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共和国

一随蒙古办事大臣出逃

我正沿着中国北疆走，过贝加尔湖——那湖几乎挨着蒙古，很长一段年月里是西伯利亚铁路的拦路虎。那是一九一一年入冬的时候。蒙古的「独立」刚在库伦宣布，地点越过蒙古边界，一直往南。它把中国称作外蒙古的那片地方全圈了进去，而那是最后脱离满清皇位的一块。蒙古脱离这根稻草落下来，离压断满清这只骆驼的脊梁，已经没有多少时候了。

驻库伦的满清办事大臣三多，正从蒙古的宗教与政治首府里全速逃出来，是被喇嘛当权者赶走的。他一路逼近西伯利亚边界。库伦将有事变，他事先得到了确报，便向伊尔库茨克的俄国外贝加尔总督求庇护。那条横穿蒙古心腹——戈壁沙漠——直通恰克图的电线，正忙着把三多的告急信号往两头发，最后都发到北京去。同一批线上走的还有俄国的政务电报、北京理藩部的查询，以及蒙古谋事者从各处发出的消息。一支两百头骆驼的驮队，载着俄国军械库里淘汰下来的伯丹步枪，正离恰克图往库伦去，给「独立」的新军装备。

俄国总督读了哈尔滨俄国铁路总办来的电报，把三多眼前的危险看轻了，回他一封宽慰的电报。在俄国境内没有危险，他不需要别人都不需要的什么庇护——这就是总督给三多那封电报的大意；末尾还提议，西伯利亚铁路愿意款待他，让这位逃出来的大臣连他的随员一同回中国去。

俄国政府的人员为说明这些动静而发往圣彼得堡的电报，有人交到了我手上。我人在西伯利亚快车上，手里拿着这些电报，心里明白那位落难的大臣正把脸朝着俄国边界、把全队的力气都榨出来赶向这条受帝国军队保护的铁路；这件事，加上一个醒过来的蒙古的景象，对我的分量恐怕比对车上任何一个人都重。我是个随军记者，在这一带跟了十二年的军队；在我看来，眼前这些事于蒙古人一生的要紧，超过库伦自中世纪铁木真把鞑靼诸部合成布里亚特之国、自己做了成吉思汗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一九〇〇年我见过俄国边防军越过长城这道屏障。一九〇四年我见过俄国大军绕着贝加尔湖漫过大兴安岭。我到过那些被人忘掉的鞑靼王国的都城，朝拜过那些无人能识其碑文的界址，又在车窗望得见、如今深埋西伯利亚雪下的山谷里，想见成海的蒙古人跨上成洋的马匹，驰向阿尔泰、高加索与喀尔巴阡。

车上的气氛像庚子之役那阵子——通着一股遍卷全球的革命的电流，而在这整个圈子里头，中国的「共和」是最叫人惊异的一种表现。车上人的成色之杂，把东亚眼下的情形活画出来了。日本官员从欧美被召回，正由他们的政府派往南满洲。两个中国的学生革命党人，急着要赶去投扬子江上武昌的「共和」之军。泰晤士河、易北河与别处军械弹药厂的推销员，连同战舰的经手人、军械师、军事工程师，一路往帝制的京城北京与共和的京城南京去。心急的外国商人从欧洲匆匆赶回，取道上海；四海的鉴赏家与古玩商指望着第二回庚子那样的收成，赶着上北京，好赶上抢掠的时辰。还有一位眼神发狂的法国记者，一脑子关于东亚的怪念头烧得他容不下任何人——有他，这一班了不得的同伴才算齐全，其实不有他也齐全。我就是同这些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向着那位从库伦逃出来的满清人和他那一队愁眉苦脸的随从，走到会合的那一点上去的。

驻西藏拉萨的与驻蒙古库伦的帝国代表，除称「办事大臣」之外，也叫「安班」。我知道办事大臣出逃是隔了极久才有一回的事，值得弄清它的缘故，尤其值得弄清三多这位办事大臣从库伦出逃的缘故。

中亚佛教世界失序的这一出戏，我从北京看下来是这样的：俄国与日本一九〇四年春天开战，惊动了东蒙古、满洲与中国。英国派一支队伍进了西藏那片禁地，惊动了中国与中亚的佛教世界，把西藏与蒙古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从他的都城拉萨赶得逃往库伦，把整个蒙古都惊动了。日本在一九〇五、〇六年间成功地进了满洲，转过来又惊动了俄国与蒙古。中国护送达赖喇嘛回了拉萨，后来又往那里派了一支队伍，把他仓皇赶去印度，此后他就流亡在外。因为佛教上的利害牵在其中，中国这一举动叫英、俄、日都警觉起来。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党由留学生带头，闹出了叛乱与共和之说，惊动了西藏与蒙古，也把它们对衰败的满清一朝的臣属之谊割断了。

这些事把俄国人与蒙古人对蒙古的心思都拧到一处去了。蒙古在满清这里再没有屏障。俄国在满清这里连一道挡日本人的薄墙也没有了。蒙古怕所有的人，却自知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没有被役属过，于是不得不走一条独立的路——虽然它逃不掉。

北蒙古的王公们说：满清是他们的同族，那个统治他们可以接受；中国的新政府他们永不承认，也决不听它摆布。俄国无力拦住日本人沿她边境往西扩张，照她自己的思路与方针，不得不另造一个外蒙古的缓冲之国，好把从里海一直连到黑龙江的一串缓冲国接齐。日子久了，这些念头在库伦发作起来，惊动了三多；我写的这个时候的前一年，他便同喇嘛们冲撞了。三多用一种很不寻常的法子，拿进贡这件事去试喇嘛们臣服到什么程度。他要喇嘛把圣山上那群马拨给他的衙署使用——这个要求在教士们看来是无理之至的。蒙古人可以说是活在马背上的。马是他们一切畜类里最贵重的。一个蒙古人能献给教门与他的教主的最好的礼，就是一匹好马。这些马大半是蒙古王公送的，性质属于祭献，至少按理是要养在教主寺院那片圣地的围墙里不动的。

办事大臣这一要求的结果，是喇嘛们扑上来打他的随从，把人打得极惨。办事大臣看出自己错了，便在北京想办法把朝廷已下旨要给喇嘛的惩处搁住，又替他们弄到了正式的宽赦。可喇嘛们把这口气一直含着，中间又有一连串小的龃龉，直含到整个外蒙古宣布独立自治。三多所逃的，就是这口积下来的气；他向俄国求庇护，也是为了挡这口气。

蒙古与西伯利亚边界上国际关系的不宁，以及同俄、日两国的纠葛，都在中国的叛乱之前。界线之争是引出外蒙古——也就是紧挨着满洲与西伯利亚那一圈汗部或王公领地——宣布独立的诸问题之一。头一个越过中国边界、把中国的疆界问题挑成急性的，是日本人。他们挑的地方是间岛，在满洲东部图们江以北，正对着朝鲜。奉天的满洲总督衙门当即把满洲全部的疆界问题都提起来，动手勘测。它一笔买进八万五千两银子——约合六万美元——的测量器具，可是手里并没有会用的测量人员。

日本在间岛的侵越，靠一纸协定了结：日本仍留在间岛。此后便提起了满洲与西伯利亚边界上同俄国的疆界问题。北京的帝国政府不但提起日、俄两面的边界，把整个帝国的边界都提了起来，下令各省督抚勘测，在边疆上定出界线，立碑为记。这些问题上的争执看来没有个完，争到的地方从东南的越南东京起，经缅甸、印度、突厥斯坦、西伯利亚，直到朝鲜，沿着一条大约八千英里长的线。

一九一〇年，俄国以保护她所说的边界权利为名，声言要往西蒙古的伊犁调兵。西面北伊犁有一桩疆界问题。西伯利亚铁路与进满洲的中东铁路接头处又有一桩，俄国在这里要满洲里这座城。俄中与日中边界一带因西方文明在亚洲人中间铺开而渐渐开发起来，这些问题自然就冒出来了。不过有好几股种族的动向，也能解释这些问题的由来。其一是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兴起与再生；他们的古都在色楞金斯克，坐落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下的色楞格河上。十来年前，一场民族运动在这里成了形、有了规模，蒙古人这一支办起了报纸，又设了印书的工厂。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影响不只及于西伯利亚的同族，也及于蒙古。布里亚特蒙古人在俄国海军与陆军里当军官，在日俄战争中立了名声。文职上，东亚各处的俄国官署里都见得着布里亚特人。布里亚特女子嫁在西伯利亚人中间嫁得不错，布里亚特男子在西伯利亚处处与人平等。

俄国人与蒙古人之间是弟兄般的关系，这同中国人与蒙古人自古以来的关系差不多正相反。据吉尔摩说，三五十年前在库伦，在那里做买卖的中国人过的是一种自愿的流放生活：中国的法令不许他们带妻小同来，而他们要回本乡一趟，五年、十年里也难有一回。那时蒙古于中国算是一种中立地带，照西方的说法便叫缓冲国。中国想把自己的百姓系在家乡，便在蒙古行一种鼓励独身与出家的方针，为的是防这些古时候的鞑靼仇敌、迫害者再起军事上的振作，叫他们被宗教的事耗得没了精神。中国的算计并不周全。她把外头世界的情形估错了，没有看出俄国的分量、没有看出她日后对东亚——尤其对蒙古——的影响。中国这方针虽削弱了蒙古人、也就是鞑靼人这一头的危险，却一步一步把蒙古备好了给俄国去影响、去进入，也备好了大概要被俄国吞掉。

满清人与中国整个有见识的士大夫阶层，都把蒙古人看作中国与满清皇位的一道屏障。俄国人拉拢蒙古人，是要他们终究成为一道挡日本人的屏障，也成为满清一朝的屏障。把蒙古人编成一支马上的军队、把他们古时候的武力恢复一大部分回来，这是俄国人与日本人共有的一个梦。至少有十五万蒙古骑兵在等着这桩事办起来。这两国谁都怕被对方疑心在办。知道这件事办得成、又知道俄日两家的用意，中国的军人便起了个念头，想抢在中国这两个死敌之前，把这个了不得的计划做成一桩中国人的爱国功业，把蒙古的弱处变作一道于中国安危不可少的强墙。

这一整片地方是政治与宗教相争的戏台，而那架叫做近世进步的机器在这里运转得惊人——它使种族再生，也把睡了八个世纪的蒙古人惊醒了。就在这片裹着雪、冻得发僵的地方，满清人三多没能替他的皇帝把蒙古的臣属之谊挽回来，只好把自己交在俄国对手的慈悲里，一路走着；而他本人，正是这些标着西方文明推进的变化所结出来的一件怪事。由俄国信差与边防军沿恰克图驿路押送，三十个人——男的、女的、孩子——裹在毡里皮里，坐着爬犁下了结冰的色楞格河，穿过河岸上冻住的林子，到了上乌金斯克的火车站。转眼之间，黑与冷换成了西伯利亚快车上的光、暖与阔绰的陈设。外贝加尔总督兼中东铁路的专车就在这里候着他；他带着自己家用与使节用的那点残余，溜了进去。

站房的窗子里亮着灯。餐间的茶炊冒着气，一杯接一杯地供着茶——俄国人这样的大饮。一锅一锅的热汤——红菜汤与白菜汤——把餐间填满了开胃的香气。旅客在车上车下来来去去，车身本也吐着团团的蒸气，升上去时被灯光照得通亮。三多这位败下来、受了辱的办事大臣，对这些一概不理；他只从家人身上得一点安慰，把自己缩进车厢那间阔绰而隔绝的客室里，成了个全凭命数摆布的人。

二随蒙古办事大臣出逃（续完）

办事大臣出逃既是稀罕事，随军记者能亲眼看见一回，就更稀罕。这样的奇遇本该属于已经死去的那些世纪。我很难想明白这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很难想明白我们自己并不是某个被忘掉的年代里的信使或使臣。在我心里，三多这位小皇帝派出而没有办成事的使臣、这位腐朽的满清一朝的代表，把自己的名字同史上一切政治使者连在了一起——从帝业的魔术师成吉思汗手下那些人，到亚洲的拿破仑、日本的睦仁手下那些人。

即便我在满洲边界的车站满洲里下了车、迎面碰上中国那套新式的海关查验时，我还没有把自己调回一个近世随军记者的角色里来。我四下找个中国人说话，在餐间的报贩身上找到了。

「生意怎么样？」我问。

一个刚过边界的旅客竟说他自己的话，他的惊讶过去之后，答道：

「还过得去。」随后又客气地问：「您是哪一国人？」

「他不是俄国人。」餐间一个中国堂倌说；他也一样有兴致，停下来听自己乡音的声响。

「自然不是，」头一个应道，接着问：「您是英国人？」

「再猜。」我说。

「美国人？」

「嘿，你见了本地人还认不出来？」

他笑了。「您不是中国人，」他一脸扫兴，「您没有辫子。」

「不错，我没有辫子；可如今我们也不都留辫子了。」

「您没有胡子。」

「我年纪还不够；再说，如今时式也不同了。」

「您贵庚？」

「你说。」

「五十。」

「太多了。你对中国人还不够熟，认不出来，也说不准年纪！你一定是个俄国人。」

他扫兴地笑了一声，说道：

「做中国人您个子太高。」

「我不比满洲人高。」

「您的颜色不一样。」

「我告诉你，」我说，「我要不是真中国人，我在京城——北京——住了十二年，我是美国人，我们美国人同中国人差不离，是不是？」

「美国是个好国家，是中国的朋友。」

「人人都这么说。我又听说中国如今想要一个像我们那样的政府。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南边有事。」

「你们这里打仗么？」

「不打，都太平。」

「有兵么？」

「有，有些满洲兵，往东头一个站上还要多些。他们看着百姓，也看着官，叫他们守规矩。」

我还从他嘴里得知：蒙古人在库伦起事的消息还没有到满洲里。不过，蒙古的显贵人物常往哈尔滨那位「俄国大官」那里去。

许多蒙古的代办与使者经满洲里往哈尔滨，也往奉天和北京。除非他们是从库伦或更西边来的，他们总在外贝加尔的奥洛维扬纳亚或博尔集亚上车，那两处离边界不远。在俄国的灰扑扑与中国衣裳那冷冷的靛蓝之间，他们添上了一笔橙、紫与红的好颜色。他们虽粗，却不像西伯利亚人那样邋遢。这话不容否认：西伯利亚人确实不修不洁，在风俗、举止与衣着上比不了他们的邻人中国人。在西伯利亚的火车上看过那些衣衫寒素、蓬头垢面、走路塌肩的西伯利亚人之后，满洲的中国人简直像有教养的上等人。中国的乡下人有他一副仪态、一副步子、一副气派，连举止与见识都有他自己那一套定了式、封了口、打了印的准则；正是这个，使中国的社会带着真文明的品相。

在西方人心里，西伯利亚这个词拼出来的是阴郁，音节是雪、夜与流放。它代表俄国这个字眼里含着的那一片中世纪的镶嵌。可是在满洲，冬天是被日光照得明亮的。雪云得赶快把活干完，然后挪走。雪化了，被干燥的空气吸掉。一切都是光、是力、是指望，正合那个近世的、共和的、革命的中国。

这列穿过西伯利亚开来的俄国火车上，种族、归属与人物聚得这样离奇；一进中国地界，这离奇更显得扎眼了。「五大洲」进了中国。一重内幕升了起来，把中国这座真正的戏台露给人看。革命的纠葛开了头。火车一列列往东开走，载着叛党去哈尔滨，向铁路衙署里的俄国当局讨军火。蒙古王公知道：把蒙古切出去是哈尔滨与圣彼得堡俄国政治使者最切的心愿，他们把蒙古的独立或不容侵犯看作俄国政治上的必需。那会成为一道挡日本的墙，也是一道挡那个太爱进步的中国在边境上那些动摇人心的影响与危险的墙。蒙古人后头跟着另一批蒙古人，是忠于满清皇位、盼着把中国这个统一保住的。满洲的俄国官员与本地的中国官员，都为这一番叫人心跳的往来所必需的手续忙得不可开交。一位中国官员赶在办事大臣那一队之前上了车走了；究竟是不是为了躲开同一位满清显贵相遇的尴尬、躲开帮自己的对头所带来的担子与为难，那只能猜。他那间关着的包厢门口的宪兵护卫不肯多话。

北满洲还没有革命；照满洲里站长的话，是那些满洲兵「把中国的谋事者管得直直的」。这些兵留神叛乱的迹象，为的是不叫俄国这条铁路线上出中国最怕的事——同俄国添出新的纠葛，而那也就等于同日本添出新的纠葛。

办事大臣到了满洲，看着像是被人丢下了，任这些满清兵摆布。天亮之后，看得见他的随员连仆人带行李挤在包厢里。这一队里头要紧的几位在满洲里下了车，透透气，看一看自己的故土，也同我一样看一看有什么事。他们中间有一个年轻人，据说是满清恭亲王的兄弟。我心里想：达赖喇嘛来过那一阵风波之后，北京的朝廷是不是一直在拿满清宗室的年轻人往蒙古各汗部里派，好把他们拉回来。办事大臣的随员三三两两站在各处，各自守着自己的心思，低声彼此说话；他们身上这番经历代表着自己职分上的不足与失败，这一趟又是受辱之行，自然不愿同外人谈。同车的人也就不往这上头搭话。

这列俄国火车在此刻代表着中国自古以来南北的那道分界，如今则是帝国与共和的分界。车头这一头是共和，车尾那一头是帝制。火车一进满洲，又生出另一种局面：三多所代表的帝国是在自己的地上；两个年轻革命党人所代表的共和，则是在敌境里。

那两个年轻人紧张起来，在车的前段来回走动，最后躲到外国人一伙里去，在那里他们觉得稳当些，便用自己的话谈那件于他们分量最重的事——他们这一头扎进自己那个乱着的国家去。除了三多，车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列车离莫斯科之后中国出了什么事。满洲的情形谁也说不确切。

越往这片地方深入——这里表面上还忠于满清，而他们又同朝廷的人同车——两个年轻革命党人就越紧张。他们所属的那个叫「少年中国」的革命党虽然人不多，十年来一直在预备一场起事，要推倒那个古老的帝国政府，立起民治来。如今他们明白了这件事是怎样在他们不在的时候成了真，便谈起他们那些同学在遥远的四川省一九一一年九月间办成的事。那些人推倒了省里的政府，把如今的满洲总督的兄弟打败并斩了首；那人一向是中国将官里最专横、最血腥、最叫人畏惧的一个。

不过最大的一件事，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九日黎元洪在武昌立起了中华民国；那两个年轻人里有一个说，自己是黎元洪的秘书。这话他后来又谨慎地说过一遍。车上的旅客一知道同车有中国大总统兼陆军总长的秘书，本来摇摆不定的心思便重重地偏向共和去了。这个长了三个月的葫芦政府，如今声称中国本部十八省里已有十四省归它，可是有三个彼此相争的首领，谁会赢是挑不出来的。

这两个小伙子对他们的首领黎元洪极忠；他们不赞成孙中山，因为他们的首领黎元洪不承认孙中山在武昌那场起事里算一份力量；至于另一位首领袁世凯，他们把他看作一个危险人物。

跟着这一路涨起来的兴致与激动，旅客心里也把一九一一年造出这个葫芦政府的那些事重温了一遍：九月十四日四川省起事成功；十月十四日朝廷求袁世凯出来重整这个国家；十月二十四日两位第一等的满清将官之一凤山被刺；十月二十五至二十九日汉口与武昌的叛乱；十月二十五日陕西起事，随后是汉口的一场大战与血淋淋的毁灭；十一月三日上海脱离；广东脱离，十一月九日在武昌宣告中华民国；几乎同时，十一月十四日山东脱离，中满洲脱离；十二月一日帝制军队撤出南京；十二月六日帝国摄政王醇亲王辞去摄政；十二月十八日朝廷承认这场叛乱并提出议和的条件；十二月二十日法、德、英、日、俄、美承认革命党一方。

这两个小伙子对这些事也很熟，他们是从欧洲报纸上一路追下来的。他们很清楚共和这边受了一次挫：黎元洪将军在汉口一战中败了，而那一战将作为这场叛乱唯一的一战载入史册。他没能把自己的军队管住，也没能守住汉口城；那座城在一场杀人的狂欢里被毁了。山东省一半因为黎元洪吃了败仗，一半因为它同德国有涉外的问题，把自己那仓促的脱离重新想过，又抱歉着回到帝国里去了。满洲的行政与事务随时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被日本接过去，也随时会被俄国一脚踏进来；它那仓促的独立之计办不成，便退回原状的位置，同北京政府重续了来往。黎元洪此时还没有被孙中山接去做临时大总统、京城也还没有定在南京，他就是中国的头号叛首。他是这两个小伙子的主帅——对他们来说，症结正在这里。整个中国连它里里外外的纠葛，被人叫了二十五年的「亚洲病夫」，简直像二十个土耳其揉成了一个。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这片混乱的中间。

「日本在帮满清人，」中国大总统兼陆军总长的秘书说，「你没听见满洲里那个外国海关的人说，赵总督这半个月在奉天砍了我们六十个人的头么？」

「那正像他在四川的兄弟，人人都恨他，就因为他太血腥。」另一个说。

「想不到老赵这样一个人，会这么样背叛自己的同胞。」

「是啊，可这还不算最坏的。他若是跟共和作对，那就等于把东三省交给日本人。日本极奸诈，永远靠不住。我们有两万学生在日本读书，日本人装作是我们的朋友。两边他们都用。他们比别的外国人加在一起还坏。」

「我们不能进奉天。」

「不能，那不是我们去的地方——既然日本人在拿我们的人、又交给赵总督。要想把头留在肩膀上，」一个飞快地说道，「我们不如就留在这列车上到海参崴去；在俄国地上我们安全，一有机会就坐外国轮船去上海。俄国人比日本人好些——他们至少不插手中国人同满清人之间的事。」

这两个年轻革命党人的谈话表明：在边界上、在沿线打听消息这件事上，他们并不比我少花气力。满洲是满清人的地方，满洲人口相当多，那片土又因是本朝祖宗的葬地而是圣的。这里被俄国与日本把持，一切事务都因他们的插手与分润而纠缠不清，对两个年轻革命党人来说，是一片极可争议的地面。

火车快到哈尔滨时，人见他们站在车厢过道里还在议他们的打算；不过他们已决定放弃经满洲南下的那条日本路线，怕被拿住，改由海参崴去上海。我们在哈尔滨分了手。后来，他们那列车重新越过满俄边界进了乌苏里省，我知道他们平安了，便发了一份新闻电报，报告他们脱险。

三蒙古的叛党

我到了哈尔滨——俄国在满洲那座又大又邋遢、被战争弄残了的城，摊在松花江的滩地与崖头上，在冬日的阳光里炫着它那份粗糙而俗艳的堂皇。日俄战争之后，旅顺还在俄国手里时披在旅顺身上的那件俄国政治的袍子，落到了它身上；它同北京较着劲，而北京的俄国公使馆抱怨它在国际政治上的那份自居。

东亚的日、俄、中三面边界上，到处都在使阴谋，牵进去的不止是俄国与日本，还有他们的盟邦以及一切同中国有利害的国家。哈尔滨又成了一个俄国的中心，同日俄战争之前一样；满洲也又一次显出它的活力——它是中国、也是东方世界那个庞大而解不开的政治难题。它从前是一座封闭的俄国都城，是俄国在满洲铁路与工业利益的中心；此后连同它北边所有的中国地方，都被日本人闯了进来，而日本人把各大国的代表一并带了来，看着这里打结与解结的过程。

俄国在蒙古的行径，日本一直看着；那过程在从喀什到伊宁、塔尔巴哈台与科布多，从乌里雅苏台到库伦与克鲁伦，从洮南府到图们江的一路城镇与省份里铺开。俄国往库伦派了一位新领事——一名军官——的时候，日本便派了一名文职官员去走贝加尔湖与库伦之间那一带。俄国把一位在哈尔滨的满洲政治盘根错节里练出来的老资格领事派去乌里雅苏台，日本对这件事格外留意。日俄之间彼此的政治疑心，从一件事上看得出来：一名日本高级军官越过兴凯湖以北那道边界，被俄国的乌苏里省扣下并驱逐了。

日本参谋本部公然派了一名有品级的军官穿着军服去勘查蒙俄边界。他一九一一年七月离北京，取道戈壁沙漠往库伦，再折西去乌里雅苏台，又一路往西经科布多到阿尔泰山，十月四日到。他在塔尔巴哈台离开蒙古这一头（伊犁），由额尔齐斯河与西伯利亚铁路回去，从西伯利亚一侧把这条边界看完了。日本人由蒙古进入俄国边界这条路，是俄国想堵的，可是她的官员接待日本的旅人，至少表面上是殷勤的。俄国的每一个公职人都是穿军服的军官，住帝国的官舍，配着衙署、兵丁与国家全副的机器；遇上这种事，那机器便把所有的轮子都转起来。

日本人纳罕：这样的时候，这份殷勤后头究竟有什么。

「我不知道，」一位穿过蒙古的日本旅人说，「他们这样热诚地接我，心里脑里是什么。他们待客亲密而周到，无可指摘。他们问我以前为什么没来过，倒把我问住了。」

东京的日本参谋本部这样把一队官员送进俄国的势力范围里去，是在日本政府知情并首肯之下做的；其用意可以有把握地说，是要在道义上给俄国的蒙古政治施一点作用，同时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看看那些用意里有什么新东西。日本在大陆上的代办与官员，被俄国在边界一带作为的报告激得异常警觉、相当激动。他们怕日本往西的扩张已经被外蒙古这个新的「独立」堵住了——那看来把日本越过兴安岭的指望毁了。他们断言：喇嘛们在库伦反起来，不是没有俄国的授意；又暗示俄国要这一带地方归她自己。

这是日本这一头。俄国人也一样警觉、一样有闯劲、一样激动，一样直言不讳。沙皇手下许多代办，我在满洲这出戏早几幕里就认得，在它最惨的那些时候我甚至同他们共过个人的命运；如今他们仍在哈尔滨这个场面上，仍在同这个难题搏斗——一面对着日本，一面对着中国与列强。这十二年里我们断断续续做过同伴，研究着同一批问题。我们彼此承认：眼前这些可能，叫人生畏。

在俄国人这里，蒙古是眼下头一等的问题。沙皇代办们的总部忙得很，有几分像日俄战争时候这里的光景。我进去时，最显眼的是蒙古话的通事与译员。蒙古王公来的长电正在译出来，电里叙述着蒙古人要脱开同满清与中华民国的纠葛的那份心愿。先我们一步从满洲里过来的那些蒙古叛党，一到这里便求俄国人立刻拨给他们足够十万步兵与五万骑兵的军械。某将军很得体地告诉他们：除了铁路护卫队（边防军）自己要用的，他没有别的军械，而且俄国不能把军械送出铁路地带。

「蒙古的事知道得不多，」某将军说着递给我一支俄国烟，又在我面前摊开一封从东蒙古来的长电，那电用蒙古文那种奇特而秀美的字写着。「它是宗教的政体，底下分许多王公。我们的人研究它也许比别人多些，可还是很不周全。那些人是游牧的，喜欢没人来扰他们；因此他们看着中国人在蒙古一天多起来、又看着眼下要有一个新政府压在他们头上，就有些不安。俄国对蒙古的事比别国上心，也许是因为俄国依同中国的条约有特别的权利。俄国同蒙古因通商而往来久了。」

「就我个人而言，你是知道的，」我说，「这些事实我领会得很足。不过我想问问你，你们的对手常提的那些指控——关于俄国在蒙古的政治用意。」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俄国不要蒙古。人家说她要把蒙古拿过去，可俄国要的是蒙古做一个缓冲之国，像阿富汗那样，留在俄国与中国之间。」

「蒙古怎么能成一个缓冲之国？据我所知，宣布自治的只是库伦的那些教士。」

「是的，」他说，「可这件事要紧；因为被中国放逐了的达赖喇嘛，同库伦那位在全世界排第三高的大喇嘛，有把蒙古王公联起来支持蒙古独立的力量。」

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心里记着两封从这一带发出的有意思的俄国电报；它们在圣彼得堡的俄国政府机关报上登出来的正式文本，一封紧跟着另一封，大意如下：

「一个蒙古代表团已在政府各界表明蒙古愿在俄国保护之下生活。政府对承认蒙古之独立不应犹疑。」

第二封电报署的是哈尔滨，文曰：

「北蒙古之蒙古王公已告霍尔瓦特将军：彼等虽顺从中国〔关于蒙古〕之行事、亦承认满清一朝，然对中国之新政府〔即非满清者〕永不承认，亦不受其统治。欲脱中国之轭，唯一之阻碍在无枪。彼等钱有余裕。军中干练之蒙古人甚多，其中有统领之衔者一百二十人。满清禁卫军中供职之蒙古人不少，皆愿倒戈。蒙古若不能独力抗中国之新政府，则蒙古愿受俄国之节杖。」

这一席谈把俄中之间头一等的政治症结这样摊开来，我头一回看明白，不免吃惊。这两个大国之间的问题是：蒙古究竟是中华帝国不可分的一部分，还是在中国宗主之下、以其最高的教会政府自治的一个独立的政治联邦？若是后者能由俄国立起来、蒙古又能把她自治的主张办实，那么俄国在蒙古的权利与权威便与中国相等了。我心里的问题是：眼下这件事是不是事实上已经如此？俄国是不是已经成功地把别的一切列强从蒙古排除了？日本兼并朝鲜的过程里，头一件事便是立起一条道理：朝鲜不是被征服之国，从来没有被中国役属过，它是一个独立之国。我离开那座从松花江崖上俯瞰西边一望无际、一直伸到蒙古去的大草原的大楼，抬头看那熟悉的屋宇，只觉得它又像俄国东方帝业以及她征服满洲与朝鲜那些年月里一样，随着王国的命数在晃。

我到这里之前不久，俄国把已经服役期满、正在回家路上的边防军在满洲里稍西的地方拦住，送回了原驻地。已到哈尔滨、正要回俄国去的常备军，被送回乌苏里省尼科尔斯克的营房里去。俄国对日一战之后拟的新军略，规定动员要同时针对奥国与东亚两头。法国抗议她的盟邦俄国把俄德边界空着，把牵制德国的担子都推到她身上。于是俄国实际上并没有往远东调大批人马，虽然她的方案划出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终究要驻在那里、驻在贝加尔湖以东。不过俄国把在东亚摆一支比这还大的兵力的准备都做好了。各国的军事代办照看得见的准备推算，说这数目会到四十万人。至于震动了世界的中国失序与革命——这是拟出那套军略之后东方的头一桩急变——俄国此时已备好一套远征的编制，有方案要立刻把蒙古与满洲这一政治与军事的局面抓在手里，又已把她的铁路摆在随时可在满洲动员的状态上。哈尔滨已经备好了军事总部。

从东边来的旅客到了这里，把南下那群杂色的人又添多了，我也加进去。这一带地方好像满是外国的军事代办，欧美人穿着英国人所说的便服。除俄国军服之外，露面的军服只有日本的。这些军事代办——战时便叫探子——公然穿着的、改了装的，处处都有。俄国人与日本人彼此忙得不可开交，腾不出工夫顾英国人、德国人与美国人。这件事虽关乎中国人自己的国家，而中国人又是除我们之外唯一要算进来的一方，这一局棋里他们却全然不知所措。他们的官员只顾着那位在哈尔滨歇脚的办事大臣。他的随员在那里散了，零零落落往南去。

从库伦跟三多出来的那些难民挤满了一节车厢，而我是那车厢里唯一的外国人。这列车凑起来的成色，只有在打仗与革命的时候才凑得齐——蒙古人、满洲人、中国人，彼此都疑着对方，却又甘愿同车。他们四围至少围着十来个别的国籍。有个哥萨克女骑手骑马穿过了中亚，那是一幅画；有个从巴黎索邦来的波兰姑娘，到南边去找她的中国丈夫，那是一段传奇。我这车厢里是办事大臣随员中的女眷，她们的侍婢挤在另外的包厢里，孩子们在过道上，怕我、躲我；可一听见自己的话，便愿意同我要好了。孩子与仆人同车上的小侍者混在一处，看那些冒气的茶炊、看给客人上茶，自己找乐。

后头挂着一节餐车，比先前挤得多了。行李堆在桌子底下。皮里子的橙绸紫绸露了出来，显见库伦的喇嘛与王公在那里。他们的随从把过道与车厢过道口都填满了。餐间应付不过来，可还有一顿按客饭的正餐。菜一道一道来得没个次序，由中国人上着。

围着我的人里头有一个革命的中国人——奉天的一个教书先生。同我一桌的是个中国前海军军官，是中国也许唯一称得上「实业界的王侯」的那个人的秘书兼代办。这位王侯本不愿意，却被卷进了共和的起事里。他地位高，又同种种改革有关，因此被人指为是他公事上的举动催出了革命的爆发。

蒙古人自己在一边，彼此说话很有分寸。要同他们中任何一个搭上话都不容易。直到饭后，我才得着同他们说话的机会。我递一支烟给一位体格极好的喇嘛：人高大，颜色出众，穿一件束着腰的橙色绸袍，戴一顶带金绦的绛红帽子。他接了烟，也接了火。

「您办的是什么贵干？」他说，神色十分从容，只是对我同他讲话感到意外。

「我是美国人，做报的。我在这一带十二年了。我同办事大臣那一队一路过来，听说你们京城里有大事。可是这样？」

我一碰这题目，就看得出这喇嘛在闪。他若是个法国人，听了这一问会耸耸肩。他是蒙古人，便带点儿打量的意思把头一低，显出在等我下一问。喇嘛的同伴起身走了，剩我们两个。我接着说：

「圣彼得堡的俄国官报上说，蒙古想有自己的政府。美国人不当这是自己的事，可关心，也乐意听蒙古过得好。我听说库伦的喇嘛与王公自己立了一个新政府。如今中国新事极多，我又听人说俄国要蒙古。」

「俄国要蒙古。」我这一句正按在成吉思汗的脉上，按在蒙古人那份以不受人管为傲的心上——某将军同我说过的正是这个。他身上那个未曾被征服的蒙古人猛地跳起来护卫，那份骤然叫我吃惊。他用最短、最快的字说：

「蒙古不会归俄国。」他摇了摇头。又抬眼看我。

「日本人和许多别的人都说，库伦这件事俄国插了手，」我说，「俄国一向是蒙古人极好的朋友。」

他沿着这条话头继续闪，不过承认蒙古同俄国关系好，通商也极和睦。

「可你们库伦有俄国兵，可是这样？」

「俄国一向友好。兵不多，不过一百五十。」

「可我听说他们边界上有一个团，能拿下买卖城，然后开到库伦。」

「买卖城他们没有兵。」

「唔，他们用不着，」我说，「蒙古没有兵；而俄国若动兵，只会把你们的人变成仇敌。俄国是个大国，在蒙古有许多利害。蒙古独立，于她要紧。为这件事，她能帮的都会帮。」

他把这番道理听得很专注，口里不落把柄，行动上却应了：他点头表示是，又等我下一句。

因为他是奉了差使往北京去的，本就不该指望他多言，这从我们这番对话的样子上看得很清楚。不过他留心把这几件事印到我心里去：大喇嘛宣布蒙古自治办成了；库伦的俄国兵并未插手；办事大臣的离去不曾受阻；库伦秩序良好，全境安静。比这一切都要紧的，是这一点：从这位喇嘛的立场看去，他们代表蒙古的政府，又同他们的族亲满清人连着，是北方的征服者——古时候征服过全中国、也征服过缅甸一部分的征服者——因此不能承认中国人向北方推进。宁可不承认，他们就与族亲满清人断了。

我对着这位气派极好的蒙古人，看着蒙古人在俄国人、满清人与中国人面前不得不使出的那份精细的谨慎，觉得极有意思。它显出北方革命局面的紧要。我以为蒙古此刻的处境，同山东脱离那时候的处境、同满洲宣布独立之后的处境几乎是一样的。蒙古也许还没有看清：它是任外国对手摆布的；它把自己从中国切下来，事实上便暴露在三副爪子底下——南边是中国的龙，东边是日本的虎，北边与西边是俄国的熊。它看来只有一条指望：要想在刚刚离了的中国、以及在日本那里求得安稳，它必得同俄国做一笔靠不住的交易，而在那笔交易里，它的独立早晚是要没有的。

我们此刻正穿过的满洲，凭它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那纸脱离的文告，从来没有得到过多于名义上的独立。那位稳重而忠顺的老总督赵尔巽，很巧妙地把衙署改成了一个保安会（治安维持会），自己当了会长；这一招除了叫得最凶的几个改革党人，别人都满意了。他随后禀告北京的朝廷：是百姓经奉天的省议会把他逼到这个位子上的，躲不过去。辽阳的军队里出了一场兵变，被他镇住了；他暗中把为首的与可疑的处死，据估有六十人之数。这位老练的老总督应付急变虽然又聪明又灵便，失序的局面还是出来了；有一阵子，维新人物纷纷逃进日本的铁路地带，奉天尤甚，为日本的保护付了昂贵的代价，名目叫房租与旅馆费。他对军队没有把握，便把满洲那自古就有、也颇有画意的匪帮的两个大头目请了来——那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红胡子」；他让他们在自己桌上坐下，委他们做警务的头，又按他们「将军」的身分准他们招募一支人马。他在保安会、省议会议员与百姓面前讲话，说明满洲的处境，警告他们：不论想做什么，都要记着日本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这个政府接过去。结果是：满洲此时由总督经保安会治着，政治上没有变；而不变也变不得——一变就有被俄、日这两扇磨盘碾碎的危险，而它正夹在这两扇磨盘中间。北京的朝廷对山东、满洲与蒙古这几处脱离，出奇地不作声。对山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发去这样一句简短的警告：「留神德国人。」满洲连这一句也不需要。它所颠簸的那片风浪大作的国际之海，自己把它那艘摇摇晃晃的国家之船扶正了。

中国人做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在满洲与蒙古已经做出了他们到此为止所能做出的最好的工夫。他们这几代不是军人；作为一个种族，他们的征服只在于把满洲人化了进去、把满洲人治国的制度与办法夺了过来。他们在满洲的改革与实业开发，都是代价昂贵的失败，就满洲而言，还把他们弄到了省库破产。国家为北方疆土的福利、为守住那里的边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可怜地不中用。真正是中国自己的种族与百姓，凭他们生来的那些长处，一路向这些地方成功地垦殖过去，才成了这些要命的时候中国在那里唯一的一道屏障。我以为：在这一样几乎不由她自己而得的影响里，中国是被给了一份对付北方这个局面的凭借——中国垦荒人这道屏障。

那喇嘛与他的同伴，他们那些又奇又杂的同车人，他们的仆人，他们冒气的茶炊，过了隔开中国本部与满洲的长城，往北京的方向去，不见了。

四长城之外

这几位醒过来的蒙古人的代表，过了老中国立在那里当作蒙古界限的那道屏障。中国划界这个问题——静了几百年的问题——在蒙古人看来是由这同一道长城定下的，如今却成了活的题目。中国筑这道屏障是要把别人关在外头，可她自己二十来年一直在使劲往外头去。在这道界限里知足了几百年之后，中国这个种族转向北方，才发觉自己的墙成了扩张的拦阻。为了到直隶与山东那些闷人的平原之外去透气，中国这个动起来的种族已经把那条界线取消了。北京的当权者，当年在离京城五十英里开外那道山的外坡上筑起这道挡住蒙古鞑靼的墙防；如今为了出去，他们把长城炸开了，把它所立的那些山打通了隧道。

移民这股洪水，把中国的长城搁在了高干的岸上。

我到这里的时候——革命之中，以及革命之前一段日子——有一场出走，比过去那些年代里来筑这座悬在山巅上如龙一般的凌空巨物的无数工匠连他们的家眷牲畜还要大。筑墙人那些日渐稀薄、日渐贫困的后代，早把一切林木草植耗尽了，无数年来靠他们那点梯田喂活；如今从他们所居的、被日头烤透的山的石缝里，他们看着久已忘掉的族亲跟着他们来了。

我看着这些从南边平原来的移民从关口与隧道里涌过去、一路过去，在北方不见了、不再回来，我明白了中国已经同过去断开。那个年代的心气、筋力与实质曾涌进这些山坳又退去，而那个年代的后人所见的，只是一座颓败的碑碣——碑顶、碑楼与凹处，牧人在那里放着他们的羊。

诸神的磨盘在中国的边疆上不停地磨着。她的疆界是被围着她的那些强国刻出来、做出来的。西方各国那种侵蚀般的土地之饥，把整条整条的山脉、整片整片的谷地与海域搬走，一步一步逼近这古老文明里头那座肥沃的谷。仿佛这还不够，里头还有她中国文明的边际同她那些蛮荒藩属的边际相磨。

这一带地方我极熟——多年来是我做报的场地。这一趟路上，我走过了三千英里被政治与种族之争搅动着的边境，可我不过是把熟路重走一遍。垦荒的人还相对稀少的时候，我就看着这股垦荒的动向。如今他们的人数涨得飞快，中国人的移殖成了中蒙这个难题的命门。

有将近两年，我在马鞍上过日子，在长城与黑龙江之间，有人住的没人住的地方都走过：从古老而稠密的「辽国」，到牡丹江与乌苏里那些还没有人烟的森林；从松花江上游的砂金矿与伐木场，到南口与张家口的隧道与石场；从鸭绿江到辽河的沙丘。我循过柳条边——那是中国的统治之家满清人与蒙古人之间历史上的边界，这道屏障起自长城，往东北一直伸到黑龙江。它的遗迹如今还在开原一带找得到，而那只证明它不过是一沟之上一排柳树。移民最早的几条路线，正是顺着这道屏障画出来的。他们渡过直隶湾，溯辽河而上；后来铁路来了，便穿过长城，沿柳条边与海之间往北走。他们走三条路：往内蒙古，往东蒙古，往中满洲。

我在这一带行路时，是由中路出长城往东蒙古去的。那是夏天。往北我过了柳条边，人就在蒙古了。库伦长久以来是中国人同蒙古人的边界贸易之地，过了库伦，我过了最后一处有房子的哨站，进了荒野的游牧之地。正在我前头、隔着一百五十英里有争议的地面的，是洮南府——东蒙古垦荒的中心，也是中路这条大道的终点。我在辽河进满洲的地方重新过了蒙古的边界，转向满清人最早开的那片垦荒之地——中满洲的皇家围场。我在西岸穿过一带沙丘，不久便出到河谷里。这里时不时有一道低矮的岬角昂然突出，顶上一丛长不高的栗树或松树，标着某位被忘掉的显贵的坟，也标着那没有被忘掉的边界。

我循着路穿过流动的沙丘还没有占去的肥田，紧贴着辽河走，直到孤榆树的对岸；我在那里涉水过河，过后花了好些时候，才把河水留在我和两匹马身上那层浓褐的泥弄掉。过了些沼泽，到略有起伏的地面，我发觉这一带五谷丰盛，有通商贩运的大路，而一路回到辽河都有筑了寨的村落护着。从辽河起，那些农家院墙修得极好，这告诉我：这里正是法度同失序相争的战线——是垦荒人与「边地恶棍」的边疆之家，是中国早年的内布拉斯加或怀俄明。

一场透雨之后，地面在日头下蒸得发烫。过了满洲铁路，我进了通往皇家围场的山。这片围场或禁地由高地组成，成了辽河与松花江之间的分水岭。在这分水岭的西坡上，我又过了柳条边那道线，在赫尔苏歇了一夜；那是个只有一条长街的集镇。

我住在一个商人家里。他那院子想必是全满洲最脏的，不过也比不上他待客之厚。我只说一件事——苍蝇。单是苍蝇就没法形容。地上一切地方里头，满洲是这些家生害虫的天堂。我给母马桩马的那块地方对它是这样一种侮辱，以致此后好几天我都羞于上鞍。

到晚饭的时候，这家的男人都来看我，好奇我吃什么。女人不出来。我打开几罐过铁路时备下的罐头。商人自家的厨子给我拿来喝水的碗，当着我的面用一条旧的中国裤褂擦了擦——那裤褂是从「炕」（底下通火道的砖床）上的苍蝇与脏土里捡出来的，也正是我先前用来擦靴上泥的那一条。我往其中一只碗里倒了上好的法国酒。我大概是他们生平接的第一个外国客。我那中国马夫正在店院里把他主人的名声说得天花乱坠，于是我便像个封建领主一般坐在这一家几辈人中间。同往常一样，我的行装与身上一切物件都受了一番评头论足的查看，有出声的也有不出声的；凡我身上看得见的东西，成色、价钱、用处，我被问得不住地答。他们是山东人。

在中国，私事是没有多少的。我这顿晚饭成了国之大典。吃的时候我留意到，这家里一位年长的比别人都好问。他的注意力全落在一罐牛肉精上——那东西浓缩到照制造者的说法，养人之力等于好几磅鲜牛肉。到夜里那罐东西没了，我断定这位好问的长者是禁不住它的诱惑，在黑地里把它吞了。剩下的只有空罐，形迹可疑地侧躺在那里。我在日记里把这一条记作「劫半牛记」。

过了分水岭，第二天早上我踏上一条长长的、荒凉的高地小路，六十英里长。有一段路上道还分得清，也有零星的垦荒小村。我一路过些由泉水与暖雨养着的小溪，间或还穿过深不见底的泥沼，能不能出来实在难说。中国本部是个无林之地，人满得漫出来；很难想它居然还有这样一块处女地。我经过几处农舍，四围全用木栅围严，只看得见茅顶的尖。在这条刚成形的大道上我没见一个人；那些木栅旁有几个当地人带着敬畏看我，孩子有时受了惊躲进去，有时留在大人身边，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往嘴里塞那种黄白色的小瓜。这种一看就叫人开胃的果子，在小小的绿褐两色田里亮着，像天上的星。

这是一片极好的垦荒之地，满是花与野禽，锦鸡尤多。再往前，我遇上砍树的樵人。路两边的坡正在开出来，中间远处一眼一眼露出原始的林子。我快到那座新「城」大卡塔了。小路越过一道山口，从口上有一条高谷一直伸到俯瞰那城的山头。我在日落时到，在一处又大又新又干净的院子里找到住处，房屋是新伐的木料造的，发着好闻的气味。店里一个仆人从一口凉井里提上一坛甜凉的水。傍晚时西天上缀着一片片棉絮似的云，一切安宁而可亲，像家乡的乡下一样。

不论是随军记者还是别的旅人，能亲眼看见一座中国的「城」正在生出来的，是很少的。它出世的路数与办法都曲折。「城」是有墙的镇或城。墙是它品级与权柄的标记，同大小无关。在中国，墙是体面、是可敬，也是一处地方在世上的位分与品级的记号。中国有句话说：城没有墙，就像女人没有裙子——这就把墙算作必不可少的一样礼数了。大卡塔不过是一个集，重要程度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一个「十字路口」。

天黑之前我出去巡看了一圈。集上还有几个卖柴的。这地方很美，坐落在一片被山护着的平地上。外围的屋子之间长着高草。房子一座座正起来，移户的女人在她们的新家里忙着，用的是垦荒人的种种将就法子，同世人心里那副中国社会一成不变的成见很不相合。她们在露天做饭，用靛青染布，晒洗好的衣裳，做别的一些在中国已定居的地方只在院墙里头做的活计。

这处聚落得了府城的品级之后，那位知府把主管一切中国人居处的吉凶之力好好斟酌过，便把风水先生请了来，由他们看出城墙该走的那几条自然的线。恰好这几条线并没有把整个聚落围进去，而是任意取路，把一部分撂在外头。我留意到一件古怪的事：门是先造的，从最要紧的那座起。因为同外界相通的路是东西向的，东门与西门已经造好了。没有北门与南门，只挖了一道小濠，标出墙将来要落在哪里。

离了大卡塔，路溅过一道山溪，又钻进几片高地的泥沼，再穿过山口与零星的聚落——那里的人殷实而好客。中午我在一个穷农家歇下。那是一小片寒素的茅屋，我们在那里喂了马、歇了脚。可这些人聪明得出人意外，问了许多话。这一带很像我在奥扎克山麓见过的那些谷地。把马藏进他的木栅里，我钻到他屋檐的茅草底下躲日头。我正歇着喝一杯茶，这地方被一伙骑马带枪的中国人围了起来；他们吆喝一声要人出来，我才知道。走到外头，我看见半打衣色如临战、飞扬而颇有画意、可看着又十分和平的中国兵。我和气地招呼他们，才知道他们是巡队，属我正要去的东平县知县管下。他们说自己是保这条路上没有强盗的。照例寒暄过后，他们叮嘱我留神「红胡子」，随即跨上他们那些胆小的本地马，一闪便沿着我来的那条路不见了。

「这地方叫什么名字？」我问那户移民。

「老虎。」他答道。

这字译出来就是虎的意思。它叫人想到极荒。

「这里有老虎么？」我问。

「就这里没有，再往里头有，」他说着指了指那些山。

「『红胡子』是怎么回事？你们这里有『红胡子』么？」

好几个人答说有「红胡子」，不过真正的强盗是兵。这是一句有代表性的话，全中国都听得到。

各处山头上一片片的树，被树干与灌丛塞住的溪流，都是皇家围场留下的痕迹；本朝满清祖先中的酋长每年就在那围场里行猎。三只漂亮的雉——其中有一只金尾的雄鸡——从一棵倒下的树上看着我。我时不时骑过小米、玉蜀黍、豆、麻、黄瓜与瓜的田。日头正悬在那城所在的一大片洼地的西缘上时，我骑进了东平县——一座比大卡塔更晚近的垦荒之城。风水先生已经施过他们的术，定了真正的「城」到底要落在哪里；可这里连一座门还没有，居民也不是个个说得出自己住在「城」里还是「城」外，照他们的话说，是分不清「城外」与「城里」。话虽如此，我问某几处地方时，他们仍说那是「城外」或「城里」。可我看去，并没有一条分界线。

东平县译出来是「东方太平之城」的意思。它已经是一座正在生出来的「城」，日后要同大卡塔较劲了。使圣路易同芝加哥、墨尔本同悉尼彼此较劲的那同一种市邑的自负，在这里现出了它东方的芽。同大卡塔一样，草原的草还在集市上摇着，也还在那些将来要造的、在中国人心里要比万世都长久的城墙的地基上摇着。这里也一样：中国的那些妇人——若在西方便叫佩姬、恕德、波丽、忍娘，在这里名字则是「足金」「宝珠」一类——正在露天里晒洗好的衣裳与染过的棉布。男人们在砍削木料，或在处女的草皮上安界石，预备给自家院子筑墙。说山东话的商贩，把铁路运进来的洋货摆在新铺子里卖。

我住的客店同时又是工场与铺子。这样的一处买卖，同美国与澳洲较新的地方常见的一样——那里往往把水磨、铁匠炉、杂货铺等等合在一处。这里已经有了店院，有了榨豆油、做豆饼（肥料）的磨，有客房，有杂货铺。豆磨里那股油腻的气味弥漫到我卧房里来，可并不碍我领受这地方的干净。这里还有别的旅客，有一位直隶来的官员，有一位同省的行商。在日头与尘土里走了一天，该收拾的收拾过之后，我们在杂货铺里同店主一处会了面。

五同中国的垦荒人在一处

在中国行路，外国人傍晚到了店里头一件事是张罗洗澡，一般是在天井里洗，由一个中国仆人把水往身上浇，而旁观的人领受这份趣味，同行路人自己领受的一样多。在中国人看来，我梳洗里头最叫人吃惊的一节，也许是自己刮脸；用皂、打泡沫，就更叫人看得有味。这桩事在早上的光里做起来，凡看得见的人都被招来了，那些人再去请邻居。灶房的仆人、铺子里的伙计、店主本人，连他那个略通文墨、算是个读书人的儿子，都来看。

我脸上打满了泡沫，手里拿着那把稀奇的外国剃刀，自觉是一群人的中心；那些人惊异而又佩服，把我模样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收进眼里，等着这桩事动手，有几个工人与孩子张着嘴悬着心。我在异乡早已不是生人，也就不在意做这一群含笑而好性子、随便有个因由便要笑出来的人的中心。一个人只身在中国人中间，若肯与他们相亲、也能与他们相亲，便会觉得世界当下大了一倍。

大凡自己当自己理发匠的人，都不愿让人碰他刮脸的家伙，尤其是这些乡下看客的这份留意来在你正要过脸上某处刁钻地界——像上唇或喉结——的时候。谁也不愿意皂与刷子给杂七杂八的手指头摸过。我给自己刮脸有这些不便，弄得我腻了；到下一回该刮的时候，我便叫了个中国剃头匠来，照本地垦荒人的法子刮了一回。我想这样招的眼会少些，果然如此；因为好奇心刚一起头，那位中国的「剃头的」——被叫来伺候一位外国的贵人，他自己也觉得这是了不得的事（凡照外国人那样行路的人，中国人都看作有官品官位之人）——便端着孔夫子的架势，把人伦之道、把待客应有的礼数讲了一通，而且讲得那些好事的闲人都退了开去。我几乎忘了这当中我自己身上出了什么事。

我坐在一张凳上，这桩事做着的时候屏着气，只觉得自己的脸慢慢定成了一副龇牙的样子——那副样子我在同样境地的中国人脸上见过多回，一向以为是剃刀刮得难受。我这位垦荒的艺人拿的是一片三角的薄薄的锈钢，一边磨了口，角上安在一个小竹柄里，他叫它「刀」。他给我洗脸，用的一样东西我起先当是那条几天前我擦过靴泥的旧裤褂，而它同他身上那身破衣裳几乎一模一样。他在我脸上刮的方向之多，超过我从前——连比现在年轻的时候——所信人脸上有的方向。他在我脸上刮过的地方之多，也超过我这张脸从前被刮过的地方；因为一个中国剃头匠不满意天生把眉毛与发际安成那个样子、摆在那个地方，这两处他都要斟酌着修一修。要说我领受了这些小小的一笔一笔，那可不见得；不过它们显然是必需的，这从他做得多么熟练上看得出来，尤其是他用指甲一弹便把刀口上的收获弹掉那一手，以及他把刮脸皂之全然多余、全然无用给证明了那一节。

同我那位和气的商人主家、连他那两位直隶来的客人告了别——他们把我一躬送出门去——我便骑着马穿过草丛，去找往海龙城的路。皇家围场此时在我身后了。我把它的心腹穿过了。离了海龙城，我朝东南望去，一岭一岭通向长白山——满清一朝的摇篮；随后我沿辉发河往下走了一小段，朝松花江的方向，再绕了个圈子，穿过新开的围场禁地北边那些更荒的部分。我说新，是因为它虽在十五年前就开放了，对中国而言还算新。我得凫过涨水的溪流，有些地方还要穿过那些圆顶山里的大泥塘——那样的泥塘我从前没见过；不过最后走上一条极可爱的山路，在高地的草场、田畴与林子里骑了两天。

泉水从山坡上涌出来，长成汩汩的小溪，那样熟、那样自然，叫人觉得垦荒人的孩子是在说英语，把我带回美国去了。花鼠沿着倒下的树窜。移户用空心的树干做烟囱。他们那一小块一小块开出来的园子里长着成堆的花；山路有很长的一段一段，两旁尽是伸出来的带香气的花，像紫丁香与野金银花。一小块一小块白的荞麦田，有时在很高的山坡上闪着光。

天黑时我在一道山沟里的一户中国人家歇下，被人带到一条溪床里一汪清水的美潭上——潭边垂着红百合；在那里，日落时分，我独自痛快地凉凉地泡了一回。这回澡的畅快，几乎被那一夜的经历抹掉了。虫害在中国不像在西方各国那样成灾，可我在这里同它们遭遇的那一场，从前只有一回可比。我发觉中满洲并不是单由人移殖的。同蜚蠊打了一夜的仗，是红百合那道山沟留给我的一段缠人而可怕的记忆。

这趟穿过垦荒之地的无比的骑行，留在我记忆里最后的一幅画，是一大片盛开的蓝鸢尾；那是我在路离了山、进松花江平原的地方猛然遇上的。我在一道发亮的红土低岭那里急转过去，它便出人意外地来了。我出到一片连片的田里，种着好几样小米，也种玉蜀黍、烟草、麻与靛青——靛青的样子极像蓼。靛青收进地里挖的大池，在池里用石灰与水沤烂，此后蒸干做成货卖。中满洲种靛青，是垦荒人手里已经立住的一项产业；这些垦荒人正飞快地化进他们四围那些更早的满洲村落里去。

满洲人大体的仪容比新来的中国人好。这也许一部分是因为满洲女人的样子——天足，头饰端严。大略说来，中满洲与西满洲的居民有一股壮实、一股殷实，还有一种闲逸之气，这在东南满洲以及长城以南是看不见的。人迹稀少的地方，妇人极迷信。我见到了写中国的人常提的那桩「毒眼」的迷信——母亲在生人、尤其外国人面前把孩子的眼睛遮住。不过我以为这样做，一半是为了安孩子的怕，未必尽是迷信。

满洲女人比中国女人自然些、明白些。中国女人是端方的，可往往只是看着端方。我走过一条街，看见一个中国女人衣裳穿得很好，宁可从一汪污泥里蹚过去，也不肯走到我近旁，看得我倒了胃口。那全是做给人看的。有些这一类事情上，中国人还是荒唐。孩子我见着一般不怕人，也容易亲近。女人虽不怕，却总要退开，在照相机前面尤其如此。中国男人我一向看着都容易搭话、讲理、和善。

我此时快到东蒙古那片肥美草原地带的对面了；中国移民最大的一股压力正压在那片地方上。我在伊通州过了御路，到了宽城子。

从这里起我的路线朝东，向着吉林去。我那两匹马在一年里最难走的时令里走了几个礼拜，已经累垮了；为了省着它们，我决定这八十英里路坐本地的、也就是「京车」走。宽城子是一座极大的农事之城，是中国东北那片广大移民之地的市集与都会，紧挨着蒙古边界。它同蒙古往来极密，还向蒙古的头人交租贡。它有几分中国本部的守旧气，也有几分都会气；它的住户中有些人同我刚离开的那些粗手快脚的移户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从我离开时的下面这段经历上看得出来。

我素来走得不讲仪节、只顾往前赶，从不浪费时候；主意一定，便相当不容商量地吩咐下去，要备食物，第二天一早动身。吩咐的是次日清早五点预备好起行。我用了一位「买办」，也就是中国的经手人，替我叫那辆京车，说定钟点上要齐备。所谓「买办」，可以这样描画：他是个本地人，把一个外国人的短处与办不来的事都学到手，然后往往把他弄得比他本来更无能为力，好按公道价钱供他所需。不过收了这份钱，他是守约的；这一回车与车夫都按时到了。

我自己的仆人，也就是「摆台」——是为这一段路临时雇的——关于动身的事受过极仔细的嘱咐。他要煮一只鸡，把食盒装满。他花了些时候去弄一辆没叫他弄的车，到早上人又不在。七点半，我看见他张罗了一场同他老母的正式辞别，几乎想算了。她带了他最好的出门衣裳来，也来参与他的启程，而那显然是件大事。

中国人不是行路的人，中等人家一旦安了家便少有离开的。再说，这一位是要去整整一个礼拜。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留意到：他可能需用的东西，一整本目录他们已经反复过了一遍又一遍。为他的舒适所费的心比为我的还多，可见中国的移民多么快便把自己那趟迁徙忘了。他得带上他的长袍——那可以算中国的大礼服；他母亲一片挂念，把一小包一小包的食物、衣物与梳洗用具都塞给他，仿佛是要同他永别。我穿着一身粗糙的野外衣裳站在那里，满心料着、也备好了天黑时在河边自己洗衣裳、吃这地方最简单的饭食、睡客店里的砖床，两只手不由自主地举到了空中。随后我坐下来等，心想便是在这样赶忙的边地上，着急催促也真是傻。

我们动身虽晚，却还赶上遇见乡下人赶集，车上载着一笼一笼的鸡与鸭。那个老实的小仆人同车夫一起坐在车辕上，是我所认得的少有的真正的乡下人之一。他一路或唱或睡，有一回还向一个路过的工人讨了一株光艳的金色与酒色相间的杂色花草，大概是想起了他母亲；他一路珍惜着，到傍晚发觉它枯了，很是沮丧。

这条路是一条立住了的商道，走的人多，每隔半日的路程便有宽敞的客店。天一暖，尤其在九月的热天里，行路人中午被日头烤，夜里被客店里烧热的「炕」烤。这些「炕」冬夏都由灶上的火道烧着，并没有断热的设备。我在中国被这样折磨得狠了，便养成一个做法：夏天进店一到，就一本正经地把店门板卸下来——一般是两块单板——搁在「炕」上，底下留出不少透气的空处，把铺盖摊在那上头，表明我要用它们用到天亮。中国人一概是好性子的，这件事表面看去又这样古怪荒唐，于是我们一同笑起来，当下便处得极好。

天气极好，像美国的小阳春。我路上遇见背着行囊往更里头去的移民劳工。有些人在路边停下来挣路费，正当收割的短工割小米；小米这种谷，在整个华北是寒素的中国人命里的靠仗。有一处正有一场割小米的比赛，和和气气地赛着，是一时的兴致。收割的人一面挥刀割那些在他们耳边簌簌响的谷秆，一面喊出夸口与相讥的话。路上遇见的人，我一用他们的话同他们说话，他们总是欢喜，一面走一面和悦地笑。

走了两天才到老爷岭——满洲一个有名的隘口，行路人由它进到松花江上，而吉林省的吉林城便在这江上。从这里一座庙上望去，松花江像一片银鳞，低低地卧在东边那一窝青山里。我在隘口下头歇到天亮，然后沿一条有荫的路走了七英里到那城；那是中国最好的城之一，是松花江通航的尽头，也是松花江木材贸易与金业的中心。约有十二万人住在这里一道二十到六十英尺高的长崖上；松花江出了山，很有礼貌地转了个弯来到这崖下。江里泊着许多极大的松木排，排上搭着树皮盖的棚屋。大街沿崖而走，两边是铺子与饭馆，有些俯瞰着江水。

吉林是个要冲，头一个看出它要紧的是中国的移户；后来在俄国征服满洲时它成了俄国的一处哨站；而此时它是两条日本铁路的目标，一条从宽城子来，一条从北朝鲜——也就是日俄边界——来。由此移民可以沿御路继续走到宁古塔，在那里有三条路通日、俄边界。他可以走御路到图们江。他可以坐俄国铁路到乌苏里的界上，也可以顺牡丹江下到松花江与黑龙江。从吉林起，他可以顺松花江直下蒙古，在那里往内地扎进去，也可以溯嫩江而上。

每年由芝罘与牛庄之间跑的沿海轮船、由天津与满洲各城之间的铁路，走着一股劳工——也就是「苦力」——的潮，据估不少于十万人。他们多半春天北上，入冬回本乡；可也有许多留在满洲与东蒙古，成了永久的移户。留下来的比例一年比一年大。他们徒步走几百英里，为的是省下火车钱，一直走到哈尔滨以及铁路上最远的地方，而那些地方是他们那些有福气坐得起火车的同伴所到的。他们连斯列田斯克以东的阿穆尔铁路沿线都还要再往前去。在那里俄国人有限地雇他们做阿穆尔铁路展筑的工。在遥远的东北，中国移民在乌苏里落户，成了乌苏里省俄国当局经济上的一个难题；因为他们发觉俄国人的屯落比自己的殷实，至少是比自己的阔费。

要形容满洲这个中心地带那股极大的鼓舞之力，话是不够用的——它是这一路劳顿的报偿。满洲的开发大半由日本推动着，而我觉得能在这开发这样早的时候到过这里，是件好事；日本在东亚经营的奇处在于：她对自己所唤起的那些无从估量的力量看来并不害怕，也不犹疑。我觉得：她在这里把铁路对着蒙古人与俄国人摆开，她会成为中国移户的一道屏障，而他们也会成为她的一道屏障。

从吉林我折回西边，很高兴又回到我的马上，很高兴能走路、逃开京车那种阴险的手段与要人命的性子。京车像一只钟，坐的人被囚在里头，像一个倒过来的钟锤，除了在这圆顶里被甩来甩去、把头往那些敞着的骨架上撞，没有别的选择。

就中国照俄、日两国的方针往自己边疆填人这个题目所必需的而言，我在这一带的行路到松花江那个大弯上便完了。我是在中国移民边疆的东端；这条边疆长一千五百英里，其中至少有一千英里，移户的前锋以每年约四英里的速度往北推。东边推得快些，那里在日俄战争之后起了新的生机，是日本与俄国开发之故，也是中国政府因此而为抵销日俄影响所做的活动之故。移民又被劳力的需求催快了：一九一〇年中国把扬子江流域人稠地方的大批灾民运往北满洲。

可以说，这一切移民的、政治的与实业的动向，使洮南府成了中国往蒙古扩张这些问题里最要紧的一个中心。它是在外界不知不觉之间长起来的，任何地图上还没有它；俄国政府猜忌地看着它的成长，日本鬼鬼祟祟地探着它，蒙古人惊异它而又怕它，中国则像鸟或被猎的东西藏自己的窝一样，否认它、藏起它；一九〇八、〇九年间，它一跃而进了满洲事务的场子。后来它又引起了国际的注意，因为它是中国划出的一条新干线铁路的目标之一；那条路要从直隶湾上的长城起，通到西伯利亚边界上、海兰泡对面的瑷珲，而为这条路，美国的金融家与英国的承包人签了借款与建造的合同，供款项与材料。

不过在我所说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洮南府只有中国、俄国、日本知道。它坐落在一带草原与山谷之中，那一带沿满洲整个西边界伸展，而洮南府正在松花江那个大弯的西边。它长起来之后，俄国铁路上哈尔滨与齐齐哈尔的俄国商人便在那里立了脚，做起了商务代理。中国警觉起来，请他们离开；一九〇九年他们奉本国政府的训令，一面抗议一面迁到城墙之外。俄国把这问题提到北京，主张她有居留与通商之权，其依据同她在蒙俄边界其余各处依条约所有的专权一样。凭这些条约，她在喀什、伊宁、乌鲁木齐、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与库伦都有相似的商务侨居地。中国对此的答复是：洮南府不在蒙古。这一答复是青天里一个霹雳。她把边界仿佛一夜之间挪了约二百英里。

情形是这样的：依日俄战争之后同日本订的通商条约，满洲对各国通商开放，外人在指定的几处地方有居留与通商之权。经这一安排，俄国在满洲与西伯利亚边界那条贸易地带上依旧约所有的特权失掉了，可在蒙古没有失掉。失了这一头之后她反过来立了个计策，要挤进洮南府一带，好尽可能把日本人挡住。可她还不够快；我也毫不怀疑日本人在中国这一举动上扮了个有意思的角色。中国递给俄国一道早前已把洮南府一带划归满洲管辖的谕旨，把俄国弄得目瞪口呆。它的大胆与荒唐大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俄国人在自己的主张上做了看得出来的让步。

不过争头一位的较量还在继续。这一带被日本与俄国从相对的两头压着，中国怕自己在这里只是一时抓得住，便想出了前面已提过的锦瑷铁路之计，用意是把她的两个对头隔开又调和，加固自己的屯落，用一条铁路把移民这条中路大道上的移民路程缩短，并把自己被侵入的北方地界抓牢。同中国一切保满洲的计策一样，这一计也以极受屈辱的方式败了。它把她的对头推到了一处，他们联起手来把它挫掉了。我站在松花江上，正对着洮南府，而外蒙古在那边已经把脱离办成了；我看见这边疆之戏、中国外患之戏，同内部革命之戏纠缠到了一起。

深知中国的人里头，有许多信她的移户在这一场争夺里终究会为中国人赢下一片疆土。长城之外、中国移户正往那里去的沿蒙古边界那一带，一直伸过别的一些还没有上图的镇与城，而那些地方占着朝阳以北、往西到喇嘛庙、到黄河北边那个大弯、再往外的诸地。黄河以东那片可亲的牧地上，中国移民的线极有规律地往北推；从南边进去要经山中三处隘口，而长城横跨在这三处之上。

移户最早是在一八八五至一八九〇年间进到朝阳以上哈达一带的，走的是山海关那里山与海之间的口子。那条路是从锦州到朝阳。

沿直线再往西一百英里，是经古北口去热河的古道，这是第二处进路。政府跟着移民由这个口子把电线拉到朝阳，又拉遍我刚才说过的整条移民边疆，拉到日俄边界上的珲春、拉到黑龙江上的瑷珲。

第三处进路是有名的南口与那条自古以来穿戈壁沙漠的商道。中国头一条自建的铁路正是由这个口子出去的；它此时正从张家口往西推，把她的移户送到中亚那条更古的、通往青海与新疆的商道上很远的地方去。

蒙古人是和平的人，不用多劝便把自己的地让给中国的买主。中国人那种钻得进去的勤劳、那份耐性与高出一头的见识，在蒙古人中间被和和气气地接了下来；蒙古人在这场和平的侵入面前退让，被牛、羊、马有了更大的市场这些好处抚慰着，又出于他们的朴实，为自己所受的照顾而欣然。黄河上看得见中国人与蒙古人的营帐并排着，这里的蒙古人已经完全归顺，仿佛正从游牧的生活过到农事的生活里去。他们连「铁道」与「气车」——他们这样叫铁路与火车头——都欢迎了；行路人从车窗望出去，看见他们戏耍地骑着小马穿过中国人的田同火车赛跑。这里重演着把美国西部平原从一片养着几个游牧人的空草地、变成人烟稠密、养活千万移户的农场与市镇的那同一番过程。整个生活的秩序在变，而这片鞑靼人古老的疆域，正被中国人高明的农耕、被农具的引入、被手工行业的立起而开化着。

中国的代办与官员这许多世代都独自住在僻远之处，如今发觉自己被自己的百姓围了起来：北京理藩部的地方管辖在消失，一个个新县像中国本部的县那样冒出来——日后要合成省的。除了展筑铁路与电线，北京政府还以名义上的地价把地给移户，以此鼓励移民的动向；而中国人天生的殖垦之力，得到了肥沃的山谷、有些地方得到了大片的森林、别处得到了未开的矿产，报偿是丰厚的。

蒙古很大一部分就这样已经成了中国本部不可分的一部分。不论中国是否真的分裂，这一变化标着世界上要紧的种族迁徙之一。可供移殖与开发的那片广土，据算有一百二十万平方英里，而每平方英里的人口不足二人。蒙古的居民维持着他们原始的部落组织，由他们自己的头人治着。东方学家卫理先生指出：从他们游牧的生活上看，蒙古人的文化整体上高于野蛮的美洲印第安人。他们对文明并不抗拒，而好几位蒙古王公所显出的开明倾向，给了中国人极大的鼓励去推动蒙古的实业开发。中国在满洲与蒙古的经营虽被她的邻邦俄国与日本说成纯是政治的，可人们会看出：经济上的考量以及她别处稠密人口的福利，也许比这些还要重。至于因中国在她的移户正力图占下的这些地方铁路计划不成而对她的指摘，那些移户必定会使这样的铁路在商务上成功，这是无疑的。

到了时候，戈壁与鄂尔多斯两片沙漠会被垦出来、住上人，多少像美国大沙漠里那些灌溉之区。因着耕土与重植林木，它们的气候与雨量会有改变，会像中国本部一样出产。眼下蒙古那点微不足道的出产，几乎全是从畜群来的。东蒙古每年出口据估有马二万五千匹、有角的牛一万头、羊二十五万只、皮三十万张，另有大量皮货而无数目可稽。西北蒙古的出口，则说是马七万匹、骆驼三万头、羊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只。这代表着稀疏的游牧人口那点微薄的盈余；可由此便可以估出，蒙古在中国人及其精耕细作之下会是什么样子。这一带虽比中国本部高、土质整体上也不那么齐一，可它是肥的，它的可能极大。它富于矿产、木材与野物。由温泉养着的河流养着水禽，南边的谷地里尤多。又有成群的大鸨与别的野禽，山里则有羚羊与野山羊，还有许多带皮毛的野兽。打这些东西，蒙古本地人连中国人，手里只有过时的火石枪，偶尔见着一支火绳的鸟枪。在蒙古，放鹰至今还是王侯之戏。

长城之外与以北，除了她移户一个个的努力以及不过两位总督的几桩较小的成就，中国是失败的。西边兰州的总督在黄河上造了一座新钢桥，让移户过界到柴达木与新疆去，又办了垦荒以促移民、以取他西边北边那些地方。是满洲最后一位满清总督锡良，在一九〇九年把满洲的界线往西挪了；一九一〇年，在他最后几桩要紧的公事里，他上了一道奏疏给北京的朝廷，郑重警告自己的国家：俄国与日本正在侵略满洲与蒙古。

显然，中国千百万人口若照眼下的速率继续增，他们要找地方安身，不只在这里，还要到别的、甚至如今对他们关着的异族之地去。中国为过剩的人口而对蒙古与满洲——西藏且不提——的实在需要，使得从她的立场看，把这些地方为这个用处保在她手里是关乎存亡的必需。别国——比如日本——对这些地方的主张，其依据同样是本国人口稠密的必需，那才真是荒谬；俄国亦然。总而言之，蒙古的处境——被那些要吞她的围着——在七百年之后，也足够把她睡着的领袖惊起来卫她的国了。这些开化了的狼还咬着她的喉咙，我便跟着我那些喇嘛与蒙古王公穿过长城，进了古老的「中国」、也就是中国本部，那正是革命之乱的中心。

六长城之内

山海关的城门上头，守着通往中国的路，有这样一行字：「天下第一关」。

满清人就是从这里进中国的。多尔衮这位满清的摄政王同中国的叛党就是在这里演了那出戏，由那出戏，满清人坐上了他们如今摇摇欲坠的、在西边二百英里外的宝座。我停下来看长城；它仿佛在山顶上摇晃，顺着在这里逼近海岸的那些支脉与山脊倾倒下来——逼近海岸，正是要把这位白了头的「海上老人」从它连绵几十里的背上摔下去，摔进海水里；因为这里就像约翰生笔下那道「从一崖落到一崖」的瀑布，长城再也看不见了。就在它被浪切开的砌石没入海中的这地方，我站了一会儿，为它这副身躯之构造的堂皇与奇伟重新生出敬畏；那构造显出中国无可比的文明——她家族的养成、她的伦理、她的艺术、她的工业、她那庞大的社会与治国的结构以及无从测量的物力。五十英里的敌台与堡垒，越往前越密，一直引到这里；这里的城堡、雉堡与战场，标着里头那座戏台上纠缠不清的历史与错综的难题。

若只论山与平原，我这一趟也许是在同一纬度上的任何一国行路。山与平原都是一样的，可市镇与人不一样。正是他们、正是人，把「中国」这份家当刻上了去不掉的印记。我在昌黎这座镇上进了一片中国版画般的境地；它的名字像一张鸣着的琵琶，它的楼台轻灵，它的城墙同背后的山岩一样坚牢，它的人和气而穿着宽袍——夏天是一片田园景象：帐篷似的斗笠、扇子、担子与盛满果子的筐。这样一幅可看的东西，正是从前那些画里把世人如今所有的那副中国的样子给了世人的。这是那条被走烂了的路——是我赶着上北京所不能避的那条行路的线。这是沿海通中国京城的铁路，一九〇〇年西方十一国为同北京通消息而占过的那一条。它把中国同她古老的海隔开了；不过在它之外、昌黎后头的永平府，是满清那处驻兵的哨站，守着「天下第一关」与通北京的大道。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正是这里自己的军队发出了那份最后通牒，逼朝廷立誓奉行资政院拟出的一部新的、革命性的十九条宪法信条。

这条铁路已经有外国军队驻守——此刻是英国的，因为它是英国借款的担保；不过日后要由各大国的军队一同守，好保住无论中国革命有什么急变，外人都进得了北京。依同列强议定的辛丑条约，中国的军队不得进到近处炮程之内；除了作为寻常旅客、且是小批的，别处都看不见他们。

依那条约，这条铁路地带与这些火车成了一处庇难所，其中革命的成分比我走过的乡间所看得见的还多。可这里一切太平。众人都到这条交通线上来求安全。他们在这里行路，因为这里一切都稳。

我们的车驶进天津时，我们便在外国的土地上了。这里是英、法、德、日、奥所治的几片大租界，而北京与四围乡间较高门第的中国人与满洲人都避到这里来了。因为外国的房价高、或因为本地的财力有限，他们在许多地方把自己挤进外国的房间里，挤得同我们车上的包厢一样紧。维多利亚道是条清静的英国街，里头住着北京邮传部几家小官员。有些地方叫旁观的人吃惊，因为它们被派了这样的用处——那里头住着陆军部、度支部、学部与外务部堂官与司员的家眷。男爵、侯爵、公爵，连亲王，都把自家的妇孺藏进德国租界里那些古趣的纽伦堡式房子里。青年会那座废弃的旧楼，是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一家的避难处。

天津又是东方的无政府党人、革命的刺客与秘密会社的避难处；又是那些催出了未熟的起事的革命将领、以及那些把共和的千年福世预告得太早的共和派报人的避难处——这些人大半在外国的贵与奢之中过着不舒坦的日子，想着自己的家，怕着革命那道大潮，等它过去。他们四周处处都是秩序与外国势力看得见的记号。这里是列强办事的基地，凡关涉他们利害的局面都从这里着手。

避到天津来的中国人，只代表有特权那一部分里极小的一成。整个中国都在这几片界外、界外更远处，而正是这个内地的中国，把一切利害都聚在自己身上。垦荒的人过了长城那道屏障，有特权的阶级逃进了外国租界与日本；可长城以内那些守在家里的中国人，在我转身往内地去时，以千百万不可计数之数迎着我。

眼前是一种奇异的情形。没有政府。扬子江上的共和没有政府，只有一个军民合成的执政团。北方没有政府，只有一个内阁总理大臣，而那人无权无势，又被人标了记要刺。北方乡间是静的，只这里那里看见一个躲躲藏藏的强盗。东边黄河以下是饥荒、是匪患，是两支对立的军队向那一带穷得可怜的物力所征的、令人心冷的捐派。扬子江流域正为一个新国家的种种计划沸腾着。

东南边，广东人正预备向北京进军，他们的首领公然不认权柄与秩序。西南边，封建的年代复活了。西边，四川这个大省正从一片混沌里挣出一个能自治的局面来。西北边，沿黄河与渭水，成吉思汗的年代重演了：男人、女人、孩子的身躯与肢体被狗在街上拖着。

长城以内的人到底怎么了？人人都知道，自从他们把同西方各国接触所得的教训放到心上去，他们在社会上就一直在动。这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这是一国的改革，还是一场共谋？这是种族的叛乱，还是个人的叛乱？它究竟为的是什么？

答案从少数人那里来。百姓相比之下的境况才是最大的答案，可要一个具体的答案，向众庶去问是没有用的——他们无力做开明的思想。把这件事说明的，是那少数会思想的人，他们的见识与教育使他们能把中国同西方比。这少数人发现了大宪章、尝了个人权利的味道，便办起改革的会、秘密的会社、学堂与报纸，把那个答案向世界喊出来。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官场、那自古而然的中国官僚，是坐在被告席上的。听一听对它的控词：「官能烧百姓的房，百姓连自己的灯〔知识之灯〕都不许点。官只顾自家，一点不顾国家。官像一只龟，缩进自己硬壳里便能保自己不受伤。他们有许多张脸，每一种场合都有一副面具。他们像蟹一样会『横挪』、会换步。为了钱，没有什么他们不做。便是革命刺客的炸弹已经飞来，也拦不住官照旧干他那桩聚钱的邪事。那是他不停的本业。只要拿到钱，连国家的铁路被偷了他也塞了耳朵、蒙了眼睛。他吸百姓的心血，百姓瘦了他肥了。把他们『榨』到了尽头还不够，他又想出新税来。

「他的眼里没有瞳人，他的耳朵堵着。给他开一刀，在他五脏里〔照字面说是『肚子里』〕找不出一颗心来。他坐在自家园子里酒坛旁边，或坐在自家花房里花盆中间。他的本业是自己受用，为国家却一事不做。他有一颗往里钻的尖头，又有各样开自己前程的器具。那顶长帽子〔一心谋私的官的表记〕他总是艳羡的。他一头撞进官里去，可他在那里做什么呢？

「外务部只是睡着——什么也不做。中国替别人煮好咖啡；中国人在这地球上站得艰难。国家的力气耗在外交的应付上——外国的外交靠中国活着。中国怕着里头那个贼，把外头那头狮子忘了。中国政府在狼虎面前走投无路；可中国的官在那自信的洋人面前爬着，一面装体面，一面害怕。他把洋人抱在怀里，自己的百姓他一脚踩下去。他落进了洋人的网，一落进去便再也出不来。

「连在海牙会议上〔一九〇九年〕，中国也是被列强牵着颈子走的俘囚。她被他们当鹿一样追猎。他们贪婪的手正在把中国这只碗打破。他们正在掠她的矿，而中国的官只是哭。老军机大臣三个里去了一个〔袁世凯〕，两个死了〔张之洞与戴鸿慈〕，何不把剩下的两个也埋了？矿里的矿石向他们喊：『你们两个老人须护着我们。』中国是同老虎睡在一处。政府是一条没有舵的船。爱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罢。浪越来越大，风越来越紧，险越来越近，而里头只有美色与放荡给你解闷。」

叛乱前几年的哀叹就这样开头。它们一路下去，终于涨成了改革的战号。孔子临终之前走到自家门口，最后望了一眼，为世道而哭。他这一举，正像叛乱前夜那些改革者的所为。在他们看来，官这样东西最后的境况是彻底的堕落。没有一个人丑恶到、卑下到做不了官的；一旦得了官，便过着两面三刀的日子，一路堕到那惯吃鸦片的人的沦亡里去，宁可什么都舍掉、连官品也舍掉，也不肯交出他的烟枪。

百姓的改革领袖是有劲的，对那愚昧得密不透风的众庶也不是没有指望。在他们看来，世界是一场各国的戏，每一国都在想把别一国从它的位置上挤下去。中国在这人世上虽立足艰难，可他们说：「她的百姓若有值得有的心，她在这地球上是站得住的。」「中国如今得着一线微光，可百姓在卑下的境地里。中国能洗她的衣裳；可她若要干净，就得洗她的身子。她被债压着，她的外债像一座高塔的层层压在她肩上，又像一块重石压碎她的五脏。人敬富的——连狗都咬穷的。中国若走不下去，她要成个乞丐，这个国家就死了。一个国家一死，它的百姓便成了驮东西的畜生。中国人已经是奴才的奴才了〔指印度对西藏事务的指使〕。……将来的人看着会叫人害怕：外头凶悍，里头干瘦，一张狼脸，带着兵器给谁都添乱。……中国人如今是在冬雪里走迷了、走失了。他们担子重，权利少。中国背着债，却还得爬到山顶上去；可她的百姓只在赋税底下哭，除了吃、喝、睡，别的懂得不多。」

在这样的境况里，百姓固执于他们的「盲、恶与无知。被钱的样子晃住了眼，他们追钱追得发狂。官品这个饵以及随它而来的得利的指望，能引中国人赴任何险。他们被钱压着，为得钱什么都肯做。

「中国有一种别国没有的特别铺子，那便是卖官品的；中国人是世上唯一有铺子卖荐书的。算命的是百姓的领袖与指路人，百姓把一切都交给命。他们助长迷信，在庙里对着想出来的神烧香，结果是无端地害怕。他们在自己的官面前吓得逃。至于洋人，他的声音在中国人听来像雷神的声音；中国实在像个病人，需要重药。她的百姓不肯拔一根毛来助自己的国。在外头占了便宜的人回来便不再是中国人，可也不是外国人。可叹哪，常常须得问一句：『你是哪一国人？』学生把钱花在洋的奢侈上，假日同歌女一起过。百姓照的是一个亡了的国家的镜子——那国之所以亡，正因它的百姓不成器。」

在这一番哀叹中国人的信、爱国心、个性与指望之衰之后，来的是对政府的控词。中国的改革者借用皇帝谕旨里常用的那句话、又引越、吴两国之事，谈到中国的境况时说她该「卧薪尝胆」，好一刻也不忘这帝国的危局。「本末倒置，」他说；又就中国被剪得光秃的境况、外头的危险以及她手上唯一的兵器问道：「冬日之扇，何所用之？」

「我只能说，」那位从外国回来的学生说，「却什么也做不了。我连学堂里一个位子都得不到。」中国是没有领袖的；可她偏又不能接受那些她送出去、又为此而教养出来的人的领导。「中国，」一位改革者写道，「像一个愁苦的人站在一条抛了锚的船的甲板上，没有一个人来使帆。」

「中国百姓被官挡在政府之外，就像鸟被云挡在山外。朝廷已经准了立宪之权，可政府在阻挠它。百姓把立宪的事烘热，官却要把它弄凉。办立宪的衙门什么也不做；它歇了业，像一座荒庙。百姓用微薄的力气想把改革的章程推到家，可有力量助他们的官什么也不做。国会像一条离岸太远、伸手不及的船。百姓自治的指望像水泡，一转眼就没了。百姓补国库，政府从国库里侵吞。衙门里积讼塞得满满的。一切都被那守旧的政府闷死了。想去教那些守旧的人，等于对牛弹琴。可叹哪！日头要落了，路却还远。」

她一切的患难里头，终究是饥荒、是她贫困的压迫、是怕被外国债主奴役，才把中国逼到了叛乱。「每一国在中国都可以自由做任何事，」一位说。「中国被囚在外国铁路的一张网底下，」另一位说。「我们不能容洋人的脚踏在我们的铁路上，」第三位说。外头的危险，人认定是外国人的贪与婪，他们把中国看作一头可任意猎取的野物。人看见中国被他们围着，问道：「我同谁去？」他们被比作樵人，正在把中国这棵树的干与所有的枝都砍掉。中国是列强那场木球戏里最后一只木瓶：印度、埃及、土耳其、波斯、朝鲜以及别的都倒了——下一个轮到她。在外患里头，日本与俄国的威胁仅次于金钱之力。「日本虽是小的，」一位写手说，「却打了中国，把她打倒，又把她奴了。」俄国与日本主要凭他们在华北的铁路把那里把持着；在他们面前，老中国被说成对少年中国道：「我要死了，这样的人你好好对付罢。」

中国改革者的报纸，在革命前三年那些漫画里，把长城以内到底怎么了、许多百姓心里脑里那些如今正在把他们改换过来的东西，给了一幅周全的图画。这些漫画共三百幅，其中八十一幅抱怨官、也就是官僚之恶。三十七幅画出官僚该负责的种种弊害。这一类里头最常见的怨言，是国会的计划受阻。

七十幅带着由衷的分量画外国人凭借款、赔款与滥用势力对中国的压迫。同样数目的漫画以同样的锐利、同样的苦涩接着来，显出中国自己的短处。后面这些里有十二幅指出女子的虚荣与恶习，其中一幅把当今的妻子画作奢侈之物。百姓的无知以及他们对自己境况的漠然得了九幅。中国因恶习而致的普遍的无能为力接着来，得了八幅；再依次是中国青年的放荡、宗教上的黑暗、鸦片、赌博、别种形式的钱之害、对官与势的崇拜、不忠，以及待洋人之举所致的国耻。香烟排在末尾。

二十六幅画百姓的担子以及他们在担子底下病了、垮了的样子。赋税居这一列之首，紧跟着的是报纸受迫害。中国人的心极为均衡，所以在这一片普遍的画中愁云里，也现出那点能注进九幅画里的指望——那九幅画的是中国对自己的恶与险的克胜。这九幅里有五幅说到女子在教育与道德上的觉醒，以及她们觉醒之后的影响何等要紧。三百幅里剩下的一小部分说的是别的题目，其杂之处也许比什么都更能显出：在改革者心里，叛乱与革命是何等要紧。

凭着这一场由报纸、书籍、秘密会社、讲演与学堂办起来的启蒙，中国的百姓——他们一个一个本来一向都疑心官与政府——发觉了他们全都疑心官与政府。这是叛乱里头最大的力量；而这场叛乱在众庶心里，是免赋税、是把满清人打下去。在学生与改革者心里，它是开明之光的破晓，是把政府交到干净的手里，是社会与实业的再生。而在构成那个官场的士人心里——改革者的声音正是对着那官场、也对着满清人发的——它意味着孔门的制度之毁，意味着把一个无从自卫的民族暴露给那些饿着的外国列强去贪噬。

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一场更大的思想。百姓的声音被人听见了。他们的心思被人看见、被人读到；到末了，经这一切的鼓荡、经报纸的宣扬，那所谓测不透的中国人的心，被摊开了、被剖明了。在一切百姓的呼声之上，听得最清、最响的，是对政府失了信、是满清统治者之无一友，以及这样一个决心：要在满清人那腐败而衰竭的官僚政府把国家与国家的物力抵押给外国债主、又把所得偷去以取得更多的权势来阻百姓实现自治之前，先立起一个新政府来。百姓极大的弱处、尤其无知，一向使他们在官场是唯一会思想的一个阶级时成了官场的猎物。

同那会思想的、正在兴起的少数——也就是中国人的心——并列着的，是那庞大的、未曾发酵的、不思想的众庶。中国唯一测不透的心，正是这众庶的心；他们不能思想——就我们这个字的意思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所用的家伙。可是「长城以内到底怎么了」这一问的真答案，正含在这众庶无言的答复里，而他们的境况自己会说话。

七北京城内

我近北京时，那些熟悉的旧地标一点没变。这一天比我近来走的地方暖，纬度也低些。唯一的变化在沿着一九〇〇年英国海军提督西摩尔那趟援救行军的路线筑起来的那些兵营的墙上——枪眼里填的砖被捅开了。兵营外头有几个锡克兵，同一九〇〇年及此后一样。日光穿过总悬在北京平原上头的那层尘土照下来。我过了围场、进了丰台与马家堡两村四围那片熟悉的花圃地带时，冬天的风把沙丘上的沙一小阵一小阵地卷起来。这里正对着北京外城的墙，而火车是穿墙而过的。

一切都没有变。一位从前被贬斥、受了屈辱、被丢在一边的大臣当着事，就在新式外务部大楼那些空厅里安营；那座楼原是在这位失势的大臣与他一位门生——广东一派里的人——督办之下造的，因此朝廷与政府一向避着它。没有政府，它消失了。这几乎同一九〇〇年一样。「政府对这些人是多余的么？这些人是彻底不需要政府的么？」我心里想。火车过时，外城墙上只出现了一队中国巡警；随后火车到了前门——满清君主的紫禁城与宫殿的正门。在那里，上头雉堞上站的美国使馆卫队把它当一件稀奇看，而北京此刻在我眼里也正是一件稀奇。

这里是前后相承的六座城的地基。马可·波罗使中国被欧洲知道的时候，这里便是中国的京城。这是二百六十七年来、也就是满清人入中国以来，它第三回没有政府。第一回是一八六〇年朝廷在英法联军面前出逃。第二回是一九〇〇年朝廷在十来个国家那些震怒的联军面前出逃。这一回它是在自己那震怒的百姓那庞大的身影面前悄悄溜走的，交出了它的权柄，又不知怎么把它那些讳莫如深的权力的一部分委给了一位「内阁总理大臣」；而那人既不能治，也无法试出自己权力的分量。

列强的代表从天亮到天黑想着会出什么事，从天黑到天亮又想着为什么还没出事。中国街上大体的样子没有什么异样。京城四围多聚了些军队，可并不显眼。中国这场大内乱在她京城里所能看见的唯一的迹象，是使馆区里挤满外国军队、街上的街垒，以及紧挨着的城墙上德国与美国的防事。

使馆区里像一九〇〇年得出奇。可比拟到此为止。没有围城的敌人。倒过来了：一九〇〇年那个敌人，如今是使馆墙里感恩的难民。外头处处，洋人都被张开双臂接着，同围城那些日子大不相同——那时候没有一个洋人的命是保得住的，而去议事的人把头留在了城门上。他如今成了一份保险、一道护符。没有了那压着一切的朝廷，没有了那笼罩一切的宫廷，没有了仇洋的威胁，而南边又有一个逼人的共和，古老的中华确实死了。北京是她的死人面模。皇位正在过去，把这帝国无生气的躯像留在它北方的灵床上。它已经交出了权柄，废了那古老的满清之玺。它那些「圣谕」已经变成中国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与内阁诸员的命令。它对国事的用心，只限于同总理大臣的召见：共和肯给它什么退位的条件，它又能从共和那里拧出什么保障。摄政王没有了，八岁的皇帝同隆裕太后正同他们北方的族亲蒙古王公开会，商量立一个满蒙之国，好在万不得已时作一处避开震怒的中国人的托庇之所。外蒙古已经脱落了。内蒙古还在，可已经在中国垦荒人的征取之下；而满洲，在满清人自己的炉边，坐着的是中国的垦荒人以及日本与俄国的侵入者。

即便他们不曾为了玉圭与龙座之荣、为了长城以内的肉锅而弃了那地方，即便中国的垦荒人不曾一寸一寸把他们从自己的世产上挤开，满清人此时也不能把自己的家叫作自己的了。他们祖庙的庭院里挤满了外人；他们要从长城以内退出去，非得向日本与俄国乞讨几屑慈悲不可。五十年帝室之误的报应，重重压在殉难的光绪皇帝的寡妻——隆裕太后——与小皇帝、孤儿溥仪身上。他们召见满洲王公，召见蒙古王公。满洲王公与蒙古王公彼此商议，又一同同内阁会商。问题是：隆裕太后与皇帝要在日本的保护之下退到奉天去，还是在俄国的保护之下退到蒙古去，还是避进外国使馆，还是接受共和那些不负责的首领靠不住的保证？最得信任的满清总督锡良，已被派去管长城之外、老蒙古山里的旧行都热河，为的是把往北的路留着。这里就是那条一百五十英里长的路，它使蒙古成了一处退步之地，从前几回出逃走的正是它。长长的车队正由这条路离开北京，载着材料去把热河的行宫重新整饰、贮备起来。

这是资政院最后的日子——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到一九一二年一月。资政院是已故的慈禧太后依采行宪法的章程所设的一个庄重的机关。它开会的时候令外国来客钦慕；可在它最后的日子里，它落进了滑稽戏的晦暗。院里的人数薄下去了：有转而归共和的退了出去，有被共和的刺客恐吓住的，有怕满清报复的。人数掉到不足法定之额，开了几次犹疑不决的会，便消失了。在它死去之前，它收到永平府满清哨站兵变者的一封电报，说那里的军队一致推举支持共和，请资政院立刻派代表去告诉他们该怎么办。资政院同永平府军队最后一次通消息之际，便逼朝廷接了一部行议会政治的临时宪法。一个月后它实际上已经不在了。永平府的军队有两营兵变，震动了滦州全境，扬言要毁那里由外国军队守着的铁路，好几天都没有镇下去。邮件与电报断了，北京此时看去像是三面都被共和派切断；可北京没有回应。

它出世的预备我见过，如今我又在场看着资政院死。中国这个种族的某种沉着与自主的尊严，好像随它一同没了。在我看来，北京有一个社会制度崩散时所有的一切模样。我在街上站住，看老将军姜桂题过去。他是个回教的中国人，是个武人，可是个旧派的显贵：身量大，肩圆，白胡稀薄，脸色红润，一笑就来。他坐在他那辆小了号的、本地做的、吱吱作响的旧四轮车里过去，跟着几个衣衫破烂的马弁，好叫众人安心。帝国政府连它所有的部与那一大群官都消失了，姜将军却仍是同过去连着的一环。他是已故的慈禧太后信得过的帮手。一九〇〇年朝廷出逃时，为它殿后的正是他；此后他受赏统率那支作朝廷屏卫与亲兵的军队。他手里大约有七千兵，用来把北京弹压得安静。在洋人中间，他们出名是一伙无赖：离了他的眼便信不得，一有失序的兆头便要漫开去，四处抢掠焚烧，连洋人在他们面前也逃不掉。

这一节上没有意见的分歧。惊惧最盛的时候——西边自张家口到黄河都乱了，南边兵变与抢掠一直到海，东边又是兵变与断了的交通——人问他北京会不会有事，他说：「有我。」他也许可以比作那个受人爱的滑角儿，他一露面，一场太正经的戏里那折磨人的紧张便得了松解。他虽是在中亚练出来的，老年却把自己调到了北京那种四海杂处的生活里，温和地顺应着，对洋习也让了一小步。可他把旧俗换成新俗，从不比他把旧格言换成新格言换得多。他在北京平原上为某位外国名将检阅他那支乌合之众、又请全欧、全美与日本的武官吃午饭时，他以自己有节的习惯像个军人一样立着。他向客人举杯，可从不喝。此时使馆区里的洋人可以同这位老人一起笑，却笑他不得——他这样有把握、这样好性子地把自己交给了一群暴徒与骗子。其实他背后既无国库也无政府；宗室或隆裕太后还肯给他的兵发多久饷，是很成疑问的，更不必说这些兵还肯守多久军纪了。他那股结实的自信，把使馆区的住户都逗笑了。

姜将军一路穿过使馆区，从外国兵为守使馆而筑的沙袋与拒马的街垒出去了。外国使馆区的样子，比围城那些日子（一九〇〇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像那时候。此后只有一回墙上堆过沙袋：一九〇七年美国卫队因中国人夜里放花炮而生了警，报称他们在前门旁城墙上的哨兵被人打了枪。可什么也没出，直到共和的旗子一张，十国的使馆守军才被叫起来拿枪。十年来命运只在桥牌上的兵，从客厅与俱乐部的牌桌上被叫出来，去在城墙外坡上拉铁丝网，把麻袋与北京的尘土变成「沙袋」，把围墙枪眼上那层砖面捅开，又在街上、在南边的城墙上架起机枪与炮来。

使馆区南界的城墙，由美国人、荷兰人与德国人分守。德国人在墙上的碉楼里驻了兵，又用铁丝网把哈德门那座大门截断。东面使馆的墙由德国人、法国人与奥国人分守。法国人在东墙正中一座堡里架了机枪。北面是奥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与英国人，有地下的听音坑道、有炮位与炮；他们的位置连同西面英国人、俄国人与美国人的位置，对着紫禁城。紫禁城又被城墙上对着前门那座大门的美国碉楼俯瞰着。

美国卫队占了前门。这地方有一段故事：援救使馆之际这里曾有过一场恶斗，赖利上尉就死在这里。这里至今还躺着几门老炮——多少年来那是内城的防具，如今被从城楼所立的那道斜坡上滚下来，撂在瓮城的雉堞下头。那个美国新兵一只脚踏在一门炮上、另一只脚踏在那自古而然的砖道上沉想着；照书上写的，那砖道上可以三四套马车并排走。他看见紫禁城；那红墙黄瓦在他看来像一场大农赛会。使馆区里各国的彩旗各自飘在自己使馆上头，是这一片景象里唯一看得见的生气与力量；而在这景象那一重重墙的帘幕后头，正演着一个正在消失的亚洲这出戏里一场难得的悲剧。

这位美国卫兵下了班的同伴，闲卧在那座大城楼里；这楼外头的美掩着它作军械库这个更严峻的用处。它立在砌进砖道里的白石台基上，长方的墙由灰砖与红灰泥砌到第一层顶，那顶由外头一排上漆的柱子与里头几排同样的柱子撑着。三层绿瓦黄瓦的顶戴在这上部结构上，由五色的、错综的、变幻着光的梁架撑着——整个是一根火、光与美的柱子。这是使馆这座堡垒的望楼。往南朝着共和望去，两英里外是那座大南门，左边是有名的天坛。右边立着先农坛。朝着那给满清人唯一看得出的托庇之所的寒冷的北方望去，左边是如今已弃了的资政院议事厅与新的法部衙署与法庭。接着是隆裕太后与皇帝的宫殿，连着西苑的塔。再有鼓楼与钟楼、有名的煤山，然后是陆军部、安定门；更远处，在蒙古诸汗那座古城里，是地坛与黄寺，此后是喇嘛庙，还有孔庙——庙里那些土石的大碑一直上溯到近三千年前；末了，右边是那座新的外务部大楼，也就是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避难处。这一切之内，在这只从前门望出去的、开化了的世界之眼底下，是紫禁城，里头正演着满清人过去、一朝之亡、一个帝国之死那看不见的悲剧，或者喜剧。

铁丝网拉好了，拒马立起来了，沙袋与炮拖出来了，援兵从大沽海面上由驳船与火车调上来了，新哨也派好了；于是桥牌桌又搬了出来，越野的撒纸赛与俱乐部的木球赛的报名单贴了出去，新年溜冰会的请帖发了出去，使馆区便板着脸重开他们素常的消遣。

满清宫里的天鹅之鸣，伴着北京俱乐部与美国卫队院子里冰场上曲棍球的噼啪声。宗室一面听着丧钟的声音，一面还听着外国的炮、车轮与马蹄沉沉地滚过街道，轻轻地响着雷。同样叫他们欢迎的，是外国兵在操场上操练的脚步声；因为到了最坏的时候，这些兵会是一道挡北京那原始的野蛮的防墙。

议和开了头，革命便拖起来。在这位亚洲病夫——中国——的病榻旁守着的西方人觉得事情动得不够快，便把自己消遣的脚步加快，又把欧洲与亚洲的思想掺在一处所生出的那口无底洞里的谣言与揣测掺进消遣里去。接待会、晚宴、会商、牌桌，都被外围街上教会传来的消息打断——那些消息带来乡间的情形，或是替教会求卫兵。欧美各大国外交部来的电报，到了晚饭的钟点以及饭后才开始进北京。一天的谣言在那间人称「鸡尾酒会」的小俱乐部里筛过。九点刚过，参赞们便从那些亮晶晶的餐桌上溜走，把使馆秘书厅的灯重新点起。他们夜夜为发回本国政府的密电点着午夜的灯油。报馆的记者来来去去，这里那里被哨兵喝住；等秘书厅黑了，便把他们的新闻电报发往美、欧与日本的各大京城。

外头是黑，是静。木然的中国人夜里安安稳稳躺下睡。夜是留给皇帝的。那是他自古而然的辛劳之时。半夜里大前门开着，朝臣与被召见的官员从南边外城过来，并入那股夜夜从东、从北、从西经东安门与紫禁城的东华门涓涓流进来的细流；他们受召见、或在殿上侍值之后，天亮便回家去。

可如今那座大前门是关着的。小皇帝睡着了，夜里的守候由满洲宗室接过来。宪政编查馆、禁烟局、学部、民政部、邮传部都是空的。它们的堂官与司员若不是逃出了城，便是待在家里。度支部与外务部停着。人打听堂官们在哪里，又不够上心，不肯等一个回答。陆军部里十分之九的人都走了。这座城被国家丢下，正退回省份的境况里去。它的行政一向比各省宽些，如今索性把它撂给它自己去应付。险一大，满清人就越发放手让改革者去，自己只顾把京城的巡警、宪兵与亲军弄得得力些。各行会与商人联起手来，自设防卫，把自家的更夫武装得像兵。报纸连主张退位的都被容着。满洲与山东的报馆在被关，共和治下的上海有报社被暴众砸毁，而北京的报纸与百姓却不受约束。天亮时他们醒来，看见那些最后还抱着满清人与总理大臣的参赞正往天津去。这城打了个寒战；一小股暴众抓着一条从外城报馆一带传出来的谣言，从前门的车马人流里渗过来，一路在紫禁城与使馆区之间走一路涨大，涌着经过宫门，到力气散了，便在那座大安定门近处不见了。茶馆里听得见种种说法：北边王公要来了，西边回民叛党要来了，东边兵变的要来了，南边共和派要来了。又一天将尽时，总理大臣的秘书把贵重的东西发往天津去；而许多得了点风声的人则坐火车逃往天津、大连、青岛、甚至日本去躲。进京的火车载来乡下的士绅，他们不知道还有哪里可去，便逃到北京来。

就在宫门口上，铺子里卖着南京陷落、汉口与汉阳之战那些血色的画片，还有日本印的叛党首领与谋事者的像。在光绪与已故的慈禧太后的旧像、小皇帝与新的隆裕太后的像旁边，摆着共和首领黎元洪、孙中山与黄兴的像——仿佛把共和当着帝国的面张扬出来。这些可怜的摊主注定走不掉，在刽子手的刀影底下，他们的境况逼他们把不忠与忠一样变成铜钱，这便叫做「在地狱的地上炒他们的小米」。

下午茶的时候，使馆里的人收到中国朋友的请托，要在使馆的房子里存放艺术品与别的贵重物件。在明人的画、宋的瓷、唐的玉、汉的陶与商的铜的气氛里，使馆的法文班读着《西哈诺》。「紫牛社」的人穿着中国绸子的紫袍，从使馆、银行、兵营与报界来，在银河底下聚会，读关于近世思想与生活的论文，谈法国革命与亚洲的诸般景象。事情之有、或事情之无，使这些在满清灵床旁守着的人把法国革命同中国革命比起来了。

像辫子拖着人头在街上走这样的景象、半夜的行刺，更不必说西边与南边成批屠戮满洲人，都叫人觉得中国这种特权的专制要遭上某种同法国那种名位、财富与特权的专制所遭上的一样的命。外债、北京那满汉相压的梦魔、那支新军，难不成就是法国革命史上的教会、王位与军队？收回外国租界之请、扼死印花税与铁路捐派，难不成就是高卢人那句「要面包，要同国王说话」？上海那些往南京去的女兵，难不成就是进军凡尔赛的鱼妇？那「炸弹先锋队」难不成就是中国的泰鲁瓦涅女士们？资政院僭取实际立法之权、又强加一部宪法，难不成只是巴伊市长的国民议会？西安府那些乌合之兵与强人，把七千手无寸铁的满洲人狠心屠尽、把尸首撂给狗——难不成就是另一批把昔日贵人的头挑在长矛上的「无裤党」？那衰败的满洲宗室与政府，难不成是第二个法国宫廷？南京的张勋——如今是「引导与控制这场革命最后的一个机会」——张勋这个放荡的享乐之徒、庆亲王的行贿者、耀武扬威之辈、品性与德行同米拉波一般的帝制派头号将官，他究竟是个叛党还是个忠臣？黎元洪还是孙中山才是中国的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与德穆兰又是谁？至于联军——我们就是联军。那句「来了」——满清之亡——难不成只是法国街头乱民那句「会好的」，还是说这是一场从未有过其比的革命？中国那无处不在的刽子手，难不成只是断头台？——这些便是「紫牛社」里那位四海杂处的讲谈者的题目。

从这些消遣上头，使馆的学生、哲人与批评家转过身去，把一切景象与场面都照下来，又彼此交换相片，纪念他们所身处的这段历史的时光。这里难不成就是那个蒙古的拿破仑的产房？自蒙古人扫过西欧以来，欧洲一直怕着他的兴起，而他要比那个毁王的日本人睦仁还大。一九〇八年被黜之后，他重回权位的那副堂皇的气派把世人震住了，于是世人挑了袁世凯做亚洲的拿破仑。可在使馆里许多批评者看来，他是个反复之人、一个卖主的人，可与中国史上最大的奸人相比。他被算在汉朝那几个大谋逆者王莽、董卓与曹操一起；许多人信他同王莽一样，正谋着自己篡位。

「中国史上我想不起有哪一种局面，在我看来同这京城里的情形真正相像。九月庆亲王辞了内阁总理大臣、又荐袁世凯为现有人里最能干的继任者之后，北京没有一个声音起来护这皇位，也没有一个声音起来反它。内阁、军机处、都察院与翰林院这些自古而然的机关都不作声。满洲宗室的首领把政府交给了那个卖了皇帝的人。从前御史们上疏皇帝，抗议时世之恶，又自杀以明其志。如今不但没有一个声音起来，而且就北京的政府而言，连它的官僚或士人里有谁的命悬着都说不出来。若来一场行刺的狂欢，倒还更合中国社会那份失序。」我刚在使馆区一间屋里同一位同行的报人说了这番话，我们正坐着，便有一个记者撞门进来。

「你们听见那颗炸弹么？」他说。

「没有；什么炸弹？」

「有人刚朝袁世凯扔了一颗炸弹，那时他正从宫里回他的住处。他卫队的头目被打死了，还死了几匹马，前后共约三十人受伤。」

我那份感觉，有几分像另一回日本同俄国开战、日本舰队头几发炮弹落进旅顺时的感觉。这几回要袁世凯命的事，看来是在宣告共和已经到了北京。我把这一切慢慢想过，拿了一架便携照相机出去看现场。巡警已经飞快地把皇城东门正对面约一英里的街道清空了，正在搜查附近的房子。有几个洋人被许过炸弹炸开的那地方，那里有一个坏了的水龙头与一匹死马。总理大臣的马车当即改了路开走，到家之后又有一匹马倒地死了。它躲过了据信在两三处地方埋伏的别的刺客。炸弹落处对面一家茶馆里的刺客，过了一会儿便被拿住。那条街上加了守卫巡逻了二十四小时。据说这件事的人手，是共和派从天津办事的一支掷弹的队伍供的；那几个人在被宣布已经审明定罪之后便不见了。

九月在西藏边上的四川成都点起的这把火，十月在武昌、十一月在上海与广州烧起来，如今在北京也冒出了火头。

八四川起事之时

刺客那颗炸弹，仿佛把这番比拟从法国的土地上挪到了俄国的土地上。不过革命的因由还是那些，不论用的是什么兵器。同法国革命相比，仍旧说得通。在叛乱之前来的总是饥；而从海边那片灾区到西藏的山里，中国是饿着的。凡她饿着的地带，她都在叛。

北京所出的一切，只是华中所出之事的一个映影。「共和」那些大事在四个月前就开了头。它们的因由要上溯许多年。公元九八六年之后不久，四川便出过一场叛乱，「起于百姓极度的贫苦，又被地方官无所顾忌的贪婪加重了」。要说明二十世纪的叛乱之炬在四川为中国点起的经过，并不必上溯到九世纪以前，连九世纪也不必上溯到。

一九〇五年，中国人认定美国的资本家非法把一条从广州到汉口的干线铁路的路权转给了比利时人，便使它归还了自己，虽然在钱上付了昂贵的代价，是给美国承权人的赔偿。他们由此开了那所谓「收回利权」的运动；凭这个运动，中国逼外国的承权人把山西大片的煤、铁与油田，安徽富饶的铜矿，浙江的铁路权，云南的锡矿，都还给了她。百姓就这样使他们的中央政府把铁路以及一切别的路权授予外国人这件事止住了。

一九〇九年，百姓发觉外国的资本与经营正凭着借给中央政府去开发各省物力的款子取得同样的便宜；又发觉国家政府定出了一个庞大的铁路国有之计，凭这个计，铁路的赢余便与百姓无缘了。外国的债主联起手来；如今北京的中央政府凭英、法、德、美四国财团的一笔四国借款六百万镑（还要加到一千万镑），要在一九一〇年从汉口向三个方向筑路。将近两年里，百姓阻着这些计划不得批准。到一九一一年一月，朝廷把一位有名的中国「实业界的王侯」盛宣怀从上海调到北京做邮传部大臣，来把它的计划与方针办成。那六百万镑的借款订了，又订了一千万镑的一笔去整币制，另有两笔较小的借款。

从汉口出去的这几条铁路里有一条要通进四川。可四川早已办起了川汉铁路公司，要用中国的资本筑这条路。到一九一一年，川汉铁路公司卖股所得的款子已被侵吞了。既无钱又无路，还眼看要被国家政府夺去，百姓恼到了极处，便结起一个抗拒外债的会，叫「同志会」，来同政府斗。这桩事传布之广，从八月下半月全省学堂罢课上看得出来。运动的中心在省城成都，那里由这个会召了一场大会；会上热闹到这样的地步，与会的人把茶杯朝在场代表省政府的四位道台掷了过去。这场会议决：一切公事、一切纳税都停下来，直到同国家政府的争端了结为止。成都的铺户开始上铺板，凡有迟疑的，便被众人的央告催着上。那时正是中秋，哪个铺主违了众意，先被月饼雨点般地掷，若再抗，便要受泥的排炮、随后是石头，再有人来砸他的货。

兵被调出来了，上着刺刀在城里巡。粮价涨了，抗拒外债的会敛钱去养穷人，「好叫作乱找不着借口」。只有米铺许开。到九月二十八日，四川中部所有的镇都为响应抵制铁路借款而闭了市。

总督赵尔丰一道告示当即逼各铺开了门，可也把百姓那份消极的抵抗弄到了尽头。抗拒外债的会因有名的前任总督、学者端方被派做督办铁路大臣、来管铁路之事而大怒。他们眼看自己的民权一步步被推翻，便对省政府与国家政府动起真抵抗来。

一张纸条贴遍了全城，百姓在它前头点起蜡烛与香。纸上有三行字。右边那行写：「诸事以公论为断。」左边那行写：「川路准归商办。」正中那行写：「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

乡间这里那里，百姓开始砸税局（盐税与厘金）；总督对失序是备了的，在一处斩了十九名抢掠的人，在另一处斩了数目相近的人。

「这件事自己会说话，」从那个有四千五百万不安而正在兴起的人的遥远之邦，一位旁观者写道。「它证实了我先前写给你的话：这里头不止是对北京铁路方针的有组织的抵抗；这里头有一份深入骨髓的恨，恨的是近几年官吏榨百姓那些骇人听闻的路数。」

「我看城里出的那些漫画正变得恶毒起来，」他接着写道，「有一两幅画的是印度的印度人在英国治下的惨状。今早出了一幅坏的——小贩正在街上卖。」

成都抗拒外债的会预备好要向总督递他们的要求、并接过省政府时，散了些告白，说侨居的洋人同这场鼓荡毫无关涉。它又派演说的人上街，站在显眼的地方向百姓一遍一遍地说：「不要动洋人，也不要动他的财物，不然我们这桩事就完了。」

秘密会社传出话说：总督赵尔丰倚不得自己的兵，因为兵里有许多人暗中入了这场新运动；说他不敢动手。他在百姓中间的外号是「屠户」。他有几分是个专横的人。两边都知道这是一场赌人头的局。

一九一一年九月六日上午，「屠户」从一个学生那里得了抗拒外债的会秘密计划的文字凭据；那学生装作先知去他的衙门（官署），说自己梦里见了省城被毁，事将在月之十六日——九月八日——发生，以此求见了总督。被引见时，他仿着中国常见的那种鬼神附体的把戏做了些怪态，其间把一册《预备书》递给总督，上头写着抗拒外债的会最终的计划与目的。这一幕叫人想到凯撒治下的罗马与那占者的「三月十五，君其慎之」，或者想到法老治下的埃及。

总督经领袖总领事、也就是英国总领事，当即传话给所有洋人，要他们即刻到四圣祠街加拿大教会医院聚齐。最先聚来的洋人是下午五点到的；到十一点，除两三家人之外都收拢了。哥老会——一个古老的秘密团体——传出谣言说「屠户」要在半夜攻抗拒外债的会。可他到九月七日上午才动手。那时他打电话给那几位首领，说自己刚接到北京一件要紧的来文，想同他们私下商议，便请他们到衙门里去。

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王铭新几位首领应邀去了。总督亲自接见，给他们上了茶。铁路公司与抗拒外债的会董事的一场会——其实是一个革命的议事会——被兵围住了。抗官运动里两位要紧的首领颜楷与胡嵘拒了总督的邀请，被在家里拿住。借着城里失火为由——一个秘密会社的人说那火是「奉『屠户』之命点的」——军队关了城门，占了街道。前几个礼拜里有三四家白话报一直在煽这场鼓荡，他们的主笔此时在自家报馆门口被拿住，门也被关了、封了。

「你们为什么逼商人闭市、劝百姓抗不纳税？」「屠户」对他的客人说。「我一向待你们好，你们为什么这样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的国家？你们的举动我已经奏明皇上了。你们把自己弄到了什么地步，你们明白么？今日我给你们备了饭——」

说到这里，「屠户」朝他的家丁喊了一声：「送客。」守着大堂的兵走进来，趁那几位首领还来不及抗拒便把他们拿住绑了。他们被搜了身。文书与纸件从铁路公司的办事处、从抗拒外债的会（保路同志会）总部搬了来。十名鼓荡者与首领被捕下狱。

这件事正做着的时候，总督的人在街上贴出告示，宣布罗纶被捕，并令把抗拒外债的会所立的牌位与台子拆掉。骑兵在街上驰过，把百姓惊得措手不及、四散奔逃。兵把城正中集市上那座装饰得鲜亮的台子拆毁了，又把为祭殉难的光绪皇帝而设的神位掀倒；而百姓自筑铁路之权，正是同那位皇帝的名字与他所受的冤连在一起的。

抗拒外债的会的首领被囚在衙门里的事一传开，一群学生便冲去要放人。男的、女的、孩子，从四面八方出来，一手举着点燃的香，一手拿着从被毁的神位里抢出来的、被亵慢了的皇帝的黄纸神牌，往衙门挤。城外的同情者赶到了，在东大街——城里的主脉——汇进人流，转进旁街，成了几千人的一股暴众，喧嚷着在总督的门前涌着。他们东摇西摆，一面喊：

「还我罗纶——还我罗纶！」说的是他们的首领。

兵劝百姓散去。

百姓答的是要他们的首领。

「开炮」——一排枪朝天放了。尖叫——号哭——人倒下，或朝各个方向逃，或被踏倒。当即被打死的十三人，受伤的比这还多。城里各处都有人受伤；天黑时众人还在街上涌。

天黑起雨，一直下到八日整天。管着团练的秘密会社，联合四围一带的同门，在东门与南门外集起来，同总督的兵交了手。

九月九日起行军法，除了有凭照的，城对谁都关着。官仓开了，好让百姓有米。九月十日，商人多半开了铺。

有一百六十六个洋人——日本人不算在内，那些永在场的「联军」——被关在成都。其中一百二十四人避在加拿大英美会。且听其中一位九月十日所写的话：

「团练要来的消息把全城弄得惊慌失措。孩子在街上尖叫，年长的声音喊着：『来了，来了！』做礼拜的时候，有人从窗子外头喊：『把女人孩子从后门弄出去。她们要上了街就要被打死。』房子突然关了，所有的门都上了闩。随后兵传出话来，说是虚惊。可那是一次『礼拜日的闭户』。

「我们这一群里有三个人在城门关上之前刚出了城，去大学地界上自己家里收拾东西；他们没回来，叫人不放心。因为团练同衙门的兵在他们房子附近交手，他们到九日夜里九点才得回来，由兵护送着。另有些人是凌晨两点在护送之下进来的。总督请洋人不要出城，留在他的保护之下，又尽量少上街。成都四围都在打，路好几天都堵着，电线全被剪断。

「军队正设法把去重庆的路重开。他们报称成都与资州之间通得过。据报一处打死叛党二百人、兵四人；另一处打死叛党一百人、伤兵二人。有十七个兵在一场宴上被人用诈术屠了，那一队里只三人得脱。」

英国总领事写给他在重庆的同僚：

「你能把消息送上成都来么，尤其是那些必定已积在资州的电报？行李队的夫头也许是一个法子——单个的送信人会被乱党拦住搜身。也许一只相当大的箱子，用英文与中文写上我的名字，能过得来，就像今天这几只箱子过来了一样，而单独一封信是要被扣的。把电报装在一只空罐里，四周围上没开过的各种存货的罐头、杂货之类；那些东西的钱自然由我来付。」

他写给总督赵尔丰，说城里眼下看来已经平静，请准几位侨居的洋人回省城四围自己的家里去；总督回道：

「现在四处均有大股匪徒，有数千人之众，其意在扑城。戒备不可稍懈，城门已闭。且城内亦尚未复宁，不得不格外小心。

「贵国诸君以及一切外人回旧居之事，宜暂缓一时。俟城内外一概定妥，本部堂当再行文，即可照办。」

成都的阴影与日光，在这位受了这一挫的教会难民的声音里掺在一处：

「九月十五日。整天雨不停，」他写道。「今夜我们开了一场音乐会，好把这一群人的兴致提着。」又写道：「总督看来把事情掌得相当住了。一切都显示这场麻烦快要了结。」

四川省城这位旁观者的记述，就这样收了。旁观者退场：总督赵尔丰正同朝廷说话。

九四川陷落之时

总督赵尔丰已经把这场共谋奏明了朝廷，又把铁路之争与抗拒外债的会起事的一切经过都复述了一遍；他说：

「乱民九月七日攻扑督署之后，大面铺、牛市口民团数千人于是晚即集于城外。此后数日，成都四围十余州县各有民团数支到来，每支自数千至万人。所过之处，抢掠焚烧，无所不为，致近处百姓逃散。臣当即饬令军队与防营弁兵迎剿。而此等团众恃其人多，四面围城，开枪轰击，伤毙兵丁数名。及至还击，竟敢死守不退。直至全然无力抵抗，始行退去。

「其后又有乱团数千人大会于龙泉山顶，距省城约五十里，要隘皆有把守，架炮成列，声言将进攻省城。

「官军前往剿办，乱党开枪击之。兵丁乘夜奋力攻其阵地，占了山头，缴获大炮数十尊，小枪、子弹、刀械无算。乱党溃散下山。同时西路犀浦、中和等处之乱党，亦为官军所击退。

「乱党一支旋即围攻双流县城，轰击之，焚其栅栏、街市与庙宇；官军与之相持一昼夜，围始解。彼等复聚于犀浦、中和，又至唐家寺；此数处乱党皆次第败退。

「自九月八日起连战七日，擒斩乱党甚多，缴获刀、矛、旗、幡二千余件。电线四面被剪；差役递送文书受阻，有数起持信之人被搜被杀。现各处警报仍纷纷而来。拟俟城工修竣，即派兵进剿乱党。其被逼入乱之愚民，随时擒获解到者，均已开其愚蒙而释之。」

朝廷所接纳的总督这番奏述，看来同那位旁观者说麻烦快要了结的看法相合。

以下是朝廷的旨：

「督臣及所部办理情形，尚属合宜。观乱党前此以木片传其军令，其叛谋断非一日所构，证据甚明。其奸谋一经发觉，起事即四方响应相助。总之，闾阎之安已被破坏。彼等酿此变乱，必系有意为之。此等不忠不义之形迹，已尽人所共见。其肆行劫掠断不可容，应速筹剪除之法。

「湖北军队既已抵川，贵州省援兵亦已启行，着赵尔丰再行严饬各军，于各路剿散乱党，毋任贼势日增。仍应分别良莠，或惩或抚。凡被乱党所逼而从之愚民，概予宽免。着其通省晓示，并为民筹善后之策，总以多所保全为念，以释疑惧。

「仍着随时电奏办理情形。」

在我们这座中国的凡尔赛里，满清人早就在候着比四川或帝国别处到此为止所出的事更坏的事；而他们已经走上了那一连串迟来的举措之路，正是这些举措使我们那些批评者把他们同波旁一家相比。成都头一份革命的报纸《启智报》，在事变之前那些叛逆的文字里，接连刊出漫画，画着盛宣怀从他烧着的屋里被拖出去处斩。抗拒外债的会与铁路公司发给他们在北京的同省人的电报那样恳切有力，以致北京四川会馆里召了一场四川人的大会。结果是四川籍官员的一份联名呈文交到了都察院，声讨盛宣怀、要他去职；具呈的人扬言若不照办，便一齐辞去自己的位子。御史们上疏朝廷，请把四川人为铁路鼓荡这桩案子彻底查明，好「维持常轨，弹压乱源」。九月十四日，朝廷派曾任四川总督而颇得人心的岑春煊回川总管一切军事，又派一位更有名的人端方即刻赴川料理一切铁路上的难处。两人都奉旨待民务须极尽宽大。赵尔丰仍管民政与一般事务。这两位文职显贵一上路就想着头一件要做的是怎样博得百姓的欢心，把这当作自己在那片要往去的绝境里保命的办法。

岑春煊动手第一件事是上疏朝廷，说铁路国有既已不可更改，百姓经铁路公司所受的亏、以及川汉铁路公司卖股所得被侵吞之数，应由邮传部偿付。他又请旨令总督赵尔丰放了百姓的首领。

端方动手第一件事是给四川百姓发了一道告示，说：「本大臣奉派来川，专为宣布朝廷的仁心。所带兵丁，只为剿匪。朝廷收路，是因铁路于国家关系极大；而收四川之路，是因此路格外难筑。每里要一万五千至一万六千两——约合每英里两千至两千六百镑金价——十年到二十年才筑得完。筑这条路的担子，重于四川百姓所能负，未筑完便有把他们弄到穷困的可能。政府特别体恤，把这个担子从四川百姓身上接过来，把逼人认股的事止住，打算一切需用的款子都由自己出。四川百姓本该为这份体恤欢喜感激；不料倒有些多事的人扬言政府在抢他们，又说借款一事要使他们失了自主。他们不知道华北的官办铁路与京汉铁路都是用外国钱筑的，而那些路于国家是极有利的经营，一粒自主也没有失掉。再说，新的借款合同于中国比从前筑那些路所依的合同有利得多。这些事他们不去查究，反去闹起事来，关学堂、闭市、抗不纳税，样样举动都像叛党。他们不曾想到真叛党会趁这个给他们的机会去抢掠百姓、杀你们的儿女、焚毁破坏，直到你们都尝遍了作乱之苦。对那一种匪徒，朝廷不留情，也正是为办他们才派我来。如今那些结社之人具名的册子〔即《预备书》〕都要烧掉。铁路虽归国家，仍旧是百姓的铁路。政府要以新股换旧股。此后不要再生事，好叫铁路筑得起来，朝廷称心，我自己称心，四川的百姓也都得着好处。」

朝廷与它派往四川的钦差、以及那里的总督之间这些电报，显出革命党人的一些手法，而尤其显出那些所谓精明狡黠的「中国」官吏最老练的办事路数，以及北京政府那份天真与笨拙。可在这一桩上，这些路数只引到了一场可怕的悲剧。

端方继续溯扬子江进四川，从那里发去了朝廷所收到他最后的话：

「四川罢市罢课之人，既未杀官杀将，亦未劫仓劫库。其断非有意生乱之叛党，可以断言。

「九月七日〔成都〕之火，系由南打金街一民家偶然失起。因蒲殿俊、罗纶等被捕，百姓赴督署求释。统领田征葵未奉令而向民开枪，于街上击杀商人数十名。近处百姓闻之，以白布覆头赴城前，为同乡求宽。又有数十人被枪击死。至此民情已大为激动。

「至其所散《商权自保》一书，书中并无独立字样，亦未加同志会〔保路同志会〕及士人会议之钤记。反之，书中有『皇上万万岁』一类语句。而此书亦非蒲殿俊、罗纶或别的士绅所撰。所禁止之神位与血书，皆非四川士人所为，乃乱党所伪造。

「周善培、王棪、饶凤藻等官员，因省议会曾弹劾他们而衔恨士绅，故意做成一桩狞恶之案以害之。

「不纳税捐一事，系官绅联席会议所提，然仅是提议缓纳，并以〔铁路股本〕应得之息抵完地丁。股东实非要代政府征收税捐。」

其次是朝廷给端方的最后一道回旨：

「此次四川之事酿成耗费甚巨之残破，据端方查明系起于官民之间的隔阂，则失职之地方官自应按其罪之轻重惩处。前署四川总督王人文、现署四川总督赵尔丰，均难辞其咎；身任一省之政，而始不能有效控制局面、继不能弹压乱事。王人文、赵尔丰均交内阁议处。署松潘镇总兵、督练公所总参议、候补道田征葵，贪图成功、行事极为孟浪，又擅杀平民，着即行革职，发往西藏腹地，令其立功自赎。劝业道署提法使周善培，浮躁而好生事，办法前后不一，用心奸险；候补道王棪、王梓，于士商之间结怨，声名狼籍：此三人着即行革职。候补道饶凤藻，年少无历练，为公论所不许；着降为同知，以示惩戒。」

朝廷就这样把总督赵尔丰的举动翻了过来，在旨里放了罗纶、蒲殿俊与另外七位首领；这些人被交给成都将军看护，免得总督赵尔丰、那位「屠户」一时嗜血把他们杀了。

端方于洋人是有功的。庚子那年他在陕西省救过许多人免于被屠。他是个开明的进取之人，日后共和的临时京城南京，一切使它有新式、有进步的事都是他做的。他在摄政王载沣与他那几位主持皇位的兄弟这些年轻人手里受过不该受的苦；而为了这个皇位，他就要把命放下了。

在武昌拨给他的是湖北军的第三十一标与第三十二标。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日他在湖北沙市，带着第三十二标二百五十名满洲人的亲兵。十月五日他到四川万县，十月九日请添兵，电武昌令援川之师速行。他这请求被北京的内阁驳了。他十月十八日到重庆；武昌没有回电，他便带着两标兵沿成都大道、循着电线走，指望能同成都保住消息。岑春煊留在了武昌，而那里已经出了大事。武昌反了，端方同北京的电报也断了。

端方的兵是革命的，同他们武昌的同伴一样。他们走到重庆时，已经同抗拒外债的会——同志会——接上了头。他们在这里开始向端方所说的那些「多事的人」投过去，又开始效法他所说的那些「真叛党」、那些「趁眼下这个机会去抢掠、杀人、焚毁破坏」、「把作乱之苦散开来」的「匪徒」。

他一路往前，兵得知武昌已陷、汉口已烧，他的人马又少了。他在成都路上的永川停了近两个礼拜，然后才动身去资州——他最后一处停处。留下来的那些人恼他把武昌——他们的家乡——起事的事瞒着他们。这中间四川总督接了民众运动开出的条件，成都陷落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兵听到了这件事，端方此时彻底被震住了。他被围住了。他想同他的兵讲条件，先给他们开了一席，杀了牛、羊、猪，又请了几位当地士绅。随他同来的弟弟向兵说明：他们这趟差使已经完了，中国过半都反了满清的统治，他们再也走不下去。端方想回去向皇帝叩见，若他们肯安全护他到陕西的西安府，他给他们四万两银子（金价五千六百镑）。

两标的兵为这条件争起来。第三十二标的人自认格外是端方的亲兵，以为这钱该归他们。他们想叫端方从来路回去，因为那样便可以回家；可他不肯，因为扬子江上那些城已经归了革命党。

第三十二标的人不肯放弃他们对端方那笔钱的主张。第三十一标的人要求把全数当下付清，又扬言若第三十二标的统领不逼端方在动身之前全数付出，就把他打死。端方只好告诉他们，自己身边只有二万两，余数到西安府再付。兵不肯再议，散了。那一夜他们谋着要杀端方。

到早上，他所有的官与兵都从他身边撤了，只剩四个旧日的亲兵。满洲人逃了。他央求一个从重庆跟他来的、受过西洋教育的医科学生——这段故事就是那人带回来的——替他想个法子逃出这一带。那人劝他悄悄坐船顺江下去；可端方以为唯一的路在北边，便求那医科学生同他换轿子，好改了装往北走。

那医科学生应了。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两点，端方坐在医科学生的轿里，带着他弟弟，由那四个忠心的亲兵伴着，动身了。这一行人被第三十一标的兵拿住，逼着回来。他们抢了这位钦差的行李。他本人被从轿里拖出来，被两个兵夹着逼他走到近处一座庙里。刚进庙的院子，他一只耳朵便被背后一刀砍下。他转身问动手的人：

「你们要杀我么？」

「杀，杀！」他们吼着，命他跪下。他不肯跪，那两个拿他的人便几刀把他立着斫了首。

端方被带往那庙的时候，他弟弟向第三十二标的统领求救端方的命。那统领把他推开，撂下他在外院被斩了首。

端方的头被湖北兵装在一只铁罐里、用石灰封着，随后他们带着它往武昌回去。

十二月，端方的私物在抢掠的兵过去之后在重庆出卖。里头有他那些外国的勋章。「他的头连两个行刑的人站在旁边的照片，在街上买得到。」湖北第三十一、三十二两标剩下的兵前后约一千五百人，十二月二十八日到宜昌，进了自己的省；不久之后便在武昌把端方的头交给了大总统黎元洪。

赵尔丰同叛党讲定条件之后，往西藏发了若干封信——他曾在那里做过川滇边务大臣——要把他一九〇八年拉萨之役的旧部调出来。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个带着其中一封信的送信人被拿住；照那封信，要在成都北门、东门与西门放火，趁那一阵乱，赵尔丰同他的兵——他们在革命政府的管束之下，在成都实际上是囚徒——要从南边「杀」出城去，逃往三十英里外的双流县。「若那地方守不住，便从那里退往西藏，在那里立起一个自治来。」那封信落到了四川军政府手里；军政府十二月二十二日天一亮便派一营兵围了总督衙署。旧式省军的一名管带把赵尔丰拿住。这位前总督一名女仆朝那管带放了一枪手枪，没打着。那管带回了一枪，一枪致命。

兵把「那位阴沉的边务老大臣」带到军政府总部，在他头一个仇人罗纶与众兵面前审他。问他西藏那些信怎么说，他不认。众兵被问到怎么判，他们一致判他死。他被处死了，头被举在一队人的前头穿街而过，那一队由都督尹昌衡率着。有五个人从一处楼上朝都督放枪，打死了他的马，却没伤着他，他照旧往前走。赵尔丰的头随后被挑在一根杆子上，上头写着：「生好凌人，死亦如愿。」

九天之后，赵尔丰衙署卫队的管带田征葵——九月里向要求释放首领的百姓下令开枪的正是他——在重庆遭了同样的命，他的头被挑在杆子上穿街而过。「他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位通信员写道，「须发眉毛都夹着白。洋人对他该少些同情，因为一九〇〇年山西巡抚毓贤屠戮传教士时他是帮手。」

成都那位教士所说的「总督看来把事情掌得相当住了」，同别处听得到的任何猜测一样中。朝廷猜得也不比这好：四川已经脱离，而中国的凡尔赛——紫禁城——看见了这场叛乱。

十武昌脱离之时

北京同凡尔赛一样，远远地听见了百姓的呼声，却不知道那就是正在到来的叛乱。

四川打仗的消息沉下去了，因为电线被剪断。随后，在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下午那片革命前的静里，汉口俄租界一家德国肉铺外头一所中国房子里，一颗炸弹提前炸了。俄国当局得了报，下令看住那地方、拿住可疑的人。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出来问出了什么事。他被拿住了。后来又有一个，再也禁不住心里那份煎，出来问同样的话。他也被拿住了。那地方随即被搜。一处革命的机关被发现，革命党人的手被逼了出来，共和的叛乱便开了头。

屋里原有两个人。他们往地板上浇煤油点了火，想把这地方毁掉，没有成。那地方里头有一座炸药厂、旗子、按革命的编制编了号的革命徽章、一张画着攻武昌的方略的图、几条假辫子，以及共和之玺。

租界的巡捕经外国租界会审公廨的中国会审官，把这些人交给了江那边武昌的总督瑞澂。那座曾是革命党人工场的房子里，有六个共和之玺的印迹。会审公廨的会审官把这些印迹——都在一张纸上——交给一位外国朋友时说：「这东西你千万小心，放在稳当的地方，不要给人看见。」

随后他逃了。

这一晚总督瑞澂在武昌同巡警以及他那位满洲军事参议、湖北军的首领张彪将军会商。城门关了之后，夜里他把第十三标一名被疑是革命党的兵目带到他的衙门，又突袭了学生与改革者的聚处，拿住二十八名谋事者，有兵有民。有人想攻总督的衙门。所拿的谋事者中三名在天亮时在衙门外被斩了首。城门在重兵看守之下，到上午九点半才重开，一切凭照都要查验。

余下的革命党俘囚受了审。汉口租界拿来的人里有一个是宪兵一标的。人问他为什么入革命党：

「因为满洲人篡了汉人的权，又对汉人横征暴敛。」

「你们打算做什么？」

「刺湖北省军参议铁忠，刺总督瑞澂。」

再问他便不肯答，愤然说满清政府不配问他的话。当即斩了他的首，随后斩了他同伴的首——随后又斩了四个人的首……斩首多得说不完。

有八名兵在炮场偷野炮时被拿住，枪决了。一切都通向十月十日那可纪念的一夜。火炬——谋事者、革命党人以及被践踏的众庶再也受不下去时头一件兵器——被举出来了。夜要用火焰。晚七点三刻，这座古老的省城里东营一带起了三处火。三百名湖北兵从城外破门而入，动手取城。他们同江里的「建威」号炮舰接上了头。步枪声。第八标兵变，同余下忠于朝廷的打起来。它赢了，第十五标又加进来。他们攻火药库，攻下了。八点五十，炮营里起火。弹药炸了，燃成一片大火。爆竹的大响掺着子弹的炸响。

晚九点，武昌所有的城垛上都有兵出现，在一片火光的背景前来来去去；从汉口租界赶到武昌岸边来探问的洋人看见这景象，只是瞪着。

夜十一点又起一场大火。张彪将军率着他帝制的军队抵挡这座城被取。他护不住总督的衙门，总督已带着家眷逃了。总督的衙门烧了，布政使的衙门也烧了。这些帝制的官员给英国总领事去了一函，把起事的事告知汉口租界的洋人，说对他们若有攻击，得由他们自己应付，因为政府帮不了忙。总督瑞澂——他已收到端方电请速派援川之师——正同他那位中国军事参议、原第二十一协统领黎元洪将军会商，却不知道他已是个将军。他告诉他：

「我已被推为大都督，」黎将军说，「虽然我自己抗过。我劝你在两条路里择一条：死，或者逃。你若择死，最好快些，若不愿受屈辱的对待。你若要活，我亲自送你到稳当的地方去。」

天黑时，念着公事上的交谊与相识，总督瑞澂由黎将军护送到水边一只小轮上；他在那里同那支九艘兵船的旧扬子江水师一同渡到汉口俄租界去。

黎元洪将军那一标——或说那一协——的部署经过细心的安排，看来是照着要出事来分的。他按职分所当为、因着「人心」——「孔门的伦理」——或因着军人伦理上某种正当而古老的道理，把上司总督瑞澂护送到江边、看他平安上了路，这趟救人的差使办完回来时，连他自己总部那一支中坚也走开了。「革命军把瑞澂赶出城之后，」黎元洪将军说，「他们到我营里，围了它、搜了它。我换了便衣，藏在一间后房里，被他们搜出拿住，又被责为不爱国。我四周都是手枪与步枪，我这边若稍有抗拒之意，头与身子必定要分家；因此我不得不权宜应了他们的要求〔做他们的首领〕。」

十月十日这一夜革命的景象，非得懂中国人才想得出来：第二十一协的兵同他们的下级军官一同作成自己的命数，动手办他们起事的事，把军纪握在自己手里，离了营房，一心办事，全不理他们的首领；而他们的首领也一样全不理他们，只一心要在街巷的迷阵里穿到总督的衙门或他藏身之处去，从纠缠的过道里弄出一条隐秘的出路，仿佛就这样带着他那位尊贵的所护之人往江边去。瑞澂与黎元洪都不曾打破缄默、说出他们临别的话；可黎元洪在史册上留下了他对这最后一次会面的陈述。我看得见他：他警告了上司快逃之后，便看着满清人——以他们的总督瑞澂为化身——以及老中国——以那支兵船的水师、它的国家之舟为象征——溜进了忘川。这就仿佛一九一一年十月这一夜有人站在巴勒斯坦的岸上，看着骄傲的推罗与西顿滑进海里。

他转身过来，面对的便是新中国与共和。旧的已随潮走了。回到营房，他脱下帝国的军服、脱下对满清人的忠，穿上一个公民的衣裳。一切礼数都守住了。此时人来搜他——这一切全像在戏台上。谁能不信这是这样排出来的？他既不在这一边，也不在那一边。人再也不能指他是帝制派。他是个公民——他没有上司，也没有下属。他不能下令；既没有下属，他从前的部下便「责」他不「爱国」。他是个无能为力、不够格的汉家子孙，四周围着手枪与决心。他们命他穿上做他们首领的军服。他申说自己不够格、出身微贱、毫无才具、卑、陋、处处样样都低。可到末了，他还是得「权宜应了他们的要求」。这是一场好棋。没有什么东方。这比法国还法国。

黎元洪将军护送瑞澂到稳当处之前给百姓的告示：

「黄帝四六〇九年八月：本湖北民军都督，为推倒满清政府、光复汉人之权而来。凡众均宜安静守法，遵奉军法。

「藏匿政府官员者斩。

「加害外国人者斩。

「待商人不公者斩。

「阻碍通商者斩。

「妄行杀掠、焚烧、奸淫者斩。

「与义勇军为敌者斩。

「图谋闭市者斩。

赏

「以粮食供军者赏。

「护卫外国租界者重赏。

「保护教堂者重赏。

「率众归顺者重赏。

「劝导乡民入革命者赏。

「报告敌人动静者赏。

「维持商业兴盛者赏。」

这是十日之夜。城里从西北一直打到东南，北边除了几声枪响倒是静的。三个臂上缠着革命的白布条的兵出现了，叫洋人离城，因为「革命党要拿总督」。「康有为在江上，」他们说。「洋人没有危险，不过走开些好。我们无意伤你们，还要护你们；可你们若被流弹伤了，不要怪我们。」

「协力」——合而有力——从一条旁街传来。这是口号。那几个兵走了。从他们去的方向传来接连三声枪响。天亮时有一个死人躺在夜里洋人站过的地方近处——更远处还有三个死人。

这是十一日的早上：那些以叛乱首领之名撰共和告示的人已把活干完了。留美的中国学生与别的学生改革者也把活干完了，此时他们看见它盖上新的玺、贴遍了被选作他们京城的武昌的墙上。这是可佩的手笔。它在日光里发亮，动身去征服全世界的语言、报纸与书籍——正如保罗·里维尔坐骑的蹄铁打出的那一星火，动身去征服被践踏的民族的心。

据报城门关了，有人用绳子把人从城墙上放下去，每人四千文（合两角）。要往下走的人众被蛇山上的炮打。革命党对一切臂上不缠白布的兵见即开枪。他们的口号是「攻击」或「协和」。举起三个指头是革命党的记号，意思是洋人、商人与平民不得伤害。瑞澂已从小轮转上炮舰，人在「操江」上，家眷安置在一只靠帮系住的小轮里。一位相识的洋人招呼他，问镇下这场起事还有几分指望，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已经无望。他没有改装，可他的行止是隐秘的。

那些兵船泊在汉口的江岸下头；它们时而张帆，却不给帝制派一点帮助；帝制派正从革命党的夹击里冲出来，要出到江上、上到舢板上。有三四百人到了武昌汉阳门附近的江滩，把找着的小轮强征了，朝船夫头上放枪逼他们。城墙顶上的革命党惊异地看着他们，忘了朝他们放枪；等到只剩一只舢板未走时，才把一阵弹雨浇到四周的水面上。

一位有品级的军官，满身污垢、疲惫不堪，坐一只小轮走脱，到了汉阳岸，还没上岸便被一个外国记者截住；那记者问他：

「您说英语么？」

答：「您说德语么？」

「不会。」

「您说法语么？您说中国话么？」他一连发出来，像在使一挺机枪——把那记者弄得莫名其妙。不过他好几种话都用得来，便择了中国话，说自己打了整整一昼夜，被革命党赶出来，武昌此时已在革命党手里。忠于朝廷的兵不到四分之一。

张彪将军在革命党面前退下，撤往汉口。中国巡洋舰「楚豫」与两艘鱼雷艇朝武昌开炮掩护他退走，他的兵则用手中的枪一路打回来。他们不知该往哪里去——他们去汉阳与汉口，因为那是姊妹城。

武昌的革命党炮队还击。炮弹此时落在江里，美国副领事詹森冒着弹渡江，想去看武昌的传教士，没有成。「楚豫」上开了一场军事会议，总督瑞澂、张彪将军、湖北布政使与湖北按察使、以及江中中国海军的统领都在。据报革命的首领是一个吕元通，不知是何人。武昌丢了。火还烧着，人大批往乡下出逃，失序与抢掠。革命军正在屠戮留在武昌的满洲人。据人们所传，送上屠场的有八百——男的、女的、孩子。

有谣言说总督死了——吞鸦片或金叶自尽了，或是被杀了。这是一个爱墙的民族；人人那所中世纪的房子都是他自己的堡垒。他们避到上了闩的门与街垒后头，在那里人看不见他们，在那里他们对着越过自家墙与屋顶传来的声音瑟缩。这是个兔子脚的民族，脚上穿着布鞋，一股弹雨来便无声地窜进藏处。一个穿土黄军服的满洲兵从一条侧巷里冲上街来，像被弹机弹出来的一样。受了惊的旁观者生了警，窜进自家屋里或随便什么藏身处。两个把步枪从肩上摘下来的革命党追过去，拐错了弯。听见几声枪响。

随后革命军的兵来安众人的心，而人被骑马的军官或官轿过去而震住，站着不动。来的是几阵可怕的静。女人打着血色的寒战，把自己的孩子拖到另一个院子里去。她们并不预备什么，可知道自己要跳井，而她们的孩子若年纪够了，也要上吊。「大炮」——军舰的炮弹嗥着划过天空。最后这些被恐惧压住的人开始收拾几件东西，又鬼鬼祟祟、心慌意乱地把几样贵重的物件或一点钱财藏到石板底下。地痞趁这场纷乱去抢掠、去清旧账、去索钱。他们在食摊上大嚼，因恐吓无告之人而被人拿钱买走，又带着这些不义之财加入革命党，或者溜掉。

张彪将军的人逃了，黎元洪将军便追上去。总督瑞澂连他的布政使与按察使决意趁还有时候赶紧逃，便坐他们的炮舰顺扬子江下去不见了。十月十二日下午两点，黎元洪将军的革命军已渡过扬子江，占了汉阳兵工厂与汉阳铁厂，连同一百四十尊三英寸炮、五千发炮弹以及可再造二百万发的火药、三千二百万发小枪子弹。三点，忠于朝廷的中国巡洋舰与炮舰在打汉阳。汉口失序，百姓在抢掠。

到十月十三日，黎元洪将军已把武昌弄得有秩序，取了汉口——他还往汉口拨钱去安抚惊惶——并占了扬子江北岸下到七里沟与「铁路十公里处」，张彪在那里同他相对。汉口满洲将军的衙署外头贴着黎元洪将军这道告示，贴的正是本该贴帝制派满洲统帅的告示的地方：

「本军政府谨告亲爱的同胞：我们这桩事是义举。不要疑我们的军队，因为它的兵所到之处都是有正当道理的。我举国民军以抗满清，不为自己的好处与功名，而为我们全体，为把你们从热火深水里救出来；为把你们从满清人带来的苦难里解脱出来，正如医治你们的疮与疡。

「满清人为什么把你们置于这样的苦难？因为他们是异族，自然把你们当一根草丢开。

「到了今日，你们必已知道满清人不是汉家子孙。你们对他们虽这样忠、这样义，他们却一点不酬你们的效劳。如今我再也忍不下去，因此我们骤然聚在义旗之下；我们头一件要做的，是把于你们有害有损的都毁掉，又甘愿尽我们所能的一切力，只为你们的福祉。凡背叛汉家子孙的、以及我们同胞里做贼的〔指盛宣怀以及朝廷在铁路方针上的别的中国代办〕，我们不容他们再喘一口气。从前他们吃我们的肉，如今我们要吃他们。

「凡赞成这场义举的，请来具名。来同我们商议这个目的，商议怎样把我们的邦国中国收回。如今正是我们重建自己的国家、忠实做出中国同胞所当做的本分之时。

「亲爱的弟兄们，我愿你们彼此不要误会。你们——士、农、工、商——应当一心一意驱除那些野人。最后，我愿你们彼此相待尽量公道。亲爱的弟兄们，我愿你们都听我的话。

奉令，黄帝四六〇九年八月十九日。」

这道告示后头附着下面这一件：

「革命军入伍誓词。

「本人系湖北省　　府　　县人，经　　介绍，得知民军政府之旨在驱除满清、光复汉家子孙所失、建立民治之政府、培植自由平等，今自愿列名为湖北中部总会会员。此后永遵其一切章程与细则。倘有违犯，愿受应得之惩。谨恳总参议宋九臣将此供词呈交总书记刘君核准。并望经专员熊振松，使民军政府大总统熊中山（有时又称宋文）得知。

介绍人具名。

入会人具名。

黄帝四六〇九年八月。」

为「中华民国」招兵是十三日开始的，一直招下去，不多时「民国」便称在武昌集了二万六千人。城墙外头秩序还没有复，那里十四日的火一直烧到夜里。可城里头，民国有了共和军事组织的总司令——黎元洪，有了设在湖北谘议局楼里的军事之都，有了国家的官员，有了为革命操练的国民军，有了「民国」之玺，还有了《大汉报》这份共和的报纸。

黎元洪将军告知江对岸的各国领事：他已由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江苏、广西、山东、江西、广东、贵州各省（共和）军政府的代表推为总司令。

扬子江上帝国政府的倾覆，在总督瑞澂衙门的废墟上被总括出来了；头几位共和的殉难者正是在那衙门外头被斩首的。它那一大片房屋约有一半还在，可前头的门与后头的内宅都烧了。一位来看过的人说，在那些「没法形容」的曲折过道与房间之间，到处是一片残骸——书、笔墨、文书、图样、器皿、信件、舆图、破了的瓷器与小玩物，连同权柄的印信与仪仗，撂满了地板，撒在院子里。捡拾的人正在这堆可怜的残余里翻，捡金属、捡丢下的衣裳、捡污了的画、捡电线、捡书、捡木料，连门都拆下来、窗都卸出来。客厅没有烧，里头有一套雅致的欧式家具的残骸。壁炉台面被撕下来，摔破在地上。一张好写字台上的一排抽屉被硬撬了下来。

总督衙门街对面占着一大片地方的，是衙署卫队家眷所住的房屋。它们如今差不多只是一堆灰。

晓星太白在日出之后仍旧灿然亮着；许多中国人把这一象报作新朝将兴、一个新的中国要在万国之间取得它的位置。

「我们像你们的拿破仑，」洋人从汉口过来照看他们传教的同国人、又来看这个民国时，一个革命党人说。「我们打的是统治者，不是别国。」

革命军的兵穿着黑衣。他们把一切装饰都扔了，人人只在臂上系一条白布条。有一处地方，十六名穿土黄军服的兵被枪决了；穿那副装进城便是死。土黄的衣裳——帝制派兵的军服——看得见丢在街上，没人敢拿走。

成群的兵把帝制派那些鲜亮的饰物、翻边与别的仪饰踏在脚下。「他们的举止像瑞士兵，」一位洋人说。新兵一队队走过去，行列里满是苦力工人、老仆与乡下少年。那座临时的军事之都对面的操场上，马兵步兵挤得满满的。里头有一个军事法庭正在坐堂，为的是把留下的满洲人与帝制派处死，或照律例另行惩治。

一旦拿到总司令的进城凭照，兵与民都不再需别的许可。那座军事之都里满是来来去去无人拦阻的人。来客进出无阻。书记们正在给汉阳与汉口、以及给革命各省备军事凭照与告示，连同各种公文。军官的刀在过道里铮铮响，兵在匆匆吃饭。门口与总部楼里挂着旗，上头写着「新汉灭满」。头一处共和总部的徽志，说的便是尊汉。

书记们、穿着军服的兵与军官的后头，是黎元洪，穿着他那件素净的中国绸袍。

「我没有法子，」这场起事之后美国领事葛林进他接待室时，他这样嚷道。

十一武昌脱离之时（续完）

中国此时有了两座京城——共和的与帝制的。武昌就是共和——它是巴黎。北京、紫禁城，只是凡尔赛。鼻子里嗅着武昌的火药味，北京同先前只被四川起事的影子像山巅一片远云那样掠过时，已是两样东西了。

满清末代朝廷之下的北京，有一种把人摄住的意趣。它抓着人的想象。摄政王曾派总督岑春煊与大臣端方去同赵尔丰一同抚定四川、料理那里的铁路难处。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五日，他因他弟弟涛贝勒载涛与宗室之长庆亲王的儿子载搏训练禁卫军有功，赐了两人那古老而有名的黄马褂。九月十六日他在北京亲自检阅禁卫军，把自己的旗授给它，这在中国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对武事的尊崇。又安排在山海关以内那处古老的哨地、开平一带举行规模从未有过的秋操。随后这些安排在革命的局面面前塌了。世续是几位年老衰弱的军机大臣之一，改革派的报纸几个月前就主张把他当个实已作古的人埋掉；他想辞职。庆亲王多次想把宗室之长的担子放下，此时仿佛有了预感、看见了那场洪水，便求朝廷准他辞。那时朝廷的四川总督正被围在他的省城成都；九月二十九日，庆亲王被一道谕旨驳了，谕曰：

「奕劻虽年逾七十，精力尚健。当此艰难之时，事务待理者甚多，立宪之制方在举办，尤须倚赖年高历练、老成宿望之人以行新政。该王素以公忠著闻，断不能置目前情形于不顾。所请开去内阁大臣兼管外务部事务之差，着毋庸议。」

朝廷感到了头几阵地震，也感到了自己的解体。端方已经上路，可离成都还远；岑春煊还没有动身。四川的起事收拾不住，朝廷看来是在为那道大潮做准备，好安然骑过去。它那架帝国的旧机器——论体量是世上最大的——被自己的祸患润了油，开始以一种奇异的动作转起来。它怕准许它在北京的属员弃旗而去。那些死抱着位子的年老衰弱的大臣自知不配这个时世，可摄政王说不动自己在河中换马。庆亲王再三的恳求因此被驳。

中国的统治者总记着一句中国的老话：「载舟之水，亦能覆舟。」一九一一年十月四日，仿佛要把兵戈之声化为自己的用处、要往波涛上浇油，它发了一道旨采用爱国的乐章。它的圣谕是：

「乐之为道，与政治关系甚切。因国乐向无专篇之诗、又无定式之谱，前经谕令典礼院会同各衙门妥慎编纂成书。今典礼院及各该衙门会同将所撰专篇之诗并附定式乐谱呈览。朕阅其词句铿锵，音节颇为雄壮而美，其押韵与谱曲之处亦极妥帖悦耳。着即通行采用，定为国乐之准。」

那首国歌如下：

「巩金瓯，承天帱，

民物欣凫藻，喜同袍，

清时幸遭。

真熙皞，帝国苍穹保，

天高高，海滔滔。」

改革者已经把朝廷的谕旨看得一文不值。每添一道谕旨，只把这个皇位本身那份空洞的可笑更显出来一层。

十月十日，朝廷还没收到总督瑞澂关于他九日夜里突袭革命党、把他们的阴谋掐死在萌芽里的报告，就又发了一道关涉那招来叛乱的铁路局面的谕旨。它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同百姓将近三年的争持整个位置都说明了。端方等已奏报：依旨把粤汉铁路东段在湖北省内紧接四川的那几段收归国有，又把同段的商办公司撤销，并把接收铁路股本的办法呈上定夺。谕曰：

「前次议定铁路国有，业经谕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会同各该省督抚，将各方筹集之款〔即各省为自筑铁路所集之款以及国家政府之款〕遵照宣统三年六月十七日谕旨妥为处置。

「今据其奏，湖北铁路股本可分四类。粤汉、川汉两路之商股均已缴足。着遵前旨，一概换给国家铁路股票；股东若不愿领票，则以现款赎还。至川汉铁路彩票所集之款，因其性质与寻常彩票不同、久已换给股票与持票之人、又按期付息，具奏之人建议照别项股份一体办理，给持票人生息之票并与分红。

「至于私人所募之私股，此项多系零星小数，股东散居各处，无从遍询其意。彼等建议委该省铁路协会绅董办理此项股本，一律发还。若有愿认购者，可另行缴款换票，以期结算清楚。

「此外又有赈捐与米捐一类。彼等建议此项可视为各该地方之公产，一如湖南省之办法。」

谕旨接着说，既已得「官绅一致之议」，国家政府接收湖北铁路一事已于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办竣。

总督瑞澂在武昌任上，无疑是因为他赞成铁路国有的方针。一九〇八年他在一道奏疏里主张向外国大举借款、四面筑干线铁路，说这是救这个帝国唯一的法子——就是说，从外敌手里自救唯一的法子，为满清一朝保住它唯一的法子，保住满清一朝唯一的法子。国有的第一步办成了，朝廷对瑞澂这样力主的方针的满意，在谕旨末一段里说了出来：

「该大臣等办理铁路移交事宜尚属妥善公允。湖广总督瑞澂见事明白，办事敏速。于筹画铁路事宜尤能勤劳详审，不负朕之委任。该省士绅深明大义，首先奉行朕之定计，以彰朝廷仁厚之意。着传旨嘉奖。着该大臣等迅速会同度支部、邮传部，按所议各项办法结清各事，并早日兴工筑路，以重交通。」

摄政王掌着御玺，这道谕旨的玺还没盖稳，内阁的总理协理还没签完，瑞澂关于武昌革命阴谋的电奏就到了。下面是瑞澂说中国的「列克星敦之战」：

「据报革命党在武昌密会，议定于十月十日夜起事。臣正饬令防范擒拿之际，齐耀珊电报在汉口拿获要犯刘尧澂一名，并缴获伪印、伪示、伪文书等多件。于是臣与张彪等饬令官兵先后于省城内外拿获革命党首要及党众三十二名，并查获枪械、弹药、炸弹甚多。所获之中，刘复基开枪拒捕，杨宏胜私藏军械，彭楚藩言词狂悖之至。此三犯经审讯后处决。」

总督瑞澂末了说了他手下参与擒拿的官员的举动，并请旨。

朝廷与内阁提起笔来——那笔上嘉奖总督瑞澂的墨还没干——又以皇帝之名发了一道谕旨说：

「此等革命党意在由湖北起事而图大举，实为无法无天。该督将祸端掐于初萌，顷刻之间弹压了叛乱。其举措办得迅速。文武官员亦以其勇可嘉。……余下所获之犯着严行审讯，从重按律惩治。同时该督着饬令地方文武官员严密查拿一切在逃之党众；并出示晓谕，准被逼从党之人悔过自新。至于巡警与文武官员之失于先见者，念其协力擒拿有功，着一概免其议处。」

如今他们把笔蘸进了苦汁里。且看结果：

「北京，十月十二日。瑞澂电称：他正审办九日夜所获之犯，其党众竟与工程营、辎重营合谋，于十日夜骤然彼此呼应而起。工程营凶猛地扑楚望台军械库，辎重营则自焚其营、毁城门而入。瑞澂偕张彪、铁忠、王履康饬令军队与巡警，亲率宪兵队抵御此攻。然因叛党数路同时进攻、人数极众，瑞澂不得不退登巡洋舰楚豫，移往汉口。他已电调湖南、河南防营赴湖北为援，并请多派得力之军与大员赴湖北剿抚等语。朕阅此奏，深为诧异。兵与党之合谋必已谋之久矣；而瑞澂既未预为防范，亦未预为筹备以应此奸谋之骤发，终致失了省城。其负恩疏忽之行，实不可恕。湖广总督瑞澂着即行革职，惟准其立功自赎。仍着署理湖广总督，俾有将来立功之机。该督着专责收复省城。倘一无所成，该署督必从严惩治。」

朝廷随后办到张彪将军：

「张彪练湖北军已有年矣；竟能有此兵与党合谋、致失省城之事，足证其练兵无法；且既未预为防范，临变又无纪纲以制之，可见其未得军心。他竟敢逃出营中、弃其所任。其罪实为极重，不可宽恕。新军统制兼湖北提督张彪着即行革职，并着瑞澂令其速行严剿叛党、收复省城。」

可惜！那位不见了的总督始终没有收到这些谕旨。他在往上海的路上。他先到南京求庇，随后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不见了，又从那里逃去日本。改革派的报纸给他画了一幅漫画，画他向上海的英国总领事求保护，算是给他的荣宠。他身量不高，机敏，颇有几分才具，却没有显出什么特别的品质。四周围着仇敌，而其中许多是刺客，他取逃这一条路是极务实的。他是中国新时世的一个牺牲者。

被派去抚定四川的岑春煊已到武昌，在等他从广州调上来的云南旧部。他向朝廷请款。度支部拨给他二万两作路费，可驳了他要由部拨款支付他云南旧部饷项的请求，因为部里的财力「不足以应此费」。内阁经盛宣怀的授意，令他每日兼程而行，又令他预先想好到了之后抚民或惩民的办法。岑春煊在动荡的广州做过总督，由那番经历带来了对起事与新改革运动切近的认识；他当下便发觉自己又置身于敌境了。

在武昌，官员对军队已失了信心；事变之前一个礼拜，军官被要求在夜间三个固定的钟点上报到，以证明他们没有在预备兵变。兵被禁止会外人，信件也受检查。四川事变之后有三百人逃了，虽拿回来几个，却不敢惩治，怕激了余下的兵。面对这个局面，四川的起事又在长，岑春煊便搬出了官僚万能的托辞——病。他是个老官，他那病无论是什么，在本朝的档册里早已定了式、成了老病。过去五十年那些晦日里他同这帝国所受的颠簸中，他已经用过许多回。十月十日起事发生时，这是一样便当的凭借。他再次求朝廷准他辞职，可朝廷只准他在武昌歇着养好身子再上路。他随即遣散了幕僚，令自己的私人雇员回上海。从那一刻起，没人知道他在何处，直到他电告北京的内阁，说湖北起事骤然，而他是革命党格外留意的人，不得不独自离城。如今他旧病发作，正在上海就医。派他做四川总督那道谕旨，使他惶恐不安到了极点。他说自己年迈衰弱，断然当不起这样重的责任，恳请撤销此令、另派能员，以利政府。

它所倚赖的那些人，或年迈，或衰弱，或因别的短处而不称职。朝廷的柱子都倒了，它正把探照灯往自己的帝国四下里照，寻一个救主。

十二十月的北京

我在北京走动的时候，十月那些事还在心里新鲜着。那是一个由许多日子堆起来的月，像一七八九年法国的十月五日——「通常从那一天算起法国革命」，「此后人类一切别的事都被它吸了去的一桩大事」。

那是一个事情堆得过重的月，在它的压力下朝廷的机器塌了。谕旨下得像雨——不是寻常的谕旨，那种朝廷在平常时候一个月大约发十来道；是造史的谕旨，那种朝廷只在国家大难之时才发的谕旨。一天约有两道。它们其实是九月就开始发的，又攒了那么大的势头，一直发到十一月。

十月里，朝廷还在用派官与改派来想把偌大的四川扳回队里。它对时事「深为诧异」。它令各城「限期克复，不得迟延」，一面升某些官、降某些官，一面还要收回民心、要在自己的官里激起争胜之心。

十月十一日，黎元洪将军在汉口开始动员，要攻他从前同僚张彪将军所率的帝制军；北京为那里的局面开了一次内阁特别会议，朝廷又改了帝国的兵力部署。它令两镇兵在汉口前集中，又把萨镇冰提督所率的舰队并进去，助剿这场叛乱。它抱着岑春煊不放，不准他辞，反把四川一切军队交他统率，连同南边贵州来的援兵与从北边往四川开的那些。

二十年来史家一直在谈满清一朝的衰落。这段年月里说到满清人最常说的一句，是这一朝没有一个看得见的领袖。它拼命地敛军火、集军队与舰船，召回官员，派出将官，想收复城池与省份；在这中间，朝廷在中国人里头寻一个领袖。它知道该把探照灯转向哪里，可出于自尊、宫廷倾轧等等纠缠得几乎跟不下去的种种缘故，它把向一个被自己丢弃的人求助这件屈辱的事留到了第十一个时辰。已故的慈禧太后在军事与外事上所倚赖的袁世凯，就是这个人。他的名字在人人口里。他一九〇九年一月被人怀恨而失信地撇开；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四日，朝廷从他河南省的乡居里把他召出来救这个帝国。它派他做湖广总督，接瑞澂的任。

当日黜他的谕旨，令他开去一切差使回籍，缘由是「足疾」，还不祥地添上一句：「朕之宽仁于此可见。」在那以前，袁世凯若有什么病，是没有进过档册的。可是他那几位把这病赐给他、在摄政王摆到他们面前的诏上签了名的军机同僚是明白人——他们明白的不在于官僚的症候，而在于诊断宫廷的症候。袁如今有了一个官病。他没进了官场的晦暗里；在中国，那种晦暗是全然的。

袁世凯在官场上就这样被葬着，直到此时被掘起。近三年之后，他听见北京一道谕旨那声天使的号角，四下里一看。这是一个新世界。他所怕的、所预言的都成了真。他知道人来求他，是要他担起政府那些过错的担子；可这样的时候，为着爱国的道理、又要不拿自己的命去冒险，他不能拒。他是个爱国的人，感激地接了加在他身上的荣宠；同时，接了之后，他又写下中国政治文字里那种精妙的反讽的一页——那种文字见证着中国人诙谐之深，誊在档册上，叫外国人惊异。他说自己的「足疾」还没好，恳请再给他一点时日自己调治。

袁世凯被黜的时候，光绪皇帝正在灵床上，他的皇后——也就是如今的隆裕太后——天天去哭；她同先帝的弟弟醇亲王、也就是如今的摄政王，那时在政治上还没有分道，两人一致把人所知的先帝的心愿办了。这心愿便是惩袁世凯，因为他一八九八年没有支持康有为一派的变法之计。袁世凯一去，党争之水便从桥下流过了。隆裕太后与摄政王成了宫中两个对立党派的首领——一派是所谓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已故的慈禧太后所属、人称红带子的一派，支持隆裕太后；另一派是所谓爱新觉罗、也就是黄带子一派，支持摄政王。

这两派的分界，正以隆裕太后与皇帝之间权力的分界线为标。已故的慈禧太后把自己的衣钵传给了她的继者，那是叶赫那拉氏权力的表记。摄政王的权力除了来自他的职位，便在于他是皇帝的父亲，以及借着皇帝的母亲醇亲王妃——那位一心要同隆裕太后分庭抗礼的人。

到一九一一年十月，党争停了。整个宗室都被震住了。这不只是这一朝的危局，是一场握着这一姓命数的危局。皇帝家里这个十月是定命数的。溥仪五岁半，在他宣统三年上，正在紫禁城的院子里踩着秋天的泥水玩，把他那双新的绒靴弄坏，把张太监与他那一班人吓得目瞪口呆——那些人得毫不迟疑地举着黄伞跟着蹚过去。

毓庆宫里皇家的书房在等着皇上到了六岁上驾临，那时皇家的学业便要开始。他的玩耍房里有欧洲大半戴冠之人送来的玩具。全俄的沙皇送了他几件在玩具之国里价值惊人的礼物。德皇送了他一架玩具飞机、一把镀金的金属椅、一辆带钩带梯的车。样样东西里头都有一个音乐盒。一只机械狗会汪汪，汪过之后肚子里便出曲子。小皇帝一坐上他那把椅子，音乐便奏起来。随侍的人比小皇帝还高兴。小皇帝还从前一位皇帝那里承下些同类的东西——就是那些一九〇〇年没被外国兵抢走的玩物。

溥仪玩着他的玩具、等着皇家的教育开始，他的养母隆裕太后正在立起人所说的「垂帘」之制：皇室的女人替那唯一有权治国的男性在位者执着节杖。她的星、叶赫那拉氏的星，正在升。摄政王的执政败了，他那些王公与党羽退进了背景里。隆裕太后正走进如今照在满清皇位上的那片烈光里。

有二十五万中国人与满洲人——超过北京人口的三分之一——逃出北京。他们徒步走、骑牲口、坐火车。加开的车也载不走那么多人去天津。他们挤进货车车厢，连车顶上都爬。若有地方容一个人，就没有地方容他的行李；他站在踏板上或车钩上，位置岌岌可危，只好不情愿地看着行李留在月台上不见了。

其实并不必逃——把这步子催起来的是惊慌。也并不必人人都逃——少数人能在使馆区找到庇护。那些曾声讨列强在中国驻兵的官员，对这些兵的驻在与使馆区的防事所给的保护毫不迟疑地接了下来。官员难找了。在隆裕太后眼里，他们如今就同外国的钱一样；而她此时既没有袁世凯也没有一笔外债可倚。北京连它的凡尔赛已经离它们的巴黎不远了。一九〇〇、〇一年间由美国将军查飞在紫禁城看守着的宫中财宝，她攒着。有人说是四千万镑，有人说是五千万镑。外国的银行家拒绝给中国一笔三百万元的小借款。

十月十五日，有二万四千帝制军正在往汉口前的战场上开。陆军大臣荫昌已经南下，十七日在河南彰德府同袁世凯会商。

十月十五日，外国记者被拒于随军之外。这一天也标着资政院的奋起，而资政院本要到二十二日才开会。虽然如此，在北京的一百九十六位议员里有六十位聚起来通过一项议决，要求四川省议会有立即开会之权；又要求把它的议长（蒲殿俊）从狱里放出来主持会议；又要求把在北京议借外债的钦差盛宣怀尽快罢掉。这几条他们十六日派委员亲自送交内阁。

各银行已经有人挤兑，度支部拨出十二万五千元来应付官立储蓄银行小存户的提取。列强以极深的忧虑看着这场叛乱。北京的中国报纸议论说：事变发生时日本的川岛提督与斋藤大佐可疑地在汉口；于是有了日本人与这场叛乱通谋的指责。挑起间岛问题、使日本在东满洲取得特权的正是斋藤大佐。其实斋藤大佐是从北京往四川去报告那里的事变。北京的日本公使伊集院见人心激动，觉得该正式否认这些指责。

十月十六日，从叛乱各地来的难民走了七百到一千英里的路到了海边，到上海求庇。运兵的火车离北京与保定府，其精准与秩序叫外国的军事代办吃惊。北京的官员估计参加这场叛乱的受过训练的兵不下六千，可还不知道组织它的首领的名字。十月十八日，东京的日本官员认为这局面有生出令外国不安的几幕的可能。帝制派的萨镇冰提督已带旗舰与八艘炮舰到了汉口江面。

十月十八与十九日，黎元洪将军在汉口外头打那场「十公里之战」。两边都称胜。十月十九日，朝廷在赏罚上求助，说要以此止住「四川、湖南、湖北之叛乱」。「着晓示：凡被逼为从、而能早日自行投顺者，无论兵民，均准其悔过，不以往日之误加罪。凡杀叛党、或将其擒缚呈献于朕而立功者，特予奖赏。若查获革命党之名册，应即销毁，俾无人因此牵累。」朝廷令陆军大臣荫昌将军、「总督」袁世凯、岑春煊经略与钦差督办端方施行这些赏罚。他们算是一个抚定全中国腹地的皇家委员会。

为补上派往汉口的新式军队，朝廷调了一镇旧式军队进来护北京。它也准备把军队从奉天往南调。一镇兵动身了，由秦皇岛坐轮船往汉口去。到二十日，前后共有二万人被派往南边。

汉口有十八艘外国军舰，陆上的交通断了。北京与外界靠外国的无线电得消息。荫昌将军已到前线，依朝廷谕旨布告：凡脱离叛党者一概宽赦。北京各国的代表推想南中国全境就要脱离了。

北京正是一个愁惨的时辰。中国已经因叛党的脚步声而颤；而如今，十月二十二日，黎元洪将军在他武昌的京城里剪了辫子。有传闻说皇帝逃了，说他同隆裕太后去了热河，或是避进了外国使馆。

汉口并没有真正的打仗，只有几场编造出来的「大战」。就在这个局面里，袁世凯领旨的回奏、以及他请给时日调治他的腿与别的病的恳求到了朝廷。也正是在这样紧要的一刻，他还添上一句叫人恼火的漫不经心的话：说他一觉得自己多少能办事了，就要试着去办。这与那更叫人难受的资政院开院正好同时。一百九十六位议员里只到了一百一十七位，而到最后一刻来了个替身、礼亲王世铎，代摄政王为资政院开院。

「朕自即位以来，」皇帝说，「日夜勤慎戒惧，力求至治。今值资政院第二届开院之期，尔等议员宜恭听朕之训诲。当今世界之文明，以立宪政治为一切要务之最先。」接下去，世铎亲王把摄政王与内阁塞进溥仪口里的那些话读完了四分之三；那正是改革者与革命党人极其鄙夷的、朝廷那套一文不值的废话里最好的样本。

宜昌与长沙两城归了叛党。革命的风气在北方发了出来，本国报纸公然不理报禁。外国银行把同中国一切借款的商议都停了；十月二十四日，外国的外交团提起了用外国军队驻守通北京那条交通线的问题。内地的外国妇孺已奉各自使馆之命到通商口岸与各省城集中，在那里可以得到保护。

袁世凯还因「身子不适」闭在自己的住处；这个病给宫廷的痛苦比给袁的多，因为宫廷在绝望之中已经把逃往热河的一切都安排好了。

如今来到十月二十五日。事情几乎多得历书都排不下。陕西省城西安府——一九〇〇年宫廷避难之处——反了，立起了一个独立的政府。中国的财政到了绝境。她正式请列强准她把庚子赔款的月付款缓付九个月，好有现钱打仗。她此时在谋一笔一千二百万两的借款。东南中国全境不安。萨镇冰提督的炮舰从汉口不见了，找不到一个友好的口岸。河南省城开封府任由反了的兵摆布。据报荫昌将军不肯向叛党进兵——叛党有四百尊炮——除非他的兵得了饷；而此时资政院弹劾了盛宣怀，要罢他的官并惩治他。他收到了许多匿名信，扬言要对他施种种暴行；他已向摄政王透了要辞的意思，可不许他辞。满洲将官名册上仅次于陆军大臣荫昌的满洲人凤山将军，在广州被一颗炸弹刺死。帝制的舰队正逃往上海。满洲的官员正弃扬子江各城往上海去。资政院通过弹劾，一边喊着「斩盛宣怀！」福州城陷。广州快要落进叛党之手。山东省城济南府同革命党一道了。四川此时完全由叛党控制。宫廷的情形可以说是惊慌失措。宫里那些人的心思无法形容。满洲的宫臣在请假，在求外国保护。

十月二十六日，朝廷向资政院投降，把议借外债的钦差盛宣怀罢了。

只因财政上的绝境、又不愿触怒外国的银行家与他们的政府，它才这样久地顶着人所知的革命党人的心愿；可如今它抓住资政院给它的机会，把这位钦差做了替罪羊。它认可了资政院的指控：「叛乱之源，皆由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所致；此人欺蒙朝廷、违犯法度、增益民怨。他阻塞民与政府之间意见之通达，夺资政院与内阁议决之权。四川叛乱之因，大半可归于他的决定；他实为首恶，已危及国家。铁路国有乃朝廷为商民之利而定，而盛宣怀竟不能体朕仁厚之意。他受国家厚恩，实属负恩。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唐绍仪是广东的进取之士与改革者、袁世凯的头号副手，被派接他做邮传部大臣；可这挡不住革命那道洪水。

资政院传了一份呈文，要斩盛宣怀；于是法、德、英三国公使与美国代办去见外务部之长庆亲王，对任何这样的谕旨提出反对。盛宣怀避进使馆区，由法、德、英、美四国一支国际卫队在美国武官里夫斯上尉率领之下护送他到天津的外国租界。十月二十八日的清早，他在天津火车站被两辆封着的马车接住，那马车是美国副领事照看的；在谁都还没察觉之前，他便由两边护行的外国兵送上了停在河里的一条出港轮船，平安地走了。

这还是二十七日，而十月正开足了马力。被拥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将军的声音，在百姓的怒与朝廷朝盛宣怀掷去的毒骂之上被人听见了。朝廷拨了一百万两湖北的军费，好叫荫昌将军能给他的兵发饷、去攻革命党。正当「人头在肩上晃」的时候，朝廷摇摇欲坠。它一摇，便朝人头下手。宗室下令处死那个背了主的总督瑞澂。这一天是谕旨真正的一场暴风。《政治官报》上出了十八道，其中十五道说的是政局与军情。暗中发出的诏、旨、令有多少，无人知道。

朝廷那阵勇气的浪头，在朝廷翻脸对付盛宣怀时便碎了。它那道谕旨被旁观的人当作大祸行将到顶的信号来迎接。如今，在朝盛宣怀头上掷去的咒骂、对总督瑞澂的疑忌、对督办与钦差端方的指望、广州刺杀凤山将军的痛之中，又听见了对袁世凯——如今的湖广「总督」——的求助。今日一道谕旨派他做钦差大臣，对扬子江一带全部陆海军有全权。剿抚叛党之权交在他手里。谕曰：「……军情瞬息千变，袁世凯着相机迅速办理。军谘府与陆军大臣不得干预，以专其权〔于袁世凯〕，期于速成。」

朝廷第一次求袁世凯救国已是两个礼拜前的事，而他一步没离他退隐之处。如今朝廷第二次相求，是包治「足疾」的良药。对一个一直等着看清这场叛乱——朝廷的过错把它催急了——的全副规模、又等着看清朝廷全副的悔意的人来说，这够了；他电告朝廷说他去，并定了启程的日子。袁世凯在彰德府附近的乡居里束上甲、又依朝廷谕旨「妥筹办法，以速其赴前之行」时，颇有几分英雄气象。朝廷把满洲人、陆军大臣荫昌将军召回北京，派中国将军冯国璋与段祺瑞去助袁世凯、而不是碍他。

十月二十八日，朝廷还在同四川这个问题、以及怎样把它派的岑春煊与端方弄到前线去这个难处相搏。革命党在汉口前攻荫昌将军，使他回不了北京。帝国各处屠戮满洲人一事，把北京满洲人与中国人的想象都烧起来了；那里人怕涛贝勒载涛率满洲人来一场报复的反屠杀。隆裕太后从她私帑里拨出四百万两，一场惊慌便起来了。第二十镇六千人——本是要去开平参加秋操那支兵力的一部分——在滦州不肯上车去汉口，反而上了一道奏疏给北京，要求立即准行宪法。天津的省议会与那里大批百姓宣布归向革命党。紧邻直隶省的山西省城太原归了革命党，革命党杀了巡抚与许多满洲人。十月二十九日一道谕旨令拿住并审那背主的总督瑞澂。又一道令荫昌将军等袁世凯到，并令他与萨镇冰提督激励官兵克复武昌与汉口。政府准备切断京汉铁路，以阻革命党向北京推进。

革命党把汉口丢给了荫昌将军，而他的帝制军便动手放火毁它。他们抢掠与淫乱之过分是可怕的，血色的战争此时在这片土上放开了。十月三十日，汉口开始烧。

政府准备辞职。所有王公与大臣都写了辞呈。朝廷随即发了一道引咎的谕旨，认了自己的不足，接着便宣布它的大臣辞职。老军机大臣世续辞了资政院总裁之职。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同协理大臣兼外务部大臣那桐、徐世昌一同辞；度支部大臣泽公载泽；外务部大臣邹嘉来；军谘府的涛贝勒载涛——都辞了。

可且慢，他们还安排了另一件事。在这几位老臣之下，从前与现在还活着的一切改革者都被定过罪，判词都存在法部。有的被放逐，有的头上悬着赏格。这些人的星正在升。而如今星正落、又曾「在案卷上落过惩罚之笔」的那几位大臣，不愿自家桌上坐着班柯的鬼，不愿自家门口有带炸弹的刺客。凤山将军的下场与对盛宣怀的威胁提醒了他们这一点。他们以皇帝之名、由摄政王与自己签名，发了一道大赦并宽免政治犯的诏，然后走了出去。

在上海的柏锡福主教引托克维尔的话来评中国的情形，说：「任何政府最弱的时辰，是在它承认改革之必需以后。」这条格言之真，在帝国、在北京，由对政府全然没有信心一事上得了印证。三十一日，十月的事到了顶，朝廷已经看得见在倒了。内阁没有了，因为它辞了。资政院同如今只是个枢密之臣的庆亲王开了一场很长的会。朝廷答复资政院，准了立即行宪与开国会。

军中革命的那一支已被人称作陆军同盟会，此时管着山东与直隶的军队。「摄政王失了神，痛哭。」官员不请假便弃京城往天津去。北京的中国人大约有六十万，京城内外的满洲人算有十万。彼此都怕对方来攻——中国人怕的是朝廷的满洲兵来屠杀。「北京是一座火药库。」大官们「拿求保护的恳求把各使馆淹了」。使馆区虽无危险，也在为急变做预备。城门与宫门都加了守卫。外国军队正在到；在天津，他们在华界里游行，好震住那些不满的人。

由这一切迹象与征兆看，朝廷的机器塌了。除了在宗室眼里，没有朝廷。绝对没有政府。袁世凯在拖延。他还什么也没做。谕旨还在发，可除了有从内库吐出的钱撑着的，都没有力量。朝廷连它的属员与大臣，投降是彻底的。十月三十日依照投降之计刊出的那道引咎谕旨里，具名的大臣把这些话塞进了孩子皇帝溥仪的口里：

「朕御极三年，一切措施，无不为民生计。但用人不当，无政治之才。朕以宗室多人置于政要之位，此举有违立宪之义。铁路之事，朕所信之人欺朕。故公论与此方针相违。

「朕督行新政，则官绅乘机侵吞。旧法一废，则大员各营其私。民财取之甚多，而利民之事一无所成。屡次以谕旨颁布法令，而无一得行。民有怨言，朕竟不知。祸患在前，朕竟不见。

「四川先起事端，武昌之叛继之；今陕西、河南警报又来。广州、江西亦见乱事。举国沸腾，人心惶惑，我九位先帝之灵不能安享祭飨，又恐百姓将受深苦。

「此一切皆朕之过。兹布告天下：朕誓改过，与我兵民一同忠实施行宪法，修改法令，兴民之利，除民之苦，一切皆循民之所愿与民之所利。

「不合之旧法当废。先帝所言满汉之融合，朕当行之。

「至于湖北、湖南之怨，虽由兵所催、由瑞澂所致，朕只责己，因朕错派了他。兵与民是无罪的。若他们肯归顺，朕便宽免往事。

「朕以极微小之人立于臣民之首，眼见祖业几乎坠地。朕悔过而深自忏。朕只能望臣民扶助将士以扶助朕，以慰朕千万百姓，以固此一姓之永久，以危转安。帝国臣民之爱国，朕永记而永信之。

「今财政与外交已至山穷。即令举国同心，仍恐倾坠。而帝国臣民若不顾国、不敬国，轻易为不法之徒所惑，则中国之将来不可思议。朕日夜焦虑，只望臣民体谅。」

十三汉口——一场大战

上篇

把北京政府一切计划都搅乱、又把它逼到塌陷与败亡的，是以武昌为中心的革命，以及以黎元洪将军为首的共和。

十月既是朝廷倾覆之月，也是共和兴起之月。十月的日子在武昌同在北京一样定着命数。帝制的政府挣着只要守住自己已有的，革命党却非得从无到有地造。他们手里不过一镇兵——真正受过训练的不超过八千——就要拿它开出一支「国民军」来。帝国境内至少有十二镇受过西式训练的兵，其中四镇在扬子江以南。这四镇连满洲的一镇，革命党称都在他们一边。孙中山原拟了一场革命的叛乱，可总部本要设在广州。革命的运动在这帝国的末日里长得这样快，首领便多了起来；如今形势逼得武昌先起了事，那位谋事者与革命家孙中山的计划便脱了节。黎元洪将军非得把一切重编、把一切革命的成分在武昌调到和谐不可。

黎元洪将军发了头一道指导百姓的告示、扬言惩罚又许下奖赏之后，便给萨提督写了一封信，请他加入起事。照革命党的报纸《大汉报》说，武昌最先编成的兵是宪兵，为的是维持武昌、汉口、汉阳三城街上的秩序。武昌街上那场乱斗之后，为把秩序与纪律恢复起来，黎元洪将军令官兵、尤其新兵不得在街上游荡，不得无令离营。他禁止未奉指示搜人家的屋，令编成营卫以维军纪，又令派演说的人向兵讲革命的道理。

「敢死」的军誓是武昌创出来的，此后在报上很出了名。一标炮兵立志为共和这桩事舍命，便得了赏钱。接着编了探子，又悬赏擒拿背主的人与敌人。凡一队兵能夺一艘炮舰的，每人得五十镑。凡拿住总督瑞澂或湖北提督张彪将军的，得一百镑。凡兵阵亡者，其家得一百镑。

在这些布告的激励之下，共和军的人数涨了三倍还多，一直涨到总司令宣布他所要的兵已经够了。《大汉报》说他给老兵一概加了倍饷，好让他们寄钱回家。女兵的念头以它中国古时的形式生了根，武昌一位泰鲁瓦涅般的女学生提议编一标女兵。黎元洪将军的夫人黎夫人是妇女共和运动的中心，正在筹办红十字会的事。她要去汉口与汉阳的红十字会站上看。黎元洪将军亲自检阅共和军，查纪律、重立军法之庭。兵忙着办粮台、做旗，又把旧火药厂开了起来造火药。粮价涨了。肉买不到，蛋比平常市价贵四倍还多，鱼与鸡也照这个比例，萝卜更不必说。这叫黎元洪将军极为挂心，因为革命的筹款要成功，他靠的是工商正常地转下去。他自己做过粮台官，从前替武昌的军队采买时，人称「不肯受贿的人」。报上登着关于他的这一段故事：

「您好像不熟这地方的规矩，」一个同他打交道的商人说。「照例，」那人接着说，「是要给军中采买的人一点佣钱的。」

「我不要贿，」黎说，「我到你这一家铺子来，正因为别家总要塞『陋规』给我。」

新政府在它的编制里认了报界一席。有一位主笔先做了汉口共和总部的首领，随后升为那里的道台、也就是最高的文职官。报人们得了黎将军准许剪辫。他们在三城里开了这个风气，同时穿起洋装。剪辫随后被兵张扬地接了过去；而十月二十二日是很值得记的一天——那天在自家的清静里，家里的剃头匠把这位总司令兼首领的辫子剪掉了。剪辫在共和这里于是得了官准。

起事之后清早金星出现，把平民百姓深深地震住了，当作新中国的一个兆。另一个兆是起事那一夜看见的月虹。如今随着他们首领的辫子落地，又来了一场日蚀。要叫百姓信这场革命运动的分量，神秘与超出常理的东西比战争带来的饥荒、死亡与毁坏更有力量；而后者其实只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夸大，意思无非是「凶煞」一时压过了「吉神」。

百姓尝出了放血与抢掠的味道，正在猎满洲人。他们不等满洲人腾出屋子，便像猎野兽一样把他们搜出来。那些被弃的宅子有些极大，多到二三百间，正被军务部与新招的兵占住。有一所宅子里，一间别无他物的空房里发现了八具尸首，三男五女，都是吊颈挂在梁上。他们宁可自尽，也不落到革命党手里。头一场屠杀里逃过的满洲人，正等着机会溜走。知府衙门里一个满洲人希康装作挑水夫想逃出武昌，他的妻子坐一顶寻常的轿子跟着。革命党的报纸说，他们刚出城便被巡队发现，当即处死。仓场衙门里一个名叫忠山的人逃了，那些被他躲过、心里愤然的百姓咒他从前刻薄农户，便报复地把他留下的儿子斩了首。

「教会学堂里的满洲孩子，有几个是自家人里仅剩的活口了，」汉口的《华中邮报》说。「昨天有两个满洲人在歆生路上被杀，就在我们馆里窗子望得见的地方。他们原住在武昌的客栈里，从那里逃出来，可在这里被人认出，当下便被了结，其中一个的头被挑在路灯柱上。」武昌陷落之后没能渡过扬子江的满洲兵逃进乡下，乡民成千地聚起来追他们。这些兵为命奔逃，不久弹药用尽，或被打死，或改装逃脱。武昌城外一个县的知县先把家眷送走，然后自己装成乡下人，剃了胡子换了衣裳。他被团练拿住，送到武昌去。

剪辫的风气给这些野蛮行径添了势，于是黎元洪将军不得不发一道告示，声明灭尽满洲人并不在革命的纲目里头。革命党只是要使满洲人无权无势，好立起共和。有一个被当作满洲人的人以在井里下毒的罪名被杀。照一位中国记者说，他的尸首被分成四块，在街上示众。等到两个中国人在下井毒时被拿住，革命党才发觉满洲人不是他们唯一的仇敌。这两个嫌犯被指身上有毒药包，斩了首。街上派了人敲锣喊叫，警告百姓不要喝井水。

百姓饿着，黎元洪将军有两个难题：钱与米。他把一切公款没了，把铸币局重开了，又在发共和的纸币。他把国家政府的钞票以及各银行的票都定为合法。三城的银行都因挤兑关了门，他便从缴获的银锭里拨款借给它们，准它们重开、把生意复起来。可因为生意停滞、新兵又加多，他弄不到足够的米，正派人到产米之地劝百姓照旧把米船开到武昌来。有代表来递外围各城归顺的表示，军中便派了委员随他们回去，为兵弄米。米船在江岸上卸货的传闻遍城都在传。革命党被引得去搜江上的船，指望搜出可以没收的私米。至少他们搜出了通敌的把柄，下面这段报上的话可见：「逆党冯绍洲的小轮及其街上产业已经没收。起事以来，他屡次用他的小轮替满洲人运米运煤。」

在蛇山炮位的护持之下——那炮位把帝制的舰队挡在远处——革命党继续组织他们的政府。黎元洪将军发告示废厘金；厘金是中国最惹人厌的税项之一，本国与外国的商人都受其扰。除盐、烟、酒、鸦片之外一概豁免。地丁免征六个月。他告诫百姓不要造那些「灰兵之气」的谣，比方说北方有大军开来。他的告示晓谕百姓：北方人有一半是极爱国的，是赞成革命的，不必怕。可以指望他们宣布赞成共和这桩事，并加入弹压满洲人、复兴汉人的权柄。凡拿住传谣的人，即按军法从速办理。他听说有军官与兵被人在娼寮里看见，而他们本该卧薪尝胆，好不忘中国的境况。当此之时，放纵便是革命之亡；一切军官都要以此为戒，严行禁绝这类事。

革命党在他们的安稳与忙碌里并没有忘掉对手，关于对手他们听到种种说法。「张彪将军左肩被子弹伤了，恼得病重，恐要因此而死，不进饮食。」「萨提督正深思黎将军给他的信，料他不久就要公然宣布归向革命。」汉阳铁厂关了，报界听说是「因为它是盛宣怀的产业，而这个人该被剁成万段」。他们又听说：随端方的湖北兵得了武昌的消息，便宣布四川独立，杀了端方，一路回来还在取城，料着不久就到。他们没提端方的头——那头正由他的亲兵带着。

事情在武昌很早就提到了孙中山；他的弟弟孙武在那里被推做谘议局议长，接汤化龙的任，而汤化龙已被推为湖北的民政长官。孙中山在这片地面上头一次现身——他仿佛把弟弟安在了一处要紧的哨位上——那是革命的光明天使的现身。在那些穷得叮当响的共和党人的想象里，他带着四十万镑与十七艘军舰，不久就要到武昌。可实际的情形是：武昌、汉口、汉阳三处的民政既已办起，革命党开始为帝制派在做什么而不安了。

张彪将军被朝廷革职、又奉令速行严剿革命党之后，便顺从地着手办这桩事。他自称带着约二千人从武昌走脱。他在汉口稍下头的七里沟扎了营，同那些炮舰与中国巡洋舰楚豫在一处。革命党的炮在武昌蛇山上，控着江的上段以及它同汉阳、汉口的交通。帝制的军舰上不了汉口以上，可能从下头支援张彪将军与北方的帝制军。革命党请准派一千五百人穿过外国租界，因为那里有铺好的路，可外国领事不许；他们只好沿着铁路的路基往七里沟开。

十月十五日，张彪将军宣布他在十公里处有四千五百兵；他把人马移到那里去迎革命党。十月十六日，萨镇冰提督带着旗舰到了，来统率那些要助收复三城的巡洋舰与炮舰。江里泊着四艘英国、两艘美国、两艘德国、一艘日本的军舰，都停在汉口外国租界对面。十月十七日又到了两艘英国船与一艘德国船。日本与英国的两位提督川岛与温斯洛都在。

黎元洪将军给汉口的外国领事送去告知，说他要攻帝制派；十月十八日趁清早他便攻了。武昌一边一处暗炮台先向萨提督的舰队开炮，掩护步兵朝十公里处推进。步兵有五尊野炮助阵。炮舰还击那暗炮台，陆战一开便住了。

「十公里之战」开了头。上午九点半，死伤一百；战事歇到下午两点半，革命党从武昌到的援兵里推出一千步兵，其中有另外九尊野炮。帝制派的陆军大臣荫昌将军到了铁路上四十英里处的孝感，派了五列车的兵到十公里处；下午五点，革命党正朝通汉口租界的跑马场路退。他们带走一百五十名伤者，撂下五十具尸首。沿汉口铁路被炮弹点着的房屋一直烧到晚八点半。黎元洪将军发了一纸通告，宣称大「胜」。凭这一胜，他把悬在他从前同僚、如今对手张彪将军头上的赏格提到五千两。张彪将军安安静静歇在七里沟他的小轮上，说除非北京的援兵到，他并不打算再战。

十月十九日，革命党从武昌添了三千人，回头再攻十公里处。傍晚帝制派退了，沿铁路往上撤，把弹药与装具撒了一路路基。下午六点，得胜的革命党由他们的将军领着、随着武昌督署的军乐队，回汉口去，他们的兵占了战场。

这两天的仗从租界一处外国窗子里所看见的一切，由一位看得入神的旁观者记下了。他看见军队走过去，随后二十五名伤者被送进伦敦会医院；一群叛党的苦力毁了涵洞桥；一列载着帝制派的车开到桥边，军官从车头下来，看了看又退了回去；此后那群苦力接着毁。

帝制派人数很多；将近三点，这位旁观者看见叛党推进，车上的帝制派退到十公里处后头去。革命党的喊声比枪声还响，只听得见十来响枪。这几响是朝那车打的；大批革命党沿铁路路基推进。他们朝前头华界的南边打枪，中国巡洋舰三发炮弹把他们赶开了。他们把那尊小野炮丢在路基上，那炮在那里待了一阵便不见了，或是被毁了或是被夺回去了。中国巡洋舰一发炮弹落在跑马厅场地上射鸽的塔子近处，在塔上指挥的革命党军官赶紧下来。只有两发擦到那架子。到下午五点，革命党的兵看来被巡洋舰的炮火彻底吓住了，正拼命地退。有一匹马没了骑手。他们退到跑马场路，此后就在这位记述者视线之外了。陆上的帝制派始终没有开枪。

十月十九日，这位旁观者看见十公里处车站这一边有一小撮帝制派。几位革命党军官又上了跑马厅射鸽的塔子。叛党正从北边急步绕过去。除了帝制派哨位几响枪，并没有开火。下午一点十分，巡洋舰在江里运动。革命党的兵后头跟着大批苦力。一头骡子拉着一尊野炮出现在铁路路基上。巡洋舰往下开到七里沟去了。静了二十分钟之后，革命党朝帝制派的阵地打了三发炮弹，一队革命党兵沿铁路推进。看得见帝制派约三十顶土黄的帐篷。巡洋舰还在江的更下头。两点，革命党派苦力到十公里处车站去探，发觉没有人，兵便推上去，把帝制派的帐篷搬走，大批回到汉口。

这就是「十公里之战」。它像美国，它像俄国，而更像中国。另一位外国旁观者说，帝制派打出、又误落在德国租界里的一发炮弹是木头做的；革命党的报纸则报称「在刘家庙从帝制派缴获的枪弹与子弹是木头的」。「这正叫人想起甲午之战那段故事，」报上说，「分明是某位大官找到了一个肯照钢价供木弹、然后对半分差价的承包人。」瞧，这就是康涅狄格木豆蔻的中国版本。

外国租界与江上正忙。十月十八日来了一艘德国鱼雷艇，载着德国海军中将冯·克罗西克；又有德国与英国的军舰陆续到。英国有一艘船「布里托玛特」号往江下头去做无线电报的中继，而无线电报是外界得知中国工业生命与革命的心腹中枢里正出什么事的唯一来源。另有一艘往上开到宜昌去，那里已被革命党占了。

把对手头上的赏格提高之后，黎元洪两天里只以一件事为满足：使江上外国商船撤下中国帝国的旗——那些船长应了在汉口期间不挂帝制派的旗。

枪炮到十月二十二日才重开，可整日不停，海陆两军都参了战。这在外国租界的旁观者看来，算「毫无惊人的进展」。事情动得不够快，叫外国的看客不满，他们讥笑自己所受招待的这一路战法。「今天下午我下到十公里处车站去了，」一位看景的人说，「发觉叛党在筑它北边的工事。他们人很多，正从武昌运过大批弹药来。北方人若肯打，我们想叛党要被彻底打回去。他们是一伙杂色之众。」

十月二十七日，帝制派的陆军此时由荫昌将军从孝感指挥。他们正预备取汉口，而这场叛乱唯一的一战开了头。

十月十九日讥笑「十公里之战」的那位旁观者，听说两天的伤亡估有二千。可那无疑是夸大。黎元洪将军因他的兵在十公里之战里打得没有编制，已下令把他们管得更严；如今其效验连从外国租界都看得出来。站在外国医院窗子里的那位旁观者，看见革命军里苦力出身的新兵沿着铁路线往上挣，同帝制派的机枪打。他们的努力无用，可是坚决。有一个人走到一棵树后头往枪里压一夹子弹，压好便往前走，跪下，从容瞄准打一枪，再往前。人人都这样，把这套打法一遍遍重来，直到被打倒。人人迟早都在机枪前头倒下，可这并不使后头的人退却。革命党在对帝制派的阵地做一场决死的攻击。

在帝制派的军官看来，这就像一场屠杀。它叫北方军尝了一回可怕的血味。「早上天没亮，」一位帝制派的统领说，「报称革命党推进。天亮起来，我们用望远镜能看清他们散散落落成行地过来，我估约有一千五百人。我只有约八百人，可除了步枪我们有机枪。敌人一直是那散散落落的行列；他扛旗的人一进步枪射程，我便调上十来个我们的快枪手。等那些行列进到好打的距离，我便令快枪手把扛旗的打掉——那人在一面白色洋布的宽幡下头看得分明，幡上写着共和军的字样。那人倒了，旗被另一个接过去。他也倒了；这样反复，直到那面旗底下死了八个人。叛党的行列在收拢，我便把机枪推上前。到这时候叛党靠得太近了，除了把他们割倒没别的可做。他们那支人马被抹掉了。」

革命党的进攻有武昌炮台助阵，炮台轰那些炮舰。打得离租界这样近，外国人的家眷都被移到江下头稳当的地方去。帝制派把车站夺了又丢了，因为革命党密着阵形不顾死活地推进，一面喊、一面对着机枪乱打。十月二十八日下午革命党把车站丢给帝制派，到十月二十九日帝制派还守着。

推进了十公里之后，统率帝制派左翼的冯国璋将军已把革命党的右翼包了过去，正预备进汉口。他死了四十人、伤了一百五十人，可把革命党在十公里处全部营帐、辎重连军械都缴了。

帝制派称第一天缴了三十尊炮、使革命党损了四百人。革命党的损失则说是死五百人、伤一千五百人，另有俘囚与十五尊野炮。

帝制派进了汉口。革命党攻了半个钟头，同时从屋顶上做了一番勇敢的抵抗。这仗是一边倒的，乌合的革命军被受过训练的帝制军逼到了走投无路。火起来了，或是炮弹爆开点的，或是放火的人点的；汉口开始烧。

十月三十日整日，这仗打得胜负难明。革命党从汉水那边汉阳的根据地做了一次强攻，可丢了三尊野炮。他们败着，却做出决死的抵抗。他们十月三十一日的损失不下于死一千人、伤三千人。帝制派的损失如何，旁观的人一个也查不出来。革命党从人家稠密的屋子里借掩护打他们的人，他们侵入汉口时又挨了最后那几下带刺的打击；他们被激得恼了，便开始烧。火处处冒起来；十月最后一天将尽时，大火到了顶——这城的三分之二成了灰。有三天，街上的厮杀与屠戮同火焰一同猛烈。这是一片焚烧、抢掠与杀人的狂乱景象，而做的都是中国人自己：一面是战争状态所能放出来吃人的最坏那些成分，一面是两支相争的军队的兵。两边的兵都杀俘囚与伤者，野蛮战争里的一切暴行都做了。

「英国租界那一头眼下是一片奇景，」一位英国旁观者写道。「兵与百姓在抢那座注定要毁的城，百姓带着抢来的东西往租界这边走。在这里，依我们已宣布的中立，抢掠的人得把赃交出来，除非能证明手里的东西是他有权的。」水兵充巡捕、传教士充通译主持这桩事；从抢来的东西堆积成山、一车一车运到巡捕房候令，可见他们之勤。「烧这座城是魔鬼干的事，不是人干的。……百姓，至少有几千人，是留下的，以为不会有事。」

「抢来的东西正一伙一伙被运出城，」另一位说。「钱庄与当铺被抢得最凶。……一整夜这城是一片红光。那光把武昌照得连房子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是可怕的景象；可是唉！可怜的百姓。殷实的商人连家眷从烧着的城里逃出来，又无处可逃。他们在路上坐下，就那么哭出来。这一切惨得说不出话。『我们能往哪儿去？』他们问，而我们说不出一个地方。」

下篇

「十公里之战」之后，死伤的名册显出并没有真打过。帝制派只是想把革命党从外国租界那边引开、引到军舰打得着的地面上去。革命党那一头，则一直待在外国租界与他们自己在汉阳的炮的掩护之下。也许他们觉出了自己军事上的弱，又被头几回的尝试弄得没了气。总之，他们求于计谋了。看清了张彪将军与萨提督想把他们诱进埋伏之后，他们试着把萨提督拉过来。三城的学生革命党给他写了一封信，末了这样恳求：「因此，提督，我们求诸您宽大的同情与智慧，为四亿人的安全与福祉、为中国人自由的生长与发展而请命；中国人若得自由，必能有一份了不得的贡献，去丰富全世界的文明。您若肯把炮舰与巡洋舰上的武装卸了、开上汉口来，这三城的百姓都要欢欣若狂地迎您，以极大的敬意待您。」

这场叛乱的成功要靠劝服。它正是这样自己走出路来的，由它首领黎元洪将军的劝服领着。他先前已给帝制派的萨提督写过一信，汉口之战前夜他又送去一封，信里说：

「吾师：前书当已达钧座。然未得钧命，心甚不安。此次晚辈出而为众人之首，实出于不得已；谨请详陈于左。武昌起事之时，晚辈所统各队尽皆他往，独留晚辈于空营，绝无守御之具。革命军既逐瑞澂出城，即至晚辈营中，围而搜之。晚辈已换着便服，匿于后房，为其搜出拿住，且被责以不爱国。四周皆手枪长枪，晚辈稍有拒抗之意，头与身必分家；故不得不权宜应其所求。吾师素知晚辈处事谨慎，必大讶晚辈临变何以如此。虽已视事数日，晚辈仍不敢轻动，因未知同胞真实之心、合力之厚、成功之机。倘轻率妄动，恐致大祸，使我辈陷于混乱，不但不能雪汉族之辱，且将增其危殆。今统军八日，乃知我辈皆同一心，于共同之敌怀同一仇恨。

「昔武王有言：『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今同一心者，我辈已逾三万；而各省之士人——多曾在日本与西国专门学堂肄业者——世代清白之士绅，有实用之学与丰富之阅历，以及本省之官吏、士绅与他人，仍陆续来归。

「故我辈初开外交之时，列强已认我为交战之一方，并宣布中立。而革命军亦谨守分寸，不伤外人及任何私人之财物。此非独中国史上之新事，即于任何国家之革命党，在文明上亦少能致此。

「由此可断：清之国运必已衰，必不能任贤用勇，以致四方明达才智之士纷纷归我旗下。此岂可独归于晚辈一人之力？即以昨日一战为例：兵各自为战，不待催督而奋勇前趋；助我空手而战、毁我铁轨之汉族兄弟，多不可数；连妇人与小儿亦携饼与茶来赠。此等动人之景，一说即足以激人之英气。谁人无肝胆？谁人无热诚？谁人非黄帝之裔？彼等岂肯甘为满人之奴而害其兄弟？晚辈既知此、又深信将来大有可为，乃与我军誓而宣告：复汉族之土，废寡头之政，立中华共和，保世界之平。

「故此数日之内，我辈已明告列强、并遍告各省兄弟，劝各省自行宣布独立，以备终归合一，并于日后择定之地公举大总统以治我辈。兄弟迎此宣告之欢声，恳切雄壮，震动天地。故一战之间，敌人被杀者数百。今汉之复兴与满之败亡久已有兆，人人可知，非独智者能知。晚辈自己能揣度爱国者之微情，全赖吾师之教。

「此次武昌之起，据晚辈所察、亦可向吾师保证，实是真正之爆发，非他种革命运动可比。数小时之内，我辈幸而复得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汉口〕之地，其中有兵工厂、军械库、铁厂、棉纺织厂、麻厂与丝厂。此三镇于商于政皆全国之中枢；而当此交通之世，一国之都当立于此，方可与伦敦、柏林、巴黎、圣彼得堡或华盛顿相比。

「又闻秋操之中满汉兵已相争相斗。若此事为真，则天意如此；人谋何能有济？元洪〔晚辈自称〕虽曾受钧座之教，然学识浅薄，不能负此重任；已告同胞，将请吾师担起他们所求于晚辈之责；晚辈甚且要登吾师之舰，恳请吾师俯允。

「古人论谢安尝曰：『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今兄弟以万口而一声曰：吾师不出，我四亿兄弟之命将如何？

「以今日事势观之，吾师但肯出而救四亿兄弟，则我爱国之旗一到，山谷立即改色。以四亿而与满族数千相抗；以初萌之共和国民而与将终其运之清朝相对；晚辈敢说：华盛顿曾费八年血战以新美国，而吾师但肯一出，不过八个月便可见中华共和之旗飘在亚洲的图上。

「师最知其徒，徒亦最知其师。元洪虽不足道，却不肯为旗人之奴；然这并不碍他做一位伟大心胸之徒。

「汤与武〔分别在桀王与纣王之世的两位诸侯〕救民之后，皆自为王。吾师必不肯让华盛顿独占救民之美名。晚辈非以私意求吾师救我四亿兄弟之命。满与汉之生死，全悬于吾师一身。箕子之事实可效法，晚辈已再三思之。不然，众兄弟将以吾师为逆众心之人，将以满人之奴待之，届时连元洪亦不能禁他们下手。

「吾师若不以晚辈为非，望赐指示；晚辈当奉命率我汉族兄弟出城郊迎我英雄之来。」

萨提督对黎将军这封信没有别的话说，只说自己是奉袁世凯之命的。袁世凯是湖南、湖北（湖广两省）的总督，统着那一带全部军队。黎元洪那些「杂色」的兵又在七里沟与十公里处之间进攻；十月二十七日，萨提督又把炮转向从汉口推来的革命党。随后萨提督对黎将军有了一个亲手的回答，他把这事同外国领事说了。他告知他们：次日下午三点（十月二十八日）他要轰武昌，也就是叛党统帅的京城与总部。他守了约，轰武昌轰了五十八分钟。这就是「师」答「徒」。

黎将军对他的「师」萨提督也备好了一个反答。萨提督告知在汉口的外国领事——也就是那些「联军」——他要轰革命党的京城时，黎将军告知他们：他已被拥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收到别省的报告，显出这桩事不靠军事的征取也在往前走——它是沿道义的路线打出来的。「安徽省的兵变了，正要来投他。」「帝制派炮舰的水兵变了，正转向共和一边；武昌已派代表去向那些水兵说明眼下这场运动。」「所有炮舰都缺煤，水兵在逃走。余下的扬言若不得饷便要杀他们的官。」

南边紧邻的湖南省在长沙「宣布独立」，巡抚也加了进去；那里的军政府电告黎元洪说「与他同心兴汉灭满」。它请给枪、弹药与一些钱，却要回送米与炭。这新的秩序使汉口的百姓安了心，那里的洋人对共和的作风颇为心服，尤其是它对洋人、对普通士兵那份一丝不苟的顾念。「武昌一位军官每天到汉口的〔外国〕医院来问近日作战受伤那些人的情形。」「体恤普通士兵在中国人中间算是一件新事，」外国的报纸说。

中国出了一位大总统，这引起了人对这武昌以及聚在那里的谋事者的好奇。从涌到那里去的革命新兵、代表、逐利的武人与谋事者中间，造出了一个议事会、也就是「参议院」；它的议员除了革命的母省湖北之外，代表着另外十省。福建、陕西、江西三省反了。凤山将军在广州被刺，广州的革命党声称广州已备好加入这桩事。共和成了一件手里抓得住的东西。武昌的「参议院」称持有十一省「军政府」的凭信，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推举」黎元洪为大总统。

十四炮火下的外国租界

「他们都往外国租界这边来了，还有一大群坏人。一发炮弹在我们厨房旁边栈房的顶上炸开——那响声可怕得很。」

汉口是全中国唯一一处外国人被夹在相争的两支中国军队阵线之间的地方。孩子与大半妇人已被送往上海，可男人留下了，编了一支义勇队护产。

十月十一日总督瑞澂警告他们说若遭攻击他无力保护时，他们傍晚六点便上了巡；此后便同江里泊着的外国军舰放下来的海军陆战队的防守之力合在一处。

外国人局限在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里，自汉口华界东头沿扬子江铺开。租界是中立地面，只许难民与伤者进；从武昌、汉阳、汉口以及别处外围各站来的外国传教士、教员与别的人都到这里来了。从起头那颗炸弹在俄租界里炸开、把共和引进门那一刻起，这片侨居地便在「共和」这出戏里扮了一个惹眼的角色。一边是有军舰巡着的江，另一边是同它西墙平行、成了军队大道的那条从北京来的铁路；南头的汉口被革命党占着，北头是帝制派的营；它就这样被相争两边的军队完全围住了。

十月十一日，扬子江里的外国军舰正往这个场面上开。日本提督川岛坐旗舰「对马」号，是最先到的几艘之一；他官阶最尊，外国领事与海军、义勇队的统领便一同请他统率。他下令把租界置于防守状态，又请江里的中国军舰把炮火限在离租界远的水面上——那几艘船便退到更下游去，算是应了这个请求。

十月十三日，汉口租界有四艘英国、两艘美国、两艘德国、一艘日本的军舰；商船「汉平」号已载着外国妇孺往上海去。十月十四日又到一艘美国炮舰。十月十六日，武昌最后几个外国人退进租界。十月十七日到了两艘德国与一艘英国军舰，十月十八日到了一艘德国鱼雷艇。十月二十日又到一艘德国与一艘英国军舰；外国侨居地前后共有二十二艘军舰护着。他们在设法把通商维持下去。

各国领事与外国难民留意到：那些洋行时不时还在做点「买卖」。十月底，英国炮舰「夜莺」号的军医正在医治帝制派海军统帅萨提督的伤兵；萨提督一直在轰武昌，同时甲板上挨了几发打得颇准的叛党炮弹。岸上的军医与医生把汉口的外国医院一直开着，而那里自十月十八日起弹子便在飞。

水兵、也就是海军陆战队，守着租界的边界，尤其是后头陆战正打着的那一带；他们还拦住了交战双方要放的一场水淹。一个红十字部已在美国人韦利医生之下编成，在汉口循道会开了一处红十字难民所，十一月一日那里已经照护着一百五十名伤者。另有一处英国医院、一处德国医院，又在圣保罗座堂设了一处罗马公教的医院。

主持循道会那处医院的外国医生，夜里在租界过，白天在医院里。汉口被烧的时候他同别人在租界里；可天一亮，一支由十几个医生、义勇队员与传教士组成的救护队上了扬子江岸边一只红十字的小轮，想从水路到医院去。进了汉水，他们发觉汉阳那一边满是革命党。他们的船不久便被拦下，不许再往前。子弹在呼啸，救护队听得见附近有一挺速射炮在响，那一带笼在烟里。医院、连同一所由教会照护的盲童学校，几乎正在炮火的方向上，被隔断了。

革命党正从汉口撤往汉阳，外国人在等着看这城的北头与南头是不是也要像中段那样烧掉。

十一月三日，如今被围住的这片外国侨居地目睹了汉口被劫掠与毁坏的惨状，对局面看得十分严重了。有人提议交战双方该挪开身子，到一个稳当的距离上去把他们的争端打完。有些外国人被指对革命党同情过甚，遭了尖刻的批评；有人以为那对外国人日后的处境有危险。如今来了那种现象——一群心思与性情彼此不合的杂色外国人在不正常的境况里聚在一处狭窄地方，必然会出的现象，叫人想起一九〇〇年北京使馆被围时性情的相撞。这些便是个人怪癖的相撞、国族偏见的相撞、平民对军人所加于他们的境况的抗议，以及教会中人与在俗之人之间那份宿怨。

这片侨居地此时电报断了，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它的红十字旗被帝制派与革命党两边都打过。这些事有一样有意思的作用：它指出红十字旗就是租界的旗、是一切国籍的旗，又在构成这片侨居地的那些本来不相合的成分里激起了彼此效忠之意。

「这一路打得凶得可怕，」被围的一位写道。「两边都不收俘囚，伤者往往就躺在那里被杀；可疑的人被拿住，说不清自己便当即斩首。」在那座注定要毁的华界里做事的红十字义勇队员带出抢掠与强奸的报告，说如今看来对外国人也不安全了。中国的红十字工作人员有一个被步枪子弹重伤。飞来之物正进租界。一发炮弹落在英租界罗马公教的院子里，穿透一棵树，轰然炸开，把屋墙溅满碎片。炮弹一大块进了卧房的窗板，从一位正睡着的罗马公教神父的床底下横过去，撞到那边的墙又弹回房子中间。怡和洋行门前有一个中国人受伤。日本汽船会社的栈房烧了，损失五十万两。从租界派出的探路队带回来的故事，可以叫人领会租界边界上正在出的事。

中国人带着抢来的东西从华界出来时显出的那股劲，把任何说他们懒的指摘都驳倒了。本来饿得干瘦的苦力到了这里，身上穿着绸子，背上叠了那么多好衣裳，看着壮实得像是一向就是有钱的买办。「乞丐穿着绸袍在街上走，却忘了换他那双破鞋，」《华中邮报》一位记者说。

在帝制派兵守着的当铺前头，抢掠的人彼此推挤要挤进去，或是忙着从出来的人身上偷。「官来了！」一个男孩喊道，兵便朝对面房子的顶上放了一排枪。一个军官上来，夸了兵把抢掠的人拦得好，便走了。那地方又挤满了他们。

在租界的进口上，被租界巡捕征来的赃物堆得一天大过一天。棉布、绸子、皮货堆成「灿烂的一堆」，《华中邮报》接着说，「颜色耀眼得叫约瑟的彩衣也成了一件暗色的袍」。衣裳各色各样都有，从乡下人的蓝布到绣金的绸缎戏装。

有一个抢掠的人编了一套说得过去的话，说自己是某间铺子的主人，便被准许运走三车货。半个钟头之后他带着四辆空车又从这地方过去，往城里进。这一回他回来时已成了五家铺子的主人，做的买卖「从烟叶到虎皮都有」；巡捕觉得该把他收进来、把他所征的东西没了。有一个抢掠的人带着两箱猪鬃——中国常见的一样出口货——到租界上来，要上一条出港的轮船。一查，里头装的是绸子与别的抢来的贵重物件。抢掠的人衣裳里塞满贵重东西来了，租界的巡捕便拿摇他们的俘囚取乐，从他们身上摇出整匹的绸、整卷的绒、雕件或好钟来。

租界外头，中国人待抢掠的人并不总像租界巡捕这样体恤。有三个抢掠的人在火车站被帝制派的兵拿住，被逼着穿上他们偷的衣裳，然后枪决了。另有些人傍晚被拿住，绑在电线杆上等刽子手来。一个被当作探子的人在帝制派营里被拿住，吊起来任兵用刺刀扎，随后被石头砸死。

冯国璋将军是帝制派的统帅，从十公里处指挥他的兵力。黄兴将军——一位有名的谋事者与革命家，十一月五日到武昌——被派为大总统黎元洪将军之下的总司令，日后在民国里大有名声。他的兵在汉口有哨位，实际上是在守汉水的河岸。炮战是在汉阳的龟山与租界后头的跑马场之间打的。

租界里外国人整个的生活如今成了一桩事：救他们四周中国人的困苦。他们向外求援，上海拨款应了他们的恳求。六日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邮局被一发炮弹打中；那弹穿了两道厚墙，嵌在第三道里，可没有炸。不过本地的邮务人员并没有因此不回去做他们的活——他们在分那两百万封在这场惊慌里积下来的本地信件。

英租界的义勇队发觉自己的差使「并非闲职」；因为他们的租界紧接华界，中国难民的压力是他们首当其冲。德国与法国的义勇队时不时来替他们的班。「他们干得极出色，」《华中邮报》那位赏识他们的主笔像长辈一般评道。

十一月七日这一天的事，是大总统黎元洪将军的夫人到红十字各医院去看；她给伤者——革命党与帝制派一样——每人送花、两个橘子与两元钱（银元），又说几句和气话。「有一个北方兵抗说自己不能受这份礼，因为他是替对面打的。有人提醒他大家都是弟兄，他便受了礼，说：『这份好意叫我心里很不好受。』」

大总统黎元洪将军一直稳稳留在武昌等黄兴到、要派他做将军、要把大总统之下最高的兵权授给他；这中间他在汉口与汉阳的兵一直在没有称职首领的情形下打着。他面前还有给自己军队办粮的难题，可各样供给正在进来。埃及终于有粮了：大总统黎元洪将军能拨一千六百担米与一万元（银元）给红十字会，供汉口各医院之用，又能卖给外国侨居地。他没有被饿出他京城的危险；可汉口城下那一败连丢了三十尊炮，把他的防守弄弱了。

湖南的援兵一船一船地到。他们从长沙坐小轮与帆船来。从汉口外国租界起往江下头一英里半，帝制派每隔不远便摆了炮位，控着江面。大总统黎元洪将军正在武昌筑炮位，把老式的光膛前膛炮架上去。他有些炮一直在朝汉口打、偶尔把一发炮弹落进租界里，用的是黑火药，那是他十月中重开的火药厂造出来的。

黎元洪将军给萨提督的信里说，共和劝各省自行宣布独立。合一是将来的事。照这个说法，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其说是把朝廷的军力打败，不如说是把它的财源切断。因此，汉口陷落之后帝制派的兵在他对面的水边出现时，他便以一道「湖北军都督告北方士兵」的告示请他们投到共和这边来：

「一、先在受降之处江中泊船数只。

「二、北军兄弟有与我辈同心者，请到江岸举手为号，即有小船前来迎接。

「三、凡欲投诚者，须弃其军械。

「四、投诚之北军兄弟，安置于特备之房舍，供其饮食；事定之后，按各人之长短任用。

「五、若有人愿回家乡者，其路费由本军发给。

「黄帝四六〇九年九月十六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六日）」

这道告示里没有提从前给投诚者预支五十元（银元）的事，可见帝制派的兵是因着别的缘故在投过来，无须再出特别的引诱。汉口外国租界洞庭街上，一个投诚的帝制派兵为命奔逃，在这里找到了庇护，正把他的号衣脱下来。帝制派的军官到租界上来寻红布，要做臂条，表示自己不同革命党打；那分明是要拿来当投诚的记号，好在方便的时候过到革命党阵线里去。

大总统黎元洪将军在武昌备了一家客栈与别的房子，用来接投诚的人。有个京汉铁路的火车司机从孝感逃出来到了那里，说北方的兵对火车极不通，既没煤又没水还硬要走，又不许司机添。他们把他绑在车头上，他才想法子逃脱。「他们总在往北边打电报要钱要粮，」他说。

有四十名官员到大总统备下的受降之所投效，都得了差事。有几百名「敢死」之士出来了，「前后共有二千余人投效」。

军队多得叫外国看客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杀掉一个共和党人，立刻就长出更多的来顶他的位子。这个意思已被民国别处一幅漫画表了出来，画的是革命党人之死就是革命之不死。军队一概不见辫子；共和的报纸说大总统黎元洪将军已下令：凡出入城者必得剪辫；又说城里有一伙学生带着快刀到处走，不问辫子的主人愿不愿都把辫子剪掉。头一剃光，这没辫子的头很快就找到了一顶洋帽或洋便帽。

从湖南坐小轮与帆船送来的兵人数多而惹眼，因为他们缠着包头，又因为他们受过训练、有纪律。他们被分在京城与姊妹城汉阳两处。黄兴是大总统黎元洪将军之下的兵权之长；他到的那天，人看见他领着二十名兵的护卫骑马穿过武昌。「他外面的样子，」一位旁观者写道，「并不特别好看。他穿着军服，骑在一副老式木鞍上，眼上罩着有色眼镜，嘴里一支大雪茄。」他一到，兵的气已经壮了。

十一月五日与十一月七日两夜，从汉阳来的几队革命党穿过几乎已成废墟的汉口城，搜寻可能在那里抢掠或藏身的帝制派。头一夜他们拿住一百多名，带到武昌去了械。他们在街巷里撂下不少被杀的。十一月六日他们斩了许多抢掠的人的首，把头系在杆子上，杆上还挂着那人抢来的东西。

共和京城的城墙外头，除了北门外不停操练新兵，看不出什么异样。农人在田里做活。城里头有些猜疑，可除了探子与在井里下毒的人便无所惧。除挑粮挑水的，进城门都得有凭照。因为武昌比较安静，有些传教士回了那里自己的站上，可他们在革命的眼光里同中国人差不多是一样看待，也一样受查问、甚至受疑忌。通商是处处帮忙的。各集都开着，大批新鲜的供给正在进来，有米、盐、鱼、果子与菜蔬。大总统黎元洪将军的名字在人人口里。关于他，处处听到的一句见证是：「他好〔他是个好人〕，他爱百姓。」他对百姓的影响必定不小，因为那影响在他们的生活上显了出来。「人人，」我们那位外国旁观者说，「从将军到普通士兵，每日靠二百五十文或更少过日子，正在修那简朴的生活。」

十五黎元洪的笔

到十一月十日，从帝制军里投诚过来到武昌的已有八百至九百人。江那边尽是灾祸，而从四围各省来了这些给黎元洪将军鼓气的电报：

「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致黎大都督：

「远望公之爱国之旗，谨致贺意。十一月九日我辈亦举其旗，全省与我同举——临安府与大理府的驻军亦然——虽本省尚有多处消息来得迟缓。望公示知别省此事进展之状，并湖北情形如何。」

四围各地都在向大总统黎元洪将军求主意、求指示，问如何同他协力。贵州省指望北上。它的军政府都督杨汉电称贵州已宣布独立，并已派袁代表赴武昌代表该省，意在北上。

四川问武昌一带战事如何。

那里的战事并不像四川那样顺。大总统黎元洪将军在守，只是勉持其局。帝制派正想渡汉水，好包他的左翼、把他的人赶出汉阳。在革命党龟山炮的射程之内这是办不到的，可他们终究要在黑山以北办成。革命党把兵工厂开得昼夜不停，称那里有五百尊以上的炮可用来装备他们的防守。

怎样打败叛党、怎样打败帝制派，是十一月的问题。

发了那几道请帝制派的兵加入革命的告示之后，大总统黎元洪将军又向萨镇冰提督求他加入。这一回萨提督肯回信了，他所说的大意在共和总部被传了出来。照那个说法，他不赞成共和这种政体，因为到此为止只有几个国家采了它。他以为不如把君主之国改成一个完全立宪的政府。据说他还说他认为打得已经够了。

黎元洪将军对此的回信全文录在这里。他说：

「接奉惠函，关于我辈当采何种政体之教，谨表深谢之意。此教足见公满怀救民与改政之愿。

「湖北之革命，只是一份对那有毒的君主之政的心意的表记。我辈一月之前方宣布政体将改共和，而归此事者已逾十省。百姓老幼皆厌满清政府，欣然迎共和之军。领民与领军之人，不得不乘此机会。公所论之题，我辈早已深思。我辈当采何种政体，待中国本部尽归独立之后，将于各省代表之大会上解决。人多信公之意将被采纳；然无论如何，满清政府总要除去。公可放心：眼下这君主之政必亡。公若不来归我，我实要诧异。各省必定尽心迎公。将开之会上，公必有一份大作为。

「公函中言我辈在这几日之战里显了兵力；然我辈可以奉告：我辈同北军之战实不得已，否则他们便要拿住我辈。我辈遗憾地告知公：北军已把汉口城烧了。这使我极不快。然商人们知道作此恶事者非我辈。——望得佳音，云云。

黎元洪。」

十一月七日，泊在七里沟以下阳逻的中国舰队有三艘巡洋舰、三艘炮舰、三艘鱼雷艇。萨提督在等他的上司袁世凯到。出于一个陆上人不懂的缘故——大概是想炸掉铁路桥——有一艘炮舰进了七里沟口，一艘巡洋舰在外头等。它们随后退了出来；此后关于它们没有别的可记，直到有报说那三艘巡洋舰远在下游打着革命党的旗；十一月十二日，余下的军舰全起了锚跟着去了。

萨提督没有看见黎元洪将军又一次指给他的那份荣光，可全舰队里只有他一人始终忠于朝廷。萨提督后来怎样，有一个月成了个疑问。传闻说他是这样向舰队告别的：「我自己不能转到革命党那边去，这场运动于我太大了。可是你们，总得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他随后在江下游某处上了岸，坐商船去了上海。这就是黎元洪那封信唯一的答复。

袁世凯自被从退隐里召回以来，一直想同黎元洪直接接上。被派统率华中一切陆海军之后，他给他写了信，没得到回答。被派做内阁总理大臣、又已往汉口启程——汉口此时在他的兵手里——之后，他又写了一封。他提出赦免并宽宥革命党、为国家立宪政之治、把皇室成员排出高位，以此作议和的底子。黎元洪听说袁世凯有代表要来，十一月八日同共和军务部之长黄兴将军以及统率革命军的诸将商议，一致议决请袁世凯做中国的大总统。

袁世凯派人手递给黎元洪的信如下：

「阁下：前已两次修书，未得回音，不知信是否已达。今依朝旨奉告：已有谕旨颁下，一、往日之罪一概宽赦；二、立宪政之治；三、大赦一切政治之犯；四、宗室不得任高位。

「此数端既许，愚见以为我国之政可以更新、太平可以复回。特此速为奉达，望能筹一法子，使目前之难得以和平解决。

「战事愈早止，百姓与国家愈早得安。若战下去，不论谁胜谁败，不但百姓要亡，国家的财力也要耗尽；若此状久延，事情将弄到国家自身败亡的地步。况且两边的兵都是中国人，受苦的都是中国人。无论这一边或那一边得胜，掏这笔账的总是中国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早已不满于政府，故而退隐，本无再仕之意。此番出山，我唯一的目的是从中调停目前的分歧。且政府今日之悔，为从来所未有。我承认：若非阁下奋勇之举，眼下这些提议断不会有。其功在阁下；而愚见以为，莫如乘此机会，以议和促成朝廷所许之事的实现。我辈至少可以看看朝廷如何行事；若它诚实，我辈便合力尽最大之力去推新政。若它不诚实，我辈仍可商议别的办法；据我所见，要得着我辈所望的全数，断不至于不成。此我之见；望阁下赐一与此相合的回答，使我能奏明朝廷、办理必要之安排。

「至于阁下的同事——皆大才之士——不但不加追究，我且能保他们将被授以高位，以助推行新政。

「朝廷信我是个言可倚的人；阁下亦望能信：我于阁下与阁下的同事断不会背信。我知朝廷另有一道谕旨要发，数日内当达阁下。我因诸多要务不敢稍懈，敬请阁下速由持此书之人手上交我回音。

「谨颂平安康泰。　　袁世凯。」

黎元洪回了。那像是「答苏丹」的回书。所开一切条件一概拒了，反过来劝袁世凯投到革命党营里来，说这一举当即便能了结一切争斗。黎元洪表了革命军诸将的心意，末了说了一句：袁世凯从前的经历如此，再没有哪一个营比这个营更合他；他若过来，便要被立为中华合众国的临时大总统。

这几番往来里袁世凯的代表李厚传，十一月八日经汉口回到他在铁路上滠口的上司那里；次日袁世凯便往北京去了。离这片战地之前，他委了刘承恩与蔡廷干赴武昌，请黎元洪与革命政府派人开一个议和之会。他没有放弃。他下一步的努力由共和的报纸《大汉报》记了下来：

两位代表十一月十一日到武昌，由草湖门进城。「黎将军问他们，」《大汉报》说，「过来的缘故。刘陈述他的意见如下：『眼下独立已由多数省份宣布，主要的权柄如今全握在汉人手里，这使满清政府全然无能为力。可袁世凯既已事满清一朝三世，眼看它覆灭而不伸一手相助，似乎办不到。

「『满清政府已自许要立一部稳固的宪法、废去各种不合理的税捐、给各省安排自己财政之自由。念这些许诺，袁世凯愿各省不要再开战，以此使百姓免于再受苦。

「『至于满清政府，它眼下只像一尊被僧人供着的偶像——只是名义上的主人。再者，我辈近日得警：日、俄两国都已派一位提督来中国，是何意图我辈无从料知；只望阁下趁未太晚把这事彻底想一想，以免中国被瓜分之祸。』

「『唉，你何其荒唐！』黎将军打断他说。『「瓜分」两个字能以何种法子吓住湖北的革命党？不论列强是不是都严守国际公法，他们本不该有任何不当的举动。可万一他们有，终究可以同他们商出一个妥当的了结。我湖北千万兄弟里没有一个不热切、不勇敢，也断不会容满人继续篡我辈对这个国家世世相承之权。反过来说，我中国兄弟若不助成革命，满人有什么可能保得住列强不来「切瓜」？

「『关于袁世凯派二位来的用意，我辈如今已荣幸地得知了。照我辈的推算，我辈敢猜他此时正设计诱各省之将暂不对他宣战、不对他拔刀，好让他有时间从容在各省之间施反间之计，挑起不自然的摩擦以为己利。袁世凯随后便能把军政民政之权抓在手里、施其影响，使他能驱除满人、自称中国的皇帝。唉！这是一条聪明的计，可颇难行得通。他不如立刻用他的各部为革命拿下直隶与河南两省，那么以他的功劳，一个将军的位子必定是他的。这桩大功之后便要公举，而他是个声名很高的人，也许还能望着被举为新中国的大总统。不然，如今再没有别的可说，只有定一个日子决战。

「『至于他事满清三世、又受他们厚恩一节：他还记不记得，溥仪〔宣统皇帝〕将要即位之时，他的头正在肩上晃？眼下中国的大局已经翻过来，我辈料着袁世凯再没有事满清的日子了。况且中国的土地本来是我汉人合法的产业，它可以比作一个被强盗非法占住的家：强盗夺了家产，把丈夫、妻子与儿女都役为奴，又拿他们当管家使。我想连最冷血的东西也不会认这些强盗是自己的恩人。二位先生都是汉的子孙，你们以为我这话如何？』

「听了上面这些话，」《大汉报》接着说，「蔡深深红了脸，一言不发；刘则答道：『阁下所言皆是金玉之语，要把我辈这头睡狮从梦中唤醒；我辈回去必定照样禀报。』

「到这一节上，除两位代表之外在场的人都起了身，严厉责了袁的人品之下、以及两位代表这趟差使之无价值。两位只红着脸默默听着。最后黎将军请两位代表赴宴，又请他们留住一整夜，许他们次日早上以礼送过江去。赴宴的有政府各部的主要人物。两位代表夜里宿在市政公所，次日早上辞去。」

那一天也正是武昌以下的舰队辞别帝国、转归共和的一天。

两位代表带走了黎元洪给袁世凯的信。这信把他对给满清的议和条件的看法又说了一遍，用的话同他答萨提督的信里相似；黎元洪在这信里叫人留意满清政府如何使了种种花招要抓住人心，而这帝国的根基如何仍握在幼稚无知的满人手里。

随后他把话对着人说了：「四亿中国人的产业与性命被区区一撮满人耗掉，阁下难道竟能安然坐视？阁下不是中国人里最有名、最能干的人么？阁下忘了么：阁下被解了北军之统率、政治上的势力被削弱之后，差一点不但被革职、还被杀掉？这一切都是满人妒忌中国人的凭据。

「自湖北独立以来，许多别省都倾心归了这桩事。满清政府已经昏晕过去，再不能凭自己的力气站住。于是它在试那条平了太平之乱的计策——用中国人杀中国人。阁下若肯受这样一桩差使而复出，那便是超乎常人的忍耐了。

「阁下来函力言政体必须立宪。我要回说：当此之世，政体无论君主或共和，终究都得立在立宪之上；而共和与立宪的君主之间差别甚小。新政体的形式将在各省代表之会上定。不论取何种形式，都不会违立宪之义。

「我辈若应了阁下的条件，阁下有何法子逼满清政府履其所许？

「阁下像从前那样退隐自适，于中国无益。

「眼下这场运动的成功，靠的不是人的力量而是天的力量。哪一个人能把四川、江西、安徽、江苏、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山西、陕西都化到共和上去？况且一切炮舰与鱼雷驱逐舰都归了革命。

「除了阁下那支小军，再没有满人的兵力能阻我辈进军北京。

「中国人的复兴与中国主权的保全，全在阁下。阁下若真同情中国人，便该乘此机会带着自己的兵转归共和、去攻北京。阁下若还惦着满清政府可能给的名位荣宠，那么阁下该祈祷革命军快些开到黄河。因为满人一见抵不住革命军的推进，便会把更高的荣宠一概给阁下，好引阁下替他们打。我辈若此时退让，恐怕给阁下的荣宠过几天便要烟消。记着那句谚语：『兔尽狗烹。』阁下的功大得避不开妒忌，阁下的权势又要使阁下常受疑忌。阁下再想退回彰德府是不可能的了。我要提醒阁下：太后〔隆裕太后〕还活着，而她永不会宽恕杀害维新之人这件事。请阁下想一想：阁下同满人之间还有什么情分。我辈同心合力便能把中国人的解放做完，而我辈中没有一个人肯继续在满人治下。

「至于阁下说外国列强可能乘此机会促成中国的瓜分：我辈读了外国报纸许多文章，深信在我辈内战期间他们没有一国会害我辈。

「我辈从一位先生收到的一份无线电报得知，北京大为动荡，小皇帝已逃。此事若真，那么统治的这一族已失了它的体面，再没有权把我辈的土地送给任何外国。

「据报满清政府已把阁下召回。若果如此，我谨献两条供阁下斟酌。一：也许是政府疑阁下之忠，想借召回夺阁下的兵权；若如此，阁下可依军中之例抗此召——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二：北京若真到了危局——我得给阁下讲一段故事。庚子之乱联军入北京时，曾召李鸿章。那是李做皇帝的一个机会。可他执拗，把机会丢了。阁下可以从他的经历里学。

「孟子言保民而王。我只是个武人，懂得不多。我从孟子处学得最多，故我除了保民别无所愿。人都信阁下的阅历与才具远高于我。可我替阁下可惜：阁下非得把事情想得极久才定得下主意。请记着：行仁义之事，我辈永不该迟疑延宕。该做的事要立刻就做。

「这片土上一切弟兄都在等阁下。不要再戴着一副面具对着我。

「我的心意，阁下的代表会再详告阁下。　　黎元洪。」

十六汉阳——一场大战

袁世凯离滠口时，耳里是那场大战的声音；他那支「小军」就要凭这一战取下共和三座姊妹城里的第二座。

这仗打的是汉阳城的归属，前后延了三个礼拜；之所以拖长，是因为非得在汉水上游远处架桥、调兵去包革命党的左翼。十一月七日，汉口看见帝制派正从十公里处推进，又听说他们把二十四尊十五公分的炮移到平地上排成半圆，对汉阳成了威胁。他们正被武昌轰着，炮弹落在汉口，连租界里也落。

这一天也正是黎元洪拒了袁世凯代朝廷所提的条件的一天。袁世凯对此的答复，可以说是由他的部将冯国璋将军表出来的：十一月八日冯发了一道告示，宣布他对自己兵的举动满意——这话会被人误当作要为他们过去的野蛮开脱——并说汉阳与武昌的克复可以指日而待。凡冒犯或损害过政府的都要严惩。又劝汉口商人照做生意，因为帝制派并无意在城里造损害，此后不会再容放火。逼黎元洪就条件的那一战开了头。

张彪将军到汉口看眼下的情形怎样。情形由汉口靠汉阳那一头一个样子极可怜的本地人对一位肯听他说话的传教士说出来了：

「先生，我能说一句话么？」他说。「往哪条路逃最好？」

十一月九日炮战开了头——照惯例的战序——在十公里处的帝制派炮位与武昌的炮位（金山）之间。打了半个钟头。帝制派丢了几节铁路货车，被打中着了火。沿汉水、在汉阳，整天有步枪的仗；可十一月十与十一两日帝制派歇了手，要等那两天的示威以及袁世凯的代表刘、蔡两人那趟差使的结果。

十一月十二日，代表们已往北去，下午五点刚过，这场攻势里最猛的一轮炮击来了，持续了四十五分钟。帝制派的兵断断续续占着招商局的货驳「伏尔加」号，朝租界附近过往的舢板放冷枪；到十一月十三日，那货驳被革命党的炮弹打沉了。武昌岸上的炮位正想把近旁第二只货驳打沉，一发炮弹进了怡和洋行经理宅子的餐厅，租界里另有三家行号的楼里也挨了炮弹。

革命党若能把帝制派从租界与汉水之间那一段汉口赶出去，便能把兵渡过扬子江、溯汉水而上。

帝制派正从后头的水路朝汉水方向移动，又用火车把舢板运到汉口以西二十英里的一处地方去搭浮桥。

被战事围住的租界外国人又不安了。十一月十三日英国提督温斯洛与德国海军中将冯·克罗西克往南京去了；十一月十四日，从北京来的英国武官威洛比上校同莱恩斯中校、以白恩为通译，前往武昌，抗议轰击英租界。这一处租界的位置最暴露，紧接着帝制派所占的那段汉口。日本租界在租界区的另一端，离眼下的危险最远；可日本舰上的旗舰长还是抗议前一日武昌的炮朝一艘日本炮舰开火。

革命党巡看汉口，要看自己炮火造了多少毁坏。中段早已被前几场火毁了。「从江上看去，」一位旁观者说，「它最叫人想起的莫过于地震后的墨西拿。」这场仗已经使紧挨英租界那六分之一的汉口东段出起逃来；那一段没有全毁，挤满了难民。「中国人正带着铺盖与他们拿得动的行李往汉口外头走。看来没有一个人指望再见自己的房子。」法国人往本国政府去电，说它给他们的保护不足。十一月十六日，革命党以一支兵力——称有二千余——在舵落口渡过汉水，从后头攻帝制派的右翼，被击退后撤了回来。

十一月十七日，大战开了头。招商局的房屋被武昌的炮弹点着，化为烈焰。帝制派把革命党往歆生路他们的根据地压回去，死了三百人。整个下午都有伤者与死人进租界。包埋的价钱是连棺五角，不连棺二角五分。租界的市政苦力成了办丧的人，按时到红十字各医院去。下午五点左右，趁自己的炮击作掩护，武昌来的革命党援兵不顾帝制派的火力乘驳船进了汉水。一位在武昌炮位的炮后头的红十字工作人员，看见汽轮一艘艘各拖着六七只空渡驳，在极猛的火力下横渡过去，想进汉水、把驳船交去，好在汉阳与汉口之间搭浮桥。第一次没成，第二次成了。革命党此时已备好把帝制派从那座烧过的城里赶出去。革命军第三镇的统领被打死了，可黎元洪将军看来有胜的把握。他已经经红十字会透了话：若革命党得胜，凡投降的帝制派兵都当作非战之人对待；外国当局若肯准这些人到租界避难并给他们饭吃，费用由他付。

革命党渡过扬子江，在滠口一带攻帝制派的后路。帝制派正从孝感沿汉水下来。仗打了一整夜。莱恩斯中校所率的英国炮舰「山鹬」号在这一战中第二次被打中，英国侨民向本国政府请求更得力的保护。德国人也照样做了。

十一月十八日这一天以一场像样而可称的炮战为记，打的是开了这一战的十公里处与武昌金山炮台。十一月十九日看见中国舰队重新出现；它把帝制派的萨提督放上岸之后，打着革命党的旗回来了。它在七里沟对面运动时，早上轰了帝制派四十五分钟，下午两点以后又轰了一阵。

武昌人传人地说着「炮舰到了」。百姓像是添了新的信心。「如今一样惹眼的是：两个礼拜前那种衣裳不全、训练不全的新兵不见了。」「缠着包头、训练精良的湖南兵在场，给人的印象是这城再不在苦力手里。」「黄兴把军队彻底重编了。」

汉口的四分之三毁了。

十一月二十与二十一两日，对手双方为最后一个礼拜的战事做预备。十一月二十一日黎元洪为死者办了一场祭。政府总部挂起红旗，别的装饰与祭品摆在几上。各部都有代表在场。十一月二十二日早上六点由革命党开了仗，把招商局余下那只货驳打沉。帝制派上午十一点加进来，开始把辎重运上来、在滠口近处集兵。红十字的工作人员从汉阳一趟带进五十一名革命党伤者；十一月二十三日从革命党阵线上带进一百多名。帝制派的损失也照同样的比例加多。他们还在添兵。

帝制派已在硚口、舵落口与黑山以上的蔡甸三处把汉水架了桥，正以一支兵力（在这片激动里估有一万到二万）向革命党的左翼汉阳开来。一场九十六小时的大战开了头。

十一月二十四日舰队加入战事，从舰队到孝感这条战线将近三十英里长。枪炮只停了两小时。革命党把主要的动作放在汉口一带，声言帝制派永到不了汉阳。帝制派正在烧紧挨英租界那一片还没烧过的汉口。这仗最初在汉口三分之二的废墟上打起来时，对那些在平时说「大吃小，小吃细，细吃泥」的人而言是个要命的地方。如今，人求一处可逃之地而不得、只好钻进泥与灰里时，汉口与汉阳的猫下了汉水。十一月二十四与二十五日又有炮弹落进租界。山陕会馆是汉口最费工本、最有名的建筑、也是中国建筑的碑碣之一，在火焰里消失了。十一月二十六日，俄国炮舰「满洲」号被一发炮弹打中。有五处火；一万三千加仑烧着的美国煤油冒出一片黑幕似的烟，顺着战线从十公里处一直伸到汉阳，长十英里。

帝制派沿汉水往汉阳推进的方向上看得见火。

武昌还算安宁。正对十公里处的金山炮台有四十名伤者，是十公里处打来的榴霰弹所致。榴霰弹也落在蛇山黄兴将军总部近处。革命党的舰队在江湾下头，支援江西兵上岸的一队人去截铁路。

十一月二十七日汉阳丢了。那些湖南兵——从长沙坐小轮与帆船上来、把共和的京城弄得那样有武气的兵；《大汉报》说的以包头与草鞋为记、依黎元洪之令要格外厚待的兵；照外国通信员说使武昌生出信心、以为民国再不在苦力新兵手里的兵——退了。他们起先被留作后备，等帝制派猛攻之时、等革命军那些杂凑的标需要正规兵来接的时候。如今革命党的阵线与营里传着谣，说湖南兵弃了战线。湖南人则指责湖北兵把打仗的担子推在他们身上，他们是报复才退出战场的。黑山丢了。明山与龟山丢了。汉阳丢了。革命党被从他们的据点里打出来。他们又交出一座城、交出铁厂与兵工厂，连炮带弹药。

十一月二十七日早上，汉水上帝制派包抄的兵力正把革命党从汉阳赶出来。革命党退时，有的往上游更远处寻渡口过武昌，有的退进乡下。可有一小部分在汉阳临扬子江的江岸上或汉水上寻船，把自己交给了水。这些人被水流带住，又不熟那些船，被带过了烧毁的汉口华界的东头；而那一段始终没有从帝制派手里夺过来。一场可怕的屠戮随之而来。除了岸上帝制派的步枪与机枪，武昌的炮以及汉口后头帝制派的炮都在朝那一处打。约在正午，有二十来只舢板与更大的船无从自主地漂过岸上帝制派步枪与机枪的正面，被弹子打成蜂窝，有几只成了半沉的木壳。

水面上撒满血红的尸首。

那些无从自主漂着的破船与尸首漂过了帝制派枪手所占的汉口岸边之后，遇上了外国军舰；军舰把人放下汽艇与小艇，去接活的与死的。红十字的小轮从租界开了出来，外国商人也派出他们的小轮。

尸首漂过去，慢慢沉进扬子江黄色的水里。

有一只舢板上死人与活人一样多；三四个革命军的兵攀在背着火力的那一侧。他们被拉了出来，平安送上租界的江岸。有些船上是出逃的人家，而一家只剩一个活的。有一些船空着漂下来，船上的人下了水，有不少人从水里被捞了起来。

礼和洋行的小轮把一只大兵船的空壳拖上岸；那船是载着一百人从汉阳出来的。船里挤着二十七具尸首、二十六名重伤者与二十二个没有受伤的人。那船壳往岸边移的时候，另有一个人被在水里拖着，手从船壳上滑脱，可以说是在安全的怀里淹死了。

「我们在美娘山打，」一位生还者、革命军第七标的一名兵目说，「四昼夜没脱衣裳、没睡觉。我们的官都伤了或死了，标里只剩约两营。我们一路打着被逼到扬子江岸上；到了那里，发觉这只兵船系在岸边修着。我们上船去躲，又有别人上来。最后被逼得紧了，我们把船推开，水流便接了手。到这时候帝制派已占了汉阳山与山脚下汉水边那座庙，便用机枪与步枪朝我们打。我们自己武昌的炮位也朝我们打；一路打到租界。」

「有人以为我们武昌的炮位是想掩护我们退，」从汉阳铁厂退下来的第八标一名兵说。「船上另一些人则信我们的炮位是当我们是投敌的才朝我们打。总之，两边的我们都挨了。」

从那只血淋淋的兵船上救下来的兵不知道自己败了。他们要回前线去；转念一想，又要吃要睡。「有一个说只要还活着他就要打，不到死他不认败。」明山与龟山怎么丢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只是有一面红旗升起来、他们就被打了。」有人告诉他们汉阳山已被取，「他们不认，说黄兴还在把敌人往回赶」。

外国租界里的中国巡捕与人家的「小厮」会对过路的人说：「他们说汉阳陷了。是假的，不要信。」有时候同一个中国人会把同一个人拦下好几次，把这话说给他。

十一月二十八日革命党的报纸《大汉报》发了这样一则通告：「昨日北军探子造作并传布一则通告，说汉阳明山与龟山已被北军夺去。此皆空言。从无此事；因我今早方从汉阳回汉口，知其为假。反之，此乃诱北军入伏之计，届时其全军将被歼灭。」

武昌的共和政府以参议院发出的下面这道告示，认了这样造出来的局面：

「满清政府财政极为惶急，正向皇室敛款作军用。它手上只有二百万两。各外国均已宣布严守中立，故满清政府无从向任何外国举债。汉阳之陷不致牵动共和全局。深望本省共和军尽其全力保住武昌。其余各省亦将尽其所能，把满清政府赶出这一带。」

黎元洪将军发了一则通告晓谕百姓，述了一个名叫朱斐煌的人所设的一场大骗局的大意。此人来见他，自称是袁世凯派来安排议和的。朱斐煌说：袁世凯已同姜桂题将军联手，率北京的中国兵反了朝廷，又被北京的外国列强认作唯一的权柄；说他没有把汉口与汉阳的军队召回，是因为拿不准自己的权柄在这里会不会被承认。黎元洪将军在通告里说，他愿意让袁世凯居先，可这一整套也许是个圈套；他劝勉官兵继续警醒、不可松懈。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底，革命党的报纸认了汉阳之陷，可把罪放在中国的内奸身上，说那些人到帝制派冯国璋将军那里去讨赏。

「据说他给的赏是把他们的头砍掉，」有一家报纸添道。

十七十一月的北京

此时是十一月的北京。汉口的火焰给京城底下那座地雷点上了新的引线。汉口是中国工业的大都会，十一月头几天正烧着——一片血光，招着全世界的眼；可北京是诸中心之中心。这帝国里冒起来的一切力量所对着的正是北京。它们所办的，是把它的狼狈与涣散办到底。

时事给朝廷供了充足的材料发谕旨，而谕旨一道道不停地流出来。它从一崖落到一崖。在它涣散的过程里，它一路开缺、一路交权，一路收回、一路弃绝、一路放手。它说「庆亲王等奏称，自谓任职不称，请即开去差使」；说载泽（度支部大臣）等「奏称」国事「重大」，请另派「能员」；外务部大臣邹嘉来等亦奏，恳请辞职——一概是为了合立宪之义、「以便施政」、「以正国体」、「以正民信」（解百姓心中之疑）。「所奏甚是，」朝廷说；「所请均着照准。」

要把这场「辞职」与开缺的洪水拦住，朝廷只有一个安全阀——「中国的强人」袁世凯；于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一日朝廷派他做内阁总理大臣。十一月二日又令他即刻从湖北来北京；他往湖北去，本是要统率同大总统黎元洪将军对阵的帝国军队。他要组一个完整的内阁，「并速筹改良政治之策」。那道引咎谕旨里的「恐倾坠」成了真事。朝廷正往那个「不可思议的将来」奔去。它收到滦州第二十镇那位不听号令的张绍曾将军来的一道电奏，说他的军队为朝廷十月三十日应资政院之请立准立宪开国会一举而「感泣」。说到军人这一头这些逼迫之举，朝廷说那是「为拥护皇室」、为「靖乱源」。「其忠爱之心〔那位将军与他的兵的〕显然，」它接着说，又添道：「朕深嘉之。」

张绍曾将军那封给朝廷的电报之后，资政院立刻上了两道奏：一道请内阁担起治国之责，并请勿以皇族为大臣；另一道逼朝廷发旨，把拟宪之权移交资政院。跟着，朝廷当即把一切立宪之事与拟宪之任从皇族溥伦亲王与别的贵胄手里移交给资政院。谕旨里给的理由是「以昭朝廷体恤民之好恶之意」、「以持至公无私之义」。

这些谕旨发着的时候，南昌与汉口两城已归了革命党。山西的军队在十月末几日兵变，占了铁路通省城太原府所经的那道关口。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将军已带三千人离保定府，要去收复那道关口、保京汉铁路不受山西叛党之害。

十一月一日北京人心极为激动。前军机大臣、协理大臣兼外务部尚书那桐避进了使馆区的六国饭店；名人李鸿章之子、前邮传部侍郎李经方搬进了东方汇理银行。别的显要去了天津、青岛、大连与日本。

十一月二日，山西巡抚连他妻子与两个儿子在省城太原府被杀，衙署被抢被烧。革命党放火烧了城里的满洲住区，可准大半人逃出。那一区全毁了，有二十来个满洲人被杀。军队随后抢了、烧了城里所有铺子，把主要的街道变成废墟与瓦砾。这消息此时到了宫里。

资政院已成了一个革命的机关，同反了的各省革命议会通着声气。它把朝廷镇住，把皇权减成一个影子。它接到朝廷把拟宪之权授给它的谕旨时，喝彩并高喊「国家与皇上万岁！」它电告共和大总统黎元洪将军停战，好让它去争得一切必要的改革。它是在为君主之政做事。汉口在烧。

资政院此时已把新宪法的十九条根本原则呈给朝廷。这一举是一份最后通牒；朝廷投降了，当即发旨接了这些条。「朕当择日，」朝廷说，「于太庙祖宗前立誓，并以黄纸颁宪法于全国。」这是一道历史性的谕旨。它有退位之力。它是放弃皇权。凡满清一朝的宪法向来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权柄，都交出去了。它把自己交在议会的支配与控制之下。

那十九条保了这一姓的安稳，也定皇帝之身为神圣不可犯。他的权力要受宪法之限，而继统、宪法与国会这几整套问题都放到了百姓手里。从前是「野蛮的专制，由一个反复无常的弱者操持，而那人又受宫中妇人与堕落太监的恶影响」；此后要有「立宪的君主之政、议会之治、由内阁总理大臣所任的责任内阁，以及由议会控制的预算，连皇室的经费也在其内」。管皇室与办宫廷的章程，都要照宪法拟。

资政院在城西一座洋式的楼里开会，此时到了它声名的顶。它一天之内把张绍曾将军的要求拟成条文并通过，又争得朝廷奉行。它一跃而上了堂皇的顶峰，同时也把自己的命数走完了。全世界都在为它喝彩；拟那十九条的议员被人比作罗马的政治家、比作美国革命的政治家，因为他们抛出了一件杰作。

资政院的堂皇、分量与权力，引起了反了的共和各省的疑惧与妒忌；大总统黎元洪将军去电说：中国将来的事，它最好留给正在打仗的人去定。它的人数已经从一百九十六减到一百一十七——有怕而退的，有随省脱离的。真正在事的不过六十来人，其中还包括朝廷所派一百名钦选议员的一部分。朝廷所派的一概不许与议。这个院已成了一个只由四五十名激进派支配的国务委员会。他们连稳健派要反对都不容，那十九条是他们一次会里拟成又通过的。反对之声被喝止。

因为资政院对张绍曾将军百依百顺，外国的旁观者疑心它是被军队恫吓、在军队之下。他们指望「陆军同盟会」能在北京立起一位独裁者来救这个帝国。「这个国家疯了，」一位说，「只有一位有力的独裁者救得了它。」可眼下在上升的是共和，不是君主之政。资政院始终没有从黎元洪那句警告的枯萎里回过来。

汉口的火星像是落遍了全国，在许多地方燃成火焰。一片混沌正飞快地逼近。在资政院——或者说那个自称资政院的革命团体——的指使之下，摄政王又发了一道谕旨，朝廷在旨里认革命党为「政党」，就此把禁政党的国法废了，纵然没有废禁叛党的法。所给的理由是要「培养成才以备为政府所用」。局面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朝廷为自己不得已而采的军事举措道歉。它说那些举措原本是为保护与维持公共的安宁。它要各处统率帝国军队的将官「体朕之意，严明纪律，禁止乱掠」。他们与他们的兵「连一根毫毛也不该伤」——它对那些以杀为唯一本业、纵无别事也要自卫而杀的军人这样说。

袁世凯对派他做内阁总理大臣的新任命推三阻四，而下这任命的那个权柄如今已无可见的存在。十一月三日上海归了革命党，组起一个共和政府。另有八城照样，云南全省也照样。汉口的战事昼夜不停。十一月四日资政院电袁世凯立刻接内阁总理大臣之任。扬子江上两艘中国鱼雷驱逐舰升起共和的旗，革命党占了扬子江口。

可到十一月五日袁世凯还是不肯接内阁总理大臣之任，也看不见一个实在的政府之首。政府只由那几位新近辞了职的大臣代表着。混沌显然近了。吴禄贞将军已被朝廷派为山西巡抚，并奉令即刻赴任。有人疑他同张绍曾将军共谋，要把山西一省交给革命党、再进军北京。资政院惊慌失措，正在考量解散是不是妥当。帝制的军队恰在能取武昌的时候瘫了。江苏、浙江、福建宣布独立。

十一月六日，朝廷正向英、法、德、美四国财团或别的门路求急借款。庚子赔款十一月这一期没有付。国库与军费都空了，而资政院不肯准摄政王借款的计划。厦门陷。朝廷在绝望里发了一道谕旨，褒扬张绍曾将军之德——就是把朝廷逼得下跪的那个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已经颇有些成效，它便往别的方向寻英雄。褒了张将军之后，它派他做钦差，去把朝廷的「仁意」传给南方的革命党、把他们劝回忠顺。

朝廷此时已经断定这场革命不能以力弹压，宫廷被怕瘫了。镇江城陷。绍兴城陷。朝廷训令两江总督张人骏不要与改革者、革命党为敌。十一月七日，一直不时在天津、广州与上海登兵的各国列强，此时为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公民与臣民采了得力的举措。他们在沿海一带屯着大批军队，随时可派往北京与别的内地。各使馆认为这一姓之亡已在眼前，连保住一个名义上的皇位也无望。资政院此时因各省议会抗议它的举措与行动而临着一场危局，又接到吴禄贞将军被刺的消息，便散了会，此后再没有以一个有可称权柄的团体聚过。它的权力断了。

吴禄贞将军到了直隶西南平原上石家庄那个泥墙的村子，正在自己帐里睡着，有四十名兵冲过卫兵闯进来，把他打死并斩了首。「一听见枪声，」第六镇的统制说，「我便叫起别的军官，带着一群我的人跑到那地方。我们拿住了三十名满洲人，是第一镇第三营的，这桩暴行是他们干的。」

因为张绍曾将军、那位「马上的人」位置显要，这场行刺把北京以及看这出戏的人都震动了。「第三营看来要打，」第六镇的统制说，「我们正在预备。」

张绍曾将军拒了派他去扬子江各省抚民之命。十一月八日，北京的宫廷正在为出逃做预备。它一阵痛过一阵。杀吴禄贞将军的那些满洲兵正在回京城的路上。各使馆正被摆到防守的架势上。南京开了仗，广州四围起了事。自起头以来北京最大的一场出逃开始了。满洲人——连皇室成员以及为数众多的中国人——正把封了的财宝箱子送进使馆区。整天都有银锭与精好的物件送到银行与外国侨民的住处。外国行号的买办正靠存放费挣着小小的家财。整日都有专车开往天津。

这场革命以它最惹眼的几面到了北京。十一月是显贵出逃的高潮之月。他们惊惶地弃了自家的屋子，只带几件东西，先在使馆区某处外国人家里避着，等车开的时候便往天津的方向不见了。留下的只有仆人，或是家里某一个人，为的是把贵重东西发出去、并看着那弃了的炉灶。东方人在惊惶里似乎比西方人更像禽兽，没有一个看得见的缘故便夺路而奔。他们是凭本能的怕或凭错觉而逃的。也许是因为消息不通、知识不足。外国人看着他们出逃，惊异不已，断定本地人所受的危险是外国人测不到的一样东西。

那些逃不得或不肯逃的人改了装，或是把自家的房子略作防备。满洲女人戴的那种华丽的头饰，自满清入关以来一直是北京生活里富于画意的一景，如今她们把梳头的式样改了。不过她们还以天足为另一个标记，于是有些人把鞋做得特别，好叫自己的脚看着像中国人的缠足，以此掩去身分。

使馆区里几间本来没有被中国难民占过的空屋与空房，此时住满了官员的妻子与儿女。有些女人穿起了洋装。

有二万七千五百名兵与巡警护着京城，其中至少二万是满洲人。夜里这些人在城里游行。他们是训练最好的一支兵，穿着浅灰的军服很有样子，叫人安心。百姓站在自家铺子外头望着这些兵，样样都纳罕。他们空茫的心里冒出种种怕。回了家或回到铺子里，他们便造起谣来。他们每天都说二十四小时之内要出事。

百姓虽对外国人友善，外国人还是往使馆区来求稳当。外务部像是被赋了不死之身，又被各国列强在场一事钉在原处、逃不掉；它对宫廷出逃、王公自尽、小皇帝被劫这些谣言很恼，请报界否认这些说法。隆裕太后与皇帝照常在冬宫里；摄政王、皇帝之父醇亲王，要么在那里，要么安安静静待在他鼓楼与德胜门之间的宅子里。

武昌的革命党正为北京的狼狈暗笑，又在他们共和的报上把这事向全世界张扬。「我辈知道驻北京护满人之兵少而弱，」共和的主笔们说。「姜桂题在皇城里，可他的人一半没有用处；庆亲王召他去，只为护自己连家眷退往蒙古之路。自起事以来禁卫军一直在逃，故满洲兵不过剩一半；而这一半又被天夺了心窍，他们并无抵抗之意。」

「满人得知我辈杀了他们那一族极多人，便定计要用刀与枪把一切中国人从皇城里赶出去。故中国的官吏大小都在逃。已有五六万中国人逃走，天津与上海的旅馆挤满了他们。大臣与弼德院的人已从京城不见，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北京那个满洲篡窃者眼看叛乱遍及各省、自己又失了民心，除了发关于宪法、内阁、主权与章程的谕旨别无可为。他要一切战事停下来、要把事情商议，可这只是个装样。我辈所要做的，是抱定我辈的决心稳稳前进。不见得有什么人会被那皇家的空话骗了去。」

全国的报纸再不把那些诏令叫「谕旨」或「圣谕」，而叫内阁令或满清令；也不用宣统三年这个年号，而用干支纪年，同法国的革命党人差不多，把那小皇帝全然不理。革命党大胆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去找度支部所管的印刷局的外国总办，请他设计共和国的旗。那位总办把他们推给了度支部。资政院一位山西来的革命党议员到使馆区去请教共和之事，有一个美国人告诉他：「喂，改革上头我倒能同你合得来，可中国要共和我就合不来。我看不出你们何必走得这样远：中国还没有预备好行共和。不如先以君主之政为目标。」

「唔，你不懂，」那位议员说。「政体是什么样子我辈并不那样在意，可满人非走不可。我辈要共和，是因为它能把满人除掉。我辈定要把满人除掉。」

紫禁城正在为被围的局面做预备；宗室里那八家「铁帽子王」及其家眷——或说大出逃之后剩下的那些——有权在城里避难，正准备把自己这份特权用上。庆亲王声明北京不会守着不让中国军队进来。照外国的估算，从城里出逃的人一天之内达到十五万。

朝廷一直没见着袁世凯的人；他越走越远，一直走到离汉口只二十五英里的孝感，甚至走到只隔十二公里半的滠口，同革命党通着消息。听说他来开议和，大总统黎元洪将军便宣布：他那五位统兵之将一致议定请袁世凯做中华第一共和国的大总统。

朝廷想倚张绍曾将军，正拿哄劝要把他拉过来。宗室里某些势力则暗中匿名扬言要刺他。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又为把事情弄得更乱、把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指望一概弄成混沌，张绍曾将军十一月八日想辞去军职。不许他辞，只给他「病假」；于是他十一月十三日去天津，带着三十名卫兵到。这些人把站台清空，排成一条巷子，他从车上匆匆穿过去上了马车，就这样在卫兵护着之下避进日本租界。他不肯去北京重申效忠；关于他最后听到的是：据报十一月十五日有人要刺他而未成，向他放了枪，大概是因为他弃了自己的岗位。

北方再没有一个中国将军是朝廷倚得住的。张绍曾与吴禄贞两位将军既去，处处听得见的只剩另外三个名字：取了汉口、正为汉阳而战的冯国璋将军，他的同事段祺瑞将军，以及在南京的张勋将军。可他们在六百英里之外。众人一致认为中国的命数在袁世凯手里，而这人还没有接这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之任，又被人许了共和国的大总统。

十一月九日福州城陷，广东省在广州宣布共和。安庆城归了革命党，随后是汕头、芝罘与贵州省。朝廷可以自慰的是取了汉口——在一个遍地叛乱的帝国里，那是一场可怕却令人信服的胜。在六百英里之外、在那条随时可被截断的交通线京汉铁路上，是它那支得胜而血迹斑斑、不足二万人（在阵线上的不过四五千）的军队，连他们的元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四周围着不知多少千万漠然的或敌视的中国人。

袁世凯所得的只是大总统黎元洪将军劝他加入共和的种种道理，便于十一月九日离汉口一带的孝感、或说滠口，往北京去。走之前他电告庆亲王：「前途实在黯淡。抚定之事，我不指望能办得成。且我的身子太弱，不能来北京就内阁总理大臣之任。」

「那仿佛是朝廷最后一根支柱倒了，」北京一位旁观者说。此时从这番商议里能指望的最好的结果，是这个国家在扬子江上分开：南边一个共和，北边一个君主之国。

十八共和到了北京城下

整个帝国仿佛在十一月十日歇了一歇，只容京张铁路上出了一点小惊慌——那里的职员弃了自己的岗位。这是那一天所记最要紧的一件事。

十一月头几天在北京看得出来的指望，差不多只有十一月十一日几位乐观的官员所说的那一件：武昌的军队会被拉过来，此后只剩孙中山那些死不妥协的党羽是敌人，同事变之前一样。这一天朝廷又受了伍廷芳一份要它退位的呈请的攻打，而那呈请背后有上海共和的全副力量。呈请里提醒朝廷：帝制军取汉口时所纵的种种暴行与不人道之事。

汉口的详情此时已传遍北京；这些在中国心腹地带发生的大事，把那日渐衰落的资政院最后几声权柄的回响震了出来——十一月十二日听见它要求把该为汉口屠戮负责的帝制派处死。它一时好像复活了，可它的星正飞快地暗下去。同一天山东省宣布独立，它最高的官员宣誓效忠山东独立。

又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北京出逃。共和此时只在一百五十英里之外。它已经征下了中国各省里人口最多的一省——南边的山东，那是孔子出身的圣土，孔子的圣骸也在那里。孔子是帝制之政的使徒，他那套伦理以近乎超凡的权威征服了中国这个种族，使它顺服于在上者，又使皇帝成了「天子」。可百姓把弟子孟子抬到了老师孔子之上。革命党与共和党人取了弟子孟子做他们立法的人，因为孟子教人民之神圣、教人民高于皇帝。

共和西边已在山西；二十四小时之内，它就要在东边到长城——那只有二百英里之外，走的正是十七世纪那些满清征服者自己所走的那条行军之路。

十一月要生出什么来，是人心头第一等的念头。十一月还没有过半，可一切迹象与声响都指着终局。中国已经有了六个共和与独立：四川独立、武昌的中华民国、广州的广东共和、上海的中华民国、云南与贵州独立、山东独立。上海的共和发了一道十一月十一日的宣言，劝各省联起来把共和办成。它此时电邀一切脱离的省份派代表到上海开一个国民会议。汉口所有的中国军舰都撤了对帝制军的支援，顺江而下。三艘巡洋舰已经打着共和的白旗。

十一月十三日看见袁世凯到北京；到那里迎他的，是大总统黎元洪将军代中华民国拒了他代朝廷所提的赦免、立宪之政与分一些官位的条件。反过来，朝廷以它最好的谕旨之一迎他，派他统率京城一带全部军队。朝廷指望能借此把北方各军聚到自己身边，而袁世凯曾是那些军队的首领与偶像；这是一份走投无路的指望。满洲给了朝廷这一着一个答复：它宣布自治、并宣布在长城以内这场斗争中独立。革命到了长城。

他有那么些「身子衰弱」、有他的「足疾」，又没能把黎元洪与扬子江上那几个离了心的省安抚过来；他几乎被一堆任命埋住，身上堆着荣宠、担子，以及欧美的喝彩；广东人的讥笑、上海共和的威胁与武昌的警告都追着他——这个在两亿七千五百万、有人说四亿颗蒙古人的头颅之上冒出来的独一的强人，到了北京。在欧美人心里，他同另外五个人连在一起，而那五人成事的舞台绕着地球排成一圈：美国的华盛顿、法国的拿破仑、希腊的亚历山大、蒙古的成吉思汗、日本的睦仁。

他带着二千兵来。众人只被那副实在的排场震住；他们被满洲兵挤回到铺子里与横街上，密密地站着不出声，所敬畏的与其说是这位大人物本人，不如说是他的护卫以及他去他要住的那座庙的那一队行列。各国公使的印象是他一到便有了一种安定之效。这是他们自己所感到的一种知觉。它于百姓可能有的唯一的作用，只能经由兵而施出；而兵正是袁世凯对百姓一向所有的唯一的影响。他从前在直隶这个京畿之省、也在山东维持秩序，其效同他砍掉的人头之数、以及那些头落下之决断与迅速相称。这是这帝国的老规矩。

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他到北京的次日，袁世凯同隆裕太后、摄政王与庆亲王会商他在这帝国里的名分。他已被朝廷派为内阁总理大臣、被资政院举为内阁总理大臣，又于十一月九日「依宪法信条第八条」得朝廷确认。他应一道他早料到的召，进了紫禁城的宫里，可对接不接并没有给一个确定的答复——他得同资政院与诸领袖充分商议。这是清早的时辰。隆裕太后现出要哭的样子。摄政王吓得脸白，他那份阴郁与不能容人都没有了。他在袁世凯面前不安；从前在内阁会议上他「怪」过袁，而袁世凯在放逐之中说过这个年轻人：「这样的人，你能拿他怎么办？」这是摄政王受辱的时辰。这一姓的败亡大半是他造的，而在那败亡的影子底下，隆裕太后、因而袁世凯，在这场会见里都不理他。

袁世凯迟疑着的时候，朝廷经他首肯发了两道诏。第一道是应武昌的中华民国与上海的共和号召代表组织政府这一举的。朝廷号召代表到北京来聚，「以定国是、安人心」。它想抢在两个共和的大会之前。这不是一道长的谕旨，可是一道急切的：旨里令各省督抚饬令士绅速从每省推举三到五人，要「素有声望、通达政体、阅历丰富」的，即刻来北京开一个公会。照这道谕旨，自武昌起事以来局面已危到关乎国家生死的地步；而那位五岁半的小皇帝被叫着说：朝廷「怀父母之心，并无成见。故亟宜就臣民采取意见，以定免于倾坠之法」。它想把弄到袁世凯人在北京这件事用到极处。它想至少把自己古老的尊崇之状的一个模样重新抓住——把袁世凯推出来充一个政府，去对那几个共和的僭立者。

十一月十四日的第二道谕旨里，朝廷并不等它第一道旨所召的代表，而是为反了的十二省派了宣慰使。他们要速赴各自的地方去「宽赦、抚慰、劝导、率领百姓」，并把朝廷推行政治改革的宗旨宣布出来。朝廷在这道旨里怕各色百姓不能知道实情。它已「屡次颁布其政治施设，处处调和以救国家」。可它认为在这动荡的时刻，派「素有声望之官员」去「宣上之德、达下之情」是妥当的。

朝廷在十一月十四日结束它对无政府之乱的这场搏斗时，一双泪痕的眼望向热河——那座旧行都、也是它万一出逃所择的避难之处。聚在北京看中国腐坏的那些报人把这一刻叫做顶点。朝廷挂念热河的稳当，派了满洲人、满洲前总督锡良去那里主事。

《政治官报》上同这道诏并排刊着的，是袁世凯为自己被派内阁总理大臣而谢恩的文字。十一月十四日清早那几场会商之后，他接了这个任命。他关心这职任的性质与自己权力的范围，隆裕太后对此答说：她本倚着摄政王，可那人办不了事，反把样样都弄糊了。此时再没有指望摄政王能把秩序复起来，她要把一切放在袁世凯手里。她说自己毫无保留，凡他所劝的她都照办。

这话的效验是把袁世凯定住了。这样的恳求是拒不得的：这些也正是袁世凯自己的信念。庆亲王与隆裕太后的看法是：国家已乱到这样的地步，要百姓安定下来得几个月；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朝廷得完全让步。做内阁总理大臣要走的路子是调和。这在十一月十四日那两道谕旨里显了出来。袁世凯十一月十五日以一份正式的声明确认了它：他要立刻组一个内阁，联得住多少省便靠多少省的支持去把政府办下去，其余的暂且任其自便，同时设法把他们的归顺渐渐拉回来。

这个方针如今由袁世凯与朝廷开办了：他们准了山东巡抚孙宝琦任人举他为山东的都督——那道有名的电报「留神德国人」正是那时发的。可这方针一起头便注定了。十一月十五日还没过完，总理与朝廷便接到天津直隶省议会一份呈请，要求共和。那省议会是在上海直接的影响之下行事的。天津的议员离了北京，资政院此时实际上散了。

南京成了一处战场，看来要把汉口盖过去；而汉口被外国报纸说成一座「地狱」。十一月十六日袁世凯提出了一个内阁，成员代表着这个正在革命的国家。他派了改革者，共和派与君主派都有：外务大臣与陆军大臣出于广东省，度支大臣出于直隶，邮传大臣出于安徽，海军大臣出于福建，司法大臣出于浙江，农工商大臣出于江苏，民政大臣出于河南，学务大臣出于广西。广东、也就是广州那一省，在这内阁里有五个任命，直隶有两个、浙江有两个，湖北一个也没有。

大改革家、广东的梁启超被派做法部副大臣。这些古怪的任命并不叫人生信心。它们一宣布，在北京的那些被任命者好像得了出逃的信号。新派的外务大臣梁敦彦人在欧洲。梁启超自一八九八年以来第一次回中国。他既已依大赦之令得了宽赦，便取道往满洲的奉天去，十一月十四日到，可又回了大连。他不能信自己真被派了法部，说他不会想着去接。「无论是真是谣，我永不会接这个任命，」他说。被派农工商大臣的张謇，曾同伍廷芳一同署名要朝廷退位。可他刚被派做江苏省的宣慰使、驻上海，正忙着往北京去电辞谢。这给了他充足的机会表自己的看法，而他也就用上了：把过去的事一一重述，责政府从前讥笑公论，又提醒它从前拒过他的劝。他叫人留意帝制派在汉口紧跟着引咎诏而行的种种暴行，以及南京在并无战事之时所犯的暴行。关于派他做宣慰使一事，他说中国人与外国人一概都恨荫昌将军手下在汉口所行的不人道之事。「我能拿什么去抚慰众庶？我能把什么德归给朝廷？」他问；随后劝满清这个在位之家承认共和，以此认下这时世的必需。那样，他倒可以有个立足之地为它说话。「若承认再迟，这一姓太庙的最后命数，我说不上会是怎样。」「我也辞去农工商大臣，」他说，「因为百姓连一处遮头之所都没有，更没有做工商的力气。」

袁世凯的内阁在垮的时候，大总统黎元洪将军告知汉口各国领事：共和各省已举出他们到武昌京城去的代表，并请国际承认这个共和的联邦。自称民国外交总长的伍廷芳也在为民国要求承认，可他指的是谁并不清楚。

要把袁世凯能以一个北京内阁办政府这份指望弄暗，二十四小时就够了。他说出来的看法是：中国不如在一个有限的君主之政下把皇位留着；可革命党决意不做任何妥协。在一封给滦州张绍曾将军的迟到的回电里——那电张将军始终没有收到——大总统黎元洪将军对停战以及考量立君主之制的提议这样作答：「推倒政府是唯一的结局。」袁世凯的另一条路其实是：中国将来政体这个问题太关紧要，不能由一个人定，而在众人手里；究竟共和还是君主，该由被召到北京的各省代表决定。

袁世凯经庆亲王同满洲宗室达成了完全的谅解：一切破坏的举动都放弃，在新宪法十九条的底子上做建设的举动。帝制派此后除自卫不再打仗。袁世凯要把军队的归顺收回来，又要去劝服各省。他是华北唯一一个有从容之气的人。他的内阁在辞、这一姓的对手仍一心做破坏的举动、又决意在北京只推倒而不建立——同时又在成功地建共和的内阁与议会——他就在这样的情形下着手办革命之中治国那些最难的难题。

他非得借钱不可。连隆裕太后从她私帑里拿出的那些在内，内库里不足四百万两。所需的款子是给军队发饷用的。头一件事是把军队的信心夺回来，而只有钱办得到。

张绍曾将军的继任者蓝天蔚将军不像他的前任是个君主派，而是个共和派；蓝天蔚同张绍曾一样出了逃，袁世凯很高兴把他从滦州弄走。他避进大连，在那里预备去领满洲的起事。朝廷该赶紧到祖宗的神位前为张绍曾将军经资政院加在它头上的那十九条立誓了；十一月十九日它发旨宣布要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办这件事。祖宗照例是被当作还全然不知世上出了什么事的。只有事变与大祸、继统、这一姓世产的减损，或某项大功业，才会使朝廷这样去搅动那些庄严的死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一道谕旨令各衙门官员到太庙参与朝廷立誓的典礼。这场庄严的举行之前，帝国里先有一阵隆隆的响动，像龙在翻身。袁世凯被刺客威胁。他刚宣称自己对军队有绝对的掌握，七里沟一艘皇家巡洋舰便在早上轰帝制派的兵四十五分钟，下午两点又回来再攻，还有别的军舰在附近运动、看着这番动作。海军于朝廷完全丢了，陆军在涣散，袁世凯设法借款也一直不成。京城里的卫队只靠宫里的赏赐才保持忠顺；而汉口那边的军队是靠抢掠自付其饷，又受那激励去为汉阳城打。

滦州的军队用劝说与命令都调不动，袁世凯便试了试共和党人所声称归了他们的满洲那一镇的忠顺，发觉那些标还听朝廷的令，便把他们在奉天与滦州之间重分了。

袁世凯所负那些极重的担子，看来因山东回归帝国之怀而又轻了些；他可以把这件事当作自己那句要山东「留神德国人」之嘱的直接回答。他的副手唐绍仪对他主人支持这一姓很失望，怕袁世凯为着君主之念走得太远，以致不能再把这个国家的统一办成。

袁世凯在等汉口与汉阳恢复安静。外国报纸把南京战事将临一事嚷得沸沸扬扬，把全世界都震住了。中国内地的外国人请本国政府加大保护，而各国政府大半已令自己的臣民与公民往沿海去。中国的局势于东亚基督教这一面的危险，从纽约外国宣教会一个委员会的举动上表了出来：他们十一月二十五日号召加拿大与美国的各教会为中国祈祷。十一月二十六日摄政王代朝廷与本朝立誓拥护那十九条宪法信条，而所谓南京之战正在这一天开了头；北京各国列强的代表向袁世凯陈说北京必须避免失序。十一月二十七日革命党在南京得手，西藏反了，广州正预备派一万兵去攻北京。

袁世凯被事情压得过重，又要每天去隆裕太后跟前听召。为轻他的劳，隆裕太后间或免他两三天不必亲来复奏。朝廷靠这里那里温和地驳回辞呈，想把内阁的全然解散拦住。实则并没有内阁，而资政院只剩一个名字、什么也不代表。

西安府八千满洲人被屠（十月二十二日）那件事的全副规模与恐怖、以及它给在位这一族的惊怕，正在北京发足了作用。袁世凯为把自己从最后那道壕沟里拔出来、为给这个总理的政府保住一个立脚之地，正在推动围攻汉阳。这一举成了，汉阳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夜里陷落，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帝制派占住。

能取城的军队可以自己付自己的饷，而汉口城下那支军队如今已得了两座城。可袁世凯非得有钱给那些不取城的兵、并为一个总理政府别的许多用处。十一月二十九日袁世凯电汉口，准了三天的休战，并进而办议停战的事——冯国璋将军已从大总统黎元洪将军那里得知停战是共和所能接受的。

扬子江上三座姊妹城里两座已被帝制派收回，这就把总理放到了一个可以对中华民国宽宏大量的位置上。

袁世凯的耐力、审慎与沉默，已使他成了外国官员与别人诧异的一件事。他在汉阳这一手政治家的手段——他为夺得使大总统黎元洪将军来议统一与是否再战的那个必需的立脚之地，把自己宣布过的不做破坏之举、不行侵攻的原则牺牲了——为此他被指为在谋取皇位。他的决心倒是堂皇的。凭汉阳得手之势，他乐观地断言八天之内这场危局便可过去。他告诉那些银行家：他只要每月得着几千两，便能把革命党耗乏、逼出一场反动来。外国的银行家报称内库里只有二百万两。袁世凯指望从法国、此后从别处得借款。「使馆里的人」「信他会成功」，「只要他能收回一两个省」。

袁世凯到北京以来一直不理资政院，因为它只是同政府作难，而在武昌的共和与反了的各省议会所加于它的对待之下又一无建设。它成了一点残余，连袁世凯自己都不理。可它比内阁还多几分活气、也更有用。再者，没有某个代表人民的机关的核准，就不可能有外国的借款。这是这位总理头一件要向资政院求的事；而十一月三十日它应袁世凯之请秘密聚会、商议议借一笔大款子时，便是它最后一口气了。总理之职凭汉阳的军事得手与议成停战而取得的立脚之地，并不足以把资政院重新提起精神来。总理袁世凯的杖在它上头一挥，它像是只沉进了更深更长的睡里。

十一月最后几日，帝国的分裂看来已在眼前。北京的政府死了。从朝廷的立场看，这帝国是一堆本朝的残骸。四个礼拜里，这场叛乱把朝廷的政府、它的大臣与内阁一扫而空，而那些大臣从人眼前不见了。朝廷是被一个统着五千兵的将军逼得下跪的。它向资政院投降，而资政院转而被大总统黎元洪镇住、被反了的各省的力量驱散。叛党成了爱国者，又起了两个共和与三处独立。它对召回袁世凯是否成功心里没底，便往别处寻归附的人，寻不着。连张绍曾将军那样的君主派、连一八九八年的维新人物都从它那里逃开。它把一切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个人。它一切的举措都无果。本该取下武昌的帝国军队像是瘫了。京城时不时陷在惊慌的阵痛里。海军整个归了革命党。京畿这一省自己要求共和。汉口成了一座「地狱」，南京又起来做了另一处战场。那个被召来救这帝国的独一的人组不成内阁，而由摄政王所代表的朝廷在祖宗的神灵前把自己的世产誓弃了。

南京在陷。帝制派的张勋将军——那个曾誓言「宁死在最后一道壕沟里也不交出南京」的耀武扬威之辈——在十一月最后几个钟头里不战而弃了这座城。南京陷落之际，使馆区里传的一句话给这位总理的处境添了一笔可悲之音：他的朋友正在为他在各使馆安排保护。他在汉阳得胜的军队，就要依他所准的停战撤下来。「他们开口说话了，」汉口街上一个平常的中国人说，「所以不会再打了。他们要说到谈拢，然后做一笔交易。这就是中国。」

十九十二月的北京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的北京，作为一座京城正慢慢歇了业。在武昌共和的报纸看来，它是一处停尸房。「庆亲王已饮毒而死，」它有一家报纸说。「荫昌确已死了，可大臣们把这事瞒着。」「袁世凯被杀了。」他们连统率帝制军的冯国璋将军也杀了。「可惜得很，冯贼已被毒死，」他们接着说；「他既烧了汉口、又抢掠杀了几千人，他该死是不错的；可本该把他活擒了、把头砍下来。」

这些事一件也不真。北京在它的衰落里是静的，到此为止并没有什么血腥。

十一月收尾时最末的一件事，是朝廷发了一道谕旨，令此后一切国务大臣「于宫禁之内骑马」。这份荣宠从前只授给王公、军机大臣以及别的特别受眷的显贵。这道旨并没有使宫禁那些荒着的庭院与御道上的车马多起来。南京是中国明朝皇帝的都城，先前起来做了一处战场，此时又在上升，而这回是做一座京城。十二月一日帝国的军队丢了他们在紫金山上最后一处阵地——紫金山一失，那袭紫袍仿佛便从满洲人的肩上落了下来；而革命党十二月二日占南京时，还没有一个省应朝廷之召派代表来北京开国是会议。北京没有度支——政府最要紧的一支。袁世凯所派的度支大臣拒了就任。侍郎不见了：他在一节熄了灯的火车包厢里逃往天津，随后去了上海。

他们趁着还跑得动，加进了那场出逃。

中国的局面于欧美的漫画家是一种活泼的激发；他们久已爱把那个「阿利」当题目——戴一副大眼镜，摇一把卖俏的扇子，拖一条甩来甩去的辫子。北京官员收到的恐吓信在他们看来是溜走的最后一声召唤。这样下去，中国的皇帝连一个政府的外壳都不会有，宫廷也不会有了。

摄政王醇亲王为替他儿子皇帝把局面挽回而辞职，又被隆裕太后开去。识得内情的人眼里，看见已故的慈禧太后从东陵她的墓里起来了。隆裕太后带着慈禧太后权力的衣钵，把这个国家、或说这个国家剩下的部分接了过去。醇亲王倒了，隆裕太后在党争中胜过了她的对手。

摄政王的退场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谕旨里说他是正式辞的职，可显出他是被径直撤掉的。旨里说摄政王已口奏隆裕太后：他摄政三年而摄政不得人心；立宪之政没有立起来，因此生出种种纠葛，人心已碎，国家陷于动荡。「摄政王悔之已晚，又觉若仍在位，其令不久便无人理。他哭着恳请辞去摄政，同时表明自己决意不再与政。我这太后住在宫里，不知外事，可我知道有叛乱、战事不止，处处招祸，而友邦的商务受损。摄政王为人诚实，然有志过高。他被人误导，害了百姓。故准其辞。摄政王之印作废。着由皇室经费每年给摄政王五万两。此后官职之任与政事，由内阁总理大臣与内阁掌之。谕旨以皇帝之玺为印。」

这道开去摄政王的谕旨末了，隆裕太后说了一句像慈禧太后口气到这样地步的话，连帝制派的改革者都吃了一惊。「朕将引皇帝临朝听政，」她说。这句话她费了些工夫去解，因为它看着像是她把皇位替自己接过去了。这道旨末几段写得既不使这个解法作废，同时又容得下一个相反的解法。而后一个解法，事实上正被共和政府抓住了。末几段是：

「皇帝圣躬年幼，护持之责尤重。着派徐世昌、世续为皇帝太保。

「时局艰危，王公贵胄务须体此。皇室、君臣既负重责，当忠心助国助民；而国民此时亦须晓得：朝廷并不反对把皇位所寄之权交出。望百姓守秩序、照旧营业，以免国家分裂、以复兴盛。」

醇亲王的政治生涯是短的。也不能指望他有更多的作为，因为他是个年轻人，照近世政治的意思说，是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受过训练的。各使馆同情他、怜他，以为他是个不为私的人；他没有必需的才具，却仍求皇位之福，而且是在成功已经无望的四围之中求的。

袁世凯摆脱了那个从前「怪」过他、又欺压过他的叫人恼火的年轻人。整个国家如今又像从前那样落在袁世凯肩上，而他手上还是像从前一样有一个同样无能而无助的女人与一个孩子皇帝。实质上朝廷已经真的退了位，因为它所抱的只是一些皇家的形式，而把那些形式的实质收回来的指望正一天天小下去。

资政院关于辫子的呈请到了朝廷，它便发了一道谕旨（十二月七日），曰：「凡朕之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这一条短短的律例后头像尾巴一样跟着那方大御玺，以及内阁总理大臣与另外十位国务大臣连衔带名的长长的签署。在北京的大臣只有三位，而这三位是最不要紧的。签署里有六个是「署理」大臣。法部大臣「不在」，他的签由另一人代签。

徐世昌身子强健，从前受朝廷的眷顾极多，此时正想躲开自己的责任。「朕接隆裕太后一道谕旨，」小皇帝说，「旨内称徐世昌恳请撤销前令〔即派他为皇帝太保之令〕。太后谕曰：护持朕之圣躬责任极重，而该大学士为人可信，诚实宽厚、阅历老到，故已派为太保。他此刻当尽其忠诚，不惜劳、不避苦。所请撤销前令一节，着毋庸议。」

朝廷这些举动在革命党看来同退位如此相像，以致他们把在北京不生失序而办成这一姓之去、办成向共和或向一个中国人的君主之政过渡这份功劳归在袁世凯身上。朝廷开去了摄政王。它终于把留辫子作为忠顺之记这件事放弃了；而如今又同时准了以太阳历代本朝的历。

这几道划时代的谕旨给人朝廷权力解体的印象。可有一位大官、在满洲吉林的巡抚陈昭常，想不出会有这样的自抑，把它错当作计谋，便上呈内阁，说隆裕太后是在为自己谋私权，并请人留意政府局势之重。他这道呈请把隆裕太后吓了一跳，她便发旨申斥陈昭常等对眼下的时局异常无知、又不能体其职分。「该巡抚等妄加揣测，」隆裕太后说，「轻率说出『朝廷至今变更杂乱无章』、『政权不一、宫廷不和』这类话。他们实不知朝廷力图采行合于时宜的新法之诚，亦不知其至公无私之高义。」

隆裕太后在这道旨里随后把宫廷与皇帝的处境说明了：「此次醇亲王恳辞摄政，已由朕准；而官职之任、政务施行等等责任，已一概托付内阁总理大臣与国务大臣，严格照立宪之政体办理；所留者仅一节：颁布之诏令须加盖御玺，又由朕引皇帝临朝行礼。后一节与前朝垂帘听政之事全然不同；这实是政治根本的真改革，以示朕与臣民更始之际并不独揽君权。」

这道旨盖着皇帝之玺，由袁世凯以及代表各部的人签署，末了是这些话：

「目下大局至危，似不能保一日。人心易动，四处谣言四起。该巡抚等宜同心同力，镇定以待之，保安宁秩序，以免惶扰。」十二月二十日隆裕太后又发一道旨，把陈巡抚的看法更驳得无地：旨令一切奏议须呈内阁，不再如从前呈朝廷，以此把她那句「朝廷并不反对把皇位所寄之权交出」的申说钉到底。

朝廷在向自己忠顺的死者行礼之时，劝活着的领袖镇定勿扰，倒也是应当的。「江西巡抚冯汝骙，」十二月五日一道谕旨说，「为朕效力多年，办事勤勉。因江西省城〔南昌〕失陷，从容自尽，以明其大节之不可犯，此举深动朕之悲悯。……着照阵亡督臣常例，给以最高之荣典恩宠。其官途中一切记过，概予开复。」

他两个儿子得了升，「以励官吏之节，以慰死者忠魂」。

十二月九日朝廷给闽浙总督松寿以同样的身后之荣。他是一位「阅历老到、忠心可嘉」的官员，也是「因福建省城〔福州〕失陷而从容自尽」。

十二月二十四日朝廷向宫中一位从前的卫队将官赵国贤之灵致意；他因广东城池失陷，在任上自尽。「其忠与自我牺牲，实足为最好的传统，」朝廷说。

朝廷除了哀悼自己忠顺的死者、向他们行祭礼，再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它像一只鸟绕着旧巢扑翅，这里碰一碰那里碰一碰，预备做最后的离去。

革命党与袁世凯自己心里都这样信定这一姓要过去了，以致他们议定了无定期的休战，此时已延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总统黎元洪与武昌的共和自丢了汉阳、而帝制派又撤出汉阳以来重新有了信心，除共和之外什么都不肯要。上海五省的代表除退位之外不肯迁就。两个共和都愿意把全权让给袁世凯，只要他把满洲人从中央政府里剔出去。只有广州反对他。

北京政府愿意在任何条件上同革命党妥协，袁世凯便请他旧日的副手唐绍仪做使者，去向革命党提议和之端。同自起头以来一贯的情形一样，每一次提议只使这场起事又进了一步、把最后的投降又催急了一层。

如今南京既已落到革命党手里，共和这一边的权力之重便在沿海各省。汉阳陷落之后，上海便能对武昌发号令。上海由伍廷芳领着，把黎元洪在汉阳陷落时所作那个含糊的宣布——说他愿让袁世凯居先、并愿在立宪君主之政上妥协——一概否掉；而武昌便同上海、广州一道坚持共和。

十二月七日唐绍仪准备往武昌去；因黎元洪那一份能干的稳健，袁世凯在那里最指望得着讲得通的条件。可十二月八日，就在袁世凯那位带着全权的使者离北京去同他商议的前一天，黎元洪发布了一部共和的宪法草案。伍廷芳趁机宣布：凡在武昌办的商议都不能算正式。上海已成共和的中心，是从北京资政院逃出来的议员、从日本来的流亡者与革命党、从美国来的学生与改革者、从香港、海峡殖民地与欧洲来的谋事者与改革者，以及从广州与扬子江流域来的共和党人的会集之点。

十二月十一日，武昌的黎元洪与他的代表们答复伍廷芳：择他做议和会议的商议人，并请他到武昌来。他有上海那些自称代表几乎全中国的代表支持，便拒了去武昌，理由是那里不是议和之地，是革命军近日败仗的所在。

从这一刻起，袁世凯的对手便是伍廷芳；而伍廷芳头一着是就他正设法办成的那些借款攻他。袁世凯在汉阳陷落之际把资政院的残余聚了起来——那残余多半是朝廷钦选的议员——又在十一月最后一天争得他们核准了一笔三千万两的比利时借款提案、另一笔一千四百万两，名义上是为政务与实业之用的钱。

资政院因此招了比从前更苦的批评。它的南方议员里许多人——那些不在武昌或广州的——都在上海。他们声讨袁世凯那个凑起来的资政院；伍廷芳十二月十二日告知上海各国领事与外国银行、又电告美、欧的金融家：不要借钱给袁世凯，说那是为和平之用的托辞，因为它真正的去处是帝制派的军费。

唐绍仪到了武昌，发觉那里是一个立了宪的共和政府，对他无话可说，只说他该接着上上海去。他一路顺扬子江而下、与时事脱了节而又无从措手的时候，上海的革命党组起了「中华民国」，好在他到时有个准备。十二月十四日他们宣布成立全中国的共和政府，以孙中山为十个革命省份的临时大总统，在他到之前由黄兴将军代理。他正从美国回中国的路上。

这十省的代表以一个国民会议的名义开会，议定了议和的条件——一份给袁世凯与朝廷的最后通牒——要交给唐绍仪。次日唐一到，他们便把自己的纲目交给他：废这一姓、立共和，以袁世凯为大总统、孙中山为副总统，内阁由革命党选定。此后他们除了宫廷退居的条件便无可商议。这就是那个议和会议。

因为没有别的事可做、或因为自信没有别的事可做，袁世凯的使者在议和会议上生出的一个个问题上一步步让，直到十二月二十日他「确信只有皇帝退位、共和成立才能使百姓满意、才能免于再流血」。这位使者唐绍仪在北京的朋友收到他的电报，请他们去劝袁世凯同他一致。

袁世凯怕共和意味着中国的解体。唐绍仪于是向袁世凯提议：中国将来政体这个问题，交给一个专为此事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去定。北京凡想得到的法子都提出来了，为的是避开共和，其中包括隆裕太后退居以及设一个中国人的摄政。

共和的力量把一切借款的指望都消灭了，直到这个问题定下来为止。一切别的问题在将来政体这个问题面前都消失了；十二月二十六日开了一场历史性的会，袁世凯在会上把唐绍仪与共和党人所呈的提议交给隆裕太后以及宗室的王公贵胄。宫里的人明白：只靠几个忠顺还成疑问的省或府县支撑，皇位是无望的。袁世凯电告唐绍仪，接了他那提议的原则；这样一来，他把自己对皇位最后那一点脆弱的抓握也松开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又开了一场会，商定那道接纳的谕旨。共和已经在明朝的旧都南京立起来了。他们怕被逼着接受更坏的条件，便急切地抓住了所提公决的原则，又露出愿在某些条件之下连退位本身都答应下来。

满清征服者最后这几位代表这场关乎大局的密议之中，殿上与四围过道里的情景，被白话报纸说成动人而可怕：隆裕太后昏晕在她随侍与宫眷的怀里，而毓朗、载涛等持异议的王公则宁死不辱，哀哭之声充满殿上与外头的庭院。

隆裕太后以小皇帝之名发出的记述则很不一样。在一道接纳那提议、并授权那个专门会议去定将来政体的谕旨里，她说：「应国务大臣之请，朕已召集皇室近支王公开会，并亲加询问，而无一异议之言。」

「朕〔此前〕已准资政院之请，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隆裕太后接着说，「并于太庙立誓遵守，望战事早息。……然因人不信朕之诚，政争屡起。以朕之见，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二者今日孰更宜于我国……非一部分之人民所能独断，亦非朝廷所能独决。」再往下，皇帝被叫着令内阁拟定日后采行的选举章程，以期在最短的时日内召开国会。

在皇帝这几项建言与命令的通篇里头，隆裕太后一直说下去，那样子几乎可怜，把自己的看法、指望与心愿都表了出来。「朕以为，」她说，「天将使百姓更生，然后为之择一君主以牧之。」随后她用这些话为皇位求情：「本意是一人养天下，不是天下养一人。皇帝年幼即位承统；而朕，也断没有那样硬的心去牺牲人命、去伤害举国。朕唯一的指望是国会商议并议定于国有益、于民有助之事。天所见者即民所见，天所闻者即民所闻。朕愿朕爱国爱民的将士与百姓，各怀至公之义，共同商议以采最好之策；朕于此抱最诚之望。」

朝廷与袁世凯已被唐绍仪完全丢开。唐绍仪南下时只带着一条要求，分作三节：一、皇帝与皇位保留，权柄归内阁总理大臣；二、内阁总理大臣由百姓选举，享有同共和国大总统一样的特权；三、各省在这些条件之下自治。他持有全权，对宫廷全无任何义务——这大概是中国的使者所享有过的最宽的余地——而他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把总理与宫廷丢开了。袁世凯自觉败了。他在外国各使馆里那些友好的谋士都支持他关于君主之政之必需的稳健看法；他觉得这个国家疯了，主张能借多少钱便借多少钱、守住扬子江以北这片土地、任南边共和的各省自走其路。

朝廷这道谕旨不为革命党所喜。凡不容共和立刻办成、又不至少承认那个共和的临时政府的东西，他们一概不接。他们从来没有在这个推定上迟疑过：政府是那个共和，不是那个皇位。

袁世凯明白了革命党指望、也打算自己去授权并举行那个定将来政体的会议时，便觉得自己被他的使者卖了。他苦苦地恼他的对手伍廷芳与共和一派的失信，恼他们非要一个凑起来的、而不是有代表性的会议。他向朝廷请了三天病假，好免于入朝。他对他的使者在上海同革命党所立的约的反对，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得了答复——那天孙中山在南京被举为临时大总统。革命党不肯等一个国民会议，也不打算给朝廷任何机会去把它在中国将来政体这个问题上的举动否掉，而那举动他们看作实际上的退位。他们已经把朝廷当作过去的东西对待，「因为十八省已经投票赞成共和，而朝廷的谕旨说它要接受这样一个投票之会的决定」。

袁世凯电告唐绍仪不要理朝廷那道谕旨，指望在那个会议的人员派定上争得一点延迟。「我要的是关于共和这个问题的一次真正的公决，」他说。

资政院的残余十天前因议和之会要退，被袁世凯不许；如今它以一声微弱的呼喊声明反对共和。袁世凯说唐绍仪也许可以做大总统，可他自己永不会给共和当差。他把唐绍仪的举动一概否掉，只认他的使者所议成的停战。可唐绍仪照旧在上海商议退位的细目，又提议以颐和园或热河的治外法权作为把小皇帝溥仪安置起来的条件之一。革命党宽宏大量地许给他同任何一位被废的外国君主一样的待遇。

袁世凯正深深埋在帝制的琐务里，正给资政院的空缺、给他那个内阁派人；而他那内阁像一架中国的焰火机器，一边转一边飞快地把人射出去。上海那边事情动的速度是袁世凯不能同意的，他没法叫自己赶上那些事。唐绍仪看来已把他捆在把将来政体这个问题交给一个国民会议这件事上时，袁世凯曾去电向黎元洪抗议，说「他是同情共和党人的；可幼帝、皇室以及满洲人一般的安置这三个问题，是不容易越过的难处」。

他所监护的人的整个命数如今已被预先安排、预先定下了。十二月三十日他接见外国通信员，向他们坦白了自己一切的为难。朝廷面前除了吐出自己的财宝或退位，再没有别的问题。帝制派因政府无钱，再不能打、也再不能击败革命党。「他〔袁世凯〕正把全部责任推在满洲人身上，」一位批评者说，「又在做最后一番『保面子』的努力。」

袁世凯一直坚持那个国民会议的代表要正当地选出、会集之地要是北京；他的使者求在芝罘、甚至汉口上妥协，可革命党非要南京或上海。事实是这整个提议已经死了，而那个会议从来也不会有。唐绍仪的差使完了。除了充作代满清一朝彻底投降，这差使是可笑的；而这一投降既已办成，他便辞了。

孙中山已到上海，此时准备往南京去就职，就职是在新年第一天举行的。他就职的誓词里誓要推倒满清一朝。北京的宫廷实已在拟退位的打算；许多人信它已经暗中安排好，隆裕太后与小皇帝可以避进各使馆。

宫里的情形，从那则半官方的告白里看得出几分——那告白说小皇帝已「停了他的学业」。师傅被辞了。

这就是我的北京。我曾以为这一姓是不死的，它活了这么久。它被连根拔了。退位此时只是一件手续上的事。一个共和竟能给它这样一击，本是不可能的。便是一九〇〇年宫廷逃了北京之后，那皇位还弥漫着这片土地——如今什么也没有了。我见过宫廷出巡时全副古老而蛮荒的堂皇——记得它回北京、记得它最后几场皇家的丧礼。它出来时，看它一眼便是罪；人被从街上撵开，看的人有被带弓箭的护卫一箭射死的可能。传说说在如今还活着的人的年月里，这样的事做过。这一切的煌赫与仪仗如今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可悲的景象：一个女人与一个小男孩在寻一处安身之地。

二十一月与退位

十一月与十二月那些谕旨是从什么样的想象之泉里抽出来、又流得那样叫人淹没，我不知道。我承认十二月到北京——是最后一天——时，对那一切谕旨与时事有一种茫然之感。我到美国使馆头等参赞卫理先生家里那天，正是除夕。说来是桩奇巧的凑合：一九〇三年的除夕，我也是从他家里离北京、去赶中国上一场战争的。那时候还是个问题：哪一处会更热闹、更有意思，满洲还是北京——满洲的战争还是北京的革命。可这一崩要来，用了八年。使馆区被塞得满满的，艺术品与财宝把它胀了起来，又成了难民的总部，这些都印证着这一点。

战争上一回临到北京是十一年前的事。我到后几天，有一件事叫我想起一九〇〇年——想起北京与它的君主的困苦。我从城墙上看见一队坐在车上的囚犯往刑场去。他们总走同一条路，从法部出来，出顺治门。福开森博士住在那路旁，体贴地把家里人的注意引到别处，免得他们想起这可怜的景象。

我们也一样怜眼下这个皇位。这个满洲的女人与小男孩被中国人袁世凯领着，被全世界看着。那位活着的天子，以及末一位成年皇帝的寡妻隆裕太后，已把信托放在「中国唯一的政治家」身上，又把自己的命数留在他手里。他是友还是奸？他要把他们引到哪里去？

一九一二年一月开头，北京醒来看见一场政变；这场政变若被满清宫廷承认、又准它立住，便能把一九一一年九月以来这样打下去的内战了结，又为这个国家两个相对的部分的合一开出路来。共和党人决意要北京政府守住唐绍仪所议那个约的条件，而那约实际上规定了退位与民治。可袁世凯不能不恼革命党：他们这样一来，使他没有了一个商议的底子去为将来的安稳作打算。在他看来，那意思是：中国稳健的那一部分人在和平的境况里经充分斟酌之后来定政体，同时为他那两个无助的被监护人作一个稳当而体面的安排。

情势逼袁世凯向隆裕太后交自己的辞。她不能接，既然如此，皇位与宫廷便不得不着手办退位的事，或者把他们那份随波漂流的方针重新想过、改过。

北京四围忠于朝廷的军队的头目要求把皇家的钱袋打开、把战打下去。这一点、加上满洲宗室一部分人的不安，使隆裕太后决意照办。

一月一日，滦州（永平府）一部分军队兵变，扬言要进军北京。他们把这话电告了北京各国公使，也电告了天津的领袖领事（日本的）。袁世凯坚持说：宗室若不应那要钱的要求，他的辞就必得接了。

一月二日，在宫里一场长长的召见里，袁世凯把整个局面说明，把唐绍仪同伍廷芳所议的约斥为越权，又指唐失信。

宗室与宫廷疑心自己被引进了一个圈套。他们明白了自己的损失，有些人觉得自己已经被卖了。袁世凯与他那个临时凑的内阁接了唐绍仪的辞。

隆裕太后交出八万两黄金，又许下要迫宗室各人捐献。袁世凯得了一大笔钱，告知各使馆他要为君主之政而战，又信自己守得住北方、而南方会散掉。

共和党人决意不让袁世凯把经唐绍仪丢掉的地面收回去。袁世凯收到孙中山一封电报，说愿把大总统之位让给他；而共和政府的伍廷芳宣布：袁世凯既已把唐绍仪的举动否掉，共和随时可以再开战。美国公使去电华盛顿要兵。别的列强都有兵可调，各国联手把从海边到北京的铁路驻守起来。

停战期满，革命军攻汉口以北的帝制派；一月四日那里有几百人伤亡，帝制派添了兵。袁世凯为孙中山让大总统之位一事致谢，同时经伍廷芳收到他的邀请，请他到上海去商议，因为书信往来办不通。袁世凯回说：伍廷芳既然无事可做，不如他来北京。

伍廷芳对袁世凯在同意「把将来政体这个问题交给一个会议」上的「延宕」感到诧异，便去电北京各使馆，把议和僵住的责任归在袁世凯身上。一月五日袁世凯把同共和的议和大臣往来的全部文书交给各国使馆，而外国的外交官取了他的看法。他把那个会议之事重新斟酌，长长地去电伍廷芳；可共和党人不肯回头去提那个问题。伍廷芳拒了袁世凯请他来北京的邀，也拒了他关于选出政体会议议员的办法——那办法要办六个月。

自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八点起便没有停战；因为同伍廷芳僵住了，袁世凯正直接同孙中山商议续停战的事。

共和党人想把袁世凯捆在他们同他的使者所签的那个约上——那约是把中国该采何种政体这个问题交给一个全民之会。可他们刚签了约便毫不迟疑地把政府弄成了共和，又「举」出一位大总统，而那人已誓要推倒袁世凯所代表的这一姓；他们的目的是用一切法子把这个政府确立。各大国鼓励袁世凯；他在这僵局之中去电伍廷芳抗议，说立一个共和政府、而它的大总统又誓要推倒满清政府，这是自相矛盾的；他问立这个共和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又要知道：若定的是君主之政，这位大总统会不会被免职。这便是那一记「诚挚的反唇」。

袁世凯的处境是绝望的。他拿他的使者只有全权商议、无权签约这条道理去争，争不回自己的地面。共和一直往前走，把满洲人推倒。袁世凯最后一次自辩是一月十日说的：「我派了议和大臣，是因为我明白武力永解不开华北与华南的分歧，而那分歧只有妥协才能熔合。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件东西：朝廷准许一个会议、而那会议若肯，便可以投票把这一姓投掉、合法地立起一个共和。可革命的首领们不肯接这份了不得的许诺，反而以为能骗我接下一个塞满革命党的会议，而这是我永不会做的。」

袁世凯就这样把照共和党人所设想的路子开一个定中国将来政体的会议这个问题永远了结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他一面等着南边共和的散掉、或北边的退位来解中国这个难题，一面径直把满清一姓与宫廷商议到不存在为止，同时指望终究会有一个更合中国千万人的意念与传统的君主之政。

北京的混乱因指望退位而显然加多了。外国的通信员在一长串虎头蛇尾里，一天一天地向世界许下它。外国各使馆已放弃了把局面总括起来的一切努力，只在设法向本国政府报告每天的事。

我四下走着看的时候，最叫我感触的是百姓的漠然：他们木然处在一片极大的安静里，而那安静来自国家机器的停顿。官员的绿轿、王府的红车、皇家的黄轿连它们的仪仗与随从都不见了，除了往来袁世凯在外务部大楼里的总部与住处的官车之外。代替它们的是加派的巡警；而在王府门前——本来该有鲜亮的马队与仪队来来去去的地方——是一群一群不出声的灰衣兵。对那些无处不在、想把东方的画意收进胶片里的业余照相人而言，这些穿着半洋式军服的兵是一样乏味的代替品。剩下的只有皇家建筑的背景与穿蓝袍的百姓，而这一切上头落着闲闲的日光。

一切宫殿都静着。陆军部的官员十分之九不见了，军谘府剩下的几个人聚起来喝茶，可别的什么也不做，既无款项也无权柄。广东人扬言要对在北京任职的一切广东官员施种种暴行，除非他们弃了北京政府。北京的南方官员受家里人的压力很大；再加上共和正给他们招手的机会，他们便去了。各衙门、也就是政府的房子，落在门房、听差与看屋人手里。

宗室是北京事务里唯一至高的机关。它的人多半收到革命党的威胁；又有一份新的激动，是出于怕炸弹。加上隆裕太后压着要他们捐军费，有些王公在这份忧惧之下预备出逃。隆裕太后下令他们一个也不许离北京。

北京已经有许多共和与革命的代办，正成为下等谋事者与刺客的中心。那些惊了的王公议定，要劝朝廷立刻退往热河。

宫廷此时收到南京共和开来的退位条件：皇帝将受尊崇之待，如外国的君主在中国所受者；宫廷准住颐和园；皇帝得一份从厚的经费；祖陵与宗庙保归宫廷各家；皇室的人身、产业与财富一概受充分保护；满、回、突厥斯坦人与西藏人一律与中国人同等；食饷的满洲人照旧支领，直到另筹出使他们能自谋生计的办法；食饷之人与别人之间的限制取消；末了，皇族诸王保有他们的产业与封爵。

这引起了新的商议。王公之间的分裂还在继续。蒙古王公对退位这个提议不以为然，据说已同满洲的毓朗、恭亲王、载涛几位王公结成一党。可宗室之长庆亲王领着一个更强的相对之党，而那一党已经把退位的一切情形都考量过了。一月十三日，前摄政王醇亲王代隆裕太后与那位年高的领袖庆亲王，亲自去同袁世凯商议共和的提议。

袁世凯又一次为自己不能弹压这场起事而抱憾，把局面之无望印在这位前摄政王心里，又力说把这个国家合起来是头等要紧的事。前摄政王表示为首的王公与宗室的人都赞成退位。一月十五日庆亲王与醇亲王在宫里同袁世凯会商，议出一个试行的方案：照那方案，退位可以办成，而袁世凯也能把这个国家合起来。朝廷要把国家收回自己手里，正式接下袁世凯与他内阁的辞；然后在最后一道谕旨里派袁世凯做调停之人并宣布退位，随后袁世凯要在天津这个口岸组一个临时政府。

眼看那道退位的谕旨——它必定代表着他抚定之努力的失败——竟真在拟的过程里，袁世凯又赶忙请辞。不行，宫廷说。朝廷还没有预备好发那道旨。

袁世凯离议事厅时，是在两面火力之间。刺客已经到了北京，他被两边的人都标了记：一边是那些信他背了这一姓的满洲人，一边是那些信他碍着共和的革命党。就是在这一刻——他坐着马车，由他的贴身侍从与卫兵随着，回外务部他的住处——我先前提到的那颗炸弹朝他掷了过来。

在共和党人看来，宫廷那个退位的方案意味着把皇位的权力委给袁世凯，因此正是共和党人所要的反面。他们不肯答应满洲人把权委给任何人。对袁世凯关于宫廷退位方案的话，共和开出四条：皇帝必须退位并交出一切主权；将成立的中国临时政府里不得有满洲人参与；临时的京城不得在北京；共和的临时政府在被各国列强承认为这个国家满清统治的继承者之前、在这个国家重整、和平与和谐立起来之前，袁世凯不得参与共和的临时政府。

共和党人通知说：这些要求若不应下来，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八点停战期满时便要开打。袁世凯把宫廷的整个方案告知了外国各使馆；各使馆去电本国政府，又着手安排从北京同北方新的政府所在地——等它在天津立起来之后——通消息的事。他们以为这一切都会发生。

共和那份最后通牒、以及那颗炸弹爆开——那是一九〇五年以来第一次，也是北京整部历史上只有的第二次——的效验是：把宗室诸会的工夫搅乱了，又把暂时得来的那一点秩序重新弄散。那种长期的溃奔之状既已复起，庆亲王与醇亲王便告知总理与内阁：隆裕太后对退位谕旨的核准已经得着了。可虽然如此，隆裕太后与宗室会商起来还是同从前一样的犹疑与混乱。

那颗炸弹爆开之后，袁世凯请了三天病假，又去为自己卫队的死者、特别是他护卫的统领办丧祭。可他假还没满，便被令回去与会。

局面复杂到无从说明。北京对袁世凯的疑忌，最后成了一部分军队抗拒退位。满洲兵散帖子，号召百姓死抗退位。有人怕北京四围要有一场普遍的起事。宫廷收到种种恳求，要它筹出能使大多数百姓满意、能把和平复起来的办法。它极愿意这样做，可它对自己在这上头的能力已经绝望、又信自己一去便是一场洪水，这从一件事上看得出来：它把奉天宫里的财宝拿出来卖。宫里的会商一再被报为「暴风雨般的」。到一月十九日，外国各使馆都已告知本国政府退位已定，可宗室的会照旧散得没有一个决定。

各种会议与商议多得几乎跟不下去。它们多而无果，到了近乎发狂的边上；那位明白的老领袖庆亲王便把自己的党羽撤了下来，好让议事厅里的激动平下去。袁世凯从人要他命那一回里得了教训，便趁这个间隙做防备，安排好万一必需时可以经各使馆、再坐火车逃往天津。

前摄政王醇亲王身为皇帝之父，不得不到宫里去参与几乎每日都开的宗室之会。可庆亲王、溥伦亲王与洵贝勒有五天不去，把定夺的担子撂给了那些守旧的人。共和的最后通牒已把那个定将来政体的国民会议的整个方案废掉了。袁世凯自被掷炸弹以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宅子，他劝宗室的人把分歧沉下去、合力筹一笔军费、抵抗攻击。隆裕太后接了守旧派的劝，此时拒了退位。她的立场是：满洲人是为中国之福而行事的；照共和党人的要求退位，这个国家在眼下这样失序与不统一的情形下便会没有政府。除了代一个统一的国家，它不能退位。皇帝照共和党人所要求的把政府抛下，那便是做懦夫。

在这些关乎大局的日子里，皇帝在做什么，倒有意思。他已经「停了学业」，而他那位唯一有权责他的师傅也去了。皇上正对着他那个常在一处的伴儿张太监作威作福，或是为吃食大发龙怒，把碟子朝伺候的人掷去。两年里他把巷子里那些玩伴都忘了；从前他在父亲宅子门前同扫街的孩子说话，如今他转成了吓宫里的鸟、或是拿他的新鞭子追那些被他吓怕了的皇家狗房里的狗——同随便哪个男孩一样。

帝国的军队与那个被阉了的陆军部奉令预备抵抗。城外营里应召归旗的满洲后备兵正在操练。袁世凯自己的护卫有三千五百人，他一直在慢慢加多，此时开始从他旧军的行伍里调来更大的人数。随后他就自己的立场发了一份声明：他此时行事是出于要为中国全体百姓的最好利益效力，不是为这一党或那一党。他不是在追一份个人的野心，只指望继续在内阁总理大臣任上，为的是争得一次正当的国民会议代表的选举，或以别的法子探明大多数百姓对将来政体的实在看法。既然共和首领的态度使一次正当的普选难以实现，他愿尽快把和平与某种实在的政府办出来。为这个目的，他愿意辞职，把大权交给任何能以中国最好的利益把局面解开的能人。

「我不是为保满洲人而战，」他说，「是为保法度与秩序。眼下我军事上的打算纯是守的。我不会攻共和党人；可战事若再起，前线的将官可以有极大的便宜行事之权。」

宫廷始终没有拿出它一再许下的军费，那些持异议、也就是守旧的王公便提议向一个友邦求助。他们说不动法、英、德、美这四个有资本的国家里的任何一个借钱给帝国政府，便荐说该向日本去谈这件事。隆裕太后准了王公们去向日本探探能办什么。这一下碰到了全亚洲政治里最敏感的事务，当即把总理与内阁惊动了。这件事若坚持下去，会把袁世凯推开，而隆裕太后也支持不住。它会是北京比任何刺客所能引爆的都更大的一颗炸弹。

一月二十五日，醇亲王在极多军警护送之下去看袁世凯，在北京街上引得人瞪眼纳罕。这次拜访之后来了一阵沉寂、来了一阵揣测的平静；一月二十六日，这平静被打破了——袁世凯出乎自己意外地被谕旨封了侯。

近世中国里「侯」这个爵位总同曾国藩的名字连在一起；他「平了太平之乱」，因而被封侯作赏。袁世凯对这送上来的荣宠退避不前。隆裕太后这一举所生的总理与朝廷之间的往来文字极有意思。「朕亲接隆裕太后一道谕旨，」小皇帝说，「旨内称：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公忠体国，勤劳卓著。自其入阁以来，筹画国是、扶持时局之功尤为宏大。着赏给一等侯爵，以示殊奖，不许推辞。」

这位总理写他的回奏时，耳里正响着邻街上一颗炸弹。良弼将军新近被派统禁卫军，是个主战的将官；他去看过肃亲王——那是位和悦的满洲人，某种意义上成了总理与守旧派之间的调停人。良弼将军到家时，有一个样子像禁卫军兵的人坐洋车来到，在将军门上递了名字进去。将军回身去见他，两人一碰面，那来客便引爆了一颗炸弹；他自己被炸死，将军两腿伤得极重，一条腿非锯掉不可，两天后便死了。

袁世凯的回奏像是被那一爆截短了，很短。他说自己的见识（才具）浅薄，因此请撤这份朝廷的荣宠。他辞了两回，第二回把过去的事一一重述、把自己的失败摆出来。照隆裕太后两回的答旨，这些辞让只证明了他的「谦与贤」。虽有袁世凯所举的理由，「该大臣，」隆裕太后说，「艰难之极而独力支撑，所保全者实已甚多。此次革命为非常之变，前代所无，该大臣维持政府之位，所遇之难亦更大。数月以来一切艰苦之境〔他都〕忍受过了，故其更当受此非常之赏。」为把自己的道理说得更足，小皇帝被叫着说：袁世凯恳请朕撤前旨，其「言与情甚为恳切，出于内心之诚。然此殊奖乃朝廷权衡之后所赐，以为最为相宜之赏。着其恭遵各旨，勿再恳辞」。

这中间还出了许多别的事。袁世凯已去电伍廷芳，请他斟酌在那个考量国家将来的国民会议的地点与组成上取一个折中的看法。此外孙中山深受袁世凯的危险与责任所动，申明他信袁世凯是诚实而出于真意的，为商议的继续留出了路。

一月二十七日，应了共和的代办要在北京与直隶省行炸弹之事的许诺，有人要刺忠于朝廷的张怀芝将军于天津，一颗炸弹在那里的火车站在他近处炸开。他没有受伤，可那要行刺的人受了伤，被拿住。

有计有反计。帝制派的段祺瑞将军在河南他的总部——他在那里挡着山西来的杂凑的革命兵与土匪——安排了朝廷的将官与统领们一体拒不抵挡革命军的推进，而内阁收到他们四十六人联名的一份最后通牒，为此上呈。

这是所有炸弹里最大的一颗。两边的人异口同声说：「这就是终局了。」袁世凯的朋友传出话说他要做大总统、整个内阁已在南北均等代表的路子上议定。袁世凯从天津调来八列车的兵，以防失序。

一月二十九日又有炸弹的暴行，在京东十二英里的通州近处发现了掷弹的人。

此时并没有停战，可也不需要，因为共和已经把对手的将官与统领们征服了。满洲人无能为力。宗室各人还在重开他们没完没了的商议时，隆裕太后、庆亲王与醇亲王终于定下依南京共和政府所立的条件退位。袁世凯又发了一份声明，说他愿接受任何能保和平的解法。若这个了结是理、真与义的果子，他对国家的将来不怕。他并无做新共和国大总统的野心，只愿有一个稳固的政府立起来。孝感帝制派的总部被掷了炸弹，毁了一节正运帝制派兵的铁路车厢——那分明是对抵抗革命党的一种抗议。隆裕太后下召，令内阁次日在宫里会齐，安排退位的细目。

一月三十一日朝廷就侯爵之事给袁世凯最后一道答旨。它只是承接了他那份恳请：「请准缓受此〔侯爵之荣〕，俟目下局面稍有转好〔平息〕之后。」在同内阁的会上，隆裕太后宣布朝廷已定下一个能保和平的局面的解法，并训令在场的大臣照此安排。

二十一带着巡警与探子穿过直隶与山东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我离北京去穿直隶与山东，要看看这「花之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

走之前我同英国朋友梅尔斯先生与夫人吃了午饭。他们说起早上骑马出去，看见从鼓楼到王府井大街那一段街几乎一瞬之间便清空了，为的是给一位王公让路，大概是庆亲王或醇亲王。一声警笛吹响，街上的人便没了。清空的一段约有一英里半，可见北京巡警之得力；而梅尔斯先生是中国事务上的权威之一，他称北京的巡警是「这帝国里最好的」。

同一件事我先前已经有了感触。我骑马绕北京走了一圈，发觉每条街上、每处要紧的房子前头，都有穿黑的、灰的、蓝的巡警与宪兵的巡队以及军队。

我在使馆区南界那道墙外头的车站上同我的同行者福开森博士会了面，上了那些编得出奇、坐的人也出奇的火车里的一列；那样的车当时在北京与天津之间开得极频。可我们还没有机会去把包厢与大车厢里的人打量一遍，便出了一桩可怕的事。凡由铁路从北京去天津的人都知道，那条线紧沿内城的南墙走，到了东墙便急转个弯朝正南。火车在这里猛然停住：一个乡下人被车头撞了。那是个短的冬日，没有太阳，刮着冷风。在这个地方，还在北京（外城）的城墙以内，有田，又这里那里有一簇一簇的房子像村落。我们正对着其中一处。我还没能下车，车厢的踏台上便吹响了一声警笛；当即从这处外围的村落里出来一位穿制服的巡警队长。这些村落像是每一处都驻着人。聚起来的二十来个乡下人眼睛都朝着车厢的踏台；一个穿便服的矮小的南方中国人从那踏台上下来，同那位穿制服的巡警队长商议。这中间，福开森博士与我查看那受伤的乡下人；他躺在车头后头不远处，还在喘气。福开森博士以中国红十字会总办的身分把名片给了那位从车上下来的神秘的中国人，建议把受伤的乡下人送到一处外国医院去。那名片又转交给穿制服的巡警队长；我们重新上车，往前开了。我们从南墙的豁口离开外城时，从窗子里看见巡警的卫队列队站着，标记我们的离去。

「这位是张巡官，」福开森博士转过来对我说；那神秘的小个子便照西方的样子脱帽，谦逊地握了手。「张巡官是我南洋公学的老学生，」福开森博士接着说。我们请他留在我们车厢里，他便留下了，后来又给我们讲了巡警这个体系是怎样运作的——那如今是个近世的组织。它其实是靠德国巡警教习之助建起来的，又有日本专家带到北京来的日本侦探之法。后一种法子以它无穷的细密为记。张巡官在北京与奉天之间的铁路上跑。他刚跑过一趟到奉天的线，此时又要启一趟新程。

我们说话的时候，对面坐着一个躲躲闪闪的中国人，是我们包厢里唯一的另一位客。他从容地从一只杯子里啜茶，茶不时由车上的侍者从我们中间那张活动小几上的茶壶里添上。张巡官对他有了兴致，便自我介绍。这位生人原来是天津的一位巡警队长。

「我们该觉得护得很严了，」两个中国人说话的时候，福开森博士用英语对我说。「那生人脸上显着多少狡猾——这人能有多少诡诈！」他接着说。他们正在细谈各自的身分，彼此交换着记录。我们又要了茶，又要了中国人极爱、又爱闲闲地把玩的点心与糖食。我们嚼着瓜子坐着，那生人讲了一段有意思的故事：那颗炸弹是怎样在天津火车站朝张将军掷去的，在那里炸开了，没伤着将军，反倒伤了那要行刺的人。他以为直隶省这场炸弹的举动是外行的。它之不中用似乎是他主要的念头。他这看法作为一个侦探的看法是有分量的，而天津的中文报纸也帮他撑腰：其中一家登了一篇论说，极力劝那些掷弹的刺客把这场举动放下，理由是它对他们自己比对他们所要对付的人更致命。每一回那兵器都成了回头打自己的飞镖。那报说：有五名掷弹的人在刺袁世凯那一回丧了命；那个要刺良弼将军的当下便被炸死，连自己已伤了对象都丝毫来不及知道；而那个要刺张将军的，所造成的唯一的伤是在自己身上。

车上挤满了往天津去过周末、去看流寓在那里的家眷的官员与参赞。北京一位有名的官、梁男爵在车上；大车厢里聚了一大群官方的代办以及北京与天津两处的中国报人。张巡官悄悄挪过去，在他们中间坐下听他们说话。这里有一景，把中国社会里出现的那场翻覆——同过去那套亚洲的社会制度的断裂——画得极鲜明。那些中国报人正同一个苏州女人嬉戏；照中国一句谚语说，苏州是中国两座因女子之美而使人在到天堂之前肯同这人世和解的城之一。他们是一群样子灵秀、衣裳又好的人。一圈一圈的烟卷的烟填满了车厢上部，站着的人的头都在云里。

那女人样子颇好，是谈话的中心；在众人交叉射来的机锋里，她的回答是即刻就出的。这是中国少有的事，因为那里男女没有随便的往来。这甚至对外国人的礼数之念也是一种冒犯——也许这就是少年中国对西方、对近世之物的意念。

到路程快尽时，那一伙里有一个人一直不与同伴的轻薄为伍、比他们正经些，过来坐在我们包厢里。他那份心事重重把福开森博士打动了；博士说这里有个人必定有缘故为这个时世而紧张、而不安。我留意到那群作乐的人里最起劲的、也就是实际上把那女人的注意攥住的，是个身架壮实的人，穿着皮衣、戴一顶皮帽、脸色红得很足，看着像是从蒙古来的。他那震得回响的声音、火车的轰隆，以及他在车厢正中想站稳时的怪态，好像把这一景变成了中世纪蒙古人的一场狂饮。凡像蒙古的社会生活的东西，在中国人看来都是退回野蛮。这一景里那份蛮荒的放纵，至少刺着了一个人的感受——就是那个避进我们包厢里来的人。

那位不知名的巡警队长在天津华界下了车，张巡官往北朝满洲去了。我们到天津租界时是夜里，离了火车站又坐车在光线昏暗的街上走了一英里多，到利顺德饭店。

自一九〇〇年庚子之役以来——那时候这饭店响着刀剑与马刺的铿锵、响着酒杯的碰击——它从没有像如今这样一副模样。有从菲律宾来的第十五步兵团一个营的十几位美国军官聚在门厅里，又有若干显要的中国难民在过道里与灯火辉煌的餐厅里。从我们这桌上看得见山东前巡抚孙宝琦——我们的脚正朝着他从前的省城去——他穿着洋装，在一张大桌上显出一副出众的气象，四周围着他家里的男丁与随员。

他的胡子对一个中国人来说算浓，黑白相间；额高，头发稀薄，因为剪了辫子而有几分往上竖着。他是个出众的人，而餐厅里有一种同情之意，表现为一种带着敬畏的静。他站起来时我看见他穿着一件长礼服，像一位典型的美国政治家、或上一个十年伦敦的一位商人。他个子高，脊骨挺直。他叫我明白了一件事：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见中国的官实际上就是的那副人形的衣裳架子的骨架——他的动作正是一个稻草人的动作。我不信没有见过中国官所装出来的那副「派头」与神气的人会留意到这一点。

官员里有这么多人出逃这件事，我不能不一直为它触动；而这事是从蒙古办事大臣那里开头的——那是我进革命的中国头一件触动我的事。

孙宝琦自山东省开始摇动、又宣布独立的那一刻起，就是在「骑虎」——中国人把官坐在百姓背上叫做骑虎，他得稳稳坐住，一掉下来便要被吞掉。他跟着百姓走，一直走到他们把自己的脱离与独立否掉、走到芝罘这个海口归了革命、走到共和逼朝廷议和；到那时候，他的处境复杂到不安全了。在天津这处遮蔽之地、在外国租界的心腹里、被外国的巡警与兵围着，他坐在那里，安然在避旋风的地窖里，等这场风暴过去。中华的这场脑中风暴，是连精明老练的孙也不能安然渡过的。它是那把自古而然的中国伞挡不住的，只有外国的屋顶漏不进雨；而饭店那些灿亮的灯像彩虹一样画出了一个安全的魔圈。

我们从饭店坐敞篷马车走好几英里到天津华界的车站去坐往山东的火车时，还是夜里，很冷。我们进车站那片地面时，破晓的第一线光照亮了那颗炸弹朝张将军掷去的地方。车上又有丁家立博士与我们同行；他是美国政府的一位使者，从北京使馆派出，为的是前往南京去查察共和政府与革命的局面。华盛顿的政府在他们的代办还没有到上海之前便提早把这消息发了出去，弄得他有几分为难。

车上是暖的；我们转朝南、同大运河平行之后不久，太阳升起来，把车厢灌满了光。我们是唯一的外国客。这是德国的铁路，也是德国人那些利益之一；正是这些利益的影响，使袁世凯在山东脱离时给孙宝琦巡抚发了那道警告的信。它是中国最舒适的铁路行程之一。中国的报童在我们开车之前就在天津上了车，我们这一行人得了本地的报纸。

清早我们把这些报纸翻了一遍，看中国写短评的人与画漫画的人在做什么。一篇讲炸弹举动的文章配着一幅漫画，画出官员所受的那份恐惧。「『四面八边』的消息」——一家报纸的栏题这样写。它指的是中国通用的那张桌子：一般坐四人，又能容八人——中文叫「四面八边」，即四个面、八条边。它的意思是「众人之说」，或者「四方的报告」——用在中国的消息上很合宜，因为中国的消息所倚的谣传，大概比消息往来较好的国家的消息更多。

有一位写短评的人为封袁世凯为侯这件事作了一篇讽刺，把「袁已封侯」这句话用一字双义的写法重复了几遍。那效验只有中国人领得十足，因为中国文字有那份微妙的力量。另一段则明白些，也因它那份乡土之见而人人都懂得。写的人是河南省人，而袁世凯正是那一省的。他说自己为一件事所触：直隶省要一个河南人来掌舵；可看不出有哪个直隶人的胆气够他闯到河南去、也看不出河南的舵上需要这样一个人。

在山东的德州，我们经过那座大兵工厂；它一九〇〇年之后从天津迁来，为的是离开外国的驻军以及海与北京之间那条由外国人控制的交通线。它此时正在帝制派的直隶省与芝罘、登州的革命军及其根据地之间，而在通省城济南府的路上的黄县正打着仗。约两个礼拜前，满洲的日本秘密勤务在腹地、可又在日本铁路上的凤凰城，以及在鸭绿江上的安东，看见成批的中国生人，便把这事报给旅顺的总部，再从那里转发东京、奉天与北京。一个礼拜之后，约二百个装作苦力工人的中国人在大连上了一条日本的小轮船，那船属于日本人所说的在直隶湾各口岸之间跑的「蚊子船队」。此后听到他们的消息是从芝罘来的：那位日本船主向他的总领事报了案，而中国海关的外国税务司则着手没收他的船，因为他进了一处不对外国通商开放的口岸（登州）。那日本船主讲了这样一段故事：他在大连载了二百个中国苦力去芝罘。离芝罘还有几个钟头时，那些苦力把遮住革命军军服的外褂脱掉，命他驶进登州。他们到登州港里时，船被舢板围住，革命党下了船，不告而别，连船钱也没给他留下。

登州迎了这一队革命党，反了，成了革命党向省城济南府进军的根据地。

傍晚我们到济南府，人在一个两边都有革命军的省的心腹里。据报北边由蓝天蔚将军统兵，南边则是共和的军务总长黄兴将军从南京派上来的一支兵力。同它相对的是帝制派的张勋将军，而他几个礼拜前几乎不战便弃了南京。有旅人从他徐州的总部带回对张勋有利的印象。据说他是个旧满洲一路的战将，是那「生擒活吃」的一类，可是个真会打的人；他说过若朝廷退位，他要聚十万人在自己身边，独自打下去。他「永不会听南京那些半生不熟的家伙的令」。

想到有人说法国那些最出名的耀武扬威的放荡之徒才是他的原型，他的话必定比这丰富得多、有画意得多，而且活泛得全然不宜于刊出。我们到的前夜收到一个报告，说张勋将军已弃了自己的军队、动身往日本去。众人一致以为：此事若真，便把旅人们那份有利的印象驳掉了。那些查过张勋来历的人发觉：他在北京是个浪荡之人，从来没被托过任何要紧的官职，一向在旧式军队里当差，不懂新的一套。他常出入最下等的地方，又以最卑污的献纳——比如歌女之类——去结交并腐蚀他的上司。有人说这样一个人不能指望有多少作为，他心里无疑别无他物，也断然靠不住。于是有人举米拉波为例，说他是放荡与才具的合一，以此驳这番道理。

孙宝琦巡抚的继任者正设法弹压省城里的刺客、维持一省的安静。他一边有一支帝制军，一边有一支革命军。要办那件官场惯常的骑墙之技，于他并不容易。他给报纸加了检查，颁了宵禁的令，又在追捕那些业余的革命嫌疑人。在他往张勋将军所率的帝制军输送军械与人的同时，他还派了一名使者去探他省内北部的革命党，量一量他们运动的力量，好知道在哪一刻该向他们去提议。我们次日早上离济南府时，在车上遇见了这位使者。他要去青岛，再由海路到革命党的根据地芝罘，从那里去、或派人去登州与正在打仗的黄县。

我们跟在一支去挡黄县那场运动的队伍后头。头等车厢里除我们一行之外只有两位客。一位是德国的行商，另一位就是巡抚的使者。后一位名叫何应培，从前是山东省莱阳的知县。要看出他的身分与他这趟差使是什么，用不了多久。关于中国的情形，我们所能告诉他的那些他全然没有。他对外国的电讯深信不疑。听说那四十六位「将军」——张勋也在内——向北京发了最后通牒，他目瞪口呆。他没听说过。过了一会儿，我们天津一家报纸上所载那些「将军」最后通牒的原文给他看了，他便垮了。

迁都这个问题随共和这场叛乱又出来了，正如它几千年来在中国每一次事变里都出来一样，而史上列举的至少有二十来回。共和党人此时坚持京城必得在南京，因为南京位置居中，又是古来学问之所在、远离物质的四围与腐败的传统。谈这件事时丁家立博士说：中国还有一个传统是京城必得靠近边疆——也就是北边的边疆；他指出危险的地带还是在北边，正如「京都东徙，金人即入」这句谚语凝成的时候一样。

在北方人心里，京城南迁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那个在北边取代了金人的敌人——也就是俄国与日本——的进来。这些议论里，我觉得我们是在旧时的气氛里；往车窗外看，我看出我们正经过山头上一座座毁了的城。也正凑巧：我们正揣度着今日中国与往日中国的相似之处、而那位官儿探子躺在他包厢里、在德国的保护之下舒舒服服地安全着、把那四十六位「将军」给北京京城的最后通牒读来读去想弄明白的时候，一位本地的居民指出我们正经过「三国」君主的陵墓。

那些墓是土筑的金字塔，四面辟成小块的梯田，年代在公元四二〇至七五〇年之间。我们正穿过中国最古的地方之一，也是政治与治理经过许多变迁的地方之一。这里是最够得上称中国的中国，是孔子与孟子的家乡。孟子那位有名的母亲就在这里、在她本乡织布，又因那乡里不成样子而「断了织机上的线，迁到一处更够格的邻里去」。孔子就在这里，在临死前几个钟头站在自家门口，为世道的政治而哀。

这位使者何先生是孔门里一个可爱的样本：身架极大，一颗倒过来的蛋形的头，一条稀薄的辫子从头顶上往看他的人那边一探便不见了。他四十岁上下，腮帮子极大，有个双下巴。他的嘴大而不粗，上头垂着一撇稀薄的、东方式的铜色胡子。他的眼睛像琥珀里浮着的黑玉，使他那件红与铁锈色的织锦绸褂看着恰到好处。他把褂子脱了，里头是一件鲜亮的蓝袍。他是我所遇过的最不带个人色彩、最超然的中国士人，全然温和，一点也不像个革命的探子。

派我去请他同我们一道吃午饭。我们从餐间叫来一块牛排，是那位兼着承办、厨子与侍者的中国人送来的；又拿一只提箱把桌面拼大些，好腾出地方。我发觉那位「探子」在他包厢里躺着。「我们请大人吃饭，」我说。「探子」显得茫然，我便再说一遍。他和气地推让，坐了起来。我坚持。他要把我推开。「请来罢，」我又说一遍，便挽住这位温和的官的胳臂，一路把还在推让的他领过车厢的过道，到我的同伴坐着的地方。

要叫这位「探子」吃，也一样是件讲礼数、一样难办的事。他其实始终没有真吃，虽然他用一种只有他这样庞大的人才做得出的秀气的样子，把我们外国的珍味——咖啡、果酱，以及福开森博士带着做成三明治的白面包——尝了尝。他偶尔容自己从我们的消息把他掷进去的那份心事重重里醒过来——我们要告诉他的那些，于他必定是一击——他回话极和悦，可心不在焉。他看着是一种乐趣；他肯说话时，听着也是。他容人劝他尝了一只相当硬又没有汁水的山东梨，以此结了他这顿饭，随后又回到他孔门的超然与矜持里去。

那位「探子」把天津那报上四十六位「将军」的呈文原文读完了。他说这一举是最后的了，朝廷除了退位再没有别的可做。至于他自己，他说他一家人已安顿在青岛，是他为安全把他们搬去的，他要同他们一起留在那里。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遇上并让过了往济南府去的青岛车。那车上挂着一节空的专用车厢，这件事于何是有意味的：他说那是给巡抚、给他的主上逃走用的；于是他又垮了。

我纳罕这一段看着如此的故事里有多少是真的。在何心里把它推演出来，大约是这样的：

张勋将军没有逃往日本，只是加进了那份给北京的最后通牒。巡抚从张勋将军那里得了给朝廷最后通牒的透露，又知道自己非得向革命党提议、否则便得逃；便派了他的使者、也就是何本人，去同他们接上头。这件事既安排好、又把何送走了，他此时便把一节专用车厢调上来备着，好在万一不能安然把自己那匹帝制的马换成一匹革命的马时，逃往德国的殖民地青岛去。

我们快到青岛时得了消息：德国殖民地中立地面上的一处市镇即墨反了、归了革命党，胶州总督已派兵前往。二百名德国骑步兵已经先派去了。「探子」何在此后的路上安安静静待在他包厢里；我们在青岛站上同他告别时，我信他心里已经笃定：他的主上、那位巡抚会坐下一班车跟来避难。山东事实上是永久地归了共和。

我们只来得及同麦克纳利领事匆匆穿过那片空地到码头上，赶上了去上海的轮船；在胶州湾的星光下，我们离山东往扬子江去了。

二十二上海的革命军政府与伍廷芳

我们在一场冷雾里溯黄浦江而上，往上海去。我头一样找的，是革命党新的那面旗，也就是「五色旗」：红、黄、蓝、白、黑五道横条并排。我原以为这旗会到处挂着，可是并不显眼。直到进了自己的房间，我才看见那几样颜色在上海外国人城区的屋顶上这里那里飘着。另一头，雾散之后，看得见江面和江上的全部船只，还有在汉口哗变过来的那几艘中国兵船——巡洋舰和鱼雷艇——隔一阵便上下驶过。上游泊着各国兵船，德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还有别国的，与那道长长的外滩码头并排；再过去便是中国的制造局，上海共和、或者说上海独立，就是在那里的一场「战斗」里生下来的。

四川可以叫作九月的共和，武昌是十月的共和，上海便是十一月的共和。上海只消在给各国驻沪领事的一纸照会里，把九月、十月两位前辈的「辉煌成功」描上几笔，便能把自己脱离清廷的举动解释得叫人明白，又取得外国人的合作。「国民军」，五十名半推半就要打一打的保皇兵连同一门克虏伯炮、几支步枪、两挺机关枪和一门三磅炮，再加上一大群数不清、却规规矩矩的游民，揭开了这座城的独立。在美国总领事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从那里望得见上海这出共和戏的几处地标；见过、听过这些事的人，就在那里讲给我听。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外国记者和别的一些人从租界出去看，看见一伙人，据说是在找紧挨着制造局的江南船坞的总办。这是头一件不寻常的事。那是在下午。

像是全都事先安排好了似的，船坞和制造局两位最显要的官员——吴提督与邝国华先生——都不见了。可是制造局里总办公馆外头有一队卫兵，冲进船坞去迎那伙搜寻的人。那伙人不过是一群无赖，卫兵躲在一道树篱后头朝他们开枪，把他们打散了。

过了下午四点半，那地方开始挤满了人。开枪造成的伤亡，就像乡下庙会上出了一桩小小的意外。人们开始分发白布条、白手帕，互相绑在胳膊上，像是报名去当红十字会的义工。其实不然，这是共和的标记。船坞卫队的兵和人群里的百姓，因这条白臂章而亲亲热热混成一片，随后人群和看热闹的散去，船坞上了锁。本地报纸说，整个上海「改换了效忠的对象，没有一声怨言，只有热心人互相道贺」。

可还有那「五十个人」的事。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革命党的「国民军」来接收制造局和船坞——这两处其实在道义上已经投降了——他们带着那门克虏伯炮从江岸那一边推进。制造局与船坞卫队里的那五十个人迎候这支「国民军」，在他们从船坞那边走近时开枪。他们枪法虽差，却打倒了一个革命党头目，那人正挥着一把长柄大刀给手下打气；可他们挡不住「国民」的推进。他们溃散了，同数目相当、同样三心二意的伙伴一起，有的逃到黄浦江边，有的逃往乡下，丢下几个死的伤的。他们是从黄浦江口的吴淞派来守制造局和船坞的一连官军。里头原有的几百名老守备兵本来就不声不响，这时便加入了「国民军」；接着人群从那几道这时已溅满弹痕的大门涌进去，把里头的东西随意取用。只找到一个官员，是那位「军械」道台，可是没人为难他。制造局的库房被人群一间接一间打开，他们抢个痛快，搬走了库里几百支、若不是几千支的毛瑟式步枪。

这当儿，那五十个替官军做了一番抵抗的样子——或许是为了保全军队的体面——的人，有一部分逃到了黄浦江边，其中约二十人乘两条帆船逃上了泊在江心的两艘鱼雷艇。这两艘鱼雷艇收下逃兵之后，便降下黄底青龙红日的大清旗，照事先的安排升起了白旗。当天，江上的两座炮台，以宝塔闻名的龙华的炮台和火药厂，连同下午四点的吴淞炮台，都归了革命党。萨镇冰提督原先那支舰队里的四艘兵船从汉口开到黄浦江时，革命党要用的一切都已在他们手中了。这几艘船是被长江沿岸的敌意和缺煤缺弹逼到这里来的。它们唯一弄得到的弹药就在江南制造局里，于是立刻被算进了上海共和的家当。它们直到十一月十三日才全都挂出共和的旗色，可这正好同另一件事凑在一处：独立政府如何组成、各部由什么人来办，那时已经定下来了。

还在招募更多的国民兵。爱国者学武昌革命党的样，给一团殉身的志士做了白色的徽章。「敢死队」的名号是借来的，而上海的外国报纸则借用汉口外国报纸「不成功便成仁的小伙子」这个说法来称呼他们。

「我们非常快活，」一个骄傲地佩着殉身徽章的「敢死队」兵说。有些人不去投军，便给新设的军饷捐款；一位中国太太寄来二百五十元（金元），附一张条子说：「这是我唯一能尽的力。」

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弄不清这个革命组织是什么，只好从陆续出来的各种信函、传单和告示里去揣摩。英国人多此一举，派了一队兵到中国地面上的沪宁铁路车站去保护它。可是十一月六日，李平书将军以「中华民国民政长」的名义出了一道告示。他替江苏、浙江两省诉苦，一句话便把两省连同姊妹省份安徽、福建的一切苛细杂捐都免了。他号召捐输军饷，又告诫百姓加固自己的地位，免得落到汉口商民被满人屠戮的下场。同时发出一道通告，中国百姓响应它，挂出白旗，表示归附。

李平书将军的军政府自称不曾玷污革命党的刀枪，就为汉人收复了上海。避难的革命党、从北京来的资政院议员，以及别的一些人，觉出执政的责任落到了自己肩上，便开会起草一份「独立宣言」和一套防务计划。有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废止北京的资政院，并宣布它过去的一切议案概属无效。

上海满是有名的维新人物和显赫的避难者。许多人像瑞澂那样来了又走了，可是从北京来避难的官员和别的一些人都在这里：度支部副大臣陈锦涛；康奈尔大学出身的施肇基先生，朝廷为安抚维新派而派他出使美国；还有上海所有中国人里最显赫的一位伍廷芳——他早就看出大祸要落到满人头上，成了一个长住上海的避难者。陈锦涛住在礼查饭店，悄悄同别的维新人物商议。施先生已奏请朝廷准他延缓去华盛顿的行期，一家人稳稳当当关在江苏路一位外国朋友的宅子里。温宗尧也在这里，他先前也是出使华盛顿的人选，是个能干的维新人物。

伍廷芳在外国租界边上乡野之间他自己的宅第里住定了，有英租界工部局的印度巡捕保护，接见许多来客，有外国人，也有本国人。由李平书将军做军政府的首脑，这几位主要的维新人物设了一个外交部，理所当然落到资历最老的外交家伍廷芳头上。这件事不知怎么越长越大，从本地共和党人的一纸委任，长到宣布他是整个革命政权底下的外交总长。

我听人说，有人问他这是不是真的，他反问：「谁委任我的？」他对自己的委任也起了疑，正在寻一条线索，好看出这迅速蔓延的革命运动最后会闹出什么来。他其实是时势造出来当首领的那种人。我把伍廷芳看作这场变乱里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他有那样的才具，便非得在这一场混战里抓住随便哪一条乱踢的腿不可。他这样做了；一旦发现这给他带来了外交总长的位子，便以一个老练革命家的本事，把它扩张到最大的限度。

十一月八日发表的一篇谈话里，他在心里翻检着革命的种种可能。他说：「若是眼下这场运动成功，就得决定是行君主立宪，还是让国家成为共和。若是共和，就要一半仿美国、一半仿德意志联邦的规模。」

那时上海起事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反对作任何确定的宣布，要等各省都能合作作出决定再说。不过运动已经走得那么远，「许多起初不喜欢它的人都被争取过来了，反对的人很少」。他显然对它最终能否成功还拿不准，只确信无论如何它于国家有益。这显然是一个久居林下的人的怯意，也是一个对自己的资格没有把握的人的怯意。不到又一个星期，伍廷芳便声明，他准备在一切外交事务上代表所有共和省份；他否认自己的委任只是一省的委任这件明摆着的事，断言那是全国的委任。他越来越擅长那种革命的大手笔，这一回便以这样的手笔发出一句堂皇的断语：从广东到直隶、从山东到四川，各省都已认可他为外交首领——这个说法，想到伍廷芳在美国的长年阅历，叫人记起那句美国话：「从缅因到加利福尼亚，从五大湖到墨西哥湾。」他把整个中国本部都揽了过去，说几天之内各交战省份的代表就要在上海开会，成立临时政府。「中国，」他宣告，「已经完全统一了。」

一个「神童」，比起伍廷芳这样七十来岁的聪明年轻人，往往算不得什么；他答应过要在一九五九年亲身去访华盛顿。他正在中国革命里为自己挣一个长久的位置。史家会说，他应得的功劳是不小的。他是那种看清首领们四周险境的大员之一，坦白承认自己的畏惧，又在并没有他那样言之凿凿地宣称的实在后援的情形下，一步一步往前干。他「闯进了天使都不敢踏足的地方」，却知道自己是个——俄国人。在局外人看来，他在这一点上像日本新近的那些敌人，闯进去又得逃出来。可伍廷芳并不是这样。他在上海占着地利，离黎元洪都督六百英里，孙中山也够不着他——孙中山十二月一到香港，便趁头一个机会声明伍廷芳的活动没有得到革命党的正式授权——他却毫不气馁地往前推。他照着共和明摆着的需要把定航向，他的主张实际上被承认是合乎黎元洪一派革命党和孙中山一派共和党的心意的，这两派的首领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去拦他。他叫这条龙把本事一样一样都使了出来。他做了几件出色的事，当时叫人惊愕，后来却大都得到了讥笑者和史家一致的赞许。

他和他的同伴一起声讨满人，要他们退位，又大声疾呼要各国承认。十一月十一日，他发表了一封致摄政王、请他退位的书，巧妙地拿摄政王自己的武器去对付摄政王本人。「殿下，」他开头写道，「自四川、湖北起事以来，罪己诏一下，紧接着便是惨杀生灵的种种暴行，终至十日之内十余省不战而去。」他告诉摄政王，除了「共和」，没有别的法子能免得牺牲人命，这一层百姓与外国人都没有异议，所以君主政体在中国的将来断不能再被容忍。

「为皇上、为殿下计，」这位精明的外交家接着写道，「此时正宜自比于尧舜。……殿下若能幡然醒悟、改变态度，协力于『共和中国』，以世界文明所要求的公道与体恤对待国民，国民自必能以礼相报，顾及皇室应有的富贵尊荣，满洲各族的安宁也不在我们的目标之外。」

他先向那位已经吓破了胆、束手无策的摄政王的贪心发出了最有力的请求，接着便用一句威胁把它钉牢：「否则战祸将愈延愈广，仇恨将愈积愈深。北军所行的暴虐〔指汉口的屠杀〕既已如此灭绝人性，大位又焉能独存？」结尾是一番恳求：「廷芳等不能坐视安然，故敢进此最后的忠告。声嘶泪竭，不能再言。」

把伍廷芳这些举动从它们的时间和环境里抽出来，离开构想它们时的情形来分析，它们仍经得起批评。自谦称「廷芳」的他，是头一个劝摄政王退位的人，而事实证明那是个好主意。过了三个月，他的主意才被采纳。谁也不能否认，勇气与见识来得他早。他在各国眼里是共和方面最突出的人物，又以外交总长的身份自称代表几乎全中国，便对摄政王和朝廷构成了实在的威胁。他几乎是发狂似的利用这个地位，先攻摄政王和满清王朝，再骂各国：骂前者是因为他们不肯退位、不肯把帝国「共和」了；骂后者是因为他们不肯承认「共和」。他先说有十一省，后来又说十四省，还嚷道：「你们为什么不承认我们？」

「你说的『我们』指谁？」听的人问，那是外国记者中的一位。

他只迟疑了一刹那，便说：「哎，哎，我呀，承认我呀。」

伍廷芳是个哲学家，也是个辩论家。既然是个好辩论家，他便知道在政治上「我」和「我们」是一回事。他要人家承认他自己，完全是真心的。倘能得到各国对他本人的承认，那或许就是他头一份真正的凭据。直到现在，对于他声称归属「共和」的那些省份，他仍拿不出任何出自它们的凭据来证明。他一面攻击各国和满清政府，一面哄着那些省份，也完全是真心的。只要能办成一点事，他就满足了，他在史上的地位也就稳了。

他身边有三个同胞同他共事，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大学毕业的温宗尧。十一月十四日，他同温宗尧一起拟了一封给外国人的解释兼呼吁的书，在书里把他对满人的看法说得和对摄政王说的一样直率。「满清政府，」他说，「在其统治中国期间，已经表明它既无能力治理其人民，也无能力以一种与文明世界近代历史及发展的前进运动相称的方式办理国事。满清王朝以其昏昧的观念和野蛮的倾向，使中国沦于屈辱的地位。国家受人鄙视，」这份联名宣言接着说，「其制度与总体上倒退的政策，成为人家轻蔑的对象。……

「满清王朝不顾内外最强大的压力，得意扬扬地推行其反动政策，直到受压迫的人民再也不能忍受这份耻辱与侮慢。……

「一个忍耐而爱好和平的民族考验了满清王朝几百年，发现它远远不够格。它糟蹋了全体中国人曾经慷慨献给它的敬意，丧尽了他们的尊重，失去了他们的信任。

「它过去的许诺已证明是幻影和圈套。它对将来的许诺不能有任何分量，不值得任何考虑，不配得到任何信任。

「……满人在企图抗拒其统治终结的末日里所干下的那些无耻的生命财产的毁灭，不过是他们向世界发出的、合乎其本性的告别辞。

「战事的延续与暴行的发生，罪责都在满人。他们已从大多数省份那里接到了民意毫不含糊的宣示；他们知道他们的气数已尽，明日的中国再也不会是昨日的中国。」

伍廷芳在史上的位置，大半将是一个给各国添了许多欢笑的人。他忠于自己作为外交家所受的训练和外交的信条，以压不住的勤勉发扬着这个在外国人心里已经定了型的特点。这份文件由温宗尧执笔，伍廷芳在上面联署了温的名字；文件后三分之二才显出它真正的用意。他此时想拿各国这件假兵器去捶打王朝。十一段以代词「我们」开头的文字，讲「共和」已经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是替它向外国发出的呼吁；接下来便是请外国出力、促满人退位的呼吁。

伍廷芳说明了「共和」何以因其努力而有权得到承认之后，说：「我们请求我们的外国友人与我们一同呼吁摄政王退位，以结束眼下震撼国土的纷争。在我们这一方，我们的行为是全世界都看得见的。我们所为之奋斗的，是古时英国人所为之奋斗的；是美国人所为之奋斗的；是今日每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在它那个时候所为之奋斗的。我们奋斗，为的是在世界上做人；我们奋斗，为的是挣脱一个压迫的、邪恶的、暴虐的统治——这统治使中国贫穷、使中国蒙羞，阻挠并蔑视外国，又把世界的钟拨慢了。

「不要拿过去来评判我们；我们正努力使中国得到她应有的地位，把她提高到西方人一向敦促她达到的水准；而今日的绊脚石，正如过去几百年一样，就是满清王朝。

「我们的外国朋友出于纯然的公平之心，必须承认我们有权凭战场上的公平较量去赢得自由的桂冠；为避免其余的一切，我们再次请求他们运用其影响，使满人心中认清这王朝再延续下去是全然无望的。」

这好比打地滚球，玩的人拼命想撞倒几根最算分的木柱。他在这份文件里抓住一只由他标上「各国」字样的球，要拿它去撞倒满清王朝。不知疲倦的伍廷芳正出着大力。在孙中山到来之前，他是公众眼里头号的明星。他急于成功，一个外交部所能对准的靶子，他样样都开火。这位精明的老外交家坐在他的宅第里，从门前马路上来回踱步的外国巡捕之间往外张望，靶子不还手，他颇有些恼火。他是他自己、也是共和最好的宣传员，就承认问题对外国记者连吼带训。

这些雷霆之词的效果，是把维新派与革命党真实的和想象的冤屈说得更周详、更委婉，把黎元洪那道檄文开了头的对革命的阐释推得更远；它们不但说明了上海「共和」的理由，也表达了将来的中国要是个什么样子。在它们之前和之后，都有对满人详尽而痛切的声讨与控诉，说得深信不疑，看来几乎是十二分的真诚。拟这些控诉的人，按理最该懂得中国历史，而他们的话里确实没有一丝犹疑来冲淡它。或许正因为这些话是一声战斗的呐喊，是为达到一个至关紧要的目的的政治工具，它们才只有一半的公道。

把中国一切祸患的责任全堆到满人身上，我一开始就觉得，这是这场变乱头一桩不相称、也是头一桩错误，共和将来也许要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我们作为外国人，看法超然而不带利害；中国人会体谅我们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我们不能接受他们对满人、对一个无疑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王朝之一的一概声讨。道理很简单。据外国人估算，满人至多不过七百万，或许不少于三百万。「中华民国军政府」十一月九日发的一道告示，抱怨要供养他们，说他们有五百万之数；在那种情形下，革命党无疑不会往少里说。显然，五百万满人并不曾把中国进步的车轮拖得怎样慢——那车轮载着的，是同一道告示里所说的「神圣汉族四万万子孙」。

可是这些理由和别的理由，对上海的首领们并不像对我们那样有说服力。他们声讨满人之时，恰逢袁世凯到北京去担当保全皇位的任务。他设法借外债、保住北方，手里又仍握着一支看来效忠于他的强大军队的骨干——这些情形，仍叫上海那位精明的老外交家睡不安稳。

后来，激情与怨愤平息了，从前压在满人身上的一切责任、而且更多，都落到了共和首领们的肩上；到了伍廷芳该在这样的气氛里冷静看待满人的时候，他已把自己公开说过的意见改得更合乎事实了。

因为他一直隐居，远离北京那片维新的战场，我已有好几年没见他了——自一九〇八年以来就没见过，那时他正向法部告假，打算退隐。那些日子的事，他如今讲给我听，讲得更加推心置腹，不再受对满人的臣节约束。

我和伍廷芳打交道，一向都在他的本国，在那里他受中国礼俗的约束，对朝廷俯首听命。如今摄政王已经退位，维新派的政府已经组成、已经稳当，我发现这个「伍」——大家平日就这么叫他——有些不同了。他仍是那个十字军战士，在他那一大圈交情很深的外国熟人中间，以提倡素食出名；这套主张他一度推行得那么远，竟劝已故的皇太后为求长寿而采用，结果他这番事业招来了上谕的申斥。他出任驻华盛顿公使离京一任之后回来，太后讲起她试行素食而大病一场的倒霉经过，把他吓了一跳。

他很有理由对满人宽厚些：他一生所得的最好的东西，都是靠满人的委任得来的；而他也不得不承认，满人试过他的几剂药方，结果只是一场灾祸——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剂量加到了要灭掉这个王朝的地步。

我发现他虽住在外国式的宅子里，受着种种限制，身边却都是中国的物件，穿的也是厚实的中国衣服。在我看来，他最大的特点是时刻留神着最新的情势，好据以拟定他的下一句话。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政治环境里，政客比在哪里都更不得不走机会主义、见风使舵的路，因为那是办成一点点可指望的事的唯一看得见的法子。

「满人真有您原先想的那样坏吗？」我问他。

伍廷芳把头往后一仰——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动作，表示中国读书人期待着从上天承受仁德的感化。他答道：

「他们是绊脚石。」

他这句回答，把对他同温宗尧联署发表的那份控诉的一切批评都挡住了。他抓住的，或许正是那份控诉里唯一无懈可击的一点。

「满人的阻挠，还有您说北京这个朝廷所在之地不宜做首都的主张，您怎样解释？」

「北京有它的好处，」他说，接着便就我们在北京相识那时他本人的经历铺陈开来。「各国是要考虑的。他们的公使馆在那里，他们的条约也在那里。再说，北京有宫殿。可它也有坏处。那里的空气不好。空气的影响大得很；我们都受空气影响——我们觉不出来，可就是抵挡不住。你知道我在北京待过——我在那里做过官，做外务部侍郎。好，我去了。我看了看他们在做些什么，又去拜见了所有的官员。我心里有了主意：我说，『这可不行——这得改。』我甚至让朝廷看了我的条陈。没有人驳我，我也没碰上什么正面的敌意——他们听我说，甚至同意我。可他们说时候还没到。

「我想整顿财政。我的条陈人人好像都赞成。条陈交到度支部，便被压在了文书格子里。我灰了心：我什么也办不成，就想辞职。他们不放我走。我托人去说我病了——你知道，那是中国的规矩。最后他们总算放了我，我就到这里来了。

「我告了假出来，以为自由了。可有一天来了一道召命——我吃了一惊。他们命我回去。我想了又想，对自己说：『他们要我上去；我得回去。可我得换个法子。』于是我回去了。

「我在那里没待多久，可一切照旧；没过多少时候我发现自己正变得和他们一样了。是那空气。我很快就同他们一个意见：『时候还没到』——跟他们的意见一模一样。这时我看出了危险，吓了一跳。我该离开那地方了。我不知不觉成了一个守旧派。这就是满人那一套的绊脚石。我就此永远离开了北京。」

我辞别了这位了不起的老外交家——他在晚年，照他的说法是在青春年少的时候，那样出色地应了时势——心里深深觉出他的立足点和我的立足点根本不同。「满人走了以后，」我想，「共和在北京、在中国各处，会不会碰上一种模糊的、说不清的、却抵挡不住的空气，一种一成不变的空气呢？」

伍廷芳的同胞说他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更像外国人，因为他受的是外国的训练、外国的教育，一生的事业全走在外国势力与外国事务的渠道里。他在京城也好，在别处也好，看事情的眼光必然根本上染着外国观念的颜色。几乎所有维新与革命首领的眼光，想必也是一样。在共和党人、以及在他们之前的革命党人看来，北京没有一样好东西。它是困扰着中国的那股旧日精神的直布罗陀。它既代表中国变革的全部障碍，便活该受维新人物的惧怕与憎恨。黎元洪、伍廷芳，还有孙中山，相信它是敌人的堡垒，这是对的，因为它是中国现状的一幅图画，是一份无价的活教材，伍廷芳也正是这样看它的。可我一向以为，这份活教材的价值在于：懂得北京，便给了革命党人一份完整的教育，这是轻视不得的，因为北京就是中国本身。历史必将表明，伍廷芳叫作满人的那种空气，其实是中国的。

二十三广州：吉卜赛女王与革命之母

进广州这样一座城，最好的法子是在船上机器停下时醒来，从舱窗往外看。我便这样在早晨七点朝岸上望去，看见的是一片撑篙与雨丝的天。我横过轮船的腰部，看见的是一条小小的珠江，不是我心里想的那条大江；可两岸是一座庞大的城，江在城里仿佛正在死去——被挤到它身上来的生命和船只挤死。

从挪亚那时起，亚洲内外都有许多民族靠船过活，可是没有哪个地方像广州这样，大船小船在水面上生了又生、繁衍不息。在这里，在中国和东亚最大的城里，船的蜂巢已经分了群。

我在船上吃了早饭，瞥见江上的英国、美国、法国兵船，心里想着广州离奇的历史。中国的对外交往就在这里开头，也就在这里给盖上了它从来没去掉过的血腥印记。外国对中国的影响从这里开始，可是单看这座城的样子，很难说出有什么外国影响的迹象。就连造出「广州共和」的这场变乱，也不过是那不死的广州海盗行径，以及对中国其余地方的反叛。

在外国人眼里，广州人最大的特点是火爆、不驯的性子，是土匪和海盗。他们的官府一向宣称自己对广州百姓无能为力，不敢压制。这是常常拿来回答各国的一句话。

广州人从来只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是唯一不自称「汉人」的中国人——粤人自称「唐人」。所有别的中国人，自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前一九四年间那个汉朝的时代起，都自称出于这一系。广州人似乎一向有一股压不服的反骨，广州是一座阴谋与密谋的城，而且干起来都是豁出命去的。广州人喜欢最高级，喜欢走极端。他们紧跟着上海的起事、打着「共和」的旗号造反时，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他们不满足于照搬北方兄弟的名号，而是自称「决死队」。前者不过是甘愿殉身，广州人却是急着求死。沙面——广州的外国租界——有个外国的促狭鬼，管他们叫「好想死队」。

中国这处古老的造反之地，因革命与共和的成功而添了光彩。偏在极南的广州，是长城以内造反的中心。它虽从来没能改变自己，却是革命之母。一提到它，革命这整个题目便都被提起来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反乱，从一百年前珠江三角洲上那个「臭罐」与弯刀的时代起，都出自广州；她加入共和的行列时，穿着她那身沾满血的旧裙子，身上带着凶杀与海盗留下的疤。她是照着老规矩、借着亡命之徒的力来的。一九一一年四月八日，她刺杀了她的满洲将军孚琦。孚琦是在街上被人开枪打死的，凶手自称是黄兴的门徒——黄兴是孙中山的同志，后来做了陆军总长。四月二十七日，她的百姓攻打总督衙门，总督从衙门里逃出，逃到了香港。八月十三日，他们从屋顶上扔下一颗炸弹，想刺杀南洋水师提督李准。十月二十五日，新任满洲将军凤山来接孚琦的位子，一到任，刺客便在街上用炸弹把他炸死了。随后开了一个大会，名义上是为保护生命财产，却变成了一个常设的保安会，通过了独立的决议。

广州其实是中国第二个真正运转起来的共和，上海不过是起了一次事，为一个全中国的政府造了一个核心。与此同时，我在心里把广州起事的经过回想一遍，并不觉得她做了什么同她过去的历次起事根本不同的事。

我是最后一个下船的。我在一阵细雨里上了岸。我以前从没来过这里。这里是广州瓷、广州绉纱、姜和美国洗衣匠的故乡。纽约唐人街出身的李弗兰克牧师，广州一所基督教会的受人敬重的牧师，做了外交部次长。他母亲是德国人，可他认自己是本族的人。荷马·李将军同革命的首要密谋者孙中山很熟，又见过中国人的爱国心在外国是怎样运作的；他告诉我，海外中国人里，论对中国革命的功劳，没有谁比在美国的约八万中国人更大，因为他们捐钱毫不吝惜。若说这是广州人造成的变乱与革命——有人就是这么说的——那它便是一座纪念碑，纪念美国的洗衣匠、菜农、铁路养路工、矿工、仆役和店主，也纪念东印度群岛与大洋洲的广州商人、厂主和船主。「约翰·支那人」——穷人坪的老千，联合太平洋铁路养路队的厨子，奥马哈的洗衣匠，卡亚俄的司炉，哈瓦那的包工头，萨摩亚种植园的苦力——被捧上了台座；伍廷芳说他打的这一仗，同英国人赢得霸权、美国人赢得独立的那一仗是一样的，他就是这一仗的英雄——这对各国围着北京那个王朝偶像的顶礼膜拜，是何等的讽刺！

从码头到沙面那一小段别致的广州，看不出革命的样子，连共和的旗子也没挂。这场起事是什么样子，在有些人眼里至今仍是什么样子，沙面岛把它具体地摆了出来。沙面岛隔一条小运河，同那个满是人声与不祥声响、叫作广州的大蜂巢分开。岛的东头是法国人住的。我走过小运河桥进了这一区，没看见什么异样——没有卫兵，没有工事——这明明白白表示着这个欧洲共和国的同情与信任。有人告诉我，这是合乎法国政府的意愿与看法的。可在占着岛上其余地方、更大的英国区，情形恰恰相反。我要从法国区走到英国区时，街上设了路障。沙袋胸墙撑着铁丝网，沿着它朝陆地的一面拉了整整一路。印度步兵驻扎在工事里，他们身后的江岸上架着两门炮。每一条通道上都有筑了多面堡、架着的机关枪。这一区在戒严之中。

在广州什么才算得体这件事上，沙面把共和的观念和君主的观念截然对照了出来。美国人自然和法国人同一副心肠。守旧而精明的英国人则认为，广州人在七八十年的对外交往里其实没学到多少东西，便仍像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样对待他们。沙面是一个龇着战牙的地方，大不列颠在这里一字不差地遵行着「毋忘」二字所含的告诫。英国人宁肯被法国人和美国人笑话，也要走稳妥的路，防备那种攻击——那样的攻击每隔一阵便来一回，规模不减，一直到一九〇〇年；那一年，吉卜林的「毋忘」被刻在了他们北京公使馆的雉堞墙上。

大不列颠拿不准，这些广州的土匪到底会不会开化，同外国人那场古老的宿仇会不会了结。她在这里守着存在英国和美国银行里的几百万中国财宝。这些岛上的胸墙后头，还有更厉害的战争利器，就是泊在珠江里的外国炮艇和巡洋舰。尽管法国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地方的整个气氛，却是足智多谋的广州百姓随时要弄出什么突然的事来。

来访的人坐在旅馆阳台上，或在小公园、林荫路上散步，自然会纳闷：从沙面运河那边传过来的那一片不祥的声响和嗡嗡的人声，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地方看来是钻不进去的，因为一条条小街的入口都被街头的人潮遮住了。伯克沃尔先生是个老住户，熟悉这个叫作「城」的东西的构造与生活，他做了我的向导，去探一探这些景象和声音所在的地方。我们在英租界桥的外端离开路障和卫兵，一头扎进了城里。那好比一头扎进一条满是鱼和烂菜叶的河里，被中国的人鱼们裹挟着，顺着主干的水流往前漂。石板铺的过道渗着潮气，轿子吱吱作响，轿夫、挑水夫和别的脚夫都在淌汗。没有哪个地方像广州这样，像一团缠在一起的生命的血脉。这里还只是城外的关厢，我们只停了两处，一处是在巷子边上同一位体面的老人打招呼。他的广州话我听不懂几句，他却用英语问了一句，叫我吃了一惊：「您来中国多久了？」

「十二年。」

「我在旧金山待过十五年，」他说。他是最好的那一类革命党。

「您看结局会怎样？」他问。

「只要你们大家齐心，就会好的，」我说，「可你们得同北方联合，慢慢来。」

「是啊，可是没有钱。难就难在这里。没有钱，我们维持不了秩序。」

「广州是这样。外国人告诉我，你们全都落在海盗手里了。可广州什么都办得到——广州得从头再来。」

他深深叹了口气，又开朗地笑了笑。我们往前走，穿过有名的「十八甫」那一条条窄而高的巷道，进了更窄的报馆街，进去翻看革命党和共和党的报纸。压倒一切的题目是袁世凯，广州人似乎觉得他一无是处。他们在这些革命党报纸上把他画成猿和鼋来挖苦——这两样东西的中国名字，都和「袁」同音。

广州共和其实正准备北伐北京。我二月来访的这个时候，全国实际上已经统一，而且早已定下由袁世凯做总统，还说国家有这样一个人、能让前清帝国的各方都联合在他身上，真是幸运。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了。广州人却对这一切不理不睬。他们把袁世凯画成背着皇位的人，要么愿意让满人复辟，要么想自己坐上去，眼下则嚷着「和平」来骗百姓。

我们穿过更窄的巷子出了关厢，进了西门，从里面登上城墙，像深海的潜水员一样浮上了开阔的天空。城墙、宝塔、当铺、衙门、山丘、园子、护城河、城楼，还有所有的房屋，构造与颜色多么纷繁！

在广州那样蓝的天和羊毛似的云底下，我们望得见所有著名的地标：五层楼、圆圆的光塔、花塔，还有别的建筑——在飞剪船的时代和那以前，旧日的版画就是凭这些东西使广州出了名的。我们俯瞰的是一个落到海盗手里的王国。那支为了建立独立而聚拢来、却从来没做过什么、只把总督吓出了衙门的海盗军，号称三万五千人，死死叮住商人和绅士，赶也赶不走。统领这支军队的是刘永福，就是有名的「黑旗军首领」，他在东京打过法国人，后来又在台湾打过日本人；在华南，凡是知道他名字的地方，这名字就意味着恐怖。他手下有八个大头目；这些队伍虽然从没打过仗，却照战时的饷章要饷、要欠饷。钱出自商人和绅士，他们被逼着每月筹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元（金元）来维持广州共和。

兵们给商人下了最后通牒，定了一个日子，到那天钱若不来，就抢他们的铺子。有几处头目领的饷，是他实有人数的三倍。城里还在设法阻止乡下更多的队伍开进城来，此外还有正规兵和团练要养活。

广州当权的，是人称「七十二行与九大善堂」的那些人。他们想出一个分三步的办法，要甩掉这支革命军。最无法无天的（海盗）兵，他们设法用船运往北方的长江和山东，去「北伐北京」。其次危险的——只是饿肚子的那一类——被派去拆城墙，好为新首都开一条宽阔的大马路；最后，他们也真给这些人、还有必须作后盾的正规兵发了饷。「七十二行与九大善堂」指望用这个法子，让正规兵在人数上占上风，逼那些海盗新兵散伙。

头几连人往北去了以后，海盗新兵便不肯再动了。「饥饿旅」也不肯干活。我们在广州北城墙的一处，看到叫他们干活这番试验那点可怜的、白费力气的成果：在几百码长的一段上，他们把雉堞拆掉了一部分。这时我们站在他们干活的现场，三条办法里看来只有第三条还有些成功的指望。商人们怕的是被兵强行摊派的那番煎熬，而那件事据说过几天就要来了。

这道城墙上散乱着拆下来的雉堞碎块，是我在广州见到的头一处革命的实物痕迹。可是离开城墙再往前走不远，我们来到一座有名的观音庙——观音是慈悲女神——那些捣毁偶像的革命党破坏者已把庙里的神龛全都砸了。慈悲女神换成了关帝，这是庙里的和尚自己做的，还是为了讨好那些破坏者做的，我就不知道了。

一位本地学者借这件事，大声呼吁宗教宽容。他指出这是新中国必须采行的改革之一，又抗议亵渎任何为人所尊奉的神龛，不论它是什么，说那样做不会有任何好处。

我们走过史上有名的总督衙门，前面说过的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攻打就发生在这里。我们沿着它西面的墙根，从一条窄道走近它。房屋、高低、拐角交织成的迷宫，看来正配得上从前多少朝代在这里策划的那些曲折的阴谋，也配得上四月二十七日那场为刺杀总督张鸣岐而发动的攻打。那一回，两三百个带着炸弹和手枪的革命党冲进总督衙门，把他里头的住宅烧了。

总督大概因为正在另一幢房子里的签押房办公而得以保全；革命党则被广东广西两省水师提督李准亲自统率的兵打退了。这位军官把他们搜捕出来，砍了一大批人的头，后来葬在广州东门外。他查出这次攻打的主使者是从海峡殖民地和香港来的革命党。

这次攻打之后，总督挨家挨户搜查，招来了百姓的敌意；在普遍的革命骚动之中，百姓开始往澳门和香港逃，整个夏天逃了十万到十五万人。直到八月十三日，革命党才对李准提督下手报复：一颗要炸死他的炸弹爆炸，伤了他的腰，他的卫兵和轿夫死伤了许多。那个刺客接着被捕，被处死了。十月武昌起事，广州也生出了她自己要造反的谣言。接着是十月二十五日凤山将军被刺，他在官码头上岸才几分钟就遇了难。他的卫队三十人、看热闹的十人被炸得血肉模糊、烧得面目全非。凤山烧焦了的遗骸，是靠粘在上面的一小片绸子认出来的。他在北京的母亲说：「我只收到一颗顶戴珠子。」

同一天，「七十二行与九大善堂」主持召开大会，成立「保安会」。主席是前贵州巡抚邓华熙，一个八十多岁的人。这才是广州独立真正的日子。「保安会」通过决议：中央政府或别的省份来要兵要饷，一概拒绝；岁入留在本省，资源保存在广东省内。

这些事为总督衙门开出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百姓纷纷逃出城去。张鸣岐默认了「保安会」的举动，虽然那意味着脱离朝廷。在香港的广东革命党决定加入共和。总督决定逃走。香港方面宣布之后，广州接连开了几次会，共和党人都占了上风，张鸣岐总督在衙门里再也待不下去了。

十一月八日将近半夜，英国领事杰弥逊帮他逃了出来。杰弥逊领事步行到总督衙门，后面跟着一顶轿子；过了一会儿，总督坐着轿子从衙门的院子里出来，由领事陪着，到了沙面的英国领事馆。第二天，他上了英国鱼雷驱逐舰「汉迪」号，到香港住进汇丰银行里的房间，随后又坐「罗恩」号轮船去了上海。他的几个同僚也大约同时用别的法子走了。同一天，一个大会选出胡汉民——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从前办过广州的一家报纸，后来在日本留学——做「中华民国军政府广东都督」。这便是升起革命旗的信号。十一月九日，广东成了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它同帝国一刀两断的最后这一举，只丢了一条中国人的性命——官办士敏土厂的一个守卫被枪打死了。

十一月十一日，新都督照会外国领事团领袖领事，告知自己已经当选，并负责保护一切外国人和外国财产。他说，一切事务都将照湖北省中华民国军政府与各国之间现行的办法办理。

广州为响应革命党的号召，无疑拉出了五万「海盗」，可是编进队伍的大概不过两万。他们来自三角洲的各处，有穿军装的，也有不穿的，凡是像件兵器的东西都拿来武装自己，从步枪、切菜刀到自动手枪和炸弹。拿出来的兵器里，有些必定是最早从西方传来的，无疑是当年海盗袭击在华外国船只留下的遗物。

各个海盗帮的头目凭着暗号和约定，领着手下的人马穿过田野和关厢进城。管着河南岛的「灯筒」李，警告总督投降。总督不信「灯筒」和他的上司、同伙有力量提这样的要求。「来看好了，」「灯筒」说。总督等到「海盗」进了城门，便逃了。十一月八日黄昏，「灯筒」李领着一千五百人从河南岛出来，经过岭南学堂进了城。另外八到十个头目，每人领进一千到三千人不等。为了给这场面添些光彩，他们在三角洲的同伙劫了一艘英国轮船，杀了英国大副。

胡汉民都督当选十天之后，四月间想刺杀他前任没有成功的那些革命党，搞了一次盛大的游行，穿过大街，出了东门，去给他们死去的同伴上坟。海盗分子十分惹眼；那群人穿着中国衣服和外国衣服乱七八糟的混搭，扛着各种各样的兵器，大批的弹药装在帆布褂子和子弹带里挎在身上。大人孩子挥着上了膛的手枪，东奔西窜。这群人显然有些组织，因为这次游行被拿来做了一场反对李准提督的示威——李准曾经保护过已经走了的总督。一部分人冲进城里靠江的水师提督署，缴了那里卫兵的械；后来李准提督接到一道命令，要他离开广州。他走了，走前给地方上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局面很坏，他无能为力。

大约十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正好一个月之后，胡汉民都督也跟着他的前任去了香港，名义上是去迎接未来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可是他没有回来。没有钱。乡下的队伍还没有止住，还在往城里开。权力彼此冲突；他怕吵嚷起来时的那一场清算，不敢去面对。美洲的中国人经由英国殖民地香港汇来二十五万元（金元）支持广州的共和，他们先弄清楚了这笔钱不会因为中立的缘故在香港被扣住。走掉的清朝官员没留下一文钱，这时这笔捐款也一文不剩了。一位能干的官员，就是前任总督手下做过军法官的陈炯明，接了手。

广州起事时冒出来的各种军事组织里，有一队掷炸弹的，叫作「炸弹先锋队」。他们的军装是一身浅蓝色的外国针织内衣，贴在身上像他们自己的皮肤。他们穿棕色针织袜子，用美国袜带吊着。内衣外面套着背带，胸前横拉着白布带，上面写着他们组织的名号。他们的头目穿罩衫、戴帽子、佩刀。他们的旗子是白的，上面用红黑两色的汉字写着组织的名号。游行时他们有时满怀抱着炸弹，随时可能把整条街炸成齑粉。在两回公众集会上出过事故，死伤了许多人。

那位前军法官的门口就站着一个这种可怕的「先锋」。在我看来，这个「先锋」温和极了。他已把标志摘了，在内衣和背带之外又添了一双中国凉鞋、一顶外国「呢帽」，抱着胳膊，安安静静地抽着一支纸烟。那座烧过的衙门已经修复了一部分，做了广州共和的「白宫」——白的效果，是新粉刷的白墙和作为革命标志的白旗造出来的。我们接着经过满洲将军凤山被炸死的地方。三四间铺子在那次爆炸和随后的大火里成了废墟，街上留下一个说明一切的缺口。

有新派的理发铺，招牌上写着「环球」，陈设全是外国式的，做的是西式的头发。在一处凹进去的地方，有个讲演的人站在小台子上，对着二三十个人讲。这是共和的一幅小画片。那讲演的人半弯着腰，在众人头顶上方挥着手，把他的要点一下一下敲进去。

「他们在讲共和的道理，」伯克沃尔先生说。「这里时兴一种宣讲的办法，雇些受过外国教育、出过洋、见过世面的人，对所有的百姓讲演。百姓似乎弄到什么就读什么。如今在广州，什么书都卖得出去，只要有封面就行——或者可以说，只要是印了字的纸就行，百姓就是这样渴望知道事情。」

鼓动家已经来到了中国；在将来的选举制度里，这些人就是政治演说家和政客。

广州有名的「城隍庙」，塑着阴间地狱的种种苦刑，是指给游客看的地方；那里一大群过节的人正在小吃摊边上，由算命的、兑钱的、卖药的和各式各样的人招待着。泥塑的、纸扎的、灰浆的、彩绘的「地狱」全被砸了，是暴民干的；原来的那些神像，那些雕塑的甲子神和别的东西，都换成了关帝的神龛，龛前点着香烛和油灯。正殿一侧的厢房前面，有个「打靶场」。人们轮流射满人——满人是画在木板上的一个全副官服、端坐着的大官。用的兵器是一种气枪，射出一支小小的矛，射程六到八英尺，准头极差。我在一旁看的时候，那个端枪的人把满人像戳了个窟窿，照他自己的算法，显然是觉得这钱花得很值。这是变乱期间共和各省里一种很受欢迎的消遣。

我们回沙面的路上，有带着枪的护卫从我们身边经过——这种护卫我早就听说过许多——他们挥着兵器，把人拨到一边。他们护着坐在轿子里的某个人，我们几乎刚一回头去看，他们就不见了，被我们正要离开的那片人的迷宫吞没了。这正鲜明地演示了广州共和里上演的整出戏——大人物和个人的消失。

在广州，叫我印象很深的是：这里没有一个名字，可以让人把历史或预言钉在上面。广州是无名的。北京是袁世凯；武昌是黎元洪；上海是伍廷芳；南京是孙中山；广州，谁也不是。她是没有主人的吉卜赛女郎。她的满洲将军死了，她的总督和都督都逃到了外国的地面上。香港可以夸口有四位卸任的省份长官。葡萄牙殖民地澳门这些年来几乎被人抛弃，如今却没有一间空房子；而广州又成了那个有「夷馆」和「户部」的广州。它身上没有一点共和的东西，除了它落在了众人的手里，还有一个省议会在一座外国式的楼里开会，通过一些举措，其是否有效，要由将来去定。

倘若我在一八四〇年，也像现在这样在英国大炮的炮口底下走这些街，我会看见我现在看见的东西。它的水上交通，它水上的人口和水上的财富，它的工商活动，它的地理位置，仍使它成为吸引外国商业的磁石。它仍是一座满是几乎不成人住的窝棚、满是阴森的街巷与大道的城，一座满是可怖的屠场、人的污秽、贪婪的虚荣、无边的轻蔑和精致的偏执的城。一场大革命才刚开头，我所目睹的只是它婴儿期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对西方来说，它仍是一个没有攻下的战场。它已证明，外国商人最尖锐的机智、基督教传教士最好的钢刃、使节最精妙的斥责，它都配得上。它虽然被外国的铅弹炮弹扫过，被外国的刀锋和炮口震慑过，它的骄傲却依然不可征服。广州，美洲和太平洋其他地方那些一成不变的中国农民的母亲，依然是中国人身上那股主宰精神的都城。而它就在外国大炮底下。

在广州和香港，局外人正在笑话英国人。问题在于：英国人对广州抱着上个世纪的那种态度，是对，还是错？广州人长久以来蔑视那种仅仅出于僭越的权威——从北京派来的官员就常常承认这一点——他们不理会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法度；这从这些官员的沉浮和自供里都看得出来，其中包括那些衙门一再被攻打、性命一再遭行刺的总督。广州人那股骚动的骄傲与怒气，一向就在衙门的墙上磨来磨去。在这件事里，在他们反抗加在他们头上的统治、反抗庙宇的那几回起事里，都显出那种「法就是他们自己」的精神。他们仿佛在说：「总督、统治、庙宇——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造了它们，也毁了它们。」

在全中国，别处都不曾像广州这样有这种情感。它或许存在于这个民族的所有支派、所有部分里，而它政治前途的奥秘，无疑就在这种可能性里。在中国，广州是那种「法即人民自己」的宝座。人民的统治在中国坐得如此稳当，以至熟悉中国人的外国人往往觉得，中国人没有总督或巡抚的时候，秩序和统治同有总督巡抚的时候一样叫人放心。

在广州，百姓群起而动的时候，或者统治者同百姓不和的时候，有一股中立的力量来平衡各方。那就是套上了挽具的百姓，人称「七十二行与九大善堂」。正是这股力量，此刻使广州没有首领、没有名字。就广州而论，它此刻其实就是共和。

可是广州对维新运动是个威胁。它听任它那些无名的海盗人马联成一支革命军，这支军队正在篡夺政府，只凭一根金钱的皮带才被「七十二行与九大善堂」牵在手里。英国人把大炮对准的，就是这个局面——一八三〇年、一八四〇年的暴民，有了武器，坐上了宝座。这是整个中华民国同无法无天与无政府状态的头一场较量。这局面使伦敦、香港、广州、南京、北京之间的电报忙个不停。局外人在笑，可是手里握着这个民族、这场革命与共和的命运的人却忧心忡忡。他们为广州忧心——为这位吉卜赛女王、这位革命之母忧心。

二十四同一位革命党将军沿海北上

广州是它所在的广东省、以及西边与之相连的广西省的省会，也统辖着这两省。八个大海盗头目控制着西江与珠江的整个三角洲，还有广州背后深入内地五十英里的一片地方。他们治理这片地方，颇有些成效。「灯筒」李管着河南岛，为了镇压海盗，居然也砍了几颗头。在广州，新机构里的共和首领和官员，或许有百分之七十受过教会教育；除了海盗军，占上风的就是这一批人，因而全省也是如此。

在广西省，占上风的却是相反的一批人。据说那里冒出来的首领，是三合会头目那一类，或者说是大敲诈者、大强盗。那里当权的这一类人是个什么样子，从一个首领身上就看得出来：他把一村麻风病人诱到自己手里，假说要给他们饭吃，却砍了他们的头，好把他们除掉。有些地方，这当权的一类人受本地原有团练的抵制；另一些地方则受革命党的队伍抵制。每一股都在它挑中的地盘上称霸，占着城镇，把持税卡，对一切往来货物抽捐。

在广州东面，海盗一派正想把往海口去的那些炮台抓到手，好扩张势力。它若得手，就会进一步威胁广东的共和，还能威胁南京的临时政府。

离开广州之前，我雇了一条船，由一个背着婴孩的船娘摇着，逆着潮水溯珠江而上；盐船上正响着晚祷——敲给水神听的锣鼓声。经过这一片下了锚的船队时，别的船从我们前面横穿过去，摇船的是些淘气的船家姑娘。我们经过帆船最密的地方，从花花绿绿的船尾底下穿过，穿过一个个船的村落，那里笑声不断，飘着一阵阵鲜艳的彩带和一片片红纸。广州已准备好过它自己的新年了。

第二天，我在数不清的成千上万的新年爆竹声里离开了广州；在我这个美国人看来，广州成了一座过一百个七月四日的城。这是对英国人罩在沙面上的那层沉重的悲剧阴霾一种轻快的讥讽。严肃而守旧的英国领事杰弥逊先生，就在那层阴霾里顶着各国同僚温和的揶揄。他们等着看他丢面子：等英国的斗牛犬不得不在沙面松口，兵和炮在广州共和党人的窃笑声里撤出去。可是这局棋还没下完。「七十二行与九大善堂」同「海盗」才刚开始较量。这位老领事在等着看最后几张牌。江岸上每一户门前的院子里，水上的每一层甲板上，爆竹都在鼓胀、炸裂、嘶嘶喷火，仿佛每一层甲板、每一扇门里都运进了一窝基尔肯尼的猫在厮打。这场庆贺似乎大得足以既贺新年，又贺整个中华民国的成立。

我们出海了——共和的海。襁褓中的「花之共和国」还没有把它的海据为己有；连一条帆船也看不见。我朝岸上望着，心里想：「我正同一片有不下三亿人的土地并排航行——三亿个新生的共和国民。」广州不过有一百二十五万。北上的路上，我正一路检阅着更多的几千万人，他们渴望得到一份我生来就有的遗产。

想象告诉我，这千千万万人就在那里，在阳光里，在雾里，在夜里，在白天。可不是全部。想象和实际都告诉我，这三亿多人里有一个就在船上——一个瘦小的、近视的中国人，像是广州人，穿一身外国衣服，戴着英国旅行帽和眼镜。我得说一说他，因为他是「吉卜赛女王」这个故事里的一环。他是南京共和临时政府下的一位将军，刚从香港与广州之间那一带地方的海盗头目那里经历了一场半悲半喜的遭遇回来。他要把镇压那些正扼住广州共和咽喉的海盗的建议带到南京去。他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读过书——那是南方的西点，石墙杰克逊就是在那里受的训练——又是真正的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于是，加尼准将和那支同英国人联手打广州海盗的美国第一支东印度舰队的精神，从加尼自己的国度回来了，替他、也替那些英国水兵作战——他们的事迹都刻在香港跑马地的同一座纪念碑上。受训过的军人在中华民国之下有机会，他得了这份便宜，升到了广东的将军，统领着九龙方向的虎山炮台——那是一处要紧的战略位置。海盗们找过他，要他把炮台和兵权交给他们；正规军与海盗军之间的关系，已到了决裂的边缘。

这位将军，我姑且叫他平将军。他说，王和顺——王将军——是海盗的头号首领。起事那时，就是他从惠州领了三千人到广州的。

「可所有强盗头子里最坏的，」他说，「是同王和顺一伙的杨万夫。杨万夫来找我，要接管虎山炮台。我还没准备同他打，便同他周旋，告诉他没有上司的命令我不能交出兵权，得同他们商量。他便搬走了我四门山炮，连同一百来发榴霰弹，算是了事；这件事我拦不住。我的兵是新式军队，能打三倍于己的强盗。可是现在打起来，就意味着炮台要毁掉。

「海盗，或者说强盗军，总共有五万人，」他说。「他们的头目有的按满额六百人一营向省里领饷，实际每营只有一百来人。这样一个头目每月就能榨到三千元（金元）。这些人非得惩办不可，他们的兵非得缴械不可。只要临时政府肯采纳我的计划，这是办得到的。统领广州新式军队的林将军有三四千人，加上我，能凑齐整整一万可靠的兵。我的计划是这样：广州的都督陈炯明不敢出手收拾局面，最好把他撤换掉。我打算建议在广州另派一个新人，这样海盗头目们就非得去拜见他、给他请安不可。他们来拜见时，我们的兵就能把他们抓起来，以勒索、胁迫百姓和官员以及别的罪名惩办。那时我们的兵就强到足以把最坏的头目正法、把他们的人缴械了。」

「这在中国是个老把戏了，」我说，「撤换一个官员，换上另一个，逼敌人出来表忠心，把他们这样诱进圈套之后，便把他们抓起来、定罪、杀掉。这些海盗头目想必知道你的打算，他们从前也玩过这个把戏，不会看不出这么简单的一个花招。」

「这倒是真的；他们疑心我，正盯着我，可他们能怎样呢？」

这个计划是无懈可击的。它作为东亚官场牌匣里的一张牌，它的古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个中国的叛逆，可以不去拜见新派来的上司，可那样便等于承认自己不忠。年复一年，关于中华民国是什么，会有许多议论。新中国在广州以同一个老把戏开头，共和照着海盗时代同样的老路子去解它的难题，这似乎是一种预兆。

就我在中国的观察，凡是冒出来的重大的国内或国际问题，很少有不同广州百姓那由来已久、积重难返的局面有某种牵连、受它某种影响的——广州人是中国最早的共和党人。这局面把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牵扯在内，里面有一幅共和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图画。我对这片充满政治与社会传奇的地方，最初的印象来自书本。虎门、黄埔、虎门炮台和拦江炮台、沙面，这些有魔力的名字，如今都成了真的。

这些名字所勾画出来的，是中国人独立精神的战场；这片战场到时候产出了如今典型的远东政治局面，把种种种族和国家卷进一切国与国之间的猜忌与冲突里，而这些正是东亚生活的主要特征。

我在广州既已见过、听过广州共和这场危机中外国人的一面，见过英国领事和批评他的人的处境——这一切同整个中国的共和是那样息息相关——又直接听到了中国人的内情，此刻便对这件事怎样收场有了切身的兴趣。平将军在南京把他的建议呈给了孙中山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当时不愿去对那些海盗军用强，因为那些队伍自称是共和的代表。孙中山总统没有批准平将军的计划，平将军回到广东，眼看着更糟的事发生。

海盗头目们知道有人在密谋缴他们的械，便组织了一场叛乱。陈炯明都督把他们召集起来，提议逐步裁减他们的队伍。他对他们说，共和已经建立，百姓已经回去操持本业，下一件事就是遣散军队。他请各位统领一个一个说出自己能裁多少人。有几个同意裁减，裁三百、五百不等，视各人所统的总数按一定比例裁。在广州东门外掌权的，是海盗头子王将军，平将军说他是那一伙里最坏的。问他能裁多少人，他答道：「五百。」

「可你有五千人，就不能多裁一些，比五百多些吗？」有人问他。

平将军预料的事发生了。王将军一口顶了回去：「好，我全都裁掉！」便怒冲冲离开了都督衙门，没等人拦住他。

事情闹大了。

到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都督衙门里的这个政权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它应付不了局面的无能，已叫共和的领袖们灰了心。三月九日王将军从都督衙门里走出去的时候，据报广州所有的铺子都关了门。第二天，都督派他自己的兵去接替要遣散的队伍。老百姓纷纷逃出城去。陈都督派去接替那些原指望王将军会遣散的海盗兵的人马，到了广州东门，却不许通过。他们被告知：「这里是王将军管的」，「别的兵不许到这里来」，「谁敢来就杀谁」。

八千名海盗兵和叛兵造了反，整支两万人的海盗军都靠不住了。接下来是四天的骚乱和游击战，把这一带变成了战场，也招来了戒严。广州共和这才真正受了血的洗礼，而它似乎也配得上同历代的总督辖地流过的一样好的血、一样多的血。外国炮艇，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准备战斗」——一颗流弹打中了沙面的英国营地之后，一艘英国炮艇便移到离外国电灯厂最近的位置。正规军也就是效忠的一方，与海盗军之间筑起了路障。海盗军归到海盗头号首领陆兰清的号令之下，他正在增兵。海盗们已把骚乱推到了水师提督署附近；三月十二日，别的叛兵把虎门炮台交给了陆兰清的人。他们接着从制造局里取了军械武装自己，占了水师提督署。

三月十日，陈炯明都督的人马开出东门时，被打死了三个。到三月十三日，都督的兵沿着路障一线攻了三天，死伤已有几百人。

在这阵紧张里，沙面上为防务问题争执的各国人士，还有庇护着外国人的各区的人，都把他们的分歧忘了。三月十二日，循道会教会的六十三个本地女孩坐英国炮艇上了「佛山」号轮船，逃到了香港。英国领事向香港报告了虎门炮台失守，并采取措施保护所有英国臣民。传教士们奉命离开广州。「河南」号和「佛山」号两艘轮船载了三千名各国乘客去香港，另有几艘轮船准备随时一接通知就开。所有外国炮艇都准备作战，水兵的武装同一百年前海盗横行天下的鼎盛年月里惊人地相似，那时的打法就是短兵相接。

傍晚，英国领事建议英国船只在虎门炮台重新开火时熄掉所有灯火。

到三月十三日，沙面上扎营的有四百名印度步兵和约克郡的英国兵，还有一百名法国水兵；十二艘各国炮艇上漂着的水兵，大概有一千人。另有一艘德国炮艇正从香港开上来。英国炮艇「金沙」号中了弹，移了锚地；「黑水鸡」号守在控扼电灯厂的位置上，天篷和一根桅桁被子弹打穿了。有几个传教士险些中弹。三月十四日，子弹打到了沙面。偏远地区的教会房屋被打中，两位美国女士想乘汽艇离开广州，没有成功。美国炮艇「威尔明顿」号派出一只小汽船去救她们，却因子弹如雹而开不过去。三位美国先生，其中有副领事汉密尔顿·巴特勒先生，赶去同两位女士会合，大家都脱了险。

据报有五个海盗头目联合起来抗拒缴械，他们的兵力估计有二万八千人。陆兰清直接掌握一万人，占着城东头、虎门炮台，还有由「灯筒」李死守的河南岛，控制着局面。陆兰清凭着这些兵力和优势，向都督挑战，要同他在野外对阵。都督手下约有两万受过外国操练的广州兵，归林将军统领，又有一队炮艇助战，在广九铁路车站附近把陆兰清的战线打退了；这时王将军不知为了什么缘故逃到了香港。可是都督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三月十五日一整天，都督的兵在沙面附近处决了两百名海盗分子。第二天，两边正对峙着，都督执意要辞职。陆兰清那一边则对商人们讲话，说「民军」若是打不赢广州现在掌权的政府，他就炮轰沙面，惹出外国干涉来。这就是广州和广东革命党的真面目与真性情。三月十七、十八两日零星放了几枪；十九日，都督的兵攻打陆兰清，陆兰清猛烈还击。经过一场主要由中国炮艇进行的长时间炮击，都督的兵拿下了江上三处——鱼珠、黄埔和虎门——的全部炮台。林将军统率的都督兵马，这时控制了广州。

三月二十六日，英国人撤走了增援部队，连炮兵在内，只把原来的一百名俾路支步兵留在沙面。广州的共和已经证明，它不过就是帝国。

那位古板的英国领事是对的。

靠着把挑起这场乱子的王将军的兵遣散，每人的步枪给十块钱（金元）收回来，暂时恢复了和平。平将军那些建议的后话，是一个月之后，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孙中山为调和广州互相争斗的各派到了广州。陈炯明都督连夜秘密逃往香港，给陆军和海军的首脑、给省议会议长留下了辞职信。他说明自己并未谋求都督一职，自觉不能胜任。他不能答应回来，除非是在军中担任较小的职务。他看出一个机会，可以把这个职位推回到他的前任、如今做了孙中山秘书的胡汉民肩上，自己好逃出广州阴谋与密谋的罗网。

代表「七十二行与九大善堂」的大约一百六十位城中父老，推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被委为军队的首领。这是一个来迟了的机会，可以施行平将军的计划了；至少有两个叛乱的首领被抓住砍了头。

孙中山在广州受到欢迎之后，广州人设宴款待他，席上没有为袁世凯总统祝一次酒。孙中山向这些骄傲的南方人指出：广东的乱子若不平定，北方人就会对他们采取攻势，会向广州进军。

这一切说明了我的论点：在中国提出来的重要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广州影响。广州不承认袁世凯总统，藐视南京的当局，这是在妨碍南北的合一。它的地方战事，眼看就要在统一的共和刚刚起步时招来外国干涉。可最要紧的是，它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变革与改良的障碍是中国的障碍。障碍是满人的那种错觉，已经被忘掉了。

二十五南京陷落之时

我若是一个向南京进军的革命党，也会走我此刻以随军记者身份走的这条路。这是上海革命党的大道。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起事，第二天军队归了革命党，驻在吴淞炮台和黄浦江沿岸别处的那些军队便组织了一支讨伐南京的远征军。他们取道长江、沪宁铁路和大运河，开到镇江。他们有三条交通补给线，一路走一路在苏州等地收集援兵。我这回追寻那些导致共和首都在南京建立的事件的现场，走的是中间那一条。

镇江是革命党的根据地，长江、大运河和沪宁铁路在那里交会；从镇江起，一道道零零落落的山岭延伸三十五英里，直到紫金山——这座山因「花之共和国」的建立而新近出了名。

舞台正在搭起来，要上演那些使南京成为世界奇观的场面——共和的理念由此完成了对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征服。南京是长江上最大的城，几个星期以来，一桩桩惊人的事件把它在战略和政治上的重要一直敲在世人的耳朵里。它是真正的革命熔炉。这里是端方最后一任总督的任所；我此刻说到的这个时候，他的头还在他肩膀上，可是不久就要从肩膀上割下来，送往武昌，献给大都督黎元洪将军。有名的前陆军部尚书铁良，在这里做江宁将军。从武昌革命党手里趁夜溜掉的逃亡总督瑞澂，逃亡途中在这里停了几个钟头。奉派同端方在四川合作的岑春煊，逃亡途中也在这里停过，并且拿定主意自己是个革命党了。萨镇冰提督带着他那支哗变的舰队离开汉口，顺流而下，这里的炮台已经报告了他的行踪；就在革命党攻取南京的前夕，他原先的那支舰队在经过时受到了效忠朝廷的军队的威胁。

外国兵船正在聚集。听说从黄浦江出发的革命运动已经开始，英国海军中将温斯娄坐「敏捷」号、德国海军中将冯·克罗西格坐他的「莱比锡」号，在汉口一场最猛烈的炮击之中离开那里，前往南京。十一月四日，美国海军少将默多克在上海登陆了两百名海军陆战队员，不久便坐着旗舰「彩虹」号到了南京。日本和别国的海军也都在场。

跟在吴淞、上海、镇江的军队后面来的，是从上海来的外国记者，带着他们的野战服、铅笔和照相机。他们找马，找别的法子到「前线」去，在南京城四周辽阔的距离上同电报局建立联络。这些距离里包括江上的外国兵船，南京城墙以内的外国领事馆、教会和总督衙门，还有城外官军和革命军正在布阵的山头。稍后他们向世界许诺了一场滑铁卢，那场仗始终没有打起来；可是这个许诺毕竟告诉了世界：记者已经到场，杀戮可以开始了。

十一月六日，北京朝廷指示张人骏总督不要与革命党为敌；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去同官军统领张勋将军商量，谋一个妥协，以免开战。他没有成功。满洲的江宁将军铁良也不肯接受朝廷给张人骏总督的指示，总督的处境十分微妙。他的处境微妙到那般地步，以致随军记者向全世界发消息说他已「自尽」——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可他们也始终没有更正。

南京城里是向着革命的，官军的忠诚则大可怀疑。十一月八日晚上八点，估计约有一百名革命党侵入南京的中国城区，攻打张人骏总督的衙门，大部分人或死或伤，其余的散了。第二天早晨六点，关在衙门附近的约两百名囚犯造反，又攻了一次。他们也被镇压了，被打死了四分之一，住处也被烧了。仿佛是约好了似的，徐绍桢将军率领的革命党在南京南门外的秣陵关发动了一次攻击，想夺取弹药、进城。这次攻击被挫败了。

南京此刻已准备好革命了。省咨议局责成总督照朝廷的上谕行事，不要镇压起事，让这座城归于共和。南京好久没有见过此刻发生的这种场面了。自半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之乱以来，这座城还没有这样骚动过。这正是北京一片愁云惨雾、惊慌逃散的时候，南京也照样学了。中国人和满人都在逃。城门关了，百姓就翻城墙出去，同城外关厢里的人会合。城里知道了秣陵关遭革命党攻击的消息。

外国侨民纷纷离城，或聚到各自的领事馆里。十一月九日，德国兵船「老虎」号派十名陆战队员上岸，把德国领事和德国侨民接出南京；英国、日本、美国等别的列强也照样做了。

十一月九日上午过后，南京城内城外再没有打仗；可是那天一早，张勋将军的兵拆了军用无线电台，警告电报员离开，不走就杀，电报员们便乔装逃散了。

到十一月十日，已近于一种恐怖状态。局面是这样的：城门紧闭，里面是一场革命的风暴。官军已镇压了两次起事和一次进攻，他们的将军张勋被他那些旧式的兵拥着，已经压倒了温和的书生总督张人骏和三心二意的满洲将军铁良——铁良见过瑞澂和别的满人的下场，谨慎已经胜过了勇气。「革命党要我的命，尽管拿去，」老总督说，「他们要我交出这座城，我办不到；可我愿意遵从朝廷的上谕。我连我那几件值钱的东西和我的夫人都送不出去，送不到上海；张勋不给通行证。」

大约一万人的满洲驻防兵，连同张勋将军的军队，压着全城大约十五万的人口。从十五岁到六十岁，凡是能用的满人都被征去当兵；张勋将军把能弄到的给养都征来，准备守城。到了中午，他的兵在抢官立学堂，从南门到长江边上的下关，搜寻没有辫子的人，搜到便杀。早已剪了辫子的学生吓得躲了起来。据估计，城里和城外关厢的人口有一半已经逃走，正往乡下去，大都排成长长的一队，沿着沪宁铁路往镇江方向走。

在南京城墙以内一小片地方，就数出了一百五十具尸体，其中有妇女和孩子。张勋将军沿着穿过南京、经下关直到长江的整条大街都布了岗；北极阁是南京那片广大城圈中部附近一座孤零零的高山，他在那里看守着张人骏总督和铁良将军。四周是田野、望得见城外乡野的这处要地，就是他们为求安全退居的地方。山坡上星星点点都是官军的巡逻兵。

到十一月十一日，张勋将军成了南京的主人，张人骏总督和铁良将军实际上成了囚徒。

第二天，革命党在苏州的军事会议承认，想用计谋拿下南京的企图失败了。他们悬赏二十万元要张勋将军的头，或者出五十万元让他的军官不照北京朝廷的命令抵抗；这证明张勋将军的手压在他们身上有多重。

十一月十三日，美国、英国、德国的海军指挥官宣布南京已不宜外国人居留，把守卫从各自的领事馆撤走，领事馆都关了门。十一月十四日，张勋将军把他的功绩总结了一番。他砍了四百个同十一月八日、九日革命党起事有牵连的人的头，立了军法和新政府，自任军事督办。至于他的计划，他说：「我必须忠于我的皇上。我剿除乱党，不但他们若攻南京我要抵抗，我还要率兵去镇江、苏州和上海。我打算为皇上把这些地方夺回来，把敌人一扫而光。我有两万一条心的兵。南京的全部权力都在我手里。」

这是整个革命的中国天南地北之间，满人唯一一颗希望之星的升起。张勋这个好勇斗狠、爱说大话的人，是帝国唯一一个在变乱面前成功站住了脚的将军。一时之间，他仿佛是那些正在瓦解帝国的势力当中的一座直布罗陀。

攻取南京的计划在十一月十二日定了型：新当选的南京都督、共和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将军离开上海前往镇江，准备进军。张勋将军在南京城内镇压革命党手段严酷，引得上海制造局里一次次开会，商量刺杀他的计划。十一月十三日晚上，三个从武昌来的革命党在其中一次会上演说。有九个梳着外国式发髻的女子到会，其中四个发表了演说。二十来个「敢死队」新兵自告奋勇，担任潜入南京城的任务。

十一月十三日清早，十三艘兵船——原先萨镇冰提督的舰队——在镇江挂出革命旗，归革命党号令。镇江都督向上海军政府报告说，他「亲率仪仗队并军乐队前往迎接；海军全体人员一律发给双饷，以资鼓励。已为各舰补足煤斤，准备会攻南京，讨伐张勋及其叛军」。

十八门炮从上海由长江运往镇江，又有部队从浙江杭州开来。十一月十四日，这些部队开始乘火车、乘船经长江和大运河往镇江开。新兵涌进一批批正往西去的老营头之间，镇江一片惊人的军事混乱。苏州的部队由小火轮拖着，从镇江出了大运河，溯长江往南京去。此外，苏州都督还派来四百名「敢死队」和一个炮兵连。到这时，南京已成了战场，沪宁铁路的英国职员从南京撤到了镇江。

讨伐南京的最后一批部队于十一月十七日离开上海，那天有一千五百人在车站上一片热烈的场面中出发。两天之内，走了将近三千人。徐绍桢将军从镇江按三路继续进军，这个部署他在上海时就定下了。他派五千人的主力从中路沿铁路直扑南京。两千人从南面取道山岭，攻紫金山；另有一支人数相同的队伍走长江，由小火轮拖着，两艘炮艇护航，掩护他们登陆和推进。

十一月十四日，在南京城内，张人骏总督、铁良和张勋联名出了一道告示，说首领和匪徒已被剿平，那些受骗而信了乱党的人，只要毁掉他们的乱党旗子，就能洗清罪名，否则便要受罚。总督又出一道告示，命商人开张铺面，城门按平常的钟点开放；张勋将军则出了一道告示，把旧秩序恢复起来，那样子是要把南京退回到维新以前的时代去。他派了一千人到二十五英里外龙潭与高资之间的铁路上去抵挡革命党，可他的人吃了一次败仗便退了回来。夜里，革命党从镇江调来五艘兵船，以牵制张勋将军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

张勋将军的斥候退回到紫金山一带他的山头阵地上，这个坏老头开始拿出他身上最好的本事来了。他夸口要进军镇江、苏州、上海，为他的皇上把它们夺回来，被人说成是「说大话」。据说他不识字，不会写字，不会画图，也不会看地图。可他看到一片地方就懂得那片地方；倘若他能亲自把长江流域一直侦察到上海，他或许真能领一支军队打到那里去。他是个好统帅，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出这一点，可他不能事事都亲自去做。他的军中没有一个熟悉地理的军官。他的对手从镇江推进上来、占住那一带乡野的时候，他正在训练他的军官做斥候。他发现，他面对的不是进攻，而是要守一场围城。

革命党从镇江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完三十五英里，到了张勋将军在紫金山一带的前哨。十一月二十三日，统率革命党第二根据地的苏州都督程德全给张人骏总督和铁良将军来了一封信，请他们保证张勋将军不抵抗。

伍廷芳正式通知上海的各国领事：南京不久就要遭炮击。

十一月二十四日宣布进军，两天后开战。这就是记者们的「滑铁卢」。革命党大概有一万三千人。在一座全心向着革命的城里，官军张勋将军自己的兵大约有五千，其中六百人整批开了小差。他不得不守住紫金山，因为紫金山控扼着全城。

外国看客星星点点排成一个半圆，从南京的西城绕到北面的下关，又往东一直排到镇江。传教士们守望着他们的住宅和学堂，外国陆战队守望着领事馆，外国兵船观察着这场军事较量的性质，外国记者则什么都守望着。「滑铁卢」要打六天。看客们仿佛在往一个坑里张望：坑里那位中国的「拿破仑」，手下实际不到五千兵，压住五万同情革命的人，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守着二十三英里长的城墙，还为他的皇上守着往东深入山中三英里的阵地。

在革命党进攻的一片兴奋里，沪宁铁路的一个机务员、一位外国武官和一个随军记者，被打仗带来的那股兴奋冲昏了头，从镇江开出一辆机车，沿着铁路往南京跑。他们想着总该带几个人一道去，便往煤水车上装了十个革命党兵。这样一来，他们便无意中破坏了铁路的中立，因为他们把革命党的兵带进了官军的防线。他们进去了，又出来了，到第二天早上才明白自己干了什么。

「温克尔森，」那随军记者说，「你知不知道，昨天铁路线北边就有官军，我们本来可能全被他们抓去，我们那十个兵会被张勋将军抓去砍头，你会被当作交战的一方当了俘虏，还会丢了差事？」

「看在老天的分上，别提了，」那位武官说。「我到昨天夜里才想到这一层，一夜没睡着。」

十一月二十七日，革命党炮轰张勋将军的阵地，随后就要不要强攻紫金山迟疑拖延，商量了五个钟头，才被说动从两个方向进攻。火药烧了许多，炮弹也浪费了许多，却没造成多大的损害。张勋手下的冯将军统领南门与紫金山之间的一线，一直在设法招兵，却失去了许多投了革命党的人。张勋将军倚重的赵将军伤了两根手指，由美国传教士马林医生给他动手术。他告诉马林医生，他和他的兵都急着想投降，可是怕革命党，而他又不能撇下他的兵不管。

「你最好在这里、在我家里，召集几位头面人物，为这件事开个会，」马林医生说——这个办法不久就照着做了。

十一月三十日，张勋将军亲率六百人的援兵上了紫金山。他想守住这地方，抵挡强攻；可他到了不多一会儿，从两个方向进攻的革命党就顺利地冲上了南坡，把官军赶回了城里。张勋将军的兵被赶了出来，他自己也被自己的兵挤了回去，离开了阵地；据说他失望得流了泪。

到了第二天，南京北端虎山上李将军的炮兵，已同紫金山上革命党的炮兵约好，开炮时彼此都不打中对方。张勋将军看出这炮火不起作用，便派了一队湖南步兵监着他的炮兵，逼他们打准。他们打准了；革命党大吃一惊，惊慌失措地派了个信使来问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的信使还没回来，李将军的炮兵那边就来了个信使，捎话说这是没法子的事。他们不得不朝紫金山打准，打到炮弹落得着的地方，因为有人监视着他们。同时，炮兵们提议两边轮流开炮，每次间隔不少于三分钟，好让各方都能隐蔽。这一件事便说明了这场「战斗」的全部性质。

这天是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一日，「滑铁卢」的最后一天。革命党、外国记者和好奇的闲人，一个个、一群群在紫金山上官军营地和战壕的残骸之间闲逛。革命党的炮——这里那里一门孤零零的克虏伯炮——断断续续往南京城里打，有两发炮弹先后落在张人骏总督和铁良将军所在的北极阁。

夜幕降临了，马林医生家里的那次会议已经决定投降。天黑的时候，马林医生和几个中国帮手，一会儿刨着堵住太平门的那堆松散的碎石，一会儿从城墙的垛口上往外张望，要同革命党通消息；他们打着灯笼，招来两边的枪火，一心要让「威灵顿」和「拿破仑」见上面——这是和事佬那出古老的喜剧。

张勋将军这时大概还有两三千个仍然忠于他的兵——只有他当初抗拒朝廷命总督不抵抗的上谕时所自称的兵数的十分之一。冯将军、赵将军、李将军，还有所有别的统领，都已离他而去，正同外国人暗中勾连，要把这座城交给他的对手。

降下旗子，这在张勋将军是不知道有的事，投敌也一样，同传教士和领事密谋投降也一样。他在天亮以前出下关的城门离了城，他的兵从下关起、直到上游远至三十英里的各处，自己设法渡过了江。

张人骏总督在一艘日本兵船上找到了避难之所。铁良跟着他，两人去了日本。这场中国的「滑铁卢」，留下来的全部就是西方报纸上写的那些。十二月二日，美国传教士马林医生、加里特牧师，同美国副领事吉尔伯特先生一起，打着美国国旗，在两边都愿意的军队之间作了安排，把南京从前官军赵将军手里移交给革命党梁将军。梁将军占了南京；紧接着，在满洲驻防兵居住的旗城里出了一桩意外，一颗地雷突然爆炸，炸死炸伤了大约四十人。革命党以为这是向他们进攻的信号，便开始杀人放火。这一切过去、城里恢复了日常的生活之后，一位熟悉整个战场的天主教神父说，他见到的尸体不超过二百四十具。美国传教士司徒先生是个好观察者，他告诉我，他认为攻取南京时被杀的人不可能超过三百。

长江流域最后一座落到革命党手里的大城就这样陷落了，共和的理念对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征服，由此终于揭开了序幕。

张勋将军把交出城池这件不光彩的差事留给了他那些不忠的将领——他们还继承了他一个连的六门三生的克虏伯山炮，以及别的东西——自己向北开往更友好的地方。他征用了津浦铁路的车辆，在浦口把他的兵装上车。他把十五万元（银元）的银锭卸在浦口的车场上，派两百人看守，吩咐铁路方面替他转运。另一队兵来了，说这是欠他们的饷，便援引「端枪的人不必等饷」这条法则，攻打看守的兵，自己动手拿了。那些兵开走了，剩下的钱便在随营的闲杂人等和寻常苦力中间没了踪影。

张勋将军面前是安徽东北部那片荒凉的饥荒地带，他得走将近两百英里的路，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根据地。革命党带着两门炮，在铁路上三十英里外的蚌埠等着他；可他接到电报警告，便停下火车，从侧翼绕过拦路的队伍，继续前进，在车站四周留下六十具尸体。再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已在安徽与山东交界处，司令部设在山东的徐州府，正毫不气馁地招兵。他自称有两万人，实有约一万二千人。

张勋将军不知道自己要「为他的皇上」夺下什么、守住什么，可他是个「死守旧制的人」。十二月里北京的历史上，他的身影赫然可见。

二十六孙中山从隐晦中走出来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日，大江以南已经没有一个公开的保皇党了。到十二月五日，上海和南京的革命党在孙中山的先驱黄兴将军协助之下，已选定南京做共和的首都，正把各省的代表召集到那里。北京派来的议和代表唐绍仪，在武昌找不到可以谈判的人，十二月十一日发电报说他动身去上海。

到十二月十四日，上海那个试行的共和机构已改组成一个更广泛的政府机构，迁往首都南京。孙中山被选为「第一任」大总统。

唐绍仪连同随员、助手和仆役，不下八十人，于十二月十六日经过首都，第二天到了上海。为保障守旧的、拥护帝制的北方的权利，有二十来个各省代表陪着他，是袁世凯挑选出来的，用以抗衡聚在南京的革命党议会——和谈就要在这个议会的指导下进行。议和代表唐绍仪在共和的空气里屈服了，这些人也就不见了。

孙中山已离开新加坡驶向香港水域，其实他正在他最后一次周游世界的最后一程上。电讯说，陪着他的有「荷马·李将军」，还说他受着严密的保护。他是一个谜。人们只模模糊糊地知道，他像一只人形的梭子，多年来在那些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之间来来往往；那些国家收容并鼓励着它们借来的中国籍公民和臣民。他躲避抛头露面，自一九一一年九月四川起事以来，隔一阵便有消息说他在芝加哥，在巴黎，在槟榔屿。他正在走近他的故国那片将要实现他一生目标的地方。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他才从吴淞溯黄浦江而上，在上海租界的码头上岸。代表各省的代表们迎接他。

这位未来的大总统来得十分简朴。他坐一位朋友的汽车，到这位朋友在静安寺路的住宅去。

伍廷芳自然头一个去拜访孙中山，把全中国的总统之位献给他——一点不少，这是伍的献礼。孙中山当天就回拜了伍廷芳这次郑重的拜访。计划是由袁世凯做最后的总统，而伍廷芳心里想的，是把南方各个独立的省份合并在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下。

这次拜访之后，孙中山在宝昌路四〇八号一所外国房子里住下，日夜有人严密巡守。他所受的关注与敬重，叫外国人印象很深。他最早的访客里，有黎元洪将军从武昌共和派来的代表。他的质朴和自信，使他成了共和党人和革命党人的中心。他身上没有一点炫目的东西，除非是他那批神秘的追随者。上海每一个关心此事的人都注意到一件事：他到的时候，除了到场迎接他的革命党代表团和别的人，还有一些日本人，后来都做了他的秘书和顾问。可是他那一群卫星里最亮的那颗星，是「荷马·李将军」。外国电讯一再宣布他是顾问，有些电讯又说他是新共和国指定的参谋长。在许多外国人和中国人看来，他始终是个本不必有的谜。孙中山在任的整个期间，他同孙中山一直关系密切；南京不再做首都，他也就从共和的舞台上消失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出席南京革命党议会的各省代表全体到上海拜访了孙中山。

两天之后，南京的革命党议会以十七票对一票，正式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又选第一任临时共和都督黎元洪为副总统。

和议会议开了一次会，达成协议，由国民会议来决定将来的政体。

晚上，一百位革命运动的首领在汇中饭店为孙中山举行盛大的宴会。

伍廷芳这位议和代表，从一开头就一路推着和谈往前走；他声明：「十四省已经完全宣布赞成共和。我们掌握着陆军的十二个镇；另有两个镇就要过来。整个海军都在我们手里。只剩两省还拥护帝制，两省中立。北京已没有政府。除了那位幼小的皇帝，袁世凯是那里唯一代表政府的人。

「列强越早承认真实的局面，而不是抱住有害而虚无缥缈的情感不放，中国就越早恢复秩序。迟迟不承认共和的事业，必定会使商业的停滞延长下去；万一重新开战，许多流血的责任就要由此负担。」伍廷芳这时还在为争取列强的承认而奋斗。

孙中山声明，整个运动是团结的，没有严重的分歧。他把这场革命看作他的计划、以及他本人十五年多革命工作的结果。

「我认为接受总统之职是我的责任，」他在当选以后给他在美国的朋友们的一封信里说。「我的方针将是以尽可能最迅速的方法取得和平与稳定的政府。我唯一的目的，是保障我千百万同胞的安宁与满足。」

和议会议正在消失，被「大总统」的影子遮住了。它的工作还在进行，可是从此改由南京来指挥；不难看出，共和政府并不把它当真，而是满心指望北京的朝廷和袁世凯听从它的要求。

孙中山当选的那天，约有两千兵从上海开往南京；在南京集中兵力已成定策，由黄兴将军主持执行。

二十七一位中国总统的就职

终于要扫除满清皇位、使南京成为世界中心的那些事件，此刻上演了。南京的革命党议会推翻了伍廷芳的主张，把他提出的所谓议和条件定得更加苛刻；这就使袁世凯碰巧同时撤销他的议和代表唐绍仪的全权，显得格外相宜。孙中山一到南京，全世界最需要做的那件事便开了头。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下午五点半，他坐专车从上海到了南京的下关车站。陪着他来的有数不清的代表、军官，最后是中外报界的合唱队。离车站最近的狮子山炮台鸣炮致敬。革命军守着四周，一路一直排到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原先由张勋将军手下的官军守着。这条路正是张人骏总督和铁良将军逃走的路线。一万兵排成行列，路上许多地方挤满了百姓。百姓一声不响——他们看见了共和，却认不出它来。这群人从来没有自己动过脑筋，所以不知道在这种场合该怎样表露出来，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该有所表露。就职的一行人和当选总统改了路线，什么事也没发生——人群消失在夜色里，谁也没有提起他们。

下午六点一刻，孙中山和他的专车连同车上的人到了总督衙门车站，那里有一些烧毁的房子，同那次囚犯暴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九日）有关。孙中山的车厢停在两列卫兵之间；几分钟后，车上一阵骚乱，一个男人歇斯底里地抗议着、尖叫着、哭着、挣扎着，被拖出来扔进车站的候车室里搜身。这是中国献给疯子们的民主的一份礼物。孙中山被卫兵紧紧围着，下了火车，光着头默默走向一辆等着他的马车；这时，那个疯子的行会已经有了它的共和就职礼。天色渐渐暗了。又冷又湿，下着蒙蒙细雨。一队骑兵护卫，由吹着号角的号兵领头，在马车前后行进。卫队、就职一行的成员和兵士步行跟在后面，走那一小段路到衙门门口。

号兵领着这支了不起的、光荣的小小就职行列，穿过被一列列兵士拦住的人群，来到总督衙门前那座宽敞、围得奇奇怪怪的大院。行列慢慢从一座古雅的木牌楼底下穿过，进了那片几乎是神圣的禁地——满人的最后几位代表已从这里逃走；在他们之前的一位端方，也是从这里踏上那条漫长的厄运之路，如今已在路上丢了脑袋。这座古雅的牌楼，是献给那位平民出身的普通人的凯旋门，百姓就要拥戴他做总统了。欧洲的征服者走过的拱门上挂着镶满宝石的金缕织物和战旗，这座盘着奔龙、檐角纵横、屋顶似浮的优雅古雅、玲珑轻盈的牌楼上却没有这些。它装点着共和和平征服帝国的标志——白旗——和从庙里取来的常青枝。五色旗也在这里，还有海军旗。

这是一九一二年新年第一天的晚上。孙中山下了马车，走过通往衙门的那条长长的甬道，从一座又一座牌楼、一道又一道低矮的门楼底下穿过。这些牌楼门楼漆着红漆、涂着大漆，可大部分刷成了白色，装点着常青枝，由五颜六色的电灯照亮。这是中国式的光怪陆离同撒克逊人新年仪礼的结合。当选总统走过时，革命军的刺刀闪着暗淡的光；他穿一身朴素的黄卡其军服，披着军用斗篷，随从们跟在后面。

号角声渐渐停了，骑兵下了马。卫兵和人群散了。从衙门入口进去，有两座大院子，由门楼隔开；第三座院子通往一间宽大的接待室，或者说觐见厅，新糊了纸、刷了白，摆着外国火炉，一行人就进了这间屋子。孙中山退下去同他的军事首长黄兴将军、率军攻取南京的统帅徐绍桢将军以及各省代表的首领们会商。接着是三个钟头的预备事项；在这些事项办完以前，显要和见证人陆续来到那间旧觐见厅，出席就职典礼。

就职典礼在约一百名观众面前开始。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国大总统。他十分庄重，又显出这场合的责任加在他身上的几分紧张；他誓言恢复和平，建立以民意为基础的政府，推翻满洲统治者，最后又宣誓：这些事一旦办成，他便辞职，好让人民选举统一中国的总统。

山西省代表团团长景耀月先生把中华联合各省临时军政府的大印交给孙中山大总统。孙中山大总统随即宣读他的就职演说，或者说宣言；就职典礼在午夜前半小时结束。这件事使中华民国从一九一二年的第一天算起，也标志着中国采用了西历。

中国第一次总统礼炮——「二十一响」——从将近五英里外的狮子山传来，传进午夜里倾听着的人耳中。一个新的共和国写进了万国的名册。

孙中山任总统头一个月里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凡是影响到北京的，我已经讲过了。一月里北京那一阵旋风般的骚动，配得上南京新政府成立时的那股精力与魄力。

此刻已经没有停战了，停战已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八点期满，汉口前面正在打仗——孙中山之所以赶在将近午夜时宣誓就职，而不是照原定在第二天，同这件事就有关系。那部给共和以动力、推着北京的帝制派往前走的政府机器，很快便建立起来。

孙中山大总统任命他的军事首长、以汉阳和武昌之役出名的黄兴将军做陆军总长。伍廷芳得了司法总长的职位，同时仍兼议和代表的差事；外交总长则由一个受过欧洲教育、全然是新人的王宠惠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出身、前北京大清银行监督、袁世凯那个试行内阁里的前副大臣陈锦涛，做了财政总长。总统拿来充任各个重要部的，都是年纪同他自己差不多的人——大多数比他年轻。

孙中山大总统宣誓要推翻满洲的统治者，这好比长矛叮当一声撞在袁世凯的盔甲上：它使隆裕太后解开钱袋，想补充皇室的军费；也使袁世凯为君主政体摆出那副好战的姿态，夸口说他相信自己能守住北方，直到南方瓦解。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袁世凯谢绝了孙中山把总统之位让给他的提议——这个提议实际上是共和方面一道断然的通知，要他立刻把满人抛开。

一月五日，孙中山大总统和他的外交总长王宠惠向列强发表宣言，宣言的要旨总统已在他的就职演说里宣读过了。它控诉满人要为国家的一切祸患负责，并请求列强承认，请求准其加入各国大家庭。

共和政府请求列强承认的宣言发出的同时，袁世凯把和议会议的往来文电摆到北京的列强代表面前，在这件事上他胜了共和一着——外国外交官们接受了他的看法，认为共和党人错了。

孙中山大总统和袁世凯总理大臣这时互相往来，只为一件事，就是停战。

一月十日，新的国家机器对北京施加的压力显出了效果：共和政府提出了退位的条件。它咄咄逼人，迫使同北京的关系重新调整。袁世凯一再打电报否认他的代表唐绍仪所同意的和议条款，其结果是：伍廷芳在上海宣布，共和各军已准备进军北京；孙中山大总统也宣布，和议若是失败，他要亲自上阵，挥师北上。袁世凯保证朝廷接受退位的原则，才争取到停战的延期。

南京的共和正欢呼着起步。它已正式通知列强它的成立，极为活跃，极为乐观。最忙的是陆军部。陆军总长黄兴正在组织增援武昌，由黎天才将军统领。十二艘共和兵船泊在下关外的江面上，一月十九日总统坐着前总督的游艇检阅了它们。广东的部队正开到上海，一部分留下准备从海路北伐，另一部分调到南京，准备沿津浦铁路推进。在这后一条线上，共和军已渡过淮河，离张勋将军在徐州府的根据地只有四十英里左右。

袁世凯一再否认所谓的和议协定，使停战无法继续；在这僵局之中，孙中山大总统加强了共和在山东的立足点。他派两艘运输船载满广东兵，由一艘巡洋舰护航，开往烟台。共和正在集结它的军力，并已制定了宏大的计划，要把满人逼出北京，取得列强的承认，还要借钱。

一月二十二日，也就是他第一次派兵远征烟台和登州一个星期之后、第二支远征军即将登陆之时，孙中山大总统宣称，他绝对相信——正如他一向相信的——这次起事的成功与正义。「倘若我们现在不能取得和平与稳定的政府，」他说，「责任必在北京。」

孙中山大总统得知满人接受了他的退位条件；可袁世凯向他保证了这件事以后，又把共和政府须在退位诏书下达两天后解散，作为退位的条件。共和从来没有像这一回这样激动。它看穿了朝廷的用意：要把它的权力委托出去，打算的是仿佛把位子退给袁世凯。孙中山大总统确信，皇族和袁世凯的这个计划得到了「外来势力」的支持。共和因为怕日本，便向北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皇帝彻底、完全地投降和退位，并要求在共和取得外国列强承认以前，把袁世凯排除在共和临时政府之外。正是在这时，发出了停战期满、于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八点开战的威胁。

二十八为「花之共和国」筹款

有了这宏大的联邦与战争计划，共和的经费从哪里来却是个谜，南京政府不得不解决财政制度这个难题。国外的中国革命中心为起事捐过钱，可政府要用的数目大得多。共和并没有一个造反的国家所有的那种正当的岁入来源，比方说中美洲、南美洲的那些国家就有。她的海关在外国列强手里，海关的收入全部拨去偿还中国的外债。常关的收入有一部分由外国债主控制，铁路和一些实业的收入也一样。那些响应大都督黎元洪将军的号召、打算日后联合而各自负责起事的省份，仍握着它们全部的岁入来源，而有些省连本省的需用都不够。

武昌从一开头就印了革命的钞票；上海也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开始发行，那里发出的钞票见票即付，署名是「中国银行经理宋某，军政府代理」。一面是英文，另一面是中文。同时发出的另一种钞票，许诺自发行之日起三个月后兑付。这些钞票被普遍接受，可是在南京动员军队、把政府收归全国的那段时期，发得太多了，拿它们领饷的兵只好用强力把它们花出去。

孙中山大总统决意不走那条危险的路，不把天然资源卖给外国放债的人和围在他衙门外头的求让权者；中央共和政府唯一看得见的收入来源，似乎就是中国的实业公司。陆军总长黄兴将军代表全体军队，这时向各实业公司征款，充实共和的国库。中国最大的实业机构之一轮船招商局，被要求出七百万元。日本人以这家公司为抵押，在借款的出价上抢了头名；因为怕日本人，这家公司没能被拿去抵押。汉阳的汉阳铁厂和附近的铁矿，接着也被摊了款。说来讽刺，出来帮忙的正是日本人；共和最后接受的，正是以这铁厂和铁矿作抵押的日本钱。

财政走在最前面，领先于其他一切事务。被提名为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只是个挂名的总长，住在上海的礼查饭店。他后来要做袁世凯的财政总长；各位总长里，除了陆军总长黄兴将军，就数他最抢手。这些维新人物的才干是新中国公认的财富，而在他们当中，他是被拉来扯去、推来搡去最厉害的一个。陈锦涛先前谢绝了袁世凯总理那个试行内阁里的度支部副大臣一职。革命党头一回任命他的时候，他在北京，收到一封匿名的警告信，要他接受。前面说过，他自以为没人注意，离了家，到了北京火车站，进了一个包厢，把自己锁在里面，拉上了窗帘。他到天津时，有人往他的包厢里塞进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警告，说他的行动有人盯着，又一次警告他接受任命。他发现革命中两方都同样盯着他，便掉转头，搭下一班车回了北京。

整顿中国财政这件差事，是没人羡慕的。中国百姓从来不承认一个全国的政府。中国从来没有过全国性的内债。帝国之内根本没有国家信用这回事。不止如此，共和已经废除了许多捐税，而共和的原则之一，就是百姓向来负担过重。陈锦涛的才干和他将来的效力固然可贵，此刻却做不了什么。

共和政府的各部都在自筹经费，它们倚靠孙中山；在他的领导下，国内外的团体和个人的捐款源源而来。他一向是中国革命的筹款人，一九一〇年就到国外去为起事募款，那时起事定在一九一二年四月。一九一一年圣诞节他在上海上岸时，上海共和的成员们把他当作一笔宝贵的财源来迎接。人们相信他真有钱，或者手里握着财源的缰绳，能给革命注入活力。事实上，他并没带来任何外国借款的许诺；他就任总统以后，面对的是同袁世凯面对的一样的财政问题。他必须从列强那里弄到钱，而要做到这一点，共和先得被它们承认。

袁世凯借不到外债，这件事使共和的首领们相信：一旦得到承认，列强的银行家就会借钱给共和。整个财政问题是共和的命脉。它坚持要求承认时的那股激烈劲儿，不过是它财政窘迫程度的量尺。对南京的共和政府来说，承认就意味着信用。

缺钱的压力造成的窘迫，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南京为北伐而动员的负担越来越重。南京的预算每天将近一百万元。孙中山大总统向官军的将领们发出呼吁，请他们不要抵抗共和军的推进；可以说，这一呼吁的结果是几乎整个官军都反了，因为四十六位「将军」一致接受了他的请求，向朝廷发出了最后通牒。这是一着财政上的妙棋，立刻遏住了战费预算的上涨。

我一到长江流域，就碰上了这个财政问题。我走到哪里，都遇见在华北认识的革命党老朋友。其中一位为了安全，已在上海租界安家好几年，在那里给几位开明的巡抚和总督当官方代理人；他到我在上海的住处来，看我能不能帮他以上海的江南制造局作抵押，借到两百万元。我大约有六年没见他了，我对他最后的记忆是在北京，那时他戴着瓜皮帽、拖着辫子、穿着长袍，是个激烈的维新派，大声反对祭祖，叫他那位可敬的儒家老父亲苦恼极了。如今他一身外国衣服，梳着稀疏的背头，看上去像个德国社会党人。

「我代表李平书将军，」他寒暄了几句便说，「我想弄两百万元。」

「你打算怎么弄？」

「我想拿制造局作抵押，」他说。「制造局值很多钱，这么大一份产业，借这点钱是小数目。李平书将军能从日本人那里弄到钱，可他宁愿从美国人那里借，也愿意多付些利息。」

「可我不是金融家，」我说，「我怎么帮得上你？」

「你可以给我介绍几个人。」

「可我们这里没有美国银行家。」

「可你们这里有金融代理人，还有一家美国银行。」

「他们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可我对你们的事情了解得不够，没法给你写推荐。」

他拿着这几个名字，满怀希望地走了。事实是，南京和上海的当局见到每一个有指望的外国人都要拉住攀谈，任何一根金融的稻草他们都要去抓。共和唯一现行的筹款办法，是各省负责本省境内所需的或所用的一切开支。上海所在的江苏省负责舰队。制造局就是舰队的基地。中国人不愿把它抵押给日本人，这并不奇怪。日本正在国际上赢得一种带讥讽意味的名声，就像英国扮演「诚实的掮客」那个角色时长期享有的那种名声。轮船招商局给舰队提供辅助船只，又是共和的商船队，它始终没被真正抵押出去，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在中国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中国急需钱；另一种认为她贫穷中自有富足，理由是一个相信自己无须借债的国家，其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对一个没有敌人的国家来说，或许是这样；可对被咄咄逼人的异族文明团团围住的中国来说，却不是这样。革命党的起事此刻已使她的对外问题到了紧要关头，而这些问题的核心是钱。共和此刻同帝国一样，在同同样的对外问题搏斗。共和的首领们竭力把中国对外问题的重要性说得小些，可这些问题就是她存亡的全部——这个事实此刻就要被人认识到了。

中国的实际状况，连西方都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处在那样低的水平上，她的大众只比仅能糊口的水平略高一点；可她不得不按照西方各国为她定下的条件和步调，在世界上扮演她的角色——而西方各国的繁荣与财富，已达到国家与人类成就的顶点。当革命变乱的力量正在聚集的时候，某些原则——它们曾通过平衡列强在中国境内的利益而保护了中国的完整与主权——的支撑力正在瓦解。利益均等、「门户开放」、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在这件事上正被日本和俄国两个强国的特殊利益所挫败。美利坚合众国为各国之间的和平、为中国改组与发展的自由打过一仗，却在满洲和蒙古败下阵来。她曾使列强一致信守的那些主义，自一九〇三年起就开始瓦解，那一年日本与英国、俄国与法国分别签订了攻守同盟。这些主义的最终目的，因日俄战争的结果和一九〇五年攻守同盟的续订，在政治上被挫败了。美国于是想通过列强之间的金融联合，以及为了各方利益而开发中国的实业，来达到列强表面上仍在拥护的那些目标；而这一点又被日俄之间签订的协约挫败了——那些协约把它们的政治权利和特殊权利，置于它们同别国均等的工商权利之上。

美国所倡导的计划，把影响与控制的重心放在英、法、德、美这几个资本国家手里，而把非资本的、却是军事的强国俄国和日本置于一种在它们看来是政治上吃亏的地位。俄国和日本虽然有两个最大的资本国家法国和英国做盟友，却仍然不赞成美国的计划；这个计划此时已推进到这样的地步：资本国家已经通过了一个方案，以接连向中国提供大笔借款的办法，为中国筹款、促成她的实业复兴。俄国和日本看出，这个方案若是成功，于它们不利，因为它们在财力上无法参与到能取得控股地位的程度，而且它会挫败它们的特殊权利和政治权利；于是它们表示反对，并拉住它们的盟友支持它们，去挫败这个借款方案。

这就是革命党起事开始时中国的政治局势。资本国家的计划里牵涉到的对华借款，接近六千万英镑。起事一来，中国从各方面能预支到的勉强只有两百万英镑，不久就一文也没有了。资本国家在中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又握着中国以往借款的债券，不肯资助那里的战争与劫掠。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得胜，此刻正推行积极的扩张，因而必须为自己的前进保持通路畅通，于是不得不按资本国家的政策所要求的新基础，同俄国取得谅解。日本不是资本国家，没有巨大的金钱影响力，这是她达到政治影响力均等的唯一途径。日本同俄国取得了谅解，议定了共同的行动方针，阻住了借款方案，又把由攻守同盟联结起来的四个强国——俄国和法国、英国和她自己——联合在一起，于是日本手里握住了中国命运的钥匙。

这些事实使日本处在这样的地位上：她可以在中国的革命变乱中两边下注，在那里扮成「诚实的掮客」，既可以赚取商业道德在平时和战时都认可的惯常的商业利润，又可以在生意讨价还价的阳光底下，趁机捞政治上的好处。可以想见，一个强大的、在他们看来咄咄逼人而又不可抗拒的日本这样的国家，摆出这样的前景，对中国的维新人物和爱国者该是多么可怕。

日本力量那可怕的杠杆作用，日本和她的一切代理人都十分明白，它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她已把四个强国——俄国和法国、英国和她自己——联合起来，去维护和扩展她在华北的政治权利，并阻住资本国家在中国的金融计划；第二，袁世凯借不到钱，因为资本国家不肯为一个注定要灭亡的政府资助战争，而孙中山也借不到钱，因为中华民国没有得到列强的承认。银行家不会借钱给一个不被他们本国政府承认的政府。她的地位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使日本成了一个无助的国家的主宰。必须记住这些事实，才能明白在两方面都格外沉重、格外艰辛地压在孙中山大总统和袁世凯总理大臣肩上的那副巨大的担子。列强还不知道这样一个局面会有什么结局，它们在这局面里看到了许多悲剧性的可能；可它们或许无一例外地觉得，将来的事，日本看得比任何别的政府都清楚。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帝制和共和两边的首领，都再也经受不了多久这种不祥的恐惧所带来的紧张了。这是公认的事实。孙中山大总统由一批日本秘书和顾问陪着到南京，如今已体面地把他们辞退了。他一生的事业里虽然一直得到日本和日本人的帮助，事实和情势却迫使他采取防范的措施。

现代的金融夸口说，战争与和平都握在它手里，各国如今用金钱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在中国的内部分歧上，这话正在应验，可只是间接的。财政上的考虑此刻正溶解到国家安危这个更大的考虑里去。孙中山大总统和共和政府害怕日本的影响，害怕它在北京所作的支持的保证。袁世凯总理一生都是日本的对头，他害怕的是日本在共和里的势力。

外国列强正是以贸易的名义，凭借金融与金钱利益，把手牢牢地抓住了中国，再也拔不掉；如今帝国与共和的事务已到了这样的时候：局外人正在利用这个局面。两方面既是这样紧紧相连、又是这样互相对立，于是可以让一方去对付另一方。西方的观察者抱怨中国进步的步子那样懒散，抱怨那里的国家那样乖张；他们可以用亚洲和东亚这盘自古以来的棋局的公式，来解释共和与帝国此刻所到的这个危机。

我把北京同南京眼下正在发生的事同时发生、以及紧接在它之前的那些事件重述一遍，便想起有人曾企图刺杀袁世凯——他是日本的头号对头，日本也承认他是；在许多满人心里，他又是王朝的一个靠不住的朋友。这次行刺的来源和动机是个隐秘的谜。袁世凯和庆亲王对局势看得清楚，而那些位分较低的亲王以及别的反对退位的人，则扬言要去求日本的援助。皇族之长庆亲王和袁世凯已退出御前会议，好让那阵歇斯底里的纷争平息下去；他们不在的时候，隆裕太后被说动了几分。此后隆裕太后的心思变得清楚些了，她封袁世凯为侯爵，表示对他的信任。然而这是一个惊慌失措的举动：她从局外人的阴影里逃出来，奔到她的大臣那里求平安，又想把她的大臣更紧地绑在自己的防卫上。在当时那种无政府的情形下，四周都是来路无人说得清的炸弹，袁世凯自然要躲开这种聚光灯下的注目。他避开这份显然是当着日本的面硬塞给他的荣誉。

革命变乱期间最为人强调的事情之一，就是局外人从中国过去的内部争吵里得到的好处，尤其是从满洲这个局外人窃取皇位（一六四四年）的那一刻起，一直到她整部代价高昂的对外交往史。国家的激情就像个人的激情。国际的争吵同个人的争吵是循着同样的路子发展的，而在个人的争吵里，得利的是局外人。所以北京的这一切举动，其动机——骄傲、贪欲、占有与恐惧——是如此地合乎人情，以至在那里的外国观察者反而看不出来；他们离事件太近，认识不到它们的意义，于是便说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复杂局面。他们还在问：袁世凯对王朝到底是朋友还是叛徒，他是个爱国者，还是个为自己谋夺皇位的阴谋家。同时他们又怀疑孙中山是个政治上的江湖骗子、冒险家。可是在此刻从内外两方面困扰着北京的总理和南京的总统的一切之下，是一些十分简单的力量的轮子和曲柄，在解决国家统一这个问题——而两个人都一再说，这正是他们的目标。中国的老冤家——局外人——它的影子曾经掠过北京，如今已来到南京。这个冤家就要为中国的难题提供一个惊人的解法；这解法从此刻起更叫列强和世界莫名其妙，也再一次显出了日本的地位。

二十九革命的老朋友

财政不过是共和眼下许多问题当中的一个，这些问题如今全都包在「南京」这一个词里——它们都是从总统的目标里生出来的：「为我千百万同胞取得和平、稳定的政府和安宁满足。」

南京在这里见过别的新政府宣告成立，来了又去了。「明」朝于公元一三六八年在这里诞生，应验了它国号的许诺，又落得一个凄惨而不光彩的下场。这里做过「天王」和太平这个十字军帝国（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五年）的都城。而同这些事永远连在一起的，还将有「花之共和国」的揭幕。

南京的传统全是文的，不是武的。古时的「竹林七贤」是中国最有名的文人圈子，他们尽可以在这里上百处花田和园子里聚会。一条条诱人的小径穿过闪烁的竹林，从上百条街上把行人引到幽暗的湖边，湖面上点缀着水鸟。

形成南京传统的，是在她的林子里沉思的儒家学者，而不是在她的营房里的兵；是她那座塔影冠顶的北极阁，而不是她的鼓楼。成为她的地标、把她指给各国看、赢得异邦诗人喜爱的，是她南门那座瓷做的哨兵，而不是她北面的狮子山炮台。

「……看那边，南京城旁，

那座瓷塔，奇异而古老，

向惊愕的天空举起

它九层彩绘的回廊，

栏杆上缠绕着枝叶，

瓦顶的檐下

挂着瓷铃，时时刻刻

叮当作响，柔和悦耳；

整座建筑一片辉煌，

五色斑斓，熔成一体，

一大团光彩，好似

阳光照耀下的一座花的迷宫。」〔语出朗费罗《陶工之歌》〕

园林与文章，战争与金钱，在这样的环境里两相对照，叫我感触很深。十年来，我一直出于感情上的缘故盼着来这里一游。南京是黄思永大人的故乡，我管他叫我的中国父亲，他是我慈爱的恩人。他十二岁上下的时候，同他的哥哥一起在这里上吊，好免遭太平军的屠杀。太平军把两人都解了下来，可他哥哥已经死了。小思永被好心的兵救活，被掳去关了起来。后来他做了儒生，在这些田野园林里漫步，直到被召往北京。在北京，皇帝因他的学问赐给他一所宅子，又开了前门，迎接并护送这位温和的学者进京。

黄思永做了造福公众的人，为进步出力。我是他家里的一员，常听他回忆这段奇妙的传奇。南京就是这传奇的背景。自他被掳、太平军被逐的那些日子以来，南京再没有被战鼓和军号惊扰过。我这次来，多少有些像是去朝拜黄大人早年的圣地。

如今，在竹叶丝一般窸窣作响的底下懒懒划着水的水鸟，又被军号惊起了。那是共和的号声；园中的学者让位给了军人、密谋者和政治家。

二月初，我到了这座首都，下车的地方因向徐绍桢将军投降、因张勋将军的出逃而出了名。我在下关下了火车，当选总统孙中山去就职时，最先就是在这里停车的。同我一起到的，有美国国务院的特使丁家立博士，还有在这里见过许多大事的记者肯尼迪先生，这使我格外觉得有意思。

我们还没在旅馆——马丁先生开的桥屋饭店——安顿好，天就黑了；街上和长江岸边亮着匆匆来去的灯笼，江上则是商船和外国兵船的灯火。桥屋饭店是南京如今已载入历史的建筑之一，满是同革命党有关的故事，是长江流域所有密谋者聚会的地方。我们没有留下吃饭，而是到旗舰「彩虹」号上同美国的默多克海军少将共进晚餐。

旗舰上的军官们讲他们在长江上的经历：怎样作为看客看革命党打仗，在太平的间隙里又怎样作为猎手打水鸟，给客人们提供美味的野鸭。外国海军指挥官们正在观看共和的洗礼。他们不能正式拜访总统和各位总长，因为他们的政府还没有承认共和。他们得想法子安排非正式的会面，借以随时掌握共和的一切作为，报告给他们的政府。

我离开南京北郊的下关，沿着那条唯一的长路、也就是大街走，穿过北门，走将近五英里到总督衙门。南京每天的一切营生都从这条路上经过。要看南京——看检阅中的共和——就要到这里来。从共和的驮骡到陆军总长的马车、临时大总统的汽车，从革命的新兵到外国的特使，一切会动的东西都从这里经过。在这条大道上，在一队队新来的志愿兵、本地的轿子和独轮车、骑马的、步兵、辎重队、挑夫和行人中间穿行而过的，正是孙中山大总统就职那天挤满了院子和小街的那群人。

剪掉辫子这一件事，就造出了西方人心目中常有的那种「新中国」之一。路上的苦力没了辫子，看上去像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

「这可是日本卖洋货的好机会！」我那位瑞士同伴说。「这些新中国人戴的新帽子，穿的别的西式衣服，全是从日本来的。」

如今人人都守安息日，正如半个世纪前的「天王」和他的太平军一样。人人都坐人力车，身上总有一两样外国的东西——手帕、帽子、袜子、鞋、衬衫，甚至整套衣服。我们遇见一些中国军官，坐在敞篷的四轮马车里，行李堆在四周，正往浦口去，再往安徽饥荒地带那边的前线去。还有「炸弹队」的一些队员，穿着镶黄条的黑裤子，配着鲜红的上衣。他们像鼓乐队一样活泼，像朱阿夫兵一样神气。一面旗子用刺眼的大字宣告着他们的宗旨和要紧。

兵们在拖一辆德高维尔轻便铁路的平车，要送到驳船上去，驳船再接上通往前线的铁路。他们拉着长绳的一头，在满洲总督端方替他们修的碎石路上慢慢挪动。另一些兵拉着炮车和弹药前车。这支军队似乎除了驮着军官和几个传令兵上上下下的毛茸茸的小马之外，没有别的马。叫人纳闷的是，这些炮车和前车的炮在哪里。外国记者这时已开始大批在南京住下来，同来的还有求让权者和各色各样的外国代理人。他们坐着雇来的最好的马车过去，往总统府去，我也正要到那里去。

在这条五英里长的大街上，有所有的外国领事馆，如今都开了门。它们右手后面是营房和操场，新兵正在操练。新兵从小街里冒出来。一整连人，看来全是些流浪汉和乞丐，一瘸一拐地在我前头拐了进来。左手是荷马·李将军的住所，一幢外国式的两层砖楼，有宽大的柱廊。隔壁的院子里有一座平房，是「共和参议院」开会的地方。再往东是劝业会的展览馆，也是端方造的，共和议会正在那里开会；还有那座拆了的无线电台，和那片操场——美国机械师威尔科克斯在那里办了一所飞行学校，热心的中国飞行家们正一个个摔得七零八落。右手又是一些新式的住宅楼，正在收拾出来做共和的新外交部。大街在那座锈迹斑斑、贴满日本广告的旧鼓楼那里离开了田野、村舍和村落，向左一拐，终于进了真正的中国城区。右手是教会，有新式的教堂和学堂房子，同周围的一切对照鲜明。

我此刻到了这座叫作南京、方圆二十三英里的巨大城圈的南墙一带。南边差不多全交给了军队，每一处马厩院子里都看得见他们在操练，街上也有他们在练行军。我遇见一个品级不高的军官坐着马车，由二十五个人护送。两个骑着马在前头走。两个像跟班一样坐在马车后面，十个坐人力车跟着，十一个步行——共和一个品级颇低的军官就是这样。想象一个上尉军衔的西方军官这样被人护送着吧！

这一带的东面是满城，也就是旗城，那次意外的爆炸招来了它的毁灭。那里除了尘土，实在什么也没剩下。革命党把它洗劫一空，又放火烧了。这是我在全中国见过的最彻底的一次劫掠——比把整座旗城送进一座巨大的火葬场还要彻底。它确实是尘归尘了。它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一处遮蔽，躺在无情的太阳底下，看上去仿佛已有一千年那么古老。拾柴的人先砍它柳树的枝杈，再把树干砍到只剩树桩，又把树桩一直削平到地面，然后把树根也挖了出来。我回来时，看见中国城区入口处的人们在自家门口把这些青根青枝的皮敲下来，把碎块烘干了好烧火。

再往前不远，就是中国的「白宫」——改作他用的总督衙门，孙中山在这里做「花之共和国」的总统，才五个多星期。「白宫」的卫队在几百码外的操场上操练，操完了穿过牌楼和大门，开进第二进院子里的营房。一长排一长排的旗子在牌楼上飘着。常青枝和彩灯都没有了。卫兵验过通行证，让我从三道门楼门里右边的那一道进去，我进了卫队司令部的院子。衙门里所有平常涂着厚厚红漆的木件都漆成了白色，那是共和的颜色。正门上方挂着五色国旗。所有的门楼和房屋都是这样；到处是白色，象征着新生。共和正在给百姓立一个榜样、做一个示范。

我就要见到那个政府了——在人们心里，它的特征是汽车和礼服——批评者大声宣称它同这个国家格格不入，是一种比法国贵族的奢侈还要格格不入的奢侈。门房领我进了正门楼里的一间办公室，在那里登记了我的姓名、住址和职业，我的名片从那里送到外交总长那里去，随后我被领着又穿过两进院子，来到觐见厅，或者说接待厅，那里还有别的访客。我在这里等了几分钟，啜着茶，心里打量着那些改动——正是这些改动，使它作为一座中国衙门显得如此古怪。墙壁和柱廊上的颜色太少了，留给我的印象除了白色什么也没有。唯一使南京像是中国一部分的，是这里的风——它们仍在门楣与石板地之间、在那些旧椽子之间穿来穿去，却不知道自己在吹些什么。

这个我从没见过的古怪的老地方，给我准备了几件意外的事。我走进外交总长的办公室，接待我的是王景春。他在北京长大，受过美国公使康格先生的教导，在那里为到美国上大学作准备。他现在是南京外交总长的秘书。那段时期我在北京就认识他；他从我这里得到对我的共和国最初的认识时，我也正从他那里得到对他的国家的认识。那时他是一个穿蓝袍、趿着鞋、拖着辫子、戴着瓜皮帽的中国小书记员。如今他是那些「穿礼服、戴丝绒高帽」的年轻共和党人之一，正是这些人使南京政府在批评者眼里成了一株外来的奇花。他满怀在美国叫作「大学精神」的那种希望和朝气，极其钦佩首领们，对革命满怀信心。倘若有人要我给中华民国下个定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举王先生为例更好的了——他的外国朋友为他打开了新的世界，他又把那些世界的光和精神带回了家。

外交总长王宠惠先生也穿着礼服。他是个高而瘦的人，有着读书人那种微微的驼背，同南京的风格、同南京的文学传统更相协调。他担任这个职位的资格，来自他对外国法律的学识。在他的著作里，有一部权威的德国刑法典英译本。这个人叫我吃惊。所有的外国人都吃惊。一个人竟能那样精通不是他本国的语言、精通中国所不知道的学问，观察者简直无法想象。

没有列强的承认，「花之共和国」就没有正式的外交事务；外交总长主要是在给革命首领们出主意，避免对外纠纷，在同外国领事的非正式会谈中作些解释，并设法为共和争取它渴望的列强承认。

「哎呀，麦考密克先生，」一个熟悉的声音说。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拦住了我，我一看，是我的老恩人黄思永的儿子。王先生和我正沉浸在对北京的回忆和对共和的议论里，我这位北京的老伙伴忽然出现，叫我吃了一惊，他刚从总统那边的房子里出来。他不像「白宫」政府的成员，他穿的是文人的南京服装——他祖辈的服装。他是最得宠的儿子，继承了他父亲的文才、能力和思想；我在花园里俯临紫藤架的那座亭子里遇见他正穿过来，也是很相宜的——那座花园是总督衙门所有院落里变得最少的。他是在他祖先的家乡。可是尽管他恭敬守旧、衣着守旧，他却是个维新派，是一位共和主要将领的秘书。

两年前，我们在北京分别，那时同我一起住在那里的一伙年轻维新派已经散了，有的被放逐——因为他们开明的见解和维新活动，不得不到外国租界去避难——大家都走上了那些奇异的道路；维新运动给中国带来的那样的时代，总是把人分开的。

我们在北京相识的时候，共和还是一个美丽的梦——冬天我们守着他们的酒杯，夏天在月下的院子里守着我们的茶，他们听我讲我的共和国的故事。在热气腾腾的菜肴、点着的蜡烛和柔和的灯笼的氛围里——上百个像多雷的蚀刻画那样的场景——他们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有一个模糊的、影子般的名字一再出现，像幽灵一样飘来飘去。那就是革命党孙中山的名字。

几年前北京那场正在聚集的维新风潮把我们分开了；此刻我们站在南京的花园里，颇像狄更斯《双城记》里的那些人物——我们都是「那位普天之母的孩子，否则是相隔如此之远、如此之不同」，在千里万里之外相遇，仍被北京那些日子的梦的网罗住。

而共和国的大总统孙中山，就在隔壁的院子里，正在等我。

三十我访问孙中山

总统此刻的时间太宝贵，谈不了将来的问题；而眼下的问题——外交——又太严重，耽搁不得。维新派筹划他们的共和时，指望的、期待的，是从美国得到承认与支持。财政，列强对共和的承认，还有日本把自己抬上去的那种格外咄咄逼人的地位，使中国变革的一切问题都始于、也终于那个表示变革中的主宰的词——「日本」。

「十一年来，我一直极关心你们的一切问题，」我对孙中山总统说。「您和帮助您的人，已经办成了世界上最需要办成的那件事——把这里的满人统治扫除干净。这是全世界下一件该办的事。

「现在您想知道，外面怎么看你们的大问题——那就是除掉满人，在万国之中站住脚。满洲统治者在国外没有朋友，列强不承认共和，并不是为了他们的缘故。至于我们的政府，它也许会是最后一个承认你们的。它的方针，是以能在列强中间替中国发挥最大影响的方式行事。对最近的那个新共和国葡萄牙，它就是最后一个承认的。」

「可它承认巴拿马只用了三天，」孙总统说。

「可是中国同巴拿马不一样，中国是外国的猎物，被种种对外纠葛锁住了手脚。美国贸然行事，很可能增加你们的纠葛。我们的政府以它的立场自豪，可是也有它的难处。我们的百姓对中国知道得很少。他们也以我们在这边的立场和主张自豪，可即便如此，政府的立场还是走在百姓前头。它若再往前走很多，就要冒失去国内影响的危险，更不用说它在别国中间的影响了。大家都对你们友好，至少所有说英语的民族都是如此；同时，您也知道，大家都急于看到共和证明它是稳固的。」

「可我们被摒在法外了。这里有三亿六千万人。我们在十五个省有权力——一直到缅甸边界。我们有一个政府，可我们被摒在法外。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百姓已经在逼我们了。他们不明白列强为什么不承认我们。他们不懂我们的对外问题。您知道，到处都有一种排外的情绪。它可能会起来。我们抵挡不住——那些逼我们的中国人，我们答不上话。人人都很友好——所有的欧洲人都是朋友——我们到处都有朋友。可我们需要承认。你们应该承认我们。」

「倘若中国能证明她有能力治理自己，」我说，「能解决她内部的分歧，保护外国的利益，承认就不成问题了。在眼下的情形下，承认共和、借钱给它，或者借钱给北京政府，都等于偏袒一方。反过来说，倘若你们同北方议定把国家分开，两边各立一个政府，你们就会被承认。」

「不，那不行。全国人心是统一的。人人都反对满人，都站在我们这边。北京已经没有政府了。」

我们在总统府里谈话的时候，外交总长王宠惠和美国特使丁家立博士正在别处讨论同样的问题：承认共和，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

总统看来最忧心的两件事，一是日本，一是中国百姓可能不再支持南京政府。退位诏书已经写好了，只是南北两部分国家怎样联合的办法还没定，才迟迟没有颁布。共和若把自己交给那个赞成君主政体、已向朝廷立誓效忠的袁世凯，就会失掉它的目标。它若能交给一个做「花之共和国」捍卫者的袁世凯，就能达到它的目的。

「您对袁世凯怎么看？」总统问。「他是凭什么考虑在行事的？」

「我认识他有好几年了，我对他的印象一向很好，许多别的人也一样。他是个能干的人；自从他做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以来，据我的观察，他一直是为国家的最大利益行事的；他确实曾经为他的维新信念做过殉道者。」

「您认为他现在是为维新的利益行事，还是为王朝的利益？」

「他不得不替朝廷争一个尽可能好的价钱，可他真正的利益必定是帝国的利益——那就是国家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任何个人的利益。我不相信他会仅仅为他自己的利益行事。」

「我要是能确信这一点，就能少许多忧虑了。」

秘书们和总长们在催着总统的时间，这次谈了将近一个钟头的访问结束了。总统得退下去同共和议会的议长商议。

我进去访问的时候注意到，孙中山总统住在衙门正院以外一个单独的院子里，是一幢外国式的房子，由如今已身首异处的端方所建，后来由如今已流亡在外的张人骏总督住过。我走近这个院子时经过的那座中国老花园，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园子之一：一座亭子立在一个小小的湖里，由回廊通过去，就像忽必烈汗下令建造的那座「堂皇的逸乐宫」。一个没带武器的兵领着我，他衣服上佩着一枚白色徽章。我进了正门厅左手的那间屋子。门廊上、厅门口都没有人来接我。那个兵敲了右手的门，才有人出来。外面没有卫兵，没有门房，也没有引见的人，叫我很是吃惊。

过了大约两分钟，总统进来了，一个秘书和一个副官跟着他。我们握了手，他让随从们退下，我们两人单独在壁炉前的圆桌边坐下（顺便说一句，壁炉里的火已经灭了）。屋里颇冷，我没脱大衣。总统穿一身冬季的黄卡其军服，就是日本陆军军官穿的那种。军装的式样，没有徽章。他有点羞怯，我想那是因为他身上混着中国人的矜持和外国的教养。他笑起来像个孩子，又带着几分忧伤。他四十七岁。他看上去大约就是这个年纪；我一直在琢磨，他在相貌上、在品质上，同「天王」、同明朝的开国者、同东亚其他做出过他所做出的奇迹的变革者与征服者，究竟有多像，或者多不像。一抹半是憨、半是愁的笑在他嘴角浮动——他看上去更像暹罗人或缅甸人，不大像中国人——他身材矮小，也没给他添一点威严。这有点奇怪——一半叫人失望，一半叫人惊奇。眼前这个人，看来已经办成了全世界最需要办成的那件事。他身上的一切都那样简单，他的举止叫我猝不及防——他最像一个单纯的少年。他仿佛在梦着某件更大的事，或许是某种更大的命运，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了它，正在努力把它看清。仿佛他觉得有一种他自己并不完全意识到的殉难悬在他头上。我不想离开他。他的魅力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常常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证明：他离得越远，他的追随者对他越忠心。

他虽然这么久一直在想政治问题，对中国别的利益却并不漠然，我们还抽出时间，谈了共和命运之外至少另一个题目。他问起中国的大古迹，问起我为此组织的一个中国古迹学会的工作。他问学会有多少会员。我告诉他大约两百人，又说了一些会员的名字，好让他据以判断。我告诉他学者们对中国古物的兴趣，说世界上有一大批有影响的人，正是由于了解这些东西，才对中国人生出崇高的敬意与钦佩。我趁机说，这种钦佩能否延续下去，要看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古物是否始终表现出敬重。不幸的是，中国军队拿中国的古迹做炮靶子，这同外国人在中国的破坏一样糟糕。一八四三年前后，英国人毁了南京的瓷塔，这是一件最难以解释、叫人想不通的事。如今中国古迹学会已取得了一些外国政府的帮助，其中有几个政府告诫它们的军事部门，不要再有这样的举动。眼下外国列强正往中国登陆军队，由于时势如此，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不要发生外国人的破坏行为。中国人若也表现出同样的精神，这种小心就会更加有效。

就意思和要紧而论，我这次来南京，时机再好不过了。北京的退位就要发生，这是南京共和政府的生存、以及密谋者兼变革者孙中山的目标所面临的危机。这个人就要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了；他作出这个决定所经历的那番推理，事实将证明对最坚强的人也是最严酷的考验，而促成它的那一连串情势，从此将在世界历史上令人难忘。对这个人来说，这些情势或事件，是从武昌开创共和开始，一直通到总统之位的。

孙中山横穿美洲大陆周游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由于维新变乱发展得很快，我对他的行踪很感兴趣。他依次访问了下列城市：旧金山、西雅图、波特兰、斯波坎、丹佛、堪萨斯城、圣路易斯、芝加哥和纽约，在纽约住在麦迪逊广场附近的一家旅馆里。这些都是中国维新派的中心。过去，照孙中山的外国助手兼顾问荷马·李将军设计并施行的一个计划，这些中心维持着一个联合的军事组织，名义上共有四千人。

武昌宣布独立的同时，孙中山在芝加哥为西方各国发表了一篇声明，宣布这次变乱所据以推行的原则。美国报界始终没能找到孙中山的下落，虽然他在纽约误了他的船「毛里塔尼亚」号，只得等下一班船。他在英国、一直到了巴黎都隐姓埋名；此后，他作为革命主持者的使命为人所知，他便不再隐姓埋名，他取道印度回中国的行程便公开在世人的眼前了。在美国，他同维新派的首领们悄悄地谈过，为他们在中国各联合省份的共和开创中所担当的角色，作了最后的安排。

他从同胞那里得到的第一次盛大欢迎是在新加坡，他离开的时候，中国姑娘们献花致敬，场面十分隆重。在香港，他停留了一阵，发表了一篇声明，供华盛顿国务院参考。他到上海的时候，已是一个在国外很有名、在国内又不受派系牵缠的首领，由于这些缘故，推他做临时大总统是稳妥的。伍廷芳已认定中国在安定下来、走上有秩序的政府之前还要经历许多变故，并且相信会有一个公众人物遭暗杀的时代，或许要持续一代人之久，就像日本在她的维新之后所经历的那样。这样的历史会使总统一任接一任，很可能满足许多人的抱负。他说这些危险不合他的意，尤其是首都若设在北京的话，那就更不合他的意了。

至少伍廷芳是把孙中山排在总统人选的第一位的，因为他应得到承认。袁世凯他排在第二。最要紧的，是要使朝廷退位，并选出一个为最多数人所接受的人来统一全国，而这就需要孙中山辞职。这是一件明摆着的必要的事，孙中山看到了，也同意了。他如期当选了。

孙中山当选的方式，恰恰证明了伍廷芳所忧虑的那种情形。只举一个例子，说明某些「选举人」的身份，就可以看出他用来建造临时政府、或者说共和的是些什么材料。这里说的「选举人」代表四川省。四川的军政府换了一回，最后掌权的那一个授权两个年轻人——一个二十六岁，一个二十三岁——代表该省的一部分到武昌去，第一个共和就是在武昌宣布的。两位「选举人」到武昌时，汉口已经陷落，后来汉阳也被官军攻下，他们便继续往上海去。到上海时，他们得知委派他们的那位都督，在委派他们之后只活了四天就被砍了头，继任的人已经上了台。尽管如此，两位「选举人」还是到了南京，作为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整个四川省的代表，协助「选举」孙中山为总统。参加「选举」的别省代表，许多人的资格也与此相仿。

孙中山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把南方各省联合起来的。

他此刻已把临时共和带到了它的考验面前，那就是它能否同北方合为一体。正因为如此，一向围绕北京的一切国际纠葛，都必定要在南京显出它们的威胁，表现出来。它们是通过军事与外交诸国的领袖——日本——表现出来的；这个国家几乎把共和的计划、把孙中山大总统在就职誓词里所作的个人保证，整个翻转过来。

三十一共和、日本与退位

共和急于得到承认，好从一个中立国家借钱；朝廷和总理对待共和又那样一味和解；这两件事显出，中国的局势里有一样东西，是孙中山总统和南京政府不愿说出来的。那就是日本明确已知的计划。

「日本没有同别的列强一起行动，」共和联合政府里地位最高的成员之一说。他说话的时候，在短短的句子之间停一停，看看它们的效果。「日本什么都要。她要整个中国。」

「什么？」我说。我以为他不过是接着抱怨一个邻国——那个邻国的臣民也许在财政或贸易上提出了苛刻的要求，那个邻国的领事也许正在给共和找麻烦。

「日本要中国。她会给我们一些东西，可她要一些东西作回报。她会承认我们——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所以她才拿出来——可我们需要的是你们的承认。我们无依无靠。我们现在任凭能占我们便宜的人摆布。」

「华盛顿政府相信，日本——您和我都知道那是你们最大的问题——是出于诚意行事的。它相信日本内阁把日本在中国问题上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了它；作为回报，国务院也把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所做的一切都告诉日本。」

「可是内阁并不知道，」这位共和的成员插嘴说。「定政策的是元老。」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说。我以为他说的不过是许多人堆在日本头上的那些陈腐的猜疑——不带偏见的记者对那些猜疑已经很反感了——于是我接着说：「华盛顿国务院相信，日本现在的内阁宣布希望一切外国列强、包括日本在内都保持中立，那是真心的。理由是日本同中国一样没有钱，不能在中国吞下她咽不下去的东西。所以她不能大规模地做任何事，怕的是中国问题会搅乱她的种种同盟与协约，弄得完全不可收拾。您认为华盛顿政府不大可能从东京内阁那里得到日本种种活动的全部事实吗？」

「可是内阁，或者外务大臣，未必知道元老们——未必知道政府在做什么。日本要同我们订一个攻守同盟。」我惊愕地望着他，他接着说：

「她向我们提出这个要求。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把这件事压在后面；她在催，倘若我们得不到列强的承认、不能处在它们的联合保护之下，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还能一直抗拒下去。我们不能一直抗拒下去，而日本当然也给我们一些东西。她有东西给我们，也有东西要从我们这里拿。」

「您是说她要满洲？」

「不。她要求订一个攻守同盟，拿出她的海军和陆军的力量来替我们建立一支陆军和海军。」

「真是这样吗？」

「是的。」

「你们不想要？」

「我们会怕它。」

「日本受过训练的人多得多，会把你们手下那几个留学生、维新派和为数有限的受过训练的官员淹没掉，你们的临时政府就会落到日本训练出来的人手里：您是这个意思吗？」

这位共和的成员表示同意。

「我明白这个问题的性质。你们面临的是个严重的局面。你们非得给个答复不可吗？」

「我们一直把它压在后面。可是他们在拖延退位。」

「他们是想逼你们。」

「我们不知道没有承认还能抗拒多久。我们必须先从日本以外的国家得到承认，才能答复她。」

「你们怕来一场突然袭击吗？」

「日本正在动员。满洲有三个师团，第四个师团刚在大连登陆——日本的陆海军都动员起来了。满洲是我们的作战基地之一。我们在那里，在中立的地面上，经日本同意在打仗。我们不知道日本会在什么时候拿这件事做借口来逼我们。她一直是我们的朋友，在我们需要钱和承认的时候，是唯一的朋友。我们欠她的情。她以汉阳铁厂和别的东西作抵押，给了我们钱。可是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两个月之内中国就要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你们从日本那里一共接受了多少，先从铁厂算起？」

「那一笔是一千五百万日元，连同大冶铁矿和萍乡铁路；浙江铁路——江苏段——三百万日元；还有轮船招商局。」

「最后那一笔借款成了吗？」

「还没完全成，不过几天之内就成。」

「照我的理解，这一共是大约两千八百万日元的借款。你们的开支是多少？」

「大约每天一百万日元——光是这一部分，」这位共和的成员说，一边用手比了个动作，表示这个数目只是南京一带的开支，供那里的政府和沿津浦铁路北伐的远征军用。

「您看，我们不能只欠日本一家的债——我们需要别国的承认，来抵消我们已经承担的义务。」

「为什么不把你们的处境公之于众呢？倘若这就是危机，最好把中国的处境说明白，把日本做了些什么说出来。」

「我们得罪不起日本，她一直是我们的朋友。」

「要紧的是日本的计划和她心里的打算，这些若是让人知道了，会影响别国的政府。」

「这个提议绝不能公开。它出自元老，日本内阁可以正式否认。倘若公开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同我们作对。」

中国对外纠葛的铁蹄，此刻正把她的变革者的心碾碎，并且证明它才是革命的主宰；在它面前，共和政府和朝廷都给震呆了。《加巴利伯爵》里说：「向哲学家学着，遇到一切不寻常的事件，总要去寻它的自然原因；找不到这样的自然原因时，便求诸上帝。」在中国，一切事情都要用她的对外纠葛来解释。

共和政府清点了它的家当，发现凭它那些在开工的矿山、铁路和轮船，勉强能变出两千八百万日元，凭它的制造局还能再变出三四百万，这些加在一起，够付南京政府一个月的日常开支。捐款和别的来源的收入还能让政府撑下去。可是到第二个月末，倘若列强的承认还不来，国际中立的庇护还不给共和，共和就会因为它对日本——她那份独一无二的财政援助——所负的重大责任，而被迫承认它们之间的同盟，靠日本的军事援助来使共和站稳。

那些同日本以协约和利益一致相联合或结盟的列强——英国、俄国和法国——共和除了经由日本、在日本之后，不能指望从它们那里得到承认。这样，共和能指望毫无保留地承认它的，就只剩下德国和美国了。美国已公开表示信赖东京政府，对它许下了信任，德国便孤立无援，什么也做不了。而此刻美国又通过它的代表明确告诉共和的首领们：他们不能指望从大洋彼岸的「伟大白人父亲」那里得到承认。

「我希望你们有权承认我们？」唐绍仪说。

「我们没有这样的权，」代表们代表政府说。「我们是在为中国的最大利益努力，我们想不出还有比单独承认共和更能伤害她的办法了。我们帮助中国的力量，在于我们能对别的列强施加的影响。」

德国孤立无援，同样无能为力。美国不得不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并且因为信赖日本，把共和的希望打翻在地。孙中山总统已从美国政府的代表那里得到了这些事实，内容确凿无误，语气也确凿无误；他不得不把它们当作一道压垮人的最后通牒来接受——它来自那个曾是他最大援助希望的伟大的共和国。他此刻只得转向北京了。

英国、俄国和法国受日本控制，同他作对；德国和美国无能为力；他的处境便化回了原来的那个等式。那就是人对人。孙中山总统只剩下袁世凯。

二十年来，孙中山一直在追求他的目标：使他的国家新生，把它从外国的征服下救出来。他的支持和鼓励都是从外国得来的；在他斗争最艰苦的时刻，他有权指望从外国得到那至关紧要的支持。

他的努力大都是针对袁世凯的。一八九八年袁世凯出卖维新的事业，导致光绪皇帝被幽禁，孙中山曾组织过一支军事救援队去救他，这个计划因义和团之战和朝廷逃往西安府而失败了。同他一起受过教育的维新派和革命党，如容闳博士、康有为、梁启超，直到最后都警告他提防袁世凯。所以，袁世凯否认他的代表唐绍仪所订的和议，孙中山自然要起疑心；朝廷的上谕提出把它的权力委托给袁世凯，他自然要从中看出一场政变的架子，要挫败共和及其所取得的一切。

在这种情形下，要履行他选举袁世凯为总统、自己让位给他的诺言，是不可能的。「我原以为，」孙中山总统说（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袁世凯能同一切与满清政府有关的事断绝关系，成为共和的国民，所以我当即答应选他做总统。可是从他的电报看，袁世凯的意思不但是要除去满清政府，还要取消共和临时政府，而由他在北京另组一个临时政府。可谁知道这样一个临时政府会是君主立宪的，还是共和的呢？即便假定他自己称它为共和政府，那么又由谁来担保？一旦各国都承认了我们，我就辞职。我唯一的目的和愿望是巩固共和，我现在的意图同以前的意图并无冲突。倘若袁世凯真能履行我们的条款，同一切与满清政府有关的事断绝关系，成为共和的国民，那我就信守我的诺言。」

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七点五十分，共和议会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之后，就议和一事，以及孙中山总统自愿辞去共和总统之职、让给袁世凯一事，宣布：辞职的提议，以及请求人民选举袁世凯为共和总统的提议，完完全全出自孙中山本人。这不但不是共和党里任何人向他建议的，而且孙中山总统还不得不克服议会成员的极大反对，经过多方劝说和讲理，他的主张才被接受，以期和平解决国家的问题，避免再流血。已经明白规定，袁世凯须加入共和党；在他宣布赞成共和以前，人民不能选他做总统。给满人的原定条件仍然有效，给袁世凯的提议也仍然有效，只要他遵守刚才说的那些条件。

在南京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临时共和的经历中，在孙中山这个人的一生中，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富戏剧性的时刻。这些宣言发出之时，美国政府的特使丁家立博士即将到来；共和最后从他那里不仅得知了美国的确切立场，还证实了两者在列强这尊无情的巨神面前都无能为力。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这就是这个局面在孙中山耳边响着的讯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个讯息来自那个西方的共和国——那个国家是临时政府的楷模，是中华民国的灵感所在。

孙中山总统表示相信袁世凯的诚意、与他议定停战的那段私人交涉时期，可以断定一直延续到这一刻。孙中山遵照这个从天上传来的号角般的讯息的精神，「赶紧与对头和息」，寻求一个妥协：由袁世凯接受总统的委任权力，而不接受朝廷的委任权力。孙中山就这样寻求袁世凯对共和作出承诺，并以自己的辞职作为担保，把中国内外的全部责任都放到袁世凯的肩上。

为了说明孙中山总统的处境，以及——事实将会证明——他在孤立无援之下被迫决定采取他所采取的行动的那番推理过程，似乎有必要回顾一下袁世凯在同日本、同中国的对外纠葛的关系上的公开历史。这段历史要从袁世凯受教于李鸿章的时候说起。那时李鸿章（一八八二年）促成美国同朝鲜订约，把那个国家向外国开放，为的是在那个王国里筑起一道屏障，阻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十年多一点以后（一八九四年），他的代表袁世凯——一个百折不挠的日本对头——触发了中日战争。那一仗中国输了，而袁世凯经过这一仗，成了一个比以前更冷静、更精明、也更可怕的对手。

阻遏日本侵略的尝试一次又一次失败，失败越积越多，袁世凯却作为李鸿章的继承人步步掌权。李鸿章想放俄国进满洲来阻止日本渡过鸭绿江，这个计谋失败了；此后袁世凯做了军机大臣，成了太皇太后的首席顾问，去应付由这次失败而产生的更加可怕的对外问题——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战败。太皇太后的继承者们使他蒙受污名，把他罢黜在家；他被召回来以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对革命党和共和党人说的第一番话——由他的代表带到武昌黎元洪那里——就是日本和俄国的威胁给国家带来的警告。那危险带着它全部的可怕来到了南京，所以孙中山总统知道，袁世凯的那些警告是对的；当时武昌对满人正怀着那样的情绪，黎元洪便嘲笑了那些警告。

袁世凯接受满人任命他的总理大臣之职，举出了两个理由：一是他不能不帮一把他所受恩于的满人，二是日本和俄国的危险。显然，后一个才是他重新到北京担起官职的重担与危险的真正原因。

孙中山为了同袁世凯达成一个导向解决的谅解，暂时把几个最重要的问题搁在一边。其中重要的考虑有：第一，是否应由袁世凯一人代表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第二，首都设在南京；第三，袁世凯须到南京就职，在选举人面前宣誓。

可是主要的问题解决了，那就是满人确定地、最终地交出权力。二月一日，朝廷授权中国外务部议和，议定有关皇室和满人的条件。二月六日，南京共和议会里代表十五省的二十五名议员讨论了袁世凯转来的条件；二月九日达成了协议，宣布停战一个星期，好让朝廷批准，并颁布退位诏书。

两天之后，北京内阁接见庆亲王，以纪念它同皇族的告别；中国外务部宣布共和已接受袁世凯的条件。

在中国外务部宣布的同时，共和议会和议和代表伍廷芳重申了共和的决心：在退位成为既成事实以前，不考虑任何别的事。

二月十二日，人们盼望已久的诏书从隆裕太后手里颁下了，诏书中说：

「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于是，满清王朝和王朝的纪年，就在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天终结了。

退位已成为既成事实。

三十二共和之中的世界势力

日本对东亚事务施加着人们早已预言过的那种可怕的影响。所以，她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中国革命变乱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什么叫人吃惊的。

至于别的列强，可以先说英国和法国，因为它们同中华帝国接触最广，它们对这个帝国的影响又经历过那样纷繁的阶段。法国在帝国里的影响，是通过天主教会的长期接触施加的，在共和里却看不出来。英国在中国的教育与启蒙的影响是巨大的；可是在她在那里的主要成就——发展工商业——方面，她的影响的传统取向是保守。这同革命、同改变政体是完全相反的。

在中国的实业利益上，法国通过金融和商业上的联合，同英国结成了共同的政策。英国同日本结了盟，默许了日本的政策和庇护。同时，法国同俄国结了盟。日本随后在战争中打败了俄国；随着日本的崛起，英国和法国靠得更紧了，于是这四个国家结成了一个集团，一心扩张它们自己的利益，而不去考虑对中国本身的福利有什么特别的关切。

德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或者说帝国，在整个世界上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她的传统使她不可能在中国提倡共和的或代议的变革制度，除非是反过来、违背她自己的意愿去做。她单枪匹马，硬挤进来，在中国的工商发展上同英国和法国——背后有它们的盟友日本和俄国撑腰——分得了同等的一份；她在中国往往只代表那些能保护、扩大她的商业和金融利益的原则。德国是孤立的。

意大利、奥地利和较小的列强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重要到值得界定的程度。俄国的影响只限于蒙古和满洲的边境，限于中国本部边缘上那些住着与汉人不同的种族的地区，以及上面说的那四个结盟国家——我且称之为「四国集团」——的事务。四国集团在中国和东亚的其他一切考虑，都埋没在它的政治和商业利益里了。在中华民国的问题上，这个集团和组成它的列强都受日本支配。

只有另一个大国在东亚的影响是第一流的，那就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在日本的影响都是教育性的；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的榜样，在政治和人权上是一股强大的启蒙力量。在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党人心目中，理想的领袖一向是乔治·华盛顿。照柏锡福主教的说法，中国以她那三亿或四亿有权享有人权的人民成为一个共和国，这是美国所得到过的最大的恭维。

中国人懂得美国的影响；他们从散布在中国各地的美国学堂和教会，从美国政府和人民始终如一地保护、帮助和鼓励中国的政策中知道，美国的影响对他们来说是一只援助的手。日本嫉妒她自己从美国得到的那些好处扩展到她的邻国身上，在现今这个时代反对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因为它妨碍政治和阴谋，而政治和阴谋正是这个时代那里全部的政治内容。

不难看出，中国革命变乱中的各种影响分成两类，就是美国的和反美国的。以日本为首的四国集团是一方，结成一体；美国是另一方；两方对立。

从日俄战争结束到中国革命变乱开始，世界上充满了日美开战的传闻。这些战争谣言，以及两国之间已知的外交和政治争执，表明它们的对立中存在着敌意。日美开战这种可能性的根本基础，只能是美国在中国的影响。这些情况使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对「花之共和国」建立的影响，压倒了其他一切列强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的立场，在一八四三年就被界定为完全中立、友好、无私地帮助中国保全她的主权和在万国中的地位。这个立场从来没有变过，随着共和的开创，看来还会继续下去。美国把新教教会带进了中国，还办了新教的和不分宗派的学堂来传播西方知识；在东亚的学问民主化上，她是开路先锋和主要的倡导者，领先于其他一切国家。这些事情，再加上美利坚共和国在自由国家中作为给人类的一个讯息而树立的卓越榜样，便说明了她在东亚的全部影响；而这影响最辉煌的证明，就是专制的中华帝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

不过，外国对中国人的影响这个问题，在日本身上比在任何别的外国身上都更容易界定。她对中国明确而有力的影响，只是从义和团之战或那以后才开始的，到革命变乱开始时还不到十年。

一九〇〇年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在保定府的直隶省大学堂住过一阵。我是学堂监督的客人，他很想知道日本人在在华的联军各国中占什么地位。他说，那以前几年，学堂里有过一个日本学生，经学功课做得很好，给人的印象很好。学堂托他带四百两银子到日本去买印书的纸，他拿了钱，动身回他的本国去买，却再也没有回来，既没有把纸寄来，也没有把钱交代清楚。监督的印象是，日本人的声望是从他们的西方同伴那里借来的，他们是披着外国人的斗篷溜进中国来的。虽然其间已隔了一场中日战争，这却是中国人对日本人所知情形的一个恰当的例子。所以可以说，在一九〇〇年，日本在中国人眼里，不过是一个从中国拿走了一切——除了近代的观念和战法——却什么也没回报的国家。

日本人作为中国文明的受惠者，同中国的交往有很长的历史。可是日本的旅行者、朝圣者、地理学家、武士和商人，似乎都没有给中国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从中国革命的现在来看，可以略过不提。

中国对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六年的中日战争太不在意了，事实上，她是通过日本在西方的名声，才开始认识到日本的重要。日本以近代的面目出现在亚洲大陆上，最早是在朝鲜，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按照西方的惯例在那里订了一个近代的条约（这是她第一个自己主动订的条约）。日本和中国之间所谓文明的外交关系，以及中日两国在对方首都设立公使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位美国传教士麦嘉缔博士促成的。日本只是通过台湾对岸福建的事件，才在大陆上立住了脚。台湾是她通过中日战争从中国手里得来的。

可以说，只是在一九〇〇年以后，日本人才在所有的通商口岸完全立住了脚。到本世纪头十年末，在烟台以北的每一个通商口岸和通商商埠，外国人当中都是日本人占多数。在天津，他们的侨民每年增加两百人。

一九一〇年，俄国和日本之间就它们在西伯利亚边境上中国通商商埠里的臣民，有过一次有趣的官方质询往来，它表明日本在中国的移殖已成为一个相当尖锐的政治问题。俄日问题的纠葛使俄国去问日本：她为什么往黑龙江上的瑷珲派了一名领事，那里是俄国特殊贸易权利的地带。日本答道，因为她在那里有二百五十名臣民。她反过来问俄国：俄国为什么往朝鲜边境上的间岛派了一名领事。俄国只能回答说，因为她在那里有四名臣民（连领事在内）。这一切都是日本扩张的一部分，这种扩张有种种说法，而最能概括它的，是「大日本」这个词。

中国同俄国一样的忧虑，表现在日俄战争后她对日本在满洲扩张提出的几乎数不清的抗议里，也表现在她对日本在中国东南、中部和西部的活动的抗议里。一九〇八年，中国对日本在长城一带和蒙古进行军事测量提出抗议，并为此惊慌。正是在这个时候，北京政府开始感到从外国归来的留学生——大批是从日本归来的——身上维新观念的革命力量。已故的太皇太后，在美国退还它那一份庚子赔款、用以教育中国人的那个计划提出来、中国人到美国受教育成为问题的同时，说中国必须少派年轻人去日本，因为去日本的人大都成了革命党。

说大概有两万名中国维新派和学生是在日本学到他们的革命观念的，就可以对中国革命变乱的日本渊源有些概念了。作为中国的革命党，他们自一九〇三年起就走到了前台；那一年太皇太后把他们当中的一个，沈荩，关在宫门外的刑部监狱里用棍子活活打死了。他们在中国成长为革命的老手，组织的本事——即便不是鼓动的本事——之大，是谁也料不到的。他们的进展以一次次革命的爆发为标志，比如一九〇五年在北京用炸弹炸毁一节火车车厢、炸伤几位大员；一九〇七年刺杀安徽巡抚；还有广州的几次密谋，连同几次袭击和兵变。

中国的进步运动，是一场由西方各国启蒙了的中国人的运动；可是在一九一一年九月、十月的变乱里，以及在导向这场变乱而使用了强力和暴力的事件里，最前面的那些革命党，都出自在日本的中国革命维新派那一个学派。我记得有一回从日本回来的中国学生密谋刺杀太皇太后。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眼前，因为我有一位在别的国家受教育的学生朋友，我不得不去劝他不要掺和这场密谋；那场密谋后来终于流产了。

日本对中国学生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说在她的岸上发展起来的影响，在亚洲大陆上表现为革命，表现为政治密谋、纵火、暗杀、谋杀和别的罪行，这对日本人并无贬损之意。就我所知，中国革命变乱的这些伴随物，应归之于西方观念的酵母。

日本在大陆上的某几章历史，比如在朝鲜，朝鲜王后被日本人杀害的那一回，使日本的批评者把这次变乱爆发的责任归到她身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中国的日本人像那一回在朝鲜那样滥用了他们的庇护权。中国这次爆发，主要是由于到过日本、在那里发展了他们的革命组织的维新派和革命党的努力；它给中国开创共和的种种事件留下了相当清楚的记录。

在首先起事的四川，省咨议局议员中有很大的比例是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他们的首领蒲殿俊就是咨议局的议长。杨度是个在日本受过教育的湖南人，自一九〇七年起就是年轻一派、也就是维新派的首领；他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鼓动（那里已经有了无政府主义），弄得袁世凯在还掌权的时候就要给他官做，好控制他的鼓动。他直到变乱成功以后才依附袁世凯。

孙中山和黄兴多年来一直受到日本的欢迎和支持；黄兴一位有影响的日本朋友犬养毅先生，在日本国会里鼓动承认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则一面把借款合同给日本人，一面推动这件事。

湖南、湖北两省差不多提供了这次变乱兴起的全部历史。湖南的绅士向来是中国绅士阶层里最有势力的，他们被本省那些洋化的或者说日本化的年轻人说服了，在黎元洪的主持下，支持了中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变乱。这次变乱对中国来说，比单纯的改朝换代意义更为重大，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座纪念在日本受教育的中国革命党人的纪念碑。

日本对革命变乱的政策，一开头是由满洲的情形和四国集团的利益决定的。她支持满洲和北方的满清王朝，反对共和和南方。美国也同别的外国列强一样，不得不跟着这个带头的走，而这个带头的必要时是有本事给中国规定将来的政府采取什么形式的。日本驻北京公使伊集院先生表示，日本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君主立宪是中国唯一稳妥的政体。

日本在中国革命变乱中的地位，以及日本今后在亚洲大陆上将占的地位，要用朴茨茅斯条约签订以来满洲问题的历史来解释——「满洲」，东亚事务的一切讨论都终结在这个词上。

三十三日本、美国与革命

我已经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变乱是在欧美借款活动的中心那个实业地区爆发的，爆发它的革命党大都出自日本那一派。日本不是一个资本国家，而是一个倚仗机会的军事国家。自日俄战争以来，她的天地就是机缘与侥幸，她从中造出了一个帝国。起事在这一点上有利于她的政策和利益：它发生在资本列强——她天然的对头——的利益中心，搅乱了它们，吸住了它们的注意力。它使她处在能为它们效劳的地位上，又让她放开手去推行她自己的利益和政策。这些东西我从没见人解释过。要阐明日本对中华民国的外交，它们是必不可少的，情形如下：

俄国和日本两条大铁路横贯满洲，一条东西贯通全境，一条南北纵贯全境。两条合起来构成一个系统，把俄国和日本的主权输送到满洲所有的要害部位。

朴茨茅斯条约在新罕布什尔签订（一九〇五年九月）的时候，这两条铁路在日俄之间分了家，两国当务之急便是彼此分开。日本人照例机警，在这个问题上抢了先。日本议和全权小村先生还没离开美国回日本，伊藤侯爵就在东京抢先解决这个问题：他给了美国金融家兼企业家爱德华·哈里曼一个试行的协议，把日本从俄国手里夺来的满洲铁路租给美国金融家。这就会把美国放到俄国和日本之间。就日本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会解决不同俄国纠缠的问题。伊藤侯爵相信日本守不住她在满洲的领土；他认为日本正在走到她的深度之外去。

这个试行协议刚一交换，小村就到了东京。从那时起就有了两个日本：正在逝去的是伊藤的日本，正在到来的是小村的日本。小村说，日本必须在大陆上、在中国扩张。这种扩张要有足够的政治基础，只能靠日本分得俄国在满洲的一份铁路、从而从俄国那里取得的那些权利。日本不能把她的铁路交给别人。她必须抓住她取得的一切，好分享俄国所主张的一切权利、利益和机会。必须支持俄国，让俄国抓住她在满洲、在整个中国边境上所占有和所主张的一切，以保住日本大陆扩张的这个基础。

日本于是放弃了伊藤—哈里曼协议，在她的满洲铁路里找到了同俄国联合的纽带，而不是同俄国决裂的缺口。事实和情形是这样的：

小村在朴茨茅斯遭到了外交上的失败，没能取得日本人民作为同俄国议和条件而要求的战争赔款。可是他设法在朴茨茅斯条约的秘密纪要里写进了这样一项：俄国有义务（作为移交铁路的一部分）在条约批准后，把她同中国所订的一切有关满洲的协定都告知日本。这些协定移交过来之后，人们发现一八九六年修建中东铁路（东西那条线）的合同里有一条，叫作「第六款」，它给了俄国「在铁路地段内独一无二的专管之权」。

小村和天皇的大多数顾问都看出来，倘若能把这一款挪来用在日本的铁路上，并得到俄国的承认，那实际上就是在满洲把中国的主权在中国、俄国和日本之间瓜分了。这个事实，再加上俄国在边境上的特殊贸易权利也能照样扩展、使日本受益这个事实，便给了日本她如今的「国策」，大日本就建立在这个国策上。

日本如今有了新的政治家，他们看出俄国和日本在华北拥有、并且能够维持一种特殊地位，无疑可以不顾一切反对。日本的问题，是要在俄日之间促成一条成文的纽带，而不是伊藤的主张和政策所包含的那种分离。在她的政策上，她转向了小村，或者说所谓桂太郎的「主战派」——其实那不过是一个大日本派，而它的纲领在一段时期里是需要和平的。

小村花了四年工夫，才同俄国促成一个谅解和协定；经过许多波折，它在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定了下来。日本的目的就这样通过一项维持满洲现状的协约达到了，至今还没有哪个列强敢直接去扰动它，而日本又拉了三个列强来维持这项协约。这四年在日本方面的故事，是一场对俄国的外交追逐，是外交史上最奇特有趣的故事之一。只消说一句：俄国一直躲着日本的追逐，直到被情势所迫，才接受了日本所看的那种局面的条件。

在这场大体上是暗中进行的斗争期间，俄国得知了伊藤—哈里曼协议，便想仿效伊藤的成功，把美国资本引进满洲。她把她自己的铁路拿到华尔街去兜售，好由她自己把美国放到俄国和日本之间。她失败了，自尊心也受了些损失。俄国在这个问题上躲着日本，是因为怕日本侵入北满、怕同日本近身接触的后果；她在正在进行的这场帝国追猎里的所作所为，表明她是在拖延时间。

没过多久，日本就发觉了俄国对她在满洲的铁路的打算。那实际上是要把她的铁路移交给一个会以有利于中国主权的方式来解释其条款的国家——美国——从而废掉「第六款」。这就会阻止日本在满洲大规模行使主权，阻止日本人在那里大规模扩展殖民。

俄国的打算若是成功，便是俄国所能给日本「国策」的最重的一击。所以日本千方百计地阻止它。一九〇八年，在一再想同俄国就此开始谈判而失败之后，日本派后藤男爵到圣彼得堡、派另一个官员到哈尔滨，意在开始谈判。俄国拒不接招。随后日本又想通过她的大使本野在圣彼得堡重提此事，也失败了。

从那时起，俄国的处境便极为窘迫。日本祭起利益均等主义那件复杂而几乎无所不能的武器来对付俄国，并在中国的同意下，经由满洲境内的支流，成功地把日本的商业和交通推进到黑龙江，侵入了俄国的专属贸易地带。

俄国简直是被日本推着走。与此同时，俄国用尽一切办法想把她的铁路处置掉；俄国在这件事上会怎么做，（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间）在东京是个燃眉的问题。日本怕俄国放弃铁路地段内的行政原则——那时这已成了同所有列强之间的一个争端——便派伊藤侯爵到俄属满洲去会见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后来做了俄国首相）。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伊藤还没在哈尔滨提出他此行的目的，就被刺杀了。

伊藤反对在日本从对俄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以前扩张。众所周知，他几乎直到最后都否认日本会吞并朝鲜，相信他和他的同僚的意见会在天皇那里占上风。如今他是一个变了的政治家。日本有了一种新的精神，而他是在替他从前的对手跑差事。这就是伊藤晚年、伊藤遇刺、以及日本在中国的影响与前途的大故事。他成了新日本对亚洲大陆野心的殉难者。他自己的国策失败了，却又去帮他的政敌推行他们的国策，并为他们的政策丢了性命——这奇妙地恰如其分，奇妙得就像人生本身。

伊藤之死使俄国免去了又一次被人提议谈判的窘迫；接着发生的事件，又进一步推迟了她同日本那不可避免的和解与协约。美国一直在观看这出戏，她无法单独去推进这两个相争的强国的政策，便想出一个计划，来满足满洲的普遍需要——不但是中国和俄国的需要，也是她所认为的日本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有名的「中立化提议」。华盛顿政府提议购买并中立化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两条铁路，由列强共同购买并使之中立。这个提议逼得俄国去面对在满洲瓜分中国主权的问题；由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正式交涉与反对，这个问题复杂到了那般地步，以至俄国陷于孤立；她看见除了日本再没有谁向她伸出友好的手，便接受了日本的手。她怕放弃「第六款」会招来日本方面的后果，又指望在日本手下让它长久保持下去，比她手头任何别的处置办法都得利更多，于是便如前所述，在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同日本签了一项维持它的协定。日本就这样确立了她着手要确立的东西——她在中国的帝国的基石，那就是特殊权利。

日本和欧洲所有大国，还有美国，写满了许多纸，确立中国领土完整与主权、列强利益均等的原则。一般都相信，这些纸就是这些原则的保证。可是革命变乱揭示出来的一大事实，就是日本在中国境内为自己造成的那种特殊地位，在领土上和在外交上都是如此。在南京与北京之间正在上演的这出戏里，她此刻显得无比庞大。她已稳稳当当确立了瓜分中国主权的原则，然后进入了中国的革命时代。当这原则还只是俄国的一种僭称时，她曾以十足的轻蔑去打仗，要摧毁它。随后她又把它重新立了起来，不是作为日本的僭称，也不是作为日俄的僭称，而是凭着包含在一次初步的换文和一项正式协约之中的日俄盟约。

凡是懂得一个国家扩张的机器是什么性质的人，尤其是懂得日本扩张的机器是什么性质的人——这部机器连日本的政治家自己都控制不了——对于日本急于不放过中国内部分歧所提供的任何扩张机会，是不难理解的。

日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关心，对它的责任和机会的认识和关心，此刻一定远远走在别国前头。处在她那样生死攸关的地位上，她在对自己的一切责任和她的一切机会上都不得不做得对。她同任何列强订立的任何关于政策和行动的盟约，都永远不能成为她错过大好机会、错过扮演主角的理由——这样的主角，在革命变乱爆发时她已在四国集团的同盟里当上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另外三个列强已保证维持它们——要得到加强和保障，还有赖于进一步取得地位上的特殊优势。

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利，是特殊情势的产物。中国内部的分歧，比如共和与帝国之间、总理与总统之间存在的那种分歧，是自一六四四年满人利用了那一回以来，中国从未有过的机会。北京或南京可能出现的任何机会，都必须警觉地盯着，这一点东京是完全明白的；它已在满洲增加了兵力，日本扩张的全部机器都集中在满洲，正在处理一个比满洲摄政王多尔衮所解决的更复杂的问题——多尔衮只消把他的军队带到山海关，再开进北京就是了。那样的壮举是无法重演的。

日本此时向世界宣布：她目前不准备承认共和，中国的领土完整仍应维持，日本并不打算就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形式进行干涉（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月二十七日，首相西园寺侯爵发表声明说：「自变乱爆发以来，日本对中国一直奉行同一个政策。那就是严守中立。内阁正尽全力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所有这些声明里，没有任何一点会使同在中国占了上风的那一方取得特殊地位或权利的任何图谋变得复杂或受到妨碍。日本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的地位，此刻已在国会里引起了忧虑，因为日本虽有种种机会，却有两头落空的危险。一月二十七日，众议院议员大石先生在下面这番批评里表达了这些忧虑：

「日本的施政方针在摇摆。对日本来说，恐怕没有别的问题比中国的内战更要紧了，可是我们的政府没有一个确定的方针可循。革命军和官军里都有许多日本人，这件事就说明了日本这种举棋不定的态度。因此中国人民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们。东京一度支持过北京〔指伊集院在北京的声明〕，却又声称自己严守中立。还有一件：据报道又要派一支军队到中国去〔即前面引述的那位南京共和成员所说的〕，这是什么缘故？这只会使北京和南京都不安，使它们怀疑我们是否另有用心。」

只要日本的宿敌袁世凯做总理、把朝廷握在手里，日本就没有什么希望在北京取得特殊地位。东京的日本当局虽然几乎自始至终都支持王朝——很高兴发现自己同袁世凯站在同一边——可是当共和的气运涨得比任何时候都高的时候，这样一层考虑就足以提醒日本人：把眼光转向南京会更有利可图。

朝廷退了位，南北统一，北京和南京的一切机会都随之失去了，日本人表示了他们的失望，也表示他们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已化回了它的根本要素。在奉天，赵尔巽总督设宴，席上一个日本人代表日本政府的代表们对总督说：

「这样一个如此古老、如此伟大的王朝，竟这样不体面地被抛弃了，岂不可惜？事情发展得太快，日本还没完全弄明白它们的意思。倘若再有一次机会，她会出来援助朝廷，保全王朝。」

显然，日本不能指望共和自愿给她什么。对共和也好，对帝国也好，一切问题都终结在满洲——日本的作战基地，德国人很早以前就指出那是征服亚洲的基地。在这里，中国人也完全明白这个局面。赵尔巽总督有一篇演说，可以看作是对他那些日本客人的回答；他警告有影响的中国人：奉天若出了乱子，「日本六个钟头就会占领这座城」。

二月十一日，满人退位的前一天，那位南京共和成员所说的经日本同意在满洲中立地面上作战的革命党，据日本通讯社报道「继续获胜」。直到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旅顺的日本都督才下令派两个营去恢复满洲的中立。日本随即欢迎共和的首领们到南满来，并护送他们去接收那里的各个城市。

南京的共和政府很明白，有许多利害相关的个人和列强在等着机会，趁中国内讧之时占她的便宜；这盘棋在中国接连不断地下了下来，其历史之长，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得上。在他们看来，日本是头号敌人，因为她是第一个、也是最可怕的对手；所以南京的问题是：我们同日本的事完了吗？还有没有来一场突然袭击的可能？

三十四共和与帝国合一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带来了中国将来政体问题上那个至关紧要的时刻，也带来了共和的全胜。退位诏书送到南京的同时，共和政府接到了袁世凯的一封电报。「共和为最良国体，此世界所公认，」他说。「诸公累年苦心经营、以变更帝政为鹄的者，今已一跃而达。此亦人民之福。大清皇帝既以明诏辞位，业经世凯宣布，则宣布之日，即帝政之终局、民国之始基；诸公但肯努力，必能臻于最圆满之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今统一之组织，关系至重，困难亦多，世凯亟愿南行，畅聆诸公之教，共谋进行之法。惟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队林立，须加照料；而东北〔蒙古与满洲〕人心，尚未一致，稍有震动，牵及全局。诸公洞悉时局，必能谅我苦衷。至于建设共和之重要问题，诸公研究有素，必已成竹在胸，请将统一组织之办法，迅即见示。」

共和政府因怕遭突然袭击而生的戒心，表现在孙中山总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的复电里。

「前由唐绍仪处得悉退位的非正式消息，」他说，「唐又电告我清帝已经退位，您将拥护共和。这个大问题得以解决，实在是极可欢庆的事。我将向国民议会报告，我同意辞去总统之职，让给您。可是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授予的任何权力来组织。行使这样僭妄的权力，必定招致严重的纷扰。您既明了局势的需要，想必不会接受这样的权力。我诚恳地请您到南京来，满足众人的期望。您若是担心北方秩序的维持，请电告临时政府，您能推荐何人受全权代您行事，作为共和的代表？」

退位这件事，南京和上海都承认是一大成就。伍廷芳和唐绍仪前往南京，参加选举统一全国的新临时大总统之前的典礼。临时政府的首脑和总长们，只有副总统、也是那伟大的三巨头里资历最老的黎元洪没有到。他仍在武昌——大中国的地理与实业的中心——独自担着那里的责任。

「今天，」孙中山总统在给南京议会的一封信里说，「我向你们提出辞职，请你们选举一位贤能的人做新总统。选举总统是我们国民的权利，我不便有任何干预。可是按照我们的代表伍博士〔伍廷芳〕奉命发往北京的电报，我曾承诺，一旦皇帝退位、袁先生〔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的政见，我就辞职让给袁先生。这一层我已提交贵议会，并得到了你们的批准。清帝退位、南北统一，大半是袁先生大力的结果。而且他已宣布无条件拥护国家的大业。他若当选为共和服务，必能证明自己是国家最忠诚的公仆。再者，袁先生是一位有政治经验的人，我们统一了的国家正指望他建设的才能来巩固它的利益。因此，我冒昧表达我个人的意见，请贵议会慎重考虑国家将来的福利，不要错过选举一位值得你们选举的人的机会。我国的幸福全系于你们的抉择。再会。」

这听来像是华盛顿。

二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孙中山总统和他的内阁来到议会大厅，正式提出辞职，并按照总统前一天那封信的精神，建议选举袁世凯为总统。议会按照预先安排好的程序正式进行，接受了辞职，但附有一项规定：孙中山总统和他的内阁在继任的总统和内阁就职以前，继续执行他们的职务；并定于次日下午两点选举袁世凯。孙中山总统在他那封信之后出现在议会大厅里，议长便借此称颂他为国家所立的功劳。议长在口头上向总统致敬，说他的功劳是史无前例的自我牺牲与纯洁动机的典范，北方之所以能被争取过来，全靠他的宽宏与谦让。

二月十五日，组成南京议会的十七省代表正式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总统。宣布这次选举是一致通过的，这就把它同华盛顿的当选联系在一起了。

孙中山总统告别的庄严，延续到他去祭拜最后几位汉人皇帝的神灵。祭礼是在紫金山南坡、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开国者洪武的陵墓废墟中举行的。他站在一块巨大的御牌前，上面用金字写着：「大明太祖高皇帝之神位」。牌位后面挂着一幅这位开国者的中国水彩画像。紧靠牌位前面，在供着它的祭桌上，一只香炉吐出一缕缕芬芳的青烟。两边各点着一支大红蜡烛。

司仪宣告，中华民国大总统前来向被灭亡的汉人王朝的伟大开国者致敬。总统、他的僚属和所有在场的人都脱下帽子，在牌位前深深三鞠躬。一位秘书宣读总统的祭文，向这位汉人的大英雄、明朝的开国者，向中华民族先祖的在天之灵，禀告自由的共和已经建立，民族之敌的权力与威势已经歼灭。

孙中山总统转过身来，停了一会儿，向百姓和兵士讲话。他简短地说明，经过二百六十多年，国家怎样重新得到了自由；如今满人统治的诅咒已经除去，统一共和的自由人民可以无拘无束地去追求他们正当的志向了。他预言统一而自由的中国必定享有荣耀与繁荣。接着是一阵欢呼，围墙外面的人接了过去，沿着通往城里的路一直传到几英里外，最后消失在远处的礼炮声里。

总统悄悄离开，回到共和的「白宫」，在那里接见政府成员和陆海军及百姓的代表。人群向他热烈欢呼，孙中山答道：

「今天是大家欢乐的日子。这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经过几百年反抗暴政的斗争，我们如今得以自由地把各族人民联合成一个伟大的共和国，来巩固我们的民族。这是南北的熔合。清帝退位意味着自由的完全恢复。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国家建设与巩固的工作了。南方的热忱迅速传遍各处；北方有一小部分人抗拒过，可最后完全服从了国民的意志。

「我遵照我的誓言，已经辞职；国民议会依我的推荐，已选举袁世凯先生为新总统。南京既然要做首都，我们已请袁先生南来就职。他的到来，便是南北统一的体现。起初北方虽然要求解散临时政府、在北京组织新政府，我们却坚定地指出了在南京维持临时政府的重要。

「袁先生已经拥护我们的大业，在我们的志向——开发我们的资源、巩固我们的利益——上同我们一致。他昨天是我们的对手，今天是我们的朋友。他来的时候，将受到团结的人民的欢迎。他的来访将是一次家人团聚。我代表临时政府向他表示一致的欢迎，也代表临时议会和人民表达这份心意。通过他，一切相冲突的利益都将联合起来。他若是不来，或者不愿来，那可能是因为他不相信我们表白的诚意。那会叫我们失望。可我想他会来的，因为他心里是想为我们的国家带来和平与和睦的。

「我希望南北之间建立起持久的和平。我回到私人生活以后，将作为你们当中的一个国民，尽我最大的力量去促进共和的最大利益。共和万岁！」

南京的共和政府安排了一个代表团，由唐绍仪领头，去把袁世凯接到南京来。孙中山总统决意要以南京为首都，几乎是带着一种令人感伤的执拗坚持着这个决定。袁世凯看出首都不可能从北京迁走，便倚仗时间来改变孙中山的看法，他觉得悬而不决的危险，总比这样根本的变动所带来的危险更可取。

二月十九日，袁世凯宣布采用西历，并把他当选的消息通知列强，请求承认共和。

第二天，南京共和政府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按照孙中山衷心向往的计划，安排了一个由蔡元培率领的共和欢迎专使团，同唐绍仪和他的随员一起到北京去。袁世凯随即电告孙中山，在专使们到达以前，他不讨论南来的问题。

孙中山十五日的整篇讲话里，都显露出他对袁世凯怀着的那种希望的憧憬——如今退位与国家统一这个大问题既已解决了。专使蔡元培由唐绍仪陪着北上的时候，共和在军事上的戒备松弛了，军队正从北方撤回来。开往满洲中立地带边上貔子窝的远征军全部撤回了烟台，津浦铁路也把浙江兵从皖北运了回来。

二月二十七日，南京的专使们同唐绍仪一起到了北京，在火车站和他们列队经过的街上受到盛大的欢迎。下午三点，当选总统袁世凯穿着同孙中山所穿的相似的军服，在他的衙门——外务部大楼——接见了他们。专使们就他南下南京一事提出了交涉。

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左右，城东北齐化门和东直门外，一些中国兵聚在一起，抢劫开始了。

两座城门当中有一座当时正关着，被炮火轰开，有两发炮弹打穿了一扇门。

东直门外的兵开始在铺子和当铺里把军装换成便衣。有一个兵扯下肩章，丢进一棵树的树洞里；一个星期以后，美国武官里夫斯上尉把它们捡了出来，交给了陪着他的一位年轻小姐。七点钟，第三发炮弹飞走了，落进美国公使馆卫队的院子里，穿过一顶帐篷的篷顶，落在同帐篷的人中间。卫队的一位军官正在公使馆二等秘书萨默林上尉家里，同他在一起。

「那不是在开枪吗？」萨默林说，他当过陆军军官。

「不过是放爆竹，」那位军官说。他想到的是中国人整夜放爆竹的习俗，卫队的人老是被它骗。

不一会儿又来了：

「我相信那是在开枪，」萨默林说。

「不，那是中国人的爆竹，」那位军官很有把握地说。

不久军号响了，萨默林停下来，把牌一扔，说：

「那不是紧急集合号吗？」

这位军官不能再置之不理了，站起身来。两人都走了出去。美国卫队的人已在城墙上就位，占了前门的城楼和东交民巷的西头。

美国公使嘉乐恒正坐在他的书房里，卫队指挥官拉塞尔少校来见他，立正报告：

「报告公使：有一发炮弹落进了公使馆卫队的院子，子弹正从头顶上飞过。」

公使打电话给各美国教会。拟定了把住在中国城区的美国侨民接进来的计划，派出救援队去接他们。公使馆院子里的人发现自己处在骑马的传令兵、哨兵和救援队的氛围之中。

这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整个使馆区的外国人三五成群，议论着这场骚乱和兵变。那一片骚动起初被误认作一场盛大的提灯游行——原本打算举行一场这样的游行，来庆祝唐绍仪和南京专使们的到来。他们从中国城区请来的客人没有来，使馆区里的一群群人便散开，组成救援队去把客人接进来。出去时，他们发现各出口都有使馆卫兵在用沙袋堆路障。一队队骑马的、步行的步兵开出去，前往各教会和别的外国人房产去保护它们。

拉塞尔少校把他收到的这件炮兵纪念品告诉了别的使馆卫队。全体卫兵都被召了出来，整个使馆区进入防御状态。英国骑马步兵的巡逻队同日本人一道，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巡视城里各处的前哨。此刻他们为所有的公使馆担任特别的前哨勤务。记者弗雷德里克·穆尔晚上出去，看见意大利卫队在御河街上、对着皇城城墙列着队，不知道该做什么，也没接到命令。他看见英国武官威洛比上校——他到过汉口，也在南京陷落时在场——从御河的英国那一边出来，便对他说：

「上校，您能不能给这些人下几道命令？他们该在这里守住城墙，打开枪眼，准备战斗。」

结果证明没有这个必要。

美国语言军官霍尔库姆上尉经过前门前面的广场，要到中国城区极西南角的度支部印刷局去接哈奇夫妇；因为前门外面乱，他想最好从顺治门出内城。福开森博士一家从顺治门里面被接进了使馆区。到半夜，使馆区里挤满了到各自公使馆来避难的外国人。

南京专使们走过的路线，被一条骇人的骚乱、火焰和死亡之线标了出来——从火车站起，穿过前门，一直到贵胄学堂，那座学堂正在皇城东门与外务部大楼——当选总统袁世凯的衙门——之间那片着火区域的中心。（二月二十九日）夜里，城里到处游荡的无数抢劫团伙当中的一伙，在这座学堂里堵住了南京的专使们。那伙人放火烧了院子里的一幢房子。蔡元培和他的同伴们躲进了同青年会房产相邻的一个院子。他们爬上围墙顶，沿着青年会一幢房子的屋脊走过去，顺着山墙爬下来，跳进一道门廊，美国干事罗伯特·盖利从那里把他们救了出来。他们在他客厅的地板上铺着毯子过了一夜，后来送了他两幅字，纪念他的款待。

另一伙抢劫放火的人在《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博士的房子附近作案，莫理循看着他们像海盗一样忙着干活，漂亮的外国巡逻队从旁边经过，把外国难民接进来。

到三月一日上午十点，拉塞尔少校已把东交民巷通往前门的入口用沙袋堵住，加上铁丝网，由机关枪防守。美国的炮架在卫队院子里，控扼着中国城区通往前门的路。德国卫兵占了东面的哈德门，筑起同美国人在西面所筑的相似的路障，并布置了相似的炮兵防御。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的卫兵守着使馆区面对暴民的那一面，严阵以待。

抢劫和放火已从东郊蔓延到皇城东门，那里方圆半英里一片大火。无法无天一直蔓延到袁世凯的衙门——外务部大楼。一九〇〇年又重演了。在城里抢劫、裹挟着暴民的叛兵究竟有多少，谁也不知道。

叛兵们放一排排枪，吓唬铺子里的人，然后破门而入。他们把毯子和绸缎一裹，冲进当铺、古玩字画铺和金银首饰铺，过后背着抢来的东西踉踉跄跄地出来。几百户人家被抢了，可是只拿最值钱的东西。像一九〇〇年一样，先抢到的东西被扔掉，好腾出地方给更值钱的。街上躺着一些死的和伤的。这里那里，有个店主迟疑着不肯吐出东西来，便被杀了。

隆裕太后给禁卫军的兵分了三十万两银子，好让他们保持忠诚。一户有钱人家付给叛兵一万六千两，换得免遭抢劫。另一户付了八千两。兵们砸开大门，抢了已故太皇太后的弟弟桂祥的府第。皇城东门被烧了，禁卫军筑起两道路障来保护紫禁城的东门。六十个人抢了皇城里的一户满人人家。其中二十个是兵，别的大概是邻居。邻居当中有些人把兵领到那户人家，那户人家被抢了，一家人被赶了出去。后来这户人家夺回了自己的房子，架起一挺机关枪守着。

到了傍晚，前门外中国城区的大街上起了火。

「今天夜里我们带了一队骑马的陆战队，把哈奇夫妇从南城接了进来，」霍尔库姆上尉说。「我们从前门前面穿过的时候，从中门往外看——那道门几天前为让南京专使们进城而打开过——外面几家大铺子着了火，火焰翻滚着涌上来，把门洞填满了，看上去就像地狱的大门，那印象永远忘不了。」「晚饭后去见了吉利斯中校，」他接着说，「后来从顺治门看他们抢劫，然后同一个伙伴站在前门的瓮城墙上，听着外面疯狂的破坏。有一阵是一片捶打声和玻璃哗啦碎落的声音，一声枪响，然后便一切寂然。也许是右手边银匠街上出了什么事——那条街两头都有门拦着，银匠们有强壮的护卫。」

一个美国兵好些天里都在讲他在那里的历险。他说他和一个伙伴在外面时大门关了，回不了营房。他和伙伴跑进一条小街，被中国的卫兵追赶，那些卫兵朝他们那个方向开枪，打死了一个中国人。两个美国人最后都平安回来了。

城墙上使馆卫队的兵，在中国城区一片火光冲天的天空映衬下，显出剪影。火光在紫禁城的金色琉璃瓦顶上闪耀，照在街上成千上万的人身上，照在叛兵那场抢劫的狂欢上。

三月二日，姜桂题将军带着他那张快活的脸和他那副佝偻的肩膀，轻快地钻进他那辆紧巴巴的小马车，只带着很少几个卫兵，后面跟着一个刽子手，出城去了。他在向各国表明，它们「有他在」。他的传令兵手里拿着一张名单。这位老将军这里那里停一停，便有一个人被领上来受讯、作证。然后从街上的人里，便有某个人被飞快地砍了头，也许是为了一般的道理，也许是因为他有罪，或者只是被仇人告发了。接着是两三个罪有应得的叛兵和抢劫者。里夫斯上尉和霍尔库姆上尉骑马穿过被抢的地段，看见街上有五具死尸，再往前便是姜桂题将军和他那一伙砍头的人。

两营叛兵在京汉铁路车站征用了一列火车，开往南方。一长串一长串的大车把难民和贵重物品拉进使馆区，逃难的人挤满了开往天津的火车。傍晚，城北起了火，枪声响了起来。财产的损失估计有一千万元。

逃走的叛兵正在逼近南面八十英里外的省城保定府，那里又发生了一场兵变，那座城被抢被烧。那个方向的交通断了。叛兵正在天津抢劫放火。他们抢了造币厂，不停地放枪吓唬百姓。英国萨默塞特团派一连人去保护火车站。一个德国医生被枪打死了。

三月三日凌晨一点，在十英里外天津铁路线上的丰台听见了枪声。从满洲来的中国第二十镇哗变了，驻在几英里外卢沟桥的忠于朝廷的中国第三镇正在攻打它。丰台的一百名英国兵不得不向中国军队发出最后通牒，因为中国军队正威胁着那里的铁路车场、工厂、车站和侨民区。英国指挥官限中国人一小时内撤出他们一百码外的阵地。几百名英国恩尼斯基林燧发枪团的兵及时赶到，占了中国人的阵地，约一千五百名中国兵便开走了。火车停开了，列强的代表们在公使馆里开会，商量恢复同海口交通的办法。北京处于战争状态，北方宣布了戒严。各公使馆从天津、旅顺和上海调来援兵，准备守围城。

一支八百人的联军，由各国使馆卫队的代表组成，列队穿过北京的大街，以示威慑。

三十五南京的午夜军事会议

三月三日早上，南京。北京——满清的京城，保定府——直隶省城，天津——北京的门户、华北的大都会，这三处都出了乱子。关于这些乱子，南京所知道的只有一条：乱子是在南京专使到北京之后闹起来的。

专使那边一个字也没有传回来。上海收到的电报重复着先前的消息，说袁世凯已经遇刺；接着又有电报说，他躲进了外国使馆。代理大总统孙中山得不到当选大总统袁世凯的只言片语，也得不到唐绍仪的消息，只知道唐已经和南京专使分开了。可就在这时，孙中山收到北京南京专使一封语焉不详的电报，要求立刻派一支共和军开赴北京，支援袁世凯。

于是南京面前摆着一个问题：北京为什么乱？是外头的人来了个政治突袭——中国内部的纷争从一开始就在招惹这种事？是不是外人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分裂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次机会？是不是那道阴影又回来了，要把统一抹掉？

一九一二年三月三日的南京，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让中国的算命先生说了许多阴沉的预言，像罗马那位占卜者的话一样挂在人心上：「当心三月十五日。」天下着毛毛雨，街上没有马车。为了赶到代理大总统的「白宫」，我在路上叫住一辆破旧的人力车，拉车的是两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叫花子。我身上连条盖腿的毯子也没有。车篷漏雨，一扇一扇拍在我脸上。我先到外交部新搬进去的那几座房子，才知道外交总长王宠惠已经去了总统府。

我又上了路。路上有些地方泡在稀泥汤里，那天又湿又冷，骨头节都发酸。陆军总长黄兴坐着马车带着卫队从我身边飞驰而过，卫兵的披风迎风翻飞，手里挥着自动手枪，时不时朝路边想象中的靶子比画一下。

我总算也到了，才知道那边召开了国务军事会议。陆军总长的卫兵在院子里高起的甬路上走来走去，刀和马刺碰得叮当响；他们那些冒着热气的小马被人牵着，在门楼底下来回遛，我们得东躲西闪才过得去。

里头的门房把我的姓名住址记下，门卫领我到接待室。据说大总统的秘书马素先生不在，找不到他。后来他总算来了，告诉我内阁会议已经开始，恐怕要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散。那时还不到下午五点。马素说，会议是因为北京局势有变才召开的。结果一开就开了一整夜。唐绍仪来电请兵，内阁于是讨论当选大总统袁世凯和唐绍仪本人的处境——据信两人都已避难于使馆区——并筹划营救。

孙中山提出，由他亲自带两万人去救袁世凯。会上讨论了北京的地位，大家把他劝住了。理由是：南京是首都，是实际政府的所在地；政府成员不能挪到一个地方性的中心去。北京的乱子是局部的、孤立的，不牵动全国；全国以南京为中心，对此负全责，并将相应行事。在这个前提下，大家商定了一个救援方案：驻烟台的三千名共和远征军立即开往天津；津浦铁路上的军队穿过山东、直隶开往北京；副总统黎元洪将军从武昌派一支大军北上。命令当即发出，让烟台部队开往天津，北方的兵舰与之配合。又打电报问黎元洪副总统能否协同。

会一直开到天亮才散，已经是三月四日早上五点多了。上午十一点前后，马素起了床，刚穿好衣服。他说大总统还没起，因为开内阁会议，大家都睡得太晚。不过我们可以进去。我们往院子里走，碰上另一位秘书，他停下来说大总统还没起。我们照常穿过花园那条小路，走过卫兵，到了大总统的门口。马素跑上台阶，我跟在后面。照老规矩，我们进了西屋。屋里稍稍变了样。上回我来时一起喝咖啡的那张圆桌不见了，换了一只小圆几；屋子两边照中国的摆法放着一张张小茶几，每张配两把椅子。不过整间屋子完全是西式的，窗上挂着苏州窗帘。

马素请我坐下，从一张小茶几上拿起两张照片——那是大总统要签名送我的。「你看，」他说，「从昨天起就没动过。」说着便拿到大总统屋里去了。孙中山签了名，一张签英文，一张签中文。照片和他一起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勤务兵。孙中山跟我握了手，我们坐下。我之所以把这些事记得这样细，是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作为中华民国元首的孙中山，这就是他在总统任上最后那些日子里的样子和起居。

勤务兵立正站在离大总统的椅子不到三英尺的地方。我们寒暄了几句，马素在门口候了一会儿，就出去了。大总统虽然刚起床，却也并不比平时更从容。北方的电报不断打来，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人一封封送到他手上。他告诉我丰台和天津出了什么事，北京据信是什么情形。

「情形很严重，」他接着说。

我答道，这看来是地方上的事；照我看新闻报道和中国历次骚乱的经验，它没有电报说的那么大、那么吓人，毫无疑问会平息下去的。

大总统摇摇头，说乱兵在丰台跟英国人交了火，而这些兵正是袁世凯自己的兵。秘书们进进出出，递进新到访客的名片，拿进要发出去的电报请他过目。有一封电报送进来，显然是北方刚到的，又被拿了出去。我问，北方杀害外国人的消息是否属实。他说，死了一个外国人，是个德国人。我说，我看直隶铁路沿线以及北京、天津的外国人生命财产危险不大，那里外国兵多得很。

「刚才那封电报说的正是这个。袁世凯的兵攻打了天津的奥国租界。」

大总统与袁世凯十四年来争斗不休，他对袁的那份由来已久的不信任，显然又被逼回了他的心头，可他没有说出口。他知道这些电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靠不住的。

我个人实在想不到北京的兵变会是袁世凯主使的，也想不到他那一派会搞什么政治突袭。不过在这件事上，我似乎也没什么好再说的了。

「眼下最要紧的，」我说，「看来是就职典礼的安排。倘若这不止是地方上的乱子，那么您打算让他在这里就职的计划就得改了。」

「这一层我们已经有了防备，」他答道。

「您能派兵去北京吗？」

「我们大约有三万兵可以派过去。三千在烟台，正开往天津；其余的在这里以北。」

「多久能到？」

「要穿过山东，得十天。」

「这可是一次大动作，」我说，「但愿用不着。我从一开始就认定，中国真正的革命将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满人会走，但那之后，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才刚开始。眼下这一切是不是那场革命的开端，我说不准，但它终究会来。我不会预言马上就打仗，只会说仗是往后种种变化的结果。」

「我不这么看，」大总统马上答道，「我不认为会有一场中国人民的革命。」

临走前，我问孙中山大总统，我要去北京，有没有什么事我能替他办。

「最要紧的是借款，」他答道，「我们非借款不可；财政是头等大事。」

「别的借款都落空了吗？」

「是的，日本那笔落空了。不过我们已经借到了一笔。」

「您要多少？」

大总统迟疑了一下，然后说：「五千万元，或者一亿元。」

「这正是原先四国借款的数目，」我说，「我想这笔钱得由四国的银行团出吧？」

「是的，或者找别人。他们不给，我们就得找别人去借。」

「说到底，」我解释道，「一笔大借款终究得出自资本国家——也就是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在这件事上我要是帮得上忙，很乐意效劳。不过我想，中国如今能不能借到款，和从前一样，取决于担保品、偿还办法、钱怎么用，以及外国商务的利益。可一旦共和政府得到承认，借款就不该有什么困难了；借款可以办成，事实上还可以先垫一笔钱给中国，解燃眉之急。」

孙中山大总统只是点头称是。我站起身来——秘书们仍在进进出出，外面还有好些客人在等。我走到屋子北边的一张沙发前，那两张签好名的照片就放在上面。他跟过来，站在沙发旁边，看我用原先裹着照片的一张旧报纸把它们包起来。说来奇怪，也叫人摸不着头脑：他站在沙发一头，神情拘谨，一句话也没有，倒要我来找话说。他是某种巨大力量的化身——那力量与其说出自他本人，不如说出自那些和我一样的人：我们觉得，凡是需要一个中心的力量，他都是一个灵活而可靠的中心。我俯身包着照片，心里想，他是否明白这些，是否已经懂得：在革命这样的大事业里，单独一个人本身什么也不是，真的什么也不是——除非他是群众看得见的一个点，是一种媒介，流动而易受感应，能触到每一个人。

我谈了谈照片，称赞了他的中文签名。其实我想，我该夸的是他的英文字，那样他或许会更高兴些。

我用一根草绳把包扎好，道了别，就走了。大总统送到屋子中间，我出门时，他正端详一位秘书塞到他手里的一张名片——多半是下一位客人的。我们在一起待了三刻钟。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三十六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我出来的时候，天下着毛毛雨，雾蒙蒙的。我还像来时那样，一个人匆匆穿过花园。卫兵裹着厚大衣，在各道门口缩成一团。这最后一次拜访「白宫」办公处，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南京政府对北方传来的消息拿不准——后来证明确是如此。它只好向各国领事打听。大总统和内阁很为唐绍仪的处境担心，怀疑北京来的电报被人动过手脚。唐绍仪是袁世凯的代表，他们对他比对蔡元培一行更放心不下——蔡元培他们的使命不过是请袁世凯南下南京。从南京的角度看，三月三日夜里和三月四日早上北京的局面可能藏着的阴谋，大致可以这样勾勒：

袁世凯是个投机家，中国革命党人都知道他是个精明的变节者、政治上的骑墙派。他的使者唐绍仪，新近毫无保留地倒向共和一边，几乎没人劝就过来了。两人重新会合，忽然又卷进一场新的革命局面。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是外患。至少有一个强国——日本——凭着它对中国事务的深入掌握，凭着它在东亚乃至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和实力，有条件从中国的内乱中渔利。南京政府行事时心里清楚：满清朝廷在北京曾考虑过借这个强国的援手，而这只手也已伸到了南京。南方的中华民国有种族和传统把它连在一起；华北却被四个民族各自的传统和各自的治理方式割裂开来，又是国际纠葛的中心——这些纠葛是当今世界头号政治问题——因而成了全世界最适合发动政变的地方。这样一次冲着共和来的突袭，要是由日本带头，料想它所有的盟国都会跟上。

三月四日早上南京的大总统和内阁是什么心情，我能体会，而且确信自己体会得不错。我还没离开总统府，他们就给北京代表各大国的外交团发了电报，声明在中国全境现有情形之下由他们行使政府之权，对前几天发生的事深表痛惜，并承担全部责任——这样就在各大国面前把其他一切权力都排除在外了。他们通知各国，正在采取措施增援袁世凯。

陆军总长向津浦铁路驻南京的总工程师兼总管塔基先生要四台机车，用在铁路皖北段上运兵。这条铁路定于三月五日移交共和军方，而铁路是英国的产业，英国此番的举动与这件事大有关系。

外交团把北京和直隶其他地方的乱子看作是乱兵胡为。接到南京政府进兵北京的通知，外交团吃了一惊。他们认为进兵北京毫无必要，是南京政府外交上的一大失策，几乎必定在京畿一省挑起不必要的冲突，说不定还会引出更多乱子。于是有几位公使通过驻南京领事，非正式地劝南京政府放弃这个计划。

南京专使脱险后在北京六国饭店重新聚齐，推出四人回南京，劝共和政府不要再坚持当选大总统袁世凯南下南京，而是着手组织联合内阁。孙中山大总统看了北方的乱子，已经信服：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就够了。

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全国统一，这几件事让南京不必再就日本的进一步借款作答复，那几笔借款也就吹了。加上其他各国从北京发来的保证，日本的阴影暂时过去了。我离开南京去北京之前，问过前面提到的那位共和党人，那方面还有没有什么麻烦。他说没有了，那已经过去了。中国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离开南京时，我这个记者的处境跟南京政府差不多——都是要在帝国与共和之间架一座桥。我得赶到北京去看就职典礼，看这座古城怎样从帝都变成共和的首都。随军记者的处境，往往就是他所报道的那些干大事的人的处境的缩影。此时我的行程，和北京、南京两个政府的首脑们一样风雨飘摇。

因为这场叛乱，中国沿海的商船航班全乱了套，我只好搭一艘海军辅助船。那天长江上大雨如注，我雇了个浑身湿透的苦力，坐着舢板上了一艘四千吨的船，船上装着将近六千吨弹药和别的军需。我们驶出黄浦江，出长江口，进了中国海。南京大总统头上的政治天空转晴了，我们快到直隶海岸时，天也晴了；在大沽附近上岸的时候，阳光灿烂，仿佛风暴已经从共和国头上散去。

我搭一趟载着两百名美国兵去北京的专车经过丰台时，英尼斯基林团的士兵正伏在他们的工事后面。北京千百年来一直扮演着京城的角色，此刻穿着外国军队的装束，是自这场革命叛乱开始以来最有兵气的时候。如今它作为共和国的首都站起来了，却仍是中国的巴黎，已经落到了它的「公民」手里。城墙熏黑了，木梁烧焦了，田野一片灰烬——它已经尽了革命的本分，要跟法国人的首都比一比了。

辉煌的老北京被拖在尘土里。它像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绅士上了公堂：眼圈打青了，脸上带伤，帽子没了，衣服又脏又破，落在诋毁他的人手里受审；打他的是他自己的儿子，替他说话的只有外人。

或者说，北京像一位名誉扫地的王后，拢起撕破的袍子去面对控告她的人。她转身对他们说：「你们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她打发掉了南京想当首都的念头。不管眼下多么不堪，她的名分不会被人夺得干干净净。她最后的一点争执也让出去了，好比背已经抵着墙，她只要求给她的大臣——她帝国政府的最后一位官员——一份荣耀；别的她都放弃了。这位大臣必须在她的屋檐下受人拥戴。

我到的时候，经过烈火考验的古都正得意地点起统一共和政府的火炬。袁世凯正在就职。这个一度被称作叛徒的人被选中了。在数以亿计的人里，这个当初被召来挽救王朝和帝国的人，被单单挑出来，要把国家统一在共和之下。十月里他在北京跟朝廷那番机械的对答——「臣足疾未愈」「臣病体衰弱」——到头来成了总统誓词。他闯过了重重险境，领着一个女人、一个小男孩和他们满门的族人亲眷，把他们都带到了安全地方；如今他得到的，正是黎元洪大总统将军、伍廷芳、唐绍仪和孙中山先后提出要给他的东西。

王朝倾覆、暗杀与未遂的暗杀、列强干涉的威胁，一场场过去之后，袁世凯站在了最高处——他比开头时更有分量了。

自十月以来，他每走一步都是在动乱之中，而他始终站稳了脚跟。二月二十九日乱子发生，他四周的店铺都在烧，袁世凯当时正在会见前山东巡抚孙宝琦阁下——孙从天津利顺德饭店上来见他。在场的人有些慌了，劝袁世凯自己逃命。「可是当选大总统，」孙宝琦说，「只回了一句：『我不走！』」

他把京城交给老将姜桂题指挥。站在他身边的人不多。据传他的部下都弃他而去，只有他忠心耿耿的秘书蔡廷干留在身边——十一月初去见黎元洪将军的使者里就有蔡廷干。「成吨的值钱赃物，」有人说，「被他自己的兵和姜桂题手下那帮兵痞搬进了他的衙门——外务部；三月一日一早又从那里运到火车站，运往保定府。」

唐绍仪请各国公使采取措施，防止北京再流血、再损失财产，随后各使馆便增了兵。

三月一日，袁世凯向外国人发了一份公告，说：

「不意变起仓猝，本人深为痛心。维持京师秩序，乃本人要职之一，向来均能办到。诸君远客异乡，本人尤愿向诸君致诚挚之歉意。现已严加防范，务使不再发生。」

姜桂题的兵重新归顺，在街上巡逻，拿刽子手的刀执法。我翻看一位朋友那几天惊心动魄的日记，上面写着：「到处砍头。」另一位朋友詹伯斯告诉我，他和一个同伴在街上走，停下来替一个十二三岁的中国孩子求情。那孩子反绑着手，和两个大人一起跪在地上。他请士兵放了这孩子，说他年纪太小，不管干了什么都不该杀。士兵说他们不打算杀这孩子——三个犯人都要在那里一直跪到四点钟，到时候就放。士兵说，这是吓唬吓唬他们。

对这场乱子，人们给出的唯一理由是：无知的士兵怕减饷，又怕被逼剪辫。袁世凯也把乱子归到这上面。三月七日，他向士兵发了一道训示，提醒他们——那些他「向来视同家人」的士兵——「勿忘其体恤爱护之意」。他告诫他们要恪守职责、遵守军纪，并指出，否则他们目无法纪的行为可能招致外国列强干涉中国。

无家可归的中国人在他们毁掉的店铺和住宅的灰烬里扒拉。倒霉的中国人因为人之常情的一时失足而被砍头——那种失足，跟一九〇〇年各使馆官员及其妻儿家眷表现出来的并无二致——这种事差不多已经停了。砍头和其他耸人听闻的事件场面，如今统称「北京之劫」，拍成的许多照片正在外国人中间印行出售。

袁世凯正在就职。

孙中山大总统和南京参议院已经批准了一个方案：袁世凯在北京就职，随后派一名代表到南京，在南京参议院的认可下协助组织临时内阁；此后再依形势需要，决定临时政府的首都设在哪里。

这天是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星期日。五色旗在新式的外务部大楼门楼上飘扬。这座楼新近是内阁总理兼当选大总统的衙门，由美国工程师詹美生在唐绍仪主持下建造，靠的是袁世凯和已故慈禧太皇太后的支持。

慈禧太皇太后的名字，至今仍与中国政府改良的种种最好的计划分不开；在这个场景里，她依然活着。专制独裁的旧日与当下拼凑在一起、极不协调，这一点在花园的灌木上也看得出来，由此可以略略想见共和在北京诞生时那副怪诞的布景。时值冬天，光秃秃的枝条上扎着鲜艳的纸花。在这一点上，共和似乎回到了公元七世纪初，回到了篡位者隋炀帝那里——他在宫殿园林上挥霍巨万，冬天在御园的树上缀满绸绢扎的花叶。街上看热闹的人群里，那位中国算命先生隔着大门往里望，想起人们对袁世凯用心的猜疑，也许会说一声：「当心隋炀帝！」

一到门口，与往昔的相似便消失了。跨进一道西式大门，登上一段西式台阶，进入门厅，便来到一座宏大的楼梯前。

楼上的接待兼宴会大厅里，聚着一群为数不多、却非同寻常、成分混杂而又气派十足的观礼者：当选大总统袁世凯、他的秘书蔡廷干、他的随员，蔡元培率领的南京专使，内定总理唐绍仪，蒙古王公，大喇嘛，文武高官，还有几位外国官员和中国海关、邮政局的洋雇员，十来个外国记者，以及从各使馆、各饭店来的其他外国看客。

袁世凯穿着一身军装式样的制服——他头一回接见南京专使时穿的就是这一身。论个子，除了几位专使，在场的人数他最矮。他把头往后仰着，一副期待而紧绷的样子；配上那身不相称的洋装，叫认识袁世凯的人一看就觉出，这件划时代的大事在中国的秩序上拧出了多大一道扭痕。这个人在保卫皇位时一败再败，此刻却有一种不容否认的威仪和气度。一片肃静之中，他照着拟好的誓词宣读：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他按照商定的程序，把誓词交给南京首席专使蔡元培。

袁世凯成了临时大总统。

站在那里听着的，是这群稀奇古怪的参与者和看客。蒙古王公是国家的被监护人，穿着蒙古服装，惊奇地站在这场奇怪的「忽里勒台」面前——自从成吉思汗被推为大汗、忽必烈统治全中国以来，在他们看来，各部的历次大聚会里再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了。蒙古和西藏的喇嘛是教门，在场的人里数他们最庄严，披着褪了色的金黄和酒红色袍子；他们也代表着昔日的皇权，是从黄寺来的——自乾隆皇帝在京城北京立喇嘛教以来，黄寺一直受皇家护持。围着这两拨藩属来的人，是北京的文武官员，官服和西装混穿，样子古怪。中国报界也到了。

与「五族」肩并肩站着的，是西方世界的真正代表——正是西方文明促成了这件奇事。前代理海关总税务司裴式楷爵士在场，他是中国变局这出大戏里有名的外国人物。中国政府邮政总办帛黎先生在场。离袁世凯不远，站着《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博士；长年做袁世凯副官的曼德将军；还有忠心的英国支持者、随员孟席斯少校。

美国公使馆头等参赞卫理、美国公使馆汉文参赞丁家立博士，以及美国武官里夫斯上尉——他穿着美国陆军参谋部的制服——这几位美国公使馆官员是「非正式到场」的。「你们的使馆，」曼德将军对我说，「是唯一有正式代表出席就职典礼的。」外国记者们都穿上了大礼服，有几位还拿着丝质高礼帽——照美国新闻界的说法，是穿上了「过节的行头」，来迎接大总统和五色旗。

「站在我旁边的，」一位有名望的外国人说，「是汪兆铭。就是那个在摄政王要经过的路上——或者说桥底下——埋炸药，想刺杀摄政王的人。」「我看他被当成了共和的英雄之一，」他说这话的神气，道出了就职典礼带来的种种古怪交集。汪兆铭曾是革命叛乱在北京的代表，如今是南京专使之一，也是共和领袖中的知名人物。

在这一切中间走动着荫昌将军——前驻德公使、前陆军大臣、前帝国军队统帅、攻克汉口的胜者，一个满人。他穿着官服，却低声下气地绕过共和专使、喇嘛、蒙古王公、外国人和其他众人，寻一个不惹人注目的地方。共和党人要求他为帝国军队的所作所为负责。在他们看来，他就是汉口被屠戮的成千上万人的阴魂，更不用说是整个王朝的阴魂了。他是宴席上的鬼魂，藏也藏不住。然而他曾是条汉子，是尽过本分的人。他和那个女人、那个小男孩是一体的，受着这位伟大总统的庇护。

其他人在哪里呢？可怜的庆亲王，旧派满洲大员的最后一位，正在避难，病倒在使馆区里美国兵营对面的法国医院圣米歇尔医院。肃亲王，满人和革命党之间那位和气的调人，在旅顺或大连，既是躲革命，也是躲债。毓朗，一位可敬而谦和的亲王，下落全无。前外务部尚书那桐，在哪里？青岛还是天津。据说那位好战的载涛贝勒，摄政王的弟弟，躲在德国公使馆。载洵，那位胖亲王，前海军大臣，摄政王和载涛的兄弟，那个阔佬，满人时尚的领头人，那个无足轻重的人——没有谁想起来打听他。人们还记得随和的溥伦。锡良，那位了不起的前总督、前热河都统——热河是朝廷原打算退避的地方——好像从来就没有这个人。前陆军大臣、前江宁将军铁良，唯独他没被忘掉，靠的是一条卑劣的谣言，说他在大连密谋反对当选大总统。

如今响亮的名字属于广东和湖南的革命党人：共和元老黎元洪，辩才伍廷芳，调人唐绍仪，军人黄兴，还有想刺杀摄政王的汪兆铭。啊，对了，摄政王，他在哪里？还有皇帝，还有隆裕皇太后。所有的强者都星散了、倒下了。强者万岁！

誓词交给蔡元培之后，乐队奏起国歌——那是一九一一年四川失陷后朝廷批准的。这是最后一句话，仿佛出自慈禧太皇太后之口。众人都承认袁世凯为大总统，然后散去。就职典礼结束了。八千名武装士兵在广州哗变。仗打起来了。三角洲的海盗恶棍们聚到他们的头目王、陆两人的旗下，在东门一带集结。这些蚊子般、牛蛙般的帆船队，河汊里钻出来的无赖，舢板上放爆竹的混混，隔着街垒、越过屋顶乱放枪，一直打到总共死了一千五百人，三月十四日打了一仗，才停止了喝血。第二天，他们冷眼看着自己人被砍了两百颗头；过了四天，又重新拿起了枪。这就是广州献给袁世凯就职的贺礼。这就是广州为「花之共和国」举行的入门礼。其中没有一点温驯的地方。

三月十二日，应安定门内喇嘛庙的邀请，南京专使团去拜访那里的喇嘛——他们代表着一种古老的教权统治，中国好大一片地方曾归它管。共和与帝国的社会、政治观念在这里走到了两个极端，又碰到了一起。教门在这里向中国的新权力鞠躬致意。首席专使蔡元培站在同伴中间，作为回应，对年轻的大喇嘛说：

「你们不要以为，推翻王朝、建立共和，是少数几个人、几个密谋者结成的小团体干出来的。这是全体人民起来办成的。在共和之下，人人都有责任，每个人都要尽力。」

共和与帝国就这样焊接在了一起。到了晚上，使馆区里各色中国和满洲官员乔装改扮，在窄巷里钻进钻出。我正琢磨这两三天的事可能带来什么后果，只见一个神秘的中国人，穿着一件扣得严严实实的长袍，军帽压到眼睛上，从汇丰银行旁边的巷子里出来，显然是从买办家里出来的。荫昌将军悄悄溜出六国饭店，去了德国公使馆——据说是去和载涛贝勒以及德皇的军官们共进晚餐。

事情办完了：谁知道会生出什么结果来？

三十七孙中山的告别

袁世凯为纪念他的政府开张、民国肇始，豁免了所有积欠的田赋，赦免了犯人，只有杀人犯和强盗不在赦内。

三月十一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通过。

我离开南京之前，共和国已经如释重负地从日本人那边、从对日本控制的恐惧里转过身来，转向比利时人，转向俄、比两国合办的借款和它们带来的牵制力量。在财政这个头等问题上，南京参议院与当选大总统意见一致：尽早与中立方面建立联系，求得财政援助。孙中山大总统对我说已经借到的那笔款，就是与比利时签订的预备借款合同。随之而来的种种纠葛，很快又把共和国推回到帝国时代它与列强之间的那种财政关系里去了。

至少可以松一口气的是：日本带来的危险，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南京，看来都没有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上造成什么新花样。三月十二日，唐绍仪被正式任命为内阁总理，接着设法把比利时借款办成。三月十九日，唐绍仪离开北京前往南京，组织袁世凯的内阁。三月二十九日，内阁人选确定。四月一日，孙中山大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在南京参议院的会议上正式解职，把民国的印信交给参议院议长和唐绍仪——内阁总理、袁世凯大总统的代表。

孙中山大总统就此履行了他就职时的誓言。大总统和内阁成员走进议场就座时，军乐队奏着一支德国进行曲。到会的议员三十五人，另有六七位外国看客和「一小撮」年轻的维新派。九位中国女子参政运动者占着楼座上一个显眼的位置，举止端庄得体，值得一记。参议院议长林森先生宣布，大总统将向参议院致告别辞。孙中山大总统走上讲台，说：

「我一月一日来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到今天四月一日，就职正好三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那就是建立共和。如今南北统一已经完成，联合政府已经组成，我到这里来辞职。

「临别之际，我想说几句话。中华民国应当始终以促进世界和平为目标，因为只有这样，人类的福祉才能增进。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先得把共和的根基打牢。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只要我们忠于这个责任，目的很快就能达到。我们的人民虽然大多不懂『共和』这个词和共和主义是什么意思，可他们几百年来享受太平，是爱好和平的。教他们懂得共和与世界和平的道理，应当不是难事。这个使命一旦办成，四万万人——占人类的四分之一——都来拥护这个事业，对世界会有多大的影响啊！

「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努力去做。我辞了职，但辞职并不是说我已经尽完了、从此不再尽我的责任。远不是这样。只不过从今往后，我要以一个普通国民的身份来尽责。我的目标是帮助我的四万万同胞，努力让共和的福祉成为现实。」

全场鼓掌，他鞠躬答谢，也是鞠躬告别。只有一位心领神会的议员站起来，向这位卸任的大总统还了一礼。

孙中山拿起装着总统印信的红布袋，郑重地放在议长面前。

随后，一位议员展开一幅黄绫卷轴，宣读一篇颂辞，赞扬孙中山对中国的功绩。乐队另一支曲子还没奏完，前大总统和前内阁成员已经退场了。孙中山把他的总统誓言和他临时辞职时的承诺，一字一句都兑现了。

四月二日，南京参议院以二十票对六票，通过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四月三日，革命的国民孙中山在唐绍仪陪同下离开南京，循着他当初来就任大总统的原路回上海。这个人没学过治国之术，一生都献给了鼓动、密谋和组织起事，却在中华民国元首的位子上显出了过人的才具。在全人类的注视之下，他沉着、肯自我牺牲、满怀希望。他是革命党里的激进派。照他自己的话，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把同胞从以满人统治为代表的旧日枷锁里解放出来——他会毫不犹豫地动用一切战争手段。然而他的理想，是不流血而达到这个目的。抱着这个目的的不止他一人，可在这样一个推动革命的力量既庞大又纷杂的国家里，他在与黎元洪、袁世凯并立的三巨头中，登上了最显赫的位置。他有鼓动家最好的本事，而且为人出了名的诚实，给人留下的正是最能持久的那种印象：真诚，志向高远。国内所有的维新派都知道他，国外所有的中国人也都知道他——而国外的中国人个个都是维新派。他不屈不挠地追求他的目标二十年，然后实现了它；他的巨大功绩几乎得到一致承认，被选为联合各省的第一任共和大总统。他是一个在本乡受到尊敬的先知。

孙中山在中国并没有庞大的组织，但他一手联合了维新派，一手联合了密谋者。他抓住四川和武昌起事那个人心所向的时刻，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时刻，由此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康有为和梁启超让维新和革命从身边溜了过去，孙中山没有落到他们那样的下场。到了他该让位、辞去总统之职、保证袁世凯当选的时候，站在他身后、可以称作他自己一派的维新党人，在这件事上是反对他的。海外有名望的中国人，比如哈特福德的容闳博士，都警告他千万不要相信袁世凯。有见识、有影响的外国人也持同样看法。可到头来，孙中山为了国家的利益相信了袁世凯，保证了他当选大总统，自己回到人民中间——不再是个亡命之徒，而是——国民孙中山。他就像「匠人所弃的石头」，给了自己一个国家，也给了他的国家一个政府。

三十八袁世凯

共和与帝国，在袁世凯大总统身上正式焊接起来了。蔡元培说，是「全体人民」起来建立了共和；如今这全体人民由一个人来代表。这样一个人，昨天还是帝国的希望，做保皇派的经历又那样五花八门，他怎么代表人民呢？

在西方人说连一个人物都没有的人海荒原上，站起了一个人。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也就是一九〇〇年以来——袁世凯一直被人称作「唯一的人物」。满人里有一个，那是太皇太后；汉人里有一个，那是袁世凯。时势召唤他，他就来了。如今他是「花之共和国」的大总统，五十四岁，历练已成，纯粹的汉人血统，是东亚革命时代的产物。

袁世凯生于一八五八年，可以说是生在战星之下——正值一八五七至一八六一年间，联军一边打仗一边谈判，硬闯进中国的都城北京，在那里站住了脚。我头一回记住他，是一九〇〇年我到中国的时候，他当时是山东巡抚，正在处决那些自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一个义和团的代表团到济南府的巡抚衙门拜访他，受到了极客气的接待，袁世凯巡抚把他们要说的话从头听到尾。听完，他对代表团的人说，他们声称练了义和团的法术就能刀枪不入，他要验一验；于是叫人把他们靠墙站成一排，让兵士开枪打死了。

后来我又见到他，是一九〇一年底他从山东来京，接替他已故的「老师」和恩主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他那时四十三岁，一表人才，脸膛黝黑，表情灵动，留着典型的中国式下垂胡子。他坐火车来，周围簇拥着卫队——这既是中国高官的体面所必需，也是保护他所必需。他在前门外的京汉铁路车站下车，穿着宽大的官服，和所有官员穿的一样：外罩一件绛紫色长褂，胸前背后缀着表示官阶的补子——武官绣兽，文官绣禽；头戴圆形官帽，帽顶的顶子标明品级。前头有骑马的步兵开道，两边排着步兵护卫，他坐上轿子被抬到临时下处，后来又从那里去觐见，谢恩受职。

这些仪式和他到各使馆拜会外国公使之后，我随着一行人去看新总督进他的督署所在地。直隶省的官员代表和各国代表挤满了天津火车站。这件事从侧面照出了中国人的性格，也照出了袁世凯的癖好：他发迹的那些年，身边养着四个身材异常高大的兵士做贴身卫士，好镇住老百姓。他坐在四人抬的轿子里过去，轿子两边各走一个这样的巨人，穿着黑边绛紫色的中国军服，脚蹬绒靴，头缠包头，佩着刀。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各国的文武代表，穿着各自军种的制服向他敬礼；他点头还礼，偶尔也照西洋的样子举手行礼。

袁世凯在天津的施政十分出色。他给天津老城办了一套完备的市政，给全省办了普通学校系统——后一件事，他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博士来筹划。他还开始编练北洋新军，这支军队后来达到八万人。他当时怎样对百姓行使权力，下面这件事可以说明：

一九〇二年，一个外国旅行者和这支军队里的一个兵起了纠纷。事情闹得复杂起来，让袁世凯很为难，他就把那个兵砍了头。可这个倒霉的兵偏偏出身一个有势力的人家，为了把事情压下去，总督只好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代价，给了受害的那家三四万两银子。同一年，直隶南部广宗县的百姓闹事，袁世凯派兵把县城围起来，照他自己的说法，处决了大约一千人。他在保定府解释这件事时说：

「外国人也许会因为这件事、因为这种办法看不起我，可这就是我的办法。」

他的军队差不多完全是洋操训练出来的，到一九〇二年他被召进北京的时候，已经成了中国外交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些成就标志着他在帝国治下权力和声望的顶点。他那时五十岁。九月十五日他生日那天，太皇太后赐给他的寿礼，价值据估算高得惊人，在太后漫长的统治里，论御赐恩典，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党派色彩如此鲜明的人竟得到如此隆重的恩宠，使馆区里议论纷纷，啧啧称奇。

袁世凯的官场生涯已经有二十四年了。一八八四年他得到第一个要职——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到汉城上任。一八八二年朝鲜发生国际纠纷——那一年朝鲜靠着与美国订约开放通商——之后，他接替统领当地清军的满洲将军。一八八四年与日本人的纠葛，让他得以把日本军队赶出朝鲜，把他们挤到一边去。随后他到天津与恩主李鸿章商议今后的方针：如何不让日本插手朝鲜内政。结果他升了官。一八八五年十月，他以大清「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身份回到汉城，这个名目与朝廷派驻西藏拉萨、蒙古库伦的大臣相仿。

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他到孝感、滠口去跟黎元洪将军谈妥协，这位如今的中国大总统，离他官场得意的舞台——直隶省——最远的一次，就是在汉城。他从没出过国，不懂任何外国语，也没有中国官员通常引以为荣的那种文学造诣。一位在汉城认识袁世凯的美国外交官，谈起他一八八四至一八九四年在那里任职的情形，说了下面这番话。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观察，这番话值得长久留存：

「那些年没见过袁的人，不懂什么叫傲慢。他就是傲慢的化身。他不肯跟别国公使见面来往，除非让他坐在一个宝座似的位子上，把他们当藩属的贡使来『接见』。朝鲜国宴上，他总坐在桌尾——那一头于是就成了上首。从宫门到觐见大殿有半英里路，他坐着轿子穿过宫里一直到殿前，先进去觐见；我们其余的人一路踩着泥走过去，还得在外头等着。

「在我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块头大、粗暴、好色、爱热闹的中国佬。他权力极大，常常砍中国赌徒和别的什么人的头，他在街边的这类消遣，我不情愿地亲眼见过几回。朝鲜的士绅不肯交出祖传的地产给他扩建他那宫殿似的公署，他就把人关起来。一八八四年那场兵变里，他有个兵，医生要截掉一条胳膊救他的命，他不许，说：『一条胳膊的兵有什么用？』可另一个兵，命保住了却当不成骑兵，他倒一直养着，发给他钱粮。他极其敏捷，毫不畏惧，非常鲁莽，却又肯跟唐绍仪等人商量，因此倒也还讲道理。他完全不择手段，但对他的恩主绝对忠心耿耿，对朋友也大多如此。挡他道的人、他的敌人，他会牺牲掉；可同时，为了恩主，他也随时肯牺牲自己。」

这是一位对手、一位老练的观察者说的话，说得很有生气，大可不必怀疑——除非是那些内情细节，在东方，要把这类事的情况和证据弄全，向来是毫无指望的。

袁世凯去汉城时还是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中国的大对头将要从这道大陆的门户进来，他就是看门的人。他有青年人的一些最好的品质——劲头、胆量、肯自我牺牲；可他身上军人的气质多过文官或政治家的气质。他没有经验可以借用，能帮上他的就只有一种根本的东西——一种玄妙的感觉，一种直觉。而这个他没有。

从他在一八八四年兵变中显出专横的那一刻起，日本就开始备战了。日本从经验里清楚知道中国会违背承诺，第二年便安排了一项条约，两国约定：不先知照对方，都不得派兵登陆朝鲜。人们指责袁世凯，说一八九四年机会一来，他就违反条约，请中国派兵镇压朝鲜的一场起事，从而落进了日本人的圈套，造成了开战的口实。

袁世凯得知清军已经动身开往朝鲜时，正在办一场官宴。消息是电报送来的，他本人和在座的日本官员客人同时收到。消息一来，宴席就散了。那些日本人自鸣得意，举动大为可疑，袁世凯慌了，立刻逃离汉城，连他的母亲和姬妾都没等着带走，留给几个同僚照料。

李鸿章在天津主持这些对日国事，已经成功地把美国拉进了这场纠葛，显然是指望着对日一战能赢。十年后仗打起来了，人们一向把开战归咎于袁世凯在汉城的傲慢。日本轻而易举地赢了，这证明袁是守错了门的人。可这十年的大错和它的后果，恰恰成就了他。

袁世凯回到天津时三十六岁；马关条约签订、中日战争结束时，他三十七岁。有三年时间，帝国的官员名录上不见他的名字；可到一八九七年七月，他出任直隶按察使，这说明他年纪大了，也聪明多了。同时这还显出一个有意思的事实：他在恩主李鸿章那里并没有失宠，而且正在结交朋友、结成同盟。

一八九八年九月，袁世凯得了侍郎衔（侍郎是中央政府各部的副长官），并统领一军。他在朝鲜的阅历没有白费，这从他全力以赴照外国军制练兵一事上就看得出来。一八九九年六月，他实授工部侍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署理山东巡抚，一九〇〇年三月实授。

我说的是一九〇八年九月，那时他的功劳和才干得到了太皇太后的承认。研究中国历史和国民性的外国观察家和学者都说，在看得见的中国人和满人里，只有他一个可以称作政治家，可以跻身各国人物中政治家的行列。

二十四年里，他从一个鲁莽的年轻军人被锤炼成了政治家。他起步时的底子是坚强的性格、聪明和肯听劝，后来又练出了明断的头脑和决断的魄力。最叫外国人佩服的是后一种品质，因为中国外交里几乎缺的就是这个；毫无疑问，最能让外国人送他「政治家」这顶桂冠的，也正是这一点。

一九〇八年九月过生日的时候，他站在了帝国治下声名的巅峰。他是公认的朝廷导师。那年夏天他住在颐和园附近的海淀村，在那里租了一座别墅，好离朝廷近些。我就是在那里去给他贺五十大寿、跟他谈中国的——那是帝国时代我最后一次见他。九月十四日他捎话给我，说想在九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两点，在他的别墅「挂甲屯」见我。可因为生日的种种庆典，又因为太皇太后给他的恩宠意外地惹得王公贵族和整个官场都来趋奉，日子只好往后推。一连好几天，他忙于入宫觐见，在别墅和城里之间来回奔走，处理当时正吃紧的满洲棘手事务，还要应酬前来拜会的亲王们和其他人——他们都在效法太皇太后的榜样。他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连外国人都赶着承认太皇太后在他身上盖下的这枚分量十足的印章。他的一生被翻出来细细审视，看他的伟大究竟在哪里。

我个人却有些失望。他看上去不像那么回事。他有点发福。他坐在椅子上，像个在马背上长大的人，两膝大大地叉开，像个蒙古人。看模样，他像个品级不高的武官。他有一双明亮锐利的眼睛，朝在场的中文秘书一闪，那意思明明白白：「一个字也不许译错。说话当心。」那双眼睛相当突出，已经有了点鼓胀的样子，年岁又让它更显得鼓了。他看上去不像五十岁，论他的体重，身手算是很灵活的，可中年时的好相貌无疑已经没了。他头上那顶中国小圆帽——帽子——推在后脑勺上。黑色的下垂胡子已经有点花白，开始稀稀拉拉。他黝黑而清爽的皮肤有些晦暗，颇透出人们指责他的那种酒食征逐的生活。

在汉城少年失策之后二十四年，他身上还看得出那位外国外交官初见他时所描绘的性格痕迹，那番观察显得相当公道。只是一切都已磨得圆润，成了一种讨人喜欢的老成。

他年轻时的傲慢还有余烬：他依旧两手按着膝盖，耸起肩膀，昂起头。这让他有一种中亚苏丹的气派。

岁月让他养成、磨炼出来的特点当中，有一样是：凡能打听到消息的地方，他都要打听。你从他那里得到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印象，都是他一门心思要弄清说话人的看法，弄清说话人懂的、知道的是些什么。我给他带去了我写日俄战争的几本书。那场战争时他是驻天津的总督，北京政府在中立问题和其他涉外问题上，凡有大事都要找他商量；在这些事上，他实际上就是政府的首脑。他自然大感兴趣，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兵和俄国兵究竟差在哪里。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中国的头一个问题。正是这种直抵要害、能沿着直线思考的本事，给他在外国人心目中赢得了地位。

送书之后，仆人端上茶来，我们互相举杯——在中国人的生活里，这总是表示拜访到此结束。我鞠了一躬出来，这位大军机把我送到院子里。

那是个无可挑剔的秋日，别墅的院子里洒满阳光，白杨树叶在阳光里闪闪发亮。别墅门外，给颐和园湖泊供水的泉水流过一片水芹，小鸭子叽叽喳喳地在水里扑腾。老柳树的枝条在一个小池塘上轻快地摇摆，一群像瓷娃娃似的中国姑娘在塘边快活地洗衣裳。

后来我回想这幅景象，袁世凯仿佛是被抬到这荣耀的顶峰上，只待这短短一个秋日，被高高举在华北无与伦比的阳光里，好让全世界看看他能跌得多深。袁世凯正站在政治的悬崖边上。

他最得宠的那一刻，同时也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

他进朝还不到一年，京城的强光——再亮的地方之星到了这里也要暗淡——就让他成了一颗寻常的星。北京官场争斗放射出的刺目光芒下，他铠甲上的弱点、每个名声都难免有的那些容易蒙尘之处，全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太皇太后赏赐成堆，成了他的敌人发动攻击的信号。那些赏赐好比一块磨盘挂在他脖子上。

就在御赐恩宠纷纷落到他头上的同时，一个名叫江春霖的御史上折弹劾他，湖北按察使梁鼎芬也跟着参了一本。后一个人把袁世凯的贬损者对他的看法和盘托出。「他少年时最爱的消遣，」梁鼎芬说，「是骑马击剑，不是个读书人。」接着这位参劾者讲袁世凯怎样靠太皇太后的宠臣荣禄提携，又怎样贿赂庆亲王而发迹——他说庆亲王起初三次拒绝接见袁世凯。庆亲王生性懦弱，开销又极大，袁世凯就钻了他的空子。袁世凯在朝中讨得欢心之后，又替他的党羽谋得高位。参劾者把这些党羽一一列举，警告朝廷：袁和他提拔的人在直隶和满洲掌握着那么大的兵权，朝廷应当警惕。最后，他把袁世凯比作曹操——汉朝的大奸臣，中国历史上三个最遭唾骂的人物之一。

弹章里没说出口的话，都在中国报纸上说出来了。报上把中国的种种不幸都算到他头上：祸根是他在中日战争里种下的，一八九八年的政变让它开了花。一九〇〇年中国险些因义和团起事而亡国，也是因为他——他把义和团从山东赶进直隶，等于把他们逼向北京。而由义和团引出的日俄战争，又让满洲实际上落到了外人手里。

要不是中日战争，中国的弱点不会一下子暴露出来；要不是那场政变，维新早就成功了，十年之内中国说不定已经跻身一等强国之列。中日一战，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中国几千年的国威也随之丧尽。为这个，百姓难道不想食其肉吗？然而被他出卖的皇上曾给过他空前的恩遇，就是他战死沙场也报答不了。可他为了荣华卖了主子，没有尽到他的本分。

贬损袁世凯的声浪闹得太皇太后命他自辩，朝廷下旨派溥伦贝子和大学士孙家鼐查办，主要查的是御史江春霖参他的那一款：说袁独揽政权，专断如同暴君，谁也奈何他不得。袁世凯不得不请了两个星期的病假，躲开朝廷。

加在袁世凯身上的罪名，拿来加在任何一个汉人或满人官员身上都一样说得通；要是太皇太后还活着，他本可以挺过去，影响和权力丝毫无损。中国需要他，太皇太后也需要他，因为她老了。弹劾之前先有丑闻。有人指责他家眷太多——传说姬妾有二十多个。这件事本身并不被看作伤风败俗，换一个没那么显要的官员，根本没人会觉得值得一提。他的对头们认为，整个满清一代，没有一个人的权势比得上他，连他的恩主李鸿章也不例外。

袁世凯一生中迄今最惊心动魄的三个月，就从九月里海淀别墅的那场寿庆开始。他顶住政敌的攻击六个星期。六个星期一满，皇帝和他的保护人、尊贵的太皇太后突然双双去世。又过了六个星期，他成了一尊倒下的偶像。三天之内他就不见了，他的位子上再也见不到他。一个星期之内，他已经完全消失在新朝的漩涡里。

袁世凯的倒台在中国并不稀罕，中国若无其事地走向下一件事。只有外国观察家停下来，掂量这位落马者的功过。许多人说，他错过了掌握国家、挽救国家的机会。他虽然是白手起家的人，却被指缺乏决心和魄力，否则他本可以压倒政敌、证明自己是个领袖。人们说，他虽有见识和政治才干，却没有力量抵挡那些消磨人志气的享乐。他没有学他的老师李鸿章那样克己，很早就向妻妾成群的那一套投了降。另一方面，人们也承认他的长处：能干，有治事之才，懂得宪政和外交，又有魄力、意志和决断。

事实是，他是中国在国外信用的支柱，中国对列强有过的唯一一项政策就是他制定的。他把外务部从笑柄里救了出来，让它成了能办事的机构。皇帝和他尊贵的恩主太皇太后去世后，皇位继承办得顺利，消息最灵通的外国人都归功于他。「是他头一个给中国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改革之路。」

离开北京时，他心里的怨愤对身边的人说了出来：

「现在倒要看看他们怎么办。就算他们派人来请我收拾局面，我也不再出山了。」

此后关于袁世凯的消息，就只有些他在河南卫辉府隐居生活的逸事。据说他在那里讲过：

「我此心可对天日，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他有一小块田产，整治田产和照料家人占去了他的时光。他的消遣是钓鱼。他照古人最推崇的样子，坐在芦苇边的船上，头戴老百姓那种普通的尖顶苇笠，披一件蓑衣遮阳挡雨。比起官场生活的浮华和排场，这是一种孤寂的、几乎是忧郁的生活。他躲避抛头露面，很少见客——只见世交故旧。他安于一个乡绅的简朴日子，家里用不着再养那一大群仆人。他是个大人物，他的遗憾与其说是为自己，不如说是为国家。他明白在摄政王治下的北京想做政治家有多少办不到的事，也懂得新生活给他的机会。他的心思和忧虑很多放在一个病弱的兄弟身上，他为他四处求医，从天津请来带着电池和其他疗法的外国医生。家里其余的人，他也一样照料。他感到失去了老同僚、老帮手的苦处，尤其是唐绍仪——唐当年跟他在朝鲜，外国人和中国人都说，袁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袁，是唐造就的。

「在某种意义上确是如此，」一位了解他的人写信给我说，「早年在朝鲜，袁对什么都生疏，唐确实把许多属于西方世界的东西讲给他听、给他开了窍，袁对唐生出了很深的感情。我甚至要说，这是这个人一生中唯一真正懂得的感情，因为他的家人、他的妻妾里，没有一个人占得了唐在他心里的位置。唐对他的影响大到我们常说，那简直是一种催眠。袁心里有一块柔软的地方，这对他是好事——他的心必然被国事和外交占满了，那可不是培育细腻情致的最好土壤。」

三十九大总统、国家与世界

袁世凯隐居期间，有人把他比作在营帐里生闷气的阿喀琉斯，比作在书房里横眉冷对的俾斯麦。他的心思自然回到旧日的战场上去，因为那些战场就是他的生平和性格，是他同世界、同国家、同总统之位、同他整个前途之间关系的全部实质。

袁世凯一生的大事，是与日本的冲突（一八九四年）、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年）和他被罢黜（一九〇九年）。这几件事都还是活生生的问题。他做了大总统，担起责任，无论转向哪一边，都会碰上它们。他在「花之共和国」里、在世界上是个什么样的人，从这几件事和它们的后果里可以看个全貌。最后一件又要追溯到第一件。朝廷罢黜他，一下子把我们带回汉城，带回中日两个民族之间那场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至今未被忘却的争斗，带回那位美国外交官所说的、袁世凯在汉城对各国公使摆出的傲慢。那位外交官说，袁「心里很清楚，这一套叫朝鲜国王〔袁逼着国王就范〕……和我们一样厌恶，尤其是日本公使——袁对他明摆着瞧不起。……直到一八九三年十月六日，我们相约，若不准像袁世凯那样骑马进宫就拒绝觐见国王，日本公使还是不敢跟我们一起——他对袁的那种做法可是打心底里赞成的。」袁世凯与日本人之间这样的初期交往，结局是袁世凯逃离汉城，此后日本公使坐着马车进宫觐见国王，与最尊贵的人平起平坐，最后日本吞并了朝鲜。

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袁世凯被罢黜、离开北京舞台时，他看到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日本——日本趁着中国那一次可怜的虚弱，站出来同时给了两者一击。那时唐绍仪作为财政专使即将抵达华盛顿，是袁世凯派去的，要借五千万美元的美国资本，用来统一中国币制、增强国力。日本认为他此行有损于它在中国的利益，表示反对。于是它趁机在华盛顿促成两国政府互换照会，表达彼此信任。日本把这件事预先打电报通知北京，用的那种方式，让中国派往华盛顿的专使陷于窘境，也让他此行的恩主和担保人袁世凯失了面子。

日本利用美日互换照会来抢在唐绍仪前头、败坏袁世凯的信誉，这是压在袁那边秤盘上的一块砝码。日本把它与美国达成的谅解通知中国，通知到北京时，离袁被罢黜只有两天。很可能只有日本事先知道这个霹雳要落下来。霹雳落下时，其他各国都又惊又忧。上谕说：「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袁世凯在北京的处境是这样的：中日战争后李鸿章离开天津，袁世凯讨得李鸿章的继任者荣禄的欢心，在荣禄手下统领并扩充直隶的新式陆军。荣禄于一九〇三年去世，袁世凯便向庆亲王那边经营自己的利益，以补太皇太后之外的另一重倚靠。这时，除了太皇太后和庆亲王，满人都跟他作对，同情已故光绪皇帝的那些汉人党人也跟他作对——御史江春霖就是其中之一。他自己那一派的人，离北京最近的就是他在天津的继任者、直隶总督杨士骧。当权者里他的大对头是摄政王、同为外务部尚书的那桐，还有陆军部尚书铁良。军机大臣张之洞，中国首屈一指的儒学大家，对他并无恶感，却无能为力，对他被罢黜也和别人一样吃惊。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朝廷赏给庆亲王一个世袭罔替的亲王爵位，作为安抚这位老臣的贿赂。摄政王召见了弹劾袁世凯的那位御史。第二天，摄政王把一道上谕交军机处核议，据说是要为维新派康有为在一八九八年维新运动中的罪名昭雪。庆亲王和袁世凯不赞成，上谕撤回了。两位军机大臣都明白，想为已故皇帝的维新党恢复名誉，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袁世凯可被看作这一党的仇人。庆亲王并没有被摄政王的赏赐骗过去，反倒起了警觉。为了辞谢这份荣宠，他去见摄政王。摄政王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子，说这是他的安排，庆亲王收下就是了，该知足了。老亲王回到家里就病了，从此闭门不出。一月二日，袁世凯正在外务部，接到一道通知，召军机大臣入对。他去了军机处。正要进门，有人告诉他不必进去了。他立刻赶回家，当晚就把家中女眷送上火车去了天津。摄政王在军机处把签好名、盖好印的罢黜上谕摆在目瞪口呆的军机大臣们面前，不许讨论，叫他们副署。军机大臣没有到齐，庆亲王的名字也签上了，名字对面打了个钩，表示他不在场。

下午两点五十分，各国公使得知了罢黜上谕。两个钟头之内，英、德、美三国公使就在英国公使馆会商，晚上又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其他各国的代表也到了。显然日本事先知道摄政王的打算，它是这局面里靠不住的一方。

英美两国公使一致认为，罢黜袁世凯这件事，列强不能不闻不问。一月三日，他们会见德、日两国公使，提出一份准备向中国外务部交涉的大纲。大家都同意和平和各国利益已处于危险之中，可日本反对采取任何行动，理由是外国利益在技术上并未牵涉进去，因此外国出面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德国也附和日本。

袁世凯逃到天津，躲进英租界的利顺德饭店。朝廷和军机处见袁世凯出逃、各国公使又在活动，都慌了，派了一名信使——正是袁世凯自己的儿子——追去，保证只要他回来，军机处担保他的安全。拟这道口信的军机大臣们说明，他们是奉命遵行罢黜上谕的；又解释说，袁世凯若是留在外头不回来，就坐实了外界对真实局势的误解，中国就要面临列强方面的危险。

这份劝告上有庆亲王的签名，袁世凯放了心，立刻回了北京。家眷星期一跟着回来，一月五日星期二，他乘专车去了河南卫辉府。

中国报界几乎众口一词，说袁世凯被罢黜是因为他在一八九八年政变中扮演的角色——那场政变让皇帝的维新党和它的纲领失败了，维新派说那是袁世凯出卖的结果。北京所有的报纸得到的都是这个说法。据报道，弹劾他的罪状有十二款到三十二款不等，一般认为都是就这件事罗织的。摄政王接受了这些罪状，而且放出话来，他决意不再和袁世凯一同治理中国。已故光绪皇帝到死都对袁世凯怀恨在心，这是事实。有一个流传不息、有鼻子有眼的说法：光绪临终在病床上写了一道遗命，说维新运动失败，袁世凯罪责难逃，嘱咐后人务必不让袁世凯逃脱惩罚。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摄政王家族和新立的隆裕皇太后家族里有众多手头拮据的成员，要重新分配朝廷的恩赏肥缺给他们，袁世凯是个障碍；原先的维新党——它的继承者是普遍的维新运动——想独占它认为在光绪朝理应归它的遗产，袁世凯也是个障碍。拿来除掉袁世凯的那些罪名，出自的不是爱国心，而是嫉妒和贪婪；软弱的摄政王和歇斯底里的隆裕皇太后（她天天在她皇帝的灵柩前哭号）都没有力量抵挡报复的诱惑。

他们这番举动愚蠢可怜，却还不足以激得袁世凯出来为自己辩护。

他沉默了十三年——直到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他应朝廷救国的召唤回北京复职，与此同时，第一次向世人解释了一八九八年那段往事，表明当初罢黜他的那些表面罪名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根据。作为帝国一方最后的在世者，为了让后世知道真相，他对莫理循博士讲了下面这番话，大意如下：

「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八日夜里，维新派谭嗣同——康有为一党的人，军机章京——来见我。他一心要干的那桩密谋，主要的事实大家都知道了；可报上登出来的所谓我参与其中的说法，大都歪曲了事实。康有为领头的维新党认为太皇太后和直隶总督荣禄挡了他们维新的路，密谋把两人除掉。荣禄要在他天津的衙门里处死，太皇太后要作为国事犯幽禁起来。我的维新主张人所共知，所以要我来执行这个计划：我到天津去，把我的恩主和恩人荣禄处死，然后立刻带我那一军洋操队伍回北京，在那里把太皇太后抓起来关住。

「谭嗣同把仆人都支出屋去，寒暄几句之后，把荣禄痛骂了一通，然后把这个计划摆在我面前，说皇上已经同意并批准了。他拿出一份用普通黑墨写的密谋草稿，请我合作。

「我答道，并没有皇上的旨意命我办这件事。

「谭嗣同说，二十日皇上一定会有密旨下来。我又提出，这样的计划不能仓促行事，需要从长计议，还得有『朱谕』。谭说：

「『谕旨就在我身上。』随即递给我一份黑墨写的文件，字迹工整，口气仿佛出自皇上。上面说，皇上决意变法，可处处遭到守旧派的阻挠，着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维新党里最活跃的四个人〕筹一个『良策』。

「我又一次提出，这份文件不是谕旨，因为它不是朱笔写的，也没提处死荣禄、把太皇太后幽禁在颐和园的事。谭说朱谕在林旭手里，拿出来的只是抄件；又说，其实三天前就已经下过一道谕旨了。他向我保证，『良策』二字指的就是处置荣禄、幽禁太皇太后。

「我坚持要看皇上的朱谕，谭拿不出来，所以我们之间什么也没说定。临走时，谭说：

「『全靠你了。』

「我拿定主意，二十日觐见时，借谈变法来探一探皇上的口风。于是召见时，我讲了新政以及推行的难处，先皇听了我的话很是感动，却一字未提那个『良策』。

「守旧派也在活动。怀塔布、立山和杨崇伊〔他的儿子娶了李经方大人的女儿〕跑到天津，跟荣禄密议。荣禄通过他们，又通过跟守旧派的联络，对外头的动静了如指掌。

「我觐见皇上退出来，在火车站会合了一位朋友，就去了天津。晚上到天津，我去见荣禄，他对我说：

「『你是来要我脑袋的。你最好全都招了吧，因为有个人〔杨崇伊〕，在你来之前刚在这里，什么都告诉我了。』

「『您听到的，不过是几个政客的阴谋，』我说，『皇上对我一字没提这样的计划，皇上与此事无干。』

「谈到这里，有人通报已故的叶提督来了，后来达佑文也到了。他们一直坐到夜里十一点，我看没机会再谈下去，就回了下处。第二天早上，九月二十一日，荣禄来看我，说：

「『近来北京的朋友屡次把维新派的一举一动详详细细告诉我。他们的胆子大得惊人。我们必须把皇上从他们手里救出来。』

「荣禄回到衙门，召达佑文商议，晚上又派人叫我去。杨崇伊也在，拿出一道电传的上谕，告诉荣禄：维新派的密谋已在北京败露，皇上已被看管起来，太皇太后重新训政。荣禄打发我走的时候，指着茶杯说：『你可以喝——你的茶里没有毒。』

「四天以后，九月二十五日，荣禄被召进京；九月二十八日调入军机处，授以节制各军的大权。」

这番叙述表明，一八九八年的维新派、中外报界、袁世凯的敌人和对手，把袁世凯在一八九八年维新失败中的责任、他在政变中的分量，都大大夸大了。它还表明了更多的东西。它表明，到一九〇八年底、袁世凯倒台的前夕，世人对他这一段经历的普遍看法，作为一件武器，对他的对手们有多大用处。这些对手，一个是康有为那一派原先的维新运动，一个是外人。在中国事务上利害最切身、任何一点好处都至关紧要的外人，是日本。袁世凯一被罢黜，欧美各国公使和袁世凯自己一派的人都本能地看出，日本是个对头。日本扶持的人选那桐——日本支持他的利益，与它的对手袁世凯相抗——立刻被任命接替袁世凯。那桐多次出使日本，头一次是一九〇一年的谢罪之行，为一九〇〇年日本使馆书记官在北京被义和团杀害一事赔礼道歉；从那以后，他被公认为亲日派，无人反驳。

这一回，日本拒绝与英美一道就中国罢黜袁世凯这种不讲道理的做法所带来的危险向中国交涉，被人指责对它的盟国英国不忠，对各国在华利益一体这条原则不忠。

日本的辩解也必须记下来。它表示，它本来会站在多数公使一边；可既然多数——它当然把那些在中国没有主动权的国家也算了进去——不打算采取行动，它就保持中立。日本宣布立场的时候，就各国公使的行动而言，局面已经跟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不相干了。对日本来说，局面已经严格按照东亚外交那一套——对既成事实照单全收——安排妥当了。不过日本在这件事上的立场和做法，在外交上是无可辩驳的。

一九〇九年一月十五日，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和美国公使柔克义奉各自政府的训令，拜访外务部和宗人府的首脑、袁世凯硕果仅存的恩主庆亲王，表达两国政府对袁世凯被罢黜以及中国政策的关切。这一举动迫使中国正式表明它的政策。中国由此正式表态：与列强的传统关系照旧延续，决无变更；而且，这一举动让朝廷和王室确认并牢牢记住，袁世凯的安全对中国的福祉何等要紧，从而把东亚的头等大问题摆到了全世界各国面前：中国对日本，日本对中国。

这就是此时此刻袁世凯的分量，是他在中国前途中的重要性。我之所以讲这些细节，是因为人们和各国必须充分了解那些引出中国这场斗争的事件，这极为重要——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一场斗争。

从袁世凯约定日期、我最后一次见他算起，恰好过了三年半。再见到他时，他已经当了一个星期的大总统。我这次是私人拜访。我上午十点去的，他的秘书蔡廷干领我进去。大总统很忙，有许多事要占他的时间。我的拜访是预先约好的；蔡已经跟大总统提过，提醒他我一九〇八年曾到海淀别墅拜访过他，那次送了几本书。

蔡和我穿过詹美生修的外务部大楼的花园。门廊前冬日的灌木上还扎着盛开的粉红纸玫瑰，即使在明亮的冬日阳光里，花园也显得既热闹又冷清。

门廊和门口、门槛和楼梯、楼梯平台上的卫兵，都向我们敬礼。

「在这里坐吧，」蔡说，把我让进一间接待室。

「请来吧，」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说。

袁见过的外国人多了。他早就习惯了，和李鸿章一样，忙着或烦心的时候就露在脸上，心里盘算着客人什么时候走。外国人说，袁在想着炸弹。政府还没有，可他要跟外国人就国际问题谈判，还要设法借这些问题从富裕的外国弄钱，填进中国一贫如洗的国库，有一大堆事要做。

他脸色黝黑，黑得发褐，但不像他近来的照片上那样白发苍苍、那样老。他隐居和放逐时蓄的络腮胡刮掉了，只留下唇上的胡子——我记得那是黑的，如今已经花白。他的眼睛有些往外突，呼吸有点短促，一个相当胖的人也就该是这样。他站着跟我握手。我问他这几年过得可好，他说很好。他请我坐，我们在正对着门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屋里是西式陈设，不过也有些中式的舒适家什。除了我们私人之间的交情，我只有一件事要谈——他自己的人民，尤其是人民与他们自己的事务之间的关系。我刚去过广州，头一件引起他注意的就是这个。

「那边怎么样？」他立刻问道。

我告诉他，那里的人很快就忘了革命叛乱的口号，提出了共和前途这个大问题。他凝神听着。就在这一刻，我对「大总统」有了第一个鲜明的印象。他给我的印象，像是一个无能为力、被推到一个陌生位置上的人。当然，在我看来，他不像个大总统。他问了些问题，等我说完，他没发表看法，只是在心里盘算着什么。我告诉他，我和许多关心中国的人谈过，其中最有名望的那些人对革命运动的看法，与阁下最初的看法一致，就是：中国不宜走得太快，起初似乎还是君主制那样的中央集权政府最合适。袁这才说出了心里的话：

「中国眼下的情形，已经不是几个人能决定的了。他们什么也做不成，中国的前途掌握在全体人民手里。如今责任在大家身上，人人都要尽其所能。」

我想，正是他这番承认自己无能为力的话，引得我说起我就要动身去西方国家了。自然会有许多人问我怎么看，我会把我的观察讲给他们听。我关心的是促进中国的最大利益，我对他说，凡是我能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我都乐意去做。如果阁下知道有什么这样的事可以提出来，又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很乐意效劳。

「贵国和敝国如今是同一种政体了，」他说，「你能为中国做很多事。我们两国一向关系亲密，美国一向是中国的好朋友。你可以替我们说说好话。希望你回去以后这样做。」

没有人比袁世凯更懂得援助对中国的价值。他看到的是中国的本来面目。王朝是件小事——可以打发掉。共和虽是个伟大的目标，却只是个名目——也可以打发掉。百姓对王朝、对帝国意味着什么所知无几，对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一样所知无几。他曾把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抓在手里，与革命党对峙。如今他领着一个女人、一个小男孩和无数的百姓，一面防着他们自己伤了自己，一面独力对抗全世界。

四十剪辫会

黎元洪、孙中山、袁世凯，三巨头是三个人。只讲到他们为止，就把中国漏掉了，把共和今后若要存在就必须包含的一切都漏掉了。真正存在的是人民，他们才是全部答案。人民头一个普遍的举动，是冲着辫子来的——在北京以外，辫子差不多就是中国境内满人留下的全部东西了。

「我宁可掉脑袋，也不剪辫子，」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北京资政院一位德高望重的汉人议员在发言中这样说，反对废除辫子的议案。辫子议案当即通过，再没有别人反对。一细看，议案的条文只是说留不留辫子听便，并没有废除辫子，也没有处罚留辫子的人。再细看那位老先生的脑袋，他慷慨激昂维护的那条辫子，不过是一小撮，只靠几根拼死挣扎的头发连着。

他代表着守旧的中国对一切既成习俗的态度。不过他在辫子问题上的态度，北方色彩多于南方。我经过华北——辫子风俗的发源地——时注意到，那里看不出有什么剪辫的事。满洲是一六一八年兴起这个风俗的地方，那里的政府、百姓对北京的态度，都没有真正变过。那里发表过一份热闹的独立宣言，却没有实在的东西。从那里进入京畿直隶，我到处看到辫子。在山东也到处看到，风俗照旧，只有烟台例外——那是个由共和军占着的共和口岸。满人统治者自己并不反对中国人不留辫子，可百姓不愿意改：一是习惯，二是不管他们做什么，在即将来临的叛乱中都可能被仇家拿来当把柄。袁世凯剪了辫子，表明他所效力的政府并没有把这种样式强加给他。

这一整片地方都是守旧的中国——是过去。可是共和那破除偶像的当下——它竟至于把古代的名胜拿来当炮兵练靶的目标——头一个就向辫子开刀。帝国自古以来就以长江为界，南北在性情和社会上一分为二；这次起事，南北两边在一切风尚上的态度，更把这条界线凸显出来了。北方守旧，保留着原有的装束。南方什么新就抓什么，外表上尤其如此。南方还残留着「长毛」（太平天国）时代那股在头发上做文章的风气。那里最早的民众运动之一，就是在一片欢天喜地、嘻嘻哈哈的气氛里牺牲辫子。那是一种「行军穿过佐治亚」——歌里唱的，连红薯都会「从地里蹦出来」。

在我看来，真正剪辫的最初迹象出现在天津。到了上海——那里曾是禁烟斗运动的中心——它发展成了大学生恶作剧的样子；到了广州，更成了一种大众消遣，像全城过节一样，一闹好几天。我敢说，这一场剪刀战役里剪掉的辫子，比禁烟运动里砸掉的烟枪还多。阳光下寒光一闪，咔嚓一声，油光发亮的辫子就没了。

一座两百二十五万人口的城市，三天之后街上看不到一条辫子。决心保住自己那条古老而体面的附属物的市民，只好躲在家里提心吊胆。凡是能拿把剪刀武装起来的共和党人，那几天都像过节一样。他们在街上游来荡去，见辫子就剪。店主们也加入了这一伙伙、一群群剪辫子的法外之徒，个个兴高采烈，等着那些毫无防备的受害者——挑夫、轿夫、教书先生、店员、农夫。咔嚓一下，受害者的辫子就掉了——他那副窘相招来人群一阵欢呼怪叫。这是一场广州式的、光天化日之下的「波士顿倾茶会」。

想坐轿子穿城的客人，恼火地发现轿夫换了一条绕远的新路。

「往哪儿去？为什么不走大路？」他们问。

轿子落了地——轿夫们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好，其中一个怯生生地答道：

「走那边要碰上剪辫子的，辫子就保不住了。」

过路人躲不了多久。他要是慌了，钻进附近的铺子里躲一躲，没有人追进去。可他终究逃不掉。他总得回家，等他出来，就会发现敌人比先前更起劲，人也更多了。于是这位市民只好走开，最后含笑大大方方地舍了辫子——中国人必要时舍掉脑袋也是这副样子。「保全面子」是他丢了辫子的补偿，和他遭遇任何灾祸时一样。

剪辫的狂热蔓延开来。一家外国缝纫机公司的中国代理人立刻抓住机会做广告。他在店里开了个剃头铺，宣布免费剪辫。未来的共和国民差点把他的店挤爆了。一个饭馆老板刚买了一把好剪刀，也加入了这场群众运动。事后他夸口说，他至少剪了三百条辫子。街上的兴头渐渐下去了，剪辫子的就跑到江边，等着旅客上岸，把那些目瞪口呆、束手无策的外乡人一个个剪了。人民正在把中国变成一个「共和国」。

经过这番「共和化」，中国人摆出的派头，常常叫我们外国人有点吃惊。举个例子：我的一位朋友过新年时，照惯例给他的「仆欧」半个月的工钱——就是通常的「赏钱」或者说小费——那仆欧却客客气气地说「不，谢谢」，推辞不要。这就是共和的观念：大家都是国民。

这个「新」中国，叫人无从习惯。根本来不及。扔掉辫子只是尝了个鲜：接着它就开始换装，这一回女人也加入了——洋帽子、手杖、洋伞，还有，您瞧，洋服。洋式衣服的需求大得很，一家大扇子铺在那个季节——深秋——本来没什么活，便开了一家帽子作坊，生意兴隆。西式裁缝铺以前只能靠跟外国人做点小买卖勉强糊口，这时被中国顾客团团围住，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反倒什么也做不成了。华南所有的缝纫机都卖空了，拿去装备裁缝铺。

在我这样一个从旁研究的看客眼里，广东人在外表上正变成一种介于一九〇五年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和一八七〇年的日本维新人士之间的样子。许多广东人长得很像日本人（华南沿海的一些部族与日本人有血缘关系）。广州到处冒出了帽子，就像七十年代的日本一样。一九一二年二月过中国新年——据说这是最后一次过旧历年——男人差不多都穿上了西式裤子。许多人穿着西式剪裁的上衣，有的还穿着西式皮鞋。不少人把洋式内衣当外衣穿出来，叫我们大吃一惊：衬裤用背带吊着，袜子用一种美国名牌吊袜带吊着，吊袜带还得意洋洋地露在外面。西方女人爱「蹒跚裙」，也比不上中国共和党人爱这些露在外面的吊袜带、背带和成套的内衣。

与这些洋派行头相配，抽烟的人急于采用洋玩意儿，抽起马尼拉和荷兰雪茄来，连锡纸包装都不剥。这一来，点着的雪茄就成了一台台小小的、突突冒烟的蒸汽机，不停地往外喷烟。抽烟的人并不在乎这点小事。广州人的心随着共和和共和所意味的一切新风尚、新习俗强有力地跳动着。

在长江上，剪不剪辫子，要看中国历史分界线上那种性情怎么决定。不过在上海到汉口之间旅客看得到的地方，几乎一条辫子也不剩了。说来奇怪，在上海，上层阶级剪了辫子，很痛快地接受了这个新花样。倒是下层阶级——苦力和工人，尤其是江边的——成了守旧派。他们不肯舍弃辫子。在长江以北那片共和军与帝国军对峙的争夺地带，百姓经过世世代代饥荒、战乱的蹂躏和官吏的盘剥，变得乖巧了，走中间路线求平安。在帝国军将领张勋的大本营南宿州——后来被共和军占了——百姓来了个折中：在脖子很低的地方把辫子剪掉。这样，剪下来的那截还可以编回去，「等张勋将军回来的时候」。

这场叛乱绝没有把辫子废掉。共和宣布成立六个月以后，共和地区的人还把辫子藏在新买的洋帽子底下。北方仍以辫子为风俗，那里还沿用着把假辫子缝在帽子里衬上的老办法。有一位广东老先生到沙面拜访外国朋友，他没法让风行一时的狂热与自尊和体面调和起来。他改不了一辈子的样式。不过他倒愿意戴一顶洋帽子，辫子就藏在帽子底下。在外国人家里吃饭，他也不肯摘帽子，生怕那家的共和派仆人经不住诱惑，偷偷给他来一剪子。

北京和长江之间的河南、安徽一带，尤其是闹饥荒的地方，成了一种无人地带，共和军和帝国军都在那里抢掠，土匪也在那里作祸。在这里，有几个中国人——外国人的仆人——在一切计谋都失灵之后，靠着紧跟外国主人保住了辫子。美国红十字会工程师詹美生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冬天在灾区考察，吩咐他的仆人把行李送到南宿州火车站，在那里等他来搭火车。几个「仆欧」（在中国，上等仆人都这么叫）推三阻四，嘀咕个没完，显然是不敢去。

「老爷不走那边吗？」他们问。

「怎么了？」詹美生问，「你们怕辫子被剪掉？」

「是啊，」仆欧们说，「城门口站着人，农夫进城赶集，辫子一律剪掉，他们也会要剪我们的。」

中国是个剃头匠的国度，剃头匠在社会体制里占着一个特别的位置。他们是走街串巷的一类人，最常见到他们的地方之一，是衙门或官邸前的空场。按律例，他们不得求上进，不得做官。另一方面，据说剃头匠的标志——剃头挑子上的一根矮杆——是每座衙门前那几根大旗杆的缩影，表示早年剃头匠有权砍掉不肯照辫子样式剃头的人的脑袋；大概只是有权叫人去惩处他们。被罚去干一门世代相传的行当，得到的补偿却是一种奇特的权力：强迫百姓来养活他们这一行。

随军记者和别人一样，对于一个国家和它人民的风俗，有许多成见得改一改、调一调。我细究之后发现，世上对中国辫子及其象征意义的通行看法，我没法再抱着不放了。那种看法认为，中国人留辫子是被迫的，辫子可憎，因为它象征着中国人对统治他们的满族的臣服。可这话就算曾经对过，现在也不对了。满人被推翻的时候，辫子在中国已经是一种固定的样式。

多年来，海外的中国人为了时髦剪掉了辫子，中国境内外国租界里也有人剪了。维新运动开始时——在这场叛乱之前十年——维新派剪掉辫子，冒犯了习俗，冒犯了百姓的保守观念，也冒犯了国家的观念。他们这样做，是表示对现行政体的蔑视。这是激进派的一种过火之举，莽撞，常常还很危险。他们拿自己留辫子或不留辫子的脑袋去赌，就像加里波第拿他那顶戴着小圆帽的脑袋去赌一样。他们把加里波第这样的人奉为偶像。他们像法国革命者那样把帽子抛向空中。他们学会了把辫子当作偶像来践踏、来辱骂——那偶像代表着他们对造成中国现状的那些人的种种怨恨和不平——并且像他们的同胞牺牲烟枪那样牺牲辫子。

外国人把辫子叫作「猪尾巴」来取笑，这让许多到过欧美的中国学生很恼火。欧美人一到中国，看见「猪尾巴」就哈哈大笑。这就怪了，因为仅仅一百年前，辫子在欧美还很时兴；这种相当雅致而庄重的头饰，至今在英国法庭的法官中间还很流行。一九〇〇年解北京使馆之围时，外国士兵把中国人和满人的辫子剪下来当战利品——这有点像剥头皮。一个美国兵想给我一个大人情，送了我一件这样的宝贝，是从一个死在前门前面那片方场上的满洲兵头上剪下来的。他从他的储物箱里拿出来，用纸仔仔细细包着，可见他有多珍视。外国兵从北京人去楼空的店铺和府第里抢来的丝绸、瓷器、象牙、景泰蓝、漆器都丢了，这件东西他却保住了。

据我所知，历史并没有怠慢中国的辫子。中国的万历皇帝卷进了边疆政治，错误地支持了一个与正在崛起的满洲人努尔哈赤为敌的酋长。努尔哈赤进兵中国作为报复，一六一八年向辽东进军。万历派去抵御的军队被各个击破，努尔哈赤吞并了辽东。据中国史书记载，这一带的首府辽阳的百姓「剃发以示归顺新主」。卜舫济提到这件事时说：「这是一种后来遍行中国的风俗第一次见于记载。」事实上，辫子这副枷锁，让满人受汉人的束缚，比让汉人受满人的束缚还要厉害。满人赐给汉人的这种颇为雅致的样式——在衣冠上，它无疑占了中国士绅引以为傲的那份体面的一半，他为自己、为他的民族而骄傲——满人却在其中找到了一副镣铐，最终把他自己送了终。

辫子在中国的造反中向来扮演着一个富有色彩的角色。一六四四年以来，中国的造反不管起初目的是什么，最后总是变成反满。即便开头不是这样，它迟早与满人的权力发生冲突，也就变成了这样。中国人「自己管自己」，而除了普通的偷盗、杀人这类个人犯罪，对付土匪和任何形式的不法之徒，就只有满人的权力这一股力量。久而久之，中国的一切运动都被怀疑、被看作是反满的。太平天国是满人二百六十八年历史上遇到的最大的一场叛乱，它本是一场宗教运动，名字的意思是「天下太平」。朝廷非镇压它不可的时候，它的信徒便掉转头来反对政府，不再剃前额的头发。他们喊出了「打倒满人！」的口号。老百姓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长毛」。在中国，造反的人到处都被叫作「长毛」。那场运动消失之后，辫子又在帝国遍行起来，作为一种样式，很可能还要保留一些时候。百姓的守旧可以保证他们会死守许多既成的习俗。

至少从一八九八年起，满人和汉人之间、汉人自己的队伍里，就一直在为废除辫子而斗争。那一年，光绪皇帝和他的维新同僚下诏废除辫子。这是引出那年政变的新政之一。这件事和皇帝的其他举动，结果使他被废黜，余生实际上被幽禁起来。他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去世。辫子这种样式，汉人的士大夫和政治家与满人一样热切地死守着。满人害怕这种新花样，只是因为它表现并激发着造反，预示着洪水将至——这一点他们再明白不过了。辫子那时只是一种习俗。早在二十年前，外国史家已经在写满人的衰落了，那时它就只是一种习俗。

一九〇七年，北京纵火案频发，华北也流行起剪辫子来。这让满人大为惊恐。太皇太后当时整顿了警察，下令在所有街道上每隔不远就放一桶水，以防火灾。北京显出一副不寻常的、十足革命的模样。

一九一一年的叛乱爆发之前，朝廷下诏，取消了辫子原有的一切政治含义。维新派再也没有理由把剪辫当作蔑视国家的标志了。这种蔑视方式已经失去了效力。太皇太后抢在了他们前头，也抢在了中国的造反前头。

一九一一年一月，维新派的汉人和满人聚在一起开会，讨论辫子问题，彼此约定剪掉辫子，放一阵鞭炮庆祝，只当是一场玩闹。不过这件事还是引起了一定的骚动，惊动了隆裕皇太后和朝廷。隆裕皇太后征询各省督抚的意见，因为此事务必不能闹出危险来。取笑辫子是维新派的手段之一，他们借用了外国人「猪尾巴」这个诨名，因为它带着一种可憎的意味。他们还变本加厉：维新派报纸把中国男人比作长尾巴的动物，登出「有尾一族」的漫画，画的主要是中国人、狗和猪。辫子被称作世俗落后的标志，它使中国落在一切国家后面，成了人类的尾巴。

可事实上，维新派差一点就错过了拿辫子样式当革命资本的机会。满人里数一数二的人物、陆军大臣荫昌将军，连同他的全体僚属，都已经剪了辫子。北京有一家报纸说隆裕皇太后反对剪辫运动，被皇家警察勒令停刊。对这场运动泼冷水的，只有京师大学堂——那所学校的程度还不如西方的一所中学——这类地方的读书人；那里的学生总是乐于找机会去惊吓、冒犯他们守旧古板的长辈。

一九一一年十月，剪辫在武昌得到了共和方面的认可：黎元洪将军准许剪辫，并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这使短发成了效忠革命的标志。其他城市和省份加入共和起义时，都宣布废除辫子。十一月十五日，浙江杭州的革命军司令发布告示说，自从鞑靼人进了长城，辫子就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标志；中国人头上拖着这么个无用的东西，几乎垂到脚后跟，所以遭人耻笑。因此，他们应当在一个月之内剪掉辫子——这臣服于鞑靼人的标志。凡是拒不剪辫的，不得享有守法良民的权利。

告示发出六天之后，城门口的革命军官、卫兵和警察就开始强行剪百姓的辫子了。

这时资政院把这件事提了出来，朝廷本想装作没看见，也不得不理会了，发了一道简短而有意思的上谕——这是它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上谕之一。上谕说：「资政院奏请速降明谕，即行剪发，以示大同一折。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钦此。」上面盖着御宝，有全体国务大臣副署。

维新派和革命党这时做的，恰恰就是满人当年做过的：他们把这件事当成了检验忠诚的试金石。于是出现了一些场面，跟当初推行辫子时的情形不无相似。在浙江嘉兴，共和当局发布废辫告示，街上又出现了偷偷剪人辫子的猎辫者，商人们便关门罢市以示抗议。义勇队只好出来维持秩序；随后又发了一道告示安抚百姓，说那些剪辫子的是自作主张，却又替他们辩护，说这是件好事。百姓对剪辫并无成见，不久就心甘情愿地剪了。

辫子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忠诚的标志。它不过已经成了一种样式——湖南长沙的情形就说明了这一点。长沙是最反满的中心之一，那里的人对剪辫运动却十分反感，猎辫者一出现，革命军司令就发告示禁止他们。贵州贵阳的士兵，大多不肯服从剪辫的告示。

一九一二年七月，风潮大体已经平息，烟台和山东别处又闹起了一阵猎辫。结果激起了人心的反感，昌邑一场剪辫骚乱的三个为首的人被处决了。长江以南起义各省，辫子大体废除了，可百姓接受这番改变，依的是朝廷上谕的精神，而不是共和告示的精神：留不留辫子，听凭自便。

剪辫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挑起争论和对立，引出革命起义——之后，作为一个问题，它的性质变了。在朝廷复辟、或者效忠当权的寡头这类问题上，它或许还会演一出热闹戏；可它早就不再与中国的革命问题——做一个中国人的问题——有什么重要关系了。

四十一中国的报界

德国人说，在专制国家（像德国、奥地利或俄国），报纸没那么要紧；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报纸的影响就是一切。在革命运动中，报纸是唯一能把个人意见传遍全国的普遍渠道，把一个团体和另一个团体、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连在一起。

中国的「留学生」——这个词指的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青年——最早在国外领教了报纸的影响力，很快又在中国显示了这种影响力。一九〇〇年是革命兴起的年份，在那之前，中国站得住脚的报纸不过五六家，所以可以说，中国的报界就是那场革命。

等德国人醒悟过来，需要提防中国报纸的批评时，日本和俄国已经在京城有了自己办的中文报纸。据外国人观察，革命叛乱爆发时，北京出版的报纸和期刊一共有二十六种。全国的报纸估计将近两百家。

北京是报业的中心。各大城市都冒出了报纸，起事的是南方，可全国性的报界却是从北京造就的；西方报业用几十年演完的一幕幕戏，这里五年之内全演完了。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战争之后，中国人办起了报纸。北京最早的维新刊物之一是一九〇二年创办的《启蒙画报》。它登些地理、博物、物理方面的小故事，还有《伊索寓言》的选段。在这个天真无邪的刊名底下，许多道理被推送到了民众中间。它的主要宗旨，是纠正百姓对外国的无数谬见。它的主人黄思永是位老先生，以文章、慈善和维新闻名。我在他家里住过，他那段像任何东方传奇一样离奇的身世，我知道得很清楚。经历了一长串难以置信的遭遇和冒险之后，他在一九〇〇年被义和团头目关了起来，家人失散，房子被毁。《启蒙画报》把他那些义和团同胞干下的种种丑事详详细细讲了出来，凡是有自尊心的中国人读了都会觉得羞耻。

到一九〇三年，年轻的维新派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报界。他们请日本人教他们使用外国印刷机器和照相制版的技术。他们用的是日本来的铅字。我们家里的报业也有日本人参与，中国人跟他们虽然很难相处，但看在他们能教东西的份上，也就容忍了。琉璃厂——那时是中国报人聚集的地方——有一个报人圈子，我被接纳了进去。那里的编辑们正摸索着朝日本人和西方人所拥有的一切走去，他们的报纸不停地揣测中国在这个、那个、另一个方面的实力。

我们常在北京外城那些新潮的半中半西的馆子里围着酒桌讨论——那里的饭菜贵得很，却不中不西——也在我们自己家里讨论，家里只有简单实在的中国饭菜。这些初出茅庐的报人问了许多问题，问西方百姓和官员的关系，尤其是共和国里官员和国民的关系。对其中一个问题，我记得我曾回答说，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我的国家差别很大。

「更常见的是，」我说，「百姓瞧不起做官的，特别是那些钻营官位的人，觉得自己比那号人高一等。」

没过多久，那位听我说话的人所在的报纸上，就登出了一幅表达这个意思的漫画。

西方报界在那时的影响，从报名上就看得出来。从全国各地的中文报纸里拣出一些，报名是这样的：《画报》《天下报》《北洋官报》《女报》《舆论报》《日报》《黑白报》《民声报》《政治报》。

报名的变化标志着胆子的壮大。新精神高高擎起中国的旗帜，大胆地打出去了。另一家报纸叫《新忠报》，还有叫《真忠报》《东方晨报》的。《启智报》是四川起事的喉舌。《兴汉报》是武昌的共和报纸之一，《大汉报》又是一家。《自由新报》是檀香山出版的报纸，北京民政部禁止它在中国发行。上海的《民吁日报》也遭到同样的查禁。《新民丛报》和《国风报》是近代维新党的鼻祖——康有为那一派——的喉舌，在日本出版，由梁启超主编，在中国流传很广。

中国报界的力量，到头来确实令人震惊，是报纸有史以来对自身力量最全面的一次展示。在西方，报纸是慢慢长起来的；在中国，可以说它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而且生下来就是个全副武装的巨人。它引出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宪政试验，五年之内唤起并推翻了一个帝国，颠覆了一个王朝。「摄政王所倚仗的军队的忠诚——帝国三分之一的岁入都花在这支军队上——被成百上千的报人的宣传蛀空了，」一位中国的公众人物说。没有报人，没有报纸培养出来的那些人，推翻满清王朝是不可能的。

可报界的起步是寒微的。编辑们常常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北京一位守旧的老奏事者参劾他们，说他们是从「文人的渣滓」里招来的，这话似乎颇有几分道理。请看北京一家报纸对一场讲演的评论。那场讲演由外国女传教士主办，不涉宗派，是一场通俗讲演，谁听了都觉得有趣，一切涉及宗教的话都略去了，是一场新式的教育讲演，成了那一带的一件大事。可所谓「明褒暗贬」，恐怕从来没有比这家报纸的评语更结实的例证了。它说：「这些人不是半掩门的；这些人不是街上的下等女人。」

说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那并不是排外，而是「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有一位中国编辑在报上用贬损外国人的字眼，却欣然接受一个外国教会的邀请去那里讲演。人家请他解释报上的那些话，他答道，他的仇家老是指控他拿外国人的钱，他写那些贬损的文章，不过是为了好反驳那些指控他的人。这样的道德，固然达不到那位奏事者所夸耀的儒家标准，却也不能说跟官场的道德有什么两样——正是那种官场道德，造出了朝廷的喉舌《京报》上的那些奏折和上谕。《京报》被称作中国的第一大谜。明恩溥博士说过，谁要是有望弄懂它的种种自相矛盾和荒唐之处，谁就掌握了理解中国本身的线索。

这些例子表明，中国人对于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对于外部世界这整个题目，看法是多么偏斜。中国向来瞧不起外国人，这种态度妨碍了她了解他们。她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又总是疑神疑鬼，因此她的报纸在外国问题上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偏。它对外国新闻的解读，发挥之奇，叫外国人目瞪口呆。人们把一些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的古怪荒唐的动机安到我们头上。

不过，这些编辑虽然不懂外国事情的意义，偶尔却会碰上一些国际新闻，像我这样的记者当时若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那可是无价之宝。比如，一九〇五年一家中国报纸登了一条消息，大意是美国人打算收购（满洲的）盛京煤矿，有个代表正在跟日本政府谈判。关于把日本在南满的铁路转让给美国金融家哈里曼的那场重要的国际谈判，所有报纸上登过的，只有这么一条——这件事后来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政治影响。西方报界的锐眼六年都没发现它，直到一九一一年笔者在《世纪杂志》上把它讲清楚为止。

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说，有一家中文报纸在一八九九年底之前，已经「第六十三次报道了〔即将到来的〕义和团运动」——那是一九〇〇年的事。考虑到外国报界从未察觉，驻北京的各国政府代表也没察觉，这至少可以看作一根稻草，表明在革命运动开始时，中国的报界已经培养出了采集新闻的本能。经过十二个世纪，终于出现了中国记者这样一种报业人物，出现了中国人的「新闻鼻子」这样一种东西。

活字印刷虽是中国发明的，可这么多世纪以来，活字只用来印书。给老百姓传递消息的渠道，是茶馆和会馆。官员们有《京报》，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它是唐明皇（公元七一二至七五六年在位）创办的官报，一开头就预言了帝国的分裂。它是个灵验的先知。满清维新政府（一九〇九年）的官员们想办《政治官报》来取代它、扼杀它，却没有成功。因此它与中国的革命关系密切，而且说不定会像八世纪时那样，活得比帝国的分裂还长。

在中国「正式处决」《京报》之前，我到它那古老的住处去拜访过它，就在我在北京的中国寓所附近。它不好找。说来奇怪，「京报」并不是它的名字。它最通行、最体面的名字，在西方报界却是最遭唾骂的一个——「黄报」。它是个多头怪物，也就不难理解它为什么死不了。它的另一种形式叫「白报」。「黄」的是印的，「白」的是写的。不过那一份《京报》上并没有写着「白报」二字——只是那么叫罢了。「白报」只是它的口头名字。它扉页上写的是「上谕」。在这种形式下，它的名字就叫「上谕」。

我在北京工作时，跟三种《京报》打过交道。一九〇三年，我动身去寻找它的各种编号、各种字号的版本。我那些做官的、做学问的中国朋友和同事，学问里竟然不包括对本国这份大报的任何了解——这一点显出了当时公众对报纸的口味——我只好去别处打听它在哪里，又派一个仆人去探路。虽然人人都知道我是个报人，我这番寻访还是被看作一种怪癖。仆人回来说，它就在我们这一带，就在琉璃厂（我们那条街）过去一点。

一位中国先生陪我去。由向导领着，我们像雪貂一样钻进去找。我们穿过几条街，得站到门洞里给挑水夫让路——这在北京可不寻常——又拐了足够多的弯，在自己家门口彻底迷了路，最后来到一扇小巷门前，向导说就是这里。街面渐渐垫高，已经比屋里的地面高出好几英尺，所以走进眼前这座房子，就像下到一个坑里。我记得它像一个被人占来住家的铸工作坊。床、柜子、桌子之间，摆着雕版和印刷的家什。每天在这里，由一个刻字匠刻出一块约三英寸宽、七英寸长的木版，再由一个学徒随手印出一张薄如蝉翼的小纸页，又脏又脆，就像中国人采来造纸的苇塘里的蛛丝。印完了，瞧，这就是《京报》，售价约合五分之一美分；这个报房每天的发行量大概两三百份。

那天的鸿篇巨制看来已经印完了。工人和编辑们显然在歇工。不知是累坏了还是别的缘故，他们没有出来接待我们。刻字工的案子——一张矮桌，放在一扇窗下，街面垫高已经挡掉了那扇窗的一半光线——空无一人。我看了看刻《京报》字的工具，一个像是前面说的那个学徒的洞中居民，给我们看了印上一期用的那块刻版。每天，这孩子就用一个蘸饱了墨汁的滚子，从这样一块版上，随他方便，印出这两三百份「刚出热气腾腾的印机」的报纸，供中国的「忠实读者」那「热切的眼睛」来读——这些读者经过了几百年的训练，传统还新鲜得像是公元七一二年传下来的。

警察从来不干涉《京报》。我去拜访它的时候，它已经有将近十二个世纪平安无事的记录了。它不受警察管束。它预言过革命或帝国的分裂，却从没鼓吹过。它的尊严从不容许它「把帽子扔进拳击场」。它从没「拥护」过什么。它从没有过拉丁文的座右铭。它从没见过星期天，因此也从没出过星期日版。可它是独家的。它十二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抢「独家新闻」、拔「头筹」，却不用什么特派记者，不出什么号外，也不大惊小怪。它从不主动扩版，内容的性质也从不改变。从来不写明、却人人明白，那就是：上谕、朱批、奏折。碰上没有上谕的时候，就用两个字表明这一点来补那块位置。它只在天气好的时候才送到订户手里。

为取代《京报》而创办的《政治官报》有八到十二页。它的内容样本如下：上谕、朱批、外国新闻电报摘录、大员奏折、讨论宪政和满汉融合办法的社论、其他中文报纸摘录。即便从中国报人的眼光看，这也全是干骨头。连一则广告都没有，好给维新派——更不用说革命党——解解这份单调的闷。这两份报纸都不屑于招揽广告。不过它们在自己的尊荣里是极其孤独的。与它们同时的维新派和革命派报纸数以十计，无一例外都像西方现代报纸那样贪婪地招揽广告，恐怕没有一家有西方那种顾忌，拒绝不加选择地把送上门来的东西统统收下。

与京城这些官方的、历史悠久的报纸的内容形成对照的，是叛乱高潮时北京一份画报——《京都新闻画报》——的内容。它在一期的六页里画了：「革命党将满洲总督端方首级献给共和领袖黎元洪；镇江革命党娘子军；张家口第一镇内讧；派兵防守开平；革命党攻取怀县；革命党商议在德国港口胶州登陆进攻天津；隆裕皇太后召见蒙古王公」。这些维新报刊的大多数，内容都表明：它们也许缺少资本雄厚的便利，发行量和收入都极小，苦苦撑持，却不缺报人的想象力，社论和图画也不愁没有题目。

中国人对革命起义前夕北京五家主要中文报纸的基本情况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如下：《北京日报》，发行三千五百份，京城最有影响的报纸，朱淇所有，由他自己主编，两名助手协助，不代表任何阶级或党派；《中国报》，一家党派报纸，发行一千五百份，读者主要是读书人，股东所有；《顺天时报》，发行一千五百份，日本人控制的报纸，日本编辑，一两个中国撰稿人协助，中国人读它看新闻，但它在中国人中间没有特别的影响；《公言报》，发行八百份，据说是俄国人的喉舌，接受俄国使馆的津贴，影响不及以上几家；《帝国日报》，发行两千五百份，由留日学生创办，凡关心宪政的人都爱读。天津和广州的两位总督各订一千份，这一项就让报纸每月有六百元进账。

中国官员中流行的看法是，朝廷的——也就是国家的——机关报应当用外文印，最好是英文，这样才能在外国发挥最广泛的影响。北京官场早就觉得需要一份报纸来代表它的看法，在对外关系上维护中国的利益。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对抗东亚各外国殖民地、城市和租界里出版的外国报纸，并打进欧美尽可能多的编辑部——在他们看来，用中文印的报纸是做不到后一点的。

我跟年轻的载涛贝勒商谈时，持相反的看法。我的理由是：一份英文的朝廷机关报，在外国报界看来不过又是一份「外国报纸」，会被怀疑是外国意见的表达；而一份纯粹中国的报纸，由几位能干的本国撰稿人主持，倒会是世界报界至今寻而不得的东西。它会是中国思想和观念的表达，这就能保证它的意见传遍天下、发生影响。东亚的外国报纸一定会把它所有重要的新闻和意见都翻译过去，中国就可以借这些报纸替她办事了。

这个计划虽然从未实现，却引出了中国报界革命性质的全部来龙去脉，引出了中国留学生和其他维新派与满人之间裂痕的实质，也引出了满人最后为弥合裂痕、集中政权、使中国强大独立所做的种种努力。

梁启超是中国维新派的英雄和偶像，被他们看作中国流亡者中最伟大的一位。除了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博士——他是中国报业的开拓者——为中国报业出力最多的就是梁启超，他是革命报界之父。他把中国和西方相比较，向中国的进步阶层和不进步阶层揭示外部世界，这使他过去十年的文章在东亚几乎成了经典。北京的维新领袖们，包括许多满人，都认为他在革命中理应占有比任何人都高的地位。一八九八年，他是康有为的谋士和依靠——康有为是中国维新派中在世界上名气最大的一位。由于这两人和别的人与皇帝结成小圈子，密谋让中国来一场革命、把太皇太后隔开，那位果决的皇帝制造者（她立过两个皇帝）判了他死刑，与康有为等人同罪。

六年之后，一九〇四年，太皇太后七十大寿，下诏赦免了一八九八年的大部分维新派，只有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不在赦内。这时，想为本朝效力的载涛贝勒采纳了我向他推荐的主意，邀请梁启超来北京主持一份全国性的报纸。梁启超接到邀请时，正在日本神户主编一份报纸和一份杂志，在中文报刊中稳居第一。可他虽然属于君主立宪一派，革命运动却已走得太远，他不能把自己绑在一份纯粹满人的朝廷机关报上；不久事态的发展就证明他的判断是明智的。一九一一年九月、十月革命叛乱爆发时，摄政王下诏赦免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人人都知道这两人反对孙中山的共和主张。这一来革命维新派分裂了，可是作为阻止革命的手段，已经太晚了；连孙中山也已经用不着中国朝廷作任何让步了，本国的报界已经扬眉吐气。

附记：有意思的是，「花之共和国」成立很久以后，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政府仍在它的法规里保留着对共和革命家孙中山和他哥哥孙眉的禁令，与已故满清王朝的法令奇妙地一致。

四十二漫画战

留学生和维新派办的报纸怕北京政府，起初都在外国租界里开张。过了四年，政府才醒悟到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报界问题，着手起草报律。这时，在租界里放开了胆子的留学生报业，已经打进了北京。北京有个古老的衙门叫都察院，由皇帝授以最高政治职责的读书人组成——他们的职责是批评中华帝国的一切，包括与皇帝有关的一切。

都察院里一位满人御史贝寿，上了一道奏折，以守旧的眼光把报纸的力量概括了一番，请朝廷定出章程，「以杜报馆诽谤朝廷，恶意攻击中枢，于反对君主者之中煽革命之焰，于朝廷大员之被刺妄加评论，以致鼓动各省革命党」。一位中国官员说，贝寿这番话反映了政府的忧惧。他说，皇族成员和朝中大员，以及各省的督抚和官员，都怕被报纸攻击、揭短，正设法把报馆收买过来。

这时，政府和它的一切机构都在渐渐变化。最早变化的机构之一——事实上它消失了——就是都察院。它的名字容易让人跟报刊检查机构搞混，可两者代表的是相反的原则。御史们没有公众，是一个排外的团体，只能向政府进言；报纸却是面向所有人的。报界最有意义的成就之一，就是让都察院过了时，从而把它解散了。

御史们开始加入报界。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贝寿那种守旧的看法，转而支持一个名叫单锡鸿的人的主张。单锡鸿觐见太皇太后时对她说，西方多数国家都信任报纸，利用报纸使政府和人民互相了解。「这个政策，」他说，「能使国家强盛，中国应当效法。不该压制报纸，而该扶持报纸。」据中国方面的消息说，太皇太后听了这番话，惊得脸都红了。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她已经下诏宣布朝廷决定实行宪政：革命走得这样快，朝廷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在留学生报人看来，朝廷拿主意拿得太慢了——他们要的是一部报界的大宪章。

自从《京报》创办（公元七一二至七五六年）以来，中国报纸头一回得到官方的「青睐」，是在一八九八年十月八日，以一道上谕的形式。「报馆徒以煽惑人心，」上谕说，「颠覆现行之秩序，主笔者皆斯文之败类，留此无益，着将国内所有报馆一律查封，所有相关主笔一并拿交地方官严行惩办。」

那时的报纸，跟后来留学生队伍壮大、真真假假的维新派把报纸办成的样子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报纸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没有传统束缚它们，站在一片新地上，对什么事、什么人都敢冲上去，连主管报界问题的民政部也被它们裹挟着走。它们在朝廷的电报线路上争得了「新闻电报费率」；一九〇七年九月，京城报界向政府请愿，要求发给铁路免票；要求准许进法庭采访案件；还要求：报馆若被警察封闭，须把封闭的真正原因贴在报馆门上，让公众明白。

报律颁布之前，一家报纸被专横的官员查禁，只会给出像下面这样的解释——这是满洲一家被查禁的报纸得到的说法：「因肆意诽谤攻击政府，妨害治安，着即查禁。」

维新报纸还想从民政部拿到像《京报》那样预先发出的上谕、朱批和奏折，这更显出它们在争什么。可是没有成功。老《京报》仍然稳稳地靠着它的传统和特权。

一九〇七年底，拟出了一部三十六条的报律，好让民政部实行检查。一九〇八年二月，民政部颁布了这部报律。报界当即表示反对，要求修改，以「防止官员企图钳制那些体面、诚实、清白办报的报馆」。

太皇太后再也挡不住维新运动了。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离她许诺的日子差四天满两年——她颁布了宪法大纲，不过要经过九年的预备期才实行。许多留学生报人和维新派欢呼这一让步，可他们要的是立即实行宪法，尤其是立即开国会。

报界想国会想得那样急切，把整部报律踩在了脚下；于是又拟出一部四十二条的新报律，得到了朝廷批准。在这部报律里，检查权从官员手里转到了警察手里。

朝廷发了一道上谕，把满清政府将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国的明智而稳妥的计划，与留学生报人的喧嚷要求相对照，从中可以看出朝廷是怎样拿定主意的——也可以看出，报人们这下是跳出油锅又落进了火坑。这道上谕还显出，在政府眼里，报界具有怎样的革命性质，政府因此要对付的又是怎样一个问题。上谕说，宪政的预备期还没满，不能立即施行。法律要由上面制定，然后百姓要学会遵守，要受教导，明白自己在法律之下的本分。这些做到了，才能定下日期，授予全部宪政权利；日期或早或晚，取决于国家预备得快还是慢。

「君主立宪之国，」上谕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采纳与否，由朝廷裁决。集会演说，议论所及，均须受法律之约束。环球各国，断无许其代表发不合法律、有损国体之议论者。况中国素重礼教，名分綦严〔即『下』对『上』的完全服从〕，尤宜珍重。

「采列邦之良规，仍须保我国之礼俗与文化。各省无识无行之徒，值朝廷更新庶政之际，辄乘机妄发议论，所谓『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喋喋不休，以讹传讹，积久不察，以下凌上，纲纪荡然。立宪之始基因之受阻，治理之大端转致纷扰，则宪法之颁布既无日期，国家之富强更属无望。舆论固宜顺应，惟民间之言论〔即报上所发表者〕于立宪一事断不可再行嚣张。凡我臣民，均当尊崇君上，以维秩序。议事自有明定之章程，亦有显然之界限。非人人皆可议事，亦非事事皆在可议之列。现今京师设资政院，各省设咨议局，是为国会之始基。嗣后民间事务，应先由咨议局议之，而后或送资政院核议。凡此须依议院之程序而行，不得别为无益之空谈。」

报界凭着编辑的本能和敏锐，躲进了漫画里。图画这门艺术在中国大概比在西方更普遍地为人所懂。一幅题为「今日之主笔」的漫画，把中国报界画成站在一根又危险又复杂的高跷顶上，像杂耍艺人手里最上面、最摇摇欲坠的那件东西。一家报纸的抗议，画成一只公鸡，题字是：「时辰到了，鸡总是要叫的。」一家报纸评论它的同行，画了一幅漫画，题作：「报纸的眼睛看得多，嘴却闭着。」

中国纸里满是纤维毛，有时还夹着糠皮和草秸。一家报纸挖苦警察检查的琐碎，画一个官员吹开纸上的毛，看能不能找出一根刺来。一家胆子更大些的报纸《黑白报》，把报律画成被俘的主笔嘴巴被封上。政府和报界斗得越来越激烈，漫画的力量也越来越大。主笔先是嘴巴被官府的火钳夹住，接着在画里被下了油锅或开水锅。这是中国最可怕的刑罚之一，史书说成吉思汗用过。这幅漫画的用意，是画主笔在地狱里，为他的永久住处「认认方向」——地狱就是中国主笔所能指望的全部命运了。

除了漫画，主笔们还掌握着一种语言，它的书面形式本身就是图画；在中国文章风格的传统之下，凭着报界大有的文字技巧，它能玩出暗示、印象和思想的种种花样。报纸在一个字里讽刺、嘲弄、刺激、轻蔑、无视。这门艺术原本专属于读书人，是他们的风雅本事，如今成了中国留学生报人手里的武器。

报律里最叫人反感的是「第七条」，照这一条，警察实际上就成了报纸的主笔。他们想强制执行「第七条」，把主笔们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中国主笔的应变之才变得令人惊叹。这个时期是中国报纸漫画真正诞生的时期，也将被公认为中国报纸的表达上升到艺术层次、中国有了新闻事业的时期。

报人们很快就让官员们见识到，他们并不全是从「文人的渣滓」里招来的。发现自己不得不谨慎，他们就躲进了过分的谨慎——而这正是一种什么都能说出来的手段。

这是一种巧妙的文字用法，在西方，约翰逊的时代有它的同类。鲍斯威尔是个十足的中国人：他在那部著名的传记里是那样谨慎，以至于每一页都塞满了约翰逊的一切失检之处，还有他那整个时代每个人的失检之处，外加一番对鲍斯威尔本人的高明解剖，比任何评论家做得都更透彻。鲍斯威尔准会喜欢北京的主笔们。租界里的维新派中文报纸用的就是这种曲笔的艺术，好把销路推向全国各地。下面是上海的一段鲍斯威尔式的谨慎：「敝友某君曾溯长江而上，盘桓若干时日。沿江许多城市，连『革命』二字尚无人知晓。不过再有十年左右，我们或可教会他们这两个字的意思。」

眼下的局面是，报界挣脱租界流亡的束缚已有些时候了，可它用种种笔下的遁词，又暗中威胁要退回那些避风港去，把警察和政府官员气得加倍恼火。一家报纸写道：「没有无报纸之国家，却可以有无国家之报纸。」另一处，把检查机关画成一只阴森森的喜鹊，下面题着：「你爱说，我爱听；可你要是想说我一无是处，我就把你赶走。」

报上把中国所有的暴君、荒淫的帝王、奸臣和其他祸国殃民之辈的画像，跟中国著名的英雄和女杰的画像对照着印出来——这就是西方报业和漫画里所谓的「致命对照」。在一幅画着中国历史上紧要关头一位无能大臣的漫画旁边，印着另一幅：「古代一位女杰，把她父亲那些无用的书统统毁掉」——这是讥刺那些死抱经书不放的守旧派。

报界偶尔也会落进警察精心设下的圈套，那是为了查出它的秘密消息来源。有一回，它在电报局里的同伙被抓了起来定了罪。报律颁布之前，有个主笔因为失言被判了十年监禁。不久之后，内阁里有两名书吏被发现给报馆通风报信，连同一名报馆访员一起被判了两年监禁，罪名是过早泄露了朝廷打算给一九〇〇年死于义和团政府之手的五位忠臣追赠谥号的消息。

报界因为刊登政府机密，不断惹上麻烦；政府三令五申加以禁止，却无法执行。起初各家报纸各打各的仗，可一部全国性的报律，以及强制执行它的后果，逼得它们联合起来。这一来政府处境尴尬，摄政王在一九〇九年提议修改报律。报纸已经成了叫人害怕的东西。它们刊登宫里赌博、抽鸦片的消息。朝中趋炎附势之辈和一切失职的官员都惊恐不安，不知道接下来又要登出什么。人们提起报纸就害怕，称之为「纸上御史」（指过去那个权势无边的都察院，报纸已经取而代之了）。它们不但攻击政治制度和政务、攻击最高的官员和人物，还自命为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外国人物问题上的喉舌。

外务部控制不住自己扶植起来的一份半官方报纸，只好跟它作对。伊藤博文亲王遇刺时（一九〇八年），中国人几乎一致叫好。北京一家报纸对伊藤之死表示快慰，外务部的大臣们担心这会影响中日关系，便和军机处开联席会议讨论，商定如何惩处肇事的报人。他们意见不一。外务部、军机处、内阁和民政部各执一词，报界就在意见分歧的掩护下照样逍遥。它从可以称作北京前哨的地方，跟租界里受外国保护的报界协同作战；北京警察的监视和压制，都在租界报纸激烈的鼓动和宣传里反映出来。

民政部想出办法要控制租界里的报纸，可它在那里没有管辖权，便想借压北京报界来做到这一点。北京的报纸被压得走投无路，扬言要是不解除警察的监督就停刊。警察挑出其中一家来杀一儆百，把主笔叫去，斥责他报道失实。其他报纸看出苗头不对，联合起来反击。他们通告全国报界：有人想拿他们中的一家当替罪羊。摄政王出面干预，指示各省官员对主笔们不要太严，免得报界整个躲进外国租界。他把报纸和大臣官员的奏折作了比较，说他看报，是因为奏折里没有消息。

报界如今在最高层的大臣里也有了辩护人。满人总督端方和满人度支部尚书载泽公爵，主张在报界问题上开明、进步。一位前御史为那家被封的替罪羊报纸和另外两家被停刊的报纸鸣不平。于是报纸向摄政王请愿，请他颁诏准许言论自由。警察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执行警察检查。报律被宣告失败，摄政王把这个问题从冥顽不灵的民政部手里拿走，交给了一个为解决实行宪政所引起的新问题而设立的机构。

眼下发生的事，部分实现了一家维新报纸《时报》新年寿辰时许下的愿望：

「我们的愿望是，今年〔一九〇九年，末代皇帝宣统元年〕修改报律，把掌握在地方行政官和警察手里的报纸管理权加以变通。」「否则，」它说，「就不会有言论自由，民意无从表达，国家进步也就无从指望。今年是关键的一年，因为有一系列实行宪政的措施要推行，其中包括开办各省咨议局、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举行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及调查中国的财富、资源和财政需要。」

它希望，朝廷许诺在实现宪政的九年里第二年要办的这些改革，都能真心实意、雷厉风行地办下去。最后，它以告诫的口吻寄望于中国人民好好利用这一年，每个人都作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到自己的责任，帮助国家在复兴之路上前进，从而不再为坐失光阴和良机而追悔。

四十三革命党人

一九〇九年，温哥华一位维新派中国人说，外国影响在中国引起的这场发酵，三十五年之内会酿成一场革命。一位熟悉中国的外国人回答说，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就够了。结果不到两年，中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场叛乱就大功告成，革命开始了。

考察中国革命的种种要素，或许能判断出它会持续多久。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次成功的造反，是公元前一七六六年把王位交给成汤的那一次。中国从来没有过现在这种意义上的革命，但从那时起，她的历史就以一次又一次的造反为标志，不同时期还处在军事专制之下。唐朝灭亡（公元九〇七年）之后就是如此，那时中国人经过长期内战和抵御鞑靼人的侵扰，已经变得尚武了。

在中国政治史和军事史的演进中，浩浩长江很早就成了割据诸国之间的分界线，而且一直是个多事的边地。近代以来，「秘密会党」的狂热蔓延到了这一带。中国的秘密会党让研究中国人的西方学者如坠五里雾中，也为这个民族深不可测的天性提供了一种古怪而费解的表现。史家最早提到的秘密会党之一，是山东——秘密会党的老家——的「赤眉」（他们把眉毛染红）。公元九年就有了关于他们的记载，到公元五十八年似乎就消失了。「白莲教」和其他秘密会党起源于公元一二六〇至一三六八年间（元朝）。一七九六年，「白莲教」后来并入了「天地会」。那一年它以彗星出现为信号，在湖北——眼下的共和政府最先就是在那里成立的——举起叛旗，得到河南、陕西、甘肃和四川的响应；这几个省份，除了一个以外，这回也都加入了共和革命叛乱。

「白莲教」的宗旨是剿灭满清王朝，恢复汉人天下。密谋者差一点刺杀了皇帝：一次在北京街头，一次在宫中皇帝的寝宫里——比建立共和期间北京发生的任何事都更大胆、更惊人。这件事标志着中国秘密会党的影响、势力和胆量达到了顶峰，当时它们威胁到了帝国的存亡。

最后一场倒满兴汉的大运动，是太平天国这个会社或者说组织。一八五二年，它带兵渡过长江，发现官军「士气全无，不能作任何有力的抵抗」——和这次共和军最初征服长江流域时的情形一模一样。三合会至今仍是华南首要的秘密会党，当年它加入了太平军；太平军在外国人帮助下被打垮后，遣散的士兵为了自保结成了「哥老会」——这个秘密会党在这次叛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发端于湖南——武昌共和起义的鼓动者就出自这个省——一八九一年沿长江从芜湖到江阴一路闹事。那是中国人对教育方面的改革的一种抗议，又夹着抢劫的欲望——后者是太平天国叛乱留下的遗风。外国传教士成了受害者，他们的房子被抢被毁。

秘密会党在这场革命叛乱中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义和团——「义和拳」——的历史里。它是外国人最熟悉的秘密会党，尤其是那些自称以排外为存在理由的会党。它发源于山东，怀着驱逐满清王朝、恢复汉人天下的老宗旨。它在中国革命的发端中举足轻重，要讲清楚它，就得把一九〇〇年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和宪政运动史全部讲一遍。这个会社因其宗旨和活动而招致的后果，严重、危险到足以自取灭亡的地步。政府、百姓和外国列强联手剿灭它，没过几年，就很难找到一个肯承认跟义和团有牵连的人了。

中国的上等阶层把秘密会党只看作敲诈抢劫的组织。满洲的「红胡子」和四川的土匪会社「红灯教」就是这类。义和团运动起初是反满的，经朝廷的钦差刚毅看中，太皇太后巧妙地拨了一笔钱，便把它转而为朝廷所用——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怀疑秘密会党所拥有的力量和影响。知道了这个事实，许多外国人始终没弄明白的几件事也就说得通了，特别是：为什么使馆没有被毁；为什么满清政府和朝廷在围攻使馆时那样犹豫不决。当权者对秘密会党的功过自古就意见分歧，这使义和团和朝中的义和团一派没能实现他们剿灭外国人——中国局面中的第三方——的目标。

义和团的仪式，与在它之后存留下来的其他中国秘密会党相似。其中的「哥老会」可以用来说明中国秘密会党干些什么、在中国社会体制中占什么位置。与它结盟的有「弟老会」，在它们下面还有「袍哥会」，由一些被上层当作工具使唤的地痞无赖组成。这些兄弟会的附属分支，都在夜里到庙里的佛像前磕头，结拜发誓。入会的人把手指蘸进刚宰的、还温热地淌在神龛上的鸡血里，用血画一个十字，为誓言作封印。

这个组织在四川争取官军倒向革命党时起过作用。我在四川调查得知，在这些会党的队伍里，袍哥会的人被称作「浑水」；上面两个分会的人被称作「清水」；会员彼此之间的通称是「袍哥」。他们的分堂叫「码头」，数目很多。头目叫「大爷」。武力方面的首领有两个，「黑旗」和「红旗」，由他们惩治不守规矩的会员，有时逼人自尽，也执行谋杀和暗杀的计划。「哥老会」及其分支里各阶层的人都有，有的是出于害怕，有的是指望得好处。这些会党连官员也不排斥，尽管官员和他们之间有你死我活的仇。在四川，官员上任时通常在地方上承认会党，在北京却矢口否认。

一九一一年九月成都爆发反对外国借款的风潮时，「哥老会」及其分支势力极大，人们普遍说，团练全是「袍哥」。成都城外的起事一开始，就是「哥老会」的码头声称由他们掌握，城里的码头也向他们求援，帮着压制正规军——据他们说，正规军多得「像街上的虱子」。

南满的蓝天蔚将军派两百人远征山东海边的登州，到那里去示威，这些人都是满洲来的「红胡子」。蓝将军的部下付给一个日本船长三百两银子，把这些人运到登州。由于事情最后成了对共和国的一件友好举动，日本船长说他是因不可抗力才驶进登州这个未开放的口岸的，中国海关采信了他的说法，那条本该没收的船就放了。「那些『红胡子』，」蓝天蔚将军说，「差不多全死在黄县了。只有三十来个没死；他们打起仗来谁也管不住。」

满洲总督赵尔巽正是靠着冯麟阁和张作霖这两位「红胡子」出身的将军，才使满洲保持平静，阻止了一场共和运动——那场运动一起来，就会招致日俄干涉。所谓共和陆军，很大一部分是由长江流域结拜兄弟会的乌合之众、广东的海盗帮伙，甚至「三合会」组成的——三合会是所有敲诈勒索、杀人越货的秘密组织中最下贱、最声名狼藉的。

关于中国秘密会党，要紧的事实是：它们在精神上并不进步，直到今天，它们存在的目的都是谋取私利。在这场革命叛乱中，现存的会党，尤其是那些老会党，只不过趁机报了旧仇，改善了自己的物质处境。它们宣称并且确实奉行着最高尚的道德和爱国信条，可是除非将来能把它们转到更好的用途上，否则它们将是改革后的国家的一个祸患。

中国人有一种思维习惯，凡事都要化成他们自己体系里的说法，于是把教会也当成了他们的另一种「会」。这使秘密会党问题与西方基督教传教的影响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既然中国的一切变化和改革都来自西方，那么与外国人在华历史有关的一切都很重要。一二七五年，北京定为都城十五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了那里。他在当朝皇帝手下做过探察官、官员和使臣，可他的影响，到一六〇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利玛窦率领耶稣会传教士进入北京开始工作的时候，已经被抹得一干二净了。这些传教士的影响很小。作为宗教的传播者，他们并不成功。他们在北京做了官，可他们的学问所产生的影响，在一六六一年后不久、满清第二代皇帝的辅政时期几乎被一扫而光——当时朝中那些偏执的文人把他们判了死刑。十八世纪，天主教开始有了一些小小的会众；可要到十九世纪初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西方的学问才第一次起了作用。

中国革命的根本要素，是由从纽约派出的新教传教士的到来奠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出面反对在华传教，纽约的同孚洋行便派出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博士——到广州，并帮助他开展工作。美国传教士随后也来了；大约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的领袖就是从其中一位那里学到了一知半解的基督教教义和美国观念，凭这些组织并领导了近几个世纪中国最大的一场叛乱。也正是在香港，美国传教士为中国人办起了第一所西学学堂。

容闳就是从美国传教士办的这第一所学堂出去，到美国求学，成了中国第一个受外国教育的维新人士。他活着看到了革命叛乱的成功，看到了他为之奋斗的那种新政府的成立。

从那时起，西学学堂在中国不断扩展，尤其是美国办的，影响越来越广。美国的慈善事业从印度开始——中国革命叛乱开始时，美国慈善团体每年花在东方人教育上的钱，是印度政府在日本所花的三倍——它倾其慈善财力，一路领着、推着西学的扩展。

人民的革命精神通过秘密会党运作，从一开始就利用教会。有一件事可以显出官府或政府、秘密会党、外国教会这几种不同成分之间的联系，发生在四川嘉定。一八九五年，由于这几方面的关系错综复杂，官员们挑起了一场排外运动，所有外国人都不得不离开四川，他们的房舍被毁。他们想回来的时候，发现不容易找到新房子。有一个教会想在教会废墟紧隔壁找个住处，结果从一个「哥老会」会员手里弄到了。这个会员显然是以同道兄弟的眼光看待传教士的，为了给教会一个安身之所，他把性命豁了出去。不久，嘉定的官员捎话给他，说要见他。他心里明白那官员是要砍他的头，便吞鸦片死了。

秘密会党和本地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而微妙，以至于在这次革命叛乱的酝酿期间，有些地方的外国传教士根本无从知道他们的礼拜堂和会众何时被人拿去作革命之用。比如四川，和长江流域其他省份一样，起事之前至少五年就一直处于革命状态。革命党人以「慕道友」的身份加入本地基督教会众，由此得以使用礼拜堂。外国传教士不在的时候，讲道和演说常常成了传播革命主张的工具，其程度之深，恐怕永远也无从知晓了。受外国保护的各式各样的教堂和福音堂在中国遍地兴起，高举西方知识的明灯，这是一台机器，它那瓦解和碾压的力量，是任何东方社会和政府体制的防御都抵挡不住的。它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直接间接地为这场革命叛乱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筋骨。

从容闳这样最早出洋的中国学生开始，通过教会的教导产生求知欲望、去寻求西方知识的人，增加到了数以千计、数以万计。我提到四川，是因为革命叛乱最初就是在那里爆发的。一八九五年官员和士绅挑起排外风潮的时候，嘉定美国教会的一位中国会友开始读美国传教士、中国报业的开拓者林乐知博士编辑出版的《格致汇编》。结果他把四个儿子送到日本去念书。他们成了革命党人；一九一一年九月四川起事之后，他们的父亲被选为嘉定的市长。

教会提供的一切革命力量，又得到了那些被商业带到海外的人的支持。结果，这场革命叛乱和「花之共和国」的建立，一般都被归功于一小批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留学生。眼下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中，在海外和中国的外国学校里接受了西方思想的中国青年领袖，我估计不到五万人。革命党——有时被称作一个秘密会党——就是从这批人里产生的，它叫「革命党」，简单直译就是「造反党」。它是康有为那一党「保皇会」的对手，把二十年来的维新烈士奉为偶像，其中包括一九〇〇年在北京死于义和团头目之手的「五忠」：联元、立山、袁昶、许景澄、徐用仪。

保皇会因为与朝廷有渊源，让人想起一群形形色色、声名显赫的维新人物：

翁同龢，光绪皇帝的师傅，把维新派康有为推荐给皇帝，后来因此被革职。中国维新人物中，没有比光绪皇帝本人更可悲的了：他被废黜，幽禁在北京西苑的「瀛台」，死在那里。康有为、梁启超、容闳和孙中山是有名的维新流亡者。宋伯鲁因为向光绪皇帝推荐了非常温和的维新派梁启超而被革职。张荫桓，一度出使华盛顿，被流放到新疆，一九〇〇年奉太皇太后之命在那里处死。徐致靖被判终身监禁。最后为维新事业献出生命的人当中，有一个沈荩，死在北京刑部大牢里。他在临刑前写下这样的诉告：

「铁锁铮铮出狱门，

孤身赴死顺治门，

菜市口头碧血在，

五位忠臣六君子，湖广儿郎共一群：

我亦同来伴诸君。所得无多，

我的日子已尽。

日俄相争逐东方，

中国陪都已沦亡；

瓜分之祸转眼至，思之肠断！

诸公岂不看列强之地图？

我的同胞，还有外国的报人！

请把我埋没的冤屈

传遍五洲！

那密约我敢说出——

为此，庆与中郎把我陷害。

我那一点点声名，

何其微末；今年我才三十一！

从此福也好，祸也罢，我不再挂心，

我的魂魄将在天上的歌声里得到滋养。」

沈荩之死，是标志朝廷开始衰落的事件之一，此后朝廷再也没有胆量迫害维新派了。

数不清的密谋者和革命党人中，名字没有因列入那些有名的流放、处死上谕而出名的，最杰出的无疑是孙中山的同志黄兴。在缔造共和的过程中，许多人的名字理所当然地被提起，因为他们在与起义直接相关的事件中有一席之地。可是也不能忘记中国那一长串开明、宽厚的人物，他们与外国影响中国的各个阶段都有关系。忽必烈汗从马可·波罗身上看到了西方思想的长处和价值，深为赏识。满清辅政大臣之一索尼，是一位开明而高尚的人，他救了天主教神父，使他们没有被康熙皇帝的谋臣在北京处死。钦差大臣耆英于一八四三、一八四四年同英、法、美三国谈成通商条约，他的高尚和宽厚，要是生在一个更幸运的中国时代，本可以对他的满洲同胞所统治的那个民族产生更大的启蒙影响。

在那些因洞察西方事物而开阔了眼界的中国维新人物中，最值得记住的，是六十年代一位敢于主张引进西方思想的浙江巡抚，他赞颂了华盛顿，因此被降职免官——不过后来又在北京得到复用。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甚至太皇太后本人，都不应作为维新人物而被遗忘；更不用说那些恰恰是革命叛乱所针对的人——荣禄、端方、瑞澂和一些满洲亲王。

北京一位守旧的中国观察家说，一九一一年九月、十月间表现出来的这场内战，原因有四：第一，摄政王和他的大臣们无能透顶；第二，心怀不满的报人喋喋不休，使中国公众的心思生了偏见、走入歧途；第三，秘密党派和叛逆学生在日本孵化；第四，长江流域连年饥荒，近年又有商业恐慌和信用紧缩。这些情形只是爆发的直接原因。人们之所以感觉到这些情形，是维新进步带来的。

二十年来——对中国来说，确实可以说是沸腾翻滚的革命的二十年——中华帝国的思想和感情变得如此浑浊，以至于任何阶层、任何主张的维新人物的功劳，都无从得到赏识了。在这种局面下，内战不过是早晚的事；乱子来的时候，起因已经离维新的原初起点很远很远了。

维新派为共和所作的种种努力，方法随着岁月和从失败中得来的经验而变化。一八九八年那场密谋——维新派几乎就要夺取北京政府，并用袁世凯的新式陆军把它守住——失败之后，主要密谋者推翻满人、建立新国家的目的，仍然要靠一次武装突袭来实现。孙中山有好几年按照这样一条路线行事：只要占领广州的总督衙门，就能得到财源、掌握军队，从而推翻帝国。他屡次想夺取这座衙门，都没有成功；他又和黄兴一道，经历了种种富于浪漫色彩、如诗如画的冒险，试图进攻广东，攻占并一度守住过边境要塞，可他指望的民众普遍响应始终没有出现，屡屡落空，失望而归。

一九〇五年，革命党人开始利用中国的涉外问题来鼓动民众，发起了中国第一次抵制运动——抵制美国。当时领头的人对美国官员说，他们对美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仇恨，只是凡能助他们革命的借口，他们都要利用；美国依照排华法案对待中国人的做法，是对付满清中央政府的一笔本钱，他们不会放过。这次抵制之后，接着就是反对英国为浙江铁路借款；英国公使萨道义爵士早就料到这一步，曾警告他在北京的同僚，美国抵制运动会产生什么后果。接着是沪宁铁路风潮，维新鼓动沿长江流域向上游推进。一九〇八年安庆一营士兵哗变，显出了它的军事和叛乱性质；到这时，人人都知道官军里已经布满了维新派和革命党人。那些想发动暴力革命的人，以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著称。一九〇八年的一本小册子，主张杀尽一切满人、一切官员、一切地主和富人，废除婚姻，剿灭读书人。

可是到这时，革命已经掌握在各地的学生、教员和维新派手里，不再是密谋者的运动了。它实际上已经抛弃了靠武装大批人马、筹集巨额款项来实现革命的想法，转而努力争取现有的政府和它的办事人员。正是靠这种办法，军队——朝廷在它身上花了帝国岁入的三分之一；摄政王给自己加上大元帅的头衔，又让他的兄弟们统领陆海军，便盲目地以为已经把它抓在自己手里了——被争取了过去，四个月之内就把帝国的武力交给了共和党人。这时，运动已经越过了它的发起者的头顶，不再受任何人或任何一伙人控制了。武昌的官军加入革命党时说：「我们不打自己的同胞。」这场运动有了中国人普遍的口号，那就是当年对抗鞑靼人的古老呼声：「我们是同一个母亲生的。」

四十四女子参政与选举权

一六四四年，满洲摄政王多尔衮占据了北京空出来的皇位，他召来已故汉人皇帝的谋臣，同他们商议：帝国里的汉人该以什么形式来表示归顺。首席谋臣赞成推行辫子样式——那已经是长城外满洲的风尚。他说，汉人男子会很痛快地接受。

至于女人和满洲通行的发式，那位老谋臣告诫说，不要把它或别的什么发式、服饰强加给汉人女子。他说，理由是：只要想强迫女人，不管逼她们穿戴什么，她们都会拿给孩子看，教孩子憎恶。

「汉人母亲，」老谋臣说，「会指着你们强加给她们的那些可憎的样式，讲给怀里吃奶的孩子听。她们会说：『这是满人逼我这样的。』不出一代，你们就会有一个满是仇敌的国家。」

多尔衮看出这话有道理，对女人就没提什么要求。可汉人男子得到了辫子——考虑到统治中国的一直是他，这种样式他倒也并不憎恶。所以汉人女子和蒙古人一样，可以说自己没有被征服；事实上，她们也拿这件事来奚落她们的男人：满人征服了男人，却从没征服过汉人女子。这或许就是革命党人厌恶辫子样式的最大原因。

在中国，女人的影响向来是得到承认的。维新鼓动期间，有一幅漫画画出了中国理想的女性，题字是：「女人比刀剑更有力。」当时北京有一份有影响的中文报纸《女报》，是张夫人办的。中国女子在维新运动中的影响，在所有报纸上都看得出来。为鼓吹革命思想想出的种种办法当中，有一种就是登出中国历代女杰的画像。岳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将的著名母亲。中国经书里，孟子的学说最接近革命精神，因为它给民意盖上了神圣的印章；所以孟母——那位「断机教子、择邻三迁」的母亲——可以说在共和国表彰的古代女子里应居首位。昭君是一位有名的女杰，「出了长城」，也就是去了国外，去了「蛮荒未化之地」。

中国人奉为偶像的女子身上所颂扬的美德，从报上她们画像底下的题字里可以看出来：「谢道韫，晋朝的贤妻和女诗人，丈夫死后自尽。」「杜秋娘作诗劝她的夫君莫要虚掷少年的黄金岁月。」为了激励男男女女追求更高的理想，报上还登出配着恰当题字的漫画，比如：「这个男人照旧抽鸦片——他的妻子〔坐在他身边〕却读报读得越来越有见识。」「中国女子越来越爱读书；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她们能和西方各国的女子一样。」

革命叛乱到来时，中国已经有了许多开明的女子，其中有些人扮演了重要的——哪怕是戏剧性的——角色。好几位女密谋者丢了性命。卷入革命运动的女烈士中，最著名的是秋瑾女士，华中的一位教员。她聪明、进步，却有点古怪，在北京住过一阵，后来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她办了一所女学堂；一九〇七年夏天革命党人刺杀安徽巡抚之后不久，她以同谋刺杀的罪名被捕，被处决了。

秋瑾女士的名字，值得与一八九八年、一九〇〇年和一九〇三年的维新烈士并列。

廉夫人——一位可以称作中国的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或费莉西亚·赫门斯的女士——因为努力为秋瑾女士恢复名誉，成了最知名的女爱国者。加在秋瑾女士身上的罪名，人人都认为是假的，参与政府对她下手的两个小官也被赶下了台。廉夫人在秋瑾女士的遗骨上建起坟墓，墓前立了碑、设了祠，还宣布要住在那里守护。随后，一九〇八年，她被浙江巡抚逮捕，下令审讯。命令还没来得及执行，她的中国朋友们就出来为她辩护。她的外国朋友也加入进来，把她的处境公之于世界。大家一起努力，终于使她获释，罪名也撤销了。她被捕时给一位外国朋友写信说：「因葬秋瑾，姊已奉命逮讯。问心无愧，死复何憾？谨以此书与妹永诀。」

革命叛乱中的中国女子，是中国历史上众多巾帼英雄和其他女杰的后继者——那些女杰在中国的诗歌、故事和戏曲里被人传颂，在每一座中国戏台上都有人扮演。她们在武昌、上海和南京出现时，是一身戎装的女将，这是中国女杰自古以来的形象。她们穿戴着洋式装束，证明她们虽然没被满人征服，却已向西方投降了。上海组织了几支穿男式军装的小队伍，开到南京，其中一支——一支骑兵队——坚持要与男兵特别同甘共苦。队员们甚至宣布，她们不坐火车，因为那会占了正规军的便利，她们要从陆路步行开往山东前线。她们的一位首领张君英女士，和另外几位「女将」一起，要求南京共和参议院就女子选举权问题表态。结果不了了之，多数议员不参加讨论。我最后一次到南京时，在孙中山大总统的正式接待室里见到了这些革命女子的代表。她们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就像西方的女子参政运动者出现在这类场合时一样，因为这种事以前闻所未闻。

由于女子选举权在英语国家是个热门话题，又由于中国女子梳着洋式发型、在革命集会上发表演说，参加中国革命叛乱的那些女子，在国外得了一个称号：「中国女子参政者」。说中国女子已经有了选举权，这话在美国成了女子参政运动的一句战斗口号。「为什么美国女子就没有选举权？」美国的女子参政者们问。旁观者和听众并没有仅仅因为这句口号不是事实就去挑它的毛病。「打倒满人！」这句口号所依据的假定几乎全都不是事实，可它照样帮着完成了当时世界上也许最需要完成的那件事。所以，如果说中国已有女子选举权这句口号能有什么好处，大家也不妨对事实充耳不闻。

在中国，选举权只是个名目，是有限选举权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要在今后的岁月里先把它解决。「在中国，只有在行会和个人的自治机构里才有一种投票的形式，」袁世凯说，「选举权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要过好些年才能在中国实行。它必须逐步达到，要通过教育这个缓慢的过程、通过确定投票资格来付诸实践。即使在地方事务上，老百姓也没有什么主见，也不表达自己的好恶。要是叫他们投票选这个选那个，他们会糊涂、会害怕，会吓得跑掉。不行，得先办自治学堂来教他们。」

中国妇女最亲近、最好的朋友，无疑是在中国的外国女传教士和其他女性工作者。北京政府发生革命性变化期间，中国女维新派当中提出了女子选举权的问题，一位最有名的外国女教育家——一所女学堂的校长——对她的中国朋友们说，她对她们改革的支持，到了中国女子选举权这一点上就到头了。按西方的意义说，中国没有任何人有选举权，不论男女。中国的体制——那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体制——不改变，就不可能有任何类似普选的东西。因此，谁都该看得出，拿中国的政治社会状况去跟美国这样的共和国相比，是多么牵强；外国人的想象力得经受多大的扭曲，才能把中国女子想成已经处在美国或英国女子参政者心目中理想的境地。

随着时间推移、维新派的理想日渐定型，谁是共和中国的玛莎·华盛顿，这个问题就会提出来。这份荣誉将在孙中山夫人和黎元洪夫人之间产生：孙夫人是革命家和维新家的妻子和母亲；黎夫人的丈夫被称作中国的华盛顿，她本人在汉口被称为「伤兵总长」。未来中国最伟大的女杰，很可能是这样一位救苦救难的天使：她能把人道带进中国对饥民的救济里，普遍减轻中国人生活中的苦难，并通过教育和启迪中国的母亲们，提高每一个人的价值。

四十五这也是百姓

饥荒早已把这片土地备好，只等一场叛乱。一九一一年九月一日，度支部的预算显示，单为饥荒这一项，税入就减了五千余万两。宣布共和的湖南、湖北两省，有三四百万人正受着水灾与饥荒的煎熬；到起事爆发时，已有十万余人丧命。第三个受灾的省份安徽，据估计单是北部一个州县就有一百万灾民——把他们的景况描一描，也就看得见这「花之共和国」所要养活的千百万人里，是怎样的一群。

以下所记，主要出自美国红十字会工程师詹姆森和他的助手比曼牧师的亲见。在怀远，十家里有七家到一九一二年连下种的粮食都没有，另外还有六处一样的饥荒中心。等到叛乱起来，树木田地都卖光了，逼到饿死前的最后一步，是连房上的屋顶也拿去卖。看不见一头猪、一只鸡；一片精光，脚下是泥泞的平原，头顶是那样美的蓝天。做父母的替孩子讨饭，有时只为一个独子讨——宁可舍掉别的孩子，只指望保住这一房的血脉。红十字会的人一处一处走下去，听到的事一处比一处叫人作呕。张勋的帝制军队在临淮关车站近旁的小树上绑了两百多个抢掠的兵，一齐枪毙，抛在那里，任刀剑刺戳。共和军则一面征集军需，一面惩办抢掠，凡搜出身上带着最小一件赃物的，当场正法。

「这些人是前狼后虎——前头是饥荒，后头是强盗，」一位天主教神父说。「强的做了强盗，弱的挤到墙根去。街上满是一洼一洼的血，饿着的死者的亲人——妻子、母亲、姐妹——跪在官府面前替亲人求一条命时，就用嘴去亲、用舌头去舔那些血。」接连四年的水灾与饥荒，把共和国头一个冬天在这里的种种惨状预先备齐了。

德格卢瓦神父见过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饿死在路边的雪地里。又一回，是母子两个，母亲已死，儿子在稍远处，饿到了最后一步，却还没断气。「我把他抱起来，」神父说，「想把他放上我的马鞍。他吐了，喘了几口气就断了气，人还没到鞍上。我给他行了临终的圣礼，把尸首放在他母亲身旁，就走了。每天夜里，都有几十家走投无路的人家躺在我教堂门口喊救命。」

就在这样的景象里，中国的正月初一，退位的诏书贴了出来。「诏书只简简单单说了一句，」比曼先生说，「说皇位已经交还百姓，从此百姓要在一个民国政府之下合为一体。没几个人肯费神去读它，它似乎也没留下多少印象。祭祀照旧进行，只是把家中神主牌上『皇帝』的字样抹去，改写上『民国』两个字。」

再往前走，地方上尽是成股的强盗，许多人家在家乡被饿荒逼到走投无路，便一路往南漂流找食。他们走的那条道上，先走的人已经把力竭加在饥饿之上，成了野狗的食。田里躺着一具尸首，吃去了一半。这里那里有一座新坟，坟上散着野狗刨出来的破布烂衣；还硬朗些的男人推着独轮车，把家里最后一点什物运走。小得不能走路的孩子，从这里那里绑在车架上的木桶里探出头来。别的孩子越走越弱，落在后头，也许天一黑，就无力地同野狗厮打片刻。他们个个显得又老、又瘪、又饿。有一个老妇人，「一身破烂，弯着腰，脚步不稳，肩上横一根棍，挑着一小篮野草——那就是她的口粮。她两眼直勾勾的，人缩成一团，饿着，力气只够一步一步地挪。也许天刚黑，她就倒在路旁，一个人在寒冷里死去。」

这条路引向西——从东到西横穿这片饥荒之地——有些村落还留着几堆麦秸，偶尔还有几头牲口。再往前又是既无秸、又无牲口、也无鸡的地方，许多屋子没了顶，空着。人们两眼发直、漫无目的地游荡，妇人和孩子跪下来讨食。家家屋里差不多什么都没有了。较大的城里传来的消息说，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人塞满了街道。那些小些的州县城里，许多屋子把门用泥坯封死、抹平，人就走了。凡屋顶卖掉拆走的，四壁都在坍。没有集市，也没有粮食可买。孩子被当作礼物送给过路人。较大的村子四周筑起泥土的工事，架着吊桥，桥看守得极严，一有风吹草动便随时收起，索性把桥拆掉。这些是较富的村子，或是强盗的巢穴。最强的便去劫掠，把整座城都毁掉。张塘套就是一例。那里原有约一千户人家。一天午后，来了三百个强盗的一股，索要食物。吃饱之后，便动手杀人、抢劫、放火。「强盗一动手，」一家的儿子说，「就冲进我家，用刀用刺刀杀了我父亲、母亲、哥哥、姐妹和一个年幼的表弟，把屋子抢光，放火烧了。单剩下一个前门。」近百个无辜的人被杀，稍好些人家的女子被掳了去。

十五座村落，烧成焦土，沿着这片饥荒之地北缘的大道一字排开。有时一村一寨活下来的人，全挤在仅剩的一个屋顶下，就着干野草吃稀粥。这样的一群里，尽是无依无靠的妇孺，掺着几个残废的、年老的、衰朽的男人。「我们再撑也撑不了多久了，」他们说。

津浦铁路一带，让两支军队——帝制军与共和军——扫荡过了。他们剩下的，强盗接了去。这里没有官府，也没有安宁；偶有官员不得不穿过此地，一路留下经过的痕迹——道旁横着被他护卫的团丁打死的强盗。

在齐家店，一个有名的强盗村，铁匠们都忙着打制火器。这些土造的兵器，一件值一元一角五分——合四先令六便士。村里的守卫是一伙拿着武器的乌合之众，在城外拦住所有过客。这是一股有组织的强盗，正预备去劫邻近的一座城。走在旅人前头的是成股的强盗，那些将死的人估不准他们的数目，报来的话也含糊。从西边来了一位天主教神父，推了一个礼拜的独轮车才到。他不能骑马或别的牲口，因为一骑就会被人夺走。他在颍州府那座又大又要紧的城旁，经过一处两千强盗的营盘。他的教堂被抢了四回。附近另一位神父被抢了两回，连鼻梁上的眼镜都被摘了去。

南徐州是帝制军与革命军的交界，是共和军的前哨。四郊的人在田里挖草根野菜充饥。偶尔见一头驴或一头牛，有时两个拴在一处，拉着从屋里拆下来的木料上市去卖。到处是无政府的乱象。共和军占城时打死的兵，尸首还没掩埋。骨架还整整的，头骨还没白，被野狗拖得到处是一绺一绺的长发。单在一九一一这一年，单在这一带，就有二十万人饿死；经了四年水旱之后，还有四十万人在受苦。

强盗劫过之后这一带还剩的马，全被拴在共和军营里，是那些搜遍乡野的兵收拢来的。营外是大平原上一座座空村，像日俄战争时满洲那些破败的村落；偶尔有强盗的镇子，土炉里本地铁匠打着枪管。他们把铁围着一根芯子锤打，再抽出芯子，在尾端钻一个火门。中间是那些像狼一样的野狗，跟着强盗、跟着兵；跟在这一切后头来的，是欧美的神父、牧师，和施救的红十字会。红生生的骷髅在休耕地里咧着嘴，或在稀疏如糠的残茬间啃着泥土。骨架横陈，只少了胳膊和脚，野狗躲在一排坟后头，避着过路人。这就是一幅叛乱中的中国的图画。连乡绅——中国自古以来的中坚——在这里也顺着「自保为先」这条天性的头一条律法，做起土匪来了。

在这一切之中，中国的官员却在赈灾的开销上同红十字会推拖敷衍，一心想把这笔款子抓到自己手里。谁又能不说：中国的病、中国的难处，就在于「是中国人」这一件事呢？

四十六满清末代的宫廷

中国人饿着，饿着要食，饿着要开化，也饿着想从他们自己、从他们的制度、习俗、自缚的枷锁里挣脱出来。可这一切病痛，他们都算到了满人头上——照革命党喊出的口号看，满人是他们唯一的冤家。满人自己也没留神把自己摆到无可指摘的地位上去。他们一面给中国立了一套带宪法的君主制度，推行的改革远超中国人自己改革的能力，一面却把王朝的旧制与宫廷，在任何要紧的地方都原封没动。

革命的叛乱爆发前半年，隆裕太后治下的宫廷是个什么样子，是一位维新人物讲给我听的。他曾奉命进紫禁城，替一个外国朝廷给小皇帝溥仪送去几样礼物。那是那位外国君主的生辰，而他进宫的那一晚，恰好是华盛顿诞辰的前夕。这趟差事办下来花了七个钟头，虽说进宫本身不过片刻的事。送礼的人在凌晨两点——接见官方来客的惯常时辰——就到了宫城东门里头。他这样讲他的感受和经历：

「我一夜没合眼，这趟进宫把我累坏了，尤其是处处得小心的那份张力。你想，偏是选中我去讲解这些御礼，我自己也没大弄明白，之前根本没见过。我是夜里进去的。天很黑，自然看不清什么。我不能戴眼镜〔在中国，当着人戴眼镜是失礼的〕，连沿路各进院落门楣上的字都认不出来。既不知匾额上写的什么，宫里的情形我也就没学到多少。

「他们把我领进一间屋子，礼物已经摆好、拆开了。说明是用外文写的，我看不懂，可还是非讲不可。有几样东西我从没见过。其中有一架飞机。讲到这个，我说我可以演示它是什么，只怕还没送到皇上手里就先弄坏了。何况屋里那么多玻璃，试起来也危险。

「我是同隆裕太后跟前的几个大太监说话的，我说，只要他们发一句话我便演示。他们自然异口同声地『哦，不』，因为他们当然不肯冒出岔子的险。盒子里还有一种电池之类的东西，我说，既是用电的，宫里又装了电，最妥当的还是交给宫里管电的工匠，他们懂得怎么使。一个太监赶忙接口：『那还用说；这就把工匠传进来，你好讲给他听。』

「我窘了，回头问同来的外务部那位同事该怎么办。随后我留意到那电池在匣子里装得极精致，取出来得有些门道、须得小心，便提议说：既是包得这样仔细，动它之前不如先让皇上过目。我把这说成是最稳妥的办法。那太监像是给这主意打动了，当即应允，我又算给自己解了围。我自己都惊讶怎么这样顺，答话件件都灵。同来的那位还说，我对付太监真有一手。

「另外还有些别的东西，其中一辆约莫两尺长的车，带一架梯子，撑开来有好几尺高。机械的玩具很多，我看这些比什么都更中太监们的意。还有几样会响的玩具，包括一把会奏乐的椅子，一坐上去就奏一支曲子。我出来时，看见有人把它往别的屋子那边抬去，剩下的礼物就交给当值的仆人看管了。

「展示完了，那些一直隔着窗子往里窥看的宫里女眷都进来了。我早瞧见她们了，可不能抬眼——照我们的规矩，那是万万不能的。她们一进来，我自然得赶紧脱身，我恰好赶在当口，一闪身溜进旁边的过道走了。

「讲解的时候，一次次有话递进去禀隆裕太后。末了我得向太后叩谢，这话也一样递了进去。回话说，太后免我这道礼。我随后还得去大太监那里见礼。我被领进他屋里，见他正坐在桌旁吃东西。他起身的样子极古怪，照他自己的意思，想必是对我很有一番礼遇了。我是这么想的。他站起来时，右脚着地，左脚还搁在原坐的椅子上，两手叉腰，一副粗野而傲慢的模样。就这么个姿势，他先朝我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神气，那意思无非是：『你到这儿来做什么？』我说我是来求把我的谢意转呈太后的。

「『你不同我用点什么么？』他说。

「这是他该说的场面话。

「『不敢，』我答——这是这种情形下对上位者的客套。

「『那么，你不坐下歇歇么？』

「我又答：

「『不敢。』

「『那好，请随意用点茶罢。』

「这便是会见到此为止的意思了，我谢过他，请他把我的谢意转呈太后。

「同我说话的这位大太监生得极俊，若有人问起，我准会说他是个女人。他姓宋。他俊得出奇，简直是美。他既这样亲热地同我说话，别的太监便看他的脸色，也照样待我了。他们问我的全名、我的名字，随后就只叫我的名字。

「可我头一回进去、拆礼物那阵子，光景就大不一样了。太监们个个傲慢无礼，看我像看个破门入户的贼，随后皱着眉问我要什么、在这里做什么。我一说明，事情就好办了，因为他们看出：我是个又富又强的国家派来的使者，是一头肥肥的『敲竹杠』的好指望。他们看出能从我身上刮出钱来，便告诉我，我会从宫里得到最上等的礼物。

「可我告诉你，」他接着说，「我从皇上那里得了一份赏赐；是的，我从御座、从我的皇上那里得了一份赏。我把我们的礼物献毕，一位高等太监说我办得好，该赏我几样他们最好的东西。可实际上，赏赐来时，只是些果子——还不是好果子。

「我还没全告诉你呢。我把来意对太监们一说，那才好笑。他们异口同声地问：

「『这进贡是谁进的？』

「『进贡』，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这进贡是哪一国来的？』随后几个人一齐答上来。这话我可没法回给那位骄傲的外国公使。可你想，我若告诉他，说在宫里我们是『进贡的』，他会怎么说呢？唉，进那一趟，把我的心都灰了。想把宫里整顿一番、把那些积弊和『敲竹杠』止住，是没指望的。他们什么都不懂，我替他们臊得慌。他们连这礼物不是贡品都不知道。单把我得的那点赏赐抬到宫的外门，就花了我十块〔银价——真是敲得离谱〕。到了家一看，不过是四篮果子。我一时好奇，算了算花销，竟约合街上市价的两倍。总共约一百五十个。那几篮还不是像样的这种礼该有的、各色掺配的果子，只是手边碰上什么算什么。一篮是橘子，一篮是梨，另外两篮全是苹果。这就是太监们『敲竹杠』的法子。凡经过的每一进院子，里头的人个个都得打点。凡看得见的人都得给钱，因为他们会有意让你留意到他。

「你要知道，外务部是管着一切进呈皇上的这类礼物的。为着这些排场，它被敲得惨极了。外务部若不好好打点，送进去的东西就会不知怎么坏了，或迟到，或另出个什么故意的岔子，累它不便，御座随后便责罚外务部。外务部所以派了它一名代表同我一道去，就是不叫这罪名落到它头上。这一来，便非得由我出这笔钱不可。人人都叫苦，外务部叫得比谁都凶。太监们并非个个识字。听说皇上的大太监张，就不识字。」

这时宫里的人，除了那个孩子皇帝溥仪，可以数一数如下：

光绪皇帝和他的前一位同治，都无子嗣。光绪除了皇后隆裕太后之外，只有两位妃嫔。其中一位珍妃，在一九〇〇年宫廷逃离北京那天投井自尽。活下来的一位是瑾妃。同治留下瑜、珣、瑨三位妃嫔，头一位最机敏。咸丰皇帝的一位妃嫔，人称祺妃，据我在一九一〇年初得到的禀报，那时还是皇室里一位活跃的成员。太皇太后有一个养女。宫廷的人员，其次是太监宋、张（安德，即总管），属隆裕太后；又有太监张、孙、林，都属瑜妃。下等太监据估计在两千到四千之间，从没公布过确数。不用说，隆裕太后是宫里举足轻重的一位。中国人认她是真心想整顿宫中积弊的。她前一朝的大太监李莲英——宫里最有名的贪蠹——在新朝之初便退了下去，续有两任继任者。头一任宋（安德）遭贬，由张（安德）接了任。

准住在紫禁城里的，就这些人，再无别个；这些人里，也只有御座选中的才准随宫廷去住在紧邻紫禁城的西苑、西山的颐和园、北京南墙外的南苑，以及末代宫廷所到过的东陵和西陵。一九〇八年有过一个有趣的例外：溥仪的父亲醇亲王在皇城内得了一处宫殿供他起居、可以在此过夜，可不久便被撵了出来。

打理一切宫务、掌着帝国政府与皇室及御座之间关系的宫廷执事们，到一九一〇年可以看出，自最初派往北京的使团以来始终未开化——那时候，各国公使被要求在中国皇帝面前叩头，载运他们行李的一队船只溯白河而上，插着标着「进贡者」的旗子。到了一九一一年叛乱来时，宫廷、宫禁，以及内务府、宗人府和满人内部治理的种种法度，同它们百余年来的样子，本质上没有两样。紫禁城里没有一所新式学堂，宫里的仆役和官员得不到一点开化，没有审计之制，孩子皇帝溥仪一味交给宫里的女人和太监照看——那些太监被开明的人评为世上最下贱的仆役和帮闲之流。

袁世凯的谋划之一，就是要使孩子皇帝溥仪免于这样一种命运：在下贱太监的裙钗之治下长大；并要扫除外务部所诉苦的那种「敲竹杠」的积弊——据外务部说，这积弊使总督一类的大员每觐见一回，就要花去三万到五万两〔按金元价约合此数的三分之二〕。

袁世凯为达这些目的所设的一个法子，可以见出他给自己定下的这桩事有多大。他觉得事大到非借重列强之力不可，便设了一策：叫列强把驻北京的公使换成大使。这些大使既有权要求觐见皇帝，便能压过宫里的种种成规陋习。

修史的人若去查一查太皇太后的改革方案，会发现：虽为中国人自身的进化——社会的、政治的——做了周全的规定，满人在自己内部的事务上却没有什么要紧的更张。一九一〇年一月三十一日，满人名义上废除了中国人中间古已有之的奴婢之制。他们的奴婢先一概开释。可满人（以及更为原始的蒙古人）的奴婢，只是换了个名分。满人的立宪方案还没走到那一步——竟没有采行任何改革宫廷成规、更张皇室治理的皇室家法。事实上，皇室习俗里看得见的唯一变动，不过是太皇太后在世的最后几年里，一时与外国女宾往来应酬的尝试，以及摄政王给外国官员设的几回宴。

在有些地方，满清宫廷同时还在退化。前几朝的君主早把宫里众多的优伶、江湖艺人清了出去——在中国的制度里，这类人是并作一等、算在最下贱的仆役里的。他们在前一朝（汉人的明朝）盛极一时，又在嘉庆一朝（终于一八二〇年）现于紫禁城。清朝一代，宫里再没提到过他们，可到了已故的太皇太后手里，他们又兴旺起来了。

直到四川的乱事闹到不可收拾，皇室家法和满人内部治理这个题目才被拿出来议。而由宗人府出面动作，正见出他们心里有愧、也自知处境大为虚弱。摄政王下了一道上谕，说是「奉」隆裕太后「口谕」，要把宫廷开销总数每年减两万两，另行别的改革。立宪的溥伦贝子和度支大臣载泽公，会同内务府大臣及四族的长老，被派去为内务府和宫廷官员厘定新的职守章程。

溥伦贝子和载泽公奉命对皇室及宗人府的开销厉行撙节，会同这两处的堂官办理。这几位堂官放出话来，说撙节的头一步，是决定裁去所属人员的五分之二。可一查，内务府的预算非但没减，反倒添了三十八万两，使总数估到八百三十八万五千零五十七两。

这一场迟来的自新之举，同共和创立诸事的进展齐头并进，看着很有意思。它最后一次的消息，是在十月初：溥伦贝子上奏御座，说内务府的开销同它可动用的进项之间那一大截差额，他不敢去调剂，因为这牵动隆裕太后和皇帝两位圣上的用度。于是隆裕太后下了一道朱谕，说此事须由她自己裁夺。

隆裕太后这一举——凡关宫廷之事，向来是它私己的、因而在中国官场心目中是神圣不可干与的——把他们打回了原来的地位：宫廷被客客气气地当作「不关旁人的事」而搁置一旁。

宫廷的居所自成一个主权；它最触目的一点，就是被称作「紫禁城」，这称呼名副其实。它的事务仍旧是太监的一手包揽，尽管这类人物人所共知，既是积弊，也是帝国的祸患。明朝之亡有一桩永不该忘的教训：正是宫廷的腐败，酿成了把中国拱手让与满人的那个局面。可皇室仍旧落在太监手里，一切与外界的往来，向来都是经太监之手办的。

官员非经他们，永远见不着御座；一切文书都过他们的手；他们是御座关于整个官僚体系一切消息的所在；他们的荐举在御座那里有分量，且可以贿赂而得；他们掌着宫廷的开销、编着预算；不塞他们的手，同宫廷什么事都办不成。太监的身世，对世间大众是一章封着的书。我所能记起的、紫禁城近代史上他们不为中国人所痛骂的唯一一例，是自尽的咸丰皇帝一名忠心的太监——他自愿随他的主子而死，这是一种被日本人学去的中国风俗。

这个，连同宫外那些显贵混杂的成分，便是宫廷构成的外貌，以及它的日常生活。它职分上的活动，都花在王朝或宫廷的政治上，而这政治，就王朝的内部外交而言，至少包含三桩有趣的命题。头一桩，是在满洲宗室的黄带子党——他们自称是王朝始祖显祖的后裔，号爱新觉罗——同红带子党即叶赫那拉族、皇室的旁支之间，维持平衡。中国革命那一时期，御座正落在后者手里。

第二桩命题，是在两大政党（自一八六〇年即已存在）之间维持平衡：一是湖南曾国藩一党，一是安徽李鸿章及其弟李瀚章一党。第三桩，是在汉人与满人之间维持官场的平衡。这一桩最易，因为满人自己没有党要扶，便分列于两党之间，拿汉人的党做砝码，撑住当权的王朝。

这都不是轻省的差事，又因各国按各自利益的驱使，或抬举一员、或贬抑他人的偏好而更形棘手——譬如日本人扶那桐以抗袁世凯，或英国、美国等扶袁世凯。这两股对峙的力量之间裂着一道宽缝，够王朝跌进去、找到它的灭亡；它果然跌了进去，就在革命的叛乱里——那时广东一党起来，维新的人也加了进去。

除这一切之外，宫廷之内还有「裙钗之治」，末了分作两下：一是隆裕太后，一是摄政王的福晋醇亲王福晋。末代宫廷得势之初把袁世凯逐出朝廷、由此开了王朝下坡路的那件事，是宫里男人们的手笔。隆裕太后同已故皇帝并不情投意合，一八九八年政变时也没站在皇帝一边去反袁世凯。恰恰相反，她站在她姑母太皇太后一边。醇亲王福晋是袁世凯的恩主荣禄之女，本没有自己的理由去算计袁世凯。可她偏同隆裕太后争起高下——隆裕原是她亲生儿子名分上的皇母。她丈夫的母亲也帮着她，人家讥笑说，这两个才是真正的「摄政」。她们要把北京京官里的肥缺一网打尽。这一家有三位王爷：摄政王、洵亲王、涛亲王，个个都穷，都要钱来重振产业和门第声名。海军部给了洵亲王，陆军部给了涛亲王（连同一位年长的王爷毓朗），摄政王自己则担了大元帅即总司令之职。继逐去袁世凯之后，这是王朝下坠中又一大、也是最大的一步。

宫廷与皇室之外，构成御座天然屏障的，是宗人府，由八家铁帽子王和别的贵族组成，以庆亲王为首。里头有方才提到的那几位王爷，也有恭亲王和溥伦（这两位在光绪皇帝驾崩时都是皇位的候选人）、庚子出了名的端郡王，以及许多别人。他们中间，没有一人为救御座、为王朝而出一声、动一手。一切干系都压在庆亲王一人身上——他是个能干的大臣，却是个极老的老人。满宗人府里，他找不出一个领袖，只得承认：他所能指出、可以接他自己去引领王朝的唯一继任人，是那个汉人袁世凯。满清王朝到这时，似乎只差孙中山在洪武陵前行的那一番礼，便可把它永远打发掉了。

贵族里没有一个人受过一丁点外国的训练或新式的教育。御座是一眼被污了的泉源；它给中国人的改革，比给自己的还多，却治不了国。

除了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暴民袭击已故太皇太后之弟桂祥公的府第之外，觉醒了的中国人对宗人府和宫廷不闻不问。宫外那些宗室，各自私下料理自己的事，无意合力自卫，只指望外国人的庇护。

正当他们四散逃往外国的租界和居留地时，御座却在惓惓顾念少数几个忠心的兵——那几个重拾了往日尚武之气、宁死守其岗位而不肯将它交给暴民的兵——用身后的哀荣去酬他们的英灵。随后宫里的人便都安静了下去，满人就这样被卷进了中华民族那一场浩大的觉醒之中——这是一千年里仅有的第二次觉醒。

在已故太皇太后于宫中当权的那一时期，中国有过许多够得上称作政治家的能人，可到了末一朝，却没有一个值得记取。他们若肯把宫廷清一清、把几位王爷教育教育，把自家门前的雪扫一扫，至少还能把自己摆到无可指摘的地位。可他们什么也没做。宫廷只顾着宫中的钩心斗角，同外界结不下一点联系；它的生涯像是要表明：满清王朝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满人是世上唯一不需要朋友的人。

王朝拿什么去应付当前的命运，一同日本一比就显出来了——日本解过一桩相仿的难题。日本人说，中国面对革命时，日本在同样危局里所有的紧要元素，它一样也没有。它的御座不是一个凝聚着崇敬爱戴的向心点；也没有一大批进步的领袖，能于世袭的声望之外，再添上高远的才智、深沉的远见和无敌的勇气。它背后也没有一个为爱国之情、而非自私的个人主义所鼓动的民族。这番指摘之外，还添了一条——这一条虽也刺着中国人，却像是给满人下的最后一句咒。满清王朝给中国出过的皇帝，从各方面看，或许是她最伟大的皇帝。在它治下，中国达到了她最盛的繁荣、声望、财富和版图。「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日本人说，「必从他们那里受过值得永世感戴的恩惠。可在这一切受恩的人里，到了那最紧要的关头，竟找不出一个人肯为他的君主舍命。」

没有一位天潢贵胄或任何一支血亲，没有一位大臣，没有一位御史，肯照那与生俱来、古已有之的风俗舍出性命；甚至没有一个最卑下的太监，肯献出自己的命，去为满人落幕的那一刻添上一笔——一如当年长夜降临于明朝之时所曾有过的那样。

四十七共和的文书

这场革命的叛乱，没有什么显眼的战事。它是一场以和平宣传、报章的开化与诅咒为手段、辅以密谋的运动。它靠的是保全而非破坏的原则而成功；而这个民族，正如日本人所观察到的，在叛乱的目的达到之际，显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克制与收敛——有人或许要说是冷淡。满清王朝就这样过去了，不为那目不识丁的芸芸众庶所留意、所知晓，只被革命的维新党人所痛骂，被共和的领袖和政府在他们的文书里逐条数落。中国革命叛乱的种种现象里，没有一样比这些革命的文书更叫我心头一震。

中国的「独立」，一九一一年九月由四川的蒲殿俊发端。「中华民国与总统之制」，十月由武昌的黎元洪发端。各省的「联合」，十一月由上海的伍廷芳发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十二月由南京的孙中山发端。一九一二年一月，在中华帝国里揭开了一场头等的革命。

四川的宣言是些简单守成的宣言，只关乎铁路的国有。民间对这些宣言的拥护，还带着对已故光绪皇帝之灵的祭奠。武昌那边的文告——黎元洪在其中说：「我湖北军之统领，将覆满而兴汉」——头一回勾出了革命叛乱的界线。在北京，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由资政院颁布、经御座批准的「十九信条」，本意是要厘定并固定政体的形式。这是革命文书里最好的一部分，虽属君宪，却是为着那些宣布共和独立的人的利益而立的。它以北京立宪诸人七年间钻研宪政所积的识见为本——那部宪政方案是一九〇七年由太皇太后所拟、所颁的。「十九信条」较那部宪政方案是一大革命的进步；那方案本是仿日本宪法而作，中国那些守成的外国友人自己也觉得尚可接受。

「十九信条」是对满清御座权力的一记猛勒。它整个是冲着满人的王笏去的。它其实是一部议会之治的宪法，对议会本身却根本没设什么确定的限制。它把王朝从一九〇七年以来一直为自己所营造的那座宪政避难所里拽了出来。已故中华帝国的居民，几乎凡是维新的，都是守成的维新派。北京那些守成的革命党人——他们的代表——在宪政上究竟站在哪里，把「十九信条」同日本宪法比一比，便可略见一斑。

头四条与日本宪法的相应各条相合。

另有一条——第十条——授予中国皇帝对陆海军的统率，却不给他日本天皇所享的最高号令之权。日本是天皇缔约，中国则要由议会掌这权；日本是天皇的政府或大臣会同天皇拟定皇室家法，资政院则要由议会来立这些法。

第十四条是一项应急之策，用以罩住中国的财政——那正是所声称的革命叛乱爆发的起因。它把预算之权连同一年前的旧预算交予议会，并使政府不得擅采非常的财政措施。这是为了拦住当时正待成议的外债。在我看来，这「十九信条」显出了这场革命所能有的最冷静、最上乘的思虑。它显出对美国宪法的了解，它的清晰与清醒，一时在外部世界里，抬高了核准并通过它的那个资政院的身价。

「十九信条」出在那批古怪文告之前——友邦被请着把那批文告当作新中国人民的声音来领受，从上海对世界发出。在那批文告里，一片中西思想混杂、革命陈词滥调的马尾藻海，把那些受过教育、诚实而有见识的爱国者一齐吞没了。其中一篇，就是把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伍廷芳揉作一团的那一篇，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七日发出。它或可称作共和党人从中国发出的、头一份正式向世界的呼吁，文曰：

「中华民族，于革命的阵痛中重获新生，谨向世界致友好的问候与祝贺。

「作为中华民国，它今请文明列强予以承认，俾能借列强善意的斡旋之助，在诚实的政府、与万邦友好的通商往来之基上，建起一个和平而幸福的将来。

「中国人民于自治并非未经历练。亘古以来他们自己治理自己：他们把守法之风养到别的民族所不知的地步；他们发展了工艺、实业与农事，享过一种甜美绝伦的太平与知足。

「一个异族的、好战的野蛮之众，扑向了他们。中国人民被征服、被奴役。这奴役存续了二百七十年。随后中国人民奋起，为自由击出一击。从一座倾颓的御座的混沌与尘埃里，浮现出一个自由而开化的民族——一个四万万人的伟大天然的民主之邦。

「他们择定了要建一个共和国，我们相信这择定是明智的。中国人里没有阶级的贵族，他们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皇族，可以立来替下满洲的皇室。这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之邦。官员出自民间，也复归于民间。中国人里没有王公、爵爷、公侯。满清御座一去，剩下的便是一个现成的共和国。我们已经有了各省的议会和我们的资政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官员齐备、称职的共和国。

「不出几日，我们制宪的大会便要开了：为它所作的安排，早已就绪。这大会上将有中国各省全权的代表。一部最开明的宪法将获采行，临时政府的新官员将获选出。随后，依宪法之规定，便有各省与全国的选举。

「当此之时，我们的政府务须获得承认；不然，工商百业便要陷于长久的停顿。除汉口一处外，四境皆安，可工商百业非等这新共和国见纳于世界万邦之列，便无从进行。

「我们求承认，是要好进入我们新的生涯、进入我们同列强新的关系。

「我们求承认这共和国，是因为这共和国已是既成的事实。

「十八省里已有十四省宣布脱离满清政府而独立，公告归附共和国。其余各省，料想不久也会走同一条路。

「满清王朝眼见自己的权力已然消散，昨日的煊赫成了一台傀儡戏。它未去之先，已因允了那部业经公布的拟议宪法的条款，把自己的威权剥了个精光。

「中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是用一支不流血的笔写就的。

外交总长　伍廷芳」

这篇文告，有人说出自一位美国报人之手。它被电致一位美国编辑，据说那编辑回电说，他这就要拿着它火速去见美国总统了。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五日，武昌的共和政府采行了一部有趣的「联邦条款」，可它既无独创，也无惊人的革命气象。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出了几篇有历史意味的文告，其中没有一篇比那篇给帝制军事将领的呼吁更可记——继这呼吁之后，便有四十六名军官的倒戈，把帝制军队交给了共和。可于举世大众最有意味的，还是那篇一九一二年一月九日在南京颁布、由大总统孙中山及其外交总长王宠惠署名的《告友邦书》。

在二十四段里，「中华民国」控满人对中华种族与帝国犯下三十四桩罪与恶，其中有：篡夺御座；压制人民的个人才性与民族抱负；虐政；难堪的压迫；奴役与束缚；一味的闭锁与不化的暴虐；愚昧与自私；把外部世界拒之门外；把中国人推入蒙昧的心智之境；阻滞中国智识、道德与物质的进步，因而对人类与文明各邦犯下罪行；欲图使中国人永处臣服；对开疆聚财的一种恶劣的贪求；治国以致中国人受长远的伤损；创设特权与垄断，在自己周遭筑起排外的壁垒；不经民之允诺而横征苛敛；把外贸限于通商口岸；对过境货物设厘金之卡；梗阻内地商务；迟滞实业之兴办；使天然富源之开发成为不能；蓄意疏于保障既得的利益；不予一套秉公司法的常制；施以异常而残酷的刑罚；此外还有九条别的指控。

这些罪，就是那架据说中国人民被满人绑上去、被碾、被撕、被扯的老虎凳。它是那「冤情」——革命维新党人赖以自辩的东西——最完备的一番陈述。这些「冤情」最叫我心头一震的地方，是它们其实是一份中国自古以来的风俗、罪愆与积弊的清单，而这些东西所吞没的，不单是中国人的抱负与发展，连满人的也一并吞了。首先，它们同四川、湖南、湖北、乃至江苏、浙江那些使革命得以成事的乡绅、学者、学生维新派的言论与立场，是相抵牾的。

单就表面看，这篇文告叫人觉得：要再凑起一班像写这文告的人那样、开明与不开明相掺的中国人，一班把中国历史、生活、性情，以及世界及其各国政府，都茫然到如此地步的人，怕是难了。它出自南京，我读时的头一个印象是：这正是那逃亡的南明（一六四四至一六六二）在同一地带——上海、武昌以北与广东以南之间那一块三角地，恰同头一次覆满之战里宣告独立的地带——所可能发的那么一篇文告。它满是一省之见的褊狭，满是一省之限，来读全中国的历史。它显出一种被蒙蔽的眼界，塞满了浩大而虚构的冤屈——恰如中国人所控外国加于他们的那种——是一种偏袒自家病弱的、断然的成见。

我要把中国人和满人摆到「针锋相对」的对照里，好看看这共和的控状背后究竟是什么：

临时共和政府《告友邦书》因此是革命叛乱里最要紧的一篇文告。它一开头便是一个深不见底、大而无当的不实之词。它说，压制人民个人才性与抱负的头一个起因，是满人的统治。可中国人民发展受阻的真正起因，外国人和一些中国人多少年来早就知道，是那套把中国石化了的中国教育制度，同满人扯不上一点干系——除了满人把它废了（一九〇五年）这一点。

《告友邦书》第二段，说革命是一桩民族的抱负，这一层不那么要紧，可看着一样不实。领袖们和孙中山自己，都说革命是一场密谋，而孙中山的友人们，则把它的成功归到他名下。要说它在那时是中国人民的抱负，是说不通的。《告友邦书》的其余，也可如此处置。

西方人很难体会中国被那套亚洲式宫廷制度、被那些民间古已有之的风俗所弄到的官场的卑污之深；可再怎么孤陋寡闻的观察者，也断不能把中国的种种恶，都归到满人头上。伍廷芳和孙中山替全体中国人所控诉的那些恶，正是归到满清宫廷头上的那些。中国政府的腐败，在中国的史书里，向来是记在宫中的太监（全是中国人）和那些做官的人（几乎全是中国人）头上的。

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史，写到一六四四年为止——也就是满清王朝开始之时——在中国的书架上都是齐全的。那里头记着中国宫廷之治与失治的故事，照中国人自己所述，其腐败、残酷、卑污，超乎今日西方一切所能理解。太监自汉朝而下，就是中国的祸害。到唐朝，他们成了威胁帝国一统的一大国患；中国人把他们和他们那害人的势力一代代延续下来，到了他们最末一朝明朝，把自己弄到那样腐烂的地步，以致满清王朝头一回临朝受觐时，太监竟抢在最高的大臣之前冲上去，要头一个受皇帝的接见。

中国人的明朝之所以覆灭，是因为一切道德品性的绝灭——照近代史的说法，正当这些品性荡然之际，宫中已被闹成一座群魔乱舞的地狱。可就在那时那地，满人永远褫夺了太监做官掌权的资格，把他们贬回到仆役的本位上。满人虽沿用了这套制度，却把它改良了，还因太监越权而处死过太监。

伍廷芳和孙中山的这些指控，同他们同胞给我们的史书、同西方史家的史书，都对不上。中国末一朝即明朝的历史，是中国人（而非满人）写的。满清王朝的历史，虽已写就，却还看不到——因为帝国的中国旧法禁着任何人、连皇帝也在内，去看写的是什么，只放这历史给后世去查阅。就算把满人的偏私打个折扣，这历史一旦得见，无疑也会是一部对满人极有利的历史。

我曾想在满人的政治里，找出与明朝那登峰造极的卑污与腐败相对应的例子，却没找着。满人入主的那个确切时刻，中国断不是那种被人粗心而无知地描成「承受一个异族之众扑将下来」的、太平知足的乐土。这一类指控，听起来倒像中国是拿明朝末年的中国景况、又拿相似的手段，来开她的共和国的头。中国人民所行的那套战法，连同那饥荒的种种惨状，无疑都是黑暗时代的东西。

四十八满清王朝

那篇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颁布的《告友邦书》，单是冲着外国人去的，表面上说是为他们的利益，其实是冲着他们的贪心去的。中国的对外关系，就其中国的一面与满人的一面看，自能显出这一控状——说满人一向排外、并当着酿成中国对外纠葛一切恶果之责——的真伪。它们也能显出：在这些宣言、或将来中国别种政体下别的中国领袖的宣言之下，一个共和国有多大的亲外或排外的可能。

我提过明朝的、也就是中国的史家。自近代即满清王朝开始以来，中国同西方的对外交涉，自有它清清楚楚的西方一面的历史可凭。这历史显出，中国的官员反对同外国通商反了两百年。末代明帝的孀妻遗族，在可怜的绝境里皈了天主教、取了拉丁名字，为的是好经罗马的教皇引来外国的干涉，把满人逐走。这同他们的中国臣民当年放满人进中国，是一个心思。这又是中国人。

论满人排外的旧账，历史显出：他们的错处，在于把对外之事委给了他们的中国代理人。天主教徒——他们在中国的祸事是自己招来的——曾受第二位满清皇帝康熙的反对（一七一六年）。可外国史家已开脱了满人在反天主教诸措施上的罪责。下一位皇帝雍正，依着（中国的）文人和浙江巡抚的建言，把天主教徒从华中驱走。他的理由是：在与百姓打交道上，天主教会在他看来俨然另立了一个与他自己抗衡的权柄。他是头一位亲手直接接受外国使节国书的中国皇帝——这一功便该记在满人身上。一八三三年，道光皇帝听葡萄牙人的陈说而反对英国人——这并非出于他自己有什么方针，倒更是承着广州反对外贸的那股劲儿，而那反对，早在满人来临之前久已立下了。

然而到道光手里，中国排外的方针到了顶点，中国人与满人在这上头性情上的根本分别，也清清楚楚显了出来。接触点仍旧是广州。那一时期中国最出名的人物里，一个是声名狼藉的叶总督，中国人；另一个是满人耆英。这两个人的对照，触目得很。叶名琛为他排外的罪愆，死在加尔各答的流放里，为一切诚实的人所痛骂。至于满人耆英，外国人则争着颂扬他。香港总督德庇时爵士说他是外国人所见过的中华帝国最好的一等官员，并对他的政治家风度、一丝不苟的诚实和高尚的荣誉之操，致以公允的推崇。经了两百年蒙昧的中国人的抵拒之后，满人耆英之来，于中外的往来，宛如一道大光、一场福泽。

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那套观念，是满人费了极大的劲才更动得了的。是中国人嗤笑「英国女王与中国皇帝平等」这个念头。满人——他们旭日东升的往事，是由那些父辈还记得此事的人讲给他们听的——本没有这类念头；这些念头，是中国「天子」的传统所生出来的。

满清御座在对外往来的种种问题上，难得摆出决然的态度，往往不得不迁就中国民众的脾气。它把满人的大臣插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有时得手，可也有一样多的、致命的败绩。满人的直隶总督桂良，没能挽回一八六〇年英法进军北京之祸——那一回中国人对他们英法的俘虏施了那样的野蛮。可那一时期帝国的官员里，满人恭亲王、文祥和桂良，是仅有的、被西方史家称作「明智而开通的政治家」的人。这时候有一场满人排外的密谋，是在满清皇帝咸丰——一个不负责任的孱弱之人——手下起来的；可恭亲王，他的兄弟，会同文祥和桂良，连同皇帝的遗孀即已故太皇太后，把他们处了死（连同两位满洲亲王载垣、端华）。

依着皇帝满人谋臣的建言，蒲安臣被派作遍使各国的使节。对他这趟使命的一桩指摘是：它无意间「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仿佛中国人民有采行进步措施的愿望」。中国人那时还没有能力行人们所期于他们的那种改革；一八七〇年，蒲安臣使团还没回来，便有小册子散布开来，鼓吹灭绝基督教，酿成天津戕杀二十个手无寸铁的外国人的惨案——像是要当着文祥的面，把御座那一番伟举一笔勾销。一八七三年，皇帝本人同治，不顾他中国臣民的一切说教，接见了外国的公使。

三个显赫的中国人的名字，接在这几个满人的名字之后，用以表明中国人对开化并非全无知觉：曾国藩和李鸿章，还有张之洞。前两位因平定中国那场大内战太平天国而成名，随后又因把外国的学问引进中国而知名。他们的努力，几乎被张之洞抵消了——张之洞在史上作为满清王朝末几位政治家之一的地位，看来是最后一个了不起的帝制煽动家。他在改革这类公共议题上的态度，是筑在一种浩大的无知之上的，那种无知只有中国国际关系头几年里的中国人才有。他名下没有一桩美好而伟大的举动。他写过一部书，力陈外来的开化是「中国唯一的希望」，却又处死了一批批维新之士，其中多是他自己属下的人。

满人文祥，因谋划蒲安臣使团、要把中国带进同全球列强的密切往来，而胜过了他同时代的每一个中国人。中国人——他们身上似乎生就有一种对外国人固有的厌恶——以极野蛮的手段，对外国人施了一场报复，而这报复的起因，同别的任何东西一样，正是满人的开通与政治家的手腕。这是中满对外交往的历史一再作出的见证。

把满人扶上皇位的满人首领兼摄政多尔衮，是一位第一流的政治家。他带来一支相对开化的军队，不流血便把这片土地从内战里救了出来。它在北京以开化之礼安葬了自尽明帝的遗尸，非但没有带一个异族之众扑向中国人去奴役他们，反倒一纸文告便使半个中国彻底安定了下来。

在另外半个中国，满人废黜了那些嗜杀的草头王——如在四川——把帝国合而为一。他们的报复虽极其残暴可怖，那也是照那个时代的惯例；可对于被他们所取代的那些人，历史却找不出一句嫌重的话。满人待中国人是抚慰的，他们初到中国时所受的仇视，被他们以「一切官职都给中国人与满人同等的名额」而抵消了。他们起初也照中国人举国通行的态度，傲慢地对待外国的使团。可显然，他们远比中国人早就学乖了。是满人康熙皇帝的祖母，和满人摄政之一索尼，使中国文人对天主教神父汤若望所求得的死刑判决得以撤销。

满人是从中国人自相残杀的血泊里，把中华帝国合起来、造出来的。它是唯一一个尊重前朝的坟墓与家园、不去亵渎、不去铲平的王朝。它把这个国家还给了百姓。从那一刻起，中国在满人治下发展，直到她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富、更强，因而——尽管有她对外的种种恶、饥荒和别的内患——内里也有着比她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的幸福。她一直被满人稳住、被满人拢在一处，而满人的位子，如今已被列强接了去。

在伍廷芳、孙中山和别的共和领袖所属、至今仍保着它另成一体的个性与身份的那一地带，反抗满人之治、之法、之秩序、之进步（那是中国有过的唯一近代的进步）的事，一直在进行。一六四四年以后，一小串所谓「明朝」的皇帝，在那里打了十年一场必败的仗，其间他们在江苏与广西之间来回迁移——正是共和革命「联合」的那一地带。此后三年，他们在贵州有一处据点，又从那里被赶到云南，末了赶到缅甸，他们最后的独立就在那里被逼得走投无路。头一个「中华民国」的疆界，同十七世纪中叶这块桀骜之地，差不多是一样的。政治乱局兴起的四川、封建复活的云南、封建独立死灰复燃的贵州，到共和革命之乱一来，都退回到了满人来中国时那同一种独立的状态。

除明朝那一段外，统治中国一千年的鞑靼人，起初是「粗野蛮荒之民」。可他们接受了他们所征服的中国人的文明，通晓了他们的学问，采了他们的风俗礼仪，把这一切都轻易地融了进去。同时，一离了那严寒的、他们本不惯于安逸的北方，他们便萎靡阴柔起来，失了征服者的锐气与刚健，被吸纳进了中华民族。

忽必烈——他的部众正遭了这种命运——比中国人还开明。他保持信仰的自由，只对中国最低一等的崇拜即道教是例外，把道教的经书烧了，只留一部。他立了驿传制度，重修了大运河，向各外国——包括印度，据说还有马达加斯加——派出和平的使团。

中国的几位满清大帝，按在位先后来数，是康熙和乾隆。最伟大的满人之一，是慈禧太皇太后。十世纪之初——明朝的前期——中国的人口据估计已升到六千万之数。康熙一朝，是中国整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他是一位大军人、一位大学者、一位大君主。卜舫济说：「在对待外国人上，他比他周遭的人都开通。」他完成了满人对帝国的征服。乾隆在位六十年，把满清王朝和中国带到了中华荣光的巅峰，帝国之数「在四万万以上」。

太皇太后要应付的还更多，到晚年更被一场反满的运动——义和团——所围困，她为保御座，不得不把它调转过去对付旁人。两年前她曾想把国事交给那位无能的皇帝，却不得不重掌大权。满清王朝需要领袖，她便把政府之权交给了年轻的满洲亲王们。尽管满人这时已彻底衰朽，把自己弄到那样一个地步——单是义和团这场运动，就足以成为推翻王朝的一桩冤情；也尽管她犯下了尽可能最坏的种种政治错误——可太皇太后一旦重掌御座，便把自己摆到了改革运动的前头，成了它的皈依者，敞开宫门，颁下改革的谕旨与宣传，把自己造成了中国历代帝王里最伟大的改革者。

在义和团这场运动里，最前列的中国官员是反着御座与宫廷的。武昌总督张之洞、南京总督刘坤一、广州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同各国的领事订了约，抵制义和团的运动。他们得到北京中央政府里开明的中国人的支持，那些人为此丢了性命。可他们并不孤单。宫廷这一圈里，受太皇太后庇护的满人荣禄，同那些排外的亲王、那些嗜血的中国将领和无知的民众相争；而满人皇帝、那个孱弱之人光绪，则从「四万万」里深深地凸显出来，实在是一个可怜的巨人、一个改革的殉道者——可四围又是何等汪洋一片的侏儒。

太皇太后立了四大改革：立宪之制；禁烟；军事改革；实业发展。她废了奴婢之制。这一件与禁烟都办成了，是中国的统治者两桩最大的功业。

有人拿满人这般轻易地退位撒手来做罪状，说这正是他们攒了一大笔钱、想卷着钱溜走的凭证。维新党人和革命党人给他们定的一条罪，是说他们靠着中华民族发了自己的财。我自己却从没把满人看作一门叫人羡慕的人家。凡见过那些人丁凋零、穷困潦倒的满人聚居之处的人——他们躲在那些古老的、如今破败不堪的城堡里，那城堡沿着他们当年从满洲进入中国的大道一字排开——是决不会羡慕他们的。中国人拨给他们维持中央政府的岁入预算，肯定还不及欧洲一些最小的独立邦国。中国人待宫廷与中央政府之吝啬，到了这样的地步：太皇太后一生的大半，可以说都得把刀架在中国官僚的脖子上，才凑得齐维持皇室体制与行政所需的款子。她为重修西山的宫廷夏宫，不得不借别的名目挪用款项。何况，凡识得中国人的，无论怎样驰骋想象，也断难设想他们会被一个满人占了上风、或在最微末处吃满人诡诈的亏。满人从中国人那里得的，是他所应得、所挣来的。中国有一句自古以来的老话，说鞑靼是个「好蒙的冤大头」。中国末四朝的大贪墨之辈，是中国人李鸿章、李瀚章，还有那些维新之士——尤以广东一党为著——他们所受的外国训练，本该叫他们为自己所采的那套手段而羞愧，把他们抬到比他们那些不如意的满人同侪更高的地位上去。他们中有些人头一个从这场大变里飞逃，正是他们贪墨有罪的铁证，因为他们把财富都招摇到了国外。倘若真有官员，为着终于摆脱了王朝制度的种种苛索、好卷着偷来的财货逃往安全之地而欢欣，那么中国官僚这一片合唱，也定然把满人也许漏出的任何一声，都盖了下去。

照中国维新党人所控那几个方向上的腐败，据传是起于周穆王一朝——基督纪元前一千零一年——而中国人从未把它改一改。我在北京对满洲亲王们生活的观察是：除了少数几家，那些亲王都相当穷。肃亲王是最前列、最有势力的亲王之一，王朝倾覆时他已是个破了产的人，为躲债主而逃走了。满人和蒙古人在入主之时所占的那些大产业，有些不过是名义上的富。醇亲王做了摄政，发觉非得把他兄弟载洵、载涛安插进官里去不可——好让这一门最前列的满洲亲王之家，撑起同它在国中的地位相称的一副体面来——那时候，这门是一文不名的。

溥伦贝子也在那些除了勉强糊口一无所有的人之列。溥伦福晋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道出了满人对将来可望摆脱宫廷礼节与御座苛索的那份宽慰。她说，她盼着这些乱子过去之后，自己能不重要到可以上城墙走一走。「外国和别处的女人所做的那些事，一定妙极了，」她说。她从没去过黄寺，也没去过天坛（凡到北京的游客和侨居的外国人都要去的地方），除了自己家里和一处外国人的家，哪儿都没去过。

到那最后的关头，满清的宫廷与宗室行事有度、知所进退。在北京、南京、上海那一切叫外国人如坠云雾的纠葛里，我看宫廷与皇室的举止，够得上革命的那一方，是在很高的一个行止的层面上。满人身上，我找不出多少相对可责的地方。他们的天纵之才，给了中国一段她从来所有的一样仁厚的治理，而那还是在她最艰难的一段时期里——那时她背上压着中国从未见过的那样一群外敌的猛虎。它以一种永远令人肃然起敬的尊严收了场，将近四十年间，全靠一位老大臣那近乎奇迹的力气撑着，而这位老大臣还受着举世评家的啄啮。它的谢幕，同前一个中国王朝的谢幕，又是何等的对照——那王朝的末代皇帝，先是因三官庙里问卜的神像不灵而咒骂那庙，随后上了煤山，把自己吊死了。

背抵着墙，满清皇帝那无与伦比的一脉的末代人物——孱弱的隆裕太后带着那小皇帝——不肯把自己做成一对孱头，向那班头脑发热的革命党人无条件地投降。

四十九「花之共和国」

照中国人自己的见证，中国自建的张家口铁路的通车（一九〇九年九月二十日），和张之洞之死（一九〇九年十月四日），恰好标出了旧中国的过去。帝国那三足鼎立的巨头——李鸿章、太皇太后、张之洞——最后一个也死了。「三巨头死了，」我们说，「中国却还活着。」

不出两年，中国又有了一组三巨头，就是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王朝去了，剩下的是一个比从前更复杂、更奇异、更难测的中国，因为西方的精神如今已彻底浸透了它。

袁世凯就任之后，我离开北京时，中国在它这一组新三巨头之下是个寡头之邦——照这寡头的样子，它若还有可能，比从前更是中国的了。它开始新生涯之际是个什么样子，从它三处京城的情形便能看得清楚——因为它其实有三处京城：南京（或广州）、武昌、北京。

南京的政府解散之际，孙中山和那里的议会，孤零零地坐在满人端方所建的那些宫室的荫蔽之下。到场的官员和维新之士约有五十人，除了两三个，全是外省人。孙中山告别的时候，这座城、这个省和它的百姓都没有派人到场，竹间的风正在把南京唤回她旧日的生涯里去。

从南京派了代表去调停武昌那些如今相争不下、无可救药的势力——正是他们把共和给了中国。黎元洪写信给袁世凯，痛陈那些骤然在各省得势的军事将领的贪心，和百姓在他们之下的可怕处境。他发觉那些革命党人是劫掠者，而非爱国者，正在这片土地上四处剽掠。

黎元洪绝望地写道：「志士不为杀身之惧所阻，……最后的大祸怕是不会拖得太久了。一个独夫接着一个独夫，各要行其所欲，法度被扫进了遗忘里。这样下去，中国必亡——不亡于满清王朝那些亲王之手，而亡于共和的这些英雄之手；不因一个腐败的专制，而因这新生的政府。我说这些话时喉头哽塞，可要我缄默是不能的。从早到晚，我像坐在一床针毡上，喉里又卡着一根鱼刺；夜里我惶惶然从床上起来，衣裳都被汗浸透了。」

大总统袁世凯从北京回信给黎元洪，证实了他所说的。

「假若上天要保全我们的中国，」他说，「那也是因了你这封示警的书——它点出了我们所苦的十桩恶〔在中国是至多之数〕，和我们所缺的三样长处〔是紧要的根本〕。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我们所爱的国里，亲见那欧洲贤者所谓的『暴民之暴政』。波兰和别的邦国不是亡于他人之手；除了他们自己，没有谁该为他们的败亡负责。眼下的无政府之乱，把我们的国带到了近乎波兰的地步。我独坐着细想这些事，只能在涌出的泪里求一点宽解。」

孙中山离开南京，前往叛乱的中心广州和东南——那是他在三巨头里分内的地盘。报章正印着漫画，其中一幅把中国画成芦苇和水禽——一点声息、一缕微风就惊动了。另一幅题作「时局」，把各省画成危危地悬在外国人手掌之上的一颗颗蛋。中国的官员与百姓拿刀互相砍杀，旁边题着「猜猜是什么意思」。

一幅漫画把中国人画得像开明西国的自由公民，题着「样子对了，精神却还差得远」。一幅题作「英雄相」的漫画，画一个两面的人，前脸满是笑容，背后是凶狠与残暴。革命的人穿着洋装，被画成两眼只盯着利与势、而不盯着德。

中国太大、太粗、太不听使唤，那三巨头对拿住她绝了望。反满情绪的浮浅——它不过是长年不安的一个慢性征兆——已经显了出来，作为一句战斗的口号，也被大大地滥用了。看得出，百姓自己对推翻满清王朝这个目的并不明白，只是在互相剽掠。

退位之际，有一个外国人徒步从山海关横穿到北京，一路打听这场革命，却发现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有这么一场革命。同革命叛乱或维新运动有牵连、或知道有此事的中国人，据日本的情报机关——在各国里，论中国之事被认作最强的一家——估计，不过全体人民的五分之二。

袁世凯根据他对中国的悉心研究——尤其是他归隐的近三年间所作的——说，属于先进一党的不过全体人民的十分之三。至于其余的十分之七，仍旧守成，安于帝国的旧制。他觉得，革命党人若真把王朝推翻了，还可能有另一场革命起来，由守成派领头，以恢复君主为目的。照他的意思，这就意味着几十年的乱局。伍廷芳则预料会有一代人之久的、对政治领袖的暗杀。

中国的情形和中国人的能力，是久已为人所熟知的。我在中国的十二年里，为这一切劳心，人们从各个角度把它摆到我面前。对我、也对一切西方人，中国永远指的不是那少数开明的领袖、那些共和党人，而是那被瘟疫、饥荒所鞭挞的芸芸众庶——他们背上添了一种新的贫穷，那是环绕她、与她为敌的列国那更高的生活水准所致；他们向来治理不善，如今则同从前一样，根本没有什么治理。中国开她这「花之共和国」的头之际，没有有效率的劳力，被无知所诅咒，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省与省之间、乃至许多地方连乡邻之间往来的凭借，没有成系统的币制或税制，没有内部的国家信用，没有像样的交通，没有用来抬高她经济水准、好不至于被那些富强的敌国碾在中间的钱本。她的森林凋敝，她的江河失治。此外，她外面还被一圈强国所围，她的边疆正在这些强国面前崩坏。

中国若在一百年前、乃至半个世纪前日本踏进国际舞台之时，就进了万国的这所学校，她本可以把她的种种难题一一细细解开——那「中国问题」也就根本不会存在。可她是最末的一个，独自面对着全世界。文明是她的对手，连「花之共和国」那庞大的寡头之邦，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怕也要踉跄的。它的危险，从列强枢府所持的意见里便可读出。沿她边疆的各国为中国所定的种种打算，是她无从尽知的。列强已经取了她的对外海关。她还得挣脱外国财政的束缚，而她的对外关系，正因这些使她觉醒的事件本身，比从前更复杂、更棘手。她如今有些领袖，扬言对这些外国的问题漠不关心——可这些问题正是她政治生存的全部实质。接了满人的位子的，至少眼下，是列强。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国家，她的命运握在四个国土把她团团围住的强国手里——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像美国、德国和欧洲那些较小的国家，对这四国的对华方针几乎使不上什么力。远近之间，再没有一个边邦或外邦，会像从前那样来援助中国。如今再没有强健的满洲部众来担起领袖的担子，像一六四四年那样了。那些较强的外邦，已经各自谋成了自己的救赎，中国再也不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什么了。而且，「花之共和国」已经把中国的命运握到了自己手里。

当我循着原路重穿满洲，「花之共和国」这道难题给我的印象是：它的领袖和它的百姓，都还没能把它抓住。中国已经把满人彻底消化、吸收了，如今是那不加掩饰、无人治理的「中国问题」本身，纯而又纯。此后任何为她再生的革命，都必得是中国人民的革命。他们一向被满人从内里稳住、拢在一处，而满人的位子，已被如今从外面把中国拢在一处的列强接了去。

中国人口的不安，是中国生长与繁盛的最大凭证。她在她势力的顶点，面对着那些取满人而代之的人。显而易见，这民族的对抗如今必得集中到外人身上——不论那外人是化身为一国，还是化身为列强的全体。而当她由她自己拣出的舵手引着，撞上某个这样搬不动的障碍时，那后果又该是怎样？

写那些共和文书、文告的人已经表明：在中国，就连纸面上一个说得过去的名目，对一场革命都不是必需的。这些共和的文书倘若真把共和党人的心思表达对了，那么一个这么多百万人合成一体的共和之国，抱着这样一种心气，为那些取满人而代之的人存下的是什么，就叫人不能不想了。此后再有叛乱起来，它们如今必然是排外的——至少在鼓动、在口号、在情绪上是如此——因为四围列强那搬不动、啃噬着的暗礁，构成了中国这只方舟所漂浮其上的国际之海。革命才不过开了个头。中国正沿着她的命运向前疾驰，也许只受那「拨开搁浅的冰山、驾住碾磨的浮凌」的天意的辖制——这些意象，用在中国身上何其相称。

我离开「花之共和国」之际，萦绕不去的念头是：中国照一照镜子，会怎么办？当她发现，害她的病，是她并非满人、而是中国人；当她无处可看，只能看自己；当她再没有一只替罪羊，可以把自己的罪都推到它身上；当她的对手——文明与世界——不是一个她可以控诉、可以放逐的东西。她迟早总得看见她那不曾变过的斑点、那紧贴如皮的一身皮毛。那时她又会怎么办？

中国已经表明，她在国际事务的海上，不再是一条死鲸。她是一种文明、一个国家，其中种族的绵延、社会问题的绵延，是最大的力量。可正如有人说过的，「这场革命像一阵狂风——它把水面抽成怒起的白浪，却没有触到、也没有搅动中国生活这片大海更深的潜流。」时光会不会把她的政治，在专制、共和、民主、君主、再到专制这几根弦上一一敲过，直到革命的全部音阶、缓慢再生的全部阵痛都走完为止？百姓从没有过问政治，而赋税「像是这政治肌体上唯一还有知觉的一根神经」。经过革命的一次次喷发，直到百姓真正找到他们做主人的位置——中国生活与生存的灰烬与熔岩，会不会又沉落回去，中国依旧是中国，一如维苏威依旧是维苏威——各个阶段之间只差得那么一点点，聊以证明还有进步；除了地理，什么都没大变，而那地理的变，还是她的邻邦——有时是友、有时是敌——给弄出来的？眼下她之所以还能立住脚，全靠外交的均势。她的文明，既无抵御外来政治势力之力，又无持久之力，却头一等地「是中国的」，而「是中国的」是她唯一夺不走的家当。有人断言，单凭这一点，终究足以把中国如今或日后离散的各处疆土，重新合为一体；可在外来的压力之下，经过内部秘密会社的蜕变、行会在商业公司的组建中瓦解、现有社会在这个国家天然富源的开发中被推翻、交通的铺设与外国知识的采纳，她的命运又将如何？这些才是中国真正的革命，那唯一在无数百万人的生命与可能里的革命。它锁在袁世凯所领的那些中国人身上，而他们得救之路，是沿着那条永远警醒、乐于学习、能屈能伸、劳作不息的、硬邦邦的道走去。人类至少总算走到了真正的「中国问题」跟前：中国人到头来必得自己救中国，若还救不了东亚的话。

中国的挣扎，是人所曾知的最大的一场挣扎。她是环绕我们所居这个地球的文明链上最末的一环。她也许会搅乱人类迄今所展开的、破解种族与政治生存之谜的那番工夫。可四万万沉着、有脑筋、勤劳、富于想象、一心求太平的人，我相信是能为文明添上一切贡献里最大的一份的。

五、革命叛乱大事记

一九一一年

四川独立

八月二十四日　成都爆发反对帝国铁路政策的总罢市。

九月七日　总督赵尔丰出其不意，逮捕罢市首领与革命党人。

九月八日　成都戒严。

九月十二日　朝廷令赵尔丰即行弹压乱事。英、美领事令其在四川的教士退往安全之地。

九月十四日　朝廷任岑春煊为四川军事之首，任端方为专使，办理铁路的纠纷。

九月十六日　朝廷赐载涛、载抡二亲王黄马褂。摄政王在北京检阅禁卫军，以自己的旗色相赐。定于直隶开平附近举行空前规模的陆军会操。

九月二十九日　朝廷不准庆亲王辞职。

十月四日　定国歌国乐。

武昌共和

十月九日　革命党人在汉口炸弹爆炸。总督瑞澂搜查武昌革命党据点，捕获革命党人二十八名。

十月十日　武昌革命党起事。朝廷褒奖瑞澂等。

十月十一日　革命党人平定武昌，宣布对满清政府开战。朝廷褒奖瑞澂。瑞澂出逃。

十月十二日　革命党人取汉阳。朝廷革瑞澂职。

十月十三日　革命党人占汉口。

十月十四日　任袁世凯为武昌总督。任岑春煊为四川总督。革命党报《大汉报》在武昌出刊。

十月十五日　列强之间就中国事非正式交换意见。

十月十六日　帝制军水师提督萨镇冰抵汉口。北京的外国银行拒绝借战款给帝国政府。

十月十七日　革命党首领黎元洪通知各国领事，将攻帝制军。萨镇冰提督集结兵舰八艘。

十月十八日　「十里铺之战」（第十公里之战）。

十月十九日　朝廷令陆军大臣荫昌、袁世凯、岑春煊、端方分别行赏罚以止乱。宜昌归附革命党。

十月二十日　帝制军自「十里铺」退。朝廷令奏章呈内阁而不呈御前。荫昌将军在信阳州动员帝制军。

十月二十二日　陕西西安府起事，自立独立。

十月二十五日　凤山在广州遇刺。长沙归附革命党。资政院弹劾盛宣怀。

十月二十六日　朝廷革盛宣怀职。任唐绍仪为邮传大臣。

十月二十七日　黎元洪被推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隆裕太后捐银一百万两，充湖北军费。任袁世凯为节制全国水陆军队的钦差大臣。萨提督通知各国领事，将炮击武昌。汉口前一日的伤亡估计约两千。

十月二十八日　帝制军重取「十里铺」。资政院与军人团体要求给百姓政治自由。

十月二十九日　朝廷下令逮捕瑞澂。帝制军攻占汉口并纵火焚城。

十月三十日　朝廷下罪己诏，允资政院之请。朝廷大赦。朝廷令荫昌将军、萨镇冰提督夺回汉口、武昌。

十一月一日　汉口大火到了顶点。袁世凯在汉口附近同革命党开始谈判；荫昌将军回北京。庆亲王、那桐、徐世昌辞职。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令其组阁。任荫昌将军为参谋总长。南昌归附革命党。

十一月二日　太原府归附革命党。朝廷把宪法的拟定，从贵族之手移交资政院。朝廷令袁世凯速回北京。资政院与军人团体拟成「十九信条」——对朝廷的要求。

上海独立

十一月三日　上海归附革命党，组成如下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外交副长虞洽卿；商务总长王一亭；财政总长沈缦云；民政总长李平书；军事总司令李燮和；军事副司令郑汉卿。朝廷接受「十九信条」。列强在上海登陆兵员。

十一月四日　苏州归附革命党。默多克提督在上海登陆海军陆战队二百人。德国给天津的驻军添派陆战队五十人。

十一月五日　朝廷下谕，承认革命党，予其政党之地位。山东济南府群众大会宣布独立，选孙宝琦为都督，并要求：一、不得为弹压起事而借外债；二、停战，帝国政府向南军之要求让步；三、不得调兵离本省；四、税款留存本省；五、建立共和；六、各省完全自治，军事在内。北京官员纷纷辞职。袁世凯辞谢内阁总理之职。黄兴抵武昌，为黎元洪麾下的总司令。革命党抗议资政院的活动。

十一月六日　朝廷谋借外债，促袁世凯速回北京，任张绍曾将军为宣抚使以安民。厦门、宁波、绍兴、镇江、常州、昆山、松江陷于革命党。朝廷令南京总督张人骏勿抗革命党。朝廷释放北京在押的革命党人。

十一月七日　列强采取措施保护在华侨民。吴禄贞将军在石家庄被戕。资政院正式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随即休会。

炮火下的独立

十一月八日　北京各国使馆进入戒备。黎元洪同他麾下五位将领议定，请袁世凯做总统。广州一带起事；英国领事保护总督。北京人心惶惶，多有出逃。张绍曾将军辞职，避入天津。革命党百人袭击南京总督衙门。

十一月九日　广州宣告「广东共和」，选出都督；总督逃往香港。福州、汕头、安庆、云南府，以及云南、贵州两省，归附革命党。袁世凯同黎元洪未能达成谅解，遂许诺动身赴北京。约二百革命党人袭南京总督衙门未成。德、英、日、美兵舰在南京登陆陆战队，接出各自的侨民与领事。

南京——中华民国

十一月十日　帝制军在南京屠杀革命嫌疑人。

十一月十一日　伍廷芳发表呼吁，请醇亲王退位。袁世凯的两名代表未能同黎元洪达成谅解。上海政府力促各省组织、统一。

十一月十二日　萨镇冰提督的舰队开始倒向革命党。革命党在苏州开军事会议。芝罘归附革命党。北京人心惶惶、纷纷出逃。美国非正式表明其方针。

十一月十三日　袁世凯抵北京。朝廷任袁世凯为北京一带全军的统帅。汉口的革命党拒绝袁世凯的条件。奉天的满洲革命党宣告自治，选赵尔巽为都督；他们宣布一切税款留存本省，与北京断绝关系，声明满洲于革命党、帝制军两不相助，并对外国人予以最充分之保护。

十一月十四日　袁世凯同庆亲王会商。革命党在镇江集结。帝制军统帅张勋将军宣告顽抗。

十一月十五日　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朝廷允孙宝琦在山东任都督。直隶咨议局主张共和。

十一月十六日　南京陷于恐怖统治。袁世凯提名他的第一届内阁。黎元洪经各国领事，请求承认联合各省。

十一月十七日　革命党进逼南京。汉口战事加剧。

十一月十八日　袁世凯的内阁请辞。各国公使令教士撤出内地。

十一月十九日　萨提督的军舰在汉口炮击帝制军。汉口四分之三被毁。孙中山离伦敦。

十一月二十日　张勋将军预备守城。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海所谓「国民会议」。伍廷芳通知各国领事，南京将遭进攻。革命党在徐绍桢将军率领下进逼南京。

十一月二十三日　汉阳之战起。山东宣布取消独立。满洲的军队响应朝廷号令。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进攻南京。外交团向袁世凯陈明北京不可生乱之必要。

十一月二十五日　朝廷宣誓效忠「十九信条」。四川革命党宣布共和。

十一月二十六日　帝制军取汉阳。端方被杀。四川宣告共和。广东预备派兵一万北上。

十一月二十七日　革命党在南京城下被击退。革命党取南京紫金山。汉口议定三日停战、休战。

十一月末至十二月　外蒙古与西藏起事。

十二月一日　张勋将军弃南京。革命党占南京。

十二月二日　选定南京为共和国之都。

十二月五日　议定革去摄政王之职。

十二月六日　朝廷下谕，准醇亲王退摄政位。

十二月七日　休战延至十二月二十一日。

十二月八日　武昌的共和议会公布其约法，定明选举临时大总统与国会之法。临时大总统须于六个月内召集选举，以确认宪法。

十二月九日　唐绍仪离北京，赴武昌、上海。

十二月十一日　唐绍仪抵武昌。

十二月十四日　定南京为都，选定孙中山为首任大总统。孙中山未到之前，派黄兴代行大总统职权。南京的共和代表通过一部仿美国宪法而定的约法，并规定六个月内召集国民会议：

第一条——临时大总统

第一款　临时大总统由已宣告独立各省之都督所派的代表选举之。当选须得三分之二之票。每省一票。

第二款　临时大总统握有管理中华民国事务之全权。

第三款　临时大总统为中华民国海陆军之总司令。

第四款　临时大总统经议会之同意，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之权。

第五款　临时大总统经议会之同意，有任命临时政府各行政部部长及特派外交官之权。

第六款　临时大总统经议会之同意，有设立国家法院制度之权。

第二条——议会

第一款　议会由临时政府所派之代表组成。

第二款　各省至多派代表三人，其派法由该省政府定之。

第三款　每代表在议会有一票。

第四款　议会之职权如下：（甲）议定第一条第四、六两款所指之事项；（乙）核准临时大总统于第一条第五款所指事项上之举措；（丙）议定临时政府之预算；（丁）稽核临时政府之账目；（戊）议定一切有关共和国之赋税、币制及公债之事；（己）于临时政府期间为共和国立法；（庚）议定临时大总统交议之一切事项；（辛）答复临时大总统向议会所提之问。

第五款　非经出席代表过半数之同意，不得通过任何事项。第一条第四款所指之事项，须得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之同意。

第六款　凡经议会通过之案，未成法律之前，须由议长呈临时大总统核准。核准则签字盖印，并令有关行政官员照行。

第七款　临时大总统若不核准某案，须于案首次呈交之日起十日内，声明理由退还议会复议。议会复议后如以三分之二之票同意通过，即成法律，依前款施行。

第八款　议会以投票法从本院代表中选举议长，以得票过半数者当选。

第九款　议会自定其议事规程。

第十款　议会成立之前，各临时政府所派代表暂行议会之职，惟各省代表每省只投一票。

第三条——各行政部

第一款　行政部如下：（甲）外交部；（乙）内务部；（丙）财政部；（丁）陆军部；（戊）交通部。

第二款　每部设部长一人，掌该部之事务。

第三款　各部官员职权之章程，须经临时大总统核准，方得施行。

第四条——附则

第一款　临时政府成立后六个月内，临时大总统应召集国民会议。召集之规则由议会拟定。

第二款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联邦约款，自中华民国宪法完全施行之日起失效。

十二月十六日　孙中山离新加坡。南京的共和议会通过议和的最低条件。

十二月十七日　唐绍仪抵上海。

十二月十八日　袁世凯迁入北京外务部。蓝天蔚将军电袁世凯，促其早作决断——是要做曹操、王莽，还是做华盛顿（前两位是有名的汉朝奸臣）。议和会议在上海开幕。美、英、法、俄、日向议和代表进言，劝其调停。美国国务院发表如下声明：「此份同文照会之意，谓这几国政府认为，中国眼下的斗争严重牵动的不单是中国自身，也牵动外国人在华的物质利益与安全。照会又称，各政府一面严守中立，一面认为有必要向双方代表指出，须使眼下的动乱终止。各政府相信，此一态度正合双方之愿。」

十二月二十日　休战延长七日。

十二月二十一日　袁世凯拒绝接受共和。

十二月二十五日　孙中山抵上海。日本内阁同元老会商，议定：倘若中国革命党坚持中国行共和，日本不加阻拦。议和会议议定召开国民会议，以决未来之政体。革命党宣告革命已完全成功。袁世凯接受由国民会议决定未来政体之议。

十二月二十六日　朝廷示意愿允退位。皇帝「停止读书」。朝廷与宗室接受共和党关于决定未来政体的提议。

十二月二十七日　孙中山在南京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十二月二十八日　袁世凯以孙中山当选之情形为由，收回他先前对共和党那一提议的应允。唐绍仪辞职。资政院复会，投票反对共和。

一九一二年

一月一日　孙中山就职。袁世凯准唐绍仪辞职。直隶滦州驻军八百人哗变。袁世凯声言将为君主而战。

一月二日　南京政府将其成立之事通知列强。

一月三日　南京政府邀袁世凯赴上海谈判。孙中山以总统之位让袁世凯。

一月四日至五日　袁世凯邀伍廷芳赴北京。美国公使嘉乐恒电请调兵，以免美国于协守北京国际通道之责有失。隆裕太后令诸亲王吐出财货，以充军费。汉口以北的黄陂发生战事。滦州哗变的兵被平。袁世凯同伍廷芳互相指摘。伍廷芳谢绝袁世凯赴北京之邀及其反提议。外国军队驻守北京至山海关的通道——独缺美军。袁世凯宣称孙中山之誓词有违议和条款。

一月八日　俄国就边界问题向中国施压。

一月十日　南京政府向满洲人提出退位的条款，即：

「临时政府致袁世凯：

一、皇帝在中国境内，享受相当于一外国君主之一切尊荣。

二、朝廷驻于颐和园。

三、皇上受给优厚之岁费，数目由国会定之。

四、其一切祖宗陵寝、庙宇，均予保全。

五、皇族之人身充分受护，其财产资财由满洲人保有。

六、满洲人、回族、突厥斯坦人及西藏人，均以中国公民相待，其私产受护。

七、八旗仍照旧支给俸饷，至另筹使其得安适之生计之法为止。从前所加于旗人经商、及在指定地域以外居住之权的限制，一律解除。

八、皇族诸亲王，在中国政府护佑之下保留其爵位与财产。」

北京——花之共和国

一月十五日　革命党在山东登州登陆。宗室与袁世凯议定退位之计。革命党的远征队自上海开往芝罘。有人以炸弹图刺袁世凯。

一月十七日　朝廷变卖奉天的宫廷珍藏。

一月十八日　北京的七位蒙古亲王联合几位满洲亲王，反对退位、反对共和。

一月十九日　美国第十五步兵团一支分队，为护卫北京通道，抵秦皇岛。

一月二十二日　隆裕太后倾向开战。

一月二十三日　袁世凯促满洲人同心协力，发饷抵抗。

一月二十五日　袁世凯令帝制军诸将，待革命党进逼再战。

一月二十六日　朝廷封袁世凯为侯。良弼将军被刺客投弹炸伤。

一月二十七日　段祺瑞将军策动四十六名将领与下级军官联名拒绝同革命党作战，电达袁世凯。有人在天津以炸弹图杀张怀芝将军。

一月二十八日　革命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成立。袁世凯调他自己的军队三千人入北京。

一月二十九日　休战期满。

一月三十日　良弼将军死。隆裕太后终于同意依共和党的条件退位，并召集内阁会议。

一月三十一日　内阁接到隆裕太后拟退位之通告。

二月一日　朝廷令外务部促成和议。

二月九日　议定休战一周。退位条款在南京、北京两处批准。

二月十一日　袁世凯的内阁接见庆亲王。

二月十二日　朝廷退位。

二月十三日　袁世凯就任共和国之组织者。

二月十四日　孙中山辞职，俟新总统选出后生效。南京政府反对袁世凯以共和国组织者自居。

二月十五日　南京议会选袁世凯为大总统。

二月十九日　袁世凯采用西历，并将其当选之事通知列强。

二月二十日　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

二月二十三日　南京政府派代表团赴北京。

二月二十七日　南京的代表团同唐绍仪抵北京。

二月二十九日　北京驻军哗变，纵火抢掠。

三月一日　哗变的兵继续劫掠、纵火。

三月二日　北京秩序恢复。

三月三日　各国军队在北京示威。因尼斯基林火枪团把帝制军逐出丰台。

三月三日至四日　南京军事会议。

三月十日　袁世凯就职。广州八千武装之众起事，战事起。

三月十一日　《临时约法》在北京通过。

三月十二日　唐绍仪被指定为内阁总理。广州伤亡估计死者一千。英、法驻守沙面。

三月十三日　广州之战。

三月十四日　广州处决哗变者二百人。伤亡合计一千五百。

三月十五日　汕头有战事。

三月十六日　汕头激战。

三月十八日　广州之乱平息。

三月十九日　袁世凯的内阁组成。

三月二十九日　孙中山卸职。南京议会将政府所在地移往北京。

四月一日　孙中山卸去大总统之职。

四月三日　孙中山离南京。

附录二　传　略

宣统（溥仪）

溥仪；末代满清皇帝；醇亲王之子；生于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一道上谕说：

「慈禧端佑……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御）书房读书。」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皇太后颁下如下上谕：

「同治皇帝既无子嗣，那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曾颁一谕，大意谓：倘已故皇帝（光绪）将来生有子嗣，则该子当承继为同治之嗣。而今已故皇帝乘龙宾天，未遗一子，别无他途，唯有立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同治皇帝为嗣，兼祧光绪皇帝。」

为答此谕，皇帝溥仪（在一道上谕里）被拟以如下之言：

「朕冲龄之时，即蒙慈禧端佑……大皇太后垂爱抚育，感戴无极。朕既奉命入承大统，本满望这位慈和的皇太后康健，克享百岁，俾朕得承欢受教，以立朕之治、以固邦本。孰料她日夜操劳，渐致虚弱。屡进汤药，冀其能瘳。岂料事与愿违，本月二十一日（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未刻』（下午一至三时），她『驾鹤仙游，升于遐乡』。朕呼号哀恸，何等惶迫。朕从她的遗诰中得知，全服之丧以二十七日为限。此朕断不能安。全丧当服一百日，半丧当服二十七月，庶几朕之哀思略得申抒。至于抑哀节情、以国事为重之命，既是她临终之嘱，朕不敢有违。朕当勉力自持，以慰已故皇太后在天之灵。」

一九一二年二月退位之后，溥仪同隆裕太后及旧日的宫廷，继续住在紫禁城及毗邻的宫室里。

庆亲王

庆亲王（奕劻）；满人；宗人府之首。其爵位是在道光一朝（一八二一至一八五〇）之初受封的。一八八四年，官牍上见他晋为郡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此后循例历任宗人府、海军衙门及别的职位；充御前大臣；步军统领、总管内务府銮仪卫、武库大臣。一八九四年封亲王。一九〇一年，任政务处大臣。一九〇三年任军机大臣，此后又任种种与太皇太后所颁立宪之制的推行有关的职位。一九〇一年，他是宫廷派去会晤已占领北京的列强代表的使者。此后，宗人府与中央政府的全副担子都压在他身上。

醇亲王

醇亲王（载沣）；摄政；满人；皇帝溥仪之父；老醇亲王之子、光绪皇帝之弟。一八九一年一月，袭其父爵。一九〇一年，授副都统，奉派出使德国，为一九〇〇年德国驻京公使被戕一事谢罪。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由如下上谕立为摄政：

「朕（皇帝）祗承一谕。慈禧端佑……皇太后懿旨：着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摄政王）。」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六日，隆裕太后颁一谕，述醇亲王请辞摄政、复其醇亲王本爵之请。

洵亲王；涛亲王

洵亲王；涛亲王；醇亲王与已故光绪皇帝之弟。一九〇九年前皆有公爵之衔，是年晋为三等亲王。洵亲王先被任为海军筹备处之首，一九一〇年游历欧洲，同年又游历美国。一九〇九年，涛亲王被派整顿北京巡警；后与毓朗贝勒同为专使，编练禁卫军，并游历欧美。因二人少学、少历，又因其兄摄政王偏私、授以高位，颇为维新之士所不喜。

瑞澂

瑞澂；满人。一九〇一年始见于官牍。其升迁本迟缓，却因得授武昌总督而骤然引人注目——那本是最显赫的官员，如张之洞等，才任过的职。一九一一年被革命的起事从武昌逐走时，他年过五十不久。一九一二年七月十八日，死于上海摆渡路一所房子里——他最后避难之处。他是载泽公的堂弟，与端方有亲。在上海受革命党勒索者的恐吓，这番经历催快了他的死。他朋友甚多。出殡时其遗体被严加守护，以防革命党人施暴。

那桐

那桐；满人。一八九九年始见于官牍，任鸿胪寺卿。升为内阁中书之下属，义和团起事时任总理衙门大臣。此后升迁甚速：一九〇二年署外务部大臣；一九〇三年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兼财政处大臣。一九〇四年任步军统领。一九〇五年任协办大学士。一九〇六年任大学士，连同别的差委，一九〇七年入政务处。因他与端郡王过从甚密，又因一九〇〇年六月被任为总理衙门大臣，被视作最前列的义和团之一；而一九〇〇年宫廷的内幕，坐实他有共谋灭绝北京各国使馆、并灭绝全中国外国人之事。一九〇〇年宫廷出逃后回銮之际，那桐怕自己已被列强列入黑名单、将不得不退出政坛。因他有才、又善于随境应变，他排外的往事便被忘掉了。一九〇一年，他率一使团赴日本，为一九〇〇年日本驻京使馆书记官被戕一事谢罪。

萨镇冰

萨镇冰，福建人；汉人。一九〇二年任广东协将。一九〇三年任北洋水师提督。一九〇五年任南洋水师提督，一九〇六年任广东水陆师提督。一九〇八年设海军处，任海军统制，革命起事时仍居此职。曾在福州船政学堂受法国教官训练。开明而有品。

盛宣怀

盛宣怀，江苏人；汉人。一八八六年任芝罘道台，热心于种种改革。倡办电报的推广，并创办、掌管中国最大的轮船实业——轮船招商局。被任为华中华南铁路总办，并在北京兼数项荣衔，含太子少保。义和团之役后，襄助修订商约；尤其奖掖教育，助设丁家立博士主持的天津大学堂，及福开森博士主持的上海南洋公学；主持中国关于粤汉、京汉铁路及沪杭甬铁路的交涉。他应御座之召，为整顿中国财政、开发帝国实业而缔结巨额外债——这与他救国须有的、关于中国之需的信念是一致的。一九一一年十月他的被黜，被列强认作一连串失着与祸事的开端。

唐绍仪

唐绍仪，广东人；汉人。曾在美国留学数年，卒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一八八二年回国。在汉城为袁世凯之幕僚，回国后成袁氏的门生。入北洋铁路管理局，随袁世凯之升而循例迁升。一九〇四年任赴藏专使，与印度政府交涉藏约。一九〇五年被任为驻英公使，未赴任。曾任外务部侍郎；铁路总办；税务处督办；创设邮传部；任奉天巡抚；一九〇八年为专使赴各国交涉财政事，作环球之游。袁世凯被黜之际他一度退职，袁氏起复后，复任邮传部尚书。为主持议和而辞职，成中国第一任共和的内阁总理。

涛亲王

涛亲王。（见「洵亲王」条。）

铁良

铁良；满人。一九〇一年始见于官牍。循满洲得意官员惯常的次第递升。曾与内阁、户部、练兵处、兵部、军机处、税务处、陆军部、政务处相涉，一九〇八年任陆军大臣。一九一〇年被荫昌将军取代，改调南京将军。他一九〇八年后的降调，是因摄政王醇亲王当政所致的更动。

载泽

载泽公；满人，宗室。一九〇一年始见于官牍，任副都统。一九〇五年为出洋考察各国之使团正使。九月二十四日，使团离京时因炸弹爆炸略受轻伤。归来后，他与同在使团的端方合著一书：《考察政治日记》。一九〇六年任署御前大臣；管理武库，并供职于「宪政编查馆」即宪政事务之部。一九〇七年任度支部尚书，一九一一年五十六岁时，与盛宣怀一同力图推行御座为整顿帝国而借款的方案。其妻是隆裕太后之妹、已故太皇太后之侄女。

端方

端方；满人。一八九八年始见于官牍，任工部主事；在陕西任按察使，一九〇〇年署巡抚，以他给百姓的告示，在陕西保护外国教士不受义和团之害；在河南任按察使；升至湖北巡抚，后又任江苏、河南巡抚；任闽浙总督；一九〇五年为出洋考察各国政制之使团成员；一九〇六年任福州将军，后任南京总督。一九〇八年任直隶总督。一九〇九年被摄政王借口他在太皇太后葬礼上违了礼制而黜去。他是个进步之人，虽无西学之利，却能随变通达，并使其子受教于海外。他从出洋游历里得了益处。一九〇五年刊印了自己此行的日记（连同载泽的），并把他的见解用于一九〇八年在南京推动的南洋劝业会，及别的兴革——这些兴革都在那些催快了王朝倾覆的改革之列。一九一一年被派去平定四川，遇害于彼。他是个热心的好古者、鉴赏家与收藏家。

伍廷芳

伍廷芳，广东人；汉人。一位开明进步、受学于香港的中国人。官牍上初见于一八九六至一九〇三年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六年，历任商部、外务部、刑部之职，并供职于修订法律馆。一九〇五年在北京因炸弹爆炸略受轻伤。一九〇六年退职。一九〇七年复出，再被任为驻美公使，未赴任，一九〇九年永远辞去帝国政府之职，退居上海。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投身叛乱的事业。

荫昌

荫昌；满人。官牍上初见于一九〇一年，任副都统。一九〇一年随醇亲王出使德国的使团，为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戕杀德国驻京公使一事谢罪。一九〇一至一九一〇年任驻德公使。历任数项下属之职，一九一〇年任陆军大臣。一九一一年十月，动员了帝制军队，十一月夺回汉口、汉阳。十二月，回北京。

附录三　帝国与共和文书

「十九信条」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由北京资政院通过

一、皇帝万世一系。

二、大清（大清即满清）王朝之人为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三、皇帝之权，以宪法所定者为限。

四、皇位继承之序，由宪法规定之。

五、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

六、修改宪法之权属于国会。

七、上院议员，由国民于特别合格者中选举之。

八、国会选举、皇帝任命内阁总理，由总理推举其余阁员，由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为内阁总理、阁员及各省行政长官。

九、内阁总理受国会弹劾而不解散国会时，则当辞职。同一内阁，不得两次解散国会。

十、皇帝直接统率陆海军，但此权用于对内事务时，皇帝须遵国会所定之特别条件。

十一、非遇紧急之必要，不得以上谕代法律；如有必要，可依特别条件颁之。

十二、非经国会之同意，不得缔结国际条约；但媾和之约或宣战，如国会不在会期，皇帝得为之，事后当取得国会之核准。

十三、有关行政之命令，由国会立法定之。

十四、财政预算未得国会核准之时，政府不得援用上一年之预算，亦不得于预算之外附加未列之支出项目。政府不得于预算之外，采行非常之财政措施。

十五、皇室经费之数，及其增减，由国会定之。

十六、有关皇族之规章，不得与宪法相抵。

十七、两院设立管理宫廷之机构。

十八、国会之决议，由皇帝颁布之。

十九、国会开会以前，第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及十八各条，由资政院行使之。

宣统皇帝之谕与誓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摄政王在太庙（满洲皇室之宗庙）宣读

在正式称颂已故列帝列后之德与功之后，誓词曰：

「自朕之高祖高皇帝御极以来，列祖列宗之睿谋传及三百年。朕自祗承大业以来，战战兢兢，遵循先人立宪之方略，勉力求进于改良。朝夕设法以求达此。

然朕终不胜其任，用人行政，未能行之尽善，以致上下之间生一屏障，情意不谐。

一月以来，帝国之内乱事纷起，朕深恐列圣所遗之基业将坠于地，因而使朕自身负天大之罪。

参议院（资政院）诸臣于各国宪法中择其至善之则，依『贵族不得干预行政事务』之训，草成宪法要则十九条。凡未及之别事，皆并入宪法，宪法当即行起草。国会当依宪政之制，即行开设。

朕已审度时势与危局，允于施行，今于列祖列宗之前立誓：自此而后，朕之藐躬与众宗室，当与朕之臣工——京内京外，以及兵民——共守此各条。朕之子孙万世，不得逾之。此以纾朕睿智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之忧，以副国中百姓之望。伏乞列祖列宗鉴之。」

中华民国告友邦书

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

（一九一二年一月九日于南京颁布）

敬启者——人民个人才性与民族抱负历来无从救治的被压制，既已阻滞了中国智识、道德与物质的发展，我等乃求助于革命，以铲除其根本之因；今谨宣告：满清王朝所擅之专制统治，业经推翻，共和已然成立。

以共和代君主之政体，非一时激情之果。它是长久所怀、对广基之自由——足以致永久之知足与不断之进步——之渴望的自然结果。它是中华民族意志的正式宣告。

我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恪守法度。除自卫之外，我等未尝一战。满清失政的二百六十七年间，我等含忍其冤屈，以耐心与宽容处之。我等曾以和平之法力图申雪冤屈、争得自由、确保进步，然而失败了。被压迫至人所难堪之地，我等乃以为：诉诸武力，把我等与我等的后世从久所臣服的枷锁下解救出来，是我等不可让与之权、亦是神圣之责；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光彩的束缚化作了一种鼓舞人心的自由，闪耀着机会的灿烂之光。

满清王朝之方针，一向是一味的闭锁与不化的暴虐。在其下我等饱受苦楚，今谨向世界的自由之民陈明革命与我等现政府之创立的正当之由。

由光明入黑暗

满人篡夺御座之前，这片土地本对外通往来，宗教亦见宽容，马可·波罗的著述、西安府景教碑上的碑文，都可为证。

满人为愚昧与自私所主使，把这片土地对外部世界关闭起来，把中国人民推入一种蒙昧的心智之境，蓄意使其天赋的才性与能力逆而运行，因而对人类与文明各邦犯下一桩几乎无从赎补的罪行。

为使中国人永处臣服之欲、为开疆聚财之恶劣渴求所驱动，满人治国以致我民受长远之伤损，创设特权与垄断，在国之风俗与个人之操守上，于自己周遭筑起排外的壁垒，历数百年而严守之。

他们不经我等允诺而横征苛敛，把外贸限于通商口岸，对过境货物设厘金之卡，梗阻内地商务。

他们迟滞实业之兴办，使天然富源之开发成为不能，蓄意疏于保障既得之利益。

他们不予我等一套常制及帝国秉公之司法；对一切被控有罪之人，不论有罪无辜，皆施以异常而残酷之刑；且屡屡不经正当法律之程序而侵夺神圣之权。

他们纵容官吏之腐败，把官职售与出价最高者，使贤能屈于权势。

他们屡屡拒绝我等要求善政的最合情理之请，只在最紧迫的压力之下勉强让出一些伪改革，许下无意履行之诺，并阻挠一切图国家振兴之努力。

他们不能领会列强历年来以惨痛教训所授之课，把他们自己与我民，都弄到了为世界所轻蔑的地步。

新　誓

为矫治这些恶、为使中国得以进入万国之林，我等奋战并组成了我等的政府；又恐我等的善意见误，今谨公开无保留地宣告以下为我等之诺言：

满清政府于革命之日以前所订之一切条约，至其期满之时止，继续有效；然凡革命开始以后所订者，一概不认。

满清政府于革命以前所借之一切外债或所任之赔款，一概承认，其条款不予更改；然凡革命开始以后向满清政府所付之款、及其所借之债，一概不认。

满清政府于革命以前予外国或其国民之一切让与权，予以尊重；然凡革命开始以后所予者，一概不认。

凡在中华民国管辖之内、任何外国之人身与财产，予以尊重与保护。

我等将以在稳固而持久之基上，建起一座与我等这久经忽视之国的潜力相称的国家之构，为我等始终之志、坚定之力。

我等将勉力提升我民，使之安处太平，并为其昌盛而立法。

对于那些安处于我等管辖之内的满人，我等将予以平等与保护。

我等将重造我等之法律；修订我等之民、刑、商、矿各法典；整顿我等之财政；废除通商之种种限制，并确保宗教之宽容。

与外国之民与政府培植更好的关系，将永在我等眼前。我等殷切盼望：那些始终以同情待我等的外国，能把友谊之带系得更牢；能与我等一同耐心地度过我等重建之工所面对的这段考验之期；并能助我等成就我等现将着手的这些深远之计——这些计，正是他们久已、且徒然地向我这国的人民所敦促的。

中华民国以此和平与善意之言，怀着一个愿望：不但要分享万国之林的权利与特权，且要与他们同心协力，去做那世界文明的建立所召唤的、伟大而崇高的事业。

（署名）　大总统　孙中山

（副署）　外交总长

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初五日订于南京（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

附录四　临时政府之人员

上海共和政府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由革命政府上海委员会任命之官员：

外交总长——伍廷芳

外交副长——虞洽卿

商务总长——王一亭

财政总长——沈缦云

民政总长——李平书

军务总司令——李燮和

军务副司令——郑汉卿

北京第一届内阁（袁世凯任内阁总理）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内阁总理——袁世凯

外务大臣——梁敦彦　　副——胡惟德

度支大臣——严修　　　副——陈锦涛

邮传大臣——杨士琦　　副——梁如浩

陆军大臣——王士珍　　副——田文烈

司法大臣——沈家本　　副——梁启超

农工商大臣——张謇　　副——熙彦

海军大臣——（提督）萨镇冰　副——谭学衡

学务大臣——唐景崇　　副——杨度

理藩大臣——达寿　　　副——荣勋

民政大臣——赵秉钧　　副——乌珍

南京临时政府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

大总统——孙中山　　副总统——黎元洪

陆军总长——黄兴　　副——蒋作宾

海军总长——黄钟瑛　副——汤芗铭

司法总长——伍廷芳　副——吕志伊

财政总长——陈锦涛　副——王鸿猷

外交总长——王宠惠　副——魏宸组

内务总长——程德全　副——居正

教育总长——蔡元培　副——景耀月

实业总长——张謇　　副——马君武

交通总长——汤寿潜　副——于右任

北京临时政府

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大总统——袁世凯　　副总统——黎元洪

内阁总理——唐绍仪

外交总长——陆征祥

内务总长——赵秉钧

财政总长——熊希龄

教育总长——蔡元培

司法总长——王宠惠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

交通总长——梁如浩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

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第三条　中华民国之领土，为十八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

第四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之。

第二章　人民

第五条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第六条　人民得享有下列各项之权利：

（一）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二）人民之居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四）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人民有书信秘密之权。

（六）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

（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第七条　人民有请愿于国会之权。

第八条　人民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

第九条　人民有诉讼于法院、受其审判之权。

第十条　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其权利之行为，有诉讼于行政审判院之权。

第十一条　人民有应任官考试之权。

第十二条　人民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

第十三条　人民依法律有纳税之义务。

第十四条　人民依法律有当兵之义务。

第十五条　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因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或变更之。

第三章　参议院

第十六条　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使之。

第十七条　参议院，以第十八条所定各地方选派之议员组织之。

第十八条　各省、内外蒙古、西藏，各选派参议员五人，青海选派一人。

其选举区域及选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

参议院会议时，每一参议员有一表决权。

第十九条　参议院之职权如下：

（一）议决一切法律案。

（二）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

（三）议决全国之税法、币制及度量衡之准则。

（四）议决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

（五）承诺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及第四十条所定之事项。

（六）答复临时政府之咨询。

（七）受理并审议国民之请愿。

（八）得以关于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见建议于政府。

（九）得提出质问于国务员，并要求其到院答复。

（十）得咨请政府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之事。

（十一）临时大总统有谋叛行为时，得以总员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出席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可决弹劾之。

（十二）国务员失职或违法时，得以总员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可决弹劾之。

第二十条　参议院自行召集、开会、闭会。

第二十一条　参议院之会议，公开行之；但依国务员之请或其出席员过半数之可决，得开秘密会。

第二十二条　参议院议决之事件，咨由临时大总统颁布施行。

第二十三条　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之事件，如否认时，得于咨达后十日内，声明理由，咨院复议。如仍经出席员三分之二之可决，即依第二十二条办理。

第二十四条　参议院议长，由参议员用记名投票法互选，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

第二十五条　参议员于院外，对其在院内所发之言论及所表之决，不负责任。

第二十六条　参议员，除现行犯及关系内乱外患之犯罪外，非经议长及本院之许可，不得逮捕。

第二十七条　参议院之议事规则，由本院议员自定之。

第二十八条　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使之。

第四章　临时大总统、副总统

第二十九条　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以总员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者为当选。

第三十条　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一切行政之权，并颁布一切法律。

第三十一条　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依法律所授之权，得发布命令，或使人发布之。

第三十二条　临时大总统，统率全国陆海军。

第三十三条　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但须先交参议院议决。

第三十四条　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官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第三十五条　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有宣战及媾和之权。

第三十六条　临时大总统，得依法律宣告戒严。

第三十七条　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

第三十八条　临时大总统，得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

第三十九条　临时大总统，得颁给勋章及其他荣典。

第四十条　临时大总统，得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但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

第四十一条　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时，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第四十二条　临时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行使其职权时，由临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第五章　国务员

第四十三条　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

第四十四条　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

第四十五条　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颁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

第四十六条　国务员及其委员，得于参议院出席及发言。

第四十七条　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

第六章　法院

第四十八条　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所任命之审判官组织之。

法院之编制及审判官之资格，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九条　法院审判民事、刑事之诉讼；但关于行政事务、或因别项特别缘由之诉讼，另以特别法律定之。

第五十条　法院之审判，公开行之；但有妨害安宁秩序者，得秘密之。

第五十一条　审判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第五十二条　审判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受刑之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

惩戒审判官之规程，以法律定之。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

第五十四条　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颁布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第五十五条　本约法，由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或由临时大总统之提议，经参议院总员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出席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可决，得增修之。

第五十六条　本约法自公布之日施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于同日废止。

参议院印

附录五　革命叛乱日志

一九一一年

四川独立

八月二十四日　成都总罢市，抗议朝廷的铁路政策。

九月七日　总督赵尔丰出其不意，逮捕罢市首领与革命党人。

成都戒严。

九月八日　御座命赵尔丰即行弹压乱事。

九月十二日　英、美领事令其在四川的传教士避往安全之地。

九月十四日　御座派岑春煊统四川军事，派端方为专员，办理铁路难题。

九月十六日　御座赐涛亲王载涛、载抚黄马褂。

摄政王醇亲王在北京检阅禁卫军，以自己的旗色授之。

九月　拟在直隶开平附近举行空前规模的陆军秋操。

御座不准庆亲王辞职。

九月二十九日　定用国歌与国乐。

武昌共和

十月九日　革命党人在汉口炸弹爆炸。

总督瑞澂查抄武昌的革命党据点；捕革命党人二十八名。

十月十日　武昌革命党起事。

御座嘉奖瑞澂等人。

十月十一日　革命党人平定武昌，宣布对满清政府开战。

御座嘉奖瑞澂。

瑞澂出逃。

十月十二日　革命党人取汉阳。

御座革瑞澂之职。

十月十三日　革命党人占汉口。

十月十四日　袁世凯被任为武昌总督。

岑春煊被任为四川总督。

革命党报《大汉报》在武昌问世。

十月十五日　列强间就时局作非正式的意见交换。

十月十六日　帝制水师提督萨镇冰抵汉口。

北京的外国银行家拒绝借战款给帝国政府。

十月十七日　革命党领袖黎元洪通知各国领事，将攻帝制军。

萨镇冰提督集战舰八艘。

十月十八日　「第十公里之战」。

十月十九日　御座命陆军大臣荫昌、袁世凯、岑春煊、端方，行赏罚以止叛乱。

宜昌归了革命党。

十月二十日　帝制军自「第十公里」退却。

御座命奏折呈内阁，而不呈御座。

荫昌将军在信阳州动员帝制军队。

十月二十二日　陕西西安府起事，自立为独立之地。

十月二十五日　凤山在广州被刺。

长沙归了革命党。

资政院弹劾盛宣怀。

十月二十六日　御座黜盛宣怀。

唐绍仪被任为邮传大臣。

十月二十七日　黎元洪被推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隆裕太后拨银一百万两，充湖北的军费。

袁世凯被任为节制水陆各军的钦差大臣。

萨提督通知各国领事，将炮轰武昌。

汉口城前一日的死伤估计有两千。

十月二十八日　帝制军夺回「第十公里」。

资政院与军谘府要求给百姓政治的自由。

十月二十九日　御座命逮捕瑞澂。

帝制军攻占并开始焚烧汉口。

十月三十日　御座下罪己之诏，允资政院之请。

御座宣告大赦。

御座命荫昌将军、萨镇冰提督夺回汉口、武昌。

十一月一日　汉口大火达到极点。

袁世凯在汉口近旁开始与革命党谈判；荫昌将军回北京。

庆亲王、那桐、徐世昌辞职。

袁世凯被任为内阁总理，命组阁。

荫昌将军被任为总参谋长。

南昌归了革命党。

十一月二日　太原府归了革命党。

御座把宪法的起草，从贵族之手转交资政院。

御座命袁世凯火速回北京。

资政院与军谘府拟定「十九信条」——对御座的要求。

上海独立

十一月三日　上海归了革命党，组如下之政府：

外交总长——伍廷芳。

外交副长——虞洽卿。

商务总长——王一亭。

财政总长——沈缦云。

民政总长——李平书。

军务总司令——李燮和。

军务副司令——郑汉卿。

御座接受「十九信条」。

列强在上海登陆派兵。

十一月四日　苏州归了革命党。

摩多克提督在上海登陆二百名海军陆战队。

德国给其天津驻军增添五十名海军陆战队。

十一月五日　御座下一谕承认革命党，予之以政党之地位。

山东济南府开群众大会，宣告独立，推孙宝琦为大总统，并提出：

一、不得为弹压革命而募外债；

二、停止敌对，帝国政府让步于南军之求；

三、士兵不得被调离本省；

四、税收留于本省之内；

五、建立共和；

六、各省完全自治，军事在内。

北京官员大批辞职。

袁世凯辞内阁总理之任。

黄兴抵武昌，为黎元洪麾下的司令。

革命党人抗议资政院之举动。

十一月六日　御座求外债，促袁世凯速赴北京，派张绍曾将军为使抚慰百姓。

厦门、宁波、绍兴、镇江、常州、昆山、松江陷于革命党。

御座训令南京总督张人骏勿与革命党相抗。

御座释放北京被囚的革命党人。

十一月七日　列强采取措施，保护其在华的公民与臣民。

吴禄贞将军在石家庄被戕。

资政院正式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随即休会。

炮火下的独立

十一月八日　北京各国使馆入于戒备。

黎元洪与其五位将领议定，将请袁世凯为大总统。

广州四周起事；英国领事保护总督。

北京大恐慌，许多人出逃。

张绍曾将军辞职，避往天津。

革命党百人袭南京总督衙门。

十一月九日　广州宣告「广东共和国」，选出一位都督；总督逃往香港。

福州、汕头、安庆、云南府，及云南、贵州两省，归了革命党。

袁世凯因与黎元洪未能达成谅解，允启程赴北京。

约二百名革命党人袭南京总督衙门，未克。

德、英、日、美的军舰在南京登陆海军陆战队，接出其国民与领事。

南京——中华民国

十一月十日　帝制军在南京屠杀革命嫌疑之人。

十一月十一日　伍廷芳发表呼吁醇亲王退位之文。

袁世凯的两名代表未能与黎元洪达成谅解。

上海政府力促各省的组织与统一。

十一月十二日　萨镇冰提督的舰队开始倒向革命党。

革命党在苏州开军事会议。

芝罘归了革命党。

北京恐慌出逃。

美国非正式地道出其方针。

十一月十三日　袁世凯抵北京。

御座任袁世凯为北京一带各军的统领。

汉口的革命党拒绝袁世凯的条件。

奉天的满洲革命党人宣告自治，推赵尔巽为大总统；他们宣告一切税收留于本省，与北京之联系断绝；满洲既不助革命党，也不助帝制军，并对外国人予以最充分之保护。

十一月十四日　袁世凯与庆亲王会商。

革命党在镇江集结。

帝制军统领张勋将军宣告抗命。

十一月十五日　袁世凯接受内阁总理之职。

御座允孙宝琦在山东任大总统。

十一月十六日　直隶省咨议局主张共和。

南京陷于恐怖之治。

袁世凯提出他的第一届内阁。

十一月十七日　黎元洪经各国领事，请求承认联合的各省。

十一月十八日　革命党人向南京进逼。

汉口战事加剧。

袁世凯的内阁在辞职。

各国公使训令传教士离开内地。

十一月十九日　萨提督的舰只炮轰汉口的帝制军。

汉口四分之三被毁。

孙中山离开伦敦。

十一月二十日　张勋将军备守围城。

十一月二十一日　所谓「国民会议」在上海召开。

伍廷芳通知各国领事，南京将遭进攻。

革命党在徐绍桢将军率领下向南京进逼。

汉阳之战起。

十一月二十三日　山东背弃独立。

满洲军队响应御座之命。

十一月二十四日　攻南京。

外交团向袁世凯陈明北京不得有乱之必要。

十一月二十五日　御座对「十九信条」宣誓效忠。

四川革命党宣告共和。

十一月二十六日　帝制军取汉阳。

端方被戕。

四川宣告共和。

广东备遣一万兵北上。

革命党在南京城前被击退。

十一月二十七日　革命党取南京紫金山。

汉口议定三日停火及一次休战。

十一月至十二月　外蒙古、西藏起事。

十二月一日　张勋将军弃南京。

十二月二日　革命党占南京。

选定南京为共和之京城。

十二月五日　议定黜摄政王。

十二月六日　御座下诏，令醇亲王辞摄政。

十二月七日　休战延至十二月二十一日。

十二月八日　武昌的共和议会公布其宪章，规定选举一位临时大总统与国会。临时大总统须于六个月内召集一次选举，以确认宪法。

十二月九日　唐绍仪离北京，赴武昌、上海。

十二月十一日　唐绍仪抵武昌。

十二月十四日　定南京为京城，选孙中山为第一任大总统。

在孙中山到任之前，派黄兴代行大总统之职。

南京的共和代表采行一部仿美国宪法而作的宪法，规定六个月内召集一次国民会议：

第一条——临时大总统

第一节——临时大总统，由已宣告独立各省之都督所派代表选举之。当选须得三分之二之票。每省得一票。

第二节——临时大总统，赋以管理中华民国事务之全权。

第三节——临时大总统，为中华民国陆海军之总司令。

第四节——临时大总统，经议会之同意，有宣战、媾和及缔约之权。

第五节——临时大总统，经议会之同意，有任命临时政府各行政部总长及外交专员之权。

第六节——临时大总统，经议会之同意，有设立全国司法法院之制之权。

第二条——议会

第一节——议会，由临时政府所派之代表组织之。

第二节——每省在议会中以三名代表为限，其派代表之法，由该省之政府定之。

第三节——每一代表在议会中有一票。

第四节——议会之职权如下：

（一）议决第一条第四、第六两节所指之事项。

（二）核准临时大总统在第一条第五节所指事项上之举动。

（三）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

（四）监督临时政府之账目。

（五）议决一切关于民国税收、币制及公债之事。

（六）于临时政府期间，为民国立法。

（七）议决临时大总统提交议会之一切事项。

（八）答复临时大总统提交议会之询问。

第五节——非经出席议会之代表过半数之同意，任何事项不得通过。第一条第四节所指之事项，须得出席议会代表三分之二之同意。

第六节——凡经议会通过之措施，于成为法律之前，须由议长呈临时大总统核准。如获批准，则大总统签字盖印，并训令有关之行政官员照行。

第七节——如临时大总统不准某项措施，当自初次呈交之日起十日内，附其异议退还议会复议。议会复议之后，如以三分之二之票同意通过，则成为法律，依前节施行。

第八节——议会由本会议员用投票法互选议长，以票之多者当选。

第九节——议会自定其议事规则。

第十节——议会成立以前，各临时政府所派之代表暂行议会之职，但每省之代表只为该省投一票。

第三条——各行政部

第一节——行政部如下：

（一）外交部。

（二）民政部。

（三）财政部。

（四）军务部。

（五）交通部。

第二节——每部设总长一人，掌该部之事。

第三节——各部官员职权之规章，须先经临时大总统核准，方可施行。

第四条——附则

第一节——临时政府成立后六个月内，临时大总统当召集一次国民会议。召集此会之规则，由议会拟定。

第二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联邦条款，自中华民国宪法完全施行之日起作废。

十二月十六日　孙中山离开新加坡。

南京共和议会采定议和的最低条件。

十二月十七日　唐绍仪抵上海。

十二月十八日　袁世凯迁入北京外务部。

蓝天蔚将军电袁世凯，促他快作抉择：是要做曹操、王莽，还是做华盛顿——前两个是有名的汉朝逆臣。

和议在上海开议。

美、英、法、俄、日向议和代表陈情，劝其和解。美国国务院发表如下之言：

「此同文照会，大意谓：各该政府以为，中国眼下之争，不但严重关系中国自身，亦关系外国人在该国之物质利益与安全。照会续称：各政府虽持严守中立之态度，仍以为值得向双方代表指出，把眼下之乱事结束之必要。各政府深信，此态度正合双方之愿。」

十二月二十日　休战延长七日。

十二月二十一日　袁世凯拒绝接受共和。

十二月二十五日　孙中山抵上海。

日本内阁与元老会议，议定：倘中国革命党人坚持要中国行共和，日本将不加阻拦。

和议同意召开一次国民会议，以定将来之政体。

革命党人宣告革命完全成功。

袁世凯接受以会议定将来政体之议。

十二月二十六日　宫廷表示愿意允退位。

皇帝「辍其学」。

十二月二十七日　宫廷与宗室接受共和党人关于议定将来政体之提议。

十二月二十八日　孙中山在南京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以孙中山当选时的种种情形，翻悔他先前对共和党人议定政体之议的应允。

唐绍仪辞职。

资政院复会，投票反对共和。

一九一二年

一月一日　孙中山就任。

袁世凯接受唐绍仪的辞职。

直隶滦州八百名兵变。

袁世凯宣告他将为君主而战。

一月二日　南京政府把它的成立通知列强。

一月三日　南京政府邀袁世凯赴上海谈判。

孙中山把大总统之位让予袁世凯。

一月四日　袁世凯邀伍廷芳赴北京。

美国公使嘉乐恒电请派兵，以免美国在协助守卫通往北京的国际交通线一事上失责。

隆裕太后命诸王吐财，以充军费。

汉口以北的黄陂有战事。

滦州兵变被平。

袁世凯与伍廷芳互相指责。

伍廷芳谢绝袁世凯赴北京之邀，及其反提之议。

外国军队驻守由北京至山海关的交通线——独缺美军。

一月五日　袁世凯宣称孙中山之誓有违和议之款。

一月八日　俄国就边界问题向中国施压。

一月十日　南京政府向满人提出退位的条件，即：

「临时政府致袁世凯：

一、皇帝在中国境内，当以待遇外国君主之一切尊崇待之。

二、宫廷居于颐和园。

三、皇上受一笔从优之岁俸，其数由国会定之。

四、其一切祖陵与宗庙，皆为之保全。

五、皇族之人身充分受保护，其财产与资财由满人保有。

六、满人、回民、回疆人、藏人皆以中国公民待之，其私产受保护。

七、八旗照旧支领同前之饷，直到别有他法使之得以安居乐业为止。从前对旗人经商及在指定地方以外居住之权所加的限制，一概解除。

八、皇族诸亲王，在中国政府保护之下保有其爵位与财产。」

北京——花之共和国

一月十五日　革命党在山东登州登陆。

宗室与袁世凯议定退位之方案。

革命党的一支远征队离上海赴芝罘。

有人以炸弹行刺袁世凯。

一月十七日　宫廷在变卖奉天的宫廷珍宝。

一月十八日　北京的七位蒙古亲王，会同几位满洲亲王，反对退位与共和。

一月十九日　美国陆军第十五步兵团一支分遣队，为守卫通往北京的交通线，抵秦皇岛。

一月二十二日　隆裕太后倾向于开战。

一月二十三日　袁世凯促满人同心，发饷抵抗。

一月二十五日　袁世凯命帝制军诸将，待革命党进逼再战。

一月二十六日　御座赐袁世凯侯爵之衔。

良弼将军被刺客所掷炸弹炸伤。

一月二十七日　段祺瑞将军策动四十六名将领及下级军官联名拒战革命党，电致袁世凯。

有人在天津以炸弹图杀张怀芝将军。

一月二十八日　革命党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成立。

袁世凯调他自己的三千兵入北京。

一月二十九日　休战期满。

一月三十日　良弼将军死。

隆裕太后终于同意依共和党人之条件退位，召开内阁会议。

一月三十一日　内阁接到隆裕太后拟退位之通知。

二月一日　御座训令外务部把和议办成。

二月九日　议定休战一周。

退位之条款在南京、北京两处获批准。

二月十一日　袁世凯的内阁接见庆亲王。

二月十二日　御座退位。

二月十三日　袁世凯就任共和之组织者。

二月十四日　孙中山辞职，俟新大总统选出后生效。

南京政府反对袁世凯就任共和之组织者。

二月十五日　南京议会选袁世凯为大总统。

二月十九日　袁世凯采用西历，并把他的当选通知列强。

二月二十日　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

二月二十三日　南京政府派代表团赴北京。

二月二十七日　南京的代表团及唐绍仪抵北京。

二月二十九日　北京的兵哗变，开始焚掠。

三月一日　哗变之兵继续抢掠焚烧。

三月二日　北京秩序恢复。

三月三日　各国军队在北京示威。

英军因尼斯基林火枪团把帝制军逐出丰台。

三月三日至四日　南京开军事会议。

三月十日　袁世凯就任。

广州八千武装之人起事。战事起。

三月十一日　北京采行临时约法。

三月十二日　唐绍仪被指为内阁总理。

三月十三日　广州死伤估计一千人被杀。

英、法驻守沙面。

三月十四日　广州之战。

三月十五日　二百名哗变之兵在广州被处决。死伤合计一千五百。

三月十六日　汕头有战事。

三月十八日　汕头激战。

三月十九日　广州之乱平。

三月二十九日　袁世凯的内阁成立。

孙中山卸任。

南京议会把政府所在地迁往北京。

四月一日　孙中山卸去职务。

四月三日　孙中山离开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