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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传》封面

世界看中国译丛 · 历史与外交

赫德传

Sir Robert Hart: The Romance of a Great Career

5.4 万字

著者
朱丽叶·布莱登(Juliet Bredon)
译者
波多
原著
Sir Robert Hart: The Romance of a Great Career,1909 年
出处
英国作者 · 北京总税务司署
卷帙
10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赫德十九岁到中国,二十八岁做上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此后管了四十五年。写这本书的是他的侄女,从小在北京的赫德家里长大。书出版时赫德还在世;笔下亲厚,分寸上也有回避。

导 读

赫德是爱尔兰人,一八五四年到中国,十九岁;一八六三年做上大清海关总税务司,那年二十八岁;此后管了这个衙门四十五年。海关的钱是晚清朝廷最可靠的一笔进项,赔款靠它抵押,新政靠它拨款,邮政是他办起来的,同文馆、使团、买军舰、谈条约,处处有他。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做了近半个世纪的官,这件事本身就少见。

写这本书的是他的侄女。她从小在北京的赫德家里长大,书里有许多别处看不到的细节:总税务司署里的日子、他每天的作息、他的那支乐队、他写字台上的习惯、庚子年围城里他住的地方被烧掉、他晚年回英国时的神情。

正因为是侄女写的,这本书的性子要先说清楚:它不是评传,是家里人写的小传,笔下带着敬爱,分寸上也有回避。赫德在中国的角色向来有争议——他究竟是替清廷办事的能员,还是条约体系按在中国身上的一只手,一百多年来一直有人争。这本书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它只负责把那个人写活。书出版时赫德还在世。

全书十章,从爱尔兰的童年写起,经宁波的头几年、领事馆、海关的草创、阿思本舰队那桩公案,一直写到他受封、退休、离华。

听的时候不妨带一点保留。那正是这类传记该有的听法。

全书十章,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第一章

早年

赫德这一生的传奇,是从极平常的境遇里起头的。一八三五年二月二十日,他生在爱尔兰阿马郡一座小镇波塔当,邓甘嫩街上一幢挂着绿色百叶窗的白色小屋里,是十二个孩子中的长子。他母亲是巴利布雷约翰·埃德加先生的女儿;从儿女们的情意如何缠绕在她身上这一点看去,她必是一位可爱的妇人,满心的温厚与慈爱。他父亲亨利·赫德性情刚强而有声色,带着几分古风,是个骨子里的循道宗信徒。因此这一家是在毫不通融的教义那种凛然之风里长起来的:一个人在饭桌上问另一个「你今天为上帝做了什么?」是不足为奇的事;而安息日守得那样严,我想倘若这一家藏有透纳的画,星期六晚上准会像罗斯金家里那样把画都遮起来。

小罗伯特才一周岁,赫德一家便搬到秀美的内伊湖畔的米尔敦,在那里勉强住了一年。接着又搬——这一回搬到希尔斯伯勒,他在那里上了头一所学校。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一天下午,他被父亲叫进客厅。屋里有两位客人——在米尔敦,这决不是天天有的事。一位是个微胖的人,头发淡黄;另一位瘦得像根织针。那胖子把孩子叫到跟前,仔细用手摸过他头上一个个隆起处,然后转向父亲说道:「依我对这孩子颅脑隆起的察验,就他的天分而论,我兄弟的教法正是最能把它们发挥出来的。」这两人是一对姓阿诺德的兄弟,打算在希尔斯伯勒开一所小学校,正满乡奔走招生。

六岁上下,正是最易受感染的年纪,一位姑母用赫德家门第往日的荣光把这孩子的想象点着了。她常讲给他听:他们的祖先范哈特上尉当年怎样随威廉王自荷兰而来,在博因河之战中力战,大大地立了功;后来王怎样为嘉奖他的勇略,把基尔莫里亚蒂一庄赐给他;这位勇敢的上尉怎样在那里安顿下来,养马、饱食、痛饮,末了把那地方弄得债台高筑,以致他的一个后人不得不把它卖了。

「等我长成了人,」小家伙听过这些话,总要郑重其事地说,「我要把基尔莫里亚蒂买回来——我还要弄个爵位。」姑母自然暗暗笑他,心想时日与世事会怎样把这孩子同他那一群堂堂的志向拆开。可说到底,他比她看得清楚:他在未满十三岁之前便立定了这个正经的心愿,此后从不曾动摇;多年以后那地方上市,他真把基尔莫里亚蒂买回来了。至于爵位,他得了爵士、大十字勋章和从男爵——把他许下的后一半漂漂亮亮地兑了现。

赫德从那两位颅相家阿诺德兄弟手里出来,由父亲送到英格兰汤顿一所循道宗学校。这一趟路使他第一次见了海,也第一次见识了轮船上那些奥妙。后者牢牢抓住了他的想象;他们渡海所乘的那条船叫「三叶草号」,这名字他长久记着,而许多年以后,他竟在最离奇的情形下同它重逢。

在英格兰他只待了一年,刚够结下头一个朋友、学会头一句拉丁文。那朋友他失掉了,隔四十年又找回来;那拉丁文他留住了,往上添,而且受用了一辈子。

暑假到了,有一位教师本是爱尔兰北部人,答应送这孩子回贝尔法斯特;可临了他动不了身,学校的监督便放这个十一岁的孩子独自上路。火车那一段他平安走完,到了利物浦,自己投了一家旅馆,带着一副滑稽的老于世故的神气要东西吃。女店主和女仆们给他端来茶、冷鸡和小圆面包,围成一圈看这位小旅客吃饭。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那副郑重担事的神情,把这些妇人的心打动得如此之深,到他该开船的时候,她们把他送到码头,扶他上了船。

亨利·赫德在贝尔法斯特接着儿子,一听说竟放他独自上路,气得发誓再不让这孩子回汤顿去,于是改送他进了都柏林的循道宗联合学校。在这里,他那张古怪而快活的小脸、他那一碰就来的笑声,尤其是别人出什么鬼主意他都肯干,立刻使他成了男孩子们中间的红人。可在先生们眼里,我想他多少是个磨人的东西:他惯于追问种种规矩的缘故与来由,不给他一个讲得通的答复,他便不肯服从。举个例,有一天某位先生对他说话带点刻薄与火气,赫德当场便自作主张给他训了一通话;那番话从容讲理,叫人大为狼狈。

「你待我们这些孩子的样子真叫人稀奇,」他说,「好像你是我们的上司;好像你不同我们一样也是一把土、一捧水。听你的口气,人还当你是我们的主人,可其实你是我们的仆人。是我们养着你——你倒这样霸道地对我们。」这一通慷慨陈词自然在学校里闹出一场不小的风波;不过这位执拗的小演说家终究在监督夫人温和而难过的劝哄之下软了下来,照规矩道了歉。

只需极小的一点缘故,便能叫他忽然从一个聪明、没定性的捣蛋鬼变成一个用功的学生。原来全校有一门功课是人人平等相会的——圣经史。因此这一班的头名在同学中间享有一种特别的声望;而大家都明白,这个讨人喜欢的头把交椅该归一位姓弗雷克尔顿的高年级生、全校的好孩子所有。既然他命中注定要「在讲坛上摇头晃脑」,这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可赫德却不肯这么看。他心里起了一股抬杠的劲儿,觉得在圣经上争一争头名,会给一个顽童的学校生活添些滋味,既好玩又能叫人吃惊。于是每到星期日,别的孩子都另有消遣,他便在球场的巷道里来回踱着,偷偷地念圣经。

考试那天到了,全校齐集;问题一来一往。一个个孩子先后出了局;末了只剩下弗雷克尔顿和赫德,大孩子紧张得厉害,两手在膝上搓;小的那个却沉着镇静得叫人气恼。最后主考的人要他们列出以色列列王。弗雷克尔顿卡住了。题目转到赫德这边;满堂的孩子绷紧了神经坐着,他流利而准确地答了出来。头名归了他,这出人意外的得胜换来一阵热烈的喝彩。

这一场小小的胜利之后,学校的监督对他说道:

「赫德,这下你看见了:肯用心的时候你能做到什么;你为什么不肯用心呢?」

真的,为什么不呢?这是个新念头。他把它当作一道挑战接了下来,热切地拾起来,从那一天起便一心向学,热劲之彻底正如其来之突然。凡是有书可念的,他都念——连午饭的工夫也偷出一刻钟去攻希伯来文——弄得孩子们笑着给他起了诨名叫「炖锅」,又叫「架子大的笑柄」。

结果是他十五岁便以大学预科班头名的身分准备离校,而父母犯了难,不知此后该怎样安排他。他父亲以为把这样小的孩子送到都柏林三一学院去不妥,那里的同学比他大得多;事情末了的结局是,他改进了新办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因为那里离希尔斯伯勒和一家人近些。

入学考试他轻轻便过了;所设的十二个奖学名额,他拿到第十二名——不过这同他后来的成绩相比算不得什么。第二年设七个名额,他得第七;第三年设五个,他得第一。最后这一场得胜的消息,是一天下午在一家小小的旧书店里听来的——大学生们常在那里聚着。那是个阴沉的日子,被一层灰色的雨幕裹着,而他心里并不怎么有底——从一开头,谦退就是他改不掉的毛病——忽然一个同学奔过来说:「赫德,恭喜。你考了头名。」

「什么,」赫德大吃一惊,反问道,「榜已经出了么?」他们告诉他在哪里看得见,他便赶去亲眼瞧。他想,他们大概是拿他开玩笑。可到头来并不是玩笑:他的名字列在众人之前——虽然他几乎不敢信自己的眼睛,而且隔了一天才写信回家,怕这好运一夜之间翻成坏的。

可惜这些成绩使他没有多少工夫去玩那些对一个男孩子来说最有益的闲事。离开汤顿之后他再没赛过跑——在汤顿,他是全校脚头最快的;他不玩球戏,板球足球都不玩,连滚球和圆场球也不玩——不过这些消遣他大概也不怎么觉得可惜,因为在贝尔法斯特本不时兴:学院新办,并无尚武的旧例,而学生多半是手头窄、志气阔的年轻人。

难得有工夫消遣的时候,他或者在书的世界里结交几个朋友——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爱默生的《论文集》——或者自己动手弄弄文章。有一回他甚至写了一首诗,寄给贝尔法斯特一家报纸,署名「正是我」。诗登了出来;那时他手头正紧,便写信告诉父亲他第一篇文字已经刊布,得了这位引以为荣的家长十镑钱作为鼓励。

可他文坛上的得意没有长久。他又拿一篇同样署着这个笔名的作品去试那位编辑,那铁石心肠的人竟在报上登道:「『正是我』这一篇,连写它的纸都不值。」唉,先知在本乡总是如此。多年以后,他又从另一家爱尔兰报纸上得了一句同样狠的评语。那是评他的书《这些来自秦国之地》;这位爱尔兰评者不知何故把那书痛斥一通,说它的见解荒唐,它的英文既不有力也不雅致,末了还刺了一句:「听说作者还作过些诗,在北京围城时丢了,谢天谢地。」

一八五三年,赫德要考末一场学位试。考试在都柏林举行,爱尔兰新设的三所学院——科克、戈尔韦与贝尔法斯特——一同应考。贝尔法斯特上一年很得意,拿下了好几个头名;大家都盼着这一回考得同上次一样好,甚至更好。于是他们彼此商定:各人专攻一门,在那一门上争优等。

小赫德性情里既有精力又有雄心,答应认下两门。一门是英文,一门是逻辑——逻辑是他从有名的麦科什博士那里学来的,他极喜欢这一门,而这一门无疑把他那种一下子抓住繁难事体要害的天分养了起来。文学那场考试之前的三个星期,他一天用十八个钟头的功;到了场上,他考得不错——至少他自己是这样想。

规矩是:各班在「及格」那场考试里显出明显的才力与学识的人,才得被举荐去复试争优等。可出他意外的是,榜读出来的时候,赫德的名字连在取中的人里面都没有。贝尔法斯特的学生们大为气恼。他们觉得学院的声誉关系在此;他没有尽到自己那一份去维护它,而他们也毫不客气地当面说了他。赫德听着他们的责备,一句话也不答,只在及格试与末场之间那一个星期里静静地照旧预备末场。能这样做,见得出胆气与品性——而这两样他都有得过人。

就在末场的前一夜,他的报偿来了。有人急匆匆上了他的楼梯,闯进他那间小小的起坐室。来的是教授——就是那位有名的乔治·利利·克雷克,文学班的考题正是他出的。

「我来是为一桩差错向你道歉,」他极和气地说,「并说明你为什么没有被选去复试。实情是你在『及格』那场答得这样好,我把你的名字写在第一张纸上,别人一个也没写——因为没有一个人近得上你。不幸这一张几乎空白的纸被放错了地方,于是本该在众人之先被选中的你,反倒被漏掉了。现在我要请你明天来复试,同时祝你万事如意。」

赫德去了——而且赢了。他在这一门上得了一枚金牌和十五镑,在逻辑与形而上学上也得了一枚金牌和十五镑,另外还得了足以叫一个不那么稳重的人昏头的荣耀与光彩。

这期间,将来干哪一行自然占满了这年轻人的心。起先他认真斟酌过当医生;可他发觉自己每看一回手术回来,便疑心自己也得了刚才所见那种病,于是撇下了这个念头。接着有人说起把他送进一家律师的事务所去——这话说过也就没了下文;末了,他十七岁上听的一场讲中国的演讲,几乎使他决意去给异教徒当传教士,可不久他也像撂下别的打算那样撂下了这一个。

考过文学士之后,他反倒留在贝尔法斯特读了一年研究生,预备硕士学位——尽管他一天十八个钟头的苦功已把他累垮,常常看见著作家们从锁眼里爬进来,夜里醒来发现一个个发光的字母绕着他的床跳巫魔之舞。

接着,正在他一生的关口上——一八五四年春天——英国外交部给爱尔兰的三所女王学院,贝尔法斯特、科克与戈尔韦,各一个驻华领事馆的名额。他立刻撇下了考研究员的一切念头,去报名。另有三十六个人也报了名。原定要考,可学院当局一看名单上有赫德,便把那个名额给了他,不必考试。

两个月后,他到伦敦外交部报到,见了外交部次官哈蒙德先生——后来的哈蒙德勋爵——那位先生临别给了他几句叮嘱:「你到了香港,」他说,「千万不要不带伞就走到太阳底下去,也千万不要不穿一双提到大腿上的长靴就去打沙锥鸟。」香港从来没人见过沙锥鸟,所以后一句话有多荒唐,前一句话便有多中肯。

他确实在一八五四年五月启程往中国去。在如今这个人人忙着赶路的时代,很难想见那一趟远行对一个在小镇上长大、连伦敦在他眼里大概都远得很的爱尔兰少年意味着什么。可别人家做母亲的,大致猜得出单是这个念头就把留在后头的人吓成什么样子。一个人也许会问:「他回来时会不会成了个异教徒?」另一个也许会问——可决不出声——「他还回得来么?」

可无论她们心里怎样,没有一个人会自私地把他拦下;相反,她们一味鼓励。他父亲最后做的一件事,是把一卷五十枚金镑塞进这年轻人手里——那时他一年的全部进项不过几百镑,这是极为慷慨的一举——而后来,这慷慨得到了极漂亮的报答。

把那一连串把赫德引向他面前那番伟大而传奇的事业的奇特事体回头看看,颇有意思。倘不是那位教师耽了行程,倘不是随后从汤顿转到都柏林,倘不是在那里因圣经史而忽然激起了他那点顽皮的雄心,他大概决不会在极小的年纪上变成那样一个热切的学生,也不会那样早便离校。

再说,倘不是他年纪太小,家里大概会把他送到都柏林而不是贝尔法斯特去——而都柏林并没有得到驻华领事馆的名额。这样的名额素来不给学院;爱尔兰女王大学下属的三所学院之所以得到,唯一的缘故是这所大学新设,而外交部——顺带一提,部里的长官克拉伦登勋爵又正是女王大学的校长——有意给它一点承认与鼓励。

若说世上真有哪个孩子是被「引着」——照循道宗的说法——去做某一桩事的,赫德便是那个孩子。

第二章

在中国的最初几年、宁波的日子、联军管城委员会与巴夏礼、辞去领事馆职

一八五四年往中国去的这一趟路,决不像今日这样简单。那时还没有苏伊士运河,把赫德自南安普敦载出来的「坎迪亚号」,只把他送到亚历山大港。自那里他得沿马哈茂迪运河上行到尼罗河,再奔开罗,末了在一辆大篷车里蜷着身子、劳劳苦苦地坐十八个钟头横穿沙漠到苏伊士;在苏伊士他搭上一条轮船到加勒,又换上一条——自孟买来、在加勒靠岸的「璞鼎查号」——才到了他的目的地。

他在香港商务监督署当翻译学生,平平淡淡地待了三个月,等英国驻华公使包令爵士回来——那时公使正在大沽,设法同北京政府开议。顺带一提,正是这位包令爵士最先引起赫德对中国人生活与风俗的兴趣——而在中国的洋人,有多少人一辈子对这些东西无知得可怜。「把你身边的一切都拿来研究,」他对这年轻人说,「出去在街上走走,把铺子的招牌读一读。俯在书摊上把书名读一读。听听人们说话。你若养成这些习惯,不但每出一次门都能学到点新东西,而且随身总带着一味解闷的药。」

公使九月间回来,赫德便被派到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立刻启程,乘一条整齐的一百五十吨鸦片快船「艾奥纳号」北上上海。这一程本该走一个星期,却走了三个星期。先是无风,继而东北季风骤起,船便寸步难行;快船来回抢风走了两个星期,几乎没前进一英里,而这段时间里,船上唯一的一位客人在那小小的甲板上只勉强走得七步而不湿脚。更糟的是粮食告尽,全船人有十二天只能吃一种难以下咽的东西——水牛肉和花生,那是从附近一个岛上所能弄到的全部。赫德此后一辈子再受不了花生的味道,一见水牛走过便一整天没了食欲,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他到上海时,上海正在三合会叛党手里;一位朋友——传教士中的一位——带他去见那位有名的首领,据说此人不是从队伍里起来的,而是从一个美国商人的马厩里起来的。他又同阿礼国先生——后来的阿礼国爵士——到另一边营里,去拜会官军的统帅:一个蒙古人,本省的巡抚,形貌极为堂堂。这是赫德所见的第一位官吏一流的人物,因此这次会见的细节一直留在他记忆里。

后来有些年,他有时会讲起当时他默不作声、不显眼地看着长官们办事,什么最使他留意。不是站了一地的小官——虽然他们穿着长长的官服、戴着插孔雀毛的帽子,在一个新来的人眼里够新奇了;也不是阿礼国同巡抚的谈话;只是后者如何凭着过甚的威仪与戏剧般的做派,把一桩极简单的举动变成一场典礼。他所做的,是从官靴里小心抽出一叠细白的纸,抽下一张,郑重其事地在上面擤了鼻子。这举动本身算不得什么,办法却大有讲究。接着他把那张纸折成一顶尖角帽,叫过一名仆人,极庄重地一躬,把它交到仆人手里,仿佛是把一份特为挣来的荣宠赐给此人。至于那仆人,接得极得体,像接一件圣物似地把纸接过,仍旧像在参与什么典礼一般,掀起帐帘,把它扔了。

自上海到宁波这一小段路上,还有更多的奇遇在等着赫德;说真的,我以为最好、最传奇的那些奇遇,总以追着他为一种乐事。无论如何,这一回他所遇的,连凯特尔船长大概也要羡慕:他被一条海盗船追了——那是一条广东的「哥蒙艇」,船头画着一只眼睛,好叫它找得着猎物;高高的船尾上密排着枪支与弯刀,好叫它找着了便毁得掉;桅顶上挂着臭烟罐,周身张着防登船的网。他自然终究脱了险,可险到这样的程度:小船上一切可张的帆都张满了,全体水手都被赶去摇船尾的大橹,而船上每一个人都在抖、都在颤——人在海盗追来的时候本该如此。

一八五四年的宁波,本身是天底下最清静的地方。那里住着为数不多的几个商人,不必费事去死,便已等于下了葬;一两所领事馆已经造起,可路是没有的,那几幢房子之间隔着一片水田的网。这位新来的领事馆帮办同一个叫帕特奇的人同住一屋——他对此人颇有好感,那是个快活的家伙、极好的饭伴,可也不无他自己的几样怪处。我信他特别喜欢摆出些骇人的激进见解,比如废掉上议院;而无论怎样也不能叫他明白:一个人何以不可以在君主面前坐着,若高兴起来又何以不可以戴着帽子。

别的年轻人笑他的那些主张;有一两个甚至说他是个势利鬼,拿他改了自己姓氏的写法来取笑:说他把姓里中间那个字去掉了,图的正是他自称瞧不起的那点气派。他气呼呼地辩白;他们却咬定不放。他声言自己的姓就是帕特奇,一向是帕特奇,此外决不可能是别的;他们不信他的话。于是这场争端因无人仲裁而成了不分胜负之局,直到很久以后,赫德本人才以一种极奇特的方式把它断了。

要说明他是怎样断的,须先把帕特奇早年的来历说上一两句。帕特奇小时候在一条沿中国海岸运鸦片的船上当差;一八四二年,这条船和另一条同行的船一同在台湾岛触礁失事,两船的人——共一百七十五名孟加拉人和十三名白人——都被当地人擒住,带到省城台湾府。孟加拉人立刻被斩了。白人会不会同遭此祸,正在千钧一发之际,船上的木匠忽然想出一个妙计。何不以一个既深重又新奇的磕头去打动擒住他们的人的心呢?何不把头倒立在地上呢?他真这么做了,结果再好不过。台湾人见了这一手降服的本事大为欢喜,便饶了他和同伴们的命,没有砍头,只把他们下在狱里。

可他们究竟能不能重得自由,长久都没个定准;于是他们在那间又窄又脏的牢房墙上做了一份学童式的日历,每过一天划一道,底下签上自己的名字,留作日后可能遍寻他们不着的朋友的凭据。好在到底知道他们终究平安出来了,虽然他们的下场同我这段故事并无多少关系。

那份记录却留了下来。二十多年后,赫德已做了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因公有事到台湾去,在一家旧米行里发现了它,众人名字里也有帕特奇的,而写的是中间那个字一个不缺的全姓。赫德于是忍不住用小刀把那一列名字割下来,回到上海便得意洋洋地交给了他这位老饭伴。

一八五五年,英国驻宁波领事因同葡萄牙同僚争执而被停职,小赫德便代管了几个月馆务。在他第一次担责的这段时间里,他那种沉静的判断与见识使他得了「当权诸公」的青眼。因为过了不久在广州,英国将军范斯特劳本齐把他介绍给卜鲁斯先生——后来的卜鲁斯爵士——时说道:「这个年轻人我劝您留意;将来他总要做出点什么来。」那一位答道:「哦,外交部早就叫我注意他了。」

那些年的宁波,葡萄牙人颇为显眼。他们人多;他们有权,而且滥用其权;结果报应落到他们头上,那么准、那么快、那么可怕,不但宁波,连整个中国都被这桩惨事震动。

我此刻想的是一八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那场可怕的屠杀。那是广东人同葡萄牙快艇上的人多年积怨的总结局:那些人凭着自己的快船——在蒸汽时代以前,那是最快、最便于驾驭的船——横行整个海岸,逼索贡赋,拒不完税,甚至公然做起海盗,焚烧安居的村庄,杀害村民。

广东人要报复的传闻起于一八五六年冬天,那时有消息说宁波所有的洋人将在某一夜被屠尽。于是有人请全体侨民一同吃饭;赫德却不肯去,心想一群人整晚喝热威士忌潘趣酒,万一事变真来了,决不是能应付的状态。于是别人聚在一处彼此壮胆,他却独自睡在一所空宅里——受惊的仆人都跑了——枕头底下放一支手枪,床边开一扇窗,打算万一到了最坏的地步便从那里跳下去,试着步行逃往上海。可那一回什么也没发生;不过茶馆里的议论并非没有来由——只是早了些。

六月二十六日,这场复仇成了事实。广东人在布良泰统率之下,极勇猛、极果决地把葡萄牙快艇沿整个海岸一路扫过来,扫进宁波。水上陆上都打起来了。子弹四处呼啸;惶惶无主的快艇上的人乱奔乱窜,盼着躲过那躲不过的事。这些可怜的东西有几个到了英国领事馆,有的还活着,有的半死不活,吵着要避难;可当时的领事密迪乐先生怕这场骚乱由反葡变成反洋,不肯放他们进来,于是这些不幸的人徒然发狂似地擂着紧闭的大门。

他们的下场也许多半是自作自受——有些史家便这样说——可临到头上,仍是可怕;而我想得出:密迪乐同小赫德站在领事馆上了栓的门后,那份处境在心里的难受,大概同门外那些指着上天与圣徒的名求他们避难的可怜人相差也不多。

他们终于被一个个搜了出来:从水田间旧中国坟里的藏身处被拖出去,在自己守着寓所的地方被砍死,或者被擒了去,捆在他们自己的一条快艇上,拖到江上稍远处,慢慢地烧死。接着是「全剧的末一场」:广东人攻破葡萄牙领事馆,抢掠捣毁了那座房子,正爬上平顶要把旗子扯下来的时候,远远的江面上出现了一片端端然的白云,安安静静地朝这座骚乱的城漂来。

那是法国军舰「卡普里修斯号」,满帆而来。她自南美洲一直驶来,经过长途航行到宁波靠岸,全然不知那里正出着可怕的事。还有比这更像天意的来到么?我很怀疑。因为倘不是她这样奇迹般地出现,谁知道留在这文明最后一处哨所里的那一小撮白人会落个什么下场呢?

这便是赫德第一次经历打仗,可决不是他唯一的一次。从始至终,号角声不断在他耳边响过;种种军旅的经历——他亲见过一座城的攻取,又在另一座城的围困中待过——不求而自来。

一八五八年三月,他自宁波调到广州,充任管治该城的联军管城委员会的书记官。那里的日子同宁波大不相同。他素来习惯的是小小的侨民圈子,如今却身在一座满是英法军队的城里。从前他独住,或者同一个人同住,如今却住在一座满是军官兵士的大衙门里——这一变化,对一个过于一本正经、过于好内省的性情,大概是有益的。

广州的事务极有意思。他比从前远在事体的中心,而且有机会在巴夏礼爵士手下办事。巴夏礼颇有几分人说是天才所带的那种不常之处,喜欢在不合时宜的钟点办事。比如他爱在晚饭后嘴里衔一支大雪茄睡去,到半夜神清气足地醒来,一直做到天亮。可他从不指望属员照他的样子,而且对下属极为体恤——尤其对小赫德,他从一开头便喜欢这个年轻人,每逢出城内外办事总带着他。

这样的事不在少数,因为他是个精力不屈的人,筹划起来快得惊人,而且往往在旁人还没觉出他在筹划的时候便已办成。

有一着小小的突袭,这段故事极值得一讲。广州那时正等着一位新总督到任,而巴夏礼听说署理总督很想出城去迎接他的后任。同时又有人告诉他:这位大员若出了城,便会有人借此生事。于是他决意用一个突然而有力的计策,把署理总督留在城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于是有一天早晨,他请所有的官员到这位总督的衙门里议事,自己也带着赫德和一队军警到了约会之处。

他同聚齐的官员们亲热地招呼过,说了几句开场的话,接着道:「我听说诸位都急着要去迎接新总督。这自然得很,我信这是极自然的,而且分明是诸位的本分。不过我们实在不愿意诸位恰在这个时候离开广州。外头正有些难听的传闻流着,全靠诸位在此才压得住。因此,我们也体谅诸位:若不去迎接同僚,便会在北京被指为对他失礼,而诸位的种种辩解又一句也不会被人信;所以我带了几个人来,在诸位屋外守着。这样诸位便可以照实说:诸位是被人阻住、没能尽本分。」

事情这样一转,中国官员们又惊又怒,可他们精明得足以看出自己无能为力。兵便留下了。赫德每天去探问这些「囚徒」,听他们诉苦,说哨兵整夜在他们窗下走个不停。「他们好像从来不像别人那样坐一坐,」其中一位可怜地说,「他们整夜走,整夜走,我们没法睡。」巴夏礼送去些体恤的话,可他依然客客气气地毫不松动。他大概以为,拿几个睡不着的钟头换广州的安静,这代价并不算高。

不过有一位大员不曾同众人一起落网。那是藩台,即本省的布政使;他悄悄藏在西关一所庙里,直到巴夏礼把他搜了出来。他同赫德带着骑警,于是第二次出行。一到那地方的外门,巴夏礼便跳下马,一股劲地冲了进去,弄得一群跑在他前头的仆人来不及把来人到了的事报给主人。巴夏礼一路疾行,径直闯进内室;藩台本人正坐在一张堆满文牍的桌前,全然从容、安详、不动声色。巴夏礼开了口;藩台一言不发。那也不碍事,巴夏礼极善于把一场单方面的会谈撑下去,话头一点不断。

「我是来拜访您的,」他说,「虽然您并没说出初见一位新交有多高兴,我信这高兴总不会浅。啊,」他接着说,一面在那张堆满文牍的桌上看去,「您竟还为我把公事撂在一边。让我们瞧瞧。您在写信呢。」巴夏礼于是当着藩台的眼,把那些写完的和没写完的文书都读了,随后极其客气地谢他提供了有用的消息。

这位中国官员一直极为轻蔑地坐着,末了朝肩后吐了一口,那动作里的鄙夷足以把最胆大的人冻住。可巴夏礼有一样本事:从头到尾一副毫不觉察的样子,兴兴头头地说下去:

「您今天好像不大爱说话——不过人自然有时候比别的时候更想谈谈。再说,您也不必告诉我什么消息。我想知道的,都从这桌上这些文牍里弄明白了。」他确实弄明白了:那些文牍里有极要紧的透露,关于城外中国军队将有的调动,并且清清楚楚显出城里的官员同他们配合到什么程度。

再没有把这场会见延长的必要,巴夏礼便开始告辞。在中国,告辞不像在我们那里那样是件轻巧的事。主客彼此都有义务:主人若不愿担不恭之名,便须亲自把有身分的客人送到外门。可藩台并不在乎人说他恭不恭;巴夏礼起身要走,他只板板地坐在椅子里。他可是没把客人算进去——而这位客人不是受得了怠慢的人。

「打断您要紧的公事,我很抱歉,」巴夏礼和和气气地说,「不过您若疏忽了『送』我——照礼数道别的意思——人家也许会以为我们并不像我们这样是好朋友;人家甚至会疑心我们两国的交涉不甚美满。因此我只好极不情愿地劳动您一趟。」藩台无可奈何,勉勉强强地陪他到了内院的门口,正要退回去,巴夏礼又半压着嗓子、带点挑逗地说:「哦,请再走几步,务请再走几步;这里看见我们道别的人还不够多呢。」

一道一道院子,这同一幕便演一遍;而在一座大中国庙里,院子既不少也不小。赫德在那两人后头,看着藩台那张半是咆哮、半是轻蔑的脸,几乎忍不住笑出来——巴夏礼一句低声硬要他再往前走,下一句又略放大些声音,为了让听着的仆人与书办听见,极其客气地谢他如此有礼、如此周到,把一个微末的客人送得这样远。直到最外一道门——门外已聚了一群人,照中国的样子,都在问里头是谁、他来做什么——这位怒火中烧的藩台才被允许回去接着办他被打断的公事:那时他已把那套繁缛礼数的每一条都满足了。

一八五八年十月,赫德极为不舍地离开了巴夏礼爵士手下的差事;他升了职,被派到广州英国领事馆,在阿礼国爵士手下充任翻译官。可一八五九年五月,他辞了职,入了大清海关。请他去的是总督劳崇光——劳崇光是赫德几位特别的朋友之一,看人极准,自己也颇为能干,就那个时代而论算得上开明。他很快便注意到上海新设的海关办得成功,不久便问小赫德能不能替广州拟一套征税的章程,并担起监理之责。

赫德对这番相邀的答复是:海关在李泰国先生手里;他赫德对这行一无所知,从没有过这类经历,因此不能答应这些提议。不过他答应做的,是写信给李泰国先生,看能不能设法使广州同上海一致起来。这番往来的结果,简单说来是:李泰国先生先给赫德一个翻译的职位,他不肯;后来给他广州副税务司的位子,他答应了。他自然同时请问过英国政府能否准他辞去领事馆职。政府的答复准了他所请,可同时声明:他不可以为接受他的辞职便意味着他随时高兴便能回英国官职里来。那时他们和他都没有料到:他正着手的这番事业,他此后决不会有回头之念;也没有料到,到头来反倒是他们来求他回到英国官职里去——不是当领事,而是当特命全权公使。

第三章

大清海关的草创、访卜鲁斯爵士、阿思本舰队事件、受任总税务司

赫德入大清海关时,这个机关已有四年历史。一八五四年——正是他路过上海赴宁波的那一年——它作为一个国际性机构发端。在此以前,一直有一位中国监督为本国政府征税;可因上海被叛党攻占,事务紊乱到这样的程度,他只得向英、法、美三国领事求助,三位领事便各派本国一人助他,以求税务征收清廉而得力。

就中国政府一面而言,这三人同管立刻令它十分满意。税收增加,走私减少——全是新制度的结果;因此即便官军把上海夺回之后,这制度仍依中国官员的明白愿望续办下去。

可商人一面,对这一套把他们的利润割去大块的办法并无一句好话。他们觉得极为可厌:茶与丝都得报出准确的重量,不然便要没收;至于从前那样不领凭单便安安稳稳起货装船,如今是万万不成了。可他们又有什么法子绕过这些新章呢?没有法子——只好把一切想得出的难处,大的小的、巧的拙的,都摆到新来的稽查面前。

法国人不久退出;美国人本是领事馆的官员,一八五六年辞了职;英国人威妥玛先生——后来的威妥玛爵士——是个心思细的人,受不了人家加在他身上的交际上的排斥,也照样辞了。于是上海英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兼翻译李泰国先生被派来接威妥玛先生的手;而另两国并没有给他们原派之人另派后任,此后便由他一人管理中国海关事务。

赫德一八五九年依广州总督劳崇光之意,以副税务司入这个机关——它的来历简略说来便是如此;而这个机关,他此后要一手建起来,并且要在其中成就他的大名与声望。从一开头他便做得极好。他立刻着手拟订一套海关办事章程。这是极需要的——这个草创机关内部的一切安排都还一团混乱——而这套章程也极受称赞。总督本人大为欣喜。他亲自提携的这个年轻人,凭着勤勉,凭着办实事的才具,凭着少见的肯负责任,凭着他所显出的行政之才的许诺,证明自己正是能使这新设的海关办成功的人。总督选人之明,比他自己所知的还要高。

自一八五九到一八六一年,赫德在广州度过两年,整顿事务,在又热又湿的气候里极为辛苦地干活。说也奇怪,他从没病过;而许多体力比他强得多、身骨比他硬得多的人,在那蒸笼似的空气里都萎了下去。我想,他自己总是忙得没工夫去理会什么症候与疾病。

这几年里,他同一位旧友有一场意外的相逢。有人报他说,有一条自澳门来的船要到甘竹装茶——那是内地一处不开放通商的地方——他便带一班稽查,乘缉私巡船「金花号」出发去扣她。那是一条破败的小船,漆都擦花了,船名几乎磨没。几乎磨没,可还不尽;他辨得出船头上「三叶草」几个字,仔细一问,认定正是他小时候赴英格兰所乘的那条船。可惜呀,这是一条落了难的「三叶草号」:在远海里干了些不明不白的事,弄得破破烂烂,又堕落到同走私的人为伍。

一八六一年,机缘、运气,或者说天意——随你怎么叫它——又一次插进这平淡无奇的日常,把赫德不远万里跨过半个地球来寻的机会给了他。上海出了乱子,李泰国先生正走在大马路上,被一个持长刀的人袭击,伤得极重,不得不请两年假回英格兰养病。

他手下两人代他署理总税务司:一位是菲茨罗伊,从前当过额尔金勋爵的私人秘书,当时是上海税务司;另一位便是赫德。两人才具都极好;不过菲茨罗伊不懂中文,甘于留在上海,而他那位更勤动、更有劲的同僚,便往来各处开设新关。

天津条约新开了更多通商口岸,而中国政府又屡屡嘉许那道流进国库的黄金似的税源,于是口岸一经宣布「开放」,海关便尽快沿海岸上下推开——宁波、福州、厦门、汕头、镇江,甚至北到天津;每处都派英国、法国或德国的税务司管事,以便保全这个机关原有的国际性质。

这些口岸多半欢迎这番新局面;可有一处——尤其是汉口——起了阻难,赫德便立刻动身去办。他去的时候,长江上的芜湖与南京两城还在叛党手里;江轮的船长叮嘱乘客:船要在芜湖停下,向他们领取船照。「听我一句劝,」他说,「从停船到开船,您就安安静静待在舱里。那些叛党惯于上船;要是叫他们碰上您这样一位、一位奉公差办公事的政府官员,他们准会把您带上岸去。不过他们通常只在大厅里看看,不查房舱;所以您只要待在自己舱里,便尽够安稳。」

赫德感激地领了这番劝告,坐在卧铺沿上,听着外头大厅里叛党说话;末了他一声宽心的长气——听见他们离了船,放船继续前行。危险本是真有的,空荡荡的江面便是明证:正是对这些造反者的恐惧,把这条平日繁忙的水路扫得一条船也没有,除了雁的哑叫和野鸭掠水的翅声,再没有什么打破那片寂静。

在汉口,总督官文私下待人极友善,公事上却极固执。他不愿见这套新制度推行。他一次又一次客客气气地告诉赫德:他是白费工夫——再待下去全无用处。

可赫德同样客客气气地听着,并且照旧待下去,总督的耐心终于渐渐磨薄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属员,作最后一次努力劝这位署理总税务司走。这一次也像先前几次劝说一样没有用。赫德只告诉那人:他是奉命行事;又进而暗示说,等他报到北京,同治皇帝听说汉口在设关一事上有人为难,那是不好看的。「可皇上的年号不是同治,」那位道台轻蔑地说,「这一点你该同我一样清楚。」「在我看来,」赫德从容地回道,「你身为中国官员而不知本朝皇上的年号,才同样奇怪。」

他随即走到一个抽斗跟前,取出一份新到的《京报》交给他:上面登着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日那场有名的政变——肃顺一党被恭亲王一党彻底推倒,皇上的年号由「祺祥」(吉祥之意)改为「同治」(同心协力之意)。那人大为诧异。这是这桩要事的消息最先传到汉口的一回;一经众人知道,凡此前办事一味讨肃顺欢心的官员,立刻都改了态度。连总督也马上把赫德请去,百般亲热地求他:一切事都尽管照自己的意思办;尤其是,立刻着手办他的公事。

几个星期后,一切就绪,这位署理总税务司又顺江而下。他有一件话要带给长江另一位总督曾国藩,于是花五百两银子(七十镑)把小轮「鄱阳号」在南京停了两个钟头,为的是把话带到。这件话相形之下颇为平淡,所涉不过是总督对几桩无关紧要的商务的意见。

可总督的答复却值得记下来。「你问过我许多事的意见,」老曾说,「有几桩须同外务部——北京的外交衙署——直接商定。不过眼下我可以告诉你这些:凡于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益的,我赞助;凡于外国人有益而不害中国人的,我许可;可凡于中国人有害的,不论于外国人多么有益,我宁死也不答应。」这位老练的大政治家这一番自陈政见的话,正好给那些硬说中国没有爱国者的人一个有力的答复,叫人读来高兴。

赫德下一趟差事便是去北京——那座灰色的、城墙环抱的中古之城,他后来要在那里度过许多年;在京时他住在英国使馆卜鲁斯爵士处,那使馆当时同如今一样,设在一所讲究的中国旧宅里。

卜鲁斯爵士是一位极为出色的人物,像一棵挺直壮健的树,待人极为热诚;他有一副好嗓子,连骂人的话也说得像堂堂的演说;心思敏锐,而又添着一撮幽默;外交上的圆融也是一大天赋。

他同年轻的赫德之间,很快结下一段交情——结得牢到经得起年月的流逝,甚至经得起主人时时对客人直言批评。至少有一回,批评得确实极重。赫德同另一位年轻人——后来的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在五月初五这个节日到北京外城骑马,回来的路上被一群叫叫嚷嚷的人围住,喊着不敬的名目,甚至朝他们扔东西。诚然,他们这么做全是一股闹玩的劲头;可一刻之间、一桩小事,便极容易把顽闹变成恶意。赫德看出这一点,便在大街上一家铺子前停住,请铺主——一位可敬的白胡子老人——叫这群人不要从他铺门前过。

「可是,」老头子说,「这些人同我们不相干。」

「这我知道,」他答道,「不过他们若撒野,我没法告他们,因为这都是些流民,一钻便没在城里的巷角里。再要找他们是不可能的;可您是有固定住处的人,找您容易得很。顺带我看见了,您铺子的招牌上写的是『复丰』。您若推说这事不是您的事,人家决不会信:像您这样一位可敬的人,一句话还压不住一群破衣烂衫的闲汉。」

赫德用这个推理方式如此之中国的道理,可见他对这个民族的性情已经懂得多好——可见他对他们群居生活底下那条原则,即一个人须为邻人的行为负责,领会得多好。铺主自然服了。他对那群人说了话,他们便散了。

可午饭时赫德把自己险些吃一场苦头的事告诉主人,所得的回答却只是:「该!你们两个小傻子,到人家不欢迎你们的地方骑马乱跑。我说,就该如此。我要是在场,我自己也朝你们扔一下。」

这句话正是卜鲁斯爵士的本色;他或因性情,或因阅历,或因二者兼有,对什么事都取保守的看法——连小事也如此。我知道赫德后来把自己的几分谨慎归于这位朋友的榜样。「凡事慢着来,」卜鲁斯惯用他那洪钟似的声音说,「千万不要急——尤其回信不要急。东西你只要搁得够久、够静,它自己就答了;可你若去催那些搁在悬崖边上的事,它们往往不是安安稳稳永远待在那里,而是一下翻下去了。」

赫德在京期间,起了一桩极要紧的事,关乎中国海面的巡缉。此前这事一向由英国担着,可大家觉得这安排并不妥。中国自置一支舰队的念头,最先便是在英国公使同这位署理总税务司一场友善的谈话中起来的。

后来两人把这题目细谈过,卜鲁斯断言英国大概肯借官兵、售军舰给中国,作为拟设海军的根基,赫德便把这事陈于恭亲王。此后交涉无穷,其间的难与微妙,怎样说都不算过。可结局是圆满的。

恭亲王奏请朝廷,结果降旨拨出二十五万镑办这件事。随后依赫德的建议,这笔款子连同一封长长的训令——恭亲王所写——一并送给总税务司李泰国先生,由他在英格兰办理;训令中催李泰国尽早把一切购置齐备,并务使「船上做的工要结实,用的料要地道」。

这句妙语,真见人情之常,郑重地记在一件文书里;那一年的蓝皮书中有关此事的往来文件里,至今还看得见。

有一点须公平地指出来:赫德本可以极轻易地利用他在中国人中间那份大而且日增的个人影响——他从一开头便是他们所乐于相与的人——去挖他上司的墙脚,可他偏说:「总税务司的才具极大;他的心思兼及最细的末节,因此完全能作出必要的安排,收到比令人满意还要好的结果。」

这支「用料地道」的舰队如何在有名的阿思本上校和海军部另借的若干官员率领之下火速驶来,已是史上的事。它那些统领的声望——个个都是有名之士——若有什么能保它成功,本该保得住。可这支舰队一到上海,便起了误会。阿思本上校发觉自己要受地方官员管辖,而他对这管辖大为不服。

实情是:李泰国把赫德所拟、恭亲王所准的章程改动了些,随后又告诉阿思本上校:中国人自然会答应他所要的一切。后来的事证明他错了,也显出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他替东家许下了太重的诺。他那时正受着英国报界最谀美的注意,又因功得了英国政府的巴斯三等勋位,这么做或许也不足为怪——可终究仍是一场大祸。

一八六三年五月,李泰国回到上海;赫德的署理之职既已到期,便被派为上海税务司,兼管长江各口。这个位子是恭亲王特为他设的,为的是给他比一个单管一口的税务司更大的权柄。就在那年秋天,阿思本舰队的事闹到了顶点。赫德自长江上游回来,发现李泰国同李鸿章已成剑拔弩张之势。前者刚刚强硬地索要一大笔银子给舰队办粮食,后者则干脆拒绝:没有正式的札令,他绝不掏腰包。赫德极精明地猜到了这场误会的真因,便愿去见李鸿章解说一番。他极有分寸地告诉李鸿章:李泰国同阿思本上校所要的,不过是他一纸正式的批准,好拿到银行去——没有这个,这笔交涉便没有必要的官方名义。事情这样一说,李鸿章便爽快地答应了;他所反对的,是李泰国突然要他立刻从自己腰包里拿出几千两银子来。

可这样的小小转圜,纵然成功,也排解不了那更大的事体。这支舰队已是彻底失败。阿思本本人心生厌恶;中国人则不满意。于是他们在这笔坏交易里将就取其最善,把船送回英格兰去卖,免得落到日本那些各自为政、好争好斗的大名手里,或者如美国公使蒲安臣先生所大为担心的,落到南方邦联手里。

这桩极奇特的事便这样了结;而它这样了结,无疑把中国变革的钟拨慢了。从政治上看,这也许倒还好:倘若这番尝试全然成功,中国人也许会过分投进列强的怀里,想靠一味效仿去快快变革,而不肯慢慢自求出路。

就他个人而论,这场耗费巨大的惨败长久压在赫德心上。他为这桩差错苦苦自责。可中国人从未把一丝责任归在他身上;他们对他的敬重分毫未减,反而更增。他们的怒火落在总税务司李泰国身上。他们认为他把整件事办得过于霸道,不到三个月便把他革了,把这个位子给了赫德。这一更动自然引起许多议论;阿思本直截了当地去见赫德,告诉他有些心存刻毒的人正暗指他曾暗算李泰国。可闲言的恶意并不能使他退回去。他知道自己为上司出力同为自己一样忠实,只简简单单答道:公众若这样看,那么他非但不辞,反倒一定要把这个位子接下来。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什么直觉告诉他:他接下这个位子的那一天,正是他一生最重大的一天;也不知道他对眼前那番有益而传奇的事业是否有过一点预感。

这前后两任总税务司的性情,对照起来极为奇特。李泰国有几分爱专断,对中国的做法相当不耐;他是个极好极聪明的人,可见地只有一个方向,再没有别的。赫德则相反:他有分寸,有耐心,而尤其能容忍别人的偏见。斯蒂文森说过:「心胸渐宽,是年岁给人的补偿。」可赫德在这广义上心胸之宽,年轻时便已如此。他有时会说,容忍这个习惯是他在大学里得来的,而且是由一桩极简单的小事得来的。

有一天,七八个贝尔法斯特的学生被叫去描述一件看来是天下最容易描述的东西——一只货箱。可每个人把「我看见一只货箱」这个简单事实说过之后,所要补的话却各不相同。站在右边的一位,描述一行黑字写的收件地址;站在一头的另一位,细说箱上箍的铁条;第三位着重讲一个角上钉的那些长钉。于是各人依自己所站之处,把同一只平平常常的货箱看成了不同的样子。有过这一回活生生的印证,赫德一生再不会对一个人不耐烦——哪怕两人各站一个问题的两边,那人所见同他所见并不一样。

第四章

奉命驻上海、初会「中国的戈登」、戈登与李鸿章的和解、攻取常州府、常胜军的解散、给戈登的赏赐

恭亲王传给这位新任总税务司——熟人向来亲切地只称他「总税」——的第一道命令,是叫他驻在上海。这便给了他机会去结识并共事那位有名的「中国的戈登」:太平天国之乱的平定,大半归功于此人。至于那场之乱的来历——一个个雇来的军人如何先后试着去平定它;那位有声有色的美国人白齐文如何改换门庭、想投到叛军那边去求更好的出路,继他之后的霍兰又如何平平地失了手;末了,经士迪佛立将军荐举,查理·戈登如何同另外几位年轻军官一并借给了官军——读者须去读那许多把这场苦战写成不朽文字的史家(而且会为我把他送去而谢我)。

关于那场可怕的战争,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剩赫德因偶然而在其中所演的那一份。

他同戈登初会,本定在一八六三年十月:那时统领香港驻军的布朗少将专为见一见当时已被称作「常胜军」的那支军队的出色少年统领而北上上海。戈登派「萤火虫号」来接将军与总税务司,沿苏州河上行到昆山——他那时驻在昆山——他们本打算某个星期日早晨启程。可就在这个时候,命运插了一手;后来才知道,这是幸事。

星期六夜里,英国邮件忽然到了,带来要紧的公文;将军派副官来说,公文不答完他断然走不开;于是这趟拜会只得延期——两人以为延几天罢了,其实延得久多了。第二天早晨,赫德几乎还没起床,那位副官又匆匆赶来,这一回带的是最耸动的消息:「萤火虫号」停泊之际被叛军的洋人朋友登了船,拖到上游烧了。船上两名欧洲轮机手都神秘地不见了。

这整桩事自然是一个布得既深又毒的局,是叛军为除掉布朗将军而设的——他们怕他正要去给戈登添兵。倘不是那些急件来得恰是时候,这局便成了:将军同总税务司会落进圈套,被悄悄害死。

这场耽下来的会见,直到一八六四年春天才终于成了事。原来戈登同李鸿章之间已有过一场严重的龃龉——那场龃龉起于攻取苏州。苏州一城既因戈登的协力而被攻下,太平军几位王便答应投降。程学启将军出一座城门去同他们会谈,把戈登也带了去。他的意思是:倘若让叛军看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戈登将军确实参与了对他们得手的用兵,他们便更容易觉得再抵抗也没指望。可戈登那一面却以为,他在场会被他们当作他们身家安全的担保。这个误会并不足怪,因为戈登不会说中国话,而叛军与程将军又都不懂英文,当场也没有通译。

末了诸王投降了,并非因为觉得戈登在场便保得住他们的命,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正如程将军精明地料到的那样——戈登既在苏州,再斗下去也无用。他们若有见识,体体面面退出局去,便什么事也没有了。可他们却大摇大摆地到了李鸿章面前。据一位目击者形容那场面:「他们看去倒像是有本钱开条件的首领,而不像是在领受一桩宽大之恩的人。」他们甚至大胆提出:请李鸿章给他们的兵发饷——请注意,是他们的兵,而那些兵正是同他打过仗的——并且在苏州城里筑一道大墙把城分开,一半留在叛军手里。

他自然这两件都不答应;这样痴妄的要求,他怎么可能答应?可他这一拒,便面对了一个难题:这些已降的诸王如何处置。他可以把他们囚着——那是麻烦的;也可以干脆把他们斩了——那是容易的。后一着自然免不了背上失信的恶名;可他有一条可说的理由:城里正行军法,而当机果决,到头来或许能免去更多的流血。于是他下令把已降的各首领立刻处死。

戈登听说此事,怒不可遏——只有他那样一副激烈的性情才会怒到那个样子。想到自己对手无寸铁的俘虏那一句没有说出口的信义竟被人替他毁了,他气得发狂。他手持左轮冲进城去找李鸿章,要为他所说的那场「谋杀」报仇。他那份自责的心确实病态;他对纳王首级的处置也是病态的——那首级是他在一座城门上一只铁灯笼里发现的。他把它带回住处,在身边留了几天,甚至把它放在自己床上,在旁边跪下求它宽恕。纳王的儿子他收进了自己的卫队。再亲的父亲也不能比他待自己孩子更温厚。我信他一个下午不止一次、而是十来次转向那孩子,怅怅地问:「你是谁?」每次都得到同一句轻轻的回答:「我是您的儿子。」每次都同样欢喜。

诸王被斩之后几乎紧接着,戈登仍怒气冲冲,忽然决意同李鸿章断绝一切往来,退回昆山,并且把他的「常胜军」一并带走。他的朋友们或单独或一同尽力劝他不要走这条莽路,并把后果说给他听,他却不肯听,走了。

中国政府被戈登这戏剧般的一举吓住了——谁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心底是否暗暗怕他会像白齐文那样投到叛军那边去?)于是他们觉得明智之举是派总税务司去说和——因为和局正是急需的。

赫德以这个军事调人的新身分,一月十九日乘船离上海,在运河里慢慢爬行。两岸的荒凉可悯:村村都烧过,田田都踏烂,眼里不见一个活物——连一条狗也没有——而河道却被尸首塞住了。任谁经过这样一片凄凉的废土都不能不动心,而一个稍有力量改变这惨境的人尤其如此。赫德在苏州同李鸿章相见时,那份要尽一己之力使他同戈登和解、以求早早结束战事的决心,已经大大地硬了起来。

李鸿章立刻说明自己的举动,从他自己的立场为他的处置申辩,末了说道:「你一定要告诉戈登:我本来并不想这么办;我本想守住对诸王许下的保全之诺。可我一见那些家伙进来,头发留得长长的,正是造反的记号,只在钮扣眼上挂一个白色的归降符号,我觉得这是何等的无礼,怒气便压住了我,于是下了处死的令。可这是我做的,不是戈登做的;是我许的保全,不是戈登许的,被毁了。告诉他:我情愿到处布告,说此事与他全然无干,叫他一点名声也不损。你能不能替我同他讲和?」

那时要找到戈登并不容易。他行动极快。他看地势有一副了得的眼力,一眼便看出——几乎是凭本能——哪一处该取下来才好控制别处,取的时候又决不耽工夫。因此他从不长久待在一处,赫德找了一个星期才在昆山同他碰上。我可以保证,那真是一个星期惊心动魄的路程:在运河里东躲西避,每一刻都怕一转弯便闯进叛军营里——可幸而始终没有——其实一路再没有比听听惊起的野鸡叫更惊心动魄的事。

戈登极热诚地迎了总税务司,并为他列队检阅,算是给他的到来庆贺。那场分列式令人难忘。兵倒是极平常的,军官也朴实而干练;戈登手下的军官约有三十名,年纪、身量、趣味各各不同,军服通常是自己设计的,有时候,说得客气些,颇为离奇。在这样一个大场合,你准知道没有一个人忘记把最隆重的礼服穿上身,结果极其滑稽。他们这番用心把戈登逗得这样乐,他们往前走的那整段时间里,他一直快活地搓着手,一遍遍地说:「上啊,瘸子们;上啊,瘸子们!」

相比之下,他自己——众人的统领——却显得这样朴素:一件蓝色的长礼服,工程兵的旧式军服,裤腿胡乱塞在大靴子里,手里一根小藤杖,那是他随身唯一带过的「兵器」——「别的我脾气太躁,拿不得,」他常笑着这样说自己。这份朴素,这种全无一丝做作,是他性情的主调——也正是赫德性情的主调。因为两人都有得过人,所以彼此一见便懂。

总税务司到后不满一个星期,戈登因诸王之事而起的那股阴郁便开始散去;不满两个星期便全散了——一个落得这样狠的性情,涨起来自然也一样来得快;不满三个星期,他便服了道理,答应回苏州去见李鸿章。他照旧那样性急而又厚道,这时竟愿意让赫德说是他赫德劝了他来见李鸿章的。「这会给你在中国人那里极大的影响,」他断言。可赫德不肯这样办;他宁愿告诉李鸿章:戈登是自愿来的——他知道这在李鸿章个人听来要受用得多。

这场三面的会见颇为顺当。往日的不和尽量少说,日后的合作尽量多谈;结局是戈登答应重新带兵出战。同时总税务司又留心提议:把日后招误会的一个借口除去——那是一个好多事而又不中用的通译,赫德自己形容他是「『说呀说呀,我不懂』那一路人,他那口官话比他那口英文还要不堪」。

苏州再没有什么可办的了,赫德同戈登便一同动身回昆山;不过在此之前,两人一同看了苏州那些有名的栅垒,戈登还带着朋友把每一寸争过的地方走了一遍,极生动地讲了那里的血战——那场记起来这样痛快、却又这样难忘的惨胜。

我疑心赫德在中国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不及这一次说和叫他更高兴;他一生的事里,大概也没有哪一桩比这一桩更令他自豪——尽管他说起来既少又谦,几乎没有人——公众自然更不会——知道他做过什么。这件事使他在几个小官那里失了交情,那些人以为这番交涉本该经他们的手,而不该经他的手。可他的老友卜鲁斯爵士——他把整件事的始末写成报告寄给了他,那报告后来收进了一八六四年的蓝皮书——却为他的成功真心高兴;而中国人的感激更是无穷:他们极清楚地明白那份危局是何等光景,自己是从何等难处里被救出来的。

和解三个月后(四月二十八日),赫德又去见戈登,并亲见常州府的攻取。那是中国中部那种典型的水城,自然有城墙,又有一条河——这一处是大运河——权当护城河。戈登的大营在船上,赫德一行人——其中一位是曼·斯图尔特上校,后来在喀土穆帮戈登保过交通线——便把自己那几条船并靠在旁。船队里最大的一条是公用的饭厅;它通风极好,是因为几天前戈登正在那里吃午饭时,一枚炮弹在近天棚处相对两边各撕了一个洞。

这一回攻取常州府,是一场值得一看的景象——整个战役的顶点。叛军在别处都不曾打得这样死硬,也不曾聚得这样多。一个探子告诉戈登,对他的有四万兵;另一个说五万;第三个说十万。确实的消息是打探不来的。他只知道叛军已两次强到把官军的进攻打了回去,而他自己决意亲领第三次——这一次是再不能回头的。「你,」他对赫德说,「须同李鸿章说定:万一我倒下了,要有人接替我。」所挑中的是爱德华兹少校,也是皇家工程兵出身;可到头来并不需要他出力。

大举进攻定在五月十一日。十日那天,戈登决意把叛军在城墙上的布置尽量探明,于是带一小队人——其中有赫德和他两名忠心的卫士——出去侦察。太平军一认出这位常胜军的统领,便朝他乱放枪。他躲在后面的那块木屏,不过几分钟便像出了一场重痘。

可戈登照旧有他那份奇迹般的运气——他在二十多座城下打过仗,只伤过一次——这一回也分毫未损;只是他一名卫士胸口中了一弹。那可怜的家伙被尽快送回医官的船上,外科医生动手把手指伸进伤口去找那颗弹子。这对卫士可不是一桩舒服的事,他挤眉弄眼,惹得几个同伴大乐;那些人站在岸上,笑他不中用。这些嘲笑再加上疼痛,把他气得厉害。赫德的船正泊在医官的船旁,听见那人对同伴说道:「是啊,你们笑是容易的;可要是你们胸口里有一颗反贼的弹子,又有一个洋鬼子的手指在里头摸它,你们闹得准比我还厉害。」

十一日清早,一切就绪。城四周各炮台的炮开始轰了。它们一直咆哮到正午,这时戈登下令「停炮」。「你看,」他对赫德解说道,「里头那些家伙会被这静悄悄弄得全然松了防。他们会当我们这一天的活已经干完了。」

戈登随即匆匆吃了午饭;一点钟,李鸿章帐篷所在的那个小山丘上,四名兵挥动红旗,发出大举进攻的号令。赫德便同李鸿章一同站在这个山丘上看着用兵。三路同时猛扑——两路是虚招,一路由戈登亲领。他招呼部下何等了得,他那根小藤杖挥得何等好看,仿佛那是一支飘着小旗的长矛!我想得出看着的人如何紧张得屏住气。「进去了——不,出来了;不,进去了,」我信他们这一个对那一个这样说着,直到他们终于真进去了——戈登本人第一个从那道窄窄的缺口冲了进去;他那份过于莽撞的以身犯险,被他在场那种激励人心的胆气赎了回来。

那壮观的一刻过去了,可事情还没有办完。叛军立刻企图包抄;这一着若成,炮兵营便有危险。戈登急急派人去向李鸿章求添兵。李鸿章没了主张,转向总税务司说:「我有什么办法?我的兵这会儿都散到城里各处抢东西去了。我怎么收得起来?」赫德劝李鸿章派人去试试。幸而这期间叛军自己散了,城破了。

他们四散狂奔,一路丢下旗子、枪支,还有扇子——旧军制下的中国兵出征没有一个不带扇子的。总税务司自那一圈灰色的城墙上,俯看着这整幅惨剧般的全景。东西南北都烧着火。有一条街上,他看见一个老妇人被两个儿子搀着,一步一跛地从一所房子里出来。眼看要到避处,却先得过一座池上的窄石桥。老妇人可怜地跛到桥心,忽然一声尖利的「嘣」响。一个神枪手的弹子打中了她;她翻身落进水里,而那两个男人撒腿奔回那所燃着的屋子的烟里去了。

几乎每一条巷子里都出着这样的惨事;人被打倒时还是奔逃的姿态,而那些盘踞中国城市的可恶的瘦狗,从洞里巷角里偷偷爬了出来。

赫德从这些景象前转过身,走下城墙的坡道,注意到有十来个小男孩跟着他:都是光着身子、头发蓬到肩上的小东西。李鸿章手下几个兵也看见了他们,便捋高袖子、舞着刀奔过来。他们心想,这是个绝好的机会:砍几个叛军的脑袋,再把这番功劳夸成一场苦战,好在主人那里讨个好。可总税务司立刻站到中间,露出他的左轮,威言说谁再朝那些孩子走近一步便打死谁。「你们同小孩子打,不害羞么?」他说;那些人便溜了。

那一天将尽,他回到船上时,这一群破衣烂衫的小东西都在那里等着,人数还添了一个:一个六七岁的小家伙,是常州府太平军王爷的儿子,在乱里被丢下了,被戈登从他父亲正燃着的王府里救出来。他立刻被这一行人收留,大受看顾与疼宠;为了抚慰他从高位上跌下来,还把他安在上座。他那样一副理当如此的神气受着这份尊荣,一双眼睛郑重地四处打量,仿佛在说「我向来就是这么过的」,把满座的人逗得大乐。

可他直到长成,始终不曾报答人在他身上花的那番心。衣、食、一点教育,末了还给了他海关一条巡船上的位子。他对慷慨的救主一句谢也不肯费气力去说;有一天,血脉里那股好斗的野性发了作,他便不见了。自那一天到如今,这位走失的小王爷再无音信。

别的孩子怎么办,成了一个难题。总不能都收留;于是最小的那一个留在营里——那是个讨人喜欢的十岁小家伙,人问他叫什么,他含含糊糊说出「罗阿仔」三个字——其余的都被送去寻自己的亲人。

罗阿仔立刻被交给厨子——并无要吃他的意思,只是为了把他洗一洗。「那厨子办这桩事的那股劲头和热心,」总税务司讲起这故事时总要说,「把整场洗澡弄得极其可笑。那孩子被一次又一次按进河里,我们这位大厨始终攥紧他的头发,让他在船只同卡在那里的腥臭尸首之间一上一下地冒,直到大厨认为他干净得可以捞上船来了。」

这个寒门小儿,命里要比那个坐在上座的王爷之子高出许多——当时罗阿仔还在船上那间逼窄的厨房角落里讨仆人们的欢心。因为他一片赤心的忠顺,总税务司送他到香港上学;他把机会用得这样好,校长在报告里只能说:「他太认真了;他会把自己念死的。」

他确实在用功里把自己磨损了;这时一位富商看中了他,给了他一个好位子;接着又有一位给了他更好的,于是几年之内他成了一个极富的人。

还有一件事可以添上,好给那些讥笑中国人不知感恩的人看看:每逢新年,他无论在多远的地方,总要赶回来看他的老恩主和朋友。他也从不曾阔到不肯再走进厨房同仆人们闲谈:他穿着貂袍、戴着孔雀毛的顶戴坐下来,既无势利之念,也不想在卑微人眼里显出自己的尊大。

常州府是戈登所取的最后一城。它的陷落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事业;而那支有名的「常胜军」解散的种种细节,多半由总税务司料理。他还做了更多:他又一次为这位过于性急的戈登把一桩难处抹平了。之乱既平,中国人对戈登流露出一片热忱,而这是他们素来很少对外国人流露的。于是他们求卜鲁斯爵士替他们出主意:拿什么酬报才配得上他为朝廷所立的大功。末了议定赏银三千镑(一万八千两);可戈登听到风声,气得不得了,说这是把他当作「一个冒险家」看待,竟把送银的人赶出了营。

中国人实在不懂:一个人怎么会因为人家送他一大笔钱而大发雷霆,这样的事是从没有前例的。照他们为难时的惯例,他们又去请那位处处有分寸的总税务司探一探戈登究竟肯受什么。「告诉文祥」——文祥当时是首辅——戈登答道,「我虽然把银子退了,可我想要一套中国衣裳。」于是奉旨赐给了他一套衣裳;又依赫德的建议,添上了那件有名的黄马褂。戈登后来穿着这一身全套行头画了像;他一身古怪的装束,像一位荣光焕发的中国元帅,至今还从查塔姆皇家工程兵食堂的壁炉上方俯看着人。

这位奇特的天命军人在惨死之前,还要再见一次中国,不过第二次来时他并没有同老友赫德见面。他是八十年代初自印度直接来的,在印度他当过总督的私人秘书。那个位子同他过于独立的性情从来不合;而中国人正为俄国的事为难,请他到中国来,他便欣然应邀。

可惜这一趟是失败的。他的主张不切实际;而他虽然作了「中国归中国人」的第一位先声者、抓住了一条根本的道理,却抓得太早,眼下还用不上。在政治上他同总税务司意见不合;戈登那个近于空想的念头——以为中国一转眼便能练出一支不逊于最强者的军队——总税务司是明智得多,决不肯附和。戈登在北京待得极短便走了,走时又失望又厌烦。

不过有一点正是他的本色:还没走到香港,他便写了一封情意深厚的信给老友,自认是自己错了,并对那位朋友的政略推崇到极处。这封信同戈登给总税务司的其余书信一道,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变中烧掉了。

可无论什么也毁不了赫德对这位军人英雄的钦服。他性情上看去前后不一之处虽多,可每一处都给这性情添了力量与色彩,只使那个最深知他、最透彻懂他的人更加爱重他。

第五章

奉命驻北京、《局外旁观论》、重返欧洲、成婚、再回中国、蒲安臣使团、第一枚勋章、瑞典挪威的瓦萨勋章

总税务司把解散「常胜军」所分担的事办完之后,又接到第二道命令,叫他驻在北京。那些年的北京,是天底下最末一个角落。离海八十英里,连一声友好的汽笛也帮不了一个流落在外的想象去跨过那道深渊、回到遥远的本国;至于铁路,自然还没人梦见过。

到京只有两条路:或者坐没有弹簧的大车,走过一片灰白的碱地;或者沿大运河坐船。两条都慢,哪一条也不好受;可后者的不舒服也许少些,赫德便选了它,在泥岸这一派单调的景致里过了一个星期,在通州上岸——那是个离他目的地约十五英里的小镇。自那里他沿一条粗石铺的大道走——正是中国谚语所说「十年好,万年坏」的那种路——穿过没完没了的高粱田,到了北京最大的一座城门前。

一步跨进那座城门,便是一步跨回了中世纪——跨回了成吉思汗的年代。由门而入的那条街规划得颇有气象——又宽又阔;可又粗糙不平,像一条营与营之间草草修成的大道。在街上走的车也粗糙;那些杂凑成套的畜生,骡、驴和蒙古小马,都不修毛也不梳洗;赶车的人也不洗脸。皮货铺镀金的门口坐着令人作呕的乞丐;他们那身破衣烂衫衬着一片蛮野的富丽,这一分不相称显然打动不了任何一个在尘土里匆匆忙忙赶自己事情的过路人。

日头一落,喧闹便歇了;高大的城门铿然关上,而那班城防更夫活像道格培里带着他那班人,敲着木梆子巡夜——并不指望捉住歹人,倒不如说是指望把歹人吓走。

可赫德早已见过远为古怪、也远为僻静的地方。我此刻想的是台湾,那片奇异的、充满奇遇的土地:最不成器的人被机缘抛到那里,竟也曾「拥有舰队、登上王座的台阶」;一八六四年他为查验各海关,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

他在那里行走时,听到一个极有趣的故事——这故事太好,不能不重讲一遍,虽然他本人并未在其中有份——如果末了那一笑也算一份的话。有一回,台湾沿岸每隔一阵便要刮的那种可怕风暴之中,一条美国船失事,船员被当地土人吃了。最近的一位美国领事于是深入内地的生番之境,想同这些吃人的人立下约来,以备日后的急难。可惜各头人不肯听,对为他们备好画押的约文丝毫不理。领事被他们的固执激恼了;他本有坏脾气,又有一只玻璃假眼,脾气一发,那只眼便惹他烦。在极度激动之下,他有时会把那只眼抠出来一会儿,在袖子上使劲擦一擦,再同样迅速地安回去——他就在那议事的屋子里这么做了,把满座的人全忘了;而且快得没有一个人来得及说出台湾话里相当于「说时迟那时快」的那句话。

各头人脸都白了,身子都僵了,吓得发抖。其中一位比同伴更有急智,喊着要笔。「对,快,快,拿笔来!」——这句话一口传一口。再没有固执,再没有迟疑;个个争着要画押,情愿、甚至急着应承这个能随意抠出眼睛又安回去、天赋神通的人所提的任何要求。

自台湾回来,总税务司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局外旁观论》,里面满是关于中国时政的有用的批评与建议。有些被采纳了,有些没有;可他得了一份宽慰:一九〇二年皇太后召见他时,他亲耳听她说,她很惋惜当年没有多采纳他的意见——后来的事已经证明那些话何等稳当、何等有用。

一八六六年,赫德在中国已干了十二年——其中七年是为中国政府干的——他自然极想再看一看自己的国、自己的人。于是他请假,获准六个月——以他做过的那番紧张的事而论,这点休息并不算长。

启程之前,他对中国人说:「你们不久便要在外国设使馆了。我这一趟走,你们是不是觉得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派些人出去见一见世面?」他们答应说是;不过——虽然他们从没对他说过——我想那一辈较老的守旧人心里很怀疑:出去冒险的人还能不能活着回来。那时欧洲是一片未知之地。塞纳河里大可以有海盗,邦德街上大可以有吃人的生番,更不必说大海上那一百种神秘的危险,以及横渡其上的那些喷火的怪物。

好在末了偏见化开了,一行人便由总税务司照看着启程。一共五位:一位姓斌的老爷,原任知府,他的儿子,还有同文馆的三名学生。斌老爷既是长者,便把自己的见闻写成一部书,把所见的一切都记给胆小守家的同国人看,并且把凡可量的东西都仔细量了尺寸——轮船的桅、码头的长、凯旋门的高——仿佛这些数目能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给怯弱的人作个倚靠。这场「试验」里的四个年轻人,后来有两位做了高位的使臣:一位凤仪做了驻伦敦的代办,后来又任新加坡总领事;张德彝则做了驻英的全权公使。

归国这一程平平无事,这一小队人第一场奇遇出在最后一个口岸。那里要过海关。我倒想带几分得意地写下这一笔,只是我确知他是照他素常的谦退行事——正是那种谦退,叫头一回见他的生人说「他就这么点儿?」而同他谈过十分钟之后又说「他真有那么了得?」——总税务司把北京法国使馆给他的信交给海关的长官。这位好人立刻深深几躬,随后是堂堂的手势和一句有魔力的话:「使节通行!」

于是这个「使团」通了关——照着真正中国的样子。头一个过去的人肩上搭着一只干鸭,第二个提着一只熏火腿,第三个抱着一坛气味不怎么好的酸菜;而所有随员与仆役身上同样压着一件件稀奇古怪的行李,天下无论什么也不能叫他们撒手,因为天下无论什么也不能在西方的市上把它们补回来。

自马赛,赫德往巴黎去。这虽是他初见欧洲大陆,可他急着回家,无心流连,只待到把他照看的人交给外交大臣便走了;大臣许下,必以极友善之礼相待。果然如此。欧洲半数的宫廷都款待了他们;他们同拿破仑和欧仁妮一同进餐,在波茨坦同普鲁士老王威廉一同喝茶,一路俨如王侯。

这期间,总税务司自己不肯分享这番被人当作名流的热闹,溜去爱尔兰安安静静度假。他做一个寻常百姓所遇的唯一不便,是在伦敦过海关的时候。同马赛何等不同!六十来位客人一齐挤进验货房,一个衣冠松垮、衔着短烟斗的人走上来,带着挑剔的眼光打量众人;他却不按次序一个个来,偏偏盯住赫德,粗声道:「我验你。有没有要报的?」一面指着他那一堆箱子。

「只有一盒雪茄——马尼拉的。」

那人把脸一沉,仿佛发现了一桩火药阴谋。末了他问赫德是从哪里来的。

「直接从中国,从北京来。」

「哦,」那位验货员口气软了些,「那可远得很,我想这几支雪茄就放过去吧。」

接着他走到等着的人跟前,一摆手说道:「你们可以走了;就这些。」

赫德被人从这一群里挑出来当作最可能走私的人,逗得他几乎按不住自己,差点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写着「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名片递给那人。

他见父母已在拉瓦内特安顿下来,见他回来又骄傲又欢喜;他极其自然地落回那种简朴的家庭生活里,同一群姐妹重拾那份亲厚的亲密,仿佛从不曾中断过;他从简单的乐趣里得的那份欢喜,也同小时候一样。他有些亲戚对这一点略觉诧异。

「让我好好瞧瞧你,」他们说,一面前后端详着他,想找出这谜的答案。因为这里头总该有谜:一个大人物——是的,他已经是了——外面看去竟同张三李四一个样,竟还能享受一顿鲜鲱鱼配茶的简单早饭。

「我同别人一个样,」他对他们那半带打量的审视这样答道,「鼻子眼睛也不比你们多一个。」

唉,这段家居生活虽然可乐,却不能长久。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娶了波塔当老布莱登医生的那位女儿——他姑母在他生下十天、躺在她膝上的时候便预言他会娶她。蜜月是在风景如画的基拉尼湖畔过的,不久之后这对少年夫妇便又在赴中国的路上了。

总税务司在欧洲期间,北京的住宅已略加改排改造,预备他夫人到来。原先那中国式样的美处并未改动,只是迁就了西方人对舒适的想法。那些带翘檐的秀气亭子留着;院子里点景的假山,葫芦形、叶形或满月形的门洞,都一动未动。那些形状古怪、真像霜花图样的窗子也留着;只是窗格里嵌上了玻璃,不再用纸;中国房子惯有的石地也铺上了木板——这一改在这座城里极为必要:它虽同那不勒斯、马德里和君士坦丁堡在同一纬度上,冬天却严酷得像纽约。

幸而他同他的新娘都不怎么热衷交际,因为那时候的北京也拿不出什么交际来。使团很小;没有钻营租让权的人、没有想包造军舰的人在京里用他们的钻营搅出点热闹;日子的单调,只被偶然来的一位客人打破。

难得、极难得有一回宴会——那是极正式的场面,总税务司夫人盛装赴席,又按着身分坐一只绿色大箱子似的轿,四个人抬。说真的,在这座城里夜间要舒舒服服出门,这也是唯一的办法:城里到处是意料不到的沟、像刀口似的车辙,照明全靠归家晚了的醉汉手里那一星星灯笼。

因此,当他那几个轿夫在他家当差满六个月之后来说不能再待下去,总税务司颇为诧异。「不是我们嫌工钱少,」那领头的说明道,「也不是您不是好主人,也不是太太——就是府里的夫人——待下人不体恤。」

「那是你们活儿太多了?」

「不是,毛病正在这儿,」那人答道,「我们活儿不够。我们的肩膀软了,腿上的筋也松了。太太若肯每天出去走二十英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十天才出去走两英里,我们在您府上当差是极愿意的。」仆人向主人诉过的苦,有比这更奇的么?

公事许可的时候,赫德同他夫人便骑着本地矮壮的小马到乡下去,有时去这一所、有时去那一所当时近山里多得是的风景秀美的庙、塔和寺院。这个小小的侨居圈子最爱去野餐的地方——几乎是那时唯一开放的皇家产业——是一八六〇年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废址。那地方必定极为可爱,至少在秋月里是如此:那时柿树上坠满金球似的果子,低垂在它那些灰色的墙上。

当初依早年耶稣会教士的图样造成的那些半西式建筑,无疑还容易辨得出来;一面富丽的门墙带来凡尔赛的不意的记忆,而在残墙上,那些为了装饰之美而同东方的龙凤刻在一处的欧洲旧日纹章,还留着叫人又惊又喜。

可惜公事太常碍着游乐,因为六十年代是极忙的几年。中国正开始明白:它再不能安安稳稳地自给自足下去;同外国往来是非有不可的,愿意不愿意都一样;而那意味着剧烈的变动——在这些变动里,总税务司的意见是可贵的。于是时势把他推上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在任何别的国家都找不出可比之例:有成百桩同海关行政全然不相干的事,人不断来问他;他虽无其名,实则远不止是一位总税务司。

这类顾问的差事,又多半极为微妙:有些牵涉到同几个利害相冲的强国之间的繁难交涉。极轻的一步错,往往便足以把交涉那根脆弱的线绷断。他有过几次差错,也不足怪——不然他便近乎不是人了;可一般说来,凡他着手的事,总靠他的分寸与精力办成。

「您把一桩难事办成,秘诀何在?」有个朋友曾问他。「每逢我同人打交道,尤其同中国人打交道,」他答道,「我总先问自己两句话:我这句话会叫他们想到哪个我并不要他们有的念头?我这句话又会容他们拿什么话来回我?」

开口之前先斟酌,这个习惯在他身上越长越深——习惯总是如此——日久便过了头,因而至少成就了一句妙语。有一位法国教授是他带出来给同文馆的,有一回去见他这位长官。

「怎么样,」他回来时同事们问,「总税务司对某某事说了什么?」那法国人懊丧地摇头道:「他把那个答复来回滚了七遭,末了并没有答。」总税务司大概是从阅历里学会了:一句话说得仓促,人便很少能从撂下它的地方再把它捡起来。

还有一回,一位极妩媚的夫人在晚会上走到他跟前,手里拿着一朵玫瑰。「我可以献上我的襟花么?」她笑着说。单是有人向他问了一句话,便忽然叫他本能地戒备起来;一副不肯透露什么的神色漫上他的脸,而——叫她大为骇然、也叫他后来自己大为好笑——他答道:「我宁愿先把这件事考虑一下再答。」

一八六八年来了蒲安臣使团的事;这事同当时中国别的一切事一样,赫德也大有关系。蒲安臣先生当时是美国驻北京的公使,是总税务司私交的朋友,是个极可亲的人,天生会待客。再没有什么比看见六七个国籍的人同坐一席更叫他高兴的了。有一回这样的小宴上,蒲安臣看出有一场议论闹得过于认真、过于火热。他的客人里有几位眼看要发脾气了——因为特命公使是不喜欢被人驳的,连全权公使驳他也不喜欢。于是他以天下最有风度的样子端起自己那杯雪利酒,举到光里,从各个角度细细端量,一时这样转、一时那样转。

「瞧,」他忽然用他最可亲的样子向满席说道,「你们从前见过同这一模一样的雪利酒么?看出它那特别的颜色么?看它怎么发亮——这面光里是黄的,那面光里是红褐的。」

他把大家的兴致引过来了,便接着讲了一席极有趣的小小讲说,谈雪利酒的异同与酿法,直讲得满席听得入神;而一听入神,便把那场危险的议论、把为它花掉的那些火气与恼意都忘了。

正是这些分寸与圆融,加上他的端重与可亲的仪态,使蒲安臣先生在有礼的中国官员那里极受欢迎;当他将要回本国去时,外务部有几位大臣请他在美国替中国说句好话。「这主意岂不极好么?」他们第二天问总税务司。他说好;而就从这一桩不起眼的小事里,长出了蒲安臣出使欧洲各宫廷的使团。唉,这主意是空想多于实际,注定要落空——幸而这番落空蒲安臣先生自己并没有深切感到,因为他的行程尚未走完,便在圣彼得堡去世了。

他为使团的事操心的同时,总税务司又以极切实的办法「把自家的屋子收拾停当」。新的引水章程、中外会讯海关争讼的规则、华工出洋章程,一桩桩都占去他的心力;而同中国人议定把船钞的十分之一——后来加到十分之七——拨作整治口岸、照明海岸之用的,也是他。在他着手这件事以前,船只不得不在中国那片难走的海岸上一片漆黑地摸索;今天,多亏他的远见,灯塔自北边的牛庄一直点到南边的海南,又有三条缉私巡船组成的一支小队伍供其役使。

这些事离了手之后,一场诉讼把他叫到上海,在那里留了几个星期。他有工夫参与那地方的交际,会一会一切值得会的人;而他最乐的,是去听一位布彻教长讲道——那位教长以机锋出名。总税务司头一个星期日去「坐在他座下」,这位教长把讲辞拖得没完没了,全不像他素常的样子,弄得赫德竟掏出表来看。他刚把表悄悄放回衣袋,发觉自己已经听了五十分钟,讲道的人从稿纸上抬起眼来,说了一句话,叫赫德心里一惊,像被人捉住了错:「你们问,这篇讲道完了么?没有,弟兄们,它没有『行』完。它只是『念』完了。你们要作行道的人,不要单作听道的人。」末了这一手效果,引得这样巧妙,正说明了那篇讲辞何以长得不近人情。

还有一回赫德在场,布彻教长用《诗篇》里的一句话讲道:「我若升到高处,你的面在我旁边;我若下到极深之处,你也在那里。」云云。他把这篇讲道分了小目——先讲天上的上帝,再讲地上的上帝;忽然他略略咳了起来。「讲道的人嗓子不行了,」他说——咳,咳——「不行了,弟兄们」——又咳几声——「不行了」——再轻轻咳几声——「所以我们只好把上帝留在地狱里,等下个星期日再说。」

若干年后,总税务司又到上海,去赴一场午宴,布彻教长也在座。席间请各人讲一个故事;到赫德时,他讲了一个他所认得的某位教士的故事——名字他宽厚地没有说出来——说此人曾「把上帝留在地狱里,等下个星期日再说」。讲的时候布彻教长那张脸可算一幅晚霞色的写生;不过除了他自己和总税务司,没有一个人记得起那位讲道讲得这样不检点的人是谁。

离上海之前,赫德接到他此后一长串荣誉中的第一件。它来得极出人意外,事先毫无预兆:只是有一天他正要去见他的律师汉南先生——后来的汉南爵士——一个过路的邮差递给他一个贴着瑞典邮票的小小牛皮纸包。他同瑞典、挪威既无相识,也没有公事往来,便完全猜不出里面会是什么。拆开一看,大为意外:里面是一枚勋章,瑞典挪威的「瓦萨勋章」,这是外国对他在中国所做的国际事业的头一回表彰。它恰在那个时候来,格外合时、格外叫人乐于领受;我知道此后它在他心里一直占着一个特别的位置——即便后来世上各文明之国的大十字勋章雨点般落到他身上,也仍是如此。

第六章

得子、马嘉理事件与烟台条约、再赴欧洲、一八七八年巴黎博览会

一八七〇到一八七九这几年间,赫德一生中出了三桩要紧的事。一八七三年,他唯一的儿子出生;一八七五年以有名的马嘉理事件开端为标记;一八七八年,他以中国委员会总办的身分赴巴黎博览会。

说起他儿子的出生,总税务司自己一生中有一串极奇的日子——几乎是苏格兰高地人所说的「邪门」。他自己出生那一年,二月二十日——他的生日——正当中国的正月二十三。一八五四年,他来中国那一年,又正当正月二十三;此后便再没有,直到一八七三年,他的儿子在这个最好的世界上第一次张开眼睛。你要说这是巧合,那也随你;可它终究是极可注目的巧合。

一八七五年,那桩有名的马嘉理事件——后来注定要闹得那样纠缠——第一次上了政治的台面,形式却再简单不过。一个主角,一个凶手,背后还有一群影影绰绰的从犯。到今天也说不准到底有多少个。这位不幸的主角——他姓马嘉理,职业是领事馆的翻译——我们能清清楚楚地跟着他穿过云南往缅甸去,一直跟到腾越。我们知道他在那里被残忍地害死了;可那些传闻——说他之死是省里的官府默许、甚至是奉省里官府之命——我们却无从从中把真伪筛出来。

一个白人被害,这个事实本身自然已经够坏;可这个白人既是官员、又是奉使在外,那便坏上一百倍。英国使馆同中国方面立刻开始交涉。一边索取重偿,一边则争论延宕。双方谁也不肯往前走一步;不久之后,云南的这桩惨案便同当日别的一切争端无望地搅成一团;旧的要求旁边又冒出新的要求;照宓吉所说,双方都发觉自己「缠在一团交涉的乱线里」;而中国人在自家衙门的私底下,已开始阴沉沉地自问:「我们若不足足地赔补,英国人会不会打?」

会不会呢?难就难在这里。可如今这场危局既已平安度过,我可以说:他们会打——他们几乎真打了——而拦住这件事的,不过是英国使馆小礼拜堂里海关那一排座位从堂前挪到了堂后。可见大事有时就悬在小事上。

他素来坐的那个位子被人擅自挪过以后,总税务司一年多没去星期日的礼拜。后来,正当政治的空气最像要打雷的时候,禄赐主教——宁波时代的一位旧友,一位可亲而和气的爱尔兰人——来北京作客。他下一个星期日要在使馆礼拜堂讲道;总税务司实在忍不住要去听一听这位旧相识。

禄赐是个不拘常套、随兴而发的人。别人怎么做,并不成为他也该那么做的理由。因此他不照惯例先读那几节经文开始礼拜,却说:「我愿意会众先唱一首赞美诗。」他所选的那一首是《上帝行事,道路隐微,以成其奇功》。这恰是赫德最爱的几首之一;不过除了觉得这一首偏偏被选中而有些高兴之外,这件事当时并没有给他多大的印象。

礼拜一散,他便去同主教握手。可禄赐不得不赶着去对一个中国人的聚会讲话,当时几乎没有说话的工夫。「我们总得谈谈旧事,」他热诚地说,「我什么时候能来看你——星期二好么?」

「星期二一定来。千万别忘了,」回答是这样。总税务司便同其余会众一道离了礼拜堂。

出门时他留意到威妥玛爵士没有来教堂,这叫他觉得奇怪。在北京这样一个小小的圈子里,主教登坛讲道是难得的事,英国公使总该特意去听他讲——除非出了什么极不寻常的事。赫德于是立刻去拜访威妥玛,看是什么消息。消息?有的是,还有余,而且件件都极耸动。交涉又到了僵局。天边的云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黑;战事已近得像骨之于肉。幸而总税务司一眼便看出:这桩新的岔子乃是出于意外,而非出于有意。中国的公文从来可以有几种译法;对它们的误解使威妥玛把其中措辞的分量看错了。于是总税务司请准许他把争执之点按自己所见解说一遍。

两个钟头之后,公使完全转到了他的看法上,那个危急的关口便平安过去了。

星期二到了约定的钟点,禄赐主教去看赫德。两人长谈了宁波的旧事;一会儿禄赐说道:「你知道么,赫德,我那些归信的人对我有了这样的信心,以为我不但能指给他们上天的路,连这地上的事也能替他们安排。你猜我上京之前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是去阻止同英国打仗。这话竟说给我!」主教添了一句,一面发出他那爽朗的笑声,「你是知道的,天底下再没有比我更不管政治的人了。」

「可是,」总税务司郑重地答道,「你确实已经阻止了同英国的一场战争。」于是他把整件事讲给主教听。「你若不来北京,」他末了说,「我便不会去教堂。我若不去教堂,便不会留意到公使不在,因此便不会去见他。于是我永远不会知道当时威胁着交涉的那个难处,也许便没法帮着把它移去。禄赐,真是——

『上帝行事,道路隐微,以成其奇功。』」

于是,凭着这样一段传奇似的插曲,这场危局算是过去了——过去了一时。唉,只过去了一时。第二次挫折比第一次还更严重,又在事情看来最顺当的时候把它拦住了。那是在一个星期六夜里出的事。星期一早晨,威妥玛一句话也没对赫德说——其实对谁也没说——便飞马赶往上海,去「等候本国政府的训令」。这坏消息把总理衙门弄得大为惊慌。「你须立刻追他去,」他们给总税务司下了这道命令;于是十二个钟头之内,他也在赴上海的路上,决意再作一次努力,去挡开那场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中国头上的战事。

他又成功了——至少他取得了英国公使的同意,重开同中国的交涉。可在哪里开呢?这成了问题。是在上海开,请南京的总督来帮同办理,还是在芝罘开,请直隶总督——那恰好正是了不得的李鸿章——来帮?威妥玛定了芝罘:那是个凉爽的海滨去处,在八九月那种烤人的月份里格外合宜。赫德立刻电报北京,安排李鸿章到芝罘来。天津的人极力反对他们的总督去。他们甚至把成百份呈子扔进他衙门的墙里——那些呈子都提醒他:一八五八年两广总督叶名琛的下场,被英国人抓去送到加尔各答,死在那里。

可李鸿章不顾这些警告,显出足够不信邪的气度和足够的爱国之心,去了。这确实算得上他相当高尚的一举,尤其因为他个人本来根本不愿碰这件事。两人相见时他把这话对总税务司直说了,甚至相当严厉地责备赫德「把他拖进这桩事里。倘若办不成——而这番交涉从前一直不顺——我要落骂名;可倘若办成了,我得着什么好名声是极不可能的」。

可总税务司答他这番抱怨,使他安了心。「不会有麻烦,」他说,「只要您同我一道办,一点麻烦也不会有。凡我们两人不曾事先商定的,您一句不说,一桩不定,一诺不许。」于是每天晚上十点钟,总税务司便到李鸿章家去,两人谈下去,往往谈到深夜:谈这一天做了什么,明天该做什么。

可惜他们商议的方略与提案不知怎的漏了出去,使对面得以把他们最好的棋路堵住,把进展大大地延宕。这实在太气人了:恰在这番麻烦的交涉眼看要圆满收场的时候;这意味着宝贵的工夫白费,意味着多余的焦虑与烦恼。可那也不要紧:历史从来不是不叫造史的人吃苦头便造得成的。总税务司对阻难早有预备:他以耐心对付,以少有的明智查出根由,以干脆的手段补救——这一回,条约平平安安地签了。笔在上头悬了这样久,我想得出签字真落到那纸上时,他松了一口气。

签约之后有一场大宴庆贺——是李鸿章给这出戏的全班人马办的盛会。北京的外国公使多半在座,他们是下到芝罘来看个究竟的。两位英国海军提督也为同一缘故靠了岸,所以这场宴会不缺显贵。军服、奖牌与勋章之盛令人眼花;而厅堂的装饰,也是爱铺张的东方人所能想得出的一派富丽。

精明的李鸿章以一篇得体的致辞为这场合祝酒,辞中着重说这样多朋友聚在一处是何等快事。他们多半他早已相识——我敢说也早已被他算计过——可如今不受公事的拘束,他可以用从前不得的那份自在来享受他们的交游。他末了说道:「此地烟台一港,佳景悦目,凉风健身,吾辈之心自宜与天地之美相和,以培友谊与诚信——此乃人品中最高之德。」这番话情致极美;倘若其中掺了几分诗人的虚笔,这个场合总也配得上这番联姻。

李鸿章确有理由对自己和自己的事觉得满意。这个条约极好——不过倘若赫德的主张能多行几分,它本可以更好。他原想——而中国人也答应了——把关于设立中国国家邮政、以及开设铸币厂使全国钱式统一的条款一并写进去。可让一个人提这样多建议,并不合各方的意,于是他这几项打算被挫掉了。

不过,越过这一切琐屑的国际间的妒忌,他毕竟又赢得了一次外交上的胜利;而中国人也为他在这件事上所出的力切切地感激他。说到底,那正是他那独一无二的地位的秘密所在——他那些中国东家对他的信任,他从未失掉过。他之所以能把这份信任守得这样好,真正的缘故大概在于他性情沉静而含蓄,在于他从不会被激成怒气与不耐的话。威妥玛爵士恰恰是相反的一路人;他的「气」——译作易于激动比译作怒气更准些——在难办的时候往往把他的难处添得更多。

总税务司同了不得的李鸿章的往来,决不因马嘉理事件了结而停。此后几个月里,公事常把他带到天津——那是离北京最近的口岸,相距八十英里,又是直隶总督的驻地——他每到天津,李鸿章都有一个长久有效的邀请请他午饭,而这个邀请他往往领受。

李家家里最叫他服的,是那份彻底的简朴。那里没有一道又一道叫人生厌的菜式,上桌的从来不过两盘——鱼,或许再加一盘鸡,自然是中国做法,配着大份的饭吃。那鱼难得有人动。李鸿章会对客人说:「您若不要鱼,我们就把它送进去给太太」——他夫人依中国的礼数,正在隔屋吃饭。而赫德向来吃得极少,总是答一声「不要」,于是那鱼便整条未动地送给李夫人,这使她丈夫大为高兴。

后来有一天在北京,总税务司偶然同他的中国文案谈起李鸿章的家事,称赞那份在富贵之家的衙门里极难见到的简朴。这以后隔了很久他才又同总督一起午饭;而这一回他惊骇地看见仆人们端上来一桌够办席面的菜。鱼翅之前有贵价的腌蛋,鱼翅之后是上品的燕窝汤。这一变是什么意思呢?不过是:他那句称赞的话被不明不白的人或者好事的人传得面目全非,传到了李鸿章耳里,于是他决意以尽可能隆重的礼数待客。

「我不能再让你有机会走出去说,在我家里是像苦力一样喂你的,」宴席之末,总督很自负地说。

「可您待客的那份简朴,恰恰正是我最赏识的,」总税务司答道。「不过您若信我会说出那样的话来,又若执意要改待我的规格,那我便不再来同您午饭了。」

仿佛订约、监理海关,再加上充当外务部那位无名无分的顾问,这些担子对一个人还不够似的,总税务司又应中国人之请,担起了料理中国参与欧洲各国际博览会的事。先是一八七三年的维也纳博览会。他叫各口税务司征集本省的出产——丝绸、瓷器、漆器和茶叶。说来何等简单,可往往十几个字说得完的事,十几个月也未必做得成;等到一切细节就绪、他那四位税务司像卡拉巴侯爵一般坐着玻璃马车穿过维也纳街头的时候,写信、筹划、指点的工夫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中国人既不惜力也不惜钱,务求有个好看的陈列;为报答奥地利的款待,还在歌剧院办了一场盛大的演出。

一八七八年是巴黎博览会,这一回他亲自以中国政府委员会总办的身分前往。他到巴黎正在博览会开幕之前——其实正赶上那场盛大的开幕典礼。那是极堂皇的场面,可对他却有一个滑稽的收场。散场出来,他同他的秘书在人丛里把马车丢了,只得一路步行回去,一辆街车也叫不到——而且身上还穿着繁重的礼服,冒着被顽童起哄的险。可幸而在那些年头,金线与奖牌多得很,倒并没有招来叫人尴尬的注意。

同博览会有关的应酬自然无数,几乎没有一夜不有什么官办的大招待会,到场两三千人。比如教育部长便办了一场富丽的晚会,会上以华美而合宜的服装跳了那些古舞——庄重的小步舞和优雅的帕凡舞。贝恩哈特那时正当她本领的鼎盛,有一夜在爱丽舍宫朗诵;柯克兰也朗诵了。可对赫德来说,这类「挤成一团」的场面往往是一桩苦差。循规蹈矩的娱乐从来不大招引他;再说这些聚会实在太大,叫谁也舒服不了、乐不起来:说话几乎不可能,谁也不觉得自在。

他真正乐的,是同儿女们在美丽的布洛涅林苑驱车——为了他们的学业,他已同他们分开了好几年。要不然,他喜欢带他们去听当时许多极好的音乐会。他们常去听那些挪威歌手;据广告上说,那些人是穿着他们古雅的民族服装从北方的家乡一路走来的。他们又几乎没有错过特罗卡德罗的哪一个星期三——那里有联队军乐的比赛。

说起来,音乐无论哪一天都能把赫德引去,因为他极爱音乐。别人也许能就各种流派与音诗谈得头头是道;他则默默地、怀着一片感激之心把能得到的都受下来。而因为在遥远的北京他指不上有人给他弹奏,他便做出一桩了不得的事:没有老师,自己学会了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且是在长成大人之后很久才学的。

博览会闭幕之前,中国馆里那些讲究的紫檀家具全数赠给了麦克马洪元帅夫人。总税务司这回须致辞,这是他极怕的事:爱尔兰南部人那种爱起身演说的劲头,他一点也没有。可他一开口,他那向来柔和的嗓子——带着极淡一点爱尔兰口音——一刻也没有打颤,他说的每一个字人人都听得见。

究竟是因为演说,还是因为应酬,还是因为辛苦,还是三样都有,我说不上来;总之博览会闭幕的时候,赫德忽然发觉自己过于疲乏,身子有要垮的势头。他请教了有名的专家威廉·格尔爵士,格尔把病情简截地说给他:「您若非要干活,活就要把您干掉。」

于是只好在伊舍尔闲住六个星期,在那了不得的清气里长久散步;又在巴登巴登住六个星期;再在布赖顿静静过一冬。因此——这使他极为可惜——他几乎没有机会看一看伦敦,也没有机会享一享那种本可以同北京的寂寞成一番快意对照的热闹与欢乐。几次匆匆的小住——我想最长的一次也不过十来天——根本不给他工夫去结识那许多于他本可以意味深长的人。

他所做的唯一带几分政治色彩的事,是领受了改良俱乐部之邀,去向他们讲鸦片问题。他在那里所遇的人,个个的见解与信念都是事先定了的;他们请他——这位论中国的大权威——去,其实是要他同他们一个意思;而他偏不,那叫他们之惊愕,便是半夜里发现衣袋里被塞进了六便士的小学生也赶不上。

至少,说他同他们意见不合也不十分确切;他对一个当时被人谈得又火热又多情的问题取了一个切实的看法。他引数目给他们听,证明中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三分之一吸外国鸦片;他那份从容的清明,使他们的许多激愤显得多余。不过末了他们还是得了宽慰:他同他们一道承认,这样小的成数搁在这样大的人口里,也意味着成百万的吸者,而把这些人从这样伤人的习惯里救出来是好的。

这是一八七八年年底之前他所参与的最后一桩公开的事。那时他身子已复得够好,便启程回中国去,一点也没想到自己此后三十年再也见不着欧洲。

第七章

袁保恒议禁鸦片、总税务司署的新屋、最初的非正式邮递、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条约、英国公使之职的相邀

说也奇怪,赫德刚回到北京(一八八〇年),鸦片的问题又被摆到他面前。这一回提出的是一位中国官员——袁保恒,正是那位袁世凯的叔父。袁世凯如今在中华的势力无人能比,而一九〇六年那道谕旨——命十年之内废绝鸦片之贩——大概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该归功于他。

这位叔父恨这味毒物恨得同他侄子一样切;可他的见解虽然稳当,却超前于他的时代。总税务司极为得体地向他指出:罂粟的种植不能骤然停住。就道理而论这么办纵然何等明智,就实际而论却危险。一项大宗的税源不可以猛然割断,不然中国会落到古谚里那个人的处境:那人不加思索便骑上了虎背,到后来才省悟,自己已经失了随心所欲下来的权利。

在远东,「快」是一样极易买得太贵的东西——如果买得到的话;而说实话,一般是买不到的。「要变就慢慢变」一向是中国的箴言,而多年以来,京城本身便是这句话的例子。改良是不被鼓励的。一八七九年的公共建筑并不比一八六三年多。我疑心连一堵将倒的墙也没有换过——污秽与气味依旧,路也不见平些。只是又有几国使馆在那里立了馆;它们聚在一处,便成了可以客气地称作使馆区的一片地方,介于皇城的粉墙——北京那三重套城里最里的一重——同内城那道阴森森的、带垛口的灰墙之间。

中国人大概一面是为了把洋人都聚在一处,一面也为了办事方便,不久便在这一区给了总税务司一块地;房子一经造好,他便从远在城外的那个角落搬到了——按我们的理解——比较文明的地方。他有一排朴素的低矮公事房,几幢给属员住的房子,每一幢照印度的样式各带一个院落;而在一座大花园里,是他自己的住宅。

这一宅同别的一样是平房——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人反对高屋,怕它俯瞰皇宫——造成一个「工」字的形状,一半是因为同他姓氏的字首有一点情感上的牵连,一半是为了尽量得着阳光与南风。两间讲究的客厅、一间弹子房和一间饭厅占了那一横;两道竖笔,一道是西边的客房一翼,另一道里有他自己的公事房、一间专为中国客人备的中式会客厅——硬板的椅、方正的桌——以及他的起居各屋。有一点正是他的本色:这几间是整宅里最不讲排场的。

北京之所以能把它中古的面目完完整整保了许多年,一个主要的缘故无疑是:一年之中有好几个月同世界其余地方通讯都难。它的口岸天津自十一月到三月封冰,侨居的洋人在漫长的冬天里便全然断了消息。无论信件报纸都不能给那「死季」添一点生气——直到总税务司想出一个主意:安排一条自长江口岸镇江到北京的陆路信差线。中间七百英里由骑马的人跑,一程要走十到十二天;人和马——马自然是分段换的——都由一位精明的老马夫按合约供给:那人有本事替天津业余赛马会弄到最好的小马,又同所有那些有声有色的蒙古马贩子都通着气。

这一套大体办得极好,自然也时时有磕绊。有时信差在路上被土匪袭了,信袋被抢。我知道有一回总税务司竟为这样一场损失暗笑。原来丢的信袋里有一封他亲笔写的信,是给某人派一个海关的位子。信刚一发出他便悔了,若还来得及,真想把这个决定收回。好吧,信不信由你:这一封,连另一封,是那只丢掉的信袋里唯一被找到的两封;它们落到一位法国传教的主教手里,后来由他交还了总税务司。

就是进京的邮件到了北京之后,也时时出点岔子。邮件自然是直接送到总税务司署分理的;而署里还在高兰胡同的时候,那信差往使馆区送信的路上不止一次被摔下来——也许他碰上了那种敲锣的仪仗,那是连木马也能吓住的——受惊的畜生便把他那些邮件撒了一地。有时雨季里路成了河,信差一步踏进沟里,险些淹死;不过这些小事只算是兵家常有的运气。

以他所做的这番国际性的事业而论,他本国早在一八七九年便给他授勋,也不足怪。只是——在我看来——奇怪的是他们只给了他一个微末的三等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位。不过这不久便换成了二等爵士勋位;而说来恰巧,换得正是时候——恰在一所美国大学赠他法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眼看差一丝一毫便要一辈子被人称作「博士」,幸而爵士的封号及时来救了场。二等爵士勋位之后是大十字勋位,大十字勋位之后是从男爵;自由党与保守党轮番给他荣衔。最后这从男爵出自格莱斯顿内阁;随它来的还有那位老先生一封友好的信——他一向极为推重赫德,而且当总税务司的一位兄弟——那时正在欧洲替李鸿章充当通译——在一场大宴上被引见给首相时,他还把这话说了出来。

「原来您是一位从中国来的赫德先生,」他说。「您该为这样一个人深感自豪:他已把自己的名字留成千古之光。」

法国也没有落后多久,便又给他那张越来越长的荣誉单子添了一笔。一八八五年他把那一年的中法条约平安办成之后,得了法国荣誉军团那令人垂涎的「大官级」勋位。这无疑是他一生所涉的最有声色、最有意味的事件之一;把它的来历说上几分细节,或许并不多余。

麻烦起于一条有争的界线——确切说是北圻的边界。一边,中国,要以红河为分界,别的一概不听,大声宣称这才是天然的分界;另一边,法国,同样固执于北圻之邦同中国本部之间那条旧界,因为那样它便得地多得多。这期间,在那片有争的地带里,刘永福——一位极有名的行伍豪杰,几分像东方的达达尼昂——带着他那队「黑旗军」往来出没,同中国人合起伙来,向有争界线的法国那一边不断袭扰。他像斗牛场上的长矛手,用一下一下的刺把仇敌激疯;而中国人——若把这比喻接下去——演的是斗牛士的角色,刘永福所招的仇恨却由他们收割。法国人在马尾同他们开了仗,把他们打得大败,又占了台湾。到这里,总税务司第一次登场。他又要演他那和事佬的旧角色了。他同两江总督曾国荃可说是搭着手,一道到上海去会法国代办巴德诺先生,看有什么可办。

顺带说一句,这位总督是我们所谓自己打出来的人物;就是说,他不是循常路升上去的——在中国,常路是读书人的路。他没有什么出色的学问可称,也没有那时候守旧的中国人看得比什么都重的那些科名。而且他对自己的短处极为自知,还就两位身居人人垂涎的学政之位的人到上海一事,把这话对总税务司说了。

「我同法国人这番交涉是不可能办成的,」他懊丧地说,「因为我无论做什么,这两个人都会打探出来,用一切办法贬损它。你看,他们的眼光是名士的眼光,他们瞧不起我这样一个没念过书的人。」

「可是,」总税务司答道,「倘若这两位有学问的先生被派来做您这桩事的同僚呢——倘若奉命同您一道办、一同担责任呢,您怎么说?」

「啊,那好得叫人不敢信是真的,」总督这样答。可它偏偏成了真的,因为总税务司为这事电报了北京;不久便有谕旨派他们二人同曾国荃会办。可曾有人想出过比这更有外交手段的办法,去避开妒忌、把批评的嘴堵住么?

在公事上,比在私事上还更甚,最大的危险永远是那位有见识的芝加哥腌肉老商所说的「该守住的却从嘴里漏掉」。不检点的话曾把许多政客的车掀翻——连路上本有的坎子也不算这样严重的障碍。它几乎坏了马嘉理一案,它威胁中法条约也同样严重。双方一次又一次想就那桩麻烦的界务达成协议,一次又一次失手。为什么?只因那种小圈子的通病——讨人嫌的闲话——插了进来。再则,就在这纠缠之上又添一桩:海关的一条船「飞虎号」在台湾为一座灯塔卸运物料时被法国人扣住。他们不肯放她,说她除物料之外还卸了信件。也许她是卸了——没人说得清;可船上有没有私带邮件,她总有要紧的差使在身。那一带海岸所有的灯塔都仗她供给,其实没有她便不能运转;而中国海上各国的一切船只又都仗着那些灯;所以扣住她,不止是令人恼火的事。

总税务司把这一层对巴德诺先生说明,催他放船。「那是提督的事,」回答是这样;而同提督一通消息,提督一概不肯办。巴德诺先生万分抱歉地把这话告诉总税务司,又添一句:「您不如到巴黎去。」他大概万没想到他这句话会被人照字面领受;可在短得难以置信的时间里,上海那场不结果的交涉便被撂下,总税务司已打了一封长电,把全局向他驻伦敦的常任秘书解说明白,命他到巴黎去见茹费理先生——那时的首相兼外交部长——设法在那里把「飞虎号」的事了结。茹费理先生接见他极为热诚,说凡赫德爵士这样的权威有什么话,他都乐于一听;不过客套之外,此事权在海军部,他不得不转交他们。

第二天,这位秘书——一位金登干先生——又去听回话,回的是不行;因为海军部仍在那样一种心境里:这心境发在自己身上我们叫「坚定」,发在别人身上我们叫「固执」。茹费理先生个人为这一驳颇感难过。可除了客客气气问一声金登干先生还有没有别的事要谈,他又能怎样呢?而这恰是总税务司幸而预见到、并且预备好的机会。多亏他的远虑,金登干先生得以从衣袋里取出几封又长又措辞极慎的电报,里面是全局的概要。电报里提出一个行得通的折中之法;这法被采纳了,和议的预备会谈便又开起来。总税务司进入这番会谈时所提的唯一条件,是须绝对保密。而这一回真做到了。除了庆亲王和总理衙门的一位大臣,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猜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照法国人的说法——正「摆在毯子上」。而为了把「天边并无政治上的愁云」这个印象加深,赫德还参加了私人演剧——这是他从前没有做过、后来也没有再做的事——演了《可怜的皮里科迪》。

唉,订约的路从来不平顺!安排眼看要定局的时候,朝廷忽然想把答应过的几项抽回,以为让得太多了。这对总税务司是狠狠一击:他深知法国决不会答应那些改动,而几个星期的苦工会像纸牌搭的屋子一样一下塌掉。至于条约若破,中国会是个什么处境,那还是少说为妙。

尽管如此,总税务司还是说了,而且说得很重,向衙门的大臣们说;他们不听——不是不愿听,而是不敢听:怕逾了自己的权限,招皇上的斥责落到自己头上。他们说,总税务司须做的是立刻打一封电报到巴黎,说这条约照现在这样不能签。他答应照办——他还能怎么办呢?——心里沮丧、气馁地从衙门回了家,一点做事的心思也没有。

一个弱些的人会公然「阴着脸」;他所做的最泄气的事,不过是踱进他一位秘书的办公室,谈了几句不相干的话。可这在他已是很不寻常的举动,因为凡有公事要议,向来是秘书到他那里去;他想必是被那种有时会塑定人命运的神秘冲动推着的。是不是同一股奇异的冲动,使他走到屋角那个书架前,随手——而且全没想自己在做什么——抽出一册中国经书;随意翻开,眼睛又恰好落在「功亏一篑」这四个字上?这句话出自圣人的教训:「人若要起一座这么高的山,」圣人说,「便不可少它最后那一筐土。」

这正是对总税务司自家困惑的一个直接答复。或许再加一分力,他的功也便成了。无论如何,那封致命的电报他要压一天。

第二天早晨他又到衙门去。大臣头一句话便问他:「那封电报你发了么?」他们一个个焦急万分,等着他的答话;而说也奇怪,听了之后竟个个深深松了一口气。原来朝廷又改了主意——已省悟到冒险让交涉破裂是愚蠢的;而那几位大臣本怕总税务司已走了他们前一天那样硬逼他走的那一步,发现并没有定局,便宽心得不得了。接着他把缘故告诉他们,说孔夫子如何从坟墓里指点了中国,他们的敬服便又更深了一层。

那天早晨总税务司真正发给他伦敦办事人的电报是:「签约。不过别在四月一日签,」他添上这一句——因为那时正是三月的末几天。忽然从焦虑里松下来,使他想开个小玩笑——可他不要这玩笑落进条约里。可惜没有一个人领会这点俏皮。他那位常任秘书把电报递给法国外交部长时,还在上面郑重写道:「别在四月一日签——因为那是个不吉之日。」他或者作为一个苏格兰人,不以这种失当的轻浮为然;或者以为法国人领会不了「四月鱼」那种玩笑,于是绞尽脑汁替总税务司的忌讳找出一个正经的理由。

说来恰巧,这封电报发往巴黎的同一天,正是巴夏礼爵士的葬礼。众所周知,他过了有用而多事的一生,死在自己志愿的顶点上——那时他正任英国驻北京公使。总税务司正要进礼拜堂赴丧礼,使馆的一位秘书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一桩极要紧的消息。几分钟之前刚到一封电报,提出「以英国女王全权特命驻京公使之职任赫德爵士」。说总税务司吃了一惊,还不足以道尽。这番相邀偏在这样庄重的情形下来到,给他的印象深得无法用言语说。他俯视那口半掩在花里的棺木,不能不感到世间荣华的虚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间来,也必不能带什么去,」讲道人的声音这样说。特命公使同乞丐同朝一个归宿走去,而前者也未必比后者更不可缺。他对这份新尊荣本可以有的一点自得,被这番景象极彻底地取了去;我想总税务司一生再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觉得更为卑微——这一天,人请他去接使馆之任,而他站在一片耀眼的外交礼服之间,是唯一一个穿黑礼服的身影。

当晚,英国使馆的头等秘书欧格讷先生——后来的欧格讷爵士——来同他吃饭,听他的答复。他的答复是:眼下他不能接英国公使之任,因为中法那番交涉在身。这一回秘密守得这样好,欧格讷竟一丝也不知道有什么要紧的事在进行;他听了这消息大为惊愕。他可以把它电报本国政府么?可以,只要他不在北京谈起这件事。

同时总税务司又请求:他的任命眼下不要刊入公报,因为法国人也许不乐意同一个即将出任英国公使的人交涉;而且就算他们不正式反对,这个事实也不能不对中国的事大有影响。

于是这消息暂且压下了。可总税务司后来由宫里一位女眷得知一事,心里颇为快慰:欧格讷把整件事的电报呈到维多利亚女王面前时,女王说:「我很高兴,我们下一任驻华公使,将是把这样微妙的交涉办成的那个人。」

照一切讲究高潮的章法,这件事到这里便该收住;没有一个写文章的人会想再把它拖下去。可惜真实的人生并不怎么尊重高潮,那桩磨人的条约又同它的求婚者们调起情来。这实在足以叫谁都彻底失了耐性。地面在最后一刻已经扫清,偏偏黑旗军同中国人在谅山大胜法军,法国参议院因而有一场质询,弄得茹费理内阁忽然辞职,条约仍旧没签——岂不荒唐?

这一胜仗对中国人的影响也同样严重:一转眼间他们便裂成两党。军方因得胜而意气风发,一味主张打下去(「我们打败过一回的,还要再打败一回,」他们说);文臣一面较明智的议论只是勉强占了上风——兵将们既被胜利冲得满面红光,要叫他们看出这番得手只是一时的、而中国所能做的最好、其实是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赶紧把条约办成,并不容易。

于是又开始了没完没了的电报。顺带一提,总税务司在电报上已花了八万两(一万多镑);条约若办不成,这笔钱是不易报销的。可此时已太晚,停不下来了。他又一次电告他的秘书如何行事。

「你必须硬着头皮跳这一跳。直接去见总统,把事情摆在他面前。」那些年,他要谋一桩大成功的时候,有时肯在一张牌的翻覆上押下重注。

金登干先生去见了格雷维总统,后来又见了外交部长弗雷西内。事情在看来最绝望的时候转出了光亮;难处一一化开;末了,一八八五年四月四日,法国政府派毕乐先生——后来的驻罗马大使——代表法国签字,中国一方自然由那位常任秘书签。于是这桩功真是靠那最后几筐土成就了;长达数月的焦虑与紧张,有了一个圆满的收场,人人称意。

后来弗雷西内先生请总税务司接着把详约办妥,因为头一个其实不过是一份议定书。第二个办得毫无磕绊;六月九日,李鸿章同巴德诺先生在天津签了字。

第二天,总税务司得了格兰维尔勋爵自伦敦来的电报,说格莱斯顿内阁即将辞职。「您出任英国驻京公使的任命若要在索尔兹伯里勋爵新政府上任之前刊布,便须即刻登入公报。」这一回他可以回答了:「可以。随您什么时候刊布。中法条约昨天,六月九日,已签。」

赫德爵士打算八月间——他结婚的周年之日——进使馆。你自然可以信,他早已把这事报给中国方面,并及时递了辞呈。可他们并不给他一个确实的答复,他只好提醒他们:他已答应要去,而且不久便去。听他说话的是一张张沮丧的脸;答他的是一片极不情愿的沉默。

「那么,你们肯不肯呢?」他末了说。「皇太后陛下愿不愿以英国公使之礼接我?」

「哦,愿意,」他们答道,「她宁愿是您,不愿是别人;因为您对中国知道得这样多,同您办事会极愉快。再说,您是我们的老朋友。」

「那么她肯让我离开总税务司署么?」总税务司接着问——他仍隐隐觉出他们的不满。他们一听便活了起来。这显然正是他们等着的那句话。「症候就在这里,」一位大臣鼓起勇气说道。「太后更愿意您留在我们这边。」

这一切的结局是他留下了;他觉得既然衙门这样说,对中国人这样厚道、这样体恤的东家,他不能另作处置。可整件事里最妙的一笔是:他起初对英国公使这个堂堂之任迟疑不决,私下最强的一个缘故,是不愿把自己在中国再绑上五年——可到头来,他却心甘情愿地在这片放逐之地又留了二十五年。

第八章

赴香港澳门的要差、私人乐队的开端、中外的封赏与勋章、藏哲条约、邮政的正式创立、战时借款

于是赫德静静地照旧办他海关的事(一八八五年),从容地把个人的功名撂在一边;而他牺牲了英国政府那样动人的相邀,中国方面与海关上下都表示了满意——我们且愿他从这份满意里得了他的报偿。

那番相邀之后的第二年,一桩要紧的公事办得平稳、甚至办得漂亮,使他的声望大增。那便是把鸦片税与厘金同时征收的种种问题议定下来——这是当时南方两桩最热的问题。中国久已想把这两项税同时并征,可若不同香港、澳门两处政府立下章程便不可能,因为精明的走私者往往赶在中国官府看见那味毒物之前——更别说征税了——便把它平安地抢进英国或葡萄牙的地界。而且一过了界,便无从追补。

为补救这个不幸的局面,总税务司同一位道台一同奉差前往。同香港当局作了一番大议,当局末了答应了他所请的让步——以澳门当局照样办为条件。幸而澳门方面答应得极爽快,甚至极热心,因为他们自己也正急于从中国得一份对等的报偿。

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地位一向特别——用「非正式」这个词形容最恰当:他们自明代那遥远的年头起便悄悄占着那地方,而中国人虽容着这些外人,却不承认他们,只偶尔杀一个以示抗议。于是这一回正是他们取得正式名分的机会,总督是个精明人,一把抓住了。事情办得毫无磕绊:中国除了在厘金一事上如愿之外,又得了在九龙(香港)与拱北(澳门)开设海关的权;葡萄牙一面则答应,非得中国同意,决不把澳门售予或让予任何别国。

总税务司同一位中国官员的一点小小交锋,给这番办事添了点生气,也从旁照出东方办事的路数,颇为有趣。赫德在广州会见此人时,他竟坦率得叫人吃惊,说道:「我在香港有一个探子,把那里的一切、你做的一切、你说的一切都如实报给我;可我在澳门没有人。所以请你把澳门那边的事告诉我吧。」

总税务司说这桩公事只关他自己和衙门,不肯说;那家伙先是真的愕然,继而义形于色地愤慨,末了暗怀报复。他把这桩怨气存了好几年,终于以具折参劾总税务司那有名的田赋之法来报复——而那个办法顶过了一场苛刻批评的风暴,活下来受了大大的称誉。

这桩差使一了,总税务司便不再出门。到这时一切都已立得极稳,他无须再巡视各口,而公事日增,又把他越发拴在北京的书案前。我想从没有一个人过着比他更安静、更有规律的日子,也没有一个人日子里的消遣比他更少。他很少涉足交际;偶一露面,便被人大加议论——几乎像彗星过天一般;他若去拜访谁一回,这事便在整个侨居圈子里被人引为得意地传说。说真的,哪位女主人能说一句「总税务司今天在我这里喝了茶」,便算得上几分女英雄。他读书极多,写得更多,寄出的——也收进的——邮件之多,有如一位首相。

他只准自己有一样奢侈,也只有这一样——我说的是他那支私人乐队。可就连这一样,也不是他刻意去求的。这念头来得出人意外,是天津税务司给他装进脑子里的:那人有一天写信来说,他属下正有一个顶好的乐队长人材。可叹的弃物,一个没有乐队的乐队长!总税务司一时兴起——或许还隐隐有一点直觉,预感到日后这音乐会在这侨居圈子的生活里演多么要紧的一个角色、会给人多少快乐——便从自己私囊里拿钱出来买乐器与乐谱;可直到那一刻之前,在北京有一支乐队这个念头,即便不算全然荒唐,也似乎远得没边。

立刻招了十来个有指望的中国少年,把和声与调性那些繁难的奥妙教给他们。他们学得又快又好——好到一年之内便有八个可以上京来教别人。一桩没把握的尝试变成了确凿的成功。乐手越添越多:一个有指望的剃头匠,也许是被朋友的笛声诱了去,撂下本行,攻起大提琴来;一个鞋匠也丢了鞋楦,一心去吹短号。隔邻的裁缝放下了针;赶车的离了车:都被音乐从日常的事物里勾了去。那身漂亮的号衣,大概也同这个团体的人望不无关系;艺术与虚荣之间向来只隔一条细线——可何必死揪着一个不体面的动机不放呢?

总之,不论出于纯粹的自得还是出于更好的缘故,这一小班人长到二十来人,在一位葡萄牙乐队长手下达到了很高的地步:铜管与弦乐都奏得有味有神。天津那一支也一样兴旺,后来成了总督的乐队,又成了直隶一省无数乐队之母。可论名声,它从来比不上全中国都知道的那支「总税务司自家的乐队」。

春秋两季,他的乐手每星期三下午在总税务司署的花园里奏一场露天音乐会。就交际而论,这自然是一周的大事。北京的侨民,以及许多恰好路过的显贵生客,都来听。那场面总是热闹的:女士们在丁香树下走来走去,四月里那些丁香像一团团柔软的紫雾悬在小径上,她们借此展示最新的装束;外交家们议论「政局」;传教士们争辩教义的要点;通讯记者们交换零碎的消息。这世上这一处五方杂处的角落里,各国、各阶层、各教派都有人在;可狮与羊默默地约好彼此相容——为的是听一听那些熟悉的曲调,那曲调温暖流落异乡者的心,像一坛陈年的好酒;也为的是看一看那位神秘的人物——他的主张仿佛只是压着嗓子说出来的,却塑定了中国事体的走向。

他很清楚人们是为什么来的,有时会笑着说:「他们来;我知道他们都为什么来。不过是来看一看北京的两件古玩:总税务司和他那支古怪的乐队。」

偶尔也有中国客人混在众人之中,他们的绸袍与绸缎般的礼数给这场面添上一分风致。我还清清楚楚记得见过那位有名的伍廷芳,他那份机警的气派使他人人喜欢。他自己也以此自豪——而且理当如此。「你看我多大年纪?」有一天他问主人。「大概四十五,」回答是这样。「四十五!好个猜法!六十五还近些——而我是打算活到两百岁的。」

他接着仔仔细细说明这桩本事该怎样成就。头一件自然是饮食。要赚过时间的人该像松鼠那样吃坚果过活(我不知道松鼠可办成了没有)。无论如何不可碰盐,免得骨头上结出危险的沉淀;每餐之始与之终,都该服一茶匙橄榄油。身的一面如此;心的一面也同样要紧。「我在卧房里挂了字幅,」伍廷芳接着说明,「上头用英文和中文写着这几句:『我年轻,我康健,我欢喜。』我一进屋,眼睛便落在这几条训诲上。我对自己说:可不是么,我当然是的;于是我便真是的了。」挡住老境的办法,可有比这更简单、更明达的么?

一八八九年近岁末,中国政府想特加一番礼敬给总税务司,便选了一项从前不曾给过任何外国人的荣典。既无前例,也无预告,皇上降旨,把他擢到相当于中国的爵位。此后他便入了那一班显贵的「铁帽子」公侯之列——至少不是他,而是他的祖先入了,因为这不是寻常的父传子的爵封。这项颠倒的荣典是往后追而不是往前传的,每隔一代递降一级。

中国人的道理是这样:「一个人若有智、有大、有成,那是因为他的先人好学、有节、俭省。所以我们行赏,岂不该赏在理当得赏之处?」这个同我们恰恰相反的看法,倒也有可说之处;不过伦理的问题同我这段故事无关。

这里头奇特的一点是:就在那道谕旨颁下的前一夜——总税务司对将临之事还一丝不知的时候——他梦见了自己的祖父,而这是多年没有梦见过的。祖父穿一身鼻烟色的衣裳,膝裤短袜,鞋扣亮亮,出现在波塔当那条小街上走着,重重地倚着一根黑刺李手杖,哀哀地念道:「没有人把我放在心上,没有人理会我。」没有人么,果真?

恰恰第二天晚上,在法国使馆的一场宴会上,有人把这项一个钟头前刚登公报的新荣典告诉了总税务司——又说一位皇帝如何以朱笔一挥,把那缕幽魂的怨气消了。

一八九三年他被封从男爵时,也有一桩同样富于传奇的巧合。那时须定纹章,他便尽力去查他家族有权用的是什么纹章。赫德家在奥兰治的威廉那个年代无疑是有纹章的:那是赐给在博因河之战中大显身手的荷兰人范哈特上尉的。可他死后家道衰落;纹章废而不用,忘得这样干净,以致一位后人以为那也许是一只跃立的雄鹿,另一位却断言那是一束燃着的麦。

赫德不是会在一团迷雾里久摸的人。他一举把这问题定了:把自己选定的一式纹样呈给纹章院;他那个图样——三朵百合花饰加一株四叶的三叶草——因从前不曾有人请用过,便获准了。

原来那枚纹章的查寻自然就此罢了;可它末了竟因最偶然的机缘被找到了。多年以后,家族里有位成员偶然在都柏林一座极古的墓园里闲步,好奇或闲散引他去看那些墓碑。有一块特别引他注意,或许因为它比别的更残破欲倾。他轻轻把碑文上的青苔刮去,发现自己竟撞上了范哈特上尉那座久被遗忘的墓;而在这位英雄的名字底下,他看见一面纹章,虽已半磨没,仍辨得出。那上面是:三朵百合花饰加一株四叶的三叶草。

可不要以为赫德是会躺在功劳上、或把荣典看成一面面休战旗、许他从辛劳之战里退下来歇一歇的人。自一八八九到一九〇三年,他深深忙于一桩极要紧的公事,便是藏哲条约。原来西藏人越界进了哲孟雄——那是英国保护的一邦——英国便还以一支远征队进藏;又因边界有争,不肯再退出来。这对中国是极难堪的处境。它照常例求到那位从不停歇地为它操劳的人,而他也照常例应了这个局面。

总税务司的兄弟赫政先生刚从勘定北圻边界回来,便被飞速派去协助驻藏大臣。这一选甚是明智,结果初约在一八九〇年便办成,中国海关也在西藏设了分关。不过关于通商还有三个问题待议,为这三个问题,交涉在大吉岭拖了整整三年。

不必说这是一桩缓慢而往往令人厌倦的事;而在我看来,其中的趣味分得并不公平。一边,西藏那一边,景致是够有声色的,虽然也不无苦处:使臣们往往非越过积雪深到要一百名藏人走在前头把雪踏实的山口不可,而且同样常要睡在最粗陋的营帐里、吃那地方难以下咽的食物。可另一边,北京这一边,除了又苦又枯燥的案头事什么也没有:中国委员所说的每一个字都电报回总税务司,再同衙门仔细商议。

西藏那边刚安静下来,对日本开战的忧虑便开始搅动中国京城。空气里的传闻多得像一个女人的性子。有一天,总税务司偶然同日本驻京代办小村男爵站在一处,他半带笑地说道:「这么说,你们到底是要同中国打了?我想你们会赢。」「哦,谁也说不定,」这位公使的回答极有外交辞令。说也奇怪,比总税务司不那么切实、不那么通晓情形的人,一般都以为中国同日本若真打起来,是容易赢的;正如后来远东众口一词,都以为俄国若同日本开仗,俄国必胜。

可后来的事证明赫德是对的。中国略战即大败,和议之来成了一桩解脱。接着赔款的借债问题立刻起来。诚然,正在战事之中已发了两笔各一千万两的小额战时借款;可第一笔一千六百万镑的大借款,直到一八九六年才议成。

这事本在总税务司手里;可不幸正当他将要办成的时候,法国与俄国的银行出面愿以较低的息贷这笔款,于是这桩事便给了他们。他们又答应再发第二笔一千六百万镑的借款。可到最后一刻,或者因为次要的安排上有了什么磕绊,或者因为中国人忽然想到把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也许不妥,他们又转回来找赫德。

一天深夜,一名衙门的差人踏着静街得得而来,他马蹄的声音从一道道院墙上回响过去,把整条街的人都惊醒了;外头大门被擂得震天响,才总算把一个睡着的看门人从他的棉被里弄了起来;末了,经过长长一番商量,那件公文才被送进总税务司手里,差人也被茶和一点赏钱安抚下来,一切重归安静。第二天清早,总税务司的车已到门前——顺带说一句,这辆车自身便很有意思:它是恒祺——那位放了巴夏礼爵士的人——给挑的——赫德便往北京唯一的那家洋货店去,表面上是为他那些小朋友买玩具,因为快到圣诞了。

那些年,各国使馆把他的动静盯得极紧;他要他们听说他这一趟出门纯是为了玩乐。他们无疑是这样听说了;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当他随随便便踱进近旁一家银行时,是去悄悄从衣袋里取出一纸文书,像人说一句「日安」那样说道:「我这里有一份一千六百万镑的借款合约,不过我只能在您立刻签字的条件下给您。」

半个钟头之后,必需的签字已在那文书上——这桩大事整个办成了。回头看这场成功,人不免惊叹他怎么能办得这样快:消息一出,人人惊得屏住气。他必定本能地觉出那是一个心理上的时机:一个人须把责任担起来——甚至须把自己的权柄用到极处;而稍一迟疑,便可能全盘皆失。

一八九六年,大清邮政正式创立——这桩事本身便够许多人毕生之功。先得从海关的款子里拨出钱来作这番试验,接着要订出无数的规章、作过无数的试验,它才成了一个切实运转的机关。总税务司那了不得的照应细节的本领,这时大派了用场,因为一天之内有上百样细节过他的眼,而上自一枚邮票的图样、下至一个新科的开设,件件都要问他。说真的,中国近年最成功的一桩事业——那套邮政——其设计与建立的功劳全归于他;它的发展超出了最乐观的期望,不但自己能够周转,而且已开始给国库交上一些收入,自然是间接的。

这期间,他在一八八五年谢绝英国驻京公使之任时私下给自己在中国的年限所定的「再五年」早已过去,又过了另一个五年,可他始终没能回本国去。每年春天他都要斟酌一回:手上那些未完的筹划能不能稳稳地撂下——那些筹划牵涉的事项既如此之多,是不好半途交到别人手里的;而每年春天总有新的难题来占他的心。可一八九六年,他面对的是一个比平常更难的决断。那一年路也许比平常都通;可他又知道,半掩着的地方还有阻难等着他。

在这拿不定主意的关头,他决意照他从前常做的那样——求问圣经。这是他父亲在先便有的习惯;其实他们全家无论着手什么事,哪怕极微末的事,都要求指引;童年的训养他并未长而去之。于是有一天晚上,他拿起案上那本圣经,随手翻开。果然,他眼睛所落的头一节里,便有一个清清楚楚、再不含糊的答复——《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第三十一节:「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这立刻使他决意留在中国,此后他再不为困惑与犹疑所苦。

赫德确实笃信宗教。同许多在东方度过一生的人不同,他从不曾吸进一点东方的命定之念;他的信仰之灯也从不曾因为他同别种、更古的教门的人相处而暗下去。基督教的理想他一向认作世上最高的;可有一回,他想照这理想行事,却落得狼狈,虽然并不是他自己的错。

有一天他在某处教会拜访过后正出门,一个较贫苦阶层的中国人,蓬头垢面,走上来一条胳膊搭在他肩上,说道:「我看你也是从教会里出来的,那我们便是基督里的兄弟。我陪你走一程。」

总税务司后来自认:他头一个感觉是对这人的亲昵——那几乎近于无礼——有点恼;第二个感觉是对那只离他领子这么近的黑手觉得恶心。本能地把它抖下去是自然的。可他想了一想,便明明看出:一面宣讲普世兄弟的教义,一面人家一试着以兄弟之亲相待便把人推开,这是何等荒唐。于是他容那只胳膊搭着,一直到大街的转角;在那里他下了决心要脱身,说道:「我的路在这个方向。」一面想在同伴看清「这个」是罗盘上哪一点之前溜掉。

可这位同为基督徒的人既留心又有一贯之处。「哦,我同你一道去,」他用一种行善的口气说;于是总税务司只好认命。从男爵同苦力一路凯旋似地走过使馆街,把站岗的哨兵逗得大乐;等他到了自家门口,这位从男爵对那种不论颜色、阶层与洁净而一味教人「人皆平等」的教会办法,已带几分羞惭地起了些疑。

一八九九年德国人占了胶州,于是在那里设中国海关分关的问题被议定下来:中国末了取得了自开胶州海关之权,而所用的德国人则是它自己的雇员。

这是他在一九〇〇年那场可纪念的围城之前所担的最后一桩要紧的国际事务。风暴最初的隆隆之声已经响起。最初的义和团众出现在山东——那是一小团狂信者,不过比一只手还小的一片云。可不久他们便漫过中国整个北方,甚至溢进了京畿直隶省。

第九章

围城的前奏、街垒与云梯、围城本事、衙门的来信与一封要紧的电报、援兵终至、新的住处、议和、北京的会议、皇太后的召见

正式的围城开始之前约三个星期,北京已极为不安——不安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人、连总税务司也不能确切估量。可日子一天天带来新的惊扰,而满城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又不断被受惊的目击者证实,于是大家觉得明智之举是为防守作些切实的预备。各国使馆幸而有卫队;卫队的军官们会商之后,议定守住一个方块,把整个使馆区连海关的产业一并圈在里面。可惜这几个兵分摊到要守的那片地面上,连成的一线薄得可怜;于是海关署员依总税务司的建议,自己组成一队义勇,昼夜按班值守,预备一有急变便全力相助。

说真的,他们做的还更多:他们得了他的许可,动手把总税务司署的院落筑成工事,把他的花园弄成一片被踏平的荒地。人们在那条叫作总税务司署街的路上筑起街垒,总税务司便站在一旁,用自己酒窖里的啤酒慰劳干渴的人;大门上开了射孔,墙加固了,又搭起些笨拙的瞭望台,令人想起特洛伊之围。我猜他必定是从那些台上看着——而且怀着何等的心情!——满城各处燃起的可怕大火;必定顺着那条长长的直街,看见中国的教民像火把一样燃着;也必定听见上千条嘶哑的喉咙里喊出来的那魔鬼似的「杀!」「杀!烧!」

这局面凭良心说已够骇人——可比起后来的光景却算不得什么:后来这一小撮白人,身边还累着妇女、孩子和教民,要同帝国的军队、再加上这些野性的义和团众相抗;而那些团众仗着自信刀枪不入,胆气无穷,只是兵器不如人,这才稍得抵消。

从头到尾,总税务司虽已不年轻,临着这场危局却显出可佩的镇定与胆气。他屡屡发出极好极明达的函件给衙门。唉!都被置之不理。六月十二日他想方设法递到李鸿章手上的那封电报,也一样。那是他为挽救绝境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电文是:「你们已杀了传教士;这已经够坏。可你们若伤害使馆,便是违犯最神圣的国际义务,造出一个无可收拾的局面。」

可惜这也无济于事;事情到这时已走得这样远,便只能照那无可阻挡的势头走得更远。而李鸿章自己无论怎样看那个想把洋人尽行灭绝的疯念头,他也没法堵住那股用错了的义和团式的爱国之潮。

十三日,电线被割断;十九日,衙门送来一纸最后通知,给洋人二十四个钟头离开北京,并愿以中国军队护送他们到天津。各国公使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他们有些动摇,可仍旧存着信任,决意接受中国政府护送他们到海口的提议。可非外交界的侨民把全部反对的分量压在这个提议上,而——就事后看来——幸而把它压倒了;因为那时的中国政府纵有天下最好的心愿,也不在能保任何人平安的地位上。这一点若还需要更多的证明,六月二十日早晨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被害,便是最好的证明。

这消息的震动使整个侨界充满惊骇与惶然。这场惨祸之突然、之背信,都骇人听闻。分明再没有保护可盼,于是当天下午便令所有不参战的人都进英国使馆——因为那是北京最大的院落,万一到了最坏的地步,也是最宜于作最后据守的地方。总税务司自然同众人一道去了。他住了多年的屋子,就这样从容地走出去,把一切都丢在身后——我记得他临走把各屋环视了最后一眼,仿佛要把它们的样子印进心里——若这叫他付了什么代价,他一丝也没显出来;正如他也一丝没有显出那份自然该有的惊惧——他身上还担着一大批属员连家眷孩子的责任,必定是感到的。

正式围城的经过,同太平天国之乱的经过一样,已被人写过一百遍。褒与贬被各各分派;十来位目击者彼此在对方的举止里挑出短处。可我并不想在那些细节上充裁判——那些细节各人自然是透过自己那副眼镜看的。只就总税务司个人同那两个不幸的月份里的事体有关的部分,这里才须涉及。

起初使馆里一片大乱。该在何处作最后据守,说法不一;甚至该不该在北京据守,也有疑问;这就把极必需的预备耽延了。避难的人住不下,有些人简直是在大「亭儿」底下——那是有顶无墙的敞亭——露宿,匆匆收来的家什散在身边。海关的人倒比这好些:他们得了一所小房子,自己尽力挤了进去。总税务司不肯受任何格外的优待,睡在后头一间极小的屋里,又欢欢喜喜地吃骡肉——那东西肥的时候粗得可恶,瘦下来便韧得没法说。说真的,他对艰难境遇那份了不得的随遇而安,不久便成了那一小群人的话题。

对一个长年把起居过得像钟表一样有规矩的人,这一震必定格外厉害;可邻人们还没来得及认真揣想他会怎样受得了,他已给自己定出一套新的日程;人每天都看得见他在同样的钟点做同样的事——倚在他爱倚的那根柱子上吸他下午的那支烟,或者在某一条路上来回走——就这样在一种乱而险的生活里立下规律的榜样。

正如人人所料,衙门不久便设法同他通消息。他们这么做了好几回,夜里把信扔过墙来。有一封颇为体贴地问候被围的人;另一封请他给伦敦发个消息,说各使馆都平安无事;第三封竟从容地请他为一桩棘手的海关公事出主意。这最后一封他详详细细回了——仿佛他还坐在自己办公室里——然后又把回信扔过墙去。顺带一提,有件事挺有意思:替他拟这些信的那位「文案」,为这番辛苦得了二十镑——这是中国的文士一次坐下来所挣过的最高酬劳。

可总税务司后来笑着说最要紧的那封消息——就他个人而论——却是从使馆发出去的,而不是送进来的。它既不是给哪国外交部,也不是给哪位总司令;里头既无外交机密,也无军事机密。那纯粹是一封家常的消息——然而也不是发给亲戚或密友的。受信的人其实是他的裁缝。电文是:「速寄秋季公服两套,随后冬装两套,连晨礼服与晚礼服、暖披风、靴与便鞋各四双。我的东西全失了,人无恙。还有半个月的焦心要熬。——赫德,北京,一九〇〇年八月五日。」

这封仿佛自坟墓里发来的消息,在英国人看来必定何等骇人:他们本已把总税务司想作下了油锅,却发现他正安安静静地为一个仍不可知的将来定做衣服!而说来恰巧,他这番先见是天意:那包暖衣十月二十六日早晨到了北京——那天总税务司一醒来,便见一夜之间秋已换了冬,地上厚厚地撒了一层雪。

他所说的那「半个月的焦心」,到底平安熬过了。八月十三日夜里天气恰好晴明,城外援军那远远的炮声听得这样清楚,使馆里的人一下都被惊起。睡着的人跳起来;哨兵们也不顾自己久久省下的子药,向那些可喜的速射炮之声回答过去。第二天援军进了城,而被围的人不顾禁令——中国人还在猛烈开枪——出了最后一道街垒,到那座有名的水门近旁去迎他们。那一场相见如何激动人心,没有言语画得出来;最不动感情的人也一时被感情碰了一下;我可以不夸张地说:当时没有一只眼睛是干的,蓝的黑的都一样;也没有一个人的嗓子喝彩时不带破音。

不久之后,总税务司得了一桩危险的快事:读自己的讣告。接着他又十分活生生地重新做起事来。换地方、换空气对他是不可能的。有人劝他在围城的苦楚与磨难之后歇一歇,他却诡谲地说:「我的假已经放过了。八个星期什么也不做——一个人还能指望什么?」

最后一枪打完的第三天,衙门的章京们便来找他——那时他还住在使馆里——急切地问他:同列强开议的可能,他怎么看?这一团混乱里,秩序怎样整得出来?

有名的中国人辜鸿铭——《尊王篇》的作者——后来说过:「一切伟人都是乐观的人,而一九〇〇年我们所有的人里,赫德爵士是最乐观的一个。」他那份有望的心把官员们鼓舞得这样厉害,衙门的首脑不久便传话来说,他们也想同他商议:这桩事倘有一分成功的指望,便大得不能交给代办的人。于是他开始寻找新的公事房,因为使馆不是接待这些人的地方,而他自己的房子已经烧了。

唉,他像朝圣一般凄然地回到旧居时,入目的是何等凄凉的荒芜!那房子除了几堵焦墙,什么也没留下。破瓦四处散着;他拾起一个秀气的萨克森瓷牧羊女的头——在这样一场风暴里,最脆最不可能留存的偏偏是它。他其余的东西荡然无存——毕生的珍藏或被烧了或被抢了:中国的戈登和格莱斯顿写来的无价书信,他那道中国封爵用的奇妙的虹彩绸卷,过去同他共事过的一切名人的照片——什么都没有了。

他很乐得在吉罗福洋行后头弄到两间屋子权作住处。门廊里堆满包装箱又怎样?起坐间的窗子对着一片荒地、地上有一群骡子乱跑又怎样?前者他不久便学会在中间挑路走;后者则以他特有的谨慎,始终对他的玻璃窗客客气气;而且这也不是为小事挑剔的时候。

公事房他则租了内城墙下一座小小的庙,蜷在墙阴里。那是极小的一处落脚之地,可他所需的也只有这些:海关的档案已烧,而副总税务司裴式楷爵士带着署里人员立刻赴上海去了,在那里着手那桩难办的事——把海关事务的线头一一拾起来。

这期间,各部的大人们写信给总税务司,请他设法让他们平安通过洋兵的防线;他便派自家的人去把他们带下来——因为他们别的东西虽穷,怕处却富得很。第一回来了五位,可由一位代众人发言,诉说出事以来众人的悲痛,并为皇上与皇太后开脱,说他们并无罪责。那两位至尊对所发生的事确实没有责任——不过当时没有人肯信——而且也确实如这些大臣所说,被「别一种心思的官员」挟制了,「使他们看去仿佛赞成了自己所不赞成的,命令了自己其实所禁止的」。

只要想到依东方的样子,他们是被关在宫里的,一丝不偏不倚的意见也透不进去;而他们所听见的,只是那些各揣私心的近臣容他们听见的,他们的处境便不太难懂了。

那么照各方所说,真正的罪人是那些有意把朝廷引错了的官员。而总税务司向来大度得容不下怨恨,这正是他的本色:他竟能替那些人找出几分可说的理由;而且他服官之久,本比大多数痛呼「报仇」的人更有资格计较,却能在他的书《这些来自秦国之地》里写道:「在冲突的热头上,在为身处危难的亲爱之人焦心如割的时候,关于那些同义和团联手的官员,人说过写过许多严苛的话。可这些人在他们本国是以学问与功绩著称的,他们是被爱国之心激动的,是被外人的指挥激怒的,而且有敢于守其所信的胆气。我们须公平地承认:他们是被高尚的动机与爱国之情所驱的——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因此便有政治的才能或最高的智慧。」实情是——而他深深懂得——中国人民心底真正的感情,一向只是让他们安安静静、照自己平平的步调过自己的日子。

连文祥这样开明的大臣——赫德爵士有时说他是「我所认得的中国人里最明智、最有襟怀的一位」——也在海关创办几年之后同总税务司谈话时坦坦白白承认了这一点。他的原话是:「你们替我们增出来的税收,我们情愿全数奉还你们,只要你们洋人回自己国去,让我们像你们来以前那样安安静静过日子。」

自然,一九〇〇年,中国人的心愿如何、皇家有无责任如何,都不大相干。世界各国并不处在肯容让的心境里;照他所指出的,他们不会怎么理那些辩解,更不会理中国人对「连同列祖列宗遗物在内」的宫禁、或是对皇家陵寝的那份焦虑。唯一可能影响他们的,是关于中国人民福祉的考虑。

将来的打算须以此为轴而转。而且要办成什么事,须有一位地位高、分量重的显要出面;人问总税务司的意见时,他举的那个人是庆亲王。各国最可能同他打交道:因为据传,围城期间使馆之所以得着那段仁慈的休战,正是靠他的分量。诚然,李鸿章也被授了同各国议和的全权;可各国对他颇有些侧目,因为他发过两封电报。其中一封说各使馆已平安到了天津,那是极不幸的一句谎话,使世人对他起了成见——这更可惜,因为他从前在外国一向被看作既能干又有权势。另一封则是一个愚蠢的请求:请洋兵不要过通州——那是大运河边上离京城约十五英里的一个镇。他既被派了,便该分担庆亲王的辛劳,不该把一切——包括挨骂——全推给庆亲王一个人,这原是对的、该的;可他越是失了信用,庆亲王便越须回北京——而且要快。

末了官员们查出他在何处——他原是随朝廷逃走,却在中途停下了——便催他回来,他就回来了。我信他做的头几件事之一便是把总税务司请去,极为热诚地同他招呼。「这是中国最老的朋友,」他对旁边站着的官员们说,「我要仗他帮我们。一八八五年我们从前一同办中法交涉的事,我记得就像昨天一样。」

这一场相见既可纪念又有决定性。正如中国人自己所知、也正如总税务司所同意的,他们面前的难关只有两条解法。要么打下去——可中国的兵力既拦不住洋兵的脚步,洋兵只用半个月便从海口一路得胜地走到北京,单这一点便足以表明「决不屈服」那个高贵的念头是无望的;要么不惜一切,设法达成某种和平的了结。

于是拟了一份照会,请外交团的领袖公使定一个日子接见中国的全权大臣;全权大臣「已预备开议,并已备就一份议案以供商讨」,那议案便附在照会里。这是一着大胆的棋,而且颇出外交家们的意外:他们很惊讶,中国人——身为加害的一方——竟有这个胆气(且让我们这样称它,因为其中确有许多可佩的勇气)先走第一步。

此后交涉的细节可以写满多少页纸:等李鸿章等得何等焦心;一份又一份备忘录如何拟了、改了、修了、又整个撂了;这座遭难的城如何渐渐安定下来,商贩如何又被劝着运货进城;留在宫里的那些可怜的娘娘——四朝皇帝的妃嫔——在守紫禁城的各国兵禁绝一切人出入那几道粉墙的门之后,如何几乎饿死,直到总税务司向联军的将领们交涉,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她们——这些都可以细细讲来。

可一个忙碌的时代对细节少有耐心,纵然那些细节何等传奇——总之,交涉断断续续地进行。真正把它弄得纠缠的,是朝廷不在!总税务司给大学士王文韶的信里便直言如此;而他这样说,也只是道出了众人的感觉:「在这样苦难的时候,皇上若同他的百姓在一处才好。」庆亲王也乐于为此作证:他回来十天,并未受到任何人身的屈辱;又暗示说皇上若回来,自然会受到更大的礼遇。可朝廷固执。宫禁既在洋兵手里,他们便不肯回——于是那一阵里,议和的人只好在没有皇上主子的情形下尽力支撑。

不过也只是那一阵。后来劝说所办不成的事,竟由一场天灾办成了。陕西省闹了饥荒,朝廷在那片残破的地面上、在一个巡抚衙门那逼窄不适的屋子里受了大苦。不久他们想回京城之切,便同从前不肯回去之坚一样了。「不惜一切,赶紧把交涉办完」——这道命令发给了全权大臣;他们便真赶紧了,于是到十二月,了结已在望中,只剩两桩最难的问题——惩处与赔款——留到最后才议定。

前一桩长久使中国一方窘迫,又叫人人大为烦恼,因为看来没有折中的法子。后一桩末了归结成一个简单的问题:不是中国肯不肯付,而是她拿什么付。有人提议修订税则作一法,又有人提议抽本国鸦片的税作一法。说起后一法,总税务司有一天对庆亲王道:「我关于这事的备忘录在总税务司署烧掉的时候全失了。」「可您有您那了不得的记性,」亲王答道,「您非把它办成不可。我是指望您的,记住。」

一九〇〇年圣诞前夕,在西班牙使馆开了一场大会——那时的外交团领袖是西班牙公使。各国公使都聚齐,会见庆亲王与李鸿章,把他们拟定的最后要求交付过去。那些要求当天便以法文签了字,第二天又把中文逐字电告西安的朝廷。

说也奇怪,总税务司并没有到会,因此他那番辛苦所得的荣光一点也没有收。可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请他。中国人确实极力催他去。比如李鸿章便不断说起他所做的事;而官员里没有一个不是真心感激他、乐意把他推到前面去的。一个虚荣些的人、一个轻些的性情,必定会受不住那份满足虚荣的诱惑;可他有力量谢绝,说道:「我是个外国人,我到场只会把事情弄得纠缠。」

不过朝廷并没有让他的出力无赏。他们从西安又电来一项尊荣,虽高而名目古怪。此后他要被称为「宫保」,即太子太保——顺带一提,太子其实并不存在;不过在中国,这一点小事并不使他的保傅们稍减要紧与荣耀。皇太后自己很明白:这番议和的分量是无论怎样估也不为高的。她知道他及力主庆亲王回京,大概救了这朝江山——倘使瓦德西伯爵先到,而中国官员一个还没动作,会出什么事真不好说;而为了进一步表示她的嘉许,她回京之后召他私下觐见,并把这话说了。

对他她显出她最温软的一面,化作一片慈和与体恤,用她那丝绒般的声音称赞他;说到将来某一桩事时,竟还说道:「我们之所以能有一个重新开头的可能,全仗你给我们那几位忠心大臣的帮助。」最后她还给了他一份更大的礼敬。她问起他住在哪里,恭亲王跪着、以极为歉抑的口气答道:「自一九〇〇年那场小小的变故、赫德爵士的房子烧了以后,他一直住在吉罗福洋行后头。」她眼里便满是泪,声音里带着真切的歉意说道:「我们还有什么脸见你呢?」

第十章

几年安静的日子、换了上司、失眠、辞行的召见、一项荣典及其张扬、阿芳与其他人、离开北京、「一个矮小不起眼的爱尔兰人」

北京会议一结束,这座古都便开了一个新纪元。围城及其可怕的余波,自然不能指望立刻消去。这座城隔了很久才重现出几分常态的样子,人们才敢怯怯地回到自己残破的铺子和房子里来。可惜有些人发觉自己连可回之处也没有,连废墟也没有——因为各国使馆决意再不让自己第二次落进同一个陷阱,坚持要给自己留出一大片地面,并筑成工事。可惜在那新规划的使馆区里,当日吃苦最少的人得的赏赐最大,抓得最贪,也最无理。在这样的时候要人体恤中国人的情感,几乎是超乎常人之力的事;可报复到了这样的地步:因为总税务司是中国政府的雇员,便叫他为那个政府的过错受累——这看来既无必要,也不厚道。然而所发生的恰恰如此。他那座讲究的花园在重新划界时被狠狠地切成几块;他虽然实际上并没失地,可绕屋的那条长步道毁了,而他的后窗外五英尺处竖起一道阴森森的墙。而且这些事他一点也无从阻止——那些指他软弱的批评者尽管那样说。这些批评者要他把委屈大声喊出来,喊得盖过那个喧闹时代的嘈杂。可他有什么指望被人听见呢?中国官员是不能听,他的本国人是不肯听;那么他往哪里去呢?

除了在旧基上把房子重造——这是省钱的办法——并设法把后窗边那道墙忘掉,别的也没有什么可做了。花园也整治了一番。正如诗人所说,「旷野开了花」——因为它本来真是一片旷野。从样子看,必是有中国兵在那里扎过营。他们把饭碗留在路上,把扇子留在树下。他们大概住了几天,从容地抢了一通,随后同一队义和团众激战一场,便来得突然、走得也突然:因为草深处躺着两个这样的爱国者,全副行头,红腰带、锈刀。可怜的爱国者,他们能在一个蛮夷的草坪底下得一座安静的坟,还是靠了一个蛮夷的厚道。我不知道他们的鬼魂有没有一点幽默感,不知道他们可曾为命运在他们无能为力时同他们开的那场玩笑暗暗笑一笑。

在这新而旧的住处重新安顿下来之后,总税务司便回到他从前的日程里去。被围城冲散的乐队少年们回来了,其中一个忽然成了英雄。

那是在解围之后紧接的几天里的事:那时这座倒伏的城任凭抢掠者摆布。有一队兵拣了一所大宅破门而入,里头的中国住户——男男女女——惊慌万状地四散奔逃。忽然,在这片混乱之中,空中响起一声又响又清的号角。那些欧洲兵听出这是「收兵」,又怕有更强的队伍要压过来,便不待号令齐全,立刻走了。可其实并没有什么更强的队伍。是一个人凭他的急智救了那个局面——而这个人正是总税务司手下最好的短号手。我记得后来园会上常有人把他指给生客看;他颇有一阵名气,直到他和他的壮举都被日常的琐事淹没、被人忘掉。

把一九〇〇年那场大震一并想进去,总税务司竟能一切习惯丝毫不改、对周围发生的变动竟能这样不动声色,真是了不得。比如中国官员——从前何等厌恶西洋的便利,忽然又何等渴求——都在修成新式的马路上坐着马车跑了;他却守着他那顶老式的轿。被围的人多半买了,或以别的方式弄到了,掠来的东西;他却一个铜子也不花在那上面,从不肯踏进抢掠者爱委婉地称作「空宅」的地方。

天坛与先农坛开放了,那是没有尘土、没有市声的好园林,整个侨界都去逛了;他一处也没进去。而当全世界都在谈冬宫与紫禁城的时候,他也不以为自己的教养许他到正主人决不会许他进的地方去。他照常只在自家花园里、或者在城墙上散步;在城墙上他能看着使馆区慢慢重建起来——那简直是一盘建筑的俄国杂拌:德国的山墙、威尼斯的古典门道和佛兰德的小塔彼此挤在一处。

这样安静的日子过了四个太平年。随后他又被一道晴天的霹雳震了一下。总税务司署奉旨自外务部移归税务处——那是专为管它而设的一个衙门。

这一变真正的意思并不容易看透,可人人都抓住这个机会一齐议论——所有报纸、所有记者、所有政论的名家;批评的、预言的、断事的、摇头的,无不如此——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最相关的那个人。他一言不发;人家头头是道地宣称他必定怎样想、他实际怎样想、他此后又会怎样想,他只听着。说实话,他想自己的地位——这番举动把他从一个半政治性的角色变成一个单纯的部门首脑,他的声望无疑受了影响——还不如想他那个机关的前途来得多。因此,正当他最有理由离开一个已经部分地离开了他的职位的时候,他却留了下来,去安抚外人也安抚属员,并且证明:这道谕旨看去虽像是剧变,它真正的意思远不如表面上那样令人不安。

忧虑决不能把他赶走;是失眠使他去请那份他极需的假。他的脑子同格莱斯顿一样,用过了度;那些他思量了这么久的难题不让他歇息,无论昼夜,他那过于活跃的心总在想、在筹、在斟酌。休息因此势在必行;幸而他的假准了。同时皇太后命他觐见。这决不是第一次,因为近几年每逢中国的新年他总要进宫。不过既然这一次同别几次是一样的格局,略加几句描述或许并不多余。他照常清早出门,一群骑着毛蓬蓬小马的宫里官员围着他;那些人在他轿边小跑,一面又喊又叫地给这一队人开路。警察从岗房里蹦出来向他行礼——我可以告诉你,那一个钟头穿城而过的路,带着几分凯旋的意味:车马被轻轻一挥便让到一边,哨兵与警兵都举枪致敬!到了宫门他下轿,又有别的官员来迎——更大、更阔的官员——把他引到觐见的殿去。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一重又一重院子要穿过,还要坐一条平底船渡一个人工湖,才到得那座殿;一位官员先进去张望一下,把他到了的事非正式地报进去,他便被引到两位至尊面前。皇上与皇太后并肩坐在一座小小的台上,各人面前一张桌子。他也许留意到太后桌上有花而皇上桌上没有;此外这屋子并不怎么大、也不怎么威严,而且极空——没有椅子,没有柜子,除了顶上那幅美丽的彩画和那几扇长门上精致的木雕,什么装饰也没有。可他有一篇辞要致——这是极占心神的事;辞一说完,皇太后便极平易地同他谈起他的旅行,问起伦敦的事。她腼腼腆腆地承认:自一九〇〇年从西安那唯一的一次坐火车以来,她对出门旅行大起了兴味,很爱看新奇的景象。随后她祝他一路顺风,末了说道:「我们想赏你几件小小的念心儿。」她用的那个词是「私人的纪念物」,而不是那种官样而敷衍的「赏赐」。那是一个自然令人激动的时刻,总税务司激动得说不出话,便以一种很不得体的沉默领了这番旨意。「谢,」引见他的那位大臣用痛苦万状的声音提醒他;而当他结结巴巴说出一句毫无套语点缀的「谢谢您」时,那位大臣已跪了下去,把谢恩的话说得漂漂亮亮。觐见于是结束;皇上与太后都摆出佛像般无动于衷的神色,容总税务司倒退出去,仿佛全然不知他在场。这便是中国人分别对待朋友与君主的办法。

在候见的房里,他把自己的失仪讲给那些刚从觐见殿出来、或正要进去的大臣听,并说他恼恨那套谢恩的套语偏偏在那个时候从他脑子里溜掉了。他们听了大笑,又为安慰他,讲了一位叫桂辛的人的故事——那人的遭遇还要糟些。七十年代后期的某一天,他觐见回来,一面扯着自己那把又长又稀的胡子。他显然为什么事恼着。

「出了什么事?」同僚们着急地问。

「唉,」他说,「今天皇上——那时还不过是个孩子——问了我一句话,我答不出来。」

「什么话?」他们的心立刻飞到那些棘手的大事上去。是各省的财政么?莫非有御史参了什么人,要查办么?

「他问我,」桂辛慢慢说道,「我睡觉时胡子是放在被子里头还是外头;我竟怎么也想不起来,就在那里像条鱼一样哑着。」

觐见后两三天,宫里的仆役把那些「念心儿」送到总税务司处。此外他们还自作主张给了他一桩小小的惊讶。他发现他们正在他的大门上贴一张大红帖子。那是他们张扬他最新的荣典——部院尚书之衔——的办法,而这办法在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众所许可的。有点叫人难为情又怎样呢!若要新受荣升的人自己去告诉朋友自己高升了,那更难堪。用这个办法,他便免了这桩麻烦;他在道理上一无所知,而宫里的仆役以这种体贴的方式把荣典传开,又为这番周到得一笔实实在在的赏钱。

可总税务司的谦退是真的、不是装的,一见自己被人用三寸大的黑字写在耀眼的红底上称颂,大为惶骇,情急之下只好解说:他的感激固然无穷,可他并不要一群仰慕的人聚在自家门槛上。于是那张告白被撤了下来——这使他的仆人们大为失望,因为在中国,仆人觉得主人的荣光是照在自己身上的。

谁说「人在自己的仆人眼里成不了英雄」,那是说错了;因为总税务司在他全家仆役眼里无疑是个英雄——他的谦退也挡不住。他的仆人多半跟了他三十年;到末了,个个都给了他极好的「评语」。「我们觉得您是位很令人满意的主人,」他们说——这话在我们听来奇怪,可在中国正是这样的办法。他们这样说也不足怪。他极怕向所用的人要求过多,待他们因此宽得太过。他的耳朵听他们的苦情听得太上心,他的钱袋对他们的借贷开得太大。他们的亲戚死了——而在中国,每个人都有一大队亲戚,连母亲、祖母都有重份的——仆童、厨子、苦力、乐手便都奔来向他「借」。我不记得听说过有一个人来还过。

末了这事连总税务司也察觉了,尽管他何等能忍。下一个来为他兄弟的儿子的媳妇求丧葬费的人来时,他和和气气地质问道:「你为什么不请我把这笔钱送给你呢?」

「哦,」那家伙答道,又委屈又难过,怪主人不懂事理,「那我可不能。那样我要丢『脸』的」——就是在人前的声望与地位。远东的自尊,便悬在这样一根细线上。

那位老管家是个广东人,有一副朝臣的气派,比旁人更受优容——而且理由再充足不过。他跟了主人将近半个世纪。他的记性了不得;有时冬夜里,他帮着伺候过总税务司那顿独自吃的、俭省的晚饭之后,便要仗着自己的身分,落在别的仆人后头不走,再把一八六三年的那一夜勾到总税务司心里来——正是这样一个苦寒之夜,也正是这样一阵呼呼的风——那一夜他们一同去会戈登,载他们上岸的舢板翻了,把两人都掀进冰水里。

于是总税务司有时也回敬他几段旧话,说一八七八年阿芳随他环游欧洲的事——说他怎样向那些俏丽的法国女仆飞吻,口里喊着「阿勒瓦拉,阿勒瓦拉!」就是法国话的「再会,再会」;又说爱尔兰的女士们骇然打听他的差事,他怎样回答:「早起我给老爷刷衣裳,夜里我给他端白兰地掺水。」

在这个「帮手」们一个个漠不关心、有如死物的时代,阿芳这样的仆役稀罕得几乎像一只始祖鸟。他那样的忠心与赤诚正迅速地从世上绝迹;可人若真遇上了,它便是一幅好看的画。我乐于讲一讲这位老仆一想到要同那个撑着他整个天地的人分别,便怎样伤心。

总税务司自己离开那些他看惯了的面孔、离开那所在将近三十年不断的孤寂里变得可亲的房子,必定也有几分情难自禁。恰恰正是这些牵连最捉不住,写成黑字白纸听来最琐碎,却往往把我们攥得最紧。习惯这位小小的老妇人,有一天悄悄进来,坐在我们的炉边,逗我们、安慰我们、占住我们;而——还没等我们省悟——我们一旦非搬走不可,便觉得心上一揪。

可我们人人总有一天要搬。人人都搬——连总税务司也搬了;而他要走的事从前被人预言过那么多次、又被人否掉那么多次,以致他已被人看作尽责之天上那一颗不自私地闪着的恒星。

我记得他走的那个早晨,天气晴朗。天蓝得极美,像一只倒扣的绿松石碗。那座小小的火车站见这许多人涌进来,必定吓得半昏。它整部的历史里从未有过这样的事。那低矮的灰顶底下,各国送来的仪队鱼贯而入——全为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只是个文官,不过是一个寻常百姓。他本国的人在正中——一队出色的苏格兰高地兵带着风笛手;顺着月台一直排下去,还有美国水兵、意大利水兵、荷兰水兵和日本兵。中国人自然也有,足有三队,穿着他们新的黄布军服,样子很好看。其中两队带了军乐;而总税务司自家的乐队也不待人招便来了,奏了《往日时光》。

总税务司在月台那一头下轿时,脸上现出一副茫然的神色,可只有一刹那。随后他转向那位指挥的军官,说了一句「我预备好了」,便稳稳地走过那两行行礼的队伍,各队的乐队一齐奏起《可爱的家》。他又同样安静地同那许多共事了这样久的中国官员道别;随后转向那些他深知的欧洲人——他对他们人人都有过许多好处,而他们没有一个能干着眼睛说出「一路平安」——这时那些举着相机的人趁他握手、说最后几句告别的话时拍他。末了他登上火车,慢慢离开人群,照他那谦退的样子一次又一次地致意。

就他的事业而论,他可以无憾地走了。他把自己一生的事业留在身后,没有一处散线可以缠绊。他的志愿都实现了。他真「把基尔莫里亚蒂买回来了,爵位也弄到了」——正如他还是个未满十三岁的孩子时对姑母许下的那样。他得的荣典多得几乎前所未有,共受勋二十四次;不过其中八次是同一勋章里的晋级。即便如此,仍留下十六枚可佩;而这十六枚里有十三枚是大十字勋章。说起来,他能免则从不佩戴,而且一次绝不佩戴一枚以上。「我不想弄得像棵圣诞树,」他开玩笑说。这又是他的谦退。

他确实谦退,而看去也正是如此。他身上丝毫没有排场与骄气。「一个矮小、不起眼的爱尔兰人」,有人这样形容他。他矮么?我想是矮的,可人从来不会注意。人所注意的只是那张被胡子拉得更长的长脸,那圆隆的额,那双明亮的眼——平时极难看透,他若有意叫它和善,便极其和善;而他一开口,是一副柔和的嗓子,安静、匀稳,却往往含糊不清。他不爱外露,在任何境遇里看去都是一样:郁闷时沉默,欢喜时也沉默;他会微笑,可绝不放声大笑——除非在交际场上被人请着特意去逗一逗谁。那时他便做,而且像他所做的一切事一样,做得好。

可他平常总让别人来教他,耐心地听着,极少透露他自己的想法,因此很少有人同他深交,而一般人对他还有几分敬畏。这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他的事业是一位严厉的管教者,对小小的欢乐一毫不肯轻许;而众所知之,造历史的人没有多少工夫去交朋友。

可大体而论,以成功而论,他的成功得来算是便宜的。诚然他干得何等卖力——他从大学毕业那时起便一路那样干下来!——可他的劳作没有一桩是无望的沉闷,有些还格外有意味,而且件件都掺着一撮传奇。再说,他还有一份满足:他把自己的年月填得几乎比别人满一倍,帮过的人比他身边多数的人都多,又得了世人的敬重与钦服。

他是怎样做到的呢?让我把那个秘诀告诉你吧——或者说,他常笑着说那是秘诀的东西。它藏在一首小诗里;那首诗是他用他那奇特的笔迹写在他多年来不懈勤劳、站着办事的那张书案上的。先是两个年份「一八五四——一九〇八」,然后是这几行:

「昨日之责既已尽,

今日立足自坚稳;

明朝纵有云遮日,

孤身独行不失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