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忆记

一初见中国

闭关之策、鸦片战争、香港、广州、缠足、澳门、苦力贸易、「译名之争」

一八五〇年四月十日清晨，我们——我的哥哥马丁牧师、我自己，还有我们两人的妻子，都是美国长老会差会派出来的——被荷兰籍舱童一声「海盗！海盗！」惊醒。可是上船来的并不是中国海上那些人人闻之色变的强人，而是一位引水；不多时，他便把我们那条好船「兰桃号」领进香港港内抛了锚。自波士顿启碇算起，这一程已走了一百三十四天；如今走同样的路，五分之一的工夫也就够了。一个人若不曾把大半辈子耗在绕过一个个海角、与顶头风、与更教人窝火的静风缠斗上头，便不能真正懂得蒸汽为拉近天涯海角做了些什么。这番变化，可以说是把中国古时一位寓言家的梦想变成了真的：他笔下那位出游的天子，从神那里得了一条鞭子，鞭子一挥，大地便缩小了。那位出游者是史有其人的，即公元前一千年在位的周穆王；而由他的行程敷衍出来的这段故事，其古老，与布匿战争的年代相当。

从政治上说，眼前这地方并不是中国。战事结束之后，这座多岩的小岛已于一八四三年割与英国。以当时的兵威，英国大可以取去一个省，或是沿海更北处一座更大的岛；然而她凭着一个海上帝国的本能——正是这本能使她一路捡起直布罗陀、马耳他、亚丁与新加坡这样的礁石——在所有的战果里只留下了这一座四面环海的山。香港有极好的港湾，易于设防，扼住的不单是广州的门户，而是整个中国沿海的商务，乃至日本的一部分商务。那时它已由一个小小的渔村长成了一座兴旺的市镇；如今更是一座二三十万人的大城了。我们当日望见的维多利亚峰，嵯峨而峻拔；今日峰顶已冠以华屋，住在上面的人乘蒸汽升降而上；当年满披热带丛莽的山坡，如今被一条条热闹的街道装点着，好像海上擎天巨神肩头上闪亮的金绦。

到港后不久的一天清早，我动身去登那座将近两千英尺的峰顶，临行还说赶得及回来吃早饭。哪知道那一片看去一直铺到山顶的草毯，走近了才化作一张藤蔓织成的网，网下压着大块大块的碎石，又遮着峭壁——那些峭壁，我只好脱了鞋、穿着袜子攀上去。及至登顶，已是正午；这才发现有一条现成的小路，早知道它，那一番辛苦与危险便全可以免了。自此我打定主意：凡遇难处，未把它四面看个清楚之前，决不贸然去攻。

我们承美国浸礼会的约翰逊牧师厚意，住在他家里；他容我们分担一份家用，倒使我们住得安心——凡住在交通要道上、终年高朋满座的传教士，这一层是断不可少的。

我哥哥搭「玛丽·伍德夫人号」北上了；那是当时这一带海面上唯一的轮船，而今日往来于此的，大小何止千百。到上海的船价贵得吓人（合金洋二百元上下）；为省钱，也为顺路看看沿途几个海口，我和内人宁可与人合伙，包了一条葡萄牙式的纵帆快船。到港那天临睡之前——那天既是我的生日，也是我进入新生涯的头一日——我在日记上写下了一长串的好志向。所幸那本日记后来失落在海里了；否则，志向与成就两相对照，如今看起来只怕太难为情。这里须得先回溯一番，才好交代当时的局面。

我对中国的兴趣，起于一八三九年英国炮声轰塌她外墙的那一响。中国也好，日本也好，闭关都是晚近的事，而两国之所以闭关，缘故是一样的。中国向来以远人叩关为荣，且准许贡使免税贸易，以招徕之。然而自欧洲人经好望角发现了东来的新航路，情形便变了。她眼看欧洲人来时船坚炮利，胜于自己，心里先就起了戒惧；再看他们把东方海上的岛屿一个个收进囊中，又为争夺她那位亲族莫卧儿大帝的帝国的碎片而相斗，便觉得还是闭起港口为上策，只在南方的通商大埠广州一处，把门虚掩着。

欧洲冒险家肆无忌惮的侵夺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两百年前一位中国作者所写的一篇小说《神毡》说得最明白。这则东方的寓言道：「明之世，红毛番之舟至我南方一口岸，请通商。不许，则请借地如一毡之广，以曝其货。许之。番人乃执毡之四角而伸之，展至可容多人，众遂拔刀而据其城。」

这时的日本，除荷兰人与中国人外一概不纳；而这两国受优待的商人，夜里还得像犯人一样被锁起来。中国要一视同仁些：来者不拒，而一概以同样的轻慢与猜疑待之。她也像日本一样，把传教士逐出国门，把入教的人或流放或杀戮，唯恐传教开了政治侵夺的路。至于商人，她只许他们一年之中在广州住上短短一段日子；而且颇有先见地不许他们带家眷来，因为带家眷便表示有久居之意。头一个不把这禁令放在眼里的女子，是一位英国商务监督的夫人；当时竟不得不在她门前架起炮来，才吓住了要把她撵走的本地人。外国人只许住在城外一隅，无论如何不许进城门。更耐人寻味的是：本国的读书人不许把中国文字的奥妙教给他们。头一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所聘的教师，身上常带着毒药，为的是万一以此弥天大罪落在官府手里，好自尽以免受其荼毒。后来这种恐怖之风稍稍缓和了些：我们最早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所雇的教师，进出时手里总提着一只旧鞋，以便万一有事，好冒充补鞋匠。

终结这一套怯懦国策的那场冲突，顶着「鸦片战争」这个难闻的名目，仿佛英国动兵，专为逼中国给她印度罂粟田里的出产开一个市场似的。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积怨早已堆得很高，是任何一个自重的民族都不能永远忍下去的。卫三畏说：「直到一八四二年为止的一百五十年间，一大积怨，便是官府年年出示，指外国人犯有种种骇人的罪行。」一八一六年，英国使臣因不肯行叩头之礼、即三跪九叩，而未得皇帝接见。一八三四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不但见不着两广总督，连他的公文也被驳回，只因文上没有盖「禀」字——「禀」这个字在中国话里，是自居卑下之极的。这两桩折辱，无论哪一桩（其余的还不必数），都足以构成一场正当战争的理由；英国当日若断然诉诸兵戎，以止暴行而伸国体，她那笔账写出来，总要比如今好看些。可惜非得利害与义愤合在一处，她才动得起来。

她的机会，是在道光帝派了一位钦差大臣到广州、兼署总督、以禁鸦片之时来到的。这药本已有上谕明令禁绝，英国并未抗议；即便中国的水师把她的人从沿海赶走，她也未必肯为他们的走私出一分力。可是当林钦差以中国藩属之礼向英国女王发号施令，又以无可辩解的暴力对待她的臣民时，事情便换了一副面目。鸦片存在外面岛屿之间的趸船上，货主却在广州。钦差不费事去一一查明是谁，索性以兵围了商馆，声言限期不缴鸦片，便把整个外国侨居地的人都处死。为叫他们知道等着自己的是什么，不久之前还特意在商馆前的空地上处决了一名本国的鸦片贩子。

商务监督义律当时在澳门，闻得这一番雷厉风行的举动，便赶到广州，与同胞共患难。他自己对这项非法的买卖丝毫不表同情，却传令众商把鸦片交给他，以充女王之用，然后把它转交总督，作为赎英国人性命的赎金。两万余箱、值银九百万元的鸦片，就此以石灰拌和、倾入河中销毁了。这批货物既是女王的代表以女王之名索取的，女王便有义务使货主得到赔偿。枢密院令准许报复，以逼中国赔偿其劫夺之举。战争于是开场——这一场战争，对英国来说，比她当年在波士顿港倾茶之后所打的那一场要走运得多。屡战屡北之后，中国于一八四二年订约，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英商。约中于鸦片贸易一字未提；然而结果正如所料：此事再无人过问，贩子既无所畏惧，又不必纳税，其风遂盛极一时。英国当日若在索得应得的赔偿之后加上一条禁烟的条款，中国无疑可以免去一场可怕的祸患。她的鸦片政策与她的禁奴立法两相对照，何等地不同！

其后与法国、美国所订的条约（一八四四年），对鸦片同样置之不问。顾盛先生那时若把这桩可恶的买卖置于法禁之下，再劝法国照办，其在人心上的效验必定极好。可是等到将近四十年后安吉立先生在他的条约里加以禁绝，就太迟了。经法国公使之请，迫害的诏令撤销了，信教而被流放的人召了回来，传教也得了正式的许可。天主教的传教士本来从未停止过暗中传布，此时更是成批地入境；新教的人则开始在「通商口岸」立足。我到中国时，局面便是这样。

候船之际，我们到广州去了一趟。一条小轮渡我们过海，又溯珠江上行四十英里，在这座大城的城外一处埠头靠岸。我们的主人哈巴安德医生已在那里相候；我们雇了一条小船，穿过一片帆樯如林的民船，往他家里去。撑船的是个大脚妇人——一件不曾被人弄坏的天然佳品。这船便是一家人的住处：他们挤在后舱里，把前舱让给客人，舱里铺着干净的席子，还点缀着花。在这些船上出生的娃娃，即便不是天性近水，也是自幼习于水的。据说他们头一回被扔下水就会凫；不过为防意外，背上总缚着一节竹筒，好教爹娘把他们捞起来。单是这水上的人口，就足够住满一座不小的城了。他们分三类：往来民船上的船户；在河上生、在河上谋食的；以及在岸上做生意、只因无处安身而宿在船上的。泊在岸边的船里，有不少张着华丽的帷幔，刻着精美的花纹，那便是所谓「花艇」，多半是浓妆艳抹的烟花女子的住处——她们在官府登了册，被认作是执一项正当的行业。以法律认可邪行，向来是道德水准低下的表征。

我们一登岸，便有一群人鼓噪相迎，喊着「番鬼！番鬼！杀头！杀头！」我心里暗想：「这就是人家夸口的中国文明么？我抛下家园，就是为了这些人么？」转念又想：他们若不是异教之民，我又何必来呢？那些船户总是半裸着身子，看去凶野得像食人生番。不久以前，老传教士波乃耶医生因小船翻覆落水，攀住一条民船的缆绳呼救。四下里立刻围拢了好些小船，可是那些贪心的船户，非逼他许下二十元，谁也不肯把他送上岸去。这该算敌意呢，还是该算贪财，我且留给读者去断。

第一次战争中，广州是纳款赎城，不曾被英军攻入，因此当地人的骄横丝毫未减。他们甚至硬说来犯者是被他们赶跑的；据说还立了一块碑，以志其「大捷」！到一八五七年的第二次战争，联军学乖了，特意把城占了下来。居民的态度于是大变；然而距今又是一代人过去，如今看来，他们似乎需要再上一课了。

我留意到男人头上都覆着一层短而蓬乱的头发，与我们在香港见惯的油亮头皮大不相同。这是因为道光帝新丧，凡在中国治下的人，都得严守百日之丧。平时中国人若把头发留起来，是要掉脑袋的；而在丧期之内剃头，其险也不减于此。一八七四年同治帝崩后，云南有一位官员，只因早叫了几天剃头匠，便被革了职。辫发与剃顶，是二百五十年前满洲征服者加在男子身上的臣服之标；可是他们并不干涉妇女，而妇女也不受宫中贵妇的影响，一味地缠她们的足，梳她们那种与满洲人不同的头。

这种教中国妇女终身踮着脚尖走路的怪风气，《格致镜原》说起于公元三百年至五百年之间；然而本国的学者大抵以为，此风源于争效杨贵妃——那位小脚的灰姑娘——她在十二个世纪以前迷住了唐明皇。她的步子轻得很，像卡米拉那样「掠过麦梢而不折其穗」，照中国人的说法，则是「步步生金莲」；可是效法她的人，此后连跑也不会跑、舞也不会舞了。此风为万恶之源而一无好处——若说有，也不过是把女人拘在家里罢了；以一种走了样的趣味之专横而论，西方所有的例子都比不上它，连束成蜂腰、压扁头颅的那些讲究也不例外：那些不过是一处一族的事，这一桩却是举国如此。

中国妇女受这「靴刑」之苦，已历三十代——可惜她们的女儿生下来，偏不是那种为人所赏的脚！此风孔子之世所未有，而竟兴起于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那句话之外。倘若它与佛教有些干系，这种自讨的苦楚还容易懂些。它的来历既全然与宗教无关，将来要革除它，却非借重宗教不可：须得教中国的妇女明白，把造物主的手工毁伤变形、又教自己无辜的骨肉受此酷苦，乃是一桩罪。当受刑的孩子怕那条裹脚布而躲闪时，人便告诉她：非依不可，否则要被人笑话，在婚嫁的市面上也无人问津。

街道逢热天是整条张着凉棚的，狭窄，铺着石板，两旁垂着招牌，五光十色，那些汉字看去极有画意。可是你若站住了细读，那意思就有点滑稽了：「义和」「仁义」「公直无私」「信义相孚」，以及上百个同样堂皇的字面，都是用来标榜店主之德的。人乐意见道德之言被放在显眼处，可是言与行之间的那点距离，叫人想起来总不大舒服。围着内城的是石砌的城墙；若不被房屋遮住，它在这一带景致里本可算一景——此外可称入画的，也只有偶尔一座宝塔、两条大江，以及远处的白云山罢了。城厢内外的人口约有百万。

外国商馆，即洋商侨居之地，我们去时还在城门附近一处稠密的城外地方；第二次战争之后，便迁到江中一座秀丽的小岛沙面去了。

也许有人要问：广州这样一座大城，何以离江口如此之远？凡中国临入海之江的城市，都有这个特点。这岂不表明内陆的商务于它们比海上的贸易更要紧么？还是说，把城设在离海远处，是为了避海盗之扰？康熙年间（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三年）海盗猖獗，以致他下令沿海居民一律内迁三十里、即十英里，好把那些强人困死。

在广州盘桓的十天里，我们结识了好几位在中国的世局上留下过印记的人物。当时的英国领事是包令博士，即后来的约翰·包令爵士、香港总督，他既是诗人，又是语言学家。他最为人知的诗篇，是《守望的人，告诉我们夜如何》与《我因基督的十字架而夸耀》这两首传教圣诗；两首都写得那样笃信而热烈，教人简直看不出作者竟是个一位论派的人。

内人有位朋友梅林小姐，是包令的美国表亲；我们持了她的信去，便得了到领事馆吃早饭的邀请。席上还有一位英国军舰的舰长；包令博士向他、也向我们大谈和平会的宗旨。他主张一切战争都是可以避免的；为证明人性本善，他告诉我们：外国人不但不许进城，连在城外一带走动也不安全，而他竟绕着城墙走了一圈。有一伙泼皮手里攥着石头拦他的路，他用他们的话一开口，他们便笑了，把石头都丢了。谁能想到，这位和平的使徒，日后竟是下一场战争的祸首！

伯驾医生主持着一所他办了多年的医院。他称之为眼科医局，因为治眼的本领，在当时——如今也还是——最能打动中国人的心。不过医院墙上挂的图，所画的大手术并不限于一科。我头一回听人用中国话讲道，便是出自伯驾医生之口，听的是一群等着池水动的人。他后来做了美国公使，退居华盛顿，在总统府附近一所华屋里终其天年。然而他的名声，还是靠他作为医学传教先驱的那番事业。

更卓著的是卫三畏博士的一生。传教士、外交家、汉学家，他这一生有许多面；而无论在哪一种境遇里，他都显出一种惊人的、有条理的勤奋之力。他起初不过是美部会差会的一名印刷工，直到外国侨居地一场大火烧掉了他的印刷所，才进了外交界；而他在中国的一生，是以第九次出任代办终结的。政府若任他为公使，倒是为自己增光。有人问何以不这样办，国务卿西华德说：「实情是，我们觉得他做公使馆参赞是少不得的。」公使尽可来来去去，他却留下来给新来的人领路，以他的识见与阅历辅佐每一位。

他为政府所成就的虽多，作为著述家所成就的却更多。那些较小的著作且不必说，他那部《中国总论》是一座关于中国的知识的库藏，一时还难有别的书取而代之。他那部《汉英韵府》的前途就难说些：其书虽多可取，然而若不经一位熟悉北方方言的人彻底修订，只怕难以传久。这两部书，随便哪一部都宽绰得足以撑起一份第一流的声名。要知道，前一部是他做传教士时写成的，后一部则是从公使馆的公务里一点一点挤出工夫来写的。在天津议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他对我说：「这里又是要写给永恒的新的一页。」这正是他平素的心境：每一日都是上天所赐、将来要交账的，故而他勤勉得那样一丝不苟。卫三畏博士于中国的开放贡献极大，于日本的开放也有一份：他曾向几个漂流到岸的日本人学会了日本话，后来随佩里提督的舰队往那些岛上去，充当通事。后文我还要屡屡说到他。

苏格兰的宾惠廉牧师，是传教士里一位出众的圣徒，我留到讲北京时再说。

我们的主人哈巴安德牧师兼医生，那时已是有名望的人了。他本是学医出身，却把气力主要用在教育与译书上头。广州的基督教书院，便是他的丰碑。自这次相见起，直到他一八九四年谢世为止，他一直是我的朋友与通信之人。他给我的末一封信——也许是他给任何人的末一封信——是在他去世那天，躺在枕上口授的。

罗孝全牧师其人粗率而古怪，那时全看不出他日后要在不久将临的大事里扮演的角色：太平之乱里宗教一面的形貌，正是由他负责塑成的；那场变乱若不是外国人插手，几乎要把他的学生送上中国的皇位。他那份粗率，曾给施美夫主教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致主教拿他作例，说这种人是不该派出来的；不过主教还虔敬地补上一句：「然而谁知道呢？上帝或许另有事要他做；他常拣选软弱的，去羞辱那强壮的。」很久以后主教对我说：「这句话，罗孝全当作预言收下了；待到他以一位可能的皇帝之师而闻名于世时，便把它当作荣冠戴在头上。」罗孝全先生的古怪，有一件事值得一记。有个年轻的传教士因一时忧郁而寻短见，被人发现时，血正慢慢流尽。有个年轻女子——大约正是这场悲剧的无辜的缘由——奔到最近的礼拜堂，求罗孝全先生去救那垂死的人。他答道：「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我必须传福音。」说罢照旧讲他的道，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

离开广州之前，我们游了浩官的园子。浩官是十三行商之一；在条约的时代以前，外贸的专利就握在这十三家手里。园子在江的对岸，那地方的名字起得正好，叫「花地」。园子虽大，奇花异木也多，却一点不像申斯通的利骚庄园，也不像阿尔喀诺俄斯的花园——除了几堆假山，全不讲什么布景；而那假山之像山景，也就像一块砖之像一所房子。一行行修剪成鸟兽形状的常青树，让我们头一回见识了一种中国特有的恶趣。园主的消夏之所里塞满了稀奇的陈设，其中一间专放各式各样、各种机括的钟。那是一座博物馆，不是一个家。

回程中我们在澳门停了一停。那是葡萄牙人的居留地，建在一个半岛上，以墙与大陆隔开；不知何故被称为「圣城」。城中确有一件圣物，就是那个岩洞——据说卡蒙斯曾在洞中写下《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若干章；那部不朽的史诗所歌咏的，正是达·伽马与东方之开辟。

三百年来，澳门靠着与广州分享的外贸而兴旺；如今却被香港压住，日渐凋敝了。从前葡萄牙人每年向中国政府缴银六百两，不过是名义上的地租。现在他们连这一点小小的贡赋也不缴了，并且取得了对这块地方主权的正式承认——附一款：非经中国同意，不得把此地转与别国。

正如非洲的葡萄牙人是欧洲人中最后放弃黑奴买卖的，中国的葡萄牙人也是最后放弃新式奴隶买卖——即华工苦力贸易——之利的。这桩可耻的营生被英国人的人道之心逐出香港以后，有好几年躲在澳门，把澳门催得一时又兴旺起来。它终于被中国政府的决心所禁绝，而西方的舆论也从旁助了一臂之力。苦力船最常去的地方是秘鲁与古巴，从来不是美国——即便在直接禁止输入契约劳工的立法之前，我国法律的精神也已把这条路堵死了；而那一类法律里的头一部，正是为杜绝华工苦力的输入而订的。

在那两个国家实受奴役的人数，据估计各在六万至十万之间。运往各处的总数，决不会少于五十万。他们大多是自愿把自由典当出去的；然而其中很有一部分是「卖猪仔」的掮客手里的牺牲品——那些掮客是从本地拐子手里把人买来的。当时到处流传着这些恶徒的故事：他们在僻路上遇见什么男人或男孩，便一件紧身衣兜头套下。因了他们的祸害，整省整省的地方人心惶惶；而各国的外国人，也都有因被疑与这桩下流买卖有份而遭殃之虞。

把人弄到手之后，还得取得他上船的「同意」。耶士摩医生这样记述其过程：

「据说苦力都是自愿订约的。为查明实情，讲者亲到澳门。猪仔馆的门果然如所说的那样开着；只是门两边各站一个葡萄牙人，手执大棒，苦力要出去便有性命之虞。讲者又去看了订约的台子。苦力被赶上前来，一个葡萄牙人飞快地把契约念给一个苦力听，而那苦力多半一个字也不懂。随后有人抓住他的手，强按他的拇指印在纸上。这就是所谓自愿订约。」

横渡太平洋的航程，把大西洋上「中央航路」的惨状又演了一遍，而且因路更远而加倍。非洲的奴隶买卖里，起事的事很少；中国人的性子却比黑人硬，屡屡把白人船员杀尽，还有不止一次是出于报复或绝望而凿沉、烧毁了船。下面这段关于这些暴行的记述，我取自前驻华公使西华先生所著的一部很有价值的书《华人移民》：

「美国船『威弗利号』载着苦力驶入马尼拉港。有几个中国人要求上岸。争执之下，一个中国人被枪击毙，其余的被赶入舱底，舱盖钉死。直到次日早上才开舱，一看，竟有二百五十一名苦力死在里面！意大利船『卡纳维罗号』上苦力起事，也是照样被赶入舱底、钉死舱盖；他们不甘窒息而死，便放火烧船。船员坐小艇逃了，船连同满载的活人一同烧成了灰。

「这类惨剧还不是例外。一八七一年三月，香港最高法院首席按察司斯梅尔作出一项判词，详论澳门苦力贸易的性质。他写道：『我曾设法开列一张苦力起事、船只毁灭的船单。此单并不完全；然而我相信，短短一段时间之内，约有六七条船、载着三千名左右的苦力被焚毁或以别的方式毁灭，死者极多，其中包括船长以及占比甚大的一部分船员。』」

我想，末一条运这种「人货」的船，该是「玛丽亚·路斯号」。它开往秘鲁，途中驶入横滨，船上一名受害者投海凫水，逃到一条英国军舰上。舰长不肯把这逃人交出。此案为当地官府所知；日本政府立刻把全船的人送回本国——这是它永远的光荣。一桩弥天的大恶，至此才受了致命的一击。

有一天我到香港的伦敦会医院去，一眼瞥见一块招牌，上面用希伯来文写着犹太人的那句口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主持院务的希尔施贝格医生自己就是犹太人，他做了这块牌子，盼着能引起哪一位流浪的犹太人注意。当时人已知道中国也和别处一样有犹太人，天主教的传教士曾发现过他们的一个小小的聚居之地。我那时何尝梦想得到：深入内地去访那个聚居之地——两百年来不曾有欧洲人到过——的事，竟会落在我身上（此事见第二编第四章）。

在香港我又结识了这块殖民地的首任主教施美夫；他署名总写「乔治·维多利亚」，是取他教区的正式名称。许多年以后，我们路过香港，在他山坡上的「宫邸」里住了两个半天。那时我国的内战正酣，他相信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我们联邦的解体——他还坦白地说，他正希望如此，因为我们「长得太大了」。

伦敦会的理雅各博士，却是另一种模子里铸出来的人。他恳挚、不知疲倦而又渊博；一面在学堂与礼拜堂里热心工作、卓有成效，一面把儒家的经书译了出来。凭这番成就，他得了牛津大学的教席；在东方做了三十年传教士之后，他在那把中国学的安乐椅上已经坐了二十年。只要他的译本一日不被人取代，他的名字便一日与孔子之名分不开。

我们在香港时，有一天早上来了个写招牌的匠人，爬上去把理雅各博士教堂门楣上的一行中文仔细刮掉了。原来博士发觉自己错了：他把上帝称作「真神」，而不该不用「上帝」！沉睡了两百年的「译名之争」，就这样又有了要重新爆发的样子。天主教传教的早期，这场争论曾闹得很凶：耶稣会士拥护「上帝」，多明我会指他们为拜偶像；教皇于是下令，不许用「上帝」，改用「天主」——这个名目见于古书，是筑长城者（公元前二四〇年）所祀八神中的一位小神，只因太不为人所知，用起来简直等于新造的字眼。

那道裁决对新教中人并无约束力，而他们在译经时把这老问题又搅了起来。有人以为教皇斥「上帝」为非，是错了；有人守着「天主」；也有人宁取「神」或「真神」。外间指摘传教士在着手劝化异教之民以前，先花了许多年去争一个上帝的名称。其实不然：各差会各用自己选定的字眼去做工，而上帝的圣灵似乎对哪一个也不曾特加青睐——用这一个字眼所收的信徒，与用那一个的一样多。所幸这场争论未劳教皇出面便自息了；不过用法的划一并未做到。将来中国本地的教会，会不会索性把三个有争议的名目一并用上，就此了结呢？约翰·包令爵士为解此难题，曾建议用希腊文抄本中「神」字缩写的那个字母：中间一横表「一」，外面的圆圈表「永」。他说这既合于中国人的象形文字之理，各派又尽可以按自己的口音去念它。可惜这个建议像一朵从枝上摘下来的花，落地便萎，不曾结出果子来。

二沿海北上

厦门、新礼拜堂落成、福州、佛教、科举、风水、传教事业、舆图一瞥

五月七日，我们登上了「澳门号」快船，船主是若泽·玛丽亚；同船还有一大群传教士，各奔沿海不同的口岸。这条小船载重不足一百吨；然而这还算不得它最大的毛病——小船有时能在大船倾覆的风浪里挺过来。它又旧又朽；不过我们既是贴着岸走，万一出事，总还可望人人「抱着船的碎板」逃上岸去。托天之幸，我们并未遭什么大难，虽然折过一次桅，又因没有熟悉海路的引水，有一两回险些触礁漂没。

海盗我们所幸不曾碰上，虽说那一带海面上到处是他们。其实这种快船，在自己不做一点海上无本买卖的时候，就以缉捕海盗为业。「下风有海盗！」的喊声倒是起过一回；我们凭栏望去，只见一条民船被许多小艇围住，船上黑压压全是人，正在割它的帆索。玛丽亚船主纯出于积习，喝令炮手向他们开炮，炮弹却打偏了。我们的船擦身而过时，要往福州去的英国医学传教士韦尔顿医生大为兴奋，高声喊道：「船主，再来一炮！」事后我们拿这事打趣他：一来笑他开「铁丸」的药方开得如此爽快，二来笑他诊断有误——那条民船原是触了礁，根本不是海盗船，抢东西的是趁火打劫的人，这中间的分别可大得很。

我们在厦门靠岸，送一位客人（苏格兰来的医学传教士杨医生）上岸，在那里停了四五天；这几天承伦敦会的施敦力·亚历山大牧师殷勤款待。礼拜天，我去参加一所美国差会新礼拜堂的落成礼，见会众既多且有秩序，中间还有几位新入教的，颇觉意外。罗啻牧师讲道讲得热烈，其中「阿—伯—里—阿—罕」这几个音节来得极频，我还以为自己捡到了一句极有用的话。一打听它的意思，才知道那不过是中国话念「亚伯拉罕」的念法罢了！

厦门是个兴旺的口岸，在香港以北约二百英里。它的位置很好，港中有鼓浪屿一岛，那时还没有人住，如今已是外国人的侨居之地：华屋美舍，点缀其上，宛如一颗宝石缀在水面上。再往北二百英里，我们进了闽江，溯流上驶到福建省城福州；同船有四位客人要在这里落脚。这条江的景致极壮丽，教人想起哈得孙河卡茨基尔山一带；不过那边的山只在远景里望见，这里的山却是从两岸拔地而起。一边是一列山峰，名唤「五虎」；另一边矗立着鼓山，即「孤山」，以山上的佛寺而闻名。游寺时我胡乱写了几句诗，头一联是：

「我所立之处，即造化之殿堂；

举目环顾，无一而非神光。」

末一联是：

「然而『人的荣耀』驯成了羞惭，

所吐者无非一个偶像之名。」

——「人的荣耀」，是希伯来人指舌头的说法。

念诵佛的名号「阿弥陀佛」，是佛门修行的大宗。人并不以为佛听得见：佛已入涅槃，那是一种无知无觉之福；然而仪轨中定下此法，是取其最宜于把心从尘念里收回来。修行所能达到的、离涅槃最近的极致，是无思无感；到了那境地，灵魂自然享着十足的安宁。以这样的修行，自然难望有一批才智出众的僧侣。大抵僧人面目呆滞，两眼望着虚空。他们多半不识字，念经便是他们唯一的职事。佛教于中国社会既不再有所振起、有所更新，它便像常春藤攀住一座将圮之塔那样攀着这个社会，从这建筑的朽坏里汲取养分。

在寺里，僧人领我们看了一池大鱼，那些鱼不必担心阴险的钓钩；又看了一群肥猪，那些猪也不必怕屠夫的刀。这些猪是留着让它们老死的——猪能有此福分实在太罕见，以致我至今不曾听人说过一头猪可以合理指望活到多大年纪。悲悯畜生是佛教可亲的一面，这一点它得自婆罗门教。在我们这边，像阿西西的圣方济各那样的神秘家会与鸟兽称兄道弟，像柯尔律治那样的诗人会对一头小驴说「我称你一声兄弟」。而一个佛教徒可不敢断定那头驴不是他的父亲！

佛教的轮回之说，无疑有贬低人之尊严的倾向；即便它于善待禽兽真有些好处（这也未必），那好处也是拿待人的仁厚换来的。《摩诃婆罗多》里的阿周那，不正是被这样一句话打动，才去屠戮对阵行列中的自家骨肉的么——「魂之易身，犹人之更衣」；「它既不杀，也不被杀；杀与被杀之间，并无本质之别」。照世人通常所持的说法，这道理还大大助长了自尽之风：教那些苦到绝望的人，索性再掷一次骰子碰碰运气。画在图上，这道理是一只轮子或是一只瓮：从中流出六道生命之流——下半是虫、爬虫与鱼，上半是鸟、兽与人。

山坡上有一处「闭关」的所在——那可不是什么幽静的小屋，让哪位好沉思的僧人在花藤的荫下、听着泉声去亲近哲学的女神；那是一间粗石砌成的小室，没有门，也没有窗。住在里面的是一位苦行者，为他前生所造的、想象中的罪孽赎罪，又积攒想象中的功德，指望来世的境遇好些。他被砌在里头已经二十四年，那些石头是围着他垒起来的。石墙看去把他与世间隔断了；然而他心里仍旧充满骄傲与贪欲，仍旧把世界揣在怀里。他从不洗澡，因此被认为极圣洁。别的僧人剃光全头，他的头发却由它长着，自然是「遭了埃及之灾的糟蹋」。他的指甲——他很爱拿出来给人看——像羊角的丝缕，又像章鱼的脚，每一枚都套着一只竹套。中国的贵妇人也留这么长的指甲，不过她们套的是银套。

福州约有七十万居民，是福建的省城，也是红茶出口的总汇。城建在离海二十二英里的一片起伏的平原上，是中国沿海最整洁、建得最好的城市之一。为叫我们把全城看个周遍，几位朋友结伴绕城一周——不是像包令在广州那样绕着城外走，而是走在城墙顶上。我们备了轿子，每乘两名壮健的轿夫抬着；讲究体面的人通常用四名。在没有车马可雇的地方，轿子于外国人是少不得的：既可遮暑，又可免于疲乏。这一层明达的见识是阅历换来的，当时我却全无此念，只因不忍骑在同类的脖子上，便让轿夫抬着空轿在我脚后跟了一整天。然而走了十英里路——城墙长九英里——也就把那点顾忌走掉了。

城墙围着的地面上耸起一座小山，树石满山，林叶间处处藏着小屋。这是全城的护符：这一处高地把四方吹来的吉气招引过来，再洒向山下的百姓。中国人信这种地气之说，就像我们信避雷针一样笃实。他们称之为「风水」，取的是最常载送吉凶的那两样东西。这念头大约起于一种观察：通商的兴旺，与风和水大有干系。可是它后来长成了一整套迷信的道理，其繁复不下于卡巴拉，其贻害不亚于巫蛊。我们的条约里就有一条影射到这套为害的系统，它规定购地建屋时「地方官不得干预，惟居民于其地另有异说者，不在此例」。若干年后，英国传教士在那座山上盖了房子，百姓唯恐他们住在那里会搅了山的吉气，群情鼎沸，终于一哄而起，把礼拜堂、学堂与住宅一齐拆毁。在杭州，有位地方官暴卒，人便认定是因为山坡上一所教会的房子俯临着衙门。传教士被客客气气地请去另换一块地；他们宁可依从，也不愿房子在耳边被人拆掉。这一类的「客气」多得记不胜记，不过举上面这两桩，已足见「风水」二字底下藏着何等的凶险。它是一门假学问，却有成屋的书来阐发它，有先生来传授它。而且中国人没有一个胆敢在不请先生来断吉凶之前，就动手盖屋或是掘墓的。

放眼看这座城，在建筑上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然而有一处，眼睛却停住了不肯走，因为它显出中国文明最好的一面。那便是贡院：一排排低矮的号舍，可容一万名考生，另有较大的房子给考官，还有高起的台子给巡场的兵役；外面绕以高墙，墙头压着荆棘。无论大城小城，都有这么一所。这不单可以看作中国教育制度的表征；实在说，离了它就没有什么公家的教育了。因为按理，政府奖励读书，无非是为自己备下一批称职的官吏。为这个目的，公立学堂便被认为不是必需的了，虽说也有几所由官家捐资、由官家督办。要紧的是读书的动机——凡学问够格的人，一概公平地许以功名利禄。可惜那个「格」有毛病：有文而无科学；而所谓文，又只是中国之文，并不透露一点「外国也有文章」的消息。它又一味把学子引向摹仿古人的路上去，于是成了进步的障碍。这个制度就其大体而言是可钦佩的，乃是数千年慢慢长成的；不过它需要接种西方的观念（将来也必定会接），才好适应近世变了的情形。如今在英、法、美渐渐推行开来的文官考试，正是从中华帝国的经验里借来的。寇松先生这样承认这笔人情债：「我国迟迟才皈依天朝的见解，如今已开始尝到这一制度先兆之苦。」

英国在印度的文官，以及她在中国那班极出色的领事，都是由「考选出身之士」充任的，她在这上头当然不曾吃什么苦。她若有吃苦之处，也不是制度之过，而是用得不得其法。美国采用得更晚，如今却已深信：要解分赃制之毒，只有这一味药。它的范围日见推广，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我想，我们的将帅与阁员由考试来选的日子，一时还不会到来。我们的考试是分门别类的；中国这制度的弱点，恰在不讲专门。它虽有种种短处，然而维系中国于不坠、助她保住一个可敬的文明水准，此事之功，没有别的东西比它更大。

这一场场角逐的结果既多有侥幸的成分，便被人拿来正正经经地开赌。也正因此，人把科场看作上天施赏行罚的一处特别的场子。凡自觉腹笥未必可靠的学子，一到临场，于自家的品行格外当心。不过他们所修的，往往不是律法上那些更重的事，而是些积德的小举动：救起在泥里挣扎的蚂蚁，放掉落入夹子的老鼠，或是把市上买来的活鱼送回水里去。这三样随便哪一样，若做在紧要关头，都能叫人信心大增；而谁又敢说它于胜负全无影响呢？

满城，即拨给统治民族驻防的一区，在中国只有少数几处要地才有。它表明这个二百五十年前以刀剑得来的皇位，至少还须摆出一副武力的样子才守得住。城中并无什么可看的；而全城内外的大观，也无非是帝国里任何一座大城都有的样子：一方方连绵数英里的灰瓦，是数不清也算不尽的低矮房屋的屋顶，一长排一长排之间，隔着些铺石的小路，客气地称之为街。眼睛要找一点入画的东西，只好望向远处耸起的青山，或是那条蜿蜒穿过丰饶谷地的银色的江流。

「万寿桥」——即「万年之桥」——是一座用粗花岗石砌成的巨构，可算原始工程的一个奇迹。我们赞叹它那朴拙的坚实，全不曾想到：它顶住了多少个世纪的风雷之怒，不多时却要被一场大水冲走。桥面两边排满了商贩的摊子，正如人在佛罗伦萨阿诺河的桥上所见的那样。

在福州做工的新教传教士分属四个差会：美部会、美以美会、英国圣公会与瑞典信义会。前三家的布道站一直伸到内地深处，所收的信徒极多，如今已有两万上下，而我们去时不过二十来人。他们也并非个个贫寒下贱。美以美会中有一位教友，几年前捐一万元创办了一所书院；这个教会的中国教友又自行组织并供养了一个往朝鲜去的布道团。

瑞典差会则因一桩惨事而告终，那件事正可见传教士在中国所冒的一种险。两位传教士法斯特与埃尔奎斯特往下游锚地去把票据兑成银子，回来路上遭江上的盗匪袭击。法斯特放了一枪，随即或被杀，或溺死了。他的同伴受此惊吓，身子垮了，只得退出这块工场。这样的祸事临到外乡人，也并非仅有的一遭。此前两三年，美国长老会差会的娄理华牧师在宁波附近被海盗所杀；又过了几年，伦敦会的詹姆斯·威廉臣牧师在天津附近的运河上，被同一类的社会蠹虫沉入水中。

要说物质更新方面的进步，我可以举出一件：如今罗星塔锚地的对面，已有了船政局、船政学堂与船厂，造出并配备了二十来条炮舰。一八八四年，江上那个地方成了一场血战的战场，而杀戮全在一边。开战前夕，法国的五舰之队存心就地挑起战端，驶进港内，占住了制胜的位置。中国的统帅我是认得的，那是个浅薄而好大言的文官。他手里明明有十一条炮舰可以迎敌，却由着法舰不受盘诘地驶过炮台，只当他们是自己往龙口里跳；不料法国人船重炮准，又占了先发一舷齐射的便宜。中国这边还击得很软弱；烟散之后，只见中国的船大半在下沉，船上的人在水里挣命。船政局被焚，九条炮舰被毁，死者千人。

在福州，我们受了美部会保灵夫妇的款待；他们在那里一住，直住到把传教的生涯满了半个世纪，老来收的正是少时所种的。在岸上快活地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又下海；不料出海头一天，我们的船便遭飑袭，主桅轰然折断——所幸如此，才没有翻船。回航修船，我们又同朋友们过了五天，然后重理归程，于六月二十六日抵宁波；在这些沿岸星罗棋布的岛屿港汊之间摸索，前后竟在海上耗了三十五天。

一路上，望向陆地那一边，视线总被一列丘陵挡住，有几处高得可称为山。它们光秃的顶、被日头晒得沟壑纵横的坡，丝毫看不出里面围着何等秀美的谷地，也看不出它们所屏障的内地有多么稠密的人烟。

在上岸与那里的人厮混之前，且让我们把他们所住的这片好土地匆匆看上一眼。中国本部所处的纬度，与美国东半部几乎相同，面积也约略相当，气候之幅度与出产之繁多，也彼此仿佛。她的疆域是亚洲之华，正如我们的疆域是美洲之华。我们面对两洋，她只面对一洋；然而她的海岸线极长，除去割与俄国的部分，也还不下三千英里。这一线的大部分，有一串断续的岛屿护着，其中有四座不只是海面上的几点。极南的海南岛是一座热带的园圃，比康涅狄格州还大。岛上山谷交错，气候因之而各异；内地住着生番，与沿海的中国人世代相仇。

台湾，即葡萄牙人所称的「美丽之岛」，情形也大略相同，不过台湾的一切都更有气象。全岛长二百五十英里，宽八十英里。煤藏富，油泉之利未可估量，又出产大宗的樟脑与蔗糖。为防邻邦觊觎，它新近「加入联邦」——不是作为准州，而是作为一省，成为帝国编制之内二十三省中的一省。英国与加拿大的传教士已在这里立下许多兴旺的教会，其中有些设在内地已开化的台湾人中间；岛的东部则还在原住的生番手里。自上文写成以来，这颗海上的明珠已经移到了日本的王冠上。（关于这座美岛，记述得最好的是马偕博士的《台湾遥记》。）

舟山是一座在军事上极有价值的岛，扼住的一段海岸上港汊与大城星布。此岛周围五十英里，中有十八条肥沃的山谷，其出产足供一大批移民之食。英国人一八四一年占了它；以它的种种好处而论，他们竟不以为值得留下，真是怪事。他们短暂占领所留下的唯一痕迹，是一座士兵的坟场，墓碑都残了。至于大江口的崇明，留待别章再说。

中国的河是她的光荣，其中一条却是她特有的「忧患」。在地文学家眼里，这些河把内地的情形全说尽了：河的多寡与大小，与它们发源的山系的多寡大小相应；水量可以推知它们所汇的流域之广；而泥沙的沉积，则显出它们所经之地的土性。广州的珠江可通小船一千余英里，是往西南诸省去的最好的路之一。大江，即扬子江（其名取自古扬州；法国人称之为「蓝江」，中国人却从不这样叫），以水量论是世界第三大河。以它所通达的人口而论，则举世无匹。它发源于西藏，横贯全中国，纳半数省份的支流，注入海中的水量数倍于密西西比河。若说尼罗河造就了埃及，那么中国中部这片广大的平原，便是扬子江与它北面的伙伴黄河的产物。黄河自西藏山中发源，蜿蜒近三千英里而入海。它处处湍急，于行船无甚用处：河中多阻，水量又忽大忽小——大时成一片汪洋，淹平原、没城郭，小时不过是高岸之间的一道细流。

把文明带进来、把土著制伏的古代中国人，是自西北沿着这条河进入中国的。他们最早的都城都在河上，古史上有名的列国也分列河之两岸。扬子江流域以及整个江南之地，直到公元纪元之时，还是野蛮部落的居处，后来才一点一点被吸收、被同化。黄河以善改道著称：这一个时代自东注入黄海，另一个时代却折往直隶湾。每隔几百年，它便像一只巨大的钟摆，在这两处之间摆上一摆，相去五百英里；或者兵分两路，把山东省变成它那巨大三角洲里的一座岛。一八五二年它决了堤，掉头北去，举世为之惊愕。一八八九年它的反常更是前所未有：竟向南决去，与扬子江的水合在一处。把它导回北面故道的那番工役，费银一千三百万元，是水利工程上的一场大胜，无限地增了中国人坚忍与进取的光彩。徒劳地干了一年之后，他们请来了近世的器具——电灯，把黑夜变成白昼；轻便铁路，运送从前靠苦力背驮的材料。

古时候，据史书所载，这些河都是横流恣肆的；然而它们那股野性的力，原是在为后代造福。它们如今仿佛还在为同一个目的出力：把海逼退，为日增的人口赢来新的田地。土地因河之作用而展拓的速度，我相信在地球上别处是找不到第二例的。

除了这几条第一等的大河及其支流，还有许多长二百至五百英里的小河，它们在海岸上冲出一个个港湾，又把广大地方的出产送到港里来。除中部平原是这两条大河的冲积所成之外，整个中国都被丘陵之网覆盖着，既美了景致，又使地面高低有致。除四川一列山脉——那里的地势向着西藏边境高起——之外，没有一处到得了雪线。同在四川的峨眉山高一万一千英尺，是佛的圣山。江西的龙虎山约当其半，是道教的圣山。山东的泰山是国家祀典的高坛；直隶的五台，则归喇嘛教。

这些山峦之中埋藏的矿藏，既丰且杂，只等一个开明的政策破晓，便可使中国成为世上最富的国家之一。除边地属藩（尤其是满洲）之外，她的金银不多；然而她的煤层之厚，大约胜过世上任何一国，保证了欧洲矿藏枯竭之日她仍握有力量之源。同样这些山里，还有无数瀑布，为电力备下了大宗的资藉。她那将近四亿的人口，不但见出这个民族的蕃衍之力，也见出她土壤之肥、气候之宜。北方以小米、麦与玉米为主要的谷物，中部与南方则以稻为大宗。棉与甘蔗盛于南方，茶与丝则三分之二的省份都出。热带的果子与温带的果子，中国几乎无所不有。她自成一个世界，百姓所需的一切她都出产；若不是欧洲人在工艺上手段更高，她本可以不大用得着外洋的商务。（这一大群人口分布的确实情形，读者可参看附录甲；那里还附有中国人办户口的一些有趣的实情，以及贸易等项的表。）

三学话

两种文体与许多方言、声调、把土白写成文字、读经、洋泾浜英语

宁波和别的海口一样，并不在海边，而是在内陆十二英里处，两条水汇成甬江的地方；照中国的成例，江口另有一座小些的城。这名字并不像人通常所说的那样，意思是「平静的波」，而是「使波涛安宁之城」——因为此地本是一座要塞，为的是镇住海上的强盗。

进城的一路景象很有气派。江口有一座岩岛，上有筑成堡垒的寺院，四围环着炮台，扼住入口。北面横着镇海（即「镇服海涛」）雉堞相连的城墙——那是隶属宁波府的一座县城。另一面是一列丘陵，杉林苍翠，围住一片沃野；野上纵横着无数河渠，既可灌溉，又可行舟。

中国的城都有城墙，像欧洲中世纪的城一样，可见这是一个盗匪出没的社会。从政治上说，城分三等：省城、府城与州县之城；末一等又分三类，即州、厅、县。不过还有一种更简便的分法：土城、砖城与石城。宁波属末一类：城墙高二三十英尺，周围六英里，用巨大的花岗石块砌成，年深日久，色作苍灰，藤蔓满壁，却依旧修葺得好，望去有一种可敬的气象，正与背后耸起的山相称。墙顶宽得可以走马车；然而从来没有人这样用它，连在上头走路的也只有乞丐、兵丁与传教士。后来我为养身之故，曾雇一名兵丁的马在城墙上骑——宁波的街道不像北方城市那样宽，是不容人骑马的。

在宁波接待我们的是克陛存牧师；过了几天他便迁往上海，去参与译经之事，把我们撂在深水里，由我们自沉自浮。他的房子我们尽可栖身，他的用人我们尽可使唤，只是我们没有话可以说出自己要什么。我们在宁波土白里学会的头一个词是「柴爿」，因为厨子提了一根柴进来，好让我们懂得他要买柴。第二个是「番饼」，即银元；他把手指圈成一个圆，又指指那柴，其中的关系是再明白不过的。给我们找来的教师一个英文字也不识，而我们开他这一肚子学问的唯一钥匙，是一位传教士朋友好意教给我们的一句话：「这是啥个意思？」。他从眼前的东西教起，说了一通关于「黄狗」的话；我们不甚了然，他便牵进一只小狗来，说：「喏，就是它。」随即哈哈大笑，笑世上竟有人蠢到不知道什么叫黄狗。有时候，比划也就够解释了：譬如他前前后后地跑，一面呼呼地喘气，好让我们明白「火轮车」是什么。这位教师一整天这样教下来吃不消，我便另雇了一个帮手，好让我下午和晚上接着学。不上几天，雾气渐渐散了；此后的长进，便由苦差变成了一件极有兴味的消遣。内人是我同学的伴侣，一路跟得很紧，直到家累把她绊住为止。饶是如此，她也把本地土白学得很好，还抽得出工夫用它去引一些本地妇女归主。

中国的口语分裂成一片方言的巴别：北方与西方的属于一系，以官话、即朝廷所用之话为本；东南的诸方言彼此之异，则不下于西南欧洲的几种语言。正如法语与西班牙语是在凯尔特人与汪达尔人原有语言的影响下成形的，这些方言也回指着被更文明的中国人所吸收的土著部落。有一件事可为此推测之证：各地相貌显有不同，譬如福州人颧骨高，宁波人则多鹅蛋脸。举一两个字，也就足以见方言差异之大。「人」字，北京读如「仁」，山东读如「银」，上海读如「能」，宁波读如「宁」，福州读如「侬」，广州读如「殷」。「潮」字，北京读如「超」，上海读如「曹」，宁波读如「吊」，汕头读如「铁」。诸方言有柔和的，有生硬的，宁波话算是较圆润的一种。这差别之大，有谚语为证：

「宁挨苏州人的骂，不听萧山人的情歌。」

这一系方言里都贯串着一副音阶：北方三声，至多四声；东南则整整一个八度；而中部宁波一带，须留意的不过一两声。这些声调中的三种（即北京所用的），照威妥玛爵士的说法，可以用英文的陈述「詹姆斯死了」、疑问「他死了么？」与答语「他死了」三种语气来比方。又如英文里「落花生」与「磨碎的果仁」是同样两个字，只在读法上略有分别；这也可以帮人体会那一种非经训练不能察觉的区分。这分别于达意何等要紧，从我一位英国朋友在福州的经历上可以看出。他学了一两个月的话，有一天早上吩咐厨子去买十八个「杨梅」。不想那人回来时，气喘吁吁地驮着一担羊尾巴——有一种羊的肥尾是很受看重的；他还告解自己回来迟了，说是走了一整天的街，也只寻着十二条。羊尾与杨梅同是一个音，只是声调不同罢了。

再举一例以明此理。在北京，有一天我从同文馆打发一名听差到总理衙门去，照例问问哪几位中国大臣在署。不多时他回来复命，只说了三个音节，其实是同一个音的三个声调：一个第二声，一个第三声，一个第四声。就只这三个字，别的一个也没有；因为凑巧，九位大臣里恰好只有这三位在。上天何以这样安排，我猜不透，除非是为了给我这个例子。

宁波土白既没有写法，汉字也写它不得——汉字本是表意的，其表音之值极不确定——我们便只好尽力借那副处处将就人的罗马字母，把它拼写出来。

当时既无书可依，又无字汇可查——宁波的传教士不曾印过这一类东西——我只得自己立一套办法。我取德文、或者不如说欧洲大陆的元音为本，略加改动，不久便定出一套记音之法，凡从我教师口里听写下来的话，我都能照样念出来。于是我想到不妨教他也照这个法子写；这事办起来很容易，因为我们新换了一位姓陆的教师，领悟极快。一两天之内他便能写单字；过了一星期，我收到他一封字迹端正的信，请我们到他家去「打尖」，即吃午饭。那信明白而简易，我看了大喜，便在早餐桌上颇有几分张扬地拿出来给人看。有一位在此站已住了七年、俨然以「圣人之口」自居的传教医生，冷笑一声把我浇得透凉：他说，他若教会一个中国人弄出这么个东西来，他「还不觉得自己做了一桩好事」。我随后又把信拿给英国圣公会的哥伯播义、禄赐悦理与高富三位先生看，一家一家地去，把我打算教中国人用罗马字母写字的办法讲给他们听。他们待我极其热诚：他们承认「已经有一个中国人被教会了这样写字」这件事的全部分量，又从中引出了它所应得的一切结论。到那个于我极可纪念的日子——一八五一年一月的一天——日头落山之前，我们已经结成一会，专为宁波土白的写法定下一套确定的办法。别的传教士一个一个地加入进来；最后连那位给我的提议如此冷遇的好医生，也以热心而有成效的合作补了过。

下一步是编书与印书。我请人把一副字母刻在一片片的角质板上，又教一个青年用它们把一本启蒙书的书页戳印出来。这书照中国的法子粗粗地刻在木板上，即所谓「刻版印刷」；它值得一提，因为它是一种新文字的萌芽——这种文字至今虽只限于那一带教会之用，却已证明大有益处。

中国人惊异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几天之内便学会了读书，而不必像学汉字那样耗上几年的苦功。七十岁的老妇人，以及不识字的用人与做工的人，一旦归了主，便凭这个法子开了眼，能用自己生来所说的话去读上帝的奇妙作为。这新法的好处如此显然，我一度还想它会在非基督教的中国人中间传开。到今天为止，这指望并未实现；不过在厦门与上海，也试过同样的办法，都试成了。

这法子本该用在官话上试一试：官话通行于全国半数以上的地方，虽说官话既有汉字可写，另寻一种载具并非急务。这试验若能教人满意——而它几乎不可能不教人满意——谁知道会不会有哪位开明的皇帝出来赞助，把用罗马字母写的中国话定为教育百姓的工具呢？说起来，蒙古人忽必烈汗据说就试过类似的事；然而办这样的事，光有皇帝的权力是不够的。

宁波土白虽悦耳而易学，所行的地面却不广：不出五十英里之内，人口一二百万，其中三十万住在城厢内外。往南，它经由相近的几种方言，渐渐化入福建那一群多声调的方言；往北往西，则化入官话一系较为生硬的送气之音。

我们这套新写法用起来，是把每个音节分为声与韵：譬如「宁」这个音节拼作声母加韵母，「杭」「隆」也都这样；而无论哪一个，韵都当作一个单纯的元音看待。所以这副新字母不过是一串声与一串韵，总共不到五十个；这些认熟了，拼起来就像拼一个两个字母的词一样简易。这个巧妙的简化，是哥伯播义与禄赐悦理两位先生提出来的，他们又是从中国字典里那种粗略的拼法——即反切——借来的；而中国人在这上头，还得谢印度的佛教徒。康熙帝在他的自述里，便以引进此法而自负。下面是麦嘉缔医生所作、用罗马字母印出的一首童谣中的两句（音节都编了号，以便对照）：

「来，你们这班小小人，

我要同你们讲一声。」

其意即：「来罢，你们这一班小小人，我有一句话要对你们说。」

用土白编成的书里，最有用的一部是兰金牧师所辑的赞美诗集。其中有两三首是我作的，至今还为人所爱；不过大多数出自我哥哥之手，他于作诗有一种难得的敏捷。

要学会说宁波话、其实是学会说中国的任何一种方言，比起读本国书里那种雅言来，都算容易的事。这种雅言是写给眼睛看的，不是说给耳朵听的；用麦都思博士的话说，它是「目之语」，不是「口之语」。它的字，常用的有五六千，每一个都用一个各别的符号来表示。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又那样任意而含混，任什么分类之法都不能周全，于是学它便成了全凭记性的一桩硬工夫。它起于象形，可是像埃及文字一样，不久便进到表音的阶段；只是此后发育中止，终于没有生出一副字母来。

我不能不从本地土白入手，一则为与百姓通话，二则也为由此摸进这套表意文字的更深的堂奥——这套文字，我姑且称之为「书面之语」。半年之后，我试着讲道。兰金先生提议由我先做祷告，我不推辞，只说：靠这样微弱的工具，我实在不好意思求主藉此使谁归正。又过了半年，我已能自如地驱遣相当大的一批词汇。到第三个半年，我作了第一首、也许是最好的一首赞美诗，起句是敬颂天父圣灵之语。

有人反对这种写土白的新法，说它会把传教士从古书之学上引开。在别人身上，也许真有此效；在我却不然。到中国不满三个月，也就是一能听懂本地教师的讲解，我便奋力用功去读那书面之语。从宗教的小册子与本地的话本入手，我进而读经，头五年之内把构成中国文章之本的九部大书读完。若不是有种种执事上的牵扰，我本可以更快些读完的。

也是在这几年里，我开始用雅言、即经书之语来著述，写成《天道溯原》一书（论基督教之证据），此书流布甚广，在中国与日本都一再翻刻。我相信它曾引得读书人中不少人归信。荣耀独归于上帝！

上面所说的九部书，有五部讲的是孔子以前、即公元前六世纪以前之事；另四部则载孔子与其门弟子的亲传之教。中国的信徒若从这两套书里看出一种想当然的类比——以为它们相当于摩西五经与四福音，一属前约，一属后约——也不好怪他们。然而与我们的圣经相比，这些书里宗教的成分极其微弱，与其说像那使万物生长的日光，不如说像北极的极光。它们以「上帝」与「天」之名，承认有一位至高的主宰，主持人的命运，施行赏罚；可是它们并不教人去敬拜这位威严者。于是百姓把他忘了，他的位子被偶像占了去。不过这些古书的道德之教是那样纯正，除一国之外，从古代承受下这样宝贵的遗产的民族是没有的。印度的圣书有几部是不宜于翻译的，而中国的经书里，却没有一句触犯最细致的体面之感。以下依次略说这九部书，每部说上一段。

一、《书经》，是关于三代的一些残篇（多少经过后人的编次）；而在第一代（公元前二千二百年）之前，还讲到一个黄金之世：其时皇位并不严格世袭，而是给有德者的奖赏——贤君越过自己的子嗣，择更贤者以自代。

二、《易经》，据说出于公元前二千八百年，被人尊为深不可测的智慧之渊，以为外国人（有人还要加上「中国人」）休想懂得它。我并不自称懂得它，却毫不迟疑地说：它披着学问的外衣，实是一套荒唐的占卜之术；而在给中国人的头脑套上阻碍进步的迷信的枷锁这件事上，它比任何别的书出力都多。今日形形色色的算命先生，还拿它作课本，正如四千年前一样。

三、《诗经》，是一部上古诗歌的总集，其产生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年至六百年之间。作为生活与风俗的画卷，它的价值无可估量；然而其中很少有希腊诗神那样的火与想象，更没有一点像希伯来人那种崇高的诗篇。孔子对他的儿子说：「你该读《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四、《春秋》，孔子所修的鲁国之史，其弟子左氏为之敷衍成文，极有意致。此书是公认的史笔之范。

五、《礼记》，是朝廷仪注、社会风习与祭祀之仪的汇编，于范铸中国人的举止影响极大：它使他们成了世上最讲礼数的民族。

后出的那一套书叫《四书》，是中国的新约——不过它像《塔木德》更甚于像福音书。

一、《论语》，即孔子的言论，是其中最要紧的一部；所言既智且善，因而有许多话已作为成语进了日常的口头。这位圣人最出色的一句话，是那条金规的反面说法——恰与《多比传》第四章第十六节所载的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大学》，是教为政者如何成就「新民」之业的。书中教他们先从「自新」做起，效法一位贤君——那位贤君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刻在自己的浴盘上。有这样的箴言、这样的榜样，而社会的更新竟是中国人最不愿要的东西，岂不奇怪？

三、《中庸》。这是一套关于德的道理：德即过与不及两端之间的中道；孔子之孙子思把它说得极有辞采，而孔子本人便是那完全的模范。

四、《孟子》之书。孟子是儒门的圣保罗，生在孔子之后一百八十年，他重振师说，使之流行。他以使徒的热心宣讲他老师的道理，又以希伯来先知的胆气，斥责居高位者之恶。

在这一片好根基上，中国人历二十三个世纪，建起了一座宏伟的建筑。其大宗有四：

一、史书，卷帙浩繁，所载事实之富举世无匹。印度绝无可与之相比的东西。

二、诸子，思辨敏锐而大胆，然而全不合科学的方法。

三、诗人，几乎都属抒情一路，其中有些尽可与希腊、罗马的诗人一较短长。

四、小说家，他们把近世的小说发展起来，比它在我们眼界里出现早了一千年。

这一片浩大的文章，映着人类中最伟大的一支的生活，将来难道不会在我们的学府里占一席之地么？

下面这些字，可以略见中国文字的起源，以及物象之图如何转而表示性状：

「日」，太阳；看它的轮廓，便知中国人老早就会「化圆为方」了。里面那一点，岂不表明日中有黑子？而这件事，中国人正是最早观察到的民族之一。

「月」，月亮；不取满月之形，因为那会与日相混，而取它平常有亏的样子；像别的字一样，原来的曲线为迁就近世的笔，都改成了折角。

「人」，两足动物之王；他的头被略去了，仿佛无关紧要。

「木」，树或木材；它的枝条依「相反之例」，不向上而向下。

「门」，一道门。「弓」，一张弓。「车」，有轮的车子：从上面看，两轮画作两道线，车厢作一方。「口」，嘴。

「明」，光明；合两件最亮的东西而生此意。

「旦」，早晨；从日出于海。

「夕」，傍晚；从月而略变其形。

「囚」，囚徒；一个人被四壁关住。

「林」，树林；从众树并立。

「禁」，禁止；从二木与「示」字。

「婪」，贪求；一个女人在二木之下。耶稣会的神父们说，这一个字与上一个字，都回指着伊甸园！

「家」，家；屋下有豕，是定居生活的表记。

「闻」，听见。「问」，询问。

末了这两个字，像多数汉字一样，由声与形两部分合成：一部分给出大略的音，一部分给出大概的义。一个里面是「口」，一个里面是「耳」，用以分别音相近的字——如今这些字以声调相别，古时本是同一个音。

「引」，牵引；如弦之引弓。

「轰」，隆隆作响，如众车之声；因而有轰击之义。

这几个例子，多少透露出研究汉字的趣味所在：从物象之图这一点简单的萌芽追下去，看它们如何经由繁复的组合而构成一切词类、表达心中一切的意念。不过我在这里既不是写文法，也不是编字典。

有一天，一个中国人这样对我说话：「我说！要不要做尾的生意？」这是一种我从不曾学过的话。他是什么意思呢？是有鸽子要卖么？中国人数鱼论「尾」，正如我们数牛论「头」；难道数鸟也是论尾的？几番盘问之下，我才弄明白他是要问我有没有裁缝的活计给他做：「我说！你若要做裁缝的生意，我便在此。」他说的是「洋泾浜英语」——通商口岸里用得极广的一种混合语，拿它代替中国话。它起于广州，因为那里的人学英文没有老师——本地人编的那些小册子，音注得不准，句法更是全无。下面几个样子，可以帮读者想见它的模样；不过谁若到中国去，就会吃亏地发现：洋泾浜英语也和别的语言一样，要说得不错——更不必说说得漂亮——非下工夫、费时日不可。

主人（听见隔壁有乐声）：「仔！那边做啥太多吵闹？」——小子！那边何以闹得这样凶？

用人：「他得着一件雄娃娃。」——他家添了个儿子，正在贺喜呢。

主人：「那件船，做啥有眼睛？」——那条船何以画着眼睛？

用人：「没有眼睛，怎么能看？不能看，怎么能晓得？」——没有眼睛怎么看得见？看不见怎么认得路？（按：中国的民船都是有眼睛的。）

主人（关切着异教之民的灵魂）：「你若学敬神泾浜都好：做第一等好人；做死能去上头快快。」——你若把敬神的事学好了，便是第一等的好人；死后可以一直往上头去。

大英圣书公会已经用牙买加的黑人英语印过圣经；他们何不也考虑考虑，给中国人出一部洋泾浜英语的本子？

下面是朗费罗《向上》一诗的一节，可见它连唱诗也是合用的：

「那夜时候开始快快。

一个后生走走，不能停。

莫怪那雪，莫怪那冰！

他扛旗子带字真好看——」

四宁波杂记

新礼拜堂、本地人来寻失落的魂、他们何以待我们好、学官话、受试炼的信徒、堂中讲道、驱鬼、迎神赛会、演戏酬神、中国的戏、没有眼睛的神、救一名囚犯、军中的把戏

隔江与城相望的岸上，有一排漂亮的平房，是长老会差会的住宅与学堂。那地方风气流通，据说比城里头卫生；然而轮到要给我一家子安排房子时，我却主张住在城里。我要离百姓近些；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就住在城里，他们受得住的，我们也受得住。同人们劝阻，并且不肯在城内给我们盖房子；我和内人不肯改初衷，便答应住进新礼拜堂附带的一所小屋——那本是预备给本地传道人住的。我在那里住了六年，是我一生最有收成的六年；也正是在那里，我才认识了中国人——若只肯远远地看他们，是断断认识不到的。

礼拜堂是一位「弟兄」与一位「姊妹」合捐建成的，即纽约的勒诺克斯兄妹。奠基之时约当我们到埠前后；我也和差会里别的同人一样，轮班在「锡安的城墙上」守望，看住我们的中国包工头，免得他们不用实心的砖，却拿草木禾秸来填。

这所房子是克陛存牧师设计的，前面有一道很漂亮的门廊，立着科林斯式的柱子，把本地人的好奇心勾得那样厉害，以致有个有生意眼的画匠，觉得刻一幅它的木版画来卖是划得来的，还给它题作「新钟楼」。人成群地来看；将近完工时，为免除或平息猜疑，我们索性放他们进去随意看里头。

一个礼拜天的清早，一群人擂着我们的大门，要进礼拜堂去。这一回驱使他们的，可比好奇要紧得多。领头的是个哭着的母亲；我问她要什么，她说她的小儿子「昨天在礼拜堂里把魂丢了」，她要进去找一找。那孩子本在堂里玩耍，回家便忽然发起烧来（大约是晒着了），当时正说胡话。人以为说胡话便是那个明理的魂不在身上；而这一回魂之出走，则被归因于受惊——或是仰头望这房子之高，或是从他爬上去的什么高处往下看。照这可怜妇人的信念，那魂还像一只迷了路的鸟，在堂里飘着。他们抱着孩子的一包衣裳进了堂，祷告那飘忽的小魂栖到包袱上来，好回它的安身之所去。做完这一番，他们便走了，深信自己已经把那逃走的魂捉了回来。

宁波人待我们是好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打仗那阵子，受过英国人的好待」。当年江口一战之后，城被占了，居民见非但没有遭劫掠，反受到保护，都很诧异。开仗之前他们怕得要死：怕「红毛番」，也一样怕自家的兵。他们说起从前在香港做传教士的郭实猎先生如何被安置在知府衙门里，如何小心地主持公道，以致兵丁若顺手拿了人家一只鸡，不是送回去，就得照价赔钱——这些话，他们是说不厌的。这样的人情，不但使我们在街上走动既安全又惬意，还给我们开了许多人家的门。

有一位富人请我们到他家里讲道。他是个儒者，对拜偶像一事，远不像他那一流人多半所持的那样宽容。他说他听见我们正在那里向偶像开战，便要我们劝劝他家里的女眷，教她们别再拜佛、别再往庙里跑。官府也常出示禁妇女入庙；还有一位皇帝作过一部书，劝她们戒了这个习气；然而吓也罢，劝也罢，似乎都不济事。这一回我们的教训，也并不更灵验些。

我们的屋子总是对来客敞着的，有时客厅里一下子会聚着五个省来的生人。四围都是衙门，即官员的住宅；他们中不少人客客气气地来拜会，女眷们也与内人往来。应酬这一类人，我不久便觉得本地土白不够用，于是着手学官话。官话不单是朝廷与官场所用之话，也是各地人相通的公共媒介。学起来并不难，因为宁波话与它相近——实在是太近了，以致宁波人说官话总说不好，只因懒得下工夫去学。我那位教官话的先生后来入了教，此后把福音带到北方去，做了不少好事。

教我们土白的陆先生，也从我们这里学得了得救之道，后来做了传道。他的妻子是个温文而清秀的妇人，头一个跟他进了基督的羊圈，接着是他的妹子，末了是他的母亲——那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起初极力反对儿子改教。人去求她应允时，她说：「等我死了罢；那时你要烧我的骨头也由你。我活着一日，你就离那洋教远些。」陆先生的身子与胆气都算不得强，却极诚恳；这一回上帝赐他恩典，教他挣开了孝道的绳索——在中国，孝道往往正是敬上帝的拦阻。有多少有心入教的人对传教士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而我能记下这一节，是叫人高兴的：儿子的祷告应验了，那老太太后来热心事奉基督，一如当年热心事佛。

同时前后进教会的，还有郑与谢两位：前者是我雇来印罗马字中文的，后者是他的朋友。两人原来都各有各的虔诚，照着自己所见的亮光过着正派的日子，又勉力行种种宗教的仪节，以积功德。

谢的事值得多说几句。他从朋友那里初次听得基督教的道理，便来找我问道；然而他的心境，与多数所谓问道的人大不相同。他好辩而善析理，却又通情达理，肯服善。他独自一人来，又像尼哥底母一样在夜里来，手里带着一纸写好的疑问。有一晚他递给我的不是疑问，而是一封写给他哥哥的信——他哥哥在军营里当着一个肥差。信上说：「弟考究耶稣之教三月有余，以难题相诘，教士所答，皆足释疑。弟知其为真，决意奉教。」他哥哥并未认真反对；倒是他未婚妻的娘家把婚事退了，聘礼也不退还——这一着着实试了试他的定力，尤其是，照他自己说，他「听说那位姑娘长得好看」。更要紧的是，东家（他在一家瓷器店里当伙计）扬言要辞他；而顶要紧的是，他母亲扬言要打他。三面的试探，他都硬挺了过来：宁可舍了新妇、丢了饭碗、挨一顿打，也不肯不认基督。他受洗那天早上，他母亲吓也吓不动、求也求不转，便来求我看在一个做娘的分上，别行这个礼。我没有依她，却把她的气平了下来。这位胆壮的认信者，我派他掌一所学堂；他一面教学生，一面修习基督教的神学。后来他成了本地一大批牧师中最有成效的一位，至今如此；杨格非牧师说传教士成功必需三样东西——恩典、骨气与见识——他这三样都很足。

这几位新入教的人，须由另一所我并不做牧师的教会考问，才准入会；他们关于三位一体中位格奥义的回答，几乎把他们的教师连累进去。人指他们的说法带着撒伯流的味道；在他们是无知，在我却被斥为谬误。上海差会里有两位听说我有异端，写信来责问。一封是我的朋友克陛存写的，其语气那样温和而在理，以致我们往返了许多封，题目没有说尽，彼此的好脾气也没有用尽。

住在城里的一桩好处，是便于在城内的讲堂里主持晚间的聚会。两所讲堂里小的那一所设二百个座位，却常常挤满了人，听众多半是手艺人，白日做完了工便进来听人讲解主的一则奇妙的比喻。他们散去时，我不止一回听见他们彼此说：「这一篇比看戏还好。」

大的那一所——我们称之为礼拜堂——听众要齐整些，其中有读书人，有几位还是别的差会所用的教师与传道。我觉得缺一部讲基督教之证据的书，便决意自己作一部，即第三章里提过的《天道溯原》。我把题目在心里排定，就拿它们作晚间讲论的题；不单把自己的见解说出来，还与听众往复讨论。每天早上，我把头一晚讨论中烧热了、锤软了的材料整治成文。我不依傍任何权威，不曾翻译任何课本的一页，讲说之际也极少、甚至不曾查过什么书。内容与体裁都是就着当场的机缘长出来的；其结果是一部活的书，既合中国人所需，也合中国人的口味。

一天傍晚，讲道之前，我走进讲堂楼上的一间学屋，见墙上挂着一口锈了的剑。

「这是谁的？」我问，「怎么挂在这里？」

管堂的人说：「是我一个朋友的；我借来吓鬼的。人说鬼最怕沾过人血的刀。」

「你与鬼有什么相干？」

「我自己倒不大受它扰；只是我的弟妇被一个鬼缠得苦，它天天晚上来找她。我们想，鬼总不敢进上帝的殿罢，昨夜便把她带到这里来，又把剑挂在墙上。」

「那鬼可不来了？」

「也不是全不来；不过它像是害怕，没怎么折腾她。」

我说：「这就怪不得了；你们的信心不够。你和你的弟妇该信靠上帝，而不该信靠一口锈剑。」

我随即去看那病人，是个二十五岁的俊俏少妇；见她除了要听道理，也还要吃药，便给了她一剂蓖麻油。

过了几天再问，人告诉我那鬼再没有来，「是被药的臭味赶跑的」——正如《多比传》里阿斯摩太被鱼胆的气味熏走一样。这是我头一次、也是末一次驱鬼的经验。

在宁波，有一位极受敬奉的神，就是雷公——敬他是因为怕他。我在那里的时候，有位在本地小有诗名的人，作了一部讲祀雷仪注的注解，一则赎自己刻印淫诗之罪，二则以免那可怕的霹雳。

除北京外，中国的城市里迎神赛会是常有的事，有时办得极华丽、极糜费。京城里是禁的，恐怕有人借此掩护作乱。别处间或也有禁的时候，然而官府大抵是鼓励的，因为这既投合看热闹的癖好，又能把人心从政事上引开。宁波最受欢迎的，是敬龙的赛会：一条画绢扎成的巨龙，由几百人扛着，人头都藏在那鳞甲的褶子底下，在窄街上蜿蜒而行，看去与其说像一条会飞的怪物，不如说像一条大蜈蚣。跟在后面的是一队凌空飘浮的仙子，即所谓「抬阁」：每一位仙子都是活的女孩子，往往生得极美，穿戴得极华丽，由一副铁丝架子撑着，那架子做得叫人看不见。再后面，便是各色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一回，游行的队伍里竟看见一对火鸡，是从英国领事那里借来的。人以为这些排场可以取悦于神，演戏也是一样。每座庙里，正对着神像都设一座戏台，神像被看作首席的看客；不过献给神的肉既成了人的筵席，那么演给神看的戏，百姓也就白看了。

看戏的人是得站着的，庙里难得有座位。所以他们听不听得下去，一半在戏班子的号召力，一半在他们腿脚的耐力。戏或像歌剧那样唱，或照例用一种外地的口音念白；若不是靠着行头与做工，是听不懂的。饶是如此，它自有一种奇特的魔力；又因为差不多总是演史事，它既教人历史，又劝人为善，与古希腊无异——在那里，

「悲剧以怜悯与恐惧涤荡人心，

把她的教训遍传于世。」

不过淫戏也并非没有；一半为此，而更多是为着戏班子里那些秽行，妇女既不许登台，也不许看戏。至于在私家宅子里演戏，则不在官府稽察之列。中国有她的加里克与肯布尔，却没有西登斯或伯恩哈特。最要紧的是，她从来不曾有过一位莎士比亚。戏文有文学价值的极少；而且它们像私生子一样，生也罢死也罢，作者是不认账的。所以「真正的莎士比亚其实是培根」这类说法，在中国人听来是毫不足奇的。戏剧的势力既这样大，佛教徒便也像基督教的某些教父一样，想借它来传自家的教。不消说，这类戏太沉闷，讨不了众人的好，因为缺了邪恶的那点辛辣。

中国的戏园子，即便设备最好的，也不讲什么布景；帮着人想象的外部手段，只有换衣裳一项，而且常常当着看客的面换。每个角色上场都要自报家门；看一个方才还在扮奸人的，穿着华服大摇大摆上台，报一声「下官皇帝是也」，实在觉得古怪。

有一天，一位富银号老板的兄弟向蒲安臣先生借一套衣裳，说是要扮一个外国人。公使先生好意借了他；不过他若知道那是怎样一个角色，只怕就未必肯借了。这类戏里的外国人不单是取笑的靶子，他打仗还总是输的；被人拳打脚踢之后，在一片爱国的喝彩声中被赶下台去。

近城心处有一座极大的破庙。残破的殿上，除了两行巨大的神像——每边九尊——再没有一丝旧日的气象。那便是十八罗汉，即佛的弟子成神者。有一天我留意到他们眼睛的地方只剩两个空窟窿，便回头问围在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眼睛哪里去了？」

「是宝石做的，让贼偷去了。」众人答道。

「那么，你们指望保佑你们的，就是这些神么——连自己的眼睛都保不住的神？」

这句戳心窝的话惹得他们哄然大笑；我便接着对他们讲那造耳朵、造眼睛、又把聪明赐给我们的主，好叫我们寻求他、遇见他。

要叫中国人笑拜偶像之荒唐，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要劝他们把偶像撇了，却再难也没有。我见过有的传教士专拿拜偶像可笑的一面来逗人发笑；我却想，他们若从可悯的一面着手，效验会更好些。柯珀不是说过么：

「该去赢一个灵魂的时候，

却去博人一笑，可怜哉。」

一八五三年秋，上海被一支叛军占了；那不是太平军，而是三合会——一个秘密会社，其名取自誓词里所指的天、地、人，即中国人心目中宇宙间的三才。这件事在宁波引起极大的震动，因为两个海口离得近，生意上的往来又极密。宁波人人都料着这里也要照样闹起来，官府则四处搜捕乱党的眼线。有一个礼拜天，我正要开始下午的礼拜，有人来报：一个我们许多教友都认得的裁缝，被当作奸细拿了，就要押出去正法。这事耽搁不得，因为那时候杀人是不讲许多手续的，虽说平常年月须请得皇帝的旨。我便向会众说明：驴掉在井里，安息日也该把它拉上来；又嘱他们为我祷告，随即赶去见知县。他待我很客气，说那年轻人已经审过（不消说是用了鞭打与吊拇指之刑，虽然他不曾这样说）；至今并未取得口供，可是从他身上搜出一面铜牌，足证他是秘密会社中人。

「就在这里。」他一面说，一面把那东西拿出来，神气笃定，仿佛在说：「这一下就算完了。」

牌的一面是一个妇人的像，旁有法文：「乌尔苏拉会的创立者」；另一面是一行字：「她是我的母亲。」

我把这两行字译出来，知县问：「就只这些么？那么我可以放了他。」我还没来得及到家，那可怜人便由差役押着来了，交到我手里——赤着身子，遍体是伤，十天的凌虐已把他磨得形销骨立。

离我们的住处不远有一片校场，我有时去看操演，再没有比那更好笑的了。诸般演武之中，等第最高的是马上射箭。场上掘一道百步长的沟，免得骑手还要费神驾驭他的马。他所要做的，只是把马赶进沟里，一鞭策它疾驰，经过二三十步外的靶子时，把箭放出去。箭多半射得离靶极远——远到有一天我亲见一个看客被射中腿，倒了下去。所幸他穿着高筒缎靴，伤得不重；可是这一下闹出的乱子，就像打了一仗一样。

演假仗也常把我引到那里去，那是他们爱演的一套。两队兵对面站着：一队扮虎，穿黄底黑纹的号衣，帽子上照规矩缀着耳朵与鬃毛；另一队缀着角与闪亮的鳞片，据说是扮龙的，虽说并不像我们的龙骑兵那样骑着马。鼓声一响，他们腾身而起，呼号咆哮地厮打在一处。不用兵器，代之以各人的力气；能揪住对手、把他拖走或扛走当俘虏的，便算赢家。斗完了，他们还要比力气，像埃阿斯那样「举起巨石来投」，或是挥舞一把百来斤重的大刀。当时还没有引进一点像我们近世操典那样的东西，讲兵法的课本仍旧是公元前五百五十年的孙武之书。然而这些人是见过英国兵、并且被英国兵打败过的！那些兵大多在胸前印着一个「勇」字，背上也印着一个。

五见闻琐记

一位通达的佛门中人、狡黠的乞丐、召鬼、咒诅、奇特的纪念、庙里的妇女、雨神的化身、逐蛟、鸦片之害

那些早年的日子里，印象既新，观察又敏，几乎天天都有一点事情，把这民族的性情照亮一角。其中较可记的几件，我摘出来放在这一章与下一章里，让它们自己说话，不多加什么议论。

旱年是常有的，一逢旱年，城里便满是乞丐。官家放赈，传教士也量力施舍。有一位大丛林的方丈，是个有学问的人，常来看我；有一天他来，天真地提议合伙办赈济。他说：「你们外国人钱多；我那座庙尽管借你们用。咱们把饥民装满了庙：你们管他们的饭，识字的可以读你们的书，不识字的至少也能念我们的佛。」这位好人无论在行善上还是在信教上都极诚恳；不过这一注买卖，占便宜的怕是他：十个里头有九个，工夫都会花在念佛的名号上。

除了一时受困的人，还有许多以行乞为业的，白天装瞎、装瘸、装哑地干他们这一行，晚上聚在一处花用当日所得，那些残疾便忽然都好了，正如雨果笔下的「奇迹宫」。英国圣公会的禄赐悦理先生，有一晚在城墙上散步，看见一伙气色滋润的人围桌而坐。他走过时招呼了一声，他们便客气地请他吃杯茶。不想他竟应了，还想借此攀谈几句有益的话，便问：「请教诸位贵行？」他们答道：「我们是叫化子。」——倒教他吃了一惊。

同一差会的哥伯播义先生，有一天被一个穷人拦住讨钱；那人举起一只血手，说是被江上的盗匪砍伤了，做不得工。传教士叫他跟着上医院去；他跟了去，指望再讨一个钱。到了门口他要溜，却被人轻轻拉了进去，大夫便动手替他敷治。血布一层层解下来时，他疼得直龇牙；解到末一层，露出一条又干净又完好的胳膊与手，他更是疼得不得了。哥伯播义先生的急性子发作了：那乞丐本来没有伤，走的时候却带着一处伤走了。这种人，圣人的耐性也要被他们磨光。据记载，孔子温和得像摩西，有一回也曾「以杖叩其胫」。

我所周济的人里头，有一位白发老者，年近八十。他病了，不能来领他那一份，便准他一个做堂弟的年轻人替他把每日的赈米带回去。到后来我疑心里头有鬼，便不肯再给。那年轻人一口咬定他那位亲戚还活着，说要把他背来作证。次日到了平常的时辰，他果然背着一个白发老人来了——那人像我周济的那一位之处，正如病像健康。起初我还把来人当作真的；可是他一张嘴，破绽就露了出来：我那位八十岁的老丐一口好牙，在他嘴里一颗也找不着。我便效了孔子的法子；那年轻人还硬要把假做到底，一面躬身把人驮上，一面叫道：「我的哥啊，我为你受了多少罪！」

那些可怜的老人中有一个，我鼓励他说说生平的经历；他把自己一生的不幸与失望讲完，末了说道：「我梦见同抚台大人一桌吃饭，醒来却是饿着的。我梦见一把一把地捡珍珠；醒来两只手空空的，正如我的讨饭碗。」世上有多少荣华富贵的梦，也正是一样的虚空！

行乞是中国的一害。佛教助长了它：按说每个僧人都该经过托钵的一段。每座城里的乞丐结成一种行会，头领称为丐王。向这位大王纳一笔定例的钱，便可以买得不受纠缠。内人几次三番想把年少的乞丐拉回正路，教他们学一门正经的手艺。有几个跑掉了，宁可过他们那种浪荡的日子；也有两个后来成了本分的匠人。有一天一个清秀的孩子向我讨钱，我答他说：跟我到门上来。他一路小跑跟着，指望几个铜钱；其实等着他的是更好的东西，只是他不知道罢了——我正想送他进学堂，或是教他学一门手艺。谁知一回头，那小家伙不见了。可见得救之事，信心与忍耐岂不是少不得的么？

照习惯，乞丐可以纠缠到人给出至少一文钱——约合我们一分钱的十分之一——为止。有时你会看见那些死缠的人围住一家铺子，摇铃的摇铃，吹号的吹号，或是亮出难看的疮来，逼人依他。有些传教士在街上一概不给，不赞成这样行善。我却总是给，虽然动机算不得高尚：一则图个耳根清净；二则免得一次次拒绝把心肠磨硬了；三则是要给人看见——我明知有违主那句话的字面，却怕人看我为不肯施舍，反损了基督的事。有一回，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同一班人站在街角上，想拿我取乐，便高声地同我套近乎。我头也不回，扔给他一文钱；那一班人哄然大笑。

有一夜，我的注意力被邻近一户穷人家院子里正办着的一桩法事吸引住了。桌子摆开，蜡烛点起，香烟缭绕之中，起了一阵荒怪凄厉的唱诵。我伏在楼上走廊的栏杆上听，听见这样的话：「凡横死之鬼——或死于刀兵，或溺于洪水，或缢于绳索，或压于颓墙——以及魑魅魍魉，都来赴我们为你们设下的筵席！」原来前一夜失了火，这家的男人趁乱抢救些东西，被落下的燃木砸伤、或是吓着了。他躺着人事不省，人便以为他的魂是被上面所说的那些邪祟摄走了。那一类东西都被认作恶祟。设这一席，是为了讨它们的好，好把它们的俘虏放回来。

人若死在外乡，也要用类似的仪式把魂招回祖茔去。屈原是位大才，被放逐时，把自己的处境比作这样一个游魂，作了一篇辞来招那远游者归来。《招魂》是中国文字里最动人的哀辞之一。不过也有人拘泥其事，把这篇归在他的朋友宋玉名下，说是诗人自沉之后宋玉所作。那件伤心事约在公元前三百年，而今日最富画意的一种风俗，正是为纪念它而来。夏至前的节令里，最要紧的游戏是赛龙舟——舟因其形与其饰而得名。名义上，他们是出去寻那位死去的诗人的尸首；实际上，是为了竞渡取乐。

屈原的辞赋是一长篇哀世道之衰的悲歌，映出一副抑郁多怨的性情；读了它们，人对他之自尽并不觉得奇怪，倒是奇怪他何以能受这样煊赫的纪念。他身为宗室，作过楚王的大臣而进言不见用，于是像亚希多弗那样自尽了。以他的德、他的才与他不幸的遭际而论，还不足以解释后人对他何以有这样非常的追念。

春天还有一种由来极相似的风俗：三日之内禁火，只吃冷食。为纪念他而立此俗的介之推，是公元前九世纪的人。他随一位流亡的公子在外二十年；及至他的主人即位，他因被冷落而心伤，躲进了树林。那位君主放火烧山，他便死在火里。吃冷食是追念他这段惨事的一种有力的方式，略像我们的圣餐；所不同者，一是它并无圣礼的意味，二是它的主人公从不曾做过什么值得纪念的事。那时节到处陈列的彩蛋，教我们想起自家复活节的风俗；蛋原是一种方便的冷食。

礼拜堂附近的一条街上，有一天我看见一个老妇人怒气冲冲地骂一个年轻人；那年轻人跪在地上，向着她叩头，一面咕哝着什么，我听不清。我同许多过路人一样站住了看这场面，心里很可怜那小伙子：他被人这样严词相待，却还这样恭敬、这样像是在认罪。那老妇人转过脸来对我嚷道：「你瞧瞧这孩子！他是我抱养的儿子，从吃奶时我就把他接过来，凭这双老手把他一应所需都照管了。如今我不给他钱去胡花，这没良心的东西便要祷告我死！」我这才头一回留意到地上还燃着一炷香，也才明白那副恭敬之状不是求福，而是求祸。又有一回，在江边一座小庙里，我见一个妇人祷告得极其恳切而用力。她像古时的哈拿一样，是个「心里愁苦的妇人」；然而与哈拿不同：她求的不是福，而是要把祸咒在一个害过她的人身上——那人是与她争丈夫的，还是逼债的，我就辨不出来了。

中国人好咒人，不过他们不直咒其人，而是骂人的祖宗；这一点上，他们与西非的黑人相同。有位旅行家在几内亚海岸上，听船夫低声唱着一支柔和的调子，颇为动听，便问他的用人那人在唱什么。那小子答道：「他在骂人哪，老爷；他骂那个人的爹妈。」人要学会「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除了福音，别无门径。

还有一座庙，也在江边，规模不小；有一回逢庙会，我见两三千妇人在那里念佛。我问：「拜的何以全是妇女？她们求的是什么？」人答道：「她们求来世托生做男人。」——可见人是怎样教她们看待自己眼下的地位的：既是低下的，又是可悲的。然而就德行论，她们是中国较好的那一半：端庄、娴雅、可亲。就才智论，她们并不蠢，只是无知，任其在一种半明半暗里长大，享不到学堂之益。她们的才具如何，从这件事上可以推知：纵有种种不利，她们中间仍有许多人以诗人、史家与治国者之名登在光荣的册子上。我在中国所遇见的最颖悟的头脑，有几个正是我们教会学堂里的女孩子。妇女无知，使中国成了佛国；妇女受了教育，岂不要使她成为基督之国么？中国的文字也需要妇女来把它洗干净：经书虽然纯正，小说与笑话书却秽亵得说不出口——这些书若指望着要过妇女的眼，便决不至于如此。有一个例外反可以证明此说，那就是《今古奇观》：这部故事集本是预备念给宫中妇女听的，就道德而论，无可指摘。

离我们礼拜堂不远，便是本城知府的衙门。有一回大旱，我看见一长列乡下人进了他的院子，手里都拿着青柳枝，簇拥着一乘柳条编成的轿子。我问一个乡人：「这是做什么的？」他答道：「我们求雨哪。我们把龙王请着了，抬来受各位大人的礼拜。它就在轿子里，你自己看得见！」

果然在那里：盛在一只瓦器里，在它本来的元素中游着。这一回它现的是一条水蜥的形，长约四英寸。原来百姓求神现身，到那口圣潭去，头一个撞见的活物便是这只可怜的两栖之物。我正站在那里，地上铺开一条毯子，知府穿着全副朝服，跪下去礼拜这位龙王的化身。各处衙门都照样行了一遍礼；百姓把这小东西送回潭里时，都觉得此后若还不下雨，总不能算是对龙王失了敬。

几年前白河泛滥，人在河里捉到一条小蛇，送到李鸿章那里；他把它当作龙的化身收了下来，向它行叩头之礼，求它教水退去。凡骤发的大水为害，人以为是一种名叫「蛟」的龙所致。《夏小正》是最古的书之一，其中定为地方官之职：到了某些时令，要率领百姓出去捕蛟、杀蛟。我在宁波时，本地的知县至少照这古例行过一回；据说乡下人在一块石头底下找着一条黑狗（想必是一只黑鬈毛狗），便当它是蛟所变的皮相，照蛟杀了。

有一回广州暴雨倾盆，人命财产损失极大；本地人怪罪外国人：说是有一条龙飞过他们的侨居地时，外国人向它开炮，把这场灾祸招来的。这里附有一幅木刻的摹本，画的正是那条龙在云中现出不全之形、而外国人不敬地向它开炮的情景。画旁的文字除了叙述灾情之外并无别的，只是暗示这祸该由外国人负责。

《易经》是经书里最古的一部，其中说龙是帝王之象。所以龙被用作帝王的徽记，见于国旗、御座与御服之上。龙的神话，本是想象中把鳄鱼与蟒蛇合成的。中国人把他们最施恩泽的神之一做成这样的形状，而这形状恰是撒但的表记（见《启示录》第二十章一、二节），岂不奇怪？（这也不比基督教赋予希腊文「代蒙」一词的意义之转变、或是「提婆」一词在印度与波斯的两样意思更奇怪。）可叹的是，这样一种无谓的迷信，竟拦着他们去承认那可称颂、独有权能的主——他未尝不为自己显出证据来，就如从天降雨，赏赐丰年！

在宁波，我开始留心考察吸食鸦片的后果；此后只要我还在中国，这个题目就撇不开。我所得的结论是：这个习气之于中国人，是一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祸殃。它是否比我们这边酗酒之害更烈，我不敢断言。这两种毒物的效验对照起来是很可注意的。酒使人喧闹狂暴，鸦片使人安静而清醒。酗酒的人在喝得太多时犯罪，吸鸦片的人则在吸得太少时犯罪。饮酒是一种交际场上的恶习，醉汉是公众之害；吸鸦片多半是私下的恶习，在家里过瘾，即便在烟馆里，也是气味比声色更教人难堪。酒在脸上印下火似的红，鸦片则印下灰败的白。酒使人虚肿发胖，鸦片使人形销骨立。醉汉若不许他近酒杯，还能好好做事；吸鸦片的人不过足了烟瘾，什么也干不了。醉汉多半还能凭意志自戒；鸦片之瘾却是一种病，无论何人要戒，都非借药力不可。酒要把一个人变成奴隶须得几年，鸦片则几星期或几个月就把镣铐铆死了。它并不能代烟草：烟草为各色人所用，算是一种多少无害的享受，而在吸鸦片的人是一日不可少的；它也不能代酒，酒的消耗一如既往。即便有节制地吸，也使人不胜任大多数的行当。有一回，军中一下子革退了一千名吸鸦片的兵，说他们不堪服役。日子久了，这阴险的药耗人的气力、昏人的心智，自然也促人的寿。它的花费总算起来虽然极大，比起随之而来的光阴与精力之丧失，却又算不得什么。

上面这些通论，应当声明，多半都有例外。我见过有人吸了几个月便入土的；也知道有人吸了三十年的，然而并非无恙。后一种的一个例子，是一个五十岁上进我家做事的人。他手脚勤快，人也忠实，却终于不治而死，虽有医药照料——因为他的胃已被熏鞣得再不能消化饭食与药石了。北京的府丞成林告诉我，他是丧了一个孩子，拿它当止痛的药才吸上的。此后不久，他患了痢疾而不起；那病本可以用鸦片治好，只可惜他自己就是个烟客。

我见过多少聪颖的学生毁在鸦片上。这习气起初总是看不出来的，到后来便自己露了相。有一位曾随中国使臣到法国去做翻译，为排遣家难而吸，终于吸死了。临终时他说，那支烟枪是他唯一的安慰——他用法文说：「我唯一的乐趣。」另一位去俄国时形容枯槁、面色蜡黄，几年后回来却丰腴而有生气。他对我说，这是戒了鸦片之故：「我是不得不戒的，因为那里根本弄不到。」起初人求这烟枪，是当作一种享受，或是当作助兴之物；到后来，就成了止痛的东西了。

我费心搜集到的二十来份医家的证词，于这习气之有害，说法是一致的。不久前有一个议会的调查团，关于此药在印度的用法，所报颇为回护。他们若是专就中国人立论，而不是附带言之，所报或许就两样了。中国人对此事的观感，一份本国的戒烟画说得很公道：画上三幅图，画着吸鸦片者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其说甚短：「鸦片之害极矣。旱烟用一手，水烟用两手；鸦片则举身皆为其役。费时废业，身家两败。而吸者迷而不悟。」

传教士亲见它在民间的荼毒，无不痛斥。中国的官员近来也一阵一阵地设法，要把一部分百姓从这上涨的洪水里救出来。左宗棠在西北禁种罂粟，并把已种的铲了。山西的沈巡抚也这样办过。这些以及许多类似的努力，本意是不让这毒物变成本地的出产、以致人人唾手可得；至于那些买得起洋货的人，就不在其列了。当年各省大员若肯协同办理，即便在进口已经合法之后，这个恶习也还压得下去；然而无论什么公事，他们从来不肯一致。如今是太迟了：土烟之量已十倍五倍于洋烟，而洋药的贸易正在衰落。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严禁吸食鸦片——她眼前正摆着中国这一堂活的功课。伊藤伯爵曾对李鸿章说，他们打算把台湾的鸦片连根除去。这是笼在中国前途上最黑的一片云。《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论进步的一篇社评里说：「中国之所以贪睡，是一种病态的感觉，由有害的麻醉之物吃得太多而来。」

丁尼生写下这几行时，心里想着的岂不正是中国：

「那是一片万物似乎永无变改的土地；

船的龙骨四周，面色苍白……

那眼神温和、满怀忧郁的食莲人走来。」

若是一国的治人者有很大一部分，心里都在喊着：

「由我们去罢。与恶相争，

于我们有何乐趣？永远

攀着那攀升的浪头，可有安宁？」

那么这国家又怎能变好呢？

究竟百姓中有多少人染了此瘾，是说不上来的，因为各地不同：有些地方靠着某种乡规把这毒物挡在外面，另一些地方——尤其是种罂粟的地方——则人人脸上都有那一层灰白的印记，连妇女也不例外。本地有几个宗教团体正在与这祸害相抗，然而洪水还在涨。要遏住它，最好的指望——虽然我们怕这指望近于渺茫——在于基督教会日增的势力。随着基督教的传布，一种更健全的道德之感将被唤起，其效验所及，将远出于教会的藩篱之外。

若有人想知道中国的官员是否把鸦片看作无害之物、是否该为英国把它输入而心存感激，不妨读一读下面这几段，出自恭亲王与他的同僚的一件文书。那是一八六九年七月致英国公使的，其时距鸦片被准作纳税之货已有十年。他们的用意，是要劝英国政府停止输入，而他们这一面则打算禁绝本国的种植。来源既绝，这恶习便要因无所养而死。单是洋药一项的关税，这一举每年就要丢掉一百七十万镑——他们要为国家除此日增之害，是这样地认真。

这件公文说：「鸦片之为物，譬诸鸩毒，最为害人，又最易启两国之嫌隙，此贵大臣所深知也。中国上下皆谓：英国之贩鸦片，其意在困毙中国。盖谓英国果出于真心和好，则天下百物皆可制造贩运，何独于此害人之物，必欲以其毒流布于中国？

「或议曰：莫如严禁吸食，以绝其贩。然犯法者之受刑，虽属自取，而旁观者必谓其为洋商所诱而陷于死地；如此，则适足以激民之怒于洋人。又或议曰：莫如暂弛种罂粟之禁。如是，则洋商既失其获利之大宗，而国课亦可因之而增。万不得已，或竟出于此，亦未可知。然弛此禁实非所愿：窃谓为政之道，当体上天好生之德，凡民之所苦，务为去之。若听其自趋于亡，虽课有所增，上干天谴，下招人非。」

他们既不能得英国的协同，便不得不给本地的出产发照抽税了。所可虑者，这一着并不是「暂时」的。

六见闻琐记（续）

一场堪称典范的民变、葡萄牙人的暴行与中国人的报复、斗牛、好赌之风、异族通婚、行礼之宫、状元之荣、一场地震及其后果、道士与道教

我曾见一队乡下人去城里各衙门，来意却与上一章所说的大不相同。铺子都上了板，街上一片死寂；他们两万人之众，打着旗子穿街而过，每一面旗领着一队，旗上写着这一队聚会的那座庙的名字。我问：「这是要做什么？」回答简短：「我们去减粮。」上过呈子而无用，如今被逼到绝路，便把一切押在这最后一次的申诉上，而其反面即是报复。各位老爷并不留下听他们说话；于是乱民把压榨他们的人家里的陈设——绸垫、纱帐、雕花的椅子，以及别的贵重玩好——堆成一堆，点起火来，像烧耶利哥的掳物一样毫不容情地烧个干净。我看见有个人捞了件值钱的东西要溜，被人揪了回来，把赃物扔进火里；不过我想，他总算没有落到亚干的下场。

城里每一处衙门都演了同样的一幕；而说也奇怪，安分的居民并未受扰，不过是买卖停了一天。他们的争端只对着官；乱民纪律极严，口口声声还是忠于朝廷。我走进知县的衙门去看动静，见一队乱民守着房子的一部分，他们的同伙却在把别处掏空。我问他们何以站岗而不去分赃，他们只简单答道：「这是藩库，谁也不许动皇上的钱。」他们所苦的并不是正赋，而是地方官借征收之费为名的浮收勒折。一个月后，巡抚发一千五百人去剿。这支兵中了埋伏，吃了败仗，死五十人，伤者加倍。我同麦嘉缔医生去看那些伤兵，见他们被一群手无寸铁的泥腿子打成那个样子，实在可怜。

武力既压不服，巡抚便改用招抚：革了那几个惹祸的官，答应只要交出为首的人，便把浮收革除。那两个为首的人——周与张——以极好的义气，为达成此愿、为止息兵祸，自己投了案。他们果然被处死了，而这一层他们本来就知道；然而他们那些感恩的乡人，从此不再被非法的苛敛压着，便为他们建了一座庙，如今当神一样供着。要显出这个民族的性情之长，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例子。

又有一回，城外一乡的百姓不堪一个盐商的苛索，进城烧了他的房子，别人却丝毫无犯。在一个以父母自居的政府底下，这些守法的百姓有时只好用这样的法子来伸自己的冤。

后来我又亲见一场更血腥的戏，而且其中一点可敬之处也没有，那便是葡萄牙人与广东人的仇杀。那些广东人本是受了招安的海盗，官府许了他们官职与厚饷，把他们收伏了；领头的是两兄弟，都在水师里得了顶戴。宁波的渔民信不过他们，便雇葡萄牙人的快船护送渔船队、保护渔场，一季付出的银子不下五万元。广东人想把这注厚利从对手手里夺过来——正是老话里狼要替羊群看家的故事——于是接连闹出几场流血的冲突，终于招得澳门派出一艘巡洋舰来，奉命把广东人的船队消灭。

那些民船逃进江里，泊在盐仓门附近；然而攻击他们的人心里没有什么圣地可言，占住一处近便的位置，把它们一条一条地打沉——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演出这样一幕，自从维京人不再蹂躏欧洲海岸以来，西方是不曾见过的。一班未凭条约而通商的人，其横暴如此；而中国官府之无能为力，亦复如此。

我们最先觉察这场恶斗，是炮声一响，接着便有炮弹从我们屋顶上呼啸而过。这些死亡的使者来得又近又密，我们只当葡萄牙人开始轰城了，便躲到礼拜堂的墙后去避。一颗落在附近的道台衙门里；又一颗打死了半英里外的一个女孩子。炮声一停，哥伯播义与禄赐悦理两位先生来告诉我一个风声：广东人正谋着要把所有欧洲人拿住作人质，或者索性杀了泄愤。我们径直去见道台——城里最大的官——他把落在他院子里的那颗二十四磅重的炮弹拿给我们看，又叫我们同那位从前的海盗、即被击沉那些船的统领布安达当面对质。道台不承认有什么阴谋；不过我们仍旧告诉他与那位前海盗：谁若敢玩这一手，报应必定来得极快。

这些前海盗的报复，是换了一种方式。他们等到那艘巡洋舰离了中国海面，才聚齐人马，预备打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料到有此一着，把快船泊在江的一处弯里、自家领事馆的前面，离我们那时已搬进去的房子约四分之一英里。他们人数与来攻者相当，人以为总能好好守一守。谁知广东人乘着涨潮上来，并不像人所料的那样开炮，却直接用钩子搭住快船，拔出短刀跳帮。葡萄牙人被逼得离了炮位——那些炮全没派上用场——只好逃上岸去。许多人被砍倒，或是背后中了枪。有三四十个被捉住，捆了手，扔进江里。我看见两三个逃的人在平野上飞跑，究竟脱没脱身，就无从知道了。领事馆被抢，葡萄牙的旗子从此在这海口上消失。北京政府即便听说了这件事，也不想过问；而葡萄牙人也不敢再挑起争端。

葡萄牙人在宁波口岸上遭屠戮，这还不是头一回。门多·平托曾记过三百年前一场更可怕的暴怒之风如何把他们在江口的居留地一扫而空——其笔墨既生动，也可信（虽说他在诚实上的名声本是可疑的）。照他所说，葡萄牙人一向兼营两业：通商与劫掠。大手笔时他们夺取城池，寻常消遣则是勒索；两样都做得极兴旺，直到恶贯满盈，一日之内被扫得干干净净。他们那些肆无忌惮的行径，大大耽误了中国向正当贸易开门的日子。作为五十年代常见的那种无法无天的写照，这些场面占去这里的篇幅，或许还不算冤枉。

这段记述，我要用葡萄牙人被逐前不久的一件趣事收尾。有个葡萄牙人到我家来，说什么「马丁先生」，又说什么一只「小箱子」，要我同他去。那时我正等着上海来的一只箱子，便随那报信的人去了；到了才知道并没有什么箱子，有的是一个出天花的病人——英文里「小箱子」同「天花」两个词，音本相近，那病人名叫马丁内斯。

广东与福建的船户素有仇隙——广东人向福建人勒索——他们有一场恶斗就在我们屋前打起来，城里的官府袖手旁观，由他们去打个了断。即便在这些积习深重的亡命之徒里头，有时也见得着可取的品性。下面这件事可以为证，我自己在第八章里的那段遭遇也是一例。

有一天我渡江，我的用人要替船夫摇橹，笨手笨脚地翻进了水里。他一点水性也没有，正在水里一沉一浮，有个广东人从一条民船的高艄上一跃而下，把这将溺的人救了上来。我的用人不肯只道一声谢，次日带了相当贵重的谢礼上船去。不想那广东人除了几个果子，什么也不肯收，只以自知做了一件好事为足。这样迅捷而慷慨的举动，岂不该拿来抵一抵人们常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那种冷酷自私的罪名么？

斗牛在中国有些地方也很时行，这大约不是人人知道的。离宁波不远的金华，既以牛之凶猛著名，也以火腿之肥美著名；因为无处运销，他们便拿米去喂牛和喂猪。每年春天有一次赛会，最招人的便是斗牛；一场之中所斗的次数，比西班牙哪一座城里都多，因为那里的牛不是与人和马斗，而是与牛斗。斗败的很少被杀，多半是头颈肩背糊着血退下场去。我问他们何以要行这种残忍的游戏，一个神气庄重的人——他或是哲学家，或是滑稽家，也许兼而有之——答道：「游戏？这不是游戏，是正经事。我们叫牲口去斗，是要把空中好斗的气数抽掉，好教人和睦相处。」

不消说，这番仁民爱物的宗旨背后，真正的动力是赌兴。中国人是不要命的赌徒，逼着各色好斗的牲畜替他们打，自己在旁边下注。譬如鹌鹑在他们那里便算一种「猎禽」——是这个特别的意思上的猎禽；一只斗死过六七个对手的雄鹌鹑，值它体重十倍的银子。不过顶有趣的还是斗蟋蟀：翩翩少年与龙钟老翁，一样为着看它们互相咬掉脑袋而着迷。京城有一回被一群鞑靼人攻破，就是因为主帅只顾他那些蟋蟀，无心去筹守御之计。都德讲一位法国元帅与他那一局台球，不也是类似的事么？

「我如今不吃荤了。」有一回在中国的另一处地方，我的驴夫一面在我身边赶路，一面这样说，「起先戒的时候难，如今要再吃起来倒难了。」我问他其中的原委，他说了这样一段：

「我从前好赌，」他说，「夜里都糟蹋了，还从家里偷东西去押。我爹伤心绝望，咒我，求天打死我。这我可受不住。我便到一座庙里去，取了一炷香，在露天点了，磕头在地，对天地立了誓：一年之内不摸牌；这期间还要戒荤。如今快两年了，牌也罢，荤也罢，我都不想了。我打算一辈子都戒下去。」在他，孝道是有分量的；而他的宗教虽然模糊，却使他胜过了缠着他的那桩罪。

好赌之风还有一例。我初到此地时，有一天偶然走进浮桥附近的一条街。街上挤满了人，情绪激昂，狂喊乱比。我以为撞上了一场民变，便闪到一边去问是怎么回事；这才知道我是身在交易所里。价钱是当面喊出来的，握一握手便算成交，双方随即退到一边去了结。那时做的是西班牙银元兑铜钱的空盘买卖；行情是从二百英里外的苏州用信鸽传来的。后来我在巴黎交易所里听见那一片嘈杂的轰鸣时，这一幕在我心里重现得何等鲜明！

上面说的那座以斗牛著名的地方，还是一出两幕戏的主要场景；这出戏若由高手搬上舞台，只怕要轰动一时。吉尔伯特先生尽可以把这本子拿去，反正编造它并不曾费我一点心思。

第一幕——一个中国学生在英国

学生萧波是一位有体面、有高等功名的人的儿子，他父亲已入了基督教。他想看看外国，便随一位传教士到英国去，给传教士充中文秘书，以抵路费。他又是那位传教士讲演会上的主角，被展示出来，以证明教会化导异教之民的成绩。

他嫌分到的钱少，又被人捧得昏了头，便与自己的引路人闹翻，独自去开讲演会。

一班同情他的朋友围拢来，愤愤不平：说一个受托教育贵人之子的传教士，竟忘了本分到这地步，把一位少年大人像哥伦布展览新大陆的生番那样展览给人看。

萧波成了那一季伦敦的名流之一，各处客厅里争相邀请；一位银行家的女儿由着自己被那杏眼与那橄榄色的肤色迷住了，何况还有华丽的衣冠，还有那份要紧的派头——他会从她身边抽身而去，只为赴克拉伦登伯爵的约。

第二幕——银行家的女儿在中国

她自幼丧母，一向是由着自己的性子的；父亲既不许这门亲事，她便私奔到中国去。到了那里，她诧异地发觉自己原来是第二房。而第一房也并不因丈夫归来之喜而把一个对头看作无物。她想把这闯进来的人赶走；无奈丈夫爱百合胜过爱橄榄，她便疯了，抑郁而死。

百合的得意也不长久。她孤零零地住在几百英里之内听不见一句欧洲话的地方，渐渐凋萎，只盼着死。临了之前，她听见一个消息振作了一下：有个白人在流经她这中国的家门口的急流里翻了船，淹死了。她赶到出事的地方，才知道死者是一位美国将军——他先带着中国的军队打叛军，后来投了叛军；被擒后正被上了镣铐解往北京，不想水底一块暗礁出来相救，把他从折磨他的人手里救了出去，也把两个国家从一场国际纠纷的危险里救了出去。

尽了这番心，这不幸的姑娘便往上海求医，末了葬在一座基督教的坟场里。

还可以添几出小戏作陪衬，譬如某位下议院议员之子，在船上依着全套礼节娶了一个中国寡妇——那寡妇本是一位传教士家里雇的奶妈。他在上海因此被人摒于社交之外；其实更合情理的办法，是准他进外国侨居地那些热闹的场合，而把他妻子摒于门外。

我们礼拜堂附近有一座棚屋，却顶着一个堂皇的名目，叫「皇宫」。里面设一座宝座，上面供着一块贴金的牌位代表皇上，牌上写着颂词：「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逢新君登极与万寿之日，全城的官员（别的城市也一样）都得到这里来朝贺；遇皇上或皇室中人大丧，则到这里来行丧礼。有一天我见一群官员穿着粗麻的衣服进这行礼之所，便跟了进去看他们怎样行事。他们已听得一位皇太后崩逝的消息，然而说笑得很热闹，直到司仪唱一声「跪——拜」，才一齐跪下，把额头在地上磕三次，其间还发出一阵凄怆的举哀之声。这样一连行了三遍；每两遍之间，他们照旧说笑。他们中有几位也和我一样好奇，还想同我结识，要打听我们那边这类事情是怎么办的。

大些的庙里多半供着万岁牌。从前回教徒不许把它请进清真寺，以为敬它便是拜偶像；近来他们却把这层异议撤了，为的是洗清自己与同教之人作乱有所勾连的嫌疑。这牌位若也立在每一座基督教堂里，岂不很合体统？教堂里既不要人跪拜，它的在场，在宗教上便别无意味，不过表明人为皇上祷告罢了。这样一个效忠的凭据，是有价值的。

有一回，我听见我们住处附近一片茅屋里响起一阵乐器的合奏，还夹着爆竹声。那些乐工打着喜庆的旗，帽上缀着红缨，是来向这寒屋里的人报喜的：他们的一位本家章鋆，在宫中举行的一场文试里得了京城的第一，皇上已用朱笔点了他的名，取为全国的状元。这穷学生的一家立刻从微贱里升了起来，全城的人都为他们的好运高兴。状元的夫人被请去遍历六门，一路撒米，为的是禳解那因一人骤贵而据说要临到许多人头上的晦气。这样体面的位置成了学童的梦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我还可以记一件事，那一件我不只是旁观者，不像前面那些场面。有一天傍晚，我提着灯站在礼拜堂的门廊上同管堂的人说话，忽然觉得脚下的地在动。我喊了一声「地动了！」便一头冲下台阶，用力之猛，把灯在院墙上撞扁了。到半夜，我们又被一次厉害得多的震动惊醒，那一下像要把我们的屋子掀塌似的。实在说，它也确是帮着把屋子弄塌了：它把墙震裂了，别的高房子也一样。接着来了一个多雨的季节，一个刁滑的包工头砌进墙里的那些半生的砖，就都泡成了泥。地震后半年的一个夜里，我们被塌墙的声音惊起，才勉强来得及带着孩子跑出来，那墙便轰然倒了。所幸瓦顶是由木柱撑着的——这种造法极合于地震虽不频仍、一发却颇猛烈的地方。至于地震的来由，中国人的见识与古希腊人不相上下：他们归之于一条大鱼的翻动，希腊人则归之于一个巨人。不过有时他们也把地震归到外国人的法术上去，以为那法术比恩克拉多斯或利维坦还灵。

从远处慕名而来我家的客人里——多半是出于好奇——有一个杭州人姓朱。他除了怀着较为可敬的动机之外，还值得一记，因为他是个典型的道教徒。在他，宗教的真理是头等大事。他研究过佛教，又把佛教的许多东西并进了他那副兼容并包的信条里。听说西方来了一种新教，他便跋涉而来，指望给自己那座宗教观念的库房再添几件。结果他并不失望，失望的倒是我。因为他在基督身上认出的，是「道」——那神圣的本原——最近一次的显现；至于奉他为主、把旧日的师门舍弃，他却还没有这个准备。临别时，他为表示他看重这新道理，邀我派人到省城去传，并许下要帮他们的忙。他果然说到做到：把我那两位传道接到自己家里住；后来他那位悍妒的妻子闹得他们待不下去，他便替他们在客栈里安顿了住处，并且代付费用——他是个手头宽裕的当铺老板，出得起这笔钱。

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他勤勤恳恳地求问道教的乩示，又托他们带给我一些刚从灵界得来的文字，都是称赞基督福音的，还说它与古来一切圣人之教在实质上并无二致。这颇像那位供奉阿波罗的女子给保罗与西拉的那一番揄扬：「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不同者，这一回那巫鬼之灵从来不曾被赶出去。后来传道再到杭州时，朱先生已经故去了。但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寻着了他在此世这样热切寻求的「道路、真理、生命」。

他那一教的名称「道」，兼有「路」与「真理」或「理」的意思；它自称能引人得「永生」，即肉身的不死。使他与基督教相契的那些道理，他是从道家哲学的源头汲来的，那便是一部古老的手册《道德经》——即「真理与德」的指南——书中有「报怨以德」一语。它的作者李耳，人称老子，即「老先生」，因为他与孔子同时而年长于孔子；他一生好学而无甚事迹，终于公元前六世纪。他身为王室的守藏史，掌管过许多书，然而除了上面那部小书，我们不曾听说他写过别的。连那一部的著作权也大有争议。不过我们知道，它在公元前三世纪已经流传；而传说又一致归之于他；再说，若没有这部书，他作为一教之祖的权威也不易解释；因此我们不妨就认它为真。道教的种子，都在那部书里。它晦涩得像赫拉克利特的残篇；又像各国早期的哲学一样，写成一种散漫的韵语，以便记诵。看去它是一部关于宇宙、人群与治身的零散思想的汇集。其中有些见识之广、之深令人吃惊；然而大体上是些含混的通论，既无逻辑的贯串，也无精确可言。作者本可以被指为好用似非而是之辞、又故作奇特之态；只是这两样，在一个不与世俗同调的隐者原是天然的。在这一点上，他很像早期的基督教著作家。实在说，他在思想与精神上离基督教是那样近，以致有人在他的书里找出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痕迹。且看他那简单的宇宙生成之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又说：「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不过这「三者」并不是三个存在，而是「道」的属性——道即宇宙间那个使万物有序的能动之本原。「道」兼有「理」与「言」之义，颇似圣约翰的「逻各斯」；所不同者，它是一个无位格的本原，而不是一位有位格的行事者。受基督教陶冶的爱默生说：「自觉之律，乃万王之王。」

老子始终不曾达到「有心灵坐在宇宙的宝座上」这个观念。他的理论以一元论发端——只有一种实体，即物质，而物质能生出心灵来。他所教的，虽不曾明言，却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人可以修得对物质之性的这样一种驾驭，以至于能不死，能行神异。他的门徒便从这些晦涩的暗示里，连上那更古的《易经》，推出了点金与长生之药这一对道理，于是在欧洲有炼丹术的好几百年之前，中国就先有了它。

道教曾得筑长城者的青睐——那位坑儒焚书的皇帝。继起的那一朝的开国者也偏爱它。为把汉王送上帝位而出力最多的张良，便是老子的信徒，据说不死而成了仙。

到后来诸书复出，儒学重又占了上风；而到我们纪元的第一世纪，竞技场上又出现了一个对手，即自印度传来的佛教。也约在这时候，以精通方术著名的张道陵——即上面所说那位张良的后裔——奉旨被立为道教之教皇；这尊位又是世袭的，一如后来另两教的大宗师。有很长一段时期，三教苦斗，迭为迫害与被迫害；直到过了许多世纪，才彼此分治三界，算是找到了相安之法：天归于佛，地狱归于道，人间归于孔。诚然，佛教至今还把地狱说得很紧要；然而照民间的信仰，役使鬼神之权是在道教的教主手里的。他住在江西的龙虎山上，宫室的气派像皇宫；到那里去的人，被领着看一长排一长排封着的坛子，里面装的都是被这位法术之宗囚住的恶鬼——那是人受了它们的害，告到他那里去，才把它们拿来的。他手下的道士垄断着驱邪与作法之事，在百姓的迷信里占着一份世袭的产业。

这位道教教主的帝王气象，还不只在于一座华丽的宫殿；他有权委任各处的城隍，正如皇帝有权委任百官。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守护之神，正如欧洲的城市有其守护圣徒。这些神是已故官员的魂；而那位能立能废的道教教主，所操的神界之权是不可轻视的。

道教从物质起家，却发展出一套与今日所谓「灵学」极相似的系统。它把宇宙布满了各等各级的神灵，而这一切神灵的启示，都由「扶乩」——即「法笔」——得来；那是一种箕盘之法，行之已有许多世纪。它的许多经典就是这样来的。取一根筷子或火钳，缚在一根横木上，由两个人用手托着，使它的尖端触着铺在桌上的一层面粉或沙。所请的神灵使它颤动，桌上划出的痕迹便是回答——而这回答，除了门内的人，谁也不会解。

七省内游历

佳谷与恶俗、婴儿塔、在考棚讲道、吴家镇与外婚、以戏台为讲坛、乡间的款待、村斗、省城、中国的威尼斯、一位皇帝的陵、中国的洪水、拙劣的楷模、精明的讼师

如今遍地都印满了「凡有水处皆撒种」的人的脚迹，我早年那几趟出门，除了算得一份探路的记录之外，已经不值一提了。其中一趟是去鄞江桥那道秀美的山谷。一道清可见底的溪流，轻舟可通；两岸青山层层叠起；山坡上是高大的杉林，间杂着一丛丛羽毛似的竹；山顶上覆着一堆堆城堞般的岩石——这样的景致，在中国北方是难得见到的，在山水如画的浙江却并不稀奇。

这道窄谷里人口过密，我看见了溺婴之风盛行的惨痛凭据：到处贴着劝人留下女婴性命的传单。我就此问过一个人，他冷冷地说：把女儿弄掉，是因为万一留下来养大了，会给爹娘丢脸。又一个人承认，他有好几个女儿——记不清是几个了——生下来那一刻就被闷死了。我责他这罪孽深重，他便把过错推给邻人，说是邻人替他办了这桩不愉快的事。尽管律有仁政，书有仁言，这桩骇人的罪恶在这个帝国的许多地方——虽不是所有地方——仍旧盛行。京城里几乎不闻此事，因为那里有更早一步掐掉这条小生命的法子。说来也怪，给本国的声誉留下这样一块黑斑，中国最有智慧的先哲之一竟要分担一份干系。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不正是孟子么？于是人人尽早成亲——做父母的不等儿女出了十几岁就把他们推进婚姻里去；等这头一件本分尽了、家祭有了着落，多出来的子女便没有多少人看重，尤其是女儿。

同样奇怪的是：这份轻贱女子、以致把她们指作牺牲的风气——尽管有文教，它却在一个民族身上打下野蛮的印记——竟是东方圣典之一的《诗经》所教的。请看所引那部书里的一段：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

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城镇的外缘，常可见到一座矮塔，它所引起的联想，比孟买帕西人的「寂静之塔」更为凄惨。那就是婴儿塔，是安放不入棺的婴孩尸身的所在。死因无人过问，下葬也无仪节可言。更有一种可怕的迷信，使做父母的那份无情越发加重。

一个孩子若在还没长到能报答父母的年纪就死了，便被看作是前世某个债主的转世——上一世欠了他一笔未还的债。孩子生病时，父母服侍得很温柔；可一咽气，他们的看法立刻就变了。他们在那具尸首上看见的，不过是一个索债不休的债主的面具；当尸身裹着一领粗席抬过门槛时，人们便用刀或斧在门槛上砍出一道口子，表示最后一点牵连已经断了，那魂魄不可再回来投别的胎。与此相类的，是把将死的人——不论老少——挪到临时的床上、常常挪到屋外去的那种残忍做法，唯恐卧房日后被亡魂缠住。这同福音那些温柔的教训，何其不同！

我又出过一趟门，是去奉化——那是离宁波约五十英里的一片山区。那里的人强悍粗野，当时据说极仇外，以致我的陆先生不肯同去，断定我要闯祸。溯宁波江的南支而上，到了出山之处，水浅得使我不得不换船，改乘一种筏子似的东西：用大竹并起来做成，竹节中空，因此浮得起。那一带的货运客运全靠这种轻便小筏，大概是因为没有好路的缘故。这类只吃水两三英寸的筏子，若是我国竹子又多又便宜，用在小河上想必也很合用。它逆流而上，或用纤拉，或用篙撑，走得极慢；顺流而下时，却是一路不断地冲滩过濑，险得恰到好处，反添一份滋味。

我在城郊一座庙里安顿下来——那庙的木构架已经立了八百年——随后进城去寻一处讲道的地方。我把这意思对几个人说了，同时送了他们几本小册子。他们说：「来，我们带你去考棚，你就在那里讲给我们听。」我谨慎地提了一句：「你们的官府不会来干涉么？」——我可不愿自讨没趣，被人赶出来。他们回说：「他们才不管呢；那考棚是我们盖的，我们有权用它。」

于是我占了那座营房似的建筑——里头有容四五百人的桌凳——一连两三天，向一拨又一拨的人传我的信息：有时正正经经讲一篇道，有时给个别求问的人解说，有时驳斥那些挑刺的人。

从奉化我转往西坞，那是个没有城墙的镇子，约有两万五千人。镇上的人一律姓吴——照我们的说法，就等于姓「布朗」；而中国的律例比我们的还严，凡同姓者不得通婚，无论血缘隔得多远。因此这座「吴家镇」把女儿外销到邻近的「林家镇」去，再换回林家的小姐来。一种支脉生根却不与本干分离的宗族制度，显然非有这样一条法不可。为着再添一层更高的约束，习俗又把出了四十服的堂表兄弟姊妹一概称作兄弟姊妹。这样一来，全城的女子对全城的男子都成了禁忌——这岂不是外婚之制走到了极处？反过来，只要不同姓，亲属关系却几乎不被理会，以致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妹成婚也不在禁例之内。

我送了几本小册子给几位善意的人，他们便请我讲道。我说：「诸位若想听，得给我找一处像样的地方——我不赞成在街头讲道。」顺便说一句，街头布道我向来避开，觉得有损福音的体面；不过我也不否认，有些场合它是可行的。他们答道：「那边有座戏台，或许合你的意。」

他们把我领到一座极大的庙里，庙额题着「始祖庙」；他们指着一座有顶的戏台，我便在台上向几百名听众讲说我们的始祖，以及造他的那位上帝。

路上一个村子里，我在一棵树荫下对一群人讲了一回——顺便说，那可不算街头布道。讲完，一位可敬的老人请我到他家吃早饭，我欣然从命。那屋子造得结实、宽敞、干净；主人属于自耕自种的那一类较殷实的农家。桌上摆得花样繁多，可见日子过得不坏，米酒也没有缺。可对我来说，却大大地缺了一样：没有叉子去夹那几味主菜——虾、鳝和鸡。主人见我拿两根圆棍（就是人人都用的筷子）往嘴里送小块食物送得十分吃力，便向他女儿使了个眼色；她取来了她纺车上的锭子。有了这个，我叉起鳝和虾来就顺当多了，只是那样子在中国人眼里想必很不开化。幸而当时既没有别的客人，也没有旁观的人。

我本打算从吴家镇继续南下，到海边一座叫宁海的城里去。走到半路便打消了：我听说，有个谣言已经先我传了过去，说是「有个外国将军带了四十个人要来」，帮某个边界村子去打邻镇——两边正打着中国常见的那种私仇之战。这场仗，说起来是一粒西瓜子引出来的。最初的争执起于一个瓜的价钱，闹出了一条人命。报复之下，又死了两三个；如此一环扣一环地扩大下去，到这时不久以前，北村已有十来个人被南边的邻人捉去，缚了手脚，由那些被他们或他们一伙人杀死的人的寡妇，一刀一刀地剁成了肉泥。每个女人砍一刀，便郑重地说一句：「这是替我男人讨的！」在中国，尤其在南方，复仇之责不下于阿拉伯，也不下于中世纪的意大利。

省城杭州同苏州并称，是帝国最好的两座城。俗语说得好：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据我所知，自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使团经过杭州以来，还不曾有外国人到过那里。我的朋友兰金牧师同我获准不加改装地进了城门；可当地人还不熟悉欧洲装束，把我们叫作日本人——从前倭寇入犯的记忆至今还在。我们看见这城幅员极大，把好几座山都圈在里头，还留着几分帝京的遗迹——一二七八年宋人被蒙古人逼到南边以后，这里是他们最后的都城。城西墙外有一个小湖，湖岸上塔庙林立。我们在一座俯临这片可爱景致的寺院里借宿一宵，第二天日出便告辞了——僧人们如释重负，他们看我们的眼光里毫不掩饰那份疑忌。

一八五八年到那里去的倪维思博士和包尔腾主教，是头两位在这座大城里立住脚的传教士；如今那里已有三处兴旺的差会。杭州湾的地形，造出了一种罕见的海上奇观，就是所谓涌潮——一道潮头挟着骇人的巨响冲进江来，来势看去像一堵立着的水墙。加尔各答胡格利河的涌潮大概更为人知，芬迪湾的更高；可杭州的涌潮奇特到这个地步：每年十月潮头最高时，地方官要出来伏地叩拜、焚香相迎，相信那是海神将至的先兆。

回程中我们游览了绍兴城；那里同威尼斯一样，街就是河，船就是寻常的车马。我们正讲道分书的时候，一位衣冠楚楚的人挤过人群，请我们到他家里用午饭。他是个举人，出自当地一等的人家。他这番殷勤并非出于无聊的好奇，照他客气的说法，是为着「对远方来的读书人尽应有的敬意」。

离城墙一英里许，立着远东最有名的一处祠陵——大禹的陵。他勘定天下，划为九州，开创了第一个大朝代，时在公元前二千一百年。一通碑用蝌蚪文记着他的功业；所以叫蝌蚪文，是因为每一笔都像一只头大尾曲的初生蛙。今日的学者没有一个认得它，因此碑旁另附一份用今体汉字写的转录——今体的字形定于公元四世纪。这篇铭文是否真出于当时，不是没有人质疑的；不过它的古老，无人怀疑。《禹贡》也可作如是观——那是中国的「创世记」《书经》里的一篇，自称记述大禹的行程与功业。可即便是伪托，这两件文字同大多数同类文字一样，也总是因一位史有其人的人物的声名而生的。

这位皇帝的事迹，把夸饰的成分打个折扣，大略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那部书别处所记。据说在尧的时候，洪水漫过一切平地，「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一位大臣因未能把众水导回那些被遗忘的故道而被处死；随后他的儿子被派去补这个缺，自然，头上悬着同样的刑罚。这人不是别个，正是我们这位英雄大禹。他辛苦了九年——其间三过家门而不得入——终于办成了一桩事业；比起它来，赫拉克勒斯的那些功绩简直是儿戏。舜帝——他自己也是尧所选定的继承人——欢喜到这个地步，竟越过自己的儿子，立这位治水成功的人为嗣。大禹登了位，治理天下也同样地勤苦：据说他「一馈而十起」，一顿饭里几次离席去给臣下交代事情；沐浴才毕，来不及束发就匆匆出去办公事，所谓「一沐三握发」。直到今天，无论为君为民，他都被奉为全国勤勉的楷模。

「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这一副对联把他的榜样摆在京师同文馆讲堂里学生们的眼前。像尧这样定下「罚弗及嗣」之法的君主，把大禹补到他父亲的缺上去，岂不正是我们所应当料到的？而废黜不肖的皇子、立大禹为嗣，岂不是同一条道理的反面？到了如今这浇薄的世道，谋逆——哪怕只是被推定的谋逆——总要牵连全家灭门。无怪乎中国人追想那个以德才得天下的时代，要感慨不已了。

有人推想，大禹的洪水是三百年前挪亚那场洪水的遥远余波。挪亚洪水曾是「万国统一主日学课本」里的一课，近来由一个传教士委员会译成中文。他们照例把中国的纪年同厄谢尔的纪年并列排出；等这一课从印刷所送回来，他们看见那一页——就是说「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的那一页——顶上赫然印着「颛顼十三年」，意思是那时候中国一片太平——这倒叫他们吃了一惊。

绍兴附近我们渡过曹娥江；这江得名于二十四孝中的一位。有个摆渡人淹死了，他的女儿遍寻尸首不得，绝望之下投了江。三天以后，她的尸身浮了上来，而且带起了她父亲的尸身！其寓意是：遇上同样的事，做女儿的就该自尽。

这部宝贝集子里其余的楷模，一般也并不更值得效法。有一个是小男孩，卧在冰上要把冰焐化，好捉一条鱼给母亲当早饭。又有一个少年，逢着雷雨，想起母亲生前怕打雷，便扑在母亲坟上哭喊：「娘别怕，儿子在这儿。」——可爱的痴儿！真是一对！

我们听说过有位科学家，认定英国童谣里的「小杰克·霍纳」藏着一则太阳神话。在中国，童谣里那「二十四只黑鸫」倒是被当真的：画师们争着为它们作图；就连全国最负盛名的学者，也来求一份荣幸，好亲笔写上一章，照手迹刻印出来！

绍兴以好酒和精明的讼师著称。这里有一则中国笑谈书里的故事，可见绍兴的讼师怎样把主顾从绝境里捞出来。有个年轻人被控打落了父亲的牙。犯了这等不孝之罪，死罪就在眼前。讼师同这人犯单独相对，脸色凝重，绕着屋子快步走，一面走一面说话。「这案子不好办哪，」他压低嗓子，凑到犯人耳边低语。忽然他一口咬住那只耳朵，狠狠咬了一下。「你这是什么意思？」犯人举起拳头。讼师说：「我的意思是：你得救了。你只消把我这副牙印亮出来，说这是你父亲咬的——他牙口活动，一咬就掉了！」

中国有堂上的官，却没有堂下的律师。律师这一行不为律法所承认，可又少它不得。凡是审案，无论民事刑事，状子都是讼师写的；只是没有陪审团可供他们蒙蔽，而他们也不准在官面前辩护。倘若准他们当堂讯问证人，而不是由法官用刑去取证据，对伸张公道是大有好处的。

还有几趟出门，也是我至今记着的乐事。一趟是去「雪窦」，那里有一道瀑布，可以同优山美地一较高下；另一趟是去东湖，那是个长七英里的人工湖，极美；此外还有些是去名山或名刹的。可这些只好一概略过了，因为本章所讲的那三趟，我们已经耽搁得太久。

八海岛之行

舟山、奇特的捕鱼法、普陀、僧人、庙宇与人祭、海盗、做俘虏的经历

我们避暑的去处之一，是舟山岛上的定海；在那里，除了海风之外，还容易亲近海水。住在那里的时候，有一天，离我窗前不远处扑通一响，把我吓了一跳。抬眼一看，我骇然见一个老人正在一口淡水池塘里往下沉，便立刻冲出去救他。旁人见我要往下跳，哄然大笑，同时喊道：「捉鱼，捉鱼！」正在这时，那老人浮了上来；水不很深，他站直身子喘了口气，把一条鱼塞进系在腰上的一只柳条兜里，又一头扎下去——他在水里追鱼时，手脚故意闹出尽可能大的动静。就这样把鱼吓昏了头，他居然能叫它们自投他手里，因为他既没有网，也没有别的捉鱼的家伙。

在中国中部的江河沟渠上，可以看见的奇景之一，是用鸬鹚捕鱼。一条小船边上蹲着六来只这种鸟；它们一只接一只扎进水里，每一只回来时必定叼着猎物。脖子上套的一个环使它们咽不下大鱼，那些大鱼就归了主人。另一种奇特的捕法，是把一条小船侧倾过来，使船舷（舷上钉着一条窄窄的白木板）刚好贴近水面。有一种成群游动的银色小鱼撞上那块板，便跃过去，落进船里。它们这纵身一跃究竟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快活，我始终判断不出。有一回我渡宁波江，见一条肥大的鲤鱼自己跳进渡船里。在我看来这是一桩好运气，船家却对它破口大骂，断定他家里要死人了。他还添上一句：「不是要办丧事，这种鱼怎么会自己送上门来？」

在中国的城镇里，一到夜里九点，就听见打更的人一片像战号似的合唱，中间夹杂着私家更夫梆子那阵纷乱的响动——他们是同时开始值夜的。夜里每隔一阵，打更的便重复他们那凄惨的吆喝；你自家的更夫则走到你窗下，照他那根空心竹梆一通猛敲，无非是要让你知道他没睡着。你出门在外，倒可以免去这份扰人清梦的打搅；可你的窗子是纸糊的，夏天又不上窗板，一觉醒来，衣裳说不定就少了一部分。

我们在海边时，禄赐悦理先生一天早上发现他的裤子不见了。下午他穿着玛高温大夫的裤子在海滩上一露面，那一长一短的滑稽样子实在有趣。有人说，他那两条腿正在盼着、找着自己的衣裳呢。我还知道有一位香港总督，从长城一路回来时，穿的是几位身量比他小的人借给他的衣服；他觉得，在中国客栈里的那番经历，倒给他这趟出游添了一份新鲜滋味。

舟山以东，隔着一道窄海峡，是圣岛普陀。它同古时的爱奥那岛、同今日的阿索斯山一样，纯是僧人的居处，本地女子无论借什么由头都不许住在岛上。不过这条规矩对外国人并不执行；我们有时便带着妻儿到那里去，躲宁波的暑气。有一回我们动身前，水银柱已经一连三天升到华氏一百零六度。

这岛周围九到十英里，最高处耸起一座气派的山峰，高三千英尺，叫佛顶山。岛上有一座寺院坐落在一个海湾里，湾边有极好的沙滩；寺里有一座极高的大殿，殿柱上盘绕着龙。僧人告诉我们，这些柱子是从南京的九龙殿拆来的，是将近五百年前永乐皇帝迁都北上时，作为虔诚的布施送来的。

我们在这寺院临海的一处借到住所；屋里有一尊大观音像——观音是慈悲的女神，也是这座圣岛上最受供奉的神。僧人准我们拿一幅白布把神像的头蒙起来，好保住我们的私密，或者不如说，好把这神龛暂时还俗。那些僧人，无论在道理上还是在做法上，都是极通融的。有一位来看我，我因为是在饭厅里接待他——尤其是桌上还摆着一大块肉——而向他致歉。他老练地答道：「只有根器浅的人才会因这类东西而不安。事物并不像它显现的那样。我们知道它们的性状，却不知道它们的体；究其根柢，那体不是一，便是无。」我回拜这位有哲思的「僧人」时，无意间称赏了他屋里一尊镀金的佛像；他当即把佛像从玻璃龛里取出来送我，只受了我一块钱作回礼。龛里盛着新烧的香灰。

白天我们爬山，或在浪里洗海水澡；傍晚吸着海风，看那磷光闪闪的浪花拍在岸上，化作一长排一长排的火焰。普陀作为圣岛的名声，正是得自这一景——在这一带的世界上，此类奇景以它为最。传说观音乘着一条火船而来，船燃而不毁；这传说的由来与色彩，都出于此。

山那一边有一处陡直的悬崖，崖下是海浪冲蚀出的一个奇特的凹洞。潮水挟着骇人的巨响涌进涌出，据信是在称颂佛陀，念的是摩揭陀语里的一个音节，因此叫作梵音洞。这一番虚构把这地方弄得如此神圣，以致它成了宗教狂者投身自尽的胜地。遇上大旱，常有人自愿舍命求雨——纵身跳进那沸腾的漩涡，以践他的誓愿。全国各处的龙潭都是类似牺牲的场所；宁波附近雪窦那道五六百英尺高的瀑布，也有它的牺牲者。这些都是自愿的；不过中国至今还留着另一种人祭的痕迹。

中国军队初次出师讨敌，照例要杀一个人——通常是死囚——来祭旗。一八五四年，蒙古王公僧格林沁攻破一处叛军堡垒，把俘虏杀了祭奠阵亡将士的亡灵；胜者还吃了他们的心，说是可以壮胆。这场可怕的狂宴，本国一位史家记述得极为细致，却没有一句责备的话。

人血被认为是高大建筑最好的地基黏合之物。据说有许多桥的牢固就是这样得来的；这种旧迷信执拗到这个地步，以致上海建英国教堂时，本地人中间竟传说墙下埋了二十个小孩。

古时候，每年要献一名美貌的少女给黄河之神，这仪节叫作「河伯娶妇」，行时排场极大，人们相信它能保这地方免于洪水之灾。不过这风俗在我们纪元开始以前就被废除了：一位贤明的地方官把那几个女巫投进河里，说是再没有别人能比她们更中河神的意。约在同时，卫国有位公死了，他的遗孀执意要用奴仆殉葬。这位公的兄弟——他曾亲受孔子的教诲——对她说：她既是先夫的宠眷，不妨自己去殉，奴仆却一个也不许杀。她谢绝了这份荣耀，于是那种在达荷美叫作「大典」的风俗就此绝了。做妻子的若在丈夫死后自尽，人便称她为贞节的楷模；我还听说近来有两桩印度旧俗「萨蒂」——寡妇焚身殉夫——的事，一桩在福州，一桩在温州。

一八五五年，我们在普陀的清福被海盗的出现打断了。舟山群岛一带向来多多少少总有海盗出没；我们出来时，还在邻岛一个村子里见过一伙海盗，正演戏酬神，谢神保佑他们抢到了一条装糖的商船。

我们把家眷留在岛上，我同我的朋友禄赐悦理回宁波，去派售书人带书到杭州，好在乡试时散发。办完这事，我们正要动身回普陀，一位英国商人提出借枪给我们，以备遭袭时用。我们谢绝了，深信不带兵器反倒更安全。在舟山港里停下等潮水转向时，我们看见十五条海盗船从我们面前过去，还朝几条停泊的水师战船放了几炮示威。那些战船做出追赶的样子，不久便回锚地去了。我们航行的方向同海盗船队相反，便以为前面无事，于是照旧上路。

晚祷的时候，我随手翻开就读，目光落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说这几句安慰的话同我们眼下的处境何等相合，又讲到海盗之多，以及别的看不见的危险，并且添了一句：「世人所赐的平安在于身体的安全；基督所赐的，在于灵魂的安宁。」禄赐悦理接着即席祷告，把我们交托给信实的上帝看顾。

上到甲板，我们正驶近一道窄水道，只见水面上许多灯火跳动，还不时听见枪响。在这样僻静的地方，这就可疑了；再一转眼，我们在暮色里看出七条广东大帆船下锚停着的轮廓。我们照旧前行，指望不被发觉地过去；可就在我们同那船队并排的当儿，一条小艇从其中一条大船边放了下来，追了上来。风已经落了，我们很快就被追上。海盗跳上船，先打我们的水手，逼他们落帆。随后转过身来对我们说：「不怕，不怕。」

我们的船被系在一条大帆船边上，那伙劫掠者把我们的鲜食拿去随意受用——那是他们在我们身上找到的唯一战利品。海盗们显然大失所望。他们问：「你们是什么人，怎么一点货也没有？没有鸦片，就不是商人；没有火器，就不是当兵的；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做什么的？」我们平静地答道：「我们是传教士。」一个相貌俊秀的年轻人——我们看得出他是这队接管我们的人的头目——叫道：「传教士！你们讲耶稣——你们是好人；我们不伤你们。」他随即告诉我们，他到过广州附近黄埔的一所福音堂，在那里听过传教士讲道。话一投机，他又添上一句：他和他这一伙人因为乱事一起，生计断了，不得已才下海。他说「这是桩不好的营生」，他自己也知道，「可是没有法子」。

他们搜我们身上的钱——所得极少——把我的外衣剥了去，把禄赐悦理的鞋和表也拿走了。我自己那只表——其实是我妻子的——出门时摘下留在家里了，我不愿冒险丢掉她珍视的东西。那年轻头目看我只穿着衬衫，便指着禄赐悦理问：我们两个不是「一样的」么？我说：「是一样；只是你手下一个伙计把我的外衣拿走了。」那年轻人离开片刻，回来时把外衣带来了。鞋也还了回来，表却没有；不过表被送到主人跟前，请他讲明怎么上弦、怎么对时。

这年轻的强盗临走留下一句叫人宽心的话：第二天就放我们走。可我们并不怎么信他的许诺，因为他并非这支船队的首领，不过是擒住我们的那一伙的头目。那一夜我们没有合眼，惦着家里人，他们正等着我们回去，心里难过。就算撇开这些念头，也是睡不成的：一队又一队的海盗像一窝又一窝新来的苍蝇，整夜不断地涌上我们的船，或是出于好奇，或是被我们为家用置办的鲜货引来。天一亮，接替他们的是一班木匠，动手在船上加搭一层甲板，又在船舷上凿炮眼。我走到其中一个面相凶恶的家伙跟前，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并提醒他：他们的头儿答应放我们走的。他的回答是拿手在自己脖子上一抹，再指一指水面。见了这个手势，我们觉得死期近了，自然也没有什么吃早饭的胃口——就算有东西可吃。在这生死关头，我们从福音书上读到的那句应许又回到心里；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了我们的心怀意念。

不多时，那年轻头目带着他的人来接管这条到手的船。他们摊开干粮预备吃早饭时，他和气地问我们吃过没有。我们答道：「还没有；不过我们要泡些茶喝。」——说这话时，心里松了一口气。我们拿出一杯茶请他——这是我们唯一拿得出的东西——他说这茶成色不好，便叫人取来一匣，说是好些的。我们自然把他的茶夸了一番；他则以东方式的客气，把那匣茶送给了我们。这一番友好的举动使我们放了心，知道性命眼下没有危险，虽说我们想多半要被扣着索赎。于是我们壮起胆子，提醒他曾许下放我们走的话。他说：「我是要放的。」我们问：「那为什么在我们船上大动干戈？」他答道：「因为这条船我有用。昨夜我另劫了一条，比这条小；那条给你们。」他吩咐把那条船——那船只有一个船家，我们这条却有六个——靠过来，把它交给了我们。他又送我们一坛酒作临别之礼，然后把手按在胸口，向我们挥手作别，说要到岸上我们的住处来看我们。

海盗后来确实上了岸，却没有找到我们那座寺院。就算找到了，也只会见到空屋；因为我们听说他们登陆，不愿再续这份交情，便带着妻儿躲到岩石丛中去了。这故事的后半截很快就讲完了。海盗随时都可能再来一趟，我们觉得还是尽早回大陆为妙。

头一个离岛的是哥伯播义先生。他进了我们出事的那道水道，惊骇地看见好几条海盗船仍旧在那里下着锚。退也险，进也险。于是他同妻子儿女一齐伏在船底，船家是个渔人，用渔网把他们盖住，就这样不被发觉地过了那险处。我们其余的人不等哥伯播义的消息，随后不久也走了；好在那时海盗已经去了。

在江口，我们同英国军舰「比特恩号」通了消息；舰长凡西塔特由一条中国轮船拖着去追海盗。他一路追到石浦，发现他们那三十七条大帆船的全部人马正在一条窄海汊里候着迎战。论人、论炮，他们都远远多过来攻的一方；可这类交锋，靠的是学问。这位英国人在安全的距离外炮击他们，把他们的船烧着，大部分海盗逃上了岸。我们那条船是靠舱里一封写着我妻子地址的信认出来的。它不但免于那场大烧，船主还获准带走一船战利品，算是补偿他和他的人所受的损失。至于那位慷慨的年轻头目——我们的命是他给的——我们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而如今这一带水面上轮船已经多了，自那天起，中国沿海再没有见过这样的海盗船队。

九太平天国

大江之行、一位近世的穆罕默德、混杂的基督教、外人的敌视、一种可疑的政策

一场成功的举事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因为它有一座纪念碑——它所生出的那个国或那个朝代。其余的一概被打入流产者的幽冥。科苏特在匈牙利领头的那场运动，以及几乎把我们自己那一束箭解散了的那一场，都不是这条命运定律的例外。太平军也不是例外：它把血的洪流漫过了中国一半以上的省份，眼看要连同鞑靼人的统治一并推倒这个国家古老的异教，末了却被外人的干涉镇压下去。然而它值得记住，哪怕只为着它的首领们所怀的那种奇异的精神。我怀着极深的兴趣看着它的涨与落；同两边的当事人都打过交道；至少也曾试着对事态的进程施一点影响。

如今在位的满洲一朝，总的说来，是这长长一串朝代里最好的一环；可中国人始终不曾真正甘心于异族的统治。英国人在所谓鸦片战争中的胜利毁掉了鞑靼人的威望，潜伏的不满便在各处露头。一八五二年——正是《南京条约》后十年——一个消息震动了全世界：一群本国的基督徒被官府的迫害逼得起事，如今站到了不满者的前头，领着他们节节得胜。他们起于极南的山中，那时首领洪秀全手下不过一小撮人，便已宣称要取天下。他敢于离开山寨的险固，在平原上同官军对阵；官军或被他打败，或被他避开。凡是强攻不下的城池，他决不浪费工夫去围；他一路北上，人马越来越多，直到在离海八百五十英里的名镇汉口撞上大江。

在这以前，奏报到朝廷的一直说洪秀全全军溃退、官军穷追不舍；其实他每败一次反而更强，而且他的「溃逃」总是向北。他攻下汉口和邻近两座城，把劫得的财物装满一千条船，像冬天的洪水一样顺流而下，直到南京——那座南边的旧都。他把目标定在南京而不是北京，是因为洪武——一三八八年逐走蒙古人、开创汉人明朝的那位——曾以南京为京城。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理由：南京形胜天成，是全国最能控扼四方的建都之地——只要他懂得利用。南京围了不久就陷了，两万五千名满洲驻防兵被屠戮一空。扬州、镇江这两座富庶的城，连同附近别的一些小些的城，也都轻易落入他手。

坐进了明朝旧帝的宫殿，洪秀全那桩宏大事业的前一半算是办成了。历史上比他这一段更辉煌的篇章并不多见。要找一个相称的类比，得把谢尔曼的向海进军，同加里波第仅凭一千人便一举拿下那不勒斯王国的战功合起来看。倘若他也像加里波第那样，遇上一位加富尔，把一场举事化成一场革命，那才是他的福气！

无论哪一伙举事的人拿下这座旧都，都会是全世界的大事；而当这些人被知道是基督徒——不单是为争天下而战，更是在对本国的异教发动一场十字军——那份轰动就更没有边际了。商人开始盘算他们得胜对贸易会有什么影响；传教士议论它对传道大概有什么关系；而外交官——唯一有自由自行查察的一类人——则抓住最早的机会到南京去探明实情。

我也决意亲眼去看一看，虽说既没有军舰随侍，头上也没有国旗飘着。我那时年轻气盛，此行的危险反倒使它更迷人。我带着一位中国基督徒，搭一条沿海的小船；途中遇上风暴，一度不得不到海岛间去避。到上海，我雇了一条中国帆船，又买了一只小艇：帆船载我到镇江下游官军水师所在处，小艇则供我闯过封锁、进入叛军防线。这些准备做得极其秘密，因为美国公使已禁止本国人同叛军往来；为着躲开美国法警的耳目，我是在一场雷雨里从吴淞出海的。

熬过一夜颠簸，从这条江转入那条江时，我们发觉正同崇明岛并行。这地方值得一提，是地理上的一桩奇事：长三十英里，肥沃得无与伦比，稻田菜圃一片欣欣，其间住着六十万人口，自成一个不算小的行政区；而它却是大海最年轻的产儿。它露出水面的确切年份是无从考定的。不过这件事被人当作另一处地方沉没的抵偿，而且在人心里留下的印象深到生出一句谚语，用来说那些意外的补偿：「沉东京，浮崇明。」这名字——即便不是这件事——起于十四世纪开始的明朝。几户勤俭的农家一站住脚，就筑堤固守，一面护住自家的田不被冲刷，一面又引那浑水把远山带来的泥沙淤积在这里。天工与人力就这样合作，在地面上造出了一处新的地貌。

夜里我那只小艇走失了，不过我料想到了目的地附近还能另弄一只。逆水行了两天，我们到了镇江一带——镇江扼着大运河的出入口。那里泊着水师战船，岸上是官军的炮台。炮台上有人喝问，我吩咐船家不要理会，只管沿着江那一边走，仗着江面宽阔，挡一挡万一射来的流弹。不料来的不是炮弹，而是一条追来的船；那船桨多，不多时便追上了我们。兵丁跳上船来，因为我们不听喝令，动手粗暴地对付我的船家；可我一露面，他们就住了手，一句话也没问就退了——把我当成了官军水师里的洋员。

他们若肯费点事搜一搜，也许能在我身上搜出一件足以定罪的文书：那不是别的，正是一封向叛军首领自荐效力的信。他们一转身，我立刻把它毁了，不愿在经过下一处营垒时冒被搜出的险。再上行几英里，我想雇渔人把我送到叛军的前哨去；他们出多少钱也不肯冒这个险——两边他们都惹不起。我自己的船家也是为这个缘故不肯去。我在高高的芦苇里藏了一整天，末了只好不情愿地下令趁夜顺流退下去，免得再受炮台的盘查。我们照旧被喝问，可天黑，没有被追。再往前却遇上更大的危险：岸上有人摇着火把要招我们注意，一个声音警告我们别再走，说「前面海上有海盗」。我对船家说：「只怕海盗倒在岸上。」于是我们在离两边都安全的地方下了锚，等到天亮才继续上路，一路无阻地回到上海。我手里既无凭借，还要去访叛军的大本营，这举动确实是莽撞的；幸而没有成功。世上很少有人没有理由——只要他们晓得——为失败同为成功一样地感谢上帝。

那时叛军的气性正被胜利冲得发热、被狂信烧得发昏，任何外国人都施不了什么有益的影响。在他们眼里，道德的约束不过是投进火里的麻；对一群自称直接从天上领受启示的人，去改造他们的神学，又有什么用处呢？

两年以后，果然有一位传教士到了叛军营中，而且是一位声望独一无二的人——广州的罗孝全牧师。当年正是从他那里，这位首领受过宗教的教导；如今他被请去帮着开导他的百姓。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却毫无好结果。是因为举事者积习难改？还是因为罗孝全缺乏手腕与器量？抑或两者都有？是因为他要拦住他们对血与财的贪欲？还是因为他劝他们改行浸礼、放弃他们自创的那一套新洗礼——即用蘸水的手巾擦洗胸口，以示洗心——因而触怒了他们？无论如何，他不久就同他这位受教者闹翻，只得逃命去了。

亲眼观察既不成，我幸而遇见了几个到过叛军中间的中国人。其中一个是宁波人，在镇江被裹进了叛军的队伍。他打过许多仗，前面是官军的枪，后面是叛军的矛。他挨过饿，受过冻；这种既单调又无指望的日子过腻了，一有机会他便逃了出来。他自己虽有几分孱头，却极力证明早期太平军那份自信与勇气。叛军相信他们首领是奉天命的，即便在大难之中也从不绝望。有一回他们同南京断了音信，被逼到绝境——那位兼着巡抚的鞑靼将军把全部兵力用来攻镇江，好比樵夫砍树先断其根。他们一次又一次派人到南京求援，都没有回音。到了眼看再守不住的时候，一位老将自告奋勇，要拼死冲出重围去求救兵。他说：「我若能见到我们首领，他若答应发兵，你们就会看见许多木炭顺流漂下来——那便是信。」他们何等热切地盯住那宽阔的江面！第三天，当他们看见那盼望中的信号时，心又何等地跳起来！那些漂来的炭重新点燃了他们的希望；他们拼死杀出去接应南京来的援军，官军的营盘两面受敌，巡抚被杀，兵马溃散，围就此解了。

这是一桩典型的事，这类事发生过许多次：叛军被逼到最后一道壕沟时，从绝望里生出勇气，打出一场漂亮的胜仗。他们那些在中国人看来既古怪又新奇的宗教仪节，我从别处也约略听过一些；可听这个年轻人亲口讲来，仍旧极有意思：他们的首领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弟弟，称上帝为父，颁布十诫，又责令所有臣民守安息日；到那一天，他们最高的官员便登坛讲道，痛斥偶像崇拜和鞑靼人。

他们所到之处，那一大片地方的贸易停顿了，加上他们严禁鸦片，这就在商界中间结下了成见；而各国公使也倾向于赞成任何形式的干涉，去剿灭他们眼中的这一伙盗匪。正当此时，我发表了一组致顾盛的信，指出：论劫掠与残暴，太平军不过是合于中国历来举事者的常型；而他们所奉的那些原则里，藏着一种新秩序的萌芽——这种萌芽，指望一个只会因循旧例的老朽王朝拿出来，是枉然的；不过我为他们所求的，也不过是严守中立而已。据说那几封信改变了舆论的走向，把干涉的日子推迟了；然而干涉终究还是来了，而且断送了太平一朝的命运。用外力去扑灭一场革命，总是把前进的轮子倒转过来；而在这一桩上，谁能说得清：它把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日子，推后了多少个世纪？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里，不止一次的紧要关头，确实全靠外国人出力才保住了满洲政府；可同样确凿的是：叛军首领的无知，才是他惨败的根由。他笃信自己的天命，又效法洪武的旧例，只满足于派一支军队北伐，把沿海连同那些通商口岸全然置之不顾。他不晓得成功的条件已经变了多少。尤其是，他没有看出：龙椅归谁坐，那决定性的一票是握在西方商人手里的。他没有迅速东下上海——在那里他本可以靠商业的财力和外国的军火壮大自己——反把这些便宜留给了他的敌人。对两方而言，上海都成了命运的枢纽。

这个几乎演成一出辉煌大戏的人，我们前面说过，名叫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年轻时他也曾想博个功名，到广州去应试。在广州，他遇见了本地的传道人梁发——马礼逊的门徒——从他手里得了一本小册子，深深印在心上。那册子里译上帝之名用的是「上帝」二字，而古代中国人素来把关于至高者的最高观念系在这个称号上。旧名之下的新教义占住了他整个心灵，他便开始传布它。他觉得还需要更多的教导，便再赴几百英里外的广州去寻访传教士。在那里他被美国浸礼会的罗孝全牧师收留在家中。然而他离开时并没有受洗；后来他在自己的信众中间行洗礼，既不是浸，也不是洒，而是上文所说的第三种法子——同样富于表意。

那时洪秀全似乎还没有什么政治图谋，也没有以什么出众之处打动他的老师，除了一样：诚挚。他的诚挚是会传染的。不久就聚起了一群信徒；教导他们时，他像穆罕默德一样，在现成的经文之外又添上新的启示。在一个凡是背离传统便算异端的国家里，迫害是从不睡觉的；这迫害把这些本分的信徒逼到了自卫的地步。头一场胜仗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政治党派。别的已经起兵的党派也被吞并进来，他们的首领接纳他们相助，条件是他们须归奉这新的信仰。从这一步起——或者也许从他归信的那一刻起——洪秀全的一生同那位阿拉伯先知如此相似，简直要叫人疑心他是以之为榜样的；只是我们确知他对穆罕默德的事迹全然无闻。同样的因，生出同样的果。同穆罕默德一样，洪秀全最初的推动力得自基督教，又掺进了若干旧约的犹太教成分；也同他一样，他把自己的教义塑造得合乎本国人的习性。

他准许抢掠与暴力，又亲自开了多妻的先例；他手下的人争相效法，把仇家的妻女填进自家的内室，毫无顾忌。他的营帐同摩西在旷野的营地一样，是一所宗教的学堂：每一队人坐下吃饭前都唱一支赞美诗；每逢第七日（他们弄错了，守的是第七日而不是第一日），他的将领便登坛讲长长的道，而道中所着重的，与其说是天国的福乐，不如说是地上的江山。

洪秀全把自己编的册子分发给他们；为便于记诵，多半是韵语，有的满是圣经的道理，有的则满是荒诞的想头。两样都各举几例。他在《幼学诗》里说：

真神皇上帝，万国当尊崇；

普世众生民，朝夕同敬拜。

上下四方看，万物沾恩泽；

六日造成功，完备无欠缺。

耶稣元子也，昔日上帝遣；

甘舍己性命，赎我众人罪；

复活升天去，荣光掌大权。

荣辱由己招。

谨守十诫条，天堂享福乐。

同这些纯正的道理相对照的，是另一本韵书里的这几句：

（天王）被接升天去，皇上帝亲口教；

赐他诗章与文书，又赐印玺与宝剑，

威风凛凛不可当。

天妈慈祥极恩爱，天嫂贤良又谨慎。

在一本《诏书》里，我们读到：

皇上帝曰：高崂山顶上，

有一支十字形的乩笔；

祈求便有应验。

洪秀全不但把《启示录》里「新妇，就是羔羊的妻」照字面理解；中国那套阴阳对偶之说，加上他自己讲求匀称的心思，又使他要给天父配一位妻。他从没听说过摩门教，可他的推理正是摩门赞美诗里的推理：

天上岂有孤身的父母？

没有！这念头叫理性发呆；

真理即是理性——永恒的真理

告诉我：我在那里有一位母亲。

——不是一位已故的母亲，而是那「永恒的女性」。

至于那「十字形的乩笔」，他是把前文说过的那种道教占法——扶乩——拿了过来，加以基督教化。不过特别的启示，多半是通过他的丞相杨秀清，以通灵人的身份得来的。无穷的舞弊与欺诳，门就此大开了。

有一回洪秀全犯了几条自己作为上帝律法颁布的规条，表示愿意受罚。这位丞相当即昏厥过去；在那种催眠似的状态里，他扮着天父，喝令天王受四十竹板。

太平军像法国的革命党一样——借用司各特爵士的话——「样样都改，从宗教的礼仪一直改到鞋扣的式样」。他们改了服色，又规定信众不许剃头——剃头是臣服满人的标记——而要蓄发；因此人骂他们作「长毛贼」。汉字的写法他们也改了不少：譬如把「魂」字的鬼旁换成人旁，说是鬼当被赶出去。他们把君主的称号由「皇帝」改作「王」，因为「皇帝」二字侵犯了至高主宰「上帝」的名号。他们把「天朝」改作「天国」，那是圣经里的词；又配上「太平」二字，以表明那「不再学习战事」的日子快要来了。他们的首领被称作「太平王」，多半是含讥带讽的。颂祝皇帝的那句「万岁」他们留着，却由此演出一整套新的名号：定下次一等的王享「九千岁」，第三等「八千岁」，第四等「七千岁」，如此照「每降一等减一千」的公式递减下去。科举取士的原则他们是接受的；只是孔子的书被废，代以耶稣基督的书——应试的题目取自旧约或新约，而他们在南京刊行过一部圣经。

这一改动的意义何等重大，倘若当时被充分领会了，西方各国政府对这个崛起的势力，会不会取一种不同的态度呢？它显出这些举事者何等地认真：他们对圣经的忠诚，不亚于胡格诺派或盟约派，为着自己的信念同样甘愿赴死；他们把孔子的书从经典中除名，因而大大触怒了读书人一层，可也割断了古老的襁褓带，为一条新路开了门。这也并不是向西方列强讨好——他们对西方所知甚少，在意就更少。只要多知道一点，他们早就该赶紧打到海边去，即刻同基督教世界通上声气。

前面说过，忽视上海是他们致命的失着。这一疏忽的头一个结果，是上海被一伙不三不四的暴徒——人称「红头」的——攻占了。他们属于三合会，对太平天国首领所倡的那些改革毫无同情。他们几个头面人物做过外国人的仆役，其中一个是阿林，人称「斯金纳家的马夫」。他们虽同南京的举事者并无干系，却被看作同一场事业里的人；而他们的行径使外国侨民看惯了血腥的场面，惊骇之下，但凡有什么办法能恢复太平，他们都乐于欢迎。经过长久围攻，靠着法国人轰塌城墙，「红头」终于被逐了出去。一八六〇年，英国人以同样的办法帮官军收复了宁波——宁波在几个月前落入了太平军之手；那时浙江、江苏两省的大城已被太平军拿下大半。他们逼近上海，可发现城里有各国联军合防，便不敢下手。

注：那时我在美国，不然或许能留下一些关于太平军占据宁波的笔记。

与此同时，美国冒险家华尔将军投到上海道台麾下，以各国的洋人为骨干，编练起一支华人军队。头一个显出中国士兵一旦有了枪械、纪律和勇敢的统领能有多大作为的，正是他。他一座城一座城地收复，连战皆捷，末了在慈溪城下勇敢地战死，为这一串胜利加上了冠冕。扭转局势、教会中国人自助的荣誉，是属于他的；中国人对他的恩义也并不吝于承认——他们照自己的规矩，在他建功最多的松江为他立了一座祠。美国领事恰好是位传教士，被请去参加落成之礼。他看见香火和烤猪被供在这位故将军的亡灵前时，无疑是「撕裂了衣服」的——至少也解下了他那条白领带。

后来接统华尔这支军队的，是喀土穆的英雄戈登上校；他把这支军队练得更为精悍，摧折了叛军的兵势，又以收复苏州确保了他们京城的陷落。

一八六四年，经过一场同特洛伊之围一样旷日持久的围攻，南京收复了；当年叛军破城以后那一幕幕屠戮，如今又重演了一遍。首领和他许多部下自尽，以免落到复仇者手里。南京刚落入太平军手中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不妨在这里一提，可以见出中国人心里的情形。广东巡抚奉命去毁叛军首领的祖坟，事后奏报朝廷说：掘开之后，他发现一只长着绿毛的鳖。他想这只邪门的东西说不定同叛军势力的兴起有些干系，便用蘸了石灰的铜钉把它钉在土里！

《耶德逊传》里记着：第一次缅甸战争爆发时，缅王下令把印度总督所赠的一头狮子囚起来饿死，唯恐它凭着某种法术助成英军的胜利。耶德逊当时被囚在同一所监里，亲眼看着这头高贵的野兽死时的挣扎；随后他请求住进那只空笼，并且获准了。缅甸人这套拜物的道理是从中国学去的。据说一八一六年英王送给嘉庆皇帝的礼物中，有一面威力极大的取火镜。使团刚离京，便召集会议，商议这东西该如何处置。众人一致认定那是一只有法术的眼睛，能让外国君主看进宫禁里来；于是把它砸碎，埋进土中。这故事大概是真的，虽然我未能考实。再没有比它更合中国人的思路的了。对付这一类迷信，基督教是最好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良药——它连同偶像崇拜，把堪舆、算命、法术这一整窝东西一并连根拔起。

一八六〇年联军攻取北京时，叛军在长江流域仍守着许多要地。皇帝已逃往塞外，额尔金勋爵一度认真考虑同叛军首领开议；却被葛罗男爵的反对拦住了——葛罗采纳了天主教传教士的看法，不喜欢这些举事者：一则因为他们的宗教据说带着新教的色彩，二则因为他们是毁像者，而且没有留心去分辨基督教的圣像同异教的偶像。

孟振生主教曾写过一本小册子，题作《奏折》，把自己这一派人从通谋的嫌疑里洗清，办法是斥举事者为归奉新教的人；他这时无疑是尝到了几分得意。可他这套做法，并没有显出罗马教会素来见称的那份深远识见。因为新教徒岂不是比异教徒更容易劝化？一个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弟弟」的统治者，岂不是比一个自称「天子」的更有可能服从教廷？说到底，这些举事者并不是新教徒：新教的传教士不认他们；而戈登上校——他是个虔诚不下于当年跟随克伦威尔的任何人的基督徒——把他们成片地扫倒时，觉得自己是在为上帝效力。

隔了这么些年回头看，又有后来的历史照着这些事，我们仍旧不免要问：换一种政策，对中国会不会更好些？倘若第二次战争爆发时西方列强便迅速承认太平天国的首领，那一章拖了十五年之久的惨祸——它以捻军和回民起义收场，夺去五千万人的性命——会不会因此缩短？那个新起的势力在吸纳新观念上，会不会比那个旧的更有能耐？正如在化学里，初生态的元素能结成那些早已独立存在多时的元素所不可能结成的化合物。

在国际政治里，眼前的利益压倒长远的好处，这是屡见不鲜的。于是事情就成了这样：不止一次，当举事者眼看要成功的时候，短视的外交家凭着成见判他们输；而一个一千年也未必遇上一次的机会，就此失掉了。

十亚罗号战争

北上之行、徒劳的谈判、大沽陷落

一八五六年秋，广州偶然溅出的一星火花，引出一场震动全国的爆炸，把那道闭关的墙上早已裂开的口子撕得更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亚罗」号是一条挂着英国旗的中国划艇——照当时通行的一种恶劣办法，它向香港政府缴过一小笔规费，便得了这份特权——被中国官府扣拿，船上水手以海盗罪下狱。英国领事巴夏礼先生（后来的哈利爵士）提出抗议，主张这船在英国属地注册，因而应归英方管辖；他要求的不单是把被拘的人送回自家船面上，还要在桅顶重新升起英国旗，以补扯旗之辱。

两广总督叶名琛素以骄矜固执著称，他让到了这一步：派人押着被拘的人送到领事馆。一场争吵总要两个人才吵得起来；而要挑起一场争吵、再把它养成一场战争，再没有比这两位当事人更合适的了。倘若当时把人犯迅即释放看作足够的补偿，这仗本来是打不起来的——至少打不起「亚罗」号这一仗；可是这位领事年轻、性急、又没有阅历，一分一毫也不肯让，竟拒绝接收这些人。他们被押回总督那里，总督一怒之下，下令把他们斩了。他是个凶狠的人，曾夸口说自己因通匪之罪杀过成千上万的人头；那么他匆匆砍掉十来个船夫的头，也就不足为怪了。

到这一步，巴夏礼先生把这件事呈报给香港总督包令爵士；而总督无论怎样设法，也从叶名琛那里挖不出一个歉字，便把这件事交到西摩尔海军上将手里。这位勇敢的军官在波罗的海被俄国的水雷炸瞎了一只眼睛，因此谈判之道他只看得见一条。他把军舰开到城下，请总督出城相会。这位倔强的老大人不肯会面，他便宣告要亲自登门拜访总督衙署。到了约定的钟点他果然去了——虽说为了守约，他不得不把一座城门炸开。然而他打错了算盘：主人不在家；那一小队海军陆战队——总共不过三百人——只好退回船上。他们这番大胆的举动，除了把一根火把扇成一场大火之外，别无结果。他们刚退走，狂怒的市民便放火烧了外国人的居留地。外国人避到船上，船队则顺江退往香港。

香港那个小小的居留地当时也很危险，最大的危险是中国人可能起事。可他们人数虽占压倒之势，却没有公然动手，也许是指望毒药见效——城里的面包师张亚霖把毒下在了面团里。只是药下得太重，反倒坏了事：死的不过两三个人，虽说受苦的很多。人人都说：这一回面包里的「亚霖」实在放得太多了。

这场决裂被认作战争的开端，军队随即被派往这一带。而英国政府——它远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自私——却犯了一个错误：邀请其他立约各国合力行动。请法国人，本意是要把克里米亚同盟的形影维持下去；可这带来的麻烦多于帮助，并且导致了法国对安南的征服——法国头一次远征那个国家，正是对华战争中的一段插曲。美国和俄国本无参战的理由。可是法国皇帝——他曾容许好几起传教士被杀的案子不了了之——偏在这个当口遇上了一桩：马赖神父的案子。这就给了他一个同英国人合兵的借口。他真正的动机，是牵制他的盟友，不让他们独得那场必胜之战的果实。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广州被攻下，总督被俘，解往加尔各答，死在那里。与此同时，北方各口岸的贸易照常，中国皇帝对广州所发生的事显得全然漠不关心，只把这场冲突看作一处地方上的骚扰，无足轻重。为着把他从天朝至尊的迷梦里唤醒，联军决意把战场移到北方。美俄两国虽守中立，却抓住这个大好机会要修改自己的条约。第二年春天，四个国家一齐叩响了京师的外门——两个是用友好的轻叩，两个是用交战者的重击。

头一场战争放松了中国的闭关之策与傲慢的架子，却没有把它推倒。通商的接触点多添了四处，可朝廷本身仍旧进不去。派驻皇帝的公使，只能满足于偶尔见一见一省的督抚；他们的申诉断无上达御前的可能。

一八五四年，英美两国公使曾到大沽，指望打通往北京的路，结果书信还揣在袋里就被打发了回去。第二年，皮尔斯总统的一封信被退回福州，封口已被拆开，还附一句话：此信须由广州递来，方能受理。年轻的咸丰皇帝非但没有从他父亲的经历中得到教训，一心只想恢复旧规。一八五〇年他即位时，他的大臣张集馨曾指着他父亲的在天之灵恳求他：把从前只在广州施行的那些限制，沿海一律照行；不过要「先求安内，再图示威于外」。英国女王曾由大沽递来一封贺他即位的信，而他是这样受领的：他为此事所下的一道谕旨说：「外夷叠沐宽大之恩，本应感戴；乃近日竟将文书径投军机大臣，殊属桀骜无礼。」

同这样气性的人，和平是不可能的。两国关系须重加厘定，而「亚罗」号提供了一个由头，正如当年的鸦片一样。就眼前这一件事本身而论，两次都是英国的兵力在袒护理亏的一方。至于「亚罗」号一案的曲直，包令爵士似乎自认有理，因为他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把他同两广总督往来的公文在沿海的中国人中间散发。宁波的英国领事辛克莱先生递给我一份，问我的看法。我答道：这些文书显出中国官府比英国一方更站得住。他说他自己的印象也是如此。因此在宁波这一口，他一份也没有散。

听说美国公使列卫廉先生要北上，我想：若能随这一行去，或许能亲见一些惊心动魄的大事，说不定还能为传教觅得一片新地。北方的话我几年前就学会了，又因常同中国官员往来而更加纯熟。美国领事布拉德利先生手下没有支薪的通事，便偶尔请我兼充此职。我不肯收酬劳，这叫他过意不去，便出力替我在美国公使馆谋一个位置。我的申请由他和当时任公使馆汉文参赞的卫三畏博士具保，果然成了。回音是由一条专船「羚羊号」送来的；这条船把我载到上海，列卫廉先生在那里接纳我为京话通事。

我想留下一些奇特场面的写生——那时候还没有柯达相机——便带了一位宁波的年轻画师同行；他不是为着酬劳，而是出于本行的志气，答应以随身仆役的名义跟我去——也只有这个名义，他才搭得上船。中国的绘画极有独创之处：水平的地面画成陡坡；画山水则叠山于山；画人群则叫人踩在别人头上。因此他们的画同他们的话一样，是需要翻译的。

列卫廉先生和他的随员——布拉德利领事也在内——乘「明尼苏达号」北上，舰长是杜邦（后来的海军上将），留下我随后乘「羚羊号」；那条船的船长是出了名的「难对付的角色」。杜邦舰长想到我或许不愿在礼拜天出港，便先告诉我：会尊重我的意愿。可等我说我宁愿礼拜五出海时，林奇船长偏以良心为由不肯，一定要在四月二日礼拜天起锚——同样以良心为由。对着这样一副构造的良心，我想还是不去干预为好。到大沽，我们的巡洋舰泊在离炮台十二英里处；其他几位公使的船吃水浅些，泊得近些，可仍在沙洲之外，远在炮火射程以外。「羚羊号」原是雇来作交通船的，可它太大，末了还是靠一条俄国船帮忙、又倒空了锅炉和煤舱，才勉强越过沙洲。随后它在炮台附近一个很不妙的位置上搁了浅；于是我传递文书时，不能开着汽轮进出，只好改用帆船。

我一到，列卫廉先生便把直隶总督谭廷襄的一件公文给我看，那公文告知他奉旨办理交涉，并请他会面。他又给了我一份总统致皇帝国书的稿子，叫我译成中文。对习惯了的人，称呼的格式无关紧要；可咸丰读到布坎南总统称他「伟大而善良的朋友」，再对照维多利亚女王称他「至高、至强、至荣的君主」，心里不是好笑，便是恼火。总督那封信同送给其他各国使节的完全一样，每一封里外国国名都比「中国」二字低一格。有三位使节当即把信退回去改正；信重来时格式改对了，还附了道歉，把过错推给誊录的书吏。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伯爵没有提出异议——他不愿为这点小事，冒险丢掉他那个中国之友、可能的调停人的位置。可这类事情，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大的政府眼里，并不是小事。

二十四日，我上岸去递列卫廉先生的答复，是搭一条英国炮艇去的；同行的还有威妥玛先生（后来的托马斯爵士）和法国的参赞，他们各自带着本国公使的函件。接文书的是一位中国副将；请他出一张收条，他答道：「我是当兵的，不会写字。」

英法两国全权大使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拒绝同总督会面，理由是他的头衔不是「全权大臣」——这是一个可怜的托词，结果却是战端重开。中立的两国没有这样苛求：列卫廉先生和普提雅廷伯爵各自约定单独相会。

从我的日记里摘几段出来，或许能重现那些多事之日的情景。

「四月二十日。今日俄国伯爵同总督会晤；同总督共事的还有另外两位大臣，崇纶与乌尔棍泰，都是从北京来的满人。他在那里待了三个钟头，总算把一场冲突避了过去。正当他们会谈之际，联军六艘炮艇越过沙洲，径直朝炮台驶来。岸上一片惊动，已在准备把这些闯入者一举歼灭；若不是他郑重相劝，一场恶战当场就要打起来。他说：忍让会被看作善意的凭据，也有助于和平了结。总督答道：他奉有严令，不许一艘兵船越过沙洲。他那两位鞑靼同僚力主开战，可谭廷襄听了伯爵的劝，炮艇便获准在射程之内下了锚。」

「五月三日。列卫廉先生今天下午同总督会晤。上午，卫三畏博士、布拉德利领事和我到炮台去商定若干细节——看看会晤之处是否体面宽敞，上岸是否安全方便等等。这番防备并非多余。中国人有太多法子在小处给外国人难堪，这类场合的布置若全凭他们的分寸感，是不保险的。那里既无栈桥又无码头，还有一片骇人的泥滩要架桥或涉过。我们攀过几条并拢起来充作临时码头的帆船，随即被一群兵围住；他们身穿镶红边的黑号褂，帽上装着红马鬃的缨子。这些人比我在南方各省见过的都精神——身量之高、分量之重，同我们美国士兵的平均水准相仿。他们想拦住我们；我们只管往前挤，直到迎面来了一排蓝顶白顶的官员。

「他们在软泥上摆下椅子，端上茶来，请我们坐下等秦副将出来。一坐下，我们这个筹备会就等于定在那么个不成体统的地方开了。于是我们站着把茶啜了，继续往前走。那些官员见拦不住我们，便不再阻挡；沿壕沟排开的长长步兵队列分开，我们被引进一座挂着蓝帷的大帐篷。不多时，门口的兵开始列队，秦副将从行列中间走进来。他照鞑靼的规矩同我们亲热握手，献上茶和蜜饯，又保证接待公使的礼数一概不会短缺；接过给总督的公文，便客客气气地送我们回船。」

会晤之处是中央炮台前的一座大帐篷。帐外望出去是一片凄凉的泥滩；近处却旌旗鲜亮，文武官员来往不绝，个个衣饰华美，帽上顶着表明品级的顶珠，许多人还因特殊功劳而戴着花翎。中国官员不论文武，都分九品。头两品的帽顶是亮红或暗红的珠子；再两品是亮蓝或暗蓝；第三对是水晶和素白；末三品则是金的或镀金的，纹饰各异。头三品称「大人」，第二组三品称「大老爷」，末三品便只称「老爷」了。

列卫廉先生四点到，以三响礼炮和一阵鼓乐相迎。两位副大臣在帐门外接他，总督在帐内候着，请他坐在自己左手。他的随员也在左边一排坐下，谭廷襄的同僚和属员则排在右边。外国人看着最觉奇怪的事情里，这「以左为尊」大概要算一件——何况这里的人并不惯用左手。他们的习俗同我们的对照得如此鲜明，倒很合于我们脚底相对的这一对「对跖之民」的身份。读书他们像希伯来文一样，从末页读起。服丧他们穿白；我们脱帽的场合他们戴着帽。荣耀是往上游流的，所以已故的祖宗从贤能的子孙那里得封号。他们把家族的姓放在个人的名前头，说「史密斯约翰」而不说「约翰·史密斯」。他们说磁针指南，我们说它指北；不过在这一点上，同在许多别的争端上一样，也许两边都对。这类差异多到这个地步，简直叫人疑心：那把他们的脚安在同我们相反方向的宇宙法则，一定把他们的脑袋也掉了个个儿。

「核对全权文凭时，总督的『权限』问题自然就来了。列卫廉先生说：『不错，你有奉旨议约的差使，可你不是全权大臣。』谭廷襄答道：『在这个帝国里，全权大臣只有一位，就是皇帝。』列卫廉先生问：『那么不咨请北京，你能签约么？』谭廷襄迟疑了一下，答说能——其实他在营中与京城之间往来不断地派递折差，凡事若没有把握他主子准了，是绝不肯点头的。这倒并不怎么耽搁工夫；而且既然他成了御座的传声筒，这场谈判实际上是同皇帝和他的枢府进行的——在这电报的时代，这已成了各国通行的办法。

「会晤开头，总督称我们的总统为『国王』。我提醒列卫廉先生留意，他便要求对方要么念出『伯理玺天德』这几个字，要么就给我们的元首同他自己主子一样的称号。谭廷襄结结巴巴地念了一两遍『伯理玺天德』，随后接受了后一种办法，用一种带讥诮的口气念出『你们的大皇帝』。」

这位总督神气傲慢，可是个有本事的人，我们同他的往来倒还算融洽。他的名字照中国人的说法是吉利的：拆开来看，「谭」字里有「言」、有「西」、有「早」，正是「早与西方通言」的意思。我这一回同他、以及同他两位同僚之一崇纶结下的相识，日后在京城里对我很有用处——他们两位后来都进了总理衙门。这一次我还遇见一位年纪同我相仿、相貌英俊的年轻满人，后来的岁月里我同他打过许多交道。这就是崇厚，后来做过天津的通商大臣、盛京将军、总理衙门大臣、驻法公使，又出使俄国。那时他不过是总督随员中的一个道台。

「寒暄没用多少工夫，桌上堆的果品糖食更是几乎没动。席间没有上黄酒；我把这一节记下来，因为这是我所见过的头一次相当长的官式会晤而没有酒的。会谈中，列卫廉先生提到他带着总统给皇帝的亲笔信，不过在没有得到上谕保证此信必被接受并得到相称的回复以前，他不会递交。谭廷襄答应把上谕求下来；列卫廉先生随即出示皮尔斯总统那封信——那封信因为是从福州而不是从广州递的，被拆了封退了回来。他添上一句：此类事若再发生，将使美国对中国采取敌对的态度——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一警告是起了好作用的。他又提到自己从广州递给军机处的那件公文，要求给一份抄件，以证明它确已到达。

「第二次会晤在十日。总督已取得那件公文的抄件，并告知列卫廉先生：他接到上谕，命他代递总统的信。这中间，他已收到列卫廉先生关于修约的要点节略；这次会晤就是要讨论这个方案的。列卫廉先生一开场便问：上礼拜六送给各位大臣的那份『要点节略』何在？谭廷襄拿出一份抄件。列卫廉先生问：『可原件呢？』谭廷襄答：『这是照抄不误的，一样管用。』列卫廉先生追问：『我还是想看看原件。』

「谭：原件收着，是预备呈皇上御览的。我怕弄脏了它，所以抄了一份自己用。您尽管放心，抄得不差；我断不敢改动。

「列：我送给您的那份就在手边么？

「谭：在。

「列：劳驾派人去取来，可好？

「谭：眼下取不大方便。

「列：现在请说实话：您是不是已经把它送到北京去了？

「谭：送去了。

「列：可您方才不是说它就在手边么？

「谭：它在北京，同在这里一样可以说是『在手边』，因为只要要，我总取得到。

「听了这一套厚着脸皮的推托，列卫廉先生失了耐性，告诫这位钦差：此后切不可再用任何闪烁其词的法子，因为那必然要毁掉谈判所不可少的互信。谭廷襄又把自己如何言行不二申说了一遍；倘若要他指冥河起誓，他多半也不会推辞。」

这一节看似琐碎的开场，其中的分量也许并不一目了然。列卫廉先生有见识，疑心谭钦差已经违背了「先把条约全文议定、再就任何一款请旨」的约定，事先把要点方案呈了上去——这必然要牵制我们的谈判，甚至可能把它整个毁掉。谭廷襄也机敏得很，一听头一问就看出了列卫廉先生的用意，因此急于回避正面的回答。有人指摘他不实，他却一点也不窘；因为对中国人来说，真话并不是一桩名誉攸关的事，而能干的说谎本领，在他们看来还算做官的头等资格之一。皇帝对自己官员的看法，也丝毫不见得好些。这也不奇怪，因为受他们欺骗之害最深的，正是他。半个世纪以前，各部堂官与全国的大员在一次大计之年向他们的主子交代职守，道光把他们一一考察过后，从容地告诉他们：他们「竟无一人知有『实』字」。

尽管开场这样不愉快，这场会谈却是和气的，讨论也放得开。所有拟议的修改都过了一遍；守旧的一方同求进的一方各出全力，一直争到近晚。得失各有，可要紧而能持久的结果一件也没有。临散时，列卫廉先生表示想要一份关于总统来信的上谕抄件。各位大臣上一件公文里提到过它，却没有引原文，这使他疑心里头或许有不妥之处。谭廷襄答应第二天早上送来，列卫廉先生则约定：若上谕的内容合他所望，次日中午续议。他正要起身告辞，谭廷襄却提出一个不算过分的请求。此人于最平和的要求也不肯让，于最公道的索赔——譬如广州人烧毁美国财产的赔偿——也不肯满足，却居然有脸求列卫廉先生「把公义的道理开导开导英国人」，并且「在中俄两国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上向俄国人施一施影响」。

我头一次会晤后对谭钦差所下的判断，这一回得到了印证。人人都承认：他这样的高位必是凭真才实学得来的；皇帝要把旧规矩托付给人去守，再找不出比他更能干的卫士了。他嗓音带鼻音，初听不大舒服；可说官话的人不久便忘了这点瑕疵，只顾赞赏他的词令——流利、雅致、纯正，一丝地方腔也没有。列卫廉先生的话则简洁明晰，极便于确译。他又极善于就势取利、挡开对手的刺击、处处护住美国的利益；足见他无论从前经历如何，在外交的辩术上确是个行家。中国的帆船同我们的轮船比起来是不值一提的，可一个能干的中国官员，抵得上我们最好的外交家。这场前哨战里，一位费城的讼师遇上一位绍兴来的讼师——而绍兴正是以精明的讼师著称的地方——倒也是桩有趣的巧合。

「十一日一早，谭廷襄来文，附上上谕的抄件。列卫廉先生的疑心证实了：其措辞虽不算侮慢，却远不能叫人满意。皇上屈尊允准由天津而不由广州收受总统的来信，可是对到底答不答复，一个字也没有提，更不用说以对等之辞答复了。除非皇帝本人明白许诺以对等之辞回信，否则列卫廉先生决不罢休；他决意暂停会晤，直到取得这样一道谕旨。」

我上岸去传达这一决定，亲见了一场很可观的仪节。走近炮台时，我看见帐篷前列着一大队兵。三声炮响，接着一阵鼓乐；兵丁一齐跪下，把头叩到地上。三位大臣乘绿呢大轿而来，每乘由八个人肩抬；兵丁一直跪着，直到几位大人进了帐篷。

第二天，卫三畏博士和我又去递一件公文；照列卫廉先生的意思，我们借这机会作非正式的接谈，好推进他的目的。接待我们的是藩台和守军统领，两人都戴红顶子；许多在总督面前只能站着的蓝顶白顶官员，这时也都坐下来加入谈话。这一次以及以后几次，我都替卫三畏博士传译——他虽是位造诣很高的汉学家，那时对北方的话却还不熟。

「他想使这些官员明白在五口以外开放通商的重要，便提到沿海许多地方已经兴起了相当可观的贸易。藩台说：『那种私贩害多利少。鸦片就是它的大宗货物之一。四年前包令爵士在这里见我时，硬说鸦片同茶叶一样无害。可我们知道它不是无害的。这种毒物正在耗尽我们百姓的家产、断送他们的性命。口岸自然还要再开，至于开哪几处，我说不上来。』

「卫：贵国君主接受暹罗、朝鲜这些邻邦的使节；何以不把京城的门向西方各大国的使臣打开呢？

「藩台：他迟迟不肯这样做，无非是怕失了礼数、开罪于人。使臣须行一种礼，那种礼你们是不肯行的。那些是藩属，行的是叩头礼；你们是兄弟之邦，必要以平等之礼相待。

「卫：您说兄弟之邦？把我们撂在门外站着，这就是待兄弟之道么？

「藩台：兄弟一旦分了家、各立门户，还是各住各的，情分才保得住。再说，有些外国人若准他们进京，也怕他们借此行不轨之事。

「卫：若早有一位英国公使驻在京城，眼下这样的误会根本不会发生。

「藩台：这一层不必再争了，我们不如把这话头丢开。几位钦差已经把它列为禁谈。

「卫：我们公使已经表示满意于总督的文凭；可英法两国一定要派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全权大臣，与其惹出更多的兵端，何不在这一点上让步？

「藩台：全权大臣这个念头，同专制君主国的体制是格格不入的。你把中国的史书读遍了，可曾见过这样一个头衔？

「有人指出：鸦片战争后耆英签约时，正是为着那个场合特造了这个头衔。这几位官员便一口咬定那是耆英自己捏造的，并非皇帝所授——仿佛他用了这头衔，能瞒得过天子的眼睛似的。临别，卫三畏博士说明了总统的信为什么没有照原议递交；藩台因此保证：各位钦差必力请军机处劝皇帝以对等之辞作答。

「卫三畏博士说：『除了皇帝亲颁的谕旨，什么也不能算作足够的保证。若得不到，我们的谈判就不会续开，两国的和好也要大受损伤。』」

十七日，列卫廉先生接到总督的来文，附上另一道关于总统来信的上谕，文曰：

「该国伯理玺天德之国书，准予呈进；美利坚既非朝贡之国，所有复文，不用矜夸之词，亦以相敬之语答之。」

这就是列卫廉先生花了两个礼拜工夫从中国人手里挖出来的那件文书，而它值得所费的一切心力。它不但使我国免了从前那种轻蔑的不理或存心的无礼，而且里头有一项承认，是「天子」在那一天以前对任何别的国家都不曾作过的，即「美利坚非朝贡之国」。在早年的官书里，其他立约各国可是一概都作朝贡之国的！

这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既已办到，列卫廉先生便决定不再迟延，把信递上去，并把呈递的荣耀让给了杜邦舰长。我奉命去安排这次会晤，便到炮台去，迎我的是那位藩台。这位仁兄没有让我坐他左手，又相当不客气地问我来做什么；我便先拿礼数说事，提醒他：不论我官阶如何，我总有作客的体面。等他给了我应有的座位，我才不动声色地告诉他：此事非总督不能面陈。他退了下去，总督进来，这次会晤很快就定妥了——两位大员对一个年轻通事的这份放肆，都有几分惊讶。

总统的信若一定要递交总督（如今的规矩是把这类亲笔信直接呈给皇帝），也该由列卫廉先生亲自递交。在这样一桩郑重的仪节里，仅仅为了给杜邦舰长一份体面而让出自己的位置，是失策的。谈话中，杜邦舰长向总督建议：中国应派领事去照料在美国的本国人。

总督：派官员到本国疆界以外去，不是我们的规矩。

杜邦：可贵国百姓在太平洋那一边多得很，足有好几万。

总督：皇上统御着几万万人，几个漂流到外国去的零星人，他还顾得上么？

杜邦：那些人有许多是有钱的，在我们的矿上淘了金。单为这个，也值得照料一下。

总督：皇上的富有是算不清的；那些离了乡井的子民，还有他们扒拉起来的几把沙子，他何必放在心上？

这就是当年中国对她那些漂洋过海的子女所表示的那份超然的漠然！而且这还不只是漠然：她的律例是禁止他们出洋的。这些律例并未认真执行，我们一八六八年的条约也准许了移居美国；可这些旧律至今仍旧使从南洋群岛归来的富裕华人不胜其扰，直到两年前经驻英公使奏请才被废除。

「五月十九日。昨天那桩事把我们谈判的障碍搬开了，双方议定续谈，并改由派员进行。钱藩台奉派代表各位钦差，卫三畏博士则由列卫廉先生派出。今天上午十一点，他们在惯常会谈的地方相见，我们在那里接连讨论了四个钟头。要把一份三十三条的方案通览一遍，这点时间还算不上长。其中许多条都议定了，只待各位公使核准；这时布拉德利领事被引了进来，把一封信交给卫三畏博士，说他带来的消息会使我们的谈判戛然而止。

「那封信是列卫廉先生的一张便条，告知我们：联军定于次日十点攻打炮台。

「来人的身份地位使这些官员想到：他若不是为要事而来，断不会来；于是他们起了疑。换个时候，他们也许会以为这同眼前所议之事有关；可他们那时正处在一种发烧似的惶恐里，自然把它同联军的动向联在一起。他们神色凝重，却没有露出慌张或好奇；而我们这边，也觉得有义务不以一言、一色、一动泄露这件托付给我们名誉的机密。

「我们头一个念头是把这已无用处的讨论就此打住；可那等于揭开了机密的面纱，把这惊人的消息明明白白告诉了他们，无异于在营中吹了一声号。于是我们照旧提议，照旧驳论，郑重其事得仿佛我们所造的不是一座明天就要被风暴吹散的草屋。好在时候已晚，西斜的日头不久就给了我们一个告退的由头。

「卫三畏博士把他那幅精美的石印中国地图留给藩台一份，这位老大人收下时大为欢喜，说这正是他要用来弄清全国舆地的东西！卫三畏博士同时送他一支铅笔，他称之为『中国所无的稀世宝石』。我们又送了他和他的同僚几本小册子和基督教历书。历书上印着十诫，一露面便立刻引来他们已不止一次说过的那类话：『把这些拿去给英国人和法国人吧，』这些官员说，『教他们别贪、别杀。』他们问我们几时再会。可怜的人哪！要回答这个问题，非有过人之明不可。」

限期一到，炮艇便在指定的钟点开始轰击炮台。中国的炮台有力地还击，许多炮弹嗖嗖地从「羚羊号」甲板上飞过——这条船退潮时正牢牢搁浅在交战双方之间一个很难看的位置上。杜邦舰长和他手下许多军官从巡洋舰上过来观战。头一颗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时，看他们缩头的样子，真叫我好笑——虽说我自己也缩了。明知听见雷声时弹丸早已过去，也拦不住肌肉这一下不由自主的动作。接连有炮弹朝我们这边呼啸而来，便有人喊：「他们在打我们！」不过这惊慌很快平息了：大家看出那些炮弹每隔五分钟或十分钟规规矩矩地来一发，显然出自同一门炮，而且一律从我们头上越过，落在几百码以外的水里。后来我们才发现，那门炮是固定在一个不能转动的架子上的！就他们那样低劣的炮械而论，中国人打得不坏。有人打赌说他们半个钟头就会屈服，结果他们撑了两个钟头零一刻。这期间，炮台上和炮台内的木构建筑被开花弹点着，守军在阵地上再也站不住。哪里还有炮在还击，哪里就有一发瞄准的炸弹把它掀翻。到后来，中国的营垒归于沉寂，消失在一片迷眼的浓烟里。他们没有作出任何投降的表示；旗帜一直飘着，直到被炮火打落，或被烈焰烧尽。

岸上最后一炮过后不久，胜者便不再遇抵抗地占领了阵地；一个钟头后，我随我们几位军官同去查看战场。那是叫人作呕的景象。血迹到处可见，有的地方积成血洼；士兵的尸首在烧着的营房里烤着。有些无头的躯干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被自己人砍倒的；还有些人被锁在炮位上，身上是外国人的枪弹。

落到胜者手里最有意思的东西，是两尊铜炮和一套丝制的挽联。炮长十八英尺，做工极精。每尊上头都用大字铸着一行：「制夷大将军」。

挽联是白色和蓝色的——那是丧服的颜色——显然是装点过某位贵妇灵堂的。它们是炮艇「鸬鹚号」的索马雷兹舰长在总督所居的房间里拾到的，他请我译出来。不过这位夫人不会是谭家的人，因为谭廷襄的宅第在保定府；而把丧仪的标志带到公职任所去，在官场礼数上是再没有比这更失体统的了。其中几副值得录下来，正可见出中国有时是怎样看待一个女人的。它们是对仗的联语，每一对成一节挽歌，全篇写的是她在人生各种伦常关系中的影响。

一、「诰封受自天家，恩流门闾，泽被闺阃；旌表出于纶綍，德著于内，名播于外。」

二、「和熊课子，懿范堪师；披彩登真，慈颜安仰。」

三、「教子守经，亲见攀桂；佐夫成德，惠流宗党，心服亲邻。」

注：一八九五年，李鸿章虽号称全权大臣，未先咨请北京，也不敢答应割地。实在说，那个条约的每一款，签字以前都奏呈皇帝过目。

十一天津与条约

满洲的全权大臣、议约与画押、悲喜两桩插曲、通篇是一场海市蜃楼

「两桩真事已经应验，

正好给这一出帝王的大戏，

作层层展开的吉利开场。」

一桩是广州的被占，第二桩是大沽的陷落。下一桩又是什么？中国人如今会怎么做？他们会不会退到炮艇与重炮够不着的、更易据守的地方去立定脚跟？会不会守住天津，把帆船沉在那条又窄又曲的河里，把路堵死？这些问题被议论了一两天；可不到一个礼拜，它们就自己走着解决了——几艘炮艇一路开到城下，没有遇到抵抗。殷实人家和妇女都逃了，可见他们没有听说上一次战争中被占城池所受的人道待遇，也没有听说这一次广州所受的待遇。他们按中国人打仗的规矩，料定劫掠、杀戮、凌辱是免不了的。至于乡下人，哪一方得胜他们是不大在意的。一艘炮艇在上行途中搁了浅，雇了四百个农夫来把它弄浮起来；他们使的劲儿之足，仿佛所帮的并不是本国君主的敌人。就中国人一般而论，「爱国」这个词在他们的字典里是找不到的。这个词广义上的含意，他们所知道的无非是夸自家中国、骂外国人。代替它的，是他们所教的「忠」——对朝廷尽忠，而这种情感主要限于官员一层。他们对本族、本县、本省的乡土之情极深；可这几者之间又有世代相承的嫌隙，侵入者是很容易加以利用的。正因为没有爱国那份火热的激情，又有「忠」这种冷静的情感作支撑，当今这一朝才得以久居其位；因为寻常中国人是没有政治的。他的心里没有一切题目中最搅人不宁的那一个；关于波旁王朝治下的法国人所说的那两句，略改一改，正好用在他身上：

「谁来做王他都快活，

吃罢睡罢，把苦愁睡过。」

对中立的两国来说，局面就有点难堪了。他们那座纸牌搭起来的谈判之屋，已被撞得七零八落。他们是等交战双方签了和约再来试身手呢，还是像多数战争中那样，被交战国嫌他们碍事？额尔金勋爵很看重道义上的分量，既要他那两位好战的盟友合作，也要中立国合作，并且给他们通信往来一切方便，行事竟像根本不存在正式战争状态一样。中立国这一边——尤其是俄国——则急于盯住英法的举动，毫不迟延地跟着他们转到新的场面上去。「羚羊号」要等水涨，两位公使便乘俄国轮船「美利坚号」溯河而上。

我们受到地方官绅殷勤的招待，一位盐商临河的宅子被拨给我们住。对岸可以望见盖着草苫的一座座盐山。那是官府的产业——盐是官府专卖的，朝廷收入有很大一部分出在这上头。

一封写在红纸上、装在红封套里的信，通知我们又有两位大臣即将从北京来。他们是满人桂良，大学士之首；和蒙古人花沙纳，镶蓝旗都统。信里附着他们的名帖；这一回，「全权大臣」的头衔总算不缺了。

会晤的地方定在离城两英里的海光寺。两位新来的大臣带着煊赫的随从出场。旧的几位没有露面，却在幕后牵线，给这两位「全权大臣」指点做派。他们本来请求列席这次会晤，可列卫廉先生表示：他们答应求取总统来信的回复，那话还没有兑现，因此他不能同他们相见。

照例的寒暄过后，列卫廉先生递给我一份文稿，要我译成中文，同时告知各位大臣：这里头是他主张的撮要，为求确切才写成文字，请他们留心听，听完再问。念的时候，他们的书吏正忙着把一条条记下来。

两位新大臣对所有各条都笼统答应了，随即着手办第一条里所提的要求。桂良取过一个黄绸包袱，慢慢揭开，露出一张同样是御用颜色的纸来，恭恭敬敬地把它举过头顶。随后他把这份神圣的文书呈给列卫廉先生过目，另附一份留存的抄件。这就是大沽那边耗了那许多墨、流了那许多血才换来的谕旨。里头果然有联军两位公使所坚持的那个要紧的字眼；可它的内容表明：皇帝虽迫于形势在自己的官册上添了一个新头衔，却仍旧不愿把一条新原则引进他的政治体制里去。他一面派桂良、花沙纳为「全权大臣」，一面又把他们的权限圈得极窄，只许他们让「事理平允、彼此有益」的，并且不准他们让出「有损中国」的任何一项。可什么叫「平允」、「有益」、「有损」，除了皇上还有谁来断定？这些防范的条件，岂不等于把所授的权柄当场收了回去——因为它必然使这两位大臣在每一要紧关节上都要先探明皇帝的意旨？

列卫廉先生把这份含糊的文书交还，随即出示自己的全权文凭，并把一份译本交到两位大臣手里。他接着提议：为着赶快，新约的各款交由两位大臣派员在他们指挥下商议，等条约议成，两位大臣只出面用印画押。这个议定之后，列卫廉先生指派卫三畏博士为他的代表，并问他们派谁来同他相对。桂良提名一位姓卞的——那是个精明、面瘦、心思深的人，在大沽的谈判里颇露过头角。列卫廉先生反对，理由是他只戴水晶顶子，品级不够同我们公使馆的第二号人物相对。桂良便说起花沙纳随员中的一位大员；列卫廉先生想见一见，那人就被叫了出来。一个矮个子、相貌俗气的满人从一群官员中走出，神气像个害羞的学童。这就算中国式的介绍了——他的姓名和职位，我们一概不知。

我代列卫廉先生问：「请教尊姓？」回答干脆得很：「张。」「贵职呢？」为着替他省去谦逊的麻烦，另一个人代答：「他是汉军的副都统，又是世袭的贵族——子爵。」这份尊贵足以抵得过脑筋的欠缺；他帽顶上那颗红宝石一闪一闪，也给他那张木然的脸添了几分光彩。列卫廉先生满意了，只暗示可以让那位姓卞的同子爵一道来，权当个提词的人。

派员会议的钟点议定之后，列卫廉先生抱怨皇帝迟迟不送来所许诺的总统来信的回复，坚持下一次会晤时务必拿出来；他提议下次定在礼拜四。可礼拜四是一个小月的最后一天，他们宁愿改在礼拜五——他们（到底是异教之人）不知道礼拜五同样是不吉利的。

因为「羚羊号」没有按预期赶到，这一次随列卫廉先生同去的只有一小队海军陆战队。不过既不显示威胁、也不炫耀武力，这倒完全合乎他一贯所持的和平姿态。

过了几天，他接到通知：御书已经到了，并定了递交的日子。他下轿时，由桂良引到一张围着黄缎的桌子跟前；桌上有一个架子，架着一支御用颜色、刻着御用纹饰的木筒。这就是久候的那封信。众官员望着它满脸敬畏，说到它时声音都压低了。他们局促迟疑地站了一会儿，列卫廉先生以为他们在等他下跪。事先确曾有人私下提议要他跪接，被他拒绝了。可他怎能保证他们不是打算另外强加一种屈辱的礼节？为着先发制人，他说：「除了谭大臣接受总统来信时所行的礼，我不行别的礼。」他们应允了。桂良双手把木筒举起，放到列卫廉先生手中；他恭敬地把它举高，转交给他的儿子收着。这一天的正事就此草草办完，列卫廉先生和随员被让了座，而那些官员除了最高的几位以外，都仍旧站着。这一次谭廷襄和他一位同僚露了面。这位傲慢的总督神色沮丧。他的顶子还在，那根骄傲的花翎却没有了；他垂着头，像是自知连顶子也该丢的。照中国的律例，他确实该丢；不过他在奏报失守炮台的折子里，一面自劾请罪，一面竟把罪责推到几个更直接负责的人身上。又有传闻说，他叫皇帝相信：若不是遇上大潮妨了防守、助了进攻，那些炮台本是攻不破的。这时他的处分还没定；后来他不过被革去总督之职、短期充军了事。

首席大臣桂良是位七十四岁的老人，相貌和善，举止温雅；他的同僚花沙纳比他小二十来岁，带着武人的气派，也有几分武人的直率。人们提起这两位，便称「桂」「花」：前者是桂树，后者是花朵；用在中国人爱称自家为「花之国」的地方，这一对倒也相配。还有第三位「全权大臣」，名字早已闻于世界，这一回也出人意料地在场。这就是耆英——一八四二年在南京同英国议和、一八四四年在广州签订法美条约的那一位。几天前他忽然复出，叫我们大为惊讶，也叫另外两位大臣显然很不是滋味。他起初是以一个不三不四的附员身份来的，如今却被桂良宣告为「全权大臣」：桂良说，刚下了一道谕旨，把耆英擢升到与他同等的地位。原件他不能出示，因为里头还有别的国事；不过他会把关于耆英的那一段抄一份送来。

列卫廉先生劝两位大臣赶紧对联军让步，以免大祸临头；又因为他自己签约的日子近了，便问他们是否愿意他签约后立即离开天津。他们答道：「哪里的话！我们求您缓些日子走，好帮我们解一解难。」

回到公使馆的房间，列卫廉先生揭去那个神秘木筒上的封印，抽出一幅华美的卷轴，长四英尺，宽二英尺。边缘上装饰着腾跃的龙和天堂鸟。这道花边之内，是满汉两种文字的御书。那筒是竹的，纸也是竹造的。皇上若有意随信附上一样东西来说明他百姓的习惯，再没有比这种奇妙的草造的圆筒更合适的了。中国人的巧思把竹子派上的用场是没有穷尽的：小船的桅是竹的，大船的缆是竹绞的；铺地的席是竹编的，架屋的椽是竹做的；他们坐竹椅吃饭，用竹筷夹竹笋；乐工吹竹笛，更夫敲竹梆；囚犯关在竹笼里，打的是竹板；纸是竹纤维造的，笔是一节竹管里插一撮羊毫；公文写在这样的竹纸上，像皇帝这封信一样，装在竹筒里，由马上的差官斜挎着送走。

那封信如下，略有删节：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合众国伯理玺天德好。

「朕奉天命，君临万方，薄海内外，一视同仁。

「自十余年前立约通好以来，两国相安无事；乃上年英法两国违背约章，于广东抗不遵命。贵国使臣恪守约束，未尝助之，朕深嘉其行。

「兹贵国使臣呈递来书，词意恭顺，足见友好之诚。书中欲令使臣驻扎京师；惟此事窒碍甚多，难以办理。向来入觐之外国使臣，皆系朝贡之邦；贵国既列于友邦，倘使臣到京，或因礼节偶有龃龉，转伤两国和好之谊。

「且中国并无使臣驻扎他国，此等事体，自应彼此相同。

「贵国使臣现在天津与朕之大臣议事，往来颇为相得。俟议毕，仍回广东照常办理通商事宜。如此则两国和好可以永久，想伯理玺天德亦必以为然也。

［御玺］

「咸丰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即一八五八年六月七日。）

咸丰的祖父一八一六年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信，开头是这样的：「奉天承运、统驭万国之大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两封信开头都以君临天下自居——那是一句成语，只要这一朝还在，就会一直用下去；可前一封是给藩属的「敕谕」，后一封却是给「友邦」的书信，其中对宗主之权的一切主张都已默默地放弃了。这就是进步；而促成这一句话的人，他那番努力是很值得称道的。

耆英的复出和他忽然退出外交舞台，在我们这段经历里构成了一桩悲剧式的插曲。年轻的皇帝一即位便猛烈地反其父之道而行。既不能公然撕毁道光所订的条约，他便把怒气发在那些出主意作了这种丢脸让步的大臣身上。这些人里为首的就是耆英。一八五〇年把他打倒的那道谕旨，正可见出这个朝廷的气性：

「耆英负国畏葸，朕实骇异。其在广东，惟知驱使百姓以徇外人之利。近日召对，复陈英人如何可畏，力主柔远羁縻之说；殊不知其奸心朕早洞悉：不过为一己邀取官禄而已。愈言愈露其丑，朕视之直如狂吠之犬。」

他退入私门时，是否也怀着阿里斯提德那样的祷告，愿自己的国家永远不必再召他回来，我们不得而知；可在这场危局里皇帝竟想起了这位被他如此羞辱过的老臣，正足以见出皇帝的窘迫。耆英这边，则满口夸说自己有办法对付这些「桀骜的夷人」。人家指望他补桂、花两位的欠缺；他自己打的主意，却是取而代之。

十日，他到寓所来拜访我们公使；从这次会晤的口气看得出来，他比十五年前人们所认为的那种开明见解，已经大大倒退了。他告诉列卫廉先生：皇帝答复总统来信的御书已经到了，次日便可递交。他说：大皇帝的书信交到美国公使手里，那对美国将是大喜的一天；随即提议列卫廉先生把当天的仪节先演习一遍。列卫廉先生不肯，他便添上一句：「您自然是要跪接的。」列卫廉先生说：「我可不跪；除了天上的主，我不向任何人下跪。」耆英说：「可皇帝就等于上帝。」

这一条官场信条把皇帝抬得比达赖喇嘛还高；列卫廉先生并不理会，只一句话把事情断了：谭钦差接受总统来信时行什么礼，他就行什么礼，别的一概不行。这位老大人还有一个提议更荒唐、更孩子气：他请列卫廉先生把他的轮船「往下游挪一挪」，说这样「可以安大皇帝的心」，也「可以增他自己的分量」——这些理由的分量，可远不如「羚羊号」的锚。

列卫廉先生第二天回拜了他；再一天早上，桂良的差人来报：耆英已经动身进京去了。

额尔金勋爵曾拒绝同他见面，还把在广州搜到的他一件密折摔到他脸上——那折子泄露出一种两面手法，而凡是夹在这个守旧帝国同进取的西方之间做中人的，这种手法是免不了的。他发觉自己的名字已不灵验，便把失败归咎于同僚，动身要亲自去分说。

那两位怕他作梗，决意抢在他前头，飞马递了折子，参他擅离职守。他进城门时已是囚犯，又蒙皇帝赐他一条绫帛——那意思是准他自缢。要领会这份天恩——一份颇似尼禄赐给塞内加的恩典——就得想到中国人对斩首的那份恐惧。赐帛不但保得住他的身体完整归土，还使他的家属免于蒙耻。

头一次会晤以后，卫三畏博士和我每天到那座寺里同中国大臣的派员相会，每天议事的结果都分别报给各自的上司。派员中较年轻的一位玉山，是满人中极好的样本。他相貌英俊，人也聪明；他那份可亲的坦率使我大为动心；而我身上也有某种东西同样打动了他——究竟是什么就难说了，也许不过是新鲜：遇上一个既不是野人也不是傻子的外国人。他父亲做过伊犁将军，所以他关于外国人的观念，全出自他所见过的突厥人和卡尔梅克人。分手时我送了他一部我写的《天道溯原》；后来他在山东两处城里做知府，因此对我们的传教士颇为友好。他回京后来寻我，我们的交情随年岁而加深，直到他以山西巡抚终其仕途。他赴那高位之前不久，赠我一副对联，联中称赞我——或者不如说称赞我们的交情：

「学问淹博，立言悉合于道；

交游遐迩，相契莫过于余。」

玉山惯于称我为兄弟；他还越出本国的礼数，把他的侄女们——都是待字的姑娘——连同自己的儿女一并引见给我。他常说：「彼此有缘。」

「六月十一日。有人来诉苦：一队英国兵把整整一条街的居民吓跑了，随后又去洗劫那些空屋。我们劝他们向西摩尔海军上将呈诉，凭他的公正与仁厚，必能得到伸雪。

「这是我在天津听到的头一桩指控英军失序的事；后来查明（我是应海军霍尔舰长之请去帮着查的），损失极其有限。倘若天津驻有中国军队——若真有这么回事——他们的劫掠会远远超过这些蛮夷胜利者的放纵。

「这倒叫我想起前几天天津绅士送给列卫廉先生的一份寒酸的礼：两只羊、两坛黄酒、几样糕点果子，外加八顶宽边草帽，他自己一顶，随员每人一顶。所以送这份敬礼，据说是因为『美国兵（十来个海军陆战队的卫兵）管束得好，百姓得以安居』。」

「六月十二日。到中国全权大臣的公馆去了一趟；这既出乎他们意料，也非我们本意。情形是这样的：

「列卫廉先生那位黑人仆役和杜邦舰长的一个中国用人在城墙附近走着，被一群人围打。中国用人被拖走了，那一位挣脱逃出，丢了几件衣裳。杜邦舰长怕那可怜的孩子被众人撕碎，便命他那一小队海军陆战队拿起枪，亲自领头出发，决意能救则救。我陪着这位勇敢的舰长同去——因为若没有一个人居间通话，中国人会弄不明白这场举动意在何为。急行一英里，我们到了据说出事的那一带，却打听不到那失踪孩子的下落。经过一所显然是官邸的大房子前头时，我们想到不妨在那里问一问——街头闹事的底细，还有谁比官府更清楚呢？

「刚走近门口，一大群低品级的官员便出来了。他们已听说这场骚扰，答应立刻把孩子送回，请我们回去。杜邦舰长不肯照办；他正要往前走，他们怕再出乱子，便请我们进去。杜邦舰长应允了，心想这样可以催他们加紧去找。那两扇大门在我们——连同海军陆战队——身后关上时，街上已挤满了骚动的人群，一眼望不到头。看得出他们激动的缘由不只是街上出现了几个带枪的外国人；可那另外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却猜不着。

「我们被引进一间宽敞而陈设讲究的厅堂，海军陆战队在前庭警戒；厅里献上茶、果和蜜饯。不多时，张副都统露出他那张熟脸，竭力安慰我们，说那孩子必定无恙。杜邦舰长坚持要把孩子带到这里来；我们正打算安坐下来等他们照办，我忽然想到该问一问：这一顿意外的款待，是承哪一位大人的情？

「『桂中堂。』人家回答，『这是大学士桂良的公馆。』我们大为窘然——倒不是我们对一位大学士怀着何等敬畏，而是这处境实在尴尬。我们「捉到了一个鞑子」，而桂良这一条，比我们所能想到要捉的大得多。我们试着为这番唐突的擅入道歉；可这就好比西摩尔上将轰塌广州城墙之后，为自己站在叶钦差的衙门里道歉一样。不错，门是给我们开的，人也是请我们进去的；可要叫中国人相信我们不是有意把队伍开到他们首辅门前以示威吓，那是绝不可能的；而杜邦舰长那句威胁——「限一个钟头把他的用人交还，不然他还要再来一趟」——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印象。我们进门时门外那场骚动，如今是有解释了；而那群人多得足以把我们撕成碎片，等他们看见我们出来时并不是像他们或许所期待的那样押着他们的首辅、而是由友好的官员引路时，便安安静静地分开让我们过去。

「回到公使馆，我们发现那孩子已经在了。他是坐轿子送回来的；他那条被人群扯掉的布裤，也换成了一条绸的。我们开到钦差公馆的这一趟，倒成了一场更严重的示威的前奏。

「英国舰队的杜舰长和奥斯本舰长同一天在天津街上遭到围攻，脑袋保住了，帽子却丢了。他们决意要么把这类袭击彻底制止，要么索性挑起明战，便带了一百名海军陆战队朝城里去。城门对他们关着，此外却没有别的抵抗；他们爬过城墙，捉了几个居民带回船上扣了一夜。这是一次大胆的突袭，可见这座大城在外国人手里是何等地无可奈何。

「这些事表明：百姓在军事占领之下渐渐不安了。倒不是因为联军士兵有什么扰民的举动——根子更深：他们在挨饿。自头一条船开到河口起，这个口岸实际上一直被封锁着。百业停顿，成千上万的人既无工作又无食粮，正像饿狼一样凶起来。他们不是勇敢，是绝望；据说他们已开始嚷着，要人放他们像雪崩一样扑向那一小队外国入侵者。『与其饿死，不如死在他们刺刀底下』——这句低低的悲叹，只消再压一压，就会变成骇人的战号。

「据说总督谭廷襄留在这个乱源之地的主要差事，是弹压他那些不驯的子民。人说这里的百姓比南方的更强悍好斗，遇事宁可动武而不诉之于法，还动用火炮列阵而战，官府也不敢过问。拿他们来做兵的材料，是极好的。」

「六月十四日。在『海光寺』同中国派员议『条款』七个钟头。」

「六月十五日。同样地议了五个钟头。」

「六月十六日。又是七个钟头的一场。这些拖长的会议弄得我既没工夫也没气力去做别的事；这倒叫人要问一句：西文里『议约』一词，本义原是『不得闲暇』——难道正是为此？

「今天我们把预备性的讨论议完了。十八日两位大臣要用印。三十款之中，最难议妥的是关于宗教宽容的那一款。起初提出时，看样子是会顺顺当当通过的。可是对『宗教』名义之下会有什么东西进入内地的疑虑，使各位大臣把它拿去细加推敲。他们怕它会成为政治干涉的借口。他们也有见识，看得出基督教这种同异教之国的种种制度必然对立的东西，同眼前的局面是不能并存的。他们巴不得把这改造人心、更新人心的道理挡在门外；可是感谢上帝，这已经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了。

「今天派员承认：皇帝本来打算禁止传布基督教，只因顾念关心此事的四大国，才没有那样做。」

「六月十八日近了，列卫廉先生通知我们：他要在那一天签约——他想，后人总会把他的名字同威灵顿的名字联在一处的。宽容那一款的措辞还卡着。这一款如今是这个条约最大的光荣，而它是卫三畏博士提议的。列卫廉先生对它上不上心，从他对我们说的话就看得出来：『好了，两位先生，你们那一款若弄得进去——好极了！不过有它也罢，没它也罢，六月十八日我是要签的。』」

到了那决定性的一天早上，卫三畏博士告诉我：他为着宽容那一款整夜没睡，想出了一个新的写法，自信对方会接受。他把它写下来，我提议我们即刻叫轿子，径直到中国大臣的公馆去，把这件事当场了结。我们便这样做了——在此之前，我们除了上文所说的那次误闯，从没到那里去过。

派员们同我们会商，他们的上司接受了卫三畏博士的稿子，只在字句上作了一点无关紧要的改动。这一款如今是这样的：

「第二十九款：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教习教者，他人毋得骚扰。」

若以为我们神圣宗教在中国得以见容，全系于美国条约里这一条规定，那就错了。早在一八四四年，是法国带头促成了撤销禁教的告示、颁布弛禁的谕旨。难道她还需要我们做榜样，才想到把已经凭御准得到的东西写进条约？实情是：其他各国条约里也都各有一款有利于基督教；纵使我们这一款是空白，那些条约所争得的好处也会及于我们。不过这一款若缺了，那便不是空白，而是污点。

第二个礼拜签订的英国条约，在这一点上的措辞是照美国的定的。香港主教在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信中说：「大西洋两岸凡关心基督教传教事业的人都应当知道：这几个条约的文字里之所以有基督教的成分，最应当归功于美国公使列卫廉阁下那份由衷的热诚、同情与协助，而公使馆参赞兼通事卫三畏博士与丁韪良牧师又有力地辅佐了他；这两位的名字，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上是人所熟知的。」

中国大臣这样爽快地接受了宗教宽容的原则，是叫人意外的，因为他们同那群半基督教的狂热举事者打交道的经历，并不足以消除他们的疑惧。不过缘故也不难找。他们怕的是：倘若在这一条上驳回我们的要求，外国列强或许会转而去找那些在中部各省声势浩大的叛军。因此他们接受这一款，同日本在宪法里主动写入保障完全信教自由的条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不是见识渐开的结果，而是恐惧的结果。

条约里还有一款不只是装饰，就是规定：中国同别国有难时，由美国从中斡旋。做一个长久的和事佬，这个位置是任何一位公使都乐于替本国争到的。不过这一条不是出自列卫廉先生，而是出自桂良：他看过草案，提起笔来把关于此事的几行添了上去——可见他懂得的地理，足以让他看出：四大国之中，只有美国没有侵占中国土地的念头。

条约在滑铁卢纪念日那天签订。列卫廉先生一定要抢在交战两国之前把它办成，仿佛他靠谈判所得的一切不是仗着人家的刀兵，又仿佛他若等两国议定之后再去收拾成果，机会不会更好些。中国有一则寓言：狐狸走在老虎前头几步，便以为百兽的惊惶是冲着它来的。列卫廉先生大声说：「今天，我做成了我一生中最伟大的一件事。」这样的虚荣，能在这种情形下得来的条约里找出伟大，那自然也能相信这台戏的主角就是列卫廉其人。

条约里关于鸦片贸易一字未提，虽然最初的草案里本有一款申斥并禁止它。我至今清清楚楚记得：当我告知中国派员那一禁烟条款已经撤回时，他们脸上那份茫然的惊讶。这一退步的缘由，我当时无权透露，如今可以说了。倘若列卫廉先生是看出了这类规定其实无用而撤回的，那他这份眼力倒值得称道；可他并没有看出这一层，他是在额尔金勋爵的一句威胁——要在英国条约里加进一款有利于鸦片的条文——之下退让的。

说来也怪——也许并不怪——这个软弱地屈从于那句威胁的人，六个月后却带头把鸦片抬上了合法进口货的地位。税则在上海议定时，他写信给额尔金勋爵，历陈自己最适于替勋爵去做那桩不体面的差事。

列卫廉先生没有定见；他这个差使，本就是靠政治上的临阵倒戈得来的。他提议禁烟，是为博取人望；他把鸦片列入自己拟的税则，是为博得一个敢开风气之先的名声。至于他对那宽容一款有多上心，我们已经看见了。他容忍它，不过是指望讨好国内的教会。他曾对我们（卫三畏博士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听着简直觉得是侮辱——他指望我们让本国信教的人充分明白：他为他们的事业出了多大的力。

英国的天津条约比南京条约大有进步，可正如爱尔兰人所说的那样，它有一处「遗漏」，把额尔金勋爵的外交定成了失败——那就是没有把天津加进开放口岸之列。若把这一条争到手，后来的战端便不会重开。列卫廉先生一向惯于附和额尔金勋爵的见解，竟说他「很高兴天津不开作口岸；因为一开，它便会成为阴谋的巢穴，而且给欧洲各国一个可以挟制京师的位置」——倒好像挟制京师不正是最需要的事似的。

「六月十九日。新约既成，接下来该办的一件事，是把在广州总督衙门里搜到的旧约正本，连同英法两国条约的抄件，一并交还中国。各位大臣挑的吉时是下午四点；那时卫三畏博士和我把它送到他们公馆。

「他们正要派差官驰奏皇帝，刚做完凡遇此类场合所行的一套繁缛仪节：在写着皇帝名号的文书前燃烛焚香，又对着它行如同御前一般的三跪九叩之礼。

「他们这道折子，是要请旨定夺英法两国条约中的若干条款。联军的要求同皇帝的不肯允准，把两位大臣逼进了一种可怜的窘境；老桂良沮丧地说：无论他们怎样尽忠，终究免不了要受主子的谴责。他痛斥耆英是个居心叵测的骗子，又夸自己和同僚是操守无瑕的人，同时极郑重地声明：耆英落到那个不幸的下场，他们丝毫没有插手。〔一年以后，花沙纳也落到同样的结局，为免被付审讯而吞金自尽。〕」

「六月二十五日。今天上午，列卫廉先生在风神庙——他从前会耆英的地方——同各位钦差作了他以为是最后一次的会晤。临别他同他们握手，以为从此不会再见；可他刚回到寓所，就来了一个差人，说有紧急事务，请他尽快到公馆去。给俄国公使也送去了同样的请求。

「两位中立国公使到了，才听说接到一道谕旨，皇上断然驳回了英国人几项最要紧的要求。他们拿出一纸文书，说是抄录的一段。文中皇帝说：设立驻京公使一节，「万难照准」；至于全境通商往来无所限制，断不可行；又说大江两岸有叛军扰乱，江上通航之事不必议。

「桂良对两位公使说：『两位请看：英国人索求得何等紧迫，而我们大皇帝驳回得何等决绝。夹在这两头之间，我们的性命都难保。若签下一个含有这些让步的条约，我们要被定为卖国之臣；若不签，英国人便重开兵端，我们又要因为不能使他们就范而抵命。至于我自己，倘若非死不可，我宁愿死时手上不沾卖国之罪。值此危急，我们所指望的就是两位了。两位的贵国向来是我们的朋友，如今我们又刚刚续约，重申了这份友好。因此恳求两位合力施以影响，劝额尔金勋爵撤回这些不合情理的要求。我们一切的指望，全在两位的斡旋。』

「说这番话时，桂良那被年岁磨薄了的嗓音因激动而发颤。两位中立国公使向他表示了同情——他们还能少做什么呢？——可除了最含糊的许诺之外，实在拿不出什么来安他的心。整场会晤中，花沙纳始终泰然自若；他在这一次同在别的公开场合一样，举止间有一种严峻的庄重，无愧于镶蓝旗的「都统」之名。」

「六月二十六日。从这次会晤的口气，我本料想我们英国朋友所盼望的那场典礼恐怕要落空，还担心那些从外锚地赶上来观礼的军官会赶上一场不那么和平的场面。可是下午六点，海军陆战队各连列在额尔金勋爵寓所门前；他在军乐声和联合舰队的欢呼声中走了出来。各色旗帜在轮船桅顶结成彩带迎风招展，水兵站满桁端，为这一天增色。

「他去了两个钟头，带着中国钦差在他全部要求上所签的字和所用的印回来了。他们是被什么道理说服的，不难猜想；至于那道禁止的谕旨是不是子虚乌有、给我们看的那段抄录是不是伪造、他们向中立国公使那番动人的求告是不是黔驴技穷的外交把戏；抑或他们是把一场必至的日后之祸引到自己身上，好替国家挡开眼前的一场灾难——这些问题，就不那么容易解答了。」

「六月二十七日（礼拜日）。法国条约今晚签订。高卢人的品味与巧思，把昨天的排场压下去了。钟点定得恰到好处，使火炬游行的光华为男爵的归来添上一片凯旋的气象。联合舰队的每一条船都以长久的欢呼迎他；他步入寓所时，一阵烟火齐放，为这场对华战争奏了终曲。」

「七月六日。四国条约合成一折，由飞骑送往北京；钦差们屏息等着朱批。终于，朱笔赏了一句话：『览奏已悉。』这如同神谕一般的四个字，叫钦差们松了口气——总算不是带着霹雳来的；他们还以为外国的全权大臣也该同样满意。可这几个不着边际的字，丝毫不能保证条约终会批准；而没有这样的保证，联军便无从撤兵：皇帝在压力一撤之后会不会否认他大臣所为，他们有什么凭据呢？他们决意加一道螺丝，逼出一个明白的批准许诺。炮艇被派往外锚地，命令再运一千名兵上来。单是这一番示威就够了；和平至少目下是维持住了。」

那座作过我们劳作之所的寺院，临别值得一提。它如今被称作「条约寺」，可它的中国名字「海光」，意思是「海的光」，或者「光之海」。走过它四围那片灼热的沙地时，我们常看见海市蜃楼；我想它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佛家的哲学是唯心的，认为一切相皆非实有。谁知道他们把庙盖在那片不毛之地，是不是正因为在那里，眼前便有一个象征，象征万法那虚幻的空无？

七月还没过半，使节的煊赫与刀兵的闪光已从这片场景上褪尽，短暂得像一场海市蜃楼；而且——我们不妨再添一句——也同样虚幻，因为什么也没有保住，而两年的战争正潜伏在来日的帷幕之后。

倘若当时天津开了商埠，河上驻了炮艇，重启战端便无从借口。天津处在大运河与白河的交汇处，不但是京师的转运总汇，也是北方一整片省份的转运总汇。它当时人口约三十万，如今已不止加了一倍；就贸易额而论，如今在各开放口岸中名列前茅。城南两英里的外国租界自成一城，很可以给中国人做个榜样——只要他们不是太骄傲或太固执，肯接受一个榜样。本地的房子若烧掉一片，新盖起来的并不改样翻新，而是把旧的一模一样地照抄一遍，正如今年的荆棘照抄去年被野火烧掉的那一茬。

十二战端重开

联军在大沽受挫、华若翰进京、总督的接待、陆路之行、溯白河而上、苛刻的待遇、拒行叩头礼、被逐出京、互换约本、一段奇异的预感

一八五九年初，我们新任公使华若翰阁下同他的参赞卫三畏博士北上，路过宁波，邀我同去，一如上一年列卫廉先生之邀。美部会一位聪明的年轻传教士艾奇逊先生也加入这一行，充副通事。

英法两国公使那时还没有到上海；可签过条约的几位中国大臣却在上海等着截住他们，指望能让他们放弃某几项叫人不痛快的权利。其中一项是长江的通航，另一项是外国公使驻京。放弃这两项，就等于把这场战争最好的果实扔掉。

英法两国的代表卜鲁斯和布尔布隆一意要上京，又疑心对方无信，拒绝在上海以外的任何地方同中国大臣相见。华若翰先生所扮的角色大不相同，他很有理由地答应了会面。会晤了两次：一次在华若翰先生下榻的琼记洋行，一次在中国城里的一处衙门。两次会晤中都有一位显眼的人物，就是两江总督何桂清。他是云南人，据他自己告诉我，十六岁就中了举人。他年纪不到四十，无论体格还是才智，都是本族中极好的样本。一年之后，这可怜的人因为没有守住省城苏州、抵御太平军，被斩了。这两次会晤主要用在吃喝上，没有什么值得记的，只有一件：中国方面请华若翰先生从中斡旋，劝英法两国回上海重开谈判。这番努力——如果确曾做过——是没有效验的。五月中旬前后，联军的联合舰队又泊在大沽沙洲外了。这一回，除了天然的屏障之外，河口还用铁蒺藜和木桩堵死。炮台已经重建，大概有俄国工程师帮着；而且——联军后来吃了苦头才知道——装的是很厉害的炮。

我们在炮台前上岸，迎接我们的是几位不穿官服的官员（官方往来是被禁止的）。他们告知我们：水路一概不通；不过我们若愿由陆路进京，路是通的。英法两国公使执意要溯河而上——虽说他们的前任疏忽了，没有把这项特权写进条约——而且见河口被堵，大为愤慨，便把打开河口的差事交给了他们的海军统领。

六月二十四日午夜，一发炸弹炸断了铁链。炮台上放了一炮，表明岸上已经察觉这一侵犯的举动；随后一切重归沉寂。第二天，人们动手拔除铁桩，也没人过问；岸上活动的迹象少到那个地步，许多人以为炮台已经弃守了。下午三点左右，炮艇开了进去，开炮轰击。顷刻之间，一道连珠的闪电沿着两岸的土垒一路奔过，炮火几乎没有间断地打到天黑。其间何伯将军受了伤，我们勇敢的达底拿准将穿过密集的炮火划过去向他致意。回来的路上，他的舵手被打死，小艇被中国方面一炮打烂。除了这份骨气，他还给了一个实在的同情之证：拖着一队载着五百名突击队员的舢板上去，一面把外交丢到海里，一面高声说：「血浓于水。」

那句话传遍了全世界。没有谁的心比我更真切地应和它。但愿血脉之亲不但能使同族的国家之间打不起仗，还能使两面国旗联起手来，把和平加在其余的人类身上！只是这番冲动虽然高贵，对于打算上北京去的人来说，这一步却算不得高明的策略。

头几炮震动空气时，一只受惊的鸽子落在我们船的索具上，人人看着，都赞它是中立的象征。不用说，等我们的旗帜失了中立，它就飞走了。那番援手来得太晚，起不了作用。突击队上岸时已近日落，等他们穿过隔在他们与炮台之间的那片泥滩，天已黑了。这时他们面前横着一个全然不曾计算在内的障碍——一道又宽又深、满是水的壕沟。没有浮桥也没有船，是过不去的；这一队献身的人站在沟沿上，被城头一排排火枪扫倒——中国人凭着抛上半空的火球照着准头。几分钟里，这支队伍死伤过半，其余的人或奉命或不奉命，深一脚浅一脚地退回船上。凡是勇气所能做的都做了，可这位将军的笨拙使败绩无可避免。一个人把潮水算错到这个地步、把地形弄错到这个地步，除了说他「勇敢」，还能说什么呢？

死伤合计四百六十人；炮艇毫无建树；天一亮又发现十三艘之中有六艘已失去战斗力。这场挫败是彻底的，联军退往南方，准备再来一次战役。英国人处在这种境地，总是可以预言的：他不久便会把破损的船只修好。

战火重燃了，中国人被指为背信致战。可是他们把通往一座条约上并未开放的城市的路堵住，难道有错么？联军公使既然疏忽了没有立约取得这项权利，他们有什么权利指望乘着轮船到天津？他们不但是先开第一炮的进犯者，在整件事情的是非上也显然理亏。

这场战争势必要打完，事情不可能停留在额尔金勋爵所留下的样子上——这是明摆着的；可是万分可惜的是：英国雷霆出鞘的由头，一次是为着索赔被销毁的一种违禁药物，一次是为着中国人对本国人施行就地正法所含的「侮辱」而讨说法，再一次不过是一句字面上的挑剔，末一次则是主张一项谈判者忘了争取的特权。重开战端是通往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而且有理由相信那位蒙古王公和他一党本就有意挑起冲突；可是眼看着较为开明的一方总是站在理亏的一边，实在叫人难过。中国的政治家回顾这一段，会对英国的道义作何评价呢？

写完上面这段以后，我在马姆斯伯里勋爵的《日记》里读到一八五九年九月十六日的一条：「中国来的消息很可悲；若属实，卜鲁斯先生是有过失的。据报中国方面曾通知〔各国使节〕：白河已被堵塞；不过他们若由再北边的另一条路走，是会被接待的。」

硝烟散去以后，华若翰先生便思量自己还有什么路可走。同他的前任不同，他这一次北上是同中国约好的。他来的时候并无交战之事；英法两国若自己要去交战、又打了败仗，那也决不能就此绑着他非跟着走不可。中国人无论指给他哪一条进京的路，他都不反对；而中国人说不定还乐意有一个中立国在场，好显出进攻者的不是。再说，经这场挫败，中立国岂不也可能取得调停者的有利地位？

他这番道理是站得住的；可他是中立的么？他不是已被我们那位准将的举动牵连了么？他自己倒毫无疑虑，写了一件公文，致新任总督恒福——恒福的大营在北边十英里的北塘。我们乘最小的一条船「太湾号」小心翼翼朝那边开去，发现处处水浅，无法靠岸。我便带着公文，同华若翰先生的兄弟和一位见习军官一道，乘舰长的小艇划过去。可小艇划出半英里就搁了浅。我不甘就此罢休，纵身跳进水里，徒步往前走，其余两位跟着。离岸还有一百码光景时，五六个穿便衣的人蹚水迎上来，同时喝住我们不许再走。我们停下等他们过来；我们泥水没腰地同他们交涉，想劝他们准我们上岸把公文面交总督。为首的那人说话不像乡下人，他说：「不行；上岸要送命的。你们说是我们的朋友，可我们怎么知道？实在说，一见你们的船，我们就派人去调鞑靼马队了。他们就要来了。」他说着朝岸上张望，脸上满是焦急。「把公文给我，快回你们船上去。」除了听他的，别无办法；而且他既然那样害怕会出事，我们便在泥水所容许的限度内尽快往回撤。等我们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地爬上小艇时，果然看见一队鞑靼骑兵疾驰到水边。倘若他们撞见我们正要上岸，那么在新近那场恶战所激起的怒火之下，他们无疑会不由分说把我们打死。一面曾在敌人驳船上飘过的旗子，是保不住我们的。

第二天回文来了，请我们公使去会晤。人家指给我们正确的水道，接待的排场也很大：我们从两列执火绳枪的士兵中间走过，那些枪的火绳都点着，只等统领一个手势就朝我们放——这样的防备，在我们同前一任总督会晤时是从来没有过的。

七月十九日我们动身进京，由一队中国官员和兵丁护送；领头的我很高兴地看见是道台崇厚——我上一年同他结识过。同他共事的还有一位姓张的总兵，戴红顶子。这位总兵特意告诉我他是回教徒，并表示他的教同我的教实质上是一回事。

中国的回教徒，对基督徒几乎没有西亚那种自十字军以来世代相传的嫌恶。他们中有些人在伊斯兰兴起之初就由海路进了中国，广州至今还指得出先知一位叔父的墓。不过他们的族群壮大，主要还是靠从土耳其斯坦一点点渗入。最早从土耳其斯坦来的一批人中，有一支是某位皇帝向哈里发曼苏尔雇来助他征吐蕃的援军。他们不像在非洲那样积极布教，虽然靠着不断有人归信，他们的势力从未停止增长；如今总数大概不下一千万。他们主要聚居在云南和西北三省：前者被称作潘泰，后者被称作东干。太平天国以后那段乱世，两处的回民都起来脱离中国的羁轭；可因为彼此不通声气、不相呼应，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生灵涂炭的战事，终被平定。潘泰之败，与其说败于武力，不如说败于反间——平定他们的主要人物马如龙，本身就是回教徒。喀什噶尔的乱党，则是被一套除了中国人谁也想不到的战法制服的：入境的军队每年停下来足够久，种一季庄稼、收一季庄稼。这样费了十年，可耐心到底得胜了。

眼下东干人又反了，大概是受了日本入侵的传闻的鼓舞。他们已经席卷了整个甘肃，正威胁着陕西省城；不过除非俄国的政策认为扶助他们、给他们撑腰有利可图，他们多半站不住脚。据说他们用的是俄国造的来复枪。

注：俄国的政策并不以袒护他们为便，他们的气运已经衰下去了。（一八九六年二月）

总的说来，朝廷待他们是宽大容忍的，军职向他们敞开。有些人还做到很高的文职，虽说在这类位置上他们把自己的宗教收着不露。两江总督马新贻就出身回教人家。他是被一个同教的人为报私仇杀死的。

动身以前，华若翰先生曾禁止他的通事同本地人谈宗教；后来转念一想，又把这道禁令撤了，说他并不愿意在美国人民眼前落个招人痛恨的名声。我对他说，照我的经验，我同中国人谈宗教谈得越放开，他们就显得越友好。把基督教的道理摆出来，从来不曾在任何一处激起骚乱；凡是闹事和暴动，总是同仇外情绪有关，若不是同巫术迷信有关的话。一所盖在高处的住宅，招来的忌恨同一座教堂一样多。

坐骡车走了两天，穿过一片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到了白河边的北塘，在天津上游十英里。这里有船等着我们，其中一条是三层的，由十六个人拉纤，专供公使乘坐。水流很急，我们走得极慢；可怜的纤夫在泥水里吃力地拉着，叫我想起自己在这泥水混杂之物里的那番经历。夜里我们泊船；第二天早上发现有几个纤夫「开了小差」，我们并不觉得意外。这缺额很快就补上了：我们正在上层甲板吃早饭，一群人聚拢来看我们；六个兵一下子扑进人堆，每人抓住一个。这几个倒霉人被揪着辫子拖走，套上了一条船的纤绳——而那船上飘着的，正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旗帜！

我们是皇帝的客人，一应需索都照御赐的排场供给。不但我上文提到的那几位大员要为我们的安全负责，他们随员中还有几位官员专司为使团采办。头一处宿站，他们把我们广东来的买办和厨子叫去，问「夷人」平日吃些什么，好预先传令到前站去办。不料他们发窘了：厨房里的人没有一个会说一句官话。于是他们把我请去，由我在他们同他们自己人之间传译。我们的厨子若识得字，本可以笔谈的——因为中国的文字不像口音那样受方言影响，正如我们的阿拉伯数字一样。

沿途景色是冲积平原上那种单调的样子：庄稼连片，间以树木；直到将近北京，一座山也看不见。可这条河自有它的相貌。高高的堤防，有新有旧，有完好的有溃决的，旁边堆着修堤的料，都在证明这条河的不驯。另一个同样醒目的证据是：两岸村落里除了泥屋别无更好的房子——谁也不肯在随时可能被吞没的地方盖一所好房子。世上再没有比这条通往一座大京城的水路更褴褛的地方了。可百姓看着倒像吃得饱；成群的孩子——将来要去填补中国亿万人口的行列的——看着快活到了极点。他们主要的消遣是脱光衣裳（如果身上有的话），从滑溜的堤坡上出溜下去，末了扑通一声跳进水里；这想必是极有趣的。世上再没有比青春和健康更灵的点金术了。

到通州——京城的港口——走了五天半，水路约一百二十英里。到了那里，又给我们备了车；可在石板大道上，那车实在坐不得。护送我们的官员客气地把自己的马让出来，换坐我们的车；我们就这样到了城门下，这时又被请回车上去坐，好做庄重的入城。

华若翰先生一开头就接受坐车，是失策的。朝鲜的使臣向来是这样走的；可在北京，较高品级的官员是坐轿的，他本该主张享同样的体面。他其实主张过，只是让步于总督的反对——这是他唯一的软弱之处，若不把他默许准将那番举动也算作一件的话。

街上站满了成千上万的人，显然早就占好了位置，等着看被征服的夷人被押着游街。毫无疑问，我们是被说成俘虏的，或者不如说，被说成前来投降的败敌。

我们被安置在一所陈设讲究的房子里，饭食极丰，可看守得像犯人一样。第二天中国的大臣们来拜访：仍旧是桂良和花沙纳，另添了一位薛焕——从前的上海道台，人们疑心我们后来所受的许多屈辱和失望，多半出自他的手笔。我们不许在城里走动，只得到一句安慰：等正事办完，会有官员陪着让我们把什么都看一看。我们也不许去拜访俄国公使——那位大名鼎鼎的伊格纳季耶夫，他就住在离我们寓所不远的俄罗斯馆里，正忙着拿军火和中立去换大片大片的土地。他曾设法在我们还在河上时把一封极热情的欢迎信送到华若翰先生手里；可等一行俄国人——其中无疑有伊格纳季耶夫——来到我们城里的门前，却被我们的看守粗暴地挡了回去，连一张名帖也不许递进来。

我们同中国大臣正式会晤过两次，同那位处处作梗的道台薛焕则有过多次非正式的接谈。头一次在我们的寓所，第二次在皇城北门附近的一座大庙嘉兴寺；去那里的路上，我们瞥见了宫城里那座山，山顶上点缀着好看的亭阁。

据告知，头一件该办的事是觐见皇帝，此后才互换批准的约本。可礼节怎么办呢？人家冷冷地告诉我们：礼只有一种，就是叩头，东方式的伏地大礼。我们公使不肯，于是争论起来，一直拖了两个礼拜；中国方面让到这一步：免去叩头，改行跪礼。华若翰先生答道：「我只向上帝和女人下跪。」桂良便用同耆英一模一样的话回他：「皇帝就等于上帝。」

他们一天又一天在这一点上磨，自然越磨越尖锐、越磨越火热。华若翰先生毫不动摇，还授权我说：他宁可掉脑袋，也不肯把膝盖着地。到后来，人家通知我们说：皇上很想见我们，连跪也不必了；只在我们公使面前设一张围着帷幔的桌子，看上去像是跪着就行。华若翰先生答应了，不过要求把话说明白：他是不跪的。桂良回说：到时候会有两位内臣抓住他的胳膊，口里说着「不跪，不跪」。

我倒觉得：他们与其说是拦着不让他跪，不如说是要把他按跪下去——尤其是薛焕还狡黠地说过一句：「并不要你行什么礼；不过你见了皇帝，敬畏之下自然就会伏下去的。」

华若翰先生对自己意志之坚是有信心的；于是定下日子，要我们出城到圆明园去。钟点到了，礼服换上了，马也牵到门口，那位不祥的前道台却进来说：皇上「一定要行全礼」。皇上已经听说我们在新近那场战事里所扮的角色——借了一条船，还派了二百名海军陆战队上岸！他要我们行叩头礼，以证明我们悔过之诚。

这狡猾的中国人显然指望我们到最后关头会屈服；可华若翰先生的回答，是吩咐我们脱下礼服、把马打发走。前道台悻悻而去。第二天来了一道谕旨，命华若翰先生离京，到海边同总督互换约本。

自从我们在京城头一次相见起，温和的老桂良就摆出一副威吓的口气，全不像他从前的样子。华若翰先生把他这一变归因于身边总有官家的耳目和微服的王公在座，所以他不能不竭力把我们吓得就范。他若归因于自己破坏中立的那件事，倒更近实情——正是那一失慎，把他放到了中国人的手心里。

人家一再对我们说：皇帝很生气。我们知道他性子急、行事专断，有时心里也掠过一个念头：这几副倔强不屈的膝盖，说不定要用脑袋去抵。在这样难堪的处境里，华若翰先生表现出的勇气，足以抵偿他那把自己弄进这场窘境的可疑外交。他拒绝下跪，倒是坐实了中国人在头一次战争中就说过的一个说法：「洋人的膝盖是不能打弯的。」

我们背对着京城离去时的快活，大概不下于当初进城门时。我那时怎能料到：在这座守旧的堡垒里，还给我留着三十一年忙碌而快活的生涯！我离开它时，对它那被人夸耀的煊赫没有一丝幻想。它里头凡有壮丽或秀美的东西，都得去寻才找得着；扑面而来、强加于人一切感官的总印象，是破败与肮脏。城墙是气派的：外城周二十三英里，内城周十四英里；可店铺寒伧，街道虽宽，却脏到极点。房屋没有一所超过一层；临街的死墙，把富贵人家的宅第全遮在视线之外。要描摹它，再没有比《恰尔德·哈洛尔德》里下面这几行更贴切的了；我当时就把它抄进了日记，算作我的第一印象。这几行用在里斯本身上是诽谤，用在北京身上却是实话：

「可是谁一旦踏进这座城——

它远望灿然，仿佛天上之城——

便只好怅然在其中来回游荡，

触目尽是刺人眼目的景象；

茅屋与宫殿，一般地肮脏。

那灰头土脸的居民生于污秽，

无论贵贱，没有一个在意

外衣或衬衫干净与否，

纵然埃及的疫疠加身，也照旧蓬头垢面、安然无恙！」

批准的约本是在我们出发的那个北塘镇上，同总督恒福互换的。仪式完毕，他对华若翰先生说：他有「一名俘虏要释放，是个在那场战事中被擒的美国人，属于去援助英国人的那一队」。华若翰先生再三分辩：我们一炮未放、一人未出。可人就在这里，而且被带出来同我们对质；总督脸上露出一种恶意的快慰，只等我们理屈。那家伙原来是个加拿大人，他承认自称美国人是指望得到好些的待遇。他说他到过美国，可从未宣誓入籍。总督的通事把他的话译成「他虽到过美国，却不属于他们的教」。我把这个错处纠正过来，总督便一定要我把这场会晤的传译一直做到底。我们把那加拿大人接了过来，又转交给英国的海军将领。

这位总督的通事是头一任文惠廉主教的学生，还用了主教的姓。他大声表白自己对基督教何等热心，人又聪明，我曾对他的用处寄予厚望。可这以后不久，他就弃了基督教，娶了两房妻，又做了内地的一个知县。在教会学校的毕业生里，这样的背弃幸而是例外，不是通例。

副通事艾奇逊牧师在我们赴海边的途中去世。他是耶鲁出身，才具在中人以上，只是身子弱、心绪低；用福克斯大夫的话说，他之所以死，是因为他「打定主意不活了」。他躺在骡背驮着的软轿里，独自一人在路上咽了气，随后葬于海中——这奇异地应验了他文稿中留下的一首病态的小诗里所表白的祈愿或预感：

「愿无友朋在侧，替我合上僵住的眼，

也无人俯耳，来听我最后一丝叹息；

愿墓园不是我安息之所，

愿没有圣过的尘土落在我胸前；

我父祖长眠之处，愿我不与同眠；

愿所爱的人不在我坟前哭泣；

愿没有会说话的石碑标出那地方——

在那泥土之下，我的身躯将腐朽。」

把「泥土」换成「波涛」，先知的先见之明再没有比这更准的了。

十三宁波的最后一瞥

一条中国轮船和它的主人、一条烧不起煤的轮船、幕前的角儿

我几次北上，结果是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帝国北部，当作可以效力之地，也把我从宁波身上扯开了。对宁波这座城，我可以老老实实地说一句：「纵有千般不是，我依然爱你。」

注：劳伦斯·奥利芬特一八五九年写道，宁波是「当今对欧洲人开放的各城之中，断然居首的一座。它还以出过中国几位最有本事的学者而著称」。

我在那里度过了精力旺盛的十年——在这样的年纪，心灵最易于接受新景象的印记，各种官能也最宜于学一门外国话。可是我和我妻子都受过疟疾之苦；我们盼着回国一趟之后，能在北方海湾之滨另辟一片天地，那里气候要康健些。

要到上海去，我写信向张斯桂先生求一个舱位；这位本地绅士新近买了一条轮船。他客客气气地回信说：「先生如肯屈就敝船那点简陋的招待，能送先生阖府到上海，鄙人引以为荣。如此办理，鄙人自视为替敝国偿还一份对远方学人应尽的待客之义。」等我要付船资，他不肯收——可见他信末那一句并不是敷衍的客套。

我同张先生本已略有交往，此后相处更密，日久结成多年的交谊。他以读书为业，又生在殷实之家，可以算作中国士人中最好一类的典型：他们通晓古学，却并不因此而对西方的科学生出成见。麦嘉缔大夫的医术曾使他大为动心；他听说西方的药大半是照化学的道理配制的，便请这位大夫教他一点化学，竟真的记满了两大本笔记。三年之后我在上海遇见他，把我所译惠顿《万国公法》的稿本给他看；他一眼就看出这部书的分量——中国既被推到列国之间的新位置上，这部书是少不得的。他还预见到此书会引起国中最高显贵的注意；未经人请，他便写了一篇序，序中所见之透彻，在那个时代是极罕有的。这篇序既给这部书添了翅膀，无疑也多少为他自己开了一道进入外交界的门。他被派为出使日本的副使；回国后授京畿附近一处知府。他的弟弟张廷芳以参赞的身份随中国使团到过美国；此后十多年一直在伦敦使馆里做参赞。我初见这位张先生时，他还年轻英俊——尽管头顶剃着、脑后垂着辫子。他已在科举中取了秀才，若一直照那条老路走下去，高官厚禄是指望得到的。可他看出：新的力量已经登场，旧秩序势必要变。他抛开了吟诗作赋的营生，另辟蹊径，买下了上文所说的那条轮船——这是中国以私人身份做这种冒险的头一人。

他的船在运货上没做多少生意，因为他发现追捕海盗更有赚头；而干这桩刺激的营生，他的活动范围并不限于漫长海岸的某一段。有一回北上巡弋，他驶进了胶州港——那里从没见过轮船。他一上岸，本地的官就把他拿了，险些下狱。那官放了他，却上奏朝廷，把他的顶戴革掉；所依据的并非哪条现行的律例，而是他把一条「火轮船」开进这处安静的海口，惊了百姓。

张先生在宗教的感受上颇为欠缺，可他有足够的常识，看得出民间迷信的荒唐，也看得出基督教传入能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他妻子去世后不久，他满怀悲痛到我家来，说在丧礼上他拒绝依从佛家仪节中很要紧的一项；他说：她那样贤德那样好，把她的魂说成是被两个鬼夹着押往地狱，是对她的凌辱。因此出殡的行列里，那两个鬼的纸像没有出现。他还刊行过一篇文章，论证中国从基督教的传教事业里所得的好处，多过从对外通商所得的。

另一次乘本国人所有的轮船的经历，也值得一提。一八六二年我自美国回来，人在上海，想在北上之前先到宁波去一趟。我搭了一条小轮船，那船刚被宁波人王先生买下；南下途中，我同这位有福的船主结识了。他说：「敝船两天后取道舟山回来。先生若来得及，肯赏光同行，那是再好没有的；若来不及，我们可以等你一两天，先生尽可不必赶。」我留心按时到了；而王先生为着表明他的客气不止于口头，坚决不肯收我的船资。这一趟航程（也是这条小轮船归中国人经营后的头一趟）的收场，滑稽得很。离港五十英里时，轮机手来报：煤不够了。潮水又逆着我们；等进吴淞江时，最后一块煤已经填进了炉膛。轮机手又来问怎么办。「要不要下锚，碰碰运气，看有没有过路的轮船来帮一把？」船主说：「不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谁也说不准。把炮架烧了。」于是把炮卸下来，那几副沉重的木架子送进了火里。半个钟头后，汽压又低了。船主说：「把桌子烧了。」他们当真已经动手拆桌子，这时一条轮船出现在视野里，把我们从窘境中救了出来。自始至终，这位船主镇定自若，像一个望着自家火葬柴堆上火焰的印第安武士。

宁波——我在那里结下了终身的友谊，做了长久的中国学问的学徒，也做出过我最好的一些工作——此后我再没有见过。回头望去，眼光落在几位或多或少有些名望的人身上。

外国侨民中最不寻常的人物，是爱尔德赛女士，一位英国传教士，不隶属于任何差会。她生来有美貌也有家产，却没有嫁人——并非无人求娶，因为大家都知道她至少拒绝过一次。她早年就被传教事业所吸引，可仍旧留在家里侍奉年迈的父亲，直到父亲不再需要她照料；随后她在爪哇住了几年，末了在战争结束时来了中国。

她离家时已不年轻，却学会了读中文，说得也能叫她的学生听懂——生人未必听得懂罢了。

她不惜工本，在城中心租下一所大房子，开了一所女学堂。那是一所模范的学校，只是在这个布道站的历史上办得太早，收不到最好的效果。有三年，应她之请，我在她家里的教堂讲道；这位极出色的女士身子孱弱、时常生病，却精力惊人，这印象至今鲜明地留在我心里。她给中国人——无论信教的还是不信的——留下的印象都极深。不信的那些人坚信：英国既是女人治理的，爱尔德赛女士自然就是被派来治理我们这个外国侨民团体的；他们说，英国领事一向奉她的号令行事。有几回地震把百姓吓着了，他们便把这动静归到爱尔德赛女士的法术上，说是亲眼看见她天不亮就登上城墙，打开一个瓶子——瓶里关着几个厉害的「精灵」，放出来就去摇撼大地的柱子。难怪他们这样想。奇怪的倒是他们没有把她当女巫烧死或砸死。她那些古怪的习惯，确乎透着几分邪门。一年到头，她惯于早上五点在城墙上散步，而且准时得分毫不差，以致冬天里还得由一个仆人提着灯笼在前头引路。她手里提的那只瓶子，装的果真是「厉害的精」——鹿角精，她常用它来治头痛、解秽气。

夏天，她不肯撇下学堂到海边去，便爬到一座高塔的第九层，在那里坐上一下午的漫长时辰，嗅着从海上来的风。这种时候她身边总带着几个学生，所以她的工作一刻也没有停下。她惜时惜到这个地步：吃饭时也叫学生念书给她听。她有一个得意的学生叫三阿凤，是个二十岁的年轻寡妇，出嫁以前就在学堂里。她肤色比她那些姐妹浅些，秀气的脸上笼着一层愁色，说明她所受的苦不同寻常。唉！可像她这样的苦，在中国那种专断的家族制度底下并不少见。她是由父母作主定的亲，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还没出孩提之年，就嫁给了一个从没见过面的人。那年轻人过门不久就死了，她便留在公婆家里，做个使唤丫头兼物件。他们责怪她把晦气带进了家门。其实这过错在那位算命先生身上——他合了两人的八字，断言这门亲事会美满；可是一想到自家儿子是断错了命的牺牲品，他们待她也并不因此宽厚一分。他们决意逼她改嫁，好把这股晦气从家里赶出去，同时把从前送给她父母的彩礼捞回来。可寡妇在中国的婚姻市场上比在别处还更不值钱：人家肯出的彩礼——说白了就是身价银——不合他们的意。他们若不按体面婚配的条件把她卖掉，倒能多得些钱；他们正要这样办，事情传到爱尔德赛女士耳朵里，她为救这可怜的姑娘，便自己做了买主——为着实行英国法律的精神，她违了它的字面。三阿凤后来嫁了一位在乡下堂区任职的本地传道人。我在巡行布道时曾在她家里住过一宿，见她主持一个基督徒家庭那份端庄得体的风度，大为感动。

有许多这样的家庭称爱尔德赛女士为有福的人；我也可以老老实实地说：在为中国出过力的那一长串献身的女子中，我不知道还有比玛丽·安·爱尔德赛更高贵的名字。下面这封三阿凤的信，是用她自己简朴的英文写的，写给她的恩人，时值恩人辞去学堂之职；这是一篇心声，为她们两人都说了话。

「我最亲爱的爱尔德赛女士：求您收下我这一点小礼物；这不过是要表明我记着您待我的恩情。盼望您用它，好叫我知道您喜欢它。这是一只中国的荷包，我想您也许乐意见识见识。

「愿主赐福您的晚年，让您在世的时候，得见千千万万的罪人来仰望神的羔羊，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

「听说您要离开我们，我心里多难过啊！您待我简直就像我的母亲。不，我亲生的母亲待我还不及您的一半。我当时不过是个孤弱的小寡妇，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被抛在这又宽又自私的世界上；可我立刻想起一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那是我十三岁上您嘱咐我记住的。那时我就要离开学堂了〔她是要出嫁了〕。您对我说：『三阿凤，你不会孤单的；你的救主必与你同在。』

「我最亲爱的、属基督的母亲，求您为我祷告，使我在这苦毒罪恶的世上，做主有用的、忠心的、智慧的、谦卑的仆人。等我们不在这世上了，我们必与我们有福的救主同在，在天上安息，永不再分离。

您亲爱的

三阿凤　谨上」

麦嘉缔大夫是这个布道站的开路人，也是长老会差会的创立者。他为人和气，又有才具，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极喜欢他；在中国人中间，他的医名尤高。有个人被他施了白内障手术重见天日，一睁眼便叫道：「我从没想到外国人是这个样子！」——他指的是他的医生。这人瞎了七年，听人说起外国人，总是叫作「红毛」或是「鬼子」。有一天我在旁边帮着给一个人截肢；这位医生系最后一道结扎线时，晕了过去。他的神经太细，受不了这种粗活；很久以前他就不再动刀见血了。有几年他在东京大学任教授；如今在东方待了五十二年之后，他仍旧在日本京城做传教的事。

宁波差会另一位出色的成员是克陛存牧师。他在宁波的纪念碑，是一座由他设计的大砖教堂；而在传教士中间保存他名字的，则是他同裨治文博士合译的一部圣经。

注：裨治文博士是美国对华传教的开路人。一八三〇年由美部会派往广州，他在那里只见到马礼逊博士一人，是英国方面传教运动的唯一代表。他创办了《中国丛报》，这份刊物在使外界了解中国上出力甚多；一八四七年他移居上海，加入一个翻译圣经的委员会。

克陛存是西点出身，同学中有哈勒克、博雷加德和谢尔曼；当宗教信念的重压驱使他投身远东这场属灵的十字军时，他正在美国陆军里任少尉。他若能看透来日的帷幕，会不会作另一种抉择，活下来统率本国的大军，而不是在异乡早早入土呢？

库尔特太太是汉诺威学院院长克罗的女儿，也是我童年的玩伴之一；上天把我们聚到那个遥远的布道站里，是一桩可喜的安排。她丈夫主持差会的印书房，刚开手做事就去世了；她回国以后，在南方对获释黑人的传教事业中居于领袖地位，同时把两个儿子培养成大有作为的人。其中一位做过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校长，如今主持伊利诺伊州的森湖大学。

兰金牧师夫妇开办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至今兴旺。他辛劳了二十年、颇有收成，末了殉职于工场，留下的品格——若我敢把「完美」二字用在属人的事物上——我要说是完美无瑕的。

马丁牧师，我的哥哥，是又一位在海外传教事业中同我共事的人。他长我两岁，于我是「灵魂的一半」。他的身影同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交织在一起。做孩子时我们常拌嘴，有时还打架——我那时还没学到中国那条对家庭和睦极要紧的道理：做弟弟的须始终顺从哥哥。随着年岁增长，我们的情分越发深了。在大学里我们同班上课、同入文学社，而且都堕入情网——不是爱上同一个姑娘，而是爱上一对姐妹。幸而我退了出来，不然我就得不到那位与我相伴终身、于我不止半个灵魂的人了。他做了八年传教工作，因喉疾不得不退休；这病是他从城里讲道回来游泳过河，因用力过猛而咯血，才第一次发觉的。若为传教事业着想，这本可以敷衍成一段漂亮的传奇——一位献身的传教士为传福音，每天冒着性命之险泅渡一条河！可我宁愿冒着把这幅画毁掉的风险，也不能不照实说：那里本有渡船，他下水不过是少年时养成的水性使然。他所作的赞美诗，至今仍在那一带的本地教会里传唱；那些教会讲坛上的牧师，大半出自他所主持的一所教会学堂。杭州的书院自认是那所学堂的后身，而那学堂最初是祎理哲牧师开办的。

同我最亲密的同工之一是倪维思博士，他晚年在芝罘。他是头一个在省城杭州立住脚的传教士——除非包尔腾主教要来争这份荣誉；他也是头几个在山东开垦的人之一，而那里后来的收成何等丰厚。他那使徒般的劳绩究竟有多大，只有末日算账的那一天才能显明。除了建立教会，他还以移植美国几种最好的果树显出他的开阔与进取，这些果树后来大大造福了当地百姓。他的夫人尚在，正为他作传，是位了不起的女子。她初入传教工场不久，因眼看要垮，不得不回国。她丈夫提出陪她同去。我当时在场，听见她回答：「万万不可；我宁死也不肯把你从你的工作上拉走。」

她看着那样孱弱，前头却还有将近四十年的海外岁月；这些年里，她除了别的事工之外，还出了很大的力，把我们的教会音乐在中国生根。她自己那副甜美的歌喉早已失去了，可她所训练的几百个嗓子，仍旧在继续着歌唱的事奉。

注：那部传记由弗莱明·瑞维尔公司出版，序是我写的。

至于禄赐悦理主教和哥伯播义、高富两位先生——组成英国圣公会差会的极出色的三人——我前面已经说过。继他们而起的慕氏兄弟两位（其中一位是主教）是无愧的后继者；这五位都是牛津、剑桥和都柏林的毕业生。

美国浸礼会差会里有三位有名的人：高德牧师，一位圣经的译者；玛高温大夫，一位见识非凡的医生；还有罗尔梯牧师——他虽是好学者、好讲道人、好领事，却同亨利八世一样，最为人所知的还是他妻子的数目。

末了我要说两个名字，比前面所有的都更显赫——赫德和戴德生。前者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通事，开花结果成了那位以「大总税务司」闻名的著名政治家。他的经历在东方西方都无可比拟，等说到北京时还要再提。后者所统率的人数相当，权柄也同样地独断，他是新教传教事业中的罗耀拉。我初见他时，他还是个沉浸在宗教梦想里的神秘主义者，等着自己的事工被启示出来——不是闲着，而是没有方向。手里有钱时，他都拿去周济穷苦的中国人，随后自己陷入窘境。等到那份天职找上他，它把他变成了一个新人：意志如铁，精力不竭。他有一处错了：他领着信众向祖先崇拜开战，而不是设法把它改良；然而，他创立并主持中国内地会，在传教事业的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

第二部　在华北的生活

十四移居北京

京城陷落、西山的景致、寺庙与僧人

从大沽战败的那一天起，一场风暴就在聚集，注定要落到北京的宫阙上。能把它挡开的只有一件事，而且只有这一件：中国人以宽厚的信任待美国公使，取得他的斡旋，并且拿出诚意来表明他们打算批准那些条约。他们却在罗马燃烧时抚琴弄弦，为一套荒唐礼节的枝节争执不休，把机会错过了。他们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屈辱，正好让英法两国公使看清：他们若也到了京里，等着他们的是什么；也使联军确信：这场决裂是预谋好的。

一八六〇年八月，北塘那几座薄弱的堡垒未放一枪就被拿下——中国人或者以为浅滩会使人无法在那里登陆，或者以为联军会蠢到把上一年的战法照搬一遍。行军十英里，联军便到了白河口那几座大炮台的背后。那些炮台正面固然攻不破，向陆的一面却不那么坚固，不久就落到了进攻者手里——尽管守御之勇，连当时统率英军一个师的沃尔斯利上校（如今的勋爵）都为之赞叹。

天津不战而下。可怜的老桂良又一次登场——他的主子以为可以哄着胜利者把海光寺那出戏和上一年那场徒劳的商谈重演一遍。这一回联军自觉兵力足以直趋京城，外交便被一把推开了。中国人两次列阵抵抗，两次被打散；而联军以两万之众，对的是步骑无数的大军。这仍旧是纪律对人数的老故事。在其中一场战地附近的一家客栈墙上，我见到一首讥刺那位鞑靼将军的中国打油诗，末了两句是：

打一阵，逃一阵；

究竟是打仗，还是唱戏？

另一场仗打在北京附近运河上的一座桥边，那地名后来成了一位公爵的封号——八里桥；十年之后，这位公爵在巴黎保卫战中露过面。

头一仗以前，中国方面的大臣曾派人来议，想止住大军前进、商定和议的条件。巴夏礼领事带着二十来名官兵，打着休战的白旗去会这些大臣。他发觉中国人正在设伏，便设法把这消息报给英国将军；可等他求一张通行证要回英军那里去时（仗已经打起来了），他和他那一行人就都被拿住了。中国统帅——蒙古王公僧格林沁——一想到挑起这场战争的人落到自己手里，喜出望外，劈头一顿痛骂，把他单独关押起来。同他关在一处的只有一个伴，就是洛奇先生（如今的亨利爵士，好望角总督）；他那些同伴则被押往圆明园，手脚捆缚，被撂在那里活活折磨死。皇帝听说自己的军队败了，便逃往长城外的热河。

京城仍旧守着，守城的人仗恃城墙之固——那墙高四五十英尺，厚也几乎相当，若守得得法，确是一道可畏的工事。皇帝逃离的那座圆明园就暴露得多：它周围六英里，自成一座城，却没有设防，因此轻易被取，虽说一小队太监曾英勇抵抗。那几具英国士兵的尸首被发现了——他们是背信与残忍的不幸牺牲品——全军为之激愤；额尔金勋爵于是下令焚毁圆明园。照国际惯例，这样做是不被允许的；可他觉得，对一个全不顾文明战争法度的民族，他尽可以这样办。当时任额尔金勋爵汉文参赞的威妥玛爵士后来告诉我：这样做与其说是为报复，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人道的用心——要打击朝廷而不毁百姓，因为圆明园在城门外七英里处。它焚烧的烟三天里直上云天，被西北风一吹，像一块柩衣罩在这骄傲的京城上头，把城中的官员吓住了，于是在预定轰城的时刻之前半个钟头，他们开了城门。

恒祺——他做过广州的粤海关监督，后来入总理衙门为大臣——曾照应巴夏礼和洛奇，并促成了他们的释放。劝动那些武职官员开城门的功劳也归他：他向他们保证，胜利者会守信不屠城。城里百姓吓得瘫软，只等着死与被劫；圆明园的劫掠与焚烧，更不足以安他们的心。

一位姓刘的老满洲官告诉我：军队要进城的那一天，他把门闩死，把一家人聚到身边，痛饮了一场，好给自己壮胆去做他已经决意要做的可怕之事——把妇孺推进井里，然后自己也跳下去。许多人家都做了同样惨烈的献祭的准备；可这时有人挨家挨户传话，高喊着：「不要怕；英国人已经进城了，并不害人。」

皇帝的一位兄弟恭亲王出面担任全权大臣，同交战两国各签了一纸和约；几天之后，这支拿着不可抵御的武器的蛮夷之师便向海边开拔了。京城里只留下一个英国人——阿德金斯先生，后来做了领事，我在宁波就认得他，那时他还是见习通事。他有胆量在一座已被指定作英国公使住所的王府里过了一冬。「城下之盟，国之大耻」，这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句格言。我常听人引它，还添上一句：「何况城内之盟！」意思是：中国一旦有力量，便要把当时所订的约反悔掉。一个民族的命运有时系于何等纤细的一根线上，这里有一个很奇特的例证：咸丰弃京之后，联军曾认真掂量过一个问题——究竟是把这个帝国重新扶起来，还是索性到南京去同叛军首领谈判。

其实还有第三条路；他们即便想到了，也被彼此的猜忌或想象中的难处吓住了。中国有一则故事：两个朋友在路上看见一块金子，谁也不肯先去拾起来占这个便宜，于是走了过去。我们那两位公使大概同样地不贪；可是今天若换了同样两国的代表处在同样的境地，有谁以为他们会让那块金子留在原处？他们岂不是要取走它——哪怕别无理由，也要防它落到别国手里？

额尔金勋爵虽有过人的才智和很高的教养，却出奇地不适于应付对华战争中层出不穷的那些特殊难题。广州总督被擒之后，那里的巡抚和官员们巴不得能在英国权柄之下继续行使职权；如今京城既下、御座实际上已空，全国的官员岂不是也都乐意照办？他起初有力量开放天津时没有开——我前面说过，这是个显眼的失着；而当他把京城握在手里时，没有照欧洲的原则把这个帝国重新组织起来，同样是个失着。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在广州城下写的一封私信里，他描述了百姓的勤劳与平原的丰饶，又望向远处那些使他想起「苏格兰高地石南坡」的山，随后添上一句：「我痛心地想起那些人——他们为着最自私的目的，正把这古老的文明踏在脚下。」一个神经更硬、感伤更少的人，一旦做了北京的主人，也许会想到拿更好的东西去替换那「古老的文明」。

这些事的消息传到我耳中时，我正在国内休假；一八六二年我回到中国，打算在北京开辟一处布道站。我因克陛存博士去世——他主持我们差会印书房的编务——被留在上海，便用一部分时间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这部书后来对两个帝国、也对我自己的一生，都产生了一些影响。这样一部书的缺乏，很早就逼着我留意；我本打算用瓦特尔的书作底本，华若翰先生却推荐惠顿，说他更近于今日而权威相当。

第二年春天，我写信给我们驻北京的公使蒲安臣阁下，提出把这部译稿完成，供中国政府使用。他大加鼓励，答应帮我把它送到官员面前；六月里我便搭船北上。在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一八五八年初见他，第二年他做我们从海边到京城、再从京城回海边那一路的护送长官，交情便深了些。他翻看惠顿的稿本，觉得它正合中国在新的邦交中的需要，答应为此事写信给文祥——总理衙门（即外务的衙门）的领班大臣；那衙门是新设的，由恭亲王主持。

我把家眷留在海口，自己上京去。到了那里，我发现卫三畏博士在城里，而美国公使在城西十二英里的山中。蒲安臣先生那时正当壮年，中等身材，体格壮实，宽阔的额上印着才智，嘴角荡漾着一丝诙谐，整个人的气象既动人又令人难忘。他和他那位可爱的夫人待我如旧友，一定要我住在他们那里，不许我回城去。他们住在三山庵——这名字被人巧妙地译作「特里蒙特堂」，好让他们不忘波士顿；三十三年以来，这座庵一直是美国公使馆消夏之所。英国公使卜鲁斯爵士住在近旁的灵光寺，那里的好处是一座漂亮的塔，和一股从悬崖底下涌出的甘美泉水。我见到卜鲁斯爵士时，他正坐在一顶纱帐里，被一大队蚊子围攻。我在山中的头一夜，用的就是他给的一顶帐子。

下午，蒲安臣提议到俯瞰这几座寺庙的一处石岭上去走走。他同卜鲁斯在前头领路，我扶着蒲安臣夫人攀那段陡坡。到了顶上，又有两三个年轻人加入，其中一位是俄国的代办。蒲安臣忽然登上一块石头，发表演说，历数布鲁斯家历代的功业——从班诺克本的布鲁斯，一直数到印度总督额尔金和他这位驻华公使的兄弟——末了，把这块大胆突出的岩岬命名为「卜鲁斯峰」。我们欢呼着把帽子抛向空中；恰好一片过云洒下几滴雨来，这场命名礼便算圆满了。

卜鲁斯不善辞令，可也结结巴巴地道了谢，并且指着谷头一座更高的峰，给它取名「蒲安臣」。这两座峰在外国人中间至今仍用这两位开路公使的名字，虽说中国人照旧管一座叫「虎头山」，一座叫「青山」。这一带的总名是「八大处」，因为除了上面说的两处之外，还有六座有名的寺院，分布在一条风景秀丽的山峡两侧的显眼处。凡讲北京生活的，若不提一提这几座山——外国侨民夏天就是到这里来避暑的——总不能算完备。

北京正处在两条山脉相接所形成的一条抛物线的焦点上：一条沿着蒙古高原的边缘向东横扫入海，一条界着西部的高地，向南绵延四百英里，直到黄河岸边。这些山覆着草，却没有树——只有几处圣地上栽着些树林；它们一岭一岭地耸起，像绿海的波涛，高到堪称大山的地步，有几座峰高四五千英尺。

京城附近，风景最好的山谷都被选作佛寺；圆明园全盛时它们也跟着兴旺，如今却在破败下去。香火既少，僧人便乐得把那些宽敞的客房租给外国人，添些进项——那些房子本是给本地香客住的，如今用不着了。「长安寺」是这片圣地的门庭。它墙上有一位好诗的游客题了几行，我把它意译如下：

谁到你这长安寺的坛前来，

能不把尘世的家忘怀——

连同它一切的忧劳与愁苦？

你的溪水淙淙，清可见底，

你的山色苍苍如碧；

从这一处可爱的楼头望去，

展开的是一片仙境。

他们幽居在这山谷之中，

仿佛别在一重天地：

不闻战和之事，

也不记年岁之移。

钟声敲过，经也念完，

他们默然静坐。

世上有几人能这样度日——

无所畏，亦无所求？

这些寺庙都占着好景致；当初那些僧人择地苦修，眼光实在不俗。你越往上走，望出去的天地越开阔，直到八处中最高的一处宝珠洞——它庇护了我和我一家十五个夏天。到了这里，视野展开到足以把整片大平原连同远山的边界一齐收进来。北京这座大城连同它闪光的宫殿，是画面中心之所在；而南边的南苑、西北的圆明园、万寿山——太后就在那里退居，身边是极奢华的一班随侍，皇帝每五日去朝见一次，在她脚前行叩头之礼——最后再加上两条河与一片湖，便凑成一幅在秀美与宏阔上都独一无二的全景。这片景致给了诗人皇帝乾隆什么样的感受，有他亲笔的一首诗刻在入口的石上为证：

我何以攀上这烟霭中的高处？

何以来寻这山间的洞府？

我踏着的仿佛是仙家的地面，

不像人间的住处。

我听见林间有异样的声音，

我看见空中有异样的影：

那低语的松是活的琴，

弹琴的是仙人的手。

脚下我看见我的疆土，

像一幅展开的舆图；

头上是一座华盖，

缀满了金色的云。

出自一位戴冠冕的人之手，这已经不坏了——因为诗同高山上的草木一样，到了极高处便要退化。更好的是那些无名诗人的思致；他们偶然题下的句子，我试着收拾成下面这些行：

题宝珠洞

那边石上有一位大君王，

称颂你景致之崇高；

位分低些的诗人们，

也在这里那里涂下他们朴素的韵脚。

一个说：「我举起手来，

便擦着太阳神那金光的冠；

我垂下眼睛望去，

看见的是在长空里翱翔的鹰。」

又一个说：「那一望无际的平原，

左右是数不清的峰峦，

显出这地球之大；

对着这景，我的心胸也开阔了。」

再一个写道：「我那喘息的马，

把我驮到了这山中的佛寺；

当我踏着这令人目眩的高处，

头上有千百个世界在放光。」

汗八里那些闪光的屋顶，

被厚重的城墙围着，

把我游移的目光拉住了——

我俯下身去，数它那一重重宫殿。

那边，在平原的胸怀上，

像一颗宝石闪着一片碧蓝的湖；

两道银线现出两条河，

曲曲折折地向海而去。

在这样一个地方，

景致会引出诗来，又有什么奇怪——

当过路的云绕着这洞府，

把这一片嶙峋的石头都点上了火！

注：汗八里，是北京的鞑靼名字。

中国的佛教在建筑样式上极少独创，一种格局贯穿它的各个等级，只因地势所限或规模大小而略有变化。山门里装点着四尊面目狰狞的巨像——据说真能吓退邪祟——进门是一方石铺的庭院，正面是一列单层的大屋，架在粗大的木柱上，两侧是像翅膀一样伸出去的较低的屋子。这样一进院落之后，又是一进一模一样的，再一进又是一样，往往接连六七进。横向的几座殿里，最高的一座供着「三宝」，即佛家的三位一体，其余的供佛家诸神中位分较低的。两厢的屋子给僧人和庙役住；这片长方或雁行排布之外，另有院落备着待客。

注：佛家的三宝是「佛、法、僧」。这不是三个位格的三位一体，却用三尊像来表示，通常解释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佛。

几乎所有的寺庙山门前都立着两根幡杆。更讲究的还有鼓楼和钟楼，有时还有塔；北京附近的，还备有称作「行宫」的房舍，供皇帝驻跸之用——不过皇上光临的次数，一百年也未必有一回。塔并不是非有不可的附属：有时并无寺庙，它也独自点缀一片风景或占住一处形胜，据说能替四邻挡住邪气。

照道理，这些僧人该是好静的、虔诚的、有德的；事实上大多数却是懒惰、无知、不正的。中国的通俗文学对他们的讥刺毫不留情。他们衰败到这个地步，也不足为奇：他们进庙门并不是出于属灵的感动，而是被收作学一门手艺的徒弟。这门手艺就是唱诵经文，而经文或一部分或全部是他们不懂的语言——因为中国的文字对他们多数人来说，同巴利文一样陌生。仪轨一旦背熟，他们再求上进的动力就很小了。他们的藏书——有些还极多——积满了灰尘，难得拿出来见人；只有几部经卷摆在一个横着的轮盘上，转动它就像转一架念经的机器，被认作是一件功德。所谓「法轮」，正是佛陀教义的譬喻。

僧人的来源主要是贫苦无依的人；不过罪犯躲进庙里避难、并且为这份庇护出重金的事也不罕见——他们剃了头、改了名，要查出来就难了。一般人对这些僧人和他们的信众的看法，有一则人人皆知的中国寓言可以说明：「老鼠对小鼠说：『孩子，别挨近猫。』『为什么呀，妈？』小的问。『它如今修行了：我见它闭着眼睛念经呢。』」宝珠洞有位老僧人温和无害到这个地步，我几乎把他当作德行的模范了；不料有一天，一头牛闯进他的瓜地，把他的德行统统踩进了土里。他一面扔石头，一面骂出一连串肮脏的字眼，听得我耳朵发烧。倘若「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他离自己所装出来的那份圣洁有多远呢！我还听见过另一个僧人咒骂一盏路灯。他喝醉了——这对他是个很糟的辩解；不过我不免疑心他是「恨光，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我固然遇见过一些可以说是明理、虔敬、有规矩的僧人；可对绝大多数说一句「恰恰相反」，并不算是毁谤。

佛家的哲学同斯多葛派一样，其目的在于使灵魂免于受苦，而不在于武装它去同道德上的恶争战。他们的法门是一套修心的功夫，包含一个繁复的形而上体系和一套比较纯正的道德戒律。这套修行不是要把情欲管住，而是要把欲望连根拔掉；因此它的精神不是进取的，而是抑制的。他们的理想是有光而无热，佛就是智慧的极致。倘若他们有一种关于宇宙的构想，那么他们心目中完美的世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太阳远得施不出任何支配的力量，热也少得吹不起一阵风、化不开地面上的冰——总之，是一个凡有害之物都长不起来的世界；不过也不妨添一句：凡美好善良之物，同样长不起来。

十五在北京的最初几年

战祸得免、万国公法的引入、开办学堂、格致上的奇特见解、教会与差会、古怪的教友

我在城里找房子的那个夏天，带着家眷住在西直门外三英里的一座寺里。寺中有一进院子里长着两棵好柏树，被几个正在修缮宫殿的官员看中了。他们要用来做柱子，正要砍倒，僧人便求我从中说情。我为这两棵树求情时，引了一首古诗的开头：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

照字面说，这正相当于「樵夫，且饶了那棵树」。这些官员见一个「夷人」嘴里吐出这样的经典句子，大为动容，答应留下这两棵树；可是几天之后，趁我不在，他们还是派人把树砍了。

秋天，我总算在内城东南角、总理衙门附近觅得了合用的房产，里头有办学堂和礼拜堂的地方。前一位住户是个有四房妻室的官员。我们买得便宜，因为其中一房曾在那里上吊。我认得的一位官员有六房妻室；我没听说她们中有谁自尽，可她们确曾互相揪头发。他说，遇上这种时候，他总是拿唧筒的水管朝她们喷。我们这所房子的地面是砖墁的；木地板在中国北方人看来是闻所未闻的奢侈——他们很有道理，把一小块地板系在自己脚上随身带着，那就是用布压成的厚鞋底。可对我们来说，砖地实在冷得难受；趁人把砖换成木板的工夫，我们住在厢房里——凡像样的住宅，总是配着一对厢房的。

十月里的一天早上，蒲安臣先生进来，他那张平日明朗愉快的脸上写满了凝重。他告诉我们：英国公使同中国政府之间起了严重的争执，公使已经降下旗帜、断绝往来；他还说，我们随时可能在一个钟头之内被迫离开北京。一八五九年正是这位公使重开战端的，而其理由在他许多本国人看来都全然不足。我们如今猜想，他又在找由头再闹一场决裂了。

争执的由头，是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在英国替中国购置的一支七艘炮艇的船队该如何处置。这支船队本是用来对付长江和近海一带的叛军的，可它到得太晚，赶不上那桩差事了——戈登的连捷已经把叛军的势力摧折到这个地步，攻下他们最初也是最后的据点南京，不过是迟早的事。何况就算用得着，也很难在那一带水面上使唤：阿思本准将拒绝听各省官府的调遣，还出示一纸协议，声明凡没有李泰国副署的命令，一概不受约束。

李泰国把这支新军攥在自己手里，这份在中国大臣看来的「僭妄」，惹得他们极为反感。更叫他们不满的是：他们发现自己被加上了每月七万两银子的开销；以他们那时窘迫的财政而论，为这么一支多余的、甚至危险的舰队出这笔钱，简直是重得吓人的苛捐。他们向英国公使陈情，指责李泰国越权，并表示决意把他连同船队一并辞退；卜鲁斯爵士却热烈地袒护李泰国。他们不肯退让，他也不肯答应。这就是「亚罗」号一案的变奏，而且更有酿成一场头等大火的前景。幸而现场有一位和事佬。中国方面把自己的苦衷摆到蒲安臣先生面前；他有手腕也有本事，居然把这场危险挡开了。

文祥郑重地对他说：「与其容人把这支船队硬塞给我们，满洲的朝廷宁可退到长城以外去。」于是他把这问题连同它全部的分量摆到卜鲁斯爵士面前；议了三天，卜鲁斯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将近半夜，他在美国公使馆里来回踱步，忽然说：「那船队走吧。」这一关就此过去了。细节容易安排：船只被送到印度卖掉，而在李泰国离职期间代理其职的赫德先生，被扶正接了他的位置。

遣散这支船队是一步倒退；因为聘用它本来被公正地看作一桩对进步大有希望的举措，它必定会逼出矿务的开办和格致学堂的设立。同时，因为船员和统领都是英国人，它还能使狮子的爪子按住中国的门户。卜鲁斯之所以舍不得放手，不难明白；至于他终于答应放手——纵然蒲安臣的说服之力该记上应有的一份——无疑还是由于他害怕担起再打一场仗的责任。人们一般把他看作好斗爱管闲事的人，其实他生性懒散爱静，很有些见识，对公道的要求也并非漠不关心。

拒绝这支小舰队，不过是若干事例之一，可见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一切器用所抱的心思。在他们眼里，西方文明就等于轮船、电报和铁路。一两年前，一位英国商人在上海到吴淞之间架起了这个帝国的第一条电线，被暴民捣毁——官府是默许的，他们怕英国的权势或影响有任何伸张。又过一两年，一家英国公司凭着一纸修马车轨道的许可，在上海开了第一条铁路。中国官府找不出别的法子制止这项新奇之物，便把这条路连同设备买下来，随即拆毁。然而这一切文明的随身之物，后来都在战争——或已发生的、或迫在眉睫的——的压力之下引进来了。不到十年，中国便耗费巨万购买兵舰，以防日本日渐壮大的海军；她最早的电报架在台湾，为的是迅速传报日本的军事动静；她第一条像样的铁路，即从天津往东北去的那一条，是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计划所引起的一阵惊慌中动工的。凡是自己驾驭不了的新力量，中国人一概不接受；而且不到事势的逻辑逼得他们非接受不可，他们是断不肯接受的。

十一月里，蒲安臣先生把我引荐给总理衙门；衙门里有几位大臣，我在一八五八年议约时就已结识。我把尚未完成的惠顿译稿放在桌上时，中国大臣们大为欣喜，虽然他们对这部书的性质和内容所知极少。文祥问：「里头有没有那『二十四款』？」——他指的是赫德先生替他们选译的若干要紧段落。听我略说了这部书的篇幅与范围，他又添上一句：「日后我们派使臣出洋，这就是我们的准绳。」我说明：译稿尚未完成，不过我打算即刻把它做完。我向他们所求的，不过是派一位称职的官员帮我做最后的校订，然后由公家出钱刊印。「自然，你们要为此给我一枚勋章；别的报酬我一概不要。」到时候他们用实在的差事酬答了我，那比空头的荣誉好得多；而衔名与勋章，他们也并没有忘。

恭亲王派了四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协助我校订，都是文名很高的，其中一位是翰林。校订在总理衙门里进行；经新任总税务司赫德先生的提议，这部书由公家刊印，供政府使用。

赫德先生那份开明的心思，从他先前选译若干段落一事就看得出来，我上面已经提过。我到京不久，他没有见着我就离开了北京，却从天津写信给我，说他得知我打算翻译惠顿，很是高兴，勉励我把这桩事做下去，并且向我保证：总理衙门必定会很好地接受它。

法国代办克士可士吉对我这桩事业的观感，就大不相同了。他对蒲安臣先生说：「这个要把我们欧洲国际法的门道透给中国人的家伙是谁？杀掉他——把他掐死；他要给我们惹出没完没了的麻烦。」卜鲁斯爵士则相反，我同他谈起我的打算时，他表示愿尽力相助。他说：「这部书能叫中国人看见：西方各国自有它们所遵循的『道』，武力并不是它们唯一的法则。这是有好处的。」

这部书很快就在日本翻刻了；那时任驻江户公使的巴夏礼爵士寄给我一部日本的初版本，并对我引进这门学问的努力表示同情。中国人中间对此事的观感也同样各异，有些人看这部书，就像特洛伊人看希腊人的礼物一样满腹狐疑。蒲安臣接受了我把书题献给他，并且以能为国际法之传入中国略尽一份力为荣。

此后，我借学生之力，又给中国人译出了马尔顿的《星轺指掌》、吴尔玺的《公法便览》、步伦的《公法会通》，以及最后——却并非最不重要的——欧洲国际法学会所编的一部战时法手册，即《陆地战例新选》。这些书多半在日本翻印过；据我所知，关于万国公法这一门，此外再没有别的书被译进这两个帝国的文字。

有人或许会把这件事——中国于此门学问同于别的科学一样，全赖从西方输入——看作她落后的凭据。可是一个两千年来没有邻国、只有藩属的帝国，竟没有一种规范平等国家交往的法典的观念，难道值得奇怪么？事实上，在上古她那广袤的疆土被一套实际上各自独立的邦国所分据时，她确曾有过一部粗具规模的法典；那些邦国消灭了，这法典也就废弃了。

我移居北京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办一所学堂，培养传道人、医生和工程师。我曾把这样一所学堂的计划呈给差会总部的书记娄理博士，可除了把那份文稿登在《内外纪事报》上之外，并没有下文。我把这份文稿给赫德先生看，一句请托的话也没有添；不想他提出每年从官款里拨一千五百两，叫我又惊又喜。头一年我用了九百两，第二年六百两，第三年只用五百两，才及所许之数的三分之一——因为难以从好人家招到学生，我便把规模限住了。这桩半途而废的事业最好的成果，是一部讲格致的书。在算学和天文上，两百年里在朝廷供职的耶稣会士做了不少；可在格致这一门上，他们除了传授几条力学的粗浅道理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又怎能多做呢？物理各科，无一不是在他们那个时代以后才诞生或脱胎换骨的。

我头一部公法的课本刚脱手，就着手编一部格致的课本。这书是非有不可的。国家的教育制度多少年来只限于辞章、伦理和政术。最高明的学者也不知道石头为什么落地、水为什么能被唧筒提上来，正如牛顿和托里拆利以前的欧洲学者一样。在他们看来，「轻」同「重」一样是一种实在的力；「冷」和「暗」同「光」和「热」一样也是。一切现象他们都能一口气解释掉，用的是「阴阳交感」——这个套语用来遮掩无知，同我们这边流行的许多说法一样管用。他们的化学还没有从炼丹术的蛹里脱出来。他们数的是五行，不是我们古时的四元素——添了一个「金」，又用「木」顶了「气」的缺；「气」被略去了，因为它太稀微，不合他们关于「实质」的观念。

要说明哲理、宗教、政治上种种谬误如何都躲在这「阴阳」和「五行」后头，那得写一整本书。就连盖房子、开矿、修路这类实际的事，也受一门叫作「风水」的伪科学的规矩支配。谁能撼动这几根柱子，谁就能把整座迷信的大厦推倒。做这件事的不能是瞎了眼的参孙，只能是睁着眼睛的科学。因此我格外看重科学教育，也因此我把工夫花在一部格致课本上。它费了我两年的功夫；经赫德先生——这书是题献给他的——申请，由公家出钱刊印，共七小卷，最后一卷讲化学的粗浅道理——在此以前，「化学」连个名目也没有。三十年过去，这部书还没有被取代，近来又出了修订版。在同一路上，我后来又编了一部篇幅相当的书，讲算学在格致上的应用。我这部《格物入门》还有幸呈到御前，并且特印过一种御览本——为圣目所需的十部，是用黄缎装订的。它也在日本翻印过，还添了注解。

在照管学堂、尤其在主持两处礼拜堂的事上，曹先生给了我很得力的襄助。他是位可敬的传道人（未受按立），当年在宁波教我官话时归了主。他的诚实与不欺在他的同族中是少有的，只是有一样毛病：贪杯，常为此惹祸。他还动辄发怒，那怒气正应了「短暂的疯狂」这句定义。有一个礼拜天早上，我听见学堂里闹得厉害，跑进去一看：最大的一个学生缩在墙角痛哭，曹先生——他那时兼着教习——举着棍子立在他跟前，脸上冒火，肚里无疑也有火酒。他解释说，他查出这孩子在街上买了一块饼；我便说：他要表明自己热心守主日，本可以找个更好的法子；「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而这样一场暴怒，比买一块饼或掐一个麦穗的过失还要重些。

当时有好几处新教差会在做事，不过他们多半是在小巷小胡同里开礼拜堂，不在大街上。文祥是北京最有势力的人，常被人称作宰相；他听说礼拜堂里人山人海，颇为不安，怕闹出乱子。他特意约我去见他，托我给别的传教士带一个话，劝他们小心从事，不要招惹反对，把行事略藏一藏。这样一来，百姓就会渐渐看惯外国人、听惯他们讲道；到那时便没有危险了。我如实地把他的劝告转达了——那劝告是稳妥的，用意也是好的；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我在靠近一座城门的大街上为礼拜堂觅得一处好地方。与此同时，我组织起一个小小的教会，会众之杂，同亚杜兰洞里的那一群不相上下。他们来求入教，动机五花八门，就是没有那个正当的。他们多半穷得可怜，可就身份门第而论，又都很体面。最早的一位——他去世很早——曾在喀什噶尔一带做过颇有名望的武官。又一位也很快去世了，他自称同一位已故的总督是近亲。我看着他们死去，心里颇为宽慰：我觉得他们从此再不会退后了。

那位总督的本家去世时，我看见一位上了年纪的教友在棺材抬出礼拜堂时哭泣。我问：「死者是你的朋友还是亲戚？」老人答道：「都不是。」「那你哭什么？」他说：「我哭是想到：将来我死了，可没有这么好的一口棺材。」明恩溥先生会把这叫作中国人身上那种典型的「不为人着想」；不过我们不该拿一个孤例做太多文章。

注：明恩溥著有《中国人的气质》（弗莱明·瑞维尔公司出版）。

有一位从前做过官的人，是宾惠廉牧师推荐来受洗的；宾惠廉像圣保罗一样，觉得自己蒙召是去传道，不是去施洗。这人说：「我向来喜欢你们外国人。」

我问：「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经手办过不少接待外国使团的差事。」

「比方说哪一国？」

「哈密；我因为待他们好，还吃过亏。」

哈密不过是土耳其斯坦边上一个小小的回教藩部。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外国」。他因之吃亏的那份「好」，其实是中饱。有一天他在我这里候着见我，忽然跪下，像是在默祷；他还特意不去「关上门」，因为知道我就要来。起身之后，他向我借五十两银子；被我拒绝，便去报复，试着把羊群统统赶出栏去。他把从前禁教的旧上谕拿给教友们看，有几个人吓得不轻。

我们最有指望的一位教友，是个天资好、学问也好的年轻人，他父亲做过驻藏大臣。这可怜的人终于死在鸦片手里。在北京，多数传教士起初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然而，尽管来求入教的尽是些薪俸微薄的官吏和挨饿的闲员，各教会在人品上和人数上都一样地长进了。

宾惠廉牧师没有固定的驻地，在北京住过几年。他住在我们家附近，租一间小屋，每月四角钱；伙食每天限在五分钱以内。他常来我的礼拜堂，每礼拜到我们家吃一顿好的。他才具过于识见，四处漂泊，把精力耗散了——不过也得承认，他在某些地方做成了许多好事，尤其是在激发传教士群体的属灵生命上。他周济人极慷慨，自奉却苦得像个隐修士；他在牛庄去世时，医生断定他是吃得太差死的。在传教士的圣徒名册上，他是头几位。

多数差会大概因为中国话难学，留心派到中国来的都是才学都过得去的人；而他们委以在京城创立差会之责的那几位，更是远在中人之上。一八六三年以后到的且不去说，英国圣公会差会的包尔腾和美国圣公会的施约瑟，后来都被擢为主教，而且两位都证明了自己无愧于这份尊位。伦敦会的艾约瑟和美部会的白汉理，则是不戴主教冠的主教：前者以汉学名家，后者以天性、恩典与教养合成一个模范传教士而著称。

论舍己的勇毅，下面这件事值得记下来。白汉理夫人已从上海被送回国，好把她从早亡的边缘拉回来。她丈夫独守他那寂寞的岗位四年，直到被这里的水土之疾逼得不能不回国。到了横滨，他听说北京已下、天津开埠，便掉头舍下妻子儿女以及故乡种种诱人的景象，到华北来求他健康所需的换地之益，并在海口和京城各创立了一处差会；直到五年之后，健康又一次逼得他非走不可，他才重新启程回国。

一八六八年，我受聘为新设的京师同文馆的万国公法教习，便把差会的事务交到别人手里，回国去为就任教席先做一番专门的准备。赫德先生一封信催快了我回中国的行程：信中说中国当局对同文馆的成效不满意，实在说，它很可能要被解散。我回信说：这前景并不叫我灰心——它即便熄灭了，也还可以再点起来；「即便化到了零点，也还可以积分还原，恢复它全部的值」。

十六长城与北京的圣地

天坛、喇嘛庙、宫苑中的桥、清真寺与楼、黄寺、北京的大钟、明陵、汤山温泉、居庸关与长城、中国史略、皇太后

住在一处的人，本不必急着去看本地的名胜；除非像在北京这样，有把戏台关掉的危险。从前向天下人敞开的那些珍奇去处，如今再也进不去了。御用的坛庙和御用的苑囿从公众眼前收了回去，弄得这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费事一游的东西了。这并不是因为朝廷变得不宽大，而是因为一八六〇年那场崩溃之后的头些年里正值幼主在位，谁也不觉得有必要把旧时的禁例恢复起来。等到皇帝亲政、照例要到这些地方去行礼时，便是把其余的人类关在门外的信号了。研究比较宗教的人纵然参拜过别的信仰的圣地，如今也再不能进天坛了——那里所行的，是今日地面上尚存的最古老的一套礼仪。太阳一路巡行，所照见的人手所造之物，没有一样在意蕴上比北京这座「天之祭坛」更崇高。数亩打磨过的白石，四面拾级而上，最后收在一座圆形的坛上，而它的顶盖就是苍穹。在那里受敬拜的神明是宇宙的主宰，主祭的祭司则是这个帝国的君主。他像古时的麦基洗德一样，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替他的百姓向上帝代求，又献一头牛作燔祭，以承认自己的权柄是受托而来的。比起这一份出自更纯洁信仰的可敬遗存，佛与道的崇拜简直是昨天的事——这份遗存在中国身后有四十个世纪的记载。

著名的传教士理雅各博士登上这座坛的台阶之前，听见一个微小的声音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别人若肯留心，也未尝听不见。英国公使馆里的学生就没有这份敬意，多年来惯在坛周围的树林里打板球；那片树林极大，在祭坛同闹市之间隔出一条寂静的带子。

同样看不见的还有先农坛。皇帝在那里追念那位教人类从土里取食、从而破了野蛮之咒的人；也在那里以扮作耕夫的样子向农事致敬。

城的另一边，照中国人讲对称的观念，立着一座祭地母的坛；它是方的，因为地有四角。

比较不值得惋惜的，是雍和宫的关闭。从前我们那位研究比较宗教的人尽可以在那里拿皮尺去量那尊大佛，看它在神明的尺度上占第几等；有时还能瞥见一位活佛，听一听用藏语唱诵的连祷。这里有一千二百个懒惰的僧人，肮脏而堕落，住在一座王府里——那位王爷登了大宝，便把自己的府邸给了他们，并且下令由他出钱供养他们。这些以克己为第一戒的出家人贪心到这个地步，掏人腰包的手法又拙劣到这个地步，以致来客离开时总深信自己进的不是祈祷之所，而是掉进了贼窝。

比上述这些更可惜的（第一处除外），是城中宫苑里的那座玉石桥，以及城外御园里的万寿山。从前者望去，游人一眼可以收尽一片奇美的景致——两片「海」，岸边缀着东方建筑最轻盈的形体。从后者望下去，是一片可爱的湖；四顾则是被英法两国的报复毁掉的华屋废墟。在这两处风景绝佳的地方，慈禧太后各为自己修了宫殿。为着成全她要清静的心愿，一条中间的通衢被封了，这一边的百姓要到那一边去，得绕半个城。莲花只为她开；塔与亭也只为她在平静的水里照影。最好的景致从京城的地图上抹掉了，于她有什么相干？失望的游客走时叹息自己生得太晚——或者也许太早，比如说，早了那么一点点，没赶上像英国那样把寺院和宫殿向公众开放的章程——于她又有什么相干？

连城墙也时时被禁。有一回我听见一位中国大臣对蒲安臣先生大发议论，说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如何变了。他说：「从前你们外国人受压制，如今你们享的特权比本地人还多。比方说，女人是不许在城墙上走的；可我们知道，你们到哪里，你们的太太就非跟到哪里。你们的女眷把城墙当作散步的去处，我们一句话也不说。」

恒祺在世时，上城墙不成问题；可等这个管城的次官换了别人，各处岗房便贴出一道告示：「近有外国人在城墙上行走，窥察城中地势，此事断不可准。」这在我读来很不受用；可在多数外国人眼里，它什么也不算；而在守兵眼里，它不过意味着开城墙梯门时可以多要一点赏钱罢了。

宫苑西南角附近立着一座有名的清真寺，如今已在破败；街对面，高出宫墙的，是一座楼的黄瓦顶——它在盛时想必是极华美的。这两处被一则民间传说连在一起；我在这里把它写成韵语。那座楼的名字叫「望家楼」，还有一群至今仍说突厥话的信徒——他们是随那位回部公主前来的侍从的后裔——都可以作这传说大体属实的凭据。事情出在乾隆年间，即公元一七三六年以后。

君王西征归来，

把新得的珍宝夸耀在凯旋的行列里；

最艳最亮的一个——这是人人一望便知的，

众口称羡的，是那位少女阿尔曼娜。

她的眼睛透着破晓般柔和的光；

她脸上的红晕——胜过桃花的艳；

她一动是风致，一静也是风致；

她的颜色盖过雪里的百合。

让贵妇们妒死，让君王倾倒吧，

可美丽的阿尔曼娜暗自愁苦——

那蛀空香花之心的虫，

眼光锐利的君王很快便猜着了。

满目的偶像叫她生厌，

满耳的拜偶像之声叫她发聋；

没有一张亲人的脸叫她欢喜，

没有一座真主的坛叫她心安。

他便造起一座华美非凡的高楼，

俯临着一座信徒的清真寺；

配着波斯式样的园子与台，

配着喷泉、流水和荫凉的池。

「可爱的阿尔曼娜，我眼中的骄傲，

在这里迎你的族人，叫他们不再离去；

你不再是异乡人，把你的叹息丢开吧；

因为你的神的殿，就是你心的家。」

阿尔曼娜抬起脸来，满面喜色；

从那一天起，再没有谁比她更有福——

她回到了她的神那里，也回到了她的族人中间，

这位西方来的少女，阿尔曼娜。

孔庙我们就不停下来看了，因为我们打算专程到那位圣人墓旁更有名的庙里去朝拜一趟。不过北京的孔庙有一处值得一提的附属，就是古老的「国子监」，我们不妨顺路看一看。这所学府里并不讲学；它的职分是登记应科举的士子，并登录中式的人。它的庭院里密布着石柱，被苍老的柏树荫着，看去像一片墓地。柱上刻着考取第三等、也就是最高一等功名的人的名字，这名单可以上溯六百年。隔壁一进院子里立着「石经堂」，所以得名，是因为它宽敞的廊下立着一百七十根石柱，上面刻着十三经的经文——看样子是防着再出一个焚书的人。皇帝一朝之中至少要到这堂里来一次，听人讲一讲他这个位分上的本分。

幸而长城还没有被禁，虽然若要禁也很有理由；游人至今还从那里带走纪念品——不是约翰逊博士所说的他见过的蜗牛壳，而是一百磅重的样砖。我们去看长城时，把铺盖装在车上，从城门外雇了驴——这牲口在城里是被人瞧不起的，在乡下路上却少它不得。西北三十英里的南口，本来一天就能到，只因我们离开大路去看了好些有趣的去处——黄寺、大钟、温泉和明陵。

黄寺离城壕不远，是一座极大的喇嘛庙；不过它同上面说的那座大的不同，除了一座纪念活佛圆寂的白石塔之外，没有什么可看的。这位圣者的尊位仅次于达赖喇嘛，应乾隆皇帝之邀从西藏来，死于天花。塔基四周围着一圈浅浮雕，画着这位圣者的降生、圆寂和修行中的种种磨难。蒙古人对它极为崇敬，到了总要叩头，还把手帕挂在上面，表示有所祈求或有所许愿——其实塔下所覆的不过是这位圣者遗下的衣钵，他的遗体早已运回西藏去了。

喇嘛的宗教是佛教的一种败坏了的支派，流行于西藏和蒙古。它的主要教义是：佛家的神明会转生在那些注定要执掌教权或俗权的人身上——这是正统佛教所不知道的。既然他们的祷告是靠机器做的，风转水转同手转一样算数，你大概很难指望它能生出什么好影响；然而它似乎确实使蒙古人比成吉思汗那些嗜血的部众少了几分野蛮，虽然它并没有使他们变得洁身、干净或诚实。

再往前四五英里的大钟，是世上的奇观之一。它是约五百年前奉永乐之命铸的——永乐是头一位定都北京的汉人皇帝；钟重五十三吨半，里里外外都刻满了佛经的章句。为什么要在这里铸它，又为什么让它一直隐在僻处，只怕要懂星命之学才解得开。不过天地之间还有一口更大的钟，就是莫斯科那一口，重八十吨——这件事或许能叫某些基督徒的自尊心受用些。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身上连着一则动人的传说，我把它译在下面：

像蜜蜂垒起它的蜡房，

那口巨钟的模子也这样垒起；

经师傅巧手雕、压、磨得停停当当。

他已经两次白费了数年之功；

如今他怀着忧惧等着，

等吉星会合的那一刻，

好下他最后一道号令。

一位可爱的姑娘坐在他身旁——

她是母亲的欢喜，父亲的骄傲；

他指望有一天看她做了

某位贵人长子的新妇。

当那大锅在吊架上晃动时，

姑娘纵身跳进它的口里，

同时把自己一只小鞋向后抛出——

那桩艰难的工程就此成了。

为救她父亲免于失败之辱，

为替她父亲挣一个不朽之名，

她把自己淹没在那片火海里；

可那口钟留住了她的魂。

因为如今那大钟浑厚的声音里，

低低地混着一声哀怨的呻吟——

她在讨那只向后抛出的鞋，

她的声音还在那里。

注：她喊的是「鞋」。

在群山环抱、形如一座大剧场的地方——人们以为这样的地形能把一切吉气聚到一个焦点上——安放着汉人最后一朝十三位皇帝的遗骸。头一位是永乐，他重建并装点了这座京城；末一位是崇祯，他在京城落入一个叛贼手里时自缢而死。灭掉这一朝的是李闯，不是满洲人；满洲人是被召来替它报仇的，却自己坐上了空出来的宝座。因此，这片高贵的陵园受到恭敬的看护，并派了一位据说是前朝皇室后裔的官员专司祭祀之职。也因此，他们这处安息之所的大门——如今他们广大疆土所仅余的一点——上头题着乾隆皇帝手笔的一篇哀辞。

通往各陵的路，夹在一排排人兽的巨像之间。永乐——头一位把京城迁到北方的——那一座远比别的宏伟，无论就规模还是就气象的严整而言，都令人肃然。若用近处山里采的石头去造，花费本可以省得多；可当时觉得非从暹罗运柚木来不可，正如所罗门从黎巴嫩运香柏一样。这座木构的建筑已经历了五百年的风雨，看样子再顶一千年也未必倒。

汤山温泉给一处皇家园囿定了名也定了址。它的房舍上看不出哥特人或汪达尔人的痕迹，却因纯粹的荒废而破败到不可收拾。那泉是地层的一道裂口，涌出几乎滚沸的水，若善加蓄用，够供半个北京之需。因为无人经营，它白白流进一座荒园的湖渠里去了。

在南口住了一夜，我们用一天工夫探这道关。有三处地方，人力加强了造化所设的天险：即相距十三英里的两处关口，以及中间那一处——那里除了城门和城墙之外，还有一通有名的题刻，用六种文字写成，其中有几种已同赫梯文一样是死文字了。

只有到了远端的关口，我们才看得见真正所谓的长城；而且所见的也不过是它的一个转角或一个环——那道墙沿蒙古高原绵延一千五百五十英里，是中国本部的界限。它攀着悬崖而上，那份大胆已经很可观；可当你想到它自沙之海一直伸到盐之海时，它就崇高起来了。不过有些地段，它不过缩成一道土埂而已。

这道关是山脉断裂而成，又被一条小河冲刷得宽阔了些，颇像我们西部铁路沿线所见的那些峡谷；长草的坡随着河流曲折，上面点缀着放牧的羊群，白得像雪。

我们信步走着，眼睛盯着这片静美的景致；一位好心的本地人停下来同我们招呼，临走还骑在驴上添了一句：「这儿没什么可看的；再往前走一点，倒能看场露天戏，听一段说书。」

要研究埃及的历史，人该站到金字塔顶上去。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再没有比长城之巅更好的观察点了。它建在早期传说那片朦胧和我们这个躁动时代的中间，把整幅流动的全景都收在眼底。它大到在地球表面上自成一处地理形胜；可它对我们的要紧处，与其说在它的体量，不如说在它的年代。下面我们要着重看的正是这个年代；不过站在这处高地上，我们也不妨前后各望几眼，但愿能把中国历史的那种一贯性传达出一点朦胧的印象。

亚历山大扫平西亚这盘棋、把它众多的民族并成一个帝国之后不久，筑长城的秦始皇也为东亚各邦做了同样的事。这些邦国构成中国这个帝国；这个国家在那样早的时代，就把波斯的富庶同希腊的文教合在了一处。它们名义上归一个王室统辖，实际上已有好几百年各自独立，自行调处彼此的关系、自行兴灭国之战，那位无权的共主从不干预。筑长城的人之前有三个长久的朝代，即：夏，公元前二二〇五至前一七六六年；商，公元前一七六六至前一一二二年；周，公元前一一二二至前二五五年。

越过头一个朝代望回去，我们看见历史之晨那一片金色的光辉。在它那令人目眩的薄雾里，我们辨得出两个身影，中国人一致奉为人君的典范。他们是尧和舜，可算这个初兴之国的努马·庞皮利乌斯和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那个原初社会的质朴，是公私一切德行的母亲。在国事上，尧立下了一位不私天下的君主的榜样；在家事上，舜是孝子的极则。

尧认定人君是为百姓而设的，又自知年老力衰，便立舜为嗣——因为他自己的儿子不配承位。舜出于同样的理由立禹。禹（即大禹）虽被奉为圣人，却没有把这不私的传统继续下去：他把天下传给儿子，用史家的话说，是「天下为家」了。从此帝位便世代相传，只剩下古时那个理想的一点孑遗，就是：皇帝在理论上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而事实上也确实不拘长幼地择立。

第四代仲康在位时（公元前二一五九至前二一四六），发生过一次日食；同文馆的罗素教习经过一番辛苦的推算——他一共算了不下三十六次日食——把它考定了。剑桥的诺贝尔教授也根据夏代一种历书中所载的天文资料——那历书如今只有残篇传世——断定这些上古记载是可信的。

那时帝国所辖的地域，还不到中国本部的一半，长江以南没有一寸土地归它管辖。构成这个核心的征服部族，似乎是从西北进入黄河流域的，带来了一些文字的知识和一套文明的初步，凭着它们制服了当时占据这片土地的野蛮种族。有些被他们消灭，有些被他们吸收；这生长与同化的过程延续了许多世代，直到那些参差不齐的成分被熔铸成一个民族——地面上人数最多的民族。

这桩征服的工作，可以看作头一个朝代特有的任务，虽说它历经世代也没有完成，而且到今天也并没有全然完成。第二个朝代兴起了那种封建制度，它通行了一千多年，到长城这个年代才告终结。这两代的记载都极其贫乏，几乎不出王室的世系——在位的人除了寥寥几位出色的以外，都渺小到只能用数目字而不是名字来标他们在世系中的位置。

文字的创制虽在头一个朝代之前，可要到第三个朝代，文学才成为人生中一项重要的因素。开创这一朝的文王和周公立下了潜心向学的榜样；再往后出了有教养的政治家，力图使本国强大，也出了眼界更阔的哲人，志在改造人心。后一类中最著名的是孔子（公元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和孟子（公元前三七二至前二八九），两位都足以在人类的师表中列于上乘。他们除了训人以高尚的德行之外，还想用自己的学说去抵消那股离心的趋向——那是他们那个时代政治动向上一个显著的特征。他们所知道的没有比封建制度更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医治时弊的唯一药方，是把它恢复到原初的纯正——照孔子的说法，那是一种诸侯环拱周室、「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局面。筑长城的人一心要铲除的正是这套制度；他之与孔门为敌，缘故就在这里。

被诸侯离弃、或者只在空洞的仪节上被承认，周室一直苟延到公元前二五五年。它据有河南一块地方，那是王室的特有采邑；可它久已管不着邻邦，而地处中央，于是这块地方被称作「中国」——后来的各朝便把这个名号用到自己全部的疆土上。这一年（公元前二五五），秦昭王——筑长城者的曾祖——被那些在一个可敬的王座荫庇下结成的党派阴谋所激怒，进入了王畿；周朝——中国史册上最有名的一朝——就此终结，前后八百六十七年。

这位征服者随即做了两件事，以宣示他继承了那空出来的共主之位。第一件是把代表天下九州、被尊为帝权首要象征的九鼎，迁到他自己在陕西的都城。第二件是郑重地祭「上帝」，正式兼摄大祭司与皇帝的双重身份——这双重身份，向来被认为是中国君主所固有的。这位君王的野心在于复兴这个帝国，而不在于把它的制度革掉。周的诸侯就是他的诸侯；他所要的是归附，不是废除。他享了五年他的祖先几代人所企望的尊位，结束了在位五十七年的隆盛之世。此后两朝在位都极短，其中一朝只有三天；他的权杖便传到了他的曾孙政的手里——我们上文已经先行称他为秦始皇、长城的营建者。

这位年轻的君王那时十三岁，一下子承袭了两个王位：一个是祖宗的封国秦，一个是周，也就是天下——这把他放在了中国任何政治家所能设想的最高的尊位上。他满足于这双重的基业么？他若满足，新车的轮子岂不多半要照着旧辙走？可若说他曾筹划过他注定要成就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大变革，那就等于把史无前例的早慧和天才归给了他。这位君王有幸得了两位罕见的、别开生面的政治家做他的引路人；不过就连他们也不可能把整套方案一起想出来。他们有本事在同那些不驯的诸侯的每一场较量中取胜；而他——或者说他的母亲和祖母，两位垂帘的了不起的女人——总是鼓励他这两位丞相的大胆举措。凡大的变革，为首的头脑总不止一个，虽然通常总有一个被公认为主脑。在这一场里，主脑是秦始皇，他以在位四十年的有为之世证明了这个名分；不过他那两位丞相在重铸帝国命运上各自都扮了主要的角色。其中一位是吕不韦，赵国的商人——赵国正是秦国最常交兵的国家。他之于这位年轻的君王，正如缅什科夫之于彼得大帝；而且——为把这个比拟凑全——好事者的口舌还以同样的方式把他同一位皇后的抬举连在一起。他诸多功劳之中，最显著的一桩是替相位备下了一位称职的后任。

李斯有绝顶的手腕，又有极高的自信，正是把一场改朝换代变成一场社会与政治大革命所需要的人。论识见与胆量，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俾斯麦；而他要办的事，同这位德国名相所摊上的也很相像——巩固一个新兴皇室的权力，把一个分裂的帝国统一起来。我们下面就会看到，他办得比这位德国宰相所能做到的更彻底。

不能说他的才具胜过他前任的诸位丞相，可他比他们有福：他被叫来演一出长剧的最后一幕。他们多半扮的是革新者的角色：一位改了田制，一位改了赋税的征法，又一位改编了军队；而且他们都因引进外国的办法、任用外国的人才，招来了本国人的敌意——本国人天然是忌外来势力的。这股反对的浪潮在李斯的时候涨到了顶点，有人上书，要求把一切外来之人尽行驱逐。这位宰相不愧其任。他上了一道相反的奏议，历数前几位外来丞相的大功，指出他的对头们为泄一己的小忿，竟要逼自己的国家放弃它的天命。他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他把这两个比拟推衍得极有力，不但一时挡住了反对的浪潮，还在史册上留下一篇为「任用四方能以异才效力于国者」而作的雄辩之文。在那个时代，「外人」是指住在一条河或一道山脉那一边的人；今天这个词是指住在大洋彼岸的人。李斯这篇雄辩，隔了这么久，对当今这一朝之能欢迎外国人——那些以新技艺、新科学增益这个帝国福祉的人——也还有几分影响。

在位二十六年，这位皇帝灭掉了最后一个敌国，便决意以更改帝号来彰显这件事。「天王」这个称号因将近一千年的沿用而可敬，他却以「皇帝」代之，而且傲然在前头加上一个「始」字，好让后世记住他是新秩序的开创者。名号一改，政策也随之而改。这改动不是别的，正是把那套受了万世相沿之尊崇的封建制度完全废除。敌国的诸侯既已废黜，他的两位大臣便请他把这些没收来的尊位封给自己的宗亲。有人问李斯的意见，他答道：一套「已经招致帝国灭亡的制度，倘要新的帝国长久，它本身就必须被灭掉」。他建议：与其换个名目把倒下的势力扶起来，不如索性把它们的疆界一并抹掉，把整个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守由朝廷任命，任期有限。他的建议被采纳了；同时新的帝号也颁布出去，用以表明政策已变。

倘若推翻那些敌对的邦国花了几百年的争斗，那么铲除它们的传统，只怕难度也不会小些。孔门的学者无一例外地拳拳于旧制，无时不谋恢复。他们把封建的裂土看得同天然的法则一样神圣。李斯指出：那些把这套秩序奉为神圣的书，是足以把它重新召唤出来的。为消除这个危险，他建议把那些书付之一炬；而这道命令执行得如此彻底，以致逃过劫火的极少。不久又发觉：满腹古经的学者正凭记诵传授它们；他们随时可能把它们重新写出来，而且已知有不少人在积极播撒异心的种子。「除掉他们！」这位暴君——我们不妨这样称他——说；于是四百六十位最有名望的被处死，免得旧日的界碑借着他们，重新出现在这个帝国的新地图上。秦始皇所成就的这场变革，同意大利的统一是很相近的：撒丁的兴起与壮大，正对着秦的兴起与壮大；那不勒斯、诸公国和教皇国的并入，正对着封建诸侯的废除。而教士们不断谋求恢复教皇的俗世权柄，更把这层相似补齐了。

自以为把境内叛乱的余烬踩灭了之后，这位暴君便把心思转到外患上。西边有西藏的群山作天然屏障；南边有长江挡住住在南岸的蛮族；东边有海可恃，因为海上战争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至于北方，秦国历代君主早已知道，那是他们最麻烦——虽然不是最强大——的敌人所在的方位。于是这位独裁者头脑里冒出一个奇特的念头：筑墙把他们挡在外头。诸国未统一以前也有人试过，可全然无效——因为邻国的不满或疏忽，总能让入侵者从侧翼进来。到这时他已经没有邻国了：从沙漠到海，整个天下都是他的；于是他决意筑一道墙——不是用来替代警戒与勇武，而是使警戒与勇武足以换来安宁。一百万人被派到边地去，有的做泥瓦匠，有的当守卒；十年工夫，这桩工程就成了。

下一个朝代曾有过一次微弱的尝试，想把封建之国复活；可那套制度已经死了——虽说当时和后来，政治上鼓噪的人仍拿它当作「呼风唤雨的名目」。它的精神熄了。百姓宁愿被一头狮子吞，也不愿被一群豺狼吞；而君主一旦发觉大权独揽，也就舍不得放手了。中央集权的制度一直存到今天；而有三样纪念物提醒着世世代代：这制度的作者是秦始皇。这三样是：一、他所筑的中国长城；二、他头一个采用的皇帝之号；三、「中国」这个名字——它显然出自秦这个王室，而秦正是以吞并其余封建之国而著名的。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个人的名字像秦始皇这样被人切齿咒骂。人们记得他是焚书者、坑儒者，而不是筑长城者或开国之君。

从长城上顺着时间之流望下去，我们在前景里看见汉朝；再远处，在逐渐缩小的透视里，是此后接踵而来直到今日的许多朝代。有些短促，有些只据一隅。其中有五朝把统治伸到了全中国，据有天下一百年到三百年不等。这几段时期各自呈现出一种突出的面目，都有某种东西被建进中国人的生活骨架里，成为中国人遗产中一份长存的增益。

如果说秦朝的荣誉是给了中国一个在别国所通用的名字，那么汉朝（公元前二〇六至公元二〇三年）便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他们自己乐于用来自称的称号。若不是幅员广被、国祚绵长、功业煊赫，绝不足以感动他们到这个地步，使他们以自称「汉子」为荣。汉这一段延续了四百六十九年，不出所料，在智力活动的遗存上格外丰富。它是名副其实的重建之世：中国人从「战国」的乱局里脱出来，从秦的暴政下解放出来，走上了一条新路。有两件事合起来使它永远值得记忆——文运的复兴与佛教的传入。兵戈扰攘、党争纷起之时，学问是没有多少地位的；可等到两三个动荡的朝代过去，好静的文帝稳稳当当地君临天下（公元前一七九年），便下令搜求散失的典籍。一部又一部失传的书开始从藏匿处冒出来；而对失传之作悬以重赏，自然就招来了伪造。伪托的经典成批地出现。其中有些是才人的手笔，后世也觉得不妨留着，虽然对它们的真伪并不比我们对莪相的诗更信得过。公元前二世纪蔡伦的造纸，也大大助长了书籍的增多。造纸本身正是文运复兴的结果——文运一兴，便有了对更便宜的书写材料的需求。在此以前，用的是绢帛或竹简。

自筑长城者出现以来，道家得势而儒家蒙尘。文运一复兴，儒家又被抬到尊位，不过当时并没有立刻压制与之争衡的道家；在整个汉代，道家仍旧时起时落地大受青睐。公元六七年，在明帝手里，佛教自印度传入，三教的格局就此凑齐。佛教的使者无疑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到过中国；到这时，他们已引起了足够的注意，以致朝廷遣使去求高明的教师。中国人的心正被各派宗教思想的争论搅动不安，这样的遣使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据说促成此举的是皇帝的一个梦：梦里他见一尊金像，形如一人挟弓与二矢。中国「佛」字的偏旁是「人」，声旁则像一弓二矢。显然，这传说是从拆字生出来的。倘若明帝的使者再往西走一程，遇上那时年轻而有力的基督教的门徒，事情会成什么样子，想来是很有意思的。

唐朝（公元六一八至九〇五年）里，早在最粗朴的年代就已出现的诗歌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李白和杜甫，是那个诗人辈出的时代的蒲柏与德莱顿。中国的诗除了史诗之外各体皆备，史诗的位置由半诗体的传奇填补。中国的戏曲这时头一次得了皇家的眷顾：戏台搭在梨园里，因此演戏的人至今被称作「梨园子弟」。为全国文教加冠的翰林院也起于这一时期；印刷术亦然，它比欧洲的发明至少早了五百年。宋朝（公元九六〇至一二七八年）以三事著称：一、思辨哲学的兴起——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既精细又深邃；二、经籍的注解，最著名的注家是朱子，与他立异便是异端；三、科举制度的重整，科举于此时定了它最后的形式。

元朝，即蒙古一朝（公元一二六〇至一三四一年），以头一个把全中国征服的鞑靼王朝著称；虽说此前两百年间，北方各省已在鞑靼人治下——尽管有长城是为挡他们而筑的。忽必烈的疆土，只怕比古今任何君主都广。他完成了从北京到杭州、长七百英里的大运河，作为一桩大事业的纪念，足以同长城并列。

明朝（公元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在智识上的特色，主要是类书的编纂和律例的厘定。明室倾覆前的乱局中，本是鞑靼一个不起眼的部族的满洲人，据有了长城东北那一片地方。守关的一位将军以替君主复仇为名、实则掩着私心，把他们召来相助；他们便夺了帝位，七年之间看着整个帝国拜倒在脚下。他们征服之速，同他们治理之明相匹。他们采用被征服者的制度，把异族统治所难免的憎恶减到最轻，因而国祚远远超过中国历代的平均之数。在中国最贤明的统治者中，没有谁胜过康熙（公元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三年）；而在她的皇后中，能同慈禧太后相比的也不多——她垂帘将近三十年之后，至今仍是御座背后最大的势力。作为一位有代表性的女子，她值得多说几句。她是满洲人，出自贵族之家（说她出身婢女，那是无稽之谈），受过用心的教育——这份好处，在中国即便最尊贵的人家，女子也少有得到的。她做了咸丰皇帝的次妃，有福生下了皇位的继承人。皇帝为表欢喜，把她升为皇后；那位无子的正宫仍居名义上的先位，住东边的宫；为示分别，西边的宫便派给了她。

咸丰死后，两位太后以她们儿子的名义垂帘，其中拿主意的是她；后来在她侄儿——也就是当今皇帝——冲龄时的第二次垂帘，也是如此。山西大饥荒时，两位太后以一番感人的表示赢得了臣民的心，那份心意在任何民族的史册上都无出其右。她们查明自己席上的荤菜每日约值七十五元，便宣布：百姓正在挨饿，她们从此不再进荤；并命把节省下来的数目拨入赈款。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她们同朝共政，比斯巴达的双王或罗马的共治皇帝还要和睦。

自一八八〇年东太后去世以后，西太后的独断更显于外，虽然她实际的权力并不比从前更大。在同日本的冲突中，她把为庆祝自己六十寿辰所筹集的巨款倾入军费，表明她的爱国之心不亚于她的仁心。她的头发是黑的（或者说曾经是黑的），眼睛是深色的，肤色微带橄榄，脚是天足。我不妨再添一句，好让读者更容易记住她：她的全号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

在满洲人治下，人口已涨到唐代的九倍以上——唐代不过四千五百万。始于明代的类书编纂和律例厘定，仍在大力推进。文学批评极为发达，文体之讲究也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另一个特色是西方科学的研习：它在明朝末代君主手里传入，在清朝早期的君主手里尤受奖掖，如今更以它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达到的完备形态被积极传布。随科学而来的是基督教，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种属灵的力量——这力量注定要在中国人的内心生活里引出一场深远的变革。

十七访犹太人的聚落

简陋的车辆、原始的道路、报警的烽燧、山与矿藏、破败的客栈、人与城、回教徒与犹太人

中国最伟大的那位圣人的遗骨，安放在山东曲阜他出生之地的附近。到那处圣地，本来十天也就够了；可我想先去看一看河南一处古老的犹太人聚落，便在中国腹地里游荡了四个礼拜才到那里；此后又踏勘了黄河，再经大运河和长江到上海。

一八六六年二月二日，我从北京动身，走的是当时欧洲人足迹未到的一条路；可这个最守旧的帝国的内地变化极少，以致我这篇记述今天读来仍旧逼真，仿佛写的是昨天的事。那一带既没有开出新的运河，也没有修起铁路；关于犹太人的见闻，此后也不曾添过什么。

犹太聚落所在的开封府在北京西南四百五十英里，我雇了一辆双骡车，约定十五天送我到那里。行李和一个仆人放在车上，我自己骑马跟着，留心不让车走出视线。这种车没有弹簧，所以坐车赶路要说舒服，那是无从说起的；不过它的主要苦处还是受风、受尘、受冻。中国人对颠簸满不在乎，所以主人总是坐车，把随从打发到马上去。不到一个礼拜，我的马瘸了，我把它贱价卖掉，不久也就安于永安那辆车里暖和的一角，只是常常走上很长一段路，好把僵住的手脚舒展开。

这样奢侈地走了整整一个月，我不得不改乘更寒伧的车子，因为路窄到只容得下一只轮子。我那辆独轮车是那一带常用的脚力，一个人在后头推，一个人在前头拉；乘客若不愿走路，便分坐两边，彼此把分量配平。有些独轮车还装着桅和帆，顺风时推车的什么也不用做，只消把定舵，让它「稳稳地走」。

大路在平原上蜿蜒，远看像一条两岸有林的河：两旁各栽一行树，多是柳和白杨，为的是给行人遮荫、给修桥备木料。标出它走向的还有别的路标，虽然不那么好看，在外国人眼里却更惹眼；我指的是每隔一两英里就有一处的塘汛和墩台。塘汛上虽用显眼的大字列着兵额，并且写着官定的职责是「护行旅、缉盗贼」，却几乎处处空无一人。可这地方的太平，其实并不容人这样疏忽：我们听说，不久前在路上某处，还有好几辆车被强盗劫走。墩台是砖砌的，样子像城墙的马面，既为瞭望，也为守御。每座墩台前头有几个小小的砖构，顶上是抹了石灰的锥形或半卵形的隆起，像一只大蛋。它们总是五个，为什么如此我说不上来——除非是因为中国人算虹有五色、伦常有五德。这些是储燃料的地方，据说随时可以在有警时点起烽火。不过他们用来报信的不是火焰而是烟，而他们声称因其有某种奇效而用作此途的东西，是「狼粪」——所谓「狼烟」。这倒是狼的一种新用处。我见过一只狼横穿大路；可没有见到成群的狼由牧狼人细心看管着、专为出产这种要紧的东西，未免叫人失望。墩台和烽堠都在破败；看着它们荒废的残迹，人的感觉是：狼粪的电报被电线取代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这一段路上，行人眼中只有一样天然之物真称得上入画，就是那一长列西山；它在北京城门外迎住你，再同你的行程并行将近四百英里。最高的几座峰覆着雪，闪得像一千个镀金的圆顶；峰峦嶙峋的坡面，像久已退去的海洋所刻出的岸线。起初，它们同脚下那一成不变的平原恰成悦目的对照；可当行人一连两个礼拜每天早上睁眼看见的仿佛都是同一片风景时，他便厌倦于它的单调，只好另找排遣，去揣想那单调的表面之下藏着何等驳杂的财富。银子那里确实是有的，只是山西的银矿——不知是因为采法不善还是别的缘故——已经无利可图，早已停采。金子至今毫无所获；可煤藏极富，而且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的铁——一切金属中最可宝贵的。那么，在这条沿着山脚的官道上，正是中国这个帝国第一条铁路干线该走的路。

注：近来有人筹议并奏准修一条经由这条路线到汉口的铁路，只因经费不足而迟迟未动工。

这一长途上，除了河南省城之外，我没能找到一处可以称作像样的住处。较大的客栈是驼帮歇脚的车马店，同西亚的客商旅舍一样；较小的只招待步行的客人。没有一处超过一层，地面都是土的，另有一条砖砌或木砌的台子，夜里当床，白天当榻。客人要自备铺盖；若讲究吃食，饭也得自备。许多客栈是回教徒开的，这一点我是吃了亏才知道的。有一天，我的仆人摆好桌子，我正要切一片火腿当早饭，店主进来了，指着一切神圣之物恳求我别吃猪肉——就算不为我自己，也为他。我把火腿撤下，转向一块腌牛肉。这个店主也反对，说牛是神圣的牲口——在中国南方确是如此。为顾全他的心情，我说那我就吃面包抹黄油吧。他嚷道：「求您别用黄油！黄油也是禁的。我的碗碟已经五年没沾过它了。」我就着一杯茶把干面包咽下去，离开了那地方，打定主意下回要躲开身上背着这么一堆忌讳的店主。

有些地方被成群的乱党扫荡过，鸡和蛋出多少钱也买不着，米更谈不上，能弄到的只有粗小米。没有围墙的村子被烧成了灰，可怜的居民住在席棚里，把剩下的家当装在独轮车上，只等放哨的报说劫掠者来了，随时逃走。在这样一个村子里，我那一夜所能弄到的最舒服的住处，是一座由水牛拉的磨房。我把褥子铺在下扇磨盘上——那是能找到的最干净的地方——我这双走乏了的腿只觉得那是绒毛的床。挑着走的「担子厨房」很有销路，不单因为一个人可以供许多户人家，还因为他能像蜗牛一样，背着自己的房子走。有一处客栈穷得连烛台也没有；店主却给我变了个戏法作替代，那手法准能叫俭省的第欧根尼欢喜：他把一个萝卜切成两半，平面朝下一放，插上一根竹筷，得意地说：「您的烛台。」我的蜡烛架在那根尖签上，光亮竟同架在银台上一样。这类客栈里，粉白的墙多半兼作账簿与题名录：住客的姓名连同账目，以及种种或散文或韵文的抒发，都涂在上面。有一处写着一篇讥刺沈太太的打油文——那是知府的夫人，想必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居然「在丈夫头上、并借着丈夫在全境头上施行恐怖之治」。另一处，我读到一个鸦片鬼用韵语写的自白：

一时贪恋那灯与枪；

乐极成病，遍求解药无方；

如今又穷又痛，

拾人家的烟灰也甘之如饴。

他这番经历，可以算作一大批人的经历。再在这些粗俗的诗上添些粗俗的画——有些还不大雅——你就对路边旅店的装点有个大概了。说到风气，我不妨提一句：许多地方都有唱曲的女子缠着揽生意，而她们所卖的并不只是曲子。

离开大城，百姓总是显得友善而不猜疑。他们说：「他会说我们的话；把胡子剃了，他就跟我们一样好看了。」他们问我不是从哪一国来，而是「从哪一省来」；偶尔还问我是鞑靼人还是中国人。有一回，一个村里最有学问的人晚上同我谈过话，第二天早上又回来说：他在自己那部《万国通志》里查不到我那个国家的名字。我问那书是哪一年的，才知道已有两百年了。我照例到得晚、走得早，因此多半躲开了好奇者的纠缠；可逢到礼拜天我停下不走，他们的好奇就没有边际了。他们成千累万地聚起来，硬往我的客栈里挤，把门窗都挤坏了，非等我出去让他们看个够才罢。我对他们讲宗教的道理时，他们恭恭敬敬地听；他们也总乐意拿几本小册子，虽然识得字的并不多。有一个人说他从一个外国人那里得过一本圣经，可里头的内容他只记得一个词——「耶和华」这个名字。我告诉他：这个名字正是全书的题目；这给了我一个极好的讲题。

除了被乱事波及的地方，百姓看着都吃得好、穿得好；没有乞丐，也可见他们境况的安适。有一个村子，家家男人都戴着两顶帽子，一顶叠在另一顶上。我还没来得及把这记作本地风俗，一打听才知道：这些人是赶集回来，每人为第二天开始的新年置了一顶新帽。第二天他们只戴新的那顶。店铺和门楼上都换了写在新红纸上的对联，人人穿得鲜亮，街上挤满了拜年的人。我的店主拜倒在我脚下给我贺年，指望——也得到了——照例的赏钱；外国人管这叫「金沙」。我的仆人也行了同样的礼，随后请我准他向母亲行应有的敬礼。他母亲远在天边；他便朝着北京的方向，把头磕到地上九次，祝她长寿——这是那份孝心极美的表现，而正是这份孝心造出了祖先崇拜，并使它在中国人中间成为一种活的力量。

在中国，凡城必有墙；有时人口极少也称作大城。离开北京之后，我经过了二十多座城，政治地位分四等，其中最大的是保定和开封，人口分别是十万和二十万。孤立的农舍一处也看不见；百姓都聚居在村里，图的是方便和互保。乡野因此失了秀色，而阿肯赛德所谓

「私家生活那份温和的尊严」

实际上是无从谈起的。我所看到的那一大片地方，人口比沿海稀得多，虽说土地极肥。那些城多半是空壳的堡垒，街上这里那里横跨着旌表的牌坊。有一座是表彰父子两人的——他们都做到了阁臣；另一座记着一家四代都出过一省的总督；第三座是表彰一位寡妇的，上头的题字是：

其德如冰之洁，其心如冰之寒。

这并不是说，那种

「洁如悬在狄安娜神庙上的冰柱」

的贞节在这里有多稀罕。它不过是说：平氏早年守寡，抵住了一切改嫁的引诱。这类牌坊是私家出钱建的，可非有御准不可，而请这道准是要花钱的。近一个寒伧的小村，也有这样一座牌坊横跨路上，告诉过客说：「商朝六七位名王生于此地」——那就是三四千年以前了。有趣的是：这几位王的名字并没有写出来，那位热心公益的捐资者的名字倒是一一记明了。

我经过一座荒城，土墙还完好，只是外包的砖已被人拆走。那里曾是赵国的都城——赵是封建时代一个小而好战的国，那时巴比伦正当全盛。人可以凭想象召唤出当年从这些沉默的城门里开出去的大军；中国人怕鬼，夜里总是远远绕开它走，虽然白天并不怕从里头穿过。另一处有古迹之趣的地方是旸谷镇，据说那里是尧的时代（公元前二三〇〇年）观象台的所在。如今它里头可没有一点同科学相干的东西了。

河南有一处犹太人的聚落，自称在我们纪元以前就进了中国——这件事基督教世界早已知道。他们是十七世纪被耶稣会士发现的。一八五〇年，施美夫主教和麦都思博士派了一个由中国基督徒组成的代表团到他们那里去。有两个犹太人被劝到了上海，他们的几种希伯来文抄本也被取得；不过据我们所知，直到我这趟旅行为止，两百多年里再没有欧洲人访过他们。因此，弄清他们眼下的情形便成了一件有意思的事；而我上面说过，这正是我在内地的行程中把开封府定作一个目的地的主要缘由。有理由相信：早先在中国别的地方还有过许多犹太人的会众。宁波有一座会堂，如今已毁，从前曾给河南的同族捐过一部或几部律法书；中国的著述里还提到一个叫「祆教」的教派，据推测也是犹太人。

到了开封府，我打听犹太会堂，从那位异教的店主嘴里问不出满意的答复，便到回教的清真寺去探问——城里这样的寺有六座。阿訇很好地接待了我；一个从西方来、据说也敬拜「真主」的生人到了，引得一大群信徒聚拢来。阿訇说：「您不必不安；这些都是信教的人。我要您给他们讲一讲麦尔彦之子尔撒。」他念这个名字时满怀敬意，把他当作他们最显赫的先知之一；传教士向回教徒讲道，听众之多，很少有超过我那天对着新约书页所讲的这一场的。至于犹太人，他斥之为「卡菲尔」——不信者；当他告诉我他们的会堂已成荒场时，也并不见得有多痛惜。他很肯定地说：那会堂已被彻底拆毁，在那里做礼拜的人也穷困四散了。我便说：「那我就去看一看它原来所在的地方。」我吩咐轿夫照阿訇所指的去处走，穿过挤满好奇看客的街道，到了一片空场；场子中间孤零零地立着一块石碑。碑的一面刻着建堂的缘起，另一面记着重建的事；可在我眼里，它说的是一个更凄惨的故事——不是建与重建，而是衰败与倾颓。它上头刻的是「以迦博」——荣耀离开了。我站在碑座上，右手按着那块石头的顶——它将默默作证我就要说出的真理——向那一群等着的人说明：我为什么「喜悦以色列的石头，可怜她的尘土」。

我问：「你们中间有以色列家的人么？」一个年轻人应道：「我是一个。」——他的面貌也印证了他的话；随后又一个、又一个走出来，直到我面前站着这个聚落所分的七家中的六家的代表。就在那片凄凉的地方——会堂的根基已被人从地里掘去，再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他们含羞带痛地承认：他们那座圣洁华美的殿，是被他们自己的手拆掉的。他们说：那殿早已破败不堪，他们没有钱修；何况他们已经把圣言的文字忘得干干净净，祖先的遗训不再往下传，礼拜的仪节也早已不行。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迫于生计，只好把那座可敬建筑的木料和石头变卖，以救肉身之急。

注：关于中国犹太人，《中国丛报》第二十卷里有许多有趣的材料，上面提到的那个代表团的报告也在其中。我从那里转录那块碑上的一段：「按一赐乐业之教，始祖曰亚当。立教者曰亚伯拉罕；其后曰摩西，立法度，传经文。当汉之世（公元前二〇〇至公元二二六年），此教入中国。宋孝宗二年（公元一一六四年），建寺于开封府。凡以像以画拟神者，徒事虚文耳。尊经守经者，乃知万物之所由始。天理与经文互相印证，以明人之所自出。凡奉此教者，皆以行善为务，而戒为恶。」想到会堂已倒、礼拜者的声音已绝，这块孤零零的石头仍旧在那里默默作证，是叫人动容的。它同那块记着景教在中国传布始末的碑一样，值得被看作宗教史上最可宝贵的纪念物之一。

晚上，他们中有几个到我寓所来，带来一卷羊皮纸抄的「律法书」给我看；那抄本没有点号，字体我认不出来——虽然我先前颇为冒失地告诉过他们，我识得他们圣书的文字。

注：后来我从他们那里得了两卷律法书；练了一阵，居然能读得相当顺畅，主要的难处不过是没有惯用的元音点号。其中一卷我是替我的朋友卫三畏博士弄到的，他把它赠给了耶鲁学院的图书馆。

第二天是基督徒的安息日，他们又来了，恭恭敬敬地听我讲律法与福音，又就他们的过去与现状，尽其所知回答我的询问。其中两位穿着官服，一位戴镀金顶子，一位戴水晶顶子；可他们远没有那种以精明和富足著称的通常形象，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富的，体面的也极少。有些人倒真忠于祖传的本能，在小钱庄里做点事（我遇见的头一个人就是换钱的）；另一些开果子铺、点心铺，做旧衣买卖，或做各样手艺，还有几个在营伍里当差。中部各省的乱事把开封府的元气大伤，而犹太人——多半因为他们所操行业的性质——受害最重。他们估计自己的人数在三四百之间，虽说算得不很准。他们已说不清自己的支派谱系，不立名册，也从不在任何场合作为一个会众聚在一起。直到近来，他们还有会堂作共同的中心，虽说仪节的礼拜久已停止；可这会众看来正在步它那座建筑的后尘。维系的纽带已经没有了，他们眼看就要被回教或异教迅速吞没。他们中有一个新近做了和尚，取法名「本悟」，意思是「根植于真理之知的人」。从前装点会堂门楣、用金字写着「一赐乐业」——以色列——的那块大匾，已被一座清真寺据为己有。有人下过一番工夫想把这些人拉过去；他们同回教徒的分别本来极小，以致他们那些异教的邻人除了「吃肉要把筋挑出来」这一条之外，再也找不出别的可以把两者分开——而这条规矩，正是为纪念雅各同天使较力的事。这些犹太人为纪念他们来中国途中主要逗留的那片土地，从前把自己的教叫作「天竺教」。这名字虽写法不同，读音却容易同天主教相混；后来他们怕被卷进那场落在中国基督徒头上的酷烈教难，便把它舍弃了。于是他们自称「挑筋教」——这名字本是异教邻人取来嘲笑他们的。（见《创世记》三十二章三十二节。）

来看我的人里，有一位是他们最后一位拉比的儿子；那位拉比三四十年前死在甘肃。随他而去的，是他们对圣言文字的最后一点认识。他们虽然还保存着几部律法书和先知书，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读一个希伯来字；不久以前还有人认真提议，把他们的羊皮卷拿到市场上去摊开，指望能引来某个漂泊的犹太人的注意，好把祖先的语言还给他们。自从仪节的礼拜停止以后，他们的孩子长大都没有立约的印记。年轻的几代都未受割礼；而且不出所料，他们也不再费心保持血统不与外邦人混杂。其中一位对我坦承，他妻子是异教徒。他们还记得住棚节、无酵节以及前一代人所行的另几样礼仪的名目；可这一切如今都荒废了，再过半个世纪，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族群的存在多半就要终结。

鄱阳湖边上立着一座高耸的岩石，孤峭得出奇，因此被称作「小孤山」。近旁的岸低而平，与它同类的岩石都在湖的对岸；它仿佛是被某次剧烈的天变从那边扯下来，牢牢地栽在水的怀抱里。以色列民族的这一残片，在我看来正是如此。它是被一场民族的大祸从锡安山侧撕下来的一块岩石，被抛到中国的中原平野上；世纪一个个流过，它一直立在那里，以它的古老与孤独而显得崇高。如今它眼看就要被异教的洪水吞没，这景象是可悲的。这些犹太人自己也深知处境之惨，一种无可逃避的命运的阴影似乎正压在他们身上。可怜的、不幸的人哪！当他们问起圣城的毁灭和他们各支派的离散、又说到自己日渐凋零的情形时，我便指着那位「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安慰他们。我告诉他们：熟了的麦子先被收去、要撒到别的田里，然后麦秸才被践踏；堤坝被冲开，是因为到了该让肥沃的水漫过大地的时候。基督教的文明连同它一切伟大的成果，是从犹太的根上生出来的；而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已经应验了。

注：这次访问三年之后，我写信给纽约《犹太时报》的编者，把这里所记的见闻写了进去，并提议成立一个犹太差会。这封呼吁在犹太人中间引起了一些讨论，却没有别的结果——如果不把好几封希伯来文的来信算在内的话；人家请我把那些信转交给一个已经忘了祖先语言的民族。在给《犹太时报》的信里我说过、如今再说一遍：「重建会堂，是给这个垂死的聚落一条维系的纽带所必不可少的」；而且，「舍此之外，没有什么能救它免于灭绝」。

十八谒孔子墓

黄河：它的新道与周期的改道、庙与墓、儒学概略、国家的宗教、三教的混融、大运河

我从开封府往东北走，到曲阜——这个帝国的麦加；一路绕行了八天才到，其间两次渡过黄河，我的行程是顺着它的新河道走的。

智慧的墓地把我们留在苍苍的往古，而这条湍急浑浊的大河却不由分说地把我们的心思带向将来。它藐视本地人那些无力的施为，等着被西方工程师的科学制服；它又急得容不下爬行的帆船，竟从一个比它古时的入海口更便于通行的地方冲进大海，仿佛是存心要招徕汽船。我头一回见它时，是失望的。那道巨大的堤防像堡垒的城墙一样带着雉堞，在平原上蜿蜒，正如长城在北方群山上蜿蜒一样——它几乎是同样伟大的一桩人力的纪念物，花费却大得多——这曾把我的期待吊得很高。可那条河本身却隐在两堤之间，等着冬雪消融来把它唤出来。它的长度与长江相等，可在那个季节，水量还不及长江的二十分之一。开封府的渡船被水流冲着斜行，中国的路书上估计那斜线也不过三分之二英里；而渡口正对面的实际河宽，还不到这段距离的一半。当时水枯，最深处不过六七英尺，以致艄公从这岸到那岸一路都能用篙。天津下游的白河，气派也不见得比它小。若不是那两道巨大的堤防——它们相隔之远，是给七英里的涨水留着余地的——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正看着东方的大河之一。我在山东渡它的那一处，宽度和深度都增加了不少；从那里到海，无疑更宜于大船航行，只是河口须靠疏浚保持通畅，或者用伊兹船长驯服密西西比河的那种自动的法子。

在这一段河道上，帆船多了许多；而在河南境内，远地之间似乎极少往来。有许多船在往省城不远的封丘运煤，可我找不出一条是开往更远的口岸的。我原打定主意：只要能弄到任何一种船，就把自己交给水流，把这条新河道一路探下去；可是我白费了力气。渡口除了摆渡的船，一条船也没有；人家还告诉我：河南与山东两省省城之间相距三百英里，两处都在河边，可一切往来都走陆路。这话的真实，我有眼见的凭据：路上我们遇见大量的车和独轮车，其中一整队独轮车张着帆，顺风疾走，叫我们想起弥尔顿所写的：

塞里卡那的荒原，

中国人在那里驾着风与帆，

驱动他们竹造的轻车。

帆船航运之少，只能部分归因于水流之急——那急流使顺流之行危险、逆流之行几乎不可能。最好的解释无疑还在这地方的不靖：直到近来，河岸一带仍旧有凶悍的匪群出没。从地理学上说，勘察黄河是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课题之一。

黄河这一次大幅离开它近世的河道、叫这个时代惊愕不已，其实它是回到一条久已废弃的旧路上去——这一点，大概还不是人人知道。它的种种迁徙，《禹贡锥指》这部水道之书记得极细；从那里我们得知一件奇事：这条河曾有一百四十六年把水分在两条主要河道里流，直到六百年前的蒙古一朝，它才在南道上安定下来。那书的作者末了郑重地表示了一个心愿：但愿这条被称作「中国之忧患」的难驯之河，能被引回北道去。过了两个世纪，他的心愿如愿以偿了。中国政府看来也持同样的意见：一八八九年这条河冲开了南堤、朝长江那边奔去，官府不惜巨资把决口堵住，把这个游荡者带回了它自一八五二年以来所行的北道。

我此行的目的地曲阜坐落在一片沃野上，有一列形如椭圆之弧的山把风水之气聚到一个焦点上，因此被认为无论生大人物还是葬大人物都同样地相宜。这地方没有买卖。它宁愿靠着一个感恩的民族觉得该给它最大的恩人的那些俸禄过活。圣人的嫡裔在这里有府第，封爵为公，食邑甚广；本家近支十二房、远支六十房，也都由皇恩养着。孔子的遗骨在这里长眠了二十三个世纪，而他的学说至今以不减的威权左右着这个民族的心，他的遗泽也同荫覆他坟墓的柏树一样常青。

这座城是长方形的，长一英里，宽半英里。城内一端为孔庙所占。墓在城外，由一条两旁植着高柏的大道同庙相连。这条道叫「神道」，意思是：圣人的魂若以合宜的礼节招请，便沿着这些树在墓与庙之间来去。他在这个帝国的每一座城里都有庙，他的像在全国每一间学堂里都受敬礼。因此他的崇拜并不限于一地；到这座圣城来朝拜的热心也就不高。可墓与庙的规模之宏伟，都无愧于一个把最神圣的传统寄托于此的帝国。庙是墓的门庭，我们先看庙。

二月的最后一天，太阳刚出，我到了大门前；可门房一见我过来，便当着我的面把门关上。这不过是要钱开门罢了。从门缝里塞进一张红帖，许下「金沙」（赏钱），果然灵验，那座大庙便在我面前敞开了。那天正是月圆，一群衣饰华美的年轻人正在向他们显赫的祖先之灵行礼。人家客客气气地请我先到旁边的院子里消遣，等礼成再说。礼行得不长，主要是三跪九叩，同时诵念圣人的种种尊号，形式有点像一首颂歌：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这工夫我进了一个宽敞的院子，石板铺地，密布着雕镂的牌坊——那些牌坊哪里也不通。由此我进了同样宽阔的第二进，里头有一条小小的渠蜿蜒而过，开这条渠的唯一用处，是给十来座光洁的白石桥一个存在的由头。第三进院子里是一片庄严的柏林，有几株大得惊人，浓荫沉沉，极动人。其中一株若真如所传是圣人手植，那就有两千多年了。再往里一进院子里，立着一片花岗石柱的林子，一排接一排，每根都刻满颂辞，上头还罩着漂亮的碑亭。每一根柱子都是一位帝王所立；有几根远溯到汉、晋、魏几朝（一千五百年到两千年），字迹被岁月磨损得无法辨认。人们常从石上拓印，也帮着把刻文磨平了。后几朝的还清楚些。其中成化皇帝一四六五年所立的一通，格外引我注意。它称孔子为「天之心；微夫子，则万古如长夜」。

藏书楼是一座木造的高阁，四五层高，是中国建筑中最精美的一路。可它里头住的不是书，而是数不清的鸽子。就算它从前藏过书，如今也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中央的正殿——我方才看见圣人的后裔在那里行礼的地方——同北京的孔庙相仿，只是规模大得多。同一切同类的殿一样，它是一座长长的大堂，一层而极高。不过这里前檐的柱子是石的，不是木的；更要紧的一点不同是：这里的圣人和他主要的弟子都有石像，而别处只有写着名字的牌位。那些石像并非菲狄亚斯的手笔；而那些朴素的牌位——即便在这里也仍是敬拜的主要对象——却动人得多。孔子的牌位上题着：「至圣先师孔子神位。」许多描金的匾额——有的嵌在穹顶上，有的垂在天花板下——用这样的词句陈述圣人之德：

万世师表。

与天地参。

德配天地。

尽物之性。

集群圣之大成。

天纵之圣。

他三千弟子中以德行学问著称的七十二位，牌位分列左右，各有一龛；四壁的壁龛里还供着后世几位有名的传人的牌位，都一同分享献给这位大师的香云。附属于这座大殿的还有几处建筑，虽不那么显眼，其中一处是纪念孔子之父的——关于此人，除了他死得太早、来不及影响他那位名子的品格之外，再没有什么可记的。另有一处「圣母」祠，向这位教养出中国之师的女子致以应得的敬意。他上五代的祖先也各有尊位，身后都被追封为公，虽然在世时贫贱无闻。

这些旁祠中最奇的一处，是供「圣夫人」的。既然她是被出的，这就引出一个两难：若是有故被出，她不配有祠；若是无故被出，圣人便不配有他的祠。一口据说是圣人汲过水的井，和一座满是他与弟子石刻画像的堂，是我来得及看的最后两处。

往城门去的路上，我看见一条街口的白石坊上有一行描金的题字，告诉过客说：「此陋巷也，高弟颜回旧居。」他早死，却留下一个爱学问、轻享受的无价榜样。出了城门，顺着「神道」优美的弯转走了半英里，我到了一根标界的石柱前；骑马的人到此须下马，步行到这片圣地的入口。圣地的围墙圈起约十英亩，大树荫覆，里头满是圣人后裔的坟；只有朝城这一边留出两三英亩，被一座大得可以称作小山的坟丘占着。这就是圣人的墓。堆成它的土，是比砖石更耐久的纪念物；而且每年还添上几锹，这样随着岁月流转，这小丘或许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座山。一方石铺的院子和一根花岗石柱，便是艺术在装点上所做的全部。一边有一株老树拄着拐支撑着，人家告诉你那是子贡手植——子贡是圣人门下内围中最杰出的一位；近旁一块碑标出一间庐舍的旧址，这位笃诚的弟子曾在那里守着老师的坟过了六年。这围墙里长的草也是神圣的，其占卜之力远过于我们所看重的巫榛。它引出一桩兴旺的买卖，我也帮了一份忙，买了一束蓍草，共四十九茎；倒不是我想从它们那里问将来的秘密，而是要证明我已经挣得了朝圣者的名分。

孔子虽然在每一座城里都有庙，却并没有被神化；从没有人把他当作一方的保护神来祈求。给他的敬礼纯是纪念性的，因此对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构成直接的障碍。佛的牙、佛的趾甲、佛的头发散布在半个亚洲；孔子却没有这类零碎。苏州附近有一处碑，标出他衣冠埋葬之地——正如华盛顿将军那条鹿皮裤子被存在我们的国家博物馆里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佛陀和老子都兴于公元前六世纪。孔子短短地做过一阵官，便一心从事教育，自知负有上天所付的使命，并觉得那是他左右后世的最好途径。他享年七十三，卒于公元前四七九年。在异教世界的圣哲中，论德行与影响，他是最接近基督的一位。他在西方之所以有名，多少要归功于耶稣会传教士给他披上的那件罗马长袍。「亚圣」孟子也是如此。他们的中国名字「孔夫子」和「孟子」，在西方人耳朵里太拗口了。孔子不是首创者，他是改造者：他从往古与当世之中，择取凡他认为值得保存的。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他就这样不以先知自居，却给了中国一套遍及各阶层的礼教，和一部道德的律法；这部律法尽管在深度与力量上有欠缺，至今仍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纽带。他对宗教的态度是被人误解了的。他不是今日意义上的不可知论者。他超出流俗的迷信之上，教他的弟子「敬鬼神而远之」。可是很少有人比他更被对宇宙至高主宰的敬畏所浸透——为避不敬，他用「天」这个含混的称呼来称那主宰。他的观念并非没有位格的意味，因为他把道德治理与眷佑都归给天。有一回身陷大险，他以崇高的自信平息了门人的惧怕，说：天若定意不叫世人失去他这道学之益，他的仇敌便奈何他不得。他在不止一处承认祷告。他病时，弟子要为他祷告，他答道：「丘之祷久矣。」——这句话被他的注家解释成他从来不曾祷告过。敬天的礼至今尚存、由皇帝充当大祭司，这要归功于他。

问到来世，他不肯武断，也不肯悬想。「未知生，焉知死？」——这是他谨慎的回答。然而他教人祭祖，而这套礼教在养育「魂灵不灭」的信念上，比任何抽象的教训都做得多。他的不可知，同那种意在摧毁人对超感之存在的信心的好斗的不可知论，本质上是两回事。孔子首先是一位道德的教师。他这套体系同基督教如此合拍，以致那条金律的否定式说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它的第一条法则，而仁与谦也在它主要的德目之中。他不是基督，是摩西。儒教主要的缺陷，正是「律法」所固有的那一种：律法虽然「圣洁、公义、良善」，却「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它缺乏属灵的生命；虽然人们时而也能遇见一个力求照它的教训而活的人，可对那一大批喊得最响的奉行者——也就是所谓士人这整个阶层——说一句「他们浸在形式与虚伪里」，并不算是毁谤。

国家的宗教并不是儒教，虽然它以儒教为本。除敬天之外，它还添上对自然界主要形体的崇拜，如地、日、月、星、山川。除祭祖之外，它不但添上祭历代的英杰，还把自己扩张得能容下道教与佛教的许多神明，因而成了三教的混合物。就道理而论，三者是不相容的：道家是唯物的，佛家是唯心的，儒家本质上是伦理的。然而百姓同国家一样，把三者各吞一点，便凑成了一体。平日他们的生活由儒家的仪节规范；病了，便请道士来驱邪；办丧事，便请和尚来念经超度。除了妇女和僧道本身之外，后两教公开的信徒极少，尽管整个民族或多或少都染着它们的色彩。男子——至少是识字的男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自称是孔子之徒。

在构成民间宗教的这一团杂拌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对禽兽的崇拜，或者不如说是对它们的精灵形体的崇拜，同北美印第安人一样。北京最受供奉的祠是狐仙祠。至于蛇、刺猬还是黄鼠狼居其次，只怕不容易断定。这套动物崇拜是道教的赘生物；它的存在正证明了别的教门的孱弱。

它们所要求的既然只是照一套没有生命的仪轨行事，又怎能不孱弱呢？讲道并非闻所未闻，可作为一种常行的事，它是不存在的。最近于讲道的，是宣讲康熙圣谕——那是官府在十八世纪初仿照、同时也为抵制基督教的讲道而设的。原是每月两次，如今这规矩已奄奄一息，宣讲难得举行，也再引不起人注意。拿这个去对照另一种社会：那里大多数人一周又一周地进礼拜堂，在宗教与道德的本分上受教诲、得鼓励——你就大体明白基督教世界同中国在道德气象上不同的秘密了。电这种流质弥漫于整个自然界；可它不正是在基督教世界里，像五旬节的火焰一样迸发出来，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供给了一个新的光与力的源头么？如今它的能力已不再限于它诞生之地；圣灵那更新的力量也是如此——到了时候，我们可以指望它把新的生命放进中国那些旧体系的枯骨里去。

我本打算从曲阜走陆路到黄河故道去；可我那赶车的听信了乱党的传闻，害了怕，不肯再走，我只好另寻赶路的法子。有人提到运河，我便朝那边慢慢地、吃力地挪过去：一时步行，一时坐独轮车，一时骑上一匹驿马，一时又坐进一位官员的车。末了爬上一座山，我看见微山湖那片银亮的水面铺展在脚下。它怀抱着一群绿岛，一直伸展到远处的山间；这景致在我眼里美得不像是真的。我不信自己的感官，只当又是海市蜃楼——从前它不知多少次拿湖与河的幻象戏弄过我的指望。等向导向我保证这不是骗人的幻景，我便像当年那些希腊人一样欣喜若狂——他们从波斯腹地脱身出来，远远望见黑海的水，大喊：「海啊！海啊！」

我在湖的下端搭了船，顺流缓缓而下，不到一个礼拜就到了三百英里外的镇江府。要说舒服，我要推中国的运河船：没有同船的客人，也没有喧闹。你若不赶时间，实在没有理由去想那冒烟的轮船或哐当作响的火车。在这一段里，这条运河当得起「大」这个名号。前一半直到故道，河宽从八十英尺到二百英尺不等。它从湖里奔出来时翻涌起沫，一路水势很急，看去像一条河。就在这附近，它分出足够的水去形成一条可以行船的河流，那河从海州入海。过了黄河故道，它的水被数不清的斗门引去灌溉稻田，减到宽约四十英尺、深约四英尺。不过靠着高邮湖及时的补给，它又恢复了不少先前的水势，一路奔向长江，流速之急，叫拉纤的人吃足了苦。

这条运河在多大程度上可通汽船，是个不无兴味的问题。我心里盘算了好几天，恰好有机会看见它受了一次实地的检验。就在高邮城外——运河水最浅的地方——我遇上一条从上海来的拖轮，正拖着一队水师战船。那拖轮到得了清江浦，再往前就不行了，因为有闸，有些闸口只有十二英尺宽。就运河目下的情形而论，吃水三英尺、宽十英尺、以长度补其余尺寸之不足的螺旋桨船，尽可以在镇江与济宁州之间四百英里的水路上做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不过若在较浅的几段添一两道闸，再把现有的闸口加宽以容大船通过，这条运河的用处会大得多。在它同黄河新道的交汇处略施工程，便可把充足的水引到那常常干涸的一段上去，使它行帆船的便利恢复到全盛之日。那时小轮船就能从上海一路内行，几乎直抵北京城门。

即便撇开汽船不谈，这条运河也值得维修，好在战时作为供给京师的另一条路。它经由一大片河渠的网络，通往中国中部和南部一切大城。它自北京到杭州，长七百多英里，就其一路而论，同长城一样是独一无二的。这项工程的完成——即便不算它的发端——是六百年前当国的忽必烈汗这个蒙古王室最大的光荣。

十九京师同文馆

受任总教习、翻译学馆、试图引进电报、对新政的反对、命运不济的教习、一位古怪的德国人

建立一个国家本是寻常之事；可若舞台是刚果河畔，那就不寻常了。同样，一所学馆的历史，若设在中国的京城里，也未必没有趣味。我们这里不谈校务的琐细，而是借它照出中国生活的几个侧面——年少的学生、年长的学生、教习与官员，一一从眼前走过。

一八六九年九月我休假期满回来，去拜访赫德先生，打听学馆的情形。他说：「它还活着。」又说他已打定主意把我放在它的首位，并且每年从海关收入里拨一笔整款给我，供它运转。我答道：「剪灯芯的事我不推辞，不过有个条件：油得由你供。」意思是我可以就总教习之职，却不管银钱。经我坚持，他答应把银钱留在自己手里；此后二十五年，他极守信义地履行了他这一半的约。我这一半履行得如何，下文自见。若论这所学馆，他是它的父亲，我不过是个乳母——倘若中国人在上一场战争中的表现好些，我该自称「狮子的干乳母」的。经赫德先生举荐，我被派为总教习；中国大臣们在公文里声称：他不过是把他们早已定下的意思说了出来而已。发这道公文以前，他们还非正式地考过我的算学，递给我一张考题。题是谁出的、我的答卷是谁看的，我始终不知道；不过我解的题想必被认作足以证明我够格主持一所讲科学的学馆。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到任视事；在场的有总理衙门的几位大臣和美国代办卫三畏博士。赫德先生没有到，却送来一封热诚的贺函，信中借着散开的云气说了一句吉兆的话。学生约四十人，由提调斌椿——出使过欧洲的那一位——分班引见，行了受业之礼；他们穿着长袍、戴着带缨的礼帽，看着很是好看。我的就职演说是用中文讲的，其中一个比喻把大学士宝鋆——他以能诗略有声名——逗得高兴，竟把它敷衍成韵语，写在一副漂亮的对联上送我，作这一天的纪念。

赫德先生在宁波就认得我。他也看见过我那半途而废的办教会学堂的尝试；为这事他曾对我说过：「若有人能把它办成，那就是你。」对眼下这桩事业，他大概也怀着同样的疑虑和同样的信心。他这份信心，有一个根据是我一向为中国官府所看重。大臣中有三位我在来北京以前就认识；其余的，包括恭亲王在内，也因屡次会晤而熟稔。恭亲王待我格外亲切，总是照鞑靼人那种热诚的规矩，把我的两只手都握在他手里；这同中国人那种冷淡的见礼恰成对照——中国人即便是极亲近的朋友相见，也不过各自拱着自己的手，隔着一段恭敬的距离作揖。他见我通晓中国的著述（那时外国人中通中国学问的比如今少），便赠我「冠西」之号——这是个高华的文士雅号，此后中国人便以此称我。

这所学馆的首要宗旨，是培养年轻人为国家效力，尤其是充当邦交的经手人。若容我把它早先的历史略叙一遍：最初的动议出自英国条约——条约里有一款规定：英国的公文在三年之内须附中文译本，而在这期限之内，中国政府应备下一班称职的通事。为履行这项义务，一八六二年开了英文馆，第二年又开了法文、俄文两馆。中国有许多事情是名存实亡的，我可以举一个例：这个俄文馆并不是新设的。它作为一所现存学馆的记录可以上溯到十八世纪中叶，是乾隆年间为应付同俄国交涉之需而设的。多年以来，它有中国教习而没有学生。它并入翻译学馆时，同过去唯一相连的，是一位不懂俄文的老教习。他既没带来学生，也没带来书，自己也很快被一位俄国人取代；于是那所古老的学馆对这份共同家业的贡献，只剩下一个名字，或者不如说，只剩下一个名字的影子。然而在一个「标新立异」是最可怕的罪名的国家里，这个影子似的名字也并非全无价值。

下面这段恭亲王及其同僚一八六一年十月的奏折，为学馆在这个阶段的历史照出了一道奇特的光，可见他们为着不靠外国人而把这所学馆办起来，曾费过怎样的力气：

「咸丰十年，臣等曾将因上年兵事而不得不筹之新政数条奏陈御览。其中臣等曾言：欲办交涉，非知各国之性情制度不可。因此奏请饬下广东、上海之督抚，觅本国精通外国文字之人，并多购外国书籍，送至京师，以教选自八旗之子弟。

「两广总督奏称：无人可荐。江苏巡抚奏称：虽有一人自荐，然于此道殊未深通。

「此臣等之计久未能行之故也。臣等窃谓：欲悉各国之情形，必先通其语言文字。舍此别无自全之道，不至为狡黠所欺。

「今各国不惜重资，延聘华人教习中国文字；而中国竟无一人熟谙外国语言文字——如此而欲深知各国，实不可得。

「广东、上海既无人可送，臣等惟有于外国人中访求相宜之人而已。」

英文馆最初的教习是包尔腾先生，如今的香港主教。继他之任的是傅兰雅博士——他后来因在上海制造局译科学书籍而著名。傅兰雅辞职后，总理衙门向蒲安臣和威妥玛两位先生咨询，经他们举荐，这个位置便给了我。当时学生少、薪水薄，人家头一回提起时，我说得颇为不屑。蒲安臣说：「不错，它眼下不大；可你能把它弄大。」这句话足见他把这个位置的种种可能看得多么清楚。

在此以前，他曾有过一个主意：用广州被毁的美国财产所得赔款的余额办一所学院，让我做院长。应他之请，我拟了一份办学的计划；可他没能把那笔款弄到手。那笔款二十年后归还了中国，扣除各项之后尚有三四十万元。他自己的计划既然搁下了，他便乐得替我在中国的教育差事里谋一席位置。

择了一个吉日行礼，大臣之一恒祺到公使馆来，当着蒲安臣先生的面，把总理衙门的聘书交给我。聘书写在红纸上，避而不提「薪俸」二字，只说每年拨银一千两（合一千三百三十元），作为「车马纸笔之费」。后来按新的合同，我的酬劳被称作「薪水」——虽说数目已是那时的五倍。这些名目听着古怪；可我们自己的「薪俸」一词，本义不正是「买盐之资」么？

接事时我留心讲定：每天只以两个钟头用于新职。做了几个月，看不出有扩充的指望，我便请辞。总理衙门非但不准，还有两位大臣——户部的董恂和刑部的谭廷襄（从前的总督）——把我叫去，力劝我把辞呈收回。

他们问：「你为什么要辞这个差事？是薪水不够么？」

我说：「不是；就我所付的工夫而论，不算少。」

「是有人失礼，得罪了你么？」

「一点也没有；学生和别的人都很和气、很有礼。」

「那么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辞？」

我说：「实话说吧：只管十个孩子、而且只教英文，这事对我太小了，像是在白白抛掷光阴。」

他们说：「你若是为这个，那你就错了。你不会永远只有十个人。再说，想一想这些孩子的前程：我们都老了，他们中间有人或许要来接我们的位置。皇上也可能起意学外国话；谁知道你的学生里不会有人被召去教他呢？」——事后看来，这真是一番了不起的预言。

对一个把「切实地施善的影响」看作人生第一要务的人来说，这样的前景实在中听，于是我决意留下——虽说我已经走到提出替人家物色后任的地步，并且为此同富善先生谈过。富善却谢绝了这个位置，说它会把他从传福音上引开。我留了下来，因为它有望开出一片影响的天地，比我在北京街边的礼拜堂里所能找到的宽得多。哪一个对呢？也许两人都不对，也许两人都对。

注：下面是我一个年纪较小的学生的作文。作者显然一本正经，因此更觉滑稽。

「普天下万国的人都该敬神；因为财富、幸福、福祉等等都是从他那里来的，降福降祸给百姓的也是他。人虽看不见他的形状，却该敬他，如同他就在眼前一样；因为他能暗暗地赏赐行善的人，暗暗地惩罚作恶的人。想到这里，我要讲一个故事，是说一个人因为违了神的命令而受罚的，故事如下：从前有个德国人名叫约拿，神命他到某处去传道，他也答应了。可他虽然答应了，却违了命；他没有到该去的地方，倒搭轮船往别处去了。船行途中，忽然起了大风暴，弄得轮船不能前进。于是船长说：客人中间必有一个坏人，须得拈阄，好指出谁是那坏人。拈完之后，指出约拿是坏人；船长便问他做了什么坏事，他就把自己的事一一说了。照规矩约拿该被扔进水里；可船长不肯把他扔下去——若不这样办，船要翻，一船的客人都要遭殃而死。等约拿自己跳进海里，风暴就止住了，船也平安开走。然而约拿并没有淹死，因为他往水里跳的时候，正有一条鲸鱼张着口，他恰好落了进去。他在鲸鱼肚子里住了三天，后来鲸鱼呼气，把他活活吐了出来。于是他开始祷告，说他再不敢违背神的意思了；后来他被一条轮船救起，就到神所指定的地方传道去了。」

除了教这十个学生英文之外，我还教他们用电报、管电报。为着引进这项奇妙的发明，我自己曾在费城学过；又自己出钱带来两套机器，一套是莫尔斯式的，一套带字母表盘，容易学而且看着醒目。接手这个班之前，我请总理衙门派官员到我家来看试验。恭亲王派了那四位帮我校订惠顿的中国人。演试的时候，他们只管看着，既不见有所领会，也不见有何兴味；其中一位翰林还轻蔑地说：「中国四千年来没有电报，也照样是个大国。」等给他们看了几样玩具，他们倒高兴起来，花了许多工夫钓磁铁鱼、牵着或追着磁铁鹅跑，一面咯咯地笑这新奇的玩意儿。论文墨，他们是大人；论科学，他们是孩子。

我怕上头的大臣会被这些外行见证人的话带偏，便提出把我的机器搬到总理衙门去请他们看。他们给了我一间屋子安装；到了约定的日子，他们聚齐了看试验。一切都很顺利；这些老先生几乎同他们的属员一样孩子气，只是他们玩的不是鱼和鹅，而是电报：他们打铃号，把铜丝绕在自己身上，把电路断开又接上，看见火花从这根线跳到那根线、把电键敲得动起来，便开怀大笑。演示照例以一顿早饭收场；席上除了我，唯一的客人是刚从欧洲回来的赫德先生。我把演示成功的事告诉他，他淡淡地说：「一点一点地总有帮助。」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点」小事；在户部尚书董恂看来也不是——他来看这些机器来得极勤，钻研得也极有成效，竟学会了发报。他还帮我编出一套声母韵母的字母表，使指针只消指出两个字，就像「波」「阿」拼成「巴」那样，简简单单拼出一个音。大学士文祥也觉得我这套器具值得不止看一回。

我的机器在那里放了整整一年；直到我确信眼前不会有什么结果，才把它们搬走。如今它们像旧木料一样堆在本馆的陈列室里。

一八七四年一月，丹麦公使拉斯洛夫将军问我：能不能安排大北电报公司的几位职员在总理衙门诸位大臣面前演示他们的机器。我请他们到本馆的讲堂里演，又请诸位大臣到场。他们的器具很精致，可中国大臣们受的触动，反不如本馆学生用纯本地材料做成的一台极简陋的电报机来得大。那台机器很好使；丹麦的几位职员看着它和使用它的人，大概就像摩西和亚伦看着雅尼和佯庇——那两个同他们比法术的人。

几年以后，有一天我同一个手上粗糙的农夫攀谈起来；他正在西山高处一片乱石地里耕作。他问：「你们外国人怎么不把这天下拿去？」我反问：「你以为我们拿得去么？」他指着下面平原上一条电线说：「自然拿得去；能架那个的人，就能据有天下。」他的脑子没有被过量的中国经书弄糊涂；中国这样的人多得很，可惜他们都在士人的脚底下。

不过我们说得太前了。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讲堂」，也没有什么学馆，只有一所翻译学馆而已。那所学馆正是后来扩充成的这所学府的胚胎。它设在总理衙门附属的几间空屋里；它的名字「同文馆」——本馆至今仍用——意思是「合各种学问于一堂」；而这时候，中国的政治家已经觉出：除了语言之外，还需要别的学问。

一八六五年，议定把翻译学馆升格为学院，添设一个科学馆，并招收中国学问上造诣较高的学生。这桩事业的范围与动机，见于恭亲王与诸大臣的两道奏折。

第一道里他们说：

「该馆开办将近五年，诸生于西国语言文字颇有进境。惟年纪尚幼，于本国文字亦未深通，其工夫不得不分于中西两途。若再令兼习天文算学，恐所得者皆浮光掠影而已。

「西人之机器、轮船、火器、兵法，其源皆出于算学。今上海等处已开始制造轮船；然若徒袭其皮毛而不究其根本，恐终无实效。

「臣等再四筹商，谨拟另设一馆，非年逾二十、先已取得中国功名者不得入。盖臣等深信：果能通算学推步之奥、格物考验之理、天象测量之法、制器造机之术、疏浚水道之工，则国势之日强，舍此莫由。」

这些建议一上达天听，立刻成了守旧一派官员猛烈攻击的靶子。第二道奏折就是答复这些反对者的。两道折子里的远见与器识都实在可佩；可叹的是：这样明白事理的人，竟被举国的固陋逼得不能不宣称自己对西方的文明毫无好感。

在后一道折子（一八六六年）里，他们为自己的举措辩解说：

「臣等今须声明：所以有此举者，非因好奇，亦非为西人之术所炫，实因若欲袭其器而不通其学，则徒糜帑金而终归无用耳。议者或谓此非目前之急务；或谓舍己之长而从西人之法为非；或谓中国而师西人，实为大耻。

「今西洋各国日有新制，尚且互相师法；而东瀛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学其语言学术。以日本之小国尚知发愤图强，中国若株守旧章、终不思奋，更有何耻大于此者？」

注：这样早就受了日本榜样的影响，可惜中国人后来跟进得如此之慢！

他们除了为这桩新事业拟了若干别的章程之外，末了还奏请：翰林院的庶吉士等人「素以文学见长，公事又不甚烦，应令入同文馆研习科学，谅必易于成就」。

一八六六年春，赫德先生匆匆到欧洲去了一趟，抱着两桩大事。一桩是延聘教习；另一桩是什么，从他带回来一位「很富有」——富于姿色——的夫人这件事上也就可以推知了。至于前一桩，不出所料，他的运气就差些。带来的五个人中，一个到埠即死，一个未及到任便因不治之症不得不离开北京，两个不肯就范，也都早早入了土。这一连串厄运唯一的例外是毕利干先生——他效力卓著二十五年，如今刚在巴黎故去。把我们近代的化学引进中国——这个古代炼丹术的老家——这份荣誉，归他比归任何别人都更相宜。

约翰内斯·冯·古姆巴赫一案格外有意思。他是被聘来做天文教习的德国人，自称「男爵」，摆出一副在科学界有名有实的架子。至于他的「实」，最好的证据是俄国观象台的弗里切教授对我说的一句话：「说他是语文学家，或许；说他是天文学家，他不是。」他所有的那点「名」，则属于以实玛利一路：以与人为敌为姿态，以争辩为元气。使他最出名的，是他宣称要推翻牛顿的万有引力说——他用「空间之压力」代替引力，并把前者定义为「宇宙中未凝聚的、即单一的那一部分」。他断言：地球不像橘子，而像柠檬，就是说，是长球体而不是扁球体。在神学上他是泛神论者，照卫三畏博士的说法，他相信「任何一处地方的神都不够多，多不到能伤着他」——这种见解在今天只怕还不足以使他显得特别。他还抱着许多别的怪论；那些怪论像电火花一样，只消有个相反的东西一靠近，就会迸出来。有年夏天，他往八大处去，车上装满了书，忽然一阵骤雨成了山洪，把车冲走了；水退之后，书和稿子沿路两边散了好几英里，成了路标。我向他表示惋惜，他嚷道：「唉，那水！它叫我二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也许还叫牛顿的统治延长了几百年。」是啊，也许要几百年，才会再出一个古姆巴赫！我在美国期间，他因拒绝接受派给他的差事——教算学——而被辞退。我被任为总教习——那是他曾企望的位置——又给了他一桩新的冤屈；他便一径跑到上海去，控告赫德先生违约。上海的陪审团判给他一千八百镑的赔偿；可这个判决上诉后被枢密院推翻了。此后他失业多年，勉强度日，末了穷困潦倒而死。他虽然古怪，却是个机锋敏捷、学识驳杂的人。他最弱的一点，是想不劳而获。

二十京师同文馆（续）

一位皇后的摇篮、本馆的印书房、两座观象台与两种天文学、对学馆的反对、上层的迷信、年长的学生、皇帝学英文、授官、科举中加入科学、译书、医学班与中国医道、拘于礼节、格兰特将军来访、宗教上的感染

本馆的这块地方连着一段传奇。这处产业从前属于蒙古出身的大学士赛尚阿。他因剿太平军无功下狱，产业便被抄没。他儿子崇绮是个举人，自请随父入狱。老将军含羞而死；可他家的荣显之日却在后头——人们普遍相信，那是孝心的报偿。这位孝子中了进士，殿试时当着皇帝的面被「朱笔」点为状元，也就是全国的文魁。从来没有一个鞑靼旗人得过文场的头名。这份荣耀之高，以致他的女儿阿鲁特氏——一位才艺出众的姑娘——被垂帘的太后选中，作了年轻皇帝的良配。可惜她享这份帝王的尊荣极短：她的夫君早逝，她便绝食殉夫。她父亲被封为公，至今还在世。他就生在这几处房子里；人们相信，那位不幸的皇后也生在这里。

一八六六年，为着预备新来的教习，添建了一些房舍；此后又陆续添了些。都是平房，照北京通行的式样，砖墁地，少有装饰。每一座正屋前头有一方铺石的院子，两侧配着较小的屋子或厢房。整片地方由七进这样的院落和两排矮屋占着；这些屋子连同厢房，供准住馆内的学生住宿，也供三四十名馆役居住。整片房舍看去像一座营房，或者不如说像一座营盘。

注：这些馆役是「内府的世仆」，算是一项贵族式的附属——他们在我们学生眼前摆着一个有益的例子，说明懒惰与无知之害。中国有一种较温和的奴仆制度：穷人可以卖身，也可以卖儿女。奴仆的权利有律例规定，而道德的教化也大大地使这种「特别制度」变得仁厚些。

中国的公共建筑，除宫殿之外，没有一处是气派的。连翰林院——那所皇家学府的本部——也是一所寒伧的房子；它的伟大在于这所学府本身，不在它的建筑。本馆的印书房和观象台，撇开样式不谈，倒是值得一提。印刷术因把书变得便宜、把学问传布开来，在人类的社会状况上引出了一场大变革；而在这门技艺上，中国以雕版——即在木上作整版——开了先河。这法子发明于八世纪；十三世纪甚至更早，波罗父子或别的人想必把它的消息带到了欧洲，多半启发了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在中国，活字的念头并非闻所未闻；只是用陶或瓷去做的尝试都失败了，而以金属铸字的试验则毫无记载。康熙年间曾有人试制金属活字，不是铸的，而是在铜方块上刻的——那已远在谷登堡之后；可那铜太招人，手脚不干净的排字工人经不住诱惑；等康熙的孙子要印《图书集成》——一部中国文籍的类书总汇——时，那副昂贵的字模已经残缺得不能用了。

如今金属活字用得很广，可所有的字模都出自外国人——多半是传教士——之手。本馆开办以前，美部会的一所教会印书房已在北京开工，我们的考卷就是在那里印的。大学士文祥赞赏它的整洁和出活之快，我便把上海教会印书人姜别利先生寄给我的一把活字送给他。这就是我们印书房的种子；如今那里不但为本馆印书，也为皇帝印书——皇家的旧印书处新近烧掉了。我提议本馆该有一副小小的设备时，他问我估价多少，随即请赫德先生照三倍的数目去办。整批东西被胡乱堆进一块空地上的破棚子里，根本没法开工。我把这情形指给他看，他当时没答我，隔一两天却派来一批工匠，传话说：我看着该盖什么样的房子就盖什么样的。地基要垫土，我想用馆内那座多年积存的垃圾堆成的小丘。总理衙门反对，说挖掉它会坏了这地方的「风水」；于是那座小丘至今仍在那里，不偏不倚地把吉气招给科学的讲堂和外交的公廨。守旧与求新，竟这样离奇地混在一处！

至于观象台，要说动总理衙门就没那么容易了。它可能触犯钦天监的成规——那是个陈腐的衙门，因为已经有了一座观象台，便自居为天象的专利所有者；可那台上除了日月食之外什么也不观测，而所谓「观」也不是观测，是焚香敲锣，把那条贪吃的龙吓走。那座台是在著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和南怀仁指导下建的，配着当时通行的仪器，由中国工匠照他们的图样用青铜铸成。天体仪、地平经仪、象限仪、浑仪，在城墙上的台子上立了两百年，任凭风吹雨打，看着却像昨天造的一样新。人人来参观，都赞它们是冶金的奇迹；可要派任何实际用处，它们是全然无用的。其中没有一架望远镜；而且看来传教士也未必用过这类东西——虽然伽利略那项伟大的发明问世已有一百多年。那个把伽利略的学说定为异端的教会，是不是也不赞成用他的望远镜呢？可以确定的是：那几位才学卓著的可敬之士，仍旧固执地把地球当作宇宙的中心，并且弃绝了哥白尼的体系——伽利略正是为传播这体系而受罚的。

至于说新的天文学该配一座新的观象台，那是不必费多少口舌的。总理衙门承认它必不可少，并答应一俟觅得合宜的地方就办。提过好几处地方，可每一回，「地脉之神」（风水）都像古时的巨神一样向天开战；直到将近二十年后，我们才得到一处无可挑剔的地基。一八八八年，衙门换了人，签兆被解得宽大些了，这座盼望已久的建筑总算获准兴建，只限高三层。可这已经高得足以使四邻的房价下跌了。这台若是传教士造的，早被暴民拆掉；可它既是最高当局所准，他们也只好暗暗攥拳头，搬走了事。

本馆天文一门最好的成果之一，是一部节译的《航海历书》。老钦天监极想得到它，好同他们自己的历书对照——他们的历书至今仍是官定的标准。那部历书确有一种价值，是我们的科学所不敢僭称的，就是：它依照我们所不知道的原理，仔细分辨星辰的吉凶影响，把日子分出宜忌来。这一切都由皇上的名义颁行，百姓也照着办。凡出门、奠基、种树、娶妻、葬亲，以及公私生活中千百样事情，没有人不先查一查这本便利的神谕。已故的大司祭巴拉第告诉我：他觉得这部历书很有用，因为它能让他挑一个「不吉」的日子去四英里外的俄国使馆——那种日子街上准不会被娶亲或送殡的队伍堵住。说到历书，有位中国作者给了我们这样一段讽刺：一个年轻人听见呼救声，跑去救人，发现他父亲被压在一堵倒塌的墙下。他说：「父亲请忍耐；您向来教我：凡事必先查历书。且等我看一看今天宜不宜动砖。」

在那座旧观象台里，星命之学至今君临一切；而全中国都在它的治下。

本馆的教习有九位是外国人，即：

丁韪良，神学博士、法学博士，总教习兼万国公法教习（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

欧礼斐，文学硕士，副总教习，格物教习（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

德贞，医学博士，解剖与生理教习（苏格兰爱丁堡大学）；

罗素，文学硕士，天文教习（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

施图尔曼，哲学博士，化学与矿物教习（德国汉堡）；

华必乐先生，法国语言文学教习（法国巴黎）；

葛罗特先生，俄文教习（俄国诺夫哥罗德）；

威尔泽先生，德文教习（萨克森）；

麦克唐纳，理学学士，英文教习（苏格兰丁沃尔）。

注：欧礼斐如今已是总教习。

此外还有四位中国教习，三位教中文，一位教算学。

注：关于李教习，见第二部第九章。

本馆学生——一律领膏火——以一百二十名为限。他们分两类：一类从语言入手，一类从科学入手。前者取自北京的旗人，照例是本国文字所知无几就来学外国话的。后者兼有汉人与旗人，其文墨须足以应科举之试。他们中间三种正途功名都有；而许多人入馆时只有最低的一等，在馆内竟考取了最高的一等。其中一位汪凤藻先生，还摘得了翰林院编修这份光荣。因此本馆颇受士人敬重，好人家的子弟都争着要进来。起初可不是这样。奏请调翰林院的庶吉士入馆，被看作对中国学问的侮辱；翰林院掌院倭仁抗议得极为激烈，把人都挡住了。倭仁的敌意还不止于此。我回中国后不久遇上一场大旱，他唆使一位御史上疏，指本馆为天灾之由，说这是一桩必须除掉、然后云才肯降雨的可憎之物。恭亲王看穿了这副面具后头倭仁的脸，便请皇上下旨申斥他「信口游谈」，并准他自办一所学馆，照他自己的宗旨办，同同文馆较量。这位老顽固不但不敢应战——他心里明白，他所夸口的那些「中国自有的算学之士」不过是句空话——而且连恭亲王为教化他而给他的总理衙门一席也辞掉了，因为那会使他同一班人来往，而这班人他除了「洋鬼子」之外从不用别的名目称呼。

本馆能挺过一场由士人的旗手所领、又有他们能从天时的失调里召来的种种凶兆相助的攻击，实在是不小的胜利。中国人对这一类理由何等容易动心，从下面这件事就可以推知：皇帝不但要为臣民的治乱负责，也要为天时的运行负责。凡有灾异，不问由来，一概记在他账上。连日食月食，也被当作他本人或他后妃的行事有失的表征。上层的迷信何等需要科学的教诲来医治，看看几年以后的一件事就知道了。皇帝亲自带头祈雨没有效验，一位高明之士便说：这旱是因为管风的虎压住了管云的龙。他说：「陛下若下令把一只虎投进圣池，龙便占了上风，雨就来了。」于是奉旨往池里投了一副虎骨——虎骨比活虎容易弄到，也安全些。买得很便宜，因为太平时节这东西销路不旺——药铺卖虎骨，是当作壮胆的专药的。造化弄人：把这桩可怜的御用把戏付诸实行的，竟落在恭亲王和文祥这两位求新的旗手身上。

有一回，总理衙门一位要员王文韶来找我，要我解释彗星的事——他清早进宫时，那颗星忽然摆出一副凶相迎面出现。他怕有大祸；我那番道理并没有给他多少安慰。三天以后他因被牵连进一桩亏空国库的案子而遭弹劾，他便确信那彗星是预兆他的失势。他本人并没有罪，却要为别人的作为负责，只得暂时退出仕途。他就是继李鸿章之任的直隶总督。

中国学生领悟快，又肯下死功夫，学科学很有成就。他们向来对化学格外偏爱，大概因为它是中国炼丹术的后裔——炼丹术的事，他们在本国书籍里读得太多了。有一天化学讲完课之后，人们发现班上一个学生身上着了火。原来他一片求学的热心，偷了一根磷藏在背心口袋里，谁知它比斯巴达少年的狐狸更难藏。学语言他们就没那么便捷，大概因为本国语言的特别：没有字母，没有性、数、时态，音节的范围又极窄。因此我们从不要学生兼习一门以上的外国话；对他们来说，通一门已是难得的成就。英、法、俄、德四馆因此各有各的学生。全部课程（科学加一门外语）为八年。本馆不像西方学校那样发文凭；成绩优异的，以官阶为酬。这是每三年经一次「大考」后授予的。年考、季考、月考则给赏银，每年共约一千元。另有提调四人，管理庶务并协助约束学生。

约束不难，一半因为他们在家里养成了恭顺的习惯，一半因为性情安静、不易激动。我掌馆二十五年，没有遇到过一次哄闹；只有一回，我遭到了全体无声的抵制。有个到过欧洲、会说法语的少年被收进来，指望他能帮法文馆的学生练口语。不料没有一个学生肯同他说话，这叫我大为吃惊。原来他做过法国使馆的仆人。按律，奴仆及其三代子孙不得入仕。把一个跟班塞进我们这些年轻旗人中间，同他们平起平坐，对他们的自尊是致命的一击。好在我找到了一个开除他的好由头，得以解此僵局：他的（养）父来向我诉苦，说这少年每月领十三元，对一个穷家已是宽裕的进项，却一文也不分给他。他不孝；不论他有什么才具，不孝便留他不得。那位自称的父亲后来很后悔告了这一状。

我做总教习以前，本馆初开时，人们很拿那几个「四十岁的活泼小子」开过一阵玩笑——竟指望他们学外国话。那些「老先生」多半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只剩下五六个较勤勉的。有一天我在街上见其中一位牵着个漂亮孩子，便问：「这是令郎么？」他笑着答道：「是我孙子。」

在我们学生中间，成家是常例，而不像在美国的学院里那样是罕见的例外。我问一个没长胡子的少年为什么面带愁容，他答道：「请先生恕罪，我儿子死了。」顺便说一句，他们要到做了祖父、或者年纪够做祖父时，才留胡子。孔子门下有两回是父子同为弟子；我们学生里也有过两回这样的事。科举场中，三代甚至四代同场竞试是看得见的。应试的人既没有年限，六十以上得功名并不稀奇。即便自知精力衰退，老秀才也要「虽疲而不舍」地跑下去，深信那梦寐以求的功名到末了总会赏给他——即便不是酬他的文章，也是酬他的耐性。这类恩赏的功名，我知道有九十六岁奉旨得的。

凡在使馆或领事馆当过一两任差的，准他们回馆重温旧业，一面等新的任命。他们照例被派管一班，称作「副教习」，或充当译员。约莫四年前，有两位这样的旧生张德彝和沈铎从国外回来，应了董恂当年的预言，被派去教光绪皇帝英文。为示尊师之礼，皇帝准他们在御前坐着，而王公大员却跪着。「姿势」有多要紧，可以借剃头匠和修脚匠的一场争论来说明。剃头的说：「你该对我更敬重些，因为我这一行伺候的是头，你伺候的是脚。」修脚的说：「正相反，你该在我面前起立才是；因为你伺候最寒微的主顾时也得站在人家前头或后头，而我却能在天子面前坐着。」

上课的那半个钟头约在凌晨四点，两位师傅得在半夜过后不久就动身进宫，有时一等就是几个钟头——这差事累得他们请准分班轮值。中国皇帝大概是古往今来唯一在一堂课上有两位教习的人。这种双教之制在体面上或许说得过去，可它自有不便之处。有一天，其中一位师傅向我抱怨：另一位扯他的袖子，当场纠正他一个字的读音。我告诫他们：先生们意见不合，后果总是不好的，何况学生是位皇帝。

这位尊贵的学生有很长一段时间到课极准，难得缺一天，读和写都显出相当的资质。说就全然不行了；他的师傅们连他的错也不敢纠正，他怎么行得了呢？所有会话的练习都是写给他的，由他抄下来；师傅们事先还把稿子拿来给我过目。皇帝除中文之外，照例还要学满文和蒙文。因此他学英文，百姓并不怎么惊异，虽说他们把这看作一种至高的屈尊。

皇帝刚开始学时，学英文成了一时之风：王公大臣、御前的近臣，纷纷来索书求教。后来各国公使谢绝了新年的觐见——皇上本已为那次觐见备了一篇英文的致辞——他们的热心便冷了下去，皇帝的也冷了下去。

上文说到那位做了祖父的老学生，后来做了一座城的知县。我们许多学生都得了类似的位置。有些被调到一所武备学堂去，其中两位是总办；有些进了电报局；不过我们最好的毕业生，多在使馆和领事馆里任职。有几位已升到总领事和代办。其中一位——那位翰林——还有代表君主驻节外国朝廷的荣誉。

注：他是战前出使日本的大臣。

同法国交战时，有一位被派到广州去做军事工程师，因为他会算弹道——这件事像黑暗里的一道闪光，照出了两样东西：受过训练的军官之少，和上层当局观念之混沌。

本馆对全国要员、并通过他们对国家制度的间接影响，也不算小。在后一方面它最大的成就，是把科学（虽然有限）引入了科举。这项办法一八八七年下诏施行，此前已经酝酿了二十年；巡抚总督们都举荐过，可直到朝廷经由本馆对近代科学的性质与范围有了些概念，才被采纳。

各省中式者的卷子被送到总理衙门，交本馆复核；凡取中第三等即最高一等正途功名（进士）的，得为同文馆的「馆员」，这就使本馆有了国立大学的地位。

我曾一再向阁臣们陈说：把科学接到科举上去是何等可取。大学士宝鋆答道：这事若一旦议定，办起来是容易的。「只要把三场的次序倒过来，把第三场放到第一场，事情就成了。」第三场名义上是考经世实学的，可被忽视到这个地步，对中式与否几乎没有影响。另一位大学士沈桂芬，在我劝他在各省开设格致学堂时说：「我们总有一天会把科举向科学开放。到那时学生自会替自己找先生，正如他们攻文章时一样——朝廷奖赏有成就的人，却并不替他们办学堂。」

有两回，省里的学政不等朝廷降旨，就试着引入算学。早在一八七四年，上文提到的那位「祖父」图法门，随一位学政到湖南去做算学的考官，可没有一个人来应试。一八八五年，山东学政出示征收算学的卷子，收到了几份；可要把全国的心思引到一条新路上去，非有上谕不可。这一回的办法防范得极谨慎，连最守旧的人也难挑剔，却已把楔子的尖插了进去。到末了，它必定要引出一场智识上的革命。

本馆在初创阶段的宗旨，如上文所说，是造就通事；可是从口头传译，到替一国解读另一国的文献这种更高的职分，是一个自然的、几乎是必然的步骤。我接事之后，组织了一个译书的班子，由教习和高年级学生组成。总理衙门批准了，并且定了奖励勤勉与有成者的办法。

所译的书，举其要者，有万国公法、富国策、化学、格物、地文、历史、法英两国法典、解剖、生理、药物、使领指南等等；其中多数由本馆印书房印出，分送全国官员。这样的书是一根杠杆，有这样一个支点，总要撬动些什么。若说创立一门科学的人是打了一口自流井，那么译书的人岂不是在铺灌溉的管子么？

许多年前我们设了一个医学班，交给伦敦会的德贞大夫主持；他当时是、如今仍是北方京城里最有名的医家。他同多数教会医生一样，主要为贫苦人诊治；可王府的门也向他敞开。「死神以同样的脚步叩击王侯的高楼与穷人的茅舍」——但愿这不是什么凶兆。总理衙门照我所请给了他教习之衔，请他讲课，却不准我们的学生到教会医院去受临床的教导。这样白费了十年，那些讲课不过是传授一些本该属于通识教育的知识罢了。后来衙门换了人，我再次提议让这个班到医院去受实际的教导。新的几位大臣答应了，却不肯把这个班扩成医学堂，怕侵犯太医院的地盘——那是一所暮气沉沉的医学衙门，掌管皇帝的健康，并自居为医学的专利所有者。一位要员说：「实在说，我自己就不信洋医。」上一场战争中伤病员毫无照料，缘故就在这里；而这一层，同中国军队那场可耻的溃败也不无关系。

在一切科学之中，他所谓的「洋医」注定要最快地取得胜利。同电报与铁路一样，战争会逼着人采用它。受了伤便被撂着等死的士兵，是不肯再冒险的——尤其是孔子早有明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李中堂是信洋医的，两年前开了一所军医学堂——只是太晚，对同日本的战事帮不上多少忙。本国的医家治一切伤口都贴膏药；他们从不截肢，多半是出于对上面所引圣人那句话的敬重——那句话要求当兵的把一身皮囊完整带回来。为同一缘故，他们从不解剖人身，连主要脏腑的位置也几乎不知道。可为治某些病，他们却毫不迟疑地把针扎穿身体，而那里随时可能碰上要害。病人若死了，还能以「死得完整」自慰。至于内科诸病，千百年的经验即便不是靠研究或科学，单靠碰运气也总该撞上一些有用的方子；可他们的药多半无效，有些则脏得说不出口。

「以同类治同类」在他们是句老话。我雇的一个抄写人害疥疮，便把一只蟾蜍烧成灰吞下去——开这方子，大概是因为蟾蜍那一身疣同这病有几分相像。我因久咳而体弱时，有个学生送我一对熊掌，说这是补气的圣药。若是风湿，他就要送我鹿筋做的丸药了。「以毒攻毒」是他们另一条医理，它把多少条性命放在了险地。因此最毒的蛇虫最受珍视。这话的一半，有《捕蛇者说》那篇寓言为证；另一半，我有亲眼所见：我见过他们夜里提着灯笼在旧屋的废墟间捉蝎子入药。「干蝎」是列在天津海关的出口货单上的——不过不是运往外国，而是运往中国别处。

他们还有一种按五行分病的奇特法子。美国公使馆一位抄写人在我们一次北上的行程中发了热，他说这是「木太多」了，最好的药是「土」。实在说，他所苦的不正是船上的日子么？而上了岸，他不就好了么？

遇上极重的病症，他们对取自人身的药极有信心。据玛高温大夫说，人身上不下三十二种部分或产物被收进中国的药材。脑、眼、胆、肝尤为人所求；有一回，因谣传修女诱拐小孩去做药，竟酿成一场骇人的屠杀外国人的惨案。这还不只是愚民的迷信。一位热河都统（就是那位有名的崇厚的哥哥）曾奏报朝廷：有个流民因偷小孩的眼睛做药被拿获，他已将其就地正法。这类药材有些是用来行法术的，因为在中国，法术与医道是携手同行的。医药的传教事业正在大力驱散这种危害社会安宁的迷信；他们也在努力培养本国的医家，好取代旧派的江湖术士。

中国人虽自称在「内症」的领地里高明，却很肯承认我们在「外症」即外科上的本事。有一回我向几位官员讲德贞大夫替一个青年割去喉部肿瘤的神奇手术。大学士沈说：「哦，是啊，这事我全知道；那病人是我的表弟。」

礼节——不是规定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在本馆的生活里占很大的分量。放假之后，各班穿着礼服先向本班的教习行礼，然后一同向总教习行礼。请假回来，无论长假短假，每个学生都来行礼；升了膏火或晋了官阶，则行更隆重的礼。

天下最讲礼节的民族是中国人。书上说，他们「古之王者垂衣裳而天下治」——以华服盛仪使臣属生出宗教般的敬畏。今日朝廷大典的仪节，气象也不见得稍减。

以礼节为治国之具，这贯穿着整个社会的构架。六部之中有一部就是礼部。它兼管祭祀与教育之职；可国家仪典与官场礼数的问题，才是它最郑重其事的议题。遇上皇家的丧礼或婚礼，它要颁一份仪注，篇幅长到一册书。皇太后六十万寿的那一份，装了两大册，都用喜庆的红缎作封面。

一部载着三千条礼仪的书是学堂里要读的，因此一个有教养的少年总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他从不发窘，把该行的仪节一一做出来，像士兵操演一样。每一种场合他都有专门的衣服。父母亡故，他穿白色的、不漂不饰的孝服；不过他要忍住悲痛，等把孝服穿戴停当——然后才放声大哭。元旦早上若碰巧遇见你，他若没穿着相称的礼服，便不行礼，只道歉，并许下要穿戴合宜再来行礼，甚至还告诉你他打算向谁借衣裳。礼服是临时租来的，往往一件要为好几个人服役。两三个人合乘一辆车挨家挨户地拜年，一个人进去穿着全副行头行礼，其余的在门口等着轮。你会觉得好笑：同一顶带缨的帽子、同一件貂裘，隔几分钟就再出现一次，可脸和身量却换了。

那三千条里的头一条是「容貌必端庄凝重」，第二条是「步履必从容有度」。因此我们的学生觉得做体操有失体统，唯一肯做的运动就是慢而庄重地散步。像足球或板球那种连滚带爬的游戏，他们是不玩的。还有一条说：「虽值雨来，亦当从容受之，不可疾趋。」有位以举止庄重自负的读书人，有一回为躲雨跳过一条小溪；后来发觉有个孩子看见了他这番表演，便给了那孩子一点钱，要他许下不说出去。举止的庄重还靠一身妨碍行动的衣冠来维持。一群文官穿着缎靴、绣褂，帽上插着花翎、顶着标明品级的顶珠，若出现在欧洲最华丽的宫廷里，也是要引起轰动的。

我们的学生中间，九品之中除第一品外都有。他们戴着帽子，不像西人那样把帽子放在膝上或塞进口袋；因此遇到大典之日，一百二十名学生坐满讲堂，那气象着实体面。

本馆历来的盛典之中，最值得一记的是一八七八年格兰特将军的来访。本馆是附于总理衙门的（不像英国旅行家汤姆森所说的「衙门在学馆的门内」），因此安排这次来访接在恭亲王接见之后；恭亲王把将军一直送到本馆门口。我们的学生穿着礼服起立迎接这位贵客，看着很精神。其中一位代表大家宣读了他自撰的颂辞，并赠了一柄漂亮的扇子作纪念。格兰特将军一反常态，答了一篇相当长的话——这听众之新奇，竟足以叫这位沉默寡言的人开了口。一八九四年，前国务卿科士达阁下也受到了同样的礼遇。

说了他们拘守礼节这许多，理当替学生们补上一句：他们待我一贯的谦和，出于真情，不是出于礼数。有一回官报上有一段对外国人不敬的话，学生们特意把我们课室里那一份弄破，才让它到我手里。我对他们的心情倒并不总是这样体贴。翻译学馆的一个英文班读一本地理描述的书，读到一处把中国人说成「脏黄色」。他们对这不敬的措辞并不见怪；我却后悔自己没有留意下风。

我初到任时，课室里挂着一块牌子，上头列着若干章程，其中一条禁止讲授圣经。我被任为总教习时，提调们把它撤了，让我自行斟酌。虽说本馆的性质使我不能正式讲授宗教，我却始终觉得可以随时同学生谈这个题目；我也请各位教习不要让班上跳过读本里带宗教内容的课文。大家爱谈的一个题目，是异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各种信仰。他们谈起来，一般比一位中国人在他的游记里所写的要在行——那位从西方回来的人写道：美国主要的教派是「谢克尔」和「魁克尔」（震教派与公谊会）。

他们虽因世俗的顾虑、或恐妨碍仕途而不敢公开奉基督教，可多数人在理智上是赞同的，还常常在文章里或别的场合表示：总有一天它会取代佛教和道教。他们从不暗示它会取代儒教，因为他们都是儒者。他们惯于讥笑民间的迷信，对他们那位大圣人却怀着深深的敬意，视之为上天所遣的先知。中国接受基督教的时候，儒学这颗星会黯淡，却不会消失。

有一天，一个学生到我家来，求我请一位外国医生去看他母亲。他跪下叩头，发誓说：只要神肯留他母亲的命，他「就去做传教士」。他母亲死了，他也没有做「传教士」。这位年轻人后来要出国去使馆当通事，临行来辞；丁夫人告诫他当心巴黎的恶习与诱惑。他答道：「约瑟的故事我不是读过么？您以为我会屈从那样的诱惑？」

有一件事该记在中国大臣们的功劳簿上：一个学生的信仰，似乎从来不影响他的前程。庆常先生在欧洲仕途辉煌，不止一次做过驻巴黎的代办；他出身天主教旧家，不但名义上是基督徒，实际上也是。还有两三位回教徒得了好位置，其中一位做过驻日本的领事。

本馆能有今日这点成就，是同顽固的守旧作了长久斗争的果实。日本人把从幼稚园到大学的一切学校都改成了西式；中国人却不然，他们对自家旧式的教育太满意了，从没想过要把它大加改革或补充。本馆之设，不过是对新局面的要求作的一点让步——是为供给少数受过训练的官员，而不是为把整个官僚阶层脱胎换骨。它的影响虽然必定深远长久，可倘若把它当作一个新起点，它的命运该何等地伟大！创办它的时候，恭亲王和他的同僚曾自承受了日本举动的影响。如今那位教书先生已经披着军装打了胜仗，他们难道不该把这套制度推广开去，把全国的教育放到一个新的基础上么？中国的将来，正系于此。

二十一官与治法——总理衙门

官非世族、他们的品级、他们的造就、他们的长处与短处、百姓的自主、君权的限制、总理衙门的由来与性情、奇特的新丁

同中国官场往来了四十年，上自王公、下至巡捕，文武各品级的官我都结识过。寻常外国人以为「官」是一种高高在上、与众不同的、类似婆罗门的上等种姓。其实中国的社会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层级；除了鞑靼人之外，也没有哪一个阶级享有世袭的特权——近年赐给少数在戡乱中出力者的爵位，以及从前因是古圣后裔而享此殊荣的两三家，都不足以成一个阶级。

「将相本无种」，这是常被引来激励年轻人志气的一句话。人家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凭学问与才智可以做到宰相，凭武勇之功可以做到将军。按理说，除了科场那条荆棘之路，再没有别的入仕之途。凡以此为定规的政府就是清明的；凡即便只是部分地把它撇开的，就被斥为腐败。在民间的看法里，大清——「大而清明」的这一朝——近来正落到这个名声上；因为近四十年来，它已不及前几朝的标准：每逢兵灾或荒年，便靠卖官鬻爵来充实府库。不过这事办得很谨慎，十个官里也没有一个是直接买来的。

最常见的买法，是买一个不必由低阶逐级上去、便可径应高一级考试的资格。至于把实缺拿出来卖，一般也附着一个条件：报捐的人须先由正途取得一两个功名。无论哪一种，对科场之制总还存着几分敬意，因此百姓并没有对它全然丧失信心，也没有停止把一生的辛劳押在它上头。

这是中国政制里一项民主的成分：按理它把机会均等的鼓舞给了所有人，至今仍以难以置信的力量推动着教育、维系着忠诚。可是在官的形式上，就一点民主的影子也没有了。无论大官小官，没有一个是由同侪投票选出来的；一概由皇帝任命，而从受命那一刻起，他们便自成一体。他们出自百姓，却不像我们这里那样再回到百姓中去；因为除非犯罪或出错，他们是终身在公职上的。一旦有了职分——不论实缺虚衔——金钱、奉承、门第关系，有时还有才干，便能替他打开继续高升的路。在这一点上，中国并非世间常情的例外。

「这可悲的实情，到处都有人承认：

才德为贫困所压，升迁总是迟缓。」

为把官与民隔得更彻底，朝廷还教给他们一套做官的仪范，并严禁他们同没有品级的白丁往来。我知道有人就因此被革职，虽说那罪名通常掩着更重的指控，譬如经商——经商对整个官场是严禁的。他们同百姓如此判然有别，以致像「曼达林」这样一个专名（那是葡萄牙语的「官」字）用在他们身上，倒也不算不合适。

官不论文武，都分九品，以锥形帽顶上那颗球形的顶珠为别——那顶珠亮晶晶的，像教堂尖顶上的一颗金球。他们的长绸袍上，文官的补子绣的是性情和顺、善于鸣叫的禽鸟；武官的则绣凶猛的野兽。下面我所说的将只限于文官：一半因为我的经历主要在他们中间，一半因为在中国，文职是更要紧的。武人被看得很轻，这多少也说明了近来加在这个帝国身上的种种不幸。武官多半不通文墨，武试初场取中的凭据不过是气力、技巧和敏捷，譬如掷百斤石、射中靶心、翻两个跟头。我认得的有几位，力气像牛——见识也像牛。

做官的头一样特权是免受刑讯。因此若要从一个官——哪怕品级最低——口里逼出供来，须先请一道上谕，把他的顶戴褫去；那顶戴像齐格弗里德的隐身盔一样，护着他不受刑。做官的步行是有失体统的。武官须骑马，文官则坐轿或坐车；这规矩比孔子还老——有人请孔子卖车去做一桩善事，他答道：「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两人抬的轿子，凡出得起钱的人都可以坐；不过在英国头一次显出武威以前，外国人坐轿是要冒险的——碰上一位官，就可能被撂在街心。四人抬的轿子，是各省所有的官都有资格坐的；可在京城里只有最高的几位才行，其余的只好将就坐车，或者代之以骑马骑骡——决不骑驴：巴勒斯坦那种王者的坐骑，在北京卑贱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没有一个体面的本地人敢骑着它进城。

官员不论品级，一进「紫禁城」那片圣域，天威所临，一概下地步行；除非蒙特恩赏在宫内骑马、或赏乘二人小轿——那份荣耀只给年高或有功的人。

文官总是读过书的；他们除极少数例外，都是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的人，因此心思锐敏，是本国文教的菁华。《礼记》连同它三千条礼仪是他们的课本之一，所以他们于寻常礼数无不精熟，官场的仪节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外国人要领略他们举止之妙，非得受同样的训练、照同样的标准养成同样的品味不可。礼节是他们的长处——或者不如说是他们的短处；因为他们惯于

「把大门上的门环擦得锃亮」，

却不管里头的家具。他们所知的常识极少，而于专门职务所必需的本领则一无所有。我认得一个人，先后在六部之中五部做过堂官，而其中只有礼部的事务是他从前研习过的。既然他知道每一个位置不过是往上走的一块垫脚石，他又何必费事去学哪一个衙门的事务呢？何况不是还有书吏把衙门撑着转么？这些书吏不论有无功名，才是真正当家的人，虽然他们不是官；每人各有一门专精，做得极熟。没有他们，别说治一个帝国，就是治一个县也办不成。

由正途做官，得走完规定的课程、取得较高的功名。一个刚出学堂的书生凭一篇好文章中了进士，便被赏一个县的知县。在那里他是「父母官」，坐在一块写着「尔曹皆吾子也」的匾下。他的职事之杂，同一个当家的一样：管捕盗，征赋税，视学，办赈济善举，劝农，验尸；余下的工夫——若还有余下的——便用在初审的问案上。这一切，除了从经验中得来的以外，别无训练。他的俸禄少得可怜，大概三百元；另给三倍于此的「养廉」银。纵有这么个意味深长的诱劝，他还是要靠不合规矩的法子贴补进项，其中有些是习惯所许的，有些虽在行却并不为习惯所许。他们若发了财，这件事本身就是侵吞的证据，随时可能被逼着吐出来——正如北京的鸽子在官仓里吃饱了，人要捋它们的嗉子一样。大学士张之万不久前就被叫去说明：为什么有人看见一袋银子抬进他的门；另一位大学士文煜因一家钱庄倒闭而损失三十万两，被传到御前，要他交代这样一笔大财是怎么攒下来的。他说：「回皇上的话：这一点点微末的家当，全出自列祖列宗的恩典，是奴才三十年公事之中所能积下的全部。」商人可以守住他的财富，做官的却不能——除非他藏得极巧。

县缺分四等，名义上按位置的轻重，实则按可望的进项多少——有些缺经营得法，一年可得六万到十万两。既有可观的进项，又以一个小国王的权威治民，一个知县即便升不上道台或知府，也该知足了。有一回，一位中国代办看见我们那位元首卸任回归平民，便对我说：「我宁愿在中国做个知县，也不愿做美国的总统。」

在一个没有自由报纸、也没有票箱的国家里，地方官几乎有一种不受干涉的独断之权。人人都惯于把自己的机会用足，以致中国的著述里断言：官场中贪墨是常例，廉洁是例外。孔子经过一座荒山，听见一个妇人在哭。问她哭什么，才知道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被虎吃了。圣人问：「那你为什么还住在这种地方？」她答道：「这里没有苛政。」圣人回头对弟子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这话出自古书，可如今仍被人不断引用，说是切合今日。

一千多年前一位较近的作者也写过同样意思的文章：有一家人为躲开官吏的盘剥，宁愿住在阴森的沼泽里，靠捕蛇入药为生。不过好官毕竟是有的。看看城门上偶尔挂着的那双靴子就知道了——我自己就见过——那是离任的地方官应百姓之请留下的，意思是提醒他的后任照他的脚印走。再看看下面这一类数不清的轶事：

一个穷妇人向新到任的知县求助。

「好大娘，你要我替你做什么？」

「老爷的好名声是先到的。老爷向来体恤穷人；人家说老爷要给每户穷人家一头驴。」

「这个我想一想；不过我想的时候，你且出去替我买一斤盐来。」

盐买来了，他才知道那妇人付的是官价的三倍。他把店主传来，罚了一笔钱，转手交给那妇人，说：「去买你的驴吧。」

各省地方官的掠夺习气，还因为他们都是外来的生人而加重了：律例禁止他们在离出生地二百英里以内任职，也禁止他们在辖境内结任何姻亲。要使官场全然依附于君主，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了。他们没有乡土的牵挂，除了一个摇篮和一座坟之外没有家；而在这种走马灯似的调动中，也不准他们在一处待到久得足以养成一种可能变成危险的势力。就百姓而言，这法子看去是仁厚的：它保证了施治的公平，也使百姓免受大族的专横——不然地方的治权就要被那些大族篡去。可它也有坏处：把百姓交到生人手里，而这些人任期既短，便毫不客气地趁着日头好赶紧晒草。

若问百姓为什么肯受这样一套制度，我的答复是：因为总的说来，它于他们有利。何况还有宗族的公议——争端在那里了断，罪过有时也在那里惩治——它在百姓与地方官之间充当了一个缓冲。

中国社会的架子，立在一种同古罗马一样极端的父权之上。所谓孝道，就是父权；它是这个帝国的根本大法。一家之长是那位膺天命的国家之长的缩影。子孙不是被一种离心力吹散到四方去，而是被期望紧抱着祖宗这棵树，像榕树一样在它的荫下生根。因此中国的家比我们的复杂：祖父以君主之权统治着它，打骂子孙；只要他还活着，子孙便一辈子是未成年人。等同宗的几个这样的单位联成一族，共有祠堂、坟地和祭田，族中长老的权柄之大，即便不敢公然抗拒官府，至少也可以不必劳动官府。遇到某些情形，他们并不忌讳动用死刑。我知道有个少年就是奉这样一个族议被淹死的；败家子和别的屡教不改的人，有时被活埋——这种时候他们很留心不让尸首带伤，不然官府插手就在所难免了。

论这一类的自治之权，天下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它还行于村落，尤其是一村只有一族或数族的地方。在这种族长式的制度里长大的乡下人，对他们的官抱着彻头彻尾的漠然——若不说更坏的话；除了缴一份不重的赋税之外，他们并不把政府放在心上。据说四千年前的尧帝出巡时，听见一位老人击着节唱道：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今日的皇帝若也这样出巡，只怕在许多地方会有同样的遭遇；而他也会像可敬的尧一样，乐得被人忘掉。

中国人远不是一副被压迫的模样；世上再没有哪一国的人比他们更少受官府的干涉。你在一座中国城里过上几天，未必见得着一个巡捕。人人似乎都可以照自己眼中看为正的去做。他把垃圾倒在街上，没有人来过问。他把车停在街心，人人绕开走，也不抱怨。多数地方——京城倒不然——遇上婚事丧事（两样的热闹都要好几天），他可以把街道占去一部分甚至全部来扩充自己的房子；别人也就忍着这份不便，因为知道风水轮流转，将来自有报偿之时。

法定的赋税并不苛重；贪官若敢在这担子上加得太多，百姓可以呈请把他撤换，极端时还可以结伙武力抵抗。大规模的抵抗便成了造反，造反又可能酿成革命。很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那些奉君权为神圣的经书，替这最后一味药留了地步。造反之权是被教导的，而且有起兵解民于暴政的圣人作榜样。君主凭天命而治，可天命是借着民意显明的——贤明的舜说过：「天听自我民听。」若因他失德而民心离散，他的天命便告终止，百姓的归附便可以转给别人。经书上说：「天命靡常。」

改朝换代就是这样来的；新朝一旦立定，它的名分同前朝的一样正当。不过权力的转移，总要以骇人的生灵涂炭为代价。史书上四千年间数得出二十四朝，平均下来，相对太平的年月还算长的。既以天命而治，皇帝在理论上自然是至尊无限的；可在实际上，天下没有哪一国的统治者比他更少任性妄为、更少暴虐。在没有宪法限制的情形下，这是靠一套用心的教育保证的；那教育着眼于三件事：一是使他对宇宙的主宰、对祖宗的神灵怀有责任之感；二是使他敬重现行的制度；三是教他如何运用治国的机器。他极少把这机器上的哪一部分废掉，无论它多么陈腐无用；对任何带着「标新」气味的添设，他也不肯轻易点头。藤壶越积越厚，而船底是从不刮的。

综理政务的主要衙门有六，即吏部、兵部、礼部（掌教化与祀典）、刑部、户部、工部。凡到御前的事，不论经由什么途径，总要经过许多仪节和再三的斟酌才定。寻常的事，他在折子上批「该部知道」，那么该部的处置便是定案。若批的是「该部议奏」，那就保证要有更仔细的查核；不过皇帝几乎总是照准该部的议复。他不照准的，多半是关于赏罚的事——在那上头他行使君主的特权，施以宽厚或仁慈。遇有极重大的事，有时要六部会同商议，另有京中几个衙门协助。这个庄严的「议会」的集体智慧是从不被驳回的；皇帝依从它，因为那是取得臣民拥戴的最好办法。除了对天、对民负责之外，他还被教着觉得自己要在史册的公堂前受审——他每日的言行都由史官记着，那些人像影子一样跟着他。

我在宁波以及我们几次北上的行程中，虽已见过不少官场，可要研究中国的官，最好的机会还是同总理衙门打交道。这是一个新设的衙门，是为应付新局面下交涉的需要而生的。六部之中没有外务这一项；最近于它的，是六部之外的一个理藩院。从前一切外国的事都归它管——凡遣使来过的西方国家，都被登在它的簿子上，算作朝贡之国。等这些国家以战胜者的身份前来、并约定以平等相待时，就得有一只新瓶来盛「平等与友爱」这新酒了。于是总理衙门被发明出来。不过它其实是从理藩院演化出来的：名字里第二个字「理」是「治理」的意思，把它同理藩院连在一起——这既合中国守旧的脾性，也抚慰了中国人的自尊。

一八六一年草创时规模很小，只有三位大臣，由恭亲王主持；后来渐次扩充，如今寻常有八九位大臣和同样多的章京（即各股的领班）。这些人之下又有一大群帮办，还不算那些不在升迁之列的书吏。这个衙门里升得比哪里都快——大概因为办外国事被认作危险或讨嫌——每位章京或帮办每三年都可指望进一级。因此进士或举人出身的人（别的出身一概不收）以学习的身份进衙门，约莫十来年便能出为知府、道台，或被派到使馆充参赞，再按手腕、才具和「油水」用得是否得当，升为代办或公使。

同文馆的总教习同总理衙门直接行文，因此处处同这一队官员打交道。除了衙门里那些隆重的宴集——在任的总教习常被王公大员请去——之外，还有几位大臣惯于莅临本馆的考试；而本人每年要同他们在馆里聚餐四五次，为公事则几乎每天都要见着他们中的某几位。这些大臣大多兼着六部的堂官，其中必有两位是军机大臣。他们每天都能面见皇帝；合起来，他们是这个帝国最有权力的衙门：能向总督下令，若肯较真，也有力量把令贯彻下去。只要他们向皇帝保证某事别无他法可解，皇帝总是照准的。因此，他们要撤掉一个不听话的总督，比英国或美国政府在同华人有关的事情上把意志加给澳大利亚或加利福尼亚容易得多。然而看他们有时如何耐着性子受人顶撞，也着实叫人吃惊。从前边境上的官府照例不认他们发的入藏护照。我记得见过一位匈牙利伯爵为此用德文写给恭亲王的一封抱怨信。他曾把护照拿给西北的总督左宗棠看——那时左正在同喀什噶尔的乱党作战。这位老将军根本不把衙门的札令放在眼里，公然与之作对，答复他的申请说：「此地我为主；总理衙门在我辖境之内无事可管。」而衙门受了这个没趣，倒比那位伯爵还能忍。

对外国使节所提的一切主张，他们照例的姿态是反对；要把他们从那个阵地上拔出来，非围攻许久不可。因此有人猜想：这架机器是照测微螺旋的原理造的——为的是把动作减到最小，不是为把事情办快。有几回，外国人等这个衙门凑够人数开会、又等他们自己内部商量出个结果，等得不耐烦了，索性跑到天津去，从直隶总督李鸿章那里一个钟头就拿到了他要的东西——李有特旨的权柄，改换公堂既行得通，也合算。这位总督颇以自己的干脆自得，有一回正讥笑衙门的外交办得慢，我便说：「这正是两条龙的故事：九个头的那条，斗不过九条尾巴的那条。前者看去可畏，后者钻过树丛来却只要一半的工夫。」中堂大人听出了其中的意思，那高大的身形仿佛又高了些——他显然觉出了自己胜过北京那个凑合起来的班子。

衙门开办之初，各国都爱摆出发号施令的架势，尤其是不久前还曾把中国捏在掌心里的那几国。有一位大臣——广州的锐气被挫以前，他在那里做过粤海关监督——有一回当着我的面说：「从前挨打挨骂的是外国人，如今掉过来了：挨的是中国人。」怀着这样的感受，把中国最擅长的那种「惰性之力」拿来抵挡外国人的推挤，岂不是很自然的么？无知使他们谨慎；对外国一无所知，他们除了摸索着走，还能怎么办呢？

前福建巡抚徐继畲因通晓地理，被延入总理衙门。他编过一部课本，里头说「罗德岛以港口跨着一尊铜巨人为奇观」！上一朝他正是因刊行这部书而获罪——人们认为那书透出一种不像中国人的倾向。因此他的起用是个好兆头，即便他的考古略有出入。「盲人国里，独眼为王。」

有一回我在馆里同两位大臣共进早餐，其中一位提到印度的一条消息，里头有「俾路支」这个名字。另一位插嘴道：「俾路支——那不就是秘鲁么？」在一位办外务的大臣，这几乎同帕麦斯顿任命某某爵士做纳闽总督、随即转头问他的秘书「那个岛到底在哪儿？」一样糟。说来难以置信，我还听见一位中国大臣就缅甸问过同样的问题。这些大员之中，唯一显出通晓地理的是吏部尚书、满人锡珍。有一回他同大学士阎以及别的几位大臣在我房里，见墙上挂着一套地形图。他虽不识英文，却把印度那一幅挑了出来，手指顺着山脊摸过去，一一说出邻近各国的名字。别处的地理他未必知道得这样清楚；印度是他们惯于又怕又盼地望着的一方。

中国种种奇事之中，再没有比这个大衙门增补人手的法子更奇的了。照衙门里的成林对我所解释的，这是一条以「内部的摩擦」代替「外部的对抗」的妙计。他说：「你知道，总理衙门的方案有时会被外头的反对顶掉。一个精明的御史或有权势的总督入了皇上的耳，皇上立刻把我们最高明的筹画驳回。遇上这种事，恭亲王自有他的一套办法：他上奏请皇上把他的对头放进这个办外事的衙门里来。王爷知道：此人一旦进来，不消多久就会发现王爷那套政策是同外国相处唯一可行的路。毛和沈之所以被弄进这个衙门来，正是为此，别无他故。」前一位由都察院的副都御史升为吏部尚书；后一位由山西巡抚升为大学士，称「中堂」。两位后来都成了王爷忠实的同僚——自然是在受了一点外务的教导之后，而那教导是从几课地理开始的。再一个例子是前一章提到的倭仁。谁知道呢：这位老翰林若不是拒绝接受这番教化的工夫，是不是也会被彻底转变过来？总之，衙门里再没有比那两位更好打交道的了。

沈对我说：「我们正当的方略，是利用外国人，而不让外国人利用我们。」又有一回他痛斥容闳先生——容闳曾为本国出过大力，本可以出更大的力，只因他求新的精神和西洋的趣味惹人疑忌。他说：「我不喜欢他；他娶了个美国太太。」他显然怕美国会借着那位太太，把丈夫用来行什么不轨之谋。我答道：「西洋各国的内阁并不这样多疑。俄国公使斯托克尔男爵娶了美国太太，在华盛顿一驻三十年。普鲁士公使本生男爵娶了英国太太，被派驻伦敦，一待十五年。」那时俾斯麦还没有定下、或者还没有施行外交官不得娶外国人的规矩；后来德国最能干的代表之一巴兰德先生，正是因这条规矩被迫离开北京的。这类事情，中国古时的外交里找不出对应的先例；最近的一件，是那位「杀妻求将」的将军——他杀了妻子，唯恐她因属敌国而妨碍他得到兵权。

毛在总理衙门露面以前，已因封闭一座佛寺而在北京出了名。那寺里有一尊大铜佛忽然变得温热——众人闻讯前去，果然如此；这被当作确凿的凭据，证明有神明降临了。那地方于是以「热佛寺」闻名。人心大为鼓动；毛当时正管着京城那一带，觉得这事危及城中治安，决意把它封掉。僧人抗议，还拿他们的神的怒气来吓他。毛转身对那些吓坏了的香客说：「他若真是神，就叫他把我打死。我若再活半个钟头，你们就该知道：你们那尊活佛不过是个巧妙的骗局，你们是被这些贪心的和尚哄了。」半个钟头之内他一无所损，众人散去，寺门贴了封条。我想证实这个故事，便问他是否属实。他说是；我称赞他的胆量。他还有胆量当着几位大臣——本人当时正同他们用早餐——说：「倘若人人都像丁韪良博士那样陈说基督教的道理，我们对它也就没有多少可反对的了。」我曾送给他们每人一部我写的《天道溯原》。

二十二几位知名的官员

一位亲王、一位中国的政治家、一位中国的学者、一位满洲的学者、一位满洲的政治家、一位中国的外交家、一位中国的教习

我那几位做官的朋友，前文已顺带提到过。读者若想多认识他们一些，不妨看下面这几则——它们并不是完整的传略，不过是补叙而已。除了几位凭才具从微贱中起来的典型士人之外，其中还有两三位出自特权阶级；他们虽生在高位，却凭着性格的力量，对本国的命运施了深远的影响。

一、一位亲王

恭亲王是那位固执而命途多舛的咸丰皇帝的弟弟；前后二十五年间，他一直是主持外务的首辅、也是这个帝国的宰辅。这份显位，他是靠着见识与胆量得来的——正是这两样，使他在他这一家的气运几度危急之际能够挺身而出。他这颗星是在风暴与黑暗中升起来的。皇帝逃往蒙古去了，各国公使（或者其中一位）因找不到可以商谈的负责之人，正打算转而去找南京那个敌对的政权；就在这时，一八六〇年十月，年方三十的恭亲王持着议和的全权文凭出面了。他在极窘的处境中所表现的庄重与镇定，使他们很受触动。这位亲王从没见过外国人，身后也没有看得见的武力可恃——守京城的军队溃败了，圆明园被劫掠了，京城也被占了。然而他远没有像茹尔·法弗尔签和约时那样以哀恸示人：他没有露出一丝示弱的样子，只一心争取尽可能好的条件。他有福气碰上了几位以有分寸著称的人，而那几位同他一样急着要把这个倒伏的帝国重新扶起来。协定既成，入侵之师随即撤走，这使他大得皇帝的宠信，皇帝要他留在北京做自己的代表。

咸丰死于塞外，一半因为郁愤，一半因为纵欲所伤；身后留下一个幼子，两位遗孀争着做他的母亲。一号皇后虽无子，却以正宫的名分主张这孩子归她。二号皇后原是次妃，才是生身之母；她因为皇位生了继嗣而被抬为皇后，母子之分并不要她放弃。这里本有一场冲突的材料；两位若不是都温和识大体，只怕要靠一把比所罗门那把更厉害的剑来断这场官司了。肃顺和端华两位亲贵把幼主抓在手里，以两位太后的名义宣布垂帘，把新皇帝迎回北京，好安抚她们。恭亲王是他们野心的障碍，已被划进必除之列；可他听了他岳父——那位老谋深算的桂良——的话，抢在对头前头动了手，把他们拿住斩了。两位皇太后感激他把自己的儿子从那两个自封的监护人手里救出来，便颁诏称他为「议政王」。照宫里的说法，她们「垂帘听政」，而他则「凡国政须与议」。

等船重回平静水面——外患既平，内乱亦定——两位太后便觉得可以不要领航的人了。那位圣母皇太后是个胆大的女人，志向极高，而天分更高。她可以把同僚当作工具；可只要她的谕旨非得先得恭亲王的认可才生效，她就觉得自己并不是真正的主上。她们拿一个「骄纵不敬」的罪名硬安在亲王身上——这话从一个十岁孩子嘴里说出来听着实在滑稽——两位太后下诏把亲王一切差事尽行开去，把他圈禁在自家王府里。不出三天，又下一道诏，说「王已伏地泣涕，自陈己过」。他被赦了，许多差事一件件还给他，还添了新的荣衔；只是「议政王」这个头衔再没有出现过。

恭亲王身材瘦长，面色黝黑，近视得看去像斜着眼——若用过去时说，他不算个好看的人，虽然他至今还在世。不过他待人和善亲切；说话又快又有劲，给人一种独立刚强的印象，其实他远没有那份刚强。世人最熟知他是外务衙门的首领，其实他是各部政务的总头脑；可他从不撇开属下的献议自行其是，他的话不过是他们商议的撮要罢了。他是一位皇帝的儿子、又是另一位皇帝的弟弟，可以拿来当作今日中国统治者是什么材料做成的一个公道样本。

我同这位亲王往来频繁而融洽。除了各种褒奖之外，他有一回还对我表示过一种非同寻常的体谅。本馆一位教习在给某国公使当译员时严重开罪了他；亲王没有专断地下令把他辞退，却把我叫去，把事情讲明，把裁决权留给了我。十年前，亲王因法国侵占安南之事被放归私邸；只要他那位兄弟（当今皇帝的父亲）还在世，他就因那位的猜忌而被搁在一边；不过这位「老舵手」近来又被召回掌舵了。他虽然身子不好，中国却又一次靠他的智慧与持重，同一个战胜之国换来了和平。他难得到总理衙门去，那衙门的专职首领如今是他的堂弟庆亲王。

这两位是我所结识的仅有的亲王——另外还有一位蒙古王公到我家来，请我替他指点学英文的门路。在俄国，公爵之多如同法国的伯爵；两国的爵位都传给所有的儿子，或者由他们自行沿用。中国却相反：亲王极少，只限于鞑靼人，而且律例给他们的繁衍定了限。皇帝的儿子是「亲王」；亲王的儿子是「郡王」；郡王的儿子便不再是「王」，而是「贝勒」，就是说根本不算王了。圈子越大，爵位越淡；这个民族也就免去了一个日益沉重的包袱。

二、李鸿章，中国的政治家

除孔子之外，再没有哪个中国名字在中国境外这样有名。然而李鸿章之似孔子，同「最基督教的陛下」路易十五之似基督差不多。他发财所用的手段，按精细的道德衡量是不足取的，虽然本国的习俗是许可的；不过他的家产纵然翻上一百倍，也够不到有人加给他的五亿元之数。他这些手段中的一种，是一位从南方来的、本身也很有钱的官告诉我的。那人正等着在这位总督辖下的省份补缺，却庆幸自己溜过天津而没有去见他；他不去拜会的理由是：「离大人的寿辰太近了。」

他所处的位置把他抬到了亮处。二十年来，他据着首屈一指的直隶总督之位，这使他成了御座的头号护卫；而他的兄长（人送绰号「无底袋」）又靠他的势力先后做了湖广和两广总督；因此在各方大员之中，他是远远最有权势的一位。

注：写下这段以后，他已被召入京，接掌军机大臣之职——那个荣衔他早已挂着。因此他如今名实相副，是中国的「中堂」，即宰相。

他才智与品格上的特出，更被一副堂堂的身量衬托出来——他身高六英尺二寸——而面貌与其说像中国人，不如说像波斯人。七十三岁上，他的心力毫不稍减，体力也还很可观。他七十大寿办得极盛：那场盛典连同它一幕幕变换的场面、以及由此而生的诗篇，装了厚厚一册；总督寄给我一部，却被他一位本国的崇拜者拿去了。

他握着京师的锁钥，西洋各国的使臣入京都得经过他那里，而他们也难得不去或正式或半正式地拜会他一回。他是容易见到的。想见识名人的旅行家总能在家里找着他；而各报的特派员也准要为这位中国种族最出色的代表留出几栏篇幅。这个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要出头的：他青年时便以文章著称，在本省安徽中了秀才和举人，会试中了进士，随后又得了入翰林院这份至高的荣耀。不过他若单靠文章，升迁总不会这样快。时运帮了他：他被召去参与讨伐太平军之役。他身上顶着本朝的功名，便须效忠；而乱党扫过他家乡时所行的种种暴虐，又逼着他为法纪与秩序而执戈。

统率官军的是年辈较长的翰林曾国藩，他热诚地接纳了李鸿章；除了他自己的才干之外，李这一段辉煌的仕途便是得力于曾的提携。五年之内，他已统率着江苏东部的军队，同华尔将军和他那支练过的队伍一城一城地收复，而所有的功劳都记在他名下。等戈登上校接统了华尔的军队、逼着叛军交出省城苏州这座大城，李便被擢为巡抚。他最为人所知的一件事，是背弃受降的条件，在自己帐中设宴款待叛军诸王时把他们诈杀。为这件事，戈登扬言要在他脑袋上放一枪；也为这件事，中国政府在他帽子上加了最高品级的顶戴花翎。乱事最终平定，李也在新封的爵位里得了一份，被封为世袭一等伯。

李是那条轮调之法的例外：他一个位置坐了二十年，稳得像座桥墩，任潮水来去，它总在原处。这份可以长久的指望，鼓励他用他那颗多产的头脑去筹划种种兴革——若是个过客与寄居者，是没有胆量去做的。他主持这首要的总督之位被看得如此不可或缺，以致他又成了另一条规矩的例外——那条规矩，中国官员无论按律例还是按教义都是要守的。他母亲去世时，他本该解下官印、服三年斩衰之丧。一道特旨却要他等一个方便的时候再去尽哀。他再次呈请，皇太后才松了口，给了他三个月的假——而不是三年的丧期和一个新的位置。

多数官员早年都要同贫困搏斗，李却有生在富家的福气。他父亲是个有官衔的田主，富裕到不止一房妻室。我们这位总督是庶出。传言说这位夫人是本家的远亲，同姓；那么这门亲事按律是不合的。传言还说：她八十岁上要以自己的名义（中国女子同俄国女子一样，出嫁后仍用娘家姓）具折谢皇太后所赐之物时，她儿子劝她把「李」写作「纪」，免得她同她那位第四十七代堂兄成亲的秘密传到御前去。

李久任总督，已立下了求新之友的名声；不过那并不等于是外国人之友。会不会正相反呢？——他一切的努力，不都是为着替本国备战么？中国在同日本的较量中栽了跟头，不是李的过错，是她的不幸：这样的人她只有一个。在他手里，海军建起来了，两座海军要塞装备起来了，海军与陆军的学堂开办起来了，煤矿开了，一支商船队组织起来同外国人在商场上争胜，十万大军配了枪、也练了操；末了还修了一条铁路，一直修到长城的尽头，预备将来同西伯利亚的铁路接轨。同一切伟大的领袖一样，李懂得怎样挑选办事的人。他创建轮船招商局那支漂亮船队的主要代表是唐廷枢先生——他出自教会学堂，又在怡和洋行这家大行里学过生意。唐先生写信给我，托本馆化验几样煤铁的样品，信里说：「中堂在前头领，我是在后头推的人。」

李和他的夫人是几位传教士——不是医药传教事业本身、而是几位赢得他们信任的传教士——极显眼的护持者，尤其是马根济大夫和金大夫夫人。

我住在北京，同这位显赫的「副皇帝」只见过两面。五年前我去拜访他时，彼此并不生疏，他待我也不当我生疏：我许多学生在他手下当差，我有一部书还蒙他赐过序，在此前后我们也一直有书信往还。这次见面唯一不愉快的地方是：美国刚立了排华的法案，他满腔怨气冲着我的国家，而且因为把我看作一个中国的官员，发起怒来越发不客气。他在这题目上说了又说，尤其因为他要我做一种使者，把他政府的感受转达给美国的总统和人民。

惹他动怒的与其说是排华这件事，不如说是排华的做法。这项法案的通过违背了先前的约定，是背信；而这事又是在一份新签的条约尚在审议之际做的——那条约还是中国主动提出停止移民的——至少可说是失礼；再加上它为着政治上的效果、赶在大选前夕匆匆通过，这使他对我们这种政体评价很低。等他的火气稍稍缓下来，我才斗胆说：他若看一看自家，也会发现一些于中国并不光彩的情形。

我问：「譬如说，那些对各国、各行业的外国人下毒手的事，叫美国人怎么想？」

他答道：「那些是被煽动起来的愚民所为；可我们的劳工所受的压迫，却出自你们的政府。而一个立法作恶的政府，就『不成国』。」他又说：「假如『我』——他说『我』字时，那个『我』分量极重——把你们的传教士驱逐出去，你怎么想？」

我答道：「我会想：你是把刀口对准了你最好的朋友。我还要说：你违了孔子的一条训诲——那条训诲不许你把怒气迁到无辜的人身上。」

这句引自他自家经书的话把他噎住了；他哈哈一笑，说：「我并没有要做这种事的意思；我不过是为着辩论才这么说。传教士是好人，我知道；不过依我看，你们那套道德有一处欠缺：讲仁爱太多，讲公义太少。」

他射这支回马箭，意思是：他希望传教的热心少一点，守约的敬意多一点。这番谈话——我这里只记个大概——极有他的本色。同外国使节议事时，他惯于调侃，「为着辩论」说些不中听的话，装出严厉的样子来攻。他的雷声之后照例是一片阳光；再没有谁比他更懂得把明暗错落着用。只是他缺少那种有教养的官员所特有的、打磨过的自制。

我们第二次会面时，他谢我在美国期间为中国政府所办的几件半属外交性质的事。听完我的回禀，他把两个小儿子叫出来，要我当他的面考一考他们的英文。近来我取道天津回国时，他正巡视那两座孪生的要塞去了——那两座要塞新近落到了日本人手里。那纸和约是他忙碌一生的收梢之作。他的位分、年纪与人品，都注定这桩使命该由他去；只是眼看着为保卫国家出力最多的人，却要以求告的姿态去叩战胜者的门，实在叫人心酸。他的全权文凭见于下面这道上谕：

「朕欲与日本国大皇帝敦笃和好，特派一等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议，商定和约条款，并画押盖印……

「惟所议定之条款，仍须呈朕察阅；如果妥协，再行批准。」

要注意：中国皇帝非到吃了败仗决不肯给的那个「全权大臣」的正式名号，这里并没有缺。怎么会缺呢？一个月前张荫桓的求和之使，正是因为缺了它而被拒的。可是既附上「所议条款仍须呈朕察阅」这一条，那名号到底又算什么呢？照李鸿章自己的理解，这是指在画押之前须先呈阅——所以他请准了用密码同本国政府通信。谭钦差当年说过的那句话——「全权大臣只有一位，就是皇帝」——岂不是真的么？

李办这场交涉，仿佛是向山上冲锋，显出一种罕见的胆量与手腕并具。日方一开头提议停战，他当即拒绝：宁可听凭日本人施其所能，也不接受所附的条件——即交出大沽、天津、山海关的炮台与军械。他头一次同日本全权大臣会晤回来，居然有福被一名刺客打伤；那颗子弹险些致命，最好的外科医生也不敢取出来。这一枪省了多少场血战：日本天皇一时慷慨，无条件允了停战，看样子是为着替自己臣民的罪行赎过。同一种心情，也使他把他的代表所索的苛条减轻了些。不过那些让步不像停战那样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它们是对李鸿章批驳日方约稿的答复。那篇批驳周详而锐利，够得上列入此类文书中最出色的一批，是他在病榻上拟的。不错，他有那位极干练的外交家科士达阁下的赞助；可通篇所表现的心力之强、气概之无畏，公道地说，正是这位英雄般的老人自己的。在类似情形下的国书，很少有这样见效的：在赔款上，它使日本人从所索之数中减去一亿银元；在割地上，它使他们撤回了割让奉天——满洲旧都——以及它与北纬四十度之间那一带土地的要求。在懂得掂量这些的人看来，这结果多少带着凯旋的意味；然而不幸得很，李鸿章的名字必将被他那些无知的同胞当作一个甘心让国土瓦解的人而钉上耻辱，这也是太确定不过的了。

那些日子里有一段可喜的插曲，是名古屋的日本基督徒送来的一封慰问信。这样的信虽不止一封，这一封却似乎在这位中国使臣心里留下了相当的印象。他没有像本可以做的那样只道一声谢，却详详细细地复了一封信，措辞既有礼又有情。下面是他在病榻上口授的那封信的一节：「来函所致的厚意，深使他感动；他觉得诸君为他康复所作的祈祷，必不至于不为那位主宰人类命运的大能所垂听。他能从猝死中脱身，近乎奇迹；他相信自己的性命被存留下来，是为着某种明智的用意。他或许还能为世界做些好事，或许还能为本国效一份力，努力恢复和平。」

总的说来，他这趟使日之行，使我对中国这位最伟大的政治家的品格更添了敬意。

三、董恂，一位中国的学者

董恂不但是位模范的学者，还是位修养到家的君子。一八六三年我们初见时他就中意我，我之爱好中国文籍，是我们相契的第一根纽带；此后多年，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护持者，以他做大臣的分量帮我。我比他小二十岁，因此对他恭敬并不有损自尊。他八十五岁去世，文事的勤劳一直不辍。

他著述极富，把他主要的著作都送了我一份，其中一部讲大运河沿途舆地的书竟有四十八卷。这些都是在做官的忙碌中写的，用的是公事间隙拾来的零碎工夫，或者是从睡眠里挤出来的时辰。

布鲁厄姆勋爵曾以在听人陈词时写成一篇科学论文而自负。我不知多少次见董恂以本馆监理的身份莅临考试时一面挥笔写作；而布鲁厄姆那件事若说不可信，那么只要那场陈词也像我们学生的考试一样全用笔墨，就一点也不奇了。

他学问渊博得出奇，却也不免带着一缕迷信。赫德爵士为教习们买的房子里，有一所恰好同董恂为邻；他不愿一个外国人住进去。我被任为总教习时，赫德爵士说他也许会看在我的份上撤回反对，我便同他谈起这事。

他答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你要来做我的邻居，我怎么会反对？只求你别在我墙边砌一个高烟囱。」

这个请求我照办了；它出自对「风水」的信从——照那套说法，高的东西会损坏它所俯临之处的气运。他说他这样请求是顾及别人的感受，要我以为他是超脱这种弱点的。可这弱点到底还是缠着他。

我从没见过比他更有礼的人。有一回他为遮我自己的笨拙而使的那一招，叫我想起一位威尔士亲王：为免一位乡下太太因就着碟子喝茶而脸红，他立刻也照样做。有一次我同几位大臣用早餐，起身隔着桌子递东西，笨手笨脚把自己的椅子碰翻了。他对仆人说：「把那把椅子搬走修一修；它的腿有毛病！」

他不但有礼，而且有度量。我受任总教习后不久，本馆一个学生告诉我：董大臣曾派他译一份同我有关的文件；他还带着惊恐的神色添了一句：「而且那是很坏的东西。」他随即把文件给我看；我一看大吃一惊：那是一八五九年联军在大沽败后我写给一家报纸的信，论证中国政府无意忠实遵守在天津所订的条约。它被收进了议会的蓝皮书，有人把它寄到总理衙门来，好害我一害。译文交到他手里不久，我去拜访董先生，说要略作解释，一开头便请他留意这文件的日期。他瞥了一眼抬头，叫道：「不错，那是战前的事。如今情形变了。这题目不必再说什么了。」随后待我仍旧热络亲切，仿佛我从没质疑过他政府的信义。

同我所认识的许多大官一样，董恂也是靠中国人所谓「青云之梯」的那套极好的科举之法，从贫寒中起来的。他说：「我十八岁上开始教书自给，同时读自己的书。做了十二年塾师，那就是一天十二个钟头；好在功名一级一级得手，到三十二岁上中了进士，我的苦役才算完了。」他随即被派了差事，由此升为一省的主考、漕运总督、顺天府尹、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并入总理衙门。

在总理衙门，大半的公文出自他的手笔；恭亲王那些极出色的奏折，其实都是董恂的笔。他对求新之业何等真心同情，从其中几篇里看得出来，尤其是关于创办本馆的那几篇。威妥玛爵士说这位慈和的老人是「他生平所见最高明的说谎家」。董恂若听见这话，或许会当作恭维（我还真不敢说他没有听见），因为中国的治术是把说谎当作一项本分的。欧洲的外交如今这样正直坦白，从前不也一样要说谎么？路易十一不是对他的使臣说过「他们若骗你，你要骗得更厉害」么？而且外交上的说谎至今是不是已成绝艺，我也并不敢断言。

四、宝鋆，一位满洲的学者

在满洲一边，内务府总管大臣宝鋆恰可作个对应。他也做过塾师。实在说，我不妨在这里一并交代：我所提到的这些人，大半都做过塾师。因为在中国也同别处一样，富家子弟一般不肯用功；而在宝鋆的少年时代，一把金钥匙远不如今日管用。中国最有名的学者都是穷出身。要遇到一个不曾靠教书拉自己一把——或在馆、或在塾——的，是很难的。中国人敬重师长，这一点他们胜过我们，正如他们敬重父母祖先胜过我们一样；因此教书这条路，不像在我们某些乡间那样难堪——在那里，学生揍一顿先生是（或者曾经是）长大成人的标志，而把先生关在门外则是寻常的消遣。

宝鋆以学问和机锋著名，著述却不如董恂之富；据我所知，他的著作只有两卷诗，他送过我一部。其中一卷是他去杭州主考的路上作的：白天在轿子里成句，晚上到了路边客栈再写下来。他咏恭亲王一班人失势的几首诗颇为流传，可它们的用典，隐晦得同那些通神大士的学问一样。

一生如在好梦里，

不觉年华已老；

但见承恩长得意——

似觉春光不尽。

可叹鲲鲸难下网，

渔人技已穷；

功名一梦今朝醒——

少壮与权柄俱去。

失之东隅，或有收桑榆，

足可自宽；

同病诸君请听劝：

留得此心莫乱。

看过这一段，我不敢说读者还会渴慕那「两卷诗」。忘了说一句：董恂也是诗人。读书的中国人个个作诗；不过这两位是满腹诗心的。

有一回蒲安臣先生把一册版画给恭亲王看，亲王看中其中一幅极美的，画的是两个女子泛一叶小舟。他把画指给宝鋆看；宝鋆从怀里掏出一支毛笔，当场写下十句即兴的诗，亲王大为高兴。他记起董恂也有这份本事，便又把董恂叫出来；董恂同样干脆地把这道题交了卷，而且他那篇一点也不像应命之作，既有神采又见风致。两篇都是一挥而就，不曾涂改一字，也没有片刻的沉吟——真是一场即席的比试。亲王称赞他一如称赞前一位，大意是说：两人都配得那头小牛。那两首诗我译给了蒲安臣先生听，可惜我没有留底。我们的两位阁员、或者维多利亚女王的两位阁员，能表现得同样好么？

这两位诗人盛年时都极俊美；宝鋆同他那位中国的同辈生在同一颗星下，而寿数更长，直到晚年仍旧以气度之高华、心思之活泼见称。两人都极爱说笑。听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掷出经书里的机锋与回敬，真是一桩享受。论科学，他们停留在维吉尔和贺拉斯的水准上；不过董恂对本馆极关心，把我所有的书都细读过，还给了我不少字句上的指点，他正在慢慢走向更开阔的见地。宝鋆的心思从没越出过诗律的范围，仍旧抱着旧传统不放。有一回我亲耳听见他当着我们学生的面讥笑地球自转之说，一面说笑一面朗声大笑；学生们这边则暗笑这位大臣的无知。

五、文祥，一位满洲的政治家

接着想起来的是大学士文祥；我引他们出场并没有什么次序，正如奥德修斯招那些幽魂时一样。他生在本朝旧都奉天，是满人中的满人；他在内政外交上都如此显要，以致我若学普鲁塔克，就该把他同李鸿章并列作一对。他少年时用功极苦；可中了进士以后，占据他心思的是治国而不是文章。他那瘦削佝偻的身子配着一颗好头颅，叫我想起塔列朗。卜鲁斯爵士谈到文祥时曾对我说：他从没遇见过比这更强的头脑。璞鼎查爵士论耆英也说过类似的话；两句评语都因在「异教的中国」发现这样的人而惊讶过了头。

严格说来，中国并没有「首相」这样一个职位，正如我们美国也没有；然而有十来年，文祥实际上就是这个帝国的首相，他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的政治家在影响力上没有一个比得上他。他不曾被派到外省去做总督，自始就被留在朝中；第二次战争之后整顿重建的事，以及本国外交政策的擘画，都是他领头做的。

同前两位不同——那两位早年备尝辛苦，末了以富死，算是得了补偿——他却以生而贫、死亦贫自豪。西华德国务卿在中国时曾写信给文祥，说久闻其名，又同他有公事上的往来，愿意到他家里去拜访。这位鞑靼首相辞谢了这份荣耀，说他「陋室不足以接待海外来的贵客」，改到美国使馆去拜会西华德先生。这托辞并非虚饰：他住的是租来的房子，每月房租不过四元半，不可能有多气派。我所认识的另外两位大学士沈桂芬和阎敬铭，后来也仿效他这种张扬的清贫；这份殊荣于他们本国的道德所增的光彩，大概同某几位罗马贵妇因贞节而得的名声差不多。

文祥憎恶鸦片，一闻到同僚口中的烟味，便毫不掩饰他的厌恶。上面说的那两位老诗人也一样一点鸦片的沾染都没有；不过他们同中国人最爱的诗人李白一样，是黄酒的豪饮者，而文祥并不如此。他虽被公事压得喘不过气，对我却总是随时可见。有一天我见他喘着气犯哮喘，他对我说：「你见过小驴子拉大车、被套索勒得半噎住的样子吧。那就是我的写照。」在北京，驴拉人推的独轮车是运货最常用的脚力，这个比喻并不牵强。

要证明文祥见识开明，再没有比他自己定下的那条为政准绳更好的了。他有一回对我说：「我要奉孔子的训诲行事：『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凡你们西方的好处，我们都要尽量学过来。」不幸的是，这位被人寄以厚望的了不起的人，竟早早地被夺去了——虽然中国有句谚语说「五十不为夭」——而那时他的国家正开始安定到可以着手实行他这条明智的准绳。他死后，再没有哪个大官提起过这句话。我上文已经讲过他托我转给北京传教士的那番关于礼拜堂地点的忠告。又有一回，他告诉我：他听说传教士惯于辱骂孔子，显得很是气愤。我说：「那是诬蔑；纵有个把偏执的人对圣人说过不敬的话，传教士照例是极敬重他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证据呢——他的著作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正是仰仗传教士之力。」

凡对他的国家或国家制度有一点不敬的事，他都很敏感。又一回，他对英国学生把龙潭当作游泳池亵渎圣地表示不悦。他对道教和龙其实并不看重；可那是他本国的一处圣地，何况他自己不是还享过在那里投虎求雨的荣耀么？

他听说我访过河南的犹太人，便想知道些他们的事；这给了我一个说到我们那部圣书的机会——那书以上帝为作者，以犹太人为传达的管道。他干巴巴地答道：「可惜上帝没有把算学的奥妙也启示出来！」他相信上天启示过孔子，对希伯来的先知就不那么了然了。我送了他一部我写的《天道溯原》，好给他多一点亮光，也好让他看见基督的教训同孔子的教训相抵触之处何等之少。他在世一日，总理衙门一切举措的主动之权都在他手里。他的胆量同他的见识相称；他若长寿些，他必定会对法国吞并北圻表示坚决的反对。他会因此避免恭亲王一班人的倒台呢，还是会招来一场更坏的大祸？能产生文祥和宝鋆这样人物的种族，是没有衰朽的。

六、曾侯，一位中国的外交家

曾侯——这一门里的第二代——在这份名录上该占一个很高的位置。他做使臣的功绩，下一章还要说到；这里只补几笔，看一看他在家里的样子。他父亲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上出力最多，被列为新封贵族之首——那批爵位是为酬答几位出力的中国人而设的，正是他们的忠诚救了满洲这一家不致覆灭。第二代的侯爵曾纪泽——他更愿意自称「曾劼刚」——从没带过兵，容貌举止上也毫无武气。他相貌平常，体质孱弱，却极有定力，心力也不小。他承袭了显赫的家名，仕途的门不必闯文场的刀山便为他敞开。然而他也是个秀才，中文造诣很高。他送过我一部手抄的未刊文集，可见他对历史与政治——照中国政治家所理解的那种——下过苦功。

一八七七年曾纪泽奉旨到北京候旨时，将近四十岁。为着办外交，他已开始学英文——郭嵩焘出使英国一事把他的注意引到这条路上，郭是他的姻亲。他住在腹地深处，难得见一张白人的脸，全靠文法书和字典摸索。也许因为闭塞、无从比较，也许因为奉承——奉承总是随时准备把一位贵人吹胀——他对自己的造诣颇为自负，常把写着双语题辞、诗是他自作的扇子送给朋友。另页上有一柄他赏我的扇子的影本。中文原作是雅致的，英译却是「印度式英文」中独一无二的标本：

欲合天、地、人三者之理，

惟圣门之徒，其人者，能之。

宇宙当纳于知识之中，

凡人皆是，皆应，

然惟智者，其人者，乃可。

他并没有进本馆做学生，却到我这里来受私课，尤其要在地理、历史和欧洲政情上求些知识，并把他用英文写的这类文章交我改。上面那几行，不消说是没有改过的；也不消说，那是他刚来时写的。他每礼拜到我家吃两三回饭；元旦那天，他穿着貂裘、戴着插花翎顶红宝石的皮帽来拜年——那一天的拜谒是只留给父母、师长和上司的。

他说话流利，可文法不通；读和写始终吃力。不过就是这点本事，在交际上已大占便宜，而交际在外交里差不多占一半；这也成就了他——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派驻外国京城最能干的使臣。

曾侯、他的前任和后任们能有成就，若不把很大一份功劳归给马格里爵士——中国驻伦敦使馆那位能干的参赞——是不公道的。马格里爵士正是在第一代侯爵的提携下显名的。他起初是随军医官，却以并非纯属医术的手段在对太平军的战事中崭露头角：他铸炮弹也铸炮，虽然于军事工程毫无经验。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便派他总办南京的一处机器局。他在伦敦的位置，则要归功于李中堂和郭嵩焘——这两位对他和他的经历都很熟悉。

侯爵夫人在她丈夫赴英前不久到北京同他会合；她在同我妻子相识以前，从没见过外国太太。她举止娴雅有致；同别的高门女子一样，本国的文字她也不会读写。她两个女儿受的教育好些，其中一位替她代笔。动身去英国时，侯爵先声明：夫人要请免同男子握手——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礼数严到这个地步：男女之间递东西须放在桌上，不得手递。守得这样严，以致经书里还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女子若溺了水，即便是她的小叔子，可不可以拉她的手救她的命。

在英国住了几年，她很爽快地把这些顾忌都跨过去了。不过她在西方的风俗里所遇见的种种，只怕没有一样像她回北京后拜访我们一位法国教习的夫人时所受的惊吓那样大。她的注意被一幅盖满整面墙的华丽刺绣吸引住了，人家还等着她赞美一句。她喘着气低声说：「那——是一幅殡仪的棺罩呀。」

侯爵离国九年归来时所受的礼遇，使我们指望他那些求新的见解也会被人善意接纳。可他一进总理衙门，就发现自己成了被猜忌的对象——能干的守旧派徐用仪成了他的死对头，千方百计要把他的影响抵消掉。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皇帝向侯爵问过西方教育的事，又提到他英文素有根柢，便很有见识地派他做同文馆的管理大臣。这个职位从前是没有的，它所附的权柄本可以在教育上办成一场亟需的变革；可第二天总理衙门就上了一道折子，说不妨设两位管理大臣，并提名徐用仪同侯爵共事。一个往前拉、一个往后拽，还能指望有什么进展？李中堂也同他作对，倒不是因为守旧，而是怕他在国是的议席上夺了自己的领袖地位。此外还有一段私怨：侯爵一个女儿嫁了李的侄子，后来经她父亲允准离开了丈夫——那位丈夫的品行远非端正。

这位女儿在英国被称作「海林女士」。小女儿「花儿女士」嫁给了她父亲的私人秘书——这是经她父亲认可、照英国的原则行事：嫁一个她认识并且爱的人。婚礼的热闹把亚洲与欧洲的风味愉快地合在一处。那一回侯爵请了他的外国朋友，其中有许多传教士。唉，那场喜庆过后不久，同一批人又被请到同一个厅里去送他的殡。

作为政治家，无论是在外代表本国，还是在内参预国政，曾侯都显出了持重、耐心与坚定——那是他这个民族最好的品质。离开英国以前，他在《东方季刊》上署名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题作《中国先睡后醒论》。人们以为那预示了他打算把精力引向的目标。他把这巨人唤醒了多少，从近来这场战争的结局就看得明明白白了。

七、李善兰，一位中国的教习

在这一排画像里，本馆教习李善兰值得占一个龛位——他是中国所产生的最出色的数学家。他生在杭州附近一片以文教著称的地方，很小就中了秀才，可不久便不再去考更高的功名了。他找到了比咬文嚼字更叫人满足的东西：一部耶稣会传教士所著的算学书落到他手里，把他潜藏的天分唤醒了。他不但搜遍藏书，把本国文字里所有这方面的书都读懂了，还把许多工夫用在自己的推演上；其中有些刊行过，可见他在既没听说过牛顿、也没听说过莱布尼茨的情形下，竟自己撞上了流数——微积分——的念头。

他听说上海来了外国人，便到那里去求更多的光亮；遇见伦敦会的伟烈亚力先生，便帮他把侯失勒的《谈天》、德·摩根的《代数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一部分利玛窦神父已经译过）、罗密士的《代微积拾级》译成中文。艾约瑟博士译胡威立的《重学》，也得过他的帮助。这些在他都像一次接一次的启示；他欣喜地发觉自己置身于光明的世界里，而不再是在黑暗中摸索。伟烈亚力自己也是位好数学家，极赏识他这位合作者的才具；他对我说：常有这样的事——一段晦涩的文字，译者还只抓着字面，他却已经抓住了神髓。这位英国人胜过这位中国人的，只有一样：他能接触到科学知识的源头。

上面这几部书使李先生为大员们所知，两江总督曾国藩便聘他做算学之士。等翻译学馆蜕变为北京的同文馆，他被举荐到总理衙门，得了教习之职。我被任为总教习时他已在馆，起初还露过一点妒意；可那很快就消了，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首相文祥问我：「你看李善兰这人怎么样？」

我认识李已有十年，便不假思索地答道：「他是只凤凰——中国难得的异鸟。」

这位大臣接口道：「可惜他老了！」

他其实还不到六十；可他那副明亮的头脑已开始暗下去。他此后又活了十五年，却再没有新的著述。不过他的榜样激起了我们学生研习算学的热心，虽说跟上他的推演本来就难，又被他一口糟糕的土话弄得更难——北京人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有一回一本科学杂志上的一道题，他费尽苦功没解出来，我凭着熟悉代数的法子解了出来；这件事使我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大增。

他同伟烈亚力先生共事时，几乎就要公开奉基督教了。他因怕妨碍仕途而止步，可当日所受的感染，在他心里相当程度地留了下来。我问他：「你不觉得孤单么？」他答道：「上帝与我同在，我怎么会孤单？」他的信仰——如果他有的话——是东西合成的。他自称儒者，其实是个折中的人：把印度的和西方的观念一并嫁接到中国圣人的学说上。他鄙视民间的偶像崇拜，却仍旧不高兴人家把他的同胞看作异教徒。他有一回问我：「为什么『我们』不能派传教士到你们国家去，正如你们派到我们这里来一样？」我本可以答一句「因为水不会往高处流」，可我不忍伤他，便说：「你们为什么不派呢？你们的传教士在我们国家所受的待遇，会比我们的在你们国家所受的好得多。」实情是——这他自己也很清楚——儒家在宗教上并没有什么可传布的，它在这上头的观念淡而冷，像月光一样。至于同它争衡的佛道两教，它们连在本土上养活自己都几乎不能。李教习身形粗壮笨重，头颅硕大，五官厚实，长得极像左宗棠总督，以致有一回他的像被当作那位平定喀什噶尔的人的像刊了出来。

二十三中国早年派往西方的使节

斌椿的航程、蒲安臣使团、初使法国、初使英国、初使德国、留美的中国学生、古巴的苦力、崇厚的失着、曾侯的成功

国与国之间以国的身份往来，属于外交。上古的中国，这种往来既频繁，人也深谙其道，因为那时天下裂为许多邦国，名为藩属，实则独立。公元前二四〇年天下合一，外交便成了失传的技艺之一。从此只有一个国，而没有对等之国。东亚一切王国——只有日本一个例外——都自愿向这个中央帝国的伟大俯首：以朝贡者的身份走近那龙椅，并以偶尔得以免税互通有无的特权为报偿。中国这边，则不屑于回遣使节。她所派的使不是礼尚往来的使，而是上位者赐予荣宠、或应请前来决断争端的举动。无怪乎西方各国要以平等之礼相待的主张被粗暴地驳回，直到他们在战场上证明了中国不是他们的对手。签了以兵力逼出来的条约以后，她对外交家同对将军一样急于拒之于千里之外；直到京城最后的屏障陷落，她才答应他们住在城内。旧日闭关的一点虚影仍旧留着：那些以「驻大皇帝之侧」名义受任的公使，仍旧进不了朝廷。除这一条限制之外，西方各国的代表是自由被接待的。可是接待是一回事，派遣又是一回事。西方来的使节那么多，都来致他们君主的问候，这足以喂饱虚荣心——虽然带礼物来的不多，而自称朝贡的一个也没有。要以礼相酬，就等于放弃那份自以为是的优越了。

然而总理衙门到底看出了非如此不可。文祥翻看我所译的惠顿《万国公法》时说的那句话，就是把这件事当作理所当然的：「日后我们派使臣出洋，这就是我们的准绳。」可是「日后」是什么时候呢？朝廷见识不如他，巴不得把这桩屈辱的必需无限地推后。它因为成功地把觐见的事一拖再拖，便自以为同西方各朝并无往来；它也并不想同它们建立任何关系。

赫德先生为促成互派使节，费尽了力气。他陈说：只要中国没有别的途径可以上达西方各国君主之耳，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便可以一手遮天。他这番道理起了作用，可这一步太大，不能仓促。他想到：或许可以先派一个考察的使团铺路。一八六六年他因私事请假回国，便提议派一位委员随他赴英，并到别的立约各国去试着访问一趟。那时正在总税务司手下做私人秘书的，是一位做过知府的可敬的满人斌椿。他表示愿意冒风涛之险，便被指派前往西方世界——不是以公使的名义，而是作一种外交上的探子。

同行的有海关的两个青年，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另有翻译学馆的三个学生；随员既多，他便颇有几分使节的排场，在欧洲到处被人当作名流。他所到之处都受各国君主接见——虽然他并没有足以当此殊礼的国书；而他长须、神气持重、举止有官派，处处给人好印象。更要紧的是：他把所受的印象仔细地记了下来，而且记了两种：一种是一卷诗，一种是散文的纪程；后者的写实，恰好纠正了前者的浪漫。他头一次诗兴大发，是在轮船上发觉自己已在「黑水洋」里——这名目至少同荷马那「酒色的海」一样好。接着他又请诗神来歌咏上海的种种奇观，其中之一是一辆漆得锃亮、带弹簧、坐着极舒服的马车；他被请上去，同美貌的女士们同车兜风。想到中国的车没有弹簧、做官的又从不同中国女人同车，他那份兴奋岂不是很自然的么？不过我还是把他自己的句子给读者看，不掺我一点臆想：

画笔难传其神，

那些西国的佳人哪！

腰肢纤秀，

裙裾曳地。

当她们从上风处过去，

一股异香便扑入鼻端。

我曾与她们携手，

同登一辆漆车。

其白非出于铅粉，

其红非出于丹砂，

天然的颜色是不借人工的。

她们呢喃的言语难懂；

可论识得「解语花」，我不让唐明皇。

到了欧洲，火车和电报同样地新奇，都点燃了他的想象；朝廷、营伍、城市，也都映在那卷诗里。那诗若不算上乘，至少可以稳稳地说：中国的诗人从没有过这样一个抒写「惊异」之情的好机会。

那本散文的纪程，是从他的奏报里删削出来的，只收了他认为刊出来稳妥的部分；因为在那时候，对西方的东西或西方的人略有偏向都是罪过。他每写一句称赞的话，背后无疑有十句贬责——那些材料他像《波斯人信札》里的郁斯贝克一样容易找到；只是贬责的话是密陈的，并没有印出来。

第二年，中国政府派出了它第一个外交使团。虽然有斌椿的报告在前作了铺垫，它仍旧迟疑；可一件意外的事把这决定催快了。蒲安臣先生做满两任公使，正要回美国去重理当日的政坛之务。行装都打点好了，他到总理衙门去向恭亲王和几位大臣辞行，亲王请我去做传译。双方都致了殷殷而真挚的惜别之词，蒲安臣先生随即表示：愿意为他们效劳，去纠正外间的误解。

亲王说：「这上头要做的事多得很。你要路过欧洲么？」

蒲安臣先生答说是，亲王便请他在巴黎和伦敦两处朝廷代为周旋，尤其是后者。素来是主要发言人的文祥，把该代为陈说的内容细细申述了一番，又添上一句：「一句话，你就是我们的公使了。」

亲王插口道：「倘若一位公使能同时替两个国家效力，我们很愿意请你做我们的使臣。」

这句半是玩笑的话，正是蒲安臣使团的胚胎。在蒲安臣听来，这话展开了一片可喜的前景。以他那样的性情，能做头一个把东方这个古老帝国引荐给西方各国朝廷的人，这份诱惑是无法抗拒的。这也许会耽误他的仕途，可未必不会帮他一把呢？

当时没有再谈下去；约好在美国公使馆作一次告别的会晤，两下便散了。蒲安臣没有直接回家，绕到赫德那里去。他发现赫德不但赞同亲王的心愿，而且以他一贯的机变，已经准备着手促成此事。

赫德这样爽快地把这事接过来，也许多少是因为蒲安臣曾帮他得了总税务司的位置，他想回报。不过他也看出这正是他久已盼望的机会：一面把中国从壳里拉出来；一面让她在外国由一个有手腕有阅历、又有一个强国的影响作后盾的人来代表。他把线牵得极卖力，以致在告别会晤那一天，亲王把一道上谕交到蒲安臣先生手里，派他为钦差大臣，总办出使各立约国的事。赫德后来告诉我：同样的差事曾先给过他自己。他没有考虑这个提议；究竟是因为年轻、没有资望，还是因为怕它像李泰国购舰的差事一样，反把他现有的位置断送掉，他没有说；可他添了一句：「这一来，日后别人来做这个位置就体面了。」——可见那诱人的幻景并没有从他心里全然赶走。

另有两位中国官员同蒲安臣先生同衔，其中一位满人是我很熟的。这个安排对中国这边的放心是必不可少的，也使她担起了派自己人出使的方针，同时又抬高了正使的身份。

这个被人戏称为「普世使团」的使团闹得很响，尤其在美国；可它的宗旨被误解了，结果也叫人失望。从蒲安臣一次餐后演说里一段热烈的话里，人们推断：传教士被请去「在每一座山头上竖起光辉的十字架」，工程师将被聘去开矿；再加上一句，西方文明的一切器用都要接踵而至。这幅可喜的前景，他说的时候无疑用的是「将来完成时」；可想象力热烈的人却当作现在时听了。其中之一是继他任美国公使的罗斯·布朗先生；他到任不久便被召回，对自己幻想的破灭毫不讳言。

这个使团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催快这个国家的开发，而是求得宽限：陈说中国因外战而贫、因内乱而敝的窘境，恳请西方各国宽容，使他们承认中国有权按自己的步子、照自己的法子来办。这一权利，在一八六八年华盛顿所订的那纸不幸的条约里是明白承认了的。我说它「不幸」，是因为它最有进取意味的那一款——承认「文明有趋同之势」、并约定推行银币——被中国政府反对，批准时被剔了出去；而十二年后，它那些有利于自由移民的条款又被我们的政府废弃。那份文书的草稿，并不像一般所以为的那样出自蒲安臣先生之手，而是出自西华德先生之手——这是这位「大国务卿」本人颇为得意地告诉我的；不过不消说，他所写的正是中国使臣的意思。

使团所受的热烈接待，使两方面的人都不安起来。中国人惊觉它被当成了一个新纪元的先声，而那正是他们想推迟的。卫三畏博士到总理衙门去换约（我做传译）时，中国大臣们毫无保留地说出了他们的顾虑，把文祥先前说过的话重申了一遍：「你们西方人何必这样急着要我们动？中国真动起来，会比你们所希望的还快。」另一面，求新的人则怕它的效果是把中国哄得更不肯动。就连赫德先生自己也不无疑虑。他对我说：「它若产生那样的效果，倒不如根本没有它。」他之所以赞成它，是把它当作一项进取之举、一个把中国引进万国大家庭的必要步骤。

在英法两国，使团受到了礼遇，也停留了很久，却什么也没有议成。蒲安臣从伦敦给我的一封信里，表示对最终的成功很有把握。他最后一次音讯是一封经由西伯利亚拍来、由我转总理衙门的电报，报告在柏林受到很好的接待：「已与普鲁士议结。俾斯麦郑重声明袒护中国。今赴俄国！」

三处京城一处也没有签成约，可预备的步骤都安排好了，正式的谈判留待几个月后再访时办。使团前往俄国，而它那位才气焕发的首领的生涯，就在那里落了幕。这最后一封电文的措辞里看不出一点气馁的影子；他若能多留几时，极可能会从欧洲四大国各得一约，那样他这趟使命便不是失败，而是辉煌的成功了。就这样收场，从外交上说它确是失败；可我们仍旧不能不把它看作那条把东西方拉近的链条上不可少的一环。

我们政府有福气，派了安森·蒲安臣做驻北京的头一位代表。他去之前，奥地利曾反对过他，因为他在国会的会场上说过奥地利「铁腕治国」，指的是她对匈牙利的手段。他是个练达的演说家，胸襟开阔，遇到好的事业会满腔热忱，精力又不屈不挠。当年普雷斯顿·布鲁克斯因萨姆纳抨击奴隶制而暴怒，在参议院门口用一根凶器行凶，挺身而出要为之复仇的正是蒲安臣。布鲁克斯不敢应他的决斗之约；这件事使他在全国面前露脸，比他所有雄辩的演说都管用。有一天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他做完一场竞选演说走下台来，肯塔基的汤姆·马歇尔握住了他的手。他有些诧异这位南方政治家竟跑这么远来听他演说，马歇尔却答道：「我不是来听你演说的，我是来看一看那个不怕去尼亚加拉的人。」马歇尔的真意，是表示他不赞成布鲁克斯的粗暴。蒲安臣那番举动虽不合常规，却给他挣来了出使中国的差事。

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无侵略之心的国家，本人又极有魅力，不久便在外交团里取得了主导。在他的影响下，那个团体一度采行了所谓「合作政策」：各使馆把细小的分歧搁下，尽可能一致行动，以求达到共同的目的、并促进中国的福祉。他们若把那份精神一直保持到今天，谁能怀疑这种由联合而来的道义之力会有好处——既能激励进步，又能吓阻暴行？

蒲安臣同英国公使格外亲密，几乎没有哪一天那位不到美国使馆来喝茶、议论当日的问题。两人各自以为自己在牵着对方走。他们像一对双星，影响是相互的；可论说服之力，卜鲁斯远不是蒲安臣的对手。他说动这位英国代表同意遣散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是他外交生涯中一桩显赫的事。从那一天起，他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就很显著，而且越来越大，最后使他戴上了半个宇宙的大使这份荣衔。

朝廷有多想从这次出使中吸取本国官员的经验，从下面这件事就看得出：蒲安臣两位同衔之中，一位被体面地放逐去做蒙古边上一处地方的长官，另一位则被埋在中国西部同样偏僻的地方。朝廷丝毫没有跟进去设常驻使馆的意思。要把政府推到那一步，还得有不止一次极粗暴的教训。

那些教训来得并不迟。第二年（一八七〇年六月）出了天津教案，一场血腥的惨剧；若不是普法战争那更血腥的场面，它必定要引出同法国的一战。中国之理亏如此明显，以致虽然眼下无从报复，法国代表仍旧说动了中国政府：赔一大笔款、并派专使去卑辞谢罪，以免将来之祸。选定的专使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一位和蔼的官员，而那场可悲的事变主要正是坏在他的优柔寡断上。动身前夕，他请我从本馆学生中挑一位充法文通事。我举了庆常先生——一位年轻的天主教徒，他此后一直在这一行里，极有成就，不止一次做过驻巴黎的代办，还被委以同帕米尔问题有关的专使之任。英文通事他带的是张德彝先生——那位随过蒲安臣使团、后来做了皇帝英文师傅的学生。

崇厚到法国时，政府还在波尔多。巴黎公社被镇压之后他到了巴黎，人家带他去看城里的下水道。他从一处进去、从另一处出来，出来时见一大群人迎着他，很吃了一惊；他便推断：这一段地下的穿行——其间他被成千上万法国人的脚从头顶上踩了过去——是预先设计的侮辱，为的是替他同胞的罪过赎罪。人家告诉他，那天还有两位巴西亲王也去看过下水道；可他多半仍旧坚持认为自己是个代人受过的牺牲品。回国后他对我讲起围城与暴乱所造成的破坏，又说法国仍旧是个可畏的强国，「是只受了伤的老虎，惹不得」。他所见的法国之强，只使他和他的同胞对德国的力量估得更高；从那时起，他们对德国简直是要俯首膜拜的。

一八七六年使英，起因也类似。它首要的目的，是为一桩暴行谢罪以免开战——那是一个名叫马嘉理的英国青年被官府所杀的案子；不过这一次要记上一笔进步：这位公使是被派驻英国若干年的。这个位置选定了郭嵩焘——一位举止和易、在中国文坛上声望很高的人，翰林出身，做过广东巡抚。

他同许多大员一样奉召到京候缺；到京不久便来拜访我。同一天，曾国荃将军（第一代侯爵的弟弟）也来看我——他做过巡抚，后来做了两江总督。两位都问我：依我看，中国眼下最要紧的该办哪一件事？我答道：「在西方几个主要国家设立常驻使馆。」郭先生接了使命之后，提起我说过的这个意见，并说当时很受触动。他有位姓刘的朋友，经他请求被派为副使；这位副使发觉自己被人当作参赞看待，大为不快。他同正使闹翻，参他不爱国、迁就外国的习俗。赴英途中在马耳他停泊，总督请他们去看炮台；忽来一阵骤雨，总督把自己的斗篷披在这位中国公使的华服上。郭嵩焘领了这份好意，竟被说成是国家的耻辱——仿佛他容许英国国旗升到中国国旗之上似的。

朝廷认定这位副使正是维护「花之国」体面的合适人选，便给了这个刻薄的家伙一个驻德公使的差事。他驻柏林的时日极短，却以种种琐碎的挑剔——譬如执意要用红名帖去作官式拜会——弄得人人极其难堪。他回国的航程上，有一天早上乘客们被一阵从中国公使舱里刮起的风波惊动了。只见他的仆人缩在地上，主人正用一种谁也听不懂的话恫吓他。几位船员叫来一个通事，刘才说明：他睡前把假牙放在脸盆里，仆人把它扔进海里去了。他绝望地叫道：「这可怎么办？没有牙，我怎么见皇上？」后来人家向他保证在上海可以补做一副，他才平静下来。他那份爱国之心，到底抵不住一副假牙的引诱。刘的奏报我读过，通篇是对西方人的痛骂；郭的则是另一路，大概正因如此，他才被容许告退归隐。

既已派了常驻使节到英国、跨过了这条卢比孔河，不久便又派使节到别国去：先是陈兰彬和容闳使美，何如璋和张斯桂使日。中国向来惯于成对地派使节到藩属之国去，这三次出使仍旧沿用了旧规。每一回，这样不对等地套在一处的两人之间，很快就生出难以忍受的摩擦。副使照例被外国朝廷仅仅当作参赞看待——他自己自然大为嫌恶；中国政府于是不无勉强地把这双使之制废了，至少就立约各国而言是废了。

陈兰彬和容闳先前曾一同办过一桩「教育使命」，把一百二十名幼童带到美国。容闳自己是耶鲁的毕业生，这桩事是他想出来、又劝动大员们采纳的。陈是翰林，同他们所有人一样守旧，被放在容闳和学生之上，作为对求新倾向的牵制。等到两人都被擢为使臣，这桩教育使命便交到了另一位姓吴的翰林手里。他发觉那些青年正染上共和思想和基督教，有几个甚至娶了美国太太，便劝政府把他们召回、并且不再派人。这桩开明事业的果实，正要成熟便被摧折了。倡议这桩事的人无论从哪一面说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值得留名；那么促成它夭折的人，也不该被忘掉。我同他很熟：他是个业余的摄影家、西学的浅尝者，还做过广州一所学堂的监督。他五十多岁上学英文；可他那些旧成见太深，拔不掉。

回头再说陈兰彬：在他高升以前有一段间隙，他曾主持过一次调查古巴华工境况的使命。除了详细的报告之外，他还刊了几句写苦力生涯的诗：

死犹未尽其苦：

焦骨碾为粉，

用去漂白「哈瓦那」的糖。

我把这几句重刊在一份中文杂志上，并附了一篇文章，文中说到「拉斯·卡萨斯那种糊涂的慈善：以黑奴代红奴。如今轮到黄的来代黑的了——这是奉了废奴之情的驱使，而那份情之不明智，同那位怜牛而命以羊代之的中国君王也差不多。」我这篇东西使中国当局更坚定了不让本国百姓做那寓言里的「羊」的决心。不消说，它也给我招来了那些在苦力贸易里有利可图的人的敌意。

陈被召回北京，却不像他多数前任那样被静静地搁起来，而是进了总理衙门。他为人温和可亲，相貌可敬，除了会作合式的诗与规矩的文章之外，别无更高的本事。

中国人遵行新规矩时，总要尽可能把旧传统保留下来。他们从前不但成对地派使节，还要从翰林里挑人。上面这三次出使，正使都是翰林。不过中国渐渐懂得：担这类干系，扎实的学识比中国文墨上的精细更管用；而当两样能合在一人身上时——譬如新近出使日本的汪凤藻先生——遴选的条件就格外好了。上文说过，汪先生在翰林院的荣衔之外，还加上了同文馆出身这一项。

一八七八年，崇厚被派赴俄国商办归还伊犁之事。他在法国的经历使他被看中，而他身为总理衙门大臣、盛京将军的官位又给他分量。为再添一层声势，皇帝还赏了他相当于大使的品级。人家也就照此待他：备极殷勤，并准他直接同沙皇谈判。他在外交上被人算计了，犯了把争议地带一切战略要地全让出去的错，更犯了自以为使命已毕、不待准许便径自回国这个更大的糊涂。他一到，就发现自己的条约被否认，还没跨进自家门槛就被投入狱中。他被判了死罪；外交团全体为他说情，除了大概换来一次不曾明言的缓刑之外，别无结果。

我奉命拟一份备忘录呈给政府过目，说明西方遇到类似情形的惯例。我指出：基督教各国对外交上的失败，所加的处分不过是撤职；而土耳其的使臣却屡有被弓弦绞死的——这就让他们毫不含糊地明白：他们要把自己摆在哪一类人中间。崇厚终于因英国女王向皇太后私下求情而被释；可这囚徒出来时翎顶尽失，从那天起再没有担过一个有俸有荣的职位。连他三代祖先都被牵连着一同削了封典。几年之后他来看我，颇为欣慰地告诉我：他侄儿升了一省巡抚，经他侄儿奏请，那几位故去的先人——他们也是他侄儿的祖先——的封典已经恢复了。

崇厚受命之前不久，曾侯告诉我：人家已许他下一趟出使的差事。过了几天他到我家来，才知道派的是崇厚。他觉得受了委屈，怪当轴失信；我却庆幸他躲过了一场风险，并安慰他说俄国的葡萄是酸的。我说：要逼那头俄国熊把到嘴的东西吐出来，是极难的；我还斗胆预言：他会得到出使英国或美国的差事。这预言应验了，不过要说出这话并不需要什么神启：侯爵会说英语，而且同头一位驻伦敦公使郭嵩焘是姻亲。他被同时派驻法国与英国；崇厚倒台之后，又被派往俄国办专使之任。在英国，他把本已极好的关系办得更好。在法国，他在艰难的处境中维持了本国的体面，后因战事爆发不得不撤回。在俄国，他记取了前任的失着，办得漂漂亮亮凯旋而归。有人提醒他险些落到崇厚那个下场，他是不乐意听的。离国九年之后，他回到北京，被荣宠加身，人称中国近世派往外国最成功的外交家。朝廷显出愿意采用他的经验、派他入总理衙门，本是个好兆头；可他那些谋求改革的努力如何落了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

二十四中国与她的邻邦

同俄国的关系、同英国的关系、同法国的关系、德国的图谋、四强

中国晓得「有邻邦」是怎么回事，是近来的事。早先她没有邻邦。她同印度、波斯之间隔着山与沙漠；凡同她通声气的国家，都接受藩属的地位。她向他们所要的不过是归顺，他们也难得给她添麻烦。可等到强得足以开条件的国家出现，要求以平等之礼相待时，她就不再是孤立无邻、靠着隔绝而得保护的了。一位中国的政治家把她处境的这一变化，说成是「自筑长城者废封建以来最大的一场政治变局」。这变局在她觉察以前早已进行了很久。自巴托洛缪·迪亚士绕过好望角那一天起，又自一个世纪以后叶尔马克越过乌拉尔那一天起，欧洲苏醒的野心便分作两股，朝东亚的海岸涌来。欧洲三强一路征服挡道的一切，渐渐把疆界推到了中国的疆界上；而中国一觉醒来——如果她当真醒了的话——发现自己不但是万国中的一国，而且是最弱的一国之一；她的存亡岌岌可危，因为她不得不同几个更强的邻邦一道顺着时间之流漂下去。

同俄国的关系

先从俄国人说起。他们从前被称作「罗刹」，是被成吉思汗一个儿子征服的一支鞑靼。他们既弱又远，中国便不必为他们操心。康熙年间他们冒失地越了界，那位皇帝不是轻而易举地拔了他们雅克萨的城堡，把守军俘到北京去了么？那一败俄国从不曾记恨；她反倒借此把她那无与伦比的外交的薄刃插了进来：比别国早一个多世纪，在北京设了宗教的与政治的使团。等到英法两国以战胜之敌的身份前来时，他们发现俄国人早已作为中国的朋友驻扎在那里了。

作为守中立——多半还有间接相助——的代价，他们取得了乌苏里以东一部分满洲的割让，得了将近一千英里的海岸，并完全控制了黑龙江下游。苏伊士运河一开，他们南边的港口离中国便同法国或英国的一样近了。中国惊愕地看见：她当年惩治过的那个小邦，如今已长成一个强大的帝国，而且正在离她京城几天路程之内修筑一座海军要塞。要说她最不喜欢哪一个邻邦，也许不好断定；可她最怕哪一个，却是一望而知的。

一八八〇年，中国险些同这位北方巨人开战。为收回在回民起事时被俄国占去的伊犁一带，她如别处所述，派了一位大使到沙皇的朝廷去，议定归还之事。这条约呈上来请求批准时，都察院一位胆大而头脑清楚的官员张之洞上疏弹劾，说它把要紧的战略要地留在了俄国人手里。条约被否决，两边都做起备战的准备。李中堂把他的老朋友戈登请来，深信凡他所统率的军队必是「常胜」的，正如当年他剿灭太平军那支一样。这本是一个博取权位与声名的绝好机会；可这位不谋私利的英雄来了却是劝和。他警告中国政府不要挑起冲突，「否则六十天之内俄国人就会到北京」。

中国在收回争议之地这一点上寸步不让，却决意再试一次外交；而俄国因同土耳其打仗已经力竭，觉得还是让这一步为好。这个结果使中国人对自己抵御侵凌的能力生出了信心（法国人后来为此吃了苦头）；而那位主战的御史被擢为巡抚、总督，也算给这件事加了一个标记。这份新得的信心，却被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计划一宣布而大受震动。他们看见那桩事业推进得何等有力，便以取消或推迟一条穿越中国腹地的铁路、转而修一条去同俄国那条路的东端接轨来作答。同时他们又把一股移民的潮水引向人烟稀少的满洲各省。俄国人波波夫先生一八八七年写道：「近六七年来移民涌入极多；中国政府因虑及同我国可能发生冲突，把特别的注意转向满洲，推行政务上的改革，意在把中国本部的一切章程移植过去。它努力开发这地方的天然富源，并保障人身与财产的安全。而最要紧的一点是：政府用种种蠲免的办法，力图把别省的人口吸引过来。」这样一来，中国不但将有一批为保卫自家田庐而战的移民；她还能靠新修的铁路运兵，至少足以抵挡俄国在那样遥远的一处所能集结的任何陆军。估量西伯利亚铁路的战略价值时，还得把它易受攻击这一点算进去。它太长，护不周全；有三千英里贴着共同的边界走，鞑靼骑兵突然一袭，在一百个地方中的任何一处都能把它截断。它对中国的危险，与其说在于近期可供进攻之用，不如说在于它沿线所经之地会被填满人口。

不论那条路的用意如何，俄国人自信总有一天会得到北京，正如他们自信会得到君士坦丁堡一样。在一次使馆的宴会上——或者不如说在席散之后——我听见一个年轻的俄国人说：「我指望活到做直隶巡抚的那一天。」——酒后吐真言。俄国不必着急。无论谁去摇树，她总站在那里等着拾果子。她从英国的几次战争里得利已经不少，可从日本新近的胜仗里得的更多：那使她得以摆出满洲保护者的姿态，又在把中国从财政困境里拉出来这件事上领头。她大概不会让中国忘记「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

同英国的关系

英国同中国的关系在前面几章里占的篇幅已经很大，这里只需略述梗概。中国最初知道英国，是因为它占着行将朽坏的莫卧儿帝国的一小块。孟买那处殖民地看去同葡萄牙人在澳门的一样无害；她眼看着它扩张，直到盖满整个半岛，成了她西南的邻居。这情景所引起的感受，上一个世纪一位流行的作者用「魔毯」那则寓言表达了出来——本书头一章引过。

英国的兵力，她试过两回，两回都被打得很惨。然而中国人仍有两次宁可冒重启衅端之险，也不肯屈从屈辱的条件。他们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一案和马嘉理一案上的强硬态度、他们断然拒绝把一位总督拿问，都证明：中国人所能作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即便他们明知自己无力以力相抗。要推倒这个政府是容易的；要逼它践踏旧传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国的公使们如此坚持不懈地要使中国人相信他们别无所求、只求通商，以致有几位官员竟信了这话，还把它写进奏折，作为对英国方面不必虑其图谋侵占的理由。英国在头一场战争中本可取一省而只取了一块岩石，在第二场战争中本可全取而一无所取，这份克制证明她确实真心愿意看见中国这个帝国独立而富强。可是在多数中国人和他们多数统治者看来，这只证明了软弱或愚蠢；因为照他们读史的眼光，凡自觉守得住的人，断没有不去夺一省或夺天下的。英国一八六〇年取了北京又撤走，那么一六四四年的叛贼李自成不也是这样么？这一课在他们身上白费了；他们相信英国人「桀骜暴戾，不可驯服」——正如他们的皇帝所描述的那样；相信英国的姿态向来是侵略的、将来也永远是，无论他们的图谋披着何等冠冕的形式。猜疑与敌意，是两场战争留下的遗产。那两场战争并非无端而起，我们看得出来，中国人却看不出来。他们的复仇之念在圆明园的灰烬里闷烧着，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有几年，英国指望着中国在同俄国将来的较量中做她的盟友。因此她着意笼络中国的好感：在锡金与西藏的事情上迁就她的意思；受了冒犯也耐着性子；该索的权利也搁着不提。可就情感而论，要煽动中国人帮着把英国人赶出印度，只怕比劝他们去护卫一份他们看作强占之物还容易些。

这个政府并不很受情感左右，可它太胆怯，不敢为哪一方冒一点险；至于百姓，只要有钱，他们是肯把恶感压下去、为两边中的任何一边不偏不倚地打仗的。自从中国在同日本的较量中显出那样无能之后，这份同盟的行情也跌了。这事大概不会再有人提起；而英国政策有所变化的迹象也不是没有。一条正常扩张的法则、加上她那些对手的贪心，逼着英国把一个个王国吞下去——虽然她对它们并没有特别的胃口。她不是把缅甸拿去抵北圻、而且没有向中国说一声「借光」么？她确实事后求过一份认可，形式是一纸追认的条约；那是欧格讷爵士很巧妙地弄到手的——他许下朝贡的使团照旧进行。为阻俄国前进，她占巨文岛时不也一样地不客气么？而她后来放弃它时，不也同她确认自己对缅甸的名分时一样地讲究仪节么——用一纸条约，把一条昏头昏脑的龙绑来替她看守？近来那场危局里，另外三国为中国出面干涉时，英国对中国领土的完整表现出多少关切呢？她对此漠然到这个地步：她已经在挑拣她打算要的那几片了——而且总是狮子的那一份——虽然表面上她极不情愿拿任何一片。中国的著述里常引一条历史的法则：「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到分的时候来临，中国若能让她大部分的百姓归到英国治下，倒是她的福气。在三个最近的邻邦之中，只有英国能教他们学会自治。英国情绪的转变，可以从诺曼、寇松这样的作者那里听出来。后者以一句题辞开篇：

「你要以威权统治万民……」

而以这样意味深长的话收束：「大不列颠今日的地位固然已经很大，我相信它还会更大。

『但愿上帝使我们的伟大，

不因怯于伟大而堕。』」

同法国的关系

中国看法国，猜疑比看英国还重。法国在十字军中所扮的显要角色，使全亚洲对她印象极深，以致「法兰克」成了「欧洲人」的同义词。又因为她的传教士来得最早——若把两三个意大利人除外——中国人便把她看作她实际所是的样子：基督教世界的首强。等他们看见她在印度的属地被英国人夺去，她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就落了下来。远东的门户开启以来这半个世纪里，她所扮的角色显然是次要的。

法国是跟在英国后头来订第一个条约的，又是以英国盟友的身份订了第二个。十年前她攻打中国而一无所得，中国人把她的失败归于自家的勇武，又归于她没有得到英国的支持。真正的解释——即她没有得到法国的支持，也就是席勒所说的「惟有法国能战胜法国」——却深得他们领会不了。

注：语出席勒《奥尔良的姑娘》。

不过他们对法国人的勇武倒生出了一份有益的畏惧，从此打消了把法国逐出她新领地的一切念头。实在说，他们时时提心吊胆，怕法国重启战端。她身为教会的长女、天主教传教事业的保护者，随时可以拿这身份找到借口；而中国人在北圻边界上的匪乱——那简直是游击战——则可在她认为这样一场战争于她有利时，供给一个更结实的口实。无论作教会的卫士还是作易怒的邻居，她的姿态都是长久的威胁。

崇厚所说的那头「受伤的老虎」，他们很清楚，早已复原到足以逼得中欧三国增募陆军、逼得英国扩充她那本已庞大的海军。他们惯说：「同这样一个邻居之间只隔着一层纸屏风，我们怎么睡得安稳？」这层纸屏风的来历，若不追溯得更远，是从一八五八年算起的。

法国人在中国替他们的传教士报了仇之后，便联合西班牙人南下攻打安南，为的是替他们在那个王国里的殉道者复仇。他们折了嘉隆的锐气，逼他割出最富庶的一省来抵这顿打。那一省以西贡为省城，正是通往柬埔寨的门户，不久他们便做了柬埔寨的主人。他们要在东方建帝国的野心至此烈焰熊熊。他们开了一条漂亮的轮船航线，那航线得靠巨额的津贴。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那些船是伪装的兵舰；二是它们取的名字是「杜布雷」、「拉布尔多内」——那都是当年争夺印度的将领。

堵布益发现红河——东方的那条红水之河——是通往中国西南的一条可行之路，这自然而然导致了北圻的被征服。这一步不是不经过又一场同安南的战争就办成的。那位以自称皇帝作为一种独立宣示的国王，收起骄气向被他冒犯过的宗主求援，也是枉然。他被迫割出领土中最富庶的一部分，并接受法国代替中国做他的上国。中国宁可承认法国的征服，也不愿冒一战的结局之险：牺牲了自己的藩属，答应撤兵。她在救援上所做过的一切，不过是在靠近自家边界的一两处要地驻了兵。这些堡垒的统领并不急于交防，法国人要把他们赶走，便不止一次闹出流血的冲突。法国指责中国背信，索赔一千六百万元。这就连中国人的耐性也受不住了：要求被驳回，法国人便动手开战，一举摧毁了中国一支舰队连同福州的船政局（一八八五年八月）。皇太后毅然宣战。她说：「朕宁愿舍弃一个藩属，也不愿同友邦开战；乃法人以蛮横之求相加，今又毁我舟师，衅自彼开。朕深信曲直在我，谨承其变。」她下这道诏时落了泪，可那泪不是软弱的泪。

史册上少有几页比记述这第二次对法之战的一页更为中国增光的。决裂发生时我正在西山。我早看出它要来，法国代办还曾央我出面劝中国接受他的最后通牒，好把它挡住。八月十八日，总理衙门专差送来一封信，说有极紧急的公事，请我即刻回城。到了衙门，人家告诉我：法国人把福州的船队击沉了；战事既起，政府想知道万国公法上关于如何对待敌国非战斗人员的规矩。

我正在拟答复，来了一位官员要取这份文书，催我赶紧写完，说军机处正等着据以拟一道上谕。次日颁下的那道上谕，对所有居住中国的法国人保证保护与豁免，条件是他们安分守己、各安其业，决不以任何方式参与战事。中国政府极漂亮地践了这个诺言。散在内地的数百名法国传教士，没有一个被杀，也没有一个被扰——只有广东省几处不靖的地方有几位为安全起见迁到了省城。法国商人照常开店，法国教习照常在同文馆讲课。

人家请我转告本馆的几位教习暂且在家，等军机处议定他们身为政府雇员这一特殊问题再说。三天后，一位大臣通知我：他们可以照常讲课，因为政府知道他们是有体面的人。他对他们的行动并不加限制，只劝他们为自身安全起见不要走离城太远。天下交战之国，行事有超过这个的么？一个法国人若把它同一八七〇年战争中德国人所受的待遇对照一下，能不脸红么？

法国军队试图夺取台湾，没有成功。他们又从北圻方面进犯，被击退，损失惨重。这场战争在法国自始就不得人心，在中国则纯属自卫。于是两边经赫德爵士之手——别处已经说过——照战前原状讲和：法国人没有得到一个苏的赔款，中国人也没有失掉一寸土地。

对中国来说，这个「无所得」的结果等于一场胜利。她因此更强了，也比从前更不肯听任人家用战争的威胁来欺压。

欧洲各国的态度

法国出面支持俄国要日本撤出辽东的要求，是极可玩味的。为这一份效劳，她的报酬或许会在欧洲、或许会在非洲取得；可更可能是在中国——等她觉得合适时，来讨南方几省的一片。实在说，她已经在北圻的扩张上、在铁路交通的权利上得了要紧的便宜。

战事结束以前，人们以为头一个反对日本在大陆上立足的会是英国，而且她会以俄国为盟。这件事上她若把主要的角色让给了别人，她看着人家那样做心里的暗喜却一点不少。让日本处在能挟制中国朝廷的地位上，会挖掉她眼下的影响，也会毁掉她将来的指望。她没有把这份心情化作行动，对日本人取台湾也没有提出异议——虽然在议和时李中堂断言她会反对——那显然是怕开罪一个将来的盟友。

英国天然的盟友是日本，不是中国。两国既都不想侵犯对方，彼此信任便没有什么妨碍。日本不像中国那样在英国手里受过无法弥补的伤害；而她那支可畏的海军若同英国的合起来，俄法两国即便联手也无力抗衡。这份同盟是日本所热望的。英国若把伸过来的手推开，那就不只是愚蠢了。

在支持俄国的要求这件事上，德国同法国站在一处——许多人觉得意外（我却不觉得）。她要立下一份在最后瓜分中分一杯羹的名分。她哀叹自己没有殖民地，正拼命去谋取。她在非洲和巴布亚所得的，至今一钱不值。对她来说台湾本是无价之宝。她在同法国开战以前有过一次机会——「索贝拉纳」号被台湾人劫掠一案本是个好口实；可那时她正忙着重建国家，如今是太晚了。将来某一天，她会不会拿舟山来补偿自己呢？——在中国海形势已变的今天，英国对这一着大概也提不出什么好理由来反对。

她报酬的第一期已经收到了：中国答应了她的要求，让她在各通商口岸取得同英法一样的租界。那些租界虽仍是中国的领土，实际上却在外国旗帜之下。对德国来说，这点小便宜是骆驼的鼻子。她借出一百名军官去整顿中国的军队，可不是白借的。

围着这个天朝帝国拉起来的这一圈列强，看着是不祥的；可它会不会反倒成了一重保护呢？列强彼此的猜忌把奥斯曼人保在了欧洲；它会不会也把鞑靼人保在中国？不过有一条路是他们可能联手的，就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去保护基督徒。凭着这个理由，他们一八二七年联合舰队在纳瓦里诺歼灭了奥斯曼舰队，希腊便从压迫下解脱了。凭着这个理由，俄国一八七八年开战，柏林会议造出了一个自由的保加利亚。在中国，这个干涉的理由是随时都在的。就在我写这几行的时候，又有新的暴行传来，足以激起整个基督教世界联合的报复。

为暴行赔钱似乎反而加重了祸患，官家的许诺又靠不住：政府不肯惩办自己的官员。还剩一个法子可以一试，就是：各国各取一小条地。俄国可以在满洲取她那一条，那里正好给她一条通往不冻之海的路；英国取九龙（香港）与珠江之间那一条，使她能靠自己的铁路到广州。海南岛自然归法国，舟山归德国。中国被割掉这头几片，痛入骨髓，便会小心不让这个过程以「凌迟」的形式重演一遍。这会不会反倒成了安定与更新的最好保障——把那场要拿省份而不是州县来抵偿的危局无限期地推后？

注：最后的瓜分若非来不可，它所呈的难题也不像奥斯曼帝国那样错综。北方一带的省份自然归俄国；南方一带——除云南和广东的一部分之外——同样自然地归法国。英国会要求长江流域；此外还剩浙江、福建两省可归德国。中国如今着手推行的改革看去颇为有力；但愿这能使任何瓜分之计被无限期地推后。

二十五中国与她的邻邦（续）

同日本的关系、古来的仇隙、新近的战争、日本的更新、她扩张的天地、中国同美国的关系、美国的影响、美国的贸易

同日本的关系

日本之为中国的邻邦，同前面所说的任何一国都不一样。那几国的「毗邻」是征服得来的，日本的却是与生俱来。那几国的权力之所在都很远；日本的却近，以致几乎从有史之初起，两国就彼此猜忌。它们的相对位置正如英国之于法国，而它们冲突之频繁，也几乎同它们那两个欧洲的对应者一样。早在公元前三世纪，那位筑长城的人——东方的亚历山大——征服了他所能及的最后一个大陆上的国家之后，便盘算征服这个岛国。他所遣的那批移民，即便别无成就，至少确实帮着把「岛夷」纳入了中国文教的范围。

大陆上别的几次远征且不去说；蒙古人忽必烈汗征服中国以后，也像秦始皇一样图谋征服日本。同前一次一样，没有一个人回来报信，虽说他那支舰队据说载了十万人。日本则以劫掠沿海作报复。她凭着周围那条咸水带的护卫，派出船队，忽而在中国这一段海岸、忽而在那一段扑下来，出人意料得像一支从云端降下的飞行军。她还席卷过朝鲜；可那时同如今一样，中国主张这个半岛是自己的，日本经过一场血战不得不退。她的倭寇一直是沿海各省中国人的大患，直到她像牡蛎一样把壳闭上，把他们关在家里为止。

这条牡蛎政策不是针对中国的，而是为着挡住欧洲各国的侵逼。这法子高明与否，有人是怀疑的；他们在专制的政府之下不敢公然抗议，却设法用寓言来透出他们的疑问。

日本的一位伊索说：「从前海里的鱼因一个新敌人的出现而大为惊惶——那是个带着网和耙的人。它们开会商议自保之策，这个出一个主意，那个出一个主意。文蛤说：他自己是不怕的；他只消把壳一闭，什么敌人都进不来。哗啦一声，耙来了；鱼群四散，他安安稳稳躺着，等到四下无声。随后他小心地探出头来，却见对面墙上写着：『文蛤一枚，二文』——他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卖了』。」

鸦片战争的时候，这两个帝国对外部世界的姿态是一样的。从那时起——确切地说，从一八五四年我们同日本订第一个条约起——两国的政策便分道扬镳了。中国被迫放弃她旧日的闭关，却让得越少越好。日本则不等人家动武，自己就把闭关放弃了。中国拖着锚，枉然想抓住旧地不放，甚至不惜冒着在下风岸上撞碎的危险。日本则起锚扬帆，毅然驶向大海。奋发求好胜过因循守旧，其利之大，从没有像这场新近的战争的结局里显得这样分明——这场战争把胜者抬进了列强之列，又开始了败者的解体。

日本每前进一步，那旧日的仇恨就深一层。中国恨她背叛了亚洲的传统，她则鄙薄中国在竞走中落伍。首先动手的是日本这一边；以她那苏醒了的精力而论，这也是意料中事。

她先是把琉球并了去；中国原把琉球看作自己的藩属，虽然那小王国为着自己的打算，一向是两边称臣的。她下一着是进犯台湾，表面上是为惩罚东岸的生番杀害一条琉球船的船员，实则意在占据该岛的一部分、甚至全部。日本人引万国公法家的成说，用似是而非的道理为这权利辩护。这些炮台中国人很容易就打哑了——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因为给他们装炮弹的事我也插过手。这场较量若不是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说动入侵者在收一笔小小的赔款后撤走，是不会不见血就了结的；而那笔钱为顾全中国的「面子」，被算作留在岛上的军用物资的价款。

第三个风暴的中心是朝鲜。这个「隐士之国」公认是中国的藩属，却被不智地准许派使节、并同外国朝廷直接订约，弄得朝鲜京城成了阴谋的巢穴。

一八七八年，日本驻汉城领事馆被毁，险些使两国交恶。随后的争执中，日本赢了一场外交上的胜仗；中国软弱地答应了近乎共管的办法，其自然的结果是使这个半岛比从前更成了一根争骨。这两个失着正是新近这场战争的种子，而李鸿章要直接负责，因为朝鲜的事务是他专管的。

一八九四年初，那里闹起一场小小的叛乱，国王求救于中国，而不是日本。叛党自称「东学党」——意思是「东方学问的卫士」，以反对西方的新奇之物；中国兵一到，他们便散了，兵则在海边扎营。日本得了知照，行使了派兵之权；可他们不在海边扎营，却径趋京城，说是为着更好地保护国王与朝廷。这又是突尼斯故事的重演：当年一位法国将军没有找着他前来讨伐的克鲁米尔人，忽然出现在巴尔多宫，逼贝伊签了一纸使他脱离土耳其而独立的条约。中国却不像奥斯曼那样麻木；两边都看出了真正的症结所在，便拼命用船把兵往前送。他们表面的目的是剿灭东学党，真正的用意却是把中国宗主之权的问题一举永决。他们把友好的形式维持到七月二十五日；这一天一日之内两处冲突，逼得他们撕下了面具。于是战祸骤临，像地震一样不可预料，而破坏之烈则远过于地震。

注：那时我正在日本养病。一位英国传教士问我这场战争会怎样收场，我说我想会打成平手，或者被列强出面制止；「不过，」我添了一句，「若逼到极处，剑鱼是杀得死鲸鱼的。」他说：「这话你最好别说得太响，除非你想让它登遍日本的报纸。」这个岛国我去过许多次。我头一回见它是一八五九年幕府将军当国的时候，那时天皇无权得像个「梵蒂冈的囚徒」；维新前夕我又见过它；此后去得够多，同它的人民、以及它几位领头的政治家都熟了。近代任何一个民族所经历的革命，没有比这更可惊的了；我对这场革命进程的观察，因篇幅所限只好割爱。

起初几仗中国人打得不坏，可他们不久就把战败看作理所当然的事了；而对方连战连捷，既显出日本大本营运筹之才，也显出她军队在阵前的勇敢与纪律。日本人握着国王和京城，占了极大的便宜。那可怜的国王像蒙特祖马一样束手无策，立约供给他们军队的粮秣，直到朝鲜的独立得到保障为止；还被人说动，僭称皇帝，以此侮辱他的宗主。他们这份便宜有多大，只消设想一下攻守易位就明白了：若是中国军队在汉城，掌握着这王国的资源，谁敢说这场冲突的结局不会是另一个样子？在这头一着大胆的棋上，战略的桂冠该归日本。

还有一样附带的好处不可忽略，就是它给她披上了一层扶弱锄强的骑士光环，使她能把一个高尚的目标写在旗上。无论她心里怀着什么别的念头，这在政治上是精明的；不过那一类的游侠之举，如今已经过时了。日本先发制人这一着若还能辩护，只能这样辩护：中国那份掩饰着的敌意使战争迟早不可避免，而她在准备停当时动手是明智的。开春以前，中国人已被赶出朝鲜，满洲的沿海也被日本人占了。两座大海军要塞落到他们手里，中国的海军全军覆没。为保京城，中国求和；而日本从此显明为一个欧洲各国内阁再不能小看的强国。

她的胜利来得并不快，可一环接一环，准确得像科学。更叫人惊异的是：她的军中，凡为减轻战争惨酷而设的种种办法，都切实地在施行。粮秣是付钱的；战场之外几乎听不见暴行；受伤的敌人同日本人一样，得着一个办得极好的红十字会的照料。日本新近遣返的一千名中国俘虏，「个个身体好、精神好。许多人在阵上受过伤，有些失了臂或腿的，还装上了软木的假肢。」我们南北战争里，何时何地给过俘虏「软木假腿」？凡此种种——它同他们旧日割耳朵当战利品的习惯固然是对照，同中国一位道台那句无情的话「中国不愿救活自己的伤兵」也同样是对照——都为日本人在文明的等级上挣得了很高的位置。

注：《北华捷报》，一八九五年八月三十日。

注：旅顺那场野蛮的报复，以及新近朝鲜王后被害一案——那事即便不是日本一位公使所主使，至少也是他所默许——（换个比方说）是压在另一头秤盘上的重码。

有人为中国那样频繁的暴乱与屠杀辩解，说别的国家也有这类事。可是要注意：日本没有。几乎从她改弦更张之日起，她就以教育之助的名义扶持基督教的传教事业，虽然条约上一个字也没有规定；近来她更进一步，以新宪法的一条来保障信教的自由。中国却是三令五申、一诺再诺，而越来越显出一个异教迫害者的面目。后果是不难预见的。

至于日本的将来，只要她避开同俄国的冲突，是可以视为稳当的。她撤出辽东虽不愉快，却是好策略。在大陆上占一处据点，会使她陷进危险的纠葛里去，正如英国当年抓着法国几块地方不放时那样。对她同对英国一样，海洋才是野心较安全的场地。台湾是一份极好的彩头，够她二十五年拓殖之功了。别的彩头也在手边。将来隐约可见的最大一份，是婆罗洲岛。那是浮在大洋胸怀上最大的一座岛——自成一个世界——足以填饱最狂的扩张之欲。它不是武力所能取的，用外交却容易得到。北婆罗洲公司刚刚开始有点微薄的红利，若日本以战争赔款所能开出的现款去买，它无疑会乐意脱手。布鲁克拉者那边也是一样；文莱苏丹自然随之。只要直接的业主满意了，英国政府也不会反对。荷兰的事可以以后再算。想象不禁神往：这座辉煌的岛几乎抵得上法德两国合起来那么大，半个世纪以后若落在一个既有欧洲文明、体质又能在热带兴旺的民族手里，会是何等一番气象。

同美国的关系

美国之为中国的邻人，只在撒玛利亚人是那落在强盗手中之人的邻人的意义上：别人或伤或劫，我们两样都不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更好，而是因为我们位置遥远、政体如此、疆土又广，足以使我们不受诱惑。这话用在我们同日本的关系上也一样。两国都明白这一点。因此战事一起，两国都请美国照料自己在对方境内的臣民；而要着手议和，两国也都求到美国。我们同中国的条约里，如别处所说，这种斡旋之谊是明白写进去的。

一个远得使人不会疑心它觊觎中国土地、又同别的强国隔得远而不致牵连、同时又够强够开明足以受人敬重的国家，被认为完全合乎友好调停的条件。我们的公使不止一次尽力维持和平。这一次，他们为恢复和平所作的努力，使全世界——而不只是那两个国家——受了他们的惠。值此危局，我国有福气：驻这两国朝廷的都是人品高、阅历深的人。邓恩先生我没有私交，不能多说；至于田贝上校，我可以加一句：他见事之明、用心之诚，足以为最高法院增色。他破一切成例，在本党败选之后仍旧留任，前后历三届总统之任。谁敢说他在中国危难之时身在中国，不是出于超乎人智的安排？

我们驻北京的代表，无一例外都是有才具的人。以蒲安臣领头；罗斯·布朗，一位能干的工程师；镂斐迪，一位「头脑清醒」的州长；艾忭敏，一位文人（这三位都出自加利福尼亚）；再往下是西华——凭天赋加上领事任上的历练，够得上称一声「他叔父的儿子」；安吉立，一位大学校长；杨约翰，东部一位著名的报人；末了还有连任三届的田贝——这一串人才，比任何别国的代表都不逊色。将来遴选使节时，务须留心不要在这一串强者之中掺进一个弱环；而凡以成绩证明了自己格外称职的人，只要他肯留，就该让他留在任上。

北京在分量上已经升到足以同君士坦丁堡争「阴谋渊薮」之名的地步。我们的公使在那里，除了要对付东方外交的老练之外，还要碰上欧洲最精明的头脑。同中国那几个近邻的使节不同，他们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政策要维持，若说有，也不过是看护我国公民——无论商人还是传教士——的权利，并留心别国的人不要得着不公的便宜。这种角逐是怎么回事，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几年前有一个美国财团出现，背后有雄厚的资本，志在一种近乎商业上的征服。代表它的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波兰伯爵；他用东方的手法——那手法在俄国人是驾轻就熟的——极轻易地拿下了外围。凡这类事有主动之权的李中堂被说动了，答应借款五千万元，用来创设全国的银行与铸币厂——那时全国除了铸铜钱之外并无一处钱局。作为回报，中堂准他们修铁路、行车，若干年后无偿交还。预约的合同签了；看去中国仿佛要从铜的时代一跃而同时进入铁的时代和银的时代。可条款须由北京核准。事情在北京黄了，世人把失败归咎于那位经手人无能。再没有比这更不公道的归咎了。真正的解释是：美国人这一手惊人的进取，把欧洲的外交家们吓坏了。

席散后有人同我私下说：「你知道那位伯爵的计划为什么败得这样惨么？德国公使（外交团的领袖）跑来见我和别的几位公使，举着一份合同的抄件叫道：『诸位请看，美国人拿到了什么。这事若听它办下去，扬基佬要把满盘都扫了去。那时候我们不如把委任状揣进兜里，卷铺盖走人。』非拉着我们同他一道到总理衙门去提抗议不可。于是那桩辉煌的事业就此被扼杀了。」

美国公使若早知道这场暗算，能不能有所作为，还很难说。不过极可能的是：那位经手人若守住该有的机密，或者不在天津逗留而径赴北京、把美国公使引为心腹——哪怕不去买通一两位王公——反对的一方也来不及结成阵势。那么美国本可以发一笔大财，而不是眼看着好东西统统落到别的邻居手里。

末了我要指出两个流行的误解。第一，以为美国的影响——我指的是国家的声望——正在落价，这是错的。同大多数有价值的东西一样，它有涨有落。蒲安臣得意的日子里它是溢价的；这不全因为他，也许更因为那正是一个新秩序的开端，那时友好的忠告并不讨嫌，尤其是人家来求的时候。它在一八九四年条约之前那段漫长的煎熬里跌了下去——那期间，曾被热切追求过的华人移民被轻蔑地踢开。我们的政府把自己郑重的义务当成了一只足球（这个比喻虽陈旧，恰切可以恕它），在每一场政争里由两党轮流踢。就算它的公使个个都是蒲安臣，它这样出尔反尔，除了失去声望还能指望什么呢？

华人移民这个题目，我在这里、在任何地方都不打算讨论。不过我忍不住要想：我们的政府若肯采纳西华先生所提的办法，只把不合格的人挑出去、以此限制流入，我们的记录本可以不这样丢脸。可当时所图的是断绝而不是限制；他就在这一点上被牺牲了。宝海先生的事可作一个对照：他提出了一套两全的条件，把法国在北圻的利益同中国的忌讳巧妙地调和起来，结果立刻被召回——因为所图的是吞并，不是合伙。那个最叫人恼火的问题解决以后，美国的影响一直在回升；而我们公使出面发动和议，更把它抬回了平价。

第二，以为美国的贸易正在衰退，这也是错的。情势变了，那些大行号一家接一家倒了下去。中国口岸上难得见一条美国轮船（香港不算中国）。不久以前，海关税务司还报告说：整整一个月里，上海没有一条挂美国旗的船进口。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的贸易仍在增长，往来主要靠英国和日本的船。立法上的糊涂，也无力把它遏住多少。随着我们太平洋沿岸日益富庶，它将来的扩张，任你怎样驰骋想象也画不出界限。

当年点燃哥伦布想象、使他把船头转向西方、以致发现美洲的，是「契丹」——马可·波罗描绘过它的富庶——而不是「日本国」。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促成了我们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的修建；此后另外三条的修建，对华贸易也有一份。这项贸易如今已是四条轮船航线主要的支柱，而且前景是要扩张下去，直到太平洋上犁开的船迹同今日大西洋上一样多。要做到这一步，除了中国人在趣味与习惯上不断长进之外，并不需要别的条件。谁敢断言：美国在中国的利害——无论现有的还是潜在的——纯属情感一路？又谁敢断言：情感上的不会促成物质上的？

注：天津「报关运往美国之出口」近三年如下：一八九三年九十四万零八百七十一两；一八九四年一百七十五万一千八百两；一八九五年一百八十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一两，合二百四十二万五千元（墨西哥鹰洋），增长将近一倍。

二十六赫德爵士与海关

他的影响不限于海关、他如何同法国议和、他如何为中国的兴革开路、这个机构在成员上是国际性的、它品格之高、它的影响并非过眼云烟、起于偶然而以廉洁得以长久、赫德爵士谢绝英国公使之任、他佩着许多国家的勋章、他的文学趣味、麦考什博士的一段回忆

李鸿章在中国政府的本国臣仆中是什么地位，赫德爵士在它的外国雇员中就是什么地位。他的禀赋罕有其匹，机缘也非比寻常；他耸立在那里，像通州那座塔——从一片平地上拔起，成了风景的一部分，凡把脸转向北京的人都要望见它。他若不曾像英属印度那些政治家一样为本国拓过疆土，他为免掉另一个帝国的覆亡所做的事，却比任何人都多。然而他虽成就了这许多，对最终的结果却远非乐观。在同日本的战争把中国的腐朽揭露给全世界看以前几个月，他对我说：「我怕我们是在补一口裂了的锅。」

三十多年来，赫德爵士以独断之权掌管着税务的一支：它雇着将近八百名欧洲人、五倍于此的中国人，管着每年三亿两的贸易。他并不把自己限在税务之内；政府在每一次对外关系的危局中，都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位可以推心置腹的顾问。为订约铺路、促进同别国的友好往来还不必说，一八七六年挡开一场同英国的战争、九年后同法国议和，都是他的功劳。前一件留待另一页再说；后一件不妨在这里提一提，因为它不止照出他性格的一面，也照出他那个位置独一无二的影响。

法国人在台湾时，扣了海关雇用的一条小巡船「飞虎」号。赫德爵士向孤拔提督交涉放船而无效，便直接申诉到巴黎去，派他在伦敦的代理人金登干先生把案情呈给法国总理茹费理。茹费理下令放船，理由是这条船同战事全不相干，实际是在给灯塔运送给养——那是一桩各国都有关系的人道之务。赫德爵士谢过茹费理的大度，随即指示他的代理人去探一探：他愿不愿意开议和谈。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像挂在总理颈上的信天翁；能由一只友好的手来解这个结，他是求之不得的。赫德爵士取得了代表中国政府说话的授权，直接同茹费理通电报；经过一番冗长而昂贵的往复（每个字两元），终于为中国取得了「体面的和平」。

赫德爵士的作为，在中国内部的情形上所留的印记，即便不那么显眼，却同样深。因为凡近代兴革的每一步，不但在当时是由他敦促或建议的，而且多半是他多年以前以先知般的远见预先画出来的。载着这些航行指南的那张总图，题作《局外旁观论》，是薄薄的两卷，被政府不止一次重印分发给官员。第一卷远溯到一八六六年——那时他正要冒着归国航程的种种不测，想给他的雇主留下几页恳切的忠告。我讲过他公务上的为人，若再显得侵入私生活的禁地，那么我的辩解只能是：写他的人很多，而那些人并不曾享有「四十年交情」这份便利。

赫德爵士所掌的这个海关，同西方各国叫这名字的东西全不一样；可它无论在办法上还是在人员上，也不是中国式的。因为在别国，关税照例由本国人征收；而在这个机构里，官员一概是外国人，中国人做他们指挥下的帮办——这安排同人所预料的正相反，其中的缘由后文自见。外国的职位并不为哪一国所独占，实际上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团体：总税务司遴选成员时着眼于替这个机构博得同中国贸易有关的各国的好感。不过分派给各国的名额，与其说按贸易额，不如说按影响力。就这两条而论，狮子的那一份理应归英国；可事实上她所占的还不到应得之数——不然就没有别国的余地了，因为她的贸易占总额的八成。

若问法国贸易那样微不足道，何以占得这样多——三十位税务司里有三位是法国人——他们会回答说：他们所得的还远不及应得的。他们在撬开这只牡蛎上出过力，便觉得对这桩手术所生的一切好处都有大份。这种心理表现在这一点上：在各通商口岸，别国的人都甘心住在英国租界里，法国人却处处要求、并且要到了自己的一区；他们并不把自己的居处限在那里，却把那片地经营得于自家钱囊有利，而且管理起来简直把它当作法国的领土。

注：举个例子。他们在上海占了一处教会临江的地皮，在上头盖了巡捕房，直到外交上加了压力才肯付地价。还有一回我们在这同一座城里小住，一天厨子从菜场没有按时回来，我们的午饭因此耽误了，大家很不痛快。下午我经过法租界，那可怜的人叫住我，求我救他。原来他同许多别的倒霉的本地人一样，被拉进一队苦力，被逼着在新近失火的地方干了一整天。我叫他跟我走；巡捕见他被一个外国人认领，便没有阻拦。

论贸易额，日本在这上头名列前茅；可在这个机构的名册上，她的人却因缺席而显眼。要为这桩反常之事寻解释，一部分在于中国人至今对这个岛国邻居所抱的猜疑与轻蔑。他们不肯承认日本人也有那种他们对西方人默认的、品格上的优越。

总税务司（人家惯称他「总税司大人」）虽接受各国公使的举荐，却不容任何人指挥或干预；取不取某个候选人，无论是谁荐的，他都保留决定之权。这个机构的独立因此得以保全，成员的品格之高也因此有了保障。薪水高（银价跌落以前是高的）、不受中国官员的直接管辖，尤其是终身供职的指望——不因党派政治的起落而动摇——这几样合起来，使它极为人所求。总税务司手里积着几百份提早许多年递来的申请。如今在册或曾经在册的人中，可以数出好几位外交公使（英、美、荷、意等国）的儿子，还有若干传教士的儿子——他们生在中国，懂中国话，占着便宜。总税务司说：「照顾传教士的儿子，是我乐意做的事。」

内班的位置，人人都明白：非大学毕业、或受过格外好的教育的人不必来问。外班则除品行的凭据之外，还要具备专门的资格。给整个机构定下品格的是内班；总税务司靠着精心的遴选，把它办成了一个出类拔萃的绅士之团——世上任何同类的组织都不能过之。新进的人从四等帮办乙级做起，每月一百银元；一级一级往上，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便掌管一个口岸，做副税务司、甚至税务司，薪水是当初的八倍到十倍。

中国海关有一样特别的规矩，在有些人看是好处，在有些人看是短处，就是：没有一个人长驻某一个口岸；任何一个位置也没有固定的任期。这条从中国官制里借来的「流动」原则，使他们在二十四个口岸之间不停地调动——那些口岸南北相距两千英里，东西相距一千五百英里。用意是消除结成地方关系的倾向，并使人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到那些因水土或别的缘故被认为好去处的地方去任职。每个人从到任那一天起，就得随时准备调走，虽说他可能在那里一留三年、甚至五年。至于下一站是哪里，他连一丝风声也不会有，因为其中并没有谁知道的次序——大概连这个机构那位独断的首领也不知道。

这「没有章法」章法得如此有条理，这调来调去又如此难以捉摸，以致有位好事的人编了一则妙趣横生的杜撰来解释它：他说总税务司办公室里挂着一块板，每个人所在的地方用一枚木钉标出来，名字和地名都是暗码。听差的取他主人的帽子或外套时，无意中带落了一阵这种神秘的木钉；他不懂那些符咒似的记号，便胡乱插了回去。

好几回都有资深的税务司因存款已多、足以生出独立之心，宁可辞职也不肯去就一个讨厌的位置。这种事发生得够多，使人疑心总税务司懂得怎样不开口就取得辞呈。而上海和芝罘也屡屡落到总税务司家里人手中，多到叫人相信有一种特别的天意在照看他们。对同这个机构有关的女眷，总税务司总是体贴周到的：已婚的税务司不会被派到以瘴气或孤寂著称的地方去；而一个年轻人若有些社交上的长处、或者有幸娶了一位多才多艺的太太，准会被调到北京来。总税务司就这样把一群美貌与音乐才华聚在自己周围，盖过了十个使馆中的任何一个。他的家是整个外侨社群的聚会之所。他养着一支由外国乐长指挥的乐队，每礼拜开一次园游会，宴会连着舞会至少也一样频繁。

这个机构里唯一不挪窝的人——若把留在天津做总督帮手和顾问的德璀琳先生除外——就是总税务司自己。他能随时到得总理衙门，这一点已要紧到这个地步：近九年来他没有出过北京的城门，虽说他从前是惯于到各通商口岸巡视的。他对总理衙门负责，呈递详尽的报告；然而那个庄严的衙门对他信任到这个地步：在他自己的地盘之内，他的权柄从没有被人掣肘，他的举措也没有一件被复核过。这样的影响是多年慢慢长成的。实在说，他的位置有很长一段时间被人看作岌岌可危。美国公使镂斐迪先生有一回根据他在总理衙门听来的话预言：「赫德三个月内就要丢掉位置」，后头还添了一句「你敢打赌么」——我想那意思是他愿拿赌注来担保他这预言。我没有打赌，只对他说：「赫德比从前任何时候都稳。」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中国大臣同镂斐迪先生说话时，觉得把某几件他要抱怨的事推到他们那位外国办事人身上很方便；可对我，他们就没有掩饰或推托的理由了。

像他那样的权力是不能随着一颗官印一并传下去的；就这个意义说，他是没有后继者的。不错，他有时也想过辞职。有一回我向他陈说他留任对海关的兴盛、甚至对海关的存亡何等要紧，他从我手里接过一柄折扇，把手指按在扇轴上说：「照这么说，我的位置是在这里了。」说到那所学馆——它那时还是一副病孩子的模样——我表示它会比海关总税务司署活得长。我说：「学馆会是个长久的机构，海关的寿命只怕超不过十五年。」他答道：「我给它二十五年。」这就等于承认它带着权宜之计的性质。如今我很高兴可以补一句：我所定的期限早已过去，而总税务司署看去比从前更有生气。政府对它的运行满意到这个地步，竟没有为取代它作任何准备；而为偿付日本战争赔款所举的外债既以海关收入为担保，这就成了它稳固的一重新的保证。然而再没有比这更确定的了：现任首领一旦退休，便是重大更张的信号；而外国成员同他们中国帮办的角色，最终必要对调过来。

这样一种变化的前景——如今还看不见——决不足以证明「海关的影响不过是过眼云烟」；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一段预备的教育；而赫德爵士虽然并没有多么急着要中国官员练好本事去接他外国属员的班，他却一直在整个东方世界眼前举着一盏像灯塔一样发光的活教材。实在说，他在这条漫长而危险的海岸上广设的灯塔，正是这个机构最好的象征——它所照出来的，是贪墨的暗沙与恶法的礁石。

驾着国家这条船的舵手们，素来迟迟不肯照着借来的光行船；可他们终究会照着它行船。许多年前，赫德爵士告诉北京的阁臣：每年有两万八千箱鸦片从香港偷运进广州；他提议把这些鼠洞堵上。

他们问：「这会不会动到各省官员的进项？」

他答道：「自然会。」

他们便说：「那你最好别动它。」

那时候他无权去动它；如今他有权了，于是尽管上头的官员要受损失，也几乎没有一箱能漏过去。去年夏天，他提议把整个税务系统照他自己这一支的样子整顿一遍。同样的问题被提出来，同样的回答又给了他。阁臣们说：「不行，还不到时候；眼下时机不吉——刚打完仗——民心又不安。各省的官是断断不肯的。不行，办不成。」

可它办得成；而且若中国还要维持不散，几年之内它一定会办成。在这一切改革里，海关这块酵母仍旧会在外国人眼睛看不见的地方起作用。

把海关一手带大、使它成其为大，这份荣誉固然属于赫德爵士，可他并不是它的父亲。它是由一连串偶然凑合的事件生出来的，并无父母。说来也怪，它是一场叛乱的孩子。一八五三年，上海城被一伙称作「红头」、同南京那一拨并不相属的乱党占了；外国商人便不肯纳税——既不肯纳给官府，也不肯纳给乱党。不纳给前者，是因为他们已失掉了城池；不纳给后者，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取得江口的炮台。官府提出抗议，又以围城来加重这抗议的分量，并向商人保证：拿下这座城不过是迟早的事。作为折中，议定由商人具结，等官府的权威恢复时再兑。有人提议：在这期间，由几个主要的有关国家——英、法、美——各派一位负责的税务司。英国所派的是威妥玛先生（后来的托马斯爵士）。等到结账，才发现这个办法所收的税，比本国道台历来所报的还多。他们的办法是把可能的收数估得低低的，并保证自己补足任何亏短；至于溢收的，只要能揣进腰包，他们总是揣进腰包的。于是议定：这个试办得如此之好的办法应当成为常制，并推行到别的口岸去。为求划一，经威妥玛先生的建议，李泰国先生被任为总税务司——这个位置他一直做到一八六三年，其间虽同英国打了三年的仗也没有间断。上海道台曾表示诧异：他多少次给李泰国设过圈套，竟一次也没能抓住他有侵吞之举。譬如有两条船同时到港，他便暗示李泰国把一条的税收了自己拿去、把另一条的给他。别的道台也有同样的经历；而税务司们的廉洁，在他们大多数人看来非但不可喜，反使他们个个同这个制度为敌。赫德爵士说：「所有的道台都跟我们死顶着。」他们的敌意，岂不正是他最好的保荐？

自那时以来的三十二年里，这个位置的担任者只有赫德爵士一人。是这个人抬高了这个位置；他为着它谢绝了英国公使的任命，更给它添了一重光彩。如今它的尊荣，已同本国政府的各部、同各国的使馆并列。他打定主意留在中国供职时对我说：「我还得跟在外交团的尾巴上去赴宴呢。」

他长久而成功地掌管税务的一支，使他有了财政大臣的地位；而下面几件事（有几件在讲外交使节的那一章里提过）足以说明：他实在是充当了外务大臣。

一、一八六六年斌椿那次试探性的出使——那是派驻外使节的先声——是由他倡议的。

二、一八六七年，派蒲安臣先生代表中国出使美欧的念头偶然冒出来时，是他把这件事钉死、使它成为事实的。

三、一八七六年马嘉理被害之后，威妥玛爵士降旗离京，是他促成派李鸿章追到芝罘去议定一纸条约，从而免掉了一场战争。

四、一八八五年，同法国的战事已进行了将近一年，两边都想讲和，是他出面议定了条件。

五、是他说动中国政府承认葡萄牙对澳门的主权。

六、是他促成了按《烟台条约》的规定在各通商口岸征收鸦片税——那一条本被英国政府搁置着。

赫德爵士促成对法议和之功，使格兰维尔勋爵看中他去继巴夏礼爵士之任；索尔兹伯里勋爵又重提此议，并留着这个位置等了五个月，等赫德爵士把手头替中国政府办的几件事了结。一八八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我从西山避暑回来，在自家门口遇见正从我门里出来的赫德爵士。他同我一道折回去，说有一件于他关系极大的事要同我商量，不过他不敢保证一定听我的话。问题是：英国公使这个位置他该接还是该辞。我劝他辞掉，理由如下：

一、他目下所居的位置影响大得多；他若接受，便要撇下一桩可以同开国相比的未竟之业；而海关没有他就要散架。

二、他若接受，会发现自己无法使哪一边满意：他若同中国人相争，中国人准要骂他忘恩负义；而英国商人则会始终疑心他偏袒那个他效力了这么久的国家。

当天下午他便电复索尔兹伯里勋爵辞谢了这份荣宠；庆亲王谢他作了有利于中国的抉择。

他既然长久处在一个能促进各国利益的位置上，他佩着欧洲几乎所有朝廷的勋章，也就不足为奇。可是任何荣誉都不及他所效力的这个政府和他的母国所给的，那样使他满意。中国给了他一品大员的顶戴；此外还给了一份罕有的殊荣——这份殊荣在中国是极实在的，在西方却有点虚渺——就是奉旨给他三代祖先封典。他有几位朋友拿这事取笑，想象一位倔强的老磨坊主忽然发觉自己成了中国的贵人会何等吃惊；赫德爵士也相信这类荣典在西方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可我能给他指出一个先例，证明这并非闻所未闻：在维也纳的贵族社会里，弗朗茨一世的一位大臣抱怨他妻子因出身平民而受轻慢。皇帝说：「这个我办得到。」随即把爵位封给了她已故的祖先。

一八九〇年英国女王赐给赫德爵士的准男爵之封，更叫他欢喜，因为那使他成了一位「祖先」——一个家族的开创者。不过我相信，这需要把五万镑投进三厘的公债里去，在进项上是不小的牺牲。我写信道贺，他回信说：「我格外高兴，因为它代表着大量老实的工作——自十岁起就坚持不懈地做下来的工作。」

赫德爵士虽是命运的宠儿、又是才具超群的人，却是相信「做工」的。一年之中差不多每一天，都可以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他：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中间只有短短一段用午饭和午睡的工夫——午睡于他同样是少不得的。他不给自己放假；从不离开北京，连西山也不去，那几座山他只远远望见过；除了在自家园子里散步，他不做任何运动。对他来说，把这单调的日子调剂开来的是音乐和文学。他办公的时候常听见铜管乐队大作，好像他那支笔是和着鼓点走的。可他一放下笔，就拿起琴弓，铜管乐队便静了。同路德一样，他发现小提琴是最能驱愁的东西。

三四年前，我妻子送他一张新年贺卡，上头画着一只猫在拉小提琴。他假装为这个影射生气，用一首足以同胡德媲美的谐诗回敬，开头是「哦，全无猫气的丁氏啊！」他那些机巧的韵语里，用上了中国的「妙」字。我妻子在道谢的短笺里说：「您的诗妙极了；我读到那个『妙』字，忍不住要用拉丁文赞一句『诗神闪耀』。」晚上席间遇见他，他对我说：「那一句才真妙——听着正像『我的猫喵喵叫呀』！」再没有谁比他更爱一个笑话，也很少有谁比他更善于造一个笑话。

他天性与趣味都是诗人，这一世的数目与账册并没有把那团火浇熄。一八七六年七月四日，他给我一首颂美国的诗，要在我们使馆的百年国庆宴会上朗读。它以一句铿锵的诗行开头：

「内布拉斯加的旗杆巍然居中而立」，

并以简劲的抑扬格表达了对我们制度精神的敏锐领会。

他不时拿些极好的诗给我看，却什么也没有刊行过；为这个我对他说：「哪一天世人见你出一卷诗，会像当年见莱基先生出一卷诗一样吃惊。」他确是诗人——如果像柯尔律治那样在睡梦中作诗算得上灵感的凭据的话。有一天早上，他把一首在梦里得来的绝句念给我听，那诗既有韵，也有理。

拉丁古典他一直读得很熟，遇上懂的人便随口引用；可他最爱的提神剂是形而上的哲学。据麦考什博士告诉我，这正是他当年最出色的一门——那位博学的院长到普林斯顿以前，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讲课，赫德是听过的。麦考什博士以这位杰出的学生为荣，并自认有把他引到这块建功之地的功劳。博士说：「他大学课业修完时，赫德来见我，说：『您给了我新的趣味，叫我再也不能回到我父亲的磨坊里去了。您能替我找一份合心意的差事么？』我的回答是把一份招考的告示塞到他手里——那是招青年到唐宁街去投考中国领事馆职位的。」年轻的赫德考中了，那年他还不满二十，一八五四年进了宁波的领事馆。五年以后他转到中国政府供职；如今这笔以海关收入为担保的大借款得以举成，尽可以看作一长串辉煌功业的顶点。

同罗伯特·赫德一同到宁波的还有一个青年；他的遭遇即便不足以「垂一个教训」，至少可以作个对照，「为故事添个点缀」。他厌倦了领事馆的差事——低级职位的薪水勉强糊口——便辞职回国。在上海等船时，他一眼看见一张西班牙彩票的告示，便用他最后几枚基尼中的一枚买了一张。你不妨想一想：几个礼拜以后他得知自己中了七千元的彩，是何等惊讶！——这是命运的一笑，算是补偿他：她把那么多的恩宠都倾在他那位同伴身上了。

二十七威妥玛爵士与觐见问题

他的经历、他的学问、他的脾气、他的外交、同中国官员社交往来的尝试、觐见的仪节、魔咒只破了一半

威妥玛爵士的名字在前面几章里出现得这样频繁，再添几则回忆大概不算多余。四十年间，他是东方的一个人物。一八四三年，战事结束不久，他到了香港，在驻军里当一个小差；不久便把中国话学得极精，因而被调到这殖民地的文职上去。第二次战争中他做了额尔金勋爵的汉文参赞，随后被任为驻北京使馆的参赞；做过代办之后，又做了十年的全权公使。

在美国使馆的一次宴会上，有人说起北京城外驴子用得极多、可在城里骑驴是不体面的，他便说：「我受命做女王陛下的公使时，正是骑着驴到城门口的。」我说：「但愿您一直做『女王陛下的公使』，直做到可以坐火车离开的那一天。」他说：「为这个干一杯。」把这句话当作一句应景的祝词领了。一八八二年他离开北京时，骑的是马。四年之后，朝廷下令修一条从天津到通州的铁路，而且有望延到京城。可是因为出了几桩不吉的兆头——宫里失火、天坛又被雷火焚毁——那道令便被撤销了。外国公使至今仍旧只好骑着驴来去，除非自备车马。

一八五八年我们在大沽初见时，他谈起他正在编一部书，为学官话——即京话——提供方便；那就是后来的《语言自迩集》。它以一部中国人编的《三课语录》为底本，隔很久出一分册；可它当得起半生的心血。它对外国学生的用处极大，替它作者挣来的名声，也胜过他任何一桩外交上的成就。

在北京，我们常相往来。他时常到我家来谈他同总理衙门争执中的种种事情——不是要听我的看法，而是要把他的看法交在我手里，因为他相信我会把它转告中国大臣，虽然他从没有开口请我这样做。有一回局面极其严重（那是马嘉理被害之后），他单独请我吃早饭；他把自己的见解长篇大论地摆出来，说着说着越说越激动，末了从座位上跳起来，两手一拍，叫道：「他们非接受这个不可，否则就是战争；而我，托马斯·弗兰西斯·威妥玛，一定要把这仗打起来——天上有上帝为证！」

有一位俄国公使也演过类似的一幕，同威妥玛一样，想借我在总理衙门那里造成一点印象。我单独同他午餐时，他痛斥中国大臣的行径，装出一副暴怒的样子，尖声说：他们若不照他的要求办，「我要给他们一击，叫他们永远缓不过来」。不过他没有以战争相威胁，也没有搬出上帝来。在威妥玛，这类爆发是急躁脾性的自然流露。同中国人争执时，他会揪自己的头发、攥紧拳头；这在镇静的东方人看来，与其说是危险的信号，不如说是无能的暴怒。他们对这样的做派是不满的，可他们照样极敬重他（我说「照样」，不说「尽管如此」），还宽容地说那是他肝火旺，是他的「脾气」。有一回我同他共进午餐，在座的还有日本公使森有礼（此外没有别的客人），话题转到英国宪政的演进上。我说：「英国将来的君主不以才具见称，这对宪政的稳固是何等有幸！」他半从座位上欠起身来，向我投来一副又惊又不悦的神色，弄得我以为自己失了礼——在女王代表的席上贬损储君。等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时，我才如释重负；他问的是：「你以为他就算是个有才的人，又能把宪法怎么样呢？」

他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有一个好例子，就是上文说过的：一八七四年日本派兵征讨台湾生番时，他从中阻止了一场战争。我在他去总理衙门议定条约的路上遇见他，便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同中国人打交道，威妥玛爵士大体是公正的，虽然还够不上「公正而坚定」那一等。他做代办时对我说：他「决不为二千五百万人的利益而牺牲四万万人的利益」。有几个外交家把自己的责任看得这样宽呢！中国人说：「各为其主。」基督教的外交——如果有这样一种东西的话——也很少能高出这句异教的格言。第一代曾侯（做两江总督时）定下的一条规矩，就道德与治术两面而言都同样可取：「利于我而不损于彼者，我求之；利于彼而不损于我者，我许之。」

威妥玛爵士有一回独自散步，一个年轻无赖朝他扔石头；他回身去追，那人便用棍子打了他的头。总理衙门一位大臣恰好路过，把那家伙拿住。衙门怕冒犯使臣尊贵之身会闹出后果，打算从重处罚，先是竹板、再是枷号。可威妥玛心地厚道，请把那人释放，并请把汉口某几笔欠英商的债还清，算是了结。镂斐迪先生对这种讨还正当权利的法子不大赞成，说：「这倒是治头疼的一味怪药膏。」

一个更好的机会——既可讨还正当权利、又可搬开挡在进步路上的障碍——是马嘉理被害一案。那是个胆大的英国青年，从缅甸进入云南境内时，虽有护照，仍被中国官员所杀。他的目的是打通一条通印度的新路，他们的目的则是吓住后来的人，不许有人循他的足迹。威妥玛把这罪名加在总督身上，并要求——连同别的条件——把总督解到北京受审。中国不肯依从，他便降旗离京。经赫德先生的建议，李中堂被派去追他、到芝罘开议；那时他本可以把一个「开战之由」所提供的巨大杠杆用得更好些。使他没有这样做的，或许正是他的持重与公道之心。他所议定的兴革之举，只有开放长江上游的重庆、和在各通商口岸征收鸦片税两项。而这两项后来（至少有一时期）成了具文，也不能怪他。另有两项若写进他的条约，本可以为它增光，人家像递橄榄枝一样递给他，他却不肯谈。那就是设立邮政——中国除官用的驿递之外并无公共邮政——和推行银币，以代替成块的银锭。他若有几分进取之心，本可以占据芝罘作为报复，在北方立一个英国势力的中心，无论是压服还是护卫都方便。那样做了，同日本的战争和眼下俄国的坐大，或许都可以免去。

注：邮政已于一八九六年五月奉旨设立。

在导致这次决裂的往来文书中，威妥玛以断绝私交相威胁于恭亲王。亲王冷冷地答道：他在这一项上并没有什么可失，因为他同英国公使的关系是公的，不是私的。这话他对外交团任何别的成员也一样说得。当时所谓往来，不过限于在总理衙门或使馆里的正式会晤；外国使节同京城上流社会再无别的接触点，他所认识的人也只限于一个衙门里的那几位。

这个局面，威妥玛作过一番值得称道的努力想改变，不过成效并不怎么令人满意，虽然有德国公使从旁支持。他们在同亲王会晤时，趁便描述西方各国京城里如何以璀璨的社交张开臂膀欢迎外国使节，并表示愿意同中国京城的官场结识得更广些。中国的新年被定作开创社交新纪元的日子。亲王为什么不索性把王府打开、以一场国宴舞会开个头呢？日本的亲王们不待人提点就做过这样的事。他却认为还是在总理衙门谨慎地开个头为好。到了他接见的那一天我去了，见王爷身边围着满洲的贵族和中国的大员，有三四十位——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堂皇的一场官员之会，简直是朝廷的缩影。因为各使馆是分批接见的，每位公使不过半个钟头工夫去结识这许多新面孔。这些新相识照着预定的程序回拜：一天之内跑遍十个使馆，每处半个钟头。联络情谊的下一步，是外国公使到他们府上去拜访。结果只有两三位在家；其余的是有意不在。那些急于亲近的欧洲人费了两天工夫，在全城各处四十家门上留下了名帖。

那种登门的拜访没有再有过；这场社交的新举措如今所余的，不过是每年多几位官员来拜一次年、亲王元旦的接见上多几张面孔罢了。在欧洲，外国使节进入社交界是容易的，因为语言、观念、社交的仪式都是共通的；这几样在中国都没有。除非中国人像日本那样打定主意采用西方的文明，社交上的往来便不过是油同水被迫掺在一处而已。

威妥玛爵士娶的是约翰·侯失勒爵士的女儿；她在北京将长久为人所记，一半为她自身可敬的品性，一半——顺带说一句——为她所引出的一则谜语。谜面是：「这使馆里主持家务的太太，何以像一只小鸭子？」谜底是：「因为她一出壳就下水涉去了。」——威妥玛这个姓，在英文里正是「涉水」的意思。

有一天我在圆明园附属的一处好园子里散步，很想听听守园的会怎么说，便问：我四周这些废墟上的房子是谁烧的？他脱口就答：「威妥玛。」

我问：「你知道他如今是英国驻北京的公使么？」

守园的答道：「从前是；如今他死了。他被带进去见皇上，吓得当场就死了。」

说到觐见问题，无论早期还是后期，确实没有谁比他牵涉得更深。一八六二年没有坚持要求觐见，他必定是被咨询过的；不过那未必是出于他的主张。这问题一八七三年再度提起时，议定条件的主要角色正是他；事后把最可信的一份记录留在纸上的，也正是他的手。

北京是地面上唯一把接见使臣的仪节当作一桩郑重国策的地方。在一个以礼节为治国主要工具、又以礼部为行政要部的国家里，怎么会是别的样子呢？

西方各国最早的使节到来时，一进宫门就撞上了这个问题。此后几百年间，它始终排在所有问题的前头。由它而生的摩擦从未止息，近来更进入了剧烈的阶段。那么这个神秘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是衣冠之事么——譬如说，要照欧洲宫廷的服色打扮才准觐见之类？有点像；只是衣冠并不在其内，占头等要紧地位的是「姿势」。凡进宫的使臣，向来都要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戛尔尼勋爵是在帐篷里被接见的——那时皇帝正出猎，一如摩洛哥苏丹在马上受觐。天津各约里含含糊糊地保证仪节上会有所松动；可一八六〇年联军以战胜者身份进北京时，在那里所签的协定里却把这件事撇开不提了；而等到各国使馆设立，他们的公使竟被算计到这个地步：被说动把觐见之权搁置起来，至少在皇帝冲龄期间搁置。人家诉之于他们的风度，说是要顾全两位年轻寡妇的心情——她们见了满脸胡子的生人会受惊。他们让得越发爽快，因为他们本也不情愿对着一个六岁的娃娃打躬作揖；却忘了：就国体而论，觐见的形式才是一切，君主本人无足轻重。在他们许多失着之中，这一个的害处不算最小：它使他们三十多年进不了大内。君主年岁几何、有没有女主垂帘，又有什么相干呢？那两位皇太后不也坐在屏风后头接见本国的大员、把那个傀儡皇帝摆在前头么？她们何以不能照样接见西方的使臣？那些使臣若坚持把欧洲的礼数带进东方世界最尊严的宫殿里去，那一着对中国人心的震动，会胜过许多场战争。它会不会也多少有助于把中国人从一套堵死进步之路的仪礼里解放出来呢？我听见中国的大臣抱怨过：觐见的仪节在君与臣之间划下这样一道鸿沟，以致有益的思想交流成了不可能的事。他们感到它的累赘，却不觉得它的可耻——虽然日本和暹罗都已把它废掉，认为它有损于人的尊严。

同治皇帝一宣布亲政、两位垂帘的太后退到内廷去，各国使节便第二次提出请求，要呈递国书。总理衙门虽素来庄重沉稳，这时也看得出一阵骚动；而各使馆里议论的无非是即将到来的觐见仪节。条约里那句含糊的但书——不得要求使臣行有损其本国体面之事——给分歧留下了很宽的余地；而对中国来说，尽可能多争得一些表示恭敬的形式，便成了头等要事。首相文祥把我叫去，谈过之后表示愿意请一位外国公使到他自家去作一次私下的会晤——这种事，在这个紧要问题出现以前是想也没有人想过的。他要我举荐一位受这份荣的人，我举了威妥玛爵士：不单因为他代表着向来在中国事务上领头的国家，也因为他是唯一不用传译便能交谈的。衙门另一位大臣、顺天府丞成林，则在我家里同美国公使镂斐迪先生就同一题目会谈。他告诉我：他升得快得没有先例，又深得年轻皇帝的眷宠，因此自信能为这问题的任何合理了结取得御准。他们最切盼的，是把外国公使从坚持这一要求上劝退。这一着不成，下一着便是说动他们接受一处地方作觐见之所——那是正宫之外一座园子里的一处宽敞的敞厅。至于跪，议定皇帝以三个深鞠躬为满足。侨民中间传出一个谣言，说公使们要不穿靴子去见——起因是有个好事的人说：他们要「同布策一道」去见皇帝；而「布策」这名字听着正像英文的「脱靴」。福赛思爵士觐见缅甸国王时确曾脱过靴，这就给这则笑话添了几分颜色。别的细节无关紧要——只有一件：中国人看见别国公使一身金线花边闪闪发光，而美国公使只穿一身素黑、连一颗星一片亮片也没有，对我们共和国的朴素颇有几分不以为然。

威妥玛爵士极怕中国人事后会像他们记马戛尔尼勋爵那样，报称使臣行了叩头礼；他便用中文详详细细写了一份当日情形的记录，交给我，在我主持笔政的北京《中西闻见录》上刊出。这份杂志中国大臣是看的；他这份陈述既然听任它过去而无人异议，便取得了不容争辩的权威。然而尽管有这份杂志，中国百姓仍旧一口咬定行了叩头礼。他们多半也会死抱着那个传说不放：说威妥玛爵士被御座上射来的「天威之光」一击，落了个可怕的下场。

这位皇帝此后不久去世，又一个幼儿被抱上御座，两位皇太后仍旧像上一朝那样坐到屏风后头去。接见使节之事便又推迟了十五年。这期间，外交团有了一个发现——发现的不是「紫光阁」在正宫之外，而是它一向是用来接见藩属的。等到该向新君亲政道贺的时候，他们以此处不合适为由提出异议；后来得了保证——下一回将另备新殿——才答应在那里露一次面。那座「新殿」却比旧的还老得多，离真正的宫禁同样地远，而且坐落在同一座园子的另一处；而且一查之下，它还有一段不干净的来历。

皇帝对头一次觐见的新鲜颇为高兴，又想练一练他的英文，便下令每年新年节下接见一次使节。出他意料、也使他难堪的是：使节们谢绝了这份荣宠。新年的接见没有举行；不过有几位外国公使在到任和卸任时，容许自己在那座有异议的殿里受接见，这叫他们的同僚很不满意。法国和俄国在这一点上共进退，一步不让；他们的坚持终于得了报偿：「紫禁城」的门推开了，一个世纪以来头一次迎入西方的使节。可是，若不是日本的大炮正在这个帝国的外围轰响，那些门会开么？下面是一位与会者对那场庄严典礼的简要记述：

「觐见于上礼拜一在皇宫举行。各国公使由东面的门、即东安门进去，总理衙门两位章京在那里迎接，把他们引到两座亭阁当中的一座大厅，朝廷主要的大臣都聚在那里。随后他们沿着一条高起的甬道前行，每位公使由一位亲王引导，到了御殿；皇帝坐在一座御座上，御座设在高出地面五级的台上。皇帝面前设一张桌，覆着黄缎。殿内垂着玫瑰色的丝帷，缀以黄色的绦子，并以景泰蓝的大熏炉和香炉作装点。每位公使宣读致辞之后，由一位通译译成中文；然后恭亲王登阶到御座之下，跪着用满语译给皇帝听。御座后头挂着一幅缀着孔雀翎的大丝帘，皇太后坐在帘后，能看能听而不被人看见。皇帝面色苍白，眉目和悦，眼睛炯炯有神。觐见之殿后头列着一队兵。一切井然有序，洁净无尘。整个接见是在极深的寂静中进行的，这寂静更增了这场仪典的庄严。」

注：《京津泰晤士报》，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而《京报》上的那一则记载则极有趣：「下列各国使臣于文华殿觐见皇上：美国、俄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典，及日本署理公使。」

既然对仪注上有任何变通只字未提，中国的读者便不会怀疑这些使臣个个行足了叩拜之数；至于战时竟有日本人在场，他也不会想到别的解释，只会以为那是来为他同胞的「叛逆」行径乞恕。他怎么会知道：日本人和瑞典人一个也没有到场，两者都不过是美国公使所兼职务的化身罢了？

自一八五四年包令和麦莲图谋进京算起，四十多年的争持，在接近朝廷这件事上所得的全部，就是这么一次庄严的进殿、一次庄严的退出！若到此为止，它值什么呢？本国官员是在另一座殿里、照另一套仪节受接见的；两股水流丝毫没有交汇的意思。当初额尔金勋爵若约定英国公使在太和殿受接见（这一着，威妥玛爵士当汉文参赞时极可能建议过），而他的后任们又不曾以「女主垂帘」这样荒唐的理由放弃觐见之权，那么榜样与习惯的影响必定早已结出果实。我们会不会像在日本所看到的那样，看见叩头礼被废、看见中国大臣在欧洲各朝廷所受的种种礼遇也及于我们的使节呢？多亏了这双重的失着，中国人竟把一桩他们无力阻止的新事，磨去了锋刃。

二十八教务问题

回顾、迫害的年代、上谕的弛禁、条约所定的信教自由、内地置产之权、法国对天主教传教事业的保护权、近来的教案：起因与救治、前景

在中国政府，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我们怎样把传教士的作为所生的麻烦减到最小？在一部分官员和百姓，它的意思是：我们怎样把他们统统赶走？在基督教各国的代表，它的意思是：为保护传教士和教民，我们在政策上或本分上该干预到什么地步？在传教士和赞助他们的人，它的形式则是：我们怎样以手头的力量成就最大的事？

中国近世传教事业的历史，以博学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和他的同伴到来为开端；他们那场冒险的远征始于一五八二年。看去无可克服的难处，在他们的学问、手腕和使徒般的热忱面前让了路。此后一个世纪里，基督教在这个帝国的土壤里扎下了深根。当时甚至有过这样的指望：伟大的康熙皇帝会归奉这新的信仰。

注：基督教于七世纪由波斯的景教徒传入西北诸省。当时朝廷在西安府，他们在那里受了优遇，教堂一时兴盛。可他们的宗教品位不高，渐渐像一条河消失在沙漠里一样消失了，除一块石碑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十三世纪蒙古人当国时，罗马来的传教士由陆路到北京，也小有成就；可那处教务后来中断，没有留下痕迹。

然而他们的成功引起了反对；多明我会作为一种搅局的成分插进来，同他们的争执又减损了他们的声望；而教皇下令禁称「上帝」——那是中国圣贤所敬拜的神——又禁止祭祖——而祭祖正是他们奉为社会秩序之本的——于是上自王公、下至百姓都同他们疏远了。一七二四年，传教士被驱逐，教徒被流放。散在广大内地的那些小小的教友群落，当日得以保全，同日后可能再度得以保全一样，靠的是官员们在执行禁令上不能一致。在中国同在罗马帝国一样：一省之内迫害如火，另一省的基督徒却安然无事。有一百二十五年之久，最高的权力没有表示过要撤销它的禁令；而那些禁令还时不时地被一阵一阵地执行。鸦片战争结束时，还有不少教友在流放之中。

这整段时间里，仍有少数传教士能藏身在教友的村子里——他们是冒着性命之险钻进去的，为的是安慰、扶持受迫害的弟兄。一八四四年法国条约签订以后，流放的人被召回，禁令也撤销了。这并不是作为一项义务，而是作为一桩恩典：应法国公使之请，以特旨颁行的。又应英国公使之请，这道上谕被解释为把同样的豁免推及新教。开创信教自由这个新纪元的荣誉属于法国。英国人的炮虽已把通商路上的障碍打倒，可他们两年前订约时，心里想的只有贸易。要求绝对的信教自由，当时或许并不合宜；可他们在得胜的时辰里，为什么不想一想那些勇敢的传教士和他们忠贞的信众呢？只消抬一抬指头，就足以把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取走，也足以给一场不光彩的战争添一点光彩。

这是解放之路上的第一步。在这一步的条件之下，传教士享了不小的特权，虽然那仍属于并无约定的恩惠一类。新教徒在五口立足，由此得以到内地作长途的旅行——虽然名义上只限于二十英里之内；天主教徒则在各省居留而不受骚扰。

再进一步，是留给「亚罗」号战争去开的：那就是以条约的保证，使传教事业完全免于一切限制。这是传教的潮流所要求的，而那股潮流正猛地涌向中国；而经办一八五八年谈判的人，或者本就同情传教的事业，或者见识开阔，看得出：凡把传教事业听凭皇帝或官员的喜怒的了结，都不会叫人满意。那是一幅崇高的景象——地上的几个强国搁下教义上的分歧，合起他们的盾牌来护卫基督的教会。中国觉得不驳回他们的要求于己有利。这一回传教事业的特权大为扩张，又要归功于法国；不过取得的方式，即便以外交上的寻常手段而论，也难免被指为格外含糊。法国条约的两种文本之间被发现有出入：中文本里有一款，给天主教传教士以在内地买地建屋之权，法文本里却全无此意。中国当局是被谁先提醒注意这一不符的，我不知道；不过二十五六年前有人请我把那一款译出来对照时，我以为总理衙门是打算否认凡以那段窜入之文为根据的权利——因为条约规定遇有歧异以法文本为准。然而直到今天，他们在这方面一步也没有走过；原因是明摆着的：那段窜入之文既是中文，他们便没有理由抱怨自己受了蒙蔽。他们也没有表示过要把给天主教的东西扣住不给新教。两派的传教士，凡地方上的反对不加阻拦之处，都被准许建置永久的产业。有时内地的地方官在美国或英国传教士请他核准一桩买卖时，会以他们的条约里并无此项规定为辞。可那是这位官员的无知或执拗，并不是对条约权利的权威解释。因为一上诉到北京，总理衙门总是承认「最惠国条款」的效力。那宝贵的一小款正是船闸的闸杆：它使高处的水流进我们自己空着的闸池里。凡英国或法国所得的便宜，我们都因此有份——因为我们的条约比他们的早签几天。若有人惋惜这样要紧的权利竟全是转得来的（确有传教士为此主张重订我们的条约），那么请他想一想：长江的通航、在北京设使馆、以及一半通商口岸的出入之权，也都是转得来的。任何外交家都不会觉得把它们写进一个新约是明智的；因为那样一来，就得由我们作出让步去换，而如今我们是白得的。

那种屡屡妨碍这些权利行使的地方上的反对，多半出自官员；法国公使柏尔德密以为自己已经把它的牙拔掉了——一八六五年他取得了一项协定，规定买产在成交之前不必先禀报官府。总理衙门依了他的意思、并规定了传教士行使那条窜入之款所生权利的方式，这就把那一款是否有效的问题一并了结了。不知什么缘故，那项协定被搁置了三十年；如今法国的代表施阿兰先生刚把它唤醒，而美国公使无疑会帮他不让它再睡着。田贝上校在给我们驻上海总领事、说明这项协定于我国传教士如何适用的一件公文里说：「把『售卖之前须先取得地方官同意』这一要求废掉，其妥当自然是不成问题的。」

地方官把新开的教务扼杀在萌芽里，惯用的一个法子就是不肯点头，并把一桩买卖所牵涉的人统统打一顿板子。此后这类举动不会那么频繁了；不过凡懂中国的人，谁也不以为它们会绝迹。

众所周知，法国自居为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的保护者，正如她在土耳其一样。近来德国和意大利的代表显出有意争一争这份自命之权，至少就本国的教务而言是如此。也有人设法在这个帝国同罗马教廷之间直接建立关系，由教廷取代法国来受理教徒的请求与冤抑。不过教廷既无武力去申前者、也无武力去伸后者，除非必要时能求助于某个强到足以贯彻其要求的国家的刀剑，教皇多半不会答应自任其羊群的监护。至于中国这一边：若能借此把法国的成分从教案中剔除，她是欢迎一位教廷代表的——舍此则不然。除非中国政府打定主意扶助而不是遏止基督教的传布，让一位教廷大使、公使或副使取代法国公使如今对天主教务所处的地位，于天主教务是不利的。

梵蒂冈直接派使的事，近来虽议论纷纷，却不是新念头。二十多年前，北京一位法国公使就对我提起过，意在探一探中国政府会怎样看待这样一个提议。他本人极赞成此举，认为这能替法国使馆省去无穷的麻烦，同时又能抬高教会的声望。他这番意思是本国政府的回声——那时法国政府的大势是强烈反教皇的。

一八八一年，我在法兰西学院听过雄辩的阿道夫·弗兰克教授一门讲政教关系的课。其中一讲是政府同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关系。我至今清楚记得：他何等激昂恳切地驳斥那种主张——废掉政教协定、把传教事业撇开不管。他历数法国从这份神圣的托付里所得的好处之后，以极动人的收束之语作结：他宣称，「法国若疯到肯让出这个有影响、有荣誉的位置，新教的德国正准备着来接她的班，做天主教传教事业的保护者」。

从那天以后，法国官员的意思变了。只要还找得出一个口实，他们那份保护权是不会交出去的。中国的官员若想叫法国把攥着那百来万天主教徒的手松开，他们的战术之失，同北风要吹掉行人的斗篷时鼓起最猛的一阵狂风一样。行人除了把斗篷裹得更紧，还能怎样呢？

若说近世教务史的第一步是以上谕弛禁、第二步是以条约承认其法律地位，那么有计划地以暴民的凶横把它扑灭，便可算作第三步。它进入这一阶段是在一八七〇年六月：天津的一处天主教教堂被毁，修女、神父和一位法国领事被暴民所杀，而领头的是中国军队一位卸任的将官。人心事先已被散布的谣言煽动好了；等煽到该到的火候，官员们便袖手旁观，听这场风暴自己刮下去。自那时以来，够得上远隔重洋也看得见的仇外——并不全是仇教——的暴动，已有二十起以上；今年更以传教士被逐出四川省城、以及福州附近古田的屠杀为极。这些事多半在每一处细节上都同最初那一型相合：以传单和揭帖为煽动之由；继以官员有意的怠慢（求他们帮忙时，他们总设法来得太迟）；末了则是查问：要多少人头、多少银子才能了结随之而来的索赔。

一八七〇年，那位法国代办若不接受人头和银子，而是等到白河里能集起一队炮艇，然后把出事的那整片近郊化为灰烬、并把那块地没收作法国租界，中国政府自会留心不让第二场暴动发生。既然被轻轻放过，那些仇外的官员便觉得：把「爱国」的火扇下去，代价是出得起的。这些事在一般对传教并不很了解的公众心里造成一个印象：以为我们的政府为传教士撑腰、给他们保护或替他们索赔，就等于把我们的宗教强加给一个不情愿的民族。可是保护我们的传教士，就算是把我们的宗教强加给中国人，那么保护我们的商人，岂不也是把我们的商业强加给他们？再没有比这更明白的本分了：要求中国政府保障我们商号的安全，并让百姓自由地买或卖。传教士所求的正是这个，并不更多。

可是百姓当真不愿传教士住在他们中间么？他们若真不愿，这二十五年里我们要数的就不止二十起暴动了。暴动的增加并没有跟上传教事业的扩展。在这样广袤的国家里、在两千多名传教士之中，一年一起，并不证明民心之恶，倒恰恰相反。

这些暴动所造成的印象格外深，是因为除了零星的发作之外，它们有时还像时疫一样猛烈地爆发。把这些「时疫」研究一下，就看得出这病的性质。一八九一年有过四起这样的事。它们都发生在长江沿岸，都在通商口岸；而且除一起之外，也都不是专对传教士的。住在离江较远处的几百名传教士，几乎没有一个被扰。可以在道理上断定：在群情激动的人众那些混杂的动机里，运输之利从本国帆船转到外国轮船手上，才是这场风潮的底子。长江上游——四起中有两起出在那里——反对轮船上滩的情绪强到这个地步，逼得英国公使不得不搁置这项权利不行使。人家并没有特别费力把传教士挡在重庆之外，可官员们为阻止「库林」号轮船开来，却是上天入地无所不为。

几年前，英国驻镇江领事馆一名印度兵打了一个中国人。不到半个钟头，租界里所有外国人的房子都化为灰烬。在广州，海关一名外国钤字手失手打死一个男孩。外国人聚居的一带遭到猛烈的攻击，险些被毁。一八九五年在宜昌，一枪气枪打中了一个小官，众人便扑向那一小撮外国人；若不是炮艇上的一队兵及时赶到，一场屠杀就发生了。这些例子（这类例子多得很）足以说明：在一层薄薄的冷熔岩下头烧着怎样的火；也足以证明：传教士若比别人更常受攻击，主要是因为他们更暴露。

近来这几起暴行，同日本的战争要负一部分责任。在满洲，杀害韦利的兵把一切外国人都看作日本人的帮凶。四川贴过这样一张揭帖：「当此日本占我疆土之时，尔等英、法、美人袖手旁观。尔等若欲在中国传教，须先将日本人赶回他们本国去。」我们还会看到：官员们还挑动过别的情绪。在台湾岛对面的古田，同样的动机无疑也先在那里作了铺垫；不过杀害传教士的是斋会——一个半盗半叛的秘密会社——他们是为报复传教士要把他们抢劫教民的事送官究办。同印度人或回教徒不同，寻常中国人极少狂信，简直像是没有宗教情感。据我所闻，从没有一起攻击传教士的事，是佛教徒、道教徒或别的教派因教义之异而发动的。

煽动暴民的，一般是官员或读书人一层；他们要在人心里筑起堤防，抵挡外来观念的涌入，办法是指外国人犯了可怕的罪行。这些指控里最能煽火、却不是最令人发指的，是说他们拐带小孩，取小孩的眼、血和脂，来配制有法术的药。别样的伤风败俗之事，本地人见得太多，激不起什么强烈的感情；非得拐带、杀人、法术，才点得着那颗忠爱之心。

一八九一年最恶的一起暴动，直接出于「拿婴儿做药」这个迷信。在芜湖，百姓见四个小孩装在筐里被送往育婴堂，登时暴怒。同一个迷信，又被巧妙地用来煽起新近四川的暴动。下面是那场暴动起因的一段记述，出自被认为是它的组织者的那位总督之手：

他说：「众人在里头发现两个小孩，关在笼中，气息奄奄。小孩被送到某知县衙门，请了高明的大夫来，在他们鼻孔里查出一种黑色的药，就是他们昏迷的缘由。等到苏醒，小孩讲述自己如何被一个外国人拐去、被下了那药，此外便不知道了。这桩骇人的罪行既然揭破，百姓义愤填膺」云云。

一个政府收到这样一份可耻的文书之后，竟挑它的作者做最合适的人去查办、去惩办罪人，我们该怎么想？说句公道话：等到英国舰队开始向南京开过去时，这个政府就得了新的亮光，把他一切荣衔尽行剥夺了。

流传最广的一种仇外小册，矛头是对着鸦片的。它自称是一个厦门人——一位大夫——的自述：他被拐到外国去，天天看着同伴被带出去放血，那血是用来制鸦片的；轮到他以前，他设法逃了出来。这个荒唐的编造，其首要用意若是吓阻中国人不吸此物，那么它次一层的用意要使人恨外国人，岂不是很明白的么？亨利·诺曼先生说：「中国人自己把鸦片同传教士并称为这个国家的两大祸害。」他若指的是一般百姓，这话是不确的；因为传教士异口同声的见证是：寻常百姓本是善意的，除非被官场中人挑唆起来。不过就中国某些统治者而言，这话是真的——或者不如说「曾经是真的」。我记得这句如今有名的妙语是哪一天造出来的。那是一八六九年，阿礼国爵士离京前夕，我同他一道用饭。他问：「你猜恭亲王在我辞行时对我说了什么？」随即用一种淡淡的调侃口气添道：「他说，但愿我把鸦片和传教士一并带走。」亲王把这两样并在一处当作中国祸患之源，也是有理由的：头一场对英之战，岂不是鸦片引起的？一八六〇年法国军队开到北京，岂不是为报一位在广西被杀的传教士之仇？而别的军队，岂不也可能为报别的传教士被杀之仇而来？

有一位做过云南学政的显官，有一回带着一套防止教案的办法来见我，要我呈给总理衙门、并转达各国使节。那是四条规矩，如下：

「一、收养弃婴之事归中国官府办理，以杜『烹食婴孩』之谣。

「二、不许教民之女为修女，亦不许传教士寄居教民之家，以释『有伤风化』之疑。

「三、传教士不得参与丧葬之礼，以杜『挖取死者眼睛』之谣。

「四、妇女不得与男子同堂礼拜，以免『男女混杂』之讥。」

我没有对这位贵客说他这套办法荒唐，可我也没有给他任何指望，叫他以为其中哪一条会被认真考虑。他留了一份给我，我把它存着，作为煽动无知之众的想象所惯用的那套罪名的一个样本。那些诬蔑有些原本出于天主教传教事业特有的体制与做法；可等新教徒登场，同样的罪名又被加到他们身上，而暴动也相当公平地分摊在两派之间。在成都，闹事就是从一处新教的教堂开始的。互相指摘是得不到安慰的；你也很少听见哪一派责备另一派招来了这场灾祸。北京那位极出色的樊国梁神父有一回对我说：「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新教徒的好处是行事更公开。两边都不能改自己根本的原则；而要指望谨慎总能避开毁谤之舌或暴力之手，也是不能的。偶然的一星火，有时就会引爆这种易燃的瓦斯。火药你看得见、防得住；可那潜伏在黑暗里的可怕的『瓦斯』，是看不见的。」

去年在广州，一位从事医务的女士见一个苦力在她住处附近因鼠疫倒下，便设法把他抬进来医治。当下一阵乱石打来，她被打得半死，靠一位海关的先生冒极大的险把她救了出来。原来外间有谣言说外国人在散播瘟疫。厦门一位苏格兰传教士到乡下的礼拜堂去，后头跟着一群好奇却也和善的人。一个男孩绊倒了，他俯身去扶，那份好意立刻变成了暴怒。众人向他动武；他躲进自己的礼拜堂，他们便围住那地方，若不是有位地方官及时赶到，早把它拆了。另一位传教士在北京附近新开了一处驻地，一天早上牵着一个小孩的手上街去。这在中国这头公牛面前就是一块红布：五分钟之内，他被打得几乎送命。这三件事里，乱民所信的都是：那外国人已经、或者一碰便会把小孩摄了魂去。末一件事里，经美国代办交涉，地方官出了一张告诫的告示。那文书叙过经过、又警告人不得有任何滋扰传教士的举动之后，末了表示相信「凡自爱之人，必不肯走近他」。（谁说中国人缺少幽默感？）不过研究与阅历总能使传教士把绊脚的石头减少一些。上海新近有一次传教士的会议正在讨论这个题目、并向一位才德素著的中国牧师求教，这是个好兆头。

传教士有一样很大的便利：他们可以援引一八九一年御座所颁的一道措辞有力的谕旨——那谕旨承认他们传教之权，并禁止仇教的煽动。这份文书用来援引是有价值的；可官员们即便贴，也贴在暗角落里，而且很不当回事，因为他们知道那并不是皇上心意的自然流露。这道上谕说：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之权，载在条约；在条约之前，亦早有谕旨可稽。各省地方官曾奉命随时保护。

「西洋各教以劝人为善为宗旨；我民虽入教，仍为中国子民。民教之间，本无不能相安之理。所有事端，皆由不法匪徒捏造无稽之谈而起。

「著各将军、督抚一体出示晓谕百姓：切不可听信此等无稽之言，妄行滋事。」

地方官所出的、令人满意的告示也不在少数，足见他们并非一概同传教士为难。下面是南京知府的一张：

「本府偕省城知县，逐一亲诣各教堂；并饬所属各县，亲往各处教所，与传教士面谈。所有医院、学堂等处，本府均经亲加查看。凡此皆为善举，实出于救人之诚心。中国固有乐善之人，然未有过于此辈传教士者。尔等切勿捏造谣言。」（一八九五年七月四日。）

这份见证的分量所以格外重，是因为它不是道听途说。除了暗中查看各处教务——「亲加查看」正是这个意思——之外，寄来这份文书的通信人还告诉我们：「三个礼拜以前，我们本县的知县把我们教中所有的男子请去赴宴，礼数极周。」

注：南京休斯敦牧师，见纽约《传道者报》一八九五年九月十二日。

刊载这份文书的那位编者说：「这张告示，实在是对许多被当作有根据之论的、关于传教工作与影响的说法，迄今最有力的答复。」

那些说「传教士是一班坏人」、说「他们害多于益」的人，可曾像这位中国官员一样，费事去「亲加查看」以求了解？他们也许沿着中国海岸走过一趟，向领事、商人和跑船的人打听过一些；可他们到礼拜堂、学堂、医院去看过么？可曾费事去弄清传教士的见解与经历么？美国驻中国公使田贝上校是做过的；下面是他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致国务卿的一件公文里所下的断语。他兼指天主教与新教说：「我想，没有人能驳倒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人从他们中间传教士的劳作里得益极大。我能够、也确实要说：在中国的传教士是舍己的；他们的生活是清白的；他们献身于自己的工作；技艺、科学与文明因他们的努力而大为传布；他们是一切慈善事业的领头人；他们确实劝化了人，而所劝化的人在心智上因归信而得益。」

这是一个诚实而能干的人凭十年阅历所下的断语；而它更可贵，因为田贝上校去中国时对传教士和他们的工作本带着几分成见。八九年前我曾在场听他演说，他在那次演说里公开翻了自己从前的话，并说他见解的改变，是由于他到中国各处教务驻地所看到的一切。

还有一个要紧的问题：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究竟得了多大的成效？将近三十年来我是从局外看着它们的，同任何差会都没有关系，因而判断不至偏倚。我可以作证：它们有进步。实在说，再没有比反对之加剧更好的证据了。我认为：已经取得的成绩，足以让人指望不久的将来有更辉煌的成绩。所做的事有许多其性质是不显于表面的。当年纽约港一处入口那些叫作「地狱门」的险礁被爆除时，粗心的旁观者也许会报说：所费的公款那样多，看得见的成绩却没有。然而在深水底下，那些礁石的根正被一个个钻孔蜂窝似的钻透；等到时候一到——那是多年准备之后——电池里的一星火便把整片礁石送上了天。

不过看得见的成绩，也完全同所用的力量相称。一八五〇年我到中国时，新教各教会所属的教徒不过一二百人，到一八九五年已增到五万五千至六万。拿这个最低的估计同一八九〇年的三万五千（那是照一种普查得来的）相比，就可以看出增长之率。教会——即有组织的信徒团体——将近一千处。其中几百处有本地牧师；而那些奉命四处游行、在新地方栽植福音的传道人，人数更大为增加。教会所办的学校——有些够得上称书院——正造就大批装备良好的青年从事这项工作。教会学校的学生已有许多被选进天津新设的大学堂，而这样的需求必定会扩大。那么这里就有一支力量，比起把外国的成分过度增多来，更有可指望之处。诚然，外国传教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需要大量的人；他们在教育与督导的工作上尽可以大展身手。只要我们的差会不鼓励那些未受过较高训练的人前来，就不必担心入这块工场的人过多。软弱无知的男女，在中国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除别的资格之外，他们还须信心坚固、被圣灵充满。

若说打动人心的最伟大的事业是使世界归向基督——这话确是不错——那么无可置疑，最伟大的一块传教之地就是中国这个帝国。眼下的情形，再没有比那位向异教的罗马发起进攻的使徒的话更贴切的了：「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

「中国归基督，纵使要一千年」——这该是这场新十字军的战号。不过有理由相信：随着本地传道人日益众多，传福音的事业实际上可以在十分之一的时间里完成。如我们所看到的，反对主要来自读书人这个团体。政府被迫掺进科举里去的那点科学的成分，可以指望把这个顽梗的团体彻底改造，使它同这个时代的进步合上步子。他们那狭隘的守旧一去，便会同情基督教会在教育与慈善上的种种事工，也会比如今远为容易受属灵的影响——尤其是当他们明白了基督同孔子之间并无必然的冲突，正如保罗同柏拉图之间并无必然的冲突一样。

本地教会既未成熟，既要倚赖外国的教师，又须靠外国的干涉才能把政府按在保护他们和他们教徒的本分上，这就不免招来几分憎恶。等到它强得可以不用外国教师、等到政府像日本那样充分承认良心的权利、并把它的盾牌张在基督徒的群体之上，那种出于假爱国的反感就会消去大半。

若问：基督教各国要过多久才可以安然地把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保护从他们的传教士与本地基督徒身上撤去？我的回答是：他们一旦准备好为本国全体侨民放弃治外法权、把生命财产托付给中国的法庭审理，就可以撤去。中国须先把她的司法制度彻底改革，并显出她整个政府已被近代的精神所贯注。日本早已到了这一步，而且并没有先经过一场场教案。只要逼着各省总督把教案止住，这一步在中国也会来得快些。

可是传教这件事，要一步一步慢慢得着地步、又所费极巨，值得么？这是我们常以问句形式听到的一种非难。当年那句「何用这样的枉费呢」，本不是问句，而是一句怨言。今日说这话的人，并不是那「掌钱囊的」，也不是往里头捐钱的人。一个肯给自己自幼所受的宗教标上一个价钱的人，也就等于替犹大卖主辩护了。不过在结束这番讨论以前，说一句关于世俗利益的话，或许并非不合宜。非洲的开化，将给那几个分股的国家带来何等的进项？而中国若把她的生活水准略略抬高——譬如说，她那亿万勤劳的人开始穿衬衫，每个人都像同一阶层的欧洲人一样要用那么多肥皂、那么多换洗衣裳——她对商业世界又该有多大得多的价值？在他们中间住得不久，人就会觉得：论舒适如同论币制，欧洲的本位是金，中国的本位是银——若不是更贱的金属的话。为着说明更高的文明的种子正在怎样播下，我不妨提一提：已故的布朗博士在去日本传教以前，曾在香港主持一所由马礼逊教育会办的学堂。他的学生里有一位是容闳——他带了一大批青年到美国去受教育；另一位是唐廷枢——他领头组织了中国新的商船队。如今在教会学校里受教育的成千上万的人，我们还有什么不可指望的呢！

注：耶鲁的容闳法学博士，新近被任为两江总督衙门的洋务委员。

我还可以补一句：中国如今能读到的近代科学课本，大部分要归功于传教士；正因为这个事实，一位地位很高的中国学者（上文已经引过）才主张：中国从基督教的传教事业里所得的好处，多过从对外通商所得的。

有一位老传教士在动身赴他的工场前夕，举起一样像是精致鸟笼的东西给我看，要我猜里头是什么。我说：「我一点也猜不着——也许是位仙后吧，因为它看着像座宫殿。」他说：「它正是一座宫殿，里头住着一位女王；我是带一只蜂王到印度去，好改良本地酿蜜者的品种。」

这是基督福音何等美的一个象征——它把人性从野生的状态里救赎出来，使今生变得丰盈而甘甜，作为来生的先尝！

注：印度美国长老会的伍德赛德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