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看中国译丛 · 博物与探险
跨喜马拉雅·上卷
Trans-Himalaya: Discoveries and Adventures in Tibet, Vol. I
21.7 万字
- 著者
- 斯文·赫定(Sven Hedin)
- 译者
- 波多
- 原著
- Trans-Himalaya: Discoveries and Adventures in Tibet, Vol. I,1909 年
- 出处
- 瑞典探险家 · 藏北
- 卷帙
- 35 章
- 版权
-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拉萨那一仗打完,英国人不愿再有外国人去西藏搅局。赫定绕路、自己贴钱进了藏北。他要找的是雅鲁藏布江以北地图上那片空白——一条与喜马拉雅平行的大山,他给它起名「外喜马拉雅」。上卷写前半程。
导 读
赫定是瑞典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有名的亚洲探险家。库里已有他的《亚洲腹地旅行记》。这一部写的是他一九〇六到一九〇八年的西藏之行,也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一次。
事情的起头并不顺。英国人刚打完拉萨那一仗,不愿再有外国人去西藏搅局,印度方面迟迟不给他通行的方便。他只好绕路,自己掏钱贴补,从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出发,带着驮队翻过拉达克,进入藏北无人区。
他要找的是一样东西:雅鲁藏布江以北那道没有名字的大山。地图上是一片空白,而他相信那里横着一条和喜马拉雅平行的山脉。他翻来覆去地穿越它,测海拔、画剖面,最后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外喜马拉雅」,也就是这本书的书名。他还找到了印度河与雅鲁藏布江的源头。
上卷写的是前半程:从斯利那加动身,翻拉达克的高山口,穿过藏西的盐湖与荒原,一路上牲口成批地倒毙;写他怎么同藏方官员周旋、怎么被拦住又怎么绕过去;也写湖上泛舟、喇嘛寺里的活佛、雪中夜宿的帐篷。
赫定自负,爱讲自己的功劳,笔下也常有一股子表演劲。但他是真正的测绘家,一笔一笔的记录至今还有人用。听的人既可以当游记听,也可以当一个人和一张空白地图较劲的故事听。
上卷三十四章另加一篇自序,共三十五章,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自序
首先,我要以几句感念之辞,向我的庇护者、瑞典国王奥斯卡的英灵致敬。这位已故的国王对我新一次考察的计划,表示了同从前各次一样热忱而明达的关切,并且以远比往日更大的慷慨,助我把这桩事办成。
我把这趟旅行的费用估为八万克朗(约合四千四百镑),而这笔款子在一个星期之内就由我的老友伊曼纽尔·诺贝尔,以及我的几位庇护者——勒文阿德勒、埃克曼、迪克森、奥尔松,还有伦敦的银行家鲁弗——认捐齐了。我对这几位先生的谢意,实在无从表达得周全。后来我在印度遇上政治上的阻难,不得不绕极远的路,开支因而又增了五万克朗上下(二千八百镑);不过这笔钱我能从自己的财力里支出。
同从前几次一样,这一回我也要谢尼尔斯·埃克霍姆博士,他极厚道地替我算出了各处的绝对高度。那三幅石印地图,是谢尔斯特伦中尉照我的原稿一丝不苟地编绘的;他把全部假期都耗在这桩麻烦的差事上。将近一百个天文点,由斯德哥尔摩天文台的助理罗特推算;有几个看来可疑的点,在把路线画到图上时略去了,而那张图所依据的是此前已测定的各点。《地理学报》一九〇九年四月号上随我那篇记述所刊的地图,是我凭记忆粗粗画成的,并没有去核对原稿,因为我实在腾不出时间;其中自然混进了一些错处,如今在新图上已经改正,不过我愿在这里说明那不一致的缘由。将来我希望在一部卷帙浩繁的科学著作里刊出的最终地图,会以更高的精确与更详的细目见长。
我的那些画,我丝毫不敢说有什么艺术上的可取之处;我的水彩无论在画法还是着色上都极有缺欠。其中一幅——喇嘛打开陵堂之门那一幅——我因匆忙而没有画完,就连那些未完的壁画与阴影一并放进去了。拿这几笔薄技当艺术品去评议,就好比对着死乌鸦放枪药。为求变化,有几幅插图是由英国画家德哈嫩与麦克法兰所作;不过不可以为那些是凭空的虚构。每一幅都本于我自己的轮廓稿、若干照片,以及对那一场景详尽的描述。德哈嫩的插图曾在伦敦《图画报》上刊出,那是我还在印度时就约定的。麦克法兰的画作于今年夏天,在它们被加工成图之前,我得以过目并首肯了他的设计。
至于文字,我已尽有限的篇幅之所能,把这趟旅行的种种情事描摹出来;不过我也不自量地容自己涉笔于一些我全然不熟的题目——我所指的尤其是喇嘛教。不幸的是,这一整部书我不得不在一百零七天里写成,而其间又有许多钟头被地图与插图的事务、以及同外国出版人大量的通信占去——尤其是莱比锡的布罗克豪斯,他给我极好的建议,从不厌倦。这桩工作整个是赶出来的;这部书从头到尾,就像一条带着许多漏缝与裂口、却偏要驶进这世上喧嚣与评议的大洋里去的船。
我还要谢我的父亲,他把我那字迹难辨的稿子誊清了一份;也要谢我的母亲,她替我免去了许多差错。福斯特兰博士把稿子与校样都审订过,瑞典文的索引也是他编的。
那三十七名亚洲人忠心地随我走过了西藏,对这趟考察的圆满结局与成果出力不小;他们已荣获瑞典国王陛下所赐的金银奖章,章上有国王的肖像、一顶王冠与一行铭文。我谨向陛下的厚赐敬致最热诚、最真挚的谢意。
本书题献给明托勋爵,以略表我对他一切善意与款待的感念。明托勋爵原有意像寇松勋爵若仍任印度总督时那样成全我的计划,可是政治上的顾虑使他不能如此。然而等我当真已在西藏,总督便可以放手对班禅施其影响了;其结果是:那片禁地里许多从前紧闭的门,向我开了。
关于印度的亲切回忆,在我西藏那些凄清孤寂的岁月里萦绕着我,像棕榈叶悦耳的簌簌之声。只消提一提这样几位就够了:基奇纳勋爵——我在他家里度过了永难忘怀的一周;敦洛普·史密斯上校——他替我保管札记……
第一章
西姆拉
一九〇五年春,我满心想着再往西藏走一趟。自我回国以来已过了三年;我的书房开始容不下我了。傍晚四围静下来时,我仿佛在风的呜呜声里听见一个声音叮嘱我「再回到旷野的静默里去」;早上醒来,我又不自觉地听着门外有没有驮铃。日子这样过去,直到我的计划成熟、我的命数不久便定了下来:我必须回到沙漠的自在里去,奔向西藏积雪群山之间那些辽阔的平野。这个隐秘的声音既已说得这样强、这样清楚,不听它便意味着衰退与毁灭;人只能听凭这只看不见的手引领,笃信它出于神圣的来源、也笃信自己,并甘受那份啮心之痛——又一次离家,去得这样久,而前途未卜。
在我记述前一趟旅行成果的科学著作《科学成果》结尾几行里,我说过:只要这个国家还有那么大一部分全然不为人知,便不可能对西藏内部的构造、它的山与谷、它的河与湖作一番完备的描述。「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说(第四卷第六〇八页),「我宁愿把这样一部专著的完成,推到我即将启程的这趟旅行归来之后。」与其让自己迷失在揣测之中、或因材料不足而得出含混的结论,我宁愿亲眼去看一看藏北腹地那些未知之地,尤其要去看一看雅鲁藏布江上游以北那一大片全然未经勘探、欧洲人与印度班智达都不曾穿行过的地方。有一点不待实见便可断定:这一带呈现着亚洲自然地理上至今未解的最宏大的难题。那里必定有一条或几条同喜马拉雅与喀喇昆仑并行的山系;必定有探险者的眼睛从未落到过的山峰与山脊;谷地与洼陷里,绿松石一般蓝的咸水湖映着季风的云向东北不息地掠过,而从湖的南缘必定流下水量丰沛的河——时而湍急,时而平缓。那里无疑有游牧的部落,春天离了冬季的牧场,夏天贫瘠的土里长出新草时便在更高的平野上游徙。可是那里是不是也住着定居的人,有没有寺院——寺院屋顶上有喇嘛像日头一般准时地吹起法螺、唤人每日礼佛——这些谁也不知道。藏文的典籍,无论古的新的,都查不出什么;所能找到的只是关于一条雄伟山脉存在的凭空揣测,而那些揣测既不合实情、又不本于任何实在的事实,毫无价值。另一方面,倒有几位旅行家从北、南、东、西各边沿着这片未知之地的边缘走过,我自己也在其中。看一看标着西藏旅行家路线的地图,人几乎要以为我们是有意避开那一大片白斑——在新近刊行的英国地图上,那片白斑上只写着「未经勘探」四个字。由此或许可以推想:要穿过这一片地面不会是件轻易的事,不然早该有人误入其中了。在我那部《中亚与西藏》里,我已详述过一九〇一年秋冬之际,我如何拼死地想从色林错与班公湖之间那条路线上往南推进。我的目的之一,是设法去看一看藏中那几个大湖之中的一两个——印度班智达那因·辛格一八七四年发现了它们,自那以后除了当地人再没有人见过。前一趟旅行里,我曾梦想发现印度河的源头,可那时我没有这份福气到得那里。这个神秘的所在,从来没有在亚洲地图上被标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可它总该在某处。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三二六年)率他得胜的大军渡过那条浩荡的大河那一天起,这个所在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就一直列在地理探险的议程上。
要事先拟出一份完备的旅行计划,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这趟旅行的过程与结局比寻常更难料定,全看那些完全不由我做主的情势。我确实在一幅西藏地图上画了我这趟路大概的路线,好叫我的父母姐妹大致知道我会在什么地方。倘把这幅图同我实际所走的路相比,便可看出:两处所到的地区是一样的,而路线与细节却全然不同。
与此同时,我写信给当时的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把我的计划告诉他,并请他给予我以为在新经战乱、动荡不安的西藏顺利旅行所必需的一切帮助。
不久我收到下面这封信,现经写信人许可,照录于此:
西姆拉,总督府
一九〇五年七月六日
我亲爱的赫定博士:我极高兴你打算照我的建议行事,在你结束那些了不得的旅行之前,再作一趟中亚的大旅行。
只要我还留在印度,我将以能给你力所能及的帮助为荣;惟一可惜的是:远在你那趟大考察结束之前,我就要离开这片土地了。因为我打算一九〇六年四月离任。
现在说你的计划。我料想你明年春天以前不会到印度,那时或许我还能见到你。我会安排一位好的本地测绘员预备好随你同行;此外我还要叫人训练一个人作天文观测与气象记录,使他同时可供你使用。
至于你到印度时西藏政府是什么态度,我说不上来。不过他们若仍旧友好,我们自然要设法替你弄到必需的通行证与保护。
谨向你保证:凡能以任何方式成全你的计划,都是我最大的乐事。——你忠实的
寇松
这位总督主动的庇护与帮助对我何等要紧,不难想见。尤其使我欣喜的是,我被准许带几名有测绘经验的本地测量员同行;有他们协力,日后编成的地图价值要大得多,而我既从这桩极费时间的繁琐工作里脱出身来,便可以一心去做自然地理的研究。
带着这封起程时的好信,我开始了我的第五次亚洲之行。我到印度时,寇松勋爵其实已经离任;英国不久要换上一个新政府,以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为首相。不过寇松勋爵的许诺是凯撒之言,我丝毫不曾怀疑一个自由党的政府会尊重它。
一九〇五年十月十六日——正是十二年前我启程穿越亚洲的同一天——我又一次离了斯德哥尔摩那个亲爱的老家。这一回,我是否还能再见到我所有的亲人,似乎远为难料;那条把我们系在一处的链子,总有一天要断的。我还能有幸见到我的家一如旧貌么?
我取道君士坦丁堡与黑海,经土耳其治下的亚美尼亚,穿过波斯到锡斯坦,再穿过俾路支斯坦的沙漠到努什基;在那里,我接上了印度铁路网最西的一条支线。在俾路支斯坦的尘土与酷热之后,奎达在我看来像一片清凉宜人的绿洲。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日我离了这座城,四个钟头之内从五千五百英尺的高处下到一片海拔只有三百英尺的地方,而在西比遇上的是傍晚华氏一百度的气温。第二天,我沿印度河与萨特莱杰河,经萨马萨塔与巴廷达到安巴拉;而这时正是一年里最热的时节,车上只有我一个欧洲人。气温升到一百零七度,正是我不久前在俾路支斯坦记下的那个高度;不过在有顶篷与垂帘遮着、不受日光直射的阴凉车厢里,要好受得多;只是切莫去碰车厢的外壁,那是烫手的。两处窗口上蒙着一层草根编的帘子,由机关不断湿着,而一具风斗把气流经那湿帘子送进车里来。在这样一处窗口,便是正午气温也只有八十一度半,我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有几个站上有极好的餐馆,车上的本地旅客还沿路卖柠檬水与清亮如玻璃的冰。
然而在印度闷热干枯的平原上,人总盼着山里那清凉洁净的空气。自卡尔卡起,一条窄轨小铁路六个半钟头便把人送上七千零八十英尺的高处,于是人发现自己到了西姆拉——总督的夏宫、印度陆军的大本营。这条路是世上最迷人、最壮丽的路之一。那条小铁路以最大胆的弧线爬上陡坡,又沿着坡下到又深又窄的沟壑里去,再沿着峻峭的山嘴走——那里列车仿佛就要从尽头处扑进虚空;随后列车过桥,桥在它的重量下呻吟颤动;它钻进漆黑的隧道,又重新冲进刺目的阳光里。此刻我们沿着一道谷走,远远瞥见底下的谷底;接着又爬上一道山脊,两边都望得极远;随后又横过一道陡坡,坡下看得见那条奇妙的盘旋线路的好几段。景致每隔一两分钟就换一回,新的轮廓与景物接连呈现,新的视角与光影一个接一个,把旅人的注意绷得紧紧的。这条路上有一百零二条隧道,多半极短,最长的一条有四分之三英里。
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植物的带。平原的草木远远落在后头了;如今眼前在新的带里见到新的形态——那是喜马拉雅南坡各个高度所特有的形态;最后出现的是深色的雪松林,那些堂皇的喜马拉雅雪松,浓绿的枝叶之间嵌着西姆拉的房屋,像一个个燕巢。这景象何等诱人;而作为大英帝国权力的象征,它又何等有气派!雄鹰在这里结巢,从这居高临下的所在以锐利的眼睛俯视印度的平原。无数电线从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与边端汇聚到这里来,而每日有许多号令与指示自这个中心发出,上面只写着「公事专用」;这里办着治理,这里管着军队,而一大群大君像蛛网里的猎物一样被缠在这些网眼之中。
我带着几分不安接近西姆拉。自寇松勋爵那封信之后,我再没有从印度当局那里听到什么。那座坐在一道新月形山脊上的奇特的城愈显愈大,细节愈来愈清楚,只剩两道弯了,于是列车驶进西姆拉车站。外务部两名穿朱红号衣的仆役接过我的行李;在大饭店里迎接我的,是我的老友荣赫鹏上校——一八九〇年我们在喀什一同过圣诞,他如今同那时一样友善可亲。我在联合服务俱乐部做他的晚餐之客。半夜之中我们尽兴地叙起亚洲腹地的旧事,谈到喀什那位势力极大的俄国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谈到由荣赫鹏率领的那支赴拉萨的英国远征队,谈到西姆拉的生活与夏季将临的种种宴乐——可是关于我的前景,我这位朋友一个字也没有提!我也没有问他;我尽可以相信:倘若一切都明白顺当,他当即就会告诉我的。可是他像坟墓一样沉默,而我也不愿发问,尽管我心里急得像火烧,极想听到一点什么。
五月二十三日早上我走到阳台上时,觉得自己像个等候判决的囚犯。脚下西姆拉的屋顶在阳光里闪亮,我站的地方同雪松的树梢齐平;在这里,远远高出平原那沉重闷热的空气之上,何等舒畅。北面,从葱郁的林木间一道豁口望出去,是一片美得无可比拟的景象。那里闪着喜马拉雅最近的几列山峰,覆着万古不化的雪。山脊在绿松石蓝的天上映得雪白。空气这样澄澈,那距离仿佛算不得什么;离这些山只有几天的路程,而山后便是神秘的西藏——那片禁地,我梦中的国土。后来到近午时,空气起了霾,那壮丽的景象便不见了;而我在西姆拉逗留的那几个星期里,它再没有露面。仿佛有一幅帘子落在我同西藏之间,仿佛我只被允许从远处看一眼那些山——翻过它们便是通往应许之地的路。
那是个凄惨的日子;十二点钟,我就要听到我的判决。荣赫鹏来找我,我们一同去外务秘书的办事处。路易斯·丹恩爵士极和气地接待我,我们谈起波斯、谈起印度同锡斯坦之间的商道。他忽然不说话了,停了一会儿才道:
「你还是立刻知道为好:伦敦的政府不准你经印度边界进入西藏。」
「坏消息!可这是为什么?」
「那我不知道;多半是因为现今的政府想避开一切可能在边界上引起摩擦的事;准了你的请求,便把责任放到我们身上——万一你出什么事的话。是啊,这是可惜的。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在德黑兰若对此事有一点预感,就会取道俄属亚洲了;我同俄国人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为难。」
「唉,我们在这里已经为成全你的计划尽了一切所能。寇松勋爵许给你的那三名本地测量员已经受训六个月,正在德拉敦待命。不过这件事多半也要被伦敦撤掉。不过我们还没有把希望全然放弃,最后的答复预计六月三日到。」
要等十一天才有最后的裁断,这叫人受不住。也许亲自去申说会有好的效验。于是我给英国首相发了下面这封电报:
两年前阁下在议会里以友善之辞提及我的旅行与我的书,这使我有胆直接向阁下陈请:为地理科学的利益,恳请准我经西姆拉与噶大克进入西藏。我打算勘察雅鲁藏布江以北那片大半无人居住的地方以及其中诸湖,随后返回印度。印度同西藏目前的政治关系我十分清楚;我自二十一岁起便与亚洲人和平相处,这一回同样要谨慎行事,遵守所给我的训令,并以避免边界上一切争端为自己的名誉所在。
于是我们又等起来。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那三名本地助手在德拉敦待命;总司令基奇纳勋爵向我保证,他乐于派二十名武装的廓尔喀兵供我使用——只是先得等印度事务大臣约翰·莫利先生所请的准许到来;因为边界的钥匙握在他手里,一切都取决于他。印度新任总督明托勋爵尽了他的一切所能。他写了长长的、周详的情形陈述,一封接一封地发电报。拒绝并不能叫他气馁;他总要再发一封公文去,开头是这样一句:「恳请陛下的内阁再一次考虑……」等伦敦方面保证说那拒绝并非专对我个人、而是同样的答复也已通知过几位英国军官之后,明托勋爵在他最后一封电报里恳请:至少准我随那位夏天要去噶大克巡视集市的英国军官同行。可是印度事务大臣不移其决;一九〇六年六月一日,我从总督秘书的一纸公文里收到了对我那封电报的如下答复:
首相嘱将下列话转达斯文·赫定:「我极为抱歉:出于印度政府无疑已向你说明的理由,我不能为你赴藏与在藏的旅行给予你所希望的协助。这项协助同样已被拒绝给予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也同样被拒绝给予在印度政府供职的英国军官。」
那么,伦敦最后这封电报的内容便表明:我什么也没有得到。印度政府与总督自然只能照常遵从伦敦的命令。他们愿意做一切事,对我的计划也表示了最热忱的关切,可是他们不敢帮我。他们不敢替我向拉萨取一纸通行证或护照,不敢给我一队护卫——而在西藏那样不安稳的地方,护卫是不可少的;我又失去了带三名能干的测绘员与科学观测助手同行的权利,而那本是于双方都有益的。可是还不止于此。倘若我将就着形势、自担责任带一队本地人越界而行,印度政府是奉有命令要拦住我的。这样,西藏在印度这一边便对我关上了;而英国人、也就是约翰·莫利先生,把这个国家封得同藏人从前所封的一样严。我不久便看明白:这趟旅行里我所要克服的最大难处,并不出于西藏、不出于它粗烈的气候、稀薄的空气、它庞大的山岭与它悍野的居民,而是出于——英国!我若能绕过约翰·莫利先生,同西藏是不难了结的。
指望是人最后才肯放弃的东西,所以我仍旧盼着一切到头来会好起来。挫败激起了我的雄心,把我的气力绷到极紧。你们尽管来挡我,我想;我要叫你们看看:论在亚洲安身,我比你们更在行。你们尽管去封这庞大的西藏,尽管去堵住一切从边界通上高原的山谷,你们会发现那是全然不可能的。等那最后一道断然而略带生硬的拒绝到来、把一切往后的交涉都了结之后,我反倒觉得浑身轻松。我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忽然被留在孤身之境,而将来只取决于我一人。此后两年里,我的性命与我的名誉都押在上头了——我自然从没有想过要罢手。我当初是怀着沉重的心开始这第五趟旅行的,并不像从前几次那样有号角与喝彩。可是如今它一下子成了我的心头之子。纵然我要死在那里,这趟旅行也该是我一生最壮伟的一桩事。它是我一切梦与盼的所在,是我祈求的题目;我整个心灵都在盼着头一支驮队备齐的那一刻——从那以后,每一天都是一支凯歌里饱满的一个和弦。
那套当时在我面前堆起看似无从逾越的障碍的方针,我不敢妄加评议。那至少是审慎的。就将来说,它还是必要的。倘若我在英国的庇护下、又有英国臣民随行,而后竟被杀了,那么大概非得派一支花费不菲的惩戒远征队出去立威不可;在这种情形下,我是瑞典人还是英国人并没有分别。英国那位大臣对此事的看法,从我收到答复一个月后他答珀西勋爵的质询可以看出:「斯文·赫定因政治上的理由被拒准入藏;依同样的理由,连英国臣民也不被许可到那个国家去。印度政府赞同有经验的探险者的考察,可是帝国政府另有裁断,认为宜于继续维持前一届政府如此谨慎地维持着的西藏的孤隔。」
这段时日里,我收到许多同情与友谊的凭证。我在印度有真正的朋友,他们觉得不能帮我是件难堪的事。他们本是极愿帮的。我不敢向他们求什么,免得把他们置于尴尬为难的地位。路易斯·丹恩爵士曾告诉我:倘若我的陈请得准,我须签一纸保结;可那上面会写些什么,我始终不曾弄清。也许是关于对随我同行的人负某种责任,或是许诺不去某些地方,并保证把这趟旅行的成果交印度政府处置——我不知道。不过如今我从一切义务里解脱了;自由毕竟是最好的,而独立无依的人最强。不过要说我那时对约翰·莫利先生这个名字有多少好感,便是夸张了。我怎能料到:有一天我会把他算在我最好的朋友之中,想起他来满怀热忱的敬重与钦佩呢?
我初次访过外务部之后,荣赫鹏带我到总督府去,在明托勋爵与夫人的来访名册上签名。荣赫鹏是个英武的人,是一个民族所能产出的最高贵的那一类人的典型。他对政府的拒绝比我自己更恼;可是在这件事上他另有一重远为苦涩的经历——他那趟赴拉萨的远征,本该把西藏向科学勘探敞开,结果却是徒然。路上他带我去见明托勋爵的私人秘书敦洛普·史密斯上校,而我在他身上得了一位终身的朋友。他是我所遇见过的最出色、最高贵、最宽厚而有学问的人之一。他于许多门学问都受过良好的教养,对印度知之甚深,因为他已在那里住了二十四年。我们见到这样的人在最负责任的位子上,便很能想见:这个治理的民族,在印度三亿人中间纵有狂风暴雨兴起,也经得住许多场。
我这时的生活里充满了对照。我在西姆拉的逗留,同那片隐在厚厚云层之后的群山那一边等着我的孤寂无声的岁月,何等不同!我忍不住要追记这些格外惬意的日子里的若干往事。
且随我去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那头一场国宴。总督府大客厅的墙边聚着一百来位客人——人人礼服齐整,穿着各色华丽的制服,勋章闪闪。其中有一位比旁人整整高出一头;他身子站得极直,看去头脑冷静、精力充沛而镇定;他不同人说话,只用一双锐利明亮的蓝灰眼睛打量四周的人。他五官厚重而耐看,神情严肃、不动声色,面色黝黑;一看便知他阅历极多,是个上过火线的军人。他的制服是朱红的,左胸上一笔财富似的钻石闪着光。他有一个举世闻名、不朽的名字:喀土穆的基奇纳勋爵,非洲的征服者、印度陆军总司令。
一位先生走到我面前,问我还记不记得我们曾在寇松勋爵的一次宴会上同席。旁遮普副总督也是我的旧识,而路易斯·丹恩爵士把我向左右一一介绍。一名传令官进厅来,宣报总督将临;明托勋爵由随员陪着绕厅一周,向每一位客人致意,对我只说了一句:「欢迎到西姆拉来。」这句话里那份黯然的调子我没有听漏;他清楚知道我并不像他与我都愿望的那样觉得自己是受欢迎的。在乐声中我们移往餐厅,享用精选的法国菜,用银盘进餐,随后又起身去参加觐见礼——那里有五百位先生被引见给总督,而总督站在御座的台阶前。他们一个一个被唱名,快步从座前走过。每一个都停一下、转向总督,总督则对他的深深一躬回礼:这一晚他躬了九百次!印度的王公或阿富汗的使臣从他面前过时,他不躬身,而是把手放在客人的剑柄上,作为友好与和平的表示。
第二天我被请到总督府去下榻,此后便是明托勋爵与夫人的客人。我同他们相处的那段时日,我永不会忘;如今回想,那几个星期像一场梦、一则童话。明托勋爵是理想的英国绅士,出身最高贵的一族,而又朴素谦和。他在印度不久便因和气亲切而得人心;他并不以为自己所居的位子高到不能同他治下这个庞大帝国无数族类里任何一个人说一句友善的话。明托勋爵从前在印度服役过,参与过对阿富汗的战事;在三大洲历练过之后,他被任为加拿大总督。一九〇四年他回到苏格兰自己的明托庄园,打算在那里度余生;随后英国国王兼印度皇帝授他以印度总督兼总督之职。他不是第一位担此职的明托伯爵,因为一百年前,他的曾祖父做过英国在印度半岛属地的总督。那时要到印度人的国土去,须绕好望角航行,是一趟漫长辛苦的航程。所以第一位明托勋爵把家眷留在国内。他同夫人往来的信件至今尚存,所显的恩爱与忠贞堪称理想。等他在印度的任期终于满了,他登船渡过那漫长的海路回到故乡,又乘头一班驿车一直赶往明托。他的夫人在那里等着他;她满怀渴望地望着那条路;约定的时辰早已过去,却见不着一辆车。最后有一名骑者在一团尘土里出现,带来了消息:明托勋爵离家只剩一个驿站便去世了。那束信上的一张小签条上写着「可怜的痴人」。那是第一位明托夫人写的。
不过如今一个新的明托之家已经开花长成。这个可爱的家里充满自在、朴素与欢乐,每一个人都为这整体的美添一份力。一位总督总有为印度福祉而做的无穷事务;可是明托勋爵始终保着不变的从容,每天拨出几个钟头给家人。我们在餐桌上相聚;午饭通常请几位客人,晚饭却常常只有自家人,那时的时光便过得极惬意。于是明托夫人讲起她在加拿大的日子:她在那里乘火车与汽船走过十一万六千英里,随丈夫出巡、随他去狩猎,坐独木舟冲过翻白的急滩,又参与过克朗代克的险途。我们翻看她那时的日记;那是厚厚的几卷,满是照片、地图、剪报与签名,其间还夹着极有意思的景物与记述。然而明托夫人到印度以后所记的日记更为可观、更为诱人,因为它是嵌在东方的华彩与东方诸国的排场与炫丽之中的:里头满是珠宝璀璨的大君、各邦的接见、仪仗与阅兵、披红戴金的大象,以及一位印度总督的宫廷所离不开的一切堂皇与辉煌。三位可爱的小姐——艾琳、鲁比与维奥莱特——使这个家满是阳光与欢快;她们同母亲一起,是舞会与盛宴上的女王。她们像父亲一样爱运动,骑马像女武神。
一个外人在这所每天被善意与款待围着的屋子里觉得快活,还值得奇怪么?我的房间在总督私人起居处的上面。底层是礼仪的厅堂:宽大雅致的几间客厅、餐厅,以及那间以白与金装饰的大舞厅。各间屋子与厅堂都由一间宽大的前厅通入,前厅里饰着兵器与厚重的帷幔;宴会之时,这里是极热闹的一景。一道敞开的回廊——一条石砌的凉廊——绕着底层大半周;来客、信差、听差与仆役头在那里往来,他们穿着总督府的红号衣、戴着白头巾。后面是院子,马车、人力车与骑者在那里来去,而几条整修得极好的小径通往几处依明托夫人的设计辟出的幽静平台。那些平台之后便是林子,树荫下有可散步的小道。
从屋子正中的大厅里,一道楼梯通上二层,总督一家所住的几间屋子在装饰的雅致上胜过其余各处。再上两层是客房。从里面的一道回廊可以望下去看那大厅,朱红号衣的仆人在楼梯上悄无声息地上下。我窗外有一座阳台,每天早上我都在那里徒然盼着望见西藏边上的那些山。白沙瓦的最高长官哈罗德·迪恩爵士同夫人、以及伊达尔的大君,曾在总督府做了两天客。哈罗德爵士是那种一经相见便永不忘的人:强健、高大、有男子气而又可亲。阿富汗边界上那些半开化的部落与王公既怕他又佩服他,据说他驾驭他们的手段极为高明。这一次相见于我极要紧,因为哈罗德爵士给了我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克什米尔的大君,一封给他的私人秘书达亚·基申·考尔。我返回印度时,哈罗德爵士唉已经去世了。印度在他身上失了一位最好的守护者。
伊达尔的大君是印度王公极鲜明的一个典型:他面色极深,五官俊秀,举止有力;赴宴时他一身绸缎、黄金与宝石,整个气派把所有欧洲人都压得没了光彩。然而他极受他们欢迎,到处是受欢迎的客人。他是个运动的好手、第一流的骑者、极为冷静的猎人。他那极大的人望来自下面这桩事:有一回,一名英国军官在炎热的时节死在他宫邸附近,一时找不到人去埋这尸身。别人都推了,这位大君便亲自把这桩人人厌恶的差事担了下来。他刚回到宫里,台阶上就被一群气得发狂的婆罗门围住了;他们带着威吓向他喊道:他已丧了自己的身份,须被逐出种姓,不配治理这个邦。可他从容地走到他们跟前,说自己只知道有一个种姓,就是武士的种姓;随后他命他们走开,他们便听了。
我在西姆拉遇见许多日后我永要算作最好的朋友的人——博尚·达夫将军与霍克斯将军及其可亲的夫人,亚当上校与他那位会说俄语的夫人(他是明托勋爵的军事秘书,在我出门期间去世了),还有麦克斯威尼上校与他的夫人。一九〇二年我在海德拉巴附近的博拉拉姆做过他们的客,而一八九五年我在帕米尔见过这位上校;他也已被死亡召去了,而那只在他本该接到升任安巴拉旅长的任命之前一个月。他是个格外出色而可亲的人。我还结识了荣赫鹏那支拉萨远征队里的许多人,其中一位塞西尔·罗林上尉,极热切地盼着能再回西藏去。我们常常相见,一同筹划那些要同去噶大克的宏大计划——那些指望后来都化成了烟。德国总领事夸特伯爵与他那位可爱的夫人也是我格外的朋友。她母亲出自瑞典的维尔森家,我们用瑞典语交谈。他们家的一次晚宴我永不会忘。敦洛普·史密斯同我各坐一辆人力车,沿那条长路去西姆拉,穿过全城,再往另一头走同样远,到夸特伯爵的宅子——在达弗林勋爵于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八年间建起那座新的「总督府」之前,那里就是总督的官邸。路上黑,不过我们车辕上有灯;拉车的人像绷紧的皮带一样使劲,赤着的脚掌拍在硬地上像木头敲击。我们迟到了;基奇纳勋爵早已在那里,人人都在等着。饭后客人被请到外头的空地上去——那是这座旧官邸所据的山头。满月的光在温软而醉人的空气里颤动,四周的山裹在雾霭里,谷底深处升起蚱蜢尖锐刺耳的鸣声。可是这座山——这里响着爽朗的笑声,谈兴又被饭食的效力撩起来——仿佛远在这世界其余一切之上。这里那里,深色的冷杉或雪松从雾里探出头来,长长地伸着手臂,像威吓的鬼影。夜是静的,除了我们与蚱蜢,一切都像已安睡了。这样的印象是永不会磨灭的。礼数不许任何人在基奇纳勋爵之前离席——散席的号令须由他来下;可是他在这里觉得极舒服,我们便用法语同汤森上校的夫人谈起来,把婚姻之境同无拘自由之利两相比较。等这位宴席的主宰起身时已过了午夜,于是女士们与她们的陪客才好往自己的人力车去。月光照着的山上重归寂静,只有蚱蜢尖细的歌还升向天去。
我住在总督府那段时日里,还举行过两场国宴舞会。那时无穷无尽的人力车一路涌到院子里来,像一列萤火虫盘旋着上天文台山。人几乎要诧异西姆拉竟有这么多这种两轮的小车;不过因为道路狭窄,只有总督、总司令与旁遮普的长官才准用马车。于是雅致的女士们穿着低领的绸衣、发间别着钻石的饰扣,簌簌地由身着全套礼服的陪客护着穿过门厅。在这股为打扮得如此光彩而耗了几个钟头的人流里,人要被挤得极狼狈;可是那景象是堂皇而有气派的,是盛装之无以复加,是一具五色、金银交辉的万花筒;军官的红制服在女士们白的、粉的、蓝的轻绸衣裳之间显得格外分明。这里那里,一位大君镶珠的头巾浮在一片欧式发式的海上。随后忽然静了下来,人丛里开出一条路;传令官已宣报总督与他一行将临,乐队奏起《天佑吾王》。总督与夫人缓缓穿过人列,向两边致意,在大舞厅的御座上落座;于是第一曲华尔兹奏起。这两位尊贵的主人先召这位、再召那位客人上去谈话;绸衣簌簌,人声嗡嗡,鞋底擦着地板滑过,而舞曲以不可抗拒之力催着它的俘获者。客人们三五成群、或大群地涌进相邻的餐厅,在小桌上吃宵夜。到后来人渐稀了,主人退去,最后一辆人力车的轮子在院中沙地上辘辘而过,电灯熄灭,这座府第重又安静下来。
基奇纳勋爵的宅邸在西姆拉城的尽头,名叫斯诺登。客人进门先是一间宽大的前室,以它雅致的布置与装饰而论,那更像一间接见之厅、或一座挂满战利品的荣誉之堂。一幅戈登帕夏的精美画像摆在画架上;对面立着亚历山大与凯撒的胸像。楼梯的木壁上嵌着克鲁格大叔在比勒陀利亚所用的那把主席椅的一条扶手;桌上、架上与壁带上陈着康熙(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年)与乾隆(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两朝名贵的中国瓷瓶——因为基奇纳勋爵是个热心的中国古瓷收藏家,不过只有极上等的才入他的眼。可是在这间独一无二的厅里最叫外人注目、最先吸住他眼睛的,是基奇纳勋爵在苏丹与南非得胜所获的战利品与旗帜。它们连旗杆从上面一道回廊垂下来,其中有马赫迪的旗,有恩图曼与奥姆德布拉凯特的苦行僧的旗,另有德兰士瓦与奥兰治自由邦的几面布尔人的旗。在里面那间客厅里,我们看到同样的华丽陈设:中国瓷瓶与珍罕的民族器物,其中几件木雕的西藏庙宇壁带极为可贵,是荣赫鹏那支拉萨远征队带回来的。桌上摊着相册,是基奇纳勋爵在印度无数次巡视、以及他穿越严寒的帕米尔那趟旅行的照片。接见之时,餐桌上陈的是纯金的名贵器皿,那是英国国民献给这位非洲征服者的赠礼。
我在西姆拉的日子到了尽头;既已收到伦敦最后那封决定性的答复,再留下去便没有用了。六月九日我向总督与他的小女儿辞行,他们要骑马去马什罗巴、在那里过礼拜日。那场辞别我无从描述,它是那样温厚诚挚。明托勋爵愿望我仍能实行自己的本意,并诚心希望我们还能在印度相见。临行之际,我心里那份感激实在说不尽。他已尽了一切所能帮我,还为我的事使自己受了些不快。他在我一生的行程里扮过一个要紧的角色,而我知道自己在他身上得了一位长久的朋友。要向他道别,是一桩难受的事。我们的计划落了空,他比我自己更难过;而就我这一面而言,我觉得如今我的名誉要求我拼尽全力。
礼拜日早上,明托夫人与她两位年长的女儿也驱车去马什罗巴了。我向她们作了最后的告别,并谢她们在总督府里给我的无边款待。离别的一刻幸而短;苦涩自然是有的。两辆漂亮的马车驶上来,前有骑者引路,又有本地的骑兵护送,他们一身红金,手执长矛。女士们穿着轻快明丽的夏装、戴着缀花的帽子上了车——这一群血统最高贵的女士,几百年与多少代以来一直被陶冶、被提炼,在我看来她们自己就像一束花。我站在最下一级台阶上,一直站到还能望见那些摇动的阳伞为止;可是不久,兵士们的红制服就在那条通往主卫所的林荫道的叶影里不见了,这段传奇也就收场了。
我重新走进自己房间时,这座王家的府第仿佛没了生气、空落落的,我也无心再留。我收拾行装,匆匆进城作了两场短短的辞行拜访,把沉重的行李安排妥当,不久便预备好上路。十三日我走了。十三这个数目在这趟旅行里扮了一个颇为要紧的角色:十一月十三日我离了黑海上的特拉布宗;十二月十三日我到了波斯的都城德黑兰;而六月十三日我离了西姆拉——不过我并不迷信。荣赫鹏是头一个迎我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同我道别的人;我不久又要在斯利那加见到他。随后列车一路下行,穿过那一百零二条隧道。在路的一处转弯处,我望见了总督府那些骄傲的塔楼与高耸的墙垣——那是多少欢欣的往事与落空的指望的所在。
第二章
离开斯利那加
曼努埃尔是个古怪的家伙。他是马德拉斯的印度教徒,瘦小而黑,英语说得不错,同父母一起入了天主教。他在最后一刻带着一大包荐书找上门来,满有把握地宣称:「老爷若打算作长途旅行,老爷就要用厨子,而我会做菜。」我没有看他的荐书便雇下了他。他行事还好,为人诚实,给我的满意多于烦恼。他做过的最坏的一件事,是在拉达克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失了踪;直到今天,我再没有听到他一点消息。
在我那节车厢里,我们挤得像桶里的鲱鱼。空气愈来愈热;从高处那份宜人的清凉,我们又回到印度平原上压人的酷热。过了卡尔卡、安巴拉与拉合尔,我到了拉瓦尔品第,在一家还算过得去的旅馆落脚。可是房间又热又闷,那架自天花板垂下的大扇整夜都在摇,却挡不住蚊子来缠我。
六月十五日,一辆唐噶马车与三辆埃卡小车停在旅馆门前;我坐进前一辆,行李稳稳捆在后几辆上——曼努埃尔也在上头。路在漂亮的林荫之间一直通到山脚下。路上极热闹:车、驮队、骑者、流民与乞丐。我们前面是不算高的坡,再远处是喜马拉雅更高的山。它们是敌意的精灵在我路上筑起的墙,还是在等着我来?
过了马勒普尔,那辆由两匹烈马拉着的唐噶车穿过头几道深浅不一、郁郁葱葱的丘陵。路在它们之间盘旋上行;我乐于把平原上那片火热的光辉撂在后头——太阳固然还烤人,因为空气澄澈,西南季风的云团还连一个先行者都没有露面。我们就这样一程一程地过去。常常得慢慢地走,因为路上遇见长长的队伍:穿卡其布军装的本地兵,带着草料车与弹药车,每车两匹骡子拉着——我要是能有一二十匹这样好的畜生,该多高兴!凉风扑在脸上,针叶树开始在阔叶林间出现。我们把夏季的驻地穆里撂在后头,这时古尔马格一带积雪的山峰已经望得见。过了穆里附近的一道山口,我们又往上走。过了班迪,我们到了杰赫勒姆河右岸,不过那河远在我们脚下;景致极美,那份雄伟与壮丽是无从描摹的。我们愈下愈低,沿着河岸走,夜里宿在科哈拉的驿舍。
第二天我们过了一座桥,慢慢爬上左岸的坡。早晨美极了,山上不算丰茂的草木呵出一股宜人的夏日之香。左边是奔腾的河,常常泛着白沫;可是它的吼声只在我们停下来时才灌进耳朵,别的时候都被唐噶车的辘辘声盖住了。我极用心地留意这片奇妙国土上景致的变化。路穿过几道山嘴,是宽阔的拱形隧道。最后一条最长,在我们面前张开大口,像一个黑洞穴。里头清凉得可人;喇叭短促的警示在山的腹中回荡得极悦耳。
我们在古里吃早饭,在廊下一张舒服的卧榻上歇了一刻钟。四年前,我曾在这里同罗伯特·哈维爵士与夫人度过难忘的一个钟头。今天风还在同样的杨树、榆树与柳树间呼啸;我觉得异样地孤苦而惆怅。那时我是从一趟大旅行归来,如今前途在我看来却黑暗得无望。眼前耸着谷右侧林木覆盖的山,坡形圆软而陡峻;下面古里村分踞河的两岸。空气温和。我梦着永远的春天,忘了自己的忧烦。过了奇纳瓦里,崖上又见高大的针叶树。我那位会说波斯语的车夫指着嵌在路边的一块巨石:十天前它落下来,砸死了一个人与两匹马。在可能塌方的险处,插着小小的白旗。山景愈见荒野,暮色里它峻峭的轮廓愈显分明。我们到了乌里与兰普尔,常常穿过密林。到巴拉穆拉时,我们十四个钟头走了一百零六英里。
六月十七日大雨如注,可我们还是决意走完到斯利那加的最后六程。我们在无尽的杨树夹道的直路上快跑。泥水四溅,雨打在唐噶车的顶篷上,厚厚的云把我们裹在半昏之中,山的影子一点也看不见。这天气正合我到斯利那加时的心境——斯利那加是克什米尔的都城,在杰赫勒姆河畔。我在这里得为旅行作几样准备——官面上说的是去突厥斯坦;西藏再不提了。我在这位大君的都城逗留的头一天所拜访的几位都不在,最后我找到了斯利那加教会医院的院长阿瑟·内夫医生。一九〇二年他治过我那个病倒的哥萨克沙格都尔,还替我办过许多别的事,我对他欠着永远的感激。我在印度一位最好的朋友曾劝我设法说服阿瑟医生的弟弟欧内斯特·内夫医生同我同行;可如今我才知道,他也申请过去藏西,主要是为日土一带的传教之事,而同样被拒了;他此刻正从列城上头的西藏边界往回走。阿瑟·内夫医生是我最佩服的人之一。他把一生献给了克什米尔的基督教传教事业,他那所医院是印度设备最好、最齐全的医院之一。他在那里不分昼夜地不倦工作,唯一的酬报是减轻他人痛苦所得的那份快慰。
这一天里样样事都仿佛不顺,我没精打采地回到内杜饭店,正赶上锣声报八点。我在长桌边坐下,周围是三十来位先生女士,他们于我同我于他们一样陌生。可是有几桌上,话头落到了我身上。
「你听说赫定在斯利那加么?」
「不会吧?他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他自然是想去西藏的。」
「是啊,可他被禁了,政府奉命要拦住他过界。」
「唔,那他可以绕过西藏,从北边进去。」
「是啊,他从前干过,自然还找得着路。」
要坐着听这番议论,实在极不舒服,我差点把自己淹进汤盘里去。我几乎不懂自己怎么会被人这样谈论。仿佛我心魂里的梦与幻想被人一件件分类、命名、贴上标签,而我的肉身却坐在公桌定餐的席上咽汤。等到好不容易上了咖啡,我便悄悄退席;此后总在自己房里吃饭。我的处境是这样:我必须避开同英国人的一切往来;他们帮不了我,而我又决不肯透露自己真正的打算。这同我从前任何一趟旅行相比,何等不同!从前我总是从俄国的土地上起程,那里从沙皇直到最低的小吏,人人都尽力使我的行程便当!
第二天我去拜访大君的私人秘书、班智达达亚·基申·考尔;那是位仪表堂堂、气度不凡的人,英语说写都极好。他把我的介绍信仔细读过,和气地许下诺言:要尽快替我把一切预备齐。谈话之中他做了记录。他的办事人当天就要接到他的命令,骡子会置办好,四名兵丁会被派定随我走完全程,粮食、帐篷与驮鞍都会买下,而他乐于成全我一切的愿望。谁也不会料到这一切是为我办的;每一笔开支都要混进「大君宫廷用度」这一项下那些沉重的款目里去。达亚·基申·考尔守了他的话,而且成了我的朋友。事情进行得慢,可毕竟是在往前走。西藏一个字也没有提。我表面上是在预备去东突厥斯坦,可他那意味深长的一笑告我:他已猜着我的用意。
便是在一处能完全自主的出发地,要把一支驮队备齐上路也不算容易;更何况在这里,我正处在种种阴谋与政治上的刁难之中。可是我的自尊与精力被激起来了,我确信终究要成。整件事叫我想起一出角色名单长得没完的戏;纠葛极多,而我只盼着动起来。这戏有一幕是在斯利那加演的,我不能把它略过,因为它后来还有下文。等伦敦把别的一切都驳给我之后,往东突厥斯坦去的路还是开着的。
六月二十二日,我从驻扎官皮尔斯上校那里收到下面这封信:
印度政府已电令我,不得准你越过克什米尔与西藏之间的边界。对你前往中国突厥斯坦他们并无异议,惟设定你持有中国护照。可你近来告知我你并无此件,故我已电请印度政府再作训示。
于是我电告瑞典驻伦敦公使弗兰格尔伯爵,请他替我弄一张去东突厥斯坦的护照——那是我根本没想去的国度;随后把这一步与得到的满意答复通知了西姆拉的政府。十九天后,我收到弗朗西斯·荣赫鹏爵士的来信——他这期间已作为新任驻扎官到了克什米尔:
我已收到政府来电,告知你可在中国护照到达之前起程,惟须以不越过列城为条件。不过一俟中国政府、或(在伦敦的)瑞典公使电告你的护照已经办出,你便可自担风险越过中国边界;你的护照随后会送往你处。
于是我又电弗兰格尔伯爵,请他向印度政府保证护照当真已经批给我、而且已在路上。我到列城时,它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那纯是个形式,因为我并不需要它;而且首先得先断定东突厥斯坦与西藏的界线在哪里。后来中国驻伦敦的代表向弗兰格尔伯爵表示诧异:我竟拿着一张开往东突厥斯坦的护照在西藏各处走;可是弗兰格尔伯爵答得极在理:他实在无从管束我、也无从管束我在亚洲所走的路。英国政府已尽其所能阻止我穿越西藏,那么我便别无办法,只能智取我的对手了。我如何得手,本书的篇页里自会交代。
到斯利那加的头几天里,我由达亚·基申·考尔陪着,去拜访查谟与克什米尔的大君普拉塔布·辛格爵士,他的弟弟埃米尔·辛格也在座。这位殿下是个中年的小个子,神情恍惚而带几分忧郁。他极友善地接待我,许诺在各方面成全我的愿望。他听说过我一八九五年穿越沙漠那趟旅行;等我把其中的情事讲给他听,便把他拉到我这一边来了;他向我保证,他乐于看见我新的考察从他的领土上启程。
六月二十九日,我被请到大君的宫里去参加一场为皇帝诞辰而办的大宴。英国国王的生日是十一月九日,可印度皇帝生在六月二十九日。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到了时辰,我去找荣赫鹏;在驻扎官官邸的码头上,我们被接上大君的一条「希卡拉」——那是一条长长的、装饰雅致的船,有软垫,有挂着流苏与绦子的篷,由二十来个穿鲜红衣裳的桨手划着。我们又快又静地顺杰赫勒姆河而下,看宫邸、房屋与茂密的树丛入画地映在旋动的水波里,掠过许许多多住家船与独木舟,在桥稍下处宫邸的石阶边停住;埃米尔·辛格穿着少将的红制服,在最下一级台阶上迎接我们。台阶之上的平台上,大君正等着我们。于是我们混进那一群形形色色的英国人与本地人中间,人人都穿戴得极好。随后行觐见之礼:所有客人缓缓单行而过,殿下一一分给友善的握手与点头。接着照同样的次序,众人在一排排椅子上坐下,正像在戏园里一样。可是我们没歇多久,因为晚宴不久就宣布开席,我们便放量享用了厨房与酒窖所供的东西。席罢,大君、他的弟弟与他那位年幼的侄子——王位的继承人——进厅来,在我们所坐的桌子中段落座。大君请众人为国王兼皇帝欢呼,又有人向荣赫鹏祝酒,荣赫鹏以一篇得体而略带诙谐的答辞致谢。随后客人被请到一道有粗柱的敞廊上去,在那里看放焰火。日轮与孟噶拉火之间,烟火与长串的火蛇从河上的船里飞向空中,而对岸以红灯拼出了「天佑吾王吾皇」几个字。这里讲究的不是雅致与别致,而是响;每一个角落里都有爆响与火花喷射,整个给人一种忠心不二的印象。等我们重新下到船上时,四围已裹在黑暗里;只有宫邸正面的柱廊里泻出明亮的光。我们逆流而上,领受了一种更美也更静的光照:月亮在河的波纹上投下弯弯曲曲的金线,而天边的山上有蓝色的电光闪动。
班智达达亚·基申·考尔迪万大人办事不倦。他替我置了四十匹骡子,是从蓬奇的王公那里买的。我退了四匹;其余的都壮实,不过比西藏的骡子种差些,在西藏全都倒了。他还给我派了四名兵丁作护卫,他们都曾在大君麾下当差。其中两个——甘帕特·辛格与比孔·辛格——是拉杰普特人,说印度斯坦语;他们有品行端正的凭证,前一个还佩着一枚服役奖章。他们同厨子曼努埃尔一样,自称预备好为我舍命;可我安慰他们说,我们这一趟不会打得那样血淋淋。幸而两人属同一种姓,可以在一处搭伙;不过他们自然不能同别的凡人一同吃饭。在营里,我总见他们离众人老远,坐在自己的火边。另两个是帕坦人:来自喀布尔的巴斯·古尔,与来自白沙瓦的海鲁拉·汗。达亚·基申·考尔用我的钱给他们都置了枪与弹药,饷钱也定好了。他们还领了置装的银子,而我叫他们预备着受冻。我这位可亲的恩人还替我张罗了帐篷、鞍子、驮鞍以及许多别的必需之物。与此同时,我自己在集上采买。我置了二十来只「亚克丹」,就是突厥斯坦所用的那种蒙皮小木箱;又有厨具与锅;皮衣、寻常毛毯与粗呢毯;一张行军床,连褥子与一块胶皮垫单;保暖的料子与风帽;帽子、克什米尔靴子,够一年用的雪茄、香烟与烟叶;茶,以及几百盒肉罐头;另有织物、刀子、匕首之类作送人的礼物,还有数不清的别的东西。
在一切采买与运输的安排上,我从科克伯恩代理行得到了无从估价的帮助。它替我备下米、玉米、面与大麦的存粮,因为在列城是无从凑够这些数目的。它还照料了这批沉重行李的运送,而我对它的安排实在没有不满意的。我自己带来了一条船,连桨、舵、桅、帆、救生圈与中插板,都装在我运往印度的那几只大箱子里。随后我还有同从前一样的科学仪器:一具高度方位仪,两具天文钟,气象仪器,罗盘,照相器具与底片,拍纸本,速写本与札记本,书写之物,望远镜,猎枪,手枪等等。
伦敦的布罗斯与威尔科姆药行极厚道地赠我一只齐全得异乎寻常的药箱;那箱子本身就是一件雅致精美的工艺品,里头的药是专为高寒干燥的气候挑选的。一切药品都做成片剂,包得又好又有条理,照着印好的目录便容易找到。整只箱子仔细装在一个漂亮的铝匣里,亮得像银。这只药箱从一开头就在驮队里极得人心,人人对它有一种盲目的信赖。我疑心有许多病痛是装出来的,就为了再看一眼那只箱子。总之,它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一套便携医药装备。
要找一个做气象观测的助手,我颇费了些事。西姆拉的中央研究所没有人,于是我去求斯利那加的气象站。站长向我举荐一个后生,此人曾在站里做过助手,受洗时取名鲁弗斯;可他是个胖胖的孟噶拉人,不下雨也总带着伞走来走去。他的肥胖我倒不在乎,上了山自会治好;更坏的是,他显然从没有见过空盒气压表,而我无论怎样教,也教不会他读表。于是我把他辞了;因为到最坏的地步,我自己能读仪器,虽然我别的事多得不可开交。
随后,正在合宜的时候,有个二十三岁的欧亚混血的人来见我,名叫亚历山大·罗伯特。他给我的第一封信里,除了「斯利那加的一个外乡人」这个极确切的名目之外,没有给自己加任何头衔;这显出谦逊。他到我旅馆来,给我看他的荐书,样样都极好;而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可亲、强健而康壮的人。他做过的事里,有在白沙瓦的铁路上做工,又在内夫医生的医院里当过助手。内夫医生极力推荐他;而且他只上了一课便把那些仪器弄懂了,在斯利那加只需几天的操练就会摆弄与读数,所以我极高兴地雇下了他。他把母亲与年轻的妻子留在家里,不过她们并不窘迫,而且他的一部分工钱已预先付给了他。我不悔用他,因为他懂得许多事,能干、开朗,什么活都肯干。等我熟悉了他,便把我所有的现款都交他保管,而且交得毫不迟疑,因为他的诚实是无可怀疑的。漫长的冬夜里他是我的伴;他在驮队里与藏人中间都受人喜欢,又细心看着人人都尽本分。罗伯特只有一次叫我难过,就是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他离开我的时候——那是因为他经噶大克得到了家里的不幸消息。
罗伯特到了之后,事情便顺当些了。他监看行李的打包,把它们称匀成一样重的驮子,又帮我把那几只装着二万二千银卢比与九千金卢比的沉重钱袋收贮分派。日子就这样过去,解脱的时辰终于敲响了。我盼它如盼婚宴,把中间的钟头一个个数过来。我向老友荣赫鹏辞行——他在最后一刻给我推荐了一位驮队头目,列城的穆罕默德·伊萨;又向大君、埃米尔·辛格与达亚·基申·考尔告别;而几次给过我极大善意的安妮·贝桑特夫人,也为我这趟旅行的成功表达了最好最真挚的祝愿。
我吩咐我的人一九〇六年七月十六日早上在旅馆院里备齐。起程一天也不能再延了;我已经等够久了。显然,头一次要把一切整得能上路,总得花几个钟头。八点钟,蓬奇来的人带着他们的骡子来了,可只是来告我:他们每人得领五个卢比做新衣。买这几件衣裳又占去四个钟头;到了下午,准备才进行到只剩装驮子这一项。驮鞍与驮子调停妥当,又过了几个钟头。那些骡子极兴奋,绕着圈子乱蹦,踢得箱子乱飞,最后只得一人牵一匹。雇来的马倒懂事些。曼努埃尔骑在他那匹马上,模样颇为可笑:他一生从没有上过马,一脸惊惶;他那张黑脸在日头下亮得像擦过的铁。全队至少被半打业余摄影者拍了照。我们终于分队动身,整整误了十二个钟头;可那长长的队伍毕竟上了往甘德尔巴尔与西藏去的路——这才是要紧的。什么时辰又有什么相干?我觉得仿佛牢门已为我打开,看着我的人沿路走去,而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敞开着。
这些人里没有一个知道我心里那份欢喜的火;他们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他们;他们来自马德拉斯、拉合尔、喀布尔、拉杰普塔纳、蓬奇与克什米尔,是机缘凑到一处的一个东方的万国大会。他们尽可以是强盗与土匪,也尽可以是别的什么;而他们也许以为我是个寻常的打猎的老爷,脑子里除了打一副创纪录的大角盘羊角之外别无理想。我几乎带着怜意看着这场启程,问自己:他们是不是人人都有福回到妻子儿女那里去。可是没有一个人是被迫跟我走的,而我已让他们都预备好,要吃十八个月的苦。我何必以预言将来的苦难去叫他们不安呢?难过的日子迟早会来得够多。
我最替那些畜生难过,因为我知道等着它们的是饥荒。只要还有机会,就该让它们把玉米与大麦吃饱,好叫它们日后能靠自己的脂膏多撑些时候。
最后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随后我驱车到达尔德尔瓦塞,那里的石阶边有一条又长又窄的五桨小船等着我。船离岸时我在舵旁坐下,终于是在往那片禁地去的路上了。那一趟穿过波斯与俾路支斯坦的长途,不过是一段序幕;它实在没有别的结果,只把我送进了我在印度落进的那个蛛网里。可如今我自由了,脱出了一切叫作「政府」的东西的所及之处;如今我能自己做主了。
我们此刻在那条运河明亮的镜面上滑行,水上有水草、野鸭与小船,那些船几乎被土产压得要沉。岸上洗衣的妇人蹲着,这里那里有一群快活的孩子在洗澡;他们爬上凸出的石角与系船的桩子,任自己翻身落进河里,拍水、扬水,像一群小鲸鱼。运河窄下去,只几码宽,我们的船触了底,桨手便下去把它从浅处拖过。这条水道极弯,可大体朝北;水浅,而水流顺着我们。两岸立着入画的木石房屋,像威尼斯的一条街。每一个转角上,眼睛都遇见一个新鲜可爱的入画题材,而那些杂色的人影、草木与轻巧的柳叶形小船又给它添了效力。日头正落,画面上的光也极好,把一切都浸在温暖炽热的光束里,使轮廓在深影前分明地凸出来。房屋之间的水黑得像墨。我们靠近一处微微凸出的高地,往康甘与列城的路就在它后面。几条支流注进运河来;可我们径奔一个叫安查尔的湖去,它的水灰蓝,来自辛德河——当地人把这河名读作「森德」。
过了一会儿,漩涡与沙洲表明我们已进了河。日头已落;夏夜安静而平和,只有蚊子在水面上嗡嗡。
桨手虽稳稳地使着全力,我们走得却慢,因为逆着强流。于是我得了机会,去窥那些住家船里一连串英国人家的家常光景。时辰正近九点,船里的人穿着礼服与雅致的衣裳围坐在桌边。有一张桌上坐着三位年轻女士;我想她们在妆饰上太费了心,因为四处都看不出有哪位骑士可以被她们的仪容迷住。从敞开的窗里,耀眼的灯光落到水上;她们看见我们过去,也许在心里纳闷这么晚了是谁来访。这时甘德尔巴尔那几株百年的悬铃木出现了,我们划进一个死水的小汊,上了岸。
这是我头一天的行程,可这一天还远没有完。派出去的探路人回来说,约定的歇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我们在几株高大的树干之间安顿下来,点起一堆通明的信火。过了一阵,巴斯·古尔像个路劫的歹人一样走进火光里来;他牵着两匹骡子。十点钟,罗伯特与曼努埃尔也躺到我们的火边来了。可是帐篷与粮食还没有到。十一点又派出探路人,直到半夜我们才再见到他们、听到他们的消息;他们报说驮队一切都好,不久就到。可是到了一点钟,又有一个探子消失在黑暗里;直到两点三刻,我的人才到——我足足等了他们五个钟头。可我一点也不恼,只是为上了路而欢喜。又点起新的火与松明火把,把那几株悬铃木的低枝照得通亮,而树冠之上,星星在我们往西藏去的第一处露宿之地上闪着。
这一群人与驮畜之中,是何等的喧嚷与纷乱!那地方像个集市,人人叱骂喊叫,谁也不听谁。护卫想叫人听他的话,白费;拉杰普特人安静些,而帕坦人把不听话的克什米尔人与放肆的蓬奇人骂作强盗与杀人犯。那些畜生被长绳系在树脚下;在一小片空地上,我的帐篷钉第一次被打进土里。那帐篷是我的朋友达亚·基申·考尔所赠,长久以来一直是我的家。行李被堆成粮袋与箱子的墙,而曼努埃尔终于摸到了他的厨具,把他那些搪瓷器皿解了包。畜生们嘶鸣、踏地,偶尔友好地踢一踢邻居;可是等那些盛大麦的料袋被一一分发、挂到它们颈上时,就只听见一片咴咴之声了,那是不耐与好胃口的意思。而这些东方之子、这一群在红红的火光里跨步而行、头缠高高的白包头的深色皮肤的人——在漆黑如墨的夜色背景上,是何等好看而鲜明的一幅画!我看他们为那许多事务奔来忙去,自己暗暗笑了。
可这时亮着灯的帐篷里晚饭已经备好,一只箱盖当桌子。一张地毯、一张床、两只日常用的箱子,还有几条小狗,便是全部家具。小狗有三条,两条是母的。它们是野狗,是从斯利那加街上诱来的,身上一点教门的痕迹也没有。罗伯特同我一向说英语,便把那条白的与那条黄的径称作「狗崽」;第三条不久得了「曼努埃尔的朋友」这个名字,因为曼努埃尔同它总在一处。
而这一群被命运的游戏聚到我身边来的人,日后又要一个接一个地散去,像风前的糠。二十六个月之后重又到得西姆拉的,只有我一个;此刻在甘德尔巴尔的悬铃木下沉沉睡着的所有人与所有畜生,我是最后剩下的那一个。
可是这头一夜里,最后躺下歇息的并不是我;因为我三点钟吹灭灯时,火光还在帐篷壁上跳动,而我仿佛觉得外头亚洲那勃勃的生气像一股清凉的气息扑来——那是松林与群山、雪原与冰川、以及我的种种计划将要在那里实现的辽阔原野的气息。我会厌倦么?不,我难道会有够了的一天么?
第三章
往列城之路
这一天收场得晚。第二天早上我醒得也晚,等我们预备停当,日头已高悬天上。把整个营地弄得能动身、把东西打包装驮,花去四个钟头;不过等到人人都明白自己该干什么,这活自会快起来。
长长的队伍动起来了,一队接一队消失在树丛里。路的两边,村舍与田庄从柳树、胡桃与杏树间探出头来,细小的水渠在稻田间潺潺作响,田里有人在锄草,动作整齐划一,唱着有板有眼的号子;歌声使活计轻省,因为草是合着调子拔起来的,谁也不肯落在别人后头。
一座桥跨过辛德河,那河灰蓝的水分作好几道大汊,奔腾咆哮着流去。路这时溯河谷而上,随后我们折向东,不久克什米尔那片平坦的大谷就落在身后了。上升已经觉得出来,我们很欢喜,因为这一天暖。树愈来愈少,我们在烈日下骑行的路段愈来愈长;可是四围一片青绿,水极丰足,温和的空气里满是生机与生发之力,整个谷都响着河的吼声与它唤起的回音。这条路我从前走过两回,可两回辛德河谷都盖着雪;如今无论深谷还是高处,都归夏天管着。
在康甘,我们把帐篷支在一片密密的矮林里。这一回划营地、支帐篷都还算利落。村长替我们办齐了一切所需——只要还能就地购得,我们就不愿动自己的存粮。抬船的四名脚夫在这里换了另外四个,由他们把船抬到贡特。
这样,又一天的路程走完了。我们人人都为这自由、劲健的生活而快活。可是日子在西斜,影子愈拉愈长,日头比平日早一个钟头就不见了,因为被山挡住;听了一阵豺狗哀哀的吠声之后,我们也早早安歇。夜的静里,河的吼声听来更响;它的水来自我们所向往的那些高处;可是将来有一天,我目送这些漩涡奔海而去时,心里的渴念还要更深。
早晨凉爽时我走出帐篷,驮队别的人已经上路,营地显得空空荡荡。这新的一天开头并不中看,因为雨下得紧,雷在山间低吼;不过夏日的清晨呵出一股森林与新绿的气息,饱饱吃过早饭,我这一队——罗伯特与曼努埃尔都在内——也动身了。
太阳不久出来,随着暖意来了成群的苍蝇,折磨着我们的牲口,弄得它们焦躁不安。路下到河边,穿过右岸的树林。谷的左侧山脊上还有几片残雪不服夏天的日头,对面的林子比我们这边密得多。这里那里,一株针叶树把它深色的树冠高举在浅色的叶丛之上。到了马梅尔村,一架水轮在瀑布里哗哗地转,一个敞着的棚子招徕行人歇脚解渴,海鲁拉便留在那里陪着一管水烟。到甘杰万,我们从三座摇晃的桥上过河。愈见狭窄的谷的尽头,耸着一座盖雪的山。景致极好,我们这一程骑行从两重意思上说都叫人振奋。驮队有好几回不得不停下,因为有骡子把驮子抖落了;可牲口已经安静些了,我带着几分担心盼着它们驯得像羊的那一天——到那时无论怎样叱骂也哄不动它们走了。
我们到贡特时营已扎好。我头一桩挂心的事总是那几条小狗;早上头几个钟头的行程里,它们呜呜地叫,嫌骡背上太颠;可那摇晃不久就把它们晃睡了。可是一从筐里放出来,它们立刻扭成一团,随后整晚在帐篷之间游荡,见什么啃什么、扯什么。
便是在华氏五十二点二度的气温下,经历过平原的酷热之后,我夜里还是冷得醒来,拉过一条皮褥子盖上。早上河水只有华氏四十六点二度。愈往上游,景致愈美。有时我们穿过狭隘的隘口,有时爬上陡峭危险的坡,有时又走过谷地宽敞处的耕田。随后峭壁重新合拢,柳树与赤杨间落着清凉浓密的影。河的吼声把别的声音全淹没了。这时河已变小,因为许多支流都被我们撂在后头;可它那野性的冲劲与那大量翻腾的水却愈显威严;水色青绿泛白,冒着沫、翻着浪,在一块块深绿片岩的巨石间沸腾飞溅。靠岸的一道冲沟里,还有一堆锥形的雪崩残雪在化;再上去,坡上出现一道道小瀑布,像用亮白颜料刷出的痕。走近了才看得出它们在动,看得出那些瀑布碎成了最细的水雾。
随后谷地又展开,两侧只有针叶树覆着。我们在索纳马格露宿;几年前的一个冬夜,我就是从这里的驿舍出发,打着灯笼与火把,冒险翻越佐吉拉山口的雪崩堆。
克什米尔的总督派了一名差役随我同行,他一句话,当地官府便样样听凭我们差遣。可是驮队里有几个人实在难以管束。巴斯·古尔与海鲁拉原来都是爱闹事的,逮着一切可能的由头就同别人吵起来。巴斯·古尔显然把霸占一名脚夫供自己使唤当作头等要务,而海鲁拉自以为身份太高,不肯帮着卸驮。别的人天天诉苦,说受这两个阿富汗人的气;我不久便看出,这支护卫给我们添的麻烦要多过帮助。其余的人里——克什米尔人与蓬奇人——也有小偷小摸的,我便吩咐两个拉杰普特人看着,别叫我们的东西走失。在巴尔塔尔闹了一场大乱子,因为索纳马格来了人,声称我的仆人路过时偷了他们一只锅。那锅当真在蓬奇人中间找着了。告状的人把锅领了回去,另外还得了一笔误工的补偿。
从巴尔塔尔翻佐吉拉山口,这条路的光景如今与一九〇二年大不相同了。那时整个地面都盖着雪,我们几乎一路从冰滑的坡上溜下去。如今有五百来个工人在修到山口的这段路。他们的勤快是用轰隆的炮声标出来的,时不时有大石块落下来,近得叫人不自在。
如今我们这支满载的驮队得翻过山口了。我们在坚硬肮脏却平滑的雪崩锥上慢慢小心地往上走,那上头被来往的脚力踩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水在松脆的雪体里渗出、滴落,这里那里有小水流从雪的孔洞里涌出来。走过一段好路,便是沿一堵岩壁上去的陡坡——那简直是一道楼梯,横着铺了木头作台阶。驮着货的牲口挣扎着往上爬,真是苦差。时不时有一头脚下打滑,有一匹骡子险些翻下去——从这样陡的坡上掉进底下吼着的辛德河的深槽里,那是几乎必死的,连那倒霉畜生的一点影子都再找不回来。从我们高处的位置望下去,那河细得像一根线。等到几袋玉米翻落之后,每头牲口都由两个人牵着走了。
队伍慢慢往上挪。每逢一头牲口险些失足,便有一阵刺耳的喊声。可我们终究闯过了难处,走上结实的雪与平地。南坡上一大座雪锥化出来的水,一部分流进辛德河,一部分流进德拉斯河。后者以惊人的速度涨成一条可观的河,我们那条又窄又滑的小路顺着它的岸走。一座靠不住的桥跨过一条狂野的支流,那水浑浊泛灰,翻腾不定。有一匹骡子踩塌了桥面,驮子是在最后一刻才救下来的。随后那桥用扁石修补好了,算是便宜了后来的行人。
德拉斯河是一条气势赫赫的河;它的水漫过河床里许多坍落的巨石,发出沉闷的磨碾声。而这样一条大河,不过是印度河千百条支流中的一条罢了。
我们冒着毛毛细雨到了马塔云,营才扎好,驮队的人便又吵翻了。我们在这里赶上了一支雇来的三十匹马的队伍,驮着草料。他们的赶马人原本奉命尽快赶往列城;可如今看来,他们已在原处停了好几天,还要为此多讨工钱。斯利那加的官府已尽了力,要让我去列城的这一程好走;可是克什米尔本来就没有秩序。罗伯特是个极好的帮手;他想尽办法安抚这班不听话的人。我自己这时也看出,非用严厉的手段不可了,只耐着性子等一个合适的由头出面干预。蓬奇人里有四分之三报病;他们想骑着走,病根全在这里。骡子不用时是要空着走的,为的是省它们的力气,我们在斯利那加雇马也正为此。有几个人被我们那些性子躁的骡子踢了,这会儿来讨药治。
随后我们往德拉斯与卡尔布去。在德拉斯上头的高处,我们经过那几尊有名的佛的石像,随后下到一条狭窄入画的谷里,到了卡尔布。河的水量不断增大,气象极壮;小支流在岩石间落下,像一条条银带,在冲积扇上铺展开来。山楂粉红的花在风里袅袅地摇,这风在一天最热的几个钟头里给我们送来清凉。右岸上点缀着好看的深色杜松丛,高得像柏树。
在卡尔布驿站的屋前,一个缠白包头的上了年纪的人走到我跟前来。「你好啊,阿卜杜拉。」我对他说,因为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老实人——上一回他曾帮我翻过佐吉拉的雪原。
「老爷,愿您平安。」他哽咽着答道,随后跪下,照东方的礼数抱住我蹬在马镫里的脚。
「你肯同我走一趟长路么?」我问。
「肯,我愿跟您到天涯海角去,只要列城的专员老爷准许。」
「这事好办。可你且告诉我,自我们上回分别,你过得怎样?」
「唔,我如今是卡尔布的台克达,专替过路的商队办他们要的一切。」
「那么,你想到明天再说;你若愿随我去,我的人里给你留一个位子。」
「这还用想?我跟您走,便是一个月只得一个卢比也肯。」
可是阿卜杜拉上西藏去实在太老太弱,而且他后来向罗伯特开出的条件,比他初见我时那阵欢喜里所说的要实在得多:每月六十卢比,一切供给,自备一匹马,还要免去一切重活。于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彼此作了永远的辞别。
这时从前一站来了个行路人,诉说蓬奇人偷了他一只羊。那些人不认,我便叫告状的随我们到卡吉尔去,那里可以在地方官面前审这件案子。
我们走近那个惹眼的去处:两条谷在那里交会,德拉斯河注入瓦卡河;我们绕过那道尖利的岩角,沿着瓦卡河的岸往上骑。这条谷落差极大,那条强劲的水流在一片狂乱里奔腾而下,涌起来,跃过挡路的巨石,或是碎成翻滚的白沫。好几位旧相识,连维齐尔·维扎拉特本人,都出来迎我们;还没到卡吉尔,我们身边已跟了一整队的人马。我们在一片清凉的白杨与柳树林里露宿,打算歇上一天。
这一天有几幕极入画的情景。卡吉尔的官府——班智达拉什曼·达斯与维齐尔大人领头——围在我身边,我便对这群在我行程第一周里惹出许多窘事的杂色人等开堂问案。首先,所有克什米尔人连同他们的头目阿齐扎,一概辞退。接着轮到他们的同乡,就是用雇来的马把玉米与大麦驮到此处的那些人;最后才轮到蓬奇人。偷羊一案是这样办的:几个被疑的人被绑在两棵树上,那里虽有清凉的树荫,他们还是倦了,等了三个钟头不见救星出现,便一一招认,随即被判赔羊价的两倍。于是海鲁拉站出来,替他的朋友阿齐扎求情;求不准,他便恼了,索性不肯去当夜班的哨。他于是也被辞退,并获准带走另一个阿富汗人巴斯·古尔——那人害着周期发作的疯病,而且是个无赖。摆脱了这两位贴身护卫的「骑士」,于我实在是一桩解脱。斯利那加那场「东方学者大会」里原先的人马,如今只剩四个了,就是罗伯特、曼努埃尔、甘帕特·辛格与比孔·辛格。
七月二十六日我们离开卡吉尔时,带走了七十七匹雇来的马连同赶马人,牲口的草料堆成一百六十一小堆。一名本地的兽医要随我们同行,照看骡子。我们把能弄到的大麦全买下之后,驮队又大了许多;而在卡吉尔做的这番淘汰,使此后往列城去的日子比先前愉快得多。
在沙尔古尔,我们经过这条路上第一座喇嘛庙;过了穆尔贝,庙便渐渐多起来。每走一步都看得出自己是在喇嘛的国土上:小小的白色庙宇照西藏的式样,像鹳巢一样踞在岩尖与岩嘴上,俯视着底下的谷与村。可是披红袍的僧人却难得见到;在那些入画的曲登塔与玛尼堆之间,庙宇显得静寂而荒弃。这地方的起伏如今比冬天分明得多——冬天那一领无所不盖的雪衣使万物一律,把一切形体都抹掉了。群山奇诡的轮廓带着狂野的岩尖与垛口似的山脊,清清楚楚地凸出来;在博德卡尔布上头,这些轮廓同古老的墙垣与碉楼混在一起,而那些如今只剩废墟了。
七月二十八日,我们从一座还算结实的桥上过河,继续溯那条通往波图拉山口的谷而上。刚过山口,拉玛玉如的头面人物便带着花与果子来迎我们,又各自照本地的规矩奉上一个卢比——不过我们只须伸手碰一碰便算了。再往前些,头一座曲登塔出现了,随后是长长的一排;那些石堆指向有名的拉玛玉如寺。再往前绕过一道凸出的山角,我们眼前豁然是高山之间的一条小谷,谷中耸起一级陡峭的碎石台地,寺就建在上头。上面几幢白房子在灰色的背景前分外显眼,谷底则是几丛树木之间铺展的耕田。
我们一行刚在谷中望得见,便有乐声响起来;长长的铜筒号从庙顶上发出低沉庄严、风琴一般的轰鸣,群山之间欢快地回荡着应和。将来西藏的喇嘛寺,可也会这样友好地迎我们么?我们进村时,那里站着约莫三十个穿着盛装的妇人,披着镶毛皮的彩色斗篷,头发里牢牢编进遮眼的饰片,顶上缀着绿松石。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围着那支乐队站成入画的一群;乐队用笛和鼓奏起震耳的调子。
下午我们上寺里去,住持与众僧在正门迎我们。他们领我们进寺里敞着的院子,四周是古旧的房屋、曲登塔与幡杆。从这里可以极好地俯瞰那条向印度河倾下去的谷。在阴沉的云块之下、在细雨里,七个僧人跳起了祈禳的舞;他们戴着野兽、恶灵与妖怪的面具,咧着笑口,牙是獠牙,眼睛瞪得瘆人。他们跳动时,杂色的袍子像钟一样张开,一直有古怪的乐声伴着。这些僧人在他们自愿的幽囚里该有多么闷啊!显然,他们唯一的消遣,就是在过路生人好奇的眼光前把宗教的狂热演一场。
刚出村,我们便沿一条危险陡峭的路下到那条通往印度河的又小又窄又野的峡谷里。德拉斯河的深槽上架着一座座小巧整齐的木桥,走上两个钟头,便像从一道门洞里骑进印度河那条又大又亮的谷,那条有名的河就在眼前了。那是极壮的一幕;我在一座晃动的木桥上停了好一会儿,望着那浩大的水量——它挟着那么多泥沙,流得那么急,必定把自己的河槽愈掘愈深。努尔拉驿站就在河的正上方,河水在它的窗下翻腾咆哮。
这一天热得像火烤;这条灰色不毛的谷,岩石与土壤仿佛把热辐出双倍来,便是夜里温度表也有华氏六十一度。白天连河水都有华氏五十四度,可它虽像粥一样灰浊,在这样的热里喝起来还是美极了。
到萨斯普尔为止,我们都沿右岸贴着河走。这里的路常常危险,因为它像一条架板似的凿在陡直的岩壁上,只有等贵重的行李平安过去了,人才松得了一口气。危险在于:靠山一侧的驮马可能挤过另一匹,把它逼下崖沿,于是转眼之间,仪器、照相器具或是成袋的卢比就没了。
在杰拉,一条碧绿冒沫的急流一头扎进印度河,便消失在它的怀里——那清绿的水被印度河浑浊的水一瞬就吞没了。这路上不断变换的雄奇景致与每一个转弯处的意外,使人应接不暇、心里畅快。眼睛追着一个不住旋转的漩涡的螺纹,或是追着风从浪尖上削下来的嘶嘶水雾。人几乎要羡慕这浑浊的漩涡了——它们来自那片禁地,来自噶大克,来自冈底斯山以北的地方,来自印度河自身那个还没有一个旅人到过、也从没有在地图上标出来的源头。
阿尔奇的那座桥,梁木歪斜而且发软,看着同我上次来时一样危险;可它那弯弯的桥身仍旧大胆地跨在两岸之间,趁着在荫里舒服地歇脚的工夫,我把它画进了速写本。浪花有节奏地拍着路基的石砌,等路离了岸、爬向萨斯普尔时,我倒想念那声音了;在萨斯普尔,我们照例受到奏乐与舞女的迎接。
巴斯果贡巴坐落在印度河一条侧谷里,位置极好。寺建在谷的左侧,三层的白墙连同阳台、醒目的檐口与长幡,立在一道长长的峭壁上。许许多多曲登塔与玛尼堆围着巴斯果。那神圣的咒语「唵嘛呢叭咪吽」刻在一块绿色板岩上,与石头一样绿的蜥蜴在这些永恒真理的字句上窜来窜去。
八月一日是我们往列城这一程的最后一天。一个明亮安宁的早晨;日光暖暖地、舒服地穿过杏树的叶子爬进来,把绿色的反光投到驿站的房里。我们沿着印度河走,一直走到斯皮托尔寺踞在它那小山上的地方;过了那里,路便离河折开,笔直通向列城——列城远远就望得见,四围是青翠的园子。列城的商人莫汉拉尔出来迎我们,这次远征最后一批装备有很大一部分是他经办的;我们骑过一片围起来的好苜蓿地时,他告诉我那是他买下来给我的骡子的。
我们在一座大园子的门前下马,走了进去。园子当中,白杨与柳树之间立着一幢石屋。那里平常是维齐尔·维扎拉特——克什米尔派驻拉达克的代表——的住处,如今却要做我十二天的大本营。在这里,我最后一次有屋顶遮头,此后便是整整两年没有;楼上那间书房我住得极舒服。罗伯特住另一间,一道敞着的有荫的阳台被布置成气象观测台。曼努埃尔与两个拉杰普特人管着底层;院子里送货的人与新雇的仆役来来往往不断;园子隔壁是我们的马厩,新买的马都露天拴在那里。
列城是往西藏去的路上最后一处像样的地方。我们的装备必须在这里最终办齐。什么都不能遗漏;一旦忘了什么,此后就再也弄不到了。在这里,银卢比的河流不停地淌出去,可我自慰地想:我们不久就要到一个纵然有天大的心愿也花不掉一个铜板的国度去了。一支大驮队只要还留在有人烟有耕作的地方,就像吸血蝙蝠吸血一样把钱吸干;可一旦同人类的文明断了一切往来,它就只能靠自己的家当活着,于是渐渐消耗,走向自己的瓦解。只要还办得到,我们就让牲口尽量吃;能弄到的最好的苜蓿都得买来,无论马还是骡都得喂养得极好,好叫它们日后能靠自身的膘活着,熬过那些等着它们的苦难。
第四章
最后的准备
帕特森上尉这时是拉达克省的联合专员。他从头一天起就以极大的好客与亲切待我,是我所接触过的最好的人之一。他对印度、拉达克与西藏知之甚深,能给我有价值的指点与劝告;他不倦地帮我装备这支大驮队——这驮队的目的地在官面上仍旧是东突厥斯坦——而又丝毫没有越出他所奉的训令。我在他身上得了一个真朋友;晚饭我总在八点钟吃,饭后我们常常一同坐到后半夜很久,谈亚洲的将来与世上的种种事情。
弗朗西斯·荣赫鹏爵士向我推荐过一位有名的驮队头目,穆罕默德·伊萨。我在喀什与斯利那加都见过他,知道一八九四年六月五日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德·兰斯被害时他在场。约莫三十年里,他走遍了中亚大部分地方,对西藏许多地区也熟悉。除了替各位老爷办的若干短程之外,他还给凯里与达格利什做过驮队头目,随他们大步穿过中亚,又在杜特雷依·德·兰斯手下干过两年。他随荣赫鹏走过那趟有名的翻越慕士塔格山口之行,又在进兵拉萨的那一役里做他的驮队头目。赖德与罗林在雅鲁藏布江上游河谷的旅行中,行李驮队也归他管。这一切旅行里,他积下的经验对我可能极有用;我便感激地接受了荣赫鹏的提议,尤其因为伊萨当时正在帕特森上尉手下当差,而上尉毫不迟疑地把他让给了我。况且穆罕默德·伊萨突厥语、藏语与印度斯坦语都说得流利,而他最大的心愿正是随我同行。他并不知道有人热心荐过他,却早已恳切地求他的主人准他来我这里做事。
他的父亲是叶尔羌人,母亲是列城信喇嘛教的。这样结合所生的混血种叫作「阿尔衮」,大都以体力过人、筋肉异常发达见称。穆罕默德·伊萨也是一条好汉,高大,壮得像熊,极能吃苦,可靠而诚实;同他走了几天路,我便觉得我的驮队再没有更好的人可托了。头一次穿越西藏之所以这样顺利,大半要归功于他的效力。他把众人管束得极有纪律;他有时虽严,那是为驮队好,他决不容人懈怠本分。
他常常一连几个钟头给罗伯特和我——甚至给驮队的人——讲他自己的遭际,讲他在别的欧洲人手下的奇遇,评起从前几位主人来毫不留情。尤其是关于杜特雷依·德·兰斯的回忆,似乎触动着他;他一再讲起那位不幸的法国人遇袭的经过。他又是个会吹牛的人,声称自己曾在隆冬里背着全部干粮,十天之内把一封信从叶尔羌送到列城——这段路寻常人要走一个月。不过他夸大起来并无害处;他总是机智有趣,总是快活,随时准备着说笑,在叫人沮丧的处境里还能把别人的精神提起来。可怜的穆罕默德·伊萨!当他同我一道动身时,我们何尝料到,他再也回不到他的妻子与家中去了!
我在列城的新住处刚住下,穆罕默德·伊萨就带着一声亲切和气的问安来了。
「愿你平安,」我答道,「自我们在喀什一别,这些年你没怎么变。你可愿随我往高山里走一趟两年的路?」
「我求之不得;专员老爷已经准我来听您差遣。不过我想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
「我们往北去东突厥斯坦;等把最后几个村子撂在身后,你自会听说我们此后的去向。」
「可是为着预备,我得知道您计划的细处。」
「你得给人和马备下三个月的粮,因为我们可能有这么久遇不着一个人。」
「那么我们一定是奔西藏去——那是我熟得像列城自己家一样的地方。」
「你要什么条件?」
「每月四十卢比,另外起程时预支二百卢比留给我妻子。」
「好!我雇下你了。我头一道吩咐是:买六十来匹壮马,把粮食补齐,够三个月用,再把驮队必需的家什备齐。」
「我很明白我们缺什么,十天之内就能叫驮队能上路。不过请容我提一句:仆役让我来挑,因为列城这些人我都认得,知道谁经得起这样又长又苦的路。」
「管这支驮队要多少人?」
「二十五个。」
「很好,你去雇;可你得担保进我门的都是有用的、诚实的人。」
「您只管信我。」穆罕默德·伊萨说;他又添了一句:他明白把我伺候好对他自己也有好处。
此后几天,穆罕默德·伊萨成天在外头奔走相马。出于种种缘故,不宜一口气全买下——一来价钱会被抬起来;所以我们每天只买五六匹。可是乡下人一开口就要天价,于是请了三位有名望的拉达克人组成一个评议会,由他们断定待售之马的实价。卖主若满意于估价,便当场付钱,马牵进我们露天马厩里它的槽位;不满意便走,可大抵第二天还会回来。
一共买了五十八匹马,罗伯特造了一份名册:三十三匹来自拉达克各村,十七匹来自东突厥斯坦,四匹来自克什米尔,四匹来自桑斯卡。桑斯卡的马公认最好,可难得弄到。拉达克马也好,因为生在山里,惯了稀薄的空气与瘠薄的草场;它们个头小而耐磨。突厥斯坦的马耐力通常差些,可没有更好的,只得要;我们那些马都翻过喀喇昆仑山口——海拔一万八千五百四十英尺——至少一次。
马买来便在册上编号,号码写在一条皮子上拴在马鬃里。后来我又把倒毙的马另造一册,好弄清它们各自的抗力。头一匹死的是桑斯卡马,可那纯是偶然——它在我们走出列城几天后得急病死了。再往后,损失最大的是叶尔羌马。价钱出入很大,从三十七卢比到九十六卢比,平均六十三卢比。一匹九十五卢比的马三个礼拜就倒了;另一匹价钱恰好只及它一半的,却驮了我一年半。评议会挑得极苛,而每一位四条腿的候选者在被收下之前,都要经穆罕默德·伊萨过目。我们一般不嫌十岁十二岁的马;老练的马比年轻的可靠,虽然年轻的看去往往壮健得多。可是它们之中没有一匹能从西藏回来;那些高耸的大山从不放走到了嘴的猎物。头一批驮队走出列城时,帕特森上尉像预言一样说了一句:「将死之人向你致敬。」
这样,驮队共有三十六匹骡与五十八匹马。到最后关头要下决心动身,总是难的;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到一个除了地上自生的东西什么也弄不到的地方去。我们确乎赶上了最好的季节,夏草正长得最盛;可它不久就要稀起来,而约莫十天之后,我们就要到一个没有草场的高度。所以必须尽量多带玉米与大麦;可这里又有一层难处:我们不敢给牲口压上过重的驮子,不然驮队的气力头一个月就垮了,而到第二个月——照最可能的情形,我们那时会身在不毛之地——它就要出大乱子。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存粮渐少,偏偏在最需要它的时候用尽。头几个礼拜,我们面前是爬上西藏高原边缘地带的路,因而正要在旅途开头就对付最难走的地方。所以我们最初几程走得短,而驮子重,更得走短。这在一支军队的粮台上也算一道相当复杂的题目。
同穆罕默德·伊萨商议之后,我决定从坦克西雇一支三十匹马的辅助驮队,随我们走头一个月,随后折回。由此又生出一道账目上的题目。坦克西人要每匹马每月三十五卢比,合计一千零五十卢比;他们自然担着大风险,所以我还须许下:去程上倒毙一匹赔三十卢比,回程上倒毙一匹赔十卢比。照最坏处算,这笔费用便是一千九百五十卢比。另一面,我若按每匹六十卢比把这些马买下,总共要花一千八百卢比,而马归我所有。可那老问题又来了:我得替这三十匹马带草料,另雇十个人照料它们,而这些人又要备口粮。反复权衡之后,我们终于决定只雇马,因为这样一来,马主自担风险随行,自己的口粮由七头牦牛驮着。头一个月的粮要从我们自己的牲口身上取用,好减轻它们的驮子、省下它们的力气;因为马也好骡也好,在旅途之初总要乏,须得将养。不过雇来的马若有哪一匹累垮了,主人可以不等满月就把它遣回家去。
因为列城的草料与放牧都贵,我们早在八月十日就打发三十五匹骡、十五匹马连同驮子,并十五个人与一名差役,先往穆格利布去——那地方在坦克西之外,草场好。罗林上尉极力推荐过的索南策仁被选作这支驮队的头领,领了一百卢比作驮队的用度。穆罕默德·伊萨陪着走了一段,看着事情顺当。
受雇几天之后,穆罕默德·伊萨领了二十五个人来见我,提议收他们进我门下。愿来的人不难找;只要用得着,整个列城都会随我走。难的是挑得得当,只用那些顶得上事、懂得自己本分的人。
驮队的主力在我的园子里聚齐,那是个庄严的时刻;可当穆罕默德·伊萨像个征服天下的人一样神气地走上前来点他的兵时,这场面又有它可笑的一面。我请帕特森上尉到场看看这班人;他作了一篇简短的训话,叮嘱他们:为他们自己着想,老实伺候我是何等要紧。他们的工钱定为每月十五卢比,并预支半年。彼得牧师极好心地担下了把钱分送给他们家属的差事。最后,我许给每人五十卢比作安分守己的赏赐,并保证无论我们在何处分手,都负担他们回列城的路程与盘费。
在往后的叙述里,我会有充分的机会把这些人一个个介绍给读者。除了前面说过的、曾在迪西与罗林手下当差的索南策仁之外,这里先提一提老古法鲁:一个白发苍苍、留着长白胡子的人,三十三年前随福赛思的使团去见过喀什的雅库布伯克。他见过那位大「贝道莱特」——意思是「有福之人」——全副威仪的排场,关于福赛思那趟有名的旅行,他有许多可讲的见闻。起初我犹豫要不要带一个六十二岁的人,可他求得那样恳切;他说他是穆罕默德·伊萨的朋友,他穷得若不被我雇用便活不下去。他还有先见之明地备了一块裹尸布,以便万一死在路上能体面地下葬。为使此事届时料理妥当,也为使他未领的工钱能转交家中,他把儿子库尔班带在身边。可是古法鲁并没有死,跟着我的这一路始终极健旺。
另一个我回想起来极有情分、极觉亲切的,是舒库尔·阿里。我一八九〇年在喀什就认得他,那时他在荣赫鹏手下做事;他也还记得我曾在他主人的帐篷里给他画过像。他身上有一种自己并不觉察的滑稽,一开口便叫人笑得要死;在这一群或多或少有些阅历的亚洲人里,他是我最老的相识。他参加过韦尔比的旅行,给我们讲过极可怖的情景:那位上尉——后来死在布尔战争里——同他的驮队在北藏所受的苦,粮食吃光了,牲口也全倒毙了。一年之后,他随我在圣湖玛旁雍错上泛舟,既有用又有趣。舒库尔·阿里心地老实,是个结实汉子,活计不用吩咐就做,同谁都不争吵,什么差事都肯干、都愿干。他总是兴致极高,便是在湖心遇上狂风时也一样;我只见他哭过两回,一回在穆罕默德·伊萨的坟前,一回是我们最后道别的时候。
这三位都是伊斯兰教徒,名字已经显出来了。驮队里共有八个伊斯兰之子,加上头目穆罕默德·伊萨便是九个。另外十七个是喇嘛教徒。此外有两个印度教徒,一个天主教徒曼努埃尔,两个新教徒——罗伯特与我。那些喇嘛教徒的信仰,我可不敢替他们担保。我发现其中有些人有时会改换宗教。譬如拉布桑,他到叶尔羌去时是伊斯兰教徒,剃着头;可在往西藏去的路上,他又成了同样热心的喇嘛教信徒。
我这些同伴里最老的是古法鲁,六十二岁;最年轻的是阿都尔,二十二岁;全队平均年龄三十三岁。其中十一人来自列城,其余来自拉达克各村。只有一个是外乡人,就是从尼泊尔边境来的廓尔喀人鲁布·达斯。他沉静而忠实,是我最好的人之一。可惜他没有鼻子;在拉萨的一场恶斗里,对手把这个要紧而又体面的器官咬掉了。
装备的事我可以略过去;它总是那一套。给人的是米、面、炒面——当地叫作「塔勒干」,就是炒熟的面,拌水便吃——还有整块的砖茶。给我自己的是好几百听肉罐头、茶、糖、烟草等等,全由商人莫汉拉尔经办,他的账单合一千七百卢比。新驮鞍、绳索、粗呢毯、马掌、铁锹、斧子与撬棍、风箱、锅、铜罐,以及众人的炊具与别的物件,又花去将近一千卢比。我们在斯利那加买的驮鞍坏得不能用,只好另做新的;穆罕默德·伊萨召来二十来个鞍匠,整天在园子的树下缝制。可是样样都按期办妥,而且都是上等货色。帕特森上尉断言:从没有一支装备得这样好的驮队离开过列城。我在斯利那加同大君手下那班懒老爷周旋了那么久,真是蠢得可以。从那里弄来的东西,不是贵得离谱就是没有用处。只有骡子是好的。可我回想在斯利那加的那段日子,心里仍旧满是感激与欢喜。
列城的摩拉维亚传教士给了我无从估价的帮助。他们像从前一样好客亲切地接待我,我在他们和乐的家庭里度过许多难忘的钟头。彼得牧师为我的事操了无穷的心;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同那些新雇的人有关的事务都由他经办。传教团的医生肖大夫是我上一趟旅行时就认得的老朋友,那时他在那所极好的传教医院里治过我生病的哥萨克沙格都尔。这一回他也在言语上行事上都帮了我。一年之后他死在列城,一生都献给了受苦的人们。
我在亚洲度过的这些长年里,许多最可珍的记忆都同传教站连在一起;我对传教士了解得愈多,便愈佩服他们那种安静、不息而又常常不得好报的劳作。我在西喜马拉雅遇见的摩拉维亚人,个个受过极高的教育,对眼前的工作准备得异常充分。所以在他们中间盘桓,总是极令人振奋、极长见识;而当世的欧洲人里,论对拉达克人及其历史的了解,没有谁比得上这些传教士。只消提一提卡尔·马克思博士与弗兰克牧师两位,他们在严格的科学的考古研究上完全是行家。
有些年轻的花花公子,心里没有什么是神圣的,脑袋里装的东西远不如传教士们齐备,却偏以轻蔑的优越态度待人家为时髦:挑他们的错,对他们品头论足,给他们为基督教所做的工作下判语。无论这番不得好报的辛劳结果如何,为一个诚实的信念而作的无私奋斗总是可佩的;在这样一个对立因素丛生的时代里,偶尔遇见几个为光明战胜世界而争的人,倒叫人觉得是一种宽慰。在列城,传教士们待他们的教众极其温和虔敬,因为他们深知:本地人从父辈承继来的宗教已深入骨髓,只有靠谨慎而耐心的工夫才能化解。便是从不到传教站去的拉达克人,说起传教士来也总是好话,对他们有一种盲目的信赖;因为除开传道的工作,他们还以身作则地发生影响。医院的用处极大,而医术是通向本地人心里的一条稳妥的路。
在列城的最后几天,我又见到了我的老朋友里巴赫夫妇;四年前我曾在他们好客的家里度过许多愉快的冬夜。
有一天帕特森上尉提议,叫我同他去拜访富商哈吉·纳泽尔·沙阿。在二楼一间大屋子里,有一扇大窗子望得见印度河谷;老人靠墙坐在软垫上,儿孙环绕。四周立着箱子,装满银子与金沙、绿松石与珊瑚、将要卖到西藏去的衣料与货物。哈吉·纳泽尔·沙阿的商号带着一种令人起敬的宗法气象,全由他本人与他那一大家子经管。这一家约莫有一百口,商号在拉萨、日喀则、噶大克、叶尔羌与斯利那加的各处分支,都归他的儿子或孙子掌管。三百年前,这一家从克什米尔迁来拉达克。哈吉·纳泽尔·沙阿是兄弟三人中最小的;另两位是哈吉·海达尔·沙阿与奥马尔·沙阿,几年前过世了,身后留下许多儿子。
他们财富的真正来源,是所谓「洛普恰克」使团,这差事归他们独揽。照一纸将近二百年的旧约,拉达克的历代国王每隔三年要派一支专使去见达赖喇嘛,送上礼物,表示——至少在宗教事务上——服从西藏的宗主权。不过自从古拉布·辛格的大将索拉瓦尔·辛格于一八四一年征服拉达克、把这地方的大部分并入克什米尔之后,办理洛普恰克使团的职责便由克什米尔的大君接了过去;大君向来把它交给拉达克最高贵、最有声望的家族之一。这桩体面差事落在纳泽尔·沙阿家已有五十来年,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利益,尤其因为从列城到拉萨的这一程,官府要白给使团几百头驮畜。拉萨每年也派一名商务代表到列城来,享受同样的运输特权。
这支使团八个月前已由哈吉的一个儿子带着出发了。另一个儿子古拉姆·拉苏尔要在九月间赶往噶大克,他在那里的集市上是头一号人物。我开玩笑地问能不能随他同行,哈吉·纳泽尔·沙阿却答道:他若把欧洲人偷运进西藏,这桩独揽的差事就要丢了。不过古拉姆·拉苏尔表示:我若到了噶大克近旁,他愿效劳;后来我才知道,这并不是一句客套。他在这部叙述里要扮极要紧的角色。我回到印度之后,曾有机会向高层指出:他在西藏的商业关系对英国的利益何等重要;我热切地荐他做那个人人艳羡的「汗·巴哈杜尔」封号的合适人选,而靠着敦洛普·史密斯上校的美言,他果然得了。
这一回他也替我办了许多有价值的事;其中也许最要紧的一桩,是收下一笔数目可观的印度纸币,换给我现钱,其中有两袋藏地的「章噶」银钱,四个月后极派用场。
这位老哈吉是最高贵一类的伊斯兰教徒。他忠实地守着经上的诫命,每日五次颤巍巍地走进清真寺去做功课。这世上的好东西他有余裕,因为他那广大的商业往来每年给他带来两万五千卢比的净利,他的名字在亚洲腹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敬。在我回来之前,他已退出这舞台,在列城城门外的伊斯兰墓地里占了自己的一席,面朝着圣地。
这座小城本身满是最动人、最迷人的西藏式建筑。四面都看得见幽静的角落,角落里有杂色的人影、庙门、清真寺、层层相叠的房屋,还有敞着门的铺子,顾客纷纷涌去;自从从叶尔羌经喀尔当山口来的夏季商队开始抵达列城,街上的往来一天比一天热闹。城的四周围着一弯光秃、疙里疙瘩、被日头照着的小山;往南与东南,干燥的砾石滩坡向印度河,那里绿田与林木之间的一串村庄给画面添了几分生气。再往那一边,看得见斯托克巴——一座高峰,峰下有斯托克巴村从一个谷口探出头来。这里住着一位第三代的逊位之君,即斯托克的王公;他的祖父曾作拉达克的国王,后来被索拉瓦尔·辛格夺去了尊位与邦土。
这位斯托克的王公——若称他的全名与尊号,是益西·贡嘎·僧格·伦珠·钦列·桑波·索南·朗巴·杰维拉,斯托克领地的采邑主——他那多少有些可伤的处境令人同情;他显然为命运所不许他有的荣耀与权力而痛切地敏感着。他那时正到列城来,因为他在大街上有一所不讲排场却颇秀气的房子。西藏人至今仍把他看作真正的、名正言顺的王,而这地方的统治者克什米尔大君,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篡夺者。因此我们断定:有这位斯托克王公的一封荐书,将来某一天也许极有用。他显然因我的请求而受宠若惊,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在那封公开的信里命令「西藏境内一切人等,无论品级高低,自日土、噶大克、仑多以至日喀则、江孜,一律任赫定老爷自由通行、不得留难,并给予一切必要的协助」。这份极要紧的文书附着日期与王公的红色方印,后来给许多西藏头人看过,可他们丝毫不为所动。他们平静地答道:「我们只听拉萨德瓦雄的号令。」
列城的旧王宫踞在它的岩石上,像一座已逝之盛世的巨大纪念碑。从它的屋顶望去,城、印度河谷与河那边的大山尽收眼底,气象极壮。近处铺着麦田与大麦田,在一片灰色之中绿得刺眼;此外是一丛丛园中的树、白杨林、农舍与疙疙瘩瘩的小岗,而那片荒凉的伊斯兰墓地在夕照里分外显眼、分外逼人。紧挨着我们脚下的,是一片乱糟糟的石头或泥砌的方形房屋,带着木头的阳台与廊子,只被一条大街与从街上岔出去的小巷切开。东边一块岩石的尖上看得见一座寺,有位喇嘛说它叫塞莫贡玛;塞莫约玛则在王宫里头。这里的殿堂叫「迪瓦」,两尊主像唤作「古鲁」与「释迦图巴」——也就是佛。王宫带柱子的门洞极入画。从这门洞进去,是一条又长又暗的石铺的通道,随后沿石阶上行,穿过幽暗的廊道,廊道上有小岔口通向阳台的窗子;可是到了里头,你只能在一间间同样漆黑的厅堂里游荡。这座幻影似的古堡如今无人居住,想象力很容易把它当作最离奇的鬼故事的场所。只有鸽子——它们在古旧斑驳的遗迹间永远年轻——咕咕地诉说着自己的知足与欢快。
王宫虽已残破,却仍旧带着王者的骄傲俯视着远在下方的城、城里的手艺与商贾的忙碌,俯视着这个处在突厥斯坦与印度之间道路上的中心点。风自由地扫过它的屋顶、它平坦的露台与女墙,经幡呼啦啦地拍打着幡杆。一片陡峭的小巷像迷宫一样通上去。无论往哪里转,眼睛总落在一处入画的小景上:整排整排的曲登塔,其中一座像拱门一样跨在路上;还有小庙与喇嘛的住屋、茅舍与墙垣。
帕特森上尉住处后面的小山上有一片墓地,埋着五个欧洲人;斯托利奇卡与达格利什这两个名字尤其引人注意。斯托利奇卡的坟上立着一座堂皇的纪念碑。碑前一块牌子上的铭文告诉我们:他生于一八三八年六月,死于一八七四年六月,死在喀喇昆仑山口附近的穆尔古。印度政府于一八七六年立此碑,以表敬意与谢忱,感念斯托利奇卡在福赛思使团那趟旅行中所出的力。碑的另一面用拉丁文重刻了同样的铭文。达格利什的墓石朴素些,不过也嵌着一块铸铁的牌子。他生于一八五三年,一八八八年在喀喇昆仑山口被人杀害。两人都在这个高出世间其余地方的国度里走完了一生的朝圣之路,都在同样的白杨与柳树下睡着他们最后的一觉。这时夕阳给山脊镀上了金,红黄的光落在坟上与白杨的树干上,和软的风在树梢间轻轻作响,带着几分凄凉低语着万事的虚空;而稍过一会儿,官署里的灯点起来了,帕特森上尉为另一位还没有走完他在亚洲广袤荒原上那场孤独漫游的朝圣者设下饯行的宴席,席间香槟的木塞砰砰地响了起来。
第五章
向西藏出发
在列城的日子过得快,因为我们是在全力赶办;这番奔忙的结果,是一支极好的驮队,整整齐齐,随时能上路。罗伯特与穆罕默德·伊萨似乎也染上了我急着动身的心情,从早干到晚,又看着人人尽本分。我向在许多事上帮过我们的帕特森上尉辞了行;八月十三日,第二支大驮队的驮子两个两个地摆在外院里,只等往马的驮鞍上一抬了。
穆罕默德·伊萨在第二天凌晨四点动身;几个钟头之后我同罗伯特、曼努埃尔,带着四匹坐骑与九匹驮我们行李的马跟了上去。哈吉·纳泽尔·沙阿与他的儿子们、我们众多的供货人、城里的官员与班智达,以及许多别的人,都聚来送行,用善意的祝愿与说不完的问安和「久列」送我们上路。
一群乞丐沿着大街护送我们,商人莫汉拉尔在自家台阶上向我们躬身为礼;我们出了城门,进了关厢的小巷。到头一个转弯处,驮着我日用什物箱子的那匹马嫌驮子累赘,当场把它抖落了。东西改驮在另一匹马上,那匹看去安静些,一直驮到伊斯兰墓地;可它也受够了,惊起来挣脱了绳,消失在几座曲登塔之间,把箱子猛地摔在地上——没在碎石与石块中间摔得四分五裂,真算奇迹。那劣马一眨眼就从所有绳索里脱了身,拖着驮鞍一路颠着跳着,在伊斯兰教徒长眠的坟茔间狂奔。为免箱子彻底报销,我们当天雇了一匹老实马。起初总是这样,牲口还没有习惯驮子与驮鞍。这里驮子顶上有两只桶在哐当响,那里是一只皮木箱的提手,再不然就是一对帐篷杆,每走一步都上下颠着互相磕碰。在厩里歇着养得这些马性子躁起来;那一捆捆香喷喷的多汁苜蓿把它们喂得膘肥毛亮,又壮又活泛,一上路就想跳。这时每一匹马都得一个人牵着。我们终于走到开阔地带,同行的人一个个离去,最后道别的是那位极好的、心地高贵的彼得先生。
随后我们从列城下行,经过数不清的玛尼墙,穿过几道岩脊之间狭窄的沟壑,又靠近了印度河。过了一道岩嘴,又过一道紧挨着河汊的岩嘴,谢伊便出现了,它那座小寺踞在一处岩尖上。路穿村而过,跨过一座座小小的石桥越过水渠,走过草地与将熟的麦田;这里那里有灌溉水漫出来积成的沼泽。我们左边耸着花岗岩的岩壁,它的支脉与凸角被风与水磨得溜光。
等到河看不见了、也骑过了那个村子——村里人敲鼓吹笛,几乎把我们的马吓死——我们便到了提克泽寺跟前;寺踞在一块当道的岩石上,底下是提克泽村与它的田园。帐篷已经支在一丛柳树里。大道与它的水渠从旁边过去,我们的骡马拴成长长的一排,面前堆着新割的青草。小狗立刻被放出来;那只筐对它们已经太小了;它们长得看得出来,咬起来挺有劲,而且已经开始守我的帐篷——一闻见可疑的气味就狂吠。
营才安顿好不到半个钟头,曼努埃尔就端着我的茶与点心来了。骑了一天路,他身上酸疼,脸色庄严得可怕,又黑又亮;他一恼,就比平常更黑。罗伯特极中意他的马,我对自己这匹也满可以知足——那是一匹叶尔羌来的高大结实的青斑马,撑了四个月,死在圣诞前夜。提克泽比列城低得多,自此我们又要往上爬了。这天极热,便是到了九点,温度表还有华氏七十度。我那二十只箱子归穆罕默德·伊萨负责;他把它们码成一个圆垛,上头蒙了一张大帐篷,自己同几个为首的拉达克人就在这里安身。罗伯特与曼努埃尔合住一顶帐篷;厨房连同那堆不断冒烟的火在露天;其余的人睡在外头。
如今新的旅程当真开始了——我们是在往那片禁地去的路上!在到得这一天之前,我得从一长串的难处与阻挠里杀出一条路来。巴统正在公开的暴乱里;在小亚细亚,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派了六名骑兵护着我防强盗;在德黑兰,革命的苗头那时已经显出来了;在锡斯坦,鼠疫正凶;而在印度,我遇上了最坏的一重阻碍——绝对不准从那一面进西藏。随后是斯利那加与往列城路上那一切多余的纠缠,还有那张我根本不需要、却费了许多周折才弄到的中国护照的蠢事。这岂不叫人想起那个故事:骑士要制伏许多丑恶的妖怪与阻难,才到得了水晶山顶上的公主那里?可如今我总算把一切官僚、政客与搅局的人撂在身后了;从此每一天都会把我们带得离最后一处电报站——列城——愈来愈远,到那时我们就能享尽自由了。
到八月十五日,离我头一次赴亚洲旅行整整满了二十一年。来年会带来什么呢?是我生涯的顶点,还是倒退?阻挠还会继续么,还是西藏人会比欧洲人更友善些?我不知道:将来在我面前,模糊得像眼下的印度河谷——阴云大团大团地扫过山头,雨点敲着帐篷的布。我们由它下,并且欣然想到:这场雨若下得遍及西藏,草场会更丰,泉水会更旺。
走了一小程,我们到了兰比尔普尔村,那是三十年前重建的;路右边,小小的斯塔格纳贡巴寺立在一处岩尖上。左岸看得见昌加村,再往上一点,是那条隐蔽得极好的又小又窄的谷,有名的赫米斯寺就藏在里头。雷在它的群山上滚动,仿佛众神在自己的祭坛平台上发怒鼓噪。
在一处拐角上,一座摇晃的小木桥跨过印度河,那里又立着几道长长的玛尼墙;墙上覆着凿得整齐的石板,板上的字母已被风化的硬壳盖住,在凿痕较浅处显得发暗。拉达克从前的国王叫人筑起这些墙,为的是安自己的良心、为来世积德。这是代替喇嘛功课的一种办法;人人都可以用这法子去讨好神灵。僧人因此得了一份进项,而人人——行旅与商队也在内——都为这桩善举欢喜;那些石板则在雨里晴里、昼里夜里、寒里暑里,用它们无声的言语诉说着不安的良心与种种罪愆。
如今我们要同印度河彻底分手了。「别了,你这骄傲的大河,你满载着历史的记忆。纵然赔上性命,我总有一天要在那边的禁地里找到你的源头。」我心里这样想着,由克什米尔邦的衙役与差役、并我的几个人陪着,绕过那道岩角,拐进一条侧谷;路就从这条谷里上行,经过喀鲁与钦雷两座寺,通向张拉山口。路从此坏起来,一天比一天坏,有时变成一条几乎看不出来的小径,最后索性没有了。沿印度河往拉萨、往噶大克去的那条大路,对我们是关着的。
我们这一行气派十足;每天晚上宰一只羊,锅在各伙人围坐的火堆中间滚着。我不打算去记新雇的仆役的名字;脚夫与村民老在他们中间来来去去,我简直分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人。眼下只能这样;等一切外来的成分都剔净了,我自会有时候更熟悉他们。黑暗里传来一支凄凉的调子,那是守夜的人在唱歌提神。
在钦雷,我们的高度是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英尺;这一天一路上行到辛格鲁尔,便已在海拔一万六千零七十英尺之上了。路大半走在谷左侧多石的荒坡上,溪水则偏在右边流,那边碧绿的田把它的水截去那么多,以致流出谷口的所剩无几。右边一条侧谷里有路通往努布拉。在萨克提,我们在茅舍与曲登塔、巨砾与墙垣、玛尼墙与一级级水平台地——台地上种着田——之间的窄巷迷宫里穿行。头上望得见张拉山口,看见那条以极陡的坡度爬上去的路,简直叫人头晕。
塔加尔是山口前最后一个村子;从前我在这里停过两回。它的麦田沿谷往上再铺一小段,随后收成一个楔形的尖,再往上便是沿谷底中央水道蜿蜒的一条窄草带。驮队各队愈爬愈高,有些已经到了地头,我们则赶上了最后一队。小径在灰色花岗岩的巨块之间陡陡地上行,我们的拉达克人得当心,别让箱子磕着。
四个半钟头之后,我们上到了辛格鲁尔那块台地似的小歇脚地;牦牛粪火的青灰色的烟在地面上飘着,地上草皮稀薄,一道清澈见底的小溪穿过。四围是高山的、寒冷的、荒瘠的景色。穆罕默德·伊萨在他那座箱子与料袋砌成的堡垒里端坐着,像个总督;照例的那只羊被宰了、剁了,连胃带肠一股脑扔进公用的大锅;头和蹄子就着石头在火前燎。有几个人占了羊皮,整晚揉搓着使它变软——大约是要拿来做铺盖。
两个拉杰普特人略离众人坐着,守着自己的小锅;我看出他们吃得极简:菠菜、饼和米饭。稀薄的空气对他们似乎毫不相干,冷也不相干;小狗却不然,晚上温度表只有华氏四十五度时,它们就垂头丧气,哀哀地嗥,钻到我的行军床底下蜷成一团。那四个抬船的脚夫走过辛格鲁尔,到一个山洞里去了,说那里夜里能挡些寒。傍晚溪水涨了,有一股径直冲我的帐篷而来,只得临时筑了道坝挡住。拉达克人坐到很晚,啜着他们那加了酥油的红茶;好几处红黄的火光照着夜色。
气温降到华氏二十一度;在这高旷生冷、风可以为所欲为、日头还奈何不了积雪的地方,实在很不好受;地上还卧着颇大的雪堆,清亮的细流从雪堆边沿淌下来,旁边长出肥嫩的苔与草,结成一小片好看的草坪。我们惯了印度的热,起床时觉得这寒冷格外厉害,雪粒像砂糖似的打在帐篷上。一只蓝黑的乌鸦蹲在石头上,有时飞下来查看我们剩了些什么,响亮地叩着喙,似乎对这一早的收获颇为满意。
马与骡慢慢地、吃力地在灰色的花岗岩碎石间之字形上行,绕过路上的巨砾。我们这一队的人手添了不少,因为牲口在陡坡上需要帮扶,驮子也容易走位。要像我们的脚夫那样背着东西爬上这样的高处,非得有特别构造的肺、好胸膛与强心脏不可。我们愈爬愈高,奔向那道大山脉上的山口——这道山脉把印度河同它的大支流什约克河分隔开。谷底的绿田还看得见,鸟瞰之下愈来愈像一幅地图,身后的景致也愈显分明、愈显辽阔。棱角分明的山形线标出印度河谷的走向,河那一边的大山脉黑压压地覆着雪耸在我们面前。从日土来的五十匹驮盐的骡子眼看要堵住我们的路,被我们的人赶到一边去了。我们时不时叫一声停,让牲口喘口气。随后再往前走一点;歇的次数愈来愈密;马喷着气、鼓着鼻孔。然后又往前,到下一次歇脚。
我们终于上到了顶,海拔一万七千五百八十五英尺。温度表固然有华氏四十一点四度,可是北风起来了,厚云遮天,扫过山脊,不久就落下冰雹,抽得我们像挨鞭子。张拉山口的顶上立着一座石堆,插着祭祀的杆子,杆上挂着被风撕破的褴褛幡条。所有这些幡条上都用藏文写着六字真言;或鲜艳或褪色,它们在风里拍打作响,仿佛要把祷告顺着无人知晓的路径愈送愈高,一直送到神的耳朵里。角与头骨装点着这座高处的祭坛。我们的拉达克人到此一一停下,欢呼、跳跃、挥舞帽子,为平安到得这紧要的一处而高兴。
可是山口东侧下行的路更坏:满是碎石、大小不一的砾块、棱角锋利的花岗岩,石块之间还有稀泥,我们的马每走一步都在里头噗嗤作响。有的地方那小径更像一道粗陋的楼梯,人会一头栽下去;幸而我们的马脚力稳,惯走坏地。又冷又荒凉,又生又灰——同我们刚刚离开的那片温暖向阳的国土何等不同!
在真正下完山口的坡底下,老希拉曼在等着——他是我从前旅行时的老朋友。这老人家还是老样子,也许比从前多了几道皱纹。
夜里结了华氏十二点八度的霜。第二天我们从苏尔塔克骑过一个被冰碛堵成的小湖,顺着一条满是碎石的谷下行。这回小狗得自己跑了,这短短一天的路它们一声没抱怨就走完了;可等到了德鲁古布,它们又为自己逞的这番能耐懊悔得很,累得连平日到处嗅探的事都免了。
德鲁古布的高度是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五英尺;到坦克西那一小段路,我们只上升了二百九十九英尺;可是从那里起,路又慢慢上行,最后便到了那片开阔的大高原——在那里,走上一个月,高差也看不出多少变化。过了坦克西,背后耸起一座轮廓刻画得极好的大山;两侧各有深谷张开;南边那条谷里有路通噶大克,那是我日后要走的;北边那条谷里是往穆格利布去的路,我从前走过;这一回我要走的是这条,而且有两天要走在我极熟的路上。
坦克西河水量相当可观;我们在一处宽浅、落差极小的地方过了河。水几乎是全清的,带一点蓝绿,像油一样无声地滑过它的砾石河床。全村的人都出来了,看着我的帐篷支在一小丛柳树里——那些柳树是硬同这高寒的地势与严酷的气候争下来的。不过这也是此后半年里我们所见的最后几棵配称作树的树了。
我们在坦克西歇了一天,同那些带着三十匹雇来的马等候的人结清了账。最初几程路上什么经验都长,这会儿我们须得改动一两处。穆罕默德·伊萨给驮队的人支起一顶大的西藏帐篷,顶上开着宽阔的口子出烟。料袋要沿内壁围一圈,既挡风,自己也免得淋雨。此外还替众人买了炒面、调料与烟叶,并把近处能弄到的大麦全买下。坦克西与波布朗的头人提出要陪我们走几天,当作一趟游山的消遣,也顺便照看着事情顺当。
夜深时,穆罕默德·伊萨营里一堆明亮的火把四下照亮了,喧闹的乐声比哪一回都欢。驮队的人要同文明世界告别,便办了一场热闹;他们请了村中的头面人物与歌舞的女子来喝茶听乐。那是极欢腾的一场聚会;青稞酒「羌」——拉达克的国酒——把主客的兴致都提了起来;我睡去时,还听见女子的歌声与笛子、风笛的音调从山坡上回荡过来。
八月二十一日我们又动身了;临行时坦克西倾村而出,连四围村子里赶来的人也都在,大家用友善的「久列」与「一路平安」的喊声送我们上路。
就在这里,我开始画我的第一张地图;这是一件工作的头一笔,此后两年多里,它叫我把注意力紧紧钉在沿途的每一英里与路上所能望见的每一样东西上。同时我也开始采集岩石标本。一号标本是原地的结晶片岩,而那时谷底还铺着大大小小的花岗岩块。
我们把踞在岩脊上的坦克西寺留在左边,此后一直走穆格利布溪的右岸:时而贴着山脚、绕过它的碎石锥,时而走上一眼就认得出的剥蚀台地,时而又沿着溪岸走,岸边这里那里有一小块袖珍的草地。谷里穆格利布一带有丰美的牧草;紧挨溪边的草地泥泞而靠不住,再往上土是沙质的,草间甚至冒出蓟来。
我们那一百三十头牲口就在这里吃草,并被匆匆点检了一遍。索南策仁得报告他经管的情形——他办得极出色;我们的骡子在穆格利布的开阔牧场上吃了五天草,个个膘肥体壮。我们的营地这时头一回全数聚齐,四顶帐篷连同一堆堆围坐的人,营火照着,气象极可观。四处马嘶骡叫;人们卸下驮鞍,查看底面是否平滑、会不会磨出疮来;牲口被刷洗喂饱,蹄子一一验过,旧掌在石地上磨坏了的便重新钉上。
穆格利布村由三间破茅屋组成,十二个居民种大麦与豌豆。大麦指望十天后收;豌豆还开着满花,霜来之前熟不了,到时候趁它还软还青,就拿去喂马。我问几个穆格利布人冬天都做什么。「睡觉,挨冻。」他们答道。
第二天早上日头还没出,一片吆喝与铃铛声、高嗓门的说话声、马的踏地与嘶鸣就把我从梦里闹醒了——重骑兵在穆罕默德·伊萨的号令下开拔了。随后小狗发现我的床是个绝妙的游乐场,再不让我安生。曼努埃尔的厨火噼啪响起来,一股香气通报说早饭有羊排。我惯了营帐的生活,可从前从没有这样舒服过,也从没有过这样大、这样齐全的一支驮队。
出了村,我们六次过溪;那溪很小,水量仿佛总不变,因为它出自一个小湖——一九〇一年十二月我曾在那湖的东岸扎过营。这一回我们沿北岸走,翻过许多极难走的黑色片岩与石英岩的山嘴;地上覆着砾石,有时有一小片粗草,有时又极沙。有时清水的急流从山上奔下来,那里一道道巨大的扇形冲积锥从峡口铺到谷里。
一堆插着经幡的石头与一座玛尼堆,标出了一个在水文上要紧的地点:班公错与印度洋之间的分水岭;此处高一万四千一百九十六英尺。从这里起,谷慢慢向湖倾下去,我们骑行在从前湖水泄入什约克河与印度河的那条故道里。
如今班公错已同印度河断了联系,所以是咸水。谷右侧一道挡住视线的山嘴之后,湖的西端探出头来;几分钟后,一片壮阔的全景在我们面前展开:巨大的峭壁之间那片蓝绿的大湖。五年前我曾带着我的骆驼——我那些结实的老伙计——沿它的北岸走过;那些骆驼在拉达克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以致我在那里至今还被称作「骆驼老爷」。
正在波布朗河注入、积成一片满是潟湖的平坦三角洲的地方,我们停了一会儿,用沸点观测来校核我们测得的高度,随后沿河骑行。这条河在一九〇一年被流沙壅塞,如今却满是水。冬天来水断了,河床立刻被沙填满;可是春汛一起,沙丘便又被扫得干干净净。
鲁空是个小村子,有两三间石屋、一块大麦田、一座曲登塔、一片草地和一棵长不高的山杨。从这里起,路往北与东北,穿过铺满卵石的宽谷;在这里,我们先尝到了西藏高原那种较为平坦的地形。我们已在一个不向海洋排水的地区里;我们已经翻过三道要紧的门槛——佐吉拉、张拉,以及今天这道小小的班公山口——可在最终踏进高原的广袤之前,前头还有两道大山口。头一道的那边,我们得重新下到印度河的流域;第二道的背后,是一片封闭的水文区域,我们得穿过它,才能到达那片经由雅鲁藏布江上游诸谷流向大洋的地方。
从一处立着几座石堆的小山口,我们意外地望见一条与我们刚走过的那条平行的谷,谷里满是碧绿的草地。波布朗村的上头与下头都看得见许多帐篷与营火,草地上点缀着颜色深暗的驮畜;原来匆匆来访波布朗的并不只我们一行:还有一位英国猎人,卢卡斯·图思先生,他在山里打猎,对自己那一批羚羊角的收获极为满意。我们在我的帐篷里谈到半夜;此后两年多里,他是我见到的最后一个欧洲人。
第六章
到西藏高原的边缘
我们在波布朗又歇了一天;往西藏去的路上,最后一片好草场就在那里;何况让人和马渐渐习惯愈来愈高的地势,也是要紧的。我还收到了瑞典与印度来的信,便花了很长工夫读信写回信;送信的人第二天就要回列城去。不过说定了此后还要从那边派送信的脚力追我们。从波布朗起他得有个同伴,因为这一带狼多。路到了尽头之后,驮队的踪迹还容易寻,我们又约定在拿不准的地方堆起小石堆给送信人指路。可是我们再没有听到他们一点消息,不知他们后来怎样。这样说来,波布朗便是我同外面世界还有往来的最后一处了。
我们在这里买了三十只羊作鲜肉;想着不必再多,因为打猎多少能有些出息,我手下几个人又是能干的猎手。
依穆罕默德·伊萨的提议,索南策仁的工钱涨到二十卢比,派作骡队的头目。老古法鲁管马队;策仁——我们给穆罕默德·伊萨的兄弟取的这个简称——管那支小驮队,驮着我的日用之物、罗伯特的帐篷与炊具。
一九〇二年给我带过路、这回又从拉玛玉如随我们同来的衙役拉赫曼·汗被辞退了,工钱给得很厚;两名差役拉苏尔与伊舍也一样。老希拉曼执意要再陪我们走一天的路;波布朗的村长与坦克西的头人则如前面说过的,要同我们一直上到高原。我们这一行就这样渐渐减少;最后要离开我们的,是那些雇来的马和它们的十个赶马人。
我每天晚上同穆罕默德·伊萨商议;罗伯特通常也在,因为他是我所有仆役中的首位,经管驮队的事务,又记着开支的账。这时我们决定:雇来的牦牛里拨几头驮船,最后留下的脚夫可以回去了。随后我们清点存粮:玉米与大麦须够六十八天;给我们三十个人的面粉够八十天,省着吃可够三个月;米四五个月也吃不完。可是无论盘算与估量怎样仔细,横穿整个西藏总是一桩冒险的事,算盘很少打得准。牲口是一定要成批地死的;事情也可能到了危急的地步:活下来的牲口驮不动了,只好丢掉一部分行李。也可能草料减得比牲口还快,那时牲口就得忍着减料,最后只能在地上自寻活路。
我这时最挂心的,是要把驮队维持到我们在博克仓藏布以北遇上头一批牧人的时候;只要走到那一步还算顺利,此后总有法子对付。我这时拟了一个暂定的行军方略,要紧之处在于:它不以时日与里程为据,而以草场与水为据。一天走多远,便由这两样缺不得的资源在何处出现来定;只要能走到勉强可用的草场,一天只走一个钟头也够了。可若是那地方全然不毛,我们爱走多远就走多远。谁也没有觉察我真正的打算;我有意要等到最后那些人连同他们的马离开我们之后,才把一切和盘托出。眼下若透出一星半点,我的计划就会在拉达克传开,传到我的对头耳朵里。那样一来,像从前许多次一样,一句不留情的「到此为止,不许再往前」便会在我耳边响起来——而且是在博克仓藏布就响起来。
八月二十四日,我们离开最后一个村子波布朗,沿谷上行。好看的家牦牛在一小片一小片的草地上晒太阳。左边展开尔达塔谷,谷的下段有好草场。从一处立着两座石堆的平缓高地上望去,东边的地面更带西藏的气象了:低矮浑圆的形体,微微显出的开阔小谷,还有干涸的河床。样样都显得荒凉不毛,只看得见一种叫作「亚普喀克」的坚硬小草。上升极慢,不过那条小径在磨人的砾石与沙里还看得清楚。一滴水也看不见。天气完全是西藏式的:空气平静澄澈时,烤得人发烫;日头被云遮住时,便又生又冷,风把马与骑者一齐裹在沙里。
在伦喀尔,我们在几间废弃的石屋旁边扎营。离我们两百来码处有一对野驴在吃草——西藏与拉达克把野驴叫作「克扬」。九堆火照亮了黑暗,雪落在柴火里嘶嘶作响,而且照守夜人说,一直下到次日一早。
于是早上听见了踩在冻雪上的咯吱声;我的帐篷被雪压得向里凹陷,整片景色都没在冬日的白衣之下,浓云悬在所有山脊之上。曼努埃尔与甘帕特·辛格从没有见过下雪;他们显得又惊又奇,裹着叶尔羌皮袄,一副冻坏了的模样。小狗对这桩新鲜事极不满意,气恼地冲着雪狂吠,吠到发觉没有用处为止。它们还不赞成我们这番放肆:竟从波布朗添了两条大狗进驮队。另一项添补,是在伦喀尔弄到的十只山羊,供我喝奶。
我们忽然之间从坦克西的盛夏被搬到了高处的隆冬里,预尝了一点邻近的西藏的寒冷。这一年的夏天,此后我们就见得不多了——也许帕姆泽尔还容我们同暖季作最后一次告别。
我出帐篷时主力驮队还在,我们便一同动身。老希拉曼向我们辞别,骑着马下山回他的屋子去了。日头出来,四下白得耀眼;连拉达克人也不得不护住眼睛:他们在帽子底下前面塞一绺羊毛,顶着这实在说不上好看的额前装饰,样子十分滑稽。
长长的队伍这时像一条巨大的黑蛇,盘绕着向山口爬去。四十只羊和山羊连同赶它们的人走在最前头,可不久就被骡子赶过了——骡子此后整天都走在前列。接着是穆罕默德·伊萨带着马队,紧跟着是雇来的马与赶马人,还有他们的牦牛。踩着他们的脚印来的,是我们雇的七头牦牛,驮着最重的箱子与那条船;它们活干得极好,是第一等的牲口——都是黑色的大家伙;山口的高度似乎奈何不了它们,箱子的分量它们也像不觉得,整天都跟得上驮队的尾巴。牦牛后面是我,同行的有罗伯特、坦克西的头人,还有一名跑腿的——我下马去找岩石标本、测方位或作速写时,由他替我牵马。最后才是策仁与曼努埃尔带着我那支小驮队。
没骑多远,我们就赶上了名册上编号五十二的那匹马;它来自桑斯卡,值九十卢比。它前一天什么也没有吃,显然是不行了,牵它的人只能让它一步一踉跄地往前挪。它鼻孔出血,肚子胀起,嘴冰凉——都是坏兆头。它像是头晕,最后倒下去,怎么也哄不起来。过了一会儿,它倒是使出最后一点力气撑起身来,可随即又向另一边翻倒了。我们从山口上望下去,它还一动不动地躺着,看马的人守在旁边;那人后来赶上我们,报说这马已无可救了。于是它成了损失名册上的第一号;我们说定,万一它意外地缓过来,便归那位头人所有。
这道山口,马尔西米克拉,从我们伦喀尔的营地望去本来不难,可如今我们才明白,翻它是一桩极吃重的事。起初那些马每五分钟就得停下来喘气,随后是每分半钟,最后一次走不过一分钟,便得站住同样长的工夫。雪这时已有一英尺厚,驮队在那片白茫茫里划出一条漆黑的曲线。南边与西边那道雄伟的雪岭之上,升起了奇异的黄灰色与紫色的云。日头露面时,我们的脸和手被烤得生疼;可它一藏到云后,这一天便舒服起来,雪上那片刺眼的阳光也被云影熄灭了。
我们前面的驮队仿佛一动不动,在这样稀薄的空气里挪得就是这么慢。可它毕竟是在往前的,赶牲口的人不断的吆喝就是凭据。有几个拉达克人一齐唱着歌,好给自己和牲口减些辛苦。他们快活知足得像要去赶秋收的节会。穆罕默德·伊萨的嗓门时不时像闷雷一样滚过来,喊着「留神」「当心」。我们望见他站在上头、站在通往山口的最后一道拐弯处,从驮队这时围成的半圆的中心发号施令。他那双锐利而老练的眼睛把每一匹马都看在眼里:驮子有要滑落的苗头,他便叫最近的人上去;哪里挤作一团、哪里队伍断了口子,他立刻就看出来。他两手插在口袋里、嘴里叼着烟斗,不慌不忙地步行翻过马尔西米克拉。
这时头一列骡子到了山口的脊上。一声欢呼在群山间传开;那声音听得清清楚楚,却说不出地单薄、寒冷而无韵,随即消散,连最微弱的回声也唤不起——空气太稀薄了。此后每一队到了山口,都发一声同样的凯旋的呼喊。我怀着松了一口气的心情,望着最后一匹马消失在山口顶上那道白色的轮廓之下。
在最高处我照例停了好一会儿作观测,这时策仁那一队从我身边鱼贯而过,牦牛喷着鼻息踏过马尔西米克拉。绝对高度是一万八千三百四十三英尺;天半晴,暖得像在炉子里,虽说气温不过升到华氏三十四点七度。我们再动身之前,队伍的尾巴已消失在那块标着下行之谷入口的岩角后面。那匹倒下的马孤零零地躺着,是雪地上的一个黑点。那是山口的神祇索去的买路钱。
往东望去,那道高大的山脉显得更齐整,像被刨平了一样,脊上没有突出的峰头。山口下行的路上铺满卵石与小石块,简直可以说是浮在泥里。雪在融,到处是涓涓的细响。驮队走过的路被一道道灌满水的小深沟标了出来,在白色的地面上蜿蜒成一条条暗线。无数细流汇成一道小溪,在石头间奔下去。地面平坦处便积成沼泽,圆丘似的苔藓团把它弄得高低不平,丘与丘之间是水洼,深浅常常骗人。我们沿着一条全然光秃的长坡走了很久,下到空气较稠的层里这样慢,叫人几乎要不耐烦了。
终于,我们顺着一道讨厌的碎石坡陡陡地下到谷里,坡上横着许多条小水沟。左边张开一条槽形的大谷,上段看得清三条覆雪的冰川舌,冰的前缘裂着缝。那里淌出一条大溪,同山口来的溪合成一条泛绿灰色、冒着白沫的河。从两水交会处望去,我们要走到宿营地所须穿过的整条谷一览无余。谷被刻蚀得又深又险;冒沫的河占满了整个谷底。所以我们只能贴着右侧的陡岸走,在河面以上三百到六百英尺处。这里的地面可恶极了——粗粝锋利的卵石铺成台地的边沿——而我们偏得沿着外缘骑行,马若失一次蹄,就要滚下坡去跌断脖子。
这里有一条波布朗来的狗迎着我们走来;它绕了一个大圈子避开我们,我们怎么哄它,它一眼也不看。想必它疑心我们是在往不好客的地方去,觉得还是在波布朗那些破屋子边上过安生日子的好。我们终于踩着长满苔藓的泥泞土堆下到营地;营地正在我们这条谷斜插进斯潘隆谷的地方,四围是巍巍高山,除了两条溪水单调的吼声什么也听不见。我们疲惫不堪地扑进帐篷,享受火盆舒服的热气。比孔·辛格上山去打一只羚羊,没打着。穆罕默德·伊萨打趣说:到眼下为止,那两个拉杰普特人干的事并不比小狗多。他根本不把他们算进我们的名册;照他的说法,他们除了消耗我们的面与米什么也不干;可是在他们还没有机会露一手之前就这样断定他们,他是不公道的。
月亮——一弯寒冷苍白的镰刀——照在山上,我们很乐意去歇息;在这样的一天之后,夜像朋友与救星一样来了。
我们往帕姆泽尔去的路沿斯潘隆谷继续下行,时而在谷底之上一百五十英尺左右——谷底有几堆积雪还在抗着这短夏的暖意——时而走在轮廓分明、分作几级的台地上。路坏,因为满地都是碎石。右边张开伦纳克谷,背后有几座小雪峰;我们面前耸着羌臣摩谷北面那道黑魆魆的大山脉。曼隆谷从西南方上来,它的水给我们这条谷添了一大股浑水。
再往前走,别的壮丽的雪山与嶙峋的峰头也露了出来——那是围着羌臣摩谷的群山。小径终于拐进这条谷,我们便在河左岸那一小条有草木的地带上露宿。
傍晚河水涨了许多;第二天早上我们量它的水量,测得每秒四百九十四立方英尺;石头河床上大片的地方还因夜里的高水而湿着。夏天在这地方是不能骑马过河的,那时它要把浩大的洪水送下印度河去。它的名字叫科格朗桑布,「羌臣摩」倒是指四围这一整片地方。拉达克人说,这里的夏天还要再长二十天;此后夜里便冷起来,白天还算暖和;再往后,冬天就要带着一天严似一天的寒气来了。
往东走五天的路,便到拉纳克拉山口,那山口属于贯穿整个西藏的喀喇昆仑巨大山脊。有几位英国旅行家翻过这道山口。对我,这条路是关着的。我曾答应明托勋爵不做违背英国政府意愿的事;可我倒想知道,这会儿还有谁拦得住我。
八月二十八日我们离开这个愉快安静的地方;此后要再到这样低的高度,就得等很久了。我们同道路与人家的距离不断地拉开;还要在已知的地方走一程,随后,东边那片广袤的未知之地就在等着我们了。我同平日的几位同伴——罗伯特、我们一个伊斯兰教徒雷希姆·阿里,以及坦克西与波布朗来的那两位赶脚人——动身时,天气晴和暖。
我们骑行的左岸台地,被一股极浑浊的支流冲刷着,那水形成小小的急滩,通常又分作好几股。整个谷底都被碎石染成灰色;河水差不多也是这个颜色,所以在景里并不显眼。四围没有一样活物,既没有家牦牛也没有野兽,更没有一点人的影子。不过一条隐约踩出来的小径显出山里人偶尔会到这里游荡。它领我们重新下到河边,到了卡祖恩那条又窄又深、刻削得极险峻的横谷的对面;那谷里照例有台地,谷中淌出一道清亮湛蓝、好看而新鲜的溪水,汇进干流的灰浊之中便不见了。小径在这里又折向上,抄近路翻过一道小山口通到我们过夜的营地。我们老远就看见:小径所经的那道陡坡当中塌了方,裂出一道深缝,不动些工夫简直过不去。于是先派一队人带着锹和镐赶在前头,其余各队的人则在岸上聚起来。
有几个人徒步探了浅滩,因为我们在这里得过干流。马一长列地被牵过去时,水固然冒着沫没到马的后膝,可是水深哪里也不过两英尺半,大家都平安到了对岸。牦牛显然喜欢这个澡;它们蹚水蹚得要多慢有多慢,我的船就高高地悬在它自己的元素之上却碰不着它。最难办的是弄羊和山羊过河。整群被赶到水边,有几只被揪住角扔进河里,尽管它们拼命挣扎。可是其余的觉得这情形太难受,掉头就往最近的台地上没命地窜。于是又把它们统统赶回岸边,用一排人围住,推进水里;头几只既已打定主意要蹚,别的便跟上去,勇敢地同水流较量起来。
随后就看见驮队吃力地爬那道陡坡;那是好看的一幕,却不是没有危险。羊不肯走小径,为找吃的四处乱爬。
过了那道小小的曼科拉山口才两分钟,就能鸟瞰科格朗桑布的谷——至少是我们从帕姆泽尔一路跟下来的上段;河在这里急转一个弯,我们便翻过丘陵与山嘴重新下到河岸。这处草场还算好的宿营地叫戈格拉。从这里有两条谷通往喀喇昆仑山脉的主脊:羌隆巴尔玛与羌隆约玛,就是「中北谷」与「下北谷」。两条谷都会把我们带到一道难缠的山口;我们选了第二条。横竖总得翻过去,而在险处,最贵重的行李必要时可以由人背着。帽子歪戴在头上,皮袄随随便便披在肩上,嘴里照例叼着烟斗,穆罕默德·伊萨像个元帅似的在营火的烟里大步走着,发布第二天行军的命令。我们的人里实在没有一个认得这条路,可从他们含糊的说法里也听得出:我们面前有一段棘手的活儿。
这一程我们并没有升高多少,可是上上下下翻过那么多山丘与陡坡,这一天的路走下来,竟像翻了好几道山口一样累。河这时小得多了,许多支流都撂在身后。可它比先前更难蹚,因为全部的水都挤在一条槽里,落差又大。要把羊赶进这又冷、又会把它们冲走的水里,看来是没指望的。我看不见他们的时候,牧羊人正束手无策;这一关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可他们到底是过来了,因为他们平平安安地到了营地。这一带深绿的片岩,有的风化得厉害,有的坚硬如初。一座大石堆立在小丘上,有个人说从前有条往叶尔羌去的路打这里经过,而古法鲁则断定:福赛思的随员里至少有一些人穿过这片地方。
这条河的上源出自西北方一条大谷,谷的尽头是雪山;我们则走在一条侧谷上方的高处,从上面望下去,那侧谷气象雄伟得近乎可畏。一道清澈的小溪在谷底悦耳地响着。随后我们又踩着松软的红土与碎石下行。小石堆标着路,领我们下到谷底;谷底在这里极窄,夹在陡峭黑暗的片岩之间。再上去一点,岩壁便直立起来,河在一道幽暗的峡里寻路。我们只得爬上右侧去避开难走的地方,而那坡极陡。驮队在这里停住了;穆罕默德·伊萨魁梧的身影出现在上坡最坏的那一处。每一匹马都得五个人帮着才上得去:一个拽缰绳,两个在两边托着驮子免得它滑落,两个在后头推;一到稍平些的地面,就把行李整好、绳子勒紧,此后这匹马便得自己沿着踪迹走了。
到了朱塔一带,我们重新回到谷底;那里有含硫的温泉从地里涌出来。其中一处堆起一座十英尺高的锥塔,有点像一只蘑菇;水从塔顶中央汩汩冒出,顺着四壁淌下来,围着结成一圈钟乳般的石。水从泉口出来时有华氏一百二十四度。另一处泉把一股水直喷进河里,热度只有华氏一百零八度。岸边与河床上许多地方,水都带着细微的沸响冒上来。
又翻过几道嶙峋的碎石坡与松软的黄土坡,我们终于到了羌隆约玛谷,那里草极稀薄。晚上雪下得紧,谷里笼着一片神秘的光,也许是月亮淡淡的反照。两堆火从雾里闪出来,照亮了拉达克人的大帐篷。只有溪水的潺潺打破静寂。可是忽然之间,夜的沉静里响起一阵接一阵的喊声——大约是有几匹马起了念头,要逃到好客些的地方去。
我们在这处营地须得歇一天,因为面前就是那道高高的山口,它是印度河与高原封闭水系之间的分水岭。穆罕默德·伊萨与索南策仁骑马上谷去探路;这当儿,罗伯特和我在忽而日照忽而落雪之间重理我的箱子;冬衣与皮袄都取了出来,行军床收起不用了。此后我的铺要打在地上,底下垫一张防水布与一条粗呢毯;这样睡法暖和得多。
八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继续上行。地面一片雪白,可不到中午地就又露出来了。我这时骑一匹矮小灵活的白色拉达克马;它脚力稳,我们不久就成了好朋友。路的一处转弯上有一道小石墙,显出有人到过这里;可他们来过想必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因为既没有小径的痕迹,也没有别的留下的迹象。一切都是不毛的,可是看得出不久前有野牦牛来过。穆罕默德·伊萨在一条极小极不起眼的侧谷口上垒了三座石堆,给指望中的送信人指路。我们在这里离开了主谷。群山的轮廓这时浑圆起来,相对的高差减小,谷也不像昨天骑行时那样刻得深了。我们溯流而上、要一直走到它在主脊上的源头的那道小溪,是最后一道同印度河水系相连的水;可它毕竟是印度河的孩子,把这高旷之地的消息带往大海。冬天不久就要把它的水锁住,它不久就要在寒冷与冰霜里睡去,直到春天的太阳再唤它活过来。
一个老牦牛头骨被立在一块凸出的岩石上,冲我们咧着嘴——那又是穆罕默德·伊萨立的路标。一处小洼地里有几丛「亚普喀克」,硬得像木头;可便是这样可怜的草料,如今也不容小看了。于是我们就在这里扎营,高度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二英尺,约莫比勃朗峰还高一千三百英尺。这处营地被标作第一号,因为我们如今已在地名所及的范围之外了。帐篷之间垒起一座巨大的石锥——牲口就在近旁啃「亚普喀克」的秆子,众人闲着没有别的事做。
第七章
越过喀喇昆仑之脊
九月一日我们过得极苦。地上一片白,天色带着威胁的意味,可南边一小条蓝给了晴天的指望。我们动身得早;我跳上鞍时,看见整条狭谷里满是驮队的各支人马。当我把自己的帐篷交给它的命运——也就是交给策仁与那两个印度人——时,我们弃下的营火还在冒烟,新垒的石堆在雪上显得乌黑。我们离开第一号营地时心里有几分激动,因为这一回当真要走进荒蛮之地了,而且要翻一道第一等的山口;我的人没有一个认得它,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它叫羌隆约玛。它的位置略在英国那张东北拉达克大地图所标的那道山口之东;据我所知,还没有欧洲人走过它。
沿河岸的台地渐渐没有了;偶尔有,也不过两码来高,而且常被塌方搅乱。我们的路向东北。面前出现一个纯白的鞍形垭口,这时正泛着日光;我们当它是山口;可是不然——雪上的蹄印显出骡子折向了另一个方向。
两边的坡都由松散而极细的物质构成,是湿的,裂着一英尺深的缝。在几道山嘴的边沿上,这些裂缝像冰川舌上的弧形裂隙一样排列。地是不稳的;坡被自身的重量压得滑动、位移,因为它浸透了水,又没有根须把这些细物抓住;它们处在运动之中,而这一带景致里占主导的那种和缓浑圆的形体,正是这现象的结果。
在这片人足从未到过的地方,统治着沙漠的静寂;只偶尔听见驮队的人示警的吆喝。没有一头牲口落下,样样顺当。但愿这一整天的苦路都平安过去!谷变得极窄,水从砾石地里渗出来,量少得勉强够成一道溪。可即便在这砾石上,牲口也要陷进泥里。
在一道通往某处侧口的槽形谷底下——那侧口把我们引岔了——驮队停住了,开始去寻一条走得通的路。
我骑着马沿无数的之字形往上走,每到一个拐角就停下来喘口气。穆罕默德·伊萨报说真正的山口找着了,可我还是同罗伯特骑到一处高出四围一切的高地上去瞭望。
从这一点望出去的景象,实在动人得远不止于用来辨认方位。在近处那些山——有几座黑得像煤——的上方与背后,出现了一道白色的地平线,和一条由喜马拉雅巨峰组成的锯齿形的线。真正壮丽的景色!天几乎全晴,只这里那里浮着几片白云。我们脚下是那条我们挣扎着走过来的小谷;从这里看去,它小得可笑,不过是巨山世界里一道微不足道的排水沟。驮队有几支还在那条窄路上吃力地爬着,人的喊声与口哨升到我们这里来。地平线十分清朗,不像常有的那样裹在霾里;它的轮廓画得极其锋利;银白的、受日光照着的峰顶一个接一个、一层高过一层地耸起来;那些万年雪的雪原通常泛着浓淡不一的蓝,随坡面相对于日高的角度而忽暗忽深;有时明暗彼此渐变、不着痕迹,有时又界限分明。在这里,物理的法则施行着它们完美而复杂的筹划,要求绝对的服从。我们下方一道台阶上,驮队的一部分正停着喘气;牲口像雪上的黑点。在上头这里,西南风把我们裹进一团团飞旋而过的雪花里。
这一片汹涌着的世界最高群山,当眼睛毫无阻碍地掠过它们的脊时,竟显得异样地齐一。你会想到:没有哪个峰头能高出某个极限,因为它的头还没来得及高出众峰,风霜雨雪与剥蚀就已经把它磨平了。在这一点上,山像海浪:海浪在泛沫的盛怒里涌起时,从船板上望去,它们的起伏也是一般高的,地平线仍是一条直线;犁头翻起的垄沟之间那些小脊也是一样,高度一律,所以田从远处看去完全是平的。
地平线似乎极远;只有北面与东北面有较近的高地切断天际,把后面的遮住;而在这个方向,厚云悬着,上白下暗泛蓝,像柔软的垫子铺在地上。所以这里丝毫没有高原的意思,可是在北方极远处,一道山脉似乎直插天际。西北方清清楚楚看得见一道主脊,它就从我们观测的这一点——也就是我们所站的这座高地——起算。这便是喀喇昆仑山脉。这里整道山脊呈浑圆的背形,没有坚硬的裸岩,被无数小谷切开;那些小谷都起自脊顶,一点点往它的两胁里刻得愈来愈深。主脊像蛇一样在这片高地上蜿蜒,侵蚀谷像树枝一样向四面岔开。这里景致中占主导的是水平的线条;可是再往下、到了外缘地带,垂直的线条便抓住眼睛了,就像羌臣摩的那些侧谷。下面那里的景致更雄伟、更入画;上头这里,地面显得相当平坦;这里是风暴的居所,是它们在漫长黑暗的冬夜里无边的游戏场。
我们冻得透骨,走下到山口的垭处,整个驮队都聚在那里;此处高一万八千九百六十三英尺,气温在冰点之上两度。众人累得唱不动了,可我们大有理由知足,因为所有牲口连同驮子都平安上来了。我们沿一条朝北的小谷慢慢下行。地面全是泥,牲口每走一步都陷下去,它们留下的蹄坑里立刻积起灰浊的泥水。四围是一片相对低矮平坦的丘陵的混沌,到处被标示着塌方的裂缝犁开。一道细小的溪在谷心无声地蜿蜒,连急滩也不起。此外,整片地方都浸着水,所以我们眼下还不愁没水。
我们扎营的地方连一根草也看不见;既然如此,放马自己去跑也没有意思,便把它们两匹两匹地拴在一起,站着等日头下去。随后古法鲁在一条毯子上坐下,叫人把一袋玉米放在面前,用木碗舀满了粮,倒进料袋里,由一个拉达克人挂到马嘴上。众人就这样跑来跑去,直到每头牲口都领了口粮;又干又硬的玉米粒在饿牲口的牙下嘎吱作响。拉达克马死活不吃玉米,便改给大麦;料袋一拿来,它们就欢喜得嘶叫,可这份快活不长久;嚼声渐渐止了,它们低着头、眨着眼,困倦地等着那漫漫长夜。
几匹替换的马驮着干的「亚普喀克」;第二号营地连一点燃料也没有。我们这时在海拔一万八千二百一十五英尺。
早上我们同坦克西的头人钦摩、波布朗的村长赞布尔道了别,他们从这里折回。他们又能享受暖风与晴朗的日子了。除了一笔优厚的酬劳以酬他们宝贵的效力之外,他们各得了一纸措辞嘉许的证书。他们带走了我的信;万一碰上送信的人,还要把路线嘱咐他们。我们这一行因此少了六个人、三匹马和七头牦牛。
我这一队如今只剩三个人:我自己、骑马的罗伯特,还有步行的雷希姆·阿里。我们随着溪水转向北,两边都是丘陵的高地。这地方可以说是死的——没有一根草,没有一只迷途羚羊的脚印;一切有机的生命似乎都被逐出了这一带。可是再往前走了一程,我们发现了有人来过的迹象。地上一道浅淡的痕看去像一条久无人走的小路,旁边立着一座圆柱形的石堆,顶上压着一块石板。有一处还躺着好几个马与牦牛的头骨;可是据说猎人从不游荡到这里来。也许这是印度测量局制图工作留下的纪念,又或许同许多年前在东突厥斯坦与印度之间往返的那些欧洲先行者有关。
天气完全是西藏式的。一阵接一阵的冰雹把我们冻透,照脸浇下冷水来;可是视野之内总有一处是晴着日头的。长长的雹幕从云里落下,那些云看去体量极小,却白不了地面。地面干得像火绒,同喀喇昆仑山口两侧湿漉漉的坡恰成对照。马后头有时甚至扬起尘土。我们远远望见那片黄灰色的地上有两个黑点——那是一匹落在后头的马和牵它的人。
长长的驮队队伍顺坡下行,走得极慢。它停住了——想必是找着草场了!唉,不是——这里的土地同我们这一天走过的另外十二英里一样不毛。于是同昨天一样,马只好拴在一处站着,装大麦与玉米的料袋捆在它们颈上。
暮色里我把穆罕默德·伊萨叫来开军议。
「要是找不着草场,牲口还能撑多久?」
「两个月,老爷;不过不到那时候我们就会找着草的。」
「要是每天的路程都不比今天长,我们得走十天才到得了光明湖——那是韦尔比老爷二十年前发现的——而且路要穿过林西塘与阿克赛钦,那是全西藏最荒凉的几处地方。」
「那我们就试着急行军,尽快穿过这片坏地方;照去过那里的索南策仁说,叶什尔库勒一带的牧草是好的。」
「牲口怎么样?」
「情形还好——只有一匹马和一头骡乏透了,我们让它们空着走一阵。至于别的,既然那七头牦牛没有了,它们的驮子眼下重了些。不过这很快就会匀过来。」
「雇来的马呢?」
「除了两匹快不行了、眼看要折的,其余都好。」
「你留心尽量省着牲口的力气,好好照看它们。」
「您只管信我,什么都不会疏忽。在这样的营地里,它们得的玉米与大麦比平常多;可到了有草场的地方,我们就要省着用存粮了。」
九月三日,平坦的高原隐在吹雪与雾里,很难断定该往哪个方向走;不过我们都同意:谁也不许让那条溪离了视线,因为看来别处找不到水。没走多远雪就下起来,刮起锐利的西南风,旋转的雪片把连最近的山丘也遮住了。这时雪下得那样密,我们生怕错过远在前头的驮队的踪迹。照英国的地图,我们离一个小盐湖该不远了;可在这样的天气里,地势的形貌一点也摸不着,爬上山丘去四望也无济于事。我们坐在鞍上任雪打,可雪落在衣服上很快就化了,留下一股难受的潮气味。
不过这天气没有持续多久;沉重的深蓝与紫色的云像幕一样分开,继续往东疾驰;视野又清朗了。先行的几个探路人在河左岸发现了几丛好「亚普喀克」,我们饿着的牲口乐得将就这个。我们遇上三道羚羊的踪迹,这被当作好兆头:附近总该有草场,可在哪里呢?
第二天的路程把我们领上一片看去平坦、四围环山的原野,总的方向是东北。我们同时动身。我沿着驮队从头骑到尾,那场面极好看。牲口不是排成单行,而是散成一队队地走,它们的蹄印合起来成了一条宽阔的大道。骡子撑得极硬气,总在前列。有几匹马难受着,不时躺下去,又立刻被拉达克人吆喝起来。穆罕默德·伊萨步行领路;他是那块磁石,把整队人都吸着走。
这时我们试着横穿那片又宽又泥泞的河床。穆罕默德·伊萨跨上马,可他的坐骑陷到了肚子;我们只好作罢,改沿岸走。有时还得横过几道岔流,地面一样靠不住。领头的人探明了路,几头驮着东西的骡子跟上去;随后别的牲口一齐过来。它们在吧唧作响的烂泥里陷到膝;身后的地面看去像一块橡皮海绵。
十点钟,每日照例的风暴来了。它外缘的那道边在西北方划得极其分明。它庞大、漆黑而沉重地在高原上滚过来。这会儿风暴已到我们头顶,它最前面那几道黑边吞没了天上的蓝。两只忠实地跟了我们好几天的乌鸦嘶哑地叫着;几只小鸟啾啾地贴地掠过。冰雹以可怕的猛劲抽打我们;它从侧面来,牲口便把尾巴掉向风暴,因而偏离路线,得重新被赶回正路上去。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我同穆罕默德·伊萨在一处土丘上停下歇一歇。
「我看最好灌几只羊皮口袋的水,万一溪水看丢了呢。」他向我提议。
「不必,只管走;天就要放晴,到那时再斟酌。」
于是队伍冒着飞雪与冬日的昏暗继续往前。天亮起来,眼睛毫无阻碍地看遍这片荒凉的、覆雪的丘陵之地;西边展开林西塘的平原;东南方伸展着浩大的喀喇昆仑山脉,峰上覆着万年雪,蓝黑的铅色云间滚着雷。不久这场风暴也到了我们头上,我们被裹进稠密、细碎而干燥的雪花里,四周笼着夜一般的黑。我骑在队伍的尾巴上。驮队分作四列。我们跟在最后一列的踪迹后头,那一列在雾里看去几乎是黑的;它前面的一列像一块灰浊的斑;再前面的一列几乎看不出来;最前面的一列简直全然看不见。穆罕默德·伊萨不见了。雪这时变成大片的鹅毛,几乎是平着扫过地面。我们这一队里鸦雀无声,谁也不说话:众人弓着身子走,皮帽拉下来盖住耳朵。整队人这会儿都成了雪人,而雪也把牲口的驮子压得比本来更重。
终于,我们的老朋友那条溪又从昏暗里探出头来,我们便在岸上扎营。策仁在近旁发现了大量的「亚普喀克」——有些是青的,便把牲口牵过去;有些是干的,拿来当燃料极合用。晚上结了五点五度的严霜。月光成束地射过满是细小雪晶的空气。绝对的静!人能听见小狗的心跳、天文钟的滴答,能听见夜的寒气落下来、渗进地里去。
九月五日我们走过的地方又好又平,尤其是在一个小湖近旁——那湖这时在东南方露出它蔚蓝的水面。同西藏别的盐湖一样,它似乎正在干涸,因为我们有一程是走在它干了的泥底上的,而且在高处清清楚楚看得见从前的台地状湖岸。穆罕默德·伊萨报说有一头乏透了的骡子,大约翻不过挡在我们路上的那道小山脊的垭口。可它居然翻过来了,晚上进了营,不过瘦弱不堪。两只藏羚——凭那长长的琴形角极容易认出来——往南窜去了;我们还遇上一道狼的足迹。有几处的草好得很,我们便停上几分钟让牲口吃。我们好几次动了扎营的念头,可到底还是走了过去。最后我们在谷地一处展宽的地方露宿,那里有一汪死水、有「亚普喀克」、有稀草。我们原没有指望这样快、这样靠近喀喇昆仑就能找齐这三样缺不得的东西——草场、燃料与水。在这第六号营地,我们决定让牲口在这番劳顿之后歇上一天。
九月七日天刚亮,从雇来的马里挑出六匹不中用的劣马;它们驮的东西已经吃光了,便准它们随两名赶马人回家去。那头病骡已经死了。天上一丝云也没有,这一天热得发烫。另有一点也进了新的局面:我们走了十九英里,直到扎营的地方才见着一滴水。看来季风的云多半不会再翻过喀喇昆仑来了,那么缺水就可能使我们的处境极其危急。
行军的方向,是由低矮浑圆的红褐色丘陵之间那片开阔地替我们定下的。这地面本来极好,可惜被田鼠掏空了,马不断踩进洞里,几乎要栽个嘴啃泥。那些老鼠固然不露面,可这个时节要冬眠还早。宽谷通进一个巨大的锅形盆地,四面绕着雄伟的大山;这正是突厥斯坦人管这样的谷叫作「梅丹」的那种地方。北边,喀拉喀什与玉龙喀什两河之间的群山高举着峰头;南边,喀喇昆仑离我们的路愈岔愈远。
羚羊在原野上轻盈地飞跃奔驰;它们站住不动打量我们,可我们一走近,便像踩了钢簧似的窜出去,不多时就消失在远处。
我们前面一道山嘴看去是个合适的目标,那里总该有水。可是几个钟头过去了,它似乎并没有近些。一匹将死的马把我绊住了;驮子给它卸了,可它已经全然不行。我很替它难过,也惋惜它不能再随我们走了。我陪着它待了一会儿,可日头在过去,我便吩咐守着它的两个人:它若实在走不动,就割了它的喉咙。我那些拉达克人觉得,只要马还活着就把它弃下,是极可怕的事;它的垂死挣扎可能拖上几个钟头,而万一被狼闻见了,它最后的时刻就要惨不可言。那是一匹高大的黑色叶尔羌马;晚上,它的号码被记进了死亡册。
驮队正排成一条黑线,向丘陵之间一道峡谷走去,那里隐约泛出的一点绿意像是草。可是过不多时,它又下来了,走得看不见了;想必那里没有水。又过了相当长的工夫,我们才在西边的原野上分辨出一些小黑点与黑线;那是野驴还是我们自己的骡子,断不定。望远镜也望不了那么远。西边一座山脚下有一道溪闪着银光,可那太远了;一切距离都这样大,以致大气的效果骗过了我们,我们当作驮队的,也许不过是剥蚀台地上的一片影子。
可是罗伯特锐利的眼睛认出了山脚下报信火堆的烟。那么驮队是到了那里、把营安顿好了;我们笔直横穿原野骑了一个钟头,便同它会合。此处高一万六千二百五十英尺。
我们这时已在西北西藏那片无人兼并的阿克赛钦地界里。要不然,倒请你说说这块地归哪一国?是克什米尔的大君主张它,还是达赖喇嘛,抑或它是中国突厥斯坦的一部分?地图上没有标界线,想找界石也白搭。野驴、牦牛与捷足的羚羊不臣服于任何主子,天上的风也不理会地上的界标。所以从这里起,我尽可以往东走,并不算直接违背英国政府的意愿;而中国人想必也会原谅我没有用他们的护照。
北边远处的群山,方才还像一座大城里的一排排房屋似的泛着玫瑰色,这会儿在灰色的暮光里淡下去了;又一个夜把它暗色的翅膀铺到地上,那雄伟的轮廓便被抹掉了。帐篷之间有笛声轻柔甜美地响起来,它的音调把我们这些倦游的人哄入梦乡。
第二天早上,营地显得格外小,因为雇来的马和骡留在了原野上——它们的赶脚人在那里挖出了水,因此省了一大段绕路。为稳妥起见,我们带了两只灌满水的羊皮袋,又把所有的瓶子与罐子都灌满。临动身前,我们看见拉达克人直挺挺地趴在泉水的溢口边上痛饮,马也随它们喝够了水。
这一天的路极好,又结实又平坦;印度那条大干道也不过如此,瑞典的公路也难得有这样的。大团的云从东边一直出现到西南;喀喇昆仑那边想必正刮着风暴,可它的边缘始终没有扫到我们。这里地面是干的,驮队扬起的极细的尘土像蒸汽一样悬在地上。别的几列同我们一样,奔着先前约定的目标——东北方的一道山嘴。走近它时,我们猜测着:过了它,会不会看见阿克赛钦——就是克罗斯比在一九〇三年经过的那个湖。
山嘴以北展开一片广大的平原,这里的海市蜃楼叫人迷惑得出奇。群山仿佛映在一面全然静止的湖里,可那水面看去并不像水——它明亮、轻盈而飘忽,像云中的光色游戏一样转瞬即变,又仿佛底下垫着一层透明的玻璃。这时走在我们前面的骡队也成了蜃景捉弄的对象:我们看见它成了双,仿佛它也正从一个湖边经过。
我们终于到了那道山嘴,在那里歇了一会儿。罗伯特爬上坡去找那个指望中的湖;他下来时碎石动了起来,我们的马受了惊,发疯似的往东奔。幸而它们顺着驮队的踪迹跑,那边正在扎营。第八号营地的草是我们自波布朗以来见过最好的,挖到二十二英寸深就出了水。燃料是野驴供给的,因为它们的粪极多。这地方舒服得很,我们便在此多留了一天,又去游了一处砂岩与砾岩的高地;那高地几乎像一只倒扣的盘子,立在原野的南边,把它削得锋利的边缘朝着北。穆罕默德·伊萨在顶上垒了一座石堆——他垒石堆成癖。那时我哪里想得到,一年半之后我还会再见到这些路标。
次日黎明,我们又向禁地推进了一程。空气不很清,我们看得见它在地面上抖动;可上面要清些,因为山脊的轮廓比山脚分明。我们向东行;右边是血红的砾岩,覆在绿色的片岩之上。左边这时望得见那个湖,它深蓝的水面同别处占主导的晦暗色调形成鲜明的对照。见着一个湖是提神的;它给这幅景致点上了最后一笔。地面向东一直开阔到地平线;只在这个方向极远处出现一座雪山,不过我们这条纵谷多半是沿着这座高地的北侧或南侧伸展的。总之,这片地方好得不能再好,而且一连好几天都是如此;我疑心从韦尔比、迪西与罗林的旅行中知道的光明湖、叶什尔库勒与普尔错,都在这条谷里——这条谷无论从哪一面说都是西藏高地的典型。
地面像一块被虫蛀过的板子;田鼠的洞挨得那样密,想躲开它们是白费力气。便是踩在洞与洞之间,也未必保险。地下通道的顶常常塌下去——那顶是由掺着砾石的干松土构成的。罗伯特有一回连人带马翻了个筋斗。这些讨厌的啮齿动物靠「亚普喀克」与草的根活着,实在恼人。
驮队已在岸边扎了营,旁边有极好的水——一条溪把大量的水倾进那个盐湖里。夜深时我们看见极远处燃着一堆火。是又有旅人来了,还是猎人游荡到了这么远?不是——那是我们自己的人,他们在看守牲口,生起火来取暖。在这片荒凉的地方,除了我们没有别人。
第八章
前往光明湖
我们离开第九号营地——海拔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一英尺——时心里很畅快,因为目力所及之处,地面全是平的;它高出湖岸那么一点点,不用仪器根本看不出来。空气带着霾;湖那片纯净的蓝——天的倒影——全然没有了,这时水看去又晦又灰。有一匹雇来的马被撂在营地上;它的主人指望救它,可他失望了;而他也负了这匹马,因为他走了另一条路回家,狠心把这可怜的畜生丢给孤寂与狼。
我们在旧湖底与全然平坦的泥质滩地上骑了很长一程。此后地面是细砾,硬得像被压路机的分量碾过。只有在一个封闭的内流盆地里,巨山之间才会出现这样平坦的广阔。风化、降水、流水、风暴与风合力把地面削平。一切高处与山脊因此被削低,一切洼处被泥、沙与碎屑填满。远在东边,地面全然开阔。在这里,骑着印度象的巨人也有足够的地方痛痛快快打一场马球;詹巴的单峰快驼尽可以跑到力竭为止,因为连那不肯歇息的西风,在它的路上也找不到一点阻挡。羚羊与野驴怯生生地成群出现。人的影子则一点也没有。昨天有几个人看见三块石头摆成一个灶的样子;也许那同克罗斯比的考察队有关,因为他一九〇三年也是从阿克赛钦湖往东去光明湖的。
北面,在我们路线的左侧,分辨得出三重台阶似的山脊:离我们最近的是一排深绿色的小丘;再远些是一道连绵的、没有雪的山链;最里头是一道主脉,有好些雪峰。南面,我们这条纵谷被群山夹着,山势自西而东渐渐增高。在第十号营地,我们所要的样样都有,只是水稍咸。好运跟着我们;我们全然侥幸地到了一片比先前敢指望的和善得多的地方。
营地近旁我们过了一汪死水;九月十二日又过了好几汪。不久便看出:有一条水虽不多、河床却很大的河流向那个湖,而且一整天里我们都遇见它就在近旁的迹象。景致单调,这一天的路上变化不多。可是地面再好不过;若一路这样下去,它会帮我们顺顺当当地深入禁地的腹心。草这时长得比我们迄今所见的都多。它在沙质的土上长得最旺,一小丛一小丛的,只有中心是青嫩多汁的,其余都被夜霜冻得又黄又硬。整天扫过西藏的西风在草间悦耳地沙沙作响。谁想得到在北藏这样高的地方,会有一片真正的草原呢?地是浓浓的稻草黄,可头上的天穹虽有风却清朗蔚蓝;我觉得仿佛有一面我祖国颜色的巨大旗子把天地都裹住了。南北两边耸着深紫、灰黄、赤红与顶着白雪的群山。
地面平得这样厉害,驮队虽已走在前头一个钟头的路程之外,却仍旧像地平线上一道短而窄的黑线一样看得见,连一丁点起伏都不曾把它遮住。因为蜃景的缘故,它仿佛略浮在地面之上,那些牲口看去像奇形怪状的长腿骆驼。
在一处草格外好的地方,雇来的那一队停住了;他们又折了一匹马,还想试着救另外两个候死的。驮包散放在地上,牲口贪婪地吃着草,众人背着风围火坐着,轮流抽一管烟。
盐使有些地方的土白得像垩,另一些地方则覆着一层薄薄的粗石英沙,有要堆成沙丘的意思。驮队已经扎营,零星散开的小黑点告诉我们牲口在吃草。另有两三个离众点很远的点,是去寻水的骑者。支帐篷不容易;所有人都得使出全力拽住,免得篷布被吹跑或撕成碎条,同时粗沙直往脸上打。我们总算钻进篷里,心里欢喜;可即便如此,风仍旧从每一个洞与缝里呼啸着灌进来,小狗很不安生。不过这样一场西风也有一桩好处:它从背后推着,叫行路省力。只消掉过头来试着顶风骑一骑,就知道分别了。
十三日开头不好,因为夜里有九匹马跑了,穆罕默德·伊萨带着几个拉达克人去找。这当儿我们在一场地道的暴雪里等着。曼努埃尔正同甘帕特·辛格激烈地争吵,为的是一双袜子——那是后者在列城从我们厨子手里买的。可如今曼努埃尔发觉自己也用得着,便说动甘帕特·辛格毁了这桩买卖。曼努埃尔那口不成样子的英语,常常逗得罗伯特和我发笑。下雪,他说「下露水了」;起风暴,他说「今天空气里像是有点微风」;我们离开那个湖时,他问几时才到下一个「水塘」。在他看来,阿克赛钦湖比起马德拉斯那片无边的大洋来,不过是个可怜的小水洼。
跑掉的马捉回五匹之后,我便顺着骡子的踪迹动身了。地势同先前一样缓缓上升,雪雾里什么山也看不见;我们尽可以当自己是在蒙古的平原上或吉尔吉斯的草原上。这一天的营扎在谷北侧山脚下一处泉边,那里草好。没有帐篷,我们便在索南策仁用粮袋围成的圆堡里安身;堡当中生着火,又挡得住风。傍晚穆罕默德·伊萨捎话来说,又寻回一匹马,可是在这漫天飞雪里再找别的已不可能,他请大营送皮袄与干粮去。可是那个担着这份不讨好的差事、要带着东西穿过黑夜与大雪回第十一号营地的人,竟找不着那位驮队头目与他的同伴;他们因此只得露天过夜,受着严寒,无吃无喝。第二天他们带着所有失踪的马回来同我们会合时,已疲惫不堪。我把守夜的人训斥了一顿,极力申明此后不得再有这样的事,因为牲口被这番游荡弄得疲乏,又容易遭狼的袭击,行程也被耽搁。不过说起来也真算奇事:到眼下为止,我们只损失了一头骡与两匹马。
如今我们继续往东,仍在同一条大纵谷里。愈往上走,河里的水愈多,因为下游的水被蒸发与渗漏夺去了。
红色的砾岩仍在我们右边,左边是绿色的片岩。在这不毛的谷当中,我们经过一小片圆圆的草的绿洲,像大洋里的一座珊瑚岛。这一天的风暴给我们带来雨与闷湿的天气;近午时雨倾盆而下,温度表指着华氏三十九度。我们扎营时,样样都湿漉漉脏兮兮,叫人难受,潮了的燃料又点不着。随后下起雪来,夜深时,地面又披上了冬日的白衣。我们原指望到得那道能望见光明湖的鞍部,却是空指望。照韦尔比的地图,那里也许还有两天的路程;不过情形顺利的话,老远就该望得见它。
第二天刮起刺骨的东风。风扫过雪原,又冷又生;这坏天气不仅身上难受,还压着人的兴致,弄得我们没精打采地坐在鞍上,昏昏欲睡,万事不关心,只盼着晚上的火盆。羚羊比平常胆大;这个季节它们正肥壮。我们骑过一匹倒毙在路上的马;它已经没法可想了。它睁着大眼躺着,仿佛在眺望东方的一片土地,身上还是温的。驮鞍这时显出用处来了,因为穆罕默德·伊萨有先见之明,叫人把所有的鞍子都塞满干草以备后用。这样一来,牲口便能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驮鞍吃掉。营里宰了两只羊,因为看得出它们撑不了多久了。
早上,帐篷之间躺着一匹将死的马。一只狼蹲在一条侧谷里,看着我们动身,指望着一顿大餐;不过它享不着亲手弄死这匹马的快乐,因为我们用刀结果了它的性命。我们这时已进了一段危急的时期:几乎没有一天不折损一头或几头牲口。
我们仍旧慢慢向东上行;我信着韦尔比的地图,答应过我的人说这一天就能看见一个湖。我们爬上一道高坡,可从顶上望去只看见又一道高坡,把视线完全挡住;翻过这一道,面前还有第三道。不过这一回,我们的指望到底没有落空。东南偏东出现了那个蓝湖的一部分,嵌在丘陵之中。在它的南岸——韦尔比一八九六年走过的地方——耸起形状奇特而参差的峰尖与峰群,那是我们接连几天所见的那道红色雪岭的延续;如今天气晴好,它那番狂野的美尽显出来了。我们朝着指望中的山口爬了六天,发现它就在湖的正上方。它的高度是一万七千三百英尺。
这时马已乏到了这步田地:无论如何得找到好草场,让牲口歇几天。第十五号营地扎在湖滩上,整个湖一览无余。南边耸着那道奇特的山岭,带着黄红、绯红、粉红与浅褐的层层色调;奇诡的峭壁从泛着微蓝光泽的柔软雪原之间凸出来。
第十五号营地在我们这场闯入禁地的大胆进袭中,是个要紧的驿站。我们刚把东西安顿好,雇来的坦克西人最后剩下的八个便由穆罕默德·伊萨陪着来到我帐前,照拉达克的规矩跪下,以额触地,随后像泥塑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由他们的头儿发话:
「老爷,我们还剩十九匹马;其中八匹还壮实,其余的撑不了多久了。唉,老爷,让我们在冬天来、牲口死光之前回家去吧。」
「说定了你们要陪我们到叶什尔库勒的;你们要失信么?」
「老爷,我们知道自己在您手里,全靠您开恩;我们的干粮至多还够十天;若走到叶什尔库勒,回程上我们都得死。唉,老爷,可怜可怜我们,放我们回家吧。」
「好。我若放你们走,你们打算走哪条路?」
「老爷,我们要翻过这南边的山,经阿尔波特错到拉纳克拉去,十天可到。」
「你们认得路么?干粮当真够么?」
「够的,老爷。」
「那就预备动身吧。」我转向穆罕默德·伊萨接着说:「曼努埃尔与那两个拉杰普特人受不了这里的气候,趁严冬没来,最好也让他们走。」
穆罕默德·伊萨是个会办交涉的人,答话时极力掩着心里的得意:「是,冬天若把他们再往里带,他们要冻死的。他们这会儿已经像旱獭一样挤到火边去了,裹着皮袄还牙齿打战、冷得发抖。」
「少了他们我们也过得去。」
「到眼下为止,他们干的活并不比小狗多,倒不如说更少,因为他们要么太懒、要么架子太大,连自己烤火的柴都不肯去捡;我们还得派两个拉达克人伺候他们和他们的马。能打发走他们,是大大的便宜。」
「让他们走;这样他们的马我们就用得上了,因为我可以雇几匹坦克西的马供他们回拉达克的路上使唤。」
「是,老爷;他们有三匹坐骑,另有两匹驮行李。眼下坦克西的马要走了,其中有几匹固然只驮过燃料,可他们一走,要我们自己的马驮的行李就要多出十五件来。所以那几个黑脸人的马,是极需要的一支生力。」
第二天,要寄往斯利那加的底片与岩石标本都打了包,我又给家里和印度的朋友写了信。我请敦洛普·史密斯上校在总督准许之下,于十月间把此前到的我的信件全数送到当惹雍错一带来追我。信须经江孜与日喀则转递;而新近在印度受到那样好的款待的班禅喇嘛,想必极乐意看着这袋邮件转到我手上。我想,即便不准我在西藏腹地再往前走,我的信总不至于被扣下——最坏的地步,我可以把转交邮件当作接受西藏人要求的条件。因此我请他们吩咐一名送信的脚力,于十一月底赶到当惹雍错,在那里等我到来。
九月十七日早上,帐篷之间躺着我们自己的三匹死马。那天夜里,那匹驮我们的船的叶尔羌大花马死了。十九日日出时,又有两个牺牲者追随前者而去,脖子与腿都伸着,经过零下一度的一夜寒霜,已经冻僵了。我把穆罕默德·伊萨叫来。
「我们还剩多少牲口?」
「八十三头:四十八匹马、三十五头骡;已经死了十匹马、一头骡。」
「若照这三天的速度死下去,可就糟了。」
「我看不会,老爷;最弱的已经倒了,剩下的是最壮的。」
「可是走了六匹马,就是说活下来的要多驮六份;还有坦克西那边的十五件。」
「那六匹倒下的马,这几天本来什么也没有驮。」
「可驮子横竖是要重起来的。」
「自我们在这里扎营以来,我给牲口加了倍的玉米与大麦,一来是壮它们的力,二来也是减轻驮子。从这里动身的头几天,我们须得走短程,宁可让马吃饱,也别扔掉一袋大麦。」
「好。我们离当惹雍错还有五百一十英里,按每天十英里算,是五十一天的路程。再添上十五天休息,我们该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到那个湖,也就是两个月零六天之后。骡子似乎比马耐磨;我们得设法保住一批壮骡;日后遇上头一批牧人,自会另想法子。」
「噢,是;到了万不得已,拉达克人可以背着绝对少不得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步行。」
「是啊,穆罕默德;你记着,除非被强力所迫,我是决不回头的。」
「不回头,我知道;一切都会好的。」
在这处营地里,玉米与大麦吃掉了四匹马的驮量;此后每天还要用掉一匹马的驮量,这还不算人的口粮。不过我们多半每天也要折一匹马,往往还不止一匹。可是转向东南之后,总还有找到更好草场、让马把力气养回来的指望。眼下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雇来的马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我们离开光明湖西岸时,还有八十三头驮着东西的牲口。我们的船连同全副附件要两匹马来驮,可我打算省下它们两天,让船从湖上渡过去。
到此为止,我们在行程上一直抢在前头,这是好的。韦尔比、迪西、罗林与楚格迈尔都到过这一带,都带回了极好的、可敬的成果;可他们在这里与在叶什尔库勒时,驮队的状况远不如我的齐整。列城与坦克西是我的起点。可是同它们的最后一点联系,在光明湖断了;从这里开始的,是一场奔向未知命运的大胆行军。
第九章
风暴中的湖上
九月十九日,我们同那两个印度人与坦克西人作别。我替前者难过;受不了这气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他们也始终没有机会显一显自己的本事。最后一个晚上,比孔·辛格在我们这一行里唱了他的天鹅之歌,还是那首单调忧郁的梵文赞歌;它曾一再使他自己与他的同乡想起一个温暖的国度:棕榈与芒果树荫下宜人的屋舍,尘土路上满载的牛车,还有月圆的和暖春夜里,河岸丛林中王虎示警的低吼。我谢了他们那番好的、忠实而诚恳的效力,给了优厚的工钱,备好他们回程所需,又发给他们好的证书。他们领了面粉、糖、茶与米,还有一只羊作肉食。曼努埃尔获准带走他喜爱的一条小狗。穆罕默德·伊萨用空粮袋缝了一顶帐篷给他们,好挡夜里的霜。
他们打算头一天只走到那道红色山岭的脚下;他们同我们握手上马时,天已经不早了。我们站着看了一会儿,看那一小队人在西南的日头底下愈变愈小,不久便消失在最近的山丘后面。
此后我再没有听到他们一点消息。十八个月后,曼努埃尔的父亲来信打听儿子的下落,我却不知道。我只查明他平安到了列城,再往后便追不出踪迹了。不过我总希望他漫游一番之后能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里。我们极想念他们,可那条船给了我们安慰——它被解开包装,在岸上拼装起来了。
结了三十度的严霜之后,是明亮晴朗的一天。我们营边的小溪冻成一条发亮的带子,蜿蜒着通向湖滩;沿岸有一条两码宽的冰带,随着波纹的拍打一起一伏。湖水到了不得已时还可以喝;多半是注进来的水减了我们这一岸的咸度,因为山口下来的那条河与许多泉水都注在这里。湖底的沙被波浪的往复推得起了细密锋利的波痕,水清得像水晶。
我们的马——在第十五号营地又折了一个同伴——这时驮上了沉重的驮包。驮队奉命沿湖的北岸走,在近湖的合适地方扎营。罗伯特要画一张湖岸线的草图;穆罕默德·伊萨的兄弟策仁自己请求随我同船。于是我们同时离开了这个荒凉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同伙伴分手,又折了七匹马。在沙漠的静寂里,它被拍岸的浪声摇着入睡,像一座被神与人都遗忘了的坟地。
策仁不久就使惯了桨,随后西风也来帮忙。我们朝湖的西北角划去,要走的路程比绕大圈的驮队短得多。这一趟航行本来只是试一试,可我从头一刻起就极中意这条英国船:它结实、舒服,又好掌舵。我们测到的最大水深是一百五十九英尺。绕过一道岬角之后,我们望见离岸不远处我们营地的青灰色的烟,便把船拖上滩,回到自己人中间去。
营地是这样安排的:穆罕默德·伊萨、策仁、另外两个人连同厨房,都安顿在一顶下方上尖的大帐篷里。为首的几个拉达克人住那顶西藏帐篷,其余的人在粮袋垒成的墙垣里栖身。罗伯特独占曼努埃尔的帐篷,他在自己床边堆了那么多各样的箱子,看上去简直像一座帕西人的墓。外头右翼立着我的帐篷,略与别处隔开。那条波布朗来的黑狗不见了;多半是在那七匹死马上大快朵颐——事实也正是如此:穆罕默德·伊萨后来打发一个人回第十五号营地,那狗正肥得发胀,像一只塞得紧紧的口袋,懒钝得几乎挪不动身。它把自己撑坏了,此后整整一天连饭也不看一眼。
九月二十一日在我们的纪年里是值得一记的一天。船在岸上整装待发,我决意再给马省一回这份分量。往东望去,湖像是不大,离它的东岸该不远;驮队尽可以在那边随便哪处草还过得去的地方扎营。若天黑了还没有我的消息,他们可以在岸上点一堆报信的火。不过我们自然会及时赶到。我们把这一趟当作一桩小事,压根没想到要备下吃的、喝的水、燃料和夜里御寒的衣裳。我照平日的样子穿着,套着皮背心,带了那件长大衣;一件皮袄只是铺在后座上当软垫用。
是的,我们这一回实在太大意了。上午我照例查看了牲口,随后教雷希姆·阿里划桨,因为这一趟要他跟我去;他学得极好,于是被郑重地封为「凯米巴希」,也就是船队的提督。临动身时,我决定横渡这个湖,测它的深度、量它的宽度。距离——说得更准确些是航程——我用斯德哥尔摩吕特厂造的测程仪来量,水深则每一刻钟测一次。我们天黑前总到得了约定的会合处。十一点钟水温是华氏四十三度,后来又升高了几度。这一天明亮而全然无风;一点钟我们记下华氏五十三度。我挑了岸边台地上一个暗色的豁口作掌舵的目标。喝的水也可以不要,因为比重计在湖水里读的是一千;它浮得同在淡水里一样低。
我们这岸的潟湖上结着足有半英寸厚的冰。北边山脚下看得见六头野牦牛。湖静得平滑得叫人上当,只感觉得出一种缓慢轻柔的涌动,那是夜风余势最后的一点痕迹。一丝云也没有,一点风也没有——在前些天的风暴之后,这样的天气格外叫人受用。我们向南望时,湖在淡绿松石色的天穹映衬下,闪着春天白桦嫩叶那样鲜亮的绿。
有几分钟还听得见骡子走远时的铃声,可驮队那条黑线不久就消失在沿岸的丘陵里。雷希姆·阿里划得像个老练的船夫。第二个测深点上水深一百一十五英尺,第三个是一百六十一英尺。下一回他收桨时,二百一十三英尺长的测深绳竟探不到底;可惜我们没有备用的绳,因为我从前在西藏的湖里从没有遇上这样的深度。
「这个湖压根没有底。」雷希姆·阿里哼哼道。
「自然有底,是我们没有绳子了。」
「湖既没有底,老爷不觉得再往前走危险么?」
「这上头没有什么危险;我们可以划到岸边,岸不远,从那里到营地也只一小段路。」
「但凭真主吧;不过那也许比看去要远。奉真主之名。」他喊了一声,又使起劲来。
两点钟光景,湖平滑得像一块玻璃,映出群山奇异而错乱的倒影。我们头晕起来;湖这时同天一个颜色,我们简直像在一颗魔法的球形星球里头、在一片明蓝的太空中飘浮。身后北面展开一道雄伟山脊的全景,顶上是覆着万年雪的扁平高穹。日头烤得发烫,雷希姆·阿里擦着额头,我纸烟的烟一动不动地悬在空气里;除了船与桨激起的以外,连一道波纹也没有——把这样的水面弄皱实在可惜。一切都静谧安宁,像一个在群山间逗留未去的夏末的日子。
「但愿真主保佑我们别遇上黑夜,」雷希姆·阿里说,「日头落了还在水上,是危险的。」
「别怕。」
这时测深绳在九十五英尺处触了底,下一次是三十四英尺。又过了一刻钟,我们跳上了岸。
我画了一张北面群山的全景图,雷希姆·阿里则嚼着他有先见之明带来的一块饼。
我们重新开船时是三点三刻。再过两个钟头天就黑了,可那时岸上该看得见营火。湖的东端像是很近,不过我们极容易被蜃景骗了。我们沿岸朝东北偏东划了一阵。这一天西风若不起来,倒是怪事了。我一再问雷希姆·阿里——因为西边的天际正对着他——那个方向是不是清朗,西边的风暴有没有露面。
「没有,没有风暴。」他平静地答道。
隔了一小会儿,他又说:「来了,这会儿来了;而且要来得厉害。」
我回过头去,看见西边、在我们几天前翻过的那道山口上方,有高高的淡黄色的沙尘旋涡,不多时就高出地平线三十度;它们迅速升起,凝成一片黑云,把西边高地的景象遮住了。不错,是西边的风暴来了。
可对我们危险并不大;我们爱在哪里上岸就在哪里上岸;我们有火柴生火,「亚普喀克」也找得着,便是结二十九度的严霜也冻不着我们;吃的东西少一顿也无妨。
可我们不愿上岸;营地也许就在近旁。「划吧,雷希姆·阿里——不,且慢,趁风暴没来,把桅立起来、把帆解开,这样有一段路可以借借力。风暴若太猛,我们就上岸。」
四下还是死一般地静。可这时第一个先行者来了——一道波纹掠过水面,风兜住了帆,把它吹得鼓成一个球,所有的褶都抻平了;船向前窜出去,身后划出一道翻卷沸腾的航迹。我们贴着南岸走;那里有一串潟湖,还有一道道沙与卵石的沙嘴。一对黑雁蹲在其中一道沙嘴上;我们过去时它们诧异地望着,大约把我们当成了一只不会飞的大水鸟,因为它只长了一只翅膀。湖愈来愈险恶;我们朝东北一道沙嘴飞去;天哪!我们龙骨底下只有三英尺深的水。一旦搁浅,船就要被撞碎,它那层上过油的帆布绷得像鼓皮。我把舵尽力打过去,在狂暴的碎浪中擦着沙嘴过去;这一手成了,下一刻我们已在水深浪缓的开阔处。
这时东北偏北又现出一道深深伸进湖里的沙嘴,可它离得很远,而我们正在翻腾的湖面上,白浪愈涌愈高,吼声愈来愈响;整个湖都在最狂野的骚动里。只要能平安到得那道沙嘴,我们就能转到它的背风处平安登岸。是的,无论如何得上岸,因为风暴已经压上来了;它一刻比一刻猛,桅杆咯咯作响;我不敢再把帆脚索系死了航行。我们顺着一股绝好的航风,水在船首下怒吼翻腾,在船后沸涌作响。得留神才行:桅杆已经弯得像一根鞭子,一旦折断,船就要翻,转眼灌满水,被那块眼下不用、却当货载着的中插板的分量拖沉。我们只剩两个救生圈作最后的指望。
雷希姆·阿里坐在船头。他抱住桅杆,朝前瞭望,报说沙嘴那一边的湖,同西边一样宽阔。我们是上了错觉的当,天完全黑透之前到不了东岸了。不如上岸等天亮罢?好,上岸去,转到沙嘴的背风处。日头在落,风暴在长劲,我们听得见它在南边的峡谷里嚎叫;细碎的飞沫像彗尾一样掠过浪尖;这是最危急最难熬的一刻。沙尘的云不见了,西边的天际隐约可辨。太阳沉入它的安息,像一团熔化的金球,一种诡异神秘的光辉铺满了整个大地。除了那镶着白边的深蓝的湖,一切都染成了红色。夜从东方升起来,深紫的影子在山后拉长;可是最东边那些峰尖,以及那座高出一切、雪原闪闪发亮的标作「丁」的高峰,在暗背景前红得像火,像内部被炽热的熔岩流点亮的玻璃火山锥;两三片撕开的云向东疾驰,那绯红的颜色,艳得足以同底下的雪原与冰川争美。帆上玩耀着各种色调的玫瑰红,浪尖上颤动着紫红的沫,仿佛我们正被赶着驶过一片血海。
日头沉下去了;这时帆与飞沫转成白色,不久便只有晚霞最后的一抹余色还照着最高的雪原。夜向西铺开,最后一点光辉、白昼最末的一丝微明,在东南的峰顶上熄灭了。
我们颠着、摇着、俯仰着向那道沙嘴冲去,雷希姆·阿里蜷在船底。一切轮廓还清晰分明。我把船驶出碎浪、绕过沙嘴,随后迟疑了一下:转进背风的水里本是容易的;可是不,眼下一切都好——月亮明晃晃地照着,趁它没落下去,我们也许还到得了另一处岬角。
我们穿过飞溅的浪沫与嘶嘶的白沫掠过那道岬角;一眨眼之间,便是再想转到它背风处也来不及了,因为碎浪的吼声落在了身后,前头重又是黑如夜色的开阔水面,远处只以一条几乎看不出的陆地镶边——那又是一道沙嘴,南岸多的是这样的砾石。
我们就这样在骚动的湖上疾驰。我们吓了一跳,因为听见身后有巨浪滚来。沉闷的轰响愈来愈近,我回过头去——我们必定要被那些沉重翻卷的浪头埋住了。西边还滞留着一点将尽的白昼的微光。风暴赶着的飞沫给我们浇了个冷水澡。随后浪头追上了我们,可它们把船轻轻托起,便向东岸滚去——雷希姆·阿里并不指望到得了那东岸。
这时帆在月光里白着,我的影子随着船的起伏在帆上上下移动。雷希姆·阿里吓得只剩半条命;他像刺猬一样蜷在船底,把脸埋进我的长大衣里,免得看见那翻腾的水。他一句话也不说,完全认了命,等着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东岸还有多远,无从估量;而要在那里登岸而不翻船,也断乎不可能。岸上若有崖石与暗礁,我们就要在碎浪里被撕碎压烂;岸若是缓缓地斜下去,我们就要倾覆,被那些滚来的巨浪像一块软木似的抛上岸。
在黑暗模糊的混沌之中,那道沙嘴尖上的碎浪闪了出来;它比前一处更狂,因为我们身后又撇下了一片更宽的湖面,浪已经更大了。我想转进背风处,可风暴又把我们赶了出来,不等省过神来,我们已离了岸。这时冷起来了,可我并不觉得——心里太紧张,而且性命系在上头。我白白地寻我那些仆人的报信火;是他们没有照我的吩咐办,还是他们离岸太远、火望不见?我设法把后座板拆下来,坐到船底去,在那里多少挡得住那刺骨的风。身后水上那道被打碎的月光,把浪衬得比先前更诡异;浪已成了庞然大物,最近的一道把它后面的一切都遮住了。
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过去;月亮落了。这会儿是漆黑一团,只有星星像火把一样在头上闪烁,此外四围是最深的黑。我的右手麻了,是攥舵攥僵的;船像是在向东猛窜,可浪还是从我们身边滚过去——它们仍旧比我们快。我时不时问雷希姆·阿里,他那双猫似的眼睛看不看得见东岸的碎浪。他急急地越过舷边望一眼,答说还远得很,随后又把脸埋进长大衣里。绷得愈来愈紧了;无论如何,船被无助地抛上滩的那一刻总是在逼近。我但愿这湖宽得够我们这样狂奔到天亮。可是不,那是不可信的,因为西藏没有这样大的湖。我们还有整整一夜,而照这样飞驰,是能跑出极远的路的。
这样的航行里有一种瘆人而令人敬畏的东西:黑暗中只有当浪尖把船托起时才看得见它们,而下一刻它们便向前滚走了。我们什么也听不见,只听见它们的哗哗、风的嚎叫,以及船首下白沫的嘶响。
「留神,雷希姆·阿里,」我喊道,「你一觉出船触了底,就跳下去,使出全力把它往滩上拖。」可他不答话;他已被恐惧吓瘫了。我把图稿与速写本收进一只小袋里。
可那是什么?我听见一阵轰鸣盖过了风暴的低吼,在漆黑里看见近旁有一道亮带似的东西。那一定是岸上的碎浪。「松帆!」我喊,喊得嗓子几乎要裂,可雷希姆·阿里束手无策,一寸也没有动。我自己解开绳子,任帆拍打翻卷;正在这时,船底擦着了地,猛地搁住了。
「跳下水去,把船拖上来。」我喊;他不听。我捅他的背,他毫无反应。于是我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扔下船去——恰在这时,下一个滚浪扑上滩来,灌满了船,把它掀翻,把我浇了个透湿。这会儿我自己也不妨跳下去了;雷希姆·阿里到底明白了处境,帮我把船拖到浪够不着的地方。皮袄与长大衣同我一样湿透,我们找了许久,才把翻船时散落的东西一一捡回来。
我们疲乏与紧张得只剩半条命;在这样稀薄的空气里这般折腾,人简直要喘不上气。我们爬上一个沙丘坐下,可刺骨的冰风把我们赶了下来。船能不能给我们挡一挡?我们得把连着两半船身的插销拔出来,最后靠那块中插板才办成。我们合力把半边船抬起来,用一块板撑住,钻到底下去躲着。我们全冻僵了;这也难怪:水在衣服里结了冰,一碰就咯咯作响。船底的水也成了冰;我的皮袄硬得像块板子,全然没有用处。手脚僵了,一点知觉也没有;非得再起来不可,不然要冻坏的。只有一个办法。在船的掩蔽下,我脱了克什米尔靴与袜子,雷希姆·阿里替我揉脚;可直到他解开自己的袍子,把我的脚贴着他的光身子焐了许久,我才觉出一点活气来。
四围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在碎浪的吼声里,我们得喊着才听得见彼此。结着二十九度的严霜、衣服湿透冻成了冰甲,这一夜要怎么过?能不能活到日出?雷希姆·阿里消失在黑暗里去找燃料,可空着手回来了。我高兴地发现我的烟盒与火柴还能用;便是最后那个碎浪竭力要把我浇透时,我也只在水里站到胸口。于是我点了一支烟,又给雷希姆·阿里一支提提神。
「难道这里就没有一点能烧的东西?有了,等等,我们还有测深绳的木卷筒和装它的架子。快去拿来。」
我们狠心把穆罕默德·伊萨这件木工的杰作拆散,用刀把架子劈成几块;湿的碎片搁在一边,干的内条拿来当柴。它们堆起来极小的一堆。一次只舍得烧上两根,我用笔记本里几页空白纸把它们引着。我们的火又小又不起眼,可它把我们烤得舒服极了,手也化开了。我们紧挨着火坐着,极省俭地添柴,一次只放一根碎条。我脱下衣服,尽力拧干;雷希姆·阿里烘我那件长大衣——这一夜我全指望它了;皮袄则听天由命。离天亮还有多久?唉,还有好几个钟头。卷筒与手柄还留着没烧,可这一点点木头撑不了多久;一想到寒冷终将逼我们把桅杆与座板也献出去,我就心惊。时间过得这样慢;我们彼此很少说话,只盼着太阳。衣服一烘得略干些,我们就能用舀水的勺子烧点水,好让肚里有点热的东西。
不过说起来,我们大有理由庆幸脱身得这样便宜。光明湖——韦尔比与迪西的湖——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它陪了我们好几天,我们在它岸上折了七匹马,我们的朋友带着最后的信从这里离去。我们见过它在明亮的浅色里美得惊人,也见过它在夜的怀抱里黑如坟墓;它曾在灼人的日光下平滑生辉,也曾向我们呲出牙来——白森森发亮的、由泡沫与飞沫做成的牙。不久之前,我们还在它那清澈如晶、春绿一般、深不可测的水上被日头烤得几乎要熟;如今我们却在它岸上被刺骨的冬寒冻得几乎僵硬。那时它静得我们几乎不敢说话,生怕扰了它安详的歇息;如今它却在无从约束的狂怒里撒野。它的岸给了我们草、泉水与燃料;可对夜航的人,它显得几乎无边无际:东岸整整一天都在我们面前退缩;我们看着太阳升起、沉落,看它在一片紫红与火焰的海里下去,又看着月亮走完它短短的行程,才到得了那个碎浪轰鸣、用又湿又冷的怀抱把我们裹住的终点。我们在这条小船上作了一趟值得一记的航行,变化多,也惊险;有三回我们险些在沙嘴上搁浅,性命悬于一发——因为在那里一旦翻了船,在冰冷的水里,我们的手在救生圈上麻木之前,是几乎到不了岸的。奇妙的湖!只有牦牛、野驴与羚羊在你的岸上得着自由;只有冰川、粒雪原与永恒的星辰映在你的面上;你的静寂只被你自己波浪的音乐、被西方的狂风在你那翡翠绿的弦上弹出的凯歌所打破。
无论如何,我们总算还活着,上了岸,也没有折胳膊断腿。我们盼着曙色,紧紧守着那堆火,只偶尔添一根新的碎条,免得它彻底熄了。睡是谈不上的,一睡就要冻僵。有时我们缩在摇曳的火苗上打个盹,雷希姆·阿里不时哼一支小调,好把时间熬过去。
我正想着一杯热茶该有多受用,雷希姆·阿里猛地一惊,叫起来:
「远处有火!」
「在哪儿?」我问,有些不信。
「那边,北边,岸上。」他答着,指向一个微微发亮的点。
「那是星星。」我用望远镜在黑暗里搜了一遍,说道。
「不是,它在山的这一边。」
「那为什么我们先前没有看见这火?他们不会半夜里才点报信的火。」
「那不是火,是一盏灯;我看见它在动。」
「果然,是一点会挪地方的光。」
「这会儿又没了。」
「而且不再出现了;也许不过是眼睛的错觉。」
「不,它又来了。」
「这会儿又没了。」
它隔了那么久不再露面,我们失了指望,便缩到卷筒最后几片碎条的余烬上去。
「老爷没听见什么么?」
「听见了,像是马蹄声。」
「是,还像是人说话的声音。」
下一刻,五匹大马与三个人的黑影映在天幕上现了出来。那几个骑者下了马,带着欢喜友善的招呼走到我们跟前。他们是穆罕默德·伊萨、拉布桑与阿都尔。他们在我们身边坐下,告诉我们第十八号营地在北边一个钟头的路程外,离岸稍远。营一扎好,他们就派人出来寻我们;可那些人找不着我们的踪迹,也没有看见火,便放弃了。不过夜深时,罗伯特因这场风暴心里不安,爬上一座山丘,望见了我们那一小堆火。他立刻打发这三个人来追我们。他们说整晚都点着一大堆报信的火,可显然是地面的高低把它挡住了;我们在湖上确乎看不见它。
我向他们借了两条腰带裹脚。随后我们上了马,那一小队人打着灯笼在前,向北往营地走去;而波涛仍旧不住地向岸边奔驰。
第十章
葬身狼口,抑或覆舟
九月二十二日,我们走过湖的旧台地,登上那道把它的盆地同叶什尔库勒盆地分开的山口门槛;爬得愈高,光明湖的景象便展得愈开,最后,那一整片蔚蓝的大湖带着它全副的美,横陈在雪山脚下。到处草场都极好;藏羚惊疑之下常常不知该往哪边逃,又出于好奇冒冒失失地迎着我们走来。这道山口高一万七千三百九十二英尺。我们在另一侧才走了几步,景色便整个变了样,仿佛一部大书被翻过了一页。先前牢牢攫住我们目光的那些形体永远地消失了,面前是新的群山、新的盆地、新的碧蓝的湖——叶什尔库勒。湖的南边与西南展着大片纯白的盐滩;一圈圈同心的环与孤零零的水洼表明,叶什尔库勒也在缩小。
此后几天,我们宿营的地方草好,水却略咸。在湖西边那片宽阔平坦的原野上,立着长长的一排排石堆、土堆或头骨,彼此相隔两三码。它们看去像界标,其实是羌巴人——西藏的牧人——砌来猎羚羊的;羌巴就是「北边的人」,即北方高原羌塘的土著,他们用这法子把猎物赶进埋在坑里的套索。该说明的是,羚羊极不愿越过这样的一条线,宁可顺着它跑,直跑到尽头为止。可是不等跑到尽头,总有一只倒霉地把蹄子踏进了设着套索的沟里。也只有荒野之子、只有像野兽一样终生在露天过活的人,才想得出这样的捕法。我那些拉达克人告诉我,羌巴人如今不在这里打猎了,因为怕东突厥斯坦的人——那些人屡屡露出敌意。
九月二十四日又是值得一记的一天——说来也怪,我在西藏诸湖上的航行,几乎总以历险告终。我的拉达克人里有五个曾在迪西与罗林手下当差,其中两个断定东南偏东那个发亮的地方,就是迪西上尉一八九六年七月扎了十天营的那处泉,他在自己的记述里把那里叫作「热病营」。他们所指的同迪西的地图相合;于是我吩咐穆罕默德·伊萨把驮队带到那里去,天一黑就在最近的岸角上点一大堆报信的火,另备两匹马随时听用。
我们的打算是向东北偏东驶往北岸,再从那里折向南,奔信号火而去。这一回替雷希姆·阿里搭手的是罗伯特,他后来成了极好的船手。湖几乎全然平静;因为水浅,它的水比西邻那个湖更绿,却一样清澈。它咸得这样厉害,凡碰着它的东西——手、船、桨——都亮着盐的结晶。湖岸与湖底主要是黏土,被结晶的盐胶结成硬得像石头的板与块;所以把船推下水时须得万分小心,因为这些板的棱角利得像刀。这个湖是个大致呈椭圆形的盐盆,岸极低,没有一处山是直落到湖滩的。三英尺的等深线离岸约一百码;可便是出去六百五十码,水也只有十五英尺深。我们在最惬意的平静里测了横贯全湖的第一条测深线,我把船朝我用观测定下的那个点驶去。一点钟时水温华氏四十九度,气温五十点五度。水深增加得极有规律,最大的五十二点八英尺出现在离北岸不远处。罗伯特对这趟航行极为喜欢,求我此后总带着他;我痛快地答应了,因为他一向开朗活泼,在一切观测上都给我有价值的帮助。北岸一个小湾作了我们登岸之处。我们把近旁勘察了一番,随后匆匆吃了早饭:面包、果酱、肝酱和水。我的同伴带了糖、一把茶壶与几只搪瓷碗,却把茶忘在了家里;不过这桩健忘反倒把我们的兴致提了起来。
随后我们重新开船,朝东南那处泉驶去。登岸处有一串石块与盐块向东南偏东延伸出去,这里的水浅得我们只能极小心地把船撑过去。我们刚过最后一块礁石——我从那上头取了一块标本——西风就起来了,湖面骚动起来,过了两三分钟,咸浪上便现出了白头。
「升帆,放下边插板。」
我们前方的湖染着一片红紫的色调,那是黏土湖底的反光;那里一定极浅,不过我们很快就能过去。
「你看见西南那些白色的小旋涡么?那是风暴的先行者,它把盐粒卷起来了。」我说。
「风暴若厉害,不等我们到岸,船就要在湖底那些利石棱上撞碎。」罗伯特说。
「那不是盐的云,」雷希姆·阿里说,「那是火堆的烟。」
「可穆罕默德·伊萨该在迪西老爷那处泉边扎营,那在西南方。」
「那边没有烟,」拿着望远镜的罗伯特答道,「说不定他们没能穿过湖南的盐滩。」
「那么我们看见的就是他们报信的火;可这样的风暴里,这条船是渡不过去的。」
「主人,」罗伯特一向这样称呼我,「趁风暴没到顶,还是重新上岸稳妥些罢?躲在石头后面我们就安全了,日落之前还能拾不少柴。」
「好,也许这样最好;这个湖刮起风暴来,比光明湖危险得多。我们固然没带皮袄,可总对付得过去。收帆,往那些巨石后头划。你在瞧什么?」
「主人,我看见两只大狼,我们又没有枪。」
他说得不错;两只浅色、几乎发白的狼正沿岸踱着。它们所处的位置,必定能嗅出船里的我们;新鲜活肉的气味撩着它们的鼻子。我们停,它们也停;我们一动,它们便贴着水边往前走。「你们迟早总得上岸,到那时就轮到我们了」——它们大约是这样想。雷希姆·阿里认定它们是一整群的探子,说夜里让自己暴露在它们的袭击之下是危险的。他身上只有一把折刀,罗伯特和我兜里也只有小铅笔刀;真要自卫,胜算实在不大。罗伯特本人宁可要风暴里的湖,也不要狼。我露天无械而眠的次数太多了,早不把它们放在心上。可是正商议着,我们忽然不得不去想别的事了。风暴呼啸着扫过湖面来了。
幸好帆还立着,中插板也放着;风兜住了帆布,水在船尾下奔涌起来,我们借着侧风平稳地朝南窜去。罗伯特长出了一口气。「什么都行,就是别碰狼。」他说。我叫罗伯特与雷希姆·阿里划桨以省时间,不多时那两只畜生就看不见了。「它们准会绕着湖跑,它们心里明白我们总得在哪里上岸。」罗伯特说。他说得很对;处境实在难受得很,我们只能在风暴与狼之间择一。我们指望不上自己的人;他们显然被盐沼隔断了,而闯进那里是危险的。所以我们要设法在天黑之前到得南岸一处合适的地方。
一个个钟头飞去,太阳泛着炽黄沉到山后。我们朝迪西那处营地的方向走了两个钟头;可当报信的火在渐浓的暮色里更分明时,我们便改了方向,向南驶去投奔自己人。然而那距离长得没有指望,而风暴恰恰从那个方向吹来;在破碎而变幻的月光里,波浪诡异得像一群嬉戏的海豚。我有时还来得及匆匆测几次深,得了三十二与三十六英尺。我们的命运同先前在光明湖上一样难料;我们朝岸驶,却不知道岸有多远。雷希姆·阿里凭水上那道月光的长短判断,还远得很。又过了两个钟头。我用英语与突厥语向划桨的人发令。这时浪打在船的后侧;若不把它们翻卷冒沫的浪头挡开,它们就要灌满船、把它压沉;所以我们只能迎着它们直驶。
这情形着实叫人心跳,可好运跟着我们。船利落地劈开波浪,我们只偶尔挨几点水花。飞沫顺着脖子流下来,凉得舒服,带着咸味。我又测了深,罗伯特读绳:三十三英尺,随后二十五,最后二十。
「这会儿南岸该不远了。」我说;可我的同伴一声不响地听着。「怎么了?」我问。
「西边来了一场大风暴。」雷希姆·阿里答道,手里的桨落了下来。
远处传来一种持续的嗡鸣,愈来愈近。那是风暴,它以加倍的猛势扫过湖面,把浪上的白沫抽打起来。
「不等到岸,它就要追上我们。一分钟之内就到。主人,浪若比现在再高一倍,我们就要翻。」
浪涨得快得叫人难信,那道月光里的曲线一个比一个大,我们像在一张巨大的吊床里摇荡。测深绳方才还指着二十英尺。若是落进两浪之间的谷里,船要多久才会触到那坚硬的盐底呢?边插板拍打着船舷,船一会儿颠一会儿摇,谁要是坐得不稳、不用脚撑住,就得翻出去。一个可怕的浪像吞噬一切的怪物压下来,可船平平地滑了过去;下一刻我们又落进一道深深的浪谷,整个地平线都被后一个浪头遮住了。对付这新来的一浪我们慢了一步;它顺着船舷灌进来,给我们好好洗了个脚。
「主人,看来危险了。」
「是,说不上舒服;可你别慌。这样的浪里是没法上岸的。我们得掉头驶向开阔的湖面。半夜前后风暴也许会减,那时再上岸。」
「只怕我们划不了那么久。」
「有帆帮着呢。」
「我还不累。」
在南岸登陆必是翻船无疑;我们个个都要浇个透湿,而在这样一个指望不上驮队一丝一毫帮助的夜里,那是危险的。不等天亮,我们就要冻僵。日落前去找燃料也不必想,因为南边的盐滩寸草不生。不,我们掉头。
就在同一刻,我们觉出猛的一撞,船身一颤。雷希姆·阿里划的左舷那支桨触了底,从固定它的螺栓上脱了开来。雷希姆·阿里堪堪抓住它,一面喊道:「离岸不过一箭之地了!」
「咦,这是怎么回事——这里的湖面全然平静。」
「有一道岬角伸进湖里。主人,我们在这里有遮挡了。」
「好,那我们得救了;慢慢划,等船触底。」不多时船就触了底;帆收起来,桅卸下来。我们脱了靴袜,踏进水里,把船拖上干地。我的脚在那冷到华氏四十一度的咸水里麻得站都站不住,只好坐下,用长大衣把脚裹上。我们找到一块盐块地,虽说湿透了,总比别处干些,已是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地方;因为四围全是水,岸又极低。离真正的干地还有多远,我们弄不清楚;月光在往陆地那边又投出好长一道微微发亮的带子。
我一面搓着脚想把活气揉回来,一面由另两人把我们的东西搬到这个可怜的盐岛上。随后船被拆开,两半船身立起来作遮挡。九点钟温度表上是华氏三十一度,半夜是十七点五度;可这比前几天还暖些,因为湖水还存着夏日空气的一点热。穆罕默德·伊萨曾用一只空箱子给测深绳做了个新卷筒,连着架子与手柄;这会儿它自然立刻被当了柴烧。
干粮袋与水罐又拿了出来,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热糖水,努力想象那是茶。只要火还烧着,我们就冻不着——可话说回来,这是怎样的一夜啊!十点钟光景风小了——夜霜跟着就来了。我们躺在救生圈上,免得直接贴着那咸土;罗伯特裹皮袄,我裹长大衣,雷希姆·阿里把自己卷在帆里。他照伊斯兰教徒的样子蜷缩着、额头抵地睡着,而且当真睡着了。罗伯特和我蜷成一团,可那有什么用?人在快要冻僵时是睡不着的。我的脚固然早没了知觉,可这点安慰未免可怜。我站起来在那块盐地上跺脚,又试着原地走动,因为地方实在太小。我唱歌、吹口哨、哼小调,还学狼嗥,看它们答不答应。可是静寂始终没有被打破。我给罗伯特讲趣闻,他却不觉得有趣。我讲从前同狼与风暴打交道的经历,可在眼下的处境里,那也鼓不起多少劲来。我们白白地寻火光,哪个方向都看不见。月亮慢慢沉向地平线。风完全息了。那些悦耳地拍着岸的咸浪,也一点一点地平静下去——四围是一种可怕的寂静。我们冷得顾不上去想狼了。我们两次放声狂喊,可声音骤然消散,连一丝回音也唤不起;它又怎么到得了宿营地呢?
「这会儿半夜了,罗伯特;再过四个钟头就天亮。」
「主人,我一辈子没有挨过这样的冻。我若能活着回到印度,便是活到一百岁,也忘不了叶什尔库勒这可怕的一夜和岸上那些饿狼。」
「唉,胡说。你日后想起来会神往的,并且庆幸自己到过这里。」
「日后回想自然好听,可眼下我只愿有帐篷里那张暖床和一堆火。」
「西藏的日子没有点历险就太单调了;一天的路同另一天一个样,总得有点变化来提提神。不过下回我们要把茶与柴带上。」
「主人,您还要再这样在湖上走么?」
「自然要,只要有机会;不过我怕冬天的寒气不久就会使这事不可能了。」
「难道还会比这会儿更冷?」
「是啊,两个月后的冷,比起这个来,这算不得什么。」
「几点了,主人?」
「两点;我们在这片沼泽上快躺了六个钟头了。」
我们又打了一两个盹,可实在一分钟也没有睡着;罗伯特不时告诉我他的脚冻得多厉害。三点钟,他沉默了许久之后喊道:「这会儿我十个脚趾全没知觉了。」
「太阳就要来了。」四点一刻,曙色微微透了出来。我们冻透了,几乎站不起身。可到底还是撑起来跺脚。随后又缩到火堆的冷灰上。我们不住地望着东方,守着那新的一天;它慢慢从山那边探头,仿佛要先四下看看才敢出来。五点钟,最高的峰顶染上紫红,我们在船底上投出淡淡的影子;随后太阳便冷冷地、泛着亮黄,从东边的山脊上升了起来。这时生命的泉源又活了。雷希姆·阿里失踪了一个钟头,这会儿我们看见他抱着一大捆柴蹚过沼泽走来;不多时我们就生起了一堆噼啪作响、火星四溅的火。我们脱下又湿又冷的衣服,就着火焰烘暖身子,四肢不久又灵活了。
随后,穆罕默德·伊萨高大的身影骑着马出现在远处。他把一条绳拴在马的前腿上,把马留在沼泽边,自己步行过来。冻得最厉害的时候,我曾替他预备好一顿见面就发的训斥。可如今一见我这位出色的驮队头目,便把那些全忘了,因为我不能不承认他耽搁得有理。驮队在危险松软的地面上被困了很久,什么东西都得由人背着走。我们一同去了迪西的营地,驮队也到了那里。日头升到中天最高处时,我还在睡梦之神的怀抱里。想来我那两位同伴也一样把失掉的一夜补了回来。
九月二十六日早上,有两匹马眼看不行了;它们站不起来,只好结果了;前一处营地里死了一匹,行军途中又倒了一匹。五十八匹马里我们已折了十五匹,三十六头骡里只折了一头;这些数目显然对骡有利。
我们这时沿着那条大纵谷骑行,地面好走,进展轻快;途中经过一个盐盆,当中一汪水,四周一圈圈干涸的环,整齐得像露天剧场的座席。远处前方望得见分作两队的驮队,在无边开阔的景色里像两个小黑点。同地表的距离相比,我自身的渺小深深地打动了我;一想到我们每天至多走十三英里,而横穿西藏之前还得走多长的路,我简直要被压垮了。山脚下看见了狼;也许正是昨天的熟人。上一处营地里,六只乌鸦已扑到我们倒毙的马上;我们极不情愿地把一桌盛筵留给了它们。
最上面的一道「座席」高出水面约一百六十英尺,是一条绝好的路。四围的土被盐染得白如白垩。我们右边是一道低矮的褐紫色山脊。不多时,我同平日的伙伴罗伯特与雷希姆·阿里赶上了一匹力竭的马。它看去一点也不瘦,可为着救它的命,已经免了它好几天的差。傍晚牵它的人进了营,报说它在路上瘫倒,断了气。这一带略有丘陵,不过很少露出坚硬的裸岩,露出来的是石灰岩与浅绿的黏板岩。
这一天的宿营地,第二十二号,有它自身的意趣。迪西上尉在他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九年间那趟出色的西藏西部与东突厥斯坦之行中,遇到极大的困难,损失了那么多牲口,以致为保住这次考察及其成果,不得不把大部分行李与粮食——总之一切还能割舍的东西——都留下。一九〇三年,塞西尔·罗林上尉在西藏同一地带作了一趟同样可敬的考察;他因缺粮而陷于极危急的处境,便决意去找迪西埋下的那批储藏,照地图看,那总该就在近旁。罗林手下有两个人——拉姆·辛格与索南策仁——也曾随过迪西,而索南策仁指得出埋行李与粮食的地方。多亏在那片荒野里找到的米、面与大麦,罗林才保住了他的马,不然那些马是保不住的;一小袋马掌与钉子,对马蹄也极派用场。
索南策仁如今随我考察。早上我吩咐他在迪西与罗林的营地上停下,所以这一天他带着骡队走在前头。对我的路线测绘来说,到一个定位如此精确的地点去看看,自然是极要紧的。
找到那地方一点也不难;我们到营地时——那营地在浑圆丘陵之间一小块平地上——穆罕默德·伊萨已经挖出了七只箱子。其中一只装着面粉,隔了这么久早已坏透,多半三年前罗林到这里时就已经坏了。只有一只箱子是西藏工匠做的,因为据索南策仁说,罗林把自己几只破旧的克什米尔箱子换了迪西那些好得多的突厥斯坦箱子。可便是罗林的箱子,也强过我们从列城带来的那种容易损坏的木箱——我们用那些木箱装蜡烛与肉罐头。于是我们取了几只来用,把自己的当柴烧。说到底,罗林把这批储藏翻腾得极彻底,剩给我的实在不多;不过我也并不急需那些东西。几箱美国牛肉倒很合狗的口味,可只要还有新鲜羊肉,人是不屑一顾的。装过印度面粉的方罐子满地都是。有一只箱子里装着一堆空弹壳;那些弹壳并没有用过,索南策仁认为是罗林之后一两年羌巴人到过这里,把火药抠走了;他还指给我看一两处火塘,看去要新得多。另一只箱子里,我们找到一本航运年历与几幅上缅甸的地图——迪西本打算进那个地方去,却因驮队里的病与死而受阻。一包吸墨纸来得正好,因为罗伯特替我开始弄一部植物标本集了;穆罕默德·伊萨还发现了几根完好的绳子。除这些之外,我们只取了两本小说,以及鲍尔记述他一八九一年西藏之行的那本书——这对我那点可怜的藏书是极受欢迎的添补。
我们这时已在好几位旅行家先我而至的地方。发现光明湖的韦尔比与马尔科姆——那湖克罗斯比也曾擦边到过——前面已经提过。杜特雷依·德·兰斯,韦尔比与马尔科姆,迪西,罗林,还有奥地利博物学家楚格迈尔,都到过叶什尔库勒;楚格迈尔是一九〇六年到的,我在他走后两个月穿过了他的路线。他同那位法国人与那位英国探险家一样,就自己的观察写了一部有价值的书。那时我对他的旅行一无所知,如今才发现我只在一处同他的路线相交。韦尔比与杜特雷依·德·兰斯的路线,我也只各交叉过一次,迪西的则交叉过两处。此后几天,要避开韦尔比与罗林到过的地区就更难了;尤其是后者,他借着本地测量员之助,编出了一张那样精确可靠的地图,我是没有指望把它改进的。
因此我渴望去从没有别的旅行家涉足过的地方。我的第二十二号营地恰同罗林的第二十七号营地重合,而他的考察队曾沿着普尔错的南北两岸走过——那湖就在我们前头一天的路程外。所以为避开他的路线,我取道这个湖的中部;这湖南北展布,是个少见的走向。
大驮队装好驮子、在日出时动身,营地里照例是一片喧闹纷乱。因为天天折损驮马,驮子总得重新匀过;可是人群一开拔,一切便重归安静,铁火盆与洗澡的热水端了上来;我的帐篷门朝东开——因为常刮的是西风——里头不久就热得像蒸汽浴室。这股热常引得人想换件薄衣裳,可一换就后悔,因为外头总是冷的。随后我们便继续穿过这片荒凉的地方,这里有三支考察队的路线汇到了同一点上。
土是砖红色的,到处草场都好。南边是顶部浑圆的低丘,北边展开昆仑那庞大的山系,其中有好几座覆着万年雪的雄伟山体;而正前方耸着一座巨大的、穹顶形的覆雪山丛,罗林把它命名为「迪西山群」。我们从叶什尔库勒就望见了这座庞然大物,此后它还要给我们当好几天的路标。
驮队在普尔错岸边、靠近一小块石灰岩处扎营;湖高一万六千六百五十四英尺。被称作驮队「大猎户」的通杜普·索南求准出去打猎,领了四发子弹。几个钟头后他带着三发子弹回来,拿出一条牦牛尾巴作凭据,说他打死了一头大牲口——那牦牛是他在南边山后独自安静吃草时碰上的。这下驮队有了够吃十天的鲜肉;「等吃完了,通杜普再给我们打一头牦牛。」穆罕默德·伊萨说——他挑中的人把活干得漂亮,他总是极得意的。我晚饭吃了牦牛骨髓,那道菜便是摆上卢库卢斯的筵席也不丢脸。
第十一章
重大的损失
我们在普尔错西岸的营才扎好,穆罕默德·伊萨就来请求歇一天。他说草场好,燃料足,牲口需要些工夫缓过来。我痛痛快快地依了他,因为这正合我自己的打算——再作一趟湖上的航行。我打算一早同罗伯特与雷希姆·阿里横渡这个湖,朝着一座北偏东五十六度的陡峻的山去;随后驶向南岸,在一座南偏东六十二度的山下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指望到达湖的东北角,驮队会在那里黄绿色的草场上等我们。这样,驮队一天走完的路,我们在湖上要走两天。我们要带上吃食、暖衣与铺盖,还有一大堆燃料,免得像上回那样狼狈。水倒不必带;湖水可以喝,只是味道有点怪。
傍晚的湖极诱人、极入画,那面全然平滑的镜子幽暗、沉梦而静寂地卧在万年积雪的群山之间。帐篷之间燃着一大堆一大堆冒烟的粪火,众人或者做着晚饭,或者修补驮鞍,一面快活地闲谈;一切安静平和,月亮银白而清冷地浮在玫瑰色的云间。
随后我听见东边远处有一阵隆隆声,迅速涨大,愈来愈近,变成震耳的雷鸣;转眼之间,一场极猛的风暴扫过湖岸。我叫人把我帐篷的门封上。我听见罗伯特怪叫一声,他那座轻飘飘的住处正拍打翻卷,眼看要裂成碎片;不过十来个人又把它弄妥了。随后我的帐篷用沙堆与箱子加固起来;我同我的火盆被关在里头,只在篷门上留了个小小的窥孔。月光在拍岸的浪涛的碎沫上闪烁——那是壮丽的一幕,狂野、诡异,美得近乎戏台上的布景。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毫不留情地呼啸而过。那声音像快车驶过带顶棚的车站;它抽打着、咆哮着、嚎叫着,把碎浪轰隆隆地掼在滩上。方才还欢快跳动的那些火堆被扑灭了;飞沫像焰火一样喷射出去;我听见穆罕默德·伊萨的帐篷在翻卷拍打;随后人的说话声再听不见,只有风的嚎叫与浪的轰鸣打破荒野的静寂。我只要往窥孔外一望,就被压缩的气流逼得几乎窒息。只有牦牛喜欢这样的天气;它们胁上长长的黑毛在阵风里飘拂时,它们快活地哼着、喷着鼻息。
不过九月二十八日是晴朗的,风暴已经往西赶它的路去了,它那番狂怒只剩下涌浪拍滩的沉闷声响。我们还没走到第一条测深线的一半,湖就又平滑如镜了;水面上只有风暴留下的小片泡沫。水被搅得太透,还清不了。我们用了一个多钟头就到了那道岩石岬角,沿途测得的最大水深将近五十六英尺。北边留下一个相当大的湾,驮队得绕着它走。
略歇之后,我们继续向东南航行,一阵和缓的北风帮了大忙。这一回我们没遇上什么风险,日落之前就到了岸。我们带着全副家当登了陆。雷希姆·阿里拾了一堆堆干粪,罗伯特把营地收拾停当;我则在晚风里巡弋,直到暮色降临、寒冷与黑暗围住我们的露营地。我们在火边坐下,说着话,煮着东西。露天里吃的那道煎羊脑与羊腰子碎肉,味道美极了。西边望得见第二十三号营地的火。夜深时又起了大东风,浪头打在离我们不过两码的岸上。我们裹着皮袄凝望火堆;人的脑子里装满计划与向往的时候,莫过于眼睛追着那些蓝色跳动的火苗与炭火里升起的火形的时候。
可是风暴愈来愈猛,我们几乎留不住火,不久便钻到船底下去了——船没有拆开,就这样当了棚子。我们三个都躺在这临时的帐篷里,又用帆和两只油布套加固;那两只套子行军时罩着两半船身,我们带上它,是为天气坏时护住铺盖。头上吊着一盏灯,安顿好便吹灭了;这时月光照在帆上,狂风绕着船嚎叫呻吟,而碎浪不久就把我们哄睡了。
最低温度表指着华氏十四度;湖边总要暖些。我们起得早,一堆好火给了我们新的活气,我们就着火吃早饭,太阳在旁边看着。夜里的铺位被送回它的元素里去,行李装上船,我们登船向东驶去,奔那道把普尔错分作两个盆的水道的入口。那水道宽约六十五码;在南边那个盆里,水常常被小甲壳动物染得几乎发红。我们向西南横渡它,测得的水深不足四十六英尺。随后西北方起了大风,浪拍打着船舷哗哗作响。只要来一阵西南风,我们就能轻快地驶到约定的会合处。我们便在岸边略等一等。那岸弯得秀气,有四级台地,每级约两码高。
回程上又测了一条新线,最大水深约六十英尺。这时风从后侧吹来,正合用;我们放下迎风一侧的插板,升起帆,一路跳荡着驶向那道海峡。到了它东边的尖端,望见一个骑者带着备用的马与几个步行的人过来。那是穆罕默德·伊萨来接我们。这时拉布桑换下雷希姆·阿里,可他使桨太笨,我们宁可把老船手换回来。我们同那支救援的人马道了别,向北驶过湖的北盆,那里水深至多十英尺。不巧风转到北面,以致往北岸去的这两个钟头里,我们被吹得透心凉。
穆罕默德·伊萨带来了坏消息:第二十三号营地又死了两匹马、一头骡;傍晚又死了一匹马。此外,驻在第二十五号营地的驮队还算康健活泼。因此我们愈发诧异:西边那个弃置的宿营地上竟有一大堆火。驮队是早上八点光景动身的,这会儿已是下午四点。第二十三号营地里一个人也没有留下,可那里偏偏有火;我们看见火苗与烟,烟像一大幅帷幔悬在岸上。雷希姆·阿里以为是拉达克来的邮件终于追上了我们。
「不会,那不可能;一个送信的脚力带着自己的口粮,走不了这么远。」
「可是驮队一走,营火就该立刻熄了。没有人照看,火不会烧得这样旺。」
「第二十五号营地的烟,在第二十三号营地望得清清楚楚。邮件若到了第二十三号营地,一分钟也不会多待,必定赶着在天黑前来同我们会合。」
「是,老爷;可送信的也许累垮了,正在发信号求救呢。」
「会不会是羌巴人?」罗伯特说。
「是啊,自然可能是西藏人,从南边派来命令我们止步的,至少也是来盯着我们、好去报告最近的头人。」
「主人,也许我们比料想的更早就得止步了。那时怎么办?」
「我看西藏人在这样靠北的地方管不着我们;他们没法逼我们回头。到了最坏的地步,我们就学鲍尔的样子,向东穿过西藏腹地去中国或缅甸。」
「您看,这会儿烟还那么大;这么大的火总有个缘故。」
「是啊,那是地道的鬼火,是圣艾尔摩之火。湖的神祇点起它来引我们迷路。」
「我还是信那是邮件,不过这火看着瘆人。」雷希姆·阿里说着,使出全力划桨。
「别慌。若是邮件,天黑前我们就会听到送信人的消息;我想是营火没有熄,在一处避风的地方闷烧了一整天;等风一转向,有一堆备用的干粪着了,被北风一扇,就腾起了火苗。」
六点钟我们到了家。我极需要地吃了一顿,随后把穆罕默德·伊萨与索南策仁叫来商议。
「我们还剩多少马?」——「四十匹。」
「骡呢?」——「三十四头。」
「情形还算好么?」——「不好,老爷,不是都好;我这边有四匹马、索南那边有六匹马快死了,另有五头骡。」
「那么不久还要再折?」「是,唉!不过为着尽量保住能保的,眼下只能给最壮的牲口吃玉米与大麦;病弱的只能自己去刨食,熬到它们的钟点为止。它们横竖是没救的了。」
「这太狠了;总得给它们一点。也许还救得活几头。」——「草料非省着不可,老爷。」
这位驮队头目的治法是精明的,可也是残忍的。
七点钟风暴来了。这是我们连着第三个晚上遇上猛烈的东风,而这个方向在西藏是极少见的。它像一击似的打下来,把我们所有的安宁都终结了:谈话止住,各样活计都干不成,营火被吹灭,沙与尘吹进我的帐篷,疲乏的牲口也吃不成草——因为风暴里它们是不肯进食的。它们把尾巴对着风站定,四条腿尽量并拢,低垂着头。就这样站着,等风再静下来。它们整整等了一夜,也许还昏沉沉地梦着人的无情,梦着坦克西与列城那些安宁向阳的山坡。傍晚我同穆罕默德·伊萨去查看它们。月色明亮,可它那清冷泛蓝的光,使刺骨的风显得比平常更寒。那些牲口在夜里一动不动地站着,像鬼影,叫人以为它们已经冻成了冰。杀死我们的马的不是寒冷,而是风;我的人个个这样说。冬天正带着它全副的严酷压上我们的群山。空气的稀薄与草场的贫瘠,是最难对付的两桩苦楚。
我睡下时风在帐角凄厉地呼啸;早上策仁裹着厚皮袄把火盆端进来时,耳朵里还是同一种声音。凄凉的早晨!帐篷里样样东西都埋在厚厚一层尘土与积沙之下,我衣服还没穿好就已冻透。马与骡已向东走了,可我直到九点才动身——动身时正刮着狂暴的风。才出营地,最后倒毙的那匹马就冷硬如冰地躺在那里。策仁告诉我,他离那尸首不过一箭之地,狼就已经凑上去大嚼了。
地面是好的:沙、尘与细砾。此后土变成砖红色。望不远,空气带霾,天阴着,可目力所及之处只看得见低矮的山。北面的侧谷里淌出一两道几乎冻住的小溪。我们慢慢登上一道山口;从那里望去,东边的地面同先前一样平坦好走。我在这里是沿着罗林的路线走;他的地图与实况连最细微处都相符。
顶着风暴上坡骑行,同顺风下坡,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在风里硬挤着走,风透进皮袄,十分钟就把人冻麻。我的手几乎没法画图;我不时把手塞进袖筒,身子远远前伏,任马自己择路。傍晚之前又死了两匹马;第三匹几乎被牵到了营地,它看去肥壮光滑,却一头栽倒了。
我骑进营地时,这可怕的一天已经受够了。粮箱垒成的堡垒里燃着一堆明亮的火,我们在火边闲谈了一会儿,等着策仁。那座营中的堡垒一天天以骇人的速度缩小,可牲口死得那样快,驮子仍旧嫌重。不过照穆罕默德·伊萨看,撑到当惹雍错,骡子总还够用,不必丢下行李。万不得已时,可以舍掉那条船与两顶帐篷。空了的粮箱当即被当柴烧掉。毫无疑问,我们到得了那个遥远的湖时,必是一副全然无助的样子。没有外援,我们再也走不动了。那时西藏人轻易就能拦住我们。因此我们心里怀着极大的忧虑,而且一天重似一天。
「牲口若照眼下的速度倒下去,我们到不了最近的牧人那里。」
「老爷,最壮的还活着呢。」
「是啊,这总是你的安慰;可再过几天,最壮的里头也要死几头了。」
「是风杀了它们。但凡有几天无风的天气就好了!」
「这个时节是没有指望的。这场风暴已经刮了二十七个钟头。往后还有西南来的冬季风暴。」
十月一日我在日记里写道:「这新的一个月会给我们什么样的际遇?八点钟狂风仍在肆虐,今天这一程比先前更难熬。」
地面平坦开阔。只有一两处红砂岩与砾岩的丘陵夹着绿片岩——此外没有坚硬的岩石。南边高耸的迪西山群似乎愈来愈近。二十七号马躺在一摊冻住的血里,又冷又赤裸,因为驮鞍为了取里头的干草已经卸走了。夜里有三匹马跑散,穆罕默德·伊萨带着三个拉达克人去找。蠢牲口,白白地把自己折腾乏了!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躁动把它们从卸驮的地方赶了出去。那些可怜的东西,大约以为能找到比我们的狠心所许的更好的草吧。
我们走近一个极小的淡水湖,韦尔比与迪西都曾在它旁边歇过。湖面有四分之一结了冰,西岸上风暴堆起一道一英尺高的碎冰墙。一道冰冷的溪从迪西山群流进湖里。湖水已冷到冰点以下;再有几个钟头全然无风,整个湖就要冻上了。索南策仁在岸上找到三根旧帐篷杆,上头的铁环还在。他不记得罗林在这里留下过这些东西,多半是韦尔比来过的纪念。
通杜普·索南打了一只羚羊,我的晚饭便是香喷喷的串烤。策仁是内行;他给比奇与伦纳特当过厨子——我一八九〇年在喀什见过那两位——手艺比穆罕默德·伊萨轻蔑地称作「那个黑家伙」的已故的曼努埃尔高明。
我那些拉达克人里信喇嘛教的私下告诉我,他们每天晚上向自己的神祈求一路顺利。他们同我一样急着要到日喀则、到班禅驻锡的扎什伦布圣寺去。因为到了那里,他们就能得一个尊号,正如伊斯兰教徒到过麦加便成了「哈吉」。他们愿意乐捐自己那一份香火钱——七个卢比供佛前灯的酥油;不,他们愿把整整一个月的工钱献给班禅大师。他们的目标是圆满地走完一趟朝圣,我的则是尽量多填补西藏地图上的空白。我们非成功不可!愿上天眷顾我们!
我们连一个护卫也没有,谁也不以为意。可我们一天天离有人烟的地方更近,正走进一个不久前——一九〇四年——同它南边那个强邻结过仇的国度。西藏人向来敌视欧洲人,而在古鲁与堆纳的杀戮之后,他们对欧洲人想必更加怨毒。我们既无护照,也没有进那片禁地的许可。我们的处境会怎样?我们心里愈来愈紧张。难道我们会被当作公开的敌人接待,到头来倒宁愿回到叶什尔库勒岸上的狼那里去?
十月二日。夜里结了三十六度的严霜——拉布桑却音讯全无!他出了什么事么?舒库尔·阿里带着肉、茶与面包,循驮队的踪迹回头去找。营里有一头再也站不住的骡子被结果了。风偶尔止息时,静得出奇。景色依旧单调——一片无边的、缓缓上升的平原。南北两道山脉连同它们的雪峰仍旧延伸着。草与「亚普喀克」四处都长。我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向东北偏东骑行,景色毫无变化。我盼着转向东南的那一刻,可那还远得很,因为我得先绕过罗林勘察过的全部地区。到那时牲口的活要更重,因为我们得翻好几道山口。那些山脉是东西走向的;眼下我们走在两道山脉之间,日后却要翻过它们去。我天天怀着极大的忧心查看牲口,把指望寄托在最壮的那一群身上——那是能撑到最后的精选之队。每逢其中一匹脱了套,我心里便何等地沉。
在一个咸水洼旁的第二十八号营地,牲口照例被点了名。料袋一备好,它们就明白这是召唤。随后便被放出去吃草。空粮袋与驮鞍拿来当毯子,给牲口挡夜寒。给骡子的,是剪成小三角片缚在额上——据说那里它们最怕冷。拉达克人的围墙外头,拴着我们那二十只山羊与绵羊,头对头紧紧拴成一团,好叫它们彼此取暖。
这一天,月亮血红地从东边群山上升起来。它升得愈高,褪色愈快,雪山白得像机车喷出的蒸汽。这个晚上无风,第二十八号营地里的帐篷容易烘暖。可气温还是降到了零下八度——而拉布桑仍旧不见踪影。难道被狼撕碎了?
然而第二天早上他同舒库尔·阿里一道露面了,只是没有带回那匹马。他循着那匹游荡的马的踪迹追了很长一段,又在那个小湖岸边的沙上,几乎像读戏剧一样鲜明地读出了一桩惨剧的始末。足迹显出那匹马曾发疯似的奔突,两侧有一群狼追着。它们把牺牲者赶上了一道末端成尖的窄泥滩。在那里他只找到马的一道足迹,而足迹消失在渐渐变深的湖床里。可狼却留下了双重的足迹——它们回来了。它们本以为能在马无路可逃的沙嘴上扑倒它,却算错了。那匹无助的马被那一张张张开要吞噬它的饥饿凶口逼得绝望,索性扎进水里,宁可淹死也不肯落进追逼者的爪牙。一滴血也看不见。它若想泅过湖去,必定抽筋而死;它若折回岸上,狼就会等着它,不会退回山里去。它是条好汉;如今我倍加觉得失掉它可惜——它是驮队里最好的几匹之一,是桑斯卡马,长久以来驮着最重的银箱。它纵身入水的情景,它那近乎癫狂的绝望,久久萦绕在我的想象里;夜里醒着时,我便想起马尔库斯·库尔提乌斯骑着跃入深渊的那匹马。
这一天的路程把我们又带过同一片平坦的原野,到后来连一丝草木的痕迹也没有了。第二十九号营地上,唉,没有草场;我们只好把马牵到山脚下草长得稀疏的地方去。
十月四日。我们继续向东北偏东走,地貌没有丝毫变化。像笼里转轮上的松鼠,我们走啊走,却总发觉自己还在同一片地方;南北两边出现同样的峰头,它们的侧影变得极慢。迪西把这条开阔的大纵谷命名为「羚羊原」。罗林曾从两个方向穿过它的西南部,而我的路线走在两者之间,沿着那条极宽、眼下却无水的泄水河道的左岸。我们猜那个韦尔比曾沿南岸经过的盐湖该在东北偏东,可还望不见。两边又出现了黄草,营扎在一处水极好的小泉池旁边。牲口一卸了驮、一放开,我们就看出:三分之一立刻开始吃草,另三分之一垂着头站着歇息,剩下三分之一马上卧倒。头一批是最好最壮的马,最后一批是乏得最狠的。十号马就在最后一批里,第二天早上只得结果了它;它被记进死亡册,编号第二十五。
穆罕默德·伊萨如今不到八点半不动身。他留意到,日出后那几个钟头里牲口吃得更有胃口。那条又宽又硬的河床是一条绝好的路,简直是大道,坡降极缓。这几天里空盒气压表的指针几乎一直停在同一个数上。北边仍旧是昆仑,时而是黑魆魆的大块岩体,时而是顶着雪的浑圆峰头。
一点钟我总要同罗伯特和雷希姆·阿里略停一停,读气象仪器。记录由罗伯特极仔细地记着。我画全景图、测方位,这时我们的马便四散吃草。那个时辰我们不吃东西,因为我们一天只吃两顿——早上八点与晚上六点。可这短短的午歇还是极受用的。到那时我们已冻透了;躺在地上比坐在鞍上容易取暖,鞍上是全然受着风的。
一整天我们没有见到一滴水,驮队显然是在找泉,因为看见探路的人不时往左右岔出去。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大水塘,帐篷便支在那里。这几天我们每天约走九英里——再多就走不动了。
十月六日早上我们刚动身,宿营地就被狼巡视了一遍,它们是在等下一匹马。它们跟着我们,像乌鸦一样忠实,也许还不时有后援来会合。我严令守夜的人对牲口负责,若因狼而受损失,便要受罚。那六只乌鸦也仍旧缠着我们。我们扎营它们就落下,我们动身它们也动身,整天用嘶哑的叫声跟着我们。
我们走过那条河床——如今里头有水有冰了——可那些低丘仍旧遮着指望中的湖。此外地面是平的,平得只有水流慵懒的动向才显出地面朝哪边倾。西北方的黄色沙旋预告着风暴将临,它果然从晴空里向我们扑来。半个钟头之内,它转成一场东来的风暴,一个典型的气旋。我们被冻得疲惫不堪,到了第三十二号营地。
那几条小狗如今长得相当大了,什么淘气事都干得出。白的那条有一笔账:她撕了我一张地图。幸而碎片一张不缺。策仁还在我帐篷前捡到一把牙刷,那蠢狗想必认为它是多余的。褐色那条把一只搁在皮套里的比重计咬成了两截。它们的教养极差;不过它们是斯利那加街上捡来的弃儿,也不能指望太多。它们对规矩毫无概念,叫它们也不应。可是策仁端饭来时,它们立刻跟到脚边,装出一副亲热相,想方设法往前挤。它们没有多大用处;只是夜里给我暖脚,因为那时它们蜷成一团睡在我床上。
夜里结了四十五度的严霜!也许正因如此,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一大群黑黝黝的西藏人迎面而来,把我们往北赶。盆里的水与墨水都成了冰坨。
如今我们把罗林远远甩在身后了,韦尔比与马尔科姆的路线是这一带最后有人走过的。我们仍旧沿着那支考察队走过的同一条谷前进。
我们的牦牛肉刚吃完,通杜普·索南就打了一只羚羊。可惜第二只只打伤了,它拖着三条腿逃了。我们那群狼里有一只正在一座小丘上踱步。它把这场狩猎看得分明,那只受伤的牲口多半要成它的猎物。
穆罕默德·伊萨穿着厚厚的灰色冬装,嘴里叼着烟斗,来回走动着;我们赶上他时,他正领着驮队往丘陵之间爬。我们登上一座山丘之巅。一道白线出现了,白线底下是一条蓝绿的带子,渐渐展宽。几分钟后,我们寻找已久的那个盐湖就在正下方,因为丘陵是陡陡地落向南岸的。这时拉达克人用柔和悠扬的调子唱起他们最好听的一支行路歌;他们为到达这个我常常提起的湖而高兴,并且同我一样提醒自己:往当惹雍错去的长路上,我们又走完了一程。西北方的景色雄伟,有巍巍群山、雪冠的峰顶与大冰川。沿着湖面的走向往西,是一片被盐染白的平地,白色的旋涡在那里跳着舞,沿着荒凉的岸卷走。
东北偏东方向,那条纵谷同先前一样开阔;韦尔比就是从那里走的。如今我们只要愿意,便可以折向东南,不再同罗林的路线相接。那边有新的地方等着我们——韦尔比、鲍尔与杜特雷依·德·兰斯三条路线之间那个大三角。英国的西藏地图上有一大片白地,上头只写着「未经勘探」四个字;至少穿过它一次,一向是我最珍爱的愿望之一。
第十二章
在未知的国土上
半夜里我被七头骡子吵醒,它们挤在我帐篷边上,踩着篷绳乱踏。我出去撵它们,可一见它们冻得那样可怜、挤得那样紧,便由它们去了。早上其中一头死在我帐篷旁,肚子胀得不成样子。
绿色的片岩在本来松软的地面上形成一道道小的岩坎与条带,所以远望过去,这片地像是镶着黑纹。这里那里露出石英的脉。西边的天际出现了红紫色的丘陵,地面也起伏起来。过了一阵,我们赶过跟在驮队后头由人赶着的羊群。它们走得极慢,一边走一边啃草;我们还剩十八只。今天水是个难处。挖下一英尺找着了些,可是咸的。因此这一天的路程比平常长,走了十二英里,总算到了一处泉。
歇息日的前夜,我们觉得像是星期六的晚上,明天不必上学。我们打算在第三十四号营地过十月九日;我已经十七天没有给过一天休息了。人人都欢喜;拉达克人为迎接这个休息日,围着一堆大营火办了一场露天的宴乐。吃喝还是老一套:木碗里的茶、炒面与烤羚羊肉——我们的驮队里一切酒类都在禁止之列。可众人仍旧兴致极高;他们绕着火跳舞,唱一支活泼的歌,副歌的高潮处是一阵粗野而尖锐的笑声。他们为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而且还有足够的抵抗力去熬大苦而高兴。我们从喀喇昆仑起已走了三百三十一英里,到当惹雍错还有四百英里。不过我们离那个湖比离列城近,所以实在已经走过了一半以上。
夜里结了四十一度的严霜,十月十日迎来绝好的天气,有太阳,无风。三号马成了驮队第二十六个殉难者,死在野地里。我们又经过一匹瘦成骨架的马,它再没有到得了营地。我们向东南偏东走,如今要离开韦尔比当年横穿整个北藏所走的那条纵谷了。我们横过地面一处小小的凹陷,营扎在它南侧的丘陵之间。褐色那条小狗太不像话,被罚睡在外头。它哀哀地嗥着、呜咽着,不过给它盖上一条粗呢毯之后就睡了。第二天它被罚跟骡子走。夜里又死了一匹马。
红色与黄灰色的丘陵夹着道路,三个钟头后把我们引上一道平缓的小鞍部;从那里向东望去,视野似乎无边无际。我们若打算朝这个方向继续前行,此后许多天都不会在地形上遇到困难;可我雷打不动的目标是当惹雍错,所以必须折向东南。那边不久便现出一道深色的山链,脊是参差带齿的。峰与峰之间看得见切得很深的鞍形豁口;可叫我们懊恼的是,它们比看上去难翻得多——我们这支已然委顿的驮队,连地面最轻微的抬升也觉得出。
地面被那些可恶的田鼠掏得满是窟窿;不过这时那些洞不那么靠不住了,因为土冻住了,我们骑过那些由通道织成的地下墓穴时,它撑得牢。
我们又登上地面一处小小的隆起,高一万七千二百三十四英尺。我们看见驮队的踪迹上有一个黑点,那是一头死骡,它睁着大眼挨着自己的驮鞍睡着最后一觉。一座丘陵后面,我们惊动了一只又大又漂亮的狐狸,它见我们走近便急急逃开。可它忍不住一再回头盯着我们看;它多半从没有见过人。
第三十六号营地上一滴水也没有,可我们再走不动了。我们带着两只灌满冰的羊皮袋,够泡茶用;牲口却只能没水喝。不过我们也不能抱怨;这是自列城以来头一回没有水。
十月十二日早上迎接我们的是少见的景象:整片地面都盖着雪。可太阳才升起来,雪就化了,地也干了。为着干渴的牲口,驮队动身得早。这时我们取东南的路向,把罗林发现、并以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前任那位杰出的会长之名命名的「马卡姆湖」撇在视野之外。
我们又经过一匹被割了喉咙的马;它是红褐色的,同灰色的沙土形成强烈的对照。眼珠已经被那六只乌鸦啄去了,它们像黑色的食尸鬼一样围着倒毙的畜生守灵。再往前一点,驮队的踪迹上又出现了可疑的东西——那是第六头骡。它在行军途中瘫倒,不必再补一刀;它身子还软还温,眼睛也没有失去光彩,可乌鸦不久就要来了,因为它们跟着驮队,像海豚跟着船的尾迹。每倒下一头牲口,它的同伴就多出一条马衣来。等到冬天的酷寒来时,它们是用得着的。今天这两个牺牲者早已免了差使,可它们还得一直跟到死为止,因为总还存着它们会缓过来的指望——那自然是空指望。
踪迹把我们引到一条谷口,我们不久就赶上了驮队——所有的牲口都把头扎在一条溪里,它们渴得太久了。这条谷必是从一道山口下来的,我们便溯它而上。它愈来愈窄,最后只剩五码宽的一条通道,两旁是直立起来的片岩壁。溪边躺着一只大角盘羊发白的头骨,角很好看。我们在谷左侧一堵峭壁脚下找到了避开那刺骨的风的地方,就在那里立起帐篷杆。穆罕默德·伊萨带着望远镜爬上对面一处高地。「一座小山的迷宫」——这是他那令人不快的回报。到这时我们已折了二十九匹马、六头骡,只剩二十九匹马、三十头骡。「最壮的牲口还活着。」这是穆罕默德·伊萨的安慰话。
十月十三日。结着三十九度严霜的这一夜,又夺走了我们一匹马与一头骡。它们的骨头在第三十七号营地上发白,成了我们到过此地的凭证。这是极难走的一程,地面起伏得厉害。我们得翻过三道小而磨人的山口。地上还积着不少雪。右边伸展着一道红色的山脊,一条峡谷里有一道瀑布冻成了一大块冰。穆罕默德·伊萨在驮队踪迹于砾石地上变得模糊的地方垒了三座石堆给我们指路。头一道山口上的景象是凄凉的,除了粉红、紫色与黄色的山什么也没有。北边仍旧是突厥斯坦的群山以雄伟的峰头统治着这片景色,像一排高出众山的皇冠。在北偏东五十度的方向上,我们仿佛看见一个大湖,可那也尽可以是被蜃景变了形的平原。许多丘陵与山嘴是由上方蠕动下来的土构成的,因为移动得慢,冻成了一圈圈同心的环与别样的花纹。第三道山口耸立在全然不毛的地面上。策仁在这里费了天大的力气垒起一座石堆,那其实全无必要,因为我们后头不会有人来;不过那是向山神致敬的举动,是恳切的祈求,求它们让我们平安过去。
我们终于下到开阔的地方,那是一条向东伸展的主谷,远处隐约有黄草。通杜普·索南打了两只大角盘羊,它们的肉给我们那十八只羊延了命。在这又冷又多风的天气里,我们从没有真正暖和过。我坐着画群山的全景图或作太阳观测时,非得把火盆搁在身边,好把冻僵的手烘得略能活动。只有穆罕默德·伊萨、策仁、索南策仁与古法鲁免了夜哨;其余的人都得到又冷又黑的冬夜里去。天一黑,我便把白天打了底稿的图补完,或是研究地图,或是读点闲书,又或是读苏潘的《自然地理学》,还有两本讲佛教与喇嘛教的书。九点钟罗伯特作气象记录,并架好沸点测高器,由我在帐篷里读数。随后我们谈一会儿,就睡了。我的铺是摊在一张橡皮布与两条叠起的突厥斯坦粗呢毯上的。上头铺一大方缝在一起的山羊皮。我躺在这方皮的一半上,用另一半盖住自己,然后策仁把边角掖进毡毯底下,于是整个成了一只口袋。最后他再把两条毡毯、我的长大衣与皮袄盖在我身上。我头上戴着皮帽,还有一顶风帽;此外照常脱衣。刮风的日子里,早上的洗澡实在说不上愉快;衣服经过一夜已冷得像冰。拉达克人毫无洁净的观念,因而身上带着一小群一小群的虫豸,而我对那些东西是半点也用不着的。可是替我铺床、收拾、在帐篷里伺候我的,正是他们,他们不能不把自己富余的那一份极慷慨地分给我;因此我的内衣须得常用滚水洗。我在这件事上的讲究,成了拉达克人取之不尽的笑料;我听见他们为我对一切吸血小虫的厌恶而开怀大笑。可我告诉他们:只有当我的衣服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才觉得舒服。
冬天的夜愈来愈长,我们的日子在单调的孤寂里过去。最糟的是我那点闲书读完了。为打发空闲的钟头,我叫拉达克人给我讲他们本乡的传说与故事,记下了一些。我还叫每个仆役讲自己的经历;可我记下的东西并不出色,因为那些人没有多少可讲的,而且觉得那一切都极寻常、极不足道。你得问、得把话从他们嘴里掏出来,便是如此,结果也不能叫人满意。他们极少记得自己伺候过几个月的欧洲人的名字,连自己的岁数也说不上来。可他们记得分毫不差:多年前随行的某支驮队里有多少匹马,每匹是什么毛色。有个走遍西藏西部有人烟地带的拉达克人,能把每一处宿营地的名字告诉我,把它描述得丝毫不差,还能说出那里的草是好是坏。他们对地形的记性也好得出奇。
顾及这部叙述的篇幅,我不能容自己旁骛去写冗长的小传,不过总得极简略地把我这一小队人介绍给读者。那就从去找那匹被狼围猎的马的拉布桑说起。他是「博」,就是佛教徒,严格说是喇嘛教徒;父亲叫帕莱,母亲叫尔杜莫,拉达克丘舒约玛村人。他的本业是田户,种大麦、小麦与豌豆,有两匹马、两头牦牛,没有羊,向大君纳二十三卢比的税——约合三十一先令——却不向喇嘛纳什么。他每年替阿富汗商人跑一趟叶尔羌,整趟得五十卢比。那些商人把衣料、珊瑚、茶、靛蓝之类运到叶尔羌,住在印度人的客栈里,留二十天卖货,再买丝绸、毡毯与寻常的毯子等等,运到白沙瓦出手。拉布桑主要是给喀布尔的富商哈吉·艾达尔·汗当差。六年前他在苏盖特达坂遇到一桩险事:十二个欠着这位哈吉钱的巴达克山人撞上了驮队。那十二个人在叶尔羌过着放荡日子,还不出债。阿富汗人一共五个,扑了上去,于是打成一团,闹出了血。那是拉布桑最凶险的一次经历。他给迪西上尉当过五个月差,又给另一个英国人当过同样久。他出门在外时,由妻子和一个兄弟种地、照料他的家事。
「这么长的日子,你信得过你妻子的忠贞么?」
「信不过,」他答道,「不过在拉达克,我们不大把这当回事。」
「她若同别的男人胡来,怎么办?」
「那他得赔我一只羊。」
此后再从拉布桑嘴里掏不出一个字来。
在我们驮队里他直接归策仁管,牵着四匹马,驮我的帐篷、我的铺、四只装日用之物的箱子与炊具。他是大厨的下手,整晚要供我烧火的燃料。他给策仁打柴挑水做饭,是个极结实、极得力的汉子。一年之后,他要担一个要紧的角色。
伊斯兰教徒雷希姆·阿里前面已经说过。行路时他是我的得力臂膀。古法鲁是全队最年长的,管马队;因而马死得愈多,他的事便愈少。哈吉·古拉姆·拉苏尔去过两次麦加,是穆罕默德·伊萨的厨子。舒库尔·阿里走过许多了不起的路,单那些就能写满一章;在我们这里他管马队的一支,如今却只剩两匹马归他照看。加法尔是个年轻的伊斯兰教徒,跟着马走,拾燃料,打水。小策仁干的也是这些,伊舍、通杜普与阿都尔也属这一拨;最后那位是个勤快结实的人,他来我这里做事,为的是在列城给自己置一所房子、好娶亲。伊斯兰·阿洪是看马的。博卢属我这支小驮队,是策仁的助手之一。走过西藏西部许多地方的噶尔桑赶骡子。伊舍·通杜普管羊。绰号「喇嘛」的洛桑·日丹照料我的马。他跟我出来是为挣钱给父亲与长兄,因为他们一向待他很好。他是驮队里的丑角,长相极滑稽。跟着马走的扎西是我们最好的人之一。通杜普·索南替驮队撑着打猎的名声,供我们大家鲜肉。他几乎从不落空,沉静镇定得像一盆凝住的奶。他从前就在我手下当过差,那是一九〇二年冬天我从列城去叶尔羌的时候。噶尔央属骡队,他来我这里做事是为理清自己的账目。一个矮小、黑胡子、五十岁的家伙叫扎西策仁;据他说从前他叫伊斯兰·阿洪,可见是改了教的,而伊斯兰教徒改信喇嘛教是极少见的事。他也带一队马。鲁布·达斯是锡当来的廓尔喀人,什么活都干;他沉默寡言,干起活来像奴隶,用不着谁提醒一句。通杜普·格桑是讲故事的,一天的活计做完,便听得见他的声音;他还是拉达克人那顶黑帐篷里的大厨。南杰赶骡,是我们最好的之一;索南策仁管骡;库尔班只是古法鲁的儿子;策仁是我的大厨。
名册到此为止。这些人各有各的本分;个个都肯干,脾气都好,争吵口角从没有听见过。不过罗伯特与穆罕默德·伊萨极懂得怎样维持纪律。每人都有一件暖和的羊皮袄;他们用宰了的羊皮或打来的野兽皮给自己做铺盖;等冬寒减退,便拿空粮袋当被子。因为都是步行,他们那软软的拉达克靴很快就磨穿了,得一再换底;换底就用毛朝里的皮块。
十月十四日,我们经过一连串的大河床,它们沿着平缓的谷切开南边那道山脊。野驴与羚羊成群地吃草。营地扎在红褐色丘陵之间,草好。我们的方向是东南偏东。夜里死了一匹马。此后这地方始终是这个样子:由许多东西走向的小山脊组成,翻越它们极费工夫;山脊之间是纵谷。往南常常数得出三四道这样的脊,而我们得一道道全翻过去。我们迷失在一片僵凝的波涛之海里;我们像一条失了舵、眼看要沉的船:没有可避难的岛,没有迎面而来的船,四面是无边的海。我们真想往这片怒海上浇些油;我们渴望平静的水道;可只要还剩一块板子,我们就要死死抓住它。第四十号营地草场好,水可以从冰里取。
众人给褐色那条小狗缝了件毡衣,夜里冷时便给它穿上。它穿着这身新的睡袍跑来跑去,踩住一角便翻个跟头,样子极可笑。白的那条起初愕然坐着盯住它看,随后觉得这景象太有趣,忍不住要拿同伴取笑,围着它蹦跳,咬它的衣角。褐色那条却稳稳地坐着不动,由着白的那条绕着自己撒欢。
我们愈加深入禁地。十月十六日是我离开斯德哥尔摩满一年的日子;到当惹雍错还有三百八十英里,可这时我们一天难得走过七英里半。在第四十一号营地,我们把一些可以割舍的东西留下,好减轻驮子,其中有几本我已读过的书,还有鲍尔的游记——它们在我这小小的行路藏书里已经尽了职。帐篷支在一处避风的谷里、一块岩石脚下。通杜普·索南先走一步,撞见了一头四岁的牦牛,它正卧在一面向阳的坡上。这位猎手借着地面的高低,一直爬到离它极近的地方。头一颗子弹打进了胯骨。那牦牛被这样不愉快地从沉思里惊起,跳将起来,后腿上又中了第二颗。随后它冲下坡去,在谷底翻了个筋斗,就死得透透的了;帐篷于是就支在这里。我们到时它已被剥了皮、分了肉,深红的肉——腿上带点紫——摊在太阳底下。它的胃大得惊人,装满了草、地衣与苔藓——这样饕餮之后,这牲口要歇一歇也难怪。头被立在一道山嘴脚下当装饰,猎手便在这战利品旁边照了相。我吩咐拉达克人把肉尽量吃饱,因为我们再驮不起额外的分量。不过所有的脂肪都带走了,骨髓留给我。我们离开那地方时,那头牦牛已剩不下多少;我疑心拉达克人私囊里还藏着几块好肉。
乌鸦同一只鹰一道,围着那副血淋淋的骨架大嚼。如今它们有十一只了,翅膀在太阳下亮得像蓝钢。唉,它们在驮队里全然当是自己的家,已经半驯了。狗不理会它们,它们则以讥诮的轻蔑对待狗。
十月十七日是难熬的一天;西边刮着大风,正午气温也没有升过华氏二十三度。我们在逼近一道山口,可没到顶就扎了营。九点钟温度表指着华氏九点三度,而帐篷里我只能让它升到二十四点五度,因为火盆散出的那点热立刻被风赶走了。最低温度表停在零下十八点八度,是我们迄今记录到的最低温度。一头十天来没有驮过东西的白骡冻死了。这时我的驮队里有二十七头骡、二十七匹马、二十七个仆役。我们已经五十七天没有见到一个人了。等我们遇上头一批牧人时,大家还能都在么?
山口的坡上有羚羊与牦牛在吃草;山口高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五英尺。我们要走的方向上展开一座群山的迷宫,于是折向东北,在一条谷口扎营。忠实地跟着罗伯特和我的那条白小狗,每回到了营地总要挨褐色的姐妹一顿好打。它没有指望自卫,便安安静静地躺倒,四脚朝天,像纸糊的一样,一声也不敢出。如今它们俩都因吃牦牛肉过量而胀着肚子;可无论褐色那条多难受,小妹妹一露面,这顿揍总是少不了的。
十月十九日夜里,又有两匹马与一只羊冻死了。羊如今只剩十六只;三头死牲口胀满了气躺在坡上,用沾着血的黑洞洞的眼窝瞪着我们——乌鸦已经动过它们了。地面极难走,不断上坡又下坡。我们看见驮队吃力地爬上一道山口,可山口那边又现出一道更高的,上头有片片积雪。这一带群山的山脊大体是东北偏东走向。南边约二十英里处有一个湖,可它远在我们路线的右边。
我们到达第四十四号营地时——那营地在一片可怕的群山之中,高一万七千五百三十九英尺——有人来报说穆罕默德·伊萨病了。他头痛得厉害,已经好几天了,服了不少奎宁。他不能照常去探路,罗伯特便请求让他去爬那道挡在东边的高山口望一望。他到天黑才回来,告诉我们:只要折向东南,不久就能走出这片磨人的群山。穆罕默德·伊萨于是依着这个消息领到了第二天的指令。
同前一晚相比,何等不同!那时星星从蓝黑的天上眨着眼,火堆烧得又亮又红。如今沉重的云块压在山上谷里,低得仿佛伸手可及。雪下得异常密;地面白了,那些高低不平处与一丛丛苔藓在火光里投出长长的影。粮堡——如今已缩得很小了——里透出一点苍白的光,微微照着拉达克人那顶黑帐篷。策仁裹着皮袄同他的人围着厨火坐着,一口气讲了两个多钟头,一秒也不停。他的舌头像风里的风车。他们彼此认识多年了。他究竟还有什么是他们没有听过二十遍的呢?可是拉布桑、雷希姆·阿里与另外两三个人听得极专心,不时表示满意。我也去同他们待了一会儿。他们起身迎我,又往火上添了一抱干粪饼。跳动的火苗把刺眼的光投在雪上,雪在众人脚下咯吱作响。可这点光亮并不及远,再出去,四面都张着夜的黑暗。吃草的牲口既看不见也听不着,只有雪不断落进牦牛粪火的火焰里,嘶嘶作响。
第十三章
不幸的日子
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日是糟糕的一天。雪积了三英寸厚,四围在日光下白得耀眼,只有西边的坡上铺着蓝色的影。我们要翻那道山口。在这一片白茫茫里,路程显得短;可驮队走了一半,山口仍旧只是一个小小的、钉在那里的黑点。田鼠醒着,在雪里的洞与洞之间窜来窜去;路愈陡,雪愈深。不久就有一英尺厚,我们只得小心踩着驮队的踪迹走,免得滚进雪的深渊里。看得见血迹;有一头牲口被棱角锋利的碎石割伤了蹄。我们一步一步往上爬,蓝黑的云在身后带着威胁聚拢,转眼之间我们就被卷进最狂野的飞雪:那些细得像面粉的干雪粒呼呼作响,像彗尾一样绕着我们旋。它们堆成雪堆,驮队的踪迹被埋住了,我们再也看不出离那道要命的山口还有多远。
路上躺着一匹死马,没有了眼珠——那些恶毒的乌鸦总要趁眼珠还温还软时先取了去。风把雪吹到它的背上颈上,仿佛要给它铺一张舒舒服服的卧榻。它像停在灵床上,受着天上诸风的吹拂,盖着洁白的殓衾,黑色的乌鸦充作仪仗——这就是它效劳一场所得的全部答谢。
在山口上我们照例停下作观测;高度一万八千四百零九英尺;风吹着,雪下着,寒气有十八度。不过我们多少辨得出东南那道鞍部的形迹——就是罗伯特昨天探过、据说能下到平地去的那一道。可穆罕默德·伊萨却自作主张顺一条朝东北的谷下去了,这对我们是桩麻烦事。他既然远在前头,我们虽极不情愿,也只能跟着他的踪迹走,免得彼此失散。这时要看清驮队往哪里去已经不容易。在这样的地方失散,雪又下个不住,我们就完了。
于是我们跟着他下谷。身后的山口看去诡异——一道白色的鞍,衬着蓝黑的云作背景,那云像翻卷的、令人窒息的烟。策仁带着他的两个人、四匹马到了山口,高声道了一句问安。我们横过几道靠不住的冻住的小溪,那冰硬得像玻璃、滑得像冷凝的油;我们的坐骑一路踉跄打滑。极少有一座深色片岩的小丘从雪上探出头来。
因为这条谷偏北太多,驮队察觉走错了,便折向东,钻进一片寸草不生的丘陵迷宫里。我们骑过那个赶着十六只羊与山羊的牧人;白小狗照例逗它们,直到一只胆大的羯羊把它撵跑。那些山羊格外耐磨,情形极好,每天早晚还供我一杯奶。
我们在第二道鞍部后面找到了驮队。营已经扎下,可那是极不利的一处地方:既没有草也没有「亚普喀克」,既没有粪也没有水——什么都没有。牲口聚成黑压压的一团,在白雪上显得分外分明。它们就得这样安静忍耐地站上一整夜,必定觉出时间过得何等慢,饥与渴何等地涨,寒气又何等地重。它们只能站着等那早霞——而早霞也许还不会露面,因为黑压压的云块仍旧盖着天。
罗伯特和我躲进拉达克人的帐篷,那里燃着一堆火,烧的是箱子的碎片与羚羊粪。化雪总算还能弄到水;我的晚饭是炒面、面包与咖啡,别的什么也煮不成。暮色里拉布桑来了,请我出去。邻近的小丘上立着两头大野牦牛,正诧异地望着我们的营地。可我们没有去惊动它们,因为我们不要它们的肉,也不愿再添驮子。它们弄明白我们不是同类之后,便慢慢踱开了。夜里漆黑一团,我只能提着灯笼去查看我们那些疲乏的牲口。
我们一早就离开了这个晦气的营地,那里有一头骡子倒毙在自己的岗位上。头天傍晚在雪地上踩出的、帐篷之间的脚印,已被新雪填平,另踩出了一套新的小路。离营地走不出两分钟,就躺着一匹死马,它前一天还驮着货;黑色的守尸者就在旁边。雪里还躺着一只死野鸭。附近有湖么?没有;野鸭是从老远飞来的,这一只多半是迷了路。
一会儿日头烤人,一会儿雪暴用它细细的粉末把我们裹住;一会儿烤得发烫,一会儿又冻个透——地道的西藏天气,靠不住,说变就变。又是一匹死马!众人割了它的喉咙,好让它少受些罪;疾旋的雪盖住了那摊在寒气里凝住的血。我们一路上到一道山口,随后沿着一道山脊走,可地面糟糕透顶。最后我们骑下一条平缓的谷,那谷渐渐折向北;南边耸着一道可畏的山脊。穆罕默德·伊萨本奉命尽量取东南的路向,可他拿不准路,便在路的转弯处扎了营,自己带着两个人先去探路。四点钟光景他回来了,报说三个钟头之内我们就能到开阔的地方。我头一个念头是立刻动身,因为第四十六号营地上没有草,牲口饿得互相啃尾巴、啃驮鞍。有一匹马的尾巴上当真一根毛也不剩了——不过那是头天夜里被啃光的。可是那些有经验的老手说,还是一清早动身的好。
于是我下令留出够四十天吃的米,其余的掺上大麦与玉米喂牲口。可正当牲口就着料袋吃时,众人改了主意,穆罕默德·伊萨来问可不可以动身。
「我自然愿意,可一个钟头之内天就漆黑了。」
「路我找得着。您只消照着雪上的踪迹走。」
于是拔营的喧闹开始了,雪地上一片踏步声;不过没有歌声。寒气有二十七度,西边刮着狂风。除了我和罗伯特的东西与炊具,样样都带走了。有一头死活不肯挪动的骡子留在我们这里。没有火光照着这支由马领头、由羊押尾的黑暗的队伍。它慢慢开拔了,众人的喊声传到我们耳里愈来愈弱,最后驮队消失在苍白的月色里。我浑身冻僵地进了帐篷。一刻钟后,有个人牵着另一头再也走不动的骡子回来了。于是我们这里有了两头将死的牲口。
随后夜来了。空气清朗无风,星星像电光里的钻石一样闪烁,寒气凛冽地围住我们的帐篷。外头,策仁、拉布桑、雷希姆·阿里与博卢把全部家当堆在身上,挤成一团。我还醒着时,听见那位止不住嘴的策仁在他那皮毛的洞穴深处讲故事,别人不时发出一阵地底下似的窃笑。这些拉达克人真是奇怪的家伙!多大的寒气似乎都奈何不了他们;而我在帐篷里,一次只睡得着一分钟。
西藏荒山里可怕而骇人的一夜。气温降到零下十七度,这对留下的那两头骡子未免太重了。一头在半夜断了气;它正是索南策仁头一天就想当作没用的货退回列城去的那头。我们当时想拿它换一匹马,可谁也不要,它到底还是跟着来了。它惯了同马一道走,后来也总跟着马。叫众人惊讶的是,它变得强壮起来,还领着头——给马做了个好榜样。如今它冷硬如铁地躺着,四腿伸直;若把它扶起来,它会就那样站住。索南策仁听说这牲口没了,哭了。
另一头骡子夜里听得见它走动,啃那种牦牛草——那种草太短,除了牦牛别的牲口都够不着;牦牛的舌头上生着角质的倒刺,能把那细软如绒的草刮起来。一清早我听见那骡子嘶叫,还庆幸至少还有一头活着。可太阳升起来时,它的力气也尽了;策仁叫醒我,说那牲口要死了。它看去康健丰壮,可我们白白地想把它扶起来、喂它玉米,终于把它献给了这条死亡之谷的神祇。血喷到雪上时,它一条腿也没有动,一下眼皮也没有抖;它似乎只感到一种受用的安宁与认命,眼睛正对着太阳。
我们正要离开这可怕的营地,又有新的噩耗传来。通杜普·索南来给我们带路,报说马队走得太偏左了,而穆罕默德·伊萨带的骡队却走了相反的方向。穆罕默德·伊萨一发觉自己错了,就下到他能找到的头一条谷里,在那里等天亮。至于那群羊,通杜普·索南只说得出它起初跟着马的踪迹走,后来却岔开了。到处是一片大乱;可最坏的消息通杜普·索南留在了最后:夜里又死了四头骡。
我们的处境绝望了。我们支持不了多久,眼看就要到危急关头。地面、天气与寒冷样样同我们作对,马成批地死,而离最近的牧人也许还有一段没指望的路程。西藏人友善还是敌对,又有什么相干呢?如今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挪得到有人烟的地方去么?因为这样的损失若再持续几天,我们不久就只能丢下全部行李,徒步前行。可我们带得动够穿过这片无人之地的口粮么?我们会不会在西藏这些阿尔卑斯般的冰雪荒漠里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便是最后以半死的可怜模样遇上了西藏人,他们也可以任意处置我们。无论如何,我们是闯不到日喀则、闯不到雅鲁藏布以北那片未知的国土去了——而那是我一切最珍爱的梦想的归宿。
在地图上,笔直横穿西藏看去既愉快又容易。实际上这是一桩严峻而艰难的事业,要以苦楚、惊惧与眼泪为代价。那条蜿蜒的线在地图上是用红色画的,因为它当真是用血标出来的。我们在通杜普·索南的引领下动身,不久就看得明明白白:没有他,我们是断乎找不着路的。上坡下坡,翻丘陵、穿山谷,我们在这座错综的迷宫里穿行;深雪把起伏抹平了,叫我们估量陡坡的高度时全然失了准。我们把马队的踪迹丢在左边;那里丢下了一驮玉米,不过通杜普·索南向我保证会派人去取。右边现出那片高地,骡子们夜里就在那上头徒然耗着力气游荡。刺骨的西南风扫过寒彻入骨的雪原。通杜普·索南不时竖起一块片岩,好给后面没有向导的策仁指路。
这时我们横过骡队的踪迹,看见它们过夜的那条谷。「那边坡上躺着一头骡,」通杜普·索南说,「山后还有两头,再往前一点有第四头。」我们从所在的地方看不见它们,可是歇在这里的乌鸦昏昏欲睡、吃得饱胀,印证了他的话。
我们终于到了山口,从那里望见了平原与东南方一个小湖。高度一万八千零四十八英尺。一点钟寒气十八度,风大,雪下得那样密,景象又看不见了。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多留,作完观测便骑下陡坡。到头一处有草的地方我们便歇下;马一见那草几乎乐疯了——它们的肚子实在太空了。
这时我们看见一处高地上有五个人。那是穆罕默德·伊萨与四个同伴,他们是出来寻找失散的人和牲口的——十四匹马、八个人、十六只羊、两条狗。我们得以告诉他们:那些人的踪迹是向东北去的;他们则指点了怎样找到骡队的宿营地,随后又消失在雪里。我们白白地找了一阵踪迹,又张望营火的烟,终于在一片平坦的高地上停下;那里草好,我们便拾粪生火——这已是刻不容缓,因为罗伯特和我都冻得半死。
我们的处境可悲极了。我们不知道骡队在哪里扎营,更一点不知道马队去了哪里。羊群在这狼成群的地方多半是没了。策仁落在后头,极容易在雪暴里把我们的踪迹跟丢。除了把衣服烘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坐了一个钟头、在火的热气里略缓过来之后,「喇嘛」穿过平原来了,还带来了索南策仁——他一直同骡队在几座小丘后头扎着营。这好人为我们的损失痛哭;他抱怨说,穆罕默德·伊萨这一回当了个糟糕的领路人。几个钟头之内,九头骡死在这片骇人的群山里;这片山多半是东边的蒙古人所称的「布喀马格纳」——意思是「野牦牛之首」——那个山系向西的延伸。骡子还剩二十头,可其中两头已经判了死刑。活下来的二十三匹马里,有一匹连着驮鞍被撇在一处洼地里,这会儿多半已经死了。夜深时,失散的人里只有策仁一个露了面。
这样的情形之下,在第四十七号营地歇一天自然是免不了的。天亮时我被羊的咩叫吵醒。那牧人起初跟着马的踪迹走,可一发觉骡子不在那边便放弃了,转而去寻骡子的踪迹。黑暗里他彻底迷了路,在一道山口上有一只羊说什么也不肯再走。他抱了它一程,可不久觉出它已经又冷又僵,便当它死了扔掉。他怕黑又怕狼,就躲进一道峡谷,把羊与山羊围成一圈拴起来,自己坐在当中取暖并提防着狼。不过狼并没有敢来扑他。晨光熹微时,他找着了通往第四十七号营地的许多条踪迹中的一条。
上午又有两个失散的人背着箱子来了。有一匹马被撇下了。带马队的伊斯兰·阿洪机灵地抄最近的路把它们带下去到了湖边,在那里傍着好草场扎了营。穆罕默德·伊萨与他的同伴夜里迷了路,在一堆火边睡着,除了雪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不过他们也重新找到了我们,于是驮队的残部总算聚到了一处。
我们在这里把一切可以割舍的东西都拣了出来:麻袋、口袋、绳索、马掌、工具与炊具。箱子里的东西并进别的箱子之后,箱子就烧掉;谁也不许拿不必要的物件拖累驮队。拣出来的东西堆成一大堆,我们因此减掉了两匹马的驮量。随后清点,发现连那条船在内还有三十二驮。我们有二十头骡,其中两头快不行了;马二十一匹,也有两匹眼看要倒;合计堪用的三十七头。只有罗伯特和我获准骑乘,所以我们有三匹空马;不过到了晚上驮子重新分派,除了病弱的,所有牲口都驮了点东西。四头牲口驮玉米与大麦,米占七驮,面五驮,面包一驮,而拉达克人掺茶吃的酥油只占半驮。我们估摸面还能吃一个月;五驮米要让给牲口,我又吩咐众人务必格外照看那些老兵。我们的肉刚吃完,通杜普·索南就打了三只羚羊。几个拉达克人去分割它们;傍晚他们带着猎获回来时,唱起了在拉达克家乡抬轿或抬寻常重物时唱的那种一唱一和的歌。不过其中一只羚羊还没等他们找到,就全被狼吃光了。
我们决定在下一处营地歇上两天;通杜普·索南愿意领我们去东边一个小湖,那里的草格外好。
十月二十四日夜里死了一匹马、两头骡,于是只剩三十八头牲口。「最壮的还活着。」穆罕默德·伊萨照例说。
北边耸着那片使我们吃尽苦头的高大山系,它的脊向东伸展。我们在平坦的地面上前行,走了一小程便到了一个结结实实冻住的圆形小湖,四围是黄色的草地。水由一道泉供给,那泉灌满了一个冻住的小池子;在冰上凿开一个窟窿,牲口便尽量地喝——它们已经三天没有水喝了。沙土冻得那样硬,铁帐篷钉往地里钉时都弯了。天阴着,风大,可东南偏东的地面看去好走。四顶帐篷排成一行,我的在上风处,免得被别的火堆的烟熏着。
夜里十点钟,一群野雁在明亮银白的月色里飞过我们的营地。它们飞得极低,一路呱呱地叫。想必它们本打算在那眼泉边落脚,一见地方被占了便飞了过去。「月色很亮,不多时我们就到下一处泉了。」领头的雁同别的雁之间的对话,大约就是这个意思。毫无疑问,它在日落时就已经下了令,说道:「今夜我们歇在小湖岸边那眼泉上,去年春天我们就在那里歇过。」大家都赞成,于是雁群排成人字,渐渐低掠下来。可当它们飞过那几座把那地方挡住的小丘、看见冻住的湖在月光下像镜子一样闪亮时,领头的雁便喊道:「有人!我们不能停在帐篷与火堆这样近的地方。起来,往前飞。」于是整群雁应道:「我们可以歇在南边山后谷里的下一眼泉上。」这就是营里一切静下来之后,我在帐篷上头听见的那番对话。也许那热闹的絮语说的是别的事,可我想我没有把野雁的话译错。因为千真万确,它们在长途上是要开会商议、斟酌计划的。何以它们就不该有智慧呢?何以它们就该像没有灵魂的飞行器那样漫无目的地疾驰呢?它们同我们一样要看地与风的脸色。晴朗无风的一天它们若能飞一百二十英里,那么风暴与逆风时,同样的路程就得花更长的工夫。所以它们不可能年年都在同样的泉边过夜,总得因时制宜。可是野雁认得它们一年两度所循的路上的每一眼泉;倦了,便落在遇上的头一眼泉上。我在西藏各处旅行,得出这样的结论:同一群、同一族的野雁,世世代代在同样的水边孵育,也总循着同样的路线穿过西藏。我们这一回所见的那群雁,姑且说是来自沙雅以下塔里木河沿岸的某个湖,打算到尼泊尔的都城加德满都一带去过冬。春天它们回到塔里木的诸湖,所循的路线同秋天分毫不差,年年如此。在塔里木出生的幼雁,秋天头一回翻山越岭;可到第二年秋天它们就记得路了,再往后,轮到它们把一眼眼泉的方位教给自己的雏儿。这样,路线的知识在这一族里便永不失传,而领头的雁做梦也不会想去另择一条路。我们从前也几次见过野雁南飞,可它们走的必是别的路,来自别的孵育地,也另有去处。它们属于别的族。倘若能把西藏各族野雁的航迹统统画在一张地图上,那便是一整套大体沿子午线方向延伸的线。也许其中许多线会有一段段彼此并在一处,像沙丘表面那些细细的波纹。也许偶尔有一条线折成锐利的之字。那么可以断定,它是在极古的时候被这样画下的——那时每一族的老祖宗头一回摸索着从一眼泉找到另一眼泉。每一族又分作若干群,每一群再分作若干家。想必同一群里所有的雁都是近亲。每一群在途中总在一处,可它们怎样推举领头的呢?料想是最老的那只飞在群首,因为它必定最有阅历;它若死了,次老的便是当然的接班人。我喜欢野雁,佩服它们的智慧与那份惊人的认路的本事;此后我们还要同它们更亲近些。
在第四十八号营地我们整整闲待了三天,南风不住地嚎着:「忍着!忍着!」在我们,这些日子显得极长,可牲口非歇不可。头一天早上,三十九号马倒毙在地,便以同样的号码记进了死亡册。
狼很放肆,就在我们营外嗥叫;不过通杜普打死了一只畜生之后,它们客气了些——那只狼跑上冰面,躺在湖心死了。这无赖不久有了个伴:一只乌鸦,它起了念头要啄活马的鬃,搅得马吃不成草。晚上九点钟温度表指着零下六度,夜里是零下十八点五度。
早上穆罕默德·伊萨来报,说拾粪的人发现了一样东西,他们说是石屋的废墟。罗伯特和我立刻去看。我们发现那里当真有三道用片岩板砌成的方形墙垣,多半年代极久。它们只略高出地面,一挖才知道往下足有三英尺深。想必那只是给固定帐篷砌的基脚与挡风墙,因为这样的墙后来我们又遇见过好几回。没有火塘的痕迹。那些在西藏西部走过许多路的拉达克人认为,这地方从前住过一些羌巴人,他们是为躲避向拉萨的德瓦雄纳税才长住在此的。
无论如何,这个发现大大鼓舞了我们。我们已经六十五天没有见到人,如今总算找到了头一个表明人就在近旁的迹象。我们精神一振,晚上穆罕默德·伊萨帐篷里那位讲故事的比哪一回都更滔滔不绝。他唱了一支歌,众人齐声应和。如今我们得把前面的地方好好盯住了,因为有了这头一个人迹,往后必还有别的。
十月二十八日,驮队在极猛的西南风暴里向东南偏东前行。夜里死了一头骡,于是只剩三十六头驮畜;而自上回清点以来,粮食已减去将近三驮。在这处营地里,多余的物件也被留下了。我扔掉了布利谢尔·克劳森的《索妮娅》。众人备马的时候,罗伯特和我坐在早火边;我自寻其乐,把书页一张一张撕下来抛向空中,风便以惊人的速度把这些飞页一股脑扫向东北。那十只乌鸦苦苦琢磨这是什么新种类的飞禽,却不大肯躲开;狗追了一阵纸页也放弃了;倒是策仁的一匹驮马吓得惊了,挣脱绳子冲上山去,足足半个钟头才捉回来。这当儿索妮娅一路飘去,翻山越谷,叫我十分称意——因为头天晚上我正为她撇下好心的丈夫而恼火。这些纸页飞过无边的未知之地后,几时、在哪里才落下来呢?一本书得过这样广的流布,实在是少有的。
我们循着驮队的踪迹,走在低山之间一条开阔平坦的谷里。骑了几个钟头,我们冻得不行,只好在一条凹路里停下生火。我那匹白色的拉达克小马情形极好;它以哲人的镇定对付寒冷与别的不快。我从列城一路骑来的那匹高大的青斑马如今通常免着差,因为它已显出力竭的迹象。这一天的营地上没有水,只有山缝里的雪。可我们兴致极高,因为众人看见了用三块石头交叉垒起来、好架锅的灶。不过那必是很久以前用过的了,因为石头之间既无灰也无烟炱。还找到一把铁勺,是西藏人熔铅铸弹用的那种。可见不是强盗就是猎人曾在这里歇过脚。
第十四章
在野牦牛的国土上
十月二十九日,经过一夜四十九度的严霜之后,我们一早就拔了营,好尽快给干渴的牲口找到水。路上经过一个小湖与两眼泉,都冻得硬如岩石;其中一眼旁边躺着一个牦牛头骨,显然是用刀割了喉咙的;路上我们还看见两处火塘,到了第五十号营地又见一条小径——不过那也可能是野牦牛踩出来的。可见我们无疑是在接近别的人了,于是我们总在留心张望帐篷。
第二天风暴更猛,我得使出全副意志才能用手画图。我们像瘫了一样,再也想不清楚。我们活像那些田鼠,从一个洞钻到另一个洞,只为躲风避寒。
到了一眼泉边,我疲乏地从马上滑下来,只当不等火生起来就要冻僵。穆罕默德·伊萨与另外四个人也病了,帮不上支帐篷的忙。我的帐篷一支好,我便和衣连靴爬上了床。罗伯特与策仁给我盖暖和的被褥时,我打起剧烈的寒战,牙齿直磕,头痛得厉害。罗伯特在阿瑟·内夫医生那里受过护理的训练,这时显出是个极好的医生,百般照料我。我们一进篷子,他就一头扎进那本随药箱附带的用药说明里。那只片剂药箱像常有的那样,敞开在我的帐篷里。斯坦利、埃明帕夏、杰克逊、斯科特和许多别的旅行家,都同我一样极看重这套理想的旅行药房。我这一只是那家英国药行所赠,配药时特地顾到了西藏的气候。
夜里十点钟,罗伯特与策仁替我脱了衣服。这一夜有四十七点九度的严霜,风暴嚎得骇人。罗伯特每两个钟头量一次我的体温,升到了华氏一百零六点五度,是高烧。据他后来告诉我,他那时反复盘算:万一我就此长留在第五十一号营地,他该怎么办。我睡不着,罗伯特与策仁轮流守在我床边;整夜不断有烧红的燃料送进来,一支点着的蜡烛搁在一只箱子后头,挡着风与穿堂气。我不住地说胡话,众人很是担心,因为他们从没有见我病过。
第二天烧退了些,穆罕默德·伊萨轻手轻脚溜进我帐篷来问老爷怎样了。他告诉我们:那头受伤的牦牛死了,剖开时取出两颗西藏人的铅弹;另外在三处看见了火塘,那些火塘至多两个月,因为石头间还留着灰。可见秋天有猎人到过这里;他十分确信我们不久就会遇上头一批牧人。
四下静得像坟墓,只有风暴在嚎叫呻吟。营里众人都怕扰了我,可我傍晚吩咐他们照常唱歌。我没有人扶连胳膊也抬不起来,只能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躺着,看帐篷里那些奇异的光。里头,白蜡烛发着晦暗的光;外头,火堆的黄红焰光与泛蓝的月色透进来。歌声听去凄恻而怅惘,和着风暴的嚎叫。
十一月二日风暴仍在肆虐,已经是第六天了。我睡了几个钟头,虽说寒气降到冰点以下五十二度。我略好些了,可还是极虚弱。罗伯特为夜里死了他的马而难过,便念我们从迪西的储藏里「偷」来的一本小说给我听。策仁与雷希姆·阿里照亚洲的法子给我推拿,好恢复气力。这样就到了第四个晚上。我已经在床上躺了八十四个钟头;西藏的土地似乎执意要留下我,也许我只能远远地梦着那片禁地了。
十一月三日,风神对那场西来的风暴想必说过:「六日你要劳作——第七日你要变成飓风。」尘与沙透过薄薄的篷布,把帐篷里样样东西都盖住了。牵牲口去饮水的人眼睛四周围着一圈土,脸色灰白如烬。至于我自己,我觉得像我们那些可怜的累垮了的牲口,不知道到不到得了下一处营地。于是我决定带几个人、留些粮在此,让罗伯特与穆罕默德·伊萨去寻本地人,好打发他们来接我。可是不行;我要试着在鞍上撑住,因为我不愿留在这个可怜的热病营里。我穿上整整一柜子的冬衣:好几条裤子、皮背心、长大衣、皮袄、帽子与风帽;我两腿发虚,走到马前、被人扶上鞍时,这身行头实在沉重。
我们沿着营地附近那个小湖的岸走。可我几次险些跌下来,不久便看出这样吃力于我太过,于是停下生火。略歇之后我们继续骑行;最后望见一座小丘后头升起我们驮队的烟时,心里高兴极了——驮队在一眼泉边扎了营,那里有去年夏天垒的火塘,周围散着家羊的头骨与角。牦牛粪极多,可见这泉是野牦牛饮水的地方。队里三分之一的人当真病了,多半头痛,人人都或多或少不舒服。只有罗伯特康健,由他照料我们。
十一月五日,人的踪迹多起来了。一副牦牛骨架躺在一处火塘边,石头间堆着的灰,冷下来至多不过一天。我们爬过几道磨人的丘陵,随后下到一条沟里,那沟通向一条被火红的高地围着的大谷。有许多挖开的坑,每个坑旁堆着一堆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沙里含金,可见到过这里的不是寻常的牧人,而是淘金人;他们多半年年夏天都来挖金。
谷的下段有温泉涌出,水温华氏五十七度,所以水看去相当热。可是再往前几码,它就结成一大片冰。
下一条谷是陡峭的台地状山坡之间的一处凹地;那里躺着一头巨大的野牦牛,死了,我们十二个人围着它站着。通杜普·索南惊动了一整群下谷来饮水的牦牛。别的牲口都惊慌地沿谷狂奔而上,唯独这一头中了弹,反朝猎人冲来;通杜普堪堪及时爬上一道台地的边缘。那牦牛停在下头,不知如何是好,便又中了一枪,正中心脏。
剥皮之前我从几个角度给它照了相。要把它摆成合适的姿势可不容易,十二个人使出了全副力气。这畜生那身乌黑如鸦的毛,同红色的土形成强烈的对照;它胁上长长的穗毛,卧下时就是它的褥子。
十一月七日我们沿一个湖边走;右边是陡峻的山,有一个个讨厌的、棱角锋利的碎石锥。两群好看的大角盘羊——一群九只,一群五只——在光滑陡直的岩石上大胆地跳跃。野兔见得很多,还常见旱獭的洞,洞里的住客还在冬眠。两座西藏式的石堆向我们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也就是淘金人走的那一条。
如今我们把这一段山留在右边,沿着湖岸南侧那片开阔辽阔的平原前进。那里有一群约莫五十头的牦牛在吃草。二十来只羚羊想必是被驮队惊着了,弹跳着跑开,像云影掠过地面。不久,第五十六号营地的帐篷与一切细处都看得分明了,我们只剩几分钟的路;可若是命运如此安排,这短短的一段路,对我们中的一个也会太远。
因为就在帐篷近旁、挨着我们的牲口,出现了一头黑色的大牦牛。雷希姆·阿里叫我们注意它,可我们并没有理会。我测了最后一次帐篷的方位,正要把地形落到图上,穆罕默德·伊萨的帐篷里便响了一枪;那牦牛显然中了弹,发疯似的向北冲去。我们目送着它,等它倒下。可它没有倒;它掉转头来,狂奔着朝我们冲来。雷希姆·阿里吓得面目扭曲,举手向天,喊道:「真主啊,真主啊,我们完了!」那畜生在一团尘土里逼近,胁上的穗毛翻飞,低下角来预备顶。我没有动,以为它没有看见我们、会掉头回去;可它直奔过来,在眼里愈变愈大。雷希姆·阿里尖叫着往帐篷跑,可忽然又转过身来;我们的马受了惊奔起来,他便抓住罗伯特坐骑的尾巴,指望跟着跑。这场狂奔在平原上愈来愈快,那牦牛改了方向,带着一股疯狂的怒气兜了个圈子朝我们来。它的鼻息像蒸汽一样从鼻孔里喷出,嘴几乎擦着地——它预备好了要把牺牲者挑上角,抛到空中,再用前蹄踩成肉泥。我听见它愈来愈近,喘息呼哧得像一台蒸汽锯。我在鞍上回过头去,看见它离我约二十码,那双小而凶恶的眼睛燃着狂怒,翻着眼珠,露出带血丝的眼白。成败只在一秒之间。我径直向右骑去;头一个被牦牛的角挑上的,将是我和我的马。这时马把腿绷得像弓弦。我扯下红色的风帽,在身后挥舞着想引开牦牛、把它拦住,可它看也不看。于是我又扯掉腰带,想脱下皮袄蒙住牦牛的眼睛叫它看不见——那时它正要把角捅进马腹,颈上的筋肉已绷紧了预备往上掀。再过一秒,牦牛就要把马掀起来,折断我的背,踏碎我的胸——我仿佛已经听见自己肋骨碎裂的声响;而我也活该如此,因为被我们撇在身后的那些牲口所受的罪,全是我一个人的过错。就在这时,响起一声撕心裂肺的绝望的叫喊。我急忙回头,看见雷希姆·阿里高举双臂、昏死在地,那牦牛掉过头去扑他。他直挺挺地伏着,像一堆没有生命的东西;我看见牦牛低着角、紫色的舌头长长地吊在嘴外,在一团尘土里向他冲下去。这时所有的马都狂奔起来,我好不容易才在我那匹拉达克灰马上坐稳。一秒之后我再回头望时,那牦牛正裹着它那团尘土沿谷奔去。
「回去看看雷希姆·阿里还有没有一口气,还救不救得活。」我喊道。
「主人,太危险了,那牦牛还在近旁,也许会回来。穆罕默德·伊萨与别的人都正从营里跑出来照看雷希姆·阿里。」
可我已经掉转了马头,骑到那倒下的人跟前。他脸朝下躺着,两臂张开,像是死了——至少罗伯特和我都这样以为。可当我们在他身边下了马,他慢慢转过头来,带着惊恐的神色摆了摆手,意思像是说:「别管我,我早死透了。」我们把他像烤肉一样翻过来查看骨头与关节,发现这家伙还是好好的,只是伤得不轻;这时我们忍不住笑了。牦牛踩在他左小腿内侧,那里一道血痕留着蹄印。
两个壮汉把这位倒下的英雄抬到穆罕默德·伊萨的帐篷里,由罗伯特悉心照料。他有好几天像是痴呆了,我们怕这场遭遇伤了他的脑子。他不吃也不说话,只能骑马走,还派了一个同乡专门伺候他。过了些时候他脑子清楚了,才讲得出自己的感受。他见那牦牛要扑我的马,便转过身来平扑在地。那牦牛也许是被空中飘舞的红紫色袍子激怒了,丢开我,出人意料地掉转方向,低着角朝倒地的人冲去。他半是无意识地往旁边一闪,角便戳进了土里而没有扎进他身上,而且离他的头那么近,雷希姆·阿里感觉得到那畜生喘息的热气扑在脸上。随后他昏了过去,直到我们过去才醒转,那时他还只当牦牛又压到了身上。他本是想用这一招救自己的命,不想倒成了我们的救星。经过近来这几场遭遇,他对西藏的湖与野牦牛怀着极大的恐惧。
十一月二十八日夜里气温零下十六点五度。照说冬愈深气温愈该降,可它一直不变,这多半是因为我们在往南走。过了一道小山口,我们到了一条新的纵谷,那里向东南一片开阔。野兽极多,足迹四面交错,两头胆大的牦牛叫我们比先前更存几分敬意。有六处地方看见大群的野驴,羚羊则在原野上吃草。我们在这里折了一头骡,马与骡合计只剩十六头。
又是一天穿越平地的路程。我们正穿过那片未知之地的大白斑,以锐角逼近鲍尔的路线,不过还在它东边相当远处。一头野牦牛横穿我们的路,我们猜它是不是昨天那个仇家。在我们扎第五十八号营地的地方,找到几处火塘,至多不过两天。我们的激动与急切一天甚过一天;如今有人烟的西藏的最外缘总该不远了。我任目光在这些或红或黑、或顶雪或光秃的山脊上游移时,仿佛看见一大群跳动的问号:有些披着奇诡的装束,嘲笑我们竟不带护卫就闯进禁地;有些招手叫我们往前;可全都是疑问与揣测。我们一步一步、一天一天地、带着日渐衰竭的气力,向这一切问题的答案走去。随时可能有一队骑者出现在天边,带着德瓦雄的命令,要我们立刻撤出这个国土、退回北边去。
我还在将养,七点钟就上床,可也不见得好多少,因为总觉得乏得厉害。策仁因我太不赏他的手艺而十分沮丧。「老爷吃得这么少,气力怎么回得来呢?」他常这样提醒我。策仁是个滑稽家伙,天天手拄一根棍子走在自己那一队的前头,自得而神气,活像一只公鸡。
夜深时我们听见近旁传来狼那凄厉悠长的嗥叫。从那狂野的哀音里听得出:饥饿使这些畜生胆大了,鲜肉的气味撩拨着它们。它们在泉那一边,通杜普·索南悄悄摸出去朝狼群放枪吓它们,虽说黑暗里打中一只的指望极小。那些畜生退了,可夜里追赶我们的牲口,牲口便像背后着了火似的往北窜。不过众人循着踪迹去找,天亮时在离营地足有一天路程的地方找到了它们。
十一月十日地面又好走了,我们望见东南偏东有一个湖,像一只明亮的白环,当中是深蓝。这一天的第五十九号营地附近,有一个人赶着五头家牦牛去湖边的清晰痕迹。那些脚印至多三天,在驮队里引起很大的骚动。我们无疑已到人家近旁了;我惋惜地想起那将近三个月的工夫——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不必担心有敌意的部族。我们开了个军议:我们该不该尽可能避开人、绕开他们的帐篷,好等到实在走不下去了再回头?还是立刻去找最近的牧人,求他们相助?正在这时,通杜普·索南气喘吁吁地跑来。他往西探路,远远望见了一顶黑帐篷。我立刻派他带两个人前去,给了他们一把卢比。可是这头一回同人打交道带回来的消息,并不怎么有趣。
帐篷里住着一个女人与她的三个孩子。她从西南的改则一带来,走了二十五个短短的日程。她同她的两个丈夫是十七天前到的,可两人在帐篷里给她堆满了野驴肉之后,几天前都回改则去了。她天天盼着父母来,他们要陪她住三个月,这期间就靠野味过活——牦牛、野驴与羚羊。她有几头牦牛和一小群羊,由她和大孩子放牧挤奶。帐篷里头极寒碜,可当中烧着一堆暖和的火。她知道邻近一条谷里还支着四顶帐篷。通杜普·索南告诉她我们是一群去圣地朝拜的拉达克人,她答说我们挑了一条极坏的路,不如走南边那条有人烟的路。她的地理知识有限。我们如今所在的地方她叫作果木色龙;我们经过的那些金矿在拉雄地界,而第五十五号营地旁的那个湖她叫作拉雄错。我那些到过西藏的仆役认为这些说法可靠,因为他们从前听过这些名字。
这么说,坚冰总算打破了。在同外界完全隔绝了七十九天之后,我们至少有几个人见到了人。不过继这个孤身的女人、这个荒野之女、这位真正的山中夫人之后,别的交往不久就要接踵而来;于是我们又议起该取什么方略。这女人独居,我们将至的消息无从经她之口传到南边去。那么眼下我们尽可以像先前一样从容处之;等到四面都被牧人围住——消息在他们中间传得极快——那时才须想到加紧脚步。
我们让牲口歇了一天,因为草场好,在篷子底下过这一天也颇受用。风暴在草间、在石头周围呼啸怒号。凡是轻的、没扎牢的东西都被吹走,地面被扫得干干净净。天上无云,空气清朗,这番狂暴只在贴近地面的那层空气里;风在地貌的改造上所起的作用,于此看得分明——在这样的风暴里,必有大量的物质被从原处搬走。
夜里风暴忽然停了,四下骤然静得我醒了过来。那就像我们本在一道瀑布边上扎营,而瀑布一瞬间不响了。人惊起来,纳闷出了什么事;可不久也就习惯了这静寂,并且觉得没有了那声响与穿堂风,实在是一种宽慰。
第十五章
头一批牧人
十一月十二日早上又是噩耗:我们两匹最好的马死了;第三匹——它从列城起一路驮着两只斯德哥尔摩造的箱子——也奄奄一息。三匹马头天晚上都还好好的,死时的症候一模一样:先是头晕,随后腿不听使唤,倒下去就再起不来。我本指望把驮队的残部救下来,心里已经在想:几时能把这些可怜的畜生牵到日喀则,让它们对着满槽清香的苜蓿;可如今连我们算作最壮的几匹也垮了。马只剩十三匹,活下来的不久就要驮不动了。
不过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因为这开头如此凄惨的一天,在日落之前给我们带来了喜事。我们循着驮队的踪迹在丘陵间骑行,望见下方一条深谷里的第六十号营地。我刚进帐篷,穆罕默德·伊萨便来禀报:通杜普·索南正从上游的谷里过来,同行有两个西藏人,一个骑马,一个步行。那两个西藏人心里惴惴,拿不准通杜普·索南是不是把他们诓进了强盗窝里,便把那两支笨重的长枪放在地上,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通杜普使尽了口舌的本事,才哄得他们同来。他对他们说,我们是一群朝圣的人,陪着一位拉达克来的高僧去圣地。他们听了便答道,他们愿来向大师致敬,还要带上一只装满酥油的羊肚和另一只装羊奶的,以表深深的敬意。惯同西藏人打交道的穆罕默德·伊萨打消了他们的疑惧,把他们领进自己的帐篷,同他们说笑。随后他们被带到我跟前,把礼物放在地上,双膝跪下,伸出舌头,深深行礼。他们没有见到高僧,却见到了一个欧洲人;可他们对这番掉换似乎并不扫兴。穆罕默德·伊萨充翻译。他们先得把这地方的地理、把我们要走的那条路的地势告诉我们。山中那位夫人所说的,样样都得到了印证;他们还告诉我们:此后几天遇不着人,可再往后便天天会经过黑帐篷了。
我们这两位客人约莫一个五十岁、一个四十岁。年长的是个极典型的样子,与其说像人,不如说更像猿;年轻的那个看去已经历过不少风浪,拿他当个强盗头目也极像。
这时开始的交谈,本身也许没有多少意趣;可在我们的处境里,它听来像故事一样扣人心弦——我们的死活系在上头。
「走最近的路,到日喀则要多久?」
「长日程四天,短日程五天。」
「你们肯给我们带路么?」
「肯,只要给钱。」
「你们要多少?」
「这得由本波钦波——大头人——自己定。」
「你们有马卖给我们么?」
「有两匹,可是不卖。」
「有牦牛卖么?」
「有,若一头给二十卢比,我们卖五头。」
「羊肯给我们几只么?」
「一只四卢比,可以给六只。」
「好。凡是你们肯卖的牲口都牵来,我们若中意,自会厚厚地付钱。」
「若要办这些,本波钦波得在此待到明天。」
于是说定我们留下。可我了解西藏人,知道他们许得多、做得少。因此我们把这两人留下过夜,让他们睡在穆罕默德·伊萨的帐篷里。晚上他们被我们的笛声迷住了,觉得自在起来,舌头便松了,像转经筒一样格格地响个不停。我直到睡着还听见他们的絮叨。
这一夜我睡得好。在完全与世隔绝了八十天之后,我们帐篷里又有了人作客;我们得了又香又浓的羊奶,第二天还能大啖肥美的羊肉;我们打听到了这地方的情形,也打听到了通往那遥远目的地的路程。而最好的一桩是:我们那些老兵、那些驮队的牲口,就要有帮手了。这帮手真是天赐的;因为这一天,我们一下又折了三匹马,而雷希姆·阿里不幸也只能算作行李,驮子对牲口已经太重了。将来看去有了几分指望。诚然,萨莫玛萨克乔山的脊在晚照里,并不比我们在许多寂寥之夜所见的、在盛大的色彩里燃烧的群山更紫;营火的青烟也同先前一样在草原的草上跳着仙舞;夜在东边的群山上落下来,一样黑一样冷;可是今天,我们四围的一切都叫我们振作,叫我们怀着指望。
新的一天刚破晓,我们那两个羌巴人便同几个拉达克人一道回家去,为这桩大买卖作预备。两个钟头后,我们已幸运地拥有五头好牦牛;据西藏人说,每头轻轻松松驮得四只箱子,而我们的马与骡只驮两只。其中一头要接过那条船,把它从光明湖一路驮来的那匹马便卸了这差事。看见这忠心的牲口什么也不驮了,我才松了一口气。随后我们以四卢比一只买了四只羊,又用我们最后三只羊换了两只新的,另贴两卢比。在果木湖,我们最后那八只山羊也得了它们应得的歇息,换来同样数目的西藏山羊,另付每只一卢比。晚上我得到的奶比平常多两倍,而且比我们那些乏透了的山羊所出的更浓更好。买卖双方都十分满意。
好心的羌巴人!这些荒野里的游侠来到我们这里,样子野得入画:粗黑的头发披在肩上背上,把皮袄蹭得油亮,肩上扛着又长又黑的火绳枪,腰带上插着笨重的刀剑,骑着矮小结实的长毛马。他们虽野虽脏,却和善、友好、脾气好,裹在那旧而晦暗的皮袄里也断不会冷。年长的戴一顶圆圆的小皮帽,年轻的戴一顶皮风帽,除了脸全罩住了。他们把干粮和路上要用的各样东西都塞在皮袄前襟里;束皮袄的腰带上吊着刀子、锥子、火石火镰、烟斗与烟袋,走一步便晃荡着互相碰撞。他们穿着毡靴,本来是白的,如今又黑又破;可是不穿裤子——在三十六度的严霜里光着腿坐在鞍上,未免太凉了些。
他们既来自西南的改则,对我们要走的那片地方便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他们认为,到日喀则至少得走五十天。他们在果木一带过冬,靠那里的野味度日。他们轻易就能摆出一顿连最挑剔的食客也满意的早饭。下面这份菜单岂不诱人?
一碗羊奶,上头浮着浓浓的黄油皮。
牦牛腰子,用油煎成金黄。
牦牛骨髓,在火上烤过。
羚羊脊椎上细嫩多汁的小块肉,搁在火前慢慢烘成褐色。
羚羊头,连皮带毛放在火焰里燎,直到熏得漆黑。
他们的口味大体同我们很不一样。打到一头野驴,他们便剁开,把肉堆在帐篷里,尽量离火远些。在那里放得愈久,据说味道愈好。羌巴人爱吃生的、硬的、干的、陈的肉。他们从皮袄深处掏出一根牦牛肋骨,那东西与其说像吃食,不如说更像一块烧黑的木头。随后拔出刀来,把硬肉一条条、一块块从骨头上剔下来。中国的砖茶是他们最大的享受,而且愈稠愈脏,他们愈爱喝。他们还要搅进一块酥油。
同野雁一样,他们凭祖辈相传的经验知道哪里是最好的宿营地。你尽可放心:他们的帐篷总支在风小或无风的地方;近旁总有好草给他们的家牦牛、羊、山羊与马——要是他们有马的话;离帐篷不远总有好猎场;水也总弄得到。在果木湖,他们有上好的食盐,分文不费。等家畜把四围的草吃光、野味也被惊走了,他们便把营迁到别处去。帐篷支在祖祖辈辈支过无数代的同一些地点上,那里往往还有用乱石垒起的古老的还愿石堆,为的是讨好掌管山谷的神灵。
对羌巴人——也就是「北边的居民」、那些在北方过冬的人——来说,狩猎是主要的生计,畜牧倒在其次。改则、森科尔、博克仓藏布一带或那仓的西藏人拥有大群牲畜,冬天并不北迁,因为在他们那里打猎不过是偶尔为之的事。那些狩猎的部族追逐牦牛、野驴与羚羊。在丘陵地带,他们顶着风潜行跟踪。长年在露天过活把他们的心智磨得异常敏锐。他们对牦牛的脾性与习惯了解得同牦牛自己一样透,知道能走到多近而不越过它感官的界限。他们知道牦牛的视觉与听觉并不特别灵,可是很快就能嗅出猎人,所以须得从下风处下手。猎人虽穿着厚皮袄,却像豹子一样无声而柔韧地爬行,一直爬到射程之内。随后他把枪架在托上,用火镰在火石上打出火,引到火绒里,点着火绳的一端,再留神让扳机在该响的那一刻把火送进火门。一切做得那样安静、那样从容仔细,猎人便大有把握把猎物撂倒。
另一回,他在一堵墙后守上好几个钟头——那墙是他自己或他的祖辈、也许是他的高祖在一眼泉边砌起的——以天使般的耐心等着日落时来饮水的一群野驴。可是羚羊、野羊与黄羊太机警,再高明的猎人也难捉住。不过羚羊也并不总能逃脱他狡黠的罗网。他在羚羊世代走惯的路上布下套索;西藏腹地那些狩猎的牧人帐篷两边挂着的羚羊肉之多,实在惊人。
男人出去的时候,女人照看牦牛与羊;日落时猎人回来,便看见牦牛在帐篷前倒嚼,羊则关在石砌的圈里。牦牛夜里留在帐篷近旁,因此那牛粪——牧人唯一的燃料——不必走远去拾。天黑了,大家围到煮着茶壶的火边。于是他们谈起生活里那些单调的琐事:这一天的猎获、牲畜的情形、明天的活计。一个用筋线和锥子补鞋底,一个用手揉制牦牛皮,第三个从野驴皮上裁皮条。他们的日子看去空洞而无事;可他们无所欲求——他们不知道还有更好的。在这个被称作羌塘、也就是北方大原的不毛之角,他们为生存苦斗,而命运注定他们生在这里。在贫苦与危险之中,他们在上帝自由的大自然里活得像胜利者:骇人的风暴是他们的兄弟,山谷的领主之位由他们同荒野的野兽分享,夜里永恒的星辰在他们的黑帐篷上闪烁。倘若把南边胡桃树荫下舒适的屋子给他们,他们反会永远怀念群山那壮阔的孤寂,怀念刺骨的寒冷、飞旋的雪,以及西藏安宁的冬夜里的月光。
随后有一天死神来了,从帐门往里张望;那句常念的「唵嘛呢叭咪吽」白念了;一切想要驱走或讨好那些与人类为敌的恶灵的法子也都白费。老猎人佝偻着、满脸皱纹、满头白发走完了他的路,被强壮的肩膀抬到山脊附近一道浅浅的岩缝里,撇在那里听凭狼与猛禽处置。等他的孙儿长大,已不知道他被抬到了哪里;他生前没有定居之所,死后也没有坟。也没有人问死者的骨头在哪里发白,因为那地方是恶灵出没的。
十一月十四日。无风!夜里又结了四十九度的严霜,可朝着太阳向南骑行却相当暖和。西藏人的两匹马跑散了。不过这若是他们设的局、好借故开溜,这一回可没有得逞;因为我打发其中一个带我两个人去找马,另一个则得随我同行,把我们经过的地名一一告诉我。我们还不摸这两人的底,因此不敢让他们离了眼,否则他们也许会派骑马的人去给改则的官府报信。那样一来,我们就要比预想的更早被勒令止步。眼下尽可放心,至少到下一顶帐篷之前。马后来寻回来了,那老头便牵着缰绳一瘸一拐地跟在我们后头。随后我们一同在丘陵间与小山口上骑行。这里也有两处出金子。每年夏天有人来,把沙挖出来抛向空中,再把金粒收在铺于地上的布上。出产若丰,下一年夏天淘金的人便加倍。
在第六十一号营地,这两个西藏人也没有要溜的意思;他们友善殷勤,帮我们卸驮支帐篷,拾燃料,还自愿担保看好马。他们似乎丝毫没有疑心这地方是不许我们来的,南边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命令传到他们耳朵里。我没法弄清局面究竟如何。我这趟旅行的计划印度报纸曾提过,消息经大吉岭或北京传到拉萨是毫无阻碍的;而我凭经验也知道,一道针对欧洲人的命令在牧人之间传得何等快。我本指望趁英国使团进拉萨之后,像夜里的贼一样尽快赶路,在西藏人对政局还没有拿定主意之前就赶到。可也许我想错了,也许他们颁下了比从前更严的规条。
西边的影子在平原上移动;只有东边的丘陵是深深的绯红,西边则现出漆黑的轮廓。又一个夜张开它深蓝的翅膀,升向天顶,把落日最后一抹余光赶在前头。星星开始闪烁时,我们正在外头查看牲口——它们为路上驮得轻些而高兴。七点钟我受过推拿便上床。九点钟罗伯特带着沸点测高器来,我们谈上一个钟头。随后任灯点到自己熄灭。我久久醒着,看风摇篷布时影子来来去去。我盯着它们,直到它们变成怪物与野牦牛,嘲弄地绕着我的牢房跳舞。这时,同我们在一条子午线上的西伯利亚与印度的城里正敲着午夜的钟;睡眠这位救主终于来了,把那些影子的图画赶走:它们消融着,消失在地平线上,而那地平线愈退愈远,不再被帐篷那层薄薄的罗网围住。这时仿佛有一阵低语使人想起森林、草地与一座座小小的岩岛。我梦见一只有力的手把我领到一个岔路口。它指着一条路,有个声音告诉我:这条通向一个和平、好客而有夏天的国度,另一条则通向幽暗高山之间的危险与匮乏。早上策仁端火盆进来时,我很高兴自己在梦里毫不迟疑地选了后一条路。
我们愈来愈深地进入这神秘的西藏。第二天的路程上,我们经过一连串废弃的火塘,有几处还看见一排排用来把羚羊诱进套索的石堆。随后我们溯一条谷而上,谷里一条窄窄的冰带渐渐展宽成一整块,把坚实的绿岩石板之间的空隙填满了。色永纳山出现了——那是南边一座深色的山,此后还要再看见它两天。
我们那两个西藏人同我们大家已经熟络得像自幼的朋友,还说从没有遇见过这样体面的人。年长的叫平措,年轻的叫次仁达瓦。我们一连几个钟头坐在穆罕默德·伊萨的火边愉快地谈着,我则一面记录,一面听他们把所知道的西藏各条路线细细讲来。次仁达瓦朝拜过错仁波切,也就是圣湖玛旁雍错——那是我渴望到达、多日来梦寐以求的地方。这两人只能再陪我们三天;他们把自己的牦牛与羊撇给妻儿看管,而狼又多得出奇,不然他们愿随我们走到天涯。他们是十九天前从改则来的,打算住六个月;每年有四五十拨人从改则到这一带来。
他们告诉我们:那些淘金人——「托巴」——上金场去住两三个月时,带的干粮是面与肉,由他们的羊与牦牛驮着。粮食吃完便回家,路过那些盐湖时,给牲口驮上盐,到有人烟的地方换大麦。这样一趟路得两重利,一年里余下的日子就靠这份收益过活。
傍晚,我们那条谷的冰上躺着一匹死马,又瘦又惨。它是我花七十卢比从列城一个商人手里买的,那人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买过我最后九头骆驼。第二天早上又有一头骡死得同样出人意外。它看去精神康健,照常让人装了驮子,可没走一百步就倒毙了。随我们同行的那两匹西藏小马对它们的同类很感兴趣;不过它们似乎拿不准,这些瘦弱可怜的牲口究竟算不算马。在这一天的第六十三号营地,我们看见它们跑到主人跟前去要两大块冻羚羊肉,像吃面包一样从主人手里急急地吃了。它们同样爱吃牦牛肉与羊肉;西藏人说,这样的食料使它们结实耐磨。我们不能不喜欢这些毛茸茸的小马: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靠野味的下脚料活着,在山里如归自己的家,对稀薄的空气应付自如;它们的肺同野驴的一样适应这里。寒冷于它们毫不相干:整夜露天站着,身上连一块遮盖也没有;便是十一月十七日夜里零下二十二点七度,它们也不在乎。它们不钉掌,上下陡坡却走得利落稳当;骑在它们背上的人看去比马还大。我们极有兴味地看它们每到一处营地便热络地彼此致意。给穆罕默德·伊萨带路的平措骑一匹枣红小马,我们到时它已经在吃草了。那小马一望见次仁达瓦骑的那匹灰马同伴,便欢喜地嘶鸣,竖起耳朵跑过去;灰马也一样高兴。这同我们那两条狗的做派可大不相同——它们一见面就要恶斗一场。
这时我们过了色永纳山;一侧山坡上点缀着许多正在吃草的野牦牛,通杜普·索南打了两头。我的人带走了最好的几块,剩下的肉由我们的向导回家时来取。他们显然对通杜普·索南的本事佩服得很,不过次仁达瓦声称自己一生打过三百多头牦牛;这多半并非夸口,既然这些人本就靠狩猎为生。
这时我们迅速爬上恰琼拉山口。次仁达瓦骑在前头。他那匹小马一路小跑上坡。我们还有好一段路时,就看见人与马的侧影在山口顶上衬着天空,分外分明。那里立着一座花岗岩垒的石堆,许多淘金人的踪迹在海拔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五英尺处纵横。因为寒冷与风,我们不能不生起一堆火;坐在火边,我们向南望着一片广袤的地面——那是黄的、红褐的与黑的山脊的混沌。它们之间不见平原,我们料想前头的地势是难走的。近处,南偏东南有一个平坦的盆地,中有一个小湖,占着很大一片地方。我们沿一条极陡的路骑下去到了营地;西藏人提议为那些买来的牦牛歇一天。
这一天里,我们同那两位友善而帮了大忙的向导算清了账;他们如今想回自己那光秃寒冷的群山里去,那里风与狼争着嚎叫。他们每人每天得三卢比的酬劳,另有一把克什米尔的带鞘刀,还有一大堆空烟盒——那些空盒子似乎比钱更叫他们欢喜。随后他们像风一样轻快地消失在最近的山丘后面,我们又只剩自己了。
在三十六度的严霜里,我们那九位伊斯兰教徒用笛子、舞蹈与歌,还有一只现宰的羊,过了斋月之后的开斋节。夜里温度表降到零下二十三度。我笔里的墨水总冻住,便是伏在火盆上也一样;过几分钟,我的脸盆里就只剩一块冰。
走了几个钟头,我们从一道山口上望见二十二匹马、三百只羊和一些显然是家养的牦牛在吃草,而这些都在一顶帐篷近旁。再往西,有五百只羊和一群牦牛在吃草。一条深谷里避风处还支着五顶帐篷,一群龇牙咧嘴的狗跑出来迎我们。男人、女人、孩子都出来看出了什么事。驮队就在近旁、在冬查错的西岸扎了营,不久便有四个西藏人来访。他们也是从改则来的,十天前到,打算住三个月。那六顶帐篷里住着四十口人,共有一千只羊、六十头牦牛、四十匹马。我们这几位新朋友里最年长的是个五十三岁的跛子,名叫洛桑次仁。他送了我一碗酸奶和一束寺里用的那种香。他愿把三头大牦牛以二十三卢比卖给我们,我们毫不迟疑地要了。
第二天早上驮队动身之后,又有两个西藏人上门,很想再卖给我们两头牦牛。我告诉他们钱在前头队里,他们便请求随我们到下一处营地去把买卖做成。于是那天傍晚,我们幸运地拥有了十头上好的牦牛,通杜普·索南被派为它们的头领。我们剩下的骡与马如今只驮极轻的东西,我正欢喜能把它们统统保住。可偏偏就在这地方,又有一头骡冻死了;不过那一夜确实有五十九点二度的严霜。
这一天的路程绕着湖走,进了一条向东南伸展的宽谷。约莫一百五十头野驴安安静静地在牧人的家牦牛之间吃草。一个后生给驮队带路,老洛桑次仁则像传令官一样骑在我前头,胯下是一匹好看的黄马,他出多少钱也不肯卖。他一边骑一边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念经——听去像夏夜椴树下一群蠓虫的嗡嗡声。我自己又骑上了那匹叶尔羌的青斑马,好让我那匹拉达克小白马歇两天。
营扎在一个淡水池边;整夜里,那结实的冰发出最奇妙的声响。它开裂、劈啪,汩汩作响,又像骆驼与牦牛那样喷鼻息;人简直要以为有一群水妖在冰顶底下跳舞。狗冲着冰狂吠,直到最后明白:这声响同别的一切一样,只能忍着。
晚上在火边,洛桑次仁问穆罕默德·伊萨,我们在果木是否遇见过羌巴人。可穆罕默德·伊萨答应过平措与次仁达瓦不把他们供出来。于是洛桑眨了眨眼说:伊斯兰·阿洪早告诉他了,我们不但见过牧人,还从他们那里买了牦牛,又请他们带了好几天的路。穆罕默德·伊萨想把这事当笑话遮过去,笑着答说那是伊斯兰·阿洪自己编的。可这老头精明;他狡黠地一笑,似乎认为头一种说法更可信。我们头一回接触的是改则的牧人,这对我们大有好处,因为他们在我们所经之地本身也是外乡人。他们没有接到拉萨关于我们的任何命令,而且比东边的西藏人善意友好得不可同日而语——我从前那趟旅行里,东边的西藏人是立刻就往南边派信使的。可是我们如今发现:改则的牧人彼此之间也怕;头一拨人曾求我们别告诉任何人他们帮过我们,而且恰在该回头的时候回了头,免得被改则的同族看见。
洛桑次仁似乎不是胆小的人;他领我们去别的帐篷,指点我们往博克仓藏布去的路,还能告诉我们许多有趣的事。比方说他告诉我们:每年有将近四千只羊、几百头牦牛替我们新近经过的那些湖驮盐,盐运往日喀则与拉萨。淘金的人多半来自这两座城;北边还有许多我们没有见过的金场。
我们不久看出洛桑是个有身份的人,因为人人对他极恭敬;从他的营地也看得出他富有。他说话有气度,口音是受过教养的、文雅的。他的样子使我想起一个落魄的戏子:一根胡须也没有,那张脏兮兮的古铜色脸上神情生动。别人都戴羊皮帽,他却别出心裁地缠一条红头巾,皮袄镶着红毛料。他的袍襟里塞满了各样东西,其中有一方污秽的手帕——厚厚的、有颜色的方布,天天用,却从不洗。他的鼻烟壶也放在那里,便是刮风时他也能相当利落地摆弄它。细细的黄鼻烟被挑在食指尖上、由拇指甲护着,然后相当响亮地送到该去的地方。
每天晚上穆罕默德·伊萨都来回话。这一回他来报:「老爷,雷希姆·阿里还不好,他求准许向真主献一只羊。」
「好啊,只要这能叫他好些。」
「噢,那自然,老爷。」
「我看这全是胡闹;不过于他无害,伊斯兰教徒还能多吃一顿。那羊我出了。」
「不行,老爷,那可不成;那样献祭就不灵了。」
「原来如此。那明天的晚饭,腰子归我行么?」
「不行,老爷,献祭的羊只有伊斯兰教徒能吃。」
「正是;在你们看来,我自然是个『卡皮尔』——异教徒。」
他笑着分辩,却岔开了话头:「如今原来那支驮队里,我们还有十三头骡、十一匹马,总共二十七头。」
「十三加十一只有二十四。」我答道。
「噢!那我得再数一遍。」我这位认真的驮队头目说着,便白白地费了许多力气去把数目凑拢。最后弄明白:除牦牛外,我们还有二十五头牲口。
第十六章
往博克仓藏布路上的际遇
此前五天里,我们沿南偏东三十三度的方向走了四十二英里;十一月二十二日又沿同一方向走了一程。我们如今走在一条宽阔而一望可辨的大道上,它由约莫五十条彼此平行的小径组成,是运盐队的羊与淘金人的牦牛踩出来的。在有牧人扎营的凯贝琼古地方,我们那几位新朋友折回去了。西藏的这一带,没有再往东去那种轮廓分明的山形——那里是纵谷与横岭相间。在这里,人一天一天地在轮廓和缓、彼此挨挤的丘陵间走,平坦的小片地面要少见得多。这片迷宫之上没有高耸的、统领一方的大山体,眼睛也白白地寻找东藏所见的那种孤峙的冰雪峰顶。
严寒的时节里天气一向无风,可是夜里风暴重又来了,气温却只降到零下四点七度。第二天骑行极苦。我们在猛烈的西南风暴里向南偏东南前进,被贴地扫来的、挟着尘土的阵风呛得几乎窒息。我们苦不堪言,手也不听使唤,图纸被撕成碎片,我们怀疑自己活不活得到下一处营地。我们的脸扭曲了,换了一副神气,因为在风里我们会不自觉地把面部的筋肉揪紧以护住眼睛,于是添出许多新皱纹,皱纹里填满白色的尘土。眼睛充血流泪,泪水淌下脸颊,沾上尘土,冻住了。嘴唇肿起来、裂开,指甲四周的皮也皲裂,以致指尖出血。
我们终于半死不活地到了营地;众人费尽力气支起了穆罕默德·伊萨的帐篷,试了许多回才把火弄着;火一着起来,便吐着跳动的舌头燃烧,把火星四散抛进旋风的回旋里。我们急着要让血脉通起来,可那要花工夫。我们面部的筋肉渐渐恢复了弹性,回到本来的位置,我们也恢复了原先的模样;笑的时候嘴角不再抽搐——虽说我们实在没有多少可笑的由头。我们剩下的骡子里有六七头被暖气引来了。索南策仁要赶它们走,我却由这些冻坏了的可怜东西待着。它们愈少,我们对活下来的便照看得愈细,总盼着能到更好客的地方去。其实那指望微乎其微:大麦与玉米差不多吃光了,米也只剩一袋。
这样的夜里,人会想念一张暖和的床。外头的声响,像是炮车在未经凿平的石路上飞驰。风一阵一阵地来,像被脉搏推着。听见一阵风呼啸着穿过草丛、在远处消散,随即又有一阵像瀑布一样从山上冲下来,仿佛铁了心要在这一路狂奔里把帐篷一并卷走。人并不留恋这将尽的一天,只盼着离开——离开羌塘。
十一月二十四日。再过一个月便是圣诞前夜。我们能一直聚在一处么?上一处营地牲口没有水,今天的宿营地上我们也只在一条极窄的峡口找到硬冰;因此夜里过去了两头骡,早上又有第三头跟着去了。我那匹青斑马难受着;我如今骑一匹高大的黄马,它从前驮过船,后来驮炊具箱。那只箱子转给了一头骡,可它没到下一处营地就死了,只好又派一匹马去取那只箱子。
一天折了四头骡!我们只剩八头。牦牛,那些了不起的牦牛,驮起了全部行李。我们丢下尸首走开时,一群狼从沟壑里溜了出来。自雷希姆·阿里出事以来一直随我和罗伯特同行的伊斯兰·阿洪想把它们吓走,没有用。四只大秃鹫已经把一具尸首撕得不成样子;它们必定开动得早,因为已经吃饱了,我们骑过时它们才慢吞吞地踉跄走开。乌鸦在稍远处等着轮到自己。
五十八匹马与三十六头骡里,如今分别剩十二匹与八头。活下来的比例同原先的数目大体相当。不过若由此断定骡在西藏高原上同马一样顶用,未免失于草率。假如我们当初用的是矮小耐磨的桑斯卡马而不是叶尔羌马,结果必定对马有利。另一面,我们的骡子来自蓬奇。假如用的是西藏骡,多半会比马撑得久。可拉达克难得找到西藏骡。
再往谷下去,我们遇到一道玛尼墙,是一座用玛尼石板盖着的石柩;我的人一见便活泛起来,因为那使他们想起家乡。我们骑上一处视野辽阔的高地。东南方出现一个颇大的湖,四围是白色的石膏地与台地。横过三道伸向它西岸的岩脊,我们到了南岸,就在那里扎营。这必是日那克曲森——意思是「黑山的温泉」——因为每一处细节都同洛桑次仁给我们的描述相合。
这天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正是我当初同敦洛普·史密斯上校商定、认为最可能抵达当惹雍错的日子。那么邮件必定早就在湖边了。邮件?我们并不知道,在那岸上等着我们的是一顶好客的帐篷,还是一堵由兵与马组成的、插满火绳枪的铜墙铁壁。
这个湖是杜特雷依·德·兰斯一八九三年发现、并命名为「氨湖」的。我们没有同他的路线相交,因为他沿湖东岸走,我们走西岸。不过就在湖的南边,我们穿过了鲍尔一八九一年的路线。此后我们还要在未知之地走上几天,才会同利特代尔一八九五年的路线、同我自己一九〇一年的路线,以及那因·辛格一八七三年的路线相交。
夜里气温降到零下二十七点八度,是我们迄今所遇最大的严寒。不过我们是在往南、往低处走。冬天虽还没有过去,却未必还能给我们更低的气温了。四天里我们朝着正午的太阳前行,慢慢翻过山口、穿过蜿蜒的谷,走过野驴在上头享受自由乐趣的小片平原,走过冻得结实的河,走过四围碧绿的冰在太阳下闪光的泉;我们经过一群羊与四顶帐篷,最后走上一片四面环山、向南倾斜的开阔原野,当中有个几乎干涸的湖,那里结晶的盐与石膏亮得像新落的雪。
这地方叫莫波丁罗普;在红色群山脚下,我们望见六顶围着石墙的黑帐篷。南杰与通杜普·索南去了,只见到八个人——孩子、少年与老人,因为壮年男女都赶着牲口出去了。这些牧人属那仓省,受拉萨的德瓦雄管辖,因此关于当惹雍错一带的情形什么也说不上来——那里的牧人归扎什伦布管。他们说,我们若肯等到明天,他们很乐意卖牦牛与羊给我们。
随后穆罕默德·伊萨去了那些帐篷,回来时满腹忧虑。邻近一簇帐篷里来了个上了年纪的人警告他们。那人用严厉的命令的口气说:「我们知道你们带着一个欧洲人,对这样的人我们这地方是不开门的。眼下我们拦不住你们,可我们断不会卖给你们牦牛或羊,也不能告诉你们任何消息。你们还是赶紧回去的好,不然要惹祸的。」
「我们是去见班禅大师的,他正等着我们。」
「在这里我们同班禅大师不相干;我们直接归拉萨的政府管。」
也去过那些帐篷的通杜普·索南留意到有两个后生不在,断定他们是被派作急使往南边最近的「本波」——也就是头人——那里报信去了。因此我们须得赶紧进入扎什伦布管辖的地界。
后来有个游方的人到我们营里来。他衣衫褴褛,模样可怜,说自己是一队三十五个从那曲来的香客中的一个,他们带着六百只羊、一百头牦牛去朝拜了阿里三围的圣湖与圣山,如今正往那曲回家,三个月后到。这样一趟朝圣要走两年甚至更久,因为草场好的地方他们便一连住上几天、常常几个礼拜。他们沿着查尔古错北岸一条古老的朝圣路走。
十二月一日我们一早拔营,气温零下二十四点二度,又折了一头骡。它立刻被狼吞食,那些狼胆大得我们骑过时都不走开。走到一半路程,我们到了一顶帐篷前,那里两条爱咬人的浅黄色狗像是唯一的主人。不过里头的人想必是不敢露面,只从窥孔里打量我们。这一天的营地附近还有别的帐篷,我那几位惯做买卖的人弄到两头牦牛、三只羊和一罐脏兮兮的奶。西藏人肯做买卖之前,先要打听我们这一行里有没有「贝林」——也就是欧洲人——并且声称要到我们营里来亲眼看看究竟。回他们的话是:我们这一行里为首的是拉达克来的一位「噶伦」,也就是大官,而且我们有几条凶狗。他们于是作罢没来。可我们动身时,有两个人在场,穆罕默德·伊萨带走了其中一个当向导。另一个站在我们旁边瞧着我,想弄清我究竟是「贝林」还是「噶伦」。他心里必定犯疑,因为我们骑走时,他显得十分不安。
这一天罗伯特和我迷了路。我们带了那位哈吉当向导,可他把踪迹跟丢了,傻乎乎地到处乱转。他只好回头再找,我们便在一片空地上生火坐下,而风暴在头顶怒吼,阴沉沉的雪云扫过北边的群山。最后穆罕默德·伊萨不放心,派出探路的人,总算把我们找着了。
第七十七号营地在一条侧谷的上段,那里一眼泉冻成了大块大块的冰。火边我们碰上两个陌生人,缠着红头巾,发辫绕在头巾上,戴着象牙戒指与银嘎乌,皮袄镶着红绿绦带;他们佩着刀,刀鞘包银,密密嵌着成色不高的珊瑚与绿松石;脚上是新的彩色毡靴,肩上挂着黑色的火枪。他们属于那曲来的那队香客。可我们的拉达克人断定他们是来刺探我们的。倘若我们看去太强,他们便只问一句——事实也正是如此——有没有东西出售;不然就要来偷我们的马。眼下他们倒举止得体,极其友善,还答应第二天一早带几头牦牛和几只羊回来卖给我们。
「天黑之前我们就在你们附近待着,天亮前再回来;因为若有人看见我们同『贝林』做买卖,我们要吃大亏的。」
「不必怕,我们不会把你们说出去。」我说。
「便是您说出去,本波钦波,我们也不那么容易被逮着。往圣山冈仁波切去的香客多着呢。」
「尽管放心。牵着牲口来,自会厚厚地付你们钱。」
「好。不过请问,五年前带着两个同伴到那曲、被总管逼着回头的那个『贝林』,是不是就是您?」
「是,正是我。」
「我们自己没有见着您,可全省都在议论您;给您带路的是协饶喇嘛。您还有一支带骆驼的大驮队,手下用着好几个俄国人。」
「这些你们怎么还记得?」
「噢,那时人人都一再说:您若逃得过强盗,真算奇事。」
从这并不中听的名声里,我清楚地看出:寻常百姓既把我的行止知道得这样清楚,官府要追我的踪迹便容易得很。如今西藏人知道了:深入这片禁地腹心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这个事实往南传得会多快!德瓦雄又会多快叫我们止步!我们这场堂堂的进军,会在哪里被一句「到此为止,不许再往前」——后面撑着前膛枪与腰刀——截住呢?唉,我的梦又要在哪里破碎、我的心愿又要在哪里停止跳动呢?
早上香客们回来时,我被早早叫醒,出去看那在荒野里像被魔杖变出来的集市。太阳还没有爬上山头,营地卧在冰冷的阴影里,空气晦暗而生冷。烟浓得呛人,绕着火堆打转;透过烟,我看见六头配着木鞍的好牦牛。西藏人穿着入画的衣裳,腰间的刀、刀子与护身符叮当作响,他们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地夸着这些会哼哼的牛的非凡品质。结果是六头牦牛全归了我们,我们还买了两包砖茶、一袋不丹烟叶和两副装酥油的皮囊。罗伯特在我帐门口把亮闪闪的银币码成一排排,西藏人见了这许多钱、听了银子的响声,眼睛放光。照例有一只空罐头与一只烟盒进了他们的袍襟。
「你们认得往南去的路么?」我问。
「认得,很熟。」
「你们若肯随我们走,每天给三卢比。」
「我们倒愿意,可是不敢。」
「怕什么?」
「我们听说这道山口以南已经惊动起来了,正在调集兵丁,要叫你们走不下去。我们得赶紧往北走。我们的人已经在前头了。」
「你看那些兵会在哪里等着我们?」
「那谁也不知道,可他们在聚拢,这是确实的。」
「依你看,他们打算把我们怎么样?」
「他们会拦住你们再往南去,可不会伤害你们。」
「你怎么知道?」
「因为上一回本波钦波很和气,人家要他往西走,他并没有不肯。」
「这一回他们会要我们走哪条路?」
「多半还同上回一样,往拉达克去。」
他们上马时,银钱在铁盒子里哗哗作响,随后消失在谷下;而我们——如今是十八头好牦牛的主人了——吃力地爬上俯瞰第七十七号营地的那道陡峭的小山口。我们向南望见很远,看得见被宽谷隔开的一道道侧岭。可没过多久,大雪就把我们赶走了。我们冻得发麻,骑下到平地去。
到了平原上,那位哈吉回指着山口:三个骑者在雪上显出黑影;他们快步骑下来,不多时便赶上了我们。他们的黑马喷着鼻息冒着热气,肩带上挂着枪,腰间插着刀。红紫色的大氅卷起来绑在鞍后,他们穿着羊皮袄,那皮袄被营火的烟炱、被宰杀猎物的血与油脂浸得又黑又腻,经年累月结成一层光滑的硬壳,壳上纵横着裂纹。既然他们此行冲的是我们,便紧跟在后头,随后放慢脚步,骑到我身边。一个粗鲁的家伙短促而冒失地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香客。」
「从哪里来?」
「从拉达克。」
「往哪里去?」
「往当惹雍错。」
「拉达克来的人从不走北路。」
「那倒也可能;可我们是从北边来的。你自己又是从哪里来?」
「从东边扎营的亲戚那里。我们还要走两天才到家。」
随后他们一夹马,追着驮队去了;驮队正在一块岩石脚下扎营。他们在那里放马吃草,举止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又把穆罕默德·伊萨盘问了一遍。日落前不久,他们骑着往西去了。我们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有什么不祥的、决定性的事正在酝酿,我们的命运也许第二天就要见分晓。因为明摆着,这些人必是细作。他们是奉拉萨之命派往各谷、去征集可服兵役的壮丁的许多急使中的一支巡哨。不久,这些不受贿赂的骑者便要像雨后的蘑菇一样从地里冒出来。
第七十八号营地与天气,都同我们等候命运的心境相称。那里没有草场,只有冰,燃料也不足。浑浊的云遮着天,山上落着雪,西北的风暴绕着帐角呻吟,把灰与碎粪屑卷得四处乱飞,一直卷进我的帐篷——狗正蜷在篷子角落里取暖。
十二月四日,我们又撇下一头骡。地面覆着雪,这一程冷得可怕,我的胡子上吊着冰凌,右脚完全没了知觉。路左边有成百的羚羊与野驴在吃草;狗冲过去,可不久又回来了,因为那些牲口一步也不肯挪。没有人出现,我们想真正的阻拦该是在博克仓藏布,也就是我上回被迫折向西的地方。
第二天的路程带我们翻过几道颇磨人的丘陵,那里这里那里冒出些风化的斑岩小尖。野兽的踪迹四面纵横,牛羊的蹄印也一样多。
可是便到了博克仓藏布,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动静。我们重又安下心来,六日便在此歇息。我们的米与面吃光了,只给我留着一点,好让我每天早晚有刚烤的面包。其余的人只能全靠羊肉过活,于是每天至少得用一只羊。通杜普·索南与另外两人刚带着六只肥羊从外头回来,我们就望见六个人步行向我们营地走来。我们的首相穆罕默德·伊萨先接待了他们,才把他们带到我面前。为首的那位这样自报家门:
「我是这地方的『戈瓦』——区头人;我从北边得了信,说你们正往南来。五年前你带着二十五头骆驼从这里经过。我如今是来问你的名字、你有多少仆役与驮畜、打算往哪里去的。」
「你为什么问这些?」
「因为我得把消息报给那仓的总管;若不报,他要砍我的头。」
他要的细节都给了他,随后他问:
「本波钦波可肯赏脸在此等着,等回话来?」
「那仓的总管在哪里?」
「在格仁错上的申扎宗。」
「送信的人要多久到得了他那里?」
「十天。」
「那么回话到这里要二十天。多谢了,我们没有工夫等这么久。」
「可您总得等三天,等我派人去请一个会写字的来。」
「不等,我们明天就走。」
到此为止,一切都还顺当。我们没有撞上武装的队伍,反倒发现这地方还有二十天是通着的。可此后情形就不同了:那仓的总管决不会让我再往南挪一步;一九〇一年我领教过他,知道他是不通融的。我们至少得料到他会把我们扣住,等候政府的回话。我要像杜特雷依·德·兰斯与格勒纳尔一样,等上一个月、也许两个月。
不过我们这位头人另有他自己的一点小算盘,说德瓦雄同印度如今关系和睦,所以他要把我们当朋友待。未经总管同意,他不敢卖驮畜给我们,也不敢给我们向导;可我们想知道的消息,他乐意一一奉告。他说了几个地名,同那因·辛格所记的相合,可见这位著名的班智达办事何等认真。我们营地北面那座锥形的高地,他叫作图古拉姆;它东北的一道山脊叫戈布朗,一条侧谷叫热果。那因·辛格记的名字是都布拉姆、戈布朗与热古。他说到达则错的路程是九天——那是我一九〇一年在博克仓藏布河口扎过营的那个盐湖。那因·辛格在这里出错、又把这条河写成注入查尔古错,是不难解释的:他自己没有到过那里,太信了头人们那些往往靠不住的说法。
这一晚里,这位头人愈发友善,提议随我们走三天,名义上是看着我们。不过他要离我们远些,像只夜猫子,只在天全黑了才来会合。夜里他把自己那顶上绿下白的头人帐篷支在我们旁边。
我们沿博克仓藏布迅速东行,只用了五个半短程:一段贴着河走,一段沿着傍其南岸的平行谷走。十二月七日我们看不见它了,可在帕提波地方,它又从一条狭窄的横谷里钻了出来。向东落差极小,河蜿蜒出种种任性的弯,所以路只在南边的弯处才挨着河岸。许多灶石与围起来的羊圈表明,有不少牧人在博克仓藏布过夏天。水量极小,因为这条河主要靠秋雨才生出来的泉源补给,冬天便断了。河面上盖着厚冰,被河水不断的跌落掏出深深的凹坑。两侧的山脉都是东西走向,往南常常同时看得见三道这样的脊。人常常诧异这条河的任性:它偏要急转去切穿一道岩脊,可顺着那条开阔的纵谷流去,似乎要容易得多。不过西藏同多数山国一样,有许多这样难解的谜。在我们这一侧有几道较温的细流注入的地方,河有一小段又短又宽的开阔水面,罗伯特在那里钓到了鱼,给我们单调的伙食添了极受欢迎的花样。
夜里有五十四度的严霜,十二月十二日温度表降到零下二十四点七度。驮队如今除十八头牦牛外,有十一匹马、四头骡。牦牛不惯走长程,所以我们向东走得极慢。我们没法加快路程,虽然极想如此。有好几个人病着,药箱十分吃紧。尤其是穆罕默德·伊萨苦于头痛,我们骑过时常见他仰面躺在地上。给他服了安替比林与奎宁,我劝他尽量少走路。
那位头人同我们愈来愈随便,不再像先前那样谨慎。他路上有时去拜访牧人,可他的帐篷总支在我们当中。他每天给我带来一两个牧人,由他们告诉我这地方的情形,又卖奶与羊给我们。有几个来自翁波——那是当惹雍错北岸的一个村子兼地方,那里有两三间石屋,种着大麦。据说湖四周的草场贫瘠得很,岸边的居民冬天只得赶着畜群往北迁。可惜他们没有听说有日喀则来的送信人,不过他们对任何针对我们的命令也同样一无所知。
十二月十二日我们离开博克仓藏布,朝东南而去。夜里起了猛烈的风暴,可最低气温只有华氏十三点五度;前一夜却有五十六点七度的严霜。
夜里又死了一头骡,活着的牲口得严加看守以防狼——那些狼胆大得异乎寻常。十二月十三日我们动身往拉江尼亚克山口去,那山口高一万六千九百三十二英尺,顶上有一座锥形石堆,标出博克仓藏布与当惹雍错之间的分水岭。前者看得见沿着它的谷蜿蜒而去,最终注入达则错;后者还望不见,可我们猜得出它的盆地是在哪些巨大的山体之间。那边就是圣湖当惹雍错——我们久已以它为目标,我也曾请敦洛普·史密斯上校把我的信送到那里。西南方,两座统领一方的雪峰从一片起伏如海的群山上耸起来;同一方向还有一个圆圆的小湖,就是那因·辛格已经见过、并被他叫作唐永错的唐永查卡。这地方看去荒凉无人,没有骑者打马穿谷来挡我们的路。再往下,我们经过两顶帐篷,里头的人告诉我们:若要去当惹雍错,我们走错了路;取正南方向,四个短程便到。他们说,整个那仓都知道有个「贝林」要来——不过这风声多半是从北边、而不是从南边传开的。送信的人若当真到了那个湖,必会听说我们就在不远处,也会留心张望我们。
这时温度表又降到零下二十四度,我们便让牲口歇了一天。这当儿我同罗伯特与舒库尔·阿里步行去游了一条格外狂野而富于奇趣的谷;那谷有些地方宽不过一码出头,是在垂直的峭壁之间切出来的。谷底常常被坠落的巨石填满,挡住去路;别处则被一道如今冻住的溪占着。这溪的急滩与瀑布也都凝成了玻璃般的冰,在谷的深处泛着蓝绿的光;夏天的洪水在那里掏出了奇形怪状的洞。风被困在这里,像在风箱里一样,绕着崖壁呼啸轰鸣。谷的一处开阔处,我们生起火来歇息。在我们头顶的峭壁上,六只骄傲的鹰展着一动不动的翅膀盘旋。
依着先前的约定,拉布桑牵着我们几头牦牛来接我们,好让我们骑回去。他带来了叫人不安的消息。头天我们在谷上段见过的那些帐篷那里,聚了十二个带枪的人要拦截我们。似乎有急使从日喀则带来话,说必须把我们赶回北边去。我没有再追问他,我们默默地骑回去。这实在是苦涩的一刻:我们方才还从拉江尼亚克山口俯瞰那片广大的未知之地——那里只有那因·辛格一八七四年的路线穿过,而我们本只打算在一点上与之相交——如今却眼看着我所梦想了那么久的一切伟大发现像雾一样被吹散。尤其叫人气恼的是想到:日后别人尽可以到这里来,把这些本该属于我的征服夺了去。去秋与初冬的种种回忆涌上心头:我们成功地横穿了羌塘那一大片地方,而在紧要关头牧人来相助了。到此为止,这是一趟出色而大胆的旅行;可我一向只把它看作一篇序幕,序幕之后才是那些叫我夜不能寐、在漫长疲乏的骑途中占据我心思的宏大计划。如今它们要被一击致命了。如今我那些胜利的梦,就要化作蓝色的轻霭——像那堆标出我们深入禁地最南一点的营火的烟一样。
第十七章
荒野中的圣诞
我心里极其沮丧,外表却还镇定;我从牦牛背上下来,走进帐篷,策仁正端着火盆进来。帐篷显得比平日更凄凉,火盆叫我觉得乏,而就在这一刻,我仿佛才体会到整个冬天我的日子何等孤寂无聊;可策仁同平日一样安详,用火钳拨着火,把几块还冒烟的粪拨出去。
「如今你瞧,我说得不错吧;我说过多少回,我们要在博克仓藏布被勒令止步?」我说。
「勒令止步?」策仁诧异地叫道。
「是啊,如今我们被卡住了。可我在这地方一步也不挪,除非西藏人另给我一支驮队,便是等上一冬也罢。到那时我们往东北走,去找蒙古人的朝圣道,赶往北京。我要逼那些大人准我去看看西藏那些还没有欧洲人到过的地方。」
「我不懂老爷的意思;到这会儿还没有谁拦过我们,南边的路在我们面前敞着呢。」
「你说什么?他们不是今天刚来拦住我们不许再往前么?」
「没有啊,恰恰相反,有三个西藏人正同穆罕默德·伊萨坐着,极其客气友善。」
「难道拉布桑耍了我和这位先生?」
「啊,」策仁笑着答道,「这下我明白了。拉布桑今天早上去过那些帐篷,被一个西藏人吓住了;那人告诉他我们只能留在原地,因为我们无权南下那仓。可那不过是那西藏人自己的想头;拉布桑随后立刻要赶着牦牛下谷去,没有听到我们这边实际的情形。」
「好极了,策仁,把我们最肥的羊宰了,请大家吃一顿。腰子要用它自己的油煎。」
这时这顶被风暴摧折的帐篷似乎舒服些了,火盆也散出宜人的暖意。我坐着出神,心想这是不是个好兆头;正想着,穆罕默德·伊萨来通报那三个西藏人求见。我请他们在火边坐下。我转向为首的那位——他穿着血红的皮袄,戴一顶砖红的狐皮帽——问他是谁。
「我是唐永的噶玛丹丁。」他答道。我很诧异他一开口就报名字,因为西藏人一般不肯这样做,生怕名字为人所知,日后遭上司的报复。
「这么说我们是在唐永地界了?」
「是的,本波钦波;您昨天翻的那道山口便是它北面的界。唐永往西有三天的路程,往东也一样远,往南到当惹雍错。」
「噶玛丹丁,你为何到我帐篷里来?是你哪位上司派你来的么?」
「不是,不过这里有一阵子流传着些闲话。起先是一个老婆子,一口咬定有两百人从北边下来。那曲来的大股强盗劫过北边的牧人,我们都认定是强盗要进我们这地方来。前天我们才听说,来的只是一个平和的欧洲人,他固然从我们的人手里取走牦牛、羊、酥油与奶,可总是好好地付钱。我如今是来亲眼看看我们的客人;见到的是您而不是一伙强盗,我很高兴。」
「那么你没有听说有日喀则来的使者在打听我们?」
「没有,一个字也没听说。不过就在今天我听说,有急使从博克仓藏布派往申扎宗,还要从那里派人去拉萨。」
「噶玛丹丁,你可肯卖牦牛给我们?」
「肯,很愿意。五年前我在博克仓藏布见过您。那时是一大队护卫与两名官员把您送出境的;如今欧洲人倒像是有通行之权了。」
「你能给我们找向导么?」
「自然能;不过您打算走哪条路?您若要去当惹雍错,就得翻甘拉——它在这条谷再往上一点。您若宁可走昂孜错那条路,就得继续往东。您走哪条路于我们都一样,可我得问准了。我这就骑回我的帐篷去取糌粑,过几天我赶上您时您可以买。牦牛明天一早送来。」
噶玛丹丁看去十分可靠,我便把一半货款先付给了他;第二天我们以二十卢比一头买了三头牦牛,还得了一个向导,由他领我们翻过两道难走的山口往东到了热拉地方,十二月十六日又翻过皮克拉——那是一条与博克仓藏布平行的纵谷上的豁口。
我们那三头骡子里有一头再也走不动了,逼得我们早早扎营。它腿抖着走到火边,躺了下去。「明天早上我头一个听到的消息,必是它的死讯。」我心想;可我不必等那么久,因为星星还没有开始闪烁,它已经僵冷地躺在营火的烟里了。蓬奇来的骡子只剩两头。
随后噶玛丹丁同另外十二个西藏人骑马来了,其中两个是女人。他们在火边坐下打量我,我也打量他们。年长的女人穿着好羊皮袄,额上戴着拉萨来的珊瑚与银币串成的垂饰。年轻的穿着相仿,戴一顶大大的羔皮帽。她身上看得见的地方不多,可那不多的地方脏得难以置信。男人们体格健壮、身材匀称——他们褪下右袖、把胸膛对着火取暖时,这一点看得出来。
我们彼此看够了,我又打听到近旁那个小湖叫塔尔玛则错,于是一行人全钻进穆罕默德·伊萨的帐篷去兜售吃食。那里买下了价值六十八卢比的糌粑与大麦;看我们最后那十二头牲口何等有胃口地把大麦袋吃空,实在是一桩快事——它们吃那荒漠里可恶的草已经吃得太久了。
第二天我们辞别了老实的噶玛丹丁。「到那仓边界上,您会遇见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叫恰布噶南杰,他同我一样好。」这是他最后的话。我们沿着同一条便利的纵谷继续向东,走我们这趟漫长的西藏冬季旅程,夜里宿在内卡地方——这名字不祥,在瑞典话里是「拒绝」的意思;倘若唐永的最高头人当时在家——他的驻地正在这里——也许会给我们招来晦气。幸而他不久前带着妻儿往扎什伦布过年节去了,把他那一大群牦牛与羊交给仆人与牧工照看。他们卖给我们奶与酥油,却不赞成我去搅扰邻近一个水洼里温顺的鱼。一个钟头之内我钓上来二十五条,晚饭时成了美味。罗伯特已经不适了好几天,这时发起高烧,只能卧床。索南策仁害了一种古怪的高山病,浑身肿起,泛着青紫。另有两人不舒服,药箱又敞开了。索南策仁的帐篷成了病院,凡是干不了活的病人都在那里栖身。只有老古法鲁还健旺,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眼下还用不着他从列城带来的那块裹尸布。他那把大白胡子被火烟熏黄了,一双冬天冻伤的手黑而硬得像铁。我们在第九十号营地待了两天让病人歇息。我那匹叶尔羌的青斑马差点淹死在一眼泉里;幸而营里有人看见,十个壮汉把它从泥里拖了出来。随后在火边烘干、好好擦洗,又盖上布。可是它的日子不多了。
十二月二十日我们沿着与博克仓藏布平行的那条纵谷继续骑行,在一条横谷的谷口扎营;那横谷属南边的群山,叫作孔隆。四处都看得见冻住的泉;愈往南走,这地方受季风雨的滋润愈多。地面被成百万的鼠洞掏成了蜂窝,洞挨得那样密,再挤不下一个。这里的田鼠做着我们那里蚯蚓所做的疏松土壤的活计。可草木并不因此得益,因为老鼠吃草根,把草毁了。
我们过了唐永与那仓的分界、刚在排泄孔隆谷的那道溪的源头扎下营,忽然出现三个带枪的骑者,也朝着同一处来;他们后头还有黑压压的一群,也许是兵。多半是要在那仓的头一处营地上把我们拘住了。不是;又是一场虚惊。他们不过是博克仓藏布来的庄稼人,到那仓去用盐换糌粑与大麦,如今在回家的路上。这一队由好几个帐篷村的人组成,货物要在各村之间分配。糌粑与大麦由牦牛、马与羊驮着,看去够许多户人家吃一冬。
我在这里头一回听说舒茹错这个湖,却万万想不到第二年春天我会宿在它的岸上。北面那道以凯瓦为最高峰的山脉,是达则错与孔错之间的分水岭,孔错在东边望得见。南边是我们最初在当惹雍错望见的那道山脉,它后来又沿着唐永错的南侧延伸。
夜里那场不停的西风暴涨成了飓风,把我的帐篷刮倒了。帐篷重新支起来,可天刚亮我就被一声枪响似的爆裂声惊醒——一条绷紧的篷绳断了,另一条从它的铁套里挣脱出来,哐当一声砸在帐篷上。石子与粗沙像雨点一样打着我这座透风的住处,要出门去非得有几分决心不可,因为这天气比我们在羌塘所经历的还坏。
「这风暴还要刮多久?」我问我们那位向导;他把十八卢比欢欢喜喜、千恩万谢地揣进怀里,已经把我们交给了那仓部族的另一位向导。
「六个月。」他答道。
我们向东行,渐渐偏南,这样绕过了此前一直在我们右边的那道山链。路上我们在一处洼地里撞见阿都尔,便问他怎样。
「我要死了。」他答道,连一条肌肉也没有动。我从营里派了他一个同伴和一匹马去把他的尸首驮回来,可第二天早上他活泼得像只蟋蟀。这样的天气自然说不上享受,可抱怨风和天气也没有用。我的马摇摇晃晃,像是喝多了。每到一条侧谷的谷口,准保挨一记把人在鞍上晃得东倒西歪的猛击。我们侧着身子顶风,好帮马保持平衡;又把身子缩紧,好把迎风的面积缩小——我们简直像一张帆,总得随着风向调整,得像在大浪里驾帆船那样摆布自己。我们在一块岩石的背风处歇了一会儿喘气;最后到达纳祖姆的营地时,我们所受的苦已到了能忍的极限。东北方群山之外是达则错,鲍尔、杜特雷依·德·兰斯、利特代尔与我都到过;往那里去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叫郭昂错的湖。
二十二日我们取道往南,那里有一道相当高的山脉挡着去昂孜错的路。我们溯色藏曲而上;厚厚的冰盖下还有一点水在汩汩细流。傍晚有八个西藏人来访,其中两人的牦牛死于一种牛瘟,全完了。我们又沿同一条谷走了一天,在一处叫托尔诺夏普科的谷地开阔处见到五顶帐篷;好几处都看见大群的羊,由狗看着,那些狗同牧人一样爱咬人、一样放肆。这些家伙有几个到我们营里来,出言极其无礼,竟敢说我们不许留在这里、必须赶紧滚蛋。买奶与酥油自然是想也别想。穆罕默德·伊萨把他们赶走,还威胁说要把他们的行径报给那仓的总管。我们那位十五岁的向导吓坏了,不过劝说之下还是肯再陪我们一天。
十二月二十四日。我醒来时,一个老年的行乞喇嘛坐在我帐前唱着。他带着一个干瘦的小老太婆,他们那顶轻便的小帐篷就支在我们紧旁边。他手里拿着一根杖,杖上缀着彩条与铜片、珊瑚、贝壳、穗子和别的装饰,他一边唱一边把它转得团团飞。这老人一生游荡过许多地方,一顶帐篷一顶帐篷地讨饭;可我请他随我们同行、晚上在我们营里用歌声迎圣诞时,他说自己太累了。
路领我们沿同一条谷往上走,不久就把那些泉源撂在后头。我们经过两处玛尼堆,石板上刻着经文,其中一处长二十三英尺。两条大谷交会处立着两顶帐篷。昨天遇见的那些不友善的人先我们一步到了,警告那里的人:我们若来求买,什么也不许卖给我们。我们有两个人想做买卖,吃了闭门羹;于是穆罕默德·伊萨把马鞭结结实实地抽在那几个搬弄是非的人背上。随即全伙人都跪了下来,变得异常客气,立刻把手头所有的酥油与奶都拿了出来。
我们这条谷这时折向东,最后朝东南升向一道山口。显然没有大路从这里过,因为顶上没有石堆。后来才弄明白,是那后生把我们带岔了,漏掉了该从南边一条谷拐去古孜拉的那条路。不过这也不打紧,因为从我们这道山口望出去景象壮阔,而且脚下有一个那因·辛格地图上没有标出的湖。从山口下来的那条谷被侵蚀得极深,我们有一段路只能走右侧的高处。伊斯兰·阿洪牵着我那匹高大的青斑马,它又弱又病,一次只走得了几步,可还吃得动草。我们这一程走得长,营地该不远了,它也许到得了。于是我经过时只摸了摸它,它则把鼻子凑在地上拔草。可当我把它丢给它的命运、骑开时,它抬起头来,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目送着我。后来我深深懊悔没有留下陪它。从我们离开列城起,这漫长沉闷的旅途上它一直忠实地驮着我,直到背上磨成一大片疮;此后便不再使唤它,等背养好了,又把它降作驮马;可等我们的驮队添了牦牛,它便一切活计都免了。近来我们给牲口的大麦很充足,可它不见有起色。然而这一天它居然爬上了山口,剩下那一小段路总该走得完。可伊斯兰·阿洪独自进了营。那匹马在一处极陡的下坡上失蹄,在碎石里翻了几个滚,随后就躺着不动了。伊斯兰奉过严令要照看好这匹青斑马,他站着等,可那马再没有动过,就死在那里。它那样分明地道了最后一声别,我何以竟不懂呢?我为此极其难过,很久都忘不了它目送我骑开时那双眼睛里不安的神情。夜里天黑下来、冬天的风暴在寒冷凄凉的西藏嚎叫时,这记忆便来缠我。
谷底盆地里,东波错在它的冰衣下睡着;冰里耸出一道小小的岩脊,叫作错日,意思是「湖山」。上头的高处还沐在日光里。东波错是这一天最要紧的发现。守夜的火在帐篷前燃着,把黄色的光投在四围。
随后这一天的笔记补齐了,罗伯特照例给我们采的岩石标本贴签。「晚饭得了。」策仁说着送进新的燃料,串烤与酸奶也端上来,摆在我床前的地上。随后只剩我一个人,带着千百桩瑞典圣诞的回忆;托佩利乌斯那首圣诞歌里说圣诞已经来到每一户屋顶之下、说清澈的湖已经封冻、等着春天的风的那几句,在我耳边回响。我们营里的基督徒只有罗伯特和我两个,可我们决意要过这个圣诞节,好让那些异教徒也分享一份欢乐。我们有一阵子以来把蜡烛头都留着,如今有了四十一截长短不一的。我们在我帐篷正中立起一只箱子,把蜡烛摆在上头,最大的立在当中,往四角依次变小。那便是我们的圣诞树。所有蜡烛点着之后,我们把帐篷正面的门帘掀开;聚在外头的拉达克人发出一片惊叹的低语。他们轻轻地唱起来,调子高低起伏。我一时忘了这一刻的庄严,望着烛光的摇曳,任这圣夜的分分秒秒缓缓流过。那伤感的调子不时被一声雷鸣般的齐声呼喝打断,众人像豺狗一样嗥着。笛子伴奏,一只锅权充了鼓。在猎户座下面过的圣诞节里唱着喇嘛教的赞歌!帐篷里透出的微光与月亮的银辉照着他们;我的人跳起本乡的舞,合着锅的声响旋转,样子十分诡异。邻近帐篷里的西藏人也许以为我们都疯了,又或许以为我们在跳祈禳的舞、点了四十一盏供灯来讨好我们的神。至于湖岸上吃草的野驴怎么想,那就无人知晓了。
被安置在帐门正中的那位少年向导叫我们乐不可支。他一会儿盯着烛火,一会儿盯着我,一声不出,像一只前爪按地、守在那里的猫,除了瞪眼什么也不做。他日后对同族人必有惊人的故事可讲,而他自己添的枝叶、以及一遍遍讲下去的渲染,断不会削弱那效果。也许我们来过的记忆至今还在那地方流传,化作一个传说:有一伙古怪的拜火之人,围着一座点了四十一支蜡烛的祭坛又跳又吼。有人问那后生觉得这番灯火如何,他不答话。我们笑得肚子疼,他却毫不为所动,仍旧瞪着一双满是惊讶的眼睛。第二天早上他略回过神来,才私下告诉通杜普·索南:他经历过不少事,可从没有碰见过像昨晚那样离奇的场面。那一夜他不肯同我们睡,回自己人的帐篷去了;头一个假日他就请求准他回家。
蜡烛烧得愈低,猎户座的星照进帐门愈亮。四角的灯早灭了,只有当中两三支还在跳动。随后我分了一小笔钱给众人,从罗伯特与穆罕默德·伊萨起。那是唯一的圣诞礼物。此后众人回到自己的火边——那些火这当儿已经熄了。有两个人留下,给我讲解他们唱的歌里的一支——那歌里「扎什伦布」这几个字一再出现。把这支歌译出来比我预想的难。头一层,他们自己也记不真切;第二层,歌里有些字他们不懂其意。另一些字他们倒懂得,却没法译成突厥语或印度斯坦语。我们先用藏文把这首赞歌写下来,再由罗伯特译成印度斯坦语、我译成突厥语,最后把两种译文凑成一个毫无意义的英文本。可是反复拆解分析之后,我们到底弄明白了它唱的是什么——那是对扎什伦布寺的颂赞,而那座寺正是我们希望的归宿。懂得古藏文赞歌的学者若肯费神读一读下面这篇译文,必会大为发噱。它至少有一桩长处:在「诗的破格」上堪称一项纪录。
如今太阳自东方升起,光耀夺目,
自东方的土地、越过东方的高处而来。
如今已是第三个月,太阳升高,
倾泻着滚滚的热。
光先落在神殿上,
落在诸高神的屋宇上,轻抚着
扎什伦布金色的雉堞,
抚着那可敬的寺院殿堂的顶,
尖顶在日光里闪出三重的光辉。
寺谷最高处的草场上,
成千的羞怯羚羊在吃草。
那里的土松脆而坚硬,可是
这谷仍旧丰饶,青翠而可爱,
草在这瘠薄的地上长得兴旺,
溪流带着清凉的水潺潺而下。
最高的覆冰的山闪着光,
像透明的玻璃。较近的峰头
像一排高耸的曲登塔,
紧挨着它们的脚下,拍着雍错蓝色的波,
在神圣的岸边嬉戏。
从湖里取水来,灌满
圣像面前黄铜铸的供碗。
再用北京来的各色各样的丝帛装点,
也用帷幔装点那些高大的金色神像,
把悬着的幢幡挂满殿堂。
取哈达来,那神圣而可珍的巾,
是拉萨城里最好的丝做的,
把它们敬献在佛像的额前。
我们在荒野里的圣诞前夜就这样过去了;圣诞的火光沉入灰烬时,我读了与这一天有关的古老的经文,熄了灯,梦见北方的圣诞节,也梦见山那边南方的扎什伦布——那是我们整整一冬在苦楚与匮乏之中挣扎着奔赴的目标,如今仍旧远在天边,也许还远在我们力所能及之外。
第十八章
昂孜错冰上的十天
我们从圣诞营地往南翻过两道山口,其中第二道叫雷恩拉,是东波错与昂孜错之间的分水岭。那个大湖本身还看不见,只见远处一道泛蓝的山链作背景,那山链从湖的南岸升起。我们折了一头牦牛;它并不是力竭,而是前蹄裂了,瘸了。它一旦躺下,天底下没有力量能叫它再站起来;拽那条穿过它鼻中隔的绳子也无济于事。我们便把它留下,送给离营地最近的本地人。好几头牦牛与从列城活下来的那些老兵都需要彻底歇一歇,于是我们决定在这个大湖边上住两个礼拜。在那仓一处地方停留这么久自然是冒险的——一九〇一年我在这里遇到过那样坚决的阻拦——因为这会给官府从容预备的工夫。可我们非歇不可,别无选择。
夜里气温零下二十四点二度;此后我们沿那条纵谷下行,到了谷口通向湖滨平原的地方的正上方,在一簇住着六户人家的帐篷附近露宿。整片地面都被鼠洞蚀透了,有时还一层叠着一层。倘若在西藏中部每平方码只算一只田鼠,算出来的总数也要惊人。比方说在第九十七号营地,我铺床时没法不压住好几个洞;早上我被老鼠闹醒了,它们在我床底下吱吱乱叫,纳闷怎么出不了自家的门。
这一带的牧人心意友善,卖给我们羊、酥油与奶。他们说,往日喀则去的大道沿湖的东侧走;昂孜错以西另有一条,远得多也难走得多。往拉萨去的大道向东经申扎宗。那因·辛格走到这里为止,我们在此与他的路线相交;因为从北岸一个小潟湖马尔库错起,他所走的路便折向西北偏西。有许多牧人的村落在湖滨辽阔的原野上过冬,尤其是在南侧。牧人从不走湖面——那是最直最快的路——因为他们不信那冰;我们最后那位向导说什么也不肯随我们过湖,还警告我们冰薄。他说那湖是咸的、水不能喝、里头既无鱼也无草木,这几句在我听来倒更可信些。
这段长长的歇息总得想法子利用。况且在我这趟旅行最初的方略里,本就有一项目标:勘察那因·辛格一八七四年发现的那几个中部湖泊四周的地方,并在其中几个湖上测深。冰若够结实,我们就能走到湖上,凿洞测深。于是派了两个人去查冰:离岸一百步处冰厚十一英寸,二百步处十点二五英寸,便是三百步处也有十英寸;于是我决定从离我们大本营最近的一点着手。
罗伯特与穆罕默德·伊萨留下照看牲口。恰在这时把驮队分开自然有些冒险,可我不能整整两个礼拜闲着。大本营里样样我们所需的都有——牧人、草场、水与燃料;这地方似乎还有几分来头,因为谷里立着一座圆形的玛尼堆,罗伯特又在一道山脊上找到一个「桑康」,就是隐士的洞,洞前有一道小石墙。那里夏天总住着托丹喇嘛,他靠向邻近的牧人念咒驱邪、为他们的畜群祈福过活。我们到北岸要走一个半钟头;那里数不清的宿营旧址表明牧人夏天来过。帐篷支在极好的草场之间,向着正午的太阳,面前便是那常被狂风暴浪搅动的大湖。
我们给我自己和五六个拉达克人备了十天的口粮,还带了两只活羊。众人用罗伯特那顶小帐篷,而我打算睡在半边船底下——那半边船要当雪橇在冰上推着走,上头装着全部行李、铺盖、皮袄与仪器。万一哪回我们闯上太薄的冰,这船也是一重保障。那条白小狗要跟着去陪我。我离开期间罗伯特住我的帐篷,气压记录器与温度记录器就在我的箱子上滴答作响。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我骑到昂孜错,第九十八号营地扎在一个潟湖边、一道岸堤的背风处。往东南偏东,目力所及之处地面开阔;湖的东岸几乎看不出来,西岸全然看不见;西南方耸起雪山,我心里说,那必是那因·辛格所称的「塔果拉雪峰」。拉布桑当我的侍者,博卢当厨子;他们张罗起我那座临时的窝棚,造这窝棚的料是半边船、我照相机的三脚架与一条粗呢毯。晚饭给我的是羊腿、酸奶、面包、橘子酱与茶;随后我吸了一支印度卷雪茄,望着这个此后几天要彻底勘察的湖。
十二月三十日是礼拜天,在四十五点二度的严霜里明亮地开了头。小狗把我的脚焐暖了。在我那洞窟里洗脸穿衣颇为局促,可我终于弄停当了,便能享受火、享受太阳与大湖的景象。行李很快打好,船被拖到冰上,由两根滑木稳住,六个人在后头推。可那冰给了我们许多麻烦。结冰时析出的盐积在冰面上,像干土豆粉,有时连成一片,有时被扫成堆、成埂、成垄,滑木与龙骨便卡在里头。不过我们仍旧照南偏东九度的方向一路挣扎前行——在南岸我选了一小块深色的崖壁作路标。凿开第一个洞:冰厚八点五英寸,从冰缘算起湖只有十三英尺深。
走了一程之后我们开了个会;我看出照这样是走不下去的。我们卸下滑木,拼了三副简单的雪橇,每副绑上三分之一的行李。这样又挣扎着往前走了一小段,我则步行。下一个洞处水深十八点七英尺;想必我们是在那种浅得出奇的盐湖上——这种湖我在西藏东北部常常遇见。我们又商议了一回:我们的雪橇走得这样慢,连横过这湖一次都办不到,更不必说来回几遍。两副远远落在后头的行李橇赶上来时,我打发人去给罗伯特传话,叫他再派些人来,并把驮队里所有的旧箱板都送来。
这当儿我们把那两根锌制滑木卸了下来——它们原是螺在船舷上、桅座嵌在其中的。随后把它们当作橇帮,固定在两条捆在一起的座板上;这辆古怪的车两侧又绑上两根长杆,成一角交会,牵绳便系在交会处。我在特拉布宗买的一件高加索毡斗篷折了几折铺在座板上。测深的器具、望远镜与别的物件,则用一张吊网挂在两杆之间。造成之后,它叫我们吃了一惊:这新造的雪橇只消一推,自己就滑出好远。于是那条船被轻蔑地撂下了;当拉布桑把牵绳挎在肩上、独自一人向南在冰上疾走时,那船不久就缩成一个黑点,消失了。其余的人奉命从容地沿滑木的痕迹跟来;等别的人到了,他们不久就有帮手了。
我裹着大羊皮袄,盘腿坐在雪橇上,橇在冰上欢快地滑了一个又一个钟头,而拉布桑也不必过分使力。雪橇切过那些盐垄,像切过虚空一样;在冰面疙瘩的地方,它以悦耳的辘辘声颠过去;它跳过裂缝——那些裂缝的冰缘绿得发亮,清澈如玻璃;在平滑的地方它无声地窜向前,以致绳一松,橇尖便抵上拉布桑的脚跟,除非他及时往旁边一跳。
冰上实在不危险,哪里也不薄于七英寸。可见西藏人怕溺死是夸大了。不过他们对湖里住的神灵一向怀着极大的敬畏,宁可绕湖一周也不肯横穿,不信那狂暴的、被风浪拍打过的波涛会在冬天安分。
冰冻生出许多奇异的花样,各处形态不同。有时是全然清透的暗色冰里无数竖立的图形,从侧面看像橡树叶,从上面看却像四只薄如纸的臂的星。另一些地方,清冰里嵌着白色多孔的冰块,那是初冬头一层冰被一场风暴打碎、随后在最终封冻时被新冰裹住的结果。水从长而窄的裂缝里挤出来,冻成屏障,有时高达一码,形成奇诡的片与穹,棱与尖常常利得像刀。拉布桑只消踢一脚就能给雪橇开出路来;可这些薄薄的冰篱极易误人,叫人难以估量距离。
我们在八个洞里测深,最大也只有三十二英尺。湖底是深色的黏泥。用斧与撬棍在冰上凿一个洞要足足一刻钟。最后一击凿透冰底时,清澈冰冷的深绿色水便涌上来灌满洞穴,随后测深锤就系着绳放下去。
第一条测深线花的工夫实在太久,主要是因为起初的耽搁与行李的一再改装;太阳在红金色的云里落下时,我们离最近的岸还远。可满月照在天上,那道岩石岬角又分明可辨,我们便尽力赶。冰面疙瘩得难受,我只好长段路步行。湖的冰衣四面延展,又冷、又白、又荒凉;一切静寂,只听得见我们自己的脚步踩得咯吱作响。我们所趋近的那岸上若有牧人支着帐篷,他们见湖上有黑点移动,必会大惑不解。可是没有火光照亮这一夜,也没有狼嗥。黑暗里我们自然无从知道还得走多远。最后一个洞处,那岬角看去并没有大多少。我们就这样一直走,直到拉布桑忽然停下,说我们离干地只有几百步了。
我们把雪橇留在那里,走到外围的山脚,那里散落着几块坍下来的大石。我们在其中一块底下坐下等着。随后拉布桑在黑暗里尽量多拾了些燃料。我们得点一堆信火给别人指路。他们终于踏着步子上来了——扎西、伊舍、博卢与伊斯兰·阿洪,个个负得极重,因为他们宁可把雪橇撇下、把行李背着走。两个钟头后,冰上又现出几个黑点;那是增援的人,于是我手下有了十个人。他们从湖上望见四处有火;可见我们四面都被牧人围着,可我们用不着他们,便懒得理会。
得了经验,我们为第二天的行程作了尽可能切实的安排。伊斯兰·阿洪要回大本营去,把我们路上丢下的东西一一收起,并照看着把船取回。拉布桑与扎西拉我的雪橇,其余的人背行李。起初他们沿岸走一条路,然后才上冰,奔这一天西北方的目标去。我们整天望得见他们。他们排成单行,小跑着、摇晃着、唱着,有时坐下歇息。歇时他们就把捆紧的行李当靠背。可是不借人力他们就起不来;六个人起身是极容易的,可第七个——也就是头一个要起身的那个——便难些。他翻身趴下,借一根棍子扭动着爬起来;等他终于办成了这桩功业,再帮别人站起来。
冰极好,比第一趟横渡时好得多。盐也少些,因为西来的风暴把它往东扫走了。有很长的距离,冰在我们面前又纯又平,是深绿色的。踏过那些深色的斑块时,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难道底下有温泉,使湖的局部不结冰?可我们不久就看惯了,冰是结实的,至少有六点五英寸厚,而最大水深是三十一点七五英尺。我像一尊佛像一样盘腿坐在我那玩具雪橇上,抽着烟,作观测,记笔记,并为能在昂孜错的冰上过除夕而欢喜。正午前后起了西南风,我只好倒着坐,免得冻着。一道南北走向的冰隙叫我们大费猜疑。它宽五英尺,往两头都望不到尽头;两道冰缘之间是拍动的明水。想必它是在一场风暴里生成的——那时整片冰盖略向东移,身后便留下一道张开的沟。找了许久,我们找到一处底下正在结新冰的地方,把雪橇当桥,脚不沾水地过了去。别人怎么过这道难关我不知道,不过他们是不怕湿脚的。
这一天我们上岸相当早,那地方宽阔的原野上有十九匹马在吃草,一个后生看着五百只羊。他一见我们过来就慌忙跑开;他见十个大汉像鬼魂一样从一个从没有人踏过的湖上偷偷走来而害怕,我并不诧异。拉达克人围着一大堆火坐着,唱歌、吹笛;月光把一片清冷安宁的光泻在这片陌生的岸上,而一伙游荡的外乡人正在这里度过他们一生中的一夜。那是一九〇六年的最后一夜,而这营地是我们的第一百号。
一九〇七年的元旦早晨好极了!我怀着对新的一年及其工作的欣喜的指望,开始测第三条线,方向是南偏东十九度,朝着两条谷之间一道深色的山嘴——那里冰块在日光下闪亮。那山嘴看去陡陡地落向湖面,距离也似乎大得可怕;可那是错觉:从山脚一直铺到湖边的低平原,在冰上是看不见的。我们得横过头天那道裂隙,可它夜里已经冻上了。不过许多别的裂缝里积着水,我们过时便喷涌上来。这一天我们的脚夫跟上了我们,他们的歌声在冰原上传得很远。每凿一个新洞,他们就安顿下来,怀着真切的兴味等着测深的结果。奇特的人们:永远快活知足,从不沮丧抱怨,来什么受什么,任什么风什么天都镇定自若。
小狗在冰上跑够了,脚冷,雪橇一停就跳上来,可对坐橇却明摆着不乐意。
第九十九号营地以南一座锥形的峰顶像灯塔一样俯视全湖。那因·辛格到过昂孜错的北岸,他把湖的轮廓大体画对了,只是把西南部画得太宽。那里的水面也收缩成一个尖,整个呈半月形。这位班智达在地图上画在湖南侧的那些山,画得极不准确——这也难怪,因为他只从极远处望见过,在那样的情形下断乎得不出它们形貌的正确概念。从岸上去设想一个湖也一样难;那只有从山口或山脊上才办得到。
我们心里纳闷,天黑前到不到得了南岸,因为那距离看去还是大得惊人。约莫中午时风大起来,卷起白色的干盐云,沿冰扫去,遮住了我们的视线。我坐在雪橇上,正迎着它的全力扑打,不得不留神别张嘴。这里那里的冰起着波澜,像是在大浪里凝成的;那些冰浪也是朝东北偏东——风的去向——这一侧较陡。浪谷里积着风刮来的盐粉,使冰原显出一种水纹绸似的奇异模样。湖的整个东半都被我们第九十九号营地旁那些岩石岬角挡住了。我们更深地插进南边的湾里。牦牛在坡上吃草,傍晚被一个人赶下去。南边我们也望见帐篷、牦牛与一群群野驴。从我们低低的视点看去,它们仿佛在湖心移动;仰角太小,骗了我们。在最后一个测深洞处,斧与撬棍愈凿愈深却不透;直到十七点二五英寸深,水才猛地涌上来,里头满是常见的小红甲壳动物——可见这湖的咸度不会很大。再往前些,发现冰直接压在黏土底上,底下没有水层。随后我们到了不毛的岸边,这一天幸而我们不靠草木。我们找到了燃料,又融冰块取水。这条线上最大水深三十点八英尺,比别几条略小些。
傍晚又来了一场狂暴的风暴。只隔着两码的湖冰全然看不见了,拾粪的人直到离火只有几步时才忽然从雾里冒出来。我不明白他们在这样浓的大气里怎么认得路。他们用雪橇与三袋燃料搭起一道挡风的屏障,坐在屏障后头自己的火边,跳动的火苗几乎燎着他们的脸。在漆黑的夜与挣扎着透出的月光里,这一群人入画极了。那风刮得何等厉害!我去读温度表时几乎站不住,帽子被吹得到处乱飞。夜里众人挤成一团,睡在帐篷的背风处。
一月二日气温零下八度。今天要测第四条线;那线固然短——只有五个钟头——却磨人。我们得向西南行,正顶着风。况且那冰显得粗糙沉重,无疑是因为湖浅。最大水深十点六英尺。在我日记里,这一天被记作全程最坏的日子之一,若不说是绝对最坏的一天。不过我们总以为眼下的最坏,而把过去的苦难忘了。风暴把盐赶成浓云在前头推着,盐云呼呼地刮擦着冰面,扑在我脸上。我吩咐我那两匹「拉车的马」照准方向时,一大口盐飞进我嘴里;而那粉末又钻进鼻子,叫我愈加难以摆脱那难受的味道。我的眼睛发红、流泪、发疼。我的手连日不断接触测深绳,上头结了一层盐,皮裂得那样深,流出血来。有时手冻得发青、僵硬、全无知觉,以致我只能像握凿子一样攥着笔,极艰难地把测深的结果、时刻与距离草草记下;别的记录就不必想了。拉布桑与扎西倒好歹是暖的,因为他们得使出全力顶着风暴拉橇。冰滑的地方他们站不住脚,打滑跌倒;有一回扎西被狂风掀翻,摔进我怀里。风常常大得把雪橇连人一齐往后推,他们只能坐下、把脚蹬住一道盐垄才止得住。我冻得发僵、无能为力,站都站不起来,只能坐着等他们凿洞。可是在一处洞上——那洞是在一片平滑如镜的冰原上凿的——风抓住了雪橇与我,像冰上帆橇一样把我们卷着在湖上狂奔。我试着用脚当闸,可脚上没有一点力气,我那双软毡靴轻快俏丽地在冰镜上滑过,一点也没有减速。滑木太短,雪橇打着圈转,可仍旧往前走;要是冰面一路都这样平滑,这风暴几分钟就会把我吹过整个湖、吹回第九十八号营地去。随后我这辆车幸而在一道裂缝里翻了,我被抛出来,又在冰上滑出一小段,落在一道盐垄上。拉布桑溜着冰急忙赶来,把我连雪橇一起扶起,毫发无伤地拖回洞边。
我们的模样足以互相吓倒。我们像一具具胀起来的、被挖出又晒干、再涂上白油漆的尸首。脸、手与衣服都被盐染白了。我那件羊皮袄再穿不得了;它硬了,接缝也裂了,只能同别的衣服一起扔掉。
我们还没有走到一半。众人使力的样子,像是要在三英尺深的水里跋涉。好多回我在盐云里什么也看不见,雪橇底下的冰也一点看不见;仿佛我们站着不动,而一片泛沫的白色洪流正倾向我们、要把我们吞掉。我疑心我们活不活得到岸上。我们终于上了岸时,我身上的活气已经极少。雪橇被锚住,免得被风暴刮走;随后我们一道接一道地爬上五级台地,到第六级上一道羊圈的墙后头去躲风。幸而我们在那里找到极多的干牦牛粪,不久就有了一堆熊熊的火;我在火边坐了足足一个钟头,四肢才稍稍活络起来。
从第一〇二号营地到湖的最南端,量得三千二百六十步。那里有大群牲畜在吃草,谷口支着六顶帐篷。五点钟光景风暴停了,停得同它刮起来一样突然,四下静得出奇。九点钟我去作气象观测时,我的人全排成一排躺着,头顶着墙,额头抵地,腿蜷起来,彼此挨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他们睡得好;这从他们鼻腔里发出的调子就听得出来。
岸上有淡水软体动物的壳,一道由腐烂的水藻堆成的堤里有许多鹅毛。眼下这湖的水不能喝;可昂孜错从前是淡水湖,那是它还向邻近某个湖泄水的时候。
头一天的劳顿把我们累坏了,我们睡到很晚,随后向东北出发,奔第九十九号营地以西伸进湖里的那些红色斑岩山去。没有风暴,却有一阵劲风;风从背后吹来时,我们在冰上滑得像抹了油。我手里有一根杆子当舵。
过了岬角,我们在一处深洼里扎营以避风。一个牧人正在坡上放羊,想要逃走,被拉布桑追上了。他当我们是强盗。他没有东西可卖,因为他是替别人当差的。可拉布桑请他把他的主人带来。这当儿别的人也到了,只缺伊舍——他病了,被撇在湖心躺着。傍晚他两个同伴把他接了回来。众人都累透了,请求一月四日少走一程;这对我们正合适,因为那牧人的主人来了,卖给我们一只羊、酥油、酸奶和一袋烟叶。这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干粮几乎吃完了。那烟叶对众人简直是天降之福,因为近来他们已经落到抽牦牛粪的地步了!那老人讲了许多关于昂孜错的有趣的事,还告诉我们:此时南岸各条谷里支着五六十顶帐篷。到此为止一切都好,可这一天还没有完。
第十九章
被赶回去
一九〇七年一月四日是凄惨不祥的一天。近午时伊斯兰·阿洪来了,累得半死。他二日早上离开大本营,沿湖上下找我们,到过西岸与南岸,最后循着雪橇最新的痕迹,在我们这条小谷里找着了我们。他给我带来罗伯特一封信:
昨天,一月一日,有六个带枪的人到营里来,问了几句话就走了。今天,二日,他们又同另外几个人一道回来,说那仓的总管吩咐他们不许我们再往前走,因为我们没有德瓦雄的护照,我们必须留在原地。他们要主人给个答复,好去回报总管,总管要立刻通知拉萨。他们急不可待地等着回话,所以我把这封信先发出来。
伊斯兰·阿洪歇过、吃过之后,得带一封信回第九十七号营地给罗伯特。罗伯特要告知那几位使者:我要亲眼见过他们才给答复;他们若那样急着要听,不妨五日下午到北岸、到离第九十八号营地三英里的地方来。他们若不来,后果由他们自负。穆罕默德·伊萨须随他们同来充翻译。
如今事情到了头。这一回不是虚惊。我们这趟旅行的消息已经送到拉萨,而我们落在那仓总管的手里。我把那决定性的一刻往后推,为的是至少还能挣出一条测深线的工夫。我在那仓既然再不能往前,至少要把昂孜错勘察完。此后,那场大撤退便可以开始了。过去几个月里我们所过的那种极度紧张的日子,如今到了顶点,而昂孜错要成为我们旅程的转折点。我清清楚楚听见了门轴的吱嘎磨响——那片圣书之地、南方那片禁地的大门,正当着我的面被关上。
我们终于动身往第一〇四号营地去,它在南岸、第九十九号营地以东。
一月五日。清早每一根草茎上都结着霜;我们沿北偏东十九度的方向在冰上行走。这一天晴好无风,空气宜人,几乎暖和。春天来了么?在这些偏南的地方,春天来得这样早么?它似乎一向那么遥远,以致羌塘的漫长冬季还滞留在我们四肢里时,我们压根没有想到去盼它的和暖。我们需要更多的暖气才化得透。夜里冰狂野地开裂呻吟,可我睡不好并不是因为这个。
这里的冰原起着长长的波;被挤压上来又冻住的水堤脆得像玻璃,随时映入眼帘。最大水深三十二点九英尺,出现在我们离岸六点六英里处,是我们在昂孜错测到的最深处。可见这湖东边较深;西风把它的西半用沙与尘淤起来了。
横到一半,我们望见雷恩谷方向冰上有一个小黑点。那是那位哈吉,带着一封信。那几位使者从那仓总管那里得了新的命令。四天之内他要亲自驾到,这期间他的代表要严密看着我们。因此他们留在驮队那里,不过准许罗伯特与穆罕默德·伊萨把我们的大本营搬到第九十七号营地东南、草场较好的地方。这样我们又多了两天的自由。那仓的总管!正是他在一九〇一年叫我在色林错南侧止了步。我不能指望他开恩。相反,上一回我给他添了那么多麻烦与晦气,他对我重回他的省份必定怒不可遏。
一月六日伊舍病得很重,那位哈吉只好把他送回家。这时我们又横渡湖面,方向是北偏东四十九度。我们刚到第二个测深洞,身后就出现三个循着我们踪迹而来的人。他们打手势叫我们停下,可见必有新消息。我们来得及凿出洞、测了一次深,他们才跑到我们跟前。那是穆罕默德·伊萨同我另外两个人,满头大汗,气喘不定;我请他们在我们的「草坪」上随意坐下。
「有什么消息?」我问。
「老爷,二十五个西藏人把帐篷支在我们四周了。今天早上我们想把大本营搬到岸边去,好离您近些。牲口都装好了驮子,正要动身,那些人就从帐篷里出来,强迫我们把驮子卸下,命令我们留在原地。」
「关于那位总管,还有别的消息么?」
「他三天之内到。骑马的信使天天来去,往往一天好几趟,看去骑得极快。他们同总管不断通气,把情形报给他。」
「我这样长久不在,他们怎么说?」
「他们诧异得很,一再问我们老爷在冰上做什么。他们在岸上派过探子,认定老爷是从那些洞里把湖底的金子捞上来。」
「他们对你们客气么?」
「客气,可是坚决不移。他们说我们的命运由总管亲自裁定。这几天他们人数添了许多,有人给他们送粮,他们还等着更多的后援。」
「穆罕默德·伊萨,依你看他们存的是什么心?」
「唉,前景不妙。他们必定是要叫我们走不下去,逼我们往北去。」
「这得谢博克仓藏布那个晦气的家伙,他往那仓派了急使。我们若在这里僵住了,他们就得另给我们一支驮队,我们好往北京去。在那里我要从中国政府手里弄到周游西藏的许可。驮队怎样?」
「都好。前天死了一头骡,昨天死了我那匹黑色坐骑。还剩八匹马、一头骡。牦牛情形极好。」
「在这个湖边我们歇息的工夫有得是,因为若要同拉萨交涉,这事两个月也定不下来。好了,回去吧,替我问候大家。」
我们继续测深,测得最大水深二十七点四英尺。岸上的古湖堤清晰可辨;这里的湖堤曾受西来风暴所起的碎浪冲刷。最高的一道约有五十英尺。那上头踱着一只孤狼,再往后二十五头野驴在吃草;它们好奇地望了我们许久,随后像风一样轻捷地窜走了。我们的脚夫一点影子也没有;我们沿最高的那道湖堤在岸上走,也没有找着踪迹。他们为什么不点火发信号?最后我们在北边极远处望见了他们。他们累了,一上岸就躺下睡。我没有责骂他们,可拉布桑抓住头一个抓得着的人的头发,随后把他们一个个揍了一顿;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晚上照常快活地唱歌。
至此,我在昂孜错上的工作做完了,在冰上走过的路程合计六十六英里。
一月七日,脚夫们带着我们所有的东西——只留下我的帐篷——回大本营去了。我等我的坐骑,不让自己心烦,也不急着去向西藏的民团自投罗网——那些可憎的黑衣骑者,已经屡次搅乱过我的计划。日喀则没有消息,印度也没有邮件。我吩咐过要在十一月二十五日送到当惹雍错,如今已是一月七日。是甘帕特·辛格把信丢了,还是信根本没有到列城?又或者由于政治上的缘故,印度无法把我的信送来?
我等了很久。直到一点钟才有人牵着我的马来;同时在里侧的台地堤上出现一支五十头牦牛的驮队,由西藏人赶着。我们猜那是总管的行李队,可那些西藏人说他们是雷恩的本地人,刚去那仓赶过集。
我们离营地有三个钟头的路。七头野驴在我们前头小跑了一个钟头;风大,正顶着我们。沙与尘的云沿岸扫过,冰面看不见了,那几头野驴像鬼影一样消失在雾里。光线奇异而惑人,坡愈来愈陡,浓得像浑水的空气里不断冒出新的丘陵。常有一小群郭哇黄羊轻快地跃过。直到走得极近,我们才看见第一〇七号营地。
一道朝湖而去的深深的侵蚀沟。沟的右侧是我们四顶朝东的帐篷。穆罕默德·伊萨站在他的火边,手插在口袋里,嘴里叼着烟斗。别的人都出来了。西藏人从他们的帐篷里往外窥探,像田鼠从洞里探头。罗伯特报告道:「希普卡山口一切平静。」头一天我们的马被狼追赶,惊散了,还把西藏人的马一并带走;不过沿岸零零散散地全找回来了。
我走进穆罕默德·伊萨的帐篷;我坐定之后,几位为首的西藏人被传来。他们立刻到了,深深行礼,把舌头尽量伸出来;这一回,这种别致的致意方式在我看来像是一种嘲弄。一个缠红头巾、穿深蓝皮袄、腰间佩刀的人,一九〇一年曾在查尔古错东岸拉结次仁的营里——那时我们是同营的——他向我提起那段时光。
「拉结次仁还是那仓的主官么?」我问。
「是;后天来的就是他。」
「他像上回那样带着一大队随从么?」
「不;他那时看出来,成队的骑兵吓不住您,所以他指望您肯体察他的意思。」
一月八日用来重理行李;九日西藏人又支起一顶帐篷,据他们说是给总管的厨房用的。黄昏时到了两个骑者,宣称总管请恕他不能按期抵达。他是个老人,路上顶着风暴,只能慢慢走,不过十二日傍晚一定到。
于是我把那几位西藏人的头目叫来,告诉他们:这一回若不说真话,此后便不许再到我面前来。
「本波钦波,」他们答道,「总管三天之内不到,您就砍我们的头。」
「那不必;你们若立个字据,说总管三天之内不到便罚我十匹马,也就够了。」
「我们给您二十匹。」
「不必,十匹够了。」于是这契约便立下、签了字。
「你们有新消息么?」
「有;总管只带了他自己的十二名仆役。他知道本波钦波回来了,因为他收到博克仓藏布来的信,说五年前带着骆驼队到过那里的那个旅行家又到了。他随后派急使去拉萨,等了十天不见回话,最后决定亲自来。」
我们的耐性又受了一番磨练,仿佛我们练这功夫的机会还不够多。到十一日,终于有一小队骑者在山前出现,不久西藏人的营里便立起一顶蓝白相间的帐篷——他们如今一共有七顶了。随后又来了一队骑马的人,其中一个腰弯得很厉害,戴着红风帽,裹得严严实实。「那就是拉结次仁。」有人告诉我们。他的随从扛着插红旗的枪。他们看去饿得很,很快就缩进自己的帐篷,此后便没有了声息。
一月十二日。太早了些,就有信使来问我是去总管的帐篷,还是由他先来拜访我。我回话说,我能接待他时自会通知他。我那顶被风暴摧折的可怜帐篷在情形许可的范围内被拾掇得像样些:容不下两位以上的客人,可还是铺了粗呢毯与垫子;在这些座位与我的床之间搁了一只大火盆,好让那老人烤得暖和。我的信使刚走,就有两匹马被牵到那顶蓝白帐篷前;老人骑上一匹,一位年轻的喇嘛骑另一匹;马由人牵着缰绳,其余的西藏人步行列队,这一行人便慢慢向我们的帐篷走来。
拉结次仁——他果然是我的老朋友——穿着中国式样的礼服来了,戴一顶中国帽子,帽上饰着两条狐尾与一颗白玻璃顶珠,脚上是镶绒、厚白底的靴子。他那件宽袖长垂的绸袍上披着一条水獭皮的短领,左耳垂上挂着一只纯金的大耳环,嵌着圆绿松石。他一露面我便迎上去致意。我们彼此一眼就认出来,热情地问好,几乎要拥抱了,又说这真是奇事:隔了整整五年,我们竟又在荒野之中相逢。我握着他的手,把他引到那简陋的上座,又请那位喇嘛——他的书记、一九〇一年那位云都次仁的儿子——落座。我在他旁边盘腿坐在床上,罗伯特与穆罕默德·伊萨坐在帐门口,门框余下的空处则被一片西藏人的头颅拼成的镶嵌画填满了。充任翻译的穆罕默德·伊萨穿着荣赫鹏在拉萨赠他的礼袍:那是厚厚的樱红色西藏毛料做的,腰间系一条彩色腰带;头上戴一顶白沙瓦来的、绣着金线的高头巾。他那身华服把我们都比得没了颜色。
我取出一盒埃及香烟;拉结次仁把帐篷里的东西一样样打量了一阵,随后带着庄重而愁苦的神气说道:
「以我那仓总管的身份,我不能容你再往前走——无论往日喀则,还是往那仓境内任何别的方向。英国人远征拉萨之后不久,我就接到德瓦雄的命令:此后不得再像从前那样容欧洲人在那仓境内游历。我所奉的训令是:倘有欧洲人硬闯那仓,我的职责便是拦住他、逼他回头。」
我答道:「如今的情形不可能同五年前一样——那时你用五百人的民团把我的驮队截住了。此后印度政府已同拉萨的德瓦雄缔了约,如今两国政府极为和睦。」
「赫定老爷,您该记得上回的事。那时您承蒙见允,依我所请回头了;可您不知道我后来怎样。为对付您而征调的全部费用都得我来付,德瓦雄还另向我索去二千卢比。我倾家荡产,而我那位同僚云都次仁却靠剥削百姓发了财,如今在拉萨做富人。我们是老朋友,可我不能为您的事再招新的祸。」
「拉结次仁,我们是老朋友,这是真的;可你不能指望我为了你再穿一趟羌塘。五个月前我离开拉达克时有一百三十头牲口。如今你自己看得见,只剩九头。要劝我由原路回去,是劝不动的;而照拉萨的条约,你也无从以武力强迫一个外人。」
「拉萨的条约是同英国订的。您不是英国人,是瑞典的『贝林』。」
「那你更有理由待我以好客之道。英国违你们的意愿强加给你们一场战争;我的国家并没有。」
「您说得对;贵国从没有伤害过我们。可我的训令里并不分别国族。我断不会逼您沿您来时那条又长又难的路退回拉达克;我知道没有一支强大的驮队,那是不可能的。您到不到得了日喀则,于我并不相干;可您不得取道我的省份往那里去。在那仓,只有一条路对您是开的,就是您来时那一条。此后您走哪条路我不管;您若能从当惹雍错的北岸与西岸硬闯到日喀则,那不是我的事。」
「你知道班禅大师一年前到过印度,也知道他在那里受到何等好的款待。他正在他的都城里等我,除他之外,没有人有权阻我前去。」
「那仓归德瓦雄管,不归班禅管。」
「英军逼近拉萨时,达赖喇嘛逃走了。所以如今班禅是西藏首位的大喇嘛。」
「说得很对;达赖喇嘛的举动我们也不懂,也不以为然。他本该头一个出来护卫自己的国土、抵御敌人。可这同眼下的事无干。我只从德瓦雄一处领训令。」
「那么在班禅大师证实了你所说的『路已关闭』之前,我不离开那仓。我要送一封信给印度政府驻江孜的代表奥康纳少校;他若回说政情不容我再往前走,我便离开西藏。我要在这里、在昂孜错等他的回话。我这样决定还有一个缘故:我在等印度来的信,那些信要由奥康纳少校转来。你当明白,我的信没有到,我是不愿离开那仓的;那些信无疑会奉班禅大师之命转来。」
「这话都说得好;可您有什么凭据,证明班禅大师会担起转交您信件的责任?您没有德瓦雄的护照。有班禅的么?替您称心如意并不是我的本分。我若自作主张把您的信送往江孜,我要掉脑袋的。」
「我派我自己两个拉达克人送信去。」
「不行;这地方对他们同对您一样是关着的。再说,您打算在这里等回话等多久?几个月么?」
「噢,不;到江孜一百六十五英里,便是走短程,这一趟也不过二十天。」
「在您往北走、出了那仓的界之前,我不会离开此地。」
「在江孜的回话到来之前,我也不走。」
「您在这里断不能久待。您养不起您的人;这里没有牧人,附近住的那些又穷得像老鼠。」
「我在南岸见过许多帐篷与大群牲畜。到了最坏的地步,我们可以打猎度日;这里野味多得是。我所求的不过是你容我在此等一个回话,这一点你总可以通融。」
「这您就错了。在我这位子上,日喀则也好江孜也好,都与我无干。英军撤出西藏之后,德瓦雄向西藏每一座『宗』——也就是总管驻的城——发了告示:我们固然败了,可一寸土地也没有失,仍旧是这地方的主人,所以关于欧洲旅行者的旧例仍旧有效。我愿尽力照顾您;如今我要回帐篷去同我的人商议。」
同时我也同罗伯特与穆罕默德·伊萨开了个军议。明摆着我们不能再往南走。另一面,看去似乎还有一条路:绕道当惹雍错,闯进它西侧的地方去——照拉结次仁说,那里是由萨嘎宗管的。若从那里也被赶出来,我们就取道北京。为什么?我固然极其乐观,可我心里有一个信念:我能像马可·波罗那样把中国皇帝说动,以某种特别使命为由,取得他的许可在西藏自由往来。穆罕默德·伊萨觉得到北京路远得不得了,可罗伯特对这趟旅行满腔热情。我们只带最好的人;其余的,我可以给他们弄到经噶大克回拉达克的许可。起初这一程要苦,可穿过南蒙古时,我们便能骑着双峰驼像野鹿一样在草原上飞奔。我无论如何不肯败回家去。我设法把我这股热情传给另两位,把我们骑驼的情景描绘成一则童话、一段传奇。
这时拉结次仁的两个人来了,带来一盘米和一块酥油,是他们主人送的礼。那位书记喇嘛送来满满一围裙的米。我回礼时派穆罕默德·伊萨给总管送去整整一匹细羊绒料子与一把斯利那加的刀,又给那位书记送了同样的一把刀与一条头巾布。
三点钟光景我带着罗伯特与穆罕默德·伊萨回访。拉结次仁的帐篷又大又陈设得体面,他所有的书记与仆役都围着火坐着,火苗朝上头的开口腾起。两边堆着米袋与糌粑袋,还有几只整只宰好的羊;样样都显出这老人是预备久住的。带枪托与小旗的枪、腰刀与长矛、马具、缰绳、鞍子与鞍褥,给这顶头人的帐篷添了入画而带武气的气象。正对门的那条短边上堆着厚垫子,上头铺着拉萨的小毯,又放着圆垫子作靠背。我被请到那里、在拉结次仁身边落座;我们面前摆了一张小小的红漆桌。我们右边立着一座佛龛,供着镀金的神像与「嘎乌」——那是装着佛像的小银盒,出门时用红带子挂在肩上。像前一盏灯芯浸在酥油里,在一只发亮的铜碗中跳动。
一个仆人端来中国瓷杯,杯托是铜的,杯盖是银的。另一个从一把入画的茶壶里倒出西藏人极爱喝的那种加了酥油的浓茶;我这时装出欢喜的样子喝了下去,其实那味道于我可怕得很——不过拉结次仁方才还夸过我的英国茶。
交谈像在我帐篷里一样从容愉快。可交涉毫无进展,倒不如说更退了一步,因为拉结次仁这时说道:
「我断不能让您去当惹雍错;那湖是圣的,况且那里已经派了守望的人。」
「往东的路也堵着?」
「是;南、西、东三面这地方对您全然关闭,而我如今看出来,又不能把您打发回北边去。」
「那么我是要腾空而行,还是沉到地底下去?」
「不是,可您得在这里等着。」
「那你肯把我的信送往江孜么?」
「不肯,这我不做;不过我不阻拦您自担其责派两个人去。」
「你肯卖我几匹马给他们么?」
「不卖;那样就要有人说我们是一伙,说我受了贿。」
「拉结次仁,你这总管可真好;连两匹马都不肯卖我。那我只好叫我的人步行去,他们要走两倍的日子。」
「好吧,我且睡一觉想想,早上把我的决定告诉您。」
傍晚,鲁布·达斯与通杜普·格桑领了吩咐。他们要把一封信带给江孜的奥康纳少校;另给了他们一笔钱,缝在腰带里以防失落。他们要在第二天傍晚天一黑就踏上这趟冒险的路程。
第二十章
继续穿越禁地
一月十三日。又是这个不祥的数目,许多人视之为晦气,四周裹着一层迷信的云雾!这十三日于我们是不是也不利呢?
太阳才升起,拉结次仁就派人来通报要来拜访。那仓总管大人由他的私人书记洛桑顺丹喇嘛与其余全部随从陪着,步行到我的帐篷来。他们在垫子上落座,拉结次仁一开口就是这样一番了不得的宣告:
「赫定老爷,我们两个都没有工夫在这里待上几个礼拜、几个月去等江孜的回话。您同江孜通信的事我帮不上。我把局面细细想过了,也同我那几位书记商议过——他们同我一样都对德瓦雄负责。我们都以为:您所能做的,只有南下进入拉章——也就是扎什伦布——的辖地。我请您后天就动身。」
这番极出人意料的转变是什么意思?昨天我连往南一步也不许走,今天却被请着尽快动身进那片禁地去。难道拉结次仁接到了拉萨的密令?难道有人告知他班禅当真在等我?他对此一字不提,我也小心地不去问他。又或者我们是中了计——等我们被哄着一路急赶到江孜,便要被迫从那里经大吉岭回印度?因为到了那里,德瓦雄尽可以援引条约的条文——条约里明明规定,只有持拉萨护照的人才有权在这地方游历——于是我的旅行就要草草了结。
还是奔当惹雍错以西那片未知之地更好些?那毕竟是我这趟旅行的主旨。拉结次仁的变卦同我从前在西藏的经历如此背道而驰,我心里不免忐忑,疑心自己是不是正要落进英、中、藏三方官府的口里,不久便要被无条件地交到他们手上。
可这机会断乎不能错过。昂孜错与日喀则之间,横着雅鲁藏布以北那一大片白地的东部,没有一个欧洲人、没有一个班智达到过那里;关于那地方,便是辗转听来的、模糊不定的传闻,也从没有进过地理学的著作。便是只能横穿它一次,我的辛劳也不算白费。那因·辛格的地图上有两条河,向东与东北流入格仁错,而他把它们的上游安在昂孜错以南。这两条河眼下我一无所知;可我若答应拉结次仁的提议,便样样都能弄明白。不过我已经看出,那因·辛格地图上画在湖南侧的那些山,纯是凭空臆造。无论如何,这时我不能露出满意的神色,于是极其平静、极其郑重地答道:
「好,你若到那时给我备下马,我后天就往南走。」
「我已派人去附近各条谷里,吩咐把所有能找到的马都牵到这里来。从这里到日喀则有两条路。您若走湖西侧,四天进拉章辖地;走东侧,两天就到。走哪条您自己挑,不过您若定了东边那条,我更欢喜些;因为在我,头一桩要紧的事是您尽快离开我的省份。」
「不,我要定西边那条,好能顺道去一趟当惹雍错;我想看看那个湖,而且非去不可,因为我把它报作了我的通信地址,班禅大师的信使正在那里等我。」
这句话极不懂外交。我本该避免泄露自己的打算。拉结次仁当即竖起了毛,喊道:「去当惹雍错?万万不行!那湖是圣的;它南岸的塔果冈日山也是圣的;那里还有色尔谢大寺,寺里住着一帮有势力、好搬弄的僧人。您去那湖必生出纠葛。不行;您若存着这心,我只给您留一条路,就是沿昂孜错东侧那条。我不能、也不愿强迫您;可我恳请您以名誉向我保证,决不去当惹雍错。」
我就这样第二次失掉了那座圣湖;可我给了他名誉的保证,免得把眼下还开着的那条要紧的路也丢了。我那过早的直率当时叫我恼恨,可不久我便有理由为此庆幸。倘若这一回我得了机会去那座圣湖,我必定在它岸上就被拘住了;不过那是另一段故事,要在后面的章节里讲。
「拉结次仁,你倒说说:你看我在拉章的辖地上会不会被拦住?」
「您在我这那仓既然没有被拘,在那边多半也不会。我自己将来如何不知道;不过我做总管已七年,任期还有五个月就满,所以丢了这位子也不相干。德瓦雄已把我刮得精光,牲口与别的家产都剩得不多了。比方说如今我在自己省里走动,用的是百姓的钱;牧人得在这期间一直供我驮畜与粮食。」
「德瓦雄想必是个好机关。你的任期不久就满,该多高兴。」
「是啊;不过我得找个过日子便宜的地方安顿下来。」
「德瓦雄知道我在这里么?」
「到眼下我还没有听到它的话;不过昨天我又派急使报了一回您的事。他们将怎样待您,我不知道;为着旧日的交情,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此后我们又去回访了他。拉结次仁有几个人看见我们在重理行李,他便因此问我能不能给他一只空箱子。我们给了他四只最好的,又给了各样别的多余的物件。
一月十三日在我们的纪年里是值得一记的一天,而十四日还要带来更奇妙的事。过去几个月我们的日子过得相当单调,可如今我们每日所遇的实事,比虚构的故事还要离奇。高度方位仪架在我帐篷附近的三脚架上,天文钟、空盒气压表与温度表都在手边。我在那里足足站了三个钟头,观测日食的各个阶段。日轮约有十分之九被遮住。食甚前不久气温是华氏十六点七度,食甚后不久是十一点五度。温度记录器上那条紫色的线陡然下落,一阵微风掠过地面。有几个西藏人原已到穆罕默德·伊萨的帐篷里来卖马,可当那奇异的昏暗落下,他们便摇着头回自己的帐篷去了。拉达克人在外头围着火坐着念经。乌鸦静着不动。一只鹰拍着沉重的翅膀在贴近地面处盘旋。我们的羊自己从草场上回来了,正像它们傍晚惯常做的那样;可那正在隐没的太阳还悬在正午的高度上。小狗停了嬉戏,怯怯地钻进帐篷,躺到我床上。只有马照旧吃草,丝毫不为白昼这样短而诧异。一切出奇地安静。
随后,那没有在星际的空间里熄灭的一弯细细的日镰又长大起来。天亮起来,方才还显出双重轮廓的影子重又分明。羊迟疑了一刻,随后慢慢回草场去了。狗又玩起来,西藏人一个接一个从帐门里探头。乌鸦抖了抖身子,呱呱地飞向一座小丘。拉达克人的念经声不再听见,那只鹰呼呼地击着翅膀被托向太阳——太阳重又放出全副的光辉。
随后老卡尔本来访,得了些茶、烟叶和一块布。
「本波钦波还记得五年半前我带着一大队人要留住您么?」
「记得,在色林错北岸。那时我给你添了许多麻烦,而你没能叫我留下。」
「那些麻烦早忘了;见您身子康健、精神健旺,我很高兴。」
「那时我们没料到还会再见。你看去也好。可你且说说,怎么偏偏这会儿来了?」
「我是从申扎宗给总管带话来的。留在那里的官员吩咐我把百姓召集起来。如今全部民团都得持械待命,为的是——」
「你总不是又要留住我吧?」
「断乎不是。不过博克仓藏布中游的黑帐篷那边传来消息:一大股强盗抢了十顶帐篷,把主人家的牲口与整群的羊都赶走了。」
「几时的事?」
「几天前。」
「那我们可要谢老天爷没有落进他们手里,因为我们沿博克仓藏布中游走了五天,而我们的箱子里有大量的银钱。」
「本波钦波是神的朋友。您不会有灾祸。」
「强盗带着抢来的东西往哪个方向退了?」
「他们还在那仓境内。我们要追上去,捉住他们,砍他们的头。」
随后我带着驮队的几根顶梁柱去见拉结次仁。他坐在他那张漆桌边喝茶,嘴里叼着中国长烟管。
「刚才怎么会那样黑?」我问他,「是当惹雍错的神恼了,因为你不许我去他们的湖。」
「不,断乎不是。天上有一条大狗游荡,常把太阳遮住。可是我同洛桑喇嘛一直在佛前祈祷,又在神像前燃了香。您不必怕;那狗已经过去了。」
「妙极了。」我叫道,随后拼命想把这现象讲清楚。罗伯特举起他的杯托当太阳,我拿两个卢比当地球与月亮,演示它们的轨道如何交叉。拉结次仁专心听着穆罕默德·伊萨把我的演示译出来,赞许地点头,最后发表意见说:这一套在我们那里也许很好,可于西藏不合用。
正在此时,帐篷的门帘被掀开,拉布桑喘着气进来,冲我喊道:
「邮件到了!」
穆罕默德·伊萨与罗伯特像脚底着了火一样跳起来,叫道:「我们得走。」我却一动不动地坐着,两脚撑住地,免得显出我激动得发抖。这可能么?家里的、印度的、江孜的信,也许还有班禅的信!
「谁把邮件带来的?」我像没事一样问道。
「一个日喀则来的人,另有两个人同来。」拉布桑答道。
「他在哪里?叫他把邮袋送来。」
「我们已经叫他来了,可他回说他奉了严令,要亲手在老爷自己的帐篷里把信交给老爷。他不肯在总管的帐篷里交。」
「出了什么事?」拉结次仁被这一片骚动弄得诧异,问道。
「我有班禅大师的消息了。」我极冷淡地答道。这一回轮到拉结次仁窘住了。这消息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他迅速吩咐了一句,两个人赶出去,回来证实了我的话。随后他亲热地在我肩上一拍,笑着说:
「赫定老爷,这消息于我比于您还要紧得多。您收到什么样的信,那不相干;可班禅大师的邮件到来这件事本身,便是一个凭据,证明大师当真在等您,证明拉章对您是开的,也证明我昨天告诉您可以继续行程是做对了。我昨天若还没有许您,今天也要许了。」
「我一向说过,我会收到班禅大师转来的信。」
「那是真的;可如今我头一回有了确凭,如今我完全放心了,连您动身也不打算等。我后天就回申扎宗去。」
这时我再按不住性子了。我辞了出来,赶回自己的帐篷,把送信的人传了去。那是个年轻壮健的西藏人,是公固硕的仆役——公固硕是日喀则最高的官员之一,又是班禅的弟弟。替休假离任的奥康纳少校署职的贝利中尉,依照印度来的命令,把仔细包好的邮件箱送给班禅,请他转交我。那个被禁的当惹雍错,在藏文的地址上也写着。奉班禅之命,这人得了一张拉章——扎什伦布的教廷——开出的公开护照,凭它可以沿途要马要粮。随他同来的两个人,是最后在当惹雍错给他换马的牧人;如今眼见有赏钱可拿,便不肯离开他。他走到那座圣湖用了十八天,在那里找了我们三天,才偶然听说我们在昂孜错扎着营。于是他赶来交差。可他为什么这样迟?我定的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原来公固硕把那只箱子搁了四十天,而公固硕是个糊涂人。可这倒是一桩运气。公固硕若尽了职,邮件便会按期到达,而我自己却到十二月底才到得了约定的地方。有一种更高的安排支配了整件事,于是样样都成了好事。
这时箱子被撬开了。何等的激动!里头有家里来的、加尔各答总督府来的、敦洛普·史密斯上校来的,以及许多别的朋友来的一包包信。我先从最末一封信里弄清家里人都好,然后依着时日的次序、怀着最热切的兴味把所有的信读了一遍。这些信愈发受欢迎,因为里头除了好消息什么也没有。我还收到一大堆瑞典报纸;它们老得不成样子,可我往日喀则去的路上从此不愁没有读物了。
那一晚驮队很少见得着我。我躺在床上读信,叫人把帐篷烧得极暖。拉达克人也欢腾起来,燃起一大堆火,又跳又唱。他们请我去看一眼他们的欢乐,我便趁机作了一篇短短的讲话,告诉他们:他们个个都忠诚地伺候过我,而我们到此为止一向有好运。如今往扎什伦布的路对我们开了,他们朝拜圣城的心愿就要实现。到了那里,他们可以在这番劳顿之后歇一歇。随后我回到我的信上,一直读到东方破晓,读到火盆早已凉透、帐篷里结着四十五度的严霜。可我裹在皮袄里,并不觉得冷。我帐篷附近有一群狼闹得厉害,策仁只好出去放几枪叫它们安静。
十五日我仍旧躺着读信。十六日拉结次仁来辞行。我们谈得极愉快,说笑着,又揣想命运会不会再把我们凑到一处。随后我送他上马;那马雪白,配着绯红的鞍褥,缀着亮铜的饰件,胸前的挂布上系着叮当的铃。他跨上鞍,分手时把两只手都递给我,随后同他那一小队随从消失在山后。我又回到我的信上,可那位可亲的那仓总管一走,我心里便觉得空落落的。
一月十七日。这一天阴沉,新落的雪遮住了四围的群山,沉重的灰蓝色云在湖上翻滚,仿佛要在我们动身之际把它从我们眼前藏起来——可这又有什么相干?在我们看来,样样都是明亮的、欢快的、含笑的。一位有权势的总管来了,为的是拦住我们再往前走,而往南的路却照旧对我们敞着,就像近来那无人的羌塘一样。可我们如今的处境好得多了。我们每天都要经过黑帐篷,想要什么都买得到,也不必为只剩五天的口粮而惊慌。我们享着无限的自由,身边连一个护卫或监视的人也没有。我们面前是一片从地理学上说堪称世上最有意趣的地方,每一天的路程都可能带来极要紧的发现。空气生冷又何妨?春天总有一天要来。我们有三条理由可以指望暖些的天气:我们在往偏南的地带走;我们不久要到较低的地方;而春天一天近一天。而昂孜错也有三条理由将永远留在我回忆的日记里:我们在那里意外地得了行动的自由;在那里重又同外界接上了联系;而我也在那里得了机会,用一整套测深把这湖的深度定了下来,并把它的轮廓画进地图。
我们相当便宜地弄到三匹新马,罗伯特、穆罕默德·伊萨与策仁骑着,我自己仍旧骑我那匹拉达克小白马。有送信的人与他两个同伴陪着,我们向东南骑到湖边,又沿东岸走到南部,在两顶黑帐篷附近露宿。野驴与狼常常见到。一头野驴被狼撕碎了,那条白小狗与波布朗来的那条狗留在尸首旁大快朵颐。这一程走了十三点二英里,我们冻得要命;夜里温度表指着六十一点九度的严霜,是整个冬天最厉害的寒冷。
第二天的路程把我们带上昂孜错南岸群山里的一条横谷。谷颇窄,一道小泉在冰盖底下潺潺作响。我们循着一条分明的小径走,把两三顶帐篷撂在后头,经过羊圈、草地,以及家牦牛卧过、把草磨光的那些黑斑;样样都是黑的——帐篷、西藏人、半裸的孩子,还有狗。那沟最后折向西;正在转弯处有一道瀑布冻成了乳白的冰。我们在谷的上段、一片高地上扎营,往东北望去景象极有意趣。我们几乎望得见整个那个湖——那因·辛格的路线在它以北不远处经过,而他把它叫作达茹错。它对不对我不敢断言,不过我问过的西藏人没有一个听说过湖的这个名字;他们叫它玛恰尔错,如今我的地图上用的便是这个名字。同一个湖在不同的牧人部族中有不同的名字,是常有的事。在第一〇九号营地,它就在我们正下方,像一幅地图;它的形状不像那因·辛格图上那样简单,而是半岛与湾汊极多,中段窄得出奇。昂孜错与玛恰尔错之间的地峡只有几英里宽;在最高处,两湖的古湖滨台地彼此相接。可见水位高的时候,两个湖是相通的。据说玛恰尔错同它的邻居一样咸,可它的冰又平又蓝,面上也不见成片的析盐。
那条白小狗与波布朗的狗被撇下之后,我们就再没有见过,于是我打发那位哈吉回湖边去。可他回来时并没有找到它们的一点踪影。我们再没有见过它们;那条白小狗在帐篷里、在路上都是忠实的朋友,我极想念它。要么是它们同狼斗了一场、落了下风,要么是跟丢了我们的踪迹、被牧人收留了。前一种更可能,因为那位哈吉到湖边时看见一群狼在冰上奔驰。
十九日我们翻过近旁那道山口恰普卡拉,高一万七千四百七十四英尺,上头为敬神立着一座石锥。作为分水岭它只是次要的,因为两侧的水都流进昂孜错。下行的谷向南弯去;在兰布隆谷里,我们有十一顶帐篷作邻居,能够备齐好几天所需的一切。这地方还在那仓境内,可那些牧人是拉章的属民,向扎什伦布纳税。
我们在这里待了两天;这本不该,若我把事情想周全了也不会如此。叫我们白白耗去四十八个钟头的,并不是那场狂暴的雪暴,而是送信的俄尔布·通杜普。我本打算尽量把他留在身边,因为身边有一位日喀则最高官员之一的仆役,于我们显然有利,也抬我们的身份。他是我们活的护照;他若不在,我们也许又要被当作匪徒,被哪个专横的头人勒令止步。可俄尔布·通杜普对我们的恳求充耳不闻,声称他奉了严令,差事一了便即刻回去复命。他已经违令耽搁了好几天;不过他答应:我们若肯在兰布隆谷歇息,他便留下。我也极需要这点工夫把那一大堆回信写出来。一月二十日我写了十六个钟头,到二十一日中午邮件已经备齐打好。俄尔布因他出色的效劳得了八十二卢比的赏;他若把那包信交到江孜的英国商务代表手上,等我们在日喀则再会时还要另有重赏。不过他得尽量赶路,一天换好几次马。他若磨蹭,一天只走十八英里——也就是十天到江孜——便只能指望十卢比。九天走完得二十卢比,八天走完我给他三十卢比,此后每省一天加十卢比。他实际上是八天到的。我作这样的安排,其实是犯了一桩大错,因为这等于把我们将到的消息通报了南边;万一西藏人对我们起了歹意,事情便难说了。不,中国人若得了我们行军的消息,我们几乎一定很快就要被拦住。
俄尔布骑马翻过山去之后,我们又同外界断了联系,只剩自己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沿着扎营的那条谷向东上行;谷里立着几座玛尼石柩,最长的一座量得三十三英尺,上头盖着砂岩板,板上刻着那句神圣的经咒。接连不断的雪暴,以及或下雪或不下雪的大团云块——那便是一月里天气的特色。
蓬琼拉高一万七千六百二十一英尺,是一道低矮的门槛,同前一道一样只是次要的。它顶上立着一座还愿的石堆,堆上插着一束杆子,杆上飘着经幡、布条与绦带。更小的石堆从它四面散开。在这里我们最后一次望见我们亲爱的老昂孜错;东北方有一条谷通向玛恰尔错。东南方耸着一道深色的山脉,有好几座雪峰,叫作帕布拉。我们所经的谷又宽又开阔,围在低山之间。这一整天没有看见帐篷,却有许多夏季宿营的痕迹。不过机灵聪明的南杰在我们第一一一号营地附近探出了两顶帐篷——那营地扎在一处叫纳玛强的地方——并在那里买了些羊、炒面、大麦、奶与酸奶。他还带来一个年轻的西藏人,模样好看,为人老实温和,凡我们所求的他都乐意而愉快地照办。他的口音柔和文雅,听他说话是一桩快事。他给了我许多可信的消息,又答应陪我们走一天的路。
整整一夜与第二天一整天,雪下得那样密,我常常看不见拉布桑——他同那位西藏向导就走在我马前。雪裹住我们、绕着我们打旋,在每一块石头、每一个草墩、每一处凹陷的背风面堆成小小的雪垄。这条谷向东南缓缓倾下,谷里那条冻住的河叫布色藏布,是塔格拉藏布的支流,而塔格拉藏布注入昂孜错的西南角。可见我们仍在以那个湖为最低处的那个盆地里;这盆地的边界在西北与东面都紧挨着湖,在南面却离湖有许多天的路程。这一天的宿营地叫卡普曲;往东展开一条开阔的纵谷,往申扎宗的路就从那里过;昂孜错与玛恰尔错的北侧也有一条路通往那里,拉结次仁就是走这条路、用十二天到我们营地的。这条路因那因·辛格一八七三至一八七四年的旅行而为人所知。
二十四日早上我们走出帐篷时几乎被晃瞎了,因为雪晶那千千万万的小刻面反射得何等耀眼——那些雪晶已把它们的白斗篷厚厚地、连成一片地铺满了山与谷。天是清的,蓝得像内沙普尔最纯的绿松石;可风冷得刺骨,扫过这才一夜之久的雪原。我们的路向东南,通到那条窄谷的出口;在那里,如今已冻到底的塔格拉藏布在冬天的怀抱里静默不动地歇着。我们溯河而上——这是自羌臣摩以来我们所见最大的水道。有几处有小小的牧人聚落在那里过冬牧,大群的牦牛与羊在坡上游荡。那条谷叫卡依绒,第一一三号营地所在的地方叫卡依邦布,这一带地方叫托瓦托瓦。那因·辛格所记的、他把帕拉藏布从那里引向格仁错的「多波多巴错」,当地居民并不知道。这位班智达把水写成东流,其实它是西流与西北流、注入昂孜错的。这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到过这里,而本地人的说法通常极不可靠。
二十五日一出营地,我们就翻过一道小鞍部,从那里把地势看了个明白。眼睛毫无阻碍地扫过整片宽阔的平原:汇成塔格拉藏布的那三条水流,在平坦的地面上任性地蜿蜒曲折,像褐色与灰色的大地上几条银带。紧挨着我们的东南边是凯萨藏布,它在我们这道豁口脚下接纳了那翁藏布,随后切穿我们这道山,开始它在卡依绒谷里的行程。再往东北远些,那翁藏布已经吞了孔藏布的水,带着它们奔卡依绒谷与昂孜错而去。这片大平原被高度适中的浑圆群山与丘陵围着。
过了凯萨藏布,我们沿右岸上行,一直走到托阿纳祖姆,在那里露宿。一道方形的土墙标出这一带的「本波」——也就是头人——平常支帐篷的地方;如今他去扎什伦布纳税了。邻近各谷里眼下有二十二顶帐篷,可我们营地附近只有四顶,里头是些极贫苦地过冬的乞食人家。据说这地方以气候寒冷生冷著称,连夏天也如此。六七月间下雨,可年年的雨量差得很远。若久下大雨,所有的河都涨起来,把千百条谷里的水都排出去,塔格拉藏布那时有时便蹚不过去。
第二天我们在浓云造成的昏暗里动身时,那些穷苦的本地人围上来伸手讨糌粑或钱,每人得了一枚钱。我们的路向东南偏东,通往那翁绒谷,那翁藏布流经其中,如今已冻到底。我们这时渐渐上行,到第一一五号营地时已在海拔一万六千八百四十四英尺处。
两条黑色的大牧犬爱上了那条褐色小狗,跟着我们走,像是自家的成员。其中一条瘸着,不知什么时候伤了腿;它又老又毛糙,迎接它的是石头与叱骂。可它仍旧忠心地缠着我们,受着众人的恶语,吃着宰羊剩下的下脚料。它最后被收作我们旅伴的一员,低着头、吐着舌头,一瘸一拐地翻过高高的山口、穿过深深的山谷,并且应「瘸子」这个名字。因为老,它常常落在后头;可任它走得多慢,它总归赶到,总在穆罕默德·伊萨的帐篷前占好自己的位子。它是我们这座帐篷之庭里的大犬,一有危险临头便极替我们挂心。它自然成了我们大家的朋友,爱吃多少就吃多少,在驮队里也挣得了一份地位。到那时候,我们真愿忘了自己曾忍心打过它、用石头与鞭子招呼过它——它,我们的瘸子,自己找上门来护卫我们、看守我们的帐篷,只求白吃一口饭;至于白住,它自然是住在这广大、荒凉、冬日酷寒的西藏那永恒的星空之下。
第二十一章
翻越外喜马拉雅
一月二十七日。照例是风暴。我们由塔格拉藏布的水系引着向东南行;那水系岔成愈来愈小的支流,而没有一个人干预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对我们的前进稍加留意。从一道小山口,我们俯瞰那翁藏布的两条支流——普琼藏布与凯隆藏布——随后循后者走。它把我们引到第二道鞍部,那里有石堆与经幡;中央一根杆子上向四方拉出绳索,绳上挂着布条与绦带,用小石头固定在地上。从第三道次要的分水岭上,向导指给我们看帕布拉群山中一道第一等的山口,我们明天就要翻过去。我们这时身在一片不长草的高山地带,只有苔藓在砾石间生长。第一一六号营地扎在普琼藏布的谷里。那条溪发源于主脊的一部分普琼日。东南方我们看见托尔玛卡茹与桑拉两座覆雪的山。这里牧人从不扎营,因为地势太高。只有扎什伦布的官员因公到此时,住得最近的牧人才不得不给他们支起帐篷。
傍晚风息了,笛声在谷中清亮悦耳地回荡。月亮升得高,把光泻在这片安宁奇妙的土地上。夜寒冷静寂地推进,温度表降到零下二十九度。在这样的温度下,睡觉的帐篷用不着缝隙里的穿堂风来凉快。寒气把我弄醒,我只得把被褥裹得更紧些。
一月二十八日在我们的记事里是重要的一天。我们知道前头有难走的路,所以动身得早。鬃上牌子写着二十二号的那匹马,冻得硬硬地躺在我帐篷前,四腿伸直;它忠实地替我们效劳了将近半年。马只剩七匹,骡一头。它们什么也不驮,只披着夜里御寒的布。新买的西藏马情形极好:同我们那些在羌塘过了一冬的老马相比,它们又肥又光亮。
便是十点钟,风也冷得像冰,天上连最小的一片云也没有。只要空气静,阴沉的天气反倒好得多。如今太阳带着讥诮俯视我们的苦楚,丝毫不想减轻它。我们朝东南偏东行,走过一片无尽的、略有起伏的原野;地面是磨人的、长着苔藓的石头与锋利的碎石。右边是桑拉峰与帕布拉山脊的别的部分,短短的横谷从那里下来,在原野上延续成微不足道的侵蚀沟。左边地面起伏,那翁藏布的支流在柔和浑圆的丘陵间蜿蜒。那翁藏布右岸以北有更高的丘陵与山脊,把这个方向的视线挡住了。
我们就这样慢慢上行,直到路的右侧忽然意外地出现一条被侵蚀得极深的谷。它不属于昂孜错的盆地。我就要离开那个封闭的水文区域了,心里为等着我的种种意外而费猜疑。那条谷叫桑拉帕勒,向东南走,接纳帕布拉南侧那些同样切得极深的横谷。东南方我们看见帕布拉一道山嘴深色的末端,那条大主谷与它的河绕过山嘴折向南流去——可流到哪里去呢?这一点向导说不上来;我们日后才弄清。再往前,我们到了一条向北走的谷,因而它是同那翁藏布相连的。往北地面缓缓倾下,往南却陡;我们登上那道构成分水岭的低矮山口。刚过色日丁小丘,我们便沿一道陡坡向锥形的色尔波聪格山上行,随后把它紧贴着留在路的右边。从它的西侧与东侧、以及从我们此刻所站的豁口,有许多深深的侵蚀谷下奔桑拉帕勒。我们路线左边有一条仍属那翁藏布水系的谷向西北倾下。可见我们正在分水的脊上。色尔波聪格是一根地理上的界碑,标出昂孜错的领域到此为止。这整片形势错综得出奇。
我们在这里丢下了一头牦牛;无论哄还是骂,都不能叫它再挪一步,它反而低下角冲向想赶它的人。它被弃下了,是我们丢下的第二头牦牛。这里牦牛爱吃的苔藓、雪与新鲜空气它都有得是,日后多半会落到牧人手里。
再上去一点,我们便站在山口的最高处;那里立着一根挂经幡的杆子,幡在风里拍打飘摇。我们该生一小堆火了,因为我们冻得半死。要把沸点测高器烧开可不容易。罗伯特坐在地上,用皮袄与一条毯子在仪器周围临时搭了个篷,我则在背风一侧匍匐在地,从一个小口里读温度表。气温是华氏十五度,刮着西南偏西八级风——也就是半场大风。下行的那条谷叫色勒囊,这时正午,它卧在幽暗的影子里。从它的谷口望出去,是一片僵凝的山之波涛的浩海,是陡崖与深谷,没有平地,没有草木,只有群山的迷宫;那起伏比我们在羌塘所见的更险峻、更分明、更狂野。帕布拉山脊较近的部分挡住了向西的视线。
我们此刻所在的这道山口叫色拉,海拔高达一万八千零六十四英尺。我清楚地看出,它必定位于那条主脉之上;这条主脉再往东便是纳木错——也就是腾格里淖尔——南岸那座著名的念青唐古拉峰所在之处,少数欧洲人与班智达曾翻越过它。它是世上最大最雄伟的分水岭之一,因为从它的北坡,水流下高原那些无出口的湖;从它的南坡,水流入印度洋。这条分水岭的走向,以及我们从昂孜错到雅鲁藏布畔业雄一路所穿过的那个山系的形貌,在一九〇七年这个一月之前,对欧洲种的地理学家来说,就同月亮背着地球的那一面一样陌生。反过来说,满月上所见的「海」与「山」,自古以来反倒比我有幸能引领读者前往的这片地表知道得清楚得多。我不妨说:我所侥幸解开的这个地理之谜,是一切等待解答的地表之谜中最出色的一个,也许是最惊人的一个。
不过在色拉山口,我们只在一点上越过了那条巨大的分水岭。我不想预先把事情说尽。我们须先把所得的收获依次清点,然后才从所集的材料里得出结论。如今且让我们继续这场艰难的穿行,走过这个仍把我们同那条大河隔开的、未知的群山世界。
我用冻得发青的手匆匆画完全景图,又把向导说得出的地名一一标上,随后便急急下了山口南侧那些部分覆雪的碎石坡。到了有片片冰的谷底,我们重新上马,遇见三个骑马的西藏人赶着八匹空马。他们一望见我们便折向一旁,绕了一个大圈子避开我们。我们猜他们属于一伙强盗,想带着赃物从没有人走的小路溜走。
这一晚总算能坐在营火的暖意里,真是受用。我默默沉思着,目光从被月光照得分明的岩脊,一直扫到谷底幽暗的深处——那里只有狼蹲在它们的洞里。那一切仿佛都属于我;仿佛我是率领着凯旋的大军征进这片土地、把一切抵抗都碾碎了的征服者。噢,何等了不得的大军!二十五个衣衫破烂的拉达克人,十匹瘦弱的劣马,二十来头累垮了的牦牛。可我毕竟是成了!我在色拉山口头一次战胜「外喜马拉雅」时的那份骄傲,马略打赢同朱古达那一仗所得的凯旋也未必胜过;而那道色拉山口如今沐在月光里,在我们看来,像是无边空间边缘上最远的一座哨所。
一月二十九日这一程走得愉快。深谷里我们避着风,又是朝着太阳走,于是初次感到了将临的春意。我们起初朝东南偏东,随后渐渐向南弯去。恰在转弯处,图姆桑谷汇入;谷的尽头我们又望见一部分我们在色拉翻过的那道大山脉。必有无数像我们这条一样的谷,大体与山脊平行地从脊上下来。谷宽起来,色勒囊那条冰带沿中间蜿蜒。我们没有看见帐篷,只见夏天支帐篷的地方;还有几座玛尼堆,是为教化行旅而立的。第一一八号营地扎在谷的一处开阔地,那地方叫色林多。
这几天我们常说,若能从牧人那里雇些牦牛,该多好。我们自己的牦牛乏透了,拖住了我们;而在我们眼下所行的这碎石遍地的高原上,它们的蹄子一天比一天疼。只要前路还开着,我们就得尽量赶。耽搁可能是危险的,可那些牦牛走起来像脚后拖着木头。色林多我们没有看见帐篷,可傍晚南杰带来了他在一条侧谷里遇到的两个西藏人。他们愿意给我们二十五头牦牛,只要每一天的路程付一个「章噶」——约合五个半便士——而他们算到雅鲁藏布畔的业雄要走八天的路。他们自己只肯陪一天,并坚持回头时要另派人接替。我们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这样既省了我们自己的牲口,又能走得长些,还能得好向导。
傍晚有七个武装齐备的骑者来访,他们在找一伙偷了他们几匹马的强盗。我们把头天遇见的那一伙告诉了他们,他们便连声道谢,沿谷骑上去了。
一月三十日。早上我们的新朋友带着牦牛来了;样样安顿好之后,我们发现从列城带出来的那些沉重行李,如今只剩十八驮了。我们最后那两位向导领了钱,立刻就往色拉山口去了。
第一一八号营地往下不远,色林多谷便同波绒谷汇合;我们又沿波绒谷向东南上行。我诧异我们的向导竟又往高处爬,可他们走的是一条分明的小径,而我们留在右边的那条谷似乎是向西南偏西与西南倾下去的。他们说它注入梅藏布的谷,而梅藏布是业热藏布——也就是雅鲁藏布上游——北面的一条支流。后来我有机会证实他们说得不错。可眼下头一回穿过这地方,山脉与水道的格局于我是模糊而惑人的。每到一处营地,我都盘问看去可靠的西藏人,叫他们用手指在沙上画小图,我再抄进日记。可那图一天一变,纵然大的脉络不变。
从我们重新开始上行的那一点望去,西南方是一片荒凉的群山的混沌。波绒右岸有好几眼温泉从砾石床里涌出,水含硫,温度华氏一百二十七点九度,灌满一个个池子;那热气腾腾的水在池里沸响冒泡。那地方就径叫查卡曲森,意思是「热咸水」。谷里的台地表明侵蚀之力极强。两侧有侧谷汇入;我们时而横过冻住的河,时而翻过陡峭的山嘴。在路的一个转弯处,我们遇上一队带枪的骑者,他们正往曲曲去——那是当惹雍错以西的一个地方。
我们到了谷的一处开阔地;那是极要紧的一处,因为在这片狂野的群山之海里,有好几条谷在这里汇成一个巨大的侵蚀中心。最大的一条是特尔孔绒,它一路接纳了一整串侧谷,从东北方帕布拉的主脊上下来。穿谷的道路经过几片大的夏季牧场。我在一处有玛尼堆的宽阔岩嘴上停了许久,好在这片极有意趣的地方辨明方位。这里我们也遇上一队骑马的人,他们在追一个带着别人的妻子私奔的无赖——这同我们那里一样。那位受委屈的丈夫就在队里,一副怒容。随后我们又遇上一支五十五头牦牛的驮队,驮着从拉萨运来的大包中国砖茶,要运往曲曲去。十来个黑黝黝的光脚汉跟在牲口后头,唱着、吹着口哨,用立式旋锤纺着毛线,或是忙着转经筒。他们的牦牛是雇来的,要到色林多换新的。他们还带着五十只羊,驮着小包的大麦。我们愈往前走,路上的往来愈热闹。
侧谷里的小径汇进我们的路;这路如今已宽,显出往来相当多。我们的向导都说这是通日喀则的大道,也是连接曲曲与这地方的都城的主干道的一段。这路是一束平行的小径,在它横过山坡与陡坂处,看去像地上的条纹。
我们沿南偏东南的方向继续上行,发觉自己已在谷底之上约一百英尺处;谷底被一条宽窄一致的巨大冰带占着,像一条大河;我们简直要以为自己被搬到了从萨斯普尔望去的、冬装之下的印度河谷。可这相像只是表面的,因为我们过了几条颇大的侧谷之后,便到了门色查卡那些丰沛的泉——那是温的淡水,华氏一百一十八度,再往下积成水池,小鱼在滑腻的水草间穿梭。水渐渐变凉,结成冰,又在冰上流得愈来愈远;到如今一月底,它已经把谷底从一侧山脚铺满到另一侧。
从那个诸谷交会的大汇处起,我们已经过了四座玛尼堆,一般不过十英尺长,却盖着修治得异常齐整的红、白或绿色的砂岩板与板岩。在前一种上头,风化壳里的字母鲜红地凸现在凿过的、白色的间隙之间。我们颇想取走几块作标本,可日后想必还有犯这桩渎圣之罪的机会。
我们面前是通往山口的槽谷;它被凹形的山脊围着,驮队已出现在顶上,那山口看去陡得叫人不快。过了希布拉伊隆与曲格隆两条谷,上坡便难了,马在碎石坡上常常停住。不过我们终于上到了那座还愿石堆跟前,堆上有经幡杆,四周是较小的石锥。这便是希布拉,高一万七千五百四十九英尺。景象壮丽,几乎四面无阻,因为近处没有峰头挡着。在谷里我们避着风,可一上顶,风便毫无阻拦地扫过那翻腾的山脊之海。
向导朝西南指出我们要翻的下一道山口。它与希布拉之间横着一道又深又险的峡谷,向西南偏西倾下。它的河——说得准确些是它的冰带——同我们这一天所横过的一切水道汇合;实在说,同我们自色拉山口以来所遇的一切水道都汇合。可见我们已横过了许多支流,而接纳它们的那条干流在我们路线的西边,从任何一点都望不见。那便是叫作梅曲、梅藏布或梅曲藏布的那条河。
到营地还有相当长的一程。天黑下来了。我们步行下那道陡坡,在碎石与鼠洞上跌跌撞撞。黑暗来了,可谷里看得见一道白痕,那是河的冰。在寒冷与黑暗里,营火的光看去极诱人。可是没有什么比黑暗中的一团火光更骗人了:你走啊走,那火却似乎并不变大。不过我们终于又累又饿地到了营地,紧挨着烧得通红的干粪饼坐下,同穆罕默德·伊萨的交谈便开始了——照例是欢快而生动的。
我们替换用的牦牛里有四头乏透了,非歇一天不可。我若知道身后的踪迹上跟来了什么,便会把它们丢下、第二天一早赶路。可我们一无所知,便在第一一九号营地安静地度过了一月的最后一天。温度表降到零下二十九点九度:这是我们第三次记到同一个读数。
这个闲日子我用来研究自己所画的地图,努力对我们一路游荡其间的群山与山谷形成清楚的概念。有一点是明白的:羌塘那些封闭的湖盆与印度洋之间的大分水岭,是沿帕布拉主脉走的,而这主脉就是念青唐古拉那条雄伟山链向西的直接延伸。我们在色拉山口翻过了帕布拉,如今身在梅曲那广阔错综的水系之中。差不多与梅曲平行、再往东流的是香曲;班智达克里希纳一八七二年、莱斯丹伯爵一九〇五年都沿它的谷走过。那么梅曲与香曲之间必有一道次级分水岭与一片相当高的山地,而那其实不过是帕布拉主脉的一条支脉。我们自色拉山口以来所横过的一切水道都西流,而它们发源的那道次级分水岭在我们路线的东边。不过梅曲与香曲之间也可能还有一条、或许几条与这两条河的谷同等重要的谷。
帕布拉只是「外喜马拉雅」主链的一部分,而外喜马拉雅不但是一道第一等的分水岭,还是一条格外重要的地理界线。我也曾时常走过气象可畏的山地,可从没有见过能同外喜马拉雅以南那片地方相比的。在羌塘,景致里占主导的线条是略有起伏的、水平的;如今我们到了向海洋排水的边缘地带,垂直的线条立刻凸显出来。在外喜马拉雅的南侧,谷在岩体中被刻削得远比高原任何一处险峻。何以如此?因为季风云的降水在外喜马拉雅南侧远比北坡丰沛得无从比拟。喜马拉雅也是如此:迎着西季风的南侧得了降水的大头,所受的雨水比北侧丰沛得多、连绵得多。如今我们每条谷里都见得到泉、溪与河,而不久之前我们还时时有找不到水的危险。那么在气候的关系上,外喜马拉雅也是一条界线,论其规模与重要,地表上少有能与之相比的。
我的激动与期待不断加增;我一天比一天更分明地看见一座宗教大都近在眼前的迹象——还愿的石堆、玛尼堆、行旅、驮队,都是它的征兆。我那些拉达克人也被同一种欢欣鼓舞着,正如伊斯兰教的朝圣者走近阿拉法特山、想到从那高处将头一次望见圣城麦加时的心情。
二月一日上午早些时候,新的人带着新的牦牛来接我们的驮子。我弄不懂这些牧人何以不待人提一句便肯替我们当差。这条大道固然分了站,备好新的牦牛以供运送行李货物之用;可这便利本只给西藏人,不给一支连护照都没有的欧洲人的驮队。无论如何,俄尔布·通杜普并没有害我们;相反,到处都知道我要来,也知道他是班禅派来给我送信的使者。每到一处歇脚的地方,人家都告诉我们他是几天前打这里过去的。牧人们这样乐意给我们备牦牛,也大半因为他们得的工钱好、受的待遇和善。如今我们自己的牦牛空身走,那七匹拉达克马与最后活下来的一头骡也一样。不过我们对任何变故都有预备。我们商定好了:万一哪一天找不到驮畜,我便同穆罕默德·伊萨与南杰骑我们那三匹西藏马急行赶往日喀则,驮队则由罗伯特带着慢慢跟来。
夜里有五十八点五度的严霜,早上冷得可怕,天色阴沉,风暴大作。我们沿一条新的谷登向下一道山口。没走多远我们就冻得半死;罗伯特哭了,他冻得受不住。最暖的时候还有二十七点五度的严霜,刺骨的风扑在脸上。我们的脸、尤其是鼻子,若不是不断塞进长长的皮袖口里,必定要冻伤;可在袖口里,呼出的气又那么快就结成冰,把袖子冻在胡子上。这样的情形下作图实在不易。我还没有测完、看完表,左手就已经死了;而无论怎样赶,我还没有把结果记下,右手已全无知觉。在稀薄的空气里顶着风暴步行上陡坡,只要对自己的心脏还有一点敬意,就办不到。我们钻进一个洞里,缩在背风的一侧;把手塞进马与肚带之间化冻;跺脚;等脸上的肌肉麻木得几乎说不出话时,样子狼狈不堪。「上马走吧;到上头再生火。」于是我们在棱角锋利的碎石与石块间苦苦向上挣。
我们终于上到切桑拉那平坦的拱顶,绝对高度一万七千五百九十九英尺。可见这道山口比色拉略高,可它毕竟只是第二等的山口,因为它分隔的是梅曲的两条支流。我们上来时,山口上有三只大灰狼,可它们很快就逃了。这里风暴放纵无拘地肆虐,我们几乎站不住脚。罗伯特和我缩在那座大石堆的背风一侧,拉布桑与我们的西藏向导去拾干牦牛粪。我们用火石火镰把它点着,随后四个人都缩到火上去。我们解开皮袄,让一点热气透进衣服里,又脱下靴子焐脚;可坐了一个半钟头,才觉得又有几分像人了。随后我们向南偏西南急急下行,在夏姆谷里几间破石屋附近扎了营。
第二十二章
到雅鲁藏布江岸
夏姆谷像梨子一样收窄;在这漏斗的入口处,三个不同的地点立着房舍,大群牲畜在山坡上吃草。一道玛尼墙长一百四十八英尺、高五英尺,上头覆着土块,为的是护住那些刻着经文的立石。夏姆谷最后汇入一条自东而来的大谷,那大谷在这一水系中占着要紧的地位。谷中流着布曲藏布,是我们迄今所见最大的河。两谷相会处的下方不远,便是第三条河的汇口,那河叫当贝曲,自东南流来。于是三条颇大的水流在这谷地的小小开阔处相聚。向导的解说使我弄清了梅曲藏布这错综的水系。布曲藏布的源头在东边两个长日程之外,自然是在帕布拉那条大支脉里——那支脉在东面构成梅曲藏布的分水岭。从我们此刻所站的汇口起,布曲藏布向西南再流两个短日程,便在林噶寺那里注入梅曲藏布,而梅曲藏布发源于帕布拉的主脉。
这个季节的布曲藏布已成了一大片冰,却还有一道敞开的水槽。我们在冰横跨河床、架成一座桥的地方脚不沾水地过了去,随后朝东南穿过狭窄的当贝谷。
二月三日,在第一二一号营地,我们把通杜普·索南与扎西连同我们自己的牦牛留在后头;那些牦牛乏透了,赶起来极慢。给了两人口粮钱,吩咐他们以极慢的脚步向日喀则挪。其余的驮队一早动身,天气好,最低气温也只有华氏十一点三度。
我们的路向南偏东南,随后转东。所有的谷里都满是冰,驮队过时我们便撒沙。这一天的山口是当贝拉,照例以石堆与经幡装点;高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四英尺,比前一道山口低得多。它有意趣之处在于它位于布曲——也就是梅曲——与绒曲之间的分水岭上。后一条河并不同梅曲汇合,而是自行直奔雅鲁藏布上游。我问为何不能顺绒谷下去,省掉前头那两道山口;人家告我说那谷极窄,夹在峭壁之间,又满是冰。不过夏天有一条路可走,时而沿山坡、时而走谷底,可雨后便难循,因为那时大量的水倾泻下谷,在瀑布与急滩上轰响。
我们在绒谷里一处叫阿尔唐的地方露宿,那里有十二顶帐篷终年支着。这条谷算冷,夏姆谷却以暖著称。我们在夏姆谷确乎见过几丛杜松,见了欢喜得很,还折了枝子装点帐篷里头。夏姆谷夏天从不下雪,绒谷却会下。有许多年份两谷都多雨。
像是要证实西藏人的话不假,这一夜温度表又降到零下十九点一度。我们预备走长长的一程、翻一道难走的山口,所以天还黑着我就听见牦牛被赶进营来。把玛隆河撂在身后之后,我们骑上几座由长满苔藓的坚实土体构成的丘陵,眼前展开一片纠缠得无从解开的群山。我们沿着从山口下来的那条谷陡陡上行,踏过碎石、绕过巨砾,这里那里有还愿的石堆。随后是一段近乎平坦的地面,最后小径陡然升向山口;山口上散布着无数灰色花岗岩的巨块。这便是塔拉,意思是「马山口」,绝对高度一万七千八百三十五英尺。
在巨砾间上行固然磨人,马与骑者都得把身子扭出各样杂技般的姿势;可朝圣者一旦站在塔拉之顶、站在那座挂着经幡的石堆旁,所得的报偿便极丰厚;因为比这更雄伟、更令人震服的景象,我还从没有见过,除非是在羌隆约玛的顶上。东南与东南偏东的全景那样迷人,我们几乎忘了下马。我们所能看到的那段天际颇有限,因为塔拉山脊的两座峰头像一座大庙的门楼,把我们面前的景致框了起来。底下是一带红褐色的穹形丘陵,丘陵之后是一道近乎漆黑的山嘴,被许多短短的横谷切开;再往后的背景里是一道深灰色的支脉。它们似乎都向西、都从那道分水岭延伸出来——自越过色拉山口以来,我们一直猜那分水岭在我们路线的东边。这样的景色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看过了。可是在那道深灰色的山脊之上,高高耸起一个群山的世界,它与其说属于大地,不如说属于天;它在白云的华盖之下,那样轻盈飘渺地悬在大地其余部分之上。它离我们那样远,一座座的轮廓已分辨不出,它像一堵通体淡蓝的墙立着,而那蓝比天色略深些。两片蓝之间的界线被一道不规则的亮白线清清楚楚地标出;因为我们眼前所见,正是喜马拉雅覆雪的山脊,而它背后便是有着永恒夏天的印度。这是喜马拉雅最北的几道山链,在西藏与不丹的交界上。在它们与离我们较近的那道深灰色山脊之间,张着一道深渊、一道地壳上的巨大裂缝,那便是雅鲁藏布——藏布江——的河谷。河本身望不见,可我们觉出自己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了。啊,你们这些可怕的山脉与山口,我们在羌塘把你们一道道翻过来了;那里死马标着里程,显出我们是朝哪个方向走的;如今你们终于被撂在身后,只剩一个山系——喜马拉雅——把我们同印度隔开了!这景象叫我们哑然无语;而我竟能一路硬闯到这样远,自己也觉得像是奇事。
这时策仁与博卢带着小驮队到了山口。他们在石堆前跪下念经,策仁还从自己破烂的袍子上扯下一条布,当作供献系在一根绳上。我们都觉得自己像是在朝圣。那些出租牦牛的西藏人照看着装卸、拾燃料,替拉达克人分去了许多差事。我们自己人里年长的获准骑乘。他们事事都轻省了些,可他们毕竟是在朝拜喇嘛教一大中心的路上。老策仁过山口时把帽子拿在手里,眼睛离不开远处云间闪亮的、梦一般的淡蓝群山。他提醒自己说:那些山远在扎什伦布之外,我们不必翻过它们才到得了那向往已久的归宿。
可我们得离开这道壮丽的山口了,这道永难忘怀的塔拉。我们顺着一条险得要折断脖子的下坡走下去,在巨砾之间、在陡崖之间、在塌方与山嘴之上;喜马拉雅渐渐从视野里消失。先是只看得见那道顶着万年雪的脊线;再下了两三道坡,连它也被那道深灰色的山脊遮住了,我们的天际便以它那锋利的轮廓为界。卡巴洛是佩尔玛纳克波塘谷里一个只有两间小石屋的村子,我们在那里扎营。好几个西藏人站在屋外盯着我们看;晚饭我吃了酥油与萝卜,总算不再是那永无休止的羊肉。
二月五日我们沿同一条谷走了一小程;那谷叫多康,我们在那里立起第一二四号营地。四十个西藏人站在营火边。我骑过去时,他们都把舌头尽量伸出来,那鲜红的颜色同污黑的脸形成强烈的对照。戴帽子的用左手摘下帽子、用右手挠头——那是另一种致意的方式。我们同他们说话时,他们一再把舌头弹出来,不过那只是出于礼貌与友好;他们怎样表示善意都觉得不够。营地附近有一座「宗」——也就是城堡——的废墟,叫多康贝;还有一个弃置的村子叫阿绒康巴,证明这条谷从前比如今人烟稠密。
六日这一程我永远忘不了;因为这一回我们是沿着那道巨大的阶梯、沿着羌塘的边缘,骑下我们从塔拉望见的那道金嫩加似的鸿沟,而雅鲁藏布上游就在它的深处流着。我们从营地朝南偏东南行,把我们那条河留在右边;它在一道深峡里切穿群山,流向绒曲。狭谷的入口处立着一座小庙,叫切噶寺。一群狼在一条峡谷里凄厉地嗥。上拉若山口——高一万四千五百六十七英尺——的路又短又好走,不等我们觉出,便已到了一座大石堆跟前,四周是较小的石堆;那根「塔尔波切」——还愿的幡杆——灰白开裂地立着,被风雨磨损得厉害。山口东侧堆着的几块石头,直立的那一面刷了白。我们还得翻过两道较小的山脊,才得了毫无阻碍的开阔视野。那景象雄伟,使人想起从列城王宫上望出去的景色。喜马拉雅北面的几道山脉清晰可辨,可沉重的云像华盖一样压在它们的峰顶上,所以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是看不见的。藏布江显出一条极细的亮带,还在相当远处。我们底下流着绒曲,从它出山的地方起我们都看得见。最可观的是我们位置以东与以西那些巨大的山嘴与支脉,它们像一排没有尽头的虎爪,陡然落向雅鲁藏布的谷地。
展开在我们面前的那片平原,是雅鲁藏布谷地一处极大的开阔地,名叫业、或业雄,而河在这里叫业热藏布。那里人烟稠密;那许许多多的暗点全是村落。右边一道山嘴脚下立着扎什根培大寺,它那许多刷白的房屋看去像一座意大利的海滨小城。从那里有一条路通往有名的萨迦寺。一条向东南蜿蜒的细线,是往日喀则、扎什伦布与拉萨去的大道。
从最后一级台地起,小径一头直坠下去,于是我们步行走下这些被风雨磨圆的灰色花岗岩陡坡。凡有松散物质填满石缝处,小径便陷下一码深。在这小径变得这样窄之前,必有许多香客、马与牦牛打这里过。有时我们身旁便是深渊,有时我们顺着花岗岩的石板往下溜,有时像下楼梯一样一级级踏下去;可总是往下,不断往下,而一想到每一步都把我们带近较暖、较稠、呼吸较易的空气,我们便欢喜。这里那里,有巨大的圆花岗岩块耸立在松散碎屑的基座上,像冰川上的石桌;这些奇特的形体是雨与风雕出来的。
我们终于下到那片一切谷地都通向它的大平原。我们骑过大麦田、白杨林、农舍与白房子的村落,屋顶上以蓝的红的幡旗装点。我们把图丹寺留在左边;再往前些,在一道山嘴脚下,穆罕默德·伊萨已经停下歇着。约莫一百个男女老少的西藏人,黑得、脏得出奇,却极友善,围在帐篷四周。他们卖给我们羊、鸡、奶、萝卜与青稞酒;我们疲乏的牲口也得了充足的干草与大麦。妇人颈上套着圆圆的拱形饰物,背着柳条筐把粪送到火边,又不厌其烦地同我们坐着,为我们和我们那些稀奇的事务而惊讶。俄尔布·通杜普在这里现身,给我带来一个受欢迎的消息:他的主人公固硕愿意替我转寄信件。他眼下只领到一部分赏钱,余下的要等我得了信件当真到了江孜的消息才付。他呈上他主人所赠的一条哈达——迎客之巾——并说他奉命陪我们、在往日喀则的路上给我们帮忙。这是极要紧的消息,意味着我们不会再遇阻拦。
这里的绝对高度是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六英尺,空气温暖宜人。九点钟只有五点五度的严霜,所以帐篷的门帘就敞着没关。我同罗伯特与穆罕默德·伊萨商议了很久。我们该不该在这可爱的地方住十天而不是一天呢?这里样样所需都有,牲口也能把气力养回来,而我则可以去看那些或像鹳巢一样踞在岩嘴上、或在谷口白得耀眼的奇异寺院。不行;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接待,我们一点确讯也没有;到拉萨只有十一天的路,而我们的目的地日喀则三天就到。我们没有听到政府的任何话,可日喀则在等我们。随时可能有对我们不利的变故。所以我们一天宝贵的工夫也不肯耗,要一清早动身,趁路还开着尽力赶。
我们的激动到了极处。历尽了那样多严酷的磨难与险遇之后,我们究竟能不能到达目的地?夜里拉达克人把他们那支扎什伦布的赞歌唱得比哪一回都更轻柔、更恳切。到半夜他们还在唱,我专心听着,虽然这歌我在羌塘已经听过那么多回。
随后,我们在雅鲁藏布谷地的第一处营地里的火熄了。七日早上聚在帐篷前的是极杂的一群人。要驮行李的是马、骡与牛,因为这里没有牦牛。我整整一个钟头后动身时正刮着西南风暴,附近所有的居民都聚来看我们启程。我刚要跨上鞍,便来了三个使者,是一位名叫切巴德瓦的人派来的——那是公固硕的朋友。他们给我带来他的礼:一只整只宰好的羊,一块又厚又甜的点心,上头有浮雕的花样与蜜渍果子,还有三大块酥油与三十个鸡蛋。我没法回赠,因为驮队已经先走了;不过我给了他们十五个亮闪闪的卢比,请他们替我向那位不曾见过的切巴德瓦致以诚挚的问候。随后三人中为首的那个说:「这钱我们得交给主人,所以本波钦波若另给我们一点赏钱才好。」这是一句精明懂事的话;他们另得了一笔钱,便满意地去了。
另有一些人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地陪我们走到往日喀则的大道上。路左右那些动人的寺院一一隐去,我们骑过铁匠聚居的准迪村的一部分,又经过一眼温泉药水——泉上盖着一所浴舍,可惜那时正有病人在用,我们进不去;白色的蒸汽从屋顶、窗户与门里冒出来。我们这一行入画的人马继续前行,穿过更多的村落与大麦田,经过新的寺院、岩崖与谷口,直到那路在一片不毛的平原上愈来愈向南绕去,朝着雅鲁藏布——正如人从列城走近印度河那样;而同那里一样,路上的松石都被清到了两边。
谷地收窄处,左边岩石上有塔尔廷大寺,右边——也就是河的南岸——是若多村与它的渡口;这时我们到了头一道花岗岩的山嘴,那山嘴伸到河的近旁。过了有庄稼地与小园子的卡茹村,我们骑过一条十三英尺深的凹路,那是黄土里的一条廊道;堤岸这里那里被雨沟冲开,从那些豁口里,像从一道回廊的窗子里,我们窥见那条大侧谷索——它自南面排水入藏布江。雨把黄土塑成一个个土锥,有时高达一码,像一片巨大蘑菇的森林。我们遇见黑黝黝的光头农人,赶着驮货的马与骡;还有背着筐的妇人与孩子,筐里装着燃料或草根。一个老妇跨坐在骡上,随着牲口的步子在鞍上一起一伏;一位身份较高的人骑着马陪他的妻子;几个乡下人吹着口哨跟在驮干草的牛后头;一队穿蓝、红、黄入画衣裳的男女正去扎什伦布朝拜新年的庆典——那庆典我的拉达克人也早就盼着赶上。所有的往来都朝东,我们遇见的只有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办事的人。
路这时走在夏天要被淹的低地上,所以那时节打这里过的人只能沿山坡走。便是如今,藏布江也已是一条气象赫赫的大河;我们在它岸上歇了一会儿——我们的路头一次挨着它。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雅鲁藏布的圣水。它泛着蓝绿,几乎全然澄澈,在单一的河床里缓缓无声地东流,这里那里看得见鱼浮上来。只有极薄的一层冰在岸边束着水,可时常有一块亮晶晶、像山水晶一样的冰团漂过我们眼前。一只载着大麦的筏子顺流而下,是往日喀则的大市去的,不久便在前头的转弯处不见了——那里持长篙的舵手必得好好留神;这景象活活地叫我想起一八九九年我在塔里木河上的那趟航行。
这一点往东,土是沙质的,隆起成六英尺高的不毛沙丘。一眼就看得出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尤其在今天这样的日子:西来的风暴把流沙成云地卷在前头,常常把河右岸那些陡峭的岩壁完全遮住。涨水时河在浅滩上淤下大量的泥沙,冬天浅滩露出来、干了,西风便把淤积的物质搬走,到更东处堆成沙丘;那些沙丘凡低得够的,便被下一次涨水清走,水一落,这过程又重演。于是在藏布江的谷里,固体物质自西向东的搬移是不断进行着的。不单是河以自身的重量掘深河床、把水里灌满泥浆;岸上淤下的物质还被风搬走——风来帮水的忙。风与流水和谐地合力做着同一件事,把这道巨大的泄水之槽愈刷愈深。它们为此已劳作了不知多少千年,而结果便是我们今天所见的藏布江谷地。
骑了八个钟头,我们到了一个由三十户组成的小村子,叫荣玛;帐篷支在一处白杨与柳树之间的园子里。对我们这些在荒凉的羌塘高原上度过了整整半年的人,重又听见风在树木无叶的枝条间飒飒作响,是何等受用!如今火里不再烧干粪了;干柴在帐篷之间噼啪响着,把明亮的光投在树上与西藏人身上。
二月八日我们又骑了长长的一程。俄尔布·通杜普诉说他的骡跑了,因此他得留下,并求我把许给他的余下的赏钱先付了。可这花招太露骨。
我们疑心那些信终究没有到江孜。然而我们离村子还不远,俄尔布就骑着一匹借来的、挂着铃铛的马追上来了。我们扎好营,立刻罚他赶往日喀则,去告知公固硕我们第二天到达,并说我希望给我备一所好房子。那是一步欠考虑的棋,因为公固硕若把他所知道的告诉了哪个中国人,我们在到城里之前的最后一刻就要被拦住。
蜿蜒的大道沿藏布江北岸愈往东去,经过一片片修成台地、由河水浇灌的田地。在西藏能见到这么多可耕之地、这么多有坚实石屋与园子的有人烟的村落,实在叫人惊讶。
在拉莫塘,河冲刷着左岸多山的山脚,这里有一条险得要折断脖子的窄径之字形爬上山坡。不过除了水大时并不必走它。如今我们沿河边的堤道走。今天这条河的样子全然不同了:它的面上一半盖着多孔的冰块——不过夜里有三十三点八度的严霜。那些冰块跳跃着、相撞作响,被水赶着顺流而下,擦过岸上附着的冰缘,在上头垒起小小的白色冰墙。它们循着水流最急的那条线走,常常搁在沙洲上——那些沙洲在清绿的水中泛着红褐色。蓝天之下、沉重开裂的山体之间,这是一片壮丽的景色!下午流冰少了,到傍晚,在我们营地前已经全然不见。
我们从一道石头的阶梯上到一道岩嘴的最尖端——那里我们宁可步行。随后又下到平坦的谷底,经过更多的村落与寺院,那些寺院总被曲登塔与玛尼堆围着,而且常常像拉达克的提克泽寺一样踞在岩石上。塔那克普曲是一条从北面下来的大谷,它的河浇灌塔那克的田地。关于这条谷,我没有能得到清楚的描述;我所听到的只是它来自北边一道山口。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像梅曲与香曲的谷一样来自外喜马拉雅。倘若如此,那么梅曲东面的分水岭便是它与塔那克普曲之间的水文界线,而不是香曲。这个问题只能由日后就地的勘察来解决。
在塔那克——意思是「黑马」——的谷里,我们在一处秀气的园子里扎营;园中一所带着彩绘廊子的小屋,是班禅大师每年来扎什根培寺时所住。这园子坐落在一级碎石台地上,台地陡然落向河面,可以极好地俯瞰藏布江。这里的河叫桑钦,有时又叫藏布钦波,意思是「大河」。藏布江是西藏当然的那条大河。据瓦德尔说,这名字有时写成那样一种写法,恰是「雅鲁藏布」之名的严格对译,而那名字的意思是「婆罗门之子」。业热藏布这个名字我们已经提过,再往西我们还要遇上别的名字。在它穿越喜马拉雅的下段,它叫迪洪;只有当它出了山、去浇灌阿萨姆的平原时,才取得「雅鲁藏布」之名。
第二十三章
乘船顺藏布江而下——进入日喀则
二月九日破晓了,这是伟大的一天:我们这支满怀向往的朝圣驮队要在这一天到达梦想的归宿。头一天风暴大作,傍晚因为空中浮着尘土,谷里铺着一片奇异的红黄色光;群山模糊不清,东边的天际全然看不见。可这一天早上天气很美,整日无风。清早索南策仁与几个拉达克人带着一部分行李上了两条船,穆罕默德·伊萨与策仁则带着驮队沿陆路走。那是我们想出的一条计策:万一最后一刻有人来勒令我们止步,那禁令也只落在穆罕默德·伊萨与驮队身上,而我却能从水路不声不响地溜进日喀则。
罗伯特、拉布桑与我从台地上顺一条陡沟下去时,别人都已上路了;我们登上那条要载我们顺圣河而下的好船。这些藏布江上的船既简单又实用。用细韧的树枝与木条扎成一副骨架——或者不如说框子——外头蒙上四张缝在一起的牦牛皮,皮缝在一道作船舷的木圈上,船就成了。它极粗笨,是长方形的,前头比后头略小些。它不重,一个人驮着也不过是寻常一驮。眼下所有载着去新年庆典的香客顺流而下的船,以及把土产或燃料运往日喀则与扎什伦布的船,回去时都要由主人沿河岸背回来。我们扎营的塔那克有一部分叫林都林,那里很大一部分居民就靠这样的运输过活。这些船极有浮力;我那条上有四个人,还能载重得多。
划船的人坐在一块薄板上不停地划,可是面朝前方,因为他得看得见下游的水道。桨叶像叉子一样分开,叉齿之间缝着一块皮子,像鸭掌的蹼。我们这位船家是个自信的人;我冒险把自己在河上行船的经验抖出来时,他带着优越的微笑听着我的指点。活儿大半是水流做的,可桨一直在用,为的是把船控住。
起初我们缓缓滑行,直到到了色格热村——那是左岸上几所白净整齐、位置入画的房子——又往前一小段,到河水冲刷一道陡峭山嘴的脚下。可此后船速便增了,平均每秒四英尺。我得以望着下游、记时、测方位、量流速,并把河的走势画成图,正如我从前在塔里木河上所做的那样。我们没有遇到大的跌水,不过河在收窄处形成小的急滩,在弯处翻涌。这是一趟极妙的航行,是我所经历的最惬意的一趟。这最后一天的路程再不能过得更愉快了。在西藏,大自然此前只在我们路上设障碍;如今我们却被大自然的一股力量载着走。半年之间我们在羌塘不断损折地挣扎前行,如今门却大敞着,我像在油上一样平顺地滑向目的地。世界上最大的侵蚀谷之一展开它奇妙的全景,空气那样静,藏布江的面上连最细的一道波纹也没有。无风可扰,那碧绿的水便任凭静默的漩涡嬉戏;漩涡在崖壁与凸出的岬角处生出来,以愈来愈大的圈子迅速向下游舞去,最后全然消失。它们生而又灭,来而又去;同一道沙嘴又唤起新的漩涡,可每一个新漩涡所旋的,已是这条圣河里另一股水——这河千万年来一直奔向迪洪那神秘的峡谷。
被藏布江载着东行,是何等令人陶醉的乐事!这条河也是西藏的禁路之一么?他们这会儿若来拦我,我便答道:「我不在西藏;我在印度人的圣河上;别来管我。」景象变换得频繁得叫人迷惑:面前是一堵幽暗的岩壁,到下一个弯它便不见了,另一堵又在河的对岸出现。我们常常弄不清这里的「上」与「下」是什么意思;仿佛我们一动不动,而那全景绕着我们旋转。罗伯特沉在思索里,越过船舷望着,被身边的水与冰块弄糊涂了,诧异地叫道:「主人,咱们分明没有动啊。」「你看左边那道沙洲。」我答道;他见那沙洲往上游移动,便愣住了。而在河浅、看得见底的地方,那些砾石、圆石与沙洲仿佛都在船底下往上走。
这趟仙境般的航行里,我们都陷进了遐想。我忽然起了一个念头:我们何不一直漂到吉曲的河口,再从那里步行上拉萨去?我们可以夜行昼伏,况且藏语是拉布桑的母语。可这念头像船边的漩涡一样迅速消散了。到了拉萨,我也无从在两年前荣赫鹏那支远征队所得的知识上添什么;我的指望寄托在班禅的友谊上。在色拉山口,我对外喜马拉雅起了极大的痴念,而地球上没有一个地理之谜对我有更大的吸引。我此后一切的事业都该以此为目的:把外喜马拉雅作一次尽一个人一趟旅行所能完成的、最彻底的科学勘察。是的,这桩任务如此巨大,以致我从前对拉萨的向往,便像藏布江谷里的晚霞一样消退了——这座花岗岩的巨大柱廊、这条佛的御道,切穿群山、在遥远的东方化入烟霭,直通拉萨谷的谷口;而我们此刻正沿着它那液体翡翠的河床,滑向喇嘛教最神圣的城。水流像迷人动人的仙舞一样把我的思绪载向东方,可它也催生出新的方略,要去那些此前在我兴趣之外的地区。在那些把水注入梅曲的谷里,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起那因·辛格的热噶藏布;有几个西藏人把它说得同藏布江本身一样要紧。热噶藏布说不定才是干流?它会不会有支流从北边那片神秘国土的腹心取水?整整一冬,没有一个晚上我不仔细研究赖德与那因·辛格的地图。雅鲁藏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果真定了么?比起跟着英国兵的脚印去拉萨,我眼前岂不是有一桩有益得多的任务?载着我们的船的那片阳光下的水,给我带来了听得懂的消息:来自远方的峡谷,来自万年粒雪原消融的边缘,来自喜马拉雅那吻天的脊上泛蓝的冰川与碧绿的冰窟;不,还有一声洪亮的回响,来自雅鲁藏布之源从岩石里奔涌而出的那条谷。
不过在未来的梦想之中,我们不可忘了眼下的要务。扎什伦布的金身诸神正在他们的庆典上等我们。河有时收窄变深,底便看不见了;有时展开,流速便减。帕尼村下方有一条谷张开,河在那里转向东南,可很快又折回东,横过那片大河床——夏天那河床几乎把整个谷底都浸在水下。我们很少经过高而分明、长着草、涨水时也淹不到的岸。河不时分出一条支流,可那支流不久又汇回主槽。野雁站在岸上,我们经过时便叫;黑白的野鸭、鹭与别的水鸟都无惧而亲昵,仿佛深知在扎什伦布,断绝任何活物的性命之光都是严禁的。
我们刚离塔那克,就有十来条船经过那村子;有些两条绑在一起,免得翻。船上的客人是从上游来、去赶新年庆典的香客。那里坐着穿最体面的节日盛装的妇人,戴着彩色玻璃珠的项串,串上挂着装佛像与圣物的小银盒或银钱;颈后有高高的拱架,蒙着红毛料,饰着绿松石与珊瑚。那里还坐着白胡子的老人、壮年人与男孩,另有两位披红袍的喇嘛混在俗人一伙里。多数船上在舷边绑着杆子、挂着小经幡,舷外还吊着小小的佛盒,为的是给这趟水路带来福泽。有些船底上铺了沙与石板,可以生火煮茶。他们不大理会我们,只是不住地说笑闲谈,看去极欢乐。显然有些船上的客人彼此相熟,是从同一个村子一道出来的。河上所有的船在这样的日子都有生意,香客接连不断地顺着这条水上大道涌向那座圣寺。岸低的地方,上下游都看得见这些小小的黑点。
我们漂过一道沙洲,那里搁着几块冰,警告我们有险。船只两次擦了底,因为我们的船家警醒、掌舵得好。他也认得路;而这里要找准航道并不像看去那样容易,因为河分成许多汊,只有把它们都熟记的船家才选得出最好最近的一条。有时他把我们引进一条水流极急的窄槽。
这时河转向谷的右侧——也就是南侧——那里一座山直落水面,岸上只剩下够一条用石块砌护的路的地方。那里有十来个船家背着皮船走,从背后看去像一排巨大的甲虫。而在另一个方向,驮着柴火的骡队被赶往日喀则。从这里起,一连串难以想象的雄伟、入画而狂野的景象开始了。一道又一道崖壁陡落到河里,被在它脚下作响的水冲刷着。常有一块冰在漩涡里被掀立起来,高出水面,在日光下亮晶晶地闪一下,随后又倒回去。
我们等着上岸的机会,可水流太急。船家终于设法把我们弄进一处回水,我在一处岬角上下了船,恰好有一队香客经过,来得及用相机把他们拍了下来。他们弄不懂我在做什么,话都停了;等发觉自己是囫囵个儿脱了身、我那相机并不是火器,他们才像松了一口气,重又喘气自如。我目光所到之处,总有新的题材呈现,引我整天坐着写生。可是没有工夫;这是我最后的一天,我这一场赌下得太大,不能把一切都押在一张牌上。「还远着呢。」开船时船家指着一个岬角说——日喀则的谷就在那后头,还隔着相当远的一程。
我们重又到了谷的中间时,河宽得像湖,平滑如镜,雄伟而庄严,像油一样缓缓地流,映出群山与船的形影。北岸群山的山嘴与崖壁泛着玫瑰色;平常碧绿的水因映着天而发蓝;一切都庄严地安静平和。罗伯特与拉布桑在一角里睡着,可我舍不得在这趟朝圣的航行里丢掉一分钟。这里那里立着石堆与挂幡的杆子——那些地方是路线过河的渡口。有一处渡口停着一支大牦牛队,它们驮的羊毛在岸上堆成一道墙。那些黑黝黝的人衬着黄沙丘的背景,分外分明。再往下,策仁正忙着把他那一队弄上船,他的马则被又哄又骂地赶上另一条船。塔那克来的那条大路在这里过河;我们飞快地漂过时,策仁冲我们喊:穆罕默德·伊萨远在前头了。两条船上的渔人正在河的一个湾里下网,想用投石把鱼赶进网去;他们收获不佳,不过答应第二天早上把鱼送到日喀则来卖给我们。我们又向东南拐,靠近南侧的群山;在山脚下,我们经过昌当、扎西岗与唐岗几个村子,位置都极秀气地嵌在园圃之间。河这时在单一的河槽里缓缓流着,仿佛经过一条通往寺院的谷口时须得小心。
下一道岬角的脚下极热闹:许多载着大麦、秸秆、柴火与粪的船正要靠岸,另有些船正在喊声与歌声里卸货。一排排的船被拖上岸,底朝天地躺着,像大大的毛蛤蟆。那位把我们送到年谷口的船家得了平常四倍的工钱,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明天可以给自己放一天假了。
在这个奇特的码头上,古法鲁牵着我们的马在等。我骑上我那匹拉达克小白马,罗伯特骑他那匹西藏枣红马,由拉布桑在前开道;夕阳西下之际,我们沿年谷往上骑。我们不久便钻进黄土里一片凹路与裂沟的迷宫。可我们不需要向导,因为路上有好几个行旅与赶骡人给我们指点,没有一个不客气的。路左边稍远处流着年楚河,那是江孜的河,是藏布江南面最大的支流之一,岸上有好几个村落。暮色降临;我觉得自己的心在跳;我们成不成呢?天黑了;一座白色的大曲登塔像鬼影一样立在我们路右紧旁边。拉布桑问一个赶夜路的人还有多远,得的回话是:「照这路走,不久就到一条巷子。」右边耸起一座小丘,丘顶上,日喀则宗——议事厅——的轮廓隐约衬在天上。这时我们已在白房子之间,走进一条更暗的窄巷。在一处空地上,有几个中国人站着盯着我们看。爱咬人的狗从屋里出来朝我们吠。此外全城都睡着,没有一群百姓看着我们进城。可我们的人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他们住在何处。啊!南杰站在那里等着给我们引路,他把我们领到墙上一道门前——门后便是公固硕的园子。
穆罕默德·伊萨与所有别的人都在这里迎我们、向我们问好,像是要为一场大捷向我道贺。我们下了马,穿过院子走向公固硕拨给我用的那所房子。可那房子又冷又凄清,我宁可要支在园中白杨底下的帐篷。等策仁的时候我们围着一大堆柴火坐着,陆续也有几个西藏人聚过来。我没有理会他们;我太沉在自己的思绪里了。我运气好,在西藏跋涉六个月之后到了第一个目的地。我的晚饭很晚才得,可它极受欢迎,因为船上我们没有带干粮。随后我好好地把白天所记的笔记整理了两个钟头。可有一位先生来搅扰我,他属班禅的俗务僚属。他说自己并非奉命而来,不过听说有不寻常的客人到了,便请我把详情告他。随后他记下我们各人的名字与国籍、驮队的规模,又问我们是从哪条路来、打算往哪里去、我到日喀则来有何目的。他极其客气,还希望我们在羌塘的寒冷里没有受太重的苦。他说自己官位太低,不敢去向班禅大师禀报,不过他要把所得的消息转呈上司。此后我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很少有哪一夜睡得这样好——是的,也许只有我侥幸念完大学那一回能比。
第二天过去了,无论俗界僧界都没有一个人为我们费半分心;于是我打发穆罕默德·伊萨上扎什伦布去。它那些金顶在我们园子西边近处的坡上,在夕阳里亮得像火;我们的园子在日喀则南郊。我那位出色的驮队头目找到一位高位的喇嘛,那喇嘛答说他明天要派人来细问我的意图,然后再同我通气。就在这时,一位名叫马的高位中国人来访。他自称是「兰萨」——也就是一百四十名中国兵的营汛——的统领,看来日喀则就是由这支兵驻守的。马是东干人,奉伊斯兰教,从头一刻起便成了我格外的朋友,一脸和气欢快的笑。他五天前从拉萨来,要一直留到安班——总督联大人——把他召回去。
「真不可思议,」马说,「您怎么一路到得了日喀则而没有被拦住。」
「是啊,老实说,我原以为要受种种刁难的;便是不更早,至少在离这里两天路程处总该有了。」
「您要来的事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说;我若知道您在逼近城里,拦住您便是我的职分。」
「那么于我倒是运气,您在这里是生人。」
「是;可最糟的是,安班一听说您住在日喀则,我就要吃亏。可如今已经晚了,我也无可奈何了。」
「马大人,您倒说说,您看班禅大师会接见我么?」
「我疑心不会。我一到就求谒见这位大喇嘛,可他连一句答话也不屑给我。而我还是中国的武官呢。」
这对我这个未经许可从北边来、谁也不知他是何居心的外人,实在不是什么鼓舞的话。而第二天便是新年庆典,我没有个说法是不能去的,尤其因为班禅本人也要亲临。可他必定知道些关于我的事,否则俄尔布·通杜普带着信到昂孜错来,又怎么解释呢?
这当儿我们静候事情的进展;我们提着纸灯笼出去查看一匹死在槽边、必须搬走的马。它何以偏偏这时不肯活下去呢——如今槽里满是大麦、秸秆与糠麸,牲口背靠一道墙避着寒与风,眼前又是闲着的好日子?老兵还活着五匹,另有蓬奇来的最后一头骡;这便是六个月前从列城启程的那支堂堂驮队最后剩下的六头。其余的全躺在羌塘,风暴在它们上头怒吼。这六头要像眼珠一样珍惜、好好照看。它们磨破的背要洗、要揉,两胁要刷;夜里要披着布睡;大麦与糠麸要给得充足。身下的地要铺上草,还要按时牵去饮水。我摸了摸我那匹小灰马,可它照旧又咬又踢。在所有老兵里它的情形最好,古法鲁断言:必要时它还能再穿一趟羌塘。
我们在园子里住得极舒服。我帐篷的左右是罗伯特与穆罕默德·伊萨的帐篷,拉达克人的帐篷稍远些;后两处前头照例燃着大堆的火。公固硕家的一男一女住在门洞里一间破屋子里,替我们张罗一切所需。那女人又老又弱,脸上涂得乌黑,可极友善。她总到我帐篷里来,鞠躬、嘻笑、咧嘴而笑,纯是出于好意。
二月十一日六点半我被叫醒,说有两个人要立刻同我说话。火盆与热水送了进来,我飞快地穿好衣服,帐篷被扫净整好,随后我派人请客人进来。一位是高位的喇嘛,身材高大,名叫洛桑次仁,是班禅的书记;另一位端孙是中国人,相貌俊秀文雅。两人都极客气,举止很有风度。我们谈了两个钟头,谈了各样的事。说也奇怪,我到日喀则这件事,于两位先生似乎都全然出乎意外。他们问我的名字、来时的路线与我的意图,而且自然从没有听说过可怜的小瑞典;不过他们把我国的瑞典名、英文名与中文名都记了下来。
「我打算今天去看新年庆典,」我说,「不见识一场你们最大的宗教盛会,我是不能离开日喀则的。」
「从没有欧洲人参加过我们的庆典;那是只给西藏人与我们教中的香客的,断不会许人去看。」
「班禅仁波切——圣师、班禅大师——几个月前必定已得知我要来。大师也知道我要从哪个方向来,不然他不会把我的邮件送到当惹雍错去。」
「班禅仁波切从不插手世俗之事;那些事由他的弟弟公爵——公固硕——照管。」
「可我总得见大师,因为我知道他在等我。」
「能在圣者面前露面的凡人,只有极少数。」
这时我想起了斯托克王公的信与那张中国护照。那封信对他们毫无触动;可那位年轻的中国人,当那张蓝边红印的护照在他面前展开时,却极感兴趣,愈往下读眼睛睁得愈大。他通读了一遍,随后慢慢译给洛桑次仁听。
「咦,」两人于是都问道,「您怎么不一开头就把这纸给我们看?那就省了我们这一番争辩了。」
「因为这护照是开往东突厥斯坦的,不是往西藏的。」我老实答道。
「既然您已经在这里了,那便不相干。您有一张极好的中国护照,所以是在中国的保护之下。」
那位年轻的中国人拿着护照走了,洛桑次仁先生则继续问我话,又查看我们的武器与别的物件。最后我问他要不要看看我们的园子,趁他出去的工夫我匆匆吃了早饭。随后那位中国人回来,简短地宣布:我可以参加庆典,而且给我和我两三个人留了特设的座位,届时班禅宫廷的一位侍从官会来接我们。这时我祝福那张当初叫我受了许多恼气的中国护照;我祝福逼我去弄它的印度政府;我祝福那样迅速替我办成它的弗兰格尔伯爵;我也祝福那位在本国政府许可之下开出这护照的中国驻伦敦公使。可我从没有梦想过它于我会有一丝一毫的用处——它开出的本是另一个国家,不是西藏。
这便是我们进日喀则的经过,以及我们在那里最初的际遇。没有一根手指抬起来拦我们,也没有好奇的人在街上挤着看我们。可如今,当我们已经在城里安了家,我们在此地的出现竟引起了普遍的惊讶,仿佛我们是从天上直掉下来的。这一着成了,而且并非出于我的作为,是靠了几桩特别的情形。拉结次仁自己为着某个说不清的缘故,把他罩住我们的那只口袋重又打开了;而住在昂孜错以南的那些头人多半想:「既然那仓的总管放他们过去,我们也拦不住。」我们还有一桩运气:这些头人里有几位去扎什伦布赶新年庆典了;而我们自己走上大道时,又混在别的香客的人群里不显眼——因为新年那几天的西藏人像发情期的松鸡:既不看也不听。最后还有一桩:我这驮队里唯一的欧洲人,是在夜色已经给大地铺上一层黑纱之后才骑进城的。
第二十四章
新年节
喇嘛教会除了每月的节日之外,一年还有四大庆典,其中最隆重的是新年节,也就是「洛萨」。这个节日是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战胜六种外道、纪念真正的宗教战胜邪信而设的。它总在二月初举行,因而是一个春天与光明的节日:佛的子民在这时欢迎渐长的白昼战胜冬日的黑暗,欢迎寒冷的天气过去,欢迎生命与种子在冬眠之后苏醒萌发,欢迎春天临近——那时和煦的微风,作为更温暖、更明亮的季节的先驱,在所有寺庙屋顶上拨弄着经幡。所以洛萨是一个极受百姓爱戴的节日,足足十五天里,它把劳工从活计旁、把牧人从牦牛群边、把商人从柜台后拉走;这是欢乐与享受、宴饮与歌舞的时节;是走访与待客、送礼与收礼的时节;家家户户与座座寺庙都洒扫装点一新,最好的衣裳与首饰从箱底取出来;朋友们聚在屋里一同饮酒,随后又到幽暗的佛殿里,在神像前谦卑地默想,把鼻子压扁在地上;远道而来的客人听着粗俗的笑话与稀奇古怪的强盗故事,而这些故事又不时被转经筒的嗡嗡声与那句永恒的真言「唵嘛呢叭咪吽」打断。
寺庙的大节庆人人都可以进去:僧侣与俗人、喇嘛与牧民、贫与富、男与女、白发老翁与孩童,一概不分。衣衫褴褛的乞妇就坐在珠光宝气的贵妇身旁。洛萨是全民的节日,是喇嘛教的狂欢节,正如古罗马的牧神节与农神节。
我的运气好,恰好赶上喇嘛教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日,得以在扎什伦布这座寺院城里亲临其盛。十点半钟,教廷里一位年轻的侍从察策堪来了。他穿一件极雅致的黄绸袍,戴一顶像倒扣的盘子一样的帽子,上面垂着一绺缨子。他通报说,他奉大师之命来接我去观礼,并受洛桑次仁喇嘛的委派,在我留驻日喀则期间随侍左右。他请我穿上随身带着的最好的衣服,因为我的座位在整个观礼期间都能从大喇嘛的座上望得见。我箱底藏着一件旧燕尾服、几件礼服衬衫和一双漆皮鞋,那是特地为班禅大师带来的;罗伯特又从另一只箱子里翻出我的剃须用具,于是我便在西藏的荒山之间摆出了一副欧洲绅士的模样。不过论华丽,我比不上我的通事穆罕默德·伊萨,他那顶金线绣花的头巾压倒一切。其余的人里,只有罗伯特、次仁、拉布桑与南杰获准随我同去。
我们骑上从昂孜错买来的新马,往寺院去,路程是十二分钟。日喀则宗堡留在我们右手,它如画地立在阳光下的山冈上,叫我想起列城的王宫。我们的路穿过一片空地,经过零散的房屋与院落、田地、水塘与沟渠;人群越来越密,路越来越窄;百姓成群结队地涌向寺院——城里人与牧民,远方来的朝圣者与肮脏褴褛的乞丐;每个街角都坐着老妇人,高声叫卖糖果与糕饼。孩子、狗与中国人统统混杂在一起,像一个巨大的蚁冢。可是察策堪和他的执事们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来,我们骑马上了一条小巷,巷边一排排高大直立的转经筒都砌在粉白的石墙里。再往上,路变成一条正经的街道,两旁是高大的白房子,里面是僧人的僧舍。我们在一个大门洞——几个主要入口之一——前下马。我们头顶高处耸起一座砖红色的殿宇,叫作措拉康;而在一切之上,拉章的白色正面闪着光,顶上有一道黑色的檐饰,窗前挂着遮阳的帘篷。我们赞叹这种雄伟而奇特的建筑,它的每一道线条、每一处细节都历历在目,给人一种整齐而坚实的印象。也许是出于我对西藏的偏爱,这片奇妙土地上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是迷人而壮丽的。
现在我们登上那些神圣的居所;神秘的墙垣之间,陡峭的、走廊一般的通道铺着石板,石板形状大小不一,却都光滑锃亮如金属,只是极不平整,磨损得厉害,因为几百年来无数朝圣者的脚与匆匆来去的僧人的鞋底一直在上面践踏。有时在这挤得紧紧的朝圣人流里,拥挤得叫人很不舒服,巷子里弥漫着一股人身上的霉味。我们越爬越高,走过曲折的通道,常常向左或向右拐一个直角,穿过一道有顶的、门槛厚重的门洞,又顺着一条条过道与走廊前行;这些地方光线昏暗,或黑,或漆黑,挤满了穿红色长袍的喇嘛,他们露着一条或两条胳膊,头发剃得极短,头上什么也不戴。他们带着和善、温厚的微笑欢迎我们,随后闪到一边让我们过去。凡是黑暗里藏着险阶的地方,我都觉得有一条有力的胳膊准备着,万一我绊了脚便扶住我——那是我身边某位殷勤的喇嘛。
寺里的过道这时亮了起来,僧人们的侧影在光亮前显出黑色的轮廓。我们走进一条有粗大木柱的回廊,在一处看台上就座;这看台同回廊之间隔着牦牛毛织的帘子,帘子底边有几道横向的白条纹。他们给我摆了一把欧式扶手椅,我也确实用得着它,因为这一天的场面是整个新年节里最壮观的,足足持续了三个钟头。我们在这里坐着,就像坐在露天剧场的第二层,把表演的场地看得清清楚楚。那场地像一个长方形的市集广场,四周围着由木柱廊撑起的敞开的平台或台阶。整个看来,叫我想起一座没有屋顶的巨大剧场。铺石的院子中央竖着一根高高的旗杆,它饱经风吹,被许多个夏天和随后冬天的严霜冻得开裂,杆顶垂下长长的幡,一直拖到地面。我们看台的正下方是最高一层平台,越过它的边沿,我们俯瞰着整个将要举行宗教仪式的院子,也俯瞰着对面与两侧的回廊——那些回廊比下面的院子高出一层。
到处都挤满了人:所有的看台和屋顶上,所有的突出处和平台上,甚至一直挤到那些弯成中国式样、镀金的灵塔殿屋顶下面——历代圆寂的大喇嘛就长眠在那些殿里。从我们这居高临下的位置望下去,是一片人头的海洋,一团人的聚合,一幅色彩鲜明刺眼的镶嵌画,一场民族服装的展览。其中最显眼的当然是西藏服装,可目光也会落到来自不丹与锡金、尼泊尔与拉达克的人身上,而中国商人,或是从蒙古草原来的兵士与朝圣者,也很容易辨认出来。一位领我们就座的高级老喇嘛告诉我们,在场的观众有六千多人,这个估计只少不多。就在我们对面最高的平台正前方,坐着尼泊尔领事,那是一位年轻的中尉,戴一顶有金箍而没有帽檐的圆形黑帽。他吐着烟圈,是唯一一个这样亵渎圣地的人。他身后坐着另外一些尼泊尔人,以及其他喜马拉雅诸国的代表,他们都是为生意或宗教热忱吸引到这里来的。他们左边是一长排一长排的人,衣服一律是红色或黄色,穿着长长的长袍,腰间束着彩色的腰带与绶带,戴着同样是红色或黄色的蘑菇形帽子;那帽子有阳伞那么大的一圈,用一根带子系在下巴底下。他们是各级官员,或是城里的父老,或是隶属于喇嘛的民事衙门,或是隶属于后藏省的行政机构。他们下面的回廊上坐着他们的妻子和其他有身份的妇女,她们几乎被埋在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饰物底下:她们的衣裳是红的、绿的、黄的;她们戴着项链与银坠子、镶绿松石的银盒,脖颈后面竖着高高的白色光圈,上面密密地嵌着珠宝和别的饰物。她们的发式各式各样:有的从中间分开,头发像磨光的乌木,在两侧蓬起;有的把头发编成许多细辫,盘起来,饰以珠子之类。这里坐着从帕里和岗巴宗来的妇女,从西边的阿里三围和东边的康区来的妇女,还有从纳木错湖畔黑帐篷里来的妇女。她们叫我想起瑞典的莱克桑德、穆拉与温加克,因为这些妇女的人群里有生气、有色彩。照欧洲人的眼光,美人是找不到的,可许多人看来和气而快活;她们健康,身材结实匀称,显然对自己漂亮的衣裳十分得意。不过,她们同米洛的维纳斯纵然沾亲甚远,到底总还是女人;她们说说笑笑,叽叽喳喳,嚼着干桃与糖果,用手指擤鼻涕,向邻座投去的眼光流露出一种坚定的信念:自己衣着的雅致已经胜过了她们的姊妹。这些夫人同我们在羌塘见过的妇女是多么不同!她们固然不是天天洗脸,可今天为了过节都洗了脸;看到这么多白皙的面孔,真叫人吃惊——同我们那里的人一样白,几乎不带一丝黄色,脸颊上常常还有像苹果一样鲜润的红晕。
我们看台下面的平台上没有显贵;那里百姓们融融洽洽地坐在一起,那里是「凡俗之众」的地方;那里坐着乡下的母亲们,哄着啼哭的孩子;那里站着褴褛的乞丐,拄着棍子,或者背靠着墙坐在地上,哼着他们惯常的乞讨小调,那小调消失在一片嘈杂的人声里。许多人带了小坐垫,或是叠好的衣服,好坐得舒服些。有几群人在用木碗喝茶,另一些人是熟人相逢,轮流把头枕在彼此的膝上。新来的观众源源不断地涌上平台,拥挤变得可怕起来。栏杆很低,免得挡住下面场地的视线。最后来的人只好靠着房墙找地方,站着才能越过前面坐着的人的头顶看见。屋顶底下有些位置看来颇为危险,可是百姓们规规矩矩,极有自制;没有人推搡,没有人争位子,没有人从低矮的栏杆上跌下去,处处都是一派极其和睦、极其井然的秩序。
天气好得没法再好,正适合一场露天的节庆。要是夏末过节时下起雨来,人群里该升起一股多么难闻的气味!快结束时起了一阵微风,从回廊上垂下来的幡被吹得展开、飘扬。今天人人都是一副过节的心情,没有多少人留意我们,尽管我们坐在大太阳底下,处在一个四面八方都看得见的位置。偶尔有人转过身来朝着我们,说一句什么话,引得旁人哄笑。
同前两年一样,一九〇七年的新年节比往常更隆重,引来的朝圣者队伍也更多,因为英国人向拉萨进军时达赖喇嘛逃走了;这位怯懦的教皇抛下他那陷于一片混乱的国家,任凭入侵者处置,自己却住在蒙古的库伦,不为人所理解,受人鄙薄。许多本来要去拉萨的朝圣者,如今宁可到扎什伦布来;在这里,班禅仁波切——后藏的教皇——在国家危难之际坚守了他的岗位。中国人曾在拉萨所有的街角张贴一道长长的告示,宣布废黜达赖喇嘛,因为他没有保卫他的百姓,反而使他们陷入危险,并任命班禅大师取而代之,作为西藏内政的最高主持人。不错,暴民把这道告示撕了下来,踩在尘土里,班禅大师也拒绝了这项任命;可是,两年半之后,班禅大师所享的声望远远高过达赖喇嘛,这一点仍然显而易见。因为达赖喇嘛虽被认为是全能、全见、全知的,他的军队却被异教的外人打败了;他虽向他的战士许诺刀枪不入,他们却像野鸡一样被英国人的机关枪成片打倒;他虽庄严地发过誓,说诸神的居所拉萨决不会遭到任何祸害,敌人却占领了这座城,而那位不可战胜者、全能者、神灵的化身,却像最怯懦的劫掠者一样仓皇逃窜,比康区最下作的雇佣兵还要怯懦、还要卑劣。在古鲁与堆纳的屠杀之后,西藏人开始怀疑达赖喇嘛是否真的永无谬误,这是可以原谅的,尽管僧侣们对这些事件早已备好了似是而非的解释。
班禅大师却坚守了他的岗位,向来扎什伦布的首席高僧所受的崇敬与尊重,都集于他一身。他是西藏最高的教长,而拉萨的教皇却在蒙古无家可归地流浪逃亡。在一九〇七年的新年节上,不难看出班禅大师本人享有多么崇高的威望、多么无限的信赖。那些身着节日盛装、挤满平台与看台的人群,马上就要亲眼看见西藏至圣中的至圣了。时辰越是临近,兴奋与期待便越是高涨。他们已经在这里坐了几个钟头,他们曾经几个礼拜、几个月地在荒凉的群山之间跋涉,而现在——
突然,从屋顶最高的平台上,深沉而悠长的号角声响彻四野;一两个僧人在天幕下现出身影;他们吹着奇特的海螺,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寺院背后开裂的山岩又以尖厉而沉重的回声把它送回来;他们是在召集格鲁派——黄衣僧的教团——前来赴会。奉命照料我的几位可敬的喇嘛把一切都讲给我听,可我不大跟得上,尤其是他们的话还要由一个伊斯兰教徒转译给我。他们说,这第一声号角是通知僧众正在一起喝茶。随即,聚集在这里的全体人群口中迸发出一阵欢呼,因为仪式这就开始了。
在右手边,院子的另一侧,有一条斜放着的回廊,由五根柱子撑着,从那里有一道十一级的石阶通下院子。这条回廊此刻被一切喇嘛寺院特有的厚重黑帘遮住了。看不见的唱诗僧——我们仿佛能分辨出其中有成年男子的声音,也有少年的声音——这时唱起一支神秘的颂歌。那歌声低沉、深厚而缓慢;它在回廊幽暗的拱顶下带着宗教的激情颤动,似乎满怀信念地宣告:
「普天之下万方地,
此曲颂声将遍传。」
人群的低语静了下来,颂歌渐强地涌起,随后又落下去,仿佛消逝在某个遥远的冥界里,好像歌者已经到了涅槃的门前。扎什伦布这首奇妙的洛萨颂歌,引人入胜,神秘莫测,充满了渴望与希冀。我所听过的同类的东西,无论是圣彼得堡圣以撒大教堂里的唱诗,还是莫斯科的大教堂圣母安息大教堂里的唱诗,都不曾给我更深的印象;因为这支颂歌宏大而有力,同时却又像摇篮曲一样抚慰人心,像酒一样醉人,像吗啡一样叫人安宁。我怀着庄严的心情倾听它;当低语声又起、淹没了最后几个音符的时候,我竟怅然若失。
这条回廊上方还有第二条回廊,它朝着德央钦波——院子就叫这个名字——敞开着。只有中间挂着一道黄绸帘子,帘上有红条纹,底边缀着沉甸甸的金穗与流苏。教皇就在这道帘子后面就座;他神圣到不能把全身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不过帘子上开了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口子,好让他能看到仪式的进行。过了一会儿,长长的铜号吹出一个新的信号:圣者已经离开拉章,正在前来观礼的路上。一队高级喇嘛走进回廊,每人捧着班禅大师的几件法衣与教皇的仪仗。人群中响起一阵低低的、虔敬的、压抑着的低语,众人站起来,踮着脚尖等候,四下里静得像坟墓,所有的眼睛都转向那队人进来的回廊门口。他来了,他来了!于是人群中又响起一阵比方才更虔敬的低语,大家全都站起来,一直站着,弯着身子,两手扶膝,怀着深深的虔诚迎候班禅仁波切的驾临。他缓步走到自己的座位,盘腿坐在两个垫子上,此后人们便只能从绸帘的口子里看见他的脸。看来他还是个相当年轻的人;他头上戴着一顶大大的黄色僧帽,不过那帽子倒像一顶罗马头盔,或是法国步兵的头盔;他的法衣是黄绸的,手里拿着一串念珠。他右手边坐着他的弟弟公固硕,也就是那位公爵,我们的东道主,穿一身红黄两色的衣服;公爵右手边,我们看见另外三位穿黄衣的世俗贵人。班禅大师左手边坐着国务大臣洛桑尊珠嘉措,一位矮胖的红衣主教,脑袋像一颗台球;他旁边是班禅大师的经师永增仁波切,以及班禅大师那位又聋又哑的母亲扎西拉姆。她是个小个子妇人,剃着光头,穿一身绣金的红黄两色衣服——要不是有人告诉我她是谁,我准会把她当成男人。他们后面的半明半暗里坐着一排高级喇嘛,全穿黄衣——他们平时穿的是红衣。这真是一幅壮观的景象。我们面前仿佛是佛教的天主教里那一整个可敬的红衣主教团。他们举止言谈的样子,也丝毫不减弱这个印象。可以想见,他们在大师面前彼此说话的声音是多么轻柔;他们的动作庄重而合乎礼仪,缓慢而优雅地摆出佛的坐姿;他们的手势高贵;当他们缓缓地彼此俯身交谈时,一种真正动人的高贵气度弥漫整个画面,丝毫没有一点可以称作粗俗的东西。
人群又坐了下去,可远方来的朝圣者常常满怀宗教的敬畏站起身来,鞠躬,跪下,把额头贴在地上,像敬神一样向大喇嘛致敬。我的目光常常同他的目光相遇;看来他对他的客人极感兴趣。表演开始以前,他曾派一位喇嘛到我的园子里,送我一条大哈达——一条长而窄的上等白绸——作为欢迎的问候与客气的敬意。这时几个僧人轻轻地来到我的椅子后面;他们放下一张桌子,说得更确切些是一张矮凳,上面摆满了一整套铜碗,碗里满得溢出来:有锡金来的最好的橘子,尼泊尔来的干果,印度来的葡萄干,西宁府来的无花果,不丹来的糖果,巴尔蒂斯坦来的干桃,还有西藏的糕饼。中国瓷茶碗里一遍又一遍地斟满浓浓的酥油茶。他们说:「班禅仁波切请您品尝这些东西。」我立即迎上他的目光,站起来鞠躬,他带着友善的微笑向我点头。剩下的所有食物——数量可不少——都分给了我的同伴们。
现在宗教仪式开始了。班禅大师摘下他的僧帽,递给一个侍僧。敞开的平台上所有的世俗贵人也都摘下他们的蘑菇形帽子。下面那条回廊的帘子拉开了,两个戴着狰狞面具的舞者走出来,身穿宽大敞袖的彩绸衣服,在方形的场地上缓缓地旋舞。接着,扎什伦布的十一面主幡向大喇嘛致敬;每一尊神像都有它的幡,因而每一面幡都代表喇嘛教那繁复的神话里的一位神,不过只有十一位主神的幡才拿出来。幡是方形的,可是在三条不固定的边上,横着伸出一条条不同颜色的布条或飘带:有白幡配蓝条,蓝幡配红飘带,红幡配蓝条,黄幡配红条,等等。幡照例系在一根长长的彩绘杆子上,喇嘛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幡是卷在杆子上的。他庄重地走上前去,在班禅大师的包厢前站定,在另一位喇嘛的帮助下把杆子平平地伸出去,展开幡面,然后用一根叉形的棍子把这面神的标志举起来,向大喇嘛致敬。随后又把它放低,卷起幡面,旗手把杆子斜扛在肩上,从我们看台下面的一道门里扛出去。每一面幡都照这套仪式行礼,每展开一面,会众中便升起一阵压低了的虔敬的低语。
稍停片刻,号声又起,这回出来几个戴白面具、穿白袍的喇嘛,为一队僧人开道;那些僧人每人都捧着一件佛教仪式所用的器物:神圣的供器,金碗与金盏,用链子悬着摆荡、吐出缕缕香烟的金香炉。这些僧人中有些身披甲胄与全副行头;三个戴面具的喇嘛被他们那身红、蓝、黄三色绣金绸缎做的、贵重无比的法衣压得几乎要垮下去。他们后面抬着六支铜号,每支长十英尺,箍着黄铜,重得很,号口得由年轻的沙弥用肩膀托着。随后是一群吹笛的,再后面来了四十个人,穿着奇异花哨的华贵衣服,擎着装在雕花长杆上竖起来的鼓,用形似天鹅颈的鼓槌敲着。接着是钹,在穿红绸衣的僧人手里合着节拍响亮地铿锵作响。有一个装扮起来的僧人手执一只手铃,名叫那钦,意思是「大黑人」。下面石阶前,院子里铺了一方地毯。乐队便在那里坐下,四十面鼓彼此平行地举着,那些铜号也一样,这时它们可以斜着搁到石板地上了。所有的乐师都戴着黄色的僧帽,有点像大喇嘛的僧帽。三位高级僧人出现在回廊上,那回廊位于方形场地的短边,就在表演场的正上方。他们穿着黄色法衣,戴着黄色僧帽,不时摇响手中的铜铃。据说他们每人都是一千名僧人的首领;在场的只有三位,因为第四位病了。扎什伦布眼下有三千八百名僧人。
石阶顶上的帘子拉开了,一个名叫阿尔甘的戴面具的人走出来,手里捧着一碗山羊血。他两臂伸直,把碗平平地端着,跳着一种神秘的舞蹈;突然他把血泼在台阶上。他两臂伸开,把碗倒扣着,继续跳舞,几个打杂的僧人赶紧上来把血擦掉。这个仪式无疑是西藏原始的苯教盛行时代的遗迹,那是在公元八世纪印度僧人莲花生把佛教传入西藏、奠定喇嘛教基石以前的事;因为喇嘛教不过是纯正佛教的一种堕落形态,在佛教象征的外表涂饰之下,它吸纳了许多湿婆教的成分,还保留了佛教传入以前的种种迷信,那些迷信当年表现为狂野的、狂热的跳神、法事与献祭。这些仪式的目的,是驱除、放逐或安抚那些无处不在的强大魔鬼——它们在空中、在地上、在水里称王称霸,唯一的职能就是骚扰、折磨、迫害世人。那时人们用活人献祭来安抚战神与魔鬼,我刚才描述的这个仪式,必定就是那种献祭的遗迹。当然,新宗教若是尽量多地吸纳旧宗教的东西,佛教在西藏流行开来的希望就更大。可是佛教根本戒律的第一条,便是禁止「熄灭生命的火花」,也就是禁止杀生。然而这并不妨碍僧人吃肉,也不妨碍他们在某些宗教仪式上使用山羊血——绵羊与山羊由普通屠夫宰杀,喇嘛们自己便没有违犯戒律。
有一个戴着可怕魔鬼面具的舞者,名叫巴羌;他在方形场地上转圈的时候,一块块彩布向四面八方飘舞。他后面跟着十一个戴面具的喇嘛,做着同样的动作。随后又有一队新的表演者加入进来,穿着彩衣,戴着项链、珠串与饰物。他们戴一种方形的领圈,中间有一个圆孔,从头上套下去,于是领圈搁在肩上,跳舞时便平平地张开。他们身上系着许多布条,旋转的时候便像芭蕾舞女的裙子一样向外飞扬。他们手里拿着各种法器,以及长而轻的布条、飘带与彩幅。
帘子又一次分开,由两个吹笛的引着,曲杰云出现在台阶顶上;他扮的是一个女神,手执三叉戟,在最高一级台阶上跳了一段舞。最后,喇嘛们戴着丑恶的面具跳舞,面具上是邪恶的大眼睛、梅菲斯特式的眉毛、扭曲的五官和巨大的獠牙;还有些人扮成神话里的野兽,一个个同样可怕。每上一个新节目,那三位高僧便摇响他们的铃,音乐一刻不停地奏着,那刺耳的喧响从窄院的石砌墙面上激起雷鸣般的回声。鼓手们缓慢地、严守节拍地击鼓,伴着钹的铿锵、铜号诡异而悠长的鸣响,以及笛子较为悦耳的音调。可是不时地,节拍加快了,鼓点一下紧似一下,铙钹相击的声响连成一片不断的轰鸣。乐师们仿佛彼此激励,声势越来越大;那喧闹足以把人震聋,所以想同邻座说话是白费力气。舞蹈越来越狂烈,这狂热的场面无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时有一个狂热的信徒被它征服,跳起身来,转向班禅大师,双手抱头,向前扑倒,两手与额头触地,这样叩拜三次——他面前是一个被奉为神的人。一个从羌塘来的白发老人,穿着皮袄,就坐在我们看台下面,他不知疲倦地行着这些礼,一次又一次跳起来向大喇嘛叩拜;可是有一回他踩在一块橘子皮上滑了一跤,身子扭成一副可怕的怪样,惹得旁边的人大乐。另一些朝圣者从腰带里掏出一小袋米或大麦,把一撮两撮撒进院子里。这是献给寺庙的供物,却落进了鸽子和麻雀的肚子。
这场宗教性的魔鬼化装舞会,只用得着方形场地北面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留给日喀则及其近郊的穷人。那里拥挤得可怕,不过不时有些手执鞭子与棍棒的人——不妨称他们为「执棒吏」——清出一块空地来。他们左右乱打,百姓们全都在鞭打下弯着背,可他们的干预似乎只是使秩序更乱。平台上的朝圣者有低级僧人免费给他们分茶;这些僧人右肩扛着箍黄铜的大铜壶,从壶里给客人们伸过来的木碗倒茶。「给他们面包与竞技!」僧人们很懂得怎样对待他们的羔羊。他们完全靠百姓供养,靠从朝圣者的口袋里源源不断流进寺库的「彼得献金」过活,一年里施舍一两回、给出几牦牛驮的砖茶,对他们又算得了什么呢?
最后,执棒吏们在我们下面的人群中清出一块地方,在那里生起一堆火。两个僧人走上前来,把一大张纸平平地举在火的上方,举得尽可能高;纸上写着人们希望在新开始的这一年里免遭的一切灾祸,以及人们希望战胜恶魔的图谋与影响、取得胜利的一切事情。这张纸也代表过去的一年及其一切苦难、一切罪孽。一个喇嘛走到火前,一手拿着一根法杖,一手端着一只碗。他念了几段咒语,用两臂做出种种神秘的戏法,然后把碗里的东西——某种易燃的东西——泼进火里,火焰明亮地腾起,一刹那间便把那张纸、那过去的一年连同它的罪孽、以及魔鬼的全部法力烧得精光。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因为如今邪恶已被粉碎,人人都可以安心了。这天节目的最后一项,是全体喇嘛在院子里的一场群舞。
这时班禅大师起身,在随从的簇拥下缓缓离开节庆的场地。他走以后,朝圣者们秩序井然地散去,安安静静,毫不拥挤,汇成一股黑压压的人流往日喀则走下去。等最后一批人也不见了,我们才由新朋友们陪着去找我们的马。
我们所目睹的这场神异的表演,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辉煌、富丽、壮观的;不难想象,这样一场表演必定会在从荒凉的山里或宁静的河谷里来的淳朴朝圣者心中激起怎样的谦卑之情。这些戏剧性的化装舞会与神秘的宗教剧,其原本的意义虽是驱除、赶走作祟的魔鬼,可到了僧侣手里,它们却成了把轻信的群众笼络在教会网中的手段,而这正是教会与僧侣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什么比魔界的可怖场面更能彻底地震慑愚昧的了,所以魔鬼与怪物在寺院公开的化装舞会里扮演着显要的角色。僧侣们借助它们,借助对死神阎摩的表演,借助对那些在轮回的循环里徒然寻找新的生存形态、漂泊不定的亡魂的表演,来恐吓群众,使他们驯顺服从,并向许多可怜的罪人显示:在穿过死荫幽谷、通往涅槃的崎岖道路上,有怎样的障碍与考验在等着他。
回来的路上,我们回拜了我的朋友马大人。他的衙门是照中国通常的式样建的,四周围着一道墙。他请我在一张小桌旁的上座就座,殷勤的仆人们在桌上摆了茶、糖果与纸烟。满屋子都是中国人,可马大人还是同从前一样和蔼。
洛桑次仁与察策堪在我的园子里等着。他们带来了一整队骡子,驮着糌粑、米、面粉、干果,还有喂我们马匹的大麦——足够我们全队吃上整整一个月。他们还交给我四十六枚「章噶」银币,用纸包着,合起来不到二十先令;他们以为我们会用这钱去买肉,因为班禅大师不得插手任何涉及熄灭生命火花的事。两位使者还说,大师明天上午九点钟等我,他们会来接我。可是我不能告诉马大人或别的任何人说班禅大师要接见我。至于其他,我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一切愿望都会得到满足。晚上晚些时候,一个下级官员来通报说,不会有人来接我了;我得在九点钟到那座大门口去——因为中国人可能会起疑心。夜里,我从布罗斯与威尔科姆药行那只大药箱里,取出我认为我们可能要用的一切药品,把它们装进贴了标签的口袋里。那只铝制的药箱本身,连同它所有雅致的片剂盒、药瓶、药匣、绷带与器械,都擦拭得锃亮,亮得像银子,然后用一大块黄绸包起来——那块黄绸是穆罕默德·伊萨在集市上淘来的——因为第二天,它就要作为我的友谊的献礼,送给班禅仁波切。
第二十五章
班禅大师
二月十二日到了,这一天我要受西藏最神圣的人的接见。于是我把自己打理得像从前赴英国总督府的舞会那样整齐,随后由上回看法会时同行的那几个人陪着,骑到扎什伦布的正门;恰克泽尔康、洛桑次仁与几位僧人在那里等我们。由他们陪着,我们穿过一座幽暗小巷与黑窄回廊的迷宫,一路登向高处,到了班禅大师所住的拉章——那便是这里的教廷:白色的正面、巨大而古怪的窗子、坚实的阳台,高高耸立在这座由庙宇楼阁组成的城之上。引路的人把我们领进又冷又暗的房间,又领上陡得出奇的楼梯。石级被僧人的鞋底磨出了深深的凹坑,边上镶着铁,栏杆上那些圆柱被无数双手摩得发亮。梯道里暗,朋友们叮嘱我们慢些、小心些上。随后有了光,我们被带到一道回廊、一处屋顶上,可那只是为了重又钻进一座黑暗的廊道与梯级的迷宫。我被请到一间地上铺着红垫子的屋里等候。不多时有人来告:地位仅次于班禅大师的那位可敬的、胖胖的小个子喇嘛——他担着宰辅之职——已预备接见我们。他的接见之所,或者不如说他的私室,是一间极小的屋子;可从那唯一的窗子里,他可以极好地眺望日喀则这座圣城与四近的石山。屋里的陈设是坚实、不事张扬而地道的喇嘛教式的豪奢。地上铺着红毯,顶棚与墙也是红的——至少看得见的那些是;因为大部分墙被雕工精巧的红漆橱柜遮着,柜上施彩并嵌着金属。柜上立着装神像的大银嘎乌,嘎乌前是较小的纯金嘎乌,中间夹着供碗,又有灯芯在酥油里燃着晦暗的火。还看得见僧人行法事所用的别的器物:铃、钹、净水瓶,以及「多杰」——金刚杵,权力的标记,形状像一柄权杖。左边窗龛里挂着一幅旗状的画,是第一世班禅的唐卡;右边是一幅相仿的画像,画的是教中的亲王萨迦班智达。
这位可敬的高僧盘腿坐在一条靠墙固定、铺着红垫子的长凳上,面前摆着一张小小的黄色雕花桌,桌面上嵌着丝料。他那一身肥胖里透出内心的自得与善意,像任何一位枢机主教;他的五官清秀,眼睛显出极高的才智。我进去时他带着客气的微笑站起来,请我在桌边一把椅子上坐下,随后照例的茶便端了上来。同样少不得的是互换哈达与礼物。我送他一把克什米尔的刻花短剑,他赠我一尊鎏金的神像——世俗之礼与教门之礼的分别就在这里。我们东一桩西一桩地谈了约莫一个钟头,大人请我恕他们怠慢,因为班禅仁波切正沉在禅定里、做着每日的功课,不到他自己示意便不可打扰。
这一刻终于来了:一位喇嘛向这位枢机耳语,说我已被等着了。我们顺着光滑陡峭的楼梯再往上走,到敞着的平台上,再上几级,愈来愈高,直到扎什伦布寺中至圣之所。谈话转成更低更压抑的声调,人再不敢高声说话;一簇簇的喇嘛站在廊道与过道里,静如塑像,看着我走过。洛桑次仁低声告我说:我们如今在最后一间前厅里,我可以在这里整一整衣冠、换上黑鞋。我的仆役除罗伯特与穆罕默德·伊萨外,都奉命留在此处。我若用不着翻译,大师本是要单独见我的。
我们进去了,心里不无庄严之感。我在门口深深一躬,随后又躬了两次,才站到他面前。班禅大师坐在一个窗龛里的长凳上,面前一张小桌,上头有一只茶杯、一具望远镜与几张印好的纸。他穿得同寻常僧人一样朴素:平常样式的樱红衣裳,外褂、坎肩、内衣,以及那条搭过肩头、像古罗马长袍一样缠在身上的长披巾;褶子之间露出绣金的黄色内衬;两臂都裸着,头上不戴东西。
他的肤色白净,略带些黄;身量略低于中人,匀称,看去康健;他刚满二十五岁,大有享高寿之望。他那双小而柔软细腻的手里握着一串红色的念珠。他短短的头发是黑的,上唇几乎不见茸毛;他的嘴唇不像别的西藏人那样厚实饱满,而是薄而形状秀雅;眼睛是栗褐色的。
他亲切地点着头,把两只手都递给我,请我坐在他身旁一把扶手椅上。他一天里大半时光所居的这个居室朴素得惊人,同楼下那位枢机的屋子恰成对照。它很小,分作两部分:外头是一种没有顶的前室,任天上诸风吹拂,冬天进雪,秋天漏雨;里头高出一级,又被一道以格栅收尾的隔断分开,格栅之后便是他的卧房。这里没有一尊神像,没有壁画或别的墙上装饰,除了前面说过的之外没有家具,连一丝地毯也没有,只有光秃的石地——而他那忧郁梦幻、却又清朗坦然的目光,从窗子里越过金色的庙顶,越过底下那座带着污秽与罪孽的城,越过那些圈起他人间地平线的荒凉群山,穿过蔚蓝的天,投向我们看不见的涅槃:他的神魂有一天要在那里得安息。如今他从他的天上下来,暂且做了一回人。可他始终保着一种奇妙的宁静,一种文雅可亲的礼貌与端严,说话的声音柔和低抑得可爱,谦逊得近乎羞怯;他说得快,句子短,可声音极低。
我们谈了些什么呢?噢,天上人间各样的事都谈了:从他自己的宗教——在那教门的万神殿里,他在活着的高僧中位列最高——一直谈到在羌塘野地里游荡的牦牛。他显出一种机敏、一种对万事的兴味与一种才智,在一个西藏人身上使我诧异。我从没有被人这样周详、这样有分寸地「访问」过。他先问我在羌塘是否受了很多寒苦,我们的损失是否重大。随后他希望我恕他们招待不周;那全是因为我静悄悄地、没有被人察觉地到了,谁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位被等着的人——印度曾来信通报过那人大约要到。可如今凡能为我的安适与方便做的都要做,他并且愿望并希望我带着对他国土的愉快记忆回去。
接着他问我的名字、年纪、驮队、所走的路线;问我的国家、它的大小与人口、它同俄国与英国的关系;问瑞典是依附邻国还是自有国王;问去瑞典最好走哪条路、要走多久、哪个季节最合宜——仿佛他有意要回访我一趟。随后他问起欧洲各国及其君主、它们相互的国力与幅员;问俄日之间的战争,问那几场大海战与沉掉的铁甲舰;问这场战争的结果对东亚会有什么影响;问日本的皇帝与中国的皇帝——显然他对后者怀着极大的敬意。他问我到过哪些国家,又问我对印度见得多不多——一年前他在那里受过极好的款待。他欣然说起自己对印度的印象:那些有着华美建筑的大城、印度的军队、铁路、处处可见的堂皇与富足,以及总督大人待他的好客。「你写信时答应我替我向总督大人问好,告诉他我至今还念着他的厚意;也问候基奇纳勋爵。」随后他给我看一张照片,上有这位名将的亲笔签名。他尤其欣喜的是能去瞻拜那些他凭记述与图画早已熟知、同他教门的伟大创立者佛陀相关的圣地,特别是摩揭陀的菩提伽耶——佛的儿子萨尔瓦塔悉达王子曾在那里独居禅思六年,战胜了诱惑者、欲界之主魔罗,并成就了圆满的智慧。
那么于班禅大师,这趟印度之行带着朝圣的性质;不过从英国人的角度说,那次邀请倒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对在印度的英国人,在自己北境之外有一个在动荡之时信得过其信义与友谊的邻人,自然是要紧的。早在一七七四年,伟大的沃伦·黑斯廷斯就曾派博格尔作使臣去见第三世班禅,为的是探听这地方的情形,并且若有可能便建立通商之谊。一七八三年他又派特纳去见第四世班禅。如今一百二十年之后,第六世班禅被请到印度亲自走一趟,好让他亲眼看看英国人的富足、威势与声望。为在这位有势力的教门亲王心里留下长久的印象,他们不惜任何气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项筹划是失败了。班禅往印度一行在西藏遇到极大的反对,招来许多猜疑。而他平安回来时,人们的欢喜何等之大;因为达赖喇嘛已从这地方消失,教会再经不起也许连班禅也失掉。两位教皇住在何处都无人知晓,那转世又将如何呢?
随后他把话头转到欧洲列强上,认为欧洲是一幅奇特的国家镶嵌画。他取出一幅画,上头画着地上所有较强的至尊君主。每幅画像底下用藏文写着名字与国名。他就每一位君主问了许多话,对他们的命运显出极活泼的兴味——而他自己,比世上一切帝王都更有权势,因为他统治着人们的信仰与灵魂,从伏尔加河上的卡尔梅克人直到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人,从北冰洋之滨直到印度灼人的日头底下。
我并不是第六世班禅土丹曲吉尼玛格列南杰在扎什伦布的拉章里接见的第一个欧洲人。荣赫鹏远征之后,奥康纳少校于一九〇四年秋以印度政府代表的身份得了谒见;那一回噶大克使团的四位军官——赖德少校、罗林上尉与伍德上尉、贝利中尉——陪着他。奥康纳懂藏语,在拉萨做过荣赫鹏的翻译、在印度做过班禅的翻译;而他以英国驻江孜商务代表的身份,也屡屡有机会同扎什伦布的这位教皇交涉。此外,一九〇六年他一回国,班禅便接见了基奇纳勋爵的副官菲茨杰拉德上尉与戴维·弗雷泽先生。
关于黄帽派这两位至尊教宗,克彭说道:「其中扎什伦布的班禅仁波切,通常被认为是当今世劫的禅那佛阿弥陀佛的化身,同时也是文殊与金刚手两位菩萨的化身,最后又几乎被当作黄帽派创立者、宗教改革家宗喀巴的再生;而达赖喇嘛则一向被奉为观世音菩萨——莲花手——的转世……。」同一部著作里,喇嘛教这两位教皇分掌师与王的职分:前者尤属班禅,后者属达赖。这一点也由两位尊者的称号标明:前者称班禅仁波切,意思是「大宝上师」;后者称杰波仁波切,意思是「宝王」。由于这一观念,达赖喇嘛终于成了西藏大部分地方的世俗统治者;不过他这地位与其说得自这一套关于神圣的经院学说,不如说得自他都城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因缘——正如七丘之上那位基督的代理人,其至尊之位也得自罗马城的重要。因此这位大上师——班禅——眼下只能满足于一片相对小的辖地,另加上一份神圣与无所不知的名声,以及在达赖喇嘛年幼时充任其师傅与监护的特权。
关于两位教皇各自的领域,瓦德尔则说:「扎什伦布的诸位大喇嘛被认为——若说得通的话——甚至比拉萨的更圣洁,因为他们较少被世俗政务与人间政治所染,而在学问上更有盛名。」
我日后要说明:在我上一趟旅行的那段时期里,喇嘛教这两位教皇之间的这一关系,已朝着有利于班禅的方向大大改变了。英国人指望靠班禅的友谊在西藏取得影响,这指望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可他们没有算到:达赖喇嘛所失的世俗权力,断乎没有转到班禅手里——班禅的世俗权柄只限于后藏一地之内,便是在那里也受着中国全面宗主权的限制。因此达赖喇嘛有许多可失,班禅却几乎无可失。达赖喇嘛是个野心勃勃、惯于弄权的人,他那不慎的方略招来了寇松勋爵的攻伐,于西藏为祸甚烈,他自己也因此几乎失掉了一切。而班禅既然在圣洁与学问上本就比他拉萨的同僚更有名声,那么当战事的结局证明达赖喇嘛那些漂亮的许诺全是谎言与糊弄、只不过把中国人的重轭更牢地套在西藏人颈上时,他的声望与教门上的影响便大为增长。就在我来访前不久,班禅得了一个机会向喇嘛教的教阶提醒他那显赫的存在。他满二十五岁时,向西藏所有的寺院送了钱礼,请所有僧人在本寺由他出资大宴一场;另有一支僧人的专使被派往拉达克,别的则派往拉萨、萨迦、扎什根培等处。他二十五岁的诞辰在整个喇嘛教世界里都得了庆祝。
可我们还是回到这场谒见上。喇嘛们踮着脚、静如幻影,不断给我们端上茶与果子。班禅大师用他那只素净的杯子同我一起喝了一口,仿佛是要表示他并不自以为圣洁得不能同一个异教者同席。有几位喇嘛站在屋里稍远处;他要问些不愿他们听见的话时,便挥一挥手把他们遣开。他请我别让中国人知道他款待过我时,尤其如此——不过这事想必难逃他们的察觉。
我趁机求了几桩恩典。我请准为他照相。噢,自然可以,我愿意的话尽可以带着相机再来。我请准遍观整个扎什伦布,并在这座寺院之城里随意作画与照相。「可以,尽管去;我已经吩咐喇嘛们把一切都给你看。」最后我求一张日后在他国土上旅行的护照,求派一位拉章的官员与几个可靠的人作护卫。这也许了我,并说等我定了启程的日子,一切都会办好。所有这些许诺后来都一丝不差地履行了;倘若中国这时不是把西藏比从前更紧地攫在它那龙爪之中,班禅必定有足够的权势为我打开每一道门。可无论如何,他的友谊与眷顾在我此后一切的行程中都是极好的荐书,屡次把我从难处里解救出来。来自西藏各处的香客都亲眼看见我受了何等好的接待。他们对班禅怀着无边的敬意,对他有最真诚的信赖,于是这样推想:「这个外乡人无论是谁,他在自己国里必是一位尊贵的喇嘛,不然班禅仁波切决不会以平等之礼待他。」于是这些香客回到远方各省自己的黑帐篷里,把所见讲给别人听;等我们带着小小的驮队到时,人人都知道我们是谁。十八个月之后竟有这样的事:头人与僧人对我说:「本波钦波,我们知道您是班禅大师的朋友,我们愿听您差遣。」
我们谈了两个钟头,我起身要走,可班禅大师把我按回椅子上,说:「不,再坐一会儿。」这样一再重复,直到足足过了三个钟头。有多少百万信徒愿拿自己几年的寿命去换这样一份殊荣!那些走了几百英里路只为看他一眼的香客,只能满足于远远地受他一点头与一句祝福。
这时该献我的礼了。那只雅致的英国药箱从绸布里取出来,打开陈示,引起他极大的赞叹与活泼的兴味——样样都得给他讲明白。那只装在精致铝匣里、连同全副附件的皮下注射器尤其叫他喜欢。有两位医科的僧人连着几天被派到我们营里来,用藏文把各个片剂盒的内容与药的用法一一记下。可我警告他们、也警告班禅大师:在请教江孜奥康纳少校那位医官之前,不要试用这些药的效力。不过其实危险不大,因为喇嘛们相信自己的医术远胜欧洲人。
奇妙的、永难忘怀的班禅大师!从没有哪个人在我心里留下这样深、这样不可磨灭的印象——不是作为人形的神明,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在心地之善、天真与纯净上尽可能接近完满的人。我永远忘不了他的神情:那里头是无边的慈善、谦卑与仁爱;我也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笑容、这样形状细致的嘴、这样高贵的面容。他的笑容从不离开他:他笑着,像一个梦着美好可慕之物的睡者;每逢我们目光相接,他的笑便更舒展些,又亲切可爱地点点头,仿佛是说:「只管一心信我的友谊,因为我对世人存的都是好意。」
阿弥陀佛的化身!那具容纳阿弥陀佛之灵、使其穿越时光而长存的人间躯壳!因而是一位充满超凡智慧与全知的神明。西藏人相信他不但知道现在与过去,也知道将来的一切。他会是阿弥陀佛本人么?有一点是确实的:他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人,一个奇特、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人。我对他说,我自觉有幸能见他一面,同他相处的那几个钟头我永不会忘;他答道:我若再来,他会极高兴。
我又一次谢过他的宽厚好客与亲切之后,他叫来几位喇嘛,吩咐他们带我去看各处庙堂。随后他把两只手都递给我,在我躬身退出时带着那奇妙的笑容目送我。直到我走出通向前厅的门,他那双友善的眼睛才离开我。第一道楼梯底下有好几位喇嘛等着;他们默默地笑着,睁大了眼,无疑是想这样长的谒见是少有的恩宠。此后他们待我都更恭敬了;而当天晚上就看得出:整个集市、整个日喀则城都知道我同那位圣者待了三个钟头。至于我自己,我几乎不能想别的,只想着班禅大师与他给我的那番强烈的印象。我离开拉章——他那座寺院的宫殿——时,为他的人格所陶醉、所迷住。这一天抵得上在西藏的许多天;我觉得自己如今已见到这地方最了不得的东西,便是那些顶着雪冠的巍巍群山也难胜过——那些山自亘古以来便俯视着在它们脚下蜿蜒的谷中一代又一代人的生与死。
我们在日喀则逗留期间,在扎什伦布的僧人中结交了许多朋友,他们极乐意把我们所问的一切都讲解给我们听。有一位告我们说:一位班禅觉出死之将近时,须依圣法的规矩保持坐姿,两腿盘在身下,两手掌心向上搁在膝间,因为他必须以禅定之佛的同一姿势去世。他最后的时刻由一众僧人在四周安慰:他们绕着他,使空气里充满念经的低吟,并不断以手与额触地叩拜,向他与他将逝的神魂行神明之礼。等他失了知觉、再管不住自己的身子、瘫软下来时,便有人把他扶住;气一断,就把他摆好,让他在那合于正法的姿势里僵硬起来。遗体被穿上僧衣,一概是新的、从未穿过的,随后把高高的法冠戴在头上。诵起度亡的经,行过神秘的法事,遗体便尽快地——仍是坐姿——安放进一只金属容器里,容器中灌满盐并密封起来。随后须为他备下灵塔殿;而这殿既要建在厚重的石砌楼屋里、内部又要以极高的技艺与极大的花费装饰,他的遗骸要最终安息,或许得等很久。费用由这地方的香客与信众承担;而因他之死,香火钱比平日流得更旺,因为为一位班禅的安葬出资是一桩善业。这样的布施能为施主在灵魂的轮转中换得特权。
圆寂之后,阿弥陀佛便披上一个新生男孩的身子,难处在于查出这孩子在哪里。于是信函被送往西藏各处、送往一切邻近的喇嘛教国土,打听是否出现了一个天赋异常的男孩。回信纷纷而来。一个个被排除之后,那孩子必定在剩下的几个之中,而须得把那正主找出来。孩子们的名字被写在纸条上,卷起来放进一只有盖的碗里,碗供在一位主神——多半是阿弥陀佛或宗喀巴——的像前;随后高位的枢机们在碗前祈祷,从圣典中诵读合宜的经文,向神献供,燃香并行别的仪式;然后揭开盖子,头一张取出来的纸条上的名字,便是新的班禅仁波切。不过这一场抽签的结果还须经达赖喇嘛批准才具法律之效,而这位新的教宗——一个天真的孩子——也要从达赖手里受灌顶。达赖喇嘛若不在,或他自己也还年幼,便由高位僧侣的会议授之。
第二十六章
教宗们的灵塔
要把扎什伦布这样一座寺院的细节一一写尽,得用好几卷书:它那错综交织的石砌楼群,彼此以廊道、过道、楼梯与平台相连,又被又深又窄的小巷或小小的空场隔开;它那许多供着数不清神像的庙堂;它的僧舍、讲堂、灵塔殿、厨房、作坊、存粮与存料的库房;它在教门与世俗事务上繁复的组织、它的节庆与仪轨。这样一部记述,只有深知喇嘛教的教阶与教会的人才编得出来,而这份知识又只有以毕生的苦学才能得到;因为谁要深入喇嘛教的奥秘,就得透彻地懂得佛教及其同婆罗门教与印度教的关系,懂得湿婆之教对西藏人的宗教所施的影响,还得熟悉古老的苯教及其拜物与萨满的成分——那些成分已渗进来、把喇嘛教形态的佛教败坏了。这样一桩任务出于许多缘故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尤其因为我对喇嘛教的要义只有一点朦胧的概念〔注一〕。所以我只满足于从入画的一面描画这一体系,并记述我亲身有机会观察到的外在的仪轨。我写这些名字一概依读音,不带那些哑音的辅音——那些辅音会使一份认真的译写在没有花许多工夫学过藏语的人看来不可解。
扎什伦布不该被想成一整座巨大的楼群,而该想成一座围墙之内的寺院之城,一座至少有一百所各自独立的房屋的城;那些房子建得、聚得极不规整,连成一排排,中间以窄巷分开。藏布江南岸有一道岩石的山嘴从群山里向东伸进年楚河的谷;这道崖的下方与东面,便是在河北岸——也就是左岸——宽阔谷地里的日喀则;而寺院建在这道山脊南坡的下段,因此是朝南的。从寺南的平地上望这一大片白房子,一眼就看得见几处惹眼的特征,便于辨认方位。最右边是一道高而厚、没有窗子的墙,某几个夏季节庆时要从它顶上垂下巨幅的画来供人瞻看。它稍左边,拉章那堂皇的白色正面以坚实、简朴而雅致的建筑高耸在整座寺城之上;而在拉章之前、之下,有五座外观全然一样的建筑抓住人的眼睛——那是中国式金顶的厚重塔楼。它们排成一线,自西而东,是前五世班禅的灵塔。墙内它们四周与底下其余的地方被所有别的房屋占着;而无论你站在哪一所的平顶上,头一眼与最后一眼看见的总是这些灵塔;因为扎什伦布还有一套可以称作「空中街巷与空场」的系统,也就是那些围着低矮矮墙的屋顶。在那些深深的小巷里,人若不极熟悉便全然找不着路,因为只看得见最近的高墙——那墙或是一片不断的光滑面,或是被嵌在黑框里的长大窗子打断。所有的墙都略向内倾,所以房屋之间的巷子都是底下最窄。路面不平、磨损而光滑;有些巷子与空场压根没有铺砌。这一切建造都坚实牢固,其筹划既要抗得住时间,也要抗得住西藏粗野的气候。
扎什伦布由宗喀巴的侄子根敦朱巴创建于公元一四四五年;他在一四三九年被立为格鲁派的大喇嘛,不过那时还没有达赖喇嘛的称号。如今拉萨的大喇嘛阿旺洛桑土丹嘉措在位已三十四年,是第十三世。这个数目不能同罗马教皇的长长名录相比。扎什伦布的第一世班禅仁波切名叫洛桑曲吉坚赞,自一五六九年居教宗之位至一六六二年,共九十三年——确乎是一项世界纪录。他的灵塔殿曲康协,意思是「东灵塔」,便是我们要先去的一处。
它的正面朝着举行法事的那个长方形院子,门楼与观者最上一级的看台齐平;门上在一组象征的装饰——两只鎏金鹿之间一个法轮——底下悬着大幅的白篷。顶是鎏金铜皮做的,被一道带矮墙的平台分作两段。
灵塔殿的内部是一间方形的屋子,只靠从门楼里进来的日光照着;那日光同一排银碟与铜碗里酥油灯芯苍白的光极有效果地交融在一起。中间那只碗比别的大,像一口锅,有盖,盖上一个圆孔,供献的火焰便从融化的酥油里升起来。在这道酥油灯的围列之前、在略高一级的供台上,立着一排用熟面做的锥形供品,正面涂着各样颜色,代表喇嘛教各种象征。它们后头是一排纯金纯银的碗与杯,是富裕香客的布施。里头盛着净水、面、大麦、米与别的可食的供献。
灵塔本身在屋子里头,是一座曲登塔,呈金字塔形,有阶级、台沿与檐口,约莫二十到二十三英尺高。正面通体以金银作出藤蔓与别的花样,并嵌满宝石。最顶上立着一座一码高的嘎乌,有几分像岗亭,正面是莲花瓣;里头坐着亡者的塑像,戴着那顶常见的法冠——宗喀巴像也总戴着它,节庆时我们见过许许多多这样的样式。许多条长长的丝质哈达被放在塑像举起的手里,成长串长幡地垂挂在这座塔上。塔上还披着许多唐卡——那是在拉萨与扎什伦布绘制的庙幡,画着教门创立者与教中诸祖生平的情景。它们之间与之后还挂着彩布的幢幡,底下收成尖,一概陈旧、积尘而晦暗。
这座有着装饰华丽的正面与杂色环绕之物的曲登塔,独立在那间方形的殿里;塔四周绕着一条窄窄的、漆黑的通道;塔后借纸灯笼的光,看得见承着这座塔的坚实石砌基座。香客绕着它转,转得愈多愈好;而正宗的「格鲁巴」——「善德之派」的成员——总是顺着表针的方向走,也就是进门时向左转。充任引路的僧人坚持要我们也照这规矩办。
这时我们又穿过那个法事的院子,被慢慢领着穿过窄廊到一处略亮些的回廊,从那里可以俯视一座「度康」,也就是每天行五次大功课的经堂。破旧不堪的红褥子成排铺在光滑的石地上,做法事时僧人便盘腿坐在上头。较短的一侧正中立着一座教宗的宝座,有靠背与扶手,覆着黄绸——那是大喇嘛的座位,某些时候他在这里讲经说法。
随后我们被领到雅洛强巴,那是一处圣室,门帘是铁环织成的网,透过它可以瞥见几尊幽暗的神像与许多中国瓷碗。借着酥油灯的光、披着长长的丝幔,这里立着度母的像——她是第一位藏王松赞干布的两位王妃之一,二人在西藏都极受爱戴,在多数喇嘛寺里都被塑像留传。据说这里的这尊像曾同一位僧人互致智慧之言。另一间隔室里,我们见到宗喀巴的像裹着丝幔,还有第二世班禅洛桑益西的像。
藏经堂叫甘珠尔拉康;西藏人的圣典《甘珠尔》共一百至一百零八函,就收藏、研读、讲解于此。它所包含的是一批经典著作,于九世纪自梵文原本译出。堂里暗得像地下墓穴,漆红的木柱上挂着不加框的唐卡,画得工细入微;墙上也以彩色绘着众多神祇。上头较短的一侧是一排供台,龛里是神像,还有历世班禅与别的大德的塑像。它们前头也燃着酥油灯,光滑明亮的铜碗盛满了供献。照明稀少而神秘,扎什伦布处处如此;仿佛僧人们需要黑暗,才好加固自己对他们在这里诵读研习的那些不可思议、超乎自然的典籍的信仰。
沿着灵塔前那条巷子往西走,我们看了第二位与第三位至尊教宗的灵塔。他们名叫班禅洛桑益西(一六六三至一七三七)与班禅洛桑班丹益西(一七三七至一七七九)。灵塔的式样同已经描述过的那一座一样;不过第三座的门柱之间悬着一块匾,上有乾隆帝的名号,字是凸起的。克彭在他书里给了些关于这位伟大的满洲皇帝同这位班禅的关系的有趣记载。乾隆(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自一七七七年起多次致书这位大喇嘛,请他到北京去;可后者疑心有诈,推托出各样理由。然而皇帝执意不已,这位高僧终于不得不在一七七九年七月启程。走了三个月,他到了塔尔寺。这支神圣的驮队所过之处,香客成群聚来朝拜大喇嘛、向他献礼。他在塔尔寺过冬,每天在纸上按下好几千个手印,那些手印作为圣物卖得极好的价。据说单有一位富裕的头人就献给他三百匹马、七十头骡、一百头骆驼、一千匹锦缎与十五万先令的银子。由王公、总管、官员与兵丁,并皇帝的首席宫廷喇嘛章嘉呼图克图护送,他又走了两个月,到了乾隆的夏宫,在那里受到盛大的礼仪与辉煌的庆典的接待。这位天子欣然让这位圣者向他讲授教法的真义。皇帝去奉天谒陵的时候,班禅凯旋般地进了北京;在那里,从皇子直到街头的庶民,无人不想见他、受他的祝福。便是宫中的宠妃也执意要见大师;那一回他端坐在一道透光的帘子后头,一声不出、一动不动,垂下眼睛,免得被美人的容色所污。
可这一切世间的荣耀,忽然以可悲的方式告终。班禅病了,死了;有人断言是这位有权势的皇帝叫人把他毒死的,因为皇帝疑心他有意借印度总督之力摆脱中国的宗主权——因为正是给这第三世班禅,沃伦·黑斯廷斯在六年前派了博格尔作使臣。我们这位朋友、当今的班禅若想到这一节,也许宁可不去印度那一趟了。皇帝假作哀痛不已,叫人把遗体作了防腐,又在那金棺之上诵经三个月,随后遗体由人用肩抬着一路运回扎什伦布,走了七个月,安放在我们刚刚匆匆瞻看过的那座华美的灵塔里。
我们下一处去的是所谓南杰拉康,也就是宗喀巴庙,那是一座有柱的大堂,中有这位改革家的巨像;像前与它的配像前照例立着成排的灯、法器与喇嘛教的标识。庙里的看守住在门厅一个小龛里,是个七十多岁的快活老人,在蒙古住过十六年;我从扎什伦布西边那些楼屋来回经过宗喀巴庙时,他总要出来问我安好。
宗喀巴的名字在喇嘛教的教会里,同佛陀本人的名字一样有名、一样受崇敬:我在西藏所瞻看过的许多庙里,想不起有哪一座缺了他的像。他一三五五年生于安多,而他的降生自然伴着各样超凡的情事。三岁时他便决意出世,于是他母亲剪下他的头发;那头发化作了塔尔寺——「十万佛像之寺」——那株著名的灵异之树的根,而古伯察神父曾亲眼在那树的叶子上读出圣语。可惜我自己到塔尔寺是在一八九六年冬天,那时圣树无叶。苦学一番之后,宗喀巴立志要整革那已放纵败坏的喇嘛教;在几次公开的辩难里,他像路德一样把所有的对手都辩得无话可说。他的信徒迅速增多;一四〇七年他在拉萨附近创建了甘丹寺,自为首任住持,此后又建了同样宏大著名的哲蚌寺与色拉寺。宗喀巴在他这一派的僧人中立了独身之制;他把这一派称作「格鲁巴」,即善德之派,以黄帽为标记——因为黄是古时佛教僧人的神圣之色。他所立的戒律之中,有一条是:有德的僧人须在一定的时节退入静处,专务禅思与学问,预备辩难。到今天,黄帽派在西藏比红帽派多得多。宗喀巴卒于一四一七年,葬在甘丹寺,他的灵柩——曲登塔——露天立着。他被视为阿弥陀佛、同时又是文殊与金刚手的化身;因而他至今仍活在我们这位朋友、当今班禅的身上——在此之前他已先后活在另外五世班禅身上,而他们的灵塔我们刚刚瞻看过。那么他在扎什伦布有格外高的声望,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坐在像前,端看那顶常见的尖冠底下宗喀巴和善含笑的面容时,年轻的喇嘛们带着果子、糖食与茶来了,并带来班禅大师的问候:他希望我不要太劳累。有几位僧人在半明半暗里靠墙坐着,高声诵读面前小几上的圣典;他们手里拿着「多杰」——权力的标记——和一只铃,不时摇一摇。我们重又走到日光下时,班禅的那头印度象正在巷子里遛着;它是全藏唯一的一头,据说是一位富商所赠,是从西里古里带来的。
第四世班禅丹贝尼玛(一七八一至一八五四)也有一座灵塔,与前几位的相仿。入口两侧,前厅的墙上画着「四大天王」的像,有真人的两倍大:南波色、尤科尔雄、帕杰波与钦米桑;他们的职分是挡住恶魔、不许它们扰乱庙中的安宁。他们画得颜色刺目,形貌狰狞,持着剑、弓与矛,四周是一片混乱的云、浪与火舌、虎、龙与别的猛兽。在西藏,庙宇的入口处几乎不会缺这四位;而五座灵塔的四面各以浮雕现出这四位护法王之一。
引路的人告我们说,这座灵塔是第四世班禅圆寂的同一年建的。正殿两侧各有一间较小的佛堂:左边是雅米央拉康,有好几尊像,供台正面饰着鎏金的狮身人面像,背上、颈后与爪上长着红色的翅膀。右边是甘丹拉康,有一尊宗喀巴像从莲花瓣里探出来,标明他来自天上。
最后,我们转向第五世班禅丹贝旺秋(一八五四至一八八二)长眠的那座殿。这座灵塔只有二十来年,所以看去比别的更新更洁,内外的装饰也格外华丽堂皇。曲登塔的正面闪着金、绿松石与珊瑚的光。一盏印度来的玻璃烛台在纯粹的喇嘛寺风格里显得不合,还有几只寻常的蓝玻璃球与镜球也是——那是廉价的货色,乡间园子里与村酒店门前常见的那种。它们从灵柩龛前一道台沿上垂下来。供台上立着照例的供器,许多件惹眼地雅致有品。一只高足的大碗是金的,里头燃着灯芯。右边的钉子上挂着穷香客朴素的献礼——像纱布一样的廉价哈达、手镯、项串、护符盒、念珠——一概是最便宜的东西,都是香客们一时热忱所至、把身上随便戴着的不值钱的饰物献上去的。这里我们看见一方红黄框子的石板上有一个小孩的脚印;凸起的文字详加说明道:那是当今大喇嘛六个月大时的脚印。流向这座灵塔的献礼比流向别几座的都丰,因为还有许多人活着记得这位亡者。
前四座灵塔都用许多坚实繁复的锁锁着,为我们而开,我们一走便又锁上。可第五世大喇嘛的殿是向众人开着的,香客一串串地出入。陪我们的僧人想把他们赶走,可我不容他们被打扰;况且看一阵他们的礼拜也有意趣。他们低吟着「唵嘛呢叭咪吽」,低头站在灵塔前,随后跪下,两手顺着石地向前滑,直到全身伏倒、额头触地;然后起身,把这套体操一遍遍重做。此后他们在神像前躬身,往供碗里放一把米或面,再绕着塔走那条幽暗的通道。
这些灵塔里,大喇嘛都葬在最上头、在他自己塑像背后的塔身里。从灵塔前的街上走上几级石阶,便是一道门楼,由此进入一个铺砌的前院,院子四周是架在木柱上的回廊。柱内的墙上饰着壁画:含笑的神与跳舞的女神,像仙女与宫女;历史与传说中的人物;野兽;寓意的形象;还有那标示着神、人、鬼三界之宇宙的圆盘。第五座灵塔前院的墙,以其大胆而有力的装饰的鲜亮色泽格外可观;别几座的却已受时光之蚀,有些地方剥落得几乎无从修复。等岁月在整片彩绘上留下同等的痕迹,画反倒更美,因为色调更沉、不那么生硬;可最糟的是,整片装饰常常整块脱落。每座灵塔前都悬着一口大铜钟。
外院小得使那些雅致的门楼无从展露全副的美;它们太近,看去又缩得厉害。从第五座灵塔的外院,有一道木梯上通门厅;这梯分作三道,因而有四条扶栏,中间两条上下两端用绳子封着。中间那道梯级只许班禅大师本人走,两侧的则张三李四都可以走,所以磨损得厉害——几乎磨成了凹槽。来人上到梯顶,面前便是灵塔的门,左右是门厅的两条短边,各有一位护法王的像;另两位则画在那厚重门柱两侧的墙上。门厅向前院敞开,它那雕饰华丽的门楣与梁,由两根红色的多棱木柱承着,柱头雕绘并拉得细长。门前悬着花样粗犷的厚帘。门扉极厚重,漆成暗砖红色,亮得像金属,上头装着铜活、盾形的饰板与黄铜环,铜环有一部分已被岁月熏黑。盾上的环子垂着两只穗子。两扇门一开,墓室那神秘的幽暗与跳动的灯火便呈现在眼前。
我们初次踏看扎什伦布到此告终;满载着奇异的感受,我们在暮色里回到公固硕园子里的帐篷。天黑得比平日早,因为西边正酿着风暴;我们还没有到营地,它就压下来了。
(原注:谁要彻底研究喇嘛教,我尤其推荐下列几部著作:克彭的《喇嘛教的教阶与教会》;瓦德尔的《西藏的佛教》;以及格林韦德尔的《西藏与蒙古的佛教神话》。以下各页中历史与仪轨方面的记述,我有许多是从这几部书里取来的。)
第二十七章
西藏人的民间娱乐
那些易信的百姓养着僧人懒散度日——而且过得很好——可他们并不满足于只有宗教的排场;那些排场只供给他们精神上的需要。他们还得有世俗的表演来消遣,那更合他们较低的本性,也更能刺激感官。二月十五日,日喀则城外的平原上要有这样一场表演,我和我的人都受了邀。我们早早上马,向北穿过这座小城。城里的房子不过三百所——西藏的城市既少又不起眼。房子是白的,顶上有一道黑的或红的横带;除少数例外都只一层;屋顶几乎总是平的,围着矮墙;窗与门的式样同寺院里的一样。从街上进去是一个院子,院里通常用链子锁着一条凶恶的大狗。屋顶上装点着一丛丛枝条与杆子,杆上挂着虹霓所有颜色的经幡,用意是驱走魔鬼。参差的屋列之间是窄窄的巷子与道路,黑猪在丢弃的垃圾里打滚,死狗东一只西一只地躺着,臭水洼积着不流;我们也经过一些空场,有的场上有池子。
整座城有一种一律的晦暗,同那座骄傲地踞在岩石上的宗——城堡——以及山脚下扎什伦布那些金色的庙顶,形成鲜明而叫人难为情的对照。地面是黄土,这里那里我们经过陡峭的黄土台地;被风扬起的尘土落在所有的房屋与道路上。
一支黑压压、连绵不断的寻乐的队伍涌向宗东北的那片大平原;我们愈往前走,队伍愈密。多数是步行的——男人拿着转经筒与烟袋,女人颈后戴着红色的圆光环、臂上抱着哭闹的孩子,还有男孩、乞丐、僧人,以及从邻近各地来的所有香客。这里那里有一位阔气的老爷骑马而过,带着一个或几个随从;小贩则用骡子运着干果与糖食,去人群里卖。
到了场子上,我们把马交给拉布桑看着,怀着浓厚的兴味观看眼前这奇异的节庆景象。那是一片人的海洋,成千上万衣着各样的西藏人与远来的客人,随便哪一个都值得画家下笔。我们前面向东,是年楚河谷群山脚下村落的园圃;身后展开一整座蓝白帐篷的城,里头是或大或小的看客;而最好的位置上立着一顶朝场子敞开的蓝白帐篷——那里,宗里的官员穿着黄衣盘腿坐在软毯上,庄严得像佛像,不时取用些茶点。所有这些帐篷像岛屿一样耸在人头的海上。
一条跑道自北而南穿过人群,只有六七英尺宽,两边各有一道一英尺高的土埂。地面从那片帐篷之城向跑道倾下,聚在这里的看客——我们也在其中——一堆堆地坐着;可东边地面平坦,那边的人就站着。这里人群被两条宽阔的空道分作三部分。空道尽头、紧挨着跑道处立着两个靶:是悬在杆子上的圆盘,有一白一黑两圈,中心一个红点。空道要留出来,免得射箭时伤人。穿红白衣、戴黄帽、前后都垂着辫子的差役维持秩序;辫子来回摆动,而绳头则不停地用来把过于好奇的看客赶离跑道。有两个这样的差役被派来跟着我,为我让出视野;可他们给我添的恼多过便利,因为每逢他们要打那些压根没有挡道的半裸少年,我就得拦住他们。
这时表演开始了!万目都转向一队七十名骑手,他们穿着异样斑杂的服色,排成单行沿跑道慢慢向北骑去——慢得尽够人把各样的装束看个清楚。人人都戴红色的平蘑菇帽,帽上插着飘垂的羽饰;里头是白色的薄内衣,外罩坎肩;白裤子的膝上打着补块。可在细处却大有花样。比方说有一个骑手穿一件黑边白绸坎肩,里头是黄绸短褂,袖子宽而起褶;另一个在黄内衣外穿亮蓝短褂,黄灯笼裤的膝上还有蓝色的护膝。膝上的补块一般是红的。箭囊蒙着红料,挂在肩带上,饰着亮晶晶的金属片、盾牌与扣子,里头是一束长箭,箭尾插着单支羽毛或羽簇。鞍子那笨重的高木架搁在彩绣的鞍褥上。马尾用红、黄、蓝的绦带缠着,末端是一个穗子,穗子被一个铁丝圈撑开,好更显眼。尾根上也饰着一朵相仿的花结,由它牵出绦带与横带沿马的两胁连到鞍上,在风里飘动。马的两耳之间,一丛绒毛里插着高高的孔雀羽饰;额上是一束长短不一、颜色各样的布条;辔头密密地镶着金属片;胸前一条宽带上系着铃,稍一动便响。
这一队便这样以浓烈的颜色装点得奇诡夺目;如今他们转过身来,沿跑道反向骑回,可这一回是全速。他们骑得同马的奔驰一样快,腿与肘上下翻腾,羽饰摇摆,箭囊作响,而所有的穗子、幡条与绦带在这场狂奔里向四面飞舞。马喷着鼻息,辔头上挂满沫片,每个骑手都给后头那个留下一团尘土。这一番演练重复了两遍,到第三趟,骑手们便用长弓射那两个靶。两靶相距约六十码,每靶射一箭。头一箭容易,可此后射手得极利落:在背上摆荡跳动之中抓住箭囊,取出箭,搭上弦,赶在过第二个靶之前射出去。许多射手两靶皆中;有些头一箭中靶,第二箭却射进了地里。有时箭擦在靶的木框上;而有几位骑手为了克服这难处,便转过身向后射箭,叫看客大为危险。
那些马矮小灵活,有几匹半野而性烈;它们毛长,没有好好刷过,毛茸茸的。射箭时它们的腿伸得笔直,缰绳松松地搭在颈上。
第四趟,骑手们放空药;第五趟,第一个靶用枪,第二个靶用弓。他们使的是又长又重又笨的火枪,连那累赘的支叉也不取下来。枪口里塞一团揉碎的纸,放枪时纸屑四散——为的是好看。起跑处离得相当远,骑手到第一个靶时正在全速。他左手持枪,慢而优雅地举到右肩,右手握住枪托,把枪口朝前对着跑道方向;就在飞掠过靶的一刻,他把枪管转向靶开火——火绳是起跑时就点着的。许多人从靶上打出一团红云,只要枪放得响,人人都打出一团纸的白云;因为火绒若没有在该当的一刻按在火门上,枪便不响。有些射手放得略晚了些,已经过了靶,于是最靠近危险的那些看客便四散奔逃——他们大有理由担心自己的眉毛要被燎掉。枪一放,枪带便迅速甩上肩;这时只有两秒钟的工夫去抓箭囊、抽箭、射第二个靶。间隔这样短,多数骑手都失了手;有人中了,人群便报以长久的喝彩,而射空了反倒更叫人开心。穿着这样华丽的行头,带着枪、弓与箭囊在烈日下骑驰,不时又埋进一团尘土里,必是极热极磨人的活儿。有几匹马躁得骑手压根射不成,这又叫百姓大乐。有一个射手丢了帽子,后一匹马正对着靶时被那帽子惊了,离了划定的跑道,窜进看客堆里。另一个把枪使得好,从靶上打出红云,第二靶也中了,可是情急之下射出了两支箭。有一个把靶打碎了,又有一个把自己的枪弄坏了,只举着一截枪托骑过去——这些都叫百姓大为开心。有差役去收箭、修靶,并给靶心重新填上火药。
这便是西藏的一场民间消遣,鲜活、色彩丰富而入画。看客显然在参赛者中各有偏爱的,这从某几位骑手走近时人声嗡嗡变大便听得出来。另几位则不被期望折桂,因为迎接他们的是哄笑。百姓一连几个钟头站着坐着,一边嚼着坚果与甜食,一边全神贯注地看着听着。人群里我们见到许多寺院里的熟人,也有拉达克来的喇嘛——他们在扎什伦布的经院里修学;还有尼泊尔与不丹来的商人,戴着带狐皮大耳扇的皮帽的蒙古香客,以及二十来个拉达克与克什米尔来的商人,缠着高高的白头巾、穿着束腰的黑长袍。那些在西藏扮着英国人在印度那种角色的中国人,三五成群地坐着抽烟袋;他们似乎对这场射赛毫无兴趣。他们穿蓝衣、黑坎肩,戴顶上一颗珊瑚珠的黑瓜皮帽。
有两匹马多半从前没有参与过这样的赛事,受了惊,冲进我们这一侧的人群,撞倒了几个、又跃过了几个,最后同人身与衣裳缠在一起倒下才被捉住。最末,一个衣衫破烂的汉子骑着一头可怜的畜生在跑道上一颠一颠地过去,引出一片大乐。这便是赛事告终的信号;这时骑手们下马,排成长长的队列从宗的帐篷前走过,各人在「城中议事会的首座」面前低头,由人把一条哈达搭在他颈上。他们的朋友与相识也以这不费钱的恩宠相赠,有几位得人心的便挂着多到六十条白巾走来走去。我请全队喝了茶,又送了一笔钱,谢他们给我和我的随从带来的消遣。我们终于骑进日喀则时,身后跟着一大群黑黝黝的西藏人。
二月二十一日,马大人请我到他衙门的内院去看几场表演,是为庆贺中国的新年。表演的人要由营汛的兵丁充任,不过这场戏是由日喀则的四座中国庙张罗上演的。那时夜已深,一片漆黑,全部的效果都靠灯火。廊下摆了两把椅子,中间一张桌子;马用地道的中国茶、点心与香烟款待我的时候,进来二十个人,每人提着两只白料做的大灯笼,形如三叶草,上头画着花与龙。灯芯安得极巧,所以灯笼旋转时也不会着火。那些人且舞且把灯笼挥起来,排成一条推进的、起伏一律的线;随后他们站成种种不断变换的花样;又以闪电般的速度旋转自身,那些明亮的灯笼便像一团团大火球在黑暗里飘浮。这当中一直有爆竹与花炮四处抛放,在看客腿间嘶嘶作响、炸开——因为院子里满是自自在在进来的西藏人。最后灯笼被放下不动,一只长着可活动的长尾与长而弯的脖子的巨鸟庄严地踱过院子。下一出由尼泊尔人演。他们每人提着两只像蜂箱的灯笼;前头那只的顶上是一个马头,有纸做的飘飘长鬃,后头那只的尾端挂着纸尾。于是他们在院里跳着极活泼的舞时,看去像骑在从里头照亮的马上。他们一直唱着一支慢板的凄凉的歌。这时一条绿黄两色的龙蜿蜒入场。它的头是木与纸做的,由一个人举着;那人背后垂下一块彩绘的布,便是龙身,布里又罩着另一个蹲行的人。那龙起舞、扭动、张开大口,做出要把在场众人统统吞下去的样子。演出中间,鼓、钹与笛奏出古怪喧闹的乐声,笛音像风笛。这些逗趣的人在新年期间要到所有有身份的人家院里去演一演,好挣点钱。有一晚他们也要来「威胁」我们,可我请他们白天来,好让我把他们永留在照相底片上。
第二十八章
僧人与香客
形势所迫,我在日喀则住了四十七天;这期间我得了机会多次到寺院里去,画下与拍下有意趣的细处,熟悉僧人的日常生活与习惯,旁听他们的修学与诵经,并把我对这座教阶之都的了解不断加深。我常带一两个随从骑到扎什伦布去,在它那些幽暗如墓的佛堂与庙宇里消磨一整天。黄昏时我的人便牵马来接我。在我们重又启程之前,我要把这些造访中所得的几点印象记一记。
二月十四日我坐在西边最上一层回廊上,给东灵塔的正面画速写;可这一天为一场宗教的排场而聚来的香客实在太好奇,我只得停手,把这事推到更合宜的时候。随后我登上拉章前头一处围着栏杆的屋顶平台,又在梯脚派了岗,不许人跟上来。上头,眼睛落在许多两码来高的圆筒形架子上,有些蒙着黑白料子,有些裹着长短不一、颜色各样的褶幔,极像裙子。它们之间伸出鎏金的三叉戟、幡杆与别的神圣标识,护着庙宇不受恶魔之扰。我正画中间三座灵塔正面的景时,扎什伦布的总管来了——他掌管供应、洒扫与灯火等事——他叫人铺下毯子与垫子,又摆出照例的茶点。他是位老喇嘛,先在托桑林寺作过预备的修学,此后在扎什伦布已供职三十年。
从我们所在之处,看得见好几座较小的中国式鎏金铜顶,立在灵塔正面之前,直接从平顶上升起,中间没有过渡的层级。每一顶之下,都在一处庙堂里安着一尊要紧的神像。
我们在屋顶上走动,尽情眺望这座寺城与它那一片屋顶饰物的森林;随后到了一处地方,那里一群群僧界的裁缝正把彩色的料子缝在一起,热心而赶急,像是性命系于此事。若不是周围这一派宗教的景象与那些飘动的标识,人会以为他们在忙着做芭蕾或化装舞会的衣裳。噢,不是的:神像要穿新的丝衣,还要为班禅大师二十五岁的诞辰挂上新的幔帐与幢幡。这些僧界的针线骑士坐在满满的日光里,一边缝一边彼此闲谈,看去挺快活。他们大胆地向我讨钱买茶,我给了他们一把卢比。
我们头一回在法会上看见班禅大师的那个地方的下面,是一道敞开的回廊,一列朝着院子的柱廊;柱子是木的,上段缠着红料,下段白料。这道回廊极入画,尤其是立着四大天王塑像的那一段。柱子衬着敞院明亮的背景显得暗黑,而柱间走动的人影丝毫不坏这幅画——那是红衣的僧人与穿着杂色衣裳的香客。
这时院子里也正行着一场宗教的仪式。较短的北侧立起一种宝座,座的两边坐着穿黄长袍的僧人。两位也穿黄衣的喇嘛光着头走到座前,弓着身一动不动地立着。随后三位披红袍、戴黄瓜皮帽的喇嘛以尖利的呼喝与奇特的手势慢慢走过这方院,又以神秘的动作脱帽再戴上。这仪式延续得那样久,我们便学多数香客的样子,由那些僧人自去忙他们的事。
第二天又有一场仪式,可惜我没有能得到可靠的解说。班禅大师全副法服,在院子较短的一侧登上黄绸的宝座;两位穿红衣、戴高高的红色盔形冠的僧人走到他面前。大师向他们致意之后,其中一位走到石阶的十一级前,站在最低的一级上,于是一场极奇特的对答开始了。站在阶上的喇嘛喊出一句什么,多半是圣典里的一段引文,又或许是出一道题,随后击掌,掌声响得满院回荡;他又用右手做一个动作,像是把什么东西直向另一位僧人的头上掷去。那一位以同样响亮的声调应答,也击掌。偶尔班禅大师自己也插一句。陪着我的洛桑次仁说:这仪式是一种辩难;两位辩难的僧人若考得满意,便能在僧阶上升一级。
底下我们左边,六位穿黄衣的僧人坐在一张毯子上。柱子之间,回廊里挤满了穿红衣的低阶喇嘛,他们前头坐着穿红色长袍、袍上金线密绣的高阶僧人。班禅大师身旁、在他右边,是洛桑宗都嘉措的座位。深红与草黄的袍子衬着院子那灰浊的颜色,极有效果。
这时来了一批执事的僧人,在班禅大师面前的空地上摆下长长的一排排小桌,桌上立刻摆满盛着干果、糖食与柑橘的碗。于是一场庆贺得度的筵席开始了。桌与碗一空,便被撤得同摆上来一样快;随后是一队僧人持茶壶庄严而来,一种茶的仪式开始了——它不如日本的繁复,却同样庄重可观。两位高阶僧人站到班禅大师面前,略向前弓着身,像我们教堂里在祭坛前祈祷的神职一样一动不动。给大师奉茶是他们的职分。队列中头一位僧人捧着一只纯金的壶,由座前一位僧人接过去给班禅大师的杯子里添茶。队中其余的僧人捧银壶,每只值四十五英镑;凡不是转世者的僧人,茶都由这些壶里倒。每位僧人自己的木碗都收在袍褶里,倒茶的僧人提壶过来时便伸出碗去。
整场仪式里,那两位应考者一直不停地辩难与击掌。盘腿坐了三个钟头、像一尊佛像一样一动不动之后,大师离座,由两位僧人扶着慢慢走下石阶——阶上铺着一条窄窄的彩毯,因为班禅大师的圣足不可触不洁的泥土。他身后走着一位僧人,在他头上举着一顶垂着穗子的黄绸大伞。这位穿着教宗之服、戴着黄色法冠的小个子,在最深的静寂之中消失在回廊的柱间幽暗里;人几乎不能不觉得:他当真是一位圣者,而且是世上最有权势的圣者之一。他如今要上拉章里自己的居室去,在那里安静度日,直到又有新的仪式唤他出来履行教门的职分。
他退去之后,整个方院似乎沉郁了下来。方才还那样安静的僧人们开始说笑,年轻的在一处玩闹角力;几个脏兮兮、光着膀子的沙弥用棍子赶走两条混进这圣地的癞皮狗。
不过使这方院的沉郁一扫而空的,并不只是班禅大师的离去:一场西来的风暴正把黄尘成云地扫过扎什伦布。所有的经幡、窗帘与篷布,以及那些长长的白幡,都开始拍打;上千口庙钟的敲击混成一片铿鸣,充满空中,仿佛像一首赞歌升向诸神的居所;因为在一切角落、凸角与檐口上都挂着铜钟,钟舌连在簧上,极轻的一阵风也足以使它作响。在扎什伦布的迷宫里穿行,听着这一大片由风奏出的钟乐,是极受用的。
一位在扎什伦布修学了五年的拉达克喇嘛告我说,有学问的僧人分四等。一家若有几个儿子,必得有一个献给僧寺的生活。要被寺院收下,他得先立誓,誓守贞洁与节制,不饮酒、不偷盗、不杀生等等。随后他作为沙弥被收进黄衣僧的教团。预备的修学过后,他进到僧阶的第一级,称作「格楚」;他的本分是修习某些圣典,并听一位堪布喇嘛的教导。他还须担当若干差役:给高阶僧人奉茶、搬柴挑水、照看庙里的洒扫、添供碗、剪酥油灯的灯芯等等。再上一级「格隆」又分三等:仁丁、日钦与噶钦,其中末一等有资格充任教师。此后是堪布喇嘛,也就是住持;最后是「雍钦」,其位仅次于班禅仁波切。
格楚喇嘛要升作仁丁喇嘛,须纳二十卢比的费;这纯是钱的事,一个僧人入寺一个月后便可授此阶,可他若身无分文,也可能拖上好几年。仁丁喇嘛要成为日钦喇嘛,须修习大量典籍并纳五十或六十卢比;要成噶钦,另纳三百。据另一位相告,仁丁与日钦其实属格楚一级,只有噶钦才属格隆一级。不过到了这些级上,要凑那些费便容易些,因为僧人这时已有机会在百姓中间行使他的教职。升堪布喇嘛不须纳钱,可这职由班禅大师授任;它授得相当少,而大学问是必要的条件。受任时喇嘛得一纸盖着班禅大师印信的凭证。雍钦之位须对圣典有透彻的通晓,并由高阶僧侣的会议提出荐举,方得授此尊位。
眼下扎什伦布有三千八百名僧人,可节庆时增到五千,因为那时邻近各寺有许多人来。那三千八百人里,据说格楚二千六百、格隆一千二百。格隆喇嘛不必插手世俗之事,只须监理庙中的法事并参与仪轨。如今扎什伦布堪布一级只有四位,雍钦两位:一位来自后藏,另一位来自贝沙尔的迦努姆——那座寺院便是八十年前匈牙利人乔马·克勒希为研究喇嘛教的典籍而作僧人住过的地方。这位雍钦喇嘛名叫洛扎瓦,是迦努姆寺与萨特莱杰河畔另外三座寺的住持。他九岁时到扎什伦布,在此已住了二十九年。他渴望回乡,可班禅大师不许他回去,除非达赖喇嘛已回到拉萨。
那三千八百名僧人里,共有四百人来自拉达克与西喜马拉雅别的地方;少数是蒙古人,其余是西藏人。有二百四十名僧人司庙中的乐,跳舞的有六十名。他们一年只跳两回。其余时候,他们那些贵重的行头收在一间叫阿康的库房里、封在箱子中。因为穿得少,这些行头能存几百年。
前面所述那场辩难是同升噶钦一级有关的;得度只在新年庆典期间举行,每年有十八位喇嘛由格楚升格隆。仪式历三天:头一天上午两位、下午两位得度;第二天六位;第三天八位。
二月十六日我又骑到寺里去画门楼,并给班禅大师照相——他早上传话来说,我若有空,这一天他方便。天气好得无可再求,无风而清朗。最上一层平台上、东灵塔前那片宽阔的空地上挤得满满的。尤其有意趣的是看见一支望不到头的尼姑的队列,她们从邻近的寺里来,求班禅大师赐新年的福。各样年纪都有,从满脸皱纹的老妇到极年轻的女孩。她们丑得、脏得可怕,整整一群里我只找得出两个还算好看的。她们头发短,穿得像僧人;有几个我本要当作男人的,若不是早知道她们是女人。可同僧人不同,她们戴着小小的黄帽,帽檐上翻,里面是红的。
喇嘛与香客在各处院子、平台、屋顶与楼梯上攒动——都是来受圣福的;这一群虔敬而耐心的人在此排成长队,给看者极深的印象。他们示意我们要等很久,于是我们到大喇嘛的灵塔去,我画了那座好看的门楼。刚画完,恰克泽尔康便来通报大师正等我,于是我们急急上了楼梯,经过照例三五成群、到处闲着像没多少事做的僧人。大方院里正在为辩难的仪式作预备。
这一回是穆罕默德·伊萨陪我;班禅大师同上次一样,在那间半敞的屋顶居室里接见我。他照旧可亲,又把话头转到远离这被小心隔绝的西藏的遥远国度上。这一回他主要说的是阿格拉、贝拿勒斯、白沙瓦、阿富汗,以及从赫拉特到开伯尔山口的那条路。
「叶尔羌以西是什么?」他问。
「帕米尔与突厥斯坦。」
「再往西呢?」
「里海,大轮船在那上头航行。」
「里海以西呢?」
「高加索。」
「再一直往西走,到哪里?」
「到黑海、土耳其、俄国、奥地利、德国、法国,然后到英国——英国在大洋里头。」
「这大洋以西又有什么?」
「美洲;再过一个大洋,便又是日本、中国与西藏。」
「这世界大得很啊。」他沉思着说,又带着友善的笑向我点头。
我请他到瑞典来,由我给他作向导。他于是又笑了:他倒愿去瑞典与伦敦,可崇高的圣职使他始终被系在扎什伦布的寺墙之内。
茶点之后,他像个寻常人一样在屋里走动,叫我把相机预备好。屋里向阳的一处铺了一张黄毯,毯上摆一把椅子。可惜曝那三张底片时,他没有带着那文雅可亲的笑容,而是一副庄严的神色——也许他在琢磨:在自己的寺城当中容一个异教者给自己画像,是不是有些危险。一位身材高大、面容可亲的年轻喇嘛懂得照相,替班禅大师给我拍了两张像。他有一间暗室,我们可以在那里显影——喇嘛庙极适宜作暗室。
随后我们重又坐下,班禅大师问我前一天的骑射表演可中意。我答说从没有享过这样的消遣。他从没有去看过这些世俗的排场,因为那一天他总忙着教门的职事。随后他做了个手势,几位僧人便捧进给我的赠礼:两捆江孜织的樱红毛料;几块中国来的绣金料子;两只镶银边的铜碗;以及一只配瓷杯的鎏金碟子,连盖子。他又亲手给我一尊穿着红黄丝衣的鎏金神像,和一条浅黄的大哈达。他给我的那尊像是一位坐着的佛,蓝发,戴冠,手里托着一只钵,钵里长出一株植物;他称它作泽巴梅。据格林韦德尔说,这是阿弥陀佛的一种形相,称无量寿佛,意思是「寿命无量者」。班禅大师偏偏挑这一尊像给我,是有深意的:因为他自己便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而他是全能的。那么这尊泽巴梅是作一个凭信:我前头有长长的寿命。这一点我当时并不懂;直到我翻格林韦德尔教授的《神话》时才悟出这件礼物的含意。
这一回的谒见历两个半钟头,而这是我最后一次同班禅大师面对面;因为此后生出种种政治上的纠葛,那些纠葛对他——不是对我——可能是危险的,而我自觉有义务不让他因我的造访而受扰、以致招来中国人的疑心。可这叫我难过:接连几个礼拜住在他近旁,知道他每天从他那间寺中小窗望得见我的帐篷,却不能去看他、同他交谈;因为他是那种稀有的、文雅高贵的人物,使别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更充实、更可珍。是的,班禅大师的记忆将伴我一生。他的友谊是真诚的,他的盾牌洁净明亮,他诚实而谦卑地求真,并且知道:靠一种有德而尽责的生活,他才使自己成为那位大能的阿弥陀佛之魂的一座配得上的庙宇。
班禅大师六岁时被命运召作扎什伦布的教皇,这尊位他已居十九年。据说他生在工布地方的塔波。他虽有极大的宗教影响,却同罗马的教皇一样是西藏这座教廷里的囚徒,过着由教规定下的生活,一年中每一天都有它特定的教门职事与功课。比方说二月二十日,他须在所有先世的灵塔前跪拜,并由全体高阶僧众陪同。我问:等阿弥陀佛乐意在一位新的班禅身上转世时,他自己将葬在何处?得的回答是:要为他建一座同别几座一样华美的灵塔,塔址由高阶僧侣的会议择定。或者第六座灵塔建在那几座的西侧、与它们成一线;或者在原先那一排之前另起一排。
有一天我所有信喇嘛教的随从都获准觐见大师。事先说定了:他们每人供庙的献金不得超过三个卢比。那自然是我替他们付的;他们后来向我保证说,这圣福要在他们此后一生里保佑他们。
每年涌到扎什伦布的香客有多少,我没有能打听出来。我就此询问时,人家只笑一笑,说他们多得压根数不过来。有身份有财力的香客布施大笔;别的只给一枚小银钱,或一袋糌粑或米;又有的随着一位富裕头人成群而来,由他替大家出钱。人若聚得太多,福便由高阶僧人以按手之礼授予;人数较少时,他们便从班禅大师本人那里受福,不是用手,而是用一根缠着黄绸的杖。他只用手给有身份的人与僧人赐福。
香客里僧俗都有。那些排着队等受福的尼姑我们已经见过了。邻近各寺来了四百名尼姑。她们在此期间住在扎什伦布一所叫钦尼奇康的楼里,食宿都不取钱,临走还得一点小小的钱礼。她们并不是年年都来;今年她们在庆典第二天到,二月十八日离去。
我们也见到别的寺院来的沙弥,他们按时得茶款待;不过他们只能将就着坐在厨房门前的地上,把那条窄巷挤满,叫人难以过去。
香客里还有游方的喇嘛。有一天我给一位走过许多地方的喇嘛画了速写。他颈上套着念珠,还有一串贝壳的项饰,又有一只装着神像的嘎乌——那是班禅大师给他的。不久之前他绕拉萨所有的寺院作了一趟叩拜的朝礼,方才又绕扎什伦布把这桩极合神意的功业做完。他顺着表针的方向走,用自己的身长量绕寺的距离。他双手合于额前,跪下,全身伏地,两臂向前伸直,在土上划一道印,起身,走到那道印处再跪下,如此反复,直到绕寺一周。这样绕扎什伦布一周要整整一天;可他若还要走进那些巷子、绕所有的灵塔与庙宇,这桩宗教的体操便要三天。我们天天见到成排的僧俗香客以这法子绕遍扎什伦布与它所有的神。我问过其中几位:绕一周要伏地叩拜多少次?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说:「我们一路都在念『唵嘛呢叭咪吽』;每一拜要念二十遍『玛尼』,所以没法连叩拜也数着。」他们里头有许多人要绕墙好几周。
这位游方的喇嘛是一个九人僧团中的一个;他们常到我们园子里来,坐在帐篷前,转着经筒唱着经。他们在扎什伦布一所叫哈姆东的楼里免费住宿。那团里还有一个十七岁的丹增,来自安多,从那里走到扎什伦布用了四个月。他们是为庆典而来的,打算经拉萨与那曲回家。
香客的布施是扎什伦布主要的进项之一。不过这寺院还有广大的田产与畜群;有些僧人掌管农事、支配出产,还同附近一带与尼泊尔做买卖。整个后藏的出产都归扎什伦布用,所以它是富足的。那三千八百名僧人无论品级,每人每年得十五卢比,而且自然在寺里白住。
另一大宗进项是卖护符、法物与圣物,卖金属或陶土的神像、圣画——唐卡——以及香等等。那些小而不起眼、几乎一文不值的泥神像,以及香客挂在颈上作护符的印着符号的纸条,只要经班禅大师如法赐福过,僧人们也卖得极好的价。
二月二十一日,我几乎一整天都在寺里从前没有看过的地方。我们穿过弯曲的窄廊与幽深阴暗的巷子,走在刷白的高大石屋之间——僧人的住室就在那些屋里。其中一所住着来自列城近郊、斯皮托克与提克泽的修学僧人,我们走进那些幽暗的小室,比我的帐篷大不了多少。较长的一侧放着床:一条铺着红罩的褥子、一只枕头、一条粗呢毯。别的家具不过是几只装书、衣物与法器的箱子。圣典摊开着。两三只袋子装着糌粑与盐,还有一座小供台,上有神像、供器与燃着的酥油灯——就是这些了。这里又暗又凉、又湿又闷——绝说不上受用,很像牢房。可就在这里,那把一生献给教门、自认高于常人的人度着他的日子。低阶的僧人两三人合住一室。格隆各有自己的室,而几位首座高僧的居室则雅致宽敞得多。
每位僧人每天得三碗糌粑,在自己室里进食,茶也一天三回送到室里。不过庙堂里行法事时、讲堂里、大方院里,也都要分茶。似乎没有哪一桩宗教的仪轨神圣到不能在合宜的时候被一杯茶打断。
有一天我从那道红柱廊——卡崩——上俯看那满是喇嘛的院子;他们一小堆一小堆地坐着,只留出窄窄的过道,沙弥们提着热的银壶铜壶在过道里来回,奉上那搅了酥油、像汤一样的饮料。那光景活像某场法事之后的一场午后茶会。不过这聚会仍带着几分宗教的意味,因为偶尔要唱一支庄严单调的赞歌;那歌在这封闭的院子里回荡起来,美得出奇、动人得出奇。三月四日,扎什伦布墙内的方院与别处挤满了妇人——那是寺院的界内对她们开放的最后一天;此后要到下一个洛萨庆典才许她们进来。
那位随班禅大师去印度时得了机会学照相的年轻僧人,在他那间宽大雅致的住室旁边有一间暗室。我也得以在那里显影。他请我常去、给他些指点。他屋里有结实的桌子、舒服的卧榻与厚重好看的帷幔,夜里以油灯照明。我们就在那里坐着谈上几个钟头。他忽然起了学英语的念头。我们从数目字开始,他用藏文把它们记下来;背熟之后,他又要别的常用的词。不过凭我给的那几堂课,他自然没有什么惊人的进步。
在这座寺城的街巷里走须得小心,因为那些被几百年来成千上万僧人踩过的石板已磨得溜光,极容易滑。平常往来相当多,节庆之日尤甚。僧人来来去去,在街角与门洞里成群站着说话,或往来于法事之间,或去探访住在各室的同门;另有些人把新做的幢幡与帷幔从裁缝那里搬进神佛那神秘的昏暗里;又有些人提着水罐去灌供台上的碗,或扛着面袋米袋去作同样的用处。一小队一小队的骡子来把寺里的库房填满,那里买卖正忙——因为一家三千八百口人得张罗。此外又有香客,他们在此逗留只为去神前看一眼、转一转经筒、低吟他们那没有尽头的「唵嘛呢叭咪吽」。墙根这里那里坐着乞丐,伸出木碗来,好让过路人放点什么进去,便是一撮糌粑也罢。同是那几个瘦骨伶伶、衣衫破烂的乞丐天天坐在同几个街角,以同样哀诉乞求的声调求行人怜悯。那些巷子窄处,墙里成排地筑着大的经筒,由过路人转动;许多穷人坐在那里,活活地指斥着这样一个荒唐的信念:以为单是转一转经筒,就足以算作通往极乐之境的功德。有一间格外小的屋子里立着两只巨大的圆筒经筒,前头总聚着一群人——僧人、香客、商人、匠人、流民与乞丐。这样一架祈祷的机器里,绕在筒轴上的薄纸条印着经文,长有几英里。筒上装着一个把手,可以转动筒轴。转上一圈,便有千百万遍祈祷一齐升上神的耳朵。
第二十九章
扎什伦布漫步——丧葬之事
那道红柱廊的正下方是索钦绒康钦波,也就是大厨房;里头是砌起来的、尺寸惊人的灶,六只巨锅砌在石工里。头一只锅烧一回,便供得上全部三千八百名僧人的茶。锅高出石工的那一截上有铭文与铸出的花纹。每只锅都有木盖,不用时便盖上。这些巨锅里有两只正在煮茶,想必是把偶然来的客人也算进去了。锅底下敞着烧得通红、火焰腾腾的灶口,一束束的枝条与木棍用长铁叉捅进去。屋顶上有出烟的口,烟成一圈圈灰色升上去,在这神圣的厨房里造出入画的光影。年轻的喇嘛与工役一个接一个从街上的台阶上来,背上驮着水桶,桶的大小按背者的力气而定;因为他们中间还有极小的男孩,是近来由亲属托付给僧人照管的。他们一个接一个把桶往锅沿上倾,而烧火的则把新的柴束捅进灶里。另有执事的僧人搬进许多方块砖茶,投进滚水里,于是蒸汽成团地升起来,同烟混在一处。锅边站着两个厨子,用比桨还大的大棍搅着,身影消失在升腾的汽里;等门口来一阵轻风把空气吹清,他们又像被自上头照着的影子戏人物一样显出来。他们干着活,唱着一支慢而有板的歌。
茶煮好了,便倒进明亮的大铜壶,壶上装着亮黄的铜活、提手与各样纹饰。沙弥们把这些壶扛在肩上送往各处殿堂与僧室。有人在一处庙顶上吹响海螺作信号,好叫僧人不至误了茶、能有所预备。我常往厨房里探看,因为那景象实在入画,而厨子们爱说笑,也不嫌被人画。
灵塔前一处空场上立着两座大的与几座小的曲登塔,式样同拉达克常见的那些一模一样。还有石龛,里头满是神像与别的物件。我在平台上写生时聚了一大群人,要看清楚颇不容易。那是一幅惹眼的画:所有红的与杂色的衣裳,衬着那些纪念塔刷白的墙作背景。
有一天我在那位会照相的喇嘛的室里坐着谈了很久,回去时天已黑了。我们像从前常做的那样,经过南杰拉康前院的门楼——班禅大师曾在那座庙里款待过我们。那里晚课正在进行,我们自然进去看。那照明比平日更带着朦胧的宗教意味;不过我们刚从外头的黑暗里进来,总还辨得出四周。僧人们坐在长长的红榻上,供台前碗里燃着的四十盏灯把他们黑色的侧影衬了出来。台座上鎏金的莲花被照得明亮,宗喀巴像手中的黄绸带与披在诸像上的花串格外显眼。可屋顶下那些像的上半截沉在黑暗里,而宗喀巴那张腮肥而泛红、鼻子宽阔的脸被自下而上照得那样古怪,他的笑竟看不出来。堂中四根彩柱衬着供台的灯火显得发黑。僧人穿着黄袍,光着头坐着,吟诵他们那些凄恻的连祷,不时被摇铃与击鼓打断。起初鼓槌的皮头慢而匀地落在绷紧的鼓面上,随后敲击愈来愈密,最后鼓声一下子静了。一位僧人以老手的速度抑扬地诵着「唵嘛呢叭咪吽」,其余的人随声应和,像是作某种答唱。那诵念化作持续的嗡鸣,里头常常只有「唵嘛呢」几个字听得清楚,而「喇嘛」一词念得更慢些。这一整套仪轨有一种出奇催眠的效力;只有宗喀巴专心听着,睁着大眼梦一般地坐着,两耳垂到肩上。这里也要分那少不得的茶;一位僧人提着油灯跟着分茶的人,好让他看得见杯子。僧人们如今对我的造访已全然习惯,并不特别注意我;不过他们总客气地招呼我,问我这一天画了些什么。
一位喇嘛告我一桩奇特的风俗。有些僧人自愿让人把自己封在幽暗的石窟或洞里,为期三年、六年,至多十二年。离扎什伦布一天路程的一座小寺夏鲁寺附近,有一个僧人已在他的洞里待了五年,还要再待七年。洞壁上有一个一掌宽的孔。等十二年满了、这位隐者可以回到白昼的光里时,他便从这个孔里爬出来。我暗示说这在身体上是不可能的,可那位喇嘛答说这奇迹确乎发生;况且那被封的僧人十二年里瘦得那样厉害,很容易从孔里溜出来。寺里有一个僧人每天带着茶、水与糌粑到洞口去,把这些食物从孔里塞进去,可他不得同那囚者说话,否则法力就破了。从那孔里透进的光,只够这位苦修者分辨昼夜。要读他带进洞里的圣典,他得用油灯;油也不时放在那孔里补给。他整天念经,又把夜分作三更,两更睡觉,一更读书。十二年里他一次也不得离洞,永不得看太阳,也永不得生火。他穿的不是寻常的僧衣,而是一件薄棉衫,腰间系一条带子;不穿裤子,不戴头巾,不穿鞋。
在别的玄奥的课业之外,这位苦修者还须修习一篇讲某种法术的著作,那法术使他不畏寒冷、并且几乎不受重力所限。他变得轻盈;解禁的时辰一到,他便足生双翼而行:从前他从扎什伦布到江孜要走十天,如今不到一天便能走完。十二年的考验一满,他须赶到扎什伦布、在屋顶上吹一声号,随后回夏鲁寺去。他终身被视为圣者,并有堪布喇嘛之位。他一出洞,立刻又有另一个人预备好进那黑暗里受同样的考验。这位喇嘛是当时这一带唯一被封在洞里的;不过隐修者却多得是,住在敞着的洞或小石屋里,由附近的牧人供养。我们后来还要听到一些更严厉地弃绝世间的狂热喇嘛。
在扎什伦布,寺规似乎执行得严:有专门的监察、差役与执法者管着僧人在室中的生活,看着不许有人破戒。近来有一个僧人破了贞洁之戒;他被永远逐出格鲁派的教团,并被驱出扎什伦布的辖地。那么他再没有指望在别的寺院找到栖身之所,只能去从某种世俗的职业。
有一天我们去看了德那拉康,那是一座像半暗的走廊一样的庙,因为只有两个全然不够用的窗子照明。走廊中间有一个壁龛,开着通向殿里的门,因为墙极厚。于是门与窗之间形成一间小屋,当值的喇嘛就像在小棚里一样坐在那里。他属格隆一级,名叫东协达,来自塔那克,如今七十岁,短短的白发,皮肤干得像一张揉皱的旧黄羊皮纸。
一进去,右手边是一只书架,有一个个深深的方格,格里放着圣典。外侧较长的墙上,两窗之间最幽暗处悬着画着形象的幡,多数年岁可敬,积尘而褪色——那是一座喇嘛教的画廊。较长的墙边排着一列红漆木柱,柱间悬着短铁条织成的格网,构成几何的图形,用意是防宝物被盗。在这样一个龛里,我们看见成百尊成排围列的小神像,高四到八英寸,披着丝衣。它们前头是较高的神像,以及古老贵重的中国瓷瓶。格外受人崇敬的是一只开着门的柜子,里头供着一块披着哈达、刻有中国文字的匾,是为纪念被第三世班禅收进黄衣僧教团的乾隆大帝。上头覆着柱头之处,悬着古怪而寒酸地华丽的幔子,由各色布块与纸条拼成。此外殿里照例满是各样器物:持香的铜象、大杯与大碗、大小幡旗,以及别的东西。
另一回我在一座灵塔殿里画画,顺便给在那里祈祷的几位女香客作了速写。画完之后,我们穿过一处足有二十码宽、九十码长的铺砌的院子,那院子正在拉章的正面之下。院里满是等着看班禅大师的人——他要往某场仪式去、经过这里。他来了,穿着红色的僧袍、戴着黄色的法冠;头上有人替他举着黄伞,身后跟着一队僧人。他身子略弓着走,神气谦卑。许多人在他面前全身伏地礼拜,另一些人把米粒撒向他。他没有看见我,可他的笑容同我们上回相见时一样亲切温和。可见他待众人显然都一样和易。
我天天到寺里去,因此对僧人那种孤寂的生活知之甚详。「贡巴」的意思是「孤寂的居所」,也就是寺院;寺里的僧人确乎是同外界、同它的浮华与诱惑隔绝而居的。有一回在甘珠尔拉康,我打算画最里头、最幽暗那面墙上那些像前燃着的灯;可我刚要动笔,僧人们就把殿里挤满了。长榻上他们的位子被预备好,每个座位前的一张连成长条的案上,放着一函巨大的圣典《甘珠尔》。那些做法事时要穿、却不得在露天穿的黄色大袍也摊好备着。年轻的、褐皮肤、短头发的僧人们披着红袍进来,把黄袍搭上肩,盘腿坐在书前。一位年长的喇嘛——一位堪布——登上较短那面墙边的讲座,以粗哑庄严的低音吟起圣典。弟子们以单调的节拍随和。有些人照着面前的书页读,有些人似乎把要唱的词都背熟了——至少他们在四处张望。规矩算不得严整。有几个后生——他们在世间显然比在教门里自在得多——在唱诵中间说话、嘻笑,又把脸埋进袍子里憋笑。可谁也没有理他们;他们并没有搅扰谁。另一些人眼睛始终不离书本。殿里暗得像地窟,只有一道窄窄的天窗与两扇小门照着光。
他们唱了一阵之后有一歇;小喇嘛沿着座列之间的过道走,极灵巧地把茶倒进伸过来的木碗里,一滴也不洒。可弟子们几乎还没来得及喝,上头幽暗处领诵者的低音便又嗡嗡响起,法事重又开始。这当儿有香客沿过道走到供台前,从随身带的袋子与包里,把一小堆一小堆糌粑或面放进像前的碗里。
入口的门边直挺挺站着一位高个子喇嘛。一个香客对他说:「我出三个章噶求一次赐福。」那喇嘛便高声唱出这笔布施与它的用意,随后专为这香客唱一节经,唱完众僧击掌。每有新的香客上来,这便重演一遍。我自己出了五卢比求赐福,于是在一片响亮的掌声中受了福。有十来分钟,那些喇嘛站起身来,在讲堂外的过道上跑动,或者在我画这间讲堂与弟子们时打量我。常有一把米从窗口落到那些少年头上——是有香客打窗前经过。在这些诵读与大功课上,在寺里住得最久的僧人坐前排,最后来的坐后排。讲课完了,堪布喇嘛便点算从香客口袋里流进来的收入,把钱币用纸包起、封好送往库房,并把数目记进一本大账簿。
甘珠尔拉康供台上的像都小,是鎏金的金属铸的;扎什伦布别处多数神像也是这一类。有些是木雕的;少数几尊——如宗喀巴那尊大像——是用香料粉以草根提取的胶粘合而成。据说宗喀巴那尊像是七十二年前造的,所费同一尊金像一样多。班禅大师为新年庆典叫人铸了一千五百尊小神像,每尊费七卢比;它们在扎什伦布制造,或赠人或出卖。造这些神像被视为一桩格外有福的工作,从事此事的喇嘛可以笃定地指望长寿。造泽巴梅像的尤其如此。他们念他的名号愈多、从粗金属里造出他的形象愈多,他们那可怜的灵魂便愈迟才须重新上路。不过任何神像若不经一位转世的喇嘛如法开光赐福,便不具一点灵异之力,也没有一丝神性的影子。
到这里,我讲自己在扎什伦布寺的这些个人回忆,想必已把读者的耐性考验够了。我无意中在黄帽派的教团里耽留得太久,竟把别处等着我们的事情全忘了。我本该记得:庙宇与僧室于别人未必有同于我的意趣;可这段时光的记忆于我格外可珍,因为我在扎什伦布所受的友善与好客,胜过中亚任何一座城。我们从西藏的荒原来赶这一年最大的庆典,从孤寂走进这座拥着成千香客的宗教之都,从贫乏匮缺走进样样所需都充足的境地;而狼与风暴的嚎叫,换成了从金光闪闪的庙顶传来的赞歌与号声。西姆拉的舞会与西藏荒凉的群山本是奇异的对照;可更大的对照,是山野的孤寂与这座圣城——我们以远道而来的香客的装束进了这城,又受了好客的邀请,得以四处观看、参与一切正在进行的事。
如今该同扎什伦布、同它那神秘的幽暗与远传的号声告别了。告别时我自知:我给它作的记述极不完备、极为零碎。彻底勘察这座寺城本不在我的筹划之内;相反,我的愿望是尽早回到西藏那些可望有重大地理发现的地方去。不过有些情形——我日后要略提几句——逼得我把启程一天天往后推。因为我们总盼着就要动身,去寺里的造访便被削减了。况且我也想尽量避免招人疑心。一百多年前,扎什伦布曾两次被尼泊尔的廓尔喀人掠劫。英国人又在不久之前对拉萨用过兵。许多僧人不赞成我天天去,认为一个欧洲人、一个意图究竟如何无人知晓的人,竟自由地四处走动、画神像、看尽所有金与宝石的珍藏并一一登录,是不成体统的。而且众所周知,西藏的统治者——中国人——对我到此不悦,而我其实压根无权在这禁地逗留。那么我若还想多做些事,一举一动就都得极其小心。
在同扎什伦布告别之前,再说几句丧葬的风俗。
扎什伦布西南有个小村子贡巴萨巴,意思是「新寺」;据传说那里从前有一座庙,被准噶尔人掠毁了。如今这里是日喀则与寺院的坟场,是那座各各他:僧人与俗人的尸身在这里以同样的方式被交给腐坏。
一位喇嘛的灵魂厌倦了那具度过他人世一生的躯壳,而这喇嘛本人——也许在幽暗的僧室里住了五十年之后——觉出生命的灯因缺油而将灭时,便有几位同门聚到他的病榻边诵经,或向他室中所供的神祈求——那些神在涅槃或在死者之国的本尊,同死亡与灵魂的转生是有干涉的。气一断,便诵起专门的度亡经,好使灵魂同身体易于分离,并在它越出此生界限、踏上那条幽暗之路的头几步时给它安慰。一位喇嘛的遗体在他室中停三天,俗人则停到五天,好有足够的工夫行完一切丧仪与法事。富人把遗体在家里停得更久,那自然更费钱,可也为那些有益于亡者的祈祷留出更多的工夫。僧人们定下安葬的日子,以及灵魂真正脱去尘世羁绊、飞升去寻新居所的那一刻。
死去的喇嘛穿上一套样式与式样寻常的新衣,裹在一块布里,由一两位同门抬走;俗人则由抬尸的人用尸架抬着。这些人叫「拉巴」,是一个受人贱视的种姓,共五十人,另居在贡巴萨巴村十五间可怜的小屋里。他们只许在抬尸人的行会之内婚配,他们的子女除父业之外不得从事别业,所以这营生是世袭的。他们只能住在没有门窗的破屋里;通风口与门洞任凭天上诸风与各样天气吹打。便是他们把活干得好,也不许盖舒服些的房子。他们还有一项职分,是把死狗与兽尸从扎什伦布清走,可他们不得进入寺院的围墙之内。他们若为自己灵魂的福祉不安,便花钱请喇嘛替他们祈祷。他们死后,灵魂要转入畜生或恶人的身子。不过因着他们所受的苦难,在那无尽的转生之中,他们可免于太苦的命运。
拉巴要分解的,只是喇嘛、他们自己的亲属,以及无家的穷人的遗体。境况好些的俗人,自家的死者自家办,不请专门的人手。
僧人们把死去的同门抬到解剖之地时,便把他剥得精光,把他的衣服分了,而且毫不介意第二天就穿上。每具遗体,拉巴得两到五个章噶——合十一便士到两先令三便士——另得一位喇嘛的旧衣的一部分;若是俗人,拉巴便得亡者全部的衣物,以及女人的耳环与别的较简朴的饰物。抬尸来的僧人随即尽快离去,一来是因为气味极坏,二来是为了不看见分解尸首——那场面只须拉巴在场;便是俗人的遗体,也只在拉巴面前分解。
一根绳系在打进地里的桩上,绕过尸首的颈,再把腿尽量拉直——若是一位坐姿而死、坐姿而僵的喇嘛,这一手须大费气力。随后把尸身剥皮,使全身的肉都露出来;拉巴发一声呼唤,栖在四周的秃鹫便沉重地飞来,扑到这猎物上撕扯啄取,直到肋骨裸露。这里不像拉萨有狗;便是有,也分不到这顿筵席,因为秃鹫干得又快又彻底。我们后来还到过以僧人的肉喂神犬的寺院。秃鹫进食时拉巴坐在旁边,而那些鸟驯得满不在乎地在那人腿上跳来跳去。
通常尸身一剥皮,头便割下来。骨架在石头之间砸成粉,同脑髓揉成糊,捏成小团扔给鸟吃。若不掺脑髓,它们是不碰骨粉的。这行解尸之人干活时极其从容:他们用手把脑取出来、揉成浆,还在这可怖的活计中间停下来喝茶吃糌粑。他们究竟洗不洗身,我极怀疑。我曾把一位老拉巴叫到帐篷里来,好补足我从僧人那里得来的消息;就在那天早上他剖过一位老喇嘛的尸。谈话期间穆罕默德·伊萨一直用帽子挡着脸,最后不得不出去,因为他开始觉得恶心。那人形貌粗陋,叫人不快,戴一顶灰色的小软帽,穿着最粗的麻袋布的破衣。他对验尸与解剖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他告我说:脑里若发现血水积聚,便是此人疯过的征兆;而脑质若发黄,此人便是惯吸鼻烟的。
据一位僧人向我保证,有些时候尸身并不剥皮,而是割下头,用利刀沿脊骨把躯干剖作两半,每半再切成小块,切完才唤秃鹫来。小孩与成年男子也以同法分解。对死去的女人的裸露丝毫不加顾惜。这种处置尸身之法的全部用意,在于使亡者有把自己的身子施给鸟的功德——那些鸟不然便要饿着。这样,他便是死后也做了一桩善事,有益于他灵魂的安宁。这里的秃鹫所扮的角色,同孟买与波斯的帕西人「寂静之塔」上的一样。
宗教的要求一经满足,亲属便同亡者告别。他已经走了,他的身子全然无用;灵魂既已重新上路,这身子便尽可以毫不迟疑地交给拉巴去粗暴处置。遗体夜里被抬出家门、要在日出前分解时,没有人送它到秃鹫之家去。这事并无法令规定;尸首多的时候,活还没干完太阳通常就已经升起了。此后便留下一具、至多两具到傍晚,日落后再着手。这也是因为秃鹫早上吃饱了,晚饭前须得歇一歇。贡巴萨巴一天里报上来的死者,很少多过两具。约莫十二年前日喀则闹天花,每天要运走四五十具。那时秃鹫吃得饱胀之后,余下的尸身便裹上薄薄的殓布埋掉。
人会以为:将死之人想到在死门为他开启的那一刻,他生前与之如此密切相连、曾那样焦心照料、极力护它免于危险与病痛乃至最轻微的疼痛的身子,竟要被交给这样野蛮的处置,必定心生寒栗。可他在最后的时刻多半更多想着自己的灵魂,并点算着自己所行的善事与所诵的千百万遍「玛尼」。
那么西藏人的丧葬风俗与他们对死者的态度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感伤。伊斯兰的子民会去探望亲爱者的坟,在柏树下把悲伤哭尽;可西藏人没有坟,也没有覆着青草的坟丘,好让他们在那里用一个钟头去追念失去的幸福。他们不哭,因为他们不哀;他们不哀,因为他们未曾爱过。一个与他人共有的妻子,他如何能爱?以致婚姻中根本容不下忠贞的念头。家庭的纽带太松太不定:兄弟不送兄弟、丈夫不送妻子、更不送自己的孩子入土——因为他连那孩子是不是自己的都不知道。何况尸首本身只是一具无用的空壳;便是温柔地爱过自己孩子的母亲,对那具尸身也不觉一丝敬意,对那行刑尸人的刀子,也不比我们对大夫的刀子更觉可怕。
第三十章
我们在日喀则的生活
没有被扎什伦布之行占去的工夫,我用在许多事上。有朋友来访我们,我也常常一连几个钟头把各样人物的相貌移到速写本上;在城里的市民与流民、寺里的僧人中间,我找到了好材料。
头几天里有一天,尼泊尔的领事来拜访我。他是个中尉,二十四岁,名叫那拉·巴哈杜尔·切特里,两眼之间带着他那种姓的黄色记号。他穿一身紧身的黑制服,钮扣是亮金属的,头上戴一顶没有帽檐的圆军帽,帽上有金穗,前头是尼泊尔的太阳,四周环着光芒。他在拉萨待过四个月,在这里两个月。他同年轻的妻子从加德满都走了两个月;头一个礼拜骑马,随后便把马打发回去,徒步穿过极险的、无路的山地走了十五天;其余的路程是雇西藏马走完的。他在这里要护着一百五十名尼泊尔商人的利益,并在本国香客遇难时给他们帮助。那些商人有自己的客栈,叫佩热帕拉,年租五百个章噶;他们从北边的牧人那里买羊毛,用粮与面付账,因此日喀则的粮与面既缺又贵,尤其在香客云集的庆典时节。这位领事每月得二百个章噶,一年还不到六十英镑,他认为大君给他的薪水实在太薄。不丹在日喀则没有领事,虽说那个国家来的香客很多。
二月十四日我接了一场极出意外的拜访:一位喇嘛与一位拉萨来的官员。德瓦雄——那个政府——收到拉结次仁通报我已抵昂孜错的信之后,中国的大臣与政府商议了一番,便急派这两位先生赶往那个湖;可他们到时,我已动身好几天了。说也奇怪,他们所得的关于我们所走路线的消息全然错了,多半是因为我们在湖的冰上四面八方的游走把牧人弄糊涂了。于是他们在昂孜错与当惹雍错的岸上找了我们二十二天,最后才查明我们早已往南去了。随后他们循我们的踪迹追来,又向牧人们打听;那些牧人一概说受过我们的善待,卖给我们的东西也都付了好价。两位先生继续骑行,在业雄听说我们两天前经过——我们的营火几乎还没有凉。他们换了马,加紧催赶,因为他们奉命要不惜一切代价逼我们循原路折回北边。可我占了先:他们到日喀则比我们晚了三十六个钟头;而另一拨由拉萨派出、要走更近的路截我们的人,在我们扎进去的那片谷与山的迷宫里把我们的踪迹彻底丢了。
「我们已经尽力把差事办到了,」他们说,「如今只剩下一件:请问您的名字,以及您此行与同伴的一切详情。」
「这些我都已经告过马大人与端孙了,他们看过我的护照;不过你们若要第二遍,尽管奉上。」
「是;我们有向德瓦雄呈报的职分。按拉萨的条约,只有亚东、江孜与噶大克这几处市镇在一定条件下对老爷们开放,别的路线一概不开。您走的是禁道,必得折回去。」
「你们当初何不把路给我堵上?这是你们自己的过失。你们可以告诉德瓦雄:不把整个西藏看遍,我是决不甘心的。况且德瓦雄也不会觉得阻挠我值得——因为我同你们的神处得好,而班禅大师待我何等友善,你们自己也看见了。」
「我们知道;看来您额上带着神眷的记号,就像种姓的记号一样。」
「拉结次仁近来怎样?」
「他被疑心受了您的贿;已被革职,官阶与全部家产都没了。」
「德瓦雄这样迫害他,实在卑劣。不过那政府是由全西藏最可鄙的无赖组成的。你们该高兴:如今终于好好地在中国的保护之下了。」
他们起初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色,可渐渐倒转到我这边来,承认他们的政府是个叫人不快的组合。他们到后没有立刻露面,是因为想先把我们的行事与来往的人探明;因为他们若查出我们有朋友,那些人自然要被告发。除此之外,他们倒是体面人,茶与香烟也痛快受用。不巧恰克泽尔康那时正在我这里;他必是觉得事情严重,因为他们一进我帐篷他就溜了,可随后又来问我他们说了些什么。
最叫他们佩服的是:尽管有那么多埋伏与圈套——那些四处张望我们的巡哨——我们到底还是闯到了日喀则。如今他们要等拉萨的命令了。至于达赖喇嘛,谁也不理会,他已同死了埋了差不多。
此后几天他们常来问候,而且把对上司的看法说得愈来愈直。不过他们留在场上,证明中国人与那个政府都盯着我。我心里纳闷这事要怎样收场。
十五日我从骑射表演回来,发现奥康纳少校寄来的一大包信,便急不可待地抓起家里与印度朋友们的来信——明托夫人、敦洛普·史密斯上校、荣赫鹏,还有奥康纳本人,他极热诚地表示欢迎,并希望我们不久能见面。他还好心地给了我一个大惊喜:两只箱子,里头是肉罐头、点心、饼干、威士忌与四瓶香槟。想想我在西藏自己的帐篷里独饮香槟!只要那存货还在,我每天晚饭都要为奥康纳少校的健康喝一杯。
讲列城的那一章里,我提过哈吉·纳泽尔·沙阿与他的儿子古拉姆·拉苏尔。这位老哈吉在日喀则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古拉姆·卡迪尔,在西藏已十年,如今管着日喀则的分号。他主要卖从中国与贝拿勒斯来的绣金料子,喇嘛们买去做法服;他告我说一年得六千卢比的利。他给我看的那样一捆料子值一万卢比。古拉姆·卡迪尔这一阵子给我办了许多事,我们要什么他都给办来。
从他家屋顶上望宗——也就是城堡——景象极好,那堂皇的正面像是从岩石里长出来的。窗子、阳台、屋顶的装饰与经幡合成一片和谐而入画的效果。那建筑的正中是一幢红房子,其余一概是白的,或者不如说是一种说不清的灰黄——那是灰泥经年变成的颜色。
宗山的南麓是敞着的集市,每天做两个钟头的买卖。那里没有桌子摊架,卖主就坐在尘土里,把货摊在布上,或是放在身边的筐里。一排坐着卖农具家什的,另几排卖板材与木料、铁器、织物、珊瑚、玻璃珠、贝壳、缝线、针、染料、廉价的油画印刷品、印度来的香料与糖、瓷器、烟袋、中国来的无花果与茶、锡金来的柑橘、拉达克来的干果与绿松石、羌塘来的牦牛皮与牦牛尾、城里造的锅、金属盘、盖子与碟子、给香客用的经书与别的物件等等。草与糠、米、谷、糌粑与盐有许多人卖。胡桃、葡萄干、糖食与萝卜也是大宗的买卖。马、牛、驴、猪与羊也有卖的;羊要七个卢比一只。在羌塘我们最多付过四个卢比,一只羊两个卢比也买得到。每一类货都有它特定的地方;可据我所见,卖主一概是西藏人,因为拉达克、中国与尼泊尔的商人都在自己家里开铺子。
卖主多数是女人,她们连干草、柴火与肉也卖。她们盘着大大的发髻,缀着成色不高的绿松石、玻璃珠与各样垂饰,同那涂着黑膏的脸形成强烈的对照。她们若肯免了这身装点、好好洗一洗,其中有几个也许看去就相当像人了。她们衣服本来是什么颜色已难猜度,因为如今结着厚厚的尘、炱与污垢。可这些小贩总是客气殷勤的;她们排成几行,同中国城的北墙平行而坐——那座中国城如今只剩一片废墟。时不时有一支骡队沿行列之间的小道过去,给市上送新货来。常有半着中国装的老爷们从宗那边骑过;而顾客的人群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僧人与香客、本地人与外乡人、拉达克与克什米尔的白头巾、中国的黑瓜皮帽。日喀则所有的闲话都在这集市上孵出来;各样或真或假的传闻都从那里传到我们耳里。只要有人从拉萨来,他便要被问得几乎发疯,因为人人对中国的新章程极感兴趣。集上流传着:拉萨的喇嘛正在组织一场针对中国人的血腥暴动,因为后者要求半数喇嘛去当兵。又传说我与我的同伴不久就要被迫离境,而江孜的英国商务代办处不久也要关闭。谁听到一点新消息便立刻带到集上去,而那里来听消息的人同来买东西的一样多。总之,这集市便是日喀则唯一的报纸。
古拉姆·卡迪尔告我说,拉萨来的那两位先生用着探子,每天把所能打探到的关于我们的事都报上去。那些人常冒作小贩进我们帐篷,一坐就是几个钟头。马也在我们四周布满了探子。靠古拉姆·卡迪尔之助,我派了两个拉达克人去探那些探拉萨探子的探子。如今我们可以有所防备了,因为我们知道身边在出什么事。
我自己那些拉达克人在日喀则享了一段极需要的歇息。我给他们钱置新衣,衣是他们自己做的;几天之内他们便从头到脚一身新地露了面。每天一壶青稞酒我也不能不许他们;他们极少喝过量——自从有一天其中一个酒后把脸涂黑、就这副样子在院里滑稽地打着旋转之后。穆罕默德·伊萨恰在那一刻从集上回来,抓住那位舞者痛打了一顿,打得他此后再不想涂脸了。中国人与西藏人都说我的人举止堪作榜样,没有惹过争执。不过听听策仁晚上唱的歌吧!那像我家乡棚屋上一扇不上油的小门的吱嘎声;因此我倒乐意听他那粗野的歌。他一气唱了三个钟头,就略嫌多了些,可我也忍着——身边有一群欢快知足的人,总是叫人受用的。
二月十九日那天我日记里有这样一条:「虽是多风多尘的天气,我整天在画各样人物,多半是女人,她们在我帐篷前给我当模特坐着。」头几位来自纳木错——腾格里淖尔——她们的头饰上缀着贝壳、瓷珠与银片;穿着镶红蓝绦带的羊皮袄,看去像达拉纳的姑娘。她们骨架大,体格壮,看去鲜健,宽阔的脸出奇地干净。日喀则的女人却把脸涂了掺着炱的褐膏,看去像柏油。这一副面具把她们弄得丑陋不堪,美与不美压根分不出来;那黑色搅乱了明暗,叫画像的人无从下手。有一个只涂了鼻子,还把它擦得亮如金属。据说这桩奇特的风俗起自拉萨僧人的德行低落的时代:有一位达赖喇嘛下令,女子不涂黑便不得出门露面,好叫女人的姿色对男人少些诱惑。此后这黑涂便成了时尚,不过如今似乎正在式微。
衣服总因陈旧、污垢与烟炱而发黑。女人最讲究的是头上的装点;社会地位愈高,发式上缀的结子、垂饰与首饰便愈繁。头发常常同这些饰物缠得那样紧,每夜都几乎解不开,只能等它乱得非理不可时才理一回。富的戴纯金的大耳环、嵌几颗绿松石,别的人便戴朴素些、小些的环。颈上戴各色珠串与嘎乌——那是嵌着珊瑚与绿松石、装着护符的小银盒。穷女人只能将就铜嘎乌,是柴达木蒙古人中极常见的那种笨重样式。
有一位四十岁的日喀则女人名叫扎西布提;她看去像六十,因为这里的女人老得极快。她在平常衣裳之外,肩上披一条粗披巾,前头用黄铜的扣、片与环扣住。
一位来自康巴的牧人女子右臂与右肩裸着,体格与筋肉壮得像男人,可脏得可怕,叫人压根看不出她的肤色。她没有头饰;深色的头发编成无数细细的鼠尾辫垂在肩上,又在额前拢成一丛绳缕。她若不是五官太男相,本会好看;她静静地、庄严得像一尊佛像那样坐着。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头发中分,两侧蓬成两团垂到耳边,梳过、上过油,亮得像日本人的头发;她戴一顶嵌珊瑚的发箍。她秀气干净,两腮泛红。
布尔措是个十七岁的日喀则小姑娘,脸上带着这十七年的污垢。同多数人一样,她的五官有蒙古种明显的特征——斜而窄的眼睛向两侧收成尖,下眼皮套进上眼皮里,形成一道微曲的线,短短的睫毛几乎被盖住;虹膜是深栗褐色,在眼皮的框里看去发黑;眉毛通常只略显形迹,细而不齐,从不像波斯人与高加索人那样弯成秀美的新月形。颊骨相当突出,可不如蒙古人那样高;嘴唇相当大而厚,不过鼻子不像蒙古人那样扁平。西藏男子中也见得到五官俊秀的脸。可西藏人彼此之间的差别,往往同西藏人与蒙古人、中国人、廓尔喀人之间的差别一样大。羌塘的牧人显然自成一族,极少——如果有的话——同别人通婚。此外,西藏民族无疑同邻近的成分多有混血。住在拉萨与日喀则的中国人娶西藏女人。喜马拉雅山中、西藏边界以南住着博蒂亚人,是一个混合的民族,一部分出自印度成分、一部分出自西藏成分。拉达克人同他们的雅利安与突厥邻人混得很多,因为他们同那些邻人接触得更密更频。西藏民族在人类学、民族学与语言学上都提出了了不得的、独特的问题,须由日后的研究去解答。
我画了又画,一个个人物进了我的速写本。我这些模特的神情是倦懒的、毫无生气的;他们看去心不在焉、无动于衷。他们对这桩事没多少兴味;他们在意的只是坐完之后把卢比揣进口袋。他们一动不动地坐着,不笑也不抱怨。他们未免太庄重了;目光同我相接时,嘴角也没有一丝笑意漾起。我这一天的大半,便在这沉默淡漠的女性社会里度过。
不时有一群好奇的人来看我——西藏人、中国人,或者想回到自家黑帐篷里好有话讲的香客。他们围着我站着,猜疑着被一个欧洲人画去是不是危险、这事究竟是为什么。他们里头自然有许多探子。人物与服色的花样无穷;而我骑过街巷、看见居民们各干各的活时,便被一个念头压得难受:我没有工夫把他们统统画下来。这里站着一个人劈柴,那里来了两个后生赶着驮枝条的驴子。那边去了两个背着大水罐的女人,小女孩们则在街上收牛粪。这里一群穿黄衣的官员骑着好马过来,而几个喇嘛正慢慢往寺院走去。一切都这样入画、这样宜于入画;人不断为那些诱人的题材而欢喜——那些别具一格的风俗画、那些成组得极惹眼的卖主与顾客;人在这里尽可以耗上几个月,画个不休。想到不久就要启程,我心里难过。
下午常有一班男女舞者到院里来,演得并不差,使我极想起列城的舞。领他们来的总是我们那位管园子的小老妈妈妈姆;她像麻雀一样笑着、和善地跳来跳去。她会说乌尔都语,所以罗伯特请她做翻译。随后又有驮队来,给我们剩下的牲口送干草、柴火、糠麸与大麦,或给我们自己送食物;还不断有人来卖各样货物——鸡、蛋、酥油,或藏布江里的鱼;送奶的人提着哐当作响的铁罐跑来,而弦乐与笛子在我们的树丛间奏着乐。一个乞丐像游吟诗人一样抱着琵琶到我帐前来,唱一支悦耳的调子。我看他时,他便停了唱、伸出舌头。光脚的男孩——他们便是被人从烟囱里拖上来两回也黑不过如今——哈哈大笑地跑着,从树间探头。其中三个在绷绳上表演,舞得像专门的绳舞者,还敲着鼓,一面乱糟糟地翻着筋斗。
虔敬的客人也常光顾我的院子:比如有两位尼姑带着一幅大唐卡,画着圣典里一连串错综的情节。一位吟诵着讲解,另一位用棍子指出对应的画面。她唱得那样甜美、那样有情致,听来是一桩快事。又或者来一位行乞的喇嘛,手里转着经筒,颈上用带子挂着两块手板。他绕庙叩拜、伏身于地时,便把手插进那两块板里,像插进刮马梳一样。那板子磨损得厉害,这便触动了人们的心,使他的钵天天都满。
这些虔敬之人是西藏的寄生者,靠着做工的百姓过活。可人人容他们,而且以极大的体谅与敬意待他们。给他们一点施舍,便给施者带来福泽。百姓被喇嘛拘在精神的奴役里,而喇嘛自己又是那些几百年来固定不变的、心地狭隘的教条巨册的顺从奴仆;那些册子不得触动、不得质问,因为它们是经典,宣讲绝对的真理,又挡住了一切自由独立的思想。僧侣在这贫国稀少的人口中占着极大的比例。没有那些香火钱,西藏连账都平不了。那么扎什伦布便是一只巨大的储钱罐:富人往里放他成堆的金子,穷人放他一点微末。而为的是什么?为了讨好僧人,因为他们是神与民之间的中介。几乎没有别的国土像西藏这样彻底被僧侣捏在手心里。而当百姓劳作时,僧人们应着海螺之召,围到他们的茶壶与糌粑碗边去了。
接连三个晚上,有大群野雁从西北向东南低低飞过我们的园子。乌鸦照旧大胆;别的鸟里只有麻雀栖在我们的树上。我们墙内的营地安静,可墙外派了夜哨,因为在日喀则这样满是各样游民的城里,恶棍是很多的。有两位晚上在我这里答我询问的僧人,天黑后不敢回扎什伦布,除非我派几个带枪的人送他们。不久前有一位喇嘛夜里在城与寺之间被人袭了,剥得精光。
二月二十日,严霜只有十七点六度,可雪下了一整天,风在白杨间凄厉地呼啸,雪落在我帐篷上。金色的庙顶一点也看不见,地面与群山一片白;集上没有人,也没有好奇的客人来缠我们。那光景同羌塘一样。
三月四日古拉姆·卡迪尔来辞行,因为他第二天要去拉萨;照他算,那有九天的路程。他要经过江孜,便带走一大袋给奥康纳少校的信。头一天他已打发了一支二百零一头牦牛的驮队驮着砖茶去拉达克。一头牦牛驮二十四块砖,一块砖在日喀则值六个卢比,在拉达克则值九到十一个。那其实只是茶的下脚,在中国没人要,可于西藏人与拉达克人已经够好。古拉姆·卡迪尔雇牦牛到噶大克,每头五个卢比——异常便宜,不过它们走的是山路,草料又分文不费。它们在路上要走五个月,因为驮队走得短,又在草长得丰茂的地方停留。到了噶大克——哈吉·纳泽尔·沙阿在那里有一座大货栈,由古拉姆·拉苏尔经管——茶便换别的牦牛再运。只凭这样一支驮队,这位哈吉的商号便得极大的利。麝香、珊瑚、中国织物与别的贵重货物,则由骡子沿那条顺着藏布江与印度河上游的大道运送。
我在寺里几次遇见过公爵公固硕,也谢过他好心把我的信送到那些湖去;不过直到三月七日我才到他家里拜访他。门厅的墙上画着虎与豹。院子四周是马厩与仆役的住处,院里用链子锁着一条黑色的大看家狗,红眼睛,颈上肿着一圈红;它凶得我们过去时非得有人按住它。上了两道梯子似的楼梯,我们到了接待室;那屋子极雅致,有方形的红柱,柱头雕着绿蓝的花。沿墙立着一排鎏金木的佛龛,龛前燃着酥油灯,龛上挂着在加尔各答拍的班禅大师的照片。其余的墙面披着圣幡。
朝院子那面墙几乎占满整幅长度的格子窗糊着纸,外头挂着白帘,窗子离地颇高。窗下紧挨着是一长条卧榻的褥子,上头一块蒙着豹皮的方垫标出上座。垫前摆着两张小小的、凳子似的漆桌,桌脚鎏金。坐在这里,左手边较短的那面墙前是一座有阶可登的方形宝座;班禅大师来看他这位如今二十一岁的弟弟时,便坐在那里。
可见公固硕很年轻。他极腼腆,客人说话、他不必劳动自己那颗小而装得不多的脑子时,他显然就松快了。他对印度——他曾随他那显赫的兄长去过——的记忆极其模糊:他倒知道加尔各答是座大城、那里天气热得厉害,可此外那趟旅行于他似乎只是一场不可解的梦。他不敢对我往后的行程发表意见,不过坦白说喇嘛们不喜欢看我那样常到扎什伦布去。他的妻子曾派人来问我肯不肯给她画像,我这时便请教何时于她方便。「什么时候都行。」我离去时,夫人正同她那些黑黝黝的侍女站在环绕一处院子的敞廊的另一端。我恭敬地致意,我走过时想必也把这位夫人迷住了;这倒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她早已过了年华——她原是公固硕与一位兄长共有的,那位兄长从印度回来时死在锡金。据说她管着这个家、把账目理得停当,这也有道理,因为公固硕过着放荡日子,债务没了顶,还赌钱。身为班禅大师的弟弟,这是不成体统的。
三月二十二日画了那幅像,是在大厅里用铅笔画的。这位公爵夫人身量大而浮肿,自称三十三岁——我倒要算她四十五。她肤色白而发浊,眼白晦暗。她为这一回把所有能摆得下的首饰都戴上了;挂在她身前左侧的一枚珍珠垂饰值一千二百卢比。她头发里是粗粗的珍珠串、一簇簇的珊瑚与绿松石。她友善可亲,说只要画得好,她坐多久都不在乎。她那位客厅里的小骑士丈夫坐在旁边看着,我们四周站着家里别的人,包括公固硕与班禅大师的一个小弟弟。他们喝酥油茶,可没有给我,这倒使这趟造访更愉快些。
随后他们带我们看了别的屋子;便是晴天,那些屋子也暗得像地牢,因为窗子小、纸厚,外头的白帘又添了几分昏暗。一间有红柱的小佛堂暗得几乎分不出神像。公爵的书房里,窗下摆一条低榻,榻前桌上有纸、墨盒、笔与一本经书。卧房里装点着唐卡、塑像与杯子。这里那里有酥油灯同黑暗较量着,又有搁在深色雕木架上的铜火盆,用来对付空气的寒意。整所房子像一座庙,而既然主人是大喇嘛的弟弟,本该如此。
楼上有两道连着各部分的过道没有加顶,任凭天上诸风吹打。第三道楼梯通到屋顶;屋顶围着一码高的矮墙,刷成白色。一片屋顶的装饰与挂着经幡的杆丛,把恶灵吓走。那时风大,日喀则街上的尘土与碎屑飞到空中,我们的眼睛也分到了一份。连画像在内,这趟造访足足历了四个钟头;到末了,我同这一家熟得像自幼相识。
第三十一章
政治上的纠葛
本书开头几章里,我极简略地说过英国人在我路上设下的难处,也讲过伦敦的自由党政府不但拒了我所求的方便,甚至还想把我这趟考察整个压下去。因此我不得不绕一个大圈子,穿过整个羌塘;在那里我们的性命不止一次悬于一发,又遭了极大的损失。此后我们遇到西藏人软弱的抵拦,可毕竟到了日喀则;派出来截我们的巡哨没有撞上我们,纯是运气。二月十四日,西藏政府的代表向我表明:我无权在西藏久留,必须离境。仿佛同英国、印度与西藏三个政府打交道还不够,中国政府又在二月十八日登场了。如今我面对的是四重政府的联手,真想把一切政治与外交家都打发到耶利哥去。
这一天,那位年轻的中国人端孙代江孜的中国政务代表高大人来了。他带来高的一封信,内容简短:
一九〇六年在北京签订的《中英条约》第二款:大英政府自约不兼并西藏任何土地,不干预西藏之政务。一九〇四年九月七日所订《条约》第九款乙项:任何外国之代表或代理人,概不得获准入藏。
端孙还口头转达了高大人的话:我万万不可往江孜去,因为我既无护照也无许可便硬闯到了日喀则;而对我只开着一条路,就是我来时所经的羌塘。我同样简短地答道:高大人若想知道关于我的事,该去问江孜的英国代表奥康纳少校,而不是给我写无礼的信。
去看奥康纳本是我的筹划与心愿。我久闻其名,他待我厚意有加,而且我知道他是极少数对西藏知之甚深的人之一。
自我到此以来,我们一直通着信。我把我关于那个大山系向西延伸的见解讲给他,奥康纳回说他一向渴望勘察西藏腹地那广大的未知之地,又久已疑心雅鲁藏布以北有一个雄伟的山系存在。这个山系我所知仍不完备,所以我向奥康纳提议:此后就以腾格里淖尔南岸那座高峰之名,把这些山称作念青唐古拉。恰在这时能见到奥康纳少校这样一个人,于我本是极大的便益。
可我不久便换了眼光看这件事,因为我看出:在江孜我的处境要比在日喀则更坏。我留在日喀则,中国人还不知该拿我怎么办;可到了江孜,条约的条文便立刻适用于我,我可能被迫南下退往印度。高大人关于江孜的禁令略叫我气恼,可我疑心那是他的一条计策——何况日喀则的官府同时还表示愿雇驮畜供我去江孜之用。恰克泽尔康与马都知道我收到了高的信,而马同拉萨来的两位先生长谈了几回。显然有一场政治的勾当在进行,而一切都取决于我这几张牌打得好不好。
早在二月二十日我就留意到:因为我常去寺里,喇嘛们怕中国人,一天比一天拘谨。可我仍旧安安稳稳地到他们鼻子底下去,甚至还画了释迦图巴——佛。中国人假作担心:他们若容我在禁地逗留,英国人要责他们破约。可我那些英国朋友恰恰相反,为我的成功而欢喜,并希望我继续撑住。这当儿变故随时可能来,所以我日子过得极其紧张。
在给高大人的回信里,我请他不必担忧我这个瑞典人会有兼并西藏土地之意;至于第九款,他引得并不全,那一款原文是:「西藏政府自约,非经大英政府事先允准,不许任何外国之代表或代理人入藏。」这一款并不适用于我的情形,因为我已经在西藏了;而那两个政府彼此订了什么约,同我不相干。我这件事须从全然不同的立场去处置。
马起先答应替我把信送往江孜,可如今又推了,借口说那样显得他太热心讨好我。于是二月二十四日穆罕默德·伊萨只得骑马往江孜去,给高大人送我的信与护照,并带去三千卢比的金币——奥康纳少校答应替我换成银钱。
我还给英国首相发了一封长电,求那「大英政府的允准」,因为到此为止西藏政府并没有在实际上拦我。这封电报我没有得到回答。
二月二十七日高的回信到了——不是由穆罕默德·伊萨带来,而是由一名专差送到;这手法是外交的,却不够谨慎。高写道:他不能相信我会为着科学的勘察而破两个大国之间的条约;我那张中国护照在此地无效;我若获准在西藏游历,俄国人与英国人也会要同样的特权。他以这几句话作结:「本政府已下令于我:您若到江孜,即将您立即拘捕,派兵押送出印度边界。」我后来才知道他手下连一个兵也没有;而便是整个中国军队听他调遣,只要我是以客人身份住在江孜的英国代办处,他也用不上。不过我还是回说:只要高能给我备下一支足够大的驮队,我极愿意往西北方动身。
三月一日马来访。他慌得不成样子。拉萨的联安班严厉申斥了他:他手下有一千土兵与一百五十名中国兵,竟不够精明警醒、没能拦住我到日喀则来。他如今要通知我:必须即刻离城;并问我打算哪一天动身。「还得好些时候。」我答道,「要载我穿回羌塘的那支驮队得先备好。」僧人们也得了拉萨的告诫,要尽量少同我来往。
那么我在日喀则的逗留,已经在拉萨、江孜、日喀则、北京、加尔各答与伦敦之间引出了一来一往的文书与电报;全然不由我愿,我成了政客之间一个小小的争端之果。我的处境这样不定,我便无一处不设法。瑞典公使瓦伦贝格先生在北京尽了全力,要替我取得中国政府的许可与一张护照;他同所有的大员都谈过,可他们都极和悦地援引现行的条约。日本驻北京的使馆也应京都大谷伯爵之请出面交涉,得的却是一个惊人的答复:我若当真在西藏——这一点大可怀疑——便须立即驱逐出境。于是我四面碰壁。不过我有一桩强处:我是单枪匹马,而我的对手却因不得不彼此顾忌而手脚受缚。
这当儿我一点一点被引进西藏政治的秘奥里。奉班禅大师之命而来的恰克泽尔康常在黄昏时来看我。他问我:英国人既然战胜了西藏,怎么会由中国收去了胜利的全部好处,中国在这地方的权势反倒增长、而英国的声望却衰落了呢?达赖喇嘛久久不归,班禅大师十分不安。他一从印度回来就给达赖喇嘛送了礼、又写过几封信,却始终没有得到回音。达赖喇嘛做过他的师傅,他为自己在这位师傅的困境里帮不上忙而难过。拉萨的当权者对扎什伦布怀恨,声称班禅受了英国人的贿才不参战。班禅大师派人来问我:我看中国皇帝会不会因他赴印度一行而恼他?我答说:依我看,若班禅大师同南边那个强邻保着和睦、而西藏同印度之间又有良好的谅解,皇帝应当是高兴的。
随后三月五日,我收到高大人一封了不得的信。他「极机密地」劝我写信给张荫棠——唐大人,也就是中国的驻藏帮办大臣——并写给拉萨的联安班联豫,求两位大人格外开恩,准我经江孜往锡金去;他毫不怀疑他们会答应这个提议。先前他写信给我说本政府命他:我若到江孜便将我拘捕;如今他却劝我上那里去。可他既违了本政府的命令,便给了我一个拿住他的危险的把柄:如今他在我手里,我把他看作出了局。此后我又辗转得知:他那封信是奉拉萨之命写的——那边怕我若获准在归途上再深入西藏,便不容易打发走。马告我说,他奉命替我备好信差,而一封信五天可到拉萨。
我于是写信给唐大人,告他说:我断不会取道江孜以违中国政府之意;只要大人肯下令备下牦牛供我差遣,我打算往西北折回。作为瑞典人,我属于一个自古以来同中国交好、而在西藏并无政治利益的国家。
我同时也写了信给联大人,申明:无论中国政府还是西藏政府,都没有理由为我到日喀则来而抱怨;我来若不合他们的意,他们本该及早拦住。相反,他们倒该谢我,因为我提醒了他们:穿越他们的国土是办得到的;我并劝他们日后若想把欧洲人挡在外头,便须更警醒些。往印度去我是想也不会想的,因为我的人是山里人,到了热处会像苍蝇一样倒下;况且他们是英国的属民,我要对他们平安回到列城负责。穿羌塘是不可能的,可我极愿走雅鲁藏布北侧一条有牧人的路线。他们若想摆脱我,就不该把我的归途弄得更难,倒该处处替我方便。
因此,当拉萨来的那两位先生与日喀则宗的代表当天催我即刻动身时,我便答得出:那断乎办不到,至少要十天之后——因为拉萨的回话要这么久才到。
我们的处境仍像被囚,虽说人人都在设法摆脱我们。三月四日我最后一次去了扎什伦布。此后我便被挡在寺外了,因为人家已明白请我停止造访,怕招中国人的疑。我答应了,可有一个条件:须先准我看一看那间存放法衣与面具的阿康。人家说那不可能,我们最后达成了折中:几件法衣、面具与法器被送到我园子里来,让我有机会写生。那些物件是夜里送来的;我白天画它们时,屋子四周有人守望,好叫那些喇嘛不必怕被人抓住。这样便到了三月十日,扎西带着我最后那十三头牦牛到了;那些牦牛乏得不成样子,只好以象征性的价钱转给一个贩子。
三月十二日那天我日记里有这样一条:「在这圣地,报春的是比每天拂晓时从庙顶吹起、召唤喇嘛去喝头一轮茶的那些号角更尖利的铜鼓与长号。风暴、黑压压的云块、贴地旋飞的尘土,把四近一概遮住,只剩那座宗堡像一艘凄凉的幽灵船从尘雾里探出头来。气温在升,白天已高出冰点几度,可此外没有别的春的迹象。它总有一天要来的,哪怕它如今还在床上翻身、揉着冻僵的睡眼。今天刮了我们所经历过的最猛的风暴之一。寺里的钟敲得像警钟,可那声音在狂风的嚎叫里传不到我们这里。厨房搬进屋里了,院子上不见人影,白杨间一片噼啪与呼哨。时不时听见信差的马铃响着沿外墙疾驰,也许带来关于我的新训令。马不露动静,洛桑次仁不见了,恰克泽尔康只在我派人去请时才来。我们愈来愈孤立,没有人敢同我们往来。我们的处境叫人紧张,甚至叫人觉得有趣。明摆着我们得离开日喀则,可走哪条路?我已经告过他们:我不走江孜,也不走马向我提议的加德满都——尼泊尔的都城;而在此地为羌塘备一支驮队更是想也别想。我只有一个目标:雅鲁藏布以北,那里有极要紧的发现等着我。恰在就要离开日喀则的时候,我们才头一次真正成了囚徒;只要还留在此地,我们至少在自家墙内是自由的。而只要我在西藏,我对英国人便是不可碰的;可我一越过英国的边界,就全完了。东突厥斯坦我去不得,因为照我从高那里听来的,中国政府已把我的护照作废了,理由是它被用在了另一个国家。带着拉达克人直接往中国去也不成。可我若被迫奔锡金,便只能把拉达克人遣散,独自去北京向大员们把这件事说清楚。」
三月十五日拉萨来的那两位先生又来了。他们去过江孜,得了高的命令,要把我的一切动静仔细盯住。他们又想知道我启程的日子,我答说:不知道要走哪条路,我便无从决定。若是走羌塘,他们尽可以料到要久等,这当儿不妨从容地买房娶妻。如今连他们自己也抱怨中国人在西藏权势日增,并认为:正因为拉萨新的严厉章程引出的不安,我才可能不被注意地穿过西藏。
这一点他们多半说得很对。达赖喇嘛的失着与英国人出人意外的变卦,给了中国人一个机会,把他们对西藏的宗主权确立得比十七、十八世纪康熙与乾隆以来任何时候都更牢。英国的声望我看不出一丝影子,而我听说班禅大师悔了他赴印度那一行。也许伦敦的自由党政府放弃春丕、并以封界杜绝印度一侧一切边务争端与摩擦的可能,是审慎之举;因为在我们这时代,古老的亚洲正开始从沉睡里醒来,而在那里有利益的欧洲列强,与其力图新的攫取,倒不如设法守住已有的。无论如何,中国的政治家在这一回显出了可佩的审慎与警醒,把英国所放弃的尽行收拢。达赖喇嘛若有一天平安回到拉萨,他只能满足于在布达拉作为一位转世者所受的崇敬,而不会再被容许同政务有任何干涉。西藏这地方日后无疑还要像从前一样严密地关闭着;因为对西藏的宗主权于中国是头等要紧的政治问题——不单因为西藏仿佛是一座带着壁垒、墙垣与濠沟护着中国的巨大要塞,也因为那两位教皇对所有蒙古人所施的巨大精神影响。只要中国把达赖喇嘛握在手里,它便能制住蒙古人;若在别样的情形下,达赖喇嘛是能煽动他们起来反中国的。而蒙古又是中国与俄国之间的缓冲之邦。
三月十九日,我们的前景终于明亮起来。马同拉萨来的那两位先生与日喀则宗的官府开了一次会。后者来见我,请我告知我打算往哪里去。我答道:「沿热噶藏布到它的源头。」
开过会的那几位先生这当儿显然已决意把我西行的后果担在自己肩上。不过他们坚执一点:我必须照来时的路原样折回业雄,也就是经塔那克与荣玛,否则他们要吃罪。
既已定下我们不去江孜,我便打发穆罕默德·伊萨把所有的地图、图稿与到此为止的成果送给奥康纳少校;那一整批东西后来完好地到了加尔各答敦洛普·史密斯上校手里。我们又把三千卢比的金币换成银钱;我给我的好朋友奥康纳写了告别的信,也给印度众多的朋友写了信。我还照旧给家里写了信,仍是一份完整的行记的样式。
二十日马从我们门口进来,得意地挥着一封盖着大红印的信,老远就喊:「唐大人来的!」那信是三月十五日在拉萨写的;我把它抄在这里,作中国外交文书的一个样本:
亲爱的斯文·赫定博士——接到您本月五日的来函,得知您来日喀则是为勘察本国未知地方的地理,我极为欣慰。我知道您是欧洲著名的地理学家之一,知道您在此行动并不插手西藏的政务或其他事务,只从事地理的工作。
作为一位切实推进地学进步的科学之士,您极得我的敬重。这样的人我向来最为看重,并致以最大的敬意。
可我极抱憾地要告知您:中英之间最近的条约里有一款声明,无论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还是欧洲人,凡外人概无权入藏,惟江孜、亚东、噶大克三处市镇除外。那么对您关闭的国土,并非只对您一人如此。
因此您若肯循原路折回,我便极为欣慰,并且要承您极大的情。
中国与瑞典实为友邦,两国人民皆是真正的兄弟。
我盼您不要苛责我,因为我为条约所束,不能容您再往前行。
我已下令沿您路线的中国与本地官府,尽其所能给您一切便利。
祝您此行顺利。您诚实的,
张荫棠
这封信在殷殷和悦上无可挑剔,可它的内容在外交上含混。羌塘的「中国与本地官府」!我们在那里接连八十一天没有见到一个活人!他同高一样,拿大英签过的条约作挡箭牌,把世上最有意趣的国土关在勘察之外。
马知道信的内容,便问我沿热噶藏布上行的打算是否仍旧不改。若是,这条路对我是开的。我肯定地答了,却不露一丝得意的神色,因为这条路并不是唐那封信所许的。这时宗里的几位先生得去张罗粮食——一概出于唐的命令。
日喀则的官府忽然变得极其客气,访客纷至——因为他们发现我在西藏世俗事务上最有权势的那个人那里讨着好。六袋糌粑、一袋米与十二块砖茶被送到我院里;他们又细细问我:出了热噶藏布河口之后,我打算经过哪些地点。可我没有满足他们,只说那上头的地名我一个也不知道。我心里想:最谨慎的办法是不要以太多细节招人疑心;我们离中枢的官府愈远,被人撒开手的指望便愈大。他们问我们要多少马,我当即说六十五匹,好备得宽裕些;他们极安静地去了,像是觉得这数目实在太大。
三月二十四日穆罕默德·伊萨带着银钱、更多的信,以及奥康纳少校一向好心替我置办的各样物件回来了。下午开了一场大会:马、拉萨来的两位先生、整个日喀则宗,还有恰克泽尔康——连官员近二十位,另有百来个仆役、中国兵与传闲话的,把整个院子塞满了。新的护照被庄严地念给我听。里头提到我可以经过的地方:热噶藏布,随后是萨嘎宗、札东、图克孙、噶大克、典角,直到拉达克边界。我不得在任何一点停留,须走长的日程,并沿雅鲁藏布与印度河的谷地笔直而行。我觉得对这些规定提反对是没有用的;关于雅鲁藏布以北——我疑心那个大山系就在那里——一个字也没有提。不过我想我们总能设法给自己弄出一趟去那里的远足,并下决心在他们摆脱我之前给他们添足够多的麻烦。有两个中国人、一位拉章的官员与一位日喀则宗的官员,要陪我走头一段路,随后由另外四人接替。这支护卫被介绍给我。那几位先生坚执要我们第二天就动身,可我声明:我们还得两天才把预备办完。他们匆匆凑来的全部粮食都在他们面前过了秤,由我付钱。
二十五日早上,那条褐色的小狗安排了一场插曲,那倒不算出人意外。出于对我帐篷的神圣性的一点未开化的观念,这母狗久已不敢进来;可如今,恰在我坐着写最后一封信时,它进来了,用前爪在我帐篷一角扒了个坑,不安地呜咽着,把头搁在我膝上,显得极其可怜,仿佛要我明白它多么无助。我还没有觉出来,脚边已躺着两只极小的、吱吱叫的小狗。那年轻的母亲极温柔地舔着它的头生子,穆罕默德·伊萨便给这一家子铺了个软窝。小狗才在窝上躺定,又有两只小狗进了这个古怪的世界。随后它多半觉得这就够了,因为饱饱吃了一顿肉、喝了一碗奶之后,它便同照料得好的小崽们蜷成一团睡了。新来的小狗黑得像煤、小得像老鼠。我买了一只筐给它们路上坐,等它们能自己跟着这支生养了它们的驮队走,便长成好的驮队犬。我们在这里也白白地想弄几条好狗;昂孜错那两个流浪汉虽是好看家狗,却是不讨人喜欢的伴儿。如今我们忽然有了一整窝,看它们长大将成为我们的一桩乐事。无论我们日后命运如何,到拉达克总要半年以上,到那时这些小狗已经长大、滑稽可笑了。此后小狗便获准住在我帐篷里,我们成了天下最好的朋友,因为我同它一样为那些崽子操心、小心。可它不许任何没有正事的人靠近;那场「大事」才过了半个钟头,它就冲向两个在院里闲荡的男孩。帐篷角上传来一阵可怕的呜咽,不过照社交讣闻的说法:在那样的情形下,母亲与幼儿的情形都算如愿地好。
这当儿我们院里一片忙乱。沉重的行李被打好;给人的米与糌粑、给马的大麦都精确称过、缝进袋里;中国面条、白菜、洋葱、细麦粉、香料、土豆,以及能弄到的所有鸡蛋,都从集上买来。奥康纳给我的那些书单占一只箱子,读完一本便扔一本。样样都打好之后,我的帐篷显得极空。
三月二十六日是我们在日喀则的最后一天,行李打完了;春丕的一位年轻官员马启福从拉萨来,带来两位大人的问候。他是东干人,奉伊斯兰教,说话温和客气,是我所认识的中国人里最高贵、最文雅、最可亲的之一。他也俊秀得出众,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几乎没有他本族的特征,五官纯是雅利安式的,身上穿着贵重的绸袍。他惋惜自己没有机会款待我,并请我相信:那支护卫只是护从,只为照看我们的平安,而且奉命尽力为我们效劳。马启福还带来拉萨的联安班一封亲切的信,信里写道:
我知道您是来自瑞典的学问精深的地理学家。因条约所限,我如今不能在西藏为您作更好的安排,深以为憾;可您是明达之人,当能体察我这极不情愿的处境之难。
我同中国人的一切往来与通信中,他们总以极大的亲切与体谅待我。他们是这地方的主人,而我原无权在西藏游历;可他们从没有用过硬话,更不必说动用他们手里实际的强制手段,而是把好客做到同忠于本国相容的限度。所以无论这一趟还是我从前的各趟旅行,留给我的都是极愉快的记忆。
傍晚我向好心的老马辞行,送了他三匹已经不中用的马——不过好好将养也会复原的——又谢他待我的一切好处。他表示希望我们此生还能再见。凡给过我们帮助的人都得了相当可观的钱礼;公固硕则索要四十五个卢比作园子的租金。为了我在那些细瘦的白杨底下度过的难忘的日子——春风的飒飒声把我从睡中唤起——便是这数目的几倍,我也乐意给他。
第三十二章
塔尔廷寺与扎什根培寺
三月二十七日我被早早唤起。我上了马,由罗伯特、穆罕默德·伊萨与护卫中的三人陪着,第四人已随驮队先行。穆罕默德·伊萨替我向班禅大师致了诚挚的问候,并祝他此后的生涯像从前一样顺遂安乐。这当儿我去给马启福作了一次短短的回访;还没有告辞,我那位出色的驮队头目就带着班禅大师最亲切的问候与一条大丝哈达回来了——那哈达我同他所赠的佛像一起留作纪念。随后我们紧挨着排成队,最后一次骑过那些禁街,金色的庙顶便落在了身后。那么,永别了,伟大、可亲、神圣的班禅大师!
我们离了年楚河的侧谷、进到藏布江谷时,便正受着西来风暴的吹打;那风暴把整片地方裹在浓浓的尘云里。河上长长的白沫浪头涌得那样高,对岸竟看不见。马躁动不安,不肯进皮船;可我们到底把它们都平安渡了过去。我这时骑一匹在日喀则买的颇大的褐马。我那匹拉达克小白马情形仍好,不过已经免了差役。从列城来的老兵只剩三头:两匹马、一头骡。罗伯特骑一匹昂孜错来的马,穆罕默德·伊萨骑一匹日喀则买的白色大马——我们在日喀则还买了两头骡;行李由雇来的马与驴运着。驮队在藏布江北岸的萨东村扎了营。伊舍把四只小狗揣在怀里带着,又用一根绳牵着那母狗,好让小崽子一路上有奶吃。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极好的天气里醒来。东边看得见一列褐色的山脊,愈往河边倾下,阴影愈淡,而那河的色泽还要更亮些。这里岸上的居民把雅鲁藏布叫作唐确康巴,并说它还要再落两个月,随后便涨,到七月底涨到最高。那时它要淹掉大半谷底,庄严地滚滚而下,而四围的一切则在夏日平静的空气里显出更新鲜的颜色。到九月底水位降低,而这河只在严冬才结冰。
我们重又退出圣地,骑过那些立在侧谷口的村子,经过北面群山的花岗岩岬角,越过田地与沙丘,仍旧像从前一样在塔那克班禅大师的园子里扎营。陪我们的那四位先生把仆役也带来了,自备住处、马匹与饭食。他们动身时为此领了一笔钱,可仍旧吃用村民的,食宿不花钱,每天的路程都要新马而不付雇价。他们把路费一分不动地揣在口袋里,因此对这桩差事极为满意。
二十八日与二十九日——二十九日我们在荣玛露宿——从正午起都有猛烈的风暴,正扑在脸上。四周什么也看不见,我常常连前头那个人也看不清。沙把我们折腾得苦不堪言:牙齿底下发碜,脊背里刺痒,眼睛生疼。谷地收窄处,被挤压的风以双倍的劲吹来,沙云成一片灰黄的大团在雅鲁藏布谷里滚过。
三十日我们在明丽的天气里继续到卡茹,仍旧沿着藏布江;那河碧绿无冰,轻轻拍着群山的南麓。偶尔有一条船顺流滑过。岸上的野鸭极其驯顺,因为谁也不许杀它们,而且实在也没有人想杀。只看得见一点本地的往来。我们想念下行时所见的那些香客;他们如今都已回家。我们把有九位尼姑的小寺曲丁留在右边。陡峭的山坡上有涨水时走的岩径,因为我们所走的这条路,夏天河高五英尺时便全淹了。
卡茹种小麦、大麦、豌豆与萝卜。这一程走得短,我有充足的工夫向村里的明白人打听这地方的地理、交通、气候、河水的习性与风向;不过这些细节本书里容不下了。我宁可把我们的护卫介绍给读者。王义廷是东干人,生在日喀则;曹廷邦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西藏人,家在日喀则,信喇嘛教,路上也念着经;拉瓦扎西与希达尔品措是纯粹的西藏人。四人都友善肯帮忙,还私下告我说他们要尽力而为,好叫我满意、给他们好的凭据。
三月的最后一天在我日记里标着一个记号。驮队径往业去,我们其余的人则骑上一条侧谷;谷口是塔尔廷曲若村,四围是田地与柳树。一道不大而照料得好的玛尼墙上覆着被河水磨光的石头;石上刻的不是那句常见的真言,而是另一句,字是红蓝两色的,即「唵玛底摩依萨勒都」。那个「雍仲」的符号反复出现多次,表明同本波派有关联;而另一种朝向相反的雍仲,则是正统黄帽派的记号。
再往上是另一个村子,村里一丛老树中有一座带鎏金小塔顶的曲登塔。一所红房子是塔尔廷寺的「拉康」——神之屋;后头立着大喇嘛的居所,入画而独一无二,照寻常的方形样式所建,有白色的台阶与平顶。它上头,塔尔廷寺踞在自己的小山上,像拉达克的钦雷寺或提克泽寺。
我们进了拉康那个红墙的院子;两侧有柱子撑着顶棚,是给坐骑、驮骡与背柴挑货的男女遮荫的棚——这同时是寺院也是客栈,劳作在宗教的庇护下得了栖身之所;棚上,一根立在院心的「塔尔钦」——幡杆——飘着一面长幡。寺里的狗用链子锁着。门槛异常地高;入口两侧的墙上以鲜亮的颜色画着一只虎。我们这时进了拉康;我得承认我在门洞里惊了一下,因为扎什伦布的神殿我们看过许多,却从没有见过这样大、这样古老、在神秘的光里这样奇妙动人的一座。
何等丰富而沉静的色彩!它叫作色果钦摩拉康,像一座地宫、一处仙境的洞窟,使人想起象岛的石窟庙;不过这里一概是漆红的木作,四十八根柱子承着顶。柱头是绿与金的,雕着错综而雅致的花样;雕出的狮子、藤蔓与卷须装点着顶棚凸出的梁。地面是石板,缝里填着几百年的尘土,所以平滑匀整如沥青。日光从一个方形的天井落进殿里,天井上张着铁链织的网。那里立着班禅大师的宝座——两年前他来过此寺,再过两年还要再来;对面是一座锥形的架子,某些节庆时要在上头挂灯。一位喇嘛整天坐在一只约六英尺高的高大经筒前——那东西叫「廓罗」或「曼廓」——身前堆着一英尺高的散页,他飞快地翻着,又把页上的内容念得那样急,叫人纳闷他的舌头怎么动得这样快。他时常击一下鼓,时而撞钹,又时而把经筒朝不合正法的方向转。
紧挨着这里的另一间厅堂里,安息着本波派的历代大喇嘛,也就是塔尔廷寺的高僧。我们在这里也见到同扎什伦布灵塔四周一样的那种四面通道。可我照老习惯自右向左走时,喇嘛们急忙上来拦我。那些塔同曲登塔相仿,上头覆着金片与宝石。十二尊已故高僧的塑像背后都有巨大的鎏金光环,雕得极繁而细致。辛尼美古敦的塔旁躺着两块磨得光滑的黑色圆石,看去像斑岩或辉绿岩。其中一块上有上述那位大喇嘛的脚印。另一块的边上有四个印,是他的四指,像是把张开些的手掌按在一块硬酥油上。人可以用自己的手去试;手指恰好嵌得进去,那些凹陷约四分之三英寸深。做得又好又自然——真是虔敬的作伪!
「这寺是几时建的?」我问。
「那久远得今世没有一个人知道了。」
「那么是谁建的?」
「贡钦益西洛托,远在宗喀巴之前。」
喇嘛们一生都在寺院里,可压根不知道这些寺有多老。
随后我们登上山顶,那里立着几座寺院的楼屋;迎我们的是一群凶恶的狗。主殿度康钦摩的格局同底下那座一样,有许多神像,有些覆着布条与银盒。人家把我们从一处圣所领到另一处,而覆满墙壁、笔致极精的壁画叫我们惊叹。有一座位置较高的庙,四周绕着一条不加顶的通道,道上有栏杆与经筒。四面展开一片狂野开裂的群山的壮阔全景。
我们听说我们到的前一晚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喇嘛去世了,我便请准去看他的僧室。可人家推说有几位僧人正在诵度亡经,不得打扰。不过亡者的屋子还是指给我们了,我们便去敲院门。等了许久,有人来开了门。这小院的一半被一顶黑帐篷占着,里头两男一女正在削两英尺长的木片,片上要写经文与圣语,随后用来点亡者的火葬堆。有一个人在一大张纸上画着宗教的符号与圆圈,那纸也是要烧的。我们上了一道短梯,到了一条窄窄的敞廊前;廊前是一间库房,里头有装着亡者衣物的皮箱,另有一间隔室住着他的仆役——那仆役此刻正用木戳在白纸上印红色的经文;这样的纸条要同遗体一起烧掉七百张,而那些祈祷便随着灵魂穿过空间那未知的境域。
从这里我们到了他的僧室,那室比我的帐篷大不了一倍。里头坐着两位老僧,背靠着格子窗。他们面前的桌上摊着度亡的经书。另有两位坐在屋子中间的地上。四人要为亡者的灵魂昼夜不停地念满三个昼夜。这僧室有一根柱子,满是神像、法器、幢幡与书——是个小小的博物馆。我问能不能买下其中几件,人家说那些都得交给寺院。
一侧较短的墙前摆着那张榻床,一部分披着红帷,头朝窗子。遗体就坐在这里,身子向前弓得很厉害,两腿交叠,背朝着光。它穿着彩色的衣裳,脚上有鞋,脸上覆着一条薄哈达,头上戴着红蓝料子做的、有几分像冠的头饰。榻上它面前立着一只小凳,上有神像、供碗与两支燃着的蜡烛。
遗体并不穿这身衣裳去火化。要换上一件白袍,膝上铺一方布,布上画着一个大圆与别的符号。头上戴一顶纸冠——叫「旺沙」——是方形无檐的帽子,八片宽齿之内安着一颗顶珠;它像一顶皇冠。这样装束的遗体保持坐姿,在庙下的谷洼里烧化。一位喇嘛把骨灰送到冈仁波切去,在那里安进一座神圣的曲登塔。
这位云敦苏丁五岁时、也就是一八三二年,被父母托付给塔尔廷寺的僧团照管,此后他的法名便是南岗仁波切。他也是一位转世者,以圣洁、智慧与学问享有高名。因着这些德业,他得以火化,而塔尔廷别的僧人则要被分解。他的姐妹——也是唯一的亲属——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妇在场。守灵的人正在吃饭,饭摆在一只凳上:冷的干肉、糌粑与青稞酒。他们腼腆而诧异,从没有见过欧洲人;我坐在他们旁边的地上记笔记时,他们不知该不该答我的问话。不过我留意到:他们替自己担心倒不如替亡者担心得多。我去打断那些度亡的功课、扰那将得解脱的灵魂时,规定的七十二个钟头里已经过了二十四个。可南岗仁波切静静地坐着,默想着「唵玛底摩依萨勒都」那句真言为他开启的无尽而费解的远景;而只要我还在他的僧室里,便没有可怖的奇事与征兆出现。
至于我自己,我想的是这位前一天走完一生的人那奇特的命运。他童年时作沙弥,便永远离了黑帐篷与放牧的畜群之间那自由的生活,别了这世界与它的虚华,被收进一个僧侣的团体里;那团体里的人,如今没有一个活着。他看着年长者一个个死去、年轻者长成壮年、新人补进来。他们在庙堂里游走一程,点起蜡烛、在神像前灌满水碗,随后便在那通往涅槃的无尽之路上转往别的景境去了。七十五年他是这寺院的一员,一直住在如今停着他遗体的那间僧室里。在同一片石地上,他该磨穿过多少鞋底!七十五年他钻研圣典,琢磨火葬堆那一边更轻省的存在;七十五年他看着西来的风暴把沙赶过雅鲁藏布的谷。昨天他将死之际,还听着庙钟的声响——那些钟的舌上绑着大大的隼羽,为他向彼世的过渡而鸣。随后他便以踉跄的脚步,踏上先他而去的同门那渺茫的踪迹。
这样的一生看去凄凉绝望。可一个敢把自己昼夜锁在昏暗寺墙之内的人,必定有信、有定见、有耐心,因为那是一座他在心神的扰动中自愿择定的牢狱。他容人把自己活活砌进塔尔廷幽暗的院落里,便是弃绝了世界;而当他火葬的烟升起时,若公道于众生一律,那烟在永恒的宝座前必是馨香的。
可暮色将临,我们得重新上路了。下头一块田里,一个女人赶着两头牛犁地。她高声欢快地唱着,好把活计做得轻省些。我们在低山之间骑行,把唐卡寺留在左边。下到平原时天黑得透不过一点光,浓云又把黑添得更稠。起了猛烈的北风,带来羌塘的冷气。最后我们望见彗尾般飞射的火星——那是我们在业的营火;两个月前我们曾在那里歇过一夜。
我们在业、也就是业雄待了两天;在这里我们放纵了一点,同护照上的条款不合,可护卫并没有抗言。头一天我们骑到图丹寺——那是一排方形的两层楼屋,刷成深灰蓝色,带着竖直的白红条纹。据说这寺同扎什伦布西南那座著名的萨迦寺一个颜色,也属于那个在一定条件下许喇嘛娶妻的派。寺里有三十名僧人,直属拉章——扎什伦布。我不想细述,只说一句:喇嘛们聚会与诵读的「措康」有四根红柱,中殿有卧榻,两侧廊的墙上挂着好看的幡,幡是画在中国丝上的,有些下缘画着龙,有些没有。那些塑像多半是高阶僧人——喇嘛贡觉,也就是神圣的喇嘛或转世者。门楼前立着一大束杆子,挂着虹霓所有颜色的经幡,那些幡已被风撕破。上头一座殿里端坐着一尊洛本喇嘛的像,是个地道的主教,有法冠、长袍与牧杖。这些塑像里有几尊极滑稽——胖胖的、乐呵呵的老人家,泛红的嘴唇上带着神明般温和的笑,眼睛睁得大大的,腮帮圆鼓鼓,有时还有胡子与山羊须。像得不像,多半很可疑;可它们彼此总之极不相像。多数都裹着丝质的斗篷。这里的拉章关着,因为图丹的首座喇嘛到北边一个将死的牧人的帐篷去了。我们便去看了一间僧室。那里有一个院子、一间养喇嘛的马的棚、一间作厨房的幽暗小屋——屋里一只猫同两口锅为伴——还有一间塞满衣服、破布、佛像、书与工具的大杂物间,那位喇嘛的弟子、一名沙弥就住在里头。
图丹东南不远处,一座贫苦的小尼寺甘丹曲丁埋在山丘之间。那「度康」是一座有红柱与雕得齐整的柱头的幽暗地宫,从正面当中一道不事张扬的门楼进去。钉在柱上的钉子上挂着寒碜的供献——铁屑与别的零碎。那「色库拉康」、也就是至圣之所,光是从较大的殿里借来的;而那殿既暗,内殿里便必是漆黑。观世音与泽巴梅——无量寿佛——的像只有提着灯才看得见。
寺里十六位尼姑归扎什伦布管,班禅大师每日供她们一回茶;其余的饭食她们须到各家各帐篷去讨,所以总有几位在路上。这时在家的只有五位,一概污秽,短头发,衣着寒素。两位年轻而腼腆,其余是满脸皱纹的老妇,头上是银灰的短茬,衣服本来是红的,如今却被污垢——一部分是厨房的烟炱——染黑了;那厨房是个可怜的洞,她们一天的大半就在里头度过。我问她们去过扎什伦布的庆典么,她们答说力所不及,除非有善心人给她们路费。凡我造访过的寺院,我总留下几个卢比;里头的人也从没有圣洁到不肯从一个异教者手里接那贵重的金属。
业这片宽谷整个被一圈寺院环着。我们那几位中国人已把我四月二日的造访通报了扎什根培寺——那是一座有二百名僧人的大寺,同扎什伦布的僧人是一个颜色。到这座白色圣所之城要骑一个钟头,它建在一道山嘴的脚下。约莫一百位僧人在门口客气地迎我,把我领进那个铺砌的法事院;那院子同扎什伦布的一样,四周是有柱的回廊,墙上有许多壁画的佛像,还有一座班禅大师的宝座——他每年在这里行一回法事。从门厅两柱之间一道木石的楼梯——门厅墙上有四大天王守望——我们进了一座「度康」,里头照例有柱与卧榻。其中两根柱上挂着整副的甲胄:锁子甲、铁鳞片以铁环连成的头盔与腿裙,还有锤、矛、三叉戟与长枪;其中一支长枪上挂着一面镶褐边的白旗,旗上写着字,枪尖上安着一个头骨。那些甲具之间悬着唐卡,四围裹着丝布,看去像纹章。在这些由神力与魔鬼争斗时所用的甲与兵器之间,人简直要以为自己忽然被搬进了一座古老的亚洲城堡。
三面绕着一道回廊,廊上垂下幢幡,颜色都鲜亮,雅致而好看。供台正中端坐着释迦图巴——佛陀;像前立着一排擦亮的铜碗,碗里的灯火同日光交融,把这幽暗的殿照出一片魔法般的光泽。有些碗里灌着清澈如晶的水,那是神的甘露。
较长的一侧,《甘珠尔》那部收着经典、共一百零八函——同念珠的珠子一般多——的大藏排在一个个格子里。另一部总集《丹珠尔》有二百三十五函;要驮西藏人这两部圣典,得一支约一百五十匹马的驮队。只有富裕的寺院才备得起两部。一想到除他们自己之外没有人跋涉过这些无尽的典籍,僧人们必定生出一种稳当之感。俗人是驳不倒僧人的;他压根没有机会深潜到这些永恒的真理里去。
神像与供台之上有一道由小佛像组成的饰带,也许并非有意,却成了这座殿内部建筑上极有装饰意味的一笔。
紧挨着它是卡桑拉康,一座有十六根柱子、供着释迦图巴像的庙。殿里有天窗,照得明亮,金器与珍宝、攀缘的花、神树以及嵌金的漆龛极多。这里也有圣典,页边异常雅致;每一函上都盖着一幅刺绣的丝罩。每逢往供碗里换新水,便要敲一下铜锣。
措康是一座较高的殿,披着下缘带白条的黑帷。
有几位僧人坐在一小块空地上,面前摊着许多零碎东西;那是一场拍卖,卖的是一位去世的同门的俗世家当。我买到几块手印圣典用的木版。
在甘丹拉康,我们见到两座金与宝石做的曲登塔。其中一座里存着一位大喇嘛的遗物:他的一些血、他的骨与内脏。紧挨这座殿的一间屋子里,我们诧异地看见六尊古怪的铸铁像,塑的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装束的欧洲人:高高的烟囱似的礼帽、硬挺折叠的领巾、竖起的衣领、高领的礼服大衣,还有颊须与胡子。它们是从北京来的,摆在那组雅致的佛像前头全然不合——那组佛像安在一个红漆的龛里,龛上雕着攀缘的花草、龙,以及像小爱神或天使的小人,雕得极美。
曼康拉康的墙上有诸高神的形象,正中一只经筒从地面升到顶棚,高十一英尺半,粗得我张开双臂、从指尖量到指尖,绕了四圈才合围。它红色的表面满是巨大的金字,筒的中段还环着一串跳舞的女神。另有一座同类的较小的殿叫曼康羌。它那只经筒的上缘有一根销子,筒一转便敲在一口钟的钟舌上。一位老喇嘛坐在筒前,用一根系在铁轴曲柄上的绳子使筒不停地转。他与另一位僧人的职分,是叫这怪物整天与半夜地嗡响着——也就是从日出到半夜。他一边转一边念经,可不是照平常那样低吟。不,他是吼,是嚎出些不成字句的声音,吼得口角起沫、满身是汗、哼哧有声;每转一圈他便猛地向后一仰,随后又前伏。据人家告我,他是在宗教的迷狂里,任人怎样高声喊他也听不见。我宁可去划苦役船的桨,也不要这个怪物——它在地宫的黑暗里把人自由思想的能力全废掉了,而那地宫里只有满是霉味的、不会说话的神能作它旋转的见证。我看了看表:钟一分钟响九下;那么到半夜的钟点来解救这位疲乏的僧人之前,这机器要转一万圈。
我们在扎什根培这座奇妙的寺院里消磨了一整天;在西藏,它是我所见过的继扎什伦布之后最富足、最美的一座。论洁净与雅趣,它胜过所有的寺。庙堂被许多窗子照得明亮,正午的太阳从柱间照进来,造出一片迷人的光影的嬉戏,又把红与金之间一种动人的配色显露出来。有几位僧人坐在一条卧榻上同我们的同伴交谈;他们在日光里成了一幅明快而有力的画,红衬着红的背景。另几位靠着柱子站着,在满溢的阳光里庄严得像披着长袍的罗马元老,而他们那一簇同门则在回廊的影子底下隐约可见。而当日光在佛衣的金上嬉戏、在他所从中升起的金莲花瓣上折射时,反光便洒遍这座仙境般的殿,柱子亮得像透明的红宝石。我们被这些光的效果炫住了,几乎像是被搬进了地精的厅堂。
与这一切富足相映的是:一个八十岁的老瞎子坐在街角,两手各持一根杖,唱着乞食的小调。他身边躺着一条半饿着的狗,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朋友。释迦牟尼那怜悯之爱,并没有广大到把这老人从老与苦的缚束里解脱出来。他也在我速写本的画廊里占了一席——那本子在这值得一记的一天里添了不少。我照旧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过路的朝圣者、一个在扎什根培的门槛上跨进几个钟头的行人,是西藏那些荒凉的谷与神秘动人的庙宇里的一个外人与客。
我们骑马回去时太阳已经落了,可东边的山脊还像在一场透明的金雨里一样发光。微微起着波纹的水渠里,野雁叫着聚拢,预备它们的春迁;而傍晚的影子落在了业雄辽阔的田野上。
第三十三章
热噶藏布与梅曲
四月三日我们稳稳地沿西行之路前进,经过一个个秀气的村子与小寺,又靠近了藏布江的岸;那里两岸的两块孤石之间张着一道摇晃的绳桥。河在这里形成急滩,而这一点以上河宽只有五十码,往往还不及;业雄那片开阔地以上的谷又窄又夹。从我们扎营的普孙村望得见纳雅拉山,那是赖德三角测量中的一个固定点。他同罗林的考察队是沿藏布江以南走的,而我还要再过两个月才头一次同他们的路线相接。因为西边远处上游冰雪的融化,这河还要再涨一个月。
普孙村坐落在河上一级陡峭的台地上。碎石锥一直落到岸边,南侧耸着陡峻的山。谷又窄又极直,所以从普孙便望得见第二天路程的终点品佐林;它踞在自己的岩嘴上,像莱茵河上的一座城堡。路要走过陡峻难行的卵石坡。无论裸岩还是碎石,看见的只有灰色与红色的花岗岩,夹着黑色片岩。
查噶是一个在老柳树丛里只有两三所石屋的村子;几乎就在它正南,河右岸出现了品佐林的寺与宗。河窄,岸上满是直径一码的花岗岩圆砾,所以造桥的材料是现成的。两岸各立着一座巨大的石锥,锥后又各有一座较小的。两道粗链在两座大锥之间张着,再通到小锥上系牢。两链之间像吊床一样张着一张绳网,网上铺着窄板;行人就走在板上,拿链子当扶手。品佐林这座桥已有三年没有用过了;谁要从查噶过河去品佐林,得往上游到拉泽宗、在那里坐渡船。我问这桥有多老。「同寺院一样老。」他们答道。「那寺院有多老呢?」一个村民信口答道:「一千年。」另一个说那是夸大,因为这寺是二百五十年前由一位名叫伊钦塔热纳拉的喇嘛创建的。品佐林寺有二百名僧人,可一半都出门在外。宗里有一位头衔叫「扎波」的官员住在查噶,查看了我们的护照。
河正处在最低的水位,可据说涨水时要漫到桥的链子,这在我看来未必可信,因为链子最低处也高出水面足有六英尺。便是在寒冬,河心也留着一道不冻的水槽。船到日喀则所在的那条侧谷要四五天,夏天则两三天,因为那时河水以惊人的速度奔下。人们认为在大水里行船反倒不那么危险,因为那时船在圆石与沙洲上滑得平顺;据说极少有人溺死、或有船失货。
村子四周耸着黑色与深紫的山,只在被流沙的带子隔开的几处露出山面;它们像虎皮。西南一道山脊近旁卧着一座大沙丘,像是贴在那脊上。
四月五日的部署是:穆罕默德·伊萨带着雇来的牲口与行李,到热噶藏布注入雅鲁藏布上游之处扎营。我们其余的人骑上一道小山口楚琼羌,那山口在一道伸到干流岸边的山嘴上。从顶上望去,主谷与它的河流成一片壮阔的景象,河分作两股在砾石与沙上蜿蜒。底下我们望见骡队,不过是一些小点,可它们的铃声把整条谷灌满了。路一头直坠到谷底,我们只好另雇人背行李——那些陡坡马是爬不下去的。河的一条断了头的汊里游着深色的大鱼,舒库尔·阿里就带着钓竿坐在那里。十英尺高的沙丘到处可见,而在背风的陡侧、也就是东侧,常积成水洼。
西南方张开一道大门,背景是层叠的山与短短的侧谷,合成极美的一景。雅鲁藏布便从这道门里下来会热噶藏布;不过这条河在它最下游的一段,此地叫作多曲,而干流则叫丹曲——也就是唐确。两河交会处看不见帐篷,穆罕默德·伊萨后来告我说他不能在那里停,因为那地方全然不毛。于是我们沿多曲的谷上行,到了由十所石屋组成的唐纳村。村民种豌豆、小麦与大麦,可收成没有把握。
两河交会之处我是万万不肯不看的,于是吩咐我的人第二天沿多曲谷下到那一点去。可护卫说什么也不答应。护照里明明规定:我们不得随意来回往返,必须直奔拉达克。他们最后让了步,条件是这趟远足不得超过一天。
早上穆罕默德·伊萨把船与桨运到河边,绳索、木桩、斧子、长杆与干粮则由拉达克人照头一天来时的路背到交会处。我到岸上时发现船已拼装好,便同一个熟悉这条河的西藏人一道上了船;他使桨使得极在行,像是一生只做过这一件事——不过他本是惯在唐纳两岸之间撑自己的船的,也认得下游的水道。
我们穿急滩这一程既惊险又像历奇。河的落差绝不匀一,而是随处而变:轰响的急滩同幽深平静的水潭相间。大大小小的石块从山坡落进河里,有时看去简直无从通过。可那划船的人懂得怎样掌舵。我们老远便听见下一道急滩的吼声,于是紧盯着前头。我们几个拉达克人沿岸上的小径跑着,遇有大险便向我们示警。
船飞一般冲下去。船家紧咬着牙一声不响,两脚牢牢撑住船底,一双长满硬茧的手把桨攥得那样紧,指节都发了白。我们已顺利过了几道急滩,正惬意地滑过一段平水,忽然听见下一道急滩示警的吼声——这一回比哪一回都响——两个拉达克人站在岸上喊着、打着手势。我在船里站起来,看见多曲分作两股,水在黑色的、棱角锋利的巨石间冒沫狂奔。那地方看去过不去,石与石之间的缝隙对船来说窄得太多,而船底随时可能被阴险地藏着的石头撕开;水从有些石上淌下去,成了亮绿的小丘,随后碎成飞沫。「但愿一切顺当。」我心想,可我由那船家自作主张。我们不久便进了那不容抗拒的吸力般的水流,愈来愈快地朝那两道急滩飞去。那划桨人以有力的几下把船逼进了左边那一股。拉达克人在岸上哑然站着,等我们覆了便蹚进急滩里救人。这时我们直撞向头一块巨石,可船家把船引进最深的水里,让它顺一道小瀑布溜下去,随后我们受了来自另一侧的一撞。这时水槽宽了些,却也浅了些,我们擦了底——幸而只是龙骨擦着,没有漏。水流的劲头足以把我们带着越过石头与碎屑。
过了一阵两股重又汇合,河便平滑而深了。船家始终没有变过脸色,这时还帮着划桨。我们在谷的北侧;恰在河转向南的那个弯上,水比哪里都更狂暴地怒号沸腾;而这位无畏的船家在这里宣称我们不能再往前了。看见那白沫翻涌、越过跌水门槛的水,我屏住了呼吸:船要被水的吸力一秒钟卷走,必定要倾覆。可恰在该当的一刻,船家把我们这枚核桃壳驶向一旁、进了一个有回流的小湾,我们便得以上岸。拉达克人赶上来把船拖上岸,又在那道跌水底下把它放下水去。
如今我们惬意地沿南岸陡峭的岩壁漂过去,那里水深有时五英尺,有时不足一英尺。我手里有一根杆子,帮着把船从岸边撑开。我们又被带到谷的北侧,在一连串小而活泼、水大体够深的急滩里跳荡摇晃。时不时擦着底,可那木龙骨顶得住磕撞。河心一块巨石底下有一个吸人的漩涡,我们险些栽进去,可平安过了;最后便到了多曲把它雪水汇成的流注入雅鲁藏布洪流的那一点。
这条支流在这里形成一片三角洲,有两股水汊夹在五英尺高的砾石滩之间。我们在主汊的左岸打下一根桩,把一根绳的一端系在上头,我带着另一端划到右岸,把绳系在另一根桩上。宽五十九码。随后我在等距的十一点上测了深,发现深度不过三英尺又三分之一。流速用吕特厂的流速仪在水面、半深处与底部各测了一回。用宽度与平均流速算出流量:多曲两股合计每秒一千一百六十五立方英尺。
两水相会处,多曲又急又乱,雅鲁藏布却缓而深、而静。它宽五十码,最大水深十五点三英尺;可见它的河床窄而掘得极深。流量每秒二千九百六十六立方英尺,是它这条支流多曲的两倍半。
这番工作做完之后,我们的朋友曹廷邦与拉瓦扎西陪我顺干流作了一趟短短的远足,随后我们在一处岬角上岸;我们的人在那里生起火,把我们所有最好的干粮端上来——煮硬的蛋、冷鸡的薄片与奶。一支亲厚而杂色的一行人——一个瑞典人置身西藏人、中国人与拉达克人之间——我们在想象所能及的最雄伟、刻削得最险峻的景色之中吃了这顿迟来的晚饭。别人抽着烟袋、啜着油腻的茶,我则画下那道由整块花岗岩构成的巨门的速写——雅鲁藏布便从那门里把它浩大的水向东滚去,奔向迪洪的谷与阿萨姆的平原。我们本愿在这里多留一阵,看那贪得无厌的大河一刻接一刻地收纳多曲丰沛的贡献;可天黑起来了,回去的路又长,于是我们把船收起,连别的行李一起装上雇来的马,上了鞍,沿谷骑上去。像从前常有的那样,这一天我们又被黑暗追上了。拉布桑走在前头,左右各一个西藏人,三个人尽着嗓子吼唱。众人兴致极高,繁星底下又清新又受用,而那几位欢快的歌者,伴着中国马上的铃声,在群山的坳里唤起尖利的回响。在一个村子附近的险处——那里路在河上一道石砌的架板上过去——有人提着纸灯笼来迎我们;不多时我们便在帐篷里歇着了,结束了这又苦又极长学问的一天。第二天我们顺多曲谷朝西北缓缓上行,那是一条美得动人的路,叫人想一再下马,好从容地饱看那狂野的山景。
可我如今不能耽留了;我若想把这趟旅行——那上头还有那么多苦辛与不快的遭遇等着我们——的记述写到头,便得一页接一页地把日记翻过去。
我们骑过碎屑与粗沙——那是灰色花岗岩风化的产物——又经过一连串横谷与几个入画的村子。其中一个叫玛琼,极好地坐落在谷北侧陡崖的脚下;崖上落下一块椭圆的巨石,像一只巨蛋立在沙里,是一座等着骑马像的基座。它东侧被风雨磨得光滑,上头画着一面地道的三色旗:中间白,左边红,右边蓝;不过这纪念物既不是邦瓦洛也不是杜特雷依·德·兰斯留下的,因为从没有旅行家到过这一带。做这面旗的是村里的人;三色旗旁边还有一幅象征的画,黑地上一个白十字。村子附近,几株盘曲的树映在一个水池里。村民站在屋角与门口盯着看,有一个人用木碗盛着青稞酒请我的仆役喝。岩石被刻削成奇特的形状;花岗岩成竖直的岩墙,在谷里立成笔直的峭壁。我们常经过玛尼石柩,因为我们身在一个寺院众多、满路都是宗教标记的地方。每到一座石柩,路便分成两股,因为除了本波派的信众,谁都不肯不从左边绕过它——那正是经筒旋转的方向。许多岩顶上看得见墙垣与碉楼的废墟,可见这条谷从前人烟较密。有两处避风的岩缝里栖着几株长不高的杜松。谷的北侧,河曾在某个时候把花岗岩壁的基部磨光,而在那平滑的面上刻了两幅岩画。那是佛像的轮廓,画得极有艺术。西边那一幅旁边还有两幅,如今几乎看不出痕迹;它们下方的花岗岩上还凿着各样纹饰、卷须与图案。我们就在这一处上方、在林俄村那片极入画而有意趣的谷地开阔处扎了营。
林俄的居民有一部分夏天带着畜群往北迁六七天的路程,因为林俄四周的土极瘠,收成靠不住。多曲在这里夏天除了坐船过不去;冬天它结冰,可极少冻得结实到承得住人。这片开阔地有意思的一点是:自西而来的多曲——也就是热噶藏布——在这里同我们的老朋友梅曲汇合,而梅曲的流量是每秒五百三十四立方英尺。头一天我算出多曲的流量是一千一百六十五立方英尺,那么相差的六百三十一立方英尺便是热噶藏布带下来的水量;因而梅曲只是一条支流。可另一面,多曲是分作几条三角洲的汊、带着急滩注入梅曲的,而梅曲位置较低、流得较缓;照这一条来看,梅曲倒该是干流——这全在于怎么择取。
四月八日又是好天,一点钟荫里华氏五十二点五度。我们要同梅曲——这条此前只凭耳闻而知的河——结识得更近些;不过它东面那些支流我们倒知道得多些,南下时横过过。照常例,我们几乎每到一个扎营的村子就换驮马,而雇价由罗伯特付给村民,免得护卫有机会把钱塞进自己口袋——至少不在我们眼前。一般驮队略走在前头,由两个村民同我同行,给我讲这地方的情形。
出了林俄不远,我们便拐进梅曲的谷向北骑行,把热噶藏布那条西去的谷留在身后。恰在转弯处,我们遇到一座花岗岩圆石堆成的巨锥,小径在石间之字形地上下盘绕,有时成了阶梯,驮着东西的牲口断乎过不去。于是我们从村里带了几个农人来帮着背行李。河在我们左边,又深又慢。坠落的灰色花岗岩块同那深绿的水形成强烈的对照,水里成群的黑背鱼游着、浮上来。一块花岗岩的面上有一幅被岁月磨得半没的佛教岩画。随后是一座又一座玛尼堆。一个铁匠住在一个被烟炱熏黑的拱顶岩洞里,洞口有一道小小的石屏挡着,他向行人兜揽他的手艺。高处一级岩台上立着贡达丹摩,一座小尼寺;下头一座吊桥在两座矮矮的石锥之间跨过河去,只容步行的人过。河床在两岸的台地之间掘得极深,还留着两条清绿的冰带。河床规整得像一条运河。一条侧谷入口的岩壁上,用黑色画着一张直径六英尺的脸,眼、鼻、口是红的。
愈往上走,我们愈频繁地被提醒:我们走在一条从一座庙通向另一座庙的圣道上,走在僧人的神圣之路、一条朝圣之路上;在这条路上,「唵嘛呢叭咪吽」比在寻常的路上念得更勤。有时巨石与崖壁被涂成红色,有时路边堆着石堆;这里是烟囱似的纪念物,上头是挂着经幡的杆束;那里又是长长的玛尼堆,其中一座将近四百英尺长。路上躺着的两块巨石通体刻满凸起的字——真是浩大的工程。我们也在一条大的商道上,比藏布江岸还要热闹。我们不断遇见牦牛与骡的驮队、骑马的人与步行的人、僧人、农人与乞丐。他们客气地向我致意:右手挠着头,左手拿着帽子,把舌头远远伸出来,又冲我喊:「本波,一路平安!」
清澈的小溪横过路面,谷收窄了,它的轮廓也更险峻更分明;花岗岩不见了,换成细粒的结晶片岩。在东这一带,有几个村子高踞在河上;我们在伦甘丹寺底下扎营,那寺里住着二十一位格鲁派的僧人,而照常例,一位有堪布之位的住持住在拉章里。我们去拜访了他们,不过我们宁可要那俯瞰全谷的美景,而不要黑暗里的神像。那些僧人一部分由班禅大师供养,其余的口粮取自他们田里的出产,因为寺里有大片的寺田。一个不属僧团的瞎子像机器一样坐在经筒前替僧人转筒,诉说自己命苦。东的「戈瓦」——区头人——管着附近好几个村子,住在他那所坚实的房子里,像个王公。
四月十日我们继续沿梅曲而行,经过此前无人知晓的村落与寺院。那些村子正立在侧谷的谷口之下,那里的水用来灌溉最为有效。一支约一百头牦牛的驮队——赶队的有男有女,有几头驮着骑者——去过托加隆,在那里卖了从东带去的糌粑;他们从西藏西部那些金场回来已走了三个月。他们走山里一条有适合牦牛的草场的路。于是这地方较得天时的部分的土产便到了牧人手里,牧人则以羊毛、皮张与盐交换。走了一小程,我们在有十九户人家的格村露宿。一个「昂迪」——乐人——拉着、拨着一件两弦的乐器,他的妻子在我们面前跳舞。
日喀则来的护卫在这里折回,把我们的护照交给了另外四个人,为首的是东的戈瓦。他们给我们办事办得极好,我便给了他们好的凭据与礼物。他们很满意,说要为我的福祉祈祷到此生的尽头。那几个西藏人里有一个我格外同情:他的两个儿子都死在古鲁之役里,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五岁;这位父亲弄不懂他们何以阵亡,因为他们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第二天,护卫像一支雪橇队一样叮当作响地陪我们沿梅曲上行;那河仍是同一副性情。花岗岩与片岩相间。河翻腾着,不过偶尔也有平静的水段。侧谷的尽头常常看得见覆着薄雪的大山,谷口则是有石屋与田地的村子;田里只种大麦与豌豆,极少种小麦。偶尔见到的黑帐篷属于商人,他们是从西藏西部来、或往那里去的。支流上架着桥:两根梁上铺平石板,梁架在两座相当高、略微外倾的石墩上。宗教的石堆仍旧很多;有一座还引得堆起了一座沙丘。这里有野鸭、斑鸠与鹧鸪,而鹧鸪极不情愿地同策仁的厨房结识了。西尔琼村人口众多,因为好几条路线与侧谷在这里汇合。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一位年轻妇人俊秀得异乎寻常,我给她照了两张相。她二十岁,名叫普敦。
第二天我们去看了近旁的莱隆寺;寺里二十六位僧人属某个非正统的派,因为他们既不认宗喀巴也不认班禅大师;住持把自己关在居所里,沉在深深的玄思里。头一天有一位喇嘛与邻村内萨的三个居民死了,所以我们那些西藏护卫劝我们不要上寺里去,怕染上疫气;我们仍旧去了,他们便求准留在后头。这座晦暗破败的寺院骄傲地踞在它的岩尖上,位置在一条自左注入梅曲的侧谷相当上游处。从它的平顶上我们望得极好,能把梅曲谷的地形辨清。有一样东西于我们是新鲜的:一排硬得像木头、干得像骨头的牦牛标本,连角、蹄与皮都在,吊在一道廊子的顶上。僧人里没有一个记得它们是几时吊上去的。它们看去极旧,而用意显然同那四位阴森的天王与那些画着的野兽一样,是为驱走恶灵。
寺院底下有二十四座玛尼紧挨着排成一行,像地形图上一道教区的界线。一路往上,这些圣构多得甚至超过列城近旁的。地势更带高山的气象,谷也更狂野更荒凉;不过莱隆寺有几株树成了一小丛林。最后我们骑过一级卵石台地,约在河上一百三十英尺处;河这时在几道小跌水上倾下来,在巨石间悦耳地作响。驮队已在梅曲岸上那条狭谷里、离侧谷卡廷不远处支了帐篷。大半行李是由西藏人背的,因为弄不到驮畜;如今上百个黑头发的汉子在巨石之间一堆堆围着自己的火坐着。
我们这里的高度是一万三千八百七十五英尺,所以从日喀则——一万二千七百英尺——只上升了一千一百七十五英尺。可空气凉些;头一夜我们记到二十三度的严霜。
第三十四章
到林噶寺
四月十三日这一天的路程带我们沿梅曲的谷走;那谷像是在细粒花岗岩、斑岩与结晶片岩的坚硬岩体里掘出的一条凹道,而这片景色是我所见过最雄伟的之一。我们沿西岸走,岸上耸着狂野的峭壁,像古墙与垛口城堡的废墟。左岸也有一条小径,看去极险,从陡直的岩壁上头经过。西侧这里那里张开谷口,使人望见尽头一道覆雪山脊的一部分。不过那是一道次级的山脉,因为它自外喜马拉雅向南分出来,在西面界住梅曲的流域。它又向东伸出支脉,支脉之间流着梅曲西面的那些支流。而这些支流又分出第四级、第五级的岔;整个布局看去像一株树连着它的枝与杈。
路走在河上高处陡峭的卵石台地上;那河在它掘得极深的河床里于巨石间怒号,形成漩涡。我们左边,岩壁在头顶上高耸,碎石的崩落从那上头滑下来,横堆在路上。许多崩落是极新的;别的地方则已有工夫把石块在内侧砌成护墙、在外侧垒成胸墙。而我们常常经过随时可能再塌的地方,那里巨大的石块悬在空中,像是就要滚下坡去。多石的岸上长着许多茂盛的山楂,再高处岩鸽筑了巢。更高处,鹰张着翅膀沿山坡盘旋。我们在河上一百五十英尺处,岸上这里那里有地方开出小块的耕田;有几处岩缝里扎着一丛杜松。
这条谷像一道槽,我得以饱看不断变换的景。我们简直要以为自己正穿过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巨大的柱身贴着墙成列,上头张着灰白帆布的顶——那便是云;云间露出一小块一小块淡蓝的布。
这一天陪我们的向导是个半痴的老头,不住地笑着说着,又时常在路上跳起舞来,甩着腿、跺着地,转得那样快,长辫子绕着他飞。他私下告我们说:他的妻子是个凶恶丑陋的老母龙,他久已想把她送到秃鹫之家去,因为不这样他家里就不得安宁。我停下写生时,他便从怀里掏出早饭,摊在沙上,用一只小袋从河里取水,又从另一只袋里把糌粑抖进木碗,浇上水,用食指搅一搅,随后一碗接一碗地把这美味的混合物咽下去。他盼着能得一大笔工钱,好让自己难得地吃上一顿饱饭,而他那老婆子又看不见他吃。每逢人看他一眼,他便伸出舌头,那舌头像一面火红的旗挂在他黑脸的正中。吃完他把碗舔得干净,又用沙擦干。随后他把东西裹成一包,藏在石头底下。罗伯特告他说附近有人看见他藏了,他便赶忙把包取出来,想了一会儿,到处翻找,最后另找了一个藏处。随后他在我旁边坐下,把舌头尽量伸出来,用那双小猪眼睛向我眨着,又取了一大撮鼻烟。他走在我马前时,每一百步就回一次头、向我伸一次舌头——那是纯粹的善意与深深的敬意的表示。
过了多勒尼寺,梅曲的谷同自西而来的大侧谷伦卓汇合;伦卓谷再往上有三个村子。梅曲从这条谷得了一条极可观的支流,支流上跨着一座结实的桥,三孔,架在四座石墩上;岸边还卧着厚厚的冰带。我们在这里见到两座漂亮的玛尼堆,两端都有小塔,平石上刻着六角星。这些无穷无尽的玛尼堆常常排成长列,彼此挨得那样近,看去像一列长长的行李火车,叫人只等它们动起来、开往极乐之境去。这里样样都标示着一条大道、一条把低地的定居之民同高原的牧人连起来的大商脉。这条路本身是我在全西藏所见最大、保养得最好的一条。凡夏秋可能中断往来的支流上都架了桥,凡有塌方之处都立刻修好。神圣的石堆、墙垣与经幡在每一步上告诉行人:寺院就在近旁,僧人正等着人去拜访、等着一笔钱礼。我们不断遇见驮队、骑者、农人,还有乞丐——那些乞丐向做了一笔好买卖回家的商人索钱。这些乞丐里有许多变成强盗,去抢没有守卫的屋子;可他们遇见我们时便一瘸一拐、喘着气呜咽起来。等收了庄稼,往来还要比如今更热闹。
谷这时收成一条走廊,又宽又浅的河占了整个谷底。我们所走的右侧,片岩的崖壁垂直落到河里,那条险窄的路像一道架板沿着岩壁走。在这里,大自然给西藏人的工程手艺设下了无尽的、不可克服的难处。行李得由人背过这些险处,而马居然过得去,实在叫人惊讶。在河上一百二十英尺处的峭壁上,裂缝里插着平的片岩板、树枝与树根,上头铺着板、杆与石头,构成一英尺宽的一道槽,连一点栏杆也没有;在那上头,人连舌头都得含在嘴里,免得失了平衡。这段叫提古塘的路我们自然是步行过的,身子向里倾,扶着岩壁。平安过去之后,我们才又喘得过气;那时眼前便是那片大盆地——在林噶,两条要紧的谷在那里交会。
这里是梅曲同一条自东而来的河的汇口;那河叫沙曲,再往上又叫布曲,两个半月前我们曾在它厚厚的冰盖上横过它。四月十五日,布曲带下来二百一十五立方英尺的水,梅曲二百二十二立方英尺,两河几乎相等;不过这比例自然会随降水的分布而大有变化。
西面群山里一条短谷中,林噶寺坐落在一级级陡峭台地的最上一层,奇诡、迷人、动人,像一座仙境的城堡。它那些白房子像鹳巢一样踞在山尖上;一列玛尼堆指出上去的路——那上头,虔敬无咎的圣者们在深深的静寂里住着,远在村落的喧嚷与河流的怒号翻腾之上。寺下是林噶科村,我们的营就扎在那里,离一座跨过梅曲的十孔桥不远——那桥架在十一座墩上。一群黑得像摩尔人、污秽、破烂、不戴帽不穿裤的西藏人,默默惊讶地看着我们到来。
近旁一棵树也看不见,只有寺里有两棵。那么这点慰藉也没有了,我们只能在记忆里听见繁茂的树冠在风里作响。我们又要准备听赤裸的高山山口上风暴的呻吟了。何况春天并没有当真到来,因为夜里还有三十度的严霜。
整个星期日直到黄昏,我都同拉布桑与通杜普·索南在寺里。我们顺着坡上去,经过一排排照料得好的玛尼堆——那些堆看去像塌了的墙,片岩块上凿出涂红的铭文,又框着红边。随后我们穿过寺墙上一道门,在四十所依着岩石而建、或旧或新的白房子之间愈登愈高。它的位置像拉达克的赫米斯寺,不过那里的房子不这样散。有好几所空着,因为这里有个风俗:一位喇嘛死了,他的亲属便主张占有他的房子,把门锁上、把钥匙拿走。他可动的财产归寺院。新来的喇嘛若中意一所空房,可以从前主的继承人手里买下;一所好房子值一百卢比。
林噶有三十名僧人,有几位陪我们各处走,一向和气友善,从不像我一八九六年去过的塔尔寺的僧人那样放肆。这寺院隶属萨迦,萨迦喇嘛是它最高的教门之长,并出资助它维持。林噶寺也有田产,不过近来出产不多,因为接连几年歉收。僧人们不靠班禅大师,寺里也没有一尊宗喀巴像;由此可以断定他们这一派比那个改革过的教会更古老。可关于寺院的年岁,照常例是打探不出来的。把自己的起源推到无人留下记载的太古,似乎于僧人有利。不过有人告我说:住持伊姆巴扎西知道它的年岁,那记在寺里一部古老的志书上。可惜他不在家,往北边一个叫库姆纳的地方去了,要去追踪一伙强盗——那伙人头年抢了他,把他驮队的牲口全掠走了。
寺下头有一道峡谷,侧面是一片黑色的片岩坡;坡上用白石英的碎块摆出那六个神圣的字,无论什么风什么天,都向上天呼出那句永恒的真理:「唵嘛呢叭咪吽。」
一道片岩板的梯子通上「多普恰」,那是一处用石板铺成的敞台,节庆之日宗教的排场便在那里举行。照例的幡杆立在中央,可四围没有一点胸墙,所以天黑后人不敢上那里去——敞着的几边张着无底的深渊。僧人们在这里铺了毯与垫,请我喝茶。我享受了一阵那俯瞰全谷、两河交汇、散落的村子与棋盘似的田地的好景。往东极远处、布曲谷的后头,望得见我们从昂孜错一路走来时所翻过的那些高山。
这方台的南侧是主殿——「度康」——的入口,在所有寺院里它都设在一座漆红的石砌楼里。我们进去,四顾,便被那奇特的神秘之感摄住了,虽说这情景我们见过许多次,只有些微的差别。我在一条卧榻上坐下,恍如身在一座塞满近世战利品与凯旋旗帜的博物馆:柱间潜伏着透不过的黑暗,一排排的鼓、锣、经筒与长号竖在那里。这殿比平常更暗,可明亮的光从一道天窗落在神像上。它们像是正从黑暗中的台座升起,升向上界荣耀的光里。僧人们在它们之间像鬼影一样无声地滑行,忙着料理供碗。真是奇妙而诡异的一幕!我们像是走进了一个有地精与小妖爬动的洞窟。
这洞窟里一直回荡着榻上僧人的诵唱,那声音像波涛的轰鸣与岸边细浪的轻拍一样合着节律起落。他们齐声唱,节拍一分不差,而且并不费力,速度却惊人。里头有嗓子破了的白头老人,有壮年人,也有嗓音鲜嫩的少年与孩童。那声音像马在一座没有尽头的木桥上疾驰;僧人们一齐击掌,于是那些马像是跑到了铺石的街上,可下一刻又回到桥上,而辅音像豌豆一样从僧人嘴里滚出来。时不时有一个低音从这片喧响里升起,喊出「拉索,拉索」——那是一句谢恩的感叹。短短一歇时喝茶。随后诵唱又起。没有激动,不赶节奏,一切都以同样平匀的快步进行。僧人面前没有书;他们把自己的日课背得烂熟。可那节律的魔力似乎使他们忘了时与空;他们不容自己被打扰,只一路在那通往神的居所、通往涅槃的桥上疾驰。我们重又走出去时,听见那诵唱像蜂箱里的嗡鸣一样消隐下去。
我们又看了几座殿,我把神像的名字一一记下。最后只剩一道尖峭岩脊上的两座寺楼。头一座叫曲日贡康,里头有一间棚屋似的地方,堆着刀剑、枪、鼓、面具、虎皮与别的杂物。最前头、在岩石的尖端上,是一所方形的屋子,叫佩苏。它三面绕着没有栏杆的回廊,而这里的深渊比别处更深。我在这里停下来画全景图,可天气一点也不宜人,雪暴不时把群山遮住。然而要离开这座平台却难。下头那些平顶看去不过邮票大小。那两条河或亮如白银、或幽暗,随光而异,急急相向而去。随后我不能不想:何等奇怪——世上最高最雄伟的高山之国,它给人心的触动必定胜过任何别处,却竟没有能在西藏人心里灌注出一种比这狭隘、局促、拘于教条的喇嘛教更高更高贵的宗教。我承认它一千多年前自印度传来,先是被改造成所谓北传佛教;可它毕竟在西藏昌盛得极旺。人会以为:古老的苯教——有它丰富的鬼神之学、它广布的迷信、它那些出没于一切山与湖的灵——在这里倒更合宜些。不过我们确乎已经发现:喇嘛教吸纳了它许多成分。无论如何,林噶的僧人望得见世上一个雕刻得极有艺术的角落。从他们那些窗洞与平顶上,他们看得见冬天把白毯铺在群山上、把河流锁上镣铐;随后春天把金子洒在谷里,夏天变出新鲜的青草,最后是初秋的暴雨冲洗山坡、使河水暴涨。
如今我们又往上走——仿佛这山本身还不够高——上了两道陡峭漆黑、极容易折断脖子的梯级,进了佩苏庙的门厅。一间较小的屋子里,一盏酥油灯的火苗同黑暗徒然较量着,把它晦暗的光投在几尊神像上。佩苏是地道的神殿,有无数金属的小像,极旧,做得极有艺术,必定极其贵重。有几尊是中等大小的。我站在供台的行列前打量那些神。唐卡与许多颜色的长而窄的飘带从顶上垂下来。右边是那间幽暗的小屋,左边有一扇风里开合作响的护窗板。神像前立着一排碗,盛着大麦、小麦、玉米穗与水。我问同我上来的一位僧人:神要多久才吃得完这些?他笑了笑,含糊地答说那些碗必须时时满着;可我进来时瞥见了几只老鼠,它们迅速窜进黑暗里去了。何等残酷的讽刺,何等一幅自得的虚妄与宗教的糊弄之图!那位执事的僧人到佩苏来过,把碗灌满、念过每日的经,便下了梯子、锁上身后的门。一切静下来,老鼠便从洞里出来。它们爬上供桌,用后腿站着,把尾巴绕在供碗上,把神的甘露与仙馔吃个干净。
这些可爱的小像,我能不能买几尊呢?不能,那办不到。那僧人给我看每尊像上用铁丝系着的一个签。凡属寺院陈设的物件都有号,这号又录在总册上。住持通常选任若干年;他交卸时要把册子交给继任者核对。若有一件不见了,他要负责、要赔价。
有一位僧人上来给坐在外厅的拉布桑与通杜普送茶。我独自留着,望着那些神,被他们含笑的鎏金的脸、肥厚的双下巴与弯弯的眉毛蛊住了。随后出了一桩奇事。他们的面容变了,一齐转过头来看我。一种奇异的敬畏之感攫住了我:难道我有什么失礼之处冒犯了他们?不——下一刻他们又把头转开,直直地盯着对面的墙。那只是一幅幡,在窗口的穿堂风里动了一下,改了他们脸上的影,便显得像是在动。
林噶是一座幽灵的城堡,而佩苏是它最幽灵的一处。那里,大鼓与咧着嘴的面具在昏暗里像鬼影一样微微发亮,风在所有的窗洞与孔隙间凄厉地呼啸。一个神经强韧的人,若被迫在一个风暴的秋夜独自在这神殿里过夜、看月光从窗洞落在神像上,也要吓得失色。他会屏住气听每一点声响与爆裂。底下的门若撞着门框,他会听成有人进了前厅;屋顶的经幡在风里一动,他便要以为那不知名的人正轻步走近殿来、一秒钟后便要俯在他身上;而地上跑过的老鼠、在吱嘎的铰链上被风摇摆的护窗板、在窗龛与椽子之间呻吟的风,件件都要把他的想象绷到极处,叫他数着分秒等天亮。那些神把头转向我之后,我觉得自己可不愿身处那样的境地,倒宁可重新下到谷里自己的帐篷去睡。
第一卷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