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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抵拉萨》封面

世界看中国译丛 · 游记与见闻

终抵拉萨

To Lhassa at Last

4.9 万字

著者
鲍威尔·米灵顿(Powell Millington)
译者
波多
原著
To Lhassa at Last,1905 年
出处
英国军需官 · 拉萨
卷帙
24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一九〇四年那支开进拉萨的队伍里,总得有人管粮草辎重。他写的不是打仗,是打仗底下那一层:骡子一天驮多少、哪里征得到草料、水在那个海拔几度就开。通篇自嘲,底下的东西并不轻。

导 读

一九〇四年英军开进拉萨,留下的记述不止一种。统帅荣赫鹏写了《印度与西藏》,随军记者坎德勒写了《拉萨揭幕》,这一本是第三种——一个管粮草辎重的军官写的。

作者署名是个化名。他在序里先拿同行人打了一通趣:那支队伍里能人太多,有人没进藏就已经是西藏通,有人带着一只自行车轮和里程表去量路,有人提把锤子,马一绊着石头就下来敲那块石头看有没有矿,还有人举着捕虫网,飞进眼睛的虫子就泡起来,没飞进眼睛的追上去网了也泡起来。他说,自己既不懂学问,也不负责打仗,只管骡子和口粮,所以写出来的是另一本书。

这正是它的好处。打仗的场面别人写过了,他写的是打仗底下那一层:山口怎么过、骡子一天能驮多少、哪里征得到草料、水在高海拔上几度就开、人怎么洗澡、信件怎么送。队伍翻则拉山口、过卡若拉、渡雅鲁藏布江,他一路算账,算得又细又好笑。渡江那一章出了事故,笔锋一转就沉下来。

进了拉萨以后,他写街市、写采买、写伙食,也写签约那天。最后一章是回印度。

英国人写东方战事的书多半板着脸,这一本不板。它是那种一边自嘲一边把事情记清楚的英国式文字,听起来轻快,底下的东西并不轻。

全书二十三章另加一篇自序,共二十四章,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自序

哲孟雄西藏使团的部队开往拉萨的时候,除了打仗的兵和办外交的官,还带着一支颇为雄壮的人马,代表着文学和种种高深学问。我们那支拉萨纵队里,真可谓人才济济。有人脚还没踏进那片国土,就早已把西藏这门学问据为己有,不论政治、地形、人种还是考古,样样都能侃侃而谈。有位先生随军出征,手里的兵器只有一只自行车轮子和一具里程计,凭着这两样东西,他把人们事先对西藏道里远近的种种成见统统纠正了一遍。有位先生带着一把锤子,土人管他叫「马托瓦拉老爷」,意思是「拿锤子的老爷」。他的矮马要是在哪块石头上绊了一下,他便下马抡起锤子把那块石头揍一顿,倒也不是真要报仇雪恨,只是想看看石头里头藏着什么宝贵的矿苗。还有位先生拿着一张捕蝶网,飞进他眼睛里的虫子,他捉来泡进药水;没飞进他眼睛的,他就挥网去追,追到了也一样泡进药水。还有位先生带着一把小花铲,沿路拔了不少草,功德无量。另有一个领了执照的古董搜罗委员会,替大英博物馆收集古玩,干劲十足,又讲究科学的精确。最后还有一小队精挑细选的报馆通讯员,从头到尾,隔些日子便给我们的一举一动投去一道文学的光辉。

上面列举的诸位,此刻,一九〇四年十一月,莫不在拼了老命地伏案疾书,好赶在头一个机会,把各自在科学上或文学上的心血写成书出版,或给严肃的学人提供宝贵的资料,或为文学添上一份厚实的贡献——这一点,谁会怀疑呢?

除了上述种种事业,那些奉命行事的政治官员和军事官员编出来的蓝皮书,想必不久也要洪水般涌现,尽管其中有一些的问世,不过是从印刷机上一溜烟地挪进文件格子里去罢了。

既然如此,一个人既没有上头的命令要他编什么蓝皮书,也没有什么西藏科学新发现的福音要向世人宣讲,手头更没有现成的庄稼可收——所谓庄稼,就是早先寄给报馆、如今可以重印成书的那些通讯——却仅仅因为碰巧去了一趟拉萨又回来了,就坐下来写一本讲西藏的书,那实在是多此一举,非得先赔个不是不可。

我的辩解是:这本书公然就是一个「街上行人」写的书——也就是说,作者在旅部营地的一条后街上,住着一顶毫不起眼的单层帐篷。既然如此,这本书对它的题目不会有什么洞幽烛微的照察,但或许能提供一个朴素却别具一格的视角,一个公文纪要的探照灯、科学家的学问、战地记者的妙笔都没有照到的视角。

不过,我未来的读者啊,当你在书摊上翻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时,但愿这篇序言能立刻映入你的眼帘。这样,假如你想读的西藏是一番精细的鉴赏,或是一堆扎实的资料,你就可以趁书摊后头那位目光妒忌的先生还没来得及罚你把翻过的书买下,赶紧像俗话说的扔烫手山芋那样把它扔掉,转而抓起一本更有分量的大部头——那些大部头眼下正和它在印刷机上赛跑呢。

鲍威尔·米灵顿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

第一章墙上的字

「这不是美极了吗?」我对妻子说。

「是啊,舒服得很。」她说。

确实挺不错。平原上已经热得够呛,山上却凉爽宜人。妻子带着孩子们先我一步上山,在我们租下避暑的山间小屋里已经安顿了好几个星期,如今我也刚到,告了两个月的假。晚饭后,我们坐在客厅的炉火边。这间小客厅很是舒适,我们从平原上那间大客厅里精心挑了些帷幔和摆设搬过来,弄得颇有家的样子。

「真是美极了。」我又说了一遍,可惜实在缺乏新意。从平原骑马上山,一路把人累得够呛。炉火催人欲睡。手肘边有一杯威士忌兑苏打,嘴里叼着一支方头雪茄——我是个有特权的丈夫,可以在客厅里抽烟。

「美极了。」我说了第三遍,人已经半睡半醒。

「好啦,起来吧,懒骨头,上床睡觉去。你这副样子,简直没救了。」

于是我就被领去睡觉。我们熄了灯,在门厅的桌上找到各自的卧室蜡烛,点上,准备上楼。那道楼梯引得我浮想联翩。山里的房子有些是带楼梯的,平原上却难得一见。房间那么小巧,那道窄窄的楼梯,点卧室蜡烛这套居家的手续,不能吵醒宝宝的那份小心,还有那种安稳的感觉,那种总算暂时挣脱了公务羁绊的感觉——这一切,都让人想起国内那些家底不厚却殷实可靠的小户人家所过的太平日子。

「我们总算过上了。」我叫道。

「过上什么了?」妻子问。

「还用说,国内那种银行小职员的日子呀。」我答道,「就是我们一向眼红的那位银行小职员:住在图廷,一所跟这儿一模一样的小房子,楼梯也跟这儿一模一样地吱嘎作响;从来不会被人支使得东奔西跑,安安生生,顾家恋家,手头一宽裕就开始发福。如今我也来了,至少这两个月,我就住在一幢图廷式的小别墅里,跟那位银行小职员一样,在家人的怀抱里,我也要发福了。」

于是我们满怀着太平之感上楼睡觉。卧室墙上爬着一条又大又黑的蜈蚣,样子十分不祥,趴在白墙上,活像一行神秘的字迹,叫爱胡思乱想的人不由得想起那句「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我妻子最怕蜈蚣。我当即被派去消灭它,这件功业不一会儿就大功告成。

「这下子,银行小职员的念头可就全吹了,你说是不是?」我们俩当中有一个对另一个说,「图廷的银行小职员,卧室墙上可不会爬蜈蚣,对吧?」

我回到自己的更衣室,听见楼下有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是一个仆人在开后门。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仆人光脚踩上楼梯的声音。这可不寻常。我的贴身仆人这个钟点是不会自愿来找我的。

果然是他。他走到更衣室门口,递给我一封电报。那是「急电」,信封是黄色的,一看便知。寄给休假军官的「急电」,往往要把他们的打算搅乱一番。

我读了电报,在回执上签了字。仆人问还用不用得着他。「用得着,太用得着了,」我答道,「不过你先下楼去,待会儿我再叫你。」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消息透给妻子了。逢到这种时候,很难不笨手笨脚。我把电报藏在身上某处,走进卧室。她坐在那里,若无其事,我得把事情告诉她,却不知从何说起。我走到离她只有一两英尺的地方,停下来,伸出一只手朝她招了招,粗声粗气地说:

「过来。」

「怎么啦?」她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像被钉住了一样。我脸上有点什么东西叫她害怕了。

我又招招手,又说了一声:「过来。」

「哎呀!」她叫起来,「快拿掉,快拿掉!你指着的一定是我肩膀上的蜈蚣。我知道,一定是的。」

「不是的,亲爱的,没那一半糟糕。只不过是我奉命去西藏罢了。」

第二章预备

第二天是星期天,不是动手筹备的好日子。我要办的事多得很。头一件,是去见文职军医,检查一下是否适合在高海拔地方居住。他自己就住在一座陡山的山顶上,我是走上去的,到了那里居然还活着,于是他毫不费事就让我过了关。接着,跟我一道上山的那匹矮马得交给马夫,用两个双程的急行军,送到铁路的终点站去。接着,我得去车站参谋军官那里领免费的火车票,而他的办公室呢,因为是星期天,自然关着门。还得一面把自己、一面把妻儿的财务都安排得稳稳当当,好应付一段不知多长的分别。还有一大堆东西要分拣、要打包,还得去辞行——凡是官面上指望你去拜别的人家,都得去一趟。(真正的朋友嘛,当然连想都不想就撇下了。)

星期一我动身了。国内的人常常被吓得目瞪口呆:一个成了家的军官,一接到出征的命令,竟得那么急匆匆地撇下家小。痴心的父母们,据说还有因为这个缘故,不许女儿嫁给当兵的。他们全错了。既然非分开不可,那么越快分开越好。这一回,从接到电报到我动身,那忙得团团转的三十六个小时转眼就过去了,真是天赐的福分。要是把离别的滋味拖得长长的,慢慢等着它来,相比之下那才叫受不了。

妻子一直送我到下平原那条路的路口。最快的代步工具是人力车。妻子送丈夫出征,本该带着几分浪漫的光彩,可丈夫是坐着人力车出发的,那还谈得上什么光彩呢?我庄严地跨进车里,一个殷勤过头的轿夫硬要拿毯子把我裹严实,仿佛我是什么娇贵稀罕的宝贝。我妻子对印度的风俗人情至今仍保留着挑剔的眼光,这时便叫起来:

「哎呀呀,这国家可真滑稽,丈夫上战场,坐的竟是一辆婴儿车!」

人力车载着我风驰电掣地冲下平原。一下子降了六千英尺,我两耳嗡嗡作响,又被暑气压得透不过气,就在这时上了火车,先绕道回我原先驻扎的地方,然后才能去基地。

我在那里过了可怕的两天。拆掉一个陈设齐全的家;把家当打包,存进货栈;付清欠下的账;让朋友们掏钱请我喝饯行酒;给过去两年里以任何身份伺候过我的每一个黑人开具品行如圣人一般的证明书——你要最终离开驻地的消息一传开,他们就从天而降,来讨他们的「推荐条子」;分拣、修补、添置营帐用具;给自己、给仆人、给马置办御寒的衣物——这些事,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事务,把那四十八个小时塞得满满当当。

终于,我坐上了开往加尔各答的火车。一路上,我在不同的地方先后遇见两位相识的少将。他们俩都热烈地祝贺我此番的使命,而且不约而同地说起的,并不是我很可能要得到的前所未有的专业历练,而是西藏是个搜罗古玩的头等好地方!我心想,他们把这个摆在头一位,倒是挺有人情味的!只怕其中一位叫我带在车厢里的大堆行李弄得有点不自在,那些东西多少漫进了他那一半的地盘。我知道,他是科学精简辎重的一大权威。我有点不好意思地为挤着他而道歉,他便冷冷地挖苦了一句,说想必给我们每位军官核定的行李额度很是宽裕吧。于是我只好郑重地告诉他,我被留在基地的可能性有一半,因此什么情况都得有所准备,哪怕是去大吉岭休十天假。听了这话,他笑得比先前更冷了。

五月里,能不从印度北部坐火车去加尔各答,就千万别去。出发的时候还不怎么热,可每走一英里,你就觉得热上一分。穿过联合省干燥的平原时,你被烘烤;再往南走,到了气候更油腻的地方,你被煎炸;进了下孟加拉湿漉漉的空气里,那滋味就像被放在锅里煮。等你在加尔各答的豪拉车站下车,人已经散了架。

在加尔各答待了几个钟头,我便搭上开往大吉岭的邮车,按时刻表第二天早晨到西里古里,那里便是西藏远征的基地。车上同行的是一大群加尔各答人,上大吉岭去度「周末」。加尔各答别的长处且不说,还是绸布衣帽的一大集散地,所以我发现和我同一车厢的是一位先生,聊着聊着才知道他是一家大服饰店的老板,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是个讨人喜欢的旅伴,讲了许多故事给我解闷,都是他那一行里好笑的事。讲得最精彩的,是他手下最得力的一位紧身胸衣试衣女郎。这位姑娘看来是福分不浅,既有一副纤腰,又有一双巧劲十足的胳膊。她用纤腰给最新款的紧身胸衣做招牌,用胳膊把这种胸衣套到身段远不如她苗条的主顾身上。一切顺顺当当,直到有一天她技艺超群,竟把一位体态雍容的太太变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窈窕仙子。这位太太高高兴兴、得意扬扬地回了家,可是不出一个钟头,经理就收到一封气冲冲的信,信里还附着一件紧身胸衣的碎片。信里要求退还买胸衣的钱,理由是:穿胸衣的人轻轻咳了一声清清嗓子,那胸衣就砰的一声巨响,好几处都崩开了。

偏偏就在这时,火车喷着汽开进了西里古里车站,我只得撇下这位朋友和他那些关于花边褶饰的有趣故事,一头扎进战争,血腥的战争。

第三章基地

加入远征军之前的那些预备,我写得太长了些,不过这么写也有几分理由。说到底,那些预备,来得那么突然,弄得那么慌忙,乱成那样一团,正是印度边境远征的典型。替帝国政府当差的军人奉命出征,通常总能事先得到一点风声。国际政局一般都在锅里慢慢熬上好一阵子,然后才会扑锅。可在印度边境上,往往是一伙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突然闹出一桩暴行,事先一点风声也没有,部队就得立刻开赴出事的地方。结果便是一场手忙脚乱的抢跑,我在上面试着描绘的,不过是其中一个人的例子罢了。

凡是写战争的书,总少不了拿学童和出征的军人作比。我敢说,我自己也会把这个比方用得烂熟、用到死为止。我头一回想到它,是刚到西里古里,和别的弟兄们推推搡搡地冲进参谋处,去打听自己下一站派到哪里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就像一群学童,开学头一天冲去打听自己升没升班,或者焦急地等着那张布告贴出来,看自己能不能代表本宿舍去踢足球。在得知自己的命运之前,大家同样兴奋。那些要上前线的人,同样像男孩子一样欢天喜地;那些要被扣在基地或者哲孟雄的人,同样像小学生一样骂骂咧咧。

我接到的命令,是暂时先去那汤。这可说不准:也许意味着无限期地被困在那里或者类似的地方,也许意味着最终被派往前方。去过那里的人告诉我,那汤是个可怕的地方,从十月一日到五月三十一日天天下雪,从六月一日到九月三十日天天下雨,一年到头泡在云里,上去的路满是石头,陡得像一面墙,能把矮马的蹄子磕得稀烂。那地方海拔一万二千多英尺,位于哲孟雄境内,离西藏边界还有十来英里,在边界的这一边。

我只好在西里古里等上几天,等我的矮马和一部分行李赶上来。铁路当局不肯让它们走得像我一样快。

这里还有好几位单独派遣的军官也在等着,组成增援部队的各个单位每天都有人到。我们把车站餐室占了一半,弄成一种车站食堂,围着一张长桌吃饭。我想,换了一个爱沉思的人,一定会注意到那些偶然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把我们和那些坐大吉岭到加尔各答邮车的寻常旅客区别开来。那些旅客在另一张长桌上用餐。我们这边,是一群粗野放荡的兵痞,大吃大喝,赌钱取乐,放浪形骸,毫无羞耻;而那几位从加尔各答来的体面生意人,和他们那几位贤淑的太太,就在我们旁边匆匆忙忙、一本正经地吃着饭。我们当中有几位,样子想必十分古怪。我记得尤其清楚的是一位年轻军官,后来我和他失散了,可他是我很久以来见过的最热血的一位少年拿破仑。他似乎从离开营区那天起就开始蓄胡子。他是以扫那一路的人,毛发长得飞快。胡子是姜黄色的,不是那种撒了糖、颜色收敛些的糖姜,而是罐子里装的那种生猛的深色姜。他偏爱穿短短的卡其布短裤,以为这才适合山地作战的军人。他还偏爱一件卡其布的开襟毛衣。他把头盔撂在了身后,只缠着一条卡其色的头巾,中间顶着一顶卡其色的尖顶小帽。我常看见进来安安静静喝杯茶的太太们斜着眼瞟他。有些人想必被他镇住了,走的时候对这位年轻勇士赞不绝口。可在另一些人的眼睛里,我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丝狡黠的笑意。

终于,我的矮马带着马夫和那些失踪的行李到了,我第二天便得以动身前往那汤。

第四章去那汤

我是以搭客的身份行军去那汤的——也就是说,我虽然随着部队走,却并不在部队里当差。沿途的宿营地都是丛林里开出来的一小块空地,小得很,同一天在任何一处,至多只能扎下两三百个人、两三百头牲口。所以增援部队都是分成很小的纵队往上开。我随着其中一支纵队,一直走到那汤。

走上两三天,你便出了印度,进了哲孟雄;不过刚一离开西里古里,你就差不多已经身在丛林深处了。大约七天之内,你几乎没怎么往上爬,只是顺着惕斯塔河、后来又顺着它的一条支流,一路往上游走。

喜马拉雅山脉整条山麓的边缘,镶着一带特莱丛林,自有它独特的魅力。对于一心寻乐、又骑着大象的人来说,这是一片绝好的狩猎场——只有骑大象,才钻得进那齐胸高的密密丛丛的灌木。就连沿着贯穿其中的大路行军的部队,也会觉得它有一种迷人之处。两旁的原鸡啼个不停;树荫连绵不断,这在印度是很少见的;树梢上开着鲜艳的兰花;草木繁茂得沉甸甸的,把空气都熏满了香气,大多是甜丝丝的;还有华丽的蝴蝶,和温室一般蒸腾的空气——这一切合在一起,成了一服镇静剂,叫人想起忘忧的莲花,想起身子惬意地发软,想起一个永远过不完的下午。悠悠闲闲地坐在矮马背上,这份感觉是很可以享受一番的,直到一场雨把它浇散。那些日子里,雨下得很大。就算不下雨,空气里的水汽也重得很,你身上穿的衣服外面总是湿的。而且那雨又是既不解凉、也不叫空气流动的那一种。寒暑表的读数一直居高不下,在这样一场阵雨里裹在一件胶布雨衣里头过日子,就是一场被痱子刺挠个没完的漫长酷刑。

走了四天,我们到了朗坡。朗坡这个镇子坐落在哲孟雄本土和英属哲孟雄的交界上。我管它叫镇子,是因为它确实有一条街、一个集市,而且除了部队里的人,还挤满了本地人。寻常的哲孟雄土人看来是混血的,长相一半像雅利安人,一半像蒙古人;越往这个国家的腹地走,像雅利安人的成分越少,像蒙古人的成分越多。他们的女人颇为入画。她们向你打招呼,不像那些地道的蒙古种山地女人那样爽朗大方、毫不脸红,可也不像印度平原上的女人那样死死地遮着脸不让你看。在衣着上,她们大多偏爱黑色的棉绒。要是能知道这种棉绒是打哪儿来的,倒是件有趣的事,不过我想,它就跟孟加拉的好汉们大量穿戴的那些闪光变色的披巾和吊袜带一样,追根溯源,准能追到曼彻斯特或者伯明翰去。头一个跑遍哲孟雄、说服哲孟雄的太太小姐们相信黑棉绒跟她们的肤色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的,想必是一位很有闯劲的跑街推销员。

后来我们总算开始往上爬了一点点,真的只是一点点。又走了两天,在倾盆大雨中到了林塘。平路到此为止;从这里到那汤,我们要一刻不停地往上爬,坡陡到驮着货的骡子胸带绷得紧紧的,也只能勉强对付。林塘的营地比先前那几处更小、更坎坷不平,也更潮湿。我发现在哪里塞下我的帐篷成了个难题,这难题来得恰到好处,因为与此同时我又听说,再往前三英里的塞东钦有一所驿馆。我对这支纵队并没有什么差事牵绊,于是决定当天下午就赶到塞东钦,第二天再往那汤赶。

去塞东钦的这三英里,要往上爬四千英尺,走的是一条崎岖不平、湿淋淋往下滴水的驮马道,路面铺着卵石——可不是那种光溜溜、圆滚滚的好卵石,而是粗粗凿成、棱角尖利的石头。我刚才说路面铺着卵石,其实还该补一句:上面还另外铺了一层马掌。

起初我不懂行,还想捡一个起来讨个吉利,可往前一码又看见一个,接着一路上隔不多远就碰上一个,于是我断定,这么多好运道不可能都是给我预备的,还是别去招惹为妙。一位钉马掌的匠人,要是能把马掌钉得让马从林塘一直走到那汤一个也不掉,那就算是好手艺了。

塞东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在那里待了大约十四个钟头,雨一直下个不停,整个地方都裹在雾里。所以,我要是哪天再去那里,那地方对我依然有新鲜的魅力。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我的矮马也和那条路上大多数牲口一个命运,掉了一只马掌。哲孟雄的路边可不长钉马掌的匠人,所以别无他法,只好步行上那汤。这要往上爬大约六千英尺,然后再往下降大约一千英尺才进得了那汤。半路上我赶上了皇家燧发枪团。他们前一晚扎营在一个叫加鲁克的水洼里,那地方正好在塞东钦和那汤的中间。我相信,正是在他们这一段行军途中,有人无意中听到了下面这段对话:

「喂,比尔!」头一个阿特金斯说,「他们凭啥管这什么什么的地方叫什么什么桌面高原?这儿哪是什么什么桌面高原,这儿不是。」

「去你的,」第二个阿特金斯答道,「这当然是个什么什么桌面高原,咱们正在爬的,就是那张什么什么桌子的什么什么腿。」

那些「什么什么」,您尽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填上形容词,或者照吉卜林先生的路数填,这样就能尝到这段对话的真滋味了。

第五章高山病、那汤、路边的俏皮话

凡是在「病」字前头加个词来命名的毛病,大体分两种。一种是那个词正是病根,比如晕船病,船就是祸首;另一种则好比拉丁老话里说的「林子之所以叫林子,是因为它不透光」,名目恰与实情相反,比如思乡病,害病的缘故偏偏是跟那个词拧着来的。有时候两种合而为一,比如相思病,有了相思是病,没了相思也是病,两样同时发作。

高山病则两种都可以是,只是不会同时兼而有之。头一种高山病,我在印度平原上就常常害得很厉害。凡是少年时代在苏格兰山野里撒欢乱跑、或者玩过类似把戏的人,到了六月底酷热难当的时节,特别容易染上这一种。那时唯一的药方,就是请十天假,能多请就多请。另一种高山病,我到了那汤才头一回领教。医生诊断时怎么描述它,我说不太准。不过据我所知,他们大概把病因归结为:你往山上爬得快,血却跟不上你,于是本该在脑子和肺里周流的血,都积在了脚趾头里。由此便有了头晕、恶心、头痛、没胃口、失眠、喘不上气,而最可悲的是,有些人连喝酒抽烟都提不起兴致来了。

我病得不轻,所有症状一样不落,连最后两样也有份。照理我那时正忙着帮各路纵队一拨一拨往前送。纵队倒是顺顺当当都过去了——谁也不肯在那汤多待一个钟头。所以我想,我那份差事大概也算办妥了,尽管是躺在床上办的。那里没人监督我干活,因此我也用不着报病号;可即便如此,远征刚刚开头,就被一场意外的小病撂倒,说不定还因此到不了前线,那种滋味实在是最难熬的磨难之一。

在那汤害高山病的人相当多。有个很有生意头脑的帕西商人在那里开了一家铺子。他那满架子的罐头食品和威士忌相对而言没什么人问津,倒是非那西丁和斯特恩头痛药,在一帮高山病人当中卖得红红火火。

高山病跟出麻疹一样。只要你实实在在地狠狠病过一场,往后就不大会很快再犯,哪怕你要爬到比当初病倒的地方高得多的去处。许多人在那汤一躺就是好几天,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而那汤不过一万两千多英尺高;后来他们却迈着自己那双扁平足,笑眯眯地翻过了卡若拉,那可是一万六千八百英尺。

我在五月底抵达那汤时,正赶上「最后一长道残雪」渐渐消褪。天不算很冷,却阴湿刺骨。我住一间小屋,屋里有个壁炉,要不是那炉子总冒烟,我本可以过得暖暖和和、舒舒服服。这就把人逼进了一个苦恼的两难:要么生着火,同时享受满屋子烟,隔一阵就得打开门窗把烟放出去,冷风、雨水和雾气随之一拥而入;要么就不生火,坐在又冷又潮的空气里,好处是既没有烟,也没有穿堂的猛风。这是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我还是提一提,因为交通线上许多人大部分时间都守在各个兵站、住在小屋里,对他们来说,这个两难一定是周而复始、躲也躲不掉的,简直成了日子里头一等的大事。

上一回哲孟雄远征时,那汤就是个要地。为了这一回远征,又把它修葺一新。干这活的人都是些快活家伙,很懂得那种乖巧、天真、有气无力却出于好意的笑话,这种笑话在行伍之中你会觉得有趣,换了太平年月,你说不定宁愿嫌它无聊。这些盖小屋、修道路的人,路牌立得毫不吝惜。那汤兵站里头,到处都贴着它那些小小街巷的名字。看样子,我们住的地方大体上虽然七零八落,却是伦敦相当体面的一个街区。我本人住在「海德公园角」。兵站司令,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住在「卡尔顿花园」的一座宅邸里。我们在「罗顿道」上来来回回散步健身,还发现「白金汉宫」被拿来当了粮秣仓库。

写这种略带趣味的告示牌的手艺,并不限于那汤一处。春丕附近的军路上有一段,修路的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砌石护坡,免得路面塌进河里,那里就立着一块整整齐齐的小牌子,把这段路叫作「泰晤士河堤大道」。朗坡驿站平房外头,有一块大告示牌,上面印着「纳尔逊山大饭店,严禁胡闹」。乃堆拉是哲孟雄与西藏之间的山口之一,在它的顶上,也立着这样一块牌子。

全都是些蹩脚笑话,不是吗?可是正如一天苦苦行军之后,粗茶淡饭也吃得津津有味,在行伍之中,蹩脚笑话照样能挠到头脑简单的大兵和脑筋迟钝的军官的心窝,效果跟好笑话一模一样。

第六章翻越则拉山口、春丕、胡子

在那汤待了一个礼拜,我奉命前往春丕。增援部队和原先那支队伍的一部分,正在那里集结,准备进行官方所谓的「第二次向江孜推进」。

我的路线是经卡帕翻越则拉山口,再往下经过朗冉和仁青岗,然后到春丕。这一路的重头戏,是卡帕到朗冉那一段。那汤到卡帕之间有一道山口,好走,却也乏味。卡帕本身看上去是个荒凉阴郁的地方,坐落在一个狭长幽暗的湖泊尽头,整个儿埋在云里。从这里往上,便爬到则拉山口的顶上,海拔约一万四千九百英尺。地名后头那个「拉」字,意思就是「山口」。山口上有雪,有些地方把路都埋了。有一回我陷进一个小雪窝,我那匹矮马猛地一沉,雪一直没到肚带。那时候它对雪还一无所知,想必吃惊得不得了。头一回结识这么高的海拔,给人的印象极深。那里的空气有种说不出的古怪,叫人觉得仿佛到了另一个星球。空气对距离的影响尤其奇妙。远处一座山,你能把它的细部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它显得比实际近得多。在高海拔地区为军事目的目测距离,是一门手艺,所遵循的规矩,跟在寻常高度上完全是两码事。

我害了一场高山病,身子还有点虚,所以一路都赖在矮马背上。随我同行的几个本地仆从——一个勤务兵、一个马夫、一个挑夫——叫我自然而然地放心不下。他们三个都是平原上的人。随便多大的山,对他们都是十足的陌生物。他们到了勃朗峰那样的高度还能不能活,这可是件不大不小的事。我随时等着看他们当中哪一个躺倒在地,像条刚出水的鱼那样张嘴喘气。我想,他们在爬到山口顶上之前,在想象里已经死过好多回了。每当我停下来看看他们走得怎么样,他们就朝我投来狂乱的目光,又痛苦又带着埋怨。最后我觉得还是随他们去为好,只消知道他们活着到了山那边就行;只是他们对西藏这个国家的评价不怎么高(这时我们已经进了西藏)。

下山往朗冉去的那段路,脚趾头吃足了苦头,好在它把我们从光秃秃的山顶上带了下来,进入一片松林地带,单是那松林的气味,就总叫人心里舒坦。我在这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下到仁青岗。仁青岗在春丕河谷里,海拔才九千英尺出头。在仁青岗上方两英里处,我们经过了亚东。亚东是西藏的边境村子,紧挨着那道中国人修的城墙,那墙原本横贯整个河谷,像一道屏障,后来被英国人的炸药给炸平了。这里除了一些藏族居民的住处之外,还有一位掌管这一方向中国海关的英国官员的宅子,以及安妮·泰勒小姐的家。泰勒小姐是位女传教士,长年在边境的藏人中间独自工作,在他们生病时看护他们,给他们讲基督教。藏语管尼姑叫「阿尼」,所以人们叫她「阿尼太太」,这个称呼在叫的人嘴里便有了双重意思。

在则拉山口北边,你一瞥见头一座房子,就明白自己已经不在印度,也不再处于印度那套民居乃至其他建筑观念的笼罩之下了。不过春丕河谷的房子,倒不像更北边的那么典型地道是藏式,模样中国味要重得多。说来也怪,在整个西藏东部,除了拉萨本身,就数春丕河谷受中国的影响最为显著。实际定居在春丕河谷的中国人本身就为数不少,而且看来当地藏人和地道的中国人之间,这些年来通婚极多。这类结合中的女方当然都是藏人,因为据我所知,中国人出门闯荡,向来是把家眷留在老家的。

第二天我进了春丕。重新回到一座大营地,加入一个大伙食团,听到司令部的最新消息,心里很是愉快。

到了这条河谷,真是到了个可心的地方。翻过那些高处吃尽了苦头,再看这河谷,简直就是伊甸园。这地方适合流连忘返,适合带着你最心爱的姑娘四处闲逛,给她采野花,同她一起听蜜蜂嗡嗡、溪水欢笑着汩汩流淌,而不是一个集结大军、准备向敌国推进的去处。

春丕若做英国兵的避暑疗养地,那可再好不过了,前提是那条拟议中的路线有朝一日真能修成——那条路要绕开各道山口,经不丹通到孟加拉的杜阿尔斯。它比大多数山区避暑地高出两千英尺,却又在真正叫人头晕的高度之下;气候无论何时都不比英国的夏天热;从不干旱,也从不阴雨连绵;它不是高踞在一个不方便的山头上、远离水源,而是躺在一条肥沃的河谷里,谷中流过一条清水河,从不知伤寒病菌为何物;平地也足够宽敞,既能盖起宽大的兵营,又能辟出好的游憩场地。看来,对加尔各答和管区一带害病的兵来说,这里会是个处处称心的港湾。

在这里过的一个礼拜相当惬意,可以说让人在从身后那些高处下来之后、在去对付前头那些高处之前,好好喘口气。不久我便得知自己要随军推进,那份欢天喜地,跟我前面提过的小学生放假一般无二。

在这个部队会合的地方,许多老朋友自然不期而遇。有时候两个朋友竟很难认出对方来,因为各自的胡子挡在中间,成了相认的障碍。军人打仗时留的胡子,形形色色、千姿百态,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题目。当然有那种平平常常的胡子,留胡子的人毛发够浓,却也不至于浓得离谱,修剪成规规矩矩的样子,这样一来,戴胡子的人便像随便哪种正常人物,像个海军军官、牧师,或者日常生活里一位体面的中年平民。这种胡子唯一惹眼之处,是会造出些意想不到的相像来。比方说,你认识一位同僚好多年了,从没觉得他身上有半点王室的光彩;到了战地上碰见他留着胡子,却发现他活脱脱就是威尔士亲王的替身。

可是胡子还有别的种类。比方说有一种,不妨叫它「神童胡」,那是长在一位年纪轻轻的军官下巴上的怪物。这位军官说不定被派到你手下当差。那你就得花上些时候,好好修炼一番,叫自己不受外表的影响,然后才有那个脸皮去对这位小先生发号施令,或是在他出错时训他一顿。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一位资历颇深的上尉去拜访某团的伙食团,当时那个团只有一位军官在场,便由他招待。这位军官长着一把「神童胡」,里头还夹着几根不合年纪的白毛。我那时恰好也在那个伙食团里——只是挂名的荣誉成员——津津有味地看着这场会面。那位资深上尉恭敬得体,小伙子的灰胡子则一翘一翘,显出一派看来同样得体的威严。最后,因为天渐渐黑了,一个仆人端进一盏灯来,灯光在「灰胡子先生」的肩章上一闪,露出了两颗朴朴素素的中尉星。那位资深上尉的态度如何一点一点、几乎不知不觉地变了,「灰胡子先生」又如何相应地从高位上跌落下来,看着实在有意思。前者不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了。

「这家伙真该死!我把他当成团长了。」我敢肯定,他一出门就是这么跟自己嘀咕的。

还有一种,不妨叫作「英国工人胡」——就是任它自由自在地生长、爱长成什么样就长成什么样的胡子,大小形状,跟那些从不进理发店的英国工人脸上的毫无二致。这一种同样会造出奇怪的相像来,不过像的不是什么公众人物,也不是自己的同辈,而是早年认识的英国工人阶级里的人。许多军官留着这种胡子,活像出色的猎场看守或者猎场向导。我尤其记得一位魁梧的少校,他的胡子长成两只倒竖的角,在胸前向外张开,简直就是我父亲家那个老园丁的翻版。有一回我差点脱口管他叫「霍顿」,因为那园丁恰好就叫这个名字。

第七章前往帕里

「第二次推进」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头几处宿营地都很小,所以往帕里那三天的行军,我们只好分成好几路纵队走:每天两路纵队一同离开春丕,上山途中却各在各的宿营地歇脚,到帕里再会合。

往帕里的这一趟行军,在真正走上帕里平原之前,是我经历过的最湿的一回。雨下个不停。头一天我们往上爬了几英里,到了林马塘。(这一带的地名彼此多么相像啊!林塘、朗冉、林马塘,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分得清。)林马塘是一小块湿漉漉、软塌塌的平地,偎在群山之间,显然只差那么一点点,就没能尽它的本分当一个湖,偏偏当成了平地。我们从林马塘出发,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驮马小道,穿过松林,往上走到多塔。我们这一路纵队里,骡驮辎重拖成老长一串,在那条又陡又窄、弯弯曲曲的小道上,停顿一次接着一次,没完没了,雨也一直下个不停。每当哪头骡子的驮子出了毛病——路又陡又坑洼,这当然是常有的事——根本没法把骡子牵到一边去整理,因为旁边没有地方,只好让它就地站住,直到整理完毕。这样一来,跟在头一头站住的骡子后面的,比方说五百头骡子,就都得停下来。等那头骡子总算挪了步,下一头骡子跟着动起来,当然又要隔上一段不算短的工夫。把这段工夫乘以后头骡子的数目,就算五百头吧,你就会发现,大概得足足半个钟头,第五百头骡子才终于又动起来。就这样,起初整理一下一头不听话的驮子,就让纵队后尾耽搁了半个钟头;而这半个钟头过完,你尽可以放心,另一头骡子的驮子又松了,整套过程又得从头来一遍。这不过是举个例子,说明辎重官的苦处,以及他那些忠心耿耿的仆从——赶骡人和驮骡——的苦处。

我记得有一回停顿的时候,我骑在矮马上,停在路上一个窄得根本下不了马的地方,一头骡子的脑袋埋在我那匹矮马的尾巴里,另一头骡子的尾巴在我那匹矮马的鼻子上甩来甩去,雨水顺着我的头盔往下淌,流进我的脖子;最糟的是,下面山沟里升上来一股浓烈的气味,那里躺着一头骡子的遗骸,它死在那个地方的日子,显然既不是很近,也还没远到不碍事的地步。手脚几乎一点不夸张地被捆住动弹不得,偏偏挨着一股恶臭,这种刑罚,论起它的那一路,随便哪个宗教裁判所都得甘拜下风。

多塔比林马塘高出不少,还没到营地,许多赶骡人就已经爬得有些筋疲力尽了。他们当中有些人难免多少有点掉队——这事实在不巧,因为这样一来,就有几个人恰恰在最需要管住骡子的时候,撇下骡子由它们自便。原来,在多塔下方几英里处走出松林之后,我们来到一片山坡上,那里零零星星长着一点点要命的乌头草。纵队某处会出现一次停顿。那些没有赶骡人在旁边、被撂在原地站着的骡子,就会——这是这种牲口的本性——抓紧这大好时光,从路边啃几口草。这里那里,总有骡子吞下几口乌头,十有八九,不等走到营地,它就会口吐白沫,很快毙命。有几头虽然中了毒,活着走到了营地,其中一小部分靠猛药救了回来。可是那一天死于乌头中毒的骡子,几乎上了两位数——这是件憾事,因为骡子这种牲口,你一旦了解了它,就会对它怀有感情;况且,每头骡子背上都驮着两芒德有用的给养,而我们的辎重本来就不怎么宽裕。在另一片湿漉漉的宿营地上又过了湿漉漉的一夜之后,我们开进了帕里。我们已经离开了春丕那绿油油的河谷,又往上穿过了河谷那头的松林,来到一片山势峥嵘的地方,巨大的岩壁悬在我们头顶。我们一边继续往高处爬,一边琢磨,眼下正走近的,还会是怎样更荒野的地方。可是仿佛一下子,我们就爬到了尽头,发现自己来到一片平坦的绿色平原上,四周是起伏的绿色丘冈。那是一派家常而温和的景致,好比你越过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交界,或者坐火车经过坎伯兰的低矮山冈时所见的那样——叫人想到羊群在肥美细密的草皮上吃草,想到舒适的农舍藏在山坳的褶皱里。这一下陡然转换,让人想起《杰克与豆茎》的故事。仿佛我们已经爬到了此前属于我们的那个世界的顶上,正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重新出发。

这种感觉多半是错觉;因为那片平坦的绿色平原、那些起伏的绿色丘冈,是拿它们的绿色骗了人,走近细看,原来不过是些不怎么样的牧场;而且走了一两英里,平原拐过一个弯,我们便望见了大地表面那些巨大的起伏,毫无疑问,我们仍然身处群山的正中心。因为我们刚一拐过那个弯,突然之间,仿佛电光一闪,绰莫拉日峰就站在了我们面前,阳光刚刚驱散了云层,把它照得通体透亮。它那白色的峰顶离我们只有几英里,却比我们高出好几千英尺,直插云霄,在生人眼里,那高度简直叫人心惊。

对我们男人来说,风景的浪漫是很难捉摸的东西。我认识一些可爱的老太太,一抹美丽的晚霞对她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乐事,能给她们带来那种入夜之后的兴奋,而我们这些俗骨凡胎,只有灌下一瓶香槟才能得到。只要有某种强大的力量——当然最好是某种温柔的、阴性的力量——一时之间把男人的心灵打扫干净、装点整齐,那么就连我们当中最讲实际、最乏味的人,哪怕每次只有短短一阵子,也能把这丑陋尘世的种种杂物清空,领受一点大自然的美。可是在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里,当那温柔的阴性力量已经不在身边(或者虽然还在身边,却因为犯傻做了他的老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魔力大半),一个普普通通、粗粗拉拉、庸庸碌碌的男人,便会把世上最壮丽的瀑布看作不过是兑威士忌的好去处,嫌阳光下的碧水晃得眼睛难受,还会咒骂眼前那道壮丽的山梁,因为爬起来叫人冒汗、喘不上气。这由不得我们,我们男人天生就是这个样子,这是这种牲口的本性。可即便如此,偶尔由于某种奇怪的机缘,我们冷不防被撞个正着,某种难得一见的、壮丽的自然奇观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不经我们同意,甚至违背我们的意愿,就刺穿了那层平常把我们裹得严严实实的、庸俗务实的硬壳——就像那天我们在帕里平原上与那座白色大山绰莫拉日峰相遇时那样——这时,我们也会忘乎所以,难得一回,发现自己像那位老太太饮下她的晚霞一样,贪婪地饮下这份美。

沿着平原走了几英里,我们便到了帕里。

第八章前往康马

我们那几路小纵队都在帕里集中。营地就扎在「宗」,也就是城堡的外头。帕里宗是「宗」这一类建筑十足的典型,从外面看,就像剧院里那种幕布前景上有时点缀着的中世纪城堡。里头则比典型还要典型,比大多数宗更加七拐八绕、更加幽暗、也更加肮脏。有位冷面幽默家挑中了最顶上那间阁楼做邮局。这一挑,可叫本地那位同样冷面幽默的邮政局长乐不可支。因为一路路小纵队日复一日地涌进来,带来形形色色盼信盼得望眼欲穿的人。每个人一下了差,就一头扎向邮局。我们这时已在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度上,在这样的高度,爬那几百英尺崎岖不平的藏式过道和楼梯,对任何不习惯的人来说,都是对肺的一场大考验。

邮政局长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凉快又舒服,而一整天,军官、英国士兵、印度兵和仆从络绎不绝地涌进来取信,人人一到门口就气喘吁吁,舌头耷拉在外头,至少两分钟说不出自己要什么。邮政局长偏偏讲究一条:每人一进门,他就彬彬有礼地问人家要什么,以免让人久等;然后看着对方拼了命地想把自己的姓名和番号结结巴巴地吐出来,咧着嘴笑得像个魔鬼。我作为受害者之一去取信,照例为他的乐子贡献了我的那一份,然后问他是不是正玩得开心,他向我保证,这是他平生最好玩的事。

从帕里到康马,我们分成两路纵队行军,我随第二路走。

我们的头一个歇脚处是「唐拉」——一个荒凉的地方,风刮得厉害。从那里我们行军到堆纳,再从堆纳到多庆,绰莫拉日峰一直在我们右手边,每当我们绕过一道伸进平原的山嘴,它就换一副新面孔给我们看。我们路过许多群「江」,也就是野驴,我们当中有人策马追上去,想凑近看个仔细;可是野驴跑得又快又机警,我们根本近不了身。据说那一带西藏的淳朴农人管野驴叫「绰莫拉日的孩子」,由此来解释它们为什么神圣,因为绰莫拉日本身就是一座神山。野驴有这么个来历,究竟是正统的教义,还是只不过是当地的迷信,我就不知道了。

在这一带,我们经过了「温泉」,那里还横着好几个月前那场战斗中阵亡的许多藏人的尸骸残余。听说,我们发现敌人一点也没有收尸的意思,曾经真的把这些尸体埋掉过;可是藏人对这件事抱着些古怪的见解,又把它们刨了出来。支配西藏丧葬的原则,看来是让尸体尽它天然的本分,给动物当食物才好。所以把尸体露天放着喂狼喂秃鹫,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心痛。据说,他们甚至把这条原则发挥到这样的地步:尸体若拿去喂家里养的猪,便算是格外的荣耀。这条原则所以这样发展,其来由自然实际上是为了实用;因为西藏的达官贵人,生前既然「吃得好、睡得软」,死后也就必然格外滋补。据说,吃喇嘛长大的猪肉,被视为珍馐中的珍馐。

离开多庆和它所傍的那个湖,我们拐进左手边一条山谷,走出来便到了嘎拉错。这是那个兵站的名字,兵站紧挨着同名的湖。从这里,我们沿着嘎拉错平原行军到曼扎。第二天就该进康马了。

我的长官在第一路纵队里,他给我下了命令,叫我每隔一天一早骑马赶到前头的营地,赶在他离开之前与他碰头。他离开每处这样的营地的钟点是上午九点,我必须在这个钟点之前赶到。每回我都得带一名中士同去。从曼扎到康马有十五英里。据他们说,路相当难走,但两个半钟头就能走完,于是我决定六点半和中士一起动身。六点一刻,我发现我那匹矮马夜里在石头上碰伤了一个球节,明摆着瘸了。我弄不到别的坐骑,只好跟中士合骑他那一匹,而留给我们赶路的时间,也就比两个半钟头多不了多少。碰巧我刚读过一本写美国西部原始生活的小说,叫《天国谷的小牧人》,书里提到一个非常高明的法子,可以让两个人共用一匹马赶路。甲骑着马出发,比方说每小时走八英里;乙步行,比方说每小时走四英里。甲走了一定的路程,就下马,把马拴在最近的树上或石头上,然后步行往前走。乙到时候走上来,骑上马往前赶,恰好在甲走完他该走的那一份路时追上甲;然后照此循环,一直到路的尽头。

我当甲,中士当乙。路上空无一人,据报告,我们要经过的那一段当时十分太平,所以把矮马单独撂下一小会儿,实际上没什么风险。总的说来,这真是个再舒服不过的安排。我们平均每小时走六英里。我们两人都是骑一段惬意的马,再走一段惬意的路,轮流着来。就连那匹矮马,一走起来固然跑得相当卖力,中间却也有惬意的喘息工夫。我们准时在上午八点五十五分赶到,结果当然发现,第一路纵队已经决定在康马停留一天,所以根本用不着赶。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事从来就是这样的。

快到康马之前,我们碰上了一场大冒险。当时我正在步行,中士刚骑着矮马追上我,就听见两声枪响。我判断枪声是从不远处的一个村子里传来的。中士断言那两声都是排枪。我吓得要命,也许中士也并非全然无动于衷。正在这时,两个全副武装的骑步兵从康马方向骑了过来。我对骑步兵十分敬重,可我也知道他们爱瞎编故事。我们问附近有没有敌人,他们回答说,敌人多得就像《圣经》里那个鬼说的,名叫「群」,大意如此吧,还说敌人就在我们四面八方。既然如此,往哪个方向走似乎都无所谓了;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赶,暂时享受起彼此做伴的乐趣(不再一个骑马在前、一个步行在后了)。不一会儿,我们拐过一个弯,又响了一枪,紧接着又冒出两个骑步兵来。我们问他们这是在打什么枪,他们告诉我们,驴队的队长带着他的驴子就在下一个弯那边,正打鸽子打得满载而归呢。

第九章乃宁、西藏式的打仗

我们全军在康马停了一两天。路上碰见的头两个骑步兵编的那番故事,到底还是有几分真的,因为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些敌人,一支轻装纵队已经出去追剿了。敌人成功地躲开了这支纵队;纵队回来时,别的事一件没出,只死了一个人和一两头骡子,是喝了水中毒死的。原来那些勇敢的敌人不懂日内瓦公约之类的西洋怪癖,狡猾地在水里下了毒。

同一天,一支小小的护送队从江孜带来了一批空驮的骡子,这正是我们急需的。他们在路上遭了枪击,于是种种迹象都开始表明,不久就可能有一场小仗要打了。

从这里起,我们合并成一路纵队。出康马的头一程行军,把一支较长的纵队走在狭窄山路上的种种不便,表现得格外典型。说来似乎奇怪,其实再自然不过:我们这支小小的部队,连同它的辎重,竟占了五英里长的路——我相信大约就是这么长。要让这条五英里长的长蛇顺顺当当地爬过「红神像峡」,后来再扭着身子过一座营地附近横在路上的桥——那桥很窄,又有点摇摇晃晃——花了好多个钟头,磨人得很。那天下午也冷得要命,大家等着自己的行李到来,而那一段河谷简直就是个烟囱,从江孜方向抽上来一股吓人的穿堂风。

我们的活儿也开始有点加重了,一来从印度运来的压缩草料已经用完,二来我们已经不在太平地带,没法再靠包商供应草料了。在康马和这里,我们都不得不派出征粮队。我们对敌人依旧保持着极其客气的态度,取用草料都付给村民一笔丰厚的钱款——前提是有村民露面。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村子早已人去屋空。

那天下午,一支骑步兵侦察队回来了,带回一个重伤员,还报告说,前方七英里处的乃宁村有敌人重兵把守。这就意味着第二天要打仗。

第二天,我们一早便开到乃宁,摆开阵势准备作战。大路下方,完全在村子的射程之外,有几块很方便的青稞地,青稞刚冒出苗来,我们就把全部辎重收拢在那里,卸下驮子。在敌对行动的那个阶段,我们对征用草料、损坏庄稼这类事,讲究得要命。我记得战斗一打响,已故的布雷瑟顿少校——军需辎重的总负责官——就派我给各辎重单位的队长送一道措辞妙不可言的口信,说明他们的牲口可以吃草吃到什么程度。我得告诉他们:虽然必须严格避免一切损坏庄稼的行为,但万一哪头骡子竟至于忘乎所以,啃了一两片嫩青稞叶子,此番倒也不必太当回事,因为可供收拢辎重的地方,只有长着那些可爱嫩青稞的这一块地。于是,在离它们两百码远、高出它们一百英尺的地方,「战斗的喧嚣终日滚滚」,而辎重牲口则拿敌人最好的嫩青稞把自己喂了个「顶呱呱」;这倒也是好事,因为那天夜里到了营地,它们几乎没捞着一点草料。

乃宁这一仗我看得很清楚,大部分时间是跟将军的参谋们在一起看的。江孜守军有一部分出来助战,从上方一座高山上向村子和喇嘛寺倾泻枪弹,我们自己的纵队则从别的方向把敌人包围起来。我们在他们的墙上轰出了好些漂亮的大窟窿,一发发瞄得准准的炮弹,捅了一个又一个俗人和武僧的马蜂窝。后来轮到步兵上场,那一定是近得叫人很不舒服的短兵相接了。

在西藏打的仗,从某种意义上说,当然是件小事。可是另一方面,那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打法,就凭这一点,也不该被人忽略。我在那几场仗里扮演的,主要是个兴致勃勃的看客,下面就以看客的身份谈谈我的看法。

我得说,对于像我这样从来不必走近阵地某个距离之内的人来说,要接受战火的洗礼,再没有比西藏战场更斯文体面的去处了。比方说抬枪,在那个距离上,简直是件讨人喜欢的兵器。当然,要是一颗抬枪弹丸打中了你(那是个粗粗凿成的沉家伙,直径约莫三英寸),它会开出一个窟窿,得动好大一场手术才补得上。不过通常,抬枪弹丸飞到后半程,会先打个招呼,让你知道它来了。再说,除非距离很近,它准头极差。所以,如果你在战场上想要的是一点温和的刺激,而风险又要降到最低,我推荐你站在离抬枪火力,比方说,六百码到一千二百码的地方,把自己亮出去。

在火线上拼杀的人,说起来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西藏的仗大多不仅要巷战,还要逐屋争夺,而这种乐子,一般是紧接着爬完几百英尺陡坡就开场的。在现代战争里,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身心的考验,比我们那些军官和士兵所经受的更严酷:他们在那稀薄的空气里冲上陡坡,还喘着粗气,就分成小股,先钻进窄巷,再闯进阴暗的院子,最后进入牛棚、库房和住屋,那些屋子一般都是漆黑一片;他们不知道随时会从哪个洞眼、哪个角落,被看不见的敌人用哪种要命的笨火器在近处开枪打来。看在那些经受了这番考验、而且经受住了的人的份上,西藏式的打仗不该被人小看。

乃宁这一仗打了好多个难熬的钟头。它作为一场好戏的魅力很快就消磨殆尽了。激烈的刺激与要命的无聊并排摆在一起,是战争的一个奇特之处。那边,两百码外,人们正在互相厮杀;这边,我们当中有些人竟实实在在地打起了哈欠!

傍晚时分,饥肠辘辘,把我们打了胜仗的那股得意劲儿也压下去了几分,我们继续向江孜进发。越走越近,我们听见一阵仿佛是礼炮的声音,放得极不整齐,像是一帮喝得烂醉的炮手,在向某位有资格享受极多响礼炮的大人物致敬。其实那不过是江孜宗里的抬枪在朝我们开火,开得耐心十足、庄重肃穆,虔诚地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打中点什么。它们的主要目标,是江孜河上的一座摇摇晃晃的桥,我们到营地之前得先过这座桥。有些抬枪弹丸确实偶尔落在桥附近不远,还真有一头骡子在过桥的时候中了弹。过那座桥一直过到深夜。从乃宁一路过来,小路被一道道灌溉沟渠截断,大多数沟里都灌满了水。这就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停顿,最后在桥头堵成了一团。还没等全部辎重过完,那桥就开始散架了,不时有牲口掉进水里。后卫的最后一批人大约半夜才回到营地。

第十章在江孜、打仗、征粮、西藏的宗教艺术

在江孜待的那十来天,忙的是这么几样:打仗;在一回又一回的休战里干等着谈判的结果,而谈判到头来一场空;观光游览;再就是四处征粮,既为眼下的需要,也为往拉萨进军作准备。

这里说的两仗,一是攻取紫金寺,一是攻取江孜宗。打紫金寺那回,我又一次坐上了正厅前排,跟司令部的参谋们一道看戏;可偏偏就在最后一幕刚要拉开大幕的时候,我被差回营地去送一个惹人恼火的口信,只好离席。攻下江孜宗的那一天很长,我几乎什么仗也没瞧见,直到最高潮那一刻,有几件差事把我打发到了帕拉村,参谋们正在那里观看最后一个回合。这一回可一点也不无聊,倒是紧张得要命。对宗堡的最后一冲,紧跟在那么一场拖拖拉拉的战斗后头,实在是值得记一辈子的景象。拿所谓「观赏性的战争」来说,马克沁机枪的艺术效果,我以为要胜过大炮。炮弹隔一阵炸一声,那可怕的轰响固然能把战争的悲剧意味烘托出来;可马克沁那一串急促的「乒乒乒」,却叫你浑身热血发麻,真正叫人兴奋。最后那一冲,真是壮观。廓尔喀兵和他们的弟兄们,在大炮、炸药和马克沁的伴奏声里,从缺口冲进那座板着脸、看似坚不可摧的宗堡,这番情景,哪怕是天底下最爱好和平的人看了,也会动心。宗堡一到手,凡是有官兵和随营人员三五成群站着看结局的地方,处处爆出一片欢呼,给那漫长的一天收了一个辉煌的尾。

一支轻装纵队追击退往东孜的敌人,没有追上,却带回来一大批有用的草料,收获颇丰。有好一阵子,只要不打仗,征粮就是每天的正经功课。江孜平原十分富庶,村落一个挨一个,星罗棋布,个个都坐落在丰茂的庄稼地里,名义上也都存着大批正合我们所需的口粮。可藏人藏东西的本事实在高明。有几位军官后来征粮征得多了,练成了寻找暗藏库房的行家。楼上一间屋子的某面墙上,壁画画到哪一处就不再是正经的长久之作,而只是临时抹上的一层颜色,底下盖着粗糙的灰泥和一堆没烧过的松散土坯,堵住的是一扇门——这些行家一眼就看得出来。拿撬棍和木槌一番敲打之后,门后头往往真是一座粮食或青稞面的宝库。

自然,在江孜那段日子,江孜和紫金寺的街镇与喇嘛寺是我们最称心的猎场。有一天,单是一间高大的屋子里,我们就找到了八千芒德青稞面,全都装袋装得整整齐齐,封着西藏官府的印,想必是藏军的战备储粮。紧挨着它,另有一间同样的屋子,里头装满了散粮,堆得有多高,我们始终没法真正探明,因为粮食的分量压着门,门只能推开一寸来宽的一道缝,我们需要的粮食就从这道小缝里一骡子一骡子地淌出来。要是我们有足够的驮运力量,把在江孜找到的给养全都运走往前带,我们的军需难题本来会容易得多。

这几仗打完后的那些日子,我们出去征粮,一路上横七竖八都是尸首。康巴来的武士在藏军里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死了也是堂堂的模样:一个个长发巨汉,倒下时什么姿势,就还是什么姿势躺着,粗陋的兵器丢在身旁,脸上通常是一副安详、隐忍的神情。论人的体格,很难找到比他们更出色的了。我记得有一天,一个康巴俘虏帮我收拾一盘不听使唤的水磨,我正想用它把麦子磨成面。我的上司过来看我干得怎么样,一眼瞧见了那个俘虏。他满怀赞赏地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嚷道:

「老天爷!这家伙要是做成一具尸首,该多漂亮!」

我当时觉得他这话说得真是残忍,后来尸首见得多了,才领悟到这句话里那份真正的艺术眼光。

我想,一个寻常人要想像模像样地游览江孜,只怕跟一个没受过古典教育的人想用纯正的学院精神去游罗马或雅典一样,是办不到的。打开那两处地方的钥匙,在于古典历史、神话和考古的学问;同样,打开江孜的真钥匙,就在于对佛教史的通盘了解,尤其是对西藏佛教种种变体的了解。佛教教义的要旨,像人们从一本手册或偶尔一篇杂志文章里学来的那样,对于理解西藏的宗教艺术,几乎提供不了什么线索。佛陀本人是可以理解的,人们也渐渐熟悉、并欣赏他那温和而略带傲意、永远含笑的神情,你看到的每一尊佛像、每一幅佛画,都忠实地捕捉到了这副神情。人们也能理解拿生死轮回图来表现人生祸福变化的用意:图上画着人间从幸福到不幸的各种等级——轮子一侧是种种无法描述的酷刑,挨着它的是轻一些的苦难,接下去是同样的层层递进,安排得我们绕着圆圈转一周,最后来到理想中人间极乐的美好景象。可是把同样的层层递进,用到所供奉的神明身上,用到艺术里对这些神明的描绘上,就不那么好理解了。江孜的寺院里有一座极其匀称的建筑。它的中心是一尊巨大的佛像,从地面一直高到——依我估计——一百五十英尺。四周一层叠一层地建起许多小佛龛,每一层都比下面一层少一个佛龛。佛龛大小一样,所以整座建筑看上去像一座金字塔。从这一层到上一层,要走一道隐蔽的窄楼梯。每个佛龛里供一尊神像。你要是从随便哪一层的某一处起步,绕着这一层走一圈,先进的是一位圆满佛陀的佛龛,你对他至少会生出几分敬意。下一个佛龛里的神像就不那么叫你肃然了,身上带着几分俗气。再下一个是彻头彻尾的俗神,再下一个面目丑陋,再下一个一望便知是邪恶的,再下一个就是魔鬼了。魔鬼们一个比一个魔性重,直到你忽然又回到了起步时的那位佛陀跟前。上面各层都按同样的原则安排,只不过佛龛的数目每层少一个,所以越往上走,从佛陀到魔鬼的过渡就越陡。

还有,在最神圣的地方,不光在江孜,甚至比如在拉萨那座神圣的「布达拉」,也就是宫殿兼寺院的觐见大殿里,你都会碰到在欧洲人眼里看来淫秽至极的造像;寺院里到处悬挂的彩绘卷轴上,也常常能看到类似的画面。

佛教就其根本教义的精神境界而言,就其对人生影响之广之深而言,地位都极高;在这样一种宗教的外表上,竟生出这些奇怪的赘疣来,似乎只能说明,自开天辟地以来,各种宗教一定始终在无休无止地相互缠结。比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最高尚、最纯洁的宗教——至少就附属于它的艺术而言——沾染上了鬼神崇拜和生殖崇拜这两样孪生的毒素;照理说,人们会以为它早在几百年前就已足够纯洁、足够强健,能把这类东西甩得干干净净了。

有些宗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教义上都相隔甚远,在不那么要紧的地方却有着奇特的相似之处,这叫人渴望读到一部真正包罗广博的人类宗教史,能一直探到往昔最深的底处,替我们解答这类问题——比方说,佛教徒的线香和酥油灯,跟基督教繁缛仪式里的乳香和蜡烛之间,那种强烈的、仿佛一家人似的相像,究竟从何而来。

看来,野蛮的东西可以借着仪式的形式保存下来,成为一种宗教公认的附属物,在某些情形下,甚至还可能是有益的附属物,尽管这种宗教在其他方面已经把野蛮的东西统统抛弃了。然而,我们在西藏看到的那些魔鬼和那些淫秽的图画,有一些在西方人的头脑看来,实在太过卑污,没法这样一笔解释了事。

不过,话虽如此,又有哪个傻瓜敢贸然闯进来,对东方说三道四呢?

第十一章向拉萨进发、军需辎重闲话

忽然间命令下来了:我们要立即向拉萨进军。谁编进拉萨纵队、谁不编进去,想必是个很难定夺的问题。干这种得罪人的差事,大概是当将军最磨人的一面。哪一次远征里,对每一个当兵的来说,「往前走」都显得这样要紧,「留下来」都显得这样一钱不值,只怕是很难再找到了。禁城是那么迷人,帮着揭开一层面纱这个念头,又那么对我们这些粗人的胃口,所以想到拉萨去的心思格外强烈。前头那些高山垭口,大湖羊卓雍错的湖岸,还有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渡过去——这一切似乎也都预示着一场花样百出的冒险。再说,要穿过一个国家,得在很大程度上靠它的出产来养活自己,而它出产些什么、有多少,我们眼下几乎一无所知,这么一想,也叫人有几分兴奋。

我们撇下凄凄惨惨的江孜守军,在一个阴沉沉的早晨开拔了,天色不久就转成了雨,头几英里的路横穿一片地地道道的沼泽。我们这支队伍包括:一个英国山炮连全连,外加一个土著山炮连的一个分队;皇家燧发枪团的半个营;两个连的骑步兵,是从各个土著团里抽调来的,有锡克人、廓尔喀人和帕坦人;第八廓尔喀营;第三十二锡克工兵营和第四十帕坦营各若干连;坑道工兵一个连;还有两个机枪分队。随行的还有几个野战医院,或者野战医院的几个分部,此外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杂七杂八的必需之物,比如弹药纵队、饷银、给养纵队、邮局、兽医所和野战器材库。电报部门却以不在场而格外惹眼:向拉萨进军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把电报线撂在了江孜——此举想必既有它的不便之处,也有它的便当之处。最后一项,却绝非最不要紧的一项,是辎重。辎重可以分作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两类。正规辎重包括五个印度骡队的全部或一部分,即第六、第七、第九、第十和第十二骡队;非正规辎重则有一个苦力队,外加两个就地招募的队伍——一个是牦牛队,一个是驴队。

我们的辎重是那么大的一宗、又是那么大的一桩必需,所以趁它在那个七月的雨天早晨,在江孜城外泡透了水的田地里艰难跋涉的当儿,给它画一幅小像,大概也不算多余。

一头寻常的印度驮运骡子,年纪大约在十五到十八岁之间,是我们手里最好的老兵。要是它也像罗伯茨勋爵那匹灰色阿拉伯马一样,获准把自己的战功挂在脖子上,那它准能亮出一大串勋章和勋饰来。假定它现年十五岁,十年前入的伍;再假定一条通例:凡是有一定规模的边境远征,印度陆军的正规骡运大半都得调去——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它六岁那年在奇特拉尔头一回粗粗地受了战时的调教;太平了一年左右之后,它在马拉坎德、托奇河谷或者提拉,驮着护运的物资或部队的行李,走过了许多累人的路程。一九〇〇年,十有八九,它在一个炎热的仲夏日被装上火车,运到加尔各答,再装船送往中国。要不然,南非那边也许需要它。后来它多半又在马苏德封锁中出过力。这中间,它也过过几段营房里的日子,不过它的热季多半是这么打发的:每天从两千英尺下的一座水库,把必需的饮水驮上某个高踞山顶的避暑山站;它的凉季则有一部分花在演习那种热火朝天的假仗上。这些年来,它始终保持着同一副倔强而乐天的脾性:在某次远征的起点下了火车,看见那些预示着要上战场的熟悉景象,就在尘土里痛痛快快打个滚,爬起来抖一抖身子,仿佛在说:「咱们又来啦!」活像哑剧里的小丑;或者背上驮着两芒德,冒着雨、顶着雪、迎着热季的沙暴一步一步往前挨,只是漫不经心地琢磨着,主人们下一回又要拿它开什么样的玩笑。它的命是苦的,可它逆来顺受,只要有好粮好草,也就不算不快活。

赶骡人也是个有本事的人。拿他跟那出色的军人——骑兵比一比吧。骑兵只管一匹牲口,赶骡人却要管三四头:喂料、刷毛、给它们安上并擦干净鞍具,有时还得替它们去割草找料。再说,骑兵是骑着牲口走的,赶骡人却是徒步行军。

几年前,骡子和照料骡子的人的处境,摆到了印度政府面前,政府决定提高他们的地位。此后,政府在印度辎重部队里推行了一套有组织的建制,成效很大。这套制度试行了若干年,如今已经正式核准,成了既成事实。骡子和赶骡人不再像从前那样没爹没娘、谁也不管,而是分属于各自的小队、各自的分队和各自的大队。每个大队都穿着可资辨认的制服,由一名英国军官统领,他手下有自己固定的下级班底,所辖人畜的安康和效能都由他负责。

新的有组织的纪律,再加上新的团队精神,结果是效能和安康大有提高,而最要紧的,恐怕是每一个赶骡人的个人自尊心大有提高,这一点非常显著。剩下来要确凿证明的只有一件事:在战场上,辎重内部的建制能否保持得足以达到目的,同时又不妨碍其他的军事考虑。按照各作战单位的确切需要把辎重分配给它们,又不打乱辎重单位自身的建制,这常常是首席辎重官很难解开的一道难题。这次远征找到的折中之道是:行军途中,辎重建制必要时尽可以丢到九霄云外;可纵队一旦进了营地,就要首先照顾它。

那些补充常备军用驮运的非正规队伍,是最少不了的,却又五花八门得叫人开心。不妨描述一下,比方说,一芒德大米怎样靠这形形色色的运输手段,从西里古里一路走到拉萨,或许会有点意思。为了挡住倾盆的大雨,大米裹在防水布里,在西里古里被扔上一辆牛车。要是路面没有在什么要命的节骨眼上塌方,把牛车连同车上的东西一股脑儿掉进惕斯塔河——这种事并不罕见——那么这袋米多半能到朗坡。从朗坡起,它多半骑在一头驮牛背上走几程。驮牛是种有耐性的牲口,走得很慢,在那潮湿的气候里蹄子变得很嫩,走在那些石头路上就磨得很疼。再往后,到了坡陡得驮牛驮不动的地方,米袋就交给一名苦力,走上好几程。这名苦力是印度某个山区的土著,比方说潘奇人,或者大吉岭人。他和他转手交接的伙伴们,会把米袋背过则拉山口或者乃堆拉,下到春丕河谷。从这里,一头驮骡或者一匹「非正规」的驮马,会把它驮上帕里。从帕里起,横穿帕里平原,经过堆纳和嘎拉错,直到曼扎,它都躺在一辆双轮小车里,因为这一带是平地。当初大家觉得,从印度拉几百辆这种双轮小车上来是值得的,后来也证明大获成功。这种车样子朴素,却很结实,每辆装五芒德,几乎什么路都能走,不管多么坑洼,只要宽得下两个轮子就行。这些小车先由矮马拉着,能跑多远就跑多远,然后拆成零件,由苦力背着,一块一块地翻过山口,送上帕里平原,在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处重新装起来,来来回回地跑运输。起初,这可把当地的藏人吓了一大跳,他们除了转经筒,从来没见过别的轮子。这些小车大多由从印度带来的「本地种」小矮马拉,矮马有了伤亡,有时就换上拉车的牦牛顶替。

从曼扎往前,我们这袋米可以挑坐骑了。它可以骑在一头驮骡背上,也可以在一头驮牦牛背上慢悠悠地晃荡,或者跟另一袋米一左一右,把一头小得不能再小的毛驴整个儿遮得叫人看不见。不过,只要给这头毛驴充裕的工夫,让它东张西望,在路边啃些稀奇古怪的草,它最后照样能毫发无损地走进营地,驮子也完好如初,一路上始终保持着每钟头一英里左右的匀速。

靠这些牲口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米袋最后总能到达拉萨;要是它在途中赶上了北上的拉萨纵队,它也可能交给随纵队行军的哪一名苦力。它多半能原封不动地到达拉萨,那只防水袋替它挡住了种种风雨;不过它也可能在层层包裹的什么地方破了个小洞,一路上漏掉一两磅;再不然——人性就是如此——到的时候分量还是原先的八十磅,可本该装着几磅米的地方,却装着一两块石头。

我们各种驮运牲口的习性脾气,倒可以成为博物学里一门有趣的研究。对初来乍到的外人来说,最惹眼的自然是牦牛。骡子我们是认得的,毛驴我们也是认得的,苦力跟我们自己多少算是同类;可牦牛却是个新鲜玩意儿。牦牛就是一头穿了衬裙的水牛。这搭配似乎很不相称,因为一提水牛,人们先入为主想到的是凶猛的东西,一提衬裙,想到的却是不凶猛的东西。可在这件事上,衬裙的势力占了上风,牦牛是天底下脾气最温和的牲口。它走得很慢,过日子很安静,常言说「人生在世,所求无多」,它正是这样,在这尘世下界所求无多——或者不如说在这高处上界所求无多,因为你要是把它带到九千英尺以下,它就害起相思病来,想念那些高处。我相信它最舒坦的时候,是冬日里躺在雪堆里,衬裙裹在身上,只露出两只角来。那时它才觉得被窝掖得严严实实。

牦牛和毛驴都是非常便宜的运输手段。不错,牦牛动不动就死,毛驴动不动就跑,可即便如此,它们的本钱很小,按数目算,需要的赶牲口人很少,又有就地觅食的本事。一条交通线长达四百英里左右,穿过一个荒凉不毛的国度,而有一种牲口,既不要你从基地给它运草料、甚至粮食上来,也不指望你替它出去找料——这样的牲口真是一宝。

赶牦牛和赶毛驴的都是藏人,医院里抬担架的也有许多是藏人。这些藏人最显眼的两个特点,一是赌瘾极大,二是家眷极多。要他们撇下女人跟我们走,那是他们压根儿想不到的事,我们只好迁就他们的成见。那些女人大多是快快活活的小人儿。她们的额头和鼻子上通常抹着母猪血调成的颜料,那是向世人宣告藏族女子的贞节。不管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在营地里料理家务、打毛线的时候,总能看见她们说说笑笑、互相打趣。她们织袜子的手艺是第一流的,只是不懂得「织袜跟」这门诀窍。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爬行军途中碰上的最难走的山口之一——一口气连爬四千英尺,中间一处平地也没有——我从她们的一小群人身旁经过。山里人比谁都懂得有节奏地呼吸的好处,而藏人喜欢靠唱歌来找这个节奏,凡是稍稍费力的活计,都要边干边唱。藏族男女用连枷打场的时候,齐声唱着好听的小曲;雅鲁藏布江上的藏族船夫,有时也一边干活一边唱。眼前这帮女人,一边爬那座山坡,一边欢欢喜喜地唱着,歌声一刻也不停。她们走得还很靠前,紧跟着前卫,那合唱声整条纵队从头到尾都听得见——用来给一支英国军队在艰苦的行军中鼓劲,这样的乐队可真是新鲜!

苦力也一样,尤其是来自大吉岭后山的那些,是你一天行军里能碰到的最快活的人。有些简直还是孩子,不过十六岁,可他们扛起驮子来那股劲头,真叫人佩服。规定的驮子是八十磅,可我常常看见一个小毛头背上驮着一百磅,稳稳当当地往上爬几千英尺,还觉得理所当然,你从他身边走过,他咧嘴冲你一笑打个招呼。下了差,他们就像山羊一样蹦来跳去,嬉笑打闹,你拉我扯。管他们的廓尔喀监工,也个个长着一副廓尔喀人那种乐呵呵的脸。要论一家子热热闹闹、开开心心,很难有哪支队伍比得过那个苦力队。

不过,那支拉萨纵队连同它那一长串辎重,这会儿早已走出了沼泽,我们得赶紧追上去才是。

第十二章到热龙、再谈军需、参观寺院

从江孜到热龙,一路都是平缓的上坡,我们走了三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白天下,夜里也下;人一旦淋湿了,就很难再干透,各处的人都吃了不少苦头。有一处宿营地尤其糟糕,那里大半是耕过的地,不但叫雨泡透了,而且刚刚浇过水。我们比江孜平原已经高出不少,这块地和类似的地里,庄稼几乎还没露头。说实在的,从这里往前好些天,牲口似乎都没有多少指望能找到草吃。我们带上了所能带的全部辎重,尽量多装给养,装什么都是一面照着我们已知的需要,一面照着这个国家可能有、却说不准有多少的出产来挑选的;可即便如此,前景也不怎么美妙。比方说,骡子光吃粮食是活不了的,它非得有草料不可,而一头骡子用不了几天,吃掉的草料在分量上就抵得上它规定驮子的重量。所以,你要是给一头骡子备下够吃那么多天的草料,叫它自己驮着,那还不如把它留在后头算了,因为那样一来,它除了驮自己的草料,别的什么也驮不了了。在一个当地弄不到草料的国度,这至少就驮骡而言,是军队运输的一大难题,这一路上,我们不止一次跟它当面撞上。粮食也是沉重的东西,换句话说,吃得飞快。我们每天要用掉两百多芒德,也就是一百多骡驮,所以出发时没法多带几天的储备,否则就得把别的同样非带不可的东西撇下。分量仅次于粮食的是糌粑,就是西藏的青稞面,我们如今用它来代替「阿塔」,也就是土著平常吃的粗磨麦面。糌粑我们每天用七十芒德,所以只有几天的储备。肉类虽然也是一大宗,却好对付得多,因为在你宰它之前,它是自己用四条腿走路的,甚至还能帮着驮别的东西。比如,我们打定了主意:要是羊和牛不够了,哪头牦牛因为给养减少、不再有驮子可驮,我们就把哪头吃掉!其余各种吃食,虽然好些都很贵重,也非常要紧,却没有一样很占地方,这些东西我们都带了几个星期的储备。

所以,我们最紧迫的需要,只限于草料、粮食和糌粑这几样。一到营地,就有许多征粮队出发,或者从行军路线上绕个弯子去找这些东西;有的扑了空,有的所获无几,偶尔也有的收获颇丰。在热龙,我们就收获颇丰。那里有一座很漂亮的寺院,坐落在离我们宿营处五英里的一条山谷里。我记得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下午。一到营地,我就跟我的上司一道去了那里,看看能从那地方弄到些什么。我们找到了一些整粒的青稞、一些糌粑,还有不少麦秸。上司把我留在那里等候所需的驮运牲口,他自己回营去派。我在那里过得着实愉快,喇嘛们和尼姑们都殷勤款待我——尤其是尼姑们。她们端出「羌」来给我喝,那是一种自家酿的淡酒,我想是用青稞做的;还端来一只整只烤熟的羊,你要吃多少,就自己从上面扯多少。这只羊身上已经被扯掉了好些,而且它身上散发着某种咄咄逼人的气息,我由此断定,它当这道常设菜肴已经有相当一段日子了,于是只吃我自己带的三明治就满足了。随后她们过来,通过我带着的通事跟我聊天,还有一个戴着一顶别致的红色绒线帽、年纪很小的小尼姑,过来坐在我身旁织毛线。我的大衣已经湿了三天,这会儿太阳出来,正好让我晾一晾。一切都那么暖和、那么舒适,还白饶上了女士们的陪伴。等了几个钟头之后,一长溜蛇一样蜿蜒的骡队慢慢沿着山谷爬上来,来取那些粮食、糌粑和麦秸,我竟觉得颇有些舍不得。

我们征来的东西又是照付钱的了,我记得我一把一把地往外数卢比,在收钱的人看来,那数目想必大得惊人。西藏的寺院无疑是富有的,可我猜,尤其是在偏远地方,它们的买卖全是以物易物。比如,它们收税收的是实物,而且,它们不靠钱币也完全能雇到劳力、弄到衣裳和这类必需品。一般的喇嘛不惯于经手大笔的钱,这一点似乎总是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之一。要么,他似乎弄不明白一大笔钱实实在在代表着「值钱的东西」,压根儿不想拿自己的任何财物去换它;要么,他或者不那么无知、懂得钱的价值,或者更加单纯、被钱的闪光吸引住了,于是就带着毫不掩饰的贪心把钱收下。

我们带进这个国家、留在这个国家的那许多钱币,对西藏的经济想必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影响。一个主要靠以物易物做买卖的国家,突然间卢比泛滥,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所有货物的时价都应该涨到异乎寻常的地步。不过,西藏这个国家古怪得很,多半自有一套完全属于它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这样的事,它会安排得跟西方人的预料截然不同。

就连我们的卢比本身,也不是总能得到认可的:有时候,人们要把印着爱德华国王头像的卢比和印着维多利亚女王头像的卢比区分开来。后一种是被认可的,理由是那是「坎帕尼」卢比——女王的面孔显然被当成了东印度公司的商标。上一辈藏人想必听说过这家公司,又把这份记忆传给了子女,子女们还以为它依然存在。所以,一个新的标记,比如一个男人的头像,起初自然要遭人猜疑。

第十三章卡若拉

第二天,我们来到卡若拉山口脚下,在一万六千六百英尺的高处扎营。山坡上有一大片积雪,离我们那么近,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朝那边望一眼,眼睛都刺得生疼。那片积雪不断有雪崩落下来,轰的一声闷响砸下来,几乎叫人一惊。那天夜里有人犯了点高山病;不过,考虑到这么高的地方,又是那么辛苦才爬上来的,犯病的人算是少得出奇了。下午早些时候往前稍稍侦察了一下,便发现敌人在山口那一边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摆开了阵势。他们筑了两道墙,一道在另一道后头,选的地方看来好极了。说真的,他们似乎把战术研究得颇有心得。

第二天早上起来,碰上一场凛冽的霜冻,好像让我们瞥了一眼冬天,倒也叫人痛快——只是这一瞥只持续到太阳升起为止。过去几个月里,叫我们头疼的不是冷,而是雨;而今天一点雨也没有,天上万里无云,空气清冽新鲜,太阳一出来,甚至还有几分暖意。

走了几分钟,就到了山口顶上,一万六千八百英尺。从那里,大路缓缓往下走,可是司令部的参谋们——我这会儿正跟着他们——却贴着山坡,保持着跟山口顶上一样的高度往前走,直走到一处便于观战的好位置,好从那里观看战斗的第一阶段。因为很显然,有人要来拦我们了。

炮兵就留在我们近旁,同时派出两队廓尔喀兵,分头去攀登左右两侧的高地,又派燧发枪团和另外一些步兵沿着山谷前进,去攻打藏人在我们前头筑起的那两道看来很吓人的墙。

不久就看出来,敌人临了还是决定放弃谷底的那两道墙——其实躲在随便哪一道后头,他们准能像模像样地顶上一阵——反倒跑到了一道几乎无法攀登的山脊顶上。那道山脊俯视着那两道墙,比墙高出两千英尺左右,就在山谷里我们这边看来的右侧。不一会儿,山脊顶附近就有一门抬枪开了火,断断续续地轰了好几个钟头。我们的炮兵朝那个方向打了很多发炮弹,可是很难弄清究竟收到了什么效果。显而易见,这一阶段战斗的重担要落在右路那队廓尔喀兵身上了。他们这会儿正在我们右前方远处,稳稳地往陡峭的山崖上爬,看上去像一串小小的蚂蚁。他们爬到山脊之前,想必爬了两三千英尺,所以投入战斗时,是在将近两万英尺的高处。他们在接近敌人之前,还得穿过一道陡峭的雪带。在敌人的射程之内蹚过那片雪,想必是相当难熬的。最后他们总算逼近了敌人,干掉了不少,事后查明,其中包括两名重要的头目。藏人据守的那道山脊上有好几个山洞,敌人就躲进洞里,所以接下来的那一番,想必有点像捉耗子,结果捉到了不少俘虏。

这时候,我们的其余部队继续前进,最后派出第四十帕坦营,去追击几名敌人,他们正朝着一条冰川往上逃;炮兵则从新的阵地上打了几发榴霰弹,叫那些人不停地跑。在这场上坡追击中,弹药、喘气和肌肉纤维都耗掉了不少,之后,天际线上、天际线下,哪儿也看不见敌人的踪影了。他们显然已经翻过冰川不见了。

于是我们准备行军回营。走了没多远,我们经过扎拉,那是一个小村子,村边有一座中国人的驿舍。就在村子附近,我们碰上了敌人的营地,还是他们早上撇下它时的样子。我们从营地里弄到了不少糌粑,在村子里又找到更多。他们显然把这项储备存在了村里,这是他们唯一的口粮。我们也缺柴火,结果在那片宿营地上找到了好些散放着的有用的木头,更不用说一大堆用风干的好木头做的帐篷杆子了,当天夜里,它们在我们自己的营地里烧得旺旺的。

我们在往前大约五英里、往下大约一千英尺的地方扎了营。在卡若拉上过了一夜又一天,下到空气稍微充足一点的地方,真叫人松了口气。

那天夜里,我们最大的难处是没有草料。骡子走了一整天,一口草也没啃着,而我们连一根草叶也拿不出来给它们。我们只能尽力而为,给每头牲口多发一磅粮食,先用水泡上很久,然后少量多次地发下去。这多少填补了一点缺草料的空当。山坡上长着一种像野豌豆的草,开着紫色的小花。我们也割了一些来喂骡子,骡子吃了一点,可总的说来,它们更爱啃隔壁邻居身上那马衣或毯子的毛边线头。那一夜被吃掉的毛织品可真不少,第二天早上,有些马衣简直惨不忍睹。

饿着肚子、没有草料的骡子,夜里闹出来的动静叫人听了十分难受。那天夜里,它们一刻不停地哀哀抱怨。

第十四章浪卡子、使者、拆房、洗澡、开水

第二天,我们到了浪卡子。这是一个村子,上头高踞着一座宗堡,宗堡坐落在一道岩石山脊的尽头,这道山脊从更高的山上一路延伸下来,直抵羊卓雍错的一角。宗堡里头有一座寺院,近旁的山坡上还有一座。宗堡附近有一片还长在地里的庄稼,比卡若拉那一边的庄稼长得要好些。总的说来,我们好像来到了一块类似绿洲的地方。要是敌人决定在这里跟我们对阵,我们要把他们赶走,本来没有多大困难。把山炮拉上宗堡上方的山脊,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从那个位置打上几发炮弹,多半很快就能叫他们撤出去。实际上,稍稍谈判了一番,他们就决定撤走了,宗堡和里头的一切都归我们随意使用,当然,凡是他们跟宗教有关的财物,我们一概尊重。

从这里往前,我们不断碰上一拨又一拨的使者。西藏的大人物撑着鲜艳的伞,骑着披挂华丽的骏骡,由穿着华丽号衣的仆人牵着,这番景象起初很叫人觉得好玩,不久就变得司空见惯了。我们进军路上每到一个稍有分量的地方,就有这么一队或类似的一队人马匆匆赶来。接下来的会谈里究竟谈些什么,我无权与闻,不过显然每一回都要提出新的理由,劝我们别再往拉萨走,而且每一回都少不了新的、冠冕堂皇的许诺,说是会以和解的态度考虑我们的要求,只是怎么个考虑法,含含糊糊。可是,愉快地谈上好几个钟头之后,那一身紫袍细麻衣总是碰了一鼻子灰,骑着牲口走了。

我们在浪卡子停留了两夜。我们发现,占下这个地方很有用处。可惜里头粮食不多,而我们这时粮食已经越来越紧了;不过我们在里头找到一座大库房,满是装成袋的糌粑,这可太受欢迎了。原来敌人还把它当作军火库,在一个谷仓里的大堆麦秸当中,搜出了好几箱藏起来的火药。大约两个星期前,在江孜宗里出了一桩事故,像是一根点着的火柴从楼板缝里掉下去之类,引爆了一处火药库,把近旁的一队燧发枪兵炸得够呛,好几个人受了重伤。从那天起,我们搜查宗堡就变得小心翼翼了。

在浪卡子找到的火药被我们销毁了,房屋也拆掉了一部分。拆房倒拆出了一大批好柴火,就是那些被拆的房子里的大梁和椽子。拆房这件事,坑道工兵是行家里手,可它也是我所知道的最脏的活计之一。我在那里是为了从坑道工兵拆下来的废墟里收集木头。每一堵墙倒下来,都扬起一团灰尘,多少年积攒下来的污垢化成细末,钻进你的眼睛、耳朵、头发和嘴里,落满你一身衣裳。这可不是小事,因为你身上穿的这套衣服,说不定就是你仅有的一套,而洗一回澡又不是一件可以轻率从事的事,非得事先打好招呼、做足准备、确保有闲才行。

我们在印度当差的人,许多都出于健康上的考虑,不得不戒掉冷水澡。在国内的英国人看来,这种考虑荒唐可笑,可英印人的经验却证明它非这样不可。所以,热水澡就成了唯一一种从头到脚的清洗。你的帐篷,只要你不超出规定的驮运份额,就会很小,也不会附带浴室;于是,为了准备洗澡,你得把帐篷里平常放的东西统统搬到外头露天去。接着要把你自己有的、或者能借到的随便哪种行军浴盆安放到位。与此同时,还得额外弄来一份柴火,把水烧热。等到一切就绪、你开始脱衣服的时候,已经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了。要是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冒出什么战地上的紧急情况,逼得你不得不恋恋不舍地撇下这一切准备,把澡推到另一天去洗,那就算你走运。就算你一路顺顺当当、没人打扰地把这桩大事办成了,十有八九,由于洗衣服的日子就像复活节一样,是个日期不定的节日,你会找不到一件衣服穿上身而不觉得玷污了你那刚刚擦得锃亮的皮肤。要是风刮得猛、柴火又少,想把够洗一回澡的那么多水烧到足够热,有时候就挺难。不过,比起那些跟开水沾边的烹调来,这点难处就算不了什么了。在比方说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处,水的沸点我相信要比海平面上的沸点低华氏四十度左右。我纳闷了很久,为什么我的茶总像不是用滚开的水沏的。有个忠心耿耿的小伙子专门给我沏茶,我怕他着实挨了我一些冤枉的数落,直到我的科学教育长进到足以替他洗清罪名为止。比正常沸点低四十度端上来的茶,是永远不会好喝的。而且它凉得很快,这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前些日子我回到印度,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喝茶时老是烫着舌头,后来才想起来,我现在喝的茶当然是用在寻常沸点上烧开的水沏的,所以不放上好一会儿,就烫得没法喝。

这么低的沸点,真正事关重大的,是它对作为土著口粮之一的大米的影响。大米煮透了,是土著的好口粮,可是有好多起消化不良和腹绞痛的病例,都归咎于在这种高处煮过的大米——它看似煮过,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煮熟。

第十五章羊卓雍错、扑了个空、白地宗

我们离开浪卡子时,天气糟透了,接下来几天,行军在雨里,扎营也在雨里。这样一阵坏天气,对谁都够受的,人也好,牲口也好;而最倒霉的恐怕要数驮帐篷的骡子,因为一顶湿透了的帐篷,分量实打实地要翻一倍。我们的帐篷这一回头一遭淋透之后,一连好几天就再没干过。

这时我们正沿着羊卓雍错行军。有那么一两回,云层裂开一个钟头左右,阳光和天色把湖面照亮,让我们看见了它本来的颜色——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绿松石色,我们当中走过地方最多的人,也从没在哪处山光水色里见过这样的颜色。这奇特的颜色,饱学之士们当时有没有拿出什么科学解释来,我记不得了。不过湖水分明带着咸味,里头大概含有某些盐类,这些盐溶在整片湖水里,给湖水染上一层淡淡的颜色,再加上天光倒映,便成了我们赞叹不已的那种绿松石色。

西藏人处置死者向来心胸开阔,这份开阔也没忘了羊卓雍错里的鱼,在那一带,尸首就是扔进湖里了事的。

照这么看,这湖水又是盐,又兼作坟场,拿来喝怕是不怎么样。我们在湖边住过的一两处营地,山上没有溪水流下来,只好将就着喝湖水,倒也没喝出什么毛病。

我们绕着湖岸走的时候,从羊卓雍错里钓上来的鱼可真不少,那阵子晚饭越吃越寒碜,全靠这些鱼来添彩。正经的钓鳟鱼家什——绿心木钓竿、绕线轮、丝线、羊肠子线、精挑细选的「祖鲁」或「三月褐」毛钩——钓上来的数目很可观;可就在这么一位行头齐全的钓客身旁,往往站着个印度兵或是随军杂役,手里一根长棍、一截绳子、一枚弯了的别针,针上挂一小团糌粑当饵,收成竟也不相上下。那些鱼真是通情达理,既让行家里手过足了钓瘾,又不嫌弃那位只拿着粗陋家什、一心钓了下锅的小人物。

出了浪卡子,我们的头一个营地是雅西。

离营地两英里有个村子,可村里一点给养也没有,人也跑光了,只剩几个老婆子。在那些日子里,一个随便路过西藏的旅人,大概会以为老婆子就是当地人口的大头。老婆子这东西真是有用!你可以拿她当猫爪子使,替你去火中取栗。你自己不敢到入侵的敌人跟前去,却可以打发你家老婆子去村里照看你的家业,喂一喂、挤一挤你藏在那儿的母牛,干些零碎农活,让田庄不至于彻底荒败,还隔些时候回来,报告敌人的最新动静。西藏人在这件事上似乎就是这么个打算,或许也算得高明。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看村子的守夜人,能比一个又老又没牙、邋里邋遢的西藏婆子更管用。她见了你就吐舌头、竖大拇指(这是表示顺服的老规矩),从你走近她那一刻起,一直号啕大哭到你走开为止。我记得亚里士多德给悲剧下过定义,说它是「借怜悯与某种恐惧,来涤荡人的情感」。按这个定义,看见这些老婆子,那可真是地地道道的悲剧。你走进一个村子,满心指望找到一堆好东西,结果只找到这么个老婆子,别的什么也没有。你当然可怜这老太太;可一看见她满身裹着的污垢、浑身爬满的虱子,你心里确确实实充满了「某种恐惧」,于是赶紧拨马就走,情感已经照着亚里士多德的正宗法子涤荡得干干净净。西藏人自然早知道会这样,所以才派他的老婆子来看守家产。

到了下一站,我们盼着不要再扑空,因为这回到的是白地村,村子上头便是白地宗,那是我们路上的一处要紧地标。可这时我们开始发觉,有人抢先了一步,正赶在我们前头一路抢掠。原来在卡若拉跟我们对阵的那支军队,一部分翻过冰川不见了,另一部分则在往拉萨撤,一边撤一边就地搜刮这一路的乡间来填肚子,吃相颇为凶狠。照传到我们这里的消息看,西藏军队的发饷官对自己的差事也不大上心,而我们前头这支队伍,多半是雇来的兵,他们抢起来毫不手软,不但抢活命的口粮,凡是额外存着的东西,只要宽打宽算能抵得上欠他们的饷银,也一并抢走。即便如此,坏了我们买给养这桩指望的,与其说是他们抢走了多少,不如说是他们每抢一回,前头各村立刻就全知道了,结果各色存货,尤其是青稞和糌粑,都被以最快的速度藏了起来,既不让西藏军队拿到,也不让我们拿到。于是我们的前景又一次远谈不上乐观。所幸白地宗还有些草可供牲口啃,可青稞和糌粑都越来越少了。再过一两天,要是这两样补不上,我们就要见底了。

白地宗是一座方顶的好城堡,建在一块岩石上,一边是高山压顶,另一边俯瞰着羊卓雍错的一湖碧水,看上去气象万千,比哪一回都更叫人想起戏园子里那块垂幕布景。我太太说:「拿这么俗不可耐的东西来比,真是罪过!」可我告诉她,这比方其实一点也不俗。说实在的,在西藏这么个地方待上一阵子——那里没有浓厚的空气遮遮掩掩,满眼都是又大又厚实的山和湖,各种鲜亮的颜色生硬地撞在一起,叫人吃惊——一时间就会把你对风景画的看法整个儿翻过来。那些畏畏缩缩的现代印象派画作里,画家不敢把天或水画得真蓝,不敢把雪画得真白,也不敢把山顶画得真高、真分明,你在里头找不到一样东西能打动你对鲜明真实的感受。可是前面说到的那块垂幕布景,在刺眼的脚灯照耀之下;或者是连商铺月份牌那样低贱的东西上也由机器涂抹上去的那一派辉煌浓艳的色彩;再不然,就是映在白布上的那种幻灯片,小时候它曾叫人对瑞士或圣地那恣肆奔放的大自然生出多少浪漫的遐想——这些东西里头,能体现西藏高原那清清楚楚的轮廓、生生硬硬的颜色的,比哪一位时髦的皇家美术院院士的作品里都多。等记忆渐渐淡去,人又重新习惯了浓厚一些的空气,习惯了不那么棱角分明的山川地貌,我想他的看法也就会回到平常的正统路数上去了。

白地宗从外头看秀美浪漫,里头却恰恰相反。我们在那里留下了一些兵,把它设成交通线上的一个哨站(浪卡子和热龙也是这么办的)。我很替白地宗的守兵难过。宗的下层是牛栏、谷仓和黑屋子,里头除了污秽什么也没有。从宗的正中间,穿过它所坐落的那块岩石,有一条粗糙的石头道往上走,半是小路,半是台阶,大部分路段漆黑一片。两旁的墙上、头顶的屋顶上、脚下的地面上,好像无时无刻不在往外渗水,墙壁和屋顶全是又滑又霉,地上石缝里则不停地冒出油腻腻的烂泥。这条黑通道里从来照不进阳光,所以水汽干得再快,也赶不上岩石里那眼暗泉往里补得快,那眼泉看来就是这些水的来源。唯一像样、能住人的屋子都在宗的最高处,那些屋子被派作营房、病院、仓库和哨站司令的住处。可是谁要是从住处出宗去,每回都得顺着这条又黑又滑的通道下去,回来时再原路爬上来。

纵队在白地宗住了一夜,又冒着瓢泼大雨开到了甘巴拉脚下。在这里,我们要告别羊卓雍错,登上营地上方那座山口了。

第十六章翻越甘巴拉、应许之地

大约一千英尺的之字形攀登,就能把我们送上山口顶上,到了那里,我们暂时又站在了一万六千英尺以上。那天早上天气还算好,云也高。我们那支五英里长的纵队爬到顶上,当然要花好几个钟头。我们慢慢往上挣,许多人心里忧心忡忡,因为后头那支给养纵队轻得叫人心疼,要是再少下去,那对我们每个人都关系重大。对一个因为公务在身、心思偏偏得往这条道上转的人来说,走到甘巴拉山顶那座标志顶点的石堆跟前的那一刻,恐怕是整个远征最要命的关头,说不定还真是它的转折点。离开江孜以来,我们走过的地方,我们需要的给养好像一处比一处更匮乏。运气偶尔赏我们一点,这里那里也碰上过一两处像绿洲似的地方;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寄予厚望的去处,到了却一无所获。而眼下,我们连羊卓雍错那片种着稀稀拉拉庄稼的湖岸也要离开了,往荒山里爬,然后再往未知的地方下去。可是,一到那个事关重大的山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啊!前方一道深沟斜斜地向下伸去,通到四千英尺以下的一条河谷。往下头两千英尺是光秃秃、冷飕飕的山坡;再往下就要穿过林线,过了林线,至少柴火是管够的了(在某些海拔上,柴火这东西常常得拿牦牛粪来顶替)。而在那一带林子的下面,一条宽阔的大河两岸,我们看见了绿油油的密实庄稼,那意味着草料多得吃不完;庄稼地里星星点点散着一些看上去殷实兴旺的大村子,还有些巍峨的寺院,那里头肯定存满了青稞、糌粑和别的好东西。人不由得想起摩西头一眼望见应许之地时的情景!

我们唯一怕的,是在我们前头逃跑的那支西藏军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把这条河谷也抢了一遍,把百姓吓得把存货全藏了起来。不过这条河谷那么大,看上去那么富足,他们的抢掠想来总不至于殃及全谷。于是我们满心欢喜地下了山。进了主谷,头两个经过的村子是空的,我们一时间又害怕起来;可再往前走一英里,就碰上了一个大村子——甘巴巴吉村——一查看,竟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宝库。

那天夜里我们就在村边扎营,下午便去摸它的家底。甘巴巴吉的头人从一开头就跟我们交上了朋友。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我们,收下我们的钱,也领了我们付钱的那份心意。他在河谷上上下下有大片田产,那些田地和地里的出产,当时和后来,他都毫无怨言地交给我们使用。其实他换来的卢比虽然给得大方,恐怕也很难抵偿我们这番无理闯入他产业所带给他的烦恼——他毕竟是个有身家的乡绅,心里不可能不烦。我们的交情此后一直融洽。他的宅子就在护送邮件的卫队往来曲水渡口和白地宗之间必经的路上。卫队每回骑马过来,总能看见头人家里的两个上了年纪的女仆候在那里,怀里抱着满满的几罐新鲜牛奶,给赶路的人解乏。

第十七章渡雅鲁藏布江、一场惨祸

第二天,我们顺着雅鲁藏布江,也就是布拉马普特拉河,往下走到了曲水渡口。一小队骑步兵先我们一步骑马赶去,缴获了当地的船队。所谓船队,就是两条长方形的大渡船,每条大约能装二十头骡子,或者一百个人,或者两百芒德的物资。每条船头上都装着一个粗粗雕成的马头。其中一匹马掉了一只耳朵,本来挺威风的模样,这下打了不少折扣。抢先去夺渡口的那队人,等到大纵队赶到时,还进了俯瞰江面的那座寺院,跟喇嘛们交上了朋友,又雇下了当地的船夫,这些船夫全是寺里的人。喇嘛们还拿出几条皮船给我们用。这皮船是种稀罕的家伙。样子像威尔士人的柳条小圆舟,只不过是四四方方的,个头大得多,一次能装好几个人。它不过是在细木条撑子上绷几张皮子,很轻,吃水很浅。一个人坐在一头的船帮上划,桨架是没有的,随便拿根旧绳子,把那种粗糙的、面包铲似的桨拴在船帮上就是了。有时候两条船拴在一起并成一条,这样就成了一条长方形的船,一个船夫在一头划,另一个坐在另一头的船帮上,跟他脸对脸,帮着「倒划」。不管怎么着,走得都慢。

我们随身带了几条伯顿折叠艇,这种艇只是在木架子上绷一层帆布,还能拆成两半,所以让苦力背着一路走来,也没费多大劲。我们还带着一帮很得力的阿托克船夫,他们懂得怎样绕开印度河上游的漩涡和急流,到了雅鲁藏布江上也没有辜负我们。两条大渡船、皮船、伯顿折叠艇、阿托克船夫,加上寺里来的那一拨西藏船夫,样样都已就手,过江的事一刻也不必耽搁就可以开始。与此同时,为了少占那两条大渡船——不然骡子要把它们占去一大半——上头决定让一部分骡子泅水过江,这件活计当即就动手了。同时,工兵在野战器材库里带来了各样便利摆渡的器械,这时也赶紧把粗缆、「滑行器」和钢丝架设到位,以便马上派用场。这些设施一调好——那也没花多少工夫——过江的速度就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可是,过江还没正式开始,西藏远征中最惨的一桩事就已经发生了。在历次交战中,我们损失过不少士兵,也损失过几位军官。前一个冬天,也时不时有人死于肉身难免的种种病痛。但是阵亡是每个军人都得面对的一种特殊变故,病死则是凡人寻常的归宿。为这样失去的同袍,我们伤心,却不至于伤心得愕然。而当我们听说有几个印度兵,还有和他们在一起的布雷瑟顿少校,我们的军需辎重总长,在渡江时被卷进了几个漩涡当中的一个——那是一处岩石岬角陡然伸进江心激起来的——船翻了,人被漩涡吸下去,淹死了,我们心里的感受,就跟那种寻常的悲痛大不一样了。

我已经说过,这件事投下的阴影,比同袍阵亡还要沉重。布雷瑟顿少校这回的厄运显得格外残忍。就在片刻之前,我们还见他身强力壮、兴致勃勃、精神抖擞,满心以为再过几天,这趟进军拉萨途中的种种焦虑就会圆满收场——这一路军需注定单薄,那份焦虑大半是他一个人扛着的。我们知道他早年就因功受过勋,又知道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他凭着自己的干才,日复一日、毫不惜力地苦干,让原本已经稳稳当当的名声一天比一天更响。就是这样一个生气勃勃、功名正该到手的人,在壮年就被夺去了性命。就在一天前,在甘巴拉山上,我们还笑着把他想成眺望应许之地的摩西;而此刻,喉咙里一阵哽咽,同样的念头又浮了上来,只是这一回满是悲凉,因为拉萨这片应许之地,他为了帮我们走到那里奋斗了将近一年,他自己却注定看不见了。

他的遗体顺着雅鲁藏布江漂走了。我们为此难过,因为没法给他应有的哀荣。可是我们又何必难过呢?因为他一向就是个开路先锋,向来以勘探印度帝国的边陲为荣,这一回他不过是顺着自己的天性,追随那条河的神秘河道去了——那条河究竟流到哪里出去,至今还叫我们捉摸不透。

军官在战地上死了,不管是怎么死的,后头总有一桩叫人伤感的事,就是免不了要把他的遗物拍卖掉,因为他的东西里头,能有运输力往后方送的寥寥无几。先要组织一个清理委员会,只留下那些显然会让他的亲属当作纪念、又容易携带的物件,其余的统统拿去拍卖。给一位同袍的遗物当拍卖人,不是什么叫人羡慕的差事。布雷瑟顿少校的东西是由我来拍卖的,我发现要摆出拍卖人那副规规矩矩、轻松爽快、公事公办的派头,实在是件吃力的活。一个人在自己的随身物件上打下的印记是那样深,常常是一件穿旧了的熟悉衣裳——比如那件毛皮领子的「英制保暖大衣」,那位军官冷天早上惯常穿的——你一把它举起来叫卖,就勾起许多伤心的回忆。可是你还得四下张望,等人出价,还得一把抓住头一个出价的,再大声吆喝着要更高的。等到出价到了顶,再没人往上加,你还得满不在乎地把大衣扔给买主,收下他的卢比。

这种拍卖会上,各样东西卖出的价钱常常高得惊人。行情自然要看全军是不是正缺这样东西,也要看个人能不能通过邮路弄到。过了江孜就没有正规的包裹邮递了,所以有许多东西我们都缺得厉害。于是那一回,几张信纸外加几个信封,作为一件诱人的「拍品」举在手里,就能卖两卢比。我记得在另一回差不多的拍卖会上,半磅一包的烟丝每包卖到五卢比,一卢比一包的「三城堡」牌香烟,也卖到五卢比一包。

第十八章渡江收尾、西藏的条子

工兵坑道兵、苦力、船夫、派去出劳役的各个分队,还有赶骡子的,等到渡江的事全部完了,想必都打心底里松了一口气。牦牛和驴子我们都留在了这边(让它们在江孜和曲水渡口之间跟着运输队跑),所以不必干那桩把这些笨手笨脚的牲口弄上船、再弄下船的壮举;可即便如此,这一场下来所费的力气也大得惊人。听人说,至少在印度边境的历次战事里,像这样规模的一支部队,不靠浮桥渡过这样宽的一条河,以前还从没有过先例(而造浮桥的材料,这一回是无论如何也带不来的)。再说,单看江面的宽度,根本想不到渡它有多难。水流湍急、漩涡密布,又有山溪源源注入,江水涨落极快,这些才是最大的难处。此外,除了主航道这道最大的障碍,它外头还有第二道河汊,虽然不宽,有时还能蹚水过去,却也给渡江添了一层耽搁。最后一船人过江的时候,江水涨得正快。听人说,那根主缆绳是把大船横着拽过江、不让它顺流漂走的关键,而缆绳两头剩下的富余,当时已经只能拿英寸来量了。江水再涨个一英寸上下,江面随之再宽一些,那根绳子就要短得干不成它的活了,我们过江说不定就要无限期地拖下去,因为后来江水还一直在涨。

我们离开雅鲁藏布江的时候,粮秣还算相当充足。上头告诉我们,往拉萨去的这四十五英里路上,需要的东西都能找到。从北曲水渡口出发的路,先顺着江走三英里,然后向左急拐,进了另一条宽阔的河谷,谷里流着另一条河,我们要一直逆着这条河往上走,直到拉萨。

出曲水渡口的头一天,我有过一段相当好笑的经历,见识了西藏人把英国军官写的一张条子看得多重。在这件事上,西藏人真是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印度是条子的国度。「条子」这个叫法,原是印度话里一个意为「信」的词的简称,简称之后,专指发给仆人的品行证明,或者任何一张凭简单认可、证明某人办过事、为人可靠的凭据。印度本地的剃头匠给你剪过三回头发,就会讨一张条子,证明他确实剪过。可是西藏人,不管是见过世面的喇嘛还是老实巴交的农夫,对条子的魔力更是着迷,而这魔力在他眼里自然还带着几分神秘,因为条子上写的是什么,他从来不懂。好像随便哪张条子都被当成了一种护身符,主人拿出来给每个人看,又骄傲又笃定,尤其是给碰巧路过他那儿的下一位英国军官看。

那天我被派到前头,跟着前卫部队去查看每个村子存着什么给养。我身边没带运输队,也没有收集给养的手段,又一时疏忽,没带个人在身边,好把我在各村查到的情况捎话回后头去。叫村民把我挖出来的存货指给后来的军官看,那是白费口舌,因为村民们尽管拿了优厚的价钱,能不交给养还是要千方百计地躲。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借一借条子的那股魔力了。在头一个村子里,我找到了五十芒德糌粑;于是我郑重其事地掏出小本子,在一页纸上写道:「大红门那户人家的顶楼上有五十芒德糌粑」,把这页撕下来,一本正经、庄重有礼地交给了房主。到了后面几个村子,我也如法炮制。我到营地几个钟头以后,那位奉派带运输队去征集粮秣的军官也回到了营地,我那五十芒德糌粑,还有我在后面几张条子上列出的其他东西,一样不少都在他手里。事情完全照着我的指望办成了。那位军官依次走进各村,条子的主人们并不知道条子上真正写的是什么,一个个骄傲地走上前来,像孩子一样天真地把条子递给他看。他们当然就把自己不愿意告诉他、而他偏偏需要的消息,原原本本告诉了他——这消息我本来是没有别的办法传给他的。

这么干也许有点不大地道,可说到底,我们需要给养啊。

第十九章寺院、到寺院里征粮、一场梦

接下来几天,我们至少到两座不算小的寺院去征过给养。寺院的品格似乎跟它的大小一样,各不相同。说起来,佛教在西藏留下的印记,倒像是一场大洪水留下的。这边孤零零的山顶上立着一座小寺,死气沉沉,好比洪水退后剩下的一个小水坑,喇嘛寥寥无几,人邋里邋遢,脑子空空荡荡,宗教剩下的那点东西也都陈腐了,甚至污浊了;而别处那些大一些的寺院里,宗教就清明一些、有生气一些,日子也不那么死气沉沉。这纯粹是一种笼统的概括,毫无疑问,按照各自的道行修成圣洁的人,常常就住在偏远的陋室里,而在那些较大的中心,宗教也常常可能是迷迷糊糊或者麻木不仁的,种种龌龊的恶行也并非闻所未闻。不过,仅仅作为一种笼统的概括,上面的话也许还站得住。

去寺院征粮,往往要经过好几个阶段,来访的和被访的之间,关系要变上好几变。带征粮队的军官领着护卫骑马来到寺前。寺里早已望见他们来了,一阵手忙脚乱、张罗准备,几条红色的僧裙在风中飘动,然后便有一小队精挑细选的喇嘛代表从正殿下来迎接这些不速之客。这队代表头一件、也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带来一块白纱布,作为和平的象征。跟这块布一起送上的还有求和的礼物,最常见的是一盘炒过加了盐的整粒麦子,或者一小篮鸡蛋。这些鸡蛋,等到当天晚些时候凑近了打交道,通常会发现既不是新下的,也不新鲜,不过就是「鸡蛋」而已。

借着翻译,宾主之间先是一番愉快的交谈。然后,那位军官多半会掏出他的手持相机,给住持喇嘛拍张快照,拍完了再设法谈正事。他会问,某样某样东西,寺里能卖给我们多少。喇嘛们便摇头,抖僧裙,往上翘大拇指,用尖细的假嗓子一遍遍念叨「门度」(意思是「没有」)。再磨一会儿嘴皮子,他们就会承认,比方说,有二十袋糌粑,或者别的什么所需的东西。即便你报出高价,把一袋卢比在他们面前晃得叮当响,他们也不肯把这个数往上加。这时候,假如你就是那位军官,你就得走进寺里,要求看看这二十袋东西。他们会极其隆重、极有排场地领着你上楼,穿过黑漆漆的过道,经过一排排僧房,最后把你引进一间小小的食物间或储藏室。住持喇嘛摆出一副踌躇满志的架势,好像把你的要求满足得再周全不过,伸手一指,原来是一只狭长的小木槽,槽底躺着几把糌粑。你自然有点恼火,脸上也露出来了。住持喇嘛好像忽然灵机一动,招手叫你跟他走,又在寺里七拐八绕走了好长一段,把你领到一道大门前,门里是一座幽暗的大殿,等你的眼睛适应了昏暗的光线,才认出这是全寺的正殿。在这里,他的手会悄悄伸过来握住你的手,轻轻抚摩,另一只空着的手则指着主供的佛像,看样子是想请你赞赏一番。你当然赞赏了这尊佛,可你要的是糌粑,而这显然不过是个把戏,想拖住你,叫你找不着东西。于是英国人的火气就上来了,你带着几分不大恭敬的匆忙走出殿外,开始声色俱厉地发话,叫翻译给你译过去。那翻译多半另有自己的小算盘,你那些斩钉截铁的话,就算是能在寺院里说出口的,到底有几句真给译了过去,也很难说。不过,在一番做足了动真格的架势、又在背后放出几句要采取更厉害手段的狠话之后,你多半能从一间正经储藏室里弄到,比方说,五十芒德糌粑,那间储藏室喇嘛们先前是没舍得给你看的。再过一会儿,又放几句狠话,鞭子在一两个小徒弟脑袋边上啪地一甩,喇嘛们就全吓得跳来跳去,大储藏室的门便为你打开了,里头兴许能找到两百芒德你要的东西(够全军吃三天)。从这以后,大家就都是朋友了。双方谁也不记恨谁。年轻的小徒弟们会帮着把面粉装袋,扛到骡子等着的地方去。银钱一份份发下去,点数的时候大家都乐呵呵的,然后又是一回炒麦子和臭鸡蛋的馈赠,你便带着住持喇嘛的祝福告辞了。

有一回这样征粮回来,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耀武扬威、气势汹汹地敲响了汤姆门,那是我的母校基督堂学院的大门。在我身后,从圣奥尔代茨街一直排到卡法克斯路口,是一长串驮骡,背上套着空口袋、草料网兜和捆货的绳子。开门的是几个我多年前就认识的门房。其中一个是老兵出身,向我敬了个礼。这时我忽然想起,我是个日本军官,而这是在二〇〇四年,日本军队正在入侵英格兰。我是一支征粮队的头领,我们是来抢「大宅」的。我们过得痛快极了。我们当然先把院长请了出来。他也给我祝了福;我向他要一些陈年勃艮第葡萄酒,我知道那是高级教员休息室酒窖里的看家宝贝,他却领我参观大教堂,指给我看修复过的圣弗丽德丝维德神龛。这可不是我要的,我也照直跟他说了。我把骡子从外头牵进来,让它们在「墨丘利」喷泉四周那一圈圈整齐的草坪上吃草,并告诉他,这些骡子一头头都得驮满基督堂学院食物间和酒窖里的好东西才能走,他听了提出抗议。几个大学生戴着方帽、穿着长袍从一间讲堂里出来,摆出要动手的架势。我们端着刺刀把他们赶进了佩克沃特方庭。

接着总务和初级学监出来了,那位学监开始跟我们讲道理,口气在我看来,实在不像一个身处被入侵国家的平民所应有的。我举起随身带的一根沉甸甸的俄国皮鞭,正要当场抽那初级学监,总务却插了进来,匆匆向站在四周看热闹的所有男仆和门房发号施令,不一会儿就弄出了一大批给养,那是我们整个征战途中所见过的最好的一批。骡子们驮着牛里脊、火鸡、鹅、鸭、鸡、野鸡,还有成桶的啤酒、成箱的波特酒,出了汤姆门,上了圣奥尔代茨街,沿着谷物市场街一路开到港口草地,我们就在那里扎营。我还记得,我特意亲手拿下了一模「云雀肉冻」,打算留着当夜宵。

可就在这时我醒了,这一醒,那份云雀肉冻就叫我给弄丢了,觉得好不冤枉——要是吃上了,跟那些日子的伙食比,倒是一番可口的换换口味。

这自然是个傻梦;可是醒过来再回想它,我对基督堂学院的院长和学生们生出同情,也对前一天被我们闯进去的那些可怜的喇嘛,生出了几分同情。

第二十章抵达拉萨、给养、伙食、拉萨的集市

我们到达拉萨近郊的那副样子,多少有点虎头蛇尾。我们行军四百英里,打了几仗,一路上全凭自己张罗吃喝,敌人百般不情愿也拦不住,如今到了拉萨,照理该给这番进军来一个激动人心的高潮,比方在拉萨平原上痛痛快快打一仗,那才叫有章法。这边立着哲蚌寺,再往前那边是色拉寺,满满当当都是当时恨透了我们的僧人。往这两座寺里扔上几发好炮弹,喇嘛们准会像受了惊扰的蜂群一样,嗡嗡乱成一团。那边,大占星师宅邸的镀金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要是抢来,可是一份了不起的战利品,摆进大英博物馆该多体面。正前方,布达拉宫巍巍然立在它那座圆锥形的山上,那才是一道真正的硬菜,够我们使出浑身解数的;它旁边另一座差不多的山上,立着医学院,高高在上,傲然向我们挑衅,仿佛在说「有本事来拿」。可是这等狂想终究不会实现。我们不兴这一套。我们安安静静地开进一处泥泞的营地,坐下来,开始谈判。管谈判的那几位可是大忙人,西藏政府的代表们在任何事情谈妥之前要说的话,还有非得有人耐着性子听完的话,那数量一定大得吓人。我们其余的人倒不常有多忙。「站着等候的人,也是在效力」,这就是我们的座右铭。

起初,各寺院不大情愿卖给养给我们,不过这点不情愿很快就克服了。等给养运来的那一天,我们只好拿隔夜泡水的豌豆代替糌粑,喂饱部队里的本地人;可是从给养开始源源运到,直到我们离开拉萨,就再没有吃紧过。几座大寺院是我们主要的供货人,此外,拉萨的汉人里头有几位颇有分量的商人,在驻藏大臣的授意下,从一开始就把货物交给我们支配。有个汉人市场,对我们是一大便利,因为汉人,尤其是沾染过一点别处文明的汉人,在饮食上的观念,无论跟英国人还是跟印度本地人,都要比藏人的观念接近得多。在寻常藏人看来,脖子上挂一只脏兮兮的皮口袋,隔一阵子不定时地从里头嘬几口糌粑,就算是像样的伙食了。僧人和有钱的俗人自然吃得好些;可是他们享用的那些美味,既不合我们的口味,也不合印度本地人的口味。比方说他们的酥油,英国人和本地人有时候都不得不拿来用,可它总带着一股独有的味道——这股味道说不清怎么回事,总叫人想起西藏和与西藏相关的种种,仿佛是好几种气味调和在一起:藏人烧的那种燃料味,香火味,还有抹了油腻的寺院地板味。能津津有味地吃下藏人酥油的欧洲人没有几个,本地人就更少。反过来,汉人能供给我们细得可以烤面包的面粉,有白糖、红糖,有那种凝成块的糖浆,叫「古尔」,还有干果。前些日子,给英国兵烤面包时,我们常常得往面粉里掺糌粑,好让剩下的那点面粉多撑些日子。这么烤出来的面包虽说吃了也无害,颜色却是深褐的,实在难以下咽。一只糌粑面包,要是头天晚上切开了,第二天早上就会塌成一团又粘又实的东西;不过要是一顿吃光,倒也不觉得怎么压肚子。

行军的后半段,补给纵队通常带着的那些讲究吃食,大多已经告罄;而且我前面也说过,纵队里多数个人和各伙食团的包裹,这时正一包一包地在江孜越积越多,却没法安排运上来。那些日子,我们对吃的态度,差不多回到了俗话里说的小学生那个样子。我们在心里想的、嘴上说的、手上做的,都毫不掩饰地透着一个馋字。最受欢迎的有趣话题,就是讨论伦敦一家头等饭馆里理想的菜单。可是这种想象有时也会变得太过痛苦。我清楚记得这么一回:一个还算热的日子,正午时分,两位军官在一处歇脚的地方坐在路边。

「唉,」一位说,「我现在真正想要的,是满满一大杯上好的冰镇莱茵白葡萄酒调酒。」

这句闲话恰好戳中了另一位军官的痛处,因为在他心目中,莱茵白葡萄酒调酒正是饮品中的极品。

「闭嘴!」后者怒冲冲地回答,眼里冒着凶光,「你要是再提莱茵白葡萄酒调酒,我就砸破你的脑袋!」

向拉萨进军的路上,果酱虽算不上必需品,却是我们头号的心头之好。整天整天待在野外,又要吃不少苦头,人就格外渴望甜东西来提神补力。在糖也开始短缺之前,我们常拿糖熬糖浆。跟小学生一样,我们一般不大惦记酒。在那样的高处,水不必烧到多热就开了,同样,只要一点点烈酒,就能让血液里涌起想要的那股麻酥酥的劲儿。大多数伙食团的威士忌很快就喝光了,换成了补给纵队少量配发的朗姆酒。

我倾向于认为,在大伙食团里搭伙固然惬意,可自己一点不插手张罗吃食,也就少了点什么。伙食团的团长,尤其是在战地上,自然肩负千斤重担。他得预先料到几个月以后许多张饿嘴的需要,还得把这些需要塞进少得可怜的那一份运力里。不过他的差事是一种特别的差事。寻常的伙食团成员,只管吃摆在面前的东西,记下好吃、难吃还是马马虎虎,然后就不再去想。反过来,要是你借一名纯属试验性质的厨子之手,自己开伙,你眼前立刻就打开了一片施展精力的全新天地。这事变得趣味无穷。当然,你会变得非常馋,一顿好晚饭便是这一天过得成功的标志,一顿坏晚饭便是这一天失败的标志;可即便如此,采办之道和监督烹调之道,若是在种种困难之中施行,本身并不卑俗,反倒要求高超的本领和远见。当然了,人总得有个伴。我跟另一位军官搭伙,用的是杰克·斯普拉特夫妇那一套。他是不吃肥的那位,我是不吃瘦的那位。他十一点钟吃早饭,行军的日子就等到了营地再吃。我一下床就吃一顿极丰盛的早饭,后来还要来一顿午饭,这顿午饭我的伙伴是瞧不上的。所以说到底,我们只在晚饭时碰头,可也只有晚饭这一顿非得有人作伴不可。他晚饭通常吃咖喱饭,那东西我向来不喜欢,而我的烤肉是切成大块装在盘子里端上来的,跟我家里那条狗吃的差不多。这样一来,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得享彼此作伴的种种好处,又不必费力去迁就对方的口味。我们觉得这个安排再妥帖不过。到了拉萨,闲工夫多了,我们开始挑剔起来,非要厨子把烹饪的眼界放宽些不可。稍加严厉,给我做饭的那个小伙子很快就学会了做一份还过得去的煎蛋卷,再稍加逼迫,便做出了相当可以入口的炸肉饼。到后来,他来请示晚饭吃什么的时候,会噼里啪啦报出一串带着法国名字、听上去很是堂皇的菜来,要不是盛在搪瓷铁盘子里,铺在拿过期报纸的广告版充当的桌布上端上来,倒真称得上是一席盛宴。有一回,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请一位同伴来吃午饭,有心好好款待他,便从行李的箱底翻出一条久已不用、却一尘不染的床单,拿来当桌布。还没上第二道菜,我那位朋友就要求把它撤掉,抱怨说他已经开始患雪盲了。等我回到印度,回到上流社会,又开始拿餐巾擦嘴的时候,我发现头几回,那餐巾总是跟着我进了衣袋。当然,用它的时候,下意识里还当它是自己的手帕,于是就顺手照手帕那样揣起来了。

没有包裹邮递给我们送烟草,烟草就变得十分稀罕。老爷们想念他们的烟斗或者方头雪茄,本地人想念他们的水烟筒,结果双方都抽起了「佩德罗」牌香烟。这是一家很有进取心的商号出的货,生意一直做到了拉萨。卖佩德罗的小贩一路跟着我们行军,此外,拉萨集市上这东西也多得很,我想是经由中国,或者经由穿过尼泊尔的那条商路运来的。粗略估算一下,至少两个月里,四千口人平均每人每天抽十支佩德罗。由于需求不断,价钱涨了一大截。我知道有一位手头拮据的军官,想到那家商号必定因此发了大财,已经宣布打算一头冲回老家,去向佩德罗小姐献上他的手和心——假如真有这么一位小姐的话。

到营地集市上逛店买东西,是我们常用来消磨上午的一种淑女式的消遣。我们在拉萨扎营才二十四小时,藏族、汉族和尼泊尔的商贩就在营外摆起了一个集市。为防止争执和混乱,得稍加管束,不过宪兵司令很快就把它管住了。我们想给各种比较必需的东西定个价,却没有完全成功,因为买的一方人性使然,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买到手,卖的一方人性使然,抓住了轻易赚钱的机会。那个集市上有蔬菜,有一根根野大黄。有少量的阿塔,印度兵会贪婪地买去,好给糌粑换换口味。有一包包白色的方糖,卖着漫天的高价,还有粗粗的中国蜡烛,拿一截小木棍当烛芯。后来,我们从第一处营地搬到了大部分时间驻扎的那处营地,集市也就兴旺起来了。小贩们这时已经发现我们那股孩子气的古玩癖,每天早上都带来些合我们心意的小玩意儿。各种毛皮都拿来卖;有极小的羊羔皮,卷得几乎跟真正的阿斯特拉罕羔皮一样,拼缝起来给喇嘛的僧袍做冬天的衬里,看来拿去给我们国内的姐妹、表姐妹和姑姑阿姨们做歌剧斗篷,也同样合用;还有猞猁皮、旱獭皮、狼皮和雪狐皮。还有女人戴着镶绿松石的沉甸甸的耳环,以及同样镶着绿松石的「护身盒」来,那护身盒是挂在脖子上当坠子戴的。她们会把这些东西摘下来卖给你,跟你讨价还价,活脱脱就是地道的东方商人。

除了藏人或汉人的蜡烛之外,我们还见到进口的欧洲制蜡烛。不过日用的进口货,大多似乎是日本货,比如肥皂和火柴;这两样质量都不好,看来日本并不费心在拉萨市场上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可是能弄到一块新肥皂,哪怕它很快就碎掉了,也算是一种奢侈,重回有火柴的世界,更叫人大大松了口气。我记得有一位军官,行军后期弄到了一副藏人的火镰火石,学会了用它点烟。

有那么大约半打头等必需品,体积都不大,可在野战中似乎总比预料的用得快。补给纵队里若是存一批下面这些东西作储备,总是用得着的:火柴,三骡驮;蜡烛,七骡驮;肥皂,十骡驮;某种又冲又难闻、在困苦的时候能抽很久的烟草,十骡驮;巧克力奶油糖和麦芽糖,三十骡驮。每个旅这样安排六十头骡子,大家都会感恩不尽。

等到跟藏人的关系不那么紧张了,我们常常结队到拉萨城里去逛集市。这种队伍叫人想起主日学校的郊游。副牧师的角色由某位校级军官来担任,他在营外把他的学童们召集起来。这些学童就是轮到这一回去的军官、士兵、印度兵和随营人员。他会仔细照看着,把我们从营地领进城,然后放我们在集市上玩两个钟头。集市就是一条环形的街,围着那座大殿转一圈。那座大殿,虽说有一两位受优待的人进去过,对我们却是禁地。

城里卖的东西,跟拿到营地集市上来的是同一类,只是进口货的花样更多。有些东西究竟是怎么运到拉萨来的,简直是个谜。在一家铺子里,我看见一整排「奥地利制造」的小镜子,旁边是二十来把「德国制造」的小折刀。我想,英国商号那种带画的年历,将来在新耶路撒冷的城门上也会看见挂着;至少它确实已经打进了拉萨,通常印的是王室全家福。一家克什米尔人铺子墙上挂的一幅加冕典礼群像,尤其精美。最稀奇的,是竟然发现一辆罗孚式自行车——齿轮早就全坏了,不过对藏人来说,大概是一件颇有意思的西洋古玩。他说不定以为那是基督徒用的一种转经筒呢。

我缺吃饭的盘子,就买了一个。是个锡盘,上头压印着一整套兼顾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的课程。盘沿一圈压印着钟面。每个钟面外头围着一道卷轴形的花边,上面写着世界上某座大城市的名字和人口数,钟面上则显示伦敦的钟指着正午十二点的时候,那座城市是几点。盘子上印的伦敦人口,数目相当低,可是被选作荣誉城市、钟面正指着正午的,偏偏就是伦敦,而且整套地理课全用英文写成。因此可以断定,这只盘子是英国产品,年代要追溯到某一次不算太近的人口普查的时候。要是能把这只盘子从伯明翰到拉萨的来路追查一番,一定很有意思。

集市上乞丐成群。有个男人把他的祖父背在背上满街走,靠这个挣的生计显然很是宽裕。那位祖父确实是老朽到了极点,正因为如此,才打动得了那些乐善好施的人;而这些人好像从来没想到要向那个年轻人提个建议:不如把祖父留在家里床上躺着,自己空身出去,凭本事挣一份正经饭吃。还能看见戴着锁链的犯人在街上爬来爬去。看来对拉萨的国库来说,一座流动的监狱,比一座砖石砌的监狱负担要轻些。

第二十一章拉萨待够了、沿线南下一趟、驿站生活、真正的好客、一匹菩提亚矮马

回到印度以后,有人对我说,我在拉萨那充满传奇色彩的近郊度过的每一刻,一定都有趣极了,到过拉萨,可是全世界都羡慕的事。我想,人既然是个粗胚,大概也就腻了,对自己的好运无动于衷了;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些「光荣生活中充实的时辰」,开始叫人觉得乏味了。我们想尽办法打发时间。一个干劲十足的赛事委员会办了几场马术游艺会,还办了一场不拘章法的野赛马会——那位聪明的外国人会说,这正是英国军队到了这么个地方会干的事。接着又是一场足球锦标赛。在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处踢足球,就好比在寻常的海拔上踢球——背上还驮着八十磅的担子。对肺来说负担轻些的,是一场步枪射击比赛。护送我们军界或者政界的上司进城作正式拜会,也是一种温和的消遣。驻藏大臣常常接待这样的拜会。护卫队里的寻常军官并不参加拜会本身,他待在外头的门阶上。有时候,据说他会溜进驻藏大臣的厨房,那里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主妇给他端上一杯茶。

幸好,虽说一般每二十四小时总要下一场雨,可多半下在夜里,所以我们白天很少被困在帐篷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像是坐了牢。走出营地附近一带,就得带上武器,走得远一点,就得有护卫跟着;之所以特别要有这些防范,是因为有一个狂热的喇嘛袭击过两位军官。

我们过的这种日子留下许多难以填补的空当,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有一天我接到命令,要沿交通线南下,一直走到白地宗再回来,为期十天,我很是高兴。

这十天,让我领教了部队里那些被留下来驻守交通线各驿站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本地士兵很快就能在他的驿站里过得十分自在。没能上前线,他深感遗憾,可他有一种很管用的「天命」信仰,便随遇而安了。不用行军,又有大把闲工夫做饭,这就足以弥补了。驿站的站长,要是当地只有他一个英国军官,对自己的处境就感受得更真切些。他不光为被留在后头而难过,而且,平常日子里,没有谁的生活比英国军官更讲究交际了,所以他起初会深深感到孤单。他可能爱他的部下,用一句常见的印度斯坦语比喻来说,他可能真是他们的「父母」,可他毕竟不能去找他们作伴。他跟他们交流不了多少想法,说到交际往来,他几乎就跟流落在荒岛上一样孤零零的。不过,要是碰巧有两位军官同在一个驿站,他们应该会过得很愉快。因为寻常的团队生活,正如我上面说的,虽是世上最讲交际的,却也吃着它自己那份交际的亏。在团里的伙食团,你跟二十个人很熟,可能一熟就是二十年,可兴许没有一个是你真正知心的。跟另一位军官在交通线上同守一个驿站,守上几个月,就该处出交情来。这在军中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经历。

驿站站长若是在驿站附近能打猎或者钓鱼,那么即便只有他一个人,通常也很快就觉得日子过得下去了。有时候,四处征粮,为南下行军攒一批储备口粮,就是他唯一的消遣,而这个也很快就腻了。他也不见得总是孤零零一个人,因为交通线上上下下的来往有时还挺热闹,一个星期里,他兴许会有一两回遭到某位随邮差或随运输队上下往来的军官的「入侵」。

我就常常充当这样的入侵者。要讲纯粹的、真心实意的好客,我首推哲孟雄至西藏交通线上各驿站的主事军官。一想到他们是怎样款待我的,而我又全然无力回报,我就惭愧。但愿有一天我能有这个机会!

我得跟着骑步兵的邮件护卫队南下到曲水渡口去,他们一天就走完全程,轻装到了极点:我的马夫骑一头骡子,我的铺盖驮在第二头骡子上,赶骡人骑第三头,厨子和勤务兵都不带。这一路走到哪儿都得「蹭饭」,因为我知道,交通线上那些好心的主人决不会让我靠罐头牛肉和饼干过活。临行前清点自己的东西,我发现了一听牛舌罐头,它被我疏忽了,在一只行李袋底下不知什么地方待了好几个月,一直没人理会,也没人吃。恰好又有一支运输队刚到,我从里头抢了少有的几罐果酱中的一罐。就这样全副武装,我去了曲水渡口和白地宗。这两样东西是我拿得出来回报人家款待的全部家当,不过在眼下这种光景里,两样都是珍稀的美味,主人们向我保证,足够抵我的食宿了。在曲水渡口,牛舌留下了,那里除了驿站站长还有一位军医。后来有人告诉我,我前脚刚走,那位军医就立刻诊断出驿站站长得了急性肠炎,于是让他只喝牛奶,自己把那条牛舌狼吞虎咽地全吃了!

从江孜到拉萨的邮递由骑步兵担任,沿途每处守军里都有一支骑步兵分队,一站一站地把邮件往下传。各站之间相隔相当远。第一站从江孜到热龙,三十多英里;第二站翻过卡若拉到浪卡子,将近三十英里;第三站从浪卡子到白地宗,十八英里;第四站从白地宗到曲水渡口,三十二英里;第五站,也就是最后一站,从曲水渡口到拉萨,约四十五英里。这样算来,骑步兵在拉萨与江孜之间干的活儿是相当可观的。一个相当壮实的印度兵,带着步枪、装具和几只邮袋,压在一匹十三掌高的矮马背上,即便只走一小段路,分量也不轻;而这些矮马,其中有些不过是印度平原上寻常的本地种,竟然那么经得起那些长途跋涉,实在叫人吃惊。给它们钉掌是件颇为难办的事,因为潮湿的天气加上石头路,马掌很快就磕掉了,而马掌的存货又有限。

在曲水渡口和白地宗办完了事,我跟着邮件回到曲水渡口,准备第二天去拉萨;可是前几天一直下着瓢泼大雨,邮袋之类的东西虽然可以用皮筏渡过河去,我的矮马和骡子却不等洪水退下去就没法过河。三天以后,才发现可以在上游十英里的帕德把牲口渡过去,后来纵队南下时用的就是这个渡口。第二天,我得以随北上的邮件到达拉萨。

那一天我不会轻易忘记。它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一位跟我同行的军官所骑的一匹菩提亚矮马耍的种种怪脾气。一天之内要带着自己和行李走完四十五英里不怎么样的路,尤其是没有替换的坐骑,就非得早起不可。我们四点钟起床,前一夜睡在一户藏人农家的家庙里,那地板神圣倒是神圣,就是不怎么干净。我们先把行李打发上路,我的马夫骑着骡子,也一起先走,由一部分骑步兵邮差照管。其余的邮差稍晚一些陪着我们两人走。我的同伴有些日子没骑他的矮马了,那马不喜欢被人骑上去,一开头,主人刚上去一半,它就突然往旁边一闪,结果主人摔下来跌在地上,手里还攥着缰绳。那矮马急着脱身,便在它主人的肚子上跳了一段吉格舞。幸好它是蹄子坚硬的山地种,没有钉掌,所以没造成什么重伤;要是铁掌踩上去,那就不一样了。最后,矮马挣脱了缰绳,一溜烟跑了,留下骑手去喘回被挤出身子的那口气,自己爬起来。这一天的行程开了个狼狈的头;不过,我的朋友发现骨头没断,那匹矮马这一回也肯让人捉住了,他便上了马,这次总算成功,我们继续赶路。走了几英里,我们赶上并超过了另一拨人,接着一路往前,直到发现离曲水渡口已经二十英里,正好到了一处宜于歇脚的好地方,肚子也饿得出奇,我们便下了马,卸下矮马的笼头,把牲口拴好,喂上料,自己也开始对付三明治。

我们歇了一个钟头,觉得四下太宜人,不舍得匆匆离开,便决定再歇半个钟头。刚这么决定下来,正盼着隔着烟草那层美化一切的烟雾,静静地观赏一阵浪漫的风景,我们当中有人注意到,那匹菩提亚矮马正在拿它的头绳捣鬼。它站在一片青豌豆地边上,那些豌豆正撩拨着它的心思。我们眼看着它,用我想只有菩提亚矮马才懂的什么法子,把颈绳从一只耳朵上褪了过去。我们还没来得及过去,它又从另一只耳朵上褪了过去,就此自由了。据人所知,这匹矮马脱了缰,唯一捉得住它的是它自己的马夫,可它的主人把马夫留在了曲水渡口。而我们这里,离曲水渡口二十英里,离拉萨二十五英里,我的朋友身上已经有了当天早上落下的好些块淤青,髋部也疼,虽不妨碍骑马,可每次想走路都疼。

我们超过的那拨人这时赶上来了,我们先把大部分护卫打发上路,免得耽误了国王陛下的邮件,然后就着手把我们知道的捉拿烈性矮马的种种诀窍挨个试一遍。我想,要是我们是练过套索的牛仔,那就毫不费事。可实际上,我们费了好大的事。

把一只装满了料的料袋伸直了胳膊哄着递过去,那矮马只觉得好笑。我拿一块军需饼干去试它,它却——像人常有的那样——嗤之以鼻。我躲在自己那匹矮马后头悄悄掩近它,倒也挨得相当近了,结果发现它那两只后蹄离我们两个的脑袋近得危险。我们设下一个大圈套:把两根骡子的捆驮绳接在一起,横拉在青豌豆地里诱人的一片上,绳子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绳子两头的人悠闲自在、天真无邪地懒懒待着,脸上带着叫人放心的神色,我们以为这样就不妨碍把矮马悄悄赶进他们中间的那块地方。这一计差点就成了。矮马一边吃草一边慢慢踱过来,一直踱到蹄子碰上了绳子,拉绳的人便把绳子稍稍抬起,想往后跑,好把矮马圈住。可他们没跑多远,它就已经又踢又拽,拿胸脯顶着绳子,转眼间就把绳子从其中一人的手里挣脱了,再过一分钟,一连几下嘲弄似的弓背跳,它已经到了隔壁地里,嚼着嫩麦苗了。

白白折腾了五十分钟以后,我们决定换个新办法。再往前半英里,大路就离开我们眼下所在的这片开阔地,紧贴着河边走,路的另一侧是几乎陡立的岩壁。因此,这里的路形成了一道绝好的隘道,我们决定继续赶路,不理那匹菩提亚马,指望它的合群本性,加上我们这一方一点有益的冷落,能让它自己主动跟上来。我们全体出发——骡子、矮马、人。那匹菩提亚马吃腻了青豌豆和嫩麦苗,望着我们走,便迈着小碎步跟了上来。我们把我的马夫留在隘道口外头埋伏,可结果用不着;因为那矮马这时生怕被落下,挤到了最后一名骑步兵前头,这样我们终于把它关进了圈套。可是,它进了圈套,要抓住它还是得费一番力气。一名骑步兵一把揪住了它的额毛,差点因此被拽下自己的马,而那匹菩提亚马一跳就挣开了,在那人手里留下的一把额毛,足够塞满一个像样的针插。这时我的马夫赶到了。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在这类事情上比在场的谁都精明。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糌粑薄饼,一点一点地引那匹矮马。矮马把麦苗和青豌豆都忘了,吃起薄饼来。马夫一眨眼就把笼头的缰绳套上了马脖子,要不是矮马一扬前蹄把他掀离了地面,他本来是能牢牢拉住它的。矮马这下又自由了,气得要命。它横冲直撞,一头想从一群骡子中间找条出路,一头想从一群骑步兵中间找条出路,两头都被堵了回来。它抬头望望岩壁,发现爬不上去,低头望望脚下的河,好像在考虑一头扎下去,后来又改了主意,终于闷闷不乐地站住,困兽一般。我的马夫再把他自己路上的口粮递过去,这一回矮马就范了。一眨眼,一根绳子做的鼻捻子就勒住了它的嘴唇,又过了一会儿,它已经戴好了笼头,也恢复了理智。

于是我们终于向拉萨赶去,庆幸把矮马弄到了手,可这时已经有些晚了。离拉萨八英里的堆龙桥有一小支守军守着桥。主事的军官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茶点。我们精神大振,加速赶路,望见营地的时候,天正好黑透了;离营地外围不过二十码,我们却在壕沟和鹿砦之间跌跌撞撞,这才实实在在领教了自家营防的厉害。

那天晚上,营地外头有一场「英国兵的草台戏」,围着一座草草搭起的戏台,台上点着中国蜡烛,装点着绿树枝,那些树枝先前是上一回马术游艺会上用来搭跳栏的。我们聚在一起,听那些熟悉的歌,都是士兵歌咏会节目单上常见的那几类——有的俏皮,有的有点粗俗,有的经本地诗人改了词,唱的是眼下的时事,全都洋溢着欢乐。

第二十二章条约签字

过了一两天——也就是一九〇四年九月七日——条约签字了。如果说我们和和平平地到达拉萨,是这次远征虎头蛇尾的地方,那么这一回——条约签字——虽然也是和和平平的,却是它真正的高潮。那一天,人确实觉得自己是在亲眼目睹一件关乎帝国大局的事。

护卫队下午一点半离开营地。部队在营外集合的时候,又闹出了一场那种典型的——在旁观者看来十分好笑的——乱子,这种乱子总要么怪某一个人,要么谁也怪不着,要么人人都有份。最后我们总算各就各位了,只差一队骑步兵,不知怎么的还是不见踪影。不过他们的位置被一伙骡队的头目填补得相当像样。这些头目骑着运输队的乘用矮马,佩着刀,拿着棍棒,或者如今发给他们的不管什么过时兵器,在队伍里占了个显眼的位置,气派十足。我们经过那座名叫「乐园」的宜人乡间宅邸,政治使团就住在那里,然后沿着一条两旁站满部队的小路,穿过一片沼泽,进了城郊,再沿着上布达拉山的路,一直走进布达拉宫。最后我们只好下马,撇下矮马,爬一条铺石的小路,那路一半算是台阶。路面上抹着历代积下来的圣油,滑得危险。到了顶上,我们看见尼泊尔驻拉萨代表的几名卫兵,穿着二手的红色军服上衣,看上去威武得很;那些军服原先是英国兵的东西,只是式样如今已经过时了。我们被人引着穿过一条黑暗的过道,终于进了布达拉宫的宝座殿,也就是接见大厅,仪式就要在这里举行。护卫队里获准进殿的那一部分人都各就各位以后,荣赫鹏上校和麦克唐纳将军带着各自的参谋人员到了。殿里早已坐着各路东方官员,国籍各不相同,都是来参与这场典礼的。大家都站起来之后,东方和西方的代表们之间握了好一阵子手。驻藏大臣握手的那种方式,据我所知,在我上一回出入伦敦客厅的时候,是被认为很时髦的。西藏的一位俗官噶伦显然也这么认为,因为他试着学那种独特的握法,可只学到了几分。随后众人坐下喝茶。茶喝了很多——就是那种不加奶的茶,盛在没有把手的瓷杯里,这时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跟它打过交道了。配茶的有各色中国甜食,之后又递上香烟,正是我们的老朋友「佩德罗」。这些美味没有分到外圈来;我们这些站在后头的人,就自己点上自己的佩德罗,聊以自慰。

环顾殿内,只见色彩鲜亮,对比鲜明。靠近宝座的地方,是我们的政治官员,穿着他们那一行华贵而不俗艳的制服;挨着他们的是司令官和他的参谋人员,一身朴素的卡其布军装,殿内四周不那么显眼的地方,也都是卡其布。不过荣赫鹏上校旁边,坐着身穿宝蓝色丝袍的驻藏大臣。驻藏大臣旁边是摄政,自从达赖喇嘛出走以后,他就是西藏政府的代理首脑,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一张苦行者的脸,神情忧郁,穿得十分简朴,就是寻常喇嘛那种素净的红袍。挨着他的是一排中国官员,他们的官服也跟驻藏大臣的一样,以宝蓝色丝绸为主。再远一些是尼泊尔代表团的座位,为首的是尼泊尔驻拉萨代表,一个面相凶悍的老人,穿一件颇为寒酸、短得出奇的绛紫色织锦皮里短褂。旁边,换了个角度,面朝宝座,坐着通萨本洛和他的随从。他们代表不丹,人人一身黄条纹的丝袍,那样子只能说是蛮气十足。他们的帽子也奇妙得很,通萨本洛本人戴着一种软帽,帽顶上栖着一整只鸟的标本,远远看去像是一只鹦鹉。正对着宝座的,是西藏的三位俗官噶伦。他们爱穿素黄丝袍,戴黄帽子,不过那黄色是鲜亮的,整个打扮看上去,跟在座的任何人一样富丽堂皇。论相貌,我觉得他们在场上各位东方官员里最不讨人喜欢,气色不好,有点胖,脸上带着一副似乎又不服气又被吓住了的神情。他们身后站着一大排僧人。

签字几乎立刻就开始了。文件的份数好像没完没了。看样子,凡是跟这项条约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各方所说的每一种语言,都备了好几份条约文本,而每一份都得签字,不光是上面列举的那几位主要人物要签,西藏的一些次要人物也要签,比方说某些寺院的住持。有一阵子,镁光灯朝我们一闪,我们都从殿里的一个角落被拍了照。

我们看着一份又一份条约被郑重其事地签字,可对它的内容一无所知,只是到了最后签字完毕,荣赫鹏上校向全体藏人,特别是向那「三人噶厦」发表了一篇讲话,才从中听出个大概。荣赫鹏上校坐在椅子上向他们训话,那三位每听一句就恭恭敬敬地点一下头,看上去羞愧万分。讲话一句一句地译成藏语,好让藏人听懂,之后再用汉语转给驻藏大臣。

这篇讲话不折不扣是一番「直截了当的话」,主旨似乎是:藏人过去跟我们作对、拿我们不当回事,实在太愚蠢了,不过他们今后要做乖孩子了。他们来拜访我们时会受到好好的款待,而我们要是再到他们附近来,他们也不得有任何失礼之处。另外还讲了些别的:讲到同印度的贸易关系,讲到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还讲到藏人对待外人的那一套传统办法,只要那些外人不是我们,就鼓励他们照旧施行。

那三位噶伦看来是逆来顺受,一声不吭地全盘照收了。

又喝了些茶;随军记者们忙着处理要随邮件送到江孜去拍发的电报,当场就把电文送到新闻检查官那里,我看见他那支蓝铅笔挥洒自如;又握了一阵手,然后众人散去。

走出这时已经憋闷的接见大厅,我们觉得自己仿佛刚看完一场剧院的日场演出。从头到尾,场面效果都很壮观。第一幕轻快,第二幕拖沓,最后一幕却扣人心弦。我们看到的确实是一出好戏——英国外交那种朴素而清醒的坚忍,在神秘而绚丽的东方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落,在人家的地盘上奋战,不被它愤慨的抗议吓住,不被它虚假的承诺蒙骗,不因它无休止的拖延而厌倦,不因它的愚昧无知而焦躁,而是缓慢而稳当地达到目的,最终凯旋。

第二十三章回印度

此后,我们就像那个爬上桑树的人一样,急忙下来了。十六天以后,纵队离开了拉萨。其间穿插了几项仪式,比如正式释放我们手里的俘虏,向拉萨的穷人施舍银钱。这几项仪式我都错过了,因为我被先派到雅鲁藏布江去,那里正在为回程渡河做准备。纵队终于到了江边。这一回我们在帕德渡河,那里有一道宽度适中的单股河道,水很深,因此流得不太急,比曲水渡口的双股河道合用得多。工兵坑道兵和苦力们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了:他们把两条笨重的渡船逆着急流拖了好多英里上来,又架起了一套神秘莫测的工程装置,好把我们荡过河去,我们这一趟渡河,真正是、不折不扣地悬于一线——一根细铁丝。铁丝这东西,在同类物资里又最轻又最结实,自从我们上回渡河以后,已经大批大批地给我们送了上来,大多用来替换先前主要使用的、如今已经朽烂的绳索。一条大渡船,载着二十头骡子,后面拴着一串装满物资的皮筏,皮筏后面又拴着一两对在水里游着的骡子,就凭一两根细铁丝吊着,荡过那依旧湍急的水流。

渡河的速度超出了一切预期,大约四十八小时就渡完了。我们从南帕德出发,翻过一道我们没走过的山口,径直进了白地宗。在那道山口朝南的顶上,我们发现了一道墙,显然是藏人以为我们北上时会从这条路翻过山脊而修的。这道工事构思得很好,当初说不定会给我们添不少麻烦。

从帕德渡口到江孜,我们分两路纵队行军。我们原以为渡河可能要花好几天,又为了防备一切意外,比如可能爆发什么敌对行动耽搁我们的行程,所以在渡口和去江孜沿途各驿站囤了一批给养,结果这批给养比我们的需要多,而我们富余的运力只够把多出来的一部分运走。

我随第二路纵队走,得了个美差,就是把这批多余的东西处理掉。一个向来囊中羞涩、天性却相应地大手大脚的人,再没有什么比慷慨大方地处置大批公家财物更惬意的了。挥霍的种种乐趣你全享受到了,挥霍之后那份苦涩的余味却一点也没有。当然,即便从严格的节约角度来看,就地把这些富余的东西处理掉,也是上上之策。这样处理掉的物资,总值虽说是一笔大数目,可比起,比方说,让部队一直留在这地方,直到把这些物资吃完所需的开销,还是少得多。

英国部队全在这路纵队里,此外也有好几支本地部队。到了一处驿站,发现里头满是运不走的好东西。只要不怕把部队撑得超出军医认为合适的程度,你就尽管拦住各部的指挥官,摆出你最拿手的商店领班的派头,问他们今天想要点什么。几英担的果酱和腌菜,只要开口就分给你,要是本地部队,就分同样数量的茶叶、酥油和古尔糖。苦力们是我最好的主顾。他们拿走、吃掉而且吃得有益身心的茶叶和古尔糖,数量多得惊人。他们干活因此格外卖力,开进江孜的时候,背的担子创了纪录。

每处剩下来的物资,都郑重其事地送给了跑来的当地农民。他们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天大的笑话,从一只好比是巨大的糠堆摸彩盆里随手挑出一包包东西,满载而去。朗姆酒没有给他们,可我倒真想看看他们吃了领去的某些东西会是什么效果,比方说,毫无防备地灌下一大口不兑水的酸橙汁,或者满满一口辣椒。

就这样,我们一路行军,翻过那道陡峭的山口进了白地宗,沿着羊卓雍错走,湖水在这晴朗而带着冬意的天气里,闪着它那名副其实的绿松石颜色,经过浪卡子,穿过通往卡若拉顶上的那道荒凉的峡谷,又恋恋不舍地下了卡若拉,心里怀疑这辈子还能不能再登上这样的高处,进了热龙平原,再顺着那道长长的山谷下到江孜。

那些日子,我们的样子可算不上衣冠楚楚。我们个个衣衫褴褛,士兵和随营人员的马裤,常常拿零碎的藏人毛料打补丁,有的甚至拿麻袋上剪下的麻布来补。我见过有人把喇嘛僧袍那种典型的红布派了这个用场。这种布穿久了会变成樱桃红。我自己的勤务兵,配了整整一条用这种布做的裤子,远远看去,活像第十一轻骑兵团的一名骑兵(那个团的马裤正是以这种颜色出名的)。

更稀奇的,是我们从拉萨带来添进衣橱的毯子和哨兵斗篷,拉萨城的毛织品暖和耐用,只是样子有点古怪。那些哨兵斗篷,不过是一块长方形的布,当中开个洞,哨兵把脑袋从洞里伸出去,颜色五花八门——光这副样子,就足够吓跑夜里来捣乱的歹人了。

可要是有人能从外头旁观,最稀奇的景象,还要数我们带着走的那一群狗。英国兵留在家里的那条狗,自然是大家熟悉的那种方下巴、身子结实的大家伙,经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从许多品种里演化出来,如今在营区兵营里称王称霸。他的主人在拉萨却拿另一类狗来聊以自慰。看着满脸大胡子的大个子男人在行军路上牵着,而且往往是抱着,一只只娇小玲珑的哈巴狗,真是叫人感动。那些狗有的像博美,有的像斯凯梗,有的像查理王小猎犬。还有一两条藏獒跟着我们,与其说像獒犬,倒不如说更像大号的威尔士牧羊犬。

在江孜我们停了几天,其中有一天,司令官举行了告别阅兵,向我们作了一番体贴入微的讲话,我们大家都会记住。然后我们列队走过检阅台。我的差事是指挥一班老兵,他们多年来的职责只限于给军队供应给养。我们总算凑合着走下来了,靠的是天生的机灵,而不是对操典的了解:七拐八弯地做了些叫人头晕的动作,没有什么固定的队形,专挑近路走,到达敬礼位置全凭方向感。到了那里,我们自然挺起胸膛,列队走过,眼睛猛地向右一转,仿佛从来没离开过兵营的操场。

从江孜往后,我在第一路纵队里,因此躲过了某些苦头。天气很好,叫人精神抖擞。白天凉爽晴朗,夜里低到冰点以下华氏二十度,常常刮起刺骨的寒风,吹得鼻子脱皮,嘴唇和耳垂皲裂,不过总的来说对身体有益。一路上都是这样的天气,经过康马,穿过红神像峡,到嘎拉错,经过多庆,进入堆纳平原,翻过唐拉,进了帕里,再顺着噶乌札的山谷下去,那里的松林闻起来就像印度的山中避暑地,然后进了春丕。我们到春丕的时候,云正在聚拢。

那天夜里,我从库里取出帐篷的外层顶篷,架在头顶上,有了这层额外的保护,便放心睡下了,随口想到夜里兴许会下雨。清早我被哗啦一声惊醒,觉得一股巨大的重量压在全身,脑袋却没被压着。我划着火一看,脚边那根直立的帐篷杆断成了两截。从帐篷的一角望出去,只见地上一片白雪,我这才明白,压在身上的就是积在帐篷上的雪,它压断了帐篷杆,落到了我身上。这时是六点钟。我的勤务兵和马夫来救我了。他们把我身上的雪搬开,又把帐篷杆拿到木匠那里去修,而我发现在帐篷里还剩下的那点空间里照样喘得过气,于是安安稳稳地睡着了,直到一个钟头以后帐篷杆修好送回来,帐篷重新搭起,我才舒舒服服地起了床。

我遇上的还算是很轻的。那一夜,更糟的苦头遍及各处,许多军官和士兵在凌晨两三点钟丢了他们唯一的栖身之处,再也找不回来。第二路纵队那天下午进来,颇有些疲惫不堪、狼狈不堪;而第三路纵队——因为从江孜起我们已经分成了三路——从堆纳翻越唐拉,走了一程可怕的路,又在帕里被大雪困了两夜。他们最后开进春丕的那一程,也是一场严酷的考验。到了春丕,剩下的就是等着各自解脱的那一天了。大雪几乎一点也没有耽搁部队的通行。他们分成一小支一小支离开春丕,则拉山口和乃堆拉两条路都走,渐渐地都不见了。终于轮到我了。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离开春丕,又成了个闲搭车的乘客,便以每天两程的急行军赶回印度,翻过乃堆拉,下到甘托克,穿过哲孟雄,进了西里古里。从日昂一路两程并作一程地顶着炎热赶来,坐在西里古里车站餐室的布风扇底下,一大杯接一大杯地喝冰姜汁汽水,想到三天前自己还在乃堆拉顶上从胡子上揪下冰溜子,真是奇怪得很。

那天夜里登上大吉岭邮车,飞驰到加尔各答,真是惬意;觉得自己被印度这座大都会的文明包裹起来,真是惬意;更惬意的是在豪拉上火车,一路北上内地,到旁遮普那爽脆清凉的秋天里,回到自家的炉火边。

就这样,这出戏演完了——全都完了,只剩下回忆;就我自己来说,这些回忆大多是愉快的。一个自私的军人把这些回忆收起来的时候,他的心愿几乎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在不太多年以后,春天里某个合适的日子,趁着身子还没发福、腿脚还没僵硬到不能消受那些高山口的时候,但愿某位桀骜不驯的大喇嘛又惹得非去一趟不可,再由一个好心的政府张罗一次夏日拉萨之行。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