过一番勇敢的支撑，他终于不治。

行刺的动机始终未曾明白，像革命中的许多别的事件一样，多半要永远带着几分谜样的色彩。猜测自然是不少的。许多人相信——而且不无可能——把他除掉，是为削弱某些方面对将领最后通牒的抵拒。另一些人则说，北京的汉人怕他挑起报复。两个月前曾有传闻，说有人正在筹划把汉人尽数逐出北京，不肯走的便加以屠戮；据说良弼是这一主张的有力支持者。最后还有一说：他是被人寻仇杀死的。一般都认为吴禄贞将军之死他要负几分责任，因而有人推测，行刺良弼的乃是吴将军的旧友与同袍。

不论究竟如何，有一点是不难看出的：在这样一个关头，良弼倘若仍旧握着禁卫军的兵权，他的死可能酿成极严重的后果。而事实上，此事连同袁世凯的其他布置，再加上军队的压力与共和军方面的示威，终于迫使人们承认：这出戏已经唱完了。

（原注：一支纵队已派往芝罘，秦皇岛受到威胁，又有军队自南京北上，以讨张勋。就后一路军事而言，颇有一番苦战。这一连串战斗之中，共和军方面的粤军甚为出色，终以二月十四日张勋的最后败北告终。张勋再一次显出他善于自谋的本领，又一次脱身走了。）

二月一日，外务部奉旨议和。换言之，皇族——至少是其中的多数——已经决意退位。此后所余的，不过是就将来的条件商定办法而已。

这一决定载于下面这道上谕之中，不过要到好几天以后才公之于众：——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据岑春煊、袁树勋，及驻俄大臣陆徵祥等电奏，又段祺瑞暨各军统帅电请朝廷速定共和政体，以免再启兵端；朕念国势阽危，民生凋敝，岂忍以一姓之尊荣，坐视亿兆之涂炭。惟宗庙陵寝事关重大，而皇室、宗室之优待，以及满、蒙、回、藏之待遇，均应预为筹定。着授袁世凯以全权，妥为办理，其优待条款，并着迅与民军协商，汇奏以闻。」

此后数日，过得较为平静。南京共和政府此前所提出的、关于皇室及其眷属地位与待遇的办法，既不苛刻，也不吝啬。不过尚有数事有待斟酌，商定起来费了些时日。

依二月第二周议定的最后办法：皇帝得保留「大清皇帝」的尊号，中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岁给银四百万两，约合英金五六十万镑。皇上暂仍居紫禁城诸宫，日后则移居京西数里外的颐和园。历代陵寝由国家守护，光绪帝的山陵兴工已近三载，由共和国续成。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宗室以及蒙、回、藏人，在共和国之下与汉人享有同等权利。旗人世代以当兵为名而坐食安逸，在未能为之筹得生计之前，月饷照旧支给。至于宫中的执役人等，大半仍旧供职，惟这一支好弄机谋而又不幸的人类，向为中国政治之祸根，此后将听其自然，渐归绝迹。

这便是交出那份煊赫的满洲基业所凭的几项主要条件。此外更无余事，只待宝座自演其最后一幕。再拖延已无理由。况且中国的新年就在眼前，事情最好在那以前了结。

于是，这一天到了：大清一朝末代之君发布其最后的谕旨。那是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为满洲一朝的悲剧写下最后几行的那道诏书，辞句如下，令人难忘：——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庶几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亦以遵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同时还颁下一道辞别的谕旨，措辞与情致皆见庄重，也甚合身份。诏曰：「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养人者害人。」以下便从高远的道义立场为朝廷的举措申说，并晓谕臣民各安其分。

大清一朝——「大清」者，至洁之朝也——就这样在一片圣德之香中过去了。用一句已成史语的中国成语来说，它「天命已尽」。这下场它也并非不该得。这一朝腐败而邪僻，寡廉而残忍，多年以来早已注定要亡。它冥顽而自私，于政治无所鉴别，连最起码的是非之心也没有；当今这一辈皇族的愚妄与贪婪，不过是把它的末日催得更快些罢了。然而人心里总有那么一点东西：便是朽败无用之物的消逝，也会惹起一阵怜惜，即便不是惋惜。努尔哈赤的一族毕竟曾经煊赫过。一个住在长白山影里的无名部落，竟把自己造就成了一个征服之族。他们从柳条边直到鸭绿江，从黑龙江直到长城与大海，把满洲全境收入掌中。他们把威权加于蒙古诸王——那可是成吉思汗的嫡裔——并控制了东起满洲、西迄中亚西藏的广袤之区。最后，凭着治术与武力的一番明智而幸运的结合，他们坐上了龙座。在那里，他们的长处与短处同时显露了出来。这是一个强悍之族，娴于战阵之术，汉人的军队没有一支挡得住著名的满洲弓手。但在太平之世的种种技艺上，汉人却是他们的老师。这一点，满人有胸襟承认。他们分兵驻防各地以震慑百姓，而治理则一依汉制，并且大半靠汉官。尽管共和论者有种种激烈的指斥，两百多年间，他们这份差事办得是不错的。「就旧日本国史家不甚完备的记载所可推断者，与今日外人的观察相较，」几十年前，卫三畏博士——这位权威的分量是不容小觑的——曾这样写道，「几乎无可怀疑：这庞大的人口在满人治下，比在明朝诸帝之下治理得更好；政令的推行更有魄力，官吏的任用较少宫闱的私宠与倾轧，生命财产在地方官的横征、盗匪的成群以及法律的程序之前更有保障；一言以蔽之，满人的统治把这个国家的实业与富源发展得很好，而人口之繁、人心之归附与安足，便是最好的凭证。」

然而满人自己终究注定要做中国文明之诱惑的牺牲品。不过一两代人的工夫，营垒与战场上学来的那些严酷功课，便已开始荒疏了。东方最富的一座朝廷，其奢华与腐蚀人心的安逸再经两个世纪，便把他们衰亡的故事写完了。

历史是会重演的。满人之兴，与别的许多王朝一样，靠的是一条强劲的右臂，以及一种粗朴生活所孕育的品格；他们之亡，也与别的许多王朝一样，是因为无力抵御怠惰与淫佚那潜移默化的侵蚀。所不同者，或许只在于：促成他们覆亡的那些力量，对于近代世界另有一番意义。

三十三新的秩序

二月十二日那道划时代的上谕，在北京既未招来抗议，也未引起骚动，看上去甚至无人过问。那一夜过得很安静，万物笼罩在一片深沉的静默之中，街上除了巡警与守卫的兵士，空无一人。大中华民国——若照字面直译，便是「伟大的中央花之国的人民之国」——生命中的头一个早晨，人们很难想象这里刚刚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故。全然没有游行庆祝。人们照常各干各的营生。车马行人的洪流，依旧在雄伟的前门那几座大门洞里来来去去；如今比从前稀落些，那也只因早有成家成户的人离开了这座城，需求少了。并不是说人们在关心政治；那本不是寻常百姓的天性。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承受命运的判决罢了；北京人承受的那副样子，正是他们的本色。要等到日后，他们才会体会到这场变故究竟深到何等地步。眼下他们只耐着性子等着看最终的结局，然后再去盘算它对自己世代相传的生活与思想会有什么影响。站在城墙上望过去，紫禁城的黄瓦在明亮的日光与澄蓝的天色之下灿然而美，这时就更难教人相信：朱笔多半已经写下了它最后一道诏命，一个更古老、更富画意的世界的种种制度，已在对实利之物那无情的渴求面前倒了下去。然而事实确是如此。人民的声音，已被正式宣布为上天的声音。

时世确实变了。这一点在当天之内便显得更加分明：袁世凯——他原是末代满人（慈禧太后被人如此称呼，并非不恰当）的门生与心腹——正式就任这个志在建成民主秩序之国的组织者，并且第一次向全国发话，颁布了一道文告，既是呼吁，也是命令：所有官吏一律留任，并望众人忠诚协力、共相扶持。此前他已致电孙逸仙博士及其同人，措辞甚为周到，将朝廷的谕旨转告他们。同时，他大约已预见到——或者已经知道——南方将要求他赴南京，便表示自己也愿意前往，只是恐怕北方的秩序难于维持，因为军队「多如林木」，而「东北人心不一」。与此同时，他请对方尽早示知：为求统一，应当采取哪些步骤。

退位的消息虽然可喜，却并未如人所料，使共和党人完全称心。他们不喜欢这件事办成的形式，也不喜欢它办成的方式；袁世凯再怎么好言好语，也遮不住一个事实：南京政府的存在被撇在一边了。他们恨满人，在这扬眉吐气的时刻，本想给这垮了台的王朝再添几分羞辱。他们对自己有把握，因此恼恨这道诏书实际上不过是一种逊让，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一道任命——任命袁世凯，命他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纵然这差事须与共和方面的领袖协商办理。他们所要的，是径直向南京共和政府投降。

然而毫无疑问，退位办成的这个方式，乃是一著第一等的政治手腕。无疑，所以走这条路，多少也出于偶然，其本意原在于让满人保留残余的体面而退。但若还有别的什么路子同样照顾得到满人的立场，那条路几乎断无被采用之理。袁世凯为人，若说有哪一点比别的更显其本色，那便是他能把事情逼到一个再无旁岔可走的地步。过去这几个月若映出了袁世凯的心性，映出的便是一个深沉而独立的人。从一开头他实际上就是孤身一人。他只能自己拿主意。凡有可能，他总要留出工夫来思量；而一旦定了方略，他必定着手把该走的步骤走到，务使自己的主意落到实处。把事情交给运气，从来不是袁世凯的做法。这虽无从证实，却不妨断定：尽管袁世凯的姿态是超然事外的，那道退位诏书的条款实际上是他的手笔。而且——这话值得再说一遍——那是些明智的条款。

满人是中国版图内人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若说汉人——指中国本部十八省的土著人口——在异族的轭下过了两百五十年，那么他们如今也得到了补偿：满洲与蒙古的疆土，努尔哈赤一族的贵重世业，到了他们手里；明智的政治手腕或许还能使这片土地不致落入外人之手。对满人施以峻急的处置，只会招来摩擦。要把摩擦的由头减到最少，最省便的办法，便是让在位的皇室带着他们多少还剩下的一点自尊退去。体面在中国有多要紧，又能抵得上多少实际，凡不曾与中国人朝夕相处过的人，恐怕连想象都难，更谈不上领会。这位冲龄天子的保护人，既是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才让他从祖宗的宝座上退下来，那便尽可以宣称：他们是一直抗拒到上天明白显示其意旨为止的；此后他们才把这份宏大的基业交还给人民的意志。这话未必全然合乎事实。以西人的心思看来，就当时种种情形而论，甚或显得孩子气。然而它意义不小，而且或许能为一种更宽广的公民之义铺路。

还有一层，其要紧处不下于此，而南京、上海几位更热切的人物一时似乎未曾顾到，那便是中国北方与各大属地的立场。无论南方的真相如何，长江以北对共和的理想实在没有多少真心的热望。北方各省很可能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共和政府——它唯一的凭据，是南京那个自立的共和政府所能凑出的武力。但他们素来敬重朝廷的谕旨，这一点或许能使他们与这场变局相安。至少，那是一种他们懂得的凭据。

不过，共和党人虽在若干方面不满于事情这样办法，领袖们的清醒见识与政治家的本能，却不会让一桩纯属形式、几近书生之见的事，挡住全国利益归于一统的路。要紧的原则已经达到了。他们在「满人必须去位」这一要求上寸步未让。他们替这个国家除掉了一个近年来阻滞进步、几乎把国脉扼断的政权。如今，这同一股决断之力，要转过来用于劝说党内较为偏激的一翼走稳健的路子。就原则而论，他们自然非抗议不可，这抗议他们也提了。但除袁世凯关于南下南京一事的想法之外，他们接受了既成的局面，并且尽其所能为袁世凯把路铺平。

南京方面的答复，见于孙大总统的下面这通电报：——

「顷得唐绍仪非正式之电，谓清帝已退位，公将赞成共和。大局之定，至为欣慰。文当以辞职、举公自代之意，报告参议院。惟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之命而组织。若行此僭妄之权，必致大乱。公素明大势，必不肯受此授命。谨诚意邀公来宁，以副众望。倘虑北方秩序难维，望即电告临时政府，举何人可以全权代表民国，代公留守？专候电复，并再申南来之欢迎。」

这通电报所显出的明智的中庸与调和之意，只有孙逸仙博士随后所取的那条路里所含的自我抹煞更胜一筹。他回到故国还不到两个月。多年的流亡与操劳，换来了共和党所能给他的最高的推崇。任凭诋毁者如何说法，任凭他的当选在外人看来如何不伦不类、如何有几分出于别无良选，如今已经明白显示出来：国中持较先进思想的人，是肯拿他当领袖的。他们的信托也并未放错地方。在这短短几个星期里，他在一场大危机中扮演了一个了不起的角色。究竟了不起到什么地步，或许永远不会有人完全知道。但他的影响是站在稳健一边的，他的方略之磊落与爱国，更是无可称赞之至。如今他悄然引退，或者说至少力图引退，因为他看得明白：最终的拯救，至少在眼下，只能借袁世凯之手才办得成；而国家此刻所需要的，是一个有经验的行政之才，是另一只——不能不承认——更重的手。

二月十四日，他在致袁世凯电之后，又向南京参议院发了下面这篇庄重的辞呈：——

「今日文谨向贵院辞职，并请选举贤能以为新总统。总统之选举，为国民之权，文不宜有所干预。惟前据本院所派代表伍君电达北京者，谓清帝退位、袁君宣布政见赞成共和之后，文即辞职以让袁君。此事业经呈报贵院，并蒙赞同。清帝之退位、南北之统一，袁君之力居多；且已宣言无条件赞成国民之事业。使其见举而为民国效力，必能成为国家极忠之仆。况袁君富于政治经验，其建设之才，正为统一之国民所倚望，以巩固全国之利益。故文敢陈其一得之愚，请贵院熟筹国家将来之福祉，勿失选举贤者之机。国家之幸福，系于诸君之一举。敬此告别。」

然而参议院要接受这个意思，却颇费了一番说服，经过相当长的辩论，才暂且准了他的辞职。便是孙博士的影响，也不能使他们照袁世凯的方略所指的路走；他们定下条件：孙大总统须留任到新总统选出并正式就职之时。

选举定在第二天下午，即二月十五日。上午却是空的，孙逸仙大总统便趁这工夫，在交出政柄之前做了最后一桩富于画意的公事。他前往明太祖之陵行礼——明朝（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是最后一个纯粹汉人的王朝，把这个国家从蒙古人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并曾有几年建都南京——在那里举行了一场动人的典礼，象征着把满人从旧日主人手中夺去的这个国家交还给他们。

一位共和制度的代表，到一位帝王之族的陵前行礼，这事看着蹊跷；可是单从中国人的民族情感着眼，这一举动是极能打动人心的。

到了下午，参议院勉强着手选举新总统；结果宣布：袁世凯全票当选。

南北的分歧，就这样在表面上消弭了，至少在理论上汇于一人之身——事态已经表明，这个人自始至终都是局中的主宰。然而分歧的大节目依然存在，外间也隐隐有一种不安与疑虑，不知袁世凯对共和的理想与抱负究竟抱着何等态度。这些理想与抱负，简言之，体现为两桩突出的愿望：一是定都南京，二是要袁世凯南来宣誓就职、执掌政权。唯有如此，他们的胜利才算落到了实处。袁世凯究竟会不会朝这两个方向走，或者走其中的一个，走到哪一步，实在大可怀疑。这两件事都是他心里不情愿的，而迁都之议更有违他的政治判断。

三十四国都问题

正当此际，孙博士与其同人决定：派一个专使团到北京去晋见袁世凯，是既合时宜又合体统的举动。这样一个使团只会有好处。它表示对这位暂居国中第一位的人物真诚接纳、礼敬有加。它可以慰藉北方，并向共和党中偏激的一翼表明：领袖们宣称要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意气这类小事之上，说的是真心话。它可以显出一种调和的姿态，在列强眼中留下好印象。最后，它还能提供一个机会，把许多要紧的问题谈一谈，并借着面对面的往来，说动袁世凯：迁都是合宜的，而到南京来、在那个已经走过全票选举他这道形式的临时参议院之前宣誓就职，是必要的。

依这一决议，不久便议定：由南京内阁中的要人蔡元培先生与唐绍仪先生，率领南京、武昌两处的代表组成使团赴京；唐先生此时对共和的理想已是心悦诚服，大家指望他把素来为人所知的、他对袁世凯的那份极大的影响力使出来。使团面前的差事是不好办的。然而在局外人看来，两边既然都有讲理的气度，这些难处似乎应当解得开。有一点是明摆着的，就高一层的政略而论：袁世凯应当到南方去作一次礼节性的巡访。唯有走这一步，那场变革在南方人眼中才算落到实处，为政治自由而进行的这场奋斗才算得到了公道的承认。

国都问题要难办些。不过细想起来，这里似乎也有路可走。有一点是不会有两种意见的：暂时应当仍都北京。此时此刻任何变动，都只会加剧混乱；而理智要求这新的秩序不妨「慢些赶路」。永久国都的选定，本该由人民决断，至少应当留到国民会议召集起来、各省的情绪也有工夫冷一冷之后再说，那时才可能对局势的需要作出较为公允的估量。

而眼下人心浮动：永久定都北京、迁都南京、又或迁都武昌，各有热心的主张者。作为折中，也有人提出天津。但这个法子除了迁移的花费一项之外虽说无可指摘，却也实在没有多少可取之处。采用它，反倒足以证明眼界之窄、心思之不通情理，这对中国人不是什么光彩，对新政权也算不得好兆头。

不幸的是，几乎人人都有一种就窄处着眼来对待此事的倾向。共和党的不同派别高声主张南京或武昌各自的资格；不过除了对一个近乎十八省中心的国都怀着几分正当的情感之外，他们多半主要是出于一种心思：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保住南方势力的支配地位。又据说上海的商界人士极力主张迁都南京合乎大局的利益——他们无疑从中看出了上海商务的大好处。同样，汉口与天津若也被请去发表意见，大概也会看出武昌与北京的种种好处来。

然而显而易见，这样一桩大事的决断，不该由中国舆论中的任何一派说了算；至于几个大商埠的意见，多少总要受各自利害的左右，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重视的理由。它们的意见若真有分量，那么尽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天津乃是北京的口岸，某些方面正是因此才发达起来的，它的既得利益应当居于首位；更不必说北京自身的既得利益了——没有重大缘故，是不该让它受损的。

其实，判定一国政府所在之地的种种考量，必须到高得多的层面上去寻。它们必须超乎地方的利害与省际的争胜之上。有许多点需要斟酌。事势之便、战略之需、财用之省与人心之所系，没有一项可以撇开不问，都有资格由摆脱了成见的头脑仔细掂量。

然而在当时那个关头，这样一种心境是最不能指望的；所幸事势的推移——下文便可看到——合力把这一决断推迟了。趁这工夫，我们不妨把几个争都之城的短长看上一眼。

印度帝国把国都从加尔各答迁到德里，那是一桩无可抗拒的、诉诸想象力的事例。可惜中国没有哪一座城池同样能把人心拢在一处。武昌作为一大商埠，有久远而光荣的历史。远在汉阳、汉口出现之前，它已是一座大城；汉阳、汉口实在是它的儿女。它至今仍是大城，但并无特别的历史趣味；在新共和国的人民心中，能与它相连的情感，只有一桩：那注定要把旧政权推倒的第一记大而成功的打击，是在这里击出的。

南京则不然，它曾几度做过中国的国都。三世纪时，它是吴国的国都——彼时中国分为三国，吴居其中。稍后自公元三一七年至五八二年，四朝相继，它都是王室所在；而前面已经说过，十五世纪明朝——最后一个纯粹汉人的王朝——治下，它做了三十五年的国都。明太祖既已推翻蒙古之轭，便选定回到这座古老而纯粹属于汉人的城市；由此它仿佛成了摆脱异族征服者统治的一个象征。明故宫与开国之君的陵寝至今犹存，是这座城池帝王往昔的两大遗迹。

时至今日，某些南方人对南京那几乎带着热狂的拥护，究竟有多少是出于真情，实在难说；不过不妨冒昧作一推测：除了要保住南方势力的雄心之外，这份热狂至少有一半该归因于对满人的憎恨，并由满人而及于他们盘踞了这么久的那座城，而不尽是对南方之都的眷爱。心气平和些的时候，他们对北京的感召或许不至于那样视而不见。北京也有汉家帝王的传统。论做国都，它虽不能像南京那样早，却有将近八个世纪身为政府所在之地的记录。远在一二六四年，它便成了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的国都；除去前面提到的明初两朝那短短三十五年之外，它一直是治权的所在。明朝开国之君虽认为舍它而就南京为宜，但第三位皇帝永乐——他是明朝最伟大的皇帝之一，论明智也不落人后——很清楚把国都设在北方的便利，于是再度把政府迁回北京。除此之外，北京还是一座壮丽的城池，论历史趣味之富，或许全中国无出其右。城墙之内，古迹众多；西北数里之外，则有明陵的壮伟。群山环抱如一座巨大的剧场，作马蹄形张开，其间埋着最后一个汉人帝室的十三位死者，仿佛在那里守望着，等着本族征服者的归来。

征服者来了；或者不如说，征服已经成就。那形式或许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但那毕竟是一场汉人的征服。平心而论，在异族久踞之地把主权归还给中国人民，在感召想象力这一点上，恐怕要胜过单单从一座城的脚下抖去尘土——那座城除了短短几年之外，原是中国史上最伟大的王朝之一的国都。

这类事情，在不同的人心里会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长江以北，供奉在人们心里的国都是北京。在南方，大体说来是南京，另有少数人主张武昌。

于是这试金石只好到别处去找：要问的是，怎样的方略最为合宜，最能促成进步。

有人主张：上海是中国的商业之都，就通则而论，它与政府所在地靠得近些，是特别合宜的；并把它与南京的关系比作纽约与华盛顿。又有人主张：北京僻在一隅，而南京地处长江之上，是通商大埠，与外界的往来也更密切。由此而生出一说：外来的种种影响，可以更便捷地达于帝国的心脏，再由此渗入民间。

在从前，这番议论或许还有几分道理，因为南京水陆两便。但近代的交通工具已把这一切改变了。若论把影响辐射到中国十八省去，武昌的位置要好得多。而武昌若是中国本部的真正中心，北京同样是中国广袤版图的真正中心。它至少和南方那两个对手一样容易成为一个中心，把近代思想之光辐射出去。它交通便利，是许多铁路的枢纽，它的古迹吸引着各国的人。

不过这里又大半是各执一见的事，因此最后的试金石只能到实用的原则里去找。人们将会发现，这些原则把此事判给北京，似乎再无可置疑。省费、便利与战略需要这几项实在的考量，看来都在宣告：北京本质上正是政府应在之地。

首先，庞大而繁复的政府机器已经有了现成的屋宇。近年来又按欧式盖了些造价不菲的建筑，在官署上花了不少钱。以中国目前的财政情形而论，另起一座新国都这笔额外的负担，若无重大缘故，是不能理直气壮地担起来的。

论施政之便，北京有两项长处。其一，气候极好。其二，铁路已使它成为通往各地的中枢。就这一点说，南京无论与武昌还是与北京都比不了，而它地理上的位置，也使它永远不可能有那样高度的集中。至于武昌与北京之间，细加分析便可发现，交通一项目前的天平稍稍偏向北京。自南边汇聚而来的，一是汉口来的中路大干线——这条线注定要延展到极南的广州，并与一条深入迄今几乎闭塞的四川省的铁路接通；二是天津至浦口的东路干线。东北方来的是关外的京奉诸路，与满洲、西伯利亚相衔接；西北方则有通张家口的一线，革命爆发之前正在迅速推进，向西为蒙古开路。日后的种种发展或许会把这方面的差距拉平，使武昌与北京并驾，那时两者之间便所差无几了。

这就引到最后、或许也是最要紧的一个问题：局势的战略需要。不要以为共和之下的中国领土，就会比帝制之下少几分让人眼馋。列国依旧会用贪婪的目光盯住那些他们心里或许早已划归自己的地方。不必说得更明白了。被瓜分的危险主要来自北方，那里人口较稀，政府的把握较松。把国都迁往南方，只会使这把握更松。政府所在之地乃是一国的重心。人们或许会设法分散权力，在边远之处设立强有力的重镇，仿佛一种守边的方伯；但这个趋势不是这样对付得了的。国都若在南京或武昌，对各大属地的把握必定日渐松弛，直到有一天，或许就永远失掉了。

（原注：这一看法是在这场争论眼看要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形成的，此处不妨说明一句，想来可以见谅。它是对争都各城的资格作一番公允掂量的尝试，实际上也就是去年二月二十七日写于北京、投给《经济学人》的一篇文字的大意。其后事势的推移与进一步的思量，只是使笔者益发相信此说之不谬。它还得到了几位中国思想家颇为难得的赞同——以他们的出身与环境而论，本该情愿去拥护南京的资格，然而当南方在这个题目上的情绪几乎成了狂热的时候，他们却显出了难得的诚实与独立。）

三十五北方的大火

南京的代表们于二月二十七日午后不久抵京，是由天津乘专车来的，前一夜在天津过的。他们所受的礼遇无微不至。连前门的中央大门洞——鞑靼城的正门——也为他们洞开。这是一个含蓄的表示，显出天地已经变了。从前平常走的是旁门，中间那几座门开在一条笔直的长街上，自汉城城墙正中的大南门直通到紫禁城的宫门，向来只为皇家人物开启。还有一层对照也颇触目：几个穿西服的中国人，间杂着几身军装，那副不事张扬的气象，与帝王出巡时那种花哨的排场，恰成两样。

与袁先生——此后我们只好这样称呼他了——的第一次会见在当日下午，仪节纯属应酬。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先生向大总统致了一篇简短的词，并递上孙前大总统的一封信。王正廷先生——他在武昌曾是黎元洪将军最倚重的助手之一——也呈上黎将军的一封信。大总统答词，对于加于己身的这一莫大荣誉备致谢忱，并表示希望能协助他们把理想化为事实。同时他又以调和的口吻提到，打算不日南下访问南京。不过在国都问题上，袁先生仍持原议，从财用与战略着眼，主张仍都北京。

僵局自然随之而来；要解开它，唯一的指望在黎元洪将军身上——据说他几经熟虑，已倾向于把自己的分量压在北京一边。此时似乎有人请他出面，设法说动主张迁都南京的人接受仍都北京的原则。人们向他指出：这个问题使南北分裂，有把中国拖入无政府状态之虞。又说：民间较为开通的那几个阶层，在选定北京一事上是一致的。南京方面那些人的固执，不但显出他们眼界之窄，而且在众望所归的利益统一之路上横下一块绊脚石。

事情正僵在这里，讨论却被一个全然意想不到的方面的变故暂时打断了。北方军队中的若干部分突然完全脱了羁勒，放手去满足他们劫掠与毁坏的本能。数日之内，华北几座最秀美的城市中最富庶的地段被洗劫一空，化为灰烬。乡间也未能幸免。许多地方，兵匪在城里逞够了意，便与各处纠合来的地痞一同散向乡野，所过之处留下一片破败与悲苦。这场蔓延华北、四面播散荒凉的大火，令人想起一九〇〇年拳民的暴行，所幸其起因与其力量所趋的渠道，是全然不同的。

祸乱的主流起自北京，不过下文便可看到，别处的乱子也几乎同时发作，有些地点甚至更早。

二月二十九日傍晚七时许，驻扎在外务部新楼——袁世凯的住所——附近的第三镇官兵突然哗变。他们分头涌出，有条不紊地劫掠起来。此后的情形表明，他们是约定在三处地点同时动手的。一路人马闯入哈德门大街一带繁盛的商区——那条大道自北而南贯穿鞑靼城的东半部——凡疑有财物的铺户与住宅，无不破门抢掠。据《京津泰晤士报》驻京访员的记述（下文多取材于此），有好些铺主不能及时交出足以餍足来客的财物，便遭到粗暴对待，个别的还被枪击或刺死。不出一个钟头，哈德门大街与从它分岔出去的那些胡同已是一片惨象。家具、门窗、瓷器、玻璃器皿尽遭砸毁；继而数处起火，多在外务部附近，那里很快便笼在一团浓烟之中。火光高高映上半天。所幸风势极微，否则北京势必化为焦土。

与此同时，另一伙兵士约摸上千人，开到长安大街——即「永安的大道」——那条街与哈德门大街平行而偏西，约在它与皇城墙之间。他们在那一带放开了手脚，由熟知哪几处殷实的洋车夫引路，自这家铺子抢到那家铺子；人数渐渐稀少，因为但凡抢足了拿不动的，便自行走了。半个钟头之后，街东一处市场被纵了火。那里的房屋大半是木造的，转眼间一场大火把四周照得通明，景象之炽烈令人瞠目。紫禁城的黄瓦亮得像金子。瓦上可以望见许多人影在看火，心里想必怀着不小的惶恐，猜不透这场乱子究竟从何而起。然而这不过是个先声；此后那一带接连起火，直到过了午夜，单是那一片就烧得精光的房屋便有数百间。皇城的东门——东华门——早早便做了牺牲，教人隐约想起十多年前那不可磨灭的一幕：厚重的前门毁于拳民的怒火。

景象骇人，而一夜的勾当还在继续。其中最奇的一节，莫过于外国人的性命与财产所受到的顾忌。被劫的人家，主人在烟火的红光里四处寻觅栖身之所；成伙的劫掠者随一时的冲动或怂恿东奔西窜，留下一条越拖越宽的毁坏之迹；就在这中间，一队队整肃的外国军队，有骑马的，有徒步的，迅速而静默地穿过乱众，并不去干涉，只把散居城中的外国人接进使馆区去。四面则是持续不断的枪声噼啪：劫掠者惯于放上一二十枪，好把住户吓得不敢抵拒，自己也好下手。

第三路人马在前门外动的手，那条汉城的大街两旁尽是殷实的铺户与住宅。在此处劫掠者只烧了一家铺子，但所造成的损害仍旧骇人。所幸姜桂题的通州旧军驻在近旁，这些穿蓝号衣的兵素与第三镇为仇，此时出动弹压，把哗变的兵约束在一定范围之内，颇有功劳。

入夜不久，大批并未鼓噪、据信还靠得住的军队被分头派出去弹压。然而多数情形之下，满城可劫的机会实在难以抵拒。巡警也扔掉号衣与帽子加了进去；成千的苦力与游民更把劫掠者的队伍胀成一群无从约束的乱民。就像一场已经烧旺的大火，是拦不住的了，只能听它自己烧尽；唯一的指望是不让它蔓延。将近天明，枪声减成零星的几响，间或在需要示威的地方放上一排。早在一点钟，便有成群的人开始出城。人人牵着一匹驮满赃物的马，脸上的神气像是自知一夜的活儿干得不坏。

不过闹事的始作俑者虽已散去，事情却还没有完。这股病气已经传得太广，天光大亮之后，城郊仍有断续的劫掠。

白天过去，秩序渐复。但那是惶惧中的安静，而不是出于安全之感、或是对秩序重建抱有信心的安静。姜桂题将军的部队被调进城来维持治安，又在情势所许的范围内议定了别的若干措置。

对袁世凯来说，这是一个让他痛感羞辱的局面；把这份羞辱说得最切的，莫过于他向北京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及其他侨民所发的下面这则通告：——

「此次意外之变，实令鄙人痛心。保全京师之治安，本为鄙人首要职责之一，迄今幸未有失。诸君远客异邦，尤愿申致诚恳之歉忱。现已竭尽一切防范之法，以杜乱事之再起。」

然而入夜，人们所预料的乱子果然又来了。前一夜，城东已遭无情的劫掠与焚烧。皇城幸免，因为禁卫军守在岗位上不动，毫无摇摆之象。城西也幸免了，因为皇城是横在鞑靼城心脏部位的一大方块，隔断了东西两半之间的往来。可是城西——俗称西城——不过是留到第二夜去遭同样的劫数罢了。带头的又是第三镇的兵，他们先攻了一家大当铺。由此病气蔓延开来，一群穿号衣的人带着满城的渣滓，把西城那些幽美的院落糟蹋得一片狼藉。西城大体是住宅之区，东城则多是买卖之地。西城有许多中国旧式住宅的佳例，庭院轩敞，园林别致，既动人遐想，又悦人心目。在那里可以见到一种庄重与安详，正是另一个时代书卷之气的典型——那是个已有数百年之久、如今正迅速消逝的时代，却也是中华民族所承之业中最美好、最能使人向上的传统之一。抢劫与火在这里也做了它们的活儿；北京的早晨所照见的，是一片凄惨的荒败——凡一颗贪看刺激的人心所愿领教的，莫过于此。

两夜之间，这座大城最好的几片地方都留下了疤痕。说来也是一种离奇的讽刺：几个星期以来，汉人与满人的浮财纷纷存入使馆区的银行与洋行，而使馆区竟独得保全；被人痛恨的满人那座金碧辉煌的家——皇城——也独得保全。一边是外国卫队太不好惹，另一边是禁卫军——这支队伍也不可轻视——荷枪立于皇城墙内，真要动手也未必不肯。受害的却是些与人无争、往往又较为贫寒而无势的居民，许多人把所有的一切都赔进去了。

这件事鲜明地说明了这场乱事的原始性质，说明了它毫无政治意味。人们只想使自己发财，便去寻最容易到手的猎物。

北京的祸乱至此算是过了最凶的一关，随后便传到别的城市。天津这北方的一大商埠，轻易地做了牺牲。三月二日星期六夜间——正在北京之祸发作后四十八小时——乱事起了；据说起因是京中同袍的作为传到了此地，又有几个劫掠者取道天津回乡，从旁怂恿。

乱子起初只在河北一隅，规模不大。然而不多时病气便蔓延开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城内巡警、军警，甚至总督的卫队，加上满城的渣滓为之助势，都动手抢劫、肆意毁坏起来。

天津城——指原来的那座城，即城墙以内的「城里」——位在南运河南岸稍靠里的地方，靠近它与白河交汇之处。一九〇〇年联军攻下此城后，由临时政府管理，城墙被拆毁了，一半是作为一种儆戒，一半是为免日后万一再有必要攻城时重蹈联军当年的困难。城墙的旧址辟成了四条大马路，如今有电车行驶其上，与河岸下游一带的外国租界相通。不过这方形的一块地方，在人口稠密的「天津城」中只占一部分。城外的关厢四面伸展开去；如今最富庶的街区以及主要的衙署与公所，都在旧城区之外。

北面古城界上的马路（这几条大道即以「马路」为名）与南运河之间，是估衣街，俗称「旧衣街」，数百家铺子里堆满了名贵皮货、字画，以及古雅而值钱的玩器。与它首尾相接、分列两侧的，是银号、钱庄与当铺所在的街道。

南运河上横着一座桥，名金华桥，即「金花之桥」，通称铁桥。自南岸过桥，左手是海关道台的衙门。这条街唤作大胡同，即「大巷」，其中的铺面是天津最好的几家。大胡同长约三分之一英里，尽头便到白河；白河上也有一座铁桥，叫金钢桥，即「金瓶之桥」，外国人惯称总督桥。桥那边是总督路，一条壮阔的近代大道，直通京奉铁路的城站——津浦线在那里接轨——再往前又有一条地道。

总督衙门、造币厂、劝业会场、咨议局的议事堂、京奉与津浦两路的办公处，以及直隶工艺道的要紧局所，大半设在堂皇的近代楼房之中，全都聚在这河北——即「河之北」——一带；铁路的发展已判定此处是将来生长之所在。

劫掠便是从这一带开的头。由此越过总督桥，蔓延到大胡同。到十一点钟，各处开始起火——抢劫与暴行的必然收场。不过几个钟头，这条短而稠密、繁盛的通衢几乎被烧成了空壳。路西只有河岸上海关道台的衙门得免；路东仅有正对衙门的街角两所房子存留下来，标明法纪的代表在这里曾对乱众的暴行作过一点点抵挡。

与此同时，几股劫掠者把心思转到了造币厂，随后又转到铁路的办公处，因为都相信这两处的库房里存有大笔银钱。铁路办公处得救了，是英租界开来的一连萨默塞特轻步兵赶到，恰好在它将被占据之际。造币厂却是一座新造的好楼，花大钱装配了最上等的近代机器，结果在被搬走约莫五十万元之后，彻底毁掉了。那必定是一番从容不迫而又执着的功夫，极好地说明了这些劫掠行径进行得何等有恃无恐：要取到那笔银钱，得把一堵实砖墙凿穿一个洞；纵然人手既多又肯出力，搬运也必定费了不少工夫。

在这些事情进行的同时，估衣街与它那几条殷富的延伸街道也遭了同样的劫数。劫掠又沿北马路蔓延开去，那条大街即昔日北面城墙所在。街上有一座洋式的大市场，被烧得干干净净；第二天景象格外瘆人：一个不幸困在里面的人的焦尸，坐在楼上窗台的边沿——他不是吓破了胆被烧死，便是窒息而亡，或者是在逃命时被枪击中了。

过了这一带，毁坏便只是零星的了，但最富庶的商区已毁掉大半。所幸丧命的人相对不算多。人们并不是出来杀人的，他们的目的是发财。抵抗自然招来暴行；而穿号衣、带武器的人——其中有些还是正在当班的巡警——借着自己的身分抢掠平民，这样的事例不少，而且不问对方是劫掠者，还是只带着几件随身什物逃命的可怜虫——那几件东西说不定就是他破家之后所剩的全部。想来有不少与人无争的人，就这样被这些穿号衣的强盗——这些拿着公家饷银、本该助人护人的公仆——狠心打死了。

要到第二天早上，这场乱事的可怖才完全显露出来。夜里看去，那是一幕景象，惊心而且几乎称得上壮丽；可是白日的冷光照在犹自阴燃的灰烬与那些开裂欲倒的墙垣上时，它便成了一个令人心碎的荒败与毁灭的故事。

而华北的毁坏账目至此还没有算完。消息传来：星期五夜间，直隶省城保定府的毁灭已经开始，星期六夜间便告完成。石家庄——革命前期因吴禄贞将军遇害一事已引起过注意——也遭了同样的劫数，铺户与住宅无一幸免。

在北京城外数里的丰台，那里有一批大货栈，专存由西路商道与张家口铁路自内地运往天津市场的货物，劫掠也发生了，程度稍轻。有一阵，铁路产业以及北京通海的这条命脉颇有些危险，虽然沿线间隔处有一连萨默塞特兵与各国军队的哨卡。不过危险终于消解，那是皇家因尼斯基林火枪团的功劳：三月三日星期日，他们由天津乘车开到丰台，限那些抢掠的兵一个钟头内走人——这番邀请，兵们觉得还是接受为妙。

那几天里各地所出的暴行，要摘录起来可以写满许多页。所幸有一项因素是没有的；在这一片灾难的局面里，这也是中国人唯一可以自庆的一面：实际上并未生出外交上的纠葛，虽然有两桩极可痛惜的事，致使天津医界的名医施赖尔博士与英国圣公会的戴牧师丧了命。

施赖尔博士是在天津乱起时进城帮助友人而遇难的，中枪的情形可以说近乎意外。戴先生随华北主教史嘉乐主教与休斯牧师出外巡视教务，不幸与休斯牧师一同卷入了同哗变士兵的争执——这原不是他们的过失。他们退入一家客栈，又遭攻击，戴先生便也中枪身亡。

从这些惨痛的插曲，我们须转过来考究这一连串乱事的起因；关于起因，说法不一。有人断言，北京第三镇的哗变出于满人的阴谋，他们暗中派人挑动易于激动的兵士，指望造成一种可资利用的局面，以图满人的复辟。也有人说，袁世凯的军队是用这个法子来表示他们反对他离开北方。袁世凯的批评者甚至几乎指他是为自己的目的故意制造波澜：说是由一位亲信将领策动一场小规模的乱子，虽会即刻弹压下去，却足以向南京的代表证明袁世凯非留在北京不可。然而支持这一指控的证据，其分量不足以使人信服；把哪怕一点点猜测建在这样的根基上，既不公道，也不稳妥。接受这种说法，实在是既误解了袁世凯的性情，也误解了局中的主导因素。论轻率，他是所有人中最少的一个。他深知本国人，也知道自己地位的力量大半在于他对军队那无可争议的控制，以及他在列强眼中所代表的东西。中国的乱源滋长之速，以及让军队尝到自身力量的危险，没有谁比他更明白。袁世凯最严厉的批评者指责他趋时投机、不择手段，却从来没有指责过他愚蠢。为向南京代表证明他必须留在北方，他或许肯在任何方向上走得很远；但若说他会参与一桩其后果既是难以言状的罪行、又是绝大的失策的事，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况且似乎也不必为这场乱事去寻这样的解释：它看来全无政治意味，乃是自然之因所生的结果。直接的起因，各处自然不同。但把全国各地这场祸乱的情形细加审视，该得的结论便毫无可疑。粗略地说，这些哗变的动力是不满，是怕错过那个似乎已经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借洗劫富城而迅速挣得一份家业的机会。兵士中间早已知道：他们中许多人不久便要被裁撤，而饷银无论如何是要减的。第三镇有几个团新近从汉口、汉阳回来，曾隔着大江，对武昌的财富投去贪婪的目光。那座大城本已在他们掌握之中，却不得不缩手。如今又要减饷。换句话说，他们的用处已经用完，而自以为该得的却没有得到。同样，第二镇回驻永平府的经过，也为这一结论添了一份佐证。他们是二月中旬到的，赶上了十八日的中国新年。不出一个星期——也就是在北京乱事之前数日——他们并无什么明显的由头，便扑向与人无争的乡间，把自己在上峰那里所受的失望，拿百姓的身家来补偿。张家口也闹了事，解释同样简单：兵士发觉自己成了局面的主人，便把城市挟持起来勒索，借着自己的地位替自己谋好处。别处也是如此；凡不曾自行发难的，不久也就从别处染上了这股病气。

换言之，这一时期席卷全国的这一连串灾祸，不过是把中国新军军纪的真相摆出来给人看，并且预示了：一旦强硬之手松开或撤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乱子。

三十六治国的难题

大难当前，人们总会聚拢起来，把分歧搁下；自保之需驱使着他们，至少在一时之间，计议归于一致，行动归于一体。这一次也没有例外。关于要大总统南下宣誓就职的要求，此后再无人提起。代表们接连电告南京：眼下万不可要袁世凯离开北方，并力主就在北京举行宣誓之礼。

在这种情形之下，南京的领袖们不得不予以默认。三月十日星期日下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誓典礼便在外务部新楼举行。

典礼是简单的。凡国家大典所有的那种绚烂排场，这里一概没有。场面上实在是缺色彩。共和国尚未得到列强的承认，因此并无外国公使与武官的制服。再者，除军官自然是例外之外，中国人大半穿了西方那身沉暗的礼服——长礼服；穿本国宽袍的极少，而以中国官场沿袭已久的那种华美式样穿的，一个也没有。

不过典礼虽静，却不失庄重。会场上有一种恳挚之气，使这番仪节带上了一种真实感——若非如此，怕是不会有的；这气象也表明众人体会到了此举的重大，纵然仪式流于敷衍，也没能把这份体会夺去。

主事者曾力求使到会的人尽可能具有代表性。

「到场者有南京代表团诸员，黎元洪副总统及各省都督的代表，北京各部院的总长、次长，满、蒙、汉八旗的都统，统率各军、各镇、各协、各标的军官，海军的提督与舰长，统率军警及左右两翼的将领，顺天府尹，大兴、宛平两县知县，各省在京绅士（每省一人），满、蒙、回、藏绅士各二人，总商会代表二人，以及代表北京居民的地方自治会代表二人。

「众人各就其位站定之后，由两名赞礼者引大总统至礼堂中央，面南而立。堂中诸人向大总统一鞠躬，大总统答之以同礼。大总统随即宣读誓词如下：——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此志愿，率履勿渝。俟国民选举大总统举定，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此文书署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日，由袁世凯签名钤印，随即交与代表蔡元培。

「蔡先生接受此文书后，对大总统的才具备极推重，并表示希望大总统日后能得便南下一行。大总统答称：自愧德薄，又不敢自信其能，乃蒙孙大总统推举为总统；孙大总统之谦挹，国人所共知，故己之膺此重任，益增惶恐。随后他对南京代表团代表他们自己并代表孙大总统所致的祝贺申谢，遂退。」

（原注：即满人当年用以征服中国的那支军队之后裔所组成的、早已衰朽的队伍。）

（原注：见附录乙。）

（原注：汉、满、蒙、回、藏五族，在共和国新的五色旗上分别以红、黄、蓝、白、黑五色为表。）

（原注： 《北京每日新闻》，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

袁世凯就这样终于正式立于临时大总统之位。三日之后，他在南京方面的大力赞同下，任命唐绍仪先生为国务总理。这又是一步进展；可是商议那些本尽可以暂时搁置的事，已耗去了许多宝贵的光阴。南下南京之行，从形式着眼虽属可取，却并不体现什么要紧的原则；而国都的定位，本来就非经过许多时日不能决断。

不幸的是，这一耽搁恰好给了那股不安定之气所需要的机会，使它弥漫全国。倘若自退位之日起，南北领袖之间便有某种真正的协同与合作，此后的许多乱子几乎肯定可以避免。事实却是：在新秩序的实感尚未打动人们的想象之前，他们倒先得了工夫，去琢磨这场新变故与自己的私利有何干系。更要紧的是，他们得以看出新政权的软弱，以及它身上所蕴含的那份闹乱子的巨大可能。

就军队而言，北方的后果如何，前面已经看到了。这些暴行此后又要在南方重演一遍，而当局手中却没有同样便利的手段去制止。在北方，外国军队的存在对政府是一大助力。在北京，应大总统之请，外国出动大队示威，对恢复秩序颇有功效；在天津，外国军队也给了地方当局以实在的助力来弹压全城。可是在南方，这样的道义与实力的凭借是没有的，政府不久便面临一个极其严重的局面。

（原注：三月间广州、上海、苏州、武昌等处均报有骚乱，四月中旬南京更出了一场规模甚大的乱事。所幸黄兴新近已被任为南军总司令（见后文），他以毫不容情的严厉把这场乱子压了下去。据报被处决的江西兵在二百人以上。）

然而维持治安、保障生命财产，并不是治国的唯一难题。说来也怪，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不是头一个难题。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比它更重，一个也几乎同样要紧。前者，是非把筹措足额款项的办法办妥不可——没有钱，秩序既维持不住，任何重建的举措也无从着手。后者，是要尽早把政府这副机器凑齐——至少凑到暂时能凑到的程度——好让人们亲眼见到退位确是真的，也好让人心对新秩序的实在安定下来。

在财政方面，交涉已进行了一段时日，朝着目标似乎也已有了实在的进展。二月下半月，署理财政总长周自齐先生曾向四国银行团驻京的代表们接洽，想筹得一连串垫款，以助临时政府渡过重建时期。唐绍仪先生随南京代表自南方抵京后，便接手了这场交涉，二月二十七日与银行团代表作了第一次会晤。周自齐先生此前已告知银行团：南京当局急需七百万两；重建时期政府每月约需六百四十万两。唐先生证实了这一点，又添上一笔以应北京之需，并明确说出款项何时需用。上文所说的七百万两——约合英金百万镑——之中，南京须立即得两百万两，余数三月间需用。同月北京需三百万两；四、五、六三个月确定需要，至于七、八两月，就目前所能预见的情形看，也须按周先生所说的数目垫付，即每月六百四十万两。

不过唐先生所想的，除了应付眼前的难关之外，还有别的。他深知国家百废待举，样样都要钱，便请银行家们就一笔巨额的重建借款发表意见：这笔款不少于五分之四须用于能生利的建设，余数用于陆军、海军与教育。唐先生提出六千万镑的数目，并建议分期借拨，摊在五年之内。

银行家们答应把这些提议转呈本部，又因唐先生陈说事势紧急，便允诺立即垫付南京所需的两百万两，凭南京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先生的收据，据说此收据将尽快换成国库券。南京当局于二月二十八日收到了这笔款。

不幸的是，电致欧美的询问，过了几天才有回音。上一章所述的那些变故，给公众的信心以沉重打击，而这样大的提议，若不把一切因素慎重掂量，是不能贸然承担的。

其间，三月二日，周自齐先生又向银行家们紧急申请一百零一万五千两，用以支付中国各驻外使馆、领事馆的薪俸与费用；更要紧的是，要给满、汉军队发半个月的犒赏。依古来的成例，这笔钱本应在二月中旬中国新年之际发放，至今虽一直拖着未发，但在眼下的情形之下，让兵士心存怨望是危险的。银行团代表深知这番道理不错，便急电本部，请授权在大局未决之前先行垫付此款。

三月二日是星期六。此后一周之内，欧美的授权陆续到来；到下一个星期六，即三月九日，银行家们已能把一百一十万两交政府支用。

此事以一函通知大总统，函中开列了准予通融的四项条件。同日即有一件盖有袁世凯印信的公文复函，逐条予以确认；为求更明白起见，不妨全文照录。

「中华民国

「大总统府

「北京，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

「致汇丰银行经理熙礼尔君（圣迈克尔及圣乔治三等勋位）、东方汇理银行经理喀森那甫君、德华银行柯达士君、美国团特派代表司戴德君台鉴：

「顷接台端本日来函，内称贵行已获各该国政府许可，可依三月二日署理财政总长致贵行函中所陈，垫付中国临时政府急需之款；现贵行准备凭财政部收据，以上海规元银一百一十万两（上海规元一、一〇〇、〇〇〇两）听候中国临时政府支用。所拟支付此款之办法，业已阅悉。

「兹议定并同意如下：

「一、上述一百一十万两上海规元之垫款，应与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垫付中国临时政府之二百万两上海规元合并办理，其英镑汇价由上海各行于本日议定。

「二、此项一百一十万两上海规元之垫款，与上述二百万两上海规元之前项垫款相同，俟办法许可时，即以一九一二年三月九日为期之英镑国库券交与各行为凭；其数额应以议定之贴现率折算后，恰足抵上述垫款之英镑数。该项国库券以盐税为担保，但须在现有各项负担之后。

「三、四国团业经受托筹措之中国政府三、四、五、六及或七、八各月之续需款项，各行得有确定之承办权，另以英镑国库券交付，条件另议。

「四、鉴于各团于中国此次危急之际所予之助力，及其在外国市场上维持中国信用之劳，中国政府允予各团以确定之承办权，承办前已向其提议之整理全国事务之大借款（惟其条件须与他处所能得者同样优厚），此项借款应尽速发行，所得之款首先用以偿付上述英镑国库券。

「以上各项办法与条件，兹予确认，即请贵行照此迅速办理。

「此致

（签名）袁世凯

（印）」

（原注：此处应作一说明：两的成色各有不同。银行团所有的垫款都以上海规元计算，而政府的具体要求有时以库平两计算，两者之间约有千分之几的差额。此次即是如此，表面上的出入由此而来。）

银行家们收到这一保证之后，便把一百一十万两交付中国政府。

两日之后，即三月十一日，唐先生告知银行家：大总统急盼为武昌再筹一笔借款或垫款五百万两，其中一百万两须在十日之内到手，余数不得迟于四月中旬。这一请求也转呈了欧洲与纽约。

三月十三日，久候的答复终于到了，它授权照所指明的路子把中国的财政安排办妥；次日便正式通知了唐先生。

事情至此，已走到一个有望得出圆满结局的地步。中国得以偿付当前的债负，并得到把自身财源按稳健的路子重加整理的手段，这条路已经铺平。自然，不能以为一切摩擦的由头从此就没有了。恰恰相反，一旦议到条件，外国银根市场的要求与中国人的敏感之间难于调和，必定生出分歧，这是尽可以料定的。不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银行团驻京的代表，个个都是深明此间事势的人，尽可以指望他们把自己的影响用在体谅的一边。有关各行为保全中国的信用，已有几次自掏本钱代付到期的息票；若说银行团助华的诚意与善意还需要更多的例证，那么最好的例证莫过于他们已经邀请日本与俄国加入这一联合，从而把中国财政国际化这件好事又推进一步，并有使它减去政治意味之效。诚然，有些意见极可尊重的权威人士认为：此举把中国大部分地置于世界其余各国的支配之下，反倒削弱了中国。但在另一面，它毕竟可以减少某些变局之下「疯狂抢夺」的风险，从而有助于维持中国的完整；至少在眼下，这似乎是两害之中的轻者。

（原注：只有一处无关紧要的分歧。武昌所需的五百万两之中，两百万两用作兵饷，余数用以收回武昌革命政府所发的钞票。银行团提议先拨军用之款，钞票一项则留待日后在整理全局的计划之内办理，因为那要牵涉到财政的整顿以及这一类事项的调处。）

不幸的是，这一局面所激起的正当指望，注定要被推迟。就在与四国联合交涉之际，另有一家财团——驻京由华比银行代表，据说其中也有英、俄资本——也被接洽过；据唐先生后来所说，二月间中国政府与这家财团已订立了一份草约。三月十四日，财政总长与华比银行签订正式合同，其中述及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日的草约，并经临时大总统批准。此合同订明借款一百万英镑，九七折，一年偿还，期内年息五厘。据可靠的报道，合同第十五条订有一项范围很宽的优先权，文曰：

「该银行既于中国需款之际订立此约以助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特许该银行以优先之权：嗣后中国如举借他款，若该银行条件与他行相同，应先归该银行承办，惟此项借款之数不得逾五百万镑。如本约签订十二个月后所发公债售价良好，则借款至少五百万镑，并应并入一千万镑之借款内。嗣后中国如举借他款，该银行条件若与他行相同，中国政府即令该银行承办。」

这一条的意思，有几处或许略嫌晦涩，但其大体的效力是明白的。中国此时已把承办权同时给了四国银行团与华比银行，除「条件须与他处所能得的最优者相等」一项之外，别无约束。

三月十五日，唐先生与四国银行团代表会商。此时关于后来所谓「比国借款」已经议定的传闻四起，有人问唐先生此事是否属实。这位此时已做了国务总理的唐先生，不得不承认确有此约；面对银行团正式的抗议，他设法为所走的这条路辩解。

这一次唐先生的说法是：其一，北京乱事之际，四国的银行家拒绝相助，逼得他不得不另寻门路。其二，他声称在三月九日与银行团订约之前，已与比方签有草约，比方因此享有在先而更为有效的权利。

次日，即三月十六日，据后来所知，比国正式合同的文本被秘密电告南京，请参议院批准——那时参议院尚在，并且正强硬地主张自己的权柄。当时的解释是：「因奉天、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及广东各省均在索款，而四国财团于今后五个月内每月仅许六百四十万两，不敷甚巨，故须另筹此项专款。」最后，唐先生把政府此举归因于双方的误会。

然而说实话，这个立场从哪一面看都站不住。对唐先生第一点主张的答复，只须指出一桩银行团所述、而从未被认真否认的事实：在三月二日以前，中国方面根本不曾提出过求助；到了那一天，周自齐先生致函银行家，函中以抱歉的口吻提到时局，说「大总统深知当此扰攘之秋」，银行家不与各该国公使商议是难以照准的；而这项助力其后也如期而至。第二点主张同样不难驳倒：若二月间果与华比银行订有约束力的合同，那么继续与四国银行团交涉，并因而得到两百万两、尤其是一百一十万两的垫款，这种行径就只能用很难听的粗话来形容了。至于向南京参议院所作的解释，只须再提一提事实：银行团已允按中国政府全部所需的数目供给款项，而每月六百四十万两并非银行团的数目，乃是周自齐与唐绍仪两位先生自己说出来的。最后，各项文书明白之至，无从误会；而无论四国联合抑或华比银行所代表的那家财团，其用意都是断无误解之可能的：两边都一心要在中国财政这块地面上取得独占之权。

（原注：有人在一篇署名「贝贝贝」（据说即裴式楷爵士）的文章里提出，误会或许是翻译上生出来的。然而中国政府似乎从来也没有作过这样的解释；即便作了，这说法固然可以为不懂英文的大总统开脱，却不能适用于经手这些事务的其他官员。）

唐先生固然被人——无论公道与否——把造成这一僵局的全部恶名都泼到了身上，他的方略不但无可辩护，而且该受最严厉的责备；不过若就此一笔带过，不说一句造成这番人性弱点的情形，也未免不公。他的作为无疑既使他见责于仇敌，也见责于同情者与朋友——而我们尽可以相信，他也只愿凭自己的作为受人评判；但公道似乎要求我们至少把这幅图画的背面看上一眼。不能以为唐先生是那种没有实在缘故就会走上一条给自己与国家招来这许多恶名的路的人。把局中的种种因素看一看，似乎不无可能：南北之间新近的调处以及尚待调处的事项，生出了用钱的需要。这类需要或许要即刻付款，或许完全正当，却不便公开。这样的债负若真有，便是不能拖延的；这份急需，或可解释何以会偏向一个不会对款项去向刨根问底的财团。第二点是：与四国银行团议定的办法，实际上造成了中国财政上的独占，而这是政府无论如何要设法避开的。三月九日那笔一百一十万两的垫款——银行团的权利便是凭它而正式载入文书的——此前曾迟延数日；而银行团直到三月十三日才决定行使其权利，又迟了几天；这两番迟延虽说并非不近情理，却无疑提供了一个口实，使天平向政府所走的那条不正当的路倾斜。不过要说这条路能指望达到目的，却是难以置信的；而唐先生的政治判断竟错得这样厉害，恐怕只能归因于身心交瘁所生的一时的软弱。他是被违着本愿拉进政争场中的，身体不好，又遭家丧之痛；他对各省在外国监督与管束一事上的情绪极为敏感，自己对外国可能的侵凌与指使更是过于敏感，又抱着一种近乎病态的心思，情愿为他所认定的国家利益牺牲自己的名声——这时的他，离平日的自己实在很远。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家，唐先生不能不受责备；作为一个人，他却很可以引起我们的同情。

以上便是那场后来称为「借款僵局」的事情的大略经过。同一路数的话还可以说许多，但把局面剖析得更细，或再作更多的揣测，都无补于事。银行团的代表自然向各该国公使抗议这一显而易见的背约，公使们又转而向中国政府抗议。不过中国政府一时只以沉默自处；唐绍仪则赴南京，受命去推进完成政府机器所必需的几个步骤。

（原注：除背信之外，另有一事可抗议。与华比银行的借款合同明白以京张铁路作抵——那是北出蒙古的一条线，将来注定要与西伯利亚铁路接轨。这条铁路的战略要紧处是明摆着的；连满人也始终不肯把它专门抵押给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虽则它曾在邮传部所辖各项事业的总抵押之下被间接押过。如今这笔总抵押的存在，倒给了抗议一个由头。）

大总统既已就职，国务总理也已任命，这些步骤便只剩下两桩：组成内阁，以及召集参议院。所幸前一桩因南京代表来京，已比原先可能的情形好办了些。这使大总统有机会与南方舆论的代表商量此事，结果新内阁的人选在代表们离京之前，实际上已在大总统与代表之间商定。于是他们回南京时，是带着支持袁先生政略的承诺去的；而这政略议定由国务总理专程南下，在南京参议院宣布。这一节目按时办妥，三月二十九日，所拟各项任命得到南京参议院的同意。

这个内阁纵然不如原可以有的那样强，纵然有着联合内阁的种种短处，却也有着联合内阁的许多长处。无论如何，共和思想的领袖中头脑最好的几位，决意诚心接纳它，并对新政府大力支持。北方对这内阁的构成也不便抱怨。其中南方分子虽占多数，却也纳入了不止一位袁世凯可以倚靠的干练之士；何况北方各省与属地的人民，心里总有一层宽慰：在袁世凯本人身上，国家有了一位北人中的北人做元首，稳健守成的压舱石是足够的。

内阁里有许多我们已经熟识的名字。陆徵祥是在欧洲颇有声名的外交家，被任为外交总长。他是上海人，南方乐于接受；而他通英、法、德、俄各国语言，在外国的阅历将近二十年，凭更有力的理由看，这一任命也是恰当的。陆先生曾数年出使荷兰，一九〇七年代表中国出席海牙会议。其后调往圣彼得堡，在胡惟德先生任驻俄公使期间充使馆头等参赞；一九一一年被派为与俄国勘界的谈判委员，后胡先生调回北京，他便继任公使。另一项同样稳妥的任命，是南京代表团的领衔、南京内阁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他被召入京，在新政府里仍任原职。他是翰林出身，并非匆匆改宗新学的人。他先走过中国旧日的科举磨坊，继而学日文，在日本专研哲学与教育之法；后来因所持政论被迫暂时离国，又在德国沿同一路数深造。做内务总长的赵秉钧先生是河南举人，与大总统同乡。他在满人治下曾供职礼部与民政部，三年前是随袁世凯一同去位的人之一。财政总长任的是熊希龄先生，湖南人，进士出身。他也曾历官，一九〇九年被派为湖北交涉使，后任奉天盐运使，在那里做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总文案兼财政顾问，甚为赵氏所倚重。他也曾出洋，据说与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是同窗。被任为司法总长的王宠惠博士，前文已提过，他在孙博士的内阁里做外交总长。

段祺瑞将军是安徽人，军中的资历很硬；退位诏下时他正统率驻汉口的北军，并领衔上奏、吁请满人退位，此时被任为陆军总长。革命中执笔的健将宋教仁先生做了农林总长；上海都督陈其美做了工商总长。海军交给了刘冠雄，此人名声不著，从前是萨镇冰提督麾下的一名管带。最后，交通总长这个要紧的位子，暂由国务总理唐先生兼摄，因为原任北方官铁路总办的梁如浩——他与梁敦彦先生是同辈——的名字，南京参议院多数议员不肯接受。

（原注：陈先生不能即刻来京就职，于是把署理之任让与王正廷先生——他在武昌曾辅佐黎元洪将军，后又代表黎氏出席和议，并为南京代表之一。王先生是新派中最有才干、最尽职的人物之一，毕业于耶鲁。）

与这些任命同时，反攻南京的革命军领袖徐绍桢将军做了参谋总长；南京政府擢为大元帅的黄兴，则受任南军总司令。

也在同时，孙大总统履行前诺，悄然退归私人生活，为自己生涯中并非最不卓著、最不光荣的一段，作了一个庄重的结束。

四月上旬，内阁到了北京。其间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步骤也已着手。当然，以现有的机构想凑成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团体是不能指望的；但人们希望至少能聚起一批比南京参议院更通情理的人。南京那个机关在退位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原不算不值一提，可是近来它自居权柄，动辄阻挠，态度有时——恐怕不得不说——近于愚妄，已大失人望。它一日存在，便一日是危险之源，众人普遍盼着它早日解散。

（原注：除别的事情之外：中国的男子至今还从未有过选举权，而妇女大半一生无学、深居不出，它却许下了女子参政之诺。）

此后取而代之的将是临时参议院，由各省各出代表五人，并有属地的代表，每一处均由该省咨议局选出。若某处尚无咨议局，即由都督即刻召集这样一个机关，以行此选举之权。

（原注：值得一提的是：这已是半年之内第四次向各省征求代表了。第一次是武昌发起的，各省曾派代表前往。其次是上海，也曾试图组成有代表性的国民会议；再次是南京——十二月间武昌与上海的代表在那里合并会商——由此而有一月间南京参议院的成立，而它如今又注定要让位于临时参议院。）

然而临时参议院——为省事起见，下文即以「参议院」称之——过了些时候才成立，其间曾数次行文各选举机关，敦促尽速。不过困难大体上不在选举者，倒在被选者：他们对来京一事颇有顾虑。袁世凯还不曾把许多方面对他本人以及对满人的疑忌化开，而北京新近的事变更使人不但为议员的人身安全担忧，也怕参议院会被恫吓着去做它未必赞同的事。有人曾提议把政府各部与议院的会所设在京外的南苑，由南军一支卫队保护，想以此解决困难。可是提议的后一半若真办起来，危险太大；而没有后一半，前一半又价值无多，于是这计划只好作罢，议员们终于被劝动在北京开会。

正式开院是四月二十九日上午。会场就是那座早已博得几分名声、令人瞩目的资政院议事厅——那个一度锋芒甚健、其后久已奄奄一息的机关，在人民争权的早期阶段曾扮演过那样显眼的角色。然而景象已变得出奇。东方仪典的气息没有了，那种特别的冠帽没有了，五色的袍褂也没有了。到会的七十位议员之中，还穿本国服装的只有两人，留着辫子的只有一人。

会开得短，不过半个钟头稍多；典礼由大总统亲自主持，简单之至。但仪节虽静，其间似乎贯穿着一种深沉的责任之感；袁世凯开院词的庄重与明智的持中，更使这份责任感显得分明。他把当前的几件大事——财政、实业的开发、裁兵、信教自由、与列强的关系——一件件谈过来，所持的见识不愧为国史上这一大关节所应有的。凡力所不及的他一概不许诺，只指出在他看来国家的开展应循的路子。这些路子纵然听来平常，却是出于历练的行政家之口的那种稳健而可行的东西。「怀抱高远理想与志趣者，」开首一段——也就是全篇的主音——这样说，「必以为世凯莅任之初所将倡导者，当收效宏远而富于新意。然以今日之情形论，实不敢作此奢望。古今为治之道，在于建立并维持公共之秩序，在于法制之明定与颁行；如是则外有和好之邦交，内有强弱相安之治。此数事既得其实，然后国基可固，而立于世界之上乃可万全。」又如他稍后所说：「秩序宜速复，俾民生之计得以纾；建设之业宜审慎而奋力行之，然一切措置，皆当权衡其实际之效用。譬之造屋，基址宜固，工料宜精，层累而上，皆须坚实，不可专务外观，徒于涂饰雕绘之间用力。」财政方面，他提出的方略是厘订赋税，包括裁撤厘金、相应增加关税，改革征收之法——尤以盐税（中国税源最富的一项）与田赋为要——币制改革，以及举借一笔巨额外债，以清偿过去几个月所积欠的外债余额，并支付重建之费。在此事及别的事情上，他都坦然面对聘用外国专门人才的必要：「我国今日通晓财政者本少，即有之亦乏阅历。此后举办各项政治机关，势须延聘外邦人才，以资指导而备咨询。」谈到工商、农林两部的事，他透露了补助与奖掖的意思，并表示希望「国人不再徒仰给于空中，而亦留意于足下之地」。前面说过的别的几项需要，他也以同样的口吻提到。结末，大总统为人民庆贺：理想的允诺已经达成，又已选出贤能的行政之才去把它化为事实。但袁世凯的庆贺里搀着一句警告：「吾民于数千年专制之后得行共和之制，诚可深喜。然吾所深虑者，在其未能长进。深愿国人常念尚多可改进之处，勿存自足之心。尤愿彼此以公道信义相待，勿以猜疑相视。国务总理唐绍仪及所选各部总长诸君，皆有才具，足以应此变局。世凯方倚赖诸君之协力以增进国家之福，愿国民亦推诚信任而扶助之。」

（原注：即内地征税之法，其范围时有变动而不确定，对商贸——尤其是省与省之间的商贸——构成极大的阻碍。）

（原注：一九〇三年订立的所谓马凯条约，已表明英国在这方面愿意走到什么地步（须与其他各国协商），它所提出的解决之基，一般认为不为不公。）

以上便是袁世凯致中国版图内五族的这篇文告的要旨，也便是参议院启程时所受的祝福。它最要紧的职责之一，是拟定一部选举法，使本年秋间能产生一个尽可能真正有代表性的团体，以取代这个临时的前身。但在那以前，这个临时的前身须得行使职权，并面对重建之任。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哪一届参议院的议员，一面有过这样辉煌的机会，一面又担着这样大的危险。人类四分之一以上的命运，任他们施以有力的影响，或善或恶。把国家从混乱的边缘拉回来，或把它推入更深的纷乱，都在他们。为本民族潜力的一部分之实现奠下基础，或严重危及将来作为一个大国而生存的指望，也都在他们。

这几种可能之中，究竟哪一种、走到哪一步会立即成为事实，下一章将略加说明。眼下我们还得再回到那个牵动一切的财政难题上去。

参议院开院之时，僵局依然。两个对立的财团各执一份效力相同的合同，而依约都已付出过有价的代价；又因一切交涉都在秘密中进行，双方谁也不能说对方曾经接到过中国政府与己方订约的任何通知或相当于通知的东西而仍不顾。外交上的交涉已经做了，可是看来迄无结果。相反，上海传来消息：不顾一切抗议，唐先生正在依比国合同续筹款项。然而事实上，结局早已判定。四月十七日获悉：法国政府已经通知，巴黎交易所只准由六国银行团——它们新近已由四国扩成六国——经手发行的中国新债上市。收场已在眼前。大总统新近致有关各国公使的公文里，仍着重「误会」之说，公使们复文措辞强硬，不肯接受这种看法。其间唐绍仪已回到北京，四月二十四日与各公使会晤；公使们对唐先生的解释答复得清清楚楚：除非把比国合同中凡涉及原数一百万镑以外的一切筹款条款一概取消，否则无以了局。国务总理指出，果真如此，中国便须向比国财团赔偿；对方告以：那一层是中国自己的事。中国政府终于认清了无可挽回，便照此办理；于是四月三十日，有关各方的公使已能通知六国银行团：交涉可以重开了。

（原注：日本与俄国经过一番商议，已接受了银行团先前向它们发出的邀请。不过它们的接受附有若干保留，意在保护所谓它们在满洲与蒙古的利益。这些保留竟被默许，足见近数年来它们在那两片地方的地位强到了什么地步——在这几年里，别国人士开发那一带的种种努力，无论怎样正当，都遭到强硬的阻挠。一九一一年春订立那笔巨额币制借款合同时，其中三百万镑本拟用于满洲的开发。这一条款激起了日、俄最强烈的敌意；它们当时纵然没有强硬抗议，那也不过是隐忍以待更合适的时机罢了。因革命之故，这计划至少暂时只好搁置；而政权的更易只是加强了日、俄之手，尤其是俄国在蒙古之手——在那里，机会均等之策能否维持，其不利的可能几乎已成定局。）

然而胜利虽归于强者——就中国的真正利益而论，大约也算得其所——国务总理却并未被说服；新一轮的财政之争，是以「绝无外国监督与管束」为前提的索款开的头。五月一日，财政部以一件照会草稿提出：在借款发行之前，先作一连串的临时垫款；这些垫款只笼统说明以盐税作抵。换言之，是要借一笔数目未定、而用途不受限制的款子。可是这个请求是不能照准的。这笔钱要用于裁兵及别的事项，而这些事非办得妥当不可；人们觉得应当附加条件，以保证所定的目的确能达到。于是第一，提议聘用外国军官协助裁兵。第二，凡续行垫款的一切用途，须有明确的开列。第三，财政部应附设一位称职的外国审计。最后，应着手整顿盐税。

对这些提议的反对之声立刻爆发出来，而且极其猛烈；举国上下坚执地抗议任何牵涉外人干预的财政办法。多年来一直高涨的这种情绪，比从前更能自由地表达出来，不久便使人对它的强度再无怀疑。

这个能够激起公愤的问题，颇有意思，也有几分纠缠。这里且把它的要点简短地——希望也不失公允地——陈述如下。近世以来，中国政府因种种此刻不必细述的缘故，不得不举借外债时，很快便发现这笔钱是不会从中国人民手里出来的。原因有二。其一，中国人没有肯把自己的家财或其一部分交由官府经理去投资的。其二，即便募得到公债的认购者，政府也出不起中国资本家在私人的、担保可靠的生意上所能索取的那种利息。结果逼得政府走进外国银根市场；而外国市场对旧式官僚的中饱之法素有所闻，便要求对用途或担保、或者两者，加上某种形式的外国管束。有一个时期——尤以几笔铁路借款为著——外人在这方面的权利是相当大的。但近年来随着我们所谓舆论的滋长，这些权利渐渐被削减。转折点出现在五六年前：一九〇七年三月订立的广九铁路借款，虽已比先前许多借款宽松，却是最后一笔含有实质管束的借款。到第二年议订下一笔借款——天津至浦口的筑路借款——时，中央政府的态度因各省绅士的要求而变硬，中国人的立场便被承认了。当时不少就近观察的人强烈地觉得：应当为后来所谓「广九条件」争一争。他们觉得：中央政府既因上述缘故不能在国内筹款，那么外国投资人理应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他们还觉得——这话对中国国内那些正苦苦挣扎、想把国家从不诚实的行政之制里解救出来的正派人，并非冒犯——为国家的利益着想，某种程度的外国管束是必要的，才能保证款项用在正路上。然而结果，主张迁就中国的一派占了上风。那也恰好是阻力最小的一条路：下地狱是容易的。所加的唯一保障是一套形同虚设的审计之法，其后果不久便在津浦铁路北段的种种弊案中显了出来。不过随之而起的猛烈抨击，表明这类事情上的风气正在转变，日后未始没有更大的指望。大约就在这时，那几场导致其后大宗财政安排的交涉开始了。撇开较小的往来不谈，我们便到了一九一一年春订立的那笔一千万镑借款合同，主要是为币制改革而设。不久又有湖广铁路借款。在这两次上，尽管许多人认为津浦弊案已是一记严重的警钟，合同里仍旧没有管束的条款。对这些合同中限制性的条文，至多只能说：它们相当于对胡乱而浪费的支出加了一道制约，而这道制约大可能变得形同虚设。承办这些借款的四国银行团，似乎是把指望放在日渐滋长的舆论、以及那道开始照到公款用途上来的炽烈的公开之光上——笔者以为，这指望是对的。不幸革命爆发，这套新的监督之法未及验证；而如今的趋势却是要加上更严的条件了。

（原注：参见前文第六章，六三页以下。）

（原注：见前文五四页。）

年轻的共和国恼恨自己所得的条件还不如声名狼藉的贪腐满人，这并不奇怪。但也须记得：事势的推移，尽可以设想已使投资人一时之间信心动摇；在大笔款项能够不加相当保障便垫付出去之前，指望新政府先积起几分稳定与清廉行政的名声，原是合情合理的。再者，无论中国的信用如何，负责发行借款的人总有一份义务，不能让投资人的钱冒险。最后，毫无疑问，银行家与各该国政府在这件事上也抱着一份高尚的责任感：不愿在人民得不到充分相抵的好处的情形下，让这个国家再背上一重债的梦魇。

这个局面十分棘手，而两边都有资格得到充分的体谅与同情。中国人的态度固然毫不通融，但说它傲慢，与说银行团不近情理一样地不公道。那不过是正当的愿望与并非不公的要求之间的一场冲突。结果便是那个就一切实际情形而论至今仍然存在的僵局。

不过其间的经过不必细述，只把要紧的几件略记一笔就够了。五月第三周，银行团垫付了三百万两，虽则交涉其实并未怎样消除分歧的由头。然而政府急需，有关各行觉得给这些助力是说得过去的。到六月十二日，难题已经调处妥当，中央政府亦表满意：办法是另定一套临时的章程，凡应付当前用度、裁兵等项的垫款，均照此支放。这套办法的要点，一是撤去那条特别招人厌恶的、由外国军官指导裁兵的规定，改由政府特派的一位中国高级军官会同当地海关税务司办理；二是设立审计处。

这一方案的细目颇有价值，可以看出中央政府为迁就银行的要求愿意走到什么地步，兹录如下：——

「临时垫款支用监督章程草案

「一、于财政部附近设审计处一所，由各团聘用并给薪之审计员一人、中国政府聘用并给薪之审计员一人，及必要之中外办事人员组成；办事人员由两审计员遴选，由中央政府给薪。

「二、凡向各银行提取或划拨款项之命令，均须由该两审计员签字。

「三、财政部应按期将拟以此项垫款开支之用途，开具细单交各银行核准；此项细单经参议院议决后，刊登政府公报。财政部并应向审计员提供一切必要之详细饷册、清单等，以为自此项垫款提款之凭据；审计员查明各该饷册、清单等确属无讹后，即应照单签发提款命令，不得再事诘问。

「四、每笔支付均须依近代记账之惯例备具详细凭单。凭单由财政部存档，由审计员在审计处查核。

「五、关于各省军队之发饷及（或）裁遣，由中央政府特派高级军官一人会同当地海关税务司，查核并会签由当地军事当局送呈之饷册一式三份。上述高级军官与税务司查核时，应予以一切必要之便利。上述会签之饷册，一份交该省都督，一份交陆军部，余一份连同有关凭单送交北京财政部，转交审计处查核。

「六、支放之款由中国政府特派之当地海关税务司保管；为省去不必要的划拨之费，税务司得径以关税收入支放，惟须由审计员命令自临时垫款项下相应划拨于上海总税务司账内，作为抵销。税务司支放所需之款若有不足，由审计员命令自临时垫款项下汇补。

「七、关于北京及其附近军队发饷及（或）裁遣之支付，由陆军部特派高级军官一人会同审计员查核并会签饷册一式三份；该高级军官与审计员查核时，应予以一切必要之便利。上述会签之饷册三份，一份交陆军部，一份连同有关凭单交财政部，一份由审计处存查。」

凭这一方案，六月十二日与十八日又各垫付政府三百万两，使银行团的垫款总数达到十分可观的一千二百万两，均以盐税作抵。

然而举国上下仍不满意。为纾解局面、免去仰仗外人之必要，种种权宜之法曾被提出，又一个个被否掉；此时又正大力设法发行一亿银元的国内公债，看来多半要落空；而反对任何外债的鼓噪依旧不息，财政总长熊希龄先生备受抨击。不过熊先生不肯在把局面的种种可能摸透之前撒手。

（原注：按当时汇价合一千万镑。这笔拟议中的公债，本息可按现定的金价以金偿付，亦可以银偿付，以此使它对外国人更有吸引力、更宜于投资，投资人既可避汇价之跌，又可得汇价之涨。）

其间，六国银行团的各本部正在巴黎会商：究竟以何种条件、供给中国多大数目的款项才算说得过去。六月二十日，这番商议结束，所得的结论有二。其一，俄、日两国一向为自己保留的那项权利——即一旦银行团的活动与其特殊利益冲突，随时可以退出联合——被重加确认；这在默许俄、日野心的那条危险路子上，又是一步。其二，议定按若干条件供款给中国；条件未曾公布，但据知其大意如下：——

一、中华民国的举债能力定为六千万英镑；中国可望借到这个数目为止。

二、须委任各该银行为中国政府的财政代理人，为期五年；此期之内，无论托词为何，非经其经手不得举借任何款项。

三、须委任欧洲监督三人，对欧洲借款的支用有绝对的管理之权，并对一切在任何程度上以中国信用作抵的合同加以稽核。

四、盐税须由海关管理，或另设一相类的、由外人主持的机关管理；此项国家专卖所得的进款，按需要拨作新外债的偿付之用。

这些新条件于六月二十四日交与财政总长。此时北京已渐渐觉得，大笔借款的指望是渺茫的了；又有人倡议：目前借款以不超过一千万镑为较明智之策。在这种情形之下，熊先生——他在整个交涉中的态度一向是通情而调和的——向银行团代表说明：以国内眼下的情绪而论，上述条件必定完全无法接受；他请他们把一笔不附此类限制的一千万镑借款的提议转呈本部。代表们答应照办；七月九日，本部复示：巴黎会议所定的条件不能更改。

熊希龄于是退出交涉，为政府保留另作安排的权利。同时他也答复批评者，详述交涉的全部经过，并把拒绝六国条件的后果之责归之于各省。银行方面的立场同样说得明白：它们既不会、也不愿逼迫中国违背本意与它们订约；它们希望内债的募集能够成功，希望人民对政府有足够的信任，自己把钱拿出来，使自己的国家不必仰赖外国的财政援助。

此后数周断断续续的交涉，未能解开这个已经结成的僵局；看来照目前所提的条件，与六国联合多半订不成合同——除非中国的需要窘迫到了非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外国款项不可的地步。真到那一步，假定六国仍持格雷爵士在下议院所宣布的态度，这条路或许就无可避免了。

但以国中目前的心气而论，后果大约会很严重。而所求的目的能否达到，也全然说不准。笔者对那几位担着定盘之责的大银行家以及支持他们的各国政府，怀着十分的敬意；即便如此，在外国监督之下管理盐税，仍将有极大的困难。它在各省还会被看作一种屈服的标记，激起无穷的摩擦与敌意，这对外国人的利益只能有害。再说，这样严苛的条款似乎也并非必要。自然，无人否认：中国若能仿海关另建一个同样的机关，那将是一桩了不起的好事，对国家进步所必需的清廉行政，没有比这更能迅速助成的了。采纳六国银行团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一道防止瓜分的好保障。然而外国究竟有多大道理违着人民的意愿去硬逼成这件事，却是可以商量的——除非这对于妥善保护外人利益确属必要，并足以避免外国的干涉。看来情形并非如此。无论目前这危急之局如何收场，都很难看出在华的投资人最终会受什么损害。一时或许有些为难，但那难处几乎不可能是长久的。人民与土地，矿产与铁路，这些构成一国财富的东西都还在。中国人或是自己演成一个稳定的行政，或是外国出面干涉，从投资人的立场看，结果都差不多。中国总可以被弄得偿付现有的债负，而她的财源也足以使这些债负在合理的限度内有所增加。至于干涉一层，似乎不会因添上一笔数目适中的债负而有什么两样。中国或者能自理家务，或者不能。她若健全到足以应付现有的债负，那么她能不能应付这再添的一笔，实在没有什么可疑。反之，若现有的索求确已超出她的力量，那么结局无论如何已在眼前；而且很难看出这再添的一重负担会对局面有何实质的妨害，因为任何一笔数目适中的借款，其所得的大部分终须用去清偿眼下积欠已到期的债负。

据此，笔者冒昧提一个建议：在外国一方，管束一事上是有让步的余地的，至少就熊先生所提的那样一笔一千万镑的借款而言是如此。另一面，各省的中国人也须在态度上有所退让——中央政府是明理而并非不通情的。他们眼下只是在把同情推开；各省舆论的领袖身上担着一份重大的责任，应当尽力使人民认清国家的最大利益究竟在哪个方向。

只要把这件事重新着手，而双方都怀着这样的心境，可以妥协的余地是很大的。某种形式的制约——在某些变局之下可以长成有效的监督与管理——在原则上是中国人必须承认其必要的。譬如设立一个组织周密、权限广泛的审计处，凡对中国正当愿望怀着不偏不倚之同情的人，都会赞成。在外国一方，不妨这样设想：所应着眼的，是更多地倚靠那日益滋长的舆论——它一天比一天更严密地审视公款的用途；并借着保证公开、许人查阅账目，利用那道炽烈的批评之光，防止往日的丑闻重演。

三十七何处去

几章之前写到满人「天命已尽」，并且就目前所能见者而论，作为一个统治之族永远退出了世界的舞台——写到这里，本书标题所要求的东西便已交代完了。我们曾试着唤起一个印象，让人看见这个国家的根本情形——在那里，至今还可以找到许多圣经场景的现成注脚；也曾试着点出这个民族的若干特性——就本质而论，他们仍是一群方法原始、乐趣简朴的人。我们也略略显示了近代思想如何作用于古老中国这一庞大的结构。那条朝着一个更好的国家而去的正当愿望之流，曾被追溯过；追溯得无疑不够完善，但或许足以看出那条伟大的自然法则如何运行——它坚执地要求：民族不进则失其所居之位。与此相对，我们也看到了满人统治末期那种对时势征兆的顽固失明，以及对机会的执意错过。说到革命本身，我们希望已经讲清楚了两件事：一面是相对少数的一群人，在一群决非全无变革准备的民众身上用力，凭胆气与运气的凑合而成功地发动了一场起义；另一面是中央政府在道义与心志上的坍塌，如何招来祸患，又如何怂恿全国把命运押在武昌一边。袁世凯其人的性情，我们也约略显示了一些：一个带着几分谨慎的强人，一个善于解读事变含义的人；他究竟是大爱国者还是投机之徒，只有时间能够说明。再者，在战场上，这个民族的军事潜力已经显露出来；同时显露的，还有一种几乎不曾有人料到的勇气，以及一种近代训练也未能改易的中世纪式的残忍。在后面几个阶段里，帝党在道理上的通达与共和党表面上的不通，连同其缘由，也都描写过了。财政考量那支配一切的影响，我们同样没有忽略。最后，我们曾提出：满人并不总是共和党人所说的那样贪腐暴虐的监工；而对于那种为古老而富于画意的事物之消逝感到惋惜的人之常情，我们也不妨致以一分敬意。

（原注：笔者力求只记录那些可以坐实的事情，财政一项尤其如此。不过或许有必要提一句：素来消息灵通的方面曾有过这样的说法——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列强本是会准许给袁世凯以财政援助的。走这条路多半能保住满人；但据说所以未曾走，是因为上海的外商——主要是英商——从中陈说，他们怕共和党鼓动「抵货」。然而人们更愿意相信：列强的方略是出于一种更高尚、更有身份的政治远见，正如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的电报所示：「无论中国人民愿意采取何种政体，我们都愿见一个强盛而统一的中国。」（一九一二年第一号白皮书，一二〇页。））

不过，把叙事停在那一点上，既不可能，也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我们又试着描画了共和政府头六个月中主要的难处与危险。现在打算再添几句结末的话；连同前面所说的，或许能为理解今日中国的种种问题提供一点材料，并有助于回答近代世界向这个古老国家所提的那个问题：你往何处去？

所幸把目光投向将来，并不属于史家的职分；史家的职分毋宁是把过去的故事记下来，使它能成为某种有理据的推想的根基。「我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格言，」西利爵士写道，「历史在方法上固然应当是科学的，但它所追求的应当是一个实用的目的。就是说，它不应只满足读者对往事的好奇，而应当改变他对现在的看法与对将来的预估。总该从中生出某种大的结论来。」

方法之科学，笔者恐怕不敢多有所主张；但实用之目的这一层意思，是始终记在心里的。我们力求把事情叙述得尽可能显出其真正的意义，并显出几分那种深深印在这些事情之上的心理眼光。如今该试着指明：结果如何？或者用《英国的扩张》的作者的话说，那「大的结论」是什么？该学到的这一课，是那些极端相信中国命数之伟大的人所抱的信念——他们描画出一个威胁要把欧洲吞灭的中国；还是那种悲观——它在前面只看见混乱、分裂与衰朽？

「帝国的行程向西而去，」贝克莱主教这句好诗曾为哲人所嘉许，也合乎历史。诚然，不止一位著者已经证明：中华民族的天赋不在黩武一路。但也不该忘记：将来的「帝国」主要要到实业的场上去争，而在这场上，中国手头样样材料俱全，假以时日足以领袖世界。然而，能使她在高一层的意义上保住政治生命的那些力量，与使她能把自己的实业力量组织起来的那些力量，大致相同；问题于是成了：这些力量究竟有没有？若有，到了什么地步？

悲观的一派——其中有许多是毕生观察中国生活与政治的人——对这一问，只能给出令人丧气的答复。他们所见的，无非是一连串的乱子，最后归于外国的干涉。

不能不承认——而这承认是怀着真诚的遗憾作出的——过去几个月的历史里，有许多事可以支持这看法之不误。共和方面典型的种种愿望带着一股稚气，显出对国情与时势可叹地缺乏体察。种种宏大的计划被提了出来，可见人们对局势的真正需要、对未动工先固基之必要，懂得何等之少。民族自尊心——在正当的限度内原是可敬的品格，在中国有时却膨胀得过了分——阻滞了这个国家极其需要的财政通融，对六国财团的条件几乎不曾认真考量过。这些条件从纯粹民族的立场看固然难以接受，却是专家与负责之人经过斟酌所得的结论，并且是本着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的最大利益而拟定的，本值得更认真的考虑。由于把它们贸然拒绝，如今似乎给一种更杂乱的财政铺了路；这种财政就眼前的条件而论，对中国或许不那么难堪，也破了一个讨厌的独占之局，但就其可能的演变而言，却有变得危险无穷之虞。

北京的参议院辜负了摆在它面前的辉煌机会，一头栽进了沿途设下的陷阱。它起初大体上是共和情绪的代表机关，人们本指望它会支持那个已得南京参议院同意的联合政府。可是没过多久，这个新议会便分裂成了许多派。那个庞大的革命团体——同盟会——虽未占多数，声势却极强，所持的见解甚为激进。别种主张的人也各立名目结成团体；然而议员们不去按政党的路数组织起来，倒把工夫花在私人的倾轧与危险的钻营上。旧的政治结构已被拆掉了，或者拆掉了大半，可是重建的工作实际上一件也没有做成。连选举法——本要靠它定出条件，使国家能在秋间召集的国会里有代表——也因小小的猜忌而被拖延，以致没有工夫去筹办那套精细的选举机器，而那是达到目的所万不可少的。议员们大半舍大原则而醉心于枝节，阻挠行政，在大总统那件难到极处的差事上不肯相助。

七月初唐绍仪辞去国务总理之职，继任的陆徵祥虽经参议院同意，但那些同时也是同盟会员的阁员——唐先生此时已与同盟会打成一片——却一齐辞职，而要把这些位子补上、补得能为参议院多数所接受，费了极大的周折。与此同时，许多省份显出分立倾向的迹象；六、七两月，几乎处处都报有极大的不安。又有人说，军队已经自成法度，各单位彼此不相统属，插手地方政治，有酿成军人之治之虞。更近些时候，姜桂题的部队又在通州哗变；末了，蒙古宣告独立，据说还与俄国订了什么约，本已错综的局面眼看要更添纠缠。

（原注：他此前数日已离开北京，大约是为抗议关于比国借款款项用途的批评——那时这种批评已经开始；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与政府财政方略上可能因巴黎会议所定条件而生的任何退让沾上干系。）

（原注：见前文三五五页。）

（原注：最后，显然是在压力之下，七月二十六日任命范源濂、许世英、陈振先、朱启钤、周学熙诸君分掌教育、司法、农林、交通与财政。被提名为工商总长的蒋作宾先生，仍未能通过。这几项任命都很稳妥，周学熙先生尤为出色——此人才具过人，官场与商界的阅历都很广。新近开平煤田上英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与华商滦州矿务有限公司那桩要紧的合并，中方主要就是由他经手的。）

尽管如此，前景虽像是风雨欲来，局面却决非无可挽救。首先，广大民众——农人、商人、匠人——的需要是趋向太平的。只要能自由地干自己的营生，不被卷进那道贫乏的深渊，政府是什么形式，他们其实并不在意；在这个余裕极薄、生计之争极烈的国度，人们向来就在那深渊的边上战战兢兢。境况较好的商人在情感上与他们一致，不愿自己的安适被搅乱——出于对同胞的天然不信任，他在这些事情上看到的只是钻营之徒的痴人说梦。有些地方，这一阶层的人已经联合起来自办地方的治安；而从长远看，民众的意愿在中国必定要像在别国一样显出力量来。事实上它显得还要容易些，因为中国人消极抵抗的能力更大，而一般说来组织的能力也比别处强。这些同样的品格，还造就了一种极大的生命力与复原力；只要给以公平的机会，瘟疫、动荡与战争的创伤很快就能修复。一九一二年看来已经要证明这一点：年成有望，商务也在复苏。政治中人里面，也有品格与才具兼具的人，那是造就政治家的材料。参议院确是失败了。但把种种情形看一看，这原是意料中的事，与其嗤笑鄙夷，或许更该引起同情。西方评判中国，有失之过苛的倾向。它急于看见一个安定的、可以大做生意的中国，便容易忘记：革命总要走完它正常的路程。再者，代议之制已经与生活打成一片的民族，往往低估代议政治的重重难处；而一个由未经历练之人组成的、幼稚的议事机关，既无组织，又无公认的首领，在政治的海上必然是一只没有舵的船。这并不等于说这材料就是坏材料；就近观察得最切的人，对如今登台的许多人怀着很高的期望。尽管有稚气、甚至有荒唐，一种真正复兴的气息毕竟在流动。可以断定，领袖中有很多人十分清楚前面那件事业的浩大。他们懂得自己所代表的新中国与旧中国之间根本的分别。他们承认两者之间隔着一道大沟，并且坦然承认：共和党人所奋争的那些理想，非多年之功不能达到。更要紧的是，他们体会到：进步的种种要求之中，最紧要的一项是健全的财政，以及它的侍女——组织得当的行政。

满人治下，赋税实际上是包出去的。人们被派到、甚至出大钱买到一些须得摆相当排场、而所附薪俸不过徒有其名的位子。在这样的位子上做几年，官员照例带着一份可观的家私引退；其为政之法，便是把百姓还能勉强负担的数目征上来，而解往北京的则以中央政府肯罢休的最低之数为限。这做法本身并无不诚实之处，因为那是公认的酬劳公家仆人的办法；但结果是国家的财富流入个人之手而使个人致富，而不是在付过正当的征收与行政之费后，留下来用于能生利、能促进步的举措。如今人们看出来了：只要有一套组织得当的文官制度，国家的财政便可以放在较稳固的基础上，国家的财源也可以按经济的路子运用。还有许多人深深感到：必须在国内、尤其是在官场之中，养成一种道德之感，以代替那些由历代东方式做法所生出的颠倒的行为准则。可以持较乐观之见的另一个理由是：各省已经有钱解来，以应政府之需。自然不能不承认，过去几个月里中国有几笔外债未能偿付；但眼下这还不必引起多大的不安。再者，中国若无外债，看来是无法渡过行政重建这一段时期的；不过被逼着暂时倚靠自己的财源，对这个国家或许也不无好处。至少，这给了政治中人一个机会，去把自己的轻重之感调整过来。而在这中间，它还使新派中许多人克己的品格显露了出来：不少人义务出力，或者只取仅够糊口的一点薪水。正是这些人——为了取得西方的教育，牺牲了多年的光阴与机会，往往忍受极大的困苦，怀着一片诚心相信自己或可报效国家——构成了希望的一个不小的根据。最后，站在众人之上的是袁世凯：阅历深，判断稳，而且强；据信尽管出了种种事情，他在军中的影响几乎未曾受损。新近传来军中处决的消息，情形之惨，令人发指而作呕。但这种骤然的一击，正是袁氏的手法。不妨冒昧作一推测：等到真相大白之时，人们会发现此举是出于国家的必要，显出的是那个强人的本色——而他只会因此声威更盛。

（原注：笔者于去年七月十一日离华短期赴英，自那时起至本书叙事收笔的八月二十八日之间的事情细节，只好倚靠通信与报章。）

以上便是那些主要的力量，中国前途这个问题的答案将由它们的合力写出；倘若我们能用西利爵士的方法，从这段历史里推出某种「大的结论」，或许就能对这答案的方向说出几分来。那么，这大的结论应当是什么呢？

答案似乎是：中国的行政实际上无论取了何种形式，在观念上它一向是集权的。由此可以推出：如今的拯救之道，只能出自一种有效集权的方略。中国千百年来笨重地走过来，好比一头巨大的猛犸，它的存在正受到那些较小而装备较好的野兽的威胁。依自然之理，她似乎注定要绝种，步往昔其他几个因循故常的大帝国之后尘。然而她虽多年来被称作「远东病夫」，却设法把命延续了下来。从表面上看，这份成功似乎首先该归因于外国与中国交往的近代时期之初英国的方略，其后则归因于国际争衡之力。但她所以存续的真正缘由，还须到这些东西的背后去找。中国若不曾有一个中央政府对这庞大的版图行使着——或至少看上去行使着——有效的控制，她是断不可能在列强之间维持住一种均势的。任何分权的过程，都必定意味着解体。中国的幸运在于：尽管她的制度有着强烈的民主色彩，一种可靠的政治本能始终不让地方事务的自理走到危及国家的地步。今日根柢上的情形依然如故。民众虽被满人的横征弄得厌倦，并且如前所述，多少也习惯了「国家应当变好」这个念头，但他们几乎没有改变。他们仍是那同一片浩大的人口，大半是村落共同体，实际上自己管着自己，几百年来是靠「天朝」这个观念维系在一起的。如今这个观念所传达的力量——传统与崇敬的那份约束——既已撤去，从前往往不过是权威之影子的东西，现在就非用远为实在的东西来代替不可。于是，出于一种离奇的讽刺，近年来给在位的皇室招来那么多恶名的那条路子，如今倒成了共和国的救命之途。

（原注：参见前文第八页与第四页。）

有了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强到足以牺牲情感去推行明智的方略，同时又暴露在公开与批评的强光之下——别的事情自会跟着来：行政、财政与法律的改革，实业的开发，教育，以及财政上的自立。

从这个角度看，其间的利害便相当分明了。一面，或许连最高形式的民族愿望都要断送；另一面，则是安定，以及一个并不算低的前程。

以中国目前诸力交争的情形而论，指出一条正路、或至少一条走得通的路，要比预言人们会不会走、走多远容易。不过我们的推论若不错，便还可以推出一步：中国若要从眼下这纷扰之时安然走出来，除非出一个中国的拿破仑把我们的算计全部打乱，否则四件事里必得有一件发生。

第一种可能是：参议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参议院，把国家置于省界之前，把国家的需要置于个人的野心之前，认真担起重建这件浩大的事业——其中最要紧的，是把国家维系成一体。第二种，是宝座得以恢复，在旧观念重新申张之下取得凝聚之力，并把国家渐渐带到能真正享用代议制度之益的地步。第三种，是同一目的在袁世凯的强腕之下达成，他或为独裁者，或为「护国公」。最后一种，是大总统在一时之间执掌国中的大权，在参议院的支持与协助之下实际上成为独裁者。

依次来看这几种可能：恐怕要指望今后几个月里产生的那样一个议会拿得出老到的政治手腕——或者更要紧的，拿得出最高形式的爱国心——实在是奢望。首先，它无从想象会有代表性，议员大半将是各省幕后操纵者的提名之人。其中无疑会有一批品格如前所述的好人作为酵母，但他们的人数恐怕难以多到足以让人指望他们左右议院的议事，逼得众人不顾各省的指令与院墙之外的钻营。人只能从阅历里学到东西；这头六个月的过渡，代价虽苦且重，却是由人民付的。眼下仍有许多政治中人，看不出身上压着什么严重的责任感。再往下说，恢复宝座一路，难处甚多。满人无疑抱着皇帝会从退隐中被请回去的指望；但看看革命的历史与反满情绪的状况，这指望似乎是空的。而除了满洲皇帝之外，龙座上似乎也没有别的可能人选。革命初起时曾有人提到孔子的后裔，但那是一位很不宜于做国王的人。同样也有人提议抬出明朝的后裔，可是除了世系是否确凿尚有疑问之外，他们比起孔子那位公爵后裔来，更不适于在近代国家里执掌政柄。又有人暗示袁世凯本人或可做皇帝；但若事势有此需要，做中国的「造王者」比自己去争这个宝座，更合他的性情。

（原注：当年为劝革命党接受保留满清王朝之议而百计设法之际，曾有种种有趣的提议。其一是把幼帝实际上与本族亲属隔开，交中国人施以近代教育，到时候再娶一位汉人皇后。又有人极力散布一种传闻，以回应「满洲皇帝代表异族之轭」的说法：说乾隆皇帝（一七三六至一七九六年）是纯粹的汉人。传说称他是一位汉族官员的孩子，生在宫禁之内，被皇后用自己的女婴换了来，好给她的夫君弄一个嗣子。若如此，则他的后裔溥仪（宣统）身上便有几分汉人的血。）

这样我们就到了最后两种可能，两者都牵涉到某种形式的独裁。总起来看，事势多半会造出这样一种局面。袁世凯自称独裁者，大约不很可能；不妨断定：非到需要极大、道路极明之时，他是不会去扮克伦威尔的。诚然，事势或许会把这个结局逼出来；但在走到那一步之前，可以料想人们会默认这样一个意思：国中的大权实际上继续留在袁世凯手里——目前无疑正是如此。除非再来一场革命，极端的共和党人面对民众之需所提出的那种消极的要求、面对军队的威胁与袁世凯的决心，多半别无选择；而这样一个办法，尽管在字面上自相矛盾，作为一时之计却大有可为。

「恺撒之治与共和之治，」《每日电讯报》那位干练的驻京访员新近写道，「是不能并存的。」这是一句明摆着的老实话：两种力量是相克的。然而在这个讲究折中的大国里，能不能造出近乎这样一种局面来，却实在难说。恰恰相反，恺撒之治不但能够、而且在一个时期内必得而且将要与共和之治并存、藏在共和的外衣之下，这似乎大有可能；而假定人们默认它、假定袁世凯还在，其结果只会是好的。在这样一个政权之下，那一群抓住时机推翻满人权柄的受过教育的热心人，所扮的角色也并不可耻。法律有待订立，司法机关有待创设、司法之职有待执行，近代的行政之法有待引入，健全的财政之制有待开创，实业的计划有待兴办，宏大的教育规模有待推行——这里现成摆着一桩伟大而光荣的事业。要使全国真正体会到已经造成的这场变化，要使人民能够在代议制度的格局里担起自己的一份，还有许多事要做。这样一条路需要高度的爱国心与自我抹煞，需要对一个人怀有一种许多人会认为近乎超人的信任，这是不能否认的。但革命若是产出了钻营谋位的人，也产出了自我牺牲的例子。还须记得：便是最了不起的投机之徒，他所肯冒的风险也有个限度，何况还有世界其余各国的道义之力在那里防着背信。再者，袁世凯或许是、而且在许多人看来确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完全足以领着这个国家走过这段变动的时期。这一点若能被牢牢把握住，那么中国将走进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是几乎无可怀疑的。那时，一种稳健而循序的前进大有指望：取旧物之善者而用之，渐次引入新者——唯有如此，才能得到持久的结果。共和党人纵然在一个时期内所实现的够不上他们乐观时所悬的理想，至少也可以从这样一层反省里得到安慰：一个按切实路子改善境况的将来已经在望。国家将享太平之福，那是无可估量的；实业将发展；商务将扩张——商务之于一国，犹呼吸之于人。

如前所说，若不演成这样一种、或类似的、能产生强有力的中央控制的局面，那么替代的结局，似乎就是人们纷纷预言的那种以这样或那样形式出现的中国之解体。究竟是南北干脆分裂，还是形成一串独立的王国，无从断定。许多中国政治中人以为后者更可能，各邦之间再结成联邦。他们从美利坚合众国推出一个中华合众国，却不顾其间根本的巨大差异，也不顾这个制度公认的弊病——那些弊病在中国只会加倍。撇开这一层不说，这样的结局能否躲开外来的危险，也是难以设想的。任何极端的分权过程，都必定是极其冒险的。它除了会招来各国各行其是的干涉、而非国际共同的干涉之外，几乎必然还会给外国的侵夺造出机会。

从世界政治的角度看，这或许终究是最好的结局；但对中国的民族愿望来说，大约是致命的。不过我们抱着这样一个信念：这个经历过无数风浪的民族，其内在的健全终究可以指望，使它认清并走上较明智的那条路。而在这中间，西方尽可以对中国施以耐心而明达的同情，并且记住：革命党人固然像潘多拉一样放出了一团乱子，从那只命运的匣子里飞出来的，还有那个光辉的身影——希望。

（原注：想去推测外国的干涉会取什么形式，实在诱人；但篇幅所限，这样一番探究无法讲得周全。不过不妨表达一个愿望：万一真有那么一天——但愿那一天离得很远——干涉能以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而不是各国各行其是。后者之所以可能，自然是中国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同时也在一时之间危及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