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本库已有伯德的三种:《中国图像》《黄金半岛》《扬子江上下游》。这是第四种,也是最短的一种。
伊莎贝拉·伯德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的女旅行家。她从小病弱,医生让她出门散心,结果她散了四十年:落基山、夏威夷、日本的北地、朝鲜、波斯、库尔德斯坦、马来半岛、长江上游。她五十多岁才学摄影,此后自己带着相机走。
一八八九年,她从克什米尔越过雪山,进了拉达克——那里的人说藏语,信黄教,当时的欧洲人把那一带叫「小西藏」。这本书写的就是那一趟。
篇幅不大,五章。从克什米尔谷地启程,翻佐吉拉山口,沿印度河上行到列城,再往努布拉,然后折回。她住在藏人的屋子里,看他们磨青稞、打酥油茶、织氆氇、转经、磕长头、往玛尼堆上添石头。
伯德写人极准。她的句子短,眼睛毒,几句话就能把一个人立起来。她不煽情,不铺排风景——风景在她笔下总是跟路一起出现:这段路怎么走,驮马过不过得去,夜里睡在哪里。
她也刻薄。她对喇嘛教的看法很不客气,对寺院的收入、僧人的不事生产、经筒和护身符的用处,都有贬词。译文照她的话译了,没有替她缓和。她那一代英国人到异教的地方去,眼睛里带着一套固定的尺子,这本书里的尺子就是那一把。
但她也有诚实的地方:她承认自己是这里唯一的外人,承认自己看不懂很多东西,承认藏人待她好。一本一八九四年的小书,能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容易。
五章,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第一章启程
克什米尔谷地太有名了,用不着描写。它是英印的猎人与游客的「快乐猎场」,是画家与病人的去处,是羊绒披肩与精美绣品的产地,是拉拉·鲁克的故乡。那里的居民多半是回教徒,受印度教徒极恶劣的治理,是个孱弱的种族,不大引得起人的兴味;对旅行的人,他们的用处是充当「苦力」或脚夫,而他们那种又奸猾又卑屈的样子——那是世代压迫养成的——又叫人厌恶。不过便是他们也有了一线曙光:圣公会差会在首府设了一所力量颇强的医务与教育的差会,一所由一位女医学博士主持的医院与药房已为妇女开办,而印度政府借调来的一位能干正直的「清丈官」,正在查核那套不公道的田赋办法,以求公平厘定。
我在拉瓦尔品第离开旁遮普的铁路,置办了行营的装具,先乘山车,继而骑马,又换了船屋,穿过那几道通往克什米尔、即杰赫勒姆河谷的雄伟峡谷,四月底到了斯利那加。那时草地绿得像天鹅绒,树叶正鲜嫩,环抱着喜马拉雅这颗最美的明珠的雪松山峦,还披着一冬无瑕的雪衣。我以斯利那加为大本营,在克什米尔游了两个月,一半时间住在杰赫勒姆河与波赫鲁河上的一条本地船屋里,另一半骑着马,哪里景致最动人就在哪里扎营。
到六月中,蚊子猖獗起来,草黄了,谷地上笼着一层褐色的尘雾;蒙希巴格那些闷热的夜与雾蒙蒙的月色里,到处是人群的营火;英国人的帐篷点缀着这片风景;无论多偏远的山、谷、台地,都逃不开英语的聒噪与印度仆人那训练出来的卑顺;连索纳马格——海拔八千英尺,路又难走——也向草地网球投降了。对一个旅行者,这片英印的喧嚷叫人受不了;于是我在六月二十日离开斯利那加和许多好心的朋友,往小西藏那高举的台地去。我这一行人计有:我自己;一个极能干、翻译也还过得去的仆人哈桑汗,旁遮普人;一个马夫,这人不提也罢;还有曼多,一个克什米尔少年,本是个寻常苦力,在哈桑汗调教之下,渐渐成了个得力的随行仆人,后来又成了个利落的侍者。
我的马嘉波是不可忘的——其实也忘不了,因为它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留下过蹄印或牙印。它是匹漂亮牲口,巴达赫尚所产,带阿拉伯血统,银灰色,轻捷如猎犬,强健如挽马。论智力,它比我所认识的任何马都高。它的聪明有时叫人觉得近乎会推理,它的淘气又像是有一种幽默感。它一小时走五英里,跳跃如鹿,攀登如牦牛,涉险滩时又稳又有力,不知疲倦,耐得粗饲,饭量却大;在悬崖的窄沿上、在裂着缝的冰川上都蹦跳自如,全然无所畏惧;那几条细腿和它使唤那几条腿的本事,人人见了称奇。它到末了仍是个谜。它全然驯不服,给它好吃的它怒而不受;人一走近,它就把后蹄踢到人脸上,又龇着牙扑人,冷不防逮住过路人的腰带,像狗摇耗子一样把人摇晃;除了曼多,谁也不许挨近——它一眼见了曼多便生出一种极奇怪的依恋——可是它又踢又用前蹄刨,眼睛里却始终跳着快活的光,叫人断不清它这没完没了的捣乱究竟是玩耍还是恶性。它总拴在我帐篷前面,缰绳有二十英尺长,等于让它自由;它顶得上一条看家狗,它那些把戏和那叫人猜不透的凶野,是全营的生气,也是全营的畏途。我看它总看不厌:它身段的线条那样精妙,动作那样柔韧迅捷,小小的头和那对不安分的耳朵那样有神气;它的神情变化又那样频繁——这一刻还怒嘶一声扑向某个不防的生人,下一刻却把那漂亮的头贴在曼多脸上,发出轻柔的咕咕声,温顺得像个孩子。它扑人或撒欢的时候,那身段与那美,只能借使徒雅各的一句话来形容:「其形之美。」这马是吉尔吉特有名的杜兰德上校送我的,换去了一匹又怯懦又笨重的叶尔羌马;他此前曾想驯服它,白费了力气。它那双野性的眼睛像海鸥的眼睛,与人类毫无亲分。
此外我还有一名护卫,是个阿富汗人、或说帕坦人,隶属大君的外籍雇佣军的非正规部队,是我进克什米尔时派来迎我的。此人名乌斯曼沙,模样活脱是台上的恶汉。他的包头布高得出奇,上头插着罂粟花或鸟羽;他爱古怪的颜色,衣裳换个不停;走在我前头,肩上扛一把大刀;抢掠百姓,殴打百姓,吓唬妇女;到了列城,终于被人认出是个杀人犯,而且实际上与他那副模样一样是个大恶棍。带这样一个随从是失策的。他所逞的凶暴与贪婪,自然使百姓畏缩或乖戾,不肯信任这样带着人的旅客。
末了,我有一顶喀布尔帐篷,七英尺六英寸见八英尺六英寸,连杆带铁钉重七十五磅;一张支架床和一条软木褥子;一张折叠桌一把折叠椅;还有一条印度地毯权当地衣。
我的仆人有一顶五英尺六英寸见方的帐篷,只重十磅,中午打尖时也给我作遮荫的棚子。一把水壶、一只铜锅、一只煎锅,几件搪瓷铁的餐具,铺盖、衣裳、办事与写生的用具,就是我全副行装了。仆人自带棉被作铺盖,也自带炊具——不肯用基督徒的器皿,差不多是他们所存宗教的最后一块破布了。我所带的食物只有茶、一批爱德华兹干汤料和一点糖精。这「房子」连同家具衣物等等,三头骡子驮着还算轻省;骡子是雇的,连赶骡人每头每日一先令。路上羊、粗面、牛奶与大麦都买得到,价钱也很公道。
列城是拉达克即小西藏的首府,离斯利那加十九站;我这趟却走了二十六天。头一「站」是走水路:我把船屋经马尔水道与安查尔湖开到甘德尔巴尔,离斯利那加不过几小时。这座喜马拉雅的威尼斯——大街是一条奔流的宽河,背街是一条条曲折的水巷——在六月末午后斜斜的日光里,从未显得这样迷人。光亮亮地落在我上船的官邸石阶那一段河面上,落在那些彩船与官船上——船身画着蔓藤花纹,顶着鲜艳的篷帐,两「舷」是三四十个穿大红、包蓝头巾的划桨人;落在大君宫殿那华丽的门面与金顶的庙宇上;落在那几座几百年来不朽不坏、经得起杰赫勒姆河狂涛的厚重雪松桥上;落在沿着这条打旋的水路、古趣盎然的木造房屋与雕花的褐色格子门面上;又从悬在深绿水面之上那些极好的悬铃木的密叶间欢欢喜喜地漏下来。然而荫下的寒暑表是华氏九十二度,日头毒得厉害;等船一转弯,离了宽阔湍急的杰赫勒姆的喧闹,进了一条静静的、窄窄的、拐得极急的水巷——那水巷穿过斯利那加介于杰赫勒姆河与山顶的哈里帕尔巴特堡之间的一块地方——才叫人松一口气。那里阴影很深,只有零星的光落在河埠上妇女的红衣上,落在几百个水里长大的男孩剃光的发亮的头上——他们正在这条水巷里游水嬉闹,而这水巷既是本区的阴沟,也是本区的水源。
随后好几个钟头,船在说不尽的入画景致里缓缓曲折前行:一条窄窄的水路,上面跨着尖角的石桥,有几座桥顶上还盖着房子;又有缠满藤蔓的褐色旧木桥;两边夹着高高的石岸,石岸里砌进了古庙的雕石,岸顶上是富人的屋子,造得别致,窗上是木头的镂花,或是带着亭子的园子;较低的石岸上托着许多层层带阳台的住屋,颜色浓丽,样式奇巧,上半截探出水面,底下用桩子撑着。又有缠着藤的高大白杨,有大桑树把诱人的果子垂到伸手够不着的地方,有巨大的悬铃木拱在水上、密叶刮着船顶的席篷;有肮脏的河埠挤满了白袍的回教徒在行他们那点简省的洁礼;有盖着厚厚茅草的大粮船,船上不但住着一家人,连羊和家禽也在内;以及斯利那加拥挤水道上其余的种种光景——房屋照例歪歪斜斜、年久失修。这条水巷渐渐展开成安查尔湖,那是一片界限不明的芦苇浅湖,千万蚊子的滋生之地;等那褐黄的暮色暗成一个闷人的夜,我们系在一片芦苇丛边过夜,直到第二天上午很晚才到甘德尔巴尔;我的马与驮队正在一株极好的悬铃木下等我。
此后五天,我们溯信德河谷而上;论雄奇与变化,这是克什米尔最美的谷地之一。起初是海拔五千英尺处安静的稻田与褐色的农村;路通常很坏,有时又陡又险,穿过缀满花的高山草甸,沿着轰鸣奔腾的信德河上方的暗峡而行,穿过缠满香甜白茉莉的林子——那是松林与雪松林的下缘,这两种林子一直爬到很高的山上;路过一道道裂隙,从那里瞥见耀眼的雪峰;越过草坡,坡上散着村落、房屋与掩在胡桃林中的神龛;望得见哈拉穆克那些森然的危岩;穿过林间小道与园林似的野地,野地上稀稀落落有几处田庄;走过没有栏杆、摇摇晃晃的桥,走过雪崩滑落的坡面,终于到了加甘盖尔——一处幽绝美绝的梦境,几株高大的悬铃木下是一片天鹅绒似的草地,正好扎营。过了这地方,谷地便收紧在峭壁与危崖之间,那些崖壁几乎是从信德河边直拔起来,高到八千乃至一万英尺。路在许多地方只是暴怒的河上方一连串陡斜的窄沿,天然的岩面被西印度、克什米尔与阿富汗通往中亚的商旅踏了几百年,磨得光滑而危险。这路对牲口有多么靠不住,我走这一周里发生的五起严重事故把它说得再明白不过;其中一起,一位到拉达克去住三个月的英国军官,连钱带衣物带猎具都丢了。过了这条骇人的大峡谷,山势开展;渡到信德河左岸,一段陡坡上去,我便到了索纳马格那片秀丽的高山草甸,春花烂漫,清溪如水晶,四面镶着落叶林与针叶林,林上与林间是大冰川与蒂莱尔的雪峰。时尚已经抛弃了难走的索纳马格,去就古尔马格了;这股任性的风气,从几座木屋与一座教堂的残迹上看得出来。清冽提神的空气,壮丽的景致,冰川近在咫尺而且上得去,再加上有位好心的朋友整个夏天「结庐」在那里,这就使索纳马格成了一处极愉快的歇脚地,然后才踏上那趟据说艰苦的小西藏之行。
这五天的行程虽然顺利,又饱餐了壮丽的景色,却也叫我看清了几桩不痛快的事。我发觉乌斯曼沙虐待村民,不但抢他们最好的鸡,还打着我的名号勒索各样东西——其实我一向一丝不苟地亲手付清一切;村民若表示要讲自己的道理,他就连鞘带刀地打他们。随后我又发觉:我那位精明的总管并不满足于百分之十的正当「揩油」,什么东西都向我要双倍的价,而只付卖主一半;这套戏法竟是当着我的面变的。他又用恐吓的手段,把我付给苦力的工钱追回一半;他领了买大麦喂嘉波的钱却从不去买,这件事是由马一天天乏下去才露出来的;此外还用种种下作而又说得过去的法子骗我——而我给他的工钱是格外优厚的,并且本已打算对小小的不诚实「睁一眼闭一眼」,只要吃亏的只是我自己。活在一团谎言与欺诈的雾里,是会把人的品格拖低的;而想将一个行骗的亚细亚人一军,结果总是自讨没趣。
一个明媚的下午,我很晚才离开索纳马格,走一小程,穿过林子环绕的高山草甸到巴尔塔尔——那是克什米尔境内最后一处营地,一片草谷,坐落在佐吉拉山口脚下;由这一口起,要登上中亚的高台地共有三级巨大的阶梯。路上要渡信德河一条大支流,它从一道松林垂覆的峡谷里泻下来,成一片片宽阔的白沫。我那马夫是个混账东西,不是半痴就是装痴;我虽吩咐过不许,他还是把嘉波牵上一座相当高的桥——那桥不过是两根杆子,上面松松地搭着扁石片,宽不过一英尺。马走到当中,那结构打了个转,只见空中一闪蹄子、一抹猩红,嘉波——我往后四个月的指望——滚了不止一滚,便消失在乱石与最狂暴的激流里。它却不曾失了方寸,挣扎过来,拚死一跃爬上了下游的岸,腿上擦破流血,鞍桥也歪了一只,再也扳不直。
旁遮普文官部的马科诺基先生与克什米尔圣公会医务差会的尼夫医生,从索纳马格陪我翻过山口。那夜马先生就乌斯曼沙的劣迹同他严肃地谈了一番,结果出奇地好,此后我几乎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他来对我说:「专员大人以为我给太太添了许多麻烦。」我冷冷地答道:「你留神别再给我添麻烦。」那位先生话里的要旨,是个极中肯的提点:老老实实忠心服侍我,到头来比骗我更合他自己的利益。
巴尔塔尔坐落在一列峭拔的山脉脚下,那些峰头比勃朗峰还高。两条峡谷在此会合。十英里之内没有一间屋子。大堆的营火熊熊地烧着。几个牧人躺在一面席子的挡风后头。在霜天的星光下、在中亚那道大屏障之前,那份寂静与孤绝最是动人。第二天日出时我们已在路上,沿着一条巨大的峡谷上行,谷壁几乎垂直,谷里积雪极深。随后便是佐吉拉山口;它与纳米卡拉、佛图拉——分别为一万一千三百、一万三千与一万三千五百英尺——是从克什米尔上到西藏高地的三大阶梯。后两处并不难过。佐吉拉却是一道十足难走的山口,若把萨西尔除外,大约是叶尔羌商道上最难走的一道。路在一堵陡起将近两千英尺的石壁侧面凿出来、劈出来、踏出来,是一连串粗陋狭窄的之字形,宽得能容两头驮畜交错而过的地方极少,甚至没有;路上尽是碎裂的石阶,常常高到人胸口,还有磨蚀的斜滑岩面,牲口只好连跳带爬,各凭本事。
树木与蔓草垂在路上,蕨与百合开在湿润的石窠里;万千花朵之中,有一种蓝白相间的大耧斗菜格外以秀美与清香夺目。这些细处的可爱,诱人每转一个弯就想驻足;尤其因为我知道:此后直到深秋我打算下到库鲁去时为止,造化的娟秀与丰饶,我是再也见不着了。路所倚的那条积雪的峡谷,即佐吉拉山口,在地理上很可注意:它是喜马拉雅大山脉三百英里之内最低的一处凹口;克什米尔、阿富汗与旁遮普西部一切往中亚去的商货,尽管信德河与苏鲁河沿线路段恶劣得声名狼藉、因而货物牲口屡有损失,仍旧都由此而行。不过这时节还太早,路上只有寥寥几支胆大的商队。
对克什米尔的最后一瞥是依依不舍的。底下阴影里躺着巴尔塔尔的营地,一片雪松环绕、繁花点缀的幽寂草甸,响着从雪原冰川上泻下的寒溪的喧闹——那雪原冰川,正托在我们由佐吉拉口闯进来的这列大山之上。那片躺在山脚阴影里的谷地,美得像一场梦:绿得像英国的草坪,点着白百合,散布着一丛丛树木,树上缠着红的白的蔷薇、铁线莲和白茉莉。耐寒的阔叶树之上是乔松、冷杉与云杉;再上去,雪松以它端庄的秀逸覆满山坡;林木之上,蒂莱尔的雪山在朝阳里泛着粉红。而在本身已高达一万一千五百英尺的佐吉拉之上,一大片灰的红的山岭,带雪带冠,在带露的、泛着玫瑰色的空气里拔起成峰、成壁、成尖塔、成犬牙交错的脊;在那之上,更高的峰顶把一片片无瑕的雪原举进天青色的苍穹里去。西藏这一边的下坡既缓且浅。景致的性质陡然一变。再没有树了;一时代树而起的大灌木,退化成多刺的矮丛,随后也不见了。有稀稀落落长着点草的山,有光秃的砾石山与红岩山,有灰色的危崖,有一片片绿草地,有带雪的向阳峰头,有一道积雪的深壑;往东去,远处是一道长谷,谷里填着雪原,边上镶着粉红的报春花——那便是中亚了。
我们停下来吃早饭,把冷茶埋在雪里冰着;马先生对那阿富汗人作了最后一番嘱咐,那人指着自己的先知发誓要尽忠;我极不情愿地与这两位好心的护送人分手,带着一点可怜的印度斯坦话和两个一个英文字也不会说的人,踏上了我的西藏之行。那一天要走十四英里,路上没有一间屋子。雪原绵延五英里,厚自十英尺到七十英尺,裂缝极多,又堆着崩落的雪块。德拉斯河——真正是「雪里生的」——就在这里现身,从一道冰雪的蓝拱门下的裂隙里涌出,随后便沿谷怒吼而下;这条河要涉好多回,有时则从雪桥上过。走了一程,我在一处雪崩坡上重重摔了一跤,便骑上嘉波;这聪明勇敢的家伙在雪上撒着欢,嗅一嗅那些宽得跨不过去的裂缝便纵身跃过,把前腿并拢像瑞士骡子一样顺着坡滑下去;在一处浅滩上虽被德拉斯河的恶浪卷得失了脚,仍旧奋力挣上了岸。陡峭的草山,被咆哮的德拉斯河劈开峡谷的峰头,一片片起伏的草地,一程一程地接连而来。随后是一片宽谷,谷里多半铺着山洪冲下的石头,中间有几小块靠灌溉种出的可怜的大麦;麦田之间有两座圆石与泥筑的房子,约六英尺高,顶是平的泥顶,一座可以叫作村子,一座可以叫作客栈。村顶上堆着树枝与晒干的畜粪——那是作燃料用的——全村的女人,老的少的,都在那里拣羊毛。马塔扬这村子里的人是克什米尔人。我要等一个钟头帐篷才到,那些女人便下来围成一圈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她们问我是不是哑巴,问我为什么不戴耳环项圈——她们自己身上挂满了沉甸甸的首饰。她们抱来生皮肤病的孩子讨药膏;听说我摔伤了,就抓住我的手脚使劲推拿,手法倒也不笨。比起克什米尔人惯常那种冷淡疏远,我宁取她们这份好交际。
那客栈是几间又暗又脏的小屋,围着一块斜斜的、热烘烘的土场——那是唯一可以扎营的地方;门洞底下有两个活物蠕动的土台,我的仆人就在那里做饭睡觉。第二天是星期日,本该守着歇一天;可是牲口没有草料,我们只得赶到德拉斯去,尽可能顺着那条同名的河走。这条河穿行在色彩浓艳、带着雪痕的山间,只在有些地方忽然被夹在相距不到十英尺的火焰色或黑色的石壁之间,在那里翻滚咆哮,冲出巨大的瓯穴。每走一英里,四围的景象就更带几分中亚的气味。整日里一轮白得耀眼的太阳,从深蓝的、无雨无云的天上照下来。空气令人振奋,旅人觉得自己的精力与生气一天比一天足。没有树,急流河床边上深红的蔷薇是仅有的灌木。然而六月里有短短两星期——我正赶上了——谷地与低坡呈出一派奇妙的秀美与欢欣。玫瑰色与淡粉的报春花镶在雪边上;娇小的管花马先蒿把潮湿处盖上一层金;大朵的黄的白的、小朵的紫白相间的银莲花,粉的白的石竹,一种极大的勿忘我——把天的浓蓝带到地上来——水边紫色的兰,把整片地染成深蓝的琉璃苣,欧洲百合,带褐斑褐纹的淡绿百合,黄的橙的紫的野豌豆,画笔花,矮蒲公英,香气满谷的白三叶,粉的与乳白的紫菀,菊,剪秋罗,鸢尾,龙胆,蒿,以及另外上百种,构成千百万株高大的伞形科与菊科植物的下层;那些高草里有许多带着桃子的香味,多半是黄的。风总是很大,千万朵明艳的花冠,饱饮着那使它们短促而热烈的生命太快臻于圆熟的烈日,一波一波地起伏成色彩的浪,几乎有万花筒的效果。离斯利那加约十一站处,到了卡吉尔,情形转坏;往拉达克首府去余下的几站,走的尽是滚烫的砾石或剥蚀的岩面,草木只剩那种奇特的多刺忍冬——它蜿蜒的茎上满是深绿的波状卵形叶子,开着秀美的、像银莲花似的白花——和姿态优雅的东方铁线莲。
渡过德拉斯河一条暴怒的支流——桥在脚下摇晃战栗——再上一座陡山,山顶上现出一片大谷,谷的支岔斜斜地伸进层叠山脉的沟壑之中;那些山高自一万八千到两万一千英尺,冰川有时低垂到一万一千英尺的凹处。既有这样可以引水的便利,谷里便绿着灌溉出来的草与大麦;平顶的村落散布在田间,或是栖在火焰色山峦的支脊上,给这地方添了一种野气的快活。德拉斯这些村子里住的是耐苦的达尔德人与巴尔蒂人,个子矮,模样憨厚,肤色较深,相貌远不如克什米尔人;可是与克什米尔人不同,他们待人很亲热,又好奇又有兴味,所以我在他们那里住了两天,到各村去看他们所能指给我看的「景致」——主要是一座大锡克堡、一头牦牛、一头叫作犏牛的杂种牛、他们屋子的内部、一个山顶上的壮丽远景,以及一场合着达尔德芦管吹奏的达尔德舞。我则在时间许可的范围内把他们一个一个、一群一群地画下来,画成就送给他们,画得忠实而难看。我花二先令三便士买了一只羊,请全营吃了一顿;牵来给我过目的那三只羊,都是男孩跨在背上骑来的。
德拉斯谷里的黄昏美极了。太阳一落到高山背后,一重重峰头,红的、带雪痕的,便在柠檬色的天上燃烧起来;劲风缓成一股清冽的硬风,把德拉斯河的雷鸣与清澈到极点的溪流的琤琮送上营来。再不用煮水滤水了。每一道水晶般的急流里的冰水,都可以放心喝。
把德拉斯那些村子与它们的丰饶抛在后面,窄路穿过德拉斯河上方一条火焰似的谷地,两边围着光秃、开裂、带雪斑的峰头,陡坡上尽是碎石、巨砾、正在消融的雪崩堆,以及一堵堵一柱柱的岩石:有的朱红,有的粉红,几处是浓橙色,有的是黑的,还有许多是李子色的,带着琉璃似的光,只能用紫茜红来画它。巨大的红色裂谷里有冰川所哺的急流,偶有雪原;强烈的日光从干燥无草的岩石上辐射出来;一道峡谷又陡又窄,连着好几英里竟找不出一块地方支得起一顶五英尺的帐篷;一条河越奔越壮、越奔越怒,吼得人耳朵发聋;偶有开阔处,种着柳树,柳荫下引水种着苜蓿,旅人夜里就在那里扎营;而这一切之上是一片纯净浓烈的蓝天,入夜便转成缀星的紫。这就是此后三站的光景;最可记的,不过是把咆哮的德拉斯河换成了咆哮的苏鲁河,以及到卡吉尔之前几座坏桥和几段声名狼藉的烂路。到了卡吉尔,山势分开,容下了好几个村子。那里有好几英里的冲积地引水灌溉着,白杨、柳树与杏树极多;我在树荫下一片高处的湿润草地上歇了两天,领略景色之壮与绿意之怡人。卡吉尔这几个村子是普里克这个小邦的首邑,归巴尔蒂斯坦即小西藏的总管辖;住的多半是改宗回教的拉达克人。种族的特色、衣着与举止,到处都被回教抹平或冲淡了;而回教那种冷淡的疏远与倨傲的气派,在这些改宗者身上十分显著。
旅途每天的常规是这样的:早六点前,我打发一个苦力带着小帐篷与午饭篮先走,到半路上等我。不到七点我自己动身,乌斯曼沙走在我前头,留下仆人带着驮队跟上来。到了那顶遮荫的帐篷处,我歇两个钟头,或者等驮队超过我走出一截再走。一程走完,我通常见帐篷已支在引过水的地上,近着一个小村;村中头人按定价供给牛奶、燃料、草料和别的用物。「下午茶」很快就备好了,两个钟头后开饭,是烤肉与煮饭。饭后我通常同头人谈谈本地的事情,八点刚过就上床。仆人与赶骡人吃着谈着到九点,等那「咕噜咕噜」的水烟声一响,就表示他们要睡了;他们像多数东方人一样,睡时把头紧紧裹在棉被里。每天动身以前把账算出来,我亲手付给头人。
那阿富汗兵的种种怪态,在不叫人恼火的时候,倒是始终的笑料;只是他那没完没了的换装与一天天胀大的行李,引起了我严重的疑心。这位虚张声势的好汉以军人的大步在我前头一小时走四英里,肩上扛着一把装在重重镶饰的鞘里的大弯刀。鞣皮袜子与凉鞋,黑的或白的绑腿从脚踝一直缠到膝盖、外面再用橙色或猩红的宽呢带束住,白细布的灯笼裤,白细布衬衫,外罩一件垂袖的白纱短袍、系一条皮带,一顶红色尖顶帽外面缠着深蓝的包头布、一端垂在背后,耳环、项链、手镯和一大堆戒指——这是他寻常的装束;腰带上插着一把短剑和一支手枪,又挂着一个用什么兽的毛皮做的长烟袋、一个大皮钱包以及零碎杂物。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又添了蓝白的纱衣配猩红的腰带,戴上金线绣的尖顶帽和一顶极大的白纱包头,首饰换个不停,还常常在这一切之上顶着一大把罂粟花或一簇深红的蔷薇。他那顶头饰大得惊人;头饰连头加在一起,少说也占了他全身高度的三分之一。他是个极古怪的物事,伺候我却很留心、很得法;不过我若早知道后来才知道的事,同他单身走这些长长的寂寞路程,我是要迟疑的。哈桑汗与这阿富汗人之间,存着极强的仇恨与嫉妒。
我前面提到「路」,还说我走的是从西印度通中亚的大商道。这里该解释一句了。想从克什米尔上西藏高原的旅人,是不能坐马车或山车的。有许多路段他只能以步行的速度走;他若体恤自己的马,凡遇崎岖陡峭的下坡——这样的坡很多——他就得下来走,过多数桥时也得下马。所谓「路」,须理解为驮道:在砾石谷地上是单靠往来踏出来的,别处则是费极大的力气与钱财修出来的;因为造化逼着筑路的人跟着她走,把路带进她替他划定的那些狭谷、沟壑、峡谷与裂罅里去。有好几英里,这路是在一千到三千英尺深的峭壁上炸出来的,不过是暴怒的急流上方的一道窄沿;最坏的地方,主要是绕岩角处,是「搭架」的——就是把杆子横着插进崖缝里,上面松松地铺一层石板、木板、柴枝,或是树枝与草皮。这条道总还够一头驮货的牲口走;可是许多地方两支商队相遇时,必得有一支的牲口让开,爬到山坡上去——那里落脚处往往危险,总归是难走。在卡吉尔附近让一支商队时,我仆人的马被一头驮货的骡子挤下悬崖,淹死在苏鲁河里;另有一回,我那阿富汗人把一支列城商队的一头驮骡赶下路去,害它丧了命。把一支商队冲散、好让我一个人体体面面地过去,他认为是他的职分之一;有一回在极危险的一段路上,他把驮得沉重的骡子往上头的陡岩上赶,眼看就要出事,赶骡的人急得发狂,我只得用登山杖把他的刀挑开,以表明我对他这种横暴的憎恶。桥都没有栏杆,许多不过是把两根或几根圆木横在溪上,上面铺些树枝,再盖上草皮,而且常常盖得极薄,底下狂奔的水看得清清楚楚。这些桥虽简陋,造起来却极费钱费事:长长的白杨木料要靠苦力沿着狭窄的山道运很远,平均一根木料要五十个人。拉达克的路比起克什米尔的来是极好的,而且在英国驻列城的会办专员督理之下还在不断改良。
到卡吉尔为止,景致虽一站比一站更带西藏气味,却还间或露出一点天然的绿意;过此以往,离了苏鲁河,就再没有一样绿的东西。下一站路要翻过一片高耸的沙质台地,那上头热得可怕——滚烫的砾石,滚烫的天;随后是火红的崖壁与焦灼的山坡;随后是一道深壑和帕斯金这座大村(村子被一座堡垒踞顶的岩石镇着),还有几亩种着庄稼、引着水的地;随后又是一道窄壑与色彩如焚的壮丽景致,走了几英里豁然开朗,现出一片山所环抱的、乱石与沙的炽热混沌,以及一道陡坡上几处奇特的住屋,还有几所彩画得十分特别的宗教建筑。这就是谢尔戈尔,头一个佛教徒的村子;到了这里,我就算是「在西藏人中间」了。
第二章谢尔戈尔与列城
谢尔戈尔村所在的那一片乱石与沙的混沌,四围是朱红与橙色的山;那里没有便于扎营的地方,可是我的人到底设法在一道陡坡上把帐篷支了起来,我只好把支架床横跨在一条水渠上,渠水在床下哗哗地流过,去养活几小块可怜的青稞。在谢尔戈尔与别处,草料紧缺到这个地步:庄稼不是割的,是连根拔起来的。
这趟旅行里那种极浓的人间兴味,就是从这一点上开头的。克什米尔的草坡与雪松覆盖的山,同小西藏那火焰般的焦旱,固然相去极远;而那边高大、黝黑、俊秀的土人连同他们那些雕像似的、畏缩的妇女,同这边丑陋、矮小、粗壮、黄皮肤、塌鼻梁、斜眼睛、模样蠢笨的人,相去也不见得更近。克什米尔人虚伪、谄媚、多疑;西藏人却诚实、自立、和气,是最叫人愉快的民族之一。我在谢尔戈尔一见就喜欢上了他们;他们的道德在某些方面固然坏得可怕,可此后四个月里我并没有找到什么理由改变我对他们的好印象。
头人——他们叫作「果巴」——来看我,引我去看本地可观的东西:一座嵌在岩石里、门面彩绘鲜明的寺,和三座佛塔,塔身涂着蓝、红、黄三色,又抹上粗率的蔓藤花纹与神像,其中一尊竟与格莱斯顿先生像得出奇。房屋是泥筑的,平顶;不过那时是夏天,许多屋子没有顶,因为托泥用的白杨木条被拿去当柴烧了。屋顶上堆着锥形的干畜粪——那是本地主要的燃料——可是通体看去,一片破败贫苦。人人都请我进他们那又黑又脏、兼住着山羊的屋子里去,拿茶和奶酪给我,又摸我的衣裳。他们看去像最野的野人,其实不是。再穷的人家也少不了一座「家龛」,一格木头神像,一张供桌。一种宗教的气息弥漫着西藏,给人一种极新奇的感觉。这么个穷地方,不但有佛塔、有寺、有家龛,还有转经筒——就是木头筒子,里面塞着写了经的纸卷,套在棍子上会转,过路人随手一拨;还有插在石堆上的、写了字的棉布小幡;屋顶上又竖着长杆,杆上系着棉布条,上面写着那句人人都念的经:「唵嘛呢叭咪吽」(莲花中之宝啊)。这些布条在风里一飘,屋里的人就得了诵这句经的功德。
往列城——小西藏的首府——去余下的几站,处处新奇迷人。西藏人到处都亲热诚恳。每到一村,我都被请到头人家里,由他领着去拜访本村的要人;每个过路的人,无论俗家还是僧人,都笑嘻嘻地招呼一声「次」,问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祝我一路平安,夸我的嘉波;嘉波攀上岩梯、在难渡的急流里勇猛扑腾时,他们还像英国人一样给它喝彩。这种普遍的欢快与热络,同回教徒那种冷冰冰的疏远一比,真叫人心里舒坦。
西藏人那种无可挽救的丑,一天比一天在我心里加深。那丑是奇形怪状的;他们的衣饰非但不能遮掩,反而把它加重。他们颧骨高,鼻子又宽又扁、看不见鼻梁,眼睛小、黑、斜,眼皮厚,眉毛几乎看不出来,嘴阔唇厚,耳朵又厚又大又招风、还被大耳环坠得变了形;头发又黑又直,粗得差不多像马鬃;身材矮短方正,很不好看。男人脸上光溜溜的。女人身高很少超过五英尺,男人有五英尺四英寸就算高的了。
男子的装束是一件宽大的长毛呢袍,束一条腰带,加裤子、内衣、毛呢绑腿,还有一顶两耳上翻着尖角的帽子。腰带是西藏人一切心爱之物的库房:钱袋、粗刀、沉甸甸的火镰盒、烟袋、烟斗、纺锤,以及种种符咒护身之物。袍子宽大的前襟里,他装着待纺的羊毛——他是一面走一面纺的——还有揉好的糌粑团,另外还有许多东西。他的头发编成一条辫子。女人穿短而袖大的上衣,稍短的百褶裙,长出一码的紧裤子——多出的那一截在脚踝上方堆成褶;背上搭一张毛朝外的羊皮;逢喜庆日子,平常衣服外面还要罩一种披挂。男女都穿毡鞋或草鞋,都戴许多沉重的首饰。女人头上系着一对锦缎做的大「耳」,衬着皮、镶着皮边,缀在头发上。她们的头发一月梳一次,抹得油腻腻地编成许多辫子,在脑后用一条长穗扎在一处。头饰是一条布带或皮带,上面密密地缝着大块的绿松石、红玉与银饰;这条带子在额前垂成一个尖,到头顶上展宽,往后一直收细到腰间。每个西藏女孩子的志愿,全集中在这件奇特的头饰上。耳上的大圈、项链、护符、带扣、黄铜或银的镯子,再加插在腰带上、垂在腰带下的种种器具,凑成了一身丑得无与伦比的装束。西藏人是脏的。他们一年洗一次澡;除了过节,衣裳总要穿到自己脱落才换。他们健壮耐苦,连女人都能背着六十磅的东西翻山口;他们极长寿;嗓音粗而响,笑起来又闹又爽。
离了谢尔戈尔,佛教的标记处处皆是,而且气派很大;小西藏凡有人烟的地方,也都可以这么说。释迦牟尼的巨像刻在石壁上,或用木、石、镀金的铜造成,在莲座上安坐着,万古不动,旁边便是信众的村落。高自二十英尺到一百英尺、为「圣」者所建的佛塔,散布在高处,或是排成气派的夹道,通向村落与寺院。此外还有数不清的玛尼堆——那是石砌的长堤,宽自六英尺到十六英尺,长自二十英尺到四分之一英里,顶上盖着扁平的石头,上面由喇嘛刻上「唵」字那句经;买了石头安放在那里的,是想从神明那里求得某种特别好处的人,譬如一路平安。再就是转经筒,有时一排一百五十个,过路人用手一抹就轻轻转起来;较大的要拉绳子才转得动;更大的则用水力。后一种里最好的一座在一所庙里,庙横跨在一道长流不息的急流上;据说筒里装着那句神秘之经两万遍,礼拜的人每转一圈所纳的钱,看他的家境与所求之急,自一便士到一先令四便士不等。
拉达克与努布拉的光荣与骄傲,是那些寺院。它们入画之美简直迷人。那是一大堆一大堆不规则的、形状奇诡的建筑,几乎无例外地盘踞在高耸孤立的岩头或山脊上,要从陡峭粗糙的石阶上去;下面是佛塔,上面是雉堞的楼,还有经堂、圆顶、跨着深壑的桥、尖塔,以及搭架挑出的、金光闪闪的部分;像拉玛玉如那样,看去竟像是从岩石本身长出来的。外墙通常刷白,红的黄的褐的木构件、白墙上宽宽的红蓝色带、三叉戟、转经筒、牦牛尾、杆上的幡,给它添上颜色与动势;而钹的铿锵、铃的摇响、大鼓大锣不停的捶打,以及每隔一阵六英尺长的银号的呜呜巨响,都在证明寺中僧众仪轨活动之忙。一座寺里的喇嘛自两人到三百人不等。他们并不闭关,职分使他们在百姓中间来去自如,与百姓关系极密——每家的次子都要做僧人。买卖、耕作、人情往来,每一桩事都要得僧家的许可;凡有财富,都在寺里;学问也由寺里独占;一万一千名僧人与百姓连在一起,却主宰着生、死以及死后的一切事,又凭教育、传统与权威同拉萨紧紧相连。
一路沿着峭壁的岩面走,走过没有水的、滚烫的红砾石台地——真正是「荒场」;而途中的消遣,是遇见成群的红教黄教喇嘛,每人手里捻着转经筒;遇见住持、遇见活佛(人们相信活佛是佛的转世)带着许多随从;或是遇见一群群光鲜的僧徒,用粗哑而高亢的单调嗓子诵着「唵嘛呢叭咪吽」。就这样,经过那些迷人的寺院建筑,蹚过在红岩上奔流的清澈急流,穿过火焰般的峡谷,走在岩沿上与搭架的栈道上,午后在友善的村落旁、在引过水的冲积地的绿洲上扎营;再沿着万拉河,从一道有史以来供人通行的最陡最窄的裂罅下去,我到了印度河。河上有一座木桥,那里宽阔湍急的水流被岩石夹到只有六十五英尺宽;我从桥上过去,就进了拉达克本境。一座入画的碉堡守着桥,旅人在那里登记姓名,再报到列城去。我在上游一英里的哈尔西扎营,傍晚却又回到桥边,想把四围群山那种狰狞的赤裸与可厌的恐怖画下来——身边只有乌斯曼沙一个人。几个月前,这恶棍曾同另外六名兵与一名军官从列城派下来守这座堡;他们在那里横征暴敛,向过桥的人勒索,成了人人的畏途。我这位虚张声势的好汉为一桩不名誉的事同那军官争执起来,一夜把他刺成重伤致命,又唆使六个同伙把刀捅进尸身,然后用毯子缝起来扔进印度河;河水却在下游不远处把它吐了出来。这些人一概被捕,押往斯利那加;乌斯曼在那里做了「污点证人」。
余下的几站是沿着那几道把印度河与它的大支流希约克河分开的巍巍花岗岩山脉走的。巨大的景色,极度的焦旱,极烈的日光,一种极稀薄而干燥到几乎受不了的空气,是这一段的主要特色。在西藏这样的高处,谷地都在一万一千英尺以上,日光比「印度的炎原」上还要厉害。白天的风上午九点刮起来,到近日落才息,又热又猛。正午的日光热度在华氏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度之间,夜里水银柱却常降到冰点以下。我自己并不觉得这气候难受,可是多数欧洲人的呼吸道会受刺激,皮肤会裂,过些时候心脏也要受影响。头发一散开便根根竖着,皮革会皱裂,牛角梳子会碎掉,食物会干掉,水分蒸发得太快,水彩写生几乎做不成;水的沸点比华氏二百一十二度低十五到二十度,用这样的水沏茶,味道寡淡无味。
走了二十五天愉快的路,我在斯皮塔克扎营;那里一座高耸孤立的岩石脚下簇拥着佛塔与玛尼堆,岩顶上是拉达克最动人的寺院之一。第二天一清早,顶着极猛的太阳,我沿着五英里滚烫的砾石坡骑上去,到了这趟长途的终点。便在不远处看,西藏这座首府也几乎分不出来,因为四围差不多全是光秃、起棱、刻满沟痕、犬牙参差的朱红与玫瑰红的山;若不是有那座历代拉达克王的王宫,就更分不出了。那是一座巨大的建筑,高达十层,墙厚而内倾,长长的阳台与回廊、褐色木头的雕花挑出部分和突出的窗子,使它别有一种入画之致。它好几英里外就看得见,把簇在它脚下那个中亚小城衬得极小。
一长列一长列的佛塔与玛尼堆标出了通往列城的路。随后是青稞田、白杨与柳树的林子,跨过几道明亮的溪水,经过一座小门——门内住着一群极穷的巴尔蒂人——便进了城。因为「哈尔西桥上守卫的警觉」,人家早料着我来,在门口迎我的是维齐尔手下的警长,衣着很考究,带着骑兵,杏黄的包头、紫色的长袍、绿色的绑腿,用长矛替我开路;嘉波照旧欢蹦乱跳、照旧预备咬人,那阿富汗人照旧步伐稳健地走在前头,仿佛他们不曾在喜马拉雅崎岖的山口里走过二十五天似的。我就这样被护送到一所有三间屋子的荫凉平房,在英国会办专员的园子里;那位专员在「商队季」的四个月里住在列城,协助管理往来货运,并看顾许多带着货物经过列城的英国属民的利益。也是为这些人,印度政府出钱帮着维持一所小医院——不过医院对所有人开放——医院连同一所就诊极多的药房,由一位摩拉维亚会的医务传教士主持。
专员园子外面就是两所极简陋的粉墙住宅,带着小园子,园里开满了欧洲的花;列城仅有的两位常住欧洲人,就是住在这里的两位摩拉维亚会传教士雷德斯洛布先生与卡尔·马克斯医生,连同他们的夫人。马克斯医生正在他家门口迎我。
我欠这两位——尤其是前一位——一份恩情,这份恩情无论用什么方式、便是诚心诚意地道谢,也再还不了了;因为去年他们前后相隔不过几天死于一场时疫,马克斯医生与一个刚出世的儿子同葬一穴。雷德斯洛布先生身材魁伟、识见不凡,是学者,是语言家,是精通植物的行家,也是出色的画家;他二十五年来一意为西藏人的福祉操劳。他的大志固然是要使他们归信基督,可是他凭着自己的德行、仁厚、精深的藏学与堂堂的丈夫气概,彻底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以致所到之处无不受人爱戴欢迎;如今人们哀悼他,说他是这个民族有过的最好最真的朋友。
我早饭刚吃完他就来了:一个身材极高、嗓音洪亮的人,神气爽朗,满面仁厚,英语说得极好。列城本是我此行的终点;可是雷德斯洛布先生带来一个建议,要陪我翻过北边几道大山口,作一趟三星期的努布拉之行。努布拉这一带是由希约克河与努布拉河两谷合成的,两河都是印度河的支流,那里极有看头。这样一个处处占便宜的提议,我自然一口答应下来;而后来的实际,比当初的许诺还要好。
预备行装花了两天,不过此后我在列城的帐篷里住了半个月。这座城断断乎不该一笔带过;虽则它与它所统辖的这一带,离大多数读者的念头极远,它却是中亚商务的中心之一。凡从印度、克什米尔与阿富汗往叶尔羌、和田去的商人,都得在此地歇脚,置办牲口与给养;而从拉萨那座神秘的城来的商人,也在此地大做砖茶与拉萨货——主要是法器——的买卖。
列城的位置极壮:巨大的冈底斯山脉连同它的冰川雪原,就在城北拔起,单是山口便高到将近一万八千英尺;而南面隔着一道砾石的斜坡与印度河谷,耸起几列大红山,其上更有超过两万一千英尺的雪峰。列城的中心是一条宽阔的集市,午后常在那里打马球;集市上面,城里那些不规则的、平顶的、多阳台的房屋,簇拥在王宫与宫旁一座巨大的佛塔四围。王宫所在的那座岩脊,崎岖的顶上又戴着一座古寺奇诡的建筑。环着城的庄稼与树林之外,便是一片火焰般的砾石与岩石的荒漠。除了王宫,列城在建筑上乏善可陈。一座颜色俗艳得刺眼的新清真寺,一座库房与一座公堂,维齐尔的平房,一处回教坟地,以及佛教的火葬场——那里每家都有自己烧化的地方——可记的就是这些。那些窄巷,若在这样干透了的气候里还容得下脏东西,一定脏得可恶;巷里住着极杂的人口,其中回教的成分一直在增加:一半是因为那股正响彻全亚洲的传教劲头又起来了,一半是因为回教商人与拉达克女子通婚,女子便从夫而改教,子女也照样养大。
我到的时候,大集市上开着的铺子还没有几家,也没有生意;可是过了几星期,这座荒漠里的小小首府人口几乎翻了一番;整个八月,买卖与游乐的喧腾昼夜不息,那些流动的场面,颜色之艳丽、花样之繁多,再没有更叫人称心的了。
往和田、叶尔羌、甚至中国西藏去的大商队,天天从克什米尔、旁遮普与阿富汗来到,把成包的货物堆在场上;拉萨来的商人开起铺子,专卖砖茶与法器;从阿姆利则、喀布尔、布哈拉与叶尔羌来的商人,衣冠步履都很庄重,挤满了集市,又把一包包贵重货物半开不开地抖出来逗人;骡、驴、马、牦牛又踢又尖叫又哞哞大吼;讨价还价的各种舌头嘈成一片;有托钵的僧人,有印度的苦行者,有回教的托钵僧,有去麦加朝觐的人,有走江湖的乐人,有佛教的唱曲人;面相大胆的妇女背着筐子送苜蓿进城;拉达克人、巴尔蒂人与拉胡尔人照看着牲口;维齐尔的警长与花哨的骑兵在人丛中走动。在这幅入画的纷乱当中,矮而壮实的拉萨商人——他们顶着烈日还穿着厚重的冬衣——拿自己昂贵的茶叶,换努布拉与巴尔蒂斯坦的杏干、克什米尔的藏红花与印度来的华贵衣料;叶尔羌来的商人骑着高大的突厥斯坦马,在万里无云的天底下兜售当鸦片抽的大麻、俄国的小玩意与衣料。以巨大的冈底斯山脉为背景,这个中亚商旅的大会合处极有魅力——尽管道德上最阴暗的影子也到处都是。
第二天早上,我正在画乌斯曼沙那幅像——就是放在卷首的那一幅——他被会办专员与警长双双认出是个哗变者兼凶手,当即被押出列城。有人叫我查一查行李,我没有查。我信过他,他照他的方式也算忠心;后来我发现一样东西也不少。他是个凶暴的恶棍,属于克什米尔大君派来驻守列城堡垒的那支非正规队伍。他们时常从堡里下到城中,抢掠集市,侮辱妇女,要什么就拿什么、分文不付;有一回他们中的一个因事受审,他们竟把法官从堂上拖下来打了一顿!他们把列城闹得人人自危,过了一阵,英国专员才设法把他们调走。不过那桩杀人的罪,如前所述,是在印度河桥头那座堡里犯下的。然而这位装束古怪的好汉那副不服的气派,却几乎有几分壮观:他站在平房外面,面对着在他眼里就是人间一切权力之化身的英国专员和警长,公然顶撞。不等维齐尔给他一个苦力替他挑行李,他一步也不肯挪。他说那桩命案已经判他无罪了,「而且我虽杀了那人,那是照我本国的规矩——他给了我一个只有血才洗得掉的侮辱!」卫兵不敢动他;他便去见维齐尔,索要一个苦力,而且当真要到了!
一个晴美的早晨,我们一行人轻装早早离了列城:雷德斯洛布先生,一位极有学问的拉萨僧人名叫格尔甘,雷先生的仆人,我的三个人,还有四匹驮马和两名为这趟路雇的赶马人。要翻越的是大冈底斯山脉。头一天的路是沿着长长的、荒瘠多石的谷地上行,乏善可陈;到了一块平地,那里有一处半在地下的小小避难所,旁边勉强支得下两顶帐篷,海拔已与勃朗峰之顶相等。在到那里之前两个钟头,人与牲口就都显出极难受的样子。嘉波每走几码就停下来喘,鼻孔里淌着血,把头扭过来看我,眼睛里带着一句问话:这是怎么回事?哈桑汗晕得直打晃,却不肯服输;那个马夫是个没有骨气的东西,是用一条毯子吊在我的帐篷杆上抬上去的;连西藏人也难受。我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不适,不过给嘉波卸鞍的时候,我很庆幸再没有活要干了!这种「山病」,当地人叫作「拉毒」,就是「山口之毒」;他们以为那是山口上某些植物的气味或花粉所致。马和骡子驮不动东西,人则头晕、呕吐、剧烈头痛,鼻、口、耳出血,浑身脱力,有时脱得干干净净,偶尔还会送命。
一夜奇冷之后,天蒙蒙亮我就被新奇的声音吵醒了:帐篷四围是哼哼声和低沉洪亮的吼声;灰白的晨光里现出几头牦牛,那是西藏高原的骄傲。这牲口极神气,论高矮并不超过英国的短角母牛,看去却像庞然大物:弯而粗的角,一丛鬈毛底下瞪着一双野眼,又长又厚的毛一直垂到球节,还有一条极大的蓬松尾巴。它通常是黑的或黄褐的,尾巴却常是白的,长度与它的长毛相等。鼻子生得清秀,既有气派又显出力量。它只在一万两千英尺以上才活得旺。便是半驯养了许多代,它仍极野,只能在鼻孔的环上系一根绳牵着才管得住。它不屑拉犁,却肯驮东西;拉达克与努布拉有许多人,就靠它宽阔的背替商人驮货翻越大山口过活。它的腿很短,而且有一种明白事理的本事:用眼睛量准距离,再把脚放下去;这就使它能把货驮到人们以为只有山羊才爬得上去的地方。它随处都能找到吃的,这一点像骆驼。
它的脾气靠不住,对背上的人也不见得友好。实在说,我的经验是:人正要上它背的时候,它多半要用角朝人撞一下。我骑过的牦牛有的惊、有的尥蹶子、有的踢,在悬崖的窄沿上作出种种怪动作,把牵它的人撞倒,吼着表示不服,又疯了似的冲下山坡,从一块巨石跳到另一块巨石,直到把我撂在它同伴中间为止。一群牦牛狂奔起来,一面吼一面甩着大尾巴,那是极壮的景象。
我骑的头一头牦牛倒还安静,配上我那副墨西哥鞍和鲜艳的鞍毯——与其说是搭在它厚厚的黑毛上,不如说是陷在里头——看去真是一匹好坐骑。它的背仿佛同象背一样宽;它那又慢又稳又坚决的步子,简直像一座会走的山。我们花了五个钟头上迪加尔山口:行李和我们一部分人骑牦牛,一部分人步行;「山口之毒」害得最重、连牦牛也骑不住的,就抬着走。一群西藏人同我们一道上去。一位欧洲女子到努布拉来是件新鲜事,他们很友好地关心着我能不能平安走完。上坡那几段荒凉的路,起初一片雪绒花白茫茫的——当地人拿它作火绒——再往上多半是碎石铺的又陡又短的之字路。天上黑压压地飘着雪,风大,寒气厉害;喘息的马与趴在地上动弹不得的人,都显出相当的苦楚;不过人人都平安到了顶上,海拔一万七千九百三十英尺。向导们在风雪里欢呼,赞颂他们的神,把一条条布幡塞进玛尼堆里。行李重新驮上马背,我们越过冰原,越过边上镶着大片玫瑰红报春花的雪原,下了荒谷,沿着引水的山坡,下降三千七百英尺,到了努布拉的迪加尔村;那里万里无云,水银柱却指着九十度!
上努布拉与下努布拉,就是努布拉河与希约克河两条谷地。这两条河又深又急又无常,把低处埋在大片卵石之下,卵石上这里那里长着沙棘与柽柳的丛莽,成了无数狼的藏身之所。大股的支流从两旁下来注入这两条河,汇口处冲积成的台地上便是村落,四围是青稞、苜蓿与麦子,还有白杨与果树,村子上方的岩脊上则戴着入画的寺院。努布拉的头一眼并不好看。黄色的、全然不毛的山,被黄色的峡谷劈开,看去整个像是黄砾石堆成的,只有山腰上巨大的裂口才露出底下的岩骨;它们看去像是从来不曾造完,或是造完得太久、又退回混沌里去了。这些山夹着一道灰沙与卵石的谷,谷中穿着一条灰色的河。从第二个看点望去,群山下到希约克谷较可人的一段,成为灰的、黄的或朱红的裸岩大块,高七八千英尺;其上耸起戴雪的峰,伸出奇诡的支脊与扶壁,而那些巨大的岩壁又被同样巨大的裂罅劈开。努布拉谷与上希约克谷之间的中脊高两万英尺,脊上又叠着五座岩峰,经实测高自两万四千到两万五千英尺;而有一处,眼睛从希约克河面一直望上去,几乎是一道一万四千英尺的垂直高度!希约克谷与努布拉谷最宽处也不过五英里与四英里。初冬的商旅多半沿着那时差不多干涸的河床走;夏天的商队却得在极高处沿着艰险的小道跋涉,那里泥崩与雪崩是常事,还要攀危险的岩梯,过冰川,涉希约克河那些凶险的浅滩。努布拉的性质与拉达克相近,不过更热更肥沃,山更高,寺院更多,人也更朴实、更虔信、更纯粹是西藏人。雷德斯洛布先生爱努布拉;而爱能生爱,所以他在迪加尔以及别的每一处都受到诚心的欢迎。
下到希约克河那一天,是极难挨的十二个钟头。河水漫过了平常的路,我们只得改走急流的河床与峭壁的窄沿,我骑一头牦牛,我的帐篷驮在另一头上。我旅行多年,从没见过这样的难处。末了,天擦黑时雷德斯洛布先生、格尔甘、仆人与我下到奔腾的希约克河边一片宽阔的卵石滩上;可是直到第二天天亮,靠我们那两头牦牛和赶骡人,行李与食物才到——驮马是卸了货牵下来的,每匹由两个人一个牵头一个牵尾。我们自己骑的马是牵着下来的,摔得身上多处破口。嘉波足足摔下二十英尺,侧腹被豁开。据马主说,那些驮马统统从一道悬崖上滚了下去,为此耽搁了五个钟头。
我们下面泊着两条漏水的平底船;希约克河对岸萨提村的八个人向官府具结,负责摆渡旅客。可是我们喊破了嗓子,烧起柴火,甚至放了枪,也没能把他们招来救驾,虽则他们那边宜人的灯火不过一英里远。下起雪来,风又大又利,帐篷桩全靠压着重石头才钉得住。毯子铺了一层又一层,仍旧没能把我那一夜睡的「石板地」铺软!我们有茶有米;可是我们那几个人的行李还丢在山上,整整二十二个钟头没吃东西——他们死活不肯吃我们的食物,也不肯用我们的锅另煮米饭!印度教的种姓之见,竟把回教徒也染到了这个地步!那一天行路的灾殃,除了器物多处损坏之外,还有:两个仆人因「山口之毒」加上跌伤而动弹不得;一个拉达克人从悬崖上滚下去,摔断了胳膊;格尔甘也因摔跤,头皮上破了一个难看的口子,血流不止。
第二天早上八点,日头已高而耀眼,峡谷里的雪在它猛烈的热力下飞快地化着;河水沙哑地咆哮,成了一片灰色急湍与灰色白沫的疯狂冲泻;然而再过三星期,到了下游,它那许多岔流也不过两英尺深。这条希约克河无论如何绕不开,是叶尔羌商道上的一大阻碍。旅客与货物冒险乘平底船过去,牲口却得泅水,常被冰冷的河水冻得发僵而淹死。我那几个回教仆人在岸上嘴唇发白、浑身哆嗦,把自己交托给真主;佛教徒则礼拜他们袖子里的佛像。萨提村的头人是条极好的汉子,陪着我们走完了努布拉;他和八个模样粗野、半裸着身子的随从,就是这条冥河上的卡戎。他们一面撑篙划桨,一面兴奋地吆喝;急流一把攫住船,把它横着卷进嘶嘶怒吼的浪里;随后是哗的一声,疯了似的水跃起来灌了半船,一阵挣扎,一个打旋,拚命使劲,众人齐声一吼——我们便已在下游很远处、在对岸平静的水面上了。船夫们又划回去,用绳子把我们的坐骑拽下水,由头人牵着;那条船连同它那班发狂的船夫又撑又划又吼,横着被冲下来;他们掠过时,在浪尖白沫之上、之间,可以瞥见两匹灰马野气的头与飘散的额发,正在拚死泅渡——那真是极壮的景象。它们平安上了岸;可是驮畜里有一头被吸到船底下淹死了,其余的又死活不肯迎着急流下水,我们只好另雇脚力。几天之后,那条船——当初是拆成零件由苦力从克什米尔背上来的,花了四百卢比——竟被撞得粉碎!
在萨提这座可人的村子里,我们在一片杏林中歇了一个星期日,人人都恢复了精神,好应付随后那几程长路:我们翻过萨西尔山口——那里雪与冰川连绵好几英里,艰难重重——到了迪普桑平原,那是中亚最荒凉凄惨的旷野,喀拉昆仑山口便从那里缓缓升起;随后我们略改路径,回到努布拉谷中那些可人的村落。所到之处,雷德斯洛布先生的藏学、他那种古风的礼数、他的仁厚与随和、以及他的医术,都替我们挣来一种我说不尽其诚恳的欢迎。我们到时,村里的头人与父老出来迎接;我们走时,他们又送出来;寺院与人家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夜里男人们围着我们的营火坐着,讲故事,说本地的闲话,问这问那,一切都由我那位好心的向导译给我听。我们就这样当真「生活在西藏人中间」了。
第三章努布拉
要去下努布拉再回列城,我们不得不在一年中最危险的时节涉过希约克河那几道大浅滩。自从萨提那条渡船毁了的消息传来,这一渡便成了这趟旅行的心病。雷德斯洛布先生逢人便问这件事,营火旁开过多少次又庄重又吵嚷的会议;人家说那「欧洲女人」和她那匹「蜘蛛腿的马」断断乎过不去。我们到河边之前好几天,官派的探水人每夜向各村头人禀报水势,水是一天天涨的;最后的论断是:只有强壮的马勉强还过得去。等水落下去是不可能的:雷德斯洛布先生在列城有约,而我要赶在入冬之前翻过西藏与英属印度之间那几道高山口,时候也已经有点晚了。于是我们决定渡河,凡经验所能想到的防备一概做足。
头一天晚上在拉格雄,西藏人做了法事、上了供,求第二天多云些好把水压下去;可是早上天上没有一丝云,耀眼的太阳像镁光一样烧下来,每一道冰川、每一片雪原都把自己那一份急流送进希约克河。过一片白沙地时,日光毒得我们这些欧洲人的皮隔着衣裳都起了泡。我们在拉格雄一位好心地主家里歇脚,他硬要借我一匹叶尔羌的大马涉河,这番好意几乎送了我的命;随后沿着卵石小径,穿过扎人的沙棘丛,我们到了河边卵石滩上的一座佛塔,西藏人在那里又做了一回法事、上了供,并发出渡河的最后号令。我们有十二匹马,每匹只驮四分之一的货,一律牵着走;仆人骑马;探水的人拿着十英尺长的杆子在前头探路;一个人用长绳牵着雷德斯洛布先生的马(骑的人把腿光着)走在我前头,另有两个人牵我的马,三个村的头人和那位地主则在水里扶住我的马。探水的人只系一条腰带,乱发与辫子从头上披散下来,又是粗野的吆喝,又是狂乱的比画,活脱是河里的鬼。
希约克河在这里摊开成八条岔流和一条主流,中间隔着浅滩与卵石洲,统共宽一英里半。到了河沿,探水的人要我们统统喝几大口浑浊的河水,说是「免得发晕」;又说他们待会儿要常常撩水泼我的脸,也是为这个,请我别怪他们无礼。哈桑汗和吓得面无人色的曼多都戴上深绿的护目镜,免得看见急流。到第二条岔流,水已及马腹,我的马摇晃起来,还打横。众人爆出一阵狂笑——那不是欢乐,是兴奋——水越急,吆喝越响,又齐声高呼「小心!」「好样的!」给马打气;希约克河的轰鸣与嘶响,为这一切作着狂野的伴奏。嘉波——我真想要它那几条钢腿——照旧撒欢,一停下来就冲着牵它的人顽皮地一扑。在最深的一条岔流里,哈桑汗声音发抖地对我说:「我不怕,太太。」过那八条岔流用了一个钟头,我当时还以为这风险被人夸大了,顶多也不过是发晕而已。
可是等我们浑身湿透、冷飕飕地在主流边的卵石滩上停下来,我就改了主意。还有一道又深又急、打着旋的激流要过,足有四分之一英里宽,对岸底下还有一段更静更深的水。这回是正经事了。所有探水的人上上下下探了许久,才找出一条过得去的路。货物一概往上提,人们把湿透的衣裳捆在肩上,水一次次泼到我们脸上,肚带勒紧;随后在一片呼喊吆喝声中,整个队伍扑进又深又急、几乎冰冷的水里。在那条弯弯曲曲的浅滩上耗了半个钟头,看去竟没有一点进展,因为在那令人头晕的漩涡里,马仿佛只是在倒着踏水。水越吼越哑,吆喝越来越响,那一片「小心」的合唱近乎疯狂;水已没到人的腋下、没到我的鞍座;我的马摇晃了好几次,打了好几个横;渐近的岸是一道被水掏空的陡坎。一个更深的猛扑,一声鼓劲的吆喝,雷德斯洛布先生那匹壮马跃上了岸。头人们给我的马打气;它拚命一纵,却差了一点,仰面翻进希约克河里,骑它的人压在底下。一阵挣扎,一瞬间的窒息,我被几条有力的胳膊拖了出来,又被急水冲倒,再被拉起来,又拖又举地弄上那道正在坍落的岸。我只断了一根肋骨,另有几处重伤,马却淹死了。雷德斯洛布先生原以为我的命保不住了,他和西藏人都为这场事故难过得很,所以我故意把它说得极轻,只歇了一天。第二天早上又有几个人、几头牲口被水冲走;此后这道浅滩有半个月不能通行。这样的风险,正是从印度通中亚那条大商道上的「雅趣」之一!
下努布拉谷比上谷更野更窄,杏园更茂,那藏着狼的沙棘与柽柳丛更密。村子总靠着峡谷,谷口塞满了佛塔、玛尼堆、转经筒和宗教建筑。进村的路通常是沿着多石的溪床上去,头上是交搭的杏树。宿营处就是杏园。杏叶很密,果子虽小却极可口。我所见最大的一株果树,离地六英尺处量周长是九英尺六英寸。外人尽可以随便吃,只要把核还给主人就行。努布拉固然出口杏干,家家屋顶上也都有妇女在剖杏晒杏;不过这树所以存在的特别理由,是用两块石头把杏仁压碎这样简单的法子榨出来的那种清亮、洁白、芬芳而极耐燃的油。每一座寺的经堂里,都有一只容四到六加仑的银碗,每年添满这种带杏仁香的油,供佛前那盏长明灯。它又用来点灯,烹调上用得尤多。小孩子不洗澡,每天拿它擦身;到四五岁断奶时,还要用它和成糌粑团喂上一阵子,与其说是喂,不如说是填。
洪达尔是个位置极好的村子,我们去过两次;接待我们的是那位一路同行的僧人格尔甘的家。他是地主,款待我们的那所大屋就在他自家的祖业上。一切都替我们预备好了:泥地扫得干净,阳台上铺了棉褥,各屋里都插着为供佛而种的蓝矢车菊与万寿菊,妇女们穿着盛装,戴满了粗笨的首饰。欢迎得极诚恳。雷德斯洛布先生爱人,所以人也爱他。西藏人在他眼里不是「土人」,是弟兄。他能把他们身上最好的东西引出来。他们的迷信与信仰,在他不是「废物」,是可以细细考察研究的题目。他待人人都坦率而有体统。他办事一丝不苟地公道。他对他们所关心的事极感兴趣。他的藏学与对藏文经典的熟悉,几乎使他在他们中间有住持一般的身分;他的医术与医识从前就高高兴兴地用在他们身上,也替他赢得了他们的敬重。所以在洪达尔,同在别处一样,父老出来迎我们,把路上的杏枝砍开;上头寺里的银号吹出一片刺耳的欢迎。在印度河谷,英国人的仆人打西藏人;在希约克谷与努布拉谷,叶尔羌的商人又打又骗;妇女见了生人总是羞怯。可是在洪达尔,她们对我却坦率亲热,像许多别处的人一样说:「跟传教士一道来的人,我们都信得过。」
格尔甘的家,是较富的农户与地主住宅的样本。那是一所宽大错落的三层楼房,下半是石头的,上半是巨大的土坯。屋上装点着挑出的窗与褐色的木阳台。燃料——晒干的畜粪——紧缺到只够做饭,所以严冬里人们就坐在这些阳台上吸取暖洋洋的日光。屋子很大,天花板是剥了皮的白杨木条,地面是劈开的白卵石嵌在泥里。屋顶上有一座经堂,堂中的台上立着与真人等大的像:佛趺坐在永恒的安详里,垂着眼睛,一张温和的印度面孔;还有千手的观世音(大慈悲)、文殊(大智慧)、金刚手(大公义)。前面的供桌上点着七盏小灯,烧的是杏仁油;另有二十只小铜杯,盛着米和别的东西的微小供物,每天更换。又有转经筒、钹、号与鼓,还有一只六英尺高的大转经筒,要两个人合力才转得动。神像下面紧挨着的一格上,放着铜的法杖、铃与金刚杵,一朵铜莲花,还有那只饰着孔雀翎、带嘴的铜壶——那是行灌顶礼时用的,节庆时也用它往人手上浇圣水。屋顶上没有经堂的人家,就把最好的一间屋子辟出来作宗教之用、供这些神祇;神祇四围总是围着乐器与表权能的法物,每天受人礼拜供奉——西藏的佛教是一种一家一户的宗教。格尔甘在自家的经堂里献了供,为这一路的脱险谢神。他替雷德斯洛布先生译《新约》已经两年,读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与受难时曾经落泪。他甚至愿意自己的儿子受洗、照基督徒养大;至于他本人,却「不能与风俗和祖传的信仰决裂」。
一家人日常起坐的那间屋里,沿墙有一截只高几英寸的台子,绕了半圈。屋子当中是泥砌的火塘,上面放着一只转经筒和几只泥的铜的锅。几格架子,炒青稞用的铁条,一只木酥油桶,几件纺具,就是全部家具了。从这里通出好些又小又暗的屋子,作睡觉与贮藏之用;上面则是阳台与客堂。木柱撑着屋顶,柱上缠着苜蓿,那是田里的头一茬。西藏人家里都有又窄又陡的楼梯通到家人住的屋子。冬天人住在下层,与牲口草料为邻。夏天则睡在屋顶上用白杨枝随便搭起的棚子里。格尔甘的屋顶同当时别家一样,盖着两英尺厚的干草,就是草与苜蓿拧成的长绳——经验教会西藏人:他们那点紧缺的草料,这样存放最不易折损糟蹋。我是按码买草喂嘉波的。
在这好客的人家,我们的饭食很简单:鲜杏,或是用蜜炖的杏干;犏牛的奶、凝乳与奶酪,酸奶油,豌豆,蚕豆,糌粑团,青稞粥,还有「一种不堪言状之物熬的汤」。每餐都奉上青稞酒——那是一种样子脏兮兮的大麦酒——茶也常有,不过我总是「偷偷」喝自己的。我前面提到酥油桶是起坐间「家什」之一。在西藏,酥油桶是用来打茶的!我把法子记在这里:「六人份。取茶一茶杯,水三品脱,加满满一甜点匙的碱,煮十分钟。把茶汤倒进桶里,加酥油一磅、盐一小汤匙。打到稠得像奶油为止。」照这法子做的茶,在西藏人心里仅次于青稞酒。那酥油照我们的想法总是哈喇的,做法也不干净,而且因为盛在羊皮袋里,总带一股膻味。它越陈越贵重。我见过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六十年的酥油皮袋,被看得极重,非逢家里的大事或丧事不开。
我们在洪达尔盘桓的三天里,男女都穿着节日的衣裳,而且看来为了待我们,把大半日常活计都撂下了。男人们很着急,一定要我「解闷」,为此出了许多滑稽的主意。「这欧洲女人怎么老在写字或做针线?」他们问,「是她很穷呢,还是许过什么愿?」末了他们提议去看看附近几座寺院,结果极有意思。
我们花三天去的迪斯吉德寺,论规模与位置之入画,是努布拉最有气派的一座。它建在一道雄伟的岩脊上,岩脊一面从一道急流上垂直拔起两千英尺,脊本身海拔一万一千英尺;后面是戴雪的红峰,高过两万英尺;前面那一大堆不规则的红的白的黄的经堂、楼、库房、僧寮、回廊与阳台,一层叠一层地升起三百英尺,探出深壑之上,用木扶壁撑出来,顶上插着幡、三叉戟与牦牛尾,当中一座主楼俯临全局——这大约是我生平所见最入画的一样东西,值得我渡希约克河那几道浅滩,值得我受那场痛苦的事故,还值得别的许多。它看去无路可上,其实可以沿着一千级粗陋的之字形石阶上去,有些是天然的,有些是粗凿的,越往上越坏,到后来那几折简直叫人想起爬大金字塔的难处。那天热得可怕,荫下九十九度,紫色岩石裸露的、带金属光泽的亮面把热辐射出来。我那匹「英勇的灰马」把我驮上了一半——这是了不起的本事——它鼓着劲跳上一级级又大又滑的岩坎时,西藏人喝彩高呼「好样的!」。我下马之后,无数只肯帮忙的手把我又拖又扶地弄上余下那段可怕的坡,那坡的崎岖粗陋简直没法形容。里面的门是一座门楼,饰着一个牦牛头和许多佛教的标记。高处一道粗陋的回廊上,聚着五十名僧人和他们的乐器。堪布——住持,法名彭措索曼(最圆满的功德)——刚在门口迎着我们,那僧众的乐队便爆出一阵声音的狂飙,气势之大、动人之深,几乎把人压倒:六英尺的银号吹出骇人的长鸣,六英尺的大鼓擂出雷一般的轰响,钹相击,还有好些巨锣的嘈杂;山谷的回声又把这些声音接过去,拖得长长的。那不是音乐,可是崇高。吹号是为迎接大人物的;而在这些鄙薄他教义的僧人眼里,那位虔敬而博学的德国传教士就是大人物。雷德斯洛布先生说明我在锡兰与日本看过许多佛教的事,想看看他们的经堂。于是我们带着头人、地主、农夫与赶骡人这一队,上到一条走廊,廊里满是穿破旧红衣、系黄带、戴黄帽的喇嘛;他们捧出几盘杏子来待我们,随后七重经堂中最下一重的门沉重地向后拉开了。
这一重「忿怒」或曰「公义」的经堂,头一眼看去——其实通体看去——像一座可怕的地狱:一排排凶神,狰狞得超乎西方人的想象,正在拷打一个个扭曲淌血的人。古漆的恶鬼面具挂在柱上,一动不动的手里握着出鞘的刀闪着光;一个深凹处只点着一盏灯,把那里的「黑暗」照得「看得见」,里面是那不可名状的可怖之物——阎王的刽子手,许多只挥舞的胳膊里拿着刑具;他面前是铃、金刚杵与法杖、圣水和灌顶的壶。我们的香在静止的空气里冒着烟,僧人摇着香炉,刺耳的乐声把这半在地下的回声惊醒。在这座公义的经堂里,年轻的喇嘛每天要花几个钟头,据说是去观想那为不洁之人所备的种种苦刑。在最上一重、即「和平」之堂里,夏日的阳光落在释迦牟尼与佛家三尊身上,他们端坐在无尽的安详里。墙上满是历代大喇嘛的壁画,一排壁龛绕堂而列,每龛一尊佛的化身像。在一间满是奇形怪像、又堆着用「圣」者骨灰做成的小牌的佛堂里,副住持正在给僧徒讲经。在禅堂里,僧人们在点燃的香火之间对着佛像数念珠,为的是把自己引入一种出神观想的境界(有几分像某种催眠的恍惚);因为喇嘛中确有虔诚的,虽则多数又懒又不圣洁。须说明的是:藏文的一切著作都算「圣」书;可是其中有几部羊皮纸上书法精妙的卷子——为了给我们看,还把绸子与织锦的包袱皮解开了——里头所载的,不过是些神怪故事和道德上大可疑问的故事;喇嘛冬天到他们「羊群」家里去时,便把这些当作宗教的本分念给人听,一面不停地喝青稞酒。
迪斯吉德寺有喇嘛一百五十人,一概在拉萨受过教育。每户人家的次子都要出家;有时断了奶就作沙弥入门了。到十三岁上,这些沙弥被送到拉萨去学五到七年;临行时全村要大宴一场,还要做几天法事。同拉萨这样紧密的联系——黄教的喇嘛尤其如此——使努布拉的佛教格外可玩味。凡较大的寺院都以拉萨的为蓝本,一切仪轨都出于拉萨,每一件法器都在拉萨开过光,每一个喇嘛所受的学问也只有拉萨才有。佛教的确是努布拉最醒目的特征:到处是寺院,路边是连绵几英里的佛塔、玛尼堆与转经筒,家家屋顶上飘着写了梵文圣语的幡。有红教黄教喇嘛的仪仗;买卖、耕作、人情往来,每一桩事都要得僧家的许可;凡有财富都在寺里,学问也由寺里独占;一万一千名僧人与在家人紧紧相连,却主宰着生、死以及死后的一切事,又凭教育、传统与权威同拉萨连在一起。
我们在寺中最高一座楼晒得滚烫的平顶上待了很久,好心的雷德斯洛布先生与住持辩「论神国的事」。围着站的僧人们讥诮地笑。雷先生说,他早先几次来时,他们还略有几分兴趣。住持收下了一本《约翰福音》,说:「《马太福音》读起来很可笑。」我们告辞时,又是一片狂野的乐声与巨号的轰鸣相送;随后我们艰难地下到迪斯吉德的杏林里。回到洪达尔时,格尔甘田里的庄稼熟了。头一批熟穗被割下来,先供家中的神,然后缚在屋柱上。在比较肥沃的努布拉谷里,麦子与青稞是割的,不是连根拔的。割庄稼时男人们每挥一镰就唱一句:「愿它增多,我们要给穷人,我们要给喇嘛。」他们相信庄稼在镰下、在打场时都能变多,所以趁它还捆着的时候要做许多法事求它增多。八天之后,在每年新修的场上用牛踏出谷粒。用木叉扬净之后,他们把谷堆成一座尖堆,插上一件法物,再把打场的器具与口袋堆在上面,顶上竖一把斧子,刃朝西——因为据说鬼是从西边来的。下午他们围着谷堆宴饮,总要分一份给那把斧子,说:「这是你的,不是我的。」黄昏时又把谷装回袋里,一面唱着:「愿它增多。」不过要等到夜深,鬼的手被夜霜冻得麻木、不能来减他们的存粮时,才把这些袋子搬进粮仓。上面每一道工序开始之前,都少不了喇嘛在场,由他们宣告吉时、主持法事。他们收取酬金,又有的是青稞酒与地里最好的东西款待。
在洪达尔,同别处一样,家家都很欢迎我们。格尔甘的住宅我已经描写过。较穷的农户住的屋子格局相仿,不过造得粗陋,只有两层,地面也不过是泥的。他们那许多下层的屋子同样只用来养牲口、存草料;上半则是一间内室即冬室、一间外室即晚饭间、一间廊屋和一座家庙。他们粗陋的家什里,有像石棺一样的大石谷柜,有巴尔蒂斯坦来的石碗,有大锅、炊具、三脚架、木碗、木匙、木盘、陶罐,还有牦牛和羊的驮鞍。一家人的衣裳收在长长的木箱里。
他们的家庭生活有几处很别致。女儿许配人家,长兄比父母更有「话语权」。长子把新妇娶进父亲家;可是到了一定年纪,老人家就被「搁置」起来——就是搬到一所小屋里去住,这屋子不妨叫作「养老屋」——由长子承受祖业、主持家务。这样的风俗我在东方别处没有遇见过。西藏人的生活虽有的是亲爱与欢快,却很难称之为「家庭生活」;因为佛教责成十二万人口中的一万一千人出家,而出家通常连带独身;它又以提倡并严格维持一妻多夫之制,把人口的增加限在口粮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只许长子即田产的继承人娶亲,而新妇把他所有的弟弟都接受为次等的、从属的丈夫,这样就把一整家人拴在土地上、拴在祖屋之下。孩子在法律上算作长子的,他们称长子为「大父亲」,称他的弟弟们为「小父亲」。他们出于经济与宗教两方面的缘故,打定主意绝不肯丢开这桩古俗;这就是西藏人接受基督教最大的障碍。女人们死抱着它不放。她们说:「我们有三四个男人帮手,不是只有一个。」还讥笑欧洲那种一夫一妻生活的沉闷单调!有个女人对我说:「我若只有一个丈夫,他死了我就成了寡妇;我有两三个,就永远不会是寡妇!」「寡妇」这个词在他们是骂人的话,拿来骂牲口也骂人。孩子从小被教得极听父母的话,极会照看幼弟幼妹与牲口。父母的慈爱是很深的。夫妻会互相殴打,不过这样大闹一场之后,通常就分开了。按规矩,新妇进夫家时,全村男女都要聚来,每人送她三卢比。西藏的妻子绝不把这些礼钱花在打扮上,她看得远,想到日后可能的变故,立刻就去租一块地,地里所出归她自己,年年积在一个另设的粮仓里,万一离开丈夫,也不至于一无所有!
同努布拉的人没法不生出感情来:我们完全住在他们中间,所受的善意又没有限量。他们设宴款待我们,每一座寺都向我们敞开,僧人用巨号吹出欢迎;人人帮忙的热心与爽快无以复加,而且连一丝一毫讨赏钱的念头或暗示都没有。村里的男人夜夜坐在我们营火边,亲热而快活,却从不唐突;他们讲故事,谈本地的消息,谈克什米尔官吏的压榨,谈俄国的图谋、中亚铁路的推进,以及他们认为印度政府不把北边各省收过去是软弱的表现。他们许多想法与情感同我们的相通,彼此谅解不但有可能,而且是必然的〔注一〕。
〔注一〕(原注:雷德斯洛布先生说,他几次遭逢大痛时,觉得西藏人表同情的心意与说法,同欧洲人的并无分别。他二十五年慈爱的服务所生的效验,再没有比我们在努布拉所受的欢迎更有力的证据了。他后来那场危险的病中,天刚亮门前就挤满了焦急的面孔,问候的人流直到日落不断;他死的时候,拉达克与努布拉的百姓为他哭泣,「为他大大地哀哭」,像哭他们最真的朋友一样。)
在努布拉,勤劳是活命的条件;男女都做得极苦,所以逢着宗教节日的假期便格外有味。无论在家还是在路上,男人身边从不离纺锤。他们还织布,还替妇女和孩子做衣裳!这里的人一概务农,又靠替叶尔羌的商人把货驮过高山口挣钱。男人用犏牛——牦牛的杂种——耕地,女人碎土,别的农活也都有份。土里不施肥,因为粪被晒干攒着当柴烧,所以收成很少有超过十倍的。他们的「三英亩地加一头牛」,平均是每家四英亩冲积土,外加山上供牦牛与羊吃草的「牧场」。这些田庄种着杏与别的果树、一种多产而松散的大麦、小麦、豌豆与苜蓿,在四围的荒漠中成了绿洲。他们出口杏仁油、杏干、羊毛、厚实的本色毛呢、一种牦牛毛织的粗布,还有羊绒,就是披肩山羊的底绒。他们抱怨克什米尔官吏的苛敛无情,我想这抱怨是有道理的;不过这里并没有赤贫的迹象,一个乞丐也没有见着。
要回列城却不容易。希约克河涨水,去迪加尔山口再原路回来已不可能;而另一条翻卡尔宗冰川的路,有一阵子也走不得——就是说,冰面光滑得没有一点着落。末了消息来了,说下了一场雪,把冰面弄粗糙了。许多人干了两天,搭出一条栈道;我们费尽气力——还被落石砸死一头牦牛,在西藏这是常出人命的祸根——到了哈尔萨尔。在那里我们极不舍地与萨提的头人次仁顿珠(意为「所愿成就」)分手;与他相交实在是一桩乐事,而照雷德斯洛布先生看来,我没有淹死,全靠他的勇敢与当机立断。此后两天极吃力的行程、又长又陡的上坡,把我们带到卡尔宗拉萨那个可怜的小村,当时正下着雪,海拔比勃朗峰之顶还高。仆人们统统害「山口之毒」,钻进一个山洞,同一群大藏獒挤在一处,在那半窒息的「舒服」里一直捱到第二天早上;雷先生和我只好自己动手支帐篷,另有几个肯帮忙的西藏人相助。风又大又利,水银柱降到华氏十五度,除了下午早早上床、一直躺到第二天,什么也做不成。雷德斯洛布先生着了重凉,引起一场可怕的胸膜炎,此后始终没有全好。
我们在一个阴沉的雪天早晨动身,六头牦牛驮着行李、或由我们骑着,四匹马牵着走,还有一群西藏人;另有几个已先派上去在冰川上凿级、再撒上砂子使之粗糙。在某个高度以内,越往上地面反而越绿;我们一路上行,穿过报春花、紫菀、一种大蓝勿忘我、龙胆、委陵菜,还有大片大片的雪绒花。到了冰川脚下,我们沿着雪上一泓深绿的湖边走,卡尔宗冰川与那道山口的景象壮极了:一堵几乎垂直的岩壁,上面托着一道陡峭的冰川和一片又宽又厚的雪原,雪原之上又耸着裸岩的尖峰。看去那简直是一道过不去的屏障,比湖面高出两千五百英尺,新雪耀眼的白里透着雄伟与可畏。多亏凿好的冰级,我们的牦牛四个钟头就把我们驮了过去,一步也没有踏空;从那道海拔一万七千五百英尺的狭脊顶上,我们最后看了一眼那片狰狞、黑沉与积雪,又向南望去,望过许多乏人的英里,望见沐在阳光与夏意里的印度河谷。冰川的凹处躺着足有二十来具新死的马尸。我们的牲口都害了「山口之毒」,眼睛也几乎瞎了,我只得骑着牦牛进列城——那是十三个钟头的苦行,先是几英里松碎的之字形下坡,随后穿过引水梯田的村庄;直到那座王宫连同它那悬在半空的寺院与簇拥的佛塔、以及这座荒漠之城本身的壮景蓦地撞进眼里,我们冻僵发木的手脚才在灼热的日光里化开。我在一片白杨林里扎营住了半个月,近着摩拉维亚会的院子,也靠着旅客用的平房;平房里有一所英国邮政代办所,邮务长是个会说英语的西藏人,一个基督徒,极受信任敬重,名叫焦尔丹;他的明白、仁厚与情谊,都叫我既感兴味又觉愉快。
第四章风俗习惯
列城的西藏籍英国邮务长焦尔丹,是个品行无瑕的基督徒。人人都绝对信得过他的正直与诚实;他宗教上的诚意,又有许多牺牲可以作证。他是拉达克人,家产在离列城几英里的斯托克。他父亲本是基督徒,他二十三岁上在拉胡尔受洗。他学过乌尔都语,在基朗做过十年教会学堂的教师,几年前回列城当了邮务长。有人几次三番想把他拉回佛教,都没有成功,于是他在斯托克的「祖屋」奉维齐尔之命被毁,家产也被没收。此后维齐尔又扣下他,逼他充土兵,直到海德先生去衙门交涉才把他放了。他在列城的房子不止一次被人放火烧过。然而他只是安安静静地照常过日子,按最好的基督教规矩教养儿女,拒绝信佛的人来求他的女儿;他不声不响却很得力地帮着摩拉维亚会的传教士;他出身虽贵,却靠勤勉养家,对谁也无所求。他每天像钟摆一样准时从我帐篷前过,那一声「早安」、一声「晚安」里满是爽朗的亲热;他讲了许多关于西藏风俗的有用见闻,又热心帮忙,使我往下走那趟难办的路安排起来省了不少事。
我离开时那样沉闷安静的列城,如今挤满了生客、货物与喧闹。摩拉维亚会那所齐整的小教堂,每个星期日都坐满了杂七杂八的人;其中那几个基督徒,凭着干净的脸、干净的衣裳和虔敬的神气,是一望可辨的。医务差会的医院与药房,冬天平均每月不过一百个病人,如今天天挤满了印度人、克什米尔人、巴尔蒂人、叶尔羌人、达尔德人与西藏人。我跟着马克斯医生出诊,看出——这一点后来四个月在西藏村落里的经历也印证了——风湿、眼与眼睑发炎,以及衰老,是西藏人的主要病痛。达尔德人与巴尔蒂人中有几个麻风病人;印度来的人则带来疟疾、痢疾和别的重病。这所医院由印度政府资助,舒适极了,是途中病倒者的安身之所。院里的助手是几个明白事理、心地极好的西藏青年;他们经过细心调教,又一心想讨「带药箱的先生」的欢喜,已经相当可靠了。他们不是基督徒。
每天上午九点,在那间齐整的药房里敲一声锣,把病人召到手术室做一场简短的礼拜。到场的通常约五十人;另有若干对「这道」有点好奇、却不愿被人看见在基督教礼拜中的人,在门口附近逡巡。马克斯医生读几节福音书,用家常话解说,末了诵主祷文。随后门诊的病人受到细心温和的诊治,麻风的肢体被洗净敷药;中午与日落时各查一次病房;下午施行手术,防腐的措施极其周到——而据说这些措施是用来挡开要钻进伤口的恶鬼的!西藏人自己用药极简单。拿酥油搓擦是他们的万应之方。他们极怕天花,死于天花的人不焚化,而是扔进湍急的河里。偶有一例发病,就把病人抬到山顶上,听他自己好起来或者死掉。若是本省闹天花,还没有染上的村子就在桥上与地界上插荆棘,吓走据说带着病来的恶鬼。寻常病症,若酥油内服外擦都治不好,就把喇嘛请来救急。他们做一个「米擦」——就是病人的半身等大替身像——给它穿上病人的衣裳首饰,摆在院子里,自己围着坐下,念合于此事的经文。过一会儿,除主法的大喇嘛仍旧念着之外,众人都起身,左手持小鼓,一面念咒,一面绕着那替身像狂舞;他们相信——至少让百姓相信——经这一场法事,那被认为是鬼作祟的病,就会移到像上去。随后那些衣裳首饰归了他们,替身像则被抬出院子、抬出村子,一路成行,最后烧掉。病人若是重了,亲友往往就去求传教士的医术。病人死了要怪他们,好了则是喇嘛的功劳。
列城外不远处是火葬场——一片荒地,除了多刺的忍冬再无别的草木。每家有自己的炉子,都修缮得好好的。那地方很凄凉;我在拉达克所遇唯一没有太阳的一天,正碰上一场丧事,阴惨得没法形容。人死后,除了喇嘛没有人碰尸首;死者若是富人,喇嘛就来许多。最年长的喇嘛先念头一通经,又把死者脑后那绺西藏人人都留的头发提起来,好放灵魂出去——假如它还恋着躯壳;同时用一把短刀点一点心口的部位。人们相信头上那一滴血就标出灵魂出去的地方。死者身上若有好衣裳,这时便除下来。铁匠擂鼓;尸首贴衣裹一层白布、外面再盖一层彩布,抬出屋子,由亲属绕行七圈礼拜。随后女人们退回屋里,为首的喇嘛诵仪轨上的经文。再后亲属也退下,尸首由与死者同一位本尊的人抬到火葬场去。为首的喇嘛走在最前,其次是打幡的人,再次是擂鼓的铁匠,然后是尸首,后面又有一人擂鼓。这时喇嘛们正念经,求那在四围飘荡、想要回来的灵魂安息。送殡的亲友每人带一块木柴到火葬场,把柴和酥油在炉上安置好,裹着白布的尸首放进去,点上火。富人的尸首,烧化约需一个钟头。焚烧时喇嘛用高亢沙哑的单调嗓子念经,铁匠们擂鼓。喇嘛先走;铁匠礼拜过骨灰之后,喊一声「从此莫再与我们相干」,就飞跑而去。第二天天亮,有专管此事的人到灰里去找兽的脚印;据说找着什么脚印,灵魂就照那样托生。
一部分骨灰被送到寺里,喇嘛把它和上泥,按进椭圆或圆形的模子,印上佛像。这些小牌供在佛塔里,也供在死者最近的亲属家里;若是「圣」者的,就留在寺里,虔信的人可以出钱请去。火化之后,亲友要喝许多青稞酒,并送礼给丧家。每一份礼的价值都仔细记在簿子上,好等日后遇着同样的事如数还报。人们相信,死后到第四天以前,灵魂是安静不下来的。到那天,写一张纸,上面是祷词和请灵魂安静的话,由喇嘛照仪式焚化;此后还要做或繁或简的法事,为灵魂求安息,并祷它托生时能得「一条好路」;又把食物摆在屋里显眼的地方,好教它明白亲人愿意养活它。服丧的人有一段时间穿破烂衣裳,不梳头,不洗脸。每年喇嘛把丧事上归他们所得的衣裳首饰拍卖一次〔注一〕。
〔注一〕(原注:这些以及别的关于西藏风俗的奇特细节,我是受惠于已故列城的雷德斯洛布牧师与基朗的海德牧师的厚意与细心考察。)
摩拉维亚会的传教士在列城开了一所学堂。维齐尔见列城人是全境读书最少的,便下令每家至少送一个孩子去上学。这事惹起了严重的疑心,人们到处替它找缘由。有的说:「这些孩子是要训练成脚夫,叫他们翻山驮东西的。」另有人说:「不对,是要送到英国去,叫他们做基督徒。」(凡外国人,不论是哪一国的,都被当作英国人。)又有人说:「是要把他们拐走。」于是这道命令没人理会;直到雷德斯洛布先生与马克斯医生到各家去向父母解说,上学的才多起来——因为商道上的西藏人已经把学「洋学问」看作谋个每月十卢比的官职的垫脚石了。听不听宗教课听便;可是过了一阵,每天读讲福音书时总有六十名学生按时到场。西藏的父亲教儿子写字、读经,又教他们用一副串珠的架子算账。若还想让他多学,就送到喇嘛那里去,甚至送到拉萨的学堂去。西藏人很乐意接受并阅读我们基督教书籍的译本,有些人甚至觉得这些教义比他们自己的「更有力」;他们表示这个意思的办法,是从福音书上撕下书页搓成丸子吞下去,相信那是一道灵验的符。治病上用法术的很多。教黑法的书叫「黑书」,讲医药的书叫「蓝书」。医道父子相传。医生知道本地许多草木的效用,一面念咒,一面把大量的草药掺和在一处。
离开列城,我心里着实难过——那耀眼的天,那满目的颜色与动静,那些引人的谈资,还有摩拉维亚会传教士的教养与极大的好意。帮忙是那里的常例。格尔甘特地翻过卡尔宗冰川来给我送一只转经筒;医院的助手洛桑与次仁顿珠替我用牦牛毛布缝了一条帐篷地毯,一面缝一面唱;焦尔丹则帮我张罗往基朗去那二十二天路程的脚力。列城几乎没有欧洲人所谓的旅行必需品。我从一个拉萨商人那里买的砖茶难吃极了;后来我才明白,压这种茶砖是要用血的。面粉牙碜,一条「羊腿」原来是一头阅历极丰的山羊的腿。集市上没有皮带,也没有可做皮带的皮子,更没有带扣;等雷德斯洛布先生替我弄来带扣,那位来替我把带扣缝在毯子上的老人——那毯子是我用地毯与毛布的零头给嘉波做的暖毯——一连缝错了三次,每错一次就说一句:「我真笨。外国的花样太希奇了!」西藏人有时说:「我们蠢得像牛。」我在那里站了两个钟头教铁匠给嘉波打掌,打出来的不是小得只配骡子,就是大得够驾辕的马穿,当时我也几乎要这么想了。
我雇了两个拉胡尔的赶骡人、四匹马,人很安静也肯听话;又雇了两头极好的牦牛,驮着给我的马吃的十二天干草与大麦。全队十二天的口粮也得带着,因为这条路要经过一片无人的旱漠。我行装里还有一样极要紧的东西,就是雷德斯洛布先生写给羌巴人——鲁普舒的游牧部落——头人的一封信;我打算绕道去他们的营地。这些游牧人曾两次向摩拉维亚会的传教士借钱缴克什米尔的贡赋,都不到期就还清了,对这几笔借款很是感念。
马克斯医生陪了我头三天。列城那几个本地基督徒聚在简陋的差会屋前那片鲜艳的园圃上,同我握手道别,祝我一路平安;还有不少不是基督徒的人,其中几个在头一个钟头里一直走在我们马旁。出列城的路降到印度河上一座粗陋的木桥——那条河便在此处也是一条大河;路经过滚烫的砾石坡,坡上有历代拉达克王所建的、排成长列的巨大玛尼堆与佛塔,给这地方添了几分庄严。河那边,砾石坡向着两万英尺高的红山升上去。再往前是一道岩脊,脊上戴着那位嘉波——被废的拉达克王之子——气派很大的城堡,堡上插着一片林子似的杆子,杆上飘着牦牛尾与写满经文的长幡。另有几根杆子高举着三叉戟,那是湿婆的标记。进堡要穿过一座装饰繁密的巨大佛塔,再沿着细心凿出的之字路上去。斯托克村是拉达克最秀丽最兴旺的村子,它那些大农舍连同白杨、杏树与柳树的林子、引了水的青稞梯田,把一道峡谷的谷口填满了;它不但秀丽,而且有气派,因为通到它的两条路都是高大的佛塔与宽阔的玛尼堆夹成的甬道,而且保养得极好。绿意之上耸起一座座小丘与颜色浓艳的裸岩支脊,上面极入画地密排着佛塔,打破了那道深切入山的峡谷的紫色幽暗;而正是这道峡谷里奔腾的冰川急流,供给了造就这片可喜绿洲的活水。
头人出来迎我们,带着杏子与奶酪,说是嘉波的问候;他把我们引到营地,那是柳林中一片斜斜的草坪,林里有许多东方铁线莲天然结成的花棚。帐篷支起来了,下午茶摆在外面的桌上,一道清澈湍急的溪水奏着正合适的乐,堡中经堂里不停的锣鼓喧嚣被距离磨柔了,空气清凉,一片柠檬色的光泡着前景;向北望去,印度河那边,列城一带的大山每一道裂隙都分明地现出紫色或蓝色,把朱红的峰顶举进一片玫瑰色的天里。这就是旅行的诗意与豪奢了。
在列城,我因那马夫长期不端、又虐待嘉波,不得不把他辞了,由曼多接手照看。从前梳刷这匹牲口时总要两个人按着,马夫还难以下手;可是在斯托克,曼多替它擦身时,它却安安静静地照吃不误,还把那漂亮的头搁在少年肩上,发出轻柔的咕咕声。从那一刻起,曼多拿它怎么样都行,人与马之间生出一种异样的依恋。
将近日落时,嘉波接见了我们。那城堡近看也毫不减它入画之致,一切都整齐妥帖。它是高岩上一大片结结实实的石砌建筑,岩石的高低不平被极有艺术地利用了,使这座建筑有一种入画的参差:有的地方六层,有的地方只有三层。同列城的王宫一样,墙自基部向内斜收,基部厚十英尺;褐色木头与灰石的挑出阳台,打破了墙面的单调。进门时迎接我们的是一群红衣喇嘛,他们领我们上了五段粗陋的楼梯到客堂,把我们引见给嘉波。他正在一群僧人当中,除了头发没有剃、戴着一顶银锦的帽子、挂着大金耳环与金镯之外,衣服也和他们一样是红的。这位嘉波既无宝座又无儿女,便一心向教。他把堡顶铺满了佛教的标记(画稿上没有画出来)。平台上一根四十英尺长的杆子上,飘着一面同样长的宽幡,上面密密地写满了「唵嘛呢叭咪吽」;他又把自己围在喇嘛中间,让他们在佛堂里几乎不停地做法事。照他的信仰所教他理解的那样积功德,是他一生唯一的事。他爱斯托克的幽静,除了冬季赛会时很少到列城的王宫去;那时全境的人都兴高采烈、秩秩有序地聚来看赛马、马球、射箭,还有一种类似曲棍球的玩意儿。他关心斯托克的兴旺,种白杨、柳树与果树,把堡里的玛尼堆与佛塔修得极好。
斯托克堡同我们任何一座中古建筑一样厚重,却要轻快宽敞得多。能看见一种全然不带一丝欧洲影响的建筑与文明——连曼彻斯特的棉布、俄国的小玩意儿都没有——真是极有意思。嘉波那间屋子只有靠墙六英尺宽的地方有顶,由红柱子撑着。上面是西藏深蓝的天,正泛着落日的红;从一扇带石砌凉台的好窗子望出去,是一派红色山岭渐渐化作通透的紫晶,景致迷人。那半截天花板画着蔓藤花纹;屋子一头有个壁龛,饰着粗犷有力的木雕。
嘉波盘坐在地上一条毯子上,是个脸上光光的、看去有点蠢的二十八岁的人。他请我们坐在他旁边的毯子上,端上咖啡、蜂蜜与杏子,可是话却接不下去。他既不提什么话头,也不接马克斯医生的话头。幸亏我们带着写生簿,里头好几处地方他都认得出来,觉得有趣。那些一直恭恭敬敬站着的喇嘛与仆人都在地上坐了下来,连嘉波也活泛起来。我们这趟拜访总算圆满收场。
客堂有一道门通着佛堂;过了一会儿,足有三十名喇嘛鱼贯而入,开始做法事,嘉波却只是站在自己的毯子上。这座经堂里只有半明不暗的光,又被顶上垂下的几十面熏黑积灰的金银织锦小幡遮得更暗。除了常见的佛教法物之外,还有乐器,镶嵌精妙,或是用极古的金银乌银镶嵌活儿装饰着;还有几张力道奇大的弓,要两个人才拉得开,是用小块的角巧妙地接起来做成的。喇嘛们以火车一般的速度叽里咕噜地念着仪轨,一面擂鼓击钹相和;另一些人时不时在巨大的银号上吹出长鸣,那号大约同绕耶利哥城所吹的差不多。那音乐、那刺耳而高亢的单调,以及从门里飘过来的陈年柏枝烟味、哈喇酥油味与不洗的毛衣味,混在一处叫人受不了。夜里马匹几次要打架,把我吵醒好几回;法事的声音则一直在静静的空气里传过来。
第三天马克斯医生走了,走前我们去看了赫米斯寺——拉达克最富的一座,占着大片田产,金银器物也极多,其中在许多殿之一里有一座三十英尺高的金银佛塔,前面是镀金的银阶,塔身嵌满宝石;另有许多精美的铜器与青铜器。赫米斯寺有的是装饰华美、位置极入画的屋宇,有喇嘛三百名,被看作拉达克的「第一名胜」。
在乌普希,走了一天滚烫的砾石路之后,我离开了那条从哈尔西桥起一路跟着的、奔腾的橄榄绿的印度河;在乌普希有一道湍急的乌普希水注入印度河,它从一条极窄的峡谷里下来,谷中的路向来是在峭壁面上炸出来的,有几处还要搭栈。有一大片塌方把路冲掉了,弄得非涉好几道浅滩不可;我还没到那里,传闻就把险情说得沸沸扬扬。那倒是真的:头一天有几头骡子被水冲走淹死,许多货物损失了,还有一个本地旅客送了命。于是我天一亮就打发队伍动身,趁水最浅的时候走,溯那道峡谷而上;那是一条全然不毛的裂罅,两边山岩的层理灿烂而奇诡。在头一道浅滩上,曼多被水冲下去一小段。第二道又深又急;一支载着贵重货物的商队已经在那里停了两天,不敢冒险过去。我那两个拉胡尔人向来没什么骨气,这时便坐在地上捶着胸口呜咽,说他们全部家当就是那几头驮畜,这河是「恶」的,里头住着一个「鬼」,专把马腿弄麻。我同东方人打交道、在路上跑,经验多了,学会按自己的办法克服难处:我招手叫对岸两个人过来——他们臂挽着臂战战兢兢地过来了——取下我鞍上一向带着的两条粗绳,用一条把这两人彼此绑在一处、又绑在嘉波的笼头上,用另一条把曼多与向导捆在一起,让他们抓住鞍后那几根结实的皮条;就这样结成紧紧的一团,我们平平安安地顶住了急流——那冰水冻得人发僵,其实是更明显的危险。所有驮畜都照这法子过了河,拉胡尔人连连称颂他们的神。
在加亚——一个荒僻的小村,拉达克本境的最后一村——我遇见一位做实地研究的博物学家,从前见过他两次,此后有许多路是「结伴」走的。接下来是十一天荒漠独行。读者想必已经明白:构成拉达克省大部分的印度河谷、希约克谷与努布拉谷,没有一处低于九千五百英尺;其余的地方则是陡峭的山,带着冰川与雪原,高自一万八千到两万五千英尺;而村落主要建在有可能引水的冲积土上。不过鲁普舒另有它自己的特别处。
加亚与拉胡尔的头一村达尔恰之间,隔着三道大山口:托格朗,海拔一万八千一百五十英尺;拉恰朗,一万七千五百;巴拉拉恰,一万六千——除了空气极稀薄所生的难处之外,都算好走。这一带的山高自两万到两万三千英尺,除了守着拉恰朗山口那几根巨大的红石针之外,很少有陡峭或入画的,倒像是一个个「怪异的隆起」,表面是风化的碎石,干燥不毛。山间有几片可注意的台地,商队就取道其上,海拔自一万四千到一万五千英尺。常流的河与溪极少,湖水是咸的,除了泉水之外;台地上草木稀疏,多半是些带香气的草;不过总的说来,鲁普舒是一片干燥砾石的荒漠。它唯一的居民是五百名游牧人;在这条商道的十站上,除了有几处曾下过工夫修筑的驮道、商队往来踏出的——并不总是看得分明的——路迹,以及几道给旅人挡风的粗石矮墙之外,再没有人迹。成群的野马——有的博物学家叫它野马,有的叫它野驴——这种优美好看的牲口,就在离路一枪之遥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吃草。
我本以为拉达克算是多风的了,可鲁普舒才是风的老家;每天的行程都得按一天里最静的时辰来安排。幸而这里刮风像钟表一样准:白天的风从南与西南来,准在上午九点起,两点半最猛;夜里的风从北与东北来,约在晚九点起,约在早五点息。全然的寂静是罕有的。极稀薄的空气以极高的速度冲过来,刮得最凶时能叫旅人透不过气,把脸和手的皮剥掉,把驮畜弄瘫。实在说,人与牲口都顶不住。马「掉过屁股」挤成一堆,人把行李垒成一道墙,蹲在墙的背风处。与此同时,日光的热力又可怕得很。在拉恰朗,海拔一万五千英尺以上,我记下的日照温度是华氏一百五十二度,只比这一带水的沸点——约一百八十七度——低三十五度。与此相抵的是:一年到头每夜水银柱都降到冰点以下;便在八月里,十二小时内的温差也常超过一百二十度!然而鲁普舒的游牧人偏爱这种走极端的气候,把列城看作只有冬天才去得的地方,把库鲁与克什米尔看得像刚果的疟疾沼泽一样!
我们翻托格朗山口时,海拔一万八千一百五十英尺,「拉毒」之苦却比迪加尔或卡尔宗两口都轻。嘉波居然把我驮了过去,每走几码停下来喘一口气。随后是漫长沉闷的一程,到羌巴人消夏四个月的察拉营地;向导与驮畜迷了路,第二天才到,仆人们只好露天睡在雪地里。荒漠之地消息传得像有法术一样。傍晚时分,我正沿着一条溪水在一道又长又闷的谷里骑行,看见山脊上有许多移动的小点,随即一阵马队狂奔而下。眼看他们就要把嘉波冲走了,却猛地把马一勒蹲住,转眼都已下马伏地、以额触土,献上一盘杏子;再一转眼又翻身上鞍,疾驰上谷,一会儿就没了影。又过了半个钟头,第二拨马队狂涌而来;头人下马,俯身在地,吻我的手,翻身上鞍,随即领着一群族人绕着我兜圈子,圈子越兜越小,末了才收敛成一队规规矩矩的护卫。一片长着些草木的高台地,一排四十顶帐篷——「黑」却不「美」——一条明亮湍急的河,荒野的山,一条条白羊的长队向营地汇拢,牦牛从山坡上横冲直撞下来,男人们跑来迎我们,妇女与小孩远远站着:在一个清凉润泽的傍晚的金光里,这一切显得格外像一幅理想的画。
两个人来牵我的缰绳,另两个伸手要扶我的马镫;嘉波却把他们一左一右踢开,引得众人哄笑。随后在疯狂的比画与「小心!」的吆喝声中,我被簇拥着蹚过河去,又被人从马上扶了下来。族人们兴奋得很。有的纵马奔驰,卖弄骑术;有的送来杏子和用杏仁油和成的面团;有的奔回帐篷取毯子;有的把营地的石头清掉、垒起一个石台;又有一群山羊被牵来挤奶,那些羊因为天天泅渡过河,白得极干净。妇女和小孩渐渐怯生生地凑近来;不料某先生那个孟加拉仆人举鞭吓她们,于是一哄而散,女人们像兔子一样跑了。我向来教导仆人要以礼待土人,当下把那冒犯的人着实说了几句;后来靠给她们看我的写生,总算把逃散的人都哄了回来——那些画叫她们高兴得没边,还引出无数要我替她们画像的请求!那位头人虽生着一双斜斜的蒙古眼睛,却是个俊秀的青年,鼻子和嘴都长得好。他同别人一样穿着束腰的粗呢藏袍,却戴一顶红帽、帽檐翻起镶着好皮毛,腰带上插着一只银墨盒和一把叶尔羌刀,刀鞘是錾花的银的,脚上是一双鹅黄皮子、鞋尖上翘的靴子。族人替我腾出他们自己的一顶帐篷,铺上好些他们自己染自己织的毯子,并向我保证:作为他们「恩人」雷德斯洛布先生的朋友,我受的欢迎是没有限量的;随后他们提议,由全族的父老陪着,请我到各家帐篷里去看看。
第五章气候与自然风貌
上一章末了,我正同羌巴人的头人与父老开始「挨家拜访」;这桩郑重的礼节直到入夜才完。五十顶帐篷一顶也没落下:每到一顶,总有一条凶猛的大藏獒扑上来,又总被一个个头不比它大多少的女人一把按住摁在地下;每一顶里都端出奶酪与牛奶来,又都被我谢绝。处处我都受到诚心的欢迎,那是看在「大父亲」雷德斯洛布先生面上——他把这些人称作「世上最朴实最仁厚的人」。
这个羌巴部落共五百人,一年迁移四次,夏天分散,冬天则合聚在一道几乎不积雪的谷里。他们纯是牧人,有大群的牦牛与小马,还有极大的羊群与山羊群;山羊差不多全是那种漂亮的「披肩山羊」,克什米尔的细披肩就是用它长毛根部的底绒织的。这种羊绒是造化为抵御这样高处的严寒而备下的,牦牛、绵羊与狗身上都有,多数野兽身上也有。他们的绵羊是那种大个儿、无角、垂耳的「胡尼亚」羊。牦牛与绵羊是鲁普舒的驮畜:零碎或容易分装的货物由绵羊驮,笨重的由牦牛驮。羌巴人靠替拉胡尔、中拉达克与日土的商人驮货挣了不少钱,他们的羊一直走到中国西藏的噶尔。报酬除了钱还有粮食,因为他们自己的地方不产谷物。银钱他们只有两样用处:拿一部分所得缴克什米尔的贡赋,其余的熔了,打成粗陋的首饰。照拉萨与列城之间一项旧约,他们替拉萨商人白驮砖茶。他们信佛,行一妻多夫;不过他们的青年不出家做喇嘛。又因燃料奇缺,死者不焚化,而是照宗教的仪节把尸身面朝上停在荒僻处,任空中的飞鸟处置。他们每顶帐篷里都有一格神台,上面供着小像与法物。他们穿得同拉达克人一样,只是男人的鞋尖翘得极高;女人除了常戴的巴珠之外,头顶上还加一顶带三条穗子的大银冠。相貌上他们与拉达克人相似,不过蒙古型更纯:眼睛更斜,眼皮垂得更厉害,下巴更前突,嘴却更好看。男人里有许多生得很不错,头人也在内;女人的上唇却往往「翘」着,露出方方的牙齿,前一章里已经说过了。
察拉的帐篷顶差不多是平的,当中顺着整个长度开着一道六英寸宽的口子。地上挖下十二到二十四英寸深,四围砌一道约一英尺高的粗石墙,墙上用绳子把帐篷布撑开,绳子搭在叉形的木桩上;篷布是用牦牛毛或山羊毛织成窄幅缝起来的。没有脊檩,当中由几根短柱撑着,柱头探出篷外,上面系着经幡与牦牛尾。里面虽暗,织布却还够亮;每顶帐篷都有一架织机,因为羌巴人不但织自家的粗毛衣裳、织做鞍袋与帐篷的毛布,还织用本地草根染成浓艳颜色的毛毯。最大的一顶帐篷是二十英尺见十五英尺,多数却只有十四英尺见八英尺或十英尺。高度没有超过六英尺的。就在这些通风极好、却几乎不暖的蔽身之所里,这些耐苦的游牧人在海拔一万三千到一万四千五百英尺处,顶着这气候的狂风与严冬。一年到头每夜结冰,正午与子夜的温差常达一百度。除了那五十顶住人的帐篷之外,另有一顶大得多的,他们把羊毛与山羊毛存在里头,等着到时候运去发卖。有几顶帐篷地上铺着毯子;除了织机和一堆堆看去像废物的东西,还有打茶的桶、羊皮酥油桶、绵羊与山羊的皮、小孩的弓箭、炊具,以及一堆堆当柴烧的荆棘根。
他们待我极厚,把这样紧缺的东西在我身上花了许多,整夜生着一堆篝火。他们骑上自己精瘦的小马卖弄骑术,其中一样是:中间一个人把手一拍,所有的马便围成一圈一齐后腿着地直立起来。他们又挤进我的帐篷看我的写生,非逼着我胡乱画几张他们几位父老的像不肯罢休。头一回有欧洲女人来,这份兴奋一直闹到深夜;末了他们散去时,还一定要在我帐篷四围布一队仪仗似的守卫。
早上水洼上结了冰,雪积了三英寸深。野人的生活又回到素常的单调与照管牛羊上去了。下午早些时候,头人与许多男人送我们过了浅滩,彼此道着好意分手。这一程是穿过宽阔的砾石谷地,在红的黄的砾石的「怪异隆起」之间;那些隆起单凭高度才配称作山。下起冰雹来,别的牲口都「掉过屁股」挤作一团,嘉波却迎着雹子站住,显出它的好血统。我们刚到鲁克琴那片凄凉的营地,一场下了几个钟头的大雨夹雪就扑了下来;四围的巨山在昏暗疾走的雾里,时不时露一露它们雪白的裙裾。这是四个月里唯一的一场「天气」。
一支从阿姆利则的炎热与日光里来的大商队也在那里。货物堆在羊毛毡的棚下,骡子没有草料,挤在一处;赶骡的旁遮普人裹在毯子里,只露出一只眼睛,正在刨荆棘根生那冒烟的火。我的行李先到了,泡在雨雪里;可怜的仆人们正在大风里支帐篷。他们前一夜露宿雪地,身子与脑子都冻木了。他们的苦相里有几分滑稽;而这温度偏偏叫我格外舒服,我便乐得动手张罗,还拿一条浴巾使劲给嘉波擦身,把那正拿块破布有气无力「磨蹭」的曼多吓了一跳。哈桑汗牙齿打战,神经痛得厉害,把我那顶「渔夫风帽」裹在头巾底下,仍旧凭他那股从不失的勇气勉力做事。曼多对着点不着的湿荆棘掉无用的眼泪;那一小片潮湿的山坳里,星星点点都是阿姆利则来的人躲在石头下,守着没指望的火;五十头骡马耷拉着脑袋、尾巴滴着水,背朝着无情的风,想从早被啃到根的稀草里找点吃的。我的帐篷活是一幅滑稽的狼狈图:砾石里的大石头没有拣出去,床腿泡在水洼里,厚马毯搭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滴水,仆人的替换衣裳与存粮堆在桌上,牦牛驮的湿干草与湿透的粮袋占去了大半地方;一支湿蜡烛噼啪响了几下就灭了,湿衣裳从帐钩上滴着水;哈桑汗还时不时露出一只眼睛来,喘着说:「太太,我生不着火!」坚持到底总会成功;几杯用宝来威康那种够劲的「瓦洛伊」姜酊兑热水调的浓饮,把人人都救活了过来。它的效验又好又无害,以致第二天一清早哈桑睁着两只眼睛进我帐篷,笑得直不起腰。他说,「赶马的人」和曼多都在哭;那个从列城来的苦力,暴风雪之前本还想一路跟到西姆拉的,晚饭也不肯吃,整夜缩在我帐篷的门帘底下抽噎——而我却睡得很沉。后来我把他们训了一顿,说我可以放他们走,还帮他们回去;我不能带着这样没出息的可怜虫上路,我要留下从察拉跟我来的那些鞑靼人。他们一听便都不依,还做了个很有意思的手势,说我若再见他们哭就割他们的喉咙,求我再试他们一回;后来天气一直很好,也就再没有麻烦。
此后几程都是走砾石的谷地、平原与山坡,除了一种干缩的蒿子,寸草不生;有一回驮畜整整四十个钟头没有吃的。淡水通常极少,在林提平原上只能从牲口蹄印留下的坑里舀。虫豸罕见;除了灰鸽子——那「山谷之鸽」——常在峡谷里在我们前面飞上好几英里之外,一只鸟也看不见。另一方面,野马的群却很多,清早常到我们扎营处旁边的水边来喝水。我从帐篷缝里望出去,看得清清楚楚,也不惊动它们。有一群我数了有四十只。它们按家族聚在一处:公的、母的和驹子。这牲口准定不足十四掌高,与其说像马或驴,不如说像骡子。它的叫声我有好几次机会听见,比起驴叫更像马嘶,却又不十足。它毛色浅褐,近乎米黄,腹下渐白,背上有一道深色的纹,却没有十字纹。耳朵长,尾巴像骡子的。它会小跑也会奔驰,受惊时跑得很快;不过因为不值得猎取,它对人并不十分害怕,常有一家一家的野马在离我们二百五十码的地方吃草。它同斑马一样驯不服,看它那份顾家的情分,日子显然过得很快活。
在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光楚台地上,我遇见一种自有其大趣的生计:驮羊的商队,其中一支有羊七千只,每只都带着一身羊毛,配着齐整的小驮鞍与两只皮袋或毛布袋,驮着二十五到三十二磅的盐或硼砂。这一支以及我们遇见的许多支,都是把货驮往拉胡尔山谷中的帕特肖,在那里与北印度来的商人相会。羊在那里剪毛,羊毛与所驮的货换成小麦与几样别的东西,再驮回西藏;来回一趟要九个月到一年。羊在路上全靠啃那点稀草过活,所以一天走不到十英里;又常常蹄子磨坏,还得歇上好几天。路上常见到死的或将死的羊,猛禽正在啄它们的眼睛。这类商队照例是一个人在前头领着,后面跟一只装点得花花绿绿、挂着大铃的大山羊。每个赶羊的人管一百只羊。这些人个子矮而极壮实,脸宽而平,穿着毛朝外的羊皮袍子,又长又粗的头发在风里飘着,用一种听不懂的话发出粗野的吆喝,很像野人。夜里他们把羊拴成长长的两列时,唱着狂野的调子;自己则同凶猛的藏獒一道,露天睡在霜天之下、堆起的鞍袋背风处。我有三夜是在他们的商队旁边扎营的,曾绕着他们那一行行秩序井然的羊与码得齐整的鞍袋墙走过;他们非但不曾有一点无礼或粗鲁的好奇,反而按住凶犬,把他们拴牲口的巧法子指给我看;而我仆人惯常撂在帐篷外头的许多东西,一次也不曾少过一件。那些狗却不如主人老实,有一夜叼走了半只羊;若不是某先生打了几只灰鸽子,我那一顿就难办了。
此后几程是穿过沙砾的谷地,沿着干旱的山坡走,坡上零星长着匍匐的荆棘和一团团仿佛不需水分也能活的黄绿苔藓;又涉过松贾尔河与策拉普河的浅滩,在严霜中翻过海拔一万七千五百英尺的拉恰朗山口——这几天平平无奇。这条路上三道高口之中,更高的托格朗与较低的巴拉拉恰,都是毫无特色的砾石波浪,马车也尽可以赶过去。拉恰朗却不然,虽则它修得很好的之字路对驮畜并不难走。通向它的一段路奇诡得很:两旁是红砂岩的峭壁,红石被风化成一根根柱子、一个个人头,还有无数三十到五十英尺高、戴着平顶帽、披着长圆斗篷、正在说长道短的老太婆!从红色的岩门进去,便入了巨山之境;溯一道清澈的急流而上,谷收成峡,峡又收成一道裂罅,罅口守着几根近乎垂直、在西斜的日光里燃烧的石针。我们在罅口处涉过河,在一片天鹅绒似的绿草坪上扎营——那草坪刚够支几顶帐篷,四面被一万八千与一万九千英尺高的峭山严严围住。暮色早已落到我们头上许久,上面的尖峰还在温暖的日光里发亮;第二天早上,下面才刚破晓,静静的水潭已经结冰、草上白了一层霜,朝阳却把雪峰染红,把拉恰朗那些红石针点成朱砂色。在这样的光景里,那片营地是整趟旅行中最壮丽、最有传奇意味的一处。
又是几段不毛无水的路——过这几段时我们可怜的牲口两夜没有吃的——把我们带到瑟尔楚河那道冰川似的蓝水边;它在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里奔流。再往前是一道从旁注入的急流,那便是鲁普舒——克什米尔的属地——与拉胡尔即英属西藏——印度女皇治下——的分界。帐篷已经在河边一片有草的洼地上支好了,马、牛与山羊在旁边吃草,还有好些人正在预备食物。一个西藏人朝我走来,身旁跟着一个穿着说不出是什么衣裳、滔滔不绝讲印度斯坦话的家伙。他胸前的带子上有英国的王冠,还有一块牌子,写着「库鲁县专员差役」。我从没有这样觉着自己被一笔勾销过。自由仿佛没有了,荒漠的传奇意味一刹那就死掉了!到了营地,我见一排拉胡尔人躬身行礼站着,哈桑汗则又神气又兴奋。他说,税官——其实就是西藏人的名誉法官——接到旁遮普副总督的指示,说我要往基朗去,须得「一无所缺」。于是二十四个人、九匹马、一群山羊和两头牛,已经在瑟尔楚谷里等了我三天。我给那位法官写了一封客气的短信,把人马一概遣回,只留下那差役、两头牛和放牛的人;我的仆人们大为扫兴。
我们在风与阵雪里翻过巴拉拉恰山口,进了一种湿气开始明显起来的气候。这道山口绵延好几英里,隔不多远就有一道三英尺高的粗石半圆墙,一律朝着同一个方向,旅人可以蹲在墙后躲那又强又利的风。我那些人比在前两道更高的山口上难受得多,很难把他们从这些避风处撵起来;他们躺在那里呻吟喘息,头晕流鼻血。冷得太厉害,我在山口最高的一段是走过去的,头一回略略觉出了「拉毒」。在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处,四围一片荒凉,背风的岩石底下却开着绿绒蒿,蓝得像西藏的天,花心里一丛金黄的蕊——那景象动人极了。一根茎上开十朵十二朵这样秀绝的花,茎、叶与果荚都生着极硬的刺。再往下花就多了;到了帕特肖的营地(一万两千英尺)——西藏的驮羊商队就在这里拿羊毛、盐与硼砂换粮食——地上铺着柔软的绿草,还下了一场真正的雨。从巴拉拉恰山口望出去,是大片的雪原、冰川与雪崩的坡。这道屏障,连同更南的罗唐山口,实际上一年有七个月把这条商道封死,因为它们迎着季风的雨,而在那样的高处雨便是雪,积得十五到三十英尺深;巴拉拉恰另一面以及整个鲁普舒与拉达克,下的雪却微不足道。我过时已是八月,巴加河上仍有四座完好的雪桥,河边的雪原还有三十六英尺厚。在帕特肖,那位税官带着随从和驮着草料的牲口来向我致意,并请我到他家去——路要走三天。这是我们三天来头一回见到人。
过了巴拉拉恰山口往南几英里,一道坡上现出几株桦树,那是我自翻过佐吉拉以来头一回见到天然生长的树木。再往下又有几株,随后是矮小的铅笔柏;山的下坡也开始泛出一点绿意。蝴蝶也出现了;一只鹫——飞起来极神气的大鸟——在我们头上不祥地盘旋了好几英里,接着又来了一只同样不祥的乌鸦。在临着巴加河的峭壁上凿出的那条极好的驮道上,九英里之内只有一处支得下一顶五英尺的帐篷;到了拉胡尔的头一村达尔恰,唯一能扎营的地方竟是人家的屋顶上。在那里,自察拉以来一路愉快而忠心地伺候我的羌巴人连同他们的牦牛与马,离我而去,回他们那自在的荒漠生活去了。到了下一村科朗——那里巴加河的轰鸣几乎叫人受不了——法官哈拉章,拉胡尔的塔库尔即封建领主之一,带着儿子、侄子与一大队随从来拜访我;第二天早上某先生和我应邀去他的城堡拜会他。那座堡位置极好,建在营地上方一千英尺的岩脊上,要费一番力气才爬得上去,几乎与巴加河对岸那些闪光的冰川与冰瀑齐平。它与列城、斯托克两座堡的分别,只在于有几扇小窗上装着蓝玻璃。家庙里除了照例与真人等大的佛像与三尊之外,还有一尊女神,是在印度贾朗达尔雕的,照一尊年轻时的维多利亚女王像摹的——给拉胡尔最高的官长供着,这倒十分合适。这位塔库尔哈拉章很富,又是个严守戒律的佛教徒,拿他那份很不小的势力来阻挠摩拉维亚会的传教士在谷中的事业。从堡里下到驮道的那条粗陋小径,穿过青稞与荞麦田,两旁是蔷薇、醋栗和大片的野花。
过了达尔恰以后的几程,壮丽得无从形容。那条在巴加河上方一千到三千英尺处搭栈或炸出的路,离那道把它与钱德拉河隔开的大山不过一枪之遥;那座大山几乎整个盖着冰与雪原,雪原上耸出两万一千与两万两千英尺的裸岩尖峰。这一带是「雪的住处」,每一处凹陷都填着极大的冰川。湿气、草木与秀色一同回来了:野花与蕨极多,一丛丛铅笔柏高出谷中人工所植的林子。小麦在一万两千英尺的高处成熟。入画的村落四围环着果园,点缀在山脊上;白墙飘幡的佛塔与寺院把景色点亮;山头上戴着领主的城堡。而在山最高、雪原与冰川最有气派、绿意最浓的地方,基朗村就挂在山坡的台地上,高出巴加河一千英尺;巴加河狂奔的水道,远远地沿谷而下,可以凭那一闪一闪映着日光的白沫认出来。基朗是拉胡尔最要紧的地方,是商务、行政与基督教差会的中心。
拉胡尔谷是英属西藏的一部分,海拔一万英尺。它在英国治下日见兴旺:人口增加了,印度教商人在基朗落了户,取道拉胡尔往中亚去的路越来越得旁遮普商人的青睐;摩拉维亚会的传教士又用一套更大胆的水利之法并修了蓄水之所,把可耕之地大大增加了。拉胡尔人多半是西藏人,不过下游各村里印度教与佛教掺和得很厉害。然而所有的寺院在近二十年里都重修扩建过。冬天雪积十五英尺深;因为罗唐山口凶险,有四五个月谷里几乎与外界不通音问。
基朗村是一层叠一层地建在一座两万一千英尺高的山的陡坡上的;村脚下便是摩拉维亚会的差会屋宇——又长又矮的粉墙房子,造得再简单不过;设计与大部分工程都出自这几位能干的德国人之手。那座大屋有一条很深的廊子,那是冬天唯一活动的地方;屋里有本地人的教堂、每位传教士三间屋子,还有两间客房。园子四周是印刷间、药品与存货间(存货两年才到一次),另有一间客房。旁边一个院子四围,是基督徒冬天带着羊与牛从山上农场下来时住的屋子。一切都极朴素,也极洁净齐整。客房与一两间西藏人的屋子里糊着《伦敦新闻画报》上的铜版画;传教士自己的屋子却只刷了白灰,那种极度的空荡,叫我想起祖国那些极穷的牧师的住处。一座园子里开满了百日菊、石竹与矮牵牛,都大得出奇,又种着欧洲的树木,在这里成了一片绿洲;我就在园中一株柳树下扎营住了几个星期。那柳树同许多树一样,满身是一种甜的分泌物,多得会滴到帐篷顶上;当地人把它收起来当蜜用。
差会里的人,有新近到任、如今远谪在坡地方的施里夫夫妇,还有海德夫妇——他们在西藏已将近四十年,大半在基朗度过,不曾回过国。「生活简朴,思想高尚」是这里的规矩。书籍与期刊很多,而且是读了、化了的。他们的教养实在惊人;他们熟悉神学与自然科学上最新的见解、最新的政治与社会动向、以及欧洲艺术上最新的观念,叫我几乎以为这几位可敬的人刚从欧洲来。海德太太没有仆人;漫长的冬天里,一天的家务与差会的事做完,又没有邮班要赶着写信时,她就做裁缝与别的针线,丈夫则高声朗读到半夜。我去的时候(九月),正忙着预备过冬。柴堆一天天高起来。在陡坡上用镰刀割下的干草,由人背进农院;苹果去了核在太阳底下晒;黄瓜腌起来;醋酿起来;马铃薯收进窖里;牲口宰了腌上。
差会的事大半是在冬天做的,那时基督徒都从山上下来了。海德太太有一所四十名女孩的学堂,多半是佛教徒。教的东西简单而切用,连织袜子也在内;每个冬天织出四五百双,很好卖。归信的人每天两次聚会受教、讨论,每天还做礼拜。差会的印刷所忙个不停,印夏天译好的《圣经》各卷,也印海德先生自撰或翻译的浅近小册子。没有哪里的归信者受的教导比这里更好;他们同列城的一样,品格似乎都不错,又勤勉自给。冬天的活计很重,因为马、牛、羊都得一直用手喂,常常还得用手饮。海德先生以医术著名,夏天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求他诊治用药。他受着众人的敬重,他在俗务上的判断也很为人看重。不过单看表面的成绩,这将近四十年的忘我劳苦、为基朗的好处而彻底舍己,只能说是没有成功。基督教受着有势力的人最强硬的抵拒,归信的人也吃过逼迫、受过损失。基朗寺的住持近来对海德先生说:「你们基督教的道理,倒叫佛教复活了。」他的原话是:「你们初来时,人们对自己的宗教全不在意;自从它受了攻击,他们就热心起来,如今他们『明白』了。」只有同他们一道过那与世隔绝的日子、亲眼看见他们每天的生活与工作,才多少体会得出这四十年英雄般的坚忍与舍己的操劳是怎么回事,才体会得出它在百姓身上、在风俗的标准上有多重的影响——纵使归信的人数那样少。向这几位可敬的德国传教士致敬罢:他们有学问,和蔼,有教养,容光焕发;无论教书、讲道、种田、治园、印书还是行医,他们时时处处都是「基督的信,被众人所认识、所诵读」!差会房子近旁,一片绿地上,浓荫之下是墓园,差会人家许多孩子长眠在那里,另有几个成人。
冬天既是差会最忙的时节,也正是喇嘛挨家巡行、赶各处法会的大日子。那时男女都大做纺织,又滑雪橇、玩别的游戏;僧俗都大喝青稞酒。牛要在外头待到快过圣诞才赶进屋。到了那不固定的新年时节,喇嘛与尼姑退入寺中,谷里便一片沉闷。过了一个月他们出来,生气与喧闹就开始了;凡头一年添了儿子的人家,都大大方方地请人喝青稞酒。随后的节庆里,这些喜气洋洋的父亲们穿得花花绿绿,排成行列出村去,围成一圈,中间立着喇嘛画的一幅牦牛图作靶子,用弓箭射;人们相信射中正中的人,来年必得一子。此后基朗的男女每年轮着在一家人家聚齐,又唱又喝,青稞酒喝得极多,直闹到晚上十点。
宗教的节庆随后就开始了。其中一个是在家人礼拜喇嘛,各村都有,要闹两三天,主要是奏乐跳舞,喇嘛则成排坐着牛饮青稞酒与烧酒。另有一个每年家家都办:喇嘛聚来,在某几尊神像前用面团捏出许多神秘的形像,挂起来由一家人礼拜。随后喇嘛又捏些小球给人礼拜,家里有人上屋顶去请四邻来,四邻从喇嘛手里接过小球,再适量地喝些青稞酒。接着那些面像被抛给鬼作禳解的供物,一片「鬼哭狼嚎」的呼哨声中还放枪。这些仪式叫作「次珠」,意思是「全寿」;人们相信若把它废了,寿数就要折短。
喇嘛冬天最要紧的宗教职事之一,是到各家屋里去念经。靠这个,一家人积得功德;念得越久,积得越多。较富的人家请念一部十二函的经,十二或十五位喇嘛每人一页,一齐用极快的速度高声唱念。这些书讲的是佛家的玄理与哲学,念完要五天;念的时候每位喇嘛的酒杯不断添满。较穷的人家只请念一函的经,好省下供养喇嘛的花费。节庆与法事一场接一场,直到三月;三月开始练射箭,四五月间人们就预备春耕了。
基朗的天气到九月中就变了;可是造化的秀美与崇高、我那几位摩拉维亚朋友的德行与教养,都太迷人了,我便闭上眼睛不去想罗唐山口可能有的凶险,一直待到庄稼在欢腾中收进家门、秋色褪尽、初冬的头几场雪给这壮丽的山谷又添一重庄严为止。随后我才不情愿地收起帐篷,带着那几位从列城替我驮行李的忠厚伙计,花了五个星期下到旁遮普,一路经过上库鲁那片乐土,经过曼迪、苏克特、比拉斯布尔与巴加特几个有趣的土邦;到十一月初,便回到西姆拉那种文明的方便与拘束里来了。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