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蒙古之行EN
《蒙古之行》封面

世界看中国译丛 · 游记与见闻

蒙古之行

A Tour in Mongolia

8.0 万字

著者
比阿特丽克斯·布尔斯特罗德(Beatrix Bulstrode)
译者
波多
原著
A Tour in Mongolia,1920 年
出处
英国旅行者 · 内蒙古与库伦
卷帙
19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外蒙古宣布独立、中国出兵,草原上正打着仗,一个年轻的英国寡妇想进去看看。使馆不肯给她通行文书,她不带文书自己走了;后来绕道西伯利亚,从北面进了库伦。每章开头引一句中国谚语。

导 读

一九一三年前后的蒙古正在改天换地:外蒙古宣布独立,中国出兵,草原上打着仗。一个年轻的英国寡妇在这个时候想进去看看。

英国驻北京使馆不肯给她通行文书。她就不带文书自己走了。她从北京出发进内蒙,一路走到离交战区很近的地方,才发现再往库伦去的那条路绕得太远、太贵、也太险。于是她退回来,换一条道:坐火车经西伯利亚,从北面进库伦。同行的是古尔先生,一个对政局极感兴趣的人,后来成了她的丈夫。

书里写的就是这两趟。她写蒙古包里的夜、喇嘛庙的法会、活佛治下的库伦、骆驼队、边境上的中国驻军和蒙古兵,也写一个女人独自在路上要应付的那些麻烦——文书、车夫、客栈、旁人的眼光。她的笔调干脆,不煽情,遇上吓人的事反而写得轻。

卷首那篇导言不是她写的,是《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戴维·弗雷泽写的,专讲当时蒙古的政治局面。他在文章里回忆:当年使馆上下对这位女士要穿越交战线的打算如何头疼,而她终究还是自己去了。

每一章开头都引一句中国谚语,正文从谚语下面起。第一章引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库里另有两本蒙古的书,安德鲁斯的《横越蒙古平原》和《蒙古的吉尔摩》,可以对着听。

全书十八章另加弗雷泽的导言一章,共十九章,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导言 戴维·弗雷泽

古尔太太(当时还是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有此运气——更不必说有此胆量——正当蒙古的历史被书写的时候身在库伦。我清楚地记得北京的英国官场为之惶然:其时中国正同蒙古人交战,这位爱冒险的太太却要讨一张护照,好让她穿过对峙的阵线,前往她想去的地方。不用说,护照是没有的;于是古尔太太没有文书,独自上了路,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程,一直走到那片游击战正酣的不靖之区的危险近旁。

她在内蒙古的经历使她明白:要到库伦去,就得绕一个远得、贵得、险得不值当的大圈子。于是她同她那位爱冒险的同伴古尔先生——一位追逐政局演变的急先锋——从后路乘火车绕行,自西伯利亚抵达库伦;以当时蒙古的情形而论,这也不是一桩小小的冒险。他们的所见,古尔太太自会以她那引人入胜的笔法道来;关于她这本书,我无须多说,只消说它对于那地方和那地方的人的性情,处处发人深省。蒙古是世上仅存的几处大死水之一,无人理会,只因它离海太远,离那由海上交通而生的文明太远。然而,将来有一天——而且不会太远——把中国同西伯利亚铁路连起来的那条线,必得从蒙古境内修过去;那将是连接欧洲与远东的大干线的一段。

我们这些住在远东的人若没有算得太离谱,太平洋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舞台之一。在中国,这种发展的余地是无穷的;而中国与西方之间最快捷的那条路由谁掌握,显然是一切有关各方都极看重的问题。何况蒙古并不全是戈壁沙漠,戈壁也算不上是什么沙漠,至多只在无关紧要的程度上是。它其实是一片巨大的高原,其中大片大片的地方都可以耕种。眼下它那些以牧为生的居民,像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人一样,赶着牛羊在这片土地上游荡;可这是一片大有指望的土地。它的矿藏几乎不曾勘查过,不过已知有金有煤。然而我们只消想一想西伯利亚南境那整片山地已知的矿藏,就会明白:蒙古境内与之相对的那一片,其实是同一个山系的一部分。那一边既富于矿,这一边也有十足的理由同样富于矿。那么,设想将来的蒙古,只要交通一通,它必将发展到同今日判若两地,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古尔太太剖析蒙古人的性情,尤其给人教益。蒙古人单纯、快活、和善,懒到了极处,而且似乎全然没有办实事的本领。正是他这副性情,招来了他过去和现在的种种苦难。一句话,他不配同外面的世界竞争。于是他成了别的民族的玩物,他那片土地的命运由外人替他定夺。要从近来这些事的起头说起,只须回到一九一一年。日本战胜俄国,使中国人动了心思;他们在国内苦于外人的压迫,便想到要在远处的疆土上伸张自己。他们在缅甸边界上推行一种前进政策,叫我们头疼了好几年,终于酿成片马事件。他们进兵西藏,占了拉萨,对这个藩属立起一种他们从前从未主张过的管束。随后他们又把心思转到蒙古;在蒙古,他们以宗主的身份,原只驻着几名办事大员和些许随扈。他们打算以重兵占据库伦,而且当真在那里盖起了极大的营房。与此同时,中国的移民正不断涌入内蒙古,向游牧的人买地,开出大片耕地。中国的银号以重利贷款给那些单纯的王公。所有的买卖都操在中国人手里。蒙古人醒悟过来,看出中国正扼住他们的咽喉。他们看见了他们西藏的同宗的下场,便为自己的自由惊恐起来——而自由是游牧之人压倒一切的执念。俄国则因败于日本而痛心,此时也开始想到:将来崛起的中国,或许会像日本一样成为祸患。中国对蒙古的图谋,或许预示着遥远的将来对俄国的威胁。于是俄国的方略便成了:在蒙古堵住中国,可能的话把蒙古立为缓冲之国。为此,俄国的代理人开始了反华的鼓吹,极言被中国吞并之危。于是库伦生出了一个亲俄之党,力主同俄国结盟以御中国。

此后中国爆发了革命。清室被推翻。接着是中国人被逐出西藏,西藏人宣告独立。蒙古人在俄国人的怂恿之下依样而行,并为割断这古老的联系辩解说:他们所效忠的原是满洲皇室,如今中国既无满洲皇朝,他们对中国便再无所亏欠。俄国立刻承认了这个新国家,同它签订了政治和通商的条约。中国人不肯接受这既成事实,当即对蒙古用兵。古尔太太在内蒙古、后来在库伦的时候,仗正打着。长话短说:中国军队对他们的对手毫无办法。内部的难处逼得中国人罢手;一九一九年签订了三方的恰克图协约。这份文书承认并确认了同俄国所订的各约,给蒙古以自治,并保证中国的军队和移民不得侵入蒙古。这协约的效果,恰恰把俄国所要的东西给了她——一个缓冲之国。

现在须得跳到日本军队经与协约各国商定开入西伯利亚的那个时候。日本人觉得,在外贝加尔的赤塔扶持那个哥萨克冒险家谢苗诺夫颇为便当——此人身上有布里亚特人,也就是蒙古人的血。高尔察克海军上将曾以不法之行革去谢苗诺夫外贝加尔师的兵权,日本人却不许以武力把他撤掉。几个月前,谢苗诺夫发起一场泛蒙古运动,要创立一个蒙古国,把巴尔虎(北满的一区)的蒙古人、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布里亚特人都包进去。他邀请呼图克图,即蒙古的活佛加入;活佛同王公们商议之后,拒绝了。谢苗诺夫随即以入侵相威胁。谢苗诺夫这场运动究竟有几分实在,很难说;可它至今尚在,而且有人提醒我们,由它还可能生出事来。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的:日本人一向同谢苗诺夫关系密切,如今仍然如此;由此可以推想,他们对自己这位门生的所作所为是一清二楚的。

回头说库伦。我们看到蒙古人出于种种缘故对俄国人不满了。俄国人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一事无成,也不曾帮着编练一支有用的军队。俄国这个保护者既已不见了,蒙古人便束手无策,而谢苗诺夫的恫吓又着实叫他们惊慌。他们向中国求援;一转眼之间,四千中国兵就到了库伦,统兵的是徐树铮将军——在那一班使中国陷入政治与财政困境的军人之中,他是最跋扈的一个。值得一记的是:徐所统的军队是用日本的钱装备起来的,而徐本人在全中国都被看作完全听命于日本。由此可见:蒙古人是被日本一个门生的举动吓得去请中国兵的,而援兵到来时,又是另一个日本门生所统的军队!这几番手段是什么意思,不幸的蒙古人不久便明白了。自俄国崩溃以来,一个亲华之党一直在力主重归中国怀抱,并提议上书中国,撤销自治,请求恢复旧制。呼图克图和多数王公、喇嘛都反对这一步。徐树铮将军一到库伦,立刻逼着他们在这份呈文上签字;遭拒之后,他发出最后通牒,声言倘不照办,便把呼图克图和总理押解到中国去。他还拿外贝加尔的日本军队来吓唬蒙古人,而日本方面在北京正式否认此语曾出于授权。然而蒙古人终于被压服了;政府在呈文上签了字,中国大总统此后颁下命令,废止恰克图协约及其他有关各约,准了蒙古人重归中国版图之请。于是自治的蒙古不复存在。中国人打算大举驻兵,不日将再派三个旅进蒙古。中国人若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更像样些,或许可以说蒙古人归中国管比自己管还好些;因为正如古尔太太所说,蒙古人同他们南边的邻人确是血脉相近,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问题似乎更在于:将来在蒙古占上风的,是不是日本。她公然自居为中国的优势国,而眼下她也确是优势国。她或许会经由中国取得对蒙古的掌握,或许会以在西伯利亚的行动达到同样的结果。她已明白告诉那几个要为中国组成银行团的国家:她希望把满洲和蒙古排除在银行团的经营之外——这便表明了她要在蒙古独占一席之地的心思。最耐人寻味的是本地报纸刚刚登出、又为别的迹象所证实的那条消息:中国政府提议立即把京绥铁路展修到库伦。中国政府办这样一桩事既无款项,除借外债之外也无从筹措。这尤其是一桩该由银行团出资的工程,然而这条铁路八九成是要用日本的钱修成的。而修成铁路的人,必定就是主人。

戴维·弗雷泽

一九二〇年一月于北京

关于本书写成之日与问世之日相距甚久,似有一言说明之必要。只消说:书稿送到出版者手中时,离宣战不过一两日。北京《泰晤士报》记者戴维·弗雷泽先生所作的导言,意在从访问库伦之日起直到今日,把蒙古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作一鸟瞰而又周全的交代。

古尔谨识

第一章

「爸爸,世界外面是什么呢?」「是空间,孩子。」「那么空间外面又是什么呢?」

未知之事的魅力,对入画景物的一片痴心,加上骨子里想暂时退回到原始中去的那份愿望——大约正是这几样,使得到蒙古小游一趟,在我那时候成了非做不可的事;那时候我非但没有掉头回家,反倒只觉得还想再走得远些。「可惜你没能在旧秩序消逝以前到这里来」这句话,在我留华的那十八个月里,像报时的礼炮一样一次次打进我耳朵;而如今在蒙古,总算有了一个同未经触动的中古相遇的机会。

能把行人从北京的热闹生活里引出去两三天的远足,最可喜、也远比别的更有意思的,是去明陵,再往前走一程,站在长城之上凭吊兴废。长城很可以算作一个人在中国全部漫游的终点,的确是个值得驻足之处,好把这几个月里从动荡的南方一路北上、直到中国腹心所见所学的一切细想一遍。可即便如此,到了南口,听人说这一段虽然壮观,却不过是长城一条相对晚近的支脉,比原来的墙晚了足足一千七百年才添上去的——总不免有点扫兴。那么,要看真正的长城,那道抵住过匈奴与鞑靼的侵掠、在基督纪元前两百年的战事里演过不小角色的墙——这在我至少成了一个由头,好脱身去张家口。而到张家口去一趟,那里是深入沙漠的那些有名的商队的起点,在西伯利亚铁路通车以前,北上的货物全是从那片沙漠上过去的——我预先看出了一粒种子,运气好的话,或许能开出一趟越境的小小远行来。

莫理循博士好客的饭桌上,总少不了那些在北京不满足于交际应酬和为走马观花的游客预备的那几处名胜的行人;我在那里有幸遇见一对挪威传教士,他们很肯帮忙,替我安排在张家口他们的院子里住下。做丈夫的做了多年的工,早已放弃了把蒙古人变成基督徒的指望,转而把他对这地方和这地方的人的独到见识——想必是换一份体面的薪水,至少账面上体面——献给了中国的新政府。我向谁提起我到蒙古去的打算,谁都要劝阻我;这两位好人也不例外,可末了见我无论如何要照自己的主意办,他们便帮我筹划,替我雇了随行的中国人,又极慷慨地把各样野营的什物借给了我。

前几个星期以来,蒙古边界上各处不断有战事的恫吓和谣传飘来。据说蒙古兵——其实是改编的马贼——人数少得可笑,却很顶事,因为是「库伦政府」武装训练出来的,而库伦政府实际上不过是俄国军官的另一个名目;他们据说正往南开,「到处抢掠,不分中国人蒙古人一概杀戮」。

北京的中国人无疑越来越不安了。约在此时,《北京日报》——一份中国人办而在欧洲人中间流通的报纸——登了下面这一段,可见当局对那些此刻或许正同更北边某处送来的卢布眉来眼去的蒙古人,封赏鼓励得未免迟了些。风暴早已酝酿到无从收拾:

「蒙藏事务局(在北京)呈报:接商家呼图克图呈文一件,称商卓特巴拥护共和,请予奖叙。

「查商卓特巴、札萨克大喇嘛巴彦济尔噶拉,忠于民国,殊堪嘉尚,着赏乘绿车、用黄缰,以示鼓励。」

要从上面这段文字里想出一幅绝妙入画的景象来,想必用不着多高的想象力。看一位笑逐颜开的「大喇嘛」坐在他那辆新绿车的辕上,手执新得的黄缰,赶着一头壮硕的白骡子,因此对蒙古的宗主国、那个新立的中华民国忠心大增——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不惜任何代价!

就我而论,北京待人之厚、之好客,比它的名声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在那里害过一场来势很凶却不长的病,那份厚道我是切实领教过的;我只能说,我的屋子看着像一间花房,而且难得有一个钟头不收到一张问候慰问的「字条」。话虽如此,我也深深觉出:凡稍稍偏离了那条通往高尔夫球场的窄路,或是偏离了使馆区左近那几处公认的名胜里举行的愉快野餐,都要遭人冷眼。天下似乎很少有什么事,比有人偏要走一条同他们自己不平行的路,更叫某一类人不痛快的了。

我觉得,我的打算越少同人谈越好。于是,我只告诉前一晚恰好同我吃饭的两位朋友——顺便说一句,他们压根不信——说我第二天早上要去张家口几天;一九一三年四月一个极好的日子,天刚亮,我便动身往西直门车站去了,那是京张铁路的起点。

我和那一点点极简省的行李要两辆人力车,每辆车两个车夫,因为西直门在北京的西北极边上;要到那里去,得斜穿整个鞑靼城,沿着紫禁城那玫瑰色的墙根走,那时候车马还不许从宫里穿过。路很坏,尘土大得很;到了车站,我是唯一的欧洲人,照例同车夫为车钱闹了一场。我们西洋人对中国的苦力一流似乎施了几样不良的影响,其一便是他们总想欺负处于下风的人——这种事我在内地、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一次也没遇见过,在那里我所遇到的只有义气。这四个人又喊又叫地追着我上了月台——我是很留心等行李从他们手里安然卸下才付钱的——结果被站上的人推搡了一通,末了一脚踢了出去。

从北京到张家口一路颇有几处可看,我决意在半路上歇一歇,好再去看一回明朝诸帝的陵寝,夜里就宿在南口脚下一个中国人开的、半西式的别致小旅馆里。从南口到陵上十一二英里路,交通的法子没有多少挑头;我没要那几头样子不讨喜的骡子,也没要那种由四个苦力抬杠的、懒人坐的轿子,只挑了一匹孤零零的小马。我满心指望这一趟能清清静静一个人去;哪里办得到。一个一脸麻子的马夫非要跟着步行不可,而且不久就看出来,走多快是他说了算,不是我。又过了一会儿我才弄明白那匹小马为什么不肯小跑、只在走到一条草地上时才肯——它四只蹄子都很嫩,而我这一路尽是极难走的地方,要沿着布满大石的山溪河床和田边多石的小径走。

那座五间的漂亮牌楼,是我们快到了的头一个迹象;可即便如此,还得沿着那条高低不平、石板铺得松松垮垮的神道走上两三英里,道旁立着巨大的石人石兽,骆驼、马、狮子,默默地侍立在已故帝王的英灵之侧。那些陵寝其实是一座座殿宇,金色的屋顶从深碧的柏树和成片的白花中间升起来,被几重高高的玫瑰色围墙圈在一进进院落里,墙上开着极壮丽的门。

我骑到最大的那座门前,马夫跟在后面;我照例付了二十分的门钱,就要进去。那看门人见我只身一人——他个子高得出奇,便在直隶也算少见——便蛮横地争起来,要加钱。我不愿耽误工夫,末了照该付的约莫三倍讲定,他才开了大门,放我进院。这里四周是梦一般美的景致:纯白的大理石台阶、风霜剥蚀的牌坊、浅浮雕的石级,背后永远衬着那柔和的玫瑰色墙;我骑了一路,又热又乏,坐在一棵开满花的树杈里歇着,只觉得同这世界十分相安。

这景致之美、之庄严清寂,叫我大为舒畅(更不必说清儿饭店那位极好的主人体贴地给我备下的一份精致小午餐);我这时又来了兴致,想再往里探一探,便穿过草地走到主殿门口。不知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照看更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还是方才那个彪形的看门人,他颇带威吓地拦住我的路,又要钱。这回连我那马夫都不在身边了。我既不打算让人把我这一长趟骑行的整个目的搅黄,也不打算被这无赖再敲一回竹杠。他见我不肯让步,便动手去锁那两扇平日总是开着的大门;我装作要走的样子一转身,忽然一个箭步从他身边挤了过去,人已在殿内。他很恼火,一时也没了主意,冲我骂个不住,照天朝的派头,无疑把我的祖宗也捎带上了。可他出人意料地忽然住了口;我还没来得及明白他要做什么,他已把门砰地关上,钥匙在锁里一转。

我拼命想逃出来,可已经迟了。此时我身在漆黑之中;而我这位牢头究竟什么时候、或者究竟肯不肯放我出去,我可不知道。我听见他走开去,一路把那串大钥匙得意地弄得当啷响,顺着石板路去了。我气得厉害,一点也顾不上害怕;而且无论如何,我不打算让这恶棍以为他占了上风。略略从惊讶里回过神来,我在那些满是灰尘的神佛鬼怪之间摸索,心想总该另有出口;末了在高高的神案背后摸到一扇矮门。我一推它就开了,露出一道窄楼梯;我磕磕绊绊地上去,终于摸到殿宇第一层那片平坦的开阔屋顶上。这里至少看得见我在哪儿了。而且我是在露天里,还可以拿四周殿宇和那片林木深密的乡野的绝美景色来宽慰自己。

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这坏家伙分明是要我待在那里,直到我把自己的罪过想明白为止。我在我这座囚牢里转悠了一两个钟头,其间有一阵在盘算:凭我的身手,借着那些殷勤的树枝,能不能爬下四十来英尺的粗墙逃出去。不过我断定,冒着摔断胳膊腿的险不值当,而且在庙里过一夜到底也死不了人。明天多半会有别的客人来。

这时候已近黄昏,落日的金雾使我四周那奇妙的颜色越发美了;我忽然看见底下园子的树丛间走着三个人影。他们显然正在怒气冲冲地争吵。那是我的马夫、那个彪形的无赖(他正在拼命比划),和一位衣冠楚楚、神气庄重的中国先生。我一刻也没耽搁,急急地从那道黑楼梯爬下去,刚到殿里,门就被人一把推开,一片光涌了进来。

叫我吃惊的是,我这位素不相识的救星用洋泾浜英语对我说:「密细的马夫同我讲,有个坏人把密细关起来。基督啊!(我怕他把这句当成了一句很客气的惊叹)基督啊!好一个坏人!」这番话说着的时候,那「坏人」正紧张地咧着嘴笑;为了叫他明白无误地知道我对他的行径作何评价,他放我出来时,我照他脑袋上响亮地扇了一下。便是如此,他还厚着脸皮向我讨「赏钱」;而为了在外门口聚拢来的那一小群人面前不丢面子,他一面揉着脑袋听我们三个人把他痛骂一顿,一面只是笑。我在暮色里骑回南口的路上,本打算把这件事报到北京我国使馆去,可后来一想还是算了。他们说不定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

第二天一早动身,我继续往张家口去。这条铁路是中国唯一一条由中国人自建、自筹、自办的路,循着南口的山道走,再过几英里便从长城底下穿洞而过。我坐的是二等,不是为省钱——票价不过差两块钱——而是为了同平常人混在一处;同车的欧洲人只有一位瑞典老传教士,他告诉我说,同车的人对我好奇得不得了。他们起初认定我丈夫必定正在头等车厢里享福,还认定英国人的规矩是把妻子当下人看待。随后见我同那位传教士交谈,他们便一口咬定我是他的太太,而我很守本分,只在他开口时才同他说话。末了这一节被否认了,他们又见我从提包里取出一大本书来读(顺便说一句,那是濮兰德那本极耐读的《中国大事记》),于是定下一个主意:我是位大学问家,既是大学问家,自然爱过简朴的日子。在他们眼里,一个寻常的英国女人坐二等车,是非得有个解释不可的。

有一位阔少爷,问题问得最多,一路上叫我很开心。他衣服极讲究,一件淡紫色丝缎长袍,里子是皮的,外面罩一件紫酱色织花的漂亮骑马褂。不过他最大的宝贝像是一只大银表,他不住地把它掏出来,指望我正看着他。那表走得想必不太牢靠,因为他每回都要听一听,又把表四面仔细看过,照例还要闻一闻。也正是在这里,我才真正懂得了中国上等人手上常见的那两英寸长的拇指甲有什么实用。我那位淡紫袍的朋友在一个小站上向走动的小贩买了一只烤鸭,他分鸭吃鸭那份利落叫我佩服,充当切刀的只有他那片拇指甲。他饿了,一坐下就把那只鸭子吃完了。

一路上的景色本不出奇,直到一场气势汹汹的落日把那些嶙峋的山照亮,使那些积雪的峰顶看着像一座座燃烧的烽火台;等日头一落,啪的一下,全变了样。便在这样的冷天里,我们也遇见几百个苦力坐在敞篷货车里往南走,其中许多人戴着风镜——在这一带,沙尘暴使风镜成了绝对的必需品。

我们到张家口晚了两个钟头,路上走了九个钟头(在中国,总不能指望换了政府就一下子变得准点);我在昏暗的车厢里颇乏味地坐着,心里琢磨:万一传教士没来接我,我可怎么办。我知道,真要去得成蒙古,带个「小子」也没用,所以我没带;而我那几句中国话在这座边城里能不能管用,我很是怀疑——我听说那里语言杂得像巴别塔,七万五千居民之中,欧洲人连俄国和德国商人全算上,也不过四五十人。

不料我刚在张家口的月台上落地,一个无疑是美国口音的爽朗声音便亲热地招呼我。

我向那位有礼的中国巡警交代了自己和此行的来由——他手执簿子,正是为此等着这趟车——随后那位和气的年轻传教士料到我又累又饿,而且为在月台上多等了两个钟头一点也不见怪,便把我连人带行李塞进一辆北京车。行李占去了车里大半地方,我只好盘腿坐在车辕上,赶车的中国人则紧挨着我的背坐在另一边;我那位主人在旁边步行。

前一天下了这一季唯一的一场雨,平日一尺来厚的浮土如今成了泥沼,我们蹚过的烂泥没到车轴。「把脚缩起来!」那传教士从那条假人行道上一脚踩进深水里时喊道;我早有准备。说来也怪,这还是我头一回坐北京车——京城里的上流社会早把它们判作过时之物,便是冷天也宁可坐人力车。它们看着舒服,我确实发现是个错觉,可那份别致齐整我一向是很赏识的。这种结实的无簧轻木车有整根的车轴,轴头嵌着金属的花样,车轮就直接在轴上转。淡蓝的布篷,两边开着黑纱的小窗,四围都滚了黑丝绒的边,看着好看又干净;那副厚实的白皮挽具也是如此,上面钉着明亮的铜饰银饰,套在那头漂亮的黑骡子身上——那骡子乍一看,简直壮得过了头。

我们的路要穿过洋河、穿过城心;此时将近十点,城里黑得、静得像坟墓——所谓静,是说除了车轮的吱嘎和刺耳的碾磨之外:那些大石头把车从这边高高掀起,又让它从那边滑进烂泥里,骡子不时停下来,好让一切自己归位。张家口的大街实在不怎么给这城里人争光。苦苦地坐稳了半个钟头上下,我们从一条窄巷里猛地拐进我要借宿的那所教会的院子;女主人在两所平房中的一所门口迎我——那是个漂亮姑娘,二十出头。

第二章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中国谚语

我这一辈子想起张家口,总要连带想起等事情发生。战事的风声不断传到耳朵里,驼队即将启程往蒙古去的消息也隔些时候就来一回。却像是什么都没有个着落。那里的传教士有六七位,都极力反对我独自去蒙古;而我的中国话有限,没有他们相助,这事也无从筹划。我那位女主人是个纤弱的小人儿,比她那几位同事年轻得多,自始至终向着我,又尽她所能让我在那院子那么一小块地方里住得舒坦些。她对英国的风俗礼法极感兴趣,谈吐天真得近乎孩子气,总绕着我们的王室和别的几个传到她耳朵里的英国大人物转。她告诉我说,一想到要招待一位英国太太,她就「高兴得要命」,可我没有爵衔,她坦白说很失望。她说她小时候一心想做英国人,爱读讲老爷太太的书(如今我们是知道某一类消闲小说的销路的),还缠着她母亲叫她「厄明特鲁德夫人」。「是真的吗,」她常问我,「英国姑娘要是不嫁头一个来求亲的人,就再也没有第二回机会了?」

教会院里的生活,于一个爱琢磨的人总是有趣的;虽说干等着计划自己成形极熬人的耐性,我在张家口的那些日子回想起来仍旧很觉愉快。我想要的是一个由头,好雇一辆驼车——在我看来,驼车极舒服,又极新鲜;我眼看着两辆驼车正在为格兰特先生和亨宁森先生那趟不祥的远行打点,他们要为电报局的差事穿过戈壁到库伦去,而这一趟对前一位是以惨祸收场的。驼车同北京车有几分相像,不同处如下:它离地更高,车轮更大;它四面全封着,近侧开一窗一门;它大得尽够人直挺挺地躺下,住在里头也颇舒服。事实上,我在北蒙古见过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极舒服地在一辆车里过日子。

有人大约要问:那是什么拦着我不去雇一辆驼车呢——这在住欧洲的人是极自然的问题,在欧洲,钱几乎可以办成你一切心愿。在东方却不然。一辆孤零零的驼车被认为不合我的用处,因为一辆孤零零的驼车没有护从在蒙古晃荡,无疑要招来过多的注目。驼车通常是驼队的一部分。

张家口有七八万人口,比它当中那座入画的小城墙圈子不知大了多少倍;那些不寻常的庙宇——其中竟有两座清真寺,颇出我意外——还有许多戏园子,还有小铺子里那许多有趣新鲜的东西:若在平常,这些足够我消磨好几个星期;可我心心念念的那个去处近在眼前,倒把这地方的味道冲淡了,弄得它叫人心痒,我也待不住。我不止一次、而是许多次,徒步穿过小街上厚厚的尘土,走到通往北门的那条大路上去,那里是城中的蒙古人聚居之地。在那里能遇见几百头骆驼,驮着从库伦来的大捆大捆羊毛,在厚尘里轻轻地一步步走着,从被一千二百年的车马磨光了的石头上拣路而行。四月里的骆驼是最不体面的时候;毛正在换,脱出大片大片的光斑,叫它们有些地方看着出奇地赤裸。我爱看它们庄重的步子,爱看那些不动声色的蒙古人叼着烟袋坐在驼背上。好牲口。好汉子。也爱看蒙古人自己走到路程尽头时,在这条可怕的路上没命地纵马驰过,身后扬起一团团尘土,多半连马镫也不用;他们的马在暗藏的石头上打滑、绊跌,却又奇妙无比地稳住。他们是了不起的骑手。张家口到库伦本有俄国人办的邮班,如今因国中不靖停了;蒙古人八天走完这八百英里,每隔二十来英里就有换乘的马等着。这一路他们全速骑行,而寻常走这段路平均要三十到三十二天。

这条大北路两旁那数不清的小摊上,货色乍一看又脏又不招人待见,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这里,俗话说人一辈子要吃的那一斗土,是非得赶紧吃完不可的;这蒙古集上,样样东西都积着厚厚的土,头发、衣服、吃食,无一例外。可无可奈何的事,操心又有什么用呢?我驻足看过的许多摊子里有一个药摊,我出于好奇,问那些摆出来当「药」的东西价钱——蛇、蜥蜴之类的小玩意是整批堆着的。一只犀角我看出来是辟邪一类的符物,可有一只毛茸茸的脚掌,我怎么也想不出是什么。那卖主一点也不急着脱手,被我逼着说价,才说十五块钱可以让给我,合三十先令。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熊掌,入药是极珍贵的。我没有买。不过我在张家口到底买了两件可爱的纪念品——一只小小的绿玉酒杯,还有一只玉扳指当护符,据说能保我一路漫游大吉大利。它们的颜色像从山上挟雪而下的河水;而且一块钱和五角钱,都算是便宜买着了。

凡是穿越大漠的长途上所能想到的一切所需之物,这集上都买得到;这里是同文明相连的最后一环,驼队很少有一气穿过这热闹地方而不停下来的——总要买一束绳子,或是再买一串柿饼之类。对爱扎堆的天朝人来说,离了张家口,踏上那条危机四伏、吉凶难卜的寂寞长途,想必是极费一番气力的。

张家口最大的戏园子就在这一带,我不止一次被卷进北门附近那块三角空地上五六百人的人堆里。那戏园子是一座秀气的小庙,戏台三面朝天,离地八到十英尺。听说戏文一般是取中国经典里的情节和故事。不管怎样,台上那些留着漂亮长髯的角儿,同今日的中国人真是再不像没有了。

凡是手头不太紧的人都踱到看得见听得见的地方来——那里并没有栏杆围墙。人堆里除了不到半打的例外,全是男人和男孩;人堆后面有许多马和骡子耐心等着,其中还夹着几辆北京车,车里的女人既看得清楚,又不太抛头露面。张家口在女人的体统上是守旧的。各样东西的小贩——从掸子到香烟花生——在这堆我所置身过的最懒散、最快活、也最有气味的人群边上悠悠然过着日子。后头还有好几个剃头匠在做生意,他们的主顾一面被剃头、或者被梳辫子编辫子,一面望着台上。那出别致的中古戏,铙钹敲得震天响,刀光剑影地冲杀,热闹得很,台下看得十分过瘾。整个场面入画到了极处:台上是鲜亮的衣裳和做工,背景是环抱张家口的群山,再近些是那道历经多少个世纪的沉暗古墙,墙前又是中国房屋和铺子的平顶与山墙,门面装点得富丽,招牌和幌子五光十色,烫金的字是两种文字——这正合一处华蒙交会之地的身份。再近些,是驮着华丽鞍垫的好骡子来来去去;时不时还有一串骆驼不紧不慢地走它们的路,对这满场的喧嚣既不受扰,也不动心。这一片的色调是蓝、蓝、蓝,各种想得到的蓝;间以柔和的玉米黄、梅干色和藕荷色——远山则是浓重的紫。

中国的老人家,是这个国家里最讨人喜欢的居民之一。他们那样和善,那样有体统,那样安详,那样真正可敬。他们成打地站在四周,各自提着秀气的木笼,笼里的爱鸟一刻不停地唱着;笼子常常被高高托在摊平的手掌上,免得在人堆里碰着。那些笼子往往雕得极精、做得极美,小小的食罐水罐是好瓷的,配件是錾银或錾铜的。在张家口,一个外国女人实在是稀罕物;可中国人的礼数可以挑不出一点错来。人围上来看,在城里我也的确没有一回走动身后不跟着一小群人。可是在这里,我这副在他们看来必定古怪之极的样子,他们却很少讨嫌,也很少讥笑。人不能不想一想:若换了一个中国人穿着东方的衣裳、操着结结巴巴的话,到英国北方一座城里去,情形会是何等不同。人不免要想:那里的人群会怎样待他呢?

同城里的尘土恰成愉快对照的,是我由主人陪着骑马出游了几回,到环抱张家口的山脚下去,就近看一看长城的残迹和每隔二百码就有一座的烽火台。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了在放我独自上路之前试一试我的骑术还是我的胆量,我始终没弄清楚;可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有一回我同主人攀了一场什么样的坡。我骑术远称不上高明,换一匹新马,第二天总比头一天让我自在些;可是当我看见借给我的那匹小黑马——后来我还要骑着它上内地去——如何攀得上陡峭的土坡,如何在坚硬滑溜的坡面上踩着松碎的页岩站得住脚,如何沿着山腰上窄窄的斜径一点点挪过去——那些地方,在国内是人连牵马过去都不敢的,更不用说骑过去——我的胆子便大了许多。有几处险到根本不能留在鞍上;我永远忘不了惊心动魄的一刻:我那匹马偏要在我们唯一的立足之处掉过头来,而那立足之处不过是一丛草,悬在一道四十到六十英尺深的陡壑之上。它的后蹄把石头踢得纷纷落下,我时时刻刻等着整块土塌掉,等着我们两个滚作一团,直落到底下的岩石上去。

张家口有一大片铁路工程,还有展修的计划;因此那里有一个颇有分量的广东人小团体,个个受过很好的教育。我在北京时,我的朋友伍连德博士给了我一封荐书——他的研究,尤其是关于鼠疫的研究,在科学界是众所周知的——我因此结识了其中几位。这些广东人有好几位是基督徒,极力支持传教士在他们雇工中间所做的工作。我这封荐书递得正是时候,因为那里正在筹办一席庆贺长子出世的喜酒,而一位外国太太的到场,显然为这喜酒添了一份受欢迎的新鲜。

那婴儿得意的父亲施医生略懂些英语,我因此独自驶入那片规矩礼数全然陌生的海,心里还有几分把握。不料一到他家,我吃惊地发现主人正焦急地等着我这晚来的客,为的是把我引见给已经到场的十六位太太,好让他赶紧抽身,到近旁一家馆子去主持男客那边同样的一席酒。那些太太除了广东话一个字也不会说,我精心备下的几句官话道贺于是全打了水漂。满座的人——婴儿的母亲也在内——极郑重又极亲热地招呼我。中国各地行礼的样式不尽相同,这里正确的万福,活像是偷偷把袜子往上提。施医生很仔细地同我说明,我是上宾;给我指了座位之后,他便走了,把我丢给那几位小太太任意摆布。不过过了一会儿(这正见出中国人骨子里的厚道和体贴),他想必良心上过不去,又怕筷子叫我为难,便从馆子里飞跑回来,借了一只盘子、一把匙、一把叉给我。其实这几样比筷子更叫我为难,因为我那只大盘子给了两位慷慨的女主人一个机会,把我埋在吃食底下——若是那只寻常的小碗,哪里盛得下。

圆桌上摆着足足十六碟菜,而我看出来,这些不过是陪衬,正主是从厨下端出来的那些大碗,统共至少上了十来道。有一道蛋,蛋壳染成了胭脂红,据说是特为给这新生的孩子道喜的;同样颜色的姜也是。席是照中国的老例,以一片喜庆的声响开场的:就在我们聚坐的屋子外面,放了数不清的爆竹,震得人耳聋。先端上来的是一把把小锡壶,盛着「玫瑰露」;人人至少都被劝了一顶针。随后便开始「请吃饭」。人人「请」人人,同时还用自己的筷子互相夹好东西。中国人不像西洋人那样互相敬酒,他们是「互相敬菜」;邻座把一块好鱼好肉啪地放进你碗里时,照规矩要在椅子上欠一欠身,说一声「谢谢」。

顺便说一句,筷子这桩事像打高尔夫——很大程度上看运气和当天的状态。有时候你手顺,就能实实在在吃饱一顿;有时候你「一个球也打不中」,离席时肚子还空着。席没吃到一半,我们已经很热络,甚至可说很不见外了。他们都笑我使筷子的笨样子(我不肯认输去用匙叉),又来教我。没有用,那一晚我手不顺。我旁边坐着一位可爱的老太太,穿一件漂亮的黑丝绒褂子;看她那样把我护在羽翼之下,我想她必是近亲,她时不时地把一块好东西、一块菠萝或是一只极大的虾,径直塞进我嘴里。中间也上过几道我真爱吃的:皮蛋——顺带一提,它同珩科鸟的蛋像得出奇——烤得酥脆的杏仁、烤鸭(生得厉害),还有糖水莲子,都算最可口的。席吃到一半,我那只大盘子已是一片狼藉,堆满了我觉得无论如何咽不下去的东西。

坐我对面一位可爱的姑娘探过身来,慷慨地给我夹了一大份看着挺好的白色炖菜;我一尝,几乎要吐。那像是在吃一块极黏滑的海绵。为了遮掩我的狼狈,我自以为很沉得住气,好不容易用筷子夹起一块极生的鸭肉,却没有自己吃,而是无私地把它塞进我左边那位老朋友的嘴里。这份殷勤差点把她噎着。她没料到我有这一手。可这一晚的交情就此融洽了,我因此还接到好几张别处的饭局请帖。他们为我那些外国做派笑了许多;不过我想,比起我这些外国做派来,我勉力去学他们规矩的样子,才真正叫他们乐不可支。

吃到半中间上下,一个苦力一流的女仆进来散烟,那女人极邋遢,背上还背着她自己的孩子;烟是洋铁罐里装的便宜美国货,她用脏手指一支支捡出来,极殷勤地硬塞给我们。其实所有仆人都替他们主人主母劝我们多吃多喝。他们还不时悄悄给自己捎上一支,走到门口去抽。其中一个是个很老的老婆子,我看着她随手从桌上拿一支,背对着众人,用那双干枯的老手把它点着,觉得很有趣。我们这一桌坐不下女主人和另外两三位客人,女主人便不时进来看我们吃得怎样,还极会劝地递这个递那个。她给我旁边那位老太太剥了一只橘子。老太太接了,却当即转手给了一个在旁边转悠讨零嘴的小孩子。这看着像不领情,可我想那是很合礼数的。赴中国的席,有一条好诀窍要记住:把场上总是不缺的那些小孩子哄一个到你身边来。这样你身边就有了一个现成而且情愿的容器,好安置堆进你碗里的那些多余的美味;此外你还能因对这些小宝贝的「热心」而落个好名声。

十点到十点半之间——我们是六点刚过入席的——我觉得时候到了,虽不情愿,也该告辞了;可我一动这念头,便招来一片挽留和议论,我这才听明白:我那位老朋友太太是请我到她家去「坐一坐」。我欣然应了;我们手挽着手走进月色里,同行的还有她儿媳和她的小女儿——那小人儿生得很俏,还得意地戴着一只英国表镯,另有几样分明是西洋式样的戒指和手镯。她们家不远;到了之后,老太太把我领进一间卧房,她丈夫和儿子正衣衫不整地在那里看书。他们赶紧请我到客堂去,自己匆匆套上见客的长袍,也过来坐下。那位父亲会说一点英语——他曾在英国住过三个星期,据我所知是随李鸿章去的;他儿子在英国受的教育,我同他谈了一场极长见识的中国话题;另一个儿子那时正在剑桥的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念书。

第三章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中国谚语

张家口我始终不曾觉得它乏味无趣,可在那里住满一个星期之后,我开始觉得动身去蒙古的指望并没有变好。城里兵满为患,又有消息传来,说俄国人撑腰的蒙古人同天天从边界涌进来的南方军队之间,大战在即。该信哪一条、这类消息能信到几分,似乎谁也说不清;不过有一条传闻说得极执着:多伦打了一仗,打了六个钟头,中国人寡不敌众,只得退走——这一条后来被摆在眼前的事实证实了。

我盼了许久的机会到底来了,是一位芬兰传教士带来的:他要往西进蒙古,并且表示不但情愿、而且乐意让我这小小的一队同他的合在一处,彼此有个照应。我的预备工作当下就忙碌起来。给我雇了一辆由一头壮骡子拉的北京车,一匹看着极不中用的小马,还有一个样子像无赖的中国人,据说可靠,至少胆子大到敢去面对蒙古的种种可怕,工钱每天四块。听说要早动身,我前一晚便把行装的每一样细节都收拾停当,第二天一早起身;不过在那最后一个澡里泡了许久——往后好多天怕是再洗不上了。到那时候我本该明白,所谓早动身的计划是难得兑现的;不过我总觉得,耽搁的那个人不该是我。我们不是八点,而是过了正午才上路。

这中间的工夫我用得对自己大有好处。我出去查看我那辆车时,赶车的早已把他自己和同伴的东西塞满了车里大半——干净与否可疑的羊皮袄、几袋草料,还有什么什么。中国人同别国的仆役一样,惯于拿这类试探来摸清自己能放肆到哪一步,或者说主人能容忍到哪一步——其实是一回事。我自己的看法是:你若不在一开头就把鞭子握在手里,那些本该听你吩咐的人多多少少要欺到你头上来。所以我在这里自作主张,吩咐把车里的东西统统搬出去,连衬在里面的一床褥垫也在内。他们一声不吭地照办了,一面在自己扬起的尘土里,笑我这份固执和他们自己的扫兴。

随后我让人把我自己的东西仔细装进去:铺盖卷、靠垫、水壶,还有照相机、书和若干食物。我那只装给养的箱子——里面有罐头肉、保卫尔、茶、黄油、干酪、米、燕麦片,还有充足的核桃和葡萄干——和一只装换洗衣服的小箱子,都牢牢捆在车尾上,牲口的草料就压在上面。鸡蛋和土豆,出张家口之后至少三天之内还靠得住向中国人买。南边的蒙古人自己什么也没得卖,他们过日子全靠酸马奶、糌粑,和弄得到的时候吃的羊肉。

上午来了一个十八岁上下的讨厌小子;我预先看出:他若也跟着去,那么我在车里时,除了赶车的坐在车辕上挡我的视线,还要再添一个他来烦我。传教士们为此板着脸把那小子和赶车的都训了一顿,明明白白告诉他们,我不许前者随行。他们应了;可我们还没出城,那小子又笑嘻嘻地冒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那匹红色的小魔王似的马是他的,而且他于我这一队实在是少不得的。

这一队人是这样组成的:那位芬兰传教士,他那两辆各驾两匹马的敞篷车;我,坐在骡马同驾的北京车里;一匹备鞍的马;三个蒙古人,其中两个有坐骑,他们要回戈壁边上的家去,为图安稳便搭上了我们;还有四个中国人照料牲口——统共九个。几位传教士送我们到城门口。官署、都统衙门、交涉局,以及办理南蒙古事务的衙门,都在城里这一带。有人提起一个问题:我会不会在城门的中国守卫那里过不去,因为我连在直隶行走的护照也没有,更不用说出省深入蒙古的荒野了。我很清楚,护照若去请领必定被驳;于是我决意——我不妨说,这是听了中国政府里一位高级官员的劝告——把这道手续免了。那几位传教士是很讲义气的人,打算等我动身之后再把我在蒙古一事通知中国外交部。不过中国人本不大把女人放在眼里,我就这样出了北门,踏上通往我心之所向的大路。

我很快发现,在这条多石的道上骑马并不好玩。我还得慢慢学会全凭运气,学会在这种地方把缰绳松给马。何况我对这地方一无所知,起初不得不待在望得见驼队的地方,而这一带驼队是蜗牛一般地走。于是我让马歇一阵,把它交给那小子牵着,自己退回车里躺下,两只脚从骡子背上伸出去,琢磨前头等着我的是些什么。

这条路有十来英里顺着一道泥色的山谷走,谷里那几簇房屋同周围的景色调和到那个地步,你简直要以为它们是照着什么保护色的道理生成的。路上石头大石头乱堆,若不是从谷底往张家口关、也就是卡尔干、又叫汉诺坝(意思是「把手」)的山口开始陡升二千四百英尺,这路简直像是一条河床。车子到这里便一阵一阵地往上挣,坡度加上种种情形,使这一程颇为难熬。我们牵着马,倒能从旁边的小路上找到稍平些的地方走;那位头号蒙古人是个可爱的老头儿,有些身份,他没有坐骑,这时便(没人请他)自己坐上了我车的车辕,说道:「这位大人想必有异乎寻常的气力,才能这样走路。」后来我才明白,一个没有马的蒙古人,其用处约莫同一只被剪了翅膀的海鸥相等。

几位传教士安排了这位老蒙古人——他叫多布敦——一路上给我当「小子」,就是烧水、削土豆、夜里铺我的铺盖。我很喜欢他,不过主要是喜欢他那副入画的模样;因为他除了极蠢、极懒、一个中国字也不认得之外,对于怎样伺候我舒服,除了给我弄热水,再就是我为了体恤牲口下车步行上陡坡时,他在一旁慈父般地微笑——此外便一窍不通。

我们到山口顶上时已是黄昏,那里海拔五六千英尺。上山我们走得从容,一阵冰冷的风刮着,眼前的景象着实荒凉。白天早些时候、在平常的情形下,这里车马是很多的。我去的时候却不然:除了有两个蒙古人骑着骆驼快步赶上我们,勒住缰绳搭讪了几秒钟——或者说得确切些,是问了那句免不了的「上哪儿去」——随即又飞驰而去之外,我们一个人也没遇上。我从没见过骆驼小跑,它们叫我想起打板球时守外场的长腿女学生,因为它们的四肢也是那样不成体统地甩开去。

山口何以这样冷清,后来有了解释,而且是再明白不过的:我们拐进一家中国客店的院子,被告知整个地方都被中国军队征用了。这一切都极鬼气、极神秘,还可说极可畏。星斗满天,风刮得像一场大风暴,而在这样的情形下露天而卧的前景,我是一点也不中意的。汉诺坝是个不小的村子,可我们试到第四家才得以进店。

这类客店只在边界以北三四十英里之内才有,同华北所有的客店一样。土坯造的单层棚屋沿着院墙占三面。院里立着石桩,用来拴马拴骡;当中堆着一堆车子和皮毛捆子,都仔细盖着;另有三头骆驼独占一角拴着。我们进了正屋,也就是厨房,屋子的三分之二被炕占去——那是一个离地两英尺上下的矮台,上面铺着厚厚一层硬泥或木板,底下用一个小灶烧热。专有一个人管着不让火灭。他一只手一来一回拉着一种风箱,另一只手用一把勺子不断添火,勺里装的是晒干的马粪。从此以后直到我重回文明世界,我所见的燃料就只有阿尔嘎勒——蒙古话里这种干粪就叫这个名字。内蒙古或南蒙古既没有木柴,也没有煤(也许煤正藏在山的肚子里不露面)。炕上挤满了蒙古人和中国人,还有若干兵;我这才知道,那个非要跟我来的讨厌小子,正当众细说他所带的这个外国人如何如何,尤其说到她有一回上马,那小马折腾得她试了四回才上去;他们后来见了我,这桩事似乎引得哄堂大笑——我想是因为十一英石的分量同那匹小马的个头实在不相称。

隔壁屋里有几个中国商人;我得在两样里挑一样:同这几位先生和那位芬兰人同炕,还是在院里我那辆车上露天而眠。我把体统抛到九霄云外(在蒙古海拔五六千英尺、寒暑表远在零度以下、从雪山上刮着冰风的地方,实在顾不得格兰迪太太那一套了),想也没想就择了前者,在中国人已经躺下的那一侧的对面,铺开一块油布,上面垫上我的软木褥子。时候已晚,我们不敢耽搁,赶紧预备并吃了这一天的正餐。我们盘腿坐在各自的铺上,当中放一张中国矮桌,就这样吃。我们又累又饿;为省得开箱,我把我的食物分给那位传教士。他在蒙古走过很多地方,熟悉那里的人和语言,我因此觉得他是个有意思的伴儿,而且他极乐意把所知的一切倒给我这样一个热心的听客。我想他大约觉得我疯了:既不为传教也不为买卖,却要走这样一趟。他后来告诉我说,我的耐力叫他大为吃惊,我遇事那样处之泰然也叫他吃惊。而且这一程走完,他表示愿意让我将来某个时候加入他的驼队,到这地方西部去作几个月的长途巡游——我觉得,这是他所能给我的最高的赞誉。

「你可是没法脱衣裳的,你知道,」那芬兰人紧张地看着我脱下那双沉重的马靴时,这样告诉我;对这句多余的指教,我客客气气地道了谢。在这样一屋杂人中间,我本来也没打算脱。这种时候的梳洗是又短又简的。我一路穿的是那地方唯一行得通的装束——一身跨鞍的骑装;夜里只把外衣脱下,换上一件长羊皮袄,解掉领巾,把一顶皮帽子使劲扣住耳朵,然后设法入睡。最后这一桩我觉得颇难办,那炕硬得、硬得厉害,四面邻人的鼾声又像一支正经的乐队在吹奏。木板是不会迁就你那被娇养惯了的身子的;我那时常想,但愿我这身子少几分,疼处也好少几处。

第二天蒙古人叫醒我们时,四点刚过不久;我们喝茶、吃了些面包黄油,耳边是他们连哄带喊地把牲口套上挽具的声音。洗脸是没什么诱惑力的,四月里汉诺坝山口顶上冷得厉害;而最叫我难受的,是在那种粗粝而满含碱质的空气里,要保住手上脸上的皮实在不易。我们那几位中国同屋,头天夜里安歇前把我们盘问了一通,此时还在炕上打鼾,我们就这样把他们留下了。我们两人合付的店钱,连那个整夜坐着拉风箱的人的赏钱在内,约莫三便士半;不过我们是外国人,付的无疑比中国人重些。

我们动身虽早,半个钟头后却在山上最当风的一段抵消了一半:一辆大车坏了。风把我们从里到外穿透,四面的冰雪看着也不叫人舒服些。(在这个国家里,别的学不到,耐性和达观总是学得到的。)我那位漂亮的老蒙古人把修车的高见向车夫们贡献了一番,随即爬上另一辆车,把自己深深埋进货物中间,又把能盖的东西统统拉过头顶,就此暂时从人间消失。我很快就随乡入俗,照他的样子办了,于是这一天是以接着把昨夜睡完开场的;我在车里一直睡到将近九点,才唤来我的马,痛痛快快地骑了一程,到了晌午打尖的地方。

这时候天气已转成春日一般的完美;我们已出了汉诺坝那一带嶙峋的屏障,到了一片青草的高原上,见到不少土地已归中国人耕种,麦和燕麦的苗刚冒出地面。中国人凭着他们的勤勉、坚忍、俭省和刻苦,在这里一年又一年、一点又一点地不断往内蒙古推进,垦荒、开田,把大片大片也许上一年还是蒙古人牲畜牧场的地方犁了出来,他们那一簇簇小土房便成了这片光秃秃的景色中的路标。

这一带有长长的牛车队正朝着山里蜿蜒而上——那些样子可怜的牛,耐力却大得惊人;那些寒碜的小车,每辆装三袋货,重六七英担。它们走得极慢,在这条又窄又多石的路上,凡遇上超车的、迎面来的,它们都得停下让路。一串牛车的吱嘎声,有时一百辆到一百五十辆首尾相连,听过一次便终身不忘。车轮固定在整根的车轴上,轴随轮一同转;其余的构造简朴到了极点。整辆车靠楔子拼住,而它的康健唯一不可少的东西是水。一旦任它干透,牛车就散架。保持适当的润湿,它便是穿越沙漠最得力的运具。论快捷要数骆驼;可又慢又稳,断然是牛车的长处。

我们所见的第一支驮着皮毛南下张家口的驼队,就是在这一带遇上的。那些蒙古人每十五头牲口有一个,直盯着我和我的马看个不住,我也饶有兴味地回看他们。骆驼的耐久是有名的。蒙古的驼队一天走二十五到二十八英里,平均一小时略多于两英里,这样走一个月,牲口便要歇两个星期,歇完又可以上工。不过论载重,它们究竟比不上牛车。双峰驼,也就是蒙古骆驼,寻常的驮载约两英担。至于骑乘,虽为爱马的蒙古人所不屑,一头好骆驼配一副寻常的鞍子,在春秋两季可以不吃不喝一天走七十英里,连走一星期。这一种骆驼的好处在于肋骨开张、脚掌宽、驼峰结实挺立。母驼比起那浮躁的年轻公驼来,骑着更舒服,脾气一般也更好;公驼在一月二月里往往凶悍难驯。我听人说过,骆驼若张着嘴「扑你」,你该纵身抱住它的脖子,手脚并用挂在上面,等人来及时相救,把它拴住。不过一般说来,它们并不凶。它们做出要咬的样子,却很少真咬。母驼倒是会——其实是一定会——护她的小驼;而母驼同小驼分开时的叫声,凄楚得像一只被猎犬追上的野兔。

晌午我们在一家略好些的客店前勒住马,一为歇牲口,二为自己打尖。店主是个和气的中国人,请我们进他自己的屋子,那屋子比较干净;我这一路头一回下厨,就是在这里。我们出发时装着一打鸡蛋的那只饼干箱里,发现了一份蛋饼的雏形。我把蛋壳仔细挑干净,换上几片冷火腿,终于做出了一道在我看来无愧于那位大厨的菜——那位大厨我不久前才在北京六国饭店同他道过别。

可叹我这一番好意。那芬兰人吃过之后很不舒服;不过后来他私下向我说明:那蛋饼不巧同他上午吃下的一大堆点心犯了冲——那是我骑马、他在我车里避风打盹,于醒着的凄凉间隙里吃的。吃饭时店主自然陪着我们,把蒙汉两军调动的最新消息告诉了我们。他说,通往库伦的整条商道上,蒙古人都在把营盘和畜群迁往更偏远的地方,怕遭抢掠;便是在这里,离边界不过一天多的路程,多数移民也都预备着,一得信就把牛车装好,赶紧逃到直隶的安稳地方去。

这一天开头那样有指望,后来却坏了:北面起了大风,裹着饱含碱质的沙子抽在脸上,抽得人生疼。我们正迎着风走,走得很慢;赶到一处孤零零的、寒碜的小院子里过夜时,时候已不早。这一天我们见的行人那样少,照理该可以指望这地方差不多由我们独占;哪里的话。门一开,一群样子极不正派的中国人和蒙古人似乎把每一个可能的角落都占了,而且人家干脆告诉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地方给我们。然而除了留下别无办法;经我那位老蒙古人劝说了几句,他的几个同乡才搬到一间店主本以为不配给我们住的、更不舒服的棚屋里去。还有些人留着没走,自然也只好将就。那芬兰人对我说,我若愿意,他想他也能把那几个中国人撵出去;可这未免太不讲道义,而且我觉得,断不能让一位传教士这样损害他这行当的体面。我看得出,我这个看法叫他松了口气,他也很领情;而我得说,这在我不过是「按规矩来」的起码一步罢了。

同屋的约有九、十个人,其中两个蒙古人看着像十足的恶棍。我向来把左轮枪放在枕头底下睡——我想那种乱世里多数人都如此;那芬兰人说了一句「你该信靠上帝,而不是信靠火器」,叫我觉得好笑。我告诉他我十分赞同,只是我一向相信:上天给我们头脑,又给我们一双不花的眼睛,为的就是叫我们在紧要关头自己救自己。不妨一提:这位极好的先生,自己出门从来口袋里揣着一支左轮,而且那时还得意地另有一支猎枪。后来我想,他有几分紧张倒也不无道理——我若夜里猛地吓醒,谁知道会打着谁呢。其实在那样一个国家里,人家知道你有火器,本身就是一重稳当。

一早动身总是一桩麻烦事。我那头犟骡子有时要连哄带吓地对付上半个钟头,才肯让人把它套进车辕里去;末了我们这一队才从那挤得像是解不开的院子里一点点理出头绪,上了路。

蒙古的狗被鞭子的脆响惊起,不住地低吼,若有不知趣的人走得太近,便凶狠地吠起来;疲惫的马低着头,拴在院中那根石桩上;几只没养好的猪到处拱着,颇为绝望地找食;而作为自成一格的灵物,那些庄重的骆驼三五成群地入画立着,神气倨傲地旁观,主人逼它们跪下受驮时,它们便呲牙咧嘴地嘶叫——这便是一座客店院子的景象。人在清晨的寒气里哆嗦着徘徊其间,只等驼队将行,便翻身上鞍出发。走这种路,用不着多大的阅历就懂得一条:要硬起心肠,看着自己这一行人先走,自己再动身。

第四章

「知足者富」

——中国谚语

到了这里,也就是长城西北约七十英里的地方,乡野开始褪去耕作的模样,变成一望无际、起伏不尽的大草原;若不是还得顾着那拖后腿的驼队、不能走出视线之外,这里骑马真是再好没有。这时候我对我那匹小马已颇有情分了;它虽倔——蒙古的牲口同欧洲的一比,总显得倔——嘴口却很好,显然是受惯了善待的。平原的单调,在文明的最后一点痕迹哈拉乌素附近被打破了;那地方只有一座庙和几户人家,要到那里,我们还得过一回河,这叫赶车的闹得天翻地覆。他们先是劝一个年轻些的蒙古人脱掉裤子,下水去探哪一处牲口最好过。那人小心翼翼地走进水里,其余的人扯着嗓子把高见一股脑儿灌进他耳朵;耽搁了许久、张罗预备得可笑之极——其实最深处的水还没到我们的车轴——我们才在一片喊叫声中过了河。我那驾在前面的小红马像有鬼在后面追似的飞过去,冲上对岸陡坡时险些把车掀翻。我那匹坐骑倒驮着我安安稳稳地过去了:我先让它喝了点水,安了它的心,因此一点难处也没有。

最后一间土屋是户人家——戈壁这一侧再没有客店了——我们到时天早已黑透。那实在是个叫人气沮的住处,唯一的好处是除了一个老头儿和他两个儿子,几乎没有别人。他们自己那边的屋子或许还算舒服,可无论怎样央求,给我们的只是一间极小的外屋,一间披棚,屋顶上垂着积满百年尘土的蛛网。暖和、舒服,是一样也没有的。墙根和墙角堆着挽具、原始的农具、一堆发霉的口袋和一堆破烂。我们那点昏暗的烛光照到椽子上时,看见上面挂着好些羊皮、山羊皮之类,有几张才从尸身上剥下不久,还血糊糊的;另外还有一副骨架,我断定是猫的。

那地方可怕得很,脏得惊人,叫人在里头既不想吃也不想歇。幸而我车尾上捆着一张帆布行军床,本来没打算在到塔布尔以前用它。在这里它是个大安慰,至少把我抬到了那张挤满人的炕上的尘土层以上;而人也只能尽快设法把周围的一切置之度外。这家的主人显然很紧张,低低的说话声叫我大半夜睡不着。可他们什么也不肯告诉我们,装作对这地方所出的事一概不知。我们看见有鸡,好说歹说才劝他们卖了几个鸡蛋给我们,他们还再三说那是极新鲜的。叫我意外的是,我把蛋转着试了试,它们竟像陀螺一样旋得飞快;我这才头一回知道,当地人有个规矩:蛋一下出来就煮老。

第二天醒来天气极冷,我难过地发现我那匹马的背肿了,不宜备鞍。起先我牵着它走,后来把它拴在我前头那辆车的车尾上,想着跟在后面好照看它。可这在那倔强的小家伙是太失体面了,它把头一甩挣断缰绳,撒开蹄子跑了,直奔我们一个钟头前离开的那个可厌的地方。这把我们耽搁了不少;本来我们动身就晚,因为我那愚钝的老蒙古人先是弄断了捆我铺盖的皮带,继而把什么都塞进我车里,塞得我自己再也钻不进去。满车的东西只好统统倒出来重装。

到这时候,我那两个赶车的差不多被我调理出来了,他们开始明白:事情得照我的意思办,这辆车暂时是我的,我也不是专供他们取乐的。在一个女人惯于全然屈居人后的国度里,要立起这样一种新局面,是要时间和韧性的。正如我所料,他们两个对我一个,便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欺我:两人同时坐上我的车辕,这样我在车里时,视线就被挡得严严实实,把我降到同本地女人一样——那是既不露面也不出声的。还有我那件心爱的东西,一大块中国油布,也是凭着好一番强硬才争到了归我所有之权。夜里我的铺盖摊在它上面,它便成了我同那许多可能来攻我的虫豸之间的一块中立之地。白天它替我的行李挡尘土、挡偶尔的骤雨,而且那鲜亮的明黄色看着也叫我眼目舒服。我那赶车的不止一回,而是许多回,想把这块宝贝油布据为己有,去盖他的草料。

随我们同行、各为己便的那两个蒙古人,我同他们极少打交道。其中一个是那老头儿的女婿,不过是个少年,个头极小,十七八岁;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婚事是前几个月内蒙古的一桩大事。他岳父待他极恭敬体贴,因为这孩子在蒙古人里算是有钱,这回从张家口回来,鞍袋里装满了给新娘买的东西;那鞍袋想必极不舒服,把他两条短腿从鞍上撑得老开,样子滑稽得很。他们比我们晚一个钟头上路,临走人家把一包信交给了他们——那信是我走后刚到的——另外还有一块钱的邮票。信他们隔了一两天倒记得给我了;至于邮票,我只能断定他们留着下回去张家口时拿去换东西,因为我压根没见着。

我们歇午喂马的那间屋子里住的是纯粹的蒙古人,几个脸蛋红扑扑、圆鼓鼓、长着一双黑眼睛的姑娘出来盯着我们看。过了这里,我们同戈壁之间就只剩无边的草原,偶尔有几座蒙古包。这里的空气清得很,眼睛看得极远。远远的地平线上,可以看见有东西一上一下地跳动,像大海上的船先露出帆、船身要过很久才看得见;那些东西渐渐化成人形,于是有两个骑骆驼的蒙古人进了你的视野,顺风大步而来。他们是一场风暴的前驱,身后正滚着大团大团的尘土。旋风本已少见,而一场旋风横着穿过草原走路,更是惊人。它一面绕着自己的轴飞转,一面迅速前行。在这一带我们遇上的大风里,我好几次看见两根或几根结实的尘柱高高升入空中,像是在平原上互相追踪。另有一样古怪而同样有趣的景象,是驼毛结成的团:毛脱落下来被风吹着跑,一路把干草和更多的毛裹进去,渐渐滚成一个个大团,在大风里以惊人的速度滚过去。

我们此时已在真正的蒙古境内;我们所遇的人说的话,在我听来比说官话的中国人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悦耳和谐得多。这一天早些时候,我们到了我那位老蒙古人多布敦的家;在他的蒙古包里,我们显然不单是被人热切地盼着,而且受到他那几位妻子、一位喇嘛——那是我们主人的兄弟——以及一群年轻人和孩子极热诚的欢迎。那里有好几座蒙古包聚在一处,外面照例有西藏的经幡在风里飘。我们骑马过去时,迎接我们的是几条恶狗一连串的狂吠;在蒙古,人很快就学会:不等包里出人来把狗喝住,千万别下马。走到离你要歇脚的那处人家喊得应的地方,就该停下来喊一声「诺海」(蒙古话的「狗」);这一喊照例不但把狗引出来——如果它们还没追上你的话——也把包里的人引出来,按规矩他们是有义务把狗管住的。

蒙古包是一个伞一般的木格骨架,外面蒙着颇厚的毡子,新的时候是纯白的;冬天里赶路,我再不求比住在这样一座包里更好的了。它直径十四到十八英尺,是圆的,屋顶作穹窿形。门起初是漆红的,一律朝南或朝东南。你一进包,迎面就是那小小的家龛,上面供着一尊佛,也许还有几尊附属的小神,另有大大小小的铜杯,盛着这样那样的供品。龛前有一张中国矮桌;多布敦这座包的四壁摆着几只上好的旧红漆柜,装衣服和贵重东西。这些柜子多半配着好看的中国旧锁,可其中一只上面,那芬兰人认出一把欧洲挂锁是他自己的——那是一年前他同这位蒙古人同行时丢的。他没有点破;点破也没什么用,因为蒙古人逮着机会就把东西捡起来揣走,自己一点也不当回事。

多布敦这座包的陈设格外齐整。地上铺着半圆形的极厚白毡,边上贴着黑色的花样。还随处摊着几张上好的毛皮。包的正中是一只铁架,里面燃着阿尔嘎勒,烟从屋顶一个圆孔出去。我们这位主人,我从前的「小子」,是个有家底的人,备下了几只漂亮的坐垫给客人用,我们便在上面盘腿坐下。到蒙古人家作客,要讲究的礼数不少,而头一桩要记住的极关紧要。正如人不把雨伞带进伦敦人家的客厅,人也不该把鞭子或棍子带进蒙古包。带进去等于是一种挑衅,正当的做法是进门时把它们放在包顶上。进了包,便照中国的样子,为坐哪里客套一番;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礼数在某些地方同亚洲人的竟如此相近,倒很有意思。总得是个极时髦的后生,才会在长辈尊长还没落座之前,自己一屁股坐进那张最大的扶手椅里去。

火的左边是卑者之位,而那句免不了的「请上坐」,对于不惯于从容盘腿坐到地上去的人,是要几分身段的柔韧的。倘若这样蹲坐坐得腿抽了筋,客人还得记住:脚尖朝着包的后部坐,是极失礼的。腿若非伸不可,就该朝门伸,不该朝佛龛伸。另一面,外国人若把帽子摘下——蒙古人是不兴摘帽的——就得把帽子放在比自己高的、也就是靠佛龛那一侧的地方。倘若一时把问候的话忘到了九霄云外,像我每回那样,那么天下哪里都一样,鞠躬和微笑总能走得很远。在东方,和气——但绝不和气到容人有一丝放肆——照我看,一般都能开出路来。

热诚的欢迎里,自然也掺着不少好奇;那几位女眷那样急着挨我坐,我可没有自负到以为那是「一见倾心」。蒙古人同中国人一样,爱摸人的衣裳,爱凑近了看我们那「好笑的白眼珠和浅头发」;你要是戴着戒指,许她们试一试,她们能像孩子一样开心。不过多布敦同欧洲人打过些交道,不打算让他的女眷们放肆过头;她们在这场招待里分到的活计,是教我蒙古熬茶的那套门道,并且看着火不灭,然后,照字面意思,退到后座去,让那优越的一性说话。

各人按客人身份的高低坐定之后,便互换鼻烟壶;若在座全是蒙古人,那该是来客先把自己的递给主人,再递给在座其余的人。蒙古人全境之内,一切随身之物里再没有比鼻烟壶更被看重的了;有钱人的鼻烟壶常用雕玉、水晶和宝石做成。递鼻烟壶、接鼻烟壶,有一整套仪轨。不过我们这位主人迁就我们外国的做派,把鼻烟取了出来;我跟他学会了用手心接住,慢慢举到鼻下嗅一嗅,然后一躬身,郑重其事地还给主人。有人提醒我说,多布敦这座包不可当作所有蒙古包的样本,因为这里的洁净程度和茶的成色,都远胜过我在蒙古可能遇到的任何别处。其实我这入门的一课,是被人照顾得极轻省的。

蒙古人极好客,一定要给客人茶和奶。起初这颇难消受:你明知礼数逼着你非从一只肮脏的碗里喝下那更肮脏的奶不可,而那奶是你亲眼看着从挂在包壁上的一只皮袋里倒出来的——那皮袋是用羊的下水做的——递给你的那双手,看样子从落地那天起就没洗过。砖茶分好几等,在蒙古有些地方至今还当钱使;它是在汉口用茶叶的末子和扫下来的碎屑压成的。全境通用,是蒙古人的主要饮料。熬法是从砖上削下些碎片捣烂,在奶里无休无止地熬,再加盐和一种干酪似的酥油。

茶同阿尔嘎勒之间那份亲密,于我的心境未免太近了些;要从一只刚被某个脏老婆子用手指抹过的碗里喝茶,有时实在很别扭——她前一刻还正用马粪驼粪喂火呢。捡阿尔嘎勒是整个春夏不断要做的营生,先摊在地上晒,再在包旁堆成大堆,留着过冬烧。它烧起来火旺,而且几乎一点味也没有。我正勉力喝着这碗咸汤、同时还要摆出爱喝的样子,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人骑马过来,下了马进来;他穿一件深红布的宽袍,头剃得精光。人家把他引见给我:「这是我兄弟,喇嘛。」他是那位传教士的老朋友,两人当即热络地谈起来。

不多时来了一个格外好看的小男孩,一双又大又快活的褐眼睛;叫我意外的是,喇嘛既然发过独身之愿,多布敦却把他引见为「我兄弟喇嘛的儿子」。那芬兰人就破戒一事轻轻打趣了这位僧人几句,于是人人都笑了,连那私生的儿子也笑——那是个十二岁上下的好孩子,早已被许给了庙里,如今是个学喇嘛的。后来我听说,他们回敬了一句,问那传教士:你倒是带着个女人满处跑,究竟在做什么。我若懂他们的话,这大约要叫我下不来台。不懂一门语言的福气,我可不是头一回领教了。那未来的喇嘛和他的小妹妹后来很愿意照相,由长辈们摆好了姿势,做着他们平日的营生——捡阿尔嘎勒。

多布敦在张家口同传教士们朝夕相处,又把《圣经》背熟了足有一半,成为基督徒的机会和鼓励样样不缺;可他照旧是个一如既往的虔诚佛教徒。他对西方世界的宗教固然有兴趣,却把它看作同自家信仰相仿、而远远不及的东西。于是他照旧供他那尊小铜像,照旧时时叩拜,照旧把那许多小金属杯斟满谷子和酒,献给他的神。

这样,我对蒙古包的头一个印象是极愉快的;一个多钟头之后要同我这头一位蒙古朋友道别,我颇觉不舍——殊不知他根本没打算让我走出他的视线太远,而且四十八个钟头之内他又会冒出来,好把他这位外国的被照拂者引见给左近各路朋友。不过出门在外,运气是说不准的;要寻个过夜的地方,冬天里你多半会碰上另一种蒙古包。小牛小羊同主人一道分享火炉的暖气;若是一家人的口数(这个词在这里伸缩极大)同包的大小不相称,大家就一齐躺下,脚都朝着当中的火,挤得严严实实,牲口能挤到哪儿就挤到哪儿。

在那暖和的包里吃了一顿实在的饭之后,便是在车里、在平坦草原上度过的几个昏昏欲睡的美好钟头;我们朝塔布尔赶去,我忽然被一次意外的停车惊醒,正好看见那芬兰人下了马——原来来了两个骑骆驼的蒙古人,勒住骆驼同他说话。那两个骑手让骆驼跪下,翻身下鞍,握住传教士的双手亲热地摇。这时又来了第三个人,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匹马;四个人便蹲在地上郑重地商议。原来他们属于一支正南下张家口的大驼队;为避开兵,他们已经绕了很远的路;他们说,那位芬兰人若肯给他们一纸「字据」,万一再有人要征用他们的骆驼,他们就感激不尽了。我把笔记本上的纸页撕给他们用,那芬兰人也尽其所能替他们办了。

他的字句究竟为什么能在一个戒严之国的官军面前有分量,我始终没弄明白。也许是因为中国来的兵同这些从库伦来的蒙古人彼此语言不通——这是很可能的。无论如何,这几个蒙古人走的时候是很快活的,显然因传教士的指点而大为心安。那个骑马的人把他牵着的那匹好小马借给了芬兰人。他说他们不久就会再碰面,那时还给他就是。那一夜我到了我这趟荒野小游的最北端,在蒙古腹地唯一的那处教会驻地附近扎了营。

在那一堆被人张冠李戴安给传教士的种种毛病里,不好客从来不是其中之一;可那座五间的小土屋住着两户人家,另有三四个单身男女,更不用说还有一个收养的蒙古孤儿,地方毕竟有限;我宁可自己支帐篷,也不愿再去消耗这个刚立起来的驻地本已不堪重负的资财,心里一点也不觉得可惜。我走后不过几个星期,这个小小的团体就不得不在北边来的蒙古抢掠者面前逃命;直到如今,他们重建这片废墟、重拾那几乎毫无指望的传教之业的希望,似乎仍然渺茫。中国的传教事业眼下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推进,这无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人们对西方教育和一般开化的普遍渴求。可是佛教,或者任何别的信仰,对中国人的把持,都远不及喇嘛教对蒙古人的把持;在蒙古,每家至少有一个男孩从落地起就被许给了僧门,而据估计,喇嘛占男丁总数六成以上。

我就在这一小队有胆气的人近旁支起帐篷,头一回尝到在几乎还是冬天、又刮着大风的时候住帆布底下的种种乐趣。我在塔布尔学到的东西里,有一样是:清早从天不亮、甚至更早起就在领教帆布在一场狂风里的脾性和能耐之后,到早饭时还要显得精神焕发、乐观开朗。蒙古人同中国人比起来,是一群懒散得惊人的人;中国人差不多总要「更进一步」,把你从西方世界给他们看的任何东西改良一番。我歇下睡觉时头一件事,就是我那张帆布床塌了。支床和支帐篷的差事是交给那「小子」的,他只把两端钩在床架上就算对得起良心,两边(照字面意思)听其开裂。它们果然裂了。灯火一阵阵被吹灭,我费了极大的劲才把床架同帆布拆开,重新来过。过了好一阵,冻得够呛,我总算上了床。到三点,帐篷的门帘自己松开,响得极烦人,把我吵醒。除了彻底醒过来把它系牢,别无办法。

我想我睡着还不到半个钟头,就渐渐觉出:一场从库伦刮往北京的大风,路上唯一的障碍似乎就是我这顶帐篷——因为那横扫过几百英里沙漠的风力,像是全都使在这块帆布上了。那啪啪声不过是序曲,接着便是大合唱;帐篷一侧的绳子忽然从外面的橛子上脱了出来,转眼之间整个地方就成了一片鬼哭狼嚎。

尘土浓得很,我的东西在尘土里团团飞转,拙劣地摹仿着前一天上午曾叫我看得那么有趣的旋风。帐篷松脱的角以惊人的力道抽打一切,把够得着的东西都打烂,人去系它时还要狠狠抽你一记。点灯是万万不能的,一片混乱闹了好几个钟头。我把绳子重新系牢,顾不上尘土,把所有东西都放到地上、把重的压在上面——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然后再去求那最后一觉的忘我之境。纯粹因为筋疲力尽,我在那样的风暴里竟又睡着了;醒来时冻得发抖,浑身是沙,难受得很。此外——风停之后,帐篷里每一样东西都得擦洗一遍。那个多事之夜我记下的心得里有一条:冬天里睡在这样贴近大地怀抱的地方,帆布床上身子底下垫的衣服,必须同盖在身上的一样多。我不止一回早上醒来,被冻得浑身僵硬。

不过人生到处是对照,而且「欢呼随着早晨而来」。一早有位传教士来见我,带来蒙古人一个讨喜的提议:他们听说我有枪,觉得这正是组织一场猎狼的好机会。狼是蒙古人的头号大敌,因为它们糟蹋牲畜极厉害。蒙古人猎狼带着一股复仇生出来的狠劲,纵马把狼追垮(这于他们的马代价颇重,因为速度骇人、劳损很大),末了用一根杆子头上的生皮套索把狼套住。这样被捉住的狼,在复仇的猎人手里是没有好下场的;我听过些可怕的说法:把那不幸的畜生钉在地上,捆住嘴,除了头以外整个活剥了皮,再把它放走。蒙古人的胆气是无疑的;不过他们解释蒙古的狼从不袭人的那番道理,倒很见出他们那股自吹和自负。狼在正北边的俄国、在蒙古正东正南的满洲和中国,确是「扑人」的。蒙古人说:俄国人和中国人是懦夫,掉头就跑;而他们蒙古人却又喊又叫地朝狼扑过去。

有一头母狼在这一带作案得手已有些时日,糟蹋得不轻,不但祸害羊群牛群,还在一处人家近旁拖倒过一匹马驹。它的窝据猜是正在喂一窝小崽,已被人查出在远处一面山坡上。我们这一回的武备虽说五花八门,却远远不够,只有我们那支军用左轮和两支小左轮,外加一支猎枪。缺的正是必不可少的步枪。不过这一趟倒也不算全然落空。我们四个人带着同样数目的蒙古人,拿着铁锹镐头,取了那面可疑山坡的下风一线,散开成一排,预备截断老狼万一想绕开我们的退路,便在干枯的草上静静地走起来。走了不到半个钟头,果然:我们脚步的震动透过地面把我们走近的消息送进了窝里,我们远远望见那位太太一面拿眼角盯着我们,一面以一种从容的大步,同我们成直角地逃开去。我们要是有一支步枪该多好!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以神枪手自居,都赌咒说若有步枪,这狼必死无疑。军用左轮打出两发极好的子弹,在它退去的身影后面掀起几股尘土;我们有几个人斜着跑过去,想朝它前面打,把它截住。可我们这一伙生手,到底让它跑脱了——它心里八成在笑我们——我们只好遗憾地望着它隐入茫茫远处。

没有趁手的家伙,就得拿苦力来抵。那窝并不难找。山坡上满是洞,像个蜂巢;我们试了好几处,才挑定最有指望的一簇,干起挖土工的活来。蒙古人带来两把中国铁锹,我们轮班抡着;不多时便挖出一道八九英尺长、四五英尺深的沟,满心指望那窝马上就要露出来。谁知一看,我们不过是翻出了一条通道,而这通道陡地拐向山坡最深处去了——失望之大可想而知;队里有两个人就此认输,说这桩买卖根本不值蜡烛钱。我自己却另有打算,而且很乐意借挖土这样极好的活动把筋骨舒展一番。能得两只小狼崽,带回北京去,说不定还能活着运回家,在我看来是很值当的。

我们挖了一整天;傍晚照蒙古人的主意,决意在这一簇洞的另一个口上生火,把狼熏出来。我们确实有所得,不过不是捉着了狼,而是见了我在东方所经历的最奇妙的景象之一。究竟是无心还是有意,不很清楚;总之蒙古人把一场草原大火点着了,火在成片成片干枯的草上像野火一样蔓延开去。那是一场奇观。好些鹰——他们叫作鹞鹰——在那片燃烧的旷野上空盘旋悬停,一见有地上的野物逃窜,便万无一失地俯冲下去。看四只这样的大鸟追逐围猎一只可怜的白兔,而那兔子全无生路,真是极有意思。

便在蒙古这样不起眼的一隅,可猎之物也极多;羚羊、沙鸡和野兔,给那锅里没完没了的羊肉添了可喜的变化。所幸火是朝着背离那个小传教站和近旁蒙古包的方向烧去的。夜里西边整条地平线都在发红,不时看得见火苗腾起老高,舔着某一丛小灌木或矮树;那些小丘有一阵子轮廓分明,随后便成了火海的一部分。要是前一夜那样的大风一直刮着,我们可就难办了。那景象既惊人也美。那噼啪作响的火焰无情地推进,叫人敬畏;而最奇的是,在把几千英亩烧成赤地之后,整场火几乎同它起来时一样快地自己熄了。我听说在这个国家,放这样的火是犯法的;可蒙古人似乎觉得这全是好事,老草清掉了,新草才长得更好。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两个人又到昨天挖土的地方去;远远看见翻起的土堆间有动静,便开了枪。走近一看,一只在洞外玩耍的毛茸茸的小崽被打得遍体是伤,另一只当场打死了。里头肯定还有,因为一窝通常有五到七只或更多。我们决意接着挖。又苦干了好几个钟头,其中一位传教士还极勇敢地钻进洞里去——那洞里很可能正藏着母狼——钻到外面只看得见两只脚;我们终于挖到一窝,里头还有三只崽,通往窝的那条道里另有一只受了伤的。

蒙古人对这一回的收获喜出望外,吵着要那几个柔软可爱的小东西;要我下手弄死它们,我实在不忍。他们给我留了一只,我用蒙古的婴儿奶瓶喂了它几天——它还是死了。不妨一提:这地方的婴儿奶瓶是一只牛角,尖上钻通,再接上一只从母羊乳房上割下来的奶头。我听说,许多母亲死于难产的婴儿就是这样喂大的。等我们收工时,已挖出一道二十多英尺长、有的地方七英尺深的壕沟,另外还有好几条挖错了的岔道;这一番我们翻出了好几吨极硬的土,把手磨出了一片水泡,还把那面山坡弄得一塌糊涂。蒙古人除了因为把不下六个潜在的敌人痛快送终而高兴之外,还乐于把狼剖开取它们的肝——狼肝是他们最看重的药材之一。

第五章

「恶人饱食,非天意之所许」

——中国谚语

要劝一个敏感的人头一回露营就在这一带土人——他们固然友善,却也好奇——中间试手,未免太不厚道了;我只能庆幸自己在这一门上是在中国当过学徒的。我在中国颇为偏僻的地方走了十八个月之后,无论在蒙古、在俄国、还是在日俄共处的满洲遇见中国人,总觉得他比后面这几个国家的居民更像「是个人,也是弟兄」。蒙古人进你帐篷那份随随便便,说得最轻也叫人难为情;我还听人说过,那些时不时为买卖或公事到北京去的人颇有一点怨气,因为欧洲人的房子对他们并不像他们的蒙古包对到他们国里去的行人那样敞着门。

有一天来看我的是个极老极老的人,又聋又哑。我正听了许多关于他们对鬼怪的迷信,花样百出;而当这张满是皱纹的老皮脸,顶着一顶被百年尘垢染黑的羊皮帽子,在午后将尽的半明半暗里悄没声地朝我走来,那简直就像恶者现了形。他极瘦——蒙古人心里没有中国人那样一块为老者留着的软处——衣衫极破,两眼浑浊;这位玛土撒拉把我的东西一样样轻轻摸过,用那双脏手指在我的发刷和牙刷的毛上来回摩着,显然很受用。我又是好奇又是惊讶,哪里还顾得上出声反对。可怜的老人家!

蒙古的老人非但不因年高而受敬重,反倒很有可能被下一辈挤出蒙古包,丢在聚落四周的土堆上,除了一块毡片和一点可怜的口粮之外一无所有,死活由他。

来看我的这位老人有个儿子,从前在这一带当过个小官,后来被革了职,因为他在该发给兵丁的饷银上「刮」得实在太狠。他这些来路不正的进项,结成了四五座颇为宽裕的蒙古包;他的大太太很得意地给我看她那顶华美的头饰,她说值一百多两银子,这倒不难信。我去拜访时,一群亲戚挤进包里来——那是一群入画得惊人的人,蓝的、紫的、藕荷色的袍子,夹着喇嘛们鲜橙和暗红的僧衣——个个都不大干净,有几个还极破烂。男人们戴着蓬松的皮帽,佩着银饰的猎刀,象牙筷子装在套里挂着,火石火绒的荷包用银链系在腰间或挂在带子上;女人们戴着同样是银的、繁复的头饰,上面满镶着玉、珊瑚,有时还有珍珠——这些真是很有气派。

他们非要我去看一看这家的小新娘和他们的儿子、也就是她那位孩子丈夫,才肯罢休。在婆婆的陪同下,我走到一座看着极新的蒙古包前,包上蒙着干净的白毡,红门也是新漆的。它在旁边那些或脏或破、程度不等的包中间,简直是个路标。小夫妻俩接待了我们,他们为我把全副婚服的华彩都穿了出来,却没有把住处收拾一下,那里是一派懒散凌乱的可怜景象。我看出有几样喜礼是很实在的,因为我留意到——其实是用脑袋撞上了——门里就挂着几条羚羊后腿和几块羊肉。这桩婚事在我看来前景并不怎么好;虽说蒙古人心里所能想要的那些世俗之物他们样样不缺,可这一男一女终究是孩子,彼此显然很冲,而且各自收着自己那只红漆柜的钥匙,柜里装着各人的宝贝。

那姑娘的新嫁娘头饰极为了不得,前后那几串珊瑚和银链,连着沉重的饰物,几乎垂到她袍子的下襟。我留意到,上了年纪的女人那几串珠子像是随着年纪越来越短;我这才明白:家里的姑娘出嫁时,她们的头饰是由上一辈添出来的。所以穷人家的新娘,身上的首饰比她母亲的好得多;而她母亲正如国内许多做母亲的一样,为一场婚事穷了下来。

这一带的部族是南蒙古、也就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因为离中国近,我想他们是血统最不纯的一支。他们大体上是游牧之民,在平常的情形下一年只迁两次营盘,主要自然是为牲口找新的草场。不过他们也看重几分传统,有时把蒙古包只挪几码地,就为了「挪过了」。这地方水还算足,蒙古包的位置多少由水井定;可范围相对有限,所以任什么时候要找某一家人在哪里,都不难打听出来。

那些大喇嘛寺自然是永久的建筑;庄严的庙宇四周围着许多蒙古包和中国式样的粗陋房屋,成了颇大的村落。人会出其不意地撞上它们,像撞上沙漠里的绿洲。察哈尔人从前是极好战的部族,为他们的中国邻人所大惧;如今看来倒比北边的同宗平和些,也没有同喀尔喀人一道,趁清朝倾覆之际去挣脱中国的羁轭。我听人说察哈尔人比别的部族干净,这话是真是假我不敢担保;而且说实在的,要比他们更脏实在很难,所以我自己也难以相信。蒙古人一般说来是脏得异乎寻常的一族;他们有一种迷信:这一世若同水打交道太多,来世便要变成鱼。他们害传染病害得厉害,一半因为他们的习惯,一半也因为他们不讲德行。

听说蒙古人是世上最直截了当地不讲德行的民族之一,而这并非因为没有道德的规条——从道理上说,那规条严到无以复加。喇嘛的名声确实极坏;某几个教派的喇嘛是许娶妻的,可那庞大的僧众绝大多数名义上是不婚的。僧众之中有几个教派,职责是在各地行走,替庙里化缘。这样一位圣僧(照我老实的看法,是没上绞架的头等恶棍)到一处聚落来,便被请到最富的那座包里住下,吃喝样样拣最好的;而那家的大太太——或者他若更中意,就是女儿——是理所当然要献给他的。我想,这些归了喇嘛的女人并没有被人看轻的问题——远非如此。不过就我所能观察和领会的,结了这种不正规之缘的女人,并不戴已婚妇人那种独特而极美的头饰。

蒙古全境的喇嘛都把头剃得精光;这一带他们的常服是粗棉布的长衫,颜色深浅不等,介于赭红与黄之间,腰间系暗红的带子,另有同样料子的一长幅,平时横搭在胸前,遇典礼和主持法事时便解开来,像披肩一样用。便是蒙古人同中国人之间别无可辨之处,单凭那双靴子,你在天下哪里都认得出他们;那是笨重的、靴筒松垮的东西,高到膝下三分之二处。蒙古人若要穿着这样的鞋走路或跑步,他那份气派就大为减色。靴尖朝上翘,靴底又厚又累赘,整只靴子哪里都不合脚,走起来便只好拖着蹭。为分别起见,俗人被称作黑人,他们留着又长又好看的辫子,照中国的样式把前额剃光。一九一三年春天,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时我在场;蒙古的代表,内蒙古来了三位,在那个极时髦、刚剪了头的会场上格外惹眼:他们留着辫子,穿着高靴,穿着那种古风的缎子织花、滚着皮毛的袍子——那样的富丽和成色,如今在北京已难得见了。

男人女人都极爱穿戴装饰;男人的讲究在于美而贵重的鼻烟壶,在于猎刀、烟袋、筷子、火石火绒盒上繁复的装饰。在一位蒙古老官人的宝贝里,我觉得两个极端竟碰到了一处。他极得意地给我看了一支时新的步枪、一副极好的蔡司望远镜,接着又给我看他的火石火绒盒。

塔布尔的意思是「五座山」,这名字对环抱着它的那几处微微隆起的高地,未免看得走了形;它成了我在察哈尔地方短住期间一个愉快的落脚处,我在那里的日子里也设法经历了许多事。塔布尔西北约六十里是汉噶拉瓦,喇嘛教的一处要塞,也是内蒙古最大的庙。天气好得无可挑剔,所经之地又是想得到的最适合骑马的地方,起伏的草原上有一条好道;为了到了之后有充足的工夫,我一早就动身。我的星运像是正高照,这一趟我挑的日子实在吉利。

庙门近旁有半打左右的蒙古包,算是这座喇嘛寺的近郊;我走近细看,发现那是中国人开的简陋小铺,供给喇嘛们日用所需——这里的喇嘛同别处多半一样,一点活不干,自己用的东西一样也不产。其中一家的主人极有礼,硬请我进去,当即给我端上自我离开华南以来喝到的最好的茶。我用结结巴巴的词句表示赞赏,又问这茶是不是福建武夷山的。这一问放出了滔滔不绝的一番话(我得承认几乎一个字也没听懂),我从中抽出一条:我这位主人是那省人,很高兴能同一个知道、而且赞赏他家乡福州城的人说话。至于茶钱,他们根本不理这个说法;我走的时候,觉得自己在蒙古至少有了一个朋友。

我走近那地方的入口时,四下里显得异乎寻常地静,像是没有人。我知道那里有好几百喇嘛,可一个人影也没有,一点声音也听不见。这一切都极神秘。我试着推开好几扇门,往几座庙里的幽暗中张望——其中一座里有个极老的喇嘛独自坐着,用藏语咿咿呀呀地念经,同时还用手敲铙钹、用脚打大鼓——这才听见像是拍手叫好的声音。那声音我一时听不出在哪里。我碰巧走到一处看着不起眼、而且在我看来空无一人的院子门口,便把身子的分量压上那两扇彩绘的大木门;门吱呀一声大响让开了,把我极意外地送进了一场料想不到的热闹中间。我自己的吃惊,大约不比那两三百个喇嘛合起来的惊讶更小——他们从小孩子到白发老翁都有,一齐蹲在一座庙阳光满地的前院里。

我举着照相机忽然出现在他们当中,显然叫人极为不安,他们一个个都用那暗红的腰带把头蒙了起来。当下按一张快照,在我简直是条件反射;便是为此性命交关,我也忍不住。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那一两刻间局面或许有点紧张;而我这番擅入会不会被人见怪——在地球那样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见怪本在情理之中——实在很难说。许多年轻些的人那堕落的脸上,明明白白写着怒色和不悦;可领头的一个打了个手势,他们便很快恢复了常态,接着做他们的事,而当我用手势请准许我在人群外围走一走时,他们一点也没有反对。

他们衣服上那深红、鲜橙和浅肉桂色,叫人想起一大片鹦鹉郁金香,分列在一条通往主持喇嘛的宽阔石板路两旁。那位主持喇嘛很可能见过——而其余多数人大约没见过——白脸的人到北京的庙里去。他让我近前照了一张相,一面还笑着(我猜是笑他自己的胆怯)。我踱着走的时候,小孩子们朝我做出极难看的鬼脸;而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我总觉得这个年纪的人最可怕,最能作恶使坏——看我的眼色明明白白是不怀好意的。

当中有一小群人赤着上身,是场上的主角;原来他们是考学位的。考他们的是前辈,而各个年纪的后辈同侪则来反问驳难。两边似乎各押各的人,一齐拼命拍手比划,有几个兴奋得从地上站起来,朝当下那个受考的人大声叫好或喝倒彩。那位褐脸的老主持喇嘛始终安详自若,不动声色。这场面同它一样地入画、一样地有意思,又满是神秘。

不多时聚会散了;小喇嘛们一脱了长辈的管束,便带着一股寻衅好斗的劲头把我围住。以我有限的经历,遇上这类事,和气地应付、而又绝不露出一丝一毫的窘态,一般有安抚之效。比如我让一两个最讨嫌的少年从我的照相机里看一看;可有一个想把它从我手里拿去细看,我便像打一个孩子的手那样把他的手打开,他们见了都笑。没见过这东西的人里,能从照相机镜头里看出名堂来的不到二十分之一;可只要有一两个能看出来,其余的就落了下风,而人也就多少占了上手。

对中国人也是一样。偶尔我会碰上那种爱摆架子的年轻人,自以为此生的使命就是叫外国人「丢脸」。他照例先拿我对他的语言所知有限来说事;可我不止一回反将一军,问他懂不懂「英国话」、「法国话」、「俄国话」等等。你只要轻蔑地一耸肩,手上做个意味分明的动作,脸上摆出一副「你看,就是这样」的神气,人群就同你一起笑了,而那位摆架子的便退下去细想一想:犹地亚那边的人也并非无所不知。

在蒙古有一回,我非得把自己的地位立起来不可。那个不顾我的意思非要随我这一队进内地的小子(后来我才知道,帮着拉我车的那匹马实在是他的,而且只有他才摆布得了它),有一天为一桩小事不肯照我的吩咐办;而且我一坚持,他便放肆起来,几乎当着我的面学我说中国话的腔调。这自然是一刻也不能容的。我等着机会;那天晚些时候我从外面回来,就请一位传教士把他的过失极仔细地讲给他听,并帮他明白:我虽不会说他的话,却不打算受他一点胡闹。那番训话到末了,我上前一步,一把攥住他的辫子,给了他我生平最重的一顿责罚,狠狠打了他好几个耳光。那是个关键的问题:丢脸的该是我,还是他?我得承认,我这不算「打一个跟自己一般大的人」;可这对旁观的蒙古人效验极好。至于那小子本人——这么说吧——第二天他和我还有一个年轻的蒙古人,大半天都在一起,到离营地很远的地方去找鹰蛋。我教了他西洋认可的吹蛋法:只开一个孔(有几只蛋熟得叫人不舒服);这一下我们的交情就定了,直到我离开中国,一直是和睦的。

南蒙古有一个富于情致的傍晚,如今在欧洲回想起来,竟像一场梦。我约好同我的老朋友芬兰人一道去一处远些的聚落,看一看那里那些他全然不相识的人肯不肯听他讲一讲。骑了约二十里路,一个星期日的傍晚我们到了一簇帐篷前;那里有一带低丘替它们挡住北风和东风,我们在离那座看着最有身份的蒙古包一百码处停下,喊了一声「诺海」。

人从四周的帐篷里出来,把那几条凶得要我们的血的恶狗按住。管狗的是女人,她们跪在地上,抓着狗的颈圈拦着。狗一看见生人是被当朋友接待的,就再不闹了,直到临走时,同一套把戏才又得重演一遍。我们挑定去拜访的那座包,主人是位颇有身份的官人;他以想得到的最有礼的方式把鼻烟壶递给我们,那份好礼数叫我十分佩服。同他在一处的还有一位极俊的人,看他那温文而有学问的样子,很可以是——人总爱这样想象他们——一位牛津的学监。这位是那官人的书记,因为时常在北京住,便得了几分中国上流人的教养和文雅。那芬兰人的话多半是经他转给那位官人的;那官人一直听得很有兴味,直到西洋宗教这个题目一出来,他的神气便全变了,明显地冷淡下去,甚至有几分不耐烦,留下来只是因为礼数逼着他留下。

邻近帐篷里的人涌了进来,在门口你挤我、我挤你,为的是看一眼外国人。空气变得颇为浑浊,门口被一小团人堵得严严实实,连小脸都从老人们的脚踝之间往里张望。那真是一群杂七杂八的人;太阳从屋顶的孔里像一道明晃晃的光柱直射进来,屋里其余的地方深深地暗着,他们衣服的颜色和那些稀奇古怪的面容合在一处,是极耐看的一幅画。那芬兰人提议说,我初到蒙古,想必愿意听听这地方的音乐;于是为该由谁来给我演奏,便大大地商议了一番。等了极久,两个年轻喇嘛出去了,不久便回来,一个抱着一件长长的多弦木器,或许同齐特琴一族远远有些亲缘;另一个抱着一件像班卓琴的东西,装着四根弦。

在落日昏黄的光里,这两个平日多少有些桀骜的少年,带着一种看着极可喜的羞怯,拨出一串串秀气的小调和弦;时不时有一个轻轻地、极腼腆地唱起他那些有史可稽的祖先的武功。这聚落里的歌手是个姑娘,我听说她羞得压根不肯出来。这一切是那样诡异而苍野,离我所知的生活那样远,又那样异乎寻常地像一场梦。我在北京的那几个月里得知:蒙古人在音乐一事上同中国人全然不同。我在北京时,满洲最后一位皇后辞别了她那动荡不安的国度,喇嘛自然在丧仪上担着要紧的角色。在那座供人向已故皇后的神牌行礼的台子一侧,有一座庙似的小建筑,四五十位僧人聚在里面,穿着明黄缎子的鲜亮法衣,吟唱一曲庄严的哀歌,同那一片哀悼的气氛再合不过。我记得,许多原本一丝一毫也不肯承认中国人有乐感的人,都被蒙古人喉咙里发出的那些异常深沉浑厚的音调打动了——他们那吟唱很像格里高利圣咏。

第六章

「善骑者堕」

——中国谚语

塔布尔一带的人很友善,常有人请我到各家蒙古包里去坐谈。把人劝进包里来,好凑近了把这外国人的衣服、头发、「浅眼珠」等等细细查看一番,于有些年轻女人是一大乐事;而我对那脏乱视而不见——这是一切好行人必不可少的本事——倒得以见到这些人在差不多寻常的情形下的样子,而人若是带着明确的目的和去处赶路,这是难得办到的。有几座蒙古包里——在我看来,一座比一座更脏——有极可爱的婴儿,那些小东西从没受过粗待,对人毫不设防;有几个褐色的小脖子上戴着真正美丽的玉符和大块的琥珀,无论怎样也劝不动他们的母亲卖掉,怕折了孩子的福气。就我在北边南边所见的来看,我得出一个结论:蒙古的小孩子,在到了要被许给喇嘛寺那种败坏日子的年纪之前,是格外快活的小人儿。男婴在蒙古包里同他在宫里一样称王称霸;不过我想,他的小妹妹在这里的命运,比她在中国人家里往往所享的要公道些。无论如何,我在蒙古从没见过一个孩子受虐待,而听见孩子哭也是难得有的事。听说蒙古各处人家口数都少;有一座包里,人家把一位双胞胎的母亲引见给我,当她是个颇为异常的人物,她自己还为这事道歉,说:「这外国人要当我像条狗了,一胎生两个。」

有一天傍晚我回到营里,发现本地那位官人应我说过「我从没骑过骆驼」的话,送了一头骆驼过来。我想那些本地人是等着看一场好戏的,因为院子里闲人反常地多。那骆驼看着是头温顺的年轻货,我们一见面就彼此投缘。牵它来的人一声吩咐,它便跪下让我上鞍;那鞍是蒙古寻常的样式,马镫极短。既没有缰也没有辔,起初叫人心里没底;不过人家向我保证说,用那根驼毛绳就很容易驾驭——绳子系在一根穿过牲口鼻骨软处的木钉上。我运气好,没有当下栽下来;因为要记住这一桩是需要点经验的:骆驼起身时先起后腿,把你往前颠到前峰上,等它前半身立定,又把你弹回来。不过我压根不打算给蒙古人作乐,便爽快地谢绝了人家牵着(我不知怎的信得过那头骆驼),以从容的步子出发,心里琢磨:这位骆驼太太若忽发奇想要驮着我跑掉,我究竟拿什么把她止住。

跷跷板和秋千的岁月,至今是我珍藏的回忆。那种起伏的摇荡,许多人一想到就想起多佛到加来的海船,我却一点也不讨厌;胆子大了些,我便把脚跟一磕,试着让它慢跑起来。这位太太很给我面子;我自信我们是两相满意的——直到我,交情才这么短便鲁莽地同她套起近来,用上了一个我在北京颐和园附近尘土路上骑驴时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字。「得啊,得啊,」我快活地对这位太太说,无非是(而且完全不必)提醒她抬脚,别绊着。我忘了她的学问只及于母语,她并不懂中国话。那效验在不止一个意义上都是「惊人」的。她猛地站住,使劲一掀,把我抛到她的前峰上,自己噗通跪了下去。真是上天保佑,我的脖子没有折断;而第二个动作一反过来,我又回到了鞍上。幸而我们离旁观的人老远;可我的信心是大受打击了。后来我想起「索啊,索啊」才是蒙古人要骆驼跪下受驮时说的话,这才觉得可以宽恕,可以把这场小误会忘掉。

骆驼脸上的神气总是无以复加的轻蔑。骆驼叫我想起某些上了年纪的贵族老姑娘:她们没有钱,也没有多少脑子,却有一项资产,就是社会地位高人一等。不过我照样喜欢,无论是骆驼的门第还是老姑娘的门第,说到那上头都一样。

我在塔布尔的整段日子里,天天有消息传到耳朵里,说这地方越来越不靖,说某处已经打过仗或是就要打仗,而那地方离得并不很远。官府警告传教士们,叫他们随时预备着一得信就逃,并且劝他们赶紧把妇女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去。附近不知哪里驻着三位中国官员,他们的行止守得极密,而人人不安、个个紧张的气氛则弥漫着。

不难看出:我若要把我整个的打算办成——那就是回北京,打点好行装,立刻再经戈壁和西伯利亚往欧洲去——就不该再耽搁。这一趟小小的远行,不过是为那更有雄心的横穿大漠之行先慢跑一圈、长点经验,同时也试一试我吃苦走路、过原始日子的能耐。我回中国的这一程看来是要孤身走的。这回我身边既没有芬兰人、也没有蒙古人同骑,只有那两个中国人——他们为北边的消息一天比一天不安、一天比一天坐不住,不断纠缠着问我什么时候回张家口那安稳地方去。

我不喜欢任何带着单调气味的东西,而且从欧洲人的眼光看,我对内蒙古的种种可能也有兴趣;于是我决意走一条同来路不同的道回张家口。我在北京听说过一个大马场,是中国境内一个小财团出资办的,那里住着一个孤零零的德国监工;马场在塔布尔东南,骑一整天的路程,地名叫多尔那嘎实。有人告我说那地方值得去看看。

那时才五月初,这一趟路上我的天气运总的说来极好;可到我预备动身时,一场典型的戈壁大风刮了起来,把我耽搁了两天,那两天里什么事也办不成。我唯一称心的是,我所有的东西都已打好包,不在尘土里了。

我那中国赶车的在动身前要钱;他显然同哪个蒙古人欠下了一笔账,他说是草料账,不还清就不许他走。我在外头待的日子比我那两个伙计预料的长;原议是动身时先付总工钱的一半,等他们把我囫囫囵囵地送回张家口再付另一半。我确实相信,钱带得极轻为我添了不少安稳:我身上只带了几块钱。这时我很留心,只给他们够应眼下急用的钱,把大头留到路程末了,好把鞭子握在自己手里。我们转身离开塔布尔、在冰冷的风和扎人的尘土里朝家走时,恐怕是颇为别扭的一行三人。那两个中国人为要绕这条——在他们看来——不认得的路而不痛快;而我得承认,我自己也有几分「蔫」。

有个蒙古人陪我们骑了一段路,给我们指明去马场的方向;天黑以前我们到了一所造得很结实、极舒服的平房,它孤零零地落在无边无际的草原正中,紧挨着一个大而浅的湖,湖上栖着许多野禽。平房四周是蒙古包,还有长长的矮马房;后来我知道,里面养着那些要用来改良蒙古马种的极好的俄国种马。那位德国监工把门前忽然出现一位欧洲太太的惊讶掩了下去,用极好的英语极热诚地欢迎我。那平房里面有萨克森农家的一应舒适;我很高兴在那里住一夜,这样回张家口路上要受的难受客店便少了一家。看惯了那些难看、矮小却极顶用的蒙古小马之后,这些极好的马——我若记得不错,是俄国种同德国种的杂交——看着简直像巨人。它们身架雄壮,脖子短而弯,头小,确实极有气派;我望着它们,生平所有的漂泊里第一次生出一丝思乡之意,心里琢磨着:汽车发展到今天,把那些马挤走了多少——而那些马在伦敦社交季里的风姿,是天下别处都看不到的。

散在草原上的五百匹蒙古马,便是我这位主人手里的材料。他告我说,到目前为止他的运气不算特别好,因为母马里有病;而就财上的成败而论,他似乎也不觉得眼前的指望有多么乐观。这马场有一点格外叫我感兴趣:蒙古人虽有那么一身马性、那么被夸耀的骑术和一般的本事,这位德国监工却宁用中国人而不用蒙古人,因为论照料牲口,中国人样样都可靠得多。

第二天我们一早动身。天又晴了。分给他们一把香烟,就把我那两个中国人变成了最快活、最体贴的伴儿。在这之前,大约是先有这个人、后有那个人向他们传令,把他们的毛摸反了——我确信那都是无意的。可如今他们只对我负责、只向我负责,谁也不能比他们更好了。只要你能真正让你的中国雇工有一份责任感,你手里就有了世上最可靠的人——这不单是我自己的经验,也是那些在中国住了半辈子的人的经验。而且在那里住得越久的人,越喜欢他们。我早就得出一个结论:在几乎不懂他们语言的情形下,只要行得通,你越是自己亲手、不靠旁人去管你的本地仆人,就越同他们合得来。一旦有第三者插进来,误会、脾气和不和就都来了。

我那两个赶车的告诉我说:我若不嫌弃,可以免了午饭和歇午,他们想可以把我带到一家远些的客店去,那里比就近该歇的那一家舒服得多——这话着实叫我欢喜。我并不嫌,而且很知足地以核桃和枣子果腹,因为我车里只有这些;我们就这样一气走了整十二个钟头。那两个人兴头极高,一路朝牲口喊着「吁,吁」(照中国那种颠倒的说法,这自然是「快走」的意思——我每回都被它骗了),一整天说笑不停,因为照美国人的说法,他们「觉着痛快」。那一天确实很苦;而一天到头,我们遇上了一样在我看来百看不厌的乐事——我生平见过的最大的驼队之一。它慢慢地从地平线上爬上来,横在我们同一场壮丽的落日之间,在金色的雾气里摇摇摆摆地走来,渐渐映入我们的眼帘,衣着华丽的蒙古人懒懒地倚在驼背上。那必定有两百多头骆驼,骑着的有十六七个人,个个全副武装,蓝的、紫的、僧人的红的,是一片片鲜亮的颜色。

我整个人被这幅美景吸住了,竟没有注意到——显然那两个人也没注意到——我们正走近右手边一家客店的院子;忽然我们领头的那匹马猛地一冲,从驼队正中直穿过道去,把骆驼冲散,闹出了一场小小的惊群。那小畜生饿了,压根不打算让几头骆驼挡在它同它的晚饭之间。骆驼彼此只是松松地系着——这是为了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比如绊跤或者驮子掉了,不至于伤了它们穿孔的鼻子——于是四散开去,一时间空气里满是蒙古人的咒骂。不过并没有出什么事,人人都为那匹火性的小红马那股邪劲而笑。可我们的去处还没到;我们到「那个想到的安身之处」时,天早已黑透。在客店门口交涉了许久,我满心担着怕,以为住处要出麻烦;可我那位麻脸中国人好一番说合之后,我们到底得以进去,而且我一个字也没说,就有几个人被从一间屋里撵了出去,好让我独占。

几天前被我重重打过耳光的那个小子,表现好得很:替我支床、给我打热水,然后还守着看我吃晚饭。末了我把一条羊腿的大半送了他(我厌恶老羊肉!),才算把他打发走。得了一小会儿清静,我便就着食盒里的种种剩余饱餐一顿,赶紧上床睡了,心里还揣着一个不舒服的记忆:那小子曾举起四个指头,表示明天几点动身,或者至少几点叫我。我估摸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能到张家口,第二天早上便把若干吃食分给围在旁边看我打包的几个苦力;而我分出去的东西,我那两个人样样都换回了对等的回报,这叫我看着好笑。我留意到,一本《笨拙》画报就从店主手里换来了给那匹红马的草料。

又是一天颇为吃力的路,把我们送上汉诺坝山口顶上;我们到高处时,那颜色绝妙。紫色和浅蓝的山从雾气里挺出来,日头明晃晃地照着,大团大团的云把深影投在这座通往华北的门户上。多伦来的路就在这里汇入我们这条商道;而我们亲眼看见了:我们听了那么多的战事,并不是什么神话。我们一辆接一辆地超过牛车,每队都有小股中国兵押着,车上运下来的是背囊、装具和帽子——那都是在多伦一役里死于蒙古兵绝好的枪法和锐气之下的可怜中国人的东西。中国人太俭省(也太穷),不肯让帽子跟着兵一起埋掉。我们还不止一回看见一个伤得极惨的军官,被人用粗陋的担架抬下那条石头可怕的山口。有一个人不得不在我歇过的最后那家店里过夜;看他被重新抬上担架时所受的苦,实在可怜。他下身被打得很重,我想他必定巴不得当场就被打死。人家说中国人感觉迟钝,比起来不怎么觉得苦。关于他们,我只知道一件事:有些人自制的能耐发达得惊人。至于他们对疼痛的敏感,我不愿置评;可我很确信,在这上头下通论是轻率的。

说也奇怪,人的驻脚处,无论多么临时,一时间总成了一处舒适安稳的港湾;我在路上的最后一天,就带着那种「快到家了」的心情。作为最后一样经历,我们在山口最高的一段遇上了三个钟头的沙尘暴,是我在东方所见过的最浓的一场。浓到我把自己整个用油布蒙起来,尽量往车厢最里面缩,呼吸的空气像是哪个爱开玩笑的人拿一袋面粉弄出来的;而为了稳当,也纯出于一点人道,我把我的风镜给了我那位汗流浃背的赶车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我是不大在乎观瞻的;可第二天整天,我和一个「小子」都在设法把那场风暴里我穿的那身骑装里的土赶出来,连仔细收在小箱子里的那几件东西也得赶。

从张家口以北十五英里的高处下来,一路是不住的颠、簸、撞——簸、撞、颠。一只轮子爬上一块被岁月磨光的大石,在顶上停一秒,再咕咚一声滑进软沙里。另一只同时在一块刚从山坡上剥落的岩石上跳着「独舞」。我这一路下张家口山口,东西便是由走惯中国路的老手装的车,凡能碎的全碎了;连我那几本书的书边都被磨得彼此磨穿,布面底下露出了纸板。至于我的照相机,我那只心爱的旧柯达——十五年来它在许多国家里替我好好效力,在蒙古更是十成十地出好片子——我若有办法,是决不让它碎的;我把它用带子挂在脖子上、让它搁在胸前,这样添了几分抵挡震动的缓冲,才救了它的命。这样格外的损毁,缘故是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下山,赶车不顾死活,为的是赶在关城门以前进张家口。

下到平地上,一切苦处都被那避开了风的安宁抵偿、也被忘掉了。张家口谷里的路极美、极熨帖,而且处处有景。四围嶙峋的山沐在落日柔和温暖的光里,合在我们身后的影子是浓郁的紫罗兰色。一个多月前还光秃秃的树,如今已满身披着最娇嫩、最新鲜的绿;原先冻住的河床,又成了一道流水。许多在那里饮马的男人和孩子向我那两个赶车的——顺带也向我——致意,把我们当作做过壮举的英雄,欢迎我们这些从遥远而危险的地方平安归来的行人。中国人怕蒙古人是怕得厉害的。

第七章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中国谚语

我在内蒙古的旅行经历如此称心,所以回到北京去做那件愉快的事——为一趟更大的远行打点预备——时,心境是很乐观的。可我在京里没待多久,就从一个可靠的来路得到消息,使我把计划办成的指望显得有些渺茫了。有一则路透社的电报登出来,证实了我在塔布尔所听的传闻:就在那地方以北打过一仗,一千二百名中国兵溃败;而那些从前是马贼、如今成了蒙古官军的红胡子,正在离张家口不过几百里的地方抢掠,不分蒙古人中国人一概杀戮。

接着发生的事是:我从北边回来才四十八个钟头,一天下午在英国使馆遇见了爱德华·马尼科·古尔先生,他当时在海关税务司任职。他同我一样不被风险的问题吓退,一心想穿过戈壁、访一访库伦,好亲身弄清那些导致蒙古反抗中国统治的政治情形。几天之后,他提出一个极实在的建议:我们若合力去试,断然要省钱,而更要紧的是,要安稳得多。计划于是飞快地长起来。古尔先生几乎立刻去了张家口,在那里苦熬了两个星期,极力先设法弄到骆驼,再设法找一个蒙古人给我们当向导。只有经历过这类事的人才明白:要劝一个亚洲人去做一件他心里有疑虑的事,那其间的不断失望、许诺、毁诺、无穷的推延和耽搁——整个过程成了一架指望与幻灭的跷跷板。

骆驼以高得离谱的价钱一次又一次地订下了;一个南边的蒙古人应下了向导的差事。到该露面的时候,骆驼没有。那蒙古人也从约里抽身了。我这边,承担了采买存粮的事——那是个多少说不准的数目,因为在这地方不靖的情形下,万一有事都得预先备着,比如要绕开交战的军队,而那可能意味着绕上几个星期的路。我还买了一匹极好的马——可叹!几天后又只好卖回给原主。不过我在北京,比我那位在张家口的朋友乐观得少些。我在蒙古已有的那一点经历,教了我几分这局面的难处;而到那时边界已守得严密至极,要出中国、要让我们的驼队穿过阵线,是半点指望也没有的。

这段日子里北京某几位朋友的厚道,我所欠的大约比他们自己知道的更多。在那种情形下,计划势必只能私下进行;那两位知我心事的人以想得到的最慷慨的方式给我的同情,以及在备办行装上实际的相助,是我永远不能忘的。不过长话短说——这桩事于我是撕心的——我们在用尽了每一分气力之后,到底只好放弃穿越戈壁的念头;我们以能想到的最平淡的方式坐火车穿过满洲和西伯利亚,到了贝加尔湖东岸的上乌金斯克。这一程若不是被迫把戈壁从我们的盘算里划掉、因而失掉的一切总在眼前晃着,本来是极有意思的。事实上,我在南满铁路上停了二十四个钟头,为的是看一看满洲的旧京与大城奉天;古尔先生则一直坐到哈尔滨,去同几位朋友住几天。

奉天在几方面吸引我。我想亲眼看一看日本的影响(北京到长春那条线是日本的)在满洲的中国人身上起了什么作用,也想去看一看日俄战争中大屠杀的旧战场。而我最急着不愿错过的,是去看那一小批却极精的乾隆画作,它们叫我深感兴趣。这些画连同一大批瓷器,都存在那座旧宫——前朝的祖庭——里,积着厚厚的尘土,难得见一回天日;看来险得很,防火上大有隐忧,不过论遭抢掠,大约比放在中国本部还稳妥些。人只怕有一天,一个手头紧的政府——若它还要打着共和的旗号走下去——会把贪婪的眼睛转到这堆宝物上;到那时美国的一只长钱袋就会填满这些毁圣像者的库房,而国家付出的代价,是这个褪了色的王朝一些最珍贵的传家之物,是那位堂皇的乾隆无价的收藏。城外几英里处那些满洲帝王的陵寝,也叫我越发确信:在奉天停这一程是很值的。

从长春到哈尔滨,走的是俄国人经营的中东铁路。我生平所到之处,没有比哈尔滨更叫人气沮的;它在奉天以北约十八个钟头的车程。我也从没有如此觉得自己是异乡的异客。月台上那些五方杂处的人群中一片混乱,我几乎绝望,怕火车开走之前拿不到我的行李。我把这桩事整个自己办妥之后,才有一位急时之友——一个旅馆的脚夫——来帮我,把我拽到了我生平所进过的最沉闷的旅馆去。哈尔滨是随着西伯利亚铁路通车雨后春笋般长起来的,没有多少可喜之处;而叫人气沮的是,赶上俄国人的节假日,所有铺子都关门,为了做最后的采买,只好在那里多待几天。哈尔滨我找不出一点可取之处,不过我们有一桩异乎寻常的好运倒是在那里撞上的。在一个阴沉的茶园里,古尔先生和我正费尽气力想劝一个俄国女侍给我们端面包黄油,忽然有位相貌堂堂的老先生转过身来,用悦耳的声调说:「要我替你们翻译吗?」我们实在是要的;而随后那一席谈,我们更是受用。我们得知这位朋友走过许多地方,到过库伦,因此能把怎样到那里去的门道极有用地告诉我们。他还出于一片好心,给我们写了介绍信给一位俄国人——那人大可以帮我们大忙,只可惜我们到蒙古时他不在。一个全然陌生的人这样的厚道,实在叫人心头一爽,还可说叫人振奋。

我们离京时所走的路线同原定的全然不同,因此没来得及办在俄国携带火器所需的准单。俄国海关是西伯利亚旅行的梦魔。便是样样都于你有利——护照签得齐全,每一处细节都合规矩——也往往会生出无穷的难处;而旅客们彼此讲的那些丢行李、误火车和别的无谓麻烦的故事,件件都可叹,样样都不同,而一概出于——我们姑且说——过分的热心?俄国人似乎至今还以为,容你在他们那个不招人待见又昂贵的国家里旅行,是给了你一份恩惠;而就我而论,我在那里所受的纯粹的难受,确实比我住过的任何别处都多。

满洲里那处聚落——它简直不配称作一座城——离哈尔滨有约四十八个钟头的车程。它唯一的分量在于它是俄国的边界,因此也是一切同海关有关的恼人之事的舞台。我们预料在这里会为我们的枪、左轮和弹药出麻烦。可好运开始照着我们了:承另一位偶然相识的人好心指点了几句,我们一点难处也没有遇上。有人预先警告我们说,枪若露得太明显,必定要被没收,而且毫无疑问要被监禁,连罚款赎免的余地都没有。伏尔加河上那些可怕的地牢的故事,在我脑子里飘过。

于是我的枪从枪套里取了出来(枪套由邮局寄回北京),三节分别包好,塞在我箱子里的内衣当中。至于弹药,人家教我说,要分散放置,不留一点痕迹。这桩事可一点不容易。一百多发装进一只洋铁壶和一只盆里,上面摆上核桃,再包成一个乱糟糟的牛皮纸包。其余的装在一只背囊里。大家一致认为,我们两人之中不易招人怀疑的是我;于是我承担下来,尽我所能把这场瞒天过海演好。在我的风衣底下,我挂着那支毛瑟手枪和一支大柯尔特左轮;小些的那支揣在口袋里。这几样的子弹我也散在身上各处。外衣外面是那只背囊,带子藏着绕在脖子上;为了让人以为那里面轻得像是——姑且说——食物吧,我还用两个指头尖俏皮地拎着它。总起来分量颇重,我觉得自己活像吉尔伯特与沙利文歌剧里的海盗。

查我那只小箱子,于我是一场揪心的表演。在那种情形下,还要对搜查的官员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面孔,实在颇难。一层一层地被揭出来;眼看要露出我那支拆散的枪了,那位主事的大帅却按住了手下的手,于是万事大吉。可那真是险到了毫厘。

我们那只存粮箱是料定要上税的,因为凡进俄国的东西一概应税;而几天前有人告我说,一位带着婴儿由这条路回国的太太,为她路上买的十六罐牛奶照足价付了税。可那几位官员把整箱东西倒出来就知足了,见没有一样是整打成套的,便很够意思地全数放行,一个子儿也没收。

此后到我们目的地上乌金斯克的余程,坐寻常的西伯利亚每日快车,倒颇愉快,也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事。车上没有餐车,不过这一路沿线各站的餐室都极好;我们借这些餐室吃饭,便得以把食盒里的东西省下来,留着在蒙古应急。我们一天三回在大致合宜的时候停车吃饭,很快就学会了迁就这些钟点,否则就索性不吃。那些餐室里我们找到极好的食物,价钱极公道,而且通常是算准火车到站的那一刻做好的。在沿途的小站上,我们还能买到要多少有多少的野草莓;只是我们从来没能在买到上好奶油的同一站上买到草莓——那奶油约合半品脱只要一便士。这样一趟路上,食物所占的分量可不小(从满洲到上乌金斯克约有五十个钟头);为了那些怕一旦有胆子不坐豪华列车就要挨饿的人,我顺带提一句:剖开用蛋液和面包屑煎的小鸡,就着一大份有名的俄国罗宋汤(那汤本身就是一顿饭),凑成的一餐是难以胜过的。为省钱我们坐二等——因为我们对在蒙古能撑多久的财力全然无知——同车的多半是俄国军官和他们的家眷,还不时上来两个希腊正教的神父。可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懂母语以外的任何语言。要找俄国人素来被称道的那种出色的通几国语言的人,我想得到彼得堡或莫斯科的上流社会里去。我们遇上的这唯一的语言家是个神父,他在美国住过。车上的列车员虽说够客气,也只会说俄语。每节车厢尽头那些设备齐全的洗脸室,是极会吞东西的陷阱;而有一桩不愉快的巧合:我们俩的表在同一天丢了。

那两只表无疑是被偷的。我这只的来由不如同行人那只好解释。他把表放在脸盆边上不到两分钟;而发觉这第二只也丢了之后,看来是该抗议的时候了。可用俄语抗议,在一个字也不懂的人是不容易的;我们便用上了最原始的办法:把表画出来,再向同车的人做哑剧式的查问——当时车上是两个神父和其中一位的两个儿子。我们有理由怀疑的正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我便板着脸走上去,把那张画在他们眼前一挥,索要那只表。叫我们吃惊的是,那位父亲开口便是一口流利的英语,向我们保证说(哪个做父母的不会如此呢?)他的孩子都是好孩子,若是拾到了表,决不会想留下。而更叫我们吃惊的是:另一位神父取出他的烟盒,打开,里面露出那只表。他带着一副油滑的躬身把表呈给我,解释说他不知道是谁的,所以收着。我们的感激里恐怕掺了些不信;也许是他那不安的良心触动了他,因为他从那宽大的袍子里掏出一个大十字架,假模假式地吻了吻,向我们两人伸出手来;我们还没来得及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已先吻了我们一个、又吻了另一个,一面大声申说自己的诚实。一个极可厌的人。

第八章

「生而下愚者,教之无益」

——中国谚语

然而我们真正的难处才刚开头;到了上乌金斯克的西伯利亚旅馆,彼此连一个共通的字也没有,我们才觉出全然无从着手。我们是深夜到的,要叫他们明白我们饿了、想在上房之前吃点晚饭,真是费尽了周折。我们想,鸡蛋总该是最简单、最容易弄到的吃食。于是我画了一个蛋。他们没有把它当成什么,简直说不尽;唯独「那是个蛋」这一层,他们压根没想到。诚然,匆匆画出来的一个蛋,可以是许多东西。于是我在画上添了一只蛋杯;他们对此一脸茫然地瞪着眼。我想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又试着画一只鸡;他们笑了,可对我的用意毫无概念。那优越的一性终究有他的急智,古尔先生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忍无可忍——他是个火性子的小个子——指着我的画,猛烈地扑打两条胳膊,扯着嗓子「喔喔喔」地叫起来。店里上下大喜。这一番表演钻进了他们的厚脑壳,那一夜我们吃上了鸡蛋。

第二天我们打算把那条要载我们沿色楞格河上溯到恰克图去的轮船打听清楚,可这事怎么办成,几乎是个无从逾越的难题。电报局的办事员本是我们唯一的指望,可一打交道才发现,这条路子比没有还糟。他们法语、德语一个字不懂,英语自然更不必说。我们颇为丧气地在尘土飞扬的街上走着,琢磨究竟能有什么办法;正在这时,从一户人家出来,我们撞见了一张和善的中国人的面孔。我们一把揪住他,于是我们的难处至少暂时告终了。他自己不知道的,便指点我们去弄明白;他还折回那所房子里,请了主人出来同我们说话。这位先生原来是个会说德语的俄国人,在当地一家颇要紧的行号里任事;他的厚道,我们至今感念不已。他帮我们点菜,陪我们步行,陪我们坐车。他带我们到轮船公司的事务所,替我们买了票,末了把我们和行李送上了「拉巴特卡号」,站在码头上向我们挥手道别——真像一位好朋友。

上乌金斯克不是个有多少可喜之处的地方。它从前是流放之地,如今是军事重镇;它最显眼的东西是那座巨大的白色监狱,立在城外不远色楞格河的岸上;比起全城约四万的人口,那监狱似乎大得不成比例。这座监狱能关六百个男女,有几间屋里挤着多达七十人。最凶恶的罪犯,以及那些越狱后又被捉回的囚犯,都单独关押,锁在地牢里,脚上戴镣。上乌金斯克这四万人里,据说有一万是中国人;其余的人里,无疑有相当一部分是俄国的政治流放者和获准假释的人,连着他们的家眷或后裔。

就这地方的大小和位置而论,上乌金斯克的铺子还算不错。另有两家工厂;每天某几个钟点,大集市广场上的买卖很活络。上乌金斯克在皮张、毛皮、羊毛和木材上的生意做得不小。不过头一样是以生料出口的,所以这一行雇的人并不多。同多数俄国城镇一样,教堂是最突出的建筑;上乌金斯克这一座有铜绿色的屋顶和白墙,立在一条流淌的河岸上,确实悦目。

那些房子多是木造的,常用带皮的粗原木搭成,多半只有一层,沿街而立,街上的土照例深到人的脚踝。在这样的地方,唯一可能舒服的办法是穿当地那种柔软的长筒靴。可只有本地的男人穿;女人多半踢趿着趿鞋走路,蓬乱的头上搭一块披巾。

这时天气渐渐热了;过了上乌金斯克那些无荫而满是尘土的街道,一想到要在河轮上走两天,真是再舒服不过。可我们没把蚊子算在内。「拉巴特卡号」实在称不上豪华,而明轮的震动和声响起初也颇难受。船舱里不设卧铺,只排着三条硬的、蒙着丝绒的座位,舱极小;而日头一落,窗上就非得挂上厚厚的铁纱罩,这一来舱里热得几乎无从忍受。上层有一片宽敞的甲板,我们本满心指望把全部的工夫都消磨在那上头;可叹!那烟囱喷出来的不是烟,而是不断下落的烧红的木炭雨;而因为有火患之险,自然不能张遮篷。

出上乌金斯克时在松林覆盖的山间穿行,景色还算秀丽,不久便平坦乏味了。色楞金斯克是沿途唯一略有规模的村子,照例有一座带绿圆顶的大白教堂;它约在我们起点同奥斯特恰克图之间的半路上。这地方值得一记:上个世纪前期,一群英国传教士曾以此为阵地,在布里亚特人——一个归化俄国的蒙古部族——中间办出了极好的事业。他们在那里过着全然流放的日子,直到四十年代初尼古拉皇帝下令把他们逐出俄国;缘故是当局所怕的并不是布里亚特人被教化成基督徒,而是英国的影响。

在清晨的凉气里到奥斯特恰克图这个小港,实在是极愉快的事;我们同一个塔兰塔斯车的车主做了一笔亏本的交易,随后便坐着车行走在一片同我们刚离开的地方恰成清爽对照的乡野里——一片片开着花的荒原,边上长着松树和白桦。有一处,歌声从一道浅谷那边飘过来;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从一处俄国兵营的帐篷里传出来的。西伯利亚这一带其实是刀枪林立的;在这样一片分明太平的土地上屯聚这么多兵,其别有用心,意味是够明白的。我们大约走了十来英里,便驰过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那座热闹的小城——那里从头到尾,教堂和兵营似乎压倒了一切,直到那座不起眼的、一层的、谷仓似的建筑门前,而它自称「大都会旅馆」。

那地方一派沉闷之相;卧房像一间间牢房,开在一条又长又有气味的过道上,叫人心情远谈不上开朗。洗漱的安排不过是一只洁净可疑的洋铁容器钉在脸盆上方,水从里面涓涓滴下;床上既无被单也无毛毯,一点也不招人。不过店主是个富态的塞尔维亚人,倒是个够和气的人,给我们送进来一顿可口的午饭;在船上车上野餐了那么久,这顿饭很受欢迎。恰克图——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不过是它北面的一个区——我们发现它比上乌金斯克有意思得多。它是个大军事中心,新盖的兵营样式难看得惊人,能容一万五千多兵;若没有它糟蹋前景,这里本是极迷人的一片景致,一直伸进蒙古,直到目力所及。

一条无主之地的带子把恰克图同买卖城隔开;那是一座秀气的中国小镇,紧贴着蒙古最北的边界,同恰克图相对——那片中立之地由尘土荒滩上的两根石柱划定。可俄国早已破了中立地带的规矩,在离边界五英里之内盖了兵营,买卖城便沉寂下去。那里实在是极其沉寂,因为俄国人在这里把中国人逼得很紧;而中国人无疑曾把蒙古人榨到忍耐的极限,如今轮到他们自己,在进出货物两头的捐税之下被碾着、被挤到无从立足——而俄国的一切产品却都受着特别的庇护。中国人很愿意把他们的委屈说出来;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坐在他们的小铺子里,照俄国的样子喝极好的茶,喝了许许多多,一面听他们把这些委屈倾倒进我们同情的耳朵里。中国人、蒙古人和俄国人在恰克图是比肩而居的;可全部算起来,除了军队之外,总人口不过一千出头。

正是在恰克图,人头一回结识喀尔喀人,也就是北蒙古人。街上、集市上、那沙子把每一丝光都反射回来的灼热里,都遇得见他们。他们总是骑着马,那模样入画得异乎寻常,头一个印象就把我迷住了。有一对——一个上了年纪的浪子和他俏丽的年轻妻子——我们跟着他们看他们采买。那姑娘稳稳当当、极有姿态地坐在马上,在各个摊子上讨价还价;她那位年长的情郎掏卢布时的那份爽快,叫我想到她必定是「另一位」的妻子——那总归不是做丈夫的样子。在一家中国摊子上,她喝了一样看着像果子露的东西,做出一副极难受的脸,那位唐璜便嘲弄地笑起来。她跨着骑马,看着既极实用又极不实用——那奇特的、朝两边张开的头饰,看样子她跑快时是要兜足了风的。我觉得这或许是满洲头饰的前身,而满洲那种头饰,人在北京头一回见时觉得极美。蒙古人典型的那股大摇大摆——后来我们见得多了——在这一对身上也不缺;那位姑娘显然很享受我们的兴味,而且还为此很有几分娇羞。

怎样离开恰克图是个颇难解的难题。关于那些躁动的兵丁、关于红胡子——这些杀人的强盗就叫这个名字——的种种骇人传闻,把价钱抬得惊人。我们在上乌金斯克遇见的一个欧洲人曾告我们说:我们这条路上可能有这类人出没;若遇上一伙骑马的人,穿俄国靴子、戴软边帽,就该见面就开枪,别等着他们「先把铅子送进来」。红胡子的名声是先杀人、后抢东西。这番劝告究竟有多少道理,如今难断,因为所幸我们从没有机会照它办。承恰克图掌电报事务的那位孤身丹麦人的好意——我们运气好,有一封介绍信给他——我们同一个塔兰塔斯车主谈成了价。那车是个粗陋的、摇篮似的带篷架子,实际上没有弹簧,四个轮子,用三匹烈马拉,由一个扬希克、也就是俄国车夫驾着。六十卢布(近七镑),其中十卢布预付(这一笔我们到了地头无意中忘了扣除),我们那位样子像无赖的车夫应下把我们送到库伦;不过他说,这个时令河水正发,他不保证一个星期之内送到。在我看来这不算什么短处:在路上多耽留,往往能让人同当地的情形亲近起来,而赶着时间、照着契约一路疾走,是把这一层完全断掉的。

我很高兴能把俄国的尘土从脚上抖掉一阵子,离开那家旅馆;在这个完美的夏日,到八点钟它还在懒洋洋地睡着。前一夜宿醉的痕迹足以叫人不愿在那饭厅里吃早饭,那也不是个人愿意多留一刻的地方。我们账单上一个煮花菜要五先令出头,这足以证明:俄国人虽不爱做事,却是爱钱的。任什么时候,我宁要一座蒙古包,也不要西伯利亚的一家大都会旅馆。所谓文明固然很好,可它多半是毁了简朴,而又丝毫没有添上舒适。

第九章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中国谚语

我们那辆塞得满满的塔兰塔斯车纵然难受至极,也浇不灭我们六月末那一天踏上库伦大道时那份灿烂的乐观。我们那车夫虽看着像个无赖,熟了之后倒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到末了我们很喜欢他。动身前一天他来看过我们究竟要带多少行李,而他是颇想严加限制的。不用说,那堆行李一夜之间胀大了不少;我们绞尽脑汁,琢磨怎么把它弄上车而又不太招他的挑剔。可早上这位扬希克满脸是笑,一个包一个包地装上去,他全不理会。我心里掠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也许他同红胡子是一伙的,觉得东西越多、赃物越肥。我们挤得实在毫无舒服可言。不过经验教过我们:到时候人什么都将就得下来;何则,我们此刻对人生实在太满意了,顾不上为这节骨眼操多少心。同我们挤在一处、围着我们、从车篷上吊在我们头顶的,是来回两程的食物(至于要走多少时日,那是极模糊的)、少量随身行李、我们的铺盖,还有不可不提的照相机、火器和子弹——我们想坐在上面或靠着它们时,它们便处处是硬角硬块。兵器须得安放得随手可取。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到库伦去。

这辆塔兰塔斯由三匹马并驾,另有第四匹拴着一旁跟着跑——那可怜的小家伙总碍事,路一窄就被挤到土坡上,而且每回都因这份倒运而挨那条长鞭最狠的几下。我们还远没有将就出一点舒服来,就到了最后一处停歇地:买卖城,刚过边界;我们本盼着在那里买一批香烟、买些新鲜面包、寄出最后几封信。可俄国的影响占着上风,买卖城还没醒,邮局和面包铺都还关着,我们唯一的收获是香烟。一出恰克图、穿过买卖城,我们便实实在在在蒙古境内了,在起伏的原野上疾行,走的是车辙而算不上路,穿过开花的草原,一时同一切文明和房屋道了别。正午我们赶到第一处俄国驿站,那是一间新盖的、因而还算干净的木屋;一个蓝眼睛、穿蓝布衫的年轻俄国人端出那无处不在的茶炊,连在这里也给我们泡出了一种茶——出了俄国,这样的茶你拿情拿钱都换不来;我们为眼前这份简朴的舒适而自庆。我们吃午饭时,那位扬希克自顾自地把车轮卸下来仔仔细细上油,这桩事把我们耽搁了不少,而在我们看来,本是大可以在动身前办了的。

这一天开头那样好,后来却阴下来;灰云变成不停的雨,叫我们担心夜里会落到什么境地。我们穿过一片秀丽的乡野,草长得好,花也撒得匀,处处长满一种小小的朱红与黄色的卷丹;这样走了四五个钟头,黄昏时在倾盆大雨里停在一处意外的棚屋前,屋子四周有三四座蒙古包,立刻有几个蒙古人出来。熟了之后我们断定他们是布里亚特人;可不论是哪一族,他们给了我们热诚的欢迎。那个看来在这里当家的女人尽力让我们舒服,替我们掸去雨水,甚至还拿我的海绵去擦古尔先生胶布雨衣上的泥——那海绵我不巧拆得略早了一点。这一家人似乎很庞大,无论论人数还是论个头。他们都来帮着搬东西,还急着要替我们解包。那位好太太很快就烧开了一只欢快地咕嘟着的茶炊,又在那座占去地面足足三分之一的泥灶里生起噼啪的火。她全凭哑剧向我们表明——后来我们证实她所说不假——她从前在俄国领事馆当过差,她是基督徒(屋角有一幅圣像,她指给我们看),因此她很爱我们,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

那些男人搬进来一大堆柴——七月初的夜里也还是冷的——然后站着一本正经地看我们。这一家子连着左近许多朋友,时不时毫无客套地进来看我们一眼。他们直进来,站着瞪一两分钟,把凡是引起他们注意的东西摸一摸,就走开去。那几个小男孩可不然,他们有三四个,赖着不肯走;他们一边捡着点吃食,我们一边想从他们那里捡上一两个蒙古字。羊和山羊也挤在屋檐底下,门一开就要往里钻,我们若不硬气些,它们就要把我们挤出去了。就这样,它们大半夜还「咩——咩——」地叫着,叫得人心里发怅。这里自然没有炕;我们照那位扬希克的样子,把所有能用的衣服和毯子摊在地上。我似乎醒了好几个钟头,听着那雨敲打下来,炉子那一边男人们打着鼾;而能住在这样相对舒服的地方,我心里是感激的。不到七点我们又起来了,把硬饼干涂上黑莓酱(我多么悔没有坚持把采买伙食的事接过来、买些面包!),又把可可喝得滚烫,好让自己暖和些。孩子们进来喝剩底;作为回报,他们尽力教我用他们的母语数到六。我想他们自己的本事也就到这个数为止。

雨下了整夜,第二天一整天还在下,接着那一夜又下;所以我们那位扬希克示意说眼下还是待在原地为好,我们并不觉得可惜。我们知道不久要过一条河;他把两条胳膊举过头顶说了声「乌拉河」,我们便正确地断定:那河水涨得老高,是过不去的。何况下一夜说不定就要露天宿营,而照眼下这天气,那是一点也不诱人的。我们过了极懒的一天,写了一点东西,读书、说话,同偶然露面的小蒙古孩子玩。

到第二天早上,据说河水已退得够我们过了;我们六点就上了路,天气却不怎么看好。乌拉河不远,我们乘一只平底驳船过了那片急流,驳船是用钢索拉过去的。我们连人带车连马挤在一处,给那几个摆渡的蒙古人约三先令的辛苦钱。两岸是平的,这一段河面和那片荒凉多丘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悦目之处,一轮水汪汪的太阳正徒劳地想照出点光来。到打尖时候,我们走完了第三程,停在一间沉闷到极点的土屋前。大雨把屋顶毁了一半,地面因此成了一片污泥沼。这里凄凉地流放着三四个蓬头垢面、看着凶狠的男人,还有一个极不幸的女人,三个小男孩扒着她那条拖泥带水的裙子——那是些可怜而潦倒的俄国人,命运之手压在他们身上太重了,连一丝最淡的指望之光也不容他们的天边有。看着分明曾一度属于文明的人退回到这种近乎禽兽的生存里去,有一种特别的凄楚。他们在这里靠什么活着,比他们怎么活着更是个谜。

天转晴成一片灿烂;我们从那些蚊子成群的沼泽谷地爬上来,在山间盘行向高地而去,这世界似乎也成了个欢快的地方。翻过一道又长又有些磨人的山口,爬到顶上,一片壮阔的景致作了我们的酬报——一马平川的大平原,顺着缓坡升向群山,一条车辙的带子横贯其间。傍晚时分,我们那位扬希克忽然在座上转过身来,用鞭子一指,喊了一句既听不懂也叫人兴奋的话。转眼之间我们像是被移进了另一种生活里。就在我们脚下,是一大片蒙古聚落,四面都被低矮的山环抱着。许许多多蒙古包三三两两地聚成堆,成了一片大热闹的中心。颜色、形体和动静,简直是泛滥着。远看像是一座座蚁冢、四周爬满蚂蚁的,原来是蒙古包和围着它们的牛羊。衣着鲜亮的蒙古人朝各个方向纵马驰骤;山脚一带散布着成群的马,有好几百匹。男人们正把马拢起来过夜。时不时有一匹不听话的小马从群里窜出去,打算到山里清清静静地过夜。便有一个花衣的壮汉飞奔去追,人立在马镫上,身子远远前倾,一只手高高提着缰,另一只手在身后拖着一样像钓竿似的东西,竿头是一个生皮的套。他手腕一旋,正当时候把那套子甩转过去,极利落地套住那匹马,皮索一紧它当下就服了,于是把它拽回群里去。

靠营地近些,女人们对付那些脾气温和的牛和羊;我们到时,已有许多母牛连着牛犊被拴着,那些牛犊不情愿地让一小部分奶改了道、没进它们自己的肚子。给蒙古牛挤奶,并不像看着那么容易。蒙古的牛比那种关在俗谚所说三亩地里的牛有性情得多;蒙古的母牛若不等自己的犊子吃够了那一份,是断不肯交出奶来的。我亲眼见过它们弓起背来,一滴也坚决不让人挤。

「这里可以弄到新鲜牛奶了,」我的旅伴欣然说道;我答道:「越新鲜越好,」便在我们的食篮里翻找一只壶。他主张从近旁一个笑嘻嘻的姑娘的桶里买些——那姑娘正在旁边一头拴着的母牛身上大把地挤。可我在那些订公共卫生法的人的直接管辖下长了那么多年,不中意那种从脏手指间滤进一只更可疑的羊皮桶里的奶。于是我自作主张,手提洋铁壶走到最近的一头牛跟前,一面同围上来的蒙古人说笑,一面不理古尔先生就我这份「骇人的胆子」所低声表示的抗议,动手挤了起来。可是不然,那头牛不觉得这好笑。它不肯让一个无礼的外国人挤它的奶。我转向另一头,那是头温和的牲口,倒很愿意。蒙古人对我这番尝试——我不妨得意地加一句,是成功的尝试——报以最大的欢笑;我那壶已挤了半满,忽然有一个——我当时以为是——怒气冲冲的老婆子从人圈里挤进来,明明白白叫我明白:这是她的牛,我若再偷一点奶,她就要放那条正在她脚边大声吠叫、同样怒气冲冲的狗来咬我。其余的蒙古人催我接着挤,又把那老——我后来才发现是个老头儿——痛斥了一番,说他不懂待客之道。在他们看来这是个了不得的大笑话;这件事一时间把我弄得那样得人心,此后我若愿意,把这地方每一头牛都挤一遍也行。我的同伴虽把我的行径狠狠批驳了一通,喝那奶时却喝得极为受用——真是亚当的子孙!

这当儿,古尔先生和那位扬希克已把我们过夜的地方安顿好了。有一位相貌堂堂的年轻喇嘛硬要我们住他的蒙古包,并示意说除他之外,同住的只有那个看来跟着他的姑娘。平原上有三四十座蒙古包,有的干净崭新,有的污秽不堪、破败到了最后一步。我们这一座还算干净,那毡子保养得好,边上有一圈颇见效的黑色装饰。我挤完奶回来,那喇嘛招手叫我进去;我进门时记着礼数,把手杖放在门上头的包顶上。叫我意外的是,那僧人把它捡起来带了进去——他显然觉得这样一根漂亮的外国手杖,对他的仇家是太大的诱惑了。包的正中一堆大火烧着,冒出一团团烟;我发现我的旅伴正为此大受其苦,他还要同我们的行李搏斗,还要把食盒拆开预备晚饭。我们已妥妥地分好了工——厨事这一头,连「洗碗」在内,归我;拆包、重装和捆绳——这桩得做得极仔细——由我的同伴承担。在一座烟气弥漫的蒙古包里,头一条诀窍是蹲在自己的脚跟上,这样头便不在烟里——烟是一下子就往顶上升的,地面附近倒还算清。

我们把晚饭摊在面前时,除了主人和主妇之外,还有半打蒙古人过来坐在包的对面。他们替我们烧开了水,我泡了茶;这时我忽然起了个好主意。我倒了两满杯茶,加足了糖和奶,我们便起身,分别递给那僧人和那姑娘。他们大为欢喜,其余的人也为外国人这份出人意料的礼数而乐得咯咯笑。他们当下也应了这场面:把茶从我们的杯子里倒进他们自己的碗里(这叫我很感激),又转身从背后的奶桶里把杯子舀满,还给我们。用报馆的辞令说,「效果极佳」。

晚饭后,我们对在蒙古包里就寝的章法一无所知,便在外面走走,看夜色落在这营地上。那几条凶猛的看守犬被放开了;我们身边只剩两三个小喇嘛,他们没完没了地缠着我们要香烟。随后我们就寝;我们的毯子和防水布沿着包的内缘摊开,好接住一切流动的空气。他们显然一直等着我们。那喇嘛不久进来了,只脱了长袍和靴子,便在离我头很近的地方安置下来,很快就睡熟了。过了一会儿,那小姑娘悄悄溜进来,把那双靴筒绣着黑绿花样的大靴子褪下,像只小猫一样在那僧人脚边蜷成一团,哼唧了几声便安顿下来过夜。不多时,荒野的沉沉寂静里再无别的声响,只有我们那位靠得住的扬希克的鼾声——他那魁梧的身子横卧在蒙古包门口。

我醒着躺了好一阵,想把身处之地的奇异真正领会一番;想领会我此刻已得了心中所愿——同一群确确实实原始的人过原始的生活——可又领会得太清楚了:人对眼前的需要和现实有一种惊人的适应之力,在它面前,万事万物的新鲜和奇异都迅速磨去。随后,带着半睡半醒时那种轻易的夸张,我慢慢飘进了荒诞无稽的梦境,融进了那个一切生存——无论原始还是文明——所共有的根本之事:睡眠。

在我看来,天亮得快得惊人;五点钟我们就把早饭摊在蒙古包外草地上淡金色的日光里了。这聚落一点点重新醒来。营地又活了。女人们把牲口赶来赶去,同时还给自己的婴儿喂奶;她们那奇妙的头饰入画得惊人——头发被压平成公羊角的形状,末了续上长辫,辫梢上挂着钱币,多半是俄国的。又是一片纵马奔驰;男人们把自己的牲口分拣出来,赶到新的草场上去吃草,那一身出色的骑术叫人不能不佩服。早饭后,我看前一夜的女主人做马奶饼,她的做法是用那双脏污的小手把凝稠的马奶挤压成形。她送了我一块,又守着看我究竟吃不吃。她做好一块就放到一只大竹筛上,再端到包顶上晒。人若能把那味道同做它的手指的模样分开,这马奶饼并不坏,很叫我想起某一种干酪——几年前,凭着科学界一个大名字的断言,那干酪曾许给全人类大批的长寿。我真愿在那里住上几个星期;我们极不情愿地离开了那处聚落。单这一场经历,就足以使我这一趟东方之行不虚此行。

第十章

「但愿我还是从前的我,

在碧绿的林中逐鹿,

弓已引满,猎犬奔脱,

哦,那才是我与欢乐的生涯」

——司各特

早起的好处不久就显出来了:我们接连几个钟头,简直是在林下的灌莽里砍出一条路来。一开头是陡坡,还得躲那从树与树之间成股淌下来的水。原先的车辙已被冲走,如今成了一条急流的河床;流水把松散的沙石冲散,有几处还相当深。那几匹马在水里扑腾了好一阵,又惊慌又没主张;我们终于断定:除了自己在那片丛莽里开出一条道来,别无办法——幸而那丛莽不算特别密。为把这一摊子弄窄些,卸下了一匹小马,由我牵着;众人则挣着把塔兰塔斯从树间弄过去,不时还得砍掉几根枝子才容得下。我们时常要对付湍急的小河。总是我们中的一个先跳过去,接住那匹散着的小马的牵绳——那小东西一点也不驯——它随后便跳过来。它有一回失了足,幸而没有伤着,而那位扬希克正在前头,没有看见。我自己也失足一回,恰在一条小河正中间,那岸上实在没有好起跳的地方。那一回我这位旅伴只顾着好笑,连一点同情也没有了。

不过我们这一番体操的功夫,倒没把我们赏玩周围景色的兴致浇灭。那情形像是一个花匠决意用蕨与叶做一座假山,另一个花匠又来,在其中撒下了各色花的种子。我们饱餐了这眼目与香气。这里美得出奇;可惜那位扬希克偏要赶路,苦苦走了几个钟头,把我们带到一处开阔的山坡上,才肯卸马吃午饭。那里自然是够干的;热得说不出来。天气起了一个急转,我们坐在日头下烤着,直到我们那位心细的车夫搭起一块帆布;一早上的苦工,加上这顿午饭,便叫我们立刻在那片荫下屈服于一场午睡。

这位扬希克方才还催得我们那样难受,此刻却偏要磨蹭,是什么缘故?我们怎么也猜不透——直到傍晚时分到了哈拉郭勒河岸上才明白。这是我们路上最要紧的一条河,眼下水大,也许还要再过两天我们才能稳稳地过去。别的人也同样被困住了;我们同一大家子俄国人攀起交情,他们要去库伦东北的金矿区。就是在这里,我同我这位旅伴有了头一回、也几乎是唯一一回的意见不合。关于什么地方宜于露宿,我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一点也不愿意宿在一片时常被水漫过、说到底只是暂时干了的沼地上。我断定蚊子要把我们害得不轻。我们两人都相当疲乏,而——我该不该承认呢?——至少我自己有些焦躁。我们各自在河里好好洗了一个澡,不过我绝不是个会游水的人,只好将就一处浑浊的回水湾,不敢扑进流里去。回来时我发现那位占优的性别已经把事情定了,行李已卸在离我们俄国邻居那小小营地仅三百码的一片地上;而我本想往回赶一英里,到一处可喜的山坡上去,那样便可免了那样我在东方逗留期间最大的苦难的祸害。实情大概是:那位扬希克握着决定的一票;何况我们若走得那么远,邻居们或许要觉得受了慢待——于是我这位旅伴照他素常体恤旁人的脾性,趁我不在时让了步。

我——这一点我也承认——确实很恼,便去把我的猎枪装起来(这还是第一回,因为它简直是件新玩具),把口袋塞满子弹,独自踱到离营地相当远的一片沼地去,由此大为解气。我这新玩具对我的情绪极能慰抚;我痛快地放掉了十来发子弹——顺带打下一只野禽,可拾不回来。一个瘸腿的小男孩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欢欢喜喜地跟着我,一心指望那些空弹壳。我射得太远了些。野鹅和野鸭都极多,可它们在我头上盘旋,朝我发出嘲弄的嘎嘎声;末了我拎着轻得不能再轻的猎物袋回营,又快活又饿。整顿晚饭我都把持住了一份体面的矜持;可饭吃完,人也歇过来、吃饱了,我们便认定:在离文明一千英里的一条河岸上还要讲客套、拉着脸,同我们的处世之道实在不合。晚饭后暮色里散步时,一番私下的小谈把事情重新摆正了。

说实在的,同那些俄国矿工交上朋友,我们是大占了便宜的。他们一行里有一个人会说几句德语,我们因此得以拿罐头食品和巧克力,换他们在河岸上宰好、烤好的鲜肉和面包。第二天我们吃得像王侯一般;我至今坚持:我生平吃过的最好的炖肉,是我自己的灵机一动——把泡透的干杏同半条羊腿配在一处,炖上好几个钟头。那干杏极好地替了我们弄不到的蔬菜。我们想,这锅美味所发出的香气,必定叫那位扬希克馋得口水直流;于是我们舍了自己一点(这一路奔波,实在是桩饿人的活计),决定请他来分享这顿盛馔。可叫我何等厌恶、何等懊恼:他把那把折刀往锅里一戳,把肉挑了出来,又特特地把所有的汤汁和干杏都倒在地上。那是无可如何了;可我当下就立誓:这是我最后一回请任何外人分享我自己张罗的便饭。

不过那炖肉扬希克不赏识,狗倒赏识。蚊子的围攻已经把我逼得睡在塔兰塔斯里,很不舒服;整夜我都被这些可恶的畜生搅扰——它们在车底下四处嗅探,绕着帆布底下睡着的人嗅。那些人似乎毫不觉得;可我后来发现,那位扬希克睡觉时至少有一只耳朵是警醒的,因为他显然能在一百匹马里听出自家马的蹄声,半夜里还起来给它们套绊——那是它们同几十匹别人的马一起游到离营太近的时候。

除了狗、那些执意好奇的蒙古男孩和蚊子,在哈拉郭勒河岸上露营这一段,回想起来是这趟旅程中最可喜的片段之一。我在河稍下游处找到一个绝好的洗浴之处,底是硬的卵石,虽不在流里,却清澈见底,又避着众人的眼目。远近蒙古包里的蒙古人都来看我们;他们一发觉我们不说他们的话、因此也带不来什么消息,通常只用几分钟打量一番便又骑走了。有一回我们见到极有趣的一幕。我们给了一个衣裳格外破烂的喇嘛一些零碎的吃食,他同另一个喇嘛立刻争起来。两人很快动了手;那个小些的发觉自己不是对手,忽然停下,捡起一块大石头,便去砸对方的头。俄国人的那份公平之心受不了这个,一个身量魁伟的大汉走了进去——那人有大卫一般红润的面容,加上火红的胡子和参孙一般的筋骨——一手抓住一个人的后脖领,把两人掼开,看热闹的人都乐得不行。

我们在那里露营的第三天,天还极早,我便被人叫醒,说河水已落得可以试着渡一趟了。为把东西保持干爽,预备的工夫很不少;等我们到了河中间,水几乎就要漫过塔兰塔斯的车帮,真是险得只差一线。我们一大群人一同过河:俄国人、中国人,还有一帮蒙古人,他们几乎脱得精光,把我们的驮子驾在鞍桥上扛过去。后来我很懊悔自己没拍下过河的照片;可当时我忙着保住相机和子弹不被打湿,哪里还想得起这个。

此后的两程,景色上没有什么特别可取之处;这一天的例行路程只被打断了一回——我们离开塔兰塔斯一个钟头,去就近看一看离路半英里处那样一座极像外国房子的建筑。原来那是一座相当大的面粉磨坊,叫王昌山,属一家中国商号,看来雇着二十五到三十人。他们虽然请我们喝茶,又以高价卖给我们些鸡蛋和实心的小面卷,可一说到他们的生意,便摆出那种叫人无从下手的缄默——这不过是中国人客客气气地请你管自己的事罢了。又走了两个钟头,我们意外地遇上一处小小的绿洲:一所看着颇有指望、盖得也结实的俄国式房子,幸而主人是个年轻的中国人,极热诚地接待我们,恨不得把什么都为我们办了。我们坐在椅子上,在桌边极舒服地吃了一顿可口的午饭——嫩煮的鸡蛋、烤过的面卷和茶炊的茶;饭后古尔先生想锦上添花,便到隔壁那间——看着——干净齐整的小卧房里去享一场奢侈的午睡。我则坐着就最后一杯茶读书。我安顿下来还不到十分钟,那片清静忽然被另一间屋里传来的咒骂声搅破了,又传来一句恳切的请求:叫我立刻把那位中国主人请进去「看一看」。他进去了,看见这位素常最有涵养的英国人正暴跳如雷。咬他的、在他衣服上和他带进去的软木床垫上爬的,是许多又大又活泛的——我不得不写出来——臭虫。非得在一只极小的脸盆里彻底洗一回澡、再把一身衣裳全换过——这就意味着把塔兰塔斯整个翻一遍——才消得了他的气。这桩事其实有可笑的一面:我们当初在纸上可是设想过这一路要同各色的食肉之虫打交道的;如今一照面就闹出这样的乱子来!

我们那位中国主人很仔细地解释说:用他屋子的客人多半没有我们这样爱洁,而最常来的俄国人简直是「脏猪」。他自己两只眼睛都红肿得厉害;我给了他些「洋药」,教他怎样把眼睛就着一只酒杯张开,又预言不久即可痊愈,他便大为欢喜。我这位旅伴对此略带轻蔑,我以信心所生的耐性受了;而几个星期后我们从库伦回来,发现那硼酸水果然奏了功、把他的眼睛全治好了时,我也很高尚地没说一句「我早说过罢」。

第二夜我们远离人烟,就在空旷的山坡上、在塔兰塔斯的车轮边过了一宿。这一天的车赶得又长又有些乏味,连头带尾十二个钟头,中午歇息的那段不算在内。带着繁星之上天堂的幻景入睡是一回事;在凄清的灰色黎明里醒来,浑身被露水浸透、冻得发僵,又是另一回事。那天早上四点钟动身,我们并没有觉得为难;也不记得起初那两个钟头里,我们三个人之间说过多少话。

第十一章

「远亲不如近邻」

——中国谚语

草原上往来渐多,可见库伦已近。早饭时我们歇在一道山坡上,从那里看平原上的生涯——三五成群的骑马人随意地坐在鞍上,回过头来打量我们,又踩着马镫站起身,疾驰而过。有一处聚落正在拔营;蒙古包的木栅和毛毡被折起来,驮在不情愿的骆驼背上。一个气派极好的蒙古人从西边来,骄傲地骑在一列骆驼车的前头;他下了马,伸了伸腰,爬上来看我们在做什么。他用再明白不过的手势请我们下去看他的车队。头一辆车上是他妻子和两个小儿子,是想象得出的最快活的小东西。我照十足地道的东方礼数,把那位太太的头饰赞赏一番、又用手摸了摸,随后抱着两个孩子颠了颠,表示我对他们的重量和俊俏都很中意。那汉子完全领会了照相这桩事,特特地把一家人摆好姿势给我拍。可随后他大出我们意外地要起钱来——他妻子颈上一串珍珠,怕是比我们两人凑得出来的钱还要值得多。不过他并不为我们的拒绝生气;这一天我们后来赶过他时,他还爽快地招呼我们一声「赛音白努」。

平原四面延展到山与谷里去;我们从平原上继续前行,不久便开始陡陡地上库伦山口。这时我们那位扬希克的机巧显了出来:他提议说这一带边上的林子里猎物多得不得了。我们满怀兴头地跳下塔兰塔斯——那车不多时就看不见了——枪扛在肩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地往那山坡上爬。七月的烈日下,累得说不出来;而我们——一枪也没打着。可这里的景色是很值得这一番苦爬的。我们在一片十足的花的荒野里往上走,一道又一道山脉次第展现出来。牡丹、野玫瑰、翠雀、日本银莲花、蓝色的耧斗菜、红的黄的百合——背景是幽暗的松林,远处则是柔软翻卷的云幕之下的蓝山。

爬到半腰,几位俄国军官赶上了我们;他们见两个英国人竟像是既无行李又无车马,不慌不忙地在蒙古腹地爬一座山,那份惊讶也是情理中的。到了阿尔泰岭的顶上我们又遇见他们。他们的蒙古人正在歇息;我敢说,他们还顺带往那座大石堆上添了几块石头「积功德」——石堆上飘着许多当经幡用的脏布条。我想那几位军官是在等着弄清:我们究竟在那里做什么、到库伦去是何用意。不过他们在我们这里没打听出什么来。他们的德语极有限,而我们这一头也看不出此时此地有把心事交给他们的必要。不用说,他们一路上山都坐在车里。那车是照所谓「奥尔顿式」的办法拉的,由四个骑马的蒙古人拉着:一根杆子横绑在车辕的细端,蒙古人把它卡在鞍桥与肚子之间;通常车辕两侧各有两人骑着。每辆车由六到八个蒙古人陪着,男女轮换着来。他们一路又笑又闹,上坡下谷地狂奔,塔兰塔斯在车辕另一端晃来晃去,松动得厉害。他们是全然不顾后果的,什么事都丝毫不放在心上——这一层,我们后来是付了代价才学到的。

在山口顶上重又会面时,我们那位扬希克爽快地同我们招呼,立刻就同那几个蒙古的拉车人「较上了劲」,要赛着下库伦去。「别那么快」或者「稳着点」的俄国话我们不会说,于是我们死死抓住车,在地上飞驰;三匹马飞奔着,以要命的速度抄最莽撞的近道。我们一路往下、往下冲,走的是最粗粝、最走不得的辙痕,一路是骇人的颠簸与撞击。那些蒙古人跟得上,一面在鞍上东倒西歪,一面又喊又笑。那情形既叫人害怕,也叫人吃苦;可就我自己而论,我实在累得顾不上多在意出什么事,也不像如今回想起来这样惊心。不过我们到底赶在俄国人前头进了城,这在我们是一桩大可夸口的事。

库伦终于在望了。它坐落在土拉河北岸,南距张家口的中国边界六百英里,北距恰克图的俄国边界二百英里。一片长长散漫的景象:花花绿绿的庙宇、一丛丛蒙古包、围着高栅的小木屋、许多油漆鲜亮的棚子——我们后来才知道里头装的是藏式的转经筒——几座像娃娃屋、用松木盖成的洋式平房,还有一簇簇中国房子:这就是我们对蒙古都城的头一个印象。西边是圣城,据估计住着三万来个喇嘛,日落之后俗家的男女一概不许留在那里。中国人的城、又是一个买卖城,在东边;两者之间是许多杂乱而叫人气闷的小棚屋,另有那座舒适的俄国领事馆——它同四周的一切全不相称——属于那支日见壮大的俄国商人大军。四面都被山围着,有些山相当高,林木极密;而那座圣山博格多山则俯临全城。博格多山上猎物极多,可那里什么也不许杀;土拉河把圣地同库伦所在的平原隔开,河的那一边谁也不许支帐篷。蒙古人若忘了祖制,在博格多山上杀了飞禽走兽或鱼,罪当死;外国人若鲁莽到这样犯禁,则是终身监禁——那是远更可怕的下场。

在这样的情形下旅行,多半是靠运气;到了库伦我们要做什么,心里其实并没有很明确的主张。我们到的时候,除俄国人之外,库伦——大概也是全蒙古——只有两个欧洲人;而古尔先生同我,是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的唯一代表。那两个欧洲人一个是挪威人,一个是德国人,都同蒙古人做买卖。后者我在张家口就见过;我在库伦重见他时,他果然守信,而且殷勤了一倍。前者古尔先生有一封介绍信;一到我们就直奔他的院子,他极亲切地接待我们,准我们在库伦逗留期间以他那里为大本营,还让我们这段时间搭他的伙。第二天我们去向俄国代表报到,他待我们极为殷勤,又借给我几把椅子和别的享用之物,摆在挪威人院子里给我的那间小小的中国房子里,大大添了我的舒适。我们的运气一直很好。

我们一心想看蒙古人本来的样子,而且想借不涉政治之人那双不带偏见的眼睛去看;能有马门先生这样一位才识过人、又心胸宽广的主人,实在是我们的大幸。他说蒙古话像他们自己人一样——我记得他在蒙古住了还不到两年——这位年轻的挪威人生得一副维京人的相貌和身量,同多数蒙古王公和官员都相处得好,显然很受他们的喜爱和信托。

人只须暂时舍掉那些被看作日常理所当然的东西,就能领会它们真正的价值;经过一个礼拜远不安稳的夜,我真能就一张十等的床所带来的十足奢侈大加铺陈。到库伦一两天之后,我觉得自己看景的老兴头又回来了;而每天都要重演一回的一桩奇特的小小仪式,更把这兴头勾起来——不出院子就望得很清楚。离我们不到二百码处,院墙上头探出一座约四五尺见方的小台,底下是大约二十五尺高的一副粗脚架。每天太阳升高之后,两个喇嘛便吃力地爬上他们那高处,戴上官样的黄色尖顶帽,披上古怪而破旧的杂色披肩,开始召唤他们的神到庙里来。他们朝东、朝北、朝西,末了总以朝南作结——那便是面向圣山——于是一个接一个吹起法螺,发出又长又连绵的号声;那声音凄恻空茫,至今仿佛还越过时间与空间回到我耳朵里来。

我们住在这地方的中国人区里,同西库伦之间隔着将近两英里难熬的砂石路;因此头一件要办的事显然是弄到马匹。我一力主张干脆买两匹,可别人的主张占了上风,我们租了——于是落到一个无赖马贩的手里,那人顺带还是个小官儿,从头到尾骗我们。那价钱在国内听来不多,其实很高:每匹驮马每月三十卢布,合当时的三英镑(而在这个地方,不到这个数的两倍就买得到一匹很不错的小马),虽说这价里包括夜里以及我们不用它时在平原上能啃到的那点草料。他头一回打发两匹来给我们试骑时,我真以为他是在肚里暗笑。给我的那匹像一匹拉废了的货车马——又高又瘦的畜生,嘴硬如铁,我硬催它跑小步时,四条腿便朝各个方向乱撇——而我也不常催它。那匹我只留了一天。给古尔先生的是一匹小得出奇的小马。它嘴上有伤,因此极易暴躁。我们两人骑在一处,模样确实十分滑稽。不过在尘土飞扬的库伦,有骑总比没骑强;既是出去看景,我们这两匹是「废物」倒也不很要紧——它们能耷着头耐着性子站上无论多久,就当时的情形说,这反倒算是方便。

第十二章

「不信人者,人亦不信焉」

——中国谚语

我们头一趟骑马出去,就直入了——我断定除喇嘛之外任何蒙古人都会这样说的——库伦的心腹之地。圣城库伦所在的那座山的脚下,便是蒙古都城最热闹的所在:马与骆驼的市场。整日整日、天天都有人在那里讨价还价;要看这个民族最鲜明的脾性,大约没有比这里更占便宜的地方了。我以为,做买卖中国人对蒙古人是无不占上风的,可牲口这一行却不然。蒙古人生在鞍上、长在鞍上、醉在鞍上、死在鞍上;像许多懂马的人一样,碰上这一类买卖,他连自己的祖母也要骗——只是那位老太太多半比他还精一层。

一片尘土飞扬的空场,两侧镶着中国人的小铺子,铺上是低低的卷檐、彩画的柱子,还有刻着大金字的晃动的招牌;成百上千的小马就立在那里,货源仿佛取之不尽。大体而论,这些牲口都小而不中看;要从这一大群蓬头垢面的小东西里挑出好的来,确实非得有「识货的眼」不可——它们在被人骑上以前,丝毫不露自己骨子里那股劲。骆驼则零零落落,我在这里从没见过一头称得上好的上市。我想要买最好的,得走进养骆驼人家的院子里去,因为上公市的通常只是那些平庸的、人家不要的。

库伦——蒙古人自己又把它叫作「大库伦」(第一寺),或者「博格达喇嘛之营」(至高喇嘛的驻营地),「库伦」这名字大概是俄国人叫讹的——库伦既是蒙古的都城,也是宗教的中心;它可以分成三个界限分明、各不相属的部分,而那片市场则把其中两部分——圣城与俄国区——连在一起。圣城的形状像一座巨大的土丘,样子像一块胡乱拼起来的补花布,上头密密麻麻全是院落,像兔子窝一般;多数院里是毛毡的蒙古包,而不是房屋。沿着把一个院同另一个院隔开的高栅之间那些曲折的小路走,快到顶上时便到了所谓「大学」的建筑,就是「甘丹」;每天某几个时辰,可以看见成千的喇嘛从那里涌出来。

山顶上是那座大白庙,新建的,我看见时才刚刚完工。外国人绕庙而行,无论在庙内庙外,都该记住:为表敬意,圣物须始终在右手一侧。庙里有世上最大的佛像之一:一尊巨大的铜像,四臂,从那朵象征的莲花正中升起来,将近一百尺高。这是博格多——蒙古政教两途之主——所献,为自己复明而谢神的(我听说如今他的眼睛又同从前一样坏了),耗费一百五十万卢布。佛像对面,同佛门规定僧侣独身的一切教义全然相违地,摆着两座一切都一般无二、蒙着御用金丝雀黄色绫缎的宝座,是给那位喇嘛教的教主和——他的伴侣的。这座实在美丽的庙,满是贴金与和谐的装饰,永久地见证着一件事:蒙古人离了中国人的帮助,是走不远的。因为谁也不会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俄国工匠来建造并装饰他们眼中的异教殿堂。这座蒙古的建筑连它一切藏式的纹饰细部,全出自中国人之手;铸佛的铜是从多伦穿过沙漠运来的。政治无论如何不在我所观察的范围之内;不过我既把中国人、俄国人和蒙古人并在一处看过一些,在我看来,哪两个民族是天然的盟友,是几乎没有什么疑问的。蒙古人除了养马养牛、做蒙古包的毛毡,再揽一点运输的生意,其实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为自己造。他们连衣裳和首饰都是中国造的;而库伦凡有美的东西,确实无不出于中国人之手。

我同别的在蒙古游历的人一样,发现极难买到真正具有蒙古特色、而且只属蒙古的东西;因此在我启程前不多几天,发现大庙外头正开着一场蒙古人的拍卖,叫我大为高兴。我大胆挤进人群,就各样东西出价——就我所能弄明白的,那些都是已故喇嘛的遗物。待售之物大半是衣服,脏得根本不能上手;不过那堆破烂里也有几件同庙里仪轨相关的有趣的小东西,其中两件——一只法铃和一支小小的铜鼓槌——归了我。一只白铜的好奶壶,带着厚厚的凸花带纹,以五卢布的价钱落到我手里。它顶上没有开口,而是整个封着,只在金属上凿了些孔,好把奶倒进壶去。这样一来,它便一丝也没有被好好洗净的指望;想到它派的是什么用场,这似乎是个缺点。

一只极好看的铜黄铜合制的桶,已经磨损得厉害,从实用上说前途显然也不长了,却叫我极为眼馋,我便出了价——两卢布。一个蒙古人立刻加了几个戈比,我的价终于涨到三卢布、合六先令。就我所能看见的,没有人再加价,我十足地以为这桶已归我所有了;可并不然。我同拍卖人、另有三四个人一道,挨着近旁的蒙古包转了一圈,去问别人还要不要它、肯不肯多出些。可那个拍卖人以为可能肯加价的人不在家;我磨蹭了足足两个钟头,终于没有带走我那只桶,又一次领教了:「赶紧」这个词在东方是没有的。蒙古人的拍卖显然没有出价的时限,一桩买卖常要好几天才办得完。

俄国区紧挨着圣城,如我前面所说,由马市和中国人的铺子隔开。那里夸称有五六家杂货店,罐头食品、靴子和衣料都买得到,价钱却贵得可笑;另有一家叫人气闷到极处的饭馆,还有一家药铺。可以想见:一面是多数中国商人在一九一二年的变乱中被赶走,一面是苛税把中国货实际上压了下去,俄国人在库伦的零售生意于是兴旺得很。

蒙古人如今实际上大半被逼着同俄国的铺子打交道;而人家告诉你,四成到五成的利在这里算是公道的——那就只能叫人纳闷:还要多久,这里的人才会明白自己是跳出油锅、进了一处格外猛烈的火。不过总可以指望这局面日后会自己摆正过来。俄国人的经营——若真发展起来——大概要因缺人工而落空。他们在这一带自己所能调度的人工实际上等于零,而从外头运来的劳力其费用之高,怕是要叫任何经商的人赔本。另一方面,蒙古人从来不做工,日后极不可能会做。蒙古人的需用简单,可就是这点需用,显然也得靠中国人供给。

这片俄国区是库伦最不中看的一部分。房子又小又脏又乱,住的人显然对卫生一无所知。人们所常说的俄国影响对蒙古人的「教化之功」,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不难预料。中国人也许脏,有些方面无疑脏得厉害;可他们纵有这方面的毛病,至少似乎不曾失掉对美的感觉;在常态之下,就是他们城里最穷的街区,也少有全无一点「生气」、全无一点「生之乐趣」的。库伦究竟有多少俄国人,连个大致的数目也极难得到。文职人等,算一千大概已算宽;可一打听兵力,便被客客气气却又硬邦邦地挡回来。俄国区里的人,铺子里的、饭馆里的、街上的,个个相貌阴沉。他们那副多疑的性情明明白白写在粗糙的脸上;凡是他们对其生计不曾「全然了然」的人,都被他们看作某一路的探子。我们在库伦逗留期间有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我们骑到哪里,都要遇上同一个布里亚特兵,他还特特地做出对我们的存在毫无兴趣的样子。

在中国人治下,库伦的气象想必要欢快些;那时从西库伦几乎一直伸到买卖城的那一大片杂乱的荒地——从前两侧有中国人的铺子和房屋——想必比今日热闹得多。如今那几座蒙古的衙署孤零零地立着,无所倚靠;商业繁盛时那种欢欢喜喜的「往来熙熙」已经没有了。据说夜里独自穿过那片地是莽撞的;我们也确实不止一回遇上一个哥萨克在那片石头地上纵马飞驰,右手挥着一支出鞘的左轮。不过近来俄国人似乎对库伦的主体作过一番相当任意的规划与划分:库伦正心腹之地有一片约二英里长、四分之三英里宽的地面,俄国领事馆恰好就在它当中——这片地将只以租借的名义分给俄国人,而且只给俄国人。这片荒凉景象的北边有几座庙,庙外立着许多油漆鲜亮的小棚子,里头装着那有名的藏式转经筒。这些经筒作六棱形,板上用红字写着「唵嘛呢叭咪吽」,绕一根中轴转动;谁走过时使劲推它一把,就以最省事的工夫得了最大的功效。蒙古人无论喇嘛还是俗众都虔诚地用这经筒;人的耳朵早就习惯了那轻微的吱呀声,很久之后才弄明白那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俄国领事馆在一堆杂七杂八的营房、军官住所和附属屋舍当中,倒是一所颇舒适的房子,英国式样;那位俄国外交代表对我说,里头的陈设是尽量照英国乡间宅子的样子布置的。它规模不大,从路边退进一个杂乱的院子里,院门上头那面帝国的旗子显得又大又带威慑。现任代表是个才具出众的人;我记得他说至少八种现代语言,流利得同他的母语一样。他显然已把蒙古当局驯服到叫人惊讶的程度:不久前便有明证——他硬要呼图克图、全蒙古之主,带着本国的几位要人亲自前来,为对俄国旗子的某种轻慢在领事馆郑重道歉。这一手究竟算不算盘算得周到,还要等日后见。可蒙古人正在拼命挣着不被俄国独个儿、一去不返地吞掉,这从他们近来向别的列强表示的愿望上看得很明白:他们希望列强在库伦派驻领事,「以订立通商与友好之约」。此外还有传言说:蒙古政府近来下了一道令,禁止中国人把蒙古境内的任何土地卖给俄国人。除此以外,唯一一座有些规模、有些分量的房子,就是那座难看的红砖建筑,是蒙古洛尔公司的总部;这家公司代表着独立宣告之前授予俄国人的一项重要的金矿开采权。

若论建筑上的入画,那无疑如今全集中、也只局限在中国人的区里,即买卖城;那里几座好牌楼和一座极美的小庙,还留着中国治下繁荣的见证。如今整个地方——四围有一道十四五尺高的坚固木栅,在这石头稀少、人工又贵的地方,这木栅便代替了寻常的围墙——几乎全空了;人从这头走到那头,遇不上五六个人。那院子和那座庙,论装饰之美、论洁净,远胜我在中国所见的一切。壁画画的是中国的故事,画得格外好,保存得也格外好。它们显然一直被山西商人的会馆——即以这里为总部的「十二家」——极用心地珍护着。蒙古人用这座庙同中国人一样勤;有一天我看着一位蒙古的王妃穿着礼服、带着两名侍女,极虔诚地行着跪拜之礼。她后来准我给她拍了两三张照片;可要劝她走到光亮够的地方去、好拍出一张满意的像,却很难。

买卖城北门外就是中国人的坟地,那里堆着成百口没有下葬的棺材;照我所听来的,那是等着那遥远的一天,好被运回去葬在中国的土里。那些从来不曾有过这份好指望的穷中国人,则葬在俄国领事馆后头的异乡土里——如今留下的只是一排排小土堆,像放大了的鼹鼠丘,标明那件事而已。

第十三章

「人无百岁人,枉作千年计」

——中国谚语

在内蒙古,我所见的察哈尔人不够多,连一点印象也谈不上,更无从据以概括他们典型的性情;而喀尔喀人、即北蒙古人,在我看来身材要出色些。粗略说来,我以为喀尔喀男子的平均身高约在五尺八寸上下,其中不少人是真高。女子显然小得多,总的说来,比男子矮不下十寸到十二寸。我带走的记忆是:这是个颇为俊秀的民族。浓密的黑发之下,是杏核形、亮得出奇而又灵动的眼睛;颊骨高,略略扁平。小而端正的鹰钩鼻,底下是形状好看的嘴和刚毅的下颏,透出几分刚强的气性。牙齿照例是漂亮的;被日头烤过、风霜侵过的皮肤里透出一层红润,使他们显得极健康。

北蒙古人同南蒙古人在衣着上最要紧的分别,在于已婚妇人头发的收拾法。在内蒙古,那头饰可以说是一顶银丝细工的小帽,帽上垂下镶着宝石的长链。头发收拢起来,几乎一点也不露。

可喀尔喀的妇人不肯以这样简单的办法为足。她把光润的头发绷在一副铁丝的架子上,那架子在耳朵上方像两只翅膀一样张开,再用某种树脂一类的东西粘住,隔一段插一只嵌宝石的卡子,把整副头饰固定。上头再压一顶银丝细工的小帽,往往密密地嵌着松石和珍珠,帽上垂着十寸到十二寸长的珍珠流苏。家境差些的,那嵌宝的卡子就用小小的竹片代替,珍珠则换成银链和珊瑚串。人人都采这显然并不便当的发式,只有未嫁的姑娘把头发编成长辫,一点装饰也不加。喀尔喀女子的头发必定极长,因为那两只「翅膀」已经占去九寸十寸,余下的还够编成长辫;照那位王妃像上所见,长辫或者套在装饰极讲究的银管里,或者任它顺着身子两侧垂到腰际。

蒙古没有帽针这件兵器,所以这些太太们怎么把那顶俏丽的小帽牢牢地顶在这副繁复的头饰顶上,叫我大为揣测。那帽子本身是极整齐精致的。自然是中国人做的——他们一向是用糨糊的能手——先用竹纸做出一个硬而不柔的壳,有点像一只果冻模子;外头绷上黄缎,帽檐夏天用黑绒翻起来,冬天则用一块上好的皮毛。帽顶收成一个尖,上头饰以金或银的饰件;在男子那里,这饰件还托着一粒彩色的水晶球,以颜色表明戴者的品级。此外男帽同女帽相仿;戴者若属官宦之列,水晶球底下便横插一支孔雀翎。头饰之外,男女衣服最要紧的分别,是男子腰上一圈一圈缠着腰带,末端塞进去。男女都穿长袍长裤,女子的肩头垫得鼓起两个小尖,像伊丽莎白时代所穿的那样。袖子都极长,袖口无论袍子什么颜色,一律翻出淡蓝的里子,而且盖过指尖。

殷实人家做衣裳的料子,是我们用来做宫廷拖裙的那一等。在这地球的偏僻一角,男男女女穿的是真正漂亮的缎子织锦和又厚又软的绸。我很信得过:衣着在蒙古人的开销里是极重的一项。蒙古人极爱颜色;或者说,替他们定式样的那位中国的沃思或帕坎的趣味,所趋的是浓郁的和谐而不是花哨;而他们对当令式样的忠贞——这里的「当令」同转瞬即变恰恰相反,因为这式样过去一百年、也许远不止一百年里大概没有一丝改动——便使得做工与收拾格外精到。蒙古人手足都小而端正,可那双脚却塞进粗笨的靴子里,照我们看是大了好几号的。靴子用看着低劣的皮做成,靴尖朝天翘起;宽松的靴筒到小腿的一半,通常绣着极好看的绿白两色的花样。

他们的性情,自然几乎只能凭传闻来说。连他们的名字也是有意味的:「蒙」就是「勇」的意思;而关于他们的武勇,传说多得可以写成几大本书。几个星期之内同人有过私下的接触、而又全然不通他们的语言,就据此作任何概括,那实在是荒唐的。他们有一副敏锐的幽默感,这是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看得出的;凡是耍在外国人身上、或者同样耍在自己人身上的恶作剧,都能引出哄然的大笑。像大多数过着简朴生活、不让自己的欲望超出能够满足的限度的人一样,蒙古人在没有什么事惹他动怒的时候脾气极好,而且分明是很有点达观的。可发了怒的蒙古人是难看的,若能躲开,还是躲开好。至于他能吃苦,那是毫无疑问的,日常生活里时时见得到。我确曾听人说:蒙古人能用同一匹马,九天骑六百英里。他们那份结实,从一个例子上就看得出来:我们在库伦时,有个快活的老马夫替我们主人照看马匹,有时也同我们一道骑出去。有一天他从马上重重地跌下来,折了三根肋骨;这人年纪想必在六十上下,便在自己蒙古包里缩了一昼夜。可蒙古人对我们所说的那种「卧床」是不大用得着的;他若不能过他平日的日子,通常宁可死。那马夫出事后第二天就露面了;问起他的肋骨,他只承认「咳嗽起来有点疼」。另有一回是在深冬,他掌管的一匹小马走失了,三十个钟头不见影。老马夫换了一匹马,到近旁的山里去找它;钟点一个个过去,他的东家着急起来。夜落下了,寒暑表降到零下两三度。到第二天傍晚他才重新出现,既没有因露宿受什么损伤,也没有因为这一天半里一口东西没吃而怎么样。

说蒙古人恣意残忍,我从没听见过什么证据。某种残忍是出自他们信仰里的一条教义,而不是出于有意伤害的念头。譬如说,他们宁可任一头牲口痛苦地死去,也不肯结束它的苦——因为名义上他们不许杀生,因此也懒得为慈悲本身去做一件慈悲的事。可一到报仇,他们会残忍到残暴的地步,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他们能对自己的牲口有真正的情分,我以为下面这两桩事便见得出来;那是有一晚我们坐在河岸上等野鸭飞上来时,那位挪威人讲给我、我照他所说记下来的。

「这人一辈子也过不去这道坎,」他说。「他被悲痛压倒了。他爱他那两条好狗,养它们只为打猎。他把它们带到山里去,在那边那片密林里猎猞猁。一出去便是三四天,收获从不少于两三张皮,有时四五张,每张值二三十卢布。随后他就在自己蒙古包里坐两天歇着,擦枪,大吃大喝,也许还喝卖皮子时俄国人给他的伏特加。他定下主意:下一个要打的是野猪;便带着一个同伴和他那两条狗出去,到山坡上。从一片丛莽里冲出四头大野猪。那两条猎猞猁的狗立刻追了出去。砰,砰,枪响了,猎物被打死了。可是不幸!那条扑上去的忠心的狗也死了——子弹穿了心。那猎人回到库伦附近平原上自己的蒙古包,把打死的野猪留在山坡上,只带回了他那条狗的尸首。从没有人见过一个蒙古人像这人这样哭。他痛苦地悲恸了三天。他什么也不肯吃。他不愿同任何人说话。一想到是自己亲手打死了自己的狗,他在世上便没有一样可安慰的了。如今他出去打猎,只带那一条仅存的猞猁犬,倒也不算差。活下来的那条是两条里更好的一条,可那猎人永不肯承认这件事。

「我常同他出去的,就是这人的亲堂兄弟,」我的同伴接着说,「他对狗也一样上心。有一回我同他在西边那道山脊外头,一头健壮的公驼鹿从隐处冲出来,转眼间狗就扑了上去。那蒙古人仔仔细细地瞄着——他的枪却落了地。那驼鹿猛踢一下挣脱了追它的狗,那条母狗惨叫一声倒下,瘫在草地上动不得了。驼鹿的蹄子正踢在它嘴上;它能在那涌出来的血里喘气的时辰,是不会长的。它主人跑上来,喊那一个人快些:『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拼命救它的命。』他知道这是没指望的,便把这条快死的狗交给朋友照看。报仇的念头在他心里涌上来。他心里只有那驼鹿狠狠的一蹄,至于自己要往哪里去、猎途上该带什么,一概不顾。他追了两天,不吃不喝——回到营地时两手空空。『那头驼鹿我打死了,』他回来时只说了这一句,随即就出去看他那条冻硬了的狗、看它那张被踢烂的嘴。」

蒙古人是惊人的好枪手;要在打那种漂亮的、像貂一样的塔尔巴干上同他们比个高下,非得是极高明的射手不可——那小东西的头在这一带草原的洞口闪电般地一探一缩。有些殷实的蒙古人有好枪(最新式的来复枪,据人告诉我是以极便宜的条件从德国运来的);可打猎这一行里多数人只将就用旧式的前膛枪。差不多所有蒙古人瞄准时都把枪搁在什么支托上;前膛枪上常附着一副叉子,转眼就放得下来、支得牢。

蒙古人有一样最叫人羡慕的本事:一顿能吃下极多的东西,此后若必要,又能饿上很久。喀尔喀蒙古人的主食似乎就是肉,吃什么全看钱袋的厚薄:马、骆驼、骡、羚羊、羊,什么都不嫌;他也吃奶制的东西、吃淀粉一类的食物,譬如马奶酒和小米,还有用奶煮的砖茶。除此之外,库伦殷实的人家一时高兴,无疑也买俄国铺子里所有的那些细巧食品。有一天我们在一家杂货店里遇见一位可亲的老官儿,显然有教养、出身也高。他同几位太太在一处,正以最时新的西洋派头给她们买糖果。一共六个人,四位太太、两位男子。个个都穿得华丽,太太们戴着极妙的首饰、一串又一串的珍珠。两位男子帽前各镶着一粒好的独石,一粒是珍珠,另一粒是大块的海蓝宝。他们尝了两三样糖果,末了宁取其多而不取其精:这一行里的长者买了一个七磅的罐头,装的是看着并不诱人的梨味糖块,店家用纸包好、拿绳捆了给他。一转身绳子断了,罐子掉在地上,摔开了,一部分糖撒在那可疑的地板上。他们极有涵养地受了这桩事,笑得不可开交,又一齐跪在地上把糖捡起来。他们待我们极友善;那位年长的官儿还用他那不很好的中国话同我们聊个不停,全不管我们听不听得懂。

据说酗酒之风日盛;相对而言,这在蒙古人中比在中国人中要常见得多。在库伦,常可以看见两三个人带着枷走动——那是一副将近两尺见方的木领,锁在脖子上,为的是惩罚他们近来失了节制。屡犯的便被押到衙门里去,重重地打一顿。最常见的醉法是喝阿拉吉,那是马奶发酵酿成的烧酒。我听说要喝到那个地步,得喝很大的量;可只要终究达得到目的,量大于醉汉似乎并不算什么障碍——我就知道有布列塔尼的农人,能在一天的活干掉一半之前灌下十升、醉得其乐无穷。也有一些从粮食里酿的中国烧酒运进来,自然贵得多;而大体说来,尽管马奶蒸的酒见效慢些,蒙古人还是更爱它。喇嘛所许的愿除独身之外,还包括戒烈酒和兽肉;可好杯中物的人里也有他们。

据说那些更为颓败的察哈尔人染上吸食鸦片的,程度也极轻;而就我所能查明的,这恶习在外蒙古实际上还没有。有了这层认识,我从蒙古回来便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一条消息,就觉得很有意思:据报哈尔滨一家英国的集团曾向蒙古政府提议,每年付十万英镑,以取得把鸦片输入其国的权利。俄国驻库伦的代表对此抗议,蒙古政府答称:鸦片在蒙古所生的害,无论如何比不上每年收进一百万卢布的好处;又说那鸦片并不是给蒙古人吃的。就他们同中国的关系如今的情形、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已逃离蒙古境内这件事而论,后一层说法自己就把自己驳倒了。眼下蒙古境内的中国人,数目决不足以使任何集团值得每年付十万英镑、以取得供他们这种毒物的权利。何况离开了俄国人的影响——他如今无疑恨俄国人占了他的上风——你在蒙古人自己的地方上同他照面,他是个颇为快活友善的人;而在旅途上最难熬最辛苦的情形下,脾气保得最好、别人都要抱怨发躁时还安之若素的,正是蒙古人。他那份十足的懒散和毫无指望的没主意,使他在紧急关头毫无用处;而我始终觉得,中国人在那惊人的机变与迅速应变上是胜过我们的,蒙古人则是蠢而无能到了极处。

他们受喇嘛的影响极深;他们的宗教所生的结果——或者说得妥当些,他们施行其宗教的方式所生的结果——并不叫人敬佩。譬如慈悲心,就决不是他们突出的性情之一;他们对待老人的办法——把老人赶出蒙古包,让他们死在土堆上——简直是野蛮的。

蒙古人中流行的那种松散的婚姻关系,很为中国人所诟病;中国人虽然在蒙古逗留期间也娶临时的妻子——中国的法度不许他们自己的女眷随行——却从不在任何合法的意义上同蒙古女子结合。另一方面,据说蒙古女子宁愿要中国人而不要本族人做丈夫,理由是前者性情更和善温厚。这种混合结合所生的孩子在库伦极多,蒙古人叫他们「奥尔」,即混血儿。他们同别人是很容易分辨的。

女子在蒙古没有什么受尊重的地位和名分。这地方的生活里若有什么称得上苦役的,那必定落在女子身上。她们对自己男人的凭借似乎主要是情欲;因为在她们年轻好看时,她们似乎也享受生活、也「过得痛快」(我说的自然是都城里的生活)。她们往往很俏丽、很入时、气色也好;因为同她们中国的姐妹恰成鲜明对照,她们过的是自由的、露天的日子,同男子一样到处骑马,凡有喜庆都去,穿华美的衣裳、戴可爱的珠宝,大体说来是「赶得上时兴的」。

关于调情这门温柔的手艺,她们不知道的也就不值得知道了;据说招不来两三个情人在身边的年轻女子,一般是被人瞧不起的。在我看来,北蒙古人比南蒙古人显得格外欢快爽朗。库伦有时洋溢着一片欢乐,人们仿佛满是生之乐趣;而女子们也许聪明得很,宁愿受用自己的特权,而不太为自己的权利操心。不过据说蒙古人极不信女子,从不把心事告诉她们,也不许她们在任何要紧的买卖里插一手。

第十四章

「条条路上铺满衣袍与斑斓的颜色,

远望去像一畦移动的郁金香」

——蒂克尔

我们这趟库伦之行,时候赶得极巧;到都城才几天,便欣然听说那场半宗教、半竞技的大节——查木,即圣舞——要在七月的第二个礼拜举行。那是一天接一天的景象——其间歇几回,前后拖了半个月——论入画之炫目、论光怪陆离,我再不指望见着比它更胜的了。节中的项目包括向呼图克图献贡,随后是射箭比赛,接着是神舞、一场盛大的角力比武,末了以赛马收场。

蒙古王公和他们的旗人从这片疆土遥远的属地赶来,参加这些气力与技艺的比试,同时献上他们的贡品、向他们政教两途之主叩拜;这多少还留着他们往昔荣光的影子。博格多,即呼图克图(「再生者」),蒙古的活佛,名义上是这些庆典的主宰;可他那张宝座虽然总是摆在显眼之处,这位大主——他的臣民相信他是世上最富也最有权势的君主(他岂不有两千匹白马、一千头白骆驼?)——却没有来坐。只有一回这位「永不会错的人」露了面,那是喇嘛和王公们聚齐,把从全蒙古上下百姓那里化来、榨来的银钱和礼物当面交给他的时候。一听说博格多要亲自到场、要用他自己那双玉手接受运到库伦的供奉,欢喜真是大极了。博格多——又被称作哲布尊丹巴喇嘛(圣尊),又被称作额真汗——是一切呼图克图之首,生来是藏人,为达赖喇嘛一位管事之子;他是个中年人,已经衰颓,面相浮肿、放纵,毫不令人起敬。他是蒙古佛教徒的宗教之首;如今蒙古既已不再隶属中国治下,他便也主张起世俗之权来。这位喇嘛教主的地位实在非常特别,几乎可以说兼着两重身分:一面是众僧之主、不娶的身,是这信仰的宗教领袖;一面是蒙古加冕的皇帝——同他妻子一同加冕,又坚执要他们那十岁的儿子被立为嗣君受冠,好叫人对他在蒙古王位承继上的用意毫无置疑之地。

呼图克图的一切举动都必定是对的,这在他的百姓心里是根深蒂固的,他的信徒更是照字面来解。他是圣者史家多罗那他的转世,却公然——我用「公然」这个词是有分寸的,因为蒙古是个对名义上的禁忌极会睁一眼闭一眼的地方——娶了妻;这固然违了佛门一切教义,也必定是对的,因为博格多不会有错。关于他们这位主上的种种不义之行,流传着许多说法;其中一桩我自己是从可靠之处听来的:一位有名的蒙古官员被残忍地害死,据说就是他的主张,说是他逼着那人当他的面喝下一杯毒酒。

博格多的宅子我们没有进去。平常情形下要求得接见已经很难;而当时呼图克图身子很坏,何况还有传言说他家里添丁之期日日在望。沿土拉河谷骑一程颇可喜的马,便到了博格多院落的边界;那宅子的式样混得古怪,叫我们很觉有趣。主体是木造的,本可当作一所英国的农舍;可同它全不相称的,是正中那座方形的绿色塔楼,以及许多黄瓦顶的中国式小角楼和亭子。院子四围是一道粗木的杉树篱,这地方显出一派杂乱。除了邻院里养着一小群羚羊这件无关紧要的事,并没有什么能叫人想到人们归在博格多名下的那笔巨富。一箭之地外,他兄弟却金喇嘛的住处入画得多:一座栽培得好的园子,围着若干小屋和一座庙,一概是绿顶,式样是藏式的。

查木的总体安排办得极有远见、极有章法;一项接一项时的秩序与纪律,真可以同西方同类庆典的筹办相比。我们最大的难处是:开演的时辰往往临到几个钟头之内还打听不出来,因此我们总是提早到场,白等了不少工夫。为向博格多献贡,预备得极隆重:通往庙的各条路都有南边来的兵好好守着——他们是补呼图克图的卫队的;栅栏——小喇嘛们就绕着它玩「捉人」、或者蒙古式的捉人游戏——圈出了大片空地,不然那些不知轻重的外国人多半要失敬地在上头轻快地跑马了。

那座诸神之庙在领事馆与西库伦之间那片石头空场的北侧,是一派灿烂景象的中心。卫队穿着宝蓝色的绫缎袍,襟上黑绒镶边、外沿一道银辫,李子色的坎肩、淡柠檬色的腰带,排出一支看着颇为雄武的队伍;他们的兵器是新式的,衣裳除了入画之外,还——这在远东是罕见得多的——整齐、洁净、完好。他们对自己的样子给我的印象显然很满意,还颇为热切地要我给他们照相。

栅栏里头,一侧沿地搭着许多帐篷,蒙古的官员们坐在深深的荫里,默然沉思,避着那片白光;他们绫袍上那深蓝带紫与巧克力色的浓郁,在半明半暗里显得更浓郁。他们对面约一百五十码处,是喇嘛群中的普通一众,密密地聚着,前排盘坐在地,后排站着,成千上万;其中不时窜出个淘气的孩子,想把自己的座换个好些的。他们所成的效果是一大片暗暗的印度红,毫无别色相衬,只有庙门对面那些立在大木架上的奇妙幡旗。人群由几个发怒的喇嘛管束着,谁往前挤、谁站出位了,他们就用短短的小鞭子抽。这几个人的脸丑恶得简直凶神恶煞,神情又凶又狠。无疑是有这么个意思:脸越丑,就越镇得住人。

一群高位的喇嘛穿着橙红与朱红的华美法服,裹在宽松的衣褶里坐在一座门洞下避着直射的日头;他们那硬挺的贴金帽子,形状叫人想起隆起的馅饼顶,在从顶上漏下的光里闪着金属的亮。此刻人群在移动,喇嘛同「黑人」——即俗众——混在一处;虽说这本是喇嘛教的场合,主调从柠檬黄到朱红。

末了的预备正在做:一匹又一匹的御用黄布铺成一条金色的路,从藏在内院里的蒙古包出来,穿过那座大牌楼——僧人们正在牌楼下避日头——再一直通到诸神之庙的正门。栅后那些蒙古包是呼图克图更衣与取用饮食的所在;我们注意到一辆由一头极好的犍牛拉的车停在外头,好把几只大桶的马奶抬下来。博格多在门里,除了高僧和王公,谁也不得进那神圣的界内。门口坐着高位的喇嘛,两个高个子分立两边,撑着绣着绫缎的大仪伞。热气逼人,一排昏昏的大人物在门廊下的长凳上难受地打着盹。这一天带着一股倦意,谈话的嗡嗡声低低的,叫人昏然。

忽然一阵骚动,一股期待的颤栗从我们每个人身上掠过。一群王公、官员和他们的儿子从那些小帐篷里匆匆出来,在那条金路两侧排成行列。喇嘛执事上前来,把点着的香插进每一只伸出的手里。两行之间留出可容三人并行的空地。古铜色的脸上泛起极热切、甚至焦虑的神色——因为他们的神不过是个病人。一阵刺耳的号声预示着他们这位化身之神将至,那声音连绵而粗嘎。两名前导出现了,每人仰着手腕托着一件东西,我们猜是尊贵的「哈达」,可那是用豹皮填成长香肠形状的。跟在他们后头是号手,一个接一个从他那铜与黄铜的乐器里拉出一声长长不断的哀鸣——那乐器很像我几个月前在北京买作战利品的那一件。

一队喇嘛穿着法服、戴着大典上的尖顶冠,看着活像一畦盛开的旱金莲在走动,走在他们教主前头;那位教主又肥又白又沉,病眼上护着一副圆的黑镜,由左右各一个僧人扶着(在我们看来是架着),吃力地沿黄布走来。擎绣伞的人紧跟在他脚后,一群有资格的人——僧俗都有——互相挤着争先,随在他后头进诸神之庙,直到那献贡的宝座前。从蒙古各个偏远角落来的卑微喇嘛三三两两地立在周围。他们来是为看自己的神走过。那份情绪是绷紧的。灼热的崇敬从他们直直的眼睛里放出来。行列蜿蜒进庙去时,合拢的双手伸向前,表着深深的激动。一片沉寂,只有那位中心人物沉重的脚步声——他踏着铺在木板道上的黄绸「咚咚」地走。僧人们在圣所门槛近处如醉如痴地伏身叩拜。他们见到了他们渴望一见的那位:为了尊崇他,他们磨破了脚、忍着饥,走了那么多英里、走了那么多个礼拜。他们是幸福的。他们的脸是崇高的。他们到了心愿的港口。

离庙的大门不远,沿一道墙排着几百个衣衫破烂的香客,容色灿烂地期待着,手里捧着自己的礼物。博格多卫队里有五十人在这里当值,等时辰到了便把他们编排着引到尊前去。他们从天亮就等着,可处在一种极度的欢忭里。他们在同伴中抽到了那个幸运的号,用托盘和碟子捧着自己的供献——给庙里祭坛用的小小饰物,有时甚至还带了食物,要放在他们精神上的君主脚下。可还轮不到他们。先的是王公和衣着华美的富人;这些人双手高举着用水仙黄绫布裹住、看不见的贵重贡品,人群为他们分开,他们从一片烈日里走进大庙内部那昏黄柔和的光里,排成极妙的队列。门为这些捧着珍宝——黄金、乳香、没药——的人一开一合时,库伦僧人喉间低沉的诵声便起伏不已。他们人数太多,只能一回放进百来人。

那场在圣山与城之间大片草地上举行的射箭会,也许不那样动人心魄,可入画之处毫不稍逊。我骑马出去,眼前是一幅叫人想起明亮秋阳下一畦草花的景象。远处土拉河对面,林木的丘陵拔起约一千五百到一千六百尺,作了背景。人群的衣裳——这一天俗众占了压倒的多数——真是一门对照与和谐的学问。一品红的朱红同纯正的绿松石色、青金石的蓝争艳;淡紫与浓紫,沉静的鼠灰,从淡柠檬到鲜橙——那份灿烂犹如一片鹦鹉郁金香的田,叫我想起哈勒姆四周盛开的球根花田。阿斯科特赛马的金杯日,比起蒙古这一场射艺之会来,也要显得苍白无血了。

场子一头是五六座小帐篷,用浅蓝或深蓝的亚麻布贴着黄白两色的纹样。帐篷底下,王公与王妃、官员和他们的太太,另有若干别的执事,坐在舒服的方垫上。他们四围是人群;再往外,又像一道墙似的,拴着成百上千的马——在蒙古,谁也从没想过要走路。场子南端帐篷前头,是五六个射手的站位。他们两两而射,王公与庶人一样,除了那支从圆形、带红飘带的小礼帽顶上横插出来的孔雀翎表着官职、以及衣料更好些,彼此并无分别。每人射四箭,射程约七十到七十五码。

参赛的人极多,一次出来八个或十个,两两在站位上排好,向帐篷里的贵人深深一躬,又照样向箭垛致意,便把他们那沉重的、镶象牙尖的箭射出去——射的不是靶子,而是一些用桦树皮做的圈,松松地叠起来,像小孩用积木一块压一块地搭「城堡」,垒成约十尺到十二尺长、一尺半高的小矮墙。箭垛那边有若干人记中箭的数;箭飞过时,他们在头上挥动长长的手臂,吟出一种像挽歌一样的咒唱,同我们的水手拉锚链时所唱的差不多。

那歌声随参赛者的中与不中而起伏,忽强忽弱。人群的眼睛随箭而动,整片人微微摇晃,像一片麦田在风里起伏成浪。裁判就立在那些呼啸的箭的线路上;还未出家的小喇嘛们光着脚、露着腿,把落下的箭收起来,一路轻快地跑回射手那里,像背满箭囊、被太阳吻过的小爱神。场上秩序极好;这一项同别的几项一样,办得毫无瑕疵。

在庙那宽敞的外院里举行的神舞,所给的效果同我前一年春天在北京喇嘛庙里极有兴味地看过的「跳布札」相仿。地上划出区段,一切仪节都朝着一座黄绫的顶篷,篷上饰着蓝色的程式纹样,呼图克图的宝座就摆在篷下。谁也没指望他会「亲身」到场;可他既不在,一切礼敬便都献给那本该由他占着的那块地方。

俄国的身分得到了官方的承认:离博格多那座不远,另给搭了一座专用的帐篷;俄国领事就在篷下盘腿而坐,汗流不止,身边有若干执事、一名译员,还有他那位相貌端正的波斯侍从在肘边。许多俄国人也站着看那些戴面具的舞者诡异的旋转——那舞不倦地跳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而烈日毫不留情地照在这片满是砂石、不见一树的空场边上成千的看客身上。那舞虽然入画而新奇,过了一阵也就单调了:一队又一队的伶人藏在罩住头与肩的最奇诡的面具底下,轮番出来,在我们看来,一队接一队做的都是同一套动作。这类宗教之舞确切的意思极难弄清;最可能的解释是:那些场面是以哑剧演出佛教早期史上的事迹。舞者戴面具扮诸神、神话中的异兽和狰狞的魔;他们在用白粉划出的场地上腾跃,伴着藏式号筒和别的怪声。诸神那和善而苍白的面容,很自然地同中国人所赞赏的那种崇高的沉思之相大为相似;他们到时候自然胜了诸魔,可叫我们失望的是,所凭的是平和的祓除,而不是筋骨的较量。这类事持续了将近一整天;看得出看客们生了厌,因为据人告诉我们,他们多半同我们自己一样,不知道这究竟演的是什么。

来看圣舞,对相当一部分看客来说,多少或许带着义务的意思;可此后那一项、即一年一度的角力比赛,便全然是另一回事了:通往场子的各条路上挤满了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那份热切是毫无可疑的。就场地的布置而论,仪节大体同前几回一样。就我所能看出,最要紧的分别似乎是:库伦所有的王妃(如果她们都是王妃)都来了,好给自己的情郎鼓劲。这些可爱的小太太们一排排端端正正地坐着,把她们那些奇妙的珠宝衣裳衬得十分出色。帽子底下看得见那只有极隆重的场合才戴的金头饰。那头饰形状像一只倒扣的洗指盂,作镂空的样式;许多是金的,在这样热的一天,重得想必很不舒服。架上垂着一串串珍珠;保守地估一估,这些贵妇中有人戴着三百到四百颗珍珠,许多有豌豆那么大,颜色也极纯正。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大聚会上,她们无疑觉得自己的身分要她们端出一副正经相;可那些褐色的眼睛和红润的嘴唇看着却够欢快的,尽管她们一本正经,还是看得见嘲弄而撩人的眼波来来去去地飞。

蒙古男子平日所穿的宽大长袍,把他们的身段和筋骨发达的本钱都遮得严严的;我们因此颇有兴味地看那些角力的人预备上场。他们的脸时而被烈日烤、时而被冰风刮,往往被风霜弄成旧铜的颜色;可一脱了衣裳,便看见他们的身子白得同一般英国人一样,叫人吃惊。这些好汉——喇嘛与俗人都有——看着是壮而不是灵便;他们从小就练,有机会时还认真地操练;到了要显本事的时候,身上硬得像钉子。

号令一下,四对角力的人进了这片斗场,各在指定的位置站好,由两名裁判紧紧看着;那两位同时还兼着押注的人,不停地给他们出主意、鼓劲,有时还在他们身上软些的部位拍一记响亮的,好给自己的意思加个标点。不过动手之前,惯例——无疑是自古以来的惯例——规定要先向诸神、或向主持的那一位神灵行礼,不管那是哪一位。可叹西洋风气之所染!那本该主持的神灵的脚,大概连他那双蒙古靴子也嫌小了些,于是礼只好改向那空空的主权之象征——缺席的呼图克图那张无人的宝座。

这些斗士排成单行朝场子北端走,一边走一边喊着,一个接一个地连跳带蹦地走到那张空椅子前。他们那腾跃的步法每一步都把膝抬到肚子,样子滑稽到无法想象。到了台前,这些好汉在空中一跃,跪倒下去,额头三次触地,行了极恭敬的大礼。

一场开始了;在不内行的眼里,有几场仿佛比的是脑筋而不是筋骨。一个漂亮的巧招便能闪电般地把一个人摔倒,胜者立刻又腾跃着去告诉那张空座自己赢了。另有几场,两个人紧抱着好几分钟一动不动,仿佛在沉思。这里只能猜想是耐力在起作用,因为没有什么明显的缘由,其中一人忽然就垮了,另一个便飞跑过去禀报。我虽不懂行,却觉得这是一种引人入胜的游艺;又听那位挪威人、那位德国人、那位俄国人和那位英国人说,这些体格端好的人是十足意义上的运动家,比起任何西方人来,一样讲规矩,我便很高兴。说实在的,有一点他们还可以给西方世界作榜样:那就是奖赏同所挣得的功绩全不相称。一把小饼,胜者还把大半分给了朋友,这就是他为之而斗的全部「彩金」。对这些未经「文明」的蒙古人,这件事的荣誉就足够了。

查木之节最后一项最叫人受用;我觉得自己再也写不过古尔先生回英国后在中亚学会上所读的那篇文字里的描述:「赛马会在库伦稍东一处美丽的绿谷里举行。我们同一群蒙古人及其妻子欢欢喜喜地骑马前去;那些女子虽盛装,却也跨鞍而骑。有三十匹马报名,赛程是在平坦开阔的野地上跑五英里。骑手都是小男孩小女孩,最小的八岁,最大的不过十四。马匹驮着骑手,骑手合声唱着,在浅蓝与深蓝的帐篷之间绕圈列队而行。不多时,一个穿黄色宽袍的喇嘛持一支长矛、矛端系一面小旗,走到队首,那缓缓的列队便转成小跑。绕了四五圈,小跑一时加快,成了快跑。随后马的兴头涨到一个关口,那喇嘛发了号令。他长矛一挥,便纵马驰出,身后那个圈子像套索一样解开,朝平原铺展开去,朝山的一个弯处奔去——那才是实际的起点。我们跟了一程,随后下马等着;末了,那些跑完全程的人护在两侧,参赛者们零零落落地成列重新出现。头一个到家的是个女孩,一条橙色的带子缠在她乌黑的头发上。一个骑马的喇嘛接住她的缰绳,依次把她牵到每一座帐篷前。在每座篷前他诵一段经;到最后一座时,有人递给那女孩一碗奶,又把奶浇在她那匹马的头上。随后每个参赛者都依次被牵到各篷前,每匹马都照样被浇。到了傍晚,马主和别的人脱了衣裳角力,直到太阳顶着一片浮动的火焰之华落到山后。」

这一回蒙古人对欧洲人的友善十分显眼;我们同五六位带了部下来看热闹的俄国军官一道,在终点附近一座浅蓝帐篷里受了「茶」的款待。我们一排人都盘腿坐在地上,喇嘛们端着古怪的中国小饼和一碗碗马奶递过来。那马奶看着脏,其实味道一点也不坏。

在这样奇特而愉快的情形下同那几位俄国军官相遇,使我们之间建立起亲睦的往来;尽管有一件事叫我们颇为意外——他们一行里只有一个人会说本国话以外的话。这位魁伟的大汉是西伯利亚一个步枪团的上尉,一见我们便亲热得像老相识;他是波罗的海沿岸省份的人,德语说得流利。几天后我们借他的邀约骑马到他的营所去,好看一看俄国人正在修的那大片新营房。眼下兵士们主要住在中国人动工的营房里——中国人在一九一〇年原打算在那里驻一小支军队。比这几位豪爽的俄国人更殷勤的人,我是很少遇见的;可他们待客的办法同我们的不尽合辙,而且怎么也劝不动他们相信:我的茶确实不爱对半兑白兰地,而且想到独自一人要骑过一段危险的地方回家,我喝伏特加的本领是有限的。

我想这几位军官当中,有些人虽说名义上极厌恶这段蒙古的流放,到底还能自寻其乐,还能受用这一带绝好的打猎之便;他们向我们开出种种诱人的条件——猎熊、猎猞猁、猎狼,野禽更不必说——只要我们愿在库伦多留些日子。南北蒙古的鸟兽都极多:鹞、鹰、秃鹫、赤麻鸭、鸨、雁、鸭、鹊、鸦和百灵都不少;而在北蒙古,那些漂亮的鹭总是成双出现,驯得让人走到极近处才张开翅膀飞走。

第十五章

「千里之外,以德怀之,非以威服之」

——中国谚语

库伦的生涯虽有种种明亮闪烁之处,可惜也有极幽暗险恶的一面。我们一天又一天骑马经过一处不起眼的小小围院,四围是粗木的松栅,全没想到它里头圈着何等骇人的苦难。蒙古人无论犯了大罪小罪、甚至在定罪之前,便在那样可怖的境况里苟延着一种惨绝的活法;这里头有多少是情势所致、多少是本地人单纯的残忍所致,很难断定。剥夺自由、严加禁闭,是蒙古人同一切近世文明之邦共有的刑罚之式;而眼下这一种大概起于更早的年代——那时除了游牧之人的毛毡蒙古包,并没有别的拘人之所,而任何囚犯自然十分钟就能从那里逃走。

除俄国人之外,看过这座蒙古监狱内部的欧洲人即便有,也极少;库伦的牢狱实在非言语所能形容。靠我们一位俄国朋友的好意周旋,我们从蒙古政府领到一张准条,得以探视囚犯。当局对我们何以要去,颇为疑虑;既不得不给一个理由,便告知他们说:我们只是存心仁厚的旅人,愿向受苦的囚人散些施舍。我由两名蒙古官员、三个俄国人和古尔先生陪着,把那地方整个看了一遍;我相信它一切可怖之处都没有漏过我的眼。

囚犯那份绝望的苦难,若不能叫人心软,那心必是极硬的。一个高高的、顶上带尖的木栅围起的小院里,有五六间牢狱。这些牢狱外头还隔着三重约十八尺高的粗松木栅;要走到它们跟前,须开许多上着重闩的门。所有的门都是双重的,每重都用两把大锁锁牢。我们一进去,狱卒便来迎我们——在我们看来,这两人相貌极为不祥,对落在他们手里的囚犯的苦难简直是幸灾乐祸——他们还全无必要地叫我们留意门里头地上坐着的三个面色苍白的蒙古人。那三人手脚都被沉重的铁链锁在一处;一见我们便跪下了。进监之前我们每人出了三卢布,换成零钱;一行里有人把钱散出去,尽量让这笔钱在这些可怜的求乞者中分得宽些。

往里走,我们见着一只沉重的木箱,约四尺到四尺半长、两尺半深,箍着铁,上着两把结实的大锁。叫我们惊骇的是:里头竟关着一个人——人还只道是一头要用火车运走的野兽暂时囚在里头呢!可那是一个人!箱侧的洞大到够那囚犯把戴着镣的手伸出来,这也是唯一透气的所在。可这不幸的人,比起我们随后所见的那些来,还算是好的:他至少还呼吸着露天的空气。人家告诉我们:牢里太满了,这个囚犯只好留在外头。我们正议论他可怜的处境,哗啦哗啦,那些大闩大锁响了起来,狱卒开了通往第一间牢狱的双重门。这间里必有二十到三十只棺材,有些叠在别的上头;那空气简直是腐臭的。那两名蒙古官员——他们总的气派我不能说给了我们什么好印象——此刻极做作地把长袖捂在鼻子上,虽说他们对气味原是习惯的。人只能猜想:也许有什么法子从底下把棺材清出来,像动物园里的笼子那样;因为人家极力地向我们强调:无论如何、无论什么情形,囚犯一概不许出来,除了行刑,或者——极少的——获释。他们多半是无期的。

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唯一透进来的光,就是门开着时的那点光——人便渐渐觉出:一颗颗蓬乱狂野的头从棺材侧面的圆洞里探出来。我浑然不觉地站在一只棺材近旁,偶然往下一看,只见一张可怖的脸——除了脸别无他物——几乎挨着我骑装的下摆。有一只棺材旁有一汪血,那是不言自明的。里头是一个可怜人,正把肺都咳出来。那位俄国军官通蒙古语,同其中一两个说了几句话;可他们像是懵得听不懂了。在这样严密的禁闭里,他们的心智同他们的肢体一样,很快就萎掉了。在隔开各牢的那一小块地方——顺便说一句,那些牢在地面以下四五尺——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之后,又有一道双重门为我们开了闩;我们进了第二间牢狱,里头棺材中关着数目相仿的中国人。看见这些温和、极有教化的中国人在这里,我们觉得无比悲凉;他们多半是山西商人,无疑是我们在买卖城那座小庙旁他们那几间雅致的会馆里一同喝过茶的那些人的朋友和邻舍。他们就在那里,余生都被关在箍着铁的沉重棺材里,无论什么情形、无论为什么事,都永不得出来。他们躺不平,也坐不直;不但戴着镣,还被链在棺材上。他们一天两次,在饭从一个四五寸直径的洞里塞进棺材的那几分钟里见一见天光。只有一件事他们比蒙古的同难者占便宜:中国人的头骨窄些,使他们还能够——虽然痛苦而艰难——把头从棺材侧面的洞里探出来。蒙古人的头骨太宽,根本探不出去。

那两个相貌凶恶的狱卒容他说多久,古尔先生就同那些中国人说多久;他能在那骇人的空气里待这样久,那份胆气叫我佩服。那些人对他说: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在蒙古宣告独立之时,他们被疑心拥护中华民国。他们显然没有经过审问,而且看不出有一丝从这可怕处境里脱身的指望。能同人用自己的话说上几句,他们像是很感激。

牢狱共五间,我们每一间都进了。在那昏暗的光里,根本无从估出里头有多少囚犯;所得的数目很不一样,可我猜总数当在一百五十上下。有一位俄国人想给外头那三个囚犯照相,那两个狱卒畜生便在他们想遮脸时把他们的手按住。我觉得人不该拿这样的事去辱没他们的苦难。说实在的,不论他们犯了什么罪,人对这些囚犯只有最深的怜悯。这一下午的种种见闻叫我们深深震动;暮色里我们怀着极沉重的心情骑回买卖城。此后无论再看见什么,也抹不掉那座可怕监狱留在我心里的记忆。

我在库伦所了解到的牢狱之制,帮我更好地看明白了后来所见的事。我到场观看了三名蒙古兵的处决——这绝不是出于什么病态的好奇,而是为了亲见那久被传扬的蒙古人临死时的勇气。这三人六个月前杀了他们的将军根敦格,此后一直在那些可怕的棺材里苟延着。

一个十足的七月的早晨。沿库伦东北那条宽谷在短草上骑了好几英里,竟叫我们一时忘了此行那阴森的目的。将要处决的是三名杀了他们将军的兵——那位将军是位王公,曾率四百人攻科布多城里的四千中国人,他的爵衔便是这场胜仗的赏赐。他军中纪律极严酷;他的兵恨他,而胜仗给他们披上的那份荣光,也抵不过他们心里的怨毒。少数几个被选出来动手的人,无一例外地得到同伴的支持。他们是人人一心的。

这位王公非死不可。他们在一月里一个冰封的早上起事,二十支毛瑟枪把铅弹倾进他的身子。这位将军所有的气力真像是神异的。一发子弹把他的大腿打碎了,他却还在跑。那些兵见他不倒,便迟疑起来。他一跛一跛却极迅捷地从追兵前头逃了整整一英里。他往城里逃;人们从住处跑出来,问出了什么事。等那答话掷回到他们耳边时,他们已听不见了。可他一边跑,一边朝那些想赶上他的人喊:「离我远些,不然你们也必被杀」;他在剧痛中还把路上几个小孩推到安全的地方去。他纪律虽严,心是软的。

他跑;到了一处门前,心想或许可以在那里求得庇护,便用尽全力把身子撞在门上。他是个强壮的人,那门塌了进去,他也随之倒下。他就那样躺着。他自己的兵很快赶上他;他向头一个喊道:「那么就杀了我,好让我不再迟延地进那新的一生。」那人当即一枪打穿了他的头。

……我们坐在山坡上等着,我们的马找到了比近处平原上它们素常所吃的更肥美的草。我们等了两个多钟头。蒙古人不是守时的民族。

不多时,他们三三两两地骑着马,零零落落地越过山来;那山将把这桩不能让神知道的血腥之事从人眼前遮住——这事无论如何不得在博格多圣山望得见的地方举行,而全库伦都望着那座圣山的面。

骑马的人慢慢骑过山,因为他们知道:那些牛车、连那些从南边来的骑马兵的押解,绕山脚而行必定更慢。何况也不必赶。那位王公的兵——在那些可怕牢狱里煎着心的许多人中只有三个——今天要为杀他而死。

离我们不远处挤着六七十个中国人,一群人又说又笑,在这阴沉的气氛里显得极不调和。他们乐于亲见死刑,尤其是要死的是个蒙古人。他们同所有别的人分开坐着。这两个相争的民族之间毫无天然的亲近;而眼下的情势是:不久的将来,蒙古同她那天朝邻邦的关系或许要起根本的变化。

忽然,谷的转弯处出现了一小群五色斑驳的骑者,主色是南边兵的蓝军服,同坡上灰绿的草构成一种总体的和谐。他们很快进了视野;从他们绒帽上的孔雀翎看得出,陪着犯人来的官员不少。那里,在兵士当中,是两辆原始的小牛车;车上坐着两臂紧紧反绑在背后、头发蓬乱的犯人。他们是在库伦的牢狱里被严密关押的那些棺材里,变得头发蓬乱、满脸胡须的。在蒙古,死确实胜于囚。三人中有一个,虽经了这可怕的六个月,仍旧生气勃勃,还带着凶横的气朝那几位聚在一座小帐篷里的官员喊——那小帐篷俯临着稍后要把犯人绑上去的那些木桩——「喂,你们几个,」他喊,「别躲到帐篷里去。你们得看着我们受刑。出来看我们死。」而当行刑前一刻给他们端上那顿简单的饭时——他们自己不能进食,碗是由狱卒托到唇边的——这同一个人还要讨他的权利,要肉和茶,不要给他的水和糌粑。

随后——饥既饱了,他们便被迅速而结实地绑在木桩上,取跪的姿势。那硬气的汉子最后一回抗议不许他们面向枪口。「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面对枪?」他争辩道。「为什么不让我们像兵一样死?」这姿势是辱人的,不合他们的传统。可没有人理他;也许他早年受的那份纪律使他不再争辩而顺从了。一个喇嘛手捧一幅装了框的大觉者的像,走在犯人前头。他对他们说了什么,我们听不见;可其中一个答道:「我只愿来生还做个兵。」三人颇为虔敬地望着佛,也许在求他:在他们笃信即将到来的转生里,愿自己的命落在更好些的地方。那喇嘛退下了;随后快得叫人心惊,三个穿蓝衣的兵在近处站定,离那几个杀人者至多五码——接着是「扑」、「扑」两声,远处山上的尘土扬起三小团。其中两人的头朝后一仰,颈子一顿。子弹已经办了它们的事。可照规矩还须放第二排、甚至第三排枪。随后我们看见其中一人、也就是当中那个,还活着;而可怕的是:除了我们自己,似乎没有一个人理会这件事,直到那位挪威人跑下坡去那不幸的受刑者跟前,叫蒙古人注意他的情形。过了五分钟——那五分钟像几个钟头——那一队已经上马、正朝库伦方向驰上山去的兵里,才有一个被叫了回来。他下马,跪下,瞄准,开枪。这一回的了结是没有差错了。这可怜人死得实在艰难。

我们缓缓骑过几条谷回家时,一行人都极沉默。远远身后,鸢在我们刚离开的那块地方上盘旋;它们等着,等人群最后一个走开。有一个以人为食的家伙已付了几个戈比,买得了把那三具可怜尸首上的污秽衣裳剥下来的权利;他也等着,等我们一行都走得不见了,才动手做他那桩阴森的活计。而那些狗,那些在库伦成群游荡、如食尸鬼一般的狗,也要来同秃鹫争食了。

第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中国谚语

蒙古人相信即刻转生,因此对自己的死者全然不上心;我在库伦所见唯一算得上坟的,只是两座立在僧人墓上的灵塔。「那有什么相干?」他们说。「身子只是魂的一只壳,魂立刻就生到一只新壳里去了。」我想他们似乎从来不肯费神洗自己的「壳」,道理就在这里。尸首被拖在牛车尾上运到山坡去,有一个喇嘛陪着管车的人。喇嘛择一处吉地,那人把马一抽,把尸首颠到地上,便飞快地赶车走开,不回头看。此后便凭天意了。尸首若被野兽猛禽迅速吃尽,那么无论有什么相反的证据,死者的德行便算定下了。可若腐化的过程拖得久,那亡者的名声上便要带一个坏名,而且只要那些刻薄的记忆还在,也要不便地连累他活着的家人。

库伦留给我一个久久不去的印象:满城遍地是骨头,而可怖的、如食尸鬼一般、凶得骇人的狗在骨头间游荡。在库伦四周的垃圾堆上,这样的狗有时数得出成百条。常常看得见它们一声不响地啃着、啃着什么东西,叫你骑马匆匆过去时都要打寒战。人出门从不敢不带兵器,因为冬天狗饿得极凶,夏天又时时有碰上疯狗的危险。我们在那里住下之前才几个月,我们院外那座庙里有一个年轻喇嘛被这些野狗撕成了碎块。他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可那一个冬日独自出门,身上没有兵器。一群狗扑了他;还没等人应着他的呼喊赶到,它们已把他拖到近旁一个垃圾堆上,在那里把他四肢撕散。这些狗不属于任何人;它们既是时时的祸患,相貌也极可憎,总因某种可怕的、仿佛缠着它们不放的病而难看。蒙古人的看法是:这些狗当了清道夫,省了他们处置垃圾的麻烦。

我像是同世界完全隔断了:既收不到信,也得不到外面的消息;在库伦这段节庆的日子里,我也没看出多少迹象,显出中国与蒙古政局的动荡。我的主人偶尔收到他张家口那位同事来的电报,略告他两军的动向;可我们所得知的实在很少。人若在那里再久留一些,必定要把库伦当成宇宙的中心,把蒙古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看得重于一切。

因此,听说在中国电报局当差的年轻苏格兰人格兰特先生在塔布尔被蒙古兵杀害,是极大的震动。同他一道出发的那位同伴我们是见过的——他们这趟行程的预备,三个月前我在张家口教会的院子里曾极有兴味地看着;我们过上乌金斯克时遇见了他,他还对我们说,格兰特先生大概会在我们离开库伦之前到那里。从蒙古方面传到我们耳中的说法是:有一伙红胡子到一处孤零零的电报站上向这可怜的年轻人索食;等把他的存粮吃尽,他虽厌恶他们这样的强求,却仍急电中国政府请援。据说还有一封电报是直发给袁世凯本人的;可中国政府无动于衷,或者看不出有什么道理去养这伙以歼灭他们自己人为目的的匪帮——何况他们连供给自己兵士最起码的需用都已尽了全力。无论如何,救援没有来;格兰特万般无奈——因为没有一个中国人或蒙古人肯走这趟路——终于自己动身往张家口去,好领到继续北上巡查所必需的给养。当时内蒙古是那样的情形,当局何以还准他回来,实在难以理解。不管怎样,他同三个中国人一道重到塔布尔时,显然被蒙古兵拿住了;那些兵一见他便要他交出给养,连那几个中国人也要交出来。他们说:他若依了,就放他走;若不依,就杀了他。

有一件事应当永志他的荣名:格兰特同他那几个中国同伴站在了一处。那些蒙古人虽冷血地杀了他,到底也不得不承认:这白种人在他们所自夸的勇敢上同他们一样;而且他还懂得一件他们全然不懂的事——自我牺牲这至高的德行。他临死时并没有一份宽慰,可以知道自己这样做救了别人的命——人倒愿意相信:我们当中许多人若有这样的报偿,也肯付这个代价。他之死,是因为他不肯以血为代价来保自己的命——哪怕那血终究是要流的。那最后一幕的情形,是从蒙古人嘴里传到我们这里的。那些兵宣布了要把他处死的意思,便围上来拿他。他讥笑说:绑一个人竟要这么多人。「我们立刻就叫你笑不出来,」他们说;便排开二十人把他打死了。

格兰特死得使他的民族可以为他自豪。他的举动连同他最后那句勇敢的话,所显的那份气概,使他高踞在英杰之列。「你们可以杀我,可你们永远吓不倒我,」他说。一个多月之后,人们找到他的尸首,头上一个弹孔;同他一起死的那三个中国人也一样——他宁可死,也不肯把他们撇给自己的命运。凶手虽已逃走,尸首附近的营地却还在;正因如此,那些尸首才没有被动过,狼和秃鹫也没有碰它们。这几乎像是:蒙古人既已做尽了恶,便守着这些遗体;像是他们明白:英雄之死必定是要被报的。

如我前面所说,都城表面上实在看不出什么,叫人想到几百英里外正在打仗、动荡正在蔓延;可库伦也不能说是一个安宁、或者叫人舒心定居的地方。人必须时时把一支上了膛的枪搁在手边,这就说不上安宁了。我自己有一夜经了一桩颇「提心」的小事:我听见步枪和左轮的响声,近得实在不像摇篮曲。我把左轮扳起全击发,悄悄摸到院子里,借着院边那些低矮的中国房子的影子掩着身,才发现有一个蒙古人正坐在我的屋顶上,隔着墙朝他的仇家放枪。这是我想自己可以当真自称「置身火线」的唯一一回。

另有一个难受的时刻,是一天夜里我们在俄国朋友处吃过饭、在黑里骑马回家时,无意中惊动了一大群野狗——它们正忙着啃——天知道是什么东西!其中几条怒冲冲地朝我们扑上来;我们一时拿不准,是不是要落到极难看的境地去。夜里我们的马也紧张得厉害;我的旅伴划火柴点烟,惹得它们猛一惊;后来到了院门口,我想用马鞭敲门把里头的人叫醒,我那小畜生便极出我意外地把我从头上摔了出去。离开库伦之前我们才知道:天黑后在外头被看作极莽撞不智的事。而我们离那城之前,蒙古政府还下了一道令,大意是:晚八点之后谁也不得出门;每十二家中须有一家留一个人整夜不睡,以便红胡子来犯时报警;每一家、每一座蒙古包里都须整夜点着灯。

这样的兆头,对我们要沿着荒僻的道路回到文明去,实在不算叫人安心。这也正使我们放弃了原先的打算——本想换一条路回去,好看一看伊罗地区的金矿;因为恰恰是那一带最有可能遇上亡命而凶恶之徒。我们既一心想把在库伦逗留的时日用到所能支配的极限,便决意把回西伯利亚的路程压到最短,走「奥尔顿」驿道,一程程尽快赶。俄国领事很好心地帮我们打点一切。其实我们心底还悄悄存着一个不便说出的、不自在的感觉:他虽一向待我们友善,可看我们把脸转离库伦,他是不会难过的。显然俄国人不会乐意有两个好探问的外国人到处把鼻子伸进各种角落去,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俄国的管辖权还在摇摆之中,掌握也绝不完全。

我们弄到一辆老掉牙的塔兰塔斯;人家告诉我们车主住在恰克图,我们可以把车存在那里还他。十卢布这么小的一笔钱,似乎就足以保证把它修得够支撑库伦到我们目的地之间那二百英里的路。八月第一天用来打包、预备行程;我们盼着四天走完这段路——来时走了七天。我们逗留期间结交的朋友都来送行,吃茶时还拿从前旅人在这同一条路上所遇的险事来款待我们。那位领事自己极和气爽朗,给我们送来了「护照」,还有准我们把兵器带出蒙古、带过俄国境的通行文书。我们自以为那是最后一个傍晚,是在土拉河岸上度过的;我们拿一只发白的骆驼头骨作靶,在暮色里练毛瑟枪的准头,把回程上可能需用之外敢省下来的子弹都打光了。

第十七章

「以无理坏好事,犹雨中放烟火」

——中国谚语

我们又一次把——蒙古人——算漏了。我们早早起身,从清早起就样样齐备,然后便坐下等我们的塔兰塔斯、我们的马和我们的人。我们等了一整天;傍晚索性把他们当作没指望的事丢开,出去在圣城四周山脚那片短而有弹性的草地上作了最后一趟骑行。第二天——离我们离开恰克图整整五个星期——蒙古人在早八点之前到了;可他们那份没章法、爱拖延的脾气,弄到正午才预备停当动身。我们头一次停下来得也太早了些:离院门还不到三百码,就出了头一桩车祸。顺带说一句,这是我生平唯一一回见蒙古人被掀下马;而说句公道话,那人从马上下来,不是因为没抓牢,而是宁可下来,免得被挤在我们正过的那座庙的栅栏上。

我们动身时少了三个人;而其中一匹小马从来没拉过东西,又格外性子野,便趁这机会尥蹶子,把骑它的人掀下来,撒腿越谷奔去。另一个蒙古人一刻也不迟延,把自己的马从塔兰塔斯上解下来,追那逃马去了。我们便坐在塔兰塔斯里。那匹小马在一场狂追之后又被捉住;随后为把它那股劲折一折,它主人一面随手抽它,一面带它快跑了一程。这当儿,我们正要再次动身,那位无赖马贩——顺便说一句,他还是我们的隔壁邻居——骑马赶来,显然一肚子愤慨的激动。我们的挪威朋友马门先生听说我们出了车祸,赶来看能不能帮忙;他解释说:那人很生气,以为我们羞辱了他。

那只头骨的故事——同马贩开战之由——叫我至今颇为懊悔。我们动身前十来天,我在离库伦相当远的一道山坡上拾到一具上好的、看着也干净的蒙古人头骨;我在这门学问上是外行,只觉得把它带回家去,从人类学上看会很有意思。我便拿一段绳穿过眼窝,把头骨系在鞍上带了回来。我的朋友们很好心,没有把我这份兴头压下去,倒提议说:在一桶消毒水里泡它几天,大概是明智而合卫生的预防。可等我要打包时,把消毒水一倒,却发现狗和秃鹫并没有把它们的职司办到我所预料的那样彻底,那颅腔里还有半满的腐烂脑质。我那个中国小厮自然连看也不肯看;我那两位欧洲同伴也劝不动,没一个肯替我把那东西清出来。看来最省事的办法是把那头骨留下不要。可我们才一动身,那小厮收拾屋子,便把桶连里头的东西端到近旁一个垃圾堆上,把那东西倒在了上头。

不幸的是,我们这位蒙古马贩把这番经过看在眼里;他无疑正张着眼找不满的由头,便跳上马来追我们,抱怨我们把头骨丢在离他院界这么近的地方。我们自然道了歉,又极力叫他明白:我们并没有羞辱之意。见他仍旧显得恼怒,我那位高尚的旅伴——我相信是为了身后只留下愉快的印象——便提出要回去把那头骨从近旁移走。又耽搁了一阵,他重新出现,手里拎着一个用报纸裹的大包。我那份悔意不是装的;而我们把我这件极阴森的所有物塞到塔兰塔斯底下时,他连一句责备也没有说,这更把火炭堆到了我头上。就是此刻,要带着它经文明的路线穿过欧洲,那状况也绝不算好;我很情愿地同意:一有机会就把这累赘打发掉为好。此后这一路上,只要有人——哪怕极轻极柔地——提一提这桩事,我便立刻乖顺,无论什么主张,不管多不合我意,也一概听从。

我们在库伦接上了余下的几个蒙古人,又同那位俄国军官加布里克上尉作别——他来送我们、给我们几句临别的叮嘱,又拍了一张照片留念。我们快爬到出都城的第一道山顶时,出了第二桩车祸。新绑在塔兰塔斯车辕上、照老规矩横搭在四个蒙古人鞍上的那根杆子,忽然断成两截;毫无一刻的预兆,那塔兰塔斯便顺坡往后滚下去。我们死死坐住,只等它随时翻倒;那些蒙古人一到紧急关头便毫无用处,只张口结舌地看着出了什么事。我们撞在一堆石头上才停住,那情形实在是天意:车还是正面朝上。我们下了车,叫蒙古人动手修那根断杆。机会既到,我趁他们的心思全在别处,拿起那个裹着头骨的报纸包走开,悠悠踱到远处一片灌丛那里,把我这件负担藏在了丛中。多年以后,必有哪位福尔摩斯把它发现,再以他惯有的明察,把二加三算成四,断定这里犯下过一桩卑劣的凶案:说是有个残暴的英国人杀了一个蒙古人,把尸首处置掉(天知道怎么处置的!),又把头裹在一张《北华捷报》里丢在路边,企图藏匿。世事真是难说。

那根断杆的修补,我们不得不将就着勉强应付;而我们断定:它经不住下那条长路的重压——那条路通到库伦山口的另一面,一个多月前我们还欢欢喜喜地从那边一步步爬上来。于是用两根绳子把塔兰塔斯往后拽着、好免得压在那杆子上,让此刻气焰略平的蒙古人把车带下去,我们自己则牵着他们的马。这场事故耽搁了我们一个多钟头;加上动身本就晚,我们到头一程的终点时已经很晚了。这里有换班的人和马候着,我们尽力向他们灌输:我们这车眼下极脆弱,须得当心。路同当初我们那位扬希克带我们来时所走的岔开了很远;到夜宿之处以前,我们还得对付一条颇叫人为难的小河。平常情形下,蒙古人本会一声声野性的「嗬啦」,飞驰过去、再冲上对岸的陡坡。我们那根断杆却逼着我们另作一套:除了「众人一齐推轮子」、把这沉重的塔兰塔斯推过去,别无办法。他们给了我一匹小马骑;可水又深,那小马又乱溅水,我想我湿得同他们一样。蒙古人连脚也极厌恶弄湿,劝得他们肯下水之前,还大闹了一番。

这一程的人不是一班特别讨人喜欢的;虽然这题目没有拿出来议论,我们两个在他们手里都不觉得十分安稳。到夜宿之地时,他们的本性显出来了:他们硬要我们付八卢布,而不是通常的三卢布、或者我们实际给的五卢布。蒙古人把能唬的全唬了出来,还赌咒说(其中一个会说够用的中国话,权当译人)我们那「护照」、即驿站的准条上明明白白写着八卢布之数。我那位不那么好争的同伴主张付了算了,省一场口舌;可我觉得这样早就让步,就意味着往后每一程都要被欺压;于是我叫他们明白:我宁可第二天早上同他们一道回库伦去理这桩事,也不受这样的欺。他们做出要不拿钱就走的样子,可终于在我们的坚执面前软了下来;一场说了一个多钟头的理论之后,他们坐下来喝茶抽烟,随后才动身走;那时已近十点钟。

这场长谈把我们累坏了;见他们终于走净,我们既感激,又为自己到底没发脾气、到底胜了这些蒙古人而高兴。我们匆匆吃了饭,在这显然怀着敌意的营子里觉得很不安稳,便尽量少作铺设,在旅人的蒙古包里安顿下来过夜。后半夜,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把我弄醒了,我坐起来听。从蒙古包里别的人深沉匀整的呼吸听得出:紧张并没有过多地搅扰他们。可那轻微的声响渐渐大起来;外头忽然一阵吱呀,把古尔先生也弄醒了。随后出其不意的一阵马蹄声和更多的吱呀声,一下子把外头正在发生的事呈在我眼前。「他们在偷我们的塔兰塔斯,」我低声说,便抓起我那两支左轮,一手一支。我们静静坐着等了一会,随后有灯光和人声从蒙古包的缝隙里透进来。「那几个畜生回来抢我们了,」古尔先生嘟哝道;我悄悄爬到门口,从门上头的缝里望见一群脸。

「你们究竟要什么?」我们中的一个喝道;我欣然觉出自己的手稳如磐石,便预备着一有袭击的征兆就开枪。我确实只差一丝就扳了扳机;忽然我觉出有一张白净的、留着小胡子、蓝眼睛的脸,上头戴一顶军便帽,正带着温和的惊讶望着我。从我们以为的险境里反转过来,我简直想扑到那张脸所连着的脖子上去。那些蒙古人到这里不是来袭我们的,只是来把一位俄国军官和他的仆人领进旅人的蒙古包——那两人也同我们一样,正走驿道赶往恰克图。我们赶紧帮他们安顿下来,又给他们吃的和白兰地(那白兰地像是叫他们大为欢喜);不多时我们一伙都睡得又沉又安稳,而我心里还怀着一份宽慰:那些恶棍若回来抢我们,我们合起来是能对付不少蒙古人的。

我们本颇盼着能同这几位可亲——虽然彼此说不通话——的同伴一道走下去;可这几个俄国人行李极轻,天一亮就起身走了,我们则得等一根新杆子:有人砍倒一棵小苏格兰松,略刮一刮,以五十戈比卖给我们作此用。我很有兴味地看那位军官梳洗:他的仆人持着一只盛满水的小锅立在他对面,立正着;他就用那水极彻底地洗脸、漱口。

要送我们走下一程的那群蒙古人,样子叫我们看着不大放心;我们觉得昨天那几个大概已尽力把事情给我们弄难。营里别的人也显得横蛮阴沉,向我们讨吃的,那神气也不怎么好。我们这几个新来的人里,有一个确实是个相貌骇人的恶棍,六尺来高,脸上那股横眉从不消散。其余是一个「黑人」、两个姑娘,和一个二十上下的喇嘛。年纪小些的那姑娘很俏丽。她显然把我当成了男子;只要不轮到她当值,她便骑在塔兰塔斯旁边向我献殷勤,讨糖果(我们在库伦一家俄国铺子里发现一种格外可口的牌子,备了不少)、讨别针、讨花,或者凡她瞧见便立刻起了心的任何小东西。她又娇羞又欢快,弄得我很替我的同伴可惜:她这一番意思全白白糟蹋在我身上了。还有一个人也为此恼火。那个年轻喇嘛——照我所看出的,她是他的心上人——显然很不自在,他的头朝我们这边转的次数,比朝他引车的本分还多得多。有一回歇脚时,他像是在明白地告诉她自己对她这份轻浮举动的看法;可她虽极俏地撅起嘴来,也全无用处。她那情郎重新——打个比方说——被绑回塔兰塔斯的车辕之间去,这小妖精便又回到她那套惹人的小把戏上来了。

到这一程终了时,我们所料的那场纠缠果然来了;我们那位横眉的护骑开始强词夺理地要双倍车钱时,样子绝不像个好打交道的客人。可这时候我们是没有心思被人胡缠的;我们把钱往地上一扔,又把那张「护照」在那聚落头人的脸前一晃,要他立刻换马。唬人的把戏是两边都会玩的,这一回我们赢了。随后我们带着一班精神十足、人数竟有八个的年轻汉子——看着都是些胆大妄为的无赖——很快又上了路。

第十八章

「心广体胖」

——中国谚语

我们那辆塔兰塔斯的古老,是我们时时的忧心所在;小毛病层出不穷——绳子磨断,车辕松脱,螺母松动。我们两个骑手还只是孩子——其中一个是十五六岁的喇嘛——他们引车时偏要在极粗粝的地面上以不要命的速度跑。我抗议了几回;他们一再不理我的告诫,我终于把他们喝住了。可不多时又同先前一样糟;我们正跑得飞快,忽然「嘎」、「嘶」、「嚓」一声:我们前头的车轴整整断成两截,近侧一只轮子滚得远去了。我们此刻处境可怜,接下来怎么办,一丝主意也没有。蒙古人无助地看着;而我用流利的英国话把此刻对那两个小无赖——这场损坏全是他们的责任——的观感一一讲明时,他们都十分服软了。全凭天意的干预,我们才从一个异常尴尬的局面里得救。我们一个蒙古人望见远处朦朦中有两个俄国人骑马而行;我们还没弄清他心里转的是什么主意,他就跳上鞍、驰去求他们相助了。

那两个俄国人的机变、好心和那份十足的好义气,我怎么说也说不尽。我们的难处到此为止了。两人之中,我们看一个大概是个落了水的牲口贩——他那蓬头垢面、不甚体面的相貌,或许也冤了他;另一个是个没经练的年轻兵,正带公文往恰克图去。前一个是有脑筋的人。他一眼看清了局面,立刻叫蒙古人动手:一个去砍一棵小树,别的清理残件。这中间他把他们训了一顿,叫我听着很是称心。他把那棵小树弄成一种雪橇的滑木,于是把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办成了:有了法子把这辆此刻朝右舷倾得厉害的塔兰塔斯连我们的东西一起,运到下一程去。

能走到这一步我们已很感激;正要把这几个惹出这么多麻烦的蒙古人付了钱打发走时,那俄国人拦住我们,叫我们明白:既出了这场车祸,什么也不给他们更好。于是我们当场写了一封信给库伦的衙门,陈述我们的控告,又说明我们在这趟行程的第四程上不得不弃车,便这样把他们打发了。那位头人似乎也支持这俄国人的断定;而且他还告诫那一班新来、要小心翼翼地把我们连这辆三轮而几乎瘫了的塔兰塔斯送到夜宿之处的人。幸而这一程极短,我们几乎是一路走过去的。

我们所走的路同从库伦来时不同——我猜大体是平行的;因此夜落下时,发现自己竟到了那个年轻中国人住的小木屋,叫我们又惊又喜——下来时我给他治过眼睛,可我那位旅伴同这屋子的联想却不那么愉快。不过他的房间被几个中国旅客占了,我们便在隔壁几间屋的一家俄国人处住下。论洁净,这里比隔壁那间实在没有强,我想决意睡在塔兰塔斯里的古尔先生倒占了便宜。我本以为要同那家俄国人同住一间:晚饭时他们在一角吃,我们——带着那个兵和我们那位患难中的朋友作客——在另一角吃。可他们吃完便一个个散了;等我躺上我那张板床之后,他们又一个接一个鱼贯进来,在装饰着我这住处一角的圣像前做祷告,弄得我颇为狼狈。那些男人——看着是杂七杂八的五六个——似乎在院里的几辆旧车和各处角落里找到了睡处;第二天早上我听说,那院子到底也不是个清静安歇的地方:牛哞,猪哼,鸡远在天亮之前就叫,末了四面八方都听得见鼾声。

从这时起,那两个俄国人——一个平民、一个兵——便同我们亲如兄弟。为他们作伴之故,也纯出于对他们那份乐于相助与机变的感激,我们欣然接纳他们,又情愿把我们所有的干粮同他们分享。我们有十足的理由相信:我们那张「护照」使那位牲口贩在余下的各程上一文不花;而且不止一回、而是许多回,我从这里那里听懂的一两个词里看出:他对蒙古人说我们是呼图克图的近亲,因此多收我们的钱这类胡闹是再不许有的。这想必正是有一程蒙古人竟分文不收的缘由;而我恐怕我们良心上得永远背着这一笔:我们所受的,实际上是献给活佛的供奉。

我们这辆车的损坏,被周围所及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孩子都查看过;大家议论下来的共识是:修是修不成的,可取的两途是:或者改乘由小马拉的牛车、把塔兰塔斯弃掉;或者在原地极没把握地待上半个月,等一根新车轴做好、从恰克图送下来。后一条自然不必谈,于是我们兴兴头头地踏上了约一百二十英里的牛车之行,全没料到这种运载之法所含的种种难受的可能。一辆车上装行李——我们尽力让它在我们前头、在我们眼里;另一辆上我们自己颇为危险地蹲着。这粗陋的车后头和两侧都没有一点遮护;过了好一阵,我们才学会怎样把自己平衡得略觉舒服、略觉稳当。

正午光景到了下一程,我们被颠得、被勉力保住座位的劲绷得这样疲乏,竟累得连干粮都懒得解开,只把发僵的四肢摊在草上打盹;那时马正被捉来套上车辕,一班新来的蒙古人正同上一班照例地争执。此后的程段短了些;而车是各处蒙古人的产业,所以它们所能给的舒适便各有一番可喜的变化。不过我断定,它们当中没有一辆在我们那奢侈浮华的国家里会被认为配从畜栏往地里拉粪。关于横穿戈壁、我在内蒙古常遇到的那种牛车的描述,用在这一带的牛车上也一样适用。

再往下一程,因为发现了我生平所遇最了不得的一个一岁男孩,变得活泛而真正有趣。说这孩子能像四岁的孩子一样走路说话,还算是提了他最不出奇的本事。那婴孩在他母亲怀里出现时,古尔先生正抽着烟;婴孩便以再明白不过的手势——还不算那些四围蒙古人显然听得懂的声音——表示他也要一支。于是有人当即递给他一支烟。我们满以为他会做出他这年纪一切正常的孩子都会做的事:把它撕碎。可这孩子偏不。他极小心地把它衔在嘴里,又郑重地四下看看自己所造的效果,让人给点上,抽了一两口,便挣着站起身,摇摇摆摆地走回蒙古包去,把他的战利品给一位溺爱他的祖父看。显然这个婴孩同我所认识的另几个婴孩一样,不但统治着他父母的蒙古包,连营里各色亲族也一并统治着。

这个被他统治的聚落,在我们看来比我们歇过的别处略为富裕些——至少它出了一辆略好些的车,大些,还有一块可坐的板;挽具上也有俄国式那种高高的、拱形的架子接在车辕上。这一程同下一程之间,我们又过了哈拉郭勒(比上一回在河的更上游处),几乎认不出它来了,水量减得那么多。蒙古人决不会把自家畜群里最好的拿来给过库伦与恰克图之间这段路的行人用,这是不必说的。不过照常例,派得出的小马大体还驯;只有两程上我们像是有到不了目的地之险:一回是因为跑得太快,另一回是因为全然不跑。

重过哈拉郭勒之后的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动身,护骑是一个相貌端好、脾气可亲的年轻僧人——须得说明:每辆车只套一匹马,由一个骑马的蒙古人牵着——那情形竟像是我们要从大分水岭上抄近道了。那匹拉车的马糟到无可救药:才被套进车辕就大闹了一场;它这十之八九是生平第一回经历车与挽具这类累赘。那蒙古人自己的坐骑脾气也不怎么好,他把那匹马的缰绳勒得死紧;这小畜生一阵阵猛扯猛挣想脱身,几次像是要把他从鞍上拽下来。

我们那位俄国朋友和那个兵已先骑到前头去了;看来我们免不了要热闹一场。不过过了一阵,那匹马似乎讲和了,也认了自己遇上了主子这件事。可那番拉扯对挽具是太狠了:构成挽具的一块生皮同其余的分了家,这牲口便得了机会。毫无一刻的预兆,它撒腿狂奔,在草原上没头没脑地跑。我们那位喇嘛被那一断弄得措手不及,一时落在后头;可他随即稳住身子,离了些距离飞驰出去,并不来追赶我们,而是尽力把那马往山上引——好叫我们不被拖着沿一条窄路奔向必死之地:那条路蜿蜒而上,尽头是陡落到一条干河床的坡。除了死死坐住、但求无事,别无办法;我们彼此拼死抱住,像铁鼓面上被炒的豆子一样跳着。死死坐住,这一两刻还像是有点相对的稳当;可我们前头是一道土坎,坎那边天知道是什么。「那道坎会把它挡住,」我喊;可偏没这份运气。它冲上去了;叫我们惊得屏住气的是:我们连车、连马、连人,竟不但跃过了那道坎,还把坎那边那条沟也一并跃了过去。这既说明我们那辆车何等结实,也说明我们的胆子何等结实。可这小畜生的气力是有限的:它为躲自己的主人而转向那片急升的坡,终于撑不住了;它彻底跑干了,便听人把它捉住。到这时,我们那位俄国朋友因不解我们怎么迟迟不来,很体贴地骑回来了;他是个实干的人,一面把挽具修好,一面滔滔不绝地咒那喇嘛。我们还活着把这桩事讲出来,在我们看来实在是一桩奇迹。

我们接下来的经历恰成一个大对照:在伊罗郭勒北岸又换马时,我们接到了我在东方那段日子里所遇最慢的一头畜生。它慢得那位俄国人把他的鞭子借给我,好叫我从车上催它一催。这个,加上有一回我用靴尖在它背上轻轻碰了一下,弄得牵它的蒙古人颇为不快;他回过头来,用中国话告诉我们说他的马「厉害」。它只有一回、也仅有一回显出这话略有一点道理:那是将近营地时,它仿佛忽然记起了自己的家风,很体面地进了场,以极好的派头冲到旅人的蒙古包前。

这是一处极友善的聚落,人们围到蒙古包前来向我们道欢迎。我敢说这友善里也掺着好奇。他们看我在一块手帕上倒一两滴科隆香水、在脸上擦过,便极想以效法来向我致敬,纷纷伸出手来要那瓶子。蒙古人要什么是从不忸怩的,而且十足相信:凡求的,就必得着。「哎呀,」他们欢喜地叫。他们多半爱这香气;可有一个妇人从自己掌心里吸得太猛,被它刺了鼻子,极为不快,像狗一样摇头;别人为她哄笑时,她便怒气冲冲地走开了。他们都照我用它的办法,正用脏手把脸抹得满是;这时我们那位俄国人拿一个方才那一回不在场的新来者取乐。那人见人人都在擦脸,自然也想参与这场游戏;俄国人便把一只水壶里来路可疑的残水倒进他摊开的掌心,那信以为真的喇嘛便把它涂在了脸上。其余的人极赏这个玩笑;那人自己发觉是被哄了,也很有涵养地受了。我拿一块在茶里蘸过的方糖作安慰给他,他很受用。这里的人都欢快得很,同我们、也同彼此玩闹得像一群孩子。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认识了一位托木斯克大学的学者;他是夜里到的,进来时极轻,没有搅动一个人。我们得知他是作测绘之行,要往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去。我们走时,他正把经纬仪架在营旁一座小丘顶上;蒙古人望着他的举动,满是最深的疑虑与厌恶。再走了两程,我们便近了行程的尽头;我们在望得见恰克图的地方一路颠着,把这几个星期在荒野蒙古的经历回想了一遍——照我旅伴的话说,「到底有这么一个结果:到了行程的末尾,我们两人都盼着能重新回到起头去。」

我们再一次走近恰克图那半开化的文明时,它看着也颇为入画。可我们一点也不愿在那里多留一个不必要的钟头;而蒙古此刻暂且成了过去——它真是一座空中楼阁,可这一回到底化为了实有——我便欣然盼着那在我还是陌生的俄国京城。沿色楞格河顺流而下的行程,论时日之短,同上行时成了可喜的对照;重到尘土飞扬的上乌金斯克,我们一刻不耽搁地上了开往车里雅宾斯克的快车,在阴雨的晦暗里穿过外贝加尔。在车里雅宾斯克我们换车,上了一列开往圣彼得堡的极差的火车;那车的头等车厢又小,比别国平常的二等还不舒服。夏末的彼得堡够清静,在我们的漂泊之后正宜于歇息;而按正统办法游览所带来的洁净与舒适,我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叫人神清气爽。可生之真味在于对照;等我乘那些在波罗的海美丽群岛之间往来的豪华轮船回到伦敦,没过几个星期,人便怀着渴望回望那简朴的生活、那原始民族简朴的风习——那真是荒野的呼唤。蒙古在我未去之前叫我着迷;在成行之际叫我着迷;在回想之中叫我着迷;而最叫我着迷的,是还要回去一趟——总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