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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看中国译丛 · 宗教与民俗

访撒里畏兀儿与西喇古儿

A Visit to the Sarö and Shera Yögurs

1.9 万字

著者
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
译者
波多
原著
A Visit to the Sarö and Shera Yögurs,1911 年
出处
芬兰军官 · 甘肃祁连山
卷帙
2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写这份报告的人,三十多年后成了芬兰的元帅和总统。一九〇七年他还是俄国军官,受命骑马横穿亚洲,名义上考察民族风土,实际替总参谋部搜集情报。这是那趟长途中的一段:冬天去看甘肃的裕固人。

导 读

写这篇东西的人,三十多年后成了芬兰的元帅和总统。一九〇六到一九〇八年,他还是俄国军队里的一名军官,受命横穿亚洲,从中亚一直骑到北京,名义上是考察民族风土,实际上还替俄国总参谋部搜集情报。两年骑行一万四千公里。

这一篇是那趟长途中的一小段: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他离开甘肃的金塔,往东南走进祁连山北麓,去看两支少有人知的部族——撒里畏兀儿和西喇古儿,也就是今天说的裕固族。他量了他们的身量,记了词汇,拍了照,问了他们的来历、信仰、婚丧和生计。

文章不长,分两节:一节写撒里畏兀儿,一节写西喇古儿。但写得很细。金塔城的土墙和风里的铃,戈壁上的碎石和墓碑,牧人的帐篷,喇嘛的寺院,一位甘肃的回族军官替他写的引荐信——这些都在。他还写到当年那场回民起义留下的痕迹,写那位军官当初是怎样站到了官军一边。

这是一份民族志,不是游记,所以没有探险家那套腔调。他说话简省,看什么都先掂量一下可信不可信。词汇表里的音是他照着听来的声音记的,蒙古语的对照是赫尔辛基大学的学者后来给补上的。

全书两节,篇幅不长,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一 访撒里畏兀儿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拂晓,我们启程上路,不久便把金塔这座宜人的汉人小城抛在了身后。这座城的土墙半圆而不规整,与汉地城池那种严格对称的格局全然不同;城里小巷狭窄曲折,寺院的庭院笼罩在虬曲的古树荫下,几座塔上挂着数不清的铃铛,风一吹便叮当作响。我们的路往东南走,经过一座寺,寺里有一座高高的尖塔,虽然塔身的金饰已经剥落,却仍能看出城名的由来——「金」是黄金,「塔」是宝塔,「金塔」就是金色的塔。随后我们越过一道残墙,这道墙从前围护着这片绿洲。这里是汉地文明伸进戈壁沙砾大海的最北的前哨之一。

墙外是一片沙质的不毛之地,起初满地都是汉人的墓碑,地势渐渐升高,通向一列东南东—西北西走向的低矮山丘。这些山丘的样子像是一道道狭长的砾石岗,有的连成山脊,有的层层抬升如台阶。离城约十二公里处,我们穿过一个不起眼的山口,这是当天所到的最高点;往南下坡,比上坡时更觉察不出起伏。目力所及,唯一的植被是些微不足道的匍匐灌丛,隔老远才有一丛。过山口约九公里,砾石带转为沙地,密布着一个个小土丘,丘上长的还是那种匍匐灌丛,只是长得略高大些。再走几公里,出现了芦苇,不久又让位于一种典型的疏松土壤,地表盐碱很重。放眼望去,尽是这样荒凉的地方,愈往南草愈稀疏,一直连到南山,即祁连山,山的轮廓在远方的雾霭中隐约可辨。

连接口里——长城以内之地——与口外——长城以外之地——的那条官道,在甘肃北部是东西走向的。离金塔二十七公里的双亭子,我们穿过了一处驿站。这样的驿站数不胜数,沿着官道一路排开,从太平洋直到遥远的俄罗斯平原和印度平原。在官道以南七八公里处,我们骑马经过了畏兀儿村子马庄子散落的头几户人家。我下了马,走近去看院子里正忙活的三个妇女。她们穿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奇特服装。年纪最大的一位五十来岁,鹰钩鼻,整体看去颇有威仪,话也很多。她请我们喝茶,告诉我们她们是撒里畏兀儿——这个名字她自豪地说了好几遍。另外两个妇女颧骨突出,眼睛细小,鼻子又厚又难看,相貌平常。我随手拿出照相机,气氛却一下子变了。她们顿时不再说话,我们只好继续赶路,前往南边十二三公里外的村寺。

那座朴素的寺院建在一处小小的废墟旁,不久便出现在眼前,四周有一小片木屋,是喇嘛们的住处。喇嘛都不在家,但统领双亭子马哨的汉人军官毫不犹豫地下令,把我的行李搬进最干净的一间屋子。转眼间一切安顿停当,屋子看上去倒像是我们一向住在这里似的。哈希姆忙着淘米、洗胡萝卜、收拾羊肉,准备那道百吃不厌的「帕劳」抓饭——十七个月来他一直拿这道饭让我们大快朵颐;我那十七岁的翻译周在安置气象仪器;考察队的哥萨克卢卡宁和一位退役的汉人上校徐——如今受雇于我——照料马匹和装备;我则凑在厨房那点微弱的火边,想把被十二月寒风冻僵的手指烤暖,好开始整理笔记和地图。

喇嘛们回来后,对我们的闯入似乎有些惊讶。初见时虽然颇为冷淡,坚冰很快便打破了,尤其是我的房东,变得既殷勤又健谈。

马庄子是个四十户左右的村子,人家散布在一大片地方。住在这里的人自称「撒里畏兀儿」,意思是「黄畏兀儿」;汉人称他们为「黄番子」——「黄」是黄色,「番」是蛮夷,合起来就是「黄色的蛮夷」——以区别于唐古特人,唐古特人被称作「黑番子」,「黑」就是黑色。一个父子相传的传说讲,一千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从西方迁来,原先住在一座城里,那城名叫「西至哈至」,汉人称之为「千佛洞」。据他们说,那地方在西边或西南边,要走四十五天,坐落在一条河的岸边,四面环绕着高山。西至哈至建有一座寺,山中凿有许多石窟。——按畏兀儿人的另一种说法,他们是在康熙皇帝在位时迁到现在的住地的,为的是躲避一场瘟疫,我的翻译说那是霍乱。部族中一部分人定居在肃州以南和东南的山里,其余的住在平原上。住得离肃州最近的那些已经与汉人同化,其余的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如今寺旁的那片废墟,原属于一个长尾巴的种族,汉人称之为「库祖尔凯」。

从马庄子往东约四十公里,有个村子叫东海子,也有四五十户人家,有一座寺;高台城以南约三十公里,还有一个叫榆木山黄番子的地方,说的也是同一种语言。再往南,在巴雅赫塔格以及甘州以南的山里,也住着黄番子,但他们说的是另一种语言,近似蒙古语;而前面提到的那些人所说的语言,与吉尔吉斯语以及萨尔特人所说的突厥语极为相似。从没听说畏兀儿人有过文字,他们也讲不出自己早年的历史,讲不出参加过什么战争,也说不出他们王公或首领的名字。我也没能搜集到任何古老的歌谣或传说。他们告诉我说根本没有,但也可能是由于他们生性多疑,或是我的翻译不够得力,或是别的什么缘故,他们才不愿透露给我。

马庄子的寺又小又穷,显然很少使用。正墙上挂着三幅从西宁带来的粗陋大画,画的是「夏克夏特瓦」端坐中央,两旁是「楚尔玛」与「什恰日泽克」;两侧墙上有一部分挂着幡幢式的佛画,又旧又脏,满是烟熏的痕迹。据说其中有几幅是从北边带来的,大概出自蒙古人之手。

喇嘛有七八个,各住一所干净的小木屋,两三间房,房子的建造和陈设都是汉式的。他们告诉我,他们靠放牧和砍柴为生。村民的布施少得可怜,这与我所到过的其他佛教社群的习惯正相反。有一些男孩分住在各个喇嘛家里,由喇嘛教导,准备将来出家为僧。只有喇嘛能读能写,但用的文字是唐古特文。有一份出自著名的塔尔寺、用漂亮的楷书写成的文书,这些人却认不出来。他们说藏文有两种,他们只懂其中一种。

地方上的管理由一位「伯赫」和他的副手「雅尔卡切」负责。马庄子、东海子和榆木山这几个村子每年向汉人官府缴纳十三匹马作为赋税,由肃州的镇台通过驻在洪凯子——马庄子以南约五十公里——的一名军官征收。

我去过的人家都还算干净,房子是汉式的,就一般境况而论,只有少数几家称得上贫穷。

正房里照例设有汉人那种睡觉用的炕,上铺草席,从屋外烧火取暖。门对面摆着一座小小的佛龛,有时饰有一面小幡,被烟尘熏得发黑。另一间屋里有一座砖砌的灶,灶上嵌着两三口汉式浅锅,用来照蒙古人的办法加盐和酥油熬茶。熬好的一壶茶被挪到屋子中央,搁在三块土坯上,在座的人便围坐在地上,以自己的腿和脚跟当座儿。我见到的家用器皿全是汉地出产的,只有几只旋制的蒙古木碗例外,碗底又宽又平。院子里常可见到白色的旗子,上面写满佛经——据说是祛病消灾的灵验之物。较贵重的物件,如铜铸佛像,我只在一位喇嘛家里见过,另有一家有一个传统的转经筒。

衣服是汉式剪裁,但通常用自家织的料子做成。男人戴缀顶珠的汉式帽子,或蒙古式毡帽,穿长袍或皮袄,腰间系一条自家织的长而窄的腰带,颜色有灰的、紫红的或蓝的;另穿一条半宽松的裤子,料子是粗糙的家织棉布或皮子,裤脚用一条宽宽的、绷带似的家织布带缠住。他们穿用汉人织法织成的粗毛袜,穿汉式鞋子,鞋上常套一截宽松的蓝布绑腿。衬衫、衬裤都是不穿的。妇女的衣服与男子相仿,但夏装做得像汉族妇女的样式,只是略短一些。男女所穿的皮袄,通常像吉尔吉斯人和蒙古人那样镶着皮毛边,质地比汉人集市上一般买得到的要好。

妇女的头饰十分特别。垂在胸前的每一条辫子上,都系着一条长而窄的布带,布带上缀着小块珊瑚和深浅不一的紫色玻璃珠。布带下面挂着一长串铜环,就是汉人用作顶针的那种,末端是一个大金属饰件,饰件上垂着一束穗子。这条长长的头饰一直拖到地上。它下面还系着一串小荷包,是妇女们用汉式花样绣成的。背后垂着一条长而窄的布,上面缝着一排白色的大骨扣。头上通常戴一顶蒙古式皮帽或毡帽。这种奇特的头饰只有已婚妇女才戴,可一旦戴上,便要戴到死。即便入了土,也不全部取下,只取下绣花布带、银饰和骨扣,铜环则许她留着。

撒里畏兀儿人的衣物不多。没有节日穿的盛装,连换洗的日常衣服都没有。旧衣不穿到破烂不堪,是不会添置新的。因此,尤其在寒冷季节,要为民族学收藏购买实物格外困难,因为畏兀儿人卖掉一件衣服,就没有东西可以替换了。

到畏兀儿人家里去,几乎总能见到男人在家,女人则在外面忙,照看牲口、挑水,诸如此类。除了织布、编筐和织袜子,他们没有什么手艺或家庭副业。后两样很难说是男人的活计,却都由男人来做。织袜子用的针是一种草的粗茎。编的筐十分粗陋原始,远不及汉人的手艺。布由妇女来织,织成长而窄的布条,无论质地还是织法,都与吉尔吉斯妇女的活计极为相似。她们简陋的织机就摆在院子里,经线固定在插进地里的两根木棍上,织好的布则卷在第三根木棍上。布料虽粗,却同吉尔吉斯人的一样,质地很好。这几乎是他们唯一能拿去卖的东西,在肃州和甘州出售,每汉尺——约合零点三三米——卖七十「乔赫」,九百乔赫合一两,一两合一卢布六十戈比。他们不打铁。在亚洲人家里极其必需的毯子,撒里畏兀儿人也不会做,所需的都从汉人那里买来。他们不种地,放牧是唯一的生计——撒里畏兀儿人虽有固定住所,却是纯粹的牧民。不过,人们看到由他们照管的牲口,有许多是邻村汉人的,撒里畏兀儿人替他们放牧,收些羊毛和面粉作为报酬。

他们的主要食物是面粉和各种杂粮。茶里加盐和酥油,弄得到的时候还加牛奶和奶油。炒过的麦面常拌在茶里吃。他们也用面粉和水和成面团,擀开切成长条,放进开水里煮成汤面。米则熬成粥。肉是稀罕物。只有在格外隆重的场合才宰一只羊,而这种场合据说也并不怎么热闹。他们没有乐器,不跳舞,也极少合唱。偶尔能听到田野里有人唱一支单调的歌,可是当我提出宰一只羊、办一场酒席——他们叫「托马沙」——的时候,喇嘛们却找不来必要的人唱歌。有一位喇嘛据说嗓子不错,应我之请唱了一支单调的曲子,曲中「奥尔」——意思是「他(或她)来了」——一词反复了无数遍。他向我保证说,他们没有歌,什么场合碰上什么词,就用一个调子唱出来。

总的说来,这里的人给人以境况窘迫的印象,动辄抱怨缺钱。他们牧场上的草粗硬,几乎像芦苇,牲口不多,经济状况无疑是低下的;但与中亚常见的那种真正可怕的贫困相比,他们的境况不能算很糟。他们当中最富的人也不过六七匹马、十头牛、一百只羊;但正如后面所附的表格所示,我走访的十九户人家中,只有一户一头牲口也没有,另有一户情形也差不多,即便如此,他们也能靠替邻村汉人放牧过活。

我觉得这里的人极缺乏活力,尤其年轻人身上那种缺乏男子气概的样子,令人吃惊。他们没有任何体育活动,没有赛马,没有摔跤,连中亚极为普遍的马上游戏都没有。许多人家里都可以见到整个中亚特有的那种老掉牙的枪,可从没听说有谁打过猎。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自问:这个民族的懒散和缺乏活力,是艰难的境况造成的呢,还是倒过来说才更接近事实?

我见到的撒里畏兀儿人大多并不怕生,我的房东尤其直率,有什么看法、知道什么情况都坦白相告。又或许他们之所以显得不那么怕生、不那么拘谨,是因为我这次没有带着颅骨测量器——这件东西总能叫他们当中最大胆的人也吓得魂不附体。我的大部分装备,其中包括人体测量的仪器,阴差阳错地走了大路,与我错过,大概正在甘州等着我。这一情形迫使我只能描述这些部族的外貌,而无法提供可靠得多的测量数据。

他们的颧骨,大多数人明显突出,虽然不算过分;不过我也见过好几个人是椭圆脸,颧骨并不特别突出。但总的说来,脸型短而略宽。许多人长着地道的芬兰式翘鼻子,鼻梁很低;有些妇女的鼻子又厚又圆,像土豆,但一般说来鼻子是直的。嘴形正常,嘴唇不薄也不厚;眼睛小,两眼间距也正常。眼角是开的,没有被眼睑遮住。头发和稀疏的胡须都是黑色的。他们身材中等,我们没有见到胖人。他们动作迟缓呆滞,只有碰上买卖的机会时例外。要是能挣上几个乔赫,撒里畏兀儿人就活跃起来,大家都来了兴致,旁观的人几乎和买主一样起劲。

我时间短促,没有多少机会深入研究他们的风俗。我所能记下的一点东西如下。

有人死了,就请喇嘛来念经。尸体裸身火化,夏天在三天之内,冬天在七到十天之内,在柴堆搭成的架子上焚烧。不用油,而用一种酒来引火。尸体平卧,头朝南。食物、饰物之类一概不随尸体焚烧。骨灰收拢起来,上面堆一个小土堆。青年男女若是得了短病死去,就直接土葬,埋葬处堆一个土丘作记号。前来吊唁和参加葬礼的人,由死者家里按家境款待;喇嘛的酬劳以礼物支付,不像别的某些部族那样有权分得一份家产。

财产由妻子继承,她若改嫁,就必须把财产交给男性继承人。女儿没有继承权。堂表兄弟姐妹之间禁止通婚,侄女与叔伯、外甥与姑姨之间也不许结婚;叔嫂、姑嫂、姐夫与小姨之间不得婚配,继子女与继父或继母之间也不得婚配。

妻子是买来的,由父母做主,不征求年轻人的意见。最后的商定通常由某位年长的妇女去办,她专为此事被派往女方父母家。议婚期间不举行任何庆祝。给姑娘议定的身价,或一次付清,或分期付。这样的约定往往在新郎新娘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订下了。男子在十五到三十岁之间结婚,女子在十六岁上下出嫁。哥哥死了,弟弟就顶替哥哥的位置,不论年龄差多少;但如果婚礼已经举行过,弟弟日后便不能娶嫂子。新郎新娘婚前不许见面。新娘的嫁妆,视父母的家境和男方所付的身价而定。婚礼那天,新郎新娘两家都请喇嘛来念经。亲友聚在新娘家里,喜宴过后,送她骑马去新家——她手里拿着嫁妆,头发第一次编结装饰起来。新郎的父母不参加新娘家的庆祝,新娘的父母也不送女儿出门。新娘到达后,由一群妇女迎接,领进专为这一场合搭起的帐房,在场的人都由新郎父母盛情款待。喇嘛择定一个吉时,领新人进屋,新人先跪拜佛龛,再跪拜在场的所有长辈。喜宴不超过一天,要宰一只羊,喝汉人的烧酒。男人们乐得借此机会喝个大醉;女人则相反,很少喝醉,据告诉我的人说,主要是因为那点有限的酒很少够大家都喝。

第二天,新婚夫妇回娘家拜望新娘的父母,带一点微薄的礼物,比如一块布、一瓶「酒」——即汉人的烧酒——之类。——他们只行一夫一妻制,即便婚后无子女也是如此。离婚有时是允许的。他们不与汉人或唐古特人通婚。

婚礼几乎是撒里畏兀儿人唯一的喜庆场合。元旦那天,饭食也许会多备一些,最富裕的人家宰一只羊,但并不走亲访友。他们没有任何庆祝佛事或献祭的聚会。喇嘛只在每月初一和十五念经,因为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从来没有人来参加法会。

喇嘛不懂医术。有人病重,只请他们来祈祷。有时喇嘛绕着病床走,一边烧纸,作为一种祈求。

妇女分娩时跪着,只由妇女帮忙,丈夫不在场。脐带由一位老妇人用剪刀剪断,往往是孩子的祖母。孩子用温水洗过,抹上酥油,一星期后再重复一次。头发日后再剪或剃。孩子出生之前,喇嘛给母亲念经,但对新生儿则不加理会。无论生男生女,都没有庆祝,没有洗礼之类的仪式,只是最亲近的朋友来看望父母,带些吃食作为小礼物。分居一个月后,夫妻才恢复同床。

我在撒里畏兀儿和西喇古儿当中按耳闻记下读音的词语,列成一表,附在本书末尾。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词,如靴子、熊、窗户、筐子等等,撒里畏兀儿语里是没有的,他们用汉语词代替——而西喇古儿人的语言里却有。

我们走访的十九户人家,过去十年里的出生数和死亡数,以及每户拥有的牲口数,见下表。每户依次列出生、死亡、牛、马、羊、驴之数。

第一户:生二,亡无,牛四,马二,羊六十,驴一。

第二户:生二,亡无,牛四,马无,羊三十,驴三。

第三户:生三,亡无,牛无,马无,羊十五,驴一。

第四户:生四,亡一,牛五,马二,羊六十,驴一。

第五户:生二,亡无,牛无,马无,羊二十,驴一。

第六户:生二,亡无,牛四,马一,羊六十,驴一。

第七户:生四,亡无,牛二十七,马七,羊八十,驴无。

第八户:生四,亡无,牛十七,马三,羊四十五,驴无。

第九户:生一,亡一,牛二,马无,羊三十五,驴一。

第十户:生一,亡一,牛十一,马无,羊六十,驴二。

第十一户:生一,亡一,牛无,马无,羊无,驴一。

第十二户:生二,亡无,牛五,马无,羊二十,驴二。

第十三户:生无,亡无,牛一,马无,羊十,驴二。

第十四户:生一,亡无,牛三,马二,羊四十二,驴二。

第十五户:生二,亡无,牛六,马四,羊一百,驴一。

第十六户:生一,亡一,牛无,马无,羊六,驴一。

第十七户:生无,亡一,牛无,马无,羊无,驴无。

第十八户:生一,亡无,牛无,马无,羊十五,驴一。

第十九户:生四,亡一,牛二,马无,羊五十,驴一。

必须指出,这份极其粗略的统计,与他们告诉我的一般情况显然相互矛盾。据他们说,这个部族初到此地时人数要多得多,由于在不利的经济和卫生条件下长期挣扎,人口锐减,如今只剩下住在上述几个村子里的寥寥几户撒里畏兀儿人家。死亡人数至今仍多于出生人数。不过,统计数字——尤其是牲口数——向来难以收集,也可能有人故意作了假;但另一方面,含糊的说法本来就常会无意中出错。

十六日早晨,我辞别了殷勤的房东,带着手下人和两匹驮马,向东北东方向的盐池村出发,打算从那里沿官道前往甘州。从甘州我想再作一次短途旅行,去拜访西喇古儿的王爷,我的朋友喇嘛们曾向我描述过他在南山中的住处。我的房东、喇嘛「瓜」十分客气,执意要一路送我到盐池。他骑一匹小马,那马与其说像马,不如说像只老鼠,比我的朋友——统领双亭子马哨的那位汉人军官——骑在背上晃晃悠悠的那头驴大不了多少。可它走得那么快,我那匹高头大马,在十七个月的旅途中步子早已练得开阔,却也很难跟得上它。

清早,农舍周围站着几头牛,又瘦又小。我们的路又经过那种疏松的盐碱地,喇嘛抱怨土地贫瘠、草质粗硬。必须承认,那草更像芦苇,拿来当织袜针似乎比喂牲口更合适。

那是一个晴朗美丽的早晨,一丝风也没有,我们尽情享受着这美好的天气。一路上我请「瓜」给我们唱支歌,可他只会用一种说不出的沉闷凄凉的调子,翻来覆去唱那个「奥尔」。他一次又一次向我要火柴,下马拢一把枯草点着,蹲在上面烤一会儿火,然后再上马,急急忙忙追赶我们。我敢说,随便哪个畏兀儿妇女都会比这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更能吃苦耐劳。同他分手的时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感到,这个住在南山脚下、迷失了方向的突厥小部族,男人织着袜子,毫无活力和男子气概,正一步步走向必然的灭亡。

二 访西喇古儿

我原打算去拜访住在甘州城南的所谓「黄唐古特」,为此得在甘州耽搁两三天做准备。为求对方好生接待,我向当地最高的武官讨一封给唐古特王公的介绍信。这位官员马提督,是汉地穆斯林中的一员——这类人为数不少,他们背弃了同教之人,在血腥的回民起事中站到了汉人一边。他不但慷慨地写了信,还要派兵护送。我不愿带那么多人进山,便请他护卫不要超过一名骑兵。提督笑着答应了,说会下令让那人到梨园城附近的甘浚堡村等我,那地方在甘州西南偏西约二十三四公里。提督身材魁伟,一副军人气概,脸上开朗,一部浓密的八字胡尤其威风,看上去倒更像土耳其人而不像汉人。我向他再三道谢,告辞出了他宽敞的衙门。次日一早,即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带着两匹驮马和三个随从——通事、哥萨克和厨子——动身上路。我们出西门往西走,经过一片富庶而人烟稠密的低地,灌渠纵横,不计其数。上行八九公里,便到了黑河满是石头的河床,我们涉过它七道支汊的下游。最宽的一汊有四十四步宽,水深半米,水流相当急。河床在这里宽约两公里,往南更宽,铺开成一片好几英里宽的石砾之海;到了雨季,南面山里奔泻下来的水把它整个淹没,又带下来越来越多的大石头。到了甘浚堡,那位答应好的护卫连同介绍信却遍寻不见。这封信有多要紧,我早先拜访卡尔梅克人、唐古特人、吉尔吉斯人和别的游牧部落时已屡次领教。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耐着性子等他从三十英里外的梨园赶来。到第二天傍晚他还没到,我只好再等整整一天,派人去那里的营汛打听。派去的人回来说,兵是派了,却不是派到甘浚堡,而是派到了一处小哨所,在这村子和唐古特人的康隆寺之间的一条山沟里,正当半路。

二十六日早上,我总算能够动身了。为找一个人领头半天的路,费了好大周折,几乎是硬拉来的。那是一个晴朗却多风的冬日早晨。我们很快走出了耕地的边界,朝一道向南面山里延伸上去的草坡进发。顺着一条干河床,我们到了一条向东敞开的山沟,沟底有赫拉尔河,也叫大河,此时已经封冻,河水在这里冲出一道深槽,约两百寻宽。我们沿着它高峻陡峭的右岸往前走。陡峭的岸边台地上方是砾岩低丘,远处的山渐渐升得颇高。路不久便横过冰封的河面到了对岸,又折回来,这一天的行程里如此来回了一次又一次。越往沟里走,岸上石头越多,冰面也越发滑溜。河床里长着的寥寥几棵树,正被汉人砍伐,他们把树两两捆在一起,搭在驴背上,散开的一头拖在地上,就这样拖出山去,运到平原上。越往里走,碰上这种小驴队越多;一会儿是我们的一匹马在镜子般的冰面上滑倒,直挺挺地躺着,一会儿又是一头小驴倒在那里动弹不得。幸亏地面没结冰,要是结了冰,路这样多石又坎坷,是绝对过不去的。马匹时而攀上几寻高的陡坎,时而像蛇一样在大大小小的巨石间钻行。四周的山不算很高,也没有草坡,许多地方裸露的岩壁呈鲜红色。山沟很快收窄,两壁陡起,常常如刀削一般。离山口起点约四公里,我们经过一处小哨所——汉人官府最喜欢在这种难以通行的地方修这类哨所。它们遍布整个帝国,治安上颇为得力。一座花岗岩砌的小方楼里驻着三名兵,是从梨园营汛派来的。再往前一点,山沟又宽了些,我们看见一户穷苦的汉人小农家和一座小庙。山沟时而开阔,旋即又收窄,路越来越难走。离哨所约十一公里,四周的山升得相当高了,我们翻过一道轮廓分明的山脊。朝北朝西的坡面不那么陡,上面露出了冷杉。离哨所约十七八公里,我们经过一处山沟的岔口,沟在这里稍稍放宽。我们急转向南,朝基托河骑去,河在我们左手边渐渐靠近。这时山低了下来,河岸和山坡都长满了草,远处可以望见一座饰有彩绘的白色圆锥形塔,这种塔在佛教国家随处可见,极有特色。路又转了一个弯,我们忽然就到了目的地——康隆寺,西喇古儿的主寺,他们自己的话叫「尔唐古贡巴」。

寺院建在几座小山较低的山坡上,看上去是一大片房屋,当中耸起一座高大厚重的殿堂,红、褐、灰、白几色,屋顶上照例有镀金的佛教饰物。殿墙四周簇拥着几十所房屋,大多低矮,极其简陋。除了另一座较小的殿,最先映入眼帘的还有一座殿堂模样的建筑,是寺里使用的,另有两所较为宽敞的房子,一所属于「头目」(一种世袭的地方长官),另一所蒙他好意让给我住。

房屋多用木料搭建,只在缝隙里填上泥。室内的柱子和外墙都用方木。屋里几乎全黑,十分窄小,被烟熏得乌黑。一铺炕几乎占去全部地方,烧的是煤和干粪,把顶棚上的一两块木板挪开,就从那里把燃料放进屋来。我去过的几位喇嘛家里,都看不到佛龛和什么陈设。几条毯子,一件皮袄,几只碗、几个盆,一只装煤的罐,两三口箱子或柜子一样的木箱,便是全部家当了。门外靠墙放着一条又宽又深的长凳,像一张床,没有床栏,墙就是它的靠背。冬天当座位,夏天当床。

这座殿是西喇古儿最主要的宗教圣所,规模大,也富有。论大小和建筑式样,它与几个月前我去过的特克斯河谷里苏尔干苏木卡尔梅克人的库热寺很相像,只是细部可以看出藏人的影响。殿的正面朝东,前面是一个宽敞的院子。正面画着几幅很大的武士像,画得十分粗拙,就跟官员的宅邸和衙署门外所见的一样。一列细木柱从正门一直排到供台前,供台左边设着葛根那把高高的、宝座般的法座。殿的四壁由四座窄长的建筑围成,屋顶是汉式的雕饰屋顶,入口一面和供台一面的两座比两侧的稍高。这四座建筑都没有内墙,连接四者的中央方厅升高两层,上面盖一个四角攒尖的屋顶,屋脊有雕饰,最高处饰着一个镀金的宝顶。

二层三面绕着一圈小屋,同在一个屋顶下,用来存放各种东西。第四面,即朝向殿门的一面,是敞开的,光线可以畅通无阻地进来,冷气也一样。这道回廊的内壁满是佛画,用鲜艳的颜色画成,像镶板一样嵌在墙上,还挂着各式各样饰有佛教纹样的幡。下层较大的殿堂里,两侧墙壁分隔成许多敞口的方格和小龛,里面放着大量佛经。唐古特文字工工整整地写在一张张狭长的散页上,往往围着精美的边框,夹在两块木板中间,用绳子捆好。殿堂入口一侧的矮凳上,放着喇嘛们的猩红法衣、高冠、法杖和别的法器。供台一面墙的正中供着佛像,像前摆着矮桌,桌上放着盛水和谷物的小碟、一盏点着的灯和别的法事用物。佛像两边,从地面到顶棚,墙上满是几百个小龛,每个龛里挂着帘子,帘后都是同一尊佛像。

最尊贵的位置,也就是供台后面那面墙的正中,供着一尊宗喀的铜像(畏兀儿语和唐古特语里都这样叫),高半米,裹着一块红布。他前面立着斯通巴,也是铜像,但小得多。两边各有一尊沙格杜尔(或作沙吉乌尔?),是两种不同的相。再往外是两幅色彩浓艳的幡,左边画的是什禅日格兹,右边画的是斯通斯科。最后,最左边还有一尊精美的铜佛,以及几尊彩绘泥佛;右边则有三尊铜佛,沿墙分作三处小小的一组。下层顶棚与回廊墙壁之间的檐口上挂着许多幡,年深日久,颜色和金色都已暗淡,看上去极有韵致。

供台后面有一间走廊似的窄屋,满满当当全是佛像,沿四壁排坐一圈,蔚为奇观。正对入口端坐着一尊通体贴金的斯通斯科,硕大无朋。

住在这座寺里的喇嘛,老老少少合起来不过十五人。年轻些的尤其友善殷勤,这大概是因为马提督给我派了护卫。寺里的葛根,即他们的「什克喇嘛」(意思是大喇嘛),是佛的转世,当时还是个孩子,在往南骑行三天的山里长大,由几位年长的畏兀儿喇嘛照看。他接替的是上一位什克喇嘛,那一位死于八九年前。小葛根只在举行大典时才被送到康隆寺来,大典每逢汉历六月和十二月举行。寺旁最近的山坡上,有几座坟用高杆和石堆标出,是纪念几位受人尊敬的喇嘛的。畏兀儿人骑马路过,便下马来,半出声地念几句经。可是在这里,你从来听不到苏尔干苏木卡尔梅克人和唐古特人那里喇嘛们庄严的诵唱——那低沉悠长的调子,给他们高峻难入的群山里隐秘的谷地与深涧罩上一层神秘与虔诚的面纱。不过,你若沿着寺里木屋之间弯弯曲曲的小路走一走,小铃铛的叮当声和单调的诵经声便会告诉你,这里也一样,在那些黑洞洞的小屋深处,人们正以和藏地山中同样的热忱念诵经文。喇嘛们靠人们自愿的布施过活,这是请他们念经的酬劳。人们出手很大方,有一件事可以为证:人死之后,遗产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要送给喇嘛。喇嘛中只有少数人能读唐古特文。他们不管医药,遇上重病,便请一个算命的人来——通常也是喇嘛——卜问吉凶,另请一个喇嘛为病人念经。算命的人用三颗骰子和一本唐古特文的书,各种点数组合的答案都在书里查得到。

他们的头目仁增诺尔布特意赶到康隆寺来接我,可即便有他在场,也压不住喇嘛们对我那些人体测量仪器的恐惧。原先最肯来往的人里,有许多都不见了踪影。我拿出小刀、镜子、鼻烟壶之类,许诺送给胆子最大、敢冒被量的危险的人,这些东西虽然诱人,也劝不动他们迈出家门一步。眼见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再无成功的指望,我决定十二月二十九日离开康隆寺,去头目那里回访。他自愿给我带路。清晨晴光灿烂,我们告别了这座寺和那些身披红袍、头发剃得极短的喇嘛,这时我觉得四周的景色比初来时可爱得多。基托河从寺旁两道山坡之间蜿蜒南去。左边的山坡长满了草,右边那道则有茂密的冷杉林一直爬到山顶。寺的对面,一条窄窄的山谷从东边绿草如茵的丘陵间迤逦而来。山谷北坡朝东南,循着几级台地般的平坡可以一直走到几天前我们翻过的那道较高的山梁——它的花岗岩山脊清晰可见,形成三座长长的峰头,北坡上长着一溜冷杉,像镶了一道边。晒枯的草在阳光下呈温暖的砂岩色,衬着那道镶着深色冷杉的灰色山梁,格外分明。冰封的基托河像一条白里透着灰蓝的带子,消失在北面的群山之间。我向一群喇嘛道别,他们已不再害怕我的颅骨测量器,聚在一起来送我。喇嘛们的红袍,以及他们有时披在身上、袒露右臂右肩的长袍,剃得短短的头,表情极其丰富的脸庞,那古铜色、土色的皮肤上堆着深深的皱纹和褶子,他们和善而带几分讨好的笑容,雪白的牙齿,伸出来的手——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们往南登上基托河与赫拉尔河之间隆起的山梁,寺院就在这道山梁脚下。山脊上有一处「祭祀的地方」,插着一大丛杆子和小树作为标记。顺着一道陡坡下去,我们到了赫拉尔河狭窄的河谷谷底。往南可以望见林木覆盖的高地,上面高耸着一座积雪的巨峰,头目称之为罕硕祖。(有一条马道沿赫拉尔河谷往南,一年里只有部分时间可以通行。骑行十二到十七天可到西宁。)一条狭窄的岔沟把我们引到一处不高的山口,从那里我们折向西行。上坡非常陡,路在这里分岔,一条往西通洪盖察许州,四天可到。右手边仍是那道镶着冷杉的山梁,我们在康隆寺时望见它在西北方。我们骑过一片起伏的高平原,上面覆着雪。左边极远处可以望见一道宽广的雪山,当地人称为隆舒尔,据说是前面说过的罕硕祖的延续。西北偏西方向,噶尔詹披着一身耀眼的白雪,高高耸出群峰之上,黑河的一大支流乃门河就发源于此。它汇集了从这些山上奔流而下的各条河水,流经梨园。下山的路比上山似乎还要陡,不过我们很快就到了一条叉形山沟的沟底,沟的左支里,在一条名叫克鲁阿杰克河的不起眼的小河边,便是头目的「府邸」。

一所稍大些的木屋,加上两三间用细木搭成的小屋,屋顶往外伸出,搭成一个半敞的小棚——这就是西喇古儿世袭头目冬季几个月的朴素住所。我敢说,他那些极不讲究的百姓,一定认为这已是现代舒适生活的极致了。较大的那所房子有两间宽敞的屋子,像仓房一样,空空荡荡,什么家具也没有,只在顶棚上开一个洞,洞下是地当中八块砖上架着的一口锅。房子一头的山墙边隔出一小间,炕上铺着地毯和毡毯,好让头目尽情享受他最心爱的嗜好——抽鸦片烟。大房子两边各有一个围起来的圈,一个圈牛,一个圈羊。近旁有两三座典型的西喇古儿住所,是低矮的灰色帐房,底下用细木垫起一个矮矮的基座,缝隙用粪抹严,每座都带一个牲口圈。据说除了康隆寺和头目的这所房子,畏兀儿人再没有别的木建筑了。

西喇古儿住在以下几条河周围的山里,这些河全是黑河或黑河支流的支流:乃曼河,又叫隆索尔河,流经梨园;楚隆河、兹德姆河、谢里克河、赫拉尔河、基托河、塔什廷河、赫散河和帕增河,帕增河就是黑河的上游,到了下游称为哈拉木伦。头目对自己地方的了解似乎相当有限。他说,他的百姓住的地域,从康隆寺往西是两三天的路程,往东也一样,往南则是三四天的路程。他估计总共不过三百顶帐房左右,分布在五六俄里的范围里。管理他们的约有十位头目,即五位头目和五位副头目,都归我这位东道主统辖,他被称为「大头目」。

头目这个职位,畏兀儿话叫「努俊」,是世袭的,有权戴汉官的顶戴。头目管断案、摊派赋税,掌管本辖区的各顶帐房。要紧的事交给最年长的头目处理。头目们都没有俸禄,但有人来告状时,会收到些小礼物。没有成文的法律,百姓也没有一个识字的。凡事依照传统和常理办。犯罪的事是没有的,遇到要处死人的案子,便交给汉人官府。

回民起事以后,每年只征二十三匹马——从前要交八十二匹——由梨园营汛的长官送交甘州的提督。这位长官私下每年还另收五十吊铜钱,约合五十两,外加鹿一头,野兔二到三十只。马价折成银钱交纳,每匹二十八两,各顶帐房摊派多少,依家境而定。头目抱怨汉人官吏专横勒索。他眼下正为李文沟里的几口煤井犯愁:汉人开采这些煤井,向来每年付给畏兀儿人一笔小小的租钱;如今附近的地方官却吩咐汉人把租钱交给他,不要交给畏兀儿人,其实每口井总共也不过三四两银子。

头目和喇嘛们对本部族的来历似乎都所知不多。他们从前住在「口外」,也就是长城以外,大概在北面,但也可能在西面或西北,那地方汉语叫「唐古塔」,他们自己的话叫「西契哈契」,也有人叫「西拉古」。(波塔宁在他的游记里说,有些畏兀儿人把西拉古念作「西拉果勒」。)他们很久很久以前离开那里,迁到了现在的地方。那地方究竟在哪里,是山地还是平原,他们并不知道;当年是否由他们自己的王公统治,他们也不知道;更有名的祖先叫什么名字,也都没有传下来,只记得一位霍尔格萨尔杰鲁(波塔宁记作杰乌)。(据说在甘州以南一百二十里唐古特人的马蹄寺附近,一处山崖的石壁上留有格萨尔坐骑的蹄印。那里还有一个洞,洞里有块石头,是喂他那条狗的地方。)关于他们的来历,原本有文书为凭,交由梨园的武官保管,但大概在回民起事中他的衙署被焚时一并烧掉了。据一份文书说,他们是在康熙皇帝在位时迁到这里,成为大清子民的;另一份文书却说,他们过来以后靠抢劫为生。一般的说法是,他们在康熙年间来到此地,不过有几位喇嘛坚持说是在顺治年间。支持前一种说法的有如下情形:据他们说,康隆寺是在他们定居此地时建的。殿门上方用汉字写着寺名,这几个字也出现在康熙皇帝的名号里。我有幸得到的唯一一份文书,附印在下面。它是康熙三十五年由甘州提督写在白绸上的,正式准许他们在这些部落如今使用的草场上放牧。有理由相信,这份许可是他们迁来后不久,应汉人官员的请求颁发的。说来奇怪,这个小小的山地部落,不但自认为是蒙古人,而且无疑确是蒙古人,却说他们尽管语言不同,与撒里畏兀儿同属一个部族;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撒里畏兀儿是「缠头」,也就是萨尔特人,还说撒里畏兀儿的名字应当是「喀喇畏兀儿」(黑畏兀儿),而不是「撒里畏兀儿」。(波塔宁在书中讲到这些人时,也称他们为喀喇畏兀儿,但我认为自己绝不可能把喀喇听成撒里。不过,也可能是撒里畏兀儿自己把「喀喇」换成了「萨拉」——也就是把汉语的「黄」字译成了他们自己的话。)他们相信,从前两族都住在唐古塔,又同时离开了那里。(这个神秘的唐古塔,或者说西契哈契,究竟在哪里?这两个如此不同的部落,又是怎样成为同一个畏兀儿族的?)据梨园的汉人官员说,如今畏兀儿人所住的地方,早先住着一个叫「红毛子」(红头发的人)或「黄番子」(红色的番人)的部落,是出了名的强盗。(有些废墟,畏兀儿人认为属于胡毛扎人,一处在隆索尔左侧山脉以西,梨园西南约十俄里,一个叫萨尔奥龙的地方;另一处在大头目住地以南约十五公里。两处都只剩下房屋的遗迹,后一处的房屋原先为数很多。)奉皇帝之命,他们被剿灭殆尽。这片荒芜的地方随后野兽滋生,多得惊人,于是应甘州提督的请求,由伊犁将军(一种总督)从乌鲁木齐一带派来了六旗黄番子。汉人官府发给他们牲畜。这次迁移据说发生在雍正年间。撒里畏兀儿和西喇古儿就是这六旗的遗民,汉人军事当局至今仍把他们看作一种非正规的部队,必要时可以征调。

他们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部族,最多时有三千顶帐房。他们赶走了另一个民族,汉人叫这个民族「胡毛子西番」,唐古特人叫「夏玛尔」。

死亡,再加上与汉人的融合,使这个部族大为减少,而且还在迅速减少。女人比男人多得多。许多女人不能生育,一家很少有三个以上的孩子,从来没有超过五六个的。与汉人通婚的事已经没有了,与唐古特人也不再通婚,虽然早先是有的。喇嘛所占的比例与蒙古人中间一样高。据说至少有一百个。一家若有不止一个儿子,按习俗要让其中一个当喇嘛,身体较弱的男孩就被培养去做这个。

西喇古儿由以下所谓的「骨头」组成,每条后面是户数:

托克舒,五户;

鄂尔格,二十户;

苏勒图斯,八九户;

图尔古什,两户;

卡尔果斯,十至十五户;

阿尔拉特,两户;

孔,两三户;

兰查克,三十至三十五户;

索凯,一户;

洪罗特,三户;

铁米尔特,又叫铁木尔钦,两户;

亚拉格尔,四户;

冲萨,六户;

仓班,二十至二十五户;

尔科姆久克,四户;

格兰,两户;

克尔格斯,七八户;

还有安江,所有的头目都从这根骨头里选出。

图曼和乌伊罗特这两根骨头是撒里畏兀儿(喀喇畏兀儿)和西喇古儿共有的。不过图曼里的西喇古儿只有两户。撒里畏兀儿另外还有米纳克和帕坦两根「骨头」,以及佩格什,他们的头目就从佩格什里选出。这种划分除了作为各「骨头」之间的亲属关系系统之外,别无意义。同一根「骨头」的人不许通婚。

西喇古儿的行政区划如下(汉名表示每年交税的马匹数目):

丁窑寺的拜亚特塔温鄂托克,汉名鄂家,这座寺畏兀儿话叫斯玛克措;

洪王寺的乃曼鄂托克,汉名乌家,这座寺畏兀儿话叫乃曼克特;

哈雅库苏寺的库尔克鄂托克,汉名鄂家,这座寺畏兀儿话叫库尔金克特;

多尔文果勒玛鄂托克,又作杜尔本果勒玛,汉名鄂马家;

康隆寺的什卡托克鄂托克,又作哈尔班塔本果勒玛,汉名五个马家,这座寺畏兀儿话叫尔唐古贡巴;

扬嘎鄂托克,又作哈尔班尼嘎果勒玛,汉名一个马家;

乃曼果勒玛鄂托克,汉名一马家;

八宝塔寺的南索鄂托克,汉名来家,这座寺畏兀儿话叫额德金恩克特,又叫古佛寺。

撒里畏兀儿(喀喇畏兀儿)的区划如下:

长沟寺的亚拉格鄂托克,这座寺畏兀儿话叫拜然;

呼伦古特鄂托克,所属的寺畏兀儿话叫隆查。

不过这里没有算上马庄子和东海子两处的寺。

大头目被视为撒里畏兀儿和西喇古儿共同的首领,可他的权力想必是很有名无实的,连收税都不归他管。

关于西喇古儿的风俗习惯,我所搜集到的如下:

人死后三到七天,尸体被抬进山里,离帐房不太远的地方,撂在那里任猛禽啄食。死者的眼睛要合上,四肢却并不扳直。尸体以什么姿势躺着,没有人在意。三天后,死者的几个亲属前去察看,尸体是否已被秃鹫吃尽——吃尽了,便说明死者生前是个好人。倘若不然,就请一位喇嘛来多念几遍经。富人的遗体则在柴堆搭成的架子上火化。架上不放食物,遗体赤裸,头朝西方。骨灰揉进泥里,塑成一尊「布尔罕」,即佛像,装进木匣埋掉。喇嘛只在人刚断气时到帐房里念一回经;从前遇丧事要款待宾客,这一习俗在喇嘛的影响下已渐渐消失了。——只有男性后裔可以继承遗产。——寡妇跟着一个或几个儿子过,儿子们往往并不分家。只有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女儿才能继承。

婚姻由双方父母做主。女孩不满十五岁不能订婚。男子在十五到三十岁之间成婚,女子在十七到三十岁之间,妻子往往比丈夫大上八岁乃至十岁。寡妇很少再嫁,除非丈夫撇下她一贫如洗;鳏夫则通常续娶。一家只有一个女儿的,这女儿便不出嫁。前面说过,同一「骨头」的人之间不通婚;堂表兄弟姊妹也不能结亲,叔伯姑舅姨与侄甥辈之间不能,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同样不许。西喇古儿也是买新娘的。议婚时由两个男子到女方父亲那里,一面夸赞新郎的种种好处,一面同他商议女孩的身价和嫁妆。谈妥之后,便摆出茶、肉和酒来款待。订婚以前,年轻人想见面就见面,并无阻碍;订了婚,直到成亲那天两人都不再相见。过些时候,两位媒人带着说定的母牛、绵羊和马匹再度登门——身价向来是用活牲口来付的——新郎也一同前来。三人都受到尽可能隆重的款待,未来的岳父还送新郎一条腰带。约莫一个月后,新娘的嫁妆备齐,便举行婚礼。两家都请喇嘛来做法事。新娘由母亲以及聚在娘家的全体宾客陪着,骑上马,启程前往新家。她的头发已经梳好、编成辫子,饰以环、扣和纽子——这是已婚妇女的标志——身上穿着最好的衣裳,嫁妆全数随身带走,视父母家境,有衣服、发饰和牲畜,有时还有一套给新郎的衣裳。送亲的队伍由聚在新郎家的全体宾客,男男女女,出来迎接。新娘被领进一顶专门的帐房,由一位妇女陪着在那里过夜;其余宾客都被请进平常住人的帐房,新娘的父亲后来也应专门的邀请到场。这里摆出各色食物:加盐、奶、奶皮和酥油的茶,炒面,煮肉(牛肉或羊肉),切成窄条的面片(下在汤里吃),还有烧酒,欢宴通宵达旦。席间有人唱歌,却没有舞蹈。次日早晨,新郎在新娘的帐房里接收嫁妆。随后两个年轻人来到公用的帐房,在佛龛前跪下;之后新郎独自跪在父母和年长的宾客面前,他们各送他一点小礼物。第三天,新婚夫妇回门探望新娘的父母,双方再次互赠小礼。

成婚之前,并不要求新郎证明自己的生育能力。男子婚前通常已经有过女人;新娘对此道也早已谙熟,带着一个或几个孩子连同嫁妆一起来到新家,亦绝非罕见。这些孩子有时留在她父母那里。婚后偶有不忠之事,但都不公开,结果一般是妻子挨一顿痛打,醋意也就借此平息了。没有离婚这回事;但头一门婚姻若无子嗣,娶两个妻子便很平常,两个妻子同住一顶帐房。妇女不育的很多,但她们并不靠吃草药来医治,只请人念经。

同撒里畏兀儿一样,妇女跪着分娩,由妇女在旁相助,其中一人充当接生婆。脐带用剪子或一片碎陶剪断。遇到难产或产程拖延,就请喇嘛来领头念经;催产的办法似乎是没有的。

新生儿头七天每天都要洗浴,并用酥油擦身;产妇卧床七天——此后再分开睡二十天左右。她给孩子喂奶两年,往往还喂到第三年的一部分。襁褓用一条被子,但不像卡尔梅克人那样用板子。双胞胎少见,生双胞胎也没有什么迷信的讲究——据说从没有生下过畸形的孩子。孩子出生时不举行庆贺。孩子两三岁时,或家里又添了孩子时,便给他剃头,有时一下就剃成留汉式辫子的样子,有时整个头都剃光。孩子长到八个月左右出第一颗牙,十一岁换完乳牙。十二岁时,喇嘛从经书里为孩子选一个名字。

西喇古儿身材中等,体格不坏。恰恰相反,我有机会检查过的几个人,手脚都生得匀称,腕子和脚踝都细。卡尔梅克人那种粗笨鄙俗的相貌,在他们身上是看不到的。胖子从来见不到——不少人甚至瘦得出奇。他们的脸既不格外窄长,也不格外短阔;有些人颧骨发达,但宽颧骨少见,许多人的颧骨一点也不凸出。嘴形寻常,嘴唇不薄也不厚,鼻子直,形状好看。不过也有人是宽而上翘的鼻子,鼻梁很低。两眼之间的距离,多数人偏宽,也有些人是正常的。孩子的眼角略为眼睑所遮覆,但年纪渐长,这一特征便几乎消失。眼睛是黑色或深色的,深浅略有变化,但我没有见到蓝眼睛。头发黑色或极深的颜色,有时鬈曲,孩子则常是褐发。男子从不秃顶,但常可见到头发花白得厉害的;从妇女来看,头发长得并不特别好。他们胡须很稀,身上也很少长毛。

撒里畏兀儿给我的印象,是比一般的蒙古人、卡尔梅克人和唐古特人机敏得多。要他们明白你的意思比较容易——他们更活泼,你话没说上几句,他们就自以为明白了,不等你把要什么讲清楚,就插嘴回答。凡是新鲜的东西,他们不但看得兴致勃勃,而且很快就弄懂它的用途。大头目对外国语言的耳朵格外灵;我通过翻译询问许多东西的名称时,他便拿我说过的俄语词来学舌取乐。奇怪的是,尽管翻译同他说话时照例用的是冗长的汉语句子,他却常常把那些音听得准确,而且记得住。他对此十分得意,看到他把几个相当复杂的词念得一字不差而我大为惊讶,就更得意了。此外,他还把汉人称呼欧洲人的头衔「大人」(阁下,或大人物)加在我想听的畏兀儿语动词前面,这样拼出一些十分可笑的句子,比如「大人给你的孩子喂奶」之类,把他自己和别的畏兀儿人都逗得乐不可支。总的说来,他们非常喜欢开玩笑。

畏兀儿人能心算乘法,遇到较复杂的情形,有时借助念珠。蒙古人那种扳手指做乘法的实用办法,他们是不知道的。度量衡和钱币都用汉人的。

他们的服装是一件羊皮袄,本身就短,再用一条腰带一束,就更短了,束法是让袄子在腰间鼓出一个大兜,当口袋用。袄子有一道矮领,通常用一块红布或蓝布包着,这布往往一直延续下去,成为袄子的镶边。比较富裕的男子用蓝布把整件皮袄都罩起来。自家织的腰带在腰上绕两三圈,带头掖起来,垂在背后;腰带上用铜扣挂着一只金属匣子,里面装着刀子、筷子,往往还有一只火镰盒和别的零碎小物件。不穿衬衣,但有时穿一件夏衣,领子的裁法和镶饰与皮袄相同,从敞开的皮领里露出来。一条半宽的裤子,用汉人的棉布或皮子做成,外面再套一条所谓汉式套裤(两条三角形的裤腿,用一根绳子系在腰间),料子与里面那条相同,再加一双汉式高靴,靴筒用棉布做成,外面用一根带子缠着——这便是男女通用的全套服装。妇女的区别在于她们的帽子和头发的式样。帽子用一种硬麻布做成,外面蒙白布,帽檐底下蒙红布,形状是一只略带弧度的圆筒,帽顶很矮很窄,帽檐宽而平直。帽子在下巴底下松松地系着,戴得很偏,颇有几分俏皮。头发编成三条辫子,不像别处那样续进「库塔斯」(牛毛)。一条辫子垂在背后,后颈处缀一颗白骨纽子;另外两条垂在胸前,穿着许多银环和珐琅环,以及汉地出产的各种石饰。这些下面又接着两条宽带子,上面钉着扁平的铜环和花哨的扣饰,末端是几块宽皮子,上面缝着纽扣状的珐琅饰物,几乎垂到地面。男子戴蒙古式的毡帽或皮帽,样式有汉式的,也有蒙古式的。一切家用器具和工具都是汉地的,唯有织机例外,与撒里畏兀儿、卡尔梅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所用的相同。除了织布和制作粗劣的毯子,没有别的家庭手工业。我在寺里还见过一些简单而精良的木工活,用的是汉人的斧子、刨子和其他工具。织袜子和编筐这里是不会的。兵器、刀子和其他金属器物都从西宁买来。

这里的人肮脏,但设身处地想一想,倘若也像他们那样,不得不在不舒适的帐房里熬过寒冷多风暴的冬天,自己是否也会这样,就很难说了。不过他们洗涤家什远比卡尔梅克人仔细,甚至还看得到有人洗身子,这在卡尔梅克人当中我从未见过,就是夏天也没有。我从没见过畏兀儿人吐痰;吸烟的很少,鼻烟却常用。只有十几个人染上了鸦片瘾。

他们吃的东西与别的游牧民族大致相同。主要的食物是加盐、酥油、奶和奶皮——有这些东西的时候——的茶,还有炒面。逢到重大场合,就宰一头牛或一只羊,熬一锅汤。肉熬好后捞出来,切成薄片,同面片一起再放回汤里。肉盛在四方的小木盘里端上来,汤盛在木碗里。用的是汉人的筷子;手边没有筷子,就从柴捆里折两根木棍来用。总的说来,大家吃得还算斯文,只是饭后要把碗盘仔仔细细地舔干净。蒙古人的奶酒他们不做,但汉人酿的「酒」却深受男女喜爱。一天的正餐在傍晚,等照料牲畜的活计干完以后吃。茶喝过,碗都舔干净了,全家便围坐在帐房中央的火塘边,低声喃喃念经,约莫半个钟头。那景象说不出地奇异:半明半暗的帐房里,女人戴着俏皮而歪斜的帽子,男人戴着皮帽、穿着硕大的皮袄,喇嘛剃着光头、刮净了脸,个个神情肃穆,却又像是在发疯似地一遍又一遍急急念叨着同一个词。

有一天,头目宰了一只羊,为我办了一场宴席,有汉人的烧酒,还有歌唱。歌由两个女人和两个年轻男子轮流来唱。女人唱得最好;她们唱的时候紧紧依偎在一起,彼此盯着对方的眼睛,仿佛想猜出下一个音是什么。她们唱的曲调很美,通常结束在一个拖得很长的哀婉的音上。唱歌的人不时向某位客人敬上一小杯热酒,彬彬有礼地优雅一躬,做出蒙古人和其他游牧部族特有的那个手势——双手伸出,掌心朝上。真正属于畏兀儿人自己的歌似乎是没有的,在这种场合唱的,是他们年轻时学来的蒙古歌。他们穿着笨重的皮袄和靴子,走动起来却那样优雅,总的说来叫我感到意外。汤由三个年轻人端上来,都是头目的亲戚;看他们向满座宾客递杯送盘、又从客人手中接回时那份礼貌与优雅,真是一件赏心乐事。

冬天的太阳照进山谷很迟,畏兀儿人早上起得也晚,或许就是这个缘故。一起身,先用大锅烧茶,就着炒面吃,然后开始一天的活计。挤牛奶,用大锅化雪,用灰擦洗碗和锅,磨面,劈柴,女人们则在羊群里忙碌。只见她们哼着歌的片段,小心翼翼地在挤得密密实实的羊群中穿行,胳膊底下夹着一两只羊羔,亲吻、抚弄着咩咩叫的小东西。牛群由男人赶上山坡,但家里种种零碎活计一刻不停,一直忙到傍晚,羊群回家,又要照料。直到一天的活全干完了,才头一回想到吃饭。畏兀儿人干活利索,爱说话,又风趣。从来听不到吵嘴,也看不到一张不满的脸。他们动作并不快,但这得归因于笨重的靴子和厚重的皮袄,因为常常可以看到男人或女人从陡峭的山坡上又快又轻地跑下来。正餐,或者不如说晚饭之后,便如我前面所说,念上足足半个钟头的经,然后再用灰擦洗碗盏,围着火谈笑,直到深夜。他们赤身裸体地睡觉,各人睡在自己的毯子上,毯子铺在帐房的地上。皮袄当被子盖,不过有时也有用羊毛絮成、外面蒙着自家织的布的被子。

他们住的帐房,远不如蒙古人和吉尔吉斯人的「毡房」舒适。帐房宽三四步,却低得人在里面站不直身子。帐房用自家织的一种粗糙的帆布似的料子做成,灰白色,带深褐色条纹,靠六根杆子撑起,中间两根之间连着一根横梁。帐房外面有绳子,系在一道矮篱上。冬天,帐房底下垫一圈矮矮的墙基,用细木料纵向垒成,缝隙用粪填塞。夏天迁徙时,这墙基不搬走。帐房顶上开一道长方形的长口子,好让烟出去。帐房中央,锅架在几块泥坯上;门的对面,一张矮桌上供着几尊佛像和一些铜器;沿着四壁,摆着为数不多的家用器具、毯子、鞍子等等。

我见到的牲畜,在同类当中算是好的。牛主要是母牦牛,灰色的和黑色的,有角的和无角的都有。个头大小相差悬殊,一头发育不良的小母牛旁边,可能就站着一头够格拿去展览的出色好牛。牛奶味道好,含脂率高。羊似乎比天山其他游牧部族的羊大,不是大尾羊品种。——马个头小,身材相当匀称,结实,但不好看,多数是内八字腿。——狗主要是唐古特种,个大,深褐色,长毛,是极好的狗。——畏兀儿人诉说他们在旷日持久的回民起事中吃尽了苦头,尤其是损失了牲畜,自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恢复到从前那样富足。

元旦那天我们练习打靶。头目从没开过一枪,对怎样摆弄枪支一窍不通。我让他用我送他的一支伯丹步枪架在支座上试射,他把两只眼睛都眯了起来,样子滑稽极了。畏兀儿人当中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狩猎。他们的火器从西宁买来,是中亚常见的那一种,带可活动的叉形支架和火绳。

附近似乎也没有多少野物,看得到的不过是所谓「克克里克」(山鹑)和大秃鹫——畏兀儿人的掘墓者。据说有野兔和狼,夏天还有熊,但天山高处常见的北山羊、野山羊等动物,却从未听说过。野牦牛要再往南才有。我没见到什么陷阱或套索,只有捕狼的夹子。夹子是圆形的,圆圈相对的两边装着两根结实的弹簧,借助两个活环,使圆圈的两半猛地合拢。夹子安放在一块布上,布蒙在一根同样弯成同样大小圆圈的枝条上。外圈上系着的一根木销,穿过圆圈中心的一个绳套,使夹子保持张开,直到有东西踩到布上,木销从绳套里弹脱为止。——没有听说有什么尚武的竞技;即便有游戏或赛马,其规模也比不上卡尔梅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也不像他们那样看得重要。

关于这些部族的迷信习俗,波塔宁在他的游记里已经发表过非常有意思的记述,可惜我无从再作补充。要么是他们不肯让我知道这些事,要么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迷信。他们装作并不看重梦。他们央求我不要把我打下的一只巨大的老秃鹫带进屋里,帐房附近发现的碎肉也都小心地埋掉;不过想到秃鹫吃的是他们死者的遗体,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在汉人历法的四个月里,他们聚到「祈祷场」去齐声诵经——就是我前面描述过的那些山中垒起的石堆和竖起的高杆。其中一座石堆是为牲畜神垒的,在那里为牲畜的健康兴旺祈祷。

一月二日,我怀着真切的惜别之情,离开了好客的主人西喇古儿,离开了他们那座嵌在草山之间的小小家园,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那么愉快的元旦。全体男子都聚到备好鞍子的马匹周围,为我们送行。一个人牵着我的马笼头,另一个扶着马镫,第三个推我一把帮我上鞍,第四个则站在另一侧,随时准备防我失去平衡。我们骑马经过羊群时,女人们正忙着日常的活计,我勒住马,大声向她们喊了一声「楚阿瓦」和「苏雅」(谢谢——再见),她们显然很高兴,这从头目的养女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向我投来的微笑便看得出来——那是一双明亮的黑眼睛,我的哥萨克卢卡宁和我,都忍不住朝那眼睛深处多望了几眼。

克鲁阿杰克河谷在离头目家不远处,通入另一条河谷,叫莫尔河,那里只剩下河道的痕迹。我们沿着这条两侧是陡峭草坡的狭窄河谷,先向北西北、再向正北走。稍高处常常露出岩石的表面。有一小段路两侧的山相当高,但不久又低了下去;骑行七公里后,我们转向北东北,道路顺着一道水沟走,沟里东一块西一块地结着冰。又走了四公里,这条此时名叫塔利平河的河谷开始变宽,两侧的山雄峻地耸起。再骑行半个钟头,我们来到隆索尔河,又称乃曼河的大河谷。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向北敞开的大弯,河水流过宽阔的卵石河床,河床宽一百五十至二百五十寻,水分一条主流和几条小汊。两岸耸立着陡峭如画的高地,左岸的呈暖暖的赭红色。我们沿着运煤的驴队在右岸踩出的一条路,朝东北方向顺河而下。色彩鲜明的崖壁紧压在河床之上。两岸都高而陡,左岸的崖壁更是直插水边。山势随后退开,环抱着一片宽阔的耕地,往东北几公里外又向河边逼近。在左岸红色山峦的映衬下,一丛丛树木和小块田地之间,显出一座汉人城镇的塔楼和雉堞城墙。我们到了梨园这座小城。这名字在汉语里意思是「梨树的园子」——此地有梨、杏、核桃等好果树,确也当得起这个名字。二十年前,波塔宁的考察队回俄国时穿过畏兀儿地方,曾到过这里;此后,这个四周环绕着高大柳树、紧紧偎依在群山怀抱之中的小地方,想必一点也没有变过。衙门(官员办公的官署)在回民起事中被毁,至今仍是半片废墟;高踞在陡岩上的几座小寺还在——是的,一切照旧,连我受到的接待也同波塔宁所描述的一样。那位和蔼的老官员,显然也像二十年前他的前任那样,乐于见到一张生人的面孔,殷勤周到简直没有止境。我因为身体不适、疲倦,不得不谢绝他的盛情邀宴,他便给我送来一席美味的饭菜,后来听说是他亲自下厨做的。鱼翅的味道好极了。第二天早上我去辞行时,对他那件漂亮的皮斗篷赞不绝口,这位耳聋的老先生竟客气到答应我下次再来时(!)送我五张貂皮——这正是汉人特有的那种客套,「既不叫人承担什么,又总能讨人欢喜」。次日,我们骑马到甘浚堡,再从那里沿着先前走过的路回到甘州。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