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一八七〇年,一个二十七岁的苏格兰人到了北京。伦敦会派他去蒙古传教——那是一片几乎没有传教士的地方,上一个认真试过的人已经走了几十年。此后二十年,他一个人在草原上来回。
他没有建起一座教堂。他记下来的归信者,二十年加起来不到十个。
吉尔摩一八九一年死在天津,四十八岁。他的日记、书信和给差会的报告由洛维特编成一本书,一八九二年在伦敦出版。这不是一部传记,是一堆原始材料按时间排好——所以它读起来不像传教成功史,而像一个人的二十年。
十二章。头几章是他的出身与学业:苏格兰的一个小户人家,格拉斯哥大学,神学院,然后上船。再往后是北京、张家口、多伦诺尔、库伦道上的来回。他学蒙语,学得很苦;他住蒙古包,吃炒米、奶茶和手把肉;他给人看病,这是他唯一管用的通行证;他跟喇嘛打交道,跟札萨克和台吉打交道,也跟那些根本不想听他说话的牧民打交道。
书里最动人的东西不是他的信仰,是他的孤独。常年一个人,语言不通,书信往返要几个月,妻子先他而去。他在日记里不抱怨,只记事;可那些不抱怨的记事比抱怨更难听下去。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另一重价值是材料。一八七〇到一八九〇年间的内蒙古与外蒙古,长年住在那里的西方人几乎只有他。他写的牧场、庙会、商队、旗与盟的管法、汉人农民怎样一寸一寸往草原里推,是别处找不到的记录。
全书多是日记和书信,日期、称呼、收信人都在。听的时候会有一点特别的感觉:你是在听一个人隔着一百五十年自言自语。
十二章,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第一章早年与求学
蒙古的詹姆斯·吉尔摩,是詹姆斯·吉尔摩与其妻伊丽莎白·佩蒂格鲁之子,一八四三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一生于卡思金。家中六子,他居第三,除一人外都长大成人。他父亲家境颇为宽裕,所以詹姆斯·吉尔摩从未经历他许多了不起的同乡所不得不经历的那种与贫穷的苦斗。卡思金是卡曼诺克教区内一处包着五六个农庄的产业,离格拉斯哥只五英里,业主是退休的印度商人汉弗莱·尤因·麦克莱,他就住在产业上那所结实的宅子里。那里另有几户住家的房屋,还有一间铁匠铺与一间木作坊,以便四近之用。詹姆斯·吉尔摩的父亲是那间木作坊的主人,他父亲在他之前也是。
他的兄弟约翰——比他活得长的三人之一——提供了下面这篇有意思的小记,写的是培育了詹姆斯·吉尔摩的那个家庭生活,他后来所显的那份魅力与力量,有许多要归功于它:
「我们的祖父马修·吉尔摩兼营石工与木工两行,视需要而亲自做这两样活;我们的父亲詹姆斯·吉尔摩在他那一代里把这两样有所变通地接着兼下来,渐渐放掉石工,把木工做大。祖母(父亲的母亲)在她所住的那个小小的人群里,是个有威望、有本事、办实事的妇人。遇着要医治的病,总是请她;为给孩子接种牛痘取得纯的痘液,她会自己直接从牛身上取。她针线活也做得又齐整又巧。
「马修·吉尔摩与他的妻子是守正不苟、过基督徒生活的人。每个礼拜日他们都步行五英里到格拉斯哥的公理会礼拜堂去,虽然离他们住处两英里之内就有好几处礼拜的地方。他们快到家时常走一条又陡又糙的乡间近路,我常听那条路上的老住户讲,冬日礼拜日的黑夜里,看见这对可敬的夫妇带着一家人提一盏手灯一路走来,是何等令人感动。我们的父母只要住在卡思金,就一直与格拉斯哥同一个礼拜的团体相连,是拉尔夫·沃德洛博士教会的会友。我们是在他恳切的口才之下、在他明智的牧养之中受教养的。
「我们家离礼拜之地那么远,做孩子时除了按时的主日崇拜,别的都去不了;但在家里这一面并没有被忽略,凡父母能力所及的都做了。我们常聚在母亲膝边,读《教师的献礼》、《儿童良友》、《儿童宣教纪事》(苏格兰教会)、《布道小册月刊》和瓦茨的《儿童圣歌》这类带图小书里那些感人的小故事。读的时候母亲总要就那些故事加上动人而郑重的话,这对把其中的教训印进我们稚小的心里大有力量。我记得她常添一句:『你们长大了若有人能给孩子们写这样好的小故事,这样在世上行点好事,那多好啊!』我一直有个想法:詹姆斯爱从中国和蒙古给本国的儿童宣教杂志寄些短文,就是出于母亲早年在他心里种下的这些印象。父亲在礼拜日的晚上,也常把那本『大』《圣经》(斯科特与亨利合注的)放在桌上,朗读其中对某段经文的注解,以资我们的受益与消遣。冬天的平常夜晚,常有一段时间用来朗读当时流行的书,譬如《汤姆叔叔的小屋》。
「早晚的家庭礼拜,在我们家也是极按时、极神圣的一件事,次序是:第一,求祝福;第二,唱诗篇或其释义十二行,或唱沃德洛《圣诗集》里的一首圣诗;第三,早上读《旧约》一章,晚上读《新约》一章;第四,祈祷。所读的章是一日接一日连着读下去的,晚祷时则每人轮着各读两节。这对有些学徒是桩颇难过的关口——我们家里通常总寄住着一两个学徒——对新来的女仆也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往往不算宽裕。可是他们不久就熟练起来;这事即便没把他们引到更高之处,也是一桩有益的学业之助。早上做这些功课在那一带并不常见,又容易被来木作坊的人打断;但这从来不被当作缩短它的借口。我想那一带的人知道了这个规矩,便避开那个时辰来,免得要等上一会儿才有人招呼。不过我们的父母从不让这个做法或自己信教的意向去扰及邻人;一切都做得极不张扬、极谦卑,像日常的本分一样。
「我们的外祖父名叫约翰·佩蒂格鲁,是卡思金产业上的农户兼磨面的,被人看作一个品质过硬、为人正直的人。有一回他须给他的牧师、即卡曼诺克教区的本堂,送去几袋自家磨的燕麦粉,那牧师不知因何起疑,以为分量或尺量短了。这位可敬的磨坊主被自己属灵的监督这样质问,颇为不快,当夜便带着查验牧师疑心是否确实所需的器具去了牧师住宅。查完发现,不但不短,还多出一点来;磨坊主把这多出的装进袋里往肩上一甩,带回磨坊去了,给那位面上无光的神职人员留个教训,叫他此后对质疑卑微教友的交易上多加小心。
「詹姆斯还很小的时候,全家搬到格拉斯哥,父亲与他的兄弟亚历山大合伙做木材生意。住格拉斯哥这段时间里,母亲的身子很不好,到后来她与父亲都被一场恶性热病弄得垮倒、几乎丧命,于是决定散了合伙,回到乡下原先的地方去。那时詹姆斯五岁。他七八岁之间,与几个哥哥一同被送到坎布斯朗布希山新办的捐办学校,离家两英里。他在那里待到十二岁上下,于是他和我被送进格拉斯哥格林赛德街的戈巴尔斯少年学校。这样我们早晚要走五英里,不过中间一段铁路——即拉瑟格伦到格拉斯哥——我们有月票。这学校的校长是托马斯·尼尔。我们在他的内室里,比学校其余地方算是颇受优待的位置,因为我们得尼尔先生亲身照看,差不多免了体罚;学校的公共课室里可绝不是这样——我本想说尼尔先生是『作恶者的畏惧』,其实他是一切做事者的畏惧,因为他性情易激、一向严厉。
「在这里詹姆斯通常在班上占第一或第二,而那是个大班;若偶然被罚到末位(在尼尔先生手下,这事班上人人都常遇着),他便硬着劲儿憋住一声要哭出来的小『呜』,由此可见他被这样贬到底时心里是什么光景。可是他从不在末位久留;像按进水里的软木塞,一有机会就浮回他本来的位置——班上的头名。我想,正是因为他在这学校里勤勉且有成绩,而不是因为对他将来走哪条路有什么确定的打算,他毕业后才得以进格拉斯哥中学继续念书;他在那里得了许多奖,完全证明了父母让他接着读书、不把他拉去学一门手艺的决定是对的。在家里他无论学期中还是假期都极不倦地用功。
「进格拉斯哥大学的课堂之后,他在一间顶楼屋里读书,窗子望出去是克莱德河谷一大片秀丽的景致。我记得有时坐在这窗前的他令我生怜,因为我知道:一个像他那样闹腾、满是玩兴的人,看着我们夜里做完活痛痛快快打一场圆场球之类,自己却得埋头在书上,这得是多大的克己。
「詹姆斯并不是个严肃忧郁的读书人;他小小的游息之时一到,恰恰正相反。白天他会跑到作坊与锯木厂那边去,轮着戳弄人、取笑人,有时弄得受者很受不住。我们若有一点小毛病小弱处,他准要拿来说大,逼我们去改,一时间摆出教练军士的腔调与架势。他惯把右手中指伸成那么个样子,用它拧你、拍你,很疼。他不断用这手指去捣去操练他的同伴,自然都是在极高兴、极闹、极好脾气的时候做的。这手指后来——无疑是因为他把它派了不该派的用场——长了个疼痛的肿块,叫那些素来挨它罚的人大为快意。詹姆斯拉长了脸,承认这是上头给他的惩罚,罚他把手指这样淘气地使。
「锯木厂边有个塘、或说坝。詹姆斯常在这里练游水。我记得他想出一个加大水中划力的法子。他做了四块比他手脚略大的椭圆木片,一面钉上带子,好让手脚紧紧插进去。可是照我的记忆,这东西不久就被弃了,因为给他天生的本钱添得不合用。他爱寻找地质标本,叫村里的铁匠给他打了一把可装在衣袋里的小锤,出游时带着。在故乡与本国的山岭、幽谷、林子里这样游走时,他少有要人作伴。他清早出门,一天之内走出、爬出些了不得的成绩。实在说,他几个兄弟出去过小小的假日从没想过请詹姆斯同行,因为知道凡不是出于他自己兴头的事,他极少中意;而他从来不是那种单为讨你高兴就迁就你的人。
「詹姆斯爱划船。有一回他在格拉斯哥绿地的吊桥附近租了一只小艇,驾着它往上游去。走了好一程,他似乎起了一个念头,想一路划到汉密尔顿——父亲一八六六年歇了生意,我们的父母此时住在那里。这件事极为吃力,因为克莱德河那一段许多地方水浅得载不住船。可是他办成了:脱了外衣、长袜和鞋,把船从一切这样的浅滩与石头上拖过去(包括布兰太尔纺织厂那道堰——那位著名的非洲传教士与探险家利文斯敦博士少年时就在那里做工),直到他到了汉密尔顿与马瑟韦尔之间那座河桥。自格拉斯哥直线算有十一英里以上,顺着河那许多弯子算就远得多了。他在这里把船系好,走回家去,一英里路,又累又饿得要命。这桩功绩里叫他不能全然称意的一点,是怕船主因他当夜没把船还回去、又因他拖船过石滩时待船太粗而不快。到白天他把船顺流送回去,发现那人对他这番有胆量的举动倒还高兴,告诉他说他只记得从前有人试过一回——他这才大为欣喜。
「詹姆斯在格拉斯哥大学上课的那段时间里,有一阵课钟太早,他赶不上火车,只好整路走着进城。这对他母亲是一段放不下心的日子:她素来一切家务都要亲自过目,孩子出门时总留心他们吃一顿实在的早饭。那些冬天的早晨我还记得几个。在赶做赶吃早饭、好及时上路的一片忙乱里,母亲总要催他多吃些她特意替他备下的东西;他便喊一句:『吃不下——没时候了!』她若还催,他就一本正经地添上一句:『母亲,我到那里要是门已经关了怎么办?』她听出这是引《圣经》的话,便足以把她的劝止住。
「为免起那么早的累,后来定下让他去住父亲在格拉斯哥坎伯兰街一所公寓里一套空着的三四间的房子。于是凑了两把椅子、一张桌、一张床和些炊具,詹姆斯就搬了进去,自己做早饭,别的几顿或在那里吃或在外头吃,随他的兴头。我想他在这里过得很畅意。他有许多安静的时间读书,又可在城里城外各处走走,以增见闻、以作消遣、以得教益,兴之所至便去看看工厂与别的大制造行业。
「父母搬到汉密尔顿之后,詹姆斯在乔治街租了住处,那是老学院还在大街上时学生常聚之地。学院如今已迁到城西区吉尔摩山上那一大片宏伟的楼群里去了。詹姆斯所上的大街老学院的旧址,现在归北不列颠铁路公司与格拉斯哥西南铁路公司占着。」
詹姆斯·吉尔摩于一八七〇年二月离开英国,去开始他在蒙古的毕生之工;自那时起他开始记日记——我们以下要常引它——而且在往往极为艰难的处境之中,他小心地把它记到了去世。他在蒙古包里学语言、离最近的同工有数百英里的时候,为这个做法说出了下面的理由:
「我想,记这日记、并且除了外面的境遇之外还把我心里的状况也一一记上,是我对朋友、尤其对我母亲的一桩特别的本分。我现在这样孤身一人,不久或许更孤身一人,任何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那以后我就不能再往家里寄信了。我想,把日记按时、详尽地记下来,我的朋友或可借着我所写的,得着一种凄凉的安慰,仿佛一路送我到了墓里。」
在他第一次出洋的记事里,他写了一篇早年生平的小记;我们在此略加转录,作为他兄弟所勾的那幅画的相关与补足:
「我一生中我所能记起的最早的一段,是在格拉斯哥度过的那一段,在我随父母到乡下之前。这段时间我只有模糊的记忆。接着是若干年,除了童年岁月共有的那些事之外没多少可记。这几年里有一桩事常浮上我心来。有一个礼拜日,除了女仆阿吉·利奇和我,全家都上礼拜堂去了。她取下一本旧的班扬《天路历程》,里头有粗糙的版画,借着图给我讲解全书。我从前一点没听过,入神极了。我们刚讲到绝望巨人的可怕作为与怀疑堡的种种恐怖,忽然毫无预兆,前门上响起一阵骇人的敲打。我真以为那巨人到我们跟前来了。其实是个过路人来问路还是什么,但我当时所觉的那份恐怖在我心上留下了擦不掉的印记。
「到了可上学的年岁我上了学,心里疑惑自己是否也能像别人那样学得会、做得来。我极紧张,极怕,用功之猛、又得母亲那样能干的督导,所以进步很快,一班一班地往上升,快得令人高兴。我对任何与我一样功课好的人妒忌得不得了;班上有谁在我上头,我便恼到不能和他痛快地玩。
「我上学院的时间,我想是一八六二年的十一月,所以我在格拉斯哥大学的第一个学年是一八六二至六三年。我所选的课是初级拉丁文与初级希腊文。拉丁文我得了约第十二名的奖,希腊文我想是第三名。那年夏天我一部分用来读书,一部分用来帮父亲做他的木工与细木活。
「一八六三与一八六四年我住在格拉斯哥,用功极猛,得了中级希腊文头名奖、高级拉丁文一个奖,另得希腊文自修一奖、拉丁文同类自修一奖。后一个我格外自豪,因为在这上头我胜过了拉丁文班上最好的那两位。下一学年(一八六四至六五年)我得了高级希腊文一个奖。逻辑学我什么也没得;但一八六五年道德哲学课上,我是在反对弗莱明博士那件事里出过力的人之一——他明明有资格领全额退休金,却宁愿留着教授的位子,照收学费,另派一个学生去做事。我们站出来反对这个做法,把他请出来做他的事了;可这对他太重,他就像自己所愿的那样死在职上。
「英国文学一门,我在同学所注目的那些名目上没露面,却在会考中考了第二,这自然叫课上答得极多却懂得极少的那几位好嚷的先生颇为惊异。这个奖我真是自豪,因为我确知它赢得干净;又因为我觉得照我在课上的位置,我所懂的得不到应有的认账。这一学年我报考了学位的古典与哲学两部,都得了。知道自己过了之后,我快活了一个礼拜;再往下要盼的事便是去苏格兰公理会神学院,五月初在爱丁堡开学。爱丁堡那一学期我过得极畅意。我的功课不算太多,常在零碎的时间里走长路、作远游。我常到那些高处去,又常到利斯与波托贝洛一带。」
吉尔摩在格拉斯哥最亲近的学院同窗、北不列颠艾德里的约翰·帕特森牧师,这样记下他对那些年里的吉尔摩的回忆:
「我与詹姆斯·吉尔摩相识,是一八六四至六五年冬季学期在格拉斯哥大学。他到学院时已有精于语言的名声。这名声不久便由他在各课上的出众得到了印证,尤其是拉丁文与希腊文。他的条件虽胜过我们多数人,心力的口径也属上等,他却一向谦卑,毫无一点骄气虚荣。凡到了关乎信念的问题上,他固然坚如磐石,但他又极其柔和,对挣扎中的人满怀同情。他样样都强到那个地步,所以尽可以对每个人公道;他又是那样的君子,所以不能不体贴人。有一天初级拉丁文课上,一个乡下来的学生纯因紧张答漏了一个课堂问题,其实答案就在他嘴边:答得出那样一个问题是足以让人出头的,他满心难过地把这段经历讲给吉尔摩听,而吉尔摩那一脸同情之色,他至今还记得。他好像总急着要对人有用,而且做到了。第二个学年里,我的一个兄弟娶了他的一个表妹,这门亲事使我们更为亲密,往后的几个学年我们同住。
「吉尔摩整个学院期间都是个极用功的学生;他的耐性、坚持与专注之力都惊人;可是照常例他又开朗快活,能在一转眼之间把功课的操心抛开,兴致十足地谈起当日的话题。他对事情里可笑的那一面极为敏感,他那爽朗的笑声叫人听了舒服。总之他是个极可爱的同伴,人人敬重。吉尔摩一个主要的念头,无疑是光阴之值说不尽,而这念头随年岁越来越强。他的性子里没有一丝懒惰;可以老实地说,他从未有意地丢掉过一个钟头。连遇着不合他脾性的课业,他也从不草率,总要把那门学问拿下。他受不了为应考而只把一门学问掠个皮毛这种念头;他那时代里学问既广又准的人不多。
「与许多同学不同,他夏天也不松劲。休假期间可以看见他从卡思金的老家一路往学院图书馆走去,回来时满载着书。他学问出众,为他赢得了极好的修业证明与许多奖,夏冬两季的功课都有;而值得一记的是他在笔试里最见光彩。有一回在道德哲学课上——那门课当时正因教授身子不好而受累——那位代课的老师在吉尔摩一篇论功利主义的文章后批了一句『欠缺周详』。这对这位勤勉的学生成了个难题,他下课后便去找这位批评者较量,看来在争辩中占了上风;因为他后来告诉我,他把这位判官问住了,叫他说不出自己那判语的道理。他性子里有一股很强的好斗之气;他爱与人较力,心上的与身上的都爱较;而不论哪一种,与他角力都不是儿戏,不过他从不存恶意。他有家境宽裕的便宜,却极为节省,一点不糟蹋。他对使人醉的饮料十分畏恶。有一回,大约是为待客的缘故,有些啤酒进了我们屋里:他不声不响把窗子一提,把那危险的液体倒在街上,说:『倒在上帝的地上,总比倒进他的形像里好。』
「他在格拉斯哥的学业将尽时,我们有些人看得出:他这一路原来都在为某桩大事作预备,他一生的志愿全系在那上头。他素来不肯谈自己,那些年里也不惯把神圣的事硬塞给同学。他那时关于个人劝信的见解正在变,后来几年变得十分确定。他恳切、诚实、忠于自己的信念;做学生时,他宁愿多凭一个圣洁生命那无声的雄辩、而不凭明说的劝勉去影响别人向善,而我确信正因如此,他在我们有些人身上的力量才更大。吉尔摩打算去做海外传教士的事一传开,惊讶之声不少,尤其在那些与他角逐而吃过亏的同学之中。这样一位出色的学人把一生献给基督、到异教之民中去,在道德上的效力实在极大。对我来说,他决意出洋虽招来一场难过的分离,却成了说不尽的祝福。我们之间长久以来在神圣之事上的那层拘谨开始让开,他住切森特学院期间我们的来往书信多半带着信教的意味,不过偏于教义而少于实行。
「他去中国之前我们一同度过的最后一晚,是永不能忘的。我们在博斯韦尔桥上分手。从村里走出来一路我们一句话没说,被离别之苦压着。握手时他极为恳切地说:『帕特森,我们要紧紧靠着基督。』他那时认识主、爱主都比我深得多;可是约九年前,他听了我这边的好消息,便写信说他已为我天天祷告了十二年,如今为这应允而赞美上帝。」
在我们前面所引的那部日记里,吉尔摩这样结束他求学的小记:
「一八六七年那一学年快结束时,我开始与伦敦会接洽,结果是那一年九月我转到了切森特学院。在这里(一八六七至一八六八年)有一种新经验等着我——住院的学院生活。在格拉斯哥我们在外吃饭,只到课上露个面,中间的时间自己爱怎样便怎样。切森特不同。所有学生都住在学院的楼里,可住四十人。起初我自然觉得有点别扭,就是很久以后对『住院好还是不住院好』这个问题也还有认真的疑惑。讲课照常例都在上午。
「暑假我用来预备索珀奖学金,值二十镑,要经考试授予。
「一八六八至一八六九学年我在切森特开始得很忙;除了课上的功课与索珀的预备之外,我还读了几部书,几乎把我的心思、把我关于牧养或传教生活的看法转了个新方向。这几部书是詹姆斯的《热忱的职事》、巴克斯特的《改革的牧者》,和班扬的几种著作;靠上帝的祝福,它们在我身上生了极大的益处。
「索珀的考试本该在圣诞节前举行,却没有举行,所以我整个圣诞节留在切森特,拼命地苦读。我热切盼着考完的那一天,好更恳切地专心于讲道与布道之工。考试终于来了,过得令人满意,我得了那二十镑。
「如今到了决断之处。我又到了一个时节,有机会换上一条新的路线;可是我发现自己被引动去求另一个荣誉——切森特学院的头名奖。头一学年我只得了第二名,现在有机会去争第一。这确是一个诱惑,但上帝胜了。我回看自己的一生,看见我多少次在立志要把时间留得更宽、更听上帝支配之后,又一次又一次被引着从这件事去到那件事。所以这一回我站住了,把功名之心扔到风里,认真读起《圣经》来。在切森特住的最后三个月里,我把它当作首要的功课;我回看自己在那里的日子,以那一段为最有益。
「一八六九年九月我进了海格特的宣教学院,同时在伦敦随萨默斯教授学中文。圣诞节我又回了一趟家,返伦敦时得知我随时可以去中国。我说一等必需的安排办好我就去;启程的日子定在一八七〇年二月二十二日。」
詹姆斯·吉尔摩就这样简短迅捷地、带着不少极见本色的笔触,把他头二十六年的生平勾了出来。他让我们看见那个机敏、快活、善受的少年,经过一段出色的学院课程、经过神学与实际基督徒生活上的用心训练,长成那个坚强果决的传教士。这段时间里认识他的人,无不感到他品性的力量与他为人的魅力。笔者初受他的影响是在他在切森特的第二学年。他那时正当早年壮盛,身心之力都极充足,灵魂里烧着对救主、对将亡的异教之民的爱。
此外,他还一直保留着那份玩兴、那股高昂的兴致、对一个好玩笑的爱赏,和随时就天下任何题目辩上一场的劲头——这些曾使他在格拉斯哥为同伴所亲。那时切森特的人人都容易想起、也都一想起就欢喜:他那好心的恶作剧,他在一切要紧的「院务问题」上那些鲜活中肯的发言,他朗诵的本领,和他那炽热的个人虔敬。就算只认识他一点,也必敬重他;只要与他有一点相通,便一生都爱他。
关于切森特那些日子,回忆极多,我们只能采出足以使读者明白他那时是怎样一个人的若干则。这些取自他同学的书信,与他们对他言行的记忆。「我多么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写道,「他到切森特来的那天!那学年开学时我代着学长的事,照对新人的惯例到他房里去与他握手。他说:『你是谁?』我告诉了他。『你要什么?』我说我是照惯例来向他致欢迎的,便伸出手去;他却把两手背到身后说:『等咱们吵过了,再握手还早呢。可你住哪儿?』『正在你头顶上。』『那么听着,』他说,『别吵。』我们就这样散了。可亲的老伙计!他的记忆使人的一生更丰富。」
另一位写道:「他是个好的朗诵者。他又是个厉害的辩手,爱辩到那个地步:为了惹起讨论,他会毫不犹疑地站到自己素所珍视的信念与见解的反面去。他把讨论进行得那么恳切、那么有条理(因为他是个好的论辩之士),叫人很难相信他其实并不持他那样固执地为之力争的见解。有时这种心思的习气反过来作用在他自己身上,很是有趣,下面这件事可以说明。有个礼拜五晚上讨论课上定的题目是『走兽有灵魂么?』吉尔摩虽完全接受走兽无灵魂这个通行的看法,却纯为辩论之故取了正面,而且为自己这一边辩得那么起劲,弄到后来——他后来告诉我——竟把自己说得信了走兽有灵魂。」
「吉尔摩住切森特期间,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人疑他的虔敬、或疑他把自己献给未来那桩大工的心;但到第二年,凡与他亲近的人想必都看得出:他里头的灵性生命在加深、在加宽。隔了这些年回看,我能看出正是那时候,他开始达到他此后在中国与蒙古的一生里那样稳稳守住的、基督徒生活与献身的高水位。一种使徒般的、要救同类的热情抓住了他。他夜里会出去,多半一人,在弗拉姆斯特德一带的村舍人家之间、在切森特火车站附近,领些短短的露天聚会;又抓住机会向路边或他所经的田里做活的工人说话。他为苏格兰朋友的归信极为挂心,会到我的书房来,求我同他跪下祷告,求上帝的恩显在他们身上,求他的祝福落在他所写、所寄给他们的信上。学生们通常所向往的那种讲道的样式对他失了吸引,他的讲章越来越成了恳切的劝勉、成了对未信之人的话。他知道了学院课程结束之后自己的工场在何处时,何等挂心要在灵性的装备上预备周全、合于使用地出去!将亡的异教之民的需要在他心上极为真实、极为沉重,他又极想在学院的朋友里为这桩头等要紧的工劝出些志愿者来。他为中国那将亡的千百万人何等渴望、何等祷告,只有他最亲近的朋友知道。」
过去三十年里一直担任切森特学院院长而受人敬重的雷诺兹牧师(神学博士),忆起了他早年关于詹姆斯·吉尔摩的一些记忆。
「他举止虽直率坦白,许多方面却矜持羞涩,极不轻易把心交人、也极不轻易接人的心。不过我们都觉得:在那一副精明持重的样子底下烧着一股极炽的热忱;一个轮廓分明的品性已然成形,只会顺着某几条线发展——已经定了,却还没有向人全然显露。
「他的性情里没有一丝假装。他不受称赞,又分明急着不让自己显得比自知的更虔敬、更明智、更献身。谈到那些大抵会把我们的措辞拔高、一般会叫我们把字眼修饰一番或小心挑选的事、人、或制度时,他甚至会用一种粗硬的说法——因为那于他是自然的。他甩出来的话有时像是随便、不敬、或压着疑惑;可我不久便发现,那里头有一团极炽的布道之火,有一股为灵魂归主而几乎称得上狂暴的热忱。
「切森特街礼拜堂办过几次特别聚会,吉尔摩在其中有份;若不算音乐,他那一份至少与今日救世军旗官或监督的一样张扬,或许更张扬。那个礼拜日的傍晚,乡间的街上照常有不少人在闲走,他从礼拜堂门口起步,光着头迎向每一个过路的人,向他发一句尖新有力的询问、或一句信息、或一句警告。他大胆的招呼主要是这一句:『你信主耶稣基督么?』整条通道上的人都被搅动了,不中听的讥笑与那时所生的若干悚然的触动掺在一处。
「一八六九年里,他与已故的爱丁堡斯旺夫人有过几次谈话;正是这几次谈话,使伦敦会按她的建议选了他去重开那久已中断的蒙古传教。他有一阵留在北京,借着熟悉那里的人、他们的观念、语言与宗教,为那几乎可称史迹的事作预备——闯进大漠、横越驼道,到那些大集、那些有名的庙宇、到游牧蒙古人的活佛与著名的神祠那里去,一路不断兼任着游方郎中、走街的卖书人与火热的基督福音传道者。」
一八六九年时,伦敦会在培养学生上的方针与今日通行的大不相同。按人被董事会接纳时文墨上的造就,先在神学院读两年、三年或四年;然后把他送到海格特那所专为初出的传教士的特别需要而设的学院去受训练。在道理上这所学院极妙;在实际上,吉尔摩与别人尽管敬重院长沃德洛牧师,却觉得——或自以为觉得——那里大半是白费时间。一八六九年开始了一场查问,最后以关掉海格特的宣教学院告终;而在引出这场查问的那几步里,吉尔摩出了主要的力。他在海格特的一位同期这样写他对同学、对他们所属的那所学院的影响:
「我初见吉尔摩是在海格特的法夸尔楼,即伦敦会的学院;那些年里宣教学生在出发去工场之前的最后半年都在那里度过。有些人用这段时间学所去之国语言的入门;有些人到大学学院医院去,为的是得一点医学的知识;而人人都设法把自己要去做工的那些人的历史弄明白。沃德洛牧师——后来是沃德洛博士——讲的几门专为宣教而设的课,很受大家重视。
「吉尔摩自苏格兰上来之前一两天,我们已有几人在海格特;因为他的名声、或说关于他的议论已从切森特学院传到我们这里,所以人人都极想见他。他真到了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多少有点失望,可是我怀疑我们里头有谁说得出为什么,除了一句:他不是我们照所闻的议论所想的那个人。他静静地走进藏书室来,我这一个几乎不能信:这个看着近乎稚气、面目开朗、眼睛明亮的青年真是吉尔摩么。他的衣着使他显得比实在的年岁还要年轻;他脸上有一种好脾气的神色,眼里一瞟便露出无限的玩兴与闹兴。一位大作家说过:『造化在有些人的脸上写了一纸信用票,几乎无论呈到哪里都兑得出。』詹姆斯·吉尔摩的脸,正是造化在上头写了一纸不寻常的信用票的脸;因为在某个意义上,人很可以老实地说他的『脸就是他的财产』。诚实、好脾气与真正的男子气概,印在它每一个五官、每一道纹路上,所以你只要见他一面,便觉得他是上帝最上等的作品之一,便像被一股磁力吸住一样被这人吸过去。
「吉尔摩对我们多数同学是个谜,他们弄不大明白他。有些人把他看作极古怪,而这是说他守着一种极分明的个性、又总有照自己信念去做的胆量的另一种说法。他们似乎不明白,这么多的玩兴与虔敬、热烈与闹腾怎么能住在同一个人里头。不过远在一八七〇年一月我们分手之前,我确知人人不但对『可亲的老吉利』有了深深的敬重,还有了真心的爱!
「吉尔摩离海格特去过圣诞节的前一晚,我们都在他的书房里;有人说起他回苏格兰不坐火车而走海路所冒的险,便开玩笑地问:『假定轮船出事你淹死了,吉尔摩,你的书留给谁?』『对呀,』他立刻说,『这倒亏你想到。过来吧,各位,挑出你们愿留着念我的书,万一我再不回来。』我们自然只是笑,说这全是玩话;他却说:『对我可不是玩话,我说的是我的意思。』他果真是。他是一本正经的,非得各人挑出万一他不回来便愿留下的那本或那几本书,才算过得去。随后他转向我说:『其余的我交你照管;万一我再不回来,这一格上的我都要寄给我父亲母亲,剩下的你爱怎么处置便怎么处置。』这样行事若换了别人,我们一定要疑他『不正常』了;可这是吉尔摩,我们都明白他做每一件事都是那样直截、那样实打实的。
「因为一场误会——这是我们后来才发觉的——海格特的学生与会里的董事们在该读什么功课上起了冲突。加添的课安排下来,我们有几人不肯去上。这件被差会总部视为叛逆的事,非得用硬手压下不可,于是召了董事会的一次特别会议来办我们。
「见董事会的前一晚,我们聚在吉尔摩的书房里,商定见面时要对董事们说什么。我们之中只有一人,见我们与董事们之间看来要有一场颇为严重的交锋,便全然退了,不肯再与我们一同抵拒。
「见董事会时,吉尔摩照他那坦白直截的样子作了申辩,而我怕他那番直话把有几位董事弄得很不受用。他们不认识这个人,把他看作叛逆的首领之一,自然也没有心思对他公道。可是等我们见那个专办我们的小组时,误会便解了,他们承认我们反对这样加课是对的。」
在英国的这最后几个月里,詹姆斯·吉尔摩极为恳切地留心修养自己的灵魂。就在他开船去中国之前,他在下面这封给一位切森特朋友的信里,道出了他里头的经历,和他对自己所要踏上的这条路的难处那份敏锐的感觉:
「同伴我几乎不能指望遇着,一种『孤身』之感压上我来,直到我想起基督与他那有福的应许:『看哪,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曾撇下一切、独自远行的人,不能感到这应许的力量;而我心里一开始觉得要往下沉时,我便去就这一位同伴;感谢上帝,我跪下来、把耶稣当作一位在眼前、必能从他得着同情的同伴向他说话时,我一次又一次感到这应许的有福汹涌而来。我感到他在,想到无论我往哪里去他仍与我同在,便有一阵欣喜的颤动透过我。近来有一两次我向他说话、把我的难处告诉他时,觉得『耶稣』这个名字里有一种令人融化的甜美。是的,难处去了,我起来便好了。基督这样看重我们这些可怜软弱、这样有罪、这样不在意尊荣他的人,不是有福么?我们一到他跟前,他便把他的安慰预备好给我们!
「近来我一直在想我们活着为基督、在人前认他传他而不与血气商量的若干理由。我们为什么要被人的意见与习俗拘住?我们为什么要在意人家怎么说我们?得救与沉沦都是『实在的』,基督是实在的,『永远』是实在的,我们不久便要真到那里去,时日不久便要完了;而从我们在永远里所站之处回看我们在时日之中所做的,我们会怎样想它呢?我们能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怕向这个男人、那个女人说起救恩么?我们能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在一个明知讥笑信教的人面前、羞于去做自己明知是基督徒本分的事么?那时我们的怯懦在我们看来会显得何等小。让我们现在就用那一幕的尺度来量自己的行事,现在就在永远的光里看时日之中的事物;这样我们便更能看出它们的本相,更能照那时所愿自己曾经那样活的样子去活。还不算太晚。我们余下的日子还能保住。现在仍是我们的。让我们用它。我们或许不能做大的,就让我们做好的;若不能作大光照人,就让我们照上帝所定的样子让我们的光照出去。让我们活得像在基督面前一样,切望得他的称许,甘愿担当世人的、甚至是基督那些自称仆人的人的责难,只要我们得着众天使与我们主人的嘉许。那一句『做得好』是说给忠心的仆人的——是给『忠心的』,不是给大的。让我们警醒祷告,使我们能忠心。要做到这个、要不把人放在心上,是有点难的。
「昨天下午我在家里这边讲道,用的是我手里最恳切的一篇,『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那时我心想自己这样做是全然不倚仗人的;就是讲完之后,也还以为自己不会在意人怎么说。可是有一个人称赞了它,我便觉得高兴;那么接下来可以料到:今早有位朋友来,说我昨天给他们的『根本不算一篇讲道』,我便觉得有点刺痛。如今想来,我若是单看着基督,这两种评语哪一种都不会动我;我愿自己能超出这一类事情之上,再也不去想讨人的喜欢。我们何必与人商量呢?」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日,詹姆斯·吉尔摩在爱丁堡奥古斯丁礼拜堂被按立为赴蒙古的传教士;照不从国教派的惯例,他就自己信仰生命的长成作了一番陈述,我们从中摘出下面一段:
「我的归信是在我开始上格拉斯哥大学文科课程之后。我上学院时对预备哪一门职业并无确定的打算;有机会去上课,我便欢欢喜喜地抓住了,相信我在那里所得的训练或知识,日后总会在某一方面于我有用。
「我确知自己已寻着了那条『生命之路』以后,便决意把那条路告诉别人,又觉得自己负有本分,当尽己所能去扩展基督的国。在那些浮上我心来的有用之计里,有一条是进入传道之职。但在我看来,凡求传道之职的人都该有两样东西:一是对那牧师所当传的真道有亲历的认识,二是有能帮他去传的好学问;前者我信我有了,后者我希望得到。于是我安静地把学院的课程读下去,直到进了最后一学年;那时经过祷告的思量与成熟的斟酌,我以为自己该把自己献上,作传道之职的候选人。
「既已定了在基督的国里以什么身份做工,接着认真占住我心的事便是该在『什么地方』做工。从前我偶尔也想过本国与海外两个工场各有什么要求,但在爱丁堡过夏季学期时我把这事想透了,决定了去宣教的工场;就是单从普通的常理这低一层的地上看,我似乎也是被召去做传教士的。国是一片待收的田么?那么我以为合理的是,我该去找那工最多而工人最少的地方做工。本国的工人说他们担得过重;那么海外又是怎样呢——那里有大片的平原早已发白可收,却几乎到处只零零一个收割的人?在我看来,一个印度人的灵魂与一个英国人的灵魂一样宝贵,福音给中国人与给欧洲人一样;而比起本国传道人的队伍,传教士那一小队实在太少,所以在我看来,出洋分明是我的本分。
「不过我出去做传教士,并不是为顺着常理的指点,而是为遵基督那条命令:『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说『传』的那一位也说了『你们往……去传』;基督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这条命令在我看来严格地是一条宣教的训令;就我所能看见的,最初受这命令的人也是这样看它的。所以,全然不论拣选与别的较低的理由,我的出去是遵一条明明的命令;与其设法为出洋指出一个理由,我宁愿说:我没能找出任何该留在本国的理由。」
一八七〇年二月二十二日,詹姆斯·吉尔摩在利物浦登上「狄俄墨得斯」号汽船,就这样正式开始了他一生的工。他留存的书信里有一封长信,写的是去中国的航程,以及他怎样利用这航程所给的机会去尽力行他主人的旨意。
「我们自利物浦开船,父亲来送我。乘客不多——九个或十个。各人有一个舱。有一位卫斯理会的医疗传教士名叫哈迪,要去汉口。我们不久便相熟了。船医是格里诺克来的一个年轻人,我最后一年在格拉斯哥学院时他也在那里。一千二百人里头我们竟没碰上过。那位带家眷的先生在领事馆里做什么事。一位年轻的女乘客是中国一位法官的女儿。有一个青年要去中国寻出路:他的本钱是略懂些茶叶和爱喝酒。另一个颇规矩的青年要去中国做茶师。又一个青年要经新加坡去澳洲。这样你看,船上只我一个是牧师;而船上的人都是高教会派,我是个不从国教者,可见我们彼此并不十分合得上。有几位乘客高教会到那个地步,其中一位告诉我,他以为我们不从国教的人比天主教徒陷在错里还深。
「船长是个明理的粗汉水手,我一上船便自荐做船上的牧师,他接受了,不过有几分小心。他分明以为我太年轻,讲道这件事不能交我;英国国教的祷文我倒可以念,他便给我一本书,里头有全年每个礼拜日与圣日的现成讲章。我接了书,说我要翻一翻。我们过比斯开湾时海上平静,可礼拜日早上我们正在里斯本岩外头颠着。我连站都几乎站不住,以为不该做礼拜了;可我们挤进了吸烟室(我们怕下舱去,怕晕船),我念了祷文。下一个礼拜日我照那本书念了一篇讲章。此后的礼拜日我都讲自己的;我觉得他们大概没听过多少实在的讲道,便尽力让他们听见纯而简的福音。我有一半疑心他们不大喜欢。有人向我暗示说他们抱怨我讲的道。又一个礼拜日到了;我以为这或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便向他们作了我所能作的最恳切、最直截的呼召。不久之后,我不但没被叫住口,反得了他们的道谢,又被保证说这是我给他们的最好的一篇,还被告知我去做传教士是白费了某某某某——我本该留在家里。我不无感激,也不无惊异。此后我与乘客们再没有麻烦,大家相处得很好。
「至于船上的人,自船长到舱里的小厮约有六十个。其中有一个恳切的基督徒,是德国人,浸礼会的。他是舵工。他样貌有点特别,说英文也不甚顺。有一回几位乘客正笑他做过说过的什么事,船长恰好走过,见是怎么回事,便说这人是第一流的好人——他从没见他闲着。除了这人、船长和那小厮,全船的人骂起来都像兵痞。这恶习普遍到那个地步,我几乎以为他们自己都不大晓得自己在骂。我被弄得莫名其妙。有时我早上出来,会听见一串咒骂出自一个前一晚还与我十分正经地谈过话的人口里。
「来做礼拜的水手不多;既然他们不来就我们,我们便去就他们。我和哈迪通常在晚上,凡觉得合宜便在船头水手舱里领些短短的小聚会。我们总受很好的接待,人也恭敬地听。我想我可以稳稳地说:船上所有人都一再有机会听见我所能讲得最明白的福音,而有不少人得着的还不止是机会。天黑之后我常出去,一个一个地去找那些值夜时坐在角落里的水手。他们要做的只是在人叫时能应声,所以我与他们许多人有过许多次长长的好谈。我去搭话自然是为谈信教的事,这我通常办到了;可是为了彼此完全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有许多次我也得回头听他们的海上故事。瞭望的人常是我的俎上之物。那里我总找得着一个人,一般是独自一个,而且从不睡着。瞭望的人又是按定时换的,所以我准知什么时候能找着一个新的。我同瞭望的人说话时,自己总要留神瞭望,免得分了他的心害他受罚。我们穿过暖的印度洋时,我在船头站过许多个好钟头,站到衣服被夜露打湿;然后半夜前后摸回自己的舱去,满脑子都是刚听的鬼故事,真怕从自己舱里会撞出一个真鬼来。」
第二章工作之始
一八一七年,有两位传教士——斯托利布拉斯牧师与斯旺牧师——离开英国,到俄国治下的一支蒙古部族布里亚特人中间去开始基督教的工作。他们在色楞金斯克与奥纳根多姆做了多年的工;但一八四一年俄国皇帝命他们离境。专制君主的命令无处可申,这项传教事业便告终止。不过在上帝美善的安排之下,这两位传教士已把全部《圣经》译成了布里亚特文;《旧约》一八四〇年在西伯利亚付印,《新约》一八四六年在伦敦付印。这项传教事业虽被禁止,蒙古文的上帝之言却仍在民间流传。
詹姆斯·吉尔摩所献身的,正是在蒙古各部中重开并推展这项传教之工。他起初被派在伦敦会北京差会,那个中心便成了他最初的根据地。他一生也一直是那个差会的成员。他于一八七〇年五月十八日到达中国的京城。他立即安下心来,对中文下苦功、不间断地学,同时从一开始就设法寻出重启蒙古传教的最好办法。我们写这些时,他所记的那部极详尽的日记就摊在眼前,使我们得以明白这段时间里时进时阻、时受鼓舞时又沮丧的情形。
「一八七〇年六月十一日。——古利克先生劝我少管中文,把全副精神使在蒙古文上。到底他是不是对的,我也不很有把握。不过我还打算在往后一段时间里跟着我的老师钻中文,并且尽量混在人中间。今晚我出去,与看门的和他两个同伴谈了许多话,从中学到不少。我盼望借这种愉快的学法大大得益。或许借着这个法子,我还能对他们有点益处。愿主允准!」
「一八七〇年六月十二日。——我今日二十七岁了,我做过什么呢?已往的时候行肉体的旨意,够了。我眼前的前景是任何人所能有的最振奋人心的一种。有健康,有力气,有自觉足以叫人盼望学得会所派去那一族人的语言的本事,有一片新的工场——那里的人断然是有宗教心、心地朴实的,而在怎样着手布道于蒙古这件事上,大体听我自己的主张,不列颠还留下朋友为我祷告,我在此地做眼下的功课也得安舒与平安;再加上这个念头:我所做的是为着永远,这一生只是一个永恒之境短短的序曲;再加上这个想头:死后将有千百条此刻我徒然渴望知道的真理在我眼前展开——这些念头与许多别的念头使我现今的生活快乐,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对将来临的事不甚挂怀。愿我到时候能照所当的尽我的本分,愿上帝大大怜悯我!」
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天津惨案的消息到了北京。一所天主教的修院被毁,十三个法国人被杀。这是否表示还要进一步攻击一切差会、一切外国人,极为莫测;一时间局面看来十分黑暗。那是人的胆气、勇气与信心受严厉试验的时候,而吉尔摩受这试验受得极好。他虽不能全然脱出人人共有的那种恐惧,他对世俗的审慎与自顾的畏缩所给的劝告,所作的回答却是在他的工上前进。别人正在琢磨会不会得退走的时候,他一个人、几乎全然不懂那语言、全然不熟那地方,上了蒙古大草原,进到那桩他心上最贴近的事里去——与蒙古人亲身来往、为他们出力。
这个时节何等难过,他的日记道了出来。在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即乱事初讯传到的第二天,他写道:
「天主教的传教士受害甚重,新教的传教士处境也不很安全。我们住在一座火山的坡上,它蓄着的怒火随时可能喷出。譬如人们问为什么不下雨,就把这事怪在外国人头上;万一接着闹饥荒,我们恐怕要吃苦头。现在正是试一个人的信仰是什么料子做的时候。我们或许立刻就都成死人了;我们怕死么?我们的死或许比我们的活更能推进基督的事业。我们总有一时要死;如今既近在眼前地看见这可能,我们怎样迎着它看呢?上帝啊!求你使我的信心坚定明亮,叫死看来渺小、不足畏惧。求你帮我全然信托你与基督,叫我在你容我活着的时候能以安静的心做工;到你召我回家的时候,叫我欢欢喜喜地来。」
他这个时期日记里往下的记述,画出了他一日一日里头的经历:
「七月十日。——六点二十分起身。早上阴沉,下过一点雨。想到被杀便觉得不安;想到要离开北京便觉得愁烦。我的东西怎么收拾怎么搬?想到要留在一座不安的城里、而政府既弱又蠢,便觉得愁烦。我的传教之工这样开头,怎么办得下去呢?上帝啊,让我把我一切的挂念都卸给你,也把我的灵魂交你稳妥保守。上帝啊,保我十分平安!今早下雨,聚会的人稀,但一切平静。下午同艾约瑟先生往西边去;一切异常平静安宁。
「七月十二日。——别人在给报纸写文章、设法激动众人的情绪,好叫他们在这事上有所动作;我或许能在动天这一面做点好事。我的信条使我以为祷告是有效的;而花一天求上帝把这一切事都转为善用,总不算白费。不过人总有一种很强的感觉,以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便是什么也没做;我确信就是这种感觉,使我们把做事看得过重,有时甚至把祷告草草了事、乃至把它撇下。
「七月二十二日。——为眼下的局面颇为愁烦。我不很会估量那些传言与消息,这或许使我不安得超过实在该有的程度。不过我也不知道。有时我对被杀这件事极为反感,有时我又觉得自己能安安静静地被杀,并不怎么厌恶这件事。有时我们周围人的口气是有望的,这也就使人有望。有时『速速迁走、半近于逃』这个前景很有力地压上我来;且不说险,单看它一切的烦扰,就全不是愉快的事。唉,但愿有那种单纯如孩子的信心,能把一切事交托上帝、把一切挂念卸在他身上!我们不该有这样的信心么?上帝如今不还是从前救他的百姓出埃及、救他的圣徒脱离仇敌之手、脱离狮子之口与火窑的那一位上帝么?上帝还保不住我们么——他难道不肯保么?可是接着又来了这个念头:也许上帝并不愿我们活,而是愿我们死。他屡次容他的圣徒被杀。那又怎么样呢?好吧,就照火窑里那几个人论上帝说的:『他若肯救我们便救;若不肯,你可知道我们决不屈服。』我原可能死在童年、死在少年、死在归信之前;若是那时死了,唉!唉!我还记得那阵阴间的痛苦那样可怕地攫住我,叫我甘愿与世上任何一个有得救之望的人换地位。死、生、前程、荣、辱,与这得救之望——我那时所没有的——相比,都好像无足轻重。『我究竟能得救么?』这是当时的问题;『我究竟能有我知道别人所有的那个指望么?』我若死在黑暗里——感谢上帝,光已照出来,我有了永生的指望。愿上帝使我更像基督,给我更强的指望!那么,这指望我有了;我已从那可怕的坑里被救出来;我如今行在光中。我称上帝为我的父,称基督为我的救主,称天为我的家,称地与此生为真生命的入口。我们的信、我们所信的若有一点实在,那么天比地好的程度,就如它比地高的程度;而我们灵魂的性命是保了险、免于一切损害的。一个人若被保了险、免受一切可能的损害,他何必害怕?我们连一根头发也不至损坏!主啊,帮我活出这信心、存这样的心志。这城里有许多外国人,是来学语言等等的,其中许多人并无什么上天的指望。他们看来够安静的,无疑也确实够安静;世人的胆气、怀疑派的胆气、不在意者的胆气,难道要大过基督徒的胆气、结出比它更好的果子么?主啊,保我不犯那因惧怕怯懦而羞辱你名的罪!让我们在主里放胆!」
到一八七〇年七月底,吉尔摩已定了决心:一等必需的安排办好便往蒙古去。一场严厉的试验加在他身上,而他迎这试验的样子,是他此后一生的钥匙。他把这磨难用作在本分之路上前行之助;那一连串本会使许多人把一桩新而难的工无限期推后的事,只把他更热切地赶进新的工场去。促使他这样做的理由,他在许多个月之后所写的正式报告里说了出来。
「天津的惨案之后,北京人心极为惶惧;没有人说得出这阴谋的枝节伸到多远,这事也无从查究。民间公开讲要尽灭,还自称在这事上得了政府的默许;不止如此,政府本身发出了含含糊糊、乃至近乎暗示的告示,把民间的激动煽到那个地步,连『清理北京』的日子都定了。所定头一天,一场二十小时的倾盆大雨把那伙人彻底浇安静了;那雨把北京变成一座泥泞而无船的威尼斯,叫人们穿着无能为力的毡鞋稳稳待在家里,像双脚上了枷一样。那是礼拜五。礼拜二是预备的日子;礼拜六与礼拜日,人觉得激动的潮头在涨;到礼拜一早上,《京报》上出了一道上谕,当下把激动平了,使我们确知眼下没有危险。
「于是我们得喘一口气,安静地四下看看;『老北京』们所得的大体结论是:法国人将不得不动用武力以求补偿。中国百姓与政府的态度使他们这样想,于是他们决意在北京安静等着,等事情闹浓了再往南去,那时便是动身的时候。我想我可以稳稳地说:人人都把自己的东西列了单子,不少人还把最必需的东西『暗暗地』打了包,准备一有短讯便起身。
「到此为止我都安静地站在一旁;可是现在该我来掂量了,照他们所提的情形,我这样掂量:『我若往南去,便没有一个蒙古人肯被劝着同我走,那么我就被关在我的工之外了,而且是无限期地关着。我若能往北去,便可以把那语言学下去,或许等烟散了再下来,那时已懂蒙古文,一点时间也没丢。』独自走这么远、又对那语言懂得这样不全,我极不愿意;可是一天一天想下来,我越想越确信:甘冒那不得不往南去的险,便是对本分不忠;于是我不再与爱与不爱商量,决意一有机会便走,这期间仍照旧钻中文。
「过了些时候来了一个俄国商人;他要去恰克图,我便同他起程了。我不能再早:上谕未下之前在内地走路不安全;再等下去,就要冒根本走不了的险。」
第三章蒙古学艺
「蒙古」这个名字,指的是中国本部与西伯利亚之间一片辽阔而几乎无人知晓的疆土,是大清帝国最大的藩属。它东起日本海,西抵突厥斯坦,相距将近三千英里;南北则从亚洲俄罗斯的南界直到中国的长城,相距约九百英里。全境是一层层高原,比华北平地高出许多,只能从崎岖的山口进去。这片广大地面的中部,称为戈壁沙漠。
中俄之间颇为可观的商贸往来,有一条大道似的路线贯穿蒙古中部偏东,从中国这头的边城张家口出去,到俄国那头的边城恰克图为止。除了冬季那几个月,这条路上总有驼车与勒勒车结成的驼队往来不绝,跟车的是成群的蒙古人和汉人。从中国运出的大宗货是茶;运进来的主要是盐、碱、皮张和木料。
蒙古的西部与中部住的是游牧的蒙古人。他们在固定的地方有成片的土屋和蒙古包,作冬天的住处。到了夏天,他们便在大草原上四处迁徙,为牛羊寻找最好的牧场。因此,除了跟他们一起过那种逐水草、住帐幕的日子,几乎没有别的办法接近他们。在蒙古东南一带,有大批务农的蒙古人,汉话蒙古话都说。这一带的城镇,住的几乎全是汉人。
蒙古的冬天既长又酷烈;夏天常常热得叫人透不过气,大草原上又多有沙尘、暴雨和狂风。
佛教在那里势力无所不及,男丁有一大半是喇嘛,也就是佛教的僧人。「路上遇见一个蒙古人,多半他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念经数珠。照当地的规矩问他往哪里去、去办什么事,他很可能告诉你,他要到哪一处圣地去礼拜。跟他到庙里,你会看见他混在一群人当中,额上沾着尘土,嘴唇翕动,手里那串念珠从不离身,绕着圣地转圈,每到一座神龛便俯伏在地,每见一尊偶像便躬身下拜,眼前每出现一样新的可敬之物,便摆出一副虔诚的姿势。你若亲自到蒙古去,最先映入眼帘的大景致之一,多半是一座气象巍峨的庙宇,彩画金饰,远远便光彩夺目。」
「蒙古人的宗教,替他把某些看来无关紧要的举动划定为善或恶、功德或罪孽。人生的每一步,无论多么微小,他几乎没有一步不先通过喇嘛去请示他的宗教。他的宗教不但执意要塑造他的灵魂、渲染他整个的精神生活,连他衣服的颜色和式样也替他定下了。要找出另一个例子,说明有哪一种宗教把一个国家掌握得像佛教之于蒙古这样普遍、这样彻底,恐怕是难的。」〔注一〕
(原注:见《在蒙古人中间》第二百一十一页。)
詹姆斯·吉尔摩所担起的,正是这样一件力大无穷的人也难胜任的事:单枪匹马,去向这样一片地方、这样一族人传福音。他早年的几次旅行,《在蒙古人中间》里已叙述详尽,我们不打算在此重复。我们的用意,是尽可能描绘出詹姆斯·吉尔摩的内心生活,以及他所成就之工的真实性质。他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四天后到了张家口。八月二十七日,他启程第一次横越蒙古大草原,前往恰克图。同行的是一位俄国驿站长,但为了避免在礼拜日赶路,吉尔摩提早一天出发,然后停下来等那俄国人赶上。下面是他头一回看见这些景象时所记的,这些景象他后来一生要见许许多多回。
「八月二十八日,安息日。——清晨五点左右醒来,天正要亮,看见我们已经完全到了草原上。
「我在补写日记,一大堆人正往我的车里张望。我刚给了他们一本蒙古文的《教理问答》,但愿于他们有益。上帝啊,求你借这本书赐福给他们!我真想能同他们说话,可是我不能。今天得免赶路之劳,我很高兴。我心里眼下觉得安定。我四下看看,头一回看一看我大概要过的日子。视野之内还有好几处蒙古人的住所,骆驼、马、牛多得很。蒙古人有自己的一顶帐幕,『长官』的帐幕也已经支起来了。刚才有个蒙古人过来换衣服,那当儿他的斗篷就权充他的帐幕。我正犹豫,是在车里设法读点书,还是带着格子呢毯子和雨伞走开一段。
「这一天到底没过得怎样有学问、怎样属灵。下午往东走开去。景致很好,在一个石堆旁灵修了一阵,我走近时,有一只鹰从那里飞起。回到营地,买了些奶和一点奶酪。本想煮麦片粥,可是风大,火生不好,于是我把奶一口喝了,吃了些面包,便睡了。」
横越沙漠的这趟旅程,连同到库伦的一番拜访,前后用了一个月。这一路使这位旅人兴味盎然,他一生事工中许多最持久的印象,都是那时得来的。他的日记显出他心底何等渴望蒙古人得救。一八七〇年九月十一日那一天,他写道:——
「天一亮便起来。骆驼饮水;煮了麦片粥和茶。今天是主日;主啊,帮助我被圣灵感动,在你所定的日子里高兴欢喜!看得见好几处土屋。我什么时候才能同这些人说话呢?主啊,求你借着圣灵指点我该怎样到他们中间去,引导我学会这语言,预备我去传讲基督耶稣的生命与慈爱!啊,让我为基督而活,天天体会到把意志交给上帝是何等有福,体会到一种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的生活是何等快乐!」
他向来的规矩,是安息日尽可能停下一切行程。又过了一个礼拜,九月十八日,他这样记下自己的感想:——
「我们扎营的地方,正越过昨晚日落时所见的那片平地。离真正的出口还有些路,但不远了。今天是主日;不管有多少分心之事,求上帝帮助我被圣灵感动。啊,愿上帝多赐我他的灵,多叫我觉出他的同在,多赐我祷告的心志与能力,好为蒙古这可怜的百姓求下福来!我看着他们和他们的土屋,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该怎样到他们中间去?是舒舒服服坐着大车,一切东西都带在身边;还是清贫而去,把自己降到他们的地步?我若富足地到他们中间,他们就会不停地讨要,或许把我主要看作一个施舍财物的来源。我若除了福音一无所有地去,就没有什么能把他们的注意从那说不尽的恩赐上引开。
「上午八点一刻至下午三点一刻。好好走了一大段路。遇见骆驼,又碰上一处车营,估计有一百七十辆。我知道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了。我们所在之处有个骆驼营。有两顶土屋,燃料便是从那里来的。今天读《历代志下》第十六章。凡倚靠上帝、向他求告的,上帝从未叫他们失望。犹大王蒙拯救脱离了古实人和路比人等等之后,却倚靠肉臂来救他脱离亚兰人,上帝就不喜悦他。我们这个时代,不也太倚靠肉臂了吗?古时的奇事,今天不能照样行出来吗?耶和华的眼目不仍是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倚靠他的人吗?啊,愿上帝赐我对他更切实的信心!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他正等着以利亚向他呼求。愿上帝赐我几分以利亚的心志,叫我的能力出于上帝,叫我盼望这百姓归信的指望也从他而来。
「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因为我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
恰克图在西伯利亚的南界,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抵达;一到那里,吉尔摩便陷入一连串的麻烦。俄国与中国的官府都不认他的护照,他只好等上好几个月,等北京另发一张来。他的工作得不到一丝一毫的同情。蒙古话他几乎一无所知。然而他凭着坚实的信心、全副的勇气、任什么也吓不倒的决心,动手干了起来。一位名叫格兰特的苏格兰商人待他很好,在自己家里给他安排了住处。起初他试用正统的办法,请一位蒙古教师上门来教。在请到教师之前,他常去拜访附近能找到的蒙古人,想从他们那里攒些词汇,问他们手头用的东西叫什么,问他们的动作,问一切他能比划得叫他们明白的事。可是他的孤单,他对语言的无知,他被迫的无所事事——一则因为难得合适的教师,一则因为官府究竟准不准他留下尚无定准——一周又一周过去,这些都压在他那急切的心上,他开始时时陷入深重的消沉。下面是这初期某一天的写照。他在离恰克图不远一个叫库达拉的地方,正设法同一个布里亚特木匠交谈:——
「领到了我那份生词之后,我在镇上走了一圈。镇上最主要的东西是教堂,一座刷白的大建筑,是格兰特先生的岳父当年富有时盖的。一场大火一夜之间把一切烧光,他便穷了——相对而言。教堂之外,还有几条街的哥萨克房子,看上去够荒凉的,那几条街就是在最好的时候也够荒凉,今天早上更其荒凉,因为太阳还高,雪在阳光底下融化;凡阳光照得到的地方,落下的雪它都能化掉,虽然背阴处整天上冻。过了镇子,我往河边去,河水静静地、冷冷地流着。穿过几大片苹果树(?)园子;兜兜转转,走到最西头,爬上一座小山,又绕回家来,正赶上下午四点的饭。我觉得十分孤单,又没有教师,领了生词之后,一天的大半可以说就闲着了。不错,我留心看所见的一切,可是我总想到,这并不能直接推进蒙古差会的事工。我常想起我按立时亚历山大博士在嘱咐里说的话:『你去不是为了发现新的国土。』但愿我有个教师,好叫这语言全速学下去!今天我很觉得自己像旷野里的以利亚,他杀了巴力的先知之后,反动来了。他求死。我说我觉得被引向自尽,不知这话是否实情。我借这个机会郑重声明:无论何时,传教士都应当两人同去。几个礼拜以前我还不是这个意见,可我那时全然不知道自己是何等软弱的一个人。这几天我屡屡不由自主地泪水盈眶,格兰特的兄弟开枪自杀,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啊!基督一生何等孤寂,没有一个人懂他!他忍受了。耶稣啊,让我跟随你的脚踪,叫我里面也有你所有的那样的心!
「晚上读报(十月五日)。原来辛格劳利的琼斯死了!一两年前的五月,我在埃克塞特会堂听过他讲话,又从切森特学院的埃文斯博士那里听说了他不少事。我深信他是千里挑一的传教士。他回到自己的布道站,发现他离开期间事情弄得颇为紊乱,便着手整顿。如今他死了!上帝对他的工人似乎何等挥霍——哈特利、琼斯,两个都是头等的人,两个都去了。上帝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我们会不惜一切风险和代价保住这两人,上帝却把他们『取』走了,在我们看来,他仿佛在损害他自己的事业。上帝知道什么最好,可是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两天以后,他收到一封信,告诉他格拉斯哥一位才华出众的青年学生去世了;他在日记里写下的评论,后来在他自己的一生中得到了再完整不过的印证:——
「又一个出色的学生从学院走进了坟墓。格拉斯哥学院常有这种事,我若没记错,我还在什么地方见过有人公开评论过。有些人,也许家境贫寒,凭着超出自身境况与体力的心志和决断苦读完学院,同贫穷、同更聪明的同学打一场大仗,一心要尽可能夺头名;正当学院把他们造就完毕,给他们佩上它所能授予的一切荣誉、送他们走上人生的疆场时,那位慈爱的母校却只得不住地哀悼,在一座早早筑起的坟上洒泪。
「这些青年人该受责备吗?谁能被『保养身体』这种冷血的盘算拦得住呢?『那是我的对手,我能胜他就要胜他;宁可一滴一滴地把心血熬干,也不愿在本可得胜之时发现自己败了,叫那血涌上脸来,成了一层羞愧的红晕。』于是他们凭着良心把自己累死了。他们若不像现在这样拼命用功,不像现在这样戒绝消遣,心里就会有一种不安,觉得自己没有尽其所能;而哪一个高贵的天性,能甘心活在自己胸中那最高法庭所写下的这一条控告之下呢?
「我好几次为了身体下决心节制,可过不了多久,就因没有尽其所能而觉得那样不安,只好作罢,又拼命干起来。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已尽其所能,而正是我干得最多的时候,我觉得最好。」
他对自己的进度很不满意,有一天又被格兰特的一句话刺痛了——大意是他的蒙古话似乎说得并不流利——吉尔摩于是改变了计划。他决意到草原上去,说动哪个蒙古人让他同住一顶帐幕。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他离开恰克图,走进蒙古地界,到了头一处帐幕群,名叫乌兰布尔嘎素。他在那里找到一个友善的蒙古人。「是格兰特的承包人。我到时他正在念经。他示意我坐下,念完了,便热情地欢迎我。他独自住在帐幕里,什么也不用操心,只管驿站传信用的马匹,有两个喇嘛〔注二〕侍候他,其中一个在信件到了时随信件走。我们谈着话,我学到了很多,最后我把心意向他说了,他欣然接受,我很高兴。我定下当夜就住在那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有个高声嚷嚷的大个子喇嘛喝醉了闯进来。他横冲直撞地进了帐幕,仿佛要把什么都撞翻。过了一阵他走了,到隔壁土屋里歇下。我十点左右睡下,睡得很好,只是将近天亮时脚冷。」
(原注:喇嘛是喇嘛教一派佛教徒中的僧人。蒙古人口有一半以上是喇嘛。)
接下来的三个月,他大半住在这顶帐幕里。吉尔摩只要能够,就回恰克图去,在格兰特家里过礼拜日;可是他靠着忍受蒙古人寻常生活的种种艰苦、吃尽其中的种种不便,迅速学会了口语,也在当地人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后来提起他,总是叫他「我们的吉尔摩」。他看到的蒙古生活是它本来的样子,没有时常披在它身上的那层幻象与浪漫。他与形形色色的蒙古人熟识起来,也开始进入当地人的思路。他的日记里有许多下面这样的场面:——
「礼拜六我给了那喇嘛一本书,礼拜二我回来,发现他已经从头到尾读了两遍。他追着我发问,先叫我承认几条前提,然后从那里推论。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这一点他抓住不放。上帝若没有形体,怎么会有人在他的右边呢?再者,上帝若无所不在,那么基督在上帝的左右也无所不在,这怎么说得通呢?
「无所不在这一条把人难住了。上帝在那口锅里吗?在帐幕里吗?在他的靴子里吗?他踩着上帝了吗?那么上帝在茶壶里吗?滚烫的茶不烫着他吗?再者,上帝若在茶壶里,茶壶就是活的了!于是他把茶壶举起来,给那一圈哄笑的人看,说这是一种新的动物。我问他,若有一只苍蝇在茶壶里,茶壶是不是活的?『不,』他说,『可是苍蝇不像上帝那样把整个地方充满。』『那么好,』我说,『我把我的外衣充满了,我的外衣就是活的吗?』这一问把事情了结了。」
一八七一年三月,他去了色楞金斯克和奥纳金多姆,那是斯塔利布拉斯与斯旺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四一年劳苦工作的地方;然后他又往西伯利亚走了一趟,越过贝加尔湖,到了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他回顾了过去几个月:——
「又一个礼拜从我头上过去了,带着许多希望与惧怕。一个礼拜前的今天,我正走近阿纳,许多事都没有把握;如今我在伊尔库茨克,一路上满是恩典的印记。旅途中有许多地方,我料想会碰上把我半路拦住的难处,可是这些都消失了,我到了这里,比预期还要顺利。有一件事不对:我太容易忘记上帝帮助我的种种方式。有时一连几个礼拜、几个月,我都在盼着、担心着一个将要来临的关口;关口顺顺当当地过去了,两天以后,我竟像是忘了自己曾那样忧心忡忡地盼过它。这样,我不但犯了忘恩之罪,也失去了许多喜乐,失去了信心与盼望上的许多力量。还有什么比想到上帝赐给我的种种帮助和拯救更能叫我快乐呢?面对眼前和将来的患难,还有什么比记得我从前曾从这样的患难中被救出来,更能给我信心和勇气呢?
「有一件事我有时会想到。我离开不列颠时并无旅行的打算;我原以为会安安静静地定居下来,只在一个我能施加影响的圈子里做事。这个计划完全改变了,被推翻了。我在北京两个月;在张家口两个礼拜;在沙漠里一个月;在库达拉——一个俄国边境的小哨所——一个月;在恰克图一个半月;在蒙古两个月;如今在俄国旅行了两个礼拜。离家已经一年零一个月,这期间我一直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行。这样,我的生活一点也不沉闷,反倒十分热闹。说真的,许多人离家正是为了像我这样旅行。我并没有寻求它;它来了,我便接受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什么艰苦可以抱怨的。看到我所看到的这些地方和事物——利物浦、威尔士、里斯本岩角、直布罗陀、马耳他、埃及、塞得港、运河、苏伊士、红海、瓜达富伊角、印度洋、槟榔屿、马六甲海峡、新加坡、香港、上海、天津、北京、张家口、沙漠、库伦、恰克图、俄国、贝加尔、伊尔库茨克——单是为了看看这些,人们就肯走远路。这一切我都没有去寻求就看到了,只有贝加尔和伊尔库茨克除外。这些都是顺路所见,我在这上面多说几句,是把它们当作凭据:上帝差遣他的仆人离开家乡亲族,常在路上给他们乐趣和世上的享受,这是他没有应许的,也是他们无权期望的。」
他又在乌兰布尔嘎素住了一段,这回较短,然后启程南归,途经库伦,骑马用十四天越过大草原,六月十一日到了张家口。在那里歇过之后,他两次进入蒙古:头一次去了蒙古人的一大宗教中心——名叫喇嘛庙的地方;第二次则又过了几个礼拜蒙古帐幕里的日子。
一八七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他在张家口休整时,在日记里这样总结自己的经历:——
「今天我想回顾一下过去这一年主引我走过的路。一八七〇年九月,我急切地、焦虑地四处寻找要去俄国的人,好同他一起走。我一个也找不到。我为这事祷告,终于有一回我正跪着,麦科伊进来告诉我,有个俄国人马上就要北上。我见了那俄国人,说定同去,便上路了。『他们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
「从北京到张家口这一路,可以说我是独自一人,又不大会说汉话,可是走得很顺;我的钱装在一只箱子里,驮在一头驴背上,却全都平平安安到了,一文不少。在张家口,起初找骆驼有些难处,可是后来那位俄国驿站长原来正要回国。什么时候走却全无定准;他动身要等接替他的人来到。我为此祷告,有一天得到消息说,接替的人比预料的早得多就到了,我们一两天之内便要起程。我们果然起程了,一路顺利,平安到了恰克图。
「在那里我遇见格兰特和黑格曼两位英国人。我搬到格兰特在库达拉的乡间宅子去住。教师的事出了难处。我为此祷告,信步走去,碰上一顶帐幕,里面有个没有差事的人,他读过书,我便请他做了我的教师。在恰克图,耽搁了一阵之后,我请到一位教师,但不称我的心。跟他学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格兰特说,我在语言上似乎没有多大长进。这话刺到了我的痛处,叫我下到蒙古去。在那里我被指引到格兰特的承包人的帐幕,同他商定住下。我感谢上帝没有让我在恰克图请到好教师。我若在那里请到了好教师,就会只是待在那里,我敢断定,学到的语言不及我在蒙古那顶帐幕里所学的一半,对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也会毫无所知,更不会像在那里那样结识许多蒙古人。当时我请不到一位像样的教师,懊恼得不得了,可是如今才过了几个月,我便看出有充分的理由感谢上帝引我走那条路。这应当教我在事情似乎拦阻我的心意时,比现在更多地信靠上帝。
「再者,北京迟迟不把我的护照寄来,我曾大为失望。因为护照没到,我二月里没能同罗布桑和喜饶一道去库伦。当时我很难过,可是几个月以后(六月里)我听说,我想与之同行的那两个人在路上吃了极大的苦,苦到我若同他们去了,可能会冻坏了脚,冻死在路上。在这件事上我又要赞美上帝没有让我照自己的意思行。
「主啊,是你的路,不是我的路,
无论那路何等黑暗。」
「还有,我久已想去从前西伯利亚差会的旧地看看,靠着天意的怜悯,我得以如愿。我穿越沙漠回来的旅程,也处处是恩典。我真可以站起来说:
「我的上帝啊,我那升腾的心灵
一一察看你的慈恩,
眼前所见叫我神往,我便沉迷
于惊奇、爱慕与赞美之中。」」
一番漂泊之后,连张家口也成了安歇的港湾,他在那里已经有了一个立足的据点。「如今,」他写道,「我书房的窗户糊好了,一只精巧的小炉子也生起来了,显得这样舒服,待在原地会是很惬意的。可是舒服不是传教士的规矩。我这回进蒙古,目的是要有个机会温习、扩充我的口语,因为在这里一心攻读书面语,口语大半搁着不用,已经有点生疏了。」
凡对中国事务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学会汉语口语有多难,学会书面语更难。蒙古语远没有那么难,但学它也是一件需要智力旺盛、意志坚强的事。这两样,吉尔摩所具备的都远在一般人之上。
「书面语,」他在一八七一年十月七日说,「我还远谈不上熟练。《圣经》的大部分我能慢慢地照着读下来。许多字我会写。我想我一个人大概能写一封蹩脚的信。前些天我就写了一封。我的教师说写得好,还说他为学生的长进而欢喜;可是我只把这当作客气话。」
这一回他住在一个叫马哈布勒的蒙古人的帐幕里,马哈布勒同妻子和独生子——一个喇嘛——住在那里。他们一家都很好喝烧酒。
「七一年十月十四日。——今天在日出之前起身,读生词,写我从库伦归来那段旅程的记述,到山上去灵修,又去看了那个银匠,他正在打新娘的首饰,吃了饭,去看了诺仁的喇嘛儿子,他从马上摔下来跌断了腿,喝了茶,又去拜访南边一两英里外的几顶帐幕。在那里,我发现帐幕的主人是一个我从前见过的黑人——即俗人——来客则是我出门时留在马哈布勒帐幕里的一个喇嘛。从这件事说到那件事,我们说到了上帝和他的书。最后他们请我念一段给他们听。我先用英语念了几节,然后用蒙古口语给他们讲了浪子的比喻。我还给他们讲了一段讲道的样子,又简单解释了上帝的本性,他们似乎都很高兴。最后那喇嘛总结道:『你的外表与我们不同,你的里头与我们相合。』回家路上,我觉得自己所受的一切不便与孤寂、过的这种蒙古人的日子,都得到了充分的报偿——我现在能比较容易地同他们交谈了,他们也惊奇我的口语竟这样熟练。」
在他的正式报告里,他把过去九个月的成就扼要总结如下:——
「到二月中旬,我已有了有限的一点口语知识,是在乌兰布尔嘎素那顶帐幕里,听帐中人和许多来访者交谈、也跟着插嘴学来的;来访的人很多,因为我那位喇嘛颇有名气,人们乘便来看他。二月底,那喇嘛往南回库伦去了,我便回到俄国境内,请了一位布里亚特教师。可是这个人懒得叫人难以置信,而我在小帐幕里过惯了那种友善的热闹与拥挤,还有那暖烘烘的火,如今独自待在宽敞舒适的大屋子里,觉得十分沉闷,实在受不住。于是我同我的教师坐上一辆四轮马车,去访问西伯利亚从前那个差会的旧地。我的教师很有用处。他俄语说得很好,我对他说蒙古话,我们就这样旅行,成了所有俄国人将信将疑的怪事,他们弄不明白,一个不是布里亚特出身的人,怎么会懂那种语言,却一句俄语也不会。拜访了那些归信者之后,一则为了把俄国人好奇的眼光从我此行的大目标上引开,一则也出于旅行者的兴致,我转向西去,踏着冰越过贝加尔湖,在西伯利亚的首府伊尔库茨克待了几天。回到恰克图后,我又找到一位教师,又出去到蒙古过了一个月的帐幕生活。我在蒙古的那段时间,每周回恰克图一次,通常是礼拜六,在有房屋的地方住到礼拜一。
「五月初我动身南下。我原打算在库伦过夏,可是出了意想不到的难处,使我决定立刻下张家口去。从库伦到张家口(六百英里)是骑马走的,只有一个蒙古人陪着;因为我们不带行李,住宿和做饭只好靠蒙古人的款待,做饭这件事,他们叫作『锅和勺』。
「这样,在骑行的十二三天里,我看到了大量的帐幕生活。我到张家口时,恰好在雨季来临(六月十五日)前两天,费了些周折请到一位教师,便在张家口度过夏天,攻读书面语,练习书写。十月里我又上草地去,花了几个礼拜温习口语,观察北方与南方说法的不同。十一月一日早上,我在一场狂风中终于离开蒙古,十一月九日重入北京。」
吉尔摩回来以后,自然成了所有传教士以及部分官场中人极感兴趣的人物。他不久便安顿下来学汉语,冬天在北京做些力所能及、又确有用处的传教工作。他在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写给笔者的一封信,可以让我们多少体会这段时期的生活:——
「亲爱的洛维特:
「你上一封可喜的来信,我虽已告知收到,却自知还欠你一封回信,现在就奉上……我想,讲讲北京的一个安息日是怎样过的,也许不会无趣,我就只说今天。好,今天早上起来,我发现炉子灭了。这是很少有的事,不过大约三个礼拜总会碰上一回。寒暑表在华氏五度上下。穿好衣服,头一件事并不是如你所料的叫仆人,而是去找信。头天夜里来了一班邮件,可我昨晚回家太晚,没看到。于是我在德贞医生起床之前就到他家去,四处转悠,直到找着那批邮件,可是没有我的。我回到冷冰冰的屋里,一直待到早饭铃响。我在艾约瑟家搭伙,到那里去,是单调生活里一个愉快的调剂。
「回到住处,我发现屋里满是烟,门窗大开,我的仆人跪在地上围着炉子忙乱,嘴里说:『木头不行。』我当即看出,这对我也不行,于是扣好外衣,到大街上去散步。我们住的那条街叫哈德门大街,南北走向,一股冷风顺着街吹下来,卷起一团团尘土。然而透过尘土,却看得见两起出殡的全副仪仗,一起往北,一起往南。两起正好在我们门口对面相遇。往南的那起要气派得多,有长长一队人举着各样象征的执事、荣耀的伞盖、鼓、锣和乐器。不时有一个人抓起大把中间剪了方孔的圆纸片,撒向北风。这些纸片算是铜钱,孩子们抢得十分起劲,虽然它们只能当废纸用。队伍里还抬着死者生前坐的轿子,他的骡车也在里面十分显眼,后面才是孝子孝眷。
「你知道,在中国孝服是『白』的,我注意到有几个送丧的人用了一个巧妙的法子。凡冬天穿得起暖和衣服的中国人,都穿里子是毛皮的袍子。讲究的袍子用细毛皮作里,一般的是白羊羔皮。好,这几位就索性临时『翻穿』起来,把皮袍里外翻过来穿上,这样便合了规矩。棺材本身放在一架富丽堂皇的灵柩架上,高高耸起,顶上一个镀金的顶饰,挂着绸缎,由四十八个杠夫抬着。
「当然,一切都得给出殡让路。北京的街道极宽,同时又极窄。中间高起的一条是车道,分上下行,车道两旁是沟和坑,沟坑以外又是一条多少还能走的路,再往外才是铺面。送殡的队伍占了路当中,像蜗牛一样慢慢挪着,来往车马便都走到边路上去了。
「在货摊和独轮车之间好好走了一大圈,我回到住处,炉火已经生旺了,到汉语礼拜的时候也到了。我听到的不能全懂,但能懂一些,安息日我总要听一篇,有时听两篇汉语讲道。讲道的是一位中国老人,从会众的神情看得出,他把听众的注意力牢牢抓住了。讲道还没完,门口一阵骚动,进来三个蒙古人,拿着我的中文名片。请他们等礼拜完了,我便领他们到我的住处,同他们谈了一阵。其中一个是来找医生的,想治一种平淡无奇的病——疥疮。
「我还没打发完他们,仆人来说,另有一个蒙古人来找我,正在艾约瑟那里等着。我过去一看,是一个蒙古老人,一个黑人,五十八岁。这位俗人名叫阿玛萨,每年冬天下北京来,惯常要去看望艾约瑟先生。去年他没来,我们都以为他死了。见到他我们自然高兴。我把他请到我屋里,同他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这老人对基督教知道得不少,我又尽力多教他一些。在我见过的所有蒙古人当中,他或许是最肯受教的。
「他走时已是下午很晚了,我刚够时间在日落时散一会儿步,回来赶上晚饭。饭后人们便开始聚集来做晚间礼拜。这礼拜每个安息日晚上在艾约瑟先生的客厅里举行。会众通常有二十多人。传教士们轮流主领。礼拜完了,会众大多散去,但有一个人跟我到了我屋里,我们坐着一直谈到半夜,客人才起身告辞。
「你看,我已经给你讲了北京一个安息日的经过。这里常常就是这样过的,算是个相当公道的样本。不过,下午我若有空,就陪艾约瑟先生到城里两处礼拜堂中的某一处去,那两处都在城里很远的地方。我去,与其说是听他讲道,不如说是为了来去路上同他谈话;你可以想见,我们有时撞上一个争论的题目,这就热闹了。」
头一回在蒙古的那段克己而艰苦的劳作,使詹姆斯·吉尔摩对语言的掌握、对草原上游牧蒙古人的熟悉,远远超过任何别的欧洲人。可是即便在那时,也像后来一样,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北京东北一带务农的蒙古人中间,会不会做得出更有果效的工作?因此,一八七二年四月十六日,他头一次启程穿行那一带地方——多年以后,他一生最后的劳苦正是在那里完成的。这次初步的巡行他用了三十七天,走了约一千英里。
吉尔摩对这一带作为传教园地的最初估量,是一八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下的,这估量直到最后都没有错,尽管在后来的年月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游牧人中间的工作异常艰难,终于使他到务农的蒙古人中间定居下来:——
「我虽然见到了不少蒙古人的房舍,可是我得说,比起游牧的蒙古人来,我并不怎么倾心于他们。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可取之处,是到他们中间去,我可以在汉人的客店里一住好几天。这可以省掉我托人引见的大麻烦,开销也或许少些。我对他们的大反对是:即使在他们中间设立一个差会,那也多半是在中国的差会,而不是在别处的。这些农村里的蒙古人个个说汉话,我不能不觉得,既然北京有那么多说汉话的传教士,这些蒙古人就归他们,而不归我。」
这次到东蒙古回来不久,吉尔摩先生向国内寄去一份详尽的报告,论蒙古差会的现状与前景。他通盘讨论了这项工作,说明为什么依他之见,「务农的」蒙古人应当由在华的传教士去传福音。艾约瑟先生和别的一些人认为该由吉尔摩去担这份劳苦,可是他见过的两处地方、两类蒙古人比任何传教士都多,他以自己是那个「必须去开头的人」为理由,选定了草原。
就在这样早的时候,吉尔摩先生已一再竭力向理事会陈说,他急需一位同工。也就是从这样早的时候起,开始了那一连串看似命定的变故,使他始终得不到这份喜乐与力量。一则因为北京差会的需要,一则因为美部会有一种看法,认为他们占着张家口这个最南端的边地,便把「整个」蒙古都划作他们的工场,而他们的这种看法须得尊重,于是吉尔摩先生的老同学米凯牧师,原定作他的第一位同工的,被派驻了北京。关于此事,吉尔摩在上面提到的那份报告的结尾写道:——
「米凯先生由蒙古被移到中国,实在可惜。我想,我若不把实情告诉你们,不提醒你们,只要这园地里仍只有一个人,说什么重开蒙古差会就近乎胡话,那我就错了。我完全知道合适的人难找,也十分体谅你们,可是我们别自欺,以为在另外一两个人来肩并肩出力之前,蒙古差会的工作会有进展。凡我能做的,我都很愿意做,可是我自己的进展,因为孤身一人,受到极严重的牵制。」
他此后的全部生涯,都证明吉尔摩以何等出色的方式践行了这番话;然而,或许也不能正当地把什么过错归到伦敦会理事会的门下。差会的朋友和批评者有时都更乐意把归信者列表计数,而不肯好好思量、正确估计这工作的种种难处与障碍。但是,无论怎样估量蒙古差会的成败,都应当记得:吉尔摩从来没有真正有过一位同工。他在草原上的工作甚至从来没有过同伴,只除了他那英勇而忠心的妻子。而在后来的年月里,理事会几乎或全然无法左右的种种情形,又先后夺走了罗伯茨医生和史密斯医生与他的相伴,两人都只同他共事了极短的一段。
这一年夏天,他同艾约瑟先生一道去了圣地五台山,那是蒙古人朝圣的一处名胜。
这一趟出了一件趣事,足以说明他那出了名的好辩。他在艾约瑟先生身上,找到了一个各方面都配得上他论辩锋芒的对手。中国的骡子只肯排成一行走,即便路宽得足以并排走也是如此;吉尔摩的骡子走在艾约瑟先生所骑那头的前面,他便常常脸朝着牲口的尾巴倒骑着,好更方便、更不间断地进行他们那时正专心的辩论。
十一月里他试着在北京黄寺过冬,为的是能遇见每年来京城的许多蒙古人,同他们交谈。他在这里不但结交了新朋友,还常常同在草原上认识的人重叙旧谊。这些人到他的院子里来看他,有时叫他厌烦恼火,因为他们常常大大地考验他的耐心,却不给他一点安慰,叫他知道「耶稣书」的好消息正在进入他们黑暗的头脑和刚硬的心。
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写信给一位学院时代的知交——马达加斯加的马修斯牧师,生动地描述了这一部分工作,讲了他的几样典型经历:——
「我是在黄寺写这封信的,黄寺离北京约一英里半,离我们的布道站三四英里。我租了一间屋子,带着我的中国仆人,像中国人一样过日子,只是衣服和异教不算在内。这么做的缘故是:蒙古人从蒙古来北京,有许多就住在这附近、住在这座庙里。我们的布道站在三四英里以外,又在城里热闹的地方,蒙古人不容易找到;所以他们既不能来找我,我就去找他们。我昨天到的,还说不准会怎样。蒙古人在北京很怕生,即便在这城外也有点不好接近;可是我必须尽力而为,还得有耐心。
「刚才来了一伙八到十个人,住下了,其中三四个跟我同院,其余的住在近旁一处。这些人很可能会来看我;当然我也要去看他们。你在马达加斯加,我想是体会不到给一个难以接近的民族做传教士是什么滋味的。在这里难处还不止于此;我所能抓住的那些人,对基督教一根稻草都不在乎。他们有一套叫他们十分满意的体系,还要什么呢?这便是他们的心思,所以你看,我的事情多得很;单是其中属人的那一部分,就够难的了。可是别误会,我并不是在哀叹自己的命运,因为我既没有这个工夫,也没有这个心思;我只是把我的情形告诉你。
「我不大相信人谈论自己将来打算做什么,不过也许你会容我说一句:我想在二月或三月再动身去蒙古。我有了一件羊皮袄,所以不必怕冷。我或许会带上一批配好的药,治几种常见的病,这至少在有些时候可以作个引见。德贞医生在北京我们的布道站里有一所医院,中国人来看病的很多,我有时去那里,看他怎样给他们下药。
「现在让我跟你讲讲蒙古人的内里生活。穿越蒙古的旅人早上醒来,他们的驼车正经过某处乡野的营地;他们揉揉眼睛,说:『像这些蒙古人这样住在蒙古,无忧无虑,没有繁忙生活的焦虑,该是多么愉快啊。他们只要照看自己的羊群什么的。』想到自己的苦命,这番感想还伴着一声叹息。其实呢,这些旅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尽可以把蒙古生活的淳朴、牧人的福乐印得要多少有多少;那全是胡扯。昨晚,两个我很熟的蒙古人——一个小头目名叫『万喜』,和他的书记名叫『马哈布勒』(这后一个名字我没法翻译)——到我屋里来,我们当场就喝起茶来。这两人奉公差在北京已经十五天,昨晚公事办完,今天早上便要骑上骆驼往北去。那头目每年从北京领到约三十英镑,书记约四英镑;他们这样奉差进京时,津贴虽少,却能叫他们在薪俸之外多挣一点。那头目能喝不少中国烧酒。我疑心他债台高筑,而且敢断定,他只要有那笔把鼻子染红所花的钱,就能把他的债还上两三遍。那书记是我在蒙古的教师之一。我在他家里住过一些时候,对他的景况知道得太清楚了。他负债累累,毫无指望。他从前是个大家口,可是如今都死了,只剩一个出了嫁的女儿和一个十七岁上下的喇嘛儿子,一无用处。他那『老婆子』——这是蒙古话的说法——还活着,同她丈夫一样好酒。他们若只是滴酒不沾,如今本可以过得舒舒服服;至少我的印象是这样。我在他帐幕里所见的,一概不说,只讲昨晚和今早。
「昨晚喝着茶,马哈布勒(那书记)对我说:『我这位头目不肯借我九先令给我老婆子买件羊皮袄,所以她冬天只好冻死;我的头目什么也不肯借给我,别人他倒借。』那头目一时没作声;可是书记老是弹这根弦,最后头目对着他的书记左右开弓地骂起来,嚷得全院子都听得见。书记倒冷静,拦住他说:『够了,够了;过去了,过去了;我老婆子死就死吧,都要死的;不要紧。』这话一点没平息那头目的怒气,过了一两分钟,两人又为别的事大吵起来。这场风暴刮了好久,而且就在我屋里,他们还是我的客人呢!过了一阵,书记出去照看骆驼,头目便把他对书记的看法私下告诉了我。后来头目出去了,书记又把他对头目的看法私下告诉了我;我得说,两人看来正好一对,半斤八两。他们谈论彼此时那样口无遮拦,一部分是因为两个人都多少有些醉了。
「头目同这一带的人把账算清了,趁书记不在,给我看一小包银子,是他留着路上用的。他给我看的时候,再三嘱咐不许告诉书记。书记要把『他的』账算清,就难多了。最后卡在他喉咙里的一项,是他儿子留下的一笔小账。这儿子一两天前已经动身了,自然父亲要为这笔债负责。他怎么还,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身上一个铜钱也没有。这地方的那个中国人威胁要扣下他,那书记听了,苦苦地笑了一声。大吵一场之后,他们都睡去了。
「今天一早,我还没穿好衣服,那书记就来找我了。又是那笔小账。那中国人很精明,不扣人;扣人划不来;他扣了他的外衣,竟真的扣着当作赎金,为的是一笔合英国四便士的钱!他直截了当地求我替他付,我当然付了;不过我对这人的小气有点反感,因为几天前我刚送过他一笔钱,约合一英镑。他这个儿子是我的一大眼中钉。他是个年轻喇嘛,是我所认识的最坏的孩子之一。他的哥哥们都死于痨病,这一点使他能对父母为所欲为。他们若有什么不答应,他只要装病,他们便为他慌作一团。他是个十足的坏小子。不干活,不读书,什么也不干,只会给父母添麻烦、添开销。你想想看!他父母穷得叮当响;他父亲要来北京,这孩子偏要求着一起来,那父亲也偏像个傻子似的带上他,花了好多路费等等。有一件事叫我气极了。我给他的钱里,他花了约四先令甚至更多,给他那不成器的儿子买了一个精致的鼻烟壶。总之,这人愚蠢至此,帮他全然无用。从前有一回,我刚送过他礼物,又替他解了一笔两便士半的债,免得他被人扣下,我料想或许还得再替他解一回。叫我吃惊的是,蒙古人『竟能』欠债欠到这个地步。我相信,我这位蒙古人每遇见一个熟人,都免不了有被讨某笔无望之债的危险。可是他的债似乎并不叫他苦恼。最叫他苦恼的,是人家不肯再借钱给他。
「两人中那位头目算是颇富的。他说开春他手头会有一件有赚头的公差,凭着这个,他要我现在借他一锭银子,约合十五英镑,开春还我。当然我没有借。于是他虽是我的客人,却不住地说:『心小,心小。』这差不多就是说『胆小鬼,胆小鬼』。最后他报复的办法是,提出开春时借『我』一锭银子,当然我谢绝了。好一对宝贝!他们说的若是真的,开春他们或许能大赚一笔;可是这样的事那书记从前也碰到过,两个月以后,他又同从前一样穷了。总之,他们又愚蠢又不知节俭。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听见我的中国仆人回答一个中国人的问话,说:『有一种讲道的信:用一封信也可以讲道。』那么我现在就来讲道了。别厌倦;坚持下去。别懒惰,但也别急躁。慢而稳;坚持下去。我们不必作什么大努力,倒是要耐心地坚持下去。『好的工作没有一件是白费的,』威廉·汤姆森爵士在他的物理学课上常这样说,这话在我们身上尤其真确。(但愿这些中国人住嘴。)我们一切好的工作都会被找出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只怕到找出来的时候,我们好的工作没有多少。(这些中国人真烦人。)我有时想,既然我们所说的若是真的——它确是真的——人终究要站在上帝面前,而我们会在他们知道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之后见到他们,那时他们会责骂我们,怪我们当初没有更猛烈地责骂他们;怪我们实际上没有揪住他们的后领,把他们拖进上帝的国里去。我现在说的是我们的同胞和外国人。至于异教徒,他们也要显露出来;他们的泥塑神像和腐朽的迷信也要显露出来:那时他们望着我们,怪我们没有更有力地把他们唤醒,我们会是什么感受呢?有个不信的人说过,他若能相信人将来的景况与今生所做的事有一点关系,他就绝不让任何事拦阻他去奋起督促众人。他情愿被人当作疯子——什么都行,只要他能做一点事,使人在来世的景况好一些。(但愿这些中国人闭嘴;我是来这里见蒙古人的,却快要被一群我只听懂一半话的中国人淹没了。)
「如今,『我们是信的』:我们做了多少呢?难道没有一些人,我们本可以把他们激动起来,现在却漏掉了吗?我们能不能多做一些?灵魂难道不够宝贵,值得我们只要能救几个人就去面对一切吗?让我们看向终局,或者不如说,让我们看看眼前。在我此刻写信的这间屋里(那些中国人已经走了)有耶稣,在你读这信的地方也有耶稣:他站着,望着我们。他舍弃了洁净的天,来到这里行走,生活在污秽与贫穷之中,孤独,被误解,没有一个明白他的朋友;他受了人的轻蔑,被钉在十字架上,受了那可怖而可耻的死,『全是为了救我们』和别人。我们信靠他,他救了我们;他所要求的,只是要我们把他所做的告诉人;难道我们遇见的人里,有哪一个是我们不去对他说的吗?难道基督望着我们,盼我们简单地宣告他所做的,却要落空吗?断不可有这样的念头!无论在我们与向人说话之间横着什么,让我们穿过去。若是外国语言,要记得基督预备了三十年。若是艰苦、寒冷、粗食、轻蔑、怠慢、充耳不闻——不要紧,往前去。基督望着我们往前去,或者说往前『来』,因为他已经全都经历过了。患难、艰苦、试炼、痛苦——都快要过去、快要完结了。我们为基督的缘故已经胜过的患难或艰苦,难道有哪一样回头看来不是甜美的吗?那么,无论什么临到,让我们迎上去;或者,如果我们被压倒了,就让我们面不改色、朝着正确的方向被压倒。靠着上帝的怜悯,愿我们得救;而若得救了,那将何等美好——没有患难,没有试炼,没有嚼不烂的牛肉和砖茶:一切都『比』我们所能愿望的『更好』,喜乐完满。
「这一切都不是想象,也不是辞藻,而是『真真实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所以,靠着基督所赐的力量,让我们向它走去。为我祷告。我也为你祷告;我们若在世上不能再见,你知道那相会之处——『右边』。」
从这封信所描画的情形里,不难看出,他的日子是不会闲得发慌的。下面这样的晤谈时有发生,不但令人鼓舞、使人有望,也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他自己的心与头脑:——
「今天下午(十一月二十四日,安息日),我在伦敦会医院的施药所遇见了图布兴巴雅尔。起初我想不起这人。面孔我是认得的。过了一阵,他的名字冒了出来,我自以为他并没有察觉我在设法套他的名字。他极想看看医生的医疗器械和用具。看了好些之后,他到我屋里来,我们坐下谈话,差不多从五点谈到七点。他先读了正巧放在我桌上的新译蒙古文《马太福音》初稿的一部分。他建议,『先知』一词原是整个搬过来的,我们应当改用『珠格必力格图』。他又说,我们对『驴驹子』的译法不对,并说了他认为正确的词。同他一起来的是一个年轻喇嘛,在这个建议上与他意见相同。那喇嘛看来学问很好,读蒙古文同图布兴本人一样流利;图布兴说出『珠格必力格图』的藏文说法时,那喇嘛从他肩头望过去,瞥见架上一本书,拿下来,一翻就找到了那个地方,把藏文和蒙古文并排指给我看。
「这以后不久,图布兴便摆出架势,提出种种问题和情形,例如:
「『地狱是永远的吗?
「『凡没有听过福音的异教徒都要被定罪吗?
「『一个人若活着没有罪,他要被定罪吗?
「『一个人若不理会基督,却笼统地敬拜一位至高的神,他得救不得救?
「『基督怎么能救人?
「『一个人若早晚求基督救他,同时却照旧犯罪,他怎样呢?
「『一个人若为一样东西祷告,他就得着吗?
「『你们英国那些不信的同胞都要下地狱吗?
「『如今还有先知吗?
「『初生的婴孩是罪人吗?
「『那么一个人要为另一个人的过错受罚吗?
「『有没有人死了,上了天堂或下了地狱,又回来报告的?〔有个蒙古人就回来过!〕
「『佛陀真有其人吗?』等等。
「〔回答:他确有其人,但并没有做如今人们所说他做的那些事。〕
「『果真如此,你怎么知道基督的事迹不是用同样的方式编出来的?门徒们不会合谋编出福音书来吗?』
「对这些问题以及别的一切问题,我都尽力给以恰当的回答;这番我们之间最愉快、最有益的谈话,一直谈到我只剩一点时间匆匆吃顿饭,赶晚上七点半照常的礼拜。」
这一类的讨论,最能使基督徒工人思想加深、反躬自省。它们也说明了在中国和印度的传教士所须应对的某些特殊难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既有繁复的宗教仪轨与典籍,常常能够、也的确常常对基督教提出许多难题,有时浅显,有时精微,这些难题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消除,而福音之所以能消除它们,是靠着使人心成圣、主宰人心。
一八七三年二月,吉尔摩去了天津,这是他初到中国途经那里之后的头一回。他在那里参加了几场朗诵会、戒酒会和礼拜。在其中一场朗诵会上:——
「出了一个笑话。有人请我在一场为水手办的一便士朗诵会上背诵一段。那篇是《蒙特罗斯就刑》。我起身,摆出悲壮的架势,念道:
「『过来,埃文·卡梅伦,』
「一边作出相应的招手动作,不料听众中间有个水手应声而起,从座位间挤出来,直奔讲台而来。这我可受不了,于是大叫一声,冲下去躲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听众和讲演人才都定下神来,重新开始。第二天有人告诉我们,那个倒霉的水手在船上走到哪里,都有人招手叫他『过来』。」
第四章初入蒙古传道
一八七三年,吉尔摩重新开始往草原去。三月十五日他在张家口,写道:「一点也看不出能动身北上的样子。我天天在街上逛,拦住蒙古人搭话,可是不论雇骆驼,还是只雇一匹马走到马哈布勒那里,都没有成。」过了一两天,马哈布勒往北京去,路过张家口,靠他帮忙,吉尔摩弄到了两峰骆驼,三月二十四日动身北上,二十八日到了马哈布勒的蒙古包。他当即设法雇一个名叫罗经的蒙古人,于是照例又是一连串的耽搁与烦恼。
「今天(三月二十九日)我等得不耐烦,出去走了走。回来时罗经来了,说他愿意去。心里一松;他要我回程也走这条路,我答应了,虽然我并不情愿。下午他又来了,说他已经应下和别的喇嘛一同给吉奇克的亡魂念经〔注一〕,推不掉,所以我们礼拜四中午以前走不成。马哈布勒的妻子给了他些烧酒,他又到官人们那里去,喝醉了。他在等一峰有人要卖的骆驼。骆驼来的时候我不在。他醉着,没有看住,骆驼就顺着风暴漂走了。派了一个孩子骑马去追。追回来一看,简直不成样子,可他们还要价二十两。明天他要去找骆驼。他醉成那样,我想起吉奇克的下场,一想到他要骑我那峰高骆驼,就心里不安。主啊,求你赐我忍耐!」
(原注:吉奇克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位首领的儿子,新近坠马身亡。)
这一趟,连同一八七三年里随后的三趟草原之行,处处都有事情,足以说明这项工作的艰难、这个民族的种种特性,以及这位传教士那股不肯停歇的劲头和百折不回的坚韧。只是篇幅所限,不容我们流连;这里从日记里摘几段。正是在这几趟的第二趟,他在喇嘛庙亲眼看到了他所谓的「地狱之乐」,那情形在《在蒙古人中间》第十一章里有记述。
「一八七三年四月十九日。——今天我那个蒙古人又惹我生气,我恳切祈求的是,能把这一切都忍下来,不至于脾气变坏,对蒙古人生出怨气。我必须忍耐。若是懂一点相骆驼的本事,那对我也大有帮助。照眼下的样子,我觉得自己是个无能的『外行』。」
「五月六日。——傻里傻气地顺着大路平行走,翻山越谷,因为罗经偏认为那样近些。其实一点也不近,还陡得多。最后到了一处洼地里的一片蒙古包,叫作『大水』,蒙古话叫伊赫乌苏。来的人着实不少。有一个喇嘛,是我所见过最惹人恼火的孩子,二十五岁了。他实在讨厌透顶;连他说话的腔调我都受不了。这位老兄在我已经躺下睡了以后,还进我的蒙古包来。我很高兴总算有一回让他扑了空。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他又已经在我包里了,说道:『你可真能睡啊!』昨晚他说的是:『你睡得可真早啊!』我怕他是我所认识的人里头最空洞、最可怜的一个。」
「五月十三日。——今天我那个喇嘛又干了一件显眼的蠢事;他问明了去一片蒙古包的路,那里住着他自己的朋友,问完却忽然离开大路,往一座陡山上爬。我问他往哪里去。他说往蒙古包去。我跟着走了一段,看小路都往一处汇,判断他去的方向没有山口,就喊他站住。他站是站住了,脸色却像要打雷。我问他:『这条路你走过吗?』『没走过。』他说。『那就到这边来,顺着大路走。』『你走那条路,』他说,『我走这条路。』『没有这回事,』我说,『你过来,我们就能到蒙古包。』他过来了;可是当场就对我发起一通叫人受不了的长篇数落,说我多么不听话,说这可是他的老家,他知道。我是多么坏的一个人啊!他的火气刚发完,看哪,就在我们眼前,正在我们路上,便是我们要找的那片蒙古包!借一句蒙古俗话,他是『蠢上加蠢』。」
「九月十二日。——我们现在到了白喉流行的地方。我往里走,还打算待些日子,把自己交托在上帝手里。在他手里我是够安全的。他若借我的死比借我的生更能推进传教的工作,愿他的旨意成全。」
「九月十八日。——今天大家正从庙里出发的时候,我让六个男人、三个女人从我身边过去了,没有对他们讲耶稣。」
这一年年底,吉尔摩先生又寄回一份详尽的报告,其中很大一部分登在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号的《伦敦会纪事》上。我们在这里摘几段当时出于显而易见的缘故没有刊出的文字。与美部会之间仍有难处,伦敦方面对这里局面的确切关系与全部需要,也仍不能完全把握。第一段摘录放在这里,只因为它显出吉尔摩品格里那份高贵的无私,也显出他怎样一再不肯被阻难挡住——那样的阻难,换了大多数人,路早就断了。他附了一份账目,说明即便节俭到了极点,他还是超支了一百一十两,合二十五镑到三十镑。
「这样我就亏空了一百一十两六钱三分,这也说明了我为什么请求把明年即一八七四年的拨款至少提到一百五十两。我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把一八七二年和一八七三年的拨款用完,就此停下,不把能做的都做到;要么把我的职分尽到底,超出拨款。我认为事业比银子要紧,就选了后一条,尽管节俭到了极点,还是超出了上面这个数目。眼下的境况使我能用自己的私囊补上这笔亏空,我也不要求归还,但我不知道明年手头是否还会宽裕,所以确实要请求拨款不少于一百五十两,这是我能做出的最低估算了。
「为证明我的请求合情合理,也证明我急于避免动用差会的经费超过绝对必要的限度,请容我说明:今年我除了补上所缺的一百一十两六钱三分之外,还在沙漠里跟在驼队后面步行了好几个星期,为的是省下再买一峰骆驼的钱。」
关于基督教读物的问题,他留下了一些明智的话,直到今天也几乎和他写下时一样需要,为的是纠正一种看法,以为只要把一部用异教徒本族语言译成的上帝的话放到他手里,就够了。干大基的太监回答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这话从前腓利听到过,今天的传教士也照样会听到。一八九〇年召开的上海传教士大会,几乎众口一词的意见表明,各差会的传教士至今仍深感同样的需要。
「除了圣经和要理问答之外,我想,一些简明的小书,载着一小段一小段圣经故事或一小段一小段圣经教训,会很有用。圣经对稍有进步的人固然很好,可是就连叙事的部分——全书最浅显的部分——也很少有哪一段你读下去不碰上可怕的人名地名,或者先知以赛亚、耶利米的引文。蒙古人一碰上这些,就灰心得想要放下了。就是在中国,我的经验也是人们不大肯买一整部福音书,哪怕价钱比印它的纸还便宜,却会抢着买很小的小书,几乎照足价付钱。
「中国人自己也看出这一点,我被人群围着的时候,听见他们笑着说:『小书走得快。』我记着给我的训示,其中有一条说『动手翻译之前先停一停』,所以到现在一直忍着没有动手,可是眼下已有一本很小的带插图的故事书在付印,另一本也带插图的已有稿子,还有两本不带插图的在打算之中。若是我筹得到钱——圣教书会的北京分会眼下正破产——把它们印出来,就给你们寄样本。它们大概不会好看,因为是初次尝试,但书里的蒙古文你们不必觉得丢脸,因为是一位『顶尖』的本地学者在我指导下写的,又经施约瑟仔细校订过。施约瑟是一位很有本事的通才语言家,对蒙古文下过很多功夫,曾和艾约瑟先生一同修订《马太福音》,现在正在编一部蒙古文词典。」
一八七四年,医药传道还只在萌芽,吉尔摩在同一份报告里写出了许多别人也有过的感受。他也借此说明了他的一条定规,就是:总要做点什么;决不要只因为做不成理想中最好的事,就让工作停下来。
「疾病和医治的事我懂得很少,可是我懂得的那一点点,却极其有用。差不多每个蒙古人,男人、女人、孩子,身上都有点什么要治的。若是在国内学过医,会大有帮助;我如今虽不敢指望再学到这门学问的科学知识,却很高兴在我们这里的医院里有个好机会,可以跟德贞大夫学到许多,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利用这个好机会。听说国内的专业人士,对让出国当传教士的年轻人学一点医学知识,是心存疑虑的。我到这里以前也站在他们一边,可是在这里情形就不同了。在国内,站在自己屋里的炉火前,看得见街对面医生门上那块铜牌,大谈一知半解的危险,自然很好;可是当你离任何援助都有两个星期的路程,眼看着同行的旅伴牙疼得厉害,腮帮肿着,一连几天默不作声地坐着,你就会恳切地巴望自己手里有一把拔牙钳,外加那份『危险』的一知半解。在偏远的地方,你要么埋葬你的仆人,要么止住他的腹泻,二者只能择一,难道你宁可空谈什么专业技术,也不肯给他服一剂哥罗颠,哪怕要冒的险是比一个名字后面写着『医学博士』的人多给或少给一滴?
「我说这话是恳切的,也是出于经验。在受过训练的本事面前絮絮叨叨的江湖郎中,没有谁比我更厌恶;可是从我来到华北以后,在我自己和别人身上所见所知的传教生涯来看,我认为,有些人一生可能要有几个星期、几个月待在那样的地方——他们自己或身边的人,可能在医生被请来之前,就因可治的病病倒死去,何况还得假定医生离得开他的岗位、来得了——不给这样的人一点医院里的训练,差不多就是罪责难逃的杀人了。」
一八七四年夏天,詹姆斯·吉尔摩继续在草原的游牧人中间巡回工作。他遇到许多叫人灰心的事,可是他对这个民族的了解,对在他们中间做工最好的办法的认识,都在稳步增长。要把寻常的教导方法适应他们的习惯有多难,从下面这段速写可以看出来:
「我的蒙古包不单是我的住处和施药所,也是我的礼拜堂。来访的人和病人,我总尽我所能地教导他们。向蒙古人讲道和在国内讲道有点不同——甚至和在中国讲道也有点不同。一群不信主的汉人,你可以让他们听上,比如说,二十分钟,或者半个钟头,甚至更久;可是你一开始向一群蒙古人讲道,他们就彼此聊起天来,或者问你衣服和你国家的事。
「这一半要怪他们自己的礼拜方式。一个蒙古人请一两个喇嘛到他包里念经,包里的人虽然在场,却并不觉得有必要多留意正在进行的事。即便留意,他们也听不懂,所以照常聊他们的天。我若是端起架子,一开口就给他们讲起道来,他们待我也就和待他们自己的喇嘛差不多了;所以我只限于用谈话和辩论来讲道——我发现这种教导的方式能抓住他们的注意。」
他的书信和日记里,还有许多他所遇见的人的速写。这些都出自他身上那种出众的、大半出于不自觉的本领,他这本领是十分充足的:能把眼前经过的事里那些醒目之处和细节看得极为分明,又能用恰切的字眼,叫收信的人也确确实实看见他眼前所经过的。许多例子里,只能举一两个:
「这一季,即一八七四年,我遇到一个聋哑人。他没有念过书,却极其机敏聪明。他能用手势和同族的蒙古人轻松流利地交谈,我问他许多简单的问题,也不费事就懂得他的回答。他的领悟力很了不起。黄昏时分我们坐在我的蒙古包外头,他父亲的包里来了个送信的人,告诉他有几只羊不见了。只要把手一翻,再四下一望,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就够了。他本来静静坐在圈子里,看着我们说话;可是信一传到,他就发出一声含糊的叫声,显出非常激动,把烟锅里的灰磕掉,把烟袋插进靴筒,一纵身上了马鞍,骑马冲进渐浓的暮色里去找丢了的羊。大家都说他比别人格外多一份聪明,看得出他被看作群体里一个能干有用的人。
「所见的伤心景象里,有一个是一个垂死的汉人病人。他是四个人一伙里的一个,这伙人到处给人鞣皮子,蒙古人拿这种皮子做衣服。他原是吸鸦片的,得了治不好的腹泻。那时他借住在请他们这伙人来鞣皮子的那个蒙古人家里;可是那蒙古人看他要死了,怕他死在这里惹出麻烦、花费钱财,就叫他离开。他的伙伴们借了一辆勒勒车,把他运到大约五英里或十英里外的一个地方,一路在那粗糙的车上颠着,顶着烈日受罪,那里有几个相识的汉人正在打井。他们有一顶自己的帐篷,多半是一块破破烂烂的白布搭成的,四面透风,下雨就漏;那可怜人只盼着能让他在这里死去。这是那幅图画的阴暗一面。辉煌的夏天,绿草遍野、繁花满地的平原,日渐肥壮的羊群,在深草里欢腾的牛马,骑马往来的快活的蒙古人,浸在阳光里、远远闪着白光的蒙古包。就在这一切当中,一个虚弱的人,远离家乡亲人,病得要死,被赶出他那寒碜的住处,寻一个地方躺下来死去。蒙古人是好客的民族,可是你们要祷告,别在他们手里生病。
「总的说来,我到处都受到很好的接待,人们对我很是信任。他们这样随便就从一个全然陌生的人手里接过药来吃,有时叫我诧异。他们肯信我,一个原因无疑是我到他们中间去,他们可以绕着我的蒙古包走一圈,看见后面并没有藏着什么秘密可怕的东西;他们进到包里,看得见里头的一切。他们知道也看得出我完全在他们掌握之中,或许还这样推想:我到那里去并无害人之意,因为我若惹出事来,不得他们同意,我连一步也挪不动。
「说到归信者,我没有看到什么结果。就我所知,我连一个哪怕只是想要做基督徒的人都还没有见到;可是借着医治他们的病,我得着机会向许多人讲了耶稣,那位大医生。」
第五章成婚
一八七三年里,詹姆斯·吉尔摩对婚姻这件自然而又极其要紧的事,费了许多心思。他在许多方面都与众不同,在这件大事上不走寻常的路子,或许也是意料中的。米凯牧师一八七二年娶了伦敦的普兰卡德小姐。一八七三年五月艾约瑟先生回英国以后,吉尔摩先生便搬到米凯夫妇家里搭伙。他在那里看到了米凯夫人妹妹的相片,又常听人在谈话里提起她。一八七三年将尽时,他把心事告诉了米凯夫人,请她允许自己同她妹妹通信。下面几封极能见出他为人的信,说明了此后事情的经过:
「一八七四年一月十四日,北京。
「亲爱的父亲、母亲:
「我已经写信向英国的一个姑娘求婚了。不错,我从没见过她,对她也知道得很少;可是我所知道的都是好的。她是米凯夫人的妹妹,和她母亲住在伦敦。她母亲办一所学校,养活自己和女儿。难处之一,或许是她母亲不肯放女儿走,因为她无疑是学校的顶梁柱。我不知道,所以我写信提了出来,由她们去定。她若来不了,也没有什么损害。她若安排得了,能来,我的盼望就实现了。那位年轻小姐若是说『好』,她或她的亲友一定会给你们写信,因为我已经请她们这样做了。……你们也许觉得我给一个从没见过的姑娘写信,未免冒失。你们若这样说,我只能说,我自己也有几分同感;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再说,这件事我心里十分坦然,因为我已经就此尽我所能地想过,又把整件事交在上帝手里,求他若是带她来最好,就带她来,若是不最好,就叫她别来,这整件事他都能办得妥妥帖帖。」
不巧这封信被耽搁了,一八七四年三月里的一天,吉尔摩先生的家人收到伦敦一位完全不相识的太太的来信,吃了一惊,信里有一句全然意想不到的话:「令郎、北京的吉尔摩先生,请我女儿给你们写信,告知她已决定去和他结为夫妻。她希望我替她给你们写信,你们哪天有意写信,她会很高兴收到你们的来信。」
随后的友好往来,很快就让吉尔摩先生的家人相信了——凡是结识艾米莉·普兰卡德本人的人,只要对她稍有了解,也都很快就相信了——这件事不管看上去多么不寻常,确实是天作之合。双方都求过上帝的赐福与引导,上帝的祝福也落在两人身上;在这世上短短分离之后,如今他们二人都已在那更丰盛的知识与来世完全的喜乐里得了富足。
普兰卡德小姐动身来中国的种种安排,没有耽误一点时间。在一八七四年十月二日写给母亲的信里,吉尔摩先生写道:
「您已经见过普兰卡德小姐了,可您还没告诉我您觉得她怎么样。她去苏格兰的那一趟,和你们大家在一起,她高兴极了。您听了会高兴的:我收到了她几封叫人欢喜的信。我给她写信,她也毫无拘束地给我写她灵性上的盼望和光景;我们虽然从没见过面,却比——我十分确信——大多数情人经过长久的当面相处之后所知道的,更了解彼此最深处的生命和灵魂。想到我们现在就能在信上推心置腹地交谈,实在是叫人欢喜的事;我把这告诉您,是因为我知道您听了会高兴。我原就知道她是个虔诚的姑娘,不然我也不会请她出来做传教士的妻子,可是她比我原先想的还要好,我们往后怎么过日子,我不大担心。」
一八七四年秋天,普兰卡德小姐启程了。在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写给本书编者的信里,吉尔摩这样讲到他这场不寻常却称心的求婚是怎样收场的:
「我上个礼拜结婚了,是十二月八日礼拜二!
「米凯夫人的妹妹就是吉尔摩夫人。我们直到婚前一个礼拜才头一回见面,我这里的朋友们都拉长了脸,嚷着说我冒失、欠考虑。要是你们彼此不喜欢呢?那又怎么办?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好像这些我不是早就明白似的。好了,日子到了,船该到上海了,却迟迟不来。米凯先生和我下到天津,在那里等了两个礼拜,一点消息也没有。终于,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安息日的晚上,听见下游好几英里外有轮船的汽笛声。那天轮到米凯先生讲道。讲完道,他和我沿着河岸往下游走,看能看见什么。过了一会儿,一盏灯绕过最后一道河湾出现了,接着是一盏绿灯,接着是红灯,然后轮船的三盏灯都现出来了!我们侧耳细听。原来是一艘小火轮的高压汽机声,这种小火轮是用来给远洋轮船驳卸货物、减轻吃水,好让它们开进那条窄河的。再过十五分钟,它就靠了趸船。一位朋友上船去问。普兰卡德小姐是在大沽号上,那船还在拦江沙外头,等着涨水好过沙,开上来到租界。那艘驳船要卸货,清早五点钟开往下游,米凯和我就搭了它去。上午八点钟光景,我们遇上了那艘往上开的轮船,两船并排时,我们看见普兰卡德小姐在船上,却没法从我们的船过到她的船上去。潮水正利于上行,他们怕耽误一分钟,所以不肯停船;我们直到上午十一点钟光景到了天津的河岸码头才上了船。第二天我们动身去北京,礼拜四到,接下来的礼拜二就结了婚。
「我们的蜜月现在差不多过完了。我只有一个礼拜的蜜月。我打算下礼拜二和米凯一同下乡去传道。」
普兰卡德小姐第一眼看到她未来的丈夫,那情形恐怕和她所期待的不大一样。米凯先生也描写过河上的那一幕。
「那天早上很冷,吉尔摩穿着一件在西伯利亚饱经风霜的旧大衣,脖子上围一条毛线围巾,只顾暖和,不顾体面。我们只好跟着轮船回天津,轮船上的人还以为吉尔摩是个轮机员呢!」
这里可以引两封与此有关的信。头一封是写给他最知心的一位苏格兰朋友的。
「一八七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北京伦敦会。
「亲爱的某某:
「你那封好心的、长长的、我盼了许久的信,落款是一八七三年五月十二日和一八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八七五年一月九日到了我手里。多谢了,不过我想往后你要是实在不能多给我写信,那就用一半的时间寄一半的分量来,也一样好。我在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八日娶了米凯夫人的妹妹,所以那位女士,就是吉尔摩夫人,有幸大大地读了一遍你那恳切的、冗长的、反复叮咛的警告,叫我千万别娶她。你的警告来得太迟了。你若是一八七三年五月十二日就把信寄出,也许还赶得上,因为我们相识的头一封信,是一八七四年一月才写的。别的话若都对你不起作用,那么想一想你本来可以救我免于娶一个英格兰妻子的命运,或许能叫你早些把信寄出,哪怕信写得不那么长、不那么满。
「说到我的妻子:我想要你认识她,就给你引见引见。她是个快活的姑娘,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和我不相上下,或许还胜过我。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事是怎么来的。我先向一个苏格兰姑娘求过婚,却发觉晚了一步;于是我把自己和这件事的走向——我是说找妻子这件事——交在上帝手里,求他替我物色一个,还得是个好的。不久我就有了条件向普兰卡德小姐求婚,既有种种合情合理的凭据,表明她正是合适的那种姑娘,也有几分盼望她不至于不屑理会我的求婚。我们从没见过面,也从没通过信,可是她从英国认识我的人那里听说了我许多事,我也听说了她不少事,还看过她写给她姐姐和姐夫的信。我写给她的第一封信就是求婚,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就是答应——够浪漫的吧!
「我一月求婚,春天上蒙古去,骑着我的骆驼到处跑到七月,下到张家口,才知道我已经是个被应允的人了!我到天津去接她;我们礼拜四到了这里,礼拜二上午结了婚。我们安静地过了一个礼拜,然后我下乡巡行了九天,圣诞节前两天回来。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在家。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的浪漫史就是这样。
「你会看出,整件事完全是凭着信心的原则去办的,看它办得这样成功,我越来越看重这个办法了。不是说大话,我比我做白日梦时所敢想象的还要快乐得多。我的妻子不单讨我喜欢,在苏格兰和中国,我的朋友熟人里见过她的,大多也都对她赞不绝口。去年有一天,我父母收到英国一位太太的来信,吓了一跳,那位太太的名字他们连听都没听过,信上说她女儿已决定做我的妻子。这可把两位老人家惊动坏了!他们事先一个字也没听说过!我写给他们的信和求婚信是同时寄出的,却在伦敦耽搁了。那位年轻小姐去了苏格兰,和他们一起住了两个礼拜,走的时候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之深,叫他们从家里写信给我说:『就算我在全国找上两年,也不可能挑到更好的了。』
「也许我说得叫你厌烦了,可是我想让你知道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也要你放心,对我和我这个英格兰妻子,你一点也不必拘束。她是个好丫头,比我好不知多少,也和苏格兰姑娘一样能干。读你那篇痛骂英格兰妻子、警告我别娶她的长篇大论,她觉得有趣极了。她是个快活的人儿,不爱生气,不过我猜她要是碰上你,会把你敲打得清醒一点。」
另一封信是写给布雷姆纳小姐的,讲的是一八八三年她和吉尔摩的弟弟亚历山大成婚时,吉尔摩要在婚礼里担任的角色:
「现在说说你的事,这可是严肃得多的事。亚历克斯提起过我要担任的部分。我愿意参加,但只要一个很小的部分,小到只能说一句『由新郎之兄协助』就算属实。那个小小的部分是什么,由你和麦克法迪恩博士来定;我要说的只有一句:越小越好。
「我在社交性的基督教仪式上的经历,是有点五花八门的。在英国,我给一个孩子施洗时叫错了名字,只好真的重施一遍。在中国,有一回也是这样的场合,我开口说:『诸位朋友,上帝把这个孩子赐给了你们,』那位看似是父亲的人打断了我,解释说上帝并没有把这孩子赐给他们,是他自己在野地里捡来的,这孩子原是被人丢弃在那里的。
「我想我只给一对中国新人主持过婚礼,直到今天我还怀疑,在该说『我愿意』的地方,那男的女的到底有没有哪一个吐出过一个字。轮到我自己结婚的时候,我想我说『我愿意』时声音一定很微弱,因为轮到我妻子时,她『我愿意』喊得那么响,连她自己带我都吓了一跳,这可是个不祥之兆,预示着在这件事上她要拿多少主意。愿你得着一切的福分。
「你忠实的,
「詹姆斯·吉尔摩」
第六章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
婚后那一年,因德贞医生回国休假,几乎全在北京度过。德贞医生不在的时候,医院里可以称作非医务的那部分工作由吉尔摩先生照管,纯属医疗的督理则由英国公使馆的卜士礼医生担任。他时而同苏格兰圣经会的穆瑞先生一道,到别处赶庙会的集镇去走一趟,售卖基督教书籍,以此调剂这份工作和差会的日常事务。两人之间常有一场热烈而友好的较量,看谁卖得多;这样散发出去的单张和小册子,数量往往极大。
一八七五年初,为了让同工们,以及在北京设有总堂的其他差会里的朋友们,更真切地体会蒙古的日子是什么样子,他在院子里搭起了自己的蒙古包,请他们五人或七人一拨,来吃一顿蒙古饭,照蒙古的法子做,照草原上的样子端上来。他的日记里记着,这样的宴请一共办了五回,每一回都把蒙古包坐得满到了极限。
「客人们按约定的时候来了,」有人这样告诉我们,「蒙古包当中生起一堆柴火。客人们围坐在铺在地上的毡子上,吉尔摩便动手煮小米和羊肉,这就是那一席的饭菜。都预备好了,先作谢饭祷告,然后吃饭。有一回,请一位牧师先生作谢饭祷告,他却推辞了,看来是觉得要他吃的东西实在不配让他为之祝谢。吉尔摩后来常常提起这件事,觉得十分好笑,虽然当时他心里颇有些不快。」
一八七六年,蒙古之行又恢复了。他仍旧没有同工,吉尔摩夫人便以一种无可称颂的勇气和献身,陪他同去。她去的不止一次。头一趟,新鲜的经历,以及确信自己至少可以使丈夫免于前些年那种极难忍受的彻底孤独,都是很有力的理由。可是她去了第二趟,又去了第三趟。她是在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以后去的,是在饱尝了极严酷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活有多么艰苦粗糙以后去的,是在先前的风霜已经过于沉重地损伤了她的体力以后去的。所以她当得起丈夫给她的那句赞语:「她是比我更好的传教士。」这一类比较,显然是无从说起的。可是要找一个比这更美的真正妻子之爱的例证,却很难——她爱丈夫,以致住他的蒙古包同住北京的院子一样甘愿。詹姆斯·吉尔摩若是对愚昧木讷的蒙古人显出了一种像基督那样的爱,那么这位娇养长大、教养优雅的夫人也是如此:她为了尽自己的一份力,把他们引到救主面前,忍受了种种匮乏,面对了种种危险,一天天、一时时承受着一连串极其烦扰、极其令人嫌恶的磨难,除了全然倾注于耶稣基督的爱,再没有什么动机强到足以解释她的这份忍耐。
下面是几幅图景,可以看出这种生活对吉尔摩夫人意味着什么。他们一同出行的头一趟,从一八七六年四月四日起,到九月二十三日止,单在蒙古境内就过了一百三十六天。
「四月二十五日傍晚,我们来到仆人的帐篷前,帐篷已经搭在一条小河边几座蒙古包的旁边。我们的东西从汉人的大车上卸下来,大车不久就赶走了,撇下我们正式漂进了草原。我们有两顶帐篷,一顶自己住,一顶给仆人。两顶一模一样,外面是普通的汉地蓝布,里面是更普通的汉地白布。原先打算把我们的帐篷留作私用,供我们退居,也给吉尔摩夫人用;可是我们很快发觉这个主意行不通。在蒙古,蒙古人惯于随意进出任何人的蒙古包,我们发现若要把帐篷留给自己,就难免显得傲慢,有得罪他们的危险。让他们觉得我们难以亲近、高高在上,会妨碍我们在他们中间的成效。于是我们只好把不得已当作美德,真正照字面意思敞开门户待客。我们吃饭、礼拜、洗漱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自然是觉得很有趣,很好奇。他们这样多、这样不断地围在身边,有时叫人厌烦,可是没有办法,不久我们也就不大在意了,不但把他们在场当作理所当然,而且也不再为之所扰。
「这种公开生活的一个好处,是吉尔摩夫人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口语之中,学得又准又快。要想轻松而扎实地熟悉一种语言,几乎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比这样住在一个不可能听不到它被不停使用的地方更好。
「这种公开生活的另一个好处,是能赢得百姓的友谊。这样毫无拘束的来往,使他们十分高兴,连那些本来不大友善的人也被笼络过来了。常听见来客说,别的外国人在蒙古都冷淡严厉,这两个人却温和可亲;还说这样友善的人,大大消除了别的不那么体贴的旅人留下的坏印象。
「我们这一趟一直住到八月底,连续过了四个多月的帐篷生活。这段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天气。起初是冷,到了五月,早晨还看得见冰。接着是热,来得早而炙人,又因为缺雨,人和牲口都格外难熬。接着来了一场狂暴的风暴,肆虐了约莫三十六小时,掀翻了我们的篷车,几乎要把我们和帐篷一起卷走。我们只得用土袋、石头、草皮、大车的车身、车轮、箱子,凡能找到的东西,把帐篷绳压住,即便如此,也朝不保夕。白天黑夜,时不时地,这顶帐篷或那顶帐篷里就有人大叫一声,在狂风的怒吼里,我们听见有人喊锤子、喊备用的帐篷橛子。我们总算把自己稳住,没被刮走;风暴一过,就把撕裂的帐篷补好,庆幸这一关熬得还算顺当。接着来了夏雨——时节固然晚了,力量却大——倾泻着,鞭打着,怒吼着,大颗的雨点穿透我们破了的布,碎成水沫,好像从盒子里抖出来的胡椒粉。我们有防水布,可是要保住哪样东西不湿,几乎办不到。雨下着的时候,我们裹着雨斗篷缩成一团坐着,或者手拿铁锹,给那些骤然冒出来、越涨越大、越逼越近我们被褥和箱子的水流水洼开新沟。太阳一回来,大家便把衣服、褥子、羊皮袍一齐拿出来晒。我们经历的各样天气里,最难熬的大概是热;可是连热也终于过去了,在我们离开草原以前,夜霜又出现了,井口周围的水洼上结了一层薄冰。
「到了季节将尽的时候,一天下午,蒙古包里闲坐的人朝外一看,说:『老爷来了。』便让开位置,进来一个衣着华贵、身躯肥胖的蒙古人,后面跟着他的一个仆人。寒暄过后,他很快就亮明了旗号,摆开了阵势。他是来交锋的,我们两人便全力以赴地论战起来。他读过不少书,显然是有备而来,蓄足了势,并没有什么不友好的意思,只是分明深信佛教的道理能比基督教讲得更圆。蒙古包里挤满了热切的听众,我们从创世一直辩到末了,其间涉及种种枝节和要紧的问题。过了很久,他才肯相信佛经里并没有讲到、并没有宣示我们的耶稣。在这一点上他终于满意了,又要问三位一体是怎么回事;人怎样才能变好;人靠着向耶稣祷告,就逃掉自己恶行应得的惩罚,这怎么算对;上帝为什么让畜生,比如挨饿的狗,过受苦的日子;上帝为什么不拦住罪进入世界;既然说耶稣总是与我们同在,他又怎么能再来;耶稣降世以前死去的人的灵魂又怎么样。
「末了,太阳低下去了,那位老爷说了许多友好的话,骑马走了,答应改天再来。可是他再也没有来。」
后来的一趟旅程里,他们在这种帐篷生活常有的一种危险中,极险地逃过了一劫:
「在蒙古,我们遇上了一件颇为严重的事。草原的南缘以多风暴出名,我们在那里扎营的那一夜,天刚黑,便起了一场我记忆里所见最猛烈的雷暴。风在吼,雨在冲,帐篷在抖;雷声带着金属的铿锵,像一根根铁杆互相撞击,沿着铁皮一般的天空奔窜;帐篷里的水涨起来,直到我们的床有一部分漂了起来。彼此说话几乎都听不见;可是在风暴的一片喧嚣之中,压过这一切,响起一种绝不会听错的声音——急流的咆哮。我们右边有一条河,可是那声音更多是从左边来的。我冒险出去一看,发现我们两边都是又宽又急的大河;我们搭帐篷的那一小块高起的平地,我们根本走不开;水再涨几寸,或者上游那条河的河道里堵进一样东西,水流就会以全力冲到我们的帐篷上来。据说在蒙古,羊群、牛群、人,时不时会被冲走,有一个钟头,我们的处境似乎吉凶难料;可是夜里十一点左右,风暴停了,危险过去了,我们虽然几乎什么都不剩,还是睡下了,感谢上帝保守的怜悯。」
吉尔摩夫人无疑是勇敢的;她为主的事业舍己的榜样,本身就是崇高的,也激励着每一个基督徒的心。然而极可忧虑的是,这几趟旅程的头一趟,即便不是真正引发了后来夺去她性命的那种病,也加重了它。小米和羊肉无休无止地轮回,她吃得厌恶到了末了几乎什么都吃不下去;而且非得亲身过一过帐篷生活,她才能明白,凡欧洲女子看作日常生活不可少的东西,那里几乎样样都绝对没有,从而为这种生活作充分的预备。可是到了一八七八年,她不但再次陪丈夫同去,凭着先前的经验,准备得更周全了,而且还带上了他们襁褓中的儿子。
一八七六年冬天在北京,所做的工作多少都直接关系到以基督教征服游牧部族这件事。
「从蒙古回来以后,我这里有一位我从草原上请来的先生。我同他读了些佛经,然后请他照我口授,写下《但以理书》里讲述的几段较为动人的事迹;最后请他替我写一篇解说,讲借着耶稣得救的道路。从《但以理书》摘录的那些,主要是为了让他习惯我的口授;可是那篇基督教的解说,却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份单张,我在里面力求讲得尽可能明白,不但讲明耶稣确实救人,也讲明除他的名以外别无拯救。宗教小册子会已经答应替我把《但以理书》的摘录和那篇基督教的解说都印出来。」
一八七七年间,那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也许是免不了的,却很能叫任何稳步的进展陷于瘫痪——又一次被拿出来讨论:在这样一片不毛之地上继续劳苦,究竟值不值得。在一份日期为一八七七年八月十八日的详尽报告里——写这份报告与其说是要表达他自己的看法,不如说是要引出国内当局的意见——吉尔摩先生简明地描述了自己同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美部会张家口站的同工,另一方面是伦敦会华北委员会里的同事。美部会又派来了一位传教士,吉尔摩先生起初倾向于认为,他们虽然各自独立工作,实际上却可以像同工一样行事。
「此外,那位新来的斯普拉格牧师和我,有一天一同去爬一座山,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我们发现彼此关于合作的想法颇为一致,看来很有希望在同一项工作里成为和睦相得的好同工,虽然我们属于不同的差会,来自不同的国家。那么,事情似乎就这样成了;这里有一位现成的同工给我,或者说,有一个现成的我给他。」
可是古利克夫人——一位向蒙古人传道极有干劲、极有热忱的传教士——去世了,她的丈夫因病被送往日本,斯普拉格先生发现整个差会都压在了自己的肩上。
「事情若是照现在这样维持下去,大致就是这么回事:一年里暖和的月份,我可以在蒙古的一些地方走动,传福音,施药;其余的时间,我可以在北京转做汉人的工作。这样安排对我来说倒也惬意,可是对蒙古差会的工作来说,算不上是很有力的推进。另一方面,蒙古能接触到的人那样稀少,一个人只有把这几段困乏的日子同在汉人中间忙碌的时节交替起来,才能使自己的心志不至于枯死。
「至于这里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意见,我从来没有要求他们正式表态,他们(委员会的成员)也从来没有被请到委员会里讨论蒙古差会的问题,可是我私下里知道他们各人的看法。米凯先生和巴拉德尔先生不大说什么;欧文先生认为,以北京这样遥远的地方为根据地,我们在蒙古永远做不成多少事;理一视先生认为,有那么多更有希望的工场需要照顾,却去接这样一块看来毫无出产的工场,实在可惜;他还认为,要为蒙古做多少事,唯一的路子是经由中国;艾约瑟博士认为我在蒙古人身上花的时间和力气太多了,他的意思似乎是蒙汉兼顾,而偏重于汉;德贞医生一向认为蒙古差会几乎行不通。
「然而,照着『在各水边撒种』,又『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的原则,也许让蒙古人也看见福音是好的;而且若是总得有人到蒙古去,或许许多人比我更不合格。」
一八七七年,山东的基督教工作似乎有了极有希望的发展,吉尔摩先生和欧文先生去那一带访问,给许多归信者施了洗。再往后,艾约瑟博士和欧文先生又去了一趟,给约莫二百人施了洗。关于后来这一批收进来的人,吉尔摩先生写道:「我很遗憾我们没有一套确定的办法,让人先经过一段试验期。……关于这二百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十一月里欧文先生和我施洗的那一百多人,我不得不承认,即便把种种情由都考虑进去,其中有些人给我的忧虑多于满意。」不幸的是,这份担心的根据实在太多了。这场运动兴起得多快,最后消退得也差不多一样快,对传教事业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长久的益处。山东先后遭了饥荒、蝗灾和霍乱。传教士给受灾的百姓送去赈济,既给钱,也给粮。许多人因为看到这个新宗教有这样的作为,便被吸引过来,大多数归信者自称信了基督教,是指望借此得到些什么。可是这件事,使北京差会两位年长的传教士艾约瑟博士、德贞医生,同他们三位年轻的同事吉尔摩先生、欧文先生、米凯先生之间,在整个差会事务的处理上原有的分歧,一下子尖锐起来。这场激烈而旷日持久的争论,我们不打算深谈。双方都出于崇高而正直的动机;双方都能把自己的看法讲得尖锐中肯,而且力道十足。最后,吉尔摩先生所主张的看法占了上风。那就是:凡是能做到的,无论以酬劳服务的方式,甚至以在差会里给人差事的方式,都绝不容许任何金钱上的诱惑,去左右一个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判断。吉尔摩只有冬天住在北京的时候,才能积极参与这些讨论。可是一路读他的生平读到这里的读者,大概完全料得到:他参与争论的时候虽然不多,一旦参与,却以所显出的那股劲头补足了。要描绘吉尔摩本来的面目,就非得让人看见他与人相争的时候,也看见他与同工们最诚恳地同心合意的时候——凡关乎差会福祉的事,他本是宁愿处在后一种情形里的。然而,下面这段话出自一位亲身参与了全部讨论的人,就连他最激烈的对手,也会由衷地赞同。我们在这里提起这件事,主要就是为了着重这段证言。
「吉尔摩在北京的时候,那些不断出现的辩论,他都尽了自己的一份。他虽然能够、而且确实把道理争到了极点,讨论中也可能说出很激烈、很尖刻的话,他对论敌却不存一丝怨恨。激烈地争过一场以后,他会站起来说:『尽管如此,我还是爱你们。』这也不是空话。他待人厚道,乐意帮助所有的人,对那些最反对他的人,他也一直不断地替他们效劳。」
一八七八年将尽时,天津差会的巴拉德尔牧师去世了,撇下理一视牧师一人,身边再没有能讲中国话的帮手。吉尔摩先生深深体谅他的丧友之痛,写信说,只要理一视先生仍是这样孤身一人,他乐意每年两趟到他乡间的布道站去,或者同他一起去,或者替他去。吉尔摩先生关于这项工作的日志,不但记下他怎样甘心乐意地在自己繁重的劳苦之外再加担子,去帮助一位同工,也极其逼真地描绘了中国寻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在那里巡回布道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所到的地方,有些刚刚遭过一场严重的饥荒。
「从天津到萧张是五天的路程。出天津三个钟头,我们遇见几条狗在一处十字路口啃食一具尸体。狗是附近农户的,主人却没有人去把它们赶开;也没有人费事去把尸体埋了,连盖一盖都没有。再往前,我们穿过一片被饥荒蹂躏过的地方。村子里一半的房屋没了房顶;大片大片的田地荒着没有耕种;放眼望去几乎完全不见活物;路上哪里也看不到行人;村子周围看不见那一个个小小的秸秆垛和柴火垛;巷子里静悄悄的;没有狗,没有鸡,没有猪;没有一群群的孩子玩耍,也没有孩子在洋人经过时追着跑;我心里想起圣经上的话:『地土荒凉,无人居住。』这样的荒凉,我们一连走了约莫六十英里。我们在一个这样残破的村子里歇了一夜,理一视先生领我在村里转了一圈,看看破败到了什么样子、什么地步。走近细看,残破比一个过路人匆匆一瞥所能察觉的还要厉害;因为显然有人花了些心思,把临街的房墙和院墙留着不倒,好遮住一部分破败,使情形看起来比实际好些。
「本地人给我们讲了一些数目,据此看来,当时的人口估计不过从前的一半,即便多也多不了多少。不过他们特地说明,那少了的一半并不都算是死了;死的人很多,就死在本地,可是也有许多人到别处去了——多数情形下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些人里头,少数无疑会回来;可是恐怕在荒年里逃荒的人死得极多,那些离了家园故土的人,将来能回来的,恐怕是极少极少的了。
「圣经上不是说,饿死比被刀杀更惨——『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吗?可是在华北饥荒中死去的人里,有一类人的遭遇或许比寻常更叫人伤心。看来有许多人恰恰是在庄稼——一季丰收的庄稼——成熟的时候死去的。在那些艰难凄凉的月份里,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他们盼雨、望雨,我现在说的这些人挣扎着熬了过来,撑着希望,吃得极苦,热切地盼着,终于看见雨来了,看见庄稼茂盛起来,看见它们开始成熟,为将要有充足的粮食和好日子而自庆,也互相道贺。可是他们是『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据从本地人那里所能打听到的,情形似乎是这样的。
「绝大多数百姓,因为长期半饥半饱,身体的气力大大亏损了;夏天和初秋随着雨水来了,也随之来了疟疾,而这疟疾又使他们本已枯瘦的身子更加衰弱。你可以想象他们脸颊消瘦,眼里透着饥饿,在田里蹒跚走动,数着还要过多少天庄稼才熟。饥饿的煎熬再也忍不下去了;他们等不及成熟,提前几天就把还有点青——有时也许很青——的粮食收了下来,放进锅里。可是这里又有一层难处。烧的柴火是庄稼秸秆,饥荒一来,同时夺去了他们的口粮和柴火。青粮食他们也许煮得了,青秸秆却烧不着。柴火就这样不够;他们围着锅站着,柴火又不够,若是耐不住性子,扑上去吃那半生不熟的饭,难道还奇怪吗?这已经够糟了;可是还不止于此。中国人几乎跟孩子一样不大能克制自己;经过了好几个月慢慢折磨人、始终填不饱的饥饿,终于看见一顿饱饭摆在面前,他们若是吃了个十足,难道还奇怪吗?一个人熬过了饥荒,已经枯瘦,又被疟疾一再击倒,更加虚弱,终于爬起来,把半生不熟的五谷塞饱肚子,后果是不难推知的。腹泻和痢疾发作起来,流行得骇人——不但流行,而且格外致命。更糟的是,那一带地方药价昂贵;百姓穷得请不起医生,许多人活着看到了饥荒结束、好年景回来,却只活到看见那好年景,一沾上它便死了。夏天的饥荒热病,看来流行得骇人。据说在一个院子里,大门口躺着两三个人,某间屋子的阴凉下躺着两三个,屋里又躺着两三个——都是害热病倒下的。据说有些村子里,空气中秽气浓重,一个人骑马走过街上,能明明白白地闻出空气里的那股腐气。那热病也是致命的,可是论比例,显然不如秋天的痢疾那样致命。我们常常同一个男孩子谈话,听说他是个孤儿,一问,他说父亲是秋天死的;常常同一个妇人谈话,听说她是个寡妇,问她丈夫什么时候死的,回答是:『秋天。』
「礼拜六下午,我们冒着一场大雪到了萧张。当地有几个人无疑听说我们来了;可是别的村子的人大概还不知道我们到了;所以第二天(礼拜日)聚会的会众,人数大概并没有因为我们在场而增加多少。那个礼拜日阴沉沉的,叫人不舒服;地上盖着雪;天上仍是满天云;没有阳光;可是会众仍有约一百三十人,其中妇女大约八十,男子大约五十。下一个安息日,一月二十六日,天仍是阴的;会众约有二百八十人——男子算它一百三十,妇女算它一百五十。理一视先生领妇女进礼拜堂。我领男子到外面另一个院子里,站在一座台子上向他们讲道,从那里可以把我的会众尽收眼底。理一视先生那边太不通风,我这边又太通风了;可是两处的会众都听得很用心,虽然没有太阳,虽然冷得厉害,虽然零零落落的雪花在我们礼拜的时候慢慢飘落到我们中间。再下一个安息日,二月二日,天晴了。除了慕道友以外,旁人一概不许进来,会众计有男子约八十人,妇女约一百二十人。有十二个男子和七个妇女受了洗。
「我所注意到的这项工作最新奇的一点,是大家学唱赞美诗的那份热切。有时候,一些可怜的老妇人,我们从她们那里问不出多少关于三位一体、关于别的神学奥秘的教理问答知识来,可是问她们会不会唱,她们那布满皱纹的老脸便亮了起来;请她们唱一段给我们听,她们就会扬起破碎发颤的嗓子,把《有一乐土》,或是《大医生》,或是《稳在耶稣怀里》从头唱一遍,固然这里那里颇有些走调,可是就音乐而论,总的说来也还像样,而且那份显而易见的恳切和情感,叫人看着很难不掉泪。老妇人尚且这样唱,年轻人又怎样呢?他们简直是沉醉在赞美诗里了。我们礼拜堂里用的那本又老又厚的正统赞美诗集,得到了不少捧场和留意;可是他们最最喜爱的,是理一视先生翻译(除少数几首外)并出版的一本桑基奋兴诗歌的小集子。这些诗歌里有很好的福音,似乎很容易学,配的调子中国人好像怎么唱也唱不厌。传道人已经学会了好多首,凡来的人都教;可是理一视先生是个会唱歌的人,他一到,自然就有了盛大的歌唱节,晚祷时的练唱有时那样起劲、那样冗长,以致我一只耳朵的鼓膜开始显出败下阵来的征兆。我把这些诗歌看作正在运作的其他福音事工的一支极有力的辅助力量,盼望它们带来大量的益处。
「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人照看。就连最好、最可靠的人,好好地、细心地加以督导,也只有好处。事实上,一个人越好,好好照看他所得的回报就越大。华北乡间差会工作眼下的状况,尤其需要细心的督导。时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需要迅速处置,走错一步就可能酿成大祸;总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使整个小小的基督徒群体惊慌失措;总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使他们骄傲起来;基督徒就像一座座基督教的小岛,孤零零地立在异教的茫茫大洋之中,浪涛似乎随时要把他们吞没。传教士只要去一趟、露个面,或者给一点简单的劝告,或者说几句鼓励的话,或者想出几个简单的办法,或者作几样简单的安排,往往就能使教会免于道德上的危险,给会友和传道人注入新的希望和勇气,并且靠着上帝,使整个事工重新有了生机和活力。『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这话用在一位传教士同他的传道人和归信者身上,尤其贴切。」
一八八〇年,他在同一地区又作了一次巡行,在日记里记下了他的中国助手刘某所讲的一篇道的梗概。这篇道可以当作一个归信的中国人对本国同胞所作的讲论中最好的一类的样本。
「刘某讲的经文出自《启示录》:『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他把水的用处细细地铺陈开来:洗涤,在扫屋子时压住尘土(颇有班扬的味道),把松陷的沙地变得坚实好走,大车和行人都过得去。最后,他讲到两个很好的故事,说有一个人喝醉了酒,脸被人抹黑了,回到家里,连他亲生父亲都认不出他,不肯放他进门;他偶然在镜子里瞧见自己,也认不出自己来了。醉酒把他的相貌,连声音都整个改变了。
「上帝也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可是罪把我们改变得不成样子。被圣灵洁净之后,我们就可以重新像我们自己,也像上帝。
「礼拜进行了约莫两小时十分钟。讲道里讲故事的那几段非常动人。」
日记里稍后的一条写道:「举行了礼拜。讲了『耶稣救人』,就是那篇以此为题、讲给外教人听的道。」一位常在中国听他讲道的人,对他传讲信息的能力和方法作了如下的评价:
「作为讲道人,吉尔摩极不拘常规。他的讲道是直截了当的谈话,一点不讲究辞藻。讲道里有大量的例证,多半取自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他常常用些引人发笑的典故,或者古怪别致的说法。讲道人的风度虽然没有多少吸引人的地方,可是他说话直截了当,又显然恳切,所以他的讲道总是叫人欣赏、叫人爱听。中国人总是乐意听他讲,他从前说过的话,人们至今还常常提起。」
有一回,他写信给英国的一位朋友,那人正在受装备预备担任基督教的圣职,刚在伦敦大学考取了一个较高的学位,他在信里说:
「我想,我们的工作说到底并不那么不同。你为基督作见证,我也是;你虽然在基督教国家,我在异教之地,可是人性终归是人性,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不同。你也许——但愿你——会比我看到更多工作的果子,可是你的试炼、难处和诱惑,将来无疑会、现在无疑已经,同我的大致一样。愿主现在并且直到永远帮助你、赐福给你!我盼望他帮助你,叫你永远存一颗心,乐意把单纯的福音单纯地讲给你的听众——他们当中也许有一半人,虽然一辈子都在听讲救恩的道,对救恩却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若是被唤醒了,急切地想得救,也会一点都不知道该往哪一边转。我送你一处经文,我想对如今已是毕业生的你尤其合适。《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我喜欢默想这节经文。学问不应当用来造出高深难懂的讲道;恰恰相反,学问应当全用在把道路弄得简单明白上。原谅我这样劝勉你,可是一想到我在国内、在这里认得的许多有学问的人,把学问用来讲有学问的道,而不是用来把道路弄得简单平易,我就忍不住要说。」
上面所引日记里提到的那篇讲道,是根据《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讲的。它从来没有写成全文;可是讲道的提纲就在我们面前,我们把它引在下面,作为他向中国听众和英国听众讲话方式的一个例证。读者或许会有兴趣试着从中理出思路;凡是听过他讲道或讲话的人,会很容易回想起他是怎样讲这篇道的。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同一个人谈,他承认自己是罪人;说过些时候就会改掉,变成好人。
「他并不真知道罪是什么。埃及!
「罪是一种病;你若染上了,能说不要就不要吗?你的血已经被污染了。
「罪是一把火;一旦点着,你就扑不灭,它暗暗地闷烧,又重新烧起来。
「罪是一条恶根,一棵恶草,容易种下,不能根除。
「罪好比尼亚加拉瀑布上方的急流。
「罪变成习惯。放纵使习惯滋长。
「罪好比一只蜘蛛;一根丝接一根丝,把苍蝇缠住。
「罪就是这样——杀人、抢劫、偷盗、奸淫、污秽、说谎、贪婪、仇恨、恼怒、恶毒、不爱上帝也不爱人。
「这些罪里有许多你并没有被人指控,可是你有罪;罪是致命的,你能使自己脱离吗?要耶稣来做这事。
「病、火、根、急流、习惯、苍蝇。人不能使自己脱离;必须耶稣使他自由。
「不仅仅是脱离地狱,而且是脱离罪。
「假设你只是脱离了地狱,被送上了天堂,你能快乐吗?谁会是你的同伴呢?
「无知的(邪恶的)人置身于有学问的(圣洁的)人中间。
「一个天津的流浪汉当了轿夫;有了衣裳,等等,可是只穿了一天;他很快又光着身子了。
「基督不只是把人送上天堂。
「病。——不是死于这病;他把它治好。
「火。——不是被它烧尽;他把它扑灭。
「恶根;他把它从地里清除。
「尼亚加拉。——他把你从急流里救上来,放到一座岛上。
「习惯。——他使你脱离它。
「蜘蛛网里的苍蝇。——他不仅从蜘蛛那里把它夺过来;还把它从罗网里解脱出来。
「耶稣赐人第二天性;你是重生了。
「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同意。病是重的:你必须听医生的话;你若不肯动手术,不吃苦药,他就医不好。
「领一个人到北京去:他不来,不跟着走,就丢下他:领人到天堂去,圣洁的路不跟着走,就到不了。
「基督救了你没有?若是救了,你自己看得见,别人也看得见。他不只是尊敬、钦佩的对象:他是医生,你要把灵魂交到他手里去医治。
「两兄弟,风筝,洛,叭儿狗。
「汉口杨格非那里的刘某,见《伦敦会纪事》;死的对活的;(害热病的)病人对健全的人。是最后一次了吗?蒙古人觉得古怪。
「传教士。蒙古医生没有胆量给自己治病。
「主日学教师:保罗:自己反被弃绝。
「基督,《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随便哪种宗教都够好了。不:没有一种宗教能打破罪的捆绑:人在罪的奴役之下走进死亡。只有耶稣能救人脱离罪。你求,他就成全。」
冬天在北京的时候,他仍旧千方百计地去接触常来京城的蒙古人。
「来北京的蒙古人,都同两个大去处相连。一个叫『外馆』,在北京北城墙以北一英里多的地方,又叫『喀尔喀馆』,因为北方的蒙古人大都聚在那里;一个叫『里馆』,在北京内城南城墙里侧附近,就在英国使馆后面,又叫『冷馆』——得这个名字,大概是因为在这『里馆』的空场上,有不少蒙古人住在自己的蒙古包里露营,而不向汉人租院子、租房间。这就是北京蒙古人的两大去处。他们许多人就住在紧挨着的一带,就连住在城里别处的人,也常到这两处来;所以,谁要想知道某个蒙古人到了北京没有,就到这两处市集中的一处去找他。
「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〇年那个冬天,我在外馆摆了一个书摊,雇一个汉人照看,我自己照例每隔一天去一次。今年冬天,我学货郎的样子,肩上挂两袋书,去把蒙古人一个个找出来,不但到做买卖的地方去,也在他们住宿的巷子里进进出出,先去外馆,当天晚些时候再去里馆。城外的蒙古人后来变得很少,所以去得不很勤;可是在中国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上旬,在里馆能遇见的蒙古人还算不少,城外城内合计卖出去的书,一共有七百一十四本。
「许多时候,蒙古人买书以前——买了以后也不少见——一定要我把书念给他们听,以为既得了书,又让我念给他们听到书里的内容,这钱就花得更值了。我自然巴不得有念书的机会,念书又很容易变成谈话的机会;这样,时不时就有一小群一小群的蒙古人围拢来,听一段讲基督教主要教义的简短讲话。我搭话的人里头,有几个似乎熟悉耶稣的名字,对基督教也有些了解。有些人买书很踊跃;有些人自己不但不买,还劝别人不要买;有些人公开说基督教的坏话;可是听了讲话或参与了谈话的人,有许多对所讲的事表现出兴趣,说由另一位担当我们的罪而得救,是合情合理的道理。这些书的买主来自蒙古各地,所以这样送到他们手里的单张,将来连西边、北边、东边偏远的地方也会到达;我的祷告是,但愿读这些书,在一些人心里成为一个开端,引他们得着那使人得救的、对真理的认识。我盼望有些好的结果,便在许多书上盖了我的地址,好叫那些想多知道一些的人知道该到哪里来。
「有时候,想买书的蒙古人没有钱,却愿意拿货物来换;所以我有时晚上回家,带着一堆杂七杂八的奶酪、酸奶疙瘩、黄油、小米饼和羊油,那就是一天里所卖的一部分的进账。」
他第一次回英国休假前不久,起草了一份报告,在里面把他十年来对蒙古人生活和习俗的经验所得记录了一部分。
「有一回,我在一个蒙古人的蒙古包里住了几个星期。那时已是一年将尽。天一黑不久就熄灯。夜实际上就长,加上周围的环境那样叫人难受——一顶简陋的蒙古包种种的不舒服,还有靠不住的同住的人——夜就显得比实际更长。太阳一出来,我便巴不得逃离烟气和其他一切,躲到蒙古包附近一道矮山梁的山脊上去独处。这在一个外国人大概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在蒙古人却完全不可理解。居然有人太阳一出来就从床上爬起来,平白无故地去爬山!他一定是要干什么坏事!他一定是在暗地里把这片地方的福气带走!这样持续了一些时候,蒙古人个个满腹猜疑,那个毫不起疑的外国人却每天早晨照常出去独处,直到后来有一个醉汉把整件事都嚷了出来,公开说出当地人得出的定论,就是:这个外国人每天早晨在山脊上那一趟古怪的散步,对这地方没有好兆头。我要想留在百姓中间,就只好放弃早晨的独处。
「蒙古人看见外国人写字,很是猜疑。他到底是在干什么?他们彼此议论。他是在记下这地方的出产吗?他是在画一张路线图,好回来给军队带路吗?他是不是像巫师一样,把这地方的好运气收进他的笔记本里带走了?这些问题,还有许多别的问题,是他们看见外国人写字时彼此议论、也向外国人提出的;传教士若是想赢得百姓的好感、取得他们的信任,在他们中间时就必须不散步、不写字。
「还有一点,传教士也必须小心。他不可以到处打猎。蒙古人把杀兽杀鸟看作格外深重的罪孽,谁若是想教导他们宗教的真理,却带着枪、用着枪,那他的尝试就处在极大的不利之中。不过,这种偏见要避免触犯,倒不算太难。
「送来求治的病多得数不清,可是最常见的是皮肤病,以及眼睛和牙齿的病。风湿也许算得上是蒙古的头号病症;可是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是这样的,想治好它是徒劳。今天治好了,明天又染上。皮肤病给医药传教士提供了一片很好的用武之地。皮肤病那样常见,蒙古人治皮肤病的法子又那样不近常理,任何人只要有几样药、有一点头脑,就大有机会使许多受苦的人得益。眼睛也是这样。草原上一年四季的日光刺眼——只有夏天草色青翠的时候除外——冬天白茫茫雪原上耀眼的反光,再加上蒙古包里那离地两三英尺、像一层云似的终日不散的烟,这几样合在一起,都来伤害眼睛。所以眼病非常常见。喇嘛的药对这类病似乎一点办法都没有,而几样药到了外国人手里,治好的病在蒙古人看来简直神奇。
「许多时候,一个蒙古人去找医生,只是把手伸出来,指望医生单凭诊脉,不但能说出是什么病,还能说出用什么药治。医生刚诊过一只手的脉,病人马上又把另一只手伸过来,让他把那边的脉也诊一诊;一个外国人看病,若是不接那伸过来的手腕,而是开口问话,他们便大为惊讶。
「『你这病是怎么得的?』这个问题常常引出一些古怪的迷信的回答。有一个人把罪过归到星辰星宿身上。另一个人承认自己小时候淘气,在地上挖过洞,或者在山上砍过灌木;不难看出他何以把病看作挖地的报应,因为挖地会弄死虫子;可是在山上砍柴同罪孽有什么相干,就比较难明白了,除非把它看作偷窃当地神灵主宰的财物。还有,蒙古人请医生看病,似乎很看重这样一种信念:被这位医生治好,是他命中注定的;病若是减轻了,他常常说,他遇见这位医生、被他治好,是从前某个时候所作的祈祷的结果。
「医治蒙古人的一个难处,是他们拿到药以后,用药的时候常常把医生的嘱咐完全撇在一边;还有一种情形并不少见:病人向外国人求了药,拿到手以后,或是被他自己的成功吓住了,或是被邻居造的什么谣言吓坏了,或是想到外国人不肯给他诊脉、或者只诊了一只手腕,便心里犯了疑,于是把药小心收起来,根本不用。
「在蒙古,外国人还常常被要求去做些荒唐可笑或者根本办不到的治疗。有一个人想被治得聪明,另一个想被治得胖,另一个想治好疯病,另一个想戒烟,另一个想戒酒,另一个想治饿,另一个想戒茶;还有一个想变得强壮,好在摔跤角力里取胜;大多数男人想要叫胡子长出来的药;而几乎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想叫自己的皮肤变得跟外国人一样白。
「一个蒙古人若是认定自己的病没有指望了,他会很平静地对待,听天由命,无论是死,还是久治不愈的痼疾;蒙古医生,以及蒙古病人,在一连串的失败之后,也把这病痛看作命中注定的事,治不好它,并不意味着医生的医术有什么欠缺。
「外国人手里所有的治病器具中,最叫蒙古人着迷的莫过于电疗器了;颇为有趣的是,几乎每一个看见它、试过它效力的蒙古人都会嚷起来,说用它来审讯犯人该有多好。它远远胜过鞭打、棒打或吊打。在它的折磨之下,有罪的人不能不『招供』。英国有人主张用电疗器代替九尾鞭来惩处罪犯,英国人的头脑同蒙古人的头脑这样不谋而合,倒是颇值一提。
「看来蒙古医生对电的性能也并非全然无知。据说他们惯于开磁石矿砂,研成粉末,说敷在疮上很有效;有一个耳背的人,一个喇嘛劝他在两只耳朵里各塞一块磁石,嘴里再嚼一块铁!
「占卜是蒙古人叫人头疼的另一件事。一个在他们看来那样聪明、那样器具齐全的外国人,竟会不会占卜,这是他们连一刻也想不到的。所以他们来找他占卜:该在哪里扎营才能吉利发财;出门的人什么时候回来;在军中当差的儿子或丈夫,为什么一直没有音信;该在哪里打井,才能在离地面不深的地方得到充足的好水;去做某一桩买卖会不会顺利;该不该去走某一趟打算好的远路;该往哪个方向去找走失的牲口;或者——比上面这些都更常见的——男人女人、老老少少都来,要他把他们这一辈子的总运道察看一番。外国人承认自己不懂这门本事,他们大为惊讶,更大的是他们的不信。
「医治蒙古人取得成效的大障碍有两个:第一,患病的蒙古人大多害的是慢性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治。第二,许多时候,即便病情减轻了或治好了,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因为无论怎样解释、怎样劝诫,似乎都不足以使他们明白防范病因的要紧。可是,尽管有这一切,在合适的人身上,还是可以治好许多病;而传教士随身带着药,设法为人治病,而且不要钱、不要价,这一事实使他同许多人有了友好的往来,那些人对一个只以基督教教师的身份去接近他们的人,无疑会敬而远之,因此这也有助于传教的事业。」
第七章一八八二年回英国
从一八八〇年起,吉尔摩夫人病得很重,医生们终于劝她回英国一趟,换换环境,好好休养。吉尔摩先生的休假也快到期了。于是在一八八二年春天,他带着家人回到了英国。这一趟回国,在许多方面都于他们有益,也叫人难忘。这番休息是他们实实在在挣来的,两人都十分享受。重回文明世界,与亲爱的家人和朋友相聚,过上寻常英国人家的舒适日子,连带着思路与事务都换了一换——这一切都使吉尔摩先生和他妻子心情愉快,精神为之一振。
然而回国小住,对于一个疲惫的劳作者来说,绝不是全然休息的时节。各处教会时时需要激励与唤醒,而这最好由那些一直守在禾场上艰苦地方的人来担当。吉尔摩本人也对自己的工作满怀热忱,一心想为蒙古人谋益处,即便伦敦会的当局没有照例给他排下一长串巡回演讲的日程,他想必也会自己寻出许多机会,为蒙古人陈情。他全力投入这些演讲,劲头之足,使他的朋友圈子大大扩展,为差会事业赢得了许许多多新的支持者,也使许多人从此在他此后的尘世服侍中,一直怀着虔诚的同情为他代祷。
他随身带回了大量手稿,记的是他在蒙古十二年的生活与见闻。他据此编成一书,由宗教小册子会于一八八三年四月出版,题为《在蒙古人中间》。
此书极受报界欢迎。这里摘引其中一篇书评的一部分,它不但文笔出众,而且记下了这样一桩事实:吉尔摩只凭平平实实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就能给那些对他本人和他的工作一无所知的人留下怎样的印象。这篇书评登在一八八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旁观者》上。
「对这本书,我们很难下断语。很可能,甚至多半,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只是本评论者个人的,出于一种偶然,换了别的读者未必会重现。评论者正好有闲,又对游牧民族有兴趣,便读了一两页,接着读下去,又接着读下去,一口气读了五个钟头,直到把书读完——这书实在太短了——读得着了迷,忘了自己,人仿佛被带出了自身,带出了英国。他人在蒙古,坐在一顶蓝布帐篷底下,四周恶狗嚎叫;他透过那没有门板的门口向外望,眼前是一大片稀疏成丛的贫瘠草地,一直铺展到远处巨大的黑色山岭,鞑靼人骑着骆驼,鞑靼人骑着马,鞑靼人坐着没有弹簧、怎么也颠不坏的勒勒车,纷纷赶到营地来;帐篷里,他听着一个安静的苏格兰人,用一种逆来顺受却又清清楚楚的声音解说一切——谜就出在这声音上。评论者究竟在哪里听过这声音呢?那耐心的、平板的语调,熟得像他最老的朋友的声音;那动不动就岔开去的话头和种种『感想』;那些句子是那样熟悉,却又那样新鲜,每说到一个题目,他都能在话出口之前先把它写出来。『文学硕士詹姆斯·吉尔摩。』从来不认识此人,也从没听说过;可他就在这里,说起话来同许多年前另一个人说过上百回的一模一样。这份若有若无、捉摸不定的回忆终于压得人透不过气,评论者读完关于戈壁沙漠的那一段,便停下来,特意从头再读一遍,想找出一点线索来唤醒记忆。全是白费,直到又读过了一百页,始终被那恼人的回忆缠着,他才对自己叫出声来:『就是它!鲁滨孙·克鲁索当了传教士,在蒙古住了好些年,还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这样的书。倘若有人——也许是小时候没读过——体会不到这一点,便会觉得我们的判断错了;但凡是体会得到的人,我们都可以毫无顾虑地请他评评理。读惯了《鲁滨孙漂流记》的人,从没指望此生还能再尝到那种特别的乐趣,往后也再不会尝到了;可这一回,他尝了个够。詹姆斯·吉尔摩先生虽是任何国家都可以引以为荣的人物,却不是深刻的思想家,也不是出彩的作家,既没有描摹地形的本事,说实在的,也没有描摹别的任何东西的本事。他不把任何事看得稀奇,也说不出一句值得引用的话。他身上有一点淡淡的、遥远的幽默,被严严地压着;而据我们所知,这是他文字里唯一一样能使他算得上文人的品质。可是上天虽然拒绝给他许多恩赐,却把一样恩赐满满地给了他——笛福的天赋,那种叙述事物的本领,使读者不但相信,而且仿佛亲眼看见它们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作者要把他放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在蓝帐篷底下,在贝加尔湖的黑冰上飞驰,或是同一些与英国人要多不像就多不像的喇嘛围着茶碗亲热闲谈,而经他这样一写,这些人却一点也不费解,一点也不古怪。也许,如我们所说,这只是个人的印象;可我们这一辈子,除了那一回,再没读过这一类书,也从不相信还能再遇上这种不自觉的文学技艺。我们晓得此书有十来处不足,有上百个地方吉尔摩先生本该讲明而没有讲明;可是,假如我们的阅历还靠得住,自《鲁滨孙漂流记》以来,再没有一本书同这本书一样;而《鲁滨孙漂流记》也并不比它更好,讲故事并不比它更直截了当,也并不比它更能叫人立刻深信不疑、再无疑义。倘若吉尔摩先生告诉我们,他在蒙古遇见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种族,比方说能够隐身的人,那就求上天保佑我们大家吧,因为丁铎尔会信他,赫胥黎会为这些人找出解释,《伦敦新闻画报》会登出他们的肖像——在隐身状态之下的肖像。我们并不是说这本书令人赞叹,或者完美无缺,或者有什么别的登峰造极之处;可我们确实要说,而且说得十分有把握:凡是翻开它的人,不读到故事结尾决不会放下,也决不会有一刻怀疑——不论他知不知道笛福——自己是被文学里某种独特而与众不同的东西牢牢吸住了,那东西攫住他的方式简直有几分怪异,使他从此永远看得见一幅他从没指望会看见的景象。
「关于这本书,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了。它的好处就在这里,别无其他;而我们也不认为有谁曾靠摘录来证明《鲁滨孙漂流记》的价值。不过关于作者和他的题材,我们还得说上一两句。吉尔摩先生虽是苏格兰人,却显然隶属于伦敦会,似乎是凭着一股向鞑靼人传讲基督的冲动,离开北京去了蒙古。他不会骑马,不懂蒙古话,不愿带武器,除了他自己的品格——而他对此一无所知——再没有什么特别适合这份工作的条件。尽管如此,他还是去了,而且一住多年,住在半冻的草原和荒漠上,住在敞着的帐篷里,吃的是肥羊肉——尤其是羊尾巴——喝的是茶,还有煮小米,一天只吃一顿,因为蒙古人就是这样;除了撒谎、偷盗和说下流话以外,他在一切事上都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喇嘛。因为他不会骑马,他便骑着马走了一个月,穿过六百多英里险恶的荒漠,那里的老鼠把草地底下都掏空了,到头来他发现这个难处已经永远消失了。因为他不会说话,他便『搭伙』住到一个喇嘛那里,听了又问,问了又听,直到他懂蒙古话像蒙古人一样,直到他的耳朵灵到叫他苦恼地发觉,蒙古人的谈话,同大多数亚洲人的一样,满是双关的隐语。至于危险,他早已打定主意:不带武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对一个异教徒发怒;还有——这一条他自己没提——不怕任何东西,不怕狗,不怕贼,不怕饥饿,也不怕气候;这三条决心,他都守住了。世上若真有一个人守住了基督的律法,又拿得出凭据,而且全然不知道自己正在拿出凭据,那就是这个人,和他住在一起的蒙古人管他叫『我们的吉尔摩』。他自然也想有时离开主人家,独自默想,有时走走远路,有时考察考察地质,可他发现这些事都会惹人起疑——一个外来的人为什么要独自待着呢?莫不是要『偷走这地方的福气』?——而一个受人猜疑的传教士就是一个无用的传教士,所以吉尔摩先生把这些都放弃了,没完没了地坐在帐篷里,坐在喇嘛中间。他还顺带说起,他的毛病是性急,最受不了被人晾着干等!」
这本书很快就得到了广泛的接纳,不久便「找到了自己的读者」。伦敦会的许多朋友和支持者会欢迎它,这本在意料之中。另有一些人,像那位评论者一样,「有闲,又对游牧民族有兴趣」,也必定会去翻阅。但除了这几类特定的读者之外,这本书在有些地方还起了好作用:有的人先前已从别的上乘之作里读到过传教事业的开拓与坚忍,这本书加深了那份印象;另有些人心里向来没有这种感情,这本书却叫他们对差会和传教士生出了敬意。自初版问世以来的九年间,此书各种版本已售出好几万册。
此书的成功,引得有人提议说,他尽可以拿笔做许多有益的事。他确也给《家中主日》《蓓尔美街报》等刊物写过几篇文章。但在这件事上,同在别的一切事上一样,支配他的始终是对他毕生大业的忠诚。他不久便认定,自己不该从赢得灵魂的工作里挪出时间,去写文章、写书——自从下了这个决心,他便断然把单纯的文字工作搁在了一边。
「我深深感到,」他一八八四年回到北京以后写道,「这里的事多得我做不完,写作只好靠边站。」直到晚年的一八九〇年,他还补了一句:「我本可以靠写作挣钱,我相信现在也还可以,但我不写。我安下心来教不识字的汉人和蒙古人,医治他们的疮,把基督介绍给他们。」
一八八二年将尽时,詹姆斯·吉尔摩为伦敦会开始了一长串的聚会,主日是讲道和对主日学孩子讲话,平日是在公众集会上演讲。他从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到一八八三年三月间写给妻子的一长串书信至今尚存,这些信记下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单:对一个回国寻求休息和换换环境的疲惫传教士来说,什么样的工作被认为是合适的。他到过爱丁堡、福尔柯克、格拉斯哥、利物浦、基尔赛斯、汉密尔顿、佩斯利、邓迪、圣安德鲁斯、阿布罗斯、利瑟姆、阿伯丁、蒙特罗斯、曼彻斯特、欣厄姆、剑桥、诺福克和南安普敦。而这张单子只列出了他为激励、增进国内各教会的信心与热忱而四处奔走的一部分行程。一路上,他有时遇见亲戚,有时遇见大学时的老朋友,如今已是持重的牧师,正匆匆走向中年。他参加的每一场聚会,都为他添了新朋友,因为凡是听过他那洪亮的声音、握过他的手、受过他为现代基督教会这桩大业所怀的炽烈热忱感染的人,没有不留下一个似乎永不会磨灭的印象的。
他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强有力而持久的灵性上的振奋——离开十二年之后,他重新接触到英国的基督徒生活,与之相交相通。他的热诚更深了;对于救世军那样的运动——当时它正声势大起——以及其他种种改进国民宗教生活的组织,他都怀着极浓的兴趣去研究;凡是以坚固信心生活为宗旨、与主耶稣其他门徒的交通,他都乐在其中。
偶尔逢上一个全无日程安排的主日,他就格外欢喜。这样难得的日子,他都充分用来造就自己的灵性。不过他在这些日子里能做的事也受了些限制,因为他临时的家在贝克斯利希思,而他严守安息日的观念,从不许他在主日乘火车或公共马车。下面这封信写的就是他怎样度过这样的一天。
「昨天天气好,我早上七点一刻从家里出发,步行到伦敦——十二英里——十点半到了司布真的礼拜堂。我拿着一位租座会友给的入场条子,坐得紧挨讲台,听了一篇很好很恳切的讲道,礼拜后在更衣室里被引见给司布真,又到他的一位执事家里吃午饭,在那里遇见一个美国人,他在慕迪先生手下从酗酒中归向了上帝,他对酒的渴念被赶得那样立时、那样彻底,就像古时基督赶出污鬼一样。饭后去参观了司布真办的斯托克韦尔孤儿院,然后走到坎伯韦尔,路过时顺便进了公教使徒会的礼拜堂,听了一个人讲道,我想他大概会自称是一位使徒吧,他用一种温和平缓的口气,嘲笑那种认为人人都可以有份于福音之福的想法,他似乎认为这些福分是他所谓『教会』的专有财产;我又接着走到刘易舍姆,听了莫莱斯·琼斯讲道;然后在月光下走回家,晚上十点二十分左右到家,脚也痛了,人也乏了。这一天我过得很愉快,只除了夜里回家的最后四五英里。我很感恩,发现自己身子这样结实。我洗了个热水澡,一觉睡得又香又沉。」
凡是有幸款待詹姆斯·吉尔摩的人家,只要气味相投,还有那些运气好、能把他留住哪怕一小段时间的老朋友,常常领略到他讲故事的本事,讲得活灵活现、引人入胜。他十二年的服侍里充满了种种不寻常的经历,兴致一来,他能叫几个钟头过得几乎像几分钟。「在这次休假期间,」雷诺兹博士写道,「我有好几回机会同他交往,也听过他好几次演讲,讲的是华北和蒙古传教事业的进展与需要,他的恳切深深打动了我;但更叫我感动的,是在静静的促膝相谈中,他把自己一些特别的经历揭示出来。我想提其中一件。他曾经满怀希望,盼着一个蒙古人归向上帝。这人对他推心置腹,两眼都患着白内障。吉尔摩觉得,这一例借外科手术或许至少能让病人恢复几分视力,便作了安排,让病人由一个蒙古人陪着,设法到北京的医院去。病人动身上路的时候,吉尔摩和他勇敢的年轻妻子正扎营在一大片临时聚居的蒙古人中间,这些人对新的信仰和它的外国教师颇怀着狂热的敌意。吉尔摩说:『我们昼夜为这次尝试的成功祷告,也安排好由我们承担一切相关的花费。』唉!挟着尘土的风、灼人眼目的酷热,还有别的一些看似偶然的事,都合起来同这可怜的病人作对;手术后过了必要的时日,揭下绷带,人们发现病人全瞎了。那个同去的蒙古人挑起这可怜人的疑心,告诉他说,他知道传教士为什么打发他上北京。『我看见了,』他说,『你眼里的宝贝装在一个瓶子里,搁在架子上。这些基督徒从我们眼里掏出这些宝贝,一颗能卖几百两银子。』
「瞎子被送回吉尔摩那里以后,他的同伴把自己的猜疑和那个激怒人的说法传遍了整个地方,狂热的仇恨涨成了沸腾的杀机,我们亲爱的朋友一连几个星期都处在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他们若是冒险逃走,那就等于招认自己同北京的医生们串通,干了卑鄙的勾当,也就成了屠杀他们的信号。他们留了下来,要用日子把这不祥而可憎的罪名熬过去,不断努力证明自己动机的单纯,证明他们使命的纯洁与仁慈。
「这段千钧一发的脱险故事深深打动了我,我向吉尔摩夫人多问了些那几个可怕的、悬着心的星期里的事,她向我保证,他们那时十分平静,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无论那旨意是什么。」
「吉尔摩还讲了许多别的考验信心与忍耐的事,没有一丝自许、自赏的意味;唯一萦绕在他心头的烦恼,是他那些长途跋涉和种种传教的努力,结果看来竟是那样少。」
詹姆斯·吉尔摩的演讲才能,必定要用在伦敦会一年中的盛事,即在埃克塞特会堂举行的年会上。一八八三年的年会定在五月十日,他是最后一个讲者。这意味着要等上约两个半钟头才轮到他,听众也就相应地疲惫不堪。可是凡在场的人,都忘不了他是怎样迅速地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又是怎样轻松地一直抓到结束。他选了讲中国的工作,而不讲蒙古;他的书新近出版,是促成这一选择的原因之一。这篇演讲有一部分值得在这里重录,因为它极鲜明地勾画出他住在北京时占去他大量时间的那份工作,也因为别处再也找不到这样逼真、这样生动、这样栩栩如生的图画,写北京差会的布道工作,也因此或多或少写出了中国各大城市里所有的布道工作。
「我们在北京有三处礼拜堂。那里的礼拜堂不过是一间中国铺面,修整得像个样子,门头上挂一块招牌。中国人很喜欢给自己起很高的名号。你会碰到一个人坐在一个小格子间里,小得他自己几乎转不过身来,可你要是读一读他的招牌,却是个什么堂的堂皇名字,也许叫『恒德堂』之类,或者叫『五福堂』。所以我们礼拜堂上头的名号也就照本地的习惯说法,叫『福音堂』。里面没有多少可看的。柜台和货架都清掉了,泥地换成了砖地;然后摆上几排长凳给听的人坐,还有一个矮讲台给讲的人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事情就是这样:礼拜堂的左上角——总是左边那个角——摆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有一把茶壶和一套茶杯,因为在中国,什么事都离不开茶。你总得这样开头。这些礼拜堂一星期有六天在下午开门。
「好,假定你进了门,传教士最自然的做法似乎就是径直走到这张桌子跟前坐下,下一步便是招来一群听众。有时候这毫不费事,要是正赶上集日,或是街上人多,他们就一拥而入;可潮水有时往别处流,并不总是这样涌进来。我想给诸位一个公平、实在、老老实实的概念,看看这事究竟是怎样的。有时候听众就是不进来;有时候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往门里一瞧,看见一个外国人,拔腿就走。他看得够多了,不想再看了;你要是问他看见了什么,他不会说看见了一个外国人;不,他会说看见了一个『洋鬼子』。朋友们,你们若能想象他们在那里传播的关于我们的可怕谣言——说我们掏人的心去施法术,偷人的眼睛去配照相药水,给人吃药,大体上是要把人迷住——那么那些从乡下来的无知的人一见外国人就吓坏了,你们也就不会太惊奇了。我说,倘若下午头一个来到礼拜堂的人听过这些话,那么你从他身上看到的,只是他走开时的背影和辫子,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候来的是另一个人——胆子大些的,他走了进来,对他来说,最自然的似乎是走到桌子跟前,在另一边坐下,于是你和他就成了一对。按规矩该给他倒一杯茶:这是礼数,而礼数似乎又是他不该喝它。有时候礼拜开始以后,我看见本地传道人悄悄地凑过来,装作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他走到茶壶跟前,轻轻揭开盖子,把那杯茶溜回壶里,盖上盖子,焐一焐,又预备好给下一个来的人了。
「你若能同一个人搭上话,听众多半也就实际上有了着落,因为中国人虽然很怕被外国人当面搭话,可大多数中国人都极好奇,想在旁边听听别人在说什么;所以你一跟他说话,就有另一个人进来听,你若能引得别的人进来,隔着彼此的后背听,很快进来的人就多到那个原先搭话的人不愿再让人旁听他的私话了;到了这一步,就是该上讲台、请听的人坐下、开始正式礼拜的时候了。有时候谁也不进来,那你就得换个法子,就是走过去坐得离门近一点,有时这样一来,慢慢也会进来几个人。可是北京有时刮起大西北风;我想这是一个人在招到听众之前最难对付的事了,因为天气不好,街上人不多,所以我们只好另想办法。我们不上街,而是本地传道人和我在礼拜堂里尽力唱一首诗歌。我说尽力,是因为这些本地传道人有时唱得并不怎么好;不过我们总能弄出些声响来,而能把人招来的正是这声响。人们往里一瞧,看见他们以为是一个外国人和一个本地人在念佛经。他们就进来了;这是他们从没见过的,于是坐了下来,诗歌一唱完,我们就有机会把诗歌的内容讲给他们听;这样,你的讲章就现成在手了。
「可是就算你把听众招来了,也并不一路顺风。有时候会被打断。有时候,正当听众听得入神,门外忽然闹翻了天,听众一齐跳起来,冲出去看出了什么事。他们只要问我一声,我本可以告诉他们。不用说,准是哪个不明事理的中国人,不肯径直进来坐下,偏站在人群外围踮着脚看。一个城里的小偷走过来说:『啊,我要找的人就在这儿。』便拿着一把快剪子悄悄走到他身边,剪下他的烟荷包,拿着走了。当然,那人一发觉荷包没了,头一个念头就是揪住身边的人;那人不服,于是打起来了。
「有时候有出殡的队伍经过,那几乎同打架一样,是很严重的打扰;因为中国人虽然不大想到自己死后的灵魂,却极看重自己死后的尸身,为了确保不被棺材铺骗,他在病倒之前就先买好棺材,务必要买得划算。既然有了一口好棺材,他就想要一场好丧事;据说有的人几乎花掉一半家产,为的是抬往坟地时有一支气派的仪仗。这种盛大的出殡,仪仗有时长达四分之一英里,一经过,你的听众就要糟。他们全跑出去看了。
「再有一种打扰,这最后一种更难对付。中国的上流人家办喜事,总要大大地摆一番排场;买齐了家具以后,就去雇一大批人,给他们穿戴整齐,抬着那些家具在街上游行,给街坊们看。先是一个大衣柜,接着是一个小橱、一个脸盆架、一张方桌,各式各样的家具。好,这阵仗一来,你怎么办呢?人家花了钱办一场展览给街坊看,街坊们觉得若不走到门口望一望,看看东西抬过去,就未免不近人情,于是你的听众又走了。有时候也有不寻常的打扰。我记得有一回,一个女人把头伸进门来。女人不常到这些礼拜堂来——她们不来,我很高兴。那女人把头探进门来,我就看出要出事。她瞪着眼把屋里扫了一遍,接着瞧见了一个男人,便冲他嚷了一句:『给我出来!』朋友们,他就出来了,而且慌慌张张的。他把我们搅得不轻。要紧的倒不是那女人,而是那男人——他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可怜他。
「这些听众非常杂,在你们眼里会觉得很稀奇。有时候我看见这些听众——其中大多数我们一无所知——听我讲话,静得同你们现在一样,烟袋灭了,烟也散了。他们身子前倾,静静地听着,就像这个国家的听众有时在讲道人讲得引人入胜、快要转到下一个分题时那样听着。朋友们,让我告诉你们,最能叫他们听进去的是什么——是基督教真理的核心教义。当我们讲到基督怎样撇下天上的一切,来到地上,在那样贫寒、那样不体谅人的人群中度过那许多年(一个传教士在外国住了一段时日以后,讲起这个题目有时是很有感触的),当我们讲了这些,再讲到最后、也是最伟大的一部分:基督怎样为了爱世人,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但如此,还始终存着那温柔的心,为那些置他于死地的人祷告——啊,朋友们,当我们讲到这里,把这些告诉他们的时候——我知道中国人是堕落的、败坏的、贪恋肉欲的、只顾物质的,可他有一颗人心;你若能触到那颗心,它就会对十字架的故事起回应。我们想在收网上做点什么,所以在角落里的这张桌子上,堆着一摞书;快到散场的时候,我就对朋友们说:『好了,你们就要回去吃晚饭了;我是个外国人,我讲的话你们大概没有全听懂;』接着我又说:『好,你们走之前,这张桌上有一些书,这整个题目都白纸黑字写在里面;你们走之前,愿不愿意上来看一看这些书?』我们想尽可能同他们建立一个接触点,好比说,好跟他们私下谈上几句。你若请他们上来看一本书,他们问起价钱,你就有了跟他们交谈的机会;这些人里有的不但买了书,还读了,又回来要别的书。
「那么,事情究竟怎样呢?这些异教徒到过我们的礼拜堂,我们也趁机把一些真理放进了他们心里;可我知道,那人出门的时候,他所听见的很大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唉,被偷走了,或是被践踏在脚下了;但总有一部分留了下来。
「现在我可以讲到实际的部分了。我并不是想给诸位解闷,而是想引起诸位的关切;我想让诸位记住的是这一点:那些人离开礼拜堂以后,为他们的归信,你们能做的同我们在中国能做的一样多。我要请你们为这些人的归信祷告——我们在北京,还有别的人在世界别处,正是借着我们,基督的这些真理传到了他们那里。我相信,会结出果子来的,不仅是传教士的恳切,也是你们在这里的恳切。我们是你们的代理人,我热切地相信,我们在那边所得的果效,正与你们在这里的恳切程度成正比。我相信,我请你们祷告,是找对了人。没有人代祷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一个潜水员被送到河底,却没有空气可以呼吸;又好像一个救火员被派上一座烈火熊熊的楼,手里却握着一根空水管;我觉得就像一个士兵对着敌人放空弹;所以我恳切地请你们祷告,求福音在那些经我们介绍才听到它的人心里,发生救人的、实在的功效。不久以前,在某地一次周年纪念会散会以后,我们回家的路上,三个人下了电车——两位本地的牧师和我——正走着,其中一位说:『唉,吉尔摩,又是老一套;还是那回事;你们传教士来了,办个周年会,众人的热心好像被激起来了,你们请他们代祷,看样子好像能得着,可是,』他说,『你们一走,事情也就过去了,照旧是原来那样。』我想这话不尽对。我想我这位弟兄是一时犯了忧郁,我也很高兴听见他的同伴说这话不尽对。我所盼望的是这样:回到我的工作中去的时候,心里知道背后有人在恳切祷告,求上帝的灵在我们有幸向他们传道的那些人心里有效地动工。你们若恳切祷告,就不能不恳切地做工,然后也会恳切地奉献;在这件事上,基督恳切到舍了自己的性命,我想我们无论怎样恳切也不为过。」
六月和七月的一部分,是在米尔波特度过的。那是苏格兰西海岸的一个海滨浴场,靠近阿伦岛的秀丽山水。七月四日,他登上了戈特费尔峰,途中遇上了一场险事,后果本可能十分严重。他出发得晚,又迷了路,最后总算在晚上八点三刻到了峰顶,然后,正如他在日记里所记:「几乎立刻就起了雾,还下着雨、打着雷。我坐在一块滴水的岩石背风处,坐在一块湿石头上,望着两三亩大的一片雾和花岗岩大石块。半夜前后又黑又冷,时间过得很慢,还在滴雨,还有雾。凌晨两点我开始下山,没多久天就亮得能看清了。一路平安下来,也看出了先前是在哪里走错了路。……我没有着凉。我湿了一整夜,不过一直裹在格子呢披肩里,尽量保暖。第二天,牧师向我道贺,说我经过戈特费尔峰那番遭遇,居然还能活着叫人看见。」
九月一日,他启程返回中国,十一月十四日抵达北京。
第八章阳光与阴影
回到北京,差会里那一套熟悉的日常工作又重新开始了。吉尔摩离开了十八个月,人还是那个人,却又不全是那个人了。他渴望在引人归主上结出果子,于是比从前更加热切、更加克己,一心去为救主赢得中国人的心。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四年的冬天他是在北京过的,他的日记里满是种种事例,可以看出他在一个一个的人身上花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少力气。
一八八四年二月,他作了一次在他所有蒙古之行里最不寻常的旅行。他去草原,是徒步走去的,这就让自己去冒十分严重的危险,去受十分严重的艰苦。可是他这么做自有充分的理由,而他照他一贯的清楚,把这些理由一一说明了。他一生里恐怕再没有哪一次旅行,比这一次更醒目地证明他对本分的认真,证明他尽这本分时怎样毫不吝惜地耗费自己,又怎样热切地渴望赢得人的灵魂。
「这一次,一来因为我手头时间短,不值得置办一整套行装;二来因为一年里正当这个特别的季节,牲口在路上难找草吃,我便决定步行,不带药品,纯以属灵的身份前去;用意不在多结识新人、开辟新地方,而在重访熟悉的地方,看看从前传福音的种种尝试到底有了几分效果。此外还有几个蒙古人,关于基督教已经受过不少教导,我想趁着还有机会,再一次把基督的要求摆到他们面前。
「坐了五天骡驮轿,一路寒冷,到了张家口;又坐一天大车,把我送上了山口,落脚在蒙古草原上一家汉人开的客店里。这客店没有单间,客人都挤在灶房那一大片炕上,睡在铺在砖面上的草席上,砖底下有烟道,通着给客人做饭的灶火,炕就是这样烧热的。汉人店主是我的老朋友,他让我和他同住一间屋。我以这里为中心,到四处蒙古人的聚落去走了几趟。
「我头一个去看的,是一个我认识多年的喇嘛;在我结识他以前和以后,都有别人向他讲过基督教。他是个有势力、有钱、有闲的人,虽是僧人,却有妻有子。我和他差不多待了一整天,简直不知道该怎样看他才好。他似乎承认宇宙必定有一位上帝,也承认基督可能是上帝的启示,可是只在佛陀也是启示的那个意义上。从他谈话的某一处,我几乎要相信他曾向耶稣祷告过,可是我怎么也没法叫他承认这一点。我怕他早年那股追问的心,已经让给了一股漠然的心。他要什么有什么,看来几乎没有什么忧虑;他乐得听任事情随波逐流,自己落得心里安闲。只要他能被唤醒,他是可以为他的同胞做许多事的。
「我第二回去的是一座庙和一片蒙古包,在那里遇见几个老相识;他们待我很客气,可也仅此而已。
「第三回去的是另一片蒙古包,一到那里,我立刻就被当作大夫招呼起来,不管我愿意不愿意,硬是要我给一大堆病看诊开方。几年前治好过几个病人,这就说明了那里的朋友们何以如此热烈;可是属灵的果效,我却找不到。
「我下一趟去的地方离那里有好几英里——比方说八英里吧。几年前,有一回遇上风雨,吉尔摩夫人和我的蒙古包被浇透了,我们躲进一个蒙古人的土房里避雨;他不肯收我们借用房子的钱,说我们以后总要从这条路来来去去,到那时送他一件什么外国东西做礼物就是了。我后来托人给他捎过几样东西,可从此再没有亲自去看过他;这回到了那个聚落,我很难过地发现,那老人已经死了。他的儿子,一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承袭了他的家业,也承袭了他那一点小小的官职和俸禄;他接待我,友好得出奇。他本来正要出门,一见了我,就完全打消了出门的念头,执意留我在他的蒙古包里过夜,那天余下的工夫都陪着我。
「第二天,我一边斜挎着一只邮差用的棕色背包,里面装着我的随身用品和干粮;另一边挎着一只钓鱼人用的防水袋,装着书之类;肩上扛一根棍子,棍头挑着一件汉人的羊皮袄;店主人正在喝他那二两热烧酒——这是他每天早饭照例的开场——我就撇下他,转身朝北,动身走二十三英里路,往那个聚落去。连着好几个夏天,我每年的旅行所用的人手和牛,都是从那里雇的。蒙古人对俄国人是熟悉的,俄国人做茶叶代理商,住在张家口;他们见过许多骑马、骑骆驼、坐大车路过的外国旅客;他们也见过传教士骑驴、坐勒勒车出行;可是我想,那天早上,他们才头一回看见一个外国人,把全部家当挂在身上,像他们自己那些化缘的喇嘛一样,一步一步在野地里跋涉。路上碰见的人不多,可碰见的那几个,都用极惊奇的口气问那几句照例的话,听了我的回答,分明不信,多半骑着马走开了,嘴里嘟囔着『优额勒迪布衣木』,这话可以译作『怪事』。我的两只脚,大概是缺少锻炼的缘故,不久也露出迹象,似乎和蒙古人一样,觉得这种走法是件怪事;旅程还远没有走完,脚上就磨起了一大片水泡。
「最后那几英里长路,痛苦而单调,只偶尔歇一歇、啃一口雪,算是有点变化。总算走到了河边,过了河,不久就到了我要去的那片小屋跟前;抬头一看,我又惊又喜,头一个出来迎我的,竟是这一方的官长。随即别人也来了,他们把我从狗群里救出来,簇拥着送进他的蒙古包,让我在火前坐下,递给我一只碗和满满一壶茶。我本来打算在他包里喝茶只是做做样子;可是他的茶好,那雪似乎只叫我更渴,这人又是真心友好;这般光景之下,我那份克制就垮了,官长的茶壶不一会儿就差不多见了底。这当儿,我来了的消息已经传开,他的蒙古包里渐渐挤满了亲友邻居,没多久,我身边就围上了村里差不多每一家的一个代表。来的人里头有我的两个仆人——就是给我赶过勒勒车的那个僧人和那个俗人。他们陪着我到另一顶蒙古包里歇了一会儿,又挪进一所土房。我此来要看的那个僧人正忙着生火,那火除了冒烟什么也不肯做,屋子里很快就满是烟了。我见只有他一个人,便告诉他,我这回来是要和他以及别的朋友谈谈他们灵魂得救的事;我正劝他接受基督,我也认识的一个俗人走了进来。不等我开口,那僧人就把我们谈话的大意说给这俗人听;那俗人手里拿着火钳,正想把火拨旺。火偏偏不旺,只冒出越来越浓的烟;那俗人在浓烟里,离我不过两码左右,我却看不见他,只听他开口说,他做耶稣的学生已经有好几个月了,那僧人若肯和他一起,他们就一同做基督徒。那僧人和他一起也好,不和他一起也好,他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他要信靠救主。这时那团烟压得更低了。我平躺在炕上,那两个人蹲在地上——我只能模模糊糊看见他们皮袄的下摆——可是在我看来,那地方美得如同天的门;从那团烟里传出来的承认基督的话,叫我振奋,仿佛是一位天使从一团荣光的云里说出来的。
「可是邻居们进来了,那位黑人——也就是俗人——有事被叫走了,晚饭得做、得吃,直到深夜,我才有机会和那位承认了基督的人私下谈话;就是那时也算不得私下,因为我们说的话,一家躺在床上的人都听得见。
「在我到过的所有国家里,蒙古人烟最稀少;可在我见过的所有地方里,蒙古又是最难和人私下谈话的。人人,连半大的孩子,似乎都以为他有十足的权利插进任何一场、每一场谈话。你要是闩上门不让人进,就会被疑心在策划什么阴谋。你要是把一个人领出去散步,好安安静静和他谈话,又会被疑心在施什么危险的法术。我记着一个人出门在外,总得有件明确的差事或事务要办,又盼着能和这位黑人做点什么,便有意把几件我不便随身带着的礼物留在了那家汉人客店里;歇了一天之后,黑人和我就动身去取。这样我们便得了二十三英里路的私下谈话,而且对每一个追问『你们往哪里去?』『去干什么?』的人,都有一个好回答。他把他怎样起头信基督、这信心又怎样长起来的经过讲给我听。我教了他许多他原来不知道的事,走到一处荒僻的地方,我们坐下来,向天扬声祷告。这是我在蒙古走过的最愉快的一段路,同时也是最痛苦的一段。我的脚彻底不行了。显然我第二天没法再走回去了,于是照着跟我的人出的主意,我拼了大力气,走进客店时装作两脚好好的;我们讲定雇一辆大车,那汉人没疑心我的脚是什么光景,我们就以公道的价钱雇到了。蒙古人和汉人一齐向我解释,我要是一开头就雇一辆车,把东西全带上,根本不回客店来,能省多少工夫和力气。照他们的看法,他们是对的;可是黑人和我是从另一个立场看这件事的。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觉得尽可以让邻居们为他们自以为高明的智慧得意去。
「在这里又歇了一天,我得了我很想要的东西——一个和这个小部落的官长长谈、静谈的机会。我特别急于向他讲明基督教真正的性质,因为那位自称信基督的蒙古人归他管辖,我深信他若对这件事有正确的了解,就可能有助于保护那位信徒,免得他因别人误解他的事而遭遇种种麻烦。官长来了。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曾经治好他一种磨人的病,那病他花了许多时间和钱财都没治好;此外,我还从英国给他带了一件礼物。他十分友好,极其专注,谈话末了还问了几个问题,我觉得可见他多少领会了这番谈话的意思。他是个寡言的人,可从他说的话里,我盼望他对基督教的真理多少有些感觉。
「我下一趟去拜访一位有钱有地位的官长,他的营地占着山坡上一处形胜之地,俯临一片大湖。我去时他在家;他对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很熟悉,所以我这一回对他的主要使命,是设法唤起他,在他自己和基督的关系上,认真去想、认真去做。那天下午我们大半时间都在恳切交谈;他不时把我们谈话里提到的教义和事实讲给另一位来作客的官长听,那讲法很叫我欣慰。第二天早上他为公务出了门,我也回到了那个友好的住处,我的东西还留在那里。
「我觉得有个担子压在身上,要去看望一座庙里的两个喇嘛,那庙离我所在的地方约有七十英里;第二天我就动身了。走了三天到了那座庙,却发现我要去看的那两个喇嘛都已经死了。所以就他们而论,我是来得太迟了。不过无论在路上,还是在庙里,我都有很好的机会传道、教导。我遇见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人;不但在招待我做客的蒙古包里,有时就在旷野荒漠之中,也有零散的行人迎面遇上我,下了马,给我机会谈论基督的事。这一圈走了五天;又歇了一天,我便动身回张家口,那位承认了基督的人送了我十英里。我们走得很慢,因为要说的话很多。到了分手的地方,我们坐下来一同祷告。然后我就走了;我最后一眼看见那可怜的人,他还坐在原地。我一路无事到了张家口,三月二十一日回到北京,前后离开了一个月多一点。」
关于这一趟非同寻常的旅行,最动人的注脚,或许就是把日记里提到它的几条简短记录摘录下来。
「一八八四年二月十九日。——坐驮轿动身往蒙古去。在客店里和店家好好谈了一番。」
「二月二十三日。——到威廉斯先生那里。我的信没有寄到他们手里。谁也不知道我要来。」
「二月二十五日。——翻过山口到巴罗赛。」
「二月二十六日。——和图·吉舒埃待了一天。向他力陈基督教的内在凭据——心的改变。」
「二月二十八日。——沙布尔特。布彦图章京有心做耶稣的学生。」
「三月一日。——走到这里。脚坏得厉害。路上有雪。渴得要命。巴德玛达拉格来迎我。在他包里喝茶。布彦图在板升的烟里承认了基督。」〔注一〕
(原注:板升,指蒙古包中央的火。)
「三月二日。——安息日。安静的一天。和大家谈了许多。主开了我的口。」
「三月三日。——和布彦图走到巴罗赛去取我的礼物。谈论基督教。在荒野里祷告。脚坏得厉害,哎,走起路来真疼。」
「三月四日。——坐车回来。」
「三月七日。——哈拉乌苏。走回这里。拜访图·罗布桑。谈话。他知道往天堂的路,却说:『讲给那些年轻些的人听吧。』『你先去,』我回答,『你最需要知道。』」
「三月八日。——脚坏透了。到了察汗浩兰。」
「三月十四日。——布彦图牵着他的小马送我到察汗巴勒嘎素。只要我还看得见,他一直坐在那里。脚坏。」
「三月二十一日。——凌晨四点离开北关。天黑,下雪。在滑溜溜的石头上走得好苦。早上七点到南口。下这样大的雪,雇不到驴。接下来的二十七里雇了脚力。走得很吃力。十一点三十五分到沙河。走得好苦,下午三点到清河。走得好苦,到德胜门。六点十分到家。祷告会。感谢上帝赐下的一切恩典。」
一八八五年初,吉尔摩先生听到布彦图受洗的消息,心里大为欢喜;布彦图就是上文一再提到的那个蒙古人。虽然施行这礼的手不是吉尔摩的,这人的归信无疑是他工作的结果。一八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他收到张家口美国差会斯普拉格牧师的一封信,我们摘引其中一部分。
「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四日,张家口。
「亲爱的吉尔摩弟兄:
「我赶紧把这个极好的消息告诉你。沙布尔特的布彦图,今天由我亲手施洗,归入基督的教会,就在张家口这里,当着我们全体会众的面。我相信你会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欢喜、更感谢上帝。我也从没见过我们的基督徒接纳哪一个人进教会时这样高兴。我唯一遗憾的,是施行这圣礼的不是你的手,而是我的手。
「一个月前我写信告诉过你,他来看过我们,申请加入这里的教会,我们对他的样子很满意。昨天早上他又来了,和我们待了一整天。下午我们照事先的约定,开了一个上堡、下堡两处会众的联合聚会,作为祈祷周聚会的延续,因为大家的兴致实在太高了。罗伯茨先生讲道;聚会后半段,已有两三个人站起来请人为自己祷告,我便问布彦图,要不要请基督徒为他祷告,他就站起来说出他的心愿,其中很明白地说到想受洗。礼拜完了,我们召开教会会议,着手考察他能否入教。他答得好,人人都满意,还有几句说得很妙,比如问他天堂是怎样一个地方,他答道:『我又没去过——我怎么说得上来?』接着又说:『那地方要不是好地方,谁会祷告要上那儿去呢?』不过最叫人耳目一新的,还是他那份直率坦白的单纯。看来没有理由认为他不是个诚实的信徒——一心要在凡事上跟从耶稣。本地教友们先热烈响应,说他是极合格的入教人选,又说找到一个爱我们救主、信靠我们救主的蒙古人,真是大大的喜事。于是我们和彼得一样觉得:『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其余的人便请我第二天给他施洗,那天我们这边还要再开一次联合聚会。你若能看见他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认信信经与盟约,又看见他摘下帽子,恭恭敬敬低下头,领受洗礼的水,你的心一定会满溢出对上帝的感恩和赞美,为着这从蒙古来的初熟的果子。祷告之后,我们唱了『从格陵兰冰山』,改成『从蒙古』等等,我们唱的时候,感受是从来没有过的。
「上帝这样叫我们因收取这初熟的果子而大大欢喜,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大家都觉得,这工作的荣耀归于上帝,赏赐归于你和别的人。」
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五年,北京差会的日常工作几乎占去了他全部的时间,因为米凯牧师回英国休假去了,他的大部分职责便落在了吉尔摩先生身上。吉尔摩在英国时去过许多次救世军的聚会,染上了他们的许多精神。他也已经认定,对待人需要一个一个地去,而不是成群地去。因此他花了大量时间谈话,一个人一个人地教基督教的要理问答和新约,又和他们一同谈、一同祷告,竭力引领他们认识真理。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谁来他都接待。下午他到北京的一处或两处礼拜堂去,有机会就讲道,但总是热切地留神,看有没有哪个人对福音露出兴趣的迹象。传教士们向来的习惯,是把礼拜日晚上留给一场英语礼拜,专为他们自己灵性上的滋养。这礼拜是在差会院子里举行的,他却不再去参加了,虽然有时因为他不到,这礼拜就开不成;为的是腾出时间来,同他的中国仆人一起读经、谈话、祷告。到了吃饭的时候,常常见他正这样忙着,可是饭得等着,等来客走了,或者等这场谈话自然结束。他不再看任何报纸,只看那些明明白白属于基督教的。他没有时间看书,因为他觉得,本可以用来读书的那些钟点,应该用来直接为中国人做工。他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成了只读一本书——圣经——的人;他这样贴近地对待一个个灵魂,投入得如此之深,以致他妻子病的初期,在她剧痛虚弱的时候,她盼望他留在身边,他也觉得不得不把这工作放在她的心愿之前。
「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九日。——在礼拜堂遇见从乡下三百里外一个地方来的王某。两三年前他在那里听过一篇讲道,还记得,能背出来。我先开了礼拜的头,随即把他领到我这里的书房来。我们正谈着,又来了一个人,姓瑞,是从北京北边一百三十里来的。他因为行为不端,只好从家里逃出来。这两个人一直把我留到天黑。」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九日,吉尔摩先生在写给米凯牧师的一封信里,提到他一直在用心照顾的若干个人,以及他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这封信可以说明他细致周到地对待每一个本地人的方法。
「常某礼拜日和礼拜五的礼拜都来。我对常某的看法是,他想在差会里谋个差事。他对我不抱这个指望,对里斯也指望不大。我也觉得他并不打算和基督教决裂,也不打算和我们决裂;他在我们这里的种种经历,虽然叫我们十分痛苦,我还隐约盼望这些经历对我们会有好处。我想你会发现,他比没有和我们一同经过这些麻烦的时候,要驯顺得多。
「邢某近来叫魔鬼往他心里塞了些哲学上的疑问。我极力劝他,要像我们的主那样,拿经上的话去打魔鬼。
「李某,那个鞋匠,我是真喜欢他。他不能留下来参加礼拜日的礼拜,所以我在礼拜之前带他。
「富某很好。上礼拜五他在祷告会后留下来,一直谈到九点四十分,世俗的、神圣的,什么都谈。他对艾米莉有极愉快的回忆——艾米莉也喜欢他。
「瑞五,那个火药库的人,情形比较有望了。他也许终究会好的。」〔注二〕
(原注:富某如今,即一八九二年,是传道人,瑞五是施药员,都在冀州差会。)
「老戴差一点走了,不过我想现在他会留到你回来。他想礼拜日和我一起吃午饭,很爱喝四小杯、五小杯或者六小杯加了牛奶和糖的好浓茶。他在恩典上有长进。
「小戴,我在他父亲走后把他留下来,同他一起读经,教导他。他为此把那一天的生意放下了,我就想让他好好过一天。
「赵二来得很勤,境况也好些了。
「卢四干着他的老行当,干得不错。他礼拜日来的时候就来。他原是我最不抱希望的一个,到目前为止,他却几乎最叫我满意。
「喇嘛明天来,把蒙古文要理问答改编完。我也许要到蒙古去走两个月,十二月动身。二月里我得把孩子们送到天津,也想在那里和你见面。
「徐家父子照旧。」〔注三〕
(原注:这是父子二人,当时北京西城仅有的两位本地传道人。)
「这个小小的教会,我很受鼓舞,也很感恩。我可以诚实地说,你不在的时候,我已尽力为它做我能做的,上帝在这件事上也很鼓励了我。你所撒的,我收了一些;我也努力撒了一些,好等你回来时收。
「我想到孩子们,有时会陷进很深的忧郁里;可是他们的母亲能把他们交托给耶稣,我为什么不能呢?
「蒙古的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给我开出了一个新的前途。这是一件艰巨的事。我想我不会去张家口或那一带。我怕没有哪个大夫肯在那里和我待下去。我也许往东北去。现在还很难说。这期间,靠着上帝的帮助,我希望在北京再做一个月的工,然后把这摊事一劳永逸地交给里斯。我的书大部分要卖掉。它们对我有什么用呢?我从来没有时间读,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了。」
刚才引的这封信,是在一件伤心事之后写的,现在我们必须讲到这件事了。一八八五年夏末,吉尔摩先生醒悟到,他一生里最沉重的悲伤之一正向他临近。几年来,吉尔摩夫人一直受剧痛的发作所苦。回英国那一趟,在老家生活里得了休息、换了环境,她多少恢复了一些。可是他们在北京的旧居刚安顿舒适,她那几样最磨人的症状就又出现了。凭着她整个传教生涯里一贯的那颗勇敢的心和那股坚定的意志,有一阵子她仍然投身于差会的职责,挑起她那一份忧虑和劳苦。可是渐渐地,她不得不承认,她能出力做工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从一开头就全心全意投入了传教事业。她能流利地和蒙古人交谈,她学会他们的语言,用的是和她丈夫一样的法子,一次又一次地忍受蒙古包里生活的种种匮乏。她爱护牲畜,性情温柔,对凡关乎他们自身福利的事都分明关切,这些都给蒙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北京,她在妇女和女孩子中间辛苦工作,既办教育,也直接教导信仰。她那杯苦酒里极苦的一味,是她渐渐不得不认定,自己做这工作的力量正在迅速流失。一八八五年五月二日,她写信给当时在英国的姐妹米凯夫人,第一次把这种感觉明白说了出来:「我本该早些写信的,可是我病了约莫六个星期;除了有一个星期,算不上真病,只是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给孩子们上课,礼拜日有时弹弹风琴。别的都只好放下了。我很难过,可是没有法子。会拖多久我不知道。我强壮不起来,所以只好安心累着。我不过是虚弱罢了,虚弱的人多得很。这里有过一场盛大的复兴。它好像山洪一样奔流而过,我只能在一旁看着。我唯一纳闷的是,人们竟然那么久过着没有这种喜乐的日子,其实这喜乐是伸手就能拿到的。我本不想去参加聚会,我觉得太虚弱,经不起属灵激动的那种紧张。可是去了,倒一点也不累,反倒叫我爱上了许多人。愿中国人也感受到涌进北京来的这股新生命的大潮!他们必定会的,什么也拦不住它。」
这封信后半所说的,是传教士们中间、也是北京一部分欧洲侨民中间所发生的属灵生命的大大加深。
吉尔摩先生第一次明白提到他将临的悲伤,是在日记里;不过在一个月后寄回国去的报告里,日期是一八八五年八月四日,他写道:「吉尔摩夫人病得很重,现在非常虚弱。我怕她康复的一切希望都已经没有了。她的毛病是身体虚耗,可是严重的并发症在肺上。我们在山里的一座庙里,和另一家人,蔡尔德一家,住在一起。当年吉尔摩夫人还是普兰卡德小姐、头一回来中国的时候,蔡尔德夫人和她同乘一条船出来。蔡尔德夫人对病人的照顾,是无价的。」
日记里下面这几条,记下了这一串伤心事的经过:——
「一八八五年七月四日。——今天我真正醒悟过来,而且能切身感到:我妻子大概要死了;我也多少感到,到那时我会何等孤凄,没了母亲的孩子们也要送离我身边。唉,人哪!」
「八月二十二日。——艾米莉说起她有时候是那么快乐。她现在很清楚自己不能好了。」
「九月十三日,礼拜日,北京。——艾米莉见了所有的妇女。她今天觉得很虚弱。晚上七点说:『唉,吉米,我想我是要走了。我很快就会在那里见你。不会很久的。』我说她在那里不会很想我。她深情地说她会想的。『我想我要坐在门口,望着你来。』说她最后一次出门已经出过了。她叫我别去礼拜堂,我还是去了。」
「九月十七日。——今天上午我答应艾米莉,不去礼拜堂,留在家里给她放一天假。她高兴极了。我们过了一个极愉快的下午。她非常快乐。她坐起来一个钟头左右,我们什么都谈,谈到造物中美的用处,等等。」
第二天一整天,吉尔摩夫人渐渐衰弱下去,九月十八日午夜过后不久,她安详地走进了「那门」。最后的情景,她丈夫是这样讲的:——
「一八八五年九月十九日,礼拜六,北京。
「亲爱的米凯:
「艾米莉昨夜过了河,确切地说,是今天凌晨零点十五分。
「礼拜五晚上的祷告会正要结束,我被叫了回来,见她呼吸艰难,两眼发直。有一阵我们以为一切就要立刻结束了。过了一会儿,她挺过去了。
「晚上十点,又把八点的情形重演了一遍。
「夜里十二点,她喘得很厉害,轻轻咳了一声,忽然呼吸快了将近一倍,她的手猛地无力地垂了下来,两眼发直,有一阵呼吸困难;亨德森夫人在床的一边——我们从山里回来时,床已经挪进了起居室——她就去了。
「这四个钟头里,她说话很少;要过一两回牛奶,大多时候只是点头或摇头,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我说的话、提的主意。
「十点半,她见我困了,自己也想睡,就叫我去躺下,可是我说她病成这样,我不去躺。
「我问她,在耶稣手里是不是觉得全然平安。她点头表示是。
「约莫一个月或六个星期以前,我们俩把她万一去世时要办的一切事,孩子们的事等等,都商量过了;不但那一回,还不止一次谈过属灵的事,因为我们怕到了最后她会说不出话来。我很庆幸我们那样做了。这四个钟头里,她不是极其痛苦,就是痛苦稍停时累得只想睡,几乎没法说话。
「她那样渴望的『安息』,现在她得着了。
「我珍藏着她有一天说的话。那天她想必刚读过她墙上挂的经文:『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问她,她自己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她说是的,还常常说,去了对她要好得无比,可是为了我、为了孩子们,她又那样急切地想好起来。至于她自己,她也越来越被上帝放在世上的美所吸引。礼拜五我进去,她挥着手说:『多美啊!』那是桌上的几枝花。一串葡萄,一样美物,也叫她满口赞美上帝待她的一切恩典。邮差在等着。礼拜一出殡。
「你忧伤中的
「吉尔摩」
吉尔摩夫人于九月二十一日下葬。她的信心清楚而坚定。他们的求婚虽然不同寻常,婚后的生活却十分幸福。她在传教的热忱上与她丈夫不相上下,他本人也证实,她在估量中国人的品行上有一种从不出错的本领。她在北京的妇女和女孩子中间做基督的工作,花了许多时间和力气;在将近十一年的婚姻生活里,她丈夫的工作大大得益于她健全的判断、深厚的感情、充满爱的基督徒品格,以及她对主耶稣基督完全的献身。
第九章转换工场
一八八五年间,詹姆斯·吉尔摩渐渐得出结论:转换一处工场是可取的。他知道,一些多少有资格下判断的朋友和同工曾力劝他,最好到东蒙古去,在务农的蒙古人中间做工。这个打算的利与弊,谁也不如他本人清楚。最后促他拿定主意的理由,是高尚的,也是他一贯的为人:那是一块难做的工场,而别人既不能去,也不肯去。草原上的蒙古人多少还能得着张家口美国差会的一些帮助;住在东蒙古的蒙古人,却连一个帮手也没有。他告诉我们,正是这一类考虑,决定了他新的去向。
「既是这样,我的心思便转向北京东北,那里人烟不那么稀少,蒙古人以种地为生。那一带我去过两回,也认识几个从那里来的人。等里斯先生从冀州回来,我希望再去一趟。说不定能劝得一位医生到那边找个地方住下;虽然要吃些苦,一家人在那里也还住得下去,这在张家口以外的草原上,我看是办不到的。
「其中的难处,我心里一清二楚。这些难处是:
「第一,我身边没有一个合适的汉人可带。那里的人口一大半是汉人,没有一个汉人帮手,我是做不好的。
「第二,那是个新地区,要花时间才做得起来。
「第三,那里不论从北京还是从别处去,都不容易到,会是个极孤绝的地方。
「第四,那一带颇为荒蛮,也不太平。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觉得,倚靠上帝,正面去对付它,乃是最好、也最应当做的事。那一带到处都有客店,虽然一时半会儿未必找得到一处自己的住所,我们照样可以在百姓中间走动。不过我主要的盼望,是能在某处安顿下来,作为总的中心,和百姓贴近,所以我恳切盼望那位医生能来。他若是没有成家,我巴不得明天就见到他。难道你们找不到一位医生,肯一直单身,等到找定了地方再说吗?地方找定以后,他愿意的话,尽可以去结婚。
「我想,我心里打算的那一带,给医生做个中心是很好的,他在蒙古人和汉人中间会有看不完的病人,尤其是他若能开一所收住院病人的医院。
「张家口一带的蒙古地方已经显出要结果子的兆头,我非常高兴,这大大坚固了我的信心。上帝也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我在北京这里的工作,我也很高兴,觉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有指望。上帝还把我从一切羁绊里解脱出来,所以我觉得,只要祂同去,我随便到哪里去都已准备好了。」
吉尔摩先生走上这条新路,是有约在先的:要尽早给他派一位医生同工去。伦敦的理事会承担了这个责任,也尽力去办。结果却成了一场严峻的信心考验,受考验的不只是那位独自做工的人,还有所有关心这个新差会前途的人——这样的人为数不少。我们后面会看到,等到一位意气相投、又有本事的医生同工终于到了他身边,正满怀干劲和盼望地投入工作时,天津的马根济医生忽然去世,天津那边迫在眉睫的需要一来,蒙古的需要只好让路。可是在估量这两处差会——草原上的一处和东蒙古的一处——的成败时,千万不可忘记:吉尔摩认为必不可少的,也就是一位医生同工的同在和帮助,在上帝的安排里,始终没有长久地赐给他。他作为那一带的传教士头一回去那里——此前他已去考察过两次——事后写的记述里,就着重讲了这个需要。
「我于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离开北京,一八八六年二月十六日回到北京,所以离开这里整整两个月。我去的那一处蒙古地方,在北京东北偏东八百里,折合英里大约二百七十英里,照通常一天走九十里(也就是三十英里)的路程,要走九天。这不是张家口附近的那一处蒙古地方。张家口在北京的北偏西北,有五天的路程。
「我正盘算的时候,有个蒙古人来到北京,愿意带我到他家去,我就跟他去了,希望借此被引进一个地区,因为有人引荐,既是必需的,也大有帮助。大城子就是我经他引荐,从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一八八六年二月九日落脚的地方。我在一家客店里住一间房。我在那位蒙古朋友家里住过几天,又到别处去过两趟,但大城子是我的大本营。那是个小小的集镇,天天有集。四周住着蒙古人和汉人,人数约略各半。在乡下,蒙古人大多是地主,管汉人叫奴才。可是整个地方真正的买卖都在汉人手里。蒙古人个个会说汉话,住在镇上的蒙古人,许多已经把蒙古话忘了,自己笑自己连本族的话都不会说。
「这地方有一点像威尔士:蒙古话虽是本地话,正在兴起、人人追慕、竞相学说的却是汉话。家境好的蒙古人给孩子请汉人先生,汉文念得很好。我在那里的时候,卖出的汉文书比蒙文书多,说的汉话也比蒙古话多,虽然我来往的大多是蒙古人。
「那里大量种植鸦片,烟草也种得多,又大量酿酒、大量喝酒。那一年算得上半个荒年。离大城子不远的地方,庄稼歉收。我想最能打动听众的讲法,是同他们讲道理:种植、制造、享用这三样东西,大大违背了上天赐下土地和雨水、让人种粮食的本意;既然土地和雨水被这样糟蹋,上帝降下饥馑,也就不足为怪了。恶言恶语、脏话粗话,是自然而然要讲到的第四个题目。这四个题目,我几乎每讲一回,那一小群听众都差不多众口一声地赞同。
「不过最大的题目还是基督。我想那个小集镇上的男人,大多数,还有来赶集的人中许多,都听见了,也听懂了在耶稣里得救这个伟大的福音真理。
「我急于多看看这一带地方,又希望路上能同他谈谈,便雇了一个蒙古人替我背铺盖和书,突然去到三十英里外的一个村镇。冬天本来就冷,又在那个小集镇上赶上一场暴风雪,那天我在那唯一的一条街上来回走着,那冷是什么滋味,我简直没有言语能告诉你。书卖出去不少,虽然手冻得几乎僵了,连把书递出去都难。我也试着讲道,可是嘴上的肌肉也冻木了——那一天真是冷啊。
「在牛城,有两家体面的客店把我撵了出来,因为我是步行来的,就是说,没有车,也没有牲口;我只好在一家流民住的大车店里落脚,因为我来时就像个流民!
「下一趟出门,我雇了一个人和一头驴。这头驴是我体面的通行证,我也舒服多了,因为能多带些铺盖。有人劝我别去朝阳,那里有六十英里,据说路上不太平;可我还是去了,并没有遇上什么麻烦,虽然那一带正闹大饥荒。路上我在两个集镇各待了一天,在朝阳城里待了两天。
「回来时我一路步行,一个蒙古人赶着一头驴,驮我的铺盖和书。我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同那个蒙古人贴近。他是个顶好的旅伴,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显出信基督的迹象。因为每天赶长路,我的脚吃了大苦头。」
在这时写的一封私信里,他把自己所受的苦讲得更详细一些。
「我在蒙古过得很好,可是,唉!冷得要命。有几天在集上,冷得肌肉好像都冻木了,连说话都费劲。不过我总算得着一些属灵的回应,有了这个,冷我也受得住。嗨!老兄,我可瘦了。眼下正在补养。我把药品、书籍等等留在那边,自己走回这里,一头驴驮着行李,路程大约三百英里,走了七天半,算来一天约四十英里,我的脚实在糟透了。
「夜里我常用一根毛线穿过脚上的水泡。早上起来,走路有点一瘸一拐,不过一会儿就好了。我步行,不是因为没钱坐车骑牲口,而是为了接近跟我同行的那个蒙古人。」
这些生动的描绘,让我们能够体会吉尔摩先生是怎样开始他一生中最后一项伟大的传教事业的。他回到北京,接着就得经历那一场几乎每个在外国工场的传教士都要经历的严峻考验,这常常是他们最沉重的十字架之一。他的两个大儿子被送回国去读书。他们于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从天津启航,那天的日记里只有简短却意味深长的一笔:「早上六点三刻,朋友们又都来了,七点半解缆,船慢慢退到河中央。唉,这一别!」可是就在同一天早上八点半,这位伤心的父亲已经独自踏上回北京的路。如今妻子没了,孩子们也走了,除了偶尔在北京短住,他在中国余下的岁月,都要在普通中国客店那凄凉、嘈杂、格格不入的住处里度过。一八八六年四月,米凯牧师回来,使他完全卸下了京城的差会事务。他对新工场已经有了必要的经验,于是在一八八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重新动身前往东蒙古。往后三年的情形,没有必要、也不宜写得很细。从许多方面看,一天又一天,都是周而复始、大同小异的差事。可是他的内心生活,我们若能做到,却宜于写得细致些,把他外在作为的属灵源头揭示出来。依我们看,他一生真正的美、恒久的教训和伟大的成就,正在于此。而他自己也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在给伦敦会外务秘书汤普森牧师的一封私信——不是公函——里,他讲到了一八八六年夏天他的所作所为,以及驱使他这样做的动机。对于他的方法是否明智、判断是否妥当,他和其他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和他分歧最大的那些人,对草原或朝阳的工作条件,几乎没有、或者全然没有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的了解。可是他的心和他的一生全然献给了赢得灵魂的工作,这一点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有任何疑问。他一份公函报告里的话,人人都看得出是真的:「老兄,上帝的火在我身上,催我去传道。」
「过去这四个半月,是一段考验不小、灵里十分紧绷的日子。从四月二十二日以来,外面世界的消息我一点也没有听到。有一位圣经会的代理人在这一带卖书,同我在一起有一个月,可他是在我之前出来的,所以我们碰面时,他没有消息给我,反倒要向我打听消息。
「有几个看来有望信耶稣的人退后了。我心里一直疑心,六月六日主日早上,偷走我那本漂亮的修订本圣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从那时到现在,我手边只剩一本英文新约。那本圣经我费了好大劲才弄到,一个汉人为了那张皮封面把它偷走——那皮面就连他也几乎派不上用场——这不是太狠心了吗?这事我在镇上对谁都没提一个字,因为我怕为这事闹起来,往后会妨碍我,叫客店掌柜怕接待我,怕要为这一类损失担责任。不过我也难说自己,至少起初,是欢欢喜喜地忍受了家业被夺。暗中流的眼泪,说明了我多么心疼这个损失;可是退回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这个信念上,我就得了安慰,也更加用心地读那本新约。
「然后汉人会问:『你离开北京以后,有多少人信了、入了教?』这一类问题,叫我心里痛苦地时时记着,事情进展得多么慢,也叫我的心更痛切地渴望上帝赐福,使人归信。
「七月初,我一定是中了暑。那一个月我差不多一直病着,可那时正赶上朝阳一年一度的大集,所以我虽然病着,还是天天搭起帐篷施药。不过讲道大半得由我的助手去讲,我没有多少力气讲了。八月头三个星期,我闹腹泻和痢疾。那时我在大城子。那里没有大集,平常的集也冷冷清清,可是只要天气许可,我们天天搭起帐篷,做了很好的工。保罗说(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他说得对。这是在祷告里怀着人,直到基督的形像在他们里面成形;而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成了小产的胎啊。
「大城子的一个归信者叫我操心不小。我知道他去年冬天自称受了感动。他说想到客店里来看我,把他的疑难告诉我。我急着回家,可他说某一天以前没有空,我就一直等到那一天,将近一个星期,几乎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见他。他始终没来,我只好垂头丧气地为他挂着心,一步一步走回北京。
「今年我们往朝阳去,路过大城子,到他那里去吃早饭(他是兄弟两个合开一家饭馆、一起经营的;他们两个,还有第三个兄弟,都是一个教门的人,那教门禁鸦片、禁酒、禁烟),我们被请到里面僻静些的地方,他和他兄弟,还有厨子,围着我们,要更详细地打听基督教,问怎样入教,等等等等。这叫我又惊又喜,高兴得早饭大半没有吃,虽然那天早上我们已经走了八个钟头的路。晚上我没去吃饭,我的助手去的时候,在门口就被这几个慕道的人拦住,同他谈论基督教,一直谈到天黑,灶封了火,店也上了门板,他们还没谈完。我的人连晚饭都没吃上。第二天我们往朝阳去,满心感恩,满心欢喜。这几个开饭馆的人,几天前曾有圣经会的代理人去过,从他的汉人助手那里得了不少基督徒的益处。
「我们同这几个开饭馆的人会面是在星期一。下一个主日在朝阳——离我们同这几个汉人可以说一起在变像山上,刚好六天——下午讲道完了,我打发走剩下的几个闲人,从我讲道的那块小高台上下来,听众里有一个人说,他要跟我一道回客店,因为他从大城子带来那位圣经会代理人给我的一封信。我回到客店,读了信,才知道他和他的汉人帮手闹翻了,他到大城子来找我。他需要我帮忙,也开口求我帮忙,所以第二天我就动身往大城子去。到了那里,发现这个小地方满街都在传那个信基督的洋人和那个信基督的本地人吵架的事。这已经够糟了,更糟的是,我到饭馆去,发现那几个慕道的人的热心已经没了,其中一个公然说:『基督教结的若是这样的果子,它比别的教又好在哪里?』
「后来五月间再去,他们似乎更冷淡了,我原指望收果子的地方,看来荒芜而无望。
「八月间我们又到大城子。我心里很是灰暗。七月的热病,那个蒙古赶驴人背约——他没有来接我们,腹泻在路上又转成痢疾,在大城子想找个合适的住处又找不着,加上那几个开饭馆的人已经冷了的心,这一切使我们进镇的时候一点也不愉快。路上我和助手把情形商量过了,决定靠着祷告和努力,看看能为那几个开饭馆的人做些什么。我们到了刚好十天,那个大哥到客店来看我,说:『今晚我把我的神都送走,从此我是基督徒了。你哪天方便,我哪天都可以受洗。』
「这几句话叫我松了多大一口气,我说不上来。他的事仍有叫人挂心的地方,可是一两天后,事情都顺了,一天又一天,人们可以看见他在饭馆里当众用功,闲下来就念他的要理问答,有人问那是什么书,他就替基督教说话。
「他是个带头的人,虽然书念得不多,原是大城子那一支在理教的执事,也就是头目。那一支有十二到十六个人,大多是经他的手入的教,他也急着用同样的法子把基督教带起来。现在你多少能明白,我为什么这样替他挂心了。他若站得住,我们那里不久就可以有一小群信徒。他若退后——好吧,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
「促使这几个开饭馆的人倾向基督教的,有一件事,是去年冬天在他们店里发生的。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一个半醉的汉人把我狠狠骂了一顿,给我安了许多恶劣重大的罪名。这些罪名就我而言全是捏造,可是安在他碰见过的别的哪个洋人身上,也许全是实情。同一个醉汉讲认错了人的道理是白费,所以我一言不发,吃完饭,付了账,回了客店。那几个开饭馆的人后来告诉我,他们对那人十分恼火,恨不得亲自上去收拾他,而他们乐意称之为我的忍耐的那件事,他们一直没有忘记。在上帝的安排里,这件小事似乎成了一个要紧的因素,使他们对基督教有了好感。
「另一件似乎打动他们的事,是今年八月他们看见我一天天守在帐篷里我的岗位上,照常做工,而他们知道我病着,照他们的看法,本该躺在床上。其实我并没有病得那么厉害,可他们是那样看的。若能得着同样的结果,我很情愿再挨一顿骂、再闹一场痢疾。
「大城子另一个皈依的人表了态;还有两个住得远的人,心似乎也受了感动,至少看来如此,他们没有受完全部的教导,就突然得回家去了,不过我尽力对他们存着指望——这些事都打动了我的心,好像是对我一个极大的渴望的应允,那渴望我一直向上帝呼求,就是求祂赐我能力去打动这些异教徒。但愿祂成就这事!
「我觉得我有责任试着吃素。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汉人十分敬重这种他们以为的苦行,我急于得着吃素吃成了所能带来的影响,所以完全照中国的规矩来试,鸡蛋、韭菜、胡萝卜等等都不能吃。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我有点担心吃素叫人胃口大开,会逼得我吃到发胖。走着瞧吧。
「做母亲的抱着婴孩来,叫我非常感动。这使我想起北京的情景,那时另有一双更巧的手为她们的病操劳;接着一家人围在一起的光景便一一浮现出来,我只好去找个地方哭一场。
「总而言之,这是流泪撒种。这个地区不容易,这工作所要求的生活是艰苦的。没有什么苦、什么舍己是我不准备去承当的,可是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给我你的同情。」
这一大段摘录,我们以为并不算太长,因为它使我们能看进这个人的内心。其中提出了几点很要紧的事。最能说明他多么急切地要同百姓贴近、与他们心意完全相通的,莫过于此。他早已穿上了普通店主或体面工匠的本地服装。如今他又尽可能地吃本地饭食,穷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他常常照本地人的样子,在街上端一碗粥,坐在流动饭摊的大锅旁一张矮凳上吃。他所说的吃素,正如他自己指出的,十分彻底,合乎中国人的观念。
百姓的极度贫穷,也使他注意到喝酒、抽烟、吸鸦片所造成的巨大浪费。他提到的在理教,是汉人中间的一个小组织,致力于使人把这三样一概戒绝。在他看来,基督徒在这些事上的道德和行为,水准倒比异教徒低,这是不可容忍的。那一带常闹饥荒,他渐渐认定:人们一面把收成的大部分粮食拿去造烈酒,一面划出大片地方种烟草和鸦片,却还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还指望得着好的应允,甚至指望上帝赐福给他们耕种的田地,那几乎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起初他把三样一概戒绝,定为加入基督教会必不可少的条件。
他在华北差会的同工们在这些问题上未必能同他看法一致,这大概本在意料之中。关于鸦片,主张戒绝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另两样,占上风的意见是:完全戒绝不论多么可取,却并没有权威的明文命令,不应定为受洗必不可少的资格。
他们中有些人觉得,异教徒有把基督教和他们自己的在理教混为一谈的危险。对这样的看法,吉尔摩回信说:「我的听众会分不清在理教和基督教!感谢上帝,这整个镇子和四周一带,都响遍了基督教的真理。孩子、大人、店里的伙计,还有——世上什么人都比不上他——一个在老远的地里拾庄稼茬子的小伙子,我都曾碰巧听见他们复述我说过的话,那时他们看见了我,以为我听不见。」
这场争论本身,我们无意去讨论。可是为了让读者确切地认识吉尔摩先生的本来面目,它值得多说几句。下面这封信,可以作为就此事往来的许多书信的一例。
「我大概星期二动身。请原谅我就一件事说说我的意思——就是汉人戒酒的事。在这个问题上,你和我的几位同工,我似乎怎么也说不动。这叫我非常难过。我认为你们在这件事上的看法是不对的。我想论辩起来你们能胜过我。我仍然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确信,戒酒对于中国本地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正确的,也是必需的。我们这里本地人中间就有几个叫人痛心的例子——特别是两个——其中一个是从天津来的。
「你们天津教会的历史我不清楚,可是若同我们这里有几分相像,你们就会发现,有些人在基督徒的品格上几乎站立不住,而若不是因为酒和随酒而来的种种,照人看来,他们原本是可以发光的。然而这些人,正是基督为要救他们脱离罪而死的人——是基督为他们死的弟兄。
「我要抄近路说出我想说的话,请再原谅我:『我相信,基督若是今天在这里,作为一个传教士在我们中间,祂会是一个热心的戒酒者,也不抽烟。』
「烟草相对说来是无害的,可它并不像在我们外国人看来那样无足轻重。酒应当戒掉,而且我觉得,只要有人带头,汉人是很愿意把酒和烟一起赶出去的。在中国,这两样是一母同胞的兄弟,都是无用之物,人人也都承认它们无用;说它们有什么作用,那就是有害,而且相对说来还都花钱。
「我很想看你在你的教会里发起一个戒烟戒酒的会;当然是自愿的,在你那样照老规矩建立起来的教会里只能如此。虽然我孤身一人,我相信潮流是向着我的。
「祝你一八八七年得着许多灵魂,也切盼不要让小小的意见分歧妨碍我们的祷告。
「不知该怎么落款的
「詹姆斯·吉尔摩」
他多年来一直给《教务杂志》写稿,在这份刊物上,他发表过一篇文章,把他对这件要事的看法阐述得极为清楚、极为详尽。这篇文章值得在他的生平里占一席之地,因为他在里面描画了他自己,以及他后期布道讲话的一些方法,这是别人画不出来的。
「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在华北一个我初到的地区,我在一个小集镇上对着一小群汉人和蒙古人讲道。我站在一条通向大街的胡同里。背后是一堵土墙,前面和两边是听众,大街就在听得见的地方,头顶上,明亮的太阳把那里照得暖洋洋、亮堂堂的。听了一会儿,听众想知道怎样才能求得好年景。我所讲的真理,他们听得恭敬,也还算用心,可是一有说话的机会,他们就想知道怎样才能得个好收成。
「起初我没怎么理会这个问题,可是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问,而且是好几个人接连地问,我很快发现,这地方的人心里几乎容不下别的事。这也是很有缘故的。他们上一季的收成很差,大约只收了三成。就是这收了三成的,相对说来还算好的。离他们有些路的地方,收成不过两成,再往前一点,有些地是种下了,却根本没有收。没有什么可收的,什么也没长出来。后来我经过了一些这样的地,亲眼看见了。那么,他们心里想的主要是歉收,最急着想知道的是怎样能使明年有个好年景,这有什么奇怪的呢?看看我的听众,我发现十个里有九个穿得破旧。差不多一半的人衣服根本不够穿,许多人身上穿的只合夏天。我穿着羊皮袄和毡鞋,就这样也不算太暖和,不由得想,他们穿着破衣烂衫和普通的鞋,该有多冷。不止如此,他们看来还饿着肚子。我敢说,也许一半的人实实在在正受着缺粮的苦。
「把这些情形都考虑在内,我并不认为他们那个一再追问的大问题——『收成怎么办?』——是不相干的,于是着手回答它。等这问题再一次提出来,我就反问一句:『你们以为你们配得好收成吗?』这一问通常叫他们瞪着眼,反问:『我们凭什么不配得好收成?』我便回答:『头一条,就因为你嘴里那根烟袋。』听众中通常会传过一阵不以为然的笑声,可是等他们笑完了,请他们想一想:抽烟的人自己穿着破衣在那里发抖、挨着饿,却花钱买烟袋买烟叶,是多么愚蠢;尤其是问他们,抽烟到底有什么好处,他们就不再笑了。追问他们烟叶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就承认,种烟占去了他们好地中不小的一部分;再追问拿多少地种烟,他们就承认——这一点他们以前似乎从没想到过——种烟的地非常多。到底有多少,我自己也是到第二年夏天才有了概念:那时我在城郊绕着走,越过他们菜园的矮土墙望进去,看见那么大片的地上,长满了茂盛的烟叶,又宽又大,一片碧绿,叫我十分吃惊。
「把这些摆在听众面前,他们就承认,种烟是把他们一大片好地用错了地方;种烟、抽烟,是在做错事,是在拦着老天,不让它养活他们。老天给他们好地、好雨,为的是长粮食。种烟草是在败坏老天的本意,只要他们这样做,还有什么脸去求好年景?拿好地种上烟草,他们有什么脸求老天下雨?因为雨即便下来了,长出来的也不是粮食,而是烟草,一样他们自己人人都承认毫无用处的东西。于是我的听众就会承认,要得着、甚至要指望一个好收成,头一步就得不再抽烟、不再种烟。
「一年半里,我在街头和集上露天讲道,也私下同人一个一个地谈,从没碰见哪一群听众替烟草辩护,说它有用;替它说过话的人,我想也不超过三个。差不多人人,连抽烟的在内,都承认它没用。许多人似乎从没想过种烟、抽烟有什么害处,或者同粮食供应、好收成有什么相干;他们通常只把它看作自己的一点奢侈,同自己以外的任何事、任何人都不相干。可是一经点明,他们就爽快地承认种烟减少了粮食的出产,也同样爽快地承认,这样滥用土地是做错事,很可能惹得老天不肯下雨,叫收成更受其害。我自己从前也从没把抽烟看作什么大恶,直到被引到这个地区来,才不得不研究这个问题。在英国,我从没见过人种烟草。那里抽烟的人花几个铜板,抽他的烟,有什么害处?他不是还增进了买卖、帮了国库吗?他抽烟似乎除了他自己谁也不害。我从前就是这么想的。可是在这个地区,我看见种烟限制了粮食的供应,因而抬高了粮价,结果叫人挨饿。此外,我还看见男人、女人,有时还有孩子,穿着破衣,甚至饿着肚子,却带着烟袋和烟叶;当他们抱怨老天不给他们足够的粮食吃时,若不向他们指出,过错不在老天,而在他们自己,他们所经历的缺粮,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种烟、抽烟——这在那整个地区都是极过度的——那就不够诚实了。
「我这样详细地讲烟草问题,不是因为它是这里所说的三样当中最要紧的,而是因为许多好弟兄在这一点上不能同我看法一致。他们觉得,正像我到那个地区以前也觉得的那样,抽烟是件小事,根本不值得拿出来大讲,更不值得提到良心或基督徒本分的层面上去。这些弟兄没有亲眼看见事情是怎样运作的。我确信,差不多任何一个传教士处在我的位置上,都会完全照我所做的去做,起来反对这样过度地种烟、更过度地抽烟;因为他们种的还不够,竟还从外面大量运进来。烟草不是这个地区贫穷和饥饿的最大原因,可是它在造成贫穷上的分量,比初看起来要大得多。若不是那个地区抽烟,许许多多衣食不足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本可以穿得暖、吃得饱。基督教人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只为了那个地区百分之八九十的成年人能沉溺于烟草——照他们自己承认的,这是一样全无用处的东西,要说为什么还抽下去,他们除了已经成了习惯、难以戒掉以外,说不出别的理由——就叫成百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一定是错的。
「不过,更严重的问题是酒。一到那个地区,我就对酒的用量之大感到吃惊。我常住在客店里,在饭馆里吃饭。在那里,一天两回,我有机会研究当地人喝酒的习惯。差不多每个进饭馆的人,头一件事就是要一个温酒的壶。拿到以后,他便出去打酒,回来把酒放在炭火里温着,然后用中国常见的小酒盅慢慢地喝,还邀我同喝,又奇怪一个明明喝得起的人,怎么不给自己来二两酒;等他知道我连烟也不抽,就更奇怪了。说每个进饭馆的人都是先喝酒再吃饭,是夸张了,却夸张得不多。街头的听众问我怎样才能得好收成,我在讲完烟草的问题以后,就会问他们:『你们喝酒又怎么说?』他们也常常抢在我前头说:『烟要是不对,酒又怎么说?』要使他们相信喝酒不对,从来不难。一面求老天赐好收成,一面又把老天赐来当饭吃的粮食拿去造酒,这是错的,用不着我告诉他们。在那个地区,这是一桩极其显明的错事。酒的用量大得惊人。不但我觉得如此,从中国别处来的本地人也对那里喝酒之过度感到吃惊。
「我头一回到那个地区走动时,他们形容我打听的那些城镇有多大、买卖有多少的那种说法,叫我印象很深。某某地方有没有烧锅和当铺;某某镇上有几家烧锅、几家当铺。在那一带走动的人很快就会注意到,远远望见的那些门面堂皇、气派很大的商号,差不多不是烧锅,就是当铺,要么两样兼营。百姓中间流通的钱帖子,是烧锅和当铺发出来的,只抽很小的利。那一带最先成熟的庄稼是大麦,本地人会告诉你,大麦全都送进了烧锅。路上你会碰见六七头骡子拉的大车,装的是粮食,这些车有一大批是烧锅的,满乡下转着收粮,好拿去烧酒。在一个安静的集镇上,天亮以后早上最先听到的声音之一,是一种特别的木梆子声。问这是什么意思,人家会告诉你,这是某某烧锅在叫伙计们吃早饭。问他们有多少伙计,你也许会知道,一家烧锅就有六七十个人在那里吃饭!酒的买卖大得不得了,同别的一切买卖都不成比例。妇女照例不喝酒,喝酒的全是男人——我该说是男性,因为不少男孩子远在算得上成人以前,就养成了吃饭喝酒的习惯。完全不喝酒的人极少。较穷的庄稼汉只有弄得到酒的时候才喝,弄到多少喝多少。许多人每顿饭照例喝二两——中国的两。许多人喝得更多。许多家境好的人一天喝半斤。另有人喝一整斤〔注一〕。有的人一天喝一斤半。男人中有一小部分,觉得喝酒比吃饭还要紧。这些通常是上了年纪的人,可是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就想得起两个人,都年轻,都是蒙古人,一个是出家人,一个是俗人,喝酒都已到了这样深的地步。
(原注:斤是中国的重量单位,合一又三分之一磅。)
「这样过度地喝酒,使许多人家穷了,使许多人堕落了。它引起了许多争吵,也惹出了许多官司。酒造成的祸害人人都看得见,可是风俗要求敬朋友得拿酒,谈生意得就着酒,俗话说,没有酒什么事也办不成。比方一个庄稼人给自家添盖几间房,就得给泥瓦匠和木匠供酒。酒既然这样无处不用,消耗的数量就大得惊人。烧锅里用掉的粮食,几乎无法计算;而我不记得碰见过哪一个汉人不承认烧酒是作孽的。他们问我怎样得好收成。我告诉他们:『你们先别糟蹋已经得着的粮食,再求更多的。老天若看见你们拿一大片上好的地去种无用的烟草,又把赐给你们当饭吃的粮食拿出很大一部分来,不是吃,也不是喂牲口,而是烧成有害的酒——老天看见这一切浪费,你想它会听你们的祷告,把你们如今浪费了这么大一部分的东西,再多给你们一些吗?你若给你的孩子买了吃的,他只吃一半,把另一半扔给猪,就算他说他饿,你会马上再给他买吗?』这番道理他们似乎觉得十分满意、十分有说服力,从来没有一回不明白表示赞同的。
「至于鸦片,我从来觉得不必多说。人人都承认它只有坏处,全是坏处。可是那一带种的鸦片数量大得惊人。早春开耕,头一件活就是给烟地浇水、整地;到了季节,差不多所有的好地都开满了罂粟花,一片火红。看乡下人端着碗、捧着盆,盛着烟浆去赶集,买卖烟浆的人骑着牲口一路走,腰带上各插一杆秤,那真是一番景象。官府毫无限制,课的税不很重,舆论也没有一句反对的话。本地人说,起初种它,是为了不让银钱因买进口鸦片而流出本地,可是种得越多,抽得也越多,到如今种的、抽的都多得惊人。有一小部分农户,有适合种鸦片的好地,却不种。可是这样的人很少,通常都是把最好的地划出来种鸦片。百姓共同的良心告诉他们,这是错事。所以当他们问怎样得好收成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样回答是公道的:『你们先停止种烟土、造鸦片、烧酒、种烟草,不再糟蹋老天的恩典,然后,也只有到那时候,你们再求老天赐更丰盛的收成,才说得过去。』
「同这一切相关,还有一件事实不可忘记。喝酒的人、抽烟的人,尤其是抽鸦片的人,年景越好,他们越放纵。年景差,他们喝酒抽鸦片就少些;年景越好,烟、酒、鸦片越便宜,他们用得越多。所以他们非但没有为好年景好好报答老天,反倒趁着这个机会,在浪费和作恶上陷得更深。这是求更好收成的办法吗?烟草和鸦片种得这样过度、用得这样过度,酒又造得这样过度、喝得这样过度,百姓恳切地问怎样才能得好收成,一个诚实直率的人,除了说『悔改吧,停止这大浪费』,还能对他们说什么呢?就这样,不是出于我的什么有意的计划,而是明明白白被情势引导,我觉得自己不得不呼吁那个地区的居民,不但要弃绝鸦片,也要弃绝酒和烟草,作为敬拜真神最初的几步之一。许多朋友不赞成我把戒酒当作基督教的要件,还有更多的朋友更强烈地不赞成我这样旗帜鲜明地反对抽烟。我朋友们的立场,恰恰就是我到那个地区以前自己所持的立场;可是到了那个地区,亲眼看见事情的实况以后,我似乎别无他路,只能要求所有想行正道的人把三样全都弃绝。我确信,差不多任何一个处在同样情形下的传教士,都会采取同样的立场。
「这个立场也很合本地人的心意。本地人的心意,同我全不相干,在我到那个地区以前,就已经起来抗议这些弊病了;在那里的一些地方,在理教的会众为数不少。这个教门最主要的实践教义,就是『烟酒不动』——戒绝烟草、酒和鸦片。这个教门的存在本身,和它在那里的兴旺,就明白显示出,本地有心人对这三样东西的过度使用是怎样看的。朋友们说,我是拿这种自义来代替信靠基督和实行更高的本分。我绝没有这样做。我从汉人现在所处的地方开始,回答他坚持要先问的那些问题,呼吁他放下他自己承认是做错事、是罪——也就是『造孽』——的东西,作为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借着基督同上帝和好的头一步。有些朋友很担心这会导向自义。这种危险是没有的。危险全在另一边。在那个地区,若听任基督徒照旧喝酒抽烟,那就等于向一些人传讲借着基督得赦罪,而这些人还在继续做他们的良心告诉他们是罪的事,人人都必须承认,这是万万不行的。那个地区的情形是这样,我毫不犹豫地说,一个人要诚实地顺从上帝、禁戒错事,就必须同烟、酒、鸦片这三样断绝关系。
「在那个地区。读者会注意到,我很小心地把我的话限于那个地区的情形。那个地区有它的特别之处:生活所需、甚至奢侈所需的几乎一切,都在它自己境内出产。它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居民的数目恰恰是它所能养活的那么多,不多也不少。人口增加得太多,就溢到满洲去。人口不足额,马上就有从南边新来的人补满。烟草、酒和鸦片的出产,不但使很大一部分居民从温饱落到困苦,还明显地减少了居民的数目。若不是这三样东西,那个地区境内还可以有多得多的人找到活路。那个小小的地区,岂不是全世界的缩影吗?那个地区的实情,岂不也是全世界的实情吗?鸦片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坏东西,这一点用不着辩论。酒和烟草在那里减少了百姓的温饱,减少了人口——它们对一般的世界,影响岂不是一样吗?若不是烟草和酒,岂不是可以有食有衣供养多得多的人口吗?若是这样,烟草和酒岂不是从人嘴里夺去了饼,从人背上剥去了衣吗?若是这样,每个抽烟喝酒的人岂不都在这罪上有份吗?基督徒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为了前后一致,他们岂不应当不再用抽烟喝酒来抵消这个祷告、减少生活必需品的总出产吗?
「烟草看似无害。它比鸦片和酒的害处小得多。可是它的出产明显减少了粮食和棉花的供应,因而妨碍人给饥饿的人吃、给赤身的人穿。善良热心的基督徒抽烟喝酒。在拯救灵魂上蒙上帝认可的布道人和牧师也抽烟,看不出有什么害处。原因是他们从没见过这事是怎样运作的,不知道它的害处。我确信,他们若能亲眼看见男人、女人和孩子挨饿受冻、衣衫褴褛,而若不是烟草和酒,他们本可以吃得饱、穿得好——那么这些好弟兄,人家拿他们的榜样来驳我的立场,他们自己倒会头一个、也最恳切地说:『只要世界还存在一天,我就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后来,他并不是改变了看法,而是出于尊重别人的看法——他总是急于同他们和睦共事——修改了他的计划,不再把喝酒抽烟当作加入基督教会的绝对障碍。
他的弟兄们也反对他所采取的苦行式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在工作中那样频繁、那样甘心地去承受的极端艰苦。可是他自己常说,日记里也有许多处是同样的意思:他在内地所过的那种生活,同一个传教士在北京所过的那种寻常的、当然也舒服得多的生活相比,一样有益于健康,一样有助于长寿。二十年的风吹雨打、困苦艰难,也许确实把他削弱到最后一场病袭来时毫无抵抗之力;可是这样二十年为事奉上帝、服事人而付出的劳苦,必定是种子,将来必要从中长出丰盛的收成,荣耀上帝,也使那些蒙昧困苦的蒙古人和汉人得福。
到一八八六年底,在这个新地区里,已经选定了三个主要的工作中心——大城子、塔子沟和朝阳——三处都是颇为重要的城镇。吉尔摩先生总是在每个城镇住上一个月左右,也到附近一带走访,特别是那些有集市、因而人群大量聚集的地方。他有一顶帐篷,常常搭在一条大街上,从清早到夜晚站在那里,医治病人,卖基督教书籍,同慕道的人谈话,一有机会就传讲那完全而白白赐下的救恩福音。他为了使他们得福,始终如一地过着像基督那样舍己的生活,这一点对旁观者的影响,比其余一切加在一起还大。他的书信里满是他日常劳苦和属灵经历的鲜明清晰的图景。
「朝阳,一八八六年五月十四日。——这里的人很穷。去年庄稼收成不好。树上长出叶子的时候,穷人就折下树枝,吃榆树的籽。我看见一个女人爬在一棵高树上采榆钱。她卸下半扇门,靠在树上,踩着门上的横档,像爬梯子一样爬了上去。她把小树枝和细枝条扔下来,她的三个孩子在下面捡。榆钱正好熟了,有大鱼鳞那么大,风一吹,就像雪一样飘下来。
「我碰见三个喇嘛到很远的地方去朝拜。他们每走两三步就整个人趴在地上,然后起来再走两三步,再磕下头去。他们不知道耶稣救人,以为自己可以这样救自己。可怜的人!可他们却不喜欢听耶稣救人的事。他们要得着这样自己救自己的功劳。
「九月三日。——在大城子,我们遇上了七天七夜的雨。发了一场大水。河水暴涨,冲走了约莫一百英亩地、四五十所房屋。一连两天,河里漂下来的尽是房顶的木料、梁柁之类。有个穷人为了保住木料,动手拆自己的房子,房子倒下来,把他压死了。眼看河水一口一口吞掉好地,真叫人心酸,一回就是两方码的地塌进咆哮的洪水里。汉人什么也不做,只是站着看。许多墙、许多房子都倒了。雨全停了以后的一个早上,我们隔壁院子里有一所房子倒了。那家人刚来得及从窗户跳出去。没有人受伤。我们屋里漏得不多,可是临街那面墙的外层倒了。墙的里层还立着,所以我们的屋子还是完整的。中国的墙都是砌成里外两层的。一层倒了,另一层还能立着。
「十月二十五日。——上帝既赐下了渴慕灵魂的饥渴,他会叫我得不着满足吗?断乎不会。我每晚临睡前读《诗篇》,用的是一本小字的修订本圣经,几乎伸直了胳膊拿着,凑近一支中国蜡烛,好迁就我的眼睛;因为我如今看小字已经看不清了,而从这位老战士的话里,我得着许多力量和勇气。《诗篇》确是默示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凡等候他的必不羞愧。他在这里与我同在。
「十一月十七日。——我们约在五更天动身,也就是早上六点,早早赶到集上,在街上待一整天;到很晚才安静下来,我怕现在已经快三更了。我身体好极了,只是脚和袜子都实在糟得很。这一带一点也不太平,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蒙保守。前几天,有两个人同我们睡在一铺炕上,比我们早动身一点,结果被抢了。我们赶上那两个行路人的时候,他们刚经历了那一场『会面』,正在收拾自己。他们走的时候我没能跟着早早上路,当时还很恼火。你看,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
「我近来离上帝又近了一步。是这样的:我如今不再竭力挣扎着去亲近他;我只是求基督带我更近他。为什么不可以呢?基督不正是救人脱离与上帝的隔远,领我们亲近他吗?苏格兰一位老同学寄给我哈斯拉姆写的《平安、福分与能力》,上帝就是用这本书作了工具。我上回回国的时候,这位老同窗很叫我的灵魂费了一番心力。我想我对他有过一点用处,如今他对我大有用处。让我们在各水边撒种吧。
「我现今在这里的心境,正是《诗篇》第一百二十三篇第二至四节那样。我觉得上帝若是愿意,就能为我行事,借我行事,或者说,用我作他行事的器皿;所以我在仰望他的手,在到我摊前来的人群中四下张望,要认出哪些是上帝打发来的人。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就像大旱里的中国庄稼人一样;可是上帝一开天窗,雨就会倾盆而下。阿们。」
吉尔摩先生十二月十三日回到北京,在外差不多八个月。这一趟布道行程的成绩列表如下:
看病人数约五千七百一十七人;
听道人数二万三千七百五十五人;
售书三千零六十七本;
散发单张四千五百份;
行程一千八百六十英里;
花费一百二十两九钱二分,约合三十至四十英镑。
他接着说:「这一切做下来,公开承认基督的只有两个人。从一方面说,这是很小的成果;从另一方面说,可感恩的事却很多。我得同我的助手分手了,还拿不准找谁来接替他。我出门的种种安排都垮了,我为难的地方多得我没有耐心一一写出来;可是
他领我往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我的信靠全在于他,
每时每刻在全然的平安里,
我要歌唱:『他知道,他知道。』」
他去了一趟天津,又在北京稍事休息——这段时间大半忙于为下一回在蒙古的长住作准备——然后于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动身。在大城子,他弄到了一处可算作家的地方,好不必受客店生活的种种不便和妨碍,也希望有个固定的据点能推进福音的传讲。他租了两间屋子,租期一年。屋子在一个小买卖院子的最里头,院子四周是一家锡匠铺、一间纺绳子的屋子和一个马棚。一个角上还有个猪圈。「我头一回看见的时候,几乎不肯住进去;可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最后我们还是租了一年。」在中国的城镇里,要找到房子总是难事,再加上钱有限,基督教传教士又总要遭人猜疑和厌恶,就更是难上加难。「这只是我的一个落脚处,」吉尔摩先生接着写道,「方便接待归信者或慕道的人。院子太小,地方也不合卫生。可是一点也不用担心。我住在那里,身体同住在北京最好的房子里一样安全。我打算在中国新年开头住上一个月,四月、七月、十月各住十天半个月。我还希望在朝阳也安排一个住处。在塔子沟,我只是住在客店里,住几夜就照常价付几夜的钱。」
一八八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一封信,描绘了他常常见到的那种场面,也描绘了那日复一日的工作——若不是救主用爱与平安充满他的心,这种日常的劳作原会叫人烦闷不堪。
「麦里营子是个很坏的地方。那里搭起来专为赌钱的大帐篷不下十四顶,另外还有三四十座席棚,也是赌钱的。我在那里待了三天。头一天人们怕生。第二天就不大怕了。第三天来看病的人相当多。我们卖了不少书,讲了许多道,也医了不少病人。从那里我们往博尔济去,天不亮就动身,吃早饭以前走了十七英里。走了十英里,到一个小镇,人家正在开门。一个卖切糕——就是那种黏糊糊的东西——的人,刚把他的独轮车连同糕摆出来。我们每人买了一大块,裹在一张煎饼里,边走边吃。那就是我们的早饭。到了博尔济,我们马上摆开桌子,讲了一会儿道,病人就成群围上来,一直叫我们忙到下午很晚。
「我现在住的这家客店,是兄弟两个开的,两人都抽大烟。客店生意很好,可是一点用也没有:钱全都进了大烟,什么好处也落不下。店里有两个剃头匠,两个都喝酒赌钱,所以虽然生意还过得去,却穿得破破烂烂,穷得叮当响。眼看人这样作践自己,真叫人痛心,若不是喝酒赌钱,他们本可以过得宽裕。
「一八八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上个星期我一直很忙,在一个盛大的庙会上,会期六天。来了那么多人,其实那不过是个乡下地方。这是这一带一年里最大的宗教盛事,你们猜他们怎么办?他们雇一个戏班子,在庙前专为这事搭起的大席棚戏台上一连唱六天戏。唱戏就是中国的宗教。这种戏据说是为了敬庙里的偶像。人们以为这样神就会高兴,赐给他们好年景、好身体等等。
「到了庙会正日子那天,来庙里烧香的妇女何其多!那天到中午为止,只准妇女进去,男人一概不准。那些妇女穿得何等花哨——赤橙黄绿各色都有,红裤子尤其扎眼!她们迈着小脚走路的样子!你们只用脚后跟走路——我见过你们这么走——她们就是那样走的。
「赌棍也来了数不清。搭起来赌钱的大帐篷有二十六顶上下,草席棚也差不多这个数,生意个个都很兴旺。唉,老兄,看这些中国人俗气到这个地步,真叫人难过。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我。我的帐篷搭在一个离热闹处远些的清静地方。前头飘着一面大幌子,写着『耶稣教福音堂』。一头写『天父上帝』,另一头写『救世主耶稣』。他们找到我,不是因为想听我讲道,而是要讨药。唉,我见到、医治的受苦的人何其多!我总是一早出去,在那里待一整天,大半时候忙得没工夫吃饭。要吃口东西,我得偷偷溜开,因为人人都要我走之前先给他或她看一看。看完这一个,又有一个,就这样没完没了。我治好了不少人,也讲了许多道。卖了一些书。这是头一回有传教士到那里去,要叫他们明白很不容易。」
照常例说,在中国做基督教的工作,最好的成果是靠同一个一个人直接打交道得来的;为着这个,吉尔摩先生随时愿意让一切别的事让路。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白天黑夜什么钟点,慕道的人来了,他总是候着。一张寻求真道的脸,能叫他最疲乏的倦意一扫而空;他常常而且深深地苦于消沉,而最能迅速驱散这消沉的,莫过于看见一个异教徒前来,要把「这道」学得更明白些。下面是一两个这样的场面:
「八月里,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孙先生的知识大有长进,而且十分放胆地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我们离开之前,他受了洗,另有一两个人也站出来慕道——尤其是一个人,他是某个教门里的人,正在恳切地追问。这些人似乎在用他们那半懂不懂的方式追求义。这些教门在这个地区有些地方人数很多,倘若上帝把其中一些人赐给我们作归信者,我们就可望在他们的同伙中间进展得很快。我最后听到这个人的消息,是他常来找孙先生,问许多问题。他在我们这里住过一夜,我请他第二天早上同我一起吃早饭。他推辞,说他是吃素的。我能这样回答他,心里十分畅快:『我也是。』
「在理教在朝阳势力很大。一年多来,我一直为争取他们祷告、做工。一天晚上,有两个人作为代表到客店来找我,说他们是代表许多想了解基督教的人来的。他们这些在理的人,自从我来到朝阳,就一直在留意我。我们讲道,他们听过许多回,如今是来正式打听的。我把我认为他们需要知道的告诉了他们,谈得还算顺当,直到他们要我驳斥一句谣言。那谣言说,北京有一座礼拜堂,讲道的人讲完了道,就从讲台上下来抽一袋烟!我只好承认这不是谣言,而是实情。我为此作了许多解释;可是,唉!这些人再也没有来过。」
要对吉尔摩先生在东蒙古的工作有个公允的评价,必须时时记住,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做法。就我们所知,在中国的伦敦会传教士当中,只有他一人不但全盘采用了本地的衣着,而且实际上也采用了本地的饮食,并且在一个基督徒所能做到的范围内,采用了本地的生活习惯。他住在自己那个地区期间,伙食平均每天只花三便士。能把开销压到这个地步,当然只因为他吃素。他的做法与他的想法互为因果,到这个时候,他形成了一种看法——这看法赞成的理由和反对的理由都可以说出许多——认为在中国的传教士过洋人的日子是一个错误;所谓过洋人的日子,就是穿洋装,把房屋和家具尽量布置成欧洲的样式,吃欧洲的饭食。无论从经济一面看,还是从感动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一面看,他都相信自己的路是更美的路。
他在北京和天津的同工大多不同意他。要同意他,大概就意味着要效法他,而他们所处的境况与大城子、朝阳的境况大不相同,所以有这种意见分歧,原在意料之中。这里提到它,只因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吉尔摩先生一生的记述,倘若不写出这一点,就不可信:每当他觉得忠于自己的工作、忠于自己的主催逼着他的时候,他能够而且确实会毅然决然地行事,同他所热爱的弟兄们的愿望和看法正相违背。
他不时需要向国内的当局为自己的做法作出说明。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他有什么怀疑,或者不支持他。而是因为在方法上,国外的传教委员会中间看法分歧明显,像吉尔摩这样的人,就有必要把自己的动机和理由清清楚楚地摆在主事的人面前。说他从不推辞这件差事,只是还他一个起码的公道。下面几段摘自他写给伦敦会国内负责人的信,从中我们可以准确地体会到写信这个人的立场。有人提出,他对自己健康的透支,或许超过了切实完成他那艰难职分所需要的程度,他针对这一点写道:
「我觉得自己是蒙召来经历这一切的,在上帝手里我觉得十分安稳。这不是我选的,是他选的;我既跟随他的引领,就有充分的理由指望他为我特别预备,正如古时以色列人在红海、在旷野的吗哪和水、在过约旦河、在耶利哥城倒塌这些事上所得的一样。
「有一件事我是确信的。这里成千上万的人需要救恩;上帝极其愿意把救恩赐给他们:那么,阻碍在哪里呢?在他们身上吗?我想不是。在上帝吗?不是。那么就在我了!我现在不住祷告的,就是求他用任何必要的方法除去这个阻碍。他若叫我经过一些火炼,或是一些厉害的手术,我也不会惊奇;只要结果是使我成为一条通道,让他救人的恩典毫无阻碍地流到这些困苦的人身上,我也不会难过。我为多少事祷告,我不敢告诉你。
「把钱耗掉的,是我们生活里洋的那一部分。洋房、洋装、洋饭,都是叫人破产的东西。挑选传教士的时候,能经得起住本地房屋、穿本地衣服、吃本地饭食的体格,应当同能耐得住本地气候的健康一样,作为不可缺少的条件。我相信本地衣服比洋装更有益于健康;它们更适合这里的气候,穿着比洋装舒服,这样穿着,住中国房子也就很舒服了。从前我试过在本地房子里穿洋装过日子,吃了极大的苦头。」
然而詹姆斯·吉尔摩身上并没有一点狂热或偏执。在我们现在所讲的这段时期,他最难熬的考验,是没有同工所带来的孤单。他的弟兄们每回冒昧劝诫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深信,像他在整个蒙古生涯中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完全的孤立,必定会伤害他的性情。可是评断这个人的品格时,我们对他只会更加敬爱,因为一次又一次为他找一位同工的努力全都落了空,他却不让这件事妨碍工作。没有人比他更乐意、更一贯地照着「退而求其次」的原则行事。他心目中工作的理想条件从未实现;可他从不因此有一天放松自己的努力,也从不放松他严格自律的那只有力的手。
凡是细心读过前面各页的读者,一定已经看得十分清楚:吉尔摩先生相信,在日常生活的种种事上,上帝都当下直接地施加着影响;也相信人生正当的态度,是全然倚靠上帝、全然顺服他的旨意。他的日记里满是这样的凭据。有一天早上,他从客店动身迟了,心里恼火。过了一个来钟头,他赶上了比他早动身的行路人,却见他们刚遭了一伙强盗的抢劫,惊魂未定。这一迟误,正是上帝在保护他免遭抢劫的眷顾。然而没有哪个人比他更少受宗教宿命论的辖制。凡积极努力、身心敏捷所能成就的,他都在工作中慷慨地、不断地付了出去。事实上,我们面前就有一封长信,是一八八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塔子沟写的,请求北京的中国当局发一道正式告示,声明「基督教的礼拜是准许的事,本地基督徒不须捐助、或得免捐助偶像和异教的仪式,如唱戏,或修建庙宇」。这份应有的官方文书在北京申请了,到时也拿到了。
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一位够格的医生同工罗伯茨医生来到塔子沟,詹姆斯·吉尔摩心里最热切的愿望看来实现了,他为此欢喜不已。我们已经看到,他为这件事请求过多少回,对这件关乎他差会成败的要紧之事,他的渴望何等恳切。有一个月,他尽情享受了志同道合的相交与内行帮手所带来的振奋。接着就来了一记打击,几乎比先前的孤单更难承受。
「两天前,」他在一八八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写道,「我正在这里的集市上发药,有个人挤进我桌子四周的人群里,自称是从天津来的信差。问他有什么消息,他不作声,我就领他往客店那边去。唉,我又问他有什么消息的那个样子啊。他只是哼。我开始惊慌起来,注意到他身上带着一把刀,只套着一个布刀鞘。这看上去有些杀气,我心想天津会不会又出了一场教案。走到街上一个清静的地方,我逼着他说出消息,他答道:『马根济医生死了,病了一个星期。』到了客店,我们从邮包里取出信件,发现消息是真的。过了一会儿,罗伯茨医生从正在读的一封信上抬起头来,说他被派去补这个缺。这时我才猛然明白自己失去的有多大。马根济死了——罗伯茨要去天津!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死了——我的同工被调走了!
「四十八个钟头过去了,我刚刚缓过来。我好比一条船,在大洋当中忽然被一个山一样的巨浪劈头打中。你知道,船遇到这种情形,总要晃一阵子,要过些时候才能把水甩干净,重新站稳。
「说到马根济。他的友情我十分珍重。一八八七年一月的祈祷周,我们是在北京一起过的。一八八八年一月的祈祷周,我们是在天津一起过的。那些都是极其快乐的日子。分手时,我们还说起一八八九年四月再在一起过一个星期。那是不会有了。这损失有多大,要过些时候才体会得到。
「罗伯茨医生秋天要来这里长住,这前景曾给眼前的局面带来亮光。我的信心没有失去,可是要说我不是在黑暗里行走,那就不是实话。我会尽力在这里单枪匹马地坚持下去;但我恳切地盼望,我不要再孤身一人太久。总得想个办法。人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
「我们在许多风暴之中坚持走自己的路,在汉人中间有了进展。至于蒙古人,我没有什么叫人高兴的消息可报。他们来到四周,天天听福音;可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事情就到此为止。我端详他们的脸,看主要呼召哪一个,可看来还没见到这个人。同时,我越来越深地陷进汉人的工作和汉人的关系里,有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的蒙古话在这里没有派上最好的用场。可另一方面,我在这里见到的蒙古人,比在草原上任何地方能见到的都多。」
上帝对待他的工作和工人的方法,在有限的悟性看来常常是幽暗难明的。照人看来,全中国再没有谁比马根济医生更少不得了;在那整个辽阔的帝国里,也再没有谁比刚刚得着同工之乐的那个人更需要这份快乐了。然而吉尔摩那百折不挠的精神,在他的话里清清楚楚地透了出来:「要说我不是在黑暗里行走,那就不是实话。我会尽力在这里单枪匹马地坚持下去。」他既然像这样在这些伤心事里看出上帝的手,又相信罗伯茨医生也是在走上帝旨意的路,就又转回去做他那孤单的工作。可是代价是沉重的。他的健康垮得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还快。北京的弟兄们认为他会在孤立的重压下垮掉,这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应验了。国内的当局尽了力,可是派去接替罗伯茨医生的史密斯医生,差不多过了一年才到蒙古;他到了以后,觉得自己头一件该做的事,就是吩咐吉尔摩先生回英国去休养、换换环境。然而在这期间,他仍旧勇敢地干下去。正像他的主一样,他「忍受罪人这样顶撞」,「被骂不还口」。
「我们八月十日离开朝阳,」他在一八八八年九月三日写道,「赶了几处集,被雨困住了好些日子,八月二十日到了大城子。到那里我发现,有个基督徒把我的存折弄到了手,从我存在杂货铺里的钱中支走了大约十五两。第二天,这个犯了错的人露了面,走进来把鞭子往墙上一挂,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当时我正在吃饭,他就在我身边坐下。我平静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说我尽可放心;他有钱也有牲口,会还我的。『那就去吧,把钱给我拿来;拿来之前,别再来见我。』他就走了。一天天过去,他却什么也没做来弥补。这期间,这桩丑事成了这个小镇的话柄,人们说的那些挖苦话尖刻得叫我的助手老刘气得发狂。他愤愤不平,嫌我不同那人打官司;那人一直骑着用偷我的钱买来的驴子到处神气,对我口出最狂妄、最难听的话(幸好不是当着我的面)。当地的地痞开始放肆起来,一个醉汉还跑到我们住处来闹了一场。老刘对我加倍地发难,甚至威胁说,我若除了祷告什么也不做,他就回山东老家去——我这样行事,叫他十分恼火。那里的基督徒头目李三也同他一起说,我应当拿出一点威势来。我请他们两个得空读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七节。老刘警告我说我身陷危险。那人吓慌了,十分紧张。我安排了一趟出门,到九十里外的一个地方去,却被雨困住,没能成行。最后,那犯了错的人托人来求和;我们离开的前一天,一群体面的、双方都认识的朋友,有基督徒也有不信的人,一个一个地来到我屋里——这样来是为了不惹人注意——最后来的是那个贼。照事先说定的,他进门时我问他来做什么。他走到墙边,跪下来,在祷告中向上帝认了罪。事情的结局是:他给我一头驴,答应再给一头,停止会籍十二个月,三个月内不准进礼拜堂。
「你可以想见,我对大城子并不乐观。比偷钱这件事更糟的,是那个头目李三的事,他说他入教以前,人家答应过给他差事!我们在那里过的那十天,酒徒以我们为歌曲,下流人以我们为笑谈;然而上帝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了我的心怀意念。我们表面上保持镇定;每天照样摆出摊子,举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这些日子我心里最大的念头,我一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像基督。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在世上是为了彰显上帝;我们在世上是为了彰显基督。不是这样吗?我得承认,罪孽胜了我;可是罪的玷污既从亚当流到我们身上,重生的能力岂不也从基督流进我们里面吗?不是这样吗?」
这期间,工作一直稳步向前,也渐渐有了一些影响。秋天他匆匆去了一趟天津和北京,可是很快又回到了岗位上。在这一年的工作报告里,他能够指出一些进展。
「一八八八年是动荡的一年。十二月,在朝阳,忽然涌来一批男人和孩子要学道。一晚接一晚,我们屋里来作晚祷的有二十到五十人。我们几乎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尽力能教多少就教多少。最后是寒冷的天气大大缓解了拥挤,不过直到年底,许多人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兴趣。
「这一年的受洗人数:大城子两人;塔子沟两人;朝阳八人;共计成人十二名,都是汉人。
「有一人被开除了,所以现在的人数如下:大城子四人;塔子沟三人;朝阳九人;共计十六人,都是汉人。
「十天前有三个成人受了洗,都是汉人,我希望下个主日再给两个孩子施洗;可是眼下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有希望的慕道者。有三家是全家信基督的,门框上贴着基督教的标记;另有一家也信了基督,却不能在门框上亮出这面旗号,因为占着半所房子的祖父是个不信的人。
「还有一家,只有丈夫是基督徒,他们贴着基督教的标记,可那一家人是不信的。
「我一心想要增援。难道就派不来吗?我原希望史密斯医生会同我一起过冬,可他没有。我所需要的恩典都已丰丰富富地赐给了我,可是我认为不该再有单独一人的工作了。我认为无论从哪方面说,那都不上算。
「此外,我也差不多该换换环境了。我的眼睛不好。大夫们对我的心脏拿不准,说它弱,说这种状况若是申请人寿保险,会有严重影响。今年冬天我又添了咳嗽,这可一点也不是好事;为了工作能接续下去,这个工场上最好能有一个年轻人。
「不过不要惊慌,也不要惊动我的朋友们。上面这些只是供你自己了解、作参考的。我仍旧认为自己的身体好极了。
「我们似乎在渐渐离开蒙古人,这一点我并不满意。眼下周围虽有许多蒙古人,我们的工作却几乎全是汉人的工作。我仍旧认为,接近他们最好的办法是以汉人为基地。这可能要好几年的工夫,所以我急切地盼望有一个或几个年轻人来加入,使这工作的将来有所安排。
「同时,我在努力十分完全、十分忠心地跟随上帝的引领和指示。我有过灵性上痛苦挣扎的时候,也有过灵性上大得安息的时候;我的祷告是,愿你和理事会为蒙古所作的一切安排和计划,都完全受他的引导。但愿他丰满的福分丰丰富富地降在这个地区!」
一八八九年三月,史密斯医生到了蒙古,头一回见到他的同工。他为这本传记写下了那次初见的经过。史密斯医生到了朝阳,发现吉尔摩先生不在那里。「我跟着客店掌柜,」他写道,「去看我那忠心的同工度过许多孤单时光的地方。我们来到一间小小的外屋,前面有一个小院子似的地方,宽不过几码。外门用一把挂锁锁着;可是掌柜很快就找到了进去的法子,只把门从木头门轴上卸下来,我们就进了前屋,或者说是灶间。里面有一口砌死的锅,一个瓦盆,一根木棍,很像苏格兰人搅粥用的那种棍子;还有一些柴火,是预先抱进来,等他下回到这家客店时用的。前屋两边各有一间屋子,其中一间锁着,我们打不开,可是从门缝里我看得见吉尔摩留下的许多痕迹。看到一只箱子上有地道的英文,格外叫人精神一振;写的是『布里斯托尔,费里斯与伯恩公司』,他一向从这家订药。我和我的仆人决定在隔壁那间住下,那间显然是仆人的屋子。我们很快就把自己安顿得很舒服,终于待在一个属于伦敦会的地方——当然是租的——心里有说不出的轻松。我们得在那里过主日。做箱子的孙先生很快就来了,看样子是真心高兴见到我,还主动提出替我们把下一段路程的事都安排好。随后我们打发了大车,我把家信交给他们带走。
「同那里的基督徒一起过了主日之后,星期一早上,我们雇了一个本地车夫,往大城子去,路程约莫二十三英里。我们穿过一片丘陵起伏、人烟稀少的地带,叫我想起苏格兰一些比较荒凉的景色。到了镇上,我们就直接赶到新置的差会私产。那是一所四周围着草篱笆的小房子。好大一群模样粗野的人跟着我们进来。有一扇门被人偷走了,整个地方看上去毫无遮护,所以我决定住到一家小小的蒙古客店去,吉尔摩先生从前就住在那里。我预计第二天会见到吉尔摩,那里的两个基督徒也满心等着他来。晚上来拜访的人真不少;李三和另一个基督徒——吉尔摩管他叫『长腿』——在我屋里坐着喝了好一阵茶,十分亲热;他们显然是想讨好我;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待吉尔摩有多么可耻,也不知道吉尔摩那时到那里来,是为了一件多么叫人操心的事。
「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我记不准是哪一天了,我正坐在屋里,来了一个年轻人,当时我的仆人正好出去了。起初我弄不明白他是谁,因为听不懂他说什么;可是他那神气分明是来找我有事的,最后我才忽然想到,他一定是吉尔摩先生的仆人;我的仆人林生一回来,就证实了这一点。他是被打发来先行通报吉尔摩要到的。那天刮了一整天的沙尘暴,为这个缘故,我几乎没指望吉尔摩会来,可现在是确定无疑了。
「那天下午四点钟左右,吉尔摩到了,那初次的会面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原先在心里想象的,是一个模样很不相同的人。我看到的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瘦削的人,脸刮得干干净净,穿着中国衣服,同那一带体面的店铺掌柜穿的差不多。他头上戴一顶衬着猫皮的帽子。他脸上那种和蔼而又坚决的神情使我印象很深。他极其亲切地同我打招呼,我记得他说:『见到你我很高兴。』他看上去筋疲力尽,病容满面。我马上把他的信交给了他。
「他把东西安置好,看着他的人都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又同那里的基督徒头一回见过面以后,就到我屋里来,同我一起过夜。我们一直坐到后半夜,谈家乡的事,谈他的两个儿子——我离开苏格兰以前见过他们。
「第二天,他安排了在差会房子里同李三那场叫人发怵的面谈。吉尔摩预先告诉我,这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事,叫我不要指望他在许多个钟头以内回来。我等了很久,就下去看看面谈进行得怎样了。李三和吉尔摩盘腿坐在炕上,一张矮桌两边一边一个,李三正在唱圣诗;可是他脸上有一种古怪的神情,好像他并不怎么想唱。吉尔摩用英文对我说,他们还没谈到正事,吉尔摩打定主意要李三先开口,所以他请李三唱了一首又一首,后来我就走了。整个用意似乎就是要从吉尔摩身上弄钱,等到他发现这办不到,就威胁说要到天津去,向吉尔摩的传教士同工告他,说他违背了给他差事的诺言。吉尔摩记不得有过这样的事;他对我说,或许是他从前的哪个助手自作主张,叫李三生出了这种想法。
「『长腿』也缠着吉尔摩要钱,总之他们把他烦得够呛;可他把一切都料理清楚了。那房子又转卖了出去,照吉尔摩的说法,『这是那个小教会的葬礼』。他们扬言要阻止我们离开这个镇子,吉尔摩心里似乎也有些疑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雇到大车;这些担心落了空;李三给我们找来了一辆车。」
史密斯医生同吉尔摩先生相处没有多少天,以医生老练的眼光,就看得很清楚:他的同工一直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和体力。詹姆斯·吉尔摩虽然在他漫长的工作岁月里始终精神振作,有时还兴致极高,却一向会犯一阵一阵严重的消沉。他日记里有许多简短的记载说到这一点。「今天心情灰暗」是常见的话,而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紧接着就有表明他很快恢复过来的字句。一些不时直接妨碍他工作的特殊事件,会使这种心境急剧而深切地加重。前面已经讲过的罗伯茨医生那次不可避免的调离,就是一个例子,那段时间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
「一八八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这几天我自己的灵魂里满有福分与平安。我已经能把大城子的事和我的同工们都交在上帝手里了。」
「五月七日。——灰心的一天。没有人来祷告。」
「五月九日。——两天来陷在可怕的黑暗和眼泪里。今天在我的摊子前,亮光照到我身上,我想到耶稣受洗之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又想到他在十字架上觉得被离弃。」
「五月二十七日,主日。——礼拜,讲《罗马书》第十二章。到会的有四个基督徒。极其消沉。」
叫他心情消沉的最经常的力量,是他眼中那种不见即时成效的光景。他以一种热切得几乎叫人痛苦的强度,渴望看到迹象,表明福音的光已经照进那些天天同他接触的人心中的黑暗。他渴望看到凭据,证明基督的爱正在赢得汉人和蒙古人的心,就像一个母亲为她的孩子们揪着心一样。所盼望的医生同工迟迟未得,为工作找合适的房子,屡屡遇到困难,他的一切努力都落了空,他开始信任的本地人又辜负了他,这一切之外,还有他日常劳作那无休无止的重压——这些足以说明史密斯医生所见到的他为什么是那种状况。
对那些最了解他、能按真实分量估量他日常处境中种种劳苦、磨难和失望的人来说,叫人惊奇的不是他垮了下来,倒是身体的崩溃没有更早临到他。英雄气概有许多种,可是有没有哪一种比这一位所显出的更高超,是很可怀疑的:他在蒙古那片贫瘠的田地上耐心地撒播生命的种子,勇敢地一直撒下去,直到被迫暂停一个时期——迫他暂停的,并不是他自觉力气衰退,而是他那位医生同工的惊忧和劝说。
决定一旦作出,就立刻付诸实行。日子是一八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地点是北京。四月四日他离开北京,二十日从上海启航。五月二十五日他到了伦敦。
一八八九年这次回英国,对这位操劳过度的工人来说,在身体、精神和灵性上都是一次很大的休养。航程本身迫使他放下一切日常事务,又使吉尔摩先生离开了他过去三年大部分时间置身其中的那种叫人消沉的环境,于是恢复的过程就开始了。还没到伦敦,他已经开始觉得这次换环境大有益处。可是自从他上回在伦敦街头行走以来,六年过去了,这六年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为了那些他为之生活、为之劳苦、盼望他们归信的人,他把自己身体和灵性上的力量用到了极处。他妻子进入那无罪的生命的时候,他经历了个人苦难的深水。这些年来的许多劳苦和艰难,在那张愉快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眼睛里也显出精神和灵性上所受重压的痕迹。
他回国的决定下得那么突然,行动又那么迅速,所以直到他真到了这里,还很少有人知道他可能回来。一八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笔者正坐在自己的屋里——这屋子俯临圣保罗教堂墓园东北角那座使周围明亮起来的宜人的园子——同一位先生谈话,忽然有人敲门,探进一个头来。我没看清那是谁,同时请他稍候一分钟,等手头的事办完,那个头就缩回去了。头一位客人一走,就有一个人走进来,站在门边。我看着他,确信自己认识他,却又想不起该同谁联系起来,这时那熟悉的笑容在他脸上绽开,他哈哈大笑,说道:「哎呀,老兄,你不认得我了!」「认得,」我答道,「你是吉尔摩;可我以为你这会儿在蒙古呢。」可是等我能仔细端详他的时候,看到他身上重压和劳损的痕迹那样明显,我大吃一惊。一个人本以为远在几千英里以外埋头苦干,眼前这人却又憔悴、又仿佛垮掉了,要从他身上一下子认出一八八三年那个强健愉快的吉尔摩来,即使是一位老朋友一时没认出,也不全是不可原谅的。
我把他带回家,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并不是因为做主人的认为这对病人有好处,而是因为他满脑子都是他的工作,工作的难处和迫切的需要,以及他希望借这次回国为蒙古做些什么,看来除了让他谈到谈累为止,再没有别的办法。他谈得多么精彩啊!他描绘他在蒙古客店里的生活。他把鸦片、烧酒和烟草的整场争论纵论了一遍。他以他那样擅长的绘声绘色的本事,讲他怎样把道理逼到汉人和蒙古人心里,直到连他们也承认这道理有力:他们既然把地交给了鸦片,把粮食拿去烧酒,饥荒临到他们是何等自然的事。他用飞快的对话,把自己的问话和本地人的回答一一说出来,那场面描绘得那样逼真,听的人简直可以想象自己正站在那帐篷底下,四周围着汉人和蒙古人,同他们一样赞同讲话人那恳切而深远的结论。
第十章从致亲友的信看他的为人
实际工作的这一段中断,正好借来从他的通信里选录若干,把詹姆斯·吉尔摩品格中几个要紧的侧面照得更亮些。他是个勤于写信的人,给亲友写信总是畅所欲言。前面我们大量引用的,是他的正式报告,以及谈到他毕生事业的境况与进展的书信。但只有在写给亲属和最知心朋友的那些信里,他才更充分地显出生命中更深的一面,显出他天性中那份浓烈而温柔的情感。
他与父母一直按时通信,直到一八八四年母亲去世、一八八八年父亲去世,这一层尘世的联系才断了。他写给父亲的信极美,尤其是父亲年过八十以后,他在那些晚年岁月里专为坚固父亲信心而写的信。这些信的语气,从下面几封可以看出:
「北京,一八八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亲爱的父亲:
「往后我的信头只能这样写了——不再是『亲爱的父母亲』。母亲已经走了。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信今天下午,或者不如说傍晚,到了我手里。我从礼拜堂回家,见门口有个乞丐等着。我以为他是来讨钱的,他却没有讨。进了门,看门的正在我们家门口等一张回条,好证明信已经送到。我回到书房,正在为礼拜堂的讲道求福,艾米莉来了。我让她进来。她手里拿着您的信。信是经俄国转来的,俄国邮局有时雇一个北京的乞丐把我们的邮件送过来,当然是给钱的。
「我还没来得及细想。紧跟着我进门的,是来赴我们每星期五晚上在家里举行的祷告会的人,直到这会儿我几乎一刻不停地忙着。现在是晚上十点二十分。碰巧这个星期礼拜日的讲章我落下了许多,又碰巧我要讲的正是『全家』信基督。我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一位老信徒快要死了,他是他全家唯一的基督徒。他最大的伤心,就是他们——他的家人——仍旧是异教徒。此外,前几天还有一位做父亲的基督徒对一位传教士承认,他没有把基督教给他那刚死去的女儿。讲这个题目,我要说到我自己那位亲爱的、善良的、操心的母亲,说她在我小时候常讲的那句话:『我要是看见你被关在天堂门外,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事!』她其实不说『可怕』,她用的是家乡土话,说『怕人』。
「我还没来得及真正体会到这份失去,也想不出汉密尔顿那所房子里没有了她会是什么样子。唉,老人家!您知道她做我们的母亲是多么好,我也约略知道她对您是怎样的伴侣、怎样的帮手。你们两位在一起将近五十年了。没有了她,您一定觉得孤单。中国人极看重父母,今晚的祷告会上,照我的提议,中国人极恳切、极动情地为您祷告。您若能听见、听得懂他们,一定会很受感动的。」
他母亲常说的那句话,有一层特别的意味。他在前文曾提到自己的归信,但似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录,讲到其中的细节,或是把日子确定下来。不过他的兄弟们深信,母亲那句一再重说、他记得清清楚楚的话——「我要是看见你被关在天堂门外,那该是多么怕人的事!」——他时时想起,这正是促成他归信的最有力的影响之一。紧接着的几封信,写于他父亲生命的最后两年。
「咱们不必为通信不够多而有丝毫不安。我常为您祷告,想念您的时候更多,也越来越觉得,这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一幕,我们在这里没有长久的居所,天堂才是我们的家;您的妻子——我亲爱的母亲——已经去了那里,我的妻子也去了那里,如今就在那黄金的城中;迟早您和我也要到那里,到了那里,我们就有的是工夫一大家子坐在一处,围着说话。近来我渐渐明白,我们只要把自己交在耶稣手里,由祂随意待我们,祂就『准准地、稳稳地』救我们。祂甚至能叫我们甘心让祂来改变我们、操练我们。
「您八十岁了。我为您骄傲。我喜欢回想您的一生。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母亲对我讲过您早年的一些苦斗。神一直与您同在,引您走过这一切,到了这受人尊敬、受人爱戴的高寿之年。信靠祂,祂必不撇下您。您放心,神在来世为我们预备的,比祂在今世给过我们的任何东西都更好。而且要得着它并不难。神愿意把它给我们众人,把它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若不接受,祂就难过。我们只要到基督面前,求耶稣替我们把一切都料理妥当,祂就会去做。我知道您是认真的。凡认真的人,耶稣一个也不会拒绝。」
老吉尔摩先生替儿子掌管着一小笔积蓄,那是儿子省吃俭用、为孩子们攒下的。苏格兰人的节俭,在父子二人身上都显得十分分明。但到了一八八七年,詹姆斯·吉尔摩开始为这笔积攒不安起来,哪怕只是一小笔他能称为自己的钱。在他孤独而好自省的蒙古生活里,手里握着钱,在他看来渐渐带上了不信靠神的样子。恰在这时,伦敦会的经费处境颇为吃紧。会里发出了一份特别呼吁,说明若没有额外的款项进来,有些工场或许不得不放弃。詹姆斯·吉尔摩的回应是一纸指示:以不具名的方式,拨一百英镑入伦敦会的总经费,五十英镑入专为寡妇孤儿而设的那项经费。
「一八八七年三月十六日。
「亲爱的父亲:
「我指示从我的钱里拨一百英镑给伦敦会,作为对他们经费的捐助,这件事应当向您解释一下。
「我存在银行里的钱,是我和我已故的妻子长年积攒下来的,其中许多是克己省下的——也许她省下的比我还多。她去世的时候,我正要动身到这偏远孤绝的工场来,那时想到万一我死了,还有一小笔钱存着,可以帮我的儿子们受教育,心里是一份安慰。我又把卖家具之类所得尽量添了进去,如今已到了一个不小的数目——确数我还说不上来,因为您一八八六年的账我还没有收到。
「前些时候,神好像对我说:『把那笔钱交给我保管!』日子一天天过去,这命令似乎越来越响,时时都在,以至于到后来,我为了它连圣经也读不下去,也祷告不成。除了顺服,我别无出路;我并不情愿放手;但到后来我觉得,神不过是替孩子们保管这笔钱,到他们需要的时候,祂自会安排他们好好地得着。祂怎样做到,我不必问。比如说,祂可以为了孩子们的缘故让我活着。从一方面看,不为孩子们的教育存点钱,似乎是件不明智的事;但那只是一面。神似乎是要我把孩子们托付给祂,我也就把他们托付给祂了。他们远离我的照管与约束,我又知道不少传教士的孩子长大后不信主的痛心事例,所以凡是在我看来不算把他们完全交给神照看、交给神教养的事,我都不敢去做。
「再者,我在这里劝人做基督徒,人一做了基督徒,就把自己和儿女都摆到了群体之外。我叫他们这样做,叫他们信靠神在患难中保护他们,在难处里帮助他们;我自己若不为我和我的家人信靠神,就很难这样劝人了。
「还有,我在这里的工作极需要神的帮助与赐福,我若不信靠祂,在我自己看来似乎就不能指望得着。所以请您把拨走的钱看作并没有丢掉,只是存进了一家更稳妥的银行。」
下面这封信,同样是从基督徒的立场谈钱财之事,在许多方面都极动人,所以认为宜于全文照录:
「蒙古朝阳,一八八八年五月六日。
「亲爱的父亲:
「随信附上关于处置我那笔钱的几条指示。这些安排与我先前的安排大相径庭,应当向您和我的兄弟们解释一番。解释如下。
「我在这里的布道工作中,许多时候只能投靠神。这片工场极难。迷信像一座座城,城墙直筑到天上。人的力量对它们毫无用处。就人而论,我几乎是孤身一人。我转向神。我听见这话:『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信靠祂。我求告祂。我与祂相交。祂就近我。我求祂使人归信。也有人归信了,据我所能判断,有几个是真的。但在某种程度上,神和我之间似乎有一层阻隔。我四下里想,这阻隔会是什么,就听见一个声音说:『你为孩子们存下的钱,就不能托付给我吗?』我想了又想,祷告了又祷告。我说:『我也许会死,孩子们需要这笔钱。』神回答说:『你若把它托付给我,你以为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不会给他们吗?』我说:『可是我父亲和兄弟们也许不这样看,也许不愿意手上落下两个一无所有的孤儿。』神回答说:『有我做他们的银行家,孩子们就不是一无所有;你若爱父亲兄弟过于爱我,就不配作我的门徒。』于是我说:『你要我怎样做呢?』神说:『把钱给我;我必叫他们一切所需都不缺。』我不敢违命。我也不想违命。我为孩子们灵性上的好处操心太甚,凡能使他们在任何意义上更特别地受神庇护的事,我都乐意去做。有些传教士的孩子没有长成敬虔的人,他们的结局叫我心惊。愿孩子们免于这样!
「这并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我为此想了许多,也祷告了许多。这一步我再拖延下去,就会觉得自己是在拒绝跟从神的引导。我也觉得,神有那么多法子可以赐福孩子们和我,所以作这样的安排,我是毫无风险的。我唯一还不十分清楚的,是这笔钱的具体用法。眼下我觉得,最能把它用在神的事上的,就是用在这里的布道站上。我打算先把它存在北京,用来租房子或买房子。
「至于为自己或为儿女存钱这条大原则,我并不以为神要我们众人都把自己所有的、所能得的一切这样交给祂保管,也不以为神要我把『一切』都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交给祂保管。您知道,这笔钱原是从差会所给的薪俸里省下来的,在这一点上它是特别的。若是我做买卖挣来的钱,或是以别的方式得来的钱,我想神不会要我这样处置。但在眼前这件事上,祂的声音似乎非常清楚。
「我的薪俸照旧发给我,孩子们的汇款也照常寄去。我若活着,我想这就够孩子们受教育了。我若死了,孩子们也不至于一无所有。即便按世俗的眼光看,即便全然不算我存在神那里的这笔钱——我深信需要的时候祂会连本带利地偿还——他们若成了孤儿,伦敦会多少也会给他们些照应;伦敦会虽然不给任何人发养老金,却每年筹一笔款,接济年老力衰的传教士和寡妇孤儿。我想这钱不多,也不够,但总是一点。我说这些,是为了您的信心万一软弱动摇时,不至于为此烦恼。
「我盼望这些安排在您看来不至于不明智,即便得不到您热心的赞许,也至少能叫您觉得说得过去,肯点头同意。就我自己说,我感谢神赐我足够的信心,能这样信靠祂。走到这一步是花了时间的。我自己是小事——信靠神照管自己的儿女,才更需要信心。想想老亚伯拉罕献上他的以撒吧。想想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我们回应神的爱吧。
「爱您的儿子,
「詹姆斯·吉尔摩。」
照他的意愿,一笔数百英镑的款项汇到了北京,由他存在那里。若不是中国的种种习俗设下许多障碍,使谈判未能谈成,詹姆斯·吉尔摩几乎无疑会亲手把这笔钱花在他自己的工场上。他开始谈的几处房产,没有一处谈成,他就去世了。由于他在遗嘱里没有写明这笔钱要用于布道事业,他儿子们的受托人别无选择,只觉得有责任把它算作他遗产的一部分,以其收益供他儿子们受教育。但詹姆斯·吉尔摩的心意是清楚的,也是人所共知的;但愿许多朋友对他的生平与工作所怀的关切,足以为这个布道站谋得一处永久的家,作为对它的创立者的纪念,就建在他欢欢喜喜、舍己劳苦过的地方。
一两年后,在给儿子们的一封信里,他力劝他们尽那份按时、有规有矩地奉献给神的本分。
「朝阳,一八九〇年八月十九日。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把所得的钱拿出十分之一给神。我想这样做是对的,也是好的。妈妈这样做过;我也这样做;神从来没有叫我们缺过钱。你们若愿意这样做,我会很高兴。可是别单单为了讨我喜欢才这样做。除非你们能欢欢喜喜地做,就别做。神喜欢人欢欢喜喜地做事。我深信你们会因此得福。给神的钱永远不会丢。而且这个习惯,现在养成比往后容易。
「你们把钱给神的时候,可以投进伦敦会的捐款箱;在你们去的那个教会收捐的时候,拿出一小部分来,也是公道的。你们可以拿一些给贫苦无靠的孩子。给在哪里关系不大。我想伦敦会最有资格得。孩子们,好好想一想。耶稣死了来救我们:我们把一些钱给祂,来表示我们的感激,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后来他写给父亲的信,向我们勾勒出他的宗教经历,使我们能约略体会这几年里他灵性上的光景。
「朝阳,一八八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我惦着你们大家都好不好。这几个星期,神一直在吸引我更亲近祂,我活在一个盼望里,盼望有一天祂会大大地赐福给我和我的工作。这里有许多无知要除去,有许多猜疑,有许多因为我是外国人而对我的误解,我正尽力一锤一锤地敲打。有一座座难处的大山要挪开,但我信靠神去挪开它们;这些日子,想到神对我的爱和耶稣的救恩,我心里有许多平安和喜乐。我属于祂,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有时那份大盼望简直大得叫人不敢全然领受。可是同时,我也常因为看不到这里有更多的人归信而沮丧;我想,神若恩待我、喜悦我,祂尽可以感动这些人的心去信祂的儿子,也尽可以拣选人来帮我做工。我在这里有时孤单,盼望有个朋友可以说说话,把我所有的烦恼都告诉他;随后我又想到,耶稣就是这样一位朋友,于是我把一切愁苦都告诉祂;但我还是想有个同工。
「亲爱的父亲,我盼望您的心在耶稣里知足快乐。在您灵魂的事上,只管让祂替您安排一切,祂会安排得妥妥当当。祂是可以信靠的。天堂并不远;我们不久就要到那里;您心里放宽些吧。到时候再与我们的妻子在一起,脱离了一切属世的、一切苦楚,四围只有美好的东西,那岂不是福气得了不得吗!这不是梦:这是实在的;这是真的;这是为我们存留的;这将归于我们。我们不久就会看见;您和我要一同在那里。也许要过些时候我们才一同在那里;但岁月过得快。打起精神来,我的父亲!
「我们不贴近耶稣过日子,就错过了许多——不照祂的话信祂,不指望祂在救我们、在使我们的心变好这两件事上,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替我们做成。耶稣是实在的,天堂是实在的,我们若信靠耶稣、跟从耶稣,我们在天堂里的那一份也是实在的。您说您忙:我也忙。您有挂虑:我也有。尽管去照管您的活计和生意吧;但您的心若与神和好、在耶稣里安息,那些事您会做得更好。我发觉,我离耶稣越近,就越能面对、越能担当一切的烦恼、试炼和难处,您若试一试,也会发觉是这样。
「今晚我觉得心里很是振奋。我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我一月二十五日离开北京以来头一回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能独自待一会儿,是件愉快的事。这间屋子只在比方说晚上八点以后才归我一人,那时才没人来扰我。我希望能占用这间屋子三个星期。
「这间屋子您要是看见,恐怕不会觉得它算个什么像样的地方。今晚我还有了一个枕头。三个多星期来,我都是枕着叠起来的口袋或衣服睡的:今晚我有一个枕头了。基督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在一切事上,我仍旧比祂好得多。我只要能看见灵魂得救,吃这点苦算不得什么。」
同一年稍后,吉尔摩先生在写给远方工场一位传教士同工的信里,把他的宗教经历揭示得更深了一层:
「蒙古,一八八七年十月七日。
「你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三四天前收到。中华内地会里有许多好人。它做的是好工作。赢得灵魂、蒙神悦纳的,正是那份火热的献身。我的经历跟你的不同,这是可喜的。我在这里一向走的是『为基督一头扎进去』的路子,即便是向最有学识的英国听众和美国听众讲道时也是如此,他们待我好得像待王侯一样。老兄,这几年神把我唤醒到这样的地步,我觉得自己成了另一个人。我如今有时怀疑,我从前到底归信了没有。我想是归信了的,但那时的生命冷淡而沉闷。就在前几天,可以说,耶稣伸出手来碰了我一下,那时我正读一首诗歌,大意是说人渴慕属灵的东西,却从耶稣自己身旁走过去。我想要祂的赐福,胜过想要祂自己。那是不对的。近来我也变得平静了。从前我做工,唉,做得那样苦、那样多,求神赐福我的工作。现在我设法多祷告,多得些福,然后做足够的工,好让那福分透过我流到人那里去。这是更好的路。这是正路。而且我现在做的工仍旧很多,也许和从前一样多;但那些赶不完的事,我不再为它们焦虑了。我也比从前更觉得是神在引导我。啊!有时神的平安像一条江河漫过我。那时真是有福,天堂是实在的。神也是实在的:耶稣也是实在的。我们的分是何等大。
「别那样四处飞来飞去:多花些时候与神同在。多与祂作私下的祷告,看祂会不会为你的人赐下更大的属灵的福。说到底,照我从你信里看来,最大的缺乏,就是人们身上缺少属灵的福。求吧,老兄,你会得着的。神的应许是确实的。我正设法把中华内地会、救世军和伦敦会三者合而为一。我有一个大教区,也是个难的教区,全归我一人。据说有一位年轻医生正在来我这里的路上。我这班邮件正写信去要三个年轻的平信徒。不吸烟、不喝酒,是入教会的条件。我从一月二十五日以来没有见过一个外国人,到十二月五日之前大概也见不着。我的邮件要走极长的时间才到我手里,六月和七月从北京——八天的路程——寄出的两批,至今根本没有到。我的灵魂在许多方面受挫、受打、受伤,但感谢神,我仍然坚持着,仍然相信祂要赐福给我。
「唉,老兄,千万别说不回去的话。回去吧,哪怕你只能做一半的工;回去,少做工,多祷告。你需要的正是这个。我吃素已经一年多了。我发觉禁食对祷告有帮助。开普敦惠灵顿的慕安德烈写的两本书——《住在基督里》、《与基督同在祷告学校》——给了我很大的益处。愿福气临到你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盼望将来在天堂里与你好好地长长地度个假期的,
「詹姆斯·吉尔摩。」
在他事业早几年的时候,他曾写过一封弟兄般的劝诫信给一个人,那人一时心灰意冷,并没有什么充分的缘故,就觉得自己受了冷落。两封信里流露的是同一种精神,但后来那封更丰富、更饱满。神一直在一所艰苦却多结果子的学校里教导詹姆斯·吉尔摩。
「我知道你在国内也好、在海外也好,做工都很热心,看到你认为自己受了亏待,我非常难过。我想,任何一个受差派的人对他的差会——伦敦会也好,别的差会也好——怀有这样的感觉,都是很不幸的。还有,我亲爱的老兄,看到你措辞这样激烈,我也吃了一惊。这实在不大妥当。基督会说那样的话吗?我真盼望你原谅我这样说,但你知道,有时一句鲁莽的话甚至比一件事害处更大。而且我很想你心里平安。『我』知道你的价值,也盼望看到你近乎完全。让我提醒你一件我们俩都信的事,也是一个我常得安慰的念头。耶稣为我们受的苦,比我们所能为祂受的苦还要多;你筹款、你尽心竭力所做的,不是为伦敦会,而是为祂,『为祂』,祂看见,也知道,也不会忘记,祂体恤、也赏识,到了末了,祂会为祂忠心的人直截了当、光明正大地说话。我常常拖着皮箱,徒步走路,照中国人的说法,『吃苦』,在中国是这样,在英国也是这样。没有人为此谢我,但祂知道。不怕被忽略。好了,别因为我教训你就『生气』,也别以为我一定很自以为了不起,以为我像佛教徒那样在攒功德账,以为耶稣欠了我的债。我亲爱的老兄,你比这明白得多。我向你指出、提醒你的,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条路,能叫人始终有用,同时又快乐。」
但在他生命的种种关系之中——作儿子、作兄弟、作朋友、作基督的使者——最自然、最深切、最美好地显出他的心肠的,是他作慈爱的父亲,写信给远方那两个没了母亲的孩子的时候。他写给他们的信,有一大批交到了为他作传的人手里。其中许多涉及的事太神圣,不宜发表。它们关乎尘世最亲密的骨肉之情,在这种情分里,连知心朋友也不能正当地要求分享。但大家觉得,这些信显出他天性与品格的一面,在描绘他一生的任何图景里都不应完全藏起来。因此从这批温柔而有益的通信里选录了相当多的篇幅。通信刚开始时,孩子们还太小,不能自己读信,但他写了长长的工作记述,让人读给他们听;看他的眼光怎样变得那样敏锐,留意那些可能逗他们开心、引起他们注意的事,是叫人愉快的。有些信是用大字写的,像印刷体的大写字母。孩子们寄给他的那些简短稚气的信,订成了一本纸册子,他在蒙古四处奔走时一直带在身边,翻看它们,总能得到安慰和振作。他常在给他们的信里,画上他所见的人和物的草图,粗略却传神。母亲的死使孩子们和父亲彼此贴得很近;那位已经离去的亲人虽然看不见了,他们却总是把她想作、说作仍是家里的一员,说她在完全的快乐之中,只等神的时候到了,就在天堂的快乐生活里与他们重聚。
决定把孩子们托给苏格兰的一位伯父照管时,吉尔摩先生把他对孩子们的教养所怀的心愿一一写明。只可惜不是所有孩子的教养都定下类似的计划并照着去做。
「孩子们现在在我这里,我既是他们的父亲,又是他们的母亲。今晚他们上床以后,我给他们补了三只袜子。你知道,我离开了两个月,再过一两个星期,我也许就要与他们分别十年,所以我在跟他们一起过一点闲暇的时光。想到这两个没娘的孩子要走得那么远,我有时真是很难受;但随即想起基督的应许,凡为祂撇下父母儿女的,没有不得着许多倍的,这就安慰了我,叫我相信,无论他们在哪里,神都会兴起朋友来安慰他们。
「打起精神来!两个世界是一个,并不相隔很远。我听说普兰卡德太太不许人提艾米莉的名字。我们这里走的是另一条路,孩子们整天说着妈妈做过什么、说过什么,说着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为什么不呢?有时眼泪会流下来:随它流吧,眼泪没有害处,倒是比什么都更能解忧,况且日子将到,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我愿他们从幼年起就属于基督。我愿他们受良好、扎实的教育,不要太花钱,能读、能写、能拼写得好。他们两个当中若有谁显出是块料子,我或许能让两个都上大学,或者让那一个上;但他们若显不出适合上大学的才分,我两个都不要他们去。
「我要你给的,是钱买不来的东西——在基督里给这两个孤零零的孩子以慈母般、慈父般的照顾;他们今生乃至永世的整个生命,或许很大程度上要看往后这几年他们受怎样的教养、怎样的对待。我并不富有,但我养得起我的孩子。然而这份基督徒的照顾和爱,是花钱得不到的,所以我恳求它。
「前几天我跟一个中国人一口气谈了五个钟头。我想他起初就离神的国不远了,我相信现在他离得更近了。这一切都要时间,而这最后的日子,我又极想多陪陪孩子们。啊,想到他们这样没了母亲,要漂洋过海到世界的那一头去,真叫人难受!昨天我们到妈妈的坟上去了,这是九月二十一日以来头一回。我们用中文唱了《有一地比白昼更美》,又唱了我们这里一首有副歌的中文诗歌,歌里说『我们不久就要到天家去见他们』,还用英文唱了《有一乐土》。孩子们和我说起妈妈来毫不避讳,我们不把她想成在这里、葬在这里,而是想成在一个好地方,快乐,安好。」
下面是从早期书信里摘出的几小段:
「打起精神来,我亲爱的孩子们!总有一天我们还会见面的。把你们所有的烦恼都告诉耶稣,让祂做你们的朋友。我在这里,常常想起妈妈和她那张好看的脸,想起她待你们、待我是多么好。你们不会忘记她的。她天天看着你们,你们做好孩子的时候,她就很高兴。将来我们都要到她那里去,和她在一起,那岂不好吗?这期间,耶稣在照看她,也会照看我们。
「有时我给你们写信,写到一页的末尾,想翻过一张去,我不拿吸墨纸去吸,而是跪下来祷告,等墨迹干。
「再过几天,我也要出门去了;那时除了中国人,就没有人可以说话了。不要紧,我就把我所有的事都告诉耶稣;我走到哪里也离不开祂。祂从来不会忙得没空跟我说话。你们也把所有的烦恼都告诉耶稣吧。祂看得见你们,也看得见我。」
从较长的信里,我们选出三四封,一字不改地照原样刊出。其余许多信只能摘录片段,它们是什么样子,从这几封可以推知。
「朝阳,一八八七年四月十日。
「我亲爱的儿子们:
「我很好,为此感恩。我的事情也进行得很好,感谢神。不过近来天气糟透了。我每天都让人在集市上把我的帐篷支起来——其实不过是六根竹竿撑着一块布顶。我们这里刮了三天风。唉,伙计,头一天的尘土真是可怕。但病人很多,我在外面待了一整天。到后来我们不得不把帐篷拆了。它立不住了。帐篷搬回了客店,我们却守着桌子一直待到傍晚。我们满身是土,你们简直认不出来了。但病人一直不断地来。第二天帐篷被刮倒了两回。有一回竹竿重重地打在一个人头上,他却一声不吭,还很和气地受了。我们旁边有个拉洋片的,他的西洋镜被刮倒,散了一地。他把东西收拾起来,回他的客店去了。
「人们喜欢我们、信任我们,围着我们来讨药,我非常高兴。女人也来。男孩子也来。眼下学堂里的孩子们因为赶集放了假,他们一站就是老半天,一起看我给人治病。孩子们爱看的,是我拿出来摆好的一个装眼药的玻璃瓶。我把一根玻璃管伸进去,捏一下橡皮球。空气就在药水里冒成泡泡,一直升到水面,孩子们看见它咕嘟咕嘟冒泡,高兴极了。他们会等很久,想一遍又一遍地看。有时他们闹得厉害,我就把他们打发走。他们乖的时候,我就把玻璃管一直插到瓶底,他们看见空气从瓶底咕嘟咕嘟冒上来,高兴得不得了。
「有人来拔牙的时候,连大人们都高兴起来,劝他拔掉。他们想看热闹。做母亲的打发小儿子来拿药,有些小家伙真叫我喜欢。他们那样规矩,那样有礼貌,走的时候深深地鞠一个躬。我的儿子们,你们要永远规规矩矩、有礼貌,人家就会爱你们、好好待你们。
「孩子们也买了好些书,我恳切地向他们讲道,因为再过十年他们就是大人了,他们现在若知道耶稣,将来也许更容易成为基督徒,说不定用不了多久。吉米,你是认识耶稣的;威利认识吗?教教他。妈妈不在这里教他,我又远在天边。你是他的哥哥。你要像个好孩子那样教他。
「前几天我讲道的时候,有个人站在我背后,胳膊底下夹着一只小黑猪。他想听我讲道,可那只猪不肯安静。他捏住猪嘴,可小猪还是时不时设法尖叫一声。到后来它怎么也不肯安静了,他只好抱着它走了。我忍不住朝他笑了。我住的这家客店里有个老人。他是客店的东家。他儿子管着客店。这老人并不算很老。他六十五岁上下。但他从前是个大烟鬼。一年多以前,他生了一场重病,把鸦片戒了,可他的身子已经被抽坏了。他如今活不了几个月了。他现在连话都说不大清楚了。他到我屋里来看我,我设法对他讲耶稣,盼望他能得救。他听着,但他脑子不大灵光了。我盼望他会向耶稣祷告。
「前几天我不得不给自己拔牙。那是一颗后槽牙,疼了好些天了。没有人能替我拔,于是我坐下来,在蜡烛前面摆一面中国的小镜子,用钳子把它夹牢,使劲扭了好一阵,它终于出来了。这家伙的根『真是』扎得深,血也出了不少。神帮我把它拔了出来,我真是感恩。现在我能好好睡觉了。
「我们那个赶驴的蒙古人想做基督徒。我盼望他是真心的,可他学起来很慢、很笨。这里还有另外三个人也在学耶稣的道,但现在要说他们怎样还太早。许多人学了一些,就停下了。不过天晚了,我得睡了,不然明天就没法在集市上讲一整天道、看一整天病了。
「祈求神赐福你们,我的儿子们,并向你们致以许多的爱。
「你们亲爱的父亲,
「詹姆斯·吉尔摩。」
「大城子,一八八七年九月三日。
「我亲爱的儿子们:
「我很好,为此感恩。这里的三个基督徒每天都来做晚祷。这里还有别的人想做基督徒,却没有足够的胆量。有一个人的妻子不许他做基督徒;她说他要是做了,她就去寻死。另一个人也是这种情形。他是汉人,他妻子是蒙古人。还有一个人也娶了蒙古妻子,她拦住了他。前几天他来公开承认了信仰基督教。他妻子并不同意,只说:『走着瞧吧。』还有一个人的父亲不许儿子信基督教。那小伙子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昨天是人们到坟上供饭菜和果子的日子。有个基督徒被家里打发去上供。他把那个瓜带到这里来,我们和他一起吃了半个。
「还有一个人被他父亲禁止做基督徒。这就是说,单在这一个地方,一共有五个人心里是基督徒,读我们的书,学基督教的道理,却不公开承认基督。你们知道耶稣是怎样说这样的人的吗——见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二至第三十九节?耶稣说,他们若听从别人过于听从祂,就不配作祂的门徒。我在为这些人祷告。我也请你们为这些人和所有像他们一样的人祷告,好叫他们能承认基督。在中国,人做基督徒是很难的。你们是多么不同啊!我们都盼望你们做基督徒。你们的父亲和亲友都帮助你们做基督徒,你们若不是基督徒,我们都会难过。
「孩子们,千万要对耶稣忠心。在你们的言语和行为上尊荣祂。叫『祂的』心欢喜。耶稣要你们的爱。祂爱你们,为你们死了。你们若想到祂怎样爱你们,就不能不爱祂。再见了。这会儿我正要去吃早饭,然后到街上去待一天,设法把耶稣讲给人们听。愿神赐福你们,我亲爱的孩子们!
「现在是下午了。我再写几行。这里一家铺子里有个小伙计养了一只驯熟的鸽子。他把它浑身涂成了各种颜色。看上去怪模怪样的。我不喜欢看它在铺子里到处待着。鸽子满天飞的时候,看上去是那样快活。妈妈也喜欢看鸟儿在树上、在房上自由自在,不喜欢把它们关在笼子里。
「我猜你们这会儿差不多正在吃早饭。这里是下午四点左右。你们那里该是星期六早上八点;我真希望能看见你们。我爱你们,我亲爱的儿子们。愿你们无论现在还是长大以后,永远都是认识耶稣、爱耶稣的孩子和大人!我为你们祷告。爱你们的父亲,
「詹姆斯·吉尔摩。」
一八八四年八月,吉尔摩夫妇又添了第三个儿子,取名亚历山大。一八八七年,他脊椎上出了毛病,那年十二月便死了。他父亲在给孩子名字所由来的那位伯父报丧时写道:「他虽然常常生病,他的一生却是快乐的。如今更是前所未有地快乐。感谢神,在这一生之外,有一个光明快乐的生命,而且我们知道有。让我们把那里当作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和朋友们相聚的大会所吧。愿它作为一份喜乐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又一个时不时地往那里去了,愿我们觉得自己在那里的牵挂越来越多!让我们存着仰望那摆在前头的喜乐的心过日子吧!」下面这封信里提到的阿利克,就是这个小弟弟:
「蒙古大城子,一八八八年二月十一日。
「我亲爱的儿子们:
「我很好,为此感恩。我两天前到了这里。路上冷得要命!我从来没有这样觉得冷过。
「这里的人都忙得很。今天是中国年的最后一天。
「明天是中国年的第一天。人人都在买各样吃食,因为过了年,铺子要好几天不开门。他们也忙着把门两边的旧纸刮掉,贴上新纸。这些纸是红的,上面写着黑黑的大字,起初看上去很好看。但过些时候太阳就把颜色晒褪了。
「他们也忙着在屋里贴新的神像。这些神像是一张张纸,上面画着神。每家都有一位灶神。照他们的想法,他们把灶神烧掉,就把他送上了天。上个星期六他们把旧的烧了。现在正在贴新的。他们以为灶神被烧了以后就上天去,向一位神报告他这一年在这家里看见了什么。我问他们,我要是把他们烧了,他们会不会以为自己上天去了?他们买黏黏的糖糕给他,好叫他高兴,不去告他们做了坏事。他们还以为糖会把他的嘴唇粘住,所以他想告他们的状时,就张不开嘴了!这岂不是又可笑又可悲吗?铺子里的人也贴上一位『财神』,以为这样他们就会发财了!
「明天,礼拜日,我盼望给一个人施洗。他是个汉人。这样这里就有四个基督徒了。他们都有过失和软弱,我心里对他们不大放心。你们要祷告,求神使他们变得好些,使他们在恩典上长进。也要祷告,求神使更多的人归信。也要祷告,求神给我们一所自己的房子住。这里的人怕把房子给我们。罗伯茨医生要来了,我们就需要一所房子。他再过六七个星期就来。来了以后住两个月,然后再回天津去待一阵。我们路过塔子沟时见到了那里的那个基督徒。朝阳的那个人我们还没见着。
「你们写给我的信,我都订成了一本书,带在身边。你们的信读起来很好,字也写得大有长进。今年你们的信我也都要留着,订起来。等你们长大了,或许会想看看。你们最近的一封信,日期是十月二十七日。
「我亲爱的儿子们,我常常想念你们,也常常为你们祷告。
「你们有一张妈妈坟墓的照片。小阿利克的小坟就紧挨着妈妈的,在靠近小伊迪那一边。妈妈和阿利克的棺材在底下挨在一起。他们躺在一处。可是妈妈和阿利克并不在那里。他们在天堂里,那里有黄金的街道,有美丽的河,有生命树,有美丽的门,有善良、慈爱、和气的人,还有耶稣和神。他们在那里过得好极了!
「我的孩子们,不要怕死。向耶稣祷告,做祂喜欢的事,你们若死了,就会到祂那里去,到祂那个好地方去,在那里你们会有一切美好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你们还是我先到那里,但我盼望过些时候我们都会在那里,妈妈、阿利克,大家都在。我喜欢想这件事。这期间,让我们尽力为耶稣做事,把祂告诉人,设法劝人做祂的百姓。你们的同学是耶稣的孩子吗?你们可曾把祂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吧,我亲爱的儿子们。
「我盼望再过一个月左右能收到你们的信。
「再见了,我亲爱的孩子们。
「愿你们又乖又勤奋,那样你们就会快乐。耶稣能叫你们欢喜。
「爱你们的父亲,
「詹姆斯·吉尔摩。」
米凯夫人曾对她的小外甥亚历山大十分疼爱,像母亲一样,可就在他死后才几个月,她自己也失去了一个小儿子。吉尔摩先生听到这个令人伤心的消息,写信给她如下:
「蒙古,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米凯夫人:
「向你致以许多的祝贺和慰问。你的小儿子到艾米莉那里去了。她会照看这个小家伙,就像你照看过她的小家伙一样。想想看!我们在天堂里的亲眷可真不少,而且越来越多。我盼望你现在身体渐好,一切顺利。
「听到西城差会里灵魂复兴的好消息,我大受鼓舞。愿它继续下去,越来越兴旺!
「为你们众人多多祷告,靠着日历牌时时记念你们众人,
「在爱中与你同感的,
「詹姆斯·吉尔摩。」
「一八八八年五月三十日。
「我在这里给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孩子治头。今天我给他满头抹上药膏。他哭了。我说我有能止疼的药,就拿出六文钱——合英国四分之一便士——叫他去吃一碗荞面条。大家都笑了,他也不哭了,此后好像也不觉得疼了。城里大多数人看见这孩子的头大有好转,都很受触动。他到我这里来以前,我看见一个中国郎中拿一根草棍戳他的头。他来了以后,我用手指给他抹药膏。旁观的人看见我不嫌弃,肯碰这可怜的脏孩子的烂头,都很高兴。耶稣摸过长大麻风的人,我喜欢做耶稣会做的那一类事。孩子们,那才是正路。总要想想耶稣会怎样做,就照祂那样做。」
「蒙古,一八八八年九月九日。
「我亲爱的儿子们:
「我正在外头走一趟远路。我知道有信正给我送来,盼望能在路上碰上。老远我看见一把红伞,太阳透过油布照着。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那会是送信的人吗?』可我一边走一边看书,就把这事全忘了。忽然我听见一声『他来了』,抬头一看,那把红伞已经到了跟前。『果然』是他。送信的人明天回去。我已经八十天没有收到信了。
「我上一封信是八月二日写给你们的。从那以后,有几个人承认信了基督,有一个人受了洗。
「大城子的一个基督徒偷了我的存折,取了我的钱,约有三英镑。他说他悔改了,我们让他留察一年,看他表现如何。他是个懒人。很久以前我就说过:『你要是懒,总有一天魔鬼会叫你犯罪。』果然魔鬼这样做了。他若是个勤快人,就不会穷,也就不会偷了。勤快是好事,懒惰是坏事。一个好基督徒不会懒,因为他知道耶稣不喜欢懒人。过几天我也许再给你们写信。盼望下一班邮件能收到你们的信——这一班没有——并祈求神在一切事上赐福你们,在你们一生中引导你们,
「爱你们的父亲,
「詹姆斯·吉尔摩。」
「蒙古朝阳,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六。
「我亲爱的儿子们:
「今天我在街上看见一群人站着。我走上前去看他们在看什么,原来是两位中国先生在耍一只驯过的鸟。其中一人站在下面街上。另一个把三面小旗插在墙上。鸟儿便飞过去,叼起一面旗,嘴里衔着旗子,飞回到街上它的主人那里。看上去很是机灵。鸟儿每叼回一面旗,就得到一点它爱吃的好东西作奖赏。看起来很好看。可是说到底,两位成年的先生干这个,实在是件无聊的营生。连围观的普通中国人似乎也这样想。
「我不喜欢看鸟儿被关着。看它们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听它们唱歌,是好看的,但看它们关在笼子里,或是像中国人爱做的那样用绳子拴着,我就可怜它们。我看见鸟儿被拴着,常常想起妈妈,她从前那样喜欢看它们自由自在。
「我记得有一天在蒙古,妈妈不让我摘一朵花;她说它长在那里那样好看。又有一回,一只甲虫飞来,落在什么地方;妈妈说:『它活着多高兴啊,别伤害它。』
「看到集市上的孩子们,我很是难过。卖草卖柴的,他们能偷多少就偷多少,从捆子里一把一把地揪出来就跑,一点也不害臊。卖主要是不追,他们就偷成了。卖主要是撂下担子去追,他们就把偷来的东西扔下,卖主捡起来,这事就再也不提了。
「夏天里,光着身子的小男孩跟在用敞口筐挑果子的人后面,能偷就偷:这一切看上去都那么不诚实,却似乎没有人在乎。在街上,许多人眼看着一个贼偷人家的烟袋,一句话也不说,因为那不关他们的事。
「我常常想念你们,为你们祷告。我相信你们没有忘记妈妈。她和耶稣在一起。你们要做祂的孩子,好好做功课,祂就会引导你们走完一生。要做勤快、细心的孩子,你们就会长成有用、受人尊敬的人。要时时把你们所有的事都告诉耶稣。
「暂且再见了,我的孩子们。
「你们亲爱的父亲向你们致以许多的爱,
「詹姆斯·吉尔摩。」
第十一章最后的劳作
詹姆斯·吉尔摩在英国停留了不到八个月。有儿子们在身边,是他极大的快乐。与亲戚和老朋友重叙往来,他满心欢喜。他的信仰更加坚定,他自己的灵性生命也更加深了。他到相当多的聚会上去讲传教的工作与需要,所到之处都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谈到这一次回国,尤其是他与孩子们相处的情形,一位近亲写道:
「那是一段满有兴味与欢乐的日子。他流露出的心绪真是千变万化,从嬉闹到哀伤,无所不有!可是看得出,妻子的死已经攫住了他整个灵魂;比起上一次回来、有她明朗的陪伴时,他身上多了许多忧伤与温柔。有一回,说起一位医疗传教士把病入膏肓的妻子从中国送回家来,正等着那最后的时刻,他说:『唉,老兄,他哪里知道自己要穿过的是怎样可怕的一道死荫幽谷;基督若不与他同在,他就完了!』他说这话的样子,好像自己又在经受那一场煎熬;接着又说:『可是基督若与他同在,他就会得胜地走出来,基督也会更宝贵。只是他全然不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虽然他自以为知道。』
「他早就盼着能和儿子们在米尔波特住些日子;上一次回国时,一八八三年的六月和七月,他曾和妻子孩子在那里度过。于是我们去那里住了一个月,他们划船、散步、重温那个快乐家庭的旧日回忆,过得很好。重聚的念头总是摆在最前面。孩子们一定永远记得,他怎样恳切地设法引他们的心思向着天上;他们也确实把天堂看作一个极其真实的地方。
「在米尔波特的时候,他有好几个夜里出去,把经文贴在一切可能引人注目的地方:岛上四处的石头上、门口、篱笆上。他觉得趁着还有时间,就必须做工。我曾看见他调浆糊,却没有放在心上。半夜里我听见轻轻关门的声音,只当是自己听错了。他早上向我问好时,我摸到他那冰冷的手,心里很难受。我也注意到四处贴着的小张经文,却从没想到那是他的手笔;直到第二天,他又调起浆糊来,我才一下子全明白了。我含着泪求他不要在寒冷的夜里出去,说我知道神宁愿他待在温暖舒服的床上,把身体养好养壮。他回答得那样和气:『妹妹,叫你难过,我心里也不好受。』可是他还是把那件事做完了。
「他总是体贴得出奇,别人对他稍有照应,他就感激不尽。有时他见我格外疲乏,就去多拿一个枕头来,叫我在沙发上歇着;或者到了饭桌前,他会让我坐一把舒服的椅子,自己动手倒茶;又或者说:『妹妹,你自己先喝一杯,喝了才有力气照应我们。』
「他离开我们回中国的前一天,其实就已经道了别。我们吃完了饭,他走出去,站在外面,从窗口往里望着仍围在桌边的那些快乐的脸。他抛了一个飞吻,随即情不自禁,嘴唇发颤,眼里涌出泪来,赶紧走开了。那天晚些时候,我满怀希望地说起还会再见他,他答道:『我再也见不到你的面了。』
「我知道,放下文明生活的种种舒适,他心里是很难舍的,可是他定意面向那一条路。他在我们这里的最后一晚,有件事很叫我感动:他走之前有一桩事务非办不可,我提醒了他两三次,他才说:『这一片明亮温暖的光景,我简直拖不动自己离开。』
「他有一颗罕见的敏感的心。听见有人说别人的坏话,他就难过。我见过他听见有人揣测别人存心不良时,脸色变得煞白。他渴望人间多有基督的心肠。他又多么渴望传教的工场上多有工人!好多次,他在星期六晚上从汉密尔顿街上走了一趟回来,就说:『你们想想看!像这样一个小镇,几乎每隔一个街角就有人在讲道,而在蒙古那成百上千平方英里的地方,只有我一个人!你们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我真是想不明白!』」
他与从前一位教授的女儿有过一段通信,其中有许多地方显出他的信仰生活已经变得何等深厚坚强,也显出他留意到了如今在福音派教会各宗派里都明显可见的那股灵性复兴的潮流。
承蒙允许,我们从这些通信里采录了若干优美而有益的段落。
「格拉斯哥,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愿祂亲自引领你与祂相交得越来越亲密,把祂的喜乐与平安极丰满地赐给你!为我自己,也为你,我祈求我们能更多地被祂和祂的友谊所吸引。我想你知道桑基诗歌七百五十首本里的第五百六十五首《在祂同在的隐密处》吧。第三百二十八首《基督啊,我的灵在你里面已经寻得》我也喜欢,因为它所表达的,一半是经历,一半是向往。祂实在是真正满足的真正源头。愿我们被引领着,在生活的一切事上更大地信靠祂!我也确信,等我们到了终点回看一生,最珍视的,将是那些我们最信靠祂、最献身服事祂的事。愿你在祂的赐福和祂自己里面得着丰足的满足!」
「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不知道你的经历是否和我的有些相像——我常为了更多地进到主面前,特意离开平常的环境,退到一边去,结果所得的益处却往往不如我所盼望的。这样的事,我遇见过一两回很显著的。我很高兴祂在哪里都找得着,无论环境顺不顺,祂总是容易亲近的。
「至于感觉——那一点也不必去管。事情就是那样,不管我们感觉得到感觉不到。我们只管信神所说的话,不必顾念自己的感觉。凡诚心来就祂的,神一个也不拒绝。这一点我们务要确信。我有一回听司布真说过一句好话:『每逢疑惑或是魔鬼来对我说:「你没有得救;你与神的关系不对。」我就到祂面前说:「我若从前从没有来过,我现在来了;我若从前从没有信靠过,我现在信靠了。」』这就把一切以过去为凭据、对现在所起的疑惑全都斩断,叫人重新起步。
「全国各地,有许多人饥渴慕义,渴望过一种更与神亲近的生活;他们感到的不只是需要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更成为每日每时的实在与要素,而且觉得若没有祂,就算生活更实在、更切近,也不是叫人满足的东西。这种感觉一旦占据了一个人,我们与其说需要为基督舍己而放弃许多东西,不如说是我们对许多东西的态度变了。我们自然而然地离它们远了。『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们的目标不同了。愿我们的生命更完全地这样被掳去!对这样度过的一生,死并不是什么东西的断绝,而是范围的扩大。」
「汉密尔顿,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五日。
「这其中的过程,我所知道的不过是到神那里去,告诉祂我要什么,求祂准我得着。『寻找,就寻见;祈求,就得着。』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有什么秘诀……神了解祂的学生,知道怎样教导每一个人。不同的学生也许需要不同的教法。我们尽可把自己交在祂手里,只要我们做恳切的学生就是了。好几次,有一本书、一位朋友、或是一句话,恰好带着当时我所需要的教训来到我的路上,叫我颇为惊讶。是的,没有谁像祂那样教导人。」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但愿我们更完全地把自己交出来、献给祂,任凭祂随己意使用!但愿我们对祂多有信心!我的两个孩子,我想,玩得正开心;我把他们交托给祂;可是,唉!」
「一八九〇年一月一日。——刚和两个孩子在伦敦过了一天回来,去看了我要坐的船『白沙瓦号』。船上满员了。我的铺位位置不好——不过毕竟也不算坏,而且时间不长……你会很需要智慧,而耶稣成了我们的智慧,也成了别的一切……祂会把你教好的。我们不要因为怕出错就畏缩不做。我们所能犯的最大的错,就是什么都不做……
「人人见我气色这样好都很惊讶。四处都有人这么说。我自己也觉得身体好得出奇……
「愿神乐意在祂的事工上使用我!」
他的心在蒙古。医生们和伦敦会理事会一许可,他便在最早的时候回去了。一八九〇年一月九日,他乘船往中国去。轮船在英吉利海峡里南下时,他给一位大学时代的老朋友写了一封信;这位朋友二十年没见了,正要回英国来,他错过了与他见面,非常遗憾:
「你十一月十九日的信,我早就写好了一个信封准备回你。它一直搁在我的文具盒里,常常看见,却总被抢先插进来的事情占了先。现在轮到你了。很遗憾你在英国见不到我了。我昨天开的船。我的身体已经复原,我又出发了。
「你说你需要复兴——直接到耶稣那里去,开门见山地求,你马上就会得着。这种复兴的状态,不是你需要自己鼓动起来的,也不是需要别人帮你提上去的,更不是需要到英国来、让人在你身上施行的——耶稣在哪里都能成就它,而且无论何处,只要有一个男人或女人、或是一群男女向祂求,祂就成就。你们求,就必得着。
「亲爱的弟兄,我已经学会了,许多福气的源头,就在于到耶稣那里去,把你的需要告诉祂。听你说你需要祝福,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耶稣那里有的是,绰绰有余。但愿伦敦会的各个差会都有圣灵大大浇灌下来!
「想对你说的太多了,简直不值得开口说什么;所以我只把你交托给满有丰盛的耶稣。」
一八九〇年一月二十一日,船快到塞得港时,他写道:
「船上的同伴好极了。从没有过这样愉快的航程。有几位头等舱的客人也来参加我们的读经会。那些对基督教不友好的人,也小心着不给人任何冒犯,彬彬有礼。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一路简直是一场绝妙的野餐。我们很清楚前面是什么,却仍为眼前这处以琳欢喜,安然把将来交托出去。我上船时害着一场『厉害的感冒』。另外有两三个人也是。我的,正如我所料,一吹风就好了……没有谁像祂那样教导人,祂也是众传道人中的头一位。每日每时谦卑地与祂相交,你就不会缺少智慧,不会缺少引导,也不会缺少牧养。你有祂替你料理一切,当为此欢喜。」
一八九〇年三月十四日,他到了北京,三月二十四日又动身往蒙古去。他满怀信心、怀着很大的希望,开始了他最后一段的工作。史密斯医生将做他的医务同工。在英国的时候,吉尔摩先生去过切森特学院,在那里点燃了巴克尔先生的心,叫他立志要来做他的同工。他正盼着巴克尔不久就到。吉尔摩先生在英国期间,史密斯医生曾独自到蒙古去过一次,为时很短;又和天津的布赖森牧师一同去过一次,时间更短。这期间,工作在本地助手老刘和几位归信者的照管下,缓慢而稳定地进行着。现在我们循着吉尔摩先生的书信和报告,来看这最后一年的工作。一八九〇年五月九日,他写信给汤普森牧师:
「我走遍了整个地区,在朝阳住了一个月。在那里我们有幸给四个成人施了洗,其中一个是妇女,另外还有一个孩子,都是汉人。其中两个是青年人,已经受了八九个月的教导,实在很叫人欣慰。另外两个是一对夫妇,那妻子是这个地区头一个有勇气受洗的妇女。这两人是医疗工作结出的果子。他们住在一个小村子里,那里对基督教最初的兴趣,起头于一个在集市上来找我的人,他腿上生了一个很厉害的疮,是被自己割庄稼的镰刀划伤造成的。疮治好了,同全村就有了友好的往来;我很感恩地听说,虽然只有一家除掉了偶像,邻居们都很友善。
「朝阳有几个慕道的人。基督徒中有些很叫人满意,有些就不那么叫人满意。有一个人是基督徒,他告诉我说,他妻子被一个邪灵附了身,为了顺着她、治好她,他只得让家里为她重新供起那个邪灵来。这事刚一办成,那女人就好了!这一类的事,汉人是深信不疑的。
「我们在朝阳的经历中,最叫人欣喜的一件,是一位家道殷实的农民来访,他住在离城二十里左右的地方。他从一开始就很友好,一直在慕道。他没有公开表明信基督教,却说他按时读他的新约,也祷告。他还教了邻近的两个人。一个是木匠,另一个是农民。他们懂得要理问答,守主日,和冯先生一同聚会敬拜。这两个人我们都见到了,他们所说的似乎是真的。冯先生来了,同我们一起过了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不公开表明信基督教。他回答说,他和父母住在一起,汉人都是这样的;他父母和他的妻子儿女都还是异教徒,他不能不顾他们而自己安排家里的事。在他自己家里,他也只能把偶像除掉一部分。出了家门,异教的压力又那样大,他说,他若是入了基督教,就没法活下去了!他说,他若受了洗,种种逼迫就会落到他身上,他没有勇气单枪匹马去面对。眼下他在教导身边的人,似乎是希望有几个人在一起,就更能顶得住麻烦。这是个有意思的例子,却一点也不叫人满意。我对他的盼望是:他若一直熟读神的话,圣灵或许会叫他不得安宁,直到他有勇气站出来、公开承认为止。
「我们在集市上过了极好的一个月。汉人、蒙古人都很多,既可以向他们传道,也可以给他们治病。有一个蒙古人显出对基督教有极深切、极完备的认识。旱灾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讲许多事情,大多数时候人们都恭敬地听。那是艰苦的一个月。从早上七点到中午或稍过一点,是我们在集上的时间;下午看来家里求医的病人,晚上接待慕道的人,这样一天就非常长,天一亮开始,直到起了二更以后才完。汉人通常在午后歇一会儿,可是往往恰在那时候来了一个病人,清静就没有了。多数时候,下雨刮风的日子可以歇一歇,缓一口气;可是这一回连这个也没有,所以我们几乎是不停地干。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于把医疗工作交给一位医生。有一天在朝阳,有个人大摇大摆地穿过集市上的空场走过来。人们指着他发笑。他的确可笑,可笑的是他戴的一顶草帽,模仿的是外国人的帽子,不如说是外国人帽子的漫画。我也忍不住笑了。可这并不是好笑的事。他是从城外骑兵营里来的差人。他来请我去给两个兵治伤,他们在同蒙古马贼交手时中了枪。我平生从没见过枪伤,可是我知道,我能给伤员做的比任何一个中国大夫都多;所以我去了。那时伤口已经有四十八个钟头了,我尽我所能给他们包扎,以后大约两个星期每天去一次。有两处伤口虽然深,只伤了肉;这两处我没有什么难处。第三处牵连到骨头。我对解剖学一无所知,没有书,什么可以查考的都没有;我除了祷告还能做什么呢?而那应允来得叫人吃惊。第三天早上,我在集上给寻常的病人看病,心里却一直挂着那个骨头的病例,我已经打定主意,那天只要还有一点可能,就要把它彻底处理好;这时,一具『活骷髅』从人群里摇摇晃晃地朝我走过来,差不多每一根骨头的轮廓都清清楚楚,外面只包着一层黄皮,松松垮垮地挂成一道道褶子。我想我现在还看得见他——那下巴分明就是骷髅的下巴,好像在野地里晒白了好几个月似的。那人七十岁上下,穿着一条裤子,肩上披着一件松松的衣裳。我想他是来要咳嗽药的;若是,他也拿到了;可是我很快就忙着用手指去摸、去琢磨那根我下午要去处理的骨头。我深深地感恩,可是在一片感激之中,这件事又显得那样滑稽,我忍不住笑了;人群里有个精明的年轻汉人低声说:『这一笑有名堂。』确实有名堂。这一笑的意思之一,就是我知道该怎样处置那个受伤的兵那根伤了的骨头了;不久,他的伤口就渐渐好起来。我那时感恩,现在也感恩;可是说到底,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感到,事情实在是大大地脱了节:国内有许许多多基督徒医生,国外也有,却留下我这个毫无学识的人,在这样一个大地区里行医;这地方完全在医疗救助所及的范围之外,不但本地人如此,就连我自己若需要医治,也是一样。
「这些伤口有一个冷峻的注脚:离开朝阳时,我得穿过一个马贼出没的地区——猖獗到旅客都不走那条路了。正如经上所说:『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这条路我已经避开过两次,再避开就觉得惭愧了,所以我们径直穿了过去。我们没有遇见什么人来害我们;可是一个星期以前,我今天躺在一铺中国炕上、设法给自己包扎伤口,和坐在这里给你写信,可能性是一样大的。
「我目前正在等史密斯医生,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四月九日从天津寄出的,说我会在六月六日到十二日之间在这里见到他,或者收到他的消息。
「昨天,六月八日,星期日,过了愉快的一天。这里的三个基督徒长进了。其中两个经了不少患难,都站立得住。那位农民病得很重,猜到我们会在这里,就进城来同我们过了一天。他们似乎都很恳切。」
一八八九年这次回国的益处,这时已十分明显。它止住了那叫他吃了大苦头的「精力衰竭」。它使他得以重续旧谊,又结交了新友。他对一生这项艰难工作的全心投入,他那深切得出奇的信心,打动了国内许多忠心的男女;他一再恳求「为我祷告,为汉人和蒙古人的归信祷告」,他们都乐意响应。他重新关心起世界生活的大潮流来。我们已经看到,前几年他曾除了圣经以外什么书都不读。如今,他读圣经的热切一如往昔,同时又叫人寄各种报纸给他;朋友们寄来的书,尤其是讲灵魂修养的书,他收到了就很欢喜;他也留心着当时宗教与社会上的种种运动。
下面所选的他的书信,可以说明他的这些变化。他改变了在蒙古的生活方式。他在回国的船上已经放弃了素食,重新过起蒙古地方的生活后,也没有再恢复。他仍旧滴酒不沾,对鸦片、威士忌和烟草的憎恶也一如既往地强烈,不过现在已不再把戒除后两样作为入教的条件。他把主日更多地留作安息的日子,只同基督徒和慕道的人一起做礼拜,不像从前那样在街上搭起他的帐篷来。从前那副忧劳憔悴的神色消失了,他的身形恢复了不少往日的生气与矫健,脸也丰满了,笑容又有了往日的明亮,声音也恢复了不少早年的清朗。这一切好转的迹象,都像是预示着他还有许多年快乐的工作。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他半开玩笑地提到还剩下二三十年的劳作;他也常常半真半假地说,内地的生活这样有益健康,他大概会比天津和北京的同工们活得都长。
寄出前文所引那封信的同一班邮件,他也给一位爱丁堡的朋友写了信:
「你知道阿道夫·莫诺的《临别赠言》吗?这本书是黑斯廷斯的纽牧师不久前寄给我的,他是我在切森特的老同学。全书我都很喜欢,但我想最喜欢的是第十二章《论看不见的事》。纽先生的一本讲道集,题为《圣灵的洗及其他讲章》,我读得极其喜爱。对于那温柔如孩童、爱慕那纯净的道之滋养的心灵,我想再没有比它更有益的了……你若是给孩子们寄书,就寄一本对他们的灵魂有益的。
「也许我把生活排得太满了,可是医疗工作加上属灵的工作,我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而我发现,要想把工作继续下去,就非得有睡觉的时间不可。上个月我一直是清晨四点半起床,晚上的礼拜和随后的谈话,要到九点、九点一刻、九点半,甚至有一两回到十点才完。然后还得花些时间把一天的事收拾停当,铺开我的被褥。白天我常把门闩上,决意要清静一个钟头;可是这往往是白费。我会听见某个可怜的庄稼人来求药;他回家还有很远的路,我不能不放他进来,给他看病。
「昨天,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五点半就溜了出去,往十二英里外的温泉走去。我走去又走回来,结果今天脚都瘸了——起了一脚的大泡。我过了极好的一天——那样清静。去的路上,我在一道土墙后面坐下来,读了《希伯来书》的头四章。到了那里,洗了澡,在一家客店里找了一间空屋,睡了一觉,吃了饭,喝了茶,把《希伯来书》其余的部分读完。我从来没有在《希伯来书》里看出这么多东西来……路上我同一个农民谈了四英里路,他最后说他相信基督教是真的。我回来以后,我们一共施洗了六个人,五个成人,一个孩子——都是汉人。『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们是站在神这一边的。神需要我们。哦,愿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祂所要的是对祂的忠心和爱。这两样我们总可以给祂吧。哦,但愿每一个与我们接触的人,每一次都能感受到那属灵的触动!这不就是理想的基督徒生活吗?愿祂在我们里面成就这事!
「你去过救世军的什么聚会没有?我每回去了都觉得有益,只是后来不大去了——那种『吵闹』我受不了。我很盼望你投身到某个救灵魂的机构里去。只要它真是救灵魂的事业,我想它是什么样的倒没有多大关系。」
一八九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又给这位朋友写信:
「自七月三日以来,我们这里碰上了这一带极少有的天气——下雨,阴沉;只有四五天我能带着帐篷到街上去。所以我没有那么忙。再者,史密斯医生来和我会合了,屋里的医疗工作都由他做,我就更不忙了,因此我能比平常更从容地给你写信。
「七月十九日星期六夜里,雨下到了顶点。在那以前,屋顶和墙都还顶得住。有几处漏,但不要紧。我们以为天放晴了。哪里的话。风向确实转了,可接着大雨倾盆而下,顶棚——都是芦苇和纸糊的——开始支撑不住了。纸在各处破开,时不时就有一兜水『啪』地一声掉下来;史密斯医生和我手忙脚乱,把箱子和被褥挪到干的地方去。到黄昏时,情形就严重了。我正几乎束手无策,一个汉人把头探进我屋里,咧着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那边屋里有一顶帐篷闲着,干吗不把它支在你屋里?』在自己卧房里支帐篷,这主意听来那样荒唐,我们为此大笑了一场;可是想了一会儿,又想出了怎么个支法,我们竟真的支起来了。它盖住了我的炕的三分之二,还有地上的一小块地方,我把箱子放在那里。帐篷靠里的一角,我用来盖住我存的书和药品;然后点上灯,沏了一壶茶,蹲坐在脚跟上,把史密斯医生叫进来。他说我『活像个抽大烟的』。史密斯医生有一张可以携带的铁床。他在上面铺了席子和一块油布,我们没脱衣服就睡了。过了一会儿,听见轰隆一声巨响。房子有一部分塌了。雨里黑里,不容易看清是什么,可最后我们发现声响比实际的损坏大。天亮的时候,我们满心感恩。
「汉人遭的罪比我们重得多。这样的大雨极少有——三四年或四五年才一回——所以房屋的屋顶都不是照着抵挡它来盖的;汉人认为,与其多花钱把房子盖得经得住这样格外大的雨,还不如挨一回淋来得便宜。
「下雨的日子,我一直在读中文的诗篇,那些『敬畏耶和华』的、『倚靠耶和华』的人所处的有福境况,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诗篇用了各种说法,说他们是站在耶和华一边、在祂保护之下的人。
「这一切应许,我们都可以拿来归自己。你前些时候在《基督徒》报上看到过安嫩的一个故事没有?说有个老妇人因为交不起房租,眼看就要被拍卖家产。她一个钱也没有。她儿子在美国。一个邻居觉得奇怪,她儿子怎么没给她寄钱来,就要看看她的信。有一封信里夹着一张七英镑十先令的邮政汇票。她收到已经有些时候了,却以为那只是一张画片。汇票兑了现,她就有了钱。她不是个糊涂老太太吗?手里拿着一张没兑的汇票,却落到破产的地步!我们有多少次比她还糊涂!神的一切应许都在我们手里,随时可用,我们却惧怕、忧虑、烦乱、沮丧。
「我们来兑现我们的支票吧。不,我们所有的不只是神的应许,还有神自己作我们的产业。我们为什么要在灵性上破产呢?
「我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读诗篇时,人的心境不同,所得就大不一样。有时我读一篇诗篇,看不出什么来。另一回读同一篇,却发现它丰富无比。读经时有圣灵的光照,是多么要紧啊!」
「七月三十日。——你寄来的那本小小的《无字书》,很快就落到了一个中国归信者手里,他要求让他拿去。他想照着它来讲道。他喜欢它,因为它给了他全权,由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诗篇何等丰富!这些日子我正像先前说的,在用中文读诗篇;我每天早上读一篇,仔细背下其中几节。然后白天有空的时候,再多读几篇。人的灵魂是何等相同!当我迟钝、冰冷、死沉,觉得好像祷告不出来的时候,我就转向诗篇。当我最在灵里的时候,诗篇几乎能满足一切表达的需要。可是那些受了蒙蔽的人,还说圣经是犹太人头脑的产物!这本书出自神的最大明证,就是它与灵魂相合,正像一把丘伯锁的钥匙与它所配的锁相合一样……现在我要带着帐篷上街去了。」
「蒙古,一八九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米凯:
「史密斯医生是七月二日到这里的。他一到,雨季就开始了,从那以后雨一直没有停过。属灵的雨还没有来,也看不出一点要来的迹象。等它来的时候,但愿它像天上的雨一样来!很高兴看到你们那里已经下过一些了。愿你们得着更多!弟兄,你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然后等着大水来。你想,到末了我们能到祂面前去说『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主啊,你却没有尽你的』吗?唉,老兄!以利亚用一个简短的祷告就降下火来,可是他的仆人六次上山顶都是白跑,只带回叫人泄气的消息——什么也没有。愿那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的良善的主,无论如何时不时给我们一点,哪怕只是叫我们暂且撑下去!唉,老兄!祂那一面是不会有欠缺的。祂会照亮一切,不但成就祂的事,也会救助倚靠祂的仆人。」
「一八九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欧文:
「我知道,忧虑本应是信徒的经历中所没有的成分。我渴望和它一刀两断。我感谢祂,它在我身上已经少了许多。可是对现状不满并不是忧虑,而是灵魂正当的渴慕;这种渴慕若是死了,那倒是坏事。
「我自己怎么样,我简直说不上来;史密斯医生来了以后,无论里面的事还是外面的事,我都不大留意了。有他在这里,非常愉快;消化好的最好标志,既然是不觉得自己有胃、有消化这回事,那么灵性健康的最好标志,是否就是根本不觉得自己有个灵魂呢?不知是不是这样?他的到来已经带来了变化。职责使我安安静静地住在舒适的住处,只做些不必匆忙、轻轻松松就做得了的工作,而且眼前还有一个月要这样过!恐怕我给他作伴,不如他给我作伴那样好。
「我们这里下了可怕的大雨;有五六天,河都过不去,就是在那以后,也有两个人在不同的两天被大水冲走了——单是这一个镇子,前后一共冲走了四个人。
「我知道你为我们在这里的人祷告。唉,老兄!但愿事情能动起来,但愿雨能来!『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等等(诗篇第一百二十三篇、第一百二十六篇)。我常把这两篇诗篇放在一起读。然后我就想,我若是主人,最叫我高兴的,该是看见我的仆人精神抖擞、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地往前做他的工,而不是垂头丧气、无精打采。那么,神在我们身上要的,不也正是这个吗?所以,就这样高高兴兴、满怀信靠地干下去吧。」
「一八九〇年八月十日。
「我不能说神给了我所要的一切胜利,可是祂保守我在平安和信心里,这可不是小事。我近来的灵修读物是中文的诗篇;虽然施约瑟的中文太文雅了(愿他为此得蒙赦免),这些诗篇却叫人十分清新、十分有力。那位古时被追捕的犹大亡命者——你若愿意,也可以叫他土匪——他心里的渴慕、灵魂的叹息,和十九世纪受过教育的西方人心灵里的感受,是何等相像!可怜的老摩西,又一个亡命者,他一生过得何等饱经风霜,可他的灵魂何等伟大,他又何等奇妙地熬过了这一切,蒙召去死的时候还十分硬朗!他的百姓多么叫他烦恼!——真像汉人。想想摩西独自上山去死。后来在新约里又瞥见他,和曾经也一度受过冷落的以利亚在一起,真是叫人高兴。神是不记旧账的。『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向大家问好。
「詹姆斯·吉尔摩」
「朝阳,一八九〇年八月十九日。
「亲爱的儿子们:
「我刚到这里,走了四天,路上非常辛苦。现在是夏天,正下着雨;路很难走。
「我们头一回出事,是在上山的一条又深又窄的沟里。我们遇见一辆大车下山来。没有地方让过去,也没有地方掉头。怎么办呢?总得有一辆车被拉到坡上去。哪一辆都不肯上去。两个车夫坐着,你看我,我看你。我们的车重,那辆车轻。彼此看了一阵,那辆车被拉了上去,我们过去以后,我们的车夫又帮他把车弄了下来。
「第二回出事是在一条河里。领头的骡子陷进了流沙里。车夫连鞋带脚跳进水里;几秒钟之内,我也脱得只剩一件汗衫和一条短裤,下到河里去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出来了。
「第二天,我们陷在一片烂泥塘里。我们把骡子套在车尾上,把车拉了出来,然后在山沟边上挖出一条新路,才过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我们的车在一个泥泞很深的地方翻了,下午又遇上一场雷阵雨。第四天,离终点还有半英里的地方,我们陷进了一个泥坑;等我们到了客店,发现我们的屋子被一大群办喜事的人占着。
「有一件事叫这一路非常愉快,就是这个:我们正要动身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是个汉人农民,很穷,穿的吃的都很寒苦,他来交给我两吊钱,约合三先令二便士,叫我献给神。看他这样做,我高兴极了,神想必也高兴。后来到了路的尽头,我们陷在泥坑里出不来,又有一个基督徒走过来,脱了袜子和鞋,下到泥里,帮我们把车弄了出来。一路上乡野非常美——正是最好的时候。」
在给另一位通信人的信里,他描述了雨季在中国旅行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是走一段八十英里的路程。在英国,这点路你一下子就走完了。在这里,在八月里,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正是这个时候,因为下雨,谁也不该出门,能不出门的人也都不出门。车夫们不肯走。动身的前一天晚上,我得摸着黑,从一家车店沿着一条刚被雨淋过、满是烂泥的中国街道,摸回住处去。第二天,有一个中国基督徒——一个穷人,哦,穿着那样破旧的一件褂子——捐了一笔钱来印基督教的书,给这一路洒上了许多光彩。那笔钱总共约合一块银元,可是对他来说,那是很大的克己;稍后我经过他住的那个被旱灾烤焦的地区,看着那些贫瘠的田地,心里纳闷他是从哪里弄来这笔钱的。我想是神给了他乐意捐献的心。旅程一开头就有这样一点光,一路都叫人高兴。
「那八十英里我们走了四天,又歇了一个安息日,一共五天。离终点不到四分之三英里的地方,我们的车陷进了一个泥坑。不久以前,我们刚经过一个基督徒的茅屋;我们在那坑里困了半个钟头或者更久,这个基督徒忽然来到了。他是个极讲究整洁干净的人。一转眼他就下到了泥里,指挥车夫,吆喝骡子,在车尾抬车。连骡子都觉得问题里添了什么新的因素。它们重新使了一把劲,车就出来了。你信不信?几天前有一辆车在那里翻了;据说丢了约莫三十先令的银子。本地人想找到那些钱,真的把大路刨开了,留下一个坑。我们不知道这事,以为那是寻常的水洼,就径直赶了进去。旅程开头那一点基督徒的温情,末了那一段小小的基督徒奇遇,使这一路和对这一路的回忆都十分愉快。
「我眼下正在读慕尔的《造物主圣灵,请降临》,几天前刚寄到。目前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诗篇》。我(差不多)每天早上读几节,把它的中文译文背下来。我从前从不知道《诗篇》里有这么多东西。我相信,就是到了漫长一生的尽头,这一点——在神的话语里发现得越来越多——对整本《圣经》也都是真的;而到了那以后,还有那取之不尽的神自己——眼前得以满足,将来也丰丰足足。
「这里百姓无尽的愁苦与患难,叫我深有触动。他们身体上的苦楚我见得很多,我也以微薄的力量担当他们的忧患、背负他们的痛苦,却没有多少办法解除。他们对属灵的事是何等死沉、何等昏暗啊!」
史密斯医生这年夏天与吉尔摩先生同住了几个星期,寄来下面这篇极有意思的小记,写的是他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他们两人大部分时候是在塔子沟一起度过的。
「他总是天一亮就起身,叠好铺盖,接着便开始读书。六点钟光景,有人挑着热小米粥和豆粥来卖。他买两碗,当作头一顿早饭。随后他接着读中文,通常是出声朗读;遇到难字,就一遍又一遍地念,好把它印在记性里。八点钟光景吃早饭,是几个中国馍馍,一杯可可。
「九点钟他带着帐篷上街,本地传道人刘先生陪着他。客店里的一个伙计帮刘先生抬帐篷和药箱,并帮着把帐篷支起来。帐篷支在我们客店后面一条宽街上,那里每天有集。药箱放在一张小桌上,桌前摆一条木凳,旁边又摆一条。病人就坐在凳上。难治的病人便送到客店,由我诊治。桌上还放着若干册各样的布道小册子和《圣经》单行本。吉尔摩先生施药、谈话,一有机会便讲道。
「一点钟光景他回客店吃午饭,是从中国饭铺里买来的肉菜之类。三点钟光景,我们通常到乡下散步。我们常出去看各样庄稼,吉尔摩先生一路上同遇见的这个那个闲谈。人家多半认得他,待他极其友好。那些时光给我留下了极愉快的回忆;我们常谈起故乡,谈起我们的孩子和朋友。有时他给我讲他求学时的朋友,有时又讲他在国内为差会四处演讲的事,讲他在那里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人。
「常有一位体面人走上前来问:『你们上哪儿去?』吉尔摩先生便答:『我们乘凉,哪儿也不去。』我们到乡下散步究竟图的是什么,人们始终莫名其妙。有一天,两个小伙子跟着我们,翻过几座矮山,走了好几英里,一心想弄明白我们是干什么的;可怜的小伙子,回到城里,被他们的朋友好一顿笑话。
「吉尔摩先生身上有一样东西,总叫我深为感佩——他对中国人礼数上那些细微讲究了解得惊人,观察的本领也惊人。他爱中国人——看待他们、对待他们都如同弟兄;他又是一个常在祷告中过日子的人;他作为传教士的大能力就在于此。
「遇见蒙古人,他总要用蒙古话同他说上几句;看那人听见自己的乡音时脸上一下子亮起来,真是奇妙。蒙古人个个知道他会说他们的话,而且是少数会说的人之一。
「我们回到城里,走在街上,许多过路人都向他躬身行礼;这里那里也有店主友好地向他点头致意。有时他买几个桃子或苹果,也常常花两文钱向卖糖的小贩买两块糖,递一块给我。
「四点半光景我们回到客店,照例总有些人已经在那里等着见他。做箱子的孙先生常来同吉尔摩先生一起读《圣经》,读了便讨论其中的各种问题;孙先生发表他的见解,吉尔摩先生再给他纠正。有时有个外人走进来,孙先生便常常同他讲福音。
「六点钟光景,吉尔摩先生吃些可可和面包。吉尔摩先生定下一条规矩:点蜡烛的时候,基督徒们聚集作晚祷;于是到了那时候,他们就都来了。吉尔摩先生房间当中放一张中国桌子,桌子三面摆着三条木凳,给传道人和基督徒们坐。吉尔摩先生和我坐椅子,在桌子空着的那一面。桌上立着两个中国烛台,每个上面插一支中国蜡烛。中国蜡烛是用蓖麻子做的,蜡烛底端有一截空心的草秆,把烛台上的铁钎插进草秆里,蜡烛就固定住了。我们另外还有一盏中国油灯。上面的灯盏不过是一只小小的瓦碟,盛着一点油,油里卧着几缕棉线——就是棉灯芯。灯芯伸出碟沿,点着了便亮。灯的下半截不过是一个瓦罐,里面存着添灯用的油,点灯的时候,那小灯盏就搁在它上头。这常叫我想起十童女的比喻;在这样一盏灯的光下读那个比喻,就能讲得叫中国人觉得活灵活现。
「我们的晚间礼拜,先唱一首诗歌,由吉尔摩先生领唱。接着吉尔摩先生作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我们读一章《旧约》或《新约》,一人一节轮流读。每人手里都有一本《圣经》。随后吉尔摩先生就那一章讲一段短短的话;讲完再祷告一次——这回请一位基督徒来祷告。最后再唱一首诗歌,然后祝福。
「通常总有一两个基督徒留下来同吉尔摩先生闲谈。他们一走,我们便一起喝一杯可可。然后吉尔摩先生和我一起作晚祷。他念慕尔先生一本小书里的一章,然后我们两人都祷告。
「这以后我们便坐在一起闲谈,直到就寝;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一八九〇年八月,史密斯医生失去了妻子。她做姑娘时叫菲利普小姐,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两地,伦敦会的许多朋友都认得她、爱她。他自己也病得很重,随之而来的虚弱,加上妻子骤然离世的巨大打击,迫使他在一八九一年初回英国休养。回国之前,他还得以把派来协助吉尔摩先生的那位年轻而勤勉的同工巴克尔先生带到蒙古,十二月五日抵达塔子沟。年轻帮手的到来叫吉尔摩先生大受鼓舞,可是史密斯医生不得不回国,那个他念兹在兹的医院计划也不知要拖到何时,又叫他极其失望;他一向断言,照他的判断,这个差会最终的成败就系于那所医院。然而这一类的管教,只是驱使他更全然地回到神那里去。在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给欧文先生的一封信里,他写道:
「说到我自己,我有许多要感恩的事。我多半是在光明里,有时光明得十分甜美。不过有时候又冷又暗;但我只管抓住不放,也就没事了。我发觉在属灵的阴沉天气里,读《罗马书》第八章很好,《诗篇》也有用。我觉得自己在灵修上划不动的时候,就翻开《诗篇》,把我的小舟推出去,任由那贯穿全书的灵修之流把我载着走。那水流总是朝着神流去,大多数地方又急又深。这些老人家——哎,老兄!他们把我们远远甩在后头,尽管我们有整部《新约》,有种种灵修的辅助和手册。可话又说回来,我也说不准。古时有伟人——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如今却有许多无名的、身量平常、却管用的人。
「弟兄,让我们忠心吧。神要的就是这个。祂需要的就是这个。祂能用的就是这个。布斯夫人有一句话叫我深受触动:那里(天堂里)跟这里不会有多大的不同。我想她说得对。我想那里也像这里一样,有各样不同的职分;我想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正是为那里的生活和工作所受的操练。啊,这奥秘!把它和我们隔开的那堵墙是何等的薄!这秘密从古到今又守得何等严!愿最丰盛的福分临到你、你一家和你的工作!
「爱你的,
「詹姆斯·吉尔摩。」
一八九一年,吉尔摩先生照旧辛勤工作,身体好,精神也好,看来还有许多年可以服事,他自己也这样盼望。然而正当夏天开始的时候,他被召到君王面前,去到「诸长子之会」那完全的工作与相交之中。倘若他能选择自己的结局,他大概也不会愿意它是别的样子。他在蒙古的工作在稳步增长;不错,是慢,却积蓄起一股会长存的力量和势头,为基督征服蒙古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他虽然实际上没有医生同工,那所他为之辛劳、为之祷告的医院也确实没有建成,巴克尔先生时时在身边相伴相交,却给了他鼓舞和力量。他的信都写得轻快爽朗;虽然不时提到来世,却没有一丝暗示、一点迹象,表明他多少觉察到自己在世的日子正那样迅速地流逝。在一月七日写给汤普森先生的一封信里,他说:「你听说我身体好、精神也好,一定会高兴。」
三月二日他给欧文先生写信说:
「神难道不打算在这里安排一位医生吗?我真纳闷!纳闷着,我就像告诉你一样告诉祂,并设法把这件事交托给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确交托给祂了。有祂那安稳的怜悯和帮助,是好的。弟兄,你的灵魂怎样?我来告诉你我的怎样——渴望更多经历那全能者的大能在里头运行。渴望更多地被改变。少些效法这个世界。渴望更多地触摸神,也让祂更多地触摸我,好叫我能觉出祂的触摸。
「这里归信的人这样少,我很苦恼。可有时候,我又因为相信自己是在努力遵行祂的旨意而十分满足。这叫我平静下来。我们置产业这件冒险的事叫我害怕,可是再一信靠神,恐惧也就平息了。那将来的世界,有时也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来,好像相距不远,从那里照过来的光,使事情看起来大不一样。」
从留下的其他书信里,我们可以窥见他最后这几个星期的作为和思想。一八六九年,他在爱丁堡见到了斯旺夫人,她是一八一七年至一八四一年那一次蒙古传教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的遗孀;那一次会面,为他一生的工作定下了主要的方向。一八九一年三月,他得知斯旺夫人去世,便给她的侄女卡伦小姐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寄过一张明信片给你,告诉你已收到你十二月十日的好意来信,信上说斯旺夫人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去世。我先前并没有听说,当时又没有工夫写信。我现在在我那教区的东头,离邮件送到我手里的地方有三天的路程。
「想到那封给我的信竟是她的最后一封,我心里很受感动。这样也是合宜的。正如那句话所说,『为死人受洗』。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她那份工作的继承人;她最后一封信写给这片工场,并非不相称——这片工场在她心里一直占着那样大的地位,叫她那样热切地关心,而她心里还容得下许许多多别的善工。我常想起我从她手里得到的种种恩待和情谊,有我到爱丁堡拜访她的时候,也有通信的时候。这样的人一旦去了,传教士们是很觉缺憾的。她是一位多么可爱的女主人;即使到了老年,她那一贯的、深沉而持久的热诚里,又怎样始终贯穿着那么多快活的苏格兰式幽默——这些我不必对你说,你认得她那样清楚。
「我一点也不知道斯旺夫人有那么大年纪了。八十一岁,她看上去并不老,只有我最后一次见她时才显出老态,可那时我也想不到她年纪有那样大。她已经去了;但往后许多年,只要我还活着,我会时时在想象中重访她在爱丁堡的家,看见她坐在桌旁,那安静的简在她四周悄无声息地走动;或是看见她坐在角落的书桌前写信。请代我向你父亲致以最亲切的问候——配得上这样一位姊妹的兄弟。他们的分离再长也长不了多久。说到这事,我们当中在这里活得最长的,也必定不久要去;等那离去来临,或是在我们面前隐约浮现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看那离去,而要看在那里的情景。」
他对救世军的工作和方法相当留意,所以《在最黑暗的英格兰》一书的出版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三月九日,他在一封信里写下下面这段尖锐的批评;救世军里有许多东西是别人难以接受的,他却抱着强烈的同情,因此这段批评就格外值得注意。
「星期六到了这里。同基督徒们过了一个很好的主日。今天下雪,我们于是得空把屋子收拾好了。我在《评论之评论》上读了布斯的计划。我大惑不解。它离布斯只做属灵工作的原则实在偏得太远了。读起来很好,可是布斯一定跟我一样清楚,其中许多理论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我最不喜欢的是:它在属灵的事上,做的正是它在世俗的事上想做的——就是说,它有意把许许多多一向办得卓有成效、如今也仍在办着的较小的慈善事业,一口吞进一个庞大的神圣托拉斯里去。还有,那些到底不肯悔改的人就要被抛弃。对,难处恰恰就在这里。这样一来,那些不成器的人,许多会像从前一样被撇在外头。布斯的专制,长久下去也是行不通的。不过我是赞成这个计划的,也赞成布斯老头;只是,一切专制和专制政权,都有它的限度,也都有它的尽头。不过,我对这个计划的赞同,要比这些话看起来的多。」
巴克尔先生大有希望成为一位合吉尔摩心意的继承人,他在初次报告自己在蒙古的经历时,把这位同工描述得明朗而充满希望。
「到了塔子沟,我们见吉尔摩身体非常好,比我在英国见他时气色还好。我们来了,他欢喜得了不得;我知道神差我到这里来,到如今已经给祂一位忠心的仆人带来了快乐和安慰,这也成了我极大的快乐。我略尝了一点被独自撇下的滋味,我不能不承认,过去这几年吉尔摩是忍受了一些东西的。
「我们住在一家客店里租来的几间屋子。吉尔摩不在这个院子。过去这五个星期,我一个人带着我的中国小伙计住在这里(史密斯医生在朝阳,前几天才回来)。眼下我还没能请到一位像样的先生。是吉尔摩的学生在教我。他口齿清楚。跟着他,我进步得相当不错。我希望几天之内就能请到一位像样的先生。
「另一件教会了我不少中文的事,是我得为日常家务吩咐我的中国小伙计。我感谢神让我从前有过那些经历,虽然那些经历相当艰苦;因为到了这里,我发觉它们大有用处。我得教我的小伙计做饭,教他做各样的事。这件差事相当好笑,因为我对这里的话一窍不通。我给他的每一道吩咐,都是一出两三幕的喜剧,全用哑剧演出来。告诉他我要买什么,我只好学某些禽兽特有的叫声;他一明白,就睁大眼睛,大声『啊!』一下表示明白了,跟着通常是扯开嗓门吼出那样东西的名字,好像我是个聋子。轮到他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他也总是站在屋子当中,从头到尾演一整出。有一回,他想告诉我有一条狗把当天的肉偷走了,那出戏演得实在好笑,他演完之后,我便问他想说什么,为的是再看一遍那份热闹。
「请原谅我拿这些不正经的事占你的工夫。不过我有不少话就是这样学来的,代价是弄得一身煤灰,还烫了手指头。这些都已过去,那小伙计如今很得力;他虽然现在还是个异教徒,我却盼望借着我的影响,他能被引领去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我很高兴我一来就直接到了这里。我确信我在这里学话(学的是老百姓的话,或许不是书本上的话),会比在边境的城市里学得好。我时时被逼着设法开口。每天总有几个客人来,我得设法招待。有时我在他们面前觉得自己笨,他们或许也这么想;但不管怎样,每天的经历都在给我添词汇。这样学来的话,我知道我说出来人家会听得懂。
「吉尔摩在做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他每天上街,摆开桌子,放上药箱和书。他有三条窄板凳,一条他自己坐,另外两条给病人坐。病人多得不得了,人类会得的种种病痛,样样都带了来。那是一条热闹的街,名声不大好,因为卖旧衣服的、收破烂旧货的,都在那里摆摊。
「有好几个星期,我每天在一定的钟点出去替吉尔摩看摊,好让他去吃点『点心』,那是一种不好消化的布丁似的东西,用小米面做成,拿豆子当葡萄干。他走时通常留给我一两个病人,或是要往眼里点药水,或是有伤口要换药。我是新来的,又是个地道的『洋鬼子』(头发是红的,脸色也红),走到哪里,街上总有一大帮人跟着,摊子四周也总围上一大群人。起初坐在那里给人瞧,自己又不能同他们说话,实在不好受;可是过了些时候,我对围上来的那些各不相同的面孔发生了很大兴趣。有一回,我注意到人群在热烈地议论着什么,不时打量我一眼。时不时有人转向身旁的同伴,用手指在上唇上抹一下,像是在摸自己的胡子。那时我来了才一个星期左右,对这里的话知道得很少;可是我留心细听,终于听见他们在说中国的数目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在打听、在议论我的年纪;于是我伸出手指,比出我人生旅程的年数。我从没见过一群人那样乐。他们『啊,啊!』地叫着,睁大眼睛,高兴极了,因为我能告诉他们他们想知道的事。然后轮到我了,我指着人群中这个那个,用我会的那一点中国话猜他们的年纪。
「可是聚到吉尔摩摊子四周的那些悲惨、痛苦、困苦的景象,简直骇人。在我看来,他的工作最接近基督自己赐福给人的方式。医治他们的伤,在疾病中给他们安慰,同时把借着耶稣基督得永远救恩的福音告诉他们。有一天我去的时候,看见吉尔摩正在给一个可怜的小乞丐的膝盖缠绷带。那乞丐是个十六岁上下的孩子,浑身赤裸,只有一块麻袋片围在腰间。他一直在地上爬来爬去,差不多冻僵了,一条狗(无疑以为他不过是一根会动的骨头)扑上去咬了他。
「这里的人穷得要命,每天在街上看见的那些爬来爬去的悲惨和苦楚,叫人心碎。我毫不怀疑,我是在一片真正的传教工场上,我感谢神给了我机会,能为减轻这些悲惨出一点力。可是说到拯救灵魂、建立教会这方面的工作,又怎样呢?我只能说塔子沟的工作。它还在起步阶段。全体基督徒和慕道的人,围着我这张桌子的四边就坐得下。不过我对他们非常满意。」
这一时期的书信,对所有收到它们的人来说,都带着一种极柔和、极神圣的意味,因为它们到达英国的时候,詹姆斯·吉尔摩去世的电报消息已经叫他的许多朋友悲伤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来得就像是从一位「幔内」之人那里传来的信息。其中有些提到他在读、并从中得了益处的书;有些描绘了他所经历的种种光景;有些直接关系到他的工作和工作的需要;全都具有一种肃穆的价值,读的时候,又有死亡赋予它们的那一层更清明的光。
第一封是写给他的一个兄弟的。
「你知道彭特科斯特博士的《在经卷上》吗?这是一本头等的书。我刚读完。书不贵。老兄,无论如何读一读。它叫那古老的《圣经》读来津津有味。我正在通读《新约》,大约一天一卷福音书,或是两卷书信。读得快有读得快的好处。细细钻研一小段一小段,有另一样好处。各种读法都有价值。弟兄,好好去读你的《圣经》吧。里面的东西,比你我至今看见过的不知多出多少。我正用中文和英文两样去读,这比什么都划得来。在耶稣里有一切的丰盛。从祂那里取用吧。愿从祂而来的最丰盛的福分临到你!天堂就在前头,弟兄。好哇!」
下一封是写给那位爱丁堡的通信人的,我们先前已从那些书信里摘引过一些。
「这批邮件二月二日送出。当天就退回来了。送信的人被强盗吓着了。他明天动身。我们都好。我们闲着。你信吗?正是中国过年的时候,我没法带着摊子上街。街上没人;不久就会有了。我们感谢有这段歇息。它不会长的。……啊,有耶稣可以把一切都告诉祂,真是好。愿祂更成为你我的知心朋友!今生的烦恼并不少。保罗的烦恼何其多!我正在读法勒的《保罗的生平与事工》。它给那些书信添了许多新的亮光。保罗这个人经历的是怎样的日子啊!可他却称之为『至暂至轻的苦楚』。我们的又轻了多少!他所仰望的那同一个天堂也是为我们的——那同一个冠冕——不但赐给他,也赐给凡爱慕基督显现的人。你爱祂。欢喜快乐吧。冠冕不单是为保罗那样的人预备的——我们不敢指望效法他——也是为那些(《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爱慕祂显现的人预备的,这叫我实在高兴。我们是爱慕的,不是吗?愿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使我们在需要忍耐的时候能够忍耐!愿你的心在祂里面安息!愿你的灵魂紧紧依附祂!愿祂的光常照在你的路上!愿我即便在黑暗的日子、黑暗的时候,心里灵里也常有祂的光!不要把我看作一个总在阳光灿烂的高处的人,而要看作一个常常沮丧、常常十分软弱、十分不配,离自己的理想差得那样远的人。可是想到在基督里我们是完全的,祂补足一切,这是好的。
「巴克尔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读了《至圣所》。是一本好书。眼下他和我相隔三天的路程,或许还要这样分开一个月。我希望他喜欢那本书。这对他有点苦,可是我为差会的事务不得不到这里来;若有需要,我随时会回到他那里去。又看了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四至六节。」
那位通信人曾问过他这段经文。
「经上说——『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懊悔了』。所描写的,显然不可能是一个有悔改之心的人的情形,难道不是吗?我断然这样认为;那段经文与悔改的罪人毫不相干。……凡把自己交托给祂保守的,没有人会受害。凡以神为向导的,没有人会缺少引领。我为之祷告的那些朋友,只要能听到他们的消息,或是收到他们的信,说他们已把自己交给神保守,我就安心、就感恩了。你是信靠祂的。你必不至于羞愧。祂必留意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方式,供应每一样所需的福分。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站在永恒里回顾时间。那时我们对自己的任何不信靠、任何不忠心,会何等羞愧!愿祂帮助我们现在就用那样的眼光看事情,并帮助我们照着那时我们会希望自己做过的去做!……
「你若能寄给我半打《无字书》,我会很高兴。有两本落到强盗手里,就这样丢了。……
「能收到《信心生活》我会很高兴。凡打动你的段落,你不妨做个记号。」
在四月一日写给帕特森牧师的一封信里,他写道:
「在这里,能得到最好的、献给神的书,而且早早得到,对我帮助很大。在最艰难、最危险的工场上的人,应当有最好的武装和装备。这些书里有些为我打开了神的话语里新的宝藏。我不用它们代替神的话语,而是用它们作打开宝藏的钥匙。」
在他兄弟亚历山大收到的、差不多是他最后的一封信里,日期是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有下面这段话:
「《与神同在》,是劳伦斯弟兄的谈话和书信。请寄一本给你自己,给约翰、马修、帕特森、高恩小姐,再寄十本给我,一切费用当然都记在我账上。作者是个罗马天主教徒:不要效法他的罗马天主教,要效法他与神同在的操练。」
四月,吉尔摩先生前往天津,被一致推举为伦敦会华北区委员会年会的主席。他寄给国内伦敦会的最后一件东西——除了一封谈委员会事务的简短便条之外——是一张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日的明信片,在他去世的消息传到伦敦几个星期之后才寄到。上面写道:
「昨天到了这里。世界一直在缩小。星期一上午八点离开塔子沟。星期二中午在一个边地的蒙古村子里吃饭,是在一个蒙古人开的客店里,一个蒙古跑堂伺候,旁边还有好些蒙古人看着。星期六下午五点到达天津伦敦会大院。我们的根据地离那条延长了的铁路只有五天的路程。我身体顶呱呱,这里人人都这么说,而且说得不假。眼下我身心两方面都过得十分舒坦。为伦敦会工作在国内的那一头祷告。
「你忠实的,
「詹姆斯·吉尔摩。」
整整三十一天之后,他就躺在同一个大院里,已经去世了。这中间的日子是怎样过的,由那些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享受了那崇高的属灵相交的人来讲述。即使早已预见到结局已经这样近,他在场时的那份热忱、那份感人的力量、那份帮助,也很难再增加了。不过,在转入这最后一个月的详情之前,先把下面几封信全文录出,因为它们是他亲手描绘自己工作的最后几幅较长的图画。
「天津,伦敦会,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日。
「亲爱的洛维特夫人:克拉珀姆公理会教堂工作会(妇女部)寄来的十英镑,我猜是你在背后促成的吧。不是吗?若是,谢谢。若不是——我本想说你应当是——可我的胆子不够了。无论如何,你可以读一读随信附上的这封信,再请转给那几位朋友,并代我向她们致以最深的谢意。我两天前到这里,要在这里住一小段时间。铁路已经往东修出去了,还在往前修,如今在蒙古离我不远的地方已经有了一个站——所谓离我不远,是足足五天的路程;不过照这里的远近来说,这就算近了。
「我对英国、对英国的朋友,有许多感激的、也有许多带着祷告的怀念,对我在你们家时你的好意,更记得清清楚楚。请代我问候你的父母。我盼望你和你丈夫、孩子们都好。我听说洛维特先生去了美国——是不是《美国图画》正在动工?
「我本打算给你写一封好信,可是写不出来,这封信只好就这样寄出去了。请在剩下的那张白纸上读出我应当表达、也确实怀着的一切情意和祝愿吧;但愿下回我给你写信时,不是在退潮的时候,不是在一班邮件的末尾。
「你丈夫是理事。我真心盼望他们正在给我派一位医生来。这件事他若能出点力,我盼望他出点力。
「你的,已经干涸、觉得说不出话的,
「詹姆斯·吉尔摩。」
上面那封信里附着下面这封信,日期是三月十日,收信的是「克拉珀姆公理会教堂妇女工作会」。
「亲爱的朋友们:多谢你们慷慨的捐款(十英镑),通知是昨晚到我手里的。听说你们想听听我的消息。好的。我刚从朝阳回来,在那里突击了一个月。过得很好。天气好,集市上的活也多。给四个成年人施了洗,其中三个是妇女——都是汉人。这实在是小事的日子,可是我受到的鼓舞不小,尤其是为那几位妇女。这样,朝阳城里或附近就有了四个基督徒家庭了。这回受洗的两位妻子,丈夫都是基督徒。我们一直祷告,求那些已得救之人的未得救的亲属也能得救。
「朱大嫂的丈夫是两年前受洗的。她答应丈夫把他们的两个孩子带到我这里受洗,可她自己却跟基督教、跟基督一概不沾边。这一回她的难处过去了。我很高兴,尤其因为去年她丈夫为了信基督挨了打,她还为这事同他闹了好一阵。她也让她的小孩子受了洗。请祷告神保守他们、帮助他们,度过因信基督而必定要生出来的种种纠葛;他们住在一个几房同居的大家庭里,掌家的人都是异教徒。
「宁大嫂是一位模范妻子。他们家穷。她丈夫穿不起好衣裳,可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正像一位贤惠、针线上又巧的妻子所能做到的那样。她补得那样整齐。有一回我不要了一件(中国式的)坎肩,送给了她丈夫。他拿回家去,后来我看见他穿着它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活像一位整洁的老绅士,虽然那件东西我送给他时几乎觉得拿不出手。
「他们家做家庭礼拜已经一两年了——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们去给她施洗。那是一所那样小、那样穷的房子,里面却那样干净。母亲、成年的女儿和小女儿,同父亲和成年的儿子,全睡在一铺小小的砖炕上,那炕给我——一个人——睡都嫌不够大。她和成年的女儿靠针线活养家——做妇女头上戴的马鬃发饰,由父亲在没有别的事可做的时候拿去卖。
「儿子有癫痫,挣不了钱,而且饭量又极大。他是个好人,也是基督徒。我们进门时,儿子和女儿出去了。母亲和小女儿受了洗。父亲不愿意他的大女儿受洗。她出嫁后会有一个异教徒婆婆,婆婆会找她的麻烦,逼她拜偶像。父亲是这么说的。过了几天,父亲又来了,说他因为怕那将来的婆婆,没让女儿受洗,可是女儿逼他逼得那样紧,竟和那婆婆一样难对付了。女儿说她要守住她的神,让他们守他们的去,于是她受了洗。她前头有苦日子要过。中国的婆婆可不是闹着玩的。请为这姑娘祷告:其一,愿她坚定;其二,愿她有智慧;其三,愿她抵挡的时候温柔;其四,愿神使她能够忍受;还要祷告那婆婆受到约束。神凡事都能。
「在这里塔子沟,有两个基督徒的妻子极力反对基督教,叫她们的丈夫日子很难过。请在祷告中记念这两位丈夫,以及所有处境与他们相同的人,也愿那些心地昏暗的妇女自己得着光照。你们想象不到这里的妇女陷在迷信里有多深。还有一个基督徒,他的妻子要拜一只黄鼠狼,他只好由着她拜,因为她若不拜,就现出被那畜生附了身的样子!
「前几天有个妇人到我在集上的摊子来,说『黄先生』缠着她。原来『黄先生』就是黄鼠狼,她一口咬定自己的病是那畜生作的祟。
「这一带极需要一位女医生。你们不知道有谁合适吗?你们当中难道没有人能学医,然后作为医生到那许多有需要的地方去吗?先前大家对已故的史密斯夫人在这一带寄予厚望,可是神把她接去了。来这里的人应当身体好,也不怕与外国人的社交隔绝。我的建议是来两个人,一个学医的,一个不学医的。有一所房子可以给这样两个人住,只是我看不出她们不懂一点中国话怎么过得下去。也许北京或天津已经会说中国话的女士当中,会有人自愿来给一位女医生作伴。但愿神激励你们当中的一些人!眼下,谢谢这笔钱。也谢谢你们的祷告,我相信你们是为我们祷告的。你们还可以为一个妇人祷告:她有一位很好、很安静的基督徒丈夫,可她自己脾气那样坏,按情理实在不好意思自称是基督徒。哎,老兄!哎,老兄!说来也怪,我一个鳏夫,竟被撇在这里照管妇女的灵魂,而在国内,却有许多妇女在同男人争差事、争生意。我想事情总有一天会摆正的,不过我未必能看见。
「十分感激的,
「你们真诚的,
「詹姆斯·吉尔摩。」
五月八日,他给美部会马克·威廉斯牧师的夫人写了下面这张便条。美部会那时恰好也在天津开年会,与伦敦会同时。吉尔摩先生写这几行字的时候,那场致命的病已经上身了;据我们所知,这是他写下的最后的字。它们美好地见证了他对蒙古人那份深厚的感情——很久以前,他和他的妻子曾那样尽心地服事他们,也曾为他们受了那样多、那样深的苦。他站在天乡的边界上,回想起早年的辛劳;他给那些必须把事情继续做到成功的人——不但是他的工作,还有为耶稣基督赢得全中国的那项伟大事业——留下了这样一份最后的遗产,那是他的祷告、他的信心、他的辛劳和他全然舍己的果子,就是这样一个信念:中国所需要的,是「照着老路子、老办法,做好的、老实的、安静的、恳切的、坚持不懈的工作」。
「天津,五月八日,星期五。
「亲爱的威廉斯夫人:谢谢你把照片还给我。这些照片我不是亲手交给你的,所以担心眼下人多事杂,它们会被放错地方,甚至没送到你手里。
「这时候在这里见到你,真是一大乐事。许多往日的回忆都涌上心头。虽然我大概再也不会见到张家口了,可我常在想象里走过它那些又窄又硬的街道,走过那些高高低低的小巷,到你家去坐坐,看见你们每一张脸,连年少的斯蒂芬和用功的埃塔的脸也看见了;也常常翻过那道山口,上到草地去。
「在这里同你们大家相见,就像在以琳的棕树和水泉旁歇息片刻。
「你们那平安快乐的一家,叫我满心感谢神。愿祂赐福给他们大家(你的孩子们),不但引领他们走上平安喜乐的路,也引领他们走上为祂作有用之工的路!你和你丈夫看来都好。愿你们还有许多年阅历成熟、大有用处的劳作!
「近来我越来越深地觉得,中国所需要的,与其说是新的『闪电式』方法,不如说是照着老路子、老办法,做好的、老实的、安静的、恳切的、坚持不懈的工作。
「带着对张家口往日一切恩情的许多感激的回忆,盼望收到你或威廉斯先生的信,比如一年一封左右,并为你们、为张家口一带所有的蒙古人祷告,
「你的,因想见你们大家而振奋的,
「詹姆斯·吉尔摩。」
第十二章最后的日子
在天津,詹姆斯·吉尔摩住在罗伯茨大夫家里——罗伯茨大夫曾在蒙古与他共事,可惜时日太短——替大夫料理家务的是他的妹妹。这最后几天的经过,没有人比他们兄妹讲得更好,就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把这无可挽回的噩耗告诉远在英国、如今已失去母亲的两个孩子,这件伤心的差事落在了罗伯茨小姐身上。
「天津,一八九一年六月六日。
「亲爱的威利和吉米:
「你们一定纳闷,我是谁,从来没见过你们,却叫着你们的名字。
「可是我想,你们听说你们亲爱的父亲生命的最后五个星期是同我哥哥罗伯茨大夫和我一起过的,或许就不会嫌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给你们写几行字了。好些星期以前,我们接到吉尔摩先生一封信,说他希望能来天津参加年会,问谁肯收留他。我哥哥当即回信,说他若肯住在我们家,那真是我们的荣幸。于是他来了,还比会期早到了大约两个星期,我们因此格外高兴。他到的时候看上去十足健康,精神也极好;许多人都说他气色真好,身子真结实。
「他到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提议马上给他开饭,可是你们的父亲向来体贴人,他说:『不用了,谢谢您,我已经吃饱了;到你们下一顿照常开饭以前,我什么也不需要。』
「过了一会儿,我们领他去看他的屋子,『那屋的窗户朝着日出的方向』。我们尽力把屋子收拾得好看、舒适,还插了新剪的鲜花。第二天我发现他把写字台上的台布揭掉了,晚上他把台布交给我,要是我没记错,他说的是:『小姐,这是您的台布。我怕把墨水弄到上面,您还是收起来吧。』我很过意不去,求他尽管用,就是弄上墨水也不要紧;可是没有用,他无论如何不肯弄脏我的台布,所以也就不肯用它。
「他同我们在一起似乎很快活。我想,在蒙古过了那样孤单的日子,住惯了汉人客店那些阴暗的屋子,他是真心领略到我们这里家的滋味的。凡是我们想得到的法子,都尽量用来叫他舒适,能这样照料他,真是一件乐事。
「他一天的日子,大抵是这样过的:
「早饭后写信。十点三刻喝一杯可可,然后到医院去,一点钟回来吃午饭。饭后又同我哥哥一道回去看住院的病人。四点半我们大家一起喝茶,茶后他或去拜客,或去散步,或同理一视先生、布赖森先生商量委员会的事。许多个晚上他应邀外出,或是去赴会,或是安安静静在家里度过;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直到年会开幕。那以后,每天直到下午四点都在开委员会,六点钟吉尔摩先生还要给来赴会的汉人传道人上一个钟头的查经班。
「会开得差不多了,你们的父亲才说觉得累垮了,还发烧。接下来那个星期日他躺倒在床上。那时离他去世只有十一天。不过星期一他好了些,起来了,整天都能同我们在一起,晚上还同我们大家一起领了圣餐。然后我们一块儿聊了好一会儿,唱了几首诗歌,其中有一首是《愿主与你同在,直到再会》,就是桑基《福音诗歌独唱集》里的第四百九十四首。
「说到这里,让我把吉尔摩先生在刚才提到的那本诗集里最喜欢的几首告诉你们。其中有第四百九十四首、第五百三十五首、第一百五十首、第三百二十八首。我想你们会愿意为了他学会这几首,唱一唱的。
「你们亲爱的父亲到最后只在床上躺了十天,这些日子他很少说话。他烧得太厉害,病得太重,不想说话,也不想听人说话;他只是静静地躺着,忍受病痛,耐心得出奇。有一天,我见他有点不安,就走到床前,问他要什么。『不要,什么也不要,』他答道,『只求主救我脱离这苦楚。』
「最后几天他神志不清了,可是他所有的胡话,说的都是他的工作。那是他一生的倒数第二天,他比平时更不安,一直挣扎着想起来,好像要上路似的,这时他抬起头来说:『我们这是到哪里去?』
「『到天上去,』我答道,『去见主。』
「『不对,』他说,『不是这个地址。』
「『是的,吉尔摩先生,』我又说,『我们是到天上去;您不愿意去见主耶稣吗?』
「这时他似乎听懂了我的话,恭恭敬敬地低头表示是的,他的嘴唇颤动,眼里充满了泪水;于是他安静下来,像一个迷了路的疲倦孩子,打听之后知道只要再走几步,就可以安歇,就到家了。
「第二天,也就是他最后的一天,他更加不安。有一阵他好像在对一群听众讲话,两只手恳切地比划着;他用尽所能鼓起的力气说:『我们没有照着应当的样子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应当在祷告中等候神,求祂赐福给祂交给我们去做的工作。我很想痛痛快快地讲一篇——可是我讲不了——我病得很重——只能说这几句话。』说完他点点头,挥挥手,好像在向听众告别。
「晚上七点钟,我哥哥看出大限不远了,我们立即派人把差会的其他同人都请来,好让大家在这最后庄严的时刻都守在他身边。他始终昏迷不醒,呼吸很吃力。
「两位大夫奋力抢救了一个半钟头,想挡住死亡致命的手,却是徒然:主要祂忠心的工人回去,我们留不住他,虽然我们是那样需要他,也知道英国的威利和吉米更需要他。
「他的呼吸渐渐地越来越平静,终于,大约九点半,他就那样合上了眼睛,『睡了』,脸上停着天上的平安。」
罗伯茨大夫写给当时在英国的史密斯医生的一封信里,又补了一些细节。
「有一个星期日晚上,他讲了一篇非常严肃的道,讲的是『总要自己省察』,他那样讲道的情形,谁也不会很快忘记。年会期间他格外忙碌。人人都说他当主席当得好,每天上午九点到九点半的灵修会上,他总是随时可以领祷告,或说几句话。新鲜,切中要害,直入人心——他所做所说的一切都是如此。晚上他为来赴年会的本地传道人主持聚会,每晚带一位西人去帮着讲话。
「正是在这忙碌的一周结束、他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他发起烧来,这场热病终于把他接回了家。热型很不规则,不过过了几天,我认定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斑疹伤寒。整个病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心脏极其衰弱,若不是有这个不幸的并发症,我相信他今天还活着。心力不足是他的老对头了。病的头一个星期他并不觉得很难受,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差不多每晚都一起祷告,读神的话。可是到了第二个星期,他的体温升到华氏一百零六度,虽然用了退热药降了下来,他似乎再也没有恢复到先前的地步。他的神志越来越模糊。巴克尔守夜间,我妹妹守白天,我有空就去陪他。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他去世的那一天,他整天谵妄得厉害,不过还认得我们每一个人。直到晚上七点,用了强心之剂,他的心脏还是衰竭了,我才放弃了希望。那时我们都聚到他床边。我在弗雷泽的帮助下竭尽全力要挽回这悲惨的结局;可是不久,见我们的努力终归徒然,我们就住了手,坐在他屋里,看着他渐渐地、非常平安地离去,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直到他合上眼睛,在耶稣里睡了。」
葬礼于一八九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傍晚举行。那是一个美好的下午,明亮的阳光使约翰·班扬的那句话更添了分量,那句话就印在一张简单的单子上,单子上印着墓前要唱的诗歌:「他们把天路客安置在楼上一间屋里,那屋的窗户朝着日出的方向。」灵柩由两班人轮流抬到墓地;头一班是三位西人和三位本地传道人;第二班,一边是他的连襟米凯牧师、他的同工巴克尔牧师和罗伯茨大夫,另一边是他忠心的汉人传道人兼助手老刘、天津神学班的教习老张,和他的信差、塔子沟人老席。他最后安息的地方,紧挨着他挚爱的朋友马根济大夫的墓,墓前的仪式由理一视牧师和巴克尔牧师主持。老张领了祷告,众人唱了一首送别的诗歌。
安睡吧,亲爱的,安睡,安歇吧;
把你的头靠在你救主的胸前;
我们深深爱你,但耶稣最爱你——
晚安!晚安!晚安!
直到这世上的阴影都被驱散;
直到祂终于把祂的禾捆收进仓;
直到这暮色的昏暗都已过去——
晚安!晚安!晚安!
直到我们在祂的宝座前重逢,
穿上祂赐给自己人的无瑕白衣,
直到我们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
晚安!晚安!晚安!
曾经认识并爱戴吉尔摩先生的汉人小男孩们走上前来,把一把一把的花撒进他的墓穴;慈爱的手在灵柩上放了一个白花编的花圈,代表远方那两个如今成了孤儿的孩子;这简朴而美好的仪式,以在场的汉人信徒自发的一个举动结束。他们挤到这个人的墓旁——他的心爱中国、爱中国人,那份热忱与激情,或许有人与他相当,却肯定无人超过——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起了那首起句为「在基督徒荣耀的家乡」的诗歌。
这位工人已经进入了他常常凭着信心的眼睛望见的那安息。在他去世前不到一年,他写道:「必有一个安息。就在前头某处。至多也不很远了。完全,安静,丰足,没有孤单,没有隔绝,没有有心无力;那时我们少年的日子将加倍还给我们;在那里,即便还有奥秘,也不会再有折磨。还有那里的重聚!而且是长久的,不会觉得今天的安息到了明天就要结束,又要一头扎回一个充满罪孽翻腾、苦难呻吟的世界里去。」
赞美詹姆斯·吉尔摩的话,满怀爱意的,可以写上许多页。但最好的莫过于他一生那朴素的故事。不过有两三段讲到他的工作和影响的话,这里必须收进来。
雷诺兹博士写下了这样一段有分量的见证:
「他的一生结束得太突然了。把我对他一生的整体印象收拢起来,我确信,我很少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完全被一个宏大的理念所占有,那样彻底地相信我们欠着异教世界一笔债,那样不可动摇地确信基督教的信仰与生活,是我们光照圈子以外那些地方唯一至高的需要。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把粮食撒在更广阔的水面上,把种子撒在更大的一片地上,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不得不为撒种与收割之间那些令人心碎的月份更加伤心地哀叹。公正的评论家都认出了他那份极度的诚实,那份机敏的风趣,那份眼力,以及他讲述自己那些罕有经历时那种逼真的本事,逼得读者对他叙述的每一个细节都不由得信服。可是他基督里的弟兄们,在吉尔摩的成就里看到了比这更深的一脉。他自始至终燃烧着一个热切的愿望,要把基督的威严与慈悲、把祂医治与号令的全部能力彰显出来。我曾有意想不到的机会发现,他的天性是何等温柔重情;他对汉密尔顿的家,对他的父亲、母亲和妻子,是何等感恩、何等热爱;他对母校的学会和同窗兄弟,又是何等忠诚、何等信实。」
吉尔摩先生去世后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追思礼拜上,欧文牧师略述了他的品格与工作,并这样总结他的一生:
「他在任何事上都不顾惜自己,而是把自己完全献给了神。他一点也不保留。一切都放在了祭坛上。我怀疑即便是圣保罗,为基督所受的也未必比詹姆斯·吉尔摩更多。我也怀疑,基督可曾从人的手、人的心里,得到过比这更充满爱、更专一的服事。
「倘若有人问:『吉尔摩先生要是多爱惜自己一点,活得长久一点,岂不更好?』我要回答:『我不知道。他的一生是美的,即便我能改,我也不愿去改。像他那样服事基督的几年,抵得过一百年平庸的劳碌。我们需要从他那样的一生里得着激励。天上也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人、这样一段人生而更丰富了。我毫不怀疑,那珍珠的门大大敞开来迎接他。天使和世人欢欢喜喜地迎接他,救主接祂忠心的仆人回家时,脸上会绽开怎样的笑容啊!』
「他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他说:『要忠心,要勤做工,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要恳切,因为人生短促;要预备好,因为人生无常。』可是神为什么在他生命和工作的半途就把他召去了呢?我不知道。也许这里的工作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要紧。或者另有更重要的服事,在别处等着像吉尔摩先生这样的人。他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主已把许多事派他管理,他已进去享受他主人的快乐了。」
一八九一年六月六日,巴克尔先生写信给他已故同工的两个儿子:
「我给你们的第一封信,竟是要告诉你们你们父亲去世的事,这真叫人难过,这消息你们想必早已听说了……你们寄来的你们俩最近的照片,他总是放在看得见的地方。每次出门,他都带着。在天津最后病着的时候,他把照片放在一张矮矮的边桌上,正好同他的床一般高,这样他躺在那里就能看见……他很快乐,死得像一个完成了任务的忠勇士兵。亲爱的孩子们,失去像他这样的父亲是可悲的,可是有过这样一位父亲,又是莫大的福分——这样勇敢,这样有胆量,为了基督的缘故忍受身体上的不适与痛苦,忍受可怕的孤单,为的是要把神的一些犯了罪的儿女领回到他们天父的怀里。他为蒙古人而活,为蒙古人受苦,虽然神没有给他为其中哪怕一个人施洗的荣幸,他对自己的工作却是那样忠心,一直劳苦到最后一刻。『至死忠心』这句话,在你们父亲的一生中得到了完全的印证。」
吉尔摩先生被召离了他的工作,巴克尔先生随即赶回蒙古,要以同样信心与献身的精神把这工作接续下去。他从蒙古寄回的第一封信里,描述了本地信徒得知他们失去吉尔摩时的悲痛。「这里(朝阳)的信徒听到吉尔摩去世的消息,那份悲痛十分感人。他们听说他死了,成年的男人都放声大哭,像孩子一样抽泣。吉尔摩常去、人人都熟识他的那一路上,在集市上,在庙会上,他们一看见我,头一句问的总是:『吉尔摩先生来了没有?』听了我的回答,人人都大为惊愕,接着就是叹惜。每天晚祷的时候,我都能听见他们的祈求里夹着吉尔摩的名字。这里的信徒给他的两个孩子写了一封慰问信。
「这里朝阳的蒙古人多得很,不是那种游牧的、住蒙古包的,而是在这里定居的,所以用不着去找。就在城中央,有一座极大的蒙古喇嘛庙,有两三百个喇嘛。每天都有几个喇嘛到我这里来,可是我却一再听人说,这个布道站设错了地方。这一类的话,常常刺痛那颗如今已在死亡中静止了的心。可是这个布道站现在是、将来也仍是一个以蒙古人为本的布道站,这一点就在于:亲爱的吉尔摩最大的努力是为了让蒙古人认识基督,我最大的努力也要朝着这个目标。不过,倘若我把生命的粮递给一个蒙古弟兄的时候,有哪个饥饿的汉人站在一旁,也想吃一口,他也可以得着,而且同那个蒙古人一样受欢迎。」
巴克尔先生报告里提到的那封给孩子们的信,是对詹姆斯·吉尔摩一生的恰当写照,他本人也不会再想要别的颂词了。这封信出自那些他为之献出了自己最好一切的人的心,可以看出他在他们的感情里扎下了多深的根。
「敬问诸位贤昆仲吉尔摩兄平安喜乐,并问贵学堂全体平安。首先,吉尔摩牧师在口外朝阳传道行医,真是爱人如己,体贴谦和,有我们救主耶稣的样式。不但信徒感谢他无尽,就是教外的人(异教徒)也对他称颂不已。我们这些借着吉尔摩牧师得了重生之道、蒙了耶稣恩典的人,原指望同吉尔摩先生在世上一同聚会,直到白头,来世再随他一同升天。万没想到我们竟这样不幸。他已经归主去了。我们确实知道他是在主的面前,不但为我们祷告,也为你们我们的弟兄祷告。
「我们求你们看到这封信时,不要过于悲伤。盼望你们更加发奋读书,得着属天的智慧,像所罗门一样,日后好到中国来,到这朝阳来,广传福音。父亲怎样做,愿儿子们也怎样跟随,这是我们恳切的心愿。
「朝阳信徒具名:
「刘茂林(传道人)
庞殿魁
王升
宁福同
张万全
张贵
姜升
王慧贤
刘义(令尊的仆人)
宋刚
褚文元
张振
张茂基
宁广珍
刘卓
田德春
胡德」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同他作别。倘若他一生的故事不能打动人心,不能加深信心,不能提高我们对更新了的人性的估量,不能重新激起在国内外为基督做工的热忱,那过错必定在那个试着讲述这故事、整理这些事实的人身上。
神的道路常常是幽暗的。詹姆斯·吉尔摩常有这种感受,在认识他的人看来,他被接去的时候,似乎正是神的工作最需要他的时候,正是将来那场丰收初熟的果子开始收聚的时候,正是他对汉人和蒙古人的了解、他们对他的了解和爱戴开始见出成效的时候。可是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什么也不能从基督的教会夺去那光辉的舍己,那在本分道路上高贵的坚忍,那勇敢、献身、为灵魂燃烧的热忱、恒心行善的光明榜样——这些在他漫长的劳苦岁月里始终那样清楚地闪耀着。爱,把自己钉上十字架,在逆境中、在孤单中、在种种危险中、在几乎所有想得到的试炼、拦阻与抵挡之下——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紧紧跟随耶稣基督:这些就是詹姆斯·吉尔摩在坚硬的蒙古草原上、在它东面的山岭与河谷间丰丰富富撒下的种子。「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他的工作还在继续。他如今正在更高的服事里遵行主的吩咐。在那里,我们不得不相信,他那些全然非凡的属灵的契合、能力与才干——这些在他内心生活的整个故事里都那样显眼——正得着充分施展的天地。落在我们这些还留在世上的人身上的,是这样的责任:把他开创的工作推向前去,增援做工的人,在祷告中背负蒙古,直到佛教在耶稣基督纯全的真理和完全的爱面前消退,直到连那些坚硬冷漠的蒙古人也终于认识到詹姆斯·吉尔摩那么长久、那么忠心地想要教给他们的真理——他们需要那位大医生,甚于需要世上的大夫;祂医治他们灵魂的伤,比世上的医生除去他们身体的病,更有能力,也更愿意。
詹姆斯·吉尔摩一生真正的教训,不是有两层吗?倘若从成效的角度来看,它应当清清楚楚、活生生地告诉人:面对在中国传教的种种难处,因为见不到成效而灰心丧气,是不明智的。恐怕至今还有许许多多善良的基督徒以为,要使汉人和蒙古人归信,只需把一本用他们本族语言写的神的话放到异教徒手里,再向他们传讲救恩的好消息就够了。这一代人中,或过去的世代中,没有谁比詹姆斯·吉尔摩做这件事做得更忠心。没有谁比他更坚定地相信这条真理:使异教徒的理智、良心与内心降服于救主,「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而是倚靠圣灵直接的感动。没有谁比他更迫切、更火热地为无知和有罪的人在祷告中摔跤,然而他公开的归信者,扳着手指就数得过来。这是证明神不信实吗?这是表明这项事业毫无希望吗?还是神借着祂一位最能干、最真诚的仆人的一生,在教导我们:无论祂赐福还是不赐福,都要在祂命令的道路上恒心忍耐?祂不是在向祂的教会宣告,需要它的全体成员都有一种舍己,与詹姆斯·吉尔摩以及其他像他一样、在同异教的争战中不以性命为念的人所显出的舍己相称吗?总得有人去当敢死队。总得有人在为我们的神预备大道时舍弃性命。「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可是日后在蒙古这片田地上接续劳苦的人,作为詹姆斯·吉尔摩撒种的直接结果,将能把我们主的话用在自己身上:「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倘若完全撇开那些能填进统计表的成效来看詹姆斯·吉尔摩的一生,它又是何等光辉地激励人!忠于他的主,忠于他的工作,虽然主似乎迟迟不赐福,虽然工作把做工的人消磨殆尽。圣保罗对那不知感恩的哥林多教会说:「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在《罗马书》里,他又把以赛亚古老的话用在那些抗拒福音的犹太人身上:「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神也不会弃绝中国的以色列,也不会弃绝那些蒙古人——他们给了这位忠心的教师尊敬、留意,在某种意义上还有他们心里的爱,只是至今还没有把那颗心交给他们真正的主。詹姆斯·吉尔摩无论得时不得时,几乎常在孤单之中,身体上的劳苦多得过了头,常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有一次几乎把他压垮;最珍爱的盼望长久落空,而他所承受的那种持续的重压,除了信心上的巨人,谁都会被压碎——他就是这样过了一生。这一生即便没有教给人别的教训,单为了教给人这一条,也值得一过:耶稣基督能够、也确实叫祂的仆人,在为求成功而作了最猛烈、最持久的努力之后,胜过那表面上的不成功;而这,是更新了、成圣了的人性所能得着的最大的胜利。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