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围的北京

一卢沟桥之乱

卢沟桥之乱——诺雷加德上尉击伤数人——柯尔德曼医生随胡抚台以特派委员身分前往查办——董福祥军中诸将所露的仇外之心——与端王的一笔交易

一八九八年的秋天，十月里，中国皇太后那场著名的政变刚过去不多几天，便出了一件事。这件事或许正是左右了此后一切事变的那股力量；也或许它不过是太后与她那班邪僻谋臣暗埋的一颗地雷提前炸了——那地雷本是预备日后某一天用来震动整个文明世界的。我说的是卢沟桥之乱。卢沟桥，讲英语的人叫它马可·波罗桥，因为那位早年的旅行家把它描摹得分毫不差。说来也怪，这地方竟被挑中作了汉口至北京铁路的北端终点，虽说它远在北京以西十英里开外；这条路因此通称卢汉铁路。

俄、法、英三国公使在北京为争这条路的筑路权与借款权而作的一番角逐，其政治经过极可玩味，尽够单写成一部书；不过本篇叙事无须牵涉那许多，只消说明一点：最后是替俄、法两国出面的比利时人，取得了修筑并承贷中国这条最大干线的权利。

为把这条干线同已有的京津铁路接通，自北京以南第二站丰台起，铺了一段短轨通到卢沟桥，又在原来那座卢沟石桥以西几百码的地方，架起一座很漂亮的铁桥。这段接轨的短线只有三英里长，产权属于京津铁路。

引子就说到这里为止。下面请容我叙述那一件我身在其中、因而能够凭着亲历确切道来的事。

十月二十三日，我被唤到丰台去，替一个可怜的苦力锯腿——那人叫天津开来的快车轧了。手术做完，我在京津铁路北京段驻段工程师考克斯家里用了午饭。同席的还有两位客人：印度陆军的拉德克利夫少校，正在中国休所谓「学话假」；以及英国使馆的正翻译官坎贝尔。

席间考克斯先生谈起那座新落成的铁桥，邀我们饭后同坐手摇车去看一看。我去不成，因为下午四点钟在北京还有一处出诊。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下面这通电报。它本该头天晚上就送到的，只因城门已闭，便没有人去送：

「北京柯尔德曼鉴：即来丰台。考克斯、诺雷加德二人于卢沟桥乱中俱受重伤。

诺尔斯。」

我立刻坐车赶往马家堡，那是京津铁路的北京终点站，打电报到丰台，要一辆机车上来接我。

一个钟头之后我到了丰台，径直去考克斯先生寓所，只见他和诺雷加德上尉——卢沟桥的驻桥工程师兼建桥人——两个人头上都缠着绷带，浑身上下一副被人狠揍过的样子。我一面替他们拆下头天由我的助手、丰台铁路医院的一名中国医科学生所敷的药布，一面听他们讲那场乱子的经过。

考克斯先生说，他和两位客人午饭后不久便乘手摇车到桥边诺雷加德上尉的住处，约上诺雷加德一同步行往桥上去。桥的东头站着一伙甘军，约莫五十来人；他们一见外国人走近，便用污言秽语相迎，其中那句人人耳熟的「洋鬼子」翻来覆去地叫。

坎贝尔先生中国话说得极流利，上前同他们理论，要他们闪开一条路让众人过桥；那些人却死死堵住桥头，喝令外国人退回去。

正在此时，路轨上来了一名微末武弁。坎贝尔便求他弹压众人，放他们上桥察看。这军官回说，这些人不是他营里的，他管不着。坎贝尔深知中国人的脾性，当下就告诉他：不管是不是他直属的兵，一旦闹出事来，他们唯他是问。

这一来，军官便喝令士兵让开道路。士兵果然立刻闪开，四个人遂过了桥。他们一上桥，那军官就撇下众兵，不知去向了。四人在桥的那一头逗留了一刻钟，然后折回。

将近东头时，他们看见方才那群凶徒仍守在那里等着，手里都攥着石头；一走进抛石所及的范围，迎面便是一阵石雨，不少打得正着。四人奋勇冲了上去。考克斯被砸得颇重，认准了打他的那个人，一直追进人堆里，一记重拳把他打倒。考克斯身高六英尺四英寸，膂力过人，那家伙这顿苦头吃得着实不轻。

然而众人回身扑向考克斯——他这时已与同伴隔开三十多英尺——把他团团围住，单凭人多体沉，硬是把他压倒在地；不过在倒地之前，他已经把好几个人打得爬不起来了。

就在这当口，诺雷加德上尉眉骨上方挨了一石，伤口很深，割断了一条小动脉，满脸是血。他不知自己伤得如何凶险，又眼见考克斯先生性命危在旦夕，便拔出左轮，朝人丛中放了两枪。这两枪的效验立时而见。这群凶狠残暴的懦夫当即撒开考克斯，像绵羊一样朝半英里外的营盘奔逃而去。

诺雷加德用手绢裹住头，又扶起考克斯，一行人急忙跑回他的住处，把诺雷加德太太和她八岁的儿子接上手摇车，众人一齐回了丰台。

考克斯随即用电报下令：凡在卢汉铁路上做事的工程师，一律弃职，随他退往天津，静候中国官府了结此案；并且要中国政府对日后行止有所担保，因为那批官军还有大队正从西南开来。

我替这两位先生包扎停当，他们便搭火车往天津去了，笔者则回了北京。

第二天，也就是乱子出后的第二天，我接到北京抚台胡燏棻的信，请我即刻到恩贝克饭店去见他。到了那里，只见这位老先生带着二十名随员在等我。他说，太后已派他为特派委员，前往卢沟桥查办两日前乱子的原委，并且详查两名受伤兵丁的伤情——据他们的长官禀报，这两人是被诺雷加德上尉无故开枪打成重伤的。他要我陪他进营，以专家的身分验看伤处，好让他据实复奏太后。

老实说，我并不怎么情愿独自走进那支赫赫有名、仇视洋人的甘军营盘；可是我受胡抚台的情多了，想成全他。再者，这桩差事里带着几分冒险的味道，对一个通讯员来说也不无兴味。不过我宁可带着枪去。我心里盘算：在敌意的营中，一支左轮固然不能拿来进攻；然而只要胡抚台同我在一处，万一有变，我便可以把枪口抵住他的脑袋，挟他为质，保自己无恙——因为我一向相信，太后特派委员的身子，在她手下将帅眼中总是神圣不可犯的。后事证明这信念何等虚妄，而且不出几个钟头就证明了。

于是我请他准我先回家一趟，取一件也许用得着的小器械，顺便告诉内人我要出城，免得我天黑不归，她心里着急。

胡抚台说，我要什么器械，丰台铁路医院里都有，他可以派一名随员去给我太太送信。我却坚持非回家一趟不可，说定半个钟头后来同他会合。他于是吩咐在这中间摆饭，叫我快去快回，在饭店同他一道吃了午饭，再一同上马家堡，那里有专车等着我们。

我赶回家取了那支史密斯威森六响手枪，同胡抚台美美地吃过一顿午饭，坐上一辆没有弹簧的大车到马家堡，上车之后，不多时便到了卢沟桥车站。

我们下车时，营中来了一名微员迎接，由他并二十来名甘军士兵陪着，一同到铁桥桥头，也就是两日前出事的地方。

胡抚台在这里命人把守桥的更夫带来，就考克斯与诺雷加德所述各节一一讯问。两名更夫所说的，与两位外国人所说的分毫不差，处处吻合，都把罪责全归在甘军身上。

这两个可怜更夫作证时的无所畏惧，令我颇为吃惊。其中一个后来因为出首告发，竟被那些兵丁杀害了。

胡抚台随即步行到卢沟村中的一家客栈，吩咐那微员传令：凡驻扎附近各营的统领、管带，即刻到他跟前听候查问，因为他是奉太后之命前来查办的。人未到齐之前，他同我坐着喝茶。

头一个到的是张将军，约莫一刻钟工夫便来了。我们先听见院子里一阵喧闹、人声嘈杂、马蹄踏地，知道是有要紧人物来了。接着一名兵丁在门口通禀：

「甘军马队张将军到。」

「请。」胡抚台答道。转眼间，我们面前便立着一个世上难寻的凶恶之徒。此人身材高大，满面风霜，年在五十开外，蓄着一副（就中国人而论）相当浓密的黑髭，鼻梁比寻常人高耸得多；身穿深蓝色袍子，脚蹬缎面高靿靴，官帽上是一品顶戴，插着花翎，花翎用一块值钱的玉管与顶珠成直角地别在脑后。他一双眼睛深陷而细小，整张脸的神气凶狠而残忍。

他对胡抚台只微微点了点头，对我则视若无睹，全不顾中国的礼数，径自走到这间小屋里最上首的座位，一屁股坐下，那副僵直的架势，活像中国庙里常见的关帝像。胡抚台似乎被这份无礼弄得措手不及，竟由着这凶徒在首座上坐了一整场。

胡抚台还没有来得及用他那些客气话问清这位倨傲客人的年庚、官阶、籍贯，又到了四名武官，都是参将、游击一流，姓赵、姓马、姓王、姓洪。

他们见自己的统领坐了首座，又见他气焰逼人，便都照样学样，通场都摆着一副极高傲的架子，待胡抚台简直像待一个下属，而不像待一位一品的文官、太后钦派的特派大员。

喝了几口茶，胡抚台用极客气、极和婉的话告诉他们：他既是督办铁路大臣，又是顺天府尹，圣母皇太后云云、云云、云云，派他到此地来见甘军各营的统领将弁，查问近日乱子的原委。

他又说，他很乐意前来，因为他觉得，只要细细查访，多半能查明士兵的胡闹本是长官所不知不许的；那么一纸措辞得体的复奏，各位长官便可全无干系，事情也就能两下里都过得去——何况这回既没有闹出人命，也没有毁损官产。

张将军傲然回说：胡抚台根本用不着跑这一趟；庆亲王今早已经差人来过，太后想必早已从这差人口中得知案情的确切经过了，胡抚台不如就此回去，省得再费事。

他那副蛮横的神气分明是说：他既已把自己一面之词交给了庆亲王的亲信家人，又得了这位有势力的王爷替他说的偏袒话，那么胡抚台日后怎么复奏，他一概不放在心上。

可是胡抚台虽然极安静、极谦和的样子，却是坚定不移。听张将军说完那番挑衅的话，他答道：

「太后能早一天得知，自然极好；诸事已经上闻，我很欣慰。不过我既奉派前来查办，不敢不尽职而返。但愿在座诸位将弁不要拒绝我所要的口供，逼得我据实复奏，说诸位对太后的旨意不存敬意。」

张将军听了，咬着嘴唇，狠狠捋了几把胡子，却没有作声。倒是赵参将出人意料地接过话头。他激动地站起身来，开口便是一通痛诋铁路之入中国的恶毒言论。他斥之为外国人用来制服中国的工具，说铁路夺了成千上万车夫、船户、推独轮车的苦力的生计；说它抬高了米价和别样粮价；说它高薪雇用洋人，这些洋人一面把钱财全数运出国去，一面又欺凌虐待归他们管束的中国人。他说了一大篇，末了断言：废除铁路、把每一个洋人都赶下海去，乃是大清国每一个忠勇兵丁、每一个忠顺百姓的本分。

胡抚台几次和缓地想打断他，告诉他铁路都是中国自己的产业，所雇洋员都是太后自己的雇员；可是赵参将一开口便把胡抚台的话全压了下去，老先生试了几回，只好由他说去，直到这位气冲冲的参将说得力竭，才像海豚出水似的喘着坐下。

我知道胡抚台极不愿意我听见这一整篇话，他明白我是全听得懂的；我也深信他后悔带了一个通中国话的外科医生同来。

对我来说，这却不啻是一次当面的揭破。我早听说甘肃的回兵在名将董福祥统率之下，于政变之后立即奉调入京，为太后的仇外政策撑腰。我也早听说他们狂悍、愚昧，对外国人怀着刻骨的敌意。然而他们竟敢当面侮慢太后——侮慢她明谕钦派的特派委员——竟敢把他们统帅的心思用这样露骨的话说出来，而且是当着一个外国人的面说，这要不是我亲耳听见，我是断断不肯信的。

胡抚台看出同这班人争辩也罢、笼络也罢，都是白费气力，当下便着手去办他此行尚未办成的那件正事，就是查明两名受伤兵丁的伤势究竟如何。

因此，赵参将骂完之后，他不再理会这位盛怒的参将，只客客气气转向张将军说：

「听说贵部有两名兵丁被一个洋工程师打伤。我手下有一位极高明的外科医生，凡铁路上受伤的人都归他医治，今天我带他同来验看贵部的伤兵；若蒙将军许可，我敢说他准能把人治好。」

随后他用我的中国称呼「满大夫」把我引见给他们。他们这才头一次勉勉强强地朝我这边略一点头，算是承认了我的存在。张将军问胡抚台，可带了能同我说话的通事没有。

「哦，他不用通事，」胡抚台答道，「他在中国住了十五年，儿女都是在这里生的，说咱们的话跟本地人一样。」

这一来，坐在我近旁的王游击的神色缓和了些，说他从来没有同外国人讲过话，很愿意同我结识。我答说彼此彼此，又问了他的年庚、籍贯和表字，他听了很是高兴。

然而天色渐渐暗下来，伤兵还不曾见着，胡抚台便截断了我们刚起头的攀谈，请张将军把人带来给我看。

他没好气地说：「人在半里地外的营里，他要看，自己去就是。」

「你去不去？」胡抚台问我。

「你同我去，我就去。」我答道——我不愿独自闯进那敌意的营盘，尤其是领头的几个人脾气已经让我领教过了；不过我又添了一句，「我看还是把人抬到这里来好得多。」

「是，是，这样好。」胡抚台说。张将军却打断他：

「万万不能！他们病得太重，动不得；这么冷的天，抬出来准要受寒送命。」

「给他们多裹几层，赶紧抬来。」胡抚台不理会这番打岔，只管说下去，「时候不早了。我虽已吩咐城门等我们回京之后再关，可是能早关一刻总是好的，我不愿多耽搁。」

张将军于是大踏步走到通院子的门口——院子里挤挤挨挨地站着他三百多名士兵，照中国的老习惯，把我们说的话一句句都听了去——高声喝道：

「把那两个伤兵抬进来。」

这些兵丁刚才都看见胡抚台受了冷遇，都听见赵参将痛骂他和他的铁路，也都听见自家统领说人抬出来就得冻死；于是他们以为自己也该照样行事，一听这号令，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起来，而且商量得十分聒噪，好一会儿也不答话。

我看着胡抚台的脸色随着那阵骚动越来越白，觉出我们在这群军官中间当真有了危险；我先前打的那个主意——拿胡抚台的性命作护身符——是半点也靠不住的，因为这些人恨他不下于恨我，甚至更甚。我心里明白：非换个人不可；万一到了那一步，就拿这位统领作靶子。

接着，兵丁堆里有人扬声喊出来的话，几乎同他们统领说的一字不差：

「抬不得！一出门就得冻死。」

张将军望着胡抚台，看这句话在他身上起什么作用。胡抚台却不是胆小的人，从容答道：

「就是冻死也得抬来。我奉太后钦命，非此不可。」

这位将军原是虚张声势，此刻悻悻地让了步。

「快把那两个人抬来，死活不论，你们这班混账东西！」他扯着嗓子喝道，「快着点！」

「是，是。」百十张嘴齐声应了，一群人立刻出了院门。

营盘想必确实不近，因为过了半个多钟头，天都到了掌灯时分，那两个人才被抬进来，每人一副担架，六名兵丁抬着。

头一个浑身裹在毯子里，装作人事不省；可是一验之下，他并不发热，脉搏还慢，身上根本没有伤，只右肩胛骨下端有一道擦痕，像是指甲挠的，至多也不过是弹丸擦过皮肤留下的。

我验看的时候，那假惺惺的张将军俯身凑过来，装出一副满怀怜悯的声口问道：

「伤得重不重？能不能好？要躺多久？」我答道：

「伤得不重；会好的。你要是即刻把他送到我丰台的铁路医院去，我敢担保后天就没事了。」

我说这话，是想着北京的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也许乐意把这两个人弄到手，好好惩办一番；人若在丰台医院里，要提便容易。否则的话，我早就断定他是装病，当场把他打发回去了。

第二个人也把自己装得比实情重得多；不过他肩上确实有一个小小的枪伤，我用镊子从里面取出一小片蓝布，也把他一并送进医院，断定十天之内可以痊愈。

张将军谢我的关照，并许下等人治好了要重重酬我；随后向胡抚台冷冷地一点头，便带着他的属员大步出了客栈，把我们撇在那里，只派一名下属送我们上那趟接我们来的专车。这对太后的钦差大臣，已是他所能施的最失礼、最公然的侮辱了。

回京的路上一无他事。城门果然大开着等我们，我们一进城便立刻关闭了。胡抚台随即具折上奏，陈明查办的结果，参了赵参将的骄横无状，请旨将他交刑部议处。

太后照准了这道折子，决定将赵参将降一级，革为都司。上谕即日颁下；同时褒奖胡抚台办事迅速，才具优长。

然而可叹胡抚台！那位日后终成中国祸根的董福祥将军，对这一切原委一无所知，此刻还不曾开口。此人起初是以绿林起家挣得名声，后来又以统带太后的军队、剿平本省甘肃一场颇为棘手的回民之乱而扬名。他骠悍、残酷、毫无顾忌，把自己省里那些器械窳劣、又不谙行伍的同乡杀戮得极其惨毒，不但把这场变乱压了下去，简直把作乱的人斩尽杀绝了。

他用兵如神的名声远播四方；因此，当太后再度用强力从那位软弱而心存善念的光绪手中夺回大权、重新临朝时，她当即决定把这个姓董的和他那班甘肃悍卒调进北京，替她压住四方，保住威权。正是在开赴北京的途中，他的前队在张将军率领之下，在卢沟桥闹出了这场乱子。

董福祥一听说赵参将被降了级，便暴跳如雷，一口咬定这不只是对赵参将的侮辱，也是对他本人的侮辱。

他深知太后眼下无可倚恃的军队，处境岌岌可危；这个胆大妄为的莽夫一到北京，头一次陛见就直截了当地向太后声言：若不即刻开复赵参将的原官，并将胡抚台的顺天府尹、督办铁路大臣两项差使一概革去，又不许他到刚刚简放的总理衙门——即外务衙门——上任，那么他董福祥就要立刻解散全军，回甘肃去。

太后再三劝阻，都归无用。她说胡抚台不过是尽他的职分；又说他谙熟洋务，在总理衙门里正是一个难得的能员。可是董福祥执拗不改，太后只得勉强让步，把胡抚台开缺，打发他退居林下，此后便一直闲住在家。

胡抚台一向与英国人交好，全凭他一人之力，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一家英国公司——才得以承办京津铁路展筑的借款；又是他画押订约，把这条铁路的实权交到了英国股东手里。就冲这一层，各国公使本该出面干预，保住他的官位。可是事实上，英国的公使不过轻描淡写地抗议了一句，总理衙门照例置之不理。胡抚台开缺后几天对我说了一句很苦的话：「我当初若像待英国那样待俄国，今天也不至于落到这般田地。」

接他顺天府尹之任的是何允鼐，接他督办铁路大臣之任的是许景澄——从前出使德、俄两国的大臣。前一位是出名的仇洋之人，为董福祥所保举。后一位是个贪墨的鸦片鬼，早已受俄国的津贴，充着满洲铁路的中国总办，是由一个大内太监保举的，那太监本人也拿着俄国的钱。

董福祥在北京的势力自此炙手可热。他的兵丁穿着花哨的红黑号衣在街上横行，对所遇见的外国人一天比一天蛮横，终于闹出好几起小乱子：一名外国人被打断数根肋骨，另有几人挨了打。于是几位外国公使联名要求把他这一军调离京城稍远之地。太后勉强答应了，却只把他们调到一百多里开外。

董福祥到京不久便结识了端王。端王是个愚钝无知的满人，不久就成了他手中一件全然听使唤的器具。多病的光绪帝谁来接位的问题，已经议论了好几年——他至今没有子嗣，看去随时可能无后而终。端王的儿子、澜公的儿子、濂贝勒的儿子，都在可选之列，未来的中国皇帝就得从他们中间挑出。

董福祥看出端王比另外两位更容易做他的傀儡，便提出把端王的儿子同自己的女儿结亲，并许下必要时不惜倾其全军，拥戴小端王承继大统。端王答应了，却说这皇位承继一事，不能让外人知道他曾受董家的情；只能等将来表面上公开甄选皇后、众家合格的闺秀都到宫里来应选的时候，董家的女儿要及时从甘肃赶到，好让这份中选的体面落在她身上。

有了这层默契，一切便水到渠成。就端王这一面而论，他们的盘算已在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实现：诸王贝勒并军机大臣在庄严的会议上，郑重其事地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前朝同治皇帝的嗣子。可怜多病的小光绪就这样被人接了位——所接的却不是他自己的嗣统，而是给他伯父立了嗣；照上谕的说法，这便等于把他自己坐实成了一个窃位之人。

这是皇太后自己筹划出来的一着漂亮的报复，一半是为了替自己出气，报她这个侄儿当初想把她架空、自己亲政而未遂的那口怨。董福祥那种刻骨的仇外心思，很快便替他在朝中结下不少奥援，其中有最老朽、最守旧的满人，也有几个汉人；不过他势力最盛的还是在满人里面。

这些人里有许多愚蠢到了极处，而且个个胆怯，凭他们自己是断断想不出后来做下的那些勾当的；可是他们一听这些由他自家功名之心生出、却总是打着救国旗号抬出来的主意，便兴高采烈地一同入伙。

徐桐、刚毅、启秀、崇绮、崇礼、那桐、李秉衡，成了他最亲热的朋友与最热心的捧场者，结成一个朋党，不久便把整个朝政都把持在手。照董福祥的意思，凡是要紧的官缺，一有出缺、或是能设法弄出缺来，便要派给这党里的满人；万一要派汉人——这是极少有的——也得是他们一伙里的、他们一手提拔的汉人。这样一来，那些肥美的道台缺和别的位置，从前在满汉之间大致还均分，如今几乎全归了满人，这党便握住了一份极大的私恩权柄。

刚毅奉差南下，遍历各省，一面勒索银钱以广募新军，一面探察民情，并在仇外这件事上从旁鼓动。李秉衡奉差察看长江一带全部防务，据实复奏，并弹劾一切有维新倾向的官员。毓贤则接李秉衡之任做山东巡抚，在那一省里播下乱与暴的种子；这些种子一旦熟了，结出的果实何等苦涩——那正是一个组织涣散、半带排外义气、而抢掠起来毫不含糊的会党所能结出的果实。这个会党，就是日后人称义和拳、即义和团的组织。

这一套章程如今已经一一施行下去了。它所结出的结果究竟如何，将在以下各章里叙述一部分——也只能叙述一部分，因为我们身在北方，所知道的原本也不过是一部分罢了。

二毓贤与义和团

毓贤授山东巡抚，因英国要求而去职，反蒙褒奖——袁世凯继其任——民间与义和团仇视教民的由来——义和团及其教义——太后问卜于术士。

满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接替那位仇视外人的李秉衡——德国人费尽了气力，终于把李秉衡撤换掉了；自此而后，清廷便公然认可了义和团这一团体，把它当作一件现成的工具，用以将传教士、商人以至各国的使臣一概驱逐出去。此人仇恨洋人之深，犹过其前任；他到任还没有多少日子，便指使全省的绅士文人，在民间重新鼓荡「大刀会」与「义和拳」两派——这两派本因庇护者李秉衡的去职而略见消沉。

山东的外国侨民原指望新官上任，气象总要比旧日好些，不久便发觉自己的境遇比从前更坏。中国的教民受他们那些不信教的乡邻的迫害，苦到了极处；到衙门里去控告，换来的不过是一顿白眼罢了。

毓贤办事既彻底又迅速。他明知那逼走李秉衡的外国势力，早晚也会逼走他自己；然而他之所以被放到山东，本就是特特地为生事而来，去职于他，不过意味着因功高升，另得一个更好的位子罢了。

机会终于来了：济南府属的义和团袭杀了一位英国圣公会的年轻传教士卜克斯，当时他正从济南府城赶往自己在平阴的驻地。

英国政府要求将他革职，中国政府应允了；然而单是他抵京以后所受的那一番待遇，就足以使一个稍有见识的旁观者把太后的政策看得明明白白，再用不着别的什么旁证了——虽然这一类的旁证，原也是多得很的。

他非但没有受到一点申饬，反而立即蒙召入对；第二天的邸报更使举世惊愕地获悉：太后亲笔写了一个「福」字，当众赐给了他。接着便是授他山西巡抚。山西是矿藏丰饶的一省，罗特希尔德勋爵所倡办的英意合股的福公司在那里握有值钱的矿权；这一省里还有美部会（公理宗）与中国内地会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教堂教产。

中国人都把这看作太后的嘉许之意，凡久居中国的外国人也都这样看；可是各国公使团，除了英美两国公使有气无力地抗议了一声之外，什么也没有做。于是直到今日，毓贤在山西所行的，仍旧是他在山东行过的那一套，其结果也必与山东一般无二。

太后派去接毓贤之任的，是那个出卖了不幸的年轻皇上光绪的人——袁世凯。此人外国人久已熟知。他早年驻在汉城，充中国的驻扎大臣，中日之间那一场战争的爆发，他要负很大的责任。战后，他做了驻在天津以南小站的新练洋操军的统帅。

袁世凯是中国最精明、最不择手段的人物之一。皇上本欲将太后幽禁，是他把这消息告了密；太后以这个缺酬其效力之功，等于把权柄交到了一个一旦于己有利便会弃她而去的人手里——他弃太后，必如当年弃那位懦弱而用心良苦的皇上一样快。

袁世凯到了山东，发觉自己处境两难：若纵容义和团，便与外国人结怨；若严办义和团，太后受董福祥一党的怂恿，又必将他撤换。

他家资巨万，对于当前的局势又洞若观火，于是择了一条两边礁石都不触的航路。团民之中肯服他管束的，他便加以笼络；桀骜不驯的，他便加以惩治。山东在他接手之时正闹得沸沸扬扬，不多时便让他收拾得颇有条理。

他放出话去：将来总有把洋人斩尽杀绝的一天；不过眼下必须耐着性子操演队伍、练习拳脚功夫，一直等到他认为火候已经到了才行；无论如何万万不可过早伤了洋人一根毫毛，否则祸事临头，而朝廷还没有预备停当。与此同时，他却听任团民随意劫掠屠戮中国教民，因为他深知这既中朝廷之意，列强又不会当真拿它作违背条约的事来追究——虽然那确确实实是违背条约的。

看来他心里还有一层意思：董福祥那套把洋人尽数驱逐杀绝的打算，根本就办不到；只要他能把本省按住一年，不闹出招致外衅的事来，到那时直隶的大员、满洲人上下、连董福祥自己，都早已把这场战祸闹了起来，也早已把自己断送了；而他袁某人正好从守旧的一党里抽身出来，在那势必到来的新局面中，以维新者的面目出头露脸。他一定会这么做，这一层我敢毫无顾忌地预言。

义和团这一团体并非董福祥所创，但由于他的进言，才得了朝廷的认可，重新灌注了生气与活力。中国古时也有过同名的团体，那是保卫乡邦的民团。近年的重兴，却不单是为了自卫，而是要把基督教连同传教的人一并灭绝。

中国百姓对于许多教民——尤其是天主教教民——的骄横，确有许多可抱怨之处，凡明理的人都不会否认。多年以来，神父和不少新教传教士惯于帮着自己的教众同不信教的人打官司，替他们施加不公平的影响。一个教民要报复冤家，只消对神父或是牧师诉说一声，说自己因为信教而受了这样那样的迫害，便足以打动那位传教士，叫他抄起棍棒来替自己出头。我常听不信教的中国人说：这班人在神父跟前显得再好不过，神父平日本就难得看见他们的日常行径；一转过背去，他们对左邻右舍便飞扬跋扈、刻毒阴狠，邻人怕他们，因而恨他们。

在中国住了这些年，我得出一个结论：列强不顾中国的反对，把传教的自由写进条约，定为条约上的权利，是失策的。中国的教案，几乎无一不是起于这样一桩事：逼着中国的地方官在契据上钤印，把产业让与传教士，作他们的住宅或是礼拜堂。硬把一处教堂塞进内地的某一座城、某一个镇、某一个村庄里去，由此结下的怨毒，一辈子也消磨不掉；太平时节勉强容得下，一旦地方有事，便非拆毁不可。我这话说的是从前的中国，是那个未开化的、野蛮的中国。

倘若维新的一派得了势，开化之余能给予信教的自由，那时传教士到帝国最偏远的地方去传教，自然无可非议；然而以中国从前和眼下的情形而论，传教的事若只在通商口岸去办，于各方面都要平安得多。我并不指望传教界中有哪一位会赞成我这一番话，可是他们的后援之中，凡肯费一番心思推求的明白人，多半会信我的话，因为凡在中国住过、深知此中难处的人，所言无不如此。中国人仇恨外国人的缘由固然很多，而宗教则是其中的头一桩。

近来的乱事中，铁路也遭了袭击毁坏；然而那是在对教民动手屠戮、顺顺当当地闹了半年之后，团民才起意要把带来宗教也带来铁路的那班人连根拔掉。我自己是个基督徒，也巴不得看见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可是我不能不看到：我们以如此咄咄逼人的手段、几乎是以刀锋相向，把基督教强加于中国人，这条路并没有走通，反倒给了董福祥之流一件有力的口实，好去说动他那些蒙昧的徒众，将洋人连同教民一体杀绝。

义和团里的人，大抵不出两类：一是愚昧无知的乡下人，一是城里游手好闲的无赖。前一种人极容易变成狂热的信徒；后一种人入伙，不过是为了抢掠罢了。一等到太后认可此事已成了确凿不移的定局，他们的队伍便迅速充实起来，因为入伙有赏赐、有升迁作饵；而中国的百姓大半穷困已极，但凡一桩能许人多得几文钱的事，他们都肯入伙。义和团的总机关设在北京的端王府。从这里派出的使者带着指令，先入山东，后来遍及直隶，一面同原有的会党联络，一面另立新团。每一座城、每一处镇、每一个村庄都走到了，同头面人物商议过了，把后生小子一一登了名册。

他们所习的那套拳脚——他们的名号便由此而来——有人传授，并且许下愿：功夫练到家，便可在太后麾下当差，厚给粮饷，迅速超擢。又告诉他们：只要天天按规矩把那套仪式做足，三到六个月便能得一身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刀枪不入，弹丸不伤，便是最小的孩子也抵得过一个没有入门的成年汉子。信这一派胡言的何止千百，这是毫无疑义的；十岁上下的小孩子，成千上万争着上名册。他们所练的这套功夫是这样的：先伏地叩首，向东以额触地三下，再向南三下；随后仰面倒地，一动不动地躺上几分钟；躺罢又左右翻滚若干回；最后起身，做出种种架势，仿佛在架格敌人的刀棒，又仿佛在向敌人进招。作为号衣，发给他们红头巾一条，红带一条斜束胸前，另有红「带子」，即宽布带，缚在裤脚的踝上。

举事的日子，定在中国旧历的八月十七，即一年一度的「丰收节」、也就是八月节之后两天。这场乱子提早爆发，本是当初倡首的那班人所未曾料到的；然而也正因为它这么走了火，列强在认清它确是朝廷手中的一件工具之后，才得以从容对付。

朝廷无疑打算在那日子到来之前，把军械弹药发给所有的成年团民；不过起初，他们只许自备刀矛。此外还对他们说了种种的话，其中一条是：举事之日，将有千军万马的天兵自云中下降，助他们打这一场讨伐洋人的义战。

太后自己也相信这一套说法，并且相信他们真能不畏洋人的枪弹。她的迷信是到了极点的，五月初间曾经请乩坛问过自己的命数。两个瞎子在一幅绸帐之下扶着乩笔，在预先铺好的沙盘上写出了来自灵界的如下一段话：

「大劫临头，

红血洪流；

白骨重重，

尽在今秋。

但看

铁马东西走，

谁是谁非，

自此分明。」

这一段乩语的意思，是说：大劫将临；血流成河；遍地白骨，将于今秋得见。况且铁马自东而西；孰是孰非，届时自当大白。

「大劫」在中国人的说法里，指的是一个甲子轮回中的紧要关头；「铁马」据说指的是兵事。太后把这段话解作：她所要挑起的那场战争，必将以她的得胜，明明白白地证出她是对的。

然而义和团一心急着抢掠，却把她的全盘打算搅得稀烂。既已许下八月间举事之后洋人的财物尽归他们，他们便把教民和教士的家产看作早已抵押给自己的东西了；又生怕官军抢先下手，把这些东西分了去，于是不等到定下的日子，便自行动起手来。朝廷起先如何软弱地加以约束，后来又如何全然让步，与他们合为一气，如今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中国竟能与整个文明世界为敌而取胜，这种蠢到极处的念头，也只有太后身边那班懵懂无知、充作她的枢臣的满洲人，才想得出这样的念头来。总理衙门的大臣里，像庆亲王、廖寿恒几位，曾软弱地劝过他们回心转意，随即便被搁置到一旁去了。

这几位退出以后，留在总理衙门的诸人，再没有谁敢出一语反对此事，怕的是自己也被搁起。可是他们究竟不够强硬，未能遂太后与洋人算总账的心愿，于是围攻开始前数日，太后便派端王接替庆亲王做总理衙门的领班，同时又把两个气焰熏天的仇外之人启秀、那桐放进这个专事掣肘的衙门。这几个人，连同董福祥和那一班枢臣，必须为克林德男爵、詹姆斯、奥利凡特、沃伦、瓦格纳诸位，以及围攻期间被害的其余平民与卫队的性命负责；省内无疑已经遇难、而我们困在围中无从确知其下落的许多传教士，也要算在他们头上。

列强在清算他们这些罪行的时候，必定要以杀人犯论处——他们本来就是杀人犯——这一点我们几乎不用怀疑；我们也希望，凡与此事有涉的，一个也不要让他逃脱死刑。

三拍往美国的电讯

自一九〇〇年一月至六月，报告义和团势头日盛的历次电讯。

事端之爆发，始于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在山东济南府境内被义和团杀害。一九〇〇年一月四日，我将此案电告国内。一月五日又电告：在泰安府的美国人——该地在案发之处以南，乘车两日可达——已处危境，美国公使已要求加以保护；又电告太后已通过总理衙门向窦纳乐爵士表示，对此事深感骇异。自此以后，我便按下列各日期，陆续拍发电讯，记录义和团的进展。

一月十三日。山东教民屡遭义和团流窜团伙劫掠。泰安府一带尤为凶险，因知府不许他人干预。山东北部庞庄的史密斯医生亦已函电美国公使馆，称其所在一带情形相同：教民被杀，教堂遭焚掠，而官府不予昭雪。

一月十五日。昨日颁下一道上谕，实为褒许义和团之语，必将酿祸。克林德男爵就此向总理衙门交涉，未得任何说得通的答复。

一月二十四日。义和团势头蔓延迅速，人心惶惶。端王之子已被立为皇上嗣位之人，此乃不祥之兆。

一月二十五日。颁下一道上谕，表面出自皇上，实则出自太后，称因皇上无子、体弱多病，为国家计，决意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嗣。

二月五日。北方各省义和团虽有增无已，北京尚属安静。

二月十日。仇外之风愈演愈烈。荣禄、徐桐、刚毅大权在握，常侍太后左右。布尔人在德兰士瓦得手之事，被用来向百姓证明：只要人心齐，蕞尔小国亦可与大国相抗。英国在此地的声望因之骤降。一伙义和团袭击了在山东修铁路的德国人，将洋人逐出工地。克林德男爵坚持工程照旧进行，总理衙门两头为难，既难使朝廷称意，又难令洋人满意。

二月十二日。接济南府一位长老会传教士来信，称其教区内教民被围攻劫掠者七十余户，地方官不予昭雪，义和团洞悉此情，因而人数骤增，胆气愈壮。

二月十五日。上谕令查封一切倾向变法的华文报纸，并将主笔下狱。

二月十九日。各国公使一年一度的觐见照例举行，礼节极为简慢，所用屋宇也甚寒陋。此举意在故意折辱诸公使，而竟无一人提出抗议。

二月二十三日。天津来的一位法国神父告我，那一带已为义和团所遍布，且公然声称正在操练，要进京把洋人尽数驱逐、斩尽杀绝。

二月二十五日。数千名持械的义和团已占据山东高密的德国铁路工程处，声言其宗旨即在驱逐洋人。

二月二十八日。山东巡抚袁世凯遣一密使——其军中一名前任教习——见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称他将驱散高密的义和团，恢复安靖。

三月十四日。为英国财团取得福公司在山西采矿筑路之权的那个人，以助洋人在中国谋取利权的罪名被捕。窦纳乐爵士要求释放，太后随即将其判处终身监禁。此举足使旁人再不敢以任何名义帮助洋人。

三月十五日。美国公使康格曾提出抗议，反对太后将前山东巡抚毓贤任用于美国利益攸关的任何省份。今日获悉，太后非但不理会，反竟任命他做山西巡抚——该省不仅有美国传教士的若干驻地，尚有福公司的利益所在。康格闻之，大为不快。

四月二十四日。保定府附近一处地方聚集义和团近一万人，极为跋扈。局面之险恶，不独该处为然：北京以南十三英里的通州，以及北京以东的遵化，亦复如是。此数处皆有美国传教士的大驻地。

五月十七日。义和团之举已成定局，声势骇人。他们已焚毁保定府以东数座天主教村庄，眼下正逼向涿州弓村美部会的教产。伦敦会的房产亦被洗劫，并有数名教民被杀。如今在北京城内及四郊，天天可见义和团习拳。此地局势日趋严重。

五月十八日。有一位王爷警告我，应将家眷迁出北京，他说他自己的兄长便是义和团中人，洋人在北京已不再安全。此情我已详告美国公使，而公使仍旧相信官府那些平安无事的许诺。

五月二十一日。各国公使集议，讨论调使馆卫队进京之事。法国公使赞成，康格反对，称他相信政府确有铲除义和团的决心。会上未作任何决定，议定静候事态发展。

五月二十四日。四日前各国公使联衔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从严办理义和团，至今未获答复。若不即刻加以强硬的外国压力，必致普遍起事。

五月二十五日。杨将军在保定府附近的定兴县被杀，不知死于本部兵士之手，抑或死于义和团之手。事后官兵即投了义和团。

五月二十六日。各国公使要求剿办义和团，总理衙门所复含糊其词，一味敷衍拖延。义和团如今已在本城若干王府中公然登册入伙。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各国公使今日又集议一次，仍将一切防卫之举搁置不办，因总理衙门许诺不日即颁严旨，剿灭义和团。毕盛不信中国人的许诺，再次力主多调使馆卫队。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四点十分。义和团已在北京以西四十五英里芦汉铁路的琉璃河烧桥毁轨，正向距此十二英里的卢沟桥推进。铁路上雇用的洋人尽已逃散。天津来车已过点未到，我们与海口的交通岌岌可危。各使馆这才开始醒悟：义和团之事非同小可。

五月二十九日。祸事终于逼到门前。芦汉路上的琉璃河、长辛店固已被毁，连距此仅六英里的丰台联轨处也遭袭击、洗劫、焚烧，所有洋员皆已逃往天津。各国公使这才急于要卫队，然而丰台一段铁路是否已被拆毁尚未可知，卫队能否速至殊无把握。素知住在长辛店的一大批法国、比利时妇孺，下落不明。东交民巷上聚满面目凶狠的歹人，只待有机可乘便要抢掠。援兵未到之前，情势险恶。

五月三十日。总理衙门请各国公使不要调兵，保证并无此必要；但此间局面终于使诸公使有所警觉，他们撇开衙门，立即传令卫队北上。民情颇为骚动，稍有引子便会发作。

五月三十日，下午。直隶总督不许卫队在天津登车。据报有兵舰十五艘泊于大沽。

五月三十一日。衙门已饬令直隶总督准卫队登车赴京，惟请诸公使照去年成例，只带少数卫队。兵已到。

六月一日。民情似已慑伏，面带愠色。城中暴乱或可防于未然，然而如何应付这场风潮，仍须外交上大力周旋。

六月二日。芦汉路保定府以南的车站房舍已被焚，铁路被毁。比利时人三十名一行，内有妇孺，试图逃往天津，途中遭义和团袭击。已知数人被杀，其余下落不明。据说其华人通事离队求援之时，众人正被围困。涿州美部会与冠县美国长老会的华人教民，为逃义和团之屠，源源不断涌入北京。他们的房屋尽被劫掠焚毁。

六月二日，晚八点。中国大臣之间龃龉甚烈：庆亲王主张持平，剿办义和团，据说荣禄与总理衙门暗中支持他。端王则有徐桐、刚毅及其他极端仇外的大臣为奥援，袒护义和团。危局迫在眉睫。

六月三日。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罗宾逊、诺曼在永清被义和团杀害，教堂遭劫焚。义和团如今已完全控制自天津至保定府、再自保定府东北至北京一带地方；华兵毫不设法弹压。除非各条约国强令中国信守约章，并就每一项违约索取赔偿，华北一切宗教与传教事业便告终结。

六月四日。北京以西的华人教民报称，有数千义和团正在涿州集结，预备攻打北京的洋人与教民。传教士深信此事属实，已告知各自的使馆，使馆却不肯相信。保定府美国长老会的泰勒医生电致美国公使：「我等目下平安，然前景可危。」

六月四日（下午）。天津早班火车迟到四小时，因义和团在黄村烧桥并毁去站房。午班车此刻已过点未到，电线又被割断，音信全无。若不即刻派洋兵守护铁路，我们便将被切断海路的救援。

六月五日。保定府的美国传教士遭袭，已电请救援。美国公使向总理衙门交涉，衙门答称当电饬地方官办理。然而若无救兵速往相救，他们必死无疑。

六月五日，下午。遵化美以美会教堂被围，内有儿童十二人、妇女四人，已电请救援。天津来车已不再到，我们正派专差由陆路递送邮件。

六月六日。美国驻天津领事电告此间公使，天津华界人心大哗，情势极危；他劝告北京的妇孺不要设法进天津，因为根本过不去。保定府传教士的下落不明，电报全然不通。

六月六日，下午。美国领事自天津来电称，该处情势日坏一日，随时可能遭攻。我们在北京的人如今都聚到各使馆来，然而枪械弹药皆不敷用。尽管如此，我们仍将拼死一守。

六月七日。我掌有确凿之至的证据：义和团之事，其真正祸首乃是政府官员，而他们是奉太后之命行事。故而总理衙门与军机大臣都在袒护这场风潮，其用意在于将洋人与教民斩尽杀绝。那班老朽的大臣已说动太后，令她相信此事可成；他们对于这一政策必然招来的对外战争，也全然不惮一试。这念头虽属昏聩，却丝毫不改事实如此。各国应即刻备战，否则便将此事交与距此最近、最堪胜任的国家去办。办得越早，人命财产的损失便越小。昨日总理衙门经庆亲王的章京转告窦纳乐爵士：倘若各国公使不坚持照原议面觐太后，庆亲王便保证两日之内修复断路，并使局面全面转好。今日又发一道无用的上谕，不痛不痒地训饬官员分别义和团的良莠，只惩办其中之莠者。

六月七日，下午。以南十三英里的黄村，有教民二十人被杀。通州的传教士已决意舍弃他们那所贵重的教产，电请美国公使派海军陆战队一队前往，护送妇孺进京。该处教产内有一所颇有价值的书院，势必付之一炬。

徐用仪——一九〇〇年八月九日被斩

王文韶

赵舒翘——义和团首领

康格——美国公使

裕庚——驻巴黎公使

美国公使馆前的一组人像）

六月八日。通州传教士已平安抵京。天津铁路线上另有落垡、廊坊两处车站被焚，通州的书院教产亦同遭焚毁。总理衙门拒不准许增添现驻北京的使馆卫队。虽有各国兵舰三十艘泊于大沽，北京却全成孤岛。海约翰国务卿的门户开放政策夸耀一时，何以美国竟容其代表连保护自身与本国侨民的足额卫队都不得添派，实非人所能解——除非是这位代表未曾将实情详报本国政府。

六月八日，下午。局势万分危急。本城各处教产的传教士皆被迫弃家，投奔美以美会的教堂避难，因该处距使馆较近，在美国公使馆以东半英里。他们只有几支猎枪，弹药极少，身边又围着一大群随之逃来、惊恐万状的教民。庆亲王修复铁路的许诺已证明是假话。各国公使这才明白自己又上了当，白白耽误了两天宝贵的光阴。我们吁请本国政府火速前来，赶紧救出我们的妻子儿女，否则便来不及了。

六月九日。皇上与太后今日自颐和园回城。又颁下一道毫无用处的上谕，为的是继续哄骗各国公使。据知庆亲王曾向军机大臣力争，然而无济于事。

六月九日，下午。美国公使康格已派出海军陆战队共二十人，助守美以美会的教堂。保定府传教士仍无音信。

六月十日。海军陆战队与水兵五百名已自天津开来救我们。他们乘车可至此地以南二十英里的安定，其余路程须徒步行军。如能迅速，明日当可抵达。美以美会正在加筑厚砖墙与铁丝网，以固守其地。

此电之后，便有人来通知我：南路电线已断。此后我只发出过一封电报，是在七月十二日，取道恰克图拍出的，报告日本书记官被杀一事，并促请本国政府从速采取行动，设法营救我们。

依我看来，义和团势头滋长的经过，在这些电报里已昭然若揭，凡具寻常见识之人，只要手头有这一组电讯，到六月一日便足以对局势了然于胸。

以上各项要事，乃至更多细枝末节，美国公使、英国公使、法国公使无不一一与闻。

四六月的日记

著者日记，自六月一日至六月二十日

下录日记的抄件，记述围城合拢以前局势的主要经过；就时日而论，比上一章略略回溯了一点。

六月一日。心神紧绷了三日，今日总算可以喘一口气。空中依旧满是谣言：宫里有阴谋，暴民要打天主堂，此地至天津之间的铁路已被拆毁，如此等等。但有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六国使馆已到了少数外国卫队；倘若群情激愤、那嗜饮洋人之血的心思逼得太紧，如今总有一挺机关枪替人说话了。

除法国公使毕盛先生外，其余各国公使对于祸机之迫在眉睫迟迟不肯承认，皆大有可责；他们几乎就要担上一场本可避免的屠洋惨案的恶名。

窦纳乐爵士——使馆以外的全体英国侨民对他都怀着极深的轻蔑，且已公然说出口来——始终不信有什么危险将至；十日以前毕盛主张调兵前来，他极力反对。

康格先生附和窦纳乐，一半是因为美国使馆的房舍实在局促，二等参赞夫妇不得不住在办公大楼上面的两间屋子里；一半是因为他相信中国政府既愿意也能够弹压乱事。及至丰台——离此不过六英里——被焚，又报称义和团一路无阻，正向北京开来，两人这才幡然改图。于是一天到晚尽是十万火急的电报：催兵舰开赴大沽，催卫队与机关枪开来北京。

义和团倘稍有组织，只消在丰台拆去一二英里铁轨，便足以截断援兵，使其不及赶到，城内的暴动就再无从阻止。所幸他们似乎一心只在抢掠：把丰台八所洋人住宅里的家具什物席卷一空，又将太后的花车上凡可搬动之物尽行劫去，便心满意足，放火烧了车站与机器厂，随即散回邻近村庄去了。

六月四日。义和团一个未惩，胆子越发大了：烧了丰台以下的一站，名叫黄村，离北京十三英里；在永清杀了英国圣公会的两位教士，名罗宾逊与诺曼；又击败了天津派出的一队哥萨克兵——那队兵本是去寻找从卢汉铁路逃出的比利时人的。事已如此，塘沽又泊着十七艘兵舰，各国公使除各自调来五十名或七十五名卫队守护本国使馆之外，于安定地方一事——至少就我们所能看见的而论——一无所为。何以不大举登陆，开到北京，把他们人人都晓得是北京义和团运动真正主使的那几个老悖晦拿住，责成他们不许再有举动，无人知其故。

随便哪一位公使都能告诉你：徐桐、刚毅、崇礼、崇绮、赵舒翘，连同端王，才是目下一切乱事的真根源。虽然人人明知如此，却仍旧假作相信政府那一面的保证……

六月十三日。事变太急，容不得人静坐下来提笔。通州——在北京以南十三英里——的教士已逃进城来；他们书院的全部房舍、私宅与财物，都被道台衙门派去保护他们的兵丁毁掉了。北京的教士如今尽数聚在美以美会的院子里，凑起所能凑到的武器——几支猎枪、几支步枪、几支手枪——又有美国公使康格先生派去的二十名海军陆战队作卫队，用铁丝网与砖墙自固，算是「守住了阵地」。

保定府我们长老会的教士，多日没有一字音信。最后的一次消息，如今也有好几天了，还是由总理衙门转来的，故而不足凭信，说是他们目下平安。自通州书院被焚以来，往南的电线已断，我逐日所见的种种变故，无从写回家去。

六月十日，电线被割之前，我们接到美国领事拉格斯代尔的电报，说有八百余名兵前来相救。今日是接电后的第四天，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星期一夜间到了落垡——往天津路上一个已被焚毁的车站。此后我们时时刻刻盼着他们，可是他们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却没有一点确讯传来。何以不先派中国人前来通信，我们实在想不出。

六月十八日。我们困守东交民巷已十一日。我们这支小小的卫队，各国海军陆战队与水兵合计四百五十人，昼夜不停地守望，几乎力竭。十一日前有人告诉我们，有一支军队正开来相救；路不过八英里，至今不但未见其人，且不知其在何处。

我们夜夜击退义和团与官军的进攻，出击时杀死的已在二百人以上；然而我们四周是千百万人，若不得救，不久必陷。我们派往外界的信使，都被拿住杀了；我们处境之危，外人纵能悬揣，终不能真知。

大沽如今泊着五十艘兵舰，我们却只能困守在自筑的街垒之内，眼看外面所有教会房产与外国人私宅一一被毁。

美部会的大片产业，人称南堂与东堂的两座大教堂，美国长老会的两处院落，英国海外福音传道会，尚贤堂，以及伦敦会，都化作了壮观的大火；我们眼看着，却丝毫无法阻止。

每一处地方，狂怒的义和团在同情他们的兵丁相助之下，把看门人以及左近一带凡被疑为教民或亲洋的妇孺，尽行杀害，肢体残毁，惨不忍睹。

南堂的屠戮尤为可怖。可怖到这地步：有几个受了残害的孩子逃过全城来报信，说那边正在杀人，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便组织了一支救援队，计俄国兵十二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十二名，另有两位平民毕德格与杜依斯堡，持猎枪同行。他们冒着与满洲兵冲突的危险，出街垒两英里，在瓦砾场中突然撞见义和团，连发数排枪，打死六十余人，其余溃散。随后他们收集藏在四邻小巷里的妇孺，一齐带回我们这里，眼下算是平安了。

我方才替一个十岁的女孩包扎好头上的伤。她后脑有一道四英寸长的刀伤，颅骨外板两处骨折，竟一路走回此地，还牵着八岁的妹妹和四岁的弟弟。缝合伤口时，她一声不吭地忍着，一面向我述说她父母被杀、家产被劫的情形。另有一位六十岁的老人，把八十岁的母亲背在背上，背到这暂时安全之地。然而离我们全数被杀还有多少时候，谁也说不上来。

我们的焦灼，真是骇人。此刻距离得知援兵将至已有许多天，看来离获救并不比当初近了一步。我们实在不能索解。前天夜里，义和团被我们猛烈的枪火逼退之后，转而向外城手无寸铁的铺户下手，烧掉了好几十亩最好的商号与钱庄。

他们又烧了那座大城门，名叫前门，是一座巍然数层的高楼；火光照彻四野，必及数英里之远。我们的兵若在四十英里以内，断无看不见这片红光之理。我们开始担心，他们是遇上了压倒的中国大军，被逼退回天津去了。

总理衙门，即外务之署，全然无能为力，却仍不断送信来，说要保护我们；并且天天叫太后颁下上谕，那些上谕表面上斥责义和团，其实是鼓励他们。

满洲兵成千地袖手旁观，眼看教民与被疑为教民者惨遭屠戮，不动一指以阻。问他们何以不遵上谕、弹压纵火抢掠，他们回说：「我们另有吩咐。」

毛瑟枪的子弹夜夜射向我们的哨兵；每夜我们都要出动好几次，去打退那些鬼祟摸上来的怯懦土人——他们只敢趁着黑夜来犯。

在此情形之下，我们的妇孺表现之出色，令人惊异；她们的勇气与胆识，非言语所能赞。

这几行字倘有刊布之日，我愿使天下知道海军陆战队迈尔斯上尉的大勇、忠悃与不懈的警觉。我们若竟得救，我们自己的性命和我们亲人的性命，都要归功于他。他若生还，其勇毅与耐力，终必使他有一日膺受大任。此间诸位官长固然人人称职，而他的镇定与决断则高出众人一头，各国的人也都来向他问计。

与他并肩襄助的，是美国第七骑兵团的前任中尉、现任使馆头等参赞的斯奎尔斯先生。倘使作公使的是斯奎尔斯先生，我们决不至于落到今日这般可怕的地步；当诸公使把祸事一笑置之的时候，他早已看清这场将发之变何等骇人。他既不能擅自及时调兵前来，便大量购储米粮食物，把凡可买到的车辆与弹药一概买下。

诸公使（也许毕盛先生除外）面对日增的暴乱与凶杀，仍一味盲信总理衙门的许诺，其天真如小儿；我但愿他们永无在别处重演此事的机会。此间全体侨民，无论文武，都斥他们为一班庸才。

如今他们自然都看出自己上了总理衙门的当，以致不曾及时调来足够的兵力，直到铁路被毁、成群凶悍的甘军横亘于援兵来路之上。

纽瓦克号与俄勒冈号的海军陆战队，我们这里有五十名，就是美国的全部兵力了。这是一班结实的汉子，勇敢而忠诚：不沾酒，明事理，性情开朗，能吃苦，个个胆大如狮。单是沃克军士一人，在南堂就打死了七个义和团。

我们所守的地段，在东交民巷上东西约半英里，东端在意大利使馆、西端在俄国使馆堵断街道以为守。每一座街垒处各置机关枪一挺。所守地面的图，见另页。

六月十九日，即昨日，总理衙门大臣四人遍访英、俄、美三国使馆，恳求各国公使去劝阻我们所盼望的援兵，叫他们回去，并保证从此以后中国必不容义和团再有戕害洋人之事，使馆房舍亦当安然无恙。他们又说，太后现今已确信义和团之举不但为洋人之患，亦是朝廷之患，将命官军见义和团即行枪毙。而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在城墙上的哨兵都看见义和团全副装束，在驻守前门废墟一带的中国兵中间来往自如——可知总理衙门的话，照例又是一派谎言。

昨日有信使自天津来，是海关税务司杜德维先生致伦敦《泰晤士报》莫理循博士的信，说援军后路的铁路已被毁，他们正被逼退向天津，离我们愈远。

我们的处境确乎绝望了。食物渐渐短缺，义和团公然与中国兵混杂一处，我们自己的兵儿郎日夜守望已疲敝不堪，而救兵杳然。

七月十八日。六月十九日，距今日将近一月，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说大沽的各国水师提督已由法国领事转告直隶总督：倘他阻挠军队按所需数目登陆，他们即将攻取大沽炮台；此实为宣战之举，故特请各国公使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一体离京，赴天津转回本国，沿途由中国政府派兵护送。

其时往天津的铁路已全被毁，西摩尔水师提督与麦卡拉舰长所率的援军也被逼退，未能到达我们这里；而京津之间遍地是成千的义和团与怀着敌意的官兵，这是我们知道的。那么，离开使馆墙垣的护卫便无异于自招屠戮——这道理连最简单的头脑也该看得明白。

然而那几位糊涂到极处的公使——窦纳乐爵士、康格先生、格尔思先生、毕盛先生及其余诸人，独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一人除外——竟当真应允了：只要中国政府供给车辆，次日便率本国侨民启程赴天津。各国武官一致声言，此举无异于全体侨民的覆灭。

若非不幸的克林德男爵次日早晨前往总理衙门商议细节时被中国兵杀害，诸位公使必已如此把我们尽数断送了。他照例从本国使馆坐轿前往总理衙门。行至衙门稍下方的总布胡同口，荣禄部下的一队满洲兵在一名戴白顶子的军官喝令之下向他开枪，他受了致命的重伤。随行的参赞兼翻译柯达士先生也被那一排枪打成重伤，幸得几个好心的土人相助，逃到东交民巷附近的美以美会，包扎了伤口，再送回本国使馆。牵马的马夫早已飞奔回馆报警。

把性命交付中国护卫是何等愚蠢，至此昭然若揭。诸公使再糊涂，也不能不明白：把自己与家眷交到那班奉命护送、实则行凶的凶徒手里，其为疯狂之甚，连他们也还没有糊涂到那个地步。

六月二十日清晨，我曾同伦敦《泰晤士报》的访员一道，用最恳切的言语把实情向康格公使陈说；他听罢转身走开，只冷冷答一句：「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

但片刻之后，克林德的死讯传来，这位美国公使便「改了主意」，勉强承认赴津已不可能，只能设法在北京自守，等大队援兵到来相救。

于是匆匆布置，把所有妇孺送入英国使馆——那是诸使馆中最大、也最坚固的一所——预备在那里作最后的抵抗。

克林德被杀的消息传开后不过几小时，便见男男女女老老小小，挟着包裹，提着水桶，扛着箱笼，络绎不绝地涌进英国使馆的大门，人人面带忧色。还有一辆辆大车，装着三家洋行的存货，趁这一点时间拼命把一切可吃可喝之物搬运到使馆墙垣的护卫之内。

限我们出城的二十四小时于下午四点期满；人人连同手下的苦力仆役都竭尽全力，到了那个时刻，中国人从四面向我们开了可怖的枪火，而够我们吃上好几个月的粮食，已安然存放在屋檐之下了。

五围城日记

著者及其子的日记，自六月二十日至围城解围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下午四时，北京及近郊所有的外国妇孺，连同几乎全部侨民——海关的职员、传教士一概在内——都已退入英国使馆避难。人人都惊讶地发觉：自五月三十一日英国水兵到京以来，这许多天里竟不曾筑起一道街垒，不曾挖过一条壕沟，对于如何使此地经得住围攻，简直无人过问。

我同一位英国军曹谈起这种全然的疏忽，他告诉我：数日之前，哈利戴上尉曾试着用装满泥土的货箱临时垒些屏障，却被两位英国军官斯特劳斯上尉与雷伊上尉讥笑奚落了一通，只得作罢。

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本是陆军少校出身，于这桩极紧要的事本该有所指点，却同那几位海军陆战队军官一样，一言不发，其咎难辞。

美国传教士们却一到便分头组成了筑垒、卫生、粮食等各委员会，立即动手做事；众口一词：使馆之得以转成可守之地，功在他们。

我们防御之所以成功，美以美会的甘沃尔先生一人之力，胜过任何别人。他的精力实在惊人。从早到晚，处处可见他在指挥：装沙袋，拆毁那些紧挨我方墙垣、可供敌人藏身的房屋，用拆下的木料砖石筑街垒、加厚墙壁，在合宜处开出射击的枪眼——总之，凡是一名有经验的陆军工兵所能做的，他无一不做；而这一切，都是在城外中国军队——甘肃悍将董福祥所部——密集的步枪火力之下做的。

外国人雇用的中国苦力、仆役、厨子、随从，共一千余人，一概登记造册，袖上缝一标记以验明身分，并规定了他们出工修筑公共防御工事的时辰。

厕所与垃圾池也一并布置停当，全地按卫生章程整饬，由柯尔德曼、娄瑞、英格利斯三位医生督理。

费尔德与普尔两位医生设起一所医院，又配了一队受过训练的护士，内中有几位女医士和三名正式护士。

荷兰使馆与比利时使馆在各国军官会商所定的防线之外，遂即放弃；但军官们议定：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俄国五处使馆，不到万不能守时不放弃。

除意大利使馆外，这几处至今仍在我们手中，只是法国使馆与德国使馆已成残破的空壳，每一座房子都被中国炮弹和实心弹打得满身窟窿——那些炮往往只在二百码外开火。

围城第一日的下午，京师大学堂的英文教习詹姆斯先生看见几名中国兵在使馆大门以北数百码处的桥上。他不曾向任何人说明用意——料想是要同他们攀谈，若可能，探问他们对我们所奉的号令——便出了大门，沿运河边的街道往桥上走去。才到那里，几名藏在肃王府墙后的中国兵便向他开了枪。使馆门口的哨兵看见他举起双手，随即听见一声枪响，看见他倒了下去。他似乎挣扎着半坐起来，几个凶悍的兵士急忙奔出，把他掮起，抬到墙角后头去了，救援不及。落在他们手里，他多半是即刻被杀；若不是当时已经受了致命的伤。

事发一小时后我听得这个噩耗，简直不能相信：一八八五年我初到中国时迎接我的那位朋友，竟落得这样一个惨酷的下场。他在世上没有一个仇人，待人始终温和体贴。继克林德男爵遇害之后，他的死又接踵而来，就在围城的头一天，给全体侨民投下了一层深重的阴影。

下午四时整，中国兵从四周民房后面向各使馆一齐开火；极幸运的是，他们的子弹大半打得太高，整个越过使馆区飞了出去，想必伤了远处的北京居民。

英国使馆里面是一片极度的纷乱。各样吃食与罐头，都被苦力们胡乱堆在院子各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忙了好几个钟头，想认出并归拢自己带来或送来的那一点存货——大家都以为备下几天的口粮也就够了，因为没有人相信西摩尔海军中将、沃加克上校和麦卡拉舰长来解我们的围，会拖过一个星期去。

我们万万想不到：在我们——或者说，我们中间幸存的人——重见天日之前，竟须在枪弹、炮弹、炸弹之下熬过许多个星期，而且外界的音信一字也无。

许多人仓皇离家，除身上穿的衣裳外一无所携。我自己一星期前就离了家，带着一家人寄居美国使馆，当时曾被嘱咐不要搬什么粮食进去，怕惊动人心，还指望过几天局面就平定了。

及至中国的最后通牒逼我们离京——而在克林德男爵被杀之后，我们决定退入英国使馆，坐待援兵——再要回到防线之外的家中，从储藏室搬取什么，已经来不及了。

亏得斯奎尔斯先生，如前所述，屯了充足的米、面和别样食物，他说：只要我能把他的存货平安搬进英国使馆，便分我一份。我求之不得；于是带了他的两名仆人，和我原有九名仆人中仅剩的两名忠心的，从上午九点做到下午四点，把斯奎尔斯的存货搬进了英国使馆。

我又在防线内的一家洋货铺子里买了两打炼乳、四听焖豆——拿来供六个孩子两个大人吃两个月，实在是极不够的。

同我一样窘迫的人还有许多；所幸天意巧合，在我们划定的防线之内，有好几家大粮店，米、麦、小米满仓。我们的大车接连忙了好几天，把这些粮食运进英国使馆，交由一名军需官掌管，按需发放。

如此，我们的粮食不但够全体外国人吃，连那两千多名或出于这样或出于那样缘故投到我们这边来的难民、苦力和仆役也够了。我们还从粮店里搬来了磨盘；因为总共有一百五十多头骡马，便支起一盘十骡之力的磨，整日磨面，以供被围之人之需。

我每日忙于卫生事务和诊视病人，无暇多记日记，便嘱我十六岁的儿子罗伯特代我记录；下面抄录的他的日记，便是我们日常生活直至解围的经过。

六月二十一日。大部分中国苦力和许多外国人一早就被派去装沙袋，加固使馆各处薄弱地方；妇女们则用针线和院内仅有的几架缝纫机，成千上万地缝制口袋。这样一直做下去，直到做成两万至两万五千只沙袋。

比利时使馆与美以美会教堂被人纵火，烧得精光。荣禄的军队整日向我们零星放枪，却几乎没有一颗子弹打中什么。

有消息说庆亲王的兵正在向攻打海关与奥国使馆的义和团开火。此说后来证明不实。法国人被逐出海关胡同的街垒，退入法国使馆院内。

中国人在科伯恩先生宅后放火烧一所中国民房，指望火势蔓延过去。相距极近，风又大，费了天大的力气才没让它烧进使馆。苦战两个钟头，火方扑灭。

派在科伯恩宅屋顶上瞭望的几名水兵，曾看见有中国人揣着浸透火油的破布四下潜行，便开枪射击，但终究没能阻住他们放火。

奥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日本人都被猛烈的枪火逼得弃馆到这里来。美国人也动身了，却被劝了回去。奥意两国终究没能夺回他们的使馆；德、日两国却很快就回去了。德国人回去时，发现所扣押的一名义和团俘虏不见了，那是六月二十三日的事。

上午十点，院子北墙外起火，扑灭了，或者说以为扑灭了；下午却又烧起来，这一回烧着了紧挨使馆北面的翰林院。火场与使馆之间只隔着一进窄院，便拆掉了院中的一所房子，免得火势过来。成千上万块木刻书版被抛进火里，好把左近一切易燃之物清除干净。这些书版每一块都是多少天的工夫刻成的，是印那些（在中国人看来）极宝贵的书用的。许多珍本书籍也葬身火中。入夜在翰林院内派了卫兵，看守那一片冒烟的残迹；此处形势最关紧要，将要在这里筑垒固守。

六月二十二日。海关与奥国使馆烧毁，奥国人留在法国使馆助守。华俄道胜银行院子的后半部也烧了，日本使馆内一所房子亦着火，但很快扑灭。城墙上一门炮打来一排霰弹，击中美国使馆的门楼，打断了旗杆，屋顶上撕开一个大洞，却没有伤人。

下午七点，北京饭店附近一所房子起火。在这所房子里捉到两名义和团。被人发现时，他们扔下刀想逃，终被擒住，押进英国使馆锁了起来。

筑垒工程在甘沃尔先生的高明调度下大力推进。此间唯有他一人堪当其任：英国人虽在自己的使馆里，且明知此地是最后的避难之所，于设防一事却不曾动过一根手指，束手无策如同孩童。

六月二十四日。午夜过十分，中国人从四面八方发起猛烈的排枪，钟楼上打钟报警，告知众人敌人全面进攻。然而闹了约二十分钟的大响动，几乎没造成什么损害，枪声便如起时一般骤然停止，这一夜余下的时光相当平静。约上午十点，紧挨南马厩的外面起了火；几乎全体守军——男人、妇女、苦力——齐上阵，排成长队，从最近的两口井把几百桶水传到火场，出了死力，火才扑灭，马厩未被烧着。每扑灭一处这样的火，来自火的危险便减一分。

德、美两国水兵占了各自使馆以南的城墙，不让中国人把重炮推得太近、太正对着使馆。三次被猛烈的火力逼退，他们却不肯撒手，终于各在城墙上占住了一处——德国人在东，美国人在西，两处相距约六百码。

第二次推进时，美国人带上了柯尔特机关枪，几乎推到中国人的街垒跟前，毙敌数百。第三次，美国人推进数百码，随即忽然后撤，像是惊慌失措。中国人于是从街垒后面一拥而出，柯尔特机关枪又向他们扫去，再毙六十人。

此后炮火之烈，那处阵地竟至完全无法立足。一块弹片击中柯尔特机关枪的肩托，又一发炮弹打在城墙上，砖石纷纷落在炮位四周，枪手米切尔以为只好弃枪；但他手脚麻利地把枪拆开，总算沿马道运了下来，平安带进了英国使馆。

德国军官声称看见西南方有火箭，以为是援军的信号。下午四点许又听见城外有重炮声，也以为是援军所发——两者都成了空欢喜。

美国海军陆战队金下士在华俄道胜银行被中国狙击手打死。美国的兵营被纵火，所幸火势未蔓延到使馆。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哈利戴上尉被流弹重伤。医院里现有十三名伤员。

六月二十五日。夜间，两名被擒的义和团中有一人图谋脱逃，于是清晨把两人都枪决了。与昨夜同一时辰，又有约二十分钟的激烈射击。

下午五点，中国人在北桥上贴出一张告示，谕令停火，并保护各国公使，又说要送一件文书给我们。这文书始终不曾送来；枪声虽停了几个钟头，不久又响起来。众人都以为整桩事不过是个圈套，中国人想诱几个外国人出使馆去送死。

美国人和德国人又占回城墙上的阵地，冒着中国人的炮口筑垒。羊肉渐渐短缺了，第一匹马被宰了。味道很好；我毫不怀疑，从前吃到的「牛肉」里，就掺过这一类东西。夜间看见三枚火箭，多半是中国人放的。

六月二十六日。夜里的消遣——「焰火」——这回不在往常的午夜，而在凌晨三点。有人看见中国军队向西北开拔，据说是护送太后往颐和园去。到这时候，近旁各炮射来的弹丸落点渐近，有几发在院中炸开。于是在院内各处动工挖「防弹」地窖，万一炮弹当真伤人，可以躲避。这些「防弹窖」是深约六尺的壕沟，上面用木料木板搭顶，再覆两尺至四尺厚的泥土或沙袋。据说足以挡住弹片。美国海军陆战队范宁中士在城墙上被狙击手打死。

六月二十七日。枪炮极猛，大半来自皇城墙。一群生手义和团从城下动手攻打城墙上的美国人。美国人用柯尔特机关枪向他们扫射，毙约五十人，余众逃散。

一个从天津近处来的中国人报称：那一带义和团极多，又说六月二十四日有三路兵马离天津来京，一路走北，一路走西，一路走东。

六月二十八日。无要闻。

六月二十九日。早间中国人进攻南马厩——那是整个使馆院子最薄弱的地方。略战即被击退。斯特劳斯上尉带了约二十名英国水兵出去追击，毙敌甚众，缴获他们的枪支和约六百发子弹。枪多是毛瑟步枪和马枪，分发给了使馆里没有武器的人。斯特劳斯上尉颈上被子弹擦伤。稍后又有五十名义勇，由雷伊上尉率领，出去夺取肃王府附近的一门炮——那门炮正使府里的人不得安生。然而没有找着，只得退回。

到这时候，美国使馆附近的中国房屋，在几番纵火烧使馆的企图中差不多都烧光了；中国狙击手便盘踞在这些废墟里，谁要想穿过东交民巷，便极其危险。

六月三十日。夜间雷雨极猛，是入雨季的头一场。雷声一起，中国人也同时发起一阵可怕的排枪。那骇人的声响，加上电光闪闪、大雨如注，在所有目睹者心里留下的印象，怕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

七月一日。美国人与德国人被猛烈的炮火逼下城墙。当日稍晚，美国人又上去了，德国人没有。中国人夜里安静，几乎全无枪声。据推想，是他们的弹药一时接济不上。入夜，不少人相信自己看见了电探照灯的闪光，以为是通州的援军所发。他们说先见四十闪，隔一会儿，又是八闪。他们以为这是打给我们的某种信号；后来才知道不过是热天的闪电罢了。海关职员瓦格纳在法国使馆被炮弹击中身亡。

七月二日。夜间下雨，未见「闪光」。

七月三日。中国人一夜之间把城墙上的街垒垒得极高，几乎压过了我们的街垒（两者相距不过四十码）；若容他们再垒高一点，便可以居高临下向我们的人直射，于是只剩两条路：或冲垮中国人的街垒，或弃守城墙。众人择了前一条。凌晨三点，夜色最黑的时候，十五名美国水兵、十五名俄国水兵、二十五名英国水兵，由迈尔斯上尉率领，悄没声地翻过美国人的街垒，分作两路，各自贴着城垛的一侧，迅速推进，直抵中国人的街垒前面而未被察觉。到了那里，依先前约定，齐发一声大喊，翻过街垒并四面包抄，一边喊一边向惊呆了的中国兵排枪齐射。中国兵被这些高声叫喊的洋鬼子打了个措手不及，几乎没怎么抵抗，便迅速逃往西面靠近前门的第二道防线去了。

动身之前，迈尔斯上尉对部下略说了几句，告诉他们夺取那座街垒是生死攸关的事。他说：「弟兄们，那地方我们非不惜代价拿下不可，否则就要被赶下城墙！一旦下了城墙，各使馆就任凭中国人宰割，我们连同所有妇孺，都要被屠杀。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指望人人尽责。我们不能停下来搀扶伤者，只能一直往前，把事办成，伤者留到回来再顾。我若倒下，由英国水兵墨菲军曹接替指挥；他若倒下，由美国水兵亨特下士接替。此刻我一下令，就翻过街垒，跟我上。」他随即下令：「上！」这一次出击极为成功，街垒夺到手并且守住了，但我们折了两个勇敢的美国青年——特纳与托马斯两名二等兵。迈尔斯上尉膝上中了一枪矛，伤得很重；英国水兵格雷戈里下士脚上中弹。

七月四日。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于我们却是一日通红的「焰火」。外面的中国屠夫拼命想进来杀我们。美国人唯一的庆祝，是斯奎尔斯夫人给小孩子们开的一个茶会。

七月五日。英国使馆学生奥利芬特先生在翰林院中弹，伤重不治，三点钟去世，下午七点葬在我们那小小的坟地里。他素为众人所爱，他的死使全使馆愁云密布。昨夜十点、十二点和今晨两点半，敌人三次来攻。敌人的枪弹似已将尽，因为如今他们多用旧式前膛抬枪，毛瑟子弹却少了。

七月六日。日本人出击，想夺取一门正在轰击他们肃王府街垒的炮。无奈中国民房太多，遮住了炮的方位，伤了三个人，只得无功而返。一发炮弹落进康格先生宅中的一间屋子，损毁不小。康格夫人不久前还在那屋里坐着。

有人用绳子从城墙上缒下去送信，要把我们的绝境告知天津。若能带着文书平安穿过敌人的防线，许他一千两银子。我们已从水门送出了许多名信使，又有几名翻墙出去，却没有一个回来的。多半是被捉去杀了。

这一天，我们头上落下了不少三磅、七磅的实心铁弹，来自北面皇城——即黄城——墙上的炮位。到眼下为止，除了在房屋上打几个窟窿，并未伤人。他们用的火药一定极劣。有一颗铁弹穿过了窦纳乐夫人的饭厅。

七月七日。法国使馆两次被攻，都击退了；中国人退得快，伤亡不大。奥国管带托内堡上尉在其中一次进攻中被打穿心脏阵亡。

我们如今真的吃起马肉来了。吃过的人再三对我们说味道很好，我们的成见却撑了好些时候。先试的是马肝，配一小片咸肉煎了，居然和牛肝一个味，大为称快。接着又试了咖喱马肉；如今已有极好的马肉香肠，就着米饭下咽也顺口多了。每个成年人每日配给马肉一磅。

俄国人头一次上来的时候，带了六十发炮弹，炮却留在天津，等下一批人马带上来。后来别的队伍进不来，这些弹药便无用武之地。有人想：若能造出个什么炮来，许多炮弹便可用来轰毁中国人的街垒。于是美国炮手米切尔便动手拿一架救火水龙的两节泵筒做起炮身来。恰在此时，两个中国苦力在一家破烂铺里翻出一门旧炮——约是一八六〇年前后的前膛炮——拖了进来。这门炮正合那些炮弹的口径，便用它代了水龙泵。炮架的轮子是从意大利人的弹药车上卸下来的。众人给它起了个诨名叫「万国炮」：炮身是英国旧物，架在意大利炮车上，用俄国的炮弹，由美国炮手施放。诨名便由此而来。

意大利那门一磅炮的弹药用尽了，众人便把附近中国民房里的锡镴器皿搬来，熔化后灌模，铸成炮子。用这些炮子把打过的弹壳重装起来；没有底火，就拿左轮枪的子弹权充，居然用得很好。只怕这种较硬的金属会把炮膛的膛线毁掉。

中国人在皇城墙顶上凿开两个洞，又在水门正上方搭起一座台子，料想次日夜里要在那里架炮。晚十点他们放了一阵排枪，打了几分钟，这一夜余下的时候还算安静。

法国人与奥国人说，听见东南约十公里（六英里）外有炮声。这也成了空欢喜；如今众人都以为援军根本不曾从天津动身，至于何故，谁也说不上来。

七月八日。星期日。城墙上的中国人把家伙推上前来，向我们的街垒开火。他们打的第三发准头极差，正中自己的街垒，塌掉了大半，只好狼狈退走。肃王府的正殿一带起火，幸不严重。西面一门炮打来两发，一发中墙，一发中科伯恩先生屋顶，可见中国人渐渐摸准了距离。晚间的排枪九点三刻开始，持续约二十分钟。

七月九日。早间斯奎尔斯先生派了一个人进城探看动静。此人下午回来禀报：一、哈德门已关闭多日；二、外城没有中国军队；三、荣禄的兵守着齐化门，但哈德门大街上和皇城里有许多甘军；四、四牌楼一带店铺照常开门做买卖；五、皇上与太后仍在城内；六、《京报》每日照出。这一日除偶有枪声外，颇为平静。

七月十日。早间中国人的几发炮弹落得极近，就在网球场上头炸开，谁也不敢从那里穿过。

七月十一日。派出去送信的人想从水门出去，立刻被中国哨兵开枪射击，只得逃回。所幸他进来时没有受伤。

中国人整夜出奇地安静，缘故到次日早上才明白：原来他们又新筑了两道大墙，一道在翰林院，一道在銮驾库。

七月十二日。中国人整日猛烈炮击，大半来自皇城墙上的炮，对我们却损伤甚微。早间法国人夺得一面白底黑字的旗；下午米切尔在翰林院夺得一面很大的黑旗。他爬上中国人的墙垒，用沙袋猛砸一名中国兵，砸到那人撒手为止；其间有五六排枪向他打来。他夺了旗，下来时毫发无伤。

七月十三日。今晨法国水兵捉到一名中国俘虏。据他说，皇上与太后仍在此处宫中。端王、荣禄与董军门主持大政；庆亲王不与闻。城里仍有许多义和团，他们的主要靠山是端王，在他的王府里注册、管饭、发饷。

这些义和团被兵士们讥笑，因为他们虽自称刀枪不入，却不敢到前面的火线上去。

董军门的部队在城墙上和我们南面一线与我们对峙。荣禄的部队在法国使馆后面。他们每天都有人被打死打伤。这俘虏自称是雇来抬尸掩埋的苦力之一，每抬一具给二角五分。城里有董福祥的部队约三千人。

太后已下令不许用大口径的炮打我们，怕伤了她的良民和他们的房屋。

强攻既已失利，我们的枪又胜过他们的，于是议定用饥饿困死我们。两星期前有消息来，说大沽口一百艘兵舰上的外国兵已攻占大沽炮台，并占了塘沽火车站对面的「东大沽」。天津城为此大乱。

弹药正从南苑运来。上谕照常颁发。城北一带买卖照做，市上货物仍有进城的。四大钱庄都关了门。兵士们相信我们这里有好几千人执械；那俘虏以为我们至少有两千。

自然，这些消息都非官方所出，其中或有许多不尽确实之处，不过是茶馆饭铺里的传闻罢了。

中国人所以认定我们人多，有一层缘故：他们自己人常被自己的子弹打死——那些子弹打得太高，从我们头上飞过，落进他们自己人堆里。这种射击他们算在我们头上，便以为我们兵力甚众。

同日下午六点半。中国人在法国使馆墙下引爆地雷，毁了一段墙，也毁了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工事。头一次爆炸活埋了四个人，其中一人被刨了出来，另一人又被第二次爆炸炸飞。干完这一手，中国人发起拼死的猛攻，终被击退；法国水兵被打死三人、打伤三人，中国人则折了约二十人。

公使与头等参赞的住宅被焚，公使亲手烧毁了他全部的公文，不使落入中国人手中。

与这次进攻同时，四面八方来了一阵极猛的排枪，打了四十五分钟，是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次。

肃王府是火力最烈的地方，一度以为非弃守不可。

同时另有一股中国人，约两百名，沿城墙下的街道冲来，过德国使馆而未被拦住。冲到桥边时，恰有一名美国水兵刚从城墙上下来，看见他们正上桥。他向街上街垒里的四个人报警，那四人向他们打了约十二排枪，毙敌三十。中国人于是掉头逃窜；退路上德国人又开火，把他们赶进俱乐部的网球场，在那里又毙十八人。中国人的带兵官被海关义勇队的冯·施特劳赫队长打死。此役德国人重伤二人、轻伤二人。中国人零零落落打了一整夜。

七月十四日。从南桥附近的一家粮店把大批麦子搬进英国使馆，分存在院内几处库房。所以这样办，是因为那一带曾有火起，恐怕粮食被毁。杜克斯伯里先生本月十日派出的信使回来了，带回一封据说是庆亲王写的信。不久便知道信里是邀我们离开使馆、到总理衙门去受保护，不过全文的译稿到第二天才贴上告示牌。

七月十五日。下午一点贴出如下告示：

七月十日杜克斯伯里先生派出送信与援军的信使，昨日归来。此人是南堂的看门人，天主教徒。据他说，他在哈德门外被拿获，押到卧佛寺，信被搜去，挨了八十板。随后被解到皇城内荣禄的衙署。在那里遇见一个姓于的人，从前认得他是看门的。那人交给他一封信，署名是庆亲王等人，致英国公使；并说今夜会有人在水门等候回信。信的译文附后：

※　　　※　　　※　　　※　　　※

「旬日以来，兵勇交绥，音问断绝，殊深廑念。前者悬牌示意（指六月二十五日），未蒙示复；不意洋兵反复相攻，致民心军心，惊疑滋甚。

「昨日官军拿获教民陈四海一名，据供各国公使均安，曷胜欣慰。然事每出于意外：各国续调之援兵，早为拳民阻回；若照前议护送列位大臣出城，而天津、大沽一路拳民众多，深恐中途有失。

「兹请列位大臣先率眷属及馆中各员，分批出馆，另派妥员就近严加保护，暂住总理衙门，俟后另筹回国之策，庶几邦交之谊，始终不渝。惟出馆之时，断不可有一名带械洋兵随行，以免兵民疑惧，别生事端。

「大臣如肯以诚相信，即祈转告在京各国公使，以明日午刻为限，仍交原差赍复，俾得预定出馆日期。此实于万难之中，所筹保全邦交之唯一办法。逾限不复，虽有爱莫能助。顺颂时祺。

庆亲王等谨启。

六月十八日〔即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三日〕。」

今日已具复函，代表各国公使婉拒移住总理衙门之请，并指明我方兵勇从未攻人，不过为抵御中国官军之攻击、保卫外人身家性命财产而已。复函末称：中国政府如欲议和，应遣一负责之大员，执白旗前来。

窦纳乐。

人人都以为这封信是个十足的骗局，以为它并非出自庆亲王，而是出自甘军的头目，多半是要诱几个外国人出使馆去，然后把他们打死。

同日下午三点。二十名俄国人和四名美国人去攻打俄国使馆以西的一所房子，那里藏着约六十名中国狙击手。到了墙下，却找不着进院子的路。于是每人拾起一块砖，听号令一齐掷进院去，一边喊叫一边痛骂里面的中国人。

中国人被这一下吓住，逃了；我们的人未放一枪，两边也没交一次火，就把那房子占了。正在这时，中国人从别处开起急火，打了约十分钟。

七月十六日上午七点。斯特劳斯上尉（英国皇家海军陆战轻步兵）同莫理循博士、柴中佐一道在肃王府巡视，被狙击手打中，伤重不治。莫理循博士腿上中弹，不算重。斯特劳斯上尉上午十一点去世，昨日下午六点下葬。同一天，美国水兵费舍尔二等兵阵亡。

我们此刻的处境实在可怜。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没有了统兵的人。迈尔斯上尉因七月三日出击时所受的枪矛伤不能起身；斯特劳斯上尉死了；哈利戴上尉是仅剩的一位能任事的英国上尉，却因三星期前所受之伤成了残废。窦纳乐爵士虽然揽了总责，却不是应付这个局面的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并不认他的权柄。

同日下午五点。昨日派出的信使回来了，另有四人在桥边等他，一同进来。他带来荣禄致窦纳乐爵士的一封信，还有华盛顿发给康格先生的一封电报。给窦纳乐爵士的信里没有一句要紧的话。那份电报，康格先生认得出是国务院的密码，却辨不出意思，显然被中国人做了手脚。于是把信使打发回去，请他们把原电全文送来。

七月十七日。信使又回来了，带来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的一份电报，内附国务卿的一电。电文是：「将消息告来人。」公使复电说：「在英国使馆中枪炮之下已一月。救援不速至，将尽遭屠戮。」

早间荣禄的一名兵士到德国使馆来投降，求给点药治耳上的伤。他说荣禄已下令各兵停止射击，只守住原地；又说荣禄极愿保全外国人。

自清晨起没有打过一枪。这多半是因为怕外国军队已近，政府想给自己留地步，好说他们弹压不住义和团和甘军。另有几名中国兵到各使馆缴械投降，究竟是什么用意，谁也说不上来。

七月十八日。荣禄既表示愿意帮外国人的忙，便派了一名信使去见他，请他送些新鲜蔬菜、鸡蛋、肉类等到使馆来供妇孺食用。他答应了；西瓜和桃子已经送到肃王府的日本人和城墙上的美国人那里。城墙上两边的兵士互相走上对方的墙垒，极亲热地攀谈。城里义和团极多，外城尤甚，但军队已不再与他们串通一气了。

日本公使上月三十日派出的信使，今日自天津归来，带来消息：一支三万三千三百人的混合部队，将于本月二十日前后自天津启程，前来解北京之围。这支部队包括日本兵二万四千、俄国兵四千、英国兵二千、美国兵一千五百、法国兵一千五百、德国兵三百。

据他自述：六月三十日由齐化门出城，乘船赴天津，七月五日抵天津，却因城为中国军队所围而不得入。他绕着各城门走了一圈，见张军门所部中国兵驻在火车站以北，正炮击据守站南的一支日本兵。

七月九日张军门败北，他（这信使）七月十二日设法穿过日本人的防线，把日本公使的信交给了日本领事。

在天津期间他打听到这些消息：聂军门已死；天津和四乡各处的传教士都已回国；六月十七日外国人毫不费力就拿下了大沽炮台；七月十四日外国军队攻了两天，占了天津的中国城。七月十五日这信使离天津来京，由日本人护送到「第二座桥」，其后取陆路回京。

他另提到一事：通州道台已被拘在刑部，而且是在他到天津之前的事。自六月底前后起，北京的消息便不曾传到天津。

若路上不打仗，我们指望本月三十日前后援军可到。这也就说明了政府此刻何以急于要京城太平：他们在等着看援军与天津至此一路上中国军队较量的结果。

若我方得胜——除非寡不敌众，自然是要胜的——政府便可说他们已竭尽全力弹压，只是到如今才管束得住自己的兵。若我方败了，他们便会翻脸屠戮我们。眼下我们总算得了几天喘息。

※　　　※　　　※　　　※　　　※

告示：英国公使与「庆亲王等人」往来文书节略。

七月十六日，中国方面复窦纳乐爵士十五日之函，解释说：所以建议各使馆人员迁往总理衙门，是因为聚在一处，中国政府比眼下这样分散各处更能有效保护。既然各国公使不以为然，中国自当尽力在原处保护各使馆，责无旁贷。他们将添派兵力，并继续设法阻止义和团开枪，也望各国公使同样约束自己的兵勇不要开枪。

七月十七日上午。窦纳乐爵士复称：外国兵始终纯属自卫，今后亦然。但中国方面须明白：前此种种已使人无从信任；若在使馆附近修筑街垒或调动军队，使馆卫队势必开枪。

七月十七日下午。中国方面复函，把局势复述一遍，把眼下的战事归咎于此前使馆卫队的攻击。他们欣然记下双方已议定停火，但建议说：既然此间外国兵一直从前门以东的城墙上开枪，便应撤离那处阵地。

七月十八日（午间）。窦纳乐爵士复函，自外国人的立场把局势复述一遍。六月十九日，衙门知照各使馆限期离京，各国公使复称并无交通工具可用；衙门复函展限；然而次日各使馆便遭枪击，此后一直处在中国官军的连绵火力之下，这种事是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他又提到六月二十五日悬牌一事：因此而停火期间，中国军队得以自由调动，待布置停当，攻击又起。他希望两下的信任能渐渐恢复；但同时再度指出：中国方面不但须停止实际射击，还须停止敌对的部署，外国兵方能停火。至于要外国兵撤下城墙一节，万难照办，因为对使馆的攻击，大半正是从城墙上发出的。函末建议，可准卖水果、卖冰的人进来。

同日又有致荣禄一函，把窦纳乐爵士前几封信的大意重述一遍，并建议：若派一位负责的官员到使馆来，往来通信当更便利。因了这一建议，今日下午有一名衙门的章京带着荣禄的名帖来到。他并无特别的话传，只答应去看看能否弄到《京报》，能否开一处卖冰、水果、鸡蛋等物的市；又答应去探问各国公使能否拍电报给本国政府。他提到电报不通。他表示中国政府对义和团的行径深为不安——中国与各国之间的这一场纠葛，全是义和团闹出来的。

※　　　※　　　※　　　※　　　※

七月十九日。极平静的一日。两边都不开枪。中国兵送进来约二百五十个鸡蛋和少许蔬菜发卖。衙门又送来一信，请各国公使离此赴天津。

七月二十日。从中国人手里弄到上月的几份《京报》。其中若干上谕的译文，载在另一章里。各国公使复了衙门昨日之请，说城外义和团如此之众，他们不敢以身试险上路。衙门送来四大车西瓜和蔬菜给各位公使，算是示好的意思（？）。整日无枪声，只有外城的义和团向城墙上我们的人放了几枪。

七月二十四日。日本使馆二等书记官楢原先生清晨去世，死于创伤所致的牙关紧闭症。

同日下午七点。接柴中佐报告如下：「今日下午有一中国人到我们墙垒来，说本月十七日杨村已为外国军队所占，十九日又在该处一带打了一仗。董福祥部的伤兵约一百五十名，刚运到北京；那些伤兵动身时，外国军队离杨村这一面约四十里。」

七月二十六日。柴中佐报告：「据一中国人说，本月二十四日十一点钟前后，张军门统带的中国军队在河西务以南三十里处（河西务在天津至此的陆路正中）为外国军队所攻，午夜退回河西务。昨日上午十点河西务又遭攻击，中国军队大败，退至该处以北十里。从西路开来的四千八百人、带炮九门的一支队伍，已于昨晨六点离京赴河西务。」

自七月十八日停火以来，荣禄的兵一直守约不开枪；但北墙上和使馆以西对着我们的那些兵，又打起冷枪来了。后者是董福祥的部队。

七月二十五日。八天前携公函去见荣禄的信使陈祖熙今日回来。他说信已在荣禄的衙署交讫，自己在那里被关了七天。荣禄每日上朝。皇上与太后仍在城内。义和团三五成群在街上巡行。

四天前，董福祥的兵捉住一个外国人，送到荣禄那里。此人衣衫褴褛，满身污秽，没有帽子也没有外衣，模样十分不堪；中等身材，淡黄色的胡须，会说中国话。（这说的是一个名叫内斯特加德的瑞典人，因为一点小过失离了使馆，投到中国人那边去了。）他说他是出去找吃的。其时义和团聚在荣禄宅子四周，索要这个外国人；荣禄却派人押送他到顺天府衙门去妥为看管。

七月四日派往天津送信的信使今日归来，带回天津英国领事的一封短简：

七月四日来函敬悉。现已登陆之军二万四千人，此间一万人。盖斯利将军明日可抵大沽。俄军在北仓。天津城已归外国管辖，此地义和团之势已土崩瓦解。援军来者甚众，惟望贵处粮食能支持。天津之西妇女几已尽数撤走。

贾礼士谨启。

七月二十二日。

（七月四日那封信详述了到那一日为止的围城情形、死伤人数，说中国军队自六月二十日起不断向使馆区开火，我们已支撑得极苦。）

英国领事的这个回信，激起了被围众人极大的愤慨。此前派出信使无数，始终得不到外界一字；好容易有一个穿过了中国人的防线，带回来的信——而且还是一位官员写的——竟没有一句说到有人正设法来救我们！

下面是那信使往返天津的经过：林武元，十六岁，信差，山东人，住北京，今晨自天津抵此。他七月四日夜里带信出京，扮作乞丐，用绳子从城墙上缒下，沿护城河爬到前门，在城门洞下睡了一觉，早上步行到永定门，出了城，走到马家堡车站，一路无人盘诘。

在那里打听不出什么，他便往通州去，沿大道一路往天津挨。在河西务附近一个村子被村民拦住，强留他做了八天工。七月十八日他到天津，先遇见俄国兵，后遇见日本兵；七月二十一日在北营门——即天津城外防墙上的一道口子，在京津大道上，离天津城半英里——遇见了英国兵。

他把信交给一个穿便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七月二十二日被带到英国领事馆，领事在那里给了他一封信。随后他被送到红桥的外国哨所（红桥跨保定河，在天津城西半英里）。

七月二十三日他离了红桥，不久便遇上中国军队。那一夜他在杨村桥边一只火车头的锅炉里过的夜。那里的桥并未毁坏。那一天他只看见中国步兵，主力在北仓；没看见义和团。七月二十四日夜宿河西务附近，兵很少，义和团一个没有。七月二十五日夜宿马头。那天在村子里见过几伙义和团，路上却没有。

在马头和别处，他看见河水大涨；行船很少，泊在岸边的却多。七月二十六日一路无事，夜宿于家围，离北京二十里。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点他到了沙窝门，即外城的东门。他说路很好走；沿河的电线杆和电线全没了；铁路处处被拆，铁轨或是埋掉，或是打了义和团的刀。

城门上虽有许多义和团和董福祥的兵，却没拦他。他顺顺当当走到哈德门，见城门已闭；又到水门，白日里守得太严，过不去。这人昨夜就睡在前门附近，沿护城河爬行，今晨天未亮时从水门进来，无人盘问。

他说往天津去的大道路况良好。各处庄稼长势都好。村民照旧务农，但村村都有义和团的组织。他离天津时，外国军队还不曾越出那道防墙——那是僧格林沁为拒英法于一八六〇年所筑、却从未据守过的「蠢墙」（「蠢墙」之名由此而来），环绕天津城，相距半英里至一英里。天津所有的衙门都被外国军队占了，多半是日本兵。义和团在天津的阵前吃了大亏，已经全数撤走，中国兵因此瞧不起他们。中国军队正向天津西北八英里的北仓集中。这信使在天津遇上外国哨兵时，袋里有一块银元，被他们拿去了，说是「免得他弄丢了」！

柴中佐的报信人所说各仗的日期如下：

蔡村之战，七月二十四日，一点至夜十二点。

河西务之战，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至下午三点。

安平之战，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六点至九点。

中国军队本月二十七日退至马头。

七月二十九日。各方消息等：二十六日外国军队自安平向马头推进，从凌晨三点到正午十二点；二十七日拂晓被中国人逼回安平。

安平有三国的外国军队。中国方面弹药短缺；南来的粮船落在外国军队手里。俄国军队正向张家口推进（说这话的人来自长城以南十八英里的昌平州）。

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据报杨村在两三天前已被外国军队彻底摧毁，外国军队仍在稳步推进。太后想要董福祥和荣禄带兵护送她往山西省城西安府去。二人不允，却荐李秉衡来打我们。李已奉旨北上，如今到了，正在攻打北堂。夜间在北桥上筑起一道坚固的街垒，两百名义和团据守其上，开起枪来。

七月三十日上午十点。中国军中的信差昨晚八点离张家湾。据他报称：昨日凌晨三点至晚八点断续交战，中国人死伤甚多。外国军队昨日上午八点推进到马头，中国人退守张家湾，约有一万人。已从前门调了三门炮到前线去。北堂的仗仍由义和团打。北桥上开枪的是一队两百名的义和团，只有十三支枪。太后备下了三百辆大车，董福祥备下一百辆，随时可以西行，日子是秘密。董的第四个儿子带着五百人，西去已到良乡。（这消息是董福祥亲兵中的一名兵士带进来的，他时常把军中信差的报告送给我们。）

同日下午七点半。昨日早间杉先生派两名外面的苦力去通州打听外国军队的消息。他们今晚回来，报称通州人都说外国军队昨日在马头以南与中国人打过一仗。他们又说见到一个从贾家疃（在通州以东八英里）来的人，说外国军队已到那里解救天主教徒，离壕垒不过一英里左右，并且已经通过信了。

北京各城门，除齐化门与平则门外，都已备好石块沙袋堆在门侧，随时可闭。北堂那里打死了许多义和团；马军门所部十二营将开往张家湾。

我们给这两名苦力各带了一封短信给统兵官，许下赏钱，要他们明晚带回音来。军队一定离我们很近了，两天之内或许就能见到他们。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点。中国军中的例差今晨四点半自战场回来。他当着董福祥一名亲兵——就是那个一直把外国军队自杨村以来动向的报告送给我们的人——报称：外国军队自马头推进，二十九日晚八点起一路交战，昨日下午五点抵张家湾。中国军队在通州以南五英里处。

八月一日。今日柴中佐收到下面这封信，天津上月二十六日发：

「二十二日来函敬悉。因转运不便，军队自天津启行稍迟，惟两三日内必可前进。一俟抵京日期约定，当即再函奉告。」

又接到一份从伦敦来的电报，文字颇有残缺，却确系真品。电报没有日期，大约是上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发出的。电文提到日本公使六月二十九日前后所写的一封信，又提到美国公使七月十八日的一封电报——由此可以推知，我们此地在七月十八日的情形，各处都已知晓。电文又说：中国军队经过苦战，终于在上月十五日被逐出天津，营救我们的部署正在加紧办理。电文还问道：中国政府是否在保护我们、供给我们食物云云！

今日送进来的食物极少。北桥和蒙古市场那边整日冷枪不断。那个一向替我们送来援军进展传闻的信使说，援军已从张家湾被逼回安平。天津来信既已证明他是个十足的说谎者，今后便不必再理会他的话了。前番听说援军离我们不过两天路程，如今却听说他们尚未启程，连启程的日子都未定下，实在令人大失所望。

这信使的说法从头到尾编排得很周全，与日本公使七月十八日接到的信也颇相吻合。既然此后关于援军动向我们再无别的消息（英国领事那封信一字未提），便只好那中国人说什么信什么；而只要有钱拿，他什么样的传闻都编得出来。

八月二日。自天津来的各信摘录：

杜德维先生致赫德爵士，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一日尊函已电达本国。请宽心，援军不日可到。军队源源开来。敌在北仓，日、俄两军当其前。雨水甚少。长江流域人心浮动，刘、张两督力图维持秩序。李鸿章在上海，来直隶与否尚难逆料。天津由各国合组之委员会管辖。满洲起而仇洋，俄人应接不暇。牛庄甚扰。德、美各派兵一万五千，意大利五千——广东、西江一带亦然。宜昌岌岌。深望诸君早日获救。」

娄瑞先生致娄瑞夫人，七月三十日：「送信人上星期五傍晚到此，带来北京的消息……美国第九团、第十四团已到天津；第六骑兵团在大沽，正往上开。今晨北仓有仗打。此间眼下一切平静。今日传来消息，说义和团在遵化、山海关及别的许多地方杀害教民。俄国兵与官军在秦皇岛交过手。天津满城都是外国兵，而且不断有兵开来。此地至塘沽的铁路已通。许多妇孺已由『洛根号』运输舰送回美国。北戴河的产业全毁了。」

拉格斯代尔领事致康格先生，七月二十八日：「本已绝望，以为此生再不能与阁下相见，如今前景转明。我们此地挨了三十天炮轰、九天围困，已自以为够苦的了。房屋几乎没有一所不受损的。国内自然大为震动。我们祈祷并期望诸君早日脱险。大军明日或可前进。」

美国陆军第四十一步兵团中校马洛里来函：「一支一万人的援军行将开赴北京，后续还有。但愿上帝保佑他们赶得上。」

沃伦上校致迈尔斯上尉：「自六月二十一日起即一直设法与贵处通信。六月二十三日解外国租界之围，六月二十四日救出西摩尔。六月二十六日克东局子，七月十日克西局子，七月十四日克天津城。两日内即可前进。这一路兵一万人——英、美、日三国；再过几日尚有四万人接踵而至。务请无论如何支撑住。头一路兵将接应贵处，并牵制敌人使其无暇及你们。此行将有美国步兵八团、骑兵三团、炮兵两连，另有水兵五百。步兵在头一路。敌人在此地以北十七英里（杨村）掘壕死守，再往前还有两处。」

海关义勇队在英国使馆西南的蒙古市场上占了一处新阵地。

八月三日。衙门又来一信，请我们离开使馆赴天津。中国人极想把我们弄出北京，他们以为我们一走，各国军队便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到北京来，在天津了结此事也就心满意足了。

八月四日。整夜枪声不绝。两名俄国人在筑街垒时受伤，其中一人夜间死去。

八月六日。凌晨一点一阵急枪，此外这一日尚称平静。停火后头几天，枪声不过零零落落几响，如今却几乎和停火以前一样猛，夜夜又有人来攻了。

八月八日。各国公使接到总理衙门一件照会，内称：「奉八月七日上谕，授李鸿章全权，凡一切事宜，均准其与各国外部电商办理。」

柴中佐报称：有一名在外面的中国苦力进来说，北京的军队，除荣禄所部五营外，已经或即将火速开去迎击外国军队；至于外国军队在何处，他不知道。他又说，大沽口又登陆了外国兵五万。

八月九日。董福祥的部队整日放冷枪，尤其打蒙古市场的海关阵地。那边靠使馆西墙筑了一道胸墙，架上诺登飞机关炮，几次用排射把他们压了下去。荣禄的部队一枪未放。

八月十日。凌晨三点前后，四面八方步枪火力极猛。派出去迎援军的信使回来了，带回英军统帅盖斯利将军的一封信，还有福岛将军的一封。盖斯利将军的信写于蔡村以南，八月八日：「联军大队正在推进。两次破敌。望诸君振作。」

福岛将军致柴中佐的信如下：「一九〇〇年八月八日，于南蔡村以北二公里之张庄营中——日、美两军本月五日在北仓附近破敌，六日占杨村。由美、英、俄、日四国组成的联军今晨自杨村出发，北进途中，上午八点在一处名南蔡村的村子里接到尊函。得知北京外国侨众尚能支撑，至为欣慰；务请相信：中将暨我等一同的热切心愿，便是尽早抵京，将诸君从险境中解救出来。若无意外，联军九日可至河西务，十日至马头，十一日至张家湾，十二日至通州，十三日或十四日抵北京。」

送信来的人说了这样一段经过：八月六日他取道通州，到那里才知道自己一家人已被义和团杀了。七日他遇见一船一船的中国伤兵和败兵。在蔡村遇上联军的前锋。八日傍晚，他随中路一同行军到河西务以南六英里的全庄。九日礼拜四早上，他随这一路启程，这一路预定当晚抵河西务；他却离了队伍，从西边的路回北京。军中的中国仆役很少。驮畜很多，多半由日本兵牵着。他看见少数俄国兵，还有几百名骑马的黑脸枪骑兵（多半是孟加拉兵），那些人跟他闹着玩，举着长矛朝他冲。他问要多久才到北京，答说五六天，因为中国人并不死拼，联军不过是一路把他们往前赶罢了。

下面是康格先生接到的美国驻芝罘领事一份电报的摘录：「此地以北一切通信均经本馆转递。就所知者言，除陆海军外，并无美国人被害；天津以南财产损失亦甚微。乱事只限于北京与大沽。各大员正尽力维持秩序。各国大军云集大沽。」

八月十二日。整日枪炮极猛。

八月十三日。我们手上全部的炮火，一齐对准蒙古市场的中国阵地；因为中国人像是要赶在援军到来之前作最后的拼死一搏，把我们全数杀尽，而最猛的一击料想正从那个方向来。

同日下午四点。衙门传话说：我们若肯停止射击，他们那边必定停止一切排枪。我们答应了；五个钟头之后——他们本来就打了一整天——他们发起了整个围城期间最可怕的一次进攻。这进攻通宵不息，每隔两个钟头左右便再来一次极猛烈的冲击。

※　　　※　　　※　　　※　　　※

清晨四点半，我在世人所能忍受的最烈火力之下整夜未眠，方才睡着——连沉重的炮声也不曾搅扰我——忽然被一阵「砰、砰、砰」惊醒：那是一门自动枪，间隔只有一瞬，节奏极匀。我知道中国军中并没有这样的枪，而我们自己那门柯尔特机关枪就在英国使馆门外，防着敌人从英国使馆与肃王府之间的壕沟冲下来；于是我立刻断定：那结束这一场戏、也结束我们性命的最后一冲，来了。

我抓起双筒猎枪，从方才倒身躺下的地板上爬起来，走到使馆礼拜堂前面。才一出门，便听见通州门方向传来重炮的轰鸣。局面于是明白了：援军已在城外与中国军队交火，那门自动枪不是我们的，是他们的。

我当街跪下，向全能的上帝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起身，用激动的声音向各屋子里的人喊出这个好消息。啊，那声音有多甜！那声音之于我们的耳朵有多美妙，我这一辈子怎么忘得了？它停歇片刻时我多么焦灼，它重又响起时我又多么欢喜！

攻打我们的中国人也听见了，火力一度略缓，侧耳去听；然而只缓了一阵，整日里他们还是打得极猛。

可怜的米切尔——那位勇敢的美国炮手——夜间在蒙古市场方向的攻势中被子弹打断了胳膊；可是城外的炮声一响，他便冷冷地一笑，说道：「哼，你们这会儿尽管闹你们的鬼吵吧，再过一会儿，就叫你们安静得很了！」

约四点钟，城墙上的美国人看见正对面有身穿外国军服的人。美、日两国的兵正攻打通州石道门与东便门，英国人却发现沙窝门洞开无人把守，便依我们事先送出的信中所嘱，急趋水门——那水门正在美军城墙阵地东端的正下方。锡克兵拥到门前，不多时就把门砸开；于是那震天的欢呼，把围城已解的消息传给了各屋子里和医院里的人。

就在援军涌进英国使馆的当口，围城期间第一个受伤的妇女——法国人居利埃夫人——大腿上中了一颗毛瑟枪子弹，伤得不轻，却无性命之虞。

※　　　※　　　※　　　※　　　※

下面所列，是围城期间各国官兵阵亡、伤重身死、受伤及病故的人数：

美国：官三员、兵五十三名。阵亡或伤重身死：兵七名。受伤：官二员、兵八名。阵亡率百分之十二点五，负伤率百分之十七点八，合计百分之三十点三。义勇及无所属者：受伤一名。合计阵亡七名，受伤十一名。

奥国：官五员、兵三十名。阵亡或伤重身死：官一员、兵三名。受伤：官三员、兵八名。阵亡率百分之十一点四，负伤率百分之三十七点四，合计百分之四十二点八。合计阵亡四名，受伤十一名。

英国：官三员、兵七十九名。阵亡或伤重身死：官一员、兵二名。受伤：官二员、兵十八名。阵亡率百分之三点七，负伤率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合计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义勇及无所属者：阵亡三名、受伤六名。合计阵亡六名，受伤二十六名。

法国：官三员、兵四十五名。阵亡或伤重身死：官二员、兵九名。受伤：兵三十七名。阵亡率百分之二十二点九，负伤率百分之七十七点一，合计百分之一百。义勇及无所属者：阵亡二名、受伤六名。合计阵亡十三名，受伤四十三名。

德国：官一员、兵五十名。阵亡或伤重身死：兵十二名。受伤：兵十五名。阵亡率百分之二十三点五，负伤率百分之三十一点四，合计百分之五十四点九。义勇及无所属者：阵亡一名〔注一〕、受伤一名〔注二〕。合计阵亡十三名，受伤十六名。

日本：官一员、兵二十四名。阵亡或伤重身死：兵五名。受伤：兵二十一名。阵亡率百分之二十，负伤率百分之八十四，合计百分之一百零四。义勇及无所属者：阵亡五名〔注三〕、受伤八名。合计阵亡十名，受伤二十九名。

俄国：官二员、兵七十九名。阵亡或伤重身死：兵四名。受伤：官一员、兵十八名。阵亡率百分之四点九，负伤率百分之二十三点九，合计百分之二十八点三。病故：兵二名〔注四〕。义勇及无所属者：阵亡一名、受伤一名。合计阵亡七名，受伤二十名。

意大利：官一员、兵二十八名。阵亡或伤重身死：兵七名。受伤：官一员、兵十一名。阵亡率百分之二十四点一，负伤率百分之四十一点四，合计百分之六十五点五。合计阵亡七名，受伤十二名。

总计：官十九员、兵三百八十八名。阵亡或伤重身死：官四员、兵四十九名。受伤：官九员、兵一百二十六名。阵亡率百分之十三点一，负伤率百分之三十五点六，合计百分之四十八点七。病故：兵二名。义勇及无所属者：阵亡十二名、受伤二十三名。合计阵亡六十七名，受伤一百六十八名。

〔注一〕（原注：克林德男爵。）

〔注二〕（原注：柯达士先生。）

〔注三〕（原注：内含安罗上尉。）

〔注四〕（原注：使馆的哥萨克兵。）

六围城杂记

围城期间所写的感想、见闻与杂录

围城生活最显眼的一个效验，是把一个人身上所有卑鄙自私的性情，连同所有英勇忘我的性情，一并逼到明面上来。平日里过得去的人物，和气好交，看不出有什么刻薄处，一旦口粮短缺，神经又被呼啸的枪子、尖叫的开花弹、或是那闷闷一响随即轰然碾过来的实心弹磨得七零八落，便露出他骨子里的真面目，刻薄得到了根上。

看着旧日的交情——往往是多年的交情——一桩桩瓦解，又看着素来不甚相能的人结成新交，实在是极有意味的事。有时不过是这样起的头：某人家里有个病孩子，或有个病了的家人，自己手里没有存货，便向存货充裕的朋友讨一听牛奶、一罐汤，或是别的一点点稀罕物、必需品。那位朋友一口回绝，只说自己也匀不出来。于是讨的人才算掂出这段旧交情有多深，也就不想再续下去了。

又如一例：有位先生去问一处机关里的当权者，说有位彼此都相熟的先生病了，起卧都不能自理，原住的地方已守不住，该把他挪到哪里才稳妥。回答是：「你若挨近过那个病人，就离我远些。他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只别挨近我和我的家眷，我们怕传染。」「那么您究竟有什么主意？」问的人还追着这位昔日的朋友兼上司。「我没有什么主意。」这是答话。「难道就把他一个人扔在那里，等死，或是等着被拿去？」着急的朋友还在追问。「那不干我的事。」——这便是那句绝情的答话，一段二十年的交情就此毁了。

还有一桩也堪玩味，就是看那些从敌营逃来的人或被俘的人偶尔带进来的各色谣言，落在乐观的人和悲观的人身上，各生出怎样的效果。

乐观的人相信：敌人已经泄了气，弹药也快尽了，自己人在内讧，故意把枪打高，不肯伤我们；相信援军已在近旁，天边的闪电就是自己人的探照灯，如此等等。

悲观的人则相信：各国正彼此较劲，硬把救援拖住，务要哪一国在援军里的兵都不比别国多才罢；嗤笑探照灯之说；说存粮将尽；说每夜都看见敌人新筑的街垒；一桩桩数着阵亡的人数，一天多似一天，又注意到剩下的人力一天弱似一天；并且深信不疑、逢人便讲：我们不过是把一场终究免不了的大屠杀，暂且拖后些日子罢了。

平心说来，明知世上十一个强国，两个月里竟被挡住、或是自己迟迟不肯来救自家的公使、公使的家眷和侨民，而此地离大船可以通航之处不过八十英里——这件事本身，就很足以叫人悲观。

围城未起之前，我曾听美国公使说过：义和团若毁了京汉铁路——俗称芦汉路——上的哪怕一座车站，不出两礼拜，护路的哥萨克就会成群开来。然而据称驻在旅顺的一万五千俄兵，直到整条芦汉线并京津铁路尽数被毁，至今——八月十三日——也不曾有一个人到过北京。义和团还在我们的枪眼外头晃来晃去，夜里吹号不止，枪声不绝，闹得人不得安生。

那些聪明绝顶的各国公使还告诉过我们：日本公使馆里但凡伤了一个人，日本便能够、而且必定，把五万人开到北京来。如今他们的二等、三等参赞都已被杀，使馆卫队几乎全数覆没，我们却还不曾见着一张新来的日本面孔。

迈尔斯上尉也向我们担保过：美国从菲律宾匀出一万人来毫不费事，至多两礼拜就到北京。两个月过去了，人影也没有。

统算起来，这场围城里熬得最好的是传教士们。他们比谁都挤：美国传教士一概挤进英国使馆的小礼拜堂，实在是密密匝匝；英国传教士则占了参赞住宅的一部分。

美国人分作两班开伙，长老会与美以美会一班，人数居多的公理会又一班。他们进来时带了不少罐头存货，米和碎麦却不得不天天到粮食处去领。

各国公使向北京城里仅有的三家洋商——祁乐甫洋行的克吕格、殷贝克、沙莫——担保：只要他们把货一概交到粮食委员手里，按全体人等的需用分发，货价将来照数偿付。此议当即办妥，并派定了一个粮食部门管理。

被围的人里有许多自养着小马或骡子，也一并交给一个委员会管着，委员是戴林、阿拉代斯、布雷泽三位。每天宰上一两头，每个外国人可以领半磅肉。起先有许多人怎么劝也不肯尝一口马肉骡肉；可是围城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很少有人不天天到肉案上去领自己的一份了。

肉每日由一位医生查验，验明是健康的肉，出了凭证，才准屠户发放。英国海军陆战队里有个兵，皇家海军陆战轻步兵的威廉·贝茨，入伍前原是屠户，这一技之长于全体人等极有用处。

中国苦力则吃骨头、头肉和洗净的下水熬的汤。一两肉也不曾糟蹋。

今年五月北京春季赛马会上跑过的许多小马，后来一一化作我们盘中多汁的排骨或可口的香肠。总算起来，骡肉比马肉好些，这话我极以为然。院里只有一头驴，驴肉还没有人尝过；不过中国人向我们担保，说驴肉比那两样大牲口还要好。

前几天，院里两头奶牛中有一头断了奶，便宰来充食，钟楼下的告示板上贴出通告：凡妇孺，皆可具名领肉；男子则须是负伤或患病，并有医生凭证的，方得领一份。

人人都想分一点，指望尝尝鲜牛肉，换换天天马肉的口味。结果大失所望。那牛又老又韧，肉比起平日份例的马肉骡肉来，差得远了。

肃王府里由我们养着的中国教民，几个礼拜以来只有碎麦或高粱糊糊可吃，馋荤馋得慌，便求我们给他们几条狗——每夜总有狗从城里四面八方跑来，在肃王府与英国使馆之间的濠沟里翻食垃圾。

于是昨日有几个外国人扛了猎枪出去，打死八条肥大的犬，随即交给饥肠辘辘的教民去受用。往后打狗取食这一项，是断不会再忽略的了。

七月十八日以后炮击停了，敌兵里有些头脑活络的，把几个鸡蛋送到日本人的街垒上来卖，于是设了一个市场部门，交布伦特与阿拉代斯两位先生掌管，鸡蛋按各家妇孺人数、比着现有的数目摊派。每枚卖四分。可是往往货少，一家的妇孺只分得一枚；有时也能每人每日得一枚。可叹的是，中国的军官不久就察觉他们的兵在干什么，立时禁绝，所以八月六日以后，市场无蛋可卖，只好关了。

七月二十日，即停炮后的第三天，总理衙门送了一份礼给各国公使：西瓜一百个、茄子七十个、角瓜六十个、黄瓜一百条。除公使诸公外，被围的人里也有少数几个因此尝到一个月来头一口鲜菜。

公使们请总理衙门准许卖菜的小贩到街垒或大门前来，却被驳回，此后再无所得。明知四面不出半英里就有的是鲜果鲜菜，只因被敌军围得太紧，一个钱的东西也买不进来，这滋味实在难熬。

八月五日，我正站在肃王府一处前哨街垒上同一名日本哨兵说话，忽见一个全副号衣的中国兵，沿着我们街垒所控扼的那条窄巷快步走来。我叫日本兵开枪，他却说：「让他过来罢；他没带枪，许是要卖什么东西。」

果然，那人快走到跟前时举起手来挡在脸前，示意有话要说，于是准他绕过街垒角上来。是个不过二十五岁的青年，一脸鸦片瘾深的样子。

「我给你们带了些鸡蛋来。」他说着，急忙把十枚宝贝似的卵露出来看。日本兵数出四角钱给他，劝他快走，他果然一溜烟去了，临走还说：「叫人拿住，我这颗脑袋就没了。」他在市上买蛋一枚不过五分，这利头可算十分可观。

七月十八日所谓休战之后，占着美国海军陆战队街垒以东那段城墙的中国兵，严守休战的条款，既不扩筑街垒，也不再放一枪。

然而只此一处如此。其余各处街垒都不断向我们射击，每隔一两夜必来一次猛攻，中国人一气打掉好几百发子弹，尽往我们的街垒上、屋顶上招呼，几乎伤不着什么，因为我们都躲进掩蔽处，等他们打累了为止。

真正从街垒后头冲出来、看意思是要扑我们的，不过一两回；一挨齐射，死伤了几个，便急忙缩回掩蔽处去了。

有一夜，斯奎尔斯副官点了著者，带十名苦力去搬两具发臭的骡尸。那两具尸身在夏日的太阳底下烂了好几天，就横在城墙根下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壕的鼻子跟前。那股恶臭熏得人受不住，却又无法可想，因为在街垒上但凡露一下头，濠沟那边城墙上的中国兵必是一排枪打过来。情形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纵然拼上性命也得把它们搬走，只好试一试。

斯奎尔斯先生定下的计策是：叫十名苦力由一个外国人带着，趁夜色从那些为通美国使馆而打通的巷道、院落里悄悄过去，一直到中国兵所踞城墙正下方的濠沟边上。从那里我们匍匐着向街垒方向爬过去——已先关照自己人不要打我们——把绳子套在骡子身上，再退回濠沟，把骡子拖下去，随后浇上煤油烧掉。

十名苦力都是自愿的，一律穿了深色衣裳，嘱咐他们不许说话，连耳语也不许。我便领着他们上路。

到得墙根街上，一路无事，我正暗自庆幸，以为中国人不曾察觉，便可成事，不料有个苦力一脚踢中一只洋铁罐，咣啷一声滚过街心。中国人的街垒离此不过五十码，当下一排枪打来，子弹像冰雹一样落在我们四周。

「都趴下，别动。」我压着嗓子喝道，众人立刻照办。

我们伏了大约一刻钟。随后我遣一名苦力爬向最近的那具骡尸——不过十码远——他很快把绳套套上了骡头，爬了回来。

拖起来倒也悄无声息，直到桥角上：那里在围城之初、中国人还不曾把德国人从他们使馆后面的城墙上赶下去、因而尚未占住现今的位置之前，堆了一大堆洋铁罐、瓶子和秽物。

骡子从这堆东西上拖过去，发出刺耳的磨擦碰撞之声，城墙上第二排枪又泼下来。可是这一回有石桥的角挡着，我们并不危险。

又等了一刻钟，四下重归寂静，我们便回头依样再搬第二头，把那具「香气袭人」（？）的尸身拖到头一具旁边，末了又挨了第三排枪，一样没伤着人，事情就此办完。

为着这趟差事，我得了斯奎尔斯先生和全体海军陆战队卫兵的道谢，因为此后他们那处阵地好过得多了；他们的感激，也足抵我所冒的险了。

正对英国使馆、隔着一道自皇城墙通往北京鞑靼城南垣的濠沟，有一所方方正正的大宅院，当地官话叫做肃王府，用寻常英语说，就是肃亲王的府第。

这位亲王两年前才从父亲手里承袭了爵位。他是个三十来岁的青年，相貌颇为和悦。我曾在他次弟的宅上同他一同进过两次膳——他那位弟弟去冬是我的病人。

这院子四围是一道坚实的砖墙，高十二至十五英尺。此地恰在英国使馆与奥国使馆之间，于是议定占下来，安置那一千多名教民难民——多半是天主教徒——他们在主教座堂和教会房舍被焚之后，投奔到自己的教士那里求庇护。

此议出自詹姆斯先生，他在占据肃王府后几天，便在桥上被甘军所杀。莫理循博士极力赞成，其事遂行，肃亲王及其属下并未阻拦，因为那时战事还没有真的打起来。

这府第有好些房屋，就中国的建筑而论，算是颇为精致的了，都是平房，排成一进一进的院落；西面还有一片不小的园林，隔着那道把王府与英国使馆分开的濠沟，正对使馆。

濠沟连同两岸的道路，宽不过百码，那么，守住这院子，便等于替英国使馆整条东墙挡住中国人的火力——这一层是一望可知的。

起初由日本武官柴中佐率二十五名兵士守御，后来陆续有奥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的海军陆战队分遣队，以及海关里的青年人——所谓海关义勇队——前来增援。

围城期间，中国官军和义和团最拼命的几次进攻，都是冲着这座王府来的：一则自然因为它近距离控扼着英国使馆的整条东墙，二则因为他们要把窝藏在那里的一千多名男女老幼难民斩尽杀绝。因此，我方守兵的阵亡人数，以及从肃王府抬进医院的伤员人数，远远超过别的任何一处。

英勇的守将柴中佐，功劳最大。别的指挥官都断定此地二十四小时内必得放弃，他却守了好几个礼拜。

他所以能如此，全靠在第一道防线的后面一道一道地筑街垒，彼此往往不到五十码；一道街垒被炮火轰得实在守不住了，就退到后面下一处坚固的据点去。

柴中佐还把城里的日本侨民一概招募起来，甚至把二十五名中国天主教徒训练成极沉着的兵，用从敌兵尸身上取下的步枪武装他们。

除随使馆卫队同来的各国军官之外，围城开始时恰巧还有两名英国上尉在北京：一个是来学中文的，一个是代表某矿务公司的——普尔上尉与珀西·史密斯上尉。二位都出过力，办事得力，自斯特劳斯上尉阵亡以后，更是按时当值。

有一桩趣事，英国人美国人听了都觉有意思：七月四日那一天，迈尔斯上尉前一夜在城墙上出击时负了伤，于是由珀西·史密斯上尉整日指挥城墙战壕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顶着炮火枪火；那些兵谈起他的勇敢沉着，谈起他对弟兄们的照拂与体恤，无不交口称赞。

冯·施特劳赫先生原是德国陆军的中尉，现在海关任职，也出过大力：凡各处岗位上主事的军官需人替换，他都去顶班——美国人守的城墙、柴中佐守的肃王府、英国人守的翰林院，以及使馆区外的别的据点。兵士们提起他，也都极为敬重。

使馆外头的军官说到这里为止。至于侨民中值得称道的，还有许多人日日尽职，把分派给他们的事做得一丝不苟；他们所在的位置不引人注目，所做的事却于大众的安适大有关系，中间至少有几位是应当提一提的。

阿拉代斯与布雷泽两位管肉食，罗素先生管粮食，斯特尔先生管调派苦力，富善博士同沃克、怀廷两位管苦力的伙食，此外还有秋克斯伯里、霍巴特、诺里斯诸位，都为公众之利益不倦地劳作，往往昼夜不息。

同我们一道被围的俄国人，举止一律有绅士风度，彬彬有礼，这是许多英国人和别国人都看在眼里的。人人对他们都有极好的评价，只除了一位成见极深的报馆访员，他能从最平常的一句话里读出深藏的用意，读出对英国利益的某种恶念来。俄国的绅士是十足的绅士，而且一概精通数国语言，令人惊叹。

我好几次同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一个意大利人共处一室，几位俄国人便与他们谈得热络，对每个人都用他本国的话，而且听来一样流利。

上自格尔思公使，下至他使馆里的全班人员，京师大学堂和同文馆的俄文教习，华俄道胜银行的行员职员，找不出一个不是十足的绅士、极合意的同伴。

统带俄国海军陆战队的拉德夫男爵上尉，是个极尽职的军官，他防区里的每一个点都经他亲自不断查看。这两个月来他不曾脱衣睡过一觉，只在自己某处街垒里的帆布躺椅上打些断断续续的盹。他瘦得厉害，比起从前来只剩一副骨架，可是在这种把不少人的性情都改变了的境遇里，他依旧是那位彬彬有礼的军官和绅士。

北京的外交团若是能听一听本国侨民在围城前和围城中议论他们的那许多种种轻蔑之词，对于自己「特命全权公使」这个衔头的意思，大约会有一番新的体会。我曾听一位先生说：「等把这一批打发了，但愿再给我们派一批『寻常公使』来——通些常情、有眼睛有耳朵的人。」

关于义和团的运动、它的宗旨与打算，消息本是那样容易得到，而且几乎是硬塞到他们手里的——英、美、法三国公使从他们的传教士和别人那里得到的消息，确乎是如此——在这种情形下，外交团竟眼睛一闭，听任自己带着区区一小队卫兵被困死在北京，忍受这样既不体面又不愉快的待遇，实在令人诧异。

诚然，毕盛先生早就力劝他的同僚调使馆卫队来，而且要得多些；但即便是他，在樊国梁主教——主教对这场运动的严重和它所得的朝廷默许，知道得清清楚楚——一再向他保证之后，仍不肯独自行事，直到局面糟到不能再糟，他才肯信这位教士说的是真话，总理衙门说的是假话。

围城期间，他们这一伙人愁云惨雾。他们吃得比那些不幸的人好——那些人正是轻信他们的结果，被逼着同他们一道受罪——可他们并不是愉快的伴儿，于是听凭他们物以类聚，凑在一处，没完没了地议论本国政府何等玩忽，竟不赶紧来救他们。

我们这些苦命的凡人，则早就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政府已经看清了他们的真价值，断定他们不值得一救。

比利时公使是围城开始前几个礼拜才到任的，这个局面怪不得他；他同寻常人一样纳闷：他那些同僚怎么会听任事情弄到这一步。

试想：英国和美国，倘若他们的代表把真实情形报了上去，难道会不吩咐自己的公使，通知所有外国妇孺离境么？

一场对外的战争既已无可避免，纵在文明之国，非战斗人员也非离开不可。在一个野蛮的国度里，留下就意味着被杀，而且往往先受酷刑；然而我们在保定府和内地各处的传教士，竟没有人警告他们：他们那一带的乱子并非一隅之事，乃是通国之事，应当赶紧往海口走，离保护近些。

我们中间有几位较通世故的英国人断言：「他们的公使非但不会因这场围城和随之而来的死伤受本国政府的责备，反倒要因为把我们平安带了出来而受褒奖，得一枚更高的勋章，说不定还封个从男爵；正如他从前没有把俄国人才是福浩铁路真正东家这件事报给本国政府，结果也得了赏，在署名后头添上了几个表示勋衔的字母。」

约翰·布朗这个名字，一旦称作约翰·布朗爵士，后头再缀上几个字母，人品就大有长进了——那几个字母拼起来恰是一头「猪」，据说意思是「完完全全独立之绅士」。

不过，后世的人读到这场围城，必要惊诧不已，纳闷怎么会有这许多又瞎又聋的人，同时被派到同一个地方来。真是一桩了不得的巧合。

七俄美两国人的出力

围城期间俄国人所做的事——美国人所做的事

俄国使馆在东交民巷北侧，正对着美国使馆；其西一百五十码，便是那条自城墙北流、直抵紫禁城墙下的御河；它夹在英国使馆与肃王府之间。因此俄国使馆恰在英国使馆的正南，中间只隔着一条小街，街上尽是些低微的铺子。

围城之势一经宣告，各国卫队立即占了这条小街，赶走住户，把两头都堵上街垒，于是从美国海军陆战队据守的城墙阵地起，穿过美国使馆，横过同样筑了街垒的东交民巷，再穿过俄国使馆，一直通到英国使馆——一条前后相连、全在外国人手中的通路。这在我们的自保上是必需的：万一美俄两国卫队的据点再也守不住，他们便有一条安稳的退路可以撤入英国使馆。

围城之初，住在俄国使馆里的有这些人：特命全权公使格尔思阁下，以及他的夫人、女儿、儿子，还有他家的女教师伊迪丝·米勒小姐；一等秘书克鲁片斯基；二等秘书叶甫列伊诺夫；译官波波夫，以及波波夫夫人与五位小姐；二等译官科列索夫；见习译官别利琴科与伍尔夫；医官科尔萨科夫医生，连同夫人与女儿；邮务长戈姆洛耶夫；邮局书记波梁诺夫；掌院司祭英诺肯提·菲古罗夫斯基；亚伯拉罕神甫、瓦西里辅祭，以及神学生奥西波夫、皮斯基莫夫两位。以上便是使馆一应人员。

此外还有华俄道胜银行的全班人马：中国与日本两地的经理璞科第及其夫人；波兹德涅耶夫，连同夫人与孩子；巴比埃，连同夫人与孩子；季托娃小姐；出纳维尔法特；簿记瓦维埃；还有勃拉克曼、米尔内、亚历山德罗夫、瓦西里耶夫、勃劳恩斯、凯勒诸位；以及京师大学堂的俄文教习波罗达夫金先生。

俄国卫队是「纳瓦林号」与「西索伊大帝号」两艘铁甲舰上的水兵，共七十二人，由海军上尉拉登男爵与海军中尉卡尔·冯·邓恩统带，另有外贝加尔哥萨克七名。

弗鲁布列夫斯基上尉原是来京修习语文的，也住在使馆里，与拉登男爵轮流充当指挥官。弗鲁布列夫斯基上尉隶属第九步枪团，驻扎旅顺。

华俄道胜银行的职员，有几位在英国使馆里听斯特劳斯上尉调度，直到他阵亡；此后便归接掌指挥的窦纳乐爵士节制。但克鲁片斯基、叶甫列伊诺夫、科列索夫、别利琴科、科尔萨科夫医生与波罗达夫金教习诸位，自结为俄国义勇队，整个围城期间都守在本国使馆，始终不曾编入在英国使馆里当差的所谓万国义勇队。

这一班俄国义勇队，在东交民巷西口的防守上、在西北面的蒙古市场上、在城墙上各处哨位与街垒上，同美国海军陆战队协力，都立下了极出色的功劳。

俄国水兵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见如故；不过这些水兵颇庆幸自己的差使不大同英国海军陆战队打照面——对英国人，他们天生有一层隔膜。倒不是这两国之间有过丝毫龃龉或公然的恶感，只是彼此都乐得各不相扰罢了。

论亲手做的活计，俄国水兵比围城中任何人都做得多。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等，都很乐意把街垒交给中国教民去筑，由他们的传教士教习或一位外国译员督工；俄国水兵却自己动手，自己的街垒自己筑，也自己去守。

他们的指挥官拉登男爵说过：他带来的这些人到京时，多半还是刚入伍当水兵的庄稼汉，通军事的极少，连怎样拿枪都不大懂；然而同训练有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相处了几个星期，又终日在枪火之下，他们长进得惊人。围城既终，他觉得自己手下已是一支训练得当、沉着稳重的队伍了。

这些水兵中有一队，随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出南堂，助救出三百名中国天主教教民。在那里他们杀死义和团七十人，生擒十人，事后把这十人交给中国官府去办罪；不过那十人多半不是获罪，倒是受赏去了。

那十名凶徒囚在使馆牢里时，有一人挣脱了手上的绳索，又替另一人解开。事被察觉，两人便用砖头袭击看守的哨兵，想要逃走；一人当场被击毙，另一人遂即投降，重新捆上。

董福祥的兵在东交民巷西口屡次猛攻，这些水兵表现得极勇敢，同他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伙伴一道，每一次都把甘军悍卒逼了回去；到后来中国人见冲锋总不奏效，也就泄了气，改行躲在厚厚的街垒后头放冷枪的法子。

他们的枪法实在太差，千发之中难中一发，因此俄国人前后的伤亡，总共不过四人阵亡、十八人负伤。

他们的前哨控住了整个蒙古市场，俯瞰英国使馆的西南墙；直到八月五日——那时猛烈的炮击已停了好几个星期——冯·施特劳赫中尉才在蒙古市场的最北端另立一处阵地，把一部分冷枪引到别的方向去。在此之前，这一带全靠俄国人一家把守。

围城之初，中国人在正阳门——即京城的正门——上架起一尊克虏伯炮，居高临下，向公使住宅及使馆各处房屋猛轰；然而他们瞄得太不准，许多炮弹不但越过俄国使馆，连英国使馆和肃王府也一并越了过去，末了落在离目标一英里开外他们自己人中间炸开。

中国人被自己的炮弹与枪弹打死的，想必比死在我们手里的还多。他们总是打得过高，又把我们团团围住，两个月来在我们头顶上不断呼啸而过的子弹，落下去必定落在他们自己人堆里。

他们把死伤之多归咎于我们枪法好；我们却知道，那至少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枪法太坏的缘故。七月三日夜间由迈尔斯上尉率领、在城墙上发动的那一次出击——结果夺得中国人的街垒、几面旗帜和一些弹药——俄国水兵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做了极得力的副手。

弗鲁布列夫斯基上尉在一侧发觉无路可入，便同海军陆战队合力从另一侧攻了进去。这一次出击，拉登男爵头上挨了一块砖，两名水兵负伤；美国方面，迈尔斯上尉受了重伤，两名海军陆战队员阵亡。

俄国人做得最漂亮的事情之一，是把蒙古市场上许多民房烧掉，又把那些藏着敌方神枪手的墙垣拆倒。若不是如此，英国使馆的整个西南部便要终日暴露在冷枪之下——围城最初几天里他们正是这样挨着的，直到俄国人一举冲进蒙古市场，赶走中国人，烧尽他们的遮蔽为止。

俄国人也参加过一次无功而返的出击：那次原想夺取肃王府方面的一尊大炮，只因得来的消息不确，不知炮在何处，统带的意大利军官把队伍带错了方向，折了几个伤员，一无所成地退了回来。

至于加固自家使馆，他们更是不知疲倦：除了开枪眼、筑街垒，还沿着西墙——也就是唯一暴露的一面——里侧挖了一道极深的壕沟，这就使敌人再不能暗中挖地道而不被察觉。

整个围城期间，俄国哨兵一直守在东交民巷的御河桥上，扼住城墙底下的水门。说来也怪，这一处始终不曾遭过一次进攻；而在外国人看来，那分明是最便于攻入的一个口子。

华俄道胜银行由义勇队守着，一直守到不能再守为止；后来中国人在银行正上方的城墙上筑起一道高垒，那里便成了火坑，只得放弃。

维尔法特先生的住宅正在城墙脚下，一度被中国人据为堡垒，美国人吃了那里冷枪的亏，折了好几个人；末了一鼓冲上去，才把那地方毁掉。

俄国人还几次赶到别处，助人击退凶猛的进攻：有一回是去帮柴中佐在肃王府挡住义和团，那一次伤了一人，伤得不轻；又有一回是应德国使馆之召。凡有求助，他们无不慨然相应，因此拉登男爵、他的同僚军官以及全体义勇队员，都极为被围诸人所敬重。

有一件事知道的人很少：当各处卫队因一道传错的命令，尽数撤离前哨、退入英国使馆之时，还有四名俄国水兵独自留在扼守蒙古市场的一座街垒上；正因为他们瞒住了中国兵，不让他们察觉这一场总退却，各国卫队才得以重返美国、法国、德国三处使馆和城墙阵地——否则那必是要用极惨重的人命去换的。

美利坚合众国使馆，平日只称美国使馆，位置宜人，在东交民巷南侧；不过院落很小。里面只有一所西式建筑，用作办公之所，二等秘书的住处就在这所房子的楼上。

围城起初，住在这院里的有下列诸人：公使康格阁下，以及他的夫人、女儿、侄女、女教师，还有从芝加哥来的两位女客伍德沃德夫人与伍德沃德小姐；一等秘书斯奎尔斯先生，连同夫人与四个儿子；二等秘书班布里奇先生及其夫人；译官柴思义先生。以上是使馆的一班人员。

此外还有这些避难者，他们都是不得已抛下自己的住宅，投奔使馆求庇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博士，著有《花甲忆记》《翰林文集》等书，中西文皆有；京师大学堂外科教习柯尔德曼医生，著有《中国人：医事、政治与社会》一书，连同夫人与六个孩子；李鸿章的秘书毕德格先生；以及三位美国女传教士，狄考文夫人、道小姐与布朗小姐。

斯奎尔斯先生家里还有一位贵客——康迪特·史密斯小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菲尔德的侄女——另有一位法国女保姆和一位德国女保姆。

五十人的海军陆战队卫队，由迈尔斯上尉与霍尔上尉统带；连同军医利佩特，便是这一队的全部军官。霍尔上尉原带着二十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哈德门——即京城最东南的一座城门——以东的美以美会教会院里驻了几天；六月二十日议定弃守那处院落，教美国传教士一概迁入英国使馆，霍尔与他的人便回到美国使馆，此后就在那里当差。

美国海军陆战队终日守在城墙上、守在城墙底下的街垒里，还要守住东交民巷西口的那道街垒，其劳苦简直要人的命。这些人竟没有倒下去，真是奇迹。

而使他们撑持下来的，头一份功劳当归斯奎尔斯夫人：半夜里，白天的各样时辰，总有热腾腾、提神的咖啡与饼干送到他们手上。说实在的，这位夫人以她的殷勤与从不间断的恩意，不但博得本国人的爱戴，也博得了城中每一个被围者的敬重。医院里许多可怜的伤员，曾用发烧的嘴唇为她祝福，只因她亲手调来一杯清凉的饮料或一碗滋补的肉汤。她那贮备齐全的食物间，向一切缺食的人敞开——无论是健康人所必需的口粮，还是病人所需的一点精细吃食。著者自己更要表白无尽的感激：多少罐豌豆、番茄和燕麦片，才使得围城期间他与一家人赖以活命的那份马肉加米饭的日食，勉强可以下咽。

处境如此难堪，斯奎尔斯夫人却始终神色愉快；她又有永远从容、永远健谈的波利·康迪特·史密斯小姐相助，日日在自家好客的餐桌上款待军官、侨民、外交官与传教士，一例的殷勤周到。

主持医院的德国名医费尔德医生，有一回劳累得不堪支持，又寻不着一处清静地方睡上一夜，斯奎尔斯夫人便在那间素常由德国保姆住的小屋里，替他铺下一张舒服的地铺，张上蚊帐，使他得以歇息——那一觉，于他能不能继续当差是万万少不得的。

美国的女眷们个个耐心持久地做活，不停地缝制沙袋；正是这些沙袋，极有效地护住了士兵和全体侨民，使他们免于敌人不歇的枪弹。凡是布一类的东西，都拿来派了这个用场：精致的亚麻台布、华贵的绸帘、毛巾、衣裙与衣料，都毫不吝惜地牺牲于防御。

后来我们这边的伤员多了起来，夜夜又受那些可恶的祸害——蚊子——的搅扰，女眷们便欣然把自己的蚊帐一概送到医院去，给那些勇敢的护卫者用，好减去他们几分苦楚。

我们一被围住，人人便明白：此时此地，只有上天之助与迅速的解围可以救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形下投降，都只能是被屠戮。南堂大屠杀的幸存者投奔到我们中间来，那些小孩子几乎被狂热的义和团用刀砍成了碎块，我们亲眼见过；深知他们恨我们之切，便深知一旦男人被打垮，妇孺定要遭一场惨死，或者遭比死更惨的事。

许多男人已经拿定了主意：到最后一战之日，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女，免得她们落在四围那群活魔鬼手里受苦。每逢夜袭，我自己的妻子总不肯让我离开，非先把我的左轮手枪交给她不可——万一我一去不回、我方寡不敌众，她好用它保全自己和女儿们。

前往南堂营救正在被杀的天主教教民，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打的头阵，随行的有一队俄国人，还有两位侨民毕德格先生与杜伊斯堡先生。他们在那里救出三百多名教民，安然带回美国使馆，由利佩特、科尔萨科夫、柯尔德曼三位医生替他们裹伤，随后送入肃王府，一直供养照料到围城终了。

美国海军陆战队还参加了直捣奥国使馆以北义和团聚会的那座庙宇的行动，在那里把五十六名义和团团民围住杀死。他们的勇敢与耐苦，人人有目共睹。而他们最要紧的一件差使——守住城墙——足以使他们的声名不朽。诚然，俄国与英国的海军陆战队时时给过他们有力的援手，可是那处哨位终究是他们的；守住那个阵地的光荣，首先属于他们。那阵地和肃王府一样，是通往我们最后据守之地——英国使馆——的一把钥匙。

七月三日夜间由迈尔斯上尉率领的那一次出色的出击，俄国与英国的海军陆战队都有份；虽然功劳向来记在美国人头上，英国人与俄国人其实同样当得起。正要跃过我方街垒去扑中国人阵地的当口，迈尔斯上尉对部下说了一番铿锵激励的话。

中国人第一次察觉他的动静，是听见自家街垒底下一声震耳的呐喊；因为我们这一小队人依照吩咐，一面绕过那唯一敞开的一侧冲上去、爬过胸墙，一面放声大喊。

中国人多半逃散，余下的却向来犯者队里泼下一阵猛火：据报，美国的二等兵特纳与托马斯中弹当场毙命，迈尔斯上尉被一支长矛刺成重伤；英国海军陆战队的下士格雷戈里也中了枪，俄国兵两名中弹负伤。但阵地终于夺下，城墙上的哨位从此有了保障——此后登那道坡道，再不必暴露在中国人的枪火之下了。

中国人逃到他们的第二道街垒，那地方离正阳门又近了几百码；自此以后他们一直守着那里，并且一连几天向他们丢掉的、如今归美国人据守的阵地放炮，却始终不能把我们的人轰走。

美国公使携眷离开本国使馆、避入英国使馆时，人家把英国使馆医官普尔医生的住宅拨给他们住；这所六间房的屋子里，挤下了四个男子、十个妇女、九个孩子。

斯奎尔斯先生、柴思义先生与毕德格先生仍旧留在美国使馆。使馆的房子整日整日地被子弹打得像撒了胡椒，又不时挨东西两处城门上打来的三英寸炮弹，直到所有屋顶都成了筛子，门房整个塌毁，旗杆也被打断，旗子落到地上。不过那面旗随即被拾起，钉在门房近旁一株高树上，至今还在那里飘着，虽然已是满身弹孔。

卫队的军医利佩特医生，于六月二十九日大腿受了重伤，骨头断了，完全不能行动，此后一直住在医院里。美以美会的医学传教士娄瑞医生立刻顶了他的缺。

军士范宁、下士金，以及二等兵肯尼迪、塔彻、费希尔，都在街垒上阵亡；二等兵席尔瓦、施罗德、米勒与霍尔，则在围城初期负伤。阵亡的美国人，都葬在东交民巷对面的俄国使馆院内。

美国侨民中没有人充当义勇队随美国卫队当差，但柯尔德曼医生、他的儿子罗伯特·柯尔德曼三世，以及班布里奇先生，都在英国使馆里随万国义勇队站岗值勤。

斯奎尔斯先生被窦纳乐爵士选为参谋长，斯特劳斯上尉阵亡后又是第二号人物；他效力不倦，不但顾着美国使馆，还总揽各处局面的督察之责。他才具过人，于外交一途本极相宜，又已把才干都献给了这一行；但愿美国政府能以升迁酬之——这是著者诚心所望。

占据城墙的方略，是他想出来的；城墙一度放弃，也是他力主非夺回不可。这一处是全局的锁钥，其分量之重，斯奎尔斯先生看得最透。也正是他，同弗鲁布列夫斯基上尉一道，沿城墙杀开一条路直抵正阳门，把头一批由城门进来的锡克兵迎了进来。

八海关与英国使馆诸人的出力

大清皇家海关税务司署同人与英国使馆同人所做的事

总理衙门给各国公使发出照会、限他们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的同时，也给总税务司赫德爵士——他有准男爵的封号——递了一件公文，把知照各国公使的事通报了他。

照常理想来，海关的同人既是受中国政府之雇、为中国政府征收自家的国课，那么要么该把他们安置到一个稳妥的地方，同那些即将遭攻杀、遭剿灭的外国人分开；要么该担保把他们平安护送出境。

京师大学堂的教习也该照此办理。然而除了给赫德爵士一纸通知之外，再没有人过问他们；他们只得各自去投奔本国使馆求庇，或是聚在总税务司署的公事房里——义和团进京时，众人都已集中到了那里——各凭本事，护住自己与家眷的性命。

奥国人在别国还没有一处弃守之先，便已被逐出了自己的使馆；而奥国使馆地势居高，正好俯瞰、控住总税务司署这一片院落。因此到六月二十日，署内已无法立足，赫德爵士只得心有不甘地带着全体属员及其家眷，退入英国使馆，住进拨给他们的一所房子。

这所房子就在使馆大门里边，位于门房之北，同门房紧挨着，计有三间不小的屋子、三间小屋，外带一间外厨房。

就是这样局促的地方，底下这些人不得不挤进去住：总税务司赫德爵士；副总税务司裴式楷先生，连同他的夫人与小姐裴丽珠；税务司帛黎先生，连同他的夫人、女家庭教师和四个孩子；布雷泽先生和夫人及两个孩子；邓罗先生和夫人；奥利弗先生和他的姐姐及两个孩子；罗素先生和夫人；米尔斯先生和夫人。此外还有下列诸位单身先生：冯·劳滕费尔德、麦库恩、理查逊、瓦格纳、冯·施特劳赫、科诺拉洛夫、辛博森、德斯特朗、俾斯麦、温图尔、斯迈思、费格森、桑德科克、贝瑟尔、德卢卡、劳吕、德库西、迪尔、杜普雷、恩卡纳桑、德平纳、奥雷利亚、杉。

这么多人要在这样窄小的地方睡下，实在无法可想，于是布雷泽先生和邓罗先生带着家眷，另在别处朋友家里觅了房间。其余的人一概同锅共食，只有裴式楷一家自成一伙，辛博森先生和劳吕先生也在这一伙里搭伙。单身的诸位不当班时，就裹一条毯子睡在窄窄的砖砌走廊上——因为要当班的岗位实在太多。

赫德爵士年事已高，不能执役；裴式楷先生和奥利弗先生也未入伍；除这三位之外，其余诸人一概正式编成了一支义勇队，号称「海关义勇队」，所做的事极出色、极辛苦，也极有实效。

冯·施特劳赫先生曾在德国陆军中做过几年中尉，遂被推为队长；麦库恩先生任副队长。麦库恩负伤以后，直到伤愈复职，副队长一职由辛博森先生代理。

英国使馆之北紧接着翰林院，那是一大片院落，屋宇甚多，内中藏着当今世上最有名的一座书库——翰林院藏书。中国人素来把这批书看作自家最贵重的家当之一。这里存着上千上万卷的中国史籍、文集，以及各部衙门几百年间积下的档册。翰林院之北，只隔着一条宽街——名叫长安街——便是紫禁城的城墙。

义和团和官军很早就占住了这片院落的北头。他们为了把我们从英国使馆里赶出去，竟狠心放火烧了他们自己奉为神圣的书库，把历代积聚的无价典籍付之一炬。

翰林院南半的防守，大半由海关义勇队担着；整个围城期间，没有一处的军务比那里更磨人。我们很早就占住了南头，用砖块和沙袋筑起一道街垒，横贯整个院子。

我们的街垒同中国人的街垒挨得极近，近到中国人常常把半截砖头掷过来——因为他们的步枪子弹打不穿街垒。我方好几个人就是这样被石头砖块砸伤的。

除上面所列、正式入队的海关同人之外，先后还有巴比耶、弗利克、哈格曼三位先生附入队中当差。

瓦格纳先生和德斯特朗先生不久便被调往法国使馆效力，因为那里战事极烈，阵亡的人须有人接替。他们刚刚在那个险地同本国同胞会合，七月一日，瓦格纳便被一发炮弹击中头部，当场毙命。过了几天，德斯特朗又死里逃生了一回。中国人在那条叫作海关胡同的窄巷对面掘了地道，在使馆的墙下和东边几所房子底下埋了地雷。他们引爆时，德斯特朗和另外几个人被埋在瓦砾里；不料紧接着又是一响，竟把其中几个人重新掀了出来，德斯特朗和奥国代办冯·罗斯托恩都在里头——冯·罗斯托恩自本国使馆失陷于中国军队之后，便在法国使馆当差。这一处地雷只夺去两名法国人的性命，中国人自己却承认在这次爆炸中折了二十人。

瓦格纳惨死，使他那一班年轻的同伴好多天都笼在一片愁云里。他为人聪明、开朗、和气，什么差使都肯揽，什么时候都抢在头里，众人都深念着他。俾斯麦先生因德国使馆人手吃紧，奉命回去同本国人同守，迪尔先生也一样。

俾斯麦的帽子被打飞过，衣裳被打穿过好几回，出过好几次突击，什么样的险境都闯过，居然安然无恙，真是异事。

德卢卡先生前臂中弹，伤虽不重却很痛，一时半臂不能用；但一能动弹，他又到各处岗位上去当差了。有一阵子他在雷伊上尉手下的粮台里当帮办，可是这个位置上毫无危险可冒，他便高高兴兴地让给了奥利弗先生。

理查逊先生是海关义勇队中头一个挂彩的，围城之初肩上中弹，伤在皮肉。他也好得很快，不久便在医院里当起了看护助理；等到完全康复，又回去站岗了。

贝瑟尔先生因劳累过度病倒，不得不在医院里躺了几天，经休养和对症医治后痊愈归队。温图尔先生在翰林院里挖一道深壕、以对付中国人挖地道的图谋时，把膝关节扭得很重，后来转成了厉害的滑膜炎，只得把腿上了石膏，固定了好几个星期。

桑德科克、贝瑟尔、费格森三位先生年纪不过十九，却熬住了守夜的辛苦劳顿；临到枪弹底下，也镇定得同久战的老兵一样。

尤其该单表一笔的，是杜普雷先生那份出众的胆气和豪勇——他的同伴们亲昵地叫他「小威利」。这年轻人在太平时节是个邮务办事员，待人极温和；一到围城，却成了一员猛将。他年仅十八，担的差事却一分不少。奥国使馆以北有一座庙，是义和团的聚会之所，美、英、奥三国兵士头一回出击攻打那里，杀了五十六名拳民，他也跟着去了。他又曾在翰林院当差，在肃王府当差；海关义勇队最近的一桩功劳——夺取并守住蒙古市场里俄国阵地以北那处新的要地——他也在内。

八月十日夜里，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从蒙古市场的工事后头爬了出去，趴在月光照着的空地上，一直爬到中国人的街垒跟前。他在那里听见一个兵士正怂恿同伴跟他一起去打洋人。「我们何必迟疑？」那人说，「他们那么几个人，我们这么多；稳操胜券，断没有不成的道理。」杜普雷急忙爬回来告知同伴，正赶得及挡住一场凶险的冲杀：过了没多久，中国人果然离了街垒，朝我们的工事扑来；我方一排枪打过去，打死一名、打伤数名，他们那点儿短命的勇气登时没了，慌慌张张地退回掩蔽后头，此后半小时里朝我们的街垒猛打一通，却一点也没伤着人。

海关这一伙人虽住得局促到了极处，待客却极慷慨，还乐意让巴恪思先生、皮奇先生、德贞医生和阿勒代斯先生同他们一处吃饭；那几位进来时也把自己带的存粮一并归了公库。伙食由罗素夫人和米尔斯夫人料理，办得极妥帖；每日的口粮不外马肉和米饭，两位夫人不辞辛苦，想方设法把这点东西做得可口些，海关义勇队的人人都会永远记着她们。

赫德爵士——他的部属以及许多外人平日都称他为「总税务司大人」——同大家一起吃这份清苦的伙食，从无一句怨言，脸上总是那样和悦，因此赢得了全体年轻兵士的爱戴。凡有人送他一点精致吃食，他没有一回不分给众人，始终守着有福同享的道理。将来海关里或许会有人接他的位子，可是在同他一起熬过北京围城之苦的这班部属心里，他的位子是谁也顶替不了的。

斯迈思先生进英国使馆时猩红热刚愈，被隔离了好几个星期，因此围城初起的种种事情他都插不上手；一放出来，他立刻上岗当差。奥雷利亚先生也在七月十日染了猩红热，此后便不能再执军务了。

真正困在围城之中的英国使馆同人，计有下列诸位：特命全权公使窦纳乐爵士——他身上带着圣米迦勒暨圣乔治勋章大十字爵士、巴斯勋章二等爵士的衔头——连同他的夫人、两个孩子和他的妻妹；参赞戴林先生；中文参赞郭克伦先生和夫人；副中文参赞克尔先生，连同夫人和一个孩子；使馆医官普尔医生；会计图尔斯先生，连同夫人和一个孩子；领事馆帮办奥利凡特先生；领事馆帮办罗素先生；代理牧师诺里斯先生；副牧师艾伦先生。此外还有下列诸位见习翻译生：汉考克、弗莱厄蒂、布里斯托、柯克、波特、休利特、罗斯、德鲁里、巴尔、沃伦、翟林奈、汤森。普尔上尉正休语言假，同他做医生的哥哥住在一处，也算作使馆一家人；另有几位客人，如克拉克·桑希尔先生，以及使馆的看守赫林军曹。

卫队方面，计有上尉队长斯特劳斯、哈利戴上尉、雷伊上尉，墨菲、桑德斯、普雷斯顿三位军曹，下士四名、号兵一名、军械匠一名、医院看护一名，兵士六十八名，配诺登飞速射炮一门。充当义勇队的侨民，大半也在英国使馆归普尔上尉节制。

围城起头时，使馆院落西侧的南端紧挨着一片中国房屋，是最要害的一处弱点。中国人很快看出了这一点，屡次放火烧那些房子，想把使馆一并烧掉，来势甚猛；于是义勇队里的图尔斯先生和特威德先生便组起一支救火队，专对付这种凶险的打法。

围城头几日的一场大火里，哈利戴上尉从墙上砸开的一个窟窿里带头猛扑出去，把纵火的一伙人赶散，杀了二十余名。可惜他自己被一枪打穿了肺，伤得极重，从此动弹不得；守城的众人因此失去了一位勇敢而又厚道的军官。

英国水兵也参加了袭击义和团巢穴之役，又参加了夺取城墙之役——迈尔斯上尉负伤倒下以后，墨菲军曹接替带队，立了大功。斯特劳斯上尉极得部下爱戴，七月十六日在肃王府巡视时中弹，伤重不治。同一排枪也打伤了莫理循医生；柴中佐当时同他们在一处，险险脱身，好几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衣裳。

英国使馆院落地面既广，所需的瞭望哨兵比别处任何一地都多。即便如此，每天还得抽人去城墙上同美国人一同当差，去肃王府帮柴中佐。使馆与肃王府之间隔着御河，人们在河上筑了一道街垒，兵士便可往来而不致被紫禁城墙根下的北桥看见——那里驻着敌人的重兵。抽调出去的人手，多靠侨民义勇队来填补；他们干得极好。

斯特劳斯上尉阵亡后，窦纳乐爵士接过了全军的指挥权，也调度别国的一部分哨所；但法国人和德国人不承认他对自家哨所有权发令，仍旧各行其是。普尔上尉统带英国使馆内的各国义勇队，掌管北马厩、北墙、翰林院和见习翻译生住所一带。他曾带队出击一次，攻入大车场——那是一大片地面，从西北方紧挨着我们的围墙。

看一看随文所附的英国使馆图便知：只要日本人还守着肃王府、俄国人和美国人还守着城墙与东交民巷，东面和南面就不必派人守望。可是北面的翰林院和整条西墙，摆开的是长长的一大片，非得时刻派人盯着不可；因为中国人在其正面挖了无数道厚实的街垒，据壕而守，用步枪、克虏伯炮和滑膛炮不停地打。

直到七月十八日为止，大炮从早轰到晚，把实心弹和呼啸的开花弹送进我们中间，把砖房打得粉碎，把屋顶的瓦轰成细末，同时碎片四下乱飞。多亏射程太近，弹丸落下时已没有多少势头，我们才少受许多损伤；而当他们把炮口抬高、想越过头一排打不塌的房屋时，弹丸又都从我们头顶上无害地飞过去了。

受损最重的一所房子，是南马厩里的看守房。对英国使馆的多数攻击都是冲着这里来的，如今它真成了个筛子。

在甘沃尔先生指点之下，使馆的各道墙垣都加固过了，往往厚到八英尺，人躲在后头万无一失，只有枪眼处例外；而枪眼里平日塞着大砖，唯有瞭望或射击时才取开。

中国人的枪法坏得出奇。他们向来是把枪举起来，枪口刚刚探出街垒一点，扣了扳机就立刻把枪缩回去，一点也不肯拿性命去冒险。这样打法自然伤不着人。成千上万的子弹呼呼地从我们头顶老远飞过去。将来听到外边的情形，多半会知道离使馆区很远的地方倒有几百人被打死打伤。

七月五日，使馆同人奥利凡特先生在翰林院当差时腹部中弹，因创伤性虚脱和内出血，约一小时后身亡。前文已略略提过他的死。他生于一八七六年七月十二日，入领事界已三年。当年考试他名列第一，入职后于学中国话上尤见天分，因此见习翻译生的年限一满，便被留在英国使馆的文案处做领事馆帮办。

在这里，凡是他的上司都极看重他的办事；他这一死，凡是公务上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觉得是一桩沉重的损失。

英国领事界的年轻一辈中，他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他同这一界还有一层渊源，他的舅父曼斯菲尔德先生便是英国驻厦门的领事。在北京的日子里，奥利凡特脾气之好极不寻常，肯帮人，脑筋又灵活，凡认得他的人无不喜欢他。游戏场上他是主心骨，又是张罗一切的人；这一份角色，事实上是无人可以接替的了。

围城一起，他便是最早挺身出来保卫使馆的人之一。筑工事，他不知疲倦；夜里守望，他一刻不懈。翰林院的一部分被我方占住之后，他奉命专去那里当差，并且随着这次占领打了几场漂亮的突袭。

他正是在那里的一处前沿阵地上砍树时，被敌人一颗子弹撂倒，大好前程就此中断。他死在哥哥奈杰尔·奥利凡特的怀里——他哥哥在中国通商银行做事。凡认得他的人，无不为他真心痛惜。

还有一位年轻人，见习翻译生沃伦先生，七月十六日在肃王府当差时被一发炮弹击中面部，伤势极重，几小时后身亡。

九奥国人与沙莫夫妇

奥匈国人所做的事——沙莫先生与夫人

奥匈国的分队，是从巡洋舰曾塔号上调来的三十名水兵。他们于六月三日乘最后一班火车抵京，与德国分队同行。带队的是科拉尔中尉，同来的还有候补军官博伊内堡·冯·伦斯费尔德男爵与马耶尔。随分队到京的，另有蒙塔尔玛尔舰长与温特哈尔特骑士中尉，于是奥国在北京共有军官五员、兵士三十名。及至对外音信断绝，蒙塔尔玛尔舰长便亲自接管了指挥。

使馆之内，只剩下冯·罗斯托恩博士与冯·罗斯托恩夫人两人：公使已于四月请假离京，副领事纳蒂埃斯塔又病卧上海。继任的戈特瓦尔德先生曾想随西摩尔海军中将的解围军一同北上。奥国分队还兼守比利时使馆，直到比国公使离馆之后，才于六月十六日撤回奥国使馆。

六月十三日，义和团扑攻新铸币厂与中国通商银行，被使馆东角射出的步枪火力压了回去。当夜又来第二次进攻，同样被击退。事后搜索时，在北面数百码的海关街上打死义和团数人。

次日，凡由长安街横穿海关街往来的行人一律由哨所拦住，后来更拉起铁丝篱笆，以防义和团改换装束混入使馆区。

入夜，比利时使馆的守兵遭袭，仍将中国人击退。巡逻队拿住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交给中国官府处置。法国分队拨出一部分人，协同他们在营房一带守夜。

六月二十日，分队整装待发，预备护送冯·罗斯托恩博士夫妇出京，因为各国公使临时改议不再撤离，这消息并未知会冯·罗斯托恩博士。约在下午三点，一行人到了法国使馆，毕盛先生将总理衙门致各国公使、许诺加以保护的一封文书拿给冯·罗斯托恩博士看。见此，冯·罗斯托恩博士便带着分队回了奥国使馆。

各处哨位正一一重新占住，水兵们也动手重修工事——那些工事在动身之前已被自行拆去，免得中国人借以藏身——不料董福祥的兵早已藏在邻近民房里，约在下午三点半，从两面猛烈地打起枪来。

奥国使馆四面无遮无拦，一遇正经进攻便无从守御，故而早经议定：一旦有事，代办与分队即退往法国使馆。此番便是在密如骤雨的枪火之下撤退的，所幸只伤了一人。

奥国人随即赶到海关衙门以南约一百码处、法国人所筑的街垒里据守。自这一天起，他们便与法国人共守法国使馆。

奥国使馆先遭劫掠，六月二十一日又被中国人纵火焚毁。二十二日，火势蔓延到街垒两侧的房屋，街垒只得放弃。于是另在海关街与使馆街的转角近处新筑一垒，扼住海关街。

六月二十二日，因一场虚惊，意大利、法国、德国三处使馆一度撤空，旋即又重新住人；只有意大利使馆没有收回——那里已经烧着了，扼守使馆街东口的那道防墙也同时烧毁。

自这一天起，法、德两使馆的战守均由蒙塔尔玛尔舰长统一调度；其时各国公使已推举窦纳乐爵士为总统领。

中国人深知法国使馆地势的紧要，故自始便攻得极猛。此处若失，德国使馆、北京饭店与肃王府便都不能再守。凡法国使馆守军所任的各样勤务，奥国人无不分担。他们筑起一道坚厚的街垒扼住使馆街东段，又在大门口垒了一座类似碉堡的工事。

奥、法、德三国人还曾联手向邻近之地几次突击，每次都得手，打死打伤中国人若干。

六月二十四日，博伊内堡候补军官所率的一队人与德国人合力强攻城墙，使美国人得以重新占住墙顶上的旧阵地。奥国人又不断增援城墙东面的德军；自六月二十六日以后，更常拨五人到肃王府帮助柴中佐。只要街垒后的阵地还守得住，他们的机关枪便大显神威；及至那阵地弃守，这挺枪便随时调往俄、德、英各使馆应急。

法国使馆遭北、东、南三面炮火最烈之时，惟西面因有别国使馆屏蔽尚安，法国人守北线，奥国人守南线，两处都终日处在仅二十五码外的步枪射击之下。这样的日子，他们熬了好几个星期。六月二十九日，中国人在海关街那一面的东墙上轰开了缺口，又烧了法国使馆的马厩；幸而他们没有胆量乘势一拥而入。但这一来，海关街南端的街垒与使馆街最东的一道掩体都不得不放弃，因为守军已受背后与侧面的夹击。

中国人把东墙的缺口一天天——说是一天天，不如说是一夜夜——挖得更大更多，几乎把整堵墙都夷平了。饶是如此，他们也得不到多大便宜：那些缺口，都被院内西部房屋的窗口和临时工事牢牢封住。

我们的人所受的辛劳，实在非同寻常。自七月一日起，每日都要挨炮，院内每一座房子的屋顶和墙壁都被轰得千疮百孔，直到那座气象堂皇的正屋与大门楼彻底坍塌，化为一堆瓦砾。

七月八日，中国人把一尊三英寸口径的克虏伯炮推到约八十码外架好，向东墙倾泻下毁灭性的炮火。托恩堡上校与拉布鲁斯上尉、达尔西中尉、科拉尔中尉都急于查明此炮的确切位置，便出了主垒，摸到前方一道开有枪眼的矮墙后头。才到那里，一发炮弹就在他们中间炸开，一块弹片穿透托恩堡上校的心口，他当即倒毙在同伴怀中。众人悲痛地把他抬到后方，下午两点以军礼下葬；其时子弹正密密地落在这些为同袍与长官执绋的人四周。那一天同情的眼泪，足见众人哀恸之深，也足见死者平日为大家所敬重。

托恩堡上校阵亡之后，奥国人的指挥便由温特哈尔特中尉接任。

七月十三日下午六点四十五分，中国人发起一次狂攻，先是排枪齐发，口中大呼「杀！杀！」。此举意在把守军尽数引到阵位上去，且几乎得逞：片刻之后枪声忽止，两处地雷轰然巨响，把莫里斯先生的宅子掀上了天——冯·罗斯托恩博士、达尔西中尉、德斯特朗先生和四名法国水兵，正驻在那里。四名水兵中有两人的遗体始终没有寻到，其余诸人都从瓦砾里挣扎出来，仅受轻伤。

泥土、石块与尘沙冲上半空，浓重的硫磺烟云自地穴里翻涌而出，把本已满是灰尘的空气熏得难以呼吸；恰在此时，又有两尊三英寸口径的炮从仅仅八十码外向大门楼开火，把铁雹一般的弹丸倾倒进来，情景愈发可怖。

这一炸，迫得奥、法两国人向东退了约三十码，退到一道早已部分筑好的掩体后面——那原是为着节节抵抗、步步而退预备下的；但等炮火一停，两国人马合力反扑，把中国人逐出大门楼，重新占住了那里。

论寸土必争之烈，有史以来，恐怕没有哪几亩地比得上法国使馆内奥、法两国人所守的这一块。无奈房屋着了火，法国人只得再退到花园西部的堑壕里，奥国人则退守礼拜堂与连接外宾楼的土垒——外宾楼是一所小屋，墙极薄。另有一所小房子被奥国人自行烧掉，免得中国人占了去反攻他们。

这一条新的防线起初极其单薄，全靠添砖垒沙袋，才迅速加固起来。即便如此，直到末了，凡来看过的人都觉得此处防守险极。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士说过：「我们那边已经够糟的了，这里比我们那边还糟。」

中国人在夺去的使馆西部筑起街垒，又借着花木林树掩蔽兵力；这些草木，奥国人只得冒着炽烈的火力去一一砍除。直到七月十七日，对面垒中的敌人日夜不停地打枪，奥国人却只偶尔还上一枪，因为弹药非省着用不可。

所谓停战，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二十三日，枪声几乎同先前一样猛，夜里往往更甚。为绝掘地埋雷之患，他们在外宾楼前挖了一条六十码长、十英尺深的壕沟。后来查看，中国人果然另又试掘过两处地道，只是不知何故，未竟而止。

围城的最后一夜，法国使馆同别处一样，枪火极烈；礼拜堂里虽炸开两发炮弹，却无人受伤。

奥国人的损折是：阵亡军官一员、水兵三名；负伤军官三员、水兵八名。带到北京的一万发子弹，士兵用去两千发，机关枪用去两千发。那挺机关枪的护盾上，留着被步枪弹打中的痕迹，足有五十余处。

讲北京围城的事，若不提一提奥古斯特·沙莫和他那位英勇的夫人所做的事，便算不得完备。他是瑞士人，在北京受塔利厄洋行之托，掌管北京饭店。他的夫人是旧金山姑娘。

北京别的女眷都弃家搬进英国使馆去了，沙莫夫人却守在丈夫身边，手里提着一支枪，按班轮值，守在北京饭店与德国使馆之间那道横断使馆街的街垒的枪眼旁。沙莫先生在饭店里开了一间面包房，每日叫中国伙计烤出好几百个上好的黑面包，供给英、法、德三处使馆许多张饥饿的嘴。

如今北京城里还立着的房子，没有哪一所像这家饭店北面那座两层楼一样，满身都是炮弹窟窿。解围之后、瓦砾尚未清理之前去看过那座楼的人，怕是不能相信：竟有一位勇敢的美国妇人在里面住了六十天而毫发无损。间不容发的脱险，于她乃是家常便饭。当初围城尚未合拢之时，比利时一行人被困在长辛店，正是沙莫夫妇带了一小队持枪的人出京，把他们救了回来。

围城合拢之前，他们几次出击北堂；合拢之后，出击得更多。他们每天把众人眼巴巴盼着的面包送来，穿过饭店与英国使馆之间的那座桥时，天天都在枪火之下。

有几发炮弹在烤面包的屋子里炸开，炸死中国面包师一人，重伤数人；沙莫夫人便提着枪，把那班苦力守住，逼他们照旧干活，而她丈夫则随卫队在前面作战。

沙莫先生的手曾被义和团的长矛刺伤，却不曾为此耽搁十分钟的工夫：他把手包扎起来，照样各处奔走，遇事仍旧用它。他的勇敢近于不顾死活，未曾丧命，真算得侥幸。他的祖国和别国——尤其是法国——理当对他的功劳有一番实实在在的酬报，这是人人可以指望的。

十围城期间的上谕

围城期间太后所颁的历道上谕，并略加按语

我们被围在使馆区里的时候，对于墙外城中发生的种种，一概茫然无知；直到七月十八日，所谓停战之后，我们出了一大笔钱，雇一个中国人偷偷带进使馆界来几份北京的《京报》——那是官家的喉舌——自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九日止，日日俱全。以下译出其中凡涉及义和团与洋人的各段，可以看出三层：其一，在六月十九日宣战之前，太后表面上装作要弹压义和团的两面手法；其二，自宣战之日起，直到七月十七日她的军队在天津败于宋庆、马玉昆、聂士成三将之手为止，她在上谕里公然为拳民张目；其三，败讯一到，她立刻转过身来，于七月十八、十九两日的上谕中痛斥义和团，以图博取洋人的欢心。她一面竭尽全力要把各国公使尽数杀害，一面却叫她派驻外国的公使去告诉驻在国：各国公使在此地平安无事。

这些上谕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也是向列强最有力的呼吁：万不可再让这个最狡诈的妇人，或者说，任何一个满人，坐在中国的皇位上。

「六月十三日上谕：前日有日本国使馆书记生一员，在永定门外为匪徒（著者按：即她自己所属、身着号衣的兵丁）戕害。朕闻之，深为悯恻。

「邻邦官员之驻扎京师者，朕自应多方保护；值此时艰（著者按：正是她筹划将这些人一举尽杀的时候），尤当格外尽力，盖匪徒充斥，多如蜂屯。

「朕屡次谕令各该地方官，务将所辖境内弹压安靖。乃不遵谕旨，竟有日本书记生被戕一案，发生于堂堂京师之地。

「文武各官平日不能清理地方、驱除莠民，又不能缉获正犯，殊属废弛。著即定限缉凶惩办（著者按：限期若干，并未明言）。倘逾限而凶犯不获，即将该管官照例议处。钦此。（著者按：换句话说，若在我们把洋人尽数驱出之前查不出戕害日本人的凶手，而大计又因这一场过早的凶杀泄露风声以致不成，总得有人出来抵罪。）」

「第二道上谕：义和团匪徒近日在京畿一带滋事，以致蔓延京师。

「朕已屡降明谕，饬令近畿带兵各统领迅速弹压，乃仍有焚杀之案报闻；莠民又以报复教民为词，造作蜚语，煽惑人心。

「以致朕之良兵亦为所惑，竟敢违抗朕命；且信此辈纠合之徒，任其焚杀而不疑，甘受其愚。

京师大学堂是毁于义和团之手的名建筑之一。中国所谓「维新」派、「新中国」派之所以骤然兴起，其功多半出于这一院墙之内的可敬事业；皇上在大权未被太后夺去以前，对这一派似乎极其赞同。）

「良民所最愿者，莫过于激发忠爱之忱。然而试问普天之下、自古迄今，何曾有纵容乱民而能成强国者？朕查明所知，义和团之中，盗贼匪类甚多，争相抢掠，丑行相尚。

北京紫禁城内的辟雍——一座极精美的建筑。）

「朕已谕令刚毅等前往各乡镇，遍谕朕之德意，俾得安靖。凡已入团者，著即解散安分。所有抢劫戕杀各案，显系奸人所为。

「非执有实据、现行犯法者，朕决不以莠民待之；然真正匪类，必须根株尽除，此后断不姑宽。著宋庆传令马玉昆，星夜驰赴京师，将京畿一带匪徒竭力缉拿。惟须只擒首要，其胁从者听其解散。

「军队不得藉此生事，是为至要。惟愿地方肃清，海宇乂安。」

这道上谕的真意，是要马玉昆带兵进京拿办教民，而叫他的兵不要同义和团冲突。

「六月十九日：近来民教之间，嫌隙滋多，谣诼繁兴，无赖之徒遂乘机焚掠。

「各国公使自应加意保护。（著者按：可见当时所传，正是说要奉官家之命把他们杀掉。）

「著荣禄派拨所部兵丁，亲自督率，在东交民巷一带严加护卫，不得稍涉疏懈。

「各国公使及其眷属，如愿暂时退往天津，著该大臣妥为保护，护送出境（著者按：次日克林德男爵出使馆墙前赴总理衙门，正是被这些「保护的兵」所杀）；惟铁路现已不通，若由车道前往，又难保安全，似不如仍在此安居如故（著者按：此时我们已断断续续被枪炮轰打了六天），俟铁路修复，再行斟酌办理。钦此。」

「六月二十一日上谕：我朝开国以来，于在华洋人，向极优待。（著者按：弥天大谎。）

「道光、咸丰年间，许其通商，继又请求传教，朝廷勉从所请。始则尚知遵我约束，三十年来，乃恃我宽容，侵占土地，蹂躏我民，而又诛求我财。

「中国每让一步，彼之恃强愈甚。凌逼百姓，侮慢神圣，遂致民怨沸腾。于是有义民（著者按：即义和团）焚毁教堂、诛戮教民之举。

「朝廷不欲开衅，屡降谕旨，令保护使馆，怜恤教民。朕于谕中明言：拳民、教民，同为国家赤子，冀其化除积怨。

「朕之待远人，可谓仁至义尽。而彼曾不知感，索求愈甚。

「昨接法国领事杜士兰照会一件，勒令我将大沽炮台交彼接管，否则以兵力取之。此其肆意侵凌之心，昭然可见。

「朕于万国交涉，无不以礼相先；而彼自号文明之邦，乃悍然不顾公理，惟恃强力。

「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赤子，百姓亦奉朕如神明；且屡蒙皇太后恩慈之眷顾。（著者按：这一道上谕显然是假托皇上一人所下。）

中国最壮丽的庙宇之一；或许也是最要紧的一座，因为在皇上弃京出走以前，这里是他行礼致祭的地方。）

「况列祖列宗与天地神明允我所祷，是以举国忠义之气，从未有如今日之盛者。

「朕已涕泣告庙，宣示开战之意；诚以与其苟且求全、贻万世之羞，不如一战。

「朝臣上下，同此一心；未经召集而自来之义民（著者按：即义和团），已数十万人，其中尚有稚齿之童，亦欣然执戈以卫国（著者按：这些少年凶徒，把凡未及在拳民大队入城之前逃出北京的体面百姓和官员，一概抢掠杀害）。

「彼恃诡谋，我恃天理；彼恃凶暴，我恃仁义（著者按：譬如在南堂一带杀死妇孺数百人），况曲直之分，本自分明。

「我中国行省二十有余，生民四万万，何难伸我国威。」

这道诏书又劝有力之家捐输助饷，许以官职为酬；并悬重赏以待临阵立功之人，同时以严惩恫吓那些迟疑畏缩之辈，勉励众人不懈地去做这桩好事——把洋人同教民一并杀绝。

「六月二十四日谕：昨有持械义民（著者按：即义和团）在东单牌楼、长安街一带抢劫铺户民房，事关重大，当即谕令荣禄派员缉拿。计一营拿获十一名，一营拿获二十三名，均于犯事之地正法，令众观看。

「兹著各营统领严饬所属，务将各勇管束安分。倘再有此等情事，即行宣布戒严。该统领等如有徇庇不遵严办者，一经查出，从重治罪。

「著步军统领衙门将一切滋事匪徒尽行拿获，就地正法，不得稍存姑息。」

同日又一道谕旨云：

「著户部拨给刚毅米二百石，散放义和团，以充口粮。」

第三道谕旨云：

「入义和团之民人，散处京畿及天津一带，自应有统辖之人。著派庄亲王、协办大学士刚毅总统其事；并著左翼总兵英年、暂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办理。

「著满洲副都统文瑞充当统领。

「所有义和团众，皆为皇室出力，竭尽心血；朕之仇雠之念，自不可后于彼等。惟愿人人之志皆得申遂，是所厚望；务须各尽其力，毋有所缺。钦此。」

「六月二十七日上谕：昨已降旨，以示鼓励，分别奖赏京畿一带出力（著者按：莫非是抢掠出力？）各军。兹宋庆所统左翼各军已分起开赴京师，著发银十万两，均匀散给兵丁；并切实晓谕，令其在京安分守法。」

又一道上谕，命直隶总督设法收复大沽炮台，阻止洋兵（即各国联军）北犯。又一道，令以银各十万两分给京畿一带之义和团与官军。

「六月二十八日上谕：中城御史奏请散放官米一折。据称近日义民焚杀教民，市面大为惊扰，不惟下户失其生计，即中等之家亦有匮乏者。与其坐视匪类日增，不如由朝廷加恩赈济。

「该御史援引成案，请旨发米，并请拨银二千两以充经费。

「又称六月十六日夜，前门一带失火，随以抢掠，人情大骇，官吏奔逃，铺户闭市。六月二十一日，外城一客店被劫，拿获九人，就地枭首。二十五日（星期日），匪徒诈称兵丁，围住税务司署附近二条胡同某官宅（著者按：想必是曾侯的宅第），搜掠一空，并妄开枪炮，击伤仆役三人。

二人身着婚礼盛装。中间那一盆常见的天竺葵，可见中国也有我们的花草。）

「该御史与同僚自当竭力维持秩序；惟请旨饬下统率义和团之各亲王大臣，凡有行劫之匪，即行拿办。又请该统兵之亲王大臣一体查察本部各营，毋令有假冒兵丁、实系盗匪者，乘机抢掠。」

「六月二十八日：有御史奏陈京中盗劫情形。著统率义和团之各亲王大臣饬令所属，将一切犯案人等尽行拿获，就地正法。」

「七月初一日上谕：战事筹备，业已通盘举办。因电线不通，向来久废之驿递，亟宜恢复。著直隶总督裕禄派出驿探，分投四出，确探敌军动静，随时具报。」

同日第二道上谕云：

「义和团众，初以『忠勇』二字相号召。朕本望其克建大功，驱除强暴。乃京师及近畿一带，屡有莠民假托义和团名目，肆行抢劫戕杀。若不严加甄别，则外患之外又启内讧，国家之局，不堪设想。

「著管带义和团之载勋，严饬团众恪守纪律；凡溷迹其中、专为滋事之冒名者，一概驱逐。至各处匪帮，不论名目若何，均应以盗匪论处，断不宽贷。」

「七月二十七日上谕：自外国传教以来，民教之间，积怨甚深。此皆由地方官办理失当，以致结怨日久。

「然教民究属国家赤子，其中不乏善良可取之人，特为异端所惑，为教士所诱，遂致多行不义。彼既仍执迷不悟，故民教之间，遂成不解之仇。

「朝廷现方劝谕义和团众，各出忠义之忱，同御外侮，俾举国之心归于一致。

「兹特宣示：教民与拳民同为朝廷子民，均当遵守朝廷法度，否则即行剿灭。倘其改易所奉、悔过自新，则朕亦无使其不得漏网之理。著各省督抚出示晓谕云：『凡教民悔悟前非、赴官自首者，准其改过自新，既往不咎。务须通行晓谕，俾众周知；各案由地方官照后颁章程分别办理。』

（著者按：这是一个极巧的圈套，好把教民一一查明，然后一网打尽。）

「现中国与各国业已开衅，所有教士即行驱逐出境，免致滋事；惟沿途仍须予以保护。各省地方官，凡境内所有，均应妥为办理。著即迅速遵行，毋稍疏忽。」

「七月初八日上谕：天津各汛，关系极重，现正调集重兵防守。该处水会七十二局，众逾万人，皆怀忠义之心；若与义和团合力，必可大壮声势，挫敌锋锐。钦此。」

「七月某日上谕：著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兼充北洋通商大臣（著者按：即这位老臣旧日的职任）。现在天津防守，关系最要，著于李鸿章到任以前，由裕禄会同庆亲王商筹一切妥善办法。交接之际，责任不得稍有松懈。」

七月十二日的上谕，述及统带芦台洋操各军的聂士成的行事，对他有所申饬，但又说他已于七月十一日身先士卒，力战而死。

七月十五日，山西护理巡抚董芳在一道奏折中，引述军机处于六月二十日转发给他的上谕如下：

此图所示，是今日中国城镇中通行的载运之法；然而中国既开门与西方相通，来日必为新式电车所取代，如同国中其他许多虽可入画而实已陈旧的事物一样，终将归于过去。）

「中国与各国衅端已开，事机万难逆料。各省督抚均受国家厚恩，此时正宜竭力图报，各就本省情形，将选将、练兵、筹饷诸事，详细具奏。并应筹划守御边圉、以防外人侵逼之策，兼须迅派援军赴京，庶不致有损于社稷。总之，时局所系，全在各督抚同心协力，共挽危局。值此重大艰难之秋，朕深望各尽全力，切实相助。此旨著即飞速通行晓谕，毋稍迟延。」

「七月十八日上谕：（著者按：她此时开始转圜，又与仍被困在英国使馆里的各国公使商谈。这是在天津的官军战败以后。）中国与各国开衅之由，起于民教相争。（著者按：意思就是：教民不肯让异教的邻人成批地杀掠罢了。）

「大沽炮台被占，朕不得已而言战。然朝廷终不肯轻绝素敦之睦谊。朕已屡降谕旨，保护各国使臣；并谕令各省保护教士。

「战事尚未大举，各国商民之在我境内者尚多，均应一体保护。

「著各将军督抚查明所辖境内尚有何处存有商民教士，仍照条约切实保护，毋稍疏虞。（著者按：此谕之后将近一月之内，太后仍旧把各国公使、教士、商人置于她的军队几乎不断的炮火之下，而那地方离她的居处不过两里，每一响枪炮她都不能不听见。）

「上月日本使馆书记生被戕，实出意外；此案未结，而德国公使又复被害。骤遭此变，朕心殊深痛悼，自应严缉凶手，从重惩办。

「除天津战地不计外，著顺天府尹会同本省总督，饬令所属查明有无洋人无故被戕、财产被毁各情，据实具报，以便一并办结。

「连日以来，匪徒焚劫戕杀，酿成大乱。著该督及各武职大员查明情形，同心协力，化乱为治。此旨著即遍行宣示，俾众咸知。」

「七月十九日：张顺折中一段云：『奴才查近来畿辅以南全境滋事情形，致铁路电线尽毁，举国之民，如中狂疾，昏乱已极。近得电报，称各国兵舰齐集，开衅攻占大沽炮台，天津危在旦夕。凡此祸端，皆义和团所致。我国内忧外患交迫，其可哀之状，举世共见。三省所筹数万万两白银所筑之铁路，乃于义和团之手，转瞬之间，荡然无存。试问义和团之罪，谁实尸之？』」（著者按：答曰——皇太后与端王，而二人又同为董福祥所愚弄。）

「七月二十八日：著赏荣禄在紫禁城内、万寿门以内乘坐二人肩舆。」

十一如今怎么办

如今怎么办

如今怎么办呢？北京解了围，满城都是联军的兵，太后和她的朝廷已经西逃，京城陷落了。

中国会被瓜分，由战胜诸国分而有之呢，还是仍旧容她作为中国存在下去，另立一位君主？

俄国无疑想立刻把满洲和直隶拿到手，多半还要加上山西和陕西。日本对于自家版图再添几块，也是很乐意的。英国虽然口口声声说毫无觊觎之心，可是她的许多朋友、她所有的敌人，都相信她想要掌握长江流域。

德国、法国、意大利，也都在各自盘算想要的那一块；只有山姆大叔办完了自己的事，想要回家去。

可是他的事当真办完了么？保定府被杀的那些传教士又怎么算？解围以来，我们听说在保定府，辛考克斯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被杀了，尸身遭了骇人的残毁；一同遇害的还有泰勒医生、霍奇医生夫妇、巴格纳尔先生一家、皮特金先生、莫里尔女士和古尔德女士。难道保定府还能留在这地面上么？

还有毓贤——他如今做着山西巡抚，把全省的外国人一齐拿到他的衙门里，当着他的面杀掉。这个人还能活着么？断然不能。今天在美国，若还有一个人主张：不等这桩滔天罪行的首恶与主使者统统血债血偿，就先把军队撤回去——那么愿他永世受诅咒。

这件事还没有完。太后、端王、庄亲王、毓贤、董福祥、崇绮、崇礼、徐桐、刚毅、启秀、澜公、那桐，这一干人必须个个明正典刑，随从的党羽也要尽量多办，然后那些无辜的美国妇孺的血，才会停止从地里呼号、求人替她们向那些凶残嗜血的杀人者讨还公道。

到那时候，也只有到那时候，美国才该开口索取本国国民被毁财产的赔偿，随即从那具尸体旁边退开——别的国家必定要为着它争抢一番的。

中国倘若被瓜分，于我们的商务或许有害，或许有利；可是这件事不值得我们为它打仗，因为无论局面如何，我们总归能得着其中很大的一份。在这问题商议期间，我们的兵留在这里也许最为妥当，但无论如何不该动用。

说什么事不该做，总比说什么事该做容易。下面几条「不该」，或许可以约略指出什么事是可做的：

一、义和团的首领不该赦免。

二、赔款不该拖上几年不付。

三、旗人的钱粮不该再发。

四、满人的主权不该保留。

五、满人的督抚不该续任，也不该授职。

六、漕粮不该再收。

七、大清皇家海关眼下不该更动。

八、不该有全由本国人组成的内阁。

九、女人的脚不该再缠。

十、辫子不该再留。

十一、不该把基督教强加于百姓。

十二、不该容神甫与牧师出入衙门。

十三、军械兵器不该输入、不该制造，也不该容本地人私有。

此刻，在离北京二十五英里到三十英里的地方，义和团正四处练拳。这场变乱的首领一个也没有落网，庆亲王已经回到北京，想要议和。如今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