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陆路：从北京到彼得堡

一从上海到天津

安特蒙尼的约翰·贝尔写过一部动人的行纪：彼得大帝在位之时，他随俄国使臣自彼得堡到北京走了一趟。这部书叫我心里生出一个久久不去的念头，想亲眼看一看西伯利亚，看一看他所经过的那些人所罕知的地方。我在中国沿海一住多年，如今有事要回英国去，恰好遇上一个机会，可以取道中国北部、蒙古和西伯利亚回家。这才真正是从中国出发的「陆路」；而铁行轮船公司那条邮船航线被人称作「陆路」，其实叫「海路」倒还名副其实些。

不过那条所谓的陆路，对于归心似箭的人是很有诱惑的。它的办法简单得叫人舒服，对一个在炎热气候里熬得夜夜不能成眠的人，这一点尤其有吸引力。你只消上船；到了饭点，身子受得住就按时去吃；两顿之间睡觉，或者看书，反正一样；剩下的空当，就数着一个个钟头过去，看你那些同船的旅客在热带催人昏沉的空气里睡得像中了风。再说，海路在日子上也占着明显的便宜。从上海搭轮船回英国，四十五天到五十天就到了；走西伯利亚的陆路，我却休想在九十天以内走完。

然而北边这条路对我另有一种强烈的吸引，那是陌生国度的地理、那里居民的性情风俗所罩着的一层朦胧的神秘。一路上新奇之事层出不穷，可以指望它叫人精神不懈；而奔波赶路又能大半消去长途跋涉的沉闷。所以两者相较，我宁愿有冻僵在西伯利亚的指望，也不愿在红海里被蒸熟。那年夏天上海热得厉害，几乎是从来未有的热法，存的冰又化得飞快；在这样的时候能逃到冷些的地方去，实在比平常更叫人向往。

若在几年以前，要从中国经北京和蒙古走回英国，其难易大概同取道月亮差不多。北京是一部封着的书，一个傲慢的——因为无知而傲慢的——政府把它看守得极严。关于这座可汗之城，人们所知道的，除了上个世纪耶稣会士传出来的那一点，再就是旅行家中的魁首马可·波罗从中古传下来的那一点。外国人不敢在那里露面，除非扮作本地人；便是扮了，也还有被识破、被百般作践的危险。诚然，耶稣会士不顾禁令，仍旧一个个偷偷混进中国，甚至混进北京，他们那份坚忍执著是值得称道的。不过他们的冒失有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且往往连自己带他们的「教友」一同陷进同官府的纠纷里。这就被冠上「教难」这个响亮的名目；若有人为着多管别人的闲事、为着干犯政府的权柄而送了命，便得着「殉道者」的荣名。耶稣会士在中国也曾有过得势的日子，倘若那时候他们知道收敛些，如今或许还站在皇帝的肘边。他们受过试验，被发现分量不足，终于被逐出北京，中国也就对外国人关上了大门——平心而论，这并非全无缘故。

如今这一切又都变了。帷幕重新拉起；外国人可以自由地纵横走遍中国，把这片土地的底细看个明白。一八六〇年十一月批准的《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准外国人为「营业或游历」而入中国；第二年，人们便大大地利用了这一条。一八六一年，外国轮船沿着扬子江这条大河驶进了中国的腹地。四位有胆识的外国人溯江上行，深入到离海一千八百英里的地方；此外还有许多外国人筹划的游历，所到之处从前只能凭中国地理书上的记载，或是早年耶稣会士那些片段的、不完全的、有些地方已经过时的叙述去揣想。

蒙古既在中国皇帝的版图之内，自然也在护照制度之内；中国政府虽曾软弱无力地试着对在那一带游历的外国人加以限制，说那里虽属中国而不是中国本部，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给蒙古的自由往来设下什么大的障碍；条约的字句明明白白，也没有法子把它解释得狭窄一些——除非缔约各国的公使自愿把眼前已享的权利放弃掉。但愿大英帝国的使臣不要再犯那种把中国已经许与的权利拱手让掉的错误。这类被放弃的权利，看上去无论怎样无关紧要，经验却表明后果并不如此。假使若干年前我们坚持住在广州城内那条无可置疑的权利，一八五六年至一八五七年迈克尔·西摩爵士的那场广州之役本来根本不会发生。假使我国公使驻京的权利没有在一个软弱的时刻被放弃，一八五九年大沽的那场败绩本来可以避免。我们同意把额尔金勋爵的条约削去一半，听任大阪这个口岸对我国商船关闭，在日本又生出了多少纠葛！对亚洲各国，我们是让不起的。给他们一寸，他们要取一尺；到头来还得动用舰队和军队，去收回我们凭空葬送掉的地步。

我因为动身太迟，没能赶上先我而行的一伙人，要找个同路的着实费了些周折；所幸认识了一位里昂来的年轻先生，他打算走西伯利亚这条路回法国，有没有人同行都要走。我们一拍即合，随即着手做起路上必需的准备来。这一层我们得了几位已经走过这条路的先生极切实的指点，置办行装倒不很难。在蒙古，帐篷是少不得的，我们从一位法国军官那里弄到一顶很宽敞的。一张军用的软木褥子，外加油布，在沙漠里显出了无价的好处。衣裳这一项累赘得很不便当，因为极热极冷的天气都得预备。吃食备得很充裕，后来看来是备得过了头，不过这个错处宁可犯在稳当一边。我们听人说那是一片「挨饿的沙漠」，除了羊肉什么也不长，于是不但按寻常穿越所需备足，还把路上可能遇到的意外耽搁也算了进去。

我们先得到天津去，从上海去有六百英里；恰有两艘轮船正要开往那个口岸。一八六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将近半夜，我上了莫里森船长的南浔号。趁着月色明亮，我们小心地顺黄浦江下行十四英里，过了吴淞村，出了标界，进入扬子江这条大河，在那里抛锚过夜。便是月色再亮，要在扬子江口贸然行船也是很冒险的：两岸平得没有一点可以照准的标记。江口极宽，深水的航道却窄，两边都是大片浅滩。扬子江的上游，江面收窄到一两英里，两岸地势也较为峻拔，行船反倒容易些。在近江口的宽阔处，深水航道动不动就要改道。一八四二年测绘的自江口至南京的水道图，到了一八六一年便已不合用。一八四二年标作浅滩的地方，一八六一年成了深水；从前可通航的水道，如今却成了干滩。这条壮阔大江的三角洲正迅速涨成陆地；一处处「沙洲」很快隆起成岛，江中的水道也一天比一天收窄。这个过程进行之快，实在令人惊异。在离江口将近五十英里的地方，江分作两大支，水道测量家称之为北口和南口。二十年前两口之间横着大片浅滩，多少好船在这些险恶的沙洲上找到了最后的归宿。其中最险的几处如今已经露出水面，远远就看得见，领港的尽可以避开。便是黄浦江这条小河，在上海城一带及其下游，陆地也在大幅地侵占水面。黄浦江口附近淤成了一个岛，至今还在长大，领港的人管它叫「中滩」。就在几年以前，它还全在水底下。一八五五年，我坐一条纵帆船在退潮时搁浅在这滩顶上，潮一涨，船便轻轻巧巧地浮了起来。如今这岛已经高到大潮也淹不着了。这样算来，八年之中，这个岛长高了十二英尺以上，多半不下于十八英尺。淤积还在往下游延伸；岛尾在水下伸出去，一八六二、一八六三两年便有好些船在那里搁了浅，而一两年前那里的水还深得很。在扬子江的南岸，一道道堤线标出了陆地步步进逼水面的各个阶段。每当淤出一片干滩、遇大潮还要漫水的时候，便筑一道土堤，护着迁到这片新地上来的居民。过些时候，又淤出新的地来，于是又筑一道堤。这样，自吴淞以下直到杭州湾一带，在离今日水线好几英里的内陆，仍可寻见三道分明的堤线；在并不很远的年代里，从江里——或者照中国人的说法，从海里——已经夺来了极大一片好田。从我们今天亲眼看见的这些成因，不难推想出这一片如今养活着千百万人的广大冲积平原是怎样形成的。

其实中国的载籍里也有这些变迁的痕迹。几百年前还记作海中岛屿的地方，如今已是有人烟的县境里的山丘。在中国历史的开端，便提到一场大水淹没了国土，而尧帝因治水之功传名不朽。尧在位约当公元前二二〇〇年，他那时候的水患，有人比附为挪亚的洪水。不过那时候中国的疆域南面只到大江，境内包着三条大河的流域。因此有一个未必不近情理的推测：当时必有一大圈勉强从海里夺来的、地界不定的土地。那时候拦水的法子既然还很简陋，不难设想一次格外高的潮水便会冲垮堤防，淹没平野。当然也可能那时候同如今一样，是黄河任性改道闹出的事；尧那番为民治水的辛劳，或许只限于堵住这条被称为「中国的忧患」的乖张的河。不过关于那场大水的记载，似乎始终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讲到尧舜两朝的纪事，不妨说它们引人入胜的程度，正同它们的晦涩成正比。

二十九日，走了几个钟头，我们便出了扬子江浑浊的水；可是整整一天，我们还在一片浅浅的、淡海绿色的水里走。天气很好，虽然还热得厉害，海上的新鲜空气却很快对我们衰弱的肠胃起了神奇的作用。船好，饭食好，船长又客气，这一程走得再愉快不过。三十日，一片浓雾罩在海面上；第二天早晨，人人都焦急地望着山东的岬角——那是我们这一程的转折点。照推算我们已经离它很近，可是绕着这道险峻海角奔流的潮流会起什么作用，谁也说不准。潮水从入口的一边涌进直隶湾，又从另一边退出去。不过由于湾的形状，潮流常因种种缘故而失常，其中风向的影响最大。刮西北风的时候，潮头被顶住，湾里的水被赶出去，水面竟比外洋低好几英尺。潮汐的涨落因此极不规则；等到那个原因一停，反作用便同先前的失常成正比：外面积蓄的水汹涌而入，水面这才复归平衡。

在浓雾里，我们的船长只能小心地一点点挪动，时时停下来听有没有人声或是犬吠，测一测水深，留心一切近岸的迹象。末了，我们大为高兴：雾在半岛上一处认得出来的岬角上掀开了，随即又合拢。可是这一眼已经够了，这条好船立刻掉头往西，向白河口驶去，从此放心大胆地一路飞奔。太阳升高，雾气散尽，山东海岸那道雄浑粗犷的轮廓便在我们眼前显露出来。清蓝的水面上，中国沿海的大小船只往来不绝，模样都极入画。华北那些笨重的帆船几乎一动不动，宽大的帆懒懒地垂在桅上，因为风只够在水面上吹出一长条一长条的涟漪，别的大片水面仍旧平滑如镜。

北方帆船上的水手都是结实健壮的汉子，耐得劳苦，做起活来也肯卖力。他们的船舷造得极低，好在没风的时候用桨推行。需要的时候，他们昼夜摇桨，一边摇一边唱那半欢快半忧郁的船歌来合拍子。可是他们费尽力气，也只能把那团不成形的笨物慢慢地推过水面；人不能不替这些可怜的汉子难过，也不能不为这许多白费的气力惋惜。但愿等到外国的帆船轮船取代了中国那套沿用已久却极其靡费的行船法子以后，这一族耐苦的水手能找到更有出息的地方去使他们的力气。其实这一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做到了。中国已经沾染了世界上那种前进的风气，于己于人都有极大的好处。南方沿海到处是轮船；北方通商开放的第三年，直隶湾里已有商轮按时往来。在英国凡是讨论中国贸易发展的场合，那极大的沿海贸易总被撇在一边，以为与我们无干。这是一个错处；因为外国人在那宗贸易里直接占着不小的份额，而中国商人又极大量地雇用他们的轮船和帆船。交通一改良，商人之间竞争的便利增多，运费又必然随之减少，一切货物到消费者手里的价钱便大为降低。外国船比中国帆船走得快得多，本地商人在同样的时间里便能多做好几回买卖，于是他情愿比从前少赚些，平均下来仍旧不吃亏。即便一年的生意平均算来每个人比从前赚得少，这份好处却散在更多的人身上，合起来并没有减少。凡是没有别的扰乱因素在作梗的地方，沿海贸易的扩展都在要紧的方面促进了这个国家的公共利益；而百姓的富庶，又必定反过来有利于商人一层——他们本是这份富庶最初的来处。

芝罘是山东海岸上新开的口岸，往来上海与天津之间的轮船常在那里停靠。我们坐的南浔号没有靠岸，只在离那道陡峭岩岬十二英里的地方驶过——那个居留地便是照这岬角得名的。天还没有全黑，我们已经到了庙岛群岛；这一串岛屿把山东的山脉同直隶湾入口北面的辽东半岛连成一线。就是在夜里穿过这些岛屿也不算怎样难、怎样险，不过行船的人总愿意天黑以前赶到那里：从那里起，往白河的航路便是一条直道，整整一夜可以直跑下去，什么也不必留神。

除非天气清朗，白河口一定是个很难「望准」的地方。这里的地势比扬子江流域还低；浅水一直伸到湾里很远的地方；进河口的北面还横着一道险恶的沙嘴，一半露出水面，一半没在水下，向海里伸出五十英里。到了外锚地——吃水深的船就停在那里——透过地平线上的烟霭，隐约看得见有名的大沽炮台，河内的桅杆也望得见，两岸的低地却仍旧看不见。外锚地与河口之间横着一道浅浅的沙坎，底子极硬；南浔号吃水不到十英尺，也只好停在外面，等潮水涨起来才进得去。

我们那些中国同船人，一路上照他们一贯的规矩安静得出奇；船一驶进大沽炮台之间，他们便活跃起来。那是一群三教九流的人，有商人，有读书人，也有武人。到北京去应试求功名的士子，如今大批大批地搭轮船；从前要走那条漫长的旱路，其中多少人因为缺钱、缺工夫或是别的缘故会踌躇不前，如今靠着沿海的轮船，都能去成全那桩中国读书人无不深深系念的心愿。落第的人——中国这样的人很多——如今也更容易再去一试。有人从少年时起年年赴考，年年落第，却并不因屡次的失败而气馁，一直到风烛残年还在那里白费力气。一个能造就出这样一批在无望之事上百折不回的人物的国家，尽可以说它自有一种生命力——当然，也有着寻常分量的呆子。

我们的中国乘客里有一个福建来的壮士，是到北京去比试箭法的。他气力极大，身上很胖，简直可以说肥。练力气的法子居然能练出这许多肥肉来，实在奇怪。我从前在中国人身上没有留意到这一层；我所见过的那几手气力活，都是身材匀称、并不肥胖的人做的。可是日本受过精心训练的相扑力士，一般都很胖。

白河口照例挤满了中外船只；河道又窄又曲，要把一条长长的轮船无事地驶过去，非得十分小心不可。天津离大沽，顺着河的弯曲算有六七十英里；走陆路的车道却只有三十六英里。南浔号在河里走得还顺，直到天黑不得不抛锚。第二天早上，内河行船的难处便来了。这条河实在太小，容不下一艘两百多英尺长的轮船；弯又太急，平日驾船的那些法子全不管用了。有好几处坏弯，我们是用小船把锚送到岸上绞过去的；可是终于还是过不去：轮船的头撞进了菜园，撞倒了篱笆，惊动了村民，他们成群结队出来看这个铁怪物怎样挣扎着要从它的本行里脱身。一来是怜惜船上的人——他们在没膝的烂泥里跋来跋去，下锚起锚，干的是不合他们本行的苦活，早已筋疲力尽；二来也隐隐指望下午潮水会变一变，于是把船抛了锚，吹哨开饭。

中国沿海轮船上的水手大抵是五方杂处的：多数是马来人，另有一船中国水手，外国人只占最少的一点，就是船副和机匠。亚洲水手只要人数够多，也很顶用，一般算他们两个抵一个欧洲人。他们要的工钱低，可是低得还不足以抵偿船主多雇人的开销。不过亚洲人比欧洲人好使唤：他们按班轮值的规矩可以随意打破而不致生事；吃得省，也不像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那样爱同自己的饭碗闹别扭。可是船主纵有犹豫，不知该用哪一路水手，水手自己一般会替他决定：若是英国人或美国人，船每到一个口岸他们就开小差。

我随身带着鞍辔，便在一个村子上了岸，向农家借了一匹马，骑到天津去——走陆路只有八英里光景。日头晒得厉害，幸而满野鲜绿的树叶大大减了些暑气。这里的土虽干燥多尘，却肥沃到极处，果木极盛；以中国而论，果子也长得极好。苹果、梨、桃、杏、枇杷、葡萄，北方到处都有；这一带可算是中国的果园。起伏的谷子地间杂着一畦畦豆子，这儿那儿又有几条种麻的地，铺成一大片绿野，上面密密地点缀着村庄和好看的树丛。房屋同这一片明快的田野却成了沉闷的对照。多数村子里的房子是泥和草筑的，干硬起来倒也不透雨，可是那焦干晦暗的颜色，那小得可怜的门窗，那通体了无生气的外观，看着实在叫人难过。路上的尘土也是一层很不相宜的帷幕，隔着它去看这一带虽然富庶却平淡的景致。华北苦于尘土；那些路一般坏得像德比赛马那天通往埃普瑟姆的路——倘若那桩盛事恰好赶上天旱的话。

我赶回南浔号，正赶上他们最后一次去拐那个难拐的弯。头一回就成了，我们便欢欢喜喜地在田地和园子中间开过去，船尾掀起的波浪冲刷着两岸，有时把那些呆望着轮船、傻得像牛看火车的天朝子民的腿脚浇个正着。中国人对这类倒霉事倒不计较——旁观的总觉得有趣，挨浇的等惊讶过去了，自己也跟着笑。不过最难过的一关还在后头，就是那个「双弯」：河在这里急转，形如一个上下压扁的「之」字。那里格外小心，靠着抛锚和绞缆总算管用，我们平安过了双弯。沃拉塔号是比我们早一天离开上海的，在海上被我们赶过了，这时它的烟从近旁的树梢上冒了出来。我们中间隔着河的好几道曲折，眼看那股黑烟轻轻松松地绕过了叫我们吃尽苦头的那些弯。沃拉塔号追得很快；傍晚时分，它的黑船身已经出现在我们船尾，而南浔号正卡在河的最后一个弯里，既转不过去，也让不开路给那条小些的船。几个钟头白费了工夫，仍旧走不动——急坏了的沃拉塔号再也忍不住，船长以为看准了空当，便开足马力从我们同河岸之间挤过来。可是照水手的说法，「夜里没有眼睛」，便是有月亮也一样；我们这位朋友为他的冒失付了代价，明轮的罩子撞在我们船头上。凭着工夫和耐性，我们终于在八月一日半夜到了天津；在白河里所费的时间，竟是整个海程的一半。关于用不合适的船在白河行驶有多难，我说的已经够了，多半还说得太多。凡长过一百五十英尺的船都不该去试；因为虽然搁浅致损的危险极小，大船耽搁的工夫却不能不算严重。

天津自我一八六一年上次来过以后，已经变得叫人惊异。那时候，在那里落脚的少数欧洲商人只能住在中国城里——那是天朝子民爱聚居的一切污秽地方中最污秽、最难堪的一处。如今到了一八六三年，那个「居留地」——在中国，每一个通商口岸都少不了这个附属物——已经划归外国人，开了街道，沿河筑起一条宽敞的堤岸和散步道，临河一面全用坚实的石工砌面，是中国这类工程里最好的一处，把上海那条有名的外滩完全比了下去。居留地的事务由一个组织得十分完备的「工部局」管理，仿的是那个「模范居留地」上海的成例。新开的口岸比起原来那五口来占着极大的便宜：一切先期的安排，都有将近二十年的经验可作指引。那番经验首先表明——虽然这个推论是否稳妥，也有几位高明的人表示过疑问——争取外国居留地是必要的：商人、领事和传教士可以在那里自成一个与华人城镇截然分开的社区，可以在里面施行自己的警章，照自己的意思开街道，办沟渠，装路灯，别的改良也一概自主，自行征收和支用地方捐税——总之，把自己的事务当作独立的社区来办。这些居留地还另有一宗好处：一遇动乱可以防守，而缔约各国同中国政府之间发生纠葛的危险又减到最小。上海近年所以有这样的分量，大半要归功于那个外国居留地；它是中立之地，又守得住，于是成了避难之城，收容了成群被叛军赶出家园的中国人。上海居留地五方杂处，招来种种不便；人们以为在新的居留地上把各国分开，或许可以免掉这些。这个试验成不成，时间还没有给出判语。要彻底做到，大概会有难处；无论怎样硬性的章程，也挡不住各国人照利害与情势这些更高的法则彼此交融。而且在实际上，也不可能叫一个杂居的社区去服从任何一国的法律。眼下各缔约国各自向中国政府索取租界，到目前为止都得到了。这些租界各自分立的局面能不能持久还难说，可是它使各处在开辟之初，于开街道、定章程以备日后治理这些事上更能意见一致。这一点关系极大，上海的经验在这方面极可宝贵。上海居留地的街道之窄——二十二英尺——是对早年开辟的人一个抹不掉的责备：当年地价既贱又多，他们却目光短浅、贪得一寸也不肯放。新近开的居留地已经避免了这个大错。

上海的工部局是在当时的英国领事阿礼国爵士——那时还称阿礼国先生——的主持下设立的，大体上办得很成功，所以新的居留地也照搬了这套办法。这个机构合不合法，常有人提出疑问；可是当时总得有这么一个权力机关，而且它办了十年办得这样好，不但存了下来，还凭着全体居民一致的意愿日益壮大、日益有威望。

天津居留地上已经建成并住进人的欧式洋房有好几幢。地基垫得很高，可保这座新城干爽，位置也居高临下。它在中国城下游约两英里，四周是开阔的田野，空气很足。英国居留地比中国城里要凉好几度；总之，这块地方是为此挑出来的最好的一处。商人们的写字间仍旧留在中国城里，每天骑马或坐船往来。为着中国商号的方便，这个办法大概还要行一些时候，或者索性一直行下去。外国商人里只要有一小部分坚持，就能逼得所有人都把商号留在天津城内；除非他们几乎人人同意，才能把商号迁到新城去。

作为贸易的集散地，天津有几样不利：外面的沙坎浅，河道又曲折难行，除了小船，别的船都做不成这里的生意。大些的船有时候——或者不如说从前有时候，因为我想这个办法已经不用了——开到外锚地去。可是驳运的花费，加上在离口岸那么远的地方装卸所耽搁的工夫，都大得能把这样的竞争者挤出局去。天津的另一个短处是冬天严寒，河封冻得早。一般不到十一月底河就封了，要到二月三月才开冻。

不过天津所养的是一大片地方，人口众多，消费力强，它的贸易无疑是要增长的。诚然，它开埠头一年那种异乎寻常的好开局——主要是洋货的销路——后来没有接上去，很叫人失望。不过这也说得通：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间，华南的洋货因为供过于求，价钱压得极低。这些货运到天津，就地直接卖给中国人，省去了从前先在上海出手、再由中国商人用中国帆船运往天津和北方时所负担的中间利润与各项开销。天津的价钱很快低到那个地步，商人们在一八六一年经不住诱惑，大批进货。内地的市面于是存货壅塞；还没等到供求复归平衡，棉荒就来了，货价——天津的贸易主要是鸦片和棉布——涨得太高，买主望而却步，洋布的消耗因此大为减少。还有一层情形，也不利于一八六一年那番活跃的贸易维持下去：天津并没有适合外洋市场的出口货。因此外国贸易只限于卖进口货，货款要用现银来付。结果是白银大量外流，超出了这个地方所能长久承受的限度。单是这一层，就足以阻住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因为金银虽然不过是从这一处转到那一处，当时却没有一种可以抵消的力量，能把它们再流回原来的地方去。天津没有适合外洋市场的物产，本来是没有道理的。日子一久，羊毛和牛脂无疑可以有相当的出产，因为这一带牛羊遍地；何况天津离蒙古边界只有六天路程，那里尽是牛羊成群的牧地。

关于天津贸易，有一件事我不能不提，在中国人这样一个极善经商的民族中间，这件事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八六〇年年底开埠的时候，金银的比价在天津和上海之间相差百分之十五。人们在北方用银买金，运到上海去，获利甚厚；过了好几个月，两地的比价才拉平。

在天津一带，同中国几乎别处一样，百姓对外国人是有好感的。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二年驻守天津的英军，在居民心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倒不是这支军队比别的纪律严明的军队强到哪里去，只因为中国人向来被教得把外国人看作一种水里来的怪物，凶残可怕；及至那幅可怕的图画化作了活生生的人，性情和气有礼，要什么东西都老老实实付钱，牛羊肉、水果蔬菜的胃口又极大，总之是上好的主顾，中国人便同这些可敬的入侵者处得很好，到他们撤走时还觉得可惜。外国商人从一开头就很受敬重。军医们创办的华人免费医院，不但在减轻病苦上做了许多好事，也为日后华洋往来的彼此善意铺了路。中国人这个民族有没有感恩之心，是有人怀疑过的。不过至少体面一些的人家自己也颇肯行善，因而懂得赏识别人的仁心；在军医们为贫病者所做的那些自愿而不取分文的辛劳里，他们看见了一个纯粹的慈善的榜样，不能不生出敬意来。

天津的人口大约有四十万，多半住在城外，因为不但这里，中国所有的城市，买卖一般都在城墙外面做。天津的乞丐多得出奇，那副样子实在可厌：半裸着身子，衣衫褴褛，饿得脱了形，往往浑身是疮，一路呜呜地讨着。他们从来只睡在地上。夜里街上静下来，便可以看见乞丐一堆堆挤在每个墙角、每级门阶上。行乞在中国是一门行当；据说为了入这一行，有人把自己的眼睛烧瞎，好叫人可怜他的瞎。中国人家很少让乞丐空手走开。做善事花不了什么：一把米，一文铜钱——值四分之一法寻——就够打发这个讨厌的东西挪到下一家铺子去。中国的乞丐很少会有挨饿的道理，可是他们常常饿死；大概他们为了博人怜悯而弄出来的种种花样，招来了病，把他们很快地断送掉。到了冬天，尤其在北方，他们像蚊子一样死去，谁也不理会，只是把他们埋掉——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街上摆着死人。到了春天他们又冒出来；当然不是原来那几个，却是很相像的一批，这一行的队伍总是满的。

天津富裕些的本地人，商人和铺户，爱讲吃喝，爱赌博。他们身体结实，熬夜和纵欲的后果都还禁得住。他们所住所呼吸的那种又闷又脏的空气，似乎也不损他们的健康。时疫偶尔在他们中间大肆杀伤，这一年是霍乱，那一年是天花；可是这地方的人总体上的健旺，似乎并不因此受损。这里的气候极干燥，雨雪都很少；可是一下起雨来，整个天像是一下子塌下来，不是倾盆，竟是成片的水。华北常见的那种沙暴，至今还没有人考究明白。它们往往在一个闷热的日子之后来临。天上先现出一层黄雾，把太阳遮暗；接着就看见一柱柱细尘打着旋儿飞转。到了这一步，一切生物都要找地方躲；在野外的人，能在那迷眼的风暴卷到以前赶回家就算运气。可是便是门窗紧闭的屋子也只护得一半，那粉一样细的尘土从门窗缝里钻进来，此后好一阵子，你的汤里、面包里都摸得出它来。这些沙暴最明显的来处是蒙古的大沙漠，可是单凭这个假设，还很难把沙暴所伴随的一切现象都解释明白。有人以为这同大气某种特别的带电状态有关。

中国人嗜赌成癖，他们通行的赌法花样之多，真足以见出他们的机巧和创造，因为他们大概不会是从四邻学来的。一位体面的商人，白天孜孜于生意，算账时连极琐碎的一条也不肯马虎，到了夜里却能不动声色地赢掉或输掉成千的银元。社会上每一等人都沾着这个嗜好。我曾拿天津街上的苦力赌饭吃来消遣。那些挑担的厨子随身带着一套神奇得可以当作整座厨房缩影的家什，其中有一个竹筒，里面装着许多写了字的签。这些神秘的签在筒里摇一摇，想吃热包子的人抽一支，照签上所写的付饭钱。赌博无论哪一种形式，对中国人都有这样大的魔力：天津的苦力一般宁可冒着付双倍钱的风险，去博一个白吃一顿的渺茫机会。有一回，一个饿着肚子的苦力正要去碰运气，我自告奋勇替他抽。这个提议立刻被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我居然运气好，替我这位委托人抽着了一顿白饭。我当即被认作会使黑法术的人，一大群人围上来，个个求我照样帮个忙——这我自然很谨慎地谢绝了。倘若我真的第二次又抽中了，那位卖点心的一定要出来抗议我的插手，说我侵了他的权柄——他的权柄是赢，不是输。

中国的赌徒当然常常因此倾家荡产。一连输了几场，他们便不顾一切；什么本分、什么利害全丢开，下的注连从前拿农奴做赌本的俄国贵族看了也要吃惊。到了最后一步，一服鸦片便把这一世的账一总结清。

讲到斗智的游戏，中国人也一样在行。骨牌、跳棋、象棋之类，在每一家茶馆里都正下得热闹——人们上那里去闲谈，消磨晚上的光阴。在这些地方看到的一小群一小群人，对手上的事入神得很；赢的人像孩子一样欢呼着庆贺自己的胜利。随便哪一对下跳棋的中国人，都可以给威尔基那幅名画当模特儿。

二从天津到北京

从天津到北京有好几种走法。最寻常的是坐骡车。那车算不得一只箱子，不过是一块搁在轮子上的板，上面拱着一顶蓝布篷。车不够长，人躺不直；也不够高，人不能照欧洲的样子直着身子坐。它没有弹簧；路一般是听其自然，颠簸得不能再颠簸；尘土断断挡不住；那顶篷子挡太阳也挡不了多少。欧洲人坐一趟中国车，简直是一种精妙的酷刑。诚然，不幸非坐不可的人，经验会教给他几手「窍门」，好减轻些苦楚：譬如把车里塞满麦草，再挤进草当中去。可是这样一来，旅人还得想法子把两只脚卡住，免得整个人被掀出去；两只手还得死死攀住车帮，好缓一缓那些突如其来的猛颠。饶是这样，一程走下来，浑身骨头也像是从轧布机里过了一道。中国人受这样的对待而不以为苦，我只能归之于他们神经上的迟钝。他们若像欧洲人那样受罪，早在基督纪元以前就该造出舒服些的车子来了。可是我所听说过的唯一一点改进，是给大官做的车：轮子安得很靠后，这样在车轴和鞍子之间，车辕多少还能有一丁点儿弹性。

再一种走法是骑马。你若自己有鞍有辔，天不太热也不太冷，这是很惬意的。路旁客店很多，可以歇脚，可以用饭；不过像我这样闻着中国菜就作呕的人，倘若忘了照自己的口味带几样吃用，那可真要叫苦连天了。

天气热得厉害；我们料想这趟长途未完之前，体力还有许多地方要用得着，起头便很谨慎地省着力气。于是我们挑了那个慢些却「阔气」些的走法：坐船沿白河上溯到通州——那是一座有城墙的城，离北京十二英里。北方的船不像浙江、江苏那水网地带的船那样讲究。在那两省，坐船差不多是唯一的走法，虽然慢，却舒服极了。北方的船是运货船的缩小本，唯一的方便处是有一顶可以挪动的篷。一八六三年八月五日夜里，我们一行人上了这样的两条船；夜里十一点，趁着月色，懒洋洋地离开白河那肮脏的河岸。几位好心送行的朋友，客气得像中国人一样周到，谢绝了临别的一杯酒，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酒是一点也匀不出来的。帆几乎不顶事，我们在头两段河面上从横七竖八泊着的船队里穿出去以后，壮健的船夫便带着纤绳上了岸，就这样又慢又苦地往上游拉。天津，我说过，是一切肮脏城市中最肮脏的一个；而它肮脏的精华都堆在河岸上，结成一道绝好的防波堤，长得比水冲得还快。人会以为这样一堆腐臭的东西足以酿出瘟疫来；偏偏居民吃的水就是从这条河里打的！能逃出这片瘴气，在睡下之前呼吸一两个钟头乡野清凉的空气，实在是快事；我们一面吸着，一面想着前头那趟漫长沉闷的行程——它要横穿亚洲与欧洲两个大洲的全幅宽广。

到通州的这一程单调到极点。一路什么景致也看不见；那时水虽然涨得够高，本可以望过低平的两岸，可是地里立着的庄稼把视线严严实实地堵住了。走四百里用了四天。我们雇的是双班船夫，为的是昼夜兼程不歇；可是这活实在辛苦，我们也不忍太催他们。白河两岸没有正经的纤道，夜里那些人在芦苇丛中的湿泥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船上有个小伙子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老是躲懒，老是喊饿。不过他是个滑稽人物，把我们和船上的人都逗得很开心。我留心到，几乎每一班中国船夫里都有这么一号人物：他的本事似乎就是自己尽量少干活，一路插科打诨，替别人解解劳乏。会讲故事的人在他们中间是很吃香的。船上还有个老头儿，主要的差事是替大家煮饭煮菜，兼管掌舵。他那份厨下的活可不是闲差，因为那些人一天里吃掉的米多得叫人不敢相信。靠米是做不动重活的：它是一种烧得快的燃料，非得不住地添不可。

中国船夫的天性是不住地要钱。规矩是开船前先付一半船钱，走完了再付另一半。可是船刚走顺，就有人客客气气地来要钱买米。你提醒他们你刚付过的那笔头款，全无用处。那笔钱自然是归船主的；至于他们船夫，是没有饭吃、走不动的。你辩不过他们，却仍旧咬定主意不松口；于是早饭、午饭、晚饭一顿顿照常来。每一顿都说是最后一顿，接着便是最动人的哀求：他们会跪下来，会呜呜地哭，会发疯似的捶自己空空的肚皮，用那种本该打动铁石心肠的声调和手势告诉你「他们要饿死了」。你笑他们死缠烂磨，没有用；你责他们不会过日子，也没有用。你板起脸叫他们干活去，他们却反问一句叫你无从回答的话：没饭吃怎么干得动活呢？你——倘若你从前受过这一关的磨练——心里很清楚：开船第二天起，这上头就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

有谁试着把中国的里究竟合多少算个准数么？他们的里，纸面上无疑已经折成了若干码、若干英尺、若干英寸，约合三分之一英里；可是在路上，这个字眼含糊得不能再含糊。你问一个乡下人到中庄还有多远，他支吾半天，答你十里。你走了大约那么远再问，人家告诉你还有十五里。你若是生客，这就要把你弄糊涂了；可是再走半英里，你却发现已经到了。照通常用这个字的意思看，我深信它与其说是量路程，不如说是量时辰，一百里是一天平均的路程。我们那几个天津船夫把这一层说得再明白不过：我们几乎一个钟头问一次，问离通州还有多远；有一个答道：「走得快约莫一百里，走得慢就足有二百里！」

这一程的前半段，河上不见有什么来往；快到通州，却遇上成队的帆船上行，也有几条下行的。约翰·贝尔讲到这条河时说：「我看见许多船向东南顺流而下。有人告诉我，这条河上常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条船在走；至于何以偏要限在这么一个零碎的数目上，我既打听不出，也想不明白。」我要说，自他写下这句话以来的一百四十年里，这支船队多半不是添了那一条零头，而是削去了好几千条。

第四天，我们热得直喘气，寒暑表指在华氏九十七度，一面焦心地看着那只快空了的冰箱；这时通州的塔在河岸高高的芦苇上头露了出来，不久我们便在一座叫法王庙的庙前把船系住。

白河到了这里便细成了一条又小又浅的溪流；实际上通州就是航路的尽头，是北京的装卸口岸，也是往中国西北各省陆运的起点。

法王庙常被俄国人用作货栈，存放由天津和上海转运西伯利亚的货物。我们看见庙里存着不少茶，正等着起运。于是承蒙庙里几位大和尚的照应，我们把行李寄在这庙里，自己在庙的一厢住了一夜。

佛门僧人素来惯替外客经办事情，我们便同他们商量，要雇骡子或骆驼，把我们从通州送到中蒙交界的张家口去。我们想这样一来，可以骑马进北京，在那里把领护照一类的事办妥，再回通州从那里启程。事实证明这是一厢情愿，白白耽误了我们好些宝贵的工夫。

通州这座城没有什么可说的。它坐落在一片死平的地面上。从城墙上的一座楼可以望见四野，连北京以北的群山也看得见。城里有一座高塔，可是塔上没有窗子，做不得瞭望之用。

我在这里接到了我从天津打发来的两匹小马，交在一个中国「马夫」手里；这马夫答应一直跟我到张家口。我的用意是在北京、在路上都不必仰仗中国车；我还指望把这两匹马中的一匹、甚至两匹都带进蒙古沙漠很深的地方去。凡到那一带去的人，我都极力劝他照此办理。

八月十日，我骑马进北京，一行人其余的坐车跟着。换一个季节，这一程无疑是很好看的；可是在八月里，谷子长到十二到十五英尺高，几乎一路把道遮得密不透风。出通州八里，我们过了八里桥村和那座漂亮的石桥——「八里桥」这个悦耳的名字，后来成了一位法国名将的封号。这里没有「大」路，小路却多，人在立着的谷子地里很容易迷路。有些地方林木颇为秀美；路上树荫浓密处有一家中途的店，人自然要下马，在席棚底下歇一歇，喝几碗热茶。大热天里再没有比热茶更解乏的了——只要泡得不太酽，又没有照文明人的办法掺进糖和牛奶去。你若不怕闹肚子，还可以在这里吃果子（不过当心要熟透的）；几个光屁股的小孩会去割新鲜草来喂你的牲口。这个小地方同许多同类的去处一样，是许多闲汉的歇脚处：他们来寻个阴凉，坐在那里啜着滚烫的茶，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扇子，漫不经心地听着过路人说话。

快到北京，地面起了些微微的起伏，可以看见几处很好看的所在，四围是成丛的老树。这些多半是大人物的坟；中国人待他们死者的居处这样用心，实在值得注意。有钱人一辈子住在一间阴暗的破屋里，那屋子半像猪圈半像兔窟，日光简直透不进去；地是泥的，或是砖墁的，主人若讲究些，或许铺一层木板，上面结着一代人积下来的污垢。可是就是这些人，却指望死后葬在一片好看的树林底下，围墙整整齐齐，四周种着经心培植的花木。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可爱的几处地方都是坟茔；我记得最好的一处，在扬子江边福山附近常熟城后的山脚下。那些坟修饰得这样有品味、这样经心，同周围一片颓败成了奇怪的对照。不过后来那里过了大兵，多半已被毁灭的天使一扫而空了。

中国人对坟墓这份体贴的看重是从什么心思上来的，我说不上。也许他们觉得，人要在那最后的安息之处躺上那么长的日子，理当比那只租得极短期限的人世躯壳之所更费些心。也许它不过出于那条深深刻在中国人心里的孝道，正是这条道理，叫他们在须为祖宗的名声争光时肯下极大的牺牲。可是无论出于什么动机，这份连死也断不了的孝心，总是中国人性情里一个可敬的地方；我甚至听过神学家举中国这个民族——世上寿数最长的一个群体——来说明守第五条诫命所附的那个应许。一个中国人在「临终之际」最大的安慰，是知道自己将葬在一具自己挑定的棺木里，又有儿孙替他看守骸骨。正是为了这个，做父母的在子女年幼时就给他们订亲，一到可以成婚的年纪便赶紧办喜事。我相信也正是为了这个，法律才准许多妻，至少是不加禁止。一个中国人若能得着「你必不断有人立在我面前」这样的应许，他后半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据我所知，中国是没有公墓的，只有在客居的人聚居之处才有——那是同族、同乡、甚至同省的人合伙买一块地，用来安葬本处的死者。在多山的地方，坟地总要挑好看的位置。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每一家都把自家的死者葬在自家的一小块地里。所以他们卖地盖房的时候，还得商量怎样把许多已被遗忘的世代的棺木迁走。骸骨要仔细收拾起来，装进陶坛，贴上名号。这道手续被人不敬地叫作「装坛祖宗」。这些坛子随后葬到别处去——自然是极省地方的。房子若盖在一处旧坟上，而那坟又被人疑心没有起干净，便会永远租不出去；就算亡魂不来拆屋，屋主自己也非拆不可。

我又扯远了，还是回到北京道上来。在城墙外那些大族的坟茔之间，有许多古旧的巨大石人石兽。同样的像在别处也常见，只是用石灰石雕的。这些石刻都多少残破了：有的还立着；许多倒了，摔断了；还有许多被犁进了地里。它们的刀工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不过有几尊那样巨大，倒也惊人。它们作为昔日盛世的遗物是有意味的，无言地抗议着那把中华帝国弄得这样衰败的腐败、颓废与堕落。

同白河相通的水一直到北京城墙根，可是不能行船。它汇成一片静静的湖沼，是成群极美的野鸭野雁的乐园。穿城而过的河流也可以由城墙的水门同城外的水相通；据人告诉我，当年那些擘画并修成大运河的真正的伟人，本意是要把水引进城里、引进皇城，开成可以行船的河道，好让从江苏运粮来供养京城的粮船一直开到皇帝宫门口。这个方案终于落空，想想其中工程上的难处，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北京

走到城墙根底下以前，北京城是一点也看不见的；等走到了，那气象实在堂皇。城墙又高又厚，修得很完好。双重的城门，门上高大的三层城楼，通体那副坚实的模样，叫人不由生出几分敬意来——当年可怜的老马可·波罗讲起汗八里、讲起大汗之城的壮丽时，怀的想必也是这样一份心情。

一进城门，你会不由自主地叫出来：这地方好热、好大的尘土！接着你便想起，早在野蛮人的脚玷污这道门槛以前很久，人人告诉你的正是这句话。北京以它的车、它的热、它的尘土出名。这里若是多雨，街道就得成为泥海。

我们沿着城墙同城内房屋之间的沙道走了一两英里，随后一头扎进街巷的迷宫：拥挤、肮脏、气味扑鼻。有人领我们去一家客店，据说比从前外国人住过的任何一家都强。

路上我们横穿了一条大街，那街从皇城一直通到天坛和地坛。这条街极宽，从前一定很气派，如今一多半的宽度却被果摊、玩具摊和鱼摊占去。街心被车轮碾了好几百年，尽是坑洼泥沼，于是这条通衢里还能走的部分几乎缩成了零。北京所有的宽街都是这样。它们从来不修。污秽积得快得叫人不敢相信；街越宽就越脏，因为它能容得下的更多。

我们终于到了这家出类拔萃的客店；穿过拴着旅客骡马的院子，一直往里钻到不能再往里钻的地方，这才叫掌柜的。他装模作样，好像收留我们是桩天大的事，又极力劝我们到西城去，说那边住得舒服得多。这是想也不用想的；我们很快就在一间屋子里安顿下来——可是那样一间屋子！那样一家客店！那样一份伺候！到处那样一片肮脏！中国各色客店我住过不少，可是我所见过的最下等的路边小店，也比汗八里这座时髦城里这家阔客店强上一等。我们那间屋子在迷宫似的过道尽头，一看就知道是造来挡光挡风的。里面几乎没有家具。睡处我们总归对付得过去，旅行的人在这上头能将就得叫人吃惊；可是坐处就惨了，唯一可坐的是四条腿的小木凳，凳面不过五英寸宽。

这家店里弄不到吃的，于是我们入乡随俗，照北京的规矩上饭馆吃饭；街对面就有一家很好的。那是个爽快可喜的地方，屋子敞亮通风，座上还有舒服的坐褥，北京人常来。我们在这里总能吃上一顿好饭，也遇得着好交情。纯粹的本地菜我们咽不下去，可是这里羊肉和鱼总是很足（鱼养在店里，要用才捞），米也干净雪白；我们把自己的吃法略略指点了几句，那位厨娘便把我们的口味拿捏得分毫不差。我们自带刀叉，自带好酒佐餐；所以在北京我们可以说是吃得不错的。

我们在这家馆子里常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广州的、云南的、四川的、山西的，总之中国哪一处的都有，都是有正经事上京来的。多数是商人；我想那些成群涌到北京来的举子，大约自成一些小圈子。这些人的日子过得极快活。七点钟光景或者稍晚一点，早就约好的几拨人聚齐了，饭菜摆上，每一拨占一间屋子。他们吃得香，彼此作伴也真显得高兴。他们吃饭不赶，小碟小碗又多得没完，一顿饭能铺开好几个钟头。刚上手时很安静，可是酒一上头，就闹得很凶，满屋子都是欢声。他们的酒是热的，用小瓷杯喝，桌上放的不是酒壶，倒是一把茶吊子。我们常拿从这一桌走到那一桌、陪他们乐上几分钟来消遣。他们见了我们总是高兴，拉我们坐下同饮。我们也回敬他们；给其中哪一位敬上一杯酒，他会一脸庄重地慢慢品着，然后使劲拍拍自己的肚子，竖起右手大拇指，加重语气地叫一声「好！」，那意思是「妙极了」。

他们喝酒有一套很有章法的办法，旁人看着有趣，他们自己也乐在其中。饮多饮少由一种罚酒的游戏定，两个人一对。出令的人伸出一根或几根指头，同时说几句一定的话。对家得把话和手势都立刻对上，错了就罚一杯酒。起头他们划得平平静静，规规矩矩；可是一旦碰上个难缠的对手，一连五六次都对得上不出错，这场较量便热闹起来。两人渐渐从座位上站起身，隔着桌子往一处凑，脸越来越红，喊声越来越大，回敬得也越来越起劲，直到到了一个血肉之躯撑不了多久的高潮，然后像炸弹一样爆开，满座轰然发出一片不像人声的狂叫。输的人认命地啜着酒；赢的一般也陪着喝一杯，以示自己是个大度的对手。我们国内也有所谓「凭大拇指定规矩」的喝法，可是把它做成一门学问的，大概哪里也比不上中国。

到九点十点钟，门口便聚起一长串车子——那就是北京的出租马车——各拨人开始散场，各奔各的去处，或去戏园子，或去别的夜里的玩乐。他们一般是要玩个通宵的；中国这一等人，哪里都是晚睡的。我从没有遇见过比他们——我们在北京这几位酒友——更壮实、更爽朗、更热心肠的一伙人。

到北京后，我立刻去拜会我国驻京公使卜鲁斯爵士，好把护照的事办起来。我很运气，正赶上他从山里的别业回城住一天。他占的是一座山上的庙，离北京二十英里光景，作消夏之地再好没有：没有城里的腐臭气味，气温又低好几度——在寒暑表指着华氏九十度的时候，这可不是小事。北京拨给英国公使馆的那所房子，用东方的眼光看是很堂皇的。那本是一座「府」，即王公的府第，正房四周有很大一片园地，那些小些的房子尽够驻一整团兵。

我们发现文书要办妥得好几天，因为不但我要领护照，我那位同伴还得由法国公使馆给他办。既然能催的都催过了，也只好把心放宽。换一个季节，我在北京住上一个星期是很有意思的；可是在八月里，除了清早和傍晚，人出门既不舒服也不安全，而那两个时辰街上不是迷眼的尘土，就是黑泥浆，马蹄一路溅到后膝。不过我们还是尽量利用光阴；我又很运气，遇见了老朋友雒魏林大夫，他在北京住得够久，门路都熟，又肯费心领我去看城里几处要紧的名胜。在北京看景致还有一重难处，就是你想看的各处之间那种「堂皇的距离」。可是靠着趁早出门，我们总算看了这座古城里许多可观之物中的几样；因为在中国，凡真正值得一看的，无不带着古的印记。

我们头一处想看的是孔庙。皇帝每年在这里祭这位大圣人一次，既不用画像，也不用塑像。正龛里不过立着一块几英寸长的小木牌，上面写着几个字，我想是圣人的名号。两旁还有许多更小的木牌，代表阐发孔子之书的门徒和注家。庙里立着许多石碑，刻着历代赐予文士的荣衔；能在这里占一个位置，是中国读书人志向的顶点。院子里有几株松树，据说是蒙古一朝栽的，已有五百多年。不过这些树因为地方局促，长得矮小；论年纪，个头叫人失望。院子里点缀着各样石刻，是历朝历代皇帝所赐。本朝在这上头颇有些妒前朝之心，尤其妒明朝，把那一代许多好东西换成了自己的新物。不过孔庙里还是留着好几块蒙古朝的碑。行家一看形制就能断定这些石刻的年代；万一拿不准，上面的字多半还认得清，自会说明来历。庙的另一处有几块很奇的老石头，形如鼓，出自公元前八百年。这些石鼓保存得很仔细，可是岁月的铁齿已经把上面的字磨掉了大半。那些古怪的老字倒还认得出一些来。这座建筑本身以中国的眼光看是很堂皇的；而且说也奇怪，它收拾得井井有条，同中国的庙宇公所一般的样子成了奇特的对照。它的天花板极高，极壮丽；屋内四壁上端饰着描金彩绘的木匾，上面用凸起的金字写着历代皇帝的名号。新君一即位，便立刻把自己的名号添在这长长的一串后面。

博学的乾隆皇帝所建的那座殿，虽然是近世之物——他自一七三六年在位至一七九六年——却是一座极美的亭子：不很大，却做得极精，趣味也极正。亭顶覆着御用的黄瓦。四围是白大理石铺的游廊，栏杆也是白石的。离亭子不远立着一座牌楼，气魄雄伟而又秀雅。这亭子本是要人从牌楼后面几码远的地方隔着牌楼去看的，这样牌楼便成了主建筑的画框。这样造出的效果既别致又惊人，极见老乾隆的眼光——顺便说一句，近世凡为美化京城所做的事，似乎都是他做的。亭子立在一大片空场当中，场的两面席棚底下立着两排石碑，六七英尺高。碑上用清楚分明的字刻着全部中国经书，刻法可以直接拓印。实际上已经从这些碑上拓下许多部来，极为世人所宝重。

那座大喇嘛寺在城外，可是城内的喇嘛庙也很值得一看：无论看那一片房屋所用砖瓦之多，看它附带的那一大片地——其中还有一座林木很好的园子——还是看这座丛林内部的办法，都值得一看。两千名蒙古喇嘛在这里靠皇帝的恩赏过活。（原注：这个办法是满洲朝第一位皇帝创始的，后来历代大加推广。）别的喇嘛寺也同样得着朝廷优厚的供养。中国皇帝心里明白，他们对蒙古臣民的控制是很薄弱的：那些人散布在一片广漠的沙漠上，中国的兵进不去；便是进得去，论武力中国人也从来不是蒙古人的对手。蒙古独立，就眼前的结果说，对中国与其说是损失，不如说是便宜；可是那样一来，边上便立起一个尚武的民族，而这个民族自古就是中国的心腹之患。太平的岁月无疑大大消磨了蒙古人的武风，可是他们仍旧守着古来的习惯，从生到死过着清苦艰难的日子。他们极易被激起热情，头人一句话，他们就肯随着去死、去博荣名。只消打上几年仗，蒙古各部对中国这样一个不尚武的国家，就会像当年可怕的成吉思汗时代一样可畏。以中国眼下的衰弱，蒙古人一旦入犯是挡不住的，必像洪水一样席卷一切。中国政府对这种可能的变局看得很清楚，所以才这样用心笼络蒙古人。他们那四十八位王公（僧格林沁便是其中之一），名义上向中国称臣纳贡，其实是领着皇帝的俸禄；朝廷又千方百计地招蒙古喇嘛到北京的寺里来住。在这里他们过的是沙漠上不知道的安逸日子。他们的亲友来探望极方便，回去又把中国皇帝的好处传遍「草地」。喇嘛是从蒙古各处来的——我们同好几个从多伦诺尔和库伦来的谈过话，还有许多从南北各处来的，他们那些地方的名字不在我的地理词汇之内。这些大群的蒙古人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手掌之中，一面起着笼络的作用，一面又充作远方各部效忠的人质。蒙古人论心计不是中国人的对手，正如论武勇中国人不是他们的对手。有人以为中国政府扶持鼓励喇嘛教是有深意的：这个制度使蒙古族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守独身——因为喇嘛有男也有女——其用意是压住各部的人口。

不过这些心地单纯的蒙古人在北京过得安逸舒坦，无忧无虑，除了念经没有别的事。我有幸看见过他们在大殿里的一场法事。殿基高出地面约十英尺，四面都有很好的石阶。殿顶极高，四周敞着。喇嘛们从各自的房里不慌不忙地出来，穿着脏兮兮的红布衣裳，胳臂底下挟着一顶极大的黄帽子，那帽子有些像头盔，顶上还有一长排缨子，我看是骆驼毛做的。他们多半把帽子挟在腋下，很少戴在头上。约有两百来人在殿里聚齐，唱了半个钟头的经。那情景极其动人而庄严，因为那音乐是好的，其中一两个喇嘛的低音是我生平听过最好的。全体信众参与法事时那份显而易见的诚恳，那音乐深沉虔敬的意味，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攫住了我们。这同中国和尚对神圣之事那种可笑的亵玩，真是天差地远——他们最庄严的法事进行中，我就见过一个脏汉子从信众中间挤过去，若无其事地就着供桌上的蜡烛点他的烟袋。

佛教与罗马公教的礼拜形式之间的种种相似，已被著书的人说得太滥，我再提起似乎有些冒昧。可是古伯察先生解释这些相似的办法，我不能不叫人注意一下。相似之处在黄帽派喇嘛身上最为完备，这一派的来历古伯察说得很详。十三世纪，在与西藏接壤的安多地方，有一个神异受胎的孩子生下来就长着白胡子，一落地就说出关于人类命运的深奥言语。他名叫宗喀巴。这个神童后来做了苦行者，专心冥想祈祷。有一位从西方来的圣者去看他，他的圣德与学问叫宗喀巴大为惊服。这位来客的特征是鼻子很长。他把宗教的奥义教了宗喀巴几年之后就死了；宗喀巴却成了一位大改革家，开创了黄帽喇嘛这一新派。古伯察抓住这个传说不放，以为宗喀巴那位神秘的来客便是一位基督教传教士——那个时候正有许多传教士深入鞑靼。师父死得太早，弟子的功课没有受完，于是他没能到达基督教，只停在佛教改革家这一步上。

法事完了，我们同喇嘛们谈了一会儿；他们见了我们很高兴，待我们极有礼貌。他们都说汉话，许多人还写汉字，我们就用汉话同他们交谈。两个据说同源的民族，人种上的差别再没有比这些蒙古人同围着他们的中国人之间更明显的了。蒙古人的相貌一律不见聪明气，额头又低又窄，神情单纯坦率。他们的五官同中国人相差并不很大：颧骨高、眼睛小，还有邻邦的另外几样特征；可是他们的鼻子大体上不那么短平，脸也不那么圆。他们同中国人的分别究竟在哪里，不容易说明白；可是这分别又那样显著，我简直不信有谁会把蒙古人错当作中国人。蒙古人脸上写着毫无城府的老实。中国人从北到南都带着机巧狡狯的印记，才智上比蒙古人高得多。只要看一看这两个民族的相貌，就明白中国人怎样在交易里算计蒙古人，也就明白「中国人」这个名号因此在蒙古人口中怎样成了一切可憎之事的代称。当然也不该忘记，同蒙古人打交道的多半是中国人里最下等的那一类。他们大抵是到鞑靼人中间去碰运气的冒险者，因为在这些偏远地方不得不过的苦日子，实在不合中国人的脾胃。所以体面些的商人多半不会跑这样远；肯去的人，起初就在中国人的品行水平线以下，一旦脱开本国舆论的约束，便更容易变坏。看来还有一层也是实在的：两个民族相处，其中一个在才智上明显不如另一个，堕落便自然而然地从这种往来里生出来。做买卖的时候，中国人觉得欺哄老实的蒙古人太容易，那诱惑又太强，于是养成习惯，这习惯很快就成了鞑靼地方中国人性格的一部分。蒙古人这一边，则学会把人性的信义看得很低。他们知道自己被中国人坑害，却无力脱身；于是顺理成章地对整个中国人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恨来。

不过我们还没有看那尊镀金的大佛像；它立在另造的一所殿里。头一回我们没能进去，后来才如愿。那像高七十二英尺，塑得很好，比例也匀称。顺着一道道又窄又陡的楼梯，我们一层层上去，每一层看见像的一部分。上到顶层，我们走上一个平台，从那里把全城和四郊看得很清楚。

这座寺的大喇嘛是一位呼毕勒罕，也就是活佛；这样的活佛蒙古有好几位。他既是活佛，便是神圣之人，在蒙古人——无论喇嘛还是俗人——中间极有威望。我们有事要同这位佛的化身商量；可是一打听，才知道他已经往多伦诺尔的大喇嘛寺办圣事去了，那是北京西北几天路程的一座蒙古城。我们带着通州法王庙住持的一封信；那位住持虽不属喇嘛一派——据我所知那一派清一色是鞑靼人——却同这位大喇嘛很有交情。信里的意思是把我们托给大喇嘛照应，并请他另写一封信给张家口外长城不远处一座蒙古庙里的喇嘛，托他们替我们张罗横穿戈壁沙漠所用的骆驼。我们料到这件事会有些难处，很想多备几条门路。信是用蒙文写的，信封上的字却是满文，因为通州那位住持是位博学之士。这座庙里竟找不出一个认得满文信封的人，费了很大工夫才找到一个认得信上蒙文的。他们连本族的文字都不认得，这叫我们很诧异；一打听，才知道喇嘛并不把认蒙文当作必修的功课。他们一概学喇嘛文，自称「唐古特」文，其实必是藏文，因为他们的经书和祷文都用那种字写；住在北京的喇嘛为着自己方便，一般都学认几个汉字。信正在辨认的时候，有人把我们引见给寺里那位俗家的管事——他是大喇嘛的心腹，一应俗务的总管。那是个好汉子：脑筋硬朗，肤色黝黑，粗率干脆，身材魁梧。他以本族那种粗豪的款待接了我们，把我们让进屋去，让我们坐在那位不在家的活佛所用的炕上。他生来脑筋慢，他那位书记辨认信件也一样慢而拿不准，于是这老儿问了又问，反复盘诘，而且一律扯着嗓子喊，像是在对桅顶上的人说话，渐渐叫人有些吃不消。他把信的内容弄明白以后，便同内茨利攀谈起来。内茨利从前到过蒙古，而且正到过我们要凭信去投的拜因托罗海那座庙，便很机灵地把话头引到那上面，很快就叫我们这位蒙古朋友看出：他对那地方的情形、对那里住持喇嘛的相貌都一清二楚——那位住持最突出的特点似乎是胖得出奇。我们这位朋友一确信内茨利真做过那位胖喇嘛的客人，便把我们引为更近的知己，吩咐人写那封信，同时还打发一个小子拿了钱上街去。信写完了，我们起身要走，这老儿一心要尽地主之谊，连声不依，一把夺过我们的帽子，硬把我们推回大喇嘛的座位上去。为了绊住我们，他先摆出果子来；我们一直不明白这是唱哪一出，直到一大盆早饭端了进来。那早饭是大约二十磅白煮羊肉，不带面包、米饭、土豆，也没有任何菜蔬。佐餐的只有一碗盐、酱油、醋和糖调成的汁。吃是非吃不可的，没有法子；我们老老实实地尽自己所能去对付这顿难吃的饭，虽然家里——就是我们那家饭馆里——还有一顿好早饭等着；我们这位主人始终像监工一样站在旁边，督着我们干活。到了怎么劝也吃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这位粗豪的朋友一脸惋惜之色，用手拈起一大块羊肉丢进嘴里，做给我们看蒙古人是怎样吃羊肉的。随后他转向挤了一屋子的年轻人，把一块块羊肉扔给他们，他们也照样像饿鹰一样一口吞下。我们在喇嘛庙里受的这番招待，使我们对蒙古人的好客与习俗有了个大概的印象，而对前一项印象很好。这一上午最不愉快的一段，是顶着大太阳在北京肮脏的街上骑了那么远的路。

城墙上那座旧观象台是很有意思的，它既是中国皇帝早年爱好天文的纪念，也是耶稣会士巧思的纪念。它最初是明朝所建，那时耶稣会士还没有到中国，至少还没有得势；后来在耶稣会士主持下大加扩充改良。那里甚至有一件旧仪器被撇在草里，无人理会——若是我没有记错，那是一具浑天仪，出自蒙古一朝，已有六百年。那时候中国人或蒙古人在天象的知识上大概是走在欧洲各国前面的。南怀仁主持铸造的那具大天球仪，是一件极精的铜铸；虽然台上最好的一件是从巴黎送来的仪器，我看着最有意思的却是南怀仁神父的天球仪——它是一个聪明人在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中所能做到什么的样本。自耶稣会士失势以来，这座观象台似乎很少有人过问、很少派用场，那几位有才之士的传授也几乎失传了。

天坛——有人叫它祭天之坛——在城南墙附近。我们从住处到那里要走好几英里，一直向南，从内外城之间的正门沿大街走。那街又宽又直，却很脏，两旁堵满各色不值钱的摊子；孩子和老婆子不住口的吆喝把它闹得很热闹。「苹果！好苹果，贱卖——没钱的可没有！」这叫我们想起「傻子西门」那个可怜的故事。变戏法的也在街上献艺，招来不少看客，看他们吞下大石头再吐出来，看他们的气力和别的神通。可是这可怜的变戏法的似乎挣不了几个钱：他吞下了多得叫人受不了的石头，把大砖头抛起来任它在自己头上磕碎，磕得头顶都秃了，又把一圈体面的看客逗了二十分钟，末了低声下气地讨「钱」，人家才往场子里扔下可怜巴巴的一点——那神气就像扔给狗一块骨头。我不由得替他惋惜，但愿他这身本事有个更有用的去处。另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块漆白的板，板上薄薄地涂着半干的墨；他一面同人群说笑，一面用拇指和手指头抹出鱼、鸟之类来，每一片鳍、每一枚鳞、每一根羽毛都活灵活现，是中国最工细的画里也见不到的。这些走江湖的艺人所显的本事，确凿地证明中国人是有照着实物写生的能耐的。那么他们何以不写生呢？这个问题问起来容易，答起来难。可是我们本该是在往天坛去的路上。顺着这条大街走了两英里光景，房屋忽然断了。没有街了，眼前是一大片开阔的地方，地势很低，道路则筑成一条高堤接下去，同我们刚才走的街一样高。这片地方本来是校场。如今成了一片泥塘，纵横被无数车辙切得稀烂，看着极不顺眼。不过天坛已经在望：外墙从我们左边并排的一点一直伸到城南门，那门隔着这片名不副实的校场远远地隐约可见。中央那座大殿蓝顶金顶尖，在下午的太阳里光彩夺目，直插空中，是全北京最显眼的东西。方才说的那道外墙圈着一平方英里的地。同天坛相对、在我们右手的，是地坛，照相沿的规矩，中国皇帝每年立春到那里去犁第一道沟，以开吉祥的春令。如今执掌可汗权柄的那个小孩子，年纪想必太小，扶不动犁；我想他是派人代犁的——倘若他还没有堕落到索性不犁的地步。

进了天坛的外门，我们被引进一座大园子，里面树成林荫道，布置得很美，还有整齐的好铺路。可是整个地方长满了没膝的野草，那些铺得齐整的路几乎全被草埋掉了。再往前走，见有好些颇为讲究的房屋，是给执事的人住的。不过这班人我们一个也没见着；外门由一个脏兮兮的苦力把着，开门要收钱。那座大殿立在一条高高的甬道尽头，甬道足有一英里长，几处有石阶通上去。甬道用方石铺得极好，石块齐整合缝，接缝可以沿着整条甬道看成一道道笔直的平行线，只有草从缝里疯长出来挡住视线的地方例外。坛就在那座大殿里；殿是圆的，三层，每层都有宽宽的出檐，一律覆着鲜亮的蓝琉璃瓦。殿顶也是同样的材料，是一个颇为陡峭的圆锥，顶上安着一个大金球。整个效果明丽悦目。从甬道上去，要登白大理石的台阶；殿的四周还有一圈同样材料的游廊。甬道上离坛有一段距离处，立着几座厚重的大牌楼，中间有门；牌楼之外很远的地方，另有一座殿，形制同正殿一样，却小得多，只有一层；皇帝每年到这里来一次，敬拜真神——或者照有些人的说法，敬拜龙。无论如何，这总是中国人所知的最纯粹的一种敬拜了。皇帝在这座小殿里就位的时候，牌楼的门一齐大开，他从门里可以远远望见天坛——或者你愿意叫它龙座也随你。那种场合是要献祭的：另有一所大屋或殿专供宰牲，近旁还立着一座绿砖的圆塔，祭余就埋在那里。这座壮丽的建筑通盘的构想极其高华，便是世上最先进的国家也当引以为荣。可惜如今它似乎全然无人过问。那些花了那许多心力、人工和银钱铺成的路面，正迅速被草埋掉。林荫道荒得像野地，连那美丽的蓝瓦顶上也在生草——这草若不很快把瓦毁掉，至少也要把那匀称的形状拱歪。眼看先人以宏大开明的心胸费尽苦心造起来的东西，如今这个退化的民族竟舍不得雇上五六个苦力去照管，真叫人凄然。中国的当政者昏聩到什么地步，不必再找别的凭据了：在他们自家的京城里，他们竟听任祖宗那样一座奋发有为的纪念物荒废倾颓，只为不肯稍加照看。既然这个国家的身子从心上就烂了，我不明白还能指望远省有什么好政治。

我在北京的机缘不容我多看那些大名胜，不过戏园子还没有说。那些地方自然是要捧一捧场的；何况它们对时间不尽由自己支配的人极其方便。我们的时间诚然是自己的，却已经许给了别的用处，只能这儿那儿偷个把钟头去消受这份享受。戏园子整日开着，说不定整夜也开着。戏一出接一出地演，中间不歇。戏子爱演的——照理推想也就是看客爱看的——是古装的历史英雄戏，用一种难听的假嗓子拖着唱，配上没精打采的比划，连主要的男角也如此，在欧洲人的耳目里单调得难受。这些戏沉闷迟缓，可是很有地方施展那些奇形怪状的行头，上面满绣着火龙和狰狞的形象，正中中国人的眼缘。北京的戏园子无论扮相还是做工，都确乎胜过我在中国别处所见的一切；我们看过几出滑稽戏演得那样出色，我们几乎一句听不懂，却能把情节从头跟到尾。戏园子总是满座；看客对演出的兴致似乎比华南要高，这无疑是因为台上说的是北京话，外省的看客听起来不大明白。我们一进戏园子，管事的总是客客气气地招呼，把我们让到楼上最好的座位去；在那里我们遇见各地来的人，连阔气的广东人也有，一色白细布的衣裳，轻薄飘逸，像是游丝织成的。立刻就有半裸着身子的小贩围上来，卖果子、糕饼、蜜饯，连热茶也有。在那样热的地方，茶是很解乏的；可是邻座的人非要给我们小包子和别的中国点心，那些东西的成分我们连猜都猜不出。推辞是没有用的——推辞被看作假客气。我们只能瞅个空儿悄悄把这些可疑的吃食塞进口袋，出门遇见头一个脏小子就给他。中国人自己则一直不停地嗑着花生、瓜子一类的零碎。

中国是没有女人登台的，除非在极特别的情形下。旦角由男人扮；亏得他们生来一副女相，扮起女人来很像，加上练就的那副尖嗓子，就更能糊弄过去。戏子在中国是很不受人看重的，工钱一般也极薄。有一位最好的戏子——他的唱、也就是他的尖嗓子，也很受推重——就住在我们那家客店里；据他自己说，他平均每天挣半块银元。

我们的住处在外城，离欧洲侨民住的地方很远——他们都住在内城，而两城之间的门一到日落就关。所以我们同各自的同胞见面比本来可能的要少。北京的外国侨民本来不多；京城里既禁止对外通商，人数也不见得会大增。这里有俄国、英国、法国、美国的公使馆，如今大概还有普鲁士的，都在宽敞的官署里住得很好。俄国的一处最小，因为它最老。当年设馆的时候，能有个地方就很不错，哪里还顾得上争大小。洋海关的总管住在北京，手下有几名见习翻译，正在受训以备海关任用。还有两位新教传教士住在北京；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雒魏林大夫，他在伦敦会主持下办了一所医务布道所，办法同他多年在上海成功主持的那一所一样。医务布道作为把基督教间接传入中国的手段，过去成效如何姑且不论，可是在一切方法之中，它最宜于达到创办的本意，这是几乎没有疑问的。中国人极其不信教——我是就他们名义上的信仰佛教而言。他们一心一意顾着俗务，匀不出心思去想更高的事。别的异教民族身上那种狂热，他们一点也没有。他们的庙宇和僧道人人轻视、人人不理。大多数人所行的、勉强称得上宗教仪节的，只是一种很低级的迷信；而且照例只要银钱一挡在中间，这点迷信就轻飘飘地不算什么了。说他们没有宗教的官能、「沉溺于物质利益」，并不算冤枉。因此，向对任何道理都不在意的人去谆谆讲说异邦的道理，在他们听来就是愚拙。当然我只是从世俗的眼光说话，并没有忘记在全能者那里最不可能的事也是容易的；何况中国人是能读书的、大体上也不是不会思想的民族，圣经在他们中间传布，将来会生出怎样的结果，谁要敢去划个界限，那可真是个大胆的人。不过医务传教把基督教以它最可亲的面目呈现出来，就是同一种高尚的仁爱连在一处，正合我们这教的创始者的榜样——他施教时总伴着医病。而且单就仁爱而论，大概再没有哪一种比解除人的痛苦更能从最不可能的对象身上引出感激来。中国人多半最容易由这条路走进心里去。我在中国偏僻地方游荡的时候，常有穷人来求我医治，他们听说过外国大夫的名声，既称其医术，也称其仁心。中国人的性情固然是最不能指望感恩的，可是我仍旧要说：若有什么能叫他们感到受了人的恩，那就是替他们医治身上的病痛；而在医务布道这件事上，他们无法不把这番救助同促成它的那个宗教联在一起。不过我恐怕自己扯到太深的水里去了。

我们领护照并没有遇到什么难处，虽然有人向卜鲁斯爵士表示：去蒙古的护照，照条约严格说来并不是可以索取的，因此中国官府随时可以拒发这样一件文书而不算违背条约的任何一款；理由是蒙古虽向中国称臣纳贡，按条约上这个字的解释却不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这自然是瞎话；不过只要他们照发护照，也就罢了。等他们哪天不发，再来辩这个理不迟。他们对外国人在蒙古乱走的确有几分猜忌：自己对那地方的把握本来就不牢靠，而俄国人近年在别处、就是在满洲，侵蚀得又那样惊人，中国政府如今——即便从前不曾——已经感到自身的衰朽，不知往哪里转身才能保得住不受欺凌。像他们一贯的样子，他们看不清自己最大的利益所在，偏偏做了最错的事。有人向他们提过两个从欧洲经蒙古架设电报的方案，都出自英国方面：两个都被驳回了，只因为他们笼统而无知地害怕外国人在蒙古设站。其实只要他们眼睛一亮，就该看出：在他们那一片疆土上，他们要怕的侵夺并不来自英国或法国，而只来自俄国。倘若英国或法国的人民奉中国政府之许，无论为着什么事在蒙古草原上落了脚，那就是防俄国侵夺的最好的保障。照眼下这个局面，场上只剩俄国人一家。等到他们真想在蒙古设电报站的时候，是不会被拒绝的；再过不了多少年，蒙古的一大块便要归俄国了。俄国人自有他们那套同我们的外交办法全然两样的、讨中国人喜欢的手段，要什么便得什么。我们花几百万派军队去同中国人打仗，打的又是些对他们自己的利害同对我们一样重、甚至更重的问题；打胜了再以征服者的身份，用要求之温和叫中国人吃惊。俄国人却用最和睦不过的方式一步步把边界往前推，一刀切走中国一千英里的海岸，同时始终保持着中国友好盟邦的地位——正好衬出那些成天咋呼打仗、全不讲礼数的英国蛮子。说到底，这样也许倒好。我们作为一个商业民族，利益在于开发世界的富源。在那些荒寒的北方，俄国人干这件事一定比中国人干得好；何况一边是沙漠，一边是荒野，再糟也糟不到哪里去。可是中国人总不能指望他们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然而他们又这样执迷，偏要把蛇揣在怀里养着，把那些本可以制住蛇的人拒之门外。俄国政府对把广大的荒漠并入自己版图有一种奇特的癖好。但愿他们从中大有所获；不过倘若把这份心力和银钱拿出一半来改良他们已有的那片辽阔疆土，俄罗斯帝国对全欧洲就强得不可抵挡了。不过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在北京要办的最后一件事，是同那家「旅馆」和饭馆结账；两处都贵得不像话。我们向店主讨账单，他答道：「哦！您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既然如此，」我们说，「我们愿意一文不给。」「好啊，悉听尊便。」我们这位主人带着再高傲不过的冷淡答道。他这份从容简直把我们逼疯了，我们递过去的钱，约有别处住得更好所应付的六倍。那家伙却一脸轻蔑地嗤之以鼻，几乎把英国狮子惹恼。那家饭馆要价也一样没天良，不过在那里我们的钱好歹吃到了实在的东西，倒还不怎么计较；可是为了一个连绅士都不肯拿来养猎犬的睡觉角落而被人敲竹杠，实在叫人心里不痛快。北京的东西何以这样贵，我想不明白；我也不信对内行的人也这样贵。有一样东西是便宜的，那就是冰；我们在京城逗留期间所见最爽心的景象，就是一车一车大方块的这种宝贝在街上拉来拉去。我们又多么替留在上海的朋友们难过——他们正在一年里最难熬的时节，没有这份奢侈、也该说这份必需之物，在那样的气候里熬着。北京的冰是全不经心的。收来了就倒进大窖里，爱化多少化多少。万一有不够用的可能，那也不过是冬天多往堆上倒几千吨的事。

北京的本地钱票是极便当的东西。票面自一千文（约合一块银元）起，往上都有，城里通行无阻。有了它，本地人就不必再拖着一长串一长串的铜钱走路——铜钱是中国唯一的铸币，五十磅重的铜钱约值六十先令。不过这些钱票出了城墙就不通行，这就有一重不便：你手里若有这种钱的余额，临走以前总得设法买点什么花掉。要把它们换成铜钱或纹银也不是不行，只是要费工夫，说不定还要生麻烦。

四从北京到张家口

八月十四日，北京的事都办停当了，我们动身去通州——先前我们把张家口一路的脚力托给那里的和尚去办。等着我们的却是失望：什么也没办。我们很生气，同那位住持大吵了一场，可是他嘴里问不出一句有头有尾的话来。这就为难了。是该等到明天，自己在通州雇脚力——而这个秃头多半正在算计我们；还是该天一亮就带上全部行李回北京，指望在那里张罗？可是即便走这一步，没有和尚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也是束手无策。于是我们决意先把这位和尚哄转过来。正在这个当口，内茨利先生——他熟悉这条路的门道，好心自愿送我们到此——用俄语同和尚说起话来。效果立竿见影，十分显著：和尚变了脸色，把心里话都掏了出来，说明没能雇到骡子的真正缘故，并且出主意说，我们不如雇车，第二天把行李运回北京。他自己陪我们去，帮我们在北京谈妥脚力。这样定了，我们心里一松，安安稳稳地吃了那顿简单的晚饭。

我得解释一下俄语何以有这样神奇的效力。前面已经说过，这座法王庙一向被俄国人用作货栈。俄国人同僧人之间养成了亲密的关系，彼此信任、彼此友好。好几位僧人在同俄国人的频繁往来中学会了俄国话。除了俄国人，这些僧人不认得别的外国人。凭我们自身的分量，在他们那里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我们同俄国人之间的一条联络线索一显出来，我们便被看作有特权的一类人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连人带行李又上了回北京的路。我们都骑着牲口；内茨利骑的是骡子，那骡子本来还算老实听话，可是一根麦草碰着了它的尾巴，它就蹦了起来，又踢又跳，一脚陷进车辙，把内茨利从头上掀了出去，随后又「体贴」地补了他一蹄子。备忘一条：能不骑骡子就别骑，那是些又粗野又不听使唤的畜生。

我们在北京的前任房东见我们回来，谄媚地招呼着；饭馆里的老朋友也一样欢喜，因为他们新学会的煎羊排本事又派上用场了。

我们那位方外的朋友不久就来了，手里拿着一把老式的大蓝布伞。我们立刻同他去一家雇骡子和骡轿的铺子；寒暄过、茶喝过，我们说要骡子，人家张口就说没有。这我们知道是假话，因为我们亲眼看见过。我们又跑了好几家，回答都一样。这可真「大有指望」；那一天看来除了上戏园子没有别的事可做了。我们在戏园子里看了几出好戏，看客们也看得津津有味，我们的烦恼就这样暂且淹了下去。再一招是就现有的材料，尽我们的巧思点一桌尽可能好的饭。一顿好饭是极好的安慰剂，哲学家们大概把它看得太轻了。

第二天，八月十六日，我们那位和尚为我们的事操劳过度，来报说病了。他有些发烧，我们给他服了金鸡纳霜。

我们这根顶梁柱一倒，很不妙：有他帮忙尚且办不成，没有他又怎么办得成呢？那几家骡行早上仍旧一口咬定雇不到骡子；到了中午却打发人来说，要多少有多少，只是价钱略贵一点。我们于是雇了八头驮骡，每头四两（原注：一两约合六先令六便士。），又雇了三乘骡轿，每乘八两，把我们和我们的东西送到张家口去，路程约四百里，合四天的脚程。这些刁钻的行家何以那样死咬着说没有骡子，实在猜不透。头一天他们连价钱都不肯听。他们本打算要一个敲竹杠的价，我们也本打算照给；可是他们偏要同我们耍一阵子，好把我们的心火吊到火候上。等到把我们逼得绝望了，他们便以为我们的心境正合适，无论他们的要求多么离谱都会答应。眼下总算圆满谈妥，骡子第二天一早送来。脚价一共六十两，签约时付三分之一，装货时付三分之一，到张家口时付清余款。

我那位马夫这时候忙活起来了。在此以前，他除了逮着机会就拿他前任主人的荒唐故事来消遣我，问我他究竟算不算个「好人」，并没有做多少事。我每回都答说不算；他却自我宽慰地说，等到了张家口，我自会看出来，还他一个公道。眼下既然要动身，我们想起路上要图舒服，还缺好些零碎；而跑腿采买，谁还比「马夫」更合适呢？他那双鹰眼立刻看出这里头大有施展的余地——中国人最受用的事莫过于经手过钱。「马夫」很卖力地干起来，起初对各方面都办得很叫人满意：要什么买什么，回来报一回价；直到他给我拿来一只粗布口袋，报价两块银元。我说：「不行，这个价我不要。拿回铺子里去。」过了一会儿，他又拿着那口袋出现了，改口要一块半。我不要，又打发他回铺子去。又过了一阵，他还是拿着那只倒霉口袋来交涉，说退不掉了，可是把价钱降到一块。我问他既然花两块买来，怎么能一块卖出去。「不打紧，您就拿着罢。」我看出他是被这口袋「套住」了，若脱不了手，为着补这个亏空，他少不得要从我这里偷点什么。于是我收下了——不过先逼他招认这口袋他只花了一块钱。这下轮到我问他，他自夸的那份「好」到哪里去了，居然想骗我一块钱。他只是嘻嘻一笑，说这一回他是「有一点点」坏。他不过是个没出师的滑头。一个精明的中国人——也就是一个中等寻常的中国人——办这样一件事，手法之灵巧会叫人无从起疑，除了人人心里那点「中国人都是无赖」的笼统感觉以外。可是小小的揩油，中国人是当作自己名正言顺的进项的。受人之托的时候，他们把从中尽量替自己刮一点看作神圣的本分。这一层贯穿着整个民族、社会的每一等，从帝国最高的大员一直到最下贱的乞丐。

这些话若被当作对整个中国民族笼统的不诚实的指控，我得再说明白些。揩油的办法在中国被公认为一项正当的进项来源；只要不出习惯所随意划定的某个限度，人们并不认为它同诚实相抵触。政府对此的纵容到了骇人的地步：给负责任的官员的薪俸不过徒有其名，发财之道听凭他们自己想办法。可是即便如此，中国人辜负所托却是极少见的事；最好的证明是，人们凭着极单薄的保证就把大笔银钱交给他们。在体面的商人中间，他们的一句话就等于一张契。买卖一经讲定，便毫不含糊地守约。他们的滑头都用在事先的讲价上。他们的「骗」是照着几条大家心照不宣的大原则来的。可是论实际的诚信，中国人尽可以叫许多自以为高出他们许多的人肃然起敬。当年我们同广州的总督交战，欧洲商馆被焚，外国人被迫弃城而去，把大量财产留在中国商人手里。赖账这个念头从没有进过这些中国人的脑子。恰恰相反，广州河封锁期间，他们还设法赶到香港来，为的是同外国人结清账目。中国的好人坏人，同别的国家大致是一样的比例。老约翰·贝尔论中国人说：「他们诚实，交易中极守信义与公道。不过也得承认，他们中间颇有不少人惯于使诈，而且深谙欺骗之术。说实在的，他们也遇见过许多在这门本事上同他们一样高明的欧洲人。」这真是一段很公允的中国人性格的总评。

第二天一清早，骡子和轿子来了；我们装载安排，忙了三个钟头。这里头很要一番调度，因为驮子不是捆在骡背上的，而是搭着求个平衡，所以两边分量必须大致相等。

不知怎么我们成了九头骡子，而不是八头。我们的行李不到三千磅。这样每头骡子驮不满：照说每头可驮三百斤，合四百磅。我们这一队平均每头驮三百二十五磅。

华北用的骡轿，是一顶大轿子纵着悬在两头骡子背上。结实的皮带把两根轿杆的端头连起来，搁在前后两头骡子的鞍上。鞍顶上装一根铁销，穿过皮带上的孔，把它卡住。轿杆自然要相当长，才够从这头骡子接到那头骡子，又要留出足够的余地让牲口走路。因此这件家什是很有些弹性的。它晃动起来一点也不难受；同大车一比，简直是享福。轿里几乎没有伸直身子躺下的地方，别的方面却很宽绰，底下还能放下不少行李。

八月十七日十点钟光景，我们这一队人慢慢走出客店的院子——离开它我们毫不惋惜——又慢慢地在北京尘土飞扬的挤街里摸索着往北门走，我们是要从那里出城的。我骑着马，打算太阳太毒了就钻进轿里去；出城不远到了沙地上，太阳果然太毒了。骡子走得那样慢，实在叫人泄气；可是关于旅途上的耐性，我要学的还多着呢。

我们第一处歇脚是沙河，一个离北京六十里、合二十英里的村子。我们在这里做饭吃，又喂了牲口。沙河有两座很好的古石桥，可是桥下的河如今不过是一条沟。等我们重新上路，已经快到傍晚；没走几英里天就黑了。这一带谷物种得很好，主要的庄稼是高粱，长到十到十五英尺高。这儿那儿有几条种棉花的地。棉花在这一带看上去是很娇弱的作物。到南口的最后五英里路又坏又多石头；我们经过时天已黑透，牲口站都站不稳。夜里十一点光景我们到了南口的客店，一进院子就闹得人仰马翻。院里早堆满了各色旅客的行装，我们找了好半天才腾出一块空地来卸骡子。最昏暗的灯笼那一闪一闪的微光只把黑暗照得更见分明，却帮不了我们躲开满院子乱走的马、骡、驴的后蹄。在一片人声鼎沸之中，同宿的旅客一个接一个从噩梦里惊醒，毫无来由地乱叫；我们只好退回自己的宿处，草草吃了点东西躺下歇息，但愿明早一切东西都还在原处。

南口村在同名的山口口上。骡轿只为这个山口才用得着，因为有轮子的车断断过不去。俄国人有一部自北京至恰克图的路程简记，说这条路全程可通车辆。这条路上有好几个极难走的石头山口，可是南口这一处，我敢断定车辆是走不通的。

八月十八日一清早，我们进了峡口。那真是一条可怕的路，尽是大块的岩石。这个山口长约十三英里，大半路程里，两旁陡峭的山壁一成不变，什么也不能打破这份单调。口内可以看见几座古堡的遗址，可见从前人对这里何等看重。它确实是形胜的锁钥，是入侵者逼近北京的最后一步。可是天险如此，倘若有谁大胆到想硬闯这十三英里的峡道，一小撮人就能挡住一支大军。这一带防务上所费的苦心，可见蒙古人和别的外族在中国统治者心里激起了怎样的恐怖。

我们的骡子驮着重载奋力挣扎，一步一滑一绊，居然把我们平安送出了山口，一点意外也没有，只是蹄子磨损得厉害。它们甚至几乎保持着每小时三英里的全速。山口的北出口上横着内长城的一条支脉。那墙已经失修，门洞上的拱券却还好；谁要想不走这道门而进出山口，可真要犯难。

出了山口不远有一座叫岔道的小城，我们在那里一家很好的客店打尖。这一带的客店差不多都是伊斯兰教徒开的，中国话叫「回回」。他们借着先知的宗教沾上的那一点外来的教化，已足以使他们比同胞更明白、更有闯劲。他们的教规多半守得不很严，不过也足以使这些回教徒抱成一团，自立社群、自结团体。岔道的店主向我讨酒喝，我便就先知所训诫的戒酒之责教训了他一番。他承认是有这条，却说他们这一带并不那么拘泥。回教徒在天津、北京以及华北华西多数大城里都有清真寺。他们行教显然无人干涉，一切社会权利也都享有。中国政府对一切宗教见解其实是很宽容的；而中国人这个民族对宗教之事又漠不关心到了极点，是世上最不可能把自己鼓动到狂热迫害的人。他们个个忙得没工夫管这些。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传布诚然显出过猜忌，可是叫他们害怕的只是它在政治上的倾向。耶稣会士当年得势时那些野心勃勃的图谋，他们记得很牢（原注：耶稣会士张诚神父是一六八九年同俄国订立《尼布楚条约》的中国全权代表。）；而传信部又不断给他们惹是生非。有人在这东方自命为宗教的卫士，动不动就为某个法国或意大利教士在某个无人听说过的地方被害而提出要求——那教士本来就没有权利到那地方去，去了便该自担风险。他们从每一个入教的本国人身上，都看见同某个强国开战的可能由头；于是很自然地用一切间接的法子去遏制这种危险道理的传播。政治同宗教这样不幸地搅在一起，对基督教在中国的真正推进是致命的一击。而太平军滥用基督教的词语，也决不能使中国当局对西方的信仰生出好感来。日本是另一个政府——我不妨说连百姓也一样——对宗教全不在意的国家；可是在那里，基督教遭到的禁绝之严厉，是世界史上无出其右的。而凡读过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那个国家那段故事的人，谁又能责备日本政府专断用权呢？

古伯察叹息中国的基督徒地位比回教徒低，把这归咎于他们不敢自我张扬。一个基督徒惹上麻烦，他的弟兄们便躲起来。古伯察是要把他们赶到另一个极端去的。他主张结成强有力的团体，好叫基督徒能「震慑」官府——仿佛两者之间必定要对立似的。由此推出的结论，要么是基督徒身为基督徒而一贯受迫害，要么是他们惯于做出危害社会的事。中国的官民对秘密会社、对任何政治性的结社都极其厌恶。可是古伯察的教徒们倘若肯安分守己地像寻常良民一样生活，既不畏缩，也不招摇，多半就能消去猜疑，免于骚扰。尤其是，古伯察和他那些教士弟兄倘若能脱去那副身份——不顾国法潜入中国、所为何事政府又弄不明白因而断定是不怀好意的密探——他们大概能使自己的门徒少受些烦扰，或者照他们爱用的说法，少受些「迫害」。

在岔道的客店里，以及北京以北所有的客店里，我们都看见厨房正中有一口煮羊肉的大锅。这锅从早到晚滚着；那汤单喝也并不难吃，随时可以当作汤底，供过路人随意做各样吃食。有一个小伙子整天在那里揉面做饼，做得又快又巧。饼撕成块扔进滚锅里，煮到火候，连汤舀出一份来，便是饿汉的一道好菜。这位——照古伯察多半会用的说法——「掌锅的司务」，舀东西的本事已极其老到。他有各式各样的勺子，都是疏密不等的漏勺，要清汤给你清汤，要捞锅里乱滚的哪一块也能利落地捞上来。

这里羊肉又贱又多，是主要的吃食。羊在许多别无他用的山坡上放牧；而不断从蒙古赶往北京供应京城的羊群，正是从这条路上过，所以想必买得便宜。

如今我们进了一片约十英里宽的平地，两边是东西走向的峻拔山脉。我们斜着穿过这片平地，朝北面那道山脉去。这片平地想必高出海面一千英尺以上。空气比北京一带清新，土地的肥瘠也显出很分明的不同。高粱和别的庄稼都长得矮小，土又干又多石。山上光秃秃的，平地上倒零星有些树。

在怀来县这座相当大的城里，我们歇了一夜。城外有一座很大的石桥，一看就同沙河那两座是同一时代的东西。五个哥特式的桥券还立着，另有一个孤零零地隔着二百英尺左右，中间那一段桥无疑是毁掉了。河里如今没有水，河床却还看得很清楚，旧堤也还在，相隔约五六百码。旧河床如今耕种得很好。

关于这座桥和这条河，我在贝尔的游记里找到下面一段。他确实没有说出城名，可是把他在长城与北京之间一站一站的行程排下来，可见所指的正是怀来这一站。他说：「第二天将近中午，我们到了一座又大又繁盛、建造得很好的城，街道宽阔，笔直如线。近处有一条很好的河，看去可以行船，河上横着一座壮丽的石桥，有好几个券洞，桥面铺着大方石。」

贝尔还屡次提到一七一九年七月一场大地震，把这一带毁坏得很厉害。许多城镇村落被毁去一半，有些全成了废墟，「无数的人」被吞没。贝尔说：「我得承认，到处看见那样一堆堆瓦砾，实在是凄惨的景象。」这一带既然地震频仍，那座好桥多半也是毁于地震。可是一七二〇年还在、还能行船的那条好河到哪里去了呢？它也被地震掀翻了么？那条河大概就是妫河，如今却另走一路了；北京或天津诸位勘察过这一带的先生，无疑能把这个有趣的问题弄明白。

十九日我们起得早，稳稳地朝北面那道山走。走近了便略略向左，沿着山脚绕行。这里路上来往颇多，货物一概驮在骡背驴背上。运往北京的煤很显眼，北京用煤是相当多的。

大群大群的羊不断朝北京方向走，我们也遇见不少同去一路的马群。晌午歇在沙城，那是一座有城墙的城。

这一带到处是古堡的遗址；一列方台断断续续，大致顺着道路的方向延伸。这些堡垒若会说话，能讲出蒙古灭中国前后多少场恶战来。

这一带是成吉思汗力争之地；一二一二年和一二一三年，宣化府城以及附近别的地方几次易手。怀来附近打过「一场血战」，成吉思在那里打败了金——那是当时统治契丹即中国北部的一个满洲人的王朝。南口的关隘和那里的堡垒，是被成吉思的大将哲别攻下的。

有个故事不知出自何处：古时候消息是靠这些台上点烽火传递的，有一位皇帝被他一位妃子哄着点起了警火，把四面八方的将帅召来。号令一下，信号传遍了中国全境。众官员齐集京师准备御敌，却发现自己不过被人拿来做取悦一个女人的玩物，于是含怒回了各省。过了些时候，鞑靼人果真来了；警火又点起来，这一回却没有人应皇帝的召唤。

到了鸡鸣驿这座有城墙的城，我们这一天的路程已经走足，可是歇脚还嫌早，便又赶到一个叫山水铺的小村子。在鸡鸣驿我们遇上洋河——一条像是消失在沙里的小河。折而向北，我们顺着洋河走，进了另一个峡口。峡口进口处一带的景致是一种慰藉：那里谷口开阔，好些山谷伸进山里去，安适的村落偎在幽静的角落里，比起一边那片沉闷单调的平原、另一边那些荒野的石壁来，叫人耳目一新。那是个富于诗意的小地方，满目青翠，北风又完全吹不着。所以它素来是出家人爱去的所在；中国的僧道虽然一般都迟钝，可是替自己的庙宇丛林挑地方，眼光却处处极好。

贝尔记下了这地方一则很美的传说；照他说，这是中国人的想象爱拿来滋养自己的那许多荒诞故事的一个好样本：「此地附近有一块陡峭的岩石，立在平地上，四面都上不去，只有西面在岩上凿出一条窄窄的盘道，通到顶上一座异教的庙和一所尼庵。这些建筑从平地上望去很是好看；据传说，它们是一位小姐亲手在一夜之间从地基造起来的，缘由如下。这位小姐生得极美，德行又好，家又富，求婚的有许多有权势的王公。她对他们说，她打算亲手在一夜之间在这岩顶上造一座庙、一所庵，规模若干；谁肯在同样的工夫里在附近一条河上造一座石桥，她就答应嫁他。众求婚者听了这道难题，都各自回国去了，只有一位外乡人应承下这个苛刻的条件。情人与小姐同时动工；天还没亮，小姐那一份就完了；可是太阳一出来，她从岩顶上看见她的情人连桥的一半还没造好，只把桥券的墩子立起来。他既然没能完成自己那一份，也只好回本国去了；那位小姐——可怜的小姐！——便在自己的庵里过完了余生。」

洋河几星期前发过水。这时水已退了，可是从山里下来仍旧吼得像瀑布。它穿峡而过，五英里内落差不下二百英尺。我们顺着它穿行山中，有时紧挨着河走。那声音有时震耳欲聋；我那两匹小马中的一匹被这响声吓得几乎走不住路。上行愈高，路愈难走；离到宿处山水铺还早，天就黑了。到了那里，才知道住处很糟。我们好歹吃了些米饭和鸡蛋，又把屋子上下看了一遍，想找个像样的地方睡，却没找着。六个蒙古旅客并排躺在外院的地上，我们这一队人进店闹出的响动竟惊不动他们的睡。我们就睡在自己的轿子里。

这一带产煤，开采的法子却极粗陋。据我所能看出的，不过是在煤层露头的山坡上挖出来罢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们离开山水铺。有一两英里路仍旧很多石头，穿过一片起伏的地面。随后我们上了另一片同昨天走过的很相像的台地，两边也是两道平行的山。

在宣化府这座有城墙的大城，我们在一家很舒服的客店打尖；这家店很为俄国旅客所常到，墙上题着他们的名字，早到一八五八年的都有。

内茨利先生和我骑马赶在队伍前头，为的是早些到张家口，看看那里的情形。张家口是我们这趟行程的关口，我们自然很急于在那里把事情办得妥帖。只要能雇到骆驼把我们送过沙漠到恰克图，此后一路便再无烦扰耽搁之虞了。我们当时天真地这样想；可是下文会说明我们的目光有多短。

五张家口

一路紧赶，我们在一点钟到了张家口。这是一座又大又散漫的城，坐落在一道山谷里，三面环山，北面则以长城为界；长城从山顶陡然下来，横过谷底，又爬上对面的山去。张家口这座城自有它独特的性格。它的重要全在于它是中俄贸易的枢纽。凡往来恰克图的货物，无论是径走湖广各省，还是取道天津，都得打这里过。结果这里有一大批「外来」人口——就是外省来的中国人。这些人里许多一辈子多半住在恰克图，会说俄国话。他们多数很有钱；说实在的，恰克图的贸易发了中国人也发了俄国人的财，两国经营这宗生意的人里，发大财的很不少。张家口外表上有一种富庶气象，也比他们别的陈腐老城多几分新气。商人们近来盖了几座新庙，又建了新牌楼，油漆鲜亮完好——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这里既是中蒙交界的城，便招来不少蒙古人：他们赶骆驼进来出租，供货物穿越沙漠之用；又赶羊、牛、马进来卖，换了砖茶和烟袋、烟叶一类零碎货带回去。俄国人在这里也设了商号，有几年了；总而言之，张家口的人口是难得一见的杂色。俄国人管它叫喀尔干，这名字出自蒙古语；照贝尔的说法，意思是「永久的墙」。不过它多半是哈尔干的讹音，那个词的意思是「门」。这名字在今日的蒙古人中间已经不用，他们一概用中国的名字。

内茨利先生先设法去找他几位中国熟人；街长得没有尽头，太阳又相当毒，我们骑了那么远的路正累着，这件事办起来很磨人。几回扑空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山西人的铺子，那人在恰克图住了三十年。他和他一家子都说一口好俄语；他还很得意地照欧洲的样子摆出茶来，有杯有碟，有糖有茶匙。这在我们是很受用的；我们在他屋里尽量多歇了一阵，他一面同我们谈了许多有趣的话，一面一杯一杯地劝那提神的饮料。问明了找俄国人的路径——他们新近搬了地方——我们很快就寻到了他们：那是城外山坡上一所齐整的小房子，也就是长城之外、通往蒙古的那道窄峡里。内茨利先生本来同其中几位相识，又会说几句俄语，我们很快就同他们交上了朋友，还让他们请我们住到他们那里去。于是我们把牲口拴好，一两个钟头里专心致志地喝茶。俄国人待我们极其亲切殷勤。我们同他们在一处，比住中国客店所能指望的舒服得多；不过同俄国人住在一起，我们还得着别的更要紧的好处。我们不是无依无靠的人了；狡狯的中国人不能再把我们单看作送上门来任人宰割的肥羊。我们雇脚力的交涉将经由这几位俄国朋友之手，而他们是惯办这类事的。到此为止一切都好。可是内茨利先生在这以前曾专差先来，托俄国人替我们预备骆驼。他们办了没有呢？没有。这看着不大妙；不过我们听天由命，一心相信事情坏到极处自会好转。我们于是预备打最后一张牌：由内茨利先生同俄国人的总管切别金一道，到蒙古境内两天路程的一座叫拜因托罗海的喇嘛庙去。切别金是个极不知疲倦的人，蒙古话说得像本地人一样。他们要在那里找到一位喇嘛——北京的喇嘛们写了信把内茨利引荐给他——设法请他劝说他几位蒙古同道给我们骆驼。心地单纯的蒙古人极敬重他们的喇嘛，喇嘛一句话他们就肯照办，哪怕自己极不方便。这位喇嘛在他那个圈子里很有势力，只要能得一个善意的接待，我们对结果是颇存几分指望的。于是约定这两位朋友第二天骑马起身，我们则留在张家口闲着两脚，干等消息。

第二天早上，八月二十一日，我们正吃早饭，两个蒙古人闲闲地晃了进来。一个是送邮袋到恰克图去的信差，正等着发信的日子在这里耽着；另一个是他的朋友，对我们的主人却像是生客。我们趁便问起骆驼，切别金便同他们絮絮地谈起来。一刻钟工夫整件事就谈妥了：四天之内给我们骆驼，第五天我们就可以动身。八峰骆驼（其实给了我们十二峰）走八百英里，我们付的价是一百五十两，合五十英镑，外加两块砖茶给某条河上的摆渡人。这样我们心里又踏实了；那两位准备出探的很高兴又把马鞍卸了下来，大家都皆大欢喜。

第二天内茨利先生辞别我们回天津去，我们的处境就有些窘：同俄国朋友除了用中国话没法交谈，而中国话我们几乎一窍不通。其中一位使劲把从前学过的一点英文温了温，几天下来大有长进。

等骆驼的这几天，我们有的是工夫看张家口；可是说到底也没有多少可看的。我们所住那所房子望出去正对着峡口，一眼看到对面的山壁。我们离山那样近，太阳升起好几个钟头才从山头上冒出来。长城顺着这几座山的脊梁走，大致是东西向。这一段城墙全塌了。从前砌墙的碎砖烂石还堆在那里，标出它的走向。许多敌台还立着。我怀疑这一带的城墙是否有它东端那样厚实——几年前我在东端翻过一次。长城穿过张家口城的那一段却修得很好，有一道坚实的券门，名义上日落即闭。城里往外只有这一道关口可通，蒙古人和中国人过关一概下马。

我们在张家口的消遣之一，是去赶马市；那市每天早上在长城蒙古一侧城外的一片广场上开。那场面极其热闹，招来极多的人。每天早上有几百匹小马在那里出卖，多半是蒙古马。马分两排拴着，中间留出空地；轮着牵出来，由一班野相的马贩子在空场上来回骑，把它们的脚力显到十足。跑得快的马被催着拼命从场子这头奔到那头，猛地刹住，掉转头又奔回来；骑的人始终把执鞭的手直直地伸着，像疯魔的鬼一样狂叫。场上常常同时有五六匹，一律全速飞奔，极其灵巧地擦身而过。他们不减速便从看客群里冲过去，却极少有人被撞倒。这些马里有许多跑起来步法奇特的快步马，还有许多被调教出特别的步法。买主一般更看中这一种，胜过那些奔跑的。

马市上有一批人专做买卖双方的中人。这些人一概是中国人。他们很快就缠上了我们，自荐效劳，又把不断从我们身边掠过的各匹马评头论足一番。他们出价还价的办法是把长袖子放下来，彼此用手指相触通消息。这似乎多半只是相沿的仪节，因为他们这样神神秘秘地出了价以后，往往又当着众人的面高声讲起价来。卖出的马价从五两到二十两不等，也就是三十先令到六畿尼。我们有事要添置，很好使唤的马约摸每匹十两。我从天津带来的一匹马，因为最后一天鞍子不合适，把背磨得很坏。它这个样子于我无用，我便五两卖给了一个马贩。

从蒙古赶进来的牛羊也是成群结队，不过卖牛羊不像卖马那样张扬。

我们天天、几乎时时看见长长一串牛车从峡里下来，载着一段段方形的软木。那车粗陋得不能再粗陋，我看整辆车上连一点铁也没有。这些木头是从库伦附近的山里穿过戈壁沙漠运来的，路程六百英里，主要用来给中国人做棺材。这些牛车队走得极慢，六百英里的路要走四十天以上；可是这是一种又便宜又便当的运法。牲口一路自己吃草，起初买来又花不了几个钱。骆驼也能干这活，可是骆驼一上套就成了可怜的东西，连一辆轻车也拖不过陡峻的山口。这活非得由马或牛替它们干。张家口的峡口有十五英里光景石头极多，牛非得钉上薄铁掌不可。张家口的中国蹄铁匠钉牛掌马掌极其熟练。他们不费事去照某一只蹄子做一只掌，只常备一批现成的，挑个大小最近的，把掌子照蹄形大致敲一敲。他们也不大费心去削蹄，转眼工夫就能把你的牲口四只蹄子都钉好。

俄国商号的主事到北京去了，我们住在他屋里的时候他回来了，坐的同我们一样是骡轿。我们看见从轿里搬出来的行装中，有一只小号的「萨莫瓦」，也就是茶炊；这是俄国头一等的大制度，而我们头一回见识它是在张家口，所以我得在这里说一说。「萨莫瓦」是两个俄文字合成的，我想意思是「自煮」。这是一件极简单又极高明的家什，用来把水很快烧开并且一直保持滚沸——没有它就泡不出能喝的茶来。茶炊是一只形状秀雅的铜瓶，当中有一根直径约两英寸半的管子上下贯通。管里烧木炭，水又围在四周，受热的面积很大，水便热得极快。茶炊大小各号都有，容量按茶杯计算。中等的能装二十到二十五杯——或者不如说二十几玻璃杯，因为俄国人习惯用平底玻璃杯喝茶。出得起钱的人喝极好的茶；他们大概是世上最内行的饮茶人，我们本国的太太小姐们在泡茶这门技艺上也不妨向他们学一学。他们用小陶壶，头一条原则似乎是茶叶要放得足。泡出来的汁极浓，他们看玻璃杯里的颜色来判断浓淡。杯里只倒一点点茶汁，再用茶炊里的开水冲淡，大约是兑水威士忌里酒同水的比例。照例他们要加糖，有牛奶或奶油时也加。在张家口是弄不到的，因为中国人不喝奶，也不用任何奶制品；而俄国人大概从来没想到花极少的钱就可以自己养一头牛。一个俄国人一天里喝掉的茶多得惊人；我确信他们每人平均喝的比中国人自己还多。茶炊差不多一直在冒气——早上、中午、夜里都摆在桌上，只要还有水，他们就啜个不停。茶对他们同每天的面包一样是必需品，正如烟对烟瘾极大的人一样；而他们对自己那套泡法的眷恋，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一个俄国人在中国人中间旅行，泡茶的种种方便应有尽有，他却仍旧认为随身带着自己的茶炊才算舒服。

我们在张家口逗留期间，天气大变。头两天很热，不过空气比北京一带清新、有弹性。这大概是因为地势高，又靠近山。我们从北京一路经过一道道山口和台地上来，约升高了两千五百英尺，这大致就是张家口的高度。八月二十一日一场雷雨把空气冷得那样厉害，那一夜我们不得不盖毯子睡。第二天早上相当冷，寒暑表指着华氏七十一度。二十三日中午是七十二度，二十四日早上是六十五度。后来又暖起来了，可是我们开始觉得俄国人关于蒙古奇寒的警告并非虚言，也不后悔毯子和皮货备得足。

动身的日子近了，我们认真着手置办穿越沙漠所需的物件。我们那几位蒙古朋友立约三十天把我们送到恰克图；不过为防意外，我们多算了不少日子。沙漠一程我们的罐头食物、酒和瓶装黑啤虽然很足，可是能买到新鲜蔬菜的机会实在诱人，不容错过。在张家口我们找到了世上最好的白菜（原注：据说这种白菜本是从俄国传来的。）、胡萝卜之类。到了时令也有土豆，可是我们来得太早。这些东西再加些鲜牛肉，这一项就齐备了。

其次我们得买两辆车代步。俄国人和中国人素来这样走，因为一路骑骆驼太累人：骆驼一走起来就走得极久，十六到十八个钟头不歇。这种车同北京、天津一带用的车是一个做法，只是大些，用骆驼拉。我们试着自己去买，很快找到一辆车况不错的，只是轮子不行。我们便请一个车匠给它配一对轮子，谁知他要的轮价比一辆家什齐全的新车还贵。

显然这些事我们自己办必定要被人无耻地讹上一笔，于是我们求几位好心的俄国朋友替我们经手。这下子一切都顺了。两辆二手车很快就找着了，价钱也公道。车到手才发现还缺挽具——就是几条系在辕头上的皮带，用一种极原始却极管用的法子拴在骆驼的鞍具上。再则我们车上的篷子看着很经了些风雨，而蒙古是要冷的。于是又得添新毡篷，为了更暖和，钉在旧篷外面。轮子要上油。于是得买五斤油，值五百文。可是拿什么装呢？得有个罐子——又多花一百五十文。这类想得起来的零碎真是没完没了。我们有马——得添毡屉护着马背。歇脚时把马放出去吃草，又怎么捉得回来呢？得买绊索。我们还带了些干料，预备草太薄时喂马；可是马看也不看，最后只好扔掉，好给骆驼减些负担。再加上备用的绳子、一袋木炭、防雨的行李罩、灯笼以及别的种种，我们零零碎碎开出了一张吓人的单子。账单写满了一大页纸；可是我们在张家口所有的采买，除两辆车的本钱不算，总共还不到六英镑，其中还包括好几双毡靴和两件羊皮袄。凡走这条路的人（除非在初夏），都切不可漏买两双这样的毡靴。要暖和，再没有比它更好的了；而且能买到大得可以套在自己靴子外面的。我那几双几乎一直穿到莫斯科，虽然坐着各式各样的车、在极冷的天气里挨冻，却很少尝到脚冷的滋味。

八月二十五日，那位蒙古人来通知说骆驼快到了；二十六日它们进了院子，一路发出骆驼特有的那种叫人难受的哀鸣，小骆驼叫得尤其厉害。骆驼在这小小的院子里显得又大又笨；蒙古人很快就腾出了地方：他们让骆驼一头挨一头跪下，它们随即就开始倒嚼。蒙古人驾驭骆驼靠的是一根穿过鼻子的木棍，上面系一根细绳。他们把绳子轻轻一抖，嘴里说「唆，唆」，那牲口一面叫着一面跪下前腿，再晃三晃，肚子就平贴在地上了。

蒙古人早已把我们的行李动了手，按他们自己满意的样子摆布停当：不但顾到每峰骆驼该驮多少，还顾到两边分量相等。每一件行李都用粗绳捆得结结实实，留出一个短绳套。装载的时候两边同时把一件抬起来，绳套交叉搭在两峰之间的驼背上，一个套穿过另一个套，再用一根木销别住。然后把驮子一放，分量都压在木销上，木销就卡住不动了。骆驼的背上垫着好几层厚毡，很巧妙地围着驼峰铺开，两侧都有，两峰之间的凹处铺得尤其厚。这一大堆毡子靠两边各一副木架子固定，木架在驼背上横着捆在一起。

调停驼驮、把一切预备停当，花了好几个钟头。我们并不赶，因为眼下一样东西也忘不得：我们就要一头扎进沙漠，在那里我们将像海上的一条船一样，完全只能靠自己。

我们的车得雇马拉着穿过那道十五英里长的峡口，骆驼干不了这活。骆驼的力气同它的个头很不相称。它的体格特别宜于负重，全身的力都聚在背脊的那道拱上；可是按比例算，它驮的比骡子少得多——远不到骡子的两倍。至于拉车，前面已经说过，骆驼是很不合适的。它走得出奇地慢；总而言之，它只配在沙漠里干活——在那里，比较说来别的牲口都活不成。它能好多天不吃不喝，路上遇见什么草木都能拿来养活自己，这一点对它那些游牧的主人是无价之宝。

六蒙古

我们骑马离开张家口，三位好心的俄国朋友韦列捷尼科夫、伊古米诺夫和别洛谢卢措夫送我们上峡口走了几英里，祝我们一路顺风。我们那几个赶骆驼的编排行列花了很长时间，我们早把他们甩下老远。于是走到一处有点草的地方，我们下马喂牲口——这就是把一条格言付诸实行：在异国旅行的人，天天凭经验学会替自己也替牲口守住这一条，能吃就吃。

我那匹马背脊有点尖，我一心要保住它还能骑，便垫了太厚的鞍屉。它虽然很老，却是匹难得的好马，脾气却坏，从前还把前蹄搭到过我肩上。骆驼一露面，我就要上马；还没坐稳，那马一蹦，加上鞍子没备好，我便栽了下来，脸朝下摔在石头上，把相貌和脾气一齐摔坏了，一只眼睛几乎报销。眼看我那匹骏马撒着欢儿跑，我的好鞍子挂在它肚子底下，缰绳在腿间绞得稀烂，实在叫人心痛。一个月的骑程转瞬成空。我看见我的爱马在一小块围地里安顿下来啃那点长不起来的谷子，心里透出一线希望，可是近旁没有人去捉它。过了一会儿，那庄稼人出来了，气呼呼地责备我把牲口放进他的田里。我这时可没有心情受气，因为擦破的皮正火辣辣地疼。我给这位受了委屈的农夫两条路选：要么替我把马捉住，要么就由它待在那儿。蒙古人，还有中国的边地人，捉马都极在行——他们最爱用的法子是四肢着地爬到马头跟前去。我这位朋友试了试，可惜他太胖；等他的手伸到离我那可怜缰绳的残余还有一英寸半的地方，马一惊，撒开四蹄径直朝张家口方向奔回去了。我看着这情景，心都凉了。骆驼这时赶上来，一个赶驼的去追，靠着乡人帮忙，把这叛徒带了回来，只丢了我的辔头和一只马镫——比我料想的还好些。

这道峡口是陡山之间一条窄谷，这儿那儿有些开出来的小块田。一道小溪沿着谷边淌下来，路上散满圆卵石，看着像一条河床。上坡很平稳很匀，十五英里内升高两千多英尺。一路的路还过得去，只是快到坡顶的一段又坏又多石。傍晚时分我们才到宿处，那已深入高原；这片高原海拔五千三百英尺。

中国人是世上最有耐性、最能坚持的农夫。他们已经把地开过张家口的峡口——凡山坡上有一点存得住的土的地方都开——一直开到沙漠的边缘。可是他们的辛苦所得极薄；他们的庄稼像是挣扎着才活下来，农家多半得靠牲口而不是靠庄稼。

在蒙古别的地方，中国人把开化的势力伸进草原要成功些。古伯察告诉我们，在再北边的翁牛特部，自从中国人照他们一成不变的老办法在十七世纪中叶前后开始渗入蒙古人的地方以来，山上的森林没有了，草原被火烧空了，新来的农夫把土地的生殖力耗尽了。「如今使这片不幸的土地荒凉的、那种极度反常的节令，多半要归咎于他们这套摧残的办法。」这些勤劳的入侵者头上像是压着一道咒诅。节令乱了。先是屡屡大旱，接着是沙暴和狂风，再接着是倾盆大雨，把田连同庄稼一齐冲走，一片汪洋；从此这地就不能再犁。饥荒跟着来，人们又拿灾祸的预感自相折磨。

这一切都该归咎于中国农夫，实在叫人难以理解。他们在别处并不惯于「耗尽土地的生殖力」。古伯察提出了一条新奇古怪的道理：开垦沙漠是一套摧残的办法。真相似乎是：古伯察对蒙古人一向偏爱得厉害，对他们的话未免太轻信了。蒙古人自然觉得自己受了中国人的欺负。中国人起先是买下了开垦草原的权利，人一多，弱的一方就不能不退让，把帐篷和羊群一步步往沙漠深处迁。可怜的蒙古人如今眼看着犁头亵渎他们祖辈牧羊的地面，心里凄然；他们无可奈何地回望往昔，把它当作一个黄金时代，在想象里给它罩上太平、幸福、丰足的光环。他们所痛恨的「乞塔」——蒙古人称中国人的名字——立刻被认作这些变故的根由，而蒙古人又爱从他们丰富的想象里取材，来喂养自己这份恨。

在满洲地方，一个完全类似的过程也在进行：可耕的土地被中国移民占去，本地人几乎被排挤干净。那里的恨意也长得很盛；可是我敢担保，至少在那里，开垦并没有耗尽土地的生殖力，也没有把那地方弄荒。

同古伯察谈过话的中国人，也会一口承认古时候胜过今日。他们崇古；只要能从眼前冷酷的现实里匀出一点心思来，他们就会哀叹自己命苦，而把古代的荣光抬得很高。

这一天日头一直很毒；可是夜里搭帐篷的时候，我们却冻得发抖，连锤子都几乎拿不住，钉不进地里的桩。蒙古的夜里总是冷的，便是热天也一样；可是八月二十六日、在北纬四十一度上会冷到这个地步，我们却没有料到。所有的毯子都用上了，这一夜我们睡得很舒服。第二天早上，那支搁在毯子底下的寒暑表指着华氏三十五度。

八月二十七日的早晨，明朗爽快得连最活泼的想象也画不出来。空中响彻成群云雀的鸣声——在这样辽远的地方，这是不常听到的。太阳很快就热起来，几个钟头就把清早铺在草上的重露晒干了。牧草极丰美，点缀着雏菊和别的野花，给清晨的新鲜空气添上一股好闻的香气。平原上散布着许多牛群马群，蒙古牧人不住地绕着畜群驰骋，把它们拢住；他们的吆喝在静静的空气里老远都听得见；无数杂色牲口不停地移动，给这幅景象添了一种生气，使人精神为之一振。一条小溪曲曲折折地流过平原，我们在那里打着了几只沙锥，叫那些从四面八方骑马过来的散处的蒙古人大为高兴。眼前唯一的建筑物是夜里经过的一座庙，那是我们此后许多天里所能见到的最后一座砖瓦房子。我们如今是实实在在地到了住帐篷的人中间，开始体会到同文明生活断绝是怎么回事；因为无论人们对中国文明较高的那些方面有怎样不同的看法，至少在中国，凡是必需之物和许多享用之物，都是花钱买得到的。在「草地」上，我们只能靠自己；不过可以放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储备是很够用的。我们初入游牧生活是在很吉利的兆头之下；一上来我们对蒙古人和他们的地方印象就很好，这印象即便在极不顺利的境况下也始终没有完全磨掉。直到那个早晨，我才头一回体会到什么叫作彻底的自由。许多蒙古人骑马到我们营地来，带来大量的鲜奶、奶酪和别的奶制的东西，很像德文郡的奶油。

八点钟光景把骆驼赶了来，我们上路，中午又在赶驼人几位喇嘛朋友的蒙古包旁歇下。这一程太短，我们想同领队的理论；可是那时候彼此一个字也听不懂，我们粗声粗气的英语只招来一串喉音的蒙古话，谁也谈不拢。我们又蒙许多人来访；我们的领队显然有正经事要谈，谈了整整一下午。结果是他把自己的马换了一匹，另添了一峰骆驼。骆驼装好货，已近日落，这才重新起程。歇着的时候，我们有工夫认识了赶驼的几位。为首的是个喇嘛，名叫图布沁，是个厚道随和的人，一身本族天然的憨厚。他是对我们负责的人，我想骆驼也是他的。他有两个下手：头一个是他本族的人，名叫特力格，是个好人，脾气极好，圆头，皮肤黝黑，不知疲倦，什么事也搅不乱他那份平和。喇嘛把全副信任放在特力格身上；我们后来越了解他的好处，自然也照样信他。另一个的名字我始终念不上来，也就不去拼写它了。他眼里带着几分坏，心计手腕比寻常蒙古人多。他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因此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乞塔」，那是蒙古人称中国人的名字，凡真正的蒙古人都厌恶这个字。他为这个新名字硬顶了好久，可是这叫他的同伴乐不可支，而且从此再没有人叫他别的，他终于只好应这个「乞塔」。

我们行进的次序是这样：一个蒙古人骑着骆驼在前，用一根系在鼻子上的绳牵着后一峰。半支驼队排成单行跟着他，每一峰都用鼻绳轻轻拴在前一峰上。另一个赶驼的也骑着骆驼，照样领着后半队殿后。喇嘛比他们优待些，他从不动手领队，只骑着马在四下里转，一会儿同特力格说话，一会儿同乞塔说话，一会儿又同我们说话，忽然又放开嗓子唱起本族狂野的歌来。他嗓音洪亮好听，他的歌声是这条单调的路上一种愉快的调剂；等特力格跟着和起来，他们简直能把天都唱响。蒙古人用本嗓唱歌，心里的音乐比尖声怪气的中国人多得多。喇嘛遇见一个过路人就要聊上一阵，常常落得没了影儿；可是他那匹机灵的马很容易赶上慢吞吞的骆驼。他远远望见一顶蒙古包，很少放过机会不骑过去给里面的人祝福、同他们喝茶。喇嘛在路上也不是全无用处：后面的骆驼动不动就脱了绳掉队，而特力格和乞塔难得想起回头看看。骆驼一觉出自己自由了，就停下来吃草。我从没见过哪一峰自愿跟着领头的走。有时候为这个要耽搁很久，而喇嘛骑马去追失散的骆驼，用鞭杆灵巧地把鼻绳挑起来，把掉队的牵回队里，替我们省了不少工夫。骆驼的牵绳拴在前一峰的鞍具上时系得极松，稍一使劲就会脱开。缘故是：绳子若拴得牢，后面的骆驼一有阻滞，或者前面的骆驼在后面那峰还没预备好就起步，都会把骆驼的鼻子扯坏。鼻子一旦这样坏了，再要给鼻棍找个稳当的着落就难了；所以蒙古人对骆驼的鼻子是极爱惜的。

至于我们自己，每人有两匹马可骑；我们时而坐车，时而骑马，换着花样走。我们也常带着枪步行，因为骆驼走得那样慢，我们尽可以在野地里随意游荡，仍旧跟得上驼队。骆驼的脚程又慢又稳，一天平均是每小时两英里。实际的步子自然要快些，可是常要停下来整驮子，又有骆驼脱绳，折算下来就成了每小时两英里。坐在车里从来不很舒服。这里的道不像中国的路那样被车辙轧得稀烂，颠得也轻得多；可是不躺下就难有个舒服的姿势，而坐在车前又离骆驼皮上渗出来的那股气味太近，要习惯它得有长久的修行。何况一两个钟头坐着端详这世上所造之物中最丑的一种那副笨相，看它那柔软海绵似的脚掌在沙上摊开，一面还算计着这四只脚每一只非得挪动七十万次你这趟路才走得完——实在是最没趣味的事。

我们的马拴在车后，都还老实，只有我那匹老马「多伦诺尔」例外。它精得很，每每把笼头挣断，照自己的办法跟着驼队走：先小跑到前头几百码，使劲吃草，等驼队过去一段路，再小跑上来照样再来一回。饶是这样，它掉膘却比别的马都厉害。

前面说过，我们是日落时起程的，一夜不歇地走。那是个很好的月夜，可是我们过得很不舒服。不知道要走通宵，我们没有预备在车里睡觉，冷得厉害，睡也睡不安稳。这种车无论怎样设法遮严，通风总是十足的；不过后来的经验教会我们裹得暖暖的，因为我们在沙漠里的夜晚多半是在路上的车里度过的。

二十八日日出时，我床边的寒暑表是华氏四十三度。八点钟我们停下来支帐篷。我们那几个蒙古人有自己的帐篷，是薄蓝布做的，里面被多年的烟熏得漆黑。他们同我们的合同里本来包着住帐篷，还包着柴和水；可是我们天天庆幸自己带了一顶又宽敞又结实的帆布帐篷。蒙古人在帐篷里生火，锅烧着的时候就围着火懒懒地坐。一部分烟总算能从那个当门用的口子里跑出去——那口子从帐顶一直开到地上，成个三角形。其余的烟他们似乎也不在乎，可是不习惯的人几乎要被呛死。我留意到蒙古人的眼睛多半有一种充血发硬的样子，常常连眼白都看不见，这无疑要归咎于他们大半光阴都泡在其中的阿尔戈烟里。帐篷支好，下一件事是弄「阿尔戈」——说得准确些该叫「阿尔奇勒」——就是晒干的牛粪马粪，沙漠上到处都有。只要我们还在人烟较多的地方，也就是说三英里之内有三顶蒙古包，我们就免了自己出去拾的麻烦；因为帐篷支起来不多一会儿，总有一个妇人提着一大筐这宝贝材料出现。这似乎是蒙古人的常规，也是他们待客那份真诚的好意的一部分。我们的宿处是照水来挑的。沙漠里并不缺水，可是生人要找水非把自己难死不可，因为井的位置什么标记也没有。蒙古人对这地方有一种本能的熟悉；为了在好水近旁扎营，他们会把当天的路程酌情拉长或缩短一两个钟头。驼队一歇下，就打发一个蒙古人骑着骆驼带两只水桶去井上取水，那井一般离路有些距离。水桶上有个盖，盖上开两个孔，用木塞塞住。倒水从旁边那个大孔倒，当中那个小孔则拔开进气，好让水痛快地流出来。挑宿处的时候，蒙古人一般设法把好草场同近水两样凑到一处，因为这在他们是很要紧的：牲口唯一的口粮就是歇脚时那几个钟头的吃草，而且一昼夜只这一回。帐篷支起来以前，先把骆驼卸了，放出去吃草；马牵去饮水，然后绊住放开。骆驼是算作不需要喝水的，实际上也极少给它水喝。它的嘴唇和口腔特别便于快吃：嘴唇又长又极灵活，门牙向外突出。哪怕草极稀，它也能很快卷起满满一口；而且它的食物几乎不用嚼，因此几个钟头就能把一天的量吃足。

到此为止，蒙古是一片接一片的平原和缓缓的起伏，很像大洋上长长的涌浪，这儿那儿地面略有些崎岖和丘陵。那些起伏自东向西横过我们的路。整个地面看去像海。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样东西能打破这片浩瀚的单调，偶尔只有一顶蒙古人家的帐篷。日出日落更助长了这种错觉，而骆驼被人恰切地称作沙漠之舟。

白天太阳很毒，可是中午荫处的寒暑表只有七十三度。昨天是七十一度。饭后我们带枪出去，打着几只杓鹬一类的小鸟。我们还碰上一群野雁，可是照例极机警。我们追过一群被人称作野山羊的东西。中国人叫它们「黄羊」；别的部族叫它们「哲连」。蒙古人另有自己的叫法，叫「古鲁什」，并不把它们归到羊或山羊一类。它们其实是一种羚羊，个头有黇鹿那么大，毛色黄褐，近腿处发白。它们极快又极怕人；这地方又那样平坦，几乎不可能走到射程之内。它们通常成大群出现，有好几百只。后来我们试着骑马去悄悄逼近，也确曾用来复枪远远地胡乱放过几枪；可是要办得像样，非得有三四个人骑着好马、又有充裕的工夫不可。我们那几匹又累又乏的马干不了这个，而我们又从不为打猎耽搁驼队。有些蒙古人倒是打古鲁什的，骑马打，也步行打。我从没见他们打着过，不过总该打着几回，才抵得上火药铅子的本钱。他们用一种小口径的来复枪，离枪口约六英寸处装着一个支架，这样他们可以趴在地上瞄准，枪口靠支架高高地离开地面。

这一天我们歇得很久，一半是因为发现一峰骆驼的脚掌裂了。这是骆驼容易得的毛病；沙子石屑一钻进去，牲口就要瘸，就没用了。补救的法子是现成的：在患处缝上一块方形的厚皮，缝法像最粗的鞋匠手艺。他们用一根略弯的扁针把蹄底的角质穿透，四角用皮条把补丁扎住。这只是权宜之计；骆驼一得这个毛病，不久就得放出去吃草歇着。蒙古人摆弄骆驼的脚毫不费事。他们先叫它蹲下，然后两个人猛一推，把它侧翻过来，一个按住它的头，一个动手弄那只脚。翻的时候那牲口叫得很凶，可是一倒下就无可奈何地听天由命了。

下午五点钟我们才动身。这一夜有云，没有露水，因此比前一夜暖和得多。蒙古的阴夜同晴夜温差极其分明。

如今我们把好草场和成群的牛马丢在后头了。八月二十九日早上，我们发觉自己走进一片十足的荒漠，只有一点点稀疏的矮草，我们那几匹可怜的马吃一顿饱饭都很费劲。这一带见不到马和牛，这地方似乎只养得起羊和骆驼。十一点钟光景我们停下，在几乎全是光沙的地上扎营。一顶蒙古包也看不见；我们头一回没有来客。这在我们那几个蒙古人想必是一种解脱，因为照习俗、也照他们天生的好客，凡来人他们都得接待、都得应酬，连一个钟头的觉也不容易偷着睡。这一层想必是很苦的：他们通宵赶路的走法使他们根本睡不成觉，只能在路上骑在驼背上打个盹，再就是白天歇那六个钟头时在自己帐篷里睡；而那六个钟头又被做饭、吃饭、支帐篷、拆帐篷、装卸骆驼以及别的必办之事切碎，还有近旁蒙古包的人家或路上的行客频频来访、一坐半天。所以我们这几位可怜的鞑靼人往往一连几天几乎全没有睡。可是他们从不抱怨，而且对那些不体谅人的同胞也确实从没露出过一点无礼。

下午四点半我们又出发，仍旧在缓缓的起伏里前进，也照旧走了一夜。天亮前我们经过低丘上几处多石的地方，把我们在车里的睡搅得很苦——说实在的，我们在路上的夜里，睡从来谈不上安稳舒服；全亏白天劳累、整天在外风吹日晒，才能在这样的情形下睡得着。崎岖的丘陵过后，又是低缓的起伏在眼前一重重展开，看得人眼睛发腻。距离完全靠不住：一半是因为地面平滑无遮，一半是因为地平线上总有蜃气在跳动，把小东西显得很大，有时还把它们托到空中，变出种种奇形怪状来。

八月三十日十一点钟光景我们停下，照例做饭吃饭。我们开始觉得一天一顿不合自己的习惯，很快就学会留出一些饼干和冷肉——有的时候——好不卸骆驼就能吃一顿早饭或晚饭。再加上一把茶叶或一点巧克力膏；早上我们骑马奔向随便哪一顶正在冒烟的蒙古包，就在那里吃早饭。傍晚我们也常能照办，不过往往没有这个机会。

可是我还没有说明「尤尔特」是什么。它就是蒙古一家人的住处——一顶帐篷，只是比寻常赶路的帐篷造得结实持久些。它是一副轻便的木条格子架子，外面蒙着厚毡，圆形，顶作圆锥，却差不多是平的。顶心开一个孔，把终日在帐篷当中烧着的阿尔戈火的烟放出去。夜里火灭了，人还没睡下以前，就把顶上的孔盖起来。帐篷壁竖直的那一段我没有量过，不过不到五英尺，人不弯腰进不去。帐篷直径约十五英尺。顶上垂下一块毡便是门。蒙古人睡在铺于地上的席子上，挤得很紧。他们没有被褥，一般和衣而睡，不过把腰带解开。除了一家人以外，我还常看见冷天夜里把一群小羊羔牵进帐篷里来避寒。主人一旦决定迁到好些的草场去，几个钟头就把蒙古包拆好，搭在一峰骆驼背上；没有骆驼，两头牛也办得了。「尤尔特」这个名字虽然外国人一直在用，我却从没听蒙古人说过。他们叫它「格日」，以别于赶路的帐篷，那个他们叫「迈汉」。

蒙古人的住处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对它眷恋之深，甚至在定居的地方，譬如在库伦，尽有造木屋的便利，他们仍旧守着自己的蒙古包，不过在外面围上一圈粗木栅栏罢了。整趟旅程里，我没有遇见过一个蒙古人住在房子里，或是住在蒙古包以外的任何东西里。蒙古人很迷信；骑到一顶蒙古包跟前和进包去，有几条礼数是必须讲究的。其中一条是鞭子一概要留在门外，因为手里拿着鞭子进包，对住的人是大不敬。古伯察的解释几乎就是这么一句话——「我难道是狗，你竟拿着鞭子跨我的门槛来打我？」走近蒙古包也有正路和不正之路。门外地上一般横着绳索，用桩子钉住，是要拴牲口时拢住它们用的。跨过或绕过这些绳子有一定的走法，我始终没学会；有一回我们因为不懂而犯了规，便被一家人拒于好客之门外。我们骑到的时候，那家主人正在包外；我们照例向他招呼「门都！门都！」，可是所得的回答只是一串不高不低的咒骂，其间还不时用讥讽的声调重复我们的招呼，意思像是说：「门都！门都！你们嘴上甜言蜜语地到我帐篷来，却不顾这点礼数——连小孩子都要羞于如此。门都！门都！你们要是不懂怎样像个体面人，还是走你们的路罢。」于是我们掉头走了，并不生气，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犯了某条要紧的礼数。

蒙古包里的家具极其简单。地当中砌起的一个火塘是唯一的固定物。一只煮东西的大铁平锅——讲究些的人家或许有两只，还砌两个火塘，这样可以一面煮羊肉一面烧茶水。一个盛奶的盆，一把有嘴的大奶壶——也是盛奶用的，大锅占着火时便于在火边把奶煮开——这就是他们全副的厨具和餐具了。每人怀里揣着自己那只木「厄伊噶」，就是碗；带着它，走到哪里有什么吃什么都行。再就是一把小刀，可以割下自己那一份羊肉。一只木箱就是全家的衣橱。桌椅是不必的；梳洗用具我也一点没有看见。再加上几张白天盘腿坐、夜里睡觉用的席子，就是蒙古包里全部实在的家具了。

这一天，八月三十日，我们打着几只沙鸡。它们同北京、天津一带的是同一种，就是帕拉斯沙鸡，只是膘色好得多。它们很肥，味道极佳，放在哪里都算得上珍品。我们剖开它们的嗉子，里面全是小黑甲虫；我们打的杓鹬也一样。我们碰上一群古鲁什，远远地放了几枪；可是我们始终没有运气打着这种牲口。

离开驼队总多少有走失的危险，旅行的人不止一次出过这种事。不过整个沙漠里到底有一条踏出来的道：在长草的地方很分明，便是在沙里也还找得出痕迹。冬天它或许会被抹掉；可是我仍旧觉得，只要寻常小心，人在沙漠里是不该走失的。

傍晚六点钟我们回到驼队，重新上路。夜里风很大，还下了点雨；风又一向是从北边来、正打在我们脸上，我们在车里冷得苦不堪言，简直巴望那几个比我们更受风吹的蒙古人提议歇下来。我们自己不能提，那会给蒙古人一个借口，日后路上种种拖延都有说辞；可是他们若来问，我们是乐意答应的。然而没有法子，只好耐着性子受。我们车里向来带着的那几瓶水和奶喝完了；我们很想要点什么，又说不上要什么，便吩咐蒙古人见着第一顶蒙古包就停。他们在十一点钟停了，把一个老妇人叫了起来，我们向她要水。这宝贵的饮料他们一点也没有（就算有，多半也是坏的），我们却弄到了些煮开的奶。我其实什么也不真想要；可是蒙古人同那位妇人交涉的工夫里，我们的车背着风转了过来，我觉得自己从前竟不知道什么叫享受。这享受只延续了一刻钟。冷酷无情的骆驼又把鼻子转向风里，我便整夜摆弄毯子、扭曲手脚，却全无用处，因为那无情的大风从我身下、身上、身体中间一路扫过去。早上天一亮，我们就从那冰冷的住处爬出来骑上马，在一顶蒙古包前停下，喝了一杯热巧克力，在那好客的火边暖了暖身子。在这顶蒙古包里，我们找到了先我们而行的那一伙人留下的记号，日期是六月十一日。我们那几个可怜的蒙古人和他们的骆驼都乏了，八月三十一日早早歇下，我们也没有反对。我们在一处十足的荒地上扎营，草几乎一点也没有；打了沙鸡当早饭，又努力想说服自己是舒服的。可是并不舒服；便是别无烦恼，单是飞沙无论如何挡不住、总要落进饭食里，就已是一件难以忍受的苦事。所有的东西，连箱子里面，都灌满了沙。我们想尽法子不叫沙从帐篷底下吹进来，全归无效。这一天我们大半在外面走动，想打点什么，可是枪几乎被风从手里刮走，这一条穷极无聊时的出路也只好绝望地放弃了。

下午四点钟光景我们又动身，风仍旧刮得很猛。路变得很崎岖，这又添了一条夜里不得安眠的缘由。此外我们停了好多回，整夜吆喝不断，把我们断断续续的瞌睡搅得很厉害；到早上，我们那几峰可怜的骆驼显然是撑不住了。有一峰几次不肯再走，末了驮着货趴下，怎么劝也不肯起来。只好把它的驮子卸下来，分给强壮些的骆驼，冒着把它们也压垮的险。实情是：我们起程时骆驼本来就不在膘上。我们动身太早了。蒙古人的惯例是从秋天到春天把骆驼使得很重。夏天还没来，骆驼就已被掏空了：驼峰瘪下去，塌在背上；脚掌坏了；背上多半磨出了疮。这时候就把它们撤下路来放到草地上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它们脱掉长毛，变得赤条条的；整个热天里，蒙古的骆驼是想象得出的最可怜的东西。到了初秋，它们已经把力气养回来，驼峰结实地竖着，背上的疮也长好了，于是精神抖擞地开始新的一季。

这一夜我们走得极慢；将近早晨路面变沙，有些地方沙很深。这时候拉车的骆驼最受罪，出着汗苦苦挣扎，那情形叫我们这些大半路程还在前头的人很不放心。

骆驼的白骨散布在沙漠各处，而这一带比哪里都多。我相信骆驼总是死在路上的。它们被役使到倒下为止；驼队里有一峰实在垮了，除了把它撇在沙上等死，没有别的办法。

蒙古包稀稀落落，隔得很远；牲口也见不到几头；草仅够养活羊和骆驼。我们一直赶到十一点钟，在明安扎营；那里眼前虽不见蒙古包，几英里之内却有好几顶。实在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我们那几匹忠心的坐骑因为路长食少，显然吃了苦。我们心里很不踏实，不知它们还能不能驮我们走多远；我们既替自己担心，也替它们担心，因为到此为止它们把我们的活儿干得很好，我们对这几位一路忍耐的伴侣是有情分的。

七蒙古（续）

我们那位喇嘛在明安接待了好几拨客人，显然有事要同他们谈，因为不久就见他在帐篷里同几位生客郑重其事地交谈，彼此把手伸进对方袖子里，像是在用手指讲价。结果是卖掉了我们一峰骆驼——就是垮下去的那一峰。我们的领队要办的事还不止这一桩，可是他被一件不由自主的事绊住了。实情是这样：遇上这种场合，蒙古人认为非痛饮烧酒不可；我们这位喇嘛便得请一瓶「三烧酒」，那是一种用米做的极烈的酒。蒙古人一有机会就喝得很豪；明安这位喇嘛也不例外，没多久就醉得没法收拾。他先是把帐篷杆子折断了——在一个没有木头的地方，这可不是小灾；接着就瘫了，仰面躺下，死也不肯动。再办事是不用想了；这醉汉的朋友们很羞愧，倒不大为他出的丑，而是为他闯的祸。他仰面都几乎躺不住，可他们并不觉得这就妨碍他骑马。于是他们把他的马捉来，硬把他架上去，把缰绳塞进他手里。那马朝着他家的方向穿过平原走了，起初还很平稳；可是这位醉骑手开始左摇右晃，还把右手伸出去——蒙古人要催马格外用力时就是这个样子。马撒开四蹄狂奔，身后扬起一团团沙；骑者的摆动越来越向外甩，末了滚了下来，直挺挺地摊在沙上，看样子并不打算动弹。他的朋友们骑马去追他的马，捉回来绊在主人身旁；天色向晚，他们就把这一人一马撇下听天由命了。同来的另一位醉得没那么厉害，正是高高兴兴地醉着。他想同我们那几个蒙古人挑起争执，本可以给我们添点乐子；可是他也被同来的儿子劝上了马。那孩子替他爹难为情，竭力把他弄走。父子俩几次要走又走不成，那老儿却越来越兴奋，一次又一次掉转马头回到我们帐篷来「把话说清」。末了还是小的占了上风，两人一同骑走，消失在远处。这时日已西沉，只剩下我们；我们那位可怜的喇嘛只好独自懊丧：这一天事没办成，好酒白糟蹋了许多，帐篷杆子还折了。

蒙古人下了地是可怜相：脚上蹬着松垮笨重的皮靴；可是一上马就自在了。可以说他们从极小的时候起就活在马背上；女人也几乎同男人一样在行，抓着什么骑什么，马也好，牛也好，骆驼也好，有鞍无鞍都成。古伯察说他从没见过蒙古人从马上掉下来；不过他多半没见过一个烂醉的喇嘛被人硬架上一匹烈马。

我们那位喇嘛卖骆驼收的是纹银。银子在蒙古人中间用得不多，他们真正的通货只是极粗的砖茶。不过若像有人说的那样，以为他们不懂钱的价值，那可错了。

我们傍晚七点钟光景上路。风幸而停了，这一夜在路上过得还算舒服；路时而硬实时而是沙。我那匹「多伦诺尔」本来一直自愿跟着驼队，这时开始觉得草场太坏，连它这个昼夜都能吃草的特权阶级也受不了了。最后两天它还算忠心；可是到九月二日早上，眼看情形一天不如一天，它便竖起耳朵，掉转身，顺着原路一直奔了回去。平心而论这也不足为奇，我倒不能不称赞它的机灵。我还没醒，「乞塔」就骑着骆驼被打发去追这逃犯了。要是先问过我，这样的白费劲我断然不会答应；可是蒙古人觉得面子上不能丢东西，虽然合同里并没有说他们路上要管马。

那天早上极干燥，不过路过博罗尔济时我们给自己和马都弄到了水。那里的井很深；幸亏有几个恰好赶牲口来饮水的蒙古人热心相助，我们才给牲口打上水来。为首的牧人随身带着一只羊皮做的小桶，系在一根长杆头上，好够得着水。他自己的牲口渴得厉害，急着要喝；马尤其在井边挤作一团，嘶鸣着、互相撕咬踢踏，抢占好位置。饶是这样，这位有礼的蒙古人还是先给我们打水，让我们上路。我们一直走到一点半，在一片叫「贡善达克」的草原上支帐篷。这里一点草也不长，沙上只被一种野生的小葱染出一层淡淡的绿意；那葱的样子很像蒙古的草。这种植物我们从前就常看见它掺杂在草里，可是在贡善达克，它盛得把别的都挤没了。羊和骆驼吃它都长得好。我们的马也吃得很香，也许因为别的什么也没有；等牲口吃完草回来，身上一股很浓的葱味。

乞塔还没带着我的马回来，我们便不忙着走；我们那几个蒙古人趁这工夫从邻近的一群羊里买了一只山羊宰了。我们也花两卢布——约合六先令——买了一只绵羊。卖羊的人被请去宰，却说我们不妨自己动手。这是想也不用想的；我们自己那几个蒙古人又忙着摆弄他们的山羊。于是我们只好使一点小计，因为羊总得先弄死才吃得上。我们对那人说：我们是喇嘛，怎么能杀生呢？这一句就够了。「哦，你们是喇嘛！」他立刻动起手来。这些蒙古人宰羊、分羊那份利落，真是惊人。他们用一把小刀，从胸骨底下一点的肚子上插进去，牲口几乎立刻就死。这样宰法是为了把血存在牲口体内。剥皮容易，很快就完。羊仰面放在沙上，皮向两边摊开，背上留一条相连，一面剥一面分割。皮就这样当了案板；而且极称手，他们能把一只羊割成小块，连肺带肝一应放在皮上，一点不沾沙。蒙古人对羊的骨骼了如指掌，每一处关节都用一把小折刀极轻松地卸开；全过程再没有用第二样家什。那份快法叫人惊异。我们这位屠户不巧在半中间被叫开了，去捉一峰整个上午哭着找娘、这时挣断拴绳的小骆驼，所以我没法准准地替他计时。从买下一只羊到羊肉下锅，寻常要用几分钟，我不说了，因为我很难指望有人信。取出肠肚以后，血都聚在一处成了一汪。于是仔细舀出来倒进煮饭的锅——他们叫「塔噶」——里，因为这里什么都不扔。我们把自家那只羊的血给了屠户，皮和整副下水也给了他，只留下肝和腰子。游牧的蒙古人闻见宰羊就像兀鹫一样赶来，总少不了几个老婆子来帮着灌血肠之类，酬劳便是分一份吃食；因为在蒙古人这里，一只羊的头一份，宰了不到半个钟头就吃下去了。蒙古的羊一般膘情不错，可是浑身没有一点肥油，只有尾巴是一大团纯板油，据说有时重到十磅。牲口的肥瘦就看尾巴的分量。蒙古人洗羊肉用水极少。那位随处都有、自封为灌肠师傅的老婆子，摆弄肠子的手法又细致又有章法。她先把肠子整个翻过来，再盘成硬邦邦的香肠形的结，里面并不灌东西，在锅里很占不了多少地方。这些连同别的零碎先下锅，再尽锅之量放肉。锅装得极满，水都盖不住肉；可是蒙古人并不计较。肉很快煮好，也很快吃掉。煮到火候，同伴中有一个用手指从滚锅里一块块麻利地抓出肉来，公公平平分给围坐着眼巴巴等着的人。他们做这套抢火中之物的把戏从不烫着手指。他们吃羊肉的方式极其原始，我还要说，也很叫人恶心。每人分得一两大块，或搁在自己膝上，或搁在坐着的席子上。随后他左手抓起一块——能抓多大抓多大，右手拿着那把少不了的小刀，用拇指作垫，一块块削下羊肉来，那手法就像切板烟。他们简直是囫囵吞下羊肉，吃时不用盐、不用饼、也不用任何佐料。肉剔尽了，又把骨头仔细刮净剔净；完了再把骨头敲开吃骨髓。除了眼睛的一部分和蹄子，什么也不扔。尾巴算是珍品，留给为首的喇嘛或是尊贵的客人；那人再慷慨地分给别人。我只消说一句：这一大团油腻的板油，也是照我上面所说的样子吃下去的。

这顿席上实在的东西吃完，他们把刀在衣裳上擦一擦收起来，便用木碗喝汤。若有小米，他们喜欢喝汤时撒一点进去。碗添得快，小米不过略泡软些，也不必再煮。汤喝完，他们往塔噶里倒上干净水，撒一两把砖茶，等它烧开的工夫先去睡觉。这样煮出来的茶自然带着油光；凡事都在一口锅里煮的这个做法，多半就是「他们把羊肉和茶一锅煮、吃羊肉时连茶叶一起吃」这种说法的来处。别的鞑靼部落或许有这样的，喀尔喀蒙古人肯定没有。茶叶——或者不如说茶梗，因为他们的砖茶是茶末加木屑压成的——总是倒掉的。茶非煮不可，否则一点味也出不来；煮出来自然又苦又难喝。我在没法子的时候也喝过；若用奶兑得足够淡，在别无所有的时候，倒也不难入口。

蒙古人的口味在我们看来无疑很不讲究，可是它出于天然。他们把羊的肥肉看得比瘦肉贵重得多，明明白白地说出了他们日常饮食欠缺在哪里。众所周知，脂肪同淀粉类食物在人体内归根到底起同样的作用；两者可以互相抵补，而两者之中必得有一样。所以凡是像蒙古人和爱斯基摩人那样，土壤和气候不许种谷物的地方，我们总看见人们极力求取油脂。

一份食谱的价值，并不像初看时所想的那样在于某一样东西特别突出，而在于维持健康所必需的各种成分配得得当；凡是一个民族的食物不得不几乎全由一种东西构成的地方，天然的食欲总会把所缺的那些指点为珍品。蒙古人尽管羊肉尽够、沙漠的空气又提神，筋力却相对薄弱，其原因正该归于饮食成分比例失当。中国和日本的苦力在气力的本事和耐劳上都远胜于他们，因为他们所吃的米所含的养生成分比例较杂；饭食虽粗，却靠吃的数量之多得着补偿。

我们那几个蒙古人把头一顿饭睡醒了、茶也喝过了，又把锅架上火，把那只山羊剩下的煮了，到傍晚时又大吃了一顿。蒙古人的胃口之贪、容量之大，简直像野兽。他们自小被养成能吃就吃、该饿就饿，而这两种境况都从不弄坏他们的消化。在沙漠居民所必需的这些好本事上，他们同自家的骆驼极其相像。我们这几个蒙古人自离开张家口其实什么也没吃过。他们至少饿了七天，这七天里又几乎全没有睡，可是应有的疲劳竟一点也没把他们怎么样。他们诚然有些小米和中国的面块，喝茶时撒一点进去；可是正经的食物是一点没有。如今他们存下的这一顿又够他们再支持一个星期。他们很少带肉上路，觉得装在肚子里更方便。

免得有人以为我们也照蒙古人的法子过日子，我得说明：我们有一整套齐全的炊具、盘子、刀叉以及文明进食的一应零件。我们诚然得下很大工夫把自己训练成一天只吃一顿，可是这离蒙古人一星期只吃一顿的习惯还远着呢。

在贡善达克草原上我们耗了一整天，时时刻刻盼着乞塔回来。这一带荒凉得没有人烟，我们附近只有两顶蒙古包。我们的营地离大道有些距离，因此也没有过路人来访，这一天过得极清静。下午把骆驼赶了回来，特力格同喇嘛把每一峰都细细查看了一遍。它们的情形确实严重起来：不但乏了、垮了，背也坏得很厉害。骆驼极易得这个毛病。差不多每一峰背上都有又大又深的洞，几乎从肋间的肉里穿透过去。这些伤口里蛆生得极快，蒙古人每隔几天就用一根小棍探进伤口深处，把虫挖出来。牲口在这道手续里叫唤几声，可是总的说来，它们忍受苦痛的耐性惊人。骆驼吃草的时候，乌鸦就落在它们背上啄虫吃。把重驮压在这样受苦的牲口身上，看着实在残忍；可是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我们的马因为缺食少歇，掉膘很快。叫它们十八个钟头不吃东西，实在太苛。不过比较说来它们是一样奢侈品，不要也过得去。骆驼却是命脉，在沙漠里是换不来的。喇嘛对他的骆驼露出很大的忧色，开始说起到一个叫「察罕图古鲁克」的地方去换新的；那里有一座「苏莫」，就是庙。我们从他口里听出，他家里人就住在那里，只要能走到那个地方，换几峰新骆驼是很容易的。可是察罕图古鲁克离我们还有四天路程，我们这些用坏了的牲口看来未必撑得到。不过我们且存着指望，因为预支灾祸是愚蠢的。

自从出了中国，我们还没遇见过一支商队，只有从库伦运木头来的长串牛车。

这一天过去了，乞塔仍旧不见。蒙古人极目在地平线上找一点影子，又焦心地看着迅速西沉的太阳，最后打定主意在草原上过夜。蒙古人除了看日头月亮的高低约摸猜一猜，没有别的法子判断时辰。我只是就自己所见而言，因为古伯察说他们看猫的眼睛就能知道白天的时辰。至于我，走遍蒙古一只猫也没见过。狗倒很多。它们同中国常见的狗是一个种，只是略大些，毛也厚些。它们于牧人有用，看家也好，不像中国的同类那样十足家养，会离自家蒙古包老远地追着人狂吠。不过它们都是些孬种，叫得比咬得凶。有一件事很奇怪：蒙古人不喂狗；中国人照例也不喂。狗是被认为该自己去觅食的，而在蒙古，它们有时候想必极其艰难。

这一天很暖和，夜里又没风，我们便睡在车里。睡在帐篷里总是暖和些、舒服些，可是铺盖得搬来搬去，搬得越勤，毯子里的沙越多。

蒙古的夜是美的，天极清，星极亮。那轮在我们夜行时帮了大忙的「秋月」，如今升得晚了。再过几天它就过去，我们就要摸黑赶路了。

舒舒服服睡了一夜——这是一星期来头一回——我们醒来看草原上的日出，几乎当自己是在海上。就某种意义说也确实如此，因为失踪的那个蒙古人仍旧不见影子。我们这时候心境正好，凡事都能耐着；昨天宰的那只羊又使我们能做一顿以沙漠而论堪称丰盛的早饭。这一天闲着过去了，因为连一根鸟毛也看不见，没有借口把枪拿出去。我们同住在附近两顶蒙古包里的蒙古人彼此走动；我们那位喇嘛同他们攀了交情，叫那几个妇人给我们送阿尔戈和水来。照例女人管家，做饭缝补，只在男人不在时才出去照看畜群。

喇嘛把不杀生的原则守到极处，自己也苦不堪言。他们并非没有寄生之虫作伴；说实在的，把一位喇嘛的身子看作一个小天地，那上面住着的居民是相当兴旺的。他不能亲手「送任何生灵去转世」，万一那里面住着他祖父的魂，或是某位过去或未来的佛呢；可是等到人口逼得口粮不够的时候，总得想个办法。到这个关口，便请出某位好心的女性来效劳：喇嘛脱到腰间，把身子和衣裳交给她那双细致而熟练的手去摆布。

我们打定主意日落起程，乞塔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我们对着走过的那片大平原恋恋地望了最后一眼，日落时果然上了路。不久遇见一支六十峰骆驼的商队，看着叫人心里一爽：这说明行路的季节确实开始了，我们找新骆驼的指望也大些。

夜里又遇上崎岖多石的路；说实在的，我们像是专在要睡的时候赶上坏路。怎么就从来不会碰巧在夜里走上一段软地呢？也许那些路并不像我们因睡不好而格外活跃的夜间想象所描画的那样坏。不管怎样，这一回我们是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前一夜睡得又沉又整；两夜里有一夜好觉，对任何一个讲理的人也该够了。

早上，翻过几道比平常更陡些的起伏，在一片极荒的地方，我们碰上一群古鲁什。照例白放了几枪。遇上这样多——多得足以叫戈登·卡明心花怒放——却打不着一只这样漂亮的牲口，实在叫人心痒难熬。两点钟光景我们在库图勒乌苏歇下，很意外也很高兴地发现营地附近竟有六顶蒙古包；以这里草之少而论，这是很难得的。其实这里一点草也没有，我们的牲口吃完草回来一身葱味。这地方还驻着一支很大的牛车队。

我们那位喇嘛同库图勒乌苏的蒙古人长谈了好几场，我们的帐篷同那些蒙古包之间来往频繁。有什么事在酝酿，我们猜不出——直到喇嘛又提起「察罕图古鲁克」，就是他指望换新骆驼的地方。他的提议是自己先骑马赶去，等驼队到时把骆驼预备好。这个办法有很大的不妥：乞塔不在，我们的人手本已不足；若只剩一个赶驼的，驼队根本照管不过来。喇嘛再三央求，我们终于答应了他的计划，条件是：第一，他得找个替手帮特力格管驼队；第二，他得在察罕图古鲁克给我们换几匹好马。替手很快找到了，是个精神矍铄、瘦硬结实的老头儿，眼睛却坏得很。商议和预备完毕，太阳早落了好一会儿；我们因此只好等月亮出来，而那要到十一点钟——半夜过去了，一步也没走。

这一夜照例走得颠簸，不过地势渐渐破碎起来。早上我们经过大沙漠上到处可见的盐滩之一。这些盐滩有时有水，有时没有。这一处是干的，地上结着一层白色的盐霜。滩上一丛丛长着一种深绿的植物，没有草的时候牲口就吃它；说实在的，我不敢断定骆驼是不是更爱吃它。这一天又热又渴，早上我们为了找一顶蒙古包歇脚煮巧克力，费了很大的事。骑了许多英里之后终于找着了一顶；在那里我们遇见一位爱玩的喇嘛，带着两匹模样很好的马，骑一匹牵一匹。这像是做买卖的好机会，我的同伴很快谈成了一笔交换：用一匹背上刚起疮的马外加两块银元，换了喇嘛那匹又老又结实的好马。我们把驼队丢得远远地看不见了，本有些担心找不着；可是这位云游的喇嘛为着他那两块银元，在找到我们那一伙上有切身之利，很快就凭着一种像蜜蜂找远处蜂巢的本能把他们嗅了出来。我们把他往回带了好几英里，绕出了他的路；可是这些人似乎并不在乎往哪个方向走，也不在乎从一处到另一处要费多少工夫。

我们那几位蒙古朋友在空旷的沙漠里认路之容易，常常叫我们钦佩。走了一夜的路，中间又被种种意外停顿打断，他们却从不会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们不需要什么地标指引；在井边支帐篷时，井的方位也从不弄错。解释似乎是：人工的助力越少，某些本能就越发达。所以中国的水手在他们那条险恶的海岸上凭着一种「大概齐」的办法来往，在黑夜和浓雾里也能判断自己的位置，而科学的航海家到那时反倒无所措手。在澳洲人们也发现，最好的丛林向导一般是一伙人里最没学问的那个。教育的效果是使人越来越依赖学来的知识，于是低等动物身上极强的那种感知的能力，便因为不用而衰退了。本能同教育是互相抵补的；我们在人类的阶梯上越往下走——人越接近低等动物的状态——他那单纯的本能就越压过他较高的心智官能。原始民族的感官极敏锐，是因为它们不断得到锻炼，或者不如说，是因为生计逼着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非靠感官引路不可。因为抽象地听、看，或者为了愉悦和长学问而听、看，同抱着「口粮也许就系于这些感觉准不准」的信念去用这些感官，是两回事。

快到我们的宿处「乌兰哈达」时，我们看见一件奇事：在几座石山之间一个山口的避风角落里，长着几棵矮树，晒得焦黄、枝叶稀疏，却还活着。一道细流从石头和沙里渗出来，水边有一小片新鲜柔软的草。乌兰哈达在一处洼地里，四周是高地；从我们营地望得见三顶蒙古包。野葱仍旧到处都是。

第二天我们在乌德停下；九月七日一清早，我们大为欢喜地到了那片应许之地——水草丰美的察罕图古鲁克平原。单是这个名字就叫人心里一暖，因为它在我们心上早已同种种困苦与未定之事的了结连在了一起。四面八方都是大群的牛羊，蒙古包也不少，只是彼此隔得很远。我们那位喇嘛图布沁不在这里，据说在他家的蒙古包里，隔着六英里。看来我们在察罕图古鲁克至少得耽一天；我们立刻同最近几顶蒙古包里过来探望的人攀谈起来。下一步是买羊，因为我们断肉已经好几天了——太阳毒，肉存不住。一个蒙古人跳上马，奔到他的羊群里捉了一只又大又肥的羊，横搭在鞍桥上驮回我们帐篷来。这一手很快；可是喇嘛的问题又来了。我们究竟是喇嘛，还是「查拉春」？「查拉春」照字面讲是「黑人」，是一切非喇嘛的蒙古人的称呼。这两类里我们总得属一类。可我们分明不是黑人，这是明摆着的；既然不是黑人，那就必定是喇嘛。蒙古人在心里把这个推论圆满地做出来，便高高兴兴地帮忙宰羊剥皮——这正是这个问题在实际上的要害所在。

我们从特力格等人口里听了不少关于图古鲁克的「苏莫」即庙的话，便带上几个蒙古人去看。那是一所石头砌的齐整小屋，大概是世上最小的礼拜之所，比我见过的有些布道所的小礼拜堂还小。一位喇嘛从旁边的蒙古包里出来替我们开门。里面积满了灰；可是我们自己早已一身尘土，也就不客气地坐下了。一半地方堆着做蒙古包的材料，看去还是新的，无疑是哪个游牧的蒙古人寄放在这里的。不久又来了一位喇嘛，两人一同取下两支旧铜号——样子像中国的唢呐——要给我们奏一曲。这两件家什里外积满了灰，接口又都松了，什么声音也吹不出。两位喇嘛鼓足了气使劲地吹，像是要把锅炉都撑破，那两管生锈的旧铜却一声不肯响。

我们新结识的人里有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名叫哈勒聪多尔济，是我们所遇见的蒙古人里最伶俐、最有精神的一个。他对我们和我们的东西很感兴趣；我们在这里住的几天，他天天一早就来，一直待到天黑。他替我们当差极其乐意：拾阿尔戈、生火、洗碗、牵马去饮水，什么用场都派得上。来看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把我们的帐篷挤得很不方便，尤其在吃饭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个讨厌的毛病，看见什么都要用手摸。于是哈勒聪多尔济被立为司仪，他对老老少少行起权来也极其起劲。大家都明白：他自己爱怎样烦我们都行，可是不许别人烦。他对撞见的本族人一概随便得很：不问一声就骑人家的马、人家的骆驼，还向所有人摊派烟叶、奶酪或是人家身上碰巧有的东西。他拿朋友们打趣捉弄，不论老少男女，给我们添了不少乐子。他的俏皮话我们多半领会不了，可是在他调教之下，我们的蒙古话大有长进。他虽不是喇嘛，却受过教育，蒙文和唐古特文都能读能写。他多半是附近某个小头人的儿子，有机会见过比放牛的强些的场面。

我们一表示想做点马匹交易，立刻就有好几个蒙古人骑马动起来。他们手持一根又长又轻、末端有个大套索的杆子，纵马冲进马群，认准要的那一匹，一般不费什么事就能把套索甩到它头上。若是一匹被追猎了多年的老手，有时能叫他们追上一两个钟头；因为骑的那匹虽然总是最快的，被追的那匹却千方百计地折转躲闪。我那匹张家口买的马已经乏得没用了，我便用它换了一匹高大结实的，蹄子有点靠不住，却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

人家向我们讨饼干、讨酒、讨空瓶子，缠得我们很苦。同这些纠缠者说我们路途遥远、一应存货都要留着用，全没有用。他们全不体谅赶路的人，能把你所有的吃食一口不剩地吃光。我们发现一个好法子：有人讨酒喝，就给他黑啤。那副龇牙咧嘴的怪相极其可笑，而且他们再也不来讨第二回。至于空瓶子，我们留着酬谢别人替我们做的一点小事，也用来换奶。有一个老婆子，是个女喇嘛，来讨酒，怎么也不肯罢休。她讲的道理是这一路的：「你是喇嘛，我也是喇嘛，我们是弟兄，心是相通的；所以这瓶酒你该给我。」对这样的诉求，唯一的答复只能是：「不错，我是喇嘛，你也是喇嘛，等等；不过这瓶子既在我手里，它就该仍旧留在我手里。」那老婆子还在帐篷里东翻西找；动武把她赶出去又未免失礼。末了她翻着一只没塞塞子的瓶子，倒了一点在掌心里用舌头舔了舔。效果十分显著：她五官扭成一副丑怪的模样，一路吐着唾沫出了帐篷，再没有讨过酒。那瓶子里原来是我们煮咖啡用的酒精。

我们头一回察觉被偷，是在察罕图古鲁克逗留期间。在此以前我们一直深信蒙古人老实，把一应小东西随处乱放，听凭那许多来客摆弄。可是这一回，我们那位喇嘛托我替他保管的几样小玩意，夜里从我车上被偷走了。我们很生气，大声宣布：不查出贼来、不把东西还回来，就不许任何蒙古人走近我们帐篷。可是这股潮流是挡不住的；何况为一个人的过错——那人还未必是本地的——去罚整个部落，似乎也太苛。不过我们觉得停掉他们的饼干和白兰地是很公道的。喇嘛回来后我们报告了失窃的事，他听了却神色如常。当晚他请了另外两位喇嘛，照规矩作法查贼。他们在一顶蒙古包里行事，有铃有经有烛（就铃和经说，是一点不假的），一面掐着念珠，一面诵了好多丈的喇嘛经文。我们那位喇嘛先向我们讨了些酒作法事用。酒倒在三只小铜杯里，法事期间摆在桌上——那桌就是这家的箱子或曰柜子。看到底太腻味了；不过第二天早上喇嘛告诉我们，作法很成功（那自然），他们已经查出贼是谁，可是要说捉住他、把东西追回来，那似乎仍旧遥遥无期。

我们歇到第二天，乞塔到了，同来的还有一个朋友，两人都骑着骆驼，还带着我那匹「多伦诺尔」。他在追马时把自己那峰骆驼丢了，是借同伴的骆驼赶上我们的。喇嘛对他很冷淡，为丢了骆驼痛心疾首。至于那匹马，倒是回来得精神抖擞；不过它跑掉时本来就瘦，在沙漠里被苦追了六天，膘情更不见好，我倒宁愿他们把它留在原处。

我们焦躁万分地闲耗了两天，我们那位喇嘛才屈尊带着新骆驼露面。他一到，特力格又动身去看他那些朋友——也住在六七八英里以外——第二天才回来。喇嘛不去预备起程，倒东游西荡，同全境的老婆子们喝茶闲聊；我们认为这是白糟蹋「我们的」光阴，便把这种境况下人之常情的情绪表露了出来。喇嘛想尽法子要把我们拖到十日；可是我们急红了眼，逼着他们深夜动手装载。漆黑里、又加上干活的人不情愿，这可不是件容易事。特力格倒客气厚道。乞塔却把那副坏相露得太难看，招来了几句重话，结果他辞了我们的差使。我疑心这早已讲好，因为替手转眼就找着了。新骆驼没有上过套，先架进空车里，小心地牵着走了好一阵，才敢说它们稳当。这一切在一个极冷的夜里耗掉了好几个钟头；等我们离开察罕图古鲁克，已是半夜。喇嘛的两位朋友送我们走了头一程——不过几英里，因为天没亮我们就歇下了。喇嘛的买卖还没了断，他同那两位朋友又说了几句临别的话。黑地里匆匆装好的驮子，也得整个重装一遍。

趁着这些琐事料理的工夫，我们有空把新的家当清点了一遍。骆驼确实又肥又壮，驼峰饱满挺立，背是好的，只有旧疤的痕迹。骆驼这一项再好没有了。乞塔的替手原来也是个喇嘛，看上去是个厚道人，后来我们发现他心是好的，人却蠢。他会说几句中国话，于是我们给他起名叫「乞塔喇嘛」，以别于我们那位总头目——那一位才是当之无愧的「喇嘛」。我们还留意到，我们那位喇嘛不知怎的把他的马弄没了，如今骑起骆驼来；这对我们马匹的兴旺、甚至保全，都不是好兆头，因为喇嘛最恨骆驼，只要有法子，他自己是从不骑的。

八蒙古（续）

草里仍旧密密地掺着野葱。再往前走，我们经过一片沼地，水很不少，非得小心择路不可，因为骆驼最怕水和滑泥。它那又宽又软的脚掌陷不进泥里去，不能像马那样踩实；它那又长又细的腿关节又松，脚一打滑就有劈叉的大险。一支十七峰骆驼的队伍从早上起同我们走在一路，这时走错了路，从沼地上直插过去，陷住了，骆驼再也走不动。我们那位喇嘛绕了个大圈子，当时我们还数落他；可是他看见那支队伍在近路上进退不得，只把那情形指给我们看，得意地咯咯一笑，淡淡地问一句：「谁认得路？」

沼地附近驻着一支六十峰骆驼的队伍。那是从库伦来的，多半还是从恰克图来的，驮着运往中国、替中国人经手的货。押货的是两个天朝子民，都是爱说爱闹的快活人；我们同他们停下来聊了一阵，谈的无非是路怎样、草场如何、走了多少日子之类，凡在这样的地方行路的人，一般都要谈这些。有一点很有趣：路上听来的这类话大都不实。他们似乎心里冒出什么就说什么，正像一个心宽的人常会在瓢泼大雨里说一句「今儿天气不错」。可是话又说回来：路上听来的话你若一句也不信，就会白白丢掉许多也许很有用的见闻；你若句句都信，又要弄得自己和手下人无日安宁。在轻信与不信之间稳稳地走一条中道，是很难的。

两点钟我们又在「塔里亚吉」歇下，那一带没有人烟；不过近旁有一片浅浅的水泡子，水浑得像白垩汤。那水极难喝，蒙古人却像是很中意。从水泡子里舀水比从远处的井里挑水省事；为了遮掩自己的懒，他们一口咬定那些井都是咸的。你自然只能接受他们的说法，因为他们便是说根本没有井，你也一样无从知道。塔里亚吉的草场虽然相当不错，我们的骆驼却不许吃草，缘故是它们这副身子骨，两个钟头就会把自己胀得干不了活。

预备动身时天已漆黑。我们费了好大的事才把牲口聚齐，尤其是马和一峰不驯的小骆驼。我们那两盏张家口买的灯笼只够把黑暗照得更见分明，此外再无用处。蒙古人在黑地里找牲口，总是俯身贴近地面，绕着地平线望。在草原上这办法很管用，因为牲口只要不太远，它的轮廓就能衬在地平线上显出来。

天亮时我们已在「布廷塔拉」草原，那里又驻着一支大队伍。这片草原上以及四周的小谷里，地表的水也很多。草相当好，牲口也多。在布廷塔拉我们又遇见了野味。

下一站歇在「赛因库图勒」附近，那里草场好，水却糟得吓人。我们实在喝不下去；那天又还热，只好忍着渴。奶不顶用，反而更添难受。在赛因库图勒，有一个陌生的蒙古人——一位喇嘛——骑着骆驼来到，照例招呼过后，便解下他骆驼的驮子，在我们那几个人的帐篷里住了下来。一打听，才知道他是要去「库伦」——俄国人所说的乌尔加——他的意思是，我们若愿意，他可以同行。他从家里出来，只带着一峰骆驼，要走这样远的路，长途所需的一应东西一概没有，全凭佛祖会在旷野里为他摆下筵席、也为他备下遮盖，把他引到比他预备得好的行客帐篷里去。这人的品格很卑下。我们对他最初的印象就很不好，后来的经验更证实了这一点。倒不是这人做过什么错事；恰恰相反，他的举止一律合着最严的礼数。可是这反而加重了他的罪过，因为这叫我们连讨厌他的借口都没有。相识的头一天，我帮他捆了捆行装，并不是想帮他，不过是出于那种因为没有更高明的消遣而搓大拇指的心理，或是小孩子逮着什么就要又拉又扯、尤其是在有机会闯祸的时候的那种心理。我正拽着他的绳子，那家伙抬头看着我的脸，一副极卑屈的神气，却又极郑重地说：「赛因春！赛因春！」——好人！好人！蒙古人用这句话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有所指的，一种是不着边际的。这个人无论用的是哪一种，都同样叫人难受；我很怕自己从此没有饶过他。说实在的，即便他求我原谅（他并没有），我也不会信他是真心。而这个人竟像海上那个老头子一样，一路黏着我们直到库伦！他还自命博学——照他自己说，喇嘛的经书他都通，还到过唐古特。蒙古人所说的唐古特，究竟是指古时的唐古特国，还是指西藏，我说不上来。多半是指后者；名称混淆的缘故，很可能是因为唐古特原是藏族所居之地。

离开赛因库图勒之后，有一个俄国的信差同我们同行了一程；那是位喇嘛，骑着骆驼——这很少见，他们一般骑马，每二三十英里换一次。这信差懂俄语，想用俄语同我们攀谈，我们避开了，因为我们早已发现冒充俄国人有好处。说实在的，跟这位喇嘛解释我们不是俄国人也是白费。首先，这多半就叫他信不过，因为我深信一大半蒙古人相信蒙古在世界的正中，一头是俄国，一头是中国。俄国经蒙古的信差或者说邮政，一概由喇嘛来办；游手好闲的漂泊生活，对他们似乎比对「黑人」更合适。他们凭着换马，把张家口到恰克图的七百八十英里路轻轻松松地在十一二天里走完。同我们那三十天的苦程比，这已算很快了；可是其实还是很慢，信差若被催紧些，就凭他们现有的方便，六天也走得到——也许只须中途换一次骑手。我们在路上遇见好几个，他们赶路的样子简直像不把工夫当回事：比方眼下这位信差，就以我们一小时两英里的脚程陪着我们，从傍晚六点一直走到第二天十点。别的骑马的也这样干过；而且我知道他们在蒙古包里一坐几个钟头，闲聊喝茶。总而言之，往来恰克图的信差把事情看得极轻松。每月有三班信差：一班是俄国政府的，从北京发；两班是恰克图商人的，往来天津。俄国政府那班信差全归中国政府管，我想费用也由中国政府出。商人那两班是他们自己办的。

在「伊奇哈布斯提勒」附近，我们在相当好的草场上扎营，近旁有一大片很脏的水塘，上面有水禽。塘里住着一种差不多通体雪白的大鸭和几只小鸊鷉；不过别处我们见过许多种水禽。

我们有六峰骆驼这时才获准吃喝——据我们所知已经饿了四天，也许在交到我们手里以前还饿了一两天。

塘里的水很恶心。我一口也沾不得，因此渴得很苦。下午驼队动身以后，我骑着马四处找水，却什么也没找着，只有一处水洼，是马牛在湿泥里踩出的蹄坑。坑里积了一点水，我们只好俯身贪婪地喝那污浊的液体——换个时候，它准要叫我恶心。不过幸好我们正走出这片多水的地带；天黑以前我们进了一顶蒙古包煮茶，喝到了极好的泉水。

这天傍晚，拉我车的那峰骆驼干了一件很少见的事。它使劲尥起蹶子来，起先我怕它把什么都踢碎；可是每一脚都踢在车身结实的地方，所以除了它自己的腿，什么也没坏。它不肯罢休，直踢到自己伤得几乎站不住。疼劲稍过，它又踢起来，只是一次比一次没劲，最后才算彻底服输。发作的时候近它不得，因为骆驼后腿的构造是这样：小腿从飞节往外撇得很开，尥蹶子时蹄子伸出去，远远超过车辕的垂线。特力格就是这样被踢翻的。在我的经验里，这些能忍的牲口发脾气，只此一回。

这时地面的样子迅速变了，起伏得参差不齐，草也多了些。我们渐渐走进有人烟的地方，指望沙漠里最难的一段已经丢在后头。过了「沙拉沙拉图」——那里蒙古包很多——我们到了群山之中的「希伯图」。再一程到了「乌林达巴」山，那是我们在蒙古所见唯一配称为山的。路从三千七百英尺渐渐升到四千九百英尺，那就是山口的高度。这山口好走，是切进山里的一道深口子。山口北面豁然开出一道好山谷，谷里人畜往来，一片生气：蒙古包拆下来驮在牛背、骆驼背上，也有装在粗木车上的；一群群羊、一队队牛被赶得东来西往。蒙古人正在迁往冬营。夏天他们散布在整个沙漠上，牲口的草料够吃；冬天却要设法进到有遮蔽、又有足够的草能让牲口熬过那几个阴沉月份的地方去。近来那几阵北风，已经警告草原上的居民冬天快到，非得另寻一块厚道些的地方不可了。

我们在「崩巴图」附近歇下，那里草长得极茂，我们那几匹饿瘦的马吃得很痛快。可惜的是，我们的牲口一进了好草场，我们的人就垮了。特力格尤其如此，活儿多半是他干的，他因为睡不成觉、又整天在驼背上风吹日晒，已经快撑不住了。

去中国的牛车队在路上遇见的没有个完。每一队有一二百辆车，一队跟一队跟得极紧，像是整整一夜的路上连成了一条不断的线。它们慢慢走过去时那叮当的铃声，听着很奇特，倒也不难听。

九月十五日，喇嘛借口替他自己也替我们买羊，在上午九点钟就歇在「贡图古鲁」草原以南几英里处。我们不过断肉两天，那几个蒙古人却六天没吃东西了。我们几次想买羊都没成；就在那天早上还讲定了一只，可是主人去捉羊时扑了个空，一头栽在地上。我们自然同在旁边的蒙古人一齐笑了；究竟是这人恼我们拿他取笑呢，还是把自己这一跤当作天意的示警、以为当天不该卖羊，我说不上；反正他咬定了不肯再同我们谈卖羊的事。

我在察罕图古鲁克换的那匹马，蹄子全坏了。一路上石头太多，它的蹄子早已坏到禁不起颠簸。我便用它换了两只好羊；如今我只剩下多伦诺尔那副骨架子了。

我们东边十五英里处出现了高山（在这样的地方，如果一个人敢估量距离的话），我们开始指望能看见点像样的风景。风从西南刮来，又大又冷；下午转到西北，是一场道地的「霍伊纳尔萨勒沁」，就是北风——这个词在蒙古人听来是极可怕的。九月里就这样叫人害怕，到了正月又该怎样？我常常纳闷这些可怜人怎样熬过他们那阴沉的冬天。这种冷北风说来就来。那天本来很好，甚至热得有点难受。一片云过来，倒下的水像是从喷壶里泼出来的那么多。接着北风呼啸而起，几个钟头之内，你就从热带的夏天一下子跌进比北极的冬天还难受的境地，因为那咬人的风是往骨头里钻的。

我们顶着一场厉害的北风进了「贡图古鲁」草原。那草原看去约有五英里宽，走起来却费了差不多一天的脚程——没有显眼的标记，距离就是这样骗人。在这片草原上出了一件事，耽搁了我们一夜，弄不好还会把我们的行程整个断送。我们一支枪在车里走了火（我们的枪向来装着弹、随手放着），弹丸穿过一堆铺盖，又穿透车后的木板，在外面一根木杠上弹开，奇迹般地没有打着紧跟在车后两码内的那峰骆驼，画了一道弧线掠过整支队伍；有一粒铅子打中了殿后的那位喇嘛，距离足有六十码，在他耳廓外面划出一道沟。血流得很凶；实际上他最初察觉受了伤，就是因为脖子和肩膀上淌满了血。他吓得大叫，以为自己「至少」是死定了；他叫住驼队，从骆驼上下来，把自己交给特力格和乞塔喇嘛看管。帐篷匆匆支起来，一切都照歇下来预备。特力格和其余的人大为惊慌，心神不定；他们那种迷信的狂热会把这件事看成什么样子，我们心里也有些没底。幸好我们刚同另一支很大的队伍岔开，免了一群人来多事帮忙。近旁有一泓水，我们打发人一趟趟去取，给他洗耳朵，让血痛痛快快地流。那伤其实什么也算不上，可是血流得多，把蒙古人吓住了。我们的对策是摆出高深的样子；我的同伴身边正带着一只制作精致的小匣子，里面各样药品俱全，这时拿了出来，在我们那几位蒙古朋友心里引出了分量恰好的盲目信仰。伤口用山金车酊洗过，贴上一块膏药，极其见效：血完全止住，收拾得也很齐整。蒙古人看着我们施为，满心惊异与敬服；倘若他们心里曾闪过要为这场伤害报复的念头，这时也让位给对我们施医的感激了。那位喇嘛吓得瘫软，我们叫人把他抬进帐篷，让他躺在临时用箱子杂物在迎风一面堆起来的铺上。头上缠了一条毛巾挡风，尽我们所有的东西把他弄得舒服些。他神色凄惨可怜；我们看他一见自己的血就整个人垮掉，几乎忍不住要笑。这时他又觉得头疼、喉咙疼、胸口疼；看他这样彻底被自己的恐惧俘虏，我们只好顺着他一点，极认真地对他种种症候一一下药。我们头一样开给他的是一量杯白兰地，因为知道他好这一口。这一下他精神略振，胆气开始回来。接着我们开了茶，茶很快煮好；等他情绪好些，我们又开羊肉，因为知道他们早上那顿还剩了些零碎。这些都办过了，我们准他抽烟，最后开的方子是好好睡一夜。早上我们探问病人，发现他已经好了，却很想缩在壳里不出来，等北风过去再说。这就未免过分了；于是我们把他从头到脚仔细查了一遍，又把他种种症候盘问了一番，不得不宣布他可以上路。他推脱不掉，只好不情不愿地爬上骆驼，头上还缠着那条白毛巾，叫我们一路遇见的游牧鞑靼人看得目瞪口呆。我这辈子确实没有受过大夫这样好的待遇；不过我国这一行既然那么靠人缘，他们对大多数病人也用这一套办法，倒很值得斟酌斟酌。我在这里不妨顺便说一句：蒙古人的耳朵都支棱得很开，像象耳朵。

喇嘛这场意外于我们是天赐之福，替我们换来了一夜的安眠。风在草原上刮得毫不留情，我们把车背朝着风睡，还是暖和不起来。若是顶着风赶路、车头迎着风口，那该是什么滋味，凡领教过这种刺骨的风的人都想象得出；因为我们的车头无论怎样小心，也不过用几张毡片尽量扎紧遮着，挡一场大风是全然无用的。

沙漠上大多数草原里住着一种像老鼠的小旱獭，在地下打洞。它的习惯是蹲坐在洞边（它只有一条退化的短尾巴），一受惊就吱吱地叫，随即溜进洞里，立刻转过身来只露出个头，看看所怕的危险是不是迫在眼前，然后才整个不见。每个洞都有好几条路通着，伸出洞口二三十码远。这小东西似乎从不离开踏出来的路，而且深信自己一定回得了窝，你几乎踩到它身上它才撒腿往家跑。这种小兽多的地方，地面被它们的路纵横犁得一道道的。洞口边上堆着一堆草和野菜，古伯察以为那是给它们挡冬天的风用的。我对它们的本能太有信心，不能信这话；因为它们一钻进地下的窝，什么风也吹不着了。更可能的是，这样收集起来的草料是备作冬粮的，它们在秋天极勤苦地积攒。我们那几匹马很爱啃这些晒着的草堆，还用鼻子把它们拱翻，这个毛病我们尽力制止。说实在的，这些有趣的小东西凭着那样的远虑、几个月的耐劳，为着难日子积下的口粮，白白给人毁掉，简直是一种亵渎。

在贡图古鲁我们还遇见另一种习性差不多、个头却大得多的旱獭。它的大小和毛色像只野兔，动作却更笨重些。它的洞有兔窝那么大。它常在离洞很远的地方出现，而且比它那小邻居更容易受惊，因为它不好藏身。稍一受惊，它就飞快地往洞口跑，蹲在那里，直到危险逼得太近，这才翘起短尾巴吱一声钻进洞去。这种东西我们始终走不到射程之内。至于那些小的，我们能走得极近，近得再打它们就成了残忍——何况我们也没有法子把皮保存起来。大的在多石的地方打洞，腿短、爪强、毛硬，有几分像獾或浣熊。倘若不是有人断言那种东西绝不会出现在鄂毕河以东，它们或许就是那种叫作「鸣兔」的小兔了。

日落时风停了，是个晴朗有霜的夜。九月十七日早上，我们看见了货真价实的头一块冰；从那时起直到旅程终了，天天有霜。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路也平常，蒙古人又饿又乏，便自作主张在天亮前歇了几个钟头，在「呼鲁斯图托洛盖」附近煮茶。从那里我们穿过「博列尔朱」草原，照例遇上成群的牛车队，十点钟在一道山梁的隘口前扎营。「巴音乌拉」——意思是「富山」——那清峻分明的轮廓在我们右手十到十六英里处；我们扎营处脚下那几道不高的丘陵，在看惯了一片接一片单调草原之后，合成了一幅很好看的景致。我们到蒙古已经二十二天，被身边这个民族的习性浸染得很深。要是把自己想成在以这样的慢速「赶路」，那真要苦死。可是也没有什么能叫我们觉得自己是在赶路。偶尔心里掠过一个模糊的念头，想着总有一天该看见恰克图；可是这念头很短，我们每天的作息又处处维持着一种错觉：我们就是沙漠的居民。没有什么能标出我们每天的行程：没有教堂尖顶，没有路边客店，连一块里程碑也没有。我前面写下的那些悦耳的地名什么也说明不了。把它们安给大洋上的这一处那一处，也一样合适。我们已经完全同游牧的鞑靼人打成一片，安心住在沙漠里；那份心情，大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所有的差不多：他们面前朦朦胧胧有一块应许之地——就是说，他们对它的真实感是朦胧的；而「终有一天到得了那里」这个念头，对他们每天的生活影响甚微。天天按时降下的吗哪，在他们心里远比领袖们所瞻望的光明前途要紧得多。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么。

沙漠生活虽有种种不便，却自有一种魅力，对一个被没完没了的事务折磨过的人是很值得一提的。在那里你尽可以不受邮船和电报的搅扰，也不受「每天关于充塞世间的冤屈与暴行的报告」的搅扰。你在这样静寂的孤独里住得越久，就越觉得自己不依赖外面那个挣扎着的大世界。暂且背对它，投到自然之子中间去，是一种解脱；这些人虽没有文明带来的种种快乐，却也没有文明带来的许多苦恼和某些罪恶。

这一天极暖，暖得我们情愿躲在帆布底下避太阳，直到三点钟才又上马。那道山口原来是一条很好的山谷，草很丰。我们又遇上长长一串车队，车多半是空的，从库伦去多伦诺尔。为什么空着，我们打听不出，只猜想是入冬以前揽不到货——近来那几场恶劣天气已经给了他们警告——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赶回家去过冬。

几天前我们捎上了一个年轻的朝山者，是位小喇嘛，要到库伦的大喇嘛寺去住一段时日读书。这孩子独自徒步走这二三百英里的路。他身上除了一件衣裳和几张发霉的纸——上面写着喇嘛的经文，仔细地夹在两块木板中间揣在怀里——什么也没有带。他没有干粮，更没有钱，全靠本族人有名的好客得每天的饭和夜里的宿处。我觉得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在这样的情形下走这样的路，颇有几分英雄气概；蒙古人却不当回事。我们的驼队给了他一个舒舒服服赶路的好机会，他也毫不客气、立刻就用上了。他头一回露面是在我们某次歇脚的时候，被人发现在我们那几个蒙古人的帐篷里，像是从云里掉下来的；从此我们那三个蒙古人就得多养两张嘴，这在他们想必是很重的负担。这孩子立刻被派了差使，我们给他起名叫「巴嘎喇嘛」，就是「小喇嘛」；他起初不大受用这个名字，后来也就随和了。小喇嘛是夏天从他母亲的帐篷里出来的，不过几天；如今冬天已经赶上了他——蒙古是没有春秋的——他的衣裳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实在太单薄。我们那位喇嘛见这孩子在刺骨的北风里冻得缩成一团，便以蒙古人那份真诚的好客把自己一件袍子让给了他；他这样做，无意中正实行了一条基督教的训诫——据我所见，很少有基督徒在实际上这样尊重它。小喇嘛那双松垮的皮靴，尤其是靴里的毡袜，已被路磨得很坏；他再怎么将就，也遮不住那几个冻红的脚趾。可是他能忍能挨，对所得的一点也极知感激。此后他不必再步行赶长路了，因为我们那位喇嘛总设法把他弄上骆驼。

九月十八日早上，我们发现六点钟才从宿处动身，为此同蒙古人吵了一架；那一夜固然又冷又黑，足够他们拿来做借口，可是额外停顿我们是一概不认的，而这一夜大半工夫都停着。那是个又冷又阴的早晨，天空沉甸甸地压着铅色的云，还刮着不小的南风——这在蒙古是极少见的天气。不久我们来到一处，路像是在一道悬崖顶上陡然断了；这时才明白，没有大亮的天光，我们确实走不过去。从我们这高处，眼前忽然展开一片壮丽无比的景色。一座群山的圆剧场横在面前，山脊尖峭地耸起，乱纷纷地堆叠着，像暴风里的海浪。许多山顶上戴着一片片林木；对我们这些在平坦无树的沙漠里住了这么久的人，这景象忽然出现，简直像是被搬进了仙境。

我们得横穿山脚下半围着的一道宽谷；下坡陡得几乎笔直，落差五百英尺。我们只好下来步行，骆驼把空车安安稳稳地弄下去也很吃力。

高地顶上、下坡的起头处，有一座大「敖包」，就是祭坛，是一堆垒起来的石头。蒙古各处有许多这样的敖包。蒙古人对它们极其尊重，它们带着一种宗教兼迷信的性质。每个过路人都有义务往那堆上添一点东西，正规的添法无疑是添一块石头。我们那位喇嘛很少肯费事下马去找石头，只从自己骆驼的峰上揪一把毛，任它被风吹去——风若肯把它吹到敖包上的话。同时他嘴里咕哝几句这种场合规定的祷词，良心上也就交代过去了。不过遇到更要紧的敖包，譬如引起我这番话的这一座——这类敖包总是设在难走或危险的隘口上——他便骑马赶到队伍前头，下了马，郑重其事地又说又比划，求这座山的善神保佑。蒙古人极怕恶鬼，而且笃信有鬼，还不止一个，是许多。在这一层上他们同中国的佛教徒相像；不过我始终看不出他们像邻邦那样拜鬼——中国人一切宗教仪节的用意，在我看来总不外乎把恶鬼禳走或同它讲条件。就蒙古人而论，这自然只是消极的凭据，而且出自极浅的见闻；可是他们宗教情绪的格调要健全、要高尚些，使人相信鬼并不在他们所拜的对象之列。他们提起「楚特古尔」即鬼来，不像中国人提起他们的「鬼」那样轻佻；虽然他们把疾病和祸事都归之于楚特古尔作祟、非请喇嘛作法不能禳解，他们却认为好人、尤其是好喇嘛，是绝对「看」不见楚特古尔的。我曾试着拿这事同他们说笑，把他们关于楚特古尔的说法奚落一番；可是蒙古人别的题目上都容易逗乐，唯独这一件上敏感得很，一提起来总是一脸正色。我们那位喇嘛从他自己和朋友们看来是致命的伤上迅速而彻底地痊愈，在他们是一桩大可庆贺的事，因为这证明了他品行的醇正——那等于是同恶势力短兵相接的一场严峻的考验。

我们横穿谷地时，落下几点雨。喇嘛立刻下令歇下，蒙古人便奔忙起来，匆匆卸骆驼、展帐篷，脸上写满了惊恐，嘴里念念有词：「博罗·贝纳」——「雨要来了」。蒙古的雨极少，因此没有什么防雨的预备；一场急雨就能把赶路的蒙古人搅得像一群鸡。我们的帐篷还没支起来，雨已经下大了，个个淋得透湿；可是等我们安然钻到帆布底下，才猛然醒悟处境真正的苦处——阿尔戈湿了，火生不起来！那几个可怜的蒙古人以叫人羡慕的达观听天由命，把这场不幸看作兵家常有之事。我们却没有在逆境的学堂里受过这样的训练，一想到要在这又冷又雨的一天里坐着穿湿衣裳，实在受不了。何况以往的经验教我们知道，雨后必有那可怕的北风，到时候这副样子怎么禁受得住？可取的燃料只有一样，就是拆开我们一只货箱，把木板烧掉。木板也是湿的，可不像阿尔戈那样浸透；费了些事，我们在帐篷里生起了火，又给蒙古人足够的木头让他们也生一堆，好煮茶。他们对这份意外恩赐的神色与言语，是对我们极丰厚的酬报。雨一直下到日落才放晴，风转到西北，照例呼啸起来。我们把帐篷掉了个方向，背着风，弄得极其舒服。有油布垫和一张轻软木褥子，湿地也算不了什么；毯子我们总有办法保得干。早上地上一片雪白，北风刮得比先前更无情。日出后有几阵雪随风扫过，下了几个钟头；我们等到十点钟才继续上路，朝挡在前面平原尽头的「察罕德布色」山走。「察罕」意思是「白」，我们整日望着那被雪覆盖的山坡，觉得这名字再贴切没有。这一天对我们人人都是难熬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挨过冻。太阳难得露一露脸，空中满是又黑又沉的雪云，全靠风大才没有落下来。这样的风，在车里也好，骑马也好，都受不了。除了步行没有别的法子；可是顶着这样的大风走路又谈不上轻松，我们只好躲在车后，扶着车挪。我估计自己就这样走了二十英里。骆驼却勇敢地顶风而行，甚至像是乐在其中。双峰驼，至少蒙古这一种，是特别适于寒冷地方的。热天它容易疲乏，驮着东西简直要出汗出化了（我们行程之初所以总在夜里走、白天最热时歇着，正是为此）；可是天一冷，它就振作起来干活，越冷越好。

路上遇见的少数行人，用土拉河的情形吓唬我们，说那河正发水，过不去。我们不大理会这些约伯的安慰者，知道亚洲人爱说夸张的话；可是我们那位喇嘛却忧心忡忡，看上去像个自觉有大祸临头的人。

上了察罕德布色山，我们进了一道又长又窄却很秀美的山谷，谷里有一条小河「库勒河」，注入土拉河。两边的山林木很好，多半是黄羽般针叶的杉，还有小白桦。杉树长不大，多半因为运到中国去卖的需求太大。在这库勒河谷里，我们看见好几处伐木场，木材就在那里归堆、装上牛车——我们在沙漠上遇见的那许多牛车就是从这里来的。

有了林木，几种新的鸟也出现了，其中最显眼的是喜鹊、寒鸦和鸽子。

「牦牛」，也就是「长毛牛」或「哼牛」，这时也成群出现。它们比寻常的蒙古牛小，看上去却极有力、极耐苦。它们只用来拉车。从前有人以为这种牲口是西藏特有的，看来蒙古也是它的原产地。

穿过库勒河谷时，我们那位喇嘛买了两棵小树当柴，拿半块砖茶换的。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们，此后不必再用阿尔戈，一路上都有木柴了。这消息叫我们高兴，倒不全为着从此可以烧比阿尔戈文明些的燃料——我们既是在露天做饭，两者其实相差无几——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实实在在的凭据：大沙漠总算真的过去了，从此我们要在一片有山、有「蓬蓬丛林」的地方行路了。

九从库伦到恰克图

我们刚望见土拉河，用望远镜已能辨出河对岸买卖城那片中国商号的房屋，一阵又密又迷眼的大雪扑了下来；顶着那样的风，人和牲口都招架不住。骆驼停下，帐篷匆匆支起，可是地上早已铺白了。不过这场风雪并没有挡住来客：谷里四周驻着许多商队，人不断过来。大家急切地打听河的情形，而所得的消息比先前更叫人丧气，因为更确切了。水流极急，水位很高。他们唯一一条能渡河的船被急流冲走了；就在那一天，有人试着涉水，淹死了两个人和一匹马。给我们报信的人自己也同我们一样进退不得，其中有几个已经等了好几天，等一个过河的机会。

这些话再没法不信了，我们尽力认了这个逆运；可是眼看着库伦——我们蒙古一程中头一个大关口——就在跟前，只隔着一条小小的河而被困在这里，实在磨人。照这种境况下的老办法，我们用一顿好饭来安慰自己；凡是被迫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做饭总格外用心。晚上到蒙古人帐篷里同他们厚道地谈上几个钟头，也就把漫长的夜打发过去了。他们在许多事上很像孩子，容易逗乐。我们最简便的法子是从座中挑一个人——多半是乞塔喇嘛——编出一串我们在远方听来的、关于他的故事。蒙古人总乐意拿自己朋友开玩笑，虽然当事人本人似乎并不领情。对一位喇嘛，最忌讳的是问他老婆孩子好不好，因为他们的誓愿把他们排除在婚姻之乐（或者说婚姻之苦）以外。他们有一长串定式的问候语，行路人在路上擦肩而过时匆匆对答，进了帐篷则从容而郑重地一句句说出来。其中包括殷勤地问牛羊好、问妻子儿女好，后一项对喇嘛自然是绝不问的。我们既是无知之人，照说是不懂喇嘛的规矩的；我们只消问一句「楚春」——就是妻子——好不好，就总能把一位生喇嘛的心刺痛，惹得旁听的人一阵哄笑。

夜里扎营的时候，照例得有一个人守着行李什物，因为蒙古人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许的那样老实。外国人对他们的信任比他们彼此之间的信任还多；而他们对自家人总该了解得最清楚。你若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防备，他多半会说是防狼防虎；可是心直口快的蒙古人干脆告诉你，他们所怕的是贼。他们说贼一般用「莫春」这个词，就是「坏人」；他们是否还承认有别种坏，很成问题。他们不把一夜分成几更，而是由一个人守整夜，别人在以后的夜里轮着来。喇嘛凭着一队之长的身份给自己免了这桩差事，守夜的担子就落在特力格和乞塔喇嘛身上。我们把帐篷门扎好、一夜的事都安顿妥当，钻进毯子里看书，地上点着一支蜡烛，这时特力格巡夜常来探望。他会趴在地上，把那颗圆圆的大脑袋从帐篷帘子底下伸进来，仔细看我们睡了没有。见我们还醒着，他就来借个火点烟袋，再讨个准，要在帐篷里抽——因为风大，外面点不着。于是他半个身子在帐篷里、半个身子在外面躺着抽烟；这种时候他极愿掏心窝，把自己家里的事一五一十讲给我们听，极有意思。他在察罕图古鲁克附近有一顶蒙古包，包里有个他极疼的妻子，还有两个叫他很得意的儿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他有些牲口，家底不厚不薄，他不在家时由兄弟替他照看。他离家已经很久；我们在察罕图古鲁克的时候，他偷空骑马去看了看「那几只小鸡和它们的娘」；可是我们急着要走，把他这趟探亲截得很短。特力格这番话叫我们心里生出歉疚来，觉得自己先前待他未免不体谅；因为从一开头，苦活都是他的，便宜一点也没沾着；何况凡不在他分内的事，他也总是高高兴兴替我们做。

风整夜凄厉地号着，我们的帆布像逆风换舷时的船帆一样噼啪乱响。早晨仍旧冷得刺骨，天被疾驰的厚雪云压得昏暗。那天早上要从暖和的被窝里爬出来，非得有不小的决心不可；我敢说我们两人中随便哪一个若是独自旅行，都情愿躺着不动，等人来叫。可是彼此都怕露怯、怕被说成拖累行程，于是互相逼着起了身。蒙古人一点动静也没有。至于特力格，守了一夜刚睡下；而没有他，什么事像是都办不成。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克服喇嘛先生的惰性，劝得他同我们骑马下到河边去查看。马从山坡上牵了回来——它们在那里过了一夜，尽力从石头缝里挑几根草吃。我那匹「多伦诺尔」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见了主人也不打响鼻，而这是它从前逢着什么场合都不会漏掉的。这可怜的牲口完全被冻僵了，一条腿几乎挪不过另一条腿去。我立刻把它送给了一个蒙古人；不过我怕以它的老迈和这副光景，这样的夜再有几个它就撑不住了。

土拉河岸上聚着一大群人，有要过河的，也有许多靠帮人过河为生的闲汉。蒙古人不断在河边同驻在库勒河谷里的各支商队之间来回驰骋，为的都同我们一样。可是这一天土拉河是过不去的。水流翻着白沫吼得像瀑布，流速将近每小时七英里。水深得能没到人脖子，河底又铺满大块圆卵石；便是水流平缓、水位再浅些，涉过去也很难。被冲走的那条船是什么样子，我说不上；剩下的只有一具用挖空的树干捆成的筏子，以眼下这个水势，是干什么也不中用的。聚在那里的杂色人群中，人人都有一番高明的主意要献；说话一律扯着大嗓门喊到最高，那地方简直是又一座巴别塔。人人都说过不去；有的以为明天或许行，有的没这么乐观。我们除了赞赏四围那真正壮丽的景致，别无可为。库勒河谷朝北，与土拉河那道更大的谷成直角交汇。库伦上头那些山总的说来是光秃的，林木只零星成片。土拉河从东面山里的一道峡谷中奔出来，一路被灌丛和柳树遮得严严实实，直到在它的支流库勒河汇入处豁然出谷。土拉河紧贴着谷的左侧走，右边留出一大片平地，往买卖城和库伦的路就在那上面。

这一天一直黑沉沉地刮到日落。傍晚风小了，夜里星光灿烂。九月二十一日的早晨极可爱，日头明亮，天是蓝的，地上结着硬霜。空气静止，牛哞、狗吠和四面八方走动的野蒙古人的嘈杂混成一片，听着叫人舒服。虽然脚下踩着硬壳，却像是个夏天。我深信一味的好天气会叫人厌腻单调；它只有同先前的风暴一比，才能尽情享受。

我们又撇下驼队骑马到河边去；像挪亚的鸽子一样，我们衔着橄榄枝回来了。水略退了些，已经有几峰骆驼当真过去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亲眼看见它们湿淋淋地站在对岸。喇嘛自然又出了不少难题，我们逼着他去试，两点钟把驼队赶到了水边。他今天不情愿强渡，有两个缘故：头一个，我们还有车要过去，这自然比让骆驼驮着东西蹚过水难得多，也险得多；这一层我们表示情愿把车丢下。第二个缘故他觉得不便对我们明说，可是在他却是更要紧的：他得雇许多帮手，而以渡口眼下的情形、又有那么多人等着过河，帮手们要的价是很苛的——便是心地单纯朴实的蒙古人，也懂得供求这条生意上的道理。

正经的渡口水还太深，便在上游半英里处另择了一个好些的地方；那里河分三股，中间夹着低平的小洲。三股合起来有好几百码宽，对岸被洲上的小树灌木遮住看不见。这渡口的场面极其生动、极其紧张。动手以前先得叽叽呱呱地说上一大通；可是办法一定下来，帮手们干得极卖力。我同伴那两匹马被征用了，每匹上骑一个蒙古人，下身的衣裳或索性脱光，或撩到胯上。各人牵一峰骆驼的鼻绳，扎进冰冷的水里。骆驼可怜得很，长脖子扭来扭去，把那双胆怯的眼睛从水面上避开——它们天生怕水。半打拿着棍子的人在骆驼屁股上大力施行「劝说」，它还是犹豫。那马站在冷水里也乏了，正当骆驼用前脚试探时它却要往后退。骑马的人光着腿泡在水里，一样不耐烦，拿脚后跟使劲磕马。这不过是早晚的事，两样牲口终于都下了水。骆驼在松滑的石头上立脚很不稳；到了深处，它得使出全身力气才不致被水流整个冲得离了地。它知道自己的险，浑身的筋肉都在抖。三股水每一股都要这样挣扎一回；我们屏息看着头一拨过去，眼看那匹马一点点沉下去，最后只剩头和肩露在水面上。等他们平安上了干地，两峰骆驼卸了驮，照样牵回来接那两辆车。这时车里的铺盖以及平日放在里面的零星必需品已经腾空，捆成包裹，用油布盖好，预备驮在骆驼背上。过车是最叫人提心吊胆的一桩。车除了轮子上的铁件全是木头。它们会沉还是会浮？若是浮，在这样的急流里就断断过不去。真有一辆连骆驼一起被冲走了，幸而在下游一处浅滩搁住，弄了回来，只略有损伤。我们是跟着最后一拨过的，两人合骑一峰骆驼。一个蒙古人坐在我身后，叫我朝着水流那一面侧身，好让骆驼往那边偏；可是我承认当时有过一刹那的紧张，因为那可怜的牲口在一股几乎把它冲倒的强劲回流里踉跄迟疑。过土拉河用了四个钟头，这整段工夫里那两匹马和骑手都泡在水里。那两人的腿冻成了鲜红色，牙齿磕得出声；可是他们兴致很好，心无挂碍，只把自己吃的苦当笑话。事完之后一盅烧酒就叫他们快活得像国王。蒙古人无疑是一个极强健耐苦的民族；难怪他们能当极好的兵。同我们一道过土拉河的什么人都有，其中还有几个骑马的老翁。我还看见一个老妇人，身子虚弱、眼睛也几乎瞎了，骑着一匹马过河，她儿子并辔扶着她。这些人都把靴子裤子脱下来搭在鞍上，到对岸再换上干的。

我们这时离大道足有一英里，天又快黑了。这一夜再走不成，又不想支帐篷。于是我们接受了一个蒙古人的护送和他的盛情，纵马奔到他的蒙古包去；那包就在库伦道旁。平地长着草，却颇多石头，还被许多从土拉河分出来的小水道切开。我们这位主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在察罕图古鲁克草草辞退、或者至少是逼他自请辞职的那位「乞塔」。他在自家包里张开双臂迎接我们，又把我们托付给掌锅的那位太太好生照应。她究竟是他自己的妻子，还是别人的妻子，我们弄不清楚；不过她操持家务极其勤谨。一块羊肉立刻上了火；乞塔和那位太太一个劲儿地劝我们喝奶吃奶酪，又极力用他们活泼的谈吐招待我们，谈的主要是过土拉河的事，偶尔还提一提察罕图古鲁克。我们一面听，一面琢磨乞塔何以特地绕出路来待我们这样客气——我们上回同他分手时可是很不愉快的。他是要把炭火堆在我们头上么？还是要叫我们看看蒙古人不记仇？又或者他得意于向朋友们显示自己帐篷里有这样体面的客人？我相信这几层他都不是，他不过是出于一切蒙古人天生的那份真正的好客。后来才知道，主人预备的这顿席专是给我们的，他自己早已约好等我们那位喇嘛和他在土拉河边结识的朋友们上来，同他们一道吃。来看我们的蒙古人很多，有几个像是这一家的人；这一晚过得很愉快。到了睡觉的时候，火灭了，顶上的孔盖起来，包里除了我们、乞塔和那位太太，别人都散了。

第二天早上，同蒙古人结算前一天出力的酬劳，白白耗掉了好几个宝贵的钟头。一共花了三两，约合一畿尼；这个数目在我们那位喇嘛看来是敲竹杠，害他那光脑袋沮丧地摇了好多回。忙乱预备的当口，我遭了一桩狠心的窃案：一只小小的野餐匣被人从车里偷去，里面有一只酒杯、一副刀叉和一把匙子。他们若是偷了一匹马、一顶帐篷，或者一箱纹银，我都能泰然处之；可是天天要用的东西丢了，实在难忍。我一天到晚时时想它，而且自然无从添补。此后遇到不得已时，我只能用过路蒙古人的「厄伊噶」，心里很别扭。他们的习惯太不干净，木碗常常结着一层污垢。他们洗碗的常法是用拇指甲背在碗里刮一刮；要是有心讲究些，他们洗碗的办法就同狗舔盘子一样。

我又从乞塔手里买了一匹马：一来我确实需要，二来我想借此酬谢他的款待。随后我们编好行列：特力格骑一匹马陪我们去买卖城和库伦，然后再去追驼队；驼队从买卖城抄近路，在库伦拐角处截过去，根本不进城。买卖城是一处中国商号的聚居地，离土拉河渡口约两英里；照蒙古人的看法，它设在那里是专为坑他们的。这地方样子很别致，多半是木头造的：外围的墙连同每一处院落的篱笆，都是用粗木杆密密地竖着排成。出入有一道门，看那样子是常年在用的。两个民族彼此的猜忌，使双方都为自保而自我隔绝。这居留地里的中国铺户都是殷实人家，我想多半是山西人。我们在街上骑了好一阵，想置办几样必需品，却不大顺利。末了我们在一家铁匠铺前停下，想给马钉掌。我们搭话的那个工匠听不懂，便跑进隔壁铺子里拉出一个衣着讲究的年轻人来，那人张口就同我们说俄语。他简直不能理解我们竟不懂那种话；不过他随后屈尊说了中国话——一个中国人若能用别的话对付，是决不肯说中国话的。可是这笔生意我们没谈成；又因为时间紧，我们听了特力格的再三催促，掉头向库伦去。买卖城的街道是一道道黑泥的河渠，又坑洼不平，我们的牲口几乎站不住脚。能重新回到野外的空气里，我们打心底里高兴。

去库伦的路上，我们经过一所快要完工的大房子，坐落在一处高地上，位置极好，居高临下。那是俄国领事的宅子；可是特力格不认账，说他认得俄国人的房子，一定带我们找对。他确实把我们带到了一处俄国人的猪窝，那里住着几个所谓的商人，境况野蛮污秽到极点。我们同他们连话也通不了，只能靠学来的那几句蒙古话。要见领事，我们只好又一路折回刚才路过的那所大房子。代办领事希什马廖夫先生极其殷勤地接待了我们，在一块洁白的桌布上招待我们吃了一顿文明的早餐。这在我们是一种享受，其分量多半连主人也想不到，因为我们已经二十七天没见过鸡蛋——蒙古是没有鸡的。希什马廖夫先生在库伦的日子想必极寂寞：可以往来的除了那位中国大官和蒙古的副汗，再没有别人。他家里的用度多半从一百七十五英里外的俄国边城恰克图运来。俄国政府在库伦维持着相当大的一个机构：领事有二十名哥萨克卫队，此外还有二十名正在盖新房子的俄国木匠，以及别的闲杂人等。在库伦这样一个俄国毫无利益可护的地方，何以要办这样一个费钱的机构？只能凭它在亚洲步步进取的一贯方针去猜。人们早就认为（原注：见安特蒙尼的贝尔书。），自库伦以东西向延伸、直到黑龙江源头的兴安岭一脉，是西伯利亚的「天然疆界」；因此俄国人利用从前蒙古诸汗同几个深入到库伦的俄国商人之间的争端，在那里取得了一个立足之地——这个立足之地是决不会放弃的，直到这道山脉同克鲁伦河（黑龙江的上源）之间、直到呼伦湖即达赉诺尔为止的整片地方并入西伯利亚为止。到那时候，人们又会发现「天然疆界」还在更南边。俄国并不急于去占这片新地；不过这地方已经勘测过，并且列进了俄国的东西伯利亚地图。到了合适的时机，这项转移会悄悄地、不流血地办成；因为在需要的时候，没有谁比俄国的外交家更懂得「手段温和」这四个字。这一变更也不会叫谁吃多大亏。中国皇帝失去的是对一片地方名义上的宗主权，而这片地方如今多半花掉他的比它值的还多。蒙古各部连同他们的首领，不过是从一个独裁者的臣民变成另一个的臣民；此外一切多半照旧，直到时日带来渐渐的变化。中国商人才不在乎谁做王，只要让他们安安稳稳做生意就行；而俄国政府也开明得很，决不会去妨碍一宗对开发西伯利亚荒漠出力最大的贸易。

「库伦」——意思是「营」——这个名字并不常用。蒙古人叫它「库伦」或「大库伦」，古伯察译作「大围」。这座城、或者说营、或者随便叫它什么，位置极富诗意。它坐落在离土拉河约一英里的一片宽阔台地上。库伦背后是一道雄峻嶙峋的山脉，替它挡住北面的大风；前面则永远有一片悦目的景致可供眼睛歇息，那就是土拉河对岸林木粗疏的群山，夹峙着那条河的谷地。河本身从城里几乎看不见，被两岸和水中低洲上的灌丛遮住了。

人口散布在台地上，并不怎么讲究排列的整齐；没有街道，蒙古人的住处之间只是弯弯曲曲的过道。这地方仅有的房屋是庙宇、衙署，以及中国人或俄国人住的房子。蒙古人像在沙漠里一样住帐篷，所不同的是每家都用木栅围起来防贼——到库伦来朝拜的香客里贼是很多的。

我们找着一个人给马钉掌，钉得又好又快，价钱也极公道，约摸只有买卖城要价的一半。钉掌的是个中国人——那自然；因为蒙古人似乎无论如何都不给马钉掌。不错，他们没有硬路要走；可是沙漠上许多地方那种砾沙，有时也把马蹄底磨坏，尤其是蹄尖，磨到牲口没用为止。不过他们很少让马坏到那个地步，因为他们畜群大，随时换得了坐骑。

库伦里没有铺子，那不合蒙古人的天性。沙漠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在一大片空场上用砖茶买；那里搭着棚子开大集，做买卖的主要是蒙古妇女。在那里你买得到马、牛、帐篷、皮挽具、鞍子、牛肉、羊肉、喇嘛或俗人的帽子、妇女的首饰、毡子——总之凡蒙古人想象所及的一切。我们那几样小小的采买办得极满意：没有人因为我们是生客就想哄骗我们；我们大可庆幸自己不是落在中国人手里。蒙古人同中国人的分别，没有哪一处比铺户小贩寻常的老实更显著了。诚然可以说，生意上的诚实容许一个人把货卖到他所能卖的最高价；可是这条格言是否能扯到替铺户乘人之危辩护的地步，就很可疑了。

库伦这片蒙古聚落的核心，是蒙古的喇嘛之王哲布尊丹巴的大喇嘛寺。有人说这座寺和周围几座小寺里住着三万喇嘛，不过这个估计得谨慎着听。多博多尔沙和代钦阿隆两座大喇嘛寺，建在山的一处凹进处；那道山谷自北面通到库伦，在这里汇入土拉河谷。我们出库伦的路在谷对面的山坡上，工夫又用完了，无缘去看这些寺。那些房屋规模极大，朴素得几乎像营房；可是上面那一点装饰却素净而有品味。它们同中国的建筑格局相去颇远，无疑是藏式的。寺后山坡上用白石头摆出一行藏文，字大到一英里外仍看得清清楚楚。

凡好喇嘛都以能说自己朝过库伦为荣，这些虔信者是从极远的地方来的——有的从远东满洲的荒野，有的从西藏的边境。（原注：见古伯察书。）城所在的台地上有许多小小的神龛，是为方便那些一心要博得佛祖垂青、也博得同类敬重的苦行者而建的。我看见其中一个受了迷惑的人正在往一座神龛去，那龛离他约有四分之一英里。他量着步子走三步算一程，然后行数次大礼，整个人扑在满是石子的地上，念一段经，再往前走。我不知道他是从多远的地方来的，也不知道他开始这场又慢又苦的行程已有多久；不过粗粗一算，照这个速度他还得走两天才到得了那个地方。

库伦的喇嘛之王被蒙古人当作神。他是不会死的——他只转世。喀尔喀各部都归他统属，因此这位人物一向是中国皇帝时时猜忌的对象，对他的举动看得极紧。喇嘛的这套办法自古就很受中国皇帝的迁就，蒙古与西藏的神权政治，主要就是他们造出来的。这两处的世俗君权变成神权，是出于一桩偶然或是一个事后的主意，并不像日本那样把自己的世系一直上溯到神话初开时的神。西藏最后一位独立的王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便出家做喇嘛，借此摆脱了治国之劳。这事发生在公元一一〇〇年前后；不多几年，西藏就臣属于中国。忽必烈做中国皇帝以后，立了一位西藏喇嘛为王；继蒙古人而有中国的那些君主，沿着笼络喇嘛势力的思路，立了八位喇嘛为王。这些人后来（公元一四二六年）取了「大喇嘛」的称号，其中为首的成了西藏的达赖喇嘛（原注：见德经《匈奴通史》，一七五六年巴黎版。），从那时直到今日，他一直是佛教的首领，也是西藏的藩王。无论在什么情形下，达赖喇嘛也不可能对那些奉他为精神之主、却散布得那样广的部落实行真正的管辖；事实上，自从中国皇帝把如今所谓中国鞑靼地方的各部完全征服以后，他对远方属众的权威就大为松弛了。完成这件事的康熙皇帝，有意抬高喀尔喀喇嘛王的独立地位，为的是斩断他们同邻邦厄鲁特即卡尔梅克之间的纽带，也为的是叫各部的藩长渐渐养成越来越仰仗中国皇帝来治理和保护的习惯。凭着这条高明的方针，中国政府力求使蒙古人不去结成任何可能威胁那刚加到各部头上的异族统治的联盟。驻在达赖喇嘛廷中的中国钦差，都是才具极高、受过外交上的细致训练的人；他们表面上拥戴达赖喇嘛，实则抑制他的种种要求，又用间接的法子，凡他行使权威而似乎同中国的方针相抵触时便加以化解——这样来促成他们政府的用意。所以喀尔喀的喇嘛王实际上已经不受拉萨那位精神上级的管辖；他对那一位的尊重，大概同拿破仑对教皇的尊重差不多。

喀尔喀的「库伦」并不一向在如今这个地方。一七二〇年（原注：见贝尔书。）它在鄂尔浑河上、近色楞格河汇口处，比今日的库伦偏北一段。不过在那以前若干时候，喀尔喀的驻地就在如今库伦所在之处，因为我们读到（原注：见《世界通史》卷四。）约在一六八八年，厄鲁特人「毁掉了呼图克图在土拉河边用黄琉璃砖建造的壮丽庙宇」。

自库伦向西南延伸、与大沙漠接壤的杭爱山中的险要，极宜于屯聚大军，也为逃亡的部落提供了安稳的退路。草场丰美，大河和每一道山沟里的山溪供水充足，足以养活无数牛羊。早在基督纪元以前很久，最初的匈奴就把大本营设在离库伦不远处。蒙古故都哈剌和林的旧址，在库伦西南约一百六十英里。蒙古人正是从那里出发去征服亚洲和欧洲；一三六八年被逐出中国以后，他们又回到那里，在一位喀尔喀大汗治下建立了北元的新朝。王罕也曾在那里兴盛过：他因十二世纪时名字被景教徒拿来做幌子，演出了一场一般被认为是对教皇和欧洲各国君主的天大骗局，而著称于世。景教徒放出话来，说他们已使这位君主和他的臣民归化基督教，并说这位汗受了洗，取名约翰。有人以这位所谓「长老约翰」的名义，写信给他西方那些王家弟兄。这些信似乎被当作真的，欧洲各廷不止一次派使团前去结识这位最虔诚的君王。这位王公究竟归化与否，信它的理由同疑它的理由大概一样多。这些远征即便没有达到本来的目的，至少也使世人得到了许多关于大鞑靼地方居民的奇异见闻。

「长老约翰」——或者照他本名叫他王罕——是当时最有势力的鞑靼君主。成吉思那时候还叫铁木真，年纪很轻，曾投到王罕廷下求援，好压服本部的乱事；不久他就做了王罕军队的统帅，在这个位子上显出了后来使他几乎成为整个文明世界之主的杰出军事才具。他极得汗的宠信，一切都顺顺当当，直到那倒霉的一天，王罕的女儿爱上了年轻的铁木真。他的情路并不平顺，因为他那些情敌妒火中烧，开始在汗面前算计他；汗终于听了挑唆，出卖了自己最好的朋友。铁木真在失了汗的信任以后很久，仍旧忠于旧主；直到一桩处心积虑要他性命的阴谋被识破，他才同他的君主公开决裂。他们在土拉河与克鲁伦河之间打了一场会战，多半就在今日库伦以东不远处。王罕的兵力在数目上占大优势，可是汗不是他那位卓越的统帅的对手。铁木真大获全胜。汗从战场上逃脱，不久被杀，他的王朝也覆灭了。铁木真至此成了局面的主人，于一二〇六年在哈剌和林即位，号成吉思汗。

在库伦的事办完以后，我们下午很晚才动身去追骆驼。路大致朝北，穿过一道山谷。这一程很难走，因为地面崎岖。这里的土本来就松软泥泞，低处的雪一化，更是雪上加霜。过了那几座大寺，我们上了山坡的高处；可是这条路比低处那条还要滑，因为上面融雪不断往下渗，连马走起来都很难。不久我们看见骆驼的踪迹，那是极容易认的：它们宽大外撇的脚掌在坡上滑出一道道印子。这对骆驼向来是极险的活，我们很担心它们「劈叉」或是把胯骨脱了臼。所以日落后不久看见驼队驻在一道朝西的窄谷里、就在一个陡峻山口的脚下，我们并不怎么不高兴。有几峰骆驼摔倒了，幸而都没有伤着。那是个很好的月夜，我们想叫人继续赶路；可是山口既陡、路又那样滑，骆驼拉不动车。他们已经打发人去叫牛，说是随时会到——自然如此；可是我们本该看得出他们压根儿不打算在天亮以前走。无论如何，我们不愿做耽搁的由头，于是睡在车里，随时预备动身。九月二十三日天一亮，牛来了，每辆车两头，还跟着一个年轻妇人和一个男孩，他们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套起车来。牛把活干了，只是路破碎难走，很吃力。到了山口顶上，我们那位喇嘛往一座敖包上扔了一大块木头致敬；牛又把车平安地送下山口那一面——那一面同上坡一样陡。随后我们同骆驼一道穿过山谷和起伏的地面，一路山景很好；我们避开大道，拐进各样小径，那些路我们的领路人似乎都熟。下午三点我们在纳林谷外歇下吃饭，打算趁月色重新夜行。可是偏偏不巧来了一场雪，我们只好在原地待到天明。从库伦到恰克图想赶快些的指望，这下全落空了。这趟路一般算四天、至多五天尽够；我们已经在其中白丢了两个好夜。这样的坏天气若再下去——看样子很像要下去——我们就得在路上过整整一冬了。牲口整夜除了雪几乎没什么可吃。早上地上一片白，风雪却停了。我们的老对头风一早就把树枝子拨弄起来；它虽然来时像只羔羊，我们却太有把握地预感到后面是什么。那一天风刮得极凶，我们大半时间都在步行。地上那层薄雪在日头和风合力之下很快化了。空气在冰点以上时，风这一样确乎比日头更有力。我们的夜里总是霜重，可是到了正午，太阳的力量仍足以把地面弄湿。

翻过一个陡峻的山口下到另一道谷里，我们接上了大道；这时的大道又宽又好。一路上仍旧是山谷和起伏交替，景致不断变换，时而展开令人神往的景色：各样的岩石与河流，林木葱茏的丘陵和层叠推涌的高山。整天刮得刺骨的风在日落时停了；天一直很清，我们过了一个无风有霜的夜。夜里十点钟在「古伦扎塔」歇下，那是一道宽阔丰饶的谷，草极多，养着大群的牛——清亮的月光把它们显给我们看。这地方的美，要到第二天日出才全看出来；那天早上又静又好，我们心情极佳，尽情领略四周那些山石、林木与牧场的景致。分明我们已经进了一片同蒙古草原全然不同的地方。这里每一道谷都有溪流滋润，土壤很宜于精耕。

这时我们又被一样东西吓着了，就是一条过不去的河——「喀拉河」，意思是「黑河」。看来我们注定要被造化想得出来的一切花样耽搁；因为这些河发水是极少有的。若不是这样，一定早有什么法子应付这种急难了。所以尤其叫人难受的是：这些小小的蒙古河偏偏在我们路过的时候闹起这样大的脾气。

在往喀拉河去的路上，我们碰到了「博罗河」，那是喀拉河的支流，灌溉着一道宽阔的好谷；我们在别处从没见过一个地方聚着这样多的蒙古人。顺着博罗河沿谷而下，我们经过好几处看去各自独立的聚落，牛羊都很富足。这里有一样新鲜景象映入眼帘：他们种着一种粗黑麦，蒙古人叫它「布塔」。我们经过时他们正在收割，用一种粗木车运到蒙古包边堆垛。这似乎说明，蒙古人只要条件合适，天性上并不反对耕种。他们有些部落，譬如古伯察提到的西土默特那些，确实是有章法地种地的。我们走到谷尽头时太阳已落，傍晚就在喀拉河左岸不远处扎营，打发喇嘛同一个本地人去勘明第二天的渡口。

二十六日一早我们到了河边，地点比平常的渡口更靠上游。车卸了货，照过土拉河的办法渡过去；不过这条河小得多，费的工夫也少些。这些渡口总是一片忙碌，尤其是要赶一群牛过河的时候。有一个可怜人整个上午白费力气赶五六头牛过河；末了还是邻人来帮忙，一头一头牵了过去。

前面几英里处有一个陡峻的山口；我们在喀拉河边一顶蒙古包那里雇了四头结实的小牦牛来拖车过口。包里有一位年轻的喇嘛信差，俄语说得很好，头天夜里就宿在那里；这一上午他给我们添了没完的乐子。他极爱说笑，又因为常在北京朝廷同恰克图之间往来，自命为见过世面的人。他把我们那位喇嘛挖苦得叫人受不了，把他的牲口评得一钱不值，还说要把他的家当全盘买下来。这些信差是怎样办差的，从这个小滑头身上就可见一斑：他不但整夜宿在蒙古包里，早上还等着我们这一伙，同我们做伴直到近午。

这道山口是顺着一条陡峻崎岖的山沟上去的，沟里密生着白皮的桦树。这些树长不大就心里烂了，成了空心，一刮风便被吹倒。它们很少有像样的主干，多半是从根上蹿起两三根粗壮的萌条。它做柴极好，别的用处却不中。

上坡时视线全被林木遮住；到了顶上，敖包附近有一片空地，从那里前后的山岭沟壑一览无余，气象宏伟，博罗河谷就铺在脚下。下坡又一头扎进密林，到了山脚出林，进入一道通往「巴音河」的长谷。那是一条极小的河，两岸地面松软泥泞，骆驼极难走。这条河同我们渡过的别的河一样，是向西、向北流的。在巴音河北岸，我们从日落歇到半夜；天亮时进了另一道又长又好的谷，谷中流着「沙拉河」，意思是「黄河」或「沙河」，两样译法都说得通。这道谷里的草，比我们此前所见的都茂。大批蒙古人在这里定居，谷里满是庞大的牛群。人们正忙着用长柄镰刀割那长草，手法极其熟练，割了在蒙古包四周堆垛。这块草地是挑来过冬的，夏天野外草青草足的时候，想必人要少些。一个陡峻的山口把我们送出这道谷，不过我们仍旧沿着河的左岸走了一段。我们四点钟光景歇下，因为喇嘛骑马到远处一顶蒙古包买羊去了。他不肯把羊带回来，非得自己先回帐篷，再打发算是「黑人」的特力格去取，白白耗掉许多宝贵工夫。喇嘛在这件事上的念头荒唐透顶。他们不肯杀牲口，也不肯把牲口牵去给人杀。可是他们肯讲价、肯买下牲口来供人宰杀，宰了以后又肯吃——这样一来，事前是同谋，事后也是同谋。把转世的道理这样付诸实行，那套道理我始终想不明白；因为在我看来，倘若佛祖或哪位亲戚的魂被囚在一只羊的身子里，那么送它去转世，倒该是一桩纯粹的善举。

日落时下了点雨，不过并没有像前几回那样跟来大风。

半夜我们翻过一道难走的沙口，每辆车上多加一峰骆驼才拖过去。接着又是一道难走的口，沙略少些，路倒还好；就这样走了一夜，第二天九点钟光景下到「伊罗河」岸上。那是一条平缓的河，宽一百码，深十英尺。看见两岸都是成群的商队，我们本以为要「等上一阵」才过得去；不料很意外地，几个钟头就轮到了我们。挖空的树干捆成的筏子运行李；骆驼和马卸了驮，从船上牵下水去泅过。伊罗河的流速约每小时三英里。我们过河那地方的右岸是一大片平地，左岸却多丘陵、林木也好；上下游似乎都被右岸的峭壁封住，因为这条河极其曲折。合起来看，这是一道很秀美的谷。我们只好在暖和的日光里晒着等了好几个钟头，等全队都过来。驼队预备动身时，我们劝得喇嘛同我们骑马先行，穿过「塔拉布里克」，还带上一口袋羊肉，好在某顶蒙古包里煮好，等特力格和他那位朋友上来就有得吃。这样省了许多工夫，也叫蒙古人没有借口再歇一场。再走一大程就到恰克图了；我们越发急着不肯耽误，因为一场风雪或是别的意外，随时又会把我们拖住。我们整夜在崎岖的路上、在密密的松林里赶得很苦；天亮不久出到一片颇多沙的开阔地上，八英里外特力格指给我们看两个白点，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们那就是恰克图。那是两座教堂的尖顶——俄国的城镇都以它们作标记。

这样，到了九月二十九日，我们终于走完了这趟有时像是没有尽头的路。走七百八十英里用了三十四天！你们这些坐着快车满国飞的人，想一想罢。当然，偶尔往来北京同圣彼得堡之间的俄国大员，穿越蒙古另有快法。供信差用的驿马归他们调度，又靠事先安排，一路都有替换的马，于是他们坐着自己舒服的马车，从恰克图到北京不过十二天光景。

十蒙古人——史事杂记

沙漠上这些游牧的部落，周身笼着一种特别的趣味。在他们身上，我们看见古代匈奴、以及更古的斯基泰人活着的后裔。阿提拉出自他们——那位「上帝之鞭」，五世纪时率着他那些野蛮的部众撼动了欧洲的根基，加速了旧罗马帝国的倾覆；六百年前把亚洲与欧洲扫成一片荒芜的那些可畏的武士，也出自他们。

蒙古各部的习惯极其守旧，他们的样式从不变更。写成吉思时代、甚至阿提拉时代蒙古人风俗的文字，拿到今天一样适用。种种迹象都表明：无论帐篷的式样、衣着、人情礼俗还是生活方式，今日的蒙古人自从最初见于史册以来，变化极少。

匈奴的早期历史是隐晦不明的。看来自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前后起，他们就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住在戈壁沙漠以东，那一段时期里同中国屡次交兵。关于他们头一批可信的记载，出自公元前二〇〇年前后；那时候他们大大扩张了自己的势力，成了中国极可畏的邻邦。正是在基督纪元前三世纪，中国人筑起了那道著名的长城，防这些好战的匈奴入寇；而匈奴仍旧使中国向他们纳贡。

汉朝的武帝（卒于公元前八十七年）在同匈奴的血战中获胜，是头一个在中国境内打破匈奴势力的人。他在军事得手之后，又施展了他那个民族——即便在那样早的年代——就已擅长的机巧。他孜孜不倦地在各部之间挑拨离间，成功地使许多部落脱离了对单于的效忠——单于是当时匈奴王的称号。后来单于本人也成了中国皇帝的藩臣，为着一个附庸之位甘心俯首听命。

基督降生后约一百年，匈奴分崩离析，四散而去。南匈奴先前已从主干分出，同中国结盟另立了自己的政权，一直维持到公元二一六年。北匈奴遭大饥荒困苦，又被他们压迫已久的部落攻击，只好逃亡自保。匈奴诸部的迁徙，就要从这个时代算起。他们又分成几支。一支漂泊到里海之滨，在那里定居，性情在较温和的气候影响下起了变化；游牧的习惯渐渐丢掉，他们变得文明了。这一支叫作白匈奴。

另一支向西北迁移，一路要同更严酷的气候搏斗。同自然、也同许多敌人搏斗，使他们愈加暴烈；到了伏尔加河上的新居地，他们把一身野性丝毫未减地保留下来。这些不安分的武士刚在西方站住脚，就开始攻打邻邦。他们征服了阿兰人——那是个只比他们略微不那么野蛮的民族——又把被征服者的兵力并入自己，于是匈奴成了哥特人的恐怖；到基督纪元四世纪末以前，哥特人也成了这些入侵者的俎上肉。

不过这些游牧部落的势力，总容易被酋长之间的互相嫉妒弄瘫。他们的政治观念很粗陋，世袭继承在他们中间是不大讲究的。匈奴只有在这样的首领统率之下才使邻邦可畏：那首领须有足够的魄力凌驾于一切人之上，又有才干或机巧把绝对的权力揽到自己手里。

阿提拉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即位时匈奴已在上升之势；而他的天才、精力和永不知足的野心，很快就使匈奴成了全欧洲的恐怖，使他自己成了执掌权柄的野蛮人中最了不得的一个。阿提拉的卫队是一班藩王。他能用之兵，有人估作五十万，也有人估作七十万。他靠着劫掠各国自肥；可是在野蛮的骄傲达于极盛的时候，他在营中仍旧守着祖辈那种俭朴的习惯。凡他手所能及的敌对部落都被他征服，他们的军队也被并入他自己的军队；随后他把全部兵力压向腐败堕落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被迫俯伏在征服者脚下，接受了入侵者的骄横所能开出的最屈辱的和约。

阿提拉的大军所过之处，处处是荒凉，因为破坏向来就是野蛮人的荣耀。古时的匈奴靠劫掠为生；阿提拉的众军所受的驱动，也无非是野兽那种野性的本能，只是程度更甚。可是只有在还有东西可抢、又有一个高明的头脑指挥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势力才聚得住。所以他们在欧洲的恐怖统治为时甚短。一场大醉断送了阿提拉的一生，他在自己床上因血管破裂而死，死得很不体面。他一手造起的帝国在他死后陷于党争，随即崩溃；公元四六八年，也就是阿提拉死后仅仅十五年，匈奴的帝国彻底瓦解，他们的名字也从历史上消失了。

牧人们在鞑靼的草原上放他们的羊，过了七百年，才又起了一位首领，把散处的部落召到自己旗下。这期间，在中国疆域的边沿上，若干无足轻重的王朝彼此更迭。突厥也在这中间出现，建起一个可畏的势力，自六世纪维持到八世纪。他们是从阿尔泰山出来的；在那里他们本是柔然鞑靼的臣属——柔然在阿提拉死后压倒了匈奴。突厥人制服了柔然，据说几乎把他们灭绝。有人以为这些突厥人同在他们以前的匈奴、在他们以后的蒙古人是同一族（原注：见德经《匈奴通史》。）；可是要疑他们血脉相同，理由是很多的（原注：见《巴布尔回忆录》厄斯金所作导言。）。最初的突厥人以精于冶铁著称，单凭这一点似乎就足以把他们同纯粹蒙古人的祖先区别开来。他们居丧时剃须，波斯人还以为他们相貌俊秀（原注：见《世界通史》卷三。）。匈奴和蒙古人则几乎不长胡须；凡认为值得描写他们相貌的著作家，无不说他们丑陋得出奇。

不过要理清被误称为鞑靼的各族的来历，是一件没有指望的事。中国旧籍所存，不过是帝王与战事的名目、王朝的兴亡。亚洲历来先后兴起的鞑靼势力，从来不是由单一的族属构成的。连他们的名字，一般也不过取自某个因缘际会而显赫的小部落或小家族；而「鞑靼」、「突厥」、「蒙古」这些名字被沿用下来，又被错加在成分混杂的军队和部落联盟身上。这些混合部落的漂泊、在他们中间兴起的帝国之瓦解、以及这些帝国以新的组合重建，都不断促成血统与语言上的融合——那些本来来源不同、却同样过着游牧生活的族属，就这样混到一处。他们处置战俘的办法、他们强加于被征服民族的条件，更使族属的混淆愈演愈烈。匈奴或蒙古人向来不饶战俘，除非能把他们用作奴隶或兵丁，或是拿赎金获利。男子被屠杀，中意的女子被征服者据为己有。他们还向属国索取女子作为贡品。这种粗暴的凌辱曾被无情地加在中国人头上：「每年都要把中国最美的一批女子献出去，供匈奴粗野的怀抱。」（原注：见吉本书卷三。）这些做法，必定大大增添了人种学家的困扰——他们要剖析那些因战争的沉浮而一时一时聚集在同一面旗下、并被冠以当权家族之名的人群，实在太难。

不过匈奴在欧洲出现的时候，哥特人和罗马人给他们画下了生动却走样的像。透过这些丑恶的漫画（原注：同上书。）所罩的雾气，透过恐惧与憎恨加给匈奴的那些荒诞的出身传说，我们仍能一眼认出今日蒙古人的形貌。无论突厥诸部来历如何，无论混血、气候变迁等等在这些游牧民族身上造成过什么变化，蒙古这个大族在它一切的变乱与迁徙之中，大体上保住了自己的习俗与特征，也证明了自己同阿提拉的匈奴血脉同源。蒙古人确乎远说不上好看；可是罗马人自己是匀称的典范，把他们的丑陋大大夸张了。这些野蛮人的相貌被看得那样凶恶，以至哥特人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不得不编出一段神话，说匈奴是斯基泰的巫婆同地狱里的精灵苟合所生。他们丑得不像人。阿提拉本人就极丑。可是这并没有妨碍年轻的霍诺里娅公主对他流露、或是佯作流露出一腔热情。这位有胆气的小姐怀着一种本该用在更好的事上的勇气，设法秘密同匈奴王通信，敦促他把自己求为新娘。

到了十三世纪，成吉思做了全蒙古的汗（原注：「汗」这个称号最早是五世纪柔然人所用。），蒙古人在他统率下又一次成了世界的恐怖。成吉思先前已征服了乃蛮——那在当时是个强大的部族——又侵入唐兀。等他把本族各部和被他征服的各国的部众都聚到自己旗下，他那不安分的野心便驱使他要叫他们动起来。征服之欲成了他的主宰之情，每添一件新的战利品，都为这团火添一把柴。他先侵入契丹，就是中国北部，把当时强盛的金国疆土蹂躏一遍，毁其城邑村落，屠其人民，随后退回土拉河休整，军中又添了许多各等各色的中国人。不久便是西征的七年，其间成吉思征服了波斯和布哈拉，毁掉许多人烟稠密的城市，杀人多得惊人。他的部将把蹂躏之祸一直推向更西；成吉思自己则回到哈剌和林的大本营。契丹再度被侵，唐兀被征服。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死后，汗位传给他的儿子窝阔台，窝阔台照成吉思临终的嘱咐继续伐中国。可是这个帝国已经庞大得难以驾驭，各部分之间的距离又那样远，它再也不能囫囵地维持下去。它很快裂成几块，分封给成吉思的子孙。有的在波斯称王，有的在钦察称王——钦察是自里海到喀山的一片地方，包住了吉尔吉斯草原的一大部分。欧洲的诺盖鞑靼那个小朝廷，也是成吉思的一个后裔所建。喀山和克里米亚两个鞑靼汗国，都是钦察诸汗的支派。钦察汗、也就是金帐汗拔都，攻取了莫斯科，荡平了俄罗斯各省。承有中国的忽必烈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除了中国，他还据有白古、西藏和整个鞑靼地方，交趾支那、东京和高丽都向他纳贡。而且其余诸汗都奉他为首。可是他同他那些藩属之间隔着整个亚洲大陆，他的宗主权很快就只剩一个名义，日子一久连这个形式也不再讲了。

然而蒙古人是没有能力维持一个安定的政府的。征服日本的远征既然徒劳无功，再没有别的国家可供他们征服；这种平静的状态于他们是反常的，而中国的文化不到一百年就把他们腐蚀了。

俄罗斯被占的方式倒更合蒙古人游牧的习性。那里非得驻军不可，金帐诸汗也就在压制俄罗斯诸王公上有了正经事干。所以他们在欧洲一直保着霸权，直到他们自相争斗、替敌人做了事；不过他们的枷锁要到十五世纪才最终被抖落。

成吉思一家所建的诸帝国还没有完全瓦解，另一位蒙古大征服者又出现了，那就是帖木儿，也叫作帖木儿兰。他生于较好的时运之下，从小接触的是较文明的民族，因此除了祖辈天生的凶悍和一统天下的野心，他还添上了学问的技艺和几分文雅。而且他是个热心的伊斯兰教徒，从《古兰经》里为自己的征伐汲取鼓舞，也汲取了一些极好的道德格言——这些格言同他的生平相衬，显得格外离奇。从军事上看，帖木儿的一生是辉煌的成功。他死以前，头上戴过二十七顶王冠；他征服了印度，还夸口说自己向北一直深入到长昼之地。他的征服超过了亚历山大：「在希法西斯河东岸、沙漠的边上，那位马其顿的英雄停步而泣；这位蒙古人却进了沙漠，攻下巴特尼尔的堡垒，执戈立在德里城下。」（原注：见吉本书卷九。）他攻取了德里，「用异教徒的血洁净了他的士兵」。帖木儿七十岁时，决意重新征服中国——成吉思一家不久前刚被逐出那个国家。他把大军从撒马尔罕派出，自己却死在途中，那是一四〇五年；他的帝国因诸子无能而分崩离析。

论流血之多，帖木儿大概比他任何一位前辈都更「光荣」；可是同他们一样，他没有本事去治理他所征服的东西。他夸口说一个小孩子可以捧着一袋金子从东走到西；这话要说得通，只能假定他是把亚洲变成了一片荒寂，才算把它平定了。

在他同时代的蒙古人眼里，他是个篡位者。他以本族人为偶像崇拜者而向他们开战；可是今日的蒙古人却崇拜他，在帐篷里唱着追怀他的颂词来消磨长夜。

再下来在世上留下印记的一位蒙古大人物，是帖木儿的曾孙巴布尔。他在一五二八年攻取德里，在那里创立了莫卧儿王朝。可是巴布尔以自己的出身为耻，瞧不起蒙古人的性格。他家在印度的帝业能够长久，多半正因为他抛掉了祖辈的野蛮。这个王室最后一位后裔于一八六二年在仰光穷困而死。

成吉思所创、由他的后继者续建的蒙古帝国一旦瓦解，组成它的各部便远远地散布到欧亚各处，从中国的长城一直到伏尔加河和黑海。他们王统的支派很多，可是蒙古的血统在其中许多支里很快就淡没了。诸汗进入被征服的疆土时，跟随的往往只有本族的一小部分人，有时不过几家，有时不过几个人，他们的军队主要由异族成分构成。这一小撮人在定居生活的影响下、在同那些更熟于和平之艺的民族接触之下，很快失去了本族的特征。他们所居民族在人数上的优势，必定把他们吸收了去；如今要在克里米亚、喀山、诺盖或钦察的鞑靼人后裔身上寻蒙古的血统，是很难的了。

蒙古这个同源的民族，如今可分为喀尔喀、卡尔梅克和布里亚特三支。喀尔喀得名于满洲西奥尔基山中发源的一条小河，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占着大沙漠以北的地方。若说有谁配称正宗的蒙古人，那就是他们。

卡尔梅克这个名字是伊斯兰教的鞑靼人给他们起的诨名，他们住在俄国的阿斯特拉罕省。一七七〇至一七七一年，这个民族有过一场惊人的出走：伏尔加河上的卡尔梅克人有五十万逃避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暴政，循着他们祖先屡次西来欧洲的路线东归。在这八个月的跋涉里，他们被饥饿、疲惫和凶悍的敌人逼得绝望；等他们终于在中国皇帝的疆土里得着栖身之所，人数已减到一半。乾隆皇帝把沙漠西北的准噶尔地方划给他们居住。沙漠东南的厄鲁特也是卡尔梅克一族。黑卡尔梅克人住在阿尔泰山以北、鄂毕河源附近。

外贝加尔这个西伯利亚省份里的布里亚特人，虽是道地的蒙古出身，却似乎没有怎么卷进别的部落的军事行动里去。不过他们也是好战的民族，十三世纪被成吉思一家所征服，十七世纪还对俄国人作过一番像样的抵抗。

在今日中国本部界内、长城以北，还有别的蒙古部落。其中有些种地，不过他们主要是被当作中国的后备军养着。

这些游牧部落从最早的时候起，不是联合起来向全人类兴兵，便是彼此不断交战。这些世仇在他们的帝国瓦解之后又延续了几百年，互有胜负；可是一边是中国人的机巧，一边是俄国的蛮力，终于制服了蒙古各部桀骜的性子；近百年来他们是这两个帝国安分的臣民。

蒙古人、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都信佛教；而同蒙古人一道打过仗的别的鞑靼部落，则几乎全是伊斯兰教徒。

匈奴与蒙古的战史显出几种耐人寻味的心理现象。首先，我们看见这些野蛮的部落，过着最原始的生活，除了动物本能所及一概无知，却在堂堂正正的交锋中打败了当时最善战、最文明的民族。凭着人多势重、凭着狂热所激起的凶猛的冲杀，这些野蛮人冲进那些古老的帝国，像洪水一样把它们淹没。文明向野蛮低了头：物质战胜了心智。

然而组成这些可畏大军的材料，本身却是柔弱无害的。我们看见匈奴的子孙在故乡的沙漠里安安静静地牧羊，与人无害、心地善良、单纯知足，就很难设想这样一个民族里居然出得了征服世界的人。他们的力量其实全出于偶然——就是说，它一直蛰伏着，直到偶然兴起了几个有本事使用它的人。牧人没有什么推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治的观念；可是在一个心智强悍、能从他们身上索取如敬神一般的崇拜的人手里，他们是心甘情愿的机器。在这样一位领袖统率之下，他们可以像一群猎犬那样被驱使——就服从的本能和不问缘由的勇气而言，他们同猎犬确实很接近；而这些兽性的品质，对那个主宰的头脑的种种谋划是无价之宝。

蒙古各部的英雄寥寥可数。可惊的是这样一个民族居然出得了英雄。他们那几位大征服者并不是寻常才具的人，而是有大天才的人；他们未受教化的野蛮，反使这份天才格外显眼。若不是伟大的头脑，是驾驭不了、指挥不了那样多人的行动的。汗的话就是不可违的法；没有那个主宰的灵魂，什么也办不成。中国之免于第二次被征服，是靠帖木儿偶然死去；而人们说过，欧洲的命运一度系于长城脚下一个野蛮人的消化。蒙古的首领们也并非只凭盲目的凶性行事。他们的战争是有目的的，那目的不是别的，正是统治世界。他们勇气很高，偶尔也打拼死的恶仗。可是那并不是他们的常态。阿提拉、成吉思、帖木儿，个个都显出非凡的慎重。他们像老练的将领一样从容计算一战、一役的胜算；倘若敌众我寡而又能从容退却、不致挫伤士气，他们便不肯接战。阿提拉是他们中间最粗野的一个，却是个高明的外交家。他深入高卢，与其说靠兵力，不如说靠他玩弄手腕、挑动此派攻彼派，把敌人的谋议搅乱。

蒙古首领所以能得势，秘诀主要在于他们善用迷信这件有力的工具。牧人们既不识字又近乎粗鄙，对超自然的东西怀着盲目的敬畏，而他们的首领正以助长这种敬畏为策略。阿提拉神奇地得到了斯基泰战神的宝剑，从此带上一种神圣的身份，而早年的胜利又替他坐实了这一点。成吉思的祖先被说成有神圣的来历。他被称为神之子，民间相信他是处女所生（原注：见吉本书卷四及注。）。突厥人把自己的世系追到一个由母狼哺育的少年，这个传说多半是从罗慕路斯与雷穆斯的故事借来的。

匈奴与蒙古的君王用卜兆来鼓动军中的热情。卜兆若不利于他们的计划，首领们或置之不理，或加以曲解——他们自己大概是不信的，至少总有胆量凌驾于神谕之上。所以当阿提拉从奥尔良撤围、退却时被哥特与罗马的大军紧逼的时候，卜兆对他不利，士气也低落。可是阿提拉想到战败总比逃跑于他损害更小，便用一篇雄辩的演说重新鼓起匈奴人低落的勇气；他以极高明的机智，把敌人的种种长处一一转成鼓舞自己的理由。敌人据守的好地势、他们紧密的同盟和严整的队列，他都硬说成是出于畏惧。他又拿命定的道理来打动部众，使他们相信自己身处酣战之中同待在自己帐篷里一样安稳。随后那场拼死的恶战中，阿提拉的勇武超过了他平日，匈奴人也打得极凶；两边死伤都极惨重；可是天一黑，阿提拉只好退回自己营里。饶是这样，这一仗的结果仍旧足见他的明智：他败而犹可畏，敌人把他比作被逼到绝境的狮子，不敢再攻。

帖木儿生在一个较开明的时代，或者不如说生在一个较开明的民族之中，自己又受的是伊斯兰教的教养；他在用卜兆与蔑视卜兆这件事上，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不去看牲口的内脏，而去看行星和《古兰经》。进军德里的时候，他的星者们从星象上推不出一点吉兆来；帖木儿却不肯让这类事牵住自己的计划，对星者们说：命运不系于星辰，而系于创造星辰的那一位。

匈奴人和蒙古人同别的人最不同的一点，主要在于他们糟蹋人命。可以说他们把亚洲弄空了。鞑靼沙漠上曾经繁盛的城市被彻底毁掉；其中许多的历史已经湮没；从前众多的人口在那里经营技艺、勤于生业的地方，如今在浩瀚的孤寂里只能看见一顶牧人的帐篷。这些野蛮人夸口说：凡他们马蹄踏过的地方，草再不长；大城故址上可以纵马奔驰而不至于绊倒。那些征服者用敌人——就是他们的俘虏——的头颅筑塔筑金字塔；而那些人不单是兵，还有被他们冷血屠戮的整批整批的居民。

不过这些野蛮人虽然凶悍，严格说来却不算残忍。他们那种有计划的屠杀得另找解释，而那解释对人性来说甚至更叫人难堪。那些王、汗或皇帝的道德，不妨认为同百姓不相上下；他们超出众人的只在才智。阿提拉在对人类犯下种种罪行的同时，心里仍容得下怜悯。他自己的百姓爱戴他。成吉思一心要博一个贤明立法者的名声；他的法典虽然原始，他立法的动机却是可敬的。他就自己所知尽力奖掖贸易，提倡学术，各教的传教士他都优待。他既公正又慷慨；倘若他对所征服的人民只是治理而不是屠杀，他未必不能成为人类的恩人。然而单在三座城里，成吉思就叫人杀了四百多万人。

可是这个奇怪的悖论，在帖木儿的性格里显得色彩更鲜明——他比起前人来是文明而仁慈的。他的「功业」之一，是在德里屠杀十万人。他向伊斯法罕索取七万颗人头，向巴格达索取九万颗，用来筑塔。他虽是伊斯兰教徒，对同教之人也不放过，凡似乎挡了他路的一概杀尽。等他老了，血也流够了、荣耀也够了，他悔悟了。可是他的悔悟是这个怪物一生中最离奇的一节。他筹划了一次去中国的虔诚的远征；向议事的臣僚宣布这个决意时，他说自己所做的征服「不无若干暴力」，因而害死了神的许多造物。为补赎往日的罪过，他决意做一件善事，那就是「把中国的偶像崇拜者斩尽杀绝」。（原注：见《世界通史》卷五。）

这样滥用道德官能，要凭什么法律、什么伦理的尺度去评判？这样彼此抵触的性格，又怎么调和得起来？

蒙古人并不干那些常使更文雅的民族蒙羞的残酷勾当。用刑在他们中间是例外，也许因为他们在这上头的发明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显贵的俘虏被戴上镣铐游街，不过那与其说是罚受苦者，不如说是荣耀得胜者。蒙古人的屠杀似乎出于消极的考虑多于积极的考虑。归根到底，在于他们把人命看得极轻。在他们眼里，屠尽一座大城的居民，不过等于消灭那么多害虫。他们那些人头筑的塔，对这些原始的野蛮人，就如同猎人的猎获对于打猎的人。他们既只凭兽性的本能行事，便觉不出有什么不对。未开化的民族、这些「自然之子」，道德的境况低到这个地步：人所应有的情感，非得经过世代渐进的教化才能在他们身上生长。社会的美德、甚至天然的亲情，也只有靠人为的、也就是文明的生活才充分发展出来，正如草木要臻于完美，也须靠人的技艺去帮自然一把。这样看来，人为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比野人那种自然的、原始的状态更合于人。他的道德本性同他的心智一样需要培养；唯有人为的生活才引得出人天然的品质来。匈奴人和蒙古人的情感，比起低等动物所共有的那些也高不了多少。他们爱自己的孩子，只是那爱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有时候他们也爱一个宠妻。可是我们若要试一试这类人的父爱是什么成色，不妨看一看那个半开化的野蛮人彼得大帝：他诱使自己的儿子归降，许以完全的赦免，随后定了他的罪并处死了他。

有人提出过一种说法：牧人吃的全是肉食，所以变得凶暴（原注：「可以断定，大吃肉的人一般比别人残忍凶暴。这个观察古今中外都适用；英国人的野蛮是出了名的。」——卢梭《爱弥儿》。见吉本书卷三。）；又说他们惯见羊血，因此起了要见同类之血的欲望。可是这两个假设都不合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吃素，却能想出种种精致的酷刑，这就足以答复头一个假设。中国人绞尽脑汁把刑罚花样翻新；一个吃米长得肥胖的人可以一面泰然自若地啜茶摇扇，一面吩咐人拔掉受刑者的指甲。中国人一旦性起，同蒙古人一样凶残；而且因为才智更高，能在嗜血之乐上多出许多花样，所以还更残忍些。

至于第二点，不妨答一句：在文明社会里，以屠宰为业的人并不是最不近人情的一等；他们的行当并不损害他们对人的同情。野兽尝了血会兴奋，可是那不过出于驱使它去寻天然食物的本能罢了。

战争本身使人变得野蛮，这是众所周知的。这条规律少有例外。便是在基督教国家里——那里的教育与社会教养多少抵消着这种堕落的倾向——身经百战的英雄也很容易把自己的部下按人头计价。野蛮人既没有什么权力去约束他们本性中的情欲，便把战争使人失去人性的效果显得淋漓尽致。他们以单纯的流血为荣，正如猎人以猎物之死为乐。可是这种野性的嗜好离单纯的残忍还很远，甚至同一种低级形式的心地善良也并不相妨。

游牧民族简朴的生活，乍看似乎不像能产生一个尚武的民族；可是正因为他们习惯简朴，才特别宜于兴兵作战。没有固定疆界的游牧部落，从不缺开战的由头，因为他们总在侵入彼此的牧场。于是劫掠为战的习惯就养成了。他们的强健耐劳使他们经得起长途行军、缺衣少食和风餐露宿。这样一个群体不需要辎重。他们的食物是自家牛马的肉，而牛马只吃草，一路上总能自己养活自己。连帐篷也可以不要，大地就是他们的营。他们把生死看得很轻，也就用不着替伤病预备什么。他们的行动不被任何乡土之恋牵住。整个世界于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战时的生活——那些把别的军队拖垮的长途来回行军——同他们平时的寻常习惯相差无几。他们的狂热使他们可畏。他们的无知使他们无所顾忌。他们毁掉学术与勤劳最崇高的纪念物，那份轻率就像小孩子拆散一件最精巧的机械。他们对什么东西都不看重；毁掉他们既不能赏识、也不能理解的东西，在他们是一种愉快的消遣。文明的战利品引诱他们去做新的征服。胜利使他们的狂热膨胀。失败一时挫了他们的锐气，可是他们在亚洲的沙漠里总有退路，在那里他们至少不怕被他们压迫过的文明民族报复。他们一路荡平所过之处，往往还是被形势所迫。早年的胜利把大批人吸引到得胜的旗下以后，要把这样庞大的人群定居下来是不可能的。头一层，他们的牧场很快就要吃空；第二层，他们的首领唯有不断用兵，才保得住自己的声望和对部众的驾驭。他们军中占很大成分的异族兵丁，随时准备脱离被迫的效忠。首领一露出软弱或无能的苗头，便是全军分崩的信号。蒙古人一统天下的幻想，无疑正是从这种非得永远动起来不可的必然里生出来的。

蒙古人尚武的热情只是蛰伏着，并没有死。四五年前我们亲眼看见：僧格林沁自己就是喀尔喀蒙古人、是四十八王之一，他何等迅速地调兵出阵，拦阻我们进北京；而蒙古的兵将又是何等奋勇尽力。只要有一个足够的动机，再有一个人来率领，这些牧人很快就能重新动起来。他们生性忠于自己的首领；他们的大喇嘛只消举一举指头，就能把牧人们沉睡的勇力唤起。野蛮人所共有的嗜血之情，在蒙古人身上也未必已经根除。他们在自己的羊群中间虽然安静和平，一旦打起仗来，也会同他们历史上最血腥的日子里一样凶猛。

十一蒙古人——体质与心性

下面这段关于蒙古族体质特征的话，出自一位在外贝加尔布里亚特人中间住过多年的先生之手；它同样适用于蒙古本部的各部落，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人。

「高高的颧骨；细长而斜的眼睛，色深而锐利；扁平的鼻子，鼻孔收得很紧；又粗又黑又直的头发；支棱着的大耳朵；又小又尖的下巴；男子到中年以后才长胡须；神情大体庄重，搭话时小心而好问——凡此种种，都是这一族人身上的标记，决不会认错，在别的民族身上也从没有发育得这样显著。」（原注：见《苏格兰公理会杂志》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号。）

蒙古人的性格里没有什么高贵或慷慨的东西；据说凡是容人长久观察的那些部落，都天生对上谄媚、对下专横。

他们的「卑琐」很可注意。他们不以向人讨一点点小东西为耻；一个家境颇丰的人受人施舍，也不觉得有失体面。

他们世代相传的习性，极适合他们所过的那种懒散的游牧生活。可是若说规规矩矩、不间断地做事，他们却打心里不愿意。劳累和匮乏他们全不在乎，叫他们干一天活却是极别扭的事。他们大为缺乏精力和闯劲，也容易泄气。蒙古本部的人很少被引出他们牧业生活那条走熟的路；便是住在俄国人中间、又有种种鞭策的布里亚特人，也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脱离祖传生活方式的意思。俄国政府曾想把他们变成农夫，收效极微。每一户布里亚特人依法都得种几英亩地。政府给他们种子——一般是黑麦——条件是第二年要向官仓缴回同样数量的粮食，或折成钱缴。那一带常有坏年成。春天来得迟、又干旱，到六月还不下雨，这是常有的事；这样的年份，庄稼在秋霜来到以前不熟，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可是种子粮仍旧得缴回官仓，布里亚特的庄稼人于是灰了心。

蒙古各部最大的德行是好客；他们待素不相识的生客，同待日后可以指望回报的邻人一样慷慨。说实在的，没有这份彼此的善意、没有这份随时帮人、供人食宿的心肠，游牧的生活是过不下去的。既没有各样行业，也没有定居社会里的种种便利，蒙古人便不得不互相依靠，好客于他们干脆就是一种必需。支帐篷、拆帐篷，剪羊毛、擀毡子，人人轮流都要邻人帮手。牲口走失了，邻人帮着去捉。一个蒙古人在沙漠里赶路，便要靠沿途所过各家的款待，而他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蒙古人彼此也爱往来，为的是听消息，或者干脆为了说说话。在这样人烟稀少的地方，这份心情使生客越发受欢迎。

蒙古人虽然颇好小偷小摸，一般说来却是老实的。至少受人之托，他们是不会辜负的。仆人的忠心是普遍的；偷窃、抢劫、斗殴在他们中间极少。他们最普遍的恶习是酗酒；虽然教规禁止饮酒、甚至禁止吸烟，可是僧侣活生生的榜样比死条文有力得多。凡漫游到中国或俄国边界上的蒙古人，都要置办烟叶，分给沙漠里的朋友。人人带着一支小铜锅的烟袋，同中国人一样。烟荷包上一定拴着火镰火石。蒙古人也闻鼻烟，用石头做的小瓶，瓶塞上连着一柄象牙小匙，也是中国的样式。中国的烧酒他们用得极省，只在讲大生意或大庆贺的场合才用。他们自己的一种酒却用得极广；那酒是用奶做的，而奶在牧民中间极多，所以他们的酒几乎取之不尽。他们叫它「伊尔奇」，布里亚特方言叫「阿拉基」——蒙古人把一切酒一概用这个名字。欧洲人更熟悉的名字是「库米思」。下面这段讲怎样从奶里蒸出这种酒来，很有意思：「先把奶弄酸发酵，倒进一口大铁锅里，上面倒扣一只木盆，同锅沿相合，用牛粪封缝。一根弯木管的一头插进倒扣的木盆上的孔里，另一头下面放一口生铁罐，接那蒸馏出来的液体。火把锅里的东西烧开，蒸气在管里凝结，成了烈酒流进接的器皿里。」（原注：见《苏格兰公理会杂志》一八四二年二月号。）酒一做成就能喝；草场最肥的时候酒也格外多，那正是他们最纵酒的季节。什么奶都用得，不过据说马奶做的酒最受推重。蒙古人喝多了爱撒野，常有口角，不过很少闹出什么大事来。

蒙古人的品行大致同人类其余部分持平，也许比更文明的国家还要纯洁些。他们的风俗容许多妻，可是费用太大，不很常见，因为每娶一个妻子都得向她父亲用若干牛、马或骆驼把她买过来。他们极忌在本族本部之内通婚，凡同一位父祖或同一部之长的后裔，无论实际上血缘多远，一概视作兄弟姊妹。前面引过的那位著者说：「这个规矩通行得这样普遍，我从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有谁违犯。」

喇嘛都是独身的；不过既然这一等人占男丁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尽可以断定他们的誓愿守得并不严。事实上，喇嘛的独身在很多情形下不过是个名目。喇嘛不可娶妻，却可以给自己收一个「徒弟」；日久孩子自然就有了，也不会因此闹出什么大丑闻。所以俗人中间有一句常开的玩笑，就是殷勤地问一声「喇嘛太太好」。

蒙古女人像孩子一样爱头上的小饰物。随便什么金箔亮片、小玻璃件，在她们眼里都很贵重。未嫁的女子把头发编成辫子直垂下来，辫上挂着珊瑚或别的饰物。出嫁以后，头发拢成两大束，左右各一，垂在肩前，再照各人的兴致和财力加以装饰。她们头上戴一种箍冠，上面缀着珊瑚、玻璃、假珍珠串，或是她们捡得到的任何花哨的小玩意。有时候她们不戴平常的帽子，而戴一顶软毛皮的冠箍在头上，向前探出遮着额头，乍一看颇有几分放浪的样子。

蒙古人无论男女，在衣着和举止上都极讲体统。他们里面穿的是棉布裤子，用一条腰带紧紧扎住，外面是同样料子的宽大长袍。颜色一般是蓝的。那件长羊皮袄是留着夜里干活或天冷时穿的。便是热天，他们出了帐篷也从不光着身子。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我所知道的一切热带本地人成了极鲜明的对照。

论体格，蒙古人算不得出色。他们身量在中人以下，却还算壮实。脖子短的很多，不过也常见又细又瘦的脖子。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发胖。他们看去健康结实。筋力却相当弱，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躲避一切按部就班的劳作，一部分或许也因为他们纯吃肉食。

摔跤是他们爱好的消遣之一，练过的角力者很以自己的本事自豪。在察罕图古鲁克，有一位身材方正的喇嘛向我挑战摔跤。当时围着一大群人，推辞不比就同输了一样。于是我决意冒险一试。我很快发现，自己对这门技艺一窍不通，只能一味招架。试了几回不成，喇嘛把我摔倒了。不过我把他抱得很紧，两人一同倒下，喇嘛在底下。这一关过得比我预想的好，我不想再来一回；喇嘛也尽够了。这回轮到我挑战：我想着国家的体面在此，便提出同对手比拳击，这份荣幸他很客气地谢绝了。这件事让我见识了我在蒙古所遇最壮实的一个人筋力何等之弱。

不过他们最弱的地方是腿，那是极少锻炼的。蒙古人从极小的时候就骑马。哪怕只走几百码，只要有可能他们也要骑，不肯走。他们走起路来像鸭子；说实在的，便是他们的腿好——其实并不好——他们脚上那种笨重不成形的皮靴也足以叫人走不成路。那靴子高到近膝，做得几乎一样大小，最大的脚也轻易伸得进任何一双里去。他们还穿厚袜子，饶是这样脚在里面还很宽绰。他们几乎人人罗圈腿。这一层或可用他们长年骑马来解释，或可归因于婴儿时被人按着盘腿坐所加的压力；可惜这毛病常在保姆替孩子盘腿的年纪以前就已显出来。不过这现象未必不是这两个原因间接造成的。各部的习性千百年固定划一，这些习性本来容易造成的罗圈腿的倾向，或许经由遗传这件神秘的事，渐渐印在这个民族身上成了固定的特征。这样，这个特点虽原出偶然，却成了长久的、体质上的东西。蒙古人很少见他直着身子站着。他不是骑在马上，就是蜷在帐篷里。

蒙古人肤色偏深；脸和手常年经日晒风吹，晒得黝黑；皮肤很粗；身上遮着的地方比露着的地方白得多，可是男子中间没有一个称得上白皮肤的。最白的也带黄。我们洗脸洗身的时候，皮肤之白总被蒙古人议论不休；虽然我们的脸在蒙古常晒太阳，已经晒得同蒙古人一样黑。不过蒙古人也常有红润的气色，只是男子中间少见。女人比男子白得多，晒得也少，多半在帐篷里操持家务。她们的脸虽或多或少地粗糙、经过风吹日晒，却都带着一层「玫瑰色」。老妇人的脸常变成面糊一样的白。他们的孩子生下来皮肤是白的，头发带褐色，长大了才渐渐变深。不过即便成人，各种深浅的褐色也不少见，有时还看得出头发发卷的倾向。他们的眼睛很少是纯黑的，多是深浅不一的褐色。中年男子的眼白通常是「充血」的，多半有两个缘故：一是风吹日晒，二是帐篷里火上的阿尔戈烟。他们住在那种呛人的浓烟里毫不难受，我们的眼睛却受不了。蒙古人的小眼睛上压着厚而多皱的眼皮，许多人的眼皮是长久收紧的，于是那只眼睛从四周那团松软的肌肉底下望出来，显出一种特别锐利的神气。这个特征在孩子身上完全没有，在成人身上无疑是强光照射、又在干燥多沙的地方惯于极目远望所造成的。

蒙古人几乎完全不长胡须，是一个很可注意的特点。关于这一点和别的族属标记，把蒙古人同他们的近邻中国人比一比或许有用。这两个民族共有的大特征够多，足以把他们归在人类的同一个大类型底下。可是他们的差别也很分明，值得留意。中国北部的气候同蒙古相差不远。两处都是短而热的夏天、极严酷的冬天，只在程度上有别。两处的气候都干燥。华北的中国人在生活方式上比他们任何别处的同胞都更接近蒙古人。他们吃肉相当多，烧酒也喝得很痛快。可是论体质，他们在有几样特征上离蒙古人比吃米、鱼和蔬菜的华南人还远。就引出这番比较的胡须而论，华北人显然比南方同胞多毛，而南方人又比蒙古本地人多毛。这三者胡须都要到中年才长出来；可是他们到青春期都比欧洲人早。华北吃牛肉的人高大、结实、健壮，胜过蒙古人，也胜过他们本国过另一种生活的同胞。不过华北人在吃肉之外，也大量吃蔬菜和淀粉类的食物，而蒙古人几乎全靠羊肉过活。

定居的人口中通行的那种作息的规律，对一个民族体质的发育大概也有影响。游牧民族有些本领练得过了头，另有些几乎完全不用。蒙古人身上的动物本能自然极发达。他们视力很敏锐；对天气变化的征兆很敏感；别的种种本能也如此——这些本能替这些游牧部落补上了较人为的生活所提供的东西，使他们能在自然状态下生存下去。在这样的人中间，个性大半消失了。他们每一个人的习惯与教养都是一样的。他们的营生也全一样。整个部落所运用的体力与心智官能完全相同，而且世代如此，于是成了遗传，不可磨灭地印在这个民族身上。一个不善骑马的蒙古人，同一个不好客的蒙古人一样是怪物。这些游牧部落成员生活的划一，一方面压住了许多在文明民族的生存中必须运用的官能，另一方面也使整个部落的相貌类型固定下来，因而人与人在外表上相差不大。在文明的社会里，分工已经必需到本身成了衡量文明的一大尺度，于是一辈子之内就演化出各样的类型。裁缝决不会被认作铁匠，兵也不会被认作水手；可是那些习俗逼得每一家几乎独立于世上其余一切的部落，需求受制于满足需求的手段、又几乎不知有各样不同行业的部落，就必然显出一种惊人的划一。当然，笼统概括是不稳妥的；相貌上的个别差异同别的民族一样分明，只是这些差异的幅度要小些。蒙古人也知道几样手艺，譬如擀毡、鞣皮、熟皮，铁工、铜工、银工，做鞍子之类。在较定居的地方，他们还做挽具、车和雪橇；照中国、日本的法子用雕版印刷，他们也会。这些手艺在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中间最为发达，他们同俄国人接触，又因所居地方的性质，比沙漠里的部落更多被推向人为的生活。

至少在偶然的观察者看来，蒙古人不像他们的邻居中国人那样彼此有那么多个体差异。他们的肤色几乎都一样，不过皮肤似乎随着年老脸上起皱而变深，这好像支持了一个想法：蒙古人的褐色皮肤与其说出于血统或气候，不如说同样出于他们的习性。可是影响肤色的原因是极难弄清的。在西伯利亚，斯拉夫各族定居将近两百年，同蒙古部落比邻而居，受着同样的气候影响；可是他们的肤色同他们在欧洲的同胞所显示的祖先肤色比起来，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迹象。反过来，澳门的葡萄牙移民退化得极快，两三代之内皮肤就比本地中国人深得多。使蒙古人皮肤变深的并不是他们帐篷里的烟气，因为若是如此，更多受烟熏的女人该比男子黑，而事实恰恰相反。再拿日本人比一比，似乎可见日晒对肤色变深的作用至多是微不足道的。日本人多半住在屋里，出门时又用宽边帽和伞小心遮阳。他们中间无论就个人还是就阶层而论，肤色相差都很大；不过可以稳妥地说，他们总的说来同蒙古人一样深。男女之间的对照格外分明：女人肤色白净，常常红润。可是日本女人颇多在户外，皮肤却比中国女人白——中国女人不过是因为闭在屋里、不见光不透风才显得苍白罢了。

蒙古人虽然筋力不足，不能持久地活动，却禀有极大的耐力。他们能挨长久的饥饿、能几昼夜不睡而安然无恙，前面已经说过。他们那里气候骤变剧烈，他们也不怎么受苦。从炎热的夏天，几乎不经过渡就跌进极严酷的冬天：那时气温极低，又伴着刺骨的寒风，无情地横扫草原；他们除了帐篷，再没有更好的遮蔽。

蒙古各部在心智的等级上是很低的。他们散布在广漠的沙漠上，远离文明之人，无知是势所必然。他们的智力没有什么刺激去发挥。他们一生的目标、他们全部的世俗抱负，只限于牛羊。只要草够喂羊、羊够养人，他们就没有什么别的事来搅扰那份平静。于是他们过着闲散无虑的日子，不用想什么，也没有什么能搅扰他们所享的那种消极的幸福。这样的生活确乎是一种低等形态，同人性中动物的一面比同心智的一面更近；同时还应看到，那些充满文明人生活的种种情感，他们几乎全然陌生；所以他们的智力与道德两方面的品质都被压抑、被部分地毁坏了。这个民族心智上的匍匐状态，使他们容易被高明的头脑所支配；再想一想他们极端迷信的倾向，那么他们是世上最受僧侣摆布的民族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人何以比别人更容易受骗，不容易说明白，只能说无知总是同这种心智的软弱携手同行的。沙漠上那种荒野孤寂的生活，无疑也极宜于滋长对超自然与神秘之事的信仰。

一个人常常昼夜独处，除了脚下呼啸的荒野和头上深蓝的天空再无伴侣，他的想象力便从事实世界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他没有别的凭借，只有灵界；于是他的幻想在空中布满了高等的灵智，它们的声音就在沙漠的风里、在林叶的簌簌声里——这也是很自然的。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可怜的游牧人的心境正宜于做任何一个肯替他们解说灵界奥秘的人的奴仆——他们的想象正在那奥秘上放纵驰骋。喇嘛充当这个角色，受着众人无边的敬重。蒙古人的宗教是佛教；这种迷信的信徒比现存任何别的宗教——无论真的假的——都多。不过实情是他们只是名义上的佛教徒；就是说，俗人对佛教的道理几乎全然无知。便是喇嘛，所知也模糊混乱。他们的经是死记硬背的，而这些僧侣一般并不懂写经所用的藏文。

蒙古人的宗教其实不妨叫作喇嘛教，因为它主要的教义就是对喇嘛权威的教诲抱有毫无保留的绝对信仰；而且所信的并不是一套由全派的智慧共同厘定、确立不移的信条，而是随便哪一位喇嘛对灵界之事所愿意给出的解说。他们的神就是被神化的喇嘛。西藏的达赖喇嘛是神的化身，蒙古的喇嘛王也是；便是那些多如牛毛的寻常喇嘛，也被看作神的支派，因而有资格受凡人的崇拜。轮回和来世那些深奥的道理，是由住在大寺院中隐修、终日祈祷冥想的人去研习的。可是日常的喇嘛虽然兜里揣着一堆发霉的纸——上面阐释着十八层地狱和二十六重天——却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他有比冥想更实际的事要办；佛教所谓的至福是归入佛中、完全的寂灭，换句话说就是消亡——这他是懒得去想的。他那些写下来的经咒是一道有力的符，他凭着它维持自己对百姓的精神影响；而且双方都不十分懂得其中的意思，这符的力量并不因此稍减。他们重念经的数量甚于重质量；为了方便功课，通行着一种巧妙的机器：一个滚筒，里面装着一长串经文。有时用手转，有时竟装在风车上！只要有什么法子叫它转动，经的功效就算一样。那自然。他们的祈求冗长而繁多。

下面这一段出自喇嘛的一部经，可作样本：

「愿救我并救众人免于王之威，免于盗贼，免于火，免于水，免于亡失，免于仇敌，免于饥馑；免于雷，免于横死，免于地震，免于霹雳，免于王法，免于腾格里，免于鲁，免于猛兽，等等，得保平安。」（原注：见《西伯利亚布道初果》，一八四七年开普敦版。）

他们宗教仪节的大意，与其说是替来世打算，不如说是求免于「肉体所必受的种种苦难」。两样都求，可是求今生的远远压倒求来世的。这些游牧人的医学知识自然很低。喇嘛就是他们的医生。孩子或马一病，愚昧的人便被教得相信是有恶鬼附身，非喇嘛作法驱除不可。凡有疑难，都要请教喇嘛。他一身而兼侦探、治安法官、祭司与医生。他的祝福在任何时候都灵验。他治病的法力是无人置疑的。他一举一动都有致福或致祸的法力。他断定何为是、何为非的权威从没有人怀疑。他对违犯他训诫的人所施的惩罚，人们也耐心承受。总之，喇嘛在单纯的蒙古人是宗教的始与终，既是宗教的执事，也是宗教的对象。他们的身体被视为神圣，穿着圣服：红布的袍子，黑丝绒的领，还有一顶样子特别的帽子。他们满头剃光，这就足以同俗人分别——俗人只剃头顶以前的部分，脑后像中国人一样留一条辫子。喇嘛无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凡他肯屈尊进去的帐篷，上座都是他的。这些人的僧侣专横给最无心肝的骗术大开方便之门，欺压百姓、吃百姓的不良喇嘛很多。倘若喇嘛这一流只出自某一个阶层，他们的受害者或许还会起来反抗他们僭取的权威。可是喇嘛出自每一个部落、每一户人家。每家的次子一般从出生起就被定为僧侣。他在幼年和少年时代，在父母的帐篷里就被当作高一等的人。从他会盘腿坐起，上座就归他。一有机会，这位小信徒便到寺院去，在那里可以学藏文和喇嘛经的入门。大批喇嘛长住在这些寺院里，靠百姓的施舍供养，或由中国皇帝拨给产业。没有依附寺院的喇嘛是没有饷的，因此得同他的同胞一样靠牧羊放牛自养。他做法事的酬劳，按他自己的贪心或雇主的财力而定。他们中间许多人靠着盘剥受骗的信徒发了财。另有一些人游牧的性子更甚，既不养牲口也不置帐篷，只是兴之所至四处漂泊，吃所过人家的饭。这些人不大受敬重，可是无论到哪里仍旧受人款待。

佛教向东传遍蒙古、中国和日本，在那些国家的人民心里扎根之深，几乎把先前的迷信挤没了，这都是极可注意的现象。看一看在蒙古生出来的那种退化了的宗教形态、看一看这个民族的无知——这种无知极易使人死守祖辈的教条——那么佛教居然有足够的生命力取代古老的萨满教，实在叫人惊异。

佛教的道理虽然缠绕晦涩，却确实填补了一个空白，那空白便是最不爱思索的民族也必定感觉得到的，因为萨满教全不涉及来世。在这一点上佛教比萨满教能提升人心；而且它初传入一个新的国度时，形态多半比较纯粹，还没有沾上后来历史中滋生出来的许多流弊。

在布里亚特人中间，直到一百五十年前，萨满教还几乎是通行的。在那以前，北方游牧人所知的迷信只有这一种。萨满所拜的是有形的诸天和天体——火、地、水，猛兽与飞鸟，以及空中那些恶灵，他们叫作腾格里。它的仪节里祈祷极少，主要是牲祭。关于萨满这种迷信，斯旺先生在《苏格兰公理会杂志》里记下了几件很有意思的事。

为防牲口遭雷击，他们把一匹马献给雷神，以浅灰色或白色的为佳。马被牵到主人帐篷门口，萨满作法的时候，在马背上放一杯奶。法事完毕，把马放开，奶洒了，这牲口从此就成了圣物。谁也不能再使唤它；它死了，把尾毛和鬃毛剪下来，绞进另一匹马的尾鬃里，那一匹从此也成了雷神的圣物。他们还有一套替罪羊的仪式，细节竟同《利未记》所载的极其相合。萨满的献祭通常是一次杀三只牲口——一部分肉吃掉，其余插在杆子上，由乌鸦或喜鹊吃尽。

萨满还有一种奇特的做法，喇嘛中间也通行，它暴露出容忍这套把戏并受其欺骗的人心智何等孱弱。为把病人身上的恶鬼赶出去，他们用草扎一个人像，给它穿上病人的衣裳。僧侣们动手把这草人「杀死」，随后抬出去烧掉。那头脑简单的鬼据说正在一旁看着，把草人错当成病人；于是草人一毁，这位极其好说话的精灵便认为自己害人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刻离开病人，病人也就好了。据说在蒙古和西藏，富人甚至用活人来办这件事。

萨满不过是些巫师。他们的仪节是狂野的呓语，充任其职的通常是脑子有病的人。一般人是不愿做萨满的；一场大病往往被认作神灵示意，要这个人或这个妇人去做「灵媒」。

布里亚特人的佛教是从他们的同族蒙古人那里学来的。十八世纪初年，西伯利亚派了一个使团去西藏。团中的人回来时都成了喇嘛，还带回了新教的全副法物，建起庙宇，立了佛教。此后在外贝加尔各地，喇嘛渐渐取代了萨满——牲祭让位于祈祷，一种纯粹唯物的迷信让位于一种承认须为来世打算的迷信。

至于蒙古本部何时、在什么情形下皈依佛教，就不那么容易断定了。中国人在基督纪元一世纪、日本人在六世纪接受了佛教；可是在成吉思以前，蒙古人似乎并不知道它。喇嘛多半是在成吉思率领各部四处征战的年月里，钻进了这些未受教化的牧人心中而得势的。他们即便所受的教育有限，那点较高的教养也足以使粗野的鞑靼人把他们看作高一等的术士；他们对蒙古人心智的支配，便自然而然、轻而易举了。

在鄂尔多斯一带，有成吉思以前即有喇嘛教的传说；不过那一带沙漠屡次并入中国，所以那里有佛寺，同「蒙古各部要到成吉思的战争以后才成为佛教徒」这个假设并不矛盾。

看来伊斯兰教也是靠成吉思的军队传入中国的——那些军队纵横亚洲各处，从中国的长城一直到伏尔加河。

蒙古人的佛教、或者说喇嘛教，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用一条共同的纽带把各部捆在一起。他们被教得对达赖喇嘛所致的崇拜，使那位人物对他们所有的权力，大概比任何戴王冠的人对他百姓所行使的还要大。达赖喇嘛就是蒙古人的教皇。他于中国皇帝是一位可贵的盟友，若为敌则很危险。俄国若要在蒙古推行什么侵夺的图谋，所用的工具必是喀尔喀的大喇嘛；而设在库伦的领事机构，倘若能把那位喇嘛王拉到俄国一边去，那就没有白设。中国皇帝为笼络这位尊者，慷慨地给寺院拨产业，又千方百计地扶持鼓励喇嘛教；不过等到俄国皇帝的计划成熟，要博得喇嘛的归心，他们是不会觉得为难的。

蒙古人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头人的奴隶或农奴，其实却享着十足的自由。他们把畜产的什一之税缴给领主，可是并没有横征暴敛，也看不出有什么不满。那四十八位头人享有中国的「王」的封号，也就是亲王或国王；他们虽向皇帝称臣纳贡，从皇帝那里所得的却比所缴的多。他们的效忠其实是中国朝廷买来的；而他们确实是吃谁的饭就忠于谁。

十二恰克图

快到俄国边界的时候，我们回想自己过了这么久的野人生活，心里不免有些惴惴：便是在基督教世界这样偏远的一角，也总能见到一星半点文明的光亮，我们不知自己受不受得住。俄国官员会怎样接待我们，也还没有把握；虽然我们有种种理由指望得到热诚与友好的帮助，可是欧洲的政局说不定已经改变了我们两国之中哪一国同俄国宫廷的关系，也许会给我们出难题。我并没有忘记一位深得本国政府信任的俄国官员的劝告：把这趟旅行推迟到太平些的时候再说。正在这些无谓的猜想之中，一阵急雪把我们的心思引到别处去了。

先得穿过中国人的买卖城。城外围着一道新式的木栅，外面看去够寒碜的，走近了印象却好得多。街道规整，以中国而论算宽，也还算干净。房屋结实、齐整，装饰得也雅致，有小巧的院子，门前还有照壁一类的东西。中国的侨民显然因为同俄国人接触而长进了：在买卖城——中国人在那里不过是离乡暂住——他们房屋的格局，比人们在中国本部就是在时髦的城市里通常所见的还要好。衙门在买卖城的那一头，主事的是一位蒙古官员。衙门再往外是一片空场，被看作中俄之间的中立地。从空场的俄国一侧穿过一道门，我们就到了恰克图，到了那只俄国大鹰的翼下——那只鹰我们到处都看见它在头顶上张着。一进门一眼所见，就把一切都收了进去：那些黑白相间的柱子——据说是那个可怜的迂夫子保罗·彼得罗维奇的癖好，在俄国到处碍眼；那些雅致的房子，粉白的墙，红顶或绿顶；那些堂皇的教堂，尖顶细长高耸；还有那些宽阔却空无一人的街道——这就毫无疑问地说明：我们确实到了沙皇的国土上。

我们不费什么事就找到了边务专员普法菲乌斯先生。这个职位是在总督一职裁撤之后设立的。专员很友好地接待了我们，把几封从中国追着我来的信交给我，还有一叠到八月五日为止的《泰晤士报》；最后——这叫我大为欢喜、大为宽心——他说因为内皮尔勋爵向圣彼得堡当局提过请求，他已奉上司之命，为我回国的旅程提供方便。再没有比这更叫人满意的了；我们如今只须找住处，安安稳稳歇一阵。

恰克图本身不过是个小地方，居民不多，除了专员和他的属员，就是做对华贸易的俄国商人。一般人口都住在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那是个相当大的镇子，离恰克图约两英里。我们带着驼队到那里去；承我的同胞格兰特先生热心相助，很快就住进了舒服的地方。天色渐晚，我们那几个蒙古人急着要回他们的牧场去。骆驼身上的驮子很快就卸完了，可是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它们替我们驮东西，这是最后一回了。喇嘛叫我们点一点件数，看有没有差错；随后他领了合同的尾款，就走了。他本该为超期四天付罚金，我们没有追究。特力格得了一点小礼物，喜出望外——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做过什么值得我们承情的事。我们同这几个蒙古人分手，心里实在难过，尤其是忠心的特力格；一想到他们要在那荒凉的草原上熬过那样酷烈的季节，我们不能不替他们难过——九月里就那样难耐，谁能想到血肉之躯挨得住冬天那份残酷的严寒。他们已经从买卖城一个中国人那里揽下了回程的货，歇几天大概又要朝中国的长城进发了。他们并不打算把冬天的哪一段歇下来，其实那正是他们最忙的季节；他们十二月光景又会到恰克图来。昼夜差不多都在一峰臭烘烘的骆驼背上过日子，这看起来何等凄苦！可是这些人在艰苦之中，却整天快快活活。

我们到恰克图后头一件要打听的，是俄国式的浴室；我们在借住的那所房子里就找到了。我身上带着一个月的沙土，而在沙漠里又没有像样的法子去掉它，所以那一浴之乐是我从没有领略过的。蒙古人是从不想着洗澡的，能弄到够煮羊肉、够烧茶的水就已心满意足；而那点水一般还要从很远的地方挑来，因为蒙古包从来不会扎得离井很近。这是什么缘故我始终问不出来，猜想是有定规如此，免得哪一家把一口井霸下。蒙古人虽然一点也不洗，看上去却不像我们赶了二十四小时路那样脏——要么是尘土不沾他们，要么是在他们较深的肤色上显不出来。无论如何，那并不叫他们难受；我所见他们唯一的「洁净之举」，是偶尔用衣襟——或是布的，或是羊皮的——把那张油腻的嘴胡乱一抹。

我们很意外地发现，西伯利亚这个边哨上竟有这么多讲究。房子多半又大又舒服。一律木造，多半用圆木两端交榫垒起来，缝里塞着苔藓，就是从外面看也显得厚实暖和。讲究些的房子外面钉着刨光的木板，漆成白色；再加上红或绿的漆顶，整个地方显得很爽朗。教堂是这座镇子的一大点缀。三座教堂都是砖砌的，粉成白色，高高的圆顶漆成绿的。

街道收拾得很好——这也不难，因为地面干燥，又没有大宗车马把路轧坏。有几条街铺着木板人行道；木板完好的地方走起来很舒服，可是许多地方已经塌了，给夜行的人或醉汉留下了危险的陷阱。

凡身份在「穆日克」——就是农夫——以上的俄国人，出门都要坐车；恰克图什么样的车都有，从一两匹蓬毛西伯利亚小马拉的、不加修饰的德罗日基小车，直到「阔人」那种华丽的马车——车上坐着车夫，也许还有个穿号衣的仆役，拉车的是两匹从西边来的良种小马，很好看。俄国人从不为消遣或运动而骑马；这一点上他们同中国人相像——中国人凡是花钱雇得起别人代劳的事，自己一概不骑、不走、不跳、什么也不做。恰克图倒有几位名流，被大夫勒令按规矩将养，下午可以看见他们出来散步，裹在皮大衣里严严实实，两只手把大衣往身上一搂，四肢便很不灵便。不过走得快，大概会被认为有失身份。这些孤零零、阴沉沉的身影，裹得只剩一双眼睛，看去像刺客；当他们在薄暮里沿着恰克图同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之间那条空旷的大路慢慢踱着，人很容易想象那宽大的衣褶底下藏着一把匕首。

俄国人心里大抵隐隐觉得自己不过半开化，也很清楚欧洲其余各国正是这样看他们的。因此他们格外费力地一丝不苟维持文明生活的外壳，把壳当成了仁。恰克图的裁缝和女帽匠，还有他们的主顾——主顾也许更甚——讲究巴黎最新式样的劲头，同欧洲、甚至美洲最时髦城市里的同行一般无二。早上穿一件猎装去拜访恰克图的商人，会大大冒犯他的体统之感；这样不成体统的装束若落进他太太那双极其讲究的眼睛里，对她娇弱的身子可能有的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虽说她是「肥胖、白净、四十上下」，到了该当的场合还能同你拼香槟拼到天昏地暗。我很不幸地无意中把一位先生吓得不轻：那天早上他客气得来得出奇地早，我穿着拖鞋和一件中国睡袍就出来见他。这一现身把他镇住了两分钟；整个谈话期间，他也始终没有完全恢复常态。正是这种关于什么才算文明的错误观念，使得境况好些的俄国人穿昂贵的皮货——只因为它贵；喝英国的瓶装黑啤——不是因为爱喝，而是因为一瓶要十二先令。

街上和商场里可以看见各色人种的奇特混杂：多毛、油腻、有机会就喝醉的俄国穆日克；小眼睛、精明的俄国铺户；三三两两又壮实又邋遢、样子粗野的布里亚特人——那是俄国治下的一个鞑靼部落；几个有事在身的蒙古人——因为他们的官府受中国政府的怂恿，对他们越界看得很紧；还有几个精明的中国人，是这一群里最会做生意的。

恰克图的商人据说多半豪富——把好几百万卢布记在最得意的那几位名下，人们也不以为过。这些大家私无疑多半是神话；此地拜财神拜得极虔，而俄国的「阔人」除了钱财再没有别的本事可以博得同胞的敬重，所以他们那些传说中的百万，不过是一种修辞，公众借此表达他们对一个人「身价」的评估。恰克图的商人总的说来是富有的，这没有疑问；而据说达到这个人人称羡的境地最上乘的法门，是定期破一回产。到那种时候，这位先生便往下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走一趟去见债主，提出一个卢布还五十戈比——要不然就一文不还。这种折扣清偿会被接受，有几层缘故：头一层，争执起来太麻烦；第二层，那些债主从这层关系里赚过不少好处，还指望再赚。这一切圆满办妥，这位商人便照旧路重新开张，而在这中间已经「以屋接屋，以田连田」了。我并不想暗示这是恰克图的通例；不过确曾有人指给我看几位巨富，他们不止一次地过过这一关，而且每过一回，随着家业的兴旺，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一层。恰克图的贸易，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俄国西部，都赚大钱，或者不如说从前赚过大钱。几乎每个商人在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的商场里或在恰克图都有一间铺子；他们做生意的原则，宁可少做而厚利，不肯薄利而广销。他们似乎并不设法压价互相竞争，倒像是联起手来在一切生活必需品上向公众重重课税。铺子里几乎一切东西的价钱都贵得离谱，便是把它们多半要从极远处运来、运费昂贵这一层算进去，也还是贵。倘若他们肯满足于在任何别的文明国家都算优厚的利润，他们就能把必需品、甚至享用之物送到许许多多眼下无力奢侈的人手里，从而把消费扩大到那样的地步：长远算来，他们所得的总利润会比现在多，而且间接地还能增进这地方总的繁荣与福祉。眼下他们卖三四个卢布一瓶的黑啤，那时可以按一个半或两个卢布卖十瓶；别的东西也一样。可是俄国人没有扩张的观念，而商人在商业的开明上远远落在政府后面。近来俄国开放海港准茶叶自中国直接进口，把恰克图的人弄得手足无措——他们一向把经西伯利亚的陆路茶叶贸易连同那份稳妥安逸的利润看作自己的家业；如今到处听得见怨声，说这是对他们的特权专横的干涉。他们自以为有一种既得的权利，可以永远把贵茶卖给俄国人民。

买卖城的中国人据说也很富有；看他们那副富态，无疑是不假的。在中国，这被认作发达的可靠标志——在那里「腰缠万贯」同「浑身肥肉」常被当作同义语。不过据我所知，这条准绳常常靠不住。买卖城的中国商人不带家眷住在那里，自以为不过是暂住，虽然其中许多人把大半辈子都耗在那里。他们极不肯把家眷从他们自己和父祖出生的地方迁走；便是在本国境内，他们也极少从一处永久迁到另一处，除非有什么极强的缘故逼着，譬如「长毛」之类的祸患。

俄国人同中国人无论在商业上还是在外交上，都是彼此极合得来的一对。他们对真话一样地看重——因为俄国人虽然肤色白皙，骨子里却有一大半是亚洲人。这个见解并非我的创见，不过它足以说明：何以俄国人靠着平和安静的手段打进了中国，而我们总是一头撞在石墙上，非把墙撞塌不能过去。俄国人遇上中国人，正如希腊人遇上希腊人：以机巧对机巧，以客套对客套，以耐性对耐性。他们彼此了解得极透，因为两下里太相像了。若有什么事要谈，那是不言自明的：双方都要从离题最远的地方说起；两边说了许多话，抽了许多袋烟，啜了许多杯茶，一面兜着圈子。他们把对方的说辞按其分量接受，也就是说，并不当它要表达什么确切的意思，只当它是为掩饰真正的用意、为把路铺平而摆出来的。这样绕弯自然白耗掉许多宝贵的工夫，可是交涉是一天了结、三天了结还是三个星期了结，双方看来都无所谓。他们宁愿照自己的办法做事，别的办法他们也不懂。俄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一遇上欧洲人——譬如英国人——那种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的办事作风，本能地就往后缩；于是这位亚洲人要么避开一场不能用自己的兵器去打的仗，要么抓住对手的弱处，同他磨，磨到他不耐烦而让步。照例总是亚洲人占上风。他那份耐着性子的平和、那份不把工夫当工夫的劲头，是欧洲人的急性子所受不了的。俄国商人阶级这个特点，使他们得以钻进中国人的信任里去，同他们称兄道弟、打成一片，日常生活里简直如同一家；而欧洲人却把自己摆得远远的，只在生意需要时才同中国人来往——此外，在思想、观念和人生目的上，两者之间隔着一道大鸿沟。俄国人同中国人的趣味一样低：知识上的、有男子气的消遣两者都陌生，而吃喝、看戏、赌博倒是两下里都对路的娱乐。有人告诉我，恰克图的俄国商人要请客人享一享配得上高等教养的东西，便到买卖城去订一桌中国席——那样一席，多数欧洲人宁可先饿它几天，也不愿走到闻得见气味的地方去。不过在这件事上以及别的事上，俄国人都向中国人较高的文明纳了贡，而且因为纳得不自觉，就越发真切。中国人是两者之中较文明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他们对文明的理解同基督教国家诚然不在一个路数上，可是那是自发生长出来的，就其种类而言是真的。而俄国人尽管从西边邻邦借来了那么多东西，骨子里仍旧是野蛮人；他们住大房子、喝贵酒，不过是把接在这株老根上的那些高一级生活的枝条底下、那份本土的野蛮衬得更醒目罢了。这自然不是指俄国受过教育的绅士——就是「我们这些人」——他们自成更高的一等，血统里掺了大量外来的成分；我所说的只是中下等。俄国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中产阶级，不过有相当多从农奴的境地里爬起来的商人，其中许多极富，只能算作中产阶级的代表；可是他们同那些穿制服的绅士之间，隔着一道像日本商人同大名之间一样不可逾越的墙。作为一个做买卖的民族，中国人远远胜过俄国人；在商业的事情上，他们的观念一般也更开阔、更宽容。这多半要归因于政府不干涉贸易。俄国的城镇把铺子限在一处，有利也有弊；可是入行会要缴的执照费、在商场里开铺子要缴的准许费都那样重，把小铺户这一等人挡在了外面——而正是这一等人，才是中国城市的生命与灵魂。

恰克图最大的一所建筑叫作海关，如今却不再作海关用了：靠着现任东西伯利亚总督开明的努力，货物的税项近来一律取消——他在自己辖境内为发展贸易出力甚多。说实在的，那整片交通不便的地方，连同黑龙江诸省，地理位置上得天独薄，住的人又稀少，而且这个民族的闯劲已被几百年的压迫磨光了；所以繁荣非得靠哄着、养着，才能扎根滋长。旧海关如今由驿务长和另外几位官员占着。它在镇子上方的高地上、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的那一头，离边务专员的官邸尽可能地远——专员的衙门在恰克图相反的那一端。

这两处我们都有许多事要办，便按日雇了一辆德罗日基，一天两个卢布。那是一辆又旧又破的家什，弹簧摇摇晃晃，两匹半野未驯的小马用绳子拴在上面，车座上坐着一个蓬头垢面的穆日克。我们就坐着这副行头在恰克图尘土飞扬的街上一路咣当，除了小贩的货车，什么车都超过了我们。坐在这架破玩意上，我觉得自己渺小得很；若不是为着「体面」两个字，我宁可步行或骑马，可是在俄国、尤其在西伯利亚的镇子上，那是想也不能想的。我们的名声全系于此。

恰克图安安稳稳地卧在一片沙丘和松林之间的洼地里，北风吹不着，向南朝着蒙古敞开。一道小溪穿过山沟，到边界蒙古一侧的沙原上折而向西，注入那条收纳我们渡过的别的河流的总汇之水。据说恰克图和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合起来有两万居民，粮食物产从内地供应得相当充足。早上可以看见成群的农家大车把他们田园里的出产拉进集上来。寻常的蔬菜应有尽有；好牛肉好羊肉自然也有，不过俄国人不知为什么羊肉吃得极少。供应恰克图的东西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农人天没亮很久就从家里动身。他们一般是两口子同行：男的披着羊皮袄，牵一段、骑一段；婆娘裹得像一个圆包袱，靴子高到膝盖，坐在白菜堆上。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中心有一大片方场专作粮草市，配着官府核准的各色砝码和秤。卖农产的人聚在这里，一般到下午早些时候就把货脱手了。在俄国，什么都像是论斤两卖的；不过他们总比不上中国人，中国人连活鸡都论斤两卖，而且为了补足分量还往鸡嗉子里塞沙——这能添上一两盎司，却很快把鸡弄死。这一手从前常用来坑轮船的船长：他们以为可以替上海的同胞做件好事——那里的食物贵得像闹饥荒——便从别的便宜些的口岸捎几百只鸡来。谁知半路上死得太多，到第二天，这桩买卖便完全是另一副光景了。

恰克图的鱼也很好，极为丰富，其中有色楞格河里的鲟鱼；我们头一回享用新鲜鱼子酱就是在这里。

镇上有一处公共的游憩场，围着齐整的栏杆；午后太太小姐们在那里散步，吸吸新鲜空气，或是炫一炫最新式的帽子——因为俄国人并不怎么看重空气和运动。园里有几处幽静的角落，若在和暖的时节想必宜于谈情说爱；可是九月里地上结着硬霜、邻近山上积着雪，那些角落看着凄凉得很。这整片地方统称「花园」；在夏天那短短三个月里，它或许多少还当得起这个名号。在西伯利亚的气候底下，单是想要经营一座花园这份心思，就很见恰克图人的进取；但愿太阳肯照顾他们这番努力。天气严酷，爱花的人只好在屋里养花，而且养得很成功。他们许多屋子像暖房一样，四围摆满盆栽的大棵开花灌木，看着极悦目——至于这么多草木对人的健康有什么影响，那就另说了。短短的夏天里把花搬到园子里去，等寒风一起、通知冬天将近，再搬回暖和的屋里。

恰克图的气候冬天极冷，夏天相当热。空气很干，土是沙质的，雨雪极少。它在北纬五十度十五分，海拔两千两百英尺。这里的人据说都健康，八十开外的老人还活泼得像蟋蟀。房屋很舒服——至少就暖和构成舒服这一点而言；而在严寒的地方，暖和无疑是头一件要紧事。厚实的木墙、缝里塞得严实的苔藓——据说苔藓比麻絮好、也更耐久——极宜于挡寒。所有的窗子都是双层的，相隔几英寸，窗台上那道缝里塞满棉花。屋里用又大又封闭的炉子或曰烤炉取暖，这炉子既做饭又暖屋。一般一个炉子要暖好几间屋，砌在墙角上，每间屋各朝着它的一面。这一切最大的短处是全不通风；这在我们是很难受、很不舒服的，可是俄国人惯于在自家屋里那种密不透风的闷空气里过着，身子也好好的。他们屋里的温度大约保持在列氏十六度，就是华氏六十八度，上下相差不多。他们烧掉很多木柴；在那广袤的原始森林近旁，柴是便宜的。恰克图各家院子里都堆着大批这种燃料，以备过冬。

俄国人的作息同我们不大合，虽然比我们近来所习惯的要规律些。他们一天只吃一顿饭，大约在十二点或一点钟。早晚的工夫由那只永不停歇的茶炊填满，一刻不停地咕嘟作响。茶喝得多，正好把饿得发慌的胃口磨钝；除了那点水，我们还情愿把随茶炊上来的各色小点心统统吃掉，好熬过正餐之间那长长的二十四个钟头。俄国人的当家菜是一种菜汤，里面煮着牛肉，叫作「什齐汤」；做得好不好，要看手边的材料和厨子的手艺。我们在恰克图的厨娘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太太，对自己的本事很自负，而且自负得有理。什齐汤本身就够吃一顿实在的饭，因为煮肉是连汤一起上的；不过后面一般还跟着一大块烤牛肉。面包很好，很白；不过有一种奇怪的规矩，白面包上桌时旁边还要放黑面包，看那样子是为了衬出白面包白得出奇——因为只要有白的，谁也不去碰黑的。真正的黑面包比较沉，黏得像是掺了许多土豆。那是农人几乎专吃的东西，省俭得双份：一来价钱便宜，二来吃一点点就顶很久，因为它像煮老的鸡蛋一样难消化。境况好些的人家所用的黑面包是个折中，颜色是黑褐的，叫作「半白面包」。

恰克图的居民多半是长住的。官员那一部分自然流动，因为政府的雇员都盼着调到别处升迁；不过其中也有些人在恰克图定居成家。许多商人也往西边迁，或者打算迁；可是农人、工匠和小买卖人这整个底层却是定居的人口。他们很少谈起彼得堡和莫斯科；偶尔谈起，也带着一种远远的敬畏，仿佛那些圣地属于一个更高的世界。伊尔库茨克才是他们心思的中心，是他们转动所环绕的那根轴。凡恰克图有什么不足的，在伊尔库茨克必定样样完美：最好的旅馆、马匹、车辆、大夫、房屋、教堂、铺子——一切都在那里。到伊尔库茨克去一趟是常有的事；可是到莫斯科去一趟，却是一个人此后一生凡有机会就要拿出来说的大事。

这镇子建于一七二八年，作为对华商队贸易的集散地；它的重要全靠这一宗。茶叶向来是这宗贸易里最大的一项；虽然恰克图势必仍旧扼着中国同东西伯利亚之间的贸易，可是海运茶叶直接输入波罗的海各港，却断了恰克图一大条兴旺的来路。到去年为止，商界还力图同对手竞争，深入中国到同样的市场去买茶；可是贸易的条件已经大变，他们从前用俄国货易货的便利没有了，而在别的方面，商队贸易的负担又太重，终究没法同那条漫长的海路较量。便是在俄国，大众虽然满脑子成见，常识到底总要得胜，尤其是在关乎卢布戈比的事上。

我们在恰克图歇了几天，并不觉得亏心，因为最磨人的一段已经走完；从此以后，马腿能跑多快我们就能走多快。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运气。从专员和别人那里听来的头一个消息，就是从贝加尔湖岸到恰克图之间整片地方都被色楞格河的大水淹了。看来我们这份逆运要一路跟到底。不过关于色楞格河的境况，我们听了本不该吃惊，因为我们在蒙古渡过的一切河流都注入它。从欧洲来的邮件早该到了，可是贝加尔那边已经十天没有消息。我们只好按兵不动，等水退下去。我们到后一两天，一个带着那批迟到邮件的信差来了，说交通略有好转——他是靠着一段一段用小船把邮件载过去的。不过我们的工夫没有白费，因为这趟路还有许多准备要做。头一件是把我们的中国银子换成俄国的纸币。我们本料定这一手要吃亏，不料很意外地只折了百分之一光景。一两纹银我们换到二卢布十五戈比；按当时一卢布合三先令算，我们一两得了六先令五点四便士，而一两大致值六先令六便士。其次是要把马和车出手。我那匹马很快以十个卢布卖掉，我分到八个，也就是说花三十二先令买的东西卖了二十四先令——到此为止还算好。可是等我们要卖车，难处就来了。谁也没听说过恰克图有卖这种东西的。这似乎很奇怪，因为中国人——即使俄国人不然——往来中国时所用的代步之物只有这一种。车只在中国造，因此在恰克图该是抢手货才是。可是俄国人不听这样的道理，一口咬定我们的车是没指望卖出去的，我们也就死了这条心。不过我们偶然同买卖城的几个中国人说起这件事，劝他们到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来看了货，就在动身前夕谈成了一笔买卖，卖了六十五个卢布，约合原价的一半。

为舒服起见，我们非买一辆四轮马车不可。不用它也走得成：可以用驿站备的小车「基比特卡」；可是那样走法要在每一站换车，而我们行李那样多，实在受不了。找一辆四轮马车费了我们一些事；找到了又不大合用——说实在的，我们本该一路用驿站的小车到伊尔库茨克，到那里再买一辆，那里可挑的多些。

我们在买卖城买了些山羊皮，毛长十二英寸。我们把它们缝成袋子，每人一个，坐车时把腿伸进去；这是个极简单的办法，凡冷天在那一带旅行的人都很值得留意，它对我们路上的舒服出力不小。

我们剩下的存货、帐篷、鞍具之类，只好丢在恰克图；四轮马车里只腾得出地方放一点白兰地、几听腌肉和熏舌头。此前我们一点也不指望路上碰运气弄到吃食；如今既到了「文明」国家，就只好听凭它的供应了，好歹随它去。

我们在恰克图办文书毫无阻碍，行李也从没被人看过；也不必另领俄国护照，只消把北京领的护照交警长签注到伊尔库茨克，办了这道手续就能从驿务长那里领到一张「驿马执照」——驿马完全归政府管。此外普法菲乌斯先生还给了我们一张特别通行证，好把那张驿马执照的效力再加一层，保我们一路到伊尔库茨克都受各站站长妥当照应。这张文书到了省城，还要换一张向更高的当局领取的同样的文书。我们在恰克图所接触的一切俄国官员，都极其客气、极其乐于相助；所谓官府会横加刁难的那个鬼影，也就烟消云散了。

我们很快就等厌了，不想再等贝加尔湖一路的路况有什么好消息，便决意十月七日无论如何动身。天天下霜、间或落雪，警告我们冬天已到，也警告我们要把这辆笨重的车弄过半冻的河，是很没有把握的。在这样紧要的季节，一天也耽搁不得；我们借住的那位好心老太太苦口婆心地劝我们把行程推到十二月，说那时候雪路正好——这番话只叫我们越发急着要走。再住一天，我们说不定就要被她那再三的劝阻——说这时候动身是试探天意——给说动了。

装那辆四轮马车花了好几个钟头，因为我们沮丧地发现：这家什虽大，装我们的行李和我们自己还是太小。几次三番地想把笨重的箱子塞进角落、又把小件当作填空的零碎用上以后，我们终于里里外外把一切都装了上去；又费了很大的劲，才横着把自己塞进行李同车篷之间。我们的驿马执照是三匹马的；可是车夫把马牵来套车，一看要拉的分量，立刻抗议说非四匹不可。我们觉得他很有道理；可是为了立个规矩，一开头就非得硬气不可。一旦承认要四匹马，往后到了一站又一站，我们又不懂俄语，就要任凭哪个混账站长摆布。所以我们心里很没底，还是套着三匹马上了路，赶车的是个布里亚特车夫。四轮马车是一种结实而做工粗糙的四轮车，安在几根杆子上，杆子横搁在两根车轴上。杆子是软木做的，多少有些弹性；这车在坏路上走，至少比中国的两轮车舒服。车篷探得很靠前，再加上一块几乎齐到篷顶的围布和一幅可以从篷前放下来的帘子，这车可以关得相当严实。

所谓「马」不过是些小马，高不过十三掌出头，蓬毛的小畜生，结实、有劲、极能耐久。它们被套上——或者不如说被拴上——这辆车，或者照俄国人爱用的说法，这套「车驾」，那拴法松垮到无以复加。一匹稳当结实的驾在辕里，不用套绳，颈圈用结实的皮带系在辕的前段。一个木弓拱在颈圈上，两端固定在辕上，弓顶垂下一根挽缰，在马嘴上勒得颇紧。这副笨重家什的顶上还挂着一只铃，凡相干的人一听便知：铃下拴着的是一匹驿马。这铃在路上讨厌透顶，不过到站时倒有点用处，可以把这件大事通报给也许正睡着的站长。

别的马用绳套拴在车轴上，或是车外随便什么拴得住绳子的地方。每匹马彼此不相干，除了中间那匹，别的随便哪一匹走下路去、尥蹶子、摔倒或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都不至于扰乱大局。俄国人最爱用的马数是三匹，他们叫作「特罗伊卡」；无论两匹还是六匹，一律并排走。这副「行头」上的一切都是最松垮、最粗陋的做法——轮子的余隙极大，在车轴上能晃三四英寸，好方便上油。总有什么东西出毛病；奇怪的倒是这整副家伙居然不在路上散得没法修。不过俄国人极善于将就凑合；他们的本事既被没完没了地征用，也就练得十分纯熟。

十三从恰克图到贝加尔湖

下午三点钟光景，我们出了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既然打定主意照俄国人的走法昼夜兼程，那么在一天一夜的哪个时辰动身也就无所谓了。头一程路颇多丘陵，许多地方沙深难行。四围的山看去尽是沙；可是翻过头一道岭，眼前便展开一片破碎而秀美的景致，高处林木葱茏。我们的车夫是布里亚特人，我们能用他的母语同他交谈；因为布里亚特人虽然从小说俄语，却保留着自家的家常制度，彼此之间说本族的话——那话同大沙漠里蒙古人所说的除了少许差别，完全一样。

我们到的头一站是乌斯季恰克京斯克，那是个相当大的村子，都是小木房，还有一座很齐整的小教堂。我们本已预备好领教西伯利亚驿站的一切可怕之处，不料这里却是一所新盖的站房，里面收拾洗刷得很好，又暖和又干净。它离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二十三俄里半，将近十六英里。我们不通俄语，对自己能不能应付俄国人心存疑惧；到了这头一个只能靠自己的地方，这份疑惧使我们格外小心。我们头一桩心事是在俄国人中间保住体面；那一层若失了，我们才真要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形下保住名声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一概不同人争论，能不开口就不开口。这一手在乌斯季恰克京斯克很见效：给我们的四轮马车套了四匹马，也没有另要钱。当天的邮车已经走了，派给我们的那几匹可怜的驽马已经在极重的路上跑过一程，拉不动我们这笨重的车驾。我们那位布里亚特车夫在松沙上走出不远就看出来了；他把好话说尽仍旧不管用，便托路上遇见的一个俄国人捎信回站里。回话是从驿站又送来第五匹马。车夫重新使劲赶路；他连喊带哄带抽鞭子，我们又走了几英里。前面横着一道很难走的陡坡，终于把我们这一夜的路挡住了。车夫喊得嗓子都哑了，马也被他催得绝望，他便先用俄语、后用蒙古话央求我们下车卸货。那是个又冷又黑的夜，我们在车里裹得严严实实地挤着；一下车，黑地里再也铺不回原样。他见我们不为所动，这可怜的车夫只好把马卸下来放去吃草，自己用一截倒下的树头生了堆火，耐着性子等天亮。

天亮时我们发现自己在密林之中、半山坡上。卸货并把车弄过坡去，花了一个半钟头。随后我们慢慢走到皮拉沃洛夫斯克站，八点钟到的。路上经过好几个村子，有些圈起来耕种的田地，种田的是俄国人，他们也养着不少牲口。

显然这样重载是走不下去的；就算马拉得动我们这辆四轮马车，车本身也一定要散架，那我们就有在求助无门的路上翻车的危险。于是我们决意在皮拉沃洛夫斯克设法再雇一辆车。站长不肯，说只有一张驿马执照，不可能给两副车驾配马。专员那张通行证把他的疑虑打消了；他先是把口才用尽，证明我们的要求断断办不到，随后却悄悄吩咐备了一辆「基比特卡」小车，我们把一部分死沉的东西挪了过去，就欢欢喜喜上路了。路颇多沙，上坡下坡也不少。两点钟经过帕拉沃特站，在那里喝了什齐汤。随后沿着一条好路上行，走过一道长谷，谷中流着色楞格河的一条支流。随着河折进左手另一道谷，我们又遇上多沙多坡的路。不久便到了色楞格河边——那是一条又深又好的河，穿过一道宽谷，两边是陡峭而林木繁茂的山。有一条渡船候着，把我们连人带马带车轻轻松松载了过去。撑船的是俄国人和布里亚特人，其中有几个身上带着分明的混血痕迹。照岩石上的水痕看，河水已经退了约十二英尺。离渡口几英里就是色楞金斯克，一座不大却颇秀气的城，有宽敞的兵营、一座很好的教堂和几所好房子。色楞金斯克的站长是个又老又胖、自命不凡而又乖戾的家伙。他屋里挂着几幅拙劣的画，其中有一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铜版像。陪他消磨寂寞的是一个模样可怜、什么活都干的丫头，还有一条小狗——那狗被训得在旅客面前耍几套把戏，看来它每天的口粮就指着这个。这老儿自以为身份太重，不肯让我们就这么过去，非要盘问我们凭什么用两辆车；可是靠着一言不发，我们把他的异议压了下去，效果同在他手心里塞上几个卢布一样好。

离开色楞金斯克时天已黑了。十一点经过阿尔布佐夫斯克，次日早五点经过下乌布昆斯克。十月九日是个冷得刺骨的早晨。我们穿过一道人烟颇稠的谷地；同我们此前所见的比，这里耕作得不错，不过离它所应有的样子还差得远。这道谷向东北通往上乌金斯克，那是一座相当大的城。我们没有绕道进城，而在莫欣斯基折进左边一道谷，又接上色楞格河，一直沿着左岸走。这时我们开始领教新近那场大水的后果。水虽已退了许多，河里的水位仍旧很高，平坦的河岸成了大片沼泽。路差不多被水冲没了，人们从较干的地方另辟出新道来，跨过大块卵石、积满水的深坑和厚泥。马在里面挣扎打滑，却也勇敢地拖着；车夫一路吆喝了好几英里，穿过这片不水不陆的地方。走十六英里用了五个钟头。

谷地收窄成一道陡峭的峡口，色楞格河从中挤出去，上面覆着探出来的树木，几乎把它遮得看不见。河水约以一小时四英里的速度流着，可是又平又静，若不是水面上漂着树枝，简直看不出有水流。这里的景致极美。构成峡口的那两道笔直的石壁上，松和桦密密地长着；再加上河边低岸上极其茂盛的柳树，枝条几乎要横过水面去——这就使这道谷带上了几分热带的气象。

穿峡的路是在岩石上凿出来的，高出河面很多。全靠人工凿成的那几段很窄，有几处窄得容不下两辆车错身。我们从高处往底下的深渊望去，那景致的宏伟在眼前渐渐淡去。崖边装着一道粗糙结实的木栏杆；若没有它，惊马和醉车夫在这险处不知要成打地送命。

下午三点我们到了波洛维纳站，同时到的还有从各方来的一批旅客。这一带发大水，行旅久阻，在贝加尔湖以西积了许多人，这时一齐涌来。同行的旅客里有好几位政府官员，还有两个从伊尔库茨克来的、话极多的波兰人。这一站连半数人的马都供不上；既然大家同时到达，马归谁就成了问题。以当时的路况，我们两辆车要七匹马；驿站长竟把先后次序排给了我们，这叫我们很是高兴。那几位官员一句话也没说，只吩咐生茶炊烧茶。俄国旅客也很安静地受了。可那两个波兰人却不那么容易平息。从他们痛痛快快骂出的一连串话里，我们能拣出几个字来，大意是咒俄国政府、咒驿政、咒世间一切，末了还扬言要在西伯利亚立一个「共和国」。我们撇下这两位怒气冲天的朋友去消化他们的一腔怨毒，沿着色楞格河左岸在好路上咣当地跑，黄昏时到了伊利因斯克驿站，离同名的镇子还有六俄里。这里的站长是个退伍的老军曹，同他年迈的妻子一同持家。那妇人像是个厚道人，因为这屋子收拾得极好：木地板洗刷得干干净净，墙壁雪白。桌椅也一样齐整，锅碗瓢盆亦然。这位军曹张开双臂迎接我们，殷勤得近乎谄媚。多半是从波洛维纳送我们来的车夫给他递了话，说我们是贵人，凡好站长无不乐于款待。这小个子鞠躬打躬地忙完了一通，便开始大谈夜里何等冷、前面的路何等坏。末了他堆着最讨人喜欢的怪相，劝我们在他屋檐下舒舒服服歇一夜，明早天亮再往贝加尔走。我们求之不得地听了这位说客的话，因为经验已经教会我们：在西伯利亚夜里赶路不是什么享受。我们盘算过还赶得上贝加尔湖上的轮船——那船一星期开两班——便心安理得地顺了主人的美意。吃过晚饭到了就寝的时候，俄国虫豸的幻影开始缠着我们，把安眠的指望搅得很不安。可是把屋子最仔细地查过一遍，除了满地被屋里的热气熏得十分精神的小蟑螂，并没有发现什么讨厌的东西。这些小东西的习性倒还无害，只是不安分，一刻不停地在屋里和屋里的一切上头跑来跑去。它们散出一股臭气，这是它们身上最叫人不快的一点，尤其当你不留神把它们踩碎的时候。不过就我而言，光是这屋里那股烤炉般的闷热，就足以叫我不愿在里面睡；那辆四轮马车于我倒是两者之中更可爱的卧处。说实在的，只要裹好皮衣，只露出一小块脸受霜，四轮马车所能给的睡处是连国王也要羡慕的——前提永远是：不在坏路上颠得人睡不着。

夜里不同时辰响起的铃声，报知又有别的旅客到了。早上我们才知道：我们在波洛维纳撇下喝茶的那一拨俄国军官已经来过又走了，并没有在伊利因斯克停；另有一拨商人来得晚些，我们起床时他们正要动身。我们对俄国人天然存着几分疑心——也许并不公道——一看眼前的情形，头一个闪过脑子的念头就是：我们上了站长的当，被他哄住在伊利因斯克过夜，好让别人在路上抢先。赶到贝加尔湖岸去赶上那班轮船是头等要紧的事，而我们离湖岸还有九十俄里；路那样坏，我们根本算不出走这段路要多少工夫。我们被诱着让给同行者的这个先手，也许会断送我们自己的事：因为伊利因斯克固然会替我们留马，可是往下几站未必有那么多马，邻人占了先，很可能把能用的牲口一扫而空，一匹也不给我们留。到这个份上，我们看那位老军曹的眼光，同头天夜里就寝时已大不相同。他免不了挨了我们一顿数落，可他仍旧申辩说自己本意是好的。我们急急忙忙把马套上，心里只存着一点微弱的指望，想追上几位朋友。

从伊利因斯克起，有十五俄里路很好，也很平坦。过了那里，路已被新近的大水彻底毁掉，遍地是积水的洼塘。桥被冲走了，残骸散落在田野上。大路完全不能走，只能任凭车夫的兴致或是他对地形的熟悉，随处另辟小道。我们在一大片一大片的水里、在高高的堤上、在又宽又深的沟里疯跑了好些英里；那些沟是全速冲过去的，这笨重的家伙看来全凭冲力才过得去。随后我们一头扎进密林，林中开出一条道来，树桩还戳在那里。沟壑上草草架着新伐的树，上面铺着枝条。这条路不但颠簸得是有轮车走过的路里最坏的，而且极其迂回：按大路本是二十四俄里的一程，被我们不得不走的这些小道拉长到将近一倍。不过话说回来，事情应付得这样迅速，也颇见政府的魄力：他们的驿递中断不到两个星期，这条新路就已在洪水淹不到的山坡上从林中开了出来。

在塔拉卡诺夫斯克换马——那是个又小又可怜的站——一点半到了卡班斯克，那是一座齐整的镇子，有一座漂亮的教堂。我们在这里吃了饭，两点半继续上路。这时贝加尔湖西面的高山已经看得很清楚。到了下一站斯捷普诺德沃列茨克，站长是个波兰人，一位很好的老先生，一八五四年尼古拉在位时被流放来的。他像是极想谈波兰的事，可是我们的俄语还不够，谈起来两边都没什么趣味；何况我们又急着赶路，天色将晚。这老儿满心期待外国出面干涉波兰的事；等我们说出各自的国籍，他更是喜形于色。

离开斯捷普诺德沃列茨克不久，我们就到了湖边，于是折向左手，沿着岸线走，时而穿过灌丛，时而绕过大片水洼，直到帕索利斯克——那是外贝加尔驿路的终点。站房里挤满了等船过湖的旅客。船定的开行时刻是第二天早上九点，这一群旅客便在驿站里过夜。这类地方是不备床的，连座位也少。男男女女带着孩子，随随便便往地板上一滚就睡，任凭那些在神经脆弱的人听来足以使黑夜可怖的喧闹一刻不停，他们也睡得很沉。人往往没法从这卧处中间穿过去而不踩着一半的人——他们就睡在铺满地板的衣物包裹当中；不过这样的冒犯既是家常便饭，人人都以斯多噶式的漠然忍受了。我照例睡在四轮马车里，在呼号的风声和湖水拍打沙滩的喧响里入睡——那浪就在离我几码的地方。

色楞格河是在蒙古由库苏古尔湖以南一些小溪汇合而成的，那地方在恰克图西南二百三十英里。此后鄂尔浑河及其来自兴安岭的支流也并入其中。有人算出这条河长三百英里，大概同事实相去不远。它鱼极多，其中有鲟鱼。这些渔场于住在谷中的人是一大福气，鱼是他们的主食之一。

色楞格河在帕索利斯克以北约二十英里处分好几个口注入贝加尔湖。那一段岸对轮船横渡不那么方便，而且渡程也长得多。不过色楞格河本身用造得合适的船是可以通航的，从河口一直到色楞金斯克以上；所以轮船的航线将来或许会改到河里去。

色楞格河谷一直到伊利因斯克都被群山逼得很窄。从那里往下，两边的山渐渐分开，留出一道很好的开阔谷地，到湖岸处宽到约四十英里。这道谷养着相当多的农业人口，农人看去家境都不错。若拿欧洲作标准，这里的农业当然算不得进步；不过谷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圈起来耕种，杂草也除得住；茬子看着像茬子，而不只是颜色同周围草场略有深浅之别的草——恰克图附近的田地正是后一副样子。这里的土轻、干、松散，犁沟保不住形状。作物主要是谷类：麦、大麦、黑麦和燕麦。

色楞格河谷里还有极大一片未开垦的地方，只要有人手去伐树、把土翻开，这里就能成为一片富饶肥沃的地方。山坡也是可以耕种的，不过多半要过好几百年才用得着。眼下无论山上平地，都长着极好的木材，够西伯利亚人烧柴盖房用上一千年。

牲口很多，只是种不好，个头偏小。奶牛很差，这就奇怪了，因为奶在这些人的生计里是很要紧的一项。他们有一种很好的耐寒的羊，几乎全是黑的。村子里猪也极多。那是一个特别的品种，极活泼，长不大，腿相当长，鬃毛粗硬。主人似乎不大喂它们，甚至根本不喂，所以这些牲口只好听凭自己求生的本能行事。早上可以看见它们成群结队地沿街小跑，不左顾也不右盼，直到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引起它们注意。它们吃什么并不挑剔，全靠跑得快，从街上的零碎和从田里拱出来的草根里凑合着混口饭。这些西伯利亚猪里有许多是褐色的，这在猪一族里是少见的。

西伯利亚的狗是那种到处都有的品种，中国、日本和许多别的国家都常见，同我们的柯利牧羊犬颇为相近。

十四从贝加尔湖到伊尔库茨克

十月十一日一清早，帕索利斯克的驿站就闹腾起来。一车一车的木柴堆上火去。所有的茶炊一齐派上用场，众人耐着或耐不住性子等轮到自己——因为一个俄国人不灌下三四杯茶是什么也干不成的。那些「驿卒」——他们这样称呼押送邮袋的兵——以及别的闲杂人等，一般占得先。他们的本能是同厨娘交朋友；厨房既是他们的去处，茶自然不会喝得晚。

厨房也是唯一能洗一洗的地方，而这件事对不熟练的人是很难办的。这里是不备脸盆的：一个小子或是一个健壮的丫头端着一罐水，一点一点倒进你合起来的两掌里；你调度得好，才能有几滴水到脸上。

我们正一齐伸着脖子望那随时会出现的轮船，一位军官给了我们一个极有用的提示：我们的四轮马车在帕索利斯克是上不了船的，因为这里没有能把它送上轮船的驳船。这在最后一刻听来很不受用，可是站长也证实了——虽然头天夜里他说的是另一套。

「装船的口岸」在南边九俄里处，我们只好把车运到那里去。那地方不在官驿道上，得雇私家的马，价钱相当敲竹杠。可是工夫耽搁不起，俄国人拿住了我们的短处，而怎样利用这种便宜，没有人比他们更在行。路沿着贝加尔湖同内侧潟湖之间一条狭长的沙嘴走。路极难行，有些地方水已经冲了进来。沙嘴伸出去成一个尖，里面围出一个避风的港，吃水浅的船可以停泊。绕过尖端的进口处横着一道浅沙坎，颇有些险。有几条俄国驳船搁在滩上往岸上卸货，那些船的帆装很像日本的帆船，当中竖着一根极大的桅，载重约一百五十吨；港里还泊着几条。这些船造得极其粗陋，式样也极原始——很短，舷高得出奇，船身又极宽。它们的舵大得不成比例，同中国、日本的帆船一样。它们的「线型」坏到那个地步，寻常的舵根本掌不住。除了顺风跑，它们大概什么船艺上的动作也做不了。船上人手很多，多半是布里亚特人。那笨重的大帆和大舵非得许多人手不可；而在港里（它们似乎大半时间都在港里），这一大帮人装卸货物倒也有用。

想一想在贝加尔湖上行船的是什么样的船、什么样的水手，那些关于风暴常在湖面上肆虐成灾的可怕故事也就不难解释了。这湖同别的被高山围住的湖一样，会起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对不结实的船和不高明的驾船人确是危险，这没有疑问；不过我们也有机会看到：在贝加尔湖上，极轻的一阵微风也被算作风暴。据说湖里有时会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在最平静的天气里，从湖底冒上一个浪或是一连串浪，仿佛受着水下什么力量的推动。不过贝加尔湖水里这类反常的骚动，未必常有。这些现象无疑加固了人们对这个湖所怀的迷信的畏惧；可是俄国水手和旅客所怕的，主要还是风暴。

这口岸上只有一所房子，属于那家拥有轮船、也拥有许多横渡此湖的帆船的公司。房子里我们只遇见一位旅客，别人都留在帕索利斯克上船了。不过这里聚着一大群人在装卸货物，景象极其热闹。沙滩上摆满货物：牛皮包成的包、木桶和各色行李——从西边来的等着用车运到驿道上去，运往中国或黑龙江；东边的出产、主要是中国货，等着装船。这些人走动起来比我们此前在俄国人身上所见的更有干劲。同黑龙江的全部往来都从这里过贝加尔湖，同西伯利亚东南各省的往来也是；这里面包括俄国同中国的全部贸易，只有取道更西边吉尔吉斯草原上的塞米巴拉金斯克那一部分除外。驿道上不断遇见成串的一马拉的货车。这宗贸易里分量重的部分自然是往东走的，因为西伯利亚各城市的衣着、一切享用之物、以及许多可算作必需品的东西，都由俄国西部供给。西伯利亚能回送的东西不多，只有毛皮、贵金属和中国货。

我们正等着轮船，外面忽然响起一种狂野的吟唱，把我们惊动；随即有三位俄国神甫，长发长须，列队走进我们坐的屋子，向屋角上供着的圣像行过礼，用圣水在屋里洒了一遍，便退了出去。那天是星期日，这套庄严的仪式正好提醒俄国人这一层。

一位从黑龙江地方来的军官在这里待我们极客气，使这段工夫过得很愉快。他一路跋涉得很苦，骑马穿过大片还没有像样道路的森林。沿黑龙江上行，通常是坐轮船，一直坐到能通航的尽头，也就是石勒喀河汇口。可是那些轮船常拖着装粮食的大驳船，走得很慢；何况机器几乎不断出毛病。所以若讲究时间，最快的走法是骑马赶到正规的驿道上去。

这位先生告诉我们一些很有意思的事，说的是政府正在修的那条从伊尔库茨克绕贝加尔湖南端到恰克图的新路。眼下横渡湖面这条路很不方便，也并不总是安全。夏冬两季经湖的交通还算正常；可是在两季之交，就很没有把握。湖上结冰的时候，轮船能不能平安渡过总成问题，而船多半比实在必要的时候更早就封存过冬，唯恐被冰夹住。反过来，冰在消融的时候，把冬天用的驿站留在冰面上也很危险，因为在这样大的一片水面上，风又大，一旦开化，冰随时可能骤然崩裂。这样的事确曾有过：有一回冰忽然崩开，一座驿站连人带马一齐沉了下去。所以驿站一般在春天、在通航以前很久就要撤走。货物和金子的运输只靠这一条路，其中的不便政府早有感觉；可是贝加尔湖南岸一带的地势，使修路几乎无从下手。那一带陡峭的山脉眼下除了步行或骑马根本过不去，便是步行骑马也危险。给我们讲这些的这位先生曾在冬天试过一回，不得不丢下马让它冻死在雪里，自己好不容易才保住性命。如今修的这条路，同我在色楞格河谷峡口里所说的那条一样，是在岩石上凿出来的。只有在冬天、农人被冻得下不了矿也下不了田的时候才动工。开石的法子之一，是趁气温极低的时候——列氏零下三十度到四十度——用树木堆起极大的篝火，热力作用在石头上，使大块岩石开裂，工人便能把它撬下来。这自然是个很慢的办法。已经干了好几年，还要再过许多年才能完工。这条路修成，伊尔库茨克到恰克图的路程可以大为缩短。

中午，地平线上一柱白色的木柴烟报知轮船将到；过了两个钟头，它在口岸外停下，撂下拖过来的一条驳船，随即开往帕索利斯克去接邮件和乘客。本说四点钟回来，它却到六点才露面。那时天已渐黑；出乎我们意料，众口一词地断定风太大，当夜不能上船。甚至还有人透出话来，说轮船也许要开到湖对岸有好遮蔽的地方去，第二天再回来载我们过湖。我们抗议这种荒唐也是白费——虽然风小得我们简直说不出是从哪边吹来；一大群俄国人齐声吵嚷，个个同时开口。我们只好等着；听见轮船的锚链哗啦啦从锚孔里放出去，总算是点安慰：它在外海抛了锚，只要那场「大风」不再加剧，就会在那里停到天亮。

轮船渡湖的票价是头等八个卢布，统舱五个卢布，也就是二十四先令和十五先令。路程约七十英里。船上不备伙食。我们那辆四轮马车的运费是二十个卢布。普通货物的运费是每普特三十戈比，合每吨六十先令。旅客行李似乎没有一定的章程，代理人随时可以「商量」。我们的行李本该照章缴费；代理人为省去过秤的麻烦，问我们有多少。数目我忘了，姑且说是十普特罢。「哦，那就算十五普特好了。」代理人说。我们自然大为光火。我们求助于前面提过的那位俄国军官；他把那代理人狠狠训了一顿——先问人家分量，随后又一口咬定人家必是想骗他——那可怜虫吓住了，把我们的行李免费收了。这就给了那位军官一个机会，而俄国上等人是从不放过这种机会的：他议论了一番俄国道德之低下，指的自然是商人和穆日克那一等，而不是「我们这些人」。

一大早，这窝蜂又活跃起来。一群布里亚特人驾着最笨拙的小船，拿短桨把港里那两条大驳船拖出去交给轮船。因为水浅，轮船靠不到离岸半英里以内。拖带这宗生意于轮船很赚钱；两头总有许多帆船等着轮到自己被拖过去。这些船不把工夫当回事，为了等轮船来拖，白白错过许多顺风可以自己开过去的机会。照眼下的办法，这宗生意利润极厚；可是若用一条利落的轮船按时跑邮件和客运，另用一条好拖轮专管拖驳，就赚得多得多。那样的话，一半的船就抵得上现在整支船队的活。一点健康的竞争能生出很大的成效；可是俄国人比起竞争来，更爱联手和垄断。

两条驳船把缆绳递上轮船以后，一条小船把我们的四轮马车和我们自己、以及另外几位临时出现的乘客载了上去；八点钟我们站到了「卡尔萨科夫将军号」的甲板上——这船是照现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名字命名的。它是造船术上一件难得的标本，说它是近百年来随便哪一年造的都行。拼凑得草率，笨重不成形，放在世上任何别的地方都算得上一件稀奇；论脏，我敢说它是无与伦比的。船上唯一可取之处是那副五十马力的机器，那是一个英国人在西伯利亚西部造的。能在贝加尔湖上浮起一条轮船来，无疑是件大事；不过既然动了手，造船的人本可以弄出个像样点的船形来。话虽如此，「卡尔萨科夫将军号」和它的姊妹船正替船主日进斗金，船主对自己的产业是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拖着那两条笨重的驳船，我们走得很慢。起初有点逆风，速度约一小时一英里。后来驳船张起帆来，才走得好些。

我们的航向斜着穿过湖面，大致西南偏西，朝着下安加拉河口上的下利斯特尼。若不是天气这样严寒，我们本想留在甲板上，领略四周那壮丽的景致。湖的两岸都极多山，东南一侧最高，积雪一直盖到水边。西岸雪很少，因为到那时为止的几场雪都下得轻而零星。湖水离岸远处是极深的蓝色，几乎发黑。它的深度从没有测到过底，多半是因为缺少合适的器具——据我所知，贝加尔湖上从没有用过海洋测深的家伙。有人说过——我不知道根据什么——到三千英寻还「不见底」；不过关于贝加尔湖所说的话多有夸张，这样的深度是否确有实据，我很怀疑。当地一位熟悉那一带情形的先生告诉我，湖里迄今测得的最深处是二百英寻，那以下就一无所知了；只有少数几处没有测过。

这湖长三百多英里，平均约三十英里宽，水面一万一千平方英里，高出海面一千三百英尺。注入它的有两条相当大的河：北面的小安加拉河和东面的色楞格河。出口只有一个，就是西面的大安加拉河，它把湖水泄进叶尼塞河那条大河，再由叶尼塞河泄入北冰洋。据估计，这样排出去的水不过是注进来的十分之一。这个估计或许略有出入；可是湖所受的水远多于它所出的，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而蒸发所失的分量断断解释不了这个差额。湖面的高低随季节只差几英尺。

「贝加尔」是个蒙古名字。在虔诚的俄国，人们叫它「圣海」；在那些农夫水手中间，把它叫作「湖」被认作大不敬。

关于被人写滥了的贝加尔湖，就说这些。再说回「卡尔萨科夫将军号」。它喘着、喷着，看不出有什么结果，只有甲板上堆着的那垛木柴飞快地矮下去。乘客多半在甲板上，裹着厚厚的皮衣，凡有坐处就耐心坐着，泰然自若地迎着凛冽的空气。他们的鼻子有点发青，那又怎样呢——身上别的地方都裹得暖和和的。所谓「客厅」在甲板底下，又冷又不舒服，里面是几位俄国军官和我们；我们睡一阵醒一阵，醒来就叫茶炊，随意啜茶——那似乎是这条船唯一拿得出的款待。凡在俄国旅行的人都自带茶叶和糖。

我想总该有个人在驾这条船，可是这个要紧位置由谁占着，我始终没弄清楚。掌舵的多半是布里亚特人，他们干得极轻松，自始至终坐在专为此设的齐整小凳子上。

我们终于到了西岸。渡这七十英里的路走了十八个钟头。下利斯特尼有一个很好的小港，水很深，可供轮船避风；还建了一道码头，船可以靠上去。若是东面的遮蔽再完备些，就再好没有了。

这时船长才出场，监督乘客登岸。政府托他查验旅客的驿马执照，官府借此可以查出有没有未经许可的人在境内走动。

我们在伊尔库茨克省上岸时是三点钟，早晨冷得刺骨；不过既然早知轮船要到，驿站里雇马并不困难。出站几俄里，我们看见路边烧着一大堆篝火，几个模样野蛮的人影在火同近旁一所小屋之间晃来晃去。到了跟前，才看清一道黑白相间的横木挡在路上，意思是我们暂时被扣下了。那几个从燃烧的木头上反着忽明忽暗的火光的鬼影，原来是人，穿着俄国兵的灰大衣。看来我们的行李要在这里检查，这就得受一遭罪：从暖和的铺位里爬出来。这些官差是铁面无私的。我们不知道谁是头儿——照例他们都同时开口，个个比别人更起劲——也就不知道该贿赂谁；何况从车里爬出来以后，我们更没有贿赂谁的心情了。这几位——我们权当他们是关吏——先不开箱，慢条斯理地把我们的箱子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末了见那垂涎的钱到底不来，便做做样子开了一两件，重新包好，行了一道加封的仪式。随后发给我们一张证明，嘱咐我们到伊尔库茨克要出示，否则对我们不利。我们始终没有出示过，也从来没有人要过。说实在的，这是我们整个穿越西伯利亚和俄国的旅程里行李被查的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同船的别的旅客随后赶上来，一路没停就过了关卡。若我们的俄语好些，无疑也该照办。

贝加尔湖以西的地方同以东一样，是一片广大的森林，只是山没有那么多。湖同伊尔库茨克之间开垦出来的地方很多，人口也相当稠密。俄国人的农舍看去光秃，却齐整结实。他们的牲口圈不过是敞着的木栅，既无遮蔽，样子也凄凉。

路沿着安加拉河右岸走。那条河从贝加尔湖流出，在伊尔库茨克下游约一千二百英里处注入叶尼塞河。安加拉河的水清澈见底。

从贝加尔湖到伊尔库茨克，无论从游客还是从农业的眼光看，我们所经过的都是一片很好的地方。开垦的那一部分耕作得很进步，田围得仔细，土也极肥。这里的人比我们在更东边所见的更像是一心要靠土地过活的人。湖畔那种雄峻的山景没有了，代之以林木丰茂、起伏和缓的丘陵；其间点缀着村庄和耕地，把山陵衬得格外好看。湍急的河在陡岸之间流着，岸上一般密生着树木或灌丛，一直到水边；河在山间迂回着开出路来，给这片随处难得一见的好景致做了收束。

到伊尔库茨克的路状况极好。我们的马好，车夫也肯出力，十一点钟我们就咣当着跑完了贝加尔湖到伊尔库茨克的四十英里。这段路分作三程。最后一站的站长是个德国人，面貌带着犹太人的样子；他像是受雇替伊尔库茨克的黑龙江旅馆拉客，那家旅馆最受外来客欢迎。我们事先特地被人警告过不要住那一家，手里有另一家的地址，叫梅茨吉尔；车夫佯称认得，于是我们说定送我们到梅茨吉尔旅馆，便上了最后一程路。

十五伊尔库茨克

伊尔库茨克的圆顶和穹顶一下子撞进眼帘时，正有明亮的太阳照在上面；教堂那耀眼的白墙和鲜绿的屋顶，好看得动人心魄。进城以前，我们的车夫从车座上下来，把马身上的铃铛扎住——一来遵守本城的章程，二来也是体恤居民。

伊尔库茨克的街道笔直、宽阔，收拾得也好。说实在的，几条大街太宽了些，总显出几分荒凉。

我们又盘问了一回车夫梅茨吉尔旅馆的事；可是到头来他还是把我们拉进了一家旅馆——等行李卸完，才知道正是那家黑龙江旅馆。两个串通好的人合起伙来，我们招架不住，只好将就。说实在的，我们一路奔波，已经疲乏得顾不上挑住处了。分给我们一个房间，据说里面「有四间卧室」，这话说得诙谐。我们问那四间卧室在哪里，那个「马尔奇克」——就是小伙计——指了指几个墙角和凹处；若拼插得巧，那里确实能腾出四个人的睡处来。床是没有的，可是有一层结结实实的地板、一张又硬又素的沙发、三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屋里没有壁炉，温度是靠走廊上几座烧得通红的炉子维持的。窗子为过冬已经封得密不透风。我们住在那间屋里，头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感觉就是憋闷，只有到户外使劲走动才缓得过来。屋里挂着几幅画，还有一张大告示装在框里挂在显眼处，开列着酒水、雇车、台球和菜肴的价目。我们在上面看见「炸肉排」和「牛排」，写法极合俄文的拼法。

伺候的人极不像样。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小子充当什么活都干的仆役：不要他的时候他总碍事，时不时用扫帚和抹布把我们那间霉屋子里积年的尘土搅动一番，可是需要他的时候却从来找不着。这里不给客人预备铃；你尽可以扯着嗓子喊「马尔奇克」或是「切拉韦克」喊到哑，也未必有人肯赏你一句「谢伊恰斯」。这个词照字面讲是「就来」，可是照实际不妨译作「明天」、「下星期」或是「等我方便的时候」。它不过是抛出来平一平你的性子、把你拖住，好让那位伙计吃他的饭、同厨子聊他的天。要办成事，非得先找到他的巢穴不可；到那时候，用靴底来做个「后验」的论证倒很见效。这是唯一能叫一个下等俄国人生出敬意来的恳求方式，而且一般用一回就够。

平心而论，厨下这一项并没有多少可抱怨的，可是那伺候足以把世上最旺的胃口磨钝。样样东西都是冷的、脏的、可怜的。一块好牛排热腾腾地端上来，可是配它下饭的东西你得等二十分钟；接着又缺刀叉；等你自以为一切停当、动手吃饭了，又发现盐没有。这些都还忍得；可是——当心那鸡蛋！在西伯利亚，他们存着一批化石状态的鸡蛋，专款待不留神的人；因为大概没有哪个俄国人会嫩到去要鸡蛋。起初我们还怀疑俄国人分不分得出新下的蛋同坏了半年的蛋。不过无论他们自己爱吃什么，他们见了新鲜鸡蛋总还认得出来。末了我们总算弄到几个只算「可疑」的蛋——办法是恶狠狠地揪住那小子，发誓说他再拿坏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往他脸上砸。

旅馆之外另有一所房子，里面是饭厅、酒馆，还有一间台球房，摆着两张台子。这一部分几乎全被军官们包了去：他们整个上午打台球，两点钟吃客饭，下午接着打。他们的球杆头上不装皮头；我们试着打过的那一张台子，台面上补丁约有二十处，凹凸不平，我们很快就看厌了球在台上跨栏赛跑的样子。饭厅是一间长方大屋，墙上挂满戴三角帽、佩肩章的先生们的画像，画风极俗艳低下。一面墙的正中是当今皇帝的全身像；这幅画艺术上虽有种种毛病，同陛下倒还算相像。俄国人是忠君的民族，天性也爱画像，不论画的是圣徒、沙皇还是英雄。

在黑龙江旅馆，我很高兴地遇见一位朋友兼同胞，他正从圣彼得堡往中国去。这一场不期而遇叫人精神一振；究竟是我们细说从中国来的经历更快活，还是听他讲我们回家路上还没走的那一段更快活，我也说不上。我们彼此所能告诉对方的，确实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人家把西伯利亚西部路上的种种可怕说给我们听，我们便把十一月里骑马横穿蒙古草原一个月是什么光景描给人家。

伊尔库茨克是一座经得起细看的城。房子都很大，也做到了木造建筑所能有的漂亮。外墙那种阴沉的色调是这地方唯一不好看的地方；不过全城的气象被许多漂亮的教堂和别的公共建筑衬托得很好，合起来的效果是悦目的。街上点缀着许多好铺子，凡欧洲的享用之物，出得起钱都买得到。裁缝和女帽匠极爱挂出花哨的法文招牌；便是在世界这样偏远的一角，人们也把巴黎看作时尚的所在。商场里各样大宗货物一应俱全，包括各色毛皮。我们在商场里买到很好的工夫茶，每磅一卢布三十五戈比，合四先令。

伊尔库茨克面包房极盛，其中许多是德国人开的。「法兰佐斯基赫列布」——就是法国面包——在西伯利亚风行一时，凡面包房一律打这个招牌。所谓「法国面包」其实就是做成小圆卷的白面包，很好吃；乡下村子里买不到，所以旅客总要从这一城买些带到下一城去。

伊尔库茨克的烟铺以「帕皮罗斯」——就是纸烟——闻名东西伯利亚，是用土耳其烟叶做的。俄国人几乎不分老幼男女，都抽大量的纸烟。不过在伊尔库茨克本地，人们认为「莫斯科」牌的纸烟比「伊尔库茨克」牌的好。

监狱占着两条街的转角。它有一扇装着铁栅的窗子临街，窗口总看得见囚犯在那里讨钱。俄国人极乐善好施，给这些囚犯的很多。街上也常见过路人——尤其是老太太——把那些在哥萨克押送下挑水做活的苦役犯叫住，给他们钱。这已成惯例，所以凡有衣着体面、看去像是肯行善的人走近苦役犯，哥萨克便本能地停下来。

伊尔库茨克但凡供养得起的人家都备着马车。他们的马套起车来极神气；街上常常足够多，成了这地方的一种点缀。出租马车的行当也很好。赶车的总是跑得飞快，马一般也生猛有劲。

伊尔库茨克有好几处好图书馆，有学会的分会，有戏院，有报纸，还有别的开化的附属物。总而言之，我承认自己先前关于西伯利亚生活的成见完全落了空。我本来想象的是一片贫瘠不毛的气候，除了依法不得不在那里存身、因而必定备尝匮乏的人，无人可居。不料我所见的却是安居的社会，不但享着文明生活的一切便利，而且过着靡费的奢侈生活，其中许多人简直是挥霍。

伊尔库茨克同西伯利亚多数城镇一样，是照一条河命名的。它的定居人口有两万三千；到了冬天淘金停工，还要加上约四千矿工，他们在城里过冬，总要把挣来的每一文钱在下一个采金季来到以前花光。这城因为是总督驻地、是东西伯利亚的首府而显得极其重要；东西伯利亚不但包括黑龙江一带，还包括新近从中国得来的那一大片地方，如今叫作滨海省。警察、军务、财政和驿务各部的首长都在伊尔库茨克设署，这不但给本地的上流社会定了调子，还使一大批下级官员连同他们的家眷长住此地，间接促进了全城的兴旺。此外还有一位大主教住在伊尔库茨克。

我们在伊尔库茨克逗留的第二天去拜会总督，又结识了警察长，他替我们把文书办了起来。总督每周接见一次，恰好就在我们去拜会的那一天。约有二十位穿着大礼服的人前来，其中有好些军官；我们好不容易才在里面认出几位近日的同路人。一大群农人在指定的时辰以前很久就聚在厅里。他们个个面容凄苦，像是各有各的冤屈。人人手里攥着一卷纸，多半是托人代写的状子。一位副官耐心地一份份看着，像是在决定哪些可以呈给他的长官。东西伯利亚的总督可不是个闲差。他肩上担着一片比整个欧洲还大、而开发还在襁褓之中的地方的事务。人口固然稀少，却由各色不同的部族构成；而单是人口之少，就已增添了整体进步的难处。人口一散，就必然一面失去大群体中那种因竞争而来的求进的大刺激，一面又失去实现向上愿望的便利。这些不利对任何民族都是严重的障碍；对一个天性不求进取的民族，更是加倍如此。俄国不是那种政府应当置身于民事之外的国家。它做得太多固然会大错；可是要叫俄国哪怕远远地跟上开化的行程，它总得做点什么。人民不会推着政府走，政府却必须一步一步领着人民走。在东西伯利亚，一个有行政才干而又心志专一的人，大有施展的余地。地下埋着说不尽的财富。有铁、有煤、有铅，又有大片天然肥沃的土地；只要经营得法，它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倚赖外面的世界。而横贯这片土地的那些好河流，所提供的水路之便大概无与伦比，至少无人能出其右。近年来在利用这些天赋上已经做了很多，可是要做的还多得多。而这些地方的商业与生产资源能不能继续在从前那种开明的推动之下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督——他那副总督之权，几乎同沙皇本人的统治一样绝对。

伊尔库茨克之所以重要，还有一层：它是东西伯利亚的商业中心。像恰克图那样外站上的商号，总店多半设在伊尔库茨克。它是俄国西部同中国、同黑龙江诸省之间大道上的主要集散地；做买卖的人在那里积了大量财富。

这地方的制造业，其实整个西伯利亚的制造业，都微不足道，几乎不值一提。伊尔库茨克各样工场所雇的工人不过几百，主要的行当是皮革和肥皂。在一个矿产这样丰富的地方，本不该如此。只要有一批有闯劲的人把这地方的资源利用起来，许多日用之物就能便宜下来——这些东西如今因为要从欧洲陆运而来，在西伯利亚贵得离谱。

这里以及西伯利亚别的大城，教育机构都相当齐备；凡好人家都请西席和女家庭教师。上等人看重教育，下等人却全然不管——一般说来，商人也算在下等人里面。西伯利亚的上流社会总的说来同俄国本土一样好。上等人多半出自俄国贵族，他们或是为挽回败落的家业，或是为求升迁快些，便到西伯利亚来充任高官。在西伯利亚任公职三年——有时两年——可抵在俄国五年。有身份有见识的人到西伯利亚求发达，还有别的引诱，譬如一个半开化的地方给野心留下的余地更大，又譬如不必受彼得堡那种结党与钻营之祸——那套东西只有少数人指望得上从中得利。一个人在同侪不多的地方，他的个人分量就重些；这一层想必也在有些人心上有分量。

金矿的业主里有许多是俄国最上层贵族的子弟。这些人以及多数官员，一般都把家眷带在西伯利亚；他们虽然从不放开对俄国的牵系，实际上西伯利亚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在子女的教育上不惜工本，因此这里用于教书的本国与外国人才都不少。在西伯利亚常常遇见外国的艺术家和学者，他们很受欢迎，在最上层的圈子里备受款待。受过教育的俄国人自知本国有所欠缺，因此不论才干从哪里来，他们都极其看重。近年来西伯利亚的上流社会又添了大批有教养的人，就是波兰的政治流放者，他们多半是大学的学生和教授、罗马公教的神职人员和艺术家。

不过使西伯利亚上层人物格调提高、举止文雅的，也许莫过于一八二五年那批政治流放者——所谓「十二月党人」——在此三十年的居留。已故的尼古拉皇帝即位那一天，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他的密谋在还没有十分成熟时被发觉。这场密谋本是从那普遍的不满里孵出来的——那不满从前曾生出谋害亚历山大一世的未遂之谋；而在亚历山大去世与尼古拉即位之间那三个星期的空位期里，它有了明确的形态和可畏的规模；在那段时间里，尼古拉一直在同皇位调情，迟迟不肯正式表示接受。军队卷了进去，禁卫军中许多军官陷得很深。密谋过早败露，把这些不满者中最有干劲的头目弄得措手不及；等到关头来临，起事的部队里整团整团地临阵退缩，剩下的几千人又发现许多军官已经弃他们而去。这支孤注一掷的队伍十二月二十六日聚在圣以撒广场；尼古拉在位后的头一件事，就是用炮把起事的人轰成齑粉，再用骑兵把逃散的余众砍杀。

这场不幸的举事之后，是一个可怕的清算之日。当即设委员彻查，查了将近半年。政府出于恐惧和复仇的渴望，把最琐屑的事情也解作谋反。起事的头目多半是出身好人家的青年，可是背后有极富极有势力的贵族间接怂恿。这一切都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查究里被挖了出来。结果是把几个最积极的主谋处死，其余的流放西伯利亚。

这些流放者里有许多是最上层贵族的成员。他们的妻子多半随他们去了西伯利亚——政府准许她们这样做，但附有条件。一条是流放者的妻子须具结，永远不从流放之地返回。另一条是她们一切来往书信都要经西伯利亚总督和圣彼得堡秘密警察部之手。后面这一条，她们凭着机智很容易规避。这些太太中间有公爵夫人、伯爵夫人以及别的有身份、有财产、有教养的人，不久就在西伯利亚有了影响。她们的丈夫被判在矿上服劳役，年限不等，有的十年，有的二十五年，还有的终身；可是他们在任何一处苦役地待的时间，都不曾超过一年多少。除了少数顽抗的、或是到西伯利亚后又犯过过失的，从没有人真被强迫做工。日子一久，政府的怒气平了，流放者的亲友一活动，东西伯利亚总督便对他们另眼相看。于是准许他们在西伯利亚各省的若干村子里居住并登记为居民。不久又准他们住到较大的城镇里去；一到那里，他们很快就在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叶尼塞斯克一类地方给自己盖起雅致的房子，公开地、相当舒适地生活，自然而然地取得了上流社会中坚的地位。不过尽管命运像是对他们微笑，这些流放者在政治上却是死了的人——把他们逐出故国的那条法律，判决是不可挽回的。他们在西伯利亚生了儿女；这些儿女虽然凭着出身和教养在社会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可是在法律的眼里仍是私生的，不能享有任何社会的或政治的权利。父辈的罪要报应在子孙身上，世世无穷。流放者的子女不但不能承袭父亲的世袭封号，甚至不许用自己的姓氏！而且他们承袭了父母的流放，永远不得回俄国。这一条无疑也有人规避过，譬如女儿嫁给俄国贵族，借着丈夫的姓氏回到俄国；不过这样做终究是严重违法的。

十二月党人就这样以自身、以子孙替自己的政治罪过赎了整整三十年，直到当今皇帝即位。尼古拉铁腕的统治以一桩摧折人的严酷开场；亚历山大二世较宽和的治世，开端却是对他父亲的流放者施恩的一举。凡还活着的人一律获得无条件的赦免，并准回俄国。他们在西伯利亚出生的子女，父亲的世袭荣衔和全部政治权利都还给了他们。正是靠着这样的措置，亚历山大二世才使自己的名字受到人民的敬重与爱戴。

各个时期的政治流放者对西伯利亚城镇社会的影响，是抹不掉的；而其中以教养和风度而论，替那里的上流社会奠定核心的，无疑首推十二月党人。

西伯利亚的商人阶级——其实整个俄国的商人阶级——在社会等级上是很低的。一个商人纵然富可敌国、生意极大，骨子里也不过是个小贩。论举止，他们同寻常农人相去无几——他们本来多半就是从农人里出来的。他们自己多半不识字，而且直到最近还不懂得教育对子女有什么好处。他们同上等人隔得很远，上等人看他们只有十足的轻蔑。俄国贵族同社会下层之间那道界限，比任何别的国家划得都清楚，只有日本帝国是例外——不过在日本，商人以及照我们看更低的那几等人，教育都很好。这种等级之分无疑是野蛮的遗迹；至于俄国那本该充当中产阶级的人那种卑俗趣味，究竟是他们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原因还是结果，两者其实互为因果、彼此激荡，于是这弊病就一直自我延续下去。

在伊尔库茨克歇着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琢磨怎样使余下的行程舒服到极点，也就是难受到极少。我们已经摸熟了走法，自以为清楚哪里改一改最见效。旅人在俄国和西伯利亚所受最大的烦扰，是每到一站都得付马钱。白天还罢了；一夜里要从暖窝里爬出来两三回，同站长车夫磨嘴皮子，讲定到下一站的价钱，再看着轮子上油——这简直叫人受不了，尤其在寒暑表指着零下不知多少度的时候。站长们纵有天大的好心眼儿，也讹不了你：每一站都挂着一张装在框里、罩着玻璃的告示，由大员签字盖印，写明到左近两站各多少俄里、车钱多少卢布多少戈比；在东西伯利亚、一直到西边的秋明，都是每匹马每俄里一戈比半，也就是每英里三法寻多一点。此外还得付十二戈比、合四便士的上油钱，平均每三站要上一回。再者，你若用驿站的车、就是「基比特卡」，每站还得为它另付四便士。给车夫的酒钱——「纳沃德卡」——断断不可忘记，因为下一程赶得快不快，多少要看人家报上去说你上一程给了多少酒钱。钱未必总买得到快，可是快总能招来钱。为了把功劳赏得恰如其分，得把所受的服务细细估量一番，酌定给十戈比、十五戈比、二十戈比，或者干脆一文不给。路和马的状况车夫是做不了主的，在这桩要紧的算计里也须仔细掂量。不过虽说谁也别想体体面面地骗到你，站长却随时可以说他没有零钱找你。要对付这一手，你得随身带一袋铜钱；这袋钱若不重到近一英担，从这一城到那一城就不够用——而铜钱只有城里才换得到。再有一层也不能不承认：万一真遇上什么难处——在这样的地方旅行，意外的事千头万绪——我们那点俄语实在不够使。

我们正把这些想象中的难处在自己眼里放得极大的时候，来了一个年轻的俄国人，随他父亲姓着德国姓施瓦茨，自荐一路伺候我们到圣彼得堡。他把父母留下的家产确确实实地吃喝嫖赌光了，什么差事都干过，从伊尔库茨克官署的书记一直到外省戏班的演员；如今一心要回家去，像个浪子——他本来就是——身上连一件衬衫也没有。他的来历同我们不相干：要紧的是他是俄国人，德语说得极好，法语说得听得懂，还从圣彼得堡的马夫那里学来几句英语。我们当即同他谈妥，先给他十五个卢布置办衣裳御寒——其余的，他得靠做事抵路费。我们照规矩立了字据签了字；为合俄国的手续，又经警察局证明，随后给他发了一张特别护照。一切停当，施瓦茨的一个债主出现了，要他还十个卢布；这笔钱我们自然得替他付，否则就享不成这位无赖的宝贵服务。十个卢布并不吓人，可是此后还会有多少同样的讨债，这就叫我们为施瓦茨这件事很不放心。我们替他付得越多，就越有理由继续付下去。为了保住已经给他的那十五个卢布，再付十个是很值得的。可是等我们在他身上花了二十五个卢布，就只有更强的理由再付二十个；而到了那个地步，显然就是把好钱往坏钱上扔了。郑重斟酌之后，我们决意——我承认这在道理上讲不通——把讨的那十个卢布付了，到此为止。好在此后并没有人再来向我们要卢布。可是我们在施瓦茨身上的经验太不称心，为了摆脱他，便是出一百个卢布也算合算。他从头到尾于我们是个累赘、是笔死账。他唯一实在的用处，是充当一个可以随时痛骂的靶子。他那些蠢事既叫人气恼，又叫人好笑。他把我们交他保管的东西丢在驿站上，我们知道他自己那双备用的靴子也一并丢了，心里便得了些安慰。我们发现一条先前一站泡在水里的腌牛舌不见了，罚施瓦茨饿一顿饭，也大大地纾解了我们的怨气。

十月十七日伊尔库茨克下了雪，有两天雪橇在街上跑。十八日日头够劲，到了中午把雪化了一些。可是雪终究是下了，比常年早了两个星期；而我们正好来晚了一步，趁河还能行船的时候过不去了。那一年东西伯利亚入冬早：那位举世闻名的人物——「最老的居民」——也只记得有一年伊尔库茨克的雪路早到俄历十月一日、新历十月十三日就能走了。

十九日是个晴好而寒冷的早晨，天略有些阴；歇了六天之后，这一天我们重新过起游牧生活来。

安加拉河穿伊尔库茨克而过，不过城只有一小部分在左岸。伊尔库特河发源于西南方边境上库苏古尔附近的山地，在城对面注入安加拉河。驿道在两河汇口下方过安加拉河。过河靠的是一座极其得用的浮桥：一条船用一根粗缆系在一只锚上，那锚抛在上游约五百码处的河心；缆的松弛部分由三条船等距托着。渡河时用船尾一支大桨把船头斜指着对岸，其余的事就由水流去办：船绕着锚荡过去，直到靠上对岸的埠头。船是双层底的，甲板上有一块宽敞的平台，两边各有一道可以移开的栏杆。甲板上容得下三四辆车，而且不必卸马就能过去。安加拉河从贝加尔湖流出来时清澈如水晶，纳了伊尔库特河之后仍旧清澈。它在伊尔库茨克水很深，流速将近一小时六英里。

从安加拉河左岸望去，这座城又显出另一番好处。河岸本身颇入画；再把水、城里那些秀美的白色尖顶和四围的密林合在一幅景里看，效果是很美的，旅人对伊尔库茨克便留下一个愉快的印象。

十六从伊尔库茨克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出伊尔库茨克头两程，我们还不时瞥见西南很远处的高山；可是密林很快就把视线堵住了。路还算好，我们咣当咣当地走得又快又舒服。这一带仍旧是前面记过的那副样子：大半是密林，这儿那儿有些开垦出来的空地，每隔几英里有一个村子；地面起伏有致，颇为悦目；若不是林子太多、挡着人四下里看，这一程是很可以走得畅快的。路上要坐渡船过无数条小河，倒也打破了旅途的单调。在俄国的路上看书是万万不能的；而在无事可做时会睡觉这门本事，对旅人是极可宝贵的一项修养。我们在这上头已经相当在行：我曾经在卸马、套马、把车推上推下渡船的一片吵闹声中被人渡过一条河，酣睡竟丝毫没有被打断。

我们急着把耽误的工夫补回来，便用酒钱使劲催车夫；他们对这剂兴奋药也确实反应热烈。这里的路极陡，既没有开过路堑，也没有筑过路基。沟壑底下一般有细流淌过，底子又乱又破，上面草草架着桥。可是上坡下坡陡得吓人。一辆沉重的车带着三匹瘦得像耗子的小马冲下坡去，其中只有一匹担着车的分量，天底下没有什么力量拦得住它。车闸几乎不顶事。唯一的保险就是俄国车夫的办法：从坡顶到坡底全速冲下去——西伯利亚的小马极爱这个——像疯子一样冲过木桥，一直冲到对面坡的半腰才勒缰。这样冲沟自有一种叫人着迷的刺激，能把危险的感觉杀得干干净净；也许只有路上积雪被雪橇磨得极滑的时候是例外。遇到那种情形，更非得催着牲口用最快的速度不可；不过在你学会绝对信赖车夫的万无一失和他那几匹烈性坐骑以前，心里偶尔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泛起一阵紧张。

这些小马干活时总是膘情极好。在厩里厩外几乎没人照看它们，可是料总是管够，而它们又是出名的好胃口。它们能长时间地干重活。平均每一匹每天要走两程来回，因为它们总要回自己那一站。那就是说，同一天里拉着载重的车走四十英里光景，再空车走同样的路回来。路还过得去的时候，它们跑得很快。我们曾在一个半钟头里一气跑过十八英里。不过路上很少容得下这样的速度，因为除了桥梁和当初在林中开出的路面，一般都听凭天然。

沿着整条驿道，每一俄里都立着漆成黑白相间的木桩标出站与站之间的里程；每一站还有一根高桩，标明到各主要城市的距离。每逢我拼读出「圣彼得堡」这个有趣的字眼、发现它还在六千多俄里、也就是四千多英里以外，心里总要一沉。把那样一个吓人的数目减下来，实在是件磨人的事。过了伊尔库茨克，我们总算把它压到六千以下了。被颠簸的路折腾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到下一站那几俄里已经够难熬；那种时候，那五千多俄里真叫人胆寒。

除非情势所迫，我们无论昼夜都不停。因此吃饭很没有准头，时辰、分量、好坏都不一定。多数驿站中午前后能弄到什齐汤和牛肉；不过若不是现成的，我们也不等，径自赶路，指望路上随处能捡点什么吃，万一什么也没有，还有那一点存下的罐头肉可以垫底。一天喝两回茶。俄国人在驿站上喝茶要耗掉极多的工夫。只要茶足，他们对吃的就不怎么在意；说实在的，他们养成这个习惯，一半正是为了把胃口磨钝。这合他们的体质，于我们却断断不成：肚里灌满了水，再在坏路上颠来滚去，实在受不了。何况耽误工夫在我们是件大事，在俄国人看来却似乎无足轻重。实实在在的饭几分钟就能打发，滚烫的茶却不然；我常看见俄国人在马都备好之后很久，还在慢慢地啜着好几夸脱的茶汤。极冷的夜里，热茶自然是受用的；不过一杯热的兑水烧酒抵得上一加仑茶，既省工夫又省地方。

昼夜兼程走了三天，我们到了比柳桑斯卡亚站，离伊尔库茨克六百三十八俄里，合四百二十六英里；万事合起来看，这算走得相当不错了。这一段路上我们只经过一座城，就是下乌金斯克。比柳桑斯卡亚在比柳萨河右岸；这条河在这一段正是伊尔库茨克省同叶尼塞省的分界。这条河同它以东我们渡过的那些河一样，都发源于西伯利亚南部边境附近的山脉。它们一律向北流，在安加拉河汇入叶尼塞河以前注入安加拉河。

在比柳桑斯卡亚，人家告诉我们河里结了冰过不去，又说没有马，还有一大堆类似的说法，真假参半。那时已是夜里，受累的也不止我们；所以等我们把手里所有的说辞都用尽，也就同别人一样安安静静地栖息去了。第二天早上十点钟给了我们马，我们便赶到河边。河正在迅速封冻，正规的渡口两岸冰太多，渡船「靠不拢」。只好改用另一个渡口，那里两岸都没有像样的路，因此又白耗了许多工夫。离了河、还没接上驿道以前，还得穿过一片草地，尽是坑洼土包，对有轮子的车实在算不得好路。

望见电报线的时候，离家的路程像是一下子缩短了——那线已经架到比柳萨河。东边有几段路已经立了杆。每一站都堆着一卷一卷的线，工人正忙着拉线架线。电杆是粗粗的高木杆，每隔一百码立一根，只架两根线。电报去年十二月已经通到伊尔库茨克。

进了叶尼塞省，路显然好多了。这里的路铺了碎石；虽然入秋之初石面上蒙了一层泥，却还不至于深到被车马轧得很坏。有些地方地上覆着薄薄一层雪，那些地方就用雪橇。

十月二十三日半夜——那是个极冷的夜——我们到了堪河。这条河从堪斯克城几乎向西流，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北汇入叶尼塞河。摆渡的人连同船都在对岸，自然都睡着了；要把他们叫醒，我们实在没有什么指望。我们拼命喊，回答的却只有自己喊声的回音，像是在嘲弄。「你固然可以从幽冥的深渊里召唤精灵」云云。可是我们要么得过去，要么就在这条冥河岸上冻到天亮。幸而车夫同我们一样心急，嗓门又极洪亮，他们使劲喊着，末了对岸那所木屋里总算赏了一声粗哑的回答。接着听见几句低低的咕哝（那时空气静而有霜，掉一根针都听得见），随后是桨的轻响和沉重的脚步踏在渡船松动的甲板上，又有拨水的声音；到了时候，那条船连同几个满脸胡子、身披羊皮的狰狞船夫，便朝我们驶来了。堪斯克城离渡口一俄里半。凛冽的空气叫堪斯克驿站上上下下都受了影响，人人沉睡不醒。我们耐着性子把他们敲了起来，他们的脸色可一点也不和善；等那几个睡眼惺忪的车夫把马套好，已经快到早上四点。

头一天我们捎上了一位同路人，约好可能的话一同走到托木斯克。他是押着金子从伊尔库茨克去巴尔瑙尔的——那里是熔金的大地方。我们同他初次照面是在比柳萨河边，他抢在我们前头过了河，惹得我们眼红。为了逗一逗他，我们许给车夫额外的酒钱，叫他把那人超过去，车夫果然办到了。这位俄国人被超过很不痛快，到了下一站便把他的委屈记进了专供记录的簿子里。我们撇下他在那里喝茶；不多久发现有几样东西匆忙中落在那里了。我们这位新朋友在下一站赶上我们，把落下的东西带了来。这就叫我们对他生出好感；此后每一站都碰面，很快就熟了，末了他提议同行，一起吃饭喝茶。他名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什么什么（他的姓我始终没听清）；可是他开口闭口都是巴尔瑙尔如何如何，我们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巴尔瑙尔」。他极力想说法语和英语，可惜法语只学了十来个字，英语只学了五个；所以我们只能用俄语、法语、英语拌成的一锅粥对付，要么就靠施瓦茨传话。「喝茶——顶好」，就差不多是他语言学上最高的成就了。老巴尔瑙尔常讲起旧金山：克里米亚战争时他被俘，被英国军舰「派克号」押到那里去。他是在锡特卡被俘的，在旧金山住了一阵，研究了一番美国人的性情，又学得那么几个英文字，后来搭一条美国船辗转回了锡特卡。老巴尔瑙尔带着一名全副装束的哥萨克——就是说佩着一把长刀——那是个极和气极厚道的俄国兵，对我们比空有一副脑袋的施瓦茨有用得多。

结伴而行是有利有弊的。先说利：你可以许给双方的车夫额外的酒钱，看谁先把主人送到下一站，从而在他们心里激起一种高尚的雄心。这在你自己也提神，因为一路上每一程都有赛车的兴奋可以解闷。再则，事先商量好在哪一站吃饭、在哪一站喝茶，谁先到谁就可以张罗起来。再说弊：你给各站的车夫添了更重的负担，因而把换马寻常所需的时间拉长。而且你一次要的马多，很可能把全队都困住，因为常有这样的情形：马够一个旅客用，却不够两个。总的说来，结伴是拖慢行程的；正如船只结队同行，所得的速度总比队中最慢的那条还要慢些。

堪斯克以西，树林几乎砍光了，地面大半相当平坦。耕种普遍起来；偶尔在光秃的原野上望得远了，便看见许多大村子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地散着。

这一天一早就起了风，我们顶风而行，冷气直透心底。在一站上歇着的时候，一阵急雪下来，正落进我们那辆前面半敞着、又正对着风的四轮马车里。车里很快积满了雪，我们便责备施瓦茨疏忽。他当即把责任从自己肩上卸掉——跑到院子里踢了他撞见的头一个车夫一脚；照俄国穆日克所指望的，这大概算最客气的一种招呼了。雪一停，把毯子里的雪抖出去并不难；剩下的也不怎么碍事，因为空气冷得化不了它。风把路扫得很干净，雪被吹着走，像细沙一样。可是风于我们是一桩苦事；这大概是唯一一天，我们那身厚皮衣和毯子都留不住暖气。不过路极好，我们走得很畅快。等到了一站，凭着特权我们有马而老巴尔瑙尔没有，同他结伴的不便就显出来了。「外面冷」，屋里又有一顿好饭，我们便等了他几个钟头，等他弄到马。何况叶尼塞河就在前头，人家一口咬定这样的风是渡不过去的。

夜很深了，我们到了巴赛斯克，那是离叶尼塞河还有十俄里的一站。我们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早上赶到河边。西伯利亚许多驿站在同河的位置上选得何等荒唐，这又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驿站几乎总设在离河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有时只隔一两俄里。马得先套上、赶到河边，在那里再卸下来、渡过水去，到对岸再套上。若把驿站设在河岸上、两岸各设一站，这一番多余的工夫和耽搁就都省了，马也根本不必渡河。

叶尼塞河是一条堂皇的大河，西伯利亚最大的一条。两岸颇为峻拔，却极光秃；林木既少，地面又整个荒秃，使这一带景象显得荒寒不近人情。石缝里挂着的点点残雪，更把那份阴郁加深了。

顶着西北方一阵阵强风，我们能不能渡过叶尼塞河是很成问题的；不过我们总算把人和家当弄上了一条船。那船装这些东西嫌小了些，可是以推动它的那点力气而论，却又大得很。船头直指对岸，船头四个人划桨，船尾用那根照例粗制的大桨掌舵。船几乎不大往前走；等我们到了右岸，已经被水冲下去约一英里。对岸备着一匹马，好把船拖回正经的埠头去。绳子递上了岸，可是还没有好好拴在马上，绳头就滑脱了；一阵风把船刮离岸边。这样好的一个叽叽呱呱、指手画脚的机会，我们那几个壮汉自然不肯放过，于是尽情享受起这桩乐事来；而那条不幸的船载着我们这几个不幸的乘客，被风刮到河心，同时飞快地顺流而下。等船上的人略略回过神来，又拿不准该往哪一岸靠；末了断定还是回左岸为好，于是我们在原出发点下游三英里处靠了岸。那几个人上了岸，进城去牵马来把船再拖上去。我们也步行进城找地方躲一躲那刺骨的风，顺便等船。船中午上来了，我们重新开渡，这一回总算成功。岸上等着我们的是一班用坏了的马，我们慢慢地走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四围虽有大片草地和荒地，耕作却很好，只是极光秃。城坐落在一道大谷中一块隆起的台地上。同别的西伯利亚城镇一样，它的街道又宽又直又干净，木屋样子沉闷，教堂却很漂亮。这样的组合总有几分不相称。教堂无疑是这座城极好的点缀——没有它们，这城实在寒碜——可是它们雪白的墙和尖顶同房屋那种土色之间，对比太强了，彼此像是毫不相干。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虽是叶尼塞省的省城，却是个比较小的地方，人口不到一万。同通例不同的是，它的名字不是从河来的，意思是「红崖」。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站长把官差同开旅馆的买卖兼在一起，这个安排对旅客极其方便。这家驿站旅馆以西伯利亚的眼光看是很好的；我们出于种种缘故被劝住了一夜，主要是因为我们实在乏了，外面又下着大雪。

同时住在那里的还有几位从西边来的旅客，他们讲起从下诺夫哥罗德一路的路况，很叫我们听得有趣。听各路旅客的说法再彼此比一比，是很好玩的。他们的话多半彼此完全相反；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俄国旅客谈起话来，凡说不上的地方就随口拿冒上心头的话填补，并不肯费神去回忆，好把自己的经历说得准确。

要把旅馆经营得像样，店主要费的心思已经不容他再去尽他那个不大赚钱的站长之职。第二天早上我们想动身的时候，驿站的一应安排全乱了套：车夫醉着，谁也不在岗位上。整个上午我们都在等马，恼得我们决意把这番委屈写进「那本簿子」。每一个驿站都在屋角的小桌上放着一本黑皮簿子，用绳子拴在桌上并加了封。簿子是公开听人查阅的，凡旅客都有权把自己所受的委屈写进去——车夫或站长的怠慢、无礼或无故拖延。驿务总监定期巡视，逐站查看这本黑簿子。大概只有政府信差的申诉才真能引起重视。驿政里的一切都以政府消息的迅速传递为先。无论借口什么，都不能拒绝给信差马匹；各站站长必须随时留出一定数目的马，以应这类急需。遇有要紧消息要传，可以用快马急递，速度极快：从恰克图到圣彼得堡，四千多英里的路，二十天以内就送到了。

俄国政府在某些场合从中国得到要紧消息之快，足见这套信差制度何等得力。一八五八年天津签约、一八五九年大沽之败，圣彼得堡都比正式公文送到我国早了约两个星期知道。如今电报又通到了伊尔库茨克，俄国人从中国沿海各通商口岸——就是直航轮船那条线上——得到消息，比我们经苏伊士打电报还要早好多天。譬如攻克南京一事，经圣彼得堡在九月十一日就报到英国，而我们经苏伊士的电报到二十三日才到。

十七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托木斯克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下了一整夜雪，第二天街上雪橇跑得正欢。给我们装多余行李的那辆车，就是一具雪橇。

老巴尔瑙尔雇不到马，我们只好把他撇下。他设法自雇了私马走了一程，在下一站赶上了我们。

路很好，车夫却板着脸，赶得慢得像蜗牛。他来讨酒钱的时候，我们责他抗命。他搬出「章程」来，说那上面只规定每小时八俄里。这我们无话可驳。不过车夫既然拿法律的字面来替自己辩护，我们也尽可以拿它来用——「章程」上可没有一个字提到酒钱。

风幸而停了，冷却厉害得很。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西的地方仍旧极光秃。干脆的积雪使赶路容易了些；过了晌午我们总算把脚程赶上来，夜里走得不错，第二天一早到了阿钦斯克城，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百六十六俄里，合一百一十英里。阿钦斯克有两座秀美的教堂，房屋在一座两三千人的小城而论也算相当漂亮。它靠近丘雷姆河，那河折向西去汇入鄂毕河。阿钦斯克是叶尼塞省最后一座城，也正立在东西伯利亚同西西伯利亚的分界线上。

阿钦斯克一带林木较多，各样野味很丰富。我们头一回在这里尝到「榛鸡」，那种鸟无论大小还是味道，都介于雉与鹧鸪之间。

在阿钦斯克，人家干脆告诉我们，丘雷姆河因为浮冰太多过不去。那河离城一俄里半。站长愿意送我们去，可是说我们还得回来，除非愿意在河岸上露宿。等我们真到了那里，争了半天，总算说动船夫把我们渡过去。可是整整一个钟头里，他们死活不肯带那辆四轮马车。大船已经收起来了，改用小些、灵便些、更宜于在密集的冰块间穿行的船。不过耐着性子，我们还是达到了目的，连人带车都过了河，虽然颇费周折、也颇有风险。

这时我们进了托木斯克省；单看路的样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叶尼塞省境内，照我们所走的路算有三百五十英里，路都保养得很好，两侧有边沟、横里有暗沟，保持路面干爽；可是到了托木斯克省，路比天然的还坏得多——车马把它糟蹋得几乎无法通行。入秋头一段雨天里，路成了一片稀泥，被车轮马蹄轧得坑洼吓人。霜就在那副光景上把它冻住了，结果如何，与其描写不如让人去想象。大路其实已经废弃不用，要等雪下得足够填平那些坑洼；这中间只好在林子里另辟小道，那是唯一还走得通的法子。人们认为入秋到落雪之间是「没有路」的，凡俄国人非到万分紧急，是不在那个季节赶路的。驿政章程上写明：旅客可以要求夏天每小时十俄里、秋天八俄里、冬天——十二月到三月——十二俄里。这些数目在实际上夏冬两季都远远超过；可是在十月里，便是要平均达到官定的速度也很吃力。阿钦斯克以西路况太坏，只好把各程分段，临时加设中间站。一切安排乱作一团，乱到这个地步：我们在阿钦斯克吃过早饭，直到将近半夜才有机会吃上一顿正经的饭。

寒冷仍旧极厉害。我们呼出的气结成冰，把脸糊了一层；马的口鼻上结出大冰凌，浑身被汗水冻在毛上结成的白霜盖满。我们的面包以及所有的东西，都冻透了。

我们又苦又慢地跋涉；十月二十八日，路上遇见旅客一口咬定基亚河在马林斯克是过不去的。不过我们已经学会从这类一路上时常听见的「约伯的安慰」里反倒鼓起勇气来；我们毫不迟疑地往河边走，傍晚七点到了。一个钟头就说动船夫冒险开渡，再一个钟头我们已经过了水，进了马林斯克城。我们巴不得让酸疼的骨头歇一歇；恰好遇上一位极客气却极饶舌的站长，是个波兰人，我们就在驿站上舒舒服服吃了一顿饭，半夜又动身。

头天夜里我们出过一场事：四轮马车的一只轮子陷进一个为立电线杆而挖、后来被雪填平的坑里。靠着路上偶然遇见的一个农人帮忙，再用一根粗木杠作撬，把车弄了出来；可是离马林斯克还不到两程，那同一只轮子忽然自己散了架，并没有什么当场的由头。出事的地方离哪一站都有好些英里；可是车夫大概惯于在纠结的林子里赶四轮车、常遇上类似的祸事，他立刻动手把我们的车凑合着弄成能走的样子。他砍倒一棵相当粗的树，一头搁在前轮的车轴上，另一头拖在车后的地上。这就替后轮——就是坏了的那只——的车轴架起一座桥；靠着这个简单的法子，我们平安到了别里库尔斯科耶站。这场事故把我们在那一站耽搁了整整一天。老巴尔瑙尔同我们分手，先往托木斯克去，那时离托木斯克只有一百二十英里了。我们一进村，一个铁匠看出我们的处境、嗅出有生意做，就跟到驿站上来。我们同他讲定修轮子——那其实等于除了铁箍以外重做一只新的——价六个卢布，下午就完了工。

到了这时我们才发现，那张特别通行证落在五站以外了。丢掉一件对镇住站长那样要紧的文书可不是小事；我们便写信到我们猜想它落下的那一站，请把它送来。可是当天伊尔库茨克来的邮车路过，把那文书给我们带来了；对这份体贴的周到，我们自然心存感激。

从别里库尔斯科耶起，我们又走上林中那些迂回的小道。夜里我们的车夫居然把我们撞到一棵树上，把四轮马车的篷子撞坏得无法修补。倒霉的事像是接二连三地落在我们和我们那辆命苦的车上。说实在的，想一想它经过的那一番可怕的磨折，它居然撑了这么久，倒叫人惊奇。黑夜里人的疑惧格外活跃；那一整夜，我们在密林的浓荫里穿行，像暴风里的船那样颠簸摇晃，脑子里总有车彻底散架的幻象缠着。直到十月三十日拂晓到了伊希姆斯卡亚镇，我们心里才明显地一松。

我们在这里看见老巴尔瑙尔和他那个哥萨克正躺在板上酣睡。他是头天傍晚到的，却被人哄着歇了一整夜；如今过河已经太迟了。头一天超过我们的那班邮车是半夜坐船渡过去的，此后冰结得太厚，渡不成了。于是只好在驿站上等，等河冰结实到能承住马和车。

站长是个波兰人，一个极好的人，什么话题都肯谈，就是不谈波兰。他有几分好打猎，有两支旧枪和几条不纯种的指示犬。他的家私是三只样式古怪的旧表，他拿出来要卖。其中一只是丹特的表，据他说是从一个旅客手里花一百二十五卢布买来的。

既然形势逼得我们要在伊希姆斯卡亚耗上一天，我们便想尽量利用它，劝站长陪我们出去打猎。他谢绝了，却把找野物所需的地理情形一一告诉了我们。我们就这样武装起来，钻进林子，在雪里拍打了好几个钟头，连一根羽毛也没看见，雪地上除了害兽的脚印什么踪迹也没有。日落时分我们又累又冷地回来——尽管走了那么多路。镇边上一只不知好歹的喜鹊，替我们这场失望付了代价。

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耽搁尤其叫人恼火，因为这里离托木斯克已经不到一天的路程，我们本打算在那里歇一两天整顿一下。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撺掇站长，他却断然拒绝带那辆四轮马车过河。就在当天早上，已经有一位旅客想把车弄过冰面而出了事。不过我们决意丢下四轮马车先走，把几样必需品装进一具小雪橇，由一匹马拉着过河，另外两匹从驿站派到对岸去套上。老巴尔瑙尔同我们一道。四轮马车留下交施瓦茨看管，吩咐他一等冰结实到能承住车就跟上来。别以为十月二十九日还能行船的那个地方，三十六个钟头以后就冻得能承住马和雪橇了。河开始封冻的时候，渡口要挪到别处去，靠船只不断往来把一条水道尽量保持开着。在那期间，驿道上寻常的渡口便听它静静地结冰；等那临时渡口再也走不成，正规渡口的冰大概已经厚到能承住来往了。

老巴尔瑙尔在冰上滑了一跤，掉进一个被马蹄踩破的窟窿里。他从那冷水澡里爬出来的时候，那副可怜相我生平没见过。在雪橇上，他的衣裳冻成了一块块硬冰；幸而我们在离伊希姆斯卡亚第二站因为没有马被耽搁住，这老头儿才有工夫把他那身冻僵的衣裳化开。

白天下了不少雪，可是路的崎岖只稍稍减了些。不过雪橇总算轻省些：滑板一次搭在两个或更多的土包上，不像车轮那样一个一个土块地颠上颠下。

夜里我们同另外几位旅客又被扣住了，只因为没有马；到了十一月一日凌晨三点，我们才上了到托木斯克的最后一程。我们的雪橇完全敞着，我们只好听凭自己去享受一幅比任何想象所能描画的还要壮丽的夜景。雪停了，天空清澈无云，一丝风也没有。刚过满月，地上纯白的雪面在明亮的月光里闪烁，像撒满了钻石。几个最好看的星座高悬在地平线之上：猎户座、金牛座和双子座都极显眼；天狼星也从没有这样光彩夺目。将近拂晓，金星又光艳照人地出来，把这一组人眼所能见到的最灿烂的天象补得圆满。西伯利亚的天空无论昼夜都有一种特别的澄澈，不过要在无风有霜的夜里才显得最好。

天亮以前很久，我们就不断遇上成串的农人赶着雪橇往托木斯克去，给市上送每天的粮菜。

日出以前我们进了托木斯克城；老巴尔瑙尔把我们领到一所客寓里去，我们可以在那里把自己烤化、好好歇息，心里实在高兴。那位老太太和她几个女儿把我们照应得极其舒服。厨下极好，伺候也周到，收费又很公道。我们那间屋里挂着许多画：最显眼的是基督和使徒，还有几位圣徒；再就是一幅喀山的风景、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纪念柱、两张德国彩色石印的塞瓦斯托波尔炮击和因克尔曼之战，最后还有一张签字盖印的凭证，说明这位老太太一八四六年向「教会」捐过一笔钱。这张文书像是被看得极重；至于这位太太是把自己的善举看作在天上积财宝，还是以为有圣职之人签押的凭据可以挡住厄运，就不容易说了。俄国人的宗教同掺杂其中的那一大堆迷信，是很难分开的。上等人整个说来不大理会宗教仪节；农人那一等却动不动就向教堂、向圣像画十字，进屋必先脱帽，向进门时正对着他们的那幅圣像行礼。俄国的教士里不乏极好的人，可是作为一个阶层，他们的地位确实不高。俄国政府向来利用教士，借百姓迷信的狂热去摆布不识字的大众。尼古拉在一八二五年平定起事时，十字架就被扛在军队前头进了圣以撒广场。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一生行事同虔敬全然相反，也照样祈求圣徒庇佑，好激起民众的热情。俄国农人守圣徒日和斋日守得极其法利赛式，可是他们的宗教之感也就到此为止。在托木斯克，有人给我们讲了一段很能说明俄国穆日克宗教情操的趣事。一个穆日克在路上杀了一个旅客，把他抢了。死者口袋里有一块用荤油做的饼；那穆日克正饿着，要吃，忽然想起那天是斋日，不许吃荤。他的信条对杀人越货毫不设障，在斋日吃肉这件事上却毫不通融。

托木斯克无论大小还是人口都不及伊尔库茨克，也没有后者那种数学般的匀整。托木斯克的房屋也不那么雅致，却比伊尔库茨克的多几分家常的安适气。不过它在建筑上的短处，被地势上的优越大大补了回来：它建在好几座山冈上，一面斜下去到托木河，另一面形成深深的沟壑，使这座城显得如画、甚至颇富诗意。有不少房子是砖砌的，俄国人把砖叫作「石」。城外围有大片又小又寒碜的木屋，把这城弄得不好看。主要的房屋都保了火险，外墙上或门楣上钉着「火蜥蜴」保险公司的徽记，到处都看得见。火灾其实并不常有，这很叫人诧异——想一想这些城是用什么易燃的材料造的，又想一想一年里至少有六个月非烧大火不可。居民在习惯上也并不见得格外小心：在俄国和西伯利亚，街上抽烟（那本是断断不会闯祸的）是严禁的，屋里抽烟却各等人一律照抽不误。

同纬度上的西伯利亚城镇里，托木斯克素来被认为最冷。冬天气温低到列氏零下三十度到四十度，合华氏零下三十五度到五十八度；不过如今在转暖。一位在那里住了十来年的英国太太告诉我们，这十来年里气候有明显的好转。耕地的扩展大概正是促成这一变化的缘故。我们在托木斯克逗留期间，寒暑表指在列氏零下八度到十三度，合华氏十四度到三度。

极好的水取自河里。挑水俨然是一门行当，许多人从早忙到晚。冰上留着一个大窟窿不许封住，水从那里打上来，装在桶里挑上陡岸，再用车拉着送遍全城；那些车因为装水时洒出的水结成厚厚的冰壳，密不漏水。

西伯利亚各等人都很留意把自己裹得暖暖的。有钱人裹昂贵的毛皮，农人则用羊皮或鹿皮达到同样的目的，那花不了几个钱。再穷的农人也少不了一副极结实的长手套，粗皮做的，里面絮着暖和的东西，把手和腕子一并护住。不过当营生逼着他们受冻的时候，他们又满不在乎。譬如在托木斯克，妇人在冰上洗衣裳是常有的事。她们用斧子凿个窟窿，就站着或跪在水边一直洗完，连一点要赶紧的样子也没有。她们怎么会不冻伤，实在叫人不解。

在托木斯克的河上看见几个男孩溜冰，可是人数那样少、神气那样一本正经，看着叫人难过。别处我们也见过小规模的溜冰，有些村子里小雪橇甚至被当作孩子的玩具；可是一律拘谨得很，叫人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乐趣。也许西伯利亚人因为冰太多，反倒不把它当回事。可是在别的国家里叫少年人兴高采烈的一切喧闹的游戏，在西伯利亚都显著地付诸阙如；而「小男孩」这一属，几乎可以列入已灭绝的哺乳动物了。这于这个国家实在是不幸。少年人长大而不好男子气的运动，到了成年多半要沉溺于最没出息的室内消遣。

许多最大的矿业主在托木斯克有城里的住宅；约有四千工人惯在城里过冬，把挣来的钱都在城里花掉。我在这里记下几条关于西伯利亚采矿的事，是一位在那一行里亲历甚广的先生提供的。西伯利亚几乎各样矿藏都很丰富；可是除了金银，别的几乎无人过问，而即便是银矿，开采过的也不多。西伯利亚历来开过的最富的金矿在叶尼塞斯克省北部，不过如今差不多采尽了。同省南部、靠中国边界的阿尔泰—萨彦山脉，就是「白山」，也开过极富的金矿。近来在伊尔库茨克省北部和外贝加尔一带也开了金矿——那些地方新近才对私人开放。最近两三年，黑龙江一带发现金矿，吸引了许多勘探队前往；不过他们成效如何，我没有打听到。

西伯利亚几乎所有无人居住的地方都有金矿。可是西伯利亚西部的金田差不多采尽了，如今已没有什么价值，只小打小闹地干着。

吉尔吉斯草原上有一座极富的银矿，叫兹梅耶夫斯科伊，属于托木斯克一户私人，就是西伯利亚最早发现金矿的那个人的后裔。那位先生把自己的发现利用得很好。他是西伯利亚最早开金矿的人，从政府那里得到许多优免——政府向来急于推动开采这种金属。他一生积下了巨大的家私，死时留下了价值极大的矿产。不过他的后人用种种法子把这份产业败光了；幸而吉尔吉斯草原上那座银矿又使他们重新富了起来。

政府的金矿、银矿、铜矿和铁矿由罪犯开采——那是犯了死罪、受过体刑之后判处苦役的人。他们的劳动没有工钱，只给勉强糊口蔽体的衣食。这些工场一律由受过矿务学堂训练的官员管理，那些人叫作矿务工程官。这些官员深染着本国揩油的通病，而他们的位置又给了他们充分的机会去营私。他们一般远在无人之境，上司的监督鞭长莫及，谁也无从有效地约束他们的作为。这样的局面必然造成一个结果：凡政府的矿场，无论机器还是别的一切攸关效能的东西，都远远落在私人矿场之后，因而毫无出产。它们非但不是政府的财源，多半还是一笔常年的开销。这些矿都是皇室的私产；最近五年里，皇帝眼看无望把它们办得有利可图，提议租给私人经营，只要有资本有闯劲的人肯出头，如今他是巴不得就租的。

私人的金矿和别的矿——少数情形下还有银矿——一般都在西伯利亚全无人烟的地方，由政府按一定条件让与私人。申请的人须是世袭贵族，或者须有以二等商人身份经营的资格并缴纳二等行会的捐费。让与他的那块地长七俄里，将近五英里，宽一百英寻。所选的地方总是沿着穿山而过的一条溪流。地块之所以取这样狭长的形状，正是为了尽量多占水利。申请人若愿意，也可以要宽些，不过那样长度就得相应缩短，总面积不变。河或溪总要圈在地块之内，因为最富的金子常在河床里。地块一经划定，便归申请人所有，直到完全采尽、或被丢弃不用，那时就归还皇室。若申请人三年之中不开采一年，地块也要被政府没收，另租给别的申请人。政府的用意是推动采金，好保住这一项收入——这收入是颇有分量的，因为所有的金子都必须按定价交给造币厂，政府从中获利不薄。

再说开采的办法。要采到含金的沙，得先把上面一层土运走，那层土厚薄不等，从五英尺到三四十英尺都有。一处金矿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必须挖走的土有多深多广；而投资的人头一件事，就是弄清含金的沙够不够富，值不值得把上面那几层挖掉。为此要在拟开工的地面上按不同的间距打竖井，量出上层土确切的厚度；再把含金沙钻透，测明它的厚度；随后再测定一定数量的沙里含金的比例。有了这些数据，一个内行的矿工略一计算，就知道这块地能不能有利可图。

开工所需的房屋和机器，花费极大，单是把材料运到那地方就是一笔可观的开销。照说算小规模的工场，雇四五百工人，房屋机器上至少也得投下一万英镑。工场维持起来要常年花钱，还常要改建添置。到头来地块采尽了，或是因为不划算而放弃，这些工场也只好当作一钱不值扔掉，因为把它们搬到有人烟的地方去，费用远远超过材料的卖价。

许多矿场雇到两千、甚至三千工人。经营开支里最大的一项是马的损耗；照一年的开支算，通常要按每两个工人配一匹马。工人的口粮、牲口的料草都在冬天从四五百俄里外运来，花费不多。自由的农人很少去矿上做工，因为只要肯勤快些，在家务农挣得多得多。矿上所用的工人一般是因偷窃和小罪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犯人。各色坏人、酒鬼、游民、不肯安分做工的人、服完刑却没有自己的家的犯人——都是在金矿里找归宿的那一类。钱花光了，淘金的人就受雇于矿主，每月三个卢布，合九先令。一个壮劳力挣这么点像是太少；不过对这样受雇的浪子，正经工钱倒是次要的事。他首要的目的是拿到「定手钱」，合五到十英镑，由雇主在订约时付给。他拿这笔钱先把官府知道的那部分债还掉，余下的全部用来一心一意地喝醉，闹腾的规模和长短全看手里有多少钱。醉完了他就可以上矿去，同一二百个同伴一道，由两个书记管着，被押到干活的地方。一到那里，淘金的人照例要由主人从头到脚置办一身衣裳；等到开春、开始淘金的时候，这工人欠主人的债一般已达二十到二十五英镑。做工的季节一年约一百一十天，总在俄历九月十一日、即新历九月二十三日结束。为了让工人能把债减下去、到季末领遣散时手里或许还能剩点钱，凡他在每人每天的定额之外多做的活，都给很优厚的工钱。凡欠债的工人，不许放假，星期日和圣徒日也不许歇，法律逼着他在这些日子照做。连定额带自愿的活加在一起，一个工人每月能挣五到七英镑；不过非得极拼命不可。凌晨两点半打铃，三点钟人必须到工，风雨无阻；晚上九点以前很少能收工。早饭准许半个钟头，午饭一个钟头，喝茶半个钟头，晚饭在一天的活干完以后吃。一天的定额一般是每五个人配两匹马，掘走两立方英寻的土。额外的活准许做到定额的一半；做额外的活，工人所得的工钱几乎是合同工钱的十倍。工人若拾到一块金子，也按价值另有赏钱。不做「额外」的时候，那五个人把定额做完就可以离场，不论是一天中的什么时辰。

这些金矿的工人吃得很好——他们劳动过甚，这也是必需的。每人每天配一磅到一磅半牛肉。这在他是一种奢侈，因为俄国农人在家时除了大节，很少吃得起肉。此外每天还配给盐、荞麦或别的谷物，以及管够的面包。他的住处也尽量弄得舒服，工棚务求干燥、暖和、通风。他们的健康一般也照顾得好。每一处金矿都有设备齐全的医院，有一个管事的主持，那人须懂些医道。一位有资格的外科医生或者住在本处，或者住在邻近的矿场上，由两家或几家矿主合出诊金。这位医生便总揽各医院的事，管着一区的病人。矿主照料工人其实同照料自己的马一样上心，因为他很明白，工人若不健康、不满意，就断断榨不出所要的活来。除了定额的口粮，矿主还给工人备下大批谷酒——伏特加——每人每月喝上两三杯，用来抵御这气候的阴寒。衣裳也由矿主备着大仓，按冬夏所需发给工人。烟叶也被看作必需品，一切俄国人都大量消耗。人们以为它能防坏血病，也宜于这里的气候。砖茶也常备着，每个工人每月至少消耗一磅。这些东西都是在工钱之前先支给工人的，等他领遣散时再一总结算。不过便是他欠债极深，供应也不会停——矿主很明智地想到：一个病人所造成的死损失，远远超过他可能需要的那点额外东西的花费。

矿主所需的一切货物都在主要的商业和制造业城市按批发价购进，供给工人的价钱比工人自己买还便宜。货色总是上等的；金矿主若在供给工人的东西上赚钱，是会被人瞧不起的。原价之上只加运费，至多再加投下本钱百分之三四的利息；便是这一项也并不总加。

淘金的季节完了，多数工人手里拿着工钱的余额到大城里去，整个冬天在放荡纵欲里度过，其间无疑常有极苦的日子，直到下一季来临。他们很少、或者干脆从不想到攒钱，也从不想改善自己的境况。

十八从托木斯克到鄂木斯克

等仆人带着四轮马车赶上来的工夫，我们在托木斯克还有几样事要办，然后才好再把自己交给那条路——关于它，我们仍旧不断听到骇人的说法。我们的皮箱被那又硬又坏的路颠得稀烂，再也用不成了，只好换成俄国的「切马丹」。这是一种极宜于粗糙旅行的家什：用软皮做的，硬磕硬碰都伤不着它；又能捆得极紧，几乎不透水。比起寻常的箱笼来，它还有一样好处：无论装满与否，里面都不会剩下空当，去占掉车里本已局促的地方。

再添上几样毛皮手套之类的零碎，我们的行装到此也就齐了。为换一支摔坏的寒暑表，我们进了一家光学器具店，掌柜的是几位很能干的德国人。在这里我们意外地发现，各色仪器之齐全同我国任何同类的铺子不相上下：望远镜、显微镜、中星仪、经纬仪以及各样测量仪器，做工都极好，都在那里出售。除了最简单的几样，一概是外国货，其中不少德国的，可是多半是法国的。

刚开始在西伯利亚旅行的时候，就有人极力劝我们照俄国人的样子备几个羽毛枕头，好垫在自己那些凸出的骨头同车子的硬木之间。我们自以为铺盖尽够用，便凭着无知的自负把这番好意谢绝了，全不顾那条人人知道的旅行格言——聪明人到了什么地方就学什么地方的人。我们的躯壳在到托木斯克的路上被颠得太狠，再没有枕头是万万不敢往前走了。可是枕头并不好找：托木斯克虽说以枕头出名，我们却摸不着该到哪里去买。枕头论普特卖，每普特约十四个卢布——一普特合三十六磅。我们求教于房东太太，她却一口咬定托木斯克没有、也从来不可能有这种东西，更别说她自己有什么可出让的了。我们几乎要对枕头绝望，这时来了一个俄国化的年轻德国人同我们攀谈；照这类邂逅的老套，话头转到了文明二字上。我们偶然提起枕头的难处，用来证明托木斯克的社会何等原始。我们这位朋友当即自告奋勇要替我们办到。他先去找那位老太太，再去找家里几位年轻的——那些人他先前一个也不认识——花了整整半个钟头讨她们的欢心。枕头的事到了时候才轻轻提起；不多久就拿出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直到我们枕头多得称心如意。我们对他的成功很是高兴，便求他说说是怎么办到的。「头一条，」他用很好的英语说，「同这些俄国人打交道得兜圈子；得奉承他们、哄他们。接着你得什么都谈，就是不谈『那件』事。你若想买一匹马，就得装作要卖一头牛，这样慢慢兜到正题上去。」他接着讲他怎样把那几位好人哄得肯把枕头让出来，又怎样在请求之外再加上一番动人的话，诉诸她们的好客之心：「你们家里住着两位有身份的外国人，他们是很好的人，你们该以待远方来客的厚道待他们。俄国人到了他们国家，是受到很好的款待的。你们若连这点小忙也不肯帮，他们回去就要告诉同胞说俄国人是些什么畜生」云云。

从托木斯克起该怎样走，我们很犯难。那辆四轮马车已被磨得不成样子，在坏路上随时会散架，带着它出城怕不安全。买一具雪橇也同样不智，因为雪极少：我们逗留期间一场也没下，据说西边也没有。我们自然可以用驿站的车，可是那种走法有许多不便：坐着难受到极点，而且每一站都得换。每隔几个钟头就要把行李搬出来、自己也爬出来，这份麻烦把路上一切可怕之处放大十倍。我们若听了托木斯克众人所献的计，就该在那里住到落雪——那也许要一个星期，也许要六个星期。人家把巴拉巴草原那条路的可怕讲给我们听；从科利万来的邮车走了六天，而那座城离托木斯克不过一百二十英里。那耽搁被完全归咎于道路；不过把俄国人说话的含糊打个折扣，我们觉得多半也可能是因为几条大河难渡。正在这没个准的当口，第三天施瓦茨来了，倒是个转折——只是没带四轮马车。人家把他说服了，说那车绝无可能弄过冰去，他就被劝着把它贱卖了，只得十个银卢布。俄国人用「银」卢布这个堂皇的名目称他们的纸币，这是名实相反的叫法。这桩登峰造极的蠢事，再加上他把车里几样东西丢下（或是卖掉）了，使我们打定主意把施瓦茨先生「辞掉」；只因为想到他身无分文、名声又坏，被丢给「这世界冷冰冰的慈悲」会有什么后果，我们才心软了。

施瓦茨到后几个钟头，老巴尔瑙尔就离开了我们。他要去的地方差不多在托木斯克正南；出城几站，往巴尔瑙尔的路就从莫斯科大道上分出去。这位老先生不肯把我们完全撇下，痛痛快快地牺牲了整整两天工夫，只为陪我们等自己的人赶上来。这件事同他同我们往来中的一切一样，都带着真诚的厚道；我们分手时（我希望）双方留下的都是极愉快的回忆。

把继续赶路的一应安排办妥，又领了一张西西伯利亚驿务总监的通行证，十一月五日我们坐着驿站的基比特卡小车动身，打算一遇上机会、雪又够用，就买一具雪橇。我们离开托木斯克时已是下午很晚；出城便钻进密林，出林时天已黑了。驿站本在离托木斯克十八俄里的一个村子里；可是到了那里才知道，就在当天它被挪到一个过托木河更方便的地方去了，或者说挪到了河对岸——因为我们听到的说法五花八门、又彼此抵触，实在推不出什么确凿的结论。无论如何，新站不管在哪里，我们的车夫都不肯把我们再往前送一步，只肯送到村里那个旧站。要是连人带行李被撂在一个没有政府命官的村子里，那就要落进不知多少麻烦里去。所以我们不肯放车夫走，硬要他们送到下一站，不管它在哪里。我们请出了「斯塔罗斯塔」——就是村长——他带着几个农人，应我们的要求领我们到托木河边，好让我们自己看看渡口的情形。冰很好，看上去也结实得足以承住车；可是车夫们犯起驴脾气来，死也不肯动。村长和他那几个随从同时开口，就一般题目滔滔不绝地发挥了一番以饷众人，随后就睡觉去了。至于我们，只消守住车子，其余的交给时间。车夫总要饿，马总是要喂的；等他们等得不耐烦了，也许就肯走。抱着这个念头，我们在基比特卡里歇下了。比起我们那辆旧四轮马车来，它舒服得可怜。基比特卡前面敞着，别处也通风得过了头。有一阵子冷得叫我们合不上眼，耳朵里则不时领受车夫一阵阵的怨气——他们这时扬言要把我们连人带行李拉回托木斯克去。对这些攻讦我们只报以消极的抵抗；这样一面倒的争辩，连车夫自己也吵厌了。末了邻家一户俄国人唱起本地狂野的曲调，把我们哄睡了。他们的歌许多极好听，大半——要不是全部——是哀婉的一路。卡尔塔尔斯卡亚村这一幅夜景死一般的寂静里，唯一的插曲是一个喝醉的「畜生丈夫」，他可怜的妻子正设法把他哄回家去。我们那几匹疲乏的马整夜站在街上，忍着又冷又饿。车夫夜里是怎样安顿自己的，我不知道；至少总得有一个醒着看马。将近早晨，冷得我再也睡不成，只好爬出来摸黑走进那所直到前一天还是驿站的房子。刚推开一间屋子的门，一股关得严严实实的人体所蒸出的温热而腻人的气味迎面扑来，足以叫肠胃娇嫩的人翻江倒海。有的人呼吸沉重，有的人打鼾更响，我借此约摸判断出大多数睡着的人的头在哪里；可是尽管处处小心，在横穿地板、寻一块空地伸腿的航程里，我还是撞上了好几条腿和好几个身子。末了我发现一条没人占的板凳或是桌子，便一直享受睡的福气到天亮。等我再睁眼，同宿的人已经开始动弹。有几位正在梳洗——所谓梳洗，就是伸伸腿伸伸胳臂，打个呵欠，把衣裳抖一抖，再把当腰带用的围巾扎紧些。我进屋时低着头，这才没有被那层当作卧铺用的假顶棚碰破脑袋。这在驿站里是常见的布置：站长一家、所有的车夫以及站上的闲杂人等往往挤在一处，有的爬到砖炉顶上去睡，有的睡在板铺的地上，或是那层像草料阁一样探出屋子一部分的顶棚上。俄国的房子一般是照祖传的道理造的，头一件事就是不让「空气」、因而也就不让寒气进来。它们总是暖的，白天靠大炉子把温度维持得相当匀。夜里火灭了，屋子仍旧存着热，直到将近天亮才开始有点凉意。这个国家里几乎找不出一块完全平整的地板；许多房子、尤其旧房子，一头翘了起来，屋脊线同地平面成了很大的角度。有些干脆整个倒了——主人太穷或是太不在意，不肯趁它还没塌到那个地步时拆掉。这个现象并不是因为埋在土里的木头烂了、一头下陷，而是地里的霜在作怪：立柱若埋得不够深，土受冻膨胀得极厉害，便把房基拱了起来。

一清早，我们的车夫总算拿定主意，肯把我们送过河、送到下一站去。他们先得请村里几个农人来领着过冰。非有这样的本地见识不可：那样才躲得开新近才结冰的窟窿和别的险处。托木河在这里是一片宽阔的冰面，被雪盖得雪白，又极粗糙不平。渡过去还算顺利；这一天里我们尽力赶路，穿过一片平坦、贫瘠、极无趣味却林木不少的地方。落了一点雪，却只够撩拨人，地上从没盖过半英寸。

七日天亮不久，我们到了鄂毕河右岸的一站；那是我们迄今所遇最叫人望而生畏的一道阻碍。不过既然只消把我们自己和行李弄过去，也就没生什么大难处，虽然一帮喝醉的冰上工人险些给我们添乱。鄂毕河——这个名字有好几种拼法——是一条堂皇的大河，在我们渡过的地方将近半英里宽。水流很急，只有水边结了冰。渡河之难，在于急流飞快地冲下大块大块的浮冰。要不被这些小冰山围住，全靠撑渡船那几位老手的灵巧。不但要技巧，还要真出死力。篙和钩篙使得极猛。那几支短桨相形之下几乎不顶用；可是靠着钩住浮冰绕过去，再撑进一小段清水，再钩住下一块冰，我们总算穿了过去。水流把我们冲到下游，不过在河道左侧水势弱得多，那里有一大片清水，使船上的人得以把失去的地位夺回来。到了上岸处，一根绳子递上岸去——就是递到结实的冰上——把船整个拖上冰面，拖得够远，好让马来取行李。船的两侧和船底结着厚厚的冰，人们推着它滑动极其容易。

从托木斯克起，我们的路折向南，沿着托木河走，斜着切到鄂毕河。过了鄂毕河，我们又折向西，进了广大的巴拉巴草原。

出鄂毕河两程，我们到了科利万城。那大概是西伯利亚最凄凉、最寒气逼人的一座城，坐落在一片全然光秃的地方，八面来风。不过它于我们别有一种趣味，因为它是当时西伯利亚最东的一个电报站。托木斯克的站已经建成，可是我们离开时主事的人还没到、还没开通。科利万是个二等站，只能发俄文电报；不过我请托木斯克一位先生用俄文替我写好了稿子，便得以从科利万往圣彼得堡发了一封电报，路程两千七百英里。传送时重发了许多遍，可是三十六个钟头就准确无误地送到了。

西伯利亚的电报既已通到伊尔库茨克，日后无疑要延伸到黑龙江一带去。多半还会从伊尔库茨克接一条支线到恰克图；而西伯利亚的俄国人满有把握地相信，他们的政府会架一条穿蒙古到北京的线。

巴拉巴草原大半是一片广大的沼泽，从鄂毕河左岸一直向西伸到秋明。它南接吉尔吉斯草原，看来正是后者的延续。它的地貌是贫瘠的，至多不过是一片接一片的荒野草原。草又长又粗，可是地上水太多，夏天那草几乎不能作牧场用。草原上没有树，只有这儿那儿一条条勉强活着的矮桦。在较高的地方树也长得相当大，不过那些地方像沙漠里的绿洲。草原上人很少，也没有西伯利亚别处居民所享的舒适。村落稀疏，又穷又寒碜。这里的人主要靠牲口过活；每个村子都围起一大片公地作牧场。

巴拉巴各站上很少见得着站长本人，家里那一摊一般交给妇人，驿务那一摊交给资格最老的车夫。人家告诉我们，草原上的妇人多半是吉尔吉斯人，俄国人一概笼统地叫她们鞑靼人。吉尔吉斯妇人体格胜过同等的俄国妇人——干净些，衣着好些，也好看些。她们中间不少人有蓝眼睛和白皮肤，同卡尔梅克人、蒙古人成了鲜明的对照。论举止，她们比俄国人爽朗。

草原上野味极多。有些地方遇见成群的黑琴鸡。纯白的雉和榛鸡也很多；还有人告诉我——虽然我没有见到——雷鸟和松鸡也有。

草原上最显眼的东西是风车，每个村子周围都有几架。这地方再没有别的标记；远在看得出人烟的任何别的迹象以前，它们就先指出了村子的位置。它们的构造极原始。为了迎风，整座车身要靠一根笨重却有力的杠杆绕轴转动。

穿过巴拉巴的那条路，看去像沙漠里的一条犁过的地；它冻得那样坑洼，若只靠它，车马往来很快就要停顿。事实上那些重载的车队已经停了一阵，这一段路上我们也极少遇见旅客。我们几乎从不走大路上，只偶尔横穿它，去寻旷野里的小道。冻硬的沼泽大大便利了我们的行程：冰上覆着的草够马踏稳脚；我们尽量利用遇到的每一片冰面，绕来绕去，始终避开了大路。

草原上天气温和。中午的日头足以把地上那层薄雪化掉；便是夜里，也不像东边那样冷。间或落雪，却不够铺成雪橇路。

我们虽走得慢，却比预想的快；而且能一直赶在同我们一道离开托木斯克的那班邮车前头，也算一件得意事。草原上我们的车夫醉得格外厉害；虽然屡屡涉险，除了翻过一次车，总算没出事故。

九日过卡因斯克，十一日半夜到了鄂木斯克城，住进莫斯科旅馆——那是一家同西伯利亚别的旅馆一样空洞而不舒服的店。

鄂木斯克建在鄂木河同额尔齐斯河汇口处的一座山周围，人口约一万二千；眼下是西西伯利亚总督的驻地。这位大员新近到吉尔吉斯边界巡视过，那里的俄国哨兵同吉尔吉斯各部之间起了些纠纷。这类骚乱是不断发生的。俄国哨所的哥萨克常自作主张去袭扰吉尔吉斯人，待他们极其粗暴。于是吉尔吉斯人中间闹起事来，要动用军队去镇压。为此每年都要向吉尔吉斯草原派一次远征队——俄国的哨所便越推越往南——于是又生出新的骚乱；边界就这样以维持治安为名，年复一年地向外推。俄国政府在亚洲的一切侵夺，用的都是这一套办法。西伯利亚到处点缀着旧堡垒，随着这地方在俄国治下安定下来，它们也就废弃了。其中最坚固的一座就在鄂木斯克城中央那座山上，几乎完好无损，还照样维持着。在吉尔吉斯边界上，堡垒仍旧不断地立起来，作为在那片土地上的立足点，也作为征服外围地方的中心。

俄国在亚洲各族中的侵夺，无疑伴随着大量的不公、压迫和残忍；可是从长远看，结果于那些部落倒是利多于弊。在鄂木斯克省内作俄国臣民的吉尔吉斯人，多半比南边草原上半游牧的同族过得舒服。在俄国治下、名叫布里亚特的那些蒙古部落，比蒙古本部的人开化些，生活也文明些。他们享着某种程度的安适，同俄国人接触也确实使他们长进了。再者，住在新近并入俄国的满洲北部森林里的那些野蛮猎人部落，据说极盼着从中国皇帝的治下转到沙皇治下。总的说来，俄国那些野心勃勃的图谋，倒把文明与基督教的好处——不能不承认，是大为稀释了的——传给了许多野蛮部落。沙漠里开出了大道，贸易随着征服而来。归入俄国的那些部落，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庇护之下，免去了从前不断遭遇的部落之间的战争，至少有了机会多用些心思在和平的技艺上。当然，俄国人同这些野蛮人接触，坏的结果同好的结果一样不少。凡是在人类等级上太低、经不起较高一等生活的冲击的，都被它败坏了。住在伊尔库茨克省和叶尼塞斯克省北部的通古斯人和奥斯恰克人，是极低等的野蛮人。通古斯人好偷、奸诈、怯懦，专靠打鱼打猎过活。奥斯恰克人几乎整个住在水上水边，只要弄得到鱼，就除了鱼几乎什么也不吃。他们一直游荡到北冰洋。冬天弄不到寻常的食物时，他们就吃腐肉和各色秽物。他们的习惯脏得不堪。天花和酗酒合起来，在他们中间造成可怕的杀伤。这两个部落因为同俄国人接触而大受其害。他们本来就嗜酒；入侵者又把烈酒供得他们称心如意。他们不懂用钱，替人出力、拿出产换东西，所得的只有白兰地。他们给金矿供野味，换回大量的酒。他们也替勘探队做向导，而这类差事的酬劳一概是白兰地。得到这种酒似乎确实成了他们一生的主要目的，为此他们想得出极离奇的法子。他们是低等的拜偶像的人；可是俄国教会热心传教，他们却懂得从中取利。给一瓶白兰地，他们就肯受洗；到下一个方便的时候，他们又转到另一处地方，只要有同样的好处，就再一次自荐为受洗的人。白兰地正在迅速毁掉这两个部落；再过几代，他们多半要绝种——而这场大难，是被俄国移民大大加速了的。

分布在西伯利亚南部各区草原上的那些游牧部落，情形却相反。他们游牧的习惯已经被限制到这个地步：一连许多年住在同一些地方，只按季节和马的草场迁移。他们有固定的春季居处，夏天搬走，随后又搬到冬营。每一处营地上，他们都把毡帐或皮帐留着不拆，足见他们对人身财产的安全极有把握。这些部落所用的帐篷同蒙古人的构造一样；可是同蒙古人不同的是，他们不大在意养牛羊，他们的财富在马，养着大群的马。他们不种地，多半靠狩猎过活，少数人做一点流动的买卖。他们用野兽皮换面包和别的生活必需品，可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卖马。若没有皮子，他们宁可没有面包，也不卖马。这些部落自重，也因为习惯上严守戒酒、为人一般诚实、又爱干净而赢得别人的尊重。他们多半是伊斯兰教徒。在许多方面这些人比俄国人高，多半不会被俄国人败坏。

这一类里还可以提到另一个伊斯兰教的部落，就是雅库特人，他们占着伊尔库茨克省北部的一些地方。他们已经不是游牧的了，虽然仍旧住帐篷。雅库特人极勤劳，养着大群的马和牛，也做买卖，精于铁工，近来又务起农来。他们以不嗜酒著称，习惯上也比周围任何部落都爱干净。雅库特人有个传说，说他们从前住在喀山省，在鞑靼人大举侵入俄国时被逐出来，漂泊许久才定居在今天这个地方。

西伯利亚所有土著中最野、最难管束的是哈尔加斯人，他们住在叶尼塞斯克省和伊尔库茨克省南部、靠中国边界的阿尔泰山一带。哈尔加斯人是彻底游牧的，迁移时连帐篷一并带走。据说他们凶悍奸诈，全无开化，信奉偶像。他们有一个常用的法子：一到该征「埃萨克」、就是人丁税的时候，就拔营翻山进中国境内；在那里待到中国皇帝方面也向他们提出同样的索取，就又收拾东西回西伯利亚。哈尔加斯人是极好的猎手，靠枪口过活。他们不养牛羊，家私只有驯鹿和枪，同通古斯人一样。

我们在鄂木河同额尔齐斯河汇口处看见两条小拖轮和六条大驳船被冻住了。这些驳船载货一直开到秋明，这一层留待后文再说。

路上的雪仍旧太少，不值得买雪橇，我们只好继续忍受那辆小基比特卡的折磨，一站一换。睡觉这时已不必想；四十八个钟头里能打一个盹就该知足。吃饭也几乎一样没准头，因为草原上难得有机会吃一顿好的。可是这种粗粝的日子于我的身体反倒有益。常年在西伯利亚清朗爽利的空气里，确实极有好处；我因此深信一点：西伯利亚虽然遍地冰雪，世上却没有比它更好、也就是更宜于养生的气候。

十九从鄂木斯克到奥昌斯克

十一月十一日傍晚很早的时候，我们辞别了鄂木斯克。走完第二程、离鄂木斯克四十四俄里处，我们到了额尔齐斯河。在驿站上遇见一位持信差驿马执照的军官，他摸黑想渡河没有成功。这就足以提示「我们」更没有指望，于是我们安安静静地等到天亮，同那位军官一道在站上过了一夜。他是往塔拉城去的，那城在我们遇见他的地方以北一段路。他的差事是把新兵从那里押到圣彼得堡去。新兵每天行军三十俄里，慢得叫我们对自己那点不快不慢的进度也心存感激了。那时候西伯利亚正在大举征兵。在俄国本土以及它所属的各地，征兵办法也大致相同。全国分作南北两带，每一带每隔五年征一次。兵是从自由农人和种地人中间挑的；每逢征兵，每个地主都想把一个不成器的人打发掉。通常的征额是每千人抽一个；不过政府总要斟酌情形，凡某些省份或地区该当部分豁免的——譬如年成不好，或是农牧所常遭的别的不幸——便酌情处理。遇到这种情形，受灾的地区往往把征期推后若干年，许多时候还全免。这都是指太平时候。战时征兵的次数和比例，全看政府的需要而定。譬如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东西伯利亚一年征过两次，起初是千分之一，后来渐渐加到千分之七。勒拿河和叶尼塞河沿岸的农人按一定条件免征，譬如替旅客备马、递送邮件；这些差事自然另有工钱。安加拉河沿岸的农人也照样免征，因为他们要替那条极险的河供给领水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们从冰上过了额尔齐斯河，毫无阻碍；随即又进了一片冻结的沼泽，同鄂木斯克以东那段草原一模一样，连风车也一样。傍晚很晚时我们穿过图卡林斯克城。十五日天亮时过伊希姆。那一天整日下雪，我们很快就有了能走的雪橇路，一天能走一百六十英里。十六日一早过亚卢托罗夫斯克，当晚到了秋明。

在秋明的驿站上，我们看见有一具极舒服的带篷雪橇出售，便立刻买下；另外又买了一具小些的，给施瓦茨先生和行李用。秋明以西的驿务比东西伯利亚办得有条理。它不归政府管，而由一家私人公司经办。公司这条线上从没有人抱怨缺马，因为政府留意叫它把事情办好。不过我们所领受的改良里，最不可小看的一项是：我们不必再每站付车钱了。在秋明我们一次把到叶卡捷琳堡的「普罗贡」——就是车马费——付清，此后再不为它费心。为着这些便利，秋明到彼尔姆一段公司所收的价钱是官定的两倍。往东的价钱是每匹马每英里三法寻上下；秋明往西则是每匹马一便士半。

如今我们总算彻底走出了那片大沼泽草原。秋明以西地势起伏，茂密的松林又出现了。

我们正是最能享受暖和的雪橇里那份温软之福的时候：雪橇在雪上滑得那样平稳，有时简直分不出它是否在动；因此我们到叶卡捷琳堡的路上大半时间都在睡，也就不足为奇了。连饥饿也诱不出我们那个舒服的窝。秋明到叶卡捷琳堡二百四十英里，用了三十五个钟头。就雪橇而言这远算不上快；不过那时路还没有走成，许多地方地上连雪也没有——落下的那一点都被风刮跑了。

叶卡捷琳堡是隔着几英里、顺着道路形成的那条视线望见的。城外围是几条零落的小木屋街道，叫人对这地方印象不佳。可是一出林子，城本身猛地撞进眼帘，给人一种雅致、安适、甚至堂皇的印象。它铺展得很广，被伊塞特河分成两半；那河虽是小河，到这里却展宽成一片湖。这座城的位置比我们经过的别的城更显得它的好处，因为一眼能看到的部分更多。砖房同木屋的比例大得多，一排排漂亮的教堂和公共建筑也更有气魄。连接两半城的那座桥，又给整体的美添色不少。叶卡捷琳堡虽然比别处强些，尤其在砖石房屋这一项上，可是同西伯利亚别的大城仍有极强的家族相似，是那个通型的一个好样本。人口约一万九千。

叶卡捷琳堡最要紧的建筑是官办的造币厂。主要铸的是铜钱；我想我说得不错：俄国和西伯利亚全部的铜币都在那里铸。城脚下的乌拉尔山脉富产宝石，琢磨镶嵌这些石头是许多人长年的营生。官办的琢玉厂从前很有名，可是由于疏忽或经营不善，近来大为衰落，如今没有多少可看的了。在叶卡捷琳堡，外来客总被一群口齿极其讨人喜欢的小孩子缠住——那简直是一个个会走路的通译——拿来卖的有紫水晶、黄玉和别的石头，还有成堆的孔雀石；孔雀石是这一带最多的。

这里有好几家大铁厂，最好的一家属于一位在西伯利亚住了多年的英国人。提到这位先生，便勾起我们在那里歇息那一天受他和他一家款待的愉快回忆。在这样辽远的地方遇见一位同胞，是很叫人心里一暖的；这情形也大大加深了人对真正的好客的领受。英国人零零星星散布在西伯利亚各处，人数不少；无论自办事业还是替政府当差，他们的闯劲都大有用武之地。有一位比我们早几天踏上归途的先生，曾在黑龙江通航上游尽头的斯特列坚斯克住过几年，掌管那里政府的机器厂。他的年俸是三千银卢布——也就是纸币——外加房子、柴火和灯火。他对这个位置极满意，那时正要回英国，打算带着家眷一同回斯特列坚斯克去，那地方在贝加尔湖以外两千俄里。这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既说明英国人的机器本领为俄国政府所看重，也说明便是西伯利亚最偏远的地方，作为居处也不见得怎样难受。

再说回叶卡捷琳堡。如今开采的铁矿离城一百英里，位置便利，生铁的运费相对不大。所以这座城办铁厂地利极好，每年出产大量的铁。西伯利亚的铁件多半从这里出去。贝加尔湖轮船的锅炉和机器就是在叶卡捷琳堡造的，要运将近两千四百英里到目的地去。英国人的铁厂里工人主要是德国人和俄国人，工头是英国人。经验证明了一件很奇的事：英国工人到了西伯利亚会变坏。俄国本地人在高明的管理之下是极好的工人。其中少数人脑子够用，能把生意上较要紧的部门托付给他们，可是这种情形很例外。他们一般只是模仿者，显不出自己动脑子的能力。

这里还有一宗大的腌鱼买卖。鱼从几条大河运来，主要是鄂毕河近河口一带。这座城每年腌鱼约五万普特，合一百八十万磅。

这里也正在大举征兵。我们有点小事要去见警察长，便坐雪橇赶到他的衙门；不料门口和紧挨着门口的那一段街上挤满了相貌粗野、乱嚷乱叫的穆日克，我们好半天既进不去，也没法叫人知道我们在那里。那些是来登记的新兵，一个一个进去，又从那同一个挤满人的门里出来。每个新兵往充当门房的宪兵手里塞几个戈比，看来是彼此心照的规矩。我们死命往里挤，总算把自己挤进了门道，谁知里面的人群更是水泄不通。这么多裹着羊皮的不干净的活物所蒸出的气味叫人作呕，屋里那股霉味几乎把人憋死，又被那团活肉挤得像做噩梦的人一样非得挣扎着喘气；我们只好逃到外面的新鲜空气里去，把此行的目的丢开了事。那些穆日克背后还跟着他们的老婆，她们发疯似的喊着挤着，把混乱搅得更乱，人人急着要把自家那一位弄到好位置上去。这样的人有好几百；照他们那时的进度，一天是登记不完的。

十一月十八日气温高得不祥——才结一度的霜。前几天还降到过列氏零下十五度，合华氏零下二度。我们既已把自己交给了雪橇，而地上的雪又那样少，只消化上几个钟头，我们那条可爱的雪橇路就要没了。叶卡捷琳堡的霜是照常在俄历十月一日、新历十三日开始的；可是同别处一样，雪来得晚。

附近的山林里野味很多。黑琴鸡、白鹧鸪、榛鸡、驯鹿、麋和兔子都或多或少地不少。狼也常见，野猪却没有。西伯利亚多数地方野味都很丰富，可是俄国人除了靠打猎糊口的，都不算什么猎人。倒是那些游牧的部落使枪极在行。

叶卡捷琳堡是西伯利亚最西的一座城，坐落在分隔欧亚的乌拉尔山脚下。我对这道山脉本有极大的想象；可是一打听乌拉尔在哪里，人家指给我看的是几座林木密茂、起伏平缓的丘陵，气势并不比苏格兰的拉默缪尔丘陵更慑人，我那幻想也就破灭了。我不明白我们多数地图上何以要把它们涂得那样深，画得像两大洲之间一道可畏的屏障。它们诚然横亘极广，论高度却实在微不足道；而且从平地极缓地升起来，看去就更显得小。在叶卡捷琳堡这个纬度上，它高出海面不过两千英尺多一点；而西伯利亚一侧的平地本就高出海面八百到一千英尺，山坡又那样平缓，便显得矮小了。

在叶卡捷琳堡驿站上料理马匹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位上了年纪的德国太太，她当天也要动身去圣彼得堡。她俄语说得极少，她的朋友们便想到让她同我们同行是件好事。我们的雪橇里尽有她的地方，我们也乐意让她上来。事情就这样说定了。可是老太太（年轻的太太也一样）总爱按自己的意思办；她发现自己行李太多，同我们的一起装一具雪橇不舒服，何况还有几小篮甜饼和零碎玩意——那是她为路上预备的，搁在我们脚底下多半要遭殃。于是她决意自坐一具雪橇，好随时啃她的饼，同时同我们结伴而行，沾我们这一队护送的光。

十九日傍晚六点，我们带着这支「船队」离开叶卡捷琳堡；夜里十点光景到了乌拉尔山脊上这条路的最高处。在一场大雪里我们下车去看那里立着的方尖碑，那是欧亚的界碑。那不过是一块素石，上面除了一面写「欧罗巴」、一面写「亚细亚」，再没有别的铭文。据说它是为纪念叶尔马克而立的——那位哥萨克的强盗首领，在十六世纪末替俄国人发现并部分征服了西伯利亚，借此赎了他别的罪过。

西伯利亚这样广大的地方，竟一直留到那么晚才由叶尔马克发现，实在不可思议。鞑靼人是深知它的，因为成吉思一系早已把征服推到那里；可是俄国人同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往来了两百年，却始终没有打听到乌拉尔山外是什么。

叶尔马克因为某种缘故不得不「离开本国」——就是说被褫夺法律保护——带着两百来个亡命徒翻过乌拉尔。他抢掠鞑靼人一阵子之后，手下那一小撮兵——其实是强盗——被连年的厮杀耗得太惨，在众多的敌人中间再也立不住脚。于是叶尔马克想到回莫斯科去报告自己的发现，同沙皇讲和。这位强盗被抬举成了英雄，受命统率一支征服西伯利亚的远征队。叶尔马克头一回翻过乌拉尔是在一五八〇年；到一六六〇年，西伯利亚几乎所有的部落都被俄国征服了。

走了一夜，我们仍旧在乌拉尔山脉外围的支脉之中，松桦颇茂，松树的种类比山脉东侧多些。往彼尔姆的路上，我们经过许多开垦的空地，村庄和田庄隔不多远就有一处。

二十一日我们到了彼尔姆，那是卡马河左岸一座极兴旺的工商城市。彼尔姆是欧洲的第一座（或者说最后一座）城；季节若稍早些，它就会是我们陆路的最后一站。可是我们这一路上总是不是太迟就是太早。卡马河没有封冻，可是漂下来的冰太多，往来彼尔姆与下诺夫哥罗德之间的轮船已经撤下，开到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去过冬了。只剩下几条小船留着修机器。我们在彼尔姆又遇见几位做铁工的英国人，他们这个冬天看来有不少活可干。若早几个星期，我们就可以在彼尔姆搭客轮，顺卡马河下行到它汇入伏尔加河的喀山，再从喀山溯伏尔加河到下诺夫哥罗德。这一程水路五天就走完，而这五天全可以用来睡觉；可惜我们没这个运气。我们不但得继续走旱路，甚至连能不能过卡马河都很难说——水流那样急，漂下来的冰又那样重。渡口不在彼尔姆，而在下游五十俄里处。

俄国和西伯利亚河运的进展快得惊人。卡马河和伏尔加河上如今已有不下三百七十条拖轮，每年还添新船。有一家公司跑下诺夫哥罗德到彼尔姆，另有两家从下诺夫哥罗德顺伏尔加河跑到阿斯特拉罕。伏尔加轮船公司由一位英国人在下诺夫哥罗德经理，在他手里成了极赚钱的事业；从前归俄国人经管的时候则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轮船都是外国造的，许多来自德国各港，也有许多来自英国。它们一般拆散了运到俄国；不过也有好几条是自己驶过北海，再借着同河道相通的运河一直开到这个国家的腹心。

俄国和西伯利亚内河航运的便利极其广大，引进蒸汽船几乎给资本和企业留下了无限的余地。船要在外国造，这自然是个大不利；可是没有什么好理由说这局面非继续不可。当局若肯把错用在金矿上的那份热心分出一半来奖励本国铁矿煤矿的开采，这个国家在实实在在的财富上就会比如今进步得多。俄国的政治家迟早得明白：单单是金子，并不比牛脂或别的有市价的东西更算得上财富。开采一定数量的贵金属所耗的资本和人力，若用在煤铁上，所得的市价多半更高。无论如何，铁总比金更是繁殖财富的稳固根基。譬如轮船若在西伯利亚制造，制造的利润首先就散在本国；而如今为买船而送到外国去的金子，尽可以留在地底下，谁也不因此吃亏。西伯利亚的河上已经做了不少事：伊尔库茨克同西方之间的重货多半用驳船运，在鄂木河和额尔齐斯河上由轮船拖带。在俄国境内行河本不是新事，不过从前的驳船逆急流而上是上不去的。它们只造来顺流走一趟；到了地方卸完货，就拆开当柴烧。东西伯利亚同俄国西部之间的水路必然极其迂回，因为西伯利亚的大河都自南向北流、注入北冰洋。譬如从鄂木斯克到秋明，走水路是三千俄里，走旱路只有六百三十二俄里。黑龙江及其支流是个例外，它向东流，注入鄂霍次克海。从最东边说起：如今运货所用的大水路是从太平洋溯黑龙江到石勒喀河。从那里到贝加尔湖目前走旱路，不过石勒喀河本身还能往上通航很远。《伦敦中国电讯报》一八六四年八月十五日号报道说，近来有一条轮船溯这条河及其支流音果达河，一直开到了外贝加尔的省城赤塔。从贝加尔湖起，交通是水路，顺安加拉河到伊尔库茨克，再往下一千四百英里，到伊尔库茨克省北部安加拉河同叶尼塞河汇口。伊尔库茨克城以下那一段安加拉河的水路，只供北去的运输之用；转运欧洲的货物从伊尔库茨克走旱路到托木斯克。

从西边说，西伯利亚的水路从秋明起，自托博尔斯克顺额尔齐斯河而下，再溯鄂毕河和托木河到托木斯克。若是去东西伯利亚北部，便从托木斯克走旱路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再从那里顺叶尼塞河到叶尼塞斯克和图鲁汉斯克两城，那以外就只有游荡的通古斯人和奥斯恰克人居住了。西伯利亚还有别的重要水路，譬如从秋明经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到吉尔吉斯草原上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又如从伊尔库茨克顺勒拿河到雅库茨克。不过运量最大的路线还是东西向的那几条。冰给这些河的航行造成很大的难处，尤其在较北的地方，那里夏天极短，霜来得早。货物常被冰困住；在河的某些段上，可能一连被冻住六个月、甚至八个月。这种风险若普遍用蒸汽船，自然会大为减少：那时航程可以算得相当准，在封冻的先兆一出现就能赶到一个便利的港口。蒸汽船还能使货物走得快得多，一年里的重运输便可以在通航季节里由河道担负。

一八五九年，有一位有闯劲的俄国人发起过一个改良西伯利亚水路的方案。这方案一八六二年又被提起，发起人得到一位汉堡银行家的支持，还有一位俄国工兵上校相助。他们的打算是从秋明到恰克图修出一条完整的水路：先走鄂毕河、托木河、丘雷姆河和克季河；再从克季河开一条三十到三十五英里长的运河通到叶尼塞河；从叶尼塞河起用安加拉河，一直到它在贝加尔湖的源头；从湖上溯色楞格河，到离恰克图约十八英里的地方。这样，只消开一道至多三十五英里的渠，就能从乌拉尔山附近一直到中国边界建起一条通畅无阻的水路。可是这件事的难处极大。安加拉河照现在的样子只能顺流而下。伊尔库茨克以下八百英里的河道里，有不下七十八处急流险滩，其中有些便是轮船也上不去。本地船在水大时冲过急流、顺流而下，自然是永不回头的。要使那一段河能通航，非得把岩石炸掉清走不可。伊尔库茨克以上，安加拉河也有一两处得先清理，轮船才能安稳往来。可是就算这些都办成了，要把这条水路办得得力，还得按各河的水深和性质备各样船只，那开销就更大了。总起来说，清理安加拉河道的费用连同别的零星开销大得惊人，这个方案多半永远办不成，至少此后好几代里是办不成的。眼下所能做的，只是在蒸汽船走得通的范围内改良现有的水路。等到安加拉河的礁石清完，西伯利亚多半已经通了铁路。倒不是说我认为那一带修铁路已近在眼前——虽然西伯利亚也不会例外于「铁路自己造出运量来」这条通则，可是花费总得同回报有个比例。要把各处遥远地方的运输连起来，所需的铁路长得惊人；而照俄国办事的样子，造价多半要比任何别的国家高出两倍。俄国国内没有可供此用的资本，而外国资本能找到的合算投资，比西伯利亚铁路诱人的多得是。

从彼尔姆起替我们赶车的是「鞑靼人」，他们是极好的车夫。我们头一回遇见这些西部鞑靼人是在叶卡捷琳堡，他们在那里同俄国人和睦相处。他们同蒙古各族看不出什么亲缘，可是从生活方式上仍旧透出他们出自游牧部落。他们许多人做买卖，却宁可挑担叫卖，不愿开铺子坐着；便是开了铺子，也爱背上一个「包袱」出门，带着货在大城里四处游走。

「鞑靼」或「鞑靼人」这个名字被笼统而不加分别地用在亚洲各游牧部落身上，弄得有人怀疑究竟有没有哪一个部落名正言顺地配这个称呼。这个名字流传得太广——从中国一直到俄国——不会全无根据；多半确曾有蒙古一族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部落被邻邦这样称呼，他们自己也这样称自己的人。不过那些占上风的部落，连蒙古人也在内，向来不认这个称呼；至于西边那些说俄语的「鞑靼人」虽然承认别人这样叫他们，那意思也不过同一个说英语的中国人为了迁就西方的说法而自称「支那人」差不多——虽然这个字眼在他本国话里并没有对应的说法。

把国名和族名追溯到纯属偶然的缘由，实在是件有趣的事。蒙古人和俄国人至今仍把中国叫作「乞台」，那就是马可·波罗的「契丹」，也是蒙古一朝时中国北部的名字。这个名字起于北方一个部落，又叫作辽；他们把疆界推进华北，自十世纪到十三世纪据有其地，后来被女真打败，退入沙漠，再后来在鄂毕河源附近建立了强大的喀喇契丹、也就是黑契丹之国。

不过「鞑靼」这个名字被慷慨地加在所有那些过着游荡生活、而其历史又几乎无人知晓的亚洲部落身上。中国人出于有几分相似的缘故，把一切「外面的」民族叫作「夷狄」；犹太人也把一切自己界限以外的人一概归在「外邦人」这个总名之下；而古人则把一切他们说不出更确切情形的亚洲蛮族叫作斯基泰人。

夜深了才到过卡马河以前的最后一站，我们只好等到早上，因为无论怎样打动，那些人也不肯在那个时辰开渡，虽然月色很亮。实情是那些人白天被使唤得太苦，夜里什么也干不动。不过早上我们连雪橇一起过了河，赶到奥昌斯克——那是离右岸三俄里的一座小城——在那里吃了早饭。

二十二日那天，霜有几个钟头不见了；叫我们狼狈的是，就在那短短一会儿里雪化得飞快，许多地方只剩光地让我们的雪橇去走。那情景实在骇人，因为我们这一路的轻省舒服全指望着雪。我们既已把自己交给了雪橇，雪就是绝对不可少的；眼看着这儿那儿露出一块块黑斑，我们的绝望同一条鱼被本来的元素抛弃、搁在干地上喘气时所感到的差不多。西风起了，下午成了大风，傍晚转到北面。这就把冷天气带了回来；那一夜是我们整个旅程中最难熬的夜之一。极冷之后风住了，跟着是一昼夜的死寂无风。硬霜把那融化的软雪冻成了一条绝好的雪橇路——就它所及而言是如此；可是一直到喀山，我们都被那些被风或日头弄得最厉害的光地闹得不安。

二十俄国与西伯利亚的农民

我们进俄国本土没走多远，那里农民的境况同西伯利亚农民的境况之别就逼着我们留意起来。俄国的房屋显然不及西伯利亚。它们没有后者那种粗朴的安适气。窗子破了，用草塞着；屋顶失修。妇人和孩子衣衫不整，肮脏邋遢。男人形容憔悴，卑屈而颓丧。样样东西都叫人想到贫穷、疏懒和愁苦。同这一番景象成了显著对照的，是西伯利亚农民外表上的境况。我在这部记述里已经说过：后者衣着得体，住得也好，吃的至少够用。他们的举止里带着几分独立；他们家里的情形、以及屋中常见的雅致装饰，都显出一定程度的自重。这种差别很容易解释——解释就在「农奴」同「非农奴」这两个字里，它也说明奴役加在一个民族身上的必然效果。而奴役以农奴制这种缓和了的形态，尚且能在受制者的品性上刻下这样深的印记，那么纯粹而毫不通融的那种「制度」，又能指望它结出什么果子来呢？

西伯利亚的自由农民是罪犯的后裔。东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几乎全是如此，西西伯利亚的大部分人口也是如此。在西边那一带，还有许多当年随着著名的叶尔马克胜利翻越乌拉尔的哥萨克的后裔，他们至今享着叶卡捷琳娜女皇赐给他们的若干特权。可是东西伯利亚——两者之中富庶得多的一半——可以说全是罪犯的后裔。这些人分作两类：一类是因重罪被判刑的，一类是因轻罪被逐出本土的。属于头一类的罪犯，受完了判给他的体刑、又在政府矿上服满了（一般会减免的）苦役年限，出狱时便得到一块地。他愿意开多少荒就开多少，木材可以用来盖房子或当柴烧。他免纳赋税，也免服兵役。这些罪犯在西伯利亚出生的子女享有同样的特权，不过仍旧算是所谓「次等人」，不具备自由农民的权利。譬如他们没有资格在所居村庄或社区里担任任何荣誉职务。这类无资格的限制可以、而且常常靠钱来克服；因为勤劳的农民有机会攒钱，他们发财也不是稀罕事。如今西伯利亚最富有的人里，许多——大金矿主、商人之类——都是伏过法的罪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子孙。这些人一般总有办法把钱使得得法，替自己「改好身份」；随后缴了三等商人行会之一的捐费，就在社会上有了地位，享有经商的权利；他们往往在贸易、采金或别的事业上发了财。

另一类罪犯，是因偷窃一类轻罪被流放的人；还有农奴——在一八五九年大解放以前，农奴只要对主人有什么过犯，甚至全无过犯、只凭主人一时任性，就可能被发往西伯利亚。我在托木斯克遇见一个老妇人，正是因为后一种缘故被流放的。她无意中把一根针插在墙上，她的女主人出于坏良心所生的神经过敏，硬认定这个农奴要施法术害她。为着这项罪名，这个可怜的老太婆（我敢说她那时还年轻）就被送到警察局，随下一批官府流放的人发往西伯利亚，官府的案卷上写明她是「奉主人之意」被发遣的。

这些罪犯既不具备自由公民的权利，一到西伯利亚就被指定住在、或登记属于总督决定安置他们的某省某区。住满三年，若能拿出品行良好的证明，这些人便可望有所升进：准许成婚、准许落户、准许随意开荒耕种。他们十二年内免税，此后也只缴一点点。不过这些罪犯在法律上是死了的人，永远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置产，自然也永远不能回俄国。不过后面这一条限制其实算不得什么苦：即便准他们回故乡去呼吸故乡的空气，多半也没有谁肯用这个权利。西伯利亚在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应许之地。这些罪犯的后裔成了自由的农夫，过着独立的日子。他们每人每年向政府缴三到四英镑的税（原注：这项税向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男丁征收。），比俄国本土农民所纳的高得多。可是在那边，农民除了向政府缴那点小税，还得向主人缴「奥布罗克」，平均每年约合四英镑。解放以前的俄国农民缴了这笔钱什么也得不着，身心都拴在主人身上；凡不完全合他主人专断意志的事，他都不能做来改善自己的境况。西伯利亚的农民却不然：他在一切事上都绝对自由，可以照自己的心意行事。他没有主人要怕、要伺候，除了国法什么也不必服从。政府对西伯利亚的农民处处宽厚；它对那个地方的主导用意，就是用勤劳的居民去拓殖它，好把它天然的富源利用起来，成为国家的一条臂膀。农民只缴上面说的那一项税，就可以开多少地得多少地，愿意伐多少木就伐多少木，不必缴租。他开出来的地就是他自己的。别人不能动他的产业，连政府若没有他正式放弃，也不能向他索取那片地的任何一部分。原始森林可以说盖着整个西伯利亚——开垦出来的地不过是桶里的几滴水；至于树木稀少的光秃草原，比起全境来也只占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只有在几座大城近旁，人们烧了两百年的柴，对森林造成了看得出的影响；那里已有必要把伐木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无论砍伐的数量还是可以伐木的界限都有规定。这些限制的用意，是要保住城市附近方便之处的幼林生长。

西伯利亚只剩下一位贵族兼农奴主，就是叶尼塞斯克省副省长、国务顾问罗金科夫先生，一位心地厚道的好老人。他祖父从叶卡捷琳娜女皇那里得到西伯利亚的土地和农民，条件照俄国农奴制。可是无论他还是他的后人，都不曾想过对自己的农民行使产权，那些农民过的日子同自由农民差不多。这一家有一位——就是现在这位产业主的兄弟——破了祖辈的规矩，为他的鲁莽赔上了性命。他想把自己领主的全部权利施行起来，照俄国本土的办法向农民勒索。结果是他在一次去看自己田产的路上被杀，地点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不到三十英里。现在这位产业主很少干预自己的农民，也很少去看他们，只满足于收一点点东西：城里住宅过冬的柴火和马料的干草——这些农民也乐意供给。

在征兵一事上，西伯利亚的农民向来受到宽待。这地方有许多处的农民，因为承担了某些事务而全然免征。凡在勒拿河和叶尼塞河沿岸落户的人，只要替旅客备驿马、替政府送邮件，就一概免税免征；而这两项差事的酬劳，比这个国家别处给得还高。这项特权在勒拿河上自伊尔库茨克附近一直延到北冰洋，在叶尼塞河上自叶尼塞斯克城一直延到北冰洋。这些地方气候极其严酷、土地又极不宜人，非得鼓励人去落户不可，好保住穿越全境的交通不致中断。这一带没有春天，也没有秋天。夏天三个月——有些地方还不到——就是他们耕种的全部工夫。一年里其余的日子都是冬天，积雪深自七英尺到二十几英尺。那时气温降到列氏三十度、四十度、有些地方到五十度的严寒，合华氏零下三十五度、五十八度和八十度。那里不长谷物，蔬菜也极少；可是野兽极多，有熊、麋、鹿、黑貂、狐狸、松鼠。居民都成了老练的猎手，靠所得的毛皮过得很不错。

安加拉河沿岸落户的人，也是凡税一概免、兵役也免，条件是替公私旅客供给熟练的领水人和向导；雇他们的人自然另有重酬。这在安加拉河是必需的，因为那是世上最险的河之一。它是唯一一条从贝加尔湖流出的河，极大的水量被挤压着灌下去；从湖到它同叶尼塞河汇口的一路上，瀑布急流处处皆是，非有熟悉当地情形、身手高明的领水人引导，不能平安通过。

西伯利亚农民所享的自由生活之便，产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效果：几百年的奴颜印在整个穆日克一族身上的那种卑屈的痕迹，多少被抹去了一些。世代相传的枷锁之痕仍旧看得太清楚；多半还要过许多世代，便是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才谈得上真正开化。不过在向上的路上有了这样好的一个起步，已经是件大事。既得的进步多半不会丢掉；每前进一步，反倒成了将来更大、更快的进步的保证。独立之感已在这些自由人心里扎下了深根；若不引起一场革命，是再也不能把他们变回奴隶了。他们的见识开阔了。人人看得见勤劳与节俭有十足的报偿。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再受高一等的人专断意志的摆布，鼓舞着人们去培养自己的才干，并且满心相信自己的劳作不会白费。凡有精力去求的人，面前都敞着无限的财富。西伯利亚农民中间已经有许多人积起了家私。世俗的兴旺自然会带出别的趣味来；在那些从农民中间富起来的商人里，教育已经开始引起注意。到了时候，心智的修养无疑要向下层普及；而在俄国大大阻碍了文明进步的那种阶级之分，也许会渐渐被磨平。各阶级的融合能使整个政治躯体巩固强健；倘若俄国有朝一日当真到了这个可喜的地步，西伯利亚将得着开风气之先的荣誉。阻隔社会各层自由往来的那些藩篱已经部分被打破，于各方都大有好处。因为奴隶制或农奴制对主与奴双方都起着败坏的作用。俄国这种制度把农奴生命的精力碾碎了，几乎毁掉了他们思想的能力——毁到这个地步：便是几百年的自由，也未必够让这些被解放的人升到他们应有的智力水平上去。

农奴既被这样贬抑、被压在比家畜略高一点的地位上，他们的主人同他们毫无同气相求之感，便只受一个念头驱使：从自己这份人的产业里榨出最多的收益。管理之劳落在农奴身上；而主人自己也同农奴差不多一样被排除在公共事务应有的份额之外，便一头扎进奢靡纵乐里去，或者去搞些害人的钻营。身心都没有健全的事可做，在富有的农奴主这一等人中间便滋长出一种极不自然的生活方式；要脱离它，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做政府的文武官员。他们大多数人缺乏实用的教养，所以一旦农奴解放断了他们的财源，他们便因为自身毫无凭借而垮掉——那凭借本可以让他们保住社会地位，甚至在别的行当里改善自己的境况。这里头例外很多；可是农奴制的必然趋势就是如此，而那些任凭自己的精力被生来就过的那种反常生活抽干的产业主，下场也确实如此。

多半正是西伯利亚日益兴旺、那里的人口境况显然优越，才促使政府解放俄国本土的农奴。这件大事的重要怎样估计也不为过；我怀疑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所应得的功劳还没有全归到他名下——这个真正宏伟的构想，出于他开明的大度，又由他高贵的勇气付诸实行。众所周知，绝大多数贵族对这项措置怀着最坚决的敌意；在他们看来，它要一举扫掉他们全部的家私。皇帝几乎是孤立的，支持他的只是少数、而且并不十分高明的一群。他的性命几次危殆。可是在三年的讨论与筹议里，他以罕见的坚韧守住自己的主张；在这期间，支持者不合时宜的热心又想把事情推得太快，给他添了不少难处。三年之后敕令签署，再过两年，两千三百万男性农奴连同相应数目的妇女得了自由。无论我们着眼于命运所系的男女人数之多、所成就的变革之彻底、所必须压服的反对之强，还是着眼于它在俄国人民身上所植下的扩展的种子、并由此塑造这个民族此后的全部历史，俄国皇帝这一举，在世界史上作为一项改革都是无可比拟的。当今这一朝还推行过许多别的改革；可是解放农奴这一件，本身就足以当得起一生的功业。

彼得大帝为推进本国物质的兴旺做了很多；想一想他所受的野蛮教育、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不但当得起、而且不止当得起「大帝」这个称号。叶卡捷琳娜使自己的一朝「光荣」；尼古拉使自己的名字可怕；可是把自己的人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这份不朽的荣誉，属于亚历山大二世。这件大业的全部结果，要到后世才显得出来。农奴如今可以说才在政治生活上出生，他们的教养不过刚刚开始。有了自由，勤劳就会生长；生活的安适会被人享受；智识会传布；千百万从前为奴的人心里会注入更高的志向。到了时候，俄国的人民会有能力行使自由人的权利；而那一天或许会来：连政府的专制也要对人民要求代议之权稍作让步。在被解放的农奴中间，变得好些的迹象已经看得出来。每人分得一块地，从八英亩到二十英亩不等，还有权多租或多买。住在俄国的人留意到，这个国家许多地方的出产增加了，那是因为自从人人替自己种庄稼、不再为一个难得一见、又对自己的产业漠不关心的主人卖命以后，农作的办法有了改良。连人民的品性也已经明显好转。他们比从前更自立、更自重；而全国出产的增加，也隐含着他们勤劳的增长。

解放对贵族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挥霍的一部分人被它毁了，那些没有本事、没有远见、或没有决断趁早预备应付这场社会革命的人也一样。另有一些人损失惨重，去掉了一半或三分之二的收入；可是他们以务实的精神面对急难，转而去做有用的事，指望改善自己的境况；这些人里有许多用这种办法把损失全数挣了回来。而那些较审慎节俭、一心改良自己产业、又对这场变动准备充分的产业主，则实实在在地因这场变动得了利：他们靠有效的经营和自由的劳动从产业里所得，比从农奴身上榨出来的还多，此外账上还有政府发的补偿可入。

多数人起初显露的那股极大的怨气，在从改革的最初风声到真正实行的这五年里，冷却了不少。俄国人对专断的措置相当习惯，他们的感情天生也不很深。不过贵族仍旧远说不上满意；新政开始之后很久，还听得见普遍不满的窃窃之声，这一直是皇帝的一桩心事。贵族的不满另有几个同农奴问题无关的来由。大约在同一时期，还推行了一次相当普遍的整饬积弊。许多沿袭已久的特权和专利被触动了，那些靠着官位的油水养肥自己的人因此受损。局面一直紧张，直到波兰起事以前那几桩臭名昭著的纵火案发生。这些事把居民中最好的一部分人都拉到了政府一边，也把贵族和军官们摇摆的忠心挽了回来；而那些在受托的公职以及别处的不义之财被断了的不满分子，也只好把自己的委屈咽下去，任它湮没。

二十一喀山——波兰流放者

到喀山的路上，我们经过大片光秃平坦、毫无趣味的地方。地上盖着雪，土质好坏无从判断；不过农村相当多，看来有不少人口在那里谋生。乌拉尔山脉西伯利亚一侧一棵也看不见的橡树，这时开始出现了。桦树长得又直又高，松树在林中不那么显眼了。

路上遇见的波兰囚徒之多，几乎要把我们的行程严重阻住。在西伯利亚我们偶尔遇见过他们；可是在彼尔姆同喀山之间，我们一路上、几乎每一站都碰上成队的波兰人。一下子要给这么多旅客备马，驿站的力量被压榨得极苦；我们常常不得不等波兰人走了，再用他们从上一站带来的疲马。波兰人赶路的法子同我们一样，坐大雪橇，一具里坐三四个人，有时更多。坐不上雪橇的就坐车，就是「特列加」，挤得或多或少。没有一个是步行的。人人都穿着厚实的毛皮。总的说来，看见这么多人赶路赶得这样舒服，我倒觉得意外。我们若在驿站上遇见一拨他们，屋里就极挤，除非碰巧是我们先到。押解的军官若高兴给他们开饭，厨下就被这些流放者全包了；遇到那种时候，我们只好把这一顿推到下一站去吃。押解的军官和宪兵待这些囚徒一概厚道体谅。他们被严密看守着；不过我没有见过哪个囚徒戴镣铐，虽然听说有些人是戴的。我记得有一个又胖又快活的家伙押着一队囚徒。他是军中的上尉，在自己这份凄凉的境地里很难自解。他一点也不喜欢眼下这桩差事；说实在的，他被发往西伯利亚，像是比那些流放者本人还要难受。他羡慕我们是往家去的，便趁机自怨自艾了一番。「唉！你们有福气，」他说，「过几天就到莫斯科了；我这倒霉鬼却得带着宪兵上托博尔斯克去。」——一面耸耸肩，一面垂下眼睛，那神气极有表情。他同几个囚徒交上了朋友，其中一个像是处得特别亲热。那军官告诉我们，这个囚徒曾在加里波第麾下任过职，新近在波兰率领一支队伍时被捕。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眼睛里带着一股野气。至于其余的囚徒，就没有什么出奇的了。他们吃得很香，说话很响；在驿站上，他们那片嘈杂叫人受不了。他们说笑打趣得很多，我想是为了给自己打气；可是一点也看不出他们是正在被流放的人。若凭外表判断，我简直要说他们倒还挺乐意。

十一月二十四日深夜，我们到了喀山，一座很好的古城，它的名字同俄国的古史紧紧连在一起。我在那里的邮局收到一封信，是回我从科利万发的电报的，这很叫人宽慰。我夜里十一点怎么进得了邮局、那些人怎么会在那个时辰在岗位上，我不大清楚。不过据解释，那时正等着两班邮车，一班从东边来，一班从西边来；我砸门的时候，他们以为至少是其中的一班到了。到喀山太晚，我们在驿站旅馆过了夜；照例被那间屋子里又闷又霉的空气熏得半窒息——屋里维持着列氏十六度、合华氏六十八度，从来不许一丝空气进来。

早上我们开始听见关于伏尔加河的不祥警告。冰正一大块一大块地漂下来，我们的雪橇过不去——人家这样告诉我们。驿站离渡口七俄里。我们尽可以赶去自己看看，可是万一败兴而归，那可太难受了。我们向一位有人写信引荐的俄国先生请教，却得不着什么安慰。河的情形坏到不能再坏，他极力劝我们等伏尔加河冻硬了再离开喀山。从恰克图到喀山，一路上那位引诱者的声音处处都在说「等等，等等」；可是我们先前既没有听，如今离旅程终点这样近，就更不会听了。我不能不感慨：自从在蒙古遇上土拉河以来的这两个月里，我们被那些执拗的河阻得何等奇怪。我们碰巧赶到的时候，它们总是正处在过不去的关口上；末了连伏尔加河也来为难我们，而这条河本是我们从没打算要渡的。早一点，我们就该坐轮船溯河而上；晚一点，我们就该在伏尔加河的冰上驱车而上，因为那几乎是去下诺夫哥罗德的一条直路。可是我们偏偏赶上了最不巧的时候，不早不晚卡在中间。然而要往前走，这条河总得过。

有人出二十个卢布买那具雪橇，我们就卖给了驿站长。正是他劝我们说雪橇再也带不过去的；我们自然觉得自己被「宰」了。我们把行装装进两辆驿车，朝伏尔加河渡口驶去。出喀山主城时，我们走过一条穿过沼泽的堤道，那堤道把城同一片近郊连起来。从沼泽那一边望喀山极好看。它建在高地上，尖顶和圆顶远远望去格外出色。到了夏天树叶青草长出来的时候，喀山的四郊想必极悦目；因为便是在十一月里、四野是一片荒凉阴冷的大雪原，这座城看去也着实漂亮。最好的房屋和公共建筑都是砖砌的；说实在的，那里木屋倒是例外。穿过一片平坦的地方，我们在离喀山约五英里、离它同卡马河汇口也约五英里的地方到了伏尔加河。这真是一条堂皇的大河；岸很高，人可以居高临下把这一片宽阔的水面尽收眼底。我倒不如说是水、冰和雪的混合物：河面上盖满驮着雪的大冰块，飞快地顺流而下，这儿那儿露出几处清水。渡口上穆日克、哥萨克和鞑靼人闹成一片。有好几条船正忙着把客人渡过去，可是进展很慢。两岸的人都不肯开船，非得看见、或者自以为看见有足够的空当、有几分指望渡得过去才肯动。他们会等上一个钟头或更久，等一个好机会；便是等到了，被流冰冲下去的可能也同靠上对岸的可能一样大。有一条船被夹在河心，完全不听使唤地被冲下去两三英里，直到那些移动的冰山自愿把它放开，才在一个因岸壁陡峭、马和雪橇都近不了的地方靠了岸。这些船的式样极宜于这种在冰山间行驶的活计。它们的舷侧是斜削的，从船舷到龙骨拉成一条直线。船的横剖面像一个楔子，不过两边所成的角比寻常的楔子大得多，所以船身很平。它们被两片冰夹住也不致损坏，因为冰没有什么可着力的地方。船舷若是同冰的边缘垂直相对，那就非毁不可。可惜我们有的是工夫细看伏尔加河的行船以及别的落入眼中的事，因为我们被迫闲着两脚等了一整天，也没等到一条空船。天还远没黑，那些人就收了工，免得在暮色里去试那一趟白日里也得聚精会神的渡程。头一两个钟头过得还算有趣，我们看着一条河怎样结冰，颇以自娱。岸边已经结起一道厚冰，结实得足以在那些凸出的尖角上挡住「浮冰群」顺流而下的去路。漂着的冰原以极猛的势头撞在定冰上，一撞就碎；碎块又被水势推着，一块叠一块地堆成杂乱的大垛。静置一会儿，那一垛就冻在一起；几个钟头之后，它已经能充当屏障，把更多的浮冰挡住并吞进那一团里。就在那一天之内，实冰向外扩展了六到八英尺；霜若接着下去，再过很少几天就足以把整条河封住。

伏尔加河岸上军队势力极盛，一切由他们说了算，全不顾以少数几个来候渡的平民为代表的公众利益。在此以前我们也见过些兵，不过那是所谓旧式的「哥萨克」。我们在喀山、在伏尔加河上遇见的这些，戴着法国式的军帽，很是精神，确有几分军人气概。那件传统的灰大衣仍旧人人都穿，可是他们的装束里革新之处已经不少，足以标出俄国军人近来的改进。关于当今这一朝在俄国推行的军制改革，我大概在下文还要提到。

伏尔加河渡口上挤挤挨挨的人群里，也杂着不少鞑靼人。他们一般戴一顶圆毛皮帽，同俄国穆日克所戴的略有不同。他们的相貌同斯拉夫型相去甚远：有蒙古各族那种扁平的五官，可是同其中任何一族都不能混为一谈。

那几条渡船整天都在把发往西伯利亚的波兰流放者渡过河去。看见这么多人被囚，本已叫人难过；看见许多妇人随着流放者同行，就更叫人难过。政治犯的妻子、女儿和母亲随亲人到西伯利亚去，是极寻常的事。俄国政府对此并不阻拦，恰恰相反，还处处给方便让家眷迁去，而且总让她们有同行的办法。政府的用意是拓殖西伯利亚，去的人越多越好。何况家眷同住流放地，多少也算一重保证，可以防他们企图回本国去。有两位老太太从一条船上出来，我特别留意到。她们都穿得很好，黑绸衣裳，暖和的毛皮斗篷。其中一位年纪极老，走不动路；她腰弯得很厉害，站在冰上时拄着一根拐。另一位也极衰弱。我们很可怜这两位老人家：日复一日地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在外奔波，还得忍受俄国和西伯利亚旅行所不能免的种种艰苦与匮乏。兵士们待她们极厚道：小心翼翼地把她们从船上抱出来，抱到等着的雪橇上，安顿进去时轻柔得像对自己的母亲一样。仔细替她们裹好毛皮以后，两位太太身旁各坐进一名哥萨克，就往喀山去了。同行的一位姑娘也受到押解官同样周到的照料，那军官像是把这位波兰姑娘当作自己专责看待的。

关于波兰问题，人们说得写得已经很多，而欧洲流传的失实与夸张之词也异乎寻常地多。可以断定，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话都不能一概相信；因而要筛出不加粉饰的实情，并不容易。不过把俄国政府同叛乱的波兰人之间究竟谁是谁非这一层暂且撇开，单说流放者的境遇，那决不像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苦。我特地就此打听过；从有资格判断的人那里听得越多，我越确信：西伯利亚的波兰人比波兰本地一般人的境况好得多。俄国人个个谴责他们，也都替本国政府平定叛乱所采的措置辩护；不过他们对皇帝的忠忱也许会使他们的判断有所偏。侨居的外国人没有这一层牵动，在这件事上可算公正；而他们大体上是赞同俄国人对波兰人的看法的。我所谈过话的那些侨居西伯利亚的英国人都说：波兰流放者在那里所享的安宁、安适与兴旺，在他们本国是全然不知道的。财富、才干、勤劳和教育在西伯利亚都有极充分的施展余地，而且不必受一个内战纷扰的国家里那些蚀掉健全事业心的搅扰。关于俄国政治流放者在西伯利亚的地位，我前面已经略提过；这里不必多说，只补一句：待波兰人比待他们还要宽和体谅。

这些流放者总的说来是不满的，这没有疑问。可是其中较明白的人也承认，到西伯利亚去，他们世俗的境况反倒改善了。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乐于这个变动；即便准他们回家，他们也未必愿意回去。他们说，只要还留在波兰，他们就得任凭那些自己无可失去的不满分子的每一伙人摆布。一到革命的时候，他们就身不由己地被裹进去，把时间、财产以及一切都牺牲给自己也许极不赞成的图谋。他们永远不能不担心本国那些热血冲头的同胞干下的蠢事会连累自己。随时可能被某一伙起事的人一时鲁莽拖进倾家荡产的境地，他们哪里还有心思做事。而西伯利亚却使他们脱出这一切纷争和没完没了的密谋；有些人对那把自己流放到一片更合意的土地上去的判决，简直是欢天喜地地接了下来。说实在的，凡是不带成见地观察过西伯利亚同俄国两边生活情形的人，都不会怀疑前者才是更可爱的居处；而许多波兰人竟郑重其事地宁取西伯利亚而不取本国，这虽然可怪，却并非不可信。

作为防范之计，俄国政府向来留意把流放者散布在西伯利亚各处，不让他们大批聚在一处。西西伯利亚总督有权按自己看着合适的办法分配他们。所有流放者都先集中到托博尔斯克，在那里点派到各自该住的地区去。在最后分配上，总督大有循私的余地，也大有泄愤的余地：有些流放者可以被派到大城去，有些则被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气候恶劣的所在。从前对他们无疑有过压迫和残酷，如今或许多少还有。不过大体上，无论在路上还是在指定的住处，他们都受到厚道的对待。无论判了什么刑（这是就刑事犯而言），实行时一概从轻。流放的污名并不妨碍他们在西伯利亚过得好。样样事情合起来使他们的日子过得愉快，只有一样苦味除外，那就是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在法律的禁锢之下、注定永不能回自己那不幸的祖国。这一层在热烈而敏感的心里，无疑足以把流放所带来的一切幸福因素抵消掉；可是时日会把它磨成一种模糊而潜藏的压抑之感，以及对那些仍在为独立作无望之争的同胞的同情。那些有见识、肯以达观之心接受自己命运、不把一生耗在同命运赌气上的流放者，相形之下就没有多少可不满的。俄国政府的用意与其说是惩办起事的人，不如说是用有教养有才智的人去拓殖西伯利亚。企图逃走是要受最严厉的惩处的；不过这类企图很少。

阿特金森夫人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波兰人拼死想逃回欧洲，被捉住送进了矿上。这个故事如今仍旧是端出来给旅客解闷的看家段子——过去的十来年里，看来并没有提供出第二个例子。

关于波兰被三大国瓜分这件事，见解上大概不会有多大分歧。波兰政体固有的种种弊病固然使它几乎不能不被强邻征服，可是俄国和她那两个卫星攫取波兰时那种肆无忌惮的做法，怎么也说不过去。不过就近来这场起事的直接起因、以及俄国政府为平定它所采的措置而论，波兰人所得的同情、俄国人所受的唾骂，也许都超过他们应得的分量。可以断定，皇帝对波兰人是心存宽大的；可是他们所求的并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完全脱离俄国而独立。正如《泰晤士报》的通讯员说得很好的：只要他们同俄国连在一起，无论怎样彻底的改革也安抚不了他们；而亚历山大二世宽松的统治，恰恰正是使波兰人得以反叛的缘由——在尼古拉的铁腕之下，那是不可能的。

一个文化很高的民族——波兰人正是如此——要受半开化的俄国人统治，这诚然是一桩正当的委屈；可是从另一面说，波兰人较高的才智在俄国也得着了十足的价值。他们在帝国的官场上正迅速取得有权有利的位置；我听一位极有资格判断的人说过：他们若肯把起事推迟十年，到那时候就没有反叛的由头了——因为到那时候，他们实际上统治俄国的程度，同俄国统治波兰的程度也差不多了。波兰人若有中国人那套务实的处世哲学，本可以用一种类似的过程去制服征服者——中国人正是用那种办法，先后在文明上胜过各个鞑靼政权，又反过来占了他们的地方。可是波兰人把自己的机会抛到了九霄云外，把命运押在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上，而那场冒险按人情事理是绝不可能成功的。说实在的，这桩致命的举事所能合理指望的唯一结果，就是把两国从前的关系改置在一边是严厉的专制、一边是绝对的臣服这个基础上。

俄国官员在这场起事的后期加于波兰人的种种严酷——往往是专断的、残忍不公的——我无意为之开脱；不过一面之词、尤其是在人心极激动的时候所生的夸张，也该酌量打个折扣。而为那些本不必流的血，这场运动的首领们也该担起他们应得的那一份责任——他们以自取灭亡的鲁莽把自己的国家投进一场战争，而只消稍稍冷静想一想，就该看出这场战争从一开头就是没有指望的。

还有一层也值得一提：自从叛乱最终被平定以来，俄国政府对被征服的波兰人并没有显出报复之心；恰恰相反，它着手推行许多在社会和教育方面的开明措置，去改善他们的境况——而这些措置的推行，正是被这场起事打断了的。

不过就算这场起事成功了，波兰又能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回到瓜分以前的局面去：那些敌对的党派、那些比俄国还要专横的同盟，也算不得什么大改良。何况那时波兰将是一个又小又弱又穷的王国，四围是三个强大的仇敌，而他们是永远不愁找不到开战由头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个王国还能存在多久呢？

二十二从喀山到彼得堡

下午过了大半，眼看那一天渡不成伏尔加河了，我们便巴不得把行装塞进头一具肯载的雪橇，折回喀山去。失望的不止我们；不过别的往西去的旅客比我们有经验，先见之明地坐着城里的雪橇、不带行李下来察看渡口。我们带着那一堆笨重的行李，正是最容易被人宰的境地——那些贪心的无赖赶着马和雪橇奔到这里来，同鹰见了尸首一样，是凭着同一种本能。头一回他们就按十四俄里向我们要了车钱，而这一程他们自己也承认只有七俄里；所持的理由无非是「必须如此」。等把我们连人带东西卸下，那雪橇就被打发回驿站去了；到了傍晚，我们便落在一群大嘴的穆日克手里，任凭他们把自己效的劳估到天上去。

我们落脚的「梁赞」旅馆据说是喀山最时髦的旅馆之一；这一点从那些又长又窄的走廊和密不透风的屋子里弥漫的陈年烟臭上，就已叫我们领教了。我们自以为进了一个文明到「有钱什么都买得到」的国度，又因为吃了那场败仗、极需要点安慰，便壮着胆子在饭桌上要了一瓶酒。在西伯利亚的旅馆里我们向来忌酒：一来不指望那里有什么好东西，二来也是有心压一压这个日后难得有条件满足的嗜好。在古老的喀山我们信心大些，而「梁赞」酒单上那些典雅的名字和贵族式的价钱，也像是许下了什么好东西。谁知不过白白撩了我们一场——那酒不但辨不出是哪一种，而且简直叫人作呕。不过好新鲜黄油倒是有的；说来也怪，西伯利亚奶虽多，这样东西却稀少。值得一提的是：俄国人只有一个字「马斯洛」，兼指黄油、车轴油和一般的油。会不会正是这一点常引起的概念混淆，才生出那些关于俄国人吃食污秽、虽夸张却广被相信的传闻呢？

旅馆那座大楼的另一头正在放一种透景画。那些画多半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宫原作的摹本，讲解的人照老一套用法语和俄语大肆称扬它们的妙处。看的人不少，可是这份娱乐很平平。我带走的唯一印象是：喀山的俄国人是很容易取悦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到伏尔加河去碰运气。一夜之间，河完全换了模样。那些冰雪胶结的大块不见了。清水从右岸移到了左岸，河心覆着一层薄薄的新冰，顺流漂着。我们同另外几位乘客很快装满了一条船，六个壮实的穆日克用一根绳子慢慢把我们沿岸拉上去。有时走高岸上的纤道，有时在实冰的边缘上临时踩出一条道来；有些地方冰堆成又高又尖的峰，把纤绳绊住。船老板催着他这一班人，随口叫他们「狗」；我出于厚道，只好认为这个词用在俄国穆日克身上是亲昵的称呼。等拉到一个便于横渡的位置，船上的人被叫回船上，船便划进河心。薄冰用篙和钩篙很容易破开，这一渡并没有遇到什么大难处。俄国的摆渡人有一个极不便当的习惯：在最紧要的关头停下来画十字、念念有词地求告圣徒。有时开船前就做，到了河心却是一定要做的。我屡次觉得我们正因为这个过分迷信的做法而身处险境：往往正当最需要小心驾船穿过险恶冰原的时候，全船的人一齐放下桨，摘下帽子，行起礼来。中国的水手也敲锣烧纸，好求一路平安；可是他们明白事理，不会拿这种迷信的仪节去冒险；总的说来，他们对超自然的帮助的信赖，比不上对自己掌握得住的手段的信赖。「祷告与草料从不误行程」，在合理的限度内是一句极好的格言；可是俄国摆渡人的做法说明：再好的规矩也能被人用滥。

伏尔加河右岸冻住了好几条小轮船，还有一队船壳，甲板上装着布置得很雅致的房间。那是浮在水上的轮船公司写字间以及别的办事处、官署之类。到了通航的季节，客轮、拖轮、驳船往来不绝，伏尔加河这一段想必是极热闹的。

对岸给我们打发来一具雪橇，我们又上了路。右岸渡口附近正好有一家酒馆，是一个极下等的犹太人开的。摆渡人趁着结冰这一季捞来的钱，就在这里痛痛快快地拿去买酒。我们在这屋里喝了点茶暖了暖身子；可是店主不许我们在「他的地面上」喝自己的白兰地。法在他那一边，我们无话可说；不过要我们改喝他领了执照卖的那种毒药，即便我们比当时更需要喝一口，也实在太倒胃口。

在喀山和伏尔加河一带，我们留意到俄国人给赏钱的说法从「纳沃德库」——「买酒的」——变成了「纳茶依」——「买茶的」；后者是俄国本土通行的说法，前者是西伯利亚的口头语。在俄国，喝茶被看作头等要紧的事。雇一辆车包一天，车夫会讨一刻钟「去喝茶」，还要先支一点钱好去喝。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人们到点就上「特拉克季尔」、就是酒馆里去喝茶。散了戏，几拨人也为同样的目的各自退去。不过这类场合所捧的未必总是茶。半夜的「喝茶」，多半是鱼子酱、榛鸡和香槟。

我们的路大致同伏尔加河并行，偶尔挨近河的某个弯处。这一带地势平坦多沼，却耕作得很好，农村极多。村镇都建在高处，那高处是天然的还是人筑的，我说不准。城镇里最可注意的一点，是教堂多得出奇。在一个极小的地方，我数出八座来。

喀山同下诺夫哥罗德之间橡树很多，山毛榉也长得粗大、形状极美。森林被砍去让位给农田，光秃的平地上只有一丛丛虬曲的橡树，还有在驿道两旁各栽两行的漂亮的白桦林荫道，替它添些生气。冬天里它们光秃着也很好看；到了夏天酷暑，它们能替几百英里路上的行人遮出一片可感的荫凉。

路很坏；不过我们早被磨得习惯了。可是驿务之糟，却胜过我们一路所经历的一切。缘故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段路只在伏尔加河停航到完全封冻之间那几个星期里用得着，因此根本没有为旅客的舒适预备什么带篷的车。我们既已把自己的雪橇脱了手，就只好「一站一换」地走。带篷的雪橇是花多少钱、讲多少情也雇不到的；不过只要还用得上雪橇，不舒服也还忍得，虽然越往西走雪越少。可是到了二十八日，剩下的那点雪化了，又落了些雨夹雪。雪橇再走不成，我们只好改乘「特列加」——那不过是一辆没有任何弹簧的敞篷大车。整整一天，我们在这些笨重的家什里、在想象所能及的最可恶的路上，受了一场可怕的苦刑。我们走得自然慢到极点；而为了把我们的苦难凑齐，又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夹雪，把我们的毛皮和裹的东西浸透，重得几乎背不动。就在这副可怜相里，我们夜里十点到了下诺夫哥罗德以前的最后一站。我们本已决意在那里过夜，天亮前把衣裳烘干，觉得再受冻对身体是危险的。可是我们不幸遇上的那个乖戾的畜生站长，把我们的打算一口否决了。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张脸，还有他那件蓝上衣和铜纽扣。他正是那种穿着一点短暂权威的奴才：一生所经历的只有暴政踩在脖子上的铁靴，而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在自己不舔尘土的时候，尽可能叫别人去舔。在某些人心里，奴隶式的教养必然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他们想象不出人世间还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以外的别种关系。为俄国站长的总体名誉计，我很高兴地说：像克斯塔沃这个仗势欺人的小吏这样的标本是少有的。他不给我们火，不给我们屋子，也不给我们任何可以体体面面地舒服一下的办法；我们冻了一个钟头，便决意继续赶往下诺夫哥罗德。这时下起硬霜来，又刮着刺骨的风，直透到骨头里。我们在这最后一程上所受的罪，非笔墨所能形容。第二天早上四点钟，我们被放进下诺夫哥罗德的「俄罗斯」旅馆时，我从来没有那样感激过。在暖屋和干床的和煦之下，我们的苦楚很快就忘了；夜里那些可怕的经历化作一场梦，反倒把眼前的享受衬得更浓。「苦尽之后，乐尤其甜。」没有劳作就没有休息；幸福本身若不加一点苦难作调料，也就索然无味。人生要真正享得着，非得明暗相间不可。明亮的段落在记忆里始终鲜活，较暗的阴影却渐渐淡入遗忘。

看下诺夫哥罗德要在七月里的大集上，那时各种族、各语言的人都被吸引到这里来。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是俄国商业上的一件大事。货物从极远的地方运来，几天之内所做的生意，抵得上大城市里好几个月。俄国还有别的几个大集，譬如西伯利亚西部伊尔比特的那一个。这些都是社会尚未安定时代的遗物，日后无疑要在近世文明面前渐渐让路。把货物运到集上、再运到目的地去所必需的巨大运费，仍旧比不上商人若在莫斯科或彼得堡做同样生意所要负担的行会捐费和别的开销。这样一来，消费的百姓被课得毫无道理，而商人和国库都并不因此得益。譬如一个商人可以把货从莫斯科或基辅运到下诺夫哥罗德的集上，卖给另一个商人，那人再把货运回原先发出的地方去；而这一来一往的运费，仍旧可能比在城里做同一笔买卖的花费还少。（原注：见奥利芬特《俄国黑海沿岸纪行》。）这样一种局面，是不可能长久抵得住开明之势必然的行进的。

我们看下诺夫哥罗德自然是在它最不利的时候。城里比较空；夏天里使这一带热闹起来的轮船往来，这一季已经完全停了；伏尔加河和奥卡河都显得冷清。雪化得飞快，街上是一片烂泥。再加上铅色的天和濛濛细雨，这座城凄凉得不能再凄凉。奥卡河在下诺夫哥罗德汇入伏尔加河，城就坐落在两河之间一块高高的半岛上。开大集的那片郊区在城对面、奥卡河的另一边，铁路的终点站也在那里。我们经过的时候，每天只有一班车开往莫斯科，下午四点钟光景开，估计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到莫斯科——路程三百英里。

我们的旅程其实在接上铁路时就结束了；因为虽然离伦敦还有两千五百英里光景，前面却再没有什么艰苦可言：没有劳顿的白天，没有不眠的夜，没有粗劣的饭食，也不必再同天时搏斗。以我们那副被颠散了架的身子，实在体会不尽一节火车车厢的无上舒适；那好得简直不像是真的。四个月旅途上形形色色的事一齐涌上记忆；我们很快就在一团模糊的幻象里甜甜睡去——醉醺醺的车夫、散架的轮子、鬼一样的路、冰山、渡船，背景上还隐隐浮着沙漠和一串串骆驼。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已在神圣的莫斯科，不久就在比耶先生的旅馆里舒舒服服安顿下来。我们向文明的舒适挺进，到这里算是登峰造极；比耶先生那里的床铺与饭食之精美，似乎足以把路上的苦难全数补偿。

要把莫斯科的妙处说得称职，须有比我所蒙赐的更高的灵感；而关于克里姆林宫、它的宫殿与教堂、那些戏院、歌剧院之类，凡我所能说的，早已有人说得好得多了。在那里度过的几天像是极短。不过我若有朝一日受不住诱惑再访这座漂亮的古城，但愿那时市政当局已经想出办法用煤气来照街。在这一点上他们落在时代后面太远了；而在莫斯科这样一群大半在夜里过活的快活人中间，照明居然至今没有被民意要求出来，实在可怪。那种用大桶装着在街上拉来拉去的便携煤气，是一种可怜的凑合办法。光源忽然告罄，常常使一出戏中途停住，等着另一桶煤气运来；而在这段空档里，年轻的俄国便以吼叫吹哨来让观众大受刺激为乐，仿佛要把屋顶掀掉。

莫斯科城外一座大房子被指给我们看，说是育婴堂——那是俄国的一大机构，它主要的用处之一像是养育芭蕾舞女，而它把这项职能履行得极为得力。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坐火车，是一段单调无趣的旅程，冬天尤其如此。乡野平坦光秃；这儿那儿有一片冬小麦从薄薄的雪被里挣出来，可是十二月里总的景象是一片荒漠。这条线上唯一像样的城是伏尔加河上的特维尔，铁路在那里跨过那条河。修这条线的时候，并没有顾到沿途各小镇的方便：那纯粹是把莫斯科同彼得堡连起来的御旨工程。据说负责修路的工程师去请示皇帝，问该怎样弯折才能经过人烟最稠的城镇；皇帝把一把尺放在地图上，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画了一条直线，叫他们照着修。

铁路同俄国别的一切公共工程一样，因为经手官员的揩油而造价惊人。关于尼古拉皇帝有这样一个故事：他没能用自己京城的壮丽把几位波斯使臣镇住，便沮丧地转向缅什科夫公爵，问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叫他们吃一惊。公爵建议说，不妨把莫斯科铁路的账目给他们看看。

作为居处，彼得堡给我们的印象不如莫斯科好。它无疑是一座壮丽的城：它的码头、桥梁、「大街」、宫殿和广场，外观无懈可击，在记忆里留下一种堂皇之感，把别的东西一比都显得渺小。可是这地方笼罩着一股官气的寒意；它是凭一位皇帝的一道旨意从沼泽里造出来的，而那皇帝的意志至今无处不在，这个念头你怎么也甩不掉。顺着「涅瓦大街」望下去，数学般精确铺开的几英里街道一览无余，那效果极其动人；你赞赏横跨涅瓦河的那座壮丽的尼古拉桥——那是一件使建筑师以外的许多人也发了财的工程；总之，这座京城的一切，分开看也好、合起来看也好，你都要赞赏；可是心里总要冒出一个念头：这座好城和它的荣耀，是靠皇帝的意志存在的。莫斯科是陈旧的：街道不那么直、不那么宽、不那么整齐，建筑也不那么有气派；可是它是自然而然长起来的，比彼得堡多几分家常的安适气；它不是为了给世人赞赏而建的，而是因为人们需要房子住。彼得堡缺少笼罩着旧都的那种历史趣味；要它在俄国人心里取代那座圣城的地位，还得很久——俄国人个个对莫斯科怀着一种近乎迷信的敬意。沙皇们也把旧都看得很重，据说视克里姆林宫为他们权力的核心与最后的避难所。

彼得堡这一季来得晚。到十二月中旬，落下的那一点雪都化了。气温在冰点上下一点点之间变动。有些日子涅瓦河从拉多加湖带下大块浮冰，另一些日子河上又干干净净。我怕内地的猪肉商把冻猪送来得太早了，那些猪在彼得堡这样温和的空气里多半要化。天空总是阴着，因而那几个钟头的白昼两头又被截短。样样事情凑在一起，给这地方罩上一层阴郁；人们盼着他们的雪路和雪橇，盼着涅瓦河上的赛事和游戏，盼着冬季的种种乐趣。「宫廷」在皇村，忙着写公文；而波兰起事、拟议中的巴黎会议以及政府的财政困难，给全城各个圈子供着谈资。皇帝答复他那位「好兄弟」邀请的复文登在《日报》上，引起了众口一词的赞叹。至于通货危机，人人都有自己一服包治的灵药，可是似乎没有一服触到要害，就是金银储备的来源。

政府的船厂里一派忙碌，正在造好几艘铁甲舰。其中一处船厂紧挨着我所住的本森小姐的寓所，锤声铿铿，从一清早一直响到我们碰巧还醒着的最晚时辰，我们领教得十足。我相信他们是昼夜赶工的，像是在忙着备战。有几条船是从英国赶着未完工就开出来的；还有大量的铁甲板和别的材料从英国进口，供在俄国建造的船用。我们被领着参观的那几处船厂都由英国商号监造，海军部里也有英国人占着要职。彼得堡和喀琅施塔得在造的铁甲巡洋舰数目之多，足以说明国库的金银何以被抽走到扰乱全国纸币的地步。

不过财政上的紊乱已有好几年，只是渐渐加重罢了。它始于克里米亚战争——那场战争把俄国的人力和财力耗到了政府不肯承认的地步。当时的难处是靠增发纸币来应付的，而政府始终无力把这些纸币收回。这场危机本来感觉不深，直到波兰起事又一次耗费政府的精力——那时政府还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后遗之下苟延，对这一笔新的需索毫无准备。这多半正是政府迟迟不能以足够的力量应付波兰之变的真正缘故。于是只好再发纸币，既无金银为本，又不能兑现。纸币于是贬到票面以下百分之十二到十五；而在对前途一片不定的气氛里，生意一时几乎停顿。俄国所有的理财家都在竭力恢复平衡，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最周密的方案都落了空，因为谁也没有找到充实国库金银的办法。

最粗心的观察者也不会看不出俄国各等人对皇帝的敬重。在最边远的省份，农人简直把沙皇看作一位半神——只要能让他知道他们的委屈，他就会把一切纠正过来。而在彼得堡，人们天天在街上都可以见到陛下、见到他没有那层缥缈的神气，人们却是爱他。当今皇帝这一朝同他父亲那一朝的对照极其鲜明。从前农工商各业的利益都被牺牲给沙皇野心勃勃的图谋。帝国的武功和皇家开疆拓土的计划耗尽了政府的精力；而为了成就这些目的，举国的元气都被糟蹋了。如今这一切都变了。亚历山大二世皇帝自即位以来，就把精力投在改善百姓的境况、奖掖本国工业、节省国家资源、提高行政效能上。国家各部门——军事、法制、财政和社会——都已着手改革。这些新措置有许多已经奏效，也有许多还在推行之中；可是这桩大业不过刚刚开头。不过政府已经醒悟到行政改革之必要，这一步得来很要紧；倘若当今君主能活到他父亲的年纪，他留给自己国家的，将比他接手时先进一个世纪。

俄国的兵如今利落整齐，装备精良，武器好，伙食好，待遇也好。军纪大为改进，兵士如今还要按规程练体操。军队正在脱胎换骨。征兵也较有规矩。服役年限已减到十五年，实际上还要短得多。兵士开始有了文明人的样子，也开始有了自重之心。

俄国的法制上也推行了重要的改革。苦役的刑期大为缩短。一项包括陪审制在内的法制改革方案正在筹议之中。这一条若能实行，在俄国将是惊人的创制，无疑也会是此后许多顺应民意的措置的先声。

如今每年都公布预算；这虽无多少实际用处，却多少算是承认了人民的政治权利。

警察、海关和海军也都在或大或小地改良；总而言之，改革之风极为活跃，它的影响渗进了每一种制度，也许只有教会除外。近来这些变动难免带来一些弊病。譬如废止包税卖酒、改行酒税之后，酒价降低，农民喝酒反而更多了。有些地方纵酒的恶果眼看要到骇人的地步；我在西伯利亚就听见许多人抱怨酗酒之风日盛。不过作为一项财政措置，它是极成功的：一八六三年的酒税给政府带来一亿一千七百万银卢布——也就是纸币——那是它全年岁入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俄国政府的岁入仍旧大有可开发的余地。那套行之已久、久到几乎成了体面事的贪贿制度已经被开刀；不过非得把它连根拔掉，政府才能把自己财源上的收成全数收进来。可是这件事并不容易办，因为皇帝有权指望其支持的那些人，本身就同这套处处揩油的老办法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何况政府行政所及的疆土那样辽阔，要把这些沿袭已久的积弊彻底革除，难处就更大了。

我们到彼得堡也好、离开彼得堡也好，无论护照还是行李，都没有受过任何刁难；不过沙皇京城在我心上留下的最愉快的印象，是我本国同胞、以及我在那里碰巧遇见的所有别的人的厚道与好客。

二十三俄国与中国

一个人在世上最大的两个帝国里走上四个月，不能不去想一想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似与相反，也不能不试着弄清楚：自从两国初次相识以来，究竟是什么缘故在各自身上造出这样不同的结果。两个民族在风俗、习惯和思路上的相似，时时显露出来；而俄国人自己也把「像中国人」说成了一句口头禅。

两个帝国都在十三世纪被成吉思后裔统率的蒙古鞑靼各部征服，后来又都把入侵者从各自的疆土上逐了出去。

从那时候起，俄国同中国的历史就紧紧交织在一起；随着俄国向东、中国向西扩张，两国的疆界渐渐逼近；近两百年来，俄国侵夺的浪头已经拍打着中国所辖的那一带荒漠与旷野的整条北线。

俄国人对西伯利亚土著部落的凯歌行进，一碰上中国较高的文明和较高明的军事组织便被遏住了；打了五年仗之后，中国已经能够向俄国开条件，这就是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条约》。可是俄国的图谋从没有放弃过。以亚洲人的耐性加上欧洲人的决断，俄国同中国争夺边界，进展缓慢而起伏不定，最终却确确实实地得手。有时凭武力，有时凭外交上的机巧，凭一切诡诈所能想出的花样，俄国在中国的疆土上一处一处地推进；到一八六〇年伊格那提耶夫将军那最后一记大手笔，她一切的努力便都以成功收场。他巧妙地利用英法联军在北京的胜利，大笔一挥，就把满洲从黑龙江口到高丽边界的整条海岸划给了俄国。

中国头一回在疆界的争论上同俄国交手时，一切的优势都在中国一边。中国的地位是一个强大、富庶、人烟稠密而又文明的国家在同野蛮人打交道。要人，善战的满洲人一召即来；要钱，中国有庞大的生产人口，财力远远超过俄国，在当时大概也超过世上任何国家。中国是守势，又近在本土。政府精干而明白，自然深信自己高人一等。俄国人那一边则蒙昧、卑屈而颓败。他们的政府也好不了多少；他们的军力只能从广漠、人稀、不产什么的草原上抽取。

彼得大帝以自己性格的魄力、以对外国人恰到好处的奖掖，给俄国注进了新的生命；他就是用这个法子，想把文明嫁接到自己那株不被看好的老根上去。在纷纭的政务之中，他没有忘记自己在远东所设想的利益；可是无论他还是他的继位者，都发现中国是一颗太硬的核桃。满洲皇帝已经在中国把权力巩固起来；从康熙在一六八八年把俄国人从他们所占据的黑龙江一带赶走起，直到本世纪初年，中国一直强盛。沙皇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派使团到北京去见那位「汗中之汗」，而使团所负的多半是通商方面的事。

俄国使臣在北京是被当作恳求者对待的；他们所受的接待，同属国来使所受的一样——照中国话说，就是「贡使」。

可是俄国在自己内部却一直大步向前；外国的发明、外国的事业被大量扶助，俄国成了一大军事强国。

扩张之欲在彼得、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尼古拉身上都很强烈；可是俄国仍旧只能用和平的使团去叩中国的大门，中国也还有本钱摆出傲慢的样子。然而俄国在进，中国至多是停着不动；而自从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一年头一次英国之战以来，中国宫廷那种柔靡的奢侈给生于苦寒之地的满洲王朝种下的衰败之芽，已经迅速蔓延到中国政府这架复杂机器的全身。

退化了的满洲皇帝忘了祖宗的明智，一味听信谄媚之人，废弃了先人极重视的那些练筋骨的游猎，把政事丢开，沉湎于声色。

末一位皇帝咸丰几乎是在壮年、在最不堪的荒淫里死去的。朝廷既已败坏，遍地的贪贿便是自然的结果，不公与压迫重重地压在百姓身上。大规模的匪乱起来了，很快把中国最膏腴的几省糟蹋一空，横行十年，而京城和各省当政的庸人几乎束手无策。整座大厦已经摇摇欲坠，只等有某种坚强的意志把缰绳从那双再也握不住的手里接过去。

然而中国那些自欺的统治者直到最后还不肯相信自己是可以被攻破的，直到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下北京，才把这致命的迷梦粗暴地打破。

帝国匍匐在征服者脚下；而征服者在胜利的时刻所表现的克制，叫战败的一方惊异。可是中国的绝境正是俄国的机会；俄国外交的圆滑，也从没有比这一回显得更漂亮。

俄国公使在中国政府为难的时候装出一副热心的友谊，主动表示要在眼看要来的对外之战里暗中相助。可是他一看出中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便扑上去提出毫无顾忌的要求，其中包括把满洲的整条海岸、以及乌苏里江与黑龙江到日本海之间那一大片地方割给俄国。中国无力争辩；而为了帮他们下决心，人家还和和气气地告诉他们：倘若不从，沙皇的报复将比他们眼下正吃着的苦头还要可怕。条约订了，俄国得胜了。

中国失去满洲那些森林，实实在在的损失并不大；可是俄国所得的重要，怎样估计也不过分。在那以前，俄国在太平洋上没有一个不被冰封住半年的港口。这次新得的海疆给了俄国许多极好的港口，尤其是南端那些，比黑龙江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多开好几个月。何况满洲的新港更易于出入，不但把从欧洲或中国去的航程缩短六七百英里，而且在航行的简便上远胜尼古拉耶夫斯克。

中国眼下这副束手无策的样子，很大程度上是长久太平所养成的轻视武备。中国人极不好斗，因而也极不重视一切军事。他们有一句谚语正说明这一层：

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

他们一心扑在生业上，不肯把人、把工夫、把钱耗在养兵上。因此他们不但任凭外国的武力宰割，也任凭本国随便哪一伙纠集起来抢掠的地痞宰割。一个开明而有魄力、又留心别国进步的政府，本该看出一支得力的常备军不但同国家的兴旺并行不悖，而且是它存亡所系；而且会不顾中国人偏好和平的天性，把他们造就成一个尚武的民族。

可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政府恰恰相反。它昏聩迷惑，裹在虚假的安稳里，指望靠古老的声威和交涉的圆滑把狼挡在门外，却让武备从指缝间溜走了。那道纸糊的墙一被来犯的外人一碰就塌了。政府失去了本国百姓的敬重，在列国之间更成了笑柄。

反过来说，俄国之所以得势，直接就来自她的军事组织。她在欧洲屡次交兵，逼得她不能不用心整军；而自彼得以来、多半远在彼得以前就深植于俄国专制君主心里的一统天下之志，又是军事进取的强大刺激。在亚洲不断的侵夺之战给大军以用武之地，又把它们耗掉，于是不断要征新兵。种种因素合起来，把俄国造成了一个军事大国。沙皇绝对的专制加上宏大的野心，极宜于生出这样的结果。而这种专制与征服之欲，多半正是在蒙古人无所不在的影响下长起来的。成吉思把世界的主宰权遗给他的后人，正如五百年后彼得大帝所做的一样。蒙古的汗教会了俄国的王公怎样压榨百姓。这些藩臣借着蒙古那个可怕的名义所行的勒索，把统治者磨惯了暴虐，也把百姓磨惯了顺从。所以入侵者被逐之后，俄国王公专断的习气仍旧留着，这是很自然的。同样自然的，是观念上的一种反弹：轮到俄国人的时候，他们便要反过来对付从前的征服者。他们亲眼见过鞑靼各部在一个强悍意志的驱动下席卷亚洲、统治欧洲一大片地方。那么解放了的俄国为什么不能从欧洲出发去征服亚洲呢？可是无论征服亚洲这个念头从何而起，俄国近两百年的历史都说明它被一朝一朝何等顽强地追下去，又何等显著地支配了从彼得到尼古拉历代沙皇的方略。

俄国作为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其中并不算最不野蛮的一个——住在欧洲文明的边上，这份便宜可不算小。沙皇们够明智，懂得利用欧洲邻邦所有的先进知识以及运用这知识的魄力。不能说他们靠这样掺入外来的材料就把俄国文明化了，可是他们确实成功地把她造成了一个强国。没有这份外来的助力，俄国政府多半永远不能在欧洲的议事桌上把头抬得这样高；而他们虽然凭本国的资源或许也能制服亚洲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却断断到不了能向中国开条件的地步。

中国政府也曾有过同样的机会去利用外国的科学与机械等项发明，只是程度差些。可是直到近来，它一直轻视并拒斥这些东西，为这个错误付了重价。

有一点上两个帝国极其相像，那就是官吏上下普遍的贪贿。两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都承认这个事实；而且多半是认定它无可救药，便索性将就着办：把人放在负责的位子上，给的薪俸却少得连寻常度日都可笑地不够。这已被证明是中国衰败的一个有力的原因。

在俄国，政府的魄力压过了这桩弊病。官吏的不廉或许给国家的兴旺造成了无可计量的损害，可是沙皇的意志在他们那个笨重帝国最偏远的角落里也让人听得见。各省的官员大有余地为了贪利而败坏公道与善政，而政府一般也不会把他们的行为查得很细。可是彼得堡的一道敕令，是什么也不许阻挠其执行的；总的说来，政府被伺候得不错。俄国的一切都被摆在沙皇的荣耀和国家的军事地位之下，一切别的考虑都为了推进这一个目的而被牺牲掉。

不能否认，俄国好战而侵夺的方针也生出了许多好处。荒漠地方潜藏的财富至少多少被开发出来了；在野兽与猎人所居的森林里开出了商道。犁被赶到旧战场上去；从前一片荒凉的地方安下了人家。这些以及类似的好结果，不妨算作战争之害的抵偿。比起中国那种执迷的「不惜一切求太平」的方针来，结局又何等不同——在那里，膏腴的平野正一天天变成战场！

不过这些不过是修改了两个帝国性格、又以不同方式影响了它们命运的一些外在或偶然的情形。俄国进步、中国衰败的根本原因还深得多。有些人会对我们说：俄国正处在民族生命年轻、旺盛、生长的阶段，刚刚脱出野蛮，每一步都只能是向上，因为从那样低的起点出发，再坏是不可能的；而中国恰恰相反，早已成熟，已经活过了一个民族自然的寿限；它的工业、技艺、学问、社会生活以及构成文明的一切，都已到了不能再进的地步；它荣耀的顶点已经过去；照事理的常轨，它如今所能有的唯一「进」，只能是走向衰朽与解体。

可是这一套中国衰亡论是站不住的。这个民族的大多数并没有退化；他们同从前一样新鲜有力。老迈无力的只是政府；而一次改朝换代，还可能把这样一个大民族理当享有的光彩还给中国。

中国制度那种不可摧毁的生命力，使这个国家历经多次变乱而不改其旧。这个民族文明之高、以及他们埋头于和平生业的认真，使他们经历过大概比任何别的国家或民族都多的朝代更替而保住了自己的民族存在。

德经说：「这个民族（中国人）处在天然的疆界之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得着防御外人的加固。况且这些外人向来都是野蛮的；所以当他们有时强大到足以深入中国、夺取这个帝国的时候，中国人对自己旧有习俗那种不可侵犯的执着，反而逼得胜利者采用了被征服者的法度。帝国换了主人，法度却没有换。将来有一天，如今据有中国的鞑靼人被一个中国的家族赶走时，被废掉的也不过是『鞑靼』这个名号；政府仍旧是原来那个政府，而这个民族又将回到它两千年前所处的那个状态里去。」（原注：见《匈奴通史》卷三。）

那些野蛮的入侵者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取代中国的制度，也就没有在这个民族身上留下持久的印记。他们一次次的征服非但没能把这个民族碾碎，结果反倒是给勤劳的中国人开出了新的用武之地，而中国人又渐渐把征服者的地盘据为己有。所以满洲鞑靼人被精力充沛的中国移民一步步挤回森林里去，失掉了影响，在他们本地许多地方被同化，如今作为一个民族几乎已经绝迹。

中华民族、以及他们的语言文字、法度与哲学存在之久前所未有，自然在这个民族心里生出了对古代的高度崇敬。他们的地理位置把他们同世上其余一切隔开，只剩下鞑靼地方那些粗野的游牧人。所以在许多世代里，他们没有见过在教养和智识上同自己相等的民族，也没有见过同自己一样的法度。他们即便害怕邻邦或敌人的势力，也不能不鄙薄他们的野蛮。他们同罗马人的往来不够密切，不足以使他们对那个民族的文化有多少认识；他们是拿对鞑靼人的经验去衡量整个人类的。因此，在他们中间生出一种过分的自满、并且熟成傲慢，乃是事理之必然。他们渐渐自以为是「那个」民族，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把一切外族看作「化外之夷」。无论「我们」今天怎样看这份民族的自负，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直到不久以前，中国人对自己的高估、以及对一切别的民族、语言和法度的轻蔑，都是有理由的。

要正确评价中国人的性格，这一层是必须记住的。人们一般以为他们又骄傲又偏执，盲目地眷恋往古的成例，对一切新的、或者外来的美好一概无动于衷。可是这样看他们的性格，同事实相去很远。他们自身的伟大既来自古代，而他们的文明又已过了顶点，那么他们的理性就指点他们尊崇往古，正如他们的经验教会了他们轻视一切外来之物。

中国人同欧洲文明各国的交往，起初把中国人性格上弱的一面突出地显了出来，供世人嘲笑；可是随着这种交往日益密切深入，它给某些看似反常的性格特征提供了合情合理的解释，也使那些受到这种交往影响的中国人，在彼此高下的看法上有了修正。同一个民族历经许多世代一同长大的观念，是不可能一天就根除的；可是这些观念若原是建立在理性上的，那么当理性指出它们错了的时候，它们就会向理性让步；而新观念被接受得越是缓慢渐进，也就越可能长久。

中国人最初遇见近代欧洲人时，来的人数不多，地点又在帝国的边哨上。他们很自然地把自古相传的那套对付生客或蛮夷的成规用在这些来客身上。跑到中国海岸来的西方冒险家，所怀的纯是功利的动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并不惜去迎合中国人的傲慢。说实在的，他们的方针即便不同，也没有多少机会显出自己在教养与文明上的优越；而他们人数太少，也造不成什么明显的印象。所以欧洲人同中国人早期交往的结果，与其说是打破了中国人的自尊，不如说是坐实了它；中国人仍旧把这一支新来的族类归在蛮夷一类里。东印度公司为了通商而甘受一切加于其身的屈辱，在延续中国人的自负上也出了一份力。等到公司那个节制的力量一去，这种行事方式自然而然的趋势就是酿成争端，而那段历史人人都知道。在一八三九年到一八六〇年间接踵而来的这几场战争里，欧洲文明的优越在中国确立起来；中国政府先是被迫承认外人的力量，如今又渐渐认识到一些它从前假装当作禽兽看待的民族在道德上的品质。（原注：苏东坡——中国一位著名的古文家——说：「夷狄如禽兽然，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若以中国之治治之，必乱。先王知其然，故御之以不治。此乃所以深治之也。」见阿美士德使华记、林赛报告。）中国人有史以来头一回遇上比自己更高的民族。在这样的大变局里，他们找不到可以依循的成例；因此欧洲人的侵逼必然给中国带来灾祸，而要避开这些灾祸，非有亲身的经验不可。欧洲人在中国的优势如今已是既成而不可挽回的事实，连中国人自己也接受了；因此它注定要在这个民族和它的政府的状况上造出重要的变化来。

这个民族很快就看出了外国器具在做生意上给他们的便宜。多年来他们的商人在沿海贸易上一直雇用欧洲船只，图的是省钱、快捷以及由此得来的保险之便。额尔金勋爵的条约给外国事业开放的海岸之广、以及扬子江这条大河的自由通航，把一大批轮船引到了中国的沿海与江河上。这些船主要是中国人在用，许多还是中国人所有。中国人在一切事上都表现出难得的不存成见。他们太务实了，凡有实实在在的利害在内，绝不肯让什么心血来潮的念头左右自己。

中国政府也用最强烈的方式表明了它何等看重欧洲在文武两方面的助力。它在所信任的外国人建议之下，那样爽快地采用近代的战具，确凿地证明中国这个守旧的政府并不是死抱住自家传统、把一切新事一概拒之门外的。它下决心也许慢，对自己一知半解的改革也自然存着戒心。可是只要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某项建议确有用处，它就会采纳。而在政府似乎最不肯离开旧辙的时候，除了单纯的固执，也许还另有别的缘由。它的威信正在危殆之中，其实已经可以说大半丧失了。若把外国的种种改良一股脑儿引进来，政府就要任凭它那些外国雇员摆布；它作为一个有作为、负责任的权力的存在，实际上就要被毁掉。倘若还看重保全政府的完整，那么想把外来的进步观念同古老的成例与停滞糅到一起，充其量也是一桩险事。所以对中国政治家所处的难境，必须大加体谅。他们知道改革是必需的；可是他们的责任是把这些改革调剂得当，使它们被采用时对本土的制度造成尽可能小的震动。而且即便他们预见到这些制度终将崩解，谨慎仍旧会使他们节制新观念的涌入，免得变化过于急骤、过于摧枯拉朽。

中华民族眼下正处在它历史上的一个关口，在这个关口上它格外容易受外来的影响；而随着它的对外关系越来越巩固，这些影响便从各方涌来，而且力量不断增大。大不列颠在中国的利害关系远比别人大，因为必须过问中国之事而担的责任也最大；因此中国的现状与前途要求我们比平常多用一点心——因为那个大帝国的命运和我们自身将来的利益，都要被我们当前的方针多少塑造一番。

眼下在那个国家里正待解的这道难题，历史提供不出解答的线索。这个民族被一场大乱搅扰了十四年。这在中国人本不是新鲜事；可是条件已经大不相同。照成例，总该有某位强有力的鞑靼或中国的王公出来助朝廷平乱，随后自己坐上龙位；或者帝国被两个独立的朝廷分割。这一类的结局或许仍会出现，不过那股力量从哪里来，不容易看出。倘若欧洲别的列强不在场，俄国差不多已能伸手去攫取中国的主权了。这个危局若发生在一百年前，而我们在那个国家的利害又像今天这样大，中国或许已经成了第二个印度。可是这些可能如今都行不通了。中国的完整与它政府的独立，被列强彼此的猜忌围护得相当严实。

这场乱事的起因、以及中国事务难以收拾、秩序难以重建的一大难处，就在于朝廷的彻底瘫痪。这一点，若乱党本身具备团结的要素或行政的才干，本会成为他们的力量；如今却只使这场令人生厌的角力拖延下去。除了最放荡或最蒙昧的人，各等人对乱党的敬重都已丧尽。他们那点开创朝代的野心，被当作一句便当的口号，用来遮掩自己的罪行。他们除了糟蹋别无方略，既没有治理的意愿，也没有治理的能力。即便他们把现有的政府压垮了，在这个国家恢复安宁以前，他们自己也还得被别的什么势力再征服一回。

朝廷总算醒过来，认识到平乱之要紧了；多少年来它对此不过是敷衍而已。各省事权分立，使那种唯一能应付时局的协同行动无从产生。把一伙乱党从这一省赶到那一省，就被看作大功一件。朝廷的努力从前、如今仍旧不断被各省当局的私利所抵消。这是他们那套特别的政制最容易产生的大弊之一。为守卫各省而不时征募的军队，不过是地方的队伍，归巡抚或他的属员节制，而朝廷对他们的行为几乎无从稽查。倘若完全听其自然，现今这个政府能不能对这场乱事有所抵挡，很成疑问。在这上头已经办成的事，主要是靠外国的道义支持和欧洲军官的实际效力。把政权越来越集中于中央之必要，如今已经摆在摄政王面前。这是眼下最急需的改革之一，要使行政有效而省费，非此不可。旧办法在太平年月、在没有扰动因素的时候还算好用。可是外国影响沿海岸、又向内地扩展，不断挑起关乎全国的问题，其必然结果就是把地方成例压下去，把各口岸的对外关系摆到同一个水准上。驻京的各国使馆也帮着把一切地方和各省的问题，用前所未有的直接方式摆到朝廷面前。英国公使深知中央集权于中国必有大益，便用一切正当的手段去推动它。诚然他只是部分地成功；在他六月间的公文里，他对自己努力的结果流露出失望。不过到底已经做成了不少；而一天天的经验也必定要教会这个政府：它非得加强自己的权威、对各省大吏施行比从前更直接更有力的节制不可。

法国和英国对中国交战双方的态度是不伦不类的。他们起初的原则是严守中立；可是通商往来迅速扩展，使这条路子行不通了。朝廷被降服到肯给我们一个条约，这条约于我们有利，于中国自己却有利得多。凭着这条约，沿海新开了好几个通商口岸；进入北京、外国公使驻京也得到了保证。可是最要紧的，是扬子江向外国的贸易和航行开放了。那条壮丽的大河被闭绝商旅约有八年。乱事把两岸的地方糟蹋一空；沿江的城市成了废墟，人口或逃散或死亡。从离海五百英里处一直往下到镇江府，那一大片水面上几乎见不到一片帆。一八六一年通航向外国人开放时，情形就是这样。如今那浑浊的江水被一大队轮船犁开；处处一派兴旺；城市在迅速重建，人口在回来。内地的物产同沿海的物产自由交换，大片地方被注入了新的生命。而这宗新贸易的大头照例落在了本地人身上：供给外国轮船货载的主要是他们，本地的商船也到处挤满江面。

这些事使我们同乱党打起交道来——他们从前、如今仍旧以南京为大本营。从那里他们控制着大江两岸，英国当局便不得不为保护商务作出安排。有人试着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可是理所当然，我们的利益很快就同乱党所自居的权利相冲突，而我们同朝廷的密切结盟，也同对其敌人保持同样的关系不相容。不过太平军所宣布的方略，对我们的干系还更切近：他们打算攻取的地方，正包括当时在江上开埠的几个口岸；那样一来，这宗新起的贸易就要被掐死在根上。

政治家们常对我们说，我们在中国的利益纯粹是商业的。可是商业的兴旺非有和平不可，而眼下这种混乱与内战的局面于它是有害的。

一八六二年初，乱党以大兵压向上海，在城外围起一圈炮垒，截断内地的接济。粮价涨到饥荒的价钱，城里城外庞大的人口被迫承受一场围困。在那以前若干年，情势已逼得英国政府担起保护各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的责任——上海最重要，也最容易遭乱党攻击，因为他们据着它后方的整片地方。可是到了一八六二年，非做得比这更多不可了。派在那里守城的小小驻军，尽可以持枪戒备几个月、甚至几年，等来犯者走到城墙射程之内再打退他们；可是百姓要长年活在恐慌里，其中许多人会离开（实际上也离开了）；贸易要瘫痪；城池和外国居留地会成为一座设防的营寨，同内地一切往来隔绝。

在这个关口，当时的海军总司令何伯爵士站了出来。这位军官很熟悉太平军的性情：他同他们交涉很多，也曾用尽一切办法想劝他们改一改行事，好赢得本国人和外国人的敬重。他还屡次警告他们：他们若对各领事口岸、尤其是上海有所举动，必招致惨祸。

一八六二年初上海的局势，使何伯爵士看清了：要有效地保护这座城，非得采取足以肃清近旁地方的攻势不可。于是他不等训令下来，便自负其责立即行动，对太平军的据点开始了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前后历时九个月，最后把那些劫掠者从以上海为心、半径三十英里之内的地方逐了出去。

这件事很实在地说明了英国政府的方针是什么、以及它怎样一次次向情势低头。起初我们大声申明严守中立这条理论上的原则；随后为了自卫，我们不能不破坏这条原则；接着出现一个急变，当地的官员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或者武装保护英国的财产——这必然连带保护朝廷的一部分疆土——或者听任英国的利益被毁。我们自己的政府又追认了官员的决断；于是先是各口岸本身、随后是那个武断的三十英里半径，都被置于外国保护之下。事发之地离得那样远，局势变化又那样快，而所系的利益又那样重；要唐宁街替在中国的官员拟出一套能适用于一切可能情形的训条，是办不到的；而把它拟成玛代与波斯人那种不可更改的律法，则是不智的。不干涉这条抽象的原则本身极好；可是在我们自身实实在在的利益被直接攻击时还死守它，那就是十足的糊涂了。归根到底，在中国同在别处一样，权宜与自身的利害必得是我们的准绳。

我们国内的政府和它在外的官员，一向怕在中国惹上纠葛；可是他们虽极力想避开，却仍旧一步一步被吸了进去，而且至今没有到头。

把中国许多最富庶的地方毁掉的这场动乱，同贸易的畅通是不相容的。因此我们对恢复和平有直接的利害。中国现今的政府同我们关系友好、甚至可说是推心置腹；它表现出极愿把我们相互的关系结得更紧。而且它无论多么腐朽，总还是秩序的代表，是这个国家里所剩的爱国之心的凝聚之点。

反过来说，乱党已经无可救药地沉溺于他们那份糟蹋一切的性子。所以中国的和平若还能在当今这一代人之内恢复，那就只能靠平定乱党、靠朝廷重新得势。何伯将军正是抱着这个见解，最先支持了那个美国人华尔——他是个冒险的军人，却是个有魄力有天分的人，替朝廷训练并统率了一支中国军队。循着同样的方针，后来又借给这支队伍人员和器械；华尔死后，又准许大批女王陛下的军官士兵加入，并把这支小小的军队交给工兵队的戈登上尉——如今是中校——统率。在这位军官手里，这支队伍成了一支可畏的力量。在戈登统率的十二个月左右里，除一两次例外，它的战绩是一连串辉煌的胜利。

如今再不能说中国人当不了好兵了。在他们所信服的将领统率之下，他们显出最高的军人品质。教会中国兵在被击退之后还能重新振作的，大概戈登是第一人。

戈登这一场战役的结果，是从乱党手里收复了大运河与海之间的整个江苏省。他把太平军的乱事拦腰切断了。去年十二月攻下苏州，使他控制了大运河，从而得以截断南京与杭州两处乱党守军之间借运河往来的交通。杭州那一头留给以宁波为基地的中法联军去对付，戈登则沿大运河向南京推进，把中间的城池一一攻下。南京本身多半也会轻易落入他手；可是恰在那个关头，他不得不辞去在中国军中的职务。这桩差事因为他同中国将吏共事时所处的地位，从一开头就不合他的心意。苏州克复时，抚台——就是一省之长——背信杀掉了向戈登投降的乱党首领，这件事叫他极其厌恶；他要求政府为这桩辜负他信义的暴行给个说法而不可得，便决意辞职。女王枢密院准他为中国皇帝效力的那道命令被撤销，「常胜军」也被解散了；后果如何，将来自会揭晓。

一个荣誉感强、又有应有自尊的军官，要照中国政府开出的条件替它效力，向来是件难事；不过一个不那么讲究的军事冒险家，倒不难借这样的行当替自己挣一份家业。那套把全国的兵权交给地方当局的办法——而地方当局的利益又常同国家和朝廷的利益相抵触——使外国军官无从取得应有的地位。他们随时可能被叫去参与自己的人道之心所不容的事。他们得成天听欠饷的兵怨声载道。他们永远不能确知下个月的供给在哪里，手下的人总在哗变的边缘上。军费出自各省藩库，因此各省当局有直接的利害，去尽量少募兵，发饷也只发到勉强不致哗变的程度。给中国政府配备一支轮船舰队的计划之所以失败，缘由之一正是阿思本上校不肯受任何一个省级当局的节制。

中国政府如今能不能凭自己给太平军以致命一击，还是会因地方官的无能与贪墨而使新收复的地方重陷无政府之苦，这个问题于他们于我们都关系重大。英国政府在中国遇上任何变局时该采何种方针，须要诚实地斟酌。政治上的鼓噪之士太爱把这个题目轻飘飘地打发，把「中国问题」当作议会里的一只毽子踢来踢去。议会内外对这个题目普遍的漠然，给曲解留下了极大的余地；而国人指望其发表持平之论的人物，又往往把自己的灯藏在斗底下。

不必追溯太远，只看《泰晤士报》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所载最近一次关于中国的辩论，就足以说明某一类政治家论此题目时所用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论据。布赖特先生很热心地替先他发言的几位朋友洗刷，说他们并无党派动机，好叫他们的话更有分量。这番开脱自然更适用于他自己。可是「辩解即是自认」。布赖特先生又怎样对待那些敢于发表同他相异之见的人呢？有一位尊敬的议员想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便到平实的事实里去找；他向自己所能触及的最可靠的来源求教，搜集了许多熟悉那个国家实情的人的意见。这些意见惊人地一致，却不合布赖特先生的论点。于是他认为它们「无趣」，又暗示说那位议员是自己把它们统统编出来的，以此解释它们何以异口同声！

科布登先生那篇分量沉重的演说，其可注意之处既在它说了什么，也在它没说什么。他的用意似乎有二：一是要证明我们在中国的商务根本不值得保护；二是要说明他自己有一套万无一失的方案，能达到政府的方针所未能达到的目的。他为支撑自己论点所举的事实是精心挑选的；他从事实里所引出的推论是为迁就既定结论而设的，同一件事实与另一件事实之间的关系却毫不相干。因果被搅成一团离奇的杂拌，极宜于向不留神的人撒迷眼的沙，对弄清真相却是致命的。科布登先生把对华贸易中最要紧的那一部分排除在视野之外，单挑其中最小的一项——本国的直接出口——作为我们在中国商务进展的尺度。从这样片面的事实所作的推论，必然一文不值。可是即便在他自己所择的那块狭窄的地面上，他的结论也全是牵强的。他避开用明白的话说出来，可是从他的论路所能得出的唯一推论，就是我们对华出口贸易上几次起落，都是我们在那里的战争方针、以及我们同那个国家政治与社会关系日益密切所致。科布登先生若还有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个。那么事实怎么说呢——就照科布登先生自己所列的事实看？

一八四二年议和之后，我们的出口稳步增长，到一八四五年，其值是一八三五年的两倍——而一八三五年正是东印度公司专利废除之后的第一年。一八四五年以后有十年，我们的出口值跌到一个较低的水准。可是那期间我们同中国是和平相处的。一八五四年有一次显著的下跌，可那是太平军起事使贸易瘫痪所致，这一层科布登先生完全略过了。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几场战争之后，一八五九、一八六〇、一八六一三年我们的出口空前大增。科布登先生说那几年的贸易做得过了头、回落不可避免，完全说得对。可是即便在随后那两年反冲最猛的时候，出口的数目仍旧远远超过一八四五年、或一八五九年以前任何一年所达到的最高点。到了这里，科布登先生大概发觉自己「证明得太多」了，便把阵地挪到单独一项货物——棉布上去。若像朴次茅斯选区那位议员所说的，科布登先生把曼彻斯特看作世界的中心，那么在他心里，棉布这把尺大概是最灵验的。输华棉货从一八六一年的二亿四千三百万码，跌到一八六二年的八千万码，再跌到一八六三年的四千六百万码。「这，」科布登先生说，「就是你们在中国所做的买卖的成色。」

科布登先生只消一句话，就能用一个全然不涉及我们对华贸易总体衰退的假设，去解释棉货出口的减少。棉荒把原棉的价钱抬到每磅两先令，成品卖给中国人的价钱既然涨了，消费自然减少。再者，棉荒开始的时候，中国人手里恰好存着大量更便宜更好的货；旧存货非用完不可，然后才谈得上对曼彻斯特那种离谱的价钱有所反应、或者生意重新活跃起来。

在从「棉花」的角度考察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时，科布登先生本也该有雅量承认：近三年来兰开夏从中国得到的原棉是何等可观。

在中国的事情上，卜鲁斯爵士比科布登先生是更好的权威。他在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发自北京、九月七日载于《泰晤士报》的一份致外交部的报告里说：「进口贸易已从一八六〇年——也就是扬子江与北方各口开放以前的最后一年——的四千一百万两，约合一千三百万英镑，增到一八六三年的八千一百万两，约合两千七百万英镑。这个增长很大程度上出自扬子江各口各色中国土货的大宗而日增的贸易。」

至于从中国输入我国的贸易增长之巨——相形之下出口简直微不足道——科布登先生却当作与本题无关而略过。印度政府的鸦片收入也被他略过。从事对华贸易的那一大宗船运业在科布登先生的估算里等于零，可是它于我国仍旧极其重要——纵然那些船并不都属于兰开夏，也并不都装棉花。英国船主因中国而使用的资本，并不限于同本国直接贸易的那一大队船，而是散布在中国的沿海与江河上。在上面所引的那份公文里，卜鲁斯爵士说，中国外国船舶的进口吨数已从一八六〇年的二十九万三千五百六十八吨，增到一八六三年的九十九万六千八百九十吨。

英国商人、并通过他们而使全国在中国的兴旺上所具的利害，是盘根错节的。他们同当地贸易和沿海贸易纠结极深；大量英国资本沉在各通商口岸各样的不动产上，而这类投资正在迅速增加。这些事在水面之下，我国人估量大不列颠在中国实在有多少份额时，一般并不把它们算进去。可是它们并不因此就不真实。理论家爱怎么说都可以，我们在中国土地上的立足却是一件重大而要紧的事实；无论导致它的过程在理论上对不对，要把它撤销是不可能的。

不但我们自己在中国扎下了根，各通商口岸大量的本地人口也把自己的命运同我们绑在了一起；抛弃他们，会给中国人带来一些灾难，而要替这些灾难找补救之法，科布登先生是想破了头也找不出来的。

然而把我们的进展倒过来，正是科布登先生的方针、或者说他的癖好。他不但要把已成之事一笔勾销，还要撺掇政府在中国开一场新的征服，而且连开战的由头也没有。他要在沿海再夺两座岛，好设成自由港，把贸易从现有的口岸引走。「再弄两座小岛……只把它们设成自由港；我并不要求你们做更多。」科布登先生并不肯说这两座岛要怎样弄到手，可是他很清楚只有一个弄法。就算我们占了两座岛，法国又要占几座？而英国若在这样的扩张计划上开了头，法国的野心会止于几座岛么？这个国家被人指为专横的事不少，可是这套掠夺的方案要胜过此类的一切。科布登先生大概会提议把岛买下来——那至少是一种客气些的说法。

可是这整个方案空想到这个地步，叫人纳闷：一个讲实际的思想家怎么会这样轻蔑他的听众，竟把它提出来。科布登先生想照着塑造他那些新殖民地的样板是香港；这对香港也许是极大的恭维，可是它暴露出他对那个殖民地全部历史的惊人健忘。《伦敦中国电讯报》六月十三日号评论科布登先生的演说时，明白说出香港作为通商口岸的兴起纯出于偶然的机缘；而在许多年里，当它要靠自身的长处去求成功的时候，它是彻底的失败，而且是国家一笔常年的开销。科布登先生若有志做第二个莱佛士，他的头开错了。我们在中国的方针，与其交给空想家，不如交给机缘还稳妥些。我们要对付的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不是活跃想象里的幻影。

太平军之乱被平定，对中国人民的境况必定要产生显著的影响。他们已经成熟到可以有大变化了——不是在政府或社会制度上（前者于百姓无甚关系，后者则是铸定了的），而是在他们同世界进步的关系上。历经一切政治动荡，这个民族始终没有改变，主要就因为他们是一个非政治的民族。他们对国事漠不关心，一心顾自己的生业。可是他们自治的能力却发达到很高的地步。他们安静、守秩序、勤劳；厌恶任何形式的鼓噪，为求太平肯作极大的牺牲。这样的民族容易治理；而他们自治的本能，是他们作为一个民族长寿的一个要紧因素——它使一朝一朝往往软弱摇摆、专断腐败的政权，得以管住三万万人。正是这一点给了他们弹性，使他们在任何一时的扰乱之后能把失地收回。只要眼下这场匪乱被消灭，百姓很快就会重新兴起；他们会像被堵住的水一样流回旧有的河道，不多几年，荒凉的痕迹便几乎无存。

关于这个预言，我们有种种事例可作凭据，连眼下这场乱事里的事例也在内。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五年上海城在乱党占据期间被毁，其后重建之速叫人惊异。别的城市重建、重新住满人也一样快。大江上的汉口被乱党洗劫焚毁过好几次，可是每一次过后不久，它又值得再抢一回了。去年十二月从乱党手里夺回的苏州这座重镇，据报到今年六月已显出商业复苏的迹象，虽然四周的地方还是战场。

不过中国人民对自己政府的效能与稳固是没有多少信心的；对外国人他们倒有十足的信赖。因此显而易见：西方列强若能担保在那些从乱党手里收复的地方维持和平，就会激发百姓工商的活力，实实在在地促成这个国家重新兴旺。

如此说来，中国的兴旺同我们自己的兴旺是紧紧交织的；因为如今将向欧洲人敞开的广阔天地，从前都是关闭着的。中国的资源大概已被一个得不到近代发明之助的化石般的文明开发到极处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在农业、商业经济、制造以及一切生业上——总之在一切构成物质财富的事上——都走在世界前面；可是到了近日，世界在有些事情上略微走到了前头，正等着把自己新学到的本事传授给他们。中国庞大的矿藏只被部分地利用了。它的煤、铁、金、银，至今是用最原始、最不合用的器械开采的。可是我们已经准备好教那里的人怎样节省自己的力气、怎样把本国天然的资源用到极致；而他们也正在被预备好去领受这一课。

中国人把如今沿海和大江上往来的轮船所提供的便宜抓得那样贪，正预示着他们乐于领受任何别的、凭实用而见长的西方发明。诚然，蒸汽船在中国江河上顺利地打开局面、早期又那样得人心，是靠了一些偶然的机缘：在扬子江上，轮船不必同一宗根深蒂固的本地航业竞争——那宗航业已经死了多年——它们所做的是重开一条被闭绝的商路，而在当时，它们又是在那条大河上行船唯一可行的办法。换了别样的条件，它们就得慢慢地去博中国人的欢心；可是如今既已立住脚，它们必定保得住已经取得的地位；而中国人也不会愿意回到从前那种局面——在那种局面下，如今三四天轻松办成的事，他们一个月也未必办得成。（原注：「因为某些地方风势猛、水流急，非把蒸汽用于航行，扬子江就不能成为运输的大道。如今轮船的甲板上挤满了中国乘客，舱里装满了土货——那些货不是运往外洋，而是供中国人自己消费的。外国发明的实际好处就这样被送到中国腹心大批百姓的面前；他们如今可以利用那条为内地富省物产所设的天然出口，而不必再走那又慢又绕的人工水道，一路还要受所经各省官吏的勒索。」——卜鲁斯爵士）

中国内地的蒸汽航运还大有扩展的余地，也极需要它。不过眼下外国人受现行条约的限制，只能到那些条约正式开放的口岸。轮船可以沿大江上行到离海六百英里的汉口；可是汉口以上还有五百英里可通轮船的上游，仍旧只能让那些笨重的木船独占，由像驮兽一样出力的人慢慢拉着逆水而上。同扬子江相通的鄱阳湖与洞庭湖的航行；天津与通州之间的白河；自广州到广西省的西江；以及别的许多水路——凡是造得合适的船都走得通的——也一样被排除在外国事业之外。这些水路上的本地商人，被剥夺了蒸汽在别处给他们的助力；而这是他们本国政府的决定所致，从世界的眼光看，这个决定是专断而不公的。中国政府见识不足，这份狭隘而有害的猜忌还情有可原；可是欧洲的外交家明明看见——过去的事实已经表明——外国往来在中国的推广必给华洋双方带来好处，却因为对可能的纠葛怀着一种神经过敏、又不大合乎理性的担心而要减少「接触之点」，那又该怎么说呢？

关于我们在扬子江上新开的商务在这条大河上放出了多少凶暴之徒，人们说了不少。这是不能否认的；可是在一个政府软弱、行政坏到可悲、百姓又怯懦的地方，若竟没有暴行发生，那才真是怪事。任何群体里都必有一些无法无天的人，唯有强力或对强力的畏惧才拦得住他们犯罪。照中国目前的情形，管住本国的国民是各外国自己的责任；可是为了惩戒少数不肖之徒而去限制整个侨民群体正当的权利，显然是不公的。这样的方针只能出于懒得去查办罪人。至于扬子江上有案可稽的海盗和别的罪行，虽然确有其事，却容易使人把它们相对的分量看得过重。那些能言善辩的人把它们弄得格外显眼，另一方面却对那股暗暗把福祉输送给千万人的平稳潜流视而不见。这些偶发的暴行说到底不过是一套制度上的赘疣，而这套制度在要紧的方面正养活着整批本来要陷于穷困的人口。往最坏处说，好处也远远压过害处；而且即便从最低的角度看，与其把补救之法建在削减一宗前程远大的贸易上，还不如听凭少数暴徒胡作非为不加禁止。永远不可忘记：从对外通商里得着主要好处的正是中国的百姓；而那些为了限制条约条款的适用而对条约明白的文义所作的专断限制，对外国人固然不公，拒绝推广对外往来对中国百姓也是一桩他们有权抱怨的不公。

近三年来轮船在中国空前的成功，已经替铁路铺了同样的路。中国人既已确信前者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也就会十分乐意利用后者。他们天性并不爱走动，就是说他们为利而行，不为乐而行。可是轮船如今给他们的往来之便，已经造出一宗庞大而日增的客运。沿海和江上的轮船照例挤满中国乘客，他们只求极简单的舱位，因此载起来很省钱。把一个月的路程缩短到几天，已经引得成千上万从前不作此想的人出门。由此不难推断：铁路所能带来的更大的时间之省，会使如今出不了门的千百万人得以出行。铁路在某些地方把现有渡船和别的客运方式的收入垄断过去，比起它们在这样一个人烟稠密、又极善经商的国家里替自己造出的新运量来，不过是小事一桩。

而且面积相当的国家里，大概再没有哪一个在修筑长线铁路上天然障碍比中国更少。麦克唐纳·斯蒂芬森爵士的勘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他近来就此发表了一份完备的报告。人工以及许多材料，都能在需要它们的当地找到。

同样可以稳妥地断定：若按斯蒂芬森爵士所拟的那种统一而通盘的计划来办，再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铁路投资比中国更有利可图。

中国人烟最稠的地方是冲积平原，或有可通航的大河滋养，或被纵横的运河网切开。至于那些可通大船的大水路，铁路能否取代、甚至能否同航运竞争大宗笨重货物的运输，是很成问题的。譬如在拟议中沿大江走六百五十英里的汉口到上海一线上，就不能指望货物运得像轮船一样省——那些轮船在江上行驶自如，一次能载两千吨货。

可是在平原上只能走极小船只的地方，铁路很容易取代现有的运输方式。

至于省下来的时间，大概在一切情形下都会把客运吸引到铁路上去；而单是客运，多半就足以使铁路有利可图地维持下去。

中国还有许多大片地方不像富庶的平原那样人烟稠密，也没有同样的水运之便。北方的运输靠商队，必然又慢又贵；中部有些地方货物是靠人背的。在这样的地方，铁路不但会极有利可图，而且是一件无价的恩惠：它能开发那些因天然条件较差而在富庶上远远落后的地方。为弥补北方这些天然的不利，当年开凿了大运河，把杭州城同北京连起来。那件浩大的工程要不断修缮才能保住效用，每年还得花一大笔钱。近十年的乱离里，这笔必需的经费或者筹不上来，或者被人侵吞，大运河因此败坏了。九百年来历朝对这条大交通线的看重，正指明运河这条线是铺设铁路的好路线。在斯蒂芬森爵士方案的各支线里，这一条是最显然可取的。一条能恢复并大大增加大运河旧日运量的铁路，会替它所经过的四十座人烟稠密的城做到蒸汽航运替大江两岸各埠所做的事。虽然北京和华北的商业城市一年有八个月可由海路到达，而在它们同南方沿海各口之间的直接往来上改良的需要不那么迫切，可是如今从北京到它最近的出海口岸所费的工夫，已经抵得上坐火车走完到南京或上海的全程。铁路给那些比北京更远离海洋或可通航河流的内地城市所带来的好处，更是无可计量。

斯蒂芬森爵士所刊布的往来书信里，为了说明铁路引进中国将有的前景，把它们对外贸的作用、尤其是把茶叶从内地运到出海口岸这一层，强调得未免过了头。在漫长的海程上省下几百英里，抵不上用铁路运货的花费。而运茶在铁路全部运量里所占的分量，会比它在如今深入茶区的轮船运量里所占的还要微不足道。

因此就铁路这件事而论，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个问题不妨搁在一边。铁路之能成功、之为必需，所凭的基础要宽阔得多、也稳固得多。中国的国内贸易、帝国版图之内各样气候与土壤的物产之互通有无，才是真正给这个民族以生气与活力的东西。铁路的倡办者唯一该指望其保证成功的，就是这个源头。外贸的茶叶总量大概还不到内销的十分之一；而茶叶在中国的内地贸易里又只占很小一部分。

所以在考虑铁路问题时，这类不相干的材料撇得越清，越可能得出稳妥的通盘结论。要设哪些线路，应当纯粹着眼于最广义地满足中国人的需要来定。倘若容许某种要惠及某个口岸、某一方人的愿望去左右这项事业的走向，那多半要以它最终的成败为代价。

铁路所能带来的政治上的好处，不比商业上的小。它能把远省置于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使它更有效地把权力集中于中央；而若不集权，中国就再也治理不好了。

从中国的眼光看，北京是所能挑出的最不宜作京城的地方。当年鞑靼人巩固权力时，它作为一座堡垒是便当的：它靠近他们的故土荒原，万一有变，退路是现成的。而在他们锐气尚存的时候，行政的魄力又把京城远离各省所生的松弛之弊化解掉。可是满洲王朝同它的前朝一样经历了退化的过程，京城的僻远便成了各省弊政、贪贿与困苦的一个丰饶的源头。中国天然的京城是南京或杭州，或是中部各省别的某个容易到达的地方。

铁路的方案把帝国各部分用迅捷的日常交通连起来，就能使政府同它的官员面面相对；地方的弊病即便不能纠正，至少会被揭出来；而朝廷与国家的利益，也不必再任凭腐败、欺诳而奸猾的地方官摆布。再没有别的东西能这样确实地把现今的政府从眼前那威胁着它的灭亡里救出来，把秩序恢复到全国，并增进各等人的福祉。

中国历代所易遭的地方性饥荒与水患，因为没有像样的交通，有时给百姓带来极大的苦难；一旦铁路称王，它们的可怕就会消失。政府在一片广大到无从迅速或决然见效的地面上同匪乱所作的那种零零碎碎、总不令人满意的角力，若有铁路可用，匪乱便会自然消亡。单是铁路的威慑之效，就足以大大压住地方的起事；而它所提供的运兵之便，又能使政府在需要的地点迅速行动。这样一来，与其养着那些训练不足、心怀不满、游手好闲、往往比无用还坏而又极费钱的乌合之众，不如用一支小而精、装备好、又有铁路给予机动之力的队伍——它把事办得更好，花费却不过是零头。

铁路在中国人中间会极得人心；他们的资本家肯出钱认股，就证明了他们乐于支持。可是朝廷会不会准这件事呢？没有它的合作什么也办不成；因此这才是首先必须定下来的问题。

头一层要克服的是惰性——就是对革新的厌恶。只要能使政府确信所议方案的好处，这一层是能克服的。其次，各国驻北京的代表出于国与国之间的猜忌，也许会影响政府去反对任何出自大不列颠的改革。不过中国政府的决断，最要紧的还是取决于英国公使或代办碰巧对此持何种看法；他对倡办的人可以是热心支持、不冷不热，也可以是断然反对。卜鲁斯爵士同中国政府交往时那种和平而正直的精神，使中国政府对这位英国公使怀着无限的信任，他的忠告因此在北京很有分量。切望他的继任者能利用卜鲁斯爵士留下的这份好印象，竭尽全力去促成那些既于中国最有利、也将为我国增光获利的改革与改良。

维持我国在中国正当的影响力，是我们的公使的责任。我们在那个帝国实实在在的利益远远超过任何别的民族；可是我们眼下颇有丧失威信、让别国同我们分庭抗礼之虞。我们在穿蒙古的电报方案上失败了，可是俄国人必定要把它办成。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失败了，可是法国人和美国人会补上它的位置。我们把英国军官从中国的军职上撤了回来，可是法国人和美国人还留在那里。中国总有一天要修铁路；这个民族如今就已成熟到可以引进铁路，此后也不会更成熟；我们若错过这个机会，别的国家会抓住它；有我们也罢，没有我们也罢，中国终究会有铁路。

电报自然会随铁路而来，若不是走在铁路前头的话。中国的象形文字宜不宜于电报，我说不上来；可是中国的百姓与政府对消息迅速传递的重要是有敏锐体会的。这一点可以从他们那套令人钦佩的官府急递、以及信鸽被用来左右中国行市的广泛程度上看出来。中华帝国幅员之广，会使电报的往来比寻常更受欢迎；而在当今之世，甚至是必需的。

不必怎样驰骋想象就可以预言：机器在中国的自由使用，日后必将大大使这个民族富起来，并改善贫苦阶层的境况。这个国家许多地方苦于人口过多。他们在饮食、衣着、居住上的省俭，加上浙江、江苏平原一类地方土地之极肥沃，使得多得叫人难以置信的人口能在那里谋生。可是每平方英里八百人，便是中国最富的地方也养不好。因此这些人里很大一部分吃不饱、穿不暖、住得极苦；他们受着文明生活的种种惩罚，却享不着它的安适，身心的发育都大受损害。中国人自身并没有医治这种情形的药方：省俭其用、节制其欲，他们早已修炼到家了。他们手工的勤苦举世无双，再无可改进之处；他们竭尽地力的勤勉，也无以复加。过剩的人口诚然可以到外国去找出路，可是中国人整个说来是极不愿意移民的。

能赐给这些人的最大恩惠、也是把其中千万人从赤贫的最深处提起来的唯一可行之法，就是引进新的行业，给他们如今被排除在外的有利可图的就业机会。这方面有一片大有指望的天地。中国人的坚忍是有名的；他们在就手头的条件把事情做到极致上所达到的完善，为全世界所叹服。可是欧美近代那些节省人力的机械，他们至今还很陌生。所以同西方各国的成就相比，中国的物力是被浪费了。中国农村所行的分工，同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原则恰恰相反：每一家自己种棉、自己纺、自己织、自己穿；别的许多物产也如此。这套办法的好处是使人一年到头有事可做；替它说话的理由无疑也可以举出许多。

可是这一切劳力究竟是为了什么、得了什么结果呢？

实际的回答是：英国曾经从中国进口原棉，把它纺织成布，两年之后运回中国，卖的价钱比在产棉的当地用家庭劳力织出来的还便宜。英国在棉布上能同中国的土产竞争的，自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可是这件事居然可能——先用远高于本地人成本的价钱把原料买下来，好叫他们肯出手，再把它运过一万五千英里的海、再运同样远的路回来，而且不顾这一番周折里的巨大开销，仍旧能把成品供得比本地人自己造的还便宜——这就证明中国这一行里有极大量的劳力被用错了地方。而他们的棉纺，大概还是他们一切行业里做得最有效率的一门。

他们的煤和铁是用最原始的办法开采的。这两样东西国内明明极多，却都要从国外供给。中国市面上卖的土煤每吨要三十到四十先令，质量又那样差，以至于英国煤纵使贵一倍反倒更合算。若用得当的器具、用较好的开法，中国煤的质量可以大为提高，成本也可以降低。

蒸汽与机器在中国可以有益地施用的各个门类，要一一列举是列不完的。糖和纸不妨一提，中国人所用的各样油也可以一提；这些东西在国内的产量与消费量都极大，而在制法的成本与品质上都大有改良的余地。

在一切构成国家财富的事情上，我们都看见同棉花那个例子一样的失衡：所耗的力气同所得的结果不相称。人力的浪费被这个国家繁多的物产乘了又乘；而新事业所能展开的天地，正同中华帝国的面积与人口相称。

要把机器引进这个国家的内地、并用到如今养活百姓的那些手工业上去，只能靠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阻力会很大，尤其在开头；因为我们虽可以说中国人不存成见的程度同任何别的民族一样，可是在那些眼看要取代手工的革新面前，若指望他们比我们本国人还要开明，那就荒唐了。中国人照例要靠结果来说服。等他们发现生活必需品的低廉使自己现有的财富成倍增加，他们是不会慢慢吞吞去追这个念头的。贫苦阶层一旦有了有利可图的行当而被提升起来，就会生出新的需求，同时也就有了满足这些需求的办法。中国所得的好处，自然会按一个通商的民族必定从主顾日增的财富里得利的那个比例，反过来惠及我国。

在小的事情上，中国人的社会状况也很有希望因为同那些不安分、求进步的外国人接触而得到改善。如今正在香港和上海引进的煤气——本身是件小事——却未必不能在提高中国人、并为他们预备更重要的进步上出一点力。替大城市兴建自来水，对住在冲积平原上的那些人口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恩惠。他们从浑浊的、又是藏污纳垢之所的江河沟渠里取来的不洁之水，在许多地方是疾病的一大来源。这些地方所能得到的洁净滤过的水，其费用还比不上如今单是把那种同泰晤士河一样腐臭的源头所出的不卫生的混合物运回家去的运费。（原注：上海因为地势和人口过密，苦于无洁净之水最甚；而近几年那里疫病流行，这一层无疑出力不小——因为人口越增，对那条河——唯一的水源——的污染也越甚。上海居留地的供水问题曾提交伦敦几位有实务经验的工程师，他们计算的结果是：若建一套自来水工程，水库设在污水影响不到的地方，便能以如今仅仅把水从河里挑到各家所费的约四分之一，供每一户无限量的洁净滤过之水。辛普森与贾尔斯两位先生还证明，照拟议的每千加仑一先令计，工程所需投下的资本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因此我们不妨指望：至少上海的居民在不久的将来能享到这一大福。）

而且欧洲同中国往来的影响，范围也不限于这个民族商业、制造以及别的物质营生。他们关于良好政治的观念必然要被它改变；而少数欧洲人凭着较强的品格力量，能在中国那庞大的人群身上留下多深的印记，谁也估量不出。种种情形使上海成了这些外来影响施于本地人的一大焦点。四周地方的动乱先是把大批或富或贫的难民带来，投到外国旗帜的庇护之下，直到划给外国人居住的那片地上积起了庞大的人口。欧洲人为自保、也为管束涌进居留地的本地人而设立的那个小小的「共和国」，在中国人中间很得人心；它的职权越来越重，权力也不时有所增加，却总赶不上它日益繁重的职责。中国人喜欢上海的市政：因为他们虽被课以重税，却至少知道这笔钱用到哪里去了，而且或多或少享着人身的保护、免于勒索。这套办法运行得比人所能指望的还要和谐——要知道它在某种程度上同省政府是分庭抗礼的。无论如何，它已扎下深根，或许还会成为别的通商城市类似生长的先声。中华帝国眼下这种解体的局面若导致它权力的崩裂，这些不伦不类的外国「居留地」必将起重要的作用。这个国家政府的软弱以及随之而来的乱象，一面损害着居留地作为商埠的兴旺，一面却加强着它们政治上的影响。欧洲人居住所自然带来的威望，以及它对中国人所提供的生命财产的保障——无论有没有武装保护——都使这些领事口岸在无政府的时代成为权威的庇护所；而在这个国家的政府崩坍以后，它们也自然会作为商业中心维持下去。在它们那里将保存一个权力的核心，使得一旦现今的政府被打碎，重建政府会较为容易；这些商业居留地因此可能对中华民族有极要紧的贡献。它们或许会长成自由独立的共和城邦，这个结局那家第一流的报纸已不止一次预言过。《泰晤士报》一八六四年六月二日的一篇文章说：「我们所希望看见的自由城市，是那些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城市，是从贸易繁盛而国家不宁这样的情形里生出来的城市。倘若欧洲各国肯袖手旁观，我们很快就会看见小小的商业共和国在中国沿海设防自守、日益扩展——正像从前在非洲海岸、后来在意大利海岸出现的那些城市一样：那时候也是同样的危险逼得商人们抱成一团自卫自治。我们相信我们最省事、也最好的方针，不是去建立、而是去促成那些可以发展为自由城市的社群的生长。我们也不能指望这种发展是一日之功；那盘踞在人类三分之一头顶上、正在坍朽的大厦，要倒下并被改建成近世的居所，不可能不扬起一阵阵尘土、不发生一些可怕的大祸。」

倘若这些通商口岸的命运果真如此，那么再没有谁比住在其中的中国人更有理由满意的了；他们乐见外国影响的每一次推进，也乐意在任何强到足以维持和平的势力底下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附记

自上面这一章写成以来，中国的事情进展很快。戈登中校因我所说的缘故辞去中国军中的职务以后，显然觉得在这样一个关口把朝廷完全撇给它自己是太冒险了。于是他经布朗少将许可留了下来，教练并襄助他们；而他也得以欣然目睹自己一切辛劳的最后成功——南京陷落，太平军之乱熄灭。

浙江与江苏两省——中国最富庶、人烟最稠的两省——如今已无乱党，秩序与和平重新恢复。要使这两省长久在内战摧残下凋敝的地方的百姓完全相信生命财产已经安全，或许还须一些时日；不过眼下已有十足的理由可以推想：无政府的局面已被逐去许多年；而这片平定了的地方，不久就会享到它天然条件所必能带来的兴旺——而且随着同外人往来的扩大（这种往来的全部果实还没有机会结出来），这份兴旺必定还要更盛。

朝廷武力的这场成功，自然出自各国公使被接纳于北京朝廷、以及中国被引进万国之林——而这正是二十四年前由帕麦斯顿勋爵开创、并被这位政治家不顾毁誉始终不渝地推行下去的那条方针的大胜利。

太平军零散的余党会不会集结于江西省——那地方外国的直接援助鞭长莫及，而正是这种援助使他们溃散的——从而重新成为大患，很大程度上要看北京朝廷有没有魄力。它若认清局势的严重、认清防患胜于救火这句格言之不虚，就会及时采取有力的措置，赶在太平军重整旗鼓之前。

不过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相当确定的：倘若条约的条款能照订约者显然所设想的宽广意义去实行；倘若鄱阳湖以及同它相通的江河能对外国贸易自由开放；倘若欧洲人被准许住在江西的商埠——那么单是他们道义上的分量，尤其在江苏、浙江刚刚结束的这场战役之后，就足以大大遏止乱党在那一带的任何新举动。北京的当局日后也许会后悔：他们对友好的外国人的猜疑，使他们在许多最薄弱的地方失去了这样要紧的臂助。

十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