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第一章中国革命的缘起及其历史

自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至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以共和取代世上最古老的君主国！荒唐之极。这意味着要一个黄种人像白种人那样思考，而此事从未有过，连日本那个奇才也不曾真正做到。这意味着要与广大世界自由往来，而中国固执地抵拒这一新事物已有四百年。这意味着最骄傲、最自足的民族要以平等之礼待人，与人相通。这意味着把四千年不曾中断的历史、层层累积的骄傲与成例统统抛入风中，谦卑地从头做起，甘做一时的生手。这意味着要打交道的不再是一位君王，而是四亿位君王，还得问一声：「主上有何吩咐？」两千年的教育制度，一朝忘却！至少五千年的宗教——人人各有其神，即其父——要被贬得同儒家那点酒、米与彩杖的薄祭一样不值钱！要为四亿人担起个人与国家的责任，踏上影响世界的宽阔大道，与人分担其耻、分享其名！要为是非曲直而挨打、而还手！要放弃父、己、子三世永续的涅槃，换来一个仅限于个人五十五个匆促年头的、令人激动的角色！这行动的规模啊！一片大如全欧的土地，一个多如高加索全种族的民族！四亿从前只知向偶像与符咒叩拜的人，如今雷鸣般敲响科学与医学那久锁的门！它震动了世界。因这运动之浩大、其源泉之深远，它孕育着为人类开出乐土的可能。这艘新的国家巨舰下水，不能不掀起一道波浪，把欧美那些早已浮在水面的船身抬起来，给它们添一份推力，尽管也带来一时的惊惶。全世界的商业、制造、劳工、财政、税收、学术、农业、艺术，或许还有宗教，都要重新安排。人类的口舌与笔端要添上一门最难的语言，而英语则被召唤着再一次崛起——要么胜过这强大的陌生者，要么死去。巴勒斯坦的《圣经》受到挑战：要么以真理征服，要么退却，失掉半个世界。忽必烈、拔都、帖木儿以及金帐汗诸汗的黄色幽魂重又崛起。对威廉皇帝那句「黄祸」之问，高加索人将如何作答？人们当还记得，这位德皇曾亲手画过一幅画：欧洲各国聚拢起来，保卫十字架与文明，抵御东方天际那尊纵火的佛。当共和派与帝制派争个高下之时，门内的异邦人可还能得到保护？领袖人物会不会出现？这庞大的蒙古人种群体既已被激发出力量，是否也会被赋予理智？这庞然之躯既已骤然移位，此后是仅凭重力而动，还是凭同情共感的意志而动？它能否聚合为一体而不至于分崩离析？那几十个战栗着的王座又将受到何种影响？在那里，罗曼诺夫、哈布斯堡、萨伏依、霍亨索伦、奥斯曼、日本天皇乃至比利肯之流，都自称凭「神授之权」而治，这与高贵的英国所说的「立宪之权」全然不是一回事。孙中山与中国的共和派发出了这样的挑战：「天命无常。」

当维新者宣布中国将建共和、举世为之一惊时，上述种种问题便一齐涌上来了。要建的是共和国，不是君主国——连那些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这么说；而就在不久之前，日本有一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编辑连同另外十人被秘密审判处死，案卷封存，报界受检。他们要的是新的共和中国里毫不留情的公开。倘若不是美国在舆论上的倡导、英国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一年间牺牲税收，使鸦片之习稍有收敛，一九一一年也就不会有起义。这一改革清明了国人被烟雾迷住的头脑，为鼓动之事添了百万人手，又直接间接地为鼓动者的独立事业提供了一亿元。美英两国在一九〇九年上海禁烟会议上推动的，是何等巨大的一块石头！

一九一一年十月的大革命，并不是晴空里落下的一道惊雷。云早已在聚集，只是国内外许多人看不见，或者不肯看见。一九一一年九月，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派探子沿新筑的广九铁路缉查军火走私。同月，龙济光统兵突然包围了广州《十八甫报》馆，捕去数名维新人士。一九一一年九月，广西的陆荣廷乘「宝璧」号炮舰顺西江而下抵广州，从广州军械局运走机枪与弹药，去攻打满人一向称之为「无政府党」的那些维新者。前一个月，北京邮传部停止使用私人密电码，以便检查发给维新派的电报。早在一九一一年八月，几位暗中同情维新的督抚便电请调派炮舰，好把舰队从长江流域调开——革命正要在那里发难；而那艘最大的巡洋舰、在纽约颇有名气的漂亮的「海圻」号，这几位督抚建议派往斯匹特岬参加英王乔治的加冕阅舰礼。甚至早在一九〇七年七月，中国政府就曾向列强交涉，请它们代为侦查运往华南的军火。使我们不免觉得有趣的是，这些军火到香港时，报单上写的是装箱的烟斗、冷凝器、条铁、瓷器之类——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枪；那不过是托运人在货物归类上开的玩笑！一九〇六年十二月，西江航运尽头、广西梧州的中等阶层学生决定剪掉辫子，改穿卡其制服，练兵操，赛跑。他们在起事之前五年，就已自行为艰难的时世作准备了；而一九一一年十月汉口攻势的第一线上就有这些少年，带领他们的是一九〇九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中国军官温某上校。一九一一年八月，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报告说，它九百万金元的钞票中有很大一部分被广东及南方各省的华人囤积起来，不再流通。这种对稳妥票券的窖藏，向来表明人们对商业与政治前途缺乏信心。

一九一一年八月，邮传部命那位有名的满人、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前往广州与公益埠——后者是美国归侨新建的市镇——去「安抚人民」。端方回说他不去，理由是：「广州遍地都是无政府主义。」同月，摄政王载沣请庆亲王荐一员干将，派去弹压广东的乱事，于是派了满洲将军凤山。刺探之事并不稀奇，常有人冒充新任官员，先一步赶到省里，在衙门里背出一套履历，听来仿佛真是其人。一九一一年八月，北京的内阁议定，把新任官员的照片装入封套寄送，以防这种冒充。

此时广州的中国人正生出一种求进步的新精神，香洲模范市镇的创办便是一个例证。从美国、新加坡和香港回来的华人，受不了旧城里的市政拘束。他们在澳门内港上游十英里处选了一块地。挖泥筑堤，开辟港口。宽街、下水道、好店铺、庙宇、警署与消防所及其器械、自来水厂、图书馆、公园、造林、商会、电车、电与煤气、医院、学校、戏院、带花园的独立住宅、汽艇与轮船航线，还有一个自由港——都在规划之中。一个政府若容许粮食被垄断，以致因公道不得施行而生民变，历史表明这政府就要倒了。我举一九〇六年七月杭州由红帮领头的激烈抢米风潮为例，又举一九一〇年长沙的抢米风潮为例——那一次，在华的耶鲁学堂险些在大火中不保，而正是那一带，到一九一一年被革命的高潮席卷。一九〇六年，各新式学堂领到的教科书里有一幅中国的漫画：中国已不是昔日的「中央之国」，而是一块人人都来咬一口的点心。其用意当然是要以愤懑的爱国心取代旧日那种麻木的骄傲。这些学童中有许多后来投入共和派最勇的两支队伍：「敢死队」与「炸弹队」。一九一一年四月，在广东活动的孙中山两位部属胡毅生与伍森率众起事，向世界发布了一篇宣言，内容几乎与孙大总统和外交总长伍廷芳在一九一二年一月所发的一模一样，要点如下：

一、驱逐满人。

二、与外人友好往来，保护外人财产与人身。

三、现行各项对外条约，一律听其期满。

四、满人迄今所借外债与所认赔款，照付。

五、迄今所订让与权，仍属有效。

当时打得极苦；倘若起事者有足够的钱与军火，共和便会在四月宣告于广州，而不是十一月宣告于武昌与南京。美国炮舰「威尔明顿」号与英国炮舰急驰广州沙面，保护外人。在十月革命中被杀的李准提督，勉力才把这场四月间发生于广东、福建的革命压了下去。数百年来，中国妇女不肯与满洲妇女来往，称她们为「帐篷女人」。在整个突厥斯坦，中国人都用墙把自己的城区与蒙古人的聚落隔开，只是在征服之后，满洲兵把中国人挤走了。

革命之前好几个月，几乎所有教会都从学生和朋友那里听说，将有严重而持续的乱事发生。中国人看到，个人主义已在美英兴起，正与特权阶层相搏。个人主义终于也在中国兴起，并在这场起事中对道教迷信所教的清静、佛教的顺受、儒家的服从表示不平。「我不是一个宗族，我是一个人。」有志气的中国人望见新的一线希望时如此说。美国的外交并非全然不明情形、全无准备。革命发生的头一个月，美国舰队成了中国水域里最大的一支外国舰队：默多克海军少将手下有巡洋舰「萨拉托加」号（即西班牙战争中成名、后经改装的「纽约」号）、「奥尔巴尼」号、「新奥尔良」号、「威尔明顿」号，炮舰「海伦娜」号、「埃尔卡诺」号、「维拉洛博斯」号、「萨马」号，浅水重炮舰「蒙特雷」号，以及驱逐舰「巴里」号与「迪凯特」号。

早在一九一〇年六月三日，即革命前一年四个月，上海《新闻报》就登过这样一段文字：「各使馆与领事均收到上海友善的革命党人所发的匿名信，警告说一场大规模的反王朝起事已在眼前。外国人只要不帮满人，便不会受到伤害。」一九一一年八月，甘肃西部的西宁发生起事。铺子里的洋布被搜罗一空，用来做制服。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被推为首领，并得了一个意味深长而又异想天开的名号——「救世王」。在被洪水淹没的长江流域，富人把米粮囤断，一九一一年八月沿江各处都闹起抢粮风波。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起事者在广州附近那条风光旖旎的西江上登上一艘中国炮舰，枪杀舰长，夺取军械弹药。九月一日，海军部加强了广东水域的巡防，以阻止军火走私；陆军部则规定矿工输入炸药须领执照，因为他们怕「无政府党」正在进口炸药。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长江、淮河与大运河流域可怕的水灾与饥荒，招来了对政府的许多指责——政府未能赈济灾民；而饥民是愿意打仗的，因为军队至少还有粮台。「凡受窘迫的、负债的、心怀不平的，都逃到亚杜兰洞去了。」报纸——例如最老的维新报刊、上海的《申报》——记载过被满化的官员施用的种种骇人而非法的「三度」酷刑，我已在《法律实务》一章中引述。

锡业是宣传经费的大宗来源，海峡殖民地新加坡与槟榔屿的四十万华人锡商与矿工出得最多。其次是十万美洲华人与五万澳洲华人。甚至在一八九八年，李鸿章就在广州说过：外国人所主张的新教育一旦推广开来，未必不会推翻满清王朝——而他这个安徽合肥人，四十五年来一直是诸督抚中这个王朝最有力的柱石。迷信也没有闲着。哈雷彗星在天上炽然。它曾在凯撒败亡时出现，在耶路撒冷陷落时出现，在意大利败于阿提拉时出现，在英王哈罗德败于征服者威廉时出现，在罗马在英国的统治终结时出现，在魁北克落于沃尔夫之手时出现；如今它那可怕的光焰，定是在预示满清王朝的覆亡。人们又传说种种凶兆：河南下了红雪——雪里掺着黄土；钱塘江潮头涨到二十英尺，越堤而过，把水灌进了海宁塔的第一层。这向来意味着王朝的倾覆，因为可爱的明朝亡国之夜不正是如此？崇文的宋朝覆灭时不也是如此？

与若干别国的文官一样，满化了的文官——那些官老爷——行事仿佛自己是人民的主宰而非人民的仆人：他们给自己定下高薪，又从中侵渔。革命前一年，田赋收入约一亿五千万元，而到国库的只有三千万元。中国人把这种不加稽核的罪过算在满人头上，因为至少该有一亿元进入朝廷与各省的库房。那样一来，也还留下五千万元，给那种认定「公职即私利」的官吏去照例侵吞。大革命前一个月，即一九一一年九月，北京的一家华文报纸《京风报》报道说，各处工钱都欠着，连茶役也诙谐地在内务府总管的门上贴了一张匿名纸条：「工钱连影子都没有；为什么！为什么！」南方久受苦楚的广东，赋税又加重了：高州的砖窑、南海的丝栈、茶楼，甚至看庙的人，都被摊派到「凡可征者尽征之」的地步。我举一件有代表性的反抗为例。一九一一年九月六日，广州附近石龙的僧人在自己庙里的香客中组织起反抗。人群拆毁了市政衙署、警署、官办酒坊、屠场和鱼市。远在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就曾下诏，令广州的彩票拿出三分之一来供远在北方的京师大学堂的开支。我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一章里记过一件事：一九一一年八月，广州附近新会的关氏宗祠里立了一尊独特的跪像，供人鞭打，以志族中一人投附政府铁路与税收政策之事。北京与广东之间素来有嫌隙；满人以及满化的督抚奉命到广州衙门上任时，总在北京开玩笑说：「好啦，我要去管苗子了。」——而文雅而重商的广州人绝不是苗子。这种傲慢，人们深为不平。

人们一再抱怨：不具代表性的满人政府把种种让与权左右送与外人；而当这些让与权因南部和中部各省的爱国情绪被激怒而要收回或赎买时，外人有时除本钱和利息之外，还要索取巨额的商誉费与专营费。我不举实例，因为我所指斥的是这套制度，而不是某些人。若我们用中国人的眼睛看这件事，他们说得对：他们不打算为赎回自己的专营权付出巨款——那专营权有些是从一个腐朽的、当权的、不具代表性的小集团手里强取或哄骗得来的，那小集团的成员从不征询有关省份的意见。这又是「无代表而纳税」。这与美国南部各州拒付公债不同，因为钱根本没有付过。「补偿」与「赔款」是中国人已经学会憎恶的两个词；总有一天他们要建一支庞大的海军、练一支庞大的陆军，好按西方解释这两个词的方式去解释它们——在西方，它们与不公和「强夺」是同义语。自一八九八年以来，关于德国垄断了富庶的山东省的矿务与铁路专营权，怨声不绝。

说到铁路、让与权等等，人们会想起美国将军詹姆斯·威尔逊一八八七年所著《中国》一书中的这段话：「只要能让中国人明白，铁路、矿务等事可以用他们自己的钱——先由私人认股筹得——由他们自己的劳力，在肯公平诚实待他们的外国专家指导之下办成，他们就会去办。眼下他们不会把让与权或补助给外国人。他们连向任何财团抵押借款都不肯。」还有一种抱怨说：二百六十八年前明朝留给清朝的，是一个满是公共工程的国家——桥梁、道路、庙宇、宝塔、河渠；而满人征了重税，却很少甚至从不修一座庙、一条渠、一条路，弄得中国如今满目荒凉。又有人反对说，官办船厂如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竟在给醇亲王等皇族造豪华的远洋汽艇，这项开销是国家负担不起的。

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那场著名的革命之前两年，笔者在所著《中国人》一书中，曾点出五个人为变动中的中国的领袖：孙中山，反满的起事者，将拿起武器力图建立共和；康有为，在改革上几乎同样走得远，但要保留满清王朝，行严格的立宪君主制；梁启超，改革书籍的译者，可能成为一个改革后的国家的部长；伍廷芳，心里暗存改革之意，「值得同情地留意」；袁世凯，某种程度上西化了的机会主义者，才具甚大，最得北京与天津外国人的看重，却为南方与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所不信。到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革命已如火如荼：孙中山被举为中华共和国——汉族共和国——可能的大总统；康有为正落在预言中的位置上；梁启超做了袁世凯那个立宪君主制试办内阁的司法大臣；伍廷芳做了上海临时共和政府的外交总长；袁世凯则从河南彰德两年的退居中被召出，出任改革后的立宪君主制的第一位大臣。

这场最奇妙的革命，看来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国土中心、长江上的武昌晴空一声惊雷般爆发的，而美国炮舰「海伦娜」号与「维拉洛博斯」号正驶过那里。其实，如我方才所力图说明的，它是经过周密筹划的：宣传在海外与国内进行，各有团体与首领，他们的主张并不都止于同一处，但其见解同出一源——爱国的改革。康有为是维新者中年最长、起最早的一位；他从一八九七年起，以所著《日本变政考》说动了感情用事的满人皇帝光绪。但一八九八年皇帝败于反动的慈禧太后之后，这位受过香港教育的广东人便被逐往英属新加坡与槟榔屿；他从那里筹划自己的行程与「保皇会」的宣传，那会主张一场改革的革命，但暂且保留满清王朝为立宪君主。这个会与孙中山的哥老会、革命党和兴中会大不相同，后者的目标是共和。换言之，康是塔夫脱式的「守成派」，属中度的改革者；孙则是罗斯福那一路彻底的、激进的改革者。康的团体在中国、美国和英国都生长起来，康也去探访它们，主张训练队伍，去打翰林院那班反动文人的兵。

作家兼译者梁启超先取道海峡殖民地，继而到日本的神户与横滨，在那里主编维新的华文报纸《西报》和《民报》，又以英美自由主义名著若干部分的译文灌注他的国家。梁也容忍暂且保留满人君主。南京的美国传教士马林医生曾把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译成中文，此书在维新者手中流传，孙中山尤为赏识。上海河南路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自一八九八年起，每年为中国学堂译印价值百万元的西洋教科书。苏州的美国长老会印书馆、上海北京路十八号的美国圣公会印书馆，以及其他美英教会与圣经会的印书机构，多年来一直在用中文印行有力的真理之书。香港外商行号的富买办，如马应彪，曾捐出一千元给「万勇」一类爱国演说团体。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中海蒙与其父克瑞翁王的那场争辩——痛快地斥责专制之治只配用来统治一片荒漠的君主——受过外国训练的学生都能背诵。

袁世凯于一九〇九年被摄政王载沣罢黜，但他在河南彰德退居期间，仍与舆论和武力这两股新势力的形成、与他的后台即北方的外国人，保持着不失体面的联络。袁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很有他老师李鸿章的气派——李鸿章是我们西方人非常熟悉的。一九〇九年以前，外国人在天津以西洋组织之学相助于袁；帝国最好的军队、最好的学堂，以及几乎最好的工厂，都是袁一手办起来的。然而那些最敢作为的维新者，就其过去而论，把袁看作一个敷衍应付者、机会主义者和大体受外国影响的独裁者：西化太过，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精神以及各维新团体隔膜。他们认为他从前是个满化的中国人，不敢以共和派的身份为自己做事，非得有个雇主不可——满人皇帝或别的什么首领；他的伟大是黎塞留式的伟大，不是华盛顿式的伟大。他们说，他头脑虽然周密，心里却还不够炽热真诚。他们怕袁若由他自己作主，会对外国的猎取让与权者让步太多。他们痛切地记得：若没有袁，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的维新者本可以和平地席卷全国。袁是北京、天津、芝罘、牛庄、青岛及北方其他口岸的外国人最喜欢的中国人。他与华西、华中、华南维新精神的心脏并不那么相通，与那些地方几个文教荟萃的通商口岸的外国人、与华南那个出色的英国属地香港的外国人也不相通——而香港与英美人士的上海一起，为改革中的中国出力最多。袁在中国本部以外的经历，只有少年时随军驻朝鲜十二年那一段。袁的性情是冷的。南方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提到他时说：「一个人冷到得在袖子里揣三个手炉，你还能指望他什么？」据说在一八八四年对日的朝鲜之役中，袁反对红十字会的救护，还开玩笑说军医们不必费这个事，因为「他们把人重做了一遍，却没把兵重做一遍」。在那一役和别的战役里，袁杀人不眨眼。不过，「过失属于人，宽恕属于神」；倘若袁将来能全心全意为一个统一的共和中国效力，则在那些可以做成的光荣事业所带来的欢欣里，往日的错处也就会被人忘掉了。

孙中山博士——不妨依拉丁语的办法称他为「孙夫修」——是香港造就出来的人，从一开始就是革命者和共和主义者。他小时候听伯父讲太平天国的惊人故事，那位伯父曾在那场起事中做军官。他一八六六年生于广州以西七英里的佛山。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七年，广州英美会的嘉约翰医生给他以帮助，他在嘉氏诊所里习医学与英文。他在香港从康德黎医生学内科与外科，并入了这块属地的籍——也就是成了英国属民；当然，他现在已恢复了中国国籍。康德黎当时在香港西医书院执教，该书院如今是香港大学的一部分。一八九二年，孙成为在澳门开业的第一个中国医生，遭到葡萄牙医生们的极大排挤，一八九四年被他们逼回广州。他的父亲是中国的基督教传道人，属公理宗——伦敦会；孙中山认为，研读基督教的《圣经》是中国教育中最要紧的事。甚至在康有为于北京行事的两年之前，即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就把军火私运进广州，发动他的革命力量，第一次受了炮火的洗礼；在那一次以及以后的场合，他都显出对自己性命的全然无畏。孙中山也曾一度与兄长及同志们同住檀香山，他在夏威夷和美国的学习，使他归心于共和的政体。因汕头一路的人没有按约在广州与香港一路的人会合，孙中山一八九五年的计划落了空。经香港著名律师丹尼斯先生之劝，孙中山逃往日本神户，又到檀香山和旧金山。这位目光锐利、相貌端正的小个子，身高约五英尺五英寸，衣着与神气都像个美国人或英国人；他多年来隐姓埋名往来于美国、英国、日本，为各维新团体组织操练队、教育队和捐款队，人与钱都送往广州、上海和武昌——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那个可纪念的日子，大革命正是在武昌爆发的。在中国接收这些接济的，是孙中山的代表黄兴将军。孙中山的助手在经手这些钱款上都对所受的信托忠实不二，只有一人例外；关于此人，孙中山自己写道：「他会得到他应得的报应。」

孙中山的头是悬了赏的——这便是近世的黑名单；他之所以没有被满人雇的黄白两色侦探当作疯子（竟至如此！）绑走，在北京慢慢地用锤子砸碎脚踝、把身子零切成千块，全靠他坚持自己的英国属民身份。一八九六年，他在伦敦波特兰街上被人擒住，匆匆送进清国使馆。孙中山获救的经过颇富戏剧性：他在香港的老师康德黎医生当时正在伦敦行医。孙中山交给清国使馆里一位英国秘书一张给康德黎的字条；幸亏出于英国人公平待人的精神，又幸亏一位妇人的恳求——那英国人的妻子劝丈夫「高贵地不计后果」，把信送出去——字条终于送到了。侠义的康德黎医生立刻把它送到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英国外交部，外交部出面干涉，派警员围住清国使馆——这是一场新的「北京之围」。满化了的中国人不情愿地放了孙中山。所以说，若没有英国，孙中山根本活不到敲响共和革命的警钟那一天。不过话也说回来，自克伦威尔的时代起，英国一直是改革者的母亲和老师。

孙中山的总部设在英属新加坡和香港，但他在旧金山、芝加哥、纽约、伦敦、温哥华和横滨也一样有名。他曾走进纽约哥伦比亚学院的学生宿舍，与几个学生谈革命、谈改革，而像巴特勒校长那样有名的保守派就在不远处，浑然不觉。他所提携的学生之一，便是如今做袁世凯华文秘书的顾维钧。孙中山是个彻头彻尾的学者、宣传家、组织者和共和主义者，正如他随身携带的那本书的书名一样，是一个讲「进步与贫困」的人。世界上的大银行家——尤其是两家与中国的进步久有关联的伦敦行号——都识得他，识得他扮作推销员之类的种种化装，也识得他关于政府与财政的周密方案；他在美国，在伦敦、香港和海峡殖民地，为自己的宣传和革命张口借款，从不畏怯。他经手过百万元的款子，一丝不苟，自己却生活极为俭省。他容许自己的最大奢侈，是一件「阿尔伯特亲王式」的长礼服和一朵扣孔上的玫瑰；而那也只是为了在西洋人的听众面前显得像样！在新加坡时，孙博士还穿着白帆布衣、戴着遮阳盔帽照过相——可见他不但在别的事上是新派，在仪容上也是新派！「这次会面必须秘密，我们的往来书信必须不署名，收到就烧掉。」孙对银行家们说。「为什么？」他们问。「因为我日夜被人盯着。等我忽然掀起窗帘，你们往对面看。」他掀起帘子，银行家们便看见两个「暗探」猬缩在阴影里，其中一个是中国人，躲在西洋一座金融都会的一个凹角里——离北京那伙满人密党有好几千英里，而他们养着东西两洋的侦探行号，专替他们做黑名单的事。

孙博士用中文和英文演说都出色而热烈。他对中国人讲话往往长达数小时。他那细小的铜版体英文书法，比他的中文笔迹还好。他文笔洗练，一九〇四年在伦敦出过一本《中国问题》。满人把孙博士挡在中国之外，因此那打响第一记成功之枪的湖北、湖南两省的绅商团体还不很了解他；但他是南方华人与海外华人中的翘楚，而这些人在同族中受教育最好，改革的经费大半由他们出：广州、新加坡、槟榔屿、可敬的香港、澳门、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和光彩夺目的上海的华人。他在国内国外都没有在满人手下做过官，因此在各国外交官的客厅里，在高加索种诸国的首都，在北方与西部各省的中国大众中间，他都不甚知名；然而他是后起之人，也许是维新者中最一贯最沉稳的一个，而他无疑是其中最有前途、最有见识、最能从容担险的一个。正如「孔夫子」拉丁化之后以通行的名号为世人所知，孙中山的名字有朝一日或许也会拉丁化为「孙夫修」。那么，何不也把袁世凯的名字拉丁化为更上口的「袁世修」呢？下面这件事可以照见孙的品性：二月二十二日，他的兄长孙眉——一个才具平常的人——几乎被举为广东这一大省的都督，那是民众对孙中山的一种推崇。孙中山从南京电来，为该省之好而不赞成此举，并劝「眉兄」专心做生意，那才是他更相宜的事。公家的升迁当前，而在家族关系上能有这样的直率，可不是常见的。

伍廷芳是广东人，在香港、伦敦和华盛顿受过训练；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他忽然在上海露面，出任中部、东部和南部十四个起事省份的中华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西方世界惊愕得屏住了气。伍！那个出色的、时髦的、善于避实就虚的驻华盛顿公使，你同他谈政治他会把你引去谈素食主义的那个人，居然是革命党！他的守口如瓶无与伦比，从来不谈革命。一九〇九年，笔者曾就自己书中《中国人》的那些改革预言，试着让他谈谈改革；其时伍对自己将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所担的角色已拿定了主张，他却只把笔者的话重复一遍，对自己的意见绝不吐露一字。我知道有些作者为他这种突兀的闪避而痛骂他，说他是从前那种「吃教」的人，说他敷衍应付等等；可我却佩服他的镇静、他坚定的决心，以及他等候那惊天动地的时刻敲响时的耐性。伍知道要来的是什么，而且他虽秘而不宣，心里是竭诚赞成的。起事者中第一个坚持要外国承认起事政府的就是他；革命中最出色的一着也是他拟定的——他宣布：外国人若把钱借给帝制一方，共和派一旦得胜，便不承认这类借款。这一着实在赢下了革命，因为不少外国财团，尤其是俄国的，起初是竭力赞成维持满人现状的。伍已经把中国的改革律与刑律编订成法典，并且准备着手那个棘手的问题——领事裁判权。且看着伍吧；他不怕站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一边，虽然在中国所有官员里他是西洋文化上最为洗练的一个。他的志向是把东方解释给西方。伍是冒了极大的升迁前程之险的，所以他比强悍的袁更真诚，而他在中国民众中的势力还会增长。他的姻兄是极有才干的何启博士，圣迈克尔及圣乔治勋章司令勋位的得主，英王属地香港岛立法局的华人议员，一位彻底的立法家，一个可爱而出色的人。伍出身广州一个体面的家族。他毕业于伦敦中殿律师学院，在香港律师界执业过，并多年替李鸿章在天津和北京做法律顾问，草拟对外条约等等。

自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一年，中国国内与海外还有别的维新者在做事，尽管西方报界对这件着实惊人的事毫不理会。那位性烈的湖南共和派起事者、按也按不住的黄兴，一八九八年也被慈禧太后放逐。他逃往日本，头上同样悬了赏；一到时机在人心上成熟，他便几乎按不住要立即宣告革命。他组织事情极快，又因离地面更近，与中部各省的中国人联络得相当紧密，所以一九一一年十月第一枪打响后不久，他便到了武昌。湖北、湖南两省绅商团体的绅士们出钱最多，也是促成这场大革命的人，黄兴与他们往来极深。他党中的激烈派认为黄是做总统的材料。他是个热烈的演说家，同孙一样，是世上最不可能做机会主义者的人——而在许多中国人心里，机会主义正是伟大的袁的唯一短处。黄兴是唯一一个对日本略有同情的维新者，因为他在日本受过教育。他生于湖南长沙，耶鲁学堂在那里设有分校。

在美国，旧金山《中西日报》、《世界报》和《自由报》的主笔，纽约的中国学生会（东三十一街二二五号，该会出有一份刊物），以及孙中山的美洲代表黄文树常去的纽约《维新报》，都有力地担起了宣传；而自一九〇六年以后遍布中国而起的上千家报纸，也各以自己的方式做同样的事，起初在通商口岸，后来在中国内地城市，广州、汉口和上海尤盛。人们反复指出：中国是东方最大的国家，却没有一个真正的议会，而别的东方国家已经成功地推翻了专制与寡头之治，有了民众的议会，以纳税之权换来了若干代议之实。日本有国会；连黑暗的俄国也有杜马；菲律宾人有议会；土耳其有议会；小小的波斯有民选的议院；印度总督的参事会里终于也容进了本地议员；而香港的五十万华人，早就有两位出色的华人做立法局议员。

徐继畬一八六六年那篇称颂华盛顿与共和为理想的文章，被重新印行散布，影响极大。到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维新者已经迫使满人不得不听那呼号的风声，看见内政地平线上那片至少像人手一般大的云影。慈禧太后，其后是庆亲王与摄政王载沣——都是满人——准设了省议会与国会；但这些机关只被叫作、也只被看作「资政院」与「咨议局」，即议事之所，而不是自由充分意义上的立法机关。各城满人与旗人的俸饷被削减，朝廷给他们田地，好让他们进入产业之列。许多满人起而反抗，如一九一一年九月在成都。争论日增。地平线上的云越来越大。人们反对朝廷垄断云南富饶的铜矿；又反复抱怨说：帝国的权威在赋税上主要靠南方各省支撑，而北京举行任何政务咨商时，这些省份被征询得最少、代议之权也最弱。政府用主要征自南方各省的赋税，去发展直隶、山东、山西三个北方省份的军队和学堂，而在南方，学堂、警察和军队的营伍都被政府忽略。当年要斯图亚特诸王召集议会是很难的；等他们迟迟召集了，抱怨反而比从前更响——因为确有可抱怨之事，而且终于有了一个合乎宪政的地方去抱怨。

中国这些议局给民众的直接代议之权很少，与日本一样，凭财产或纳税的高额资格把民众挡在外面；但各团体的绅士在许多情形下拥护了民众的改革情绪，恰如斯图亚特诸朝的议会那样——那使原本指望议会支持君权的斯图亚特王室大为厌恶；也恰如兰尼米德的《大宪章》诸男爵那样，使金雀花王朝的约翰王大为厌恶。有一位省议局的议长在此处不可不记。他就是湖北咨议局的汤化龙。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汉口被取，汤便挺身而出，做了第一个起事省政府的组织者，即「汉族共和国湖北省」政府，总部设在长江上的武昌——那是显赫的张之洞旧日的总督治所。与汤化龙同时显名的，还有孙中山之弟孙武。在改革的母省、二十一省中政治上最为进步的广东，伍汉持在议局中为改革鼓吹；等到清廷总督张鸣岐因无处可避而逃往香港，伍汉持便带着反正的第十六标等几个营标冲进广州衙门，替共和起事者接管了这个大省。在铁路国有的计划中，满人没收了广东的铁路，只答应付给业主投资的六成。广东及其他省份的矿权契据，也被专横的满人政府没收。

中国的军队是地方编成的。这样募起的兵，一遇地方上的急变便难以驾驭；不过在起初，比起混编的部队来，他们更易招募、更易动员、更易操练和约束。在由海军部调来的各师统制之中，有黎元洪；革命党人把希望大半寄在他身上，认定他是受过训练、可靠可托、能干成那种性命相搏的实事——正是这种实事才使新政府成为可能。宣传与忍耐各有其用处，但火药需要一个特别的、性情刚硬的人，才配去对付那些无情而可怕的敌人。黎将军便是这样的人；孙中山在汉口、汉阳两役的专派代表黄兴将军，是另一个。起事者右翼的林将军，以及在上海的共和军总司令徐绍桢将军，也是这样的人。黎将军在武昌设军政府，所发「汉族共和国」的布告，内容如下：

一、驱除满清王朝。

违者处死：

二、伤害外人者。

三、乘战事之机妨害商业者。

四、抢掠、纵火、奸淫者。

五、聚众行暴者。

六、阻挠招募者。

七、抗拒粮台者。

重加奖赏：

八、供给粮台者。

九、供给弹药者。

十、保护外国租界者。

十一、保护外国教会者。

十二、传布共和与维新之宣传者。

十三、助商务贸易早日恢复者。

黎将军是湖北人，是这场革命的马尔博罗：年轻、英锐、信基督教的军人，谙于官场，相貌堂堂，满有幽默，游历过，也好接近。徐将军则是这场革命的格兰特——后来南京围城之成功便是证明——他沉稳、明理、坚韧，肯以人力相耗，是个谋略家，也是个猛击不休的人。黎将军受教于天津与芝罘的北洋水师学堂，又在东京、吴港和横须贺的日本陆海军学校就读；在那些地方，中日之战中中国唯一的海军英雄、率领有名的「镇远」「定远」两铁甲舰的丁汝昌提督，是颇受敬重的。一八九四年鸭绿江与威海卫两次海战的猛烈炮火，黎都经过。他是新教圣公会的教徒。一八九六年他随李鸿章周游世界，那时美国与英国招待的宾客中，就有一位共和中国的华盛顿，而他们全然不知。

北军第二十镇驻在北京以东的滦州，统制是张绍曾将军；为与满人阵营中南京及东北各省另外两位张姓将军相区别，我们且称他为第一个张将军。第一个张将军受过革命党人自由学说的良好训练，并被嘱托盯住两处：北京那个所谓的国民议会，和北京的满人朝廷。第一个张将军的军事本领得自袁世凯和满人的总统帅荫昌，两人都是干练之才：前者受教于天津和北京的外国人，后者则在奥地利军中以及柏林的卫队行列前受过很好的训练。在古老的广州，坚定有力的伍汉持做了广东咨议局的议长。他也已准备宣布起事，尽管清廷总督张鸣岐和忠于朝廷的满洲将军就驻在他这一省。在北方，古雅的山东省——孔子的故乡——的巡抚孙宝琦也准备转向。在上海所在的那一省，议局议长张謇——他打算访问美国的各商会，又因在中国做太平洋沿岸各商会来访者的东道主而知名——早已巴不得宣布赞成改革。他和伍廷芳一样，力主清帝退位、宣布共和。

在遥远的西藏，拉萨有一位朝廷的驻藏大臣，他在上海受过改革的熏陶，又在美国耶鲁学堂习过法律。他便是卓著的温宗尧，后来注定要做第一个起事政府的外交次长；他的儿子是西点军校毕业生，注定要在汉口和南京率领最大胆的冲锋。甚至在满人的老家奉天，作为移入的汉人、任东三省咨议局议长的吴景濂，也满怀这套学说，准备宣布赞成改革。一些在满人手下久任要职的大督抚也准备转向；但激进的维新者大多是新人，世所不知，因为满人自然从来不给他们官做。

促成这场危机的原因很多，且都很重要。北京、天津和汉口的盛宣怀等人——满汉都有，外国人都很熟悉——部分是听了外国人的劝告，部分是效日本之例，打算强令各省与各团体的绅士把自己那许多小铁路卖给中央政府，其中不少是很赚钱的；中央政府打算借西洋各银行国与日本的巨额借款，迅速把铁路国有。这些借款在地方绅士看来，就等于分散的小笔家业与机会从此绝灭；又意味着把矿权让与外人，例如山西给英国「福公司」的大宗专营权，湖北给伦敦华中财团的专营权，以及给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财团的种种专营权；还意味着重利；意味着继续把不合科学的厘金关税制度拿去做担保；意味着付出讨人厌的酬金——例如一九〇四年湖北在张之洞手上为赎回一条中国铁路的让与权而不得不付酬金；又如一九一一年，中国不得不购买一批债券，为一条只存在于纸面上的中国铁路多付了三百七十五万元；再如罗斯教授在《变化中的中国人》里所指出的，山西省不得不付给一个财团二百多万元，让它放弃一项在中国尚未开办、原本几乎没花他们什么钱的让与权。长沙湖南人在这件事上「以血写成」的沉痛控诉，见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三日纽约《铁路时代报》的引述，其中有这样一句：「一块肉已在卖路贼的嘴里，就难拿出来了。」未必人人同意中国人的立场，但人人都该认真想一想中国人以自己的话说出的这一面。「北京卖了武昌！」湖北人喊道。

从松花江流域到长江流域，是的，一直到湄公河流域，绵延二千五百英里的矿藏与人力、运输与商贸之间，外国贷款人所逼出的苛刻交易——通常还是在恶劣的外国人建议之下——这样的例子还多得很。

任何外国行号都不该派代表来中国，除非它肯派一个开明而仁厚的人来：此人在见识上敬重有能力的中国人，一如敬重外国人；他的同情心在中华与他自己的国家之间平分。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公平打交道、给出不偏之言；而归根结底，也唯有这个才能替外国人赢得利润与声望中本该属于他的那一份。「我们有世上最富的矿藏；有最富的客运、货运与劳力之地；有多水力多谷物的土地；倘把不义的强索赔款抹去，我们的负债又是最轻的——凭什么要付给外国人如此巨额的酬金、利息、让与权、折扣和利润，好让他们离开我们的国家？」这呼声不但响在湖北、湖南、四川、山西和广东，甚至响在北方天津外滩那些外国银行阴影底下印出的华文报纸上。

一九一一年九月三日，英属香港的华人在聚贤楼开了一次大的抗议会，连远在四川的代表也来了。人们重提刘铭传的奏疏：「国家之利，为外人所专。」一九一一年八月，成都的保路同志会发出一张有名的告白，画中让四个银行国说道：「四川、广东、湖南、湖北四省之财富，尽数付与我们四个外国，一口吞下。」中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被绑在一起，跪在祖坟之前，图中让他们说道：「捆得没法动弹，实在受不了。我们被捆成一束，要送给外国人。保路同志会的诸君快来，救我们出去。」那批财宝就摊在那里等四国财团运走，画中画的是现钱、银锭、银行票，还有中国的四书五经和史册。另有些漫画是为了在新学生的胸中激起爱国之心而作的，画中让外国人冷笑着说：「这些可以买通的学生，只要有钱用、有买来的文凭、有官做、有四个人抬轿子、有戏白看，就都不吭声了。假面可以勇猛如龙头，尾巴却怯懦得像爬着的蛇。」

记得一八九六年前后俄国与日本先是谋取铁路的控制权，随后便几乎占了东三省，我们就能明白汉口一家报纸上用中文登的下面这篇反对三国铁路借款的文字里那份爱国者的心思：「湖北商人劝国人认购川汉、粤汉铁路的股份。中国的百姓境况可悲。中国为何这样穷，而每一个外国人都争着来相助？你们中国人说自己钱多，却不肯把钱借出。何不用自己的钱去修这几条铁路？若不这样，外国人便会假借名目而来，灭你的国，绝你的食。英国就是用这套狠毒的法子把埃及抹去的；不然她怎么得到埃及？」即便外国的银行家、政治家或商人并不完全赞同中国人的地方情绪，将来在订立教育、财政和政治的计划时，坦然看一看他们这一面的道理，总是明智的。

对满人王公的私蓄——无论藏在铁箱里还是存在外国银行里——也有很多怨言。帝国主要靠南方各省所征的赋税支撑，而这些赋税又加重了。于是有什么在酝酿了，南方和中部各省尤其如此。这话传扬开来：「我们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并不就是义和团的凶手；只因你们在船舰上比我们先走一步，便拿赔款在中国脖子上挂块石头，这并不公道。我们爱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也爱他们那些论《自由》的伟大著作——即便我们不喜欢你们某些无人管束的托拉斯，而你们和你们的最高法院的判决也一样不喜欢它们！我们愿付公道的利息。外国人的一根头发也不许碰。我们敬重传教士带来的教育和那种可爱的疏离，尤其敬重西洋内外科医术的奇迹。」

下面是福州维新团体给福建省卫理公会及其他教会传教士的保证书：「顷闻新中国革命各团体举义有名，各国领事因而请诸位传教士入省城福州受保护。中国人民已大为开通，旧俗已变。中国人民与传教士之教会相安无事，因贵教会开办学堂、医院、育婴堂及类似善举。此等事无一不深在中国人民心中。我等虽属微贱，亦已目见而感念之。本会请诸位传教士各安其位，留在全省任所。万一有不测之事，我等自当竭力保护诸位及诸位之财产。我等深信，无论乱民或帝制一方，我等均能给以有效的保护。」福建这些人果然言而有信：除了向革命输送兵员，各村的乡老还组织了团防，保护外国人与本地人。武昌起义爆发时，第三十标的士兵护送美国传教士脱离蛇山的火线。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挤上了开往上海的德国货轮「贝尔格雷维亚」号，美国炮舰「海伦娜」号——克内珀舰长——在旁护守。黎将军和黄将军的革命军士高喊着和平的话：「美国的共和派是我们的弟兄；再见！」

一片呼声传遍这辽阔的国家：篡位的满清王朝几乎未加抵抗便在签字送掉国土——安南东京送给法国；台湾和辽阔的朝鲜送给日本；富饶的满洲，也许还有准噶尔，送给俄国；胶州送给德国；如此下去；连小小的葡萄牙也想在香山半岛多要一块。欧洲那些衰朽的国家，只有纸做的船，也学庞然大国的样子「诈唬」，一概是「要你的省份，要么要你的命」，而省份到底给了出去。美国独立报刊上的文章，许多被译成中文；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抗议精神，在觉醒的中国被仿效。人们不能信任居少数的满人去管辖中国人，又由他们随自己的意思把各部、各院乃至议局都「塞」满自己人。「特权少数」的统治正在全世界被指为不合宪法；在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必须有真正的民治，而满人却用「守成」之说一月一月地往后推；虽然北京设了一个议事的机关，各部、各院和国民议会的多数却由满人按「机器」的办法从自己那一伙里派定，其中自然既有满人和蒙古人，也有不少满化了的中国人。中国的官员——那班旧文人——便是我们外国人最熟悉的总督、大臣和各部堂官。他们中有许多很有才干，有些也爱改革，但除了伍廷芳，几乎没有一个为革命冒过险。这份功劳，应该尽可能多地记在他身上。

一九〇〇年那场屠杀所致的重赔，数目骇人，达二亿五千万元；这是满人的「义和团太后」慈禧所准的，却一直是南方与中部各省中国人的重担——而迫害外国人的事与他们毫无关系。因此，南方这些纳税的中国人对美国和英国退还部分赔款之举极为感念。但别的国家也该照样办。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报》现在就支持这个主张。

写人民而不写王朝与寡头的史书，如约翰·理查德·格林的《英国人民史》；那些曾帮助促成美国革命的书；美国传教士马林医生所译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全世界关于自由的伟大颂歌与政治的苦痛之作；美国进步报刊的社论；美英书中同情中国的篇章——都被译出来读。那本著名的《仁学》被重新翻阅。它写于一八九七年，作者谭嗣同是湖北巡抚之子。谭是一八九八年被慈禧太后处斩的殉难者之一。谭的书批评专制君主制，主张政治与商务的改革。林琴南译出狄更斯的若干部分，使中国人看到：寻常人所受的种种不公，本该得到纠正。托马斯·潘恩的《危机》——一七七六年曾在美国各团队前朗读——被译出来，好读给孙中山的「革命党」和维新团体一类的革命社团听。人们特别注意到：连寡头当政的俄国也设了杜马；连土耳其那样可怕的寡头之邦，青年土耳其党也成了事；墨西哥的起事也成功了，那里实际上的寡头政治把土地给亲信，不肯行真正的民治；还有香港、印度、海峡殖民地和菲律宾的立法机关里已有东方人的代表。

序幕之舞由遥远西部的四川省在一九一一年九月开场。北京在黄面的《京报》上发了这样一道谕旨：「凡为朝廷杀贼，或擒缚革命党人者，破格奖赏。」北京政府实际上是把四川人的铁路没收了，因为换给他们的纸券不保利息，而该省的绅士、银号和农人对那担保的价值全无信心。当各省各地对一个不由政党执掌的固定中央政府的诚意失去信心时，那政府便摇摇欲坠了。有一首国歌颁给全国去唱：

「愿中华得以保全！

当此大清之世，

幸得亲见真煌煌；

愿上天护佑皇家。」

南方只唱它的戏仿。邮传部正按四个银行国的财团那笔五千万金元借款，推行它的铁路国有计划。为了给主张撑腰，满洲将军和满化的中国将军手下的兵都增加了。这些兵有的出自中央军的北方各镇，是袁世凯和荫昌将军训练的；有的是各省督抚的兵，既有按外国法子练的，也有按本国法子练的，例如云南总督李经羲那支出色的军队。四川省的小铁路业主、小矿主、人力运输的承包人、有名的农人和船户，被命令同意新的方案：修一条国有铁路自宜昌横穿四川到成都，以及在该省再修别的铁路。外国借款的条款，破产的中央政府佯称赎买各省绅商团体产业的价钱，西部和南方新加的重税，都只作了一部分解释；于是四川人——就血统而论大半是湖北、湖南两省移民的后裔——起而反抗，「打响了那一枪，全世界都听见了」。

不久，一位有名的、半忠于朝廷的中国将军被派去统率古都成都的朝廷军队。他叫赵尔丰，就是那位一九一〇年做过一件无论从宗教还是军事上看都令人惊异之事的名将：他把达赖喇嘛逐出拉萨与西藏，赶到印度的大吉岭，从而使佛教及其教皇伏在奉儒的中国脚下。中国还调来了她最血腥的将军岑春煊；此人因在多云的云南山地平定上一次可怖的回民起事而声名狼藉，流了不必要的成河的血。外国人对用此人皱起了眉头，满人的中国也有几分犹疑。承诺对岑是不算什么的。他是一只吃人的虎，世上最血腥的人，既不装作别的样子，看上去也不是别的样子，而且他的先人也是同样血腥的将军。北京是当真要办了；铁路政策——它同时也就是战争政策——看来是要推行到底的。

然而不久，赵将军的兵便被困在成都城内，而四川全省在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的领导下围攻此城；交战中赵将军被擒斩首。这时，已建成的铁路在战略上的分量，就像一把军刀在受刑者赤裸的脖子上闪出的寒光。新式军队由铁路二十四小时之内运抵汉口，又由轮船溯江运到宜昌，抄在围城者的后路和侧翼。接着，在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集结的各镇之间，发生了一件近乎雷霆之事。黎元洪统率的新军第八镇——地方编成的部队——把红白蓝三色的星旗升在满人的黄龙旗之上，臂上缠了白布，为新生的汉族共和国举义。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三日，他们夺取了汉阳首要的军械局、钢铁厂和煤厂，夺取了商贾云集的汉口，以及总督治所豪华的武昌。这就把这场起事的格调抬得很高，因为黎是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新派青年将领，有外交之才，在战地是个硬汉子，是个买不动的爱国者，而且组织有方，晓得看住自己的部下不叫人买动。萨镇冰提督率炮舰与小巡洋舰一支，助血腥的将军张彪所统的朝廷各镇，企图夺回汉口华界。黎的军队，尤其是他那支剃了圆头的「不怕死」旅，打得很勇；他们的炮却只有着发弹，而北京、天津和胶州运下来供给朝廷军队的是时间引信弹。弹药用尽时，起事的军队便鲁莽大胆地拼刺刀。黄种人只带冷铁，冲过机枪扫射的地面——这在中国是作战的新时代。十月二十一日，黎、黄两将军以一万五千装备恶劣的起事者，在湖北广水一役战胜了满人的陆军大臣兼总统帅荫昌将军和他两万装备精良的忠军。黎将军的兵里有一部分是转投过来的一个镇的分队；另一些新兵则招自世上最有名的船工——那些在壮丽的长江险滩与雄奇峡谷里拉纤的四川纤夫——以及湖北那些不知疲倦、快活而灵便如羚羊的山间苦力。

起事者的宣传此时接连结出果实。十月二十二日，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领着起事者取了湖南省城长沙。耶鲁学堂在这座长期不许外人进入的城里设有分校。湖南向来以人诚实、强健、独立著称。它是中国最骄傲、最刚硬的一省。「湖南往哪边走，中国就往哪边走。」它是最后一个准许传教的省份。同一天，瓷器之乡江西的省城南昌也被取下，长江中游四个相邻省份的占领于是完成；这原本就是孙中山最初计划要做的全部，作为开端，也作为向外国借款的凭据。这确是起事，不是骚乱。满洲人、满人和忠于朝廷者纷纷逃走。各省新政府设立起来，都有一个民众的议会。北京慌了，因为中国几乎被这场政治地震劈成两半。不过北京自信握住了北方，那里有装备良好的约二十个镇。然而维新者已经把话吹进了兵士的耳朵，而中央政府既已窘困，军饷也欠着。

十月二十四日，古老的西安——西北陕西省的省城、中国最初的都城、一九〇〇年慈禧太后逃难所至之地——归了起事者，尽管血腥的蒙古巡抚升允将军一再威胁。就民众而论，这实在等于第五个脱离的省份。同一天，长江上的九江归附。接着，广西省城桂林于十月二十五日归附。这是南方各省中第一个公开加入这一运动的。十月二十五日，可敬的福州——老福建省那有名的海港省城——归附了，而他们的维新团体给白种人的那封了不起的信，我们已经引过。十月二十六日，安徽省城安庆宣布赞成起事者；同一天，有人提议以黎将军为正在形成中的汉族共和国的临时大总统——中国二十一省中已有六省脱离。改革热如野火，也几乎同样难以驾御。

十月二十九日，在正为进攻起事者武昌之都而集结的各镇之中，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第二十镇驻在北京以东的滦州营地，统制是张绍曾将军。他们结成了有名的军界同盟，向北京那个被塞满自己人的国民议会提出改革的要求——正如凯撒那不朽的第十三军团在起事之前，向本该由他们受命的罗马元老院提出要求一样。那被塞满的国民议会惊惶之下，准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而满人摄政王载沣——一个有才干、游历过的人，一九〇一年到过德国——则每日发出谕旨和黄面的《京报》，满是含泪的许诺，然而中部和南方起事各省对此毫无信心。他们说：「谕旨好比昼夜的翅膀；全看太阳在哪一边。」第二十镇这一举动使政府的战事措置停了下来；于是筹划把忠于朝廷的镇队调到滦州营附近，并除掉第一个张将军。这位将军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进攻北京，因为他与革命党的黎、黄两将军之间隔着朝廷的镇队。但他的力量足以固执不动，不向前去。北京大半陷于惊惶。火车站上家用什物堆得高高的，满人逃难的专车一趟接一趟开往天津，能调出几趟就开几趟。北京街上挤满了骡车，载着银锭和钱币，要存进使馆区外国银行的库房。从前谁也料不到，那些领着俸饷、享着特权的满人窖藏了多少财富。骄傲的皇族亲贵甚至情愿一路站在敞篷煤车里到天津去。外国人、使馆、铁路和银行在北方从未这样受欢迎过——患难之际，真是眼前的避难所！奇妙的瓷瓶、壁挂和玉器被托付给外国人保管，奉天与北京宫中的珍宝则被贱卖出去，外国的经手人趁机得利。一个满人能把这些东西往哪里带：带去热河？带去张家口——俄国人在那里等着？带去奉天——日本人在那里等着？那不过是从门里逃出来，到房顶上被捉住。不久，仅次于一九〇〇年北京被劫之物的珍奇宝物，就要流入西洋的宫室、宅第和博物馆，而艺术的中国将被剥得像一根骨头那样光——因为北京早就在劫掠中国的艺术了。北京的旅馆与客栈挤到了屋顶，难民溢到地窖、马厩和护城河里。商船被包了去，在天津生着火候着，好给惊慌的满人亲贵、或者像盛宣怀那样失势的中国官员做个避处。城郊的传教士信了维新团体的承诺，仍守在任所。惊恐的领事却把他们「拘」起来，要带进都城；中国人竟顾不上自家武力应有的体面，为这滑稽而不相称的局面笑了起来！

十一月三日，王占元将军统率的朝廷第三镇在萨提督舰队的协助下，进攻汉口华界的起事者。这座辽阔平坦的城市不宜守御，而忠军的装备又强得无可比拟。黎将军缺弹药。然而他的部队奋勇作战，一次又一次明知无望地以冷铁冲向机枪，赢得了外国人毫无保留的钦敬。就在那一天，朝廷第三镇在屠戮非战斗人员与纵火两事上给自己挣下了一个血腥的名声。一座近百万人口的繁盛城市，被弄得几乎像个被毁的村落。起事者和忠军都保全了沿长江外滩的外国人街区，连同那些宫殿般的领事馆和商行，以及美国圣公会的圣保罗座堂和圣彼得堂——这两处被格伦顿医生、麦克威利医生和红十字会的克拉克护士改成了医院。江对面的武昌，美国圣公会文华大学的校舍被梅林斯医生、帕特森医生等勇者改成了医院。英勇的传教士举手拦在第三镇面前，援引红十字会的章程；但满人，尤其是载涛亲王和载洵等亲贵，是想借一场屠杀去引起事者在初次得胜时也去屠杀，从而招来外国干涉以救王朝。一个非有外国干涉便站不住的王朝，是永远站不住的，因为真正的力量只在人民的心里。这是一九〇〇年慈禧太后用过的义和团老把戏。

然而起事者是打定主意要保持清醒的，即便受到那样可怕的激怒：汉口那片血腥的跑马场——朝廷第三镇的机枪从上面扫过；还有那些血腥的街巷与马路和城墙——非战斗人员只要身上有一片白布，或者辫子被剪掉，就被屠戮，这两样都是被恨的起事标记。战潮来来去去。十一月三日出了一大变化，因为就在这一天，起事者没有舰队这一大不幸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供给萨提督舰队的上海制造局，以及上海的华界城厢，都归了革命党。这是向前迈出的第二大步。起事者请到了著名的伍廷芳做汉族共和国的外交总长；他们的组织除了钱与一支新式装备的军队之外，事事都在扩展、增强。

同一天，遥远西南的省城与全省云南，连同它出色的军队和警察，宣布赞成共和的红白蓝星旗。两天后，十一月五日，有名的观潮之城、文化中心、沿海浙江省的省城杭州被强攻而下，满洲将军在城中满城一带作了顽强的守御。同省的宁波，以及江苏另一座古老的文化名城苏州，也在同一天归附。

十一月六日，萨提督的水兵在上海把朝廷舰队的一部分交给了起事者，起事者于是能重整他们的中路阵线。这也给了共和派海军的第一颗核心。萨镇冰提督当年在鸭绿江之役中受了炮火的洗礼，他的上司是英勇的丁汝昌提督与邓世昌管带。一九一〇年长沙平乱他曾指挥其事，那次耶鲁学堂的分校险些不保；他又以在厦门做美国埃默里海军少将舰队的东道主而知名——当时那支白色舰队正环绕世界，日本在旁惊讶地看着，而它那些混校与移民上的「诈唬」，正被罗斯福总统用这种意味深长而不动声色的方式逐一喝破。取得江苏省至为要紧，故而十一月六日把镇江城谈了过来。同一天，在遥远的北方，山东的煤港与海军基地芝罘宣布赞成改革。

到这时为止，文雅的明朝旧都南京——中国最可爱的城——还由一万二千朝廷军队集结把守，装备异常之好。继武昌、汉阳、上海之后，攻取起事者右翼的南京是最要紧的事。帝制一方晓得，守住南京值二十万兵；而张勋将军——我们且称他为第二个张将军——在装备和性情上都是他们中意的人。他的副将是赵将军，又有传言说血腥的张彪将军也在城内。南京的文职总督是有名的张人骏，他在一九一〇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次劝业会。城东北是紫金山诸峰，高一千四百英尺，山上巨大的阿姆斯特朗炮与克虏伯炮俯制着北面的太平门、东面的朝阳门，以及这座大城——浩大的长江在城外流过，浊黄的水涨到了岸沿。这座山和城中满城一带被第二个张将军筑成了工事，要赶他出来，非百倍之力不可。十一月八日，无畏的起事者由林将军率领，在广东炮队的火力掩护下，取了南城墙外的军械所、军械局和火药厂，猛冲外围工事，以不足的兵力占了南城的一部分。有一颗炮弹轰穿了满城里的北极阁。十一月九日，坚固的南门炮台上的帝制军队升起白旗，看去是要投降；等共和军上来，「近得看清了他们的眼白」，他们却背信地开起火来。铁良将军手下的满洲兵把城里自家那所很好的武备学堂抢掠一空。我们且把起事者的阵线与哨卡搁下几日，其时他们正在向远在左翼的黎将军和黄将军求人，尤其求攻城炮、机枪和弹药。

十一月九日，福州不得不再强攻一次，因为帝制一方得了增援。也就在这一天，一向坚定主张新中国、几乎所有维新者的母亲之城广州，在咨议局议长伍汉持、陈炯明将军和汪精卫的领导下归了起事者，并把清廷总督逼往近旁的香港；在那里，英国政府向中国人这一大群体恳求，宽赦他们这位不受欢迎的人质——他是照中国的习惯逃「到避难之城」去的。全中国到处都有专为此用的避难之塔，正如《圣经》里的巴勒斯坦。美国巡洋舰「新奥尔良」号——米勒舰长——已驶到南京，接上了数百名外国人，其中有七十五个美国人，还带上了档册。十一月十日，血腥的第二个张将军按那套「义和团」的老把戏下令，在南京行了一场骇人的屠杀。其意先在以血的景象激起朝廷的兵，如同拿血去逗虎。在一个明丽可爱的下午，监狱打开了，二百名囚犯被送进衙门的院子，他们以为是「放他们自由」。到了那里，却叫他们跪成一排，用辫子把脖子拉长。一个刀手提着灌铅的短刀，沿着长长的一排匆匆走过，每一颗头只用一记练熟的刀。人头被高挑在竹竿上。满洲兵随即尝那血，以为人血能使人勇猛、刀枪不入。他们甚至把粗饼蘸进血泊里。于是他们就什么狠事都做得出了。

张将军受过训练的兵带着机枪，大队从紫金山、虎台、狮台和城中满城一带压下来，冲向那一小队共和军，冲向文雅的南京那些无辜的居民。山东地方军第九镇和那些老式缠头的「勇」，真可耻。凡是没有辫子的男人，凡是衣上或发上带着起事标记之白的女人，凡是南京人——男人、女人、孩子——都被毫无抵抗地屠戮；那可憎的第九镇涉过这血腥的屠场，回到虎台、狮台和紫金山。这不是战争，连地狱都不是；这是对无辜者的疯狂屠杀。不屈的林将军手下那几支共和军打到弹尽，随即上好冷铁，在这座半建成的大城中被铅弹扫遍的空地对面，等着机枪泼来的弹雨。那毫无用处。北京松了一口气，有了希望。第二个张将军正是合「义和团」满人心意的将领。满人亲贵——是的，连载涛亲王和载洵亲王这样到过美国和英国、本该明白事理的人——一直在鼓动屠杀，而第二个张将军显然懂了他们的意思。第二个张将军得到了狠毒的满洲将军铁良全力的支持。

十一月十一日，福建有名的港口厦门被取；美国军官常在那里受萨提督和其他中国提督的款待。美国巡洋舰「萨拉托加」号——即圣地亚哥之役成名的旧「纽约」号——与美国炮舰「基罗斯」号驶出港外，以便在事实上和影响上都不算作战一方。后来为保护外国人，美国浅水重炮舰「蒙特雷」号驶入港内，屡屡被流弹击中。十一月十三日，革命中至此最了不起的一件事发生了，虽然那股势头并未持久：满族的老家省城奉天——他们始祖以及许多已故皇帝的陵寝所在——受移入汉人的影响，在吴祥桢将军和奉天咨议局赞成改革的议长吴景濂主持下宣布独立。在这一片纷乱之中，直隶、山西、河南三省被满蒙的「旗」兵牢牢把住；但共和派的外交总长伍廷芳送了一封信给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请他转交满人摄政王载沣。信中请朝廷退位，退往北京东北二百英里的热河，并许给他们确实的保护与优厚的岁俸。其时袁世凯已从河南彰德的退居回到北京，以有限的满人君主国的临时内阁总理大臣之名执掌了权柄；他开始与共和派谈判，整固满人的军队，并张罗外国借款，因为太后的铁箱已拿不出钱来。此时二十一省中只剩三省和三个辖地还向北京解款，但北京握着强大的北洋军。

十一月十七日，黎、黄两将军统率的革命党进攻汉口的帝制阵线；他们的机枪与炮队装备虽差，却由一九〇九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的温上校所率的一标圆头兵——「不怕死」的人——带头，凭冷铁冲锋、坑道作业和投掷炸弹，取下了四道平行壕中的三道。武昌打过来的一颗起事者的炮弹，在汉口一座二百万加仑的油柜上打穿了一个洞，街上的煤油积了两英尺深。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以近代的科学战法与中国人相遇，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的竞技场——在那里，强力是为着公理而出手，而不只是为公理争辩。中国开始寻着她自己了。同时，北方的西安有了苦难，那城是十月二十四日宣布赞成改革的。满人夺回了城郊，因为那是他们势力所及之地，并纵着乱众动手屠戮传教士，这是人们早料到的。城外的中国内地会遭到攻击，全省的英国浸礼会、斯堪的纳维亚各会和美国各会也都被打击。凡有可能，罪名一概推给回民。

我们且往南京去看一会儿战事的进展。为使南京与上海相通，美国人把他们漂亮的巡洋舰「新奥尔良」号和「奥尔巴尼」号调了上来，因为美国副领事吉尔伯特和无畏的美国传教士马林医生、鲍恩院长、布莱克斯通先生、加勒特先生等人都在城里。十一月二十一日，帝制一方的徐将军率步兵第三十五标升起红白蓝旗，离开紫金山与满城的坚固阵线，加入起事者的行列；而起事者也正从广州等处得到增援。血腥的第二个张将军作为朝廷统帅，立刻把徐将军在南京的亲属全部杀掉以报复。

同一天，在遥远的伦敦，孙中山博士与他的美国顾问兼友人「将军」荷马·李启程赴上海。他先去巴黎，再从马赛搭「玛尔塔」号班轮往香港，打算从那里安全抵达上海，以完成起事政府的组建。十一月二十二日，帝制一方尽有种种外国交情，却仍不能办成借款；起事者却在上海开办了汉族共和国中央银行，资本五百万两。该行名为「中华」，最早的钞票上署的是黄帝四六〇九年——黄帝是中国传说中的第一位皇帝，又是汉字的创制者。钞票一面印英文，题作「中华共和国军用票」。另有一些钞票由各省起事者发行，上以英文和中文写着：「中国革命政府许于在中国成立一年之后，凭票在广州本政府国库或其国外代理处即付持票人若干元。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代总统孙文。」可注意的是，基督教的历法此时已经施行。各铺户立刻按溢价收这些票子——在中国这个折扣百出、汇兑混乱之地，这是从未有过的事。热情日增。在近代中国史上，第一次有一队妇女拿起武器，随阵线前进。另有许多妇女的红十字队，来自广州、福州、武昌、上海等地。

我们再回到南京。十一月二十五日，起事者在广州东挪西凑，好容易调来十二尊野炮，用了六小时，向城西北虎山与狮山上帝制一方的阵地开炮；那里靠着有名的明陵，在南京城墙之外——不要与北京西北南口的明朝其余诸陵相混。随后一千五百名兵士照例由几队剪了辫子的「不怕死」少年带头冲锋——这些少年中有许多是南京金陵大学的学生——把两倍于己的帝制军队赶出了那些坚固的阵线，那里配有阿姆斯特朗与克虏伯的四点七英寸和六英寸重炮。可惜有许多炮弹打在明陵的陵门上，帝制一方也在门后筑了工事。起事者的舰队这时不顾狮山的炮火，靠得更近，准备攻击；起事者的步兵则把阵线朝中国最大的这座城池收得更紧。炮立刻被拉上来，要轰开厚墙高门，并瞄准满城以内、一直压住舰队不得前进的狮山与虎山两处炮台。

在汉口的左翼，起事者正取得胜利。十一月二十四日休战之际，袁世凯的代表在外滩的英国领事馆会见黎将军，对他说：他还是信满人为好，因为满人能像一八九六年和一九〇〇年那些有名的日子里一样，招来令人痛恨的俄国或日本的干涉。黎回答说，共和派再也不信满人关于改革或真正长久宪政的许诺了；那「义和团病」照例又要复发！在马尼拉、香港和新加坡，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在备兵，以便像一九〇〇年那样，一旦满人、红胡子或蒙古土匪造成屠杀以招来外国干涉，便可迅速开往天津，救护北京的使馆与传教士。虽然美国和英国明确主张不干涉、不瓜分中国，但两国都担心俄国和其他难以约束的列强。英国此时约束野心勃勃的日本——日本尝过台湾、朝鲜和南满的滋味，正贪得无厌——其功无论怎样称赞都不算过。共和派的伍廷芳、孙博士与黎将军分别从上海、伦敦和武昌发出布告，说外国人和传教士是新中国最好的朋友，须极加尊重。在山西，与根据地断了联络的共和派处境艰难，要对付升允将军统率的朝廷第六镇；那一镇占尽由北京和正定枢纽经铁路得到接济的便宜。帝制一方贿使兵士刺杀了在这西北几省活动的共和军吴禄贞将军。这对改革是可怕的一击。

十一月二十六日，起事者在林将军率领下，决意进攻南京上方坚固的山上炮台。江上也有许多重炮发射，因为那支十五艘小船的新海军已经上来了。他们在开阔地上、在紫金山的曲折坡道上作了顽强的冲锋。起事者伤亡极重，而帝制一方的第二个张将军显出：他既是屠杀的狠毒首领，也是同样冷酷坚硬的守御之才。林将军所部的进攻出色而鲁莽。谁来歌唱中国新军的这些功业呢？——是的，中国人，世人曾说他们纵然心怀大义也永远做不成兵的。这场厮杀不及葛底斯堡皮克特那灰衣冲锋之壮烈坚实，不及滑铁卢胸甲骑兵冲入死亡之谷的狂野，不及利涅维奇死守普季洛夫山的严酷，不及奥保巩那些矮小日本兵呐喊着扑上南山高地的气势，也不及大山的行伍无声无息地扑进辽阳谷地、扑向奉天那黑压压的阵线。然而论其决绝、勇敢与出色，它比得上南非战争或美西战争中的任何一次陆战，而且远比意土的黎波里战争中那些配上飞艇的戏剧性交战更勇敢、更有力。世上的批评家如今必须改一改他们的尺度了。一桩强有力的事业，无论在世界哪一处，无论士兵的肤色如何、战旗的式样与颜色如何，都必定造就强有力的战斗。战事此时逼近南京——明朝的旧都，太平天国的极盛之城；起事者有许多仇要报，也有许多利要得。攻南京若不成，对这场起事便是极大的挫折。增援来得很少，因为战事在六七个省里进行，战线从成都到汉口、南京断断续续长达一千英里，而铁路运输、外国弹药、金钱与同情都利于帝制一方；海运与河运，以及英美两国人民的同情，则利于起事者——他们当然还没有一支值得一提的海军。

北京那位惊惶的满人摄政王载沣，此时以幼帝溥仪——年号宣统——的名义发出誓词，对着敞开的天向上天、对着儒家的祖宗牌位、对着佛像宣誓如下：「予之政策与用人皆未得宜，故有近日之乱。予惧满清神圣之朝倾覆，故纳国民议会之言。予誓遵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此为滦州第二十镇所请——并组织国会，不以满蒙贵族任行政之职。尔祖宗在天之灵，当见之而明之。」他们确是明白了！中部和南方各省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笑了；这类话他们从前听过，况且这道誓还是在军界同盟的逼迫下起的。伍汉持任议长的广东新起事政府，此时还无力弹压那条从广州一直通向内地的西江上有名的盗贼水域，英国的大宗船只虽有武装也吃了亏。十一月三十日，「瑞安」号轮船的大副尼科尔森在河汊口一次单独的袭击中被杀，这使英属香港大为愤怒——它一直牵着自己的炮舰不放。中国的大宗船只惧怕起来，都系在广州与沿江各口的码头和堤岸上。西江盗贼的一个花招，是把一条无人的石船横锚在航道上；轮船一放慢，盗贼的快蛇艇和汽艇便从河汊与蔗丛里窜出，靠到船边。这些匪首中最大胆的，便是那有名的陆某，后文还要说到他。不过如我们前面所示，别处——例如福州——共和派把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保护得极好。

我说过革命党人的战线太长，无法守御，两处主要的围攻相隔三百英里。北京看清了这一点；起事者在南京右翼加强攻势时，帝制一方便由铁路把增援运到汉口的冯国璋将军处，他立即以重兵进攻起事者的左翼，意在夺回要紧的汉阳兵工厂，使起事者受重创。黑山、梅子山与龟山各炮台在机枪与野炮火力和冲锋之下被夺，黎将军的起事队伍伤亡惨重，向后退却。退下来的行伍可没有像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中芝罘那些少爷兵一样带着鸟笼子！冯将军与王将军的帝制军队攻破通济门、抢掠一番之后，又把火把投向汉口其余部分，毁了百万人的家宅，烧掉价值一亿元的财产。这样毫无缘由、该受天诛的暴行，这样对非战斗人员大肆纵火、无可辩解的行为，世上从未见过。若德国人烧了巴黎，英国人烧了比勒陀利亚，美国人烧了马尼拉，历史会怎么说？满人的帝制一方烧了汉口，又该怎么说？他们何不索性把汉口的瓦、丝、油和堆山的茶叶卖掉呢？他们自己承认缺钱。至少那样世界不会损失财物。汉口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满人终究要为这场纵火负责，因为纵火与杀人是无可辩解的世界性罪行。随着代价的波浪一层层推开去，纵火使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过日子更难、花费更多，正如它使中国人过日子更难一样。在这讲世界物力保全的时代，不该容许任何国家因为人们为一个主张而争斗、争论，就把火把投向财产。满人对汉口的焚劫，真是可耻。长长的外滩上，英国人、美国人、义勇队和水兵以及其他外国人，连米袋都堆起来做胸墙，两翼的江岸与跑马场都在他们火力之下，以守护那些宫殿般的外国租界。这里一个水兵，那里一个海军陆战队员，中间夹着一个没穿制服的义勇书记，这些小伙子扛起斯普林菲尔德枪、李·恩菲尔德枪和毛瑟枪，在白种人影响与贸易之帝国那条拉得极长的防线上最薄弱的一段，勇敢地守着岗。

同一天，起事者在南京右翼的情形好些，尽管他们的正面宽达十五英里。城的太平门即北门，以及城墙内的虎山炮台都遭到轰击；林将军把起事者的炮拉上来，轰击第二个张将军——后者已把阵线收缩到城东北的紫金山、狮山、虎山与北极阁各炮台，离起事者的舰队尽可能地远；那舰队有一部分已被召回武昌去救危急中的黎将军。帝制一方守着城南坚固的南门，以及东门的朝阳炮台，那里配有两尊六英寸炮、两尊四点七英寸炮、两尊三英寸炮，还有马克沁机枪，确是一副要命的军备。美国和英国出于明智的忍耐，仍把军队分别留在马尼拉和香港；但十一月二十六日日本却被容许再调一千名使馆与铁路守备兵急赴天津，而满洲境内日本铁路沿线的守备兵也被增派，远远超出国际公约。索尔比上尉带着新组织的外国边防卫队，从北京出发去救援北方西安和太原正被杀害的困苦传教士。这次令人惊异的远行，以其勇敢与成功而可记。一个半月之内，索尔比上尉的人从太原到了西安，聚集起四十名传教士，沿渭河与黄河、经著名的潼关，把所护之人平安带到河南铁路上的河南府，从那里他们很容易到天津。谣言开始像野火一样传开。广东西江一带盗贼行了暴，满人和同情满人者便把罪过推给广州起事者组织的无能。在北方，红胡子、蒙古匪与义和团一类匪徒杀害传教士、起事者和非战斗人员，同情共和者便把罪过推给无能的满人政府。有一点是确实的：起事者极不愿外国干涉，只求给他们时间去取胜、去组织；而满人却看出，若被逼到最后一堵墙前，屠杀与无法无天可以招来外国干涉，从而帮着保住王朝；为了促成此事，满人宁愿把整个满洲丢给日本、把整个蒙古与突厥斯坦丢给俄国。读者当会注意到：帝制一方那许多老将一个也没有出场，因为战事已收缩为用近代精准而有力的武器所作的交战，需要受过近代战争训练的将领。起事者的黎、黄两将军在汉口对着冯、王两将军；林、徐两将军在南京对着帝制一方的张、铁两将军。在忠军行伍中服务的外国军官比在起事者行伍中的多，尤其是隐姓埋名的日本人和德国人；德国的弹药和炮也源源供给帝制一方。汉阳之役后，帝制一方阵亡者中查出两个德国人，伤者中也有两个德国人，其中一个是德国陆军的上校。日本的财阀，以及长州与萨摩两藩的贵人——他们控制着贵族院与元老会议，从而以否决之权操纵政府——不愿中国有共和。他们怕这会使众议院掌握预算，使日本出现真正的民治，而日本这个国家如今是完全由贵族掌握的；因为日本的国会代表那被重税压着的人民，并不比俄国的杜马更多一些。他们还怕：既然中国那教皇一般的皇帝会倒，那么同样并不更神圣的日本教皇一般的天皇也会倒。德国的财团也急于保住他们从满人手里得来的山东省那些近乎没收性的特权。独裁者袁世凯在他的直隶、河南和山东各军中，一向偏爱用德国教官。

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的总理兼独裁者袁世凯把满人太后私库的财宝倾了出来，饷足械精的军队被急运汉口。冯将军与王占元将军手下有三万按近代法子操练、装备的人，各镇又配备了大量精准的炮。汉口城与江对面的汉阳兵工厂遭到无情的轰击，王的血腥第三镇的帝制军队在这炮火的掩护下，在上游三十英里处渡过汉水，抄了起事者左翼的侧后；起事者那些用着发弹的旧阿姆斯特朗炮，绝不是帝制一方近代三英寸、四英寸炮的对手——后者有北方的军械局和胶州的德国人可以取给。起事者的步兵也不相称，因为他们半数的标营已由水路调回四百英里外的南京。起事者所能做的，至多是以一万五千人和薄弱的炮火，去对三万装备精良的帝制军队。结果是至关重要的汉阳兵工厂与举世闻名的铁厂丢掉了，黎、黄兴两将军不得不退往长江对岸起事者的都城武昌——那是个难守之地，两翼与后方都易受攻。这场大挫折的结果是：北方那些起初在得胜的一阵兴头上归附了起事者事业的督抚，又开始宣布赞成满人。山东转了回去，而袁世凯在这一天用电报把他自己的省份河南也弄回了帝制一方的圈里。这两省都是北方省份。袁总理此时开始沿大运河和铁路把增援急运到几乎与南京相对的扬州与浦口，以救南京那可畏的第二个张将军，使他能再占虎山炮台。冯将军从汉口赶来为张出谋。计划是：夺回汉口各城与南京，从而卷起革命党的左右两翼，猛攻他们的都城武昌，把上海的起事压碎。装备、运输、外国人、金钱与炮，事事都利于帝制一方；胆气与热情，事事都利于起事者——他们那些受过美国训练的学生背诵着希罗多德论共和的名言：「雅典人在受暴君统治时，打仗不比任何邻邦强；一旦摆脱暴君，便远为第一。可见他们受压之时是故意装作怯懦，因为那是在替一个主人出力；等他们自由了，便人人热心为国家出力。」

起事者有一件事是薄弱的，或者说是不确定的。他们若毁去中国那崇拜贵族与君王的宗教，拿什么去填补它的位置？他们会给出基督教吗——他们的领袖孙博士与黎将军都是基督徒；又会给出对本国一位总统和一个国会统辖二十一个省的都督与议会这种局面的长久满意吗？这是一件大事——世上从未有过这样大的事——而那些旧督抚和翰林院里满化的中国文人，心里很少有人准备去接受这种根本的解决。诚然，起事者可以拿广东、四川、湖北、湖南和江苏几省的进步人物去充实二十一省的职位，但那不是共和的地方自治。

起事者的目标与难处，在于抵住各省的反复而守住新思想；各省官员中近代的思想家本来就少，而他们跟兵一样，先看薪水，国家在后。那位总理兼独裁者袁世凯在河南已把一切都掂量过了；据南方一些批评者说，他对自己说过：「给我足够的钱，养十万精壮的、按近代法子操练的北方人，再给我几条干线铁路。我总能找到肯为出饷的一方打仗的人；我们必须有秩序，那是文明的第一条法则。」袁相信那条老实话：一切事都是激进的维新者做的，改革的风险也都是他们担的，而「守成派」、温和的进步派和反动派把果实和官位全享了去。与孙不同，袁要的是先得官位，后得影响。他此时正奔走求借外款，从俄国和比利时弄到一百万元，又得了俄国、比利时和日本许诺的三千万元——这几个是亲满的强国，而美国和英国代表的是亲华的同情。起事者同样奔走，在美国和海峡殖民地募集私人捐款；海外华人中有七成把自家财产的四分之一寄给上海的孙中山和伍廷芳，以助共和的事业。

不过必须承认：满人起用河南人袁世凯，是得了一座力量的塔，又一个李鸿章；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独裁者，信钱、信兵、信就地审断、信杀头，是任何肯稳稳雇他的主人的好仆人；他信王朝多于信人民，是个近代的进步派，却不是理想家，也不是天生的共和主义者；他恨「骚动的自由」这几个字，却爱「秩序」这两个字；他这个政治家，更像迪亚斯、俾斯麦或黎塞留，而不像华盛顿或林肯。他不曾像成千别的中国官员那样出洋游历。他不能说、不能读英文，因此对那些讲自由与理想的伟大文献在原文里的初燃之火知道得很少。他晓得自己这是第二次在摧折迅速的进步——正如一八九八年他背弃主张改革的满人皇帝光绪和来自广东的宫廷维新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投向反动的「义和团太后」慈禧一样。他怕同情起事者的人刺杀他，出行时带着骑兵护卫，以独裁者的姿态在北京骑马往来。他的总部设在新式的外务部大楼里，那里装了汽暖、电梯、电灯等等。他在那里定期接见外国报界代表，效的是孙中山与伍廷芳在上海长久以来的做法。他也使满人衰弱了，因为他把自己旧日山东与河南的地方军调来，与满人在北京的军队一人对一人地对峙。他还把那骚动固执的第二十镇剥去了统制张绍曾，远远调往东边。国民议会的多数已经逃散，满人亲贵则不肯走出卧房。起事者若要在此时取胜，就必须造出一个比袁更强的人来。那人是谁？他正在何处成就？

对亘古的中国永不绝望，并在政治最坏时期待伟人出现，这是很正统的看法；因为孔子便是从十六国的争竞中出来的，而他制定自己的政治哲学时，正是被本国鲁国逐出、受着迫害的流人。共和派最沮丧的时候，那位伟大的共和主义者、上海的美国卫理公会主教柏锡福，不论时机相宜与否，都以非官方的身份劝他们要像男子一样自立自振。这样一位宽厚的人，不能站在旁边看着为自由而战的人在炮边颓丧下去。他给他们鼓气；他对他们的学生讲话；他用喇叭筒向世界报界发表谈话，支持那已泄了气的宣传，对随之而来的批评一概不怕。他是个传教士，但更要紧的是，他是个男子，是个美国人。也有些英国传教士招来了批评，因为他们忍不住要在自由的耳边低声说克伦威尔式的鼓励：「放心，鼓起勇气来。」

到十一月二十九日，缺钱使起事军队的阵线日渐稀薄，而北京的独裁者袁世凯则靠俄国、日本和德国的小额借款与军火日益强盛。起事者在伍廷芳的建议下，情急之中威胁要抵制任何借款给满人政府的国家的商业；汉口有一个德国买办在把军火交给帝制一方时被击倒。满人载氏诸亲贵卖掉自己的艺术珍藏去换军火。起事者把国内的神像熔了铸钱。依照一九〇一年的议定书，美国此时正式向北京政府提出以二千五百名兵士相助，以保北京到天津的铁路通海不断。日本已经登陆了它在这支外国部队中的份额。起事者自然把外国军队在国土满人一侧的这次登陆，看作某种程度上对满人的外援，因为这提高了他们在北方的声望与献策之源。这时，比刀兵更微妙的力量开始在起事者的几位领袖身上作用，而因为缺钱，这一事业也落入更暗的时日。北京的独裁者袁世凯得意洋洋，对使馆里的一位人士说：「我看这场起事还能活八天；我指望有十万近代军队和一条铁路。」著名的汉学家、如今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庄延龄教授，早年在朝鲜做英国领事时，就在他那本《约翰·中国佬》里写过「袁的马基雅维利式性格」。连有些满人也同意起事者的呼声：「袁在把自己弄成独裁者；他可能图谋帝位；他可能把中国北方割出去；北京离俄国的西伯利亚太近了。」他已把满人的军队调离北京，把自己山东与河南的旧镇聚在身边，如同凯撒带着他的第十三军团。

袁呼请各省派代表到北京商议宪法，起事各省却回答说：「你的兵在门口捣着枪托子站着，哪个国民议会能自由地商议立宪之治？记住查理王的议会吧。」起事者喊道：「袁和满人若在此时得胜，靠的是外国的钱。我们为什么弄不到外国的钱？我们是人民中绝大的多数。」有些外国政府回答说：「我们只关心贸易和秩序；我们不能等你们把这件事打个结果，还许把我们的传教士杀掉几个；你们必须快些取胜，否则我们就站在当权的一方。」起事者回答说：「克伦威尔和华盛顿、梯也尔和格兰特都不是快快取胜的；你们若让我们此时败了，我们还要再打。你们不能为了一个劫夺者的王朝，抵挡四亿人的宪政权利；那王朝当年靠五百万受着津贴的骑兵抢下并守住了它的宝座，而这些人如今已被津贴养得衰朽了。我们反对固守不动的特权，跟你们一样。用罗斯福的话说：『这片土地对我们所有人，必须同对我们中一部分人一样好。』这些居少数的满人必须不再窃据官位、俸饷、特权和给出让与权之权。我们南方人无代表而纳税。美国可以以此为由开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袁在某些外国人的建议之下，计划在汉口架一座跨长江的大桥，把他的铁路通进南方起事各省的心腹地带。他相信要有迅速的便利，好把他的近代军队投向起事之处；因为他从北京到汉口的铁路使他得以抄袭起事者漫长的阵线，从而替他赢得了眼下时势的转机。唉！此时有人呼喊：但愿有一位真正中国人的武功皇帝，一位明朝的后裔；或者孔氏的后裔、衍圣公一脉；或者一位华盛顿式的中华共和国大总统，能弄到外国借款。这便是针对满人鬼影的回返、针对独裁者那不祥的阴影而起的呼声。然而总算赢得了一些东西。这场鼓动与这些战事，已把不死的自由与一种新的中国民族主义这些甘美的题目，教给了成千个原本消沉、只知乡土、或在绝望中无所归依的人。人们记起了维新者、湖北巡抚之子谭嗣同——他一八九八年被斩——在赴刑场的路上说：「革命必先有殉道者；我何不做第一个殉道者？」自由从不被打败，因为她每次倒下都要让征服她的人让出一点什么；她只是跪了下去，还会再站起来。反动的慈禧太后在一八九八年得胜之后，一九〇〇至一九〇八年间也让出了些改革；经过这次抗争的教训，她的后继者或许也会如此。有些外国银行家与一些中国人定下一个计划：若共和政府办不成功，便拥立孔子的一位直系后裔——山东一位孔姓的美国长老会基督徒——登位，希望中华一族会奔向他的旗下。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三天，起事者在徐、林两将军统率下于右翼作了大举之努力；为此他们削弱了左翼，任汉口两城丢掉。广东的投弹队与炮手唱着下面这首献给自由的新歌走进战阵，那确是有分量的粗豪诗句：

「自由将行于这地上，

如巨人一般高及青天，

来吧，自由，为着我们奴役的黑暗地狱，

来以你太阳的一线光照亮我们。

看我们祖国的种种苦难。

别人都在做王。

本国人民所受之苦，我们能忘么？

泱泱中华竟如一片大漠。

我们正为中国开一新纪元；

一切真男子都在呼唤新天新地。

愿民族的魂灵高如广东那最高之峰南山；

自由之神，引领我们，护佑我们。」

南京被大举围攻。美国海军退开，而起事者那支十五艘船的小海军，在夺得的炮台压住狮山炮台不得任意发射的掩护之下，驶进射程之内，支援起事者宽达十五英里正面的攻势。人们当记得，帝制一方的第二个张将军守着城东北墙外紫金山的几处峰头、南面的雨花台炮台，以及几乎全城。起事者在广东人炮击、坑道作业和一阵猛冲之后，取了虎山炮台和西北四处城门与炮台。随后紫金山与雨花台两炮台遭到轰击，经一场极猛烈的交战后被攻下；张、铁两将军统率的帝制军队退到这座大城九十英尺高、三十英尺厚的城墙后面作最后的顽抗。那景象看来可怖。炮烟成云，被骇人的炮口闪光照亮，使十一月三十日的夜晚令人难忘。革命党人效沃尔夫取魁北克前的谋略，循一条秘径冲上紫金山一处高过朝廷阵地的峰头，炮击朝廷的炮群。随后在夜里，温上校率领「不怕死」的精锐旅作了一次冲锋，他们带着手掷炸弹和刀。接着便是一场溃奔而下山。连少年也打得极勇。南面骇人的炮声渐渐低下去，意味着共和军猛攻了南门炮台；一声爆炸表明他们已成功地把它炸掉。天刚破晓，坚固的朝阳、虎山与狮山三处炮台又被猛攻夺取。起事者心怀积恨；为报张将军月初宣布战时状态时对无辜者的无情屠杀，帝制军队被大量杀戮。全国大起无法之乱，起事者与帝制一方在争出改革诸问题的结果之前，都无力建立警力。连在英属香港——五十万华人由五千英国人治理——当局也不得不举行公开鞭刑，好把不法之徒的乱行镇住。长江流域的怨言日增，说德国人从他们胶州的殖民地基地把军火供给汉口以及北方各省的帝制军队。另有沉痛的怨言说，科图男爵做了中间人，替满人和袁世凯向俄国、法国和比利时索借三千万元，而这将给华俄道胜银行以一八九八年俄国所利用的那种插手的借口。起事者在陕西力弱，西安有美国传教士被乱众杀害。独裁者袁把第六镇从河南投入陕西，要把该省夺回。

十二月二日星期六十点钟，南京有一幕值得记的场面。第二个张将军已在十二月一日清晨经太平门渡过长江，逃到北面的铁路终点浦口；临走他在满洲将军的衙署下面埋了一颗地雷，打算等起事者的徐将军受降时落入这陷阱时引爆。他还在满城里暗藏了十八颗地雷，因此满城不得不烧掉，好让爆炸不致伤人。赵将军接统帝制军队。合围已成，守方的局面此时已无望。有十二位勇敢的美国人留在场中：伟大的传教士马林医生、加勒特先生、布莱克斯通博士、金陵大学校长鲍恩，以及其他人，还有副领事吉尔伯特先生——他拿着望远镜，戏剧性地从城内一处高坟地上看那场轰击。他们信奉「救命」——用中国人的话说是「救命」——尽管徐将军得胜的部下确有许多可报之仇。他们向徐恳求，促成中国内战中第一次出于人道的受降，好作一个传诸万世的动人榜样，表明中国的革命党人像乔治·华盛顿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部下一样，心里是爱国者、是君子，不是打着伟大事业名义械斗的宗族。

徐将军采纳林、黎、黄诸将军与外交总长伍廷芳之议，达到了这一崇高的水准。他同意以礼受降，甚至保全那有名的屠戮非战斗人员者、第二个张将军的性命。谈判在历史名山紫金山的炮口下进行，喘息未定的军队按住了自己的兴奋。城墙后面，帝制军队呼吸沉重，而那一大群店铺主人急切地等着、望着紫金山上共和的星旗。好哇！一片喊声升起来：性命保住了——「救命」；是的，体面也保住了！把那被轰得千孔百穿的铁铸「太平」门敞开吧！紫金山、狮山、虎山上那些发烫的阿姆斯特朗炮、要命的四点七寸炮、吐着火的雷克瑟速射炮和三英寸克虏伯炮，像牵着链子的好猎犬一样，绷着劲儿忍住了它们烟熏的呼吸。将官们踏着步；士兵们伸长了脖子；广东炮队把炮车挂上了前车。美国传教士们感谢上帝，为一个永不会忘记这动人一幕的中国领出了和平之路——在那里，宽恕高过了报复。他们来了：赵将军骑在前面，后面是强悍的山东地方军，他们的黄龙旗最后一次飘着；再后是逃走的张将军那支缠头的血腥人马。放下枪，踏步！得胜的起事者站住原位，在新共和国飘扬的红白蓝星旗下看着这令人动容的仪节。帝制军队的大队奏着乐展开，行了礼，把武器堆在胜者足前；徐将军骑在马上，就在调停者站立之处。星旗与白旗到处飘着，那是起事者掌权的标记。此刻倒持兵器上来的这些人是谁？他们没戴近代军队的德式尖顶帽，没穿卡其制服，而是老式的缠头和邋遢的蓝号衣，是中国旧军的装扮。他们是张的老式血腥武人，一千人，臂上缠着白布，深表悔罪，也作为免于屠戮、性命得保的印记。他们也向给了他们性命的徐行礼，有些人行的不是近代的军礼，而是不合军规的叩头。一片欢呼腾起，乐队奏得更有精神。把那「太平」门敞着！得胜的徐将军、林将军和他们的部下——那些经过百次冷铁与炸弹冲锋的人——吹响得胜的号角，由那些剃了头的英雄、夜袭不朽的「不怕死」标带头，铿锵有声地行进，走向他们所征服的明朝古城：文雅的南京；众都之中最骄傲的都城南京；有过显赫的刘坤一总督衙署的南京；太平天国的南京，以及世上最辽阔的共和国的南京！一只友善的手已把满洲将军衙署下面的地雷，以及那另外十八颗卑劣的地雷引爆了，使胜者不至于在他们欢庆的极顶之时被人背信地炸掉。白旗到处飘着。它在中国曾是死亡的标记，如今在中国也同在世界其余地方一样，是和平的标记。民众发出欢迎的喊声，他们从一开始就像中部和南方其余各省一样同情革命。徐、林、黄三将军在南京，这就真替起事者把冯将军在汉阳所得的帝制一方的胜利抵平了。起事者失了左翼，被人卷起；帝制一方如今也失了左翼，在南京这样被卷起。北京的独裁者袁如今必须在棋盘上另走新步了。

广东都督陈炯明与广东咨议局议长伍汉持派出他们的鱼雷驱逐舰「武英」号与「武邦」号，会同香港来的英国炮舰「知更鸟」号、「矶鹬」号和「水鸡」号，以及美国炮舰「卡亚俄」号，进攻西江的盗贼，把那条风光旖旎的江巡到梧州宝塔的影子底下——二百二十英里之间，庙宇、岛屿、峡谷、长滩与江边峰峦，变化万千。商船两两成对而行，驾驶室包了钢板，枪架装得满满的，格栅舱盖钉死在两层甲板之间——那舱盖进得空气，却放不出私藏的匪徒——每个舱口和每个舷窗上都有守卫，舵上派了双份的舵工。商业退回到中世纪的样子，倒也惊心动魄。香港的富买办，如德忌利士洋行的陈庚裕，捐出两千套制服与装具，装备伍议长省军的一个团。起事者的海军此时有一部分从上海鼓足汽力疾驶四百英里到武昌、汉阳，想阻止帝制一方得胜的右翼渡江进攻起事者的临时都城。倘炮舰能把忠军牵在汉阳，那么起事者若从广州得到大批增援，抄其侧翼、从后路切断忠军的补给铁路，也未必不可能。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五日，北京有了新的举动。婴孩皇帝溥仪——这是他的本名而非年号——的摄政王父亲载沣辞职，让位给两位共同摄政：一位是满人溥伦亲王，一位是中国人徐绍桢。这是一步缓冲的棋，想把宝座从共和派的要求下救出来。满清王朝三百年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中国人这样被引来分摄政之权。溥伦亲王旧日做过军机大臣；准设国民议会时，他又由满人之力被放进去做总裁。后来他做过海军部大臣，又做过外务部大臣。他是个温和的进步派，是满人中的满人，又与皇帝有亲。徐绍桢是直隶人，以曾任驻俄、驻德公使和中东铁路第一任总办而知名。他旧日做过军机大臣、做过满洲的总督，又做过掌管借款的邮传部大臣。他到过美国。任命这位共和军总司令，当然只是奉承之举，他并未就职。

这几步棋出自独裁者袁的荐议，而袁本是把他放逐的摄政王载沣的旧仇；这并不能使起事者满意。他们指定南京为永久的都城，呼请起事各省派代表来，并把战事推进下去。「北京换了名目，还是那一套老把戏。」他们说。上海方面在张罗一笔共和借款，一千万两，年息一二厘，按面值八成左右出售；伍廷芳特别向美国人募集，因为他不断提醒美国人：「你们是共和国之母，是最伟大的共和国；正如我们将是最大的共和国。」伍还电致美英两国著名的金融家及其政府，恳请不要借款给满人政府，并恭敬地警告说：「若有借款用来打击共和派的事业，共和起事者是会记住的。」这确实起了阻遏之效，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能够影响法国暂缓金融上的举动。受过美国教育的唐绍仪是独裁者袁的首席助手，此时到起事者的武昌和上海总部去，与黎将军、伍总长和徐将军会谈和议；起事者也开了长江、南方与西部各省代表的会议。广东省开始它共和的组织，又从广州调出三千近代军队，加上先前所调的一万人，去增援在武昌与汉阳的帝制一方冯将军相持踏步的黎将军。

这时，那艘在泰恩河造的漂亮灰色中国巡洋舰「海圻」号——十月从纽约开航——抵达上海；在只有南方中国人才表达得出的狂喜之中，它降下三角形的黄龙旗，升起共和革命方形的三色星旗。它立即被令携其满载的弹药到制造局报到，那些弹药对革命党人真是天赐。这艘巡洋舰是中国军舰中在海外最有名的一艘，立刻成了起事者海军的旗舰。她装有两尊八英寸炮、十尊四点七英寸炮。十二月十四日，孙中山博士与美国人荷马·李平安抵达海峡殖民地的槟榔屿——那是中国改革的一处温床，自一八九八年政变以来，孙、康等所有维新者都不时在那里得到庇护。锡矿那些富有的、洋化了的广东籍矿主，从一开始就忠于改革。十二月十六日孙抵新加坡时，一群中国女子迎接他，人人挥动着革命与中国妇女解放的三色旗，唱着中国的《马赛曲》《中国》。中国人都不留辫子了，他们散发的漫画上画着猪、狗、猴子和满人，都属于留辫子的族类！谁还说中国人不以幽默见长呢！多年来我一直在指出他们这一种品质。

革命的第一波虽因汉口之败而稍稍低落，却已一直滚到遥远多山的西藏：十二月十四日，拉萨与大吉岭之间商道上有城墙与炮台的江孜镇在革命党人面前陷落。人们会记得江孜，因为一九〇四年荣赫鹏爵士出色的远征要打开印度到拉萨之路，江孜曾作过抵抗；也因为赵尔丰将军在它附近的军事行动——一九一〇年那场惊人的征伐中，他第一次把那位神圣而好弄权谋的达赖喇嘛逐出中国、赶进印度。

这一周里，长江六百英里之间呈现出一番了不起的景象，因为独裁者袁的使者唐绍仪正顺流而下到上海，去与革命党人在上海市政厅谈和议的条件；那里由公共租界的英国兵、锡克兵及其他部队守卫。在汉口，人们看见了帝制一方最后一面黄龙旗；朝廷的使臣唐绍仪、严修和杨士琦乘「洞庭」号轮船，在起事者新海军巡守这条大江的行列之间穿过——这条大江如今是他们六百英里的战线。船员中有纽约华人的漂亮巡洋舰「海圻」号，同类的巡洋舰「海容」号与「海筹」号，炮舰「广亨」号、「广宝」号、「安南」号等等，领着共和舰队，都挂着红白蓝星旗。停战在山西、陕西没有被帝制一方的升允将军遵守。会谈开始时，六国依美国之议，通知伍与唐说：他们乐见一个了局，因为两边似乎都无力压住盗匪，北方辽河一带之坏，同远南西江流域一样。人们当记得，山西的满人在战事之初刺杀了起事者的大将吴禄贞。此时又有传言说，中国人在同一省诱使端方的部下杀了这位高贵的满人——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的黑暗日子里，他是外国人在满人官员中最大的朋友。端方做过直隶和四川的总督，做过长江流域铁路开发的首领，尤其做过那有名的宪政编查馆的首领——该馆于一九〇六年出洋考察外国的议会与国会。他是满人中最高贵的一个，品性上是维多利亚时代恭亲王的再现；他死得像一个近代的英雄。「跪下受斩。」他的部下要他跪。「你们要打要砍，就在我站着的地方。」他说。个人的德行并不专属于任何一个组织。

起事者继续做他们的事，从广州的伍汉持总理那里调兵，又装备由洋化的中国人驾驶的飞机，以备和会破裂、而汉口又能夺回时，对北京作一次空中攻击。传教士们议定：一见火箭为号，便逃往北京满城里紧挨使馆区的卫理公会院落。北方各省的外国人怀疑共和政府能否建立；但须记得，这些外国人中有许多比世上其余的人更吃惊：维新者竟真的为改革扛起了枪，并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宣布共和。因此北方各省的外国人起初大都同情保留满人、行有限的君主制，并推袁做总理。北京和天津的许多外国人想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上海和香港的外国人，而后者对中国的改革与共和运动自然知道得更多，因为中国最初的维新者都出自广州、槟榔屿、马尼拉和上海，在那些地方他们受了英属香港、新加坡和美国的影响。朝廷的收入主要征自南方各省，而自一八九八年政变以来，南方各省在北京各部里的代议之权最少。又是无代表而纳税！维新者心里的疑虑是：若把满人留下，他会不会重犯旧病——一时压迫中国，一时为某些外国的猎取让与权者而劫掠中国。诚然，有人说，此刻可以把和平安排定，倘信约不守，再打一场也行。但别人说，到那时候，某些外国人已经给了袁世凯四十个镇的军队，给了他在北京与俄国铁路相通的一个筑垒基地，给了他一支有战舰的海军、二千五百英里深入南方的新的侧翼铁路和一只满满的国库；而新的议会里却可能没有一个克伦威尔、皮姆、汉普登、杰斐逊、富兰克林、林肯。这是个大问题，是任何国家所处理过的最大的问题；而唯一的回答是：「那么好，就从你们手里现有的材料——孙、伍、康、黎等人——里养出你们的克伦威尔、皮姆、汉普登、杰斐逊、富兰克林、林肯来，让我们和平吧。」

笔者所信、所祷求者有两事：中国将保持共和；并且将成为一个建立在敬拜基督、研读基督徒《圣经》之上的共和国。这样一个四亿人的奇妙民族，自亘古以来被保全为一族，必是为着某种天意的目的而保全的——为着把不可抗的力量放在某些为他之世界理念的后面。那些理念，是不是要把一种比我们所示范的更真的共和主义、更不自私的基督教给予人类？日本犯过一个无可挽回而可叹的错误：她忽略了这个事实——西方的力量不在舰队，而在对《圣经》的认识，尽管有若干托拉斯与偶发的战争。人们当记得，一八九八年礼部主事王照曾向主张改革的光绪皇帝建议，定基督教为国教。如我先前所说，共和派的孙大总统与黎将军，一个是公理会教徒，一个是圣公会教徒。

六国给上海的帝制一方与革命党人的友好照会，因美国与英国之议而文本相同，这实际上等于列强对交战两方的一种试探性承认；而在伍总长的催促之下，革命党人为求得这一可喜的结果已经努力了两个多月。袁威胁说，若坚持共和，他就打；他又以强制借款的名义，把北京和天津满人窖藏的一大部分拿了过来。他每月需要二百万元发给满人与北方的旗兵。六国中有四国赞成借钱给袁，起事者却说：你们若不也借钱给我们，我们就在中部和南方各省抵制你们的贸易；你们知道外国贸易大半出自中国南方，就是说，你们的茶和丝出自那一带，你们的出口货也交换到那里去。你们若想知道我们的贸易抵制是什么意思，问问日本人；他们会记起「二辰丸」那件事。起事者又威胁说，外国若借款给帝制一方，而起事者获胜，便不承认这些借款。这是共和派外交至今最出色的一着。此时起事者作了一个出人意料、胸襟宽大的举动。他们要省下流血。他们知道：一个执拗未悔的扫罗，可以变成一个已悔的保罗；有些维新者当年也曾是坚定的「守成机器」中人！他们提出让袁做共和国的大总统，孙中山或许做副总统，伍或许做外交总长，直到真正选出的议会能组成政党、选出他们自己提名的人。袁的使者唐绍仪在上海会议上印象很深：原来袁和华北的其他人全然不知共和的观念在起事各省抓住人心到了何种程度。人们当记得，唐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他比他的恩主袁还要进步些。起事者的孙中山与伍对袁作此表示，显出他们是有力量、有涵养的外交家，能为赢得大局而让掉一个细节。近来西洋政治中，没有这样抑制党争之私的例子。然而伍毫不迟疑地对六国说：他们若借钱给北方，或者干涉，只会把战争无限地拖长。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阵势如下。袁、六国中的三国和世界上一些金融财团，赞成君主制或者打仗，并借款给北方，与共和派对立。伍则一贯坚持要共和，否则重开战事，并在南方与中部各省对任何借钱给北方的外国实行贸易抵制。出人意料的是，美国有些报刊反对共和。例如，就在孙中山博士被举为大总统的那一天，纽约《展望》杂志——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匆率地断言：眼下中国不能、不会也不该建立共和国，并且说「美国人最好把全部影响放在立宪君主制这一边」。《展望》的读者有十分之九无疑会想：既然荷马有时也会打瞌睡，那么这份一向进步的《展望》说出这样令人诧异的倒退之言，也可以原谅了。英国也有相似的事：伦敦那家大行号蒙塔古——在满清治下极为有利的对华铁路借款中很出头——发出一份通函，说共和派在无可宽恕的屠杀与不必要的纵火那种残暴情形下把汉口丢给冯将军时，它感到「满意」。记性长，舌头短！英国外交界有些人像乔治三世时代的反动派一样论事，说他们赞成君主制，因为印度也许会要求比现有更多的自治之权——却忘了一个醒觉而充分发展的印度，对英国意味着更多的贸易。有三个君主制国家说，他们赞成毁掉美国「不瓜分中国」的主张，把四个藩属和黄河以北的八个省从起事各省割出去。

此时若不动手，美国便再无其时了——动手给这地上最大最古的民族以真正的自由，止住屠杀，止住在黄白两种族之间播下永久的仇恨。倘共和的观念被三个君主制国家甘心地、被两个立宪国家不甘心地斩掉，一场逆转就会席卷共和派的营垒，而外国人和传教士就会被乱众杀害——乱众总是先动手，然后才想那要紧的第二遍。而这正是自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以来满人一直在图谋促成的：「叫共和派、或者他们省里的乱众去屠杀；那就会招来外国干涉，干涉会救满清王朝。」作为回报，满人许给某些外国的利益集团几乎任何他们要索的让与权。他们可以劫掠中国这个万世的矿藏黄金国，可以榨取一个新歌珊地的劳力大军。背信者啊！你们在过往那拥挤的种种教训之后，到这么晚的日子还要倒行逆施，你们爱钱多于爱人。万岁！美国这共和国，共和国之母；也万岁，这萌芽中的中华共和国！连日本人中最开明的大隈重信伯爵——开明的早稻田大学的创办者，人们本最期望他同情中国求自由的努力——此时也发出一篇悲观的文章，预言「共和必败，将有多年的退化，并且必有一个新王朝」。他的意思是不是：日本先吞下满洲两省，然后由日本来供给这个新王朝？

独裁者袁开始调动他的各镇；那个如今已除掉了主张改革的统制张绍曾的第二十镇，被从滦州营地调到天津以北一处地方，以阻隔满洲三省的共和派与山东的共和派会合。孙中山与广州的伍汉持总理此时离香港赴上海，世界退开一步，等着闪电从云里出来。英属香港的五十万华人给了他们热烈的送行，而香港的五千英国商人与军队心里也是赞成的，因为香港晓得南方各省的贸易抵制意味着什么。广州此时已迈开了大步，伍总理派出成队的军队，尤其是他那出色的炮队与投弹队，去增强起事者分别在武昌与南京的黎、林、徐三将军所统的两翼。这些军队里有广州方言学堂招募的一千名学生。愿上帝把大事赐给地上！愿上帝为中国保全自由，勿使进步倒退一千年！

至此为止，这场起事中最有力的一着，是外交总长伍廷芳的宣告：英国若与那三个君主制强国一同借钱给袁，便要在南方与中部各省对外国贸易实行抵制，而其中英国占的份额最大。这一着赢得了香港，而香港又能够牵住英国在伦敦唐宁街、并间接牵住在北京使馆街的外交。这是一步大手棋，其出色有效，不亚于拿破仑一八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封锁英国商业的柏林敕令；若没有这一着，这场起事就会被六国中四国给袁、给满人、给北方的军械与给养压没了。今后几年不论来的是什么，这声呼喊必定永在林肯与华盛顿的美国心里：「愿分散的财富与分散的自由这一共和观念在老中国长久生存——中国是美国在日渐变窄的紫色太平洋对面的黄种兄弟。」一九一一年圣诞节，从纽约与旧金山开来的「克利夫兰」号轮船载着五百名美国环球游客抵达香港。共和军立刻邀他们到广州看自己在五百罗汉寺等处的营房，请帖上说：「因美国是最早成为共和国的国家。」十二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吉利地抵达上海，两艘军舰护着他的汽艇从吴淞口溯江而上。他立刻在外滩码头坐上汽车，赴伍的寓所，在那里开了会，议定以南京为这个正在战斗的共和国的临时都城。美国在上海有十一艘军舰，令共和派的中国人很高兴。

十二月二十六日，袁与满人亲贵从北京电告唐绍仪：政体如何，他们愿交由二十一省的国民会议决定，代表尽早开会。上海会议上孙、伍与黎的代表之间的融洽，使关心中国进步的人欣喜。传教士与革命党人之间的融洽也令人振奋。湖北太平的一个村子里，人们坚请荷兰会的兰达尔先生出来主持维持秩序的地方保安会；他们把这位吃了一惊的先生推到前头，成功地追捕了那些既害革命党也害帝制一方的著名盗匪。河南一个姓王的有名匪首聚了两千盗众；满洲的哈尔滨有一伙红胡子劫了朝廷一列运着五十万款子的宝车。此时本该大举筹备，好在国民议会开会宣布共和时，保护北方的中国人与外国人免遭屠杀。只有一千七百万满人交出对四亿中国人的统治、交出地上最辽阔最专绝的宝座——比法老的、亚历山大的、薛西斯的、凯撒的、查理曼的、莫卧儿巴布尔的或沙皇的都更辽阔——这里不能不有怨恨。要治一千七百万心怀不满的满人，比受着津贴的满人长久统辖四亿不相联合、消沉不振的中国人更难。中华共和国面前有极大的难题。愿全世界都帮她；尤其愿教育、希望与生计之安适尽快地赐给她。人人面前都有光荣的为他之业，足可做一辈子。

当共和派在南京一带把政府固定下来时，中国的敌人——那些掠地的国家——忘了旧日的嫌恶与争吵，在扩张的图谋上一致行动，准备把她辽阔的藩属剥去：俄国压在突厥斯坦、蒙古与北满之上，日本聚集在南满周围，两国之间已订了密约。中国这个大民族将无处安置他们的移民，而全国农场的规模本来是必须加大的。美国与英国「不瓜分中国」的主张要被打倒。美国、英国和中国会记住此事，因为一个中华共和国终能聚起百万之众的军队，把这些省份夺回来；而美英的海军作为世界为他的警察，必要时可以立在波罗的海与黑海的门口，提醒俄国她破了的约与她的贪心。将来必有一场怎样的冲突啊——或者靠漫没一切的移民取胜，或者靠吞并一切的军队取胜；因为在突厥斯坦、蒙古与满洲这些中国的旧藩属里，俄国、日本与中国正越靠越近。以库伦为都的蒙古，以喀什噶尔为都的突厥斯坦，在俄国的挑动之下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实际上脱离了。俄国所指定的宗教的汗与喇嘛把中国的办事大臣逐走，自行接管；一条横穿全境、控制北京的俄国铁路政策，立刻被筹划起来。满清王朝若带着一千万至一千七百万满人，在俄国、日本或别国的庇护之下，躲在蒙古、直隶、山东或满洲，便永远是一件可供暗中挑事的武器，那些国家的官僚可以拿它来对付一个中华共和国。

十二月二十九日，南京的军人会议——每省一票——一致举孙中山为临时共和国的第一任大总统，任期至选举的议会能开会为止。在上海开会的十四省文职代表，也同意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停战此时延长了，孙大总统呼请帝制一方尊重两军之间的中立地带。孙大总统的兴起令人惊异，而他的任务极其重大。他本是个穷困的宣传家和流人，一手拿《圣经》、一手拿《进步与贫困》，漂泊了一生；忽然之间，他做了地上最大民族的首领，而人们期望他把这个民族的政府从最专绝的君主制变成最自由的共和国。他的生涯，是世界历史上呈给维新者的最令人振奋的榜样。人们说台风和患难都是这样：到最坏的时候，便只能盼着往好的方面变；孙大总统的生涯正是如此。

在上海的和会上，帝制一方力争以北方某个城市为各省代表会议之地，共和派则同样力争上海，因为与北京不同，它远离俄国的影响。袁不肯解散他的军队，并告知说共和派若前进，他就下令进攻。帝制一方随后想让共和派同意付北方军队一笔钱，换取他们放下武器；共和派明智地拒绝了，不肯以这种方式给帝制一方供给，让他们继续打下去。不过他们倒是提出，愿为交出炮与弹药付钱。袁与满人亲贵和太后开了许多无结果的会，提出只要他们交出窖藏，他就把战争打下去；然而他们数以亿计的财富中，他所能弄到的只有那头老狮子庆亲王认捐的十万元——自六十年代恭亲王死后，庆亲王一直是满人的师保。整个南方效法那位基督徒大总统孙中山，开始剪辫子、穿卡其，作为对满人奴颜之终的标记。劝导队的队员带着剪子，连油麻地和九龙——香港属地在大陆的部分——都有他们活动。他们上去问中国人，请他们去剃头铺。若不肯，便抽出剪子，把那对满人奴役的古老标记——辫子——剪断。暹罗曼谷的中国人办法诙谐。共和的三色旗升到旗杆顶上，底下又在同一根杆上吊起了二百条剪下来的辫子！孙博士做大总统后，指定下列诸人为他的临时内阁：

副总统，黎元洪将军，共和军左翼统帅；

总理，黄兴，在日本组织此次起事者；

司法总长，伍廷芳，前驻美国公使，中国刑律的改革者；

交通、邮政与商务总长，温宗尧，受美国教育，前驻藏大臣，才干出众的官员；

殖民事务总长，冯自由，曾代表孙在美国；

国务总长，伍汉持，广东咨议局议长；

财政总长，陈锦涛与宋汉章，后者是起事者中华银行的总办。这两人我都很熟。

海军总长，黄兴将军，汉口之役的副统帅，孙赴美英期间的私人代表；

外交总长，王宠惠，受美国教育；

参谋总长，徐绍桢将军，南京的胜者。

采用基督教历法一事经过讨论而议定，不过为顾中国人的体面，议定让十二月发出的共和钞票照旧。那些钞票追溯到神话时代，把一九一一年称作第一位皇帝黄帝以来的四六〇九年！按每位满人皇帝即位纪年的旧例，在起事的十四省里自然立刻废掉了。孙大总统在南京就任，立即在中国的旧都集起一支强大的卫戍。笔者在前作《中国人》中曾力主把中国的国都改到更南的地方，好更靠近中国的中心，与多数希望改都的人民更相通，并安全地远离俄国的影响和蒙古铁路来攻的可能。财政、教育、陆军、海军与联邦政府，立刻着手筹备交由将来的国会管辖，而各省的议会已在半数省份里试行。广东共和政府所发钞票的文字，我们已经引过。北京的独裁者袁一时着恼，电称他不再承认唐绍仪为自己在上海与南京会议上的代表，并说他只以电报商议。他要求指定北京而不是南京为将要举行的国民会议之地，而那会议是要选定政体的。这实际上把和会破坏了，伍廷芳把此事通知了各国政府。

袁随即向满人亲贵与皇族要钱，说他们若肯在半年之内每月从他们的外国银行提两百万，他便能把战争打下去。袁怕共和派从上海由海路派军到秦皇岛——长城与北京铁路在那里临海，那也是北方唯一不结冰的港——从北面截断满洲，进军北京；于是他派了一支军队到秦皇岛，但有几个中国标营反正了。共和派确已安排过这样的运兵：他们夺取了官办轮船公司招商局的船。北京以东的滦州营地也有几个中国标营反正，镇压乱事时流了许多血。袁有五支强大的北方军队：一支在汉阳由冯将军统率，一支在南京以北铁路上由第二个张将军统率，一支在陕西、山西活动由升允统率，山东与河南也各有一支。战争看来是要继续下去了，而共和派的力量主要在于他们的威胁：他们若得胜，便不承认外国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以后借给满人的任何款项。香港此时派印度第一二六俾路支团、约克郡团一个营和英国要塞炮兵一连到广州沙面，保护那有名的外国居留地，并助广州的伍议长维持秩序。该岛用沙袋与铁丝网筑了工事。香港的华人热心拥护共和，英国政府也不禁止他们庆贺。他们的游行队里用上了汽车和铜管乐队。香港变得多么不同了——从前它是把头藏在一条大龙里游街的！

孙大总统此时告知外国人：在中国其余一切开发事业上他都可以用他们，但在共和军中不能，因为共和派愿免于嫌疑，不想招来外国的牵缠与为难。各国把天津—北京的铁路分段接管，外国军舰也不与共和海军相干，自行巡守从上海到汉口的整条起事战线。德国除青岛原有的大量驻军之外，又派去一整团；到一九一二年一月七日，只有美国仍把她的军队留在马尼拉。一月四日帝制一方撤出汉阳时，有一个标违了约，致使黎将军的共和军不得不进攻，而这次进攻迅速而有效。右翼方面，共和派沿南京—天津铁路推进，逼第二个张将军往北退去。孙大总统此时正力请外国承认共和，他一月五日的宣言如下：

一、满人截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三日所订条约，一律遵守。

二、满人截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三日所给让与权，一律尊重。

三、满人截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三日所负外债与赔款，一律承认。

四、外国人及其财产，由共和国保护。

五、满人及其财产，由共和国保护。

六、我们将改订法律；修订民律、刑律、商律与矿律；整理财政；废除工商贸易上的限制；保障宗教宽容；并与外国人民及政府修好。

可注意的是，孙大总统在此并未涉及铁路国有那个棘手的问题；正是五个银行国催着满人过早推行此事，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一九一一年九月四川省的前奏革命。等共和的财政许可公道地补偿各省的铁路业主时，把干线铁路国有便是正当而合时的事业；但像满人对广东业主所提出的那样，用一张只值投资六成的期票去没收铁路，只能招来反抗。到一九一二年一月第一周之末，某些银行团与列强怕会有长久的内乱，便攻击美国「不瓜分中国」的主张，四处游说要有两个中国，北部一段由满清君主国、或者由袁做首领的一个共和国保有。就算这样也会带来它的难处。千百件里只举一件：分界线该在哪里，黄河还是长江？共和派对这种分割的感觉如何，只要问问美国人对分离一事的感觉如何，便可估量。一月八日，共和派批准了一大笔公债，以内地税收为担保——关税已由满人抵押给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三日以前所借的外债，而那些借款共和派是承认的——年息八厘。又议定把货币放在金本位上；虽然要铸一元、五角及辅币的银币，它们却只是代币，其面值要由黄金准备担保，一如美国与日本的银币，那也只是代币的制度。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富兰克林·贝尔少将从马尼拉派出运输舰「洛根」号，载着阿拉史密斯少校统率的第十五步兵团第一营，去照管分配给美国人的那一段北京至海口的铁路。这承认了两件事：第一，满人也许压不住北方的「义和团」乱众；第二，人们预料一旦开战，共和派能以他们三支旧军队和两支新军队北上。贝尔将军对部队那篇动人而有美国气派的讲话，有一段该引出来：「中国人配得上公道的待遇。要以配得上的方式待他们。」这次远征颇为艰苦，还预备了成堆的柴薪。这些被热带弄软了的兵，离开马尼拉又热又湿的气候，去到华北又冷又风的气候里。此时从滦州营地传来的消息最为凄惨：袁的帝制军队正用凶残的凌迟——把人放在笼里零切成千块——屠杀、折磨共和派的人。凡剪了辫子、采用新中国这共和标记的人都被杀。连红十字会的看护也被攻击。显然滦州的满人军队已经不受约束，成了乱众。美国的柏锡福主教此时从上海电致独裁者袁，力劝满人为人道之故退位。陆军总长黄兴将军此时正安排五支共和军队北进，合围北京。这五支军队是：

黎将军的左翼，自汉口经河南省往北京。

徐、林两将军的右翼，自南京经江苏、山东两省，沿铁路而进。

一支新军，以运输舰与巡洋舰由上海运往芝罘或北方某口。

一支由广东与湖北军队组成的新军，在黎将军后方北进。

陕西与山西共和军的合力，向东北推进。

中国人平素是安静的，一旦被激起，却极易激动。这是因为他们的见闻有限，还没有学会迅速适应新的境况。因此在愤怒、羞耻、贫穷、患难、不定与恐惧的骤然压迫之下，他们自杀的人数多得令人诧异。在这革命之际，尤其在共和派遭到有力抵制的陕西、山西两省，许多官员、兵士的寡妇和穷人跳了井、吞了鸦片丸，或者求朋友把自己勒死。

一月十五日，共和派从上海派出三艘巡洋舰、三艘运输舰，载着三个营、机枪与山炮到芝罘，为合围进攻北京作准备；美国派来巡洋舰「辛辛那提」号，日本派来两艘巡洋舰，以观事态、保护外国侨民——不过侨民并未受到威胁。一月十九日，外交总长王宠惠致电各强国，请承认共和，「以免生出灾难性的政权空隙」。同一天，共和政府从上海向袁与满人发出下列断然的要求：

一、退位。

二、在国家安定之前，不得有满人参与临时政府。

三、临时国都不得为北京。

四、在共和得到承认之前，袁不得参与临时政府。

孙大总统对美联社作了如下声明：

一、我已立誓，要在辞职之前驱逐满人统治者、恢复国家的和平。

二、我已立誓要在中国建立共和；倘我答应袁所提出的办法——辞职而把大权交给他——便是背誓。我确信共和不但行得通，而且对中国是最好的事。那些持相反说法的人——那些君主制国家与财团——对中国人一无所知。这个共和国如今已是既成的事实。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偏离我所认定的对同胞的本分。最好的思想无疑是一致支持共和的。

三、中国不能容许外人对她的政体加以指定。

四、不存在中国南北的问题；必须是一个中国。

五、我们确信我们事业的公义，也确信共和派军力的优越。袁世凯若执意阻挠，我们的军队就会奉命北进。

一月二十一日，满人执意不退位，还打算派陆军大臣荫昌与陆军部尚书铁良——两个都是极端派的满人——做袁头上的独裁者。这违背了满人与旧国民议会之间《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约定；那是一九一一年十月滦州营地的士兵所逼成的，其中规定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不得以满人居于要职。

世人正看着战阵，看着那些急欲见血、跺着脚的军人；而在这片土地另外三处地方，两百万妇孺正因水灾、饥荒和养家人不在而饿着。请在地图上看一看横贯江苏中部的黄河故道；看一看横贯安徽北部、注入洪泽湖的淮河流域；再看一看长江上的芜湖——涨水的大江在那里想要向东冲过平地直奔上海，而不肯朝北绕向南京。自一九〇六年以来，这些人烟密集的地方，庄稼与房舍就没有长久露在水面之上过。主要是传教士，还有以上海为总部的华中赈济会的其他中外人士，他们所做的事，一屋子的书也说不尽。这故事的一部分，是从明尼阿波利斯运出的赠麦面粉赈济列车，由美国陆军运输舰「布福德」号免费横渡太平洋运来；更多的是美国红十字会的工作、美国那些了不起的教会刊物，以及太平洋沿岸各商会——它们把生意放下，去做慈善。他们的为他之心，他们那种有男子气的实效，他们那种既深深合于基督又深深合于孔子的仁厚——你从西洋和东方两个立场看都是如此——感人至于无可言说；而这场战事中被战火激怒的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对外国人下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这样的作为。他们的妇女说：「不要打白种的医生和给面包的人；他们是说慈悲话、穿着为他之衣的人。」武昌黎将军手下湖北人的第八镇兵士与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告别时，用这样的话给他们鼓劲：「美国人是我们的弟兄。」中国从未有过这样一幕抑住了情感而又诚挚的场面。黎将军关于如何对待传教士给部下的布告，我已经述过。最吃惊的莫过于那些善良的传教士自己。凭着一九〇〇年「义和团」那一役的经验，传教士料得到教徒的坚贞不移，却没想到革命新兵会有最高的日内瓦公约式的礼遇。这实在令人惊喜。但再一想便能看出：这不过是传教士自己很久以前所播之种的初熟果子，如今在多日之后收了回来，而播种之事几乎已被忘却。

从北京传来消息说：在这一切战争与权谋的潮涨潮落之中，那位幼帝溥仪对祸乱、对这地上最古最广的宝座之摇摇欲坠，全然无知。保护他的人、他的父亲和师傅们都离开了他，他多半时候被留在紫禁城里与太监相处，太监们事事顺他的性子，结果他的脾气带上了真正满人的特色。谁若违他的意，他便把手边第一件东西朝近旁的人扔去。饭食不合意，他便把碗碟摔在跪着的侍者头上。这真是《中国之崩解》——只不过作者不是贝雷斯福勋爵罢了！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两军又动起来，一支部队离开山东省城济南，去牵制在芝罘登陆的共和军远征队。沿南京—天津铁路，帝制一方的第二个张将军与徐将军在安徽北部固镇交战，前者败了。在武昌，黎将军的湖北军得广东军增援，沿京汉铁路北上迎冯将军的帝制军队。就在这一天，为帝制一方向德国行号订购的大批毛瑟枪、克拉格枪和克虏伯炮的弹药，经过圣彼得堡，由西伯利亚铁路运往北京。一月二十八日，四十二名议员组成的共和临时参议院——十四个起事省份各三人——在南京开会，人人穿西服、不留辫子。孙大总统的演说主张团结，讲完时出现了一幕极为热烈的场面。议员全体起立，为共和欢呼，一支新式乐队奏着军乐。共和派又在近代史上首次编成了一支了不起的投弹队。他们上前线时，肩上挂着装炸药弹的大帆布袋。要投身这样的队伍需要非常的勇气，因为袋子一旦被帝制一方的子弹打中，爆炸不但把投弹者炸碎，若同伴在近旁，还会引爆他们的袋子。这一队的军服是英国式的尖顶军帽，穿短上衣和绑腿，不留辫子。

到一九一二年二月三日，满人已把退位之事充分议过了。有人提议保留祭祀的承袭，从而使那有名的周代与儒家的祭礼和祖先崇拜在满人中延续。这就把满人皇帝降成一个儒家的教皇，如同日本天皇在制服幕府将军之前，也如同江西龙虎山的道教教皇、蒙古库伦与西藏拉萨的佛教教皇。满人还约定保留他们世袭的爵位。这是愚蠢的一步，因为这比任何时候都更把他们从社会肌体的参与和影响中隔开——正如私下保留爵位使法国旧贵族的后裔在共和的法国里无望地与权力绝了缘。共和派再次把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以孙中山为总理，这是把美国与英国两种制度中的民主原则合在一起。袁倾向于坚持两个共和国并立，南京的共和派则坚持袁应到南京来。徐、林两将军统率的共和军此时推进右翼，在江苏北部徐州打击帝制一方的钟凤将军，大获胜利。

我说过，共和派最出色的外交之着，是伍廷芳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宣告：任何外国财团或国家若借款给满人，共和派一旦得胜便不承认那些借款。共和派最出色的战略之着，则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黎将军劝动萨提督的海军投向共和事业。这使共和派得以握住招商局那支庞大的商船队；而正是靠这支船队，共和派在一九一二年二月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筹到了一笔借款——那时他们已走投无路，不知到哪里去找钱来抵平满人从窖藏中所认捐的款项，以及他们从华北富有的官办铁路款柜里提走的钱。日本邮船会社曾想把招商局买下，好让日本在中国沿海贸易上占据支配地位，但英国出面阻止。共和派只有上海到杭州一百零四英里的一条小铁路，其盈余可供他们之用；而满人所控地区里却有四千英里营运良好的铁路。

既然满人和袁都守不住满洲，日本此时便向奉天推进一个营，此举在将来必留下种种先例与争端。美国保住了她为他之名：二月三日，诺克斯国务卿致德国大使一份照会，大意是美国的意思是各强国都该约束本国人，不许他们插手中国的借款，一如不许插手军火。想脱缰的强国是日本、俄国和比利时。南方的共和海军发现国际部队与各国使馆是攻取北京路上的一道障碍。一九一二年二月，这支海军停在辽东湾唯一不冻的港口秦皇岛外，准备把共和第五军从芝罘运来。只要北京还有外国的使馆班子为它增添体面，外国人的声望便在那种程度上支持了帝制的北方之事业，或者说支持了它的完整；而起事者因怕生出国际的纠葛，便迟疑着不把攻势直贯到底。共和派一次又一次请求承认，并请把使馆移到南京。只有美国对这一请求稍加理会，派北京使馆班子里的丁家立博士以非官方身份到南京拜访共和政府，并作非官方的考察。日本与俄国分别把拳头在南满和北满握得更紧，四处向工业与矿业贷款，从而立下抵押，也为一旦中国崩解时留下不走的借口。

不论国都设在哪里，不论哪一派掌权，不论哪一种政体得胜，将来自由的中国比起历史上的英国、美国或法国来，未必不会有更少的同族之争与乱斗。自由无论生下来是白的、棕的、黑的还是黄的，所经的产痛都差不多！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一日——大概出自袁的私下示意——朝廷军队的四十八名将领电致袁，说他们不再为满人打仗了；于是滦州营地的那粒种子终于蔓成了一片林。中华共和国正式诞生于林肯的生日——美国啊，想一想吧——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满人的退位诏书中有这样一句：「即由袁世凯完全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之权，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孙中山大总统特别电致广州，要它接受袁；另一封电报则指示海外所有中国领事改穿西服。美国立刻安排以非官方的方式同时承认袁与孙分别为总统的南北两个中国临时共和政府，直到国民会议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府。

二月十五日，基督徒的中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自我牺牲之举，为共和赢得北方，并促使袁加入这一伟大事业。他还能促使激烈的南方接受从前的反动派袁。孙博士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南京的国民议会给了他这样的褒词：「如此纯洁之志，史无前例。孙博士，北方中国之归于共和，全赖你的宽宏与谦让。」这里是一个成就了共和的人，把共和的一切荣誉放下，让给那个抵抗共和最久最力的人。孙却是快乐的。中国是快乐的。袁和他的助手唐也是快乐的。芝罘、上海与南京的中国共和海军以舷炮齐鸣向共和国致敬，世界各地的中国使馆升起了新的星旗。孙与他的内阁以前所未有的最少流血，成就了前所未有的最大革命，建起了一个由二十一个共和国合成的共和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这些将由英美两种制度合成的办法来管理，因为它的体量太大，不宜于美国现在为纠正某些公司弊害而日渐流行的那种强力集中。各省的共和国大体上将作为单元而发展，直到个人受教育足够，能有更大的凝聚。孙中山将以近代世界所知最伟大的梦想家、先知、组织者、为他主义者和政治哲人载入历史——不是说他的头脑胜过白种人，而是说他身为黄种人，所成就的比任何白种人都多。人心对他的迎接，至少对他事业的迎接，理当是热烈的。他并非孤身而立。他内阁中那许多理想家与战士，为如今接手的建设之人开了路。尤其是，他以自灭其身感化了袁，而袁又感化了那阻挠的北方。河南人袁暂时当着国事之首，而不是广东人孙，那又有什么关系？两人都是中国人，都是共和主义者。中国如今占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而美国已修成巴拿马运河，以便迅速赶到台前的座位上。演员们要演的是长而吃力的角色，戏院里的人正迅速坐满，要来听、来看，若一切做得好——理当做好——便来喝彩。为共和出力最多的是孙博士。多年以前他就筹划此事，而他为主见之故受满人迫害最深。等到议会一届接一届地更替，他做总统或总理的时候无疑会到来。

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康有为一直出人意料地沉默；可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八日，他忽然而且疯狂地——请容我加重这个字——在满洲起事反对共和。他反袁，也反孙。那么，他和起事的赵尔巽都督当时是在为满洲的满人谋，还是为那里的日本人谋？这位最早的维新者康为什么不自制？袁与孙为什么不稍稍自制而把他赢过来？打倒个人的妒忌、嫌恶与越分的野心！二十一个共和国要结为一个共同的邦国，其中当然容得下所有人。中国人感情激烈，心里又重宗族，常常彼此激愤相攻；例如他们在纽约和旧金山的堂斗。于是袁会恨康，康也一概不要袁；而照麦考莱的说法，「两人都该为国家效力」。正是这种对个人怨愤与野心的抑制，使英国和美国如此易于治理；这也是中国在艰难的岁月围着国家这艘船涌来时要学的东西。在爱国心的光照之下，船长或总统的名号算不得什么；一旦到了要摇水泵、要按风向收帆放帆的时候，人人都是平等的。政党会兴起；省界之情会强抬头；领袖与他们的从众会冲突；然而中国人必须像我们大家一样学会：用力要往绳子的同一边使，而不可因个人的贪、卑下的野心或不驯，彼此对拉。在这场起事中所发的数百件文书里，共和派举出两个人——华盛顿与拿破仑——作为成功反抗暴君的代表。但华盛顿一到政治家的手段可以成事的那一刻便放下了剑。拿破仑用剑抬举自己，把除他自己以外的一切意志压碎；那是自我主义者的路。中国若需要一个外国的样板不时看一看，那就看华盛顿吧——他的节制、他的无私、他的仁爱、他的荣誉、他真正的共和主义：在每一个公民——男人或女人——身上都看见一个与自己平等的君王，因为选票与纳税收据已使人人成了平等的君王！

袁与康性格上的自相矛盾我已指出。这种矛盾在我们期许甚多的其他领袖身上也可能长出来。人们当记得，伟大的慈禧太后一面下「义和团」的谕旨，一面下改革的谕旨；一面砍头，一面给妇女放足；一面作诗讲温柔，一面训她袖里的小狗去扑外国人。武昌最伟大的总督张之洞，今天写书主张办近代的炮厂与钢厂，明天又在一个向来宣称人人可行一切宗教之礼的国度里，主张强制把已经衰竭的儒教奉为国教。近年陆军、海军与宪政各考察团访问英美时，那几位和气的满人载氏亲贵是最可亲的人；而在这场起事中，他们却成了不可调和的鲁珀特一流，坚持要在北方各省屠戮外国人与非战斗人员。南京那位年高而文雅的张总督，是中国第一个开办近代博览会的官员；而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在南京，正是他协同那支狠毒的山东军，把那场可怕的屠戮加在无辜者身上。主张改革的光绪皇帝，是一八九八年《京报》上那些不朽的进步谕旨之父，长着中国人中从未有过的最温和的一张脸；可人们知道他会用碗碟敲侍者的头。他的姑母慈禧太后私心里的志向是做全国画梅花的第一名手；而据她内务府总管景善说，人们知道她会气得跳起舞来，那情形看着骇人，过后一地是打碎的瓷器与钟表。中国至今还没有「三人验疯委员会」，其百试不爽的准则是：能不能不打螺旋地沿白线走直，有没有尖叫摔瓶的记录，会不会自言自语，眼睛有时是不是乱转；若不然，肤色黄褐的人在成名之前恐怕早就被关起来了！同样自相矛盾的是：日本的伊藤博文亲王在英国做学生时是立宪派，在日本和朝鲜做政治家时却是一个赤色的帝制派。东方人常常是「谁给我口粮，我就打谁的旗」。共和主义那更宽大的情怀与为他之心，无疑会使新的中国人有更深的信念、更耐久的情感和对理想的忠诚。在美国和英国，一个人若在野时不是个好共和主义者，或者在威斯敏斯特议长席左侧时不是个好自由党人，我们就说他算不上什么爱国者；而中国和日本必须学会保罗劝提摩太论男子气概的话：「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因为欠饷，武昌黎将军手下一些共和军与广州伍将军手下的共和军在二月中旬哗变；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袁的北方军中那有名的第三镇又在北京哗变，一部分是同样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愿袁到南京去；不过这一切主要是满人那套招引外国干涉的把戏又复发了。满人从外国借款中领到了一部分岁俸，却非法用它去煽动叛乱。哗变的兵烧掉了从满人的紫禁城到袁的总部新外务部大楼之间一英里的房屋，毁掉了价值数百万元的珍宝，其中包括通向皇城紫禁之地、有历史的午门。许多店主挂出牌子：「已被抢过，现已空了」，想保住自己的房子。摩根财团的代表司戴德先生和美国国际银行的梅诺卡尔先生所住的房子被抢，别的外国人房子也被抢，但外国人本身没有受到侮辱。南方联合议会从南京来的代表们所住的地方被放了火。袁那些反动的军队一遇机会就显出对南方人的恨。这是他的惩罚——他主要在满人的两个省里招兵，而不在全国普遍征募。这些兵是想支撑由一个不合宪法的特权少数来统治国家。赞同他们的政见是愚蠢的，而不赞同他们又意味着可怕的流血。

他们提出的问题远未解决。有一颗炮弹落进了美国使馆的院子。为着战略之用，美国兵占了前门的城门与城楼，德国兵占了哈德门的城门与城楼，两处都俯瞰着使馆区与卫理公会传教区。又从天津调来一千名外国兵守卫使馆。大火之中，那些经历过一九〇〇年之围的满人太监，可以在月光下看见他们聚在皇宫闪光的黄瓦屋顶上。人们当记得，正是冯将军统率的这个朝廷第三镇，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对汉口行了那毫无缘由而骇人的纵火。历史的缪斯若要在她的卷册里翻索出比这反动的第三镇更甚的纵火者的记载，她的索引必是白翻；如今袁把这一镇锁在营房里了。他随后呼调老式的缠头长枪军来守城。袁不断显出对自己军队的不信与畏惧；他既不许南方代表调南方军队来护卫宪法与他们的自由，也不许太后与皇帝从皇城退往十二英里外的颐和园或热河——他说他怕激起北方的军队。南方代表回答说：「可惜我们当时没趁势把这些北方人彻底打一顿。」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苏尔泽决议案，祝贺中国「人民」担起自治之责，这是对共和政府的第一次局部承认。整个直隶——在保定，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戴先生被一伙随第六镇抢掠的乱众所杀——在天津，以及整个山东省，乱事都在蔓延，那是满化了的排外即「义和团」运动的复发。本地的基督徒被杀害，或者被挖去眼睛。南京的孙博士很是忧苦，答应支持袁与共和。他电致各议会，请他们镇静；又宽厚地说，袁劝动满人退位，是有功的。这局面令人想起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描述：「国民议会被一支军队围着，这军队既不是他们王权所募，也不是他们所命；而他们若下令这军队解散，这军队会立刻把他们解散。」天津新造币厂被抢。天津一位著名的德国医生施赖尔博士被杀害。美国使馆的卫队进到北京，使外国人欣喜。愚蠢的是，各国卫队都没有带炮，因此使馆若遭北方军队的炮击，便任其宰割。在丰台，英国萨默塞特团正在守卫，一千五百名中国新式军人截住了东行的列车。萨默塞特团人以英国人素有的勇敢，给中国军队一小时撤走。到时候，七百名因尼斯基林燧发枪团人在很有军人风范的汉考克上校指挥下西调而来，迅速下车，与萨默塞特团人一起立即向阻道的中国军队阵地进发，而那些军人发现小心比勇敢更可取。于是那列脱身的火车开往天津。北京此时已有三千外国兵；三月三日，阿拉史密斯少校统率的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在使馆区作了一次大阅行，好让袁那些哗变的军队看看：秩序终究是可以维持的。日本又如一九〇〇年那样被请出五千兵。香港与马尼拉也接电要派增援。这些与共和为敌打了四个月的北方军队，此时显出自己是一伙令人厌恶的「义和团」式抢掠者、纵火者、杀人者，以及为招引干涉而设的「挑事者」。这整件事的结局，可能是把重新集结的南方军队调到北方，并在孙、袁与黎将军之下于北京立刻实现国家的统一；不过南方心里是愿以南京为都的，因为它远离俄国的影响与北方的地方偏私。

在一片纷扰之中，地平线上又有一片人手大小的云升起来。明朝诸王的直系后裔朱正玉侯，开始在闹事的军队里招揽拥护者。两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乘运煤船「阿巴伦达」号从上海急调天津，美国舰队离开南方各口开往大沽。运输舰「沃伦」号载着第十五步兵团另一个营和陆战队员从马尼拉开出。四国银行团经六国之准，以九个月期票借给袁一百万元相助，好让他发饷平息乱众与哗变——然而军队却拿这笔钱做了更多哗变的燃料。又议定每月借给北京与南京两个共和政府约五百万元。有些老式军队对袁比北京那有名的第三镇、直隶保定的第六镇、河南的第二镇和山东的第五镇更忠；后面这几镇对任何主张、任何人都不忠。同时，二月二十一日那份华俄道胜银行单独向孙与南京共和组织垫款七百万元的预约合同被取消，四个银行国改向南京的孙垫款一百五十万元，以发给广东军队的饷、并雇用警察。袁的军队哗变，使许多人承认：南方共和派在一九一二年一月没有追着第二个张将军那支北方朝廷军队北上、把北方军队狠揍几顿直到它的组织瓦解，大概是个错误。

一九一二年三月九日，那不可调和的朝廷山陕巡抚升允将军——血统上是蒙古人——手下仍有一万五千兵，其中许多是回民，到处煽动满人的宣传、到处杀人；而在日本人的大连的荫昌将军、奉天的赵尔巽都督、热河与张家口的肃亲王，也都在做同样的事。北方那支哗变的军队分成五部，情形何等混乱。升将军的回民正把山西、陕西两省点起火来。北京的禁卫军与满人各镇，心里自然是为那被废的满清王朝。直隶北部的蒙古各镇抢掠、杀头，对袁大总统的命令一笑置之。袁那些老式缠头军今天忠、明天不忠；袁新式军队里山东、直隶、河南的地方镇队也是一样。南方各省的共和派在他们招募的五支军队和两支地方军里，凝聚力略强些。云南有一支全然孤立的军队踏着步，近来对南北两方的事业都毫无作为。唉！但愿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把这些绳索编成一根多少有些力量的缆。

三月十日，在墙垣与制度崩裂声中，北京新式的外务部里出现了一幕可哀而又振奋的场面。袁世凯身穿军服，在南京议会代表、陆海军官员、各省使节和许多外国人面前，正式就任中华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当然，各使馆班子与教会团体没有以官方身份出席。袁读了一篇宣言，许诺进步、许诺遵守宪法，并许诺待国民议会选出一位有定期的正式大总统时，若所选非他本人，他便退职。两位穿黄袍的喇嘛从佛寺上前来，献给袁两条敬奉的哈达，用北京话称他为「大总统」。那是一幕务实的军人场面，东方的排场与旧日的华服都极少。唐绍仪被任为国务总理。袁大总统以下列举动标明他的就职：除杀人与抢劫者外，一概赦免囚犯；豁免所有欠缴的田赋；并宣告眼下旧法律仍然有效，唯明显违背共和精神者除外。

新宪法规定：最高权力在国民议会之手；大总统的一切举动须经议会核准；内阁对议会负责；议会选举大总统与副总统，并有权推翻行政的否决而通过法律。这与日本那套自我矮化的议会制大不相同，而是把美国下院至上的制度与英国由小内阁得来的行政效能合在一起。孙博士答应交出他职位的大印。武装的北方到处是乱，那些唯利的军队不喜欢共和。北京商人挂起的共和旗，挂到哪里被撕到哪里。哗变的军队在北京、天津、张家口、保定以及整个山西、陕西、直隶三省，成千地把人斩首。街上的头颅与尸身堆得那么多，驴马都不肯走过那些堆。袁自己不得不把取头者的头也添到堆上。他派了那位高个子、年高的姜桂题将军带着老式的缠头安徽兵，在老北京的街上左右割头。黄河转折处、控着陕西与河南的著名潼关，被升允将军的反动军队夺占，他们逼商号团体交出勒索的钱，否则便抢他们的铺子。显然，直隶省以其成群不可调和的唯利之兵，成了共和之船此刻搁上的那块礁。袁不得不一天一换他的卫队：今天用老式军队，明天用满洲兵，再一天又用第三镇那些抢掠的头名好手；然而真正提供了那一点点稳定的手，是那支了不起的外国军队——三千名精兵。

三月十二日，广州的伍汉持省议长与陈炯明都督被那有名的匪首陆某所困扰，此人竟大为得手。陆借着兵变，得了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鱼珠、黄埔和浮门各炮台，还得了军械局与水师衙署。各国海军以美国炮舰「威尔明顿」号和艾尔斯舰长统率的英国舰队为首，锚在沙面岛外，撤去妨碍战斗之物作好准备；而那两艘几乎每个环球游客都坐过的客轮「佛山」号与「河南」号，各载两千名乘客从广州开往香港。那艘吃水极浅、在广东错综水道里追过千百次盗贼的有名英国老炮舰「水鸡」号，夜里守护发电所时篷帆与桅杆都被子弹打破——它守着电站，好让盗贼不能把广州打入黑夜，在窄街、马路与堤岸上黑暗中行屠。八百名英法士兵巡守沙面这座小小的外国人岛。

美国在实行直接初选提名之前，曾受过「机器」制度之苦：它把无能之辈抬上去，把出色而有才的人挡在国事之外。比如一个能带来两千张票的酒馆老板，会索要国务卿的位子。「可你不适任；你是个流氓。」那选区跑腿的便回答：「我非得到不可；我得把我们说是该得的『好处』分给我那两千个土匪；不然的话，记着我们下次选举的报复。」广州有个年轻的石匠兼卖人发的贩子石锦泉，替革命私运军火极为得手；独立宣布之后，他领着两千名形色不一的人，打仗颇为有力。这些人爱打仗胜于爱自由，而不是爱自由胜于爱性命。等到共和得胜、他的兵领了饷遣散之后，石不满足。他一个小贩，要做高官——而孙大总统甚至因为自己的兄长在政治才能上不出众，便把他从政治打发回广州做生意。石为他的部下提出国家无法一贯答应的要求。他私运军火，要以海盗行为报复这个已经受困的国家。广东都督对付石和他的法律顾问张汉兴的办法是：在公众舆论合于宪政的压力之下，把他们在其总部擒住，依军法——或者说依通行的「罢免」之用——把两人都枪决，良善的市民与纳税人为之大喜。近代中国里跑腿政治、老板政治、被塞满的初选、职业做官、「公职即私利」、海盗行为，或者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的这类事，其中一例就这样了结了！尽管广州的守成派冷嘲热讽，那「民众罢免」还是成了功；而石的律师张就是那些守成派中的一个，他与自己的委托人同命，大为懊丧惊讶。可惜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当时不在广州，好写一部《一个现代的例子》！

伍森将军带着两千名共和的省军离开广州往汕头，去弹压在那座著名古城周围活动的盗贼；有名的林将军与何将军也从南京南下相助。三月十四日，那个不可调和的「义和团」满人首领、流放在甘肃的端郡王竖起了叛旗，以其子溥儁为帝位的觊觎者。他并未得到皇族全体的道义支持，因为他一九〇〇年曾图谋把载沣的皇帝儿子「溥仪」换掉。端是个精明、能干而执拗的首领。他一九〇〇年若不做反动派，或许还能为满人多保住些年的权柄。

国际财界的战斗在北京仍在进行；国务总理唐绍仪以中国自建的京张铁路向一个俄比财团借到五百万元，激怒了国际银行团。唐作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只说：「中国不一定非把自己永远交在四个国家手里；哪里能找到独立的人，我们就同他们打交道。这笔借款先是向美国银行家提出的，但眼下在远东的那些美国银行家不肯不随那四个国家而独立行事。」俄、日、比三国的银行家似乎是附和俄国一八九六年那样的计划，要把中国置于财政的束缚之下。俄国不愿给中国一笔养军队的借款，因为俄日两国都希望中国的军队软弱。四国银行团此时向中国提出三亿元，其中六千万元用于陆军。日本若加入这笔借款，那是因为她不愿被排除在控制中国财政与分配让与权之外。上海《国民评论》此时登了一幅漫画：俄国推开老中国，「外国的揽利者」推开新中国；而北中国是一只蚌，把壳合在南中国这只鹬的嘴上。中国鹬蚌之喻被引述如下：「一只鸟在滩上啄一只开着的蚌；蚌把壳一合，鸟就被夹住了。两个都动弹不得，成了几个贪心渔人的易得之物。」几乎所有日本报纸，包括有影响的东京《日日新闻》《时事新报》和大阪《每日新闻》，都出来攻击袁，力图在中国南北之间挑起分歧。日本若能证明中国的情形不稳，她在满洲可能的干涉显然就更说得过去了！三月十六日，唐绍仪总理宣布了一个临时的北方内阁，任期至每省七名代表的国民议会能开会为止。被任命者中没有一个满人。

大总统，袁世凯，河南人。

国务总理，唐绍仪，广东人，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

陆军，段祺瑞，安徽人，曾任湖南督军，在革命中甚为活跃。

海军，刘冠雄提督，在旧式与新式海军中都有相当经历，历事广州、长江等处。

外交，陆征祥，曾任驻俄、驻荷兰等国公使。在这一任命上，袁显出他偏袒俄国是多么自然——而俄国是他所怕的。

内务，赵秉钧，湖南人。

教育，蔡元培。

铁路、邮政等，梁如浩，广东人。

工商，陈其美。

农林，宋教仁。

司法，王宠惠，受美国教育，极有才干。

财政，熊希龄，湖南人，曾在湖北的洋务局供职。

这些人多半是南方人，其中有几位回复说：若没有一支南方军队保护他们的性命，免受那些管束松散、全然不知立宪的信义与承诺为何物的北方军队之害，他们不知怎么能来。美国太平洋舰队全部——包括漂亮的巡洋舰「加利福尼亚」号、「南达科他」号和「科罗拉多」号——离开檀香山开往远东；同一天，美国舰「蒙特雷」号在汕头登陆一百人，以维持秩序并保护美孚石油公司的油柜。三月十九日，广州与汕头的共和军经过激战，夺回了哗变军队与盗贼所占的炮台。广州政府把铺子里的粮食全部收买，好把陆某的盗众饿出来。在种种指控与否认的纷争之中，让袁世凯自己说话是应当的；因此我从他在王朝退位后不久对旧日的保守派与各省都督所作的长篇讲话中引出几段——那次退位，正是他在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已无法抵住共和派」时，机巧而成功地力劝促成的。

「自我再度领兵以至后来入朝，我心里所存的本是建立立宪君主制之志，然而国势变了。国民议会与各省议会都主张不以武力弹压乱事。汉口夺回时，海军失掉了。汉阳一经克复，南京便陷落。政府对江海的控制没有了，财源也断了。虽然我多方激励军队更加出力，使山东取消了独立的宣告，平定了山西与满洲的省城，竭尽全力去支撑北方，然而潮势太强，把每一处地方都席卷了去。民间的革命团体到处散布。此时有国际的干涉，请为人道之故宣布停战、开议和谈。外国人又不断以商业利益与赔款为由加以责难。因为国家政治上如此混乱，秩序难以恢复。内则残破，外则给了外国干涉的可能。革命的军队正分路来攻北方。军心动摇。若把这争斗继续下去，不消多久革命军便会北上，那时便既不能战，也不能议和了。皇室将如何？旗人的生计将如何？近来各国公使、各口商会、各种会议、各支军队以及各省督抚都来电报，都说民心归向共和，要抵住它已几乎不可能。敌人若到了京城墙下，由此而来的灾祸将不可想象。倒不如由朝廷自己开恩，及早宣布共和。以两宫的命运、以北方的生命财产作一掷之赌，把一切寄望于一战之幸，这样的方针受到了指责。太后颁下谕旨，令我先与革命军议定皇室应受的特别优待，以及满、蒙、回、藏的待遇。两方若能议成，则皇室可享尊荣，满、蒙、回、藏的世袭爵位以及旗人的岁给，都可照旧不断。协议议成了，于是有了现在的局面。」

满、蒙、藏等族的贵族凭什么可望得到爵位与岁俸，袁与北方至今还没有向世界解释过；除非那理由就是如今在一国又一国渐渐不管用了的那套说法——由一个特权少数统治纳税的多数，是合乎宪法的！袁说：「协议议成了，于是有了现在的局面。」可这「现在的局面」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有时候中国的情形仿佛是：孔子退了位，让给了混乱。解决之道在三件事：铁路、教育，和一个真正共和的国会；三者都不得受哗变的或贪官位的军队干扰，而应由一支爱国的军队尽责为之效劳。毫无疑问，一九一二年七月北军九十名将领以刀剑相逼，迫北京的国民议会违着本意接受袁世凯所选的第二届内阁，以及他若干出自外国建议的措施，这种举动是有害于中国宪政的生机的。其结果是孙中山博士与他的朋友们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组成了一个立宪的政党，名为同盟会；该会的一些主张是：中国财政的监督，铁路与工业的开发大体由中国人自办，并再遣散若干标北方军队。国民议会与内阁近来已把组织中央铁路总局、筹划铁路展筑之事交给了孙中山。

第二章中国的机智与幽默

纽约人朱利安·拉尔夫在他一八九八年所著《独行中国》一书里写下这样一句：

「中国的男男女女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在此世，也在天上——他们是我漫游各处所见到的、如此成群的最快活、最和善、最能体谅人、最厚道的灵魂。」

我在中国住过、走过三年，发现中国人影响着外国人，外国人也影响着中国人，彼此磨亮了对方的机智，也彼此磨顺了对方那和善的幽默。这颗宝石有许多可看的切面，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下面我就试着把许多角度回想一遍。

关于吉卜林等人写过的那种外国习气——通商口岸上那些烦恼或流落之人大量借酒浇愁——有位妙人说过：「开瓶钻永远拔不出一个人的愁来。」

满洲兵读书少，一向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守广州太平门的那些「勇」，惯于向看去卑微的百姓敲一笔「赏钱」，才准人去办自己的事。一九一〇年他们碰上了硬钉子：他们捉了一位新派的编辑，那人在自己报上把委屈一吐，罗协统过了些日子看到了。罗与他那些老派的勇之间发生了什么，没有见诸记载；不过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前好几个月里，那些勇看每一个过路人都像个编辑。在活字自由排印之前，委屈总是在各衙门里被捂死的。

革命党的探子曾先于新委任的官员赶到远省，背出他们的履历冒充其人。一九一一年八月，北京《京报》述及：内阁此后将把照片装入封套寄给各省巡抚，好让他们「除凭记性之外，还能凭相貌把合于那履历的人挑出来」。

八十年代，开辟四川有名的先驱立德乐一再缠着北京总理衙门的耳朵，求准把长江从上海到重庆全段开放给轮船行驶。「可以，」那诙谐而善于闪避的衙门最后说，「你可以开你的轮船；不过你知道，新式轮船会把那些笨重的帆船撞沉。所以一切帆船每周有两天系在大江岸上，让那可怕的『番鬼』轮船在长江上任意驰骋——可只在每周那两天。作为回报，轮船每周有五天须系在岸上。」这样一来，上行所需的时间要比拉纤扬帆多出好几个星期；立德乐先生开办快轮的计划，就这样被那机巧的满人衙门有效地打发掉了——而那衙门还夸口说，它「从不拒绝外国人的请求」。

两队苦力相遇，一句话或者一撞，便打起来。全打完了，你的人重新抬起你的轿杠，你看到领头那人衣服几乎被撕光，他却在笑。你惊讶地问他为什么，他答道：「你该去看看我对上那个人；他连一片都不剩了。」

在乡下，你若在客店里递一支雪茄给某人，他会觉得照礼数该把它传给每一个人，让各人抽一口，就像传烟袋一样。

北京一家华文报纸《京风报》报道说，一九一一年大革命前一个月，连宫里的家仆也有几个月没领到工钱；一天早上，有人在内务府总管的门上发现这样一张匿名的帖子：「工钱连影子都还看不见。为什么？」

有位中国商人，因为所有的子嗣一生下来就死掉而气恼，跑到天津一家寿险行去问：「你们能不能保一个顺当妥帖的出生？」若能，他便乐意保一份。他以为美国新来的寿险就是这个意思。

南方一个客家女人很少能吃到丈夫给的鸡，丈夫总说费钱。可她得了丈夫的准许，买一只鸡去供道观里的神。丈夫回到家，见妻子正起劲地吃那只鸡，尖声喊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买它是给神的，不是给你的。」她答道：「我供给神了，神能吃的都吃了。我只是吃剩下的；这该谢神，不该谢你。」

官老爷进乡下客店，惯例要挂出一张红帖，写着「本店已满」。有个被辞掉的向导说：「倒不如说是那位老爷满了。」

我曾在一扇屏上见过一幅有趣的画：一只猫追一只鼠。猫只抓住了鼠的一只后脚，鼠还在跑，那只脚被拉得极长，样子滑稽得很；从猫脸上的厌恶与鼠脸上的笑可以看出来，那鼠说：「反正你只能得这么些。」

「中国怎么看不见独腿的人？你们难道没有意外？」有人这样问一位有见识的官员，他诙谐地答道：「有啊；不过我们全然不懂外科，一个人的腿出了毛病，我们就把整个人埋了。」

他们有些俗谚是有趣的：

「你若非打和尚不可，也等他替你把经念完。」

「跟和尚说你悔罪，说说倒也不妨；可要拿钱来证明。」

「前头有独轮车，后头就有一道辙。」

「论到说话，人的嘴比火山还阔。」

病人睡不安稳，据说是睡了「生睡」；反过来，疲倦的人或醉汉睡得沉，据说是睡了「熟睡」。

法国人和德国人有一种惯例：每逢有传教士或公使不幸被杀，便逼中国政府立一座石坊或牌楼，意在警告全国外国人之怒。你若问那些不识字的百姓，这座牌楼是不是「纪念某某公使」，他们一般会回答：「哦，不是，是纪念另一个人的。是纪念某某义士的——他杀了一个放肆的外国人，被一个受了逼迫的政府处死了。」

除了近来采用新法的广东，斩首是太多罪名的刑罚。囚犯常常一排跪下，几十个一齐被斩。中国人厌恶这种刑罚，因为一个好的儒者不能带着无头之身到那边的世界去，好让子孙当作神来祭。他们的变通之法，是在下葬之前把头缝回身上。那些几乎不着衣服的尸身很难辨认，而受雇做这桩阴森活计的收尸苦力有时把身与头弄混，送给那既惊讶又哀恸的人家的是对的身子、错的头——那家人正拿着棺材和认尸的人等着。中国人满怀幽默，仆从们对着这不相配的景象放声大笑，也不算稀奇。

「美国的生活费用，同中国的相爱费用比起来，算不得什么。」那位一本正经的官老爷一边说，一边指着他的五位夫人等等！

下面这个故事曾在北京到处流传，讲的是第一镇的装备。兵部本已拨下一笔刚够用的款子。第一位王爷是个太虔诚的祖宗崇拜者，不肯让这么一笔钱从自己手里过而不分给祖宗的牌位一份；他又太爱自家女眷，不能不送她们一份礼；再有他自己的「赏钱」，即佣金——爱国是理论，「好处」才是事实。第二位王爷若不学年长的第一位王爷的样，在礼数上便大为欠缺了；于是钱就顺着这条线一路缩下去，弄到军械处给野炮配木头炮弹、给城垣配木头大炮。第一镇的人员名册倒是齐全的，可没有钱给他们做军服、配枪械。过了些时候，有人在墙根找到一个衣衫破烂的乞丐。一名传令兵赶上去，喝道：「你就是第一镇，去把你的补丁缝起几块来，替我们守北京挡住敌人；这是你的弹药。」他把那笔款子最后的一文钱交给乞丐。乞丐抓了钱，跑到最近的饼摊，一边吞着米食一边说：「饥饿才是敌人，我要把他买通——孔夫子不是教过，外交总能胜过武力么？」第一镇那有名的装备，就是这么回事。一个游历过的满人听了这话，说道：「你们美国的『满人』又怎么样呢？我们读你们的报纸。你们外国人为什么不拿费城的奎伊集团、旧纽约的坦慕尼集团来说笑——那时候你们给自家法院备下了一切，独缺公道，连找不着的家具都开三联的账单，查不出的雇员都列四联的工资表？还有你们那个『黑城』点街灯的故事又怎么说——各级官吏各取其一份，等到最后一文钱到了那个孤零零的点灯人手里，这位好汉断定天快亮了，便走进那盏没点的灯对面的酒馆，把钱喝掉，让造化来供给日光，以补她西方儿女的软弱？」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改一改，套在中国任何一处巡回的地方。有位严厉的官老爷得了个「老鬼」的名号。一天他走在随从前头，先到了给他定下住处的客店。他要走进上房时，不认识他的店主竭力反对，说那间房是留给「老鬼本人」的，这约定若不照办，大家都要遭殃。等随从赶到，这位官老爷便叫人把店主打了一顿，罪名是竟敢对一位身为百姓「父母」的尊严的法官出言不敬；同时又抓了一把钱给那人，赏他对这位官老爷守了信。

苦力们有些比喻取自他们那些污秽的客店。一个人做事冲动，他们就说：「他心思里跑了一只虱子」，或者「一个跳蚤找着了他的脑子」。

广州开出去的一条中国铁路上，有个列车员对付英文——也许还要对付几个休假的英国或美国水手——很觉为难。他在车厢里贴了这样一张告示：「只可带小件行李。摇头的、摇舌的、疯的，不得上。脏人不许发臭。病人还是死了好，去货车。只有头等客人可上此车。」

在中国，并非每个行帮都赏识快捷的运输。宜昌有个走长江峡道的帆船「老大」反对拟修到万县去的铁路。为了让他有个实例，人们问他运一批货到重庆要多少天，他答说二十天。人家告诉他铁路一天就能送到，他便半是讥笑半是笑地皱着脸问：「那我和我的人，剩下那十九天干什么去？」

西南大省的省城云南府，在进步的总督李经羲手里，成了中国第一个建起有工场、有食堂等设施的近代卫生监狱的城市。云南矿产极富，可山太多，以农为生的百姓穷得厉害，又终年受压迫的地主奴役——那些地主其实就是抢掠的头目。如今这所比较起来颇为堂皇的监狱一造起来，人们便争着去犯要判无期的罪，好让这些寄膳者余生都稳稳有一张好床、好饭食、医药照料、人身安全，还有各工场里有趣的活计；比起他们在山间那种难以忍受的穷困与危险来，可是好得多了。云南的苗人、倮倮、掸人和汉人，见了好东西是识得的；而刑罚学眼下正像火一样，在他们的山间梯田里蔓延。

下面是北京快活日子里的一个故事。使馆的太太们告诉一位满人格格，说她必须新派起来，因为慈禧太后已经这样定了；她必须学英文、学音乐、学跳舞。既是一时的风气，这建议便被接受了。这位满人学了种种东西。后来她有一回的差使是接见一群热诚的女传教士，她正准备好向她们证明自己是新派的、已经受过外国的烙印。「我会一首新派的美国圣歌；花旗大国的国歌；向美国致敬。我要唱它，还要跳它。」她跳了，也唱了；而那些惊骇的女传教士听见这位天真的满人夫人用颤声唱出来的是：《威利，再搂着我转一圈》。

「你们贵国黄油五角钱一磅、鸡蛋五角钱一打，我看你们该把钢琴搬出去，把牛和母鸡搬进上房，好把这些宝贝牲口看牢。」一位中国的经济学家这样说；他正在汉口的会馆里读最新的美国报纸，而他自己的鸡蛋卖三分钱一打便满意了。

所雇的品茶师都是外国人，而品茶师必须戒酒戒烟。等到他们中的头一号人物在广州或汉口的外国俱乐部酒柜前露面，那便比日历更准地表明：七月一日又到了。

孟子讲过一个盗贼的故事：此人被捕后许愿说，若不罚他，他会逐渐减少自己的偷窃，直到做到诚实；说骤然叫他停手是残酷的；说他既享这权利已久，便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法子谋生。格罗弗·克利夫兰若还活着，也许会说这个中国人是关税——以及关税的子孙——的第一位辩护律师。

在香港附近广东水域出没的那些幽默的盗贼，如今很少杀人了，因为他们另有一样有效的法子带着赃物脱身，同时让那条无人的船任凭波浪漂流，使远处的外国航海者见了它因舵无人管而动作古怪，大为诧异。近来在梅沙，一条快蛇艇在黑暗中靠上一条慢行的帆船，登了船。抢过船员之后，盗贼把他们关在钉牢的舱盖底下，从容逃走，还为自己的木工手艺得意地笑。

众所知，中国的医生只在治好病、并使病人保持康健时才得报酬。有位医生被请去看一个生病的税吏，也就是衙门的差役。「你得另请一位医生。」医生说。「我病得这么重，非要会诊么？」惊慌的病人问。「不是。不过你若记性同我一样好，当还记得：上星期你把我的家产上限和最高收入翻了个遍，把我最后一文钱都征了去。我良心太多，不至于杀你；可我也够诚实，敢说我愿意尽量少管你治病的事。所以，再见。」

广州和香港的中国「麦」姓人家，比苏格兰整个阿盖尔郡的「麦克」还多。我记得一个特别滑稽的人物：麦，是我们在香港西环的仓库管事。麦——我们从不叫他的名字「勋」——全权管着那座仓库，每月两次到写字间来交清楚的账目，年终盘点总是对得上。到了约定的日子我下去监盘，一切都合规矩。麦有一座干净的仓库，里头既没有老鼠也没有苦力住着，他的码头上也不许帆船和舢板停靠。有一天我不期而返，发现麦正在为自己收码头钱——那些帆船是他准许靠在码头上的；还收房租——他准许苦力人家带着他们那些也许有瘟疫细菌的家什，在仓库里一排排麻袋的过道间扎营。朗费罗说过「像阿拉伯人那样收起帐篷，悄然离去」；可这一回，敌人带着营帐器具撤退，又乱又响，因为太急了。「麦，这是怎么回事？」我照一个严厉的大班该有的样子喝道。「哦，是一夜的堂兄弟，你晓得嘛；吵闹是多的，可孔夫子说，要给亲戚个安身处。」麦从容地答道。我叫他向我保证，明天他们全都开往有名或无名的地方去；可我知道，若再让我在那里捉住他们，那就会是「另外几个堂兄弟」，照同一条法度、同一种必需，来求一顿匆忙的款待了。要对付麦勋——或者任何别的仓库管事——那份从容，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我自己搬进去住。麦在别的方面是个好管事，所以此后我对中国麦克一族这种「赏钱」的变通之法，左眼是瞎的；不过我经过时，借朗费罗同一首诗里的话说，麦那边「夜里充满了音乐」。

中国人对世上最哀的事，也用一种滑稽而愉快的态度承受。有个儿子在香港发了财，给住在广州城外丝乡的父亲送去一具极漂亮的漆棺，要他摆在上房里当面放着，好让朋友们看。儿子的信上说：「这是为那件事备的一件华美东西。」——那件事，就是他父亲的死。

《北华捷报》登过一个中国仆童被那多事的管家辞掉后向雇主求荐书的样本：「在我未曾离此处的差事以前，被此处管家所扰。他榨取即偷窃，说谎，并私占任何东西，又说我有作为流氓之恶行的错话。他暗中为其兄弟而辞我。此后你丢了东西，此事已定在我脑中。今我求你向太太即雇主之妻尽你所能地请求。然我在那边主人处不喜做任何事，我极感谢在你的荐引之下到我的新处所来，并求你祝福我，使我于仆役或苦力之业得以处处知足；或请你着手你所知的任何别处。故我望你赐我一份好的报告，我是跪着向你求的。当极恭顺而感激。请以『二号仆童』寄我。先生，我仍是那顺从的苦力仆人，等等。」

中国几百年来有一套有趣的窃盗保险制度，看更人与贼之间还有一套滑稽的礼节。你若不愿担被偷的风险，就付一笔钱给贼头，也就是丐盗之长，他便保护你、保你不受损失与烦扰。你的看更人敲着他的更鼓，一面向你表明他在挣工钱，一面也让贼知道更夫在哪里，好让贼在主人没投那份惯例的保险时安然下手。

一个苦力「以一万个理由」劝他的堂兄不要进外国人的礼拜堂，因为那位有力的演说家正在「把偷东西的人送进地狱」。他深信：只要没有人在他头上说出那些可怕的咒责之语，他偷了东西也不会有下到下界去的危险。无知即得救！

说到缠足，这里是东方的一面：「使你们白种男人只许有一个妻子的，是怕，不是端方。」那位中国的说笑者说。「你们给你们的女人配上头等的脚，她们就和你们的男人一样强壮、一样快。一个孤零零的男人在许多讨主人面前退却，能怎么办？」

有一条法令禁止算命的在街上招揽。香港《电讯报》写道：有个术士站在一家旅馆门口，想窥探过路人的将来。那报纸照它素有的机智建议说：该由一名执法的官员去窥探一下这术士眼前的将来！

同一家报纸铸了这么一句格言：「我们从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朋友，直到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也从不知道自己朋友有多么少，直到需要他们的时候。」

一辆汽车货车载着一车空桶疾驶而过。「没什么能让它们停下。」赞叹的陈说。「除了塞子。」爱说双关的蔡答道。

东方人一把抓住了比利肯：他光头上那个被夸大的蚊子包，他那拉长的头颅，他那狼耳朵，他那像德沃尔夫·霍珀或科克兰的滑稽演员式的笑，他那象脚，他那佛陀的圆桶肚子，还有他那猴子的胳膊——他们把他当作西方财富、幽默或者随便什么的神。这尊白痴的偶像烘着它那双大脚，在道教与佛教中国那些兼收并蓄的神龛里，被供在无数点燃的蜡烛与香枝之前。

要说明中国——这个如此急于求学的国家——对卫生还未尽了然，他们讲这样一个故事。一艘沿海轮船上有个欧洲乘客，不得不与一个新派得太快的东方人同住一舱；早上洗脸时，他发现那位正在用他的牙刷。「你这该死的太阳之子，那是我的牙刷！」厌恶的西方人喊道。「我低头求恕；我以为那是船上的牙刷。」东方人道歉说。

机智的香港《邮报》——那是老手默里·贝恩写的，还是博学的里德写的？——向那位被中国仆童在蛋酒杯里放了一只陈年鸡蛋的老兄解释说：这不是中华母鸡的过失，是她遗产管理人的过失。

有位来客责怪一名香港义勇兵，说营地一角传出寻欢作乐之声；一位与本地《报》有关的妙人回敬道：「哦，我知道你老家那边也有『古老而光荣的兵团』，他们的谋略在小卖部里最了得，他们的夜袭多半袭在瓶子上，他们的望远镜就是一只酒杯。」

香港跑马地坟场的董事们为墓价争执不下。一位妙人为董事会前那项决议辩护说：「一个人在东方只死一回，总归担得起一座高价坟墓的奢侈。」

那位占星家告官说有贼抢了他的家。「你是个百试不爽的占星家，是不是？」法官问。「确是如此。」术士答。「那么你为什么不预先算出贼要来？」这位滑稽的官老爷说。满座哑然！

那位无知而发了大财、肚子极大的人对那位辛辣的妙人说：「我不要那种头大得非把头发挠到这么外面来的人。」「我也不要，」那妙人说，「那种小脑筋的猪，非把背心的扣子扣到这么外面来。」

中国的穷人睡在露天——那「大无顶之屋」——一般是仰着背靠柱子或墙，膝盖蜷起来。有一所新的教会医院收进了病的、瘸的和瞎的，把他们甜甜地塞进柔软洁净的床里，盖上床单，交给他们的摇篮曲。早上院里的人来了，看见一幕有趣的景象。每一个病人都从床上下来了，照着那试验过的、靠得住的好老法子，倚着床柱睡在地上。他们只肯说一句：「我不晓得新法子。」

那位耐心的传教士终于提醒约翰：靠他吃饭、受医院的治疗都不打紧，可有一张小卡片是他签过字的，上面许诺他既做这团体受益的成员，也做经常的捐助者。约翰写道：「我可敬的牧师：因被提醒我在敬拜与奉献上之遗忘，我脸红矣。今随此附上我的道歉，以及若我把你的乘法算对了则你所愿之数目。你被溺爱的羔羊。」

这句机智的回敬被归到许多民族名下，中国人也在这名单上。香港的商界巨子正在向广州来的贤人展示他的山间宫殿、他的网球场、他的马厩、他的汽车，也许还有他的飞行机器、他的台球桌、他的保龄球道等等。「你看，我们英国人一旦致力于享乐，是不计花费的。」「倒不如说，」那位中国人答道——他的消遣是较温和的一路，比如在园中散步、放鸟放风筝——「我说你们是致力于花费而不计享乐。」

《列王纪上》里两个女人把案子呈到所罗门面前时，所罗门作出了幽默的判断；而基奇纳勋爵对付那些想投身对意大利作战的阿拉伯酋长时，据说也有一种冷峻的幽默。下面是同一路的中国幽默。那位官老爷到新任所，僚属全体以为呈请升迁可以使他为难。他大喜照准！人人的位分都升了一级，可因为要撙节，薪水也同时一律降了一级。

皇仁书院一个一年级学生写到那位不倦的香港英国总督弥敦爵士如何受人爱戴——他死于一九〇〇年的台风，因受了风寒——写道：「他是个非常平常的人。」不过他的意思是《圣经》里那种「共有」之义：这位英雄总督的名声是众人所共有的。

与通商口岸所见的那些较高较壮的外国女子相比，中国女子矮小而柔软。一位曾在旧金山做过男仆的中国讽刺学生，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写他从前的美国女主人和她的女儿们：「美国女子是露天呼吸者，故其肉比中国女子硬——他的意思是肌肉。在一场危险的忧郁做戏中，年轻的美国女子迅速套住她那来施怜悯的悲伤丈夫；可等美国女子那可爱的声音从羞怯中恢复过来，他又很快跑去在离婚中伤心。浪漫之芽早遭霜打，便造出报纸的丑闻栏来，那是最好的广告，凡没有活儿的女戏子都争着看，像狗守着马槽。相比之下，中国女子那冷冷的伦常并不太快生出败坏，故而经得起久。美国女子的制度非常刺激，是一座露天戏园，人人可以边跑边笑边读。美国女子永远到不了下一个生日，故而总是新鲜甜美，像糖浆里的金橘；可美国诗人说：『当心，有些甜食是会腻的，饭食才天天都好。』那么我想中国妻子就像饭食，虽平淡，总是可口的，也如美国动物园看守所说的，够填那单子。美国男人和中国男人都信女人该走慢些；故而美国女子穿窄摆裙，像脚踝上套了套索，中国女子则缠足。两处的男人都不肯冒险，还互相眨眼为号。然而中国女子和美国女子都是说话的女王——一旦开了口，英雄们就跑。于是说话乃是女人的王国，名叫『妇权国』；在那里男人看见了结局，把自己的兵器谦卑地抛在尘土里。」

另一位妙人描写他那些朋友——上海各旅馆的侍童——的生活；那些侍童常要应客人洗澡之后要一杯白兰地苏打的呼唤。他说：「客人们是两种写法的『湿透』：一是拧得出水，二是叫得出人。」

这位东方人是在奉承女人，还是在滑稽地讥讽男人？传教士的妻子叫本地学生译我们那句格言「眼不见，心不念」，他译成的字句是：「你丈夫离开你时是疯的。」另一个学生写的是：「天使们疯了。」

在中国人的会所里，一位博学的中国旅行家劝我在细说中国人那些了不起的品性时，要守皇家香港高尔夫球会的会训「慢些赶快」；他还讲了下面这个诙谐的故事：「在你们国家，有位热心的传教士被听众的喝彩大胆地鼓动起来，奇上加奇，把佩利翁山垒在奥萨山上，来形容中国人替人受苦的德行，说道：『是的，亲爱的孩子们，在中国人命是贱的。我在那里认得一个人，他以把自己卖给刀手、去替那些判了死刑的人抵命为生。』」

下面是一段打趣与闪避的话。有个相貌不讨人喜的滑稽鬼到一所监狱去，与书办作了这番对话：「老爷在不在？」「不在。」「副的在不在？」「不在。」「牢头在不在？」「不在。」「打板子的在不在？」「不在。」「哦，我说，『不不不』先生，囚犯们在不在呀？」

有位新派的官员给朋友那本收集报上自夸之语的册子贴上标签：《自我主义之追求》。

东京那个有名的银行公会被人称作「鳗鱼会」。我请我的中国朋友解释，他说：「因为他们在国会手里滑得很，正如你们的金钱托拉斯在国会手里一样。」他又告我说，那些说「一切美妙、鹅挂得高高」的政府报纸，他们叫作「官蛙」，因为它们只会一个调门，一只一叫，其余的便都跟着叫那老一套。

北京山西票号会馆的街上，两个滑稽鬼相遇。一个脸色发酸，一个神情滑稽。那个愤世的对着一家银号包着柚木栅的窗子攥起拳头，皱着脸喊道：「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把钱散出去的，可我晓得他是怎么把钱弄来的。」另一个举着一条塞口的银锭，指着路对面一位银行家的宅子答道：「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把钱弄来的，可我恰好晓得他是怎么把钱散出去的。」

有一家很受欢迎的中国饭馆招牌上写着「静女」，画上是一个站着的女人，被斫下的头躺在她脚边，终于在她那得胜的丈夫面前露出了败下来的神情。这里的双重幽默是：怕老婆的人可以安心到这家饭馆来，享一享家里所没有的清静与安适。

那位幽默家讲到一个口吃的人拦住一位老朋友，抓着他睡衣的纽扣——因为在老式的中国，睡衣是穿在外面而不是穿在里面的——说道：「你—你—你要是—是有一个钟—钟头，我—我想跟你谈—谈一分钟。」

除了英式橄榄球，各种运动在中国最好的工科学堂天津北洋大学都很流行。讲课除中国经典之外自然全用英语。有一回议到是办一个辩论班还是办一支英式橄榄球队，一位主张前者的教授说，「他宁要一个能站在脚上使头脑运转的人，不要一个能站在头上使双脚运转的人」。

一个有钱的恶棍去见他弄穷了的受害者。他嘲笑着，想把那人的志气也像他的家产一样打垮：「哎呀！落到这个样子；衣服多么寒素。」那位永不认输的人闪电般回敬道：「是啊，我料到要见你，你该看看我平常日子的样子。」

爱作弄人的人也到过风光旖旎的澳门。他们讲澳门大堂的这个故事。澳门的女人身量矮，而盛圣水的钵安在墙上太高，她们看不进去。那个坏孩子把魔鬼放进了圣水里——这一回的魔鬼是蟹；那些迷信的女人高高地摸索那抚慰人的祝福时，看不见的蟹便钳她们的手指。

船上、伙食间、洋行、写字间或仓库里给中国仆人取名字，一向多有为难之处；而俗人比传教士更不体谅地滑稽，尤其在香港那种仆人常换的地方。一般用号数而不用名字。你若要叫第二个厨子，就说「二号厨子」。你太太若要叫楼上第一个打扫房间的仆童，就说「一号楼上仆童」。那里没有女仆。用女人时，她只做「阿妈」，即乳母或女佣。在那些不敬的伙食间与营房里，有人按仆人某种个人特征或相貌给他们取名，比如「高的」、「独眼」、「美利加」——因为他告诉你他曾坐船去过美国一趟；「耶稣人」——因为他告诉你他在教会学堂里归了主，喜欢这个名字；「总督仆童」——因为他曾在总督衙署里当差。有时伙食间的人按自己在美国或英国最爱的政治领袖给仆人起名：「鲁斯威利」自然就是罗斯福；「布莱恩」就是布赖恩；「威尔孙」就是威尔逊；「索斯贝利」就是索尔兹伯里；「劳乔」就是劳合·乔治；还有一个仆童以「吉米·德·布莱尼」这名字为乐，那就是布莱恩。午饭时分，成百个这样无声的仆人在堂皇的香港会所餐厅里来去，你却听不见一声脚步，因为他们穿的是毛毡底的鞋。也许他们也正一样无声地用中文给你和我编着号数，而不是名字。我确知他们在这么做；我可不好意思告诉我那些游客朋友，他们中有些人不久就被叫作「歪着走」、「老是嚷」、「傻笑」、「猪眼」、「酒脸」、「酒胡子」——即红须；「佛肚子」——即胖的；至于引他们注意的女人，则叫「茶花」——脸白的；「佛母」——可爱的主妇；「花旗」——美国人；「英国女王」；「雪花」——加拿大人，等等。

吉卜林、立德乐、普赖斯·科利尔等人都写过：有些人在苏伊士以东有时喝得很凶。笔者自己在前一本书里，曾述及在东方那炎炎闷热之中「上午十一点鸡尾酒会」的英勇，结果有两位闻名世界的笔墨骑士为此邀他入场比枪。有一个机智的晚上，俱乐部廊上一位老手承认了这温和的指控，并用西塞罗在那篇不朽的《为穆雷纳辩护》中的话，给自己和另几个人颁了勋章，以表彰他所历的危险：「若亚细亚确带着奢靡之疑，那么可称道的并非从未见过亚细亚，而是在亚细亚而能过节制的生活。」啊！我们这些经过许多风浪的人叹了口气，又英勇地再叫了一杯，敬的不是这习惯，而是这份机智。正如东方的老将立德乐所说：品茶的季节已经过去，该立一块里程碑来标记它了！

一个滑稽的中国仆童把他走得太快的表拿到香港皇后大道高普珠宝店去。人家请他尽力说明毛病何在，这位天朝人翻起他那双富于表情的眼睛——那双眼睛一定像它每次逗人发笑一样，也逗得神仙发笑——说道：「哦，他太多明天了；你把他往回一拽，拽到今天。」

「我们到这里来是要留下的。」敌方一支占了前进阵地的部队夸口说。「是啊，他们留下了。」战后黎元洪硬朗地答道；他那冷峻的一笑说明：他们是作为尸体留下的。

晏子是齐国有名的相，与孔子同时的一位妙人；他提到犯罪增多、以致要用断足之刑时，说了这句讥讽的话：「如今我们市上，假脚比鞋还便宜。」

战争的幽默是冷峻的。孔子之前不久，楚国的国君打败了晋国的军队。死者成堆。有人问楚君，可否下令为勇敢的敌人立一块碑。「才不呢，」他说，「我要在他们身上立一块给我自己祖宗的碑，谢谢祖宗让这一回是我们打鸣，不是他们。」

新修的粤汉铁路上一个司炉，把一次相撞中可叹的死亡报告写成这样：「机匠已无知觉地死了。」

广州三家从前各自独立的三烧酒商合并，登了这样的广告：「此三家米酒商，前为分开，今已合并为颇经济，并以许多公众之订货为喜，以便宜卖与外国朋友为敬。」

在一家很受外国人欢迎的古玩店的楼梯口上，有这样一张告示：「诸人于此下车者，如好奇有愿，请下楼。」

一位悔罪的教徒这样写信给他的教会学堂老师：「许多不愉快之念来到我心中。许多眼泪滴落我灵性之魂，外面的眼睛且不必说。我毁了我美好的诺言。我轻看那些难处，却是错了。我那一次失败了，未把已开始的上帝之大善作成。我喉中深深的悔恨浓浓地堵着，怀着永久的追悔；但我站着等你的宽恕与上帝的原谅，像那可怜的三次的彼得一样，羞脸上盖着手巾，眼里是水。」

同样滑稽混乱的，是十分之九的外国人想让人听懂他们中国话的那份努力。有时候我们的传教士和译者的成果流到旧书铺里，便带着微笑被立刻扔进那个标着「旧货宗教」的格子——在这幽默而开明的年代里，那微笑与其说是讥讽，不如说是幽默。

我问我的中国朋友：你们表示两个朋友的那个字，为什么是两颗珠？他解释说：「因为两颗一样宝贵，却不可能、也不必要一模一样。」就让这话做美国与中国的一幅图画吧——新的日子正在太平洋两岸各自破晓。天津有一家铺子似乎把局面掌握得令人满意，它的招牌上写着：「通晓各国语言；美国话也懂得。」

中国文字成千上万的表意字都是背下来的，教学生时常按韵编成表。他们没有字母，因此永远用不了排字机或打字机。中国人于是有极好的记性；但他们这种记忆之法有时把他们放进滑稽的境地。如今几乎所有新式中国学堂都要求学英文，虽然中国的官老爷考官对这门语言至今所知甚少。有个自信的中国应试者到广东一所学堂的董事会前，应「英文教习」之聘。「你懂多少英文？」那位官老爷从他厚厚的玳瑁边眼镜后面深沉地问。答话很有趣：「数目字，一到十；以字母甲起头的一百个词；还有十个与『唱』押韵的词。」这个中国董事会因为找不到更好的人，就聘了这位中国的英文教习。新的中国人极是善贾的民族，因此照他们极好的商业判断，总有一天他们会不得不把表意字丢开，好享用我们字母打字机与排字机的商业便利。眼下印刷所里中国的字盘有成千上万个字模；在潮湿的华南一个炎热的日子里，看一个中国排字工像蜻蜓一样在屋里乱窜，想应付编辑要出「号外」的要求，真是一幕可哀又可笑的景象。

送殡的车子沿着新派了的上海的马路驶过。头一辆车里的孝子们打着牌，笑着。行列里别的人个个说笑带笑。我请我那位中国幽默家解释这惊人的不相称，他答道：「人人都深感满意，为什么不人人都快活？合隆的仇人相信他已下到底下去，终于要受那许多该受的惩罚；合隆的朋友也一样确信他已升到高天去领他那丰厚应得的赏赐；所以你看，大家都喜欢。」

那位地主与佃户订约：稻子收了，他得三分之一。收成的日子早已随那苍白的镰刀月过去了，地主什么也没收到，便叫住佃户：「喂，你这个蔡，我们不是约定过我要得那稻子的三分之一么？」蔡毫不怯场地答道：「是啊，老爷；可没有第三份；总共只有两筐稻子，两筐都是我的。」

两个中国少年在谈自己的志向。一个说：「我长大了要属于一个戏班。」他的兄弟答道：「哼，我可不。我要那戏班属于我。」

中国人不养乳牛也不养乳羊。因此下面这个陈年的牛奶笑话，曾在通商口岸中国的每一张伙食桌上被搬出来，像个新手一样被弄得脸红，以供每一个初来的新客取乐。事情是这样：新到中国的人非要茶里加鲜奶。为了图个太平，一号仆童终于弄到了。这几位新手说：「当然不像家里六月青草喂的奶，可将就也行。」一号仆童从容地笑着。后来奶断了，新手们要他解释，一号仆童解释如下：「没有多牛奶了；那只老猪现在生了一窝小猪；那桶石灰水现在用完了。」

第三章工业与商业的中国

美国东部各州和英国有了一句新口号：「为巴拿马运河作准备。」美国西部各州，其实是整个美国，该另有一句口号：「为对华贸易作准备。」它并不远；它已在地平线上，「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它随时可能在某一年一拥而至，而成千家公司将把总部设在纽约。内外要料理的事很多：货币；把百分之五的关税改成百分之十二；省内、省际与国际的政治；借款与财政；教育；干线铁路的国有；海港、河渠与江河的疏治；造林；专利、版权与矿业法；商法；军务；征税的海军；警察；市政组织；卫生；就荒歉、水灾与种粮而言的那种由政府父母式的操办；赋税的征收；文官制度等等——然而这些难处没有一件是不可克服的。接着，那大宗的贸易就来了。

我在中国旅行与生活三年，一路听着，也四处张望着新时代的迹象；下面我只述其中少许进步的征兆，这些征兆与旧日的表现之别，犹如昼与夜。三年之前，是的，就是一年之前，也少有人以为这些事是可能的。近来二十部书和五千篇报章文字预言它们不可能。近来三十位作者和一万个报人态度都是老底嘉式的不冷不热。唉，你们这些满化了的文士！倒是少数几部书、少数几篇文章、许多传教士，和一九一一年十月的革命说它们是可能的，而南京的陷落证明了这一点。

不久之后，直隶、蒙古与东三省的大平原上就要用到农业机器；美国将从那里取得大量谷物、肉类、油、木材与煤。做钉子、针与玻璃的工厂正在小规模地建起来。中国矿里有铁，但她需要我们的机器。造纸厂大为增加，而我们需要他们的纸浆。有些厂用竹，日本人在台湾试用竹料很成功。做肥皂的厂——这在向来污秽的中国是最刺眼的缺项——也已建起，连遥远西部的成都城里都有了。中国像日本一样，已决定在北方各省改用毛料，不再用絮棉与羊皮。上海、北京、兰州、汉口、张家口等地已建起毛纺厂，以消化蒙古与直隶剪下的大量羊毛。旧日做冬衣的法子，是在棉布与绸子里絮进棉花和丝屑，穿的人便变成福斯塔夫式的滑稽体量。汉口、兰州、西安等地已有回教中国人建起近代的制革厂。天津、广州等地建起了五金与搪瓷器厂，但中国在五金上多年之内还顾不上自己的需用。哈尔滨、上海和香港面粉厂林立，并将迅速推及北方各处。洋灰的产量很大，还要增加；如今在直隶唐山、广东的广州与澳门、湖北的大冶都有大厂开工。这一切工业都要用机器。在一切市政改良之中，中国最需要的是近代的自来水厂。如今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北京、奉天、成都、南京、杭州、镇江、汕头、济南、牛庄等城已在办了。广州、上海、北京、香港、汉口、天津、青岛等处有电车行驶。香港有一条了不起的登山缆车，上到一千五百英尺高的山上；九江和其他避暑的山间胜地将会效法。香港、广州、上海、北京、天津、青岛、成都、芜湖、杭州、宁波、南京等处装了电话。南京、北京、天津、青岛、汉口、汕头、奉天、牛庄、上海、杭州等处供了电灯。这里面美国人至今入手甚少；不过随着美国财界与工业推广其代理，他们将大举而入。理财与承办常常连在一起，英国人与德国人合伙也不稀奇，尽管英国人若在当地遇到美国人，是乐于与美国人联手的。供货者也常在一座厂上分工：英国人供机车与锅炉，德国人供发电机。煤气厂也在建，白炽纱罩灯很受欢迎。中国的煤富到无可计量，因此她在煤气照明上的发展会很广。这里是美国机器的一大天地。她的铸管厂会兴起来，因为她的铁和煤一样多。不过许多年之内，她的工业、市政与铁路器材，尤其是她的机器，必大半来自国外。这是制造之国的一大天地，连奥地利近来也带着成绩进来了。她加开了自的里雅斯特出发的奥地利劳依德轮船公司的班次，她的制造品在远东也越来越多见。然而论潜力，奥地利不是可与美国、英国或德国相比的国家。

中国既已成为机器的买主，她便请世界在她的报纸上用中文登广告，并在中国开设代理处——那里至少买办是读中文的。她憎恶皮萨罗与科尔特斯那一类的猎取让与权者，愿意自己开发、自己获利于自己的财富。我在天津一家很有分量的华文报《正谊报》上看到过最沉痛的抱怨：太多专营权白白给了外国人，而他们付低工钱、把利润带出国外。他们既然愿意买我们的机器、雇我们的教师，你能怪他们想要市政公有么？

中国正慢慢在市政与航运生活中设立消防。我曾见广东西江上的油船起火。到处敲响铜锣，拖船与汽艇赶到现场，用水龙向火头浇水。

香港那些中国机器匠曾在英国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学徒，如今在仿造外国的船用机器与水泵上很成功；一千吨以下的船，欧洲的造船者无法与他们竞争，只在交货较快这一点上占先，而这一点常常要紧。香港所造的许多汽艇，经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轮船运过太平洋交货到加拿大。直到近来，长江上游四川与湖北的船户不许汽船来竞争；而西江上广东人——近代中国头脑最灵的人——采用机器却很快，也许是因为了不起的香港近在眼前，做了新时代的样板，又做了把西方解说给东方的得力译人。香港的工人虽是中国人，资本与内行的工头却多半是英国人。

一个中国人为国家、省和市所纳的赋税总共每人每年一元，而俄国是七元，欧美是二十元。因为这钞钱大半浪费在不久便陈旧的海军与陆军上，又是从不能再生的矿藏与土地里取来的，人们便可看出：中国将来有一天忽然步入世界的竞技场时，所带的财富何等巨大——中国强盛，别国则除脑力之外一无所余。

江苏与浙江榨棉子油的法子极简：把子加热，装进桶里，在箍下打进楔子加压。豆饼是用水牛拉的石磨做的。随着近代的工业组织与我们机器的输入，这些法子不久便会改变。

四川南部的嘉定有那了不起的火井与盐井，前者供给燃料以蒸干后者的卤水。这项工业规模极大，华中富饶的岷江流域有井数千。盐是政府专卖，在新的财政里也许仍作专卖，因为在国家岁入的某些方面，也许要效法法国与日本的办法，而不是美国与英国的办法。若是那样，买新机器的便是中央政府了。

只有长江以北才见得到矮马。四川的最漂亮，许多是黑色的。再往北各省的蒙古马身躯较重，脾气较坏。日本已开始蓄养马匹，中国也会如此——等她把路加宽、把农场扩大，好让牲口有用处，而被顶下来的人则去新开的矿与铁路。而且中国正为肥料无计可施，而牲畜正可供给肥料。她也一直为燃料无计可施，把该做堆肥的田茬与稻草都烧了。如今有了煤，便能替她把这肥田之物省下来。

各城那些精致的会馆是靠捐款建起的，交给一个看管人照料。里面有议事厅、货样房、饭堂、戏台和住宿之处。这就好比俄亥俄人在纽约建一所会馆，纽约人在辛辛那提建一所会馆；又好比爱丁堡的商人在伦敦建一所会馆，伦敦人也照样回敬。正是这些会馆彼此往来的运作，使中国人看出议会与国会是行得通的；而在中国的代议政治团体里，会馆中人次于留洋的学生，是最居前列的。下面是会馆房里挂着的一些切实的谚语：

「永久不辍地做下去的人，腿会长到能跳过最高的山。」

「着了火的时候，远处一个湖不如近处一桶水。」

「赌不是好事；不过我也见过有人押上最后一文钱，挣到了头一笔大钱。」

「快马不用鞭，明白人不用喊。」

「卖橘子的自会说他的橘子甜，做鞋的自会说他的鞋不漏水。」

「笑着的伙计，能把货色抬高。」

「在凿子的刃口上多留一点心，在凿子的敲头上就只须少留一点心。」

内地的中国人有时很会把自己弄进外国人的职员班子里。先是父亲带着儿子来，儿子又带着表兄来，央求外国人容他们在写字间周围待着，学几句英文。他们非要做、或者装作做些杂活；他们私下跟职员说，把活儿分一半给他们做；然后他们便求或者索要一份「学英文期间」的工钱。好心的外国人很少拒绝，而他这么做，实在是在传布西方的商业与文字之福音。

长江流域有些省份至今还用石灰模版把花样印在染过的棉布与绸子上，石灰把颜色去掉；这比起我们把着墨的花样滚印在素料上的办法来如何呢？正如丁尼生所预言，旧的将被新的敲送出去。

在耐苦而认真的中国，以人为畜力之事必须消去；而与这种独特的体力奴役景象相连的，是香港几十个苦力套上绳索去拉一车柚木，或者几百个纤夫系在长长的竹缆上，在宜昌与万县之间雄伟的长江峡谷那可怕的急滩里拖着帆船。几千年来，人还用自己的腿供给提水的水车、以及带动桨叶的踏轮的动力。在多山的中国那些大商道上数百个山口之间，亿万吨的货物是靠男人、女人和小孩的背与肩运过去的，例如广东险峻的梅岭、云南的腾越、入藏的打箭炉等等。香港在云上一千八百英尺处那上千座堂皇的别墅与府第，是一砖一石地装在筐里、挑在竹担上，压在人的裸肩上运上去的；那些人在赤道地带闷热潮湿的空气里可怜地喘着气。人用手把世上最深的卤井里的卤水抽上来。他们的膀臂举起了那些重锤，凿成了气井与卤井。滑轮、绳索、链条向来不为人知，而心与脚硬是把塔顶石与翘起的飞檐扛上了宝塔的十三层。省力器械的日子正为中国破晓；她的人口将在合乎情理的限度内减下来——不是要饿着劳力，而是要让劳力去做报酬更好的工作。这种情形，在中国和在美国一样，只有政府的官员才能监管；政府的事就是既管大的也管小的，这一点我们西方才刚刚发现。

买东西一向靠一套拖沓的讲价法子，一讲要好几天，成交时喊一声「卖得」，与我们证券交易所的「成交」相当。新派的中国人无疑会采用盎格鲁·撒克逊那种省时而更快决断的办法。健康的竞争会促成此事。

许多会馆与中国商人仍照旧例，托信差或可靠的旅客把信从一城带到另一城。香港对这种与官办邮局竞争的做法下了手，凡投递外港私信者处以罚金；不过香港准许在城内以那极好的「签单簿」办法私递。

中国发现自己能织自己的针织品了，不久将主要进口纱线。我且以「维新」厂为香港五家工厂的一例。广州有十家，广东省还有许多；日本人与德国人供给的手摇织机数目之大，更不必说。天津与上海有几家针织厂，全国——尤其长江流域——将需要许多外国机器。

直到一九〇六年张之洞督鄂之时，中国还在全世界搜刮成船的旧马蹄铁与废铁；可自从汉阳的高炉办成功之后，中国便颇为可观地自炼矿石，而她的铁矿几乎与煤层、石灰层一样富。如今开采的最大铁矿在山西东部的平定和湖北东部的大冶。汉阳的炼炉供给汉阳的轨梁厂，也把生铁运往日本九州岛的若松制铁所；又运四万吨生铁给西雅图的西方钢铁公司，并运往美国东海岸，有时也运往香港。半数以上的省份有铁矿，除上述各省外，江苏——南京附近、安徽和江西尤为可观。中国每年已产铁矿石四十万吨，大半用的是原始法子。湖北汉阳的汉冶萍煤铁公司有三座德国高炉、八座西门子·马丁平炉、一座日产千吨的轧钢厂，还有初轧厂与铸造厂。吊车用电力开动。铁矿石与石灰石取自汉口顺江而下八十英里的大冶。那里整整一列山都是赤铁矿。一条十五英里的铁路把矿石运到长江边，在那里装上帆船，由汽艇拖到汉阳。

中国的公司——股份由中国人与外国人持有——办得成功的有：大沽即天津的拖船驳船公司；上海拖船驳船公司；上海船坞与工程公司；上海虹口码头公司；中国煤油公司；天津铁工厂；联合、扬子、华北与广州水险公司；香港、广州、扬子、华北与中国火险公司；招商局轮船公司；怡和、上海与瑞记纱厂；天津海河工程局；井陉矿务公司；上海江南船坞与造船厂；上海杨树浦船坞与造船厂；伏尔铿铁工与车辆厂；汉阳汉冶萍钢厂；萍乡煤矿；大冶铁矿；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启新洋灰公司——厂在湖北大冶。

在股份组织上，中国将有一阵子吃两样苦头：用人唯亲和贪渎。我们自己至今也还没有摆脱把没有经验的、挂名的亲戚塞进公司，以及掠夺公司库款的毛病。一九一〇年橡皮风潮中把几百万元信托款项送给朋友、随后逃走的那位上海道台，在这东方的巴黎是永不会被人忘掉的。不过那种「榨取」的满人官老爷，再也不会「像狼扑羊圈」那样扑向苦苦经营的企业或私人生意了。

中国每年只采煤一千五百万吨，主要出自下列各矿：

直隶省的开平，在天津附近；河南的辉县，产无烟煤。

江西省的萍乡；直隶的临城，产无烟煤。

山东省的坊子，在济南附近。

四川省的龙王，在重庆附近。

山西省的泽州。

山西省的井陉，产无烟煤。

山西省的保晋，产无烟煤。

满洲的抚顺，在奉天附近，由日本人所有并经营。

朝鲜的平壤，在仁川附近，由日本人所有并经营。

朝鲜的平阳，由日本人所有并经营。

东京的鸿基与锦普，由法国与香港资本家所有并经营。

这自然只是个开端。因为铁路与河渠运输不良，中国进口日本煤约两百万吨，香港与上海则进口澳洲煤与威尔士煤，其中一部分供海军之用。如今已开的无烟煤矿以山西、河南、直隶、山东各省为大，依次而列；已采的烟煤则依次在直隶、江西、陕西、甘肃、山东、四川、云南、贵州、湖南与广西各省。满洲每年采褐煤一百多万吨。英国的煤只够供一百五十年，美国的存量也不会长得多。这意味着中国将全副武装地步入煤铁的竞技场，供给丰足；就其人口而论，这大概会使她成为世上物力最富的国家，若不是脑力也最富的话。中国煤第一次运往美国是在一九一〇年七月，那时「因弗基普」号轮船驶至直隶湾的秦皇岛，装上有名的开平煤运往旧金山。在山西开采无烟煤的英国福公司打算造运煤船，把煤运往美国。煤在矿上只值七角五分一吨，若有机器，富饶的中国还能把这成本降下来。正是对这巨大财富之潜力的了解，点起了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的一部分火，也使四川与湖北的省议局说出：「中国的矿藏与运输专营权不得让与外国人。」在山西经营硬煤与铁矿、主要属英国的福公司，资本六百万元。开平矿务公司资本五百万元。它多年来经营天津以北有名的开平煤矿。正是这家公司雇了英国工程师金达先生，他悄悄造出了「火箭」号，那是中国第一台连续使用的机车。

云南省东南角的个旧多年来开着一座了不起的锡矿，锡经蒙自出口。它从前取道红河与海防运往香港，有时取道南宁、西江与广州。如今法国人从海防修到云南的那条造价高昂的窄轨铁路，几乎把这批产品全揽了去。人们对运价怨言甚多，因为那价钱是按「货物所能负担的极限」定的；中国人打算修一条到南宁的铁路，余下的路程用帆船与汽艇运。这座富矿年产锡约一千五百万磅，值近六百万元；如今中国矿主已引进德国机器与德国专家，产量会更大，成色会更纯。直到近来，这产品还得在香港重炼。当然，这产量虽大，锡矿之业仍以海峡殖民地为首。个旧有矿工三万人，因为矿井窄而不卫生，多半是少年；矿主、矿工、冶炼者、脚夫和政府的代表都有各自必须加入的工会。这种对劳工的保护，各国都该效法：政府逼着劳工保护自己，并使这行业分担政府监管的费用。泥砌的炼炉用木炭做燃料，风箱靠手拉。

众所知，华南受白蚁与潮气之害。前者吃木梁，后者锈铁梁。天花板不得不打孔，让空气与光透进楼层之间，以压住白蚁的侵害。不过华南正效香港之例，冒险用金属梁与金属天花，难处在于找不到合适的保护漆。中国有石墨、有做氧化物的铅、有炭、有硅土，还有丰富的油料，将来必自制保护漆，而机器则由我们供给。因为潮气，五金件用黄铜而不用铁。

云南重要的铜矿从前是满人的专卖。湖南大概是第二富的省份，其次是四川、山西与贵州，不过每一省都有铜。云南、广西及其他南方省份有镍矿。

香港两大糖厂——太古与怡和——同台湾的大糖厂之间第一回交手，赢的是后者；后者直到近来还得日本间接的补助。一九一一年糖业托拉斯在政府罚款与市政诉讼之后把价钱每磅提了两分；那时美国若有一个价格委员会主事，好像在煤荒时那样促使国会行动，台湾与香港的糖本可以涌进全国，直到价钱回到五分或者差不多的水准。香港那些巨大的糖厂——太古与中华糖局——用爪哇的粗糖。台湾的糖厂用本地粗糖。他们不但在保护关税之下供给日本，还足以供给中国。台湾年产六亿磅，要加倍也不难。美国自有路易斯安那、夏威夷与菲律宾的甘蔗田要护，这是实情；但零售糖价若涨过每磅五分半，那些在高门上执意敲着的台湾糖与香港糖，或许就该准它们进来了——因为受关税束缚的各国，将要听从这新起的呼声：食物、衣服与建筑材料必须免税，或者近乎免税。

朝鲜北部的平安道开采鳞片石墨与无定形石墨，因此日本将着手制造坩埚、润滑剂、铅笔与钢用漆。

中国仍用陶罐和衬着竹篾的纸瓶运送她那些贵重的果油、豆油与子油。有时外国人运来桶板，在汉口、牛庄等处箍成木桶；但看来马口铁终将通行，以省木材。就保全物力而论，陶器与竹纸容器是最理想的，可太脆太险，不宜运往外国。汉阳厂大概会有第一家马口铁器厂。

日本政府在朝鲜征的矿税是净收入的三成。中国的矿税一般是二成半，宝石另加二成，金、银与水银矿加一成，煤与铁加半成；此外还有百分之五的出口税，以及厘金二分——厘金是内地关税与省内运输税，字面意思是「一斤一文」。因为中国的矿更有利，这矿税并不像这样比较起来那么苛重；在新政府之下，减轻的趋势是有的。

远东造船与船坞的力量已完全跟上了需求。最大的三家都在香港，全是英国人所有。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在香港的大陆一边即九龙，又在香港岛越过山、与维多利亚城相对的香港仔，共有六座船坞，其中一座龙骨墩长七百英尺。这家公司造船、造机车、造车辆、造桥、造机器、造汽艇、造锅炉、造机械，其实只要把钢料给它——钢料主要来自英国——什么都造得出来。

香港岛东端的太古船坞——太古洋行所有——有一座长七百八十七英尺的船坞，也备得起造最大的船。

英国海军在香港岛的海军船坞，是在维多利亚城中心从岸上填海造出来的，不像别的船坞是从岩石里凿出来的。它备得起修大型战舰，紧急时也可供商船之用。

新加坡的丹戎巴葛船坞备得起修战舰与航海船只。它由英王属地管理。

长崎从高岩里凿出的三菱船坞有一座长七百二十二英尺的船坞。这家公司造了东洋汽船会社走旧金山航线的新船，排水一万九千吨，烧油；而且如同香港黄埔船坞一样，如今远东既已设了无线电，它总备着大型的救捞轮船，随时去救援失事的船。近来远东那些浪漫的海上，有过几次了不起的救援之行。

南满大连的川崎船坞有一座长三百八十英尺的船坞，另有寻常的机器房与锅炉房。神户有一座商用船坞，播磨有播磨船坞；横须贺——在横滨附近——以及吴港与佐世保有大型的官办船坞与军械厂。最后一处的船坞长七百七十七英尺，造出了两万一千吨的无畏舰「河内」号。

上海的江南船坞与工程厂是中国人的，造过从前醇亲王所有的那艘御用汽艇，也造过共和派夺去的几艘小巡洋舰。它有一座墩上长五百七十五英尺的船坞，并有寻常的机器房与锅炉房。上海的杨树浦船坞是中外合有的，有一座墩上长四百五十五英尺的船坞。

上海船坞与工程公司是中外合有的，船坞长五百六十英尺；一九一二年有几艘菲律宾政府的船在那里造成。

德国人所有的青岛船厂在中国山东胶州的青岛有一座浮船坞，能抬起长四百六十英尺的船；此外在马尼拉的卡维特还有美国海军那座巨大的浮船坞「杜威」号——若船不超过六百英尺长，必要时它也不拒绝为航海商业帮一点忙。

法国人在海防与西贡有小船坞。可见就照料战舰而言，只有英国与日本弓上不止一根弦，而英国显然居首。美国只有一座船坞，而且是浮的。它抬不起一艘无畏舰，因此美国明智地把第一道防线暂且退到夏威夷的珍珠港——我想那是在上海的美国作家密勒在他书中所主张的——而把菲律宾的卡维特算作一个哨所。德国在胶州、俄国在海参崴的船坞设备较差，还谈不上入围。俄国人正在海参崴花一千万元造浮船坞、破冰船和码头。就美国而言，她可以指望英国。当年杜威不顾一切公约，在香港的大鹏湾整备了舰队。正如塔特纳尔舰长在中国大沽所说：「血浓于水。」这话在马尼拉得到西摩尔海军上将的回应。狄德里希海军上将问英国人：若德国人向美国人开火，英国人会怎么办？西摩尔回答说：「你最好去问杜威海军上将，他是知道的。」这就是东方流传的故事；即便它在事实上不完全真，在可能上却是真的。

中国较小的船坞、机器房与船台日渐增多。内地江西与湖南交界处的萍乡煤矿，中国有机器房，几乎什么都造得出来；汉口对面的汉阳钢厂前面已经说过。铁路的工厂到处开办起来，活计也做得像样，唐山的华北铁路厂、上海附近吴淞的沪宁铁路厂，以及香港黄埔船坞的工厂尤佳。上海的伏尔铿铁工厂造铁路车辆与市内电车。

已经开工的巨大洋灰厂有：东京海防的印度支那洋灰公司，法国人的；湖北大冶的厂，中国人的；天津附近唐山的启新洋灰公司，中国人的；澳门与香港的青洲英坭公司，英国人与中国人合有。为中国与菲律宾全境巨大的运输发展而正在兴建的许多桥梁，有一半是用这种新式混凝土造的。

宁波、云南、上海、香港与广州的中国家具匠很有名。他们仿造外国式样，也做本国的花样。李广隆那些富于艺术的细木活，可以在上海与香港的会所里、在香港大酒店里、在香港的屈臣氏店里看到。最好的效果出在人们珍视的柚木上，而柚木在旧金山正成风气。纽约的万提恩商店与大都会博物馆展有这些汉土齐彭代尔们细致而结实的手工样品。若时间不是「要紧之要素」，中国在造家具上是自顾得来的。我爱艺术，不主张把我们造家具的机器送去；不过若官立学堂与官署要迅速备齐用具，我想我们在这里也只好让美感向实用投降了！

德国人打算在中国的技术教育上与美国、英国、日本的领先地位相抗。英国人与美国人掌着唐山的唐山路矿学堂，美国人在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势力很大。在奉天，日本人有影响。在香港、上海与汉口的机器工场，英国人有影响。德国人打算借克虏伯、他们的外交部与德华银行之力，在山东青岛设一所中央工程学院，或许在汉口与开封设分院。他们相信毕业生会为中国将要到来的巨大开发订购德国的机器与材料。

美国政府在它那些出于人道的纯净食品法里，列入了禁止进口绿茶一条；那绿茶是在锅里用炭火以普鲁士蓝、靛青、滑石与石膏着色的。这样一来，茶叶便从平摊的样子、暗黄暗绿的颜色，变成球状、色如亮翠，香味也略增。中国人抱怨说，照新规矩要把绿茶在锅里烘得更久才存得住；况且在中国，就农事而论，旧习是难死的。美国政府改良了这理想饮品的品质，做了一件对世界有益的事；而做事一向成批的中国人，终会坚持要澳洲与英国——按人头论是喝茶的冠军，尽管论总量不是——也接受美国人弄成的「妥当法子」。约翰表兄那种「诈唬」法令的习气，也有可笑的例子；他所遵的格言在不止中国一地通行：「法令若碍你的生意，那还要法令做什么？」他听说了美国一九一二年五月一日的法令，却照样把自己的茶运过去，说道：「美国总不会把它退回我手里，我还没习惯这法令呢；像孟子说的那个贼，我只能慢慢习惯法令！」美国若心软了，约翰就会明白：他那些炒茶的人永远不会习惯我们的法令。

中国一九〇五年在北京组起了专利与版权局，但因种种缘故至今还不得力，其一是到目前为止，各省自主之情比中央集权的势头更强。眼下，地方或市的道台会应外国领事之请出示告谕，禁止其辖境内一切中国人制造、售卖或使用盗用之物；而在大批极重道德的中国会馆商人看来，这样的偷窃与侵权是不可宽恕的——比起近代化商业日本早年缺乏同样的信义来，正是如此。在外国领事与中国道台的会审公堂上，确曾对中国商人提起诉讼，因他们经销欧洲所造、以与在道台处注册的美国商标相似的标记输入中国的货物；这些商人不论是否无知，都被判罪并受重罚。在中国能设立一个得力的专利部门之前，该走的路子是：在货物销售所至的每一省、每一口岸，在领事与道台的衙署里注册商标或专利。这在贸易、运输与政府机构的成长使中央政府更熟悉近代商业方法与国际法之前，是很可以应付的。在中国，外国人及早注册自己的专利是要紧的；在日本，那更是绝对必需，因为盗用者可能先他而至，至少在日本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我想描一个中国人的性格，作为西方如今将要接触到的一类有趣而有势力的人的样板。阿竺——姑且这样称他——是个广东人，约五十五岁，可因为那张羊皮纸似的脸，看去要老得多。他的牙掉了不少，因为他活在受过外国训练的牙医到来之前的年代。他年轻时敢下手打人。他那一族人正是发动了世上最大的一场起事——太平之祸——的那些人。我在爱国与法律上的本分，是在精神上与字句上都守法，此外还有一条：无论如何不可发脾气，对阿竺要始终以礼相待。阿竺是我所认得的唯一一个违背他们那套辞藻华丽的儒家礼数的中国人。他恨我，正如他痛恨一切坚决抵住他的人；而且他每有机会便显出他的情绪。他的神不是佛，是钱与权。有一回他说：「我能给你弄一个中国婢女，四百元。」我答道：「阿竺，你这是侮辱我。」他从齿间嘶出一句：「我就是要侮辱你。」他问我为什么不能只守法的字句而不守法的精神，我告诉他：一个西洋公司的雇员，像兵一样，是要对命令绝对忠实的。他说我是个傻子，因为我把良心当神，而不把权宜当神；说我一点手段也没有。我引他们的格言回答他：「手段就是在权宜的市上把原则打折。」

他既不怕美国政府、英国政府或中国政府，也不怕那家有钱的公司。在伪造的入籍证明并不稀奇的年头里，他腐蚀过外国的领事馆。他欺压过广州总督。他是广东六七条山谷、上百个村落之主，那里的居民都是他的奴隶——因为他每把一个中国人安全弄进美国那个黄金国，他们就为那人具了一张一千元的保单。他不去逼在美国的那个人，一如他不会去逼火星上的人。他逼的是那人的父亲、那人在广东也具了保的亲属，要他们付这一千元；而在美国的儿子要花二十年才还清这笔钱和重利。他把脚踏在人家祖父的圣骨上，使在美国的孙子终日惶恐。

他是那些通往南非、美洲、澳洲、墨西哥、加拿大以及一切不自由接纳中国工人之地的地下路线之主。他很少穿得好；那些年头在中国显出阔气是不妥的，况且美国的稽查员见一个衣冠楚楚的契约奴贩子也许会起疑。他的声音与他那族人常有的柔顺之音不同，是从他那粗嗄的喉咙里深深发出来的。若在他省中僻静的路上有机会，而对手又是他崇拜那两位神——钱与权——的一大障碍，他是不怕杀人的。直路上他弄不进他想要的那么多人，于是决意开办第一家中国的跨太平洋轮船公司，渡太平洋到墨西哥去。我告诉他，他绝弄不到那笔钱，因为香港皇后大道离华尔街很远；说他会把他亲爱同胞的一百万元沉掉。他从中国人那里把钱弄到了——中国人何等地保守，这便证明了他劝人之力；而他两年之内把钱全沉了。我没能引他说多少话，虽然他英文说得很好。不过我曾听他对自己的人像罗斯福式的暴风电闪一般地讲话，还有一次是对两个他信得过的外国人——因为那两人冒险听过他的话，而他凭他们所受的贿赂占住了他们。他的意志是铁的，绝不让步。他的执拗如拿破仑一样不倦，而他迅速的胜利是很多的。筹划他的战役时，他可以不睡。为达目的，他可以去任何地方、找任何人。他爱低声密语。他投出的眼光能驾驭人。他像兀鹰扑羔羊一样扑下去。他像虎一样向对手下手。他不是满人，可他满化了——他深信东方人胜过外国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告我说，他「有一个白种人替他做事」。那个白种人是美国一位总统之弟的第三代后裔。

阿竺这样戴着王冠，并不觉得不安。他统辖他那些西方的臣属，其自信一如薛西斯或忽必烈。他会谋算；他会行贿；他会威吓；他能挥金如土。有时他在国内国外都摆着排场出行，有时又像探子一样隐姓埋名。他觉得自己比任何白种人都强，因为他在与白种人相当的才具、以及同样专横的意志之上，还加了东方那种较为轻省的良心——他称之为智慧。他鄙视一切宗教，说「良心使我们都成了怯汉」。他对自己的受骗者或受害者毫无怜悯。他是个广东的蒂普·提普。我同一个美洲或古巴的中国人说话时，永远不知道他是不是阿竺的奴隶，正在往广东汇钱给他年老的父亲，再由父亲汇给阿竺或阿竺的继承人，去还那一千元和加上去的高利。阿竺是个广东的例子，说明一个把劳力去了本钱的钱主可以得到何等的权势——那劳力永远追不上本金。他在实际成本上的利润是百分之一千五。连对通信的监视也探不出阿竺的地下手法。有三重无法逾越的障碍拦着：地域之广、中国的语言，以及他所用的不断更换的密码。那会像在罗马的特拉斯提弗列区搜出一个罪犯那样难，若单举一个缘故，就因为特拉斯提弗列人是不肯做告密者的。中国人也不肯。所以，既没有通信的侦察，也没有以贿赂换来的告密，就我们而言，对中国犯法者的侦缉，在许多方面至今还是不得力的。

第四章中国的财政与预算

若征税之法加以整顿，下列这份预算是完全可行的；它加在个人身上的压力并不比眼下更重，却能把中国从颓丧的泥沼里拔出来。

岁入（以金元计）

田赋：已垦之地四万万英亩，每英亩每年五角……二万万元

盐的专卖……一千万元

海关……五千万元

干线铁路收归国有后的盈余……一千万元

渔业、烟草、烧酒、矿务、轮船、银行、公司注册、电报及其他各项规费……五千万元

所得税……一千万元

合计……三万万三千万元

岁出

外债利息——已借者二万万元，拟借者二万万元，共四万万元，按四厘计……一千六百万元

文官薪俸等项……三千万元

陆军：每省足额一师，共十万人，每人每年一百元……一千万元

水利、公共工程、国家建筑之修缮、赈荒等项……五千万元

海军（主为护税之用，每年添一艘无畏舰）……二千四百万元

教育与工艺学堂……一万万元

运河、铁路、轮船、电报、电话等项之推广……一万万元

合计……三万万三千万元

这是替四万万人筹划每年三万万三千万元；而日本只有五千五百万人口，每年却是三万万五千万元。此计划一举扫除可憎的鸦片税与厘金。所拟各税，按人头计不及比中国更穷的印度所纳之半，仅及日本的十分之一，故中国仍将是天下赋税最轻的国家。中国政府未偿之债，即便把拟议中的四国借款——整理币制的五千万金元与修四川、湖南两省新铁路的五千万金元——一并计入，如我在本文他处所详列，也不过一万万一千三百万英镑；而日本的政府债，以远逊于中国的资源与人口，却有三万万英镑，更不必说日本在海外的私人实业借款，那还要再添六千万英镑。印度的债是一万万七千万英镑。在中国所拟之税既如此之轻，就还留有余地，让各省每年各征二角五分的门税与丁税，为省库另添一万万金元，以办司法、省内公共工程等事。市镇则可照常例征收其寻常之税。中国所需者，不过是一本诚实的账、裙带之风的终结，以及贪墨之吏不再去「摇那棵宝塔树」。中央与各省之税合计，每人每年不过一元有零，市镇之税也不会超过每人一元。这不是能引起怨言或革命的重负。有了这样一大笔征集之款，中国几乎立刻就能跻身于最强之国。她的信用将极其雄厚；而因其族类联系之广，她行善的机会也是世上最大的。她不必把关税从现行的值百抽五提高多少，如此则压迫性的垄断便无从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自由贸易将带着它的富厚流向她，如同当年流向英国一样，人人得其所需，而无一人过多；这自然是一种理想的境地。这份预算可以养起一支上好的、厚饷的军队（每人每月八金元已很充裕），十万之众，足以立刻击退任何入侵，并随时弹压海盗。民变与罢工并非不忠于国的海盗行为；那是经济困苦在一地的化脓，在民主之国，治它或防它另有法子，不必用兵——用兵一途，我们在美国与英国都已见其失败。中国的新海军每年可添一艘无畏级战舰，并备足水兵、船坞与一支完整的护税舰队。尤要者，教育与交通可得丰裕的照顾，而中国便不必再叩谁家的门去借钱。她将是一片太平之土，因为每人每年总共二金元的赋税，在任何国度都激不起丝毫不满。

中国政府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三日以前所订、而共和党人予以承认的债务如下（数目以英镑计，并列到期之年）：

一八九四年七厘银款……四十九万零五百镑……一九二四年

一八九五年六厘金款……八十万镑……一九二四年

一八九五年六厘金款……三十三万三千四百镑……一九一五年

一八九六年五厘金款，法俄两国所借，为中东铁路……一千二百三十九万七千四百二十五镑……一九三三年

一八九八年四厘半金款，英德两国所借，为铁路……一千四百零二万二千六百二十五镑……一九三三年

五厘金款铁路借款……一百九十五万五千镑……一九三三年

五厘金款（庚子赔款等项）……五千二百五十万镑……一九四〇年

五厘沪宁铁路借款……二百九十万镑……一九一五年

五厘广九铁路借款……一百五十万镑……一九二〇年

五厘津浦铁路借款（英）……一百八十五万镑……一九一八年

五厘津浦铁路借款（德）……一百一十万镑……一九一八年

五厘沪杭甬铁路借款……一百五十万镑……一九一八年

五厘湖广铁路借款……一百五十万镑……一九二一年

各国政府债务总计如下：

中国……九千二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五十镑，年息四百六十四万二千镑

日本……三万万镑，年息一千二百万镑

印度……一万万七千万镑

意大利……十万万镑

法国……十二万万镑

英国……十万万镑

美国……二万万镑

倘日本把马关条约里逼取的三千五百万英镑赔款退还中国，中国的债便可大减。这是日本道义上的本分，尤其是在各国容她保有台湾、朝鲜以至或许一部分满洲——凡此她都打算保有——的情形之下。欧洲数国也该效法美国，把庚子赔款中多取的部分退还。只要美国与英国还守着眼下这样高的利他之风，办银行的各国便再不会容任何一国从中国身上哄出一笔赔款来。

在中国营业的中外银行如下（表中用金元，先列实收资本，后列公积）：

汇丰银行……五百万……一千五百万

美国万国宝通银行……三百二十五万……三百二十五万

德华银行……五百五十万……三百万

横滨正金银行（日本）……一千万……七百万

劳埃德银行（英）……二千万……一千五百万

麦加利银行，即印度、澳洲与中国渣打银行（英）……四百万……五百万

荷兰贸易协会……一千八百万……二百万

荷兰安达银行……六百万……七十万

俄亚银行（俄法合办）……一千九百万……四百万

中华汇理银行……一百五十万……四十万

东方汇理银行（法）……六百万……三百万

台湾银行（日属台湾）……一百八十万……三十万

有利银行（英）……五百五十万……八十万

东方银行（英）……二百万

华比银行（比）……二百万

可见除一家之外，这些银行都是根柢厚实的。其中年高德劭而元气犹然不竭的老祖，是汇丰银行，自一八六五年起便在中国营业。

广州有一种动议，要设一家「劝业银行」。商人们急望全国整理币制，仿美国十进之法铸定值之币，只是要再往下多分一位，以就小额买卖与中国较低的物价。

南京议会中还有几位要人提议设一家华美银行，其章程是在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之前不久拟就的。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革命方酣之际，革命党人在上海做成了一件非凡之事。北京的保皇一方，无论用自家的大清银行、外国借款，还是山西票号那庞大的枝络，都撑不住自己的信用，满人一方的主将张勋连军饷都发不出。上海的共和党人由财政部长沈缦云与外交部长伍廷芳主持，在上海组起「中华银行」，资本五百万两。各商号立刻以高于票面之价收受其钞票，无疑是要给信心添一把力。「中华」是中国的中文名号，意谓「中央的光华」。

中国省际贸易最大的窒碍，莫过于没有一套全国的信用制度与商业票据。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从外国厂家得到的账期已经够长；毛病在于进口商不能迅速向他的买主收款，收到了又是银元、银块与实物交换，既无谓又笨重——而银元、银块与实物本只该用来轧抵差额。中国需要一套近代的币制，也同样需要一套近代的信用制度。

在市集上，若人家告诉你一件东西要一千文钱，你回一句「我付你五百个好钱」，这既合于礼数，也合于生意上的准确。你若有一千个假钱，尽可以拿假钱去付；但切莫土气到人家要一千文，你就付一千个好钱。

依美国之议，中国的新币将有银元、半元、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半分与一厘，一律由官厂铸造，并且唯有此种钱币方许用于完税、电报、铁路、电话、海关、厘金、印花及其他各费。渐渐地，旧日那套用成色低劣的省币、用纹银兑换、用私家钞票等等的法子，便会消歇。像大清银行那样的中央银行，得四国外债之助，由政府认四成、私人认六成，资本约六百万元，办理这新制度可以有个好的开端。虽用银币，政府却像日本那样，担保币值固定，值其面额之半的金；就是说，中央银行将持有准备，使一银元可以按五角金兑现或获保。银的成色须有定准，如菲律宾的比索或美国的元。日本进了朝鲜，就不认旧币。旧币立刻变成铜块，别无价值。为稳妥起见，日本人还要把那名义上值一厘的钱从当中的方孔处打断。一九一二年，「塞内加」号轮船把一千四百吨这样打断的朝鲜钱运到纽约，再转运新泽西的克罗姆去熔炼。中国不能这样刚硬，因为她没有那样的警力与军队；但她若能安然刚硬起来，则再没有比照抄日本这一榜样更能把币制廓清的了。墨西哥自行金本位以来，政府不得不把旧墨西哥银元照一金元收作法币，这就让手里握着这些银元的幸运人得了一倍之利。中国此种银元甚多；实则墨西哥银元多年来就是中国的币制之准，而勤俭的中国人正尽力从山西、广东及别处的银号里把那些未打戳的银元收拢起来，一批批偷运回墨西哥。墨西哥政府早料到这一着，已对从外洋运回的墨西哥银元课税。在里奥格兰德河一线，双方算是打了平手：墨西哥银元往南偷运，墨西哥的中国人往北偷渡！不过中国的墨西哥银元大半已在银号与番摊馆里打上了戳，那些勤俭的验银师一想到自己只顾一时方便，把戳子砸在阿兹忒克的鹰与特斯科科的蛇的脸上，如今白丢了一倍之利，便要叫苦。教训是：无论本国外国的钱，都不要去毁伤它。

要见币制之乱，试举一九一二年牛庄的情形为例。国税用库平两缴纳；省税用满洲银元。关税照例用海关两；地方落地税用小银角。国家邮局只收墨西哥银元。国家电报局只收满洲银元。国有铁路的账房收运费，非北洋银元或胶州（德国）银元不可。招商局轮船的管事收船钱，非墨西哥银元或牛庄两不可。在此经营铁路、租界、公用事业与旅馆的日本人，索费要日本银圆。在其铁路线上则要日本金圆。俄国人要他的纸卢布。美国人与英国人则分别要金鹰币与金镑。凡此各家，兑收别种钱时都要重重折扣以获利，于是他们与钱庄在这许多本位的纷杂里，很快就把一块钱刮得又薄又寒碜，把它戳记上的体面与光彩都刮没了！两是旧的币制单位，一中国两等于常衡一又三分之一盎司。海关两是海关所认的成色之准，定为一百；相比之下，天津两为一百零五，汉口与牛庄两为一百零八，上海两为一百一十一。新银运到旧日各省的官局，便照这些成色或提或掺。一九〇八年十月五日的上谕说，若银两的划一得以成功，或可望进而行金本位。这大约会略微抬高中国的工资与物价，而在别处略微压低。

国家海关——从前称「大清海关」——由北京节制，先后经英国的爵士赫德、裴式楷与安格联执掌，至今仍是中国财政的柱石，是外债的凭借，是可恨的赔款的支付者，是军队、恩俸以至几乎全副政府机器乃至「陋规」的供养者。在税制整理成功之前，海关税或可提高到现在的一倍，好让中国站得起来。这个衙门向来办得诚实，是已故汉学家赫德爵士的一座丰碑。凡有需要照料的旅人，身边若无传教士或佛门僧人，总能找到一位国家海关的学员，多半是英国人、美国人或德国人。

伦敦身为世界的银行家，是怎样冷落中国的，看一看寻常年份一九一〇年新资本的投放便可知。一九〇九年只给了中国三百五十万元，一九一〇年八百万元；而日本在已借去将近十万万之外，一九一〇年又得三千万元；墨西哥同数；阿根廷一万万一千二百万元；俄国二千万元；就连丹麦、希腊、土耳其与古巴这些小国，所得也各与沉睡着的、富厚而广大的中国相当。美国对中国的冷落，也是同样一种可叹的情形。贸易随借款而来，正如它随国旗与传教士而来；英国与阿根廷的贸易关系就是明证。

那家著名的华俄道胜银行——俄人借它从中国手里弄到了那条惹祸的中东铁路的让与权，而此事大半导致了日俄之战——已于一九一〇年十月并入一家新机构，名曰俄亚银行，其款项大半出自巴黎的北方银行与法国兴业银行。旧华俄道胜银行的资本为二千一百万卢布，其中三分之一是中国所认。新银行的资本是旧的一倍。

中国对外债存着戒心，促成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的新中国一派中，许多人连铁路借款也反对。有人指摘某笔美国借款，说它除正当的利息之外，还附加了数百万的酬金，用以收回先前一个美国财团的债券——而那个财团并不曾为这些债券在中国修过铁路；就是说，那是发起组织的纸，不是产业的纸。又有人指摘，说我们的借款把可恶的厘金制度的延续列为担保，而厘金正把各省的贸易、政治与运输弄得支离。南方的中国人自己修了不少短铁路，不借外债也办得有盈余，而主张「省权」的人正要推广这个法子。各省咨议局里的政治与经济教育，久而久之会教他们明白：至少干线铁路收归国有是明智的。中国境内，省与联邦之权的冲突，同别国一样。就外债一事，各省的报纸抱怨中央政府付酬金、担重息，是把国家卖了。各省自借铁路款的麻烦，将在于所提担保的驳杂：这一省定明厘金照旧，那一省却要抵制厘金。在英国承造的那条壮观的沪宁铁路沿线，厘金真是一场十足的祸害。各省在爱国之情初沸之时，最切的愿望就是不假外援、不由联邦干预，自建自营其铁路。

政治多故之际，中国人把大笔款项托付的，不只是天津、上海与香港的外国银行；金银细软与钱财也一概放心交给传教士看管——中国人看重传教士受托的信实，他们即便不懂那道理的本文，却懂那活的榜样！用中国的说法，传教士不单是「道」的一座塔，也是财的一座塔。说来可怪：当白人的诚实在本国因官府查办的若干丑闻而摇撼得像飓风里的木塔时，白人的诚实在中国却稳如磐石，任地方与国际的困厄、任政治、宗教与教育之变的台风都不能动它。看来这正是个好时候：把我们一些垄断家送到中国去，把我们一些传教士请回来整顿家里的事！

领有牌照的当铺叫当铺店与质店。「押」店则相当于我们的销赃店，贼人把赃物送到那里去。正经的当铺是一种胚胎里的信托公司。他们凭田地、庄稼、珠宝、租金、应收票据、什物、房屋放款。他们兑换银钱，也出售信用票据。奉天与北地的当铺凭庄稼放款，如豆、粟之类。担保是看得见的粮食，而非栈单，所以北方的当铺连着铺子还有院子与棚厂。南方广东省里那些高耸的方形当铺，比别省的都高，可见资本在勤快的广东商人中间周转得更活。美洲的中国人多半是广东人；就是说，他们即便不是省城的人，也是这一省的人。

山西票号至今仍用训练过的信鸽传递写着银价行情的密码信。这比邮寄快，比电报密。

至于中国重建之际所付的薪俸，下面一例或可见其大概。在一个四万万人的国度里，枢密顾问的薪水是每月九十元，而美国司法总长的薪水是每月一千五百元。

人常说中国人是绝对诚实的，但一有例外，便骇人如青天霹雳。上海橡皮股票投机的余波里，道台蔡乃煌于一九一一年八月卷款潜逃，欠了政府数百万元——那笔款子本是借给他去救济本地银号的。

他们会馆里挂着当作格言的谚语，有这样一些：

「莫待口渴才掘井。」

「莫待临阵才磨刀。」

「爬得越高，跌下来越深。」

「鱼和呆子一样，都看不见每个饵上的那根线。」

「鱼的大小，由你的饵定。」

「买奢侈之物的人，不久就要卖必需之物。」

「欠债的人，记性从来不如讨债的长。」

「铺子里的秤砣暗暗轻下去，良心便一日重似一日。」

「滚烫的羹与有期的借款，都得先想一想。」

「你若富了，就算住在沙漠里，穷亲戚也从不嫌路远。」

「你若有钱，连仇人都肯替你做牛马。」

「凡事总有个分寸：三伏天我是不借伞给人的。」

「有些人的一张脸，就抵得一张信用凭条。」

可见中国也有过一位富兰克林！

他们说月蚀的成语是「月亏」，而中国星家另有一句「复圆」，则表示亏空已有人承担，清偿之力已经恢复！但愿中国内外的国际财政星相家们，早早把这可喜的境地带来。那时，「中国的一个轮回」便与别的轮回一样好——不管丁尼生怎么说——而这将有益于各国，尤其有益于美国与英国。

第五章外国人在中国的营业方法

英国的国家商务院，一部分是听了海军上将贝思福勋爵书中的建言，已在外交与领事两系之外另派商务参赞，以专门人才、无拘之身在中国办事。与外交、领事两部不同，他们可以自由借助本国报纸有益的宣传，去纠正视听、造成兴味。加拿大也小规模地效法了英国。领事官因每日要与航运、公堂、本国人来访、移民与检疫打交道，是钉死在任所的。商务参赞的差使则更带巡行与专办的性质；就其职守的本性而言，要紧的是他的建议在中国与在本国都能迅速见诸施行。他有随时出手、把贸易招到本国旗下的地位。他未必就是日俄战争以前在中国盛行的那种可厌之人——猎取利权、劫掠弱国者。他的宗旨是使弱国强起来，因为他知道，唯有富足而知足的百姓才能与他的旗帜做大宗的买卖。他越是个学者、绅士与基督徒就越好，因为照美国改革家所坚持的说法，这样的人久而久之正是理想的商人与爱国者。他该是个统计家、经济学家，同时又是个理想家，如此才能在眼下纷乱的情形里定出一套方略来。他无论如何不是个史家，因为他不是跟在本国后面走。他是要领着本国走的；而且，他还必须对中国人的看法有足够的体谅。

自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及另外四口以来，欧美在中国的贸易就一直做得很大。学会这门语言的商人少得出奇。「自治」之理得到了承认，中国人被听任照自己的法子、用买办与司银的一套去经营贸易。外国行号按成数雇一名中国买办，另定一个保底之数，此人会说英语，并由中国人作保；买办再雇一名司银的账房，由中国人向买办作保。买办自付其华人伙计的工钱。外国人（西洋人）与中国主顾往来，只能经由买办；而买办无论如何不得越级去找伦敦、旧金山等处的外国行号总头。他只能同口岸的代理人或分号打交道，他的写字间就设在那分号的楼下一层，楼下的华人伙计与楼上的洋人伙计一样多。走进太平洋邮船公司、美国万国宝通银行、美孚石油公司、铁行轮船公司、太古洋行、怡和洋行、费伦洋行以及别的在华公司的写字间，初看会以为这家字号是中国人的。举目所见，无非天朝之人。这一套制度是两种主张凑合出来的。中国人可能想自己经营自己的贸易，那样买办便会自立门户，径向口岸的外国代理人买缝纫机、油、机器、烟草、棉花等等；或者他连外国代理人也不理，直接打发他的华人买手到旧金山、到伦敦去。再不然，外国人可以学会这门语言，辞去买办，试着径向中国的用户与中国的商人售货。

这是个世界贸易的问题，是经济上一场极猛烈的争斗——要把中间人、要把那只不做工的雄蜂去掉；所以它在中国至今仍是未了之案。买办与司银依然存在，虽然有不少外国跑街的，尤其是德国人与日本人，正一小批一小批地径卖给中国人。这些买办里有许多成了有名而干练的人物，汇丰银行所用者尤其如此。另一面，也有些买办把外国代理人与公司耍弄得像变戏法一般。就是说，本该劝外国代理人及时多运油、面粉等等赶上高价的市面，买办却串通他的中国同伙（还是该说同谋？）哄得代理人把栈房装满，而低价的市面忽然压下来。买办又变一副口气，说市价还要再跌，代理人便授权买办赶紧脱手。买办用假名把货卖给自己，于是油或面粉忽然又涨。代理人气得七窍生烟；可是这种事每出一回就换一个买办，那就得换得太勤，他的字号在中国人眼里便要失了声望。中国买办会放你的血，却不会明知故犯地把你放死。在贸易的一切鸟学家中，他是不信杀掉生金蛋的鹅那一套的。他只是偶尔拔鹅一把毛罢了！我听过一些说法，倘若属实，那就不单中国买办擅长障眼的戏法，外国代理人有时也「入伙」。在这奢华的远东的山头上，确有几处山间的邸宅与王侯般的排场，不是一个代理人薪水里省下的钱，也不是一笔意外的遗产所能买下的。在贸易与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买办、代理人以及旁的一切人来！

在中国营业而成绩不错、由外国人经理、股份多数在外人手里但也用中国资本的公司，计有下列这些注册的有限或股份公司：

汇丰银行（英德合办）

印中轮船公司（英）

福公司（英），山西、河南无烟煤

英法银团（云南矿务）

英法地产投资公司

香港置地公司

香港黄埔船坞公司

香港九龙码头货仓公司

青洲英坭公司（香港与澳门）

比利时芦汉股份公司，山西东南部之煤

天津地产投资公司

天津电灯煤气公司

天津自来水公司

省港澳轮船公司

香港棉纺公司

香港制绳公司

香港牛奶公司

开平矿务局（英），开平煤矿

那家庞大的太古公司（太古洋行）经营船坞、船厂、糖房、轮船航线等等；此外中华糖房、澳洲银行、东方与澳洲电缆公司等等，也大半为英国资本家所有，他们在远东维持自己的人手，办着一套很大的学徒制度或曰学堂。东方汇理银行自然大半是法国的，英法银团也是。俄亚银行是法俄合办。华泰信托公司是英中合办。壳牌运输（油与航运）大半是荷兰的。汉弗莱地产公司大半是英国的。橡胶公司数以十计，园地在马来一带，而股票则由上海、香港、天津的中国人与外国人踊跃买卖。香港与上海的几家大百货店都已注册，股票交易甚活，我指的是连卡佛、屈臣氏、中央百货、威克斯、莫尔特里、福利公司等等。

在各通商口岸设有写字间的最大的外国代理行、银行与行号如下：

美国钢铁产品输出公司（美）

美孚石油公司（美）

美国烟草公司

胜家缝纫机公司（美）

万国宝通银行（美）

横滨正金银行（日）

德华银行（德）

三井洋行（日），抚顺煤、机器、棉花等

三菱（长崎造船）

川崎船坞公司（大连造船）

美商茂生洋行

沙逊洋行（德）

瑞斯洋行（英）

美最时洋行（德），机器、航运等

瑞记洋行（德）

亨利电报器材厂（英）

新旗昌洋行（英美合办）

费伦·丹尼尔洋行（美）

慎昌洋行（德）

礼和洋行（德），熔炼、席垫、机器等

美国怀特工程公司（美）

潘查德·劳瑟公司（英），工程

皮尔逊公司（英），工程

青岛船坞公司（德），造船

罗斯·唐斯·汤姆森公司（英），油、机器

普里斯特曼兄弟公司（英），挖泥机、挖掘机

海防的印度支那水泥公司（法）

博勒兄弟公司（英），五金

禅臣洋行（德）

别发洋行、布鲁尔公司、《字林西报》（英），出版与售书

布伦纳兄弟公司（德），煤气灯

霍亨索伦公司（德），机车

柯尼希公司（德），桥梁

赖内克公司（德），机器、工具

赫斯特·纳尔逊公司（英），铁路器材

格拉斯哥车辆公司

梅洛斯公司（英），车站屋顶

亨特公司（英），机器厂

利兹锻造公司（英），钢车

卡塞拉公司（英），工程仪器

唐吉公司（英），油机

约克郡铜厂、联合电气公司（英），电厂

威尔金森·海伍德公司（英），油漆

达吉翁公司（英），挖掘机

惠固公司（英），升降机

纳史密斯·威尔逊公司（英），机车

维克斯公司（英），铁路器材

霍索恩·莱斯利公司（英），矿山器材

工艺美术公司（英），装修

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

罗伊斯公司（英），起重机

赫林·霍尔·马文公司（美），保险箱

纽约的互助人寿保险公司于一九〇三年在香港设过分号，一九〇四年便关掉了；眼下保险公司大抵还是愿意经由各大代理行去办事。

外国行号在中国的历书上登广告，这类历书在全国流通之数极大。上海北京路十八号美华书馆精印的《哈洛克杂录》就是一例。人若不能亲自到场，香港与上海各报的中文版是极好的媒介。中国旅客在开车前几个钟头就到了车站，所以外国行号发现在车站上用中文张贴自己的图画与广告是有益的。有些中国人即便不识字，也会看熟那「戳记」或图画；因此戳记在中国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要紧，理应到外国领事与中国道台处注册。伦敦的亚细亚火油公司（荷英合办）用三只方形油箱、顶上一盏铁皮灯冒着火焰作图。美孚石油公司用一盏手提灯和几支洋烛。司各脱乳剂公司画那个人们熟识的、背着大鳕鱼的人。青洲英坭公司画澳门内港那座出名的山岛，山脚下立着水泥厂的烟囱。伊利诺伊州莫林的巴纳德·利斯公司用他们的筛谷机作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穆桑公司用一枝玫瑰与一对中国男女。新家庭缝纫机用一架机器和一只灵缇犬。胜利留声机画那只人所共知的猎狐㹴在听「主人的声音」。许多行号还引一句机警的中国格言来招人注目。胜家缝纫机公司一定要中国人记熟机臂上的英文字母而不是中国字，他们大获其效。惠勒·威尔逊缝纫机公司画加百列吹号，或曰维新之神在叫中国醒来！巴黎的浪琴表公司用瓶中一枝中国百合与一只生翅的沙漏。中国人正在大批地买计时之器，这些商标极关紧要。香港的公堂上已有好几起为钟表商标而起的讼案。维也纳的陶西格肥皂公司用一只人头之鸟，这很投爱说笑的中国人之所好——他们的妖魅本是数不清的。

美国那些「速成」的函授广告学堂，教学生要不断更换广告。这在中国行不通。没有什么比一个人所共知、几十年一成不变的「戳记」更合算的了。中国人在棉布、面袋以及别的一切上头，除了自己中意的那幅图画或「戳记」，别的一概不要。「一回是主顾，永远是主顾」，这句话在中国比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更真；可是要得着那必不可少的「一回」，在中国也比任何地方都更难，因为他多半早已同一个先于你的「戳记」连上了。英国曼彻斯特的哈里森织机公司只印出机器的图样，竞争者也可以照样印，中国人就分不清了。纽伦堡的铅笔厂施德楼画月中人与一只公鸡。新泽西州伯灵顿图书馆街的伯奇只印出他的人力车的图样，那是要同日本车争市面的。英国的威士忌行号日夜不停，要给中国一种西洋之物去顶替禁绝了的鸦片。他们想用不同形状的瓶子来分别自家的货，如今有些双瓶吹得几乎就是威士忌头一个字母的形状。施塔尔登的伯尔尼阿尔卑斯炼乳公司取了一只母泰迪熊，硬给一只小熊灌奶。韦威的雀巢牛奶公司画那头「跳过月亮的母牛」。宝瓶汽水公司画一个中国童子端着一盘汽水。百代的法国影片画那只啼叫的公鸡。美国钢铁产品输出公司用一只蹲伏的老虎。斯威夫特火腿用菱形里一个字母。克拉克的马尼拉咖啡用一座咖啡豆堆成的火山，仿的是菲律宾的马荣火山。直隶省唐山的启新洋灰公司有一匹小马，它口中的火气把太阳都点着了。这正是那种诡谲的神话式「戳记」，富于诗心的中国人既熟悉又喜欢。

中国人是个想象力几乎不亚于希腊人的民族。大冶的湖北水泥厂用一座十七层的宝塔，意思大约是说货色极好，因为宝塔最高也不过十三层。印度支那水泥公司用满人那条人所共知的龙，龙把三枚奖牌抛在空中。英美烟草公司的广告是一个印度舞女分开门帘，这个「戳记」的穆罕默德式的艳丽，比端庄的中国所愿领受的稍过了些。维卢文护面油漆取了一只蹲伏的斗牛犬。菲律宾的伊苏安汽水用一只手斟着瓶子往杯里注水。东洋汽船会社用蓝旗上白扇中的一个红圆。旗帜正成为时行的戳记。盾形徽记英国人与西班牙人也用，只是对中国人来说未免繁复难解。眼下竞争还不多，多数外国行号出于开导中国人的心思，不过是用自家机器与出品的照片；可是一旦中国佬约翰要在两台发电机、两台煤气机、两台水泵之间挑选，每一家就非得用一个「戳记」或商标不可——正如油、面粉、火腿、水泥袋、整匹棉布等等如今都非打上戳记，才守得住加拿大与英国那句流行口号「已得之物，必守之」的地位。

中国的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香港等处，可见几乎各行各业都立了公司。医生与牙医也结公司，用契约招进后辈。股票的行情表上，除别的以外，下列各业买卖甚活：铁路、轮船、橡胶、银行；水险、寿险与火险；油、炼厂、糖、矿务、工程与承包、造船、造车；船坞、码头与栈房；地产、旅馆、俱乐部、房屋、纱厂与棉园、水泥、动力、电灯、自来水、电车、女帽、电话、电报、电缆、成衣、牛奶场、屠宰场、汽水、酒厂、面粉厂、铁厂、煤气、电气、药房、报馆、书店、水利、体育会、跑马场、进出口行、珠宝、缫丝厂、茶园、席厂与席园、家具厂等等。人想发财而不耐烦靠积蓄慢慢攒起来，这一股狂热，我不知道还有哪里比上海、香港与新加坡更显著。上海的外滩，投机之热不下于华尔街。

英属香港同中国一样，认一切土地皆为官地或国有之地，因此只批租约，而不像美国那样给永业之契。英国政府在香港大做土地的事业，削平了许多台地，填了山中许多谷地，又在香港的西角、东角与这多山之埠对岸的油麻地、九龙、红磡一带向海要地甚广。这些值钱的地段随后以租约标卖，所得租金约当布鲁克林、泽西城或伦敦外围地区的两倍。上海、天津、福州、厦门、汉口、牛庄、哈尔滨等处的外国租界市政机关，也照同样的法子备地长租。这些日后都会成为中国新的共和政府棘手的问题。当外国人在日本放弃治外法权之后，日本人便再不许他置地，除非入了日本籍。凡有外国租界的通商口岸，都成立了许多地产公司，把长期租地转租出去。我不信共和的中国在许多年内还想收回这些租地；即便想，她也会出钱买。外国的海军是会照看这件事的。

第六章中国的铁路

弥尔顿在《失乐园》第三卷里，曾这样谐谑地说到中国的交通：

「在塞里坎那

那片荒瘠的平原上，中国人

凭帆与风驱使他们轻巧的藤车，」

然而这件事如今已有了足以让人正经讨论的发展。

一九一二年，中国通车的铁路约有五千五百英里。新的干线，天津至南京（浦口）一段由德国与英国的承造商筑成，南京至上海一段由英国的承造商筑成，因此现在可以从上海上车，一路坐到法国的加来。支线把德国的胶州租借地与芝罘同这条天津干线连了起来，于是德国人可以从他的直辖属地一车直达柏林。不久，粤汉一段筑成之后，香港的辅政司便可以从面对着山上那座奇妙植物园的总督府动身，坐轿下到天星码头，横过一英里宽的海港，再登上他的车厢，一路飞驰到伦敦的唐宁街，去听殖民地大臣的吩咐——中间只须摆渡一次，即加来到多佛那一渡。可通的不只是北道，南边的铁路也快要通了。等波斯那一段平易的路修成，等从云南府经蒙丁山口的那条短铁路接上曼德勒，印度支那的殖民长官便可以从河内那座宫殿般的官邸动身，在棕榈夹道的大街上的北圻铁路车站登车，取道海德拉巴、德黑兰、君士坦丁堡与多瑙河铁门，直达巴黎奥赛码头的部院，一路上不见一滴咸水。同样，新加坡的总督不久也能在总督府对面登车往加来与伦敦，横穿人烟稠密的诸洲，路经伊甸园的旧址，前去唐宁街同他的上司商议。他还可以（自英法协约以来）顺路捎上他那位走南闯北的朋友——西贡总督府的总督，再把他放在巴黎北站，自己往塞纳河左岸的各部去。

由中英公司与中国人自己合筑的沪杭甬铁路不久即可完工。京张铁路（去明陵的那条路）由中国首屈一指的工程师詹天佑（一八八三年毕业于耶鲁）筑得极好；这条路将来会借俄法之助横穿戈壁，直抵恰克图与伊尔库次克，把两千英里的满洲铁路撇在一旁，从上海到欧洲便可省下这一段路程。开封至西安的铁路不久也可告成。有计划要在海州开一新埠——黄河从前就在那里入黄海——并把铁路修到开封、西安、甘肃的兰州，再往前通到有史迹的塔里木河谷与喀什噶尔，把突厥斯坦一带打开。还有人提议在日本海唐维尔湾金门江畔不冻的浑山另开一埠；中国在朝鲜北部与西伯利亚海参崴一区之间，有一条狭长的地颈。从浑山可以修一条路到吉林，二百英里，沿途林莽深密，地势艰难。从吉林起，中国有自己的独立路线，行走在俄国与日本两家的路线之间。浑山将是一个极好的口岸，可以从那里去商战满洲北部那两个富庶的省份。美国计划中从秦皇岛到齐齐哈尔与瑷珲的那条路，虽有俄日从中作梗，大约只是搁置，未必真死。

从汉口北至奉天的各路获利甚厚，一九一一年革命之际还接济过朝廷的度支。这些路既不受筑造之难的阻碍，也不受厘金之类通行障碍的阻碍——厘金正是南方自由贸易与运输的一场祸殃。汉阳铁厂供给钢轨，价只及美国的三分之一，即每吨九元对二十八元；所以中国可以在美国筑一英里的工夫里筑四英里，又因资本成本低而相应地减低运价。车辆可以在南方的香港、中部的汉口与北方的唐山造。机车与货车将从美国、德国与英国进口。香港到宁波那条必不可少的沿海铁路，只在厦门附近筑了一段。香港到云南府、香港到重庆、云南到重庆的几条路，已略有进展，美国工程师做过勘测。沿古代大北路驿道从成都到西安的铁路尚未动工。还有一条路要从成都往西直抵入藏门户打箭炉。也该提一提俄国正在修的那条从凯达洛沃沿黑龙江北岸到海兰泡与伯力的铁路，为的是要有一条全在俄境之内、通到海参崴的铁路。这条路正在兴筑，虽然日俄之战的债务几乎把俄国的筑路事业毁尽，也把俄国朝印度方向的商业（以及别的？）攻势推迟了。若没有那笔债，俄国今日或许正要谋取通往北京、汉口、赫拉特与君士坦丁堡的铁路入口了——吉卜林与吉尔伯特·帕克爵士那样的英国帝国派，有许多人正是怕这个。

在中国西部各大省的贸易上，香港到底把上海压了下去。货物在香港转船运往海防，再由法国的新铁路向西北运五百英里，以云南为散货之地。香港另有西江、郁江、洪水河、埃塔河与北江诸水作为通往西部的血脉。长江三峡二百英里的险滩若不另筑铁路绕行，上海就只能把她从前掌握、而自法国铁路筑成以来日渐失去的那大宗西部贸易，越丢越多。法国人于一九一〇年修成了这条从海防到云南、长五百英里的了不起的铁路，因而压倒了英国人——英国人因读了柯乐洪的书，本是从缅甸三处向云南逼近的。这场对云南的铁路之争，是两个吉卜林式帝国头脑的交锋：柯乐洪与杜美。柯乐洪是英国的总督兼作家，自一八八一年起便鼓吹修筑英国的铁路，一八九八年又出一书以申前说。一八九七年，那位当过印刷工的著名的保罗·杜美到法属中国来做总督。一八九八年他动工修云南的铁路。这条线虽是窄轨，即便用着廉价的东方工人，每英里也费了五万元。在北圻近海一带是平坦的稻田之国，只需架栈桥、筑路堤。从兴化（红河）到老街，要跨过那片溪流、沼泽、峡谷与山口交错的荒野，架桥不下一百八十座（这在法国的钢构行号是一笔好买卖）。这条线从海面一直升到五千英尺高的山口。云南的锡与别的出产，从前由驮马与人肩运到南宁，再走郁江与西江到香港，如今大半改道海防；法国人从这个口岸另开支线轮船通香港与西贡，接上那条受着重额津贴、开往马赛的法国邮船公司大线。法国人非有津贴不可，因为他们的银行家所掌握的外国贸易，不如英美之厚。

广九铁路长一百零六英里，业已筑成；等广州出去的几条铁路再向外展筑，香港作为华南、华西与华中的总汇之埠，便可由此获得新的生机。香港的铁路自狭港对岸的九龙起，经十九英里的英国属地，其余在中国境内。英国这一段因要穿山打许多隧道，所费几乎抵得上中国那一整段。省港轮船公司那几艘为世界游客所熟知的好轮船，还有许多中国轮船与帆船，都在争这趟生意；但生意够各家分，不够的时候也会大家分账。香港政府经由汇丰银行，把中国一段的款子借给了广东省政府。（这是若干并未借给北京中央政府的借款之一例，代表着省办的一派，与那促成革命的干线国有之计相对。）这条路经过的地方，因水道之故，要架许多栈桥与桥梁。中国那长长的一段，除一处之外，比世上任何标准轨铁路都省——每英里三万五千元；美国最接近此数的，是多年前每英里四万元筑成的大北方铁路的几段。货车与客车几乎全在香港造。中国筑得最好的铁路是沪宁路。在平易之地，每英里费了五万五千元。它是英国承造商照那套讲究而经久的英国办法筑的，其格言是「一针及时，省得九针」。中国人在雇用外国承造商一事上被惯坏了，起因是沪杭铁路一段的经历。江苏与浙江两省政府雇本国的承造商与工程师（都在美国受过训练），以每英里二万五千元筑成一百二十五英里合用的路，而英国人往北接筑的一段是每英里五万五千元。中国人对这一省便，说个不停，虽然他们也承认英国那条路更好，值每英里三万五千元，却不值五万五千元。他们另有一层不满，是说外国财团在采办上要抽百分之五的佣金。在浦口（南京对岸）到天津的铁路上，外国财团没有拿到采办的佣金，于是「浦口办法」很得人心。说到全由中国人自筑、艰难的京张铁路一百四十英里每英里只费三万五千元这件事，《中国学生月报》说：「筑路之际，须时时以节省为念——节省不可与苟简相混。凡在中国所筑之路，皆须由我国人民出钱，而我国人民是穷的。铁路不是可以花掉百万去办的会馆。赎还债券之事，一刻也不可忘。在京张路上，并没有乱花钱的诱惑，因为不需要用百分之五的佣金去肥外国公司的柜。那里没有洋式住宅、水泥网球场、制冰机、宫殿似的游船与王侯般的薪水；没有靠此发财的通事（即买办）；没有陋规。也没有外国领事干预所生的不快，更没有把区区小事一径报到北京公使那里去的事。」

西伯利亚铁路在平坦之地每英里费十五万元，而其中十万元是花在裙带、陋规、官僚习气、贿款与甘美的罗德勒香槟上的。

革命与铁路国有之争，自然也耽误了那条从宜昌到长江边万县的峡江大铁路——这条路一通，便可越过峡中几乎不能行舟的险滩，那些险滩向来把人烟稠密的四川同湖北隔开。写这些难行的险滩与雄奇景色的书，多得难以数计。最著名的是长江通商的先驱立德乐所著；此外丁格尔、盖洛、肯普夫人、伯德先生、布莱基斯顿先生、哈特先生与毕晓普夫人也都有有趣的著作。这条路绝无可能沿着峡壁与江并行。它要往内地折进去，穿过若干长达六千英尺的大隧道。这条峡江铁路是全世界最必需的一条；在中国本该最先动工。然而等它通了车，世上最好的景色便要从惊叹的人眼前关闭，因为那些有名的峡江船夫与纤夫将弃了他们的行当——而事实上他们中间许多人已死在近来革命的战事里，四川与湖北两省正是最先招兵的。从万县起，铁路将横穿内地通到成都，又溯长江通到重庆，如此便把广大的西部同印度、法属中国以及人烟稠密的东部与北部各省连接起来。

黑木大将从安东到奉天的军用铁路如今已改成标准轨，鸭绿江上（此江以那场大海战著名）又架桥通到义州。现在可以从东京乘卧车到下关，摆渡过海峡，在釜山另上一辆卧车，一路经奉天到宽城子，在那里接上通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俄国线。不过讲到快车，俄国人总能偏向那条全在俄境、通往海参崴的线，从海参崴可以搭船去函馆等处。从上海来的客人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乘船到大连，再由南满（日本）铁路北上；一是取道天津、牛庄等处（中国的铁路）。不过朝鲜—鸭绿江一路的景致是远为出色的。这条路上的桥梁大半是从美国运来的。

山东省内那条二百七十一英里的德国铁路，显出铁腕薄饷的效验：一九一〇年的营业支出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总收入为每英里八千元。在一个矿产未开的荒瘠之地，客运平均每英里只收七角一分，货运每吨英里九角。九成以上的客运是三等。混合列车平均一列载货一百五十吨、客六十人。运的以那有名的豆子、草辫、谷物与煤油为多，但到一九一二年，煤已渐渐成为一项日长的货源。山东的德国铁路开了植树的风气，宾夕法尼亚铁路也学了去。中国几乎所有的铁路都在仿行这种造林的法子。

天津东北八十英里的唐山，有华北国有铁路的近代工厂、工程学堂与市镇。中国第一台机车「火箭号」就是在这里由英国的机械、铁路与矿务工程师金达先生悄悄造成的——他为华北的铁路与矿山出力甚多。这学堂造就铁路工程师，教习中有美国人，如福斯特先生；别的讲师是英国人，如金达先生与波普先生。

现在唐山厂、汉阳厂、上海厂与九龙（香港）厂，以及大连，都能造铁路车辆。唐山厂能造机车，也已造过。

一九一〇年，邮传部在北京设了一所铁路学堂。六百名学生中有三百人不满二十五岁。教习有八名外国人、三十五名在外国受过训练的中国人。学制三年。所授以英文为主，兼授法文、德文与中文。不设军事操练，课程包括史学、经济学、铁路簿记与法律、工程、行车与厂站管理、物理、化学、绘图、算学、地理等等。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与满洲各城都已设了电车，榜样取自香港一九〇五年筑成的电车。近来的照片显示通商口岸的江岸与街道变化之奇：汽车、电车、人力车、独轮车、轿子与滑竿，都在那里争抢客人和他那枚灵活的钱。

在新开的路线上，车厢里必须用蓝玻璃而不用白玻璃，因为苦力看景色看得起劲，一忘形就把头从白玻璃里撞了出去——他们是不惯于白玻璃的。

旧日的交通之法并未全然消逝；即便消逝了，它留下的记忆也还要长久。北京的骡车也好，山西那种人坐在前后两骡之间的骡驮轿也好，都是不装弹簧的。它们絮了垫子，好让不是橡皮做的乘客稍得几分保护。这些车轿若不絮垫，就只有穿上美式橄榄球行头的人才受得住那番颠簸了。自外国人得了驻使之权以来，这许多年间，那些（在别的场合里）威仪俨然的公使们，在北京坐的正是这样的车轿。

第七章中国的航运与水路

现今供应中国各口岸的较大轮船公司，有下列这些：

美国

太平洋邮船公司——横渡太平洋。

美孚石油公司——横渡太平洋，兼走苏伊士一路。

大来轮船公司——横渡太平洋。

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横渡太平洋。

美亚轮船公司——经苏伊士往美国（行号是美国的，旗是英国的）。

巴伯轮船公司——经苏伊士往美国（行号是美国的，旗是英国的）。

旗昌洋行——往菲律宾。

英国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横渡太平洋。

铁行轮船公司——经苏伊士往欧洲，兼走沿海。

边行轮船公司——经苏伊士往欧洲。

夏尔轮船公司——经苏伊士往欧洲。

沙逊轮船公司——往印度。

怡和洋行——往印度、沿海及菲律宾。

太古洋行——澳洲、印度、沿海等处。

仁记洋行——澳洲与非洲。

蓝烟囱与白烟囱两轮船公司——欧洲、横渡太平洋、沿海。

英印轮船公司——印度、横渡太平洋等处。

日本

东洋汽船会社——横渡太平洋往北美与南美。

日本邮船会社——横渡太平洋、欧洲、沿海及内河。

大阪商船会社——横渡太平洋、沿海及内河。

日本汽船会社——沿海。

三井物产会社——沿海。

德国

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欧洲、沿海，大约还要横渡太平洋。

汉堡美洲轮船公司——欧洲、沿海，大约还要横渡太平洋。

汉萨轮船公司——欧洲。

奥地利

奥地利劳埃德公司——欧洲与沿海。

中国

轮船招商局——沿海，或许还要横渡太平洋。

英国与中国合办

开平矿务公司——沿海，计划横渡太平洋。

福公司——沿海，计划横渡太平洋。

法国

法国邮船公司——欧洲、印度支那及沿海。

俄国

俄国义勇舰队——欧洲与沿海。

中东铁路轮船——沿海。

西班牙

西班牙皇家邮船——经苏伊士往欧洲。

荷兰

壳牌运输贸易公司——沿海与欧洲。

巴拿马运河一开，大西洋上还有许多公司——如皇家邮船公司、国际海洋公司、德国各家等等——大约都要把航线渐次伸到中国来；而横渡太平洋的许多公司，尤其是日本各家与太平洋邮船公司，则要伸到美国东岸去，此外还不算那些可能新组的公司。英印轮船公司打算把加尔各答一线横越太平洋，直伸到纽约。美国的铁路本可以用极小的代价，只须在联运分帐上稍从宽大，就把太平洋与大西洋铺满美国的轮船公司，然而它们迟迟不动，指望着那笔其实并不需要的政府津贴。津贴之说，倘能保定这些轮船公司永远独立、不容有人以他人名义代持股份，或许还另是一副面目。目下太平洋与大西洋上所以用日本与英国的船，只因高级船员的薪水便宜而已；至于水手的工钱，譬如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邮船与日本邮船会社的邮船，其实一样。两家所雇多是中国人，中国人是又好又便宜的水手。美国的铁路掌握着西行的货，美国的银行家掌握着更重的东行的货，两下里合起来，尽可以使太平洋上的美国轮船公司获利；其实太平洋邮船公司如今已能自给。政府自然可以为邮件付一笔公道的运费，并照航速的快慢递增；但只要美国的铁路、美国的银行家、美国的货主与美国那些环游世界的客人肯帮美国船一把，我们不用津贴——除了给那些独立的小船东一点之外——也能让我们的星条旗铺满太平洋。

各大公司都在为中国的贸易造新船。同芝加哥、密尔沃基与圣保罗铁路联运赴美的大阪商船会社，已向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厂与日本各船厂订船。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轮船公司与太平洋邮船公司正在造时速二十海里的船。自不来梅开出的汉萨轮船公司，已向不来梅的威悉造船公司订船。俄国义勇舰队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厂订了新船。无线电报将普遍使用，第一座岸台已在香港装成。轮船招商局与中美轮船公司（两家都是中国的）打算随着规模的扩充开船赴美。我们或许还能看见中国的旗子按期出现在纽约。日本人要开一条进黑海的航线，同俄国义勇舰队争衡；他们已经把船开进的里雅斯特，同奥地利人争衡；在曼谷至上海一线上，他们早已把德国人压了下去。要看日本人在太平洋上宣示海权之志何等毫不畏缩，且引受着津贴的日本邮船会社（天皇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经理岩永氏署名的一件通告为证——那正是它同老牌的英国太古洋行竞争之际，而太古洋行在日俄战时对日本是很友善的。岩永氏说：「这些外国行号，非叫他们敬重日本的商旗不可。抑制苏伊士以东外国轮船的骄横，是日本邮船会社的本分。」

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其历史如下：一八七一年李鸿章以直隶总督驻天津时，听了幕中美国人与英国人的进言，创设了这家官督的轮船公司，一部分是为着漕运南方的贡米；因为大运河听凭各省大吏淤塞，河里积的是泥，他们袋里积的是金（还有罪）！商人与行会被劝、或被迫认了一部分股。一八七七年，公司以银二百万两买下旗昌轮船公司及其船坞。一八七八年，李鸿章把运往京师与各省钱局的云南铜，由大运河改交轮船公司承运。光绪一八九八年变法诏书所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及其各省分校，本拟以这家轮船公司的进项充一部分经费。共和派拿它的进项接济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因为帝制派拿的是铁路的进项。公司总办事处设在上海，另在牛庄、芝罘、天津、镇江、九江、汉口、宁波、福州、香港与广州设有分局。它的船在中国各埠一望可辨：一是黄烟囱，二是船身上那几个极大的汉字——照奥地利的样子，字不一定写在船头，而写在船腰。一八八四年中法交战之际，这家公司几条好船曾一度改挂美国旗，以免落到法国人手里。

将来在革新中的远东，一件大事是那条约五十英里长的马来半岛运河；它一开，自西贡往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处的航程可省一千五百英里。它不会把新加坡这个花费浩大、为英国扼守着赤道五海的驻防之埠撇下不用，因为新加坡到仰光的铁路将纵贯整个半岛。凡研究世界政治、财政、商业与人种的人，对远东这些可能的变局都该细细考量。便有十来个中国、十来个美国、十来个英国与十来个德国一同做上几百个世纪的工，世界也未必就回得到那经济上的伊甸园——在那里人人自由，各有足以养活自己与家小、安然度日的产业。这样说来，商业上的每一件事都是世界的事业，值得利他之士的热忱；我们常说「远东各埠之战」，所指的其实是角力者而非武士所显的那种快意的较力。

日本国内有一种主张日渐抬头，要剥夺外国船只在日本各港之间通商的权利，这与美国、加拿大现行的章程相似。日本的船自然是在英国各埠与中国各埠之间通商的。另有一个议论，是要对非日本所造的船课以重税，逼得日本船东非在日本造船不可；其中还附一条：日本船东若持有外国旗下轮船公司的股票，本人也要受罚。这些办法都同英国的利益大有冲突——英国在日本放着极大的款子；如今对日本这样友好的英国外交部，一定会听到本国商务院的话，正如它每日都听着领事各官以及贝思福、柯乐洪、吉尔伯特·帕克这一班著述家的话一样。

黄埔是欧洲人在中国通商的第一个口岸，中国将把它辟为可通远洋的条约口岸。它在广州下游约六英里。这个港自然要同香港竞争；但香港已经修了铁路通广州以自保，并且必定会用又快又省的装卸手段守住她的领袖地位。道台，还有那位在英属新加坡受教育并致富的张耀轩，都是广州有代表性的共和派人物，两人都关心黄埔开埠之事。据议将要浚深水道，并无偿拨地以建货栈、码头之类。

葡属澳门是欧洲人在中国通商的第二个口岸，距香港四十英里，如今也在疏浚她淤塞的港口，预备去争那预料中的大宗海外贸易。中国一心要在广州近旁经营本国的口岸，常常派兵舰驶入澳门水面。澳门一带（香山）的本地人不喜欢葡萄牙的野心，怨气很重。

浚浦局已把吴淞至上海一段的河道浚深，较大的远洋轮船如今能上驶到外滩。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大的船仍须停泊在吴淞沙洲外——满人多年前称这道沙洲为拒外人入侵的「天赐之障」。天津的浚河局也在疏浚大沽上行的河道。这两个局都由外国租界掌管，虽然中国方面也分担经费。所雇的是外国工程师。

中国计划中的其他远洋口岸，有直隶省的秦皇岛；日本海滨、临近海参崴的珲春；以及山东、江苏两省交界附近的海州。既然与中国干线铁路接轨已在眼前，英国大约也要经营威海卫这个口岸。

中国的大埠很少有照料外国海员的，唯独香港大规模地设了海员俱乐部与海员会所。这个办法该沿着那一长条黄色的海岸仿行开去，因为在中国，魔鬼的耳语最响，他的陷阱也最多。

大运河作为航运的一环，如今是「大」不起来了，缘故有三：一是淤塞；二是自杭州到北京一千英里的铁路与它并行；三是招商局与别家轮船自上海到天津的航线也与它并行。这项从前何等堂皇的工程，连同它那些秀美的桥梁、宝塔、堤岸、水闸、渡槽与如画的帆船，就运输这一面而言，已经走进历史。它有几段或许会留作渡槽，用于治水，以纾解淮河与长江流域各泛滥之区的水势，或用作大规模制造业的水力，然而这是工程师而非经济学家该决定的事。最早把这项名工介绍给西方世界的是马可·波罗。自杭州——那座以江潮著名的城、宋朝的都城——到镇江长江边的南段，约开凿于西元六一〇年。从治水上看最古老也最要紧的一段，自镇江至淮河，长一百三十英里，约筑于西元前四八五年。世人把这个梦想的创始者、这条沟渠的开凿者、中国的雷赛布之名归于忽必烈；事实是他于西元一二八九年筑成了自淮河到北京约六百五十英里的北段，为的是把南方各省的贡米与铜运到北京。有意于这条运河在它如画的末日光景的人，该读一读曾任香港总督的德庇时爵士的著作——他在中国的阅历涵盖了一八二〇至一八四六年那些多事之年。美国的威尔逊将军也写过一部书，记他勘察运河若干段落的经过。

在黄河的若干段与四川的嘉陵江上，人们扎起木船载货下市，船到重庆便拆散卖了木料。回程的货若不能拉纤过滩，便由陆路搬运。黄河虽长二千五百英里，可通舟的只有自河口到济南城的一百五十英里，此外便是蒙古与河南境内几段零碎的水程。它所挟的黄土泥沙，以及它所流经的疏松黄土河床，使它只成了一条春夏之交咆哮难制的泄水沟，是中国水与旱的忧患。它那几次著名的改道——一八五四年由江苏改趋山东，两处入海之口相距三百英里；在戈壁沙漠里两岸的迁移相距一百英里——都是人人皆知的。

内河与沿海的帆船、舢板，帆多是方的或长方的；宜昌却有一种奇特的五板船，用的是亚丁与尼罗河上阿拉伯大帆船那样高耸的尖帆，为的是把长江险峡上空的高风引下来。阿拉伯人在中国的舟楫、工艺与血统上留下影响，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

中国内河的航运正在大长。长江上各国的旗子都见得到，赣江与湘江的下游也有好几国的旗子。英国、中国以及若干法国的旗子，沿西江、郁江上行至南宁。不冻的时节，辽河到牛庄一路的中国航运颇为繁忙。此外还有几十条河将要疏浚，好为轮船公司与铁路输送货源。

中国人称船长有一个有趣的说法。「老大」照字面讲就是「年长的那位」，因为从前长江滩船的船长，一船之中往往数他年纪最大。广州客家舢板的船长常常是妇人，可她也照样被人诙谐地唤作「老大」！中国样样发明都占先，连女权也在内！

在西部中国将来的大开发上，该刻上碑石的只有一个名字：先驱的商人兼著述家立德乐。他经二十年之力，揭开了长江三峡的帷幕，于一八九八年驾第一艘轮船上行，开了宜昌与重庆两埠。这一来，他离英属缅甸与柯乐洪所鼓吹的那一套已在招手可及之处，又用商业这枚楔子把中国劈成两半——纵有满清北京总理衙门的百般阻挠。立德乐先生写西部中国的书有三部：《过长江三峡》《四川峨眉山纪行》与《横过云南》；此外他还写过一部极重要的地质著作，凭此他在探矿家与探险家中位列甚高。

第八章美国在中国

在香港，快活谷道分岔的地方——一条通皇家高尔夫球会，一条通回教、巴斯与欧人的坟场以及黄泥涌谷——一八六九年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曾在那里驻足；那地方立着一座碑，对美国人与英国人都有一种特别的意味，说不定还是他们将来携手开发中国的预言。这座碑自道其事，讲的是当年孤寂的岁月里，远东海上同赴危难的袍泽：

美国蒸汽巡航舰「波瓦坦号」

与

英皇陛下蒸汽炮舰「响尾蛇号」

全体官兵敬立

以纪念一八五五年八月四日

在九龙洋面联合攻击海盗帆船队时

阵亡的同袍

阵亡者：

波瓦坦号

水手　约翰·佩珀

见习水兵　詹姆斯·霍尔西

见习水兵　艾萨克·科

陆战队兵　马拉德

陆战队兵　亚当森

美国的第一个条约订于一八四四年，其时顾盛与丹尼尔·韦伯斯特之子弗莱彻到了香港、广州、澳门等处；但美国的通商还要更早：一七八四年华盛顿诞辰那一天，「中国皇后号」自纽约启碇，格林做船长，山茂召做押运员。「联盟号」一七八八年自费城开出，船上连海图也没有。「马萨诸塞号」一七八九年自波士顿开出，装着二十门六磅炮，货物里倒有一半是华南人用不着的皮货！费城旧日经营中国贸易的商人，出于阿彻、吉拉德与鲁伦几个家族。定期派邮船赴广州的波士顿商人，出于福布斯、珀金斯、卡博特、斯特吉斯、罗素、顾盛与柯立芝几个家族。美国最早的几位领事住在秀丽的澳门。「中国皇后号」的押运员山茂召少校一七八六年任领事，塞缪尔·斯诺一七九四年任领事，爱德华·卡林顿一八〇四年任领事。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正当「亚罗号」之战的前夕，美舰「朴次茅斯号」的阿姆斯特朗舰长攻击了广州（虎门）炮台。除一九〇〇年在北京那一次之外，这是美国唯一一次向中国动武。当全欧洲都迟疑着不肯亲近北方各州的时候，中国于一八六三年向各省督抚下了这样一道谕旨：「著加意严密查察。如南军轮船『阿拉巴马』号，或别项兵船，图谋损害美国财产，驶近尔等所辖之中国海面，即应阻止此等船只驶入我口岸。」

美国驻华的代表，起初是通商专使，其后是外交官；如今的趋势，至少在英国人与德国人那里，是专使与外交官两者并设。美国的历任官员如下：

顾盛，专使，一八四四年（第一个条约）。

义华业，专使，一八四六年（一八四七年卒于广州）。

德威士，专使，一八四七年。

马沙利，专使，一八五二年。

麦莲，专使，一八五三年。

伯驾医生，专使，一八五六年。

列卫廉，公使，一八五七年（第一任公使）。

华若翰，公使，一八五九年。

蒲安臣，公使，一八六一年（才气过人）。

镂斐迪，公使，一八七〇年。

安吉立，公使，一八八二年（后为密歇根大学校长）。

田贝，公使，一八八五年。

康格，公使，一九〇〇年。

柔克义，公使，一九〇五年。

嘉乐恒，公使，一九〇九年。

美国使馆最有名的一位参赞是卫三畏，《中国总论》等书的著者，《中国丛报》的主笔。他的儿子现在北京使馆供职。卫三畏先生那番出色的事业，非一部书不足以尽述：他做过教会与使馆的通译，在广州与澳门做过印工，又做过翻译、著述家、讲演者、参赞、字典编纂者、耶鲁的教授、汉学家、为教会与文教事业募款的人，还做过外交官。

丹尼尔·韦伯斯特与美国的对华关系颇有干系。他把这题目研究得很深。第一次订成条约的使命是他提议的；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总统向国会建议派遣使团的咨文，也是他写的。顾盛那份训令由韦伯斯特签署，其中对中国事情的了解很深。条约是在澳门关闸石门外望厦村的一座庙里签订的；凡到华南这处如画的居留地游历的众多客人，我都劝他们去凭吊一番。

一八六一年，美国人华尔组成了满清官军的核心，这支军队后来终于打败了太平军。另有一位美国人在李鸿章幕中做文案，名叫毕德格，先前在美国内战中当过兵。毕德格对李鸿章颇有影响，助他订立条约，把讲改革与讲经济的书读给他听，又出力鼓吹禁烟。一九〇〇年北京被围，毕德格先生因困顿而死。

海约翰与诺克斯取得各国同意美英两国「不分割中国」之义时，所重申的正是一八六八年那个著名条约里「公平相待」的条款——那是才气过人的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其时他正以中国专使的身份供职）向美国争来的，约中订明「中国领土之完整」，并声明放弃干涉中国主权土地的任何权利。

一九〇〇年，美国军队在天津查获大批白银，却把它交了出来，正如美国在一九〇八年退还庚子赔款一样；一九〇〇年美国军队在北京不与劫掠，一如既往地立下了利他与军人荣誉的高标准。孙中山与伍廷芳都说，中国人一提「美国」二字，心里想到的正是这个。

一九〇一年，康格夫人与美国使馆的其他女眷开始做一件事，把那道将满、汉妇女幽闭在深闺里的门闩打落了。

多年以前，中国的名流也曾对美国的领袖人物略作研究。一八六六年，做过厦门一带巡抚、又在总理衙门（北京的外务部）行走的徐继畬，收到国务卿西华德送来的一幅华盛顿画像，作了下面这篇文章：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这篇文章在一九一一年由共和派重新印行，在他们的宣传中影响极广。

美国输往中国（连香港在内）的货物，以棉花、机器、油、面粉与烟草为大宗，历年数目如下：一九〇八年三千四百万元；一九〇九年二千八百万元；一九一〇年二千三百万元（各国输入中国的总额为三亿零五百五十八万元）；一九一一年二千五百万元。

美国自中国输入的货物，按多寡为序，主要是丝、茶、皮张、羊毛、草辫、生铁、麝香、毛发、原棉、蛋白、猪鬃，历年数目如下：一九〇八年二千四百万元；一九〇九年三千一百万元；一九一〇年三千八百万元（中国输往各国的总额为二亿五千一百四十六万元）；一九一一年三千二百万元。

这不过是个开头，所谓「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

美国该在马尼拉存货，以攻取中国市场，因为在那里「时间是要紧中的要紧」。这话适用于铁器、五金、马口铁器、型钢、棉布、呢绒、纱线、鞋、机器、教育与军用器械、食品、器皿、管子，以及市政、工业与家庭发展所需的一切。广州人或上海人并不在乎跑一趟马尼拉去看货，不过他们更愿意在香港、上海、汉口、天津、奉天、成都与云南看见美国拿得出什么——只要美国不久肯利用这七个形势要紧的贸易中心。在此之前，先在马尼拉备足存货，总是个好开头。即便在一九一一年这样动荡的年头，美国自中国输入尚有三千二百万元，输出尚有二千五百万元。同不久之后的数目相比，这些还算小；美国自然首先要增加机器、药品、新式用品、器皿、织机制品与工具等类的输出。

美国的粮食公司与收割机公司，将来必定会直接或间接地在肥沃的满洲置地：美国要在那里寻植物油、小麦、肥料、喂乳牛的豆饼、木材与煤的来源，也要在那里寻机器与制造品的销路。那里有一片七百英里见方的处女地，正在招引农人。一九一〇年计划中的美中铁路，自辽东湾唯一的不冻港秦皇岛通到齐齐哈尔，再通到黑龙江边的瑷珲，本是一个极好的方案，也许终有一天会办成。

美国的西方电气公司装设了北京的电话系统。美国钞票公司为中国的中央银行设立了雕版部。新造币厂的冲压机器由美国公司供给。美国的桥梁与机车在中国到处可见。美国的缝纫机、油桶与卷烟纸在二十一省随处见得到，而美国的面粉袋空了以后，就用来补南方帆船的帆。美国的印刷机也来了一些，不过还不能与英国、德国的印刷机大力竞争。美国的旅馆与厨房器具本可以一争，无奈通商口岸那些宫殿般的旅馆至今仍操在英、德股东手里。美国的矿山、煤气、电气、起重机、锯木厂、水泥、面粉厂与抽水机器正在进来，只是外国承造商与银行家从中作梗的地方不算。英国的船厂机器仍居首位。美国防锈的钢铁涂料同英、德的油漆竞争，颇能自守，在长江流域尤其如此。美国的透平机略占上风；但美国的管子、发电机、固定式引擎、绞车、暖气设备、挖泥机、冷凝器、电缆、电扇、漂白与纺织机器、制冷机器、木工机器、水表、牵引设备、灯具等等，仍落在英、德货之后，英国的贸易额四倍于美国。美国的机器，做工大抵更精，适应性与效率也更高，前途极为广阔。制糖机器以日本为首，但美国会超过它。至于车轮、钢轨以及简单的翻砂与轧钢出品，中国是长久竞争不过的。铁锹、卸石机、煤与矿石的提升机，美国会领先，正如它在机车上领先一样。在规模浩大的电报建设上，英国领先。水管锅炉，美国领先。车钩、屋面材料、汽锤与钻机，美国大有机会。军需品，德国与日本领先。摩托艇，美国会领先；不过若不计工期，中国船厂造的小汽轮是无从竞争的——这类汽轮如今大量用来拖带货船。汽车，美国领先。家用五金，美国与英国领先。润滑油，美国要遇到荷兰人与俄国人的一些竞争；点灯油则美国领先。燃料油目下大约以荷兰人为首，壳牌公司在各口岸设有苏门答腊油的油池，其中一座在近来的革命里被一发炮弹戏剧性地打穿了。制动机，英美平分。电梯，美国会赢。钢筋，美国会领先。打字机，她久已独占。卫生五金、衡器、保险箱、橡胶货，美国大有机会。留声机，她已经赢了；游艺影片则法国居先。炼乳，瑞士领先；糖果，法国领先。至于大规模的港工、沟渠、自来水、市政改良、电力与电灯厂、各种机关、厂房建设等等，只要把银行部门附在营造与承包部门之下，美国便会赢。目下英、德领先，正如他们在南美领先一样，就因为银行部门是附在营造与外交部门之下的。运动用品、药品、书籍供应与学校家具，美国不久便会追上英国。首饰与花色货，法、日、英、德、美各分一份，其中大有一争的余地，而中国人自己在这场竞争里正是聪明的学徒。啤酒厂机器，日、德领先。罐头设备，美国尽可以夺取这个王国，从一片阳光与温热的新天地里，给世界添上餐桌的必需与美味。皮革、毡与内衣，美国本可领先。适于潮湿气候的特制钢琴，英国领先，但也不是弹不过她的。铅字，美国可以赢。这片场地不是战场，而是竞技场，最有本事的应当赢、也必定赢下这场比武！项目多得很，尽够人人各得荣誉与奖赏。那些一向抽重税的国家，在竞争之初要吃最大的亏，因为高关税或许是托拉斯之母，却极少是竞争效率上出奇人物之母。

美国与英国承认中华共和国，在菲律宾、印度与埃及自然会一时引起不平；但论民族的一致与担事的能力，这些受人看顾的民族是不能同中国人相比的。假使日后果然证明中国也像俄国与日本一样，还没有到能行共和或立宪自治的时候，那么那些可爱的夏之群岛上米沙鄢人、他加禄人、伊洛戈人与摩洛人这一团化不到一处的乱麻，以及回教徒、孟加拉人、科普特人、埃及农夫与苏丹人，就更谈不上了。利他主义是个头脑清醒的活物，两条腿走得稳稳的，决不会为了迁就一点感伤之情就昏了头，任凭哪里陷入无政府。西奥多·罗斯福在伦敦市政厅的演说里把这一层说得明白，那篇演说的结果，是基钦纳又被送回埃及去做完他的事业；今天，当某些过于心急的菲律宾人拿他们的组织、气质与体质同优越的中国人相比时，这番话依旧适用。美国同英国一样，能用握手的那只手打人。菲律宾与印度的文官制度和大批外国教员，就是握手。但愿菲律宾与印度照这个意思去领会。倘若由君主制的德国、日本或俄国来管，他们的境遇便大不相同了。我们要承认中国这场共和的尝试，因为我们相信中国民族一致、有教化、也有足够的耐性，可以平安地做这个尝试；但美国与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容许菲律宾、印度或埃及去做这个尝试。倘若这些地方要问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句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回答：「看看在我们替你们经理事务以前你们的历史，再看看我们的历史。」为承认日本的实力，美国已把第一道防线撤回到夏威夷的珍珠港。如今我们既已重新认识到英国与我们本是一体，认识到菲律宾把澳洲、印度与加拿大连在一起，认识到中国欢迎我们这一路的政体与我们的利他之心，那么，等我们有了船坞，就让我们把前进线推回菲律宾去吧；因为在保护中国这件事上，我们要同任何别的强国说一样多的话，而这个方针并不含有触犯显赫的日本之意。可是我们非在场不可，因为就俄国、日本以及别的一些国家而论，他们有一种攫地的胃口与倾向，那是不会让中国得着公平机会、把她身上那些伟大的可能发挥出来的——只要我们尊重她那极其庄严的历史。倘若那些抱怨被听了进去，美英竟然撤走，那就想想我们的后继者会施与何等样的自由：俄国的寡头之治，以及日本萨摩、长州的裙带之政。

日本照东方传统的做派，屡屡机敏地以一国牵制一国，好在迟缓而庞大的中国身上占些便宜。当年美日条约将比别国的条约早一年满期，日本便把别国的条约延长一年，好教她同各国的条约同时满期。然而这些条约里那条可厌的移民条款，主要还是会拿来对付美国；倘若有一股忽然得势的反对势力硬要坚持这个条约，我们就得在夏威夷、菲律宾与太平洋沿岸各州与日本的劳工问题长年争执不休——而这争执正合一层深意：美国在名义上既已理亏，便不好在别的更大的、日本正利用条约占便宜的事情上（如在满洲与朝鲜）向日本进逼。日本有些手腕高明的政治家，对我们这种态度非但不觉得受伤，其实还暗自受用。不过日本那班主战的沙文派，倒是很想借这个由头，在一九〇八年试一试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实力，图谋夺取满洲、福建省、菲律宾与夏威夷；这场试验之所以避免，多半是因为美国把她那支庞大的战列舰队戏剧性地开过太平洋这一记妙着，给日本的沙文主义者上了一课。今后日本该讲理些，诚心同意对「最惠国条款」作一个解释上的修正，使它在劳工移民一事上真正成为「最惠东方国」的意思。这就把日本同中国放在一样的地位上了。美国并不派劳工去日本；日本在日本与朝鲜的美国教授，一等那位东方的替角报称可以接手，便立刻被辞退；美国向日本买的东西远多于卖给日本的东西；正如雅各布·希夫先生在一九一〇年那篇著名的演说里所说，美国及时的贷款使日本能够把对俄之战打到胜利为止；美国对日本的友谊，使日本在朴次茅斯从俄国手里争得了比任何别的东道主所肯促成的更宽的条款；而尤其要紧的是，一八五四年正是那位善于应对的美国人佩里，把日本打开，引向近代。日本自诩的儒教与神道的礼义，本该教她在故友自己的家里维护故友的血脉，也该教她体谅美国工人在更大的艰难之下，为养家与教子所付出的更高的花费。日本劳工移入美国本土或夏威夷的，不该多于中国劳工。让日本的劳工到台湾与朝鲜去吧；那里的机会已经够宽，而且那里通行的是他们自己的政府、风俗与语言。

尤其因为美国借过钱给日本，满洲更应当有一个毫不含糊的「门户开放」。日本在那里已经经营着一条复线与一条单线的干线铁路，另有支线，又把成群的殖民者硬塞进老中国；这些人住在居留地里，日本在那里违约征税，实际上侵夺了中国的主权。这「门户开放」之策，该终止那种对外国商人形同劫掠的做法：凭着美国从未认可的铁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给日本货主回扣。运往日本商业殖民地的棉货与别的货物，不该在大连以「铁路材料」的名义免税进口！日本政府经由横滨正金银行，不该以二厘这种荒唐的低利，把大半来自美国的钱借给日本的进口商与运输业者——如果这事有碍美国的贸易的话。这是照东京与大连所理解的样子去解释「门户开放」，不是照东京与华盛顿白纸黑字写下的样子。慷慨的美国既然向日本买的远多于卖给日本的，日本就该减税，而不是加税。日本要把关税在有些货上加到六成，而我们这些堂皇正义的西方人，却只准那广大而好性子的中国抽百分之五的从价税。

我们太平洋沿岸的铁路掌握着东行的货运，不该招徕日本的轮船公司，却把美国的公司撇在一边，像一九〇九年在西雅图对波士顿轮船公司所做的那样。照眼下的情形，我们的铁路已同五家日本轮船公司订了合同；许多批评者说，这是要逼我们的政府发给航运津贴，而这津贴其实不必：货运已经够多，加上邮件的运费便足以维持，况且太平洋上的航线因水手全是中国人，本比大西洋上的便宜。满洲的日本商人已经上书日本政府，请国家补助在满洲的日本制造业者。

尽管日本与俄国在一九一〇年拒绝了美国的提议，海约翰国务卿一八九九年宣告的中国与满洲「永久门户开放」之策，其结果终究只有一条路可走：由一个复兴了的中国举一笔五国、或者更好是四国的国际借款，把俄、日两国在满洲所握的全部铁路接收过来，并把这三省里的日、俄军队与护路队清除干净；此后满洲便充当一个中国的缓冲之邦，隔开这两个实在无从调和的角逐者——照目前的情形，这两家每隔十年就要把全世界拖进一场兵戈骚扰里去。日、俄两国于一九一〇年阻挠美国自秦皇岛到瑷珲的铁路让与权（美国并无以军队占据之意），其实等于自认：既然于他们方便，他们便认为一八九九年俄国迫使中国订下的那个密约，效力高于日俄在朴次茅斯所订、宣示「门户开放」的条约。一八九九年，英国在俄国压力之下同意：英国不在北京以北插手，俄国不在长江流域插手（好像她插得上似的！）。也正是这一年，海约翰取得各国——包括俄国与英国——同意「不分割中国」与「门户开放」这两项永久之策，其后又经朴次茅斯条约确认；所以日、俄阻挠秦皇岛至瑷珲、秦皇岛至海拉尔或任何别的北方与满洲铁路，都是越权之举，而为着中国的利益、也为着美国贸易的发展，这类交涉尽可以重新提起。南满铁路的运量确已饱和到不能再多；它之不能供应广大的满洲与东蒙古，正如一条只限于佛罗里达境内的铁路不能供应北至费城的东部与中部各州一样。

这条秦皇岛至瑷珲的铁路倘若筑成，除了将开发那一片广大的牧场、农田、矿产与林木之区以外，还有几个要紧的地方会为世人所知。葫芦岛与秦皇岛是两个新埠，不冻的时日比牛庄长；美国要进取满洲那富庶的贸易，前哨该设在这里，而不是设在七百英里以外的上海。总有一天我们会开轮船横渡太平洋直到葫芦岛与秦皇岛，从此不必仰赖日本的大连港。嫩江边的齐齐哈尔是牲畜、木材、矿业与铁路的一大中心。黑龙江畔的瑷珲，是这条七百五十英里铁路计划中的北端终点。直到一九〇〇年，瑷珲还是满洲最大的城市，但在庚子之乱中，俄军为报复把它夷为平地。一八五八年五月，中俄那个划定满洲今日疆界的著名条约，就是在这里签的。瑷珲是皮货、木材、农产、面粉、黄金与各种矿业极重要的中心，又有黑龙江、松花江与石勒喀河诸大水把货物送到它的码头上来。

隔黑龙江对岸的西伯利亚土地上（我仿佛听见乔治·凯南又在追述他的旧闻），是海兰泡。这座城市在一九〇〇年演过旷世最残酷的屠杀之一，这件事该把我们至今只在远处打交道的那个俄国寡头军队与政府的心肠，彻底显给世界看。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的中国店主与金矿工人（他们与一千英里外的义和团毫不相干）被驱到江边，奇奇戈夫将军一声令下，俄军以刺刀把这些无辜的人逼入湍急的黑龙江，淹死者甚众。海兰泡是一座兴旺的近代城市，是西伯利亚富庶金业的中心，城里有不少活络的美国先遣代理商，他们巴不得美国的铁路从瑷珲架桥过来！城中点着电灯，有俱乐部、旅馆、图书馆、码头，河开时有内河轮船（！），还有戏院、学院、工厂、面粉厂与锯木厂、堂皇的教堂、精致的砖砌住宅、道路与马匹。

满洲除极富的矿藏之外，南部还出柞蚕丝——我们美国人叫它「山东绸」，因为它像山东的丝，而山东的丝是野蚕丝中最早为人所知的；此外还出棉花、玉石、玉米、大麦、豆类、极有价值的大豆、小麦、燕麦、极有价值的高粱（其粒可酿酒，其秆可造纸）、小米、罂粟、作蓝靛用的蓼、蓖麻、芝麻、人参、造纸用的云杉、上好的果木与花卉、盐、豆油、用绿豆做的著名粉丝、中国最好的烟叶、苘麻与真正的大麻、木炭、豌豆、精致的苇席、靛青等等。北满除上述许多种以外，还出吉林有名的黑猪；碱砖、牛只、皮革、熊皮与鹿皮；世上最好的皮货，数量极大，包括松鼠皮、虎皮与狗皮——狗皮多出自养狗场，主要销往美国市场；还有青砖、大马哈鱼、鲟鱼等等。这片土地将来是一座粮仓，要养活美国那以制造为业的亿万人口——他们纵然精耕细作，也终将把本国土地的天然出产力耗尽。

第九章中国本土的领袖人物

本书讲革命的那一章里，已经举出了许多新领袖的名字。此外声名日显的，还有下列诸人。他们大多在国外任过职，或曾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受教育。一九一二年三月，明朝皇室的一位后裔在北京出面，使局面越发复杂。他力图收拢袁世凯手下那些哗变的北方军队——那些兵看来对什么主义、什么人都不忠。此人就是所谓的「侯爵」朱诚玉。一个明室的自命继统者，按理该到明朝旧都南京去号召，可是南京此时已一心归向共和了。

唐绍仪，袁世凯的副手，在美国受教育，多次奉使赴美；是个出众的人物，在将来的中国值得特别注意；上海议和会议上袁世凯的代表。

严修与杨士琦，上海议和会议上唐绍仪的助手；一九一一年任北京度支部与邮传部之职。

宋汉章，上海共和派「中华」银行的经理，兼轮船招商局总办。

施肇基，人称「艾尔弗雷德·施」，在美国受教育；曾在美国使馆任职；极得人望，也极有才干。

张之彦，上海共和政府商务部。

汤文彩，湖北咨议局议员；上海商务部；长沙大学堂堂长。

孙浩基，山东咨议局议员。

张謇，江苏咨议局议员；上海商务部；伟大而进取。

王人文，四川咨议局议员。

王劭廉，北洋大学堂总办；在理科中定英文为正式教学语言。

李经羲，云南咨议局议员；任总督时创办新式军队、警察与实业学堂。

吴祥臣，满洲咨议局议员。

吴云廉，满洲咨议局议员。

王宠惠，在上海议和会议上代表共和派。

蔡竹亭，在上海议和会议上代表共和派。

程德全，江苏咨议局议员；曾任巡抚。

李平书，上海市长；江苏咨议局民政长。

沈缦云，财政部；江苏咨议局议员。

王一亭，商务部；江苏咨议局议员。

李家驹，一九一一年北京第一届国会议长。

汤化龙，湖北咨议局议长；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陈锦涛，在香港与耶鲁受教育；一九一〇年大清银行首任总办；中国最能干的财政家之一。

詹天佑（俗称「詹米」），耶鲁出身；京张铁路的筑造者；中国第一流的工程师。

邝孙谋，广州与北方各铁路的能干筑造者。

伍连德医生，剑桥大学出身；一九一〇年满洲鼠疫中的英雄；中国最能干的新派医生之一。

陈道才，广州总商会会长。

卢鸿昌，汉口总商会会长。

程璧光提督，曾率巡洋舰「海圻」号访纽约；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归附共和派。

王正廷，一九〇九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陈耀寰提督，曾随「海圻」号访纽约；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归附共和。

蓝天蔚将军，一九一一年满洲的共和派将领；一九一二年访西点军校。

吴宗濂，一九一二年中国驻罗马公使，进取之士。

萨福均，在美国受教育；市政之学的权威；萨提督之子。

熊希龄，度支部。

周自齐，度支部。

张作霖将军，满洲人物，一九一二年败蒙古之众。

至于那些走向失败的旧日领袖，则有下列诸人；在这番改组之中被起用的许多人里，下列有些会被看出是称职的，而那些失意者中有些，说不定日后会时时领着不满之众。

张鸣岐，朝廷的两广总督；一九一一年逃往香港。

赵尔巽，奉天总督，强干而叵测。

王荫杰将军，一九一一年汉口帝制一方第四协的统领。

岑春煊将军，总督，帝制一方严厉的领袖；开明。

魏光焘，做过湖北、广东等处的总督；新派。

庆亲王，满人中年高望重的元老；久任军机领班；新派。

那桐，旧日满清军机处的副领班；新派。

徐世昌，满清军机处中进取的汉人；后转为共和派的总司令。

赵秉钧，进取的北京警务大臣兼民政部大臣。

世铎，进取的蒙古亲王；一九一一年北京资政院副总裁。

萨镇冰提督，归附共和派的朝廷提督；一九〇八年在厦门款待过美国舰队。

瑞澂提督，朝廷的提督。

刘玉麟，一九一一年驻英公使；进取之士。

恭亲王，一九一一年北京能干的蒙古一系领袖。

梁敦彦，在美国受教育；一九一一年北京外务部尚书；武昌名臣张之洞的门生。

胡惟德，一九一一年进取的外务部侍郎；曾任驻俄公使等职。

梁如浩，一九一一年北京邮传部侍郎。

那世成，一九一一年北京陆军部。

田文烈，一九一一年北京陆军部。

沈家本，一九一一年北京法部。

梁启超，一八九八年政变中著名的老维新家。

唐景崇，一九一一年北京学部；一九〇四年江苏学政；新旧之学都通。

醇亲王，一九一一年被黜的满清摄政王；光绪皇帝之弟。

陆传霖，一九一一年北京军机大臣；新派。

溥伦贝子，一九一一年北京国会首任议长；曾赴圣路易博览会；极有威仪的进取之士；熟悉香港。

载泽贝子，一九一一年北京度支部满人大臣；一九〇五年游历美国、英国等处。

载涛贝勒，满人陆军大臣；游历过美国；光绪皇帝之弟。

载澍，满人海军大臣；游历过美国；亦兼民政部。

载洵贝勒，满人海军大臣；一九〇九年游历美国；中国第一位维新皇帝、著名的满清光绪皇帝之弟。

张人骏，守南京的总督；执拗；开明；中国第一次博览会的主办人；美国人很熟悉他。

荫昌将军，满人陆军大臣兼总统帅；贵胄学堂总办；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五年驻德公使；纸上谈兵是个出众的人，战阵上却不是个勇敢的统帅。

刘汝霖，驻华盛顿使馆参赞；外务部侍郎。

张荫棠，一九一〇年驻美公使。

盛宫保，一九一〇年北京铁路国有的主要辩护者。

盛大人，一九一〇年北京铁路国有的主要辩护者。

梁士诒，中国北方各铁路的总办。

陈东梁，一九〇四年驻英公使；在美国受教育。

李经迈，显赫的李鸿章之孙；一九〇九年游历美国；是个精明人。

陈夔龙，一九一〇年直隶总督。

唐国安，一九一〇年北京游美学务处总办；耶鲁出身。

胡惟德，驻海牙、俄国、日本等处的公使。

刘式训，驻法国等处的公使。

辜鸿铭，「守旧派」中能干的主笔。

周长龄，一九〇九年北方铁路总办。

陈昭常，一九〇九年满洲吉林巡抚。

徐振鹏，在美国哈特福德受教育；一九一〇年海军部。

张煜全，一九一〇年外务部；耶鲁出身。

谭天池，加利福尼亚大学出身；一九一〇年北京铁路学堂监督。

吴桂麟，康奈尔出身；一九一〇年邮传部。

蔡廷干，耶鲁出身；天津审判厅。

钱绍成，游历过美国；一九一〇年北京监狱司。

温宗尧，驻拉萨的大臣；曾助力驱逐达赖喇嘛——佛教的教皇。

谭学衡，广东人；一九一〇年北京海军部。

毓朗贝勒，军机大臣；警务部；禁卫军的编练者；一九一一年北京陆军部。

邹嘉来，一九一一年北京外务部会办大臣；进取之士。

绍昌，一九一一年北京法部大臣；一九〇一年外务部参议。

寿耆，一九一一年北京理藩部大臣；一九〇〇年蒙古大臣；一九〇九年北京哈德门税关监督；是旧式征税能吏中一个有趣的典型。

陆润庠，一九一〇年北京大学士；一九一一年禁烟大臣：一个真正干练的人，代表着老中国最好的传统。

荣庆，一九一一年北京礼部尚书；一个不肯通融到底的守旧派的绝妙典型。

升允，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间死不妥协的朝廷陕西、山西巡抚。

端郡王，死不妥协的「拳匪」一路的满人；被放逐在甘肃，一九一二年王位觊觎者溥儁之父。

孙宝琦，一九一二年山东巡抚。

唐兆铨，进取之士；邮传部与度支部。

沈秉堃，历任各省总督，阅历甚深。

景耀月，南京法政学堂堂长。

陈其美，上海都督。

陈炯明，阅历深而进取的都督。

第十章中国的国际政治

把中国束缚于外部世界（中国人谓之「外夷」）的条约与国际文书，共和派已许诺一概遵守，其大略如下。其中所谓「最惠国」条款，使当初并未参与立约的国家也一并得享其利。

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开南京、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

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条约——开牛庄、芝罘、汕头、琼州。

一八六〇年，中法天津条约——开天津。

一八六一年，中德条约——开镇江、汉口。

一八七六年，芝罘条约——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

一八八一年，中俄条约——俄国在伊犁、蒙古、满洲取得通商之势；并订立领事驻扎与领事裁判之权。

一八九〇年，重庆条约——开重庆。

一八九五年，中日条约——开苏州、杭州。

一八九六年，中俄条约——俄国在满洲取得铁路及其他特权；此事遂酿成一九〇四年的日俄之战。

一八九七年，西江各口——开三水、梧州等处。

一八九九年，中俄——中国不得俄国之许，不得在北京以北修筑铁路。

一九〇二年，中英商约（马凯商约）——开长沙、安庆、万县、惠州。厘金应予裁撤，关税或可自值百抽五加至值百抽十二。

一九〇五年，中日条约——以条约把日本从对俄之战中所得者一并许给日本，即南满洲的军事、商务、矿务与铁路之优势，且日本有权阻止中国或他国在该地的铁路计划。

与中国有关的各国条约

一八九九年，英俄协定——英国不干预俄国在长城以北之事，俄国不干预长江流域之事。

一八九九年，美国致各国通牒（海约翰通牒）——在华「门户开放」，人人均沾，并保全中国领土完整。

一九〇五年，朴茨茅斯条约（俄日）——日本取朝鲜及满洲之一部。

一九〇五年，英日同盟——结为同盟，并保证中国之完整。

一九〇七年，日俄协约——承认中国领土完整。

一九〇七年，英俄协约——英国在西藏事上扶助中国。

一九〇八年，美日协定——在华门户开放；中国完整。

一九一〇年，美国致各国——主张满洲铁路国际共管；为俄、日两国所拒。

一九一〇年，日俄密约——约定拒绝美国在满洲的财政与商务计划；俄、日两国将满洲划为各自的势力与商务范围。

这些条约听来极其冠冕，其实所值甚微；唯有一层是实的：倘日本或俄国一味背约而侵略中国，英、美便有一个可以昭示天下的理由，必要时痛击违约者的海军，把日本从朝鲜与满洲一刀割断。诸条约本身是一团混乱。它们无一不声明承认「门户开放」之义，可俄、日两国却逼着中国答应：凡在满洲与直隶提出的铁路计划，须先经它们签署认可。虽有一九〇五年的英日条约，其中明明把「中国之完整」当作对各国的许诺，伦敦《泰晤士报》却坦承如下：「满洲在经济上向俄、日两国掌握之中倾倒，这是冷酷的事实，条约与协定亦无从补救。」而这家素以雷霆自命的大报，当年为一根稻草也是要挑起一场战争的！倘俄国继续为非，除了美、英两国派出舰队去轰击她波罗的海的门户，逼她在满洲、蒙古等处安分守己，便别无办法；而她大约很快就会安分，因为波罗的海门内还有个杜马叫她害怕。英国再也不能借日本去打俄国了，因为日本与俄国已经讲定：一旦列强之间起了龃龉，得着机会便共分满洲的赃，一如日本当年处置朝鲜。日、俄两国都是高税率之邦，凡它们所立足之处，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要叩门通商，总是白费气力。中国与英国一样是低税率之邦（现今值百抽五，即便拟议中的值百抽十二也还是低的），所以各制造之国都愿「门户开放」得以维持；而此事只能靠美、英两国在条约中一再申明「中国之完整」来做到。美国在太平洋上必须永远保有一支强于日本的舰队。打是不必打的，因为凭这一策，日本立时便被将死。英国与美国，若可能再加上德国，必须在远东携手合作，盯住俄、日两国，务使中国得到「公平交易」——把她自古以来的苑囿满洲、蒙古与突厥斯坦留作她自己伸展的余地。袁总理陷于困厄之际，那位死不妥协的前清满人副都统荫昌逃往达里尼，在那里设了一个机关，专谋倾覆共和。

一九一一年，中国在索还外人所占租界地一事上开了个头。庆亲王当时建议：内阁应派委员与英国商议归还威海卫。然而别的国家所占土地，无论是租界、居留地还是殖民地，都远比美国和英国来得多。那些国家为中国所做的事，比起美、英两国来也少得多，庆亲王本可按着这轻重之序去动这件值得动的事。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前，各口的外国租界于她倒是市政治理与市政改良的最好样板；可像德国的胶州、日本与俄国在满洲的占领范围那样大的外国殖民地，于她实在不公。

新中国一党肉中之刺，是一九〇〇年那笔可怕的重负，以及旧俄与日本的赔款。惟有美国，在罗斯福总统任内，独免了她所应得的一九〇〇年（庚子）赔款的份额。正是这些惩罚性的赔款支付，使中国在一九一一年满洲那场可怕的肺疫流行之时无力赈救，在一九一一与一九一二年中部、东部各省水灾之后的饥荒中也无力赈救。饿死者五十万人，而中国并未忘记：饥民所需的款项，被欧洲那些富国取作了赔款。不过英国倒退还了她赔款的一部分，条件是须用在太原的山西大学堂上，该学堂的总办是李提摩太博士。

中国无海军，其无可倚仗之境，再没有比下面这桩事说得更淋漓的了：一九一一年墨西哥革命之中，中国人的性命与财产被毁，估计达三千三百万元。中国提出索赔，以抚恤死者遗族与各索赔之人，却无人加以理会。而不久之前德国与英国对委内瑞拉执有债权时，情形是何等的不同！

在中国建立起有效的外交与议会之前，这段过渡时期里，各行会凭着抵制之法，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民间的外务部，取得了军队、海军与朝臣们尚无力取得的权利。它们抵制之有效，正可证明中国其实是由人民做主的，而且不用花养兵养舰的钱。它们更证明了中国百姓能齐心而思，守信之坚，以致行会总会几乎从不需要真去执行所定的重罚。从中国行会与抵制那段耐人寻味的历史里——尤其是近十五年的历史——可以得出的结论之一便是：一九〇九与一九一〇年开议的各省咨议局与中央议院是要留存下去的，而且年年有所长进，向着自由与公义的标准愈攀愈高，用美国那句传神的俗话说，就是向着「公平交易」愈攀愈高。

中国人即便在自己的国土上也是个忍气吞声的人，这话谁能否认？我从一九一一年九月一日的香港《士蔑西报》上引一段：「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一名受雇于英国洋行的德国人，与一位意大利神父走进石岐（近广州）一家店铺。那德国人不喜店伙的神气，便在那人头上狠狠砍了一刀。两个外国人随后离店，去了一家钱庄。因兑钱的人手脚慢，德国人便从桌上抓起一盏灯，摔碎在地。他又打了两名轿夫。于是酿成一场骚乱。两个外国人逃进一位女医生传教士的住处。」这样的横行会招来国际上的纠葛；各口的领事——耐心的中国人总是把外国犯事者交给他们——应当办得比现在严厉些。这些外国犯事者其实该被押回他们闹事的村子，在领事与中国道台、官员面前，向村中头人赔出足数的损害。这样中国人才会知道，外国人的法度是当真的。像那德国人一样的鲁莽或醉后之举，往往在愤怒的土人怨气消散之前就先酿成教案与其他骚乱。这样一个「酒后行凶」的野蛮蠢物，便能把成千外国人的性命与列邦的和平一起押上险境。我们必须一丝不苟地让中国看见我们是当真的。她也不无理由地觉得：我们设立领事裁判的法庭，本就打算在公道上欺她。关于此事，我们后文还要听伍廷芳说话，因为他正专力于修订法典。

多年以来，英国政府向中国的外务衙门（总理衙门与外务部）推荐禧在明爵士为顾问；但因这一任命多少是逼出来的，他的影响反不如美国人德尼森与史蒂文斯——此二人分别在日本与朝鲜的外务衙门里出任顾问，那是两国自愿聘请的。四国银行团将要在中国的度支与外务两部安置外国顾问，而对中国的种种难处，随时都须有极大的机敏与忍耐。

在革命之前很久，以及革命之后，中国的大众都已开始思量国内与国际的政治。凡传教士新开一处「谈」（讲道之堂，或如中国人所说的「说话的堂」），听众总要先恭恭敬敬听一阵「道理」或「道」。等传教士从讲台上下来，与众人同坐在长凳上作亲切的「谈」（闲话）时，先说的却不是宗教，常听见的是这样的盘问：

「我们头一个问题是：贵姓大名，多大年纪，几个儿女？」

「您是坐火车还是坐轮船从本国来的？」

「路有多远，花了多少钱？」

「您除了这积功德、暂且讲讲耶稣的好差事之外，正经的生意是什么？」

「您在中国这一省住了多久了？」

「您的衣裳是在中国口岸做的，还是在美国做的，花了多少？」

「您不常剃头刮脸，也不常换外衣，所以我们猜您不常洗澡。」

「如今讲共和、借外债、中央集权、练兵、修铁路，您怎么看？」

这里可没有撒该好爬的桑树；他只能下来。人家知道你在这些事上不过是个和平的外行，却偏要听你专业的见解，而且相信你的专业总比讲宗教来得实在些。你是医生、公家的雇员、农人、兵、探子、匠人，还是商人？若是，那这些实在的事你总该懂得，上面那些问题总该答得出来。

如今各国的移民条约，在一件事上几乎显出滑稽的样子。为保全日本的「面子」（东方人称骄傲的说法），日本获准可以运送苦力入境，可日本又在一纸密附之约中允诺，绝不让她的苦力稍稍动用这项许可，因为眼下她在朝鲜、满洲、海军等处正有安置他们的地方。中国则不许运送苦力入境，可她照旧运来一些，走的是「地下」的路，经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古巴等处。不管外交上有多少权宜，我们太平洋沿岸各州的态度是站得住的：它们不能也不愿吸纳东方的劳工，正如我们不曾把西方的劳工硬塞给东方一样。太平洋沿岸在「公平交易」上前后是很一贯的，尽管它过了好一阵才肯信得过一九一一年的日本条约上的签字——那约中的移民条款，据暗中的默契是不打算动用的。至于中国的学生与游历之人，美国无论迎来多少也不算多；还有一定数目的专门商人、农人、经理人、匠人与艺人，我们尽可以接受他们，把他们当作各自专门一行里的老师。

论到亚洲人的移民，美国海军与外交事务的权威马汉提督写道：「某一地域内亚洲人占了绝大多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兼并，比门罗主义所要防的那种政治兼并更为切实有效。以太平洋沿岸现今人口稀少的情形而论，任亚洲人自由移入，便等于亚洲人的占领——亚洲在美洲殖民。这是美国政府不能接受的，纵无别的理由，太平洋各州的激烈反抗便是一条。」

我在先前的一部书里，曾主张让若干中国人移入菲律宾。海峡殖民地只占一小片地方。其人口是三十万马来人，与菲律宾人同族。后来运进了四十万中国人，这个小小的殖民地在一九一一年输出的锡与其他物产便值两亿元。海峡殖民地在草创时期直至一九〇四年的那位有名的总督瑞天咸爵士论中国人道：「本地工业的开发，全出中国人之力。他们是这半岛上唯一可以倚靠的人。他们做每日的活计不容打断，又把钱省下来作稳当的投资。没有中国人，马来诸邦什么也成不了。不会有进步，这地方巨大的天然富源仍旧要沉睡下去。」中国人之守秩序，有一个惊人的例子：一九〇八年，六万名中国工人从德兰士瓦的金矿被遣送回国。换了别种劳工，这样一大群人，要他们离开已经处惯又正得利的地方，还要走八千英里的炎热路程，船上又挤，自然更不好受，那定会闹出许多反抗的形迹来。可这桩少见的劳工大事，竟没有一点摩擦与骚动。他们虽是苦力，守信却像政治家，说道：「我们答应过这殖民地，只以四年为限顶替黑人的工，如今黑人既已预备回到矿场上去，我们就走。」

各国应当聚在一处，准中国暂将进口税自值百抽五加到值百抽十二，不要让她的政府因活不下去而束手无策。她若有日本那样的陆军与海军，就不必求别人开恩，让自己的政府活命了。还该照马凯商约里那样劝她，把省与省、县与县之间厘金（过境之税）与出口税的枷锁一举砸掉——各省的岁入多半是靠这个筹来的；政府则应把关税所入在各省之间分派，或是准各省把田赋全数留下。

法国眼下拥有通往云南的唯一一条铁路，却对由香港运往云南、或由云南运往香港而必须穿过法属中国的美、英、德三国货物，抽一成的过境税，实为不公。加拿大处在同样的地位，却争揽美国的货运，不但不抽过境税，还开出更低的运价；这才是明达的近世作风。中国与这三个通商之国应当撤去这项印度支那的税，并要求法国铁路上运价平等。这运价均平之事，正是美国在满洲铁路上向日、俄两国所要求的，也正是德国在摩洛哥阿加迪尔一案中，凭「豹」号的炮口向法国所要求的。换句话说，就是「公平交易」；中国的百姓与主张「门户开放」的各国都说，此事非做到不可。

日本的经济学者们开始非议煤的输出，主张把煤田留作战备之用。他们的主张是制造上改用外国煤。于是着手开发满洲、朝鲜、萨哈林与台湾的煤田，同时向中国那富饶的产地采购。这样保存资源的办法，日后澳洲、英国、德国与美国也一定会跟着做。输煤于外并非利益，而是自贫。日本人把朝鲜平壤的无烟煤压成煤球，以制无烟的海军用煤。

一九〇〇年拳乱屠戮之后，有一桩有趣的余波，是满人亲王良周的离奇失踪。此人本被判在私处用银索绞死——两个不露面的人须在墙上钻两个孔，从孔后收紧那索子。良亲王逃往美国，在那里成了个贫民，葬于科罗拉多州阿拉莫萨的公墓。经满清朝廷之请，他的遗体于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启出，起运回国，送往北京以西的满清诸帝陵寝（不是明陵，明陵在西北）。朝廷备了一具饰以金龙的华美棺木，又送去堂皇的官服、黄马褂、花翎与荣衔的珠顶。良亲王在美国所遇见的中国人并不是满人，而是广东南部的共和派广府人。

香港是外国居留地中的元老，此外上海、天津、新加坡、汉口、哈尔滨等处，都有义勇兵队，各口之间还举行枪术比赛。居留地里的每一个男子，都可被征召去保护性命与财产。这些穿制服的队伍都经过艰苦的实战：攻取九龙、上海的几次骚乱、北京的救援之役，以及一九一一年十月在汉口爆发的那场革命。队中分有步兵、机关枪与野炮、自行车与练过大炮的守备各部。香港的制服队伍在伦敦乔治国王加冕礼上，因步伐摆动得利落而大受注目。「想不到疲惫的热带能带出这样有志气的队伍来。」许多看客都这样说。

英国史家克里西曾在远东居住过，他早在一八五二年写《世界决定性战役》一书时，便已看出美国横渡太平洋的使命之重。他的原话是：「美国的舰队与陆军征服中国与日本，是今日许多在世之人多半会亲眼看见的事。与旧世界统治权上这般巨大的变动相比，盎格鲁—美国人在中美与南美必得的优势倒像是次要的事了。」若把克里西所偏爱的武力征服之意，换成道德的、教育的、商业的征服，而武力只在那些不相干者生出可恶的嫉妒时充作辅助，那么关于美国横渡太平洋的推进，我们便与他所见略同。这终究是一段了不得的预言，作于一八五二年那样早的时候——那时美国西进的潮水除了一处零落的聚落之外，还没有涨过落基山。中国的领袖，无论共和派还是守旧派，都留意着美国在太平洋彼岸利益渐增的迹象，对美国的时事与历史研究得极其起劲。

中国论国际政治的谚语，有下面几句：

「说了话不照着做的人，可怕不过画上水面的风。」

「路要靠猜，走中间的一条总最稳当。」

「慢些走；只有龟才生得会猛地把头缩回去。」

「莫要两只脚踏两只船过河。」

第十一章中国的内政

中国几乎最古的一部书《周礼》，在祭祀之制初立的同时便已定下乡治之法，其时距基督纪元尚有数千年。族村中年岁最长者，号为「乡老」，主持村事，年俸约合一百五十元，在较小的村子里雇二十名左右的差役。这「乡老」遇有必要，便与本区的「巡检」交涉，巡检是官府里最低的一级官。百姓在公开的「乡」会上各申己见，那与新英格兰旧日的镇民会议毫无二致——美国现今的民主制度正是以那种会议为本的；说起来，也就是一场「公开初选」。

在城中的行会议事会里，那些阅历较深的商人，因与「道台」（较高一级的官）打交道而得了政治的历练。从「乡」会与行会之会再进一步，便是派代表去见总督，甚至派代表到北京的都察院去参劾总督。所以中国在政治上原有几分阅历，然后才有一八九八年的维新派打动那位易受感发的青年光绪皇帝，颁下他那些有名的诏书，掀起一道浪头，一路推涌向前，把各省咨议局、国会与革命党人一并托举到人前；而这道浪头至今还在向前推涌。光绪早在一八九一年便下过一道诏书，褒奖并保护传教士。他从未获准出行，却从康有为与其他新派人物送进宫的书里，晓得了外面世界的动静。一八九四年，光绪向北京的美国圣经会索取新旧两约的本子，要的是「卖给百姓的那一种」。他那些不朽的诏书自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起见于《京报》，至那年九月而止，其时他已被太后与袁世凯幽禁。诏书颁发之际，太后正在北京西北八英里的颐和园，在那里筹划她那些反动的谋算。诏书所及，大略如下：

一、以新学代旧日大半的时文经义。此项改革现已施行。

二、新式陆军、海军、铁路、电话、电报。卢汉铁路（北京至汉口）进展之缓，曾受指摘。此诸项改革均在推行，前途大有可望。

三、国家与各省收支数目的公开，即预算。此项改革由一九一一年的资政院创行，共和派亦将采用。

四、凡为国民者，皆得不经都察院而径自上书。

五、推广邮政。此事正随着铁路的推广、以及政府接管行会所办的私营邮路而渐次做到。

六、命庆亲王延聘外人之助，设立国立大学堂，并在各省省城设立分支。北京、广州、上海、南京、保定、天津、汉口等处的大学堂各科已经设立。英国各大学在赫德爵士与塞西尔勋爵的建议之下将予以协助，美国亦然。此指世俗之教育。至于教会学堂，自然也正在向许多新的城市推广。

让我们走进一九一〇年开议的第一届半成之国会的一场会议去看看。照我们的叫法，这该叫参议院。他们叫它资政院，意思是掌财法之院，或曰议税之院。北京的议院房舍未曾落成，国会便在京师大学堂的法科讲堂里开会。这讲堂是一座两层的西式楼房，唯一带中国气的地方是那沉重的瓦顶。窗是方的，装着新式的窗框。门作罗马式的弧线，不是中国的样子。下议院还没有成立。在两百名议员的前排坐着蒙古亲王、满洲亲王、总督、巡抚与朝廷简派的官员，靠后是各省咨议局举送上来的人。宗室中那位了不得的溥伦贝子——我曾有幸在香港与他相识，他是一九〇四年圣路易博览会的委员，极其和易，体格壮实，又极进取——以温雅的威仪宣布开议。临时的副总裁沈家本坐在他左边。辩论一开口便像机关枪的连发。所议的是各省咨议局就本省巡抚的作为而提出的申诉。教育、外债、铁路归省还是归国、满人的恩饷、禁烟、各部院的作为、税收中的漏耗、公堂的贪墨、警察当为民而不当与民为敌、穷者税重富者税轻、无代表而纳税、外人在满洲与突厥斯坦的侵略、国旗在外受辱、用人循私等等，一一被拿出来讨论；各部院则忙于为自己辩解，招架那些爱挑剔而又能言的纯粹中国人——广东人；招架湖南人，那是一群独立不倚、内中颇有些克伦威尔式人物的人，他们最主张不用外国的钱而自办中国的矿与铁路；招架恋守旧例的四川人；招架江苏来的文士与资本家；招架山西来的、见过世面的银号中人；招架直隶与山东这两个帝畿之省来的、见识通达的人；招架远在西边陕西、甘肃来的、能骑善射的蒙古人；还有动荡的福建省来的那些帕特里克·亨利。朝廷被迫许诺把下议院自一九一五年提前到一九一三年开设；最后在诏书里，把一切功劳都归于那位被摧折的维新者光绪皇帝——他是从《圣经》与其他西书中学得维新的，而那些书是在反动的慈禧太后的太监耳目之下暗中送进宫去的。这个预备性的参议院在一片风波中，向摄政王那寡头的军机处递上一项建议：要显出维新的实据，就请摄政王与幼帝溥仪把辫子剪掉。这样，激昂的辩论便在旧军机处与新国会之间来回滚动，直到不耐的革命的炮声在汉口轰响，好像克伦威尔敲在长期议会的门上。

孔子本人就是一个政治家。他生在那样一个时代：约有十个高度文明、势力相当的国，各有能干的宰相，大抵用外交的手段争雄长，所借的名目是有权专领代那衰微的宗周行祭祀之礼。这些宰相个个都比各国名义上的君主能干。孔子在邻国齐国的宰相兼哲人管子的书里研究外交。管子之书有时与老子之书合刻，但不可与老子混为一谈。孔子又受他的朋友、晋国宰相、那位大外交家叔向的影响；晋国在他本国鲁国的西北很远处。他还受郑国那位极能干的大臣子产的影响；郑国在鲁国之西。他不得不时时警醒，以保小而弱的鲁国不至屈服于齐国那位野心的宰相晏子的手段之下——齐国就在鲁国正北；也不至倾覆于西北卫国宰相蘧伯玉的机谋之下。后来正是卫国让孔子有了一段长久的流亡：他那刻薄寡恩的新君主，用一种古老的「黑名单」之法，把他从约三十个国的职位上驱逐追逼了十四年，既不肯用他卓越的才具，又不肯让他活着好让别国用他。他对那些身居「大位」之人的犯法之事知道得太多了；「这样的人是危险的」！中国人既如此专心研读孔子的生平，也就由此把政治吸进了骨血里。

历史还照见了古代中国机谋中的一些阴毒之处。远在公元前六二六年，中国秦国的国君——其国正受强悍的鞑靼人所迫——便送给鞑靼首领两队歌女，「好叫他虚弱得不能骑在马队之前」。公元前四八六年，鲁国之北的齐国国君送给鲁国之君，也就是孔子的主上，一队歌女，要把他的丈夫气概诱陷在荒淫的怀里；结果孔子愤然辞去君上之职，成了个被人追逐的流亡者，在朝堂上被那些一时凌驾于法之上的权势者笑着赶走。世上最可尊的那一家人——山东孔氏，世居兖州附近的曲阜——在中国近来这一片动荡里，究竟在何处？我们听说过满洲的亲王，听说过康、孙、袁、黎将军、伍廷芳这些中国人的领袖，听说过明朝旧帝的后裔等等；可孔子的嫡裔为什么不推出一个人来，像他们那位伟大的祖先一样，能办政治、能办军事、又能办文章？他们近来所有的机会是何等之好。他们如今仍旧有何等的机会，去推出一个人来做总统——只要这人有他那不朽的祖先二十分之一的才具，全中国与全世界都会欣然接纳。

秘密会社在内政上也扮过极大的角色。如今它不像从前那么必要了。民主政治或立宪君主政治那种毫不容情的公开，使暗中的两面手段成为不必。高明堂是袁世凯与庆亲王的会社。另一极端则是哥老会以及其他反满的秘密会社。正是三合会与太平军的联合，才使那场革命强大到从广州铺展到南京。一九〇〇年拳乱之时，佛教的秘密会社在理会把它的范围扩到这新起的运动上。他们的口号是：「积谷备战；聚草；起事。」孙中山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处所立的兴中会（维新之会）、同盟会（誓盟兄弟之会）与别的秘密会社，对那使革命成为可能的一番成功的前期工作出力甚多。

政治上旧的界划正在消逝，有些地方将要划出新的界划来。十四个主要省份的那些权势极大的总督，其驻地与名号如下：

「直隶总督」，驻天津。

「陕甘总督」（即陕西、甘肃两省），驻西安。

「两江总督」（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驻南京。

「湖广总督」，又称「两湖总督」（即湖南、湖北两省），驻武昌。

「闽浙总督」（即浙江、福建两省），驻福州。

「两广总督」（即广东、广西两省），驻广州。

「云贵总督」（即云南、贵州两省），驻云南。

这些告退的大员最爱去的地方，是文雅的江苏省的五座城——上海、苏州、镇江、扬州、南京；还有邻省浙江的一座城——杭州。倘这几座城里的会馆能凭一架窃听的机器把它们所听见的吐出来，那便有一卷又一卷极有趣味的东西，足够叫二十家书坊忙个不停。中国之踏入世界的竞技场，正因她那规模宏大的人间兴味。

满人或许还想回来，那位死不妥协的副都统荫昌正在日本人的达里尼图谋。神圣之权的道理，霍亨索伦家宣讲得何等有力，而中国先前也讲过。满人正是存着这个心思，若非确知那四千年之久的神圣的周礼之祭仍归他来行，便不肯退位。筑长城的秦皇，在公元前二百年说过「受命于天」。孙中山与一九一一年的共和派则说：「天命无常。」

百姓论政治的谚语，有下面几句：

「寡头的政府咬人比老虎还狠。」

「善听的人所知比蠢说的人多一倍，因为他既知自己，又知那说话的人。」

「大政治家把公众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意见。」

「鲸鱼离了水，连小鱼也敢放心地笑他。」

「国家的兴衰，人人有一份。」

一九〇九年武昌那位有名的总督张之洞常说：「一念之奸，可使令名化作万世的臭味。」愿新中国不要做进步的叛徒。张之洞是个进取的人，他除了别的许多新式厂局之外，还创办了那极其成功的汉阳铁厂；该厂的产品用于欧洲、美洲两岸、日本，以及中国境内自广州至哈尔滨两千英里闪光的钢轨路基之上——在那片「天朝」之地上，人们已开始发觉，自己是有一个宏大的人间前程的。

第十二章旧中国的若干公共工程

当年创建中国那些著名古代公共工程的精神，还会再度复活么？这才是问题所在。世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已有二千一百年之久，就在中国的成都。它是公元前二百五十年那位工程师出身的郡守李冰所创。一片七十五英里长、四十英里宽的平原因此得灌。它养着近四百万人。四月间在成都上游的灌县从岷江取水，任其在千百条渠道里奔流，直到十一月。随后岷江的大堰重新筑起，因为雨水已足，江水便循其旧道，在叙府汇入那「众水之父」长江。堤堰是用铁、灰浆、石、木料与竹笼做成的。李冰留下一句话，刻在成都城外他墓上的石头里：「深淘滩，低作堰。」中国人打算用这些工程来发电取光，不单是灌田。

在湖南省东南的醴陵，跨渌河有一座高大的木造悬臂桥，六孔，长四百八十英尺，宽二十英尺，路面铺以卵石，上覆凉棚。下部构造是砌石的，悬臂之理是靠桥墩的木料一层层叠上去、逐层加长而得。我还要说一说云南省大理附近跨漾濞江的一座秀美的吊桥；它足以说明工程之能在各省是普遍散布的，才能远及西南的极边。江两岸的双墩气势雄伟地拔起，那拱门接合处又照中国特有的样式极工巧地加了顶，像一座庙。八条悬着的铁链构成桥面，锚定在石墩半腰、拱门之下。铁链上竖起竹篱，用支柱撑着不叫它向外散开，每隔一定距离你就得低头从支柱下钻过。在一对桥墩的脚下，有一尊纪念的卧水牛石像。它与这座桥，便是当年那一场演说的人、出钱的人、军队与仕女云集的盛典所剩下的一切——那又是一次做事的人胜过说话的人的明证。惟有工程师与建筑师是自己给自己立碑的。正如克里斯托弗·雷恩在圣保罗大教堂那句话：「你若要找他的纪念碑，请环顾四周。」

中国看重工程师的程度，超出我们所以为的；否则她近来不会那样责备满人。在四川省西部，泸河两岸高崖之间，有那座有名的泸定桥，建于一七〇〇年。它长一百九十二英尺，有九条悬着的铁链，上面松松地搭着木板。在汕头附近的潮州，韩江上有一座秀美的石墩桥。每一座墩上都设了铺子，铺子的地板向外伸出，用一直斜撑回墩上的大木支住。桥上每日有集，因为这里是四方许多村子的行旅最汇集之处。本区每个村子各有自己赶集的日子。在厦门附近的漳州，有一座从工程与艺术两面看都极了不得的桥。伟大的蔡襄在八百年前靠人们自愿的捐输把它造起。它长一千码。有一百二十座桥墩，桥面高出水面四十英尺。路面由五块各重一百吨、长二十英尺的石头合成，每块又宽好几英尺。向着上游的桥墩做成分水的尖头。在贵州省城贵阳，一座十墩带分水尖的厚重石桥，显出古代中国在砌石上的手段。在江西萍乡富饶的煤矿附近，有一座高高的五孔石桥，墩上起小塔，桥侧有栏，秀美得出奇。墩上还设有神龛，墩前也有分水尖。中国的工程师发现了真拱之理，即一整圈的拱石，而不是印度人所创的那种一层层向外伸出的叠石。中国人正在发现西方的工业与发明，而我们也正在发现中国的工程——像他们的禹、蔡襄，以及近世的詹天佑那样的工程师，这在讲实际的西方世界里将引起不小的惊讶与热忱。

长江边的扬州有一座奇妙的亭桥。这石桥最厚重的部分在江流之中，水从砌石里若干半拱与全拱的洞门中穿过。洞门之上耸起厚重的石垛，上面收以工巧的栏杆。栏上又起五座秀美的亭子，飞檐高高地向上翘卷。桥自两边循着斜坡的桥台落到岸上。即便在样样俱全的中国，这也是一座少有的建筑，无论从艺术上还是从工程上看。北京以北跨浑河的古卢沟石桥，以墩头的石狮与那华丽风格的雕石栏杆而著名。出四川省入云南的路上，在江底跨牛栏江处，有一座有名的吊桥，悬于峡中两座厚重的桥墩之间，墩顶各起一座曲顶的亭子。所雕的猴、狮之类极精。桥长一百五十英尺，宽十二英尺，用铁链造成，链绷得极紧，可见锚定之处坚固得非常。此外还有一道手扶的链子。那两座亭子照例作了行旅的饭铺与客店。

最有名的两座吊桥，一在云南省大理与永昌之间跨湄公河，一在通往缅甸的大路上跨萨尔温江。这些铁链桥从深陷巨峡之中的厚重桥墩上悬下，可见那古时的人有多大的气力，才敢动这样大的难题。永昌的板桥，配得上该省那些有名的工程师。坚固的石墩沉入湍急的江流，又锚定在高岸上。在这支承之上铺下了一座稳固的桥。桥台加高，上覆一座壮丽的双层塔楼，屋脊、翘檐、飞撑与种种装饰无不雕刻得极精。桥身有栏杆护着，通体覆瓦。它既是件艺术品，又是件结实的构造。旧朝那些秀美的桥梁，说到这里也够了；可以看出，它们几乎都在本土中国的地界之内。多尔普缪勒先生与别的德国工程师，正以他们在津浦铁路线上所筑的那些厚重构造，教中国人重兴石桥之业。

铁桁架桥已经开了个头。载着京汉铁路（比利时所筑）跨过黄河的那座极长的墩桥是人所熟知的，因地基流移，本以为撑不了多久，它却撑得比预想的长。津浦铁路线上跨淮河的八墩钢桥，是苏格兰马瑟韦尔的赖特—赫德森公司所造。上海有宽阔的外白渡桥。在偏远的甘肃省城兰州，黄河上已架起一座钢桥；天津则有金钢桁架桥。重庆有一座跨雅砻江的构造。广九、津宁、京汉、华北与胶济各铁路，自然都有许多钢制的涵洞桥。跨辽河、女儿河、小河、大凌河、沙河、大汶河、黄河以及中国其他大川的十八至二十四孔的出色钢桁架桥，为数已经不少。由海防通往云南府的法国铁路，在穿越红河、南溪河与宋河诸谷之间，架了一百多座小桥。

自北京至通州——那是自海上溯行的航路尽头——约二十英里，有一条宽阔的大道，五百年前由明朝诸帝用三英尺见方、二英尺厚的巨块石头铺成。这条路的石块极需重新安放，但人一望便能想见，在最后那批纯粹中国君主的宽绰岁月里，它曾是何等坚实堂皇的一条路。明朝是想着艺术与公共工程的。满人自从不再骑马、不再住帐幕以来，想的多是机谋与私宴。对满人最有力的指摘之一，便是他把继承下来的伟大公共工程弄成了废墟。这条通州大道，正是近几个艰苦世纪里商旅、入侵与许多庄严的使节所走过的路。

折岭道自湖南省的郴州通到广州。新铁路要取的就是这条路。这条步道宽十五英尺，由一英尺厚的大石块砌成。在汉口与广州因轮船而聚拢货运之前，折岭步道上的运输极其繁忙，长长的石路两旁排满铺子。另一条有名的路是梅岭，也由石块砌成，爬过巨大的南山（南岭），把江西省的南安与广州连起来。一八四九年古伯察神父作那趟大胆的旅行，自西藏到成都、重庆、汉口、九江、南昌，再溯赣江到广州与澳门，走的就是这条路。还有一条有名的御道，自北京经古北口关到热河——满人或许最终要被圈在那里。自北京到明陵的路，铺着一层大石。「大路」自北京沿海岸通到广州，与日本旧日那条自东京通到京都的「东海道」相当。它本是蒙古人的路，可上溯到长城的时代。不过中国最好的道路是在公元十、十一、十二世纪宋朝时候造的，宋朝的都城在杭州。

一八九〇年，四川省在长江峡中筑了六十五英里的山间江路，自夔州起向东。这条路高出洪水水面一百至五百英尺，在石灰岩崖壁上凿出六英尺宽、八英尺高，实在是明朝诸帝那些高贵工程的一次辉煌复兴，而所处之境的雄奇，天下无处可比。四川人夸口说，他们的「路走到猴子都挂不住的地方」。这条路全凭中国人自己的主张来规划与施工。中国最出名的路，若论其长，也是全国路况最好的一条，在四川省内自长江边的万县取陆路通到省城成都，长四百英里。它叫小北路，铺成六英尺宽。路上有许多在山面上凿出的奇妙石级。若在峡处架桥，这条路可以缩短一百英里。曾有人计划在这条线上修一条国际共有的铁路。自四川省的重庆到成都，上坡下坡，穿田过泽，有一条走熟了的路，大半铺着大石板。自重庆沿长江到叙府两百英里，有一条五英尺宽的著名石路。在这些古道上，四亿人的货物在悠长安静的世纪里，一直由男人、女人乃至小孩的背脊驮着——或推小车，或用肩挑——所费的钱着实可怕；因为这一国之中从事运输的人，比在生产上的人占的比例太大，这也是中国长久贫穷的一个缘故。

井是由包工的人来打的，与包工人交涉的是村长（乡老）。把一只装在竹架上的砖砌井圈从底下挖空，让它沉下去。井圈之上再砌上段的井壁。有时还从井底打进包着铁尖的竹管。这些老法子将让位于新法，风车也要在旧中国嗡嗡地转起来了。

北京新式的自来水厂，从西山一道清溪沙河取水。厂里有沉淀池、抽水站、立管等等。十三万户由水管供水。这里像香港一样，也对人力作了同样的让步：滤池的沙砾是用手洗，而不是用机器洗。差不多所有的通商口岸都在兴办新式水厂，这是早就极其需要的。中国的死亡率正在下降；即便从中国人自己的眼光看，也不必再生那么多孩子、娶那么多妻室了。

电灯厂差不多在沿海各通商口岸都已开办，长江沿岸的一些口岸与内地西江各口也有。在西方，先有智识与精神之光，然后才有点灯的街道与科学之光；可在中国样样都是反着来，看来是科学先于智识与精神之光。不过「这二者终将在绕地球的同一条赤道上相遇」。

海关的灯塔处正聘用外国工程师办理港口与航道之事，沿海与沿江已有若干改良，各省当局但凡办得到，便加一项专税来支付用款。船户、商人与钱业各行会也常被要求认捐。

有条理地、以科学之法办理公共工程的第一次尝试，是一九一一年夏安徽与江苏两省咨议局在大水之后那场可怕的饥荒中所办的。美国送来了大量的面粉与买米的款子。咨议局把那些因水灾而下不了田的人派去筑铁路、挖河道、造桥、修路。正是沿着这些路，共和派得胜的右翼在徐、林两位将军率领之下，向南京作了那次令人难忘的攻击，打断了帝制一方的抵抗，把满人扔过了衙门的墙头！

自立是独立的同胞兄弟。我发现，随着这些改良而起的，还有不少「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议论。中文报纸上常见抱怨说，官署建筑之类有利可图的工程，包给了日本人与别的外国包工，而不给本地的行号。种种迹象合起来看是有希望的；东西两方彼此可以交换的东西很多，不必互相重叠。有些地方须得细细调停，然而机敏、忍耐、彼此的体谅与为人之心，终究会把可能生出的一切误解消解掉。

第十三章日本的影响

一九一一年，日本的关税协定期满，新的高关税随即施行，意在为国库每年筹措三亿元的岁入。其结果与印度所见者相同：本国厂商经营较小的行业，而许多较大的外国资本家则在日本开设分厂。譬如英国的利华肥皂公司来到大阪；纽卡斯尔的阿姆斯特朗—维克斯—马克沁公司，即造炮与造军舰的厂家，则来到虾夷岛的室兰，为的是靠近煤矿；铁矿石大半自中国大冶输入，生铁也多来自中国汉阳。物价的上涨已超过工资，一九一二年，东京等市不得不开设施米的粥厂，以赈济成群的贫民与失业者。新税与托拉斯抬高的物价，最重的一份压在穷人身上。若干大托拉斯的利润流出国外。这里的怨言与中国的一样：外国资本与本国垄断正在盘剥特许权、补贴金库与关税。新的高关税是垄断者的胜利，正如一八六五年至一九一一年间的美国关税一样。民间对于「凭特权致富者操纵政府、加重纳税人负担」的怨恨，与别国一样刻骨。日本六千万人中只有五百万人有选举权，故这种不满尚不像美国和英国那样迅速显露。凡鼓吹改革、主张对纳税人予以真实而非代办式代表的美英报纸、杂志与书籍，都被译出，广为传读——不独在日本，中国亦然。

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在外国顾问的帮助下组织起新闻局，其成效世人皆知。新渡户教授的《武士道》一书在费城出版，也属此列：它以东方人热烈的想象力，把日本的一切捧到极处。日本此后在满洲的推进，多赖此书为之开路。那个新闻局如今更形壮大，在西方若干大城市里都有受其指授的喉舌。论到必要时为新闻着色的本事，没有哪一国比得上日本。日本、德国与俄国都高呼「大不敬」，似乎都成功地压下了纳税人、或那些被拒于平等机会之外的人的大部分独立批评。要在日本乃至别处求得真正的自由，看来只剩一线希望：像班扬、弥尔顿与富兰克林的时代那样，独立的小册子与书籍重新兴起，其唯一的箴言应是：「无真实代表，即不纳税。」

日本委任朝鲜人李伯爵与赵子爵代表被并吞的朝鲜民族。人们指望这两人在每一份颂扬日本统治的文书上签字，而后由那组织严密的通讯社把文书电传到全世界。美国人从前在朝鲜平民中间的巨大传教影响，正被慢慢扼杀；朝鲜那些前景大好的外国金矿及其他矿业，如今也在严密监视之下。换言之，傀儡化的手段已施用于朝鲜政治，那些著名的美国教师与政治顾问都觉得离开这半岛为妙。我可以举一九一二年六月六日纽约《时报》与同年九月一日纽约《先驱报》上的长文为例：美国长老会及其他教会在文中指控日本官僚大规模迫害，「栽赃」证据，监禁并拷打数以千计的朝鲜政治犯，其事晚至一九一二年犹然。两种殖民方法在中国门口迎面相对——日本在朝鲜的方法，与美国在菲律宾的方法。两者在商业上都有进展，但到目前为止，唯有后者在教育上、在利他上也有进展。在朝鲜可以看到，日本人拆毁了许多美丽的墙垣与庙宇，在原地盖起丑陋的实用房屋。他们对被征服者极少敬意。凡艺术妨碍实用之处，他们便是艺术的抹杀者。这片土地的名字已改称「朝鲜」。在满洲，虽有条约在前，日本所驻的铁路护卫兵仍十倍于约定之数。正如美国作家米拉德与荷马·李不断疾呼的那样，对日本无论在何处都该以友善之心加以留意。她的军备使她背上沉重的赋税，她正在寻找弥补的门路。满洲若能为中国保全，功劳更在美国的坚持，而不在英国，因为英国目前与日本相缔，且英国在印度已向东方交出了人质。保全满洲，最好的办法或许是鼓励华人移殖，此策如今正在见效，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山东人迁往满洲那三个富庶的省份。美国提议把俄日两国在满洲的铁路收归国际共管，此计未必及得上另一策：借款与中国，把那些路线卖给中国，并把俄日军队从满洲清除干净。中国既能把华北的铁路与直隶省的开平煤矿办得有条有理、有利可图，那么她经营满洲的铁路与矿山，似乎没有什么长久的理由办不到同样好。要说明中国官场如何看待这总题目，我且引刘铭传一八九三年所上、经李鸿章核可的奏折：「日本时时倨傲，如螳臂之怒张，藐视中国，动辄借细故相扰，贻我不小之烦。」

日本国内也有人批评这激进的一派。东京《日日》、大阪《每日》、东京《时事》与东京《万朝报》都责备国家不该去同美国海军较量。它们痛斥扩张派「日本称霸太平洋」的口号。下面是《万朝报》对于随之而来的重税的控诉：「试往乡村去看，你会看见我们土地上的子弟，一副『扶锄人』那样愁苦憔悴的模样。去问问店主与商人，他们说不知如何才能把收支拉平。小厂主、薪俸中等的人也这样说，凡笼统称为中等阶级的人，无不如此。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赋税太重，因为战后物价涨得太高？战争只增加了包工商、投机者和一小撮百万富翁的财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于是骤涨。贫富之间的鸿沟就这样一天天加宽。国力在上次战争之中及战后已被榨得太狠，若政府不倾全力予以休养，国家将成何等模样？值此危急之秋，政府唯一应走的路，是裁减一切不必要的行政开支，而尤以陆海军的开支为最。」这寥寥数语所包罗的，连篇累牍也说不更好。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是二十三金元，其中五分之一纳了税。

运费与关税，在有些地方与战舰和步兵营一样有力，足以把对手的商业挡在门外。当日俄两国拒绝了美国关于国际共管满洲铁路的提议——依那提议，各国商货在满洲将付同样的税、得到同样的车皮供应——日俄两国便于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就满洲缔结密约，一九一二年又订一约。其中一款便涉及互换运价。俄国铁路可用高价把日本的竞争货物挡住，日本铁路也能报复。至于本地消费所需、并无竞争的货物，则给予低廉的直达运价：日本优待著名的哈尔滨面粉、木材、哈尔滨酒厂的高粱酒，以及黑龙江的鲑鱼与鱼类；俄国则对北运的日本煤（即抚顺与烟台的煤）、水泥、鲜货等给予低价。至于出口的竞争货物，譬如大豆，日本用低价诱使俄国的货南下走大连，俄国也照样设法把日本控制的豆子引往海参崴；但俄国货主若想朝日本所有的大连方向运上十英里，就会发现豆价竟比运到海参崴那五百英里还贵。

用种种间接手段——低息放款、栈租回扣、运价回扣以及诸如此类（有志者事竟成）——日本得以抵制美英的棉货、毛货、机器等在满洲的竞争。辽河上的中国帆船在通航季节争揽运往牛庄的大豆生意时，日本铁路运往大连的运价可低至每吨英里五厘，而美国最低的运价是八厘。日本出阵杀敌时，是一个大卫！中国之所以拒绝由美国出资承建的自秦皇岛经满洲北上瑷珲的铁路，完全是日本一手所致。可她偏说自己无意久踞满洲！她新近把黑木那条艰难的安东—奉天铁路改成宽轨，改得那样一劳永逸，全不像打算退出或让售的样子——用伦敦《泰晤士报》那句贴切的话说，便是「条约与协定，皆所不顾」。美国断不会在中国或满洲接受一平方英尺的土地，除非是在国际共管的租界内租得的地皮；即便如此，美国仍须保护她在满洲与中国日渐增长的、潜力甚大的贸易，而这贸易总会被日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加以阻挠。眼下并无可以开战之事，可是可争之事将永远不少；而日本同满人一样，深知十来种笑脸推诿的法门。你可曾在古董拍卖场上向一个日本人提过一个难题，看过他那副神色？我们都公认：他善于用言语遮住心思，是个天生的外交家。

日本未偿的国债为三亿英镑，而中国的国债为九千三百万英镑；此外日本的实业界还在国外私募了六千万英镑。

日本国债（英镑） 年息 到期

四厘英镑公债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厘半英镑公债 二九，七五〇，〇〇〇

四厘半第二期公债 二九，七五〇，〇〇〇

四厘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公债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后

五厘一九〇六年公债（日俄战争、

铁路、船舶、满洲、朝鲜、

台湾、库页岛等） 一八三，〇〇〇，〇〇〇

五厘一九〇七年公债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后

四厘一九一〇年公债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〇年后

日本国债共计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中国国债共计 九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六四二，〇〇〇

印度国债共计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日本国债虽巨，却能大笔偿还，因为铁路归她自己所有，可以把铁路的盈余拨去减债；中国与印度亦能如此，因为两国的铁路大半已归国有。

一九一二年四月，美国参议院的洛奇决议案揭出一事：一家日本的跨太平洋轮船公司——无疑是代表日本的激进一派——久已设法从墨西哥取得麦格达雷那湾的战略据点，此处若充作加煤站，足以威胁整个太平洋沿岸。倘若美国在满洲取得一处加煤站，日本又将作何感想？一九一〇年，正是她与俄国迫使中国拒绝了美国在直隶的一项铁路特许权。

美日两国海军的强弱如何？德国的专家雷文特洛伯爵，以及随孙中山赴华充任军事顾问的美国人荷马·李（其实他并非行伍中人），都在几部书里预言日本将要、而且能够击败美国。日本有四艘无畏舰：摄津、河内、安艺与萨摩，都是日俄战争后建成的，但炮力只及美国十艘超无畏舰的一半。日本有八艘一万五千吨的三笠级战舰，其中还包括打捞修复的俄舰，而美国有三十艘头等战舰。所以只要船坞足够，美国便能以菲律宾为基地巡弋太平洋；倘若美英两国在世界问题上趋于一致，英国海军便可抽调到大西洋和锡兰以西的海面。有两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第一，美英永不会彼此交战；第二，英美两国在东方的商业政策与政治政策，其归宿是同一的。只要美国在太平洋上维持「两强标准」，即对日本的每一艘船有两艘，她便不必怕日本的对抗；而日本也断无可惧于美国之处，因为中国在世界各处都不住地称颂美国那不攫取土地的利他政策。诚然，日本的陆军几乎不可抵御，但决定胜负的是海权，马汉将军那几部出色的书早已说明这一点。日本之所以打败俄国，是因为她控制了海洋。美国若控制太平洋，日本的陆军在朝鲜或满洲便什么也做不成。

再说俄国。万不得已时，美英两国的海军叩击波罗的海的门户，足以使俄国在满洲安分；倘若这一着还不完全奏效，一支由美英军官训练、经过改革的中国军队，终能对残余的俄国营队做出大山、乃木与黑木的联队所做过的事。目前还不该要中国把钱浪费在海军上，因为在此后一百年内，她的利害不出土耳其斯坦、蒙古与满洲这几片大地；而美英两国正愿以其海军助她保全这几处。英美应有一贯而持久的政策，如此则全世界都不会有海战；德国也可裁减她那贻害国民的海陆军费。德国若想做一件高尚的事，不妨用她的陆军去促动俄国的议会改革与社会改革——在那暴虐之邦，人们正被密探政治与寡头政治这两重诅咒麻痹了思想，戕害了生机。只要政策一贯持久，大西洋上的英德之仇原不必有，正如太平洋上的美日之仇原不必有一样。

英国需要两强标准的海军，因为她有非洲、印度与大西洋岸的加拿大要防守。美国需要两强标准的太平洋海军，因为她身为文明的养母，须协助保卫澳洲、南美、菲律宾、太平洋岸的加拿大与共和的中国。这样看来，海军便成了警察，而不是好勇斗狠之徒。资本将要投入这些国家去开发，财产应当受保护，而不是被劫掠。凡海上警察最精干、政策最利他的国家，便该担任巡逻之责，那就是美国、英国，或许还有德国——只要这末一国能像目前看来的那样，在议会制上进于真实的代表。真正称得上民主政体的，只有美国与劳合·乔治的英国，因此它们才具备国际利他的资格。英国控制苏伊士运河，美国拥有巴拿马运河，这就保证了两国能有效地随时出而卫护政治的进步与世界的商业，使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分、更自由。论到驯顺守法与高度的机械才智，唯有英、美、德三国具备管理海军的资格。

日本与美国不会像雷文特洛伯爵与荷马·李所预言的那样在太平洋上开战；美国只会在造舰上压过日本。美英两国所教的新课——不得吞并古老的中国——日本已读得更加仔细，如今她正在想一个可能的新角色：把东方解释给西方，把西方解释给东方。第一高等学校的校长新渡户博士，即「武士道」一词的铸造者，是倡导此说最力的人。中国官立学堂里的日本教员最多，尤以教英文的为多；然而论英文之精，他们还及不上中国人的一半。新渡户博士是基督徒。

日俄战争之时，新渡户教授尚在东京大学，写了一部驰骋想象的书，题为《武士道》（日语读「武士道」三字之音，即武士之道）。其笔调颇似小泉八云对日本的神化。此书在日本的效果，是生出几分歇斯底里，与不少自负。外国人被引得相信：日本人既然如此不顾死生，那么他们一定有理。长州、萨摩等藩阀出身的日本官僚，便利用这个偶像巩固自己的地位。谁也不能说日本有真正的代议政体。她的政府恰恰就是俄国那样的政府。她的议会之不能代表民意，与俄国的杜马一般无二。预算由内阁决定，必要时以压路机的手段强行通过，现成的意见则分发给报界。像英国下议院绝对控制支出法案那样的议会制度，像美国众议院最终居于至尊那样的原则，在日本是没有的。为在日俄战争中张大日本一面之词而设的那个庞大新闻局，鼓励切腹，并把每一桩歇斯底里的、自我张扬的自杀，都用夸张的辞句电传到全世界。譬如，将士若攻不下堡垒，不是再攻一次，却要走上前去，在——不妨说——活动影片的镜头前打碎自己的脑袋，留给天皇一封信道：「陛下所命，臣等不能成，臣等之罪也。故含羞切腹。武士道！万岁云云。」此种风气至今还保持着几分；只要官僚继续加以鼓励，日本的立宪政治便要一再推迟，而天皇也仍旧以京都教皇的旧身份受人崇拜，而不是作东京的立宪君主。

日本与世界的报纸上不断出现这一类电讯，我且引其一：「门司车站站长清水四郎因日本天皇不得不在普通候车室里坐了一个钟头，遂以身相殉，投身车下而死。清水本负责安排天皇自九州观陆军演习后的行程。御用列车因道岔错置出轨而误点。清水留书一封，说他认为以身抵偿天皇所受的窘迫，是他的本分。」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三日，即明治天皇睦仁大葬之日，那位攻克旅顺、名垂不朽的乃木大将偕其夫人自尽，其举世瞩目，也属同一类；这是西奈山第六诫所禁于人类的、无神的野蛮。日本该停止借新闻局作态了。我们钦佩她所做的许多明智而伟大的事；说句实话，我们钦佩日本国民，甚于钦佩她目前这种六千万人中仅五百万人享有选举权的特权政府。那是一个民有的政府，却不够民享，更断然不是全体人民所治；林肯说过，自由若要有保障，这几项条件缺一不可。这是全世界的目标，如今在英国、美国、法国、中国、葡萄牙与瑞士已经做到。那些自杀的清水们所显示的不是爱国心，而是歇斯底里的自负；那组织严密的日本新闻局，以及长州、萨摩等享有特权的藩阀，为自身计，也该劝阻这种荒唐事；与其把这样的人抬进神社奉为神明，不如把他陈列在愚人堂的前厅。基督教教人：只有一位存在值得我们为之舍命，此外皆是拜偶像。我们所当效忠的不是皇帝或总统，而是皇帝治下的男女、总统治下的男女，也就是国家；而真正的皇帝、真正的总统也同样必须服务于国家，即全体人民。这才是日本应当教给她国民的现代道理，而不是武士道那套歇斯底里。日本并非不知自己的缺陷，政友会、国民党与维新会三党都在设法把维尔贝克为萨摩、长州、藤原、源、土佐、肥前、加贺等藩那五百万人所创的教育制度，推广到四千八百万务农的、采矿的、做工的、打鱼的人，以及一千二百万朝鲜人与台湾人身上。美英两国由衷地祝日本的教育推广成功，因为它「将平息一片烦恼之海」。

日本是世界上头一个着手解决土地税问题的国家，德国与英国近来也跟着做了，不过还差得远；美国大约也将仿效。直到不久以前，男爵与公司所占的大田产还按封建中世纪的老办法，以微不足道的估值纳税，而小地主却按十足的售价纳税。如今这已改过来了，日本的大地主不能再以极小的代价把地囤着，坐等那不劳而获的增值。他们必须耕作，否则出卖。这制度若不采行，各国的穷人便要被关税、食物、衣着、建筑材料、人头、战争、执照、国内消费、出口、补贴、教育以及其他种种重税剥尽资财。日本的地价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地税约为售价的百分之八。与满人治下的中国一样，日本的土地名义上是天皇的产业。永租权只有日本臣民、或只在日本注册的公司才能完全拥有。外国人在日本不能拥有土地，但他所设的日本注册公司则可以，因为这样一来土地便听凭日本处置——日本并没有中国那样在民刑事务上优待外人的治外法权豁免之法。

众所周知，警察是中央政府的一只手臂，而不是市政的；这带着专制的气味，是学的俄国样。因此日本没有真正自由的报纸，国事审判既不许报道，也不许评论。警察在东京的丸之内俱乐部之下行使新闻检查之权。日本不会有美国、英国那样的罗斯福、威尔逊、布莱恩与劳合·乔治！

日本也有她的金融托拉斯问题：小的储蓄银行虽有千百家，却都把款存入信托银行，于是这些银行掌握了「别人的钱」，即信用，的用途。这些大银行的总裁在「鳗鱼会」上聚议，它们是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劝业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与三井银行。

日本必定也有她的吉福德·平肖。一旦资源保护受到威胁，她对地方之权便迅速下手。人们发现各府县正把水力特许权卖给投机者与垄断集团的傀儡。中央政府在一九一一年一月立即停止一切府县与殖民地的批给，等候全国勘测完毕，并将申请人查明。有人提议把几百万马力的瀑布之力驾驭起来，取瑞士的办法而不取尼亚加拉的办法（以免损伤风景）；这与廉价的劳力相合，将是工业日本的一大资产。

数十部书、数百种杂志都指摘日本的诡诈与缺乏商业信义，日本官方已着手矫正，这从商务大臣大浦环游世界归来后在《实业之日本》上所写的下文可以看出；他在文中称赞老牌自由贸易之邦英国那种坚实的诚信：「我不能不遗憾地发现，论商业道德，日本还太幼稚太薄弱，跻身不进世界第一流国家之列。我所到之处，无不听见对日本的责难与怨言。日本商人不讲究商业道德，人们不能放心同我国商人做生意。想到我们日本人在商业道德上竟有这样招人攻击、招人抱怨的缺陷，我立刻觉得羞愧。我们的货物不能凭一纸发票就通过海关，必须受到严格的查验。英国的货物总比广告上所说的还要实在。总之，英国货从不辜负它广告上的说明。日本货恰恰相反。人们抱怨日本的制造品与样品不符。譬如，箱子上头照例摆一层个头较大的果子。虚报价目、以次充好、仿冒名牌之事屡见不鲜，损害了我们的名声。」认错与悔悟是改革的父母，日本正在觉醒。

一九一一年日本的矿产开采如下：煤一千六百万吨，值三千万元；铜一亿二千万磅，值一千五百万元；生铁六万吨，值一百五十万元（釜石与仙人两矿）；锌矿二万二千磅，值三十万元；铅八百万磅，值二十五万元。煤只算日本本土的矿，不包括满洲抚顺与烟台两矿的巨大产量。铜主要采自久根、小坂、足尾与别子诸矿，成本每磅九分，低于美国的成本。日本列岛的矿石行将采尽，因此她正指望富庶的朝鲜与中国供应这种战争与工业的必需品。她对铜的需求，是她在政治上扩张的又一动因。

日本正沿本州西岸修一条铁路，需要一千八百万元的铁路器材，其中大约一半要向外国购买。日本虽小，这条路却能打开风景与物产之区，大大增加国家的财富与战略资源。

日本修筑神户港码头、把码头伸入深水的方法，极合近代之法。水泥船即沉箱，长一百十九英尺，高三十五英尺，宽三十四英尺，在岸边一座浮船坞上造成（该坞由英国威斯敏斯特的一家厂商设计）。造成后运至海中，浮坞自水泥船底下沉去，水泥船便浮到应在的位置，再以水泥、碎石与沙逐渐灌沉，成为比较省钱而极其厚重的码头。疏浚过的海墙旁可同时系靠十三万五千吨的船只。就在不久以前，神户那片风扫的锚地上，一切货物都得用驳船运到轮船上去，为等候风平浪静而白费的日子不知多少。笔者还记得有一回在神户被困了十八个钟头，因为一场台风般的大风，任何汽艇与舢板都不能把趁风平时上岸的旅客接回船上。如今再没有耽搁了。有电力起重机与移动吊车，有货栈，样样便利，装卸极快。与蒙特利尔、汉堡、利物浦、香港等处一样，神户所需的港工、铁路联络与码头机械，都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协助、垫款或担保。神户是日本的大进口港，横滨是她的大出口港。东京也将成为出口港，一条可通一万吨船只的长运河正在开凿，直达横滨湾。

日本的石油产于越后地方，自东京横穿本州岛便是。此油极宜于点灯与润滑，此业受保护甚厚，雇工三千三百人，付给日本石油公司二成五的利。燃料油与原油则自苏门答腊、美国与墨西哥运来。

当年英国的格里姆斯比蒸汽拖网渔船由财团所有，把小船主与强悍的渔夫逐出海面，不但影响海军的募兵，也把一个强悍独立的阶级驱入经济与政治上的奴役之境，当时怨声甚多。日本竟照抄了这个不幸的例子，蒸汽拖网渔船已经引进她的渔场。政府许诺要在此事严重影响海军募兵之前加以管束。

日本人做起衬衫来了，原料税在衬衫出口时退还。式样是仿外国的。男工每月得九元，女工六元，每日做工九个半钟头。这些公司同许多日本实业一样，给几天假期，办戏剧演出、活动影戏、澡堂与茶水，所费都不多，却似乎使工人忘了自己的工钱本该有现在的三倍——即便在日本也该如此，因为赋税要去掉收入的三分之一。

在近代那种耐磨耐穿的条件下，一般民众的冬衣，以及海军、陆军、工匠等的制服，在日本与中国都成了严峻的问题。丝不行。棉在这方面也不济事。于是采用了羊毛，东方那些华丽的颜色与质地，开始在实用时代的要求面前消退。日本最大的两家毛纺厂，是大阪的毛斯纶纺织会社与神户的日本毛织会社。多岩的日本，全境有八成未曾垦种，尽为难除的箬竹所毁；此草似乎无法根除，且会伤及羊的娇嫩口舌与咽喉。因此日本的羊毛须自蒙古、满洲、英国、法国、德国与澳洲输入。纱厂又不足用，纱也得自英、法、德输入。山羊毛与骆驼毛则自南美与蒙古输入。

保护森林的运动已在日本生根，钢筋水泥电杆与浸过杂酚油的木杆都用起来了。最大的杂酚油厂在大阪，这种防腐木材如今用于日本著名的轻巧房屋、铁路栈桥、枕木、桥梁等。日本在南满铁路以东，以及沿釜山—奉天线一带，有一片极富的宝藏森林（世上仅存的几片之一）。目前日本与其属地的硬木，有许多运到美国做家具。

日本轮船无疑将经巴拿马运河驶往美国东岸。三木盛三谈起要派他的二十艘船走这条路。现在已有一家日本轮船公司自智利运来硝石、兽皮、盐、马、牛肉、羊毛、鱼、谷物等，又运煤、米、茶、丝、油、豆饼、制造品、席子等往智利。一九一二年日本的航运吨位达一百万吨之巨；而一八九五年中国赔款付与日本的前一天，还只有十七万吨。

朝鲜鸭绿江一带云山的东洋合成金矿公司分红丰厚，或许正因如此，日本在商业上与在外交上一样急于攫取朝鲜。这家美国公司与李·亨特有关，其特许权是经美国公使安连斡旋而得的；在一片五百英里见方的矿区上，十年之内获利达百分之四千。金矿设备投入十万元，已付股息四百万元；各矿的开发不靠增资，而是自己出钱。云山的厂大体自给自足，有碎矿机、铸造厂、机器房、船队、铁路与伐木场，还有医院与营房。采矿只费每吨一元四角，全用人工；朝鲜人因其温顺耐劳，是远东最好的矿工。有些矿深达一千英尺。朝鲜开发公司（一半美资一半日资）在汉城以南的稷山有金矿特许权。日本日后大概会对外国采矿定下新条件：至少抽净利的二成五为矿税，输入的机械免税，输出的矿石免地方厘捐。日本若能自行冶炼，矿石当然须运往日本处理。

在台湾，日本三家最大的制糖公司是新高、台北与南部制糖会社，各约资本二百万金元，年产三十万吨。日本还能增产，可以供给全世界。政府给蔗农肥料补贴，对模范蔗园给以奖金；至于对香港的高关税，就供应日本一面而言，自然也是台湾糖厂的一种补贴。

日本在上海苏州河畔开了一家电力棉纺厂，即内外棉，锅炉购自美国，发电机购自德国，纺机购自英国奥尔德姆。厂主与工头是日本人，工人是中国人。原料八成五是本地所产，一成五由日本轮船自印度运来。成品主要是棉纱，用日本轮船沿长江上运并沿海运销；就外国货而论，它输入日本时享有优惠。日本人正在扩充他们在中国所设棉厂的产权：三井物产会社已买下上海的华鑫、上海与三泰三厂，以及武昌的纱厂；三菱会社买下上海的振华厂；日本纺织公司买下中国的日新厂。此中大可深思。中国最大的译书印书机构——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也有三分之一属于日本人。

日本的三井洋行在汉口设了一家提炼厂，经营四川省著名的桐子，其油即所谓中国桐油。三井还经营满洲的豆油，用自家轮船把油与豆饼大批运往欧美。三井自办银行。豆油用于烹调、制皂，并在油漆中代替日渐稀少的亚麻仁油。豆饼在欧美用作乳畜饲料与肥料。此业规模之大，可由下列数字见之：一九一一年，牛庄（华人经营）运出豆二十三万吨、豆饼四十万吨；大连（日人经营）运出豆四十五万吨、豆饼三十万吨；海参崴（俄人经营）两者各二十五万吨。豆油约合七十万英担。这样浩大的收成，有力地说明了广袤满洲三省黑土之肥。如今四川省也在从前开过罪恶的罂粟花的垄间种起豆来；美国南部各州也在大量使用豆种，以肥沃那被棉花耗尽的土地。大豆含氮，不夺地力，反增地力。每英亩可产豆一吨，外加豆秸两吨。

加拿大与南非的铁路可以兼营旅馆、快递、电报、电话与地产公司；可是请看南满铁道会社——日本所有——的章程许它做些什么：经营铁路、城市、轮船、旅馆、矿山、电灯与煤气厂、电车、试验所、洗衣房、商店、宿舍、货栈、医院、青年会、学校、图书馆、磨坊、代销店、牲畜栏、森林、锯木厂、农场、高粱酒厂等等。这使人想起沃伦·黑斯廷斯被弹劾以前古老的东印度公司所握的权柄，或是州际商务委员会尚未大展手脚之时，新泽西州公司法全盛时代那位设立公司的迪尔的野心。

日本的吉原与半上流社会，及其在远东各处日本居留地与殖民地中的恶劣影响，普莱斯·科利尔《东方中的西方》第十章已详言之。一九一一年那场大火烧掉了东京洲崎一带广大而碍眼的吉原区；这火若把整个制度一并扫去，全世界的妇女界便不会像现在这样对日本社会心怀不平了。中国与印度，任凭人们怎样议论纳妾与蓄婢，在道德上也从未堕落到这个地步。病根在日本宗教本身的薄弱。日本输入的佛教与儒教（神道），移植于外邦之后已经退化，失掉了灵魂。中国若需要基督教，日本更需要。日本女子活泼可喜，可惜竟有这许多人失掉了自尊。或许这多少可以印证那条永恒的教训：一国若长久漠视贫穷，其道德必受其害。日本政府如今正设法补救，以提高道德风气。过错大半在国民自己：爱钱太甚，爱真正的宗教太少，而结果照例是神圣的女性首先被逼到墙边，沦落下去。

第十四章俄法两国对中国的压迫

关于俄国向太平洋推进一事，已有许多书写过，这些书终于促使英国把日本掷向那侵略者。其中包括普特南·威尔那几卷热烈的著作，以及贝雷斯福德勋爵、贝弗里奇参议员、诺曼、奇罗尔、科尔宽、霍西、荣赫鹏、克劳斯、寇松勋爵诸人之作。那一推进，已被逼退到满洲三省中最南的盛京边界之外，也被逐出了朝鲜半岛；但在满洲另外两省吉林与黑龙江，以及在广袤的蒙古、准噶尔与土耳其斯坦，它却仍在原地踏步。有些批评者说，把俄国从太平洋方面逼退之后，这股浪头便倒卷到波斯身上。曾任波斯财政总管的美国人舒斯特先生便相信，英国近来在印度边境的缓冲诸国输给了俄国。英国外交界中确已兴起一个新派，其执笔者为莫里斯·巴林、哈定等人，全然不带惧俄之意。许多人相信俄国打算在满洲再试一次；另一些人则相信日本将把满洲北部两省让与俄国；再不然，便是日本占据满洲全境，而支持俄国占据蒙古与直隶省的一部分。只要俄国还是寡头当国，俄国推进的危险便一日不去，因为贵族阶级要养着一支闲不住的军队，以便必要时用它去对付一个有野心的杜马，或是对付那些要求以纳税之权换取真实代表的国民。所以俄国在此后许多年里，总要在这一处或那一处压迫中国；如何遏制这种压迫，是英国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而美国也牵涉在内，因为有海约翰「不分割中国」的主义在，那便是远东的门罗主义。

一九一一年初，俄国照会各国，声言将对准噶尔作一次军事示威，并将像一八七一年至一八八一年那样，重新占据伊犁、科布多一类的商道与边城；此举使各国外交家大为不安。轻信的中国被诱着在当时对俄的条约里写进这样几条：准俄国商队携俄国军械穿越中国西部；准其免税贸易；准其设立「国中之国」的俄国居留地。哈尔滨的《新边疆报》承认：这些在中国极西之地举行的治外法权示威，与其说是意在土耳其斯坦的侵略，不如说是为了哄取在满洲的更多特权，如松花江的航行权、俄国居留地、矿权与路权之类。在另一件事上，俄国参与拒绝了美国把满洲铁路国际化的提议；再不然，俄国便搬出某项胁迫而成的密约，逼中国拒绝美国自秦皇岛至瑷珲、或自秦皇岛至海拉尔的铁路特许权。可是与此同时，俄国却在同中国商议：自伊尔库茨克筑一条铁路南下北京，又自塞米巴拉金斯克筑一条铁路南下准噶尔与大塔里木河的上游。俄国的推进不是一座死火山；谁也不知道它何时会在何处重新喷发。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斯皮里多维奇将军、国务秘书别佐勃拉佐夫与博布林斯基伯爵那一派人，在圣彼得堡并未消亡。俄国今日每年迁入西伯利亚的移民有十万人。她正把西伯利亚铁路往东直至贝加尔湖一段改成双轨。

刘铭传一八九三年所上、经李鸿章核可的下面这道奏折，可见中国对俄国深谋的了解：「俄人扼我之喉，而拳加我之背，与之相接，则心常惴惴不宁。一有争端，惟有俯从其请而已。」

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然而地广如俄者，竟视蒙古、土耳其斯坦、伊犁、准噶尔、满洲两省乃至西藏为她的势力范围。在革命的纷扰之中，一九一一年最后几个月里，焦头烂额的中国觉得蒙古已从自己脚下被抽走。中国驻库伦的办事大臣被弃置不顾，俄国扶起那位佛教喇嘛做了独立的统治者。自恰克图南下修一条铁路的计划也已拟就。蒙古的王公时时得到馈赠，以维系其好感、加深其亏欠。俄国甚至要求中国从边哨撤兵，并停止移民实边，因为中国已开始懂得移民这一着的策略。自斯列坚斯克经伯力至海参崴、全在黑龙江北岸的那条纯俄国路线，正以极大的耗费加紧修筑，因为俄国人想安置本国人于该区，不肯雇用华工，竟运来了一万五千名俄国路工。那条江浅滩太多，不宜于运输，目前疏浚又划不来。北京的华文报纸《中国报》怯懦到这般地步：因惧怕俄日，竟在一九一〇年主张弃满洲以保蒙古。我说它怯懦，其实也不妨说它是受贿；这正可说明，俄国的金钱未必不会在北方数省的某些中国报人身上谋求势力。

美国本想使日俄两国在满洲的扩张上互相分离，不料一九一二年六月，俄国竟同她的宿敌日本达成了一项友好的密约。美国人舒斯特先生应波斯之请，把波斯的海关办得很好，俄国却运动成功，使他去职。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圣彼得堡的贵族会馆，国家党开会声讨对美条约。立宪保守党主席博布林斯基伯爵起立，因朴次茅斯和约之故，称前总统罗斯福为「俄国之敌」。会上还提出方案，说明中国土耳其斯坦如何可以代替美国，为俄国种植棉花。俄国之所以反对美国，会上举了几条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俄国不喜欢美英两国「不分割中国」的政策。俄国的贵族也痛恨美英那种由人民的下院控制预算与军队的制度对杜马的影响。俄国的寡头集团痛恨美国的利他主义，因为那主义要为日渐长成的中国保住她在土耳其斯坦、蒙古与满洲的古老田土、矿藏与森林。中国人正倚赖着美国的利他之心。天津一家铺子的招牌写着：「各国语言皆能操；美国话尤其懂得。」这里头恐怕不只是诙谐而已。

中国人痛切地记着一九〇〇年黑龙江畔海兰泡的屠杀。当欧洲人被围困在北京之时，俄国人用刺刀把无辜而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赶下江去。溺死者甚众，尸首顺流而下，把码头都堵塞了。可是还有人要问：中国何以会有仇外之情！下那道杀令的奇奇戈夫将军，若我们今日也有塞内加、卢坎那样有才而爱国、无所畏惧的作家，他的名字本当与尼禄的名字并列，留在史册上。你若是美国人，到他退隐之处去问他为何这样做，他会答道：「去问衙门罢；该怪那寡头制度，不该怪这可怜的办差人。」

也曾有过那样一个时期——亨利·德·奥尔良亲王、杜美、加尼耶、勒鲁瓦·博利厄、李维业、洛蒂、珀蒂、伯特、安倍尔与博纳尔诸人执笔的时期——法国身为俄国的盟友，对中国也怀着侵略的图谋。我在香港居住的那些年，自法国占据广东省的广州湾以后，那里便被接连不断的噩梦缠住了。自从法国人把铁路从海防修到云南府，法国在云南省的势力便很强，四川人也在提防法国的手伸到长江上游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给英国自缅甸方面进袭中国西部、美国自菲律宾方面进袭中国西部，设下了一道屏障。法国本土与北圻虽都是高关税之国，但美英两国对法兰西的共和国民所抱的信任，仍胜过对其他几个强大外交竞争者可靠与否的信任。然而法国的侵略之势仍是潜在的，不可忽视，尤其因为法国在古老中国的南门有一块七十三万五千平方英里、三千四百万人口的印度支那殖民地。领有厚额补贴的法国邮船公司的邮班，往来于马赛、西贡与远至日本的各口岸之间。我曾乘他们的白船周游过半个地球，深知其服务之佳。目前法国以其铁路垄断云南的运输，除运价之外，还对保税货物征收高额的过境费。这在国际上是不合法的，也正是德国大为激怒、在阿加迪尔那个多事的早晨以「豹」号的炮口把它从法国外交手里轰出摩洛哥的那件事。中国个旧的锡矿主（其中有些是香港的居民）情急之下，打算修一条对抗的铁路通往南宁，再走往香港的旧水路。法英两国瓜分暹罗之事仍在缓缓进行，法国新近又取去了掸邦之一。为保住新加坡这道世界赤道之门，英国必须把马来各邦与缅甸连接起来，并迟早取去暹罗的一部分。法国一度打算把她在北圻的势力经中国西部推进，与俄国的推进在北京会合；但依「协约」之谊，法国如今与英国比与俄国更近，这于世界有益，其中也包括美国在远东潜在的贸易。印度支那的最高会议新近在法国募了四千万元的公债，用于安南与北圻的灌溉、排水、农矿开发以及铁路与道路的展修。

近几百年来，中国朝廷的势力并未远及长江以南。在法属中国全境，即安南、北圻、柬埔寨等地，以及暹罗与掸邦（今已一部分并入英属缅甸），昔日有着成百的小王小侯——在那个多山之地，一山便有一王——他们自己，除了那位勇敢而精明的黑旗军统领刘永福之外，其实都是冒险家，或是自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去的中国冒险家的后裔。打发一个中国人到美国去，他因眼前有那样一个功名的榜样，便要设法做垄断家；打发他到英属新加坡去，他便力争做承包商，心里还打着爵位的主意；打发他到安南或北圻去，在那快活的旧日子里，他就成了一个耀武扬威的王，在自己的蚁垤上昂首阔步。法国人不得不把西江流域来的上百个这类「王爷」或给以年金，或予以废黜。被废的那一位说：「我么，如今且回西江的盗水去，做一支蛇船队的水师提督罢。」这些人近来全在广东省的盗水里冒出头来，在一九一一至一二年的革命期间，给英、美、中三国自香港与广州出动、为文明与商业而巡弋的炮舰队制造了无穷的麻烦。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二日，有个姓陆的匪首竟攻占了广州著名的虎门炮台。

法国人走到哪里，就把巴黎带到哪里。有一件事可作证：在印度支那那些红色街道两旁的咖啡馆里，我到处见得到他，把苦艾酒滴在长玻璃杯的冰上，虽说医生一想到在这样酷热潮湿的气候里冒此风险，便要打个寒噤。为了与「洋泾浜英语」相抗衡，他教会了安南人一口「小黑话」。他把他那昂贵的巴黎建筑也带了来，如西贡、河内、海防的官邸、歌剧院与大教堂。自一八七三年以来，面积大于得克萨斯的印度支那五省，已花去法国一亿五千万元的军费。去年的贸易是进口五千万元，出口三千万元。这块殖民地对它巨大的财富才刚开始开发，尤其是北圻鸿基、锦普与老街的煤。

第十五章在华的几类外国人及其影响

中国岁入的主要支柱，也是外债迄今的主要担保，是国家海关（从前称大清海关）值百抽五的关税。这一机构是一八五九年由赫德爵士在广州创立的；他是阿马地方的爱尔兰人，由英国领事界调任而来。自那一年起，他一直掌管此事，直到一九一〇年携五十万元的家资退休。赫德爵士在北京过着王侯般的生活，而把这一职务办得清廉。印度文官界中人曾指摘他从困窘的中国取去这样大的酬报，因为他们做过更劳苦的差事，退休时只领一千元一年也就满足了。一九〇一年，赫德爵士写了他的《这些从秦国来》。他是替中国事物张目的出色宣传家，是服务于中国的西方人中最得人望的一个，尽管论英雄气概，他还比不上「中国的」戈登。继任者是裴式楷爵士，一九一一年则由安格联爵士接掌。安格联先生是英国一位牧师之子，是装备精良的汉学家，在赫德爵士门下受过训练，堪称这桩大事业彻头彻尾的领袖；这事业包括借款处、灯塔处、海关学堂、恤养处，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内地税收机构。因英国在华商业最大，几及美国贸易的四倍，海关总税务司便由英国人充任。所用的美国人、德国人与法国人也不少；安格联爵士坚持人人须精通中国语言及其方言。

在上海与南京一带，「中国的」戈登（查理将军）之名至今犹在人口，因为他统率李鸿章的军队屡获胜仗，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一时保住了满人的宝座。戈登将军与李鸿章曾屡起激烈的争执，坚持战胜之后不得继以暗杀与屠戮。一九一一年这一带的革命党人并未忘记戈登的训诫，这从他们自满人手中攻下南京后，在极大的挑衅之下仍能宽大，便可看出。凡曾襄助编练中国北洋十镇新军的外国人，都没有戈登那样的人格，也没有他那样的影响；在革命的大考验与一九一一至一二年的兵变中，那支军队一再显出：并没有一个坚强的人格把固定的宗旨、荣誉与爱国心灌注给这些兵士。

约在一八六九年，范布伦总统的一个侄儿约翰·谢菲尔德·范布伦到横滨去，在他叔父的领事署里当助手。不久他便到了香港，做太平洋邮船公司、东西洋轮船公司与东洋汽船会社这几家横渡太平洋的轮船公司的代理人，与那个大殖民地的中国人往还了三十三年。他对中国了解极深，训练出来的商人中，有许多在新共和国的商业与外交上升到高位。在香港，人们把他看作沟通东西方的最能干的头脑之一。他一心在华南，为它开拓商业、船坞与航运，并且拟定了中国第一条横渡太平洋的轮船航线，即一九〇三年的华商轮船公司。广东省那些著名的行会把他视为贤者，常到罗便臣道之上崖边他那鹰巢似的住处去，在摇曳的布扇底下同他商议。他是个极高极瘦的人，长脸，大眼，说话缓慢而圆浑饱满。无论如何也惹不得他说出一句急躁的话。像神明的磨一样，他磨得慢，却磨得极细。他常常慨叹：经营东方公司的美国人，多半不曾先在东方历练过，却坐在美国遥控；他极力主张英国那种办法，即合伙人轮流调动，在东方做满七年，在本国做七年，然后再回东方来。他在商业上所处的境地，确乎委屈了他。美国在东方的外交若能稳定些，摆脱那分赃制度，以他的识见与训练，本极宜于做一位了不起的驻京公使，或广州的大总领事。他对菲律宾人和中国人都有深入的研究，而完全偏向后者。他对美国将来能拿菲律宾人与菲律宾怎么办这一点，或许悲观得有些过分了。他是远东以及聚集在那里的各国代表的透彻研究者，怀着渊博而不外露的学问，笑得像一尊佛；而在公务上最令他不快的，莫过于听那位官派的美国环球客的高谈——那人在香港逗留一星期，就把相反的议论硬塞进他这样的汉学家喉咙里，回去写起书来，书中的预言大半同后来的事实一比，只成了笑话。有一位美国参议员和另一位美国官员写过预言远东的书，那种「一口咬定」的劲头，活像卡纳卡人骑浪的架势，最能刺痛这位平日恬静的东方贤哲的心。他于一九一〇年死在红海的酷热之中，被赤道旁的长年生涯耗尽了精力，始终不曾把胸中的几部书写出来——那几部书，他其实是欠世人的。他的妹妹嫁了一位奥地利贵族。家宅在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从母亲一系说，他与耶鲁大学史上有名的谢菲尔德家和菲尔普斯家有亲。

在中国供职的著名美国人还有别的。南军游击队首领约翰·莫斯比上校于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五年任香港总领事；南北战争中威斯康星铁旅的布拉格将军于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四年任香港总领事。这位将军言辞机锋锐利，有两句话闯进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因而举世皆知：「我们爱克利夫兰，因为他树下了那样的敌人」；以及「要把古巴人变成公民，就如同拿猪尾巴做哨子一样容易」。只消说明将军当时正任哈瓦那领事，这场尴尬便不难体会。经此一节，又接到华盛顿的几封公文之后，他便像朗费罗笔下的阿拉伯人一样，「卷起帐篷，悄然遁去」——遁往香港去了！当年在安蒂特姆，吉本将军的副官奉命来传令，叫布拉格将军在安全范围内尽力压迫敌人，将军那句名言便是：「这半个钟头里，此地一直他妈的不安全。威斯康星，再往前！」《中国的门户开放》一书的作者、《陆路月刊》的主编、香港总领事威尔德曼先生，曾以他推销自己那部好书的劲头逗乐了一班拘谨的英国人；后来他死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里约」号上，那船在旧金山金门之外沉没，满船人无一生还。丹尼尔·韦伯斯特曾派他的儿子弗莱彻做著名的顾盛使团的秘书，那使团到过香港、广州与澳门。国务卿西华德后来也经过同一片海面；我还见过以极地探险闻名的格里利将军，在香港湾仔寻认这位伟大的战时国务卿当年的足迹。游历西藏的作家萨维奇·兰道尔，我是在香港认识的。他那些受刑后脱险的惊险故事，我们有些人信，有些人则报以冷笑。他那时已是个憔悴的人，凡是旅行者照例可得的照拂，他都心怀感激；他是个热心人，是研究中国西部的学者，也是个有胆气的汉子。

一九一一年，美、英、德、法四国议定借与中国约一万万元，办铁路与新币制。各国觉得必须有一位中立的财政顾问，四国乃议定请荷兰爪哇银行的总裁维辛，日本对此也颇有好感。倘若借款合同能成，且中国局面转入常轨，维辛博士在远东便有机会在更广的范围里留下他的印记。希利尔先生久在北京代表英国的财政利益，司戴德先生代表美国的；伦敦《泰晤士报》的莫理循博士则先后做过北京帝国政府与共和政府的顾问。

到过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中，最非凡的一位是杜美。他本是法国报人，以领事的身份东来，后来做了印度支那总督，以铁腕把那里钉牢在法国手里。他把海防、河内与西贡造成文明、卫生、音乐、艺术、建筑、商业与法兰西帝国主义的了不起的中心。费用于他是不成问题的。他先用口才与雄心把政府和金融家催眠住，此后似乎就能造钱、或把钱催眠过来。他编成了外籍军团，在东方维持着一支强大的海军。他把马赛至西贡的法国大邮船公司航线拉了过来。他攫取了广东省的广州湾，弄得香港为她凌驾广州与西南——她旧日的势力范围——的声望而发抖。随后他做起帝国主义的大梦来，正如罗得斯在非洲、寇松在印度、科尔宽在缅甸、基钦纳在苏丹、罗斯福与塔夫脱一流美国人在巴拿马与菲律宾所做的梦一样。他，「小个子杜美」，要修一条六百英里的铁路，其路线大半经过从来无人到过之处，自海防直抵中国西南腹地的云南，从长江上游包抄英国的侧翼，把云南——将来还有成都——同马赛和巴黎连起来。热病也罢，五十英里里要架一百座桥也罢，每英里路要十万元也罢，运量微薄也罢，这些都得降伏；无论有无股息，他都要修到中国的心脏里去。到一九一〇年，他和他的部下做成了。英国人受科尔宽与寇松的激励，自缅甸方面同他赛跑，却被他抢先了十五年。中国人不喜欢法国人，他们正从云南修往南宁，以通香港；但目前云南一带大体上还是法国的天下。香港与曼德勒都被抄了侧翼。中国人本来宁愿要美国人或英国人，因为这两国不觊觎东方的土地。法国人的目标是把那条铁路推到成都，把中国拦腰截断。云南府踞于高原之上，昔日是离北京与文明最远的城，如今却成了极其近代化的一个中心：中国人仿效法国人，办起了路灯、自来水、工厂、新式监狱、实业学堂、着制服的警察，以及一支新式的省军与兵工厂。若问杜美对中国有何影响，到云南府「环顾四周」便是。当年杜美追着帝国之梦东来之前，倘有人问你中国哪一座城最不可能接受进步，你一定会说「无路可通的云南」；然而它几乎是最先接受的一座。杜美论中国最著名的书，是《法属印度支那》——重音落在「法属」二字上！

有二十年之久，香港「传闻先生」——为这篇速写起见，我姑且这样称他——这个名字，简直就等于那枚看似已化作恒星的焰火。他是加拿大人，生在圣劳伦斯河畔贝尔维尔的小镇上。冒险把他带到香港，在殖民政府的工务局里当书记，薪水少得像给孩子的，而那地方对外国人却样样昂贵。当时中国人开始用麦面代替大米，因为米已成了值钱的出口货。传闻便在午饭时间替他们出主意，那时东方炽烈的太阳把罗望子的树荫烤干，把木瓜的厚叶煎焦。日子一久，他自己也悄悄地贩进了几批俄勒冈面粉。他的中国买办很诚实，把利润与他对分，尽管事情全是买办做的。传闻越来越阔，做起美国北太平洋一带面粉厂的代理人来。年复一年，那位能干而诚实的中国买办替他揽来的订单，足以装满许多艘破开太平洋缓浪而来的整船。这买办自己生活俭朴，积下的钱足以使他在那个大殖民地上成为一股金融势力。传闻于是跻身军界、海军界与外交界的交际场，在香港那座宫殿之峰上、白加道那条独特的缆车附近，造起远东最讲究的鹰巢式宅第之一，屋基之下便是千尺如画的峭壁。他自肯塔基运来乘马与赛马，又不惜重资把加拿大羊放在古老中国的山麓，看它们能否制伏箬竹。他有一艘汽艇、一艘帆艇，在海旁的市区寓所和山上的别墅里都为驻军的军官们开音乐会，还款待过一位后来做了总统的美国东方总督。他是个漂亮人物，是这个五方杂处的殖民地里衣冠风度的镜子。他有那种与王公往来、深知自己身份的人才有的从容气度。像皮卡迪利的美男子布鲁梅尔一样，他只消让人看见自己同某个初来乍到的生手一起走过海旁，便能替那人挣出一份社交上的家当。人们传说他在玩乐之际如何一掷千金。总之，他是个风流倜傥的角色。他每年都要到环绕赤道那一带的大城市与北方的各国首都走一趟。他仿佛开着黄金国的矿脉。

末了，他要在财富之上再添声名。香港正要以一所堂皇的大学，进入远东觉醒之际那个伟大的教育竞技场。巴斯人中的王者麽地先生捐了地。谁来捐基金，因而或许挣得一个爵位呢？还有谁，自然是传闻；他这时才算真正得人望，而不只是招人妒羡，因为他终于要为自己以外的人做点事了。其间他又在香港将军澳开了一家中国面粉厂。他要像哈尔滨那样，就地磨中国的麦子，震动整个经济界，好少进些澳洲与俄勒冈的面粉。传闻的扩张似乎没有尽头，他撒在买办、中国银行家以及美国面粉厂身上的那层光彩也似乎没有尽头。许多人想仿效他、抢他的生意，或是在面粉袋上仿他的「唛头」；可是中国人「老规矩」，仍旧依着传闻，独有他一人在扩张，一来、一看、一征服。旧金山遭了地震，纽约遭了金融恐慌。这一对浪头绕行全球，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于香港港内相遇；正当其时，传闻有意不带白人同行，独自乘他的游艇「加拿大」号自将军澳的面粉厂回来，要穿过那著名海港的漫漫长途，回到他那山间宫殿与大学校址之下的码头。此事无人深知，只知道船员终于发觉他已落水不见。那道金融的怒潮把他吞没了。他再不能风光地驾其浪尖了。那所大学将来会镌上许多人的名字；可是等到他遗产的账目结清，捐款人里大概不会有传闻的名字。新加坡的三位中国人挺身而出，捐给这大学近五十万金元，而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撑持那力竭的中国共和革命。

弥敦爵士是自炎热多疫的尼日利亚来港任总督的。香港潮湿溽热，离赤道的直射光极近，想活得长久的人，在劳作、饮酒一类的享受上都得放慢些。这地方正好用来打发你想除掉的人，一如大卫把乌利亚安排到「阵势极险之处」。弥敦爵士的一腔热忱，是要十足地做一个懂得百姓的「知者」，做一个总督。他把他的僚属都累垮了。除了常课之外，他还在不合时宜的钟点里起身办事。他在酷热的海旁做事之勤，抵得上别人在三月凉爽的皮卡迪利。无论什么急难与场合，他都在场：大火也罢，新铁路也罢，大轮下水也罢。一九〇六年九月那场难忘的台风，袭击了毫无防备的殖民地——那地方屡受这种旋风之灾。长长的海滩与港湾，处处都仿佛有弥敦爵士在指挥救援。十月间「汉口」号轮船大火焚人之祸发生时，他抡着斧子同消防队员一同出力。他终于死去，实在是力竭而死，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是英国在华那个了不起的老文官制度的典型。他英勇、忘我、不倦、富于同情，他的榜样至今还活着，能以热忱与利他之心鼓舞中国。

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博士曾与美国驻京公使馆有关系，并参与过许多美国的政治使命，例如一九一二年考察孙中山在南京的政府。他在北方各省对袁世凯的影响极大。天津的北洋大学堂与保定府的学堂都是中国人办的，都领教过他指导之可贵，因而堪称楷模。丁韪良博士做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领袖三十年，在北方也做了几乎同样的工作，与中国的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有关；而且丁韪良博士还是把美国书籍译成中文的名家。美国驻京公使馆的威尔斯·威廉斯之所以有名，不仅因为他父亲写了《中国总论》那部高贵的奠基之作，也因为他自己在美国推进远东外交时的作为。美国驻京公使柔克义先生曾细心而勇敢地勘察过蒙古与西藏，并把他在那片俄、英、中三国对峙的争议之地上的旅行写成日记。

刘海澜博士多年任北京哈德门汇文书院院长，久已对中国官员与学生有很强的影响。他极有分寸，热诚、明智而博学；人们都知道，正是他使袁世凯站到宗教宽容一边，并使他笃信近代教育之法。上海的美国美以美会主教柏锡福，在南方共和党人中是个雄健好斗的人物。学生们爱戴他，少年中国的志士们崇拜他。热烈的赤诚、理想主义与狮子般的勇气，是这位有影响、有学问、能牺牲的人的特色。北京的甘林博士是在华三十年的美以美会传教士。一九〇〇年那场可怕的围困中，他以工程之才指挥使馆的设防，因而举世闻名。他体魄上极有胆气，心地镇静，判断明达，在中国官员中是一座影响的高塔。他的故乡是新泽西州的哈肯萨克。

开平煤矿的英国人金达造出了第一台机车，并订立了华北铁路与矿业的成功方针。他在唐山的厂与学堂里所办的技术教育，功劳也几乎不相上下。三十年来他领着中国人在机械上长进，并使官场在实用事务上与近代化相安。金达先生的助手是阿尔斯顿先生。为中国奠定铁路大发展之基的英国工程师，有柯林森、塔基与蒲柏诸位。主持汉阳冶炼与采矿事业的工程师，是德国人鲁佩特与赖伦；津浦铁路北段则由德国人多普米勒承筑。代表伦敦《泰晤士报》的在京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博士，久以其关于中国政局的迅捷电讯系住全世界的心；论中国政局，他是过来人中的能手。满人的北京里有那么多的暗流互相牵扯、交错，谁能驾住预言这条船，必是好手；而莫理循博士无论在采得难得的消息上，还是在消化这些消息上，都是好手。他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自能说明一切。

那些在中国久居、有影响而堪称典型的作家，世人是从他们的书和他们所居的显要位置认得的。曼彻斯特大学那位和蔼而诙谐的庄延龄教授，曾任英国驻福州、广州等处的领事。他的书显出他对古代、对宗教、对语言的精深了解。剑桥大学的翟理斯教授曾任英国驻宁波领事。把东方揭示给西方，无人出其右。他的书自能说明一切。我的老友波乃耶，当年在香港那间霉气沉沉的港务署里，我同他一起年复一年地盘问中国的出洋客，问他们是否「卖猪仔」（中国人指契约奴役的成语）；我也同他在香港那些高峻的山峰上散过无数次步。他在香港的文官界做了三十年的注册官、华民政务司等职。他论方言的课本很有名，此外他那部《中国风土事物记》是百科全书式的权威之作。已故的牛津理雅各教授在香港住过许多年，在那里译出了中国的经书。他开了一扇窗，让华夏的光照进我们这惊异的西方世界。上海也有过许多作家。美国人杰尼根写了《中国之法律与商务》，在一个久被冷落、如今随时势之新而日渐要紧的领域里，这是一部极有启发的书。慕雅德法政牧师对他周围各省写得精彩；上海还有许多人执过生花之笔，尤以已故的李德立为最——他做那部明达的权威刊物《字林西报》的主笔，凡十六年，学问渊博。继李德立而起的是贝尔与格林两位卓越的主笔。《国民评论》是一份出色的图文周刊，由上海的柯顿先生主持，办得很有能力；上海著名的《远东评论》则由矿业工程师李亚主持。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德教授是德国人，曾在赫德的中国海关里供职，写过几部记述亲历的有趣的书。香港的卜力爵士与英国宫廷联姻，既做总督又能著书，是个稳重厚实的典型，早年出身于严峻的爱尔兰警队，是理想的执纪之官，气质颇似克罗默勋爵，堪称强悍英国人的出色标本。在奉天，苏格兰教会的罗约翰博士为满人在著述、医药、教育与神学上做着奇妙的事业；而那位博学不倦的霍西——当年牛庄多事之秋的英国领事——则走遍全境，搜集确实的商务资料，绘制地图，供外交、商务与文墨之用。他有两部书是《华西三年》与《满洲：其人民与资源》。多事的拳乱年间任美国驻京公使馆译员兼参赞的何天爵，写过一部有启发的书《真正的中国问题》。可惜他一九一二年在美国去世了。

俄国也有她自己的学者与探险家，如普尔热瓦尔斯基，他的著作本该比现在更多地传到我们这里。美国长老会的赫士博士曾指导袁世凯在保定府创办省立学堂。骆克在威海卫为英国治理那块直辖殖民地已有多年，又能著书。我在香港时认得他，他是出色的辅政司，又是那极难的语言与文字不倦的研究者；以他的学问而论，无愧于司各特女婿的那个姓氏。骆克手下有庄士敦——《华北的狮与龙》的作者——他是我们香港的官学生出身，做过卜力爵士的秘书，是牛津出身的人。所有这些人，以及我们所认识的几十位别的人，都是西方在中国的有趣典型；而在这同时，他们也各以自己的方式把中国解释给欧洲和美国。中国人已经在学、并且还要学他们的短处与长处。直到晚近，中国人亏空公款之事还是罕闻的。一九一〇年上海的橡皮风潮中，中国道台蔡乃煌亏欠数百万元潜逃，中国的金融界被撼动到根基。究竟是无知还是贪心，谁也说不上来。那笔款子本是政府借给他去支撑中国银号的，那些银号因投机马来亚的橡胶园（还有那些只存在于纸上的园子！）而开始倒闭。但愿有更多的中国人能进入马尼拉，在那里看一看：制造、建筑、教育、筑路、卫生以及进步与政治的每一部门，如今正在发展的那种出色的父道之治，其领袖们是用什么方法办事的。

创办美国长老会在山东潍县那所首屈一指的大学的狄考文博士，最为人知的大约是把《新约》译成北方官话。美国人包文是金陵大学（长老会、美以美会、基督会合办）的校长，在华中新兴的共和派人士与官员中影响极大。柏尔根博士是山东潍县那所大长老会书院的院长。这些人本有极大的力量，能使东方向着西方；只可惜西方的商人在为中国的学堂与医院筹款上太吝啬了。一所大学本该捐十万元的，如今只捐三万元；须知教育与医药这一类的传教士，正是商业的先驱。治好一个中国人，教给他近代的方法，他出于感激便会亲近西方的贸易与交往。美英两国的扩张，所欠于传教的教育家与医生者，比欠于炮后之人、旗帜与议定书后之外交家者更多；后两者虽也效力，效力时却每每不免严酷。裘德生博士是美国长老会在风景秀丽、文风蔚然的杭州所办书院的院长，对华南官员与巨商的子弟影响甚大。在中国最有影响、最有意思的外国人，是那些行医的传教士。名字多得引不胜引；不过美英两国的各教会部，凡有人要问本宗派在前方做事的男男女女，都能开出几十个名字来。其次便是翻译家与教育家，是中国那些了不起的大学校长与教授，如上海圣约翰的卜舫济博士。旧式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旅行家、通商口岸的报馆主笔等等，也各在扮演有趣的角色，把西方解释给这伟大的东方；每一个人的周围都聚着上万的中国人，热切地看他的每一举动，听他的每一句话。一个人走到中国不同的地方去，总会看到某个外国的名字或人物——或善或恶——比当地自家的牌楼更显眼地立在那里，进入这觉醒中的民族的眼里与口里；他们正在掂量这些来到他们中间的人物：多数激起了他们的效法之心，也有几个激起了他们的厌恶。近年来有一百部书写中国的事物，出于各色外国人在华夏长期侨居或流寓之际的手笔；要供人思索的材料，再没有哪一种读物比这些书更丰富了。到非洲去的旅行家，一般写的是野兽，因为野兽似乎比那里的古老种族更有趣味；可是侨居中国的人写的不是猴子，而是男男女女——一群在一个至少四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里思索过来的人。至于中国的猴子，四川、云南两省倒也有一些；但中国既有四亿男女可写，谁若爱看讲猴子的书，就只好去看关于非洲的文字了！至于我自己，我承认偏爱华夏的文字，因为其中的人情引人入胜，其中的人物众多，把种种有趣的差异分明地琢成了一个个的面。

在中国的外国人里，预言将临的政局变动与屠戮而最准确的，莫过于新近去世的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先生。这一半由于他判断力出众，一半由于他消息的来路广，因为天主教的教民数目四倍于新教。樊国梁先生料事在先，是全中国对一九〇〇年「拳民」运动了解最透的外国人；他的忠告若为各使馆所采纳，外国人本可在围困开始之前离京赴海口。他自己却不打算走，因为他觉得必要时同他的教民一同死去，是他的本分。他成功地守住北堂，人人都很佩服。

下列在华的著名美国教育家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访美，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克拉克大学的世界东方学大会上为中国作了演说：金陵大学副校长威廉斯、岭南学堂校长晏文士、成都大学校长高彻，以及北京协和医学堂杨教授。华北美国公理会书院的谢卫楼校长与著名作家明恩溥博士未能到会，殊为可惜。

据近日消息，中国政府已于一九一二年年终聘用天津的丹麦人欧森办理盐务，并聘比利时名流雷科斯为法律顾问。凡用比利时人之处，一般都是为了遮住法国的手，有时也遮住俄国的手。

第十六章满洲人

当共和派起兵反抗朝廷之时，向全世界各报发出的檄文如下，署名者为外交总长伍廷芳与外交次长温宗尧，发自上海。伍廷芳其人，举世皆知，是共和新中国的杰斐逊。温宗尧则是一位极干练的新式律师，早年以足智多谋的驻藏大臣之任扬名于拉萨。

一、昏聩无能。

二、顽固反动。

三、蒙昧野蛮。

四、抵拒新学、科学与实业。

五、主张闭关；国政因循废弛。

六、反对民治，偏袒满人——满人不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

七、豢养大批不事生产的满人。

八、一遇违拗，即戕害生命财产，行同野蛮。

九、立宪之诺，出于虚伪。

十、满人阻遏世界的进步。

十一、割弃中国的疆土。

十二、鄙夷汉人，禁绝满汉通婚。

十三、征税而不予代议之权。

十四、傲然不肯采用汉人三字姓名之制，借此自成一族。

十五、满人无文学，故为野蛮之族。

这篇中国的《独立宣言》，全文最早见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的《字林西报》。一八五〇年太平天国起事之际，加于满人身上的指控也大致相同。满人本是一支狩猎的部族，其猎场在奉天东北长白山一带的林麓之间。詹姆斯所著《长白山》（一八八八年）对这一地区有极好的描写。把满人整练成征服之师的首领是努尔哈赤。自一五五九年至一六二六年，他一直操练他的骑兵。这些散居毡帐之中的零星部落，被他编成了一个心怀大志的满洲部族。长城并非为防满人而筑，乃是为防他们那些鞑靼族兄弟的远祖而筑。满人自己倒是筑起了一道柳条边墙，用以隔断西边的同族契丹人。这道边墙自直隶湾畔的山海关——长城入海之处——一直向北延伸五百英里，直抵松花江，环绕吉林。如今大概已难觅其片段，但我相信詹姆斯与荣赫鹏在一八八六年前后考察满洲时，还看见过它的遗痕。奉天以西的华北铁路路基，吞没了一部分这历史性的土垄。满人本无文字。努尔哈赤给了他们一种，取法于蒙古文，而蒙古文又是摹自竖写的叙利亚文。可见努尔哈赤曾与自塔里木河谷南来的行脚僧侣有过往还。中国的制钱中间开着方孔，钱背上便可看见这种字。读者不妨设法弄一枚，因为此后再不铸造了，而它们又是有来历之物——事实上是世上已知最古的钱币。就其汉文一面而言是最古的；满人不过在这中国钱的一面加上满文的年号罢了，这样的钱十文合美国一分。

满人早已看清：那多出他们百倍的汉人没有运输之力，没有马匹，因而既不能凝聚，也不能移动；他们的京城，任何一个胆大的部族都可以据有，只要起初不索取过重的贡赋，并且允许百姓凭科举与平民化的文官制度大体上自己管自己。满人向这一班文官表示：只要改从满式的发式，官位可以照旧——他们照办了；久而久之，满洲的明黄取代了汉家的青蓝，成为官服的荣色。汉族的妇女却是征服不了的。她们始终不肯采用把头发拢在两耳之上的满式梳法，也始终不肯放开裹足。满人则拒绝采用汉人把姓氏置于名前、合成三字的办法，如「李鸿章」。满人只用双字之名，如「那桐」，而他们的姓氏则登记在八旗之一的名册上。满洲的驻防兵渐渐把汉人挤出城墙之内，汉人只得在关厢外另筑一道城垣。满洲一朝的大事与年代，就其关涉自家的「大清」与外洋（番鬼）文明者而言，简述如下：

满洲天聪帝倾覆明朝怀宗，入据北京　　　　　　　　　　一六四三年

茶叶由英国船只自广州运入欧洲　　　　　　　　　　　　一六六〇年

康熙即位，为满洲诸帝中最伟大、最具艺术情趣者；

基督教几乎得以立足　　　　　　　　　　　　　　　　一六六一年

准噶尔王噶尔丹征服喀什噶尔，称雄中亚　　　　　　　　一六七八年

与欧洲国家（俄国）订立第一个条约　　　　　　　　　　一六八九年

东印度公司在广州通商之始　　　　　　　　　　　　　　一六八〇年

雍正即位，仇视基督教　　　　　　　　　　　　　　　　一七二二年

驱逐耶稣会士　　　　　　　　　　　　　　　　　　　　一七二四年

英国首次遣军舰「百夫长号」来华，英人在广州、

宁波等处活动甚力　　　　　　　　　　　　　　　　　一七四二年

美国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自纽约启航，

格林船长指挥，抵达广州　　　　　　　　　　　　　　一七八四年

美国首任领事萧少校驻澳门　　　　　　　　　　　　　　一七八六年

费城以「联盟号」开中国贸易　　　　　　　　　　　　　一七八八年

波士顿以「马萨诸塞号」开中国贸易　　　　　　　　　　一七八九年

马戛尔尼伯爵使团抵北京，使世人得窥这个帝国：

全国似有城垣之城四千四百零二座，人口三亿

三千三百万，鞑靼与满洲之军步兵一百万、

骑兵八十万。政体为专制　　　　　　　　　　　　　　一七九三年

马戛尔尼被命离去，中国决意闭关拒外

一七九三年十月七日

斯当东爵士在伦敦刊行三卷本著作，向世界揭示中国

的腹心与京师，坚定了列国开中国以趋新之志　　　　　一七九八年

首位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抵华，在广州米尔纳与

布尔洋行中译《圣经》并编《华英字典》　　　　　　　一八〇八年

颁布禁教上谕　　　　　　　　　　　　　　　　　　　　一八一二年

阿美士德勋爵使华，因不肯以下国进贡使臣之礼向

皇帝「叩头」而无功　　　　　　　　　　　　　　　　一八一六年

东印度公司专利权终止　　　　　　　　　　　　　　　　一八三四年

律劳卑勋爵抵澳门，管理英国商务　　　　　　　　　　　一八三四年

鸦片之争起，皇帝下令禁其贸易　　　　　一八三四年十一月

著名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焚烧鸦片　　　一八三五年二月

义律船长与英商离开广州　　　　　　　　　一八三九年五月

英美水手与华人在广州相斗　　　　　　一八三九年七月七日

英人取香港　　　　　　　　　　　　一八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英人自澳门撤退　　　　　　　　　　一八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美国巡洋舰「波哈坦号」与英国单桅舰「响尾蛇号」

在香港对岸的九龙湾攻击华人海盗　　　一八三九年九月四日

皇帝下诏，中英贸易断绝　　　　　　　一八三九年十二月六日

中英鸦片战争。老大中国受了它有史以来自任何外国

所受的最沉重的痛击；交战多次，多处口岸被占　　　　一八四〇年

于南京城下「康华丽号」舰上签订和约，英方为璞鼎查

爵士，中方为耆英与牛鉴；中国赔款二千一百万元，

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并割香港岛予英国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美国专使顾盛、韦伯斯特之子弗莱彻等抵广州　　　　　　一八四四年

官色由汉家青蓝改为满洲明黄　　　　　　　　　　　　　一八五五年

著名的慈禧太后与总督李鸿章崛起当权　　　　　　　　　一八五六年

《南京条约》未得履行，英国再启战端　　　　　　　　　一八五六年

为秘鲁、古巴、加利福尼亚等处贩运苦力的奴隶贸易

在澳门开张　　　　　　　　　　　　　　　　　　　　一八六〇年

英法与中国交战　　　　　　　　　　　　　　　　　　　一八六〇年

太平天国之乱起于广州，席卷至南京；美国人华尔、

「中国人」戈登等为满人效力，与之为敌　　　　　　　一八六三年

容闳率首批中国学生赴美（哈特福德）　　　　　　　　　一八七二年

陕西、甘肃、云南诸省及土耳其斯坦回民大乱，为悍将

左宗棠所平；回教首领阿古柏在土耳其斯坦被刺

一八七七年五月

赫德爵士创立中国国家海关，为外债之第一重担保　　　　一八八六年

中日为朝鲜启衅；台湾失去，又付赔款　　　　　　　　　一八九四年

光绪帝下变法之诏，出于康有为的影响　　　　　　　　　一八九八年

联军围攻北京　　　　　　　　　　　　　　　　　　　　一九〇〇年

日俄为满洲开战　　　　　　　　　　　　　　　　　　　一九〇四年

美、英、中三国在上海议定终止鸦片之害　　　　　　　　一九〇九年

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同时崩逝　　　　　　　　　　　　　　一九〇九年

共和革命起，由黎、徐二将统之，孙中山谋之　　　　　　一九一一年

满清退位　　　　　　　　　　　　　　　　　　　　　　一九一二年

加于满人的一项重罪，是他不断把中国签让出去：台湾与朝鲜予日本，满洲予俄国，广州湾与东京予法国，胶州予德国，威海卫予英国。近五十年间王座与朝廷之不为人所敬重，满人自己要负其责。摄政王载沣本可自登大宝，却因忌惮诸王的党争，立了自己的孩子溥仪。这种长期摄政的办法，善于阴谋的满人已行过数次，尤以慈禧太后之于光绪为甚。等到光绪长大，稍稍自作主张，便被摧折了，另立这个孩子溥仪为嗣。同样凶险而无常的办法，也用在拉萨：每隔几年便另立一位年幼的达赖喇嘛，而对老达赖说一句「是时候把您的灵魂传给新的化身了」。他可以自尽，也可以被杀。中国人觉得已无皇帝可敬可从，有的只是盘踞北京的一伙篡夺者，而且是一伙不敬神明的篡夺者。自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周朝开国以来，让一个孩童去行成人之职，从而轻慢祭祀，一向被视为大罪。

不仅如此，满人久居北京，还把政柄交付妇人与宦官宠幸，使治国之道堕落。凡与此有涉的人，谁也忘不了一八九八年政变以前那些年里，北京那位声名狼藉的太监李莲英是何等威势——那一年，维新诸人与皇帝一同被打翻在地。这个出了名的「贪墨之徒」实际上与慈禧太后分享了御座的权力，而光绪帝则终日在见弃之中。满人自己也知道，尊崇宦官是违背祖制的。满洲最伟大的皇帝康熙年幼之时，辅政诸臣曾贬抑宦官，并把这条法度镌在每块重达千磅的铁牌上。慈禧长年临朝，何以不守此法？她可曾想过，百姓不会忘记，而她的继承者载沣与整个王朝将为此受累？只因她晚年好客，容许一位才艺出众的美国女子为她画像，送往圣路易斯博览会；又因她曾在北京款待过几位可亲的使馆夫人，她的客人们出于妇人的善心写了书，我在香港的一位才气纵横的编辑朋友也写了一部，替这位暴君、这位守旧者、这位杀人者开脱。然而英美外交那一段长长的冷峻记录；她当国期间中国的内政史；庚子之围；光绪帝留下的书面证词；她的「傀儡」政策；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几位大改革者的遭遇；她凭密探系统在全世界追缉康有为与孙中山；各国的报纸；她的内务总管景善的著述；她那位首席总督李鸿章的美籍幕僚们的陈述；一九一一年的共和革命与《独立宣言》——凡此种种，都执拗地指向一点：自私与守旧最贴近这位权势妇人的心；她属于叶卡捷琳娜一流，而不属于伊丽莎白或维多利亚一流。若满人的领袖七十年间是这样的品性，其追随者又当如何！

由于满人缺乏艺术的感觉，他任凭宋代留下的秀美桥梁与宽阔道路荒废，任凭唐代留下的雅致楼台、明代——艺术上无与伦比的一朝——留下的华美宝塔、以及蒙古人留下的精良运河荒废。满人与汉人在心智上的差别，其实也不必过于诧异。三百五十年前，满人不过是猎人、武士与渔夫，如同他今日仍在西伯利亚的族兄布里亚特人与通古斯人一般；而汉人则自远古以来便是商人、精于农事的科学家和读书人，历来自食其力，从不倚仗政府的津贴或任何门第的特权——正是这些津贴与特权，使昨日与今日的满人萎靡不振。一九一一年十月，隐忍的汉人起而反抗满洲征服者，是极自然的事。可诧异的倒是它竟被压抑了三百年。满人从不曾与汉人相融。所有大城，即使远如广州、云南，距权力中心一千二百至一千四百英里，也都另有一座有城墙的满城——通称鞑靼城——是从原来的汉人手里夺来的。为了平息乱党的怨言，摄政王载沣在一九〇九年撤回了那道直到那年为止仍禁止满汉通婚的上谕。

同一切力图固守特权的少数者一样，满人颇有几分「势利」。在北京，常常听得见这样一句讥刺南方汉女的话：「哦，她是南边省份的女人，哪里谈得上什么规矩。」事实是，南京、杭州、苏州、广州以及其他南方城市的汉家妇女，礼数远比那些劫掠者的女儿、粗野骑马的满洲妇人为文雅。留辫子、戴瓜皮小帽是满人的风俗，十七世纪强加于被征服的汉人。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中，汉族共和派最先做的事情之一，便是剪掉发辫——他们宣称，那是臣服于他们所要推倒的这个王朝的记号。满洲妇人的头式，是把头发拢束在两耳之上，而不像汉人的习惯那样束在脑后颈际。满人不缠足，也不施脂粉，而这两样都是汉人的旧俗。满洲妇人的袍子比汉家妇女的长，后者则穿分开的裙，或者不如说是宽大的裤。此外，满人特有的式样还有：官帽尖顶上表示品级的宝石顶珠；帽后所插的孔雀翎；孔雀图案的绣饰；黄马褂。

满人饮高粱酒，而不饮米酿的三烧。他们的战旗是三角形的，而非长方形的。御座接见军机大臣与总督时那种特别的白昼召对，显出对公开的畏惧，也显出与百姓相隔膜的自知。他们似乎以为，一个笼罩着神秘、隔绝、香烟与幽暗的宝座，比一个在百姓爱戴中轮廓分明的宝座更为牢固。满洲的头领们迷信多于信仰，其中一桩奇特的崇拜是拜狐。奉天的大狐仙庙——本朝的宗庙所在——极负盛名。汉人的头领即使在最粗鄙的迷信里，也不曾这样鄙陋。汉人，尤其是缴纳大部分赋税的辛勤南方人，一向不满于分给八旗之下百万满人的钱粮——这些人带着执兵的特权，分驻在全国的城池、营房与军械库中。满人凭密探系统、赋税之柄、商路之权与司法官吏的任命，盘踞了这样久，终于倾覆；一切压迫的制度与暴君都该由此留意：无论看去多么壁垒森严，百姓终究要成为至上者，而且长久长久地记着他们违心忍受的种种冤屈，口中念着「归还」二字。且引伍廷芳——那位美国人与英国人都熟识的中国杰斐逊——的话：「百姓的手已经扶上了犁，他们势必要一直犁到这道田垄的尽头。」

写满洲的书有：詹姆斯《长白山》；荣赫鹏爵士《满洲游记》（一八九六年）；何西《满洲及其人民》；霍沃思《满人源流考》；罗斯博士《满人，即当朝之族》；巴克尔《在华之满人》。伟烈亚力博士译过满文文法与《清文启蒙》。这些都是英国作者。扎哈罗夫教授编过一部俄满字典，并于一八七五年撰文论满人；穆麟德则编成一部满文文法。满人失位而流亡之后，或许会把他们仅有的一点文字与语言重新拾起；也可能——以他们这一族善于阴谋的本事——端王、肃亲王、载字诸王、荫昌将军等人，会继续在热河、张家口、库伦、奉天、大连以及其他流寓之地筹谋不已。满文的著述总共不过二百五十种，且几乎全是汉文经籍的译本。

满汉之间那不可调和的隔阂，还有什么比下面这件事更好的证明呢：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六日，慈禧太后在北京召开那场事关重大的御前会议，决定对「拳民」的最后态度，与会的汉人大臣一片不祥的沉默。当满人显出要毁掉自家王朝的疯狂决心时，汉人大臣以沉默表示了默许；而一九一一年的共和革命，不过是一九〇〇年那场沉默的精神在外面显形罢了。

第十七章中国的陆军与海军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使世界认识了南北两方的中国将领——他们确实能够统率一支近代军队作战，而不只是在演习场上摆布队形。南方的领袖将领有黎、林、何、黄、徐诸人；北方在役的名将则有冯、张、赵、升等人。这些人都是汉人。被大加吹嘘的满洲将领证明不中用；旧式的鞑靼将军，如直隶的姜、陈，张家口的那彦，红旗营的端，京师步军统领肃亲王之流，很少有人被调到前线去。后者的凶悍气性固然是有的，只是不通近代战术。一九一〇年平定西藏之乱、慑服达赖喇嘛的赵尔丰，是一位有实效的旧式将领，一九一一年九月乱事初起时，却被困在成都城中。满洲军的总统荫昌；一九一〇年访问美国的哈、良两位陆军少将；何少将；陆军大臣载涛贝勒；统带那支笔挺的灰衣禁卫军的毓朗贝勒等人，从来不曾比动员的起点更靠近战争一步；他们那节挂在京汉铁路上的专车，车头始终朝着北方！诸位带兵的宗室亲贵——载浦、载振、灵公、溥公等——则一律让礼服上不沾一点战地的尘土与火药的烟垢。海军大臣载洵贝勒，守着上海江南船坞替他造的那艘豪华汽艇，赌气不肯参与萨镇冰提督的舰队；而那支舰队正作最后一搏，要在武昌与汉口之间截断革命军的左翼。

中国的新式陆军，起于一八九四年，起于中日为朝鲜一战的败绩。李鸿章与袁世凯两位总督决意练成一支管用的军队。所聘教习以德国人、日本人为主，也有少数其他外国人。南北战争中成名的美国厄普顿将军曾到过中国一次，与李鸿章总督商定在北方创设一所中国的西点，此议后来在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里开了端。德皇威廉曾在德国亲自指点荫昌。一支禁卫军和十个镇——多为就地征募、便于招兵与动员的乡土之师——主要在北方各省练成；另有二十个镇依一九〇六年四月十六日那道著名的《陆军上谕》而部分成军。新式军械厂、司令部、野外演习、红十字、外国教习、北洋武备学堂等，一一都作了安排。分驻各总督麾下的旧式缠头绿营，以及领饷的八旗兵，并未全部裁撤。他们分驻在全国四千座有城垣的城池之中。征兵之制无须实行，因为人人似乎都急于为那份饷银、为每月六元的许诺而当兵。原定的办法是：现役三年，预备役三年，此后照德国之制入后备军十年。到一九〇〇年，这支新军尚未凝成一体，否则守旧的皇太后、端王、甘肃的董福祥和山东的毓贤，早已把使馆区的外国人和西摩尔提督在天津的国际救援队一扫而空了。一九一一年乱起时，第八镇在武昌加入共和派，赢得不朽的荣名。他们的同袍第三镇则在汉口与之对垒。由山东与江苏乡兵组成的第九镇为帝室守南京，但其中的江苏一协后来叛去。驻北京附近滦州大营的第二十镇，是满洲的乡土之师，他们向资政院与御座呈上十九条宪法信条，声言非先画诺不肯为朝廷作战——这一举也赢得不朽的荣名。这可真是大逆不道之至了！禁卫军留在北京不动，看守的与其说是宪法条文，不如说是成堆的银锭元宝！第六镇在山西。满兵的第一镇，以及第二、第四两镇，时而在京汉铁路上来回穿梭。第五镇驻在山东省城济南。

倘若中国的陆军不是乡土之师，这场革命也许根本鼓动不起来，因为要在一个成分混杂的第八镇里搞串联是办不到的。反过来说，倘若中国的陆军不是乡土之师，袁大总统在一九一二年三月本可以调京中的第三、第四、第六、第二十诸镇去弹压兵变；可这些镇却与满兵第一镇和禁卫军声气相通，在紧要关头竟不听命于合法的国家元首。成分混杂的军队不易动员，可一旦动员起来，便更受得住纪律，也更肯为大政方针而撇开乡土之情。英、德、法三国的军队是乡土之师，意大利与美国的常备军则不是。不过美国主要倚仗的那支庞大的民兵，自然也是乡土之师。

北洋十镇之能成军，荫昌出力甚多。他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在奥地利步兵中服役五年；出使德国时，应德皇威廉之请，得那位异常干练而热心的君主亲授兵事。一九〇〇年，荫昌在天津与联军接仗，退却时能约束部伍不散，颇获称许。一九〇一年，荫昌与摄政王载沣同游香港，我们都因他们在引导新中国上所显出的远大希望而生同情。荫昌有一个极好的主张：把各省的军队从总督手里收回，使新编各镇直隶北京的兵部。度支大臣载泽贝勒的办法，则是通知各巡抚，应解京若干，作为本省分担中央军费之数。此事争执颇多，南方许多巡抚都说，他们出的是两支军队的钱：一支是留在北方的新军，而分给他们的那一镇或一协却从未见到；另一支是为维持地方治安不得不养着的旧式省军。练新军之功，哈汉章仅次于荫昌。他也是北洋出身，又在日本军中受过训练。满人良弼在接统第一协之前，经历与哈汉章相仿。这几个人都不像铁良和其他有名的旧式将领那样长于经籍而短于战术；他们恰好把次序倒了过来。远在云南省城的李经羲，招募并训练出一个极好的镇。广州的一镇在共和派吴森的部队面前土崩瓦解，山西诸镇却被蒙古人升允牢牢地捏在一处，他后来还攻取了扼西路通京要道的潼关。革命最初几周，南方各镇的兵士多有从腰间开枪的，因为不惯枪托抵肩的后座之力。当然，他们很快就打得好了。一九一〇年赴比斯利与赛的新加坡步枪队里，最出色、最得人望的射手之一，便是广东籍华人谭周金军曹。

说到中国的军事记载，华尔的名字应当与「中国人」戈登并列。华尔将军生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为中国捐躯。一九〇六年以前，中国唯一称得上军队的一支大军，是他一手编成并统率的。「常胜军」——太平军的克星——的缔造之功，他与戈登共之。

以暗色新式军服为时尚的风气，也吹到了衣饰华丽的老大中国。我要讲一桩有趣的事。一九一一年秋天，甘肃西部的西宁有一伙人聚众造反。他们推举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做先知领袖，因为他身上有奇异的胎记，并给他起了个玄妙的名号叫「救世王」。将领们呈报说，这支新军应当穿近代式样的棉布军服。于是各商号的订单堆积如山，凡是洋布，不论花色如何，一匹不剩地被买光了。禁卫军穿灰色，其余各镇穿蓝色与卡其色。

飞行术传入中国（实则是印度支那），始于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一日荷兰裔法国人范德博恩在西贡的表演。同年稍后，美国人「巴德」马尔斯又在上海飞行。第一位中国飞行家是冯如，他在美国受训，一九一一年在北京以东的滦州大营试飞。革命期间，有一批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飞行，随后赶赴革命军前线。倘若战事继续下去，本拟从飞艇上投掷炸药毁灭北京。孙、袁二人都值得道贺，因为外交手段免去了这一必要。

中国的古老、人口之众与好战之风，曾被若干作者质疑。她远在基督纪元前三世纪即已人口浩繁，由军事记载可证。秦人在名将白起统率之下，公元前二九三年斩韩人二十四万；前二七五年斩魏人四万；前二六四年斩韩人五万；前二六〇年斩赵人四十万；前二五六年又斩周人九万，遂灭掉那设立祭祀、执守神鼎的王室宗族。公元前一〇〇年著书的史家司马迁说，列国与秦人交战，损兵百万。基督纪元以后，中国人少娶妾媵，也少打仗了。二十年前，一个把素来受轻视的武人抬到与士、农、商同等地位的皇帝，是要被砍头的。且看摄政王载沣一九一一年四月发自北京的一道军事上谕：「朕以为立国保邦，尚武为先。」

古时中国人的兵谚，有如下数则：

「上将先谋而后勇。」

「乌合之众不成一旅；一名练卒抵得二十名生手，退时还容易保全。」

「良将不诿败于劣卒，良将手下没有孬队伍。」

「梭子鱼只咬那只踢不动的瘸鸭腿。」

「仗也许一纪不打，兵却须天天醒着等它。」

「咬得最狠的狗，最不露牙。」

「一句耳语能招来一场战争。」

「好炮要遮住，坏炮才拿出去威风地摆着。」

「敌人不知你的弱处，你便不弱。」

「炮不如炮后之人，墙不如墙内之人。」

中国的文学里不乏动人的战歌，其中既有家中人受苦的哀婉，也有行伍间牺牲的忠忱。下面这首引自孔子所编的《诗》（公元前五五一年）：

军 士

我登上光秃的山冈，

放眼向远处凝望，

寻我父亲那红光的屋檐，

仿佛听见他一声长叹。

我登上生草的山冈，

放眼向远处凝望，

寻那小屋里透出的微红，

我想那是母亲在叹息。

我登上最高的峰顶，

放眼向远处凝望，

寻那园中屋上兄长的身影，

仿佛听见他一声长叹。

我的兄长也在从军，

与同袍日夜相守；

可兄长孝顺，或许还能回来，

纵然死者已长眠远方。

下面这一首更为古远，是公元前八〇〇年李华所作，用以纪念古代中国的魏部与北方蒙古人的一场战事：

战 场

人虽众多，其心惟一；

命虽众多，同售一价。

敌与天地互为锁钥；

沙起如涛，山亦相搏。

河川尽处，死者如潮；

魏之长城，亦赤于血。

降则为奴，世世为奴；

战则为鬼，鬼亦丈夫！

无一人遁；名接着名，

群鬼来迎，星辉满身。

正是凭着这样斯巴达式的诗篇，早期的中国人得以把尚武之气点燃于全族。方块字雄劲而简峭，恰如《贝奥武甫》里的盎格鲁－撒克逊语，比我们后来拉丁化了的语言更为紧凑。

孔子主张对残害家人的仇敌施以报复。弟子以此相问，他答道：「寝苫枕干。」

南方共和军中两位有为的上校，是美国西点军校一九〇九年班的毕业生，由罗斯福总统亲自保荐入学。一位是温应星上校，南京共和政府外交次长温宗尧之侄。温上校任广东省议会的军事顾问时，曾历艰苦的战阵。另一位「西点生」是陈廷上校，南京共和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博士之弟。

有一回我在广州的窄街上闲步，走进玉字街一家画铺，挑了几幅珍爱的、乳白透青的画。那画极有神气，画的是旧日那种三桅的满洲战船——早年间，还能看见它们在广东泛滥的江面上抢风驶进港汊与宽阔的水面。船腰的舷墙上悬着绘有汉字的黄色盾牌。格子形的红舵高高地提出水面，好把这没有龙骨的笨重家伙拨转过来。画着黄眼睛的巨大蓝橹从桨门里探出。船头两侧也有眼睛。高高的船尾上，那间探出的舱房里挤满了人、货物与青铜炮。低矮的红船首把橄榄绿的海水犁成白沫。红色的三角旗在各桅上挑衅似的招展。褐色的大方席帆像云一样张在船头那个穿蓝褂的测水手头上。天际线下，敌人的黑旗正在逃遁，海鸥惊散。只有那锯齿般的青山，沿着铁色的海岸巍然不动。

说到中国近代海军的兴建与训练，最先该提的名字是英国海军的琅威理上校和美国海军兼中国海军的西贝林上校。这两人为一八九四年的对日之战预备了那支舰队；那一战里，中国只出了丁汝昌提督与邓世昌管带两位海军英雄，可他们背后是一个无能的兵部，终究做不了什么。被俘的「镇远」「定远」两舰，如今列在日本的退役名册上。就当日而论，那是极精良的军舰，在鸭绿江与威海卫两役中都经受了猛烈的打击。海军学堂设在天津、芝罘、南京、福州、上海、厦门，宁波以南的象山港还要再设一所。贝思福提督一八九八年访华时，曾就海军事宜与中国官员——尤其是李鸿章——商议；有几艘巡洋舰是在英国造的，不过两艘最好的铁甲舰造于德国。美国人布拉德利·奥斯本上校则为发展中国海军效力多年。

中国的巡洋舰「海圻」，漆着规定的灰色，张着华丽的黄龙旗，参加了一九一一年七月斯皮特黑德的英王乔治五世加冕大典；同年九月又驶抵纽约，泊于格兰特墓下。两次都受到格外的友善接待，这正是英美——尤以两国为甚——新近对中国生出兴趣的标志。同型的「海筹」「海容」两舰，「宝璧」级的炮舰，「湖鹏」级的鱼雷艇，在共和以前的中国是常川动用的。今天在澳门盯着葡萄牙人不许越界，一周之后便在长江沿岸的大城四周炮轰乱党，或者疾驶直隶湾，预备接那位幼帝上船。巡洋舰「飞鸿」是中国第一艘在美国建造的军舰，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新泽西州卡姆登下水。更大的巡洋舰正在英国建造；等中国的政局与财政稍定，还打算向英美两国订购铁甲舰，编成北洋、长江、南洋三支舰队。上海可以入坞修理小舰，可到今日为止，中国水域里能容铁甲舰进坞的只有英属香港一处。中国至今没有潜艇。英国海军在香港常驻着几艘潜水鱼雷艇；在那个四面环山的港湾里——世界上再没有比它更合适的——潜艇给敌人的心理震慑将是骇人的。

近年中国的海军方针出自载洵贝勒之手。萨镇冰提督——一九一一年十月统率长江舰队与共和派为敌，一九一〇年又对付过在长沙袭击雅礼学堂的匪徒——曾访问美国，一九〇八年在厦门款待过美国的环球舰队。他有一个儿子在美国西部的一所学院读书。两位最伟大的共和派将领之一黎元洪，其实是在北洋与芝罘两学堂以及日本受的海军训练。一九一一年四月广州之乱中的李准提督；秋澄提督；谭；在厦门款待美国舰队的程；在美国哈特福德受教育的徐振鹏管带；刘、海春两提督；随「海圻」舰访问纽约的金耀桓提督与吴仲麟管带——这些都是知名之人。一九一二年「飞鸿」舰在新泽西州卡姆登建造时，代表中国的是陈、杨、黄三位管带。共和军攻下上海制造局，海军为之气沮，因为一时无从取得弹药，无法有效作战。舰队于是转投红黄蓝白黑的旗帜之下，后来又在山东芝罘登陆一支共和军，抄袭在济南活动的帝室军左翼。舰队还对直隶湾上的秦皇岛作了一次示威，迫使帝室方面留几个镇在北方护卫京师。这就使共和派得以乘南京之捷，把张勋逐出安徽，并使共和军的战线由长江推进到淮河。倘若美国肯以一支太平洋舰队长久支持「不瓜分中国」的政策，那么就目下而论，笔者并不主张中国建设海军——至多在财政厘定之后，每年添一艘无畏舰。当然，江河上一支强有力的缉私与警备船队是应当有的。心力还是该用在陆军上，好让中国自己能对付俄国或别国的侵入。她既没有海外属地，眼下实在用不着海军；只是每年一艘无畏舰，必要时或可为美国那利他的、不攫土地的远东政策，添上比道义支持稍多一点的东西。

中国人是极好的水手。众所周知，他们的帆船、舢板、乌槽船上早在多少个被遗忘的世纪以前就有了水密舱。我与南方各省的水上人往还甚多，对他们的操舟之术可以说些好话。横渡太平洋的商船水手多半是他们，那些一连刮上几天的可怖旋风台风，也是他们把船带出来的。他们还出了像香港的阿庆那样的近代游艇设计家；他们把舵、操帆索都极敏捷。我写中国人，大约已举过一百个他们与西洋人做法相反的例子。这里是第一百零一个：他们捏着鼻子，两脚朝下地跳水，正像锡兰马纳尔湾的采珠人！在香港卜公码头，我们的汽艇螺旋桨常常绞上乱绳，我不止一次看见半数船工笑嘻嘻地衔刀跳下水去，在水底下工作得出奇地久。有些作者说中国人木讷无趣，可我看见的他们，对喝彩总是很受用，遇上东方一天工作中冒出来的意外，也总是好脾气地哄然大笑。有一回，笔者在香港将军澳被潮水耗尽气力，几乎溺毙，多亏一位机敏的老大——艄公——把小艇灵巧地荡到近处，伸出随时预备着的臂膀「救命」，才得生还。

中国海军这段简短的历史，若不提一八九四至九五年中日为朝鲜一战中的几场海战，便算不得完整。那一战里，全世界屏息看着近代铁甲舰的第一次较量，而中国人在几个场合确实显出了绝境中的无畏。一八九四年七月底，中国军队抵达鸭绿江（朝鲜与满洲的分界），去增援叶将军与袁世凯，护航的是「济远」（二千三百吨，十七点五节）、「广乙」（一千零三十吨，十六节）等舰。七月二十五日，这支舰队遭遇了优势远过于己的日本舰队，计有「吉野」（四千一百吨，二十三节）、「秋津洲」（三千一百五十吨，十九节）与「浪速」（十九节）。一番激烈的对射之后，「济远」凭锅炉舱里的出色苦干，从更快的「吉野」手下逃脱。「广乙」则搁了浅。中国海军唯一响亮的名字丁汝昌提督，率一支羸弱的分舰队，于九月十四日毅然自直隶湾出发驶往鸭绿江，卸下辎重，又巧妙地避开了伊东提督与坪井少将的两支分舰队。九月十七日，丁提督以德国造的铁甲舰「镇远」（七千四百吨，十五节）与其姊妹舰「定远」居中领先，其余各舰分列两翼，迎击成纵队推进的日本舰队。伊东远远地绕过中国舰队的右翼。中国方面在六千码上便开火，无效；日本方面却把炮火留到三千码上才发。日舰穿过中国队列驶向其后方，把中国的小舰驱散。中国的大舰向右转舵，始终以舰首对着绕圈的日舰。英国造的日本装甲巡洋舰「扶桑」（三千七百吨，十三节）逼近中国的战列。日本的防护巡洋舰「比叡」（二千二百五十吨，十四节）从中国的「镇远」「定远」两铁甲舰之间穿过，结果不出所料，两舰都被打得只好退往日舰之后。行动迟缓的日本炮舰「赤城」（六百一十四吨，十三节）被中国的左翼击中。日本第二分舰队此时赶到，立刻攻击中国的正面；第一分舰队则已绕完一圈，攻击中国的后方。日舰随后退开重整队形，中国方面却无法重整战列。着了火的中国炮舰「致远」（一千三百五十吨，十六节）冲向鸭绿江，与英勇的邓管带一同沉没。中国炮舰「超勇」（一千三百五十吨，十六节）被失去操纵的中国「济远」（岸防舰，二千三百吨，十七节）误撞，两舰俱沉，只剩下两艘中国铁甲舰仍在苦战，并尽其所能追击日舰。日本第二分舰队击沉了中国的「经远」（岸防舰，二千九百吨，十五节），第一分舰队则围着那两艘无法从容运动的中国铁甲舰打转。中国的「定远」倒巧妙地把一发炮弹送进了法国造的日舰「松岛」（岸防舰，四千二百七十七吨，十六节）。下午五时半，鏖战七个半小时之后，日本方面撤出修理——尽管他们还有三艘状态良好的四千二百吨、十六节的装甲岸防舰，两艘装甲巡洋舰和六艘防护巡洋舰，个个都还听舵。

十月十八日，中国铁甲舰「镇远」在威海卫触礁，伤势严重。一八九五年二月五日凌晨二时，日本鱼雷艇作了一次大胆的举动——这在海战史上还是头一遭——直冲威海卫狭窄的港口。八艘艇在炮台高仰的火炮之下闯了进去，发射鱼雷十一枚。九号艇的一枚击中中国铁甲舰「定远」，该舰驶往浅水处，由中国人自行炸毁（就是这艘铁甲舰，后来被日本人打捞起来，一九〇四年用以对付俄国人）。日本方面损失了九号与二十二号鱼雷艇。

二月六日晨，又有五艘日本鱼雷艇扑向港口，四艘进入，雷击了德国造的中国岸防舰「来远」（二千九百吨，十五节）、护航舰「威远」（一千三百吨）与辅助船「宝筏」。中国的鱼雷艇队试图从西口突围，却被日本第一分舰队或俘或毁。日本人把臼炮台拖到西口附近，猛轰仅存的中国铁甲舰「镇远」，该舰因甲板无装甲而沉没（后来也被日本人打捞起来，一九〇四年用以对付俄国人）。二月十七日，伊东提督驶入港内，中国唯一的海军英雄、勇敢而不幸的丁汝昌提督自尽。日本人所获的战利品有上海造的三等巡洋舰「康济」（一千零三十吨，十六节）、上海造的岸防舰「平远」（二千六百吨，十节），以及上海造的三等巡洋舰「广丙」（一千零三十吨，十六节）。这一战让世界看清：一支数量多、速度快、炮程远的蚊子舰队，只要在交战之初凭几发幸运的炮弹废掉对方的运动之力，便能打垮为数不多的几艘牛头犬似的铁甲舰。换句话说，一支速度更快的无装甲巡洋舰队——譬如改装的「卢西塔尼亚」之类——只要能保全炮火与机力，选定并守住自己得手的距离，在大洋上终究能打垮操驾拙劣的、较慢的铁甲舰。

还有一回，一艘中国军舰的官兵表现得堂堂正正，那就是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炮舰「振威」在福州独战法国的整支铁甲舰队。我引一位不偏不倚的目击者、赫德爵士海关中的税务司卡罗尔的报告：「暴露在『维拉尔』号与『德斯坦』号的舷炮之下，又被『凯旋』号重炮的猛烈齐射打得千疮百孔，小小的『振威』仍战至最后一刻。船首船尾都在燃烧，无助地随流漂下，且正在下沉，她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开炮；直到法国鱼雷艇『伏尔特』号穿过硝烟猛冲上来，用一枚击中要害的鱼雷，才完成了这毁灭之功。」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一艘孤立无援的共和派鱼雷艇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帝室岸炮整条火线之前疾冲而过，闯过汉口。在汉口的外国人看来，这是这场革命中所显出的最危险、也最勇敢的一次举动。

第十八章中国的新式教育

供四亿中国人受教育的新式大学，共有十二所，分别设在香港、上海、南京、长沙、山东潍县、天津、苏州、太原、北京、杭州、武昌与广州。其中一所是英国的，九所是教会的，一所是中国的，一所是美国的书院。

香港大学的旧日法科学生中，有南京共和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医科学生中，有南京共和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博士，还有中国最初的维新者、一八九八年变法诸诏的启迪者康有为。这所大学是由圣公会（伦敦会）的皇仁书院及其他基业发展而成的。校地一部分是慷慨的帕西人麽地先生所捐，基金一部分出自遮打爵士，两人都是本埠的居民。时任广东总督的张鸣岐也捐过一千元。香港与广东的华人捐输甚厚。殖民地政府与其他私人创办者有意把这所大学立在与这个大殖民地相称的宽广基础上，使它足以担当那影响中国走上恒久进步之路的广大机会。广东人从来是共和与新学的领袖，他们的高才学生多半会来享用香港大学所提供的优越条件。单是这块直辖殖民地上，就有近五十万华人。香港般含道伦敦会女校的中国学生，近来在伦敦皇家绘画学会的美术考试中得了高等的荣誉。

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屋宇宏丽、设备精良，属美国圣公会。游客不妨雇一辆人力车到离外滩五英里的梵皇渡去，看看那些带有中国式屋顶的近代建筑。多年以来，这所学校的灵魂人物是生于纽约的卜舫济博士，那位著名出版家之子。它的神学院自然是圣公会的。最要紧的是它著名的医学院，主持者为布恩、林肯、杰弗里斯、塔克、迈耶斯、富勒顿诸位医生，华中一带无人不爱戴他们。刁、王、顾等几位中国医生从旁协助。文科同样著名而出色，虽说也许不那么急需。我盼望有一天，这所模范大学能有一个更大的理科学院——不是设备平平的那种，而是由某位美国人捐出至少相当于美国标准大学理科基金半数的款项办起来的。图书馆、博物馆、宿舍与师范学校，也都需要基金。这所大学有一个齐全的近代体育部，看中国的少年打美式橄榄球、棒球，「上啊，上啊，好好地打」，实在令人心热。橄榄球队多次把工部局巡捕队打得落花流水。圣约翰的田径队与划船队，将来还要在奥林匹克和亨利赛会上为中国争光。军事操练极受欢迎；四百名学生来自各省，其中不少人在中国共和革命中一跃而居前列，虽说圣约翰至今并不教政治。它应当、大约也会添设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经济系。辩论会很兴盛，这在新中国是意料中事；剧社也办得成功，因为中国人天生是演员。学生还有一支近代的管弦乐队。这所大学并非新出茅庐，它可以上溯到一八七九年。二十英亩的校园上矗立着五座大楼。

中国学生每年缴纳学费二万元，这在中国是「自助」的最高纪录。学校还白做着一桩本不该由它承担的工作，那就是教育传教士的子女。不久上海、九江（牯岭）以及远东其他地方将开办专办此事的学校。连外国人家中的贫寒子弟，圣约翰也一体免费教诲；它那副悲悯的心肠，对整个东方牵动得如此之深，简直要在利他的热忱里把自己耗干。每年一百元，可以供一名医、理、文、政、教育或神学的学生在圣约翰读书。圣约翰问：还有哪些美国游客与旁人肯认一「份」——他们在梵皇渡是这么叫的。答案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肯。六百元可以供一名最优秀的学生在美国读满一年。圣约翰问：谁肯借此让美国去教中国的领袖人物，并且在他们统治这地球上最广阔的政治与经济机会时，永远最贴近他们的心？美国与英国应当记得：新中国的公座上若不坐着善，就必坐着恶。日本从中国身上硬勒去一八九五年那笔巨额赔款，在道义上她应当退还一部分，而其中一部分应当归于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在那些幽远之地的黑水之间，美国久已在此立着一座灯塔。

金陵大学（领纽约州执照）是美国美以美会、美国长老会与基督会三家合办的事业。它坐落在明朝故都的文化之城、太平天国的极盛之地、南方共和政府的首都，其形势之要，一望可知。南京不流血地向得胜的共和军投降，这所大学的领袖们在促成此事上起了极富戏剧性的作用——本来共和军是可能为帝室方面张勋的暴行复仇的。校长是包文博士，协助他的有下列著名的教育与医学领袖：文怀恩、德鲁蒙德、罗炳生、加立特博士、亚历山大·保罗、弗兰克·加雷特、塞特尔迈耶、奥斯古德博士、著名的福开森博士、亨克博士、马丁先生、米尔沃德先生、裴义理先生、毕比博士与威尔逊。这所大学以每年仅四万四千元办着庞大的事业，因为人人都只领微薄的酬劳：在一个外国人生活昂贵的地方，校长的薪水不过一千五百元。这就是说，金陵大学校长所受的薪，比南京铁路事务所里的速记员还少，而两人都是从美国来的；一位是有力量的雅士，一位大约不过是一副机器般的头脑。五百名中国学生自己每年缴纳的学费竟达一万三千元之多。该校设有理科、文科、神学、教育、体育各系，还有几乎最要紧的医科，因为华东医学会（会长希尔兹博士）与大学合办此事。南京永远会是政治、海军、陆军、科学与文化的中心，因此这所大学在教育新中国未来的领袖上将有极大的影响。

这所学校毫无褊狭之处，因为它也教中国的语言、文学与哲学。校园广大，合计四十三英亩，有几处宿舍、礼拜堂、教职员住宅和一所青年会。最好的建筑是那座大理科馆。这所办得极为俭约的大学，需要美国方面更多的基金，因为它不忍心把许多有希望而贫寒、几乎必须免费收容的学生拒之门外。三十元便可供一名可造之材一年的膳食；凡愿资助奖学金、增建校舍设备、或添置图书与基金的人，学校总是乐于听到消息的。该校的运动员正崭露头角，或许还会把他们的胜利延伸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橄榄球与田径最为流行。校中有图书馆、博物馆、学生杂志、印刷所，自然还有辩论会。校中的乐队是全中国最大的，共七十件乐器。学生们在善举上也显出气概：他们为水旱灾民捐了五百元，还自愿到安徽受灾各处去做工。大学又在困苦的地区办起了模范农场。目前该校特别呼吁募建一所更大的图书馆兼阅览室，或者说一所学社，向这座大都会敞开；而且照中国的方式，他们打算办一间自给的茶室，兼作学校的俱乐部与城中的学社——换言之，一所平民学社。在这样一座就政治而言将来必居中国第一或第二位的城市里，这一举必大得人心。中国人自己愿以南京为都；华北的外国人则在运动保留北京为国都。南京虽然溽热，不及北京卫生，笔者却以为外国人应当尊重中国人的心愿，定南京为都。中国的上流社会至今对宗教的讲堂还有几分怯意，可是对讲演厅、图书馆与俱乐部却趋之若鹜。金陵大学明智地打算：一个机会也不放过。

雅礼（教会）在保守的内地湖南省会长沙——旧日「最黑暗的中国」的中心——设有书院，并有极好的医学院与医院。除中国同人之外，教职员有布朗内尔教务长、海尔、利文斯、赖德烈、胡美博士、盖仪贞护士以及诸位夫人。诸人都出自纽黑文的耶鲁大学。不出所料，凡耶鲁人所到之处，必有那股男子气的运动风；长沙的雅礼便有一支所向无敌的橄榄球队，把坎普式的绕端跑、赫费尔芬格式的猛冲又演了一遍！雅礼在中国也赞同金陵的办法，把中文列入课程。这项事业主要由耶鲁大学支持，医院则得过纽约百老汇会幕堂一类教会与私人捐助。像颜、侯两位那样按西洋标准训练完备的中国医生也参与其事。这正是遍及全中国的明智的教育、医疗与传教方针：「帮助中国人自助。」戒除鸦片瘾者一事，耶鲁出力最先，在中国这场惊人的改革里，耶鲁一直居于显位。中国人并不吝啬，也不是不知感激，下面的事实可以为证。众多例子之外，湖南巡抚寄来七百元的支票，内含他自己与属官的认捐，虽说他对外国人干预本省财政与铁路之事颇不客气地批评过。浙江巡抚捐了一百元，前军机大臣朱捐了一百元，牛统领捐了二百元。

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广州也有一个同样得人望的医科，哈佛大学则计划不久在上海设立医学分校。他们选择用力之处，可谓智虑周全。

现设在潍县的山东共合大学，大约会迁往省城济南——孔孟即生于此省。它是美国长老会与英国浸礼会合办的，日后圣公会、美国浸礼会、公理会与美以美会还要加入。这所卓有成效的大学，基金总数不过三万五千元，学生五百人。设有书院、理科、教育、医科、中文、体育与女子各部。有一座带塔楼的漂亮大楼，还有理科馆、宿舍、博物馆和一座别致的天文台。教员中的骨干是众所熟知的伯根、海斯、布鲁斯、伯特、路思与惠彻诸位先生；学校又能从北京、天津的许多外国名流中请人来作通俗讲演。中国急需高等教育。各个教会单干时，虽有出色的部分，总的说来经费太薄，办不起来。于是他们在全中国联合起来，用这个明智的办法在专门化上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并为西方世界立了榜样。捐款照例应寄给各人早年所属或所信的教会，款到中国后，便拨给联合事业中某个缺乏的部门。联合之下，没有重叠，没有重复，结果是有效率。这所规模宏大的山东大学的高远目标，是每年有十五万元的进款。以上各大学都不曾忽略预科与师范两部。为这所大学，济南急需一座大礼堂、图书馆、理科馆、宿舍、科学设备、青年会等等；它立在四条影响力的大道交会之处，其机会实在振奋人心。中、英、德、日四国在山东省紧紧相接，这所大学的范围既如此之广，眼下这点局促的进款是不够的。学生缴费近二千元，尽管有许多学生势必要免费就读。山东大学在把重要书籍译成官话并印行这一专门工作上，向来负有盛名。有趣的是，学生们在合唱上的造诣，或许比多数学院都深。中国近数百年来疏忽了音乐，如今圣约翰、金陵与山东三所大学又在把音乐教还给她。

天津的北洋大学，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工程与技术学堂。教员有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并教授英文。它的目标是要做中国的史蒂文斯理工学院或波士顿理工学院。中国方面的董事有时颇为掣肘，全看董事们的见识如何。不过这所学校办得极好，等中国的局面安定下来，还会办得更好。它的希望，同任何一所学堂一样，在毕业生身上更甚于在教授身上，当然更甚于在那些旧派的华人董事身上！不久它就要以青岛那些优良的德国技术学校为竞争的对象了。北洋大学送出了许多知名的毕业生，他们一出校门便跻身中国的领袖之列。其中一位如今是中国的副总统。

省城太原的山西大学堂，创办于一九〇一年，由英国浸礼会用退还给中国的「拳乱」赔款办起——退款是应李提摩太博士的请求；他是中国红十字的倡导者，并任该校校长十年。学校的人员英华并用，在环绕它的多次动乱中，曾涉血水而过。

北京大学也是一项联合的事业：教育方面由美国公理会、美国长老会与伦敦会合办，医科方面又加上美以美会与圣公会。这无疑是中国居首的医学院，其中包括女子医学院、护士学校、医院与施诊所。与这所大学相关的世界知名的名字有丁韪良博士、娄理华博士、史密斯博士、惠志道博士、芬博士、伦纳德博士、霍尔博士、麦基博士、扬博士与刘易斯博士。一九一一年扑灭满洲那场凶险的肺鼠疫时，这所医学院的英勇努力居于前列。

在秀美的杭州——那座「观潮之城」——美国长老会正在城外临水的山坡上一处可爱的地方兴建全套的书院设备。学生们按「自助」的办法自己经管场地、园圃与道路。不过那所著名的、在译印上大有作为的教会印书馆，目前仍留在文风蔚然的苏州。在苏州，美国美以美会办起了一所大学，有一座醒目的钟楼——这在中国是难得的东西，很受趋新的中国人赏识。

在一九一一年十月爆发共和革命的武昌，美国圣公会设有文华大学；牛津与剑桥也将在此创办那所大规模的大学——索尔兹伯里勋爵之子塞西尔勋爵访华之后，曾于一九一〇年为它写过一本动人的书。广州则有岭南学堂。

以上便是主要的几所大学。中国人自己本打算在二十一个省城一律设立官立大学、中学与预备学堂，但至今只有北京、保定、济南、太原、南京、上海、成都、云南、天津、杭州、福州与广州办成，而教授大半取自教会大学与留洋归来的学生。新教育由政府先在畿辅之地直隶省着手组织，包括天津的一所大学、保定的一所省立学堂、工业学堂十七所、高等学堂三所、初级师范学堂四十九所、医学堂两所、外国语学堂三所、商业学堂八所、农业学堂五所、中学堂三十所、高等小学堂一百七十四所、两等学堂一百零一所、初等小学堂八千六百所、女学堂一百三十一所，以及工业城市中的夜学一百七十四所。这难道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周详规划么？学部与袁世凯都值得称许，因为他们大体采纳了京津两地外国人的建议，在直隶省立起了这套新式教育制度，为其余二十个省与藩属立了模范。新式校舍建了不少；款项不敷之处，便把好好的旧庙宇与营房征用了，那些错愕的悲伤神像被推倒在地。许多地方是绅商与行会捐出屋宇的。政府最大的难处在于罗致教员，教会大学所能出具文凭的人已被搜罗殆尽。传教事业的这一份新的友善之证，与最近革命中共和派、帝室两方都不愿伤害外国人的性命大有关系。为预备学生出洋深造，政府在北京设有专门的学堂。四川省城成都，省政府设立了铁路、医学、师范、矿务、工程、农业、外国语与军事各学堂；正因办得有成效，四川才在铁路等事上领头鼓吹省有而反对国有，这实际上开启了一九一一年九月的革命，比湖北的爆发早了一个月。各省城大学的学生由官家供给衣食，学生须立约三年，并许诺应召供职于政府。

日本的势力已在几分上失去了把握，代她而在中国办教育的，尤以美国为主，其次是英国。中国人抱怨外国教员的「巨额」花费，可是无论如何要请！美国在教育上的推进，其光辉是惊人的。要衡量美国为中国教育所做的事，只须看这样一句陈述：单是美国长老会一家，在中国便有三百五十九所学堂；我相信美以美会还要更多，因为众所周知，那个教会在世界传教事业上居首。这一切并非全由美国出钱，因为在慷慨与「自助」上没有哪个民族胜过中国人。广州的夏葛长老会女子医学院，由著名的富马利医生主持，其宗旨是「使每一座城市都有两位新式医生」。何等豪迈的许诺！慈善事业与孤儿院是罗马教会的专长，在中国这方面的工作无人能及。新教徒与中国人则更愿造就程度较高的头脑。美国长老会在广州花地有一所漂亮的中学，在宁波有一所书院，在上海南门有一所中学，在北京有一所书院。名目太多，不能一一列举。各差会年报读来发人深省，其中有那些英勇的教育先驱的名字。上海、北京、山东潍县、苏州各处印书馆的出色工作，那一万条涓涓细流似的进款，以及开明的中国官员与学生的捐输，都令人惊异。他们用这样少的钱做了这样多的事！只要再多一点点钱，他们能为美英两国在中国的教育影响做出多大的事来！这就要看美国与英国的商人了——如果他们决意既做仁人，又做「在自己一世里精明的人」。

美英两国的妇女也尽了她们的一份，尤其是在医院、护士学校与女学堂上。美国长老会的妇女在广州及别处办有模范机构，与这人烟稠密的国土上许多同类的机构一样；这个国土将在外国的帮助之下，医治自己身体的、心智的、经济的与国际的一切疾病。近来我认识几位得了遗产的人，他们偶然读到一本讲中国的书，便好奇地想看看这样容易得来的一点钱，若利他地「投」到那里去，会做出些什么。他们建了几所医院、几所学堂；当他们看见这份善举交在能干的人手里所生出的奇妙结果时，那份喜悦便再没有停止过。他们由此给予世界进步的推力，比同样一笔钱用在别的任何地方都要大。

为中国的女子与妇人，武昌——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革命爆发之地——有圣希理达女校，由费城的美国圣公会妇女主办。她们中的几位在这座古城的东门外买了地；著名的张之洞曾在这里做过多年的总督。这所女子学院是在吴德施主教的照拂之下兴起的，他在中国人中间已立下高尚的声名。这所学校的机会，是要做将来中国的巴纳德学院或格顿学院；至于它的需要——由女子为女子而设的需要——这一整本书也说不尽。一个国家若不曾使妇女得到解放、教育与进步，它的进步就靠不住。女子与妇人若不曾与男子并肩、同步、同等地行在人生的大路上，男子的进步也难以持久。低下者与优越者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伴侣之谊；女子与男子必须平等。所以全中国、全美国、全英国的眼睛，都注视着圣希理达这一类的学校。它也按认「份」的办法办理，每名女生每年五十元，就能在中国立起一位新式女子，如同一座灯塔，为世界的妇女事业往前推一步。

长江流域尤其是美国的影响所及；乱事的高潮曾漫过之处，美国的教育影响此后也将随之而至，因为命运已借上面提到的、以及因篇幅所限而未及提到的那些学院把她投放在那里了。塞西尔勋爵计划把牛津与剑桥的庞大基业设在武昌（见他那本满怀热忱的书）；倘若美国在长江另一端的上海也有相埒的事业，那么荣誉便可平分。德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她对南京与汉口都有打算。祝她走运。愿这场竞争归于善！不过美国与英国已比德法两国占了一个大便宜：中国依学部的建议，已定英语为全国各大学、专门学堂与中学中研习科学、地理、游记与国际政治的正式语言。这一胜利，是靠留学英美的中国学生的影响，以及各国所出技术与教育书籍的比较——据报告，英语的优势是三比一。各国若要研究中国或任何外国，也不得不取用或翻译英文著作，因为美国人与英国人对世界各国最为好奇，自然也就成了比较民族学与国际经济学的权威。

基督教青年会已来到中国，在天津办有一所学校，作为宗教、文学与体育工作的辅助。工艺学堂也已开办，它们在挽回中国失传的技艺、扩展她的商业上，将大有作为。北京有一所官立的工艺学堂，专事制造那名闻遐迩而几乎失传的景泰蓝、地毯、家具等物。织毯的花样全凭记诵；在天津则把花样悬在工人的头顶上。旧中国的学童，最熟悉《三字经》开头的两句：「人之初，性本善。」官话读作「仁池粗，星本申」；四川的口音略重些，读作「仁子邹，新本产」。如今新中国的少年却在下这样的结论：「人之初，所知本谬！」

中国人能做语言家，很少有比奥尔良亲王亨利所述的这段经历更别致的例证了。他正要穿行云南倮倮土著各部的地界，难处在于找不到通译。那种只会北方官话或南方广东话的普通通译是不中用的。亲王在僻远云南大理的外方传教会里找到了一位懂倮倮各种土语的通译；此人虽不能用法语或英语与亲王交谈，却能用拉丁语谈得相当不坏，两人于是相处甚欢。原来天主教的神父们是拿哲罗姆、金口约翰一班拉丁教父来教这位教友的！

中国人固然热心从课本上学习，却更热切地渴望那些诉诸眼目的陈列；除上面提到的几所大学之外，博物馆向来被忽略，如今应当着手兴办。且以香港博物馆一周的记录为例：用图书馆的有非华人四百一十六人、华人一百六十三人；而在博物馆里研究的，非华人一百九十三人，华人却有三千一百人。足智的加拿大政府曾派一个巡回展览走遍中国。这正是中国人所要的东西。我们还将看见缩小了的水上博物馆与车载博物馆行遍全国，因为教育团体与商人都懂得，这是接近中国人头脑的最快的路。

一九一一年革命势力壮大之后，中国政府发觉无法把款项汇给那成千在外国求学的学生。美国与英国的大学无一例外，都慷慨地表示愿资助任何窘困的中国学生。此举光明而仁厚，将来必如撒在水面的饼，在感激的回流中收回。

新设的各级议会，使速记不得不引入中国。早在一九一一年八月，在北京开会的资政院便下令开设夜班传习此术，好让文官书记们去听。我知道有些传教士对云南、四川、贵州（土著极多之处）几十种倮倮、苗子及别的方言，苦于无法准确落笔，便有效地借助了速记。既然才华出众的狄更斯、创立「不瓜分中国」政策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速记家，传教士何以不能也做一个速记家呢！

中国人关于学问的谚语，有下面这些：

「狮生狮子，勇父有勇儿。」

「学得容易忘得容易，学得艰难忘得艰难。」

「人生如江河，不前进便是后退。」

「少年一跃而失足，老人择步而安渡。」

「量言语要按脑袋的高矮，不按身量的高矮。」

「好脑袋松着缰，浮心思紧着缰。」

「面孔相似，心思万殊。」

「拿定主意比动手还费工夫。」

「命运不替蠢人打算。」

「心是刻脸的凿子。」

「两条路岔开处相去不远，尽头却远隔天涯。」

「除草与做学问，都要抓住根。」

「凡属人的事，好人无不关心。」

「无志之人，如无刃之斧。」

「光阴比珠玉还贵重：光阴失了追不回，珠玉失了还找得着。」

「开头开得正，结尾才收得好。」

「嘴闭得紧，祸事挡得多。」

「上天从不曾把生路堵死。」

「彻底认得自己，也就认得了旁人。」

「成见是说服的贼。」

「勒死人的东西有两样：舌头和绳子。」

「待自己要像待别人一样苛，待别人要像待自己一样宽。」

「本事再大，也不算学不得。」

「上山之时，最后一步要与头一步一样稳。」

「毛还没长齐的下巴翻山而过，胡子扎手的下巴绕山而行——年轻的头颅善作长跳，年老的头颅善作长虑。」

「善所给的是实在之物，恶所给的不过是影子。」

「你若非要人人都像你，除了照镜子，哪儿也不必看。」

第十九章中国文学与语言杂记

佛寺的珍藏之中，有一种石刻，名曰「碑子」。旧时的风气是：名人来游，题一联警句、一句妙语、一首诗，或一段哲理，僧人便请石工照着那漂亮的笔迹尽可能地刻在碑上。这样的碑遍布全国，是一宗极大的文学财富，今后大约不会再有了。其中不乏诙谐之语。四川成都平原上一座有名的佛寺里挂着一块牌子，对跳蚤——如今中国那庞大人口里数目最多的一族——作了这样的打趣：「腿脚多过马匹的畜生，别家客栈里有，本店没有。」另一句流传甚广的趣语是：「行善也会过头，譬如那个渔夫，因太怜惜鱼儿，钓鱼只肯用直钩。」他们形容无所作为，叫「袖手」；我们所谓「自食其言、忍气吞声」，中国人则说「吃哑巴亏」。他们的智慧之语还有许多：

「温良恭谨，是渡此世浊流的舟与帆。」

「我们最不愿听的话，往往正是最该知道的话。」

「通往荣名之路要穿过宫廷；通往财富之路要穿过市集；通往德行之路要穿过荒漠。」

「满清的朝廷如同大海，一切都看风向。」

「一心为他人求福的人，自己的福分早已求到了。」

「监狱日夜紧闭，却总是满的；庙宇日夜洞开，里头却见不到人。」

「凡事等人给的，未必就接得住。」

「窝里的狗为跳蚤狂吠，出猎的狗却觉不出身上有跳蚤。」

「最好的路是最短的路。」

「人可以向德行低头，德行却不能向人低头。」

「智者不把所做的事都说出来，但他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说不出口的。」

西方人加重语气的说法是：「你若不听劝，后果自负。」中国人的说法则如此——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伍廷芳劝摄政王载沣退位，末尾一句是：「言之声嘶，继之以泪，无可再言矣。」他们表示「我做不了自己的主」，说的是「吃人家的饭，就得替人家看门」。他们的谚语还有：

「谁足不出户而能遍观天下？书斋中的读书人。」

「红宝石不经琢磨，便算不得宝石。」

「年岁一长，下巴尖了，舌头也尖了。」

「人性如酒：年头久了，有的转甜，有的转酸。」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可福与祸偏都爱成双。」

「念完了大学，不等于大学在你身上念出了什么。」

「你能把孩子领到好书跟前，此后就全看他自己了。」

「水越深，流越缓。」

「看得见的木刺容易躲，看不见的横梁躲不开。」

「走得熟了，山也就不高了。」

「才智可以换来财富，财富换不来才智。」

「独创若一味向后追溯，追到头便成了原始。」

「你小时候爹娘就没了」——中国人用这句刻毒的反话，说一个人没有教养、不懂规矩。下面这段应答，几乎每一位出过洋的中国官员都被安在头上，其实出自某位西方才子的杜撰，因为中国人把礼数与宽容看作待人接物的头一条规矩。一个无礼的西方人问卜大人：为何要拖着辫子这么可笑的一条尾巴。这位东方人反问：「阁下为何要留胡子？」「因为我这张嘴生得实在难看。」「听阁下头一句问话，我就猜到了。」东方人如是答道。

公元前四百年，中国分裂为许多诸侯之国，由一班平庸的君主统治，讽刺家俞元为那些力图救国的贤相辩护，写道：「我也庆幸自己的才智与德行，尚不至于跌到诸侯那个地步。」

公元八百年前后的张若虚，以近乎《以赛亚书》的口吻，提醒这个自负长寿的中国：

「人间不筑万世之基，

岁月之齿与潮，终要将它撼动。」

他还写过：

「长江之水东流入海，

从此再不回头；

我心之友啊，你我亦复如是。」

公元七七二年生的白居易，曾任兵部尚书，后又遭贬谪，写过一些颇似司各特叙事歌谣的篇章，其中有《长恨歌》，还有那首著名的《琵琶行》——满纸如月下湖上传来的银铃之音。在湖畔，诗人遇见了那位琵琶女：她曾是宫中的红人，如今已老，无人过问。诗人并不掩饰真相，他说：

「美人的一双眼睛，能夺去君王的魂魄，

也能倾覆一座帝国。」

诗人太真代唐明皇立言——那时明皇正被叛将安禄山追赶，逃往四川峨眉山——写道：「帝国之星黯淡了，因为征伐者的晨光已经升起。」他的一些抒情之句颇有巧思，如「三色堇是死去的爱人的脸」。他那首《荒宅》读来有几分所罗门箴言的味道。

在太真之前，是中国最负盛名的诗人李白（公元七〇二年生）。他生于四川。他的恩主便是前文说到的那位流亡中的唐明皇。李白是一位有几分勃朗宁气质的世界诗人，他谈到定都南京的唐室诸帝如何供养雕匠：「把众神的梦招下来，囚在石头里。」在一首咏南京的诗中，他写到「一个妇人倚着织机睡去，一场美梦引着她的手指，织出只有神明才认得的华美花纹」。他相信诗人身负崇高的使命，因为他歌唱「那不灭的火之长线，一直牵回到诸位不朽诗人的降生之时，而他们如今正行走在群星之间」。同别的中国人以及美国新一辈诗人一样，他对行会十分同情，写过一首《赠金门行会诸兄》的颂诗。他在《致我的祖国》中豪迈地歌唱战争，随后一想到战祸落在谁的身上，语调便低沉下来：「愁思的浣衣妇把一颗心送往远在甘肃的鞑靼战场，去寻她那在雪地里受苦的征夫。」

与他同时的诗人高适笃信人有个体的灵魂。他爱好幽玄，又惯于把自然万象写成戏剧中的角色，故而诗句警拔。

后一朝——公元一〇〇七年的宋——有欧阳修，本人做过一方长官，又是《唐史》的修撰者，写过一篇有名的《秋声赋》，通篇实是伊丽莎白时代式的隐喻行军。他也露出伊丽莎白时代那样的讥诮：

「名声毕竟是这样小的一样东西！

你看狐狸与黄鼠狼的幼崽，如今正嬉戏于

那位伟大的孟尝君的骨灰之上。」

古伯察神父的仆人魏昭，在江西南昌的书肆里搜罗到一些小册子，上面有这样几句妙语，任何一国的文学都不能超过，简直像是王尔德写下的：

「我的书对我的头脑说话，我的朋友对我的心说话，其余的一切只对我的耳朵说话。」

「同蠢人打交道，最要紧的是自己有脑子。」

「一个人若事事不肯宽恕自己，别人便事事都肯宽恕他。」

我们把印出来的《圣经》称作「上帝之言」。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那些秀美的表意字，被可爱地称为「上帝之眼」。下面是满人在文学上的一次努力，按其意思译出，可见这班早已松懈下来的旧征服者文墨之弱。这是一九一一年十月起义爆发之际，清廷以上谕颁给中国人歌唱的国歌：

「愿这金瓯完好无缺；

愿上天佑助我们；

愿人民与万物安静度日，如百合花间的野鸭；

两族（汉与满）如今衣冠相同，故而当心意相同；

处大清（至大至纯）之朝，我们有幸得见真正的光华与隆盛；

愿上天护佑皇帝与他的宗支；

因为天最大，

万物无穷。」（其意在教人敬畏上天，或曰敬畏自然之神。）

无所不读的歌德也曾对中国文学作过一番考察，他读后的看法是：「这个民族的思、行、感，与我们几乎全然相同，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更清晰、更平静、也更合乎道德。他们的一切安排都合情合理，带着市民气，没有大的激情，也没有大的诗意。凡事只看合不合道德、合不合体统、是否严守节制。」中国对希腊的影响，时而也露出或明或暗的痕迹，只是这条线索到了塔里木河源头以西便断了。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的许多学说，与中国老子的学说颇相近似，所以他们也许受教于这位中国哲人——老子的书大可随着运丝的商队，经陆路传到希腊。

报纸大量涌现，使中国人的神经与自我意识为之一变。他们本是天下最木然的一族：饥荒、水灾、战乱、官吏或豪强的欺压、贫穷、痛苦、身心的煎熬，一概不动声色；如今却同别的民族一样，变得躁动、性急、神经过敏而自我意识十足。从前饥荒与洪水一来，卷去千百万人。抱怨又有何用？既无人知晓，无人在意，受难者自己索性也不在意。如今，灾祸夺去的哪怕不是一百万人，只是一个人，那也是件大事：报纸把它记下来，并且指点别人，说这一个人的遭遇也可能落到你我头上。受难者自己便喊：「我好苦；这如何忍得下去；救救我；我不能忍，我也不愿再忍。」报纸把「自我」催生了出来。中国人有了自我意识，也有了神经。此后，凡别的民族不肯忍受的，他也不能忍、不愿忍。一九一一年八月的水灾与十月的革命，死了一千男女，而舆论的喧腾，竟超过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之乱在同一地区死掉几十万人时的动静。

不久前，香港一家周刊登报向公众征求新的刊名。我抄录若干，看一看远东在谐趣与正经之间如何看待自己：「自由之鸟」、「泡沫」、「中国作答」、「华夏之镜」、「筷子」、「东方之东」、「香水」（香港之意译）、「爆竹」、「絮语与趣谈」、「什锦泡菜」、「山顶与海旁」、「热带时论」、「格里芬」（指初到东方的生手）、「铜锣」、「一击」、「陀螺」、「帝国前哨」、「灯笼」、「旋转木马」、「棕榈」、「明珠」、「华夏之日」、「台风」、「白鼬」、「上校」、「马西」（中国人所谓「不要紧」）、「柏基」（东方人所谓「妥了」）。中国的报纸是成功的：在商业上、在爱国上、在教育上都成功。如今每天有千百万人读报。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的消息，最好最快的就是报纸提供的。旧金山、纽约、温哥华、新加坡、槟榔屿、香港、悉尼、巴黎、伦敦，都有中文报纸。

中国的戏文搬演各族姓与早期列国的故事。连船夫与苦力都熟悉这些戏。长江以北，每一座山、每一道谷、每一段河湾与跌水，都有自己的英雄与传说。这似乎可以证明这个民族最初正是经塔里木与甘肃的门户进入这片新土地的。有钱人想控制商路与种种特权，而这些都仰赖民众的容忍，于是效罗马之法，给乡民演免费的戏。演技精彩而有神采，记诵之工令人称奇，戏服也十分华丽。关于戏班买下或收徒带走少年的风气，他们说：「一朝为伶，终身为伶。」会馆和一些寺院的院落里附设戏台。长长一串戏连演下去，旁边便有饭馆开张。碰上你最不感兴趣的一出戏被铜钹敲着开场，你就赶紧出去吃饭。行会之间、村落之间打赌或打官司，常以输家出钱请一班戏子来演戏了结。皇帝角色所穿的蓝底描金袍子，颇有精美之品，可以在通商口岸的绸缎庄买到，纽约、旧金山、伦敦的若干东方铺子里也有。

英美的大学毕业生披一条垂布；中国的则在胸前背后各挂一块黄色的方牌（在共和派手里也许会改成蓝色）。不久前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北京著名喇嘛庙里的两位僧人上前，献给他黄绸的荣衔方牌。

《士师记》第十二章的故事人们当还记得：基列人杀以法莲人，因为后者只会把「示播列」念成「西播列」。满人的舌头比汉人笨拙。一九一一年十月有一则编得很巧的传闻，说黎元洪部下的革命军为报一场屠杀之仇，在杀死那些乔装的满人之前，先让他们念「六」这个数目字——满人的舌头够不到那么靠后的位置，转不出汉人那样的音。声调、口齿与送气之别，关系极大：同是一个音，既可是「河」，又可是「火」；同是一个音，既可是「水」，又可是「睡」；又如「气」与「赤」，如此等等。

科学与世界政治的研习，规定用英文而不用德文。中国的语汇与表意字，达不到足够分明的表达。譬如消防车、压路机、以利亚的火车、汽车，他们至多只能一概叫作「火车」；电、球、闪光灯，三样都叫「电气」。地理、世界、全景，都叫「天下」；「天文」一词则兼指神学与天文学。语中缺少代词，便另想些别致的办法：一个意为「近」的词相当于「我的」，「那边」相当于「你的」。就是说，「近处的房子」即我的房子，「那边的房子」自然就是你的房子。倘若这样还说不清楚，那么加上「尊」与「敝」这类表意的字头便清楚了：在这样一个礼数周到得过分的民族里，「尊府」当然是你的房子，「敝舍」当然只能是我的房子。因为向来写惯了那既难又美、非精准不可的汉字，中国人学写英文，写出来的是最漂亮的斯宾塞体铜版字。他们为新式学堂翻译我们的现代教科书，临摹其中的插图时，也显出同样的细心与手艺。中国人用图画思考。「星多云待」这几个字合起来是晴夜，「云多星待」便是山雨欲来。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挑中英文——英文精确，而「聚集」这一类意思，他们不大说得出来。「路不好走」译成汉语是「走不得」。客船小艇也不叫客船小艇：香港所用的叫「舢板」（意为三块板），宜昌至万县之间长江三峡里那种有名的轻舟，叫「五板」。有些汉字的造语十分有力，比如赌博的「番摊」，字面意思是「翻与分」：用碗扣住一堆钱，把碗外的钱拨开，然后揭碗，庄家用竹签把碗里的钱四枚四枚地分出去，直到剩下四枚或不足四枚——这剩数就是赢的点数。语言是南方的旧中国人造的，不是后来南下的北方蒙古征服者造的，这从许多词上看得出来。譬如「路」，全中国都叫「旱路」，而不叫路或街。只有中部与南方各省灌田种稻，留出垫高的旱埂当路。

在云南传教的塞缪尔·柏格理正在编制一套字母，把向来无文字可记的土著苗人与倮倮的语言写下来。他打算日后回赠他们一些西方的书，以报答他们给我们的民族学财富。这是世上最独特的一族，比中国人还要古老。他们的根据地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这个无所畏惧、能征善战的种族约有二百万人。自极遥远的历史以来，他们就被汉人一步步逼上山顶——汉人从黄河流域的老家散布开来，如今有四亿之众。汉语在必要的交易范围内已在土著语言上留下印记，从下表可以看出：八个数目字中，只有两个（二与五）的读音未受什么影响。

苗族土著 汉人

一 阿 一

二 奥 二

三 兹 三

四 泼 四

五 陪 五

六 格劳 六

七 亚 七

八 乔 八

笔者在前一本书的《上古》一章里采用了《圣经》的创世之说，认为最初的中国人（周族祖先）经突厥斯坦、沿塔里木河谷散布开来，到达他们最早为人所知的家园陕西。斯坦因博士在中国突厥斯坦和阗的杭盖图提古庙废址上，发现了桦树皮及其他文字不明的写本。这些都指出了继续追寻的方向。加尔各答孟加拉亚洲学会从一位游历过突厥斯坦的黑山绅士手中购得五页褐黄色写本，长八英寸宽六英寸，文字不明，其中或许藏着中国史前故事的种种奇迹，等待揭示。从页面看，它们原属一部篇幅浩大的著作，如今已湮没在中亚的流沙与宿营的灰烬之中。俄国在中国突厥斯坦所作的考古发掘，美、英、中三国尽可一较高下，因为新中国既已举足轻重，世人便想更多地了解古中国。中国境内美国学院的教授们学养足够，不妨着手保存中国的古物——这些古物如今大有永远散失之虞。就中国人自己而言，眼下所热衷的全是新的、有用的东西。已经现代化了的中国人，早把他们那守旧的翰林院忘在脑后了。

第二十章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

若论音乐、灯火、浪漫的山景、远在脚下的海色，再加上异域背景里令人愉快的交际，我不知道还有哪一处比香港的山顶会所更叫人舒心。云偶尔像鲁本斯画里那样在下面翻卷而过；紫色的太平洋在多山的岛屿间泛着白沫；从维多利亚这座王家殖民地一路登高，越过重重山峦，便到了一方台地——那里辟出了一片绒毯也似的草坪。军乐队与海军乐队被请到这里来，在芬芳东方的柔软夜色中、在宝灵所谓「宽大的华夏之树」下，奏一场散步音乐会。驻扎奥斯汀山兵营的皇家威尔士火枪团的乐队，奏起那首激越的威尔士民族进行曲《哈莱克的男儿》。士兵们合唱副歌：

「看哪！你们面前的篝火，

那火舌如何在呼唤你们，

同赴死亡，或同赴荣光，

战场上的英雄们。

「莫叫他们放火屠掠，

哈莱克！哈莱克！叫他们惊服于

你那无人能分裂的力量；

自由，你必赐下。」

到处摆着中国的大彩缸，栽着开花的草木。星与月都亮着。绘彩的灯笼轻轻摇摆，宁波的牛角灯泛着乳石般的柔光。刀剑、军服与首饰上闪出光来。穿蓝袍的东方仆役无声地递上饮食。眼里望不见一所中国房子，虽然有五十万中国人就隐在山脚下。香港岛的百座山峰上，商界巨子们的百座宫室别墅灯火通明。水泥的曲径上，一乘乘挂着灯笼的轿子抬着客人，一摇一摆地往下走。

在座的每一位女士、每一位先生都来自远方，阅世深，识地广。谈兴永不衰竭，因为总有极有意思的事可讲。基钦纳的兄弟（基钦纳本人不肯来——他从不涉足「交际场」）；美国陆军的伍德将军；以北极探险成名的美国海军格里利司令；英国海军的斯科特将军——他发明了那种大炮「点测器」，使重炮的精准射击成为可能，他那门四点七英寸炮救了莱迪史密斯；弥敦，在台风与「汉口」号大火中表现英勇的总督；来自美国那条新伸展开去的荣名与帝国之线上的菲律宾总督；满口斑斓辞藻的吉卜林本人；写过中国题材的著作家，其中不少人就住在香港；德、法、俄三国的司令官——他们急躁的野心闹出过好些几乎挑起世界大战的举动；军械与军需部的上校们，他们把几次著名的国际救援远征的给养办得毫无差池；豪富的与一文不名的探险家，在为科学冒险的同道之谊中彼此不分；四处搜罗古玩、把动人艺术运回西方博物馆的收藏家；随勇敢的斯科特司令去过南极的摄影师庞廷；签了七年契约的「格里芬」新手——他们是贵族门第的次子，继承来的派头成了压在他们微薄收入上的一块磨石；急得咬嚼子、只盼放出去像基钦纳那样立一番功名的下级军官；从马尼拉来做客、想效法芬斯顿在菲律宾之举的中尉们；在硅藻研究上领先全球的日本医生；创办过大学、因此同「我的朋友国王陛下」共进过餐的帕西人；中国的商界巨子与传教界使徒，他们的见闻足以写成许多书；优雅、美丽而有学问的女士们，一边细品着甜桂皮、麝香与莲子；来自布鲁塞尔那声名狼藉的总部、男女兼有的国际密探——众人都在静静的草坪上走动，听那撩人的乐声一阵阵飘来。在摇曳的灯笼与高悬的白月之下，那乐声使这一带异教的山冈也不再像异乡。

当你举起杯来说「干杯」、「请了」、「祝康健」或者「敬你，老伙计」，心里并无国别的芥蒂，只觉得凡走过世界的人都是兄弟；而在某个更为兄弟般宽阔的日子，当天朝的约翰、日本的朋友、雅利安的孟加拉人也被请进香港山顶会所那沙沙的竹影与浮动的檀香里来时，你或许便不会打一个寒噤了。

广州的沙面会所、上海的跑马总会、汉口会所、天津会所；北京海关街安格联爵士府上的清谈之夜——那时国家海关乐队正在演奏；西贡与顺化总督的「王宫」；哈尔滨的国际俱乐部；威海卫的总督府；芝罘的领事馆——在这些地方的女宾之夜，情形也同样有趣。在望得见前线堆叠枪械的地方跳舞，很能撩起人的想象；你会把丁尼生的句子倒过来，照着《洛克斯利堂》说：「华夏一夜，胜过公园巷（或第五大道）五十年！」你还会讲起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比如滑铁卢前夜威灵顿赴过的那场舞会，等等。近年来，身在香港、广州、汉口、上海、天津、厦门、澳门、福州等地的外国人，确实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叫出去——或穿着礼服，或穿着西装，或干脆穿着睡衣——提了枪去保卫财产、保卫某一种政府、保卫白人的权利与通商习惯以及国际文明。吃过苦、忍过难的不只是白种男人：武昌、汉口、广州、北京、天津、成都、重庆、厦门、福州等地外交界、传教界与商界的巾帼英雄，数以百计。

在中国的外国人之所以那样起劲地投入运动与交际之乐，是因为他所受的气候之苦、去国之苦与危险之苦也一样厉害。总起来看，他所得到的报偿配不上他所做的事；而他与他的妻子都是极有意思的人——我在他们中间敬陪三年，深知此点。

香港、上海及各通商口岸的人力车夫——这些人形的驮兽——所受的指挥，用不上几句他们自己的话。派驻在此的商人中，只有寥寥数人学这门语言。外国游客一般只学两个词：「快些」与「慢慢」；于是车夫便如牲口一般，在暑气里飞跑时全靠「客人」拍一下左边或右边的车杠，来知道该往哪条街上拐。香港打算在每一个轿站与车站立一块大牌，把价目印在上面。香港与上海已成了大的旅游中心，整船整船的人从纽约、旧金山下船上岸；游客或出手阔绰，或不明本地行情，付出的价钱之高，把常住者的开销抬到无法忍受的地步。香港这个办法，全世界每一个旅游中心都不妨照办。在这讲求节俭与效率的新时代里，「价钱要公道，但不要糊涂」应当成为口号，因为世界上的浪费再也容不得了。

轮番来香港戍守的各团，在习惯与军服上都显出许多有趣的特点。刚从布尔战争回来的皇家威尔士火枪团，背后垂着三条丝带。全英国只有这一个团获准以此哀悼当年乔治诸王时代戴假发的部队被取消的那条「猪尾巴」——而这个团正是最后放弃这一习惯的。林肯郡团佩一条绿带，表明他们是从罗宾汉的家乡招来的林中人。驻天津的印尼斯基林火枪团与萨默塞特团，也各自保留着传统的乡土特色。卡梅伦团是全英唯一获准携带武器进入礼拜的团队，以纪念当年那些风声鹤唳的日子——那时氏族的人马说不定会像狼一样从讲道坛后面扑出来。香港、天津等地的驻防生活里，历史悠久的英国军制有那么多支系，美国游客看得津津有味，也从中长了不少见识——那些传统着实有趣。英国人已经发现：把一个兵当作一个号码来招募、来驱使，远不如用一支有军服、有习俗、有名号、有信物、有传奇、有荣光、有旗帜、有特权的乡土军队里那些如画的传统来得管用。换句话说，他们像哄孩子一样哄着汤米·阿特金斯，而每逢有需要，他便像条汉子一样为他们打仗。这一点在弗伦奇、佩吉特、罗伯茨几位将军麾下伦敦禁卫军那些神气的团队身上看得分明：他们冲击布尔人阵线，同那支从结实无畏的矿工中招来的皇家威尔士团一样凶猛。布雷特·哈特所说的「高加索人还没有玩完」，在那些场合得到了证明，正如罗斯福、罗顿、查菲、惠勒率部猛攻埃尔卡内与圣胡安山时一样。一九〇〇年，北京与天津的中国人有机会看到美国第十四步兵团、第六骑兵团以及「纽瓦克」号巡洋舰麦卡拉上校所部海军陆战队的出色表现；近来美国优秀的第十五步兵团又在天津以及往北京去的铁路沿线，重新留下了极好的、有绅士风度的印象。

香港的圣约翰座堂以及上海、天津的座堂里举行军人婚礼时，照例由新郎的同袍军官抽出佩刀，在战神与爱神走出教堂时，架起一道钢的拱门。这个古老的习惯，除印度与中国外别处不常见，若在世界各地的军人婚礼上采用，倒也是桩美事。德国人尤其会热心地接纳它——事实上他们刚刚在华北青岛的教堂里用上了；美国人也许会把它用到马尼拉那神气的军旅生活中去。

用英文出版的重要报纸有：天津的《泰晤士报》；香港的《邮报》《电讯报》《新闻报》《邮讯报》；上海的《先驱报》《消息报》《信使报》《新闻报》《远东评论》《泰晤士报》；汉口的《邮报》；厦门的《公报》与《泰晤士报》；福州的《回声报》。此外，马尼拉的《泰晤士报》与《电讯新闻报》，新加坡的《自由西报》与《回声报》，加尔各答的《英国人报》，连同日本的《纪事报》，也可算在内，因为它们在中国各口岸都有销路——「凡属东方之事，于它们那引人入胜的新闻栏中皆非异事」。它们的社论很能启人心智，那一手有教养的英文里常常见出真正的才气。对于金色华夏这一引人入胜的题目，以及勇敢的西方开拓者对她觉醒的关切，这些报纸是权威的消息来源。

水球、游泳、汽艇、高尔夫、板球、网球、游艇、演剧、马球等等俱乐部，几乎每个通商口岸都有；洋行之间、各军种之间、各国之间、各团之间的比赛不断举行，好给七年契约下漫长的东方流放岁月去一去闷气。爱好文学、科学与民族学的人，则有可观的图书馆与亚洲学会，其中有些还主持着一家不可或缺的出版社。王室常来香港巡幸，为这第一殖民地的各方面事业打气。康诺特公爵上次携家眷来访时，在码头接见了驻军，在大会堂接见了民众；为已故的爱德华国王与乔治国王的塑像揭幕；与总督及议政局共进午餐；出席苏格兰礼共济会的聚会；到驻扎在中国山麓的印度边防团的军官食堂用餐；看了一场中国戏；在中国馆子里吃了饭；到黄泥涌跑马会看了一场赛马驹（印度种与澳洲种）的日间试跑；又同「众人」一道，乘「佛山」号轮船作了一次周末之行，去看广州的名胜，并像全世界的环游客一样，在那座五层楼的第三层廊上用「午膳」。德国王室在青岛同样活跃，法国贵胄在西贡与海防，葡萄牙贵族在可爱的澳门，四海之人则聚于「东方巴黎」上海。关于澳门，名诗人约翰·宝灵爵士写道：

「东方大地与浩海的明珠，

澳门啊！你的怀里与胸前

聚拢了一切最可爱的美色，

太阳威严地朝它们微笑。

连那压在每座山巅上的云，

也似恋恋不去，停在那里安歇。

青青的华夏之树何等婀娜，

向着微风俯下身来——而你的沙滩

此刻正被温柔的浪轻轻压着，

那浪却时不时在你岸上摔碎它醒来的怒气。

卡蒙斯当年望见的，可就是这般景象？

他的琴虽已闻名，所尝的苦却更多。」

在前一本书《中国人》里，我谈到过香港、上海等地生活费用之高，尤其是房租。这是因为要养一支海军和一支陆军。众所周知，在英帝国那条长长的红线上，香港按比例向英国预算所作的贡献，超过任何一处。一个人到又热又湿的东方去推进帝国主义的事业，读着吉卜林与吉尔伯特·帕克，他为此付出的既是金钱也是健康，而他所得到的配不上他所付出的。这里的地价是纽约郊区城市——如布鲁克林、泽西城——的两倍，也是伦敦外围各区的两倍。油麻地是香港殖民地在中国大陆上的一段，地价不及多山的香港岛；可就在那里，一块一百五十英尺乘一百四十英尺的地皮，前不久卖了八千七百金元。凡是要派到远东通商口岸去支撑某项事业的美国人或欧洲人——无论是外交、军事、商业、科学、学术、宗教，还是国际海关——薪俸都不该少于他在本国所能得到的两倍。然而传教界的领袖尤其慷慨，他们所领的远比在美国做同样工作所能得到的少得多。

自从新式道路开通、中国人又学会了替外国人的餐桌种地以来，外国人可挑的物产比从前多了。冰库、制冰机器、有检查的市场、养鱼的水槽，都帮了忙。就在不久以前，我们这些住在远东的人还是苯甲酸钠与水杨酸的瘾君子，正是威利博士所悲叹的那一类人；就是说，我们的猎枪是开罐器，我们的猎物是罐头。下了班回家的路上，我们可以走进香港皇后大道或海旁、上海南京路、北京的凯撒路或前门集市、天津或广州或汉口的外滩这些「丛林」，用我们的武器打下欧洲、美洲与澳洲的食物来——当然也冒着不小的尸碱中毒之险，把肠胃永远地毁掉，从此成为长期消化不良的病人，叫那早已受够了的侨民社会跟着操心！如今情形好些了。下面是各大口岸可以买到的鲜货清单。到了瘟疫、伤寒或霍乱的季节，有人便不吃鲜菜；又有人一想到种田的就是全城的清道夫，索性一年四季都不吃鲜菜！价钱用金元计，并附上你那位神气的厨子冲着点头哈腰的摊贩所喊出的中国叫法，好让外来人领略一下：中国话听起来并不难听。

肉 类

牛里脊，每磅十分。

牛排，每磅十分。

羊排，每磅十二分。

猪排，每磅十分。

鸡，每磅八分。

鸭，每磅十五分。

鸽，每只七分。

鹅，每磅十三分。

火鸡，公，每磅二十分。

鱼 类

鲃鱼，每磅五分。

鲤鱼，每磅九分。

鳕鱼，每磅七分。

蟹，每磅九分。

墨鱼，每磅六分。

海鳗，每磅七分。

田鸡，每磅二十分。

石斑，每磅二十八分。

比目鱼，每磅十二分。

龙虾，每磅十八分。

鲭鱼，每磅十六分。

鲻鱼，每磅十分。

鹦鹉鱼，每磅八分。

白鲳，每磅十三分。

鲑鱼，每磅十六分。

虾，每磅十二分。

鳎鱼，每磅十二分。

华南鱼产极富，我还能再列出好几十种。

果 品

杏仁，每磅九分。

芝罘苹果，每磅七分。

广州香蕉，每磅一分半。

杨桃，每磅四分。

椰子，每只五分。

柠檬，每磅四分。

荔枝，每磅五分（西人称之为「中国坚果」）。

莲藕，每磅三分。

西贡青柠，每磅三分。

广州梨，每磅四分。

花生，每磅五分。

柿子，每磅十分。

菠萝，每只五分。

大蕉，每只一分。

汕头李，每磅五分。

暹罗柚（即西柚），每只五分。

核桃，每磅六分。

西瓜，每磅一分半。

蔬 菜

豆芽，每磅二分。

甜菜，每只一分。

茄子，每磅二分。

芥菜，每磅二分。

胡萝卜，每磅三分。

红辣椒，每磅三分。

青瓜，每条一分。

蒜头，每磅三分。

嫩姜，每磅三分。

玉米，每穗二分。

生菜，每棵半分。

葱，每磅二分。

木瓜，每只五分。

番薯，每磅一分半。

苋菜，每磅二分。

番茄，每磅三分。

节瓜，每磅一分。

西洋菜，每磅五分。

以下这些旅馆与俱乐部（此外还有别家）的餐桌享有盛名；那里的酒同欧洲一样便宜，因为香港不收关税，中国内地也只抽百分之五。不过在日本以及法属中国，洋酒的税就很重了。横滨的大饭店与俱乐部；神户的俱乐部；北京的六国饭店与俱乐部；天津的帝国饭店与俱乐部；上海的礼查饭店与俱乐部；香港的山顶酒店、大酒店、克雷吉本、香港大酒店、阿斯特酒店与俱乐部；广州的维多利亚酒店与俱乐部；澳门的峰景酒店、兴记与俱乐部。游客啊，下回你到那边去，不妨在澳门要一份烤三黎鱼或石斑；在上海要烤禾花雀或烧鸭；在北京要蒙古羊肉；在天津要烤御用野鸡；在广州要姜汁蜜金橘、杏仁与西瓜；在汕头要红李；在芝罘要天津苹果；在香港要鲜荔枝或火鸡；在横滨要红宝石般的柿子。人不宜总做饕餮之徒，但逢大场面不妨做一回讲究的食客，好把那场面永远记住——因为正如英格尔斯参议员诗中所说，「机会只叩一次门」。

第二十一章中国的外国城市

在香港、上海、广州、澳门、天津等一切大的通商口岸与殖民地，外来人一下船便被成群的车夫、小贩、算命先生、卖花人围住，一齐招揽他的生意。当局正设法限制这种喧闹——眼下那阵势，活像足球英雄赢了一场比赛时受到的欢迎。中国人以为我们喜欢这份殷勤，因为我们许多人都笑着；倘若有谁板起脸来，当地的机灵鬼便会喊道：「别请那位愁面尊驾坐车了；他刚死了白种的丈母娘，正得规规矩矩跟在她的鬼魂后头走呢。」

中国最早用的一辆汽车，是一九〇〇年一位美国牙医带到香港来的。那是一辆蓄电池电动车，因为当局一度以火险为由禁用汽油。如今各通商口岸都用汽油汽车与汽油汽艇，不过摩托艇上还是更喜欢用煤油发动机。煤油在中国哪里都买得到，汽油却只有在有限的地方才买得着。

外国轮船一进港，一队舢板便甩出钩子来攀住船身。这幅如画的骚扰，当局正想禁止，因为其中有性命之险。旅馆的跑街、赌徒与小贩都想赶在乘客下船之前翻过船舷。卫生当局同港务长一样，都想拦住这些怎么也拦不住的登船者。登船的人朝自己的同胞喊：「喂！扔一根绳子拴住；我们要上船来给你们叩头，顺便在小赌局里留下几个钱给你们。」绳子扔下去了——尽管那位白人大副气得跳脚——敏捷的中国人便像蚂蚁一样，顺着跨太平洋或走苏伊士的大班轮船舷爬上来。

北京、汉口、天津、上海、宁波、香港以及中国别的城市，都有很好的跑马场、会所与马房。在炎热的香港，赛马、马术会与马球赛自九月开到四月。用的是四川马、蒙古马、澳洲马与印度马，美国马与英国马很少，因为价钱与保险的风险都太大。每一个白种人，或独自或结社，都热衷于这「运动之王」；从军事的眼光看，这种对赛马的兴趣极有好处。下注一般用法国的巴黎彩池法：押中赢家的人分掉全部彩池，扣去百分之八作会务开销。中国人开始懂马了，马夫出身的骑师与练马师也在培养起来。中国沿海各口岸的马主把自己的名驹装船运来运去，在这一项以及别的一切运动上，口岸之间竞争甚烈。最大的抱负，是马主自己以「绅士骑师」的身份，在压轴的打吡大赛中骑自己的马；如今已有好几位犹太与帕西马主报名参赛，这个运动圈子正在扩大——不久前它还只限于撒克逊人，将来说不定也会容纳中国的绅士。矮壮的蒙古马重一千五百磅，一英里只跑得出二分零八秒；而且嘴硬倔强，说不定还会朝着与赛事干事所定相反的方向跑完这一英里！香港不但有两座极好的高尔夫球场，广州、澳门、汉口、上海、北京、天津及别的通商口岸也都有出色的球场与会所——那些球场以墓碑之类新奇的沙障著称。在香港，一年里多数时节都在黄泥涌球场上天刚亮就开球，因为八点以后当头的太阳太毒，而在东方要想保住「体力」，这项运动又是少不了的。

许多人问起：香港岛这块王家殖民地究竟是怎样一个组织，竟能以三千白人军队、一支海军、两千印度兵和五百名英、印、华三籍警察，守卫并治理三千白人与五十万中国人，而且治理得如此成功——在支付自身开销之后，香港仍然照她首创的先例，向英国政府缴付一大笔海陆军费。政府隶属本土殖民部，组织如下：总督一人，驻华英军司令一人，本地辅政司一人，律政司一人，库务司一人，工务司一人，抚华道一人，警察总监一人，议事录事一人，白人绅商四人，华人绅商二人——后六位主要是名誉职。著名的卫生局另成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几乎人人都会承认，这是一个紧凑、无贪墨、有力而极其节省的组织，其举世闻名之效，于英于华都超出了预期。各口岸能干的报纸便是反对党，逼着政府保持效率。只有一个缺陷，大约不久就能补上：应当设一位教育司——设它是为了尊崇教育，并非因为教育在这个进取的殖民地里落后；这里出过那么多英雄般的总督与有学养的部门首长。他们的伟绩足以写成几卷至今无人动笔的书，因为在香港生活与任职的许多著作家，都没有写他们自己。「谦抑者乃为大！」香港驻军的军乐与运动生活中出过几个有名的团。南非战争之后来的是皇家威尔士团、德比郡团与林肯郡团。一九一一年驻防的是著名的约克郡轻步兵团。他们出色的乐队常与印度团的乐队合奏，是这王家殖民地音乐生活中的一景。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后，海盗头子陆某夺占广州四周炮台时，驻守广州沙面岛外国租界的便是约克郡团。一八六〇年，在殖民地的大陆部分九龙，霍普·格兰特爵士麾下一万三千英军与葛罗男爵麾下六千法军曾在此集结，以备大沽至北京之役；虽然国家存亡系于此举，华南的中国人对这支军队在当时中国的土地上集结，竟不曾提出抗议。

厦门的市政机关是七名议员，其中两位是牧师与医生。他们雇有一位警务总监，还有一位法官，与一名中国官员同坐「会审公廨」。一九〇八年美国战舰队环游世界时，厦门的中国人给了美国海军军官热烈的欢迎。这一岛屿星罗、群山环抱的港湾是中国最好最美的港湾之一，此口岸前程远大。它一度是中国最大的茶港。外国租界在多山的鼓浪屿上。值得一看的街道有厘金街、庙街、靴匠街等等。一九一〇年，本地商会在南普陀寺款待来访的美国各地商会会员。这里有可观的会所与戏院，有关帝庙及别的庙宇。风景以万石岩著称，那是一种「众神的花园」，其中供奉着一块神化了的岩石。许多巨石上刻着敬拜自然者的题字。白鹿洞寺与门楼那精巧的建筑值得留意。船埠上的伦敦会教堂，在飞翘的檐角上已部分采用了中国式样。山上筑有饱经战事的炮台。外国跑马场与骑士会在南普陀寺所在的山下。厦门尤以中国最好的牡蛎、苦力橘、柚子、鱼、野味、糖、姜与夏布著名。厦门到处可见石砌的房屋，一路向南延伸到福建与广东两省。当地人有一点阿拉伯血统，除帽子外还常戴头巾，个子高，性情剽悍，诙谐而好奇。溺婴之事甚多，因为小块田地只养得起儿子。厦门有铁路通龙江上的漳州，并且计划修一条沿海铁路，把从上海到广州的这些城市都连起来。与香港几乎每天都有轮船往来。厦门本地的城厢在一座大岛上。城墙笔直地爬上山去，周围约八英里。此城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为共和派所取，其后与海盗多次交战，美国「蒙特雷」号上的海军陆战队还不得不登陆。几百年前满人征服中国时，这一省的人抵抗得最为顽强。这里的方言是全中国最孤立的一种，可见北方的统治者对当地人影响极微。举例如下：

福建话 官话

霍秋 福州

阿谋 厦门

归谋 金门

此口岸虽在一八四二年才正式开放通商，但早在一六六一年至一七三〇年间，东印度公司就已在此设有商馆。

好古之士在广州追寻葡萄牙人发现此地之前若干世纪里阿拉伯人来访的传说，可考之事甚多。我们听说使徒圣托马斯与穆罕默德的叔父曾取道波斯、印度、缅甸来到此地——此后再没有人走过那条路。游客不可不去看看那座有成千上万号舍的贡院大园：自孔子以来直到不久之前，旧日的经学就在那里称王。广东那所气派的师范学堂足以证明，本省已经接受了伟大的光绪皇帝与广东维新人士所倡的新教育：学堂由两翼与一座塔楼构成，式样仿纽约大学。一道开着枪眼的堂皇灰墙环绕着学堂。另有广州基督教书院，设在漂亮的马丁堂内，由美国人资助。倘若美国的政治家与慈善家不尽早在广州办起一所包罗宏富的中美大学的预科部——高年级则设在北京或南京——他们便错过了一个光荣的机会。还应寻访纽约米尔纳－布尔行的商馆旧址：一八〇七年马礼逊正是在那里栖身，为他那不朽的译经与词典作准备。那时候纽约、费城与波士顿的美国商人对政治与学问都怀着热忱的同情。纽约与广州的同孚洋行出资刊印了那无价的《中国丛报》，又用他们著名的飞剪船免费把五十名传教士从纽约运来。当年在广州设有商馆、开有定期航线的波士顿商人有：福布斯、珀金斯、卡伯特、斯特吉斯、罗素、顾盛与柯立芝。

好奇心重的人会想看看十三行一带的刑场。说它是这地球上最血腥的一处，无出其右。一八五六年十月太平天国之乱中，广东巡抚叶名琛在此处斩杀叛党十万人；一九一二年三月陆某率海盗攻广州时，这里也是每日例行公事之一。刑场不大，也不起眼，不办正事的时候便用来晒陶器。十三行这一带名声不佳，被视为窝藏鸦片走私犯与造假币者之所。贡院附近的孔庙不可不看——不是为其美，而是为其在一种延绵不断、历数百年的国民伦理中的分量。旧城东墙下的校场也该去一趟，因为中国新军的骨干正在那里操练，将来我们会大大地听说它。中国必须学会把武力与生产的机械，同她千百年来独步天下的文学、农业与艺术结合起来。西关一带的丝织机坊、本地医院、长寿寺与五百罗汉堂都极有意思；若能远行至白云山，那里有一处史迹可看——一八〇四年马礼逊在那里为中国第一个新教徒蔡阿高施洗。

别的可看之处还有：靖远街（药材街），上面盖着席子遮阳；马鞍街，鞋铺聚集之处；书坊街与玉器街，街上有茶楼；瓷器辉映的绿茶行公所；博济医院；还有公家花园——那本是富盐商潘仕成的产业，因他走私犯法而被没收。中国最早就预言：世界各国终将在禁令之外再采用赔偿之法，以理清经济上的乱麻。广州已有许多现代的改良，如宽阔的新式江堤、电车与电灯、自来水、合乎卫生的建筑、医院等等。宾夕法尼亚大学与美国长老会妇女会在广州都有可观的医疗机构。此城与孙中山早年的生活相连——他因制定共和的中国革命与国家而成为不朽。广州已是铁路枢纽：东有路通香港，南通中古气象的澳门，北向汉口；她还打算往西修路到南宁与云南，把西边接起来。往香港以及溯西江、北江而上，兼及沿着那铁石般的海岸，轮船与汽艇的交通极其繁忙。广州是中国在种族、共和与商业上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它的店铺与小工厂，无疑是全国最出色、最有效率、最富变化的。珠江沙面岛上的外国租界，在新式会所、旅馆与住宅方面样样奢备；本地城里也有会所，外国人与本地绅士正试着在那里彼此走近些。广州有两种方言：广府话与客家话；论这两种话，我不知道还有谁比我的老友、香港那位资深著作家兼语言学家波乃耶更有权威——虽然广州的侨居者中也出过许多有名的外国学者。奇特的客家人占广州居民的三分之一。他们的分辨之处在于活泼、在于妇女所戴那种带垂布的平顶帽、在于爱戴首饰。舢板、帆船、拖鞋艇与汽艇上的人——广州生活中最有特色的一景——多半是客家。关于这一族（在香港、厦门与汕头也随处可见），我推荐波乃耶那几部权威之作。海珠岛（「荷兰蠢事岛」）之名，是为纪念荷兰商人早年在此的一处居留地。

笔者在《中国人》一书中详论过中国最古的外国居留地——葡萄牙人的澳门城，以及写出《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名家卡蒙斯。写过古雅的中古澳门的作者有欧德理博士、诺顿·凯希、蒙塔尔托·德·热苏斯、库切拉、龙思泰、著名的约翰·宝灵爵士，以及不朽的卡蒙斯本人。这方面藏书最富的，是里斯本、科英布拉及老葡萄牙别的文教中心的国立图书馆。美国最早几任领事住在澳门；一八四〇年，著名的耶稣会探险家古伯察神父也住在这里的修院中。英国画家钱纳利在澳门居住作画，可爱的中国色彩画家南昌也是。一八三六年六月十二日，美国派驻「暹罗、交趾与马斯喀特」的首任公使埃德蒙·罗伯茨在此死于鼠疫。研究澳门，那几卷旧《中国丛报》不可不查。在古雅的关闸门外望厦的一座庙里，顾盛、丹尼尔·韦伯斯特之子弗莱彻与耆英分别签订了中美之间第一个通商条约。大炮台马路上总督夏宫里那座出色的微型园林值得一看，墓园里还有颇为有趣的微型照相雕像。中国最大的水泥厂（英资）在青洲，有堤道与澳门相连。淤塞的港口正在疏浚，想把久已失去的航运招回老澳门。将有铁路通广州；往香港与广州则有豪华轮船。峰景、兴记一类的新式旅馆很不错，前者所占的地势风景尤佳。车道与南湾都令人愉快。澳门以中古式的狂欢节与游行著名。这里的中国居民颇有进取心，领头的是开明的何穗田与方氏两家。它的赌馆大约是声名狼藉的；它的鸦片专卖如今虽稍有限制，从前却是国际事务与卫生事务上的一根大刺。

在九洲洋锚地三海里界线之外，时常泊着走私的轮船。日中之间因「二辰丸」事件而起的纠纷，以及随后那场几乎把一家日本跨太平洋兼沿海轮船公司逼破产的严厉抵制，人们当还记得。中葡两国为港界问题，以及为把湾仔、小横琴与氹仔这几个大岛并入这美丽殖民地一事，始终剑拔弩张；若不是怕英国——英国「念在旧交」并感念威灵顿半岛战役中葡萄牙的援手而支持葡萄牙——中国早就动手了。在这一带颇不平静的水面上，中葡两国的炮舰总是彼此监视着。

可爱的、花团锦簇的澳门，有斋期也有节庆，因为夏月里刮西南季风，是香港人最爱的疗养地。葡萄牙共和革命的浪头，过了一个月才传到印度的果阿与华夏的澳门。那两座漂亮的营房——高踞圣方济各角之上、大炮台之下——里的士兵读了报纸，随后把报纸借给停在海面上随黄潮起伏的「祖国」号炮舰上的水兵。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祖国」号的水兵登陆，开进那座房屋密集的城市中心、龙嵩街高地上议事亭所在的广场。在那里放了三排枪，作为给驻军的信号；一英里外的驻军便砸开军械库，装上实弹，准备去办自由的事情了！军团兵先开到圣克拉拉修院，把修女赶上停在内港的轮船，逼她们驶往四十英里外的香港——之所以要动久踞此地的修会，是因为他们不纳税，与商界竞争而占上风。随后革命党拖着大炮，开到风景如画的南湾那座考究的总督「王宫」，用刺刀逼着总督与议事亭的代表答应：驱逐受宠的修会，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建立共和，查禁寡头与教会的喉舌《新生活报》，以及葡萄牙共和派所争得的其他种种改革。最堪称奇、足为二十世纪地平线上一个新兆的是：广东的中国总督竟调来中国军队，在旁守望，以保证别处的秩序不乱，任凭欧洲的革命党、欧洲的保皇党与守旧的天主教徒在老中国神圣领土的一角上，把代议与民治的问题打个明白。所以严格说来，在中国土地上最先建立共和的，是历史短小的葡萄牙，而不是古老的中国；而葡萄牙的共和影响——所谓「小中见大」——同美国与法国的影响一样，对中国的维新人士很有作用。

福州是多事的福建省省会，在中国最富浪漫气息的河流之一闽江上，距海二十五英里。「福」者幸福也，在迷信的中国是用得最多的字——大约只有一两句「奇怪的誓言」和那个几乎为半数中国人所有的「张」姓可与之相比。此城位于一片河谷平原上，四周群山环绕如一座壮丽的剧场。中国风景最好的两个口岸，便是香港与福州。厚厚的城墙高三十英尺，周围十英里，一面还爬上山去；有七座城门楼，最著名的是北门楼，内有奇特的神龛。最有名的庙宇是观音庙、武庙与城隍庙。七层的白塔很有名，有罗马式的门与带栏杆的矮廊，厚重多于秀美，可贵之处在于年代极古。此城是有名的文教中心，教会的与本地的都有。远在慈禧太后当政的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它就已是维新的中心，并且出了自己的烈士——年轻的林旭，死在那个反动的耶洗别手里。城南六英里、一千七百英尺高的鼓山上，有著名的涌泉寺。坐轿上山，一路风景绝佳。福州多温泉，是一处疗养之地。一九一〇年十月，太平洋沿岸商会曾受城中各行会款待于南普陀寺。这里的石谷值得一看，柚林之盛亦然。福州从前是大茶港，茶市自一八九八年衰落到一九〇七年，如今随着中国茶需求的增加又重新兴旺。罗星塔岛上有一座古朴无饰的老塔，还有几艘旧时罕见的「白艄」帆船。有一座九百年的古桥，六十孔，桥上许多铺子从桥墩支出来悬在水上，把一座岛连了起来。

一九一一年十月，福州归附了革命的临时政府，但满城直到一个月后才攻下。这里有船政局、船坞、水师学堂、造币厂，南台岛上还有外国租界。气候极难将息。

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别致的服色与头巾。福建人身上有些阿拉伯血统，只是伊斯兰教已经失传。他们自夸从未被征服过，又说那些有名的海盗多是福州人。他们的妇女头上戴的东西，看去像一具飞艇模型。这里有极好的美以美会与公理会学堂、一所美国医院，还有一所出色的伦敦会——它在建筑上做了教会本该做的事：相当程度地采用了中国那特有的美丽式样。凡教会与洋行的房屋，都该力求保住这种了不起的艺术，而不要胆敢把方头方脑的丑陋或希腊柱式的冷硬搬到重艺术的中国来——在这样一片炎热的土地上，它们本来就不相宜。海边的滩床上插着竹子，好让牡蛎附着其上。这里有做玻璃丝灯的作坊。应当走一走这几处：架在五虎山上、凿有五百级石阶才上得去的圆福寺；北面十五英里的白岭茶山；橄榄与柑橘林；还有温泉。福州将有铁路南北相通。与苏州并称，福州是漆器工艺的中心，旧物极为贵重。一八八五年法国孤拔提督的舰队驶入福州，猛轰炮台与城池，一时几乎逼得中国把这一大省割与东京。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福州之辱」。此城又是锡箔工人的中心，其产品大量用来做坟前焚化的金元宝银元宝。这里也出漂亮的厚壁纸。著名的汉学家、曼彻斯特大学的庄延龄教授——《中国佬》等书的诙谐作者——曾任英国驻福州领事。

宁波（意为「安宁的波涛」）在信佛而友善的浙江省内，不妨称为杜鹃之城，是中国最可喜、最如画的城市之一。论与欧洲往来之早，它居第二位：葡萄牙人一五二二年在此建过贸易居留地。城外有护城河，城墙上开六门。女墙上横七竖八地摆着克虏伯的旧炮。全国最好的木雕匠、石匠与漆工都在此做工，全中国都来聘请他们。这里的画师也很有名。宁波在甬江之首，距海十二英里。三条水流分向山中，四围的山铺展成一幅极如画的全景，其中有谷、有河、有湖。这是一大渔业中心，水手也富冒险精神。宁波那种快捷的江河拖鞋艇远近闻名。居民并不鄙薄冰这样的新鲜物事——那许多盖着稻草的尖顶冰窖便是证明。这里出产大量的茶与丝。石雕做得极好，试看那座建筑中的珍品——福建人的会馆：盘龙石柱、憨态可掬的石狮，还有辉煌的飞檐琉璃顶。在这座讲文化、讲女子新权利、讲工程与商业的城市里，各庙中的屏风与铜香炉也令人赏心。本地的纱厂经营得法，本区还出细席、稻米、油、漆、乌贼、竹、木材、茶、野味、花、油菜、大麦、乌桕等等。有一条奇特的街，上面架满了牌坊，表彰守节不再嫁的寡妇、表彰读书人、表彰孩童等等。另有外国人聚居的一区，江堤宏敞，还有跑马场、游艇、会所、教堂、山间平房等等。

中国没有哪一座城市能提供比这里更宜人的远足：往山里去，往瀑布去，往温州那样的急流去，往天童、雪窦一类有名的佛寺去。到大岚与雪窦两谷的路程尤为美丽。城外东门处，供奉水手的守护女神妈祖的庙，线条、比例、庄重与精致细部都格外出色。那是一六八〇年邻省福建的水手所建。这些珍贵的古庙，是艺术盛世留下的最后几颗宝石。学术、宗教、政治与商业上的新时代，正带进一种丑陋的建筑。宁波在佛教上受舟山群岛中普陀山之近的强烈影响。有一条古雅的浮桥横跨其中一条水流，桥上有铺子，也是集市的中心。宁波妇女以针黹精巧闻名，旧时的书院则以出过许多文学之士而著称。天封塔是五角形的古塔，或许是中国最古的塔，已有一千二百年。金瓦白瓦都已剥落，七层的砖泥都露在外头。

政治上宁波是进步的。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它归附了「汉族共和」的革命党。葡萄牙人初到此口岸的年月，宁波人曾揭竿而起，毁掉葡船三十五艘，杀死船员八百人，因为他们说这些外国人窜入内地，照萨宾人那一套掳掠中国妇女。一八六二年此城为太平军所陷。一八四一年十月，中英舰队在宁波外海有过一场激战。宁波附近的象山港，将成为中国新海军的中心基地。一八九八年欧洲列强不顾美英抗议而竞相瓜分中国的乱局中，法国人于七月十六日在宁波派海军陆战队登陆，想占一处庙产坟地作租界，顺带又给那坟地添了二十个待葬的中国人！宁波不久将有铁路通向西方与南方。

浙江省会杭州，以「怒吼的海潮」之城著名。城墙周围十二英里。看潮以城东的海宁塔为最佳。游客当趁月夜前往，去看那乘着夜之轮席卷而来、令人难忘的白色幽灵。传说吴国的公子伍子胥自尽而死，中国人去看潮，就是去看他挟着怒气奔涌而过。石砌的江塘上筑有石坞，好让帆船避过那可怕的大潮头。此城有铁路与运河之便，如今也多用汽艇拖带而不用帆。金王山在城中湖畔，山顶有佛寺。湖上有长堤、湖心亭庙与塔。此城以美丽的水景著名，如西湖之景，如雷峰塔上望出去的景致。此塔没有寻常那种华丽的廊，显出旧时沿海北上的阿拉伯影响——那影响在杭州以清真寺等形式立住了脚。伊斯兰教三次分头谋取中国，分别在甘肃、云南与浙江。湖畔的红色皇宫，一度是十三世纪有文化的宋朝的中心。马可·波罗游历此古城，赞之曰：「毫无疑问，这是世上最华美最高贵的城市。」如今它是丝、酒、扇、灯、茶、锡箔、樟脑、五金、书籍、植物油等等行业的中心。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为共和派所克，旗营抵抗甚力。杭州与苏州并称最时髦的城市，中国穿戴最讲究的女子出在这两处。梅藤更医生的模范麻风院在此。美国长老会在临水的一面秀丽山坡上，为新办的之江大学盖起了好几座楼。旗人的城在西北。这里有巡抚衙门、许多牌坊、宏伟的太平桥、运河、名刹、店铺与讲究的住宅——这一带的中国人似乎颇有市民的自尊。杭州起伏的郊野是中国最美的，或许会叫人想起英国的湖区。浙江省新式的省议会大楼就建在杭州。此外还有本地的大学与师范学堂。

南京是明朝诸帝与太平天国最大的城池，又是共和的第一个首都与议会所在地，中国人对它情意极深。它是北方以及全中国有教养者所用的那种标准官话的中心。其名意为「南方的京城」。浩荡的长江从城墙下流过，运河与铁路之便都极好。张勋守城时人们发现，此城受北面紫金山诸峰所制。城内有设防的山冈，也有跑着新式电车的大街。最后一个纯粹中国朝代的遗迹犹存：明故宫、如画的陵墓，还有一条排列着巨大骆驼、狮子、大象等石兽的神道，与北京上头长城边南口的明陵神道相似。洪武皇帝的碑是一整块石头，立在一只巨龟背上，陵寝本身是方的。正如日俄两军不得已用炮火轰过奉天的清陵，一九一一年帝制派与共和派也拿炮轰过这些受人敬仰的明陵。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血腥的张勋在南京屠杀共和党人与非战斗人员之事，将在历史上被永远唾骂。一九一〇年，总督张人骏在南京办了中国第一次博览会。他兴办自来水、电力与煤气，修筑宽阔的马路，在许多方面都是极开明的领袖。外国租界一部分在下关。江北的浦口有英国人的铁路通天津与胶州；南面到上海则有出色的沪宁英国铁路，是中国修得最好的一条路。同往常一样，城分旗人与汉人两区。这里有陆军与海军学堂、本省的大学与一座兵工厂。美以美会与长老会合办的金陵大学很有名，另章再谈。学生已开展体育，并打算派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城中有著名的塔与庙，如毗卢阁、万佛金身的佛寺、白星寺等等。从前立在此地那座黄白瓷塔——中国最华丽的塔——为太平军所焚，有些瓷砖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美国商行已在此设庄；领事馆、教堂、会所以及外侨生活的一切，如今都将来到这座共和中国最钟爱的城市——它古老的文化像一片金色的云，笼罩在它的记忆之上。这里有报馆、纸厂、丝绸缫织厂、扇厂与纱厂，有鞋匠、裁缝、瓷窑等等。中国与欧洲通用的那种发亮的棉布「南京布」，便是以此城得名。制墨的、做花的、做浴具的、做瓶的、做瓦的、做书的、做珠宝的，比比皆是。这里的匠人手艺高超。旧式科举的年月里，成千的考生聚集在那座砖砌号舍的大园中。南京不再做南方的京城之后，成了总督驻节之城。它的行会与商会有名而进取，各有漂亮的会馆。此后实业、学术、政治、外贸与医学都将在南京大有作为——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周游世界的孙中山先生，就是在这里向一个现代的代议议会躬身致意的。

上海是中国中部的女王，是长江的主宰——她就坐在长江的门口。人们常称它为「远东的巴黎」，这话说的是它的社交生活，因为论如画，它远不及对手香港，也不及那位美的女王福州。上海地下那层细黑沙（本是黄色黄土）与饱水的黏土层厚达四百五十英尺。要盖大的新式楼房，必须先沉下一座钢梁加固的混凝土筏，再在上面起造。即便这样的楼房也要下沉五英寸，而寻常的打桩砖房则要沉一英尺。上海的生活像旋风一般。江边的外滩挤满了人，长而弯曲的静安寺路也是。从外国人的眼光看，各租界管理得极好，在公益精神上彼此争胜。不过中国人对香港更有好感，因为香港让他们在议政局里有代表。上海有会审公廨、领事法庭、美国高等法院和中国的法庭。中国人正筹划有朝一日自行审理一切华籍罪犯。这里有一座气派的座堂，还有一座威尼斯式的新式火车站。好图书馆、堂皇的会所、戏院、各国的旅馆、出租汽车、电车与人力车，都在便利之列。各国各设邮局，多少有些叫人糊涂。赛马、高尔夫、网球、打猎、游艇、游泳等等运动样样都有；爱军事的人在此所得的机会，几乎与骄傲而勇敢的香港一样多。上海各租界靠万国商团自卫，其中还可以招募一支西化中国人的特别队。中外的秘密会社都有自己的堂口。从一八九八年政变直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起义，鼓吹维新的本国报纸以上海为主要中心；一九一二年一月南北和议也在上海举行。除钢铁与煤之外，中国在新式工厂里追赶西方工业的种种努力，差不多都能在这里看到。在中国的棉纺业上，日本人在上海势力甚大。论投机，没有哪个城市比得上上海。一九一〇年可怕的橡皮股票崩盘，把中国人与外国人一齐割倒。公家花园与各旅馆里有军乐队演奏。这一侨界的音乐与文学生活相当发达。北河南路上是商务印书馆的庞大厂房——去年它为中国学堂翻译了价值百万元的教科书。总经理是张元济。此口岸的英文报纸以学养见称于世界，中文报纸则正以其爱国与进取而崭露头角。静安寺路公墓与八仙桥（天主教）公墓里，有许多外国先驱者令人伤感的碑石。论气象学，耶稣会主持的徐家汇观象台无可匹敌；其实自十八世纪以来，这个修会在中国与菲律宾这一领域上一直居首。上海与汉口分享铁路系统之首的名号：也就是说，一个是中国的纽约，一个是中国的芝加哥。上海将来的贸易无可估量。这里的气候，比起香港、广州、厦门那种湿热的海平面苦楚并没有好多少；但上海有的是勇敢的心，还有最高贵的女子——只要知道自己是在尽本分，不曾从文明与慈善最前沿的火线上退下来，什么样的肉身折磨她们都受得住。

首屈一指的学府是美国圣公会主办的圣约翰大学。对它只能称赞，其前程远大。中国已有大人物这样说：「我是圣约翰的校友。」——比如一度被任为驻华盛顿公使的施肇基，一度任外务部丞的颜惠庆博士。大学离外滩埠头五英里。别的教会与本地的教育、医疗机构，如南洋公学，水准也很高。上海的智识生活是先进的，因为大多数西化的中国人与退职的官员都住在这里。

这里设有一座大兵工厂。法租界颇有些放纵，大约容留着世上最下等的烟馆；福州路上的娼寮生活，也是天下任何一条街上最露骨的。上海华界的下流窝子，因受害者失踪之事而举世闻名。

南京路与福州路上有极好的绸缎庄；有奢华的茶园；有半松园、广善堂一类的好庙宇；有出色的家具店；有山西票号那样的会馆；有豫园等等。虹口市场应当一早去看，一处富庶地区精耕细作的出产之妙，会叫外来人吃惊。此地以画舫之游著名。船上人家称作「疍家」，这一族出自江苏，与香港的老客家人有亲。崇明岛上可以研究极好的农田。还有大宫塔一类有趣的塔可看。德国人惯于在全世界为他们同别的种族冲突中阵亡的人立碑——「伊尔蒂斯」号纪念碑就是这么来的。上海不久将成为一大铁路网的中心；它本是中国铁路的头一位使徒——早在六十年代，有名的老怡和洋行就修了一条通往十二英里外吴淞的铁路。骨子里一向守旧的满人立即把它拆掉，堆到远远的台湾岛上去让它生锈。上海的华界不大，护城的城墙也不结实，用的是砖不是石。有六座双重铁门。远东第一个拆掉部分城墙的城市是马尼拉，上海大约会是第二个。六十年代太平军攻占过此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民众归附革命，从此断了满清水师那位能干的萨提督的弹药——在那以前，弹药一直由上海制造局供给。上海既长大，多半会朝十二英里外的吴淞港方向伸展；如今航速更快的轮船投入航线，太平洋正在变窄，浚浦局必须筹划巨额开支，为更大的轮船吨位作准备。运往中国的进口货，主要堆在上海的货栈里，连牛庄那样远的口岸也不存分号的货底。这种办法须有所改变，上海要格外照顾长江流域——那本身就是一个一亿五千万人的王国。

古雅的江苏帆船正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大队的汽艇与单纯的货船。要看水上那种如画的旧生活，如今得往更里边去。上海以牡丹、菊花与百合的花圃著名。它是花匠的乐土，因为它位在太阳的谷地里。外滩与静安寺路、虹口公园、公家花园与跑马厅上的衣饰之盛，那绸缎几乎要同造化的花团锦簇争胜。有些装束颇为可笑。一个高个子锡克人，「须如豹斑」，裹着一条大红头巾走在路上，从不左顾右盼，那张急切的脸上也从无笑意。他的袍子像一件宽松的白睡衣，外面硬套上一件花色鲜艳、钉着晃眼扣子的紧身小马甲。睡衣在腿间收拢，膝盖以下是光的。脚上穿一双旁遮普拖鞋，鞋尖像贡多拉一样翘起。他就这样走进上海街头与马路上那出永不落幕的喜剧里去了！伦敦来的「巡捕」看着他，却不抓他——因为正式当值的时候，这位锡克人正是巡捕的搭档；只是那时他要把自己扣进一件体面的蓝制服，套上长裤，而头巾则依旧许他戴着，以存传统。

所有的外国银行、汇丰银行以及中国的国家银行与山西票号，在此都设有分行；还有人提议开设大的中美合办银行与轮船公司的分号。上海的建筑——本地的新式的与欧洲的——都该受责备：它们没有把中国那极美的样式在屋顶、屏风、门户、廊柱、脊饰、嵌板、亭子与台阶上延续下来、变通下来。我们西方人闯进任何一国，都像如今这样普遍地糟蹋人家美丽的建筑，真是野蛮。倒该称赞若干传教团体：他们一如既往，是最先以美的方式做对事的人——在中国便照中国式样盖房。武昌的文华大学那样的希腊式建筑，胶州那样头重脚轻的德国式建筑，天津那样如同纽约洞穴的建筑，香港海旁上那样的英国谷仓，甚至上海外滩上那样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在重艺术的中国都是一种侵越，近乎建筑上的亵渎。让我们在光荣的老中国一石一石地垒起房子时，守住那些回廊、那些曲线、那丰美的屋顶、那彩绘的嵌板、那塔与庙上的琉璃瓦罢；因为她是艺术之母，就算不曾长久坐在兵器的铁砧旁，却是在美的泉边坐得最久的。

美国邮局延伸到上海，从上海寄一封信到纽约只要两分金元，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中国税务部门容许这样沉重的竞争，也很见气量。别的许多国家也设邮局，但资费较高。以美国人布伦特主教为主席的国际禁烟大会，在两年之内做成了不可能之事，把一亿瘾君子从鸦片那蟒蛇般的缠绕中解脱出来；一九〇九年二月，这个大会在上海开了最值得纪念的一次会议。首功在美国——她倡导了这种利他的风气；其次在中国、英国、印度与香港——她们在税收上作了极大的利他牺牲。如今烟枪与罂粟田差不多都扫清了，各国还须扑灭吗啡、皮下注射针与掺药的香烟。而制造这些鬼东西的，可不是可怜的中国。上海有新式的自来水、电力与筑路工程，各地市政当局一筹到款，便照着办。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无法迅速逃离这要命的夏季气候；如今铁路与轮船已把内地的山间避暑地送到近旁：九江的牯岭，海拔三千英尺；还有莫干山。著名的佛教海岛普陀山也近得可以有快轮通航。从前上海居民一累垮，就要花大钱远赴日本疗养；随着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这些较近的去处开辟出来，那笔开销便不那么必要了。牯岭是教会人士的休养地。在它被发现以前，累坏了的工作者只能被送到日本，或者休假回国——前提是他还受得住长途航行，而差会也出得起那笔钱。在险恶的开拓条件下，传教士的工作最苦；有了牯岭，传教士——无论男女——不必离开中国便能很快恢复效能。上海周围的水面，包括七里泾在内，极宜画舫之游。市政当局用高个子裹红头巾的印度锡克巡捕，也用本地的华捕，统归外国军官管带。上海中外资的船坞、滑道与机器厂，正在为华中的水面配备小轮船，尽管来自香港、日本与英国的竞争很强，马尼拉也有些竞争。上海不能像华丽的香港那样，在十几座一千八百英尺高的山上、在夜空里点起成千的灯笼；但她那种更亲近的园中与宅中的灯彩，在中国也是有名的。诗人尽可如此痴叹：

「啊！给我一个仙境华夏的黄昏，

那时千百个近处的月亮把黑夜化作白昼。」

连店铺的招牌都是灯笼。中国是那种不爆不溅的冷性植物蜡的故乡，只有它才能做出完美的灯笼蜡烛。银器铺可与香港、南京、苏州的媲美，不过要当心德国与日本的机制仿货。只有匠人才能把他的魂和一句吉利话，慢慢地用手做进他的东西里去；此外的一切都算不得艺术品。上海有极好的青铜像，陶器店也令人称心。市集的货摊是黄、红、粉各色深浅的宝库，因为这片亚热带是水果的温室：柚子、柿子、山竹、荔枝、橘子、香蕉与坚果。葡萄与梨的产地要远在北边，直到山东省。

上海出过有名的领事，如巴夏礼爵士，外滩上立着他的铜像。他后来做了英国公使，在中国的几场战争中为英国外交与世界贸易出力甚多。一九一一年十月起义的第一个政府在上海开张，伍廷芳任外交总长。上海同天津及别的河口一样，有它自己的水利难题：要让航道不被黄土与泥沙淤塞。挖泥的花费贵得离谱，只好以人的机智去对付潮流的意志。上海的办法似乎是在港口上游保留一个巨大的潮汐池，如七里泾那样，以便在落潮时助一股冲刷之力。将来中国最忙、预算最大的衙门，必是河海工程部。眼下，浚浦局靠借款与政府补助，尽力应付这既昂贵又艰难的工程。所雇的外国工程师都是极能干的人。

苏州，一座周围十英里的城池，中国的威尼斯，在上海西北的大运河上，是几百万人口的中心。城中河道纵横，诸门之中有六座别致的水门。丘陵环抱着这片辽阔的平原，平原上也点缀着如画的河道与驼背桥。此城久以文化著称，也以女子之美、御用丝机上的华丽花样、画师、豪华的园林与船上生活著称。外国租界城内城外都有。桂子街、龙街、桃花街等处的铺子，出产纸、壁纸、漆器、角器、玻璃、瓷器、家具、象牙、棉、麻、铁、铜等等。此城有汽艇通长江各口岸，有铁路西通南京、北通天津、南通上海与杭州。除了园中那些绝妙的沉降式庭园之外，还有公园、图书馆、新式学堂、巡抚衙门、一座巨大的八角宝塔——它俯瞰着一条蜿蜒如画、桥梁跨越的河道——还有一座厚重的关桥、南马桥、一对缅甸式的塔；与它们的富丽相映成趣的，是近旁一座方形的墨塔；此外还有省立大学、文庙、极富艺术意味的南门塔、沧浪亭中的造像，以及伊斯兰教与佛教的墓园。新式建筑的代表是美国美以美会的大学，它有一样新派中国人特别看重的东西——一座漂亮的钟楼。这在中国是时代的标志，因为旧日的中国人不理会精确的时刻。美国长老会在苏州有一个极重要的出版与翻译部门，对于孕育那了不起的新中国出力甚多——而苏州尤其是一片早已备好接种的土。新式医学的代表是博习医院。此城曾被太平军洗劫，后为戈登将军所克，他得胜的军团从东门轰然而入。日本的伊藤侯爵这样一位权威曾断言：西方当初绝不该帮着满人对付太平天国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改革，本可以在一八六三年就实现。我谨表异议，因为洪秀全与杨秀清同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那场不朽革命中的孙中山与黎元洪，是很不相同的领袖。

汉口是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的第一个战场。沿长江展开的那片开发得最好的外国租界属于英国，但那些堂皇住宅的承租人多半是俄国茶商。这些模范的英国租界，市政董事会容纳一切国籍的人。英租界之后是俄租界，再后是法、德、日三国租界。美国人照例同英租界合在一处——那里通常就叫作「租界」。这些租界是依据北京条约及其后各约让与的。汉口有铁路通北京，还将与西、南各大中心联结起来。江水把它同东方相连；将来还会从南京修一条沿江铁路过来——南京已经与上海通了铁路。被焚毁的汉口华界，将重建为中国的模范城市：南北走向的平行大街与东西走向的宽阔林荫道，一切街区与广场都作几何式布置。比起别的华界城市那种猪径似的街道，这真是惊人的一变。汉水与长江汇合处的三座城市——汉口、汉阳、武昌——是一个大都会区，正如布鲁克林、纽约与泽西城。就正规军而言，革命实际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第八镇的营房里全力爆发的，此后才蔓延到汉口。武昌是著名总督张之洞的驻地——他是保守的进步派中的头一人，也是三十五年间支撑慈禧太后宝座的三位总督之一。他是治理中国各省的旧式官员中最可敬的一位。此城有城墙，中间隔着一道蛇山，将来要打通山洞。它久为文教中心，省立大学与新式学堂都设在这里。俄亥俄圣公会的吴德施主教在武昌创办了著名的文华大学，纽约圣公会则办有圣希理达女校。文华大学的斯托克斯楼与托马斯楼有爱奥尼亚式的希腊门廊，在装饰繁富而气候温热的中国显得不伦不类。这所大学的自费生来自汉口的富商与官员之家。此外还有伦敦会的博学书院、美国浸礼会的师范学堂、一所瑞典人的书院；塞西尔勋爵与牛津、剑桥两大学也打算在此创办他们的大学。这是驻军与兵工之城，以铜器与宝塔闻名。花山上立着著名的三层宝塔。德商礼和洋行在此设有炼锑厂，还有规模不小的纱厂，其中若干如今归日本银行家所有。这片红土之省以矿产、丝、茶、棉、纸、蜡著称，尤其以居民在政治上的独立精神著称——第八镇已把这一点不朽地写进了历史。

隔江一英里的汉阳，有张之洞创办的著名钢铁厂。它正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钢厂之一；日本与美国西部不会白向它求货——如今就已在求了。船坞无疑也会办起来。美国浸礼会在汉阳有一所大医院。汉阳设有枪厂、炮厂与火药厂。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汉口大半被冯将军统率的帝制派第三镇那班纵火者烧毁，此事南方即便肯宽恕，也永不会忘记，因为它全无必要。几百万的财产被毁于一个经济上连一分钱都赔不起的国家。这座人口逾百万的大城，将在高出两江冬季水位六十英尺的高岸上重建。夏天江水要涨四十多英尺。英国圣公会在此建有圣约翰福音堂，美国圣公会建有圣保罗与圣彼得堂。这里有很好的会所、跑马场与高尔夫球场，还有一个屡经战阵的外国义勇队。另有英文报纸《华中邮报》，以及许多本地报纸。俄国人因茶叶贸易而地位显要。轮船业稳步发展，汉口是轮船航行的上限，再往宜昌去便要换轻便的船。铁路通北京，不久还将南通、东通、西通，并将有一座大桥跨过长江，走上通广州与新加坡的路。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别的外国银行、领事馆与外商，都有堂皇的馆舍。这座巨大的城池在中国以其商业与各省会馆最负盛名。同旧日的伦敦一样，同业都聚在一条街或一个区里。汉口是、并且将是贸易与工业的轴心，中国的芝加哥；外国商行应当毫不迟疑地在此设庄。与汉口相连的开拓者之名，有殷德生主教——他那座出色的坟墓可以在外国公墓里看到；还有立德乐——探险家、著作家、茶商，也是第一个把轮船从汉口开到重庆、穿过宜昌与万县之间壮丽峡谷中那可怕急流的外国人。

宜昌是长江上的前哨，为的是向成都、重庆与远西的贸易发起商业攻势。它位于航运的上限，正在向外修铁路，去征服那些峡谷与险滩。这里有一座沿江的城池，要爬七十级台阶才上得去；有外国租界；当然也有高尔夫球场；有圣公会的实业学堂；有会所；有领事馆；有苏格兰国教会的教堂；有有趣的庙宇与宝塔。自古以来，宜昌就是世上或许最勇敢的船夫——峡中的湖北纤夫与水手——的大本营。读上一百本游记，你就知道他们的故事。这里也是中国红船救生队的总部，那是一群有本事、够胆量的人。湖北尽可以这样的筋骨与胆气自豪，并在此之上建起省议会来。宜昌也有可观的行会。

直隶湾上的芝罘，是远东各地外国人有名的海水浴场。这里有一片漂亮的外国区，有设备齐全的会所、教堂与旅馆。那许多锥形的紫色山冈、那最蓝的海与最黄的沙，看过便不易忘记。有几座岛招人泛舟，如庙岛与灯塔岛。中国最好的水果——葡萄、梨与苹果——产在芝罘。种苗是八十年代倪维思博士等传教士从美国带来的。这里还有一种树生的越橘，叫「红果」。用橡叶喂养的蚕，吐出有名的坚韧的芝罘丝，在国内外一样受欢迎。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中，芝罘以突破封锁的船只闻名。一九〇四年八月那场著名的海战中，几艘俄国军舰从旅顺冲破了东乡提督铁桶般的围困，抵达芝罘；但日本人闯了进来，不顾国际法劫走了俄国的鱼雷艇驱逐舰「果敢」号，其余俄舰则在中国的港湾里被他们用鱼雷击沉。芝罘有一所设备新式的海军学堂。此区大量出产草辫，供全世界时髦女子做帽子；豆、花生与植物油等出产也很有名。附近产金产煤，许多船到此加煤。教会团体很活跃，机会也大，因为这里是孔子与孟子的故乡省份，居民有文墨、好政治、爱究问。比起我们在美国与英国见到的那些南方省份的忙碌小个子，芝罘的中国人以身材高大著称。一九〇四年他们中有许多人签了六年合同移民南非，后来都被遣返。芝罘将有铁路与南面西面的德国铁路及中国铁路接轨。此城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归附革命党，一支共和派的纵队在共和派海军的增援下，自此出发去打省城济南的帝制派。离芝罘不远的威海卫，英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驻有重兵。

山东省的青岛是德国的口岸，是一处引人注目的殖民试验——因为它试行亨利·乔治的「土地单一税」办法，想招来改良土地的人，使城市向外铺开而不拥挤。一八九八年德国人强行租借此地，同时俄国占领了满洲。日本人把俄国人赶出满洲，自己却不顾条约大半占了下来；可是至今没有人把德国人赶出山东——中国最神圣的一省。一九〇〇年在慈禧太后暗中鼓动下爆发的「拳匪」大屠杀，多半就是德国这次侵占催出来的。口岸与主要殖民地面积二百平方英里；而最不寻常的一项租权（除日本在南满所得者外，别无第二例），是自口岸往内地直到济南——那座可上溯到公元前一一〇〇年的省城——宽六十英里、长二百五十英里的一条地带。德国人在这片土地上修了一条战略铁路，凭它可以切断南北各省的联络。中国人从未宽恕、也永不会宽恕这种冒犯。所以这是中国许多悬案中的一件。胶州湾长十五英里，宽十五英里，四围的山高一千五百到三千英尺，德国人在山上很讲究地种起了森林。这里的滨海大道是东方五条风景最佳的路之一，其余四条是香港的银禧道、澳门的黑沙湾大道，以及菲律宾的马尼拉黎刹大道与碧瑶路。大鲍岛商港的入口宽两英里。炮台、船坞、货栈、铺着专利铁枕木的铁路、旅馆、银行、医院、雕像、堂皇的住宅、德国人与中国人各自的学堂，全都以典型的德国办法布置停当。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革命党在上海、汉阳与南京各制造局断了帝制派的弹药，帝制派的军队正是靠这条铁路得到接济的；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件事，说德国外交部一面大谈「黄祸」，革命之初却心向满人。此港仿香港之例辟为自由港；虽然贸易有所增长，天津（连同它的口岸大沽）在竞争中仍保住了地位。若没有通济南的铁路，青岛作为航运中心是站不住的。

在牛庄、天津、上海与香港，本地人与外国人之间有一种相投之情，在冷峻、尚武、外来气重的青岛却没有。然而德国人在青岛市政机构的精密与强固上，立下了极好的榜样。出色的德国海军处处在目，更出色的德国陆军到处都是。许多德国实业已经开办，而且不论赔钱赚钱，都靠着那些「辛迪加」撑腰，办得同样冷峻坚决。德国商人似乎在别处更能兴旺，也更愿意把货存在各处国际租界——那里的贸易循着自然的渠道走。德国铁路开发出来的博山等地的煤藏极为丰厚，但中国人愤愤不平：按照「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的原则，利润全归德国而不归中国。与英国占据香港及别的殖民地相比，有一点很惹人注意：德国人没有保留山与湾的中国名字。青岛南北的铁路与航运都极好。输往欧洲的货物中有本省著名的丝与草辫、蛋品、黑猪、煤、麦、小米、高粱、玉米，尤其是大豆，还有豌豆、大麻、铜、铁、锑、石棉、银、硫磺、金、地毯、色彩绝妙的琉璃器、蓖麻油、花生、上等水果等等。多年以前，德国炮舰「伊尔蒂斯」号在驶入此港时遇台风沉没；后来德国人就在这里立住脚，同俄国在满洲的进逼相抗衡。

天津是北京的大门户，也是一座租界之城：各国在此把自己的文明与陆海军擦得锃亮，供中国人检阅——中国人就住在紧挨着的城池里，而李鸿章与他的门生袁世凯正是在那里，以总督与东西之间的中介身份成就了名声。此城位于历史悠久的大运河之首，白河由此流向北京。西、南、北三面铁路都很便利。华北的国有铁路由詹天佑、王博士与张君在此主持，另有金达先生、蒲柏先生一类外国顾问可供咨询。富饶的煤矿——尤其是著名的老开平矿——就在近旁，此物以及地毯毛、驼毛、驼毛毯、蜜枣等等，大量输往全世界。这里是极重要的金融中心，经手的黄金数额甚巨。争夺特权的承揽者纷至沓来，这盘棋又重新开局了。外国军队在此驻扎，比在中国任何一个国际口岸都多。

因为四围地势平坦，天津是中国最不如画的城市。这里有一处游憩场——维多利亚花园，还有本地的花园、一条围着坟地的跑马场、一个骑士会、繁盛的交际、海陆军的生活、演剧，以及许多田径、游泳、划船与溜冰俱乐部的设施。除夏天外，气候干爽宜人；不过风沙极为可畏，那黄土的尘土像亚利桑那的碱尘一样钻得进人。英国的军人墓地里，有许多外国人占据异域的伤感碑石——疾病与多次著名炮战的伤亡，在这里割去了昂贵的一茬。这里有电车、电灯、煤气与自来水厂，有很好的会所、教堂、领事馆、教会、基督教青年会、宏伟的戈登堂、第一流的理工与军事学堂、医院、各级中外学校、如外滩与大沽路那样出色的马路，以及上好的皮货、绸缎与陶器铺。英文报纸如《泰晤士报》与《中国评论》都很重要，许多中文报纸如《京津报》在正在到来的新中国里很有影响。这里外国军乐很多，本地人也在学这门可喜的艺术——总督的乐队已经颇为高明。许多中国人在外国人指点下于此成名，例如袁世凯与唐绍仪；李鸿章最得势的年月，就在河岸上的衙门里坐镇。北洋大学是中国最好的新式本国大学。医学堂在外国人帮助下培养中国眼下最缺的东西——本国的医生与护士。多年以来，这个口岸比任何别处都更能约束满人；若没有它，谁也不知道这个反动的朝廷会颁出什么样的上谕来。天津以它精妙的彩色泥人、上好的地毯、成堆的盐、鱼饼与沿着「永丰」及别的本地街道叫卖的热白薯小贩而有趣。法租界大沽路上的法国生活也很有意思。本地的城池就活动与秩序而论，是中国市政的模范，只是谈不上美观。众多轮船公司中，本国的招商局（官办）在此设有分号。浚浦局在白河沙坎上有得是事情要做——那沙坎妨碍着日渐增长的航运。国家邮政与电报都设有分局。这里有本地的庙宇，也有中国穆斯林的清真寺——他们已经把河南的老犹太裔中国人吸纳了进去。天津极热，夏季的海水浴场在直隶湾沿岸往上的北戴河，长城在那里入海。北京的外国人与西化的本地人也以那里为水边胜地。

天津工业活动很多，以它百万的人口，将成为直隶、山西两个富省与广袤蒙古地区输入机器的一大中心，也将是这些富省矿产与农产——冻肉、小米、糖、面粉、麦、豆、水果、坚果、皮张、毛皮、植物油、矿石等等——的出口港。在某些方面，直隶湾上可能新辟的秦皇岛、中后所与营口三港会与天津竞争。山西的（英商）福公司与直隶的开平矿务局，资本分别高达六百万元与五百万元，都以天津为经营与放款之地；同各口岸一样，这里也有许多土地、煤、铁与面粉公司，中国人在其中持股。如今的趋势是少给外国人特许权，让中国人自行开发矿产、交通与公用事业上的财富，只向外国人购买必需的机器，只为借款付给外国人适当的利息，而不再像从前那样常常奉送巨额的酬金与租权。公用事业公司与垄断企业掺水增股、以掩盖从被多收费的公众身上赚到的巨利，这种做法正悄悄进入中国，将来必被一个有胆量、不懈怠的政府所整治。天津是游客前往参观世界最伟大的纪念物——中国长城——最方便的两处出发地之一（另一处是北京）。铁路载着游客沿直隶海岸走约一百二十英里到山海关，长城在那里入海，随后折回来攀上茫茫群山，看的人惊得说不出话。中国人关于此事有一句谚语：「见得最少的人，瞪眼瞪得最凶！」在天津做买卖的犹太人（不是被河南、广东、甘肃的中国穆斯林同化掉的那几支失落的中国犹太人），比中国任何口岸都多，连香港也不例外。一九一二年头几个月的动荡日子里，天津美国茂生洋行的货栈里驻过六百名美国第十五步兵团的士兵。

从天津坐火车或坐船上行，到了那片沿海大平原的尽头，就是北京。再往前是西山与蒙古高原及山地。它是共和国里最铺展的城市，因为它比宽敞的南京盖得更满；它是朝廷、使团、贸易、艺术与教育的中心，秋天是疗养的中心，是军事的中心，暂时还不是制造业的中心，不过将来会是。它大约更多是蒙古与满洲的，而不是纯粹汉人的。它的布局极佳，一旦有了排水与铺好的马路，便会招来漂亮的车马，招来比现在更多的财富。它有自来水、电灯、电话、电报与铁路，与海岸有无线电联络，在著名的前门有一座新式火车站。它那座哥特式的北堂大教堂，尖塔耸立，竟坐落在紫禁皇城之内，看去像是从法国搬来的。它的瓷庙纵然缺了热忱与历史，也是财富的中心。它的古迹——尤其是城墙与城门——最为宏伟。它的亭子，如先帝御园中的那些，是全国最富艺术意味的。在中国的城市与都城里，它算是比较年轻的：作为一省与一国的中心，只上溯到公元一一五〇年。柯尔律治歌咏过这座城。马可·波罗的庇主忽必烈汗是它第一位伟大的皇帝。造出明代那些遗迹的、富有艺术天分的永乐，是它第二位最伟大的皇帝，如今北京的格局就是他定下的。它最显赫的满洲皇帝是好陶的康熙——法国的路易十四给他写信时自署「您最亲爱的好朋友路易」。此城的布局照着草原上一座巨大蒙古营盘的样子，防线之内又有防线，一共三重，与恺撒行军时的布置颇为相似。城中的商业区挤满了成群的骆驼队、骡队与马队，新铁路则从东面南面运煤来。一只高明的手能把这座大营变成新式工业的蜂房。有朝一日——也许不久——这会发生。北京的市场供应充足：高原上的蒙古人与直隶平原的农民供给它，更不必说铁路、运河与大路从四面八方运来的东西。北京所见的种族与服色比别的城市都多，那些柚木格子的铺面都是宝库。旗人的城朝北，中心是旧日满洲朝廷的紫禁城。紫禁城的墙与旗人城南墙之间，是外务部、各国使馆、旅馆、火车站、银行、教堂、教会、大学、医院、会所、报馆、铺子等等；照守旧的翰林中国人看来，它们统统在说我们《纽约美人》里那句话：「你自然永远不可能像我，可你能像多少就像多少罢。」北京新教各医学传道会联合起来，办成一所规模宏大的医院、医学堂与护士学堂，引起了全国与全世界的注意。新教的联合就这样在最古老中国的首都有效地开了头，而不是在日内瓦、柏林、伦敦或纽约。

在这座奇妙的城里，新与旧、东方与西方混杂到何等地步？这里有新式的蒸汽压路机；有驴队与骆驼队；有骑蒙古马、裹蓝头巾的信差；有没有弹簧、带篷的北京大车，骡子身上披着绒布；有颠簸的骡轿；有像黄海波涛般一起一伏的骆驼队；有钢架水塔；有带雕龙大门的新式动物园；有汽车；有用快捷的蒙古马或四川黑马拉的维多利亚马车；有三匹马各跑各步的俄国轻便马车；有用长绳与挽具拖着单轴车的人；有肩上竹扁担两头挑着筐子和箱子、汗流浃背的苦力；有推着大袋小米或盐的独轮车夫；有用大木勺往街上泼水的人；有人力车，还有带通风口与窗子的轿子。城外有一座大军营。西门外的葡萄牙墓地里，躺着那几位著名的耶稣会士——康熙朝他们几乎使满清王朝成了天主教的。在人所敬重的英国墓地里，躺着我们这一族著名的开拓者，几百年来他们把我们文明最前沿的一线一步步推向前方。许多坟墓与碑石、树木与围墙，在一九〇〇年的「拳匪」之乱中遭到亵毁。旗人城的西北角有一处宫中太监那声名狼藉一族的墓地——他们得买儿子，或者「造」一个儿子出来，好按儒家的规矩为他们做坟前的祭祀。这里有新的北京俱乐部，造价在远东居第二；有培养留学美英学生的清华学堂；旧日「士大夫」制度下贡院号舍与翰林院的旧址上，如今立着新式的议会大厦（资政院）；还有国立大学，以及外务部的官署——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袁世凯就在那里设总部。高踞旗人城之上的，是法国北堂大教堂的哥特式塔楼——一九〇〇年围城时，樊国梁主教成功地守住了它。为一九〇〇年被刺的德国公使所立的白石牌坊很惹眼；此外还有许多石的、瓷的、彩绘的牌坊，以及汉白玉的桥、栏杆与石狮。那座德国人的碑坊是外力强迫下立起来的，人人恨它。前门的市集、隆福寺街、宽阔的凯撒街那些奇妙的街市；哈德门街上重要的美以美会医院与协和医院；使馆街、总布胡同、东单、琉璃厂、库伦街、屠户街、番摊街、灯市街、玉石街、子午街等主要街道，都值得一走。北京有一家「蒂法尼」，字号叫兴隆典。此城的窑与织工以瓷器、景泰蓝与织毯闻名。不过小贩几乎什么都往门上送，从最便宜的到最贵的。这里有许多本地报纸，如很有影响的《中国报》。

自一九〇〇年围城以来，若干使馆已经重建；美国人尤其在前门附近占了一片造价高昂、却在重艺术的中国说不上得体的房子。午门附近的英国使馆之所以有名，有两个缘故：一是它占的是梁公的中国府邸，二是一九〇〇年北京围城时它的院子是外国人聚居之所的中心。法国使馆租的是纯公的府邸。华界城南天坛园中的神圣大炉里，火化了一九〇〇年围城中病死或战死的锡克兵的遗体。皇城里的美术馆特别值得一看。喇嘛（西藏佛教）庙连同它华丽的牌坊也该看看。那里的僧人穿戴正统的黄袍黄帽，外披一件缀方块的红氅——那方块象征贫者的破衲，逼真得已到了艺术所肯为的极限。庙里有一尊巨大的佛像，还有几尊猥亵的小像，应各国使馆之请给披上了衣裳；僧人们又惊又喜地发现，如今收的香资竟比不披衣裳时还多——游客的好奇心就是这么别扭！城墙上不可不走一走，尤其是前门与哈德门之间——一九〇〇年美、英及别国的人在那里长久坚守。城墙上那些厚重的城楼庙宇，柱子与回廊颇可一观，也很有特色。红是汉人的颜色，黄与绿是满人的颜色，屋顶的瓦色便显出何处以谁为主。

北京有许多军事的记忆。一九〇〇年，美国的第九与第十四步兵团、第六骑兵团以及「纽瓦克」号巡洋舰上的海军陆战队，随盖斯里将军的联合救援纵队从海边一路打到这里。穿蓝白衣的威海卫英籍华兵团也来了，还有法、德、俄、日各国派出的份额。新会俱乐部把中国的头面人物与西方人聚到一处——那是指那些有最多见识与国民抱负、最少过时的岛国「势利」的西方人。我们从前在广州也有过一个类似的国际俱乐部，在消除隔阂、促成相近上做了好事。北京北馆一带的俄国传道团，几乎是庞大的希腊正教会在中国传教的唯一努力。如今可以听到好音乐了，因为国家海关与本国军队、以及各国使馆都有受过训练的乐队，还有几支管弦乐队。哈德门街上的协和医学堂与医院极为出色，不仅因为它办得有成效，更因为各福音派宗派竟首先在遥远的中国联合起来。索尔兹伯里勋爵之子塞西尔勋爵一类的作者认为，这是别处联合的先声。这个榜样在中国已被普遍效法，如南京、济南、广州等处；不久，各大中心的医疗、医院与教学工作都会采用联合办法。中国人热心相助，并且是全心投入。维新起于一八九八年的北京：康有为及别的在香港受过训练的广东人打动了满洲皇帝光绪，促使他颁布了著名的维新诏书。

北京的牡丹园很有名，城内城外许多寺庙的庭院与园子里也有不少园艺珍品；不过华北大体上以野花而非温室花木见长。这里有满人的陵墓，西北有圆明园、万寿山与颐和园可游，西山中有寺院——外国人若不愿坐火车下到北戴河或芝罘的海水浴场去，便在平原酷暑中到西山避暑。往北去的风景铁路可以把人送到长城中壮丽的南口关与明陵。车站在城外柳村。西北有一些村子，是养着无所事事的满人食俸者与旗兵的地方——这也是一九一一年起义的原因之一。同许多中国城市一样，这里可以看到铜壶滴漏。造币厂、银行、雕版厂、印刷所、电力、新式自来水厂；初等、中等、实业与高等学堂，都已来到这维新的首都。皇城里向来藏有大宗银块。慈禧太后留下几百万两银子，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起义期间，政府就靠这笔钱维持了几个星期。这笔钱是太监们搜刮来的：每个官员觐见与受赏都得付钱，还把罪名「栽」到官员头上，好有借口罚款，为满人的内帑添数。这里有大粮仓，从前储放南方各省的漕米，供一百多万受补贴的满洲兵与食客之用。这些米从前经大运河与白河运到天津与北京，后来由于李鸿章的介入，改由政府占多数股份的轮船招商局运往北方。侦伺、密谋、争夺租权与外交角力的历史，在北京膨胀到极致；老使馆街与外务部所听到的秘密故事，大约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外交区都多。各国的人、满人与汉人、太监、女人、人形的鹦鹉、暗装的窃听器、字纸篓、私码的钥匙、厨房内阁、守在钥匙孔边的哨兵、被窃听的电话线、藏在帘后的望远镜、拆信的人，还有那些怀里的蝮蛇——交际场里的侦探——统统在北京这盘古老的阴谋棋局中各有其份。外国的托拉斯漂洋过海，来同本地的猜忌较量！谅解并不总是老老实实地追求着误解。回避与侵入互有胜负。「什么时候一个承诺不算承诺？」答曰：「在北京，在人种界线的两边都是如此。」

面向使馆街、子午街与长城街的那些客厅里，文化、学问、时髦与蠢材常常混作一堆。论体面，由外国人管理的国家海关在库伦街上自成一格。它同英国的法务部门一道，是远东最好的文官机构；别的使馆则不同程度地要靠传教士来懂中国话。近年美国使馆已给馆员配备了见习翻译。外国人渐渐喜欢上这里的生活，因为脑子总得转着。它是一座在生活的热闹上、也在外观上都了不起的首都。各国的新闻机构竞相派来善于打探内幕的人。夏天，干活的北京人把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衣服全脱掉；冬天，他套上那么多棉袄，看去像一只随时要升空的气球——若不是怀里或袖里揣着一只炭火盆坠着的话。他有一盘石头或砖砌的炕，可是得紧挨着躺，才觉出那点可怜的暖气。于是他拿它当床；而整个虫族也拿它当床——就算砖炕不给他热闹，虫子也会给他热闹。那个小学生写下「拥挤的中国人口太稠密，住着不舒服」这句含混的作文时，所指的也许并不只是男男女女。北京的皮货有名，蒙古已开起许多养黑毛松狮犬的场子，专供外国皮货市场。北京被战争与搜罗陶瓷珍品的人掠夺得太狠，如今琉璃厂的铺子与窑上所存的好东西，反倒比不上美洲与欧洲的博物馆。普通旅客若只想要点美的东西，哪怕不古也行，那么有成千的铺子与市集摊子摆着诱人的货色。等中国维新了，艺术不再被贪婪的官吏与朝臣从各省榨走，旅客便能一路追到中部与南部许多古老的产地去寻访——这于艺术更好，于旅客也更好。从前每逢官员、太后、幼帝、亲王、摄政王等等过生日或逢什么周年，举国便要战栗，因为这意味着必须用玉、珠宝、贵重家具、织毯、瓷器等等来证明祝贺之诚；就像我们复活节往纸浆兔子里装糖果一样，那花瓶里也得装满值钱的钱币。这些礼物一收到，手头拮据的满人转身就当给北京的店主，要么就被宫中的太监偷去卖掉。中国人把艺术品收在抽屉里而不陈列在玻璃柜中的习惯，帮了这些贼的忙——那班刁滑的太监一时不易被发觉。

关于满洲朝廷夜间那些神秘的仪典，有许多奇谈：士兵怎样忽然沿子午街列开，中国人一步不许出门，违者处死。随后紫禁城的午门在冒烟的火把下大开，脸色苍白的光绪皇帝被抬了出来，身披黄袍，扈从则着红、金与蓝。他们沿着子午街悄无声息地向南行进，街旁的士兵一齐向外转身。通往华界的前门也开了，仪仗又沿着那边的子午街南行两英里，直到天坛那些庙宇与露天的祭坛；在那里于半夜献上黑牛、焚帛、五谷与酒的祭品——一种同亚伯拉罕族长时代一样古老、一样朴素的敬拜。那本是周族祖先的祭祀，孔子把它记下来，满人则加以沿用，好使自己也受人崇敬；这项祭祀之权，他在退位时仍旧保住了。教皇般的日本天皇同样保留了举行类似祭祀的权利。若说维系东方民族的主要凭借只能是一种迷信，那它总不及中国共和派打算在新国家人心中建立起来的东西那样有力。上帝的名字简单地叫作「天」，也就是苍天。随后，远在非满洲人醒来之前，仪仗便匆匆返回。夜里还有别的神秘之事。午门一开，惟有朝臣与大臣才得以进见帘后的至尊。慈禧太后及其前人长久摄政的年月里，中国是一个由午夜的决断统治的国家，而公道也像那蒙着面、神秘的时辰一样黑暗。显要人物的处决在夜间举行，就在被士兵封锁的寻常子午大道上。在北京，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坐的车此刻是不是正停在某一条因主张而被迫害、被牺牲的性命的祭坛上。难怪中国人同别的久受苦难的改革者一样，压低声音说：「『栽赃』与暗中行事，我们已经受够了；要有光。」

这座蒙古、明与满清三朝的奇妙都城，并不比中国长城古老，因为它重建过好几次，其中皇城部分比南面较次的汉人城约早一千年。那情形好比中国商人在南面前门外扎下营来供应满清宫廷，而嘉靖皇帝站起来说：「咱们也想一想，给我们的供货人的市集也圈一道大墙罢。」专制只有一样好处，就是说到做到——于是就办成了。做中国的首都，北京有过许多对手：尤其是明朝的南方京城南京；宋朝的杭州；广州、武昌、成都与上海也都提出过要求，各自把旗帜在风中挂过一段王者的时日。从地理与战略上说，成都该是一个统一国家的正当首都；武昌也差不多一样居中，而且贸易之便更好，可做中国的伦敦，但作为战略中心就没那么强。从中国共和派的眼光看，广州、南京与上海的呼声最高。北京的弱点在于：它总在俄国与日本强大军队一击可及的范围之内。而且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它几乎是唯一不临水的。

北京几乎什么都有庙，是一座「教堂的布鲁克林」，只是这一回多数的坛都是异教的：有佛庙，佛在涅槃中安眠，作锡兰式的卧姿；有一座极好的喇嘛庙，木石雕刻极妙；有武庙；有文庙；有道观；有天主教座堂；有三个新教国家各宗派的福音堂；有清真寺；有文昌庙；有狐仙庙；有俄国的希腊正教堂；有葡萄牙教堂；有供着佛的皮、牙以及二十来样别的东西的神龛；有祖庙；有日坛、月坛与稷神、雨神之坛；有佛母庙、财神庙与「世界和平」庙（不是近来那种武装和平的新发明！）；有地契神、龙王、风水神、北斗神的庙；有死象神与猛虎神的庙，等等。广州与另一座南方城市那班快活人听说了这一切，以他们出色的诙谐说，他们能「更胜一筹」。于是他们一鼓作气盖起一座「万神庙」，里头的神个个长得一样，连那两尊取名马可·波罗与「中国」戈登的像也不例外。有人拿这事挖苦一位诙谐的广州人，他回敬道：「怎么，你们西方人不也有伊甸博物馆和杜莎夫人蜡像馆么；别把我们的偶像看得像印度的偶像那么当真。」喇嘛庙与碧云寺里有雕工极精的白石塔。北京的喇嘛在佛教世界里权位第二；自从赵尔丰将军把达赖喇嘛从西藏赶进印度以后，北京的喇嘛如今大约是佛教世界里权力最大的了。西墙外的八里庄塔是中国最华丽的塔。缅甸的佛教徒把他们的艺术影响一直带到这么北的地方，又在明朝诸帝的庇护下，把它像一颗被冲上荒岸的珍珠似的抛掷出来；因为继起当朝的满人既不是建筑家，也不是艺术家。他要装点他在奉天与北京的都城和陵寝，不时只好召来中国、印度、波斯、伊斯兰与耶稣会的建筑师。这里有高耸的、无价的铜香炉；有石的与金属的碑；有可喜的八角白石陵，第二层作圆形，上覆有棱的锥顶——那是仿自无与伦比的蓝色天坛的完美手笔，也像雅典那座神妙美丽的吕西克拉特合唱纪念亭的第二层。笔者在《中国人》一书中曾谈到希腊与中国艺术、建筑之间别的许多相似之处——那些相似同它们的不同一样奇妙。厚重的城门楼、满人的鼓楼与明代的钟楼（楼中的钟是世上最大的，高十六英尺，厚九英寸），以及那些可喜的院门与宫门，都很可观。佛教徒在旗人城里设有铸钟与铸像的作坊，还有烧制精致景泰蓝的窑。据说北京同开封一样，也有几支失落的犹太裔中国人。他们如今做屠户，同穆斯林一起礼拜，宗教上的分别早已几乎丧失殆尽，虽然头骨上的分别或许还在。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力地证明：任何信念的经匣都该日夜佩在额上，也该刻在心上，「免得我们忘记」。城中与近郊的树木与湖泊格外显眼，因为中国的房屋除塔之外都不过两层，不至于把可爱的景致压小。

中国有一座死了的外国城市，那是华夏的「荒村」——不朽的旅顺。八年前偎依在黄金山下、排列在东港江堤上的那一条条文艺复兴式的华屋，如今何在？从前在黄金山后宽阔的校场上列队的阿列克塞耶夫的成营士兵——白帽、白上衣、高筒靴——如今何在？阳光晴好的江堤上，萨拉托夫的热闹餐馆里，缀着金穗的臂膀急急把杯子举到粗硬的嘴边，甜罗德雷尔香槟一饮而尽，杯盏叮当作响的乐音，是什么把它永远止住了？新市街上烟气腾腾的尼科巴扎咖啡馆，那小小的舞台上博物馆歌女与敖德萨芭蕾女郎的歌声，是什么把它压下去了？拍打老虎尾半岛的碎浪之上，马卡罗夫提督、宫廷画家韦列夏金以及随「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触雷沉没的另外七百五十人的幽魂，是否仍像一九〇四年四月四日那个灰暗悲惨的清晨一样，如圣安德烈的挽歌般低诉着他们哀伤的名字？「塞瓦斯托波尔」号、「胜利」号、「波尔塔瓦」号与「尼古拉」号——从前安卧在黄金山下、任凭鸡冠山、我们从前打鹬的鸽子湾与狼山方向凶猛的战火徒然倾泻炮弹的那几艘战舰——如今何在？它们总不会就是打捞改装后的「相模」「丹后」「壹岐」等舰吧——如今飘扬的是放射光芒的红日旗，不再是圣安德烈的白蓝红三色。再看一眼，它们确实就是；那高高的干舷，正是喀琅施塔得船厂波罗的海造船的样式。

我们遍寻不见阿列克塞耶夫的机关报《新边疆报》的报馆；热闹的江堤上，也不见那位最富的中国买办、军需承办人齐奉泰先生那辆神气的马车。不过黄金山对面港湾那边的海军船坞，倒是比从前更加发达了；只是你近不得身，因为日本哨兵看得极紧——除非你愿意按国际间谍法被关起来！内港西面那几幢漂亮的白色医院楼，也修缮得更好。打捞队还在那只有二百码宽的窄窄港口，用吊杆与拖耙对付着那些装满石头的船壳——一九〇四年四月一个雾濛濛的清晨，日本的霍布森广濑武夫舰长冒着黄金山的炮火，以性命为代价把它们沉在那里，好把俄国海军塞住，让东乡不必被封锁的缰绳拴着，得以带着他那位英国海军的教官并立舰桥，去纵横海上。港口四周耸立着几座大炮台：战略上至关紧要的二〇三高地、顽强的北山、鸡冠山、二龙山、松树山、「工」字堡、盘龙山与望台。山上不见一棵大树摇曳，只有一些为伪装而偷偷栽下的矮松。到处是荒凉：地下堵塞的坑道与坑壕，地上填死的战廊，折断的炮架，炸裂的克虏伯炮与阿姆斯特朗炮，堆成泰坦般的残骸。一边是英勇的康德拉琴科与骁勇的斯特塞尔，一边是格兰特式的乃木，他们在这一带上百条山谷与坡地上播下了生锈的刺刀、皮带扣、荣耀的勋章与死亡的骷髅。成千上万的人——不以姓名相识，而像囚犯一样只有一个号牌——倒在探照灯后测定了距离的炮火那无情的、抹去一切名声的射击之下。那分明是死神本人稳稳地收割，直到乃木决意不再用炮轰与强攻，而改从地下去摸到康德拉琴科、摸到北山与二〇三高地的炮台。镍头弹、软头的开花弹、折断的马刀、生锈的钮扣、发白的骨头、水罐、皮的行囊水壶、慢慢腐烂的胡桃木枪托、四英寸与八英寸的炮弹、宿营的用具、锅、火柴盒、贴身藏着情人照片的相框、异教皇帝的星形勋章与和平的神圣沙皇（！）的十字勋章、挂在颈上代替姓名的号码、速射炮的炮闩、加特林与诺登菲尔特机枪的枪管、弹壳、瓷的清酒瓶、基督教青年会《圣经》的金属搭扣——统统填满了这些被火药翻起的死亡之垄；而从前美丽的中国郊野，如今一座中国房子也不剩。

从这些有历史的山谷中，铁路那长长的平行带子绕着关东半岛的马蹄形弯道蜿蜒而出，但如今商货已不再运到大连以南。这确是一座毁掉的城市：一个宝贵的不冻商港、一片阳光明媚的社交江堤，被武力遗弃，如今是一个秘密基地、一座被掩蔽起来、仍在悄悄加固的堡垒。掌握太平洋的舰队，可以随时取得旅顺；而握有旅顺的手，只要有意志与国库去投送兵力，便能把长江以北直到黑龙江的整个中国铁掌在握。俄国人容许商业、旅行与交际随战争一同来到旅顺；日本人只容许战争在这里原地踏步。不错，大和旅馆还在，但那只供守备炮兵那些小个子棕色人使用——他们奉政府之命不再跪坐在席上，好让腿也长得同他们的心思与抱负一样高，尽管《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另有说法。无论订下的是英日、英美、中美、美日、俄德、英法或四国的同盟与协约，这个问题总会提出来：「那么，远东那座被遗弃、被炮弹扫平的城市，那座掩蔽起来的花岗岩堡垒旅顺，又怎么说？」

旅顺的遭遇，会落到香港以北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头上，除非中国自己站起来，有一支防御的军队。这支力量该在谁的教导下建起来？凡是真正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再看到东方出现一座死城。可它就立在那里，今天还同八年前一样可怕：那是世上所陈列的、最骇人、最沉重地寂静、被炮弹炸开、被地雷划伤、被坑道穿透、被战争诅咒、被战壕灼烧、露着骷髅的牙、扭曲而痛苦的、路西法式的血战纪念碑。把它塞进远方中国老虎尾的脚趾里去，让忙碌而利他的人类——无论黄种白种——把它忘掉罢。忘掉它！是的！可是我听见锤打与铆接的声音，听见攻城炮摇动的声音，听见弹药堆垛的声音，听见深水船坞仍在开挖与爆破的声音。身处和平与生之中，我们依旧身处战争与死之中。然而这座远东的死城，在死去时也为进步赢得了一些东西：它遏止了中国的俄国化，也遏止了中国最好的儿子日本被抹去；它阻止了英俄的冲突，或许还阻止了美俄将来在菲律宾与满洲的冲突。它把俄国寡头政治扼在杜马颈上的无情之手稍稍松开了一点，也松开了秘密警察对民众的侦缉。它在死去时也带来了一些危险：代表性不够充分的日本，可能在贪欲上取俄国而代之，从而把利他的美国引到她的舰队前来；因为热爱一切人的自由、如今又在这题目上编写教科书的美国人民，已由海约翰的「不瓜分中国」政策所约束，要看住日本把她的帝国主义扩张止步于吞并朝鲜，并且让东方之母中国安然去走她光荣的新命途，不再有神圣领土受危害，直到她能让自由从炎热的东京边境一路阔步走到黑龙江结着冰凌的急流。

牛庄的意思是「牛的栈房」，在辽河上，距海十五英里，营口是它的口岸。沙坎只容吃水十八英尺的船通过，不过可以再挖深些。河水自十一月封冻到四月。出口货有豆、豆饼、豆油、金、银、丝、黑牛、羊肉、羊毛、麦、高粱、小米、豆类、烧酒、烟草、纸、木材、皮毛。若不是日本人在铁路运价上有差别待遇，煤与铁本会是大宗出口。进口货有面粉、机器、棉花等等。这里有一处重要的外国租界；外国商行应当把它们进攻满洲贸易的前哨搬到这里来。此城于一八九八年与一九〇〇年两次被俄国人占领；今日日本人也几乎同样活跃，已用铁路把此城与他们的大连线接通。他们在临水一带建起了日本人的居留地，有旅馆、医院、茶馆、银行等等。中国国有铁路经锦州有南北直达的班车。牛庄的商业，靠辽河上那支两万艘帆船的庞大船队供养——那些船北到奉天以上都去揽货。驻此的英国领事兼外交官中最著名的，或许是作家谢立山。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中，牛庄打过一场大仗。

奉天是满洲一族的故乡之城，在牛庄东北一百英里、辽河支流浑河之上。它与日本及中国的铁路系统相连，往北则接俄国的系统。石砖砌墙的内城横宽一英里；外墙开八座双重门，周围十四英里，还有重要的关厢。其布局是一座小一号的北京。奉天以东有满洲诸帝以及本朝开创者顺治与努尔哈赤的陵墓，那些陵墓在日俄战争中受过损伤。开创者的坟是一座朴素的土丘，上面长着一棵树。有翼的狮鹫守着南门，那门的建筑冷峻得几乎不像东方之物。这里有常见的立在龟背上的牌坊，还有两根顶上蹲狮的独特石柱——那式样是仿自明朝诸帝，而满人正是蹂躏了明帝的宝座。北门很别致，是单门而非中国式的三门，由一座朴素的双檐塔守着。庭院是石铺的。陵墓的神道两侧有巨大的狮、驼、马、象与武士的石像。享殿中有一只背负碑石的石龟。守丧的屋舍、庙宇、石屏与石瓶，把整体衬托得更完备。

城南门有黄瓦的旧崇政殿，住过若干显要而开明的总督，其中一位曾试图调和东西方的宗教。皇宫文溯阁藏有七千函的御书。宫中所藏无价的铜器、瓷瓶、织毯等珍品，大半被满洲亲王们盗卖——革命的财政乱局中，古玩商像秃鹫一样云集北京，他们就把宝物卖给了这些人。飞龙阁库房在东边，翔凤阁库房在西边。此外有一座新式的中国商品陈列馆；日本人那片广大区域中的大和旅馆；一所日本铁路医学堂；一家阿斯特旅馆；一所中国医学堂；东门外还有苏格兰长老会的医学堂——著名作家罗约翰博士与它有关。奉天的司督阁医生，是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满洲那场可怕的肺鼠疫中的另一位英雄。满洲一族素来喜爱的狐仙庙在这里也看得到。有一座道教的地狱庙，里面的塑像狰狞可怖。文昌庙是荒疏的满洲最美的一座庙，因为它的墙、廊、顶与阶比例极富艺术意味；不过这庙本身并没有多少独立的意义，因为满人完全没有自己原创的文学——他们那种竖写的、像叙利亚文一样的文字里，只有中国文学的翻版。

这里显眼的不只是日本人；俄国的轻便马车也在钟鼓楼的子午大街上或奔或驰。那些别致的高招牌雕在杆与柱头上，与阿拉斯加的图腾柱不无相似。与华南各城不同的是，街上有许多马与骡，人在这里并不像在华中华南那样充当驮兽。中国最好的冻野味、猪肉、羊肉与鱼铺都在奉天。城墙每个角外都有一座喇嘛的碑塔。奉天以黑猪著名，许多冻猪运往利物浦与伦敦的市场。日本人在他们的居留地里盖起了很好的铁路、行政、银行、学校等楼房。此城有电话、电报、电灯、邮政与自来水。维多利亚时代在北京办理中国对外事务的满洲亲贵中最开明的一位文祥，就是奉天人，葬在东门附近。外国租界有照例的会所与教堂、一家啤酒厂，还有英美烟公司一座大的新式混凝土工厂——因为在生厌的华夏，鸦片去了，香烟便来了！中国旅馆是西门口附近的海天春。这里有马拉的轨道车、电车、本省的造币厂，还有大的皮货、皮张与煤的市场。奉天终将成为世界土地、矿产、农业、机械、食物与衣着交换的一大中心，因为富饶的黑土满洲，注定要成为太平洋沿岸比中国更多地力耗尽之国的粮仓。

第二十二章中国的本土城市

西安（其名意为「华夏」），陕西省的省城，其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十二世纪。整条河谷里满是许多古王朝君王的碑碣、坟丘与遗迹。正如其名所示，当诸部族最初因认同同宗而结合之时，西安便是中国最早的都城；因此它是一处圣地，对好古之士极有吸引力。就在城外的平原上，修筑长城的秦皇焚了中国的书，又把儒生埋在羞辱的土堆之下。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方锥形宝塔在南城墙之外。塔高七层，顶上覆着一个形如缠头的塔刹，附有饰着华美屏隔的殿宇。一九〇〇年欧洲各国联军与美军纵队进逼之时，慈禧太后便是乘一辆没有弹簧的大车，沿深陷的黄土道路，从北京退到这座城里。它的城墙与那些开满射孔的巨大城楼，在中国一切城市中最为古老，也保存得最好。

钱业会馆以其多脊的屋顶与华丽的瓦饰著称。馆中的碑刻记述了公元七世纪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学术往来。极古老的建筑在石屏上刻着四叶苜蓿的纹样，木与竹的栏杆上则有鱼鳞纹。园林极美，中有亭榭与蜿蜒的石桥。牌楼上题着匾额，立在通往庙宇与会馆的台阶之上。城墙围出的方城每边长六英里。它设防如此坚固，原因之一是它地处中国的回教区域，而回民时常起事。一八七〇至七一年，它曾顶住回民两年的围攻。

倘若俄国有意把中国的东西两半割开，它必攻西安，因为正是这处战略要地把土耳其斯坦、西藏与四川系在帝国之上。它的商贸浩大而繁多。从宗教与考古的眼光看，中国几乎没有哪座城市能像它这样叫西方人感兴趣，因为著名的景教碑——立于公元七八一年——就矗立在一座异教庙宇的园中。此碑记载着中国最早一批基督徒的聚会。一九〇九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立了这块极可尊敬、极富艺术意味的石碑的复制品；巴黎国家图书馆自一八五〇年起也藏有一件摹本。碑林中藏着一座刻在一千三百块石碑上的图书馆，人称「石林」。城在平原之上，自四围的石灰岩与黄土丘陵望去，气象极动人。西北的这些丘陵里，凿有史前与上古文明的窑洞、石窟寺与造像。其中一座石窟寺内有砂岩贴金的大佛寺巨像，高五十六英尺，为中国最大的造像，可见公元七世纪辉煌的唐代佛教运动何等炽烈——其时我们欧洲尚在知识的黑暗之中。寺中还有佛弟子的两尊巨像。

这城呈现出万花筒般绚烂的众族杂处之象：缠红头巾的回民；佩红色镶边的鞑靼人；缠蓝头巾的蒙古人；高靴长须的俄国人；着靴的西藏人；穿蓝袍的汉人；披黄袍的喇嘛；间或一个挽着发髻的土著；穿袍的满人；还有当年从种族的摇篮之地骑在开疆者鞍上东来中国的秦、周原始部族的后裔。这些西安人大约可以同希伯来人一样自夸：自亚拉腊山下的族群离散以来，他们承下了最纯的血脉。历朝帝王将相的后人如今在平原上耕田，他们会对你说：「不错，我是王的儿子。」离此不远，长城的修造者、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匠人与统帅秦皇，于公元前二二〇年在咸阳建都。他那巨大的方锥形陵丘以及别的坟冢，是世上最奇之物。平原上还有两座独一无二的四重檐大理石牌坊，是卢巡抚为纪念他的母亲与妻子所立——而在这个中国，据某些作者说，女子是不受尊崇的。灞河上七十孔的石桥，以及临潼的硫磺温泉，也都值得一提。桥墩作圆形而非方形，这在中国绝无仅有，显出回教的影响。并非所有中国城市都无人过问卫生工程。北方古代君王所筑的旧涵洞与沟渠，至今尚存于西安及别处；南方有些城市有排水渠，污水渠则被认为并无必要，因为粪秽都收去作了肥料。不过中国今后要为城市修排水道，以排走痰涎与腐败之物。旅客所厌恶的那些气味，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危险，因为其中最难闻的部分，多半出自鸦片、特异的香料，以及芝麻、花生、豆油之类的植物食油。

成都坐落在这个广袤帝国腹心的一片大平原上。城墙周长十五英里，入夜绝不启门，唯「驿」（官府的信使）例外。将来的国都，不是成都，便是汉口三镇。它是文教的中心，书坊林立。岷江与沱江夹着这片平原，并分作世上最广的灌溉渠网。地上再没有哪一座园子比这温暖湿润的伊甸更丰饶。热带与亚热带的树木花草无所不种，每英亩所养活的人口也居世界之冠。这是地球上精耕细作的模范学堂，准能叫威斯康星大学那些专门家教授心花怒放！砂岩与黄土的丘陵中有史前人类的崖居。桥梁与渡口以百计，庙宇、牌坊、坟场与村落也多，村子往往只住着一个宗族。这座百万人口的大城，街道之宽在中国本土城市中仅次于北京。汉城之内另有满城。城门上的谯楼有三层。一九一〇年西藏之役的英雄、忠于朝廷的赵尔丰将军，在一九一一年秋天据守成都数月，与共和派相抗。

一九一一年九月，咨议局在成都一座奇妙的圆形重檐庙宇中宣布改革。回民众多，清真寺因而触目。马可·波罗曾游历于此。满城有宽阔的校场与靶场。庙会与集市设在庙院之中（在中国，宗教与生意是合伙人，正如波士顿那座把地下室租作店铺的教堂！），为全国之最。它是最大最富一省的堂皇省城，是高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自立派乡人的中心。城中有一所近代的联合大学，教授英文、科学与中文；又有实业学堂、武备学堂与女学；有麝香、丝绸、黄铜、盐、角灯、油、皮货、香料、花边、瓷器、棉与毛的店铺，铁铺则寥寥；还有装饰华丽的衙门与会馆。它的流动厨担、脚夫行与独轮车帮，别处所无。有一座专奉羊神的庙，其可注意者有二：一是它属道观而非佛寺，二是它为全国最精的建筑之一——这便是南门外美丽的青羊宫。另一杰作是有圆形门洞的武侯祠。

许多国家、许多教派在此设有教会，其医学堂与医院赢得中国人的心，甚至还在其出色的学堂之前。成都是加拿大教会选定重点经营的中心之一。这里能遇见不少外国工程师，也有中国本国的工程师。对外国人来说，此地的气候远比华南沿海可堪忍受。街上常见挽着发髻的倮倮与苗族山民。碾米磨麦的工厂正在兴建，家具、花木、书籍、铜器与画铺随处皆是。成都将成为向富饶的藏东南发起商业攻势的中心，因为打箭炉这道要隘离此不远。英国打算借款给中国，把成都同它在缅甸与印度的铁路连起来。成都的绅士们兴办了一条通往长江边宜昌的铁路；九月间因这条路收归国有一事与北京当局龃龉，遂酿成一九一一年十月汉口三镇的起事。城中有军械局、造币厂、武备学堂与巡警营房，巡警着新式制服，并佩武器。法国人在成都也颇活跃，因为他们想把铁路自云南府修上来。计划中的铁路，北通西安，东穿极险之地至宜昌，南下重庆，西抵巴塘与缅甸。在政治上，成都人像他们的来处湖北人一样进取而无畏——一六四四年张献忠曾使成都人烟断绝。

重庆是广袤的四川省的第二大城，一个滨江口岸，将来作为铁路、舟运、贸易与制造的中心前途无量，或许会成为又一个匹兹堡。它建在一块岩石半岛上，恰似澳门：长江与嘉陵江成其两边，城墙成这三角形的第三边。城外山上历代的坟茔俯视着这片忙碌的景象，脚夫正沿着通往省城成都的漫长石路出发。重庆以其水门与吊脚楼著称——那些房子用长竿撑在岩石之上，探出崖外。有些街道格外洁净、宽阔，铺砌得也好。人称它「叠起来的城」，像多岩的香港下半城一样：这一排房子的屋顶，便是上一层房子那条街的一部分。有一大校场，靠陆的城墙边上有一所武备学堂。凡要往北边繁盛的省城、往南边富庶的山地、或往西边荒野而去的队伍，都在这里置办行装。药材、植物油与矿物油、油纸、盐、煤、皮货、铁、茶、灯笼、水泥、包括糖在内的农产、竹、尤其是丝、造船与船具商所需之物，以及砂金与脉金，都是本地的特产。精美的宝塔挑着优美上翘的回廊，俯临大江；又有极好的「礼拜」即教会院落，以及新式的学堂。会馆很讲究——两湖商人如此，本在意中；禾街寺则透着一股可喜的古意。美丽的牌楼横跨街道。慈善公所以其极美的亭台著称。与长江沿岸各埠一样，那一级级湿漉漉的大石阶是它的特色。重庆一度是全国第二大的鸦片地狱，但当地人以惊人的方式醒悟到自身的危险，在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一年间大体挣脱了这重诅咒。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党人在重庆招募了最早的一批志士，最初的几次发难也是从这里筹划的。这里的人看去一脸认真，然而数百年来，这地方就像自西藏飘下的漫天冬雾一样，是巫术、迷信、占卜与传说的中心。要出术士、诗人与星相家，此处正是好土壤。唯一持有更强的法杖、像亚伦的杖那样吞没其余一切的，是美国或英国的医学传教士。到一九一〇年，他们已深受爱戴，以至无论贫富都欢迎每一个外国人，恳求道：「请进来看看我的古玩罢——（顺带！）临走之前，可否劳驾医一医我的孩子、我的爱人、我年迈的父母？」这情形足以叫每个旅人发誓：倘能平安回家，他必立刻去学医，再回中国来，先做医身之人，而后才医其灵魂与生计。这口岸的船户以胆气与技艺著称，山里的脚夫以耐力著称。此地人多有湖北血统，也就意味着「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气脉很盛。城四周皆山，山中有不少中外人士消夏之处，在湿热的夏天极受欢迎。南面有金佛山，山上庙宇精美，土著居民甚多；北面是华蓥山；铜锣峡则是极美的胜景。英国在重庆有一座宫殿式的领事馆，山中另附平房一所，以避酷暑。这是汇丰银行早年在中国立下的办法：冬天住行内楼上的公寓，夏天住香港山顶通风的平房。重庆回民很多，他们把持的行业中有四种：饼铺、肉铺、客栈与脚运。

芜湖在长江边，约当溯江至汉口的一半路程，正从六十年代太平军所予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因附近土地、矿藏、丝、茶与竹之富，它在将来的工业中国里必占要位。它是在美欧主持下新兴的教育与医学重镇之一，山上有外侨聚居地。黄池河把粮食与土产运到它的市集，浩荡的长江则从它的江岸外流过。野味如雉、鹌鹑与野鸭极多。塔极精，尤有一座佛教的石窟寺，人物、走兽、飞禽或圆雕或浮雕，就着整块岩石凿成，丛莽与野草充作须发，形容逼人。可以往金山与三山一带游览，那里有山、有庙、有荷花的湖与花木掩映的酒楼。这城很有节庆气象，灯彩、牌楼、旗幡与席棚之美常常令人称赏。一九一一年十月，芜湖很早就归附了革命。芜湖苦于水患。一九一一年八月水势之大，竟使狮子山成了孤岛。长江不肯顺顺当当地向南京奔去，却要在芜湖横决旷野，直取上海。其结果是可悲的洪水与随之而来的饥荒，牵连着千百万人。

太原是山西的省城，有城墙；山西是煤、铁与黄土的大省，大小与英格兰相当，矿藏之富为各省之冠。著名的平定煤铁矿即在近旁。城在汾河边一片海拔三千英尺的大平原上，有铁路通北京及东方与南方各地；将来还要与甘肃省城以及数千英里外的整个大西北接通。工厂必将兴起，因为石、土、铁、煤在此省之备，他处莫及。城中空气虽令人神爽，痨病也少，但皮肤病与因水质不良而起的疾病却很流行。只要灌溉办起来，这黄土之省便无须施肥，故太原终将成为麦与小米的一大中心。待到我们的田地贫瘠、人满为患之日，它的粮商、牲畜商与羊毛商，将承揽给美国与英国供食供衣的合同。它将成为金融中心，因为在中国新的工业时代里，山西之富无可计量。即在今日，山西票号已是最有名的，其会馆遍布全国每一座城市。铁路、电灯、邮政、电报与电话都已到来，印刷机亦然，改革之光由此四射。铁路给古色古香的太原带来了进步。有火柴厂、巡警局、公家的乐队、各式新学堂、农业学堂与武备学堂、新式道路与清道队，还有一座新式监狱，其宗旨在教人，而不在把人逼进绝望。孔子为本国所迫害时曾出奔到此地的卫国；此省又是华夏最初的宗族——周人——的故乡，是他们在历史之初立下了祖先崇拜与封邦建侯之制。著名的山西大学堂，是英国人于一九〇一年用应英国教会之请退还给中国的赔款所创办的，此举可谓格外有撒玛利亚人之风；因为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正是在太原的巡抚衙门里，全体传教士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那声名狼藉的「拳匪」、魔王一般的巡抚毓贤，以及一班从慈禧太后处领了「意旨」的满族官员残酷处死。毓贤之名为进步的中国人所痛恨，一如我们之痛恨。在中国倡办红十字会而卓有成效的李提摩太博士是该校首任总教习，苏慧廉为第二任。此二君在英国对华的教育影响中居于领袖地位。英文自然也在所授之列。同北方一切城市一样，太原在秋天苦于无孔不入的黄土与沙暴。蓝瓦蓝墙的天坛很美，飞檐壮丽，脊饰雕镂，另有彩绘的横楣、柱子、塑像、楹联、图画与戏台。此外还有文庙、满人的狐仙庙、佛寺、道观与塔，以及一座清真寺——由东往西走，这是头一座见得着回教的城，而此教的地盘一直伸展到极西北。罗马式的南门上有一座四层的谯楼，颇可注目。

满人有自己的满城即兵城，如今这里将成为行政中枢。大量皮货自西面与北面的回疆和蒙古草原运来。有教会学堂与医院、一处校场与一座军械局。十三层、带窄回廊的双塔很有名。此地的牌楼与南方通透的样式不同，山西式的是一座实心而头重脚轻的楼。这里所见的矮马比多数城市都多，蒙古人骑术剽悍——他们是忽必烈部众的后裔，而马可·波罗曾在那篇著名的记述里称道过这些部众；那篇记述，是他在欧洲一座于他而言比远方契丹的一切凶险更为可怕的牢狱中口授成的。

云南府是这个产铜产锡大省的省城，距东京湾五百英里，如今有一条法国窄轨铁路与之相连——那条路是以骇人的人命与钱财代价筑成的。城在西藏山脉脚下一片海拔五千英尺的平原上。附近的大湖滇池以运河与城相通。与别省相比，这里的艺术更见暖意，建筑上显出繁缛的缅甸影响，重装饰与色彩而不重线条与比例。有些塔作方形，为云南所独有，高九至十三层并带回廊，而他处则为七至九层。城门楼装饰华美，但屋角的起翘不像中国东部那样奇巧丰腴。英法两国正争夺外人势力之首，目下法国占先，因为自曼德勒来的铁路尚未修通。有考究的法国商店，太太的帽子、糖果与香水都买得到；有法国医院，还有一座宫殿般的法国领事馆。但中国人远更信得过美国人与英国人，因为他们怕法国觊觎中国的土地。云南不愿步东京的后尘。回民很多，他们清真寺的圆塔处处可见。

这里发生过大规模的起事与屠戮，如一八五七至一八七三年那些血腥的年头，岑军门以残酷得名，至今犹令全中国生畏。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此城连同一支精锐的新军归附了革命。城外有两座有趣的庙。金殿在东北的山上，一部分以鎏金铜铸成，显出缅甸的影响；其阶级、台基、镂空栏杆、瓦作、屋顶与卷饰都极精。临湖凿于岩壁上的佛寺是一件庄严的工程，连造像的龛位也是另凿出来的。这样费工费钱的事，在中国大约不会再有了，因为「神已抓不住人心」——信徒发现他原是空心的！光头的和尚们正搔着头皮，盘算还能想出什么新花样来撑住这套体统。其中许多人已改行开客栈、教书去了！庙里的幡上系着铃，檐下也悬着铃，因此云南的每一缕微风都载着金声银响。有供奉观音的庙宇与神龛，据说她能保佑行旅。照规矩，要把祷文纸在舌上卷成一团，向神像弹去；若粘住了，便是你有福，因为菩萨必定再也忘不掉你。湖上有美丽的亭榭，如今云南府可算是华南与法国人那部分中国的一处疗养胜地。它是工程的中心，也是石墩铁索吊桥创制者的大本营——这种桥为这个多峡谷的省份所独有。桥墩与墩上的屋宇极富艺术意味，在世界建筑中别具一格。

云南府有新式的学堂、专门学校、旅馆、医院；有造币厂、邮局与电报局；有壮观的新式营房与出色的校场等等。大学是城中心山上一座圆顶的近代砖楼，宿舍用电灯照明，设备之好，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有博物馆一所；所授科目中有英文、日文、法文、科学、音乐、农业与蚕桑。不过最好的实业学堂却是那座新式监狱，很受欢迎！在云南雇一个匠人，你大可放心他从前坐过牢；正如在北京若得一个好文案，你准知道他是个微服的满洲王公——因为近来俸禄都停了！这里可见著名的云南黄猪，以及一种奇特的白羽与黑羽之鸡，骨与皮皆黑，大约是因所食之物含铁与铜的缘故。男孩们赶着水牛去稻田与玉米地，这些田地已取代了从前的罂粟园。店中陈列着著名的玉石，以及云南（大理）那种纹理如山水的大理石，用来做桌面、椅心以及柜子与屏风的嵌板。这里还做一种奇巧的竹纸玩具，人形借烛火之热而转动——这又一次证明，中国人爱孩子远胜过许多游记里所说的！此城以铜器与青铜器著名。到一九一一年为止，用木炭炼铜一直是朝廷的专利，铜锭由驮畜经陆路运往北京，取道叙府与重庆；在北京的宝泉局，它被铸成沉甸甸的「制钱」。云南以染布著称，染匠至今仍用本省著名的靛蓝，而不用苯胺染料。锡器、铁器、白镴与家具店都有名，仿制外国式样也很成功。

此城又以其新式监狱著称，狱中设有模范工场，为全国之最。巡警队着长靴、紧身短衣与德式军帽，佩刀，是一支模范的警队。云南府是全国离京师最远的城，自一九一〇年法国铁路自海边修通以来，却在这些惊人的改革中居于最前。许多香港的中国人随即来到此地，这股改革的酵母多半由他们带来；但首功当归于进取的巡抚李经羲——他虽远离中枢，却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那些激动的月份里维持住了秩序。街上的轿夫一路飞奔，人皆让道，口中喊着「背哈」（意即：当心戳着你的背）。它一度是鸦片的王城，满城的人多年如在梦中行走；但官府已大体铲除了罂粟田与烟馆。一九〇九年秋天的一日，巡抚在校场上以军礼当众焚毁了价值数十万元的鸦片与象牙烟枪，情景颇为可笑。因水中含镁质石灰岩与矿物，时常遇见样子骇人的瘿病患者。昔日的罂粟田，如今被一群清醒过来的人用来种芥菜、稻、玉米、甘蔗、香蕉、橘、石榴、竹与胡桃等等。

在这座「语言博物馆」里，可以看见许多奇特的族类与各色装束：掸人戴着高高的黑头饰，额前横一道红带；回民缠绿头巾；倮倮不留辫子，头发堆在顶上，像一辈子都做着噩梦的人；藏族妇人赶着驮队回她们那「世界屋脊」的山中家园，连丈夫也一并赶着走！缅甸人发间插着梳子，虽然他们并不是女人！克钦人穿着短裙，肩上扛着长长的双手长刀，他们的女人耳上穿着竹管，颈上挂着河蚌与彩石串成的链子；安南人一身灿烂的金丝绸，绣得像是要去承继王位；八莫来的赶骡人又大胆又肮脏，满口各国的粗话而无所顾忌，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一件值得叫人泼泥的衣裳；妇人骑着矮马、驴与骡，彼此躲闪对方满头发簪的攒刺，仿佛在比武；苗人与倮倮土著披着花纹的黄斗篷，像马戏班的小丑，宽边帽的帽檐用绳子系向肩头；法国测量员穿白帆布衣、戴锅形盔，以在马赛康尼比埃大街上所听见的那种活泼的滔滔不绝把自己说得精疲力竭；英国人一身卡其，戴加尔各答的遮阳盔，打着绑腿，无论言语还是体温都「冷静如常」，是那种「办得成事」的人；穿黄袍的和尚纳闷着他们的宗教近来飞到哪里去了；穿黑袍的罗马教士，以及巴黎外方传教会戴平顶帽、着中式长袍的修士；穿灰袍的道士对进项颇为满意，因为在中国宗教虽已飞走，迷信却还黏着；穿蓝袍的汉人；火焰色袈裟的西藏喇嘛；穿粉袍的佛徒正盘算着与其开庙不如开客栈，因为庙里的行情已经「跌了」；间或还有一个美国人，戴萨布丹草帽，穿一身山东绸衣，什么都敢试，心情全写在他的眼睛与笑声里。

这一带繁花似锦：山茶、芥花、罂粟、玉兰、蓝靛、橄榄、茉莉，以及各样的蕨、灌木与藤蔓。云南多兽，包括老虎与黑豹，可得上好的毛皮，也出些象牙。湖上可见美丽的鹤与野鸭。它又富于良材，故家具店著名。煤、铁、锌、铜与盐出产极丰，金、银、镍与水银也多。个旧的锡矿年产锡一千三百万磅。还有宝石的矿床：红宝石、石榴石、蓝宝石、紫水晶等等。全国没有哪一区的金属像云南这样门类繁多。族类之多，也使此省比别处更为散漫。研究这些土著族类的权威，是英国驻云南腾越的领事，他详尽的文章曾刊于伦敦《地理杂志》。论天然景色，云南呈现的是世上最壮丽的全景。

济南是山东的省城，可上溯至公元前一一〇〇年；从人种学上说极有意思，因为这里的人是孔子与孟子的乡人，是古中国齐国之民的后裔。城有墙有濠，树木、泉水、清真寺、戏园与庙宇点缀其间，颇为秀美。四围皆山，城内北面有一湖，湖中岛屿星布，上面建着牌坊与庙宇。与海上的往来靠着名的黄河（即泛滥成灾的「中国之忧患」），运河亦相通。德国人的铁路使它与东边相连，国有铁路则将北上、南下与西行。此地出产上好的玻璃与著名的彩色琉璃。关帝街与福润街的会馆与首饰铺很值得一看。矿泉将来无疑会招来疗养的旅馆。有女学、武备学堂、军械局，城郊还有一所新式的中国大学，科学课程多用英文、其次用德文讲授，而尤为特别的是也教音乐。此省农产丰饶，市场供应因而充足。浸礼会与长老会一类的教会、学院与医学堂在济南设有要冲，因为每年有千百万尊孔敬孟的香客路经此地，分别前往泰山之神祠，以及曲阜（兖州）与邹县的诞生之地。

但愿衍圣公与孔氏别的族人，能在中国的政治、学术与宗教生活中占一席之地。他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家族，比日本天皇的世系还要古老；中国大可以怀着真实而持久的骄傲，围绕孔氏家族中真正的领袖去做高尚的事业。已经有人拟就一个方案：倘若中华共和失败，便试着拥立一位孔氏（孔子）的后人为君，而此人恰是个基督徒。他将颇为为难，因为他对中国人须说自己生来是儒者，对五国须说自己是基督徒。不过这点小事，或许难不倒一位中国的外交家！在满清那些翻云覆雨、忽而变脸、忽而又笑着转回来的日子里，这从来就不是难事。美英各宗派拟议中的山东联合大学，将从潍县等城迁到济南来，此举必获大成功，因为「合则有力」。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济南与山东全省在革命派巡抚孙宝琦治下归附了革命。

第二十三章宗教与传教事业中的中国

佛教——中国宗教中拥有最精美的塔与庙宇的一支——于一九一二年举行了佛陀两千五百周年的纪念。他们纪念的并非佛陀肉身的降生，而是他心与灵的诞生，此节称为「佛陀成道纪念」。尽管佛教在西藏因朝廷驻藏大臣的挑动而屡遭困扰，那里的纪念仍举行得十分热切；蒙古的库伦等地亦然。在全国其余地方，虽有儒、道与基督教之盛，佛徒仍把他们的纪念办得声闻远近。凡人都对这些人感兴趣——他们曾教人要洁净、要真诚行善、要无所为而爱其同类。然而那千百条为来世买一纸特赦的小规矩，把中国人的头脑弄糊涂了；旁观者中有许多人如今只把这套仪轨叫作一堆迷信。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世上最富画意的宗教，中国人很久以前从印度引进，如今则是它的首要传人。旧金山、圣何塞、萨克拉门托乃至伦敦，也都有佛寺。倘若佛教能涤去它层层累积的仪式，重新振作起关于德行、责任与自我牺牲的有力讲道——像当年阿育王的传道者出发去把世界劝化到服务之道时那样——那么，从佛教到基督教，便不算是很远的一步了。

就建筑而论，世人对佛教赞叹不已；如今到中国来的人日多，艺术界发出一片呼声：「为艺术之故，把这些无与伦比的塔与庙保存下来罢，因为它们再也造不出来了——那股精神已经走了。」许多庙宇正在坍毁，因为在旧信仰的崩解之中，僧人已筹不到修葺所需的钱。官府维持着一些庙宇，却拿它们作学堂；僧人自己也把一些庙改成了客栈。国家、富商与有心的外国人，或许都可以出一分力保存这些美丽的遗构；而在中国日渐传播的基督教，其胸怀之宽，也足以赏识并愿意保存佛教的美好建筑。不妨一试：让握有最高权柄的政府买下一些美丽的佛寺与宝塔，转交给基督教的学堂或医学传教团作总部。佛门僧人是一群面带凄惶的人，他们的信众供养得太少。这份吝啬促使僧人发明了那套迷信的赊账式赎罪与超度，凭着人们对来世的恐惧，逼中国人——尤其是妇女——掏钱去买。

佛像通常面容庄严或慈和，如广州的五百罗汉堂便是。但也有一个纵声大笑的例外，即上海附近闵行寺里那尊贴金的笑佛。这位神的眉、鼻、眼、口与下巴，都弯成了一张张欢愉的大弓，像哥格兰在一出酣畅的喜剧里那副叫人忍俊不禁的脸，又像德沃尔夫·霍珀在《王》剧中的模样。开客栈的僧人备有客人的题咏簿，上面可以看到世上许多著名旅行家写下的感想。僧人穿黄袍，左肩上搭一件用方形红布片缝缀而成的外衣，象征着安贫的誓愿与百衲的破衣。四川成都附近著名的龙藏寺，墙上挂着一段有名的文字，把佛教与基督教关于和平的教训调和起来。中国人爱在墙上挂一句流行的话，相当于我们的「上帝降福此家」，那便是「天官赐福」。

像罗马教徒从前的鞭笞自身一样，以烙印毁伤身体之事在中国也未绝迹：苏州及别处的一些僧道，剃光的头顶与四肢上都留着整齐的疤痕，那是斋戒时用来表示忏悔、博取圣洁之名的，用中国话说，叫作「修得功德」。已故的慈禧太后喜欢扮作佛门的观音菩萨，叫人给她画像：赤足坐在一片莲叶上，手中持珠，披蓝色的帔，着灰色的袍，戴缀着金、石榴石与珍珠的冠，另有耳坠与项链。太监与太后的亲近之人一向称她为「老佛爷」，这也是她最中意的称呼。值得一提的是，六十年代的太平军毁佛寺、杀僧人，多半是因为当时的佛门反对进步，又以其「特权阶级」压迫穷人。因其不娶，中国人称僧人为「出家」（舍弃家室）。故此中国男子看不起他们，而他们凭着画意十足的宗教以及一给钱便有的吉兆，在妇女中间倒握有更牢的势力。

每月初一与十五，遍布中国的两千座文庙里，天未明便举行一场有乐的祭礼。这些文庙都为山东那位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衍圣公（其名拉丁化即「孔夫子」）出一份供养之资，虽然孔氏中也有人是基督徒。文庙里供的是孔子与其弟子的红底金字牌位，而非全国佛寺、道观与武庙里的塑像。一八九八年，锐意维新的光绪皇帝下诏兴办新式学堂时，曾命征用一部分文庙。孔子并未在公元前五五〇年创立祖先崇拜。他发现本国的鲁（今山东省），以及北面的齐、西面的卫与宋，都早已有此俗；而这些国家连同那些神圣的鼎，又都是从他们的母族周人那里承下来的，周人则是从数千年前迷蒙的史前带来的。应当归于孔子的功绩，是他把祖先崇拜定为不可或缺之礼，纳入日渐壮大的楚族的组织之中，也纳入后来征服并统合中国的秦族之中；而秦族终于结束了封建，此制却又为日本所采，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这里不妨引一段峻厉的卡莱尔对中国祖先崇拜所表的同情：「皇帝与他的亿万子民年年拜谒先人的坟墓；人人拜自己父母的坟。他独自在那里，默然无声，怀着或为敬拜、或为别样的心思，庄重地停立；神圣的天在上，一片寂静；神圣的坟墓——以及这最神圣的一座坟墓——在他脚下，也一片寂静；唯有他自己灵魂的跳动可闻。这真可算是一种敬拜。人若不能从这道门里窥见永恒的一线，那么他还能从哪一道门去试呢？」有人曾经尝试，将来无疑还要尝试，去重振或更新儒学。总督中最著名的一位、武昌的张之洞，即为此写了一部《劝学篇》。孔子不喜酒。写于公元前一一〇〇年、经孔子删定的《诗经》中，有一篇即痛斥沉湎。那一篇活画出一场放浪的宴饮，简直像一九〇四年开战之前那个纵情的海参崴，其时甜美的路易王妃香槟如水般流淌。

道教的教皇住在江西的龙虎山。道家之书《道德经》，为老子于公元前六〇四年所著，其中说到理、自然与德的三位一体之神。此教如今是一派星相家与自然崇拜者，在南方与东方各省势力甚盛。它建庙宇，又传授「风水」这种自然迷信；直到不久之前，风水还使全国动弹不得，矿不能开，工不能兴，铁路不能修。道士素来极其排外。青绿色的道观里有时挂着弓与箭，作为还愿或酬神之物，意思是要射杀那不吉的影响，或曰不利的风水。道士有时穿华丽的袍子，上面绣满了花卉、昆虫、飞禽、走兽，连被驱走的鬼怪本身也绣在上头。他们靠刊印或解说历书赚得不少钱，选定的日子大约是这样写的：

六月初十

宜：

今日开船。

今日启程陆行。

今日兴讼。

忌：

今日葬父。

今日开新井。

今日为子议婚。

今日买油。

今日扫铺。

今日雇厨。

旅人在宜昌一切都已备妥，正要动身穿过壮丽的长江三峡与险滩，往往纳闷为什么怎么劝也劝不动他的人开船。缘故是他们正埋头翻那本吉凶书，白白耗掉一个星期。要买油，可是六月初五不能买；要买鱼，六月初六又不能买；六月初七买不得绳；到了六月初九，这一天开船又不吉利。于是道士便靠着卖给你的老大一张六月初九可以开船的赦符赚了钱，而你得慷慨解囊——约摸一角银子，金山香与爆竹还得另算！虎与龙代表着惶恐的中国土著最早的神，其来历早于北方周族最初的祖先崇拜。这些象征后来被道士接收了过去。那些形貌怪诞的神龛多设在山中，因为要「发放影响」，必得有一个居高临下的视野。

云南的倮倮土著部落中，每月的每一天各以一种动物代表。因此，赶驮队的人死了，尸身要停到吉利的马日才下葬。口中放一枚钱作路费，可见此礼出于道家，与古希腊、古埃及之礼颇为相似。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党人加固汉阳防务时，毫不迟疑地把山上一座道观改成了炮台。这标志着向前迈出了一步，胜过了昔日不可撼动的旧迷信。中国人断言，夜间鸡叫是火灾将至的确凿预兆。自然，在清军焚烧汉口华界的那一天，汉口所有的厨子都把这话向主人背诵了一遍。庙宇、寺院、会馆、宝塔与路边的神龛里，塑像极多。孔子固然一般只用牌位代表，但也有若干庙里立着他与弟子的塑像。佛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三尊像为代表。受人爱戴的历代皇帝在庙中也有塑像。道家则有数不清的神，其中包括武庙里那几位有名的神。三百行与二十一省的行会各有其祖师神；而且照规矩，你若哪里不舒服，就该用手指去摩神像身上相应的部位！腰疼便摸他的背（于是发现他原来是空心的！），气喘便摸他的鼻子，余可类推。

家里有家神；灶上有灶君；有贴在院门上的门神画；还有极受欢迎、庙宇众多的文昌帝君。满人则在整个北方为他们那位狡黠的保护神——狐仙——建庙。这种对偶像的倚赖，并不像印度那样浓重。中国人做这些，多半是取个吉兆，正如我们佩戴猫眼石或绿松石，未必总是作为必不可少的宗教仪节。他们太有幽默感了，不至于真像他们在神前看上去那样傻。一个办事不力的神，遇到危难之时，会像预言屡屡落空的人遭人辱骂一样，立刻被绳子拖出去烧掉。在南方，宗教建筑正被拿来作教育与公众之用。一九〇八年新学像热带白昼骤然大放光明似的席卷中国时，学堂起初只能设在庙观之中。不久前在广州，华林寺被用来款待一位热心公益的新加坡华人张于谦，他既带来了新学，也带来了新财。请柬上写道：凡「关心实业、自治、慈善与新教育者」，都请到「庙里」来见他！

他们关于宗教的谚语，往往带几分诙谐，试举数则：

「要打和尚，等他替你念完了经再打。」

「人的万般算计，抵不过上天的一念。」

「上天让人人生，也让人人死；至于荣名，只给该得的少数人。」

「你的洞越深，你的天就越小。」

「人的拳头打得着万物，独打不着天。」

「白日不亏心，夜里不见鬼。」

「悔过是好的，但该用铜钱来证明。」

「脸色纵然更白，罪过并不更净。」

「顺当的时候饿得连饭都吃尽；一有祸事，倒乐意把饭全给菩萨。」

「晴天忘了和尚，雨天抱住他的菩萨。」

「造偶像的人从不进庙。」

「炼金用火，炼魂用难。」

「圣者受苦，塑像挨凿。」

「罪一开头，忧愁就到头了。」

「说曹操，曹操到。」

「好话经得住许多霜。」

「上天早早召去好人，坏人却要留到最后才收。」

「魔鬼的乔装，还不及他门徒的多。」

「你饶了仇人，那冤屈也就不那么疼了。」

「银子的悄悄话，在菩萨耳里最响。」

「整个大地是一口棺材，只是为活人留着，盖子还没有钉上。」

「说谎像把死人埋在雪里，瞒不了多久。」

「圣人的眉毛撑着天的柱子。」

北方一位悲观的人这样说：「唉，宗教的虚伪！一年杀一头牛献祭，其余的日子都在偷牛。」

一个倨傲的人对搭话者刺了这么一句：「我的同伴是我自己挑的。」那位教会学堂出身的人以温和的一句话，把炭火堆在了他头上：「而您的同伴，也很以被您挑中为荣。」

中国人爱把生与死并置，正如他们的画：梨花开、柳芽绽，而雪还压在峰头与山坡上。

美国人在国内立下了一个美丽的风俗：阵亡将士纪念日向海中抛掷花环，以纪念葬身或失踪于海上的死者；威尼斯及别处也有类似的风俗。中国人也有一个纪念亡者之日，三教的信徒都在九月的头一个星期里遵行。他们放红色的船与灯，僧道则焚化纸衣、纸钱与纸食，并燃放爆竹。若在陆上举行，照例要把铜钱撒给街上的顽童。此节在州县衙署与庙宇中也一样举行，香港的永乐街便以其仪式之典型而著称。共和之兴，将给儒学的一大教条——「事君」——以沉重的一击，因为再无君可事；「礼」这一套对当权者盲目服从的规矩也是如此；此外还有子承父业、溺婴、自残、纳妾、厚葬与僧道之术、虐待妇女、盲目崇古、买来的妻妾自尽、抬高人而贬低神、忽视有组织的慈善以及科学与比较史学——这些都要受到打击。这一变化会使基督教的传入更有指望。可以预料，祖先崇拜也将削弱，随之而弱的是早婚之俗。中国人的孩子多得无法好好教育，正如美国人与法国人的孩子大约又太少。一个略小一些的中国，会是一个更富、更好的中国。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始于公元一二九二年孟高维诺随商队抵达北京谒见忽必烈汗。利玛窦于一五八二年到广州，曾在许多省城以及澳门与北京工作。汤若望自一六二二至一六六四年在华，对最伟大、最富艺术修养的满洲皇帝康熙颇有影响。古伯察神父自一八四四年起，足迹遍及北京、西藏以至澳门。罗马教会主要的教育中心在北京、天津、广州、澳门、西贡与香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大印书馆与学院设在香港（岛的香港仔一面）。北京则有他们规模宏大的北堂印书馆。他们在广州、北京等地建有双尖塔的哥特式大教堂。香港坚道上那座方塔的主教座堂，是这座秀丽殖民地建筑上的冠冕。天主教徒共一百五十万，其事业以孤儿院、妇女工作等为强；若与新教各会相比，在高等教育与《圣经》的散布上则很弱。他们认为，与其花大价钱去同成年人讲理、施教，不如从小教养孩童来得便利。因此，中国的官员中凡开化者，多半是新教徒。天主教的办法自然比新教招来更多的信徒。

美国教会在这个国家花费浩大的高等教育上几乎居于支配地位；如今看来几乎可以断定，美国的教育方法既在中国经过彻底的试验，必将因其效能与利他之心而为全世界所采用。在中国工作的欧洲新教各会如下：斯堪的纳维亚各会在湖北与北方各省，虽不富有，却造就出一批有胆有识、办法极多的人。德国路德会在胶州以及北方与长江流域颇为活跃。英国浸礼会可上溯至一七九二年，教会甚多，尤以山东为盛。伦敦会（主要是公理宗）可上溯至一七九五年，多在沿海、南方与北京活动。苏格兰教会（自由派与国教派皆然）以医学传教见长，在满洲尤为著名。英国的长老会与循道会在全国各地都有许多教会。圣公会主要在各大口岸活动，如今在高等教育上颇强，并建了不少精美的座堂。它把在华的外国人也收在了羽翼之下——吉卜林曾指摘这些人在「苏伊士以东」干过许多放纵之事。连英国的公谊会也在中国设有教会。内地会由著名的戴德生博士创于一八六二年，有传教士八百人，他们出于利他之心，领着全中国最低的薪水，许多人依「凭信心」之法就地度日。该会的办法是靠人与人的接触，而不靠昂贵而组织严密的教育。多年以来，这是这个国家最幽暗的省份里最富戏剧性、最英勇的一支传教力量。救世军也因布斯「将军」那位非凡人物贯通世界的爱心而来到了中国。在新教的中国，美国教会占支配地位，英国与其属地的教会强度约及其半；若计及两国的人口，这便意味着同样的热忱。

美国教会在教育、政治与医疗诸事上较强；英国教会则以讲道、慈善与个别的工作见长。美国人所造就的本国传道人与译才，多于别的任何教会；而他们对中国人的信任，正在为将来建立一个自养的教会带来奇妙的成效。不过，除医学传教之外，从没有哪一项事业的志向超过英国海外圣经会与美国圣经会——要把一部译成中文的《圣经》放到每一个中国人手里。在天下万国之中，中国最看重学问，视之高于一切。美国教会以专注教育的姿态，博得了这个民族的领袖们的同情。传教的英雄不为哪一国所独有，但美国这一抉择的明智，却是一望可知的。

罗马教会的工作大体沿着中世纪的方针：「把孩子给我，到十三岁为止，此后谁得了他我都不管。」美国的新教徒以及一部分英国人则说：「从十三岁到二十三岁把他给我，好让他能懂。」一方大约靠成见与熏染来劝人入教；另一方则把一切能给的知识都给他，而信赖学生的心智与培养起来的正义感。在中国，罗马教会的孤儿院数目五倍于新教。高等的学堂与学院几乎只有美国人在办，虽然英国人如今也打算大力跟上。分别只在于态度。至于在海盗手下冒死、遭受「拳匪」与他人的迫害、忍受困苦、疾病与孤绝，罗马教会的传教士与新教的传教士毫无分别。英雄不可胜数；他们的一生扣人心弦；他们的目的是世上所知最无私的目的；而今果园开花累累，直叫利他者眼花缭乱。

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爆发时，有一件事叫外国人极感兴趣：这场运动的首领与组织者孙中山（孙逸仙）博士是个基督徒，是广东（佛山）一位传道人的儿子。人们当还记得，一八四八年太平军的首领洪秀全——他们自广州经梅岭进军南京——也是个广东的基督徒，只是在学识、经验与品格上远不及孙博士。洪秀全后来受了坏谋士的影响，背离信仰，堕入野蛮。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之前，各教会都预先得到了消息，可见中国人看重传教士甚于看重外交官。这是极可宝贵的恭维，标志着基督教在中国「寻常百姓」心中的巨大进展。甚至在一九一一年十月起事之前，旧式的官员已在抛开对传教士的成见，以一种足以令保罗与巴拿巴欣喜的方式，把他们当作光明的使者来迎接。在战阵上不失为一位血腥的效忠派将领的岑春煊，任四川总督时曾致辞说：「我所望者，是美国与英国的教士与医学传教士把他们的福音传得比从前更广，愿福音的影响给我们中国的百姓带来无尽的幸福。感谢诸君善举的，绝不止我一人。愿你们的福音万岁。」

罗马教会在中国的正式名称是「天主」（天之主的教会），新教则被天主教徒与中国人通称为「耶稣教」或「上帝教」。一九一二年四月，美国的主教制教会与英国的安立甘教会议定，自称「圣公会」。罗马教会的传教士与法国吞并广袤的东京（人口二千二百万）大有干系，他们在云南、川南以及广西、贵州诸省，也怀着同样的野心而活动。早在一八四四年，像古伯察神父那样勇敢的旅行家兼博学的教士，便坚持穿上有特权的官员阶级所着的黄袍。他这样做并不限于一处教堂或一个省份：一八四九年他取道西藏、四川、湖北、江西与广东的旅程中，一路穿着此袍，并要求以见官之礼相待；其中隐约的意思是，倘若有人与他为难，法国的炮舰便能去轰击通往天津的大沽炮台与通往广州的虎门炮台——而十年之后，他们果然轰了。迟至一八九九年，中国正为维新与守旧两派的争执所撕裂、败于日本的创口尚未愈合之时，罗马教会仗着法国外交之助，从当时的总理衙门逼出一道上谕，授予罗马教士以中国道员（官员）的品级与仪仗，授予罗马主教以总督这一高得惊人的头衔与仪仗，受此荣典者有教士一千一百人、主教四十六人。直到一九〇九年，中国才决意甩掉这个梦魇。那道上谕由新设的外务部与礼部予以撤销。美国开明的天主教徒自然不赞成这种带兵气的罗马教风——它颇有几分科尔特斯那种光怪陆离的年代的味道。还该说一句：身在海外的法国天主教徒，比留在法国的法国天主教徒更中世纪。我在红海航行时，同来自塔朱拉——那地方正对着炎热的亚丁湾——的法国教士交谈；又在印度支那西贡河红色的岸边散步时，听见法国教士说出一些苛刻的批评，这些话在本国那个共和国里怕是要算作大不敬的。

一个旅人穿过中国，没有不被求医的病人围堵的。「你是外国人，你一定是大夫；治治我，治治我家里的人罢；我听说外国人什么病都治得好；治治我罢，耶稣的人。」这真叫人痛苦。我认识一个人，身上只带着一支腐蚀药棒与两种药（金鸡纳霜与泻盐）。凡被人围住哀求的地方，他便把这些药给他认为用得着的人。他若不曾这样做，也许还更好些。那些治好了、欢跃着像有了新生命的人，便足以证明他说自己治不了伤者、重病者、麻风与溃疡者时是在「撒谎」。他几乎被人撕成碎片。我若是个亿万富翁，我万分确信，我会派一千名医学传教士到中国来，为期五年，每人雇一个中国徒弟，带一整箱内外科的药械，另外只带《圣经》与医书。然后我把工作交给这些中国学生去做下去；他们将按适当的间距分驻全国各地，成为向四方放射光热的中心。此后我要用余生去听我那五千位朋友讲述他们所见所为的奇妙故事。世上从未有人——便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时，便是那蒙爱的约翰在天使般的梦中看见天城时——能经历我这样真切而广大的幸福。也没有人能带着更狂喜的回忆、带着那种过于欢乐而近乎谵妄的心情离世。

我想为传教士说几句称许的话，因为有些身居高位的人以及某些在口岸间飞掠而过、随看随写的作者，诋毁他们的事并不少见。亨利·诺曼的《远东的民族与政治》与庞佩利的《横贯美洲与亚洲》中对传教事业的攻击尽人皆知，别人也一再重复。一个人尽可以在本国做个玩世不恭者，有时也不无理由地批评某些讲坛——因为他们畏惧某几排座位末端的大亨，讲道便随之着色。一个人也尽可以带着倨傲的神气，讥笑传教的应征者似乎没有什么个性——那男子或女子怀着温顺的信心，在自己的教堂里站起来应答那一声召唤：「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而，你且跟着这工作者到中国的工场上去，看一看那召唤与那利他的机会，单凭其浩大，便成就了什么。那温顺的传教士很快便成了许多种人：流寓异域的勇敢开路者；学者与语言家；极有能力与机变的组织者；在使西方适应东方这件事上极有本领的一方外交使节；科学家、管家、旅行者、医生、探险家、人种学者、护士、演说家；探险队唯一的东道主；人类中最慷慨的人；西方应有之貌的理想样板；在自我牺牲与逆境中成就大业上最富灵感的人。他们花销繁多，进项却少。许多人只能靠本国极微薄的捐助度日，如内地会、斯堪的纳维亚会与苏格兰各会的传教士，这些会都不富裕。

也有许多人，像美国与英国的传教士，从本国得到不错的接济，却把本应作为自己与家人薪水的钱，花在设备以及学堂与医院的房舍上。南京大学那位极有教养、极有胆识的校长只领一千五百元薪水；倘若他在美国，纯以生意论，以他这样高的位置、这样的职务与开销，人们会认为他理应索取一万五千元。笔者无意说哪一个差会做得比别的更好。各会都做得非凡，中国永不会忘记。在长江流域的上海与武昌，沿着一九一一年革命的整条正面，美国主教制教会办有大学与师范学堂，革命党人对此特加称道。传教士并不总是想要钱。像一本杂志、一部新的游记、一部标准的小说、或是某个大都会的一份周报这样简单的东西，对于身处偶像之山下、边远哨所上的传教士，便是天赐之物；他们喜欢感到：自己虽离通商口岸有千百英里之遥，却仍与文明相通。任何人都可以从各差会处得到那些远离通衢的传教士的姓名——自云南省直到中国的黑龙江——不时以极小的花费寄去这些令人振奋的读物，它们会像遥远故乡那可爱的太阳一样照在他们身上。要把他们当作美国与英国的男男女女来相待，而不只是在传教士这一重光环下看他们；因为他们是西方派往东方的使节，我们文明中没有哪一个方面是他们不曾活跃、不曾干练、不曾英勇其间的。

英国与美国捐给传教事业的款子数目相同；但英国既是较小的一国，统计便显出美国在中国传教这一块上只做了它应做的一半。以宗派而论，美国的循道会轻易地领先全世界，其次依序为英国的圣公会、美国的长老会、美国的浸礼会，以及美国那个自一八一二年起、名册上有过许多英雄的老公理会。若问中国人怎样看传教士，我且引一段奉儒的总督锡良在奉天苏格兰礼拜堂里为杰克逊医生所诵的祷文——这位英雄的医生于一九一〇年在肺鼠疫中自愿殉身——请你自己回答，这祷文是否说得凄恻动人：「杰克逊医生怀着你们基督的心肠——基督为救世界而死——在我们恳求他援助我国于危难之时，前来相助。日日在疫气最厚之处，在垂死者的呻吟之间，他挣扎着为染病的人寻药。终因劳瘁过度，疫疠攫住了他，远远早于他应尽的年寿把他带走。我们的哀痛无可量度，我们的悲伤深得说不出话来。呵，杰克逊医生之灵，我们求你为满洲二千万人代祷，求上天之主收去这场疫疠，使我们能再一次安枕。你生时勇毅，故你如今为神。高贵的灵啊，你为我们舍了性命，请仍旧帮助我们，垂怜地俯看我们众人。」

各通商口岸正在兴建青年会，多半出于美国人的努力。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天津等处均已筹备；芝加哥青年会则为香港的青年会募得一大笔款子。香港的水手向他们的传道事业所捐之数，在世界各口岸中居第三（只有惠灵顿与利物浦在其上）。我说的不是从轮船乘客那里收来的款子，而是水手自己所出的。可见杰克水兵与约翰中国佬都认得出那位「天上的领航员」有大丈夫气、有敬神之德，尽管他们的许多笑话都是拿他那副庄重的耐性来开的。

自马礼逊的译本以来，译成官话的本子已经不少，甚至有用罗马字母拼写南方各省方言的译本。后一种《圣经》只有教会学堂的学生看得懂。一八九〇年，各差会在北京集会，议定把全部《圣经》译成认可的汉字本，使若干在旧译中未被正确理解的词更合汉语的习惯。委员会每年在中国不同的城市开会一次。到一九一〇年，《新约》与《诗篇》已经译成，全部《圣经》大约在一九一八年可以完成。总译者是美国长老会的教育家狄考文博士——他是潍县与济南山东联合大学的创办人；著名的北京著作家兼教育家丁韪良博士也是译者之一。

神道教（日本对儒学的改造）在日本已被发现有所欠缺，因为它在民众中激不起一种确凿的敬神之情，激不起国民的道德，激不起在法律的条文失效时仍可倚靠的个人良知。这正是基督教给予西方的磐石之力，而中国的共和派看得出，不取基督教，他们失掉了什么。一九一二年二月九日，日本内务大臣召集佛教、儒教（神道）与基督教的会议，商议如何才能加强日本的信条，使国家在基督教给予西方民众的那种道德与敬神之力上有所得益。基督教给中国的答案只有一个：接受基督教与《圣经》，以之为宗教与启示，而把佛教、儒学与道教降到苏格拉底、柏拉图、荷马、维吉尔等人在西方思想与实践中所占的那种伦理与文学的地位。华南南京联合议会的孙中山总统明白这一点，并向中国的基督徒许诺：他将尽力在适当的时候组成一个中国的基督教会——不是罗马的、希腊的、美国的或英国的教会，而是一个自由的中国基督教会。等到中国把《圣经》放在一切书籍之上、贴近自己的心，等到她在每个宗派里都有绝对自由的本国主教长，她便算成就了伟大与荣耀，寻得了喜乐与真理。

军中酒食堂这个棘手的节制问题，我想在香港——在最酷烈的热带条件下、又驻有大批军队的地方——已经解决了。尽管本国那些用心良善的基督教妇女禁酒会所处的条件不同，我相信这种「把恶习加以管束」的酒食堂还要存在一段时日。从前士兵会流落到贫民窟去。他渴望有人作伴，那渴望之深，唯有异教徒中间的异乡人才懂得。他喝劣酒，喝得昏了便被人抢劫。必须承认他是要喝酒的，因为他本是较粗豪的一类人，尽管如此仍不失可敬。他在公众的娇眼之前犯事，败坏军誉，又害市政当局为审案与警务破费。他危及国际和睦，因为他一「上头」，遇见别国的兵总看见分歧而看不见亲睦。他把自己弄得不堪一战。陆海军的酒食堂即俱乐部就此设立，我想多半出于罗伯茨勋爵的建议（谁又会怀疑「鲍勃」的智慧呢）。士兵被交托于自己的荣誉感，而他也充分不负这机会。值班的军士容许适度的畅饮，却管住闹事。多数人反倒喝得少了，因为他们觉得是在「自己家里」喝；万一喝过了头，同伴就在跟前，会把他弄回营房，不至于让他被拖过大街。供应的是好酒。疾病减少了，因为人在营中觉得知足。权威受到尊重，因为即便醉了的兵，服从另一个兵也近乎第二天性。如今士兵再不会被抢；他性命无虞；他存得下钱；他也喝得少了，因为他是「像个有俱乐部、与最好的人一同喝酒的绅士那样」在喝。基督教妇女禁酒会是一种必要的理论；香港、马尼拉与德里的士兵酒食堂则是一个漂亮的折中，在世界好到再不需要勇敢而或许粗豪的士兵之前，应当把它当作一个解决之道接受下来。堂里还卖糖果，因为人们发现摄入碳水化合物能大大减低对酒精的嗜欲。军官的陆海军合作社按成本价把货物售与官兵及其家属，美国陆军也要采用这个办法，以降低海外军营的生活费用。

第二十四章中国的法律实践与犯罪

照亮这个幽暗题目的书籍与文章，有曾任驻美公使的伍廷芳之作；哲尔尼根先生的《中国法制》；斯当东爵士所译的《刑律》；阿拉巴斯特爵士的《中国刑法与物权法》；帕克的《中国家族法》；梅辉立的《中国政府》；博学的美国人卫三畏在《中国总论》里的长篇注释；波乃耶的《中国风物》；翟理斯教授的《中国史乘》；亨利·梅因爵士的评注；以及旧日的《中国丛报》。希伯来的刑法典《利未记》，比舜帝之世的中国刑律要晚出将近一千年。当然，就其范围与崇高的原则而论，中国的刑律不能与《利未记》相比。烙印、断肢、凌迟、笞杖与拷讯这类残酷的刑罚，使上古那些朝代太平到据说「失于道旁之财，必留在原处，直到失主回来寻取」。真相大约是：这说的是君王的钱财；倘若君王或有势力的人对小民、对下等的农奴或奴婢施以不义，弱者要讨个公道，那时同后世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一样，只能空等。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带来律例的一次修订，并非因此更近人情，而是有若干犯上之条不得不添。譬如满人便规定：皇帝夜间经过时，一切旁观者（除兵士外，人人都得留在屋内）必须转身背对，违者处死。废止一条法令则无程序可循。法官可以出其不意地把「元年」所行的某条成案或律文抛到受审者头上，而囚犯申辩「二年」另有一条法文于他有利，也是徒然。换言之，那位官老爷实际上是对讼者说了路易十四手下一位法官的话：「法即是我」，而后随心所欲地解释律例！联名向北京的都察院控诉、聚众鼓噪、抗不纳税，其实是百姓对付贪酷法官的仅有报复手段。孔子在两个国家任事时也解释过律例。其中的秦国（公元前二四六年），在孔子之后不久施行了李悝的《法经》六篇。以下几个重要朝代的律例均传世至今：汉、晋、唐、宋、元、明与清（满洲）。

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希腊忒拜，以拷问嫌犯著称；希罗多德也记载古代米底人有类似的做法。「逼供」一事在中国发达得离谱，为别国所无，因为法律规定每案必先有口供而后行刑。照中国式的办法，把辣椒揉进眼里，硬把口供从被指为凶手的那个人身上逼出来。罪名常常是「栽」上去的，强者对弱者的敲诈横行无忌。律文本身则以简明著称，卷帙之多并无多大意义，因为中国的方块字排布疏阔。「禁止杀人」、「禁止擅入」云云。成案与判例的编纂并不完备，故囚犯只能靠自己（或靠钱！）去说明那场杀人是出于自卫、那次擅入是为了躲避疯狗。精神总在文字之上；唯有精神才使完善的法律成为可能。哪里有行正义之心，哪里的正义大体就能伸张；可以说，许多中国的法官是力求公正、力求探得真相、力求作出合乎情理之判的，因为他们不像西方那样被上诉、成案、诡辩与规避——文字压过精神——捆得死死的。若是一族之内的讼事，通常由「乡老」帮着法官把真相弄清。若是两村两族之间、或彼此竞争的行会之间的讼事，那就求上天帮法官从谎话里筛出真话罢！这种局面，最能引起局外的外国人对中国法官的同情。有时错也不在中国人身上，因为中国的总督与外务各部屡屡抱怨：某些罗马教会的人以及某一国公使馆，每当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吃了官司、想借「吃教」的身份逃避裁判时，便或多或少地从中干预。

朝廷屡屡颁布的上谕，刊于北京的《京报》，一经刊出便即成法，如「禁止吸食鸦片」、「禁止缠足」等等。今后的法律，将像在美国一样，由新共和国的中央与各省立法机关订立。眼下通行的是一种军法：各省经过草草的军前审讯，便大批枪决或砍下海盗与哗变士兵的头颅。斩首、鞭笞、拷讯、绞刑、木枷、颈枷等等，大约都会保留，因为中国人忍痛时极其麻木，对犯罪的一类人非严不可。凌迟（碎割千刀）或许会废止，改为枪毙。不过，只要儒学仍是主导的宗教，斩首就还会沿用下去。奉儒的人极憎恶身首异处，故这种刑罚对犯罪是有力的遏止。对一个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来说，关进新式监狱算不得刑罚，必须另易他法，譬如由官府征用囚犯的无偿劳作，以抵补囚犯家属成为宗族或国家负担的损失。云南府、桂林等处已经发现：一座伙食好、又合卫生的新式监狱，竟引得那些穷苦的可怜人去犯罪，好尽快求得长久的监禁！同法国的制度一样，旧式的中国法官往往兼为原告；证人与被告要当着法官的面争辩到底，好让那一声声常有的「你撒谎」把真相从抖动的口袋里抖出来！（法国人所谓「使证人与被告对质」。）满洲律例二十八卷，分为通例、户、田赋、兵、刑与工诸律。

下面这段取自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与三十日上海《申报》——中国最老、最可靠的本国报纸——足以说明满清旧式科举出身的法官所用的「逼供」手段，同时也说明中国人惊人的耐力：他们自古过着户外的生活，心脏有着难以置信的复原之力。「凶犯徐某于八月二十七日提至县丞钟某前作最后审讯。县丞命书吏宣读该犯的口供（此供系在上海华界城内刑讯所得），徐某称其中有一处不实。县丞准其更正。知县田某闻知，便下令鞭徐。打到三百下，徐某未出一声呻吟。田某为之震怒，喝令行刑人重打。此时鞭打之酷，背上的肉都被抽裂，方闻低沉的呻吟数声。打足五百下，又问他招是不招，不招便再受苦。他仍旧执拗，知县便命再受竹板八百。接着他被施以最不近人情的一种酷刑：囚犯跪在铁链上，两名衙役站在横搁其腿弯的木杠之上。徐某连这一刑也挺住了，于是被人用手指与发辫吊上刑架。徐某叫喊说他不容衙役踢打。知县此时大怒，命把他绑上「秤」（一种把人慢慢扯开的刑具）。那人晕了过去，醒来仍不肯招。刑架再度启用，他又被用手指与发辫吊起。他一挣扎，发辫竟从头上扯断。次日，他被迫跪在铁链上，两人立于其上达两小时。他快要昏厥时，两名衙役把他架起来跑动，好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他们就这样轮番把他按在链上，又替他活血。他终于喊道：『我为什么要画两张供？我不过一死罢了。』于是下令再打竹板四百。知县田某又扬言要株连他的妻与子。徐某现已发起热病，两日不退。」

中国人发怒（所谓「气」）时，不像南欧各族那样动刀子，而是揪头发或揪辫子。如今辫子在中国已被剪去，他发脾气时大约要改用法国式的踢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拳了。

调停人，或曰说和的人，是一项众所周知的制度，在乡里与行会之内用得比法律还普遍。「打官司是把家业丢进沟里、把灵魂丢进地狱」，这是他们的一句俗话。因此，第一要紧是先请出调停人，其次是去见对方的中人，而不要贸然兴讼，落到讼师、衙役与贪婪的法官手里。这位异教的调停人，其所为正相当于早期基督教会中在堂外了结案件的平信徒执事。当此罗斯福、塔夫脱两位前总统与布赖恩先生这样的权威人士纷纷指摘法官与律师界之时，这项制度倒很值得从中国学去。中国的调停人把案子摆在公论之前，并按照公论了结，全不存收费之念；而公论确实是比法律更好的裁判——那种法律的公道，太多地建立在费用、上诉，以及供养一大群靠不幸者的苦恼与恶气过活的讼棍之上。在伍廷芳、王宠惠（耶鲁出身）等人修订中国律例之际，愿这位调停人、这位乡间的梭伦长寿——他所行的是和平之道，虽然他脚下的路并不好走！我们说过，权威人士曾痛责中美两国的律师界。这里且看西塞罗在《为穆列纳辩护》中怎样说罗马——那法律之母：「法律固然把许多事情定得极好，但其中多数已被律师那种爱讼多言的才智弄得败坏堕落。」

「栽赃」伪证的手法，在中国是常见的，凡有势力的仇家想毁掉某人便用此法。文咸街的元丰源是香港最大的华资银号之一；在这块殖民地上，除经由向政府缴纳巨额专利金的烟膏公司之外，进口鸦片即属违法。这种值钱的药品几乎照银块的价值流通。有匿名密告送到烟膏承商处，说该银号将于晚八点收进私鸦片。侦探遂埋伏以待。到了那个钟点，一名挑着篮子的苦力叩响银号的门，喊道：「有你们一封信。」随即拔腿就跑，却被拿住。查验之下，在一篮鸡蛋的底下搜出一听鸦片。再一追究，才知这全是元丰源的一个宿敌预先布下的「栽赃」。同样地，死者与被害者的尸身也常被人暗地里放在无辜者的门前，并尽可能地替他制造动机，好叫他吃官司、遭众怒。在如今幸已过去的那些年头里，传教士就曾被「拳匪」的同谋用这种手段折腾过。

中国的律例规定，一切契据都要载明「此地先尽卖主的族人承买，族人不买」。契据遗失时，凭最后一张完粮的收据，官府可以补发副契；而完粮收据本身也可以代替遗失的契据转让。

公元前三一三年，齐国（今山东省）把与楚国（今湖北省）所订盟约中属于自己的那半块木牍折断。两半可以相合，从而毫无掉包的可能，足证记录之真。另有一部旧书叫《洗冤录》，与刑律配合使用，其中载明如何断定死者是被殴致死还是自然死亡：把一个土坑烧到白热，掏出灰烬，灌进酒去；再把尸身放在坑中的架上，坑口盖以瓦顶。若米酒的蒸气把伤痕逼出来——哪怕尸身已略有腐坏——便去缉捕凶手。别的书上说，尸身若是死后才被抛入水中，则腹不膨胀、发不粘头、口无涎沫；手足不僵，脚心也不发白。他们的验尸家又写道：尸身若是死后才被抛入火中，则咽喉与鼻孔内无灼痕，也无灰烬。旧时的中国人查究犯罪，是相当精明的。

一八七〇年十月里的一天，天津西门外出现了这样一幕，那是在法国修女院的教案之后。法国人逼李鸿章给他们一个交代。李鸿章把行刑定在黎明，免得聚起人群。这些罪犯被人恭维为殉难者。他们一个也不曾捆缚，身上穿着新的绸衣、精致的鞋，还戴上女人的首饰。到了刑场，有人给他们鸦片。他们向人群喊道：「我们可露出羞惭的脸色么？」回答是：「没有。」他们又喊：「我们被交给外国人作祭品，你们该叫我们一声好汉。」人群中回来一片赞许的呼声。随后他们唱起一支战歌；在亲属的哭声里，他们跪下，自己伸长了脖子，去迎接刽子手那口沉重短小、灌了水银的大刀。歃鸡血为誓——连香港的英国法庭上也有此举——乃是中国古礼的遗存。此礼行于孔子之世（公元前五五〇年），其时鲁、吴、晋等国的大臣杀一囚犯，以其血濡唇而立誓守约，盟约刻在木上，各方各执折断的一半。下面这件事，可以给革命前夕中国法律实践的一角打上一道闪光。众所周知，革命前两年半，伍廷芳已把中国律例修订得合于近世；但直到革命，它连一部分也不曾施行。江苏的董家渡地方，有一个和尚杀死了同门的和尚，在拷讯之下招认。地方官把他解到上海处绞，而驻镇江的僧首却请求把这罪犯交给他，依本教的规矩烧死。马可·波罗来华之时，中国火葬尸身比今日更为通行，不过广州的河南岛一带至今仍有此俗。

鞭笞、颈枷与木枷这几种刑罚，若干年内大约还不会从修订后的中国律例中革除。这些刑罚使人当众「丢脸」，为中国人所深恶；虽然略嫌野蛮，却是中国遏止犯罪的有效手段。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革命的动荡时期，香港的英国当局对付华人罪犯时，把这两种刑罚都恢复了，因为他们发现苦役、监禁与罚金都只被这个岛上庞大的华人人口一笑置之。早在公元前三三〇年，希腊便从中国借去了枷；德摩斯梯尼在《金冠辩》中要中伤控告他的埃斯基涅斯，想不出比提起此人之父曾因偷盗而戴过「祖伦」（枷）更有效的法子。北京法部的钱绍成曾赴美国参观监狱，研究外国的刑罚制度。

广州满清衙门中有一处，名叫「侦缉局」。它雇用侦探，而那位道台（即市长）也不讳言此局动用「逼供」的拷讯。这正是使维新派得到拥护的许多缘由之一。放逐的案件层出不穷。囚犯若不肯或不能迁往别国别省，便要一年之内每日戴枷四小时，其余的时间服苦役。满清末年，广州盛行笼绞：一九一一年九月，北京有令下来，命把那个行刺李提督未遂的苦力吊颈于一只无底的木笼之中。成都的衙门里立着一块石碑，上刻一个「杀」字，为山西的流寇张献忠所立——他屠戮过拥戴汉人明朝皇帝的四川人。这块石头一直留着，给满洲的官员用作威吓，为大清朝效力。满清的法部曾饬令各省督抚，禁止外国人无故到堂旁听。

因外国居民稀少，香港的陪审团由七人组成，上海的则由五人组成。中国的报纸与通商口岸的英文报纸，常就有外国人列席的「会审」公堂争论不休。中国正在编写一部革新的律例，伍廷芳曾参与其事，新任的王宠惠总长也很热心；她正竭力争取有朝一日至少能自行审判一切中国人，包括在租界内伤害了外国人的中国人。报上的争论只会有益而无损。一八九九年，日本不再让本国人受外国法律审判，甚至开始依日本法律审判外国人。关于托拉斯与董事责任一事，我曾在天津的《津卫报》上看到一种主张：公司有过，不应罚办与监禁雇员，而应由赚钱的人（董事与股东）负其责任。中国在社会思考上向来是、也一直是坦率的。

北京已仿法国宪兵之制推行了警察制度，照相也普遍用于辨认身份。中国人从前极不愿照相。这风气之被打破，是因为香港二十年来坚持要移民照两份相，以便核对执照。这样才渐渐使中国人习惯了，回乡的移民又传出话去，说照相并不招什么晦气。旧式那种一路敲锣巡行的警察正在绝迹，新式的警察和我们的一样，据说要以沉默与机巧作饵，好像糖一般把窃贼引进圈套。不过不久之前，我还在中国葡属的澳门听见旧式的中国更夫一路巡行、一路敲他的木梆。警察追回失物时，只有一半发还失主，另一半往往归入由行会办理的公共善举。这在中国许多地方是一条老规矩。他们中有位机敏的人说：下级审判厅与上级审判厅的分别，在于一个对案子有头一次「猜」的机会，一个有末一次！中国人指出，处决凶犯的一再拖延是司法上最严重的弊病，而我们一部分报章与讲坛所流露的滥情，则是我们心智上最严重的弊病。他们举出我们报上的标题，如「牧师们与凶犯某某苦劝周旋」、「四位牧师为凶犯某某预备死期」等等。言简意赅的中国人便问：「那凶犯又给了他的被害人多少工夫去预备一死呢？」中国人说，我们在这件可怖的事情上如此轻忽，已使美国的凶杀平均数升到各国之冠；而中国与英国的平均数最低，正因为这两国的裁判又快又准。

我们的八月里有乞巧娘娘的节。照例，妇女们要在这个节里把家中的财物与首饰陈列出来。一九一一年，在孙逸仙出生地广州附近的佛山，有强盗扮作妇人，乘着关严的轿子来到李家的宅院前，诡称是亲戚，硬闯过看门人。进屋之后，他们拔出兵器，把家人吓住，把屋里的珠宝细软洗劫一空，随即逃到河边，海盗的船只接他们上去，驶入港汊与运河去了。由于税入有限，水上巡警太少，自从中国的「基德船长」郑成功于一六五七年以厦门为巢穴以来，海盗便横行于中国的水面。广东的西江近年来尤其臭名昭著；在我前一本书《中国人》里，我记述过「西南」轮与「瑞安」轮上袭击欧洲人的事。

多年来最骇人的一次袭击，是一九一一年四月对太平洋邮船公司那艘著名的「亚细亚号」下的手。此船从前名叫「哥普提号」，二十年间自旧金山往来于横渡太平洋的航线上，因此为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所熟识。它是贝尔法斯特造的一艘轻盈的船，干舷很低，极易被人爬上。四月二十三日大雾之中，它撞上了浙江省海面上陡峭的指岩岛。无线电立即发出，招商局的「绍兴号」前来施救。在它赶到之前，以及在它载走六十名获救乘客之后，浙江的海盗乘着快捷的长蛇船与舢板扑来；虽有手枪抵御，他们仍登上了「亚细亚号」与它的小艇。他们甚至用胁迫的手段，要乘客签下「字据」，许诺为获救付出钱财。船被暂时弃置时，他们便登船洗掠，除烟囱上的漆之外几乎搜刮一空。在中国某些水面上，渔人与海盗几乎是一回事，正如我们某些浪漫小说里的康沃尔人与农夫、巴拿马人与淘金者！在澳门南湾那富于浪漫情调的宝华别墅与兴记旅馆时髦的窗下，与海盗惊心动魄的交锋也时有发生。

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三日，一队中国学生连同妇孺在澳门被海盗劫走，为首的是那横行霸道的梁氏兄弟中的老二，还有一个头目姓陆。他们把人带到过路环岛，用铁链锁在洞壁与一座葡萄牙炮台的墙上——那炮台是被他们强攻下来的，城堡上的蓝白旗被扯落，换上了海盗的三角红旗。澳门总督派出葡国炮舰「祖国号」与「澳门号」，并派出一支殖民地军团的炮兵与步兵。这座岛的归属久为中国所争，此时开来的中国炮舰只在一旁观战。两千名海盗用近代武器与自日本私运来的无烟火药作战。葡人以四英寸炮轰击，两艘海盗帆船打着骷髅旗张帆逃向多岩的横琴岛时，被一发发炮弹打进船上一个又一个舱室，终于连人带船一同沉没。停火期间，中国海军的吴管带——一位勇敢的军官，我们下文还要听到他——扮作苦力，大胆潜入海盗的巢穴侦察，探明多数妇女被囚何处，好使这些藏身之地免遭炮击。海盗后来被硫磺从洞中熏了出来，妇女们也都救活了。

近年来遭海盗袭击的不只是华南，华北也有。一九一〇年九月，一大股「红胡子」海盗扮作豆商，顺辽河而下到牛庄，就在外国租界的墙下掳走十五名富商，勒索赎金。他们带着夺来的军械安然退到河上游一百英里、辽阳附近的山寨，据险自守。中国人想在这一带多修铁路，日本与俄国却反对美国支持的另一条路，并把英国与欧洲蒙骗成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这只是现状，并不是这个问题的永久解决。

中国人有一句说到公堂、衙役以及门外牲畜的话：「官老爷一骂，狗就叫；官老爷一笑，狗就咧嘴；而那些可怕的差人（衙门的走卒，相当于我们的侦探）便摩挲他们粗糙的手指。」他们关于法律的谚语，有这样几则：

「两个无赖起了争执，真相就近了；两个无赖说到一处，真相就藏起来了。」

「凭证据别忙下断语，一粒沙不是海滩，一棵树不是森林。」

「上去难，下来易。」

「瞎子讲鬼故事，没有人信。」

「扭弯一条路，比扭弯一座山容易。」

第二十五章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那位快活的李·亨特——他有一半美国血统——在他那些无可比拟的、颇有艾迪生之风的随笔里，有一篇《饮茶》，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身边景象如下：「『茶』这个字本身，那样小巧，那样孩子气，那样眯着眼睛，不知怎的那样传神地道出一种说不出的细微、一种以少为足的心满意足（『茶——！』），竟同人们心里对那个奇特民族的印象（这印象也许大错特错）恰相仿佛。欧洲人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卖给我们这种饮料，把我们的使臣一躬身送回去，有一种据说只有几百个词的语言，给了我们瓷器和茶杯上那些古怪的图画，远在我们之前便在文明上走出了一段路，随后又神秘地停住，再不肯往前挪一步；而若论人口之众与祖宗成法之可敬，他们又不折不扣是地球上最繁盛、最体面的民族。作为一个人口的整体，他们无疑是极庞大、极了不起的一群；可是就个人而论，他们的繁礼缛节、他们那些琐屑的谕令、他们对外人的猜防、他们画在茶杯上的自画像，都叫我们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想象：这是一个蹒跚而行的民族，小眼睛、小脚、小胡子、小心思，古怪，自负，拖着辫子，剃着光头，戴着尖顶帽或宝塔似的帽子，住着孩子气的房屋与庙宇——每一角每一层都挂着铃铛——在一片蓝色的山水里趿拉着走过九寸宽的小桥，手里提着挂铃的马鞭那种小小的玄机；头上或脚下总有一条船、一所屋子或一棵树，都照着一个样子描出来；还有一只大得同船一般的鸟，飞的地方永远是一片圆圆的白。这便是茶杯上、杂货铺橱窗里的中国人，也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小说里的中国人——那里头样样东西都像他们的眼睛一样小：小小的诗，小小的酒会，一串小小的称心如意。不过也得承认，读了这些小说，人会渐渐觉得他们中间的见识、甚至诗才，都比使节的记述与瓷器上的自画像叫人猜想的要多得多；而这多半才是实情。一个像他们那样古老而伟大、又那样有教养的民族，在生活的艺术上未必会像我们的自满所想的那样远远落在我们后面。倘若他们对我们的轻蔑近于野蛮，那么我们对他们的鄙夷里，恐怕也有比我们自己料想的更多的野蛮。」

到了八月，中国人便到坟地去，在祖先墓前焚化纸钱与锡箔、金箔糊成的物事。入夜望去，成千上万的小火苗照亮那一大片死者之乡，宛如一原星斗，而活人的身影就在星斗间移动，很是好看。仪式里有时还有希腊人那种奠酒之礼；此俗尤盛于西部各省，或许表明古时曾与古希腊有过往来。远在基督纪元之前，希腊对坟墓的崇敬，说不定正是从更古老的中国得来的。公元前三五四年，德摩斯梯尼向雅典人陈词，到最紧要处高呼：「你们竟要把祖坟献给波斯人么？」西南各省还有一项丧俗也与希腊相似：在死者口中放一枚钱，作渡魂之资。那钱是圆的，用玉做成，有时还镶一圈赤金，形制与铜钱一模一样，中间一个方孔。这类墓中之玉，比起一直见光的玉来，色泽就显得暗晦，少了那份可喜的莹润。

如今已有外国人带着电影放映机深入中国内地，雇通事替他们照料一部分场务，生意颇好，因为中国人极爱看活动影戏。办法是向本省都督请领护照，并在最近的通商口岸领事馆登记。所放的片子有法国的，也有美国的。

留长指甲、缠小脚、梳沉重的头，其用意无非是一种势利的夸示：表明此人不必操劳，养得起仆役。这些时尚的信徒如今已迅速减少，而他们所受的苦楚之多，也足以叫人原谅那点虚荣了。「你们西洋人可别开口，」有些中国人回敬道，「想想你们那勒得透不过气的腰身，还有那把脚挤成一团的高跟鞋罢！」宁波的男孩穿人发织成的靴子，外面再套草鞋。防水的料子用的是油布。极穷的人家披一件用蒲叶编的斗篷与围裙，模样颇入画；香港山路上所见的一些情景，真会叫人想起鲁滨孙与礼拜五。中国人极爱养鸟。乌鸦、喜鹊、鹰、云雀、鸭、雀之属，集市上都有得卖。会唱的鸟受教习去比赛歌喉，还学着接住抛向空中的谷粒。香港、广州及别的口岸，街角上坐着算命的，身边是驯熟的广东麻雀。你付过钱，主人便在笼门前摆一叠装在纸封里的签。鸟拣出一封，得一粒米作赏。你凭签上的图辨认自己的命。主人把签连同一小片檀香木放回纸封，将各封搅乱，再唤鸟出来。鸟仍旧拣出原来那一封——这至少证明广东麻雀的嗅觉是极灵的！另一个街角上站着一个驯鸟人，指头上立着一只织巢的蜡嘴。他把钱币抛向空中，鸟便疾飞而上，用喙接住，再回到主人指上。

在窄窄的街上，随时有被人撞着的危险，代写书信的先生临桌而坐，谁要买一封信，他便替谁写下那些漂亮的字。他的主顾极多——卖果子的、做工的、打鱼的、厨子、扛麻包的、客栈拉客的、卖灯笼的、卖禾花雀的，等等。和尚与道士也不惮替买妾的人写信，多收一份钱；在这之前，主顾已先买过一纸给佛祖或给自家亡父的祷文，由僧道焚化，以达于神灵。

西部与西南各省有许多回教的中国人，全国各地也散布着回民的行帮。他们多以屠户与面点为业。中国犹太人失散的那些聚落，想必就混在这些回民之中。

四川、云南的苗人土著，比起持重、整饬、讲礼数的中国人来，性情更为冲动活泼，有时也更为执拗阴郁。所以传教士说，他们教化土著入教之后，得到的是率真而活泼、日久便叫人由衷喜爱的伙伴；相形之下，对有教养的中国人则是深深的敬重。苗人（今称仡佬诸部）也带着缅甸的影响，因为他们火葬死者，而此俗为中国百姓所深恶，虽然也有佛门僧人行之。苗人常拜山；而在极东的香港，我也见过客家土著部落的人拜山、拜石，或拜海滨。香港山坡的林间石上，可以见到一些瓦坛，里面盛着客死美洲的香港华人的遗骨，就那样搁在林子里，等道士的历书报出一个宜葬的吉日。只要你出的钱够多，道士随便哪一天都能给你一个开脱，你尽可放心大胆地下葬，保管吉利。于是事情就变成道士的执意与孝子的执拗之间的一场较量，争的是死者留下的那几枚钱！尸首先葬在美国的坟地里，直到只剩下大骨。这些骨殖以「鱼骨」之名越过太平洋运来，在香港由东华医院代死者所属的行会接收。医院再把骨殖交给主丧的孝子，由他依前所述装入瓦坛。中国人虽厌恶疾病——有时竟会丢下害热病的人不管，还在他被上压满石头，好教他起不了床——对棺木与骨殖却毫无忌讳。他们往往把棺材在堂屋里停上许久，或把骨坛长置园中。

当铺或客栈里拍卖货物，拍卖人不许出声竞价。货物从一个洞口递出来供人验看。买家随后走到窗前，或低声、或递纸片、或握一握手，示出自己的价。这办法使开头的出价就高而不低，因为人人知道：头一个出得公道价钱的，货便归他。

中国人由于安土重迁、见闻不广，平日虽极安详，一旦被煽动起来，却会陷入不可收拾的狂热。直到一九〇一年为止那许多年里，乱民杀害传教士的事，缘故就在这里。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之后，因惊恐困顿而自尽的官员、兵士的孀妇与女儿也很多。美国俱乐部里那种「老兄」的称呼——相当于英国俱乐部的「老伙计」——所本的正是中国，在那里你得称人人为「老人」。这是最高的敬称，外交场合也用，连和尚与先生也这样称呼。舢板的舵工叫作「老大」。一乡之长叫作「乡老」。下面这桩事，最能说明宗族如何支配着中国人的生活。新会是广州附近的一座城。关氏是当地最大、最富的宗族之一。族中在坟山近旁建有一座宏敞的祠堂，满堂都是神主与塑像。一九一一年八月中旬，族中最有势力的一位关某，不顾合族反对，把祠堂租给了警局；警局便以此为衙署，在那里征收不得人心的捐税，并逼百姓接受铁路国有之议。百姓在关氏族人带头之下，把祠堂烧了。族人随后重建祠堂，命工匠给那位已在此期间身故的、众所不齿的关某塑了一尊像。花岗石的像塑成一个反剪双手、长跪不起的人。背上镌着他背叛合族的始末。此后每逢大祭之日，关氏族人进祠堂拜那些重新立起的神主时，都必须给关某的像打上三下竹板！

印度与中国取水的法子，迥然不同。在印度，汲水的人把水罐顶在头上，从井边平平稳稳地走回来。在中国则是把水盛进两只大桶，吊在一根竹扁担两头，担在肩上取其平。中国乡村与小城的集市，同俄国一样按赶集的日子办。你不能天天在桥头集上买到车轮，因为箍轮匠每隔一个礼拜五才到你村的集上来一趟，他这一转要走十个村子。鸡毛掸子与鞋也不是天天买得着，因为货郎正在别的六个村子转，每礼拜六才来一次你们那庙前的集。不过粮食与铜钱，每天早上在本村的两处集上都有；那里的小贩还会告诉你，剃头的、卖药的、做陶的、打铜的，几时再来——除非路上遇了贼，或者被赌局勾住了，或者道士星相家想讨一份好处，哄他说黄历上本命星犯冲，今日不宜出门！

中国文明自与外界分途之后，同埃及、巴比伦大约少有往来；有一端可为旁证，便是上古的中国人忘掉了防腐殓尸之法。公元前十世纪的《竹书纪年》载，穆天子的宠姬随行至鞑靼沙漠中身故，他只得就地即刻埋葬；另有记载说，开启古墓时臭不可近，须先放狗进去，才知何时人可安然入内。又过了许多世纪，中国人才学会用石灰化去尸肉。

戏法自古以来便极风行。那部有名的《竹书纪年》说，穆天子公元前十世纪西行至鞑靼，为当地一个身手格外高明的幻人所迷。公元前五世纪那位忧国的记事者列子抱怨说，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天子有工夫去研究幻人的把戏，倒没工夫理国事。

北方山路上有一种颇有意思的乘具，叫作骡驮轿，前后各一牲口，轿子悬在两者之间。这一趟走下来是够刺激的，尤其当一头牲口失前蹄跪倒的时候。中国的成帮劳工，凡拉、推、抬，无不伴以号子。长江三峡与大运河上有名的纤夫，香港扛麻包的，锯木与码柚木的，汉口挑煤的，干起活来无不扯开那副极好的嗓子放声高歌。

本地人搬家，照例要把旧灶里的火种带到新灶去，免得再把上一位租客的晦气点着。他要烧尽前人的过去——那过去多半不好，不然人家何至于搬走——而把自己的好运接下去，那运气总是好的，至少也该是好的！迁入新屋时，租客要换掉一道门槛、一根门楣或一条椽子，好教自己不承接前人的坏运。他把一切重新开始，那一块新木或新石便是这意思的象征。北方各省旧式的中国客店，同巴勒斯坦的很相像：墙上少有窗子的矮屋，围着一个院子。院里有槽，供驮队的驴、骡、蒙古马，尤其是骆驼取食。那些屋顶，檐角翘起，宝塔似的尖顶，是世上最美的。节日里一大群人从你门前走过而一点声息也没有，这情形颇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中国人的鞋底全是毡的。反过来，日本的木屐拖沓作响，一个人闹出的动静，就抵得上一千个中国人，或者十几个西洋人。

中国人家的和乐，是以邻人肯不肯由着你清静来衡量的，而不像那个爱管闲事的西洋，以邻人一再登门的叨扰为衡量。中国人把这一层性情表现在建筑上：在一族聚居的屋群外面砌一道高墙。中国人照例不租房，也不搬家。他们盖一座经岁月磨出铜色、坚不可摧的屋子，哪怕它简单到只是两块被年月洗白的大石上横搁一块粗石。世世代代在那里流过、接续下去，如同瀑布的层阶上一浪接着一浪。结果如何？结果是一份个人的声名，一种信念上的英勇，一种爱，一种深厚，一种美——这几样，我们西方的生活都拿不出同等的欢喜与力量来。东方人手里那盏记忆之灯从不曾熄灭坠地，所以他能带着热切、满足与笃定循着历史的路走下去；我们西方人没有这样的凭据，只好在大地的田野间漂泊，至今不知何处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刻得长久，心里总不得安。是什么怨恨在追赶我们？是什么命运在前头等着我们？这是我们心理构造上最可悲的一个征候。我们若想守住自己的伟大，就必须结束这种在洞窟般的公寓里「租」下一个掏出来的窟窿的活法，把大城市散作小城市，摊开到土地上去，让人人有一所自己的屋子，且坚牢得可以传给曾孙。这便是中国人的办法；这是唯一正当的办法——看看他们那六千年信而有征的历史，看看他们今日养活着四倍于我们的人口罢。把儿孙各家都容在一个宗族的院落里，是地道的亚洲之风。荷马在《伊利亚特》第六卷里，写公元前二五〇〇年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家中，正是这般情形。福建省过年时，全家老小围着桌上一只冒烟的火盆携手成圈，以示阖家共聚一炉。

中国人用鸡、姜、生菜与黄瓜或角瓜做一味炖菜，很是可口。豆子先用水泡发成芽，然后腌渍，或加糖煮。宴上敬酒有时用德国人的样式，先把酒（烧酒）杯举到眉眼齐高再饮。中国人做糖食，拌进米、果仁、面、果子与瓜子，点心颜色极艳，也做得极甜。德国人用醋与盐防腐的地方，中国人用糖；出来的东西虽出人意料，却常常极妙。下面抄录华安广会馆在香港某旅馆由中国司膳者所备的一份菜单，一则可见今日在香港、上海或天津摆得出何等丰盛的席面，二则也可见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在饮馔上已臻何等境地：

青橄榄 鱼子酱吐司

燕窝汤 鸡汤 菌汤

石斑鱼配虾酱 水煮鲨鱼排

牛柳（蘑菇汁）

烩子鸡 红烧鱼翅

鸽肉冻 鹅肝酱冻

海参 煎田鸡腿

昆士兰羊脊肉配果冻（烤）

昆士兰牛肋眼（烤）

广东火鸡（烤） 白切鸡

新加坡菠萝 汉口火腿 洋芋

青豆 角瓜 沙律

芦笋配橄榄油汁

维多利亚布丁 查特酒冻

糕饼 芒果冰淇淋

糖姜 小橘子 中国果仁

咖啡 欧洲葡萄酒

吕西安·罗泽 克利科 海德西克 拉罗斯堡

梅多克 曼萨尼亚 马沙拉

山西出的铁锅打得极薄，为的是省柴；那里烧的本来就是草与秸秆这样不经烧的东西。灶神是张公，他得这个差事，是因为「在世时九世同居一堂，和睦无间」。猪、鸭与鹅要赶很远的路上市，人便替它们编了小小的草鞋穿上。这情形在法国南部有时也见得着，那里俭省的农人正同本地的火车运价较着劲呢！

有一位官员问一个懂规矩的属下要往哪条路回家，属下答道：「跟大人一路。」这位官员又同他议论一件事，说：「你只管说你想的。」这属下在中国也算得上一个好党人，答道：「大人说的就是我想的。」他们关于日常生活的谚语，有这样一些：

「酒解不了愁。」

「会奉承的舌头，图的是自家口袋。」

「锅坚不过最薄处，链牢不过最弱环。」

「口渴的客人来了，别问他喝不喝茶；他若懂礼，必说『不用张罗』——你只管替他斟上。」

「从树顶上摔下来的，总是那个最会爬树的。」

「天天筹划明日的人，才最会得着今日。」

「明日未到之先，总显得比今日更难。」

「一句话比一阵风还快。」

「田野再阔，边上也总有人在听。」

「一颗葡萄细细嚼过，胜过一个白薯囫囵吞下。」

「心里宽绰，屋里就宽绰。」

「心里高兴，也不必在马背上或小船里跳舞。」

「舍一只羊捉住虎，保住别的羊。」

「就是蜜，到席末也不甜了。」

「肥猫的食，绝不是全在家里得的。」

「把鼓面绷紧，同把鼓槌加大一样管用。」

「瞎了眼的狐狸，只捉得着死鸡。」

第二十六章气候、疾病与卫生

近两年来，中国履行禁烟之约，雷厉风行地铲除鸦片的吸食与罂粟的种植，令世界大为惊异。这是人类所知的对一桩滔天积弊最为可观的一次扫除。此番改革的功臣之中，有林秉章，即当年在广州销毁鸦片、以致一八四〇年引来对英一战的那位林钦差的孙子。在中国，家风是会传下去的！同样的私人习惯要改过来，英美或许要费五十年之功；而中国人三千五百年来一直是世上最听命于官府的民族，「孝」乃是其宗教、社会与政治生活里首出的原则。这件善举正大步推行；香港与印度，幸赖莫利勋爵、爱德华·格雷爵士、阿斯奎斯先生与劳合·乔治诸公的高义，也都痛快地吞下了失去这桩厚利税收的苦药。这是宗教对商业的一场大胜，而商业死得很不甘心，因为不受节制的商业，骨子里绝不是个讲道德的东西。英、美与中国的人道之心，终于胜过了金钱。英国从前在议会的《蓝皮书》里说：「鸦片是正当的贸易货品，是既得的权利，中国无从置喙。」今日约翰·莫利说的却是英国的「人道责任」。波斯鸦片所含吗啡远比印度鸦片为浓，至今仍运到香港，转往台湾。公元前四三〇年希罗多德写到这种东西时，凭想象补足事实，说得颇为有趣：「它虽出自一个极腥臭的地方，自身却极芬芳。它像胶一样粘在公山羊的须上，是山羊从林子里蹭来的。」

如今日本也该顺从世界的人道之心，把台湾属地的鸦片除尽。一九〇九年上海与一九一一年海牙的两次禁烟会议，由美国发起，由美国人布伦特主教主持，成效卓著。此后就看西洋各国肯不肯效法中国，把吗啡也一并禁绝了。中国大可以回敬美国一句：「那么『你们』打算拿吗啡与皮下注射针怎么办呢？你们每年进口五十万磅鸦片，医药上只用得着七万磅。单就吗啡而论，你们比各国加在一起还要『瘾』得深。你们每年进口可卡因二十万盎司，医药上只用一万五千盎司。」印度鸦片的出口将于一九一八年停止，而中国今年就不再种罂粟了。英国辩论正酣之际，劳合·乔治的一位威尔士支持者埃里克·刘易斯提议：英国索性把印度的鸦片全数买下，学广州那位有名的林钦差，倾入海中，另以四千万元的借款补偿孟加拉的罂粟农。如今我们不必再责备英国了：她纵有大过，却已悔改并有所补偿；何况这是一个刚刚为老人设了国家养老金，又把教育推广、雇主赔偿责任与土地税都办到与美国相当水准的英国，本就该有这般作为。

中国政府限制种植罂粟一事，办得极彻底，连远在云南也不例外；结果一九一一年海防至云南的法国新铁路客运收入反而增加，因为人吃上了包谷，不再为鸦片所病，身子既壮，手里也有钱出门。包谷接替了罂粟。中国整顿官场吸食鸦片之时，有一位官员上书宪政编查馆说：「皇上可以赐臣白绫（自缢），臣却『断不能』戒烟。」他们终究还是戒了，因为吸鸦片的人被剥夺了在公堂上申辩之权，官职也被褫夺。到了下种时节，官府派税吏进云南、四川及其他产罂粟的省份，查看有无播下罂粟种。戒烟的药或吞服或皮下注射，与鸦片同时给病人用；若只就肠胃而论，病人会恶心得五天之内便肯撂手。此药含百分之十五的颠茄酊、花椒流浸膏与莨菪流浸膏。另一种戒烟方则含铁、咖啡、奎宁、士的宁、龙胆与辣椒，虚脱时临时注射吗啡。我在前一部书《中国人》里说过：中国与印度若肯把同样的心力转到别的门路上，禁种鸦片之后，经济不难很快恢复。单以云南为例。禁种头一年，此省确实吃了亏。到一九一〇与一九一一两年，单是银、铜、锡矿业与包谷种植的增益，便已把云南损失的全部烟税补了回来；而一个清醒过来的民族这才明白，他们在正当的致富之道上其实才刚刚开始使出气力。焚烧烟枪之举在中国仍在继续。我在《中国人》里记过上海几桩颇有声色的事。一九一一年九月，中国人聚集在天津青年会的操场上，烧掉烟枪十万杆；云南省城则由都督李经羲主持，在机器局的校场上举行了一次大烧，新军、巡警与军乐队都到场，为此举添了几分气象。

印度的布坎南医生发现，猫对中国这一大祸患——腺鼠疫——有免疫力，故可放心让猫去扑灭带菌的老鼠。不过猫狗身上都有跳蚤，而跳蚤传播疫菌之勤，并不亚于老鼠。对付老鼠还得用毒饵与捕鼠器；至于猫狗，在中国把自身收拾干净一点以前，也只好请它们暂且回避；到那时候，它们大约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办松狮犬与哈巴狗的赛狗会了！自一九一〇年冬天满洲肺鼠疫大流行以来，连做皮货的旱獭也被请了出去。那一场可怕的时疫，向震惊的世界揭出了一种比腺鼠疫还要凶恶的新灾。腺鼠疫盛于南方夏日的潮湿，肺鼠疫则盛于冬天户内的闭塞。当时到疫区的，美国方面有马尼拉的斯特朗医生、阿斯普兰德医生与斯坦豪斯医生，以及医学传教士辛克莱、吉布与玛丽·奥格登；日本方面有一八九四年在香港发现鼠疫杆菌的北里柴三郎博士；俄国方面有哈夫金医生与扎博洛特内医生；中国方面有伍连德医生；英国方面有杰克逊医生，他殉职于此，举国为之痛惜；苏格兰方面有奉天的罗斯医生。此疫染者无一得生，好在病菌在户外干燥的空气里活不下去。医生与卫生队接种了耶尔森血清或哈夫金、北里的预防菌苗，随即戴上口罩、穿上罩衣；那场面，简直可以让曼佐尼写成一部小说。人们常见垂死之人挣扎着爬到尸堆跟前——他们的父亲就在那堆里——依着孝道与儒家祭祖之礼深深下拜，甚至奠酒献祭，然后在谵妄的死痛中倒下去，自己也加入那一堆。这样悲怆的情景，也只有在一个敬祖之邦才见得到。

金莱克在《东行记》里写一八三五年被封锁的开罗：一天死上一千人，直到惊恐万状的居民连「死」字也恨了起来，压低了嗓子把它叫作「又出了一桩意外」。中国的疫区中心，我也经历过同样折磨神经的日子：明明每天倒下几百人，谈吐之间却把死与坟地都列为忌讳。金莱克写得极传神。他去找城里唯一的一位欧洲医生，见他裹得严严实实，已染上疫症。这位英勇的人还是给他开了方子。后来金莱克想他或许好了，便打发仆人去请他来。「你见着他了么？」仆人答道：「见着了，正碰上他从屋里出来——躺在殡床上！」《东行记》第十章还记道，一八三五年的瘟疫如何无情地击倒了圣城耶路撒冷方济各会修院里那些勇敢的修士。一名被隔离的修士照旧到疫城中去尽他的教职。回到疫房时，他摇一摇铃，示意自己还活着，仍在基督亲自走过的路上做着殉道者的工作。铃声一旦停了，便另有一名修士出去，埋葬这殉道者，接过他的职事——而那职事同样只能通向死亡。

一七二〇年，马赛那位英雄的主教贝尔松斯，在五万倒毙于他脚前的染疫者中间行走，仿佛唯有他一人呼吸着洁净的空气、拿着洁净的食物。传染来自户内的呼吸，或直接相染，或由痰涎而来。把污秽、黑暗与浊气逐去，两种鼠疫立时便自尽，或者饿死。人们当还记得，肺鼠疫从哈尔滨一路横扫到牛庄，欧洲为之胆寒，惟恐它搭上西去的西伯利亚货车，直抵圣彼得堡与柏林。欧洲医生与护士殉职者三十人，多半是俄国人。中国人破天荒地允许了两件从前绝不允许的事：焚化尸体，以及把疑似者隔离于留验营中。单哈尔滨一地就死了一千二百人，死者都在砖窑里焚化。一九一一年北京防疫之役，若说各国使馆人员中有英勇之士该受褒奖，那么香港与华南还有两万名老手，为着那些他们自己从来不屑提起的疫险，理当满身挂上勋章才是——他们提起时，也不过像他们的客人吉卜林那样说一句「不过是分内的事」。我亲眼见过香港与广州的外国巡捕、兵士、卫生队与义勇，在时疫中扑向千头万绪的凶险，那份兴头简直如同踢一场足球；孟买的人也是照例如此。只因有使馆与报馆通讯社的缘故，华北的外国人——愿上帝保佑他——名声远比华南与印度的外国人响亮。印度出过一个吉卜林；华南还在等她自己的那一个！

我在前一部书里举过腺鼠疫在欧洲出现的几桩怪事。一九一〇年九月，英国萨福克郡普雷斯顿有一个女孩，接着是她的父、母与保姆，在离奇的情形下相继死去。后来才有人留意到，附近的老鼠也在死。化验查出病由是黑死病；据推想，此疫是随俄国敖德萨运来的谷物输入的，病菌在潮湿、污秽与黑暗中滋长起来。一九〇二年，俄国敖德萨报告过一户面包师家中有鼠疫病例。一九一〇年八月，鼠疫又在同一所房子里复发，可见腺鼠疫的病菌竟活了八年。当局灭鼠不力，才使后一次时疫蔓延开来。今后全球性的灭鼠运动想必会不时举行，因为连保险公司也着手研究这个题目了。

由外国人督办、兼行兽医查验的屠场与市场章程，首创于香港；随后大致依次为新加坡、上海、天津、西贡、马尼拉与青岛。广州、汉口、牛庄、北京等城则行部分查验。此事中国非办不可，而且不久必办，因为为中国改革出力甚多的孙中山本人便是一位新式医生，又一向住在外国或通商口岸。与此相连，中国还要改良她的牛种——如今是野性未脱、背有肉峰的一类，骨头太多。她的汉口黑猪、满洲黑猪与广东白猪，如今已运往利物浦、伦敦、格拉斯哥与不来梅。人口如此稠密的中国竟能向欧洲出口肉食，实在是件奇事。这说明两件事：美洲与欧洲的生活费太高，而回程运费太低。中国在几百年前便立过食品洁净的法度，早于德、英、美三国。那自然算不得周密，却已见出这意思的萌芽。行会或作坊乐得在饼饵与墨锭上打上戳记；卖食物的则在腊鸭、干鱼或粉丝的包上盖一枚红印，这印记是洁是劣，全看打包者的名声如何。

读者无不同情那位英勇的罗伯茨将军；他在《在印度四十一年》一书里，讲到自己在热带的酷暑中中过一次暑。酷热与湿气极易叫人——尤其是好用兴奋剂、药物或多食肉类的人——患上贫血或血液酸化，并且长期自体中毒，那种在暑气里终日眩晕的苦楚可以想见。中国人天一亮就起身，在一天中较凉的时辰里最为忙碌。中国人的头骨，因满清之世终身剃头的习惯，长得比欧洲人的厚，故而更耐得住赤道的烈日。希罗多德指出，古埃及人也因同样的缘故比波斯人耐晒，波斯人从小便习惯戴头巾。中国的皇帝与大臣都在黎明升朝视事。人们当还记得，西塞罗做亚细亚基利基亚的总督时，也是天一亮便放进成群的告状人来开他那广受欢迎的公堂，好把炎热的正午留给避暑。在香港，天虽热而运动断不可废，我们从前总是天一亮就起来，赶去打高尔夫、网球或骑马，玩上一个钟头；见了这不寻常的光景，你就会说：这殖民地并不像后来那些讲究的俱乐部生活所显示的那样安逸。

东方俱乐部的酒柜最能说明你身在疟疾之乡，因为那些常用的瓶子当中，有一只装的是硫酸奎宁粉；老资格的人似乎都拿捏得准该舀出多少来兑进雪利酒里，一边举杯道一声「干了」或「敬国王」。

华南待苦热的人是厚道的。她知道人只有丢掉一身肉、只剩一副骨头走路才最凉快，于是便给你一种又湿又热的气候，把人减成一副训练有素的良种马模样！瞧他们走过来了——远东最瘦的一群外国人，香港的、马尼拉的、西贡的、上海的、广州的人！从三月熬到十一月，他们几乎被熬得只剩脊梁与头骨；既没有多余的肉要养，血便尽可以拿去滋补脑子里那点灰质了！黑色最能聚拢当顶赤道日光里的化学光线，穿黑衣比穿白衣要多受二十度的热；可是香港的英国法庭仍旧非要林肯律师学院那一套正装不可——黑袍黑褂。可怜香港的律师与法官，要在这个显赫的皇家殖民地那几座堂皇而闷塞的法庭里钻研法条、权衡是非。那个几乎赤身、或只裹一件粗布衣的犯人，挺着身子听候判决，额上沁出的汗珠，倒比他那些饱学的原告还要少些！「刚正不移」这名号，在英国的法界与殖民地官场里，同在英国海军中一样响亮。

不过马尼拉的美国人、西贡的法国人与共和之后的中国人，听的是卫生的号令，而不是传统那一声悠长的号角。热带的美国骑兵发现，运来的白色马匹耐得住热，深色的马种却很快死去。藏南气候极宜于全东方那些精力耗尽的人，如今铁路的尽头正一步步向它靠近。印度、东京与中国都在派筑路的工队进去；那道遮着这块最后闭锁之地的、八千英尺高的山口之幔被撕作两半的日子，已经不很远了。打破这道排外壁垒出力最多的两个人，一是替印度政府办事的荣赫鹏爵士，一是中国的将军赵尔丰；赵氏一九一〇年还破了佛门那套迷信的体制，头一回把达赖喇嘛（他们的教皇）赶到大吉岭那片不神圣的异邦土地上去。重庆以南二十英里，在气象壮丽的温塘谷中，有一处著名的硫磺温泉，就石凿成。泉水极旺，僧人把浴池隔开，男女都可以用。用水不取钱，只收客店的食宿费。不消多少年，外国人必将纷纷来此，因为这里洗浴洁净得很。

中国有一件事很值得一说，就是苍蝇相对地少，因为粪秽之物作肥料太要紧，一有便立刻挑到精耕的田里去，那些田每年要出两三熟。所以伤寒与别的病也就不像原本可能有的那样流行。不过，读者，容我附耳说一句：中国若少了苍蝇，跳蚤却多得很——那东西的雅号叫「小邻居」！造化厌恶虚空，此处的短缺总要拿彼处的盈余去补上！要在中国客店里真正睡得安稳，非穿一身皮尔里北极探险的行头、外加一顶潜水盔上床不可。可是天太热，谁也不会这么办。天冷只会更受罪，因为那个赤贫的「小邻居」虽小，抢先奔上热炕的本事却比付了房钱的客人还强！中国百姓不饮酒、不吸烟、不用药，多在户外劳作，吃的又主要是素食，故而心脏极好；凡因意外须动手术的，各医院的外科医生都说愈合之佳令人惊异。这个民族似乎还留着古初那份坚忍：不怕刀，忍痛也不皱一皱眉。他们全然不知接触可以传染，富人之无知不下于穷人。宴席上一条条湿手巾在同一盆热水里拧出来，人人拿去擦手、擦脸、擦脖子以解乏。总督的烟袋先由一个可怜的听差替他点上、吸上几口，总督不过用手或长袖把烟嘴擦干便罢；照规矩，袖子脏了就剪下来另换一只，好保住那件华美的袍子。

中国人在牙科上正显出他们的能干。许多中国人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牙医学堂毕业，在各通商口岸开起业来。另一些出自香港的学堂；还有一些先投在留洋归来的中国牙医门下当学徒，不久便自立门户，再把这门手艺传下去。主顾来得慢的时候，中国牙医便在门上再挂一块招牌。「牙医兼照相」、「牙医兼印刷」、「牙医兼代理洋行」，都是常见的招牌。坊间印过不少故事，说旧式的东方牙医练拔牙的功夫，是先用手指从软木头上拔木钉，再练硬木；此说只在拔松动的牙齿上算得上确实。他们向来总要用某种钳子。罗伯茨与基钦纳两位将军再怎么费心，也不能叫英国兵长高一寸；却下了令：出洋当差的兵，牙口须同他的步枪一样好。于是香港与别的驻军口岸的牙医便兴旺起来。英国人自称「牙外科医师」。中国人则挂出招牌，说他们补牙拔牙「悉用美国最新法」。费城的牙医在此地也同在世界各处一样，居于同行之首。香港一家大报的东家便是其中之一。美国牙医的价钱很高，游客与那些签了五年契约的洋行小职员一试便知。学徒是订了服务合同带出来的；据传有些合同禁止学徒期满后在同一口岸自立门户，但普通法早已判明：一个人不能签字放弃自己谋生的权利。

如今很有指望的是：向来被认为不治的初期结核性麻风，或许已经找到了治法。华南的麻风病人比任何国家都多，而必需的隔离尚不完备。檀香山市的市医官韦森医生，用所谓「美容笔」（即二氧化碳的干冰棒，可达零下一百度）去点结节的溃疡，一次次地把病变组织破坏掉，直到从周围割取的组织里再也验不出「麻风杆菌」为止。他发现麻风病人已经染病的子女似乎也治好了。此法将在广州的教会医院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试行；广州是世上最大的麻风区的中心，只是不曾有过一位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或达米安神父，能像替夏威夷莫洛凯的麻风村那样，把这里的疾苦雄辩地说给世人听。倘若此病另有某种未知的微生物体质或神经素因，那么这法子也可能同奎宁、士的宁、磷酸铁、大风子油等等一样，未必能收永久之效。惟有多年的观察才能见分晓。我走遍过广州与澳门之间香山半岛上的麻风营与麻风船村。这些聚落的人数似乎不增不减。只要来客不在其中吃东西、不去碰他们的器物，似乎并无传染之虞。

我在《中国人》里已经写过，那里的景象凄惨得难以言说，正可见中国旧日那种斯巴达式的做法：无用之人早一日去，于众人便早一日好。据说吃鱼助长此种体质；香山恰恰是个出名的渔区。卑尔根的挪威细菌学家汉森医生，以及檀香山的布林克霍夫、居米与霍尔曼诸医生，都各自发现了麻风杆菌；汉森医生并推翻了此病遗传的旧说。他用隔离之法，把挪威的病例从三千减到四百。美国的细菌学家正在毒素上试验。一九〇二年，一个名叫康拉迪的美国人在广州附近创办了一所有基金的模范麻风院，收容五百名病人，自己也住在里面。他自然染上了此病，只因他的元气胜过吃素的中国人，病势进展很慢。他本以为还能活十五年，到第八年上却已在慢慢地衰下去。华南澳门的旅馆窗口望得见的那座秀丽的若昂岛上，葡萄牙人很早以前就设了一所麻风院。

把多年的报纸细读一过，人不能不得出这样的推断：随着通商口岸的中国人采用外国的生活方式，已婚妇女与商人中间自尽的日见其多。这大约是宗教与神经两面都出了毛病，而这两件事本来也多少相连。众所周知，中国的城池与住宅的院落都围着墙。雨水异常，或积雪骤融，往往把院墙的根基淘空，倒下来把街上填满瓦砾。一九一一年八月的满洲奉天尤其如此，街上看去，简直像俄国人与日本人刚刚又把这座城轰过一遍！中国与西洋办事之不同，何其鲜明！新泽西的几座城市要花上一千万元，把液态污水从河里引走，经一条干管送入纽约湾。在中国，农人取走粪肥之后所剩的污秽实在太少，以致英国的化验师断定：人口稠密的中国腹地那汉口、汉阳、武昌三城的自来水，尽可以就近直接取自汉水。那座规模很大的水厂，包括一处深水取水口（可避开厚重的黄土淤泥）、一套把水如雨般洒进滤池的气升装置、五百万加仑的蓄水池、三台每小时三十万加仑的沃辛顿水泵，以及一座供三城用电的电厂。公司是中国人的，全部工程也由中国人依他们最爱用的包工法承办。因为立公司时省议会尚未成立，专营权是总督给的。锅炉用的是美国货。

香港虽无河流，取水却容易。岛上许多山头都划为水源地，山脚开了沟渠。倾盆大雨打在这些山峰上，千百条沟渠便把水引到大潭、薄扶林与黄泥涌几处筑坝的山谷里；谷地位置够高，自有重力给水管加压。宝云道上那些美丽的引水渠，高踞山腰，面对那座著名的海港，是任何乘轮船驶近的游客都忘不掉的一景。为潮湿的南方造钢琴，须防着琴键松动、毛毡不用胶也脱开；即便如此，还得在琴身底下点着灯，把周围的空气烘干。朝鲜的「土疾」在美国极少见，这要归功于我国海上检疫机构的警觉；不过一九一〇年九月，还是有一例从东方混进了西雅图。此病不治而能传染，极为人所惧。别的民族也许会忘记，东方却从不忘记，总能从巴别的离散、以及此后塔里木河谷沿途每一次部落的聚集里，翻出些奇异的东西来！

香港及其他东方热带口岸的检疫办法，或许值得一说。马尼拉、西贡、新加坡、上海或长崎，一听说或一认定香港有鼠疫或霍乱，便对来自香港的船只施行检疫。港口医官之间素来有点意气，香港于是也照样回敬。有一条载着统舱与客舱旅客的船自上述某港到了香港。主桅顶上升起黄旗，船停在航道中，谁也不许上船，直到港口医官带着助手乘一艘同样挂黄旗的汽艇过来，才准把船上的黄旗降下。舷梯与舷边由水手长派人把守，直到医官放行。医官先与船医面谈一回；船医若有虚言或隐瞒，他的船以及日后沿海各埠的停靠，可就要倒霉了。客舱旅客列队走过餐桌时被仔细察看，可疑的要量体温。凡在华氏九十九度以上的，还要进一步查验有无旁证的症候。统舱则人人量体温，而在这人烟稠密之地，那支玻璃体温表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也并不总是擦洗过的！可疑的人当场就在队列里被剥去衣服。即便查验的结果尚属满意，船有时也要被扣上四十八小时，统舱里的人连同行李与舱位一并用硫磺熏、用蒸汽蒸、用水洗。这事有一条专用的熏舱驳船，那是港内停泊的船里最招人恨的一条。我见过染了鼠疫、霍乱等症的洋人船员被送上「海吉亚」号疫船，他们的船则被扣留十四天，观察并清洗之后，才由本港的英美医官放行。留验的锚地在常走的航道西北，虽说在古老中国那片异教的山峦之下颇为秀美，许多人自然还是觉得它凄凉之极。

船务代理、港口医官与派驻海外的美国海上医院外科医生，三者心里总有一股闷烧着的冲突之火。代理人总倾向于照料从简、放船从速。而在海外出色而清廉地守护美国国民健康的美国医官，又难免为了求个万无一失而伤及同业的生意。正当的路数是「行乎中道最为安稳」。我见过这些医官把百合根周围的泥土也拿去化验，并在一年中许多个月里禁止其输美。船长、船医与代理人，终年受着公司增收的催逼，总要冒他们所能冒的每一分险，连载西行的痨病华人也不例外；美国海上医院机构的这一道关卡实在有益，而且今后仍属必需。一条船回国之前，香港的美国海上医官非要等统舱旅客连同行李都在消毒水里洗过、蒸过，才肯发给赴美的洁净证书。移民常常被剥光了检查，美国因此免去了许多可憎的隐疾输入。那场面有时真够叫医官既要有所罗门的明断，又要有南丁格尔的慈心。

医学传教士在中国正展开何等的事业啊——先以救恩天使之手相触，继以其声相唤。香港与旧金山对回国华人的严格体检，为中国的领事、商号以及统舱旅客本人所不喜；然而中国最好的朋友，若明白那里至今尚存的不卫生情形，也不能要求美国放宽——何况这严格并不比日本更甚——除非中国先把国土收拾干净，把房屋弄得合乎卫生，并为自己备下一套新式的医疗制度。旧金山的查验有时要在夜里刺破耳垂，看是否患丝虫病；在香港，有时在旧金山，也要移民脱衣沐浴，并把行李熏蒸。香港查过一遍，仍不能省去旧金山再查一遍之明智，为的是防住钩虫、象皮病、鼠疫、霍乱，还有那种不便明言的病。

香港的医院设备不断扩充，如今为远东之冠。有几处建在山巅的楼宇堪称华丽。维多利亚山西坡上是驰名世界的东华医院，主事的是在英、美与香港医学堂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若干年前便在这所医院里读过书。宝云道以上、湾仔山头云层之上的是那所豪阔的陆军医院，山脚下则是同样堂皇的海军医院。奇力山上有沙普医院，太平山上有山顶医院。此外还有国家医院、那打素医院，对岸九龙也有医院，将来九龙还要建一所铁路医院。广州则效法香港。那里的中国人正把东城墙外那些古老的行会医院加以改良。香港的医院只有最小的几所倚赖善款，多数是市政或公职的医院。广州有一八三五年创设的伯驾医生大医院，由费城的美国长老会妇女供给医学传教士。院有三百张病床，每年诊治病人两万五千。中国人也尽了他们一分力，捐了一座楼作医学堂。广州的格雷格妇女医院由富马利与赖马西两位医生主持，中国人捐了三千五百元建儿科病房。长江边的九江有模范的但福德纪念医院，用美国的钱建成，主持者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女医生，取名石美玉，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

在遥远的海南大岛，以及苏州、保定、成都、北京等处，都有美国长老会的医院。今日以百计的医学传教士，不久将以千计；医学堂也要增添，好让中国人能够自救。这是中国最要紧的事业——比铁路与实业的外债还要紧，更远比陆海军的借款要紧。长沙雅礼医学堂的颜福庆医生，便是中国本土医家受过西方最好训练的一个佳例。好几所美国大学已在中国开办医学堂：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广州，耶鲁在民风保守而刚劲的湖南长沙；如今哈佛也打算开一所医学堂，或设在上海，由哈佛医学院派员任教。他们所要攻克的，正是中国的祸患、世界的危险——皮肤病、肿瘤、两种鼠疫、霍乱、痢疾、麻风、疟疾与痨病。奉天那所苏格兰长老会医院与医学堂，经费的三分之一是中国人捐的；他们如今是真心看重西医了。

中国人在财政上一旦立得住脚，自己出一半医学传教经费的日子便不远了。中国人给人与牲口吃甘草，作消耗性疾病之药。他们的医家从一种毒蟾的皮上提取一种药，名叫蟾酥，其振奋心力之效远胜我们的洋地黄。众所周知，旧式的中国医生还把鹿角磨成粉。在极西的甘肃省、北岭以北的渭水谷中，便有人圈养公鹿以供此用。夏天把角上柔软的杈砍下来。中国的旧式医生从不解剖，因为毁伤身体有违儒教。他们不懂血液循环，于解剖、生理与化学也所知甚少。「那么儒教就非去不可，」新派的中国科学家说。他们关于医道的谚语有两句：

「医生治得了百病，治不了命。」

「先请郎中，后请药铺，因为药要对症。」

东方以外，已开办了四所大的热带医学院。最先是利物浦大学的一所。随后是伦敦热带医学院，以及德国人的汉堡医学院。如今纽约热带医学院也已在第二十街与第二大道开办。所办之事包括教科书的翻译；等巴拿马运河一开通，这所学院便有船上的诊所，美国将能为华南出许多力。至于那令人瘫软的登革热——在中国的外国人没有谁不曾害过一回——以及斑疹伤寒、贫血、黑热病、采采蝇病、昏睡病、阿米巴痢疾、疟疾与肺鼠疫，都还有待找出血清；虽说那位不知疲倦的北里博士，已为最后一种找到了一种暂时的血清。

医学传教士译成中文的医书，有下列几种：嘉约翰医生（孙中山的第一位业师）所译巴塞洛的《医学实践》；洪士提反医生所译的《药物学与药典》；德贞医生所译的《格氏解剖学》；波特医生所译的一部生理学；富马利医生的《小儿病》、《外科护理》与《妇科学》等。

每念及东方那片湿热的赤道地带的磨难——我在那里住过三年——念及那些躲不开的种种疾病所带来的艰辛、凶险与终身难忘的折磨，我便想在这部书里提议组一个「赤道会」，入会的资格至少是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连续住满两年。这样的经历委实独一无二而又难捱，是对体魄的一场极大的考验；凡挨过来的人——其数日增——都会承认这一点。把那些日子长久记着，并且关切那些接踵而来、在那烈日横行之域担起白人日益沉重的担子的后来者，无疑是一桩好事。

第二十七章中国的妇女

我们八月的最后一天，中国的妇女要过织女的节。讲给家中女儿听的那个传说颇有意思，大略如此：这位女神因织作的手艺神妙，被大神「天」许配给了一个厚道的农夫。此后她触怒了神，被从丈夫的星上撤了下来。一年一度，等她那颗星又转回来时，喜鹊便驮着她踏过银河那条毯子，回到丈夫的星上家中；她在那里受一时的欢迎，因为她做针线之工，正同他务农养家之工一样好。过节时要在桌上陈列妇女的针黹与女孩的玩物。她们能用胶粘的芝麻、蜡与纸做出极精巧的玩意儿，还有靠发条或热力转动的玩物，把乡村生活的种种情形一一演出来，有些还很诙谐。妇女躲在屏风后面，听来客的男子对这家的家长如何称赞她们的手艺。不过这到底是妇女的节日，也鼓励着中国那种华美刺绣的出产。有人问一位善谑的中国女子，中国妇女与盎格鲁—撒克逊妇女的地位有何不同，她答道：「东方的男子当众打老婆，好显明自己确是一家之主，私下却疼她；西方的男子当众疼老婆，私下却打她。」远在西藏的男子私下如何对付他们那些强健的妇人，我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随着商队下到四川、云南的藏族妇女，是与男子平等的。她们同男子一起做活、一起游乐、一起会生人、一起管钱，因而是中国妇女里最独立的一群。她们不缠足，因为活计太多。论相貌之好，在中国境内她们或许仅次于东京的女子。中国衣着最讲究的妇女住在江苏与浙江。朝鲜妇女的装束不及中国的华丽，她们穿绿或白，把头藏在极大的笠帽里——好事者说，那是「免得她们抛眼风」！朝鲜女子在家中不像中国女子那样斯文地拿扇子遮脸，而是抬起宽袖来遮。北方虽冷，却不用暖手筒与手套，只把又宽又长的袖子拢到手上。

天足会反对缠足的运动大见成效。中国妇女因不必再做残废之人、不再被挡在身体的自由与教育之外，都欢欣鼓舞。以为小脚才是闺秀最可靠的凭证、才是说亲最好的荐书——这种念头正在消亡。随着中国实业开发而物价上涨，男人也雇不起仆役来抬这些残废的妇人、伺候她们了。所以节俭也会推着这场改革往前走。武昌那位一九〇九年故去的名总督张之洞，是头一个折服于此项改革的中国显宦。已故的慈禧太后也加入了这运动。可惜长江流域与南方各省来美洲、欧洲学堂读书的中国女子还不够多；她们回国之后所做的事，对这项改革出力最大。那势利的念头自然是：从不必做活、也从没做过活的女子，才是极难得的媳妇；正如在美国与英国，「势利眼」也以为从没做过活、也做不了活的姑娘，比做过或正在做生意的女子更配做好妻子。法国人早就不这样想了。传教士之外，最早在中国为放足奔走讲演的外国妇女之一，是《穿蓝袍的国度》的作者立德夫人，即那位胆识过人的长江探险家兼作家的妻子。

下面这个情话，是你的茶杯茶碟以及别的中国瓷器、扇子等物上画得最多的一个。孔氏女是一位富人温柔可爱的女儿。她爱上了父亲那位聪明勇敢的年轻书记；这书记锦绣的前程与梦想虽多，衬得起的口袋却空。父亲却要她违心嫁给一个有钱的老求婚者。这一对情人在绝望中私奔，过一道竹桥，逃到岛上一座柳木筑的亭子里，亭檐美妙地向上翘起。那求婚者盛怒之下追来，烧了亭子，也烧了桥。两人的魂魄躲进两只鸽子身上，人们看见它们在亭子上方那株榕树的枝间相对咕咕地叫。就这样，我们天天坐下来吃饭、天天摇着扇子，面前便是古老中国一段缠绵的情话。

辫子作为男子的头饰，在共和的中国如今正在消失。中国妇女普遍的梳法，是把头发挽在脑后，插上大头的金簪；满洲妇女则梳到耳上去，用宽簪、阔带与花朵扶持着。四川的倮倮与贵州的苗子这些土著部落，把头发盘在头顶，中间衬着发垫，竟与西洋的尖髻一般无二。中国妇女给头发抹油，在架子上刷得溜光。唯一的例外，是许女孩留一排齐眉的刘海。她们很疑心西洋究竟有没有刷子与梳子，还指着我们的鬈发（她们叫作「乱毛狗」）为证，说我们于整饬头面一道太不经心。

妇女的谚语有这样几句：

「好丈夫跟前，说不得他妻子的短处。」

「丑女儿、美女儿，在亲娘眼里是一张脸。」

「娶妻取其德，纳妾取其色。」

「慈母之心禽兽也有，再饿的虎也不吃自己的崽。」

「做出来的，胜过说好听的。」

「贤妻犹如忠臣，只知道一个君王，就是她丈夫。」

「先有爹娘，后有钱财。」

「心已死而还在走动的人，那才真叫死了。」

「样样话都听，墙上的画永远挂不正。」

「买什么，听你的钱袋说，别听你的眼睛说。」

「你往镜子里放进多少，就别指望它照出更多。」

因为所拜的祖宗是男子，儒教被人称作男人的宗教。然而它也承认妇女的劳作。北京那座露天的白石坛前立着一只铜鼎，一年一度依古周之制祭天时，那位兼为教皇的皇帝就在鼎中焚帛。满洲皇帝退位时保留了他祭祀的职分；虽说严格论起来，这职分本该归山东那位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衍圣公。不过孔氏族中颇有些基督徒，他们对儒家这份特权也不大坚持。养蚕与织丝，在中国分明是妇女的事。这祭礼在各省城由都督照样举行；家长有时也以一家祭司的身分行这焚帛之祭。这与雇一个道士焚化银锭金锭的纸钱去安抚邪祟或「阴」灵，全然是两回事。那种事上家长毫无作用，非得请一位更熟悉巫鬼的专门人物不可！中国妇女向来坐椅与榻（炕）；朝鲜人与日本人则坐在地上。这并不是说被日本征服了的朝鲜人与日本人意气相投，其实两边彼此深恶痛绝。中国人从不戴翎，唯有男子用以表明文阶。所以乡间的百姓见了西洋妇女的时装，便说：「只有你们的女人才有学问，而且很有才，有的还挂着十几个文凭呢。」在中国，做帽子的手艺是给男人预备的，不是给女人的，因为只有男子才戴插翎的帽。马鸡那种华丽的尾羽尤其受欢迎。极西的甘肃省北岭以北的渭水谷中，还专为这些替男人做帽子的匠人圈养着这种鸟，以供羽毛之用！

中国婚礼上有一桩人所共知的风俗：新娘在与新郎同饮合卺茶时，要设法坐住新郎袍子的一角。两只杯子用红线系着，新郎抽袍子时不能把线扯断。新娘若坐住了，便主她将来当家。云南苗子部落中也有一半相似的风俗。新郎的朋友要拦住新娘的兄弟，不让他们把她的盖头扔上屋顶。若是抢上去的一方得手，兆头便是新娘要管住新郎，日后但凡争起理来，她总有一句：「别忘了六月十五那天，我的盖头上了你家的屋顶！」接生是一门生意很好的行当，只是不叫这个名字。全国上下都管她叫「接生婆」。「丈母娘」的笑话在中国是没有的，代替它的是女婿的笑话。女婿同他妻子的心愿，是尽量长久地「住到丈母娘家吃去」。丈母娘不乐意，照例抱怨道：「我那女婿又带着老婆和六个孩子来住一个月啦，我的天！」人家嫁女儿，多半是为省下养她的开销，所以就这笔开销而论，总盼着从此不必再见。可是照人家的礼数，即儒家那套「礼」，每年还得款待女婿一家，而对方并不回请；于是凡看得出这套礼数被人一丝不苟却又一点也不情愿地照办的人，便拿女婿的笑话来取乐了！

这个民族虽然几百年来把男子的头剃得几乎精光，对女子的秃却极为厌恶；这一条常被援引为离异或退婚（解除婚约）的理由。妇女的头发一般都极茂密，虽说粗些；因为用油、不戴帽子、又惯在户外，那颜色与光泽直到年纪很大时仍旧保得住。倘说狮子似的松狮狗（黄的或黑的）是男人的爱物，那么哈巴狗便是满洲妇人的爱物。她管它叫「袖狗」。已故的慈禧太后曾把这狗的品相一一数说过：「须教它咬生人；它那玩物似的身子要有鬃，眼睛要像猛狮觅食时那般凶；耳朵要立得像兵船的帆；鼻子要短而钝，像印度人的猴神；前腿要弯，好教它能从主人脚上跨过去，却又不能跑远出衙门；脚上要有绒毛，走起来像踏在草皮上；毛色要配得上主人每一件换过的袍子。要拿鹌鹑的脯、鹬的肝与鱼翅喂它。要给它喝汉口头茶与羚羊的乳。病了，要拿豹的脂膏涂它，再给它喝一枚画眉蛋那么多的番荔枝汁调犀角末。病得重了，就给它上花斑的水蛭。」尽管为这时髦的狗配上了这一套恰如其分的诗句，它在伦敦西区与纽约第五大道的客厅里，靠斯普拉特狗饼干也一样长得极好。赛狗会上，有些太太把中国与日本的名字混着给这些爱物起（譬如叫「北京妍」）；其实这狗答应吉普、提普之类的名字也答应得很好，那是我们从前叫那些心爱的黑褐小猎犬的名字。这狗看去像博美与查理王小猎犬的杂种。脸极像狮子；蓬松的尾巴高高扫过脊背，同它的大哥中国松狮狗一样。腿又短又弯，神气却极机警。

说中国人贱女婴而拜男婴，写得也许太多了。在旧中国的经济与宗教结构里，男孩确实更有用；然而这个民族人心里的那份天性，对自家的女孩也是以爱相报的。个别卖女儿的事，与其说出于心硬，不如说出于穷苦；中国之所以极穷，是因为水旱成灾、饥荒不断，而这又出于治理的无能与矿业、制造业的不开发。中国上古两位最大的师表，二十五个世纪以来所教的，其中便有教人爱孩子的格言。孔子说：「少者怀之。」孟子写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凡父母力所能及的，中国人给男孩女孩穿得既贵且艳，疼爱之状同希伯来人一样；比起我们北方那些冷淡的民族来，希伯来人向来被认作爱孩子的标准。新政府最先要禁绝的事里头，便有贩卖婢女与纳妾。中国的人口将下降或持平，这对中国是好事。所以并不像德皇威廉一八九八年所宣告的那样，西方有什么「黄祸」。在中国，人越穷越想多要孩子，好教儿子替他养老；他却忘了，他养出来的是没受过教育的儿子与无人照管的女儿，而女儿往往被卖为婢。在讲卫生的新华夏，一家四个孩子养得周到，胜过旧中国一家十个。中国的人口在新政之下会减少，而她的效能、教育与安适却要长进；比起从前的境遇来，得益最多的将是她的妇女。

一九一一年十月至一九一二年二月革命之际，单是长江与淮河流域，便有四十万挨饿的女子与妇人情愿卖身换饭吃；中国的公堂今后不会再认这种胁迫之下所立契约的效力了——正如我们西方也须修订我们的「契约自由」与「招认」之法，因为签字放弃权利的人往往是不明就里或身受挟制的。至今为止，中国的男孩无不早婚；上海是个例外，那里有一大片烟花之地。北京的本地报纸《国光报》近日有一期抱怨说，妓女（他们含蓄地称之为「上海的风气」）来到北京，公然在街上勾引学生。上海设有一所「保良局」，收容被遗弃、被虐待的女孩。这一祸患的根子，是饥荒造成的极度贫穷。这在香港与广州不像在黄河、汉水、长江与淮河流域那样普遍。

在香港、上海与许多通商口岸，中国妇女被那些卑鄙得下得了手的白人纳为姘妇，而他们所生的欧亚混血子女又往往不被承认、或被遗弃，这境遇是很可怜的。这种事从前比如今更常见；当东方各口岸在一个不明真相的世界上被称作「白人的坟墓」、白种妇女无人肯来之时，颇有身分的人也常常失足。香港、上海、澳门等处都有欧亚混血的学校与孤儿院，被遗弃的混血儿聚成的群落，人数以千计。他们绝不愚笨。香港台球打得最好的一位便是这个混血种。他们眼睛与头发都黑，衣着则中西兼用。他们比纯粹的中国人高，头也更大。到第二代、第三代，头发就转浅了。他们自然兼有两族的性情。混血儿比中国人活泼，也偏于外国人那种好运动、好花钱的脾气。他们是各口岸的书记与二把手。虽说如今进大学的很多，出人头地的却少。他们是远东写字最好、通语言最多的人，只是不够沉潜，做不成学者；也不够执着，做不成他们母族男子那样成功的商人。两族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份耻辱，他们有时感受极深，于是常常自称是某个肤色较深的外国的国民，多半说是澳门的葡萄牙人。

我想讲一个混血儿与他母亲的一段不寻常的身世。关于他父亲，我只说这一句：论血统与才具，他在远东长住过的人里，是名望最高的几位之一。他的地位使他不能认这个儿子，何况后来他又娶了一位白人妇女。这男孩从一开头就用中国名字，模样是他父亲的翻版；他穿中国衣裳、拖一条辫子，叫我们这些知道底细的人看了都觉刺目，因为他比中国人高，又长着一张外国人的脸。有人发笑，因为这少年像是一个永远在化装的外国人。他进了我们的洋行当书记，写字与算账在行里数第一。他的举止，恰如伦敦西区的时髦人物，或第五大道上流的绅士；一听他说话，你就觉得自己是在同一位高过你的人交谈。他常常同他父亲有生意往来，却似乎并不觉察这层关系。做儿子的反倒是更能干的一个，这出叫人难受的戏，看着实在可怜。这位高个子的混血青年后来娶了中国妻子，归入了母族；而他那被遗弃的中国母亲也回到自己血脉里，嫁了中国人，生了许多纯血的儿女，并且公开不认她那混血的儿子。不过私下里母子有时也相见，那场面之凄怆，与他和父亲相见时不相上下。这青年历尽这些磨折，神气却总是开朗的。我从没见他露出骄矜或怨恨；唯有一处例外：后来有一阵子，他在一家做国际贸易的中国公司里握了实权，凡有白人同行与他作对，他绝不留情。我常挨他重重的打击，也常败在他的商略之下。他带着一点自得的笑意，仿佛在说：「我为什么不能绕过你去呢？你对一个民族也许懂得几分，对另一个却一窍不通。我是混血的人，两个民族我都懂得很多。」他这些胜利都是他应得的。他有要报的仇，而他把一生托付给中国而不是欧洲，做得也对。这孩子、他母亲与他父亲的一生，其戏剧性之强，尽够给莎士比亚做一部悲剧的材料；那位涉事的外国人，本该为他无情的放肆付出代价——纵然皮埃尔·洛蒂在《菊子夫人》里，曾给这一类关系织上过一层浪漫的诗意。

中国改革最有意味的征候，也许就是妇女地位之一新。从前中国妇女从不随经商的丈夫出门。个别的中国公使把夫人带到国外过，但在革命之前，从没有过男女同行的团体。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好几省中国商会的要人组成一个考察团在上海会齐，要往日本作一次商务之游，随行的便有他们的夫人。新中国也有自己的潘克赫斯特夫人，那就是广东的易永英女士；她受过外国教育，以广东一省妇女代表的身分列席南京议会。她已从南京议会那里争得一项许诺：在同等的财产与教育条件下，男女选举权平等。她手下有些女参政员照潘克赫斯特的路数，动手打了议会的巡警，还砸了窗子；耐性极好的中国清谈家只说了一句：「这是浮沫，吹掉了，杯中自是清汤！」

广州、福州以及长江沿岸起事各城教会学校的女学生，有许多按捺不住，要到共和革命的前线去效力。有几个还想组织掷弹队。凡坚执要去的，武昌、汉口、上海与南京的传教士便把她们编成几支穿制服的红十字队，做出了得力而勇敢的工作。那些大宗族、大族村正向教会索要毕业的女教习，来管教自家的女孩。族长（乡老）拨出一间卧房、一间学堂与一个院子办学，全族分摊费用。做母亲的自然仍旧教她们中国的经书、掌故、宗教与那无与伦比的针黹。我在别处说过武昌那所由美国圣公会办的希理达女校，志在办成华中的女子学院。最早那位维新家康有为的女儿在美国读过书。李鸿章的孙女李玉女士，在纽约奥罗拉的韦尔斯女子学院修完了学业，还是个得奖的高材生。

尤以康奈尔为最，此外哈特福德中学、利兰·斯坦福、哥伦比亚、华盛顿州立大学、韦尔斯利、瓦萨、史密斯、密歇根大学，以及美国所有的女子学院与男女同学的学院，所收的中国女生比世上其余女子学院加在一起还多；不过还没有多到本可以有、日后也必定会有的地步——如今新政开张，前途正如彩虹一般。中国第一位女医生金雅妹女士主持天津妇女医院与看护学堂，经她的经营，如今有四十名中国青年女子在美国学医。

有一位出众的中国女医生，取名石美玉（毕业于密歇根大学），主持九江的美国医院；广东的曾昭坚女医生则在广州、福州与上海的新式医务中卓有声名。美国长老会的妇女（这里只举一个教派为例）单在广州便开了十七所女学堂，此外还有下列堪为表率的事业：一所由赖马西医生主持的盲女学校；一所收麻风病人子女的寄宿学校；一所由嘉约翰夫人主持的医院附设女校；一所女教习养成所；夏葛女子医学堂；以及由名医富马利主持的端拿看护学校。宁波有一所女学堂与一所妇女实业学堂。上海有南门那所著名的女学堂；杭州与南京则有女子寄宿学堂。在南京，还鼓励中国道台（相当于市长一类的官）的夫人们主持母亲会。北京有贝满女子学院、一所女子医学堂与看护学校，还有一所女子日校兼实业学堂。直隶保定有同仁女学；山东登州有女子中学与实业学堂；济南有一所女学堂。这些由外国妇女主持的女学堂，中国人往往分担了大部分费用；而且他们正尽己所能，在全国各地为自家的女儿与妇人仿办这样的学堂，并向教会的女学堂索要毕业生去充任教习。新中国已经动身朝着太阳走去——再没有比她的妇女终于在新式教育与机会上得着这样的承认，更有力的凭证了。

普天之下的妇女，都应着同一根同情的弦。妇女泰坦尼克纪念碑的捐款里，有一笔是一个中国女孩英娄捐的，附着这样一句话：「这是我为史密斯船长的灵魂送上的。」中国话里称妇人为「女」；如今看来，她多半真要焕然一新，并且为她的子孙做新中国的基石。

非基督徒的中国人中间，头一场新式的婚礼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在上海著名的张园举行。两家都是富室，行的是公证婚礼。戒指、音乐、鲜花、证婚人、公开的仪式与证书契约，样样都用上了。那些入画的旧派与隐秘的名堂，一概没有——没有媒人，没有密封的花轿，没有在新郎家中行的礼，没有系在一处的茶杯，没有两家人分队的较量，没有拜木主与家中的寿材，没有嘈杂刺耳的乐队，没有抬着的食盒，没有送雁之礼，也没有促狭鬼们对新娘的戏弄。

第二十八章中国的农业与林业

农业在中国从来是头等的生业。田亩细小，耕作极精。这些田实在太小了，而庞大的人口只挤在这辽阔国土的江河平原上。中国及其属地之中，按其可耕之力而真正耕作起来的，不到四分之一。新政权若采用机器，并对部分未垦之地推行单一税，农场便可扩大，从而大规模畜养产肉、产乳、产蛋、产毛、产皮的牲畜。祖先崇拜的儒教衰颓，早婚与纳妾之制随之松动，人口将因此减少，那时非引进农业机械不可。农业一旦增产，这片肥沃而多阳光的土地便会输出粮食。新医学的知识使卫生改良，也将把农业的这一增产稳固下来：不再有因愚昧而白白耗掉的性命，人过剩的生气将转而用于提高地力、开垦荒芜之地。

论农事的智慧，中国人可教的已经不多；论对农事的爱好与勤勉，更无人能及。威斯康星大学的金教授与罗斯教授已对此题作过详尽的论述，此外可向求知者推荐的书还有波尔的《中国风土事物记》、卫三畏的《中国总论》、斐尔德的《华夏一隅》、皇家亚洲学会的会刊、雷氏的《中国人的本来面目》以及道格拉斯的《中国的社会》。物产的名目长得出奇。这里只举几样，自北而南一路数下来：小麦、各种粟黍、玉米、荞麦、甜菜、烟草、豆类、干草、草辫、大豆及别的豆、大麦、高粱、大黄与药材、麻、各种浆果与树上的果子、棉、芝麻、靛蓝、柿、瓜、核桃、杏仁、橄榄、花生、茶、竹、稻、甘薯与马铃薯、苎麻、柑橘、糖、咖啡、橡胶、可可、柚、荔枝、木瓜、姜、枇杷、桑、芥、乌桕、制香的花、可作食品与糖食的百合根、榨油的油菜籽、制漆的漆树籽、樟脑、各种硬木、虫蜡、草席，还有鸦片。他们的菜圃举世无双。一片生菜叶、一片白菜叶都像是不肯糟蹋的。每一只虫都趁着蛹时用手掐死；人人自露湿的黎明做到暮星初上！今日中国向太平洋、大西洋沿岸那些制造业的国家输出四千万元的农产，他日便要输出四亿元，而自家的米缸与银库也随之丰足起来。

农人总在四处寻觅肥田之物，而且大有成效，因此很少见到缺氮而发黄、而非一片青绿的田。一把草灰不肯糟蹋；一草一枝都要拾来堆肥，腐熟成腐殖土。引水漫地，好让水把所含的氮留下；又疏浚河渠的淤泥，取那腐熟得宝贵的泥浆。一年三次，中国有一片一千二百英里长、一千二百英里宽的地方成为一整片汪洋的水田。农人在田的四周筑起泥埂，就不必全靠人力把灌溉的水提上来；他只是引导地心的重力，把地面上迅速流走的水留住，高处的梯田尤其如此。低处的梯田则掘井，蓄住地面的水以备天旱。高田上落的雨水，旱时便放到低田去。他们不但信轮作，也信「轮土」，会把稻田与果园的表土整个儿对调。精耕细作，中国人十英亩地的出产抵得上我们一百英亩，而他绝不让地力被庄稼榨干。他的农具虽粗陋，却从不见有隔夜露天不收的。连那把草叉也要带回家去——那三股的叉不是用手削成，而是把树养成这个样子的。农妇与女儿不下田的时候，便编草辫供美国与欧洲做帽子，或者缫丝织绸、绣花，供西洋做衣裳。

长江以南，人粪与水调和，以液肥浇田。长江以北气候较干，可把粪与土掺起来，晒成块以便运送。华南的农人乐意在大路边盖一间厕所，用一块比我这段话短得多的牌子，请路人——连那些又好笑又吃惊的外国人一并在内——记住：中国若要每亩养活比别国更多的人口，就非施肥不可！其结果是，中国的河流除了所挟的泥沙之外，在各国中几乎独一无二地洁净，外国的卫生工程师径直从江河里取饮用水，汉口、广州等处都是如此。因无森林、又无开采的煤矿，把肥料当柴烧掉而使地力受损，没有哪里比蒙古与福建省更能说明。蒙古把骆驼粪晒干当柴烧；福建的铁路迟迟不兴，安溪等矿上的煤运不到田间的茅屋里，于是稻草不能还田，不得不拿去做柴。就以制革业为例吧。生皮投进一口塘里，塘中是明矾的溶液。刮净之后，皮张绷在结实而有弹性的竹架上，架在泥炉上熏烤晾干。所用的燃料正是稻草，它把皮熏成黄色，代价实在可叹。在他们制造业初兴的这个时代，中国人并不打算容许染料、化学品、废弃物与污水排进溪河——这些水从源头到海，要一遍又一遍地用来灌溉、用来饮用。

中国的草席主要出自广州以西西江一带的口岸。所用的淡水草有些是施过肥的，如东莞、连滩等处，为的是长得粗壮有光泽。草趁青时割下剖开，日头一晒，条子自会收圆。如今用的是德国的苯胺染料，比起旧日中国那有名的天然染料，成品实在可怜。不过染红仍旧是把菲律宾的红木煮出颜色来。织机是简单的手织机，摆在寻常人家的陋室里。席子晾干后还要架在炭火上烘一烘。出货的季节在秋天。大宗的席子用草打成捆，由帆船与轮船从沿江各口运到香港，存进货栈，等候横渡太平洋或取道苏伊士的轮船，或是美孚洋行的货船与帆船。运价极低，由帆船把价钱定住，因此这桩买卖除了美洲或欧洲的中间商，谁要赚钱都非靠数量不可。该给种草的农人更好的染料，更好的织机与花样想来也快要传到他们手里了。这种地衣从经济上看、尤其从卫生上看，本该愈来愈受欢迎，因为它不藏蠹虫，也不藏病菌，收拾起来又便当；从撙节物力上看，它若用得更广，羊毛便可省下来做衣服。爱洁净的日本人就瞧不起我们用那种钉死不动、不合卫生的羊毛地毯。草的种子同稻一样，秋天播在避风的地方，年初移栽，田里放水灌溉。在那极粗陋的织机上，两个男人或女人要四天才织得一卷。

农人是王。那些了不起的旧官道宽八英尺，当年在山里开凿，花费极大，如今他也照样下手，在其中一段上铺了土，种起自己的谷子。旧日大宅里镶着大理石的荷花池，他填平了撒下稻种；禾穗就在荒废宫室的窗下摇曳，而那些屋主多半早已在遥远的北京跪成一排，低下头去，让大刀落下——为的是他们的见解，而不是什么罪行，那还是满清的年月。

姜在中国种得极广，既作烹调之用，也当药用。用糖渍过，便是举世闻名的美味蜜饯。中国人爱吃浓糖浆浸着的。这一种百合科的植物长到约两英尺高，根极沉，要养在泥里常常灌溉。凡它生长的田野，空气中便留着它的香气，这样的作物是不多的。南方广大诸省，将来的果酱业大有可为。爪哇、菲律宾、台湾的糖都在近旁，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又有极好的柚、柠檬与柑橘园。村中一族人把那看去并不分界的田地当作公有来耕种，因此收获将近时，田间与晒谷场上都得派人看守。用竹搭起一座台，看守的人带着锣爬上去。四野既无篱笆，树也少，看守的人极目望得很远，足以吓住私下结伙的人和别村来的游荡者，不让他们忽然来抢。满洲已被认定是种甜菜的理想之地，黑土所产的含糖量为世界之冠。制糖业是那三个极富庶的省份在农业财富上极要紧的一项新增，它们注定要帮着养活工业化的美国。一九一一年，从爪哇与美洲归国的华侨在福建、浙江两省大规模种起棉花，指望上海、杭州、武昌的新纱厂来收，货则由帆船、轮船与新筑的沿海铁路运出。中国人把大城市附近那些精耕的田地估到每英亩合金洋四十五元的价。

英属香港首开造林的先例。德国人接着在山东胶州沿铁路线种下洋槐、冷杉、白蜡、落叶松、胡桃与橡树。日本人在南满照办，中国自己也于一九〇八年在奉天设了林业学堂，其后又在甘肃设立。若想让黄河、汉水、长江、淮河诸流域从此免于可怕的水灾与随之而来的饥荒，在大江大河的源头拦住冰雪与雨水，是绝对不可少的。樟树是中国自己的树，台湾、福建与南方各省尤多。锡兰、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牙买加、马来、意大利与德属东非都已成功地引种此树，将来可帮着供应世上工艺与实业日增的需要——这是合成樟脑做不到的，因为美国南方的松林已被砍伐殆尽，而必需的松节油正出在那里。樟脑可从树的任何一部分蒸出来，连枯叶也行；有些主张撙节物力的林学家，尤其是美国人与德国人，正倡议在全世界只用落叶、落枝与修下的枝条来提炼。从前制樟脑，是把树斫成碎片，在密闭的器皿里用水处理，挥发的樟脑凝结在蒸馏器顶上填的稻草里。所得之物再用玻璃曲颈瓶加石灰升华提纯。

多年来我一直在写：中国人是天生的幽默家。他们树艺家的幽默，在把树与竹弄矮弄弯的手艺上人所共知。广州花地等处园中那一对对弯成同样弧度的竹子很有名。另有一种别致的做法：把树干剖开，长成一座活的拱门。趁树还小，把它连根掘起，顺着干剖开，再栽在通往祠庙的路上。树干长得分开了，路便从拱下穿过。北京皇城北墙的荫蔽下，就有几株有名的老柏是这样剖开的。这幽默家像是在说：「瞧，造物的神拿他那些古怪的出产，笑话人对宗教的想法呢！」农人和他的孩子也是幽默家。他们在大路上遇见你便笑起来，因为赶去上市的猪与鹅脚上都穿着小小的草鞋，骑去交易的水牛也穿着草鞋，他们自己倒赤着脚——还特意指给你看这滑稽的不相称！

产自满洲科布多谷地、北纬五十度一带的哈根贝克雉极为漂亮，是所有雉类中能住得最靠北的，因此挨得住我们的冬天。它个头大，也可食。蒙古雉已在英国赫特福德郡罗斯柴尔德家的庄园里驯化。满洲的马鸡沉实可食，但不像别的雉那样野、那样活跃，不宜于猎场，因此最合中国禽贩之用。在中国，各俱乐部与旅馆里雉是相当便宜的一道菜，香港那些立了约的洋行小职员因此天天像王公一样吃着野味，自己也觉得意外——这在本国可是东家才舍得留到圣诞晚餐上的珍馐呢！当地的谚语有几句是这样的：

「不论溪水在哪里，海总在唤它。」

「霜和冰也是水做的，却不像雨露那样能生养万物。」

「星星之火虽小，能烧掉一千家的田。」

「莫拿眼泪去浇着火的田，快跑去取水。」

「一颗坏豆坏一筐。」

「夏天清晨下雨，这一天要晴；日中下雨，雨就下得长。」

第二十九章中国的建筑与艺术

「那昔日希腊的光荣，那昔日罗马的宏伟」，正由不知疲倦的考古建筑家一尺一尺地掘出来，呈在惊奇的世人眼前。中国也有几处广大的废墟，见得出一朝一代同那毁灭者——时间的利齿——作最后挣扎的情形。陕西省西安附近，有那位修筑长城者的陵墓、阙门与宫殿的遗址。蒙古库伦西南、鄂尔浑河左岸，是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回鹘帝国的废墟。这些蒙古人先奉佛教，继而奉景教，后来又奉伊斯兰教；他们的先人参与过那几场可怕的侵欧之役，正是那些战役使俄罗斯有了四分之一的亚洲血统。乌伊法尔维、硕特与汤姆森教授都写过论这个民族的书，海克尔与拉德洛夫于一八九〇至九一年勘察过那片废墟。同一条河的右岸，东南十五英里，在戈壁沙漠的边上，是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的废墟；此国由窝阔台汗建于公元一二三四年，其最伟大的征服者忽必烈汗——马可·波罗写过他——席卷了全中国与突厥斯坦。若不是一场恰巧的风暴毁了他的舰队，日本也要被他席卷了。

金边西北一百五十英里，在无人的热带丛林里，是高棉王朝的废墟——这王朝自八世纪至十二世纪统治柬埔寨。当麦西亚、诺森布里亚与威塞克斯的早期酋长还在我们太古的英格兰的木屋里瑟瑟发抖时，这些华丽的宫殿已为奢靡的东方君王建起来了。废墟在大湖之北的吴哥。吴哥窟的正殿立在一圈围墙之内，保存得极好，是世上最奇妙的建筑奇观之一。它的形制像一座开阔的中国庙宇，只是入口之上另有一百八十英尺高的壮丽宝塔。建筑是印度支那式的。雕镂与塑像极多，回廊与柱子都很精美，当年是施过彩的。北去五英里，另有一处围墙的废墟，墙高三十英尺，围住方圆两英里的地面，墙上开着五座华美的门。这些废墟孤零零地立在月光里，无人认领，也无人居住。偶尔漫游到此的几个暹罗人、掸人或安南人，都要拜倒在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密林里满是虫豸、爬虫与野兽，若不是它们，这里的寂静便是太初的寂静了。皮埃尔·洛蒂新近去过那废墟，他从西贡沿湄公河上溯到金边，再用象与牛走一百五十英里到大湖，划船渡了过去。他那本《吴哥的朝圣者》尚无译本，一九一二年由巴黎的卡尔曼—莱维书局出了法文版。论此题的法国作者还有德拉波特（《柬埔寨纪行》）、富尔内罗（《吴哥遗址》）与蒂桑迪耶（《柬埔寨—爪哇》）。

吴哥以北二百英里的呵叻，还有高棉的遗址。中国其余的古废墟与陵寝，则有北京之北南口关与南京的明陵、奉天与北京西北的清陵，以及杭州的宋陵。吴国的季札公子死于公元前五三〇年，其墓上的碑铭出于孔子之手，今日仍可看见，就横在英国人新筑的铁路与大运河之间，在江苏南部常州以东二十英里处。晋国的法律刻于公元前五一三年，是刻在铁上的，但至今未在任何墓中或墙上寻获。零星的塔的残迹与古老的城垣遍布这片土地，如同星尘遍布天空。法令、风俗、历史以及礼的叙述，都镌在三足的铜器上。这些器皿连同祖宗的神主，一代一代传给诸侯，作为王权的凭信。今日江苏镇江附近的金山岛上，一座庙里就存着这样一件周代的三足铜器，年代是公元前八一二年——大约正当耶罗波安从以色列手中夺回大马士革之时。孔子十二岁、已深究历史的时候，老居鲁士已攻下古巴比伦，建立了波斯帝国。很可能夏、商、周的古王（自公元前二二〇〇年以下）也像同时的埃及人与巴比伦人一样，把记事留在砖版上；只是那些砖版是用今日陕西、山西一带松散多纤维的黄土做的，不久就碎了。几百年之后就不同了：中国的君王南行既远，便用更好的陶工，去用今日江西一带黏性更强的泥土。今日陕西一带的夏王在位之时，加利福尼亚那些巨大的红杉还是四千零一十年前的幼苗。

中国的青铜可上溯到周朝（公元前一一二〇年），正是这一朝定下了祭祀与祖先崇拜之制；另有少数几件庄严朴素的青铜三足器、太古的怪兽与祭器，年代可到商代，公元前一八〇〇年。这些三足器同荷马在《伊利亚特》第九卷里所描写的（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很相像。最古的青铜器自然是高贵而素朴的，佛教那种较温暖、较富丽的艺术是很晚才进来的，它带来了人物、花卉与香炉这些新东西。纽约的自然史博物馆藏有周代旧日明器青铜的珍贵一批，帕克教授那部阐发孔子时代的名著曾提到它。藏品中有铜的瓶、爵、香炉、镜、版、篮与钟，有些还嵌着东西，年代上溯至公元前一八〇〇年。中国的形制是执著不变的，纹饰则是不断推陈的。我们看这些青铜时，应当想到铸它们的人与荷马同世。最古的坟墓在突厥斯坦、甘肃与陕西，正沿着太古人自伊甸沿塔里木河岸迁徙而来的那条路。我在几篇文章里举过古希腊与古中国图案相似的例子。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在特洛伊城下扎营的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也在图案中用龙，并把它看作朱庇特降下的神兆。说到人类学上的风俗，蒲柏叙及，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列阵于特洛伊城下、属欧卑亚一支的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剃去前额的头发，却任脑后的头发长长地留着，正同今日的满人一样。

上海徐家汇花园里新立的李鸿章铜像很不寻常，标志着中国纪念之制的一个新时代——从前立的是牌坊与碑。诚然，佛与孔子的写意塑像很多，广州五百罗汉堂里还有一尊马可·波罗像，但那些与其说是塑像，不如说是偶像。在西藏，他们立起方形的刻石，顶上三幅刻着佛的形象，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佛。碑上覆一带角的顶，中间还有一座小塔。这些格外匀称的碑，立在山口一带的高处。佛教徒又把巨大的佛像凿进崖壁，以灌木为发，以草为眉。其中著名的有四川嘉定与荣县的摩崖大佛。古洞与石窟寺一般都在这些造像的近旁。

四川的桥墩上，尽头处安一条石龙，龙头朝着上游，龙尾则越过桥身指向下游。比例极美，看去令人愉快。全国最有名、最美的驼背桥在长江三峡口上的万县。石阶沿着拱背而上，拱上戴着一所漂亮的青灰泥小屋。那屋子供人歇脚，也作饭铺。这些桥见得出中国人对工程之学懂得多少，也见得出他们是好石匠。四川岷江沿岸的洞里，发现过陶棺，年代在基督纪元以前，可见周代早期的中国人并非把中国的全副文明都带了来，而是在土著中间找到了许多技艺。甘肃省那一角的绿洲之城宁夏，有一座别致的塔：北方的那种不苟言笑，把十层上翘的檐廊削成了几道棱，十一层楼一概只盖一顶头巾似的顶。每层开罗马式的窗，只有顶层是圆窗。这建筑显出伊斯兰对这些佛教徒的影响；它与同省凉州的那一座，在这个飞檐上翘、雕屏玲珑、廊庑外挑、处处华饰的国度里，实在是绝无仅有。中国人从不筑篱笆，满洲的满人却造一种古怪的栅栏，用一根根交叉的木十字，一端插进土里。大运河全线曾有几千座美丽的大理石桥跨过，都是宋代修的。其中许多还在，拱势昂然，栏杆、雕镂与桥基都极美。长江上游的叙府有一座庙，可称道的不是它的大小，而是廊与顶的比例：檐口远远探出墙外，又极猛地向上卷起。庙前有石阶自大江边攀山而上。墙也有可观，上头有嵌板、横饰带与栏杆；但屋顶的设计才是艺术上的凯旋，只有龙华寺可与之比肩——我那本《中国人》的卷首插图，照的就是龙华寺。新的中国建筑正该把这种大开大合、慷慨舒展的曲线用在屋顶与廊庑之上，爱护旧中国的人都在恳切地这样劝告。

直隶省许多较穷的茅屋，是把泥浆浇在高粱秆的骨架上筑成的。有时在泥顶里嵌上瓦，那顶极沉，雨季里常塌下来压住住户。江苏省则用芦苇苫顶。改良的法子自然时常有人想，他们试着把烧过的石灰与石头掺进泥里，做成一种水泥或「三合土」。可是极穷的人，实在是像狐狸一样住在泥穴里，无论那泥是筑成一间屋，还是在陕西、山西的黄土山坡上掏成一个洞。满洲与直隶北部的建筑风格严峻而有力，却自有其朴素之美。山海关不远处的一座佛寺便是好例。一圈素净的砖与灰泥的墙，高与屋檐齐，围住院落，墙上只开一道城堡式的门，门洞是罗马式的圆拱。堡与寺的瓦顶只微微上翘。几株高松只在近顶处才分枝，像造化的旗帜一般矗在寺上；而这寺，与北方人清苦的生活和房舍正相称。通体的比例高贵而素净，处处合于这一带那道严峻的长城所施与的建筑影响。

一九〇八年各国在爱丁堡开传教大会，中国人曾恳请保全他们的建筑。英国人有眼光，把北京的公使馆设在一座中国王府里，这一点怎样称赞都不为过。许多教会、每一家外国商行、几乎每一所外国学堂、政府自己的新屋，连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以及几乎每一处外国使馆，住的都是一种带回廊的、蹩脚改头换面的文艺复兴式房子。这风气来自新加坡与香港，不过香港靠着有山可以层层筑台，倒从这风格里得了几分景致。通风与采光都差；屋顶丑得很。有一位外国建筑师，他的灵魂是永远出不了坏建筑师的炼狱了：他给河南咨议局在开封设计了一座会堂，大体是摩尔式，顶是罗马式的穹窿，券是哥特式的，屏则是中国式的。日本人不把他们自己那些美丽的房子——比如法隆寺那座无与伦比的塔与寺院、药师寺塔、日光的家康神社这些瑰宝——带到中国来，也不肯摹仿或采用中国那成千上万件珍品里的任何一件。他们常盖上海日本领事馆那样笨重、丑陋、阴暗的文艺复兴式房子，花钱不少，却代表不了什么。

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美国圣公会所办）作了一个值得称道的让步，给它那些贵重的西式楼房加了中国式的屋顶。檐口略带中国式的上翘，只是裙板、屋脊、柱子、重檐以及这儿那儿的塔尖上，中国的装饰还嫌少。然而美国在体恤中国这件事上几乎向来居先，这里总算给保存中国无双的建筑与艺术开了个头。贵州省城贵阳，法国人建了一座很可观的宝塔式教堂，向中国的法度让了一步：入口作五层的塔，后面的立面则做成五重顶的牌坊。出于同一个意思，英国建筑师在曼谷那座造价高昂的文艺复兴式「觐见殿」上，加了三座华丽的缅甸式塔尖。希腊所代表的是素朴与线条，中国所代表的是丰富、曲线与色彩。倘若如济慈所说，「美的事物是永恒的欢愉」，那么她就不该死去。罗斯金在他对艺术之都爱丁堡所作的名讲里坚持说，一座建筑最要紧的特征是屋顶，那里的装饰应当丰富，如同女子的头发或帽子，是她「荣耀的冠冕」。这条道理，他或许是间接从中国人那里取来的；中国人自那埋没的千百年来，对它始终不曾有过偏离。美国长老会的《大会先驱》一九一二年一月号第二十七页，印有一件近世中国建筑的珍品。那是一位本地长老凭他朴素而美好的信心造起的一座礼拜堂。入口两侧各有一方富丽的瓦花格，衬破了素净的墙面。檐下另有一道美丽的花格，也衬破了平板的墙面。门上是一重厚厚的瓦檐，两端照例向上翘起。瓦顶作尖顶，檐口本可以照中国那美好而独特的样式翘得再高些。檐下的裙板雕得极精。中国人若受到鼓励去发展他们的建筑，便可见他们对美依旧有着强健而丰厚的把握。

店铺、庙宇与人家都不惯把古玩、绸缎之类陈列出来。那些东西一概用纸包好，收在箱里柜里。有相熟的客人来了，便有一番热闹的场面：珍藏一件件解开，露在赞叹的眼前。中国历来有宫廷画师，慈禧太后一朝著名的一位是李世倬。他信人生当有欢乐，把面容中较有人情的一面发挥了出来。他画精美的衣裳、细致的刺绣与华贵的器具，可称能手。人像画不多见，但长江各省还看得到一些，是水彩，画在屏风上。伶人手里执一根极大的竹片或象牙笏，上面刻着或写着他能演的戏目。设宴的主人便从中点出要给客人演的戏。中国人造一种硬的墙纸，同我们所谓「林克鲁斯塔·沃尔顿」相仿，我们用在客车与轮船餐厅的墙上。模子是硬木的，上面把清晰的花样仔细凿成浮雕。把吸墨纸似的竹纸浆料捶打在模子上，取下来晒干，再上一道胶矾，然后添上花样，最后用宁波或四川的漆树籽漆髹饰。这种纸不怕潮，在这样湿的气候里是极要紧的长处。

香港皇后大道上的中国人给我做过两只竹箱，跟我走遍了世界一圈，还结实得可以再走几圈。它们有五样要紧的好处：有弹性、轻、结实、耐潮，买价与运费又便宜。旅行家与探险家总抱怨超重行李的费用几乎抵得上自己的船票。这个难题，了不起的中国人用这样的箱子解决了。骨架是坚韧的竹，外面缠一层坚韧的藤与竹的壳，里面衬上焊好的锌皮，外面再蒙结实的帆布；就上述那五样要紧之处而论，铁箱与皮箱都比不了。旅行的人哪，到中国人那里去，你就长了见识！天津用的椅子许多是穹顶的，带古怪的鳞纹与圆钮，因此式样上与其说是中国的，不如说是缅甸的。香港的椅子则一概是平顶。玉有绿的、粉的、水晶色的，都留着一层脂膏似的光。不过埋在墓中作明器的玉，会染上一层褐色的烟晕，博物馆整理藏品时应当把这一点分别开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毕晓普美玉藏品与彼得斯古墓玉藏品，名满天下，实至名归。

典型的中国地毯，是美丽的杏黄底子上缀着蓝色的团花。也常织浓褐与金色的毯，织造的中心在天津、南京、杭州、广州等处。最便于看到样品的地方是各大博物馆。中国用黄毯配红瓦地，褐毯则常配蓝瓦地，所以要想得着真正的中国整体气韵，须得用一种有颜色的粗布与毯子相配。有些批评家把黄毯铺在黄地上，就急急断言中国毯子刺眼！中国的毯子一般是为庙宇、皇家与总督的衙署、大官的衙门以及会馆织的，从花样上往往看得出来。今日还有明代汉家君王在位时——十五世纪——所织的毯子。另有些出自十七、十八世纪的康熙与乾隆两朝。五英尺乘八英尺或略大些的庙毯，出自佛寺。底色不出所料是橙色，饰以云、水、佛或其母观音的形象，以及十二生肖。满洲皇家的毯子用满洲的龙。每一条毯子都略有不同，因为织工只凭眼睛去看头顶上挂着的那张样子。

中国的瓷器珍藏几乎已被掏空。一八六〇年沃尔斯利勋爵所率的英法联军毁了咸丰皇帝在北京附近的圆明园与别的宫苑。一九〇〇年的联军中，有些劫掠了北京城本身。满人在一九一一至一二年的革命中把北京、奉天与热河宫中的珍宝卖了。北京的罗马教主樊国梁先生毕生所聚的收藏，一九一二年在纽约出售。一八五四年的太平天国之乱把产瓷的江西省扫荡一空；一九一一至一二年革命之后的困厄与一九一〇、一九一一、一九一二三年的水灾，又把长江与淮河各省藏起来的珍宝送上了拍卖台。景德镇窑上的匠人如今要找他的样本，只好求之于西洋的博物馆：嵌宝石的掐丝与錾胎珐琅；纯净得无可仿效的郎窑黄与郎窑红单色釉；古月轩的透明玻璃；康熙的梅花瓶、姜罐与桃花瓶，有圆有方；雍正的山水瓶与鱼藻瓶；明代御窑那些火焰似的罐；雍正、乾隆两朝的蛋壳、粉彩、绿彩、牡丹、团花、龙、狮的瓶与盘；康熙一朝（十七世纪）那种欢愉而精工的瓷器；十世纪那种粗犷、强健、严峻的作品；昂首阔步的骆驼、咧嘴而笑的狮鹫、神气十足的马；明代那种秀雅柔和之作；十六世纪方形的、满布花卉的黄绿瓶；十七世纪鼓腹的瓶，蓝地上施绿彩，美得如同祖母绿与紫水晶相和；还有在无价的瓷器上走动的可怕的神与滑稽的人。为换取政治上的自由，中国竟要失掉她艺术的灵魂，这代价可不算轻。日本较为幸运，从不曾付过这样的代价，虽说比起广大中国那丰厚辉煌的珍藏，她本来可失的艺术与建筑就不多。戈勒与布莱克两位先生编过一部了不起的中国瓷器图录，附二百五十四幅华美的彩色图版，一九一二年由伦敦的夸里奇书局出版。

为着——哪怕已经这样迟了——把中国的艺术从外国人手里救下来，香港热心公益的谢缵泰先生（他自己也是收藏家）提议设立国立博物馆，至少把中国那些以形神、色彩、谐趣与爱自然见长的绘画保存下来。最著名的画派在宋、元、明三代，而谢先生打算捐出来襄助此事的收藏，还包括许多别的画派。起初不如先在香港与上海设馆，其后再及北京、南京、汉口等处。有些画家的名字，可以在巴列奥略的《中国艺术》、欧文·琼斯的《中国纹饰》、波尔的《中国风土事物记》以及费诺罗萨的《中国艺术的诸时代》里查到。

中国庙宇与人家的家具是柚木做的。此木不产于中国，而产于暹罗、爪哇、锡兰与菲律宾，主要的来源是暹罗北部的林带。这树长在高地上。先剥皮或环剥，任它枯死；过两年再伐倒——这样一晾，小枝枯尽，油脂也养足了，木材那种非凡的耐久正得力于此。政府不许砍伐周长不足六英尺半的树。尤其广州的中国人爱就它浓艳的红色雕镂，也把它染成乌黑。在东方，它还有一样叫人中意的好处：不怕白蚁。香港会所那座宫殿似的房子里，木作与家具都是柚木；香港、广州、上海、马尼拉与旧金山许多宫殿似的宅第、公共建筑与游艇，如今也都用它。木虽坚硬，中国人却似乎宁可手锯，连在香港也如此。他们把巨大的原木竖起，一人在木下做活，一人站在木上，锯齿是反方向的，木屑便往上带，为的是保住底下那人的眼睛。木中天然的油使钉进去的钉与螺栓不生锈，因此用作船的包板极可贵。这是已知最耐久的木材。香港西环与对岸九龙的柚木桩堆，是一处奇观。那些巨材要用水牛拖上来。

中国有句谚语：「马要快，好首饰匠要慢。」德国那用机器冲压的首饰匠还没有带着机器来到东方，虽说他的出品连中国的字形带扣都摹仿。他们还有一句诙谐的谚语：「他自以为画的是一只虎，却只有一条狗冲着那画像摇尾巴。」中国货与德国货的关系，大致就是如此。无论你在哪里买，记住：匠人只能把他的魂魄与品味放进亲手做成的东西里。

第三十章社会学上的中国

当美洲尚未被发现、欧洲大半还是猎人部落栖居的森林之时，中国在社会之学上已占了先进的地位。她长久以来是世上最清明、最勇敢的经济思想者，连德国也有意无意地摹仿过她；数千年来，她在政务的任用上一直行着一套彻底的文官之制。因此，一九一一至一二年革命的组织者、共和的中国第一任大总统、这个民族里首屈一指的经济思想家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二年四月五日作如下宣告，并不足怪：「政治革命我已告成，如今要着手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社会革命。清帝退位不过是更大发展的开端，民国今后的方针将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去。我极服膺亨利·乔治，他的主张在中国这片处女之地是行得通的；在欧洲或美国则行不通，那里的金钱操在资本家手中。新的共和政府已完全同意我即刻开始宣传，使铁路、矿产以及同类的实业归政府掌握。将采行单一税之制，并尽可能地实行自由贸易。」

孔子的时代——那是有胆识的政治家辈出的年代——秦国的大臣商鞅说过：「欲平一国之势，去贫者危险的怨气，莫如重课有特权者之税。」凡我们在美国、英国与德国自称为社会学、经济学、商业、赋税与关税之公式的近代发现，中国人都早已有之；他们的取向始终是自由贸易、抑制垄断、给寻常人以机会——一国的分量原在寻常人而不在特权者身上——以及同样的罪过，对富人的惩罚要重于穷人，因为饥饿与求生并不驱使富人去犯罪。按古时的刑律，乡老若不迫使一切可耕之地都种起来，便要受笞刑；这不单是为着国家收税，也是为着免于饥荒。中国人管子早在公元前一百年就写道：「富人车上多套一匹马，穷人就多一个要走路的。」

「富人的房屋愈是广大华美，穷人的房屋就愈是狭小可怜。」

「富人席上的珍馐愈多，落到只吃白饭的人就愈多。」

「无论如何，政府应当使人人都得着生活所必需的一切。」

最后这一句，堪与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那句不朽的警语并列。

别的著名的经济论者还有钱哲与梁荐；但要论切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念与迫切的需要，凌驾众人之上的是公元一〇六九年的王安石——宋朝一位罗斯福式的政治家，那时的都城就是今日的开封。请记住，这位既是政治家又是著作家的人写下这些的时候，征服者威廉正把英格兰套上封建的轭，而封建是仇视自由之理的。王安石所教的，约略如下：

一、政府的第一要务，是使小民丰足而得以喘息。

二、国家应把一切要紧的资源收归己有，成为商业、工业与运输中主要的、发号施令的雇主，以免做工的人被垄断的富户碾入尘土。

三、由官府的衙门议定本地粮食与货物的价钱。

四、赋税尽由富人出；小自耕者只要仍旧是小的，便一文不纳。

五、养老之给。

六、由国家保证工人有工可做。

七、由国家授田、发种、指点播种，使富人无从囤积粮食，穷人也不致缺粮。

八、除尽放高利贷的人。

九、没收大宗的、以不法手段得来的产业；也就是说，要有追溯既往之法与归还之制，而不是「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从前犯罪得来的尽可留着」。

孔子的那位鲍斯威尔在《大学》里写道：「治国者若只想着为自己一身聚敛财货，必定招来邪僻之人，而国家实则由这些邪僻之人来治。这些不肖之臣秉政，将招来上天的责罚，也激起受害之民的报复。有幸治国的人，其财富当是公义与公平，而且不止是嘴上说公义与公平。」这难道不是极高明的治国之道么——纵然它写于基督纪元很久以前的中国？

中国爱好和平之心，老子（公元前六〇四年）以这样的话精彩地教了出来：「最不光彩的和平，也胜过战争最辉煌的成功。最灿烂的胜利，不过是一场大火发出的光。」古人说：「不要给征服者行葬礼的荣典；要用眼泪与哭声迎他们，以记他们所造的杀戮；并让他们胜利的纪念碑四周环着那些因他们而死的人的坟墓。」五十三年之后，务实的政治家孔子曾以这样的话与这种哲学相抗，却未奏效：「以辞令折冲者，须常有武力为之后盾」——这便是铁拳与好言了！中国的封建之制到公元前二五〇年、长城的营造者秦始皇帝在位时开始动摇；公元六〇〇年的科举给了它致命的一击。日本不容有民主的考试来取官，封建之制连同它的尚武之风在那里一直延续到一八六九年这样晚的年代，是世上存续最久的，因为在英格兰它早已在八百年前死去了。旧中国那有名的科举与文官之制，其功效就是这样有益。

论社会之理，写得最精彩的一句箴言是中国的：

「金以火试，

人以金试。」

说到困厄，孟子自己在公元前三一五年写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中国是最早设立物价之局的国家，如今美国各政党都主张设这样的机关以对付垄断，直到真正的竞争能够重新建立起来。盐的产制是政府的专利。商人须向官府买盐，在指定的地面、按指定的价钱、卖指定的分量。政府所规定的公道在于：商人不得掺假，不得取不合理的利。若制盐的成本高，得利的是百姓，因为政府就不必从别的名目上重征赋税。这样，一群游手的中间商无从攫取巨利，私人的垄断者也无从把整个民族置于经济的奴役之下。这便是中国人的道理。川东许多地方，家家田里都有一口小盐井，上有竹制的车轮，由人踩动。盐按定价卖给官府，每磅约合二分半。中国人说：「你们的托拉斯如今为什么要合并呢？欧洲分成许多国，靠着各样野心互相竞争，才显得明亮而进取。美国的托拉斯把样样东西都并成一个，只会使天才、发明、自由与个性衰败下去。」

有一位中国的改革家，曾写信给一个既受贿又行贿的富人，想在他所把持的一项实业里谋一份事，还想把自己的一本书卖给这位富人。多年以后有人讥讽他，说他早年竟向一个后来被他抨击的人求职，改革家答道：「魔鬼作了王，把可以雇人做事的位子都篡了去；他虽是魔鬼，却欠我一份工做。人做工的权利与保有自由见解的权利都是不可让与的，政府在授出一项垄断时，卖不掉个人的这些权利；这些权利是永远压在那垄断上的留置权。」近年来，明达的市政善举也不是没有。我且举甘肃西陲黄河边上兰州城的一件事。一九一一年秋天，因夏天的水灾与随之而来的饥荒，大批的人成了这座城的负担。到八月底，城壕已经干了。官府便把这条壕加顶、隔断，做成许多屋子，收容了数百流离的人家。

中国在地方本位——也就是自治——上尤为专精。连慈善也照此办理。没有哪一省、哪一县、哪一城愿意让别处把公家的负担压到自己头上。且举个例说：你的中国通译带着妻子随你从厦门到了成都，通译死了。你若不把这妇人送回厦门，她便去投成都的厦门会馆。那会馆凑一笔钱，送她到重庆；重庆的厦门会馆再凑钱，托汉口的厦门会馆照料着送她。最后她总能回到厦门的亲人那里，想来也是十分欢喜的。寡妇在路上无人相扰；她守寡不改，不肯把自己卖去作填房、作婢、作娼，这份志节是极受敬重的。不过没有人会劝她留在成都，她自己也不愿意——在那里她是外乡人，找不着事做。倘若成都的妇人不幸流落在远远的厦门，这套办法便反过来行：厦门、福州、上海、汉口等处的成都会馆一站一站把她递回家乡，在那里她更容易找着活计、再嫁，或者名正言顺地由本乡供养。犯罪的人也照此办理。他被一路赶回本乡，本乡可以自择：或是公费把他养在牢里，或是用体罚叫他日子过得极难受，使他宁可安分度日而不肯为非。

乡里之人彼此多有亲戚之谊，因此凡族中人的祸患与罪行，都要宗族负责。犯人若犯了法，法律并不长久去纠缠这犯人，而是一举把他此后一生的管教交给宗族去办。如今有许多修订中国律例的议论，标榜的是美国那句格言：「罪在一身。」在这一条上，中国的律例并不需要修订。它替国家省下许多费用；论真正长久的感化，也更为有效。这是有史以来最合科学的感化之法，胜过把罪犯包出去做工、假释、以德报怨、劝善的丸药、赦免、废去囚衣的横条、说教、娇纵、恫吓、音乐疗法、开颅、宗教的劝勉、催眠疗法、送花、感伤以及狱中天使的探视等等！不要单打犯人，把犯人的六个兄长与堂表兄弟一并打了，因为他们的教训与看管必定是松懈了。他们从此再不肯为这浪子的疏失受苦！中国人说：「不要打你们的托拉斯，要打你们的选民！他们以后就会看住托拉斯不许越界，会去盯着那些特许状。」这样，罪便不在一身，而在一乡。我们是看守弟兄的人，若容他遭祸或为非，就得同他一起受苦。中国这套地方本位与共有共担的科学办法，改正与限制罪恶、贫穷与祸患，该有多快。

在中国通商的英国船，水手全用中国人。一九一一年八月英国码头工人罢工时，工人不肯搬用了中国人的那些船上的货。中国于是提出赔偿的要求，因为她的国民受了虐待；中国的会馆行帮也扬言，这些英国船回到东方装货时要给它们难堪。笔者在香港对这类情形略有经历，那里英国政府以强硬的手腕防着装卸工人的罢工蔓延。抵制之法在中国用得极多，值得专门研究，没有哪一国比这里用得更盛。当法律与外交或因软弱、或因贪贿而无能为力时，它是求得公道的有力武器。中国自然没有海军替外交撑腰。近年中国的抵制有这样几次：一九〇四年，广州与香港的商帮要声援中国对美国排华律的抗议，连同别的事由，下令抵制美货与美国船，美国的商务损失以百万计。一九〇八年，日本人在华南澳门为海盗卸运军火，又凭着强大的海军，迫使扣下走私轮船「辰丸」的中国官员把船交还。香港与广州的中国会馆于是抵制日本船，使东洋汽船会社损失以百万计的进项，一年的经营亏空三十万元。日本若不是怕美国依海约翰的「不分割中国」政策在海上支持中国的大局，多半会借这个由头再次对中国宣战。日本的损失有好几百万。一九一〇年，同一批中国会馆又抵制美国的贸易，以回敬旧金山天使岛上对中国人长久而所费不赀的羁留。

中国人的国际抵制，我们将愈来愈多地听到，也该研究这个问题。它们徘徊在公道的边界上，美国许多妇女团体也主张用它来对付垄断。它们将被人误解，将招来许多烦恼与麻烦。在讲宗族的中国人手里，它们是极厉害的武器。许多百万富翁的家业，其实就是抵制造出来的。譬如说，乙先生把持着甲铁路，甲铁路向来以乙铁路为货运的接线。乙先生想把乙铁路贱价买下，便把能转的货尽量转到丙铁路去；等乙铁路垮了，他再贱价把它的股票买进。然后他把甲路的货重新交给乙路，进项一涨，他的家业便成了，而这家业立刻由不追溯既往、不必归还的法律牢牢护住。在中国，抵制只由会馆行帮用于爱国之事。我们在美国与英国做买卖的人自然反对，因为我们吃了亏；但若用中国人的眼睛看，以世界经济的眼光看这件事，便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会馆行帮并不卑鄙自私，他们用抵制是一件极有力的外交武器。它不用一个兵、不用一发十三英寸的舷炮齐射，就折服了日本。共和革命最黑暗的时刻，伍廷芳与上海的议会以抵制相威胁，阻止了某些国家借款给帝制一方，这是那场革命中最精彩、最有力的一着。南方的大局实在是这样赢下来的，南京的攻克不过是随之而来的当然之事。日本、俄国以及别的国家，且当心着些，不论是在满洲、长江各省、山东、云南、四川或别的省份，还是在西藏、蒙古与突厥斯坦这些地方，都不要欺凌中国；在兵力、财政或外交的墙垣塌下来的时候，中国的会馆行帮连同他们的抵制，正是患难中靠得住的庇护。

下面是中国人论世道人情的一些谚语：

「链子结实到哪一步，看它最弱的一环；公司的品行高到哪一步，看它最坏的一位董事。」

「搬走石头，水流才平；除去冤屈，国家才安。」

「人人不能全然一致，面孔多，心思也多；十根指头长短不齐，却根根有用。」

「钱能遮住许多罪过。」

「火能烧穿一切，钱能通过一切。」

「洞钻得愈深，看见的天就愈小。」

「活着的穷人胜过死了的富人。」

「有人在百年的性命里受了千年的愁。」

「你自以为走对了路，问一声也不吃亏。」

「朽木上刻不出多少东西。」

「有的狗一心追兔子，看不见老虎在追它。」

「唯有理，才是长久的势。」

「愚人之中最愚的是守财奴：眼看快到地头了，他还背着担子把腰压断。」

「要因狗乱叫而打它，先想想你欠它主人的礼数。」

「要暮年长久，便得早些开始做老人。」

「财富能装点一堵墙，唯有德行能装点一个人。」

「天下的心只有一种话，人的舌头却有许多种话。」

「你富的时候，满天下都是你的本家；你穷的时候，连本家也不认得你。」

「该加工钱的人若不开口讨，就是懦夫。」

「过了桥就拆桥的行路人未免太小气，后头还有别的同路兄弟呢。」

「有钱可以像狮子一样吼，没钱只好像耗子一样吱。」

「有两个愚人：一个穷的时候只想着富的日子，一个富的时候从不想到穷的日子。」

「近处一个厚道的生人，胜过远处一个冷淡的亲戚。」

「悔过只有朝前看才有用。」

「责己要严，待人要宽。」

「同一件事，在朋友是实，在仇人是虚。」

「粗食最养人，正如粗毛最暖身。」

「争先只在行善上才算正当。」

「行善如吸烟，学起来难，戒起来也难。」

「珠玉在猪鼻上，财富在势利人手里。」

「给穷人一文钱的，比给富人添一笔家业的给得多。」

「从一无所有爬上来的人，摆的架子最大。」

「要去追根由，不要去打那结果。」

「莽撞的豪杰，不如一个胆小却明白自己要什么的人。」

「要想有个公道的东家，就替自己做事。」

「从前中国与世上的男子，兴味在书、在艺、在乐、在诗、在园圃；如今是新的时代，一心只在饭食与权势上——重物质就是进步么？」

「等仇人最好的地方是坟地的界上，他终究要从那里过。」

「桌上多一张嘴，锅里的饭就少一碗。」

「拿石头充面包给人，只能骗一回。」

「旧船满是钉子，老人满是阅历。」

第三十一章美国的兴趣之觉醒

从许多迹象中拣出近来的三桩，便足以看出美国对中国、对新中国的兴趣已然觉醒。鸵鸟把头埋进沙里，便断定看不见的世界并不存在；几百年来，我们的舞台也是这样，对西尼姆之地的戏剧一味视而不见。如今中国戏已不算稀罕了。其中有一出尤其值得一提。美国剧评界的老前辈威廉·温特谈到在纽约世纪剧院上演的《天之女》时说：「近六十年来美国演出过的重要大戏，我没有一出不曾看过；我以为《天之女》胜过我平生所见的同类作品。」利布勒公司称，为把这出戏搬上舞台，他们花去了十万美元。我在旧中国的那些梨园高朋读到这个数目，不知要惊讶成什么样子！同样一笔钱，他们敢答应在中国四千座城池里同时开演四千台戏！言归正传。全剧共八幕华美的布景，一应细节都是舞台监督专程赴北京与南京采风带回来的——故事也正发生在这两处。第一幕是一只张灯的官船在水上缓缓移动，衬着一支优美的男高音情歌。第二幕是北京宫中满洲皇帝的寝室。第三幕是南京明朝皇后的御园。这一幕景致可爱，台上有成群活的仙鹤与孔雀往来其间，愈显逼真。第四幕是南京明宫的正殿，把中国式的豪奢铺陈得富丽堂皇——旧日的皇家中国既已逝去，这样的景象我们是再也看不到了。第五幕在明朝皇后的亭台之外。第六幕与前几幕的绚烂恰成反照，以克雷格式的阴沉笔法画出南京的城堞，舞台监督把现代舞台艺术的全部本领都使了出来，造成惊心动魄的战争效果。第七幕在北京前门之外，刑场行刑，满人日常生活的种种，无不准确得令人屏息。第八幕是北京的满洲金殿。

再说情节与主旨。东方学家皮埃尔·洛蒂自然是懂中国的，他参加过解救北京之役；他那次独特的吴哥之行，我在本书别处已经讲过。与他合作的朱迪特·戈蒂耶懂得人心的炽烈——身为法国著名浪漫派诗人泰奥菲尔·戈蒂耶之女，本该如此。二人合力，在中国的背景里写出一个莎士比亚式的悲剧主题；然而肤色不论深浅，人心的搏动原是一样的。简言之，故事是这样的：一如三百年间的实情，剧中明满两族正在交兵。年轻貌美的明朝寡后与尚未娶亲的满洲皇帝，都被本党的党人拦着，不容他们去想一想这种同室操戈无异于民族自戕。满洲皇帝立意要做两件事：及时约束正在攻明的本国军队；并且改换装束，亲赴南京去向那位绝色的明朝皇后求婚。他不能以满洲皇帝的身份去求；他知道明后恨他这一族，恨得太有理由了。这位可敬的罗密欧得以进入明后的召见之殿，他那不同寻常的辞令与热力，竟不由分说地夺去了这位孤苦皇后的心。这样一来，他便赢得了只有凭爱情本身、别无凭借才赢得到的一份心许，往后尽可以等下去。其间，满洲皇帝的真实身份被识破，他却逃出了明宫。他的军队为一伙将领所把持，违背他的意旨击败了明人，杀死了明后所钟爱的幼子，毁其社稷，碎其心肠。明后为满洲军所俘，被押到北京满洲皇帝的宫中。在那里，皇帝以真面目相见，求两件事：一是让久悬未了的爱情结果，二是以两人的婚姻促成交战两族的和睦一统。在一场荷马式激情的可怖场面里，明后终于断定：两族之间流的血太多了，她不能只顾自己，去承受这份奉上的爱与荣。她看见明室先烈的魂影，由她钟爱的幼子领着走来；她便照东方人的方式——正如乃木大将之所为——决定随他们往幽冥之国去，此乃分内之责。那位心如烈火的满洲皇帝在旁看着，如中魔咒；他无法驳倒这华夏人的道理，尽管他个人的痛苦何其剧烈。他也必须甘心舍弃这份爱。明后让满洲皇帝挽着她，走上那专供皇家行走的中央御阶，走向人间最宽阔、最古老的宝座；有那么一刻，万籁俱寂，光华四射，她端坐在权力的位子上。她一族的魂影结成云气，一面走近，一面责备她。她请皇帝把她在南京赠予他的那颗珍珠还她——那时他隐姓埋名，是被接纳了的求婚者。他把珠子递过去，她忽地吞了下去。洛蒂与戈蒂耶的台词把激情——法国人所感受的那种激情——抻到了人所能忍的极限；而演员巴兹尔·吉尔以英吉利人的勇健演法，又为这份精致的痛楚添上一股狂飙般的力量，动人而令人信服。满洲皇帝终于明白，那久久无声的明后当真已死在宝座上了，他百感交集，猛击大殿上的巨钟，喝令鱼贯而入的满朝总督与廷臣「跪下叩头」；是的，他们纵是高傲的满人，到头来也终须礼拜一位明朝的皇后。我在前一部书《中国人》论葡萄牙人在华一章中曾指出，这样的场面于史有据：当年那位疯狂的国王堂·佩德罗，就曾把他那位因爱情而被仇人所害的美丽新娘伊内斯·德·卡斯特罗的遗体放上王座，逼着原本不肯的臣民向她朝拜。真爱的骄傲便是这样不死，纵在死亡奏凯的门前，也照旧睥睨命运。

巴兹尔·吉尔与薇奥拉·艾伦的演技，还用多说么。他演出一个勇敢、雄辩、有丈夫气的情人，念白在世纪剧院那高旷的穹顶下处处圆浑饱满。薇奥拉·艾伦饰明后，把情感戏的每一根弦都拨得炉火纯青，始终有灼人的烈焰，又始终有艺术的节制——唯其如此，最能逗出观者同情的眼泪。二人无论在言中还是言外，都把那一句高贵的箴言反复奏出：「为国捐躯，甘美而荣耀。」比起某些时兴戏码的无聊题旨，《天之女》是何等健全的一出戏。可惜准确的中国音乐用得太少，令人意犹未足；中国人自己演戏，用的音乐比这出戏多得多。那些戏装华美之极，前所未见，往后也见不到了，因为旧中国已经过去。利布勒公司排出这样准确、昂贵而有教益的一台戏，是做了一件公益的事——纵然演员们一再把「朝代」一词念错！凡治东方学的人都殷切地盼望公众及早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因为这样费钱的戏，制作人还能撑演多久实在难说。这般景象不会再有了；旧中国已经过去，却被《天之女》捉住，封存在了琥珀里。

在唤起美国人对新中国的兴趣这件事上，另有一位美国人尤其应当记一笔：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克拉克大学历史系的乔治·布莱克斯利教授。多年来他一手办起一个了不起的世界东方学大会，其影响借着会议录等等，正像一只金轮滚遍全球，四下放射出学识、谅解、利他之心，以及一种在东方推行的、进取的美国精神——照东方人自己的看法，这种精神是亲东方的，丝毫没有侵夺的意味。上一届大会上，各科专家作了三十六篇主要演说。

在结束这部长书之际，我想为中国进一言。美国应当立即承认新生的中华民国，不必等什么「欧洲协调」（也就是华盛顿所禁戒的那种「纠缠不清的同盟」）。一段时间以来，我与旁人一道推动着这样一场民间运动（我是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绝非受中国政府的雇用）：写信给报刊主笔、著作家和有影响的人物，在学术团体与公众集会上演说，并探询东方学者与东方人士的意见。在公开集会上，我发现美国民众的情绪是完全赞成的。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给前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详函；同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展望》周刊承蒙刊出一篇赞成的文章。《独立者》的主笔来信说，他们早就持赞成的态度。现从我收到的信件中摘引若干有代表性的意见如下：

「卡内基先生嘱我转告：他深信合众国必在最先承认她这个姊妹共和国之列。」《北美评论》那位坦直的主笔写道：「我们赞同您的看法：美国承认并援助新生的中华民国，时机已经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自百慕大热忱地写来：「请您放心，我对中国命运的关切是深切而持久的；您所提请我注意的承认问题，我必郑重而周详地加以考虑。」热心的纽约前财政司长、颇有影响的特洛伊《预算报》主笔阿瑟·麦克阿瑟上校写道：「敝报将继续刊登赞成此事的社论与消息，帮着把这场运动醒目地摆在民众眼前。」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电讯报》最为热心。这些不过是全国报刊所作所为的几个样本罢了。众议院议长钱普·克拉克阁下写信给我说：「就我个人而论，我以为中华民国理应得到承认；不过在本国，承认他国政府属于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是早已定局的事。」威廉·苏尔泽州长——那项在国会通过、向共和中国的新政体致贺的著名「苏尔泽决议案」之父——写道：「您尽可信赖我：为增进中华民国的福祉，我将一如既往，竭尽所能。」克拉克大学的布莱克斯利教授写来：「我要告诉您，您为促成早日承认中华民国所做的一切，我是何等感佩。您想过再发起一份请愿书么？我很愿意签名；哈佛大学的哈特教授也会签，大会上发言的人有四分之三都会签。」

自然，美国也有些「满人」和不冷不热的老底嘉式人物，并不赞成这场运动。在克拉克大学最近一次大会上，那些刚从东方归来的东方学者一致认为：正如蕞尔小国葡萄牙和南美洲那些共和国——其中有些寿命短得像飞蛾——都曾因得到承认而受益，中国也应当这样被扶一把。在中国各大学主事的美国人对我说：「我们全心全意赞成。」那些在美国受过教育、干练能事的中国官员，则热切地呼吁美国现在就承认，不必在这一点上等候「欧洲协调」。打赢了革命这几仗的南方共和派，其首任外交总长伍廷芳与外交次长王宠惠，自一九一二年一月第一次正式照会以来，一直在求美国的承认。一七七八年法国、西班牙等国承认了我们这个艰难挣扎的共和国，美国自始至终感念在心；中国几位当国的大臣对我说过，中国也会有同样的情分——只要承认不拖到中国自己强大得不再那么在乎的时候。有位官员一面说一面含笑，用的是极有力的土话：「您知道，叫化子最感激的，是他做叫化子时人家给的恩惠，不是他发了家以后给的。」难道我们是在等中国拿出让与权或专利权来作「对价」？还是在等将来某次选举把革命确认下来——好像打赢了的仗还不如一场选举更能坚实地表明决心似的，而选举里敌人还尽可以把是非搅浑。中国的高等教育几乎全由美国人主持。巴拿马运河即将把通商往来带到离美国东部与密西西比河各州很近的地方。国务卿约翰·海一九〇〇年致各国的照会，永久地坚持「中国领土完整」，实际上今日已使美国有承认民国之义。迟迟不予承认，其实是在鼓励某些列强漠视美国那条利他的「不瓜分中国」主张。我这里所指的，一部分就是中国突厥斯坦与蒙古若干地方的脱离——而后者之所以如此，多半是因廓索维慈先生迟至一九一二年十二月，还带着哥萨克前驱闯入这块藩属腹地的那次干涉性访问。

依我看来，按照华盛顿《告别辞》的精神与文字——那篇辞中明言美国人「应当把自己的政体推荐给各国，使之赞赏、亲近并加以采用」——慷慨地在共和之路上帮中国一把，只会给美国的利他之名增色。美国在贸易、教育与宗教影响上最大的拓展天地，就在新中国；而新起的进步的中国人，凭我与他们长久的交往，我敢担保，完全配得上我们毫无保留的钦敬与友谊。为说明在华美国教育界人士的一般意见，我抄录我的挚友、中国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博士的来信如下。上次水灾与饥荒中，为中国赈济募得四十三万美元，其后为中国人设立模范农场村落，这笔款项的稳健使用，都是文先生领头的。「您为促使美国早日承认民国所做的事，我极感兴趣。我是全心全意同情的。您信中所说也正合我意：不做中国朋友的人确实不少。凡是知道内情的，都会看出这班人对中国其实一点理由也举不出来；可是对不知情的人，他们讲得头头是道，煞有介事。且把中国经过一年革命与改革的进步，同我们自己的先辈创建美利坚共和国的努力比一比。入伍一年之后，华盛顿的兵士纷纷离他而去，各自回家。讲财政信用，当初那些殖民地压根儿没有。讲工商贸易，简直不值一提。讲作为共和政体根基的国民教育之普及，连一点端倪也难见到。至于把开矿与筑路当作承认的必要条件——当初那十三州连矿山与铁路是什么都不曾梦见过。我深信，中国人今日为共和政体所作的准备，比美国人一直到南北战争结束时的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其成功的指望也更大。为影响各方领袖、促成早日承认，您的计划无论要我怎样配合，我都乐于效力。您的办法处处高明，我衷心赞同。」

对南美各共和国等等，美国一般是在其政府成立一年之后予以承认。就中国而言，这一年早已过去了。中国的铁路交通不便，承认却不该拖到选举投票办得像机器一样齐整之时——说不定还得照「机器」的章法办呢！一七七八年法国、荷兰、瑞典、普鲁士与西班牙承认美国的时候，美国的选举投票又办得何等齐整呢？那时我们连首都都没有，因为敌人已把费城蹂躏了。中国倒有两个首都——一个在人心，一个在事实——南京与北京；只要外国人肯容她，她也愿意只要一个！美国何必再拖？「中国自古就有，也将永远存在。」不久她就会强大得不再在乎；可是美国此刻所做的事，她将永远记在心里，美国也将坐在离她感激之心最近的地方。想一想吧！一个四亿人的共和国，隔着日益变窄的太平洋与我们通商相与，头上是我们共同仰望的同一轮暖阳：东方与西方结成利他的兄弟之谊，为提升整个世界而努力。中国应当得到承认，欢欢喜喜地走她的路。不要自欺；新的中国人很懂得我们，凡是出于褊狭、刻薄或自私之心的耽延，他们都会记得清清楚楚。大的世运已在海外开启；愿美国与英国与之俱大——而这份伟大，有一部分正在于帮助中国伟大起来。有一位居于领袖地位的中国大臣，操我们的语言而辞采练达，我相信他有朝一日会做中国的总统，因为他有年纪、有才具、也有抱负；当他就这个大题目慷慨陈词时，他热切的眼里含着泪对我说：只要美国在这件关乎荣誉的事上站在中国一边，中国必将感激二字永远刻在心坎的最深处。中国的共和派官员说：拖延的借口无论是民国还须经选举检验，还是中国没有铁路、中国没有信用、中国没有「基督教科学」，以及诸如此类，这拖延都是在鼓励俄国蚕食，也在让他们自己的国人灰心——一个太平洋上的大共和国，竟不肯正式承认另一个；而后者是用自由所定的同一份可怕代价换来的：志士的圣血，在自由的祭坛上，由战刀奉为牺牲。

承认中国的运动在我们民众中日渐壮大，并不限于一个阶层。许多工商团体都表赞成。太平洋沿岸各商会通过决议，敦促从速采取赞成的行动。我们的全国商会也做了同样的事。佐治亚州的培根参议员新近在国会提出一项赞成早日承认的联合决议案。多位有代表性的大学校长写信给我，表示同情此举。兹引加利福尼亚州利兰·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博士来信一段如下：「您为承认一事所做的工作，我深表赞同；大多数美国人民都愿意中国的共和国得到合众国的正式承认，这份心愿我也深表赞同。」讲坛上有名望的演说家也加入了这场运动。兹引纽约市派克大道弥赛亚一位神教会牧师约翰·海恩斯·霍姆斯博士一封有代表性的来信如下：「您建议敝会与其他各会一同提请教友注意的几个中国问题，确乎切中时宜。我尤其关心第二项，即承认中国为姊妹共和国。我希望能在讲道中腾出地方，对这些事作明确的赞许。您为中国之被承认所做的出色工作，令我感佩。」

我这部书，理当以下面这封重要的来信作结——写信的是我昔日在香港的同乡孙中山博士：新中国的第一公民，中国改革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中国共和革命的领袖，在南京就任的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现任中国全国铁路与实业发展总办。这一段将载入史册的话，实在是四亿人的中华民国借着他们最伟大的英雄——这位信奉基督教的共和国缔造者、他们最有影响的官员与公民——向美国人民传达的一份半官方的口信。信中说：

「顷接大函，并承寄示报端访谈，力促美国从速承认中华民国，谨此致谢。敬复者：先生借访谈、著述等等，为中国的利益奔走此一运动，鄙人与同人深为感佩。深望先生为促成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国所作的努力，早日大获成功。」

凡了解美国人民的人都知道，对于这样一份重大的呼吁，他们的心是一致的：必将不再耽延地给出温暖而赞成的答复。能够帮着把孙中山博士的口信传达给美国，是这部书莫大的荣幸。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