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这是英语世界第一部专写中国近代女性的传记集,出在一九一二年。
玛格丽特·厄内斯汀·伯顿,美国人,女青年会的干事,芝加哥大学毕业。一九〇九年她在中国住了一年,走访各地的教会学校与医院。回国后她写了这本书,又写过一本《中国妇女的教育》。
她写的六位,都是那个年代最早走出闺门的中国女子。
许金訇医生排在第一。她是福州人,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被送到美国费城女子医学院念书,一八九四年毕业,是中国最早取得西医学位的女性之一。回国后在福州行医几十年,开医院、带学生、接生、看病,百姓叫她「许医生」。
阿福夫人是福州官员张阿福的夫人,出身富贵,却去做上层妇女中间的工作,还去过英国。
康成医生和石美玉医生,是一对一同长大、一同赴美、一同在密歇根大学念医科、又一同回九江行医的女子。她们回国时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三岁。
石安娜是石美玉的姐姐。
伯顿的笔法是克制的。她大量引用传主自己的书信和日记,让她们自己说话——所以书里有很多第一人称的段落,写行医的辛苦、家人的病故、乡间的愚昧、她们自己的犹疑与坚持。
有一点要说明:这是一本带着明确立场的书,作者相信基督教教育改变了这些女性的命运,叙述里有感恩的调子。但她记下的事实是扎实的,而且那些书信在中文世界几乎没有别的来源。
二十四节,按传主分篇,每篇若干节。
近代中国著名女性 玛格丽特·伯顿 著。
献辞
献给我的朋友格蕾丝·科波克
是她教我认识并热爱中国妇女
序言
一九〇九年,我在中国住了几个月,有机会了解一些女子教育工作,并结识了这个令人感兴趣的国家中几位受过教育的妇女。无论是在校学生出色的学业,还是毕业生有益于社会、富有效率的生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美国后,我谈起中国受教育妇女正在做的事情,发现许多人听说中国妇女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都十分惊讶。因此,我想到,也许值得把其中几位的生平写成故事,让公众有机会读到。
读者会注意到,本书所写的妇女,大多数曾在美国接受过部分教育。我选择她们,并不是因为完全在中国受教育的妇女没有同样出色的表现,而是因为有关一生都在本国生活的妇女,很难搜集到确切资料。本书传主多为从事职业工作的妇女,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女子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称职的妻子和母亲,这是正确的。大多数入学的女子,日后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也确实是在家庭中。然而,在中国,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家庭中妇女的生活,大半仍未见诸文字。
因此,我写下了那些其工作情况能获得确切资料的妇女的故事。我相信,她们足以代表中国受过教育的妇女;无论这些妇女在哪里受教育,也无论将所学运用于什么领域,她们都在勇敢而能干地担负着塑造伟大新中国的重要职责。
这些传记中的许多材料,得自传主的朋友。对所有提供帮助的人,我都致以衷心感谢;尤其感谢他们提供的个人回忆、书信及照片。
许金訇医生 一 在基督徒家庭中的童年
华南最早一批归信基督教的人中,有一位许扬美,是福州一位武官的儿子。他原是一名十分虔诚的佛教徒,为求心灵平安而苦苦挣扎,通过禁食、献祭、认真研读,以及对佛教各种礼仪一丝不苟的遵守来寻求这种平安;这些经历,使人强烈地联想到大数的扫罗。与扫罗一样,许扬美在归信以前,也曾真诚而激烈地反对基督教。他的兄长成为基督徒后,许扬美认为,抛弃偶像、废除祭祖,是罪大恶极的行为,全家“应该同心合意,擂鼓将他赶出家门”。他讲过,有一天在父亲的书柜中发现一本《圣经》,顿时大怒,将书撕碎,把碎片扔在地上;毁了书仍不解恨,还想找一件锋利的器具,将“那从残破书页上瞪着人的可恨名字‘耶稣’”挖掉。
然而,正是经过这位曾受他逼迫的兄长的努力,他也终于认识到基督教的真理。从此,他像使徒保罗一样,忠心不倦地为主工作,无论得时不得时,总在传道;起初是平信徒,后来受按立,成为美以美会的牧师。他的工作常把他带到偏远艰难的地方;他“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无论劳苦还是逼迫,他都坚定不移。
一八七七年福州年议会成立时,他受任为区会长。此后直到一八九三年去世,用当地一位传教士的话说,他始终是“中国教会中坚强的柱石,因为他虔诚、智慧,又有文学修养;加上口才出众,登台讲道时热情洋溢,使他那六英尺高的魁梧身躯具有王者般的仪态”。
有一幅由八十多岁的中国老画家所作的画,生动见证了这位基督徒人格的力量与美。画家不是基督徒,却在听过许先生讲道、观察过他献身的生活后,将自己通过许扬美认识到的“十字架之道”的力量,画成了图画。这幅水彩画长五英尺、宽近三英尺,画工精细,画家把它赠给许先生。初看时,画面中央仿佛是一棵树,树下有个人正捧书诵读;再往下,是几块岩石。然而再仔细看,就发现树其实是十字架,岩石中则显出一张张人脸,有的清晰,有的尚不完整,全都朝向十字架。画家要表达的是:像许扬美这样的人所传讲、所活出来的“十字架之道”,甚至能把岩石化作人。
许扬美的妻子,在福州一个富贵之家长大。她那双绣花小鞋恰好只有三英寸长,足以显示出身的高贵。传教士请许扬美做牧师时,他得知在美以美会,牧师一家必须经常迁居,不免有些为难。他自己说:“中国人十分看重出生之地;一个人外出,就被看作苦事;全家迁移,更是几乎闻所未闻的灾难。”不过,他回答说,虽然此前不知道有这个规矩,仍完全愿意为基督的缘故承担牧职。传教士又问,他的妻子是否愿意同去。他说,须回家问过才知道。然而,与妻子商量后,这位娇小、出身高贵的女子回答:“无论去什么地方,只要你愿意去,我就跟你去。”
几个星期后,他们便离开福州,到第一处教区工作。那里的情形,足以使年轻的牧师夫妇灰心。许扬美这样描述当地人:“他们屋前堆着垃圾,沟里尽是污秽。屋内也十分肮脏,猪、牛、鸡、羊全挤在同一间房子里。连一把可坐的椅子都没有。人人都下田劳动,没有空梳头洗脸……没有人识字。有的把书倒着拿,有的把整整一行看作一个字。”许太太和孩子们在那里都患上严重的疟疾。然而,尽管困难重重,他们仍做成了很好的工作。
许太太在妇女中工作,和丈夫在男子中一样热心。她把福音传给从未听过的人,也坚固其他基督徒。福州妇女大会的许多议程上,都出现过许扬美夫人的名字;她的演讲和文章,能同时鼓舞传教士与中国人。她的朋友赛太太特别写到她对周围妇女的影响:“美以美会的巡回制度把许扬美牧师派到各处,每到一地,这个基督徒家庭都颇为引人好奇。邻近的妇女常结伴来‘看看’,少则三人,多则二十余人。许先生期望妻儿向她们传福音,也像他在讲台上一样忠心。数以百计的中国妇女,是通过这位可爱的基督徒母亲和几个小女儿,第一次知道基督和天国。”这位朋友又这样评价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一生:“她屡遭匮乏,所受逼迫更是笔墨难以尽述,却成为本族妇女的典范。”
一八六五年,一场严厉的逼迫过去不久,许氏夫妇又因小女儿香光新近夭折而悲伤。这时,另一个女婴降生了,取名金訇;作者解释,这个名字意为“珍贵的平安”。出自这样的父母,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许金訇最突出的品格包括无私、志向坚定,以及身体和道德上的勇气,或许就不足为奇。她童年最鲜明的记忆之一,是夜复一夜躺在床上,听父亲低声与想了解“耶稣之道”的人谈话,同时听见石块、碎砖穿过门窗砸进来的响声。这种事情发生得太频繁,已不足以打断那些安静的交谈。
当然,小金訇也像其他好人家的女孩一样缠了脚。但缠足刚开始,父亲便认定,这个古老而普遍的习俗是不对的。他于是作出一个勇敢的决定,在当地前所未有:女儿们要保留天足。裹脚布便被拆掉了。小女儿对这件事却十分不满。虽然身体不再疼痛,可一双大脚不断招来议论与嘲笑,对于敏感的孩子而言,这比紧紧的裹脚布更难忍受。如今,她是天足的热烈倡导者,常说起自己作为福建省这一运动的先行者所受的苦。“我有幸成为第一个不缠脚的女孩,可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努力,”她说,“邻居女人常说:‘这姑娘倒不错,可就是那双脚!’‘这姑娘倒聪明,可就是那双脚!’‘那双脚!’‘那双脚!’我听到的全是这些,简直羞于见人。”
后来,母亲并不完全赞同丈夫的意见,趁他不在家,又把裹脚布缠上。她问:“再紧一点,受得了吗?”这个忠实服从时尚与习俗严令的小姑娘,总回答:“受得了,妈妈,再紧一点。”因为这样,她就能成为一位淑女,再也听不到“那双脚”“那双脚”了!可是父亲回来后,郑重地同妻子长谈了缠足的问题,裹脚布又被拆下。后来,小姑娘去亲戚家做客,那位亲戚看到她的大脚,惊骇不已,自作主张又替她缠上,孩子欢喜极了。她两边都有人搀着,一瘸一拐地回家,觉得自己十分了不起。母亲当时卧病在床,然而令金訇大失所望的是,母亲不但没有高兴,反而命她拆下裹脚布烧掉,以后永不再缠。孩子哀求说,人人都说“那双脚”“那双脚”,弄得她羞于见人。许太太回答:“你就告诉她们,缠脚的姑娘进不了皇宫。”“这句话,”许医生说,“终于让‘那双脚’的议论停了下来。后来我知道,原来全世界的人并不都缠脚,心里也就更能接受了。”
许金訇医生 二 在中国与美国求学
到了入学年龄,金訇进了福州女子寄宿学校,学习成绩很好。学校当时没有音乐课,可她一心想学弹奏,于是一位传教士的妻子便用自家的风琴教她。她能弹琴,也许是促成一份特别动人的呼吁书的原因之一。一八八三年,福州及附近的中国牧师们联名致函美以美会妇女海外布道会总执行委员会,请求为中国女孩提供更高程度的教育,其中应包括音乐与英语。女子寄宿学校正是由这个组织主办的。
同一时期,这个委员会还收到另一项不同寻常的请求,来自当时主持福州妇女医院的特拉斯克医生。金訇离开寄宿学校后,一直在医院学习。特拉斯克医生对她从医的才能及体恤病人的心肠印象极深,很希望她获得比福州所能提供的更完整的教育。于是,她写信给妇女海外布道会执行委员会,高度赞扬许金訇的才干和品格,力请安排她赴美;如有必要,留学十年也好,“使她回国时,有能力将中国妇女提升到更高的境地,并能主持医疗工作”。她向委员会保证,日后的成果必将证明此举值得;凡认识金訇的人,没有不爱她的。很快,主要经由妇女海外布道会费城分会秘书基恩夫人的努力,安排便已妥当。福州收到消息:特拉斯克医生的请求获准了。
消息到来时,许金訇已准备接受这个机会。对于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姑娘,要决定离开家园和祖国,远赴语言不通、风俗全然陌生的异国,长住到完成大学与医学教育,以便回国承担为她预备的工作,实在不容易。据她所知,她是第一个离开中国、到外国求学的中国女子;事实上,她是第二个,唯一先于她的,是宁波麦嘉缔医生夫妇的养女金韵梅医生,几年前曾随他们赴美。金訇的父母没有反对,却也没有鼓励。他们充分说明了她在异国的孤独,漫长海上旅程的危险与不适,以及十年后回国、二十八岁仍未出嫁这一前所未有的处境。可是,金訇怀着安静的信心和决心,拿出近乎英雄般的勇气,回答说:“如果主开了路,电报说‘来’,我一定去;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尽自己的力量,留在家乡工作。”
多年以后,福州女子寄宿学校又有两个姑娘要到美国留学,学校为她们举行欢送会。许医生在会上讲述自己当初如何决定启程。她说:“我是福建省第一个到美国去的女孩……父亲告诉我:‘我不能替你决定,你必须向上帝祷告。如果你应该去,上帝会指示你。’后来,我觉得上帝的话临到我:‘不要怕,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那时,女学生很少同女传教士在一起,我又一句英语也不会,因此不懂美国的礼貌规矩;我的衣服和日用品,也都不适合在西方国家使用。虽然一切都不能照我的意思,我却把整个生命交托给上帝,所以什么也不能改变我的心。”
一八八四年春,许金訇随几位返国休假的传教士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旅途漫长,海上风浪很大,附近还有一艘轮船失事。一位传教士想知道,她的信心经受这些新奇而可怕的考验后怎样了,便问她是否想回家。她回答:“不,我一点也没想回家。”她认定赴美是对的。尽管到达后见到朋友时,她承认晕船和思乡曾使自己许多个夜晚流泪,但她的决定从未动摇。
在纽约上岸后,她立刻去费城找基恩夫人,并在那里见到自幼相识的福州传教士赛博士夫妇,他们当时正在费城参加美以美会总议会。她同他们过了一个夏天,学习读、写、说英语;秋天又随他们到俄亥俄州特拉华城,进入俄亥俄卫斯理大学。当时担任蒙内特女生宿舍舍监的马丁女士,回忆起金訇学习英语的情形,说:“她很聪明,可仍经历了许多语言上的困难。”一次假期,她在克利夫兰一位朋友家住了几个星期。朋友答应某天带她“绕过广场”去看蓄水池。金訇对此似乎很感兴趣,好几次追问何时去。终于去了,朋友却有些惊讶,因为她对蓄水池似乎并不在意。回家以后,大家才明白,她感兴趣的是所说的走法,而不是蓄水池。“一个‘方的’东西,怎么能‘绕圆’呢?”她问。
进大学后,她给自己定下每天学十个新词的任务。不过马丁女士说,因为同学们爱说俚语,她有时又得忘掉其中几个。她始终坚持,终于能够自如地使用英语。有位教师曾在归还她的盘子时,在上面放了一个橙子。后来金訇还教师的盘子时,附上半张纸,上面写着下面的小诗;教师至今仍珍藏着它:
前些日子您教我一课,我已经学会,且看我怎么做。借来的盘子送还主人,上面应放一点礼物表心。您在我盘中放了一个橙,如今您盘里有两个相赠。
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非常喜欢她。一位同学这样描述她留下的印象:“凡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七年间住过蒙内特宿舍的人,都会记得那位娇小雅致的异国姑娘,仿佛一朵异域的花。她穿着中式绣花丝衣,使全校每个女孩都对她感兴趣。她便是许金訇医生,为准备毕生的工作来到这里。她温柔、谦逊、亲切,心却牢牢向着远方的目标。对于认真的基督徒女孩,她是榜样;对于怀着自私目的的人,她则是一种无言的责备。”
另一位同学回想自己和许金訇——“我们亲切地叫她金訇”——的大学生活,写道:“她那么温柔和蔼,信仰和生活那么单纯,待人那么宽厚,这些在任何时候都能感受到。我永远忘不了,有一天我同她和另一个女孩站在大厅里,一个青年送书进来。我问他叫什么名字。那位姑娘说了,那是个颇有名的姓氏,接着又说,他没什么原则,人品也不怎么样。金訇立刻开口,叫着那姑娘的名字说:‘是,可是他的父母都是很好的人。’”
金訇在俄亥俄卫斯理大学读书期间,“王之女儿会”成立了。蒙内特宿舍的学生组织了十个小组,每组十名女孩。金訇担任其中一组的组长。她提议,每人自己挣钱,买一枚“王之女儿会”徽章,寄给福州学校的女孩,让她们也能组织这个团体。她特别希望大家不只是捐赠徽章,还要亲手劳动挣钱购买,以此向中国女孩说明,美国学生并不认为任何工作有失身份,而是把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服事主看作荣誉。
金訇入学第一年的四月,学校在“大学祷告日”期间举行特别聚会,其中一次是规模很大的礼拜堂聚会,校长和舍监都发表了讲话。这次聚会的报道表明,金訇并没有等回到中国,才开始积极带领别人过基督徒生活。“马丁舍监演讲结束时,我们那位娇小的中国学生许金訇小姐走上讲坛。她穿着整齐的本国服装,端庄地站在六百名青年男女面前,见证基督拯救的能力……第二天晚上,在女生寄宿楼礼拜堂热切的奋兴聚会中,这位中国姑娘跪在美国姐妹身旁,帮助她寻见救主。聚会结束时,她脸上喜悦的笑容,表明朋友归信使她心中何等快乐。许多人的信心,都因听见许小姐的见证而更加坚固。”
一位同学的话尤其令人难忘:“她对女生们影响很大。每逢奋兴聚会,她带领归向基督的人,通常比学校任何别的女孩都多。有一位母亲,在一次这样的聚会后到校探望。她的女儿刚在会上归信。她不禁感叹:‘当初我为中国的工作捐钱时,哪里想得到,会有一个中国姑娘来到我们国家,把我的女儿带到基督面前!’”
马丁女士还提到一个学生,长期拒绝一切劝勉,却愿意听金訇说话,别人则谁也不听。最后,她受金訇引导,完全献身,后来终身在日本从事传教工作。
假期里,金訇常在传教聚会上讲话,效果很好,获得过这样的评价:“我们为那场出色的传教聚会感谢上帝。要是你能听见星期三晚祷告会上大家如何谈论它,心里一定欢喜。”又有人说:“一位先生对我说:‘这是我们第三大道教会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传教聚会。’”大概正是在这些工作中,她经历了一些事情,才如此深切地体会到:童年给她带来许多苦恼的天足,原来是多大的福气。她说,每当在美国奔跑着赶火车时,总会想起“那双脚”“那双脚”,庆幸自己有这样一双脚。
一八八六年夏,她出席国际传教士联合会的一次会议,在那里遇到曾在福州看着她长大的鲍德温夫人。鲍德温夫人写道:“我们亲爱的中国小姑娘许金訇,像往常一样,以甜美、温柔、信靠上帝的基督徒品格,赢得所有人的心。我们从她婴儿时期就认识她,这次相逢格外令人喜悦。她握着我的手,用低低的、真挚而欢喜的福州话说:‘师母,就像见到自己家里人一样。’我也由衷回答:‘正是一样。’”
与此同时,她的学业也进步很快。一八八六年妇女海外布道会年会上,“报告了许金訇令人惊叹的进步……当人们说起她毫无保留的信心、踏实的勤奋和不倦的献身时,许多人的眼中都充满喜悦的泪水。”
她用四年完成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的课程,一八八八年秋进入费城女子医学院,按正式课程学习,住在朋友基恩夫人家里。两年后,她患了重病,发热数周。体力开始恢复时,大家决定让她暂时停学,下一年回中国休养。她十分渴望回家,尤其因为父亲病了。她自幼相识的朋友露丝·赛小姐,这时也要回福州。为了使金訇日后能够重返美国,先替她办妥护照,两个姑娘便一同启程。她们在横滨过圣诞节,还到东京作了短暂而愉快的访问。轮船在神户停了一天,许小姐得以探望当时在美南监理会工作的金韵梅医生。金医生是她出国以前,唯一曾离开中国去留学的中国女子。她们也在长崎停了一天,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的几位同学正在那里工作;随后在上海住了两天,许小姐参观了芮医生出色的医院。从上海到福州,是漫长旅程的最后一段。很快,她们进入闽江平静的水域。赛小姐在寄回美国的信里说,她永远忘不了金訇说这句话时的神情:“最后一个浪头过去了。现在,我们快到家了。”一位兄弟和一位姻亲乘小汽艇顺流而下,到几英里外迎接她;岸边备好了轿子,送她回到父母热切等候的家。几天后,大家为她和赛小姐举行欢迎会,这成为她父母一生最感骄傲的时刻之一。
一些传教士曾想,金訇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会不会有所改变?她在那里享用的某些奢侈用品,会不会已成为生活必需?抱着这个念头,他们在她房里添置了许多中国家庭不常有的舒适用品。“可是,”其中一人写道,“这些全无必要。”金訇没有变,美国人给予她的种种关照,并未宠坏她。这无疑主要因为,她出国的目的十分纯正。几年后,她送别几位初次赴美的姑娘,说:“有些人不愿女孩到美国读书,因为他们觉得女孩受了教育,就会骄傲。我想,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我们中国女孩,有这么好的机会到另一个国家学习,并不是因为上帝爱我们胜过别人,而是因为祂爱我们中国所有的同胞。因此,祂先送我们去学习一切好的东西,好让我们帮助本国的人。我们所得的恩惠越多,欠中国妇女和女孩的债也越多。所以,无论到哪里,都必须想着如何使同胞受益,不能任性而为。这样,又怎么会骄傲呢?”
阔别八年后,这次欢乐的归乡,唯一的阴影,是父亲患了肺病。不过,金訇能给他带来帮助和安慰,连这层阴影也减轻了。赛小姐写道:“金訇在身边,对他是说不出的安慰。她运用在费城学到的知识和本领,照料他的一切需要,其他中国人都做不到这样。”金訇回国不久,父亲又患上严重流感,本已虚弱的身体使病情几近绝望。连诊治他的传教士医生,也不指望他能够康复。“可是,”赛太太在信中说,“凭着金訇学来的护理知识,加上她对父亲的爱,不懈的劳作和不住的祷告,他又回到了我们中间。”
许扬美牧师多年来一直计划盖一所房子,等自己衰弱得不能讲道时,可供全家居住;若自己去世,也能留给家人。这时,他终于积攒了足够的钱,实现这个打算;可是体力已如此衰弱,若不是这位聪明能干的女儿精力充沛,他自己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她帮助设计,又催促施工。因此,她回国几个月后,全家便从牧师住宅搬进舒适的小家。房子是中式的,却装有玻璃窗,铺着木地板。
除了照顾父亲和督办新居,金訇在医院里也十分忙碌,每天在门诊替医生翻译,还照料住院病人。这段经历对她极为宝贵,使她更清楚,未来的工作究竟需要什么特殊准备。她观察、了解了许多她将来服务的妇女中常见的疾病,还教了一班年轻女医学生,从而在教学方面也取得有益经验。
一位传教士写下了她此次留在福州时的印象:“她在医院和家里都忙得很,却始终愉快,乐于助人。她的基督徒之爱和天生的善良,吸引了数百位受苦的本地妇女;她们觉得,她每一道目光、每一次触摸都充满同情。此外,这几个月中,她与我们一起工作、祷告,那毫不自矜的态度、温柔安静的心,也使福州传教士同工对她原有的亲爱大大加深。”
新居地势优美,俯瞰江面,南风常来,夏天凉爽舒适。大家希望,许先生能在这里安静地生活好几年,因此决定让金訇于一八九二年秋回美国,重入费城女子医学院。返美途中,她对同行的赛太太说:“我已学会完全信靠上帝。否则,我怎能离开病中的父亲,心里还这样平安呢?整夜里,他每一个动作、每一声咳嗽,我都已经听得那么敏锐。”赛太太接着说:“对我个人来说,旅途中有她相伴,一直是喜乐。尽管在蒙特利尔,为使她获准重新进入这个排外得令人惊心的国家,我曾经历一场令人焦虑、疲惫的交涉。”
许金訇于一八九二年秋重返医学院,一八九四年五月八日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后一年,她在医院工作,并有幸被选为费城综合诊疗医院的外科医师助手,因而得以参加那里所有的临床诊疗和讲课。
许金訇医生 三 在中国开始行医
一八九五年,许医生回到福州,立即进入福州妇幼医院,与里昂医生共同工作。年终,里昂医生写道:“许医生以忠诚和医术扩展了门诊工作,诊治人数大大超过去年。她不仅作为教师,而且凭着正直的生活和基督徒原则,给学生带来极大的鼓舞。”第二年,里昂医生返美休假,年轻的许医生独自担起医院全部工作的责任。她做得如此出色,年终同工们热情地说:“送许金訇到美国接受医学教育,为福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一大福祉。她医术精湛,和善耐心,有基督的精神,又是本地人;她的影响无法估量。”
大约就在这时,许医生获得一项荣誉:李鸿章大人任命她为中国两名代表之一,参加一八九八年在伦敦举行的妇女大会。可是那一年,她患了严重肺炎,好几个星期,大家都担心她无法康复。当时住在福州的莱西夫人在信中说:“许金訇医生在死亡门前躺了近三个星期。里昂医生说,人力已经无法救她。本地基督徒一直为她恳切祷告。我们很高兴报告,她的病情明显好转,虽然仍未脱离危险。许医生是极其宝贵的同工,不仅医术卓越,而且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医学教师,深受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爱戴;我们实在觉得,不能失去她。我们只能相信,上帝必看重祂儿女的信心,使她重新起来,为祂做更大的事。”
她的健康与体力渐渐恢复。第二年,据报告,她已能在女子寄宿学校教一个班。她又到厦门已婚的姐妹家住了一趟,海上航行,加上空气和环境的改变,使她完全康复。一八九九年,她已有足够体力,主持伍尔斯顿纪念医院的工作。
福州妇幼医院位于南台岛,距福州城墙约三英里。医生们早就觉得城内也需要同样的医疗工作。因此,在许医生从美国回来前几年,城里的工作便已开始,并建起一座能容纳四十名住院病人的小楼,命名为伍尔斯顿纪念医院。岛上医院的护士轮流来这里工作,由一位医生督导。不过,直到一八九九年许医生接手以前,这里一直没有常驻医生。
几年后,许医生说起这项任命时,讲道:“实际情形,与我听说的城里人傲慢、难应付,完全不同。我很庆幸上帝创造了罗得。他即使没有帮助过别人,也的确帮助了我。当时,我什么也没说,就去了,只因为不愿像罗得那样。没人知道,当我被要求到城里工作时,心里多么畏缩。一想到那地方,岛上医院学生们可怜的样子,就清清楚楚地浮在眼前。我现在还看得见:轮到进城时,她们使劲擦眼泪;而结束城内轮值的学生,却像一尊尊‘笑佛’。今天我很高兴能够亲口说,五年来,从没有因为当地人顽固,我就流过一滴眼泪。”
不过,最初几个月并非一切顺利。许医生自己叙述了开头的情形:“刚接手城里的工作,头几个月遇到什么呢?有人来,说要找外国医生。我们的女传道员告诉他们,我刚从外国回来,懂西医。我立刻听到怎样的答复?‘不,我不要中国学生,我要外国医生。’女传道员气愤不已;可这时,我通常已经走出来,告诉他们到哪里能找到外国医生。医院的人都很惊讶,我非但没有受伤,反而这样做。”
然而,不过几个月,城里人就发现,这位“中国学生”对当地大有价值。到了夏天,这所小医院的工作十分兴旺,许医生决定,即使酷热迫使住院部关闭,门诊每周仍开三个上午。有些病人为表示赞成,索性在附近租房,好在开诊的日子前来看病。
在伍尔斯顿医院工作的第一年,许医生带着两名医学生,她们也协助医院的工作。其中一位,是她的妹妹许淑訇。她热情赞扬学生对病人的照料,也说起病人对此的感激。年终她写道:“我常常听见病人说:‘就是我们的亲生父母、兄弟姐妹,也不可能这样善待我们,这样耐心、细心地照顾我们,尤其我们那些生疮的地方,又脏又臭。是的,这个宗教一定比我们的好。’”
因此,虽然开头战战兢兢,这位年轻医生也遇到一些必须克服的障碍,但第一年仍诊治了二,六二〇名病人。到了年终,她已能报告一个极其令人鼓舞的前景。
许金訇医生 四 深受爱戴的医生
许医生的工作逐渐发展,分成四个主要方面:门诊、住院病人诊治、为病重不能前来的病人出诊,以及督导医学生的培养。城内医院几乎从一开始就十分拥挤。一九〇四年,许医生在乌石山建了一所住宅,搬出医院,腾出更多地方给病人,情况才略有缓解。不过,新增的空间很快又满了,楼里同从前一样拥挤。她尽可能充分利用这座建筑。一位传教士同工写道,各部门安排得不逊于她见过的任何医院,每个角落都整洁干净;学生们快乐、勤学、乐于帮忙;病人在身体和心灵上都得到照顾。
医院的记录中,有许多病人在住院期间同时获得身体与心灵医治的故事。有一天,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来治病。她很年轻时,丈夫和儿子便死了。二十二岁那年,她被悲痛压垮,觉得——用她自己的话说——世上再没有什么快乐,于是在神像前立下重誓,终身吃素,希望来世获得报偿。到医院时,她已严格守誓将近三十年,甚至在医院也使用自己的炊具,唯恐别的器皿沾过一点荤腥,弄脏食物。不过,她从不声张,直到许医生为她开牛奶,才知道她吃素。
住院期间,她每天在晨祷中听到的道理,令她十分惊讶,因为她不得不承认,这比原来的信仰更好。她日日比较基督教教义与自己的旧信仰。终于,住院约一星期后的一个早晨,礼拜结束,她来对许医生说:“医生,你们的宗教比我的好。我想做基督徒,可惜我已在偶像面前立过重誓。现在若改信,它们就会惩罚我、我的孩子,还有孩子的孩子。”医生安慰她,不必害怕:她发誓所面对的,只不过是木头石头,不能伤害她。她安心地走了。几小时后,她竟准备并吃下近三十年来的第一顿荤食,弄得全院轰动。有些病人吓坏了,因为茹素的誓愿被看作极其神圣,一旦破戒,便不能再立。他们担心,她会遭到大祸。然而,除了消化不良,并没有发生更坏的事——多年不吃荤之后,突然放量进食肉类,这也是自然的后果。这位无所畏惧的老妇人宣称,今后还要享用许多这样的饭菜。
她家住得较远,出院之后,直到三年后,才又有一天带着几个病人回来求医。她长胖了许多,气色很好,必须说明自己是谁,医生才认出她。她说,回家后,吃素的朋友们看见她桌上的荤菜,知道她违背了重誓,又气愤又惊恐,都不再来往。不过,最近一年,其中一些人已渐渐重新来看她。“我为他们的无知难过,”她说,“可是,啊,我真高兴能有机会,把我归信时您告诉我的那些话,转告给他们。”
有一次,一位出身城中名门的旧病人,带来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医院规定只收妇女和儿童住院,所以医生叫他去金尼尔医生的医院。老人十分失望,可怜地央求:“医生,我是个穷老头,腿疼得厉害。请您帮帮我,可怜可怜我。别把我当男人,把我当孩子吧。”医生终于心软,为他破了例。老人治好以后,每天都准时回医院参加晨间礼拜。认真听了几个星期后,他对医生说:“医生,我真知道这是个好宗教,正是我要的。我已经决定,要拜这位上帝。”
可是,他身体恢复得没有医生预期的快。仔细询问后,才知道他挣的那点钱,买不起所需的滋补食物。她立即给他一些钱,叫他买有助恢复体力的食物,也不要告诉别人自己受过这份帮助。但要这位感恩的老人保密,实在太难;他“出去,倒说许多的话”。送他来求医的那家人,看到医生这份新的善心,深受感动。此后,他们每天都叫自己的儿子陪老人来参加晨间礼拜,说:“这位基督徒医生真好,真仁慈。她不但免费给穷人治病,还拿钱帮助他。这个宗教一定是好的。”
病人常从远村前来住院。有一位姑娘,家在闽江上游、相距许多英里的镇子,在医院里成为快乐而热心的基督徒。她回家时,希望来年再到女子寄宿学校读书;在此期间,也急切地想把学到的喜讯告诉村里人。她说:“我会是村里唯一的基督徒。多么希望许医生和女传道员刘茂英先生到我们那里,给乡亲讲这个新宗教。我会把自己知道的全告诉他们,可我知道的还很少。”另有一位老妇人双眼患白内障,儿子用独轮车推着她,走了数百英里来找许医生。手术成功,老妇人恢复视力,许医生也因此赢得“神奇女医”的称号。
许医生每天上午在门诊接诊,这部分工作每年都很繁重。门诊病例数由第一年的一,八三七增至一九一〇年的二十四,〇九一,为她和医院结交了成千上万的朋友。她计划在乌石山盖自己的小住宅时,许多人说,僧人,尤其乌石山庙里的僧人,一定会激烈反对在这样一块格外神圣的地方建教会房屋。然而,她对此并不担心,因为开工之前几个月,僧人们就一直来门诊治病。“有些来自新加坡寺院,”她写道,“有些来自鼓山,还有些来自本城寺庙。感谢上帝,他们的病都很快好了。”
她讲起一位新加坡来的僧人,因重获健康而十分感激。一天早晨,他穿得像过节一样,带着两盒糕点和两幅亲笔写的中国条幅来到医院。他深深鞠躬,把礼物献给许医生,说:“要不是来找您、吃了您的药,我早已死了,至少也不能回新加坡。”不少僧人甚至来参加晨间礼拜,认真听讲。
女传道员主要在门诊顺带开展一项十分有益的工作:劝人放足。许医生有益于人的一生,以及那双强健的天足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最有效的现身说法。年度报告通常都会记下,当年有相当数量的妇女解除了缠足。
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到病人家中出诊。一则路远,二则许多人往往到别无办法时才来请医生。许医生的一份报告说:“我很遗憾,这里还没有西式车辆、铁路或电车。从一处到另一处,要花很多时间。幸好我的中国同胞常与亲属聚居,所以有人请我看一个病人,往往回去以前,我已给十六或二十个人开过方。”她应邀出诊时,常发现病人已经病了很久,而亲属先前一直在向中医或神像求助。下面这段经历,由她自己讲述:
“上星期,有人请我去看一位霍乱重症妇女。她家里已请遍城内城外所知的医生,又向许多神像问卜、求医,病人却越来越坏。她已昏迷两天,看来没有希望了,才有一位医生建议试着请我。我立即赶去,屋里挤满亲友。他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她是多么贤良孝顺,可神像说有些鬼神要她去,无论献多少供品,也买不回她。我告诉他们,她的病非常重,我恐怕来得太迟,药已经帮不上忙。许多声音答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即使她死了,也不怪您。’我祷告过,留了三剂药给她服用,便离开了。”
“那天下午,她丈夫来报,说她好些了。我去看她,十分惊讶,她确实好转了。我在的时候,一个有名的神像被抬来驱邪。我说:‘你们要我,还是要神像?我们不能一起做。’他们坚持请我继续配药,说神像可以等一等。它果真等了二十分钟。后来有人告诉我,从前从没有人敢让神像等候。临走前,他们答应我,不让神像靠近病人,也不对她做任何荒唐的事。今天已经是第十天,妇人似乎完全好了。”
“昨天,妇人的丈夫来告诉我,不光是他,许多亲友也相信神像是假的:一个神像说他妻子因这个缘故生病,另一个又说是那个缘故。有一次,他们根本没给她服神像送来的药,后来它——那个乩童——却说:‘药已经见效了。’丈夫说:‘我们看得明明白白,是您的上帝、您,还有您的药,救了我妻子。’”
许医生虽然为穷人做了许多工作,诊治对象却绝不只限于这个阶层。她也常被请到官员和富户家中。有位丈夫,妻子和婴儿都被许医生救活,十分感激,告诉她,自己不但要为新医院捐款,还会帮助向朋友募捐。他说:“中国医生已经学会用体温计,可中国药似乎配不上外国体温计,因为病人不像吃外国药那样会好起来。”
第一位取得伍尔斯顿纪念医院文凭的学生,是许医生的妹妹许淑訇,一九〇二年四月毕业。毕业典礼在欣然借出的升博亭祠堂举行,激起很大兴趣,许多市民前来观看这桩不寻常的事。不少人说:“这是头一次在庙里举行基督教礼拜。”但对他们而言,更大的惊奇,是亲眼看见中国年轻女子能够做什么。许医生写道,典礼之后,附近一位官员宣布:“我要买一个七八岁的女孩,请先生教她,再送她去女子寄宿学校读书,然后到许医生这里学医。她也要到升博亭祠堂领取文凭。而且,我们全家都要做基督徒。”还有人惊叹:“谁想到女孩能为世上做这么多好事,比男孩还多!”
典礼结束,令淑訇大感意外的是,大家一路护送她的轿子回医院,并为她燃放成百上千的爆竹。医院里备好中式宴席招待客人,饭后又出人意料地响起一阵祝贺的爆竹。于是,伍尔斯顿纪念医院的第一次毕业典礼,就这样在声响与烟雾中,以十足的中国方式结束。
不过,这绝不是最后一次。从许医生主持医院以来,这方面工作始终持续开展。一九〇四年,她报告:“我们这所小小的医学校进展很好。学校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优秀的教师,以及求知心切的学生自己。今年举行了笔试,总平均成绩最高九十八分,最低八十五分。还有谁敢想:‘教这些中国人有什么用?’”
对于第二年毕业班的典礼,许医生写道:“不少士绅,以及官办男子学校的教师,提出要来参加毕业典礼,我们当然十分欢迎。他们看起来确实很喜欢。有些人后来告诉我的朋友,看到本国女子能如此勇敢,表现如此出色,他们又惊又喜。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来,亲眼看、亲耳听。一位士绅当天就决定,送女儿到我们这里学医。”
此前,伍尔斯顿医院的医学课程只招收持有教会学校文凭的女孩。不过,一九〇六年,许医生应许多其他女子的强烈求学愿望,开放了入学资格:凡能通过若干科目的考试,便可就读;这些科目是她认为学医所必需的先修知识。七名应试者中,有四名通过;只有一名是基督徒,另有两名官员的儿媳,以及一名士绅的女儿。
其中一人的试卷摘录,显示出她投身学习的真挚决心。第一道问题是:“请说明你来学医的理由。”她答:“唉,我国妇女被知识界遗忘了,他们哪里会想到医学教育这样重要的问题!结果,因为没有女医生为妇女治病,许多生命白白丧失。福建省虽然设立妇幼教会医院已有多年,数量却远不足需要。因此,我很希望接受医学教育,愿能帮助同胞姐妹,使她们免于痛苦。正为这个缘故,我才敢来申请学习。”
医学课程的毕业生人数还不多,却都在认真而有效地工作。有些留在医院担任助手或管事。最近一届毕业生中,一人到吴城的美以美会医院,协助主持工作的李碧珠医生;一人到一个大村子,成为当地唯一行西医的医生;第三人则到天津,在北洋女医学堂担任助手。
许金訇医生 五 百姓的爱戴
从前文所见的工作片段可知,许医生的布道工作,是与医疗工作一同开展的。每天早晨都举行基督教礼拜,参加者包括门诊病人、能够起床的住院病人、仆役,通常还有一些来访者。接掌医院第一年,她便报告:“不仅一些住院病人,还有一些晨间门诊的病人,也归信了,成为教会的慕道成员。我们很欢喜:医院所有的仆役、我家所有的仆役,还有我们的教师,都把心交给了基督。在一次晨间礼拜上,他们当着满堂病人的面,说从那天起,要努力做基督徒,过良善的生活。至今已有六个月,他们以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真心。”
几年后,她写道:“晨祷时,我常抬眼看见礼拜堂里坐满了人。仔细看过去,很容易认出哪些是刚来的,哪些已经住了一段日子。你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他们的脸上就显出来了。病人常听得那么专心,忘了自己身在人群中。有时,一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人齐声说:‘耶稣的道真好。讲的人说的全是真话。偶像是假的。’”
除晨间礼拜外,与医院合作的女传道员也持续开展基督教工作。她们在病房开聚会,教住院病人读《圣经》,同门诊等候看病的人个别交谈,并上门探访。一位常来医院的传教士说:“每星期,没有哪一个时辰,比我在城内医院陪伴那些可怜病人的一小时,更使我尝到服事的喜乐。他们总是那么乐意听,那么愿意回应。难怪主爱医治人,也难怪基督徒医生会发现,有那么多门向自己敞开。”
那些得到这位温柔、医术高明的基督徒女子照料的人,看着她快乐而忙碌的一生,尽倾于周围受苦者,自然会相信,她所教导、所实践的美好道理是真的。医院每年的报告,都记载一些因医疗工作而成为基督徒的人。而医院早年播下的种子,有些虽似落在石地上,却也并非徒劳。许医生的妹妹在一九〇八年工作报告中写道:“经过仔细查访,我们发现,那些种子播得够深,培育得够用心;即使七年、八年、九年过去,今天仍在发芽、成长、结果。听见并接受福音之后,他们的生活改变了。他们变得更加开朗、正直,也开始爱别人。”
在伍尔斯顿纪念医院,圣诞节是一件大事,不仅对病人和工作人员如此,对礼拜堂所能容纳的邻居也如此。从来不愁客人不愿来;相反,邻居们的热情,常让人几乎招架不住。头一年邀请他们参加圣诞活动时,医院给一百二十户人家各送一张中式红帖,上面写着“限入一人”,由各家自行决定谁来使用。为什么不能请全家,也已仔细说明。然而,圣诞节前几天,医生仍被那些未获选的人团团围住,纷纷求请帖。
客人原定圣诞节晚七点半入场,可大多数人四点便已到了,等着开门。门一打开,大家拿着红帖陆续进入,又出了新问题:不少帖子竟是自行仿制的,收进来的数目,远远超过发出去的数目。然而,医生望着人群,看他们既急切想进来,又和和气气,实在不忍心拒绝,便吩咐守门人,只要还有站的地方,就让他们进。礼拜堂的座位和站立空间全满,连地下室和外面的院子也挤满了人;可许医生说,再也找不到比这更规矩、更安静的观众了。节目足足持续两个小时,人人专心听。结束后,他们一组接一组地上前,感谢医生为他们安排的欢乐,然后静静散去。
原本给受邀客人准备了茶、糕点和橙子,可实际来的人超过两倍,只好省去招待茶点这一项。不过,第二天医生便派仆役,把糕点水果分送给原定招待的人家。他们玩得愉快,从下一年圣诞节临近时便可看出:许多人派人来,或亲自来提醒许医生,千万别忘了请他们参加圣诞活动。而圣诞节晚上,受邀者一个也没有缺席。
如果说,医生最主要的报偿,是服务对象的感激和认可,那么,许医生为她亲切称为“我的中国同胞”的人们忘我服务,确实已得到报偿。大家争着前来求医,又热切希望医院终年开放,足以证明对她工作的珍重。然而,全年不停诊始终未能实现。尽管她每年夏天都努力继续工作,甘愿在七、八月酷热中劳作,而且由于必须让学生放假,助手只剩平常的一半,也仍难做到。有一年夏天,她感恩地写道,过去两星期,卧室温度计一直在华氏九十九度,甚至一〇〇度,这一天总算“只有九十三度”。她又说:“要是你能看见,医院继续开门,这些人有多么感激,心里一定欢喜;我们也很高兴,能在这个难熬的炎热季节,为他们做一点事。”
然而,华南夏季的酷热,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问题,使目前这处拥挤的院舍无法连续运作。迫使医院关门的,往往是可怕的鼠疫。有一天早晨,许医生听说街对面的邻居感染了这种致命疾病,便立即关闭医院,贴出告示,说明关门的原因,并保证一旦安全,就恢复工作。第二天早晨,告示不见了;再贴一张,也很快消失。后来她听见的一句话,解释了缘由:“医院关了,我们怎么受得了?我们把告示揭下来,就是希望它能再开门。”可是,鼠疫流行时,停诊是唯一安全的办法。只要一个感染者走进门诊,几分钟内造成的危害,就可能好几个星期也无法挽回。
在中国,一种常见而郑重的致谢方式,是赠送匾额,供受赠者悬挂在客厅,上面题写赞扬其功绩的文字。那些有经济能力以此表达感激的病人,常常给许医生送来匾额。
几年前,医院附近深夜失火。火势蔓延到医院西墙,沿着整段墙烧过去,墙前所有房屋全毁。这时,中国百姓以切实行动,表达了对这位女同胞及她在医院所做工作的珍视。许医生说,要不是那些人忠心尽力,医院顷刻就可能化为灰烬。他们“宁肯让脸灼伤烧伤,也不肯放下未完的工作”,奋力扑救,终于使医院除屋顶外,并无严重损坏。危险过后,人们纷纷来慰问,庆贺损失没有更大,有些还带来茶壶和饭菜。“在基督教国家的人看来,这也许没什么特别,”许医生说,“但若知道这种时候人通常受到怎样的对待,你也会同意我说的:‘真了不起。’”通常,火灾被解释为神灵不悦的表示,不去干预才被认为谨慎。
许医生的工作,得到的认可不限于任何一个阶层。有一天,她在乌石山看新居打地基,许多邻居围在四周。她觉得,这是了解大家是否欢迎她搬来的好机会,便问旁边一位老读书人:“阿伯,我们盖房子,您高兴吗?我们很快就是邻居了。”老人毫不迟疑地回答,旁边的人也热烈赞同:“我们都高兴。这是医院,与盖教堂很不一样。医生,您给我们家里治好过许多病。您当然记不得我们,可我们就是来世投胎变成狗、变成猪,也会记得您。您尽管放心,大家欢迎您,只是我们还不配做您的邻居。”医生离开后,轿夫告诉她,那些话确是真心,因为她不在时,他们也听人这样说。许医生补充道:“这些人还不知道,教会医院也是教会的一部分,我实在为此难过。不过,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
这种认可也不只停留在口头。从官员到百姓,中国人都乐意为医院捐款。甚至那些发现许医生的科学训练对自己诊疗形成强大竞争的中国医生,也表现得十分友好。许医生说:“中国医生勇敢地把自己的病人带来,让我们医治。其中一些是城里的名医,所以他们的到来,对工作帮助很大。这些医生毫不自负,在大家面前说话坦诚而直率。”
许医生母亲最后长期卧病时,有一件事表明,病人是真心爱她,并非只看重从她那里得到的好处。母亲重病的许多个月里,她几乎每晚都从医院赶几英里路回家,第二天又回来主持晨间门诊。奔波、照护母亲,再加上其他一切工作,使她日子异常繁重。病人常说:“许医生一定很累,我们得让她少辛苦些。”
不过,这话说来容易,做来难。许医生心肠柔软,只要有人需要帮助,她就很难顾惜自己。接管伍尔斯顿纪念医院后的九年里,她几乎不停地工作,除了夏天医院不得不关闭之外,实际上没有休假;即使停诊,她也尽力缩短时间。与此同时,工作量一直增加。终于到一九〇七年,医院和门诊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她的身体在重压下垮了。虽然极不情愿,却不得不停工。传教士同工坚持让她在酷暑时离城,到川石岛休养。到那里才两天,她便病危;此后数周乃至数月,大家一直极为担心。不过,她得到最好的医治和护理,终于在次年三月逐渐康复。
有人建议把医院关掉。可是,妹妹许淑訇曾在伍尔斯顿医院随姐姐学医,也与她共同工作多年。她说,关院会使姐姐大受打击,也会令百姓深感失望,她愿承担维持医院的责任。“担子确实很重,我心里也实在害怕,”她后来承认,“每天,我只反复念着那句安慰人的经文:‘祂引领我’,然后向前走。”
起初,百姓对许淑訇并不像对姐姐那样信任。她讲起病人多么急切地想见姐姐:“许多病人的信心非常强,觉得只要摸到许医生的衣服,听见她的声音,或仅仅看她一眼,病就会立刻好了,至少也会减轻。在她卧病的这几个月里,许多人来求见‘大许医生’,不愿见我这个他们所谓的‘小许医生’。有些有名望的士绅央求仆役,把名帖呈给许医生,相信她一定会出来看他们生病的朋友。毕竟,自从她受命主持城里工作,已足足九年,从未病得这样重。这确实是她第一次不能应紧急的邀请出去看病。人们常说:‘我要找那个头发梳在头顶、在美国大学毕业的医生。’同工们便劝我也梳同样的发式,免去麻烦。可是我告诉他们,再遇到这样问的,只要答:‘这是许医生的妹妹,她会尽力而为。’”
随着体力恢复,许医生能与妹妹商议院务;护士和学生全心配合这位年轻医生;需要时,附近美国公理会医院的金尼尔医生,也随时愿意提供意见和帮助。这样,医院在“大许医生的妹妹,二号许医生”的主持下顺利运作,直到许金訇能够重新接掌。
如今,许医生恢复了力量,又回到岗位上,仍像从前一样忙碌。“我不过是‘仰望,并伸出援手’,”她引用大学时代“王之女儿会”的格言说。然而,成百上千受苦的同胞都起来称她有福:多年来,她的手始终以爱与医术,不倦地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也盼望,这只手今后多年仍是自己的力量与安慰。
美国的朋友同样认识到她在中国所做服务的卓越价值。证据便是,在最近一次毕业典礼上,母校俄亥俄卫斯理大学授予她荣誉理学硕士学位。
阿福夫人 一 富贵之家的女主人
十九世纪后半叶,福州最有声望的人物中,有一位富商阿福先生。一位与他相识多年的人称他是“经商极为诚信、天性十分慷慨的人”。他对住在福州的美国人与英国人非常友好。美以美会的鲍德温博士,在中国期间始终是他最信赖的朋友和顾问。鲍德温夫人这样描绘这位可敬的中国绅士:
“每逢水火大灾,百姓遭难,他总迅速伸出极其慷慨的援手。我知道,在霍乱或其他疫病流行时,他曾请我们的外国医生配制数千包药,交给他分送病人。相交以来,我从未见他对求助置之不理。在邻城,他独力供养了一所育婴堂,收容一百名被遗弃的小女孩,由他提供乳母、衣服等。他告诉我们,除了鲍德温先生和我,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他习惯到鲍德温先生这里商量各种事务;外出时,还给先生授权书,代商号签字。”
阿福先生结婚时,力邀鲍德温夫妇出席婚礼,并请他们尽可带外国朋友同来。他的妻子出身高门,是一位官员的姐妹,长着一双贵族式的小脚,只有两英寸半长。除教会学校培养的女子外,她是鲍德温夫人所遇见的第一个能读能写的中国妇女。婚后不久的一天,鲍德温博士遇到阿福先生,不顾中国习俗中问候别人内眷属失礼之举,问起阿福夫人。阿福立刻十分自豪地答:“她就同一位官老爷一样,整天读书。”他以妻子罕见的才学为荣,夫妇之间很快建立起信任与体谅,远胜于中国非基督徒家庭通常所有的情形。阿福夫人同丈夫一样,热情地对待外国朋友。与她相知甚深的鲍德温夫人的话,很能表现她的为人:
“从第一次见面起,她始终是我和家人的朋友……她性格坚强,相貌端庄,总穿着雅致的衣服,遵守繁复的中国礼节,几乎无懈可击。我常惊讶,她怎能记住那些要求严格的礼数中每一个微小细节,从不违背女子礼仪书中那句简洁有力的教诲:‘为客无求,为主尽礼。’……越了解她,我便越敬重她。”
阿福先生在福州有两处漂亮住宅,一处是十分讲究的中式大宅,另一处是英式住宅,铺着地毯,挂着图画,摆着钢琴,其他为舒适与美观所需的西式陈设,也一应俱全。夫妇二人在两处家中热情待客。鲍德温夫人说,她常看见几乎整个福州外国人社会——官员、传教士和商人——都在阿福家受招待,有时是中式宴席,有时是西式。按中国习俗,女主人当然不应在家人以外的男子面前露面。不过,阿福夫人知道,英美习惯由女主人亲自款待客人,于是逐渐习惯在有外国宾客的聚会上出面主持,起初是小型晚宴,后来也参加较大的聚会。一位常客说:“看见这位惯于深居的中国妇人,始终如此谦和镇定,以礼貌而淑雅的举止应对各种场合,我总感到惊讶。”
然而,尽管在家招待外国宾客时,她愿意顺应外国习惯,却又过了好几年,才肯参加别人家的类似聚会。她经常去看望朋友鲍德温夫人,但从不在有陌生客人的时候去。有一次,鲍德温夫人设小宴待客,邀请阿福先生同席。他欣然答应,夫人便接着说:“我们很希望阿福夫人也来。我们知道你们的规矩,可你认识我们已久,这一次她能不能破个例?”他显得十分为难,答道:“我很愿意妻子来,她也会高兴。要是这里只有鲍德温先生和您,她是会来的。可还有别的男人。若她来了,轿夫就会知道,她的名声就会受损。”
如前所述,阿福先生始终友善对待传教士,也赞同他们的工作。例如,美以美会的英华书院,便因他的慷慨捐赠才得以创办。不过,又过了几年,他才成为基督徒。而一旦迈出这一步,他便成为极热心的同工:向中国各地几个宗派的工作慷慨捐助,在家举行基督教礼拜,在福州以及到外城经商期间,都认真向接触的人传道。
阿福夫人原是十分虔诚的佛教徒,完全无意了解基督教。不过,她很想学英语,也答应通过《圣经》来学,因为受请教她英语的英国传教士福斯特小姐,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愿从其他工作中抽出时间。一位朋友在信中说:“我常看见她满屋神像,像前焚着香。我们屡屡灰心,怕这位中国夫人永远只爱偶像。”即使丈夫成为基督徒后,她仍坚持说,绝不会放弃祖先崇拜,追随外国宗教。“可是,”鲍德温夫人说,“我深信,以她的头脑与品格,终究会跟随丈夫,进入更好的生活。果然,不到一年,她便成为极其认真、充满爱心、积极工作的基督门徒,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忍受许多对中国贵妇格外艰难的事。”
夫妇二人都必须面对强烈反对。如此高门望族的成员,背弃祖传宗教,自然不可能不遭亲族激烈抗议。尤其难受的,是同住家中的母亲与婆婆的反对。阿福夫人的母亲极其仇视基督教,想尽办法为难女儿,逼她放弃新信仰。阿福先生的母亲起初同样反对,可渐渐愿意了解基督教。有一段时间,她时而拜偶像,时而参加儿子在家主持的主日、周中礼拜与家庭祷告。比较两种宗教一段时间后,她终于宣布:“把我的神像拿走吧。从今以后,你们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从此,她成为一位喜乐焕发的基督徒。不久,阿福夫人的母亲也效法了她。
阿福先生母亲去世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说明中国人成为热心基督徒,并不必因此失去中国人的本色。在中国这一带,富裕家庭和许多中等人家,在人去世后的第七天,开始一系列为亡灵安息、获益而行的“功德”仪式。此后,每隔七天便再做一次,形式虽有变化,一直持续到第四十九天;佛僧或道士受雇主持。阿福先生也照习俗,每七天举行一次聚会,大概一方面不愿因不顾丧葬礼俗而得罪亲友,另一方面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传播基督教知识。不过,聚会不行非基督教的仪式,而是宣讲基督教真理。
阿福夫人同丈夫一样积极工作。她成为基督徒才不久,有一次家中星期五晚的聚会,主持人未能到场。丈夫显然正在外地经商,因为再没有别人能主持,于是她说:“我来带领吧,虽然我对基督教的教义还懂得不多。”后来回忆此事,她说:“我读了那个妇人丢失银钱,点灯寻找的故事,又读了羊失而复得的故事;接着唱诗、祷告;我也向他们讲话,竟能够讲很多给他们听。上帝帮助我,在聚会中大大赐福给我。”
归信不久,她写了一封信给美以美会妇女海外布道会,请他们在年会上宣读。信中说:“你们聚会的日期将近,我心里常常惦念……我们在商行聚会,每星期五晚也在家里聚会。我们能认识真道,能开这些聚会,一切赞美都应归给那些姐妹:她们不以到中国的路使自己远离祖国为意,仍来教导我们基督教。虽然我不敢说,福音的种子已深深播在心里,却知道这颗心已经改变,成了一颗不同的心……如今写信问候,感谢你们的恩惠,赞扬你们的大德。愿上帝赐福你们的热诚,使基督教的道在我国广传。这是我时时的祷告。”
阿福夫人 二 在上层妇女中工作
阿福夫人关心各种基督教服务,尤其热切地想把新得信仰的喜乐,分享给与自己同一阶层的妇女。这些富贵女子深居简出,生活空虚贫乏,传教士又极难接近。英国圣公会闺阁布道会的使命,正是向这些妇女传道;阿福夫人便全心投入其工作。许多见证都说明,她所做的贡献无法估量。一位传教士写道:“她对打开这些家庭的大门,帮助极大,因为她熟悉上层人家,又一心希望女同胞也能得到福音。她对中国那些无穷无尽的礼节和习俗的了解,也十分有用。”若没有这样一位出入名流社会的中国夫人相助,要成功开展此类工作,会有多困难?从传教士陆续寄回国内的报告中,便可看出。
“我们第一次探访了城里几户富裕人家。阿福夫人提前一天派仆人询问,能否接待我们。对方表示愿意后,我们便约好与她会合,一同前去。城里很远,来往费时,所以我们十二点就吃了午饭,然后坐轿去接阿福夫人。她已收拾停当,正在等候,穿着极美的珊瑚粉上衣,绣工精巧,发间也戴着漂亮首饰……”
“轿子穿行于郊外狭窄拥挤的街道,一个半小时后才到城门。进城又走过更拥挤的街道,终于抵达。我们被抬过大门,又穿过一个小院,轿子并排放下,面对隔开后进房屋的屏壁。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我想,女眷们大概还没有梳妆完毕。后来,一位主事的夫人出来请我们进去。我们下轿,依次向来人深深一揖,双手一直照中国方式拱在一起。礼毕,她领我们进内室……地上铺着一块毯子,摆着圆桌、几把椅背笔直的高椅,还有几面镜子。我们端坐了几分钟,其他女眷陆续进来,每来一位,我们都得照样郑重行礼……”
“刚进去,就须喝茶。后来,圆桌上又摆出一顿颇丰盛的点心,糕饼、水果,还有茶。我们与约三位主要女眷同桌,其余人在旁看着。年轻妇女对长辈的恭敬,很让我感动:长辈一进屋,她们便站起,等长辈坐下才落座……随后,我们受邀参观房屋。一座座院子,四面都是房间,领着我们穿来穿去,很快把我弄得晕头转向。我想,自己在中国从未进过这样大的宅子,虽只有一层,却一定占地极广。人也很多:妻妾、儿媳、兄弟的妻子,几十个孩子,以及不知多少仆役和婢女;一座宅里总共有一百二十人。”
“参观终于结束,我们回到内院。可惜,更多茶点已等在那里:每人一碗汤,里面有些白色的东西……我们勉强吃完大半,接过婢女递来的、用很热的水拧过的布巾擦嘴,便开始告辞。我们向女主人们行礼,请她们留步,说明给她们添了许多麻烦,十分感谢盛情。在一声声‘慢走、慢走’中,我们回到轿前,仍交替道谢、请她们坐下。跟阿福夫人一起去,实在很好,因为有机会学到许多使她们很高兴的小礼节。”
“随后我们去了另一家,又行了大致相同的礼。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很和蔼的老太太和她的儿媳,一位不错的年轻妇人,带着四个可爱的孩子,其中三个是男孩。老太太是寡妇,亡夫曾做官,长子如今在北京,也准备入仕。我们又不得不喝茶。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请我们进她的卧室,那屋子比平常所见干净得多,地上铺白席,家具也很好。她心里很得意,嘴上却照中国习惯不断说,屋子又脏又差,实在不好意思请我们进去,不过是‘老太太的房间’,请多包涵。我们又叫人拿来六角手风琴,唱了几首赞美诗,她们听得很安静。唱之前,我们中的一位先读歌词,再作解释。阿福夫人也热心参与,十分勇敢地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并告诉朋友,她有多么快乐。随后又参观屋子,大约走到宅院中部,看见一处小庭园,有树,有池水,后面还有假山,颇为美丽……临走时,她们求我们再来。阿福夫人对这次接待十分满意,急着想设法安排下星期再访。”
在中国富家按繁礼作客,已足够令人望而生畏;若要在自己家中招待这些贵妇,想到的困难就更大了。
一位女士写道:“我要告诉你我们的盛大宴会。我们曾在几户人家受过招待,想与城中一些富家女眷进一步亲近。我们怕她们不肯走这么远,因为她们几乎不为任何事出门。不过,经由那位始终可靠的朋友阿福夫人,我们还是发出了请她们来吃饭的邀请……十六位夫人答应出席。前一天,我们又须提醒日期和时辰,但依照中国礼数,只送去名帖,由送帖的人说明来意……”
“那一天终于到了。整个上午,我们都忙着把房子布置得尽量明亮悦目,在游廊和过道摆上椅子。阿福夫人很体贴,最先来到,指导我们如何摆桌等事。她依中国习惯,替我们向店里订好酒席;按桌付钱,所有东西由店家备齐。她又借来自己那些漂亮餐具:精巧的小银杯、雕饰的银匙、带银托的红瓷茶杯、包银的象牙筷子。我们这下真是气派极了。共摆两桌,每桌十人;算上我们自己,一共二十位。”
“客人终于陆续到了,我们忙着迎接,领她们到客厅就坐。茶必须立刻奉上,这有些难办,因为我们的男仆都不能进屋,一切只得由团姐来做。我真希望你能探头看看,她们坐满我们客厅的样子。这景象使我们心里欢喜得跳起来,而且也确实好看。有些衣服非常美,颜色如彩虹,绣工又精致……”
“接下来是中国人所谓‘点心’,也就是水果和糕饼。其间,她们在屋里四处走动,样样察看;我们也穿行其间,轮流与她们交谈。几件小事,使我们大受鼓舞:她们亲切愉快的态度,明显的喜悦,以及热诚邀请我们再访的样子。一位出身富贵官宦家庭的老太太,躲在扇子后面,悄悄对我说:‘哪天你有空,多来坐一会儿,慢慢把那些道理全讲给我听。我很想明白。’”
“终于宣布开席,最要紧的关头来了:安排座次。一桌尊,一桌卑,每桌的座位又依次分一、二、三、四等。若把本该坐上位的人安排到下位,就犯了大忌。阿福夫人再次解围,按身份逐一指出各位夫人,再由某小姐领到座位。我们自己当然必须坐在下首。”
“随后阿福夫人祝祷,我们开始用餐。主菜放在桌子中央,女主人用自己的筷子替客人夹菜,一面不断劝吃,一面为饭菜道歉,说没准备出什么配得上客人的东西。这些职责主要由阿福夫人替我们承担,我们努力看着她,照着做。我们在桌边坐了约两小时,最后简直筋疲力尽。有人端进热水,每人递上一块拧过的布巾,擦嘴洗手。那些涂脂抹粉的脸,擦过之后的模样很有趣。不过,阿福夫人对这情况也早有准备,把自己的妆奁送来了——好大好漂亮的一只,里面她们可能需要的东西都有,脂粉齐备。夫人们发现,外国人家也有这样的用品,真是喜出望外,兴高采烈地上楼补妆。我们听见她们彼此说,简直像在自己家一样……”
“最后,她们说必须走了。于是又郑重告别,行礼、致谢,为添了许多麻烦而道歉;我们一再表示,全是我们的荣幸。她们终于离去,我们坐下来纳凉、喝茶,与阿福夫人聊天。一切如此顺利,她十分高兴、感恩;不过劳累之后也确实疲倦,坐在那里,双手捧着那双可怜的小脚,说疼得厉害。”
阿福夫人 三 英国之行
有一天,阿福夫人去看望一位英国朋友布拉德肖小姐,惊讶地得知,医生已命她搭下一班轮船回英国,而船三天后就开。“阿福夫人,我真希望您能同我一起去。”布拉德肖小姐说。这建议对于这位娇小的中国妇人,实在不同寻常。她一向深居简出,几年前甚至因为会有外国男子在场,连鲍德温夫妇的饭局也不肯参加。就在不久以前,鲍德温夫妇回美国,她乘丈夫的小汽艇,陪他们到十二英里外的轮船锚地送行,他们已觉得十分荣幸,因为这位中国朋友从未离家这么远。然而,比建议更令人惊讶的,是阿福夫人的回应:三天之内,她的中式小衣箱便已打点妥当,贴上“爱尔兰,都柏林”的标签。丈夫热心赞成她去;她既不愿让有病的朋友独自走这段长途,又想到可以在英国诉说同胞的需要,恳求更多同工来华,为本国人效劳,于是很快作出决定。
一位启程当天陪伴她的朋友,在信中写出了她迈出这不寻常一步时的心情:“有两件事给我很深印象:她对传教士朋友毫无保留的信任,以及对天父慈爱照顾那甜美、单纯的信靠。她将离开华美的住宅和一大家子人。临行叮嘱仆役和孩子时,声音清楚而愉快,可我注意到,她常偷偷拭去脸颊上的泪。向深爱的老母亲告别时,母亲悲伤得无法安慰,她说:‘不要伤心,不要忧虑,只管祷告,上帝会照顾我,我会回来的。到时候,我们还坐在这里,我会有许多事讲给您听。’她又一遍遍叮嘱孩子:‘用功读书,早晚祷告。’”
一八九〇年一月二十六日,阿福夫人从福州启航。在香港,有人说:“前面还有一百种苦难等着您。”她毫不退缩地答:“再多一千种,我也要去。”她从新加坡写信给丈夫:
“昨天十二点,我们到达这里。同行的仆人张昭很想回福州。不过,我想既已走了这么远,就很愿意遵从上帝的旨意,继续去英国……昨天,我们坐马车去看库克夫人,也在学校见到丁夫人的亲戚……这里很热,像福州六月的天气。盼望你多保重,也照顾孩子,别让他们玩得太多……我向众位主内弟兄姐妹请安,人数太多,不能一一写出,请代我问候大家。有空时,请安慰我的母亲,使她心里快乐,常常信靠上帝。给我写信,请用汉字,这样我能自己读;有时若方便些,也可写英文,布拉德肖小姐会念给我听。”
两天后,从槟城寄出的信说:
“离开新加坡时,一对中国夫妇上了我们的船,要回槟城的家。我看那位太太很忧愁……便同他们谈话,发现他们认识你在新加坡的朋友。我向他们讲上帝和基督教的道,他们很愿意听。到了这里,他们请我去家里吃早饭,简直是一席盛宴。他们的房子很漂亮,有四层高。后来又带我去拜访几个朋友,再准时送我回船。”
在科伦坡,布拉德肖小姐住在当地的姐妹及其丈夫前来接她们。阿福夫人从那里写道:
“我们要住两天两夜,等船开往英国……晚上凉爽的时候,朋友带我们坐车游览,拜访几位基督徒。这里马车、马匹真多,跑得好快;道路街道又好宽,许多马车可以并排走。我们经过许多黑皮肤的人,这里几乎人人皮肤都黑。看见不少妇女和女孩,耳朵上挂满耳环,有些鼻子上也戴环,连有些男人也戴耳环。看到这些黑皮肤的人,我就想,上帝的爱多么奇妙,竟赐下祂的儿子,为全世界而死,为他们,也为我们。这里的朋友说,他们很高兴我去英国,告诉那里的人异教徒的情形。他们答应为我祷告,我也请你祷告,愿我成就上帝的旨意,在英国为祂的国度多做事,然后快快回家。”
“这里很热,不过晚上和清晨凉快。人人从天亮起便外出工作、散步或坐车,直到太阳晒热,十点吃早饭。写信时,请告诉我赫利在做什么;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所有孩子。请向亲友及赛博士夫妇请安。你也千万保重,好让我回去时,见到大家都平安。告诉我男孩们好不好,别让吉米爬树。请安慰母亲,把我写的这些都告诉她。”
阿福夫人是第二位到英国访问的中国贵妇,第一位是中国公使的夫人。她是英国人认识的第一位中国女基督徒,到处引起浓厚兴趣,结交了许多热心朋友。伦敦《基督徒》报道了都柏林附近克朗塔夫教区大厅的一次聚会,会上主席提出如下议案:
“本次聚会为欢迎布拉德肖小姐自中国归来而举行。我们得知,她的中国朋友——福州官员张阿福的尊夫人——怀着非凡的友谊、温柔与忠诚,在获知消息后数小时内,就决定打破本国习俗,离开家庭亲人,也不愿让布拉德肖小姐独自远行。特此记录,我们对这份基督徒的同情,以及勇敢慷慨的行为,抱有无限敬佩;并愿她与丈夫所盼望的,即此行能激励更多基督徒同工前往中国,得到充分实现。”
报道接着说:
“议案通过后,布拉德肖小姐向阿福夫人说明其大意,并请她说几句答谢的话。她于是十分朴实、镇定地表示——每句话都由布拉德肖小姐翻译——她很高兴见到大家,十分感谢自己得以来到英国,是对上帝的信心使她能够成行。”
阿福夫人访英期间,英国圣公会闺阁布道会第十届年会在伦敦王子大厅举行,她是主要讲员之一。尽管大雨不停,门还未开,听众便开始聚集。许多人从头到尾站着,更多人没能进去。阿福夫人安静地站在庞大的听众面前,话语极其感人。她坐下后,主席查尔斯·艾奇逊爵士不禁说:“在这样的场合,你们可曾听过比这更朴实、更动人的呼吁?我从来没有。”
说明自己访英的目的时,阿福夫人说:
“我从中国、从福州来,到英国是办什么事,为了什么呢?一路很艰难,在船上坐了那么久!头一回在波涛汹涌、有风有浪的海上航行,实在劳累。我和仆人张昭来到这里,都是陌生人。抬眼看看人们的脸,没有一个认识的,没有亲戚,没有同自己一样的人,真正全是陌生的!我离开小儿子、丈夫、母亲,离开这一切,你们想,为的是什么?完全只是为了基督的福音,我才来的。”
“不是为了看新地方、新人物,或什么美丽东西。在中国,离我们很近,就有新地方、美丽地方,我还没去看过;为什么要走这么远,看别的地方呢?那些地方也许很好看,可我不能为此离开家人。我不会说你们的话,谁也不认识,你们的食物又同我们的很不一样,没有什么是我习惯的……”
“……是上帝的圣灵引导我来。祂要我做什么?不是使我自己快活,而是来请求、邀请你们到中国,传讲基督的道。不听见,你们怎么会知道中国的需要?我不来告诉,你们又怎么听见?现在你们可以知道了:我要说,中国的庄稼非常多,工人却非常少。我最大的愿望,是基督的福音在地上也像在天上一样被人认识。它在中国还没有被认识,那些大宅院还没有听过福音,因此,所有钱都花在偶像、祭祀和烧香上。”
“在这个国家,有些人帮助传播福音,有些到别国去告诉从未听过的人;可还有些人——很多很多——什么忙也不帮。他们自己虽然听过,却只按自己的意思生活,只顾这世上的快乐。多么可惜!我们都知道基督的福音,就不要像从没听过福音的异教徒那样,只顾世上的事。《圣经》说:‘人若赚得全世界的财富,赔上自己的灵魂’——还有许多别人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
“我只能在这里待很短一段时间,就得回福州。那里有许多大宅,住满女眷,而如今同工实在太少。现在只有一位姑娘,去探访那座大城里的所有大户。她一个人,怎能访遍那么多家?据说,那些官宦人家的耳朵,还从没听过这道……我现在祈求上帝,使姑娘——未婚女士——或师母——已婚女士——赶快带着福音走进这些家庭。我请求你们,让心热起来,快来帮助我们。”
“第一,你们愿意同我一起回中国吗?”
“第二,如果你们自己不能去,愿不愿意差遣别人,尽力帮助他们成行?”
阿福夫人原计划在英国住六个月,可接到丈夫生病的消息后,便于七月启程。她停留不到四个月,却已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约一百场聚会上,向大量听众讲话。她离开后,《印度妇女与中国女儿》中的一段文字,足以说明她留下的印象:
“凡见过阿福夫人恳切的面容,听过英国讲坛上少有的、如此朴实又动人心弦的话语的人,都会记得她为女同胞所作的呼吁,给人何等深的印象……若上帝开路,使她再访英国,她必将受到欢迎,因为她曾使许多英国人的良心切实感受到传教事业的真实,也使精神疲惫的人重新热心,服事万军之主!”
阿福夫人经加拿大回国,同行的是米德小姐,正是她所恳求的新同工之一。她不知道丈夫病得多重,因为丈夫来信仍十分乐观:“告诉阿福夫人,我有几个星期稍微不适,现在住在阿陀那所房子。安安静静住在老家,十分休息……请告诉她,千万别为我担心。”在英国向朋友告别时,她还说,希望再来,下次同丈夫一起来。因此,在漫长归途中,她没有承受若知道丈夫实情必会有的深重忧虑。她从蒙特利尔写信给布拉德肖小姐,报告平安到达,并感恩地说,自己和女仆虽然都严重晕船,却得到“一位敬拜上帝的女人”悉心照顾。在温哥华,她须等几天才有船,七月二十六日从那里写道:
“一切都好,一切平安。从离开英国到现在,已过一个月。我时时想起我们一同参加的英国聚会。现在,我们在这里等船,因此有了很好的工作机会。这里教会的牧师请我在聚会上讲话,我已讲了六次。这是个新地方,有些男女完全不信福音,却喜欢听中国的风俗习惯,所以都很希望我去参加聚会。我想,这也是上帝的引领,使我们不能立刻继续赶路,必须在这里停留……今天星期六,下午三点半还有一场聚会;明天我们上船回中国……有机会时,请向所有主内朋友代我问安。”
阿福夫人回到中国后,收到温哥华美以美会牧师的信,说因她短暂停留,当地已成立三个新的传教团体。他又说:“您在这里,给我们很大鼓舞;这两个星期,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蒙福的日子。”
阿福夫人 四 在患难中忍耐
盼望已久的归乡,却十分悲伤。在炎热的夏季,阿福先生的身体不断衰弱,在妻子抵达福州前近三个月,便已去世。那些协助安排阿福夫人英国之行的人,想到丈夫当初何等赞成这个计划,心中稍得安慰。布拉德肖小姐说:“我永远忘不了,阿福先生面对妻子即将经历的旅途危险和困难,是何等乐观。在锚地告别时,他说,为了给中国争取更多同工,他很欢喜地送她出行。”即使病中受苦,虽然十分思念妻子,他也从不后悔让她去。他在病中给布拉德肖小姐写信:“我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多么大,竟让阿福夫人到英国访问。对所有帮助她、善待她的基督徒朋友,我都十分感激。”
阿福夫人的兄弟、侄辈,以及她与丈夫多年的朋友赛博士,乘着住家船到轮船锚地迎接。逆江而上十二英里的途中,他们告诉她这个噩耗。起初,她几乎被打击得麻木;等明白过来,便陷入撕心裂肺的悲痛。同她从英国来的年轻传教士米德小姐,在抵达后不久写道:“昨天下午,我同三位女士去看她。她的神情变了,照中国的习俗,穿得十分寒素,首饰也都摘掉。她不断地说:‘要是能再见他一面,把在英国做过的一切告诉他,就好了!’”
除了丧夫之痛,阿福夫人还得忍受非基督徒亲族的讥讽与责难。他们说,这一切苦难,是她背弃祖先的宗教、违反本国习俗、离国数月远访异邦,所受的公正神罚。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她拒绝履行财产继承法定手续中某些非基督教祭祀的机会,夺走阿福先生的产业。这个一向生活舒适、甚至奢华的娇小妇人,除所住的房屋外,几乎一无所有。更大的悲伤又接踵而来:她回国不久,母亲也去世了。
可是,尽管重担如此沉重,那一再显现过的罕见勇气,很快又开始振作。米德小姐不久便能写道:“星期二,阿福夫人在女传道员聚会上讲了几句话,之后第一次到这里来,喝了一杯茶,也看了我的房间。她开朗些了。我很高兴告诉你,她能够说,上帝的平安仍在她心里。她的小儿子吉米·阿福,参加了戴维斯小姐的婚礼。”阿福夫人也没有因悲伤而忘记朋友的幸福,小吉米带去一束美丽鲜花,送给新娘。
阿福先生去世的消息刚传到英国,一封由近五百位英国朋友联名签署的慰问信,便寄给了她。末段告诉她,此行并非徒劳,这想必给了她安慰:
“我们为您来到英国赞美上帝。我们已认识您,爱您。您的话没有被忘记。上帝使您撒下的种子,已经结出一些果实,我们相信,还会结出更多。一位姐妹已经随您同去;现在,我们托另外三位带来这封信。我们还知道,有些人因听了您的话,自愿到中国为基督工作。其中两位正接受传教训练。这些会使您的心振作。”
阿福夫人这样回复:
“非常感谢大家的同情,以及寄来这些安慰我的好话。听见你们的话,我十分欢喜。在英国时,我给你们添了许多麻烦;对你们当时所有的厚待,我都必须感谢……”
“离开英国,我于七月末回到福州,才知道亲爱的丈夫已经离世,被上帝召回天国。当时,我十分悲伤困苦;又因为没有人接管生意,忧苦更深。这许多日子,一直为钱财事务焦虑,未能回信、问候,也未能感谢诸位的大爱。”
“如今,我自己不能经商,所以决定结束生意,偿清一切债务。英国领事好意代我处理此事。我盼望上帝使我能卖掉目前居住的房子,这样便能有所依靠。正因为怕钱不够供养孩子、给他们衣食和教育,我才想卖房。事情办妥后,我想便能够同女传教士去探访士绅人家,与中国妇女一同礼拜,劝勉她们信奉基督教。这样,我也能做主的工作。盼望大家为我祷告,也盼望将来有机会,再到英国和美国为主工作。这是我心中真实的愿望。”
“此刻,我似乎无心写信,但仍寄上这封信,表达谢意。改日也许再写。两个小孩子向你们问好,我也一同问好。回家之后,又有一重忧伤:母亲也被上帝召回。但对她而言,死亡应当算为幸福。她与我的丈夫,比我先一步,享受天上永恒的福乐。请向所有我认识的姐妹和牧师代为问候。”
阿福夫人很快重新开始那项令她深感喜乐的工作:在上层妇女中服务。她全心配合美国和英国传教士的努力。美国美以美会的露丝·赛小姐,很想为这个阶层的女孩做些事情,阿福夫人便欣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相助,使赛小姐得以开办一所小学校。官宦人家的女儿在这里接受良好教育;基督教既被教导,也在生活中得到实践,以致第二年结束时,除两位学生外,全都成为基督徒。赛小姐还写道,阿福夫人带她到许多家庭探访,而没有她相助,这些门原本根本进不去。
英国圣公会在福州为中国基督徒的女儿开办学校,已有多年。阿福夫人从英国回来几年后,他们开始深切感到,还需要另一所学校,教育非基督徒家庭的女孩。征询阿福夫人的意见时,她热烈赞成,鼓励试办,提出将自己的住宅租给差会作校舍,并答应参与教学。她又向非基督徒朋友介绍学校,引起她们的兴趣,这份帮助十分宝贵。学生很快从四人增到四十五人,前景甚好,于是又租下她家隔壁的房子,新建宿舍和饭厅。
在非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女孩,自然与基督徒父母的女儿很不相同。阿福夫人一开始便提醒传教士,她们会很难管教,还亲自拟定校规。无论在这所学校,还是几年后英国圣公会闺阁布道会创办、由她任女舍监的贵族女子学校,她的服务都极有价值。一位教师写道:“她让女孩们爱她,对她们的影响很好。两星期前,抽屉里的钱被偷了,我很难过,也劝女孩们坦白,可直到昨天,始终没人开口。昨天,艾米告诉阿福夫人,钱是她拿的,请她转告我。”这位教师又写道:“阿福夫人是一位很好的舍监,对前来参观的许多客人,也是一位极好的女主人。一有机会,她与我便回访,通常都有很好的机会传讲福音。”
她在学生母亲中的工作,也有见证表明十分有效。英国圣公会差会医院有一翼,为纪念她的丈夫而建,专供女病人使用;在那里每周举行一次聚会,是她极大的喜乐之一。
在一生全心服务本国妇女和女孩的同时,阿福夫人也是极尽慈爱的母亲,照顾养子查理和亲生儿子——大家一直叫他吉米。后者继承了母亲敏捷的头脑,在多年前因父亲慷慨捐赠而创办的学院里,成绩十分出色,毕业后被邀返校任教。他美好的生命,是给母亲最有力的赞誉。在福州一次聚会上,一位刚来当地做保险代理的美国人,说起与一位中国青年谈话,留下极深印象。他又说,如果基督教学校能培养出这样的青年,那么工作确实值得。那位青年,就是吉米·阿福。
一九〇四年夏,吉米的妻子病重。炎热的几个星期里,他日夜照护,尽心到自己的身体也垮了。过了很久,他才肯承认生病,最后终于被严重肺炎击倒,不到几天便去世了。他似乎唯一忧虑的,是为非基督徒邻居所做的还不够。“我没有尽力影响邻居,”他告诉母亲,“等好了,我要为他们开聚会,教他们敬拜上帝。”他的死给母亲沉重打击,而工作又一次成为她的安慰。
儿子去世时,一位朋友写信到英国说,想到英国朋友会为自己祷告,是阿福夫人最大的安慰之一。在中国忙碌的生活中,她从未忘记英国,也从未忘记那里的朋友。回国几年后,她托一位返英传教士带去问候,并请她问大家:“你们当初决心为我的中国姐妹所做的一切,已经做了吗?还在做吗?这么多传教士都已回国述职,对于异教徒的需要,如今不可能还缺少了解。有这么多人向他们作见证,本国基督徒的责任,该增加了多少!”
她写信给英国圣公会闺阁布道会的妇女:“你们欢喜地帮助许多女士来福州,作持灯的人,引导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弃假归真,除去一切邪恶风俗。这些女士的工作价值极大,帮助了许多人。她们在全地区传福音,在差会医院照料病人,在几处地方以及我家开办妇女和女孩的学校。我家如今有三十九名学生,其中有些已放足,有些已受洗。我自己每星期在学校教课,也到医院向病人讲道。我盼望,这些广撒的种子,不久会结实,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你们会记得,我在英国时,曾告诉你们中国的情形;盼你们不忘我的话,尽力帮助中国,使上帝所应许的赏赐,将来也归给你们。”
阿福夫人每天都全心献身,为女同胞服务。一位同工最近写道:
“她正在满人聚居区赢得人心。她总是明朗愉快,随时愿意讲述福音故事,无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想到她过去作为官宦之女、后来又为官宦之妻,过着安逸的生活,我便惊叹她献身的精神。她静静地一家家探访,寻找愿意听的人,在炎热的石板路上走过许多里。她说:‘只要我的同胞愿意相信基督,我便得到充分报偿了。’”
阿福夫人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女子,她的勇气从未在任何牺牲面前退缩。失去丈夫、母亲、儿子和财产,又受非基督徒亲族责难,她却以坚定、令人信服的平安与信心承受这一切。她所做的,成就很多;而她的为人本身,无疑成就得更多。
康成医生 一 在三个国家度过的童年
小康成在中国九江第一次睁开眼睛时,女孩在她家里已经多得不受欢迎了。父母一直盼着儿子,可接连生下的五个婴儿全是女儿,如今第六个又是女孩。依中国习俗,他们请来一位年老的盲算命人,批断命运,指点将来。他的判断令人沮丧:必须把她杀掉,或送给别人家;只要她留在家里,盼望已久的儿子就不会来。父母不愿结束这条小生命,便决定把她许配给邻家的小男孩,送到未来夫家抚养。可是,再请算命人来问这门婚事时,他说女孩生在狗星之下,男孩生在猫星之下,因此绝不可订亲。家里为这个多余的小女儿发愁的事,被邻居知道了。其中一位正在教美以美会的昊格小姐和霍格小姐中文,便把事情告诉她们。就在当天下午,她们坐轿去把婴儿接来。于是,才两个月大的康成,被昊格小姐收养。她始终称昊格为“我的母亲”,并说:“世上没有谁像她一样。”
康成出生的那一年,昊格小姐和霍格小姐成功地在九江创办女子学校,这是中国这一地区的第一所女校。到了能读书的年龄,康成就在这里入学。九岁时,昊格小姐去美国,带着她同行。她们当时住在旧金山,康成进入一所为当地中国女孩开办的教会学校。大多数同学来自广东家庭,说的方言同九江话很不一样,所以她在学校学到的不多。不过,儿童正容易掌握语言,她在这个年龄住到美国,对英语学习很有帮助。回中国途中,昊格小姐在日本停留数月,康成也在那里上学。
回国后,昊格小姐受请到美以美会新开的重庆站工作。重庆位于中国西部,在长江上游,距九江甚远,须深入内地走许多天。住在那里时,康成继续学习,由昊格小姐和同一差会的惠勒小姐辅导。她们只住了两年,因为一八八六年,差会院落被暴民全部摧毁,传教士不得不逃命。两个星期里,康成和其他几个中国女孩藏在一位友善木匠的家中,传教士则藏在官署。最后,大家终于逃出城。这个小女孩短短一生已有的经历,比普通中国妇女七十年还多,如今又经历了一场新冒险:乘船穿过长江峡谷,走了好几天。那里水流湍急,本来就危险;当时夏季洪水初涨,更异常凶险,若非万不得已,没人肯冒险航行。不过,她们还是平安到了沿海,随后又在日本住了几个月,才回到九江,康成重新入校。
昊格小姐希望,美国那些关心九江学校的人能随时了解学校进展;但她事务繁多,很难经常写信,所以有时请康成代笔。下面是一封她十五岁时所写、未经任何修改便寄出的信的节录,可以看出这个中国小姑娘的英语程度:
“亲爱的某某夫人:
“我们现在有二十四个学生,四个婴儿。人数虽然不多,却盼望不会使传教士的工作成为徒劳。我们学校的规定,与别校不同:只有基督徒家庭的女孩才能在这里读书。非基督徒家庭的女孩,如果愿意支付膳宿费,也可入学;衣服也须自备。因为这些缘故,基督徒女孩又少,所以本校学生来自许多地方……九江只有一个基督徒家庭把女儿送到这里。江对岸教会的牧师送来了长女。她从婴儿时起就是我的伙伴,只有她到镇江、我到重庆时,我们才分开。她和姐妹们从未缠脚。她是九江第一个始终不缠脚的女孩,名字叫石美玉。我们一起学英文,也一起学中文。”
“几个星期前,她母亲来住了一星期。有一天,美玉和我陪她去传教士家做客;回来时,石太太提议去看她的一位叔舅辈亲人。美玉和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们不惯去中国人家,尤其新年过后,礼节特别多。到了那里,发现虽然已是二月,家中仍在设新年宴。原因是:新年时,中国妇女在受邀赴宴以前不出门,而请帖通常直到正月底才来,所以宴请延续到二月也很平常。”
“石太太的朋友很久没见她,都十分高兴。除女主人外,席间有三位年长妇人;除家中的小女儿外,还有三个年轻女孩。她们主要穿鲜蓝、绿、红色的衣服,脸上涂抹得极浓。年轻女孩几乎不吃,只从头到脚打量我们,尤其看脚。屋里很热,不一会儿,一个女孩笑着对另一个说:‘你的脸花了。’意思是脂粉掉了些,露出暗色的道道。于是,所有女孩都说要去洗脸。过了一会儿,一人回来问:‘现在我的脸干净了,是吧?’石太太说,她们看见我们不涂脂粉,觉得自己的不好意思。女孩们只谈首饰、衣服和闲话。美玉和我很失望,原还希望学些中国礼节。石太太劝我别戴眼镜,因为惹来许多议论。我告诉她,能把人的注意力从我们的脚上引开,我正高兴呢。”
“我们常常记念美国的朋友,他们为主的缘故,差遣传教士来帮助我们。
“亲爱的,
“艾达·康。”
康成医生 二 在密歇根大学
一八九二年,昊格小姐回美国休假,带着五位中国青年同行,三男两女;两个女孩便是康成和好友石美玉。康成在中国长大,生活受到格外的保护,也很幸福,却对许多女同胞的不幸印象极深。她很早便立志做医生,毕生减轻她们的痛苦。石美玉也有同样的愿望。昊格小姐希望她们得到比当时中国所能提供的更完整的医学教育,便带她们到安娜堡,进入密歇根大学医学院。两人都顺利通过入学考试,连拉丁文要求也达标;实际上,她们的试卷名列前茅。
安娜堡的四年十分忙碌。除大学课程外,她们还在弗罗斯特夫人家租下的一小套房间里,自己料理家务。夫人说,她们做家务比许多美国女孩都好,有固定的大扫除日,客厅始终整齐,以便接待众多女友。偶尔,她们还办小型中式宴席招待朋友。弗罗斯特夫人记得,康成料理家务唯一的缺点是:两人放学回家,常到她房里坐一会儿;康成一拿起书或杂志,就读得入迷,把等着做的家务全忘了。
不过,学业与家务虽忙,她们仍抽出时间,参加所去教会的基督教工作。弗罗斯特夫人这样赞扬她们:“她们有可爱的基督徒品格,凡有人请求协助教会工作,总乐意响应。在安娜堡时,她们帮助我为本堂小孩子办星期日下午的传教小组,唱诗、祷告,或讲有趣的故事。有几次,她们与同时随昊格小姐来的中国男孩一道,帮助我举行公开演出,增加小组经费,筹款供养孤儿,或支持其他传教工作。她们能干、献身,可爱又有爱心,凡接触的人都十分尊重她们。我愉快地记得这两位中国小医生,心里始终为她们留着一个温暖的位置。”
两位姑娘在师生中都结交了许多朋友。三年级时,康成被选为班级秘书。她们的成绩令人羡慕,以致人们常说:“她们不是特别聪明,就是用功得格外专心。”三年级时,两人名列全班前茅;毕业年级里,也只有一名学生超过她们。四年级时,她们跟随皮肤病专科的布雷基医生工作,他热情称赞她们认真、尽责。另一位教授在她们毕业时说:“她们会为密歇根大学增光。资助她们读书的团体,永远不会后悔这样做。”
随着大学学习临近结束,两位年轻医生不断受到表扬。毕业前,安娜堡美以美会教堂为她们举行招待会,各赠一套贵重的外科器械。其他礼物也纷纷而来,从医药箱、照相机、时钟、被子,到书籍和精巧的手帕,应有尽有。
在安娜堡期间,为免引人注目,她们都穿美国衣服。可是,毕业礼服却从中国寄来,用漂亮的中国丝绸制成中式衣裳,又配同样料子的鞋;康成的是蓝色,石美玉的是淡粉色。那次毕业典礼共有七百四十五名学生领到文凭,可没有谁得到她们那样全场一致、经久不息的掌声。当这两个中国女子走上台,从安吉尔校长手中接过文凭,掌声骤起,连医学教授们也热烈鼓掌;这是教师席唯一一次加入听众的喝彩。一位在场的人说:“她们的举止与尊严,使我们非常自豪。”安吉尔校长很关心她们,对朋友们说:“我们将关注她们未来的事业,并满怀期望,相信她们会取得卓越成就。”
毕业后的两个月,她们在芝加哥的医院工作,秋天乘船回国。在美国时,一位老先生对康成说:“我很高兴,你以医生的身份回国。你们的人需要医生,胜过需要传教士。”中国人敬老的观念,使康成不好反驳。她转向朋友们,轻轻说:“今世短暂,永恒长久。”因此,她回到中国,不仅是医生,也是一位正式受派的医疗传教士。
康成医生 三 在九江的七年
两位年轻医生回到九江,中国人会怎样接待她们?大家颇有些忧虑。受过外国训练的中国女医生,在这一地区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过;甚至在全国也几乎没有,因为当时帝国内另一位这样的医生,只有福州的许金訇。她们自己的朋友却早已不断打听归期,日子终于到了,欢迎计划也已准备停当。传教士曾怀疑,公开隆重迎接两个年轻女子是否合宜,可中国人太热切,最后仍同意了。从两人走下轮船,到抵达差会院门,几乎始终有爆竹声相迎。响声自然引来好奇的人群。到了江岸,她们已被许多急着一睹“女医生”风采的乡亲围住。有人说:“哎呀,这两个姑娘所受的礼遇,比咱们统领上任时还隆重!”队伍沿江岸缓缓前行,传教士被热切的问题包围:“她们是中国女子吗?”“真在外国读了四年书吗?”“能治病吗?”“会住在九江吗?”这些问题都得到肯定答复后,众人使劲点头,到处响起“好!好!好!”如此密集的人群,脸上和声音里却全是善意的兴趣,实在令人惊异。
医生到来前不久,一位传教士写道:“我们盼望‘我们的医生’今年秋天回来。等她们在中国其他教会医院再实践几个月,我们希望能为她们准备好开始工作的地方。”两位医生自己也原想休息一下,看看多年未见的亲友。而且,大家认为,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取得百姓信任,开业行医。可是,她们回来第三天,就有四名病人上门求治;第二天,原来的四人又来,又添六位新人;如此不断,只得赶紧租下门诊房屋,正式开诊。
回来才约一个月,一天晚上,有人请她们去看一位病情危重的妇人。到了家中,发现城内最有名的中国医生正在那里,身穿绫罗绸缎,带着四名轿夫。他已告诉家人,自己无能为力;见到两位年轻女医生,十分客气地欢迎,随后告辞,并劝家人交由她们诊治,说:“她们跨山越海,就是去学这些事情的。”家人想请两位保证病人活下来,她们当然不能答应。争论一阵后,两人准备离开;这时,家中长辈跪下,恳求她们留下,一切由她们决定。治疗非常成功,三天后,感激的家人邀她们赴宴。宴后,老祖母为她们披红,又赠礼物。全家随后在阵阵爆竹声中,护送她们回去。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的《中国博医会报》评论她们的工作说:“到目前为止,虽然接治过几个十分严重的病例,她们还没有尝过失去病人的痛苦。那一天终究会来,届时无疑会有些反应,眼下的信任也可能暂时变成怀疑。不过,即使最乐观的人,也不曾想到她们开始工作竟不遇反对;她们还没费心招徕病人,病人便主动上门,大家都深感意外。初期的成功,无疑很大程度上因为:她们以真正中国人的身份,回到本国人中间。虽然学识与修养大有长进,对本族的爱与同情却从未失去;一切努力的主导动机,始终是怎样预备自己,最能帮助女同胞。当地妇女并不远远站着仰慕她们,而是亲近地拉她们的手,摸她们的衣服;虽然承认她们优越,却仍毫不犹豫地请她们到简陋的家里做客。”
两位年轻医生的名声,也不限于九江。她们归国前后,年轻的光绪皇帝下诏各省总督,搜求通晓时务的青年,送往北京备作顾问。其中几位赴京之前,在南京开会。两人听说刚从美国回来的女医生,赴南京途中,特意停在九江,想拜访她们。然而,医生们觉得,在接待青年男子来访这件事上,还是谨慎些好,免得违背中国习俗,削弱自己在将来服务的妇女中的影响。因此,昊格小姐代为接待,回答问题,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料,还交给他们其中一位医生的文凭。他们在南京会上展示文凭,引起浓厚兴趣。在场的湖北唐巡抚之子,就提倡女子教育、废除缠足,讲了两个小时。大家当场成立团体,立誓:儿子只娶天足女子,女儿也只嫁入允许女孩保留天足的人家。
差不多同时,当时最杰出、最关心公共事务的总督之一张之洞,派人来见昊格小姐,请她和两位医生到他拟在上海创办的学校任职。他希望发展成一所女子大学,培养女教师,也想附设医学部。招生计划直接涉及缠足、纳妾和奴婢问题;星期日放假,宗教信仰自由。学校不许教授宗教书籍,却不反对私下开展宗教工作。这个请求提交美以美会妇女大会后,大会通过决议,表示赞同这项计划,并建议昊格小姐与其中一位医生接受职位,“如果随着计划推进,她们觉得这样做最好”。后来,经过进一步考虑,她们仍决定留在九江能发挥更大作用。不过,这项邀请足以说明,即使最高的官场,也在关注两位年轻医生的工作。
第一年结束时,康医生报告:
“除在南京纪念医院待了一个月外,自回九江以来,我们一直持续工作。如今门诊已经固定开展,女传道员忠心地教导妇女。她年纪较长,受过良好教育与训练,尤其是一位热心基督徒;我们相信,她对接触的人必会有不小影响。同时,她也是准备做护士的姑娘们很好的年长陪伴者。现在有三个女孩,在女校读了五六年,决定以护理为终身工作。她们协助门诊、配药、照料住院病人,每天还向我们背诵两课。以后,希望她们能协助手术,并在需要时随我们出诊。”
“目前医院住着六位病人。人数看似不多,可住院部开放还不到两个月,而且地方太小,已经显得满了。医院不过是一座中国民房,加高了屋顶,铺设地板,添了窗户。”
“这一年,我们到乡间作了两三次有意义的旅行。第一次,由斯坦顿小姐和我到省城,诊治一位官员的妻子。我们把她带回来,她在这里治疗时,每天学习《圣经》,十分喜欢。后来,她回家后完全康复,如今两个儿子都在我们的教会学校读书。她丈夫为门诊捐了一百元,又送两块匾额,还说愿帮助我们为医院募款……”
“有一件事让我们很高兴:我们出诊看过的病人,康复后几乎总会来探望,甚至同我们一起去教堂。”
第二年,她写道:
“又到了年度报告的时候,我们很高兴能说,工作各方面都有进步。今年疾病很多,热病尤其猖獗,护士们忙着照顾病人,病情常常危急。这一年,我们四次到乡间出诊。斯坦顿小姐比以往更能抽身布道、远行,我们医生中的一个能随她同行,也是幸事。两人轮流,总有一个留守日常工作。各地的人都在觉醒,大批人前来听真理、求医。有时,一天给一二百人发药。药物常常用完,许多人只得因缺药被婉拒。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央求再来。有一处地方,一群妇女晚上来到斯坦顿小姐和我住的船上,请我们上岸组织教会。她们说:‘男人有时还能在街上听讲道,我们妇女却从来没机会,只有你们这些女士来教,才能听见。’”
从医第二年,两位年轻医生报告的诊治人数为:住院九十人,家中出诊一三四人,门诊三,九七三人,乡间巡诊一,二四九人,共五,四四六人。
第三年也很兴旺,不仅为穷人服务,也接到更多有能力付丰厚酬金的人家出诊邀请。她们总把这些收入交给差会财务。此外,为回报在安娜堡所受的四年培养,两人连续四年不领薪水,为妇女布道会服务。当时一位传教士的信,生动反映了同工对她们的印象:“凡认识我们亲爱的石美玉、康成医生的人,都会为上帝兴起如此能干忠实的同工而感恩。几乎想不出,这两位女士还缺少什么值得称道的品质。她们不断发展的工作,就是见证。”
那一年后半期,康医生获任中国妇女代表,参加一八九九年六月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大会,深感荣幸。
这一年,一座可供工作使用的医院楼即将建成,也使两位医生欢喜。一九〇〇年初,康医生满怀喜悦地写信给但福德医生;正是他的捐赠,才使建楼成为可能:
“建筑工程正在愉快地推进,到目前为止,成效令人满意……至于眼下的工作,我们可以真诚地说,从未像现在这样令人鼓舞。这是中国的新年月份,往年通常几乎没有病人,至少总有几天一个也不来;可今年没有一天没病人,常常一天三十、四十,甚至五十多,确实前所未有。你无法想象,普通中国人多么忌讳过年后太早做任何工作。新年不仅是一年唯一较长的假期,而且太早开工,也被看作不吉利。”
“初二,我站在门口,看病人零零散散进来,发现一个用担架抬来的。那是个漂亮的小女孩,棉衣底下的脚炉翻倒,把她严重烧伤。他们走近时,抬竹床一角的老妇人喊道:‘医生,你们开账了吗?’意思是开始工作没有。我答:‘我们的账从没关过,所以也不用重开呀!’她说:‘是,我知道。祝你们新年大吉,生意兴隆。’想想,这意味着什么!然后她喋喋不休地讲,找人抬床是多么困难,出多少钱也没人肯来,最后只好自己和几个男孩亲戚把她抬来。几天前,她家里人又来,放了许多爆竹,还在我们门外挂起长长的红布,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已把她治好,他们愿公开致谢。”
几个月后,伊丽莎白·斯凯尔顿·但福德纪念医院落成。可是,正当两人准备迁入新楼,义和团起事已严重到一切工作都必须停止,她们被迫离城。两位医生随其他传教士到日本,住了几个月;然后回到中国,在上海停留几个星期,等局势平静到足以安全返回内地。上海的日子也并不清闲,她们在那里找到许多需要诊治的病人。
当时,中国各地许多传教士聚集上海,妇女们利用众多同工在场的机会,就妇女工作的各个方面举行会议。康医生受邀讲论女奴问题,强有力地呼吁废除这一邪恶习俗,给听众很深印象。因为她自己是中国女子,这陋习又曾逼近她的生活,呼吁便更有力量。说起一名受害者时,她说:“她是我在学校最好的朋友,心灵同容貌一样美。我们一起受洗,她向我吐露,想终身从事基督教工作,却又伤心地说,必须先设法帮助那个抽鸦片的父亲。后来,父亲把她卖给一个六十岁的男人做妾,她的愿望和志向又到哪里去了!如今正值中国新生的前夕,我们这些较为幸运的人,必须竭尽全力呼求,让这些违反人性的习俗,与我国最后残留的野蛮,一同扫除。”
两位医生很快在九江恢复工作。有了这座美好的新医院,条件远胜从前。康医生在信中表达了对新楼的喜爱:“如今,看见一群群妇女和孩子,舒服地坐在门诊候诊室的椅子上,愉快地听女传道员讲道,真令人欢喜。从前,她们不是挤在一间暗屋子里,就是散在前院各处;女传道员很难使她们安静听。新药房让人越看越喜欢。手术室也是我们的骄傲,因为光线那么充足。去年动乱发生前,大家对我们工作的信心,似乎又恢复了。”
第二年夏天,镇江的罗宾逊小姐来新院探望。一封从她们家中寄出的信说:“我们发现,她们料理家务,和管理医院一样能干,尤其善于让客人感到宾至如归。这种全面发展的女子,是本国姐妹无价的福分。我想让我们的毕业生参加即将在九江举行的年会,借此接触两位医生;她们早已成为本校女孩的理想榜样……说到一些本地基督徒不愿把女儿送到课程中含体力劳动的学校时,康医生激动地说:‘怕劳动,正是中国的祸根。’这两位医生受过优厚待遇,留学国外,中外人士都尊重她们;可需要时,她们仍亲手做饭、料理各种家务,从不觉得有失身份。这真是一堂与教会学校教导相配合的光辉实物课。”
康成医生 四 在南昌开拓工作
两位年轻医生在中国行医的第一年,江西省城南昌的一位大官派小汽艇到九江,请其中一位乘船去诊治病重的妻子。康医生去了,又把病人带回九江。经过几星期照料,她完全康复,返回南昌,极力称赞自己所得的医治,因而城中许多富贵妇女,也仿效她到九江医院求医。
当时,南昌还没有美国传教士开展工作。据说,官员夫人的成功治疗,“为新教传教士打开了城门”。美以美会很快在那里设站,工作发展迅速,尽管南昌并非全然容易工作的地方。它地处内陆,远离交通干道,人们对外国人知之甚少;而居民中还有一批无赖,对外国人及相关的一切都充满敌意。康医生对此深有体会。差会刚在南昌开始工作不久,她与斯坦顿小姐同去,一人布道,一人行医。以下由康医生讲述她们的经历:
“一天下午,斯坦顿小姐和我去拜访普利茅斯弟兄会的几位女士;除我们以外,那是城里唯一的基督教差会。天气暖和,她便把轿子的雨篷取下。可惜,那是租来的轿子,侧面没有帘,前面上方也没有遮帘。我们刚走不久,就有男孩跟着;到目的地时,已聚了一大群,还抢在我们之前冲进院子。进去后,我们打算把轿子遮好,并等天黑再回,盼那时人群已散。”
“然而,准备出发时,院里门外仍聚着许多人。他们先让斯坦顿小姐上轿离去;等我随后出发,闹事才开始。轿夫走一两步,轿子便几乎被扯倒。大声呵斥也没用。最后,有人扔石头,打破一扇窗,我觉得该下轿走了。人群喊:‘外国人!外国人!’我气得几乎哭出来,忍不住说他们是懦夫、野蛮人。此时,一两个旁观者开始帮我,揍了几下特别闹得凶的人,也叫我不要怕。我想进附近最大的一所宅子,门房却当面把门关了,只好继续走。一位自愿帮忙的人说:‘那是杨大人的宅子,可以躲一躲。’他领我进屋,大厅里坐着两位妇人。我有些唐突地告诉她们,人群在追我,请求暂避,等派人通知自己人。引路的人也解释,大家把我当外国人。出乎意料,女主人热情欢迎,吩咐关门,把人群挡在外面。朋友们知道后,恐怕会为我难为情:我实在忍不住眼泪,不过痛哭一场,心里就轻松了。屋里人劝我别怕,我说自己不是怕,而是厌恶同胞竟如此卑劣。女主人讲了几件妇女独自坐轿回家、轿子遭人拉扯的事,感叹到处都有那么多无赖。”
“很快,教友听说出事,来护送我回家。一路上又有人加入,最后形成一支队伍,灯光四处闪动。人人愤慨,一些人便回去要求捉拿为首者。能平安回到差会院子,我多么感恩!斯坦顿小姐的轿夫说,我就在后面,所以她以为一切无事。教友们正在开祷告会,也没留意我还没回来。我想,这个耽搁是上帝的安排;若教友赶来,看见那群人,恐怕会惹出更大乱子。”
“很快,一位富有女病人的丈夫前来,为百姓的恶劣行为一再道歉。你猜他怎么知道的?他赴宴回家,看见那么多美以美会的灯笼——请别笑,灯笼一面写着‘美以美会’,另一面写‘福音堂’——便打听怎么回事,才知道这场骚扰……同胞的种种歪曲行径,从未这样强烈地触动我。我们多么需要真理的光照进来,将我们完全改变。”
然而,正是这座城,使这位基督徒医生心生如此深切的怜悯,甘愿甚至欢喜地离开九江的家,离开同终身好友石医生一起开展的兴旺工作,以及盼望已久、才建成不久的美丽医院。
她在一封信里写道:“南昌这座古城,约有三十万人口,周围乡间又人口稠密,却连一位受过正规教育的医生也没有。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百姓明白自己的需要,请我们住到他们中间。一位教友提出,无偿赠送城中好地段的一块土地,建医院或学校。牧师说,只要我们开始医疗工作,他能向百姓募得一千元。这份提议实在难得,因为当地教会才刚成立。你想,我们应当拒绝吗?‘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祂,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
南昌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都如此热切地恳求医疗服务,并许诺尽力支持,因此传教士们也同康医生一样,觉得一扇大有机会的门已向她敞开,若不进去,将是严重的错误。于是,一九〇三年初,她回应石医生所谓的“马其顿呼声”,在南昌开始工作。
妇女海外布道会认为,除医生薪水外,无力为这个新地区的医疗工作承担其他经费责任。但康医生坚信,传教工作应尽可能自养;许多热切邀请又来自富家,所以她十分愿意尝试在当地以自筹经费的方式开展医疗。她为《中国博医会报》所写的一篇自养医疗传教工作文章,提出了自己赞成自养的理由,以及如何实行的想法:
“无疑,我们许多人自然会想,工作中要处理的问题已经够多,何必再碰自养这个烦人的难题?然而,如今大家正在竭尽全力,希望在这一代之内把福音传遍世界,凡能推动这项事业的计划,在我们眼中立刻就具有重大意义。不要以为,我主张每位医疗传教士都能自养。相反,我恐怕只有那些有幸在大城市工作的人,才可怀着成功的希望试行。不过,从某种程度说,这个问题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它的各种形式迟早都会或多或少地迫使我们面对。我自己在南昌开展工作,一部分出于对这个原则的信念,一部分则因为没有其他经费可供开办。我的信念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有价值的东西,向完全有能力支付的人索取相应代价,人们会更加珍惜……普通求助者会保有更多自尊,也较少怀疑施助者的动机。富人会更加珍重所得服务,同时因推动有益的慈善事业而获得额外的满足……”
“不过,不应有铁板一块的规则,每个病例都必须分别衡量。一般而言,主管医生可以明确说明:极穷的人免费诊治、免费给药,有时也免费供食;略好一些的,可帮助支付少许药费;再上一级,也负担部分诊疗费;最有能力者,则按得到的帮助支付相应费用。这些都需要医生与助手花不少心思,不过渐渐会成为日常惯例,省去许多劳力。”
“自养工作算不算传教工作?当然算,所得款项不是用来救助穷人吗?……若所有收入都重新投入工作,提高效能,为什么不能算传教呢?其中一部分是非基督徒的感恩捐献,全部则是对基督徒努力所带来价值的回报。我们的主医治疾病,不收钱,不取代价。如果在我们眼下的处境中问:‘耶稣会怎样做?’我想到的回答是,祂会做的事,形式或许不同于一千九百多年前、另一国度与另一处境中的做法,原则却不变。有人说,我们应当跟随耶稣,而非照样模仿祂。在我看来,无论我们觉得应以何种方式献上微小服务,最重要的,总是住在基督的精神里。”
她勇敢地迈出新的一步,但并不容易。第一年的南昌报告,可以让人略知所需的勇气:“一想到写报告,许多痛切的回忆便涌来。我们在新地区开始工作时,是何等犹豫、胆怯!明知自己的局限,开始这一年,心情并不轻松。”不过,她仍能补充:“然而,一面劳作,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信心的道路’上,得到何等奇妙的引领。”
南昌人捐的钱,足以使她在市中心租屋,既开门诊,也供自己居住。他们还提供少量药品,作为开诊之用。头八个月,她诊治了两千多名病人。与九江习惯的工作量相比,人数似乎不多;不过她在城里渐渐为人所知。除了病人,还有几位当地妇女纯为交往而来,其中不少是官宦阶层受过教育的女子。康医生这样说她们:
“她们是候补官员的妻女,来自各省,因此可代表全国较上层的人家。令人欣喜的是,其中许多人兼具庄重、谦逊与真才学。也正是她们,格外渴望学到更好的东西。她们不断谈论国家,真诚痛惜当前处境,其中许多人对此了解颇深。我们向她们反复说明,中国新生的唯一希望,是成为基督教国家;只有基督的爱,才能使任何民族最好的品质发挥出来……”
关于经费,康医生报告:“前景极为可喜。八个月里,工作所得超过七百元,另外还有差不多同样数目的认捐。”
接下来的两年,工作稳步发展。到一九〇五年底,诊治人数已近一九〇三年报告的三倍。康医生写道:“我们曾试着限制人数,只因为觉得经费不够,治不起这么多病人。”城内房屋的租金,始终是沉重负担。因此,年终能报告一座耗资两千元的新门诊楼建成,她十分欢喜;款项一部分来自诊疗收入,一部分来自捐助。“肩上卸下沉重租金这个包袱,我们也许就能照心愿,多救助一些病人了。”她写道。
那年值得欢喜的,不只有门诊楼。另有一块地段优良、位于市中心、价值三千六百元的土地,获赠作为医院院址。“一切帮助来自士绅,并非官员,所以真正代表民众;这一点,使我们很受鼓舞。”康医生的报告说。士绅们想把地契过户给她,她不肯,坚持登记在美以美会妇女海外布道会名下,并向捐赠者保证:如此,工作才能有永久基础;若放在个人名下,便做不到。
第二年,若工作衰退,也不值得灰心,因为几位法国天主教神父与南昌官员发生争执,引发严重骚乱和流血,传教士不得不逃命。康医生直到最后可能的一刻,才肯离开岗位;一旦稍有安全,便立即回来。年终,她能报告,虽然门诊被迫关闭三个月,剩下九个月所诊治的病人,却已相当于前一年十二个月的总数。士绅又赠来一块靠近医院院址的土地,医生住宅已经在那里动工。
一九〇七年,工作范围与声望继续稳步扩大。她的年度报告表明了进展:“中外病人一直增加,如今内地各大城市,远至福建边界,都有人来求医。在这样偏远的地方,我竟诊治许多外国人,你知道了也会惊讶。今年看过八千多名病人。在病人中所做的布道,比以往更好,我相信不久便会见成果。已有几位求道者被接纳,七位妇女进入教会慕道阶段。”
南昌的工作虽不断占据她的精力,康医生的眼界却从未局限于一地。她全心在自己的角落劳作,仍牢记整个领域的需要。一九〇五年春,中华教育会第五次三年大会在上海召开,她发表“医学教育”演讲,其中说:
“请暂且把心思转向中国四万万人,想一想,如何在他们中间建立有效的现代医疗。这么庞大的人群,有多少医生服务?勉强二百人!这样一算,每个医生约须照顾二百万人。若纽约和布鲁克林两城合起来只有一位医生,英语世界会作何感想?可即使如此,那里的居民也不会像这里这般困难,因为他们还能利用蒸汽和电力交通。”
“身为医疗传教士,我们认识自己的不足,也明白本地医学校的迫切必要。经费有限,怎样帮助中国推广医学教育?难道只收几个学生作助手,训练几年,就放出去称为医生吗?绝不可!看看我们通常的处境:一两名同工负责一所大医院或门诊,专业工作的压力,不是几乎已达到承受极限吗?此外,对这些人,我们还应像满足身体需要一样,勤恳地分给生命之粮。再加上自己继续进修的迫切需要,哪里还有时间精力,照应有的方式教学生?对一般传教士而言,培养完备医生这样的工作,确实不该贸然承担。我认为,可以也应该做的,是挑选有前途的学生,他们既具良好基督徒品格,也有身体与智力条件,送到北京、广州、上海、汉口等大中心,接受完整的内外科教育。在那些大城市,情形不同:医院和医生相对较多,联合起来,能够成就许多事。我很高兴,已有一两所这样的学校开办。”
“课程应该尽可能严格。若认为适当,可由中国博医会拟定整个大纲。入学资格方面,须有扎实的中文和英文基础,一些拉丁文,也许再加一门现代语言。眼下看似要求很高,但我们的高等学校应该很快就能满足这些条件,也提供必要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训练。换言之,学生必须以最好的方式,为一生的工作做好准备。”
“至少在当前这一代,也许还更久,中国妇女仍会向女医生求医。为满足这个需要,我们必须面对并解决另一个问题。此时男女同校尚不可行,所以须在男子医学院附设女部,或另建女校。两种办法采取哪一种并不重要,但千万别忘记:建立女子医学校,与建立男子医学校同样重要。”
“在未来学校遍布的黄金时代,我们还须考虑国家考试。不过,到了那时,我们应已准备好,在这奇妙的国土上迎接光明的白昼:她从我们常听说的漫长沉睡中醒来,在世界列国中取得自己的位置,上帝与人都将看见:‘这是好的。’”
到一九〇七年底,康医生回中国已有十二年,几乎始终在艰苦劳作。同工们认为,在新医院开工之前,她应休一次假。她确实早已应得休息:在九江忠心工作七年后,又用随后五年,在一个大城市建立起医疗事业,成为当地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受过西方科学训练的医生。仅有两名亲自培养的护士相助,她的门诊却全年不停,天天整日开门。工作也几乎自给自足,尽管她拒绝使用劣药或无法彻底清洁的粗玻璃瓶来省钱。她坚持用最纯净的药,装在干净、仔细贴好标签的瓶子里;还常另外提供帮助病人恢复体力的食物。不仅如此,她和她的工作如此赢得当地人认可,以致一九〇六年,能把一座门诊楼及两块优良建筑用地,交给妇女海外布道会,分别用于医院和医生住宅。
她终于被说服,到美国换换环境、休息一阵。不过,“休息”对康医生显然意味着更换工作:她立即进入西北大学修读文学课程,觉得这样能更广泛地服务女同胞。她急着回中国,便用两年完成三年的课程;西北大学暑假停课时,就到芝加哥大学修夏季课程。大学学习之外,她还为了亲爱的祖国,承担一项对自己格外艰难的工作: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在某座教堂讲话,介绍中国眼下空前的机会。
也许有人会问,日子排得这么满,学习还能扎实吗?但当时西北大学的江医生. 斯科特·克拉克教授说:“康医生是一个八十四人班级中,最准确、最有效率的学生之一。班上多数是二年级,也有不少毕业班学生。课程研究著名散文作家的文风和措辞,也作一些文章。去年第一学期,她在优秀英文文体原则的学习中成绩很高;第二学期学同义词,这门难课有三百多名学生,她仍名列最优秀者之中。她非常准确,非常认真,又能很快抓住思想。事实上,她对同学简直是一种鼓舞。”
一九一〇年春,康医生作为代表,参加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大会,再到伦敦热带病学校学习六个月。她原想回西北大学,完成因欧洲之行中断的学业,领取学位。不过,她先前的成绩异常优秀,学校准许函授完成余下课程,于一九一一年一月授予学位。她又以优异成绩完成热带病学校课程,一九一一年二月回到南昌。一位同工称赞:“从官府宅第到泥墙茅舍,她的表现都了不起。”
新医院仍在建造,医生却立刻在旧门诊开工,归来的消息很快传开。不多久,每天平均六十名病人,医院尚未开放,已有数例手术预约。新楼秋天可用了,十月,康医生写道:“工作进展很好,连鄱阳湖对岸很远的城市,都有病人前来。新楼真叫人舒心,外观好,内部也实在适合工作。要是不必为药费等事忧虑,我就是最快乐的人了……再从穷人那里挤钱,实在不可能。比起穷病人,富病人太少。昨天,我不得不拒绝给几个人药,心里却痛得很。你知道,我原没想到,工作发展得这样快,而最近几年,物价又涨了许多。”
写这封信时,革命正在进行,南昌同华中其他地方一样,陷入动荡。局势不安,大多数传教士离城,康医生却不肯离开岗位。她在护士帮助下维持医院开放,收容许多遭饥荒与水灾的人,并救治伤兵。四十张病床没有一张空着,许多人仍不得不被婉拒。
革命结束,也没有使医生的工作停止。一位朋友写道,她已经需要扩大医院,规模应达到现在的三倍。不过,康医生为不断涌来的工作机会感到欢喜。她说:“想到我的一生本来可能怎样,又因上帝的恩典,实际成为怎样,我就觉得,上帝所赐的一切,没有哪一样是我不愿欣然拿来服事祂的。”
石美玉医生 一 不缠足的女孩
一八七三年“三月初一”,一位年轻的中国父亲跪在妻子身旁,与她一道,恭敬地把当天赐给他们的小女儿,献给天父使用。他们为她取名“美玉”,并一致决定:这份完美的礼物,绝不可因缠足而受损。这简直闻所未闻!在九江,连女仆都羞于露着天足出门,甚至女乞丐也踩着三四英寸长的小脚,蹒跚行走。在整个华中、西部地区,人们从没听过哪个不是婢女的小姑娘,会带着天足长大。小石美玉出身中国最骄傲、最高贵的家族之一,家谱可以不间断地追溯两千年;她竟要第一个如此违反祖先百年传下的习俗,实在近乎不可思议。
连传教士也不信,甚至昊格小姐都不信。昊格对这家人尤其关切,因为美玉的母亲是她在中国妇女中工作的初熟果子,此后一直与她同工。石太太确曾说:“主若赐我一个小女儿,我不会给她缠脚。”不过,昊格小姐曾多次劝所接触的妇女、女孩解开使人残废的裹脚布,却一次也未成功,因此不敢抱太大希望。有一天,她到石家做客,看见五岁的美玉在屋里玩,便说:“亲爱的石太太,要是不马上开始缠,美玉的脚可就缠不好了。”可是,石太太从未动摇女儿出生时与丈夫一同定下的心意,立即回答:“我不是说过,不给她缠脚吗?”
美玉最初几年的生活,格外幸福。父亲是美以美会牧师,主持九江的“化圣”礼拜堂;母亲则成功地管理一所女子日校。美玉最早的许多教导,来自母亲。还不到八岁,她已读过几部中国经典,并把中文《马太福音》和教理问答背得极熟,至今不忘。
可是,到了按习俗该缠脚的年纪,小姑娘发现,先行者的路并不好走。她的天足不断招来议论与嘲笑,不仅大人如此,别的孩子也一样。一天上学路上,一个较大的女孩拦住她,讥笑她的“大脚”,除非她跪下,向自己缠过的小脚行礼,否则不让通过。这个出身自豪的石氏家族的小后人,绝不肯受此侮辱;但直到母亲前来相助,她才得以继续上学。
亲友们强烈抗议,觉得父母这样做,简直不顾女儿的前程。“你们将来绝找不到婆家!”他们断言。石氏夫妇无疑也觉得,这可能是真的;那时谁能预料,保守的古老中国,很快竟会出现青年男子不但愿娶天足女子,而且明确偏爱天足女子的时代!夫妻从未重新考虑让女儿天足长大的决定,不过确曾试着想出一个办法,使她即使永远享不到有婆婆的福气,也能过有用而幸福的生活。他们深受凯特·布什内尔医生为九江患病妇孺服务的感动。因此,美玉八岁时,父亲带她去见布什内尔医生,宣布:“这是我的小女儿,我要请您把她培养成医生。”
这几乎与不缠足一样令人震惊!中国女医生,当时既无先例,也无人梦想过。可是,这位年轻父亲对中国妇女潜能的信心,并未因此受挫。大家向他解释,学医以前必须先接受普通教育,于是美玉被交给当时主持美以美会女子寄宿学校的昊格小姐。此后十年,她大半在这所学校度过,学习中文与英文,在昊格指导下为医学课程作准备。
一八九二年,美玉与好友康成陪同昊格小姐赴美,接受长久以来一直准备的医学教育。美国对于她们,固然充满新鲜而有趣的事;她们对于美国,也同样新鲜有趣。检查护照的官员问昊格小姐:“这两个姑娘,为什么同其他到这里来的中国妇女,看起来这么不同?”她立即答:“正是异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区别。”
竟有中国女孩,能够顺利通过密歇根大学医学部的算术、代数、修辞、世界通史与美国史、物理和拉丁文入学考试,这让美国人眼界大开。她们的大学生涯,也受到极大关注。
在安娜堡,美玉体谅教授们念自己的中文名字困难,决定在美国期间使用其英文译名“玛丽·斯通”。于是,一天早晨,教授刚要叫她,她便宣布:“教授,我决定改名字了。”这一简单声明,却惹得全班哄堂大笑,令她莫名其妙。后来明白其中的笑点〔译注:改姓容易令人联想到出嫁〕,她常说,自己是“基督教的一个产物,一个老姑娘”。因为她指出,在非基督徒中,几乎没有终身未婚的女子。
学医期间,美玉比从前更深刻地认识到缠足的害处。母亲小时候当然缠过脚;虽然从未给女儿们缠足,却一直没给自己放足。她说,如果自己也有大脚,人家便会说:“哦,她一定来自不缠足的偏僻地方,不懂得给女儿缠脚,才会这么不管不顾。”反之,她认为,若自己保有贵族式的“三寸金莲”,就能证明,不给女儿缠足是出于原则。然而,美玉学医之后,认定母亲也应解开裹脚布,对有害的习俗作进一步抗议,便写信劝她。石太太欣然同意。一八九四年华中差会年会期间,举行了讨论缠足的大型群众会议。她登台,以清亮的声音说明,自己从前为何未曾放足,如今为何决定这样做。每个字都能清楚传到大礼拜堂最远的角落。丈夫十分赞同,稍后也发言,支持妻子的决定。放足前最后穿的鞋,与放足后第一双鞋,都被寄到安娜堡,送给那位长久以来一直以自身见证天足主张的女儿。
在密歇根大学四年,美玉与好友康成凭扎实的学习,赢得师生的尊重和友谊。毕业后,她到芝加哥过夏天,参加当地医院的临床工作。这时,她结识了当地的但福德医生,此后他一直是她坚定的朋友。他当时即将赴欧,却仍抽空介绍她认识许多芝加哥医生和医院。他说:“她亲切的举止赢得所有人的心,想要的学习机会,全都得到了。我带她看临床时,她身材小,起初常看不见;可转眼间,她已站到手术台旁。医生们总会注意到她,见她看不见,就让开一条路,请她到前面。”经过但福德医生认为充分的临床训练,几乎访遍芝加哥所有好医院之后,石医生与康医生一同启航,于一八九六年秋回到中国。
石美玉医生 二 但福德纪念医院
回到中国后,石医生与康医生受到中国人极其热烈的欢迎。原以为头几个月必须用来消除偏见、逐渐建立信任,结果恰好相反:抵达第三天,就有病人上门,而且人数不断增加。到十二月,不得不租门诊房屋,并改建一所中国民房作为医院。一八九七年七月,石医生报告,自前一年十月以来,她与康医生已看门诊病人二,三五二名,出诊三四三次,小医院收住病人十三名;其间还曾用一个月到南京参观医院。
第二年,小医院获赠了一块匾额。这大概是第一块,却绝非最后一块。石医生在一封信中讲述了这件事:
“两天前,我们这里很热闹。一个孩子病了很久,最好的中国医生都说治不了,于是才给我们试治的机会。孩子正在康复,父母想表达感激,便送来一块匾,认为这样可以‘宣扬我们的名声’。他们择日送匾,我们也备下茶点招待来宾。约定那天下午两点,只听爆竹、火箭和鸣炮齐响,还有一班人同时吹笛吹号。匾额是黑底,中间雕着四个鎏金大字,蒙着红布,由四个人抬进客厅,摆在中央的桌上。题字把我们同古代两位女学者相比,表示赞美。我深深行了一个中式礼,答谢这份荣誉;一位高个子老先生还礼,双方都没有说话。然后我退下,他与我们两位男教师喝茶。大家留下,看匾挂上墙。”
年轻医生的声望日增,工作稳步扩大,缺少合适建筑的困难,也越来越严重。一八九八年,石医生写回美国:“我们的小医院挤得满满的,旁观者也许会以为,我们在国外没学到多少卫生知识。医院外廓只有二十八乘二十一中国尺——我们的尺比你们的一英尺长一英寸——却不得不挤进二十一人住宿。房子这么小,又没有树或遮阳篷挡太阳,到了傍晚,简直成了烤炉,当然不是病人理想的住处。我们一直盼美国妇女们给个消息,表示可以建新医院,可始终没有这样的信。即便如此,对于将来总能建成的盼望,我们仍然感恩。”
这个盼望几乎立刻实现,主要归功于她在芝加哥结识的朋友但福德医生的慷慨。他认为,为中国妇女儿童建医院,是纪念亡妻最合宜的方式。石、康两位医生自己画出草图,送往芝加哥,由当地建筑师逐项完善,再附上必要规格和施工说明,寄回九江。建筑完全依图进行。一九〇〇年,一座通风良好的灰砖楼,配以白色花岗岩和石灰石,四周有许多舒适的游廊,带柱的入口上方题着“伊丽莎白·斯凯尔顿·但福德纪念医院”,终于可以使用。可是,就在家具搬进去当天,美国领事劝所有外国妇女儿童立即离开九江。其他传教士极不愿让两位年轻医生独自面对可能来自义和团的危险,终于说服她们一道去日本。
幸而,医院没有受到损害。一九〇〇年报告中,石医生说:“新医院使我们安心,也不断鼓舞我们的工作。被迫离乡半年后,回家发现它完好无损,随时可用,我们实在感恩……六个月里,门诊病人三,六七九名,住院五十九名,出诊四一四次。”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七日,华中美以美会年会正在九江举行,医院借此正式开院。《华北每日先驱报》对这一有意义的场合,作了如下报道:
九江一所模范医院开院
“本月七日,星期六下午,九江的部分外国居民、华中美以美会同工,以及许多中国朋友,共同参加伊丽莎白·斯凯尔顿·但福德纪念医院的正式开院礼。医院由石、康两位女医生主持。到场的中国夫人不少,华美服装显示出丈夫或父亲的官位与财富。镇台、知府、同知和知县亲临,也为典礼增添威仪。他们对第一首诗歌《上帝保佑皇帝》,显然尤其欣赏。”
“穆尔主教主持,正式宣布医院开放。英国驻九江领事克伦内尔先生作了一篇精彩演说,美国驻南京副领事司徒博士作了合宜的回应;随后比比和哈特两位医生简短而有力地发言。两位主角却谦逊地留在后面,不肯被介绍,令听众很失望。官员坚持说,走到前面完全合乎礼数,两位中国女士仍不改初衷,由她们明智的教师昊格小姐代为出面;自童年起,她就同她们一起,也为她们,筹划未来。茶点之后,客人可自由参观这所设计精良的医院:游廊、各病房、外国病人房、康复室、日光室、暗室、办公室、接待室等。带天窗的手术室、玻璃与搪瓷制的手术台,以及邻近装有蒸馏、消毒设备的灭菌室,尤其令中国客人感兴趣。药房储备充足,配有现代设备、器械、优良的显微镜、电池装置等;一个出色图书室的基础也已具备。处处可见周密考虑和审慎用款。”
“中国人高度敬重这两位才华出众的年轻医生的医术与能力。这份赏识,不仅见于门厅悬挂的赞誉匾额,也见于同样慷慨、更加实用的捐赠;加上诊疗收入,今年共约二千五百元。过去十二个月,两位医生接治七,八五四名病人,出诊五三一次。九江及江西省城南昌的若干官宦人家,都曾请她们诊治。病人来自各省。她们毫不畏惧地深入周围乡间,有时还须翻山,却总能平安,因为遇到的只有尊重与礼貌。有时成功诊治之后,她们的轿子被披上红布,在仰慕的人群中凯旋回家,一路伴随爆竹声。路人所说,也尽是好话与赞美。淳朴的乡民有时告诉她们:‘我们怕外国人,可你们懂得我们的性情。’”
石医生向但福德医生叙述开院情形时写道:“中国人对您这种纪念妻子的方式,印象很深。”康医生又补充说,一位地位最高的官员参观时,连声赞同:“只要住在这么舒服的地方,什么人也会好起来。”
事实上,正式开院以前,新楼已工作了一段时间。它及时落成,实在不能再晚了。一九〇一年夏,长江泛滥,沿岸农作物和民居遭到严重破坏。石医生写信给但福德医生:“数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有些实实在在饿死了。饥饿的病人挤到门前,几个月来,门诊每月都超过一千人次。”同一时期,石医生在《远东妇女工作》发表文章,从中可以看出,医院在减轻灾民痛苦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朋友们也许想知道,你们好心寄来的衣服和被子,我们如何分发。冬季,每天都有许多穷苦灾民到门诊求治。当然,衣服不够任意分送,只能给最无助、最困苦的人。我们接待了成百上千的灾民,不仅要给药,还要给米、给衣服。”
“一个下雨的早晨,一位老妇人疲惫不堪地进门,背上背着一个孩子,胸前衣服里又兜着一个。大的男孩三岁,怀里的小婴儿才三个月。原来都是她的孙子。她说:‘我们一辈子从没讨过饭,这三天,却一口东西也没吃。发水以前,家里还算过得去。我儿子四十岁,是个读书人,羞于乞讨,只能捡柴,帮家里一点。他妻子得了伤寒,卧床不起,婴儿没人喂奶,男孩也病了,我得照顾全家,又得讨饭活命。’老妇人只穿一件夹衣,我们便给她一件寄来的棉袍,一罐奶供婴儿吃,又送一点米,让家里病人能熬粥。”
这不过是医院设法救济的许多个案之一。那年圣诞节后几天,石医生给美国朋友写道:“为了庆祝这件喜乐的大事,我们忙极了!我们让灾民吃了一顿饱饭,吃不完的,还让他们带回家。看见他们这么快乐,我也很开心,并有机会告诉他们,上帝给人类那份最大的礼物。虽然忙得连平日的饭都没法坐在一起吃,我们仍觉得,这是有生以来最快乐的圣诞节。”
除灾民外,普通求医者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新医院才开不久,昊格小姐就写道:“能自己支付费用的病人也被谢绝,因为现有容量已不胜负荷。”
就在医生声望日隆、新建筑提供更多便利、机会与责任同时扩大的时候,康医生是否应去南昌开拓医疗的问题出现了。石医生起初自然不知,该怎样舍得让好友兼同工离开:眼下工作比以往更多,一切迹象又都指向未来的大幅增长。然而,当她确信,南昌的机会重大,不能忽略,而且只有康医生能去承担,便祝她蒙上帝引领,欣然接下因此加重的担子。
独自负责九江全部工作,石医生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有人请她概述一天的生活,她答道:“我们七点半吃早饭,然后我到医院礼拜堂,为住院者和能够参加的病人主持祷告。祷告后,先巡视全院,再教护士班。我招收十几岁的本地女孩,给予全面训练,程度同她们在美国所能接受的一样。我把英文书译成中文给她们用,有时也把中文书译成英文。然后去门诊,一忙就是好几个小时……下午出诊,通常去那些需要帮助、却不能到医院来的贵妇家里。只有觉得当天实在没有更多工作,我才回家。”
医生人数减半,病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康医生离开几个星期后,石医生写给但福德医生:“早就想给您写信,可工作逼得太紧,只好耽搁通信。如今必须写了,好让您知道,我们已经多么拥挤,而这还是平常病人最少的中国新年时节。工作名声渐大,我们似乎吸引到条件较好的人。我不是说很有钱的人,而是勤劳节俭、靠劳动谋生的殷实人家。现在有七个自费病人要住,可我只有两间单人病房。您猜我怎么办?一人安在布草房,一人安在缝纫室,一人安在浴室,最后实在没法,又把一人安在护士饭厅……夏天通常得让病人睡地上,可我怕,连地上也不够再安置更多的人。”
门诊很快平均每月达到一千人,随着信任增加,外科工作也大为繁重。一九〇六年,她报告:“回看今年记录,我们发现,取得百姓信任方面确有明显进步。以前拒绝手术的太太们,又回来求助了。”
工作常使她忙到深夜。有时到乡间处理棘手病例,归途中坐在轿里,竟因极度疲劳睡着。可她的工作仍很出色。一位同工的赞誉毫不为过:“石医生本身就是坚强的支柱,凭着训练出来的助手,出色地承担这里庞大的工作。外科病例尤其成功,这方面的任务也越来越多。”另一位在别站工作的同工写道:“我有幸在九江做另一位理想中国女子——石美玉医生——的客人。我看见她的模范医院,那部复杂机器的每一个小轮子,都调得恰到好处。”
随着工作发展,扩大院舍很快成为必需。石医生成功争取到一些土地。第一块,是她早就希望圈入院内的地,因中间隔着一条路,一直未能如愿。一九〇五年,经她申请,道路移到地块另一侧,土地终于并入医院。“邻居多半做过病人,都很友善,”她在信中说,“官员来看如何改道时,只有一个人反对。官员说:‘医院在这里,是为公众谋福利;既然有能力帮忙,我们就该乐意做。’那人很快便平静了。”同年,还用完全由中国人募集的钱,买下另一块土地。
下一次扩地,使石医生格外欢喜。医院旁有一座白马庙,离得太近,弄得一侧病房阴暗潮湿;香客拥挤喧闹,加上庙里敲锣,实在不是医院理想的邻居。她在年会上报告买下其他地块后不久,美国便发来电报,说已筹得一千元,可买下庙宇及其土地。买庙当然不容易,但克服许多阻碍后,她终于买成,并把庙改成隔离病房。她高兴地称之为“一次真正的美以美会式归化”。
一八九六年,石医生回到中国,与康医生在一所租来的中国小屋里开始行医。到一九〇六年,她已独自管理一所设备完善的大型妇幼医院,而诊疗工作增长之快,又不断要求继续扩充院产。
石美玉医生 三 在美国赢得朋友
一九〇七年,经过十一年几乎不间断的劳作,其中四年除亲自培养的护士相助外,完全独自承担九江日益扩大的工作,石医生终于不情愿地暂放几个月深爱的事业。一九〇六年冬,她曾重病一场,自己诊断为阑尾炎,并指导治疗,暂时缓解。可是反复发作,终于使她与朋友们明白:若要保住生命,必须手术。大家决定,送她到美国医院。一位在差会别站工作的医生写道:“我们都十分尊重她和她的工作,希望她得到最好的治疗。”而且,这也是使她“暂离中国,获得急需的环境改变与休息”的好机会。
于是,二月九日,石医生在九江差会好友胡遵理小姐陪同下,从上海启航。罗斯福总统了解她的工作,也知道病情严重,特命电告旧金山移民局负责人,让这位中国医生入境时,不受耽搁,也不受精神折磨。因此,她立即获准通行,得到体贴对待和一切可能的帮助。
从旧金山,她直赴芝加哥卫斯理医院,接受但福德医生照料。手术完全成功。四月初,到美还不到一个月,她便已恢复到足以去新泽西胡遵理小姐家里休养几个星期。
不过,只要还有任何能做的服务,石医生即使在康复期间,也不可能完全休息。到达两星期后,胡小姐就给但福德医生写信说,“我们的小医生”陪她出席了几个自己演讲的聚会,正在“到处为工作结交朋友”。新朋友们答应捐赠成箱器械、病床用的枕头与床罩、医院用的小风琴、供养一名护士的费用,以及其他实用物品。“对于只见过面色灰白的洗衣工,便据此评判所有中国人的人,她那张笑脸,即使不说一句话,也是一种极大的启示。”胡小姐说。五月,石医生住在纽约,去各医院听讲、观摩临床。月底准备赴芝加哥时,她写信给但福德医生:
“您想,两星期里,我能看多少临床呢?分给我的时间只有这么多。我唯一的希望,是您能‘主持全局’,帮我把每一分钟用到最好……这个月,我尽可能多看临床,可在纽约来回走动,实在困难。您看,星期一我能直接去卫斯理医院吗?医生是否有时间、有兴趣,让我了解医院内部的工作方法?他给我写了一封十分亲切的信,邀我去看……若能直接进入实际工作,两星期也大有意义。我想花些时间看眼科、耳科,再看几次皮肤科。我知道,想看、想学的太多,两星期肯定不够;但既然只有这点时间,我相信您会帮我充分利用。”
这位不知疲倦的小医生,就是这样度过中国朋友所说的“急需的休息”。但福德夫人陪她参观许多医院,证明她确实充分利用了那两个星期:“参观时,她没有漏掉一件事,样样都看,连洗衣房也不放过。她总敏锐地留意每一个能改善自己医院的办法。”
回东部途中,石医生在安娜堡停留,急切地想重访“亲爱的老校园”和教过自己的医学教授。她给朋友写道:“我们在安娜堡过得非常愉快。住在布雷基医生家,他安排了一次聚会,或说招待会,使我见到大多数老教授。后来,我们又在牧师住宅见到本堂所有女士。第二天,我在教堂又讲了一次。”
接下来几个月,几乎始终工作不停,主要是讲话,为医院结交朋友。各处的热情回应,对她永远不是听惯了的旧事,信中满是兴奋的记述。“这里银湾有个团体,愿供养一名传教士;我们希望今晚就找到人。前一件,是昨天的收获;后一件,希望今天办成。”又说:“昨晚坐车,遇到一位通过妹妹安娜认识的先生,谈了几分钟,他就想把自己的五乘七照相机送我,供医院用。多好呀!”还有:“今天早晨,我们进一家花种店。你猜店主怎样?我们要的一大串各种种子,他全送给我们,还说要再加几个品种。我们在这里真开心。”
无论个人交往还是公开聚会,石医生都受到同样热情的欢迎。一位女主人说起她如何成功唤起人们对工作的真切关心:“住在我们这里时,她常到教堂讲话。每一次,所求的东西都得到了。她不是泛泛地募捐,而是说得具体:床上用的枕头、门口用的灯,等等。谁也无法拒绝她。”
这位朋友还讲,英语极好的石医生特别爱学当时流行的俚语,学起来十分欢喜。先在家中练习,有时便天真地放进演说,每次都引来满堂笑声。有一回,她讲了个极不寻常的故事,接着说:“你们可能觉得这是个‘吹上天的大谎’,可它是真的!”
有关她讲话的聚会报道,常有这样的记载:“胡小姐和石医生演讲时,圣詹姆斯教堂的牧师答应,大家奉献多少,他就再捐同样数目。结果共得六百八十二元。在场一位先生提出,若石医生到他的教堂讲话,就捐一百元。她去了,库中实际增加一百八十二元。”另有报道:“区会期间,某教堂新成立了一个辅助团体。石美玉医生沿过道来回走,劝道:‘您不加入吗?’谁也抵挡不住她恳切的声音。她告诉大家,九江多么需要一台水泵,水泵立刻就有了。”《纽约先驱报》刊出一篇长而热情的工作报道,结尾说:“‘我不是很幸运吗?能稍微帮一点忙,我多么感恩!’她这样谦逊地概括自己的事业,而那事业的规模,其实足够使一整组医生忙个不停。”
这位娇小的中国女子,到处结交朋友。一位女主人说得很肯定:“她在我家住了一个月,是我遇过最有吸引力的女子之一,不论种族。她如此亲切,到哪里都能赢得人心。”另一位说:“她那么和蔼热情,一来就成了家里一员。当时我身体不很好,她每晚都为我按摩。她整个生命、全部兴趣,都在为别人做事。最令人惊奇的,是她竟能做这么多。”还有人评价:“我们的传教士中,没有谁比她更受爱戴。”
石医生很喜欢这次美国之行。“但福德医生把我的阑尾叫作‘那个可恶的东西’,”她说,“我却叫它‘那个带来福气的东西’,因为它使我来到这个国家,而人们待我如此好。”不过,她仍急着回九江。九月初,她便启程返华,为恢复的健康、医院结交的新朋友,以及许多将使工作更有效的礼物,满怀喜乐。
石美玉医生 四 多才多能的女子
石医生在美国为工作获得的礼物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为医院增建一翼所需的全部经费。新翼早已需要多年,因为医院一开放就拥挤起来。她想尽办法扩大原有建筑的容量,把病人安置在原作他用的房间,甚至在走廊隔出地方;仍有许多她想收治的人,只得被拒。好几次,亟需的新楼仿佛已近在眼前,可不是钱还差一点,就是找不到承包人,或建筑材料涨价,使费用变成原估算的两倍。新翼似乎永远可望不可及。她回九江后,工程终于开动,次年秋竣工。这次扩建,实际上使医院工作规模加倍。胡遵理小姐写道,石医生为此“乐得上了第七层,甚至第十七层天堂”。
新翼兴建的同时,城后山中还盖起一座小平房,把发热的孩子送去,躲开九江夏季的酷热。一九〇八年,石医生写道:“罗林平房已落成,孩子们都上去过夏天了。我知道,你会为医院这个附属设施高兴。当然,它只是一座平房……但能有地方安置生病的小孩子,以及那些原本只能整个夏天留在这里受苦的人,真是有福的解脱。”
泥瓦匠做完新翼,紧接着便在旁边兴建另一座房子:石医生与胡遵理小姐的住宅,也是美国朋友赠送的。到一九〇八年底,房子也完工了。中国新年时,医院工作较轻,两人便去上海置办家具。凡当时见过石医生的人,很容易想象,她参观美国医院时,对细节有多敏锐。因为在上海朋友家里做客,她的快眼也不漏过任何东西。一遇到中意的摆设,就不断叫胡小姐来看:“看这里!我们家也得有这个。”她给朋友写道:“胡小姐和我,会尽量让家里充满家的气息;我们愿向所有人开放,无论普通百姓,还是太太们。”
医院下一项扩建,是护士宿舍,款项在石医生访美时已有认捐。钱一寄到便动工,一九〇九年三月,护士搬进新居。这样,医院容量进一步扩大;护士在下班后,也有更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
一位在美国结识石医生的人说,她能做这么多不同的事,给自己很深印象。独自主管庞大的但福德纪念医院,要求确实多而复杂,石医生却一一胜任。
她是一位出色的全科医生。最好的证据,或许就是挤满医院大门的病人。一九〇八年,她报告:“上个月,住院和门诊共看了一千七百多人;四月则一千八百多人。”一年后又写道:“统计上个月的数字,发现四月共诊治二,七四三人。”若知道许多中国人往往等病人濒死才请医生,就更能体会,她成功治疗疑难病症是多么不易。许多人完全不懂最简单的护理规则,又生活在恶劣环境中,苦熬数周才送到医生面前,病况往往可怕得难以形容。
一位传教士同工的话,说明了她工作的艰难:
“说到传教工作,本国人哪里懂这个词的含义!看这位勇敢的小女子,顶着如此酷热——我在太阳落山以前,连阴凉的屋子都不敢出去——每天在门诊看二十到五十名病人,慈善病房又住满了受苦的人,病情极为棘手、困难,令人不忍目睹。传教工作?她每天遇到的这些病例,在美国医院里,你甚至找不到。人们怎么能活这么久?那些可怜、痛苦的小孩子,如何能撑到送院时那种状态?实在超出我的理解。”
爱德华·珀金斯医生曾到访数日,也特别强调了求治病人的严重状况:“门诊来的病例,急需救助,我想这几乎没有例外。这类病例,本国医生并不常见。我对纽约四家大医院的门诊颇为熟悉,却几乎也没见过像这位小医生不断面对的那样迫切的需要。”
在中国,没有医生能只做专科。石医生一封信,说明她接治疾病的多样:“妇女送来时几乎已经死去;瘫痪、失明、无助……隔离病房有麻疹;传染病室里关着麻风病人;一个精神失常的妇人关在自己的房里;还有伤寒、结核、瘫痪的妇女儿童、你们想都想不到的溃疡病例、各种外科病例,以及多得无法列举的内科病人。”
九江一位传教士来信,讲到一个进院的妇人,“全身找不到一平方英寸的好皮肉”。手指、脚趾病得快要脱落,痛苦无法言说。石医生把她安置在隔离处,戴上手套,使用消毒药,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亲自清洗、包扎那些令人不忍看的创面,尽管病人抗拒着说:“啊,医生,别碰我。我太脏,不配让您干净的手碰。”她每天都这样做。几个星期后,伤口完全愈合,妇人出院了。
纽约州詹姆斯敦的查尔斯·道先生环游世界时,在长江轮船上遇到刘易斯主教。主教请他在九江下船,结识一位了不起的外科医生。等医生出现,竟是一位“娇小而十分亲切的中国女子”,道先生惊讶极了。
石医生个子很小,必须站在凳子上,才够得到手术台。不过,但福德医生作证说,她能施行外科最重大的手术,芝加哥也没有哪位外科医生的工作比她更高明。而且,她做手术时,没有别的医生协助。那些最精细的手术,美国外科医生会请同行、实习医生和最熟练的毕业护士共同处理;她却除自己培养的忠心护士外,完全没有援手。像纽约珀金斯医生这样的同行,只偶尔才会来访。珀金斯在一篇有趣的九江访问记里,说自己第一次重大手术,是“在她的手术室里,在她指导下”做的。
起初,百姓害怕手术,可她对愿意动刀者取得明显成功,很快便消除了恐惧。她娴熟用刀所带来的效果,对他们极为神奇。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子,唇裂一直通到鼻子,两裂之间又有上颌骨凸出,因此无法订亲;经成功手术,竟变成可以出嫁的姑娘,在人们眼里简直是奇迹。同样奇妙的,是一位老妇人经手术解除困扰十六年的腹部肿瘤,切下后竟重五十二磅。石医生最近一封信说:“百姓越来越重视外科。许多结核病人见到手术收效迅速,都想让我给肺开刀。”
培养护士,是石医生另一项大工作,而且绝对必要。她说:“当我发现,自己要管理一所能容纳一百张床的医院,门诊有时一天一百二十人,就立刻明白,必须培养同工,把自己变成许多人。我从各基督教学校挑选资格评价良好的学生。凡做教师或其他工作失败的人,我不敢收来学护理,因为护理这门技艺还在初创阶段。要在这个专业成功,不仅须识字写字,还须会算术,并懂一些英语。”
她给护士安排的课程,大致等同美国正规护理学校或医院的课程。为此,她不得不把几本英文教科书译成中文。完成课程、如今成为可靠助手的护士们,能干而忠诚,已充分报偿她在这方面付出的时间和劳力。
在“医院经济”一文中,她说起护士们有效率的服务:
“我有幸得到五位献身的年轻女子,她们已经随我完成护理课程。我把工作分成几个部门,让她们各自负责,也管理下面的年轻护士。例如,一位毕业生任管事,照料全部家务与账目,留意各种食物最适宜采购的时机,以所花的钱买到最好的东西,并监督所有仆役,使他们工作妥当。另一位毕业护士负责门诊、处方调配、药品称量与配制,并监督该部门药品出售。另两人分别负责楼上和楼下住院病人,包括单人病房,各带低年级护士,照管特殊饮食,执行各病房医嘱,绘制记录表——这些用英文。还有一位负责手术室,包括大小手术所需的一切灭菌、蒸馏水,以及随医生外出看病。这样安排,无论什么手术,唯一的医生在手术室都有助手,又不妨碍医院日常运作。”
美以美会驻华传教主教的夫人柏锡福太太说:“石医生在九江医院出色地培养护士,使自己的力量增加了许多倍。”她一直明智而热切地关注医院,成果也证明了判断。一次,几星期异常劳累后,石医生被劝去九江后山短休。十四名护士中,五人已毕业,她们维持医院运作,门诊每天约看八十人。石医生两次接电报回城,每次都发现,一切处理得令她完全满意。“若没有护士这些有效的帮助,我根本不可能管好这项工作。”她说。
她能培养出能干同工,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信任与体恤。她曾说:“我相信,不少有价值的工作者,因为在需要时得不到同情和鼓励,便离开自己的专业。主必然看重工人,也看重祂的工作。我们盼工作兴旺,就不能忽略那些我们赖以成功的人的利益。”
护士们对医院的自豪和献身,也不下于医生本人。石医生写给一位同行:“护士们坚持清洁标准,做得很好。比如,那位十分贫穷的妇人一来,她们就接过来,洗澡,换上干净白衣,很快安置到洁白的床上……她央求留下裹脚布。护士说:‘不行,这么脏的裹脚布,怎么能放在我们干净的床上!不行!’”
谈起第一届毕业班时,石医生给但福德医生写道:“您也许会问,她们会不会离开,自己去挣大钱?不会,她们会留下帮我,或为医院挣钱。我给每人分配一个部门,她就是那个部门的护士长。再轮流派她们出去做私人护理,所得交回医院,照顾那些无力自助的穷人。黄太太正在南京,护理本差会的夫人;她回来后,便派张小姐去芜湖,照料另一差会的一位女士。牯岭的巴里医生写信,想为那里新开的外国人医院,预订几名护士,供今夏使用。我告诉他,可以满足,因为我还有三个班在训练……护士中间的精神,实在美好。许多人把下午‘下班’的时间,用来去病人家中布道。”
训练有素的护理队伍,是主管医生行政能力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实际上,整所医院都在证明这一点。从病历档案、轮式担架,到手摇洗衣机,良好医院管理的任何细节都未忽略。尽管如此,医院确实节俭。石医生把节俭定义为“避免一切浪费奢侈,并让金钱发挥最大效用的艺术。买便宜家具,老得更换,不算节俭。买廉价食品,让病人营养不足,不算节俭……用劣药,把病人治死,不算节俭。用木床,再花钱买标准石油公司的油来保持清洁,不算节俭。为省洗涤、消毒的重活,不用床单薄被,仍用中国那种厚棉被,也不算节俭。雇便宜却什么都不会做的仆人,也不算节俭。由受训同工照管器械,而不是依赖仆役,我发现器械用得更久。”因此,参观者一致说:“石医生的医院,是我们见过最好的医院之一。”
从一开始,石医生的理想就是让医疗工作尽可能自养。当然,最需要帮助的人中,许多付不起诊费、药费,住院时甚至连饭钱也没有。不过,另一些人多少能付一点,还有人能够全付。医院开办不久,她写道:“普通伙食费每天六十文,或每月两元。单人病房按房间不同,收费十到二十元。偶尔遇到慷慨的中国人,乐意多捐,对我们的穷病人帮助极大;他们中有些连饭钱也付不起。比如,有个人今年为妻子已付三百元,她仍在这里治疗,完了可能还会捐。另一个人为妻子的治疗捐了一百四十元。上季度收到四百多元,这季度五百多元。条件较好的病人正越来越多。”
一九〇五年的一封信,讲到中国人如何资助医院:“我有幸用富人的诊费,照顾许多穷人。常常早晨挣到一笔较好的收入,晚上就用在一个很穷的病例上。最近,我把募捐簿送出去,先送给本地最高官员,立即就随五十元一起送回。这使我很受鼓舞,因为我知道,官员和百姓都赞同这项工作,都在尽力帮助。”她还曾报告,有一回经费前景格外黯淡,一位素不相识的非基督徒中国人,竟派使者走数百里,送钱来解困。
无力付钱、但双手能做事的病人,会领到缝纫活,用劳动分担费用。受医院培养的护士,也或贡献服务,或交出私人护理的收入。通过种种方式,医院许多日常开支在当地得以解决;不过,为穷人所做的工作太多,医生薪水和大部分设备,仍来自美国朋友。
即使身处中国内地,生活异常忙碌,石医生也始终是个学生。工作初期,她给一位同为医生的美国朋友写道:“为了跟上专业发展,我们觉得,偶尔需要一些最新著作,尤其医学是进步最快的学科之一。”此后的信里,满是这样的托购:“工作中很需要一本英拉词典,能替我买一本好的吗?”“请买海德的《性病》那本,不是《皮肤病》,后者我已有。”又说:“我很想要一本卫生学的书。你知道,中国人对此的观念很原始;若有一本好的标准著作,我可选译,帮助百姓。若钱还有余,我还想要一本包扎与按摩的小书,用来培训新护士。有时看到新而经过验证的东西,比如您认为能帮助我的文章,尤其有关结核、霍乱、狂犬病等等,请想着中国这个落伍的人,好吗?”
她深知科学学习与训练对工作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却也从未忘记动机与力量的伟大源头,始终热切地想与病人分享基督教的喜乐和平安。每天早晨,她在医院礼拜堂带领工作人员和能参加的病人礼拜;同时,护士在楼上病房也举行类似聚会。门诊病人等候检查时,一位或几位女传道员便利用时间讲述基督教真理。她自己的母亲,多年来也是日复一日,在女儿的门诊中这样工作。
九江一位传教士讲道,有天晚上经过医院,护士正为病人安排就寝,她听见低低的声音,起初不明白,后来才发现,每张床边都有人祷告。这里,一位母亲跪在患病的小儿子身旁;那里,一位身份高贵的母亲跪在婴儿床前,求孩子的生命得以保全。一角,有妇人爬下床,面伏于地跪着;其他地方,病重不能下床的人,也在床上轻声祷告。
护士全是基督徒,不仅照顾身体,也能照顾心灵。珀金斯医生说:“她们思想与行动都极有布道热情。即使一个不懂语言的人,也能明显感觉到基督徒和谐的气氛,以及在如此忙碌、不断出现难题的地方,竟如此少有摩擦。”
有天晚上,石医生走进一位病人的房间。她原先非常害怕次日要做的大手术,这时却满面光彩地说:“啊,医生,我现在不怕了。我一直在同您的上帝说话。”原来,当晚一位最年轻的护士发现她痛哭。老妇人说:“我太怕手术了。你说的那个女人是基督徒,上帝当然帮助她。我从未拜过你们的上帝,以前根本不知道祂,祂也许不会帮我。”小护士安慰道:“何必为这个哭呢!从没人告诉您,上帝不会责怪。如今您知道了,只要爱祂、向祂祷告,祂就帮助您。”随后,她跪在床边,教病人祷告。手术过后,病人完全康复,准备回村时,对医生说:“我是村里第一个听过耶稣的人,您能不能快去,把这事告诉我们村的人?”
石医生的书信和报告,满是这样的记述:医院从开始起,便把“大医师”的知识,传给那些身体受到祂门徒温柔照料、因而敞开心门的人。因医疗工作,整个家庭,有时几乎整个地方,都成为基督徒。医院的影响又由病人传播出去,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一位八岁女孩。她住院时放了足,成为天足的热心倡导者;回村之后,同父亲一起,竟说服三百户人家立誓,让女儿保留天足。
石医生明确的宗教工作,与医疗工作实在无法分开。虽然她把星期日下午和每日晨间礼拜时段,专用于布道,基督教信仰却渗透于一切行动。行医最初几年,她曾做巡回工作;如今任务太重,自己又是唯一医生,不得不放弃。不过,护士们仍继续。“你看,我实际上被拴在这里,”她写道,“但能派出这样的同工,扩展影响,仍给我莫大快乐。护士们说,她们能带回许多病人。你看,工作越多,我们越快活。”
每当女传道员外出巡回,总有一名护士同行,带着药膏、简单药品、绷带、疫苗等,到医生无法到达的乡间,诊治数百人。有一年严冬,一个远村天花流行,捎信来请护士去治病,并给未感染的人接种。村里一位妇女曾住过院,求助正是由她发起。一位护士立即自愿前往,同女传道员和一名可靠男仆乘小舢板顺江而下。四天内,她诊治一百多人,不仅在村中,也到周围地区;她与女传道员每天步行三十里,探望乡间病人。护士治病,女传道员讲道,数百人由此第一次听见基督教。石医生说:“如今所求的,已不是敞开的门,因为无论富贵贫穷的家庭,我们都能自由进入。现在需要的是一支受过训练、有效率的布道队伍……接续培育那些广撒在易于接受的土地上的种子。”女传道员训练学校,正在帮助满足这个需要。
斯蒂芬·鲍德温夫人曾写信给但福德医生:“主把世上最奇妙的医生之一放在您的投资中,使这份投资得了荣耀。”但石医生不仅是一位医师,还是一位全面发展的女子。一位在美国常听她讲话的人说:“随时临时请她演讲,她都应付得来。”中国牯岭传教士大会的报告说:“在内容丰富的大会中,石医生的《医院经济》是最精彩的一项。”应大会要求,她又编了一份适合中国女学生的饮食单页;几年前,还写过一本极实用的小书《医生来到之前》。
一位赴北京途中在九江停留几天的传教士写道:“我在她家中观察她,是一位很会持家的女子,凡能使客人舒适的细节,都考虑周到。最近一个月,她诊治了一,九九五名妇女儿童,却仍没有忙到不能做亲切的主人。中国夫人们爱来探望她。这位谦逊女子的影响如此大,连县官的妻子也放了足。”
石医生的成就虽大,究竟是实际工作更有价值,还是她那有效率、舍己的基督徒生活,给予新中国觉醒妇女的鼓舞更有价值,确实值得思量。昊格小姐谈到石、康两位医生的话,可以说明影响:“她们仿佛鼓舞着各个阶层的女孩和妇女。我们的女学生听说‘两位医生’读书时做过什么,便觉得找到了可稳稳立足的地面。”另一位同工来信说,石医生将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九〇九届毕业典礼演讲,总督及“其他中国名人”都要出席。一位总督的儿媳曾对她说,只要能像她那样过有用的生活,自己愿放弃所有仆役、华衣、珠宝,甚至地位;不愿再做冗长礼仪中的一个傀儡,只想着外表,除了消磨时间,什么也没有可做。石医生听了,深受感动。
能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妇女所能取得的成就,是她很大的喜乐;为此,她愿作任何必要的牺牲。康医生调到南昌后,她的工作几乎加倍。不久,但福德医生写信,说在芝加哥一家医院找到一位愿赴中国的护士,问她是否愿意接到医院来。石医生答,如果但福德医生希望,她会接受;不过,总的说,自己其实宁愿不要。就个人而言,她很高兴有人来帮;可是,她希望工作实现两件事,而只有完全由中国人来做,才能实现。第一,让中国妇女自己相信,她们能做许多从未梦想过的事;第二,让别国人看见,中国妇女几个世纪以来生活狭窄,唯一的原因,是没有发展天赋的机会。她担心,若来了美国护士,就像纯由中国人办的事业已经失败,不得不从美国求援。
因此,尽管石医生有时不得不承认,工作沉重到心力与体力都已达到极限,多年来她仍只靠自己培养的护士相助,承担全部事业。只要能在身体、智识或精神上使女同胞受益,她便不以任何任务为太难,也不以劳作太久为苦。一位朋友写道:“她不顾惜自己,似乎也做不到;心太软,不能为了自己的需要,把受苦的人推开。”
过去一年,给她带来特别沉重的担子。她照常开展医院工作,直到革命引起的骚乱逼近,学校和医院所有妇女儿童,都被命令迁入外国租界。命令夜里传来,到次日凌晨两点,医院已没有一个病人。
石医生把医院交给革命领袖,自己和受训护士每天照料住在里面的伤兵。革命领袖劝她佩戴象征革命军的白色徽记,她却说明,虽然同情他们,但身为红十字会医生,必须保持中立,才能帮助双方伤员。对方礼貌地接受解释,并派武装卫队每天早晚护送她往返医院。
南昌的满族巡抚被俘后,押到九江。他因囚禁而羞愤,企图自杀。仆役、兵丁都弃他而去,若不是石医生,便只能无人照料、孤独而死,因为其他人谁也不敢靠近。石医生和两位护士护理他,直到他去世。虽然无法阻止死亡,却使临终远少受些痛苦。就在几个月前,也正是这位巡抚,因为她为九江男子医院买地,等于替外国人购置产业,曾拒绝承认她享有中国人的公民权利。
革命方面的领袖得知囚犯自杀,十分不安。谁也不敢把消息报给马将军,怕他依东方旧俗,惩罚报凶讯的人。无计可施,便来求石医生代报。于是,小个子的医生只带一名护士,前往将军驻地,婉转告知。两位女子没有随从,敢于走进军营,却受到一切应有的礼遇;这不仅说明医生普遍受尊重,也说明中国妇女获得了新的地位。马将军问了许多关于她工作的问题,会面结束时说:“局面一安定,我要设法资助这样的工作,中国人应该帮助它。”
革命扰动之下,九江学校不少学生返乡。一位姑娘的家人坚持让她利用这段被迫停课的时间,与早已订亲的青年完婚。她不愿,因为自己是基督徒,男方不是;但家里只有她信教,没人同情,婚期定在圣诞节。不过,父母接受了她恳切的请求,同意举行基督教婚礼,并派她的兄弟到九江请石医生。他们想,既然石医生各种手术都极成功,那么替人结成美满婚姻,也一定可靠。石医生便放下全部圣诞安排,同一位中国牧师、一名护士,顶着大雪出发。宾客齐集后,她说想在仪式前讲几句话,接着用了一个半小时,向听众传讲基督教喜讯。结果,婚礼结束,新娘父母便拿出神像,允许女儿点火焚烧,因为两人都已决定做基督徒。父亲说,希望其他人也听到石医生讲的好道理,愿捐地办基督教学校。新郎主动承担开校前所需的木工活。如今,新婚妻子正教着进入这所新学校的一群孩子,而新家里,夫妻每天一同晨祷。
革命大体结束后,局势仍不稳定,不宜立即恢复医院。石医生便带几位护士,到九江附近若干镇子巡行。最近一封信说,其中一镇的有力人士赠地给她,恳请留下一名护士,长期开展医疗。她不能给出明确承诺,却盼望美国朋友提供经费,让这个迫切需要帮助的地方,能够供养一名护士、办起门诊。
中国妇女实在有福,拥有这样一位谦逊的医生,如此完美地体现伟大新中国理想女子的形象。一位从她幼时便认识她的朋友,说她在自己所知的人中,有最完美的基督徒品格。珀金斯医生访九江后感叹:“石美玉医生真是了不起的女子!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品质她没有。”一位十分熟悉美国大学女性的人则说:“石医生真是奇迹!在我眼里,她的亲和力、专一的志向,以及各方面的办事能力,没有任何我认识的其他女子能胜过。”
石安娜 一 渴望求学
“上帝知道该把女孩送到哪里;祂知道谁会善待她们。”石太太这样安慰那些前来慰问的邻居。她们因为她又生了第二个女儿而表示惋惜,还提醒她:“十个女王般的女儿,也抵不上一个瘸腿儿子。”多年前,孩子的父亲——一位读书人——在太平天国战乱中失去了全部家产,便以教传教士中文为业。对于他这样有身份、有学问的人,这被看作唯一体面的谋生办法。他教他们汉字,他们则向他讲解基督教;没过多久,他已负责九江的一座基督教礼拜堂。所以,这个小女儿出生后,人们给她取了《圣经》中那个美好的古老名字——安娜,并对她的将来寄予厚望。她还是个很小的婴儿时,母亲就抱着她去见负责女子寄宿学校的女传教士。多年前,父亲教过这位传教士中文。母亲对她说:“等这孩子年龄一到,我就请您收下她,把她培养成做基督教工作的人。”
要实现母亲的期望,安娜当然必须受教育,尽管当时在中国,能读写最简单句子的女孩也几乎见不到。石太太很明白:安娜受的教育越多,将来工作越有成效。她自己从来没有上过学,信了基督、热切地想把新得到的好消息告诉别的妇女时,才痛切地发现,不会读《圣经》使自己处处受限。丈夫在家,可以读给她听,困难还不算大;丈夫外出巡回布道时,因为她不能读那本记载伟大新真理的书,就失去了许多向来访妇女讲解基督教的机会。因此,虽然照顾婴儿、料理家务已经够忙,她还是决定学认字,并请丈夫教她。
然而,石牧师自己也还有要学习的东西。他不相信女人的头脑,尤其已经成年的女人,能够学会复杂的汉字。他告诉妻子,依他看,她不值得费这个力气。石妈妈即使感到灰心,也没有表现出来。每天夜里,家人全都睡了,她就在床边点起一支蜡烛,勤奋地认字。只要石牧师醒一醒,或在床上翻一个身,便会被轻轻推一下,听见石妈妈欣喜地说:“哎,孩子他爹,请告诉我,这是什么字?”不久,他决定照正规的办法教她。而她又是那么聪慧的学生,没多久便能负责一所小小的女子日校了。
安娜早年的教育,多半来自母亲。她也曾和姐姐美玉一起,跟着兄弟上学。女孩子进学堂,确是一桩新鲜事,前来巡视的官员惊讶得睁大了眼睛。“女孩子也能学会东西吗?”他向先生问道。先生不得不承认,她们学得和男孩子一样快,有时还略快些。稍大之后,安娜进入九江女子寄宿学校,是个勤奋而聪敏的学生。在这期间,姐姐美玉赴美国学医。安娜心里也悄悄怀着一个愿望:等自己读完中学,也许也能到那个神奇的基督教国家去。她的传教士老师来自那里,姐姐也正在那里接受训练,好回来为同胞妇女作更大的服务。她很少向人提起这个愿望;不过,她和同样渴望赴美的朋友唐义莲决定为此祷告,并用功学习,倘若将来机会真的来到,她们就能做好准备。于是,她们读完了中文中学课程,另外又学习英语和拉丁语。
一八九八年,美以美会的乔伊斯主教和夫人到东方巡视各传教站。在九江期间,他们对石安娜和唐义莲这两个女孩产生了浓厚兴趣,提出带她们一同回美国。因此,一八九八年秋天,安娜已身在梦想中的美国,成了哈姆林大学的学生。她满怀热情地投入大学课程,进步优异。然而,她的体质并不强健,到学年末时,健康已很差。看来,最好还是放弃追随姐姐学医的计划。于是,她决定为另一种体力负担较轻的服务工作作准备,只读了一年便离开哈姆林大学。可在学生中,她已经留下了许多热心的朋友,其中几位还因为这名中国姑娘始终如一、美好的基督徒生活而信了基督。
第二年秋天,安娜进入福尔茨传教学院。校方把两年的《圣经》课程安排成三年,希望她能因此恢复健康。老师们都说,她是个出色的学生,英语说得十分完美;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绝不会知道她是外国人。有一次,一位老师问她,发音怎么会这样准确。她说,在九江寄宿学校时,每逢传教士说英语,她就观察他们嘴唇的动作,看看每个词究竟怎样发出来。
她用词也几乎像发音一样准确,不过,英语的复杂之处偶尔仍会使她困惑。例如,有一天她去看医生,医生问,上次来时是否给过她药。
“没有,医生,您给我的是一道禁令。”她回答。医生一笑,她便知道自己说错了。一走到外面,就问同行的老师,应该怎么说。
“处方,处方,”她重复道,“我得记住。上星期天我们在教堂里做的又是什么?那是处方,还是禁令?”
“哦,对,认捐。可是,墓地石头上写的字,叫什么来着?是处方,还是认捐?”
“那是碑铭。”老师回答。安娜绝望地喊道:“哎呀,这可怕的英语!我究竟能不能学会!”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总的说来,她对英语运用自如。一天早晨,她下楼去吃早饭,有人问:“我们的中国小姑娘今天早晨怎么样?”她立刻答道:“既没有裂纹,也没有打碎!”
在美国的整个期间,人们都争相请她演讲。只要身体允许,她便尽量承担这项工作,总是用英语传达自己的信息。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为自己,也为自己深爱的同胞赢得朋友。一位常听她演讲的人说:“凡是看见过她用本国人民的朴素故事吸引大批听众的人,都不会很快忘记这个谦逊、不事张扬的姑娘。她只用短短一个小时,就触动了他们的生命。”
安娜入福尔茨学院时,大家觉得,让她学习声乐、锻炼喉部和肺部,或许有益。这种训练完全是为了健康,谁也没有想到她将来会公开演唱。可是不久,她便显露出不小的音乐才能。她的嗓音十分甜美,又有一种俘获听众心灵的力量,于是被称为“甜美歌者”,大小聚会都争相邀请她。她把一生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主,所以,这项新发现的天赋,也立即完全奉献给祂。老师提出让她学几首歌咏自然的歌曲,她认真地说:“您也许觉得我狭隘,可我觉得,自己必须做一个只唱一种歌的姑娘。”她把全部心灵都倾注在这一种歌——基督教圣诗——之中。凡是听过她唱《我爱传讲这故事》《先祖的信仰》,或者她可能唱得最多的《蒙恩得救》的人,都可以作证。
几年后,有人写道:“一九〇二年,她在总执行委员会大会上,向满堂听众唱《蒙恩得救》的声音,我至今还能听见。她在这首简单的歌中注入了那么丰富的含义和力量。那是她亲身经历的一部分。”另一个人说:“在银湾举行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大会上,我听她为五百多名女大学生唱《我爱传讲这故事》,效果非常动人。”
福尔茨学院院长原先打算,安娜音乐教育的费用,由关心她和她所从事工作的一些朋友捐助。可是有一年春假,她应邀在几次聚会上讲话,得到了一笔不小的钱。回来后,她走进院长办公室,把收到的钱全部交上。“可是,安娜,这比你一年的学费还多一倍呢。”院长说,随即要把一半还给她。安娜却不肯收,坚持把多出来的钱拿去替学院另一位中国学生付钢琴课的费用。“我不愿意让——欠债。”她说。
在福尔茨学院求学时,安娜遭遇了第一次巨大的悲痛:父亲去世了。父女俩一向亲密如友,她常随父亲到乡间巡回布道。义和团运动期间,石牧师在一次巡回布道途中被暴民打伤;这很可能就是后来致死的原因。消息给安娜沉重的打击,可她安静而勇敢地承受了。几天后,轮到她带领学生祷告会,她选的题目是“天堂”。她说:“来你们国家以前,我总以为这里就是天堂。如今我很高兴,这里并不是;不然,也许有人会设法把父亲挡在外面。而现在,我知道他已经在里面了。”
一九〇二年,她读完福尔茨学院的课程。由于看起来健康良好,便进入中央卫斯理学院继续深造。可是,对工作的热忱总使她高估自己的体力;她又善于忍耐痛苦,不愿给别人添麻烦,使旁人很难知道她真正的健康状况。福尔茨的一位老师说,安娜常常病了几天,大家还一无所知,因为她从不抱怨。这位老师讲,有一次,安娜终于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她那样勇敢地忍受病痛,以至连悉心留意她的人也没有察觉。可是,一想到自己敬爱的老师还得照料她的生活,她的眼泪却沿着脸颊流了下来。对这位朋友,她既怀有中国人千百年来尊师的敬意,又怀有感恩之心中温暖的爱。在中央卫斯理学院读了几个月之后,人们发现,尽管她如此勇敢,体力仍不足以让她继续求学。
这一年的其余时间,她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好友乔伊斯主教夫妇家里。她从不甘心闲着,休养几个月后,便在明尼苏达和北达科他的一些教会作了几次演讲。无论走到哪里,她都唤起人们对她所代表事业的关心。她深得青年人的喜爱,所以回中国时,就成了妇女海外传教会明尼阿波利斯分会“旗手会”那些年轻女子的代表。
一九〇三年夏天,一位专科医生诊断她患了肺结核。接下来的冬天,她在南加利福尼亚度过,希望那里的宜人气候能使她痊愈。即使在这里,为同胞服务的热忱,仍促使她在医生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演讲。不过,她急于投入自己已花多年准备的工作。一九〇四年六月十一日,她满怀希望与热切期待,乘“西伯利亚号”轮船启程赴华。
石安娜 二 在自己的同胞中间
回到祖国后,安娜满怀热情地开始了工作。她第一年的工作报告,表明她以怎样的心情投入其中:“经过六年的专门准备,我深感欠了主的恩情。现在能够尽己所能,向祂表达感谢,真是幸福的殊荣。那些为祂的缘故甘心奉献的人,使我得到种种恩惠;我愿努力把这些恩惠转交给别人。在那些专心求学的年头,我有时急切地希望别人也能和我分享基督信仰带来的喜乐;然而,直到去年七月回到祖国,我才真正有了机会。我怀着欢喜和感恩,投入前辈传教士早已妥善、周密组织起来的工作。”
她负责妇女布道工作,这是一片广大而多样的服务领域。回国不久,她便报告:“姐姐在医学上的成功,使我很容易接近本国各个阶层的人。”医院和诊所的病人,为她提供了最大的机会之一。她不但能接触前来求医的人,还能通过她们进入各家各户。她把大量时间用来登门探访,以及在自己家中接待客人。一封信中说:“许多人知道这所医院和这位女医生,便来参观我们的工作。我们每天都热诚地欢迎这些客人到家里来。有时,我和姐姐一起走在街上,妇女们会把医生请进去。这样,我也得以进入一些友善的家庭。”
她不倦地充实自己,好利用眼前的每一个机会。她从不认为,为服务作的准备已经完成;凡有助于工作的任何新知识,她都急切地想学。开始工作不久的一封信,谈到她提高工作能力的一种办法:“我觉得,自己必须再读一些中国经典。我已有的那一点知识,上帝已经帮助我用来荣耀祂;熟悉经典中的语句,至少能让我从共同的立场接近有学问的阶层,引导他们从已知的事情,认识尚且未知的事情。”
工作的第一年,有四位圣经女传道员与她合作。她们每天随她外出,在她负责的两座礼拜堂为妇女主持聚会,登门探访,或者在诊所候诊室与病人谈话。她早期的一封信写道:“我觉得,这些圣经女传道员需要专门的时间祷告、研读《圣经》,才能把生命的粮分给别人。所以,我们安排每星期一早晨至少学习两个小时;在筹划这一周怎样实行主旨意的工作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
除这项工作外,她还受托督导九江的两所女子日校。她报告说:“老师们在尽力做,可是,我多少次希望能够找到受教育更多的妇女,提高日校的程度。那些付得起学费的女孩,不愿读这些女教师所能教的旧式中文书,所以,基督徒教师接触不到较好的阶层。另一些家庭,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女孩子做,便让她们来消磨时间;一到采茶季节,她们就离校了。谁都看得出,这样的工作不可能有多大价值。”
这种情形确实令人气馁,但她以一贯的勇气面对,在其他职责之外,又承担起在这些学校教一点音乐和英语的任务。新增的课程果然有效,使学生衰退的兴趣重新振作起来。一封信说:“近来,女孩们更有兴趣了,因为每星期有一次唱歌课。从前是星期六在我们家上课,可经验很快告诉我,来客不断、干扰太多,这样行不通。现在,我每星期到各校去一次,在那里教她们。她们一周内还上一堂英语课。在我看来,真是奇妙,无论老少、男女,人人都在寻求英语知识。”
不过,她很快看出,只有经过良好训练的教师,才能长久有效地解决日校的问题。她最盼望的是:“有一天,日校教师能更胜任工作,靠自己的学识把学生吸引到学校里来。”在此之前,她尽一切可能提高现有教师的能力。一封信讲到,她怎样帮助一位灰心的助手:“一位老师很焦虑,觉得自己教不了这所学校。她好几次对我说,自己知识不足,无法保持学生的注意力。我们没有受过训练的教师替她,所以我不能让她离开。她虽然不算聪明,却有一颗善良的基督徒之心。为了学校,我只好留下她,每星期给她补几次课。这对她有益,也帮助她教得更好。”
第二年,她又报告:“我们特别努力,要丢掉旧日鹦鹉学舌式的学习方法。老师和学生一样需要教导,因此,有时索性把课本收起来。教师每天必须讲一个故事;女孩们还要背一节与故事相配的经文,好像用一个钉子把故事挂住。每天下午,老师在黑板上写六个简单的字,让孩子们抄完再回家。这样,女孩们就学着听讲、记忆和写字。只要教一点英语,女孩人数就明显增加,所以我把它当作诱饵。经梅里尔小姐同意,我们从寄宿学校得到帮助,每天在城里的两所学校各教半小时英语。”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在美以美会华中传教区年会上,石小姐被委任全面负责圣经女传道员训练学校。她写给朋友的一封信,表明她多么欢喜地投入这项新工作:“我很喜欢这份工作。说来奇妙,这些妇女仿佛都是我的老朋友。她们和我在一起,无拘无束,像在家里一样;我已经可以说,我爱她们……真希望您能来看看她们,看看她们多么愿意受教。”她原想住在学校里,在课堂之外也和她们一起生活;可是试了几天,便证明这样太劳累。医生坚持要她放弃,她自己和那些妇女都十分失望。
这些妇女都来自收入微薄的家庭,在校时靠助学金维持。她很希望她们也做一点事,至少担负部分费用。接手工作几个月后,她高兴地写信给乔伊斯太太:
“手工部真的开办起来了,而且我们发现,它对许多人都有帮助。我们不做花巧的东西,而努力制作实用物品,供自己使用,或者出售。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做了婴儿鞋,卖给住在牯岭的外国人;还做了一些抽纱手帕和简单的编织品。每个人每月得到五十文零用钱,学校仍会有一笔可观的结余。她们下午三点到五点做工,所以不会耽误学习。这项工作也给一位贫苦老妇人提供了生计……她在医院里住了三年多,一直靠医生挣来的慈善款生活。她的针线做得很漂亮,我觉得,教人缝纫能使她更有用,也更快乐。因此,学校供她膳宿,请她教这些妇女。我做这项工作十分高兴,因为我觉得,她们正在学会自尊,学会把体力劳动看成光荣的事。我也有机会向她们讲美国人的想法,告诉她们,美国人轻视乞讨,却会为诚实谋生,自豪地从事任何职业。”
妇女们的成长,是她最大的喜乐。她在同一封信里说:“妇女们正在学习,我觉得上帝正使她们热切地关心别人的灵魂。我殷切地留意她们品格上的进步;其中两三位表现出不自私和灵性成长的迹象,让我心里暗暗欢喜。”
另一封写给乔伊斯太太的信,讲到训练学校怎样把实际工作与学习结合:“我每天都安排学得较好的学生去做事。两个人随姑娘们出去,在城里的两所日校教书;另外两人负责手工部。因此,她们每天下午有两小时的工作。星期日上午,我派她们到两座礼拜堂去;这一周我陪前两位,下一周陪另外两位。每星期二三点钟,我把所有妇女派出去,只留下三位,请她们邀请邻居来参加我们的班会。留在家的三位负责接待来客。每星期二,总有二十到四十位外来的人听福音。昨天下午,好几位学生向客人讲,自己是怎样认识慈爱的天父的。”福尔茨学院从前教过她的一位老师,这时来探望她,写道:真不知道“老师全心全意的奉献,与女学生的奉献,哪一样更值得赞叹”。
石小姐的身体,不允许她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多作巡回工作。不过,一九〇五年夏天,趁圣经女传道员训练学校放假,她作了一次历时数周的旅行,探访了本区每一个传教站。在中国巡回,确实不负“行旅”之名:铺盖、食物以及料理生活的一应用具,都得随身携带。但那时安娜自觉身体很好,训练学校结束工作的第二天,她就和母亲动身了。到每一座城,她都报告说,她们“有很好的机会在妇女中间工作”,或者“许多妇女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愿意听讲”。她们到访的一处地方,父亲曾是那里第一位基督教传道人,而且工作了多年;另一座城则是石家祖宅所在。所以,她和母亲必定会受到欢迎。“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她写道,“那么多人来看我们,还把我错认成姐姐。母亲欢迎所有来客,大部分时间都在同他们谈话。其中有些人来自对面的村庄,一九〇〇年曾来毁过我们的房子。我想,他们现在为那件事颇感羞愧。”
虽然一路忙着接待、交谈,那些人无论她和母亲走到哪里都来相迎,安娜却没有只顾眼前而忘记将来。回程之后,她对各地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几项有价值的建议,例如,把某城的礼拜堂迁到更中心的地点;传教会名下某块闲置土地,很适合建一所女子日校,等等。她的报告说:“黄梅应该有一所学校,作为妇女工作的中心。那座城里,有许多妇女对教会怀有好感……父母在那里时,曾有不少妇女是教会成员;现在,她们不上教堂了,因为没有妇女同她们谈话。”她用这句话总结旅途印象:“这次旅行使我看清:庄稼果然多,工人却少得可怜。”同时,她的信心又使她加上一句:“不过,我真高兴,知道我的主正走在我们这少数人前面。”
石安娜 三 无穷生命的大能
石安娜有这么多牵挂,渴望活下去,善用自己获得的非同寻常的机会,是很自然的。回中国几个月后,她写信给乔伊斯太太说:“若上帝愿意,我盼望还能为祂工作许多年。”第二年工作结束时,她又说:“过去一年,有许多事使我感谢;不过,最令我快乐的,也许是知道天父确实允许我分担了一份工作……我不记得有多少天,是因为身体不好而耽误工作的。”
她竟能做这么多,确实令人惊叹。一位亲眼见过她工作的人,写到她以不倦的热情和行动投入其中:“工作就是她的生命。她向我谈女子学校的计划,也谈到多么渴望这里各校出现复兴。我想,您一定知道去年夏天她做过的事:传教士们全都外出时,她觉得,本地基督徒若得不到礼拜和每周祷告会的帮助,是不妥的。于是,在姐姐协助下,她打开教堂,在整个炎热的夏天照常举行聚会,亲自讲道,把大家维系在一起。我在本国工作时见过许多著名的工作者,可无论在本国还是这里,从没有遇见过谁,像石安娜这样,整个心灵都因渴望赢得灵魂而燃烧。她无疑知道,自己的时间很短,必须趁还有力气,不停工作。她的工作不只在那所学校……她在日校、寄宿学校,在教会、青年会,在探访中、医院里——凡她的生命能够接触别人的地方——都在工作;即使只与她作最平常的交谈,也能感到圣灵的影响。在本国赢得众人喜爱的那份快乐笑容和爽朗笑声,她在这里也送给每一个人。她能触动别人触动不了的心灵,我一点也不奇怪。”
对工作的热忱,无疑使她自己很难衡量体力,也使别人难以判断。然而,到一九〇五年夏末,人人都已看出,连她自己也承认,她过于劳累,必须减轻工作了。她在给乔伊斯太太的信中说:“姐姐逼我喝牛肉汁、牛奶,吃面包和黄油。人人都说我瘦,可我正在尽力长胖。每天下午,我把全部时间用来养病。午饭后先睡一觉,再出去乘车,呼吸新鲜空气。您看,您的小姑娘,真过着高等、奢侈的生活呢。”
这个夏天,她得到消息:自己的朋友、义父乔伊斯主教病重了。她十分忧虑,也十分悲伤。“我多么希望有办法立刻赶到他亲爱的身旁,告诉他:为了他对我所做的一切,也为了他对于世界的意义,我是多么敬爱他。”她写信给主教夫人说,“我羡慕义莲能在那里。有机会把满心的爱和同情,化作他这时需要的一点点服务,一定是极大的安慰。”
这位真挚朋友的去世,使她十分悲痛;不仅为自己,也为自己深爱的一家人所受的哀伤。她在给乔伊斯太太的信中说:“我爱主教,就像爱自己的父亲。如今,我为他们两位欢喜,因为他们都已听见主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接着,她又说:“我要请他求主,让我在地上再多工作一会儿。当然,假如他明白为什么我不该继续,他就不会这样求。”
有一段时间,她的愿望仿佛蒙了应允。秋天来到,女子学校照常开学,她每天上午都能上课。下午留出来休息,身体大有起色,以至能写道:“我为自己的健康深怀感恩。我每天都起床工作。这是忙碌的生活,也是非常快乐的生活。”秋天,石医生曾决定,如果安娜在接下来几周里没有明显好转,就送她到山上过冬,希望干燥的空气能帮她康复。不过,医生说:“安娜讨厌听我们提这件事,因为她不愿离开自己钟爱的工作。”不久,安娜看起来确实强健了许多,医生便没有坚持要她去。
安娜高兴地写到学校的圣诞活动:“妇女们第一次尝试在这个快乐的节期公开表演。她们有一段对话、三首新歌,还演出了夜间守望的牧羊人和烦恼中的希律。然后又摆了一棵树,上面挂着她们为朋友做的小巧饰物。因为付出了劳动,她们过得格外欢喜。”她一直工作到中国新年放假,大约是一月中旬。遣散学生放假时,她对新学期充满希望和计划,觉得休息一个月,就能做好准备。新年假期,教会举行特别聚会。安娜节省体力,好在晚间聚会上唱歌。最后一次聚会由她亲自主持。一位在场的人说:“本地教会不会很快忘记她清晰、美好的见证。”
可是,就连这些工作,也超过了她的体力。二月初,她发生严重的肺部大出血,看来几乎无法恢复。她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带着勇敢的微笑对石医生说:“姐姐,我要走了。这是祷告蒙了应允,因为我不愿长久拖下去,危及你们大家的生命。”大出血之后,又继发胸膜炎。十天的剧烈痛苦中,她的生命悬于一线。一位同工这时写道:“她虽然完全料想自己就要离去,却依然明朗快乐。她工作那么热心,总是那么开朗,常常超过自己的力量。我想,她身体衰退的程度,比我们这些天天守着她的人所察觉的还要严重。我们觉得不能让她走,可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既然她宁愿到上帝那里去,也不愿留下来却不能继续工作,我们只能祈求:‘愿上帝的旨意成就。’”
然而,她又一次显露出那种复原力——正是这种复原力,使朋友们难以认识她真正的健康状况。有几个星期,她似乎好起来了。生命的活力重新回来,她便又希望可以重拾工作。有一段时间,工作的渴望强烈到使她害怕死亡的念头。日子一天天过去,体力却没有恢复,她不明白:需要这么大,工人这么少,自己又这样渴望工作,为什么竟不被允许去做。一天,她对石医生说:“姐姐,我刚刚把自己准备好;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我想至少再活十五年,把自己所得的恩惠分一些给别人。我这么年轻,我们的家庭生活又那么美好,我不愿这么早就放下。我对训练学校有很大的希望。我爱那些妇女。我想带着整整一个班读完训练课程,然后把工作交给她们。我想看见她们的工作稳稳建立起来,也看见一座名副其实的新校舍建成。最重要的是,我想看见我们的本地教会被圣灵彻底唤醒,开始建立一所自养的教会。”
一位传教士后来写道:“真希望您知道,在那些黑暗的时刻,石医生给了她多大的安慰。医生自己心里始终背着重担,却勇敢地帮助安娜承担她的重担。安娜也同样勇敢,因为整个病程中,她遭受剧烈的痛楚,却不断压住一切痛苦的表示。”
安娜一生爱上帝的旨意,爱得如此深切,到了最后,也不会不爱。挣扎很快便被完全的得胜和平安取代。她去世后,姐姐写信给乔伊斯太太说:“她不明白,人们为她做了这么多,她又这样愿意为主作任何服务,为什么不能让她留下,给她健康的身体,去做那显然如此需要工人的工作。但她说,如果这是主的旨意,她愿意走。她希望人们知道,她爱顺服上帝,胜过爱自己的生命……她说,她完全愿意走,只不过原来想再多工作一会儿。”
短暂的挣扎过去,她所想的全是别人。她常提起那些自己为之工作的妇女,求姐姐照顾她们,别让她们退回旧路;谵妄时,她也向她们这个、那个地恳求。她托人把爱的信息带给不在身边的人,其中有些人远在大洋彼岸;同时,她又努力减轻身边那些舍不得她离去之人的哀伤。“不要为我难过,”她安慰姐姐,“就像从前我在美国时那样想我吧,只是我将到一个更美的地方。”去世前三天,她对自己的葬礼作了明确安排,希望把中国丧礼中一切带有非基督教宗教意味的部分全部去掉,使她在死亡中,也像在生活中一样,清楚而毫不含糊地见证自己对基督的忠诚。
三月十六日,最后的召唤终于来到。她已经预备好,欢喜地回应。她告诉姐姐,自己听见了美妙的音乐,看见了大光,想要去了。一位同工在信中写道:“那天晚上,我们传教士全都聚到她们小屋的客厅里,同来的还有她的亲属和较亲近的朋友。这是我所见过最感人的场面之一。我们因失去共同所爱之人的悲痛而紧紧相连。”
依照安娜的心愿,葬礼极其简朴;可是,送葬队伍仍引起普遍议论。一位传教士描述当时的情景:“将近四十乘轿子组成的队伍沿街行进时,人人都停下来观看。虽然最近南昌的骚乱造成不安,我们听见的却全是友善的话。外国人为一个中国人送葬,给予这个中国姑娘的尊荣,仿佛她是他们自己人中的大人物,这件事似乎使中国人受到格外深刻的触动。”
另一位写道:“那一天,邻居们无论信不信基督,都来致敬……参加葬礼的人很多,包括其他教派的好几位传教士。四十乘轿子的队伍,前往东门外约两英里的基督教墓地。从家里到城门的半英里路上,两旁站满了人。我们经过时,他们安静而恭敬地站着。人们注意到,队伍里没有那些非基督教的繁多标志,棺木除了献上的鲜花,也没有其他覆盖物;他们还注意到,连外国人的轿子也挂着白布,‘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租界里一位英国绅士,准备第二天早晨去拜访一艘军舰的舰长。他说:‘我要告诉他,我今天看见了一支队伍。它对促成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和平与和睦,比所有军舰所能做的都多。’”
若按年岁计算,石安娜的一生很短。若按回中国后能够实际工作的时间计算,她的服务更为短暂。她几乎一生都在为服务作准备;看起来,她毕生的事业才刚开始,就奉命放下,去另一个生命中从事更丰富的服务。可是,假如一个人的为人比她所做的事更重要,假如衡量石安娜的一生,所依据的是她的生命本身,而不是可供记载的成就,那么,我们就必须说,她已经服务了许多年。事实上,在所有为工作作准备的岁月里,她一直凭着自己的为人,在最真实的意义上服务。乔伊斯主教常说,她在家里的存在,就是一种祝福。一位与她的工作关系密切的人这样赞美她:
“她具有罕见的品格。那样朴实、不矫饰、温柔,却又那样坚强。像古时那位无瑕的骑士,‘她的力量抵得过十人,因为她的心是纯洁的’。她天生具有动人的个性,又有极甜美的嗓音,确实是唱着歌走进每个听者的心。那些从她身上看见本教会传教事业成果的人,尤其被她那‘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的生命之光所感动。凡接触到她明亮生命的人,都因此变得更好。”
她的一生,鼓舞了基督教美国的人民。在美国时,她曾说:“来到美国以后,最令我惊奇的是,怎么会有人生活在这个国家,却还不是基督徒。如果我还没有把自己献给上帝,这就是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但感谢上帝,祂已经不用为我操心了。我是祂的孩子,一生都要爱祂、服侍祂。”一位听过她唱歌的妇女问:“你们为什么让她回去?我们这里就需要她来帮助。听这个中国姑娘唱‘我将与祂面对面相见’时,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离基督这么近。她眼里闪耀着那异象的光。我知道,她确实看见了自己所唱的。”另一位在她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写道:“说起石安娜,可以真实地说:‘认识她的人,没有不爱她的。’……无论她走进什么人群,不但把人吸引到自己面前,更把人引向基督。究竟有多少灵魂因她的影响而进入基督徒的生活,唯有永恒才能显明。”
石安娜去世几个月后,妇女海外传教会年会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议决:为纪念我们亲爱的中国姑娘石安娜,谨请诸位重温一位熟知她的人用来形容她的诗句:
‘我们几乎以为,她不必改换所居的境界,就能为天国添一位光明者——她在这里,已如天使行走。’”
她的一生,也给自己伟大祖国的人民带来了祝福。姐姐写道:“我十分感谢,她回来了,为自己的同胞工作了约两年。当我看见这里的妇女和女孩多么爱她,就知道,她与我们相处的短暂时光,没有白白度过。”九江另一位工作者在信中说:“石小姐从女子学校被接走时,我们确实感到,学校的光明与荣耀都离去了。她在妇女中间的生命和影响,永远不会被忘记。她的温柔、甜美的心灵与无私,在我们心中赢得了位置,使我们仿佛瞥见了主。在同工和自己的同胞中,她受到普遍的爱戴。”
后来接手安娜工作的胡遵理小姐,写信给乔伊斯太太:“自从那个小姑娘从我们中间被接走,九江留下了多么大的空缺,我想没有人能向您说尽。我到中国没多久,自己就已体会到她生命影响的一部分。她那美好、献身的青年女性精神,在本国曾给每个人留下深刻印象;我秋天抵达中国、见到她时,觉得这种精神更加鲜明。”胡小姐接着讲了一件事。这件事无疑揭示了:这个以年岁计算十分短暂的生命,它的力量有一个极深的源头。她说:
“就我所听到的石安娜生平而言,没有哪件事,比我现在要讲的故事,更能说明她真正舍己——事实上,几乎完全忘我——的深度,也更能说明,她为什么能赢得别人未能赢得的灵魂。几年前,安娜尚未从美国回来时,一位约六十四岁的老妇人,受雇不时替石医生做些针线。她是个寡妇,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个十足的鸦片烟鬼。他不能工作,为了买鸦片,剥夺了母亲生活中的一切舒适,甚至常连必需品也夺走。
“一天,老妇人病了。她生病时,儿子把她仅有的衣服拿走,卖掉,换取那害人的毒物。您知道,中国人的习惯,是睡觉时把衣服铺在被子上。母亲求助于石医生。医生便把这个患病而无依无靠的人接进医院。她病好以后,仍留在院里,尽自己所能做些针线,换取膳食。她在那里第一次听见‘耶稣道理’,饥渴的心向真理敞开了,想学着读《圣经》。
“后来有一天,她来问医生:假如我们向上帝祷告,祂会不会拯救我儿子,使他离开那种可怕的生活?医生与她谈话,发现老人满怀信心,相信这事能成。于是,两人为此祷告。过了一些时候,石医生给她钱,让她把儿子送到本城的男子医院,戒除烟瘾。可她没有亲自把人交给医院负责人、支付治疗费,而是把钱给了儿子。他把钱全花在鸦片上,情形比从前更坏。
“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经费不足,医院不得不关闭一阵。重新开院后,老妇人苦苦哀求,让儿子进来当苦力,以工作换取食宿,这样就能避开诱惑。他曾再次得到资助,住进医院,出院时似乎已经治好,后来却又复发。医生觉得,让他来医院工作的办法有些危险,因为这人实在是个一无是处的家伙。不过,这时安娜已从美国回来。她和姐姐都愿意试一试:这似乎是他的最后机会,而母亲又求得那么苦。于是,他进了医院——真是个可怜的人,那种可怕的生活,使他虚弱得像个小孩子。
“在这里,他拿不到一点鸦片。几天后,断烟的反应便显出来,四肢肿得厉害。搬一点点轻东西,都要费很大力气,看来几乎没有希望。但他逐渐戒掉了鸦片,能够在院里做事。安娜外出巡回时原先坐轿,可她身体太轻,轿夫颠得她很厉害,使她不舒服;于是,她换了人力车,挑了这个可怜人作自己的随身仆役。您知道,她出去传福音,总有母亲陪着;这个苦力便拉着人力车随行。他变得非常忠于她,小心地照料她。她和母亲吃饭时,也让这个苦力一起吃,免得他走开去弄鸦片。正如您大概已判断的,他意志很弱,容易受人引诱。安娜觉得,惟一能保住他的办法,就是让他始终跟着她们。渐渐地,这人挺直了身子,强壮起来,能够像样地做不少工作。
“与此同时,安娜一有机会,就向他讲基督。终于,在去年除夕、由安娜亲自主持的守岁礼拜上,那些公开表明归向基督的人中,也有了这个可怜人。据我们所知,从那时起,他一直过着正直的生活。他仍在医院工作,再没有旧日放纵的迹象。几星期前,安娜离开我们时,他悲痛极了。棺木封好后在家停留的那个夜晚,整夜不睡、坐着守候的,就是这位从前的‘护卫’。老母亲如今六十七岁,已经学会读《圣经》,也是一位十分热诚的基督徒。
“真希望我能向您说清,听石医生讲安娜怎样努力,把这个可怜人引到基督面前时,我受到怎样的感动。他身上没有一点吸引人的地方,事实上,恰恰相反;可是,她看见那里有一个需要拯救的灵魂。她显然全不想到自己,也不因他是那种人而退避,反而怀着自己紧紧追随之主的真实精神,尽一切努力,把他从那毁掉他自己和母亲生活的东西中救出来。我想,我从未听过比安娜这件事更美的故事。她的天性那么纤细,女性的品格那么纯洁甜美,始终喜爱高雅,对生活的细腻之处又那样敏感,可她把这一切都放到后面,作为献给主的祭,让那个可怜人和自己、母亲同桌吃饭,由此帮助他与灵魂和身体的仇敌争战。”
对石安娜来说,主的工作确实就是一切,自己则毫不足计。她曾在给乔伊斯太太的信中说:“看到有能力自养的人,没有更多出来为中国工作,我心里很难过。我盼望找到一种办法,不领传教会的薪水,自己维持生活,让别人知道:我工作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心中。”
这个年轻中国姑娘的影响,又一次见证了“无穷生命的大能”。今天,她仍活在那些因她而受鼓舞、努力像她一样忠诚的人们身上。
〔原书末记〕美国印制。
石安娜 《近代中国著名女性》
玛格丽特·伯顿著。附插图,十二开,布面精装。净价一.二十五美元。
作者前一本著作,讨论中国女子教育这一总题,已显示出她的能力:她能以独特的趣味与洞察力,刻画本书这一组引人注目的传记人物。倘若有大批怀抱相同志向的妇女,以她们为榜样,那么一个国家的未来便有了保障。
石安娜 《中国的女子教育》
附插图,十二开,布面精装。净价一.二十五美元。
“‘令人激动’是很强烈的字眼,可用来形容《中国的女子教育》,并不过分。对许多人来说,这本书将打开他们的眼界;毫无疑问,对所有人,甚至那些相当了解当代妇女处境的人,也是如此。伯顿小姐这本书,会使一切爱读书的人感兴趣。”——《基督教倡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