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的重塑

一〔第一部·日本与新形势〕和平的到来

将近一年过去了。如今要重新考察这个失序的东方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若想找一个起点，莫过于先把那次和平到来时的前后情状弄个明白——那是一次为日本人所深恶痛绝的和平。弄明白它是有益的，因为它让人窥见一个素来沉默如坟墓的民族的真实心绪；弄明白它也是有用的，因为东方的若干事务虽然名义上在朴次茅斯定了局，久已定局的远东却并不认这个账。文明世界鼓掌称庆之时，更远的东方正在不安地骚动，而且在受影响最深的那一处——一时之间便是日本——竟至酿成了暴行。

从日本的这一头到那一头，和谈都被人以最敏锐、最明达的关切与忧虑注视着。诚然，在许多地方，昨天的电报，甚至前天的电报，已经足够满足日本乡间那个缓缓行进的世界——它占着真正的日本的四分之三还多——所愿意知道的一切。因为今天不知道的，明天必定会知道，一定会知道，断无例外；凡生到这世上来的日本人都懂得这一条，懂得了，便安安静静地点头，坦然受之。

然而，那个缓缓行进的日本，那乡间的四分之三，对和谈看似有几分迟钝，其实并非迟钝，不过是极有耐性罢了。它知道以东京为首的各大都会正把这桩注视的功夫做得停停当当，知道至少有三四座城市几乎在逐时逐刻地记录着和会的进程。有了这份把握，这个岛国世界的其余部分——它对外面那个更大的世界所知实在太少——便能安心等候，不致过分焦灼。何况说到底也只有两种可能，这一点日本政府自己也听任人家讲了无数遍，从不加以半点驳正：要么俄国接受日本的条件，要么战争继续下去。可能的就只有这两样，人人都已作好了准备，无论落到哪一样上。

到八月二十六日，全帝国的每一个日本人都已知道俄国的真实态度，并且清清楚楚地明白它意味着什么。俄国愿意退让的，仅仅是她战前那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姿态，并愿意用一纸庄严的条约把这退让记录下来；再多，她就不肯了。割让俄国的领土、支付赔款以及其他任何要紧的事项，都断无可议；倘若不顾沙皇的怒容而仍旧坚持这些要求，战争就只好一直打到两败俱伤、筋疲力尽的苦涩尽头。换句话说，俄国很愿意放弃那些从推行经过改订的喀西尼方案中得来的东西——那个方案，正是日本对华战争的重大结果之一。九年的冒险——正是这九年带来了旅顺的租借、满洲中部的铁路、对满洲本部的全面侵入以及朝鲜边界的崩坏——如今要照上述办法把石板一抹了事，算是赎了罪。立刻造出一个俄华帝国、并由此蚕食朝鲜的那场大梦，只好永远是一场梦了：这一点俄国全权代表是肯承认的，因为旅顺可耻的陷落、震动世界的奉天之战以及日本海上那场摧枯拉朽的海战，已经把这场梦猛地惊散。这些便是维特大臣爱说的所谓「既成事实」，此外他一概不肯去看。可是库页岛、赔款、限制俄国海军的实力、交还被扣留的军舰、以及交出横贯满洲的铁路从而把海参崴同西伯利亚割断（这最后一步意味着牺牲供给粮秣而又要紧的哈尔滨）——这些不但不是既成事实，而且在俄国人看来完全是另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不能同那场终于引出日本战争的「满洲冒险」直接挂上钩；它们属于从前的一类特殊「旧案」，与日本只有间接的牵连。于是俄国人的说法是：库页岛虽曾为日本所索取，若论历史的归属，其实该属满洲人；横贯满洲的铁路，即从贝加尔到乌苏里的那条线，是在喀西尼条约全部付诸实行的不可能已经显然之后，中国于中日战争之后公然而且自愿批准的；那些军舰不过代表着彼得大帝梦想中的大俄罗斯；海参崴是五十年代穆拉维约夫向太平洋推进的那股不可阻挡之势最早结出的实果之一；至于赔款，最后说来，那就不仅意味着俄国因她在亚洲大陆边缘的那番玩世不恭的举动而被狠狠打了手心，而且意味着她在一场消耗的大战里当真被打得屈膝求饶了。后面这一层，除非至少让天皇麾下勇武的士卒占了贝加尔以东的全部土地，硬逼着她低头，她是绝不肯公开承认的。

当然，八月二十六日，当日本民众举国上下说和谈将以彻底破裂告终的时候，以上这些大半是瞒着他们的。然而民众虽不能用脑子把这些道理说个明白，他们的心却几乎本能地都知道。他们的道理是：凡是人人都明白同中日战争那场灾难性的余波、同随后那套失败的日本外交直接相关的事项，俄国答应得都够快的。可是即便承认日本已经严重地打乱了俄国的扩张方案，俄国依旧乐于居高临下地对待这个东方帝国，高高在上地抛出一个安排——这安排对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只能是难以下咽的，因为它是一场小小的边境战争该有的了结，而不是这场打得如此惨烈的大冲突该有的了结。每一个日本人，单凭着心去判断，不但觉得朝鲜问题与辽东问题即使表面上得了解决，亚洲大陆东北一角的主宰权问题（远东和平的钥匙永远藏在这里）却不会得到永久的解决，而且觉得除非奇迹的时代重临，至多十年之内，一切都得从头再来一遍。

八月二十七日最后一次国务会议与御前会议开过之后——在今日的日本，凡关乎国家的大事，没有这样的会议便定不下来——人人都确信，除非俄国忽然改变看法，向不可避免者低头，和谈立刻就要破裂。全日本的男男女女听了这些传闻都很欢喜，因为和谈已经拖得够久，其间曲折离奇，人人都腻烦透了。国民们想，日本在战场上如此得手，却在会议厅里怯懦得出奇，威望正在飞快地丢掉。这时四处都传开了消息：已经不再是给俄国从容拿主意的时间问题了，将有一道最后通牒，期限至八月末为止。不料到了三十日下午，如同晴天一个霹雳，一张「号外」由报童们发狂似地四处抛散——他们身上挂着叮当乱响的铃铛，那铃声最足以招徕——上面宣布了惊人的消息：和会已在一切条款上达成完全的协议。这些号外被匆匆地成捆丢进火车里，把这要命的消息飞快送到京城近旁各处；别的地方，电话与电报早已急急地传着它们的口信了。那是一个非常的时刻，一生里未必能遇上第二回。

这意味着和平——立刻就到的和平——可是究竟是怎样一种和平呢，既然一切细节都秘而不宣？半官方的《国民新闻》发出一张号外，那出手的样子叫人觉得他们又一次在什么是心理上的火候这件事上费了不少心思，而这张号外很快就把最坏的担忧坐实了。朴次茅斯半官方地宣布：日本已经撤回赔款的要求以及其他惹人厌恶的主张，并且已经答应同俄国分领库页岛，以北纬五十度线为界。人们手里攥着这两张号外——报告和平的号外与加以解释的号外——坐在那里直喘气。元老与国务大臣们的会议全被人误会了，而政府把国民献上了和平的祭坛。这是千百万人开口说的头一句话。自从大隈伯爵因主张让外国法官坐进日本法庭而几乎遇刺以来，民情从未如此汹涌过。这消息不久便从各方面得到证实，其净结果是激起最深的惊骇与忧惧，不单在几个大都会里，而且在帝国的每一个村庄与聚落里。人们足足花了四十八个钟头才明白过来究竟做下了什么事：才明白远东的和平至多只恢复了那么几年；才明白不但库页岛没有到手——虽然它刚刚被刀剑与刺刀征服了——而且赔款也落了空；才明白日本，尚武之气还在她体内猛烈跳动、一心要把那个俄国大问题一举了断的日本，竟不得不像中日战争之后那样再退回去，心里不服，而且看得见那场角力还得重新打过。

对于这些多少个月来在千百样事情上苦苦撙节、又硬起心肠去承受损失的国民，这是一个可怕的发现。再说，一个角力手苦心孤诣地练成了本领，接连摔倒了一个又一个对手，一半的酬报已经到手，忽然被押他的人叫停，说是已经讲好把赌注撤掉、他只好拿这几场胜利的道义价值自慰——世上再没有别的事比这个更叫他光火了。当时人们大体上就是这样想的。

这普遍的惊愕如此之深，以致日本各报起初对和约条款不发任何社论，只把那干巴巴的消息登出来。它们仿佛也被打懵了。然而这是暴风雨前的沉静。九月一日，京城的报界开始指名攻击，从号称有三十万订户的商业报纸《时事新报》，到讨好吉原下流人物的下作小报《二六新报》，每一张纸的栏目里都把最刻毒的字眼加在政府的每一个成员头上。只有两家报纸自承对这次议成的和平感到满意，而它们的满意乃是出于极度的惊惶。

到九月二日，报纸栏目里的苦涩已经深化为绝望与全然的无指望。唉！可叹哪！日本为什么要卷进这场泰坦式的角力，为它至少牺牲了十万人，到头来却只换得几乎等于零的结果？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如果说报纸曾经道出过民心，那么这些日本报纸——后来被指为煽动了群众的报纸——在此时把民心道得最为淋漓。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用不了多久，抗议的风暴之上便升起了一个更难听的调子，一个阴狠的调子，它诉诸一个民族天性中较低下的那一面——这个民族懂得怎样成群地赴死，二十世纪别的民族都比不上。一句话，某些报纸如此露骨地把暗杀举荐为一剂消气的药，以致东京当局——被四面八方涌来的声讨那种出乎意料的猛烈与强大几乎弄瘫了——开始极其认真地惊慌起来。报纸非但不收敛它们的凶气，语调反倒一天比一天狠毒，前面说过的那两家除外。半官方的《国民新闻》竭力想救政府、想挡住上涨的潮水，结果越来越为众人所憎恶；另一家报纸，相当于日本的《金融时报》，则是出于真切的惊惶而劝人镇静。因为八月三十一日和平的正式宣布，在东京股票交易所里引起了一场道地的恐慌——在金融史上，一场耗费浩大却打赢了的战争的结束竟招来这样离奇的结果，这大约还是头一遭。然而这件乍看如此费解的事，其中的缘由并不难懂。那不过是各阶层极度失望的一种反射作用；是众人忽然醒悟到投机的时期已经完结；是众人忽然醒悟到一场规模巨大的改造，其中种种阵痛，不久就非受不可了。

到九月五日，各种态度已经有了较确定的形状，事情很清楚：举国的失望如此之深，一时之间什么也除不掉它。既然自三十日下午起京城里一切都停顿了，九月五日这天，整个东京便一齐涌向日比谷公园——那是这个国家的海德公园——那里要开一个群众大会，抗议那可憎的和平。倘若东京警察当时不曾那般专横地把所有出入口与通道都堵死，这公园里以及此后会发生什么事，如今已经成了一桩很难说清的疑案。许多人坚持说，若是听任民众自便，东京根本不会有骚乱；另一些人则说，暴民的行动方略早在日比谷公园这次集会之前很久就定下了。这一点日后或许能够弄清；眼下再多说什么都是不智的。

剩下的事实是：民众被警察的姿态激怒了，扯倒了栅障，同警察厮打并把他们打得很惨，开完了他们的大会，然后带着一腔烧起来的怒火去四处劫袭。警察署与岗亭不是被拆倒就是被烧掉，可恶的半官方《国民新闻》报馆被捣毁，内务大臣的官邸遭到袭击——但在这里，暴民因缺乏统属，终于被击退。九月五日与六日两夜，警察同暴民之间厮杀得最为激烈，几乎每一场警察都吃了大亏，他们的伤亡名单虽至今秘而不宣，据信数目可观。若干外国教堂也不知何故被毁，京城各处天边的纵火之光宣告着警察管束的一切痕迹都已被抹去。在某一区，警察拔刀守住一座通往富人郊区的桥，同暴民对峙了好些时候。随后暴民佯装败退，却狡狯地在地上横拉了细铁丝，好绊住他们的敌人。警察冲上去，陷在这些绊索里，阵脚大乱。于是暴民反扑过来，把守桥的一队人全数歼灭。和平竟也用上了战争的诡计。

在这两天暴民擅权之后，政府才姗姗地动了手。东京实行戒严，武装巡逻队日夜在街上踏过。报纸左一家右一家地被停刊，全国许多地方都记下了斗殴与骚乱。民间的不满处处可见，战争的胜利一时之间竟等于零。人人惶恐地问：这会闹到什么地步收场？人们完全不能理解。因为紧接着就传来消息说，东乡所钟爱的战舰三笠号在佐世保海军基地起火并且炸沉，水兵们还在舰上斗殴过。谁也不知道什么该信、什么不该信，也不知道该怎样解释这样一件事：像日本这样忠顺的国民，怎么会故意干出这等疯狂的举动。也许是政府与人民之间那种特别的关系，外国观察者并未全然弄懂。也许是这架日本机器因它所做的奇迹般的工作太引人入胜，反倒没有被人注意。为了把某些值得细看、值得费神研究的原则清清楚楚地立起来，现在就有必要对这架机器，即日本政府，作一番批判的考察，并尽可能明晰地指出它对人民而言究竟处在怎样的实际地位。这一番考察会把上百件事情弄得更清楚，或许能让人稍稍看进将来，甚至可以解释日本的整个政策。

二〔第一部·日本与新形势〕日本政府与日本国民

近来关于日本近代化的文章写得太多了，以致大多数怯生生地瞥一眼这个令人惊异的东方国家的人，大约已经养成了一种思想上的习惯：把这个民族径直想象成一个凯旋的民主国，外加一位被神化的皇帝所赋予的额外力量。这样的人不能相信日本有十来个内部问题，而这些问题近年来解决得很少；这样的人即便读过十来位旅行家热情洋溢的记述，也懂不得几场无足轻重的骚乱内里的含义。然而正是这几场骚乱，为考察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篇极好的、就在眼前的引子，并且使人得以听出这个国家在组织上的主导旋律——这个国家若是一切顺遂，注定要对半个半球的历史发生深远的影响。人们几乎要吃一惊地想起：治外法权在日本不过七年前才废除；宪法不过十五年前才施行；十二年前日本还夸不出一艘战列舰，并且为两艘七千吨的中国铁甲舰的威胁而战栗。想起这些事，人便重新惊叹于这非凡的进步，惊叹它究竟怎么可能。这惊叹再加上那几场骚乱，就使得进一步的解释成为非做不可的事了。

今日日本这一套政体的胚胎——这套政体一面依托着西方国家所熟悉的某些外在形式，骨子里却是一个不自由的封建制度的遗存，而这遗存有人至今仍以为是必需的——要到维新的历史里去寻。

一八六八年维新告成，新的帝国政府头一件事，便是把萨摩、长州、土佐三个强藩的首领聚拢到自己周围。新政府里的当权一派，靠着日本人那种起绰号的本事，竟被叫作「萨长土」，取的是这三藩头一个音。换句话说，在天皇的权力取代了没落的德川幕府将军的权力的同时，藩阀的势力被安排在御座四周，并且用一切可能的法子牢牢地粘合起来。这股势力，即便不是今日日本内部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占优势的诸藩从前供给、如今仍旧供给着首领与人手。一八六八年把将军的军队一举击溃的，正是萨摩与长州两藩的兵；正是这一击铺平了朝廷迁往东京的路；也正是这一举动使天皇得以在一八六九年颁下誓文，而其第一条的意旨便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从那一天直到今日，藩阀的拥护者与新日本的人物之间的角力就没有停过。

这第一条里所含的许诺，从一开始就被人以极大的关切盯着，而且当年真的召集了一种议会，由大名即封建贵族的代表组成。然而这同我们的专题关涉不大，因为大名们在长州、萨摩、土佐这同样三个强藩带头之下自愿交还封建权利，把这头一次议会尝试的生涯骤然断送了。此后主持新政府的大半是西乡隆盛、岛津三郎一流人物，藩阀政治算是切实地施行起来了。

不妨略过细小的事件，径直来到一八七四年。这一年，三位居于大臣或相当地位的政治领袖上书政府，请求筹设国会，以践行维新之时的御誓。这份请愿被搁置了。一八八〇年又有一份奏议上呈天皇，吁请立刻设立议会。仍旧毫无动静。但到一八八一年，板垣伯爵等人组织了自由党，并议定要奋力推进自由运动。结果，同年终于颁下诏书，宣布十年之后设立国会。政府仍旧太守旧了。一八八二年大隈伯爵组织了进步党，一场更为活跃的鼓吹开始了，主张以一种近代的政体取代当日的政体。当日的政体，说穿了不过是主要从得宠的诸藩里挑出有才干的人，而这些人渐渐把国中每一个要紧的官职都垄断了去。这些选出来的人干得非常出色，做成了大约任何民选政府都做不成的事业，这一点如今是举世公认的。不过那是另一回事。

许下宪法的那十年将尽之时，天皇的近臣们不情愿地承认：非有进一步的举动不可的时候到了。于是伊藤侯爵——他早已深得恩眷，并且是与军方相对的文治一方的领袖——奉命去做宪法的功夫；他遍加考究，终于把这份关系重大的文书起草完毕。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一日宪法公布，次年日本帝国议会召开了第一次会期。

这部宪法的七十六条，此处不必逐条细看。只须说，它几乎全然以德国为范本；虽然尽可能多的权力给了帝国议会，它在本质上却不像世上自由国家的民选议会那样，是终审的法庭与国运的唯一主宰。高高耸立在帝国议会之上的，是那位隐而不露、神圣不可犯的天皇。凡属重大之事，可以说都交在他手里。一切事都以天皇的名义去做。天皇宣战、媾和、缔约。国务大臣只对天皇负责，也只对天皇一人负责。天皇在行使他的权利时，处在可以绝对否决他所不喜欢的措置的地位。因此，或许可以说，一八八九年造出了一个远东的「杜马」——这个「杜马」虽远胜于今日俄国的那一个，却可能很快就被它赶过去。

宪法的公布与帝国议会的开设，有一个必须留意的直接结果，那就是可以说它把日本政治中文治与武人两派之间的裂口拉宽了。伊藤侯爵身为当权诸藩中文治一方的领袖、又是宪法的起草人，享有天皇最高的敬重。他眼前的对头是山县侯爵，一位英武的老军人，一向是军人寡头集团的灵魂与命脉。除这两位之外，还须提到大隈伯爵，他处在一个耐人寻味的超然地位，是个异常出色的人物，只是他的才具用在破坏性的批评上多，用在建设性的事功上少。伊藤侯爵与山县侯爵同出于得宠的长州藩，然而伊藤侯爵出身极微，可以算作自己挣出来的人，山县侯爵则恰恰相反，所以前者远比后者开明。可是关于一切藩阀制度的拥护者，有一句话须得立刻说明：凡在促成维新、巩固皇权的事业里出过大力的当国者，都主张内阁只对君主负责；即便在议会里遭到压倒多数的反对，只要君主仍旧信任他们，大臣们便没有辞职的必要。受老辈调教出来的年轻当国者与官员也抱着这个看法，所以议会一开，所谓党人——无论属于自由党还是进步党——便发觉自己同拥护内阁的一方即藩阀优先制度的拥护者处在几乎公开的、连绵不断的冲突之中。从一八八五年第一次伊藤内阁成立——那还在议会召集之前——直到一九〇一年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伊藤内阁在位，其间执政的各届内阁，除一次例外，都抱定自己只对君主负责的主张。在这十六年里，凡不是伊藤内阁的内阁，便是这位卓著的政治家或者他的对头山县侯爵直接造出来的；山县侯爵本人就亲自组过两次内阁。那一次例外出在第三次伊藤内阁倒台之后：伊藤侯爵决意试用较为激进的办法，来止住内阁不断更迭的局面，于是走出了新的一着。他在向天皇呈递辞呈时，建议请议会中的在野一方组阁。这是对惯例的一次惊人的背离。结果造出了一个联合内阁，由进步党领袖大隈伯爵与自由党领袖板垣伯爵领衔。这两党为增强自己的把持而合并，一时号称宪政党；可惜他们第一次组成像样内阁的尝试惨败了。议会里的多数派表明他们自以为该得特别的酬报，又以互相争吵倾轧很快证明了自己不配承受国家的信任。藩阀的拥护者们于是越发相信自己高明。直接的结果是这届内阁倒台，代之以山县侯爵领衔的内阁——他是准专制权力毫不让步的斗士。官僚们欢欣鼓舞，政党政治被断定在日本行不通。

换了别人，处在这种境地或许要灰心，伊藤侯爵却不然。一九〇〇年九月，他把一切遮掩都抛开，忽然以一个新的角色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政党领袖。他组成了一个名叫政友会的政治团体，而他的声望足以使众议院里的一大半议员归附到这个新组织名下。山县侯爵的超党派内阁不久便同政友会冲突而辞职。于是伊藤侯爵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执政，眼看一切顺遂，不料民治的一个新障碍忽然显露出来。政友会内阁的议案如今在下院已由大多数通过，上院却顽梗不化，拒绝批准。即便特为此事下给上院的一道诏书，对诸位华族也没有多大作用；最终的结果是伊藤侯爵最后一次辞去了官职。要拟出一套行得通的办法，似乎是不可能的了。

此后如何，人人都饶有兴味地等着看。御座背后那位有力的当国者不久便证明他对付得了这个局面。桂内阁——即整个战争期间在位、寿数为日本历届内阁之最长的那一届内阁——诞生了。这届内阁是山县侯爵直接造出来的，其中最要紧的成员都是诸藩的党羽。它可以叫作一个军人内阁，因为桂伯爵本是行伍出身，而阁员又是从山县侯爵的追随者里拣最好的挑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它四年的历史中，众议院两度因其反对而被诏书径行解散；这样一来，日本政府——一个官僚与寡头结成的联盟——便清清楚楚地证明了它决意不顾一切困难把自己的方略推行到底。议员们虽有若干宪法上的权利，却被指明他们占着一个确定而特殊的位置：凡他们的举动与总的方略相左、危及日本按新局面创立者所定范式发展的时候，他们就会被置之不理。因为内阁来了又去、议会开了又散，中心的意旨却始终未变。

对日本政治某一内部侧面作这样一番匆促而不完备的巡视，能解释外表上呈现的许多事。于是有一点——它曾困惑、而且无疑将继续困惑无数欧洲人的一点——便部分地弄清楚了：那就是，在她的绝大多数人口仍旧同欧化政策施行以前相去无几的时候，日本何以能在每一个部门取得这样举世无双的进步。那是因为四十年来忠于皇室的那几个藩里最出色的人物，为着本国的利益昼夜操劳，又因天皇交到他们手里的绝对权力，得以领着整个民族走上进步之路。除某些事务外，他们不受内部反对的掣肘；这些造出了近代日本的人，把全副心力用在替本国塑造命运上，务使这个民族到了自立的时候，沿着那条通向安乐与幸福的窄路非进步不可。这几点还是承认了好。因为可以说，在过去，政府那样理解自己沉重的职责，其立场有着绰绰有余的理由；倘若它不曾尽其所能地大胆同每一个难题搏斗——而不去征询人民的代表——那么今日有铁一般的秩序与稳健的进步的地方，只怕常常会是无政府与倒退。也不妨留意：日本政府一向不得不小心照料两副职责。它既得把日本造成一个足以面对世界的近代强国——也就是从卑下的地位里挣脱出来——又得教育并发展自己的国民。使日本得以收回关税自主与司法自主的那一番冗长谈判，是一个准专制的政府办成的。把十几桩棘手的外交问题处理得高明得当、并把日本造成近代国家的，也是这同一个政府。然而也不妨记住：四千七百万人如今固然肩并肩地站在密密的行列里——聪明、受过良好的教养与训练、自信而自觉其力量、爱国而自豪，并且有一部仿普鲁士范本制定的近代宪法——他们所受的治理，实际上却仍如同治理一群少年，甚至可说是孩童。他们由民众票选进下院的代表，尽可以一致通过一次又一次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内阁却不必、事实上也确不把这种弹劾放在心上；至多就是赶紧用诏令解散议会，仍旧守着它的信条不改——它只对君主负责，不对人民负责。代表们尽可以代表全国四千七百万人的见解与意愿，可是只要他们吓不倒政府，政府因藩阀制度的遗存把人民的权力限制得如此之死，其地位便固若金汤，任凭民间怎样喧嚷，它都可以一笑置之。不过人民说，等到吓得倒它的时候，它就笑不出来了；于是匕首与炸弹，正如在俄国一样，即便在明治年间也屡屡成为手段，用来让那些实际上是专制者的大臣们明白：他们正在漠视人民的心愿。因此炸弹与匕首的罪责不能全数记在人民账上，因为正是藩阀制度的遗存逼出来的这些粗暴的论证，替那些自由的趋向铺了路，而这个民族今日之所以为今日之所是，正靠了这些趋向。

现在须得转到另外几层考虑上去。有一件事实，但愿已经说得略为清楚了：日本政府循着它一贯的步调，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演化出一个近代国家，而且还将继续致力于这个目标。随着开支增加、人民的纳税限度慢慢被逼到尽头，政府在完成了大部分性命攸关的对外功课、又不再面临性命攸关的威胁之后，便在它那套主张的展开上又跨前了一步。那套主张，起初大约只是：其一，按近代的基础组织这个国家；其二，使国家脱出治外法权所强加的从属地位；其三，重新确定日本对朝鲜的宗主权；其四，除去已经存在了四十年的俄国之患。可是从这些主张里自然而然流出来、并且构成毫不让步的藩阀一派信条中要紧一条的，是按一种也许可以叫作「军事—专营」的基础对全国作彻底的组织。这个看法还要更要紧些。用钱的时候一到，它便一天比一天显著。

直到十二年前的中日战争为止，日本的预算之难还不算严重。其实岁入岁出的规模都极为俭省。一八九四至九五财政年度，岁入不过九千八百一十七万零二十八日元，约合一千万英镑，而经常费与临时费合计还要少两千万日元。换句话说，有一笔可观的结余。中日战争之后，靠着中国的赔款，结余还接连维持了两年；可是开支的猛涨就要来了。一八九七至九八财政年度，开支已涨到二亿二千三百六十七万八千八百四十四日元，短短三年里增加了远不止百分之一百。到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年度，开支爬得更高；而在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度的预算里，经常费为三亿五千五百五十九万二千九百四十三日元，临时费为一亿三千九百一十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四日元，总计约合每年五千万英镑。也就是说，十二年间日本的国家开支增加了骇人的百分之四百。在别的任何国家、任何同样长短的年月里，是否有过这样的增长，很是可疑；这一骇人的增长同别的任何一桩特征一样值得注意。

诚然，随着国家预算的大扩张，贸易也大为扩张。一八九四年日本的贸易额整数计约二亿三千万日元；一九〇〇年约五亿日元；一九〇五年为八亿一千万日元。这样，十一年间长了三倍半；按人口平均，一八九四年约合每人十先令，一九〇五年已升到将近三十四先令。然而全国商业的这番增长虽令人满意，却被赋税与开支的增长全然超过了。因此政府在上次战争之前就已不得不考虑：怎样才能靠间接税筹出大笔款项。那个早已受宠、又特别合乎日本那套严密中央集权的办法，就是专营。盐与清酒早已收归官营，于国库大有裨益；现在有必要四下里看看，还有人民的哪些必需品可以被这套制度吞下去。

战争期间人们很早就明白：政府已经看中了烟草，把它当作所剩下的最能生财的来源之一；到时候，烟草的制造与贩卖果然成了官营。〔注一〕

〔注一〕（原注：砂糖在日本日常使用得越来越广，看来多半要同烟草一样的下场。日本政府眼下正在调查，用什么办法把一项兴旺的实业变成每年可得几千万日元的官营事业，从而对内外两大发展计划有实实在在的帮助。在这件事上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渔业正因政府的直接干预而重加组织，并正在演化出一种托辣斯（资本两千万日元）。远洋渔业受到特别的奖励，无疑不久便会同国内受补贴的轮船业一样待遇。另有一件事也越来越为人所议论：日本政府正鼓励在近代工业中保留旧的家族制度，也就是说，主张把近代的要求嫁接到日本社会的旧骨架上去。或许若干年后日本工厂里的单位将是「工人之家」，而不是单个的工人，如此便可延缓千百万人中间个人主义的发展——而这在当今东方各国，正是最为人所惧怕的一种可能。在日本，无论最微末的事，还是最重大的事，到处都看得见政府的活动。）

这项举措施行之时，曾引起很大的哗然，但战事的进行需要经费，而且非拿点什么去抵押，就借不到更多的外债，制造商只好屈服。据说战争若再打下去，还会另立专营；无论如何，媾和宣告以来政府提出的头几项措施之一，便是铁路国有。这一措施招来了漫天的责骂，因为受影响的不单是没有多大势力的寻常百姓，还有坐在贵族院里的资本家。由于他们的反对，铁路国有的方案不再立即施行，而只在今后十年间从容办理。于是日本最兴旺的实业之一——一项由私人经营远比官办为善的实业——如今整个落进了官僚手里，而政府不久又将有一个新的财源。专营与纯官办事业的念头如今扎根之深，以致主管的部门开始起草一个方案，要把火柴制造收归专营，而这一行在日本无疑前程远大。不过报纸的哗然把这件事止住了，而当时该行业已因这桩不情愿的兼并的前景而弄得乱糟糟的。这是有案可稽的政府直接干预私人企业的最后几次尝试之一。

从上面这几处关于日本内部局面的另一侧面的引证，不难明白：政府在帝国议会里屡屡得胜，背后又有全部陆海军撑腰，已经一意要演化出一架完美的机器，国中的一切无不受到严密的规制与督察。在已经走过的一步步里——中日战争、废除可恶的条约、取得对朝鲜的主宰、对俄战争、取得旅顺地方的租借、以及在亚洲大陆上扎下营垒——日本政府的主旨算是得到了充分而忠实的贯彻；而在办这些事的同时，治国与主持国家命脉大计的正经事务，一直被小心地攥在拥护内阁的一方即藩阀制度的拥护者手里，他们或属于、或追随依附于长州、萨摩这两个当权的藩。若把居首的文官名单查上一查，就会发现其中许多姓氏属于长州藩；而在陆海军里，许多较高的指挥权被长州人或萨摩人所垄断。因此，日本一切势力的线头都握在这两派党羽手中；尽管不时有人费尽气力想打破他们的权柄，今日的情形同二十年前一样，表面上仍是他们独尊。人民受过仔细的初等教育，又被仔细训练去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在政府的通盘布置中被给定了一个确定的位置；如今又受到帮助向四面八方移民，使得在夏威夷、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太平洋沿岸各州、在朝鲜、在满洲、在中国以及别处种下的侨居地，可以渐渐增厚国家的财富，让政府的计划稳稳地展开；因为这样的移民可以算作高价值的输出品，他们每年汇回国内的款子越来越多，多少可以抵消那沉重的开支——而那开支一向只有增无减。

不要以为创造一个万能政府的这场空前的大试验——一场在国外似乎很少有人懂得、也很少有人议论的试验——在日本就无人置疑。日本国民过分的忠顺，以及他们私下里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即他们和平时期最大的胜利全是政府替他们赢来的，这两样已足以使一切批评都留着分寸，不像本该有的那样透彻。还不妨留意：日本的报纸不过在过去这十年间才从一个很不体面的地位里挣出来。直到中日战争为止，这些本国文字的报刊销路微不足道，而每逢它们的议论失之过火，人们看待它们便带着几分疑心。那时候，报纸还是一样玩物，逗人一乐，未必教人什么。中日战争之后，这一切大为改观，销数一跃再跃。有几位大人物开始关心报界的福祉；一两年前更有记载说，一位极显赫的人物竟买下了京城一家头等的本国文字报纸，每日亲自去编。可见直到不久之前，形势还处处对政府有利。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看一看人民的非官方代言者如今对政府那套宏大的专营计划说些什么，是很有意思的。不妨立刻说明：最好的几家报刊——可以称为这个国家工商业气压表的那几家——对政府把日本变成一架严密管制的大机器的计划，是十分反对的。在铁路国有法案一事上，几乎所有的大报都同政府的措施拼死力争。在别的任何国家，这样的反对既然实际上反映着举国的心情，本来足以使法案彻底作罢。但在日本，陆军大臣的直接支持以及政府大体上的同心协力，终于把这项措施硬推了过去。然而《东京朝日新闻》与《时事新报》这两家最好的报纸并不因政府万能的这一显证而气馁，仍旧继续反对它们所不信任的主张。《朝日新闻》最近在一篇有来头的文章里说了这样一段话，其中一部分不妨引在这里：

「政府的万能，随着时日推移而越发显然。它不但为了从中取利而把烟草与樟脑的生意收归专营，甚至为了保护实业而把盐也收归专营，还曾图谋把羽二重织造业与火柴制造业一并纳入。它修改银行法，以干预私营银行的营业；又要收买私营铁路，名义上是为了加速交通运输的发展。它还把学校教科书的编纂揽了过去，说是为了振兴教育。凡此种种，无非是政府万能的权力的表现。政府犹不知足，还要在引进外国资本一事上作无谓的干涉，以进一步炫示它的权力。近来的战争之后，有许多外国资本家愿意把资本投到日本的事业里，并为此派了代表到本国来。日本的实业家欢迎外国资本，可是政府在这件事上的干涉是明摆着的。煤矿铁道公司便是一个显眼的例子。这一案的谈判本已议定，双方也签了临时合同。不料一位元老对条款提出异议，逼着该公司另提修改。政府近来发给地方官厅的训令，把政府对引进外国资本的意思暴露得清清楚楚。不能否认，政府打算对私营公司引进外资采取同样的政策——也就是说，逼着它们去求兴业银行居间。东京电灯公司募集外债的谈判迟迟不见进展，大概就该归因于政府方面的干涉。这个官僚政府打算借兴业银行之手垄断外资的引进，与其说是为了那家银行的利润，不如说只是为了把它万能的权力炫示得更有力些。政府把实业家看作连数目字都弄不懂的小孩子，所以急着要干涉他们的借款。这个念头贯穿着政府的一切举动。譬如它在外国汇兑上役使正金银行，又通过日本银行、劝业银行、农工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以及其他各有专营范围的银行，在国内资金的供给上作过分的干涉。如今它打算借兴业银行之手，照样去干涉外资的引进。为了把这个目的办得顺手，政府便委派官吏或者它所信任的人去掌管这套金融机器。日本银行的松尾氏、兴业银行的添田氏、北海道拓殖银行的美浓部氏、正金银行的高桥氏，都是这一类人物。这些银行看上去都像是大藏省的一部分，各家总裁行事无不严格合乎中央政府所定的原则。从前任日本银行总裁的富田氏与山本氏，因与政府当局意见不合而被免职。正金银行的相马氏也因不得当局欢心而被免职。表面上看，政府似乎不过是热心要让私人公司以比它们独立谈判所能得到的更有利的条件引进外资。然而政府自己借外债的结果，清清楚楚地证明这套政策并不怎么成功。去年十一月政府在伦敦发行的五亿日元外债，实际利率为百分之五又二分之一，而关西铁道公司随后完全独立议成的借款却是百分之五点三。九州铁道公司与山阳铁道公司本要以更有利的条件议成外债，谈判却被铁路国有法案搅黄了。由此看来，政府既然只能以同私人公司几乎一样的条件借到外国资本，它就没有资格自称在外债一事上本领更高。这类例子多得举不胜举。政府一面宣告自己万能，一面竭力去干涉或吞并一切私人企业，这是它的一大误会。」

这篇文章的措辞异常清楚，毫无遮遮掩掩，把前面已经写下的意思说明得极好。近来还有人对所谓政府的战后财政措施与一般措施表示了极大的疑虑，此事将在别的章里详说。大隈伯爵是日本最擅长破坏性批评这门精致本领的人，他一再不厌其烦地提醒公众注意：赋税的增加同这个民族的负担能力全不相称；而旧债之所以被清偿，只是为了能以较轻的条件另借新债（也就是说，不必像战时那样把特定的财源直接押出去）。他不断地提起行政改革之缺如——所谓行政改革，是指裁减冗员、简化职守、总的扫除官样文章。大隈伯爵对今后若干年的预算也作了阴郁的预言：为了跟上政府的扩张，预算非涨不可。有些批评者甚至敢说，国家开支不久或许得加上一倍；既已走到这一步，政府就只好走下去，因为向前迈步比立定容易。

海上同陆上一样，也有这同一种间接的政府控制。日本两家大轮船公司，日本邮船会社与大阪商船会社，不但领着优厚的补贴，而且同那几家得宠的银行一样，是政府通盘布置的一部分。一八九六年颁布了航海奖励法。这项法令规定：凡日本臣民，或股东合伙人全为日本人的日本商业公司，只要船只在一千吨以上，并且经营日本与外国之间或外国各口岸之间的客货运输，即发给补贴，数额按航程与吨位计算。这项法令的效果是：日本汽船吨位在战前（一九〇三年）增至六十五万七千吨；一九〇四年增至七十九万吨；一九〇五年增至九十三万九千吨。据悉另有将近十万吨的日本船舶正在建造之中，因此到一九〇七年，在远东水面上经营的日本汽船将超过一百万吨。

这些船舶大半是在日本建造的；因为在一八九六年施行的造船奖励法与造船规则之下，这一行进步得很是可观。凡建造七百总吨以上的铁船或钢船，都发给奖金；奖励如此之厚，以致到一九〇四年底，日本共有私营船厂二百零五家、私营船坞三十二座。政府不但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促进航运的发展，还下令开辟新的航线。于是在东京的指挥之下，一张庞大的航线网正在织成。这是远东的欧洲船主最为忌惮的威胁，别的都不及它。他们知道，若是纯商业上的竞争，他们还打得过；可是碰上准官办的竞争，情形就完全两样了。

日本政府在内政上的地位，现在该清楚了。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专营的政府。它极其用心地训练人民去尽各自特定的职守。凡是它能借以推进自己特殊利益的地方，它就接过直接的管辖，或者暗中加以监督；用《朝日新闻》的话说，它几乎是万能的。元老们做过自己那一份功夫，如今年事太高不能任事，便督导并指点着当前掌舵的年轻人。元老与大臣都一心拥护这套正在慢慢筑起来的特殊的政府制度。至于人民呢？人民不高兴的时候有时也造反，正如东京骚乱那一回；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举动与其说是一味由盛怒驱使的、不讲道理的示威，不如说是盘算周到的抗议或警告。

如今这番试探性的巡视既已做完，便有必要走得更远些，去看几个外部的侧面——它们在此刻有着特别的趣味，而在将来的年月里趣味还会更大。

三〔第一部·日本与新形势〕朝鲜：一个问题与一场悲剧

战争最早的结果之一——一个甚至在和约签字之前便匆匆办成的结果——是：日本的京城东京与朝鲜的京城汉城，不再是两个只有在受尽晕船之苦与诸般不便之后才能直接联在一起的地理名词了；因为如今两京之间不过四十八个钟头。旅客在东京车站买一张到汉城的车票，托运行李，仿佛只是在日本境内作一次游历；坐二十八个钟头的火车到下关，再用八个钟头乘新式渡轮横过对马海峡，余下的时间便在通廊车厢里沿着半岛一路北上。于是为着日本的开化使命，一切都办得便当了。一个苦难之邦的京城，被尽可能地拉近到一个成功的帝国的京城旁边；然而直到今日，结果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当半个世界正把日本高举为效率的典范之时，情形竟是如此，这既离奇又意味深长，因此朝鲜问题值得再作一番考察。这考察会显出好些在国外少有人懂得的事，而这些事恐怕未必能叫读者受什么教化。不过，既然依着那些隐而不显的法则，朝鲜的局面迟早非澄清不可，眼下把话说得明白些、甚至说得刺耳些，总还是好的，好教种种愚蠢的幻想烟消云散。

正因为战争的结束与新订的英日同盟名义上把朝鲜问题了结了，所以按着东方的惯例，这问题眼看就要以一种更微妙、或许也更危险的形式立刻重新掀开。因为从大处着眼，不妨留意：在真正的东方，战争与阴谋连同随之而来的调兵与告警，在几个月里堆在一起，在外部世界看来仿佛划出了界限分明的时期，其实不过是在时间上隔一阵打一个句读，把政府生活中那种编织与钻营的沉闷循环隔开一段罢了。这样的动荡在短时间内可以撼动整个世界，叫人以为亚洲正在猛烈地重生。忽然间怒涛平息；那至高无上、不可征服的空气重新占了上风；不久，如我从前说过的，寻常的日子又开始了，或许只添上一点点可以觉察的进步。东方太容易相信「万事皆过，万物皆毁」；于是风暴的呼啸一低再低，妥协、钻营以及一切欺诈之事又各就各位，那场猛烈的动荡迅速变成一段单纯的历史。正是为了不让这一幕再演一遍，眼下才该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在朝鲜的事情上，让人人都对真实的情形有个明白的了解。

不过须得记住：要把这个问题弄懂一星半点，读者先得把某几件事牢牢钉在脑子里，而且要钉得那样在上，以致每逢一个老问题、或老问题的一个片段被换了新的光线或新的布景端出来时，他在动手估量这一件具体事情该有多大分量之前，都会机械然而毫无遗漏地把那几件必须记住的事在心目中过一遍。等他练到这个地步，他才可以开始对朝鲜的事情有所判断、有所了解；在此之前不行。

既然眼下说的是朝鲜，那么首先要提请注意的几点里，有一点因其年代之久、其为真之绝对，分量比其余各点加在一起还要重得多；这一点无非是：朝鲜人恨日本人。这仇恨当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稀奇，也不可能有什么特别新鲜、特别古怪的地方。仇恨不过是好斗的人类天然的、亲切的原始激情之一。于是法国人据说至今还恨德国人；英国人对同一民族也怀着一种二十世纪式的、有几分羞于承认的恨意，其理由极充分，而且也是真正的理由——他们有点怕德国人的进展，怕那种不惮烦难的天性所结出来的成功，这天性如今在进出口上表现得尤为触目。可是这两种恨都算不得好恨。法国人的恨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或许曾经、其实的确曾经深植人心而且可怕，那时「失地」还不只是一句政治上的套语；今日只有在法国的东部边境上才还有真正的复仇之念。至于英国人真正的恨，广告做得太多，至多也只能承认是一时之物。

朝鲜人的恨却全然不同；它真正是世代相传的，几乎可以上溯到使徒的年代。约略说来，它有一千六百年了。这话听来也许太干脆，可事实是：一样东西恨了十六个世纪，它就非变得像人类的激情所可能达到的那样完满、那样一以贯之不可。一句话，恨日本人在朝鲜是同睡觉、吃饭、抽烟、吵嘴以及一切构成千百万人快活日子的事情一样天然的本能。从日本第一次征朝——那就是名号取得恰如其分的神功皇后于四世纪的出兵——算起，民间对这些勇武的岛民的厌恶有增无已，到十六世纪丰臣秀吉的大军扑向这个「隐士之国」时达到了顶点；那六年漫长的岁月里，可怕的战火把这个国家折磨得不成样子，每一场遭遇战都打到一干二净的尽头，一切都被毁成骇人的废墟，从此日本便永远是那个「该诅咒的民族」。

提到丰臣秀吉的出兵，正好带出必须记住的第二点——这一点的重要性比第一点也差不了多少，有人甚至以为还在第一点之上。那就是：由于三百年前降在朝鲜头上的那场可怖的毁灭；由于这个国家直到二十七年前还称心如意地闭关自守；又由于自有记载以来，历代萎靡的君主把这个民族治理得坏得那样始终如一——朝鲜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一取的东西，也许除了非耗巨资便发掘不出的矿藏之外。国土的六分之五被荒凉的山岭或草木稀疏的丘陵占去；在构成其余六分之一的谷地与平原上，聚着一千万或一千二百万愁眉苦眼的人，其中大半像田里的牲口一样劳作，也同牲口一道睡觉。倘若把整个朝鲜走上一遍，像我从釜山走到鸭绿江那样，只会发现一座城市——京城汉城；汉城是朝鲜的一角，它多少显出这个国家若不曾在过去被毁得那样惨，本可以是什么样子。此外再没有当得起「城市」二字的地方。一度作过京城的平壤，也不过比大邱略好一点；大邱号称有六万居民，不过是几千间茅屋圈在一道古老的中国式城墙里罢了。通商口岸不是朝鲜，它们不过像中国的通商口岸、或者日本旧日的通商口岸一样，因此同这个国家真实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这样，整个朝鲜里几乎抓不住什么实在的东西；四分之三的人，也许还不止，正同田里的牲口一道在他们那一小条一小条可耕的土地上劳作；余下的四分之一则抽着烟袋，从茅屋的窗门里往外望，那神气只有那些被四周密密丛聚的万古山丘衬得一生渺小的人才会有。

在进一步谈这个问题的日本一面之前，还可以把另外一点——第三点——凸出来，这一点关乎朝鲜的政府。那无非是：朝鲜并没有政府，只有一位衰颓的君主，他十年前作为一着外交棋子，自行把自己抬到皇帝的位号上；他同他宫里的那几伙人，一天一天全凭高兴治理着这片土地。自路易大王以来，还不曾有谁能像这位命乖运蹇的朝鲜统治者这样名副其实地说一句「朕即国家」。他的话与他的心愿就是绝对的法律；他的一笑，举国的人都要去讨；而自从他的王后被残暴地杀害以来，整整十年他一直提心吊胆，如今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性命与自由。既全然没有真正的行政，人民又浸在愚昧、偏执、欺诈与赤贫之中，朝鲜所背负的，仿佛是爱尔兰、南非、德国的殖民地以及其余一切境况困苦或拥有困苦政府的已知地方的诸般咒诅之总和。

于是命运把日本人推进了这片古怪的土地，看样子是好歹都得留下了。正如朝鲜这一面有若干事须得提请注意，对日本这一面也该坦白地承认某些叫人不安的事实。其中首要的一件是：每一个日本人的脑子里都盘踞着三条定见；第一，朝鲜是一片乐土猎场，是天意在老早以前就替他划下的，经过多少耽搁与虚发之后，如今总算可以由他称心如意地开发了；第二，朝鲜是一座戈尔康达宝山，里面住满了不中用的人，人人都可以在那里迅速发财；第三，日本人要去朝鲜殖民。

然而一加考察便可发现，这三条定见没有一条不是荒唐得不止一星半点。朝鲜当然可以是猎场，也可以不是，这大半要看给那个可疑的说法下怎样的定义；但要说它是一片十足的乐土，却没有人敢讲。至于第二点，连这一丁点含糊也没有了。眼下的朝鲜决不是什么戈尔康达，即便算上战争所带来的虚胀的成交额与某种虚假的繁荣；虽说地底下也许当真埋着连洛克菲勒做梦也想不到的财富，可是只有最阔的公司才挖得出来。至于日本要在朝鲜殖民这个念头，我发觉自己单是听到这样一件不像话的事被说出口，就很难不失去耐性。诚然，这或许是因为我抱着一个陈旧的想法：所谓殖民，是你在或多或少还是处女地的地方落下脚来；是你耕种那片土地；是你准备带着妻子、儿女、驴子以及你全部的家当财物，永远在那里定居。可是倘若这才算殖民，那么要在朝鲜实行这套方略，困难就不止一星半点了。如我所说，国土的六分之五被荒山与草木稀疏的丘陵挤得叫人不便，剩下的六分之一上已经聚着一千万或一千二百万人。照通常的算法，假定朝鲜总面积约为八万二千平方英里，那么可耕之地不过一万五千平方英里。把朝鲜人口算作一千万，则每一平方英里可耕地上约有六百五十个人——因为朝鲜人毕竟也是人——或者说，每一个朝鲜男子、妇人与小孩摊到一英亩。这个数目是不是过于宽裕，我说不上来；不过在一个至今仍以旧式眼光看待生育的国家里，看来是不宽裕的。于是立刻生出一个问题：从日本溢出来的人口要在朝鲜的哪里落户，才能成为真正的殖民者，而不只是些存续没有把握的商贩聚落？两年前，被人称作慈善家的长森氏——称他慈善家的人无疑是把舌头抵在腮上说的——曾愿意借日本政府之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请求把朝鲜一切荒地无条件租借五十年，也就是把一切不长朝鲜庄稼的山岭、丘陵与河岸都租下来。所幸长森方案失败了——它若是通过并且施行，只怕真会激出一场叛乱——如今殖民只以一种新法子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而这新法子眼下正引起很大的忧虑，到时候会说到的。

因此，每一个初次到朝鲜来的日本人脑子里那三条主要的念头，说得客气些，无非是显而易见的误解，此外什么也不是；若要这个苦难的半岛在今后十年里得到一点好处，就非把它们连根除掉不可。论到积蓄的财富，朝鲜实在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战争固然给在朝鲜城镇里立起来的日本人聚落带来了某种虚假的繁荣，然而时日不久便会显明：在真正的福祉到手之前，还有许多苦涩的事非忍受不可。

此外还有一点，提起来虽不愉快，却该大胆地说一说。那就是：在寻常下层日本人的性情里，为善与为恶的可能性似乎都比常人大得多。这多少也是自然的，因为日本人骨子里看待人生仍比别的民族来得酷烈。自大战使全世界都把眼光集中过来以来，还没有第二个人像日本人这样，在人们的记忆里招来过这样一股股的谀颂与这样一阵阵的痛斥——前者几乎把他说成有超人的德行，后者则把一切犯罪的念头都栽在他头上。眼下在朝鲜，正如在一个骤然出现反常情形的国家里理应料到的那样，日本人性情中许多不好的东西都浮到了面上。战时从他们那个岛国涌到亚洲大陆上来的成千上万男女中间，真正知道朝鲜实情的极少。人人都是带着这样的深信去的：朝鲜是每一个日本人的乐土猎场；它又是一座戈尔康达；而首先赶到的就是他们，赚头最大的也是他们。纠正这类印象，本不干日本政府的事——它自己或许正在满洲从事一桩力所不及的差事；于是这些印象听任它们滋长，到今日已经强固得几乎无从拔除了。它们立时结出的恶果，下面就要说到。

以上匆匆勾出的几点，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使人得以略略懂得：日本政府眼下所要面对、并且若不想出乱子便非尽快抹平不可的重重困难究竟有多大；把这几点温习一遍，也使人得以调和那些关于朝鲜实情、至今仍一天一个样的互相矛盾的说法。一面，我们看到郑重其事的宣告，向世界保证朝鲜的改革正积极推进，一切都是玫瑰色的；另一面，我们又看到四处散布的对日本政府每一举动的痛切弹劾，以及关于日后还会出什么怪事的阴郁暗示。人该信哪一面，不该信哪一面呢？正是为了把比从前所说更贴近真相的情形讲出来，这番总的考察才立刻转为具体。

一开头便可以说：战事爆发之后，日本政府在朝鲜最初的几项举动曾引起极高的期望。就连汉城那些对一九〇四年二月九日那个重大日子里瓜生提督在仁川港中的行动是否合法有所质疑的人，也因为盼着朝鲜的内政真能有一番持久的改革而甘愿把那整桩事忘掉。战前谈判的最后几天里，俄国外交在朝鲜所显出的厚颜与专横，早已叫那些人彻底厌恶甚至害怕——那些人是朝鲜的朋友，因而自以为理应是日本的敌人。然而无论什么，总比一九〇三年底开始的那种欺凌与惊惶的局面好；因此日本方面的每一着棋都被人以极大的焦虑等着。

战事爆发两周之后，日韩之间如期签订了同盟议定书；紧接着，一九〇四年三月，伊藤侯爵亲自带着一班要人来到汉城。人人期待着大事；对于眼看就要来到的好日子，个个翘首以待。结果呢？什么也没有。

不久便看出来：那份同盟条约徒具形式；伊藤侯爵此行，单单只是皇帝对皇帝的一次礼节性的使命，由一位深受信任的元老，向一位战栗的君主转达他主上最崇高的敬意。伊藤这第一次使命究竟有没有必要，让别人去评判；可是就真正的朝鲜而言，它的滑稽性质暴露得太快了。因为除了发狂似地修铁路，以及把一队接一队的兵源源不断地送上半岛、向北朝鸭绿江推进之外，日本政府在改革上并没有着手办什么看得见的事。因此在朝鲜人眼里，日本的保证与日本的活动很快便给人这样的印象：那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罢了——目的就是打败俄国，从而控制这个争议之国；于是这些铁路与军队，因为带来了打胜仗所必需的严厉与苛刻，便成了可憎的东西——而且是有所专指地可憎。正在这不吉利的当口，长森方案来了。

其实用不着把这方案的细节公布出来——汉城不论谁当权、总要结成反对派的那许多钻营者，是乐得担起公布之责的——便已看得出：开战的头半年里，不但汉城、而且全国上下都已经起了非同寻常的反动；因为朝鲜人世代相传的仇恨，本因种种缘故暂时被遮住了，如今从许多方面重新发现：来到朝鲜的寻常日本人，就他们个人而言，仍旧是几十年前的那种日本人。然而长森土地方案的公布给了许多怨诉一个挂靠的钉子，于是旧日的排日姿态几乎公然恢复了。汉城的外交界与官场也没有漏过一件事：日本人耍了一个酷似旧日未开化年代的把戏。那就是，长森方案送交朝鲜政府核准之时，正值日本全权公使不在汉城而回了东京，日本公使馆由一位有进取心的年轻书记官主持；而这位书记官在事发之后好几个月仍留在汉城，足见日本政府暗中是支持他的。在那一番响亮的宣言之后还有这样的举动，其兆头很不祥。这桩事里不妨留意：这位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所扮的角色，同中日战争之后那幕悲剧里另一位公使馆书记官所扮的角色颇为相似。当然，长森方案到末了是全部撤回了，日本公使也如期从东京回来，口袋里揣着一份新协定的草案，总算专门对付内政改革。可是就民心而论，时机太迟了；那个心理上的火候已经过去。开战至此已过了半年，俄国的崩溃远不及日本的友人所愿见的那样彻底；虽然那份新协定，即一九〇四年八月协定，如期签字盖印交付，它在心理上与政治上都没有什么意义。从此日本人只好同战前早已领教惯了的那种蛮横而恼人的抵制打交道，而内部的局面远说不上好转。

不过八月协定确也有几样效果。可以说它标志着开战以来朝鲜的第二个时期。它规定须委派一名财政顾问；须有一名外国籍的外交人员进入朝鲜外部；朝鲜今后不得未经日本政府公开核准而同外国缔约。这份协定之后，便是任命长谷川大将为日本占领军总司令——他此前统率着在满洲的近卫师团。这样，日本身后有了一支武装，其权利得到公开承认并且明白昭告，可以按她认为合宜的任何方式去推行内政改革；外部与度支部都在她控制之下；然而即便有了这一切，所办成的事比从前也多不了多少。据悉，她一再声言自己正在从事的那整套改革方略，到这一步大体如下；即便有累眼倦脑之虞，把其中各条弄清楚也是必要的：

一、朝鲜度支部应聘一名日本人为朝鲜财政监督，以推行财政改革。

二、日本应贷给朝鲜必需的款项，使她得以实行这些改革，第一笔先贷三百万日元。

三、应废除现有的造币厂，收回现行流通的铜钱及其他钱币，以建立健全的币制。

四、日韩之间应结成货币同盟，日本的钱在朝鲜应作为法偿货币。

五、朝鲜应设立一家中央银行，以便利税款的征收与公款的经理。

六、应先在京畿道（京畿之地）试办一套模范的行政制度，头一次试验成功之后，其余各道照样施行。

七、朝鲜外部应聘一名美国公民为顾问，以改善〔原文如此〕对外交涉。

八、朝鲜一旦决定把外交事务及其臣民在外的保护交给日本，即应召回其驻外公使与领事。

九、驻朝鲜政府的各国公使，在朝鲜驻外公使领事撤回之后，即应撤离汉城，只留领事供职。

十、朝鲜军队现有两万人，应裁减至一千人，各道驻防一律解散，只留汉城一处。

十一、日韩军械应归划一，以整顿朝鲜现有的军制。

十二、为维护君主的尊严，应把卜者、术士以及其他助长迷信的官员逐出其左右。

十三、一切冗设的官署与冗员一律裁撤。

十四、一切官职应向各阶层国民开放，不问门第与亲族关系。

十五、卖官之习应彻底禁绝，官员应从能胜任其职守的人中选用。

十六、国务大臣及其余官员的俸给应予提高，以唤起他们更强的责任心。

十七、应施行明确的教育方针；大学、中学与小学的组织应仿日本现有学制；并应设立实业学校以奖励工商。

十八、宫廷与政府之间应划出一条分明的界线。

十九、随着官署的裁并，现有的外国顾问应减少员数。

二十、应设朝鲜政府最高顾问一职——此职暂缺不补。

二十一、应以开垦荒地、开发地力的办法改良农事。

这二十一款乍看上去笨重而累人，可是笔下几笔一划，很快便可并为八节。头五条直接关乎朝鲜财政，包括日本财政顾问的改革计划；第六条是就朝鲜京畿一道试办的改革，从未着手；第七至第九条涵盖着由日本接手代表朝鲜于外、从而撤销汉城那些好钻营的公使馆这一争议问题；第十至第十一条把朝鲜弄成公然的军事上的无能；第十二至第十六条讲的是把所谓朝鲜政府洗刷一番；第十七条到目前为止只被草草敷衍，其情形下面就要说到；第十八至第二十条进一步对付那个难到极处的问题，即无用的朝鲜各官署的改革；最后，第二十一条就是长森方案——不论日本政府高兴以何种形式把它复活起来。

这套响亮的改革方略，战时办得略有成绩的极少。诚然，前面略略提过的一九〇四年八月协定确保了若干实在的东西。于是所谓日本财政专家目贺田氏被任为朝鲜度支部的财政顾问；他几乎不受限制地掌着钱袋，成了当时颇为要紧的人物。第二条所说的头一笔三百万日元贷款也如期发行，年息百分之六，以朝鲜度支部全部收入作抵，并以朝鲜海关作附加担保。可是方略开始一年之后，第三、第四、第五三条非但不见眉目，种种迹象反倒表明乱得很。

废除朝鲜造币厂、重铸朝鲜镍币这几步确曾办过，可是并没有实在的改革。当然，在这种情形下，第四条——日韩货币同盟——成了一纸空文：如今在朝鲜银行业实际上独占的第一银行（即日本旧日的第一银行）所发的纸币，虽是日元票子，拿去兑换日本银行的纸币却要贴水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六。至于在朝鲜设立一家「便利税款征收与公款经理」的中央银行（见前），至今毫无影子。诚然，第一银行——须记住它归根到底不过是一家纯粹日本的商业机构——承办着海关及其他公款的存汇；但它显然不是中央银行，而它至今仍握有的、可以发行小到十钱（约合二便士半）面额纸币的特权，使这一团没指望的财政乱麻越发难解。在朝鲜与满洲两地，这种成色低劣的日本纸币流通得实在太多，其所依的政策，在任何由讲英语的专家管辖的国家里是一刻也不会被容许的；另外还有许多迹象表明，日本的下层办事人对财政并不真懂。

因此，头五条（即此处为求简明而划出的八节中的甲节）上所做的实在功夫，在整个战争期间全然无效，应受最严厉的谴责。要办一切必要之事，权限是绰绰有余的；可是本该有的改革被一套得过且过的办法取代了。

不知什么缘故，改革方略的乙节，即在京畿一道试行模范行政制度，完全没有动过。也许那些过于有耐性的改革家照他们的老习惯，在等一个合适的心理时刻；也许有朝一日等到太迟了，他们才会把一套笨重的、木版刻印般的方案施行起来，为此非用上几百个自以为拖沓与迟缓就等于庄重与深谋远虑的要紧小人物不可。可是那一天从来没有到。

至于第三节最初取得的实际结果，我们又一次遇上同甲节一样不能令人满意的、吞吞吐吐的措置。斯蒂文斯氏，那位依八月协定被任为朝鲜外交顾问的不幸的美国公民，被塞了一桩美差：要他出主意，怎样才能劝得汉城的各国公使馆一齐关门，而其当然的结果便是朝鲜在外的公使馆与领事馆也须照办。说他对怎样着手完成这件差事几乎毫无主意，大概并不有损这位先生的才干。在那种情形下他采取了最聪明的办法——他什么也不做；而如今日本统监府已经免去了他行动的一切必要。

第四节讲的是军事，头几步无疑办得很快。各道朝鲜军队的一大部分已被解散，而且不顾极激烈的反对，采取了有力的措置，要把京城的朝鲜驻军减到只剩一千五百人的宫廷卫队。皇帝本不愿他那据说有六千人的护卫队被动一根毫毛，因为这位可怜的君主在这些兵身上看到自己免遭骤然行刺的唯一屏障；于是日日夜夜，无论晴雨，他的卫兵成群结队，无休无止地绕着他的宫殿巡走，严严地把守着每一处门户，指望自己的用处能够显而易见。可是到末了皇帝还是不得不让步。

至于关系重大的戊节，其宗旨是把宫里一切党羽与卜者扫除干净，把朝鲜整个行政彻底涤荡一番；既然别的改革都拖泥带水、外面的抵制又未克服，这一节显然无从认真办理。于是眼下日本的改革家们只顾用一切他们想得出的法子替自己的主张拉拥护者；而若是汉城街谈巷议里还有一粒真话，那么他们所用的某些手段，是不能见容于外间观察者的。

第十七条——即创立一套像样的教育制度——也什么都没有动手，只不过把汉城的欧洲人进一步惹恼、进一步疏远了。奉目贺田氏之命，各外国语学校所聘欧洲教员的薪水忽然一律停发；心地刻薄的人说，那是为了让这些学校关门、把一切西方影响清除出去。可是此举激起的敌意太大，命令只好收回，朝鲜青年至今仍可以在官办的学堂里学他们的英文与法文。

最后是庚节，其中包含三项很要紧的措置，已经略略做了点预备的功夫。诚然，「宫廷与政府之间分明的界线」至今还没有划出来；不过朝鲜皇帝正被弄得明白：假如他就是宫廷，那么日本便是他的政府。那些外国顾问——就是在钻营的那些年里应着后门里的声音来到京城的形形色色的欧陆人士——正慢慢地消失，不久便无人知道了。可是朝鲜政府最高顾问一职——这人无疑是打算造成一个尽可能逼真的克罗默勋爵的副本——却一直空着。至于最后一节，改良农事，长森方案已经把这类念头统统扼杀了。于是改革家们既办不成他们原先的许多主意，只好求诸敷衍，于是一大批日本小官被派到朝鲜每一个部里去，徒然指望显出改革已经奏效。

这样，当俄日两国全权代表在朴次茅斯开始他们那几场重大的会议时，朝鲜的局面便离奇到了极处。日本人得了一年半还多的工夫去解决朝鲜诸问题，说得更确切些，去着手解决，结果除了把事情弄得更乱、把一个早已厌恶他们的民族惹得更恼之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这里不妨说一句：从战争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日本政府出于一种叫人不可能误解的盘算，听任军方在朝鲜扮演一个极不明智的角色。黑木男爵大将在鸭绿江之战后自朝鲜渡入满洲之后，除了东北各道图们江一带之外，军方在朝鲜本无须再扮演任何角色。本该在那一带拉起一道屏障，把朝鲜其余部分立刻交给行政改革。本可以立刻组成一个行政会议，把朝鲜人、日本人以及柏卓安氏一流的高级官员聚在一处；然后在某个中立的金融市场上募一笔足以应付一切意外的英镑借款，立刻着手改革。朝鲜的土地测量也该立刻动手；地税该在切实查勘之后加以厘定；筑路该雷厉风行地进行。日本的歹徒该挡在国门之外，只放合适的移民进来。一句话，日本对朝鲜本该完全照英国在埃及的办法去做。朝鲜人本该摆在第一位，正如克罗默勋爵总把埃及人摆在第一位一样；而日本本该硬邦邦地让她的国民明白：他们并没有什么条约上的权利，可以不带护照、不受管束地在朝鲜到处游荡——正如今日英国臣民并没有权利在中国到处游荡、看中哪块地就插桩圈下来一样。

日本眼下所收的报应是她自己造的；这是那些在万事俱备、甚至在大声呼唤正当行动的时候没有行得正当的人所必得的报应。局面到了一九〇五年夏天，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日本政府不得不私下向每一个探问的人承认，朝鲜政策全盘失败了；尽管明确的方略早已拟定，而且已经经过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是开战之后伊藤侯爵初次访朝所开启的那段试探性的和睦亲善时期；第二是依八月协定日本顾问们作了些微末改革努力的顾问时期——事情却越弄越坏。有一桩公开的秘密，不能不叫日本人恼火之极：全朝鲜的人对波罗的海舰队的命运所抱的关切，其明达不亚于俄国的国民。波罗的海舰队覆没时，汉城的悲观大约比圣彼得堡还深；而当朝鲜人明白交战双方要派全权代表到美国去议定这些争执之地的命运时，他们表现出最强烈的不安。这一切都瞒不过日本人；因为多年的历练已使他们惯于像猫盯着倒霉的耗子那样盯着朝鲜，他们懂得：若不赶紧动手，他们一时的失败便会在朝鲜招来一场大祸，正如一八九四至九五年中日战争之后的情形一模一样。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一经议定，头几步便匆匆迈出了。

给了他们头一个机会去毁掉旧秩序一角的，是英日同盟。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二日，兰斯敦勋爵与驻英日本公使林子爵颇为秘密地正式签订了续订的英日同盟。在这份重大的条约里，第三条写明：「日本在朝鲜拥有至上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利益，大不列颠承认日本有权为指导、控制与保护朝鲜而采取其所认为适当而必要的措置，以保障并增进上述利益，惟所采措置不得违背各国商工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在接着讨论日本此后的举动之前，不妨提醒注意：在第一次英日同盟，即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的条约第一条里，英国曾以较为谨慎和缓的措辞承认日本在朝鲜行动之权。该条的文字如下：「日本除其在中国所有之利益外，于朝鲜在政治上以及商工业上均有特别程度之利害关系；缔约两国承认：此等利益若因他国之侵略行动或因骚乱而受威胁，缔约国之任何一方得采取为保障此等利益所不可缺之措置。」由此可见，这两份条约中关于朝鲜的条文，主要的差别之一是：第二份条约里说日本在这个争执之国拥有至上的军事利益，而且英国承认日本有权为指导、控制与保护朝鲜采取一切必要措置。从这样的文字看，事情是明摆着的：一九〇五年夏天，日本曾向英国政府暗示，她在朝鲜没能抓住任何实在的东西，非给她一份完全而无限的委任不可。这一点几乎无可置疑；世上没有哪一个外务省会在没有最充分的解释的情况下签下第二次英日同盟这样包罗一切的条约。

有了这份新文书作依据，日本一刻也不耽搁。就在条约签字的当天下午，日本驻伦敦公使便去见兰斯敦勋爵，请求立刻训令汉城，撤销英国政府对朝鲜柏卓安海关行政的支持。兰斯敦勋爵当即应允；于是全朝鲜的人大为诧异地听到走漏的消息——坏消息总是传得快——说英国人掌管的海关终于完了、了结了。

在大多数人看来，一个海关算不得什么；然而这类机关在中国与朝鲜所扮演的那种特别而可敬的角色，治政治的人是很明白的。在朝鲜，关税的征收与商务航务的监理，在一位出色的爱尔兰人柏卓安氏牢牢的掌管之下办得很好。整整十二年，柏卓安氏守住这座堡垒，谁来也挡得住。当钻营的风浪在他周围打转、把朝鲜的大人物一个接一个卷进去的时候，柏卓安氏始终头脑冷静，还清了纠缠不清的外债，积起了可观的准备金。他是一位年事已高、直接只对朝鲜皇帝一人负责的人，因此要他照日本政府所愿，去屈居于目贺田氏这样一位资历较浅的官员之下，是不可能的。他拒绝被这样取代，结果日本人一逮着头一个机会，就把他彻底铲除了。唐宁街在这件事上的仓促举动，再怎样责备也不算过分；因为这一步逼得英国驻汉城公使馆自食其言——好几个月来它一直斩钉截铁地说，在要紧的海关一事上英国决不退让。

这个一向对谁都公正无私、两手干净的英国式行政的消逝，意味着一层秘密的帷幕不久将遮住朝鲜的通商口岸，意味着关税收入不再专用于纯粹朝鲜的用途。正是这一类退让，使远东的英国人对自己政府在关系重大的问题上的态度心存疑虑。四十年的历史已足以证明：一个至今尚未明白远东利害所系的外务省，是不能绝对倚靠的。

于是，日本全权代表们正是带着这样确凿的把握——英国已经闪在一旁，凡日本在朝鲜要走的每一着棋都会得到认可——去朴次茅斯讨论和约条款的。在议成的条约里，第一条刚宣告和平，紧接着的一条就讲朝鲜。第二条说：「大俄罗斯帝国政府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至上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利益，允诺对大日本帝国政府认为必须在朝鲜采取的指导、保护与控制的措置，既不阻挠，亦不干涉。」外交上这类含混词句的确切意思，从来没有比在这不幸的一条里更不清楚的了。俄国全权代表对这一款是怎样理解的呢？他们是否料到日本会宣布保护国？据某方面说，这类事根本没有想到；当时的设想是日本不过照她一向的办法继续她的改革功夫，同时在这个国家里驻下重兵，表明她是主宰之邦罢了。

和约批准之后一个月里没有任何动静；不久东京召开了一次国务会议——每逢这种会议，便等于昭告有大举将行——那是一项激烈措置的前驱。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伊藤侯爵又一次前往朝鲜，带着他皇帝主上所授的全权；人们很快明白，朝鲜的命运正悬在秤上。我们如今要说到这团乱麻里最耐人寻味的一段了。

伊藤侯爵先花了些时日办那些在东方国家里被认为必不可少的前奏。他同许许多多朝鲜官员互相拜会；他觐见朝鲜皇帝，再三向他保证自己的敬重；随后，据可靠的说法，有人花了三十万日元（约合三万一千英镑）去笼络朝鲜内阁中态度游移的成员。此事若属实，可见朝鲜的官员对自己的职守所知甚陋。

十一月十七日到了顶点。此前两天，伊藤侯爵一直竭尽全力，想把朝鲜宫廷与朝鲜内阁整个拉到他的主张这边来。他彻底失败了。到十一月十五日为止，他的气力都用在逼迫朝鲜那位胆怯而固执的君主上。据说伊藤侯爵曾亲自向皇帝提出下列三项要求：

一、撤销外部，把朝鲜的外交事务交到日本手里。

二、把日本驻朝鲜公使的职权改为统监（最高行政长官）之职权。

三、把日本领事的职权改为理事（监理官）之职权。

然而任凭怎样辩说，朝鲜皇帝寸步不让，据说他最后说道：

「我虽在报上看到种种传闻，说日本打算对朝鲜行保护之制，我却不信；因为我信得过日本会守住开战之初日本皇帝所作、并载在朝日两国条约里的诺言，即维持朝鲜的独立。听说阁下要到敝国来，我很欢喜，因为我相信阁下此来是为增进两国的邦交；因此阁下的这些要求全然出乎我的意料。」

据同一记述，伊藤侯爵答道：

「这些要求并非出自我本人。我不过是奉本国政府的委任行事；陛下若允准我所提出的要求，则于两国均有利益，东方的和平也就永远有了保障。因此请速赐允准。」

皇帝又说：

「自古以来，朝鲜的君主遇到这等重大的问题，向例要遍询现任与曾任的大小臣工，又要采取士人与百姓的意见，然后才作决断；所以此事我如今不能自专。」

伊藤侯爵于是最后答道：

「百姓的抗议不难处置；为两国的友好计，陛下应当立刻决断。」

觐见延续了将近五个钟头，伊藤侯爵看出一时再无可为，只好回寓。他自然不可能自认败北，于是就在第二天依着皇帝的提议，把朝鲜各位大臣都请到他的寓所来。据说，会议一直开到夜深，历时多个钟头，大臣们被一个一个地去说，他们却照皇帝的样子坚决不让。这就使日本特使一行加倍恼怒，于是在那要命的十七日早晨醒来时，他们下了死心非达到目的不可。

这一天是以又一次同朝鲜大臣会晤开场的；席间他们被劝往宫中去，在皇帝面前开一次御前会议。此议照办；而每一位要紧人物刚一进到宫墙之内，各门便由日本兵与宪兵把守起来。伊藤侯爵与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长谷川大将随即到来。皇帝不肯见他们，伊藤侯爵却不容回绝，径往内殿而去。据说皇帝当时躲进了一间小屋。日本高官与朝鲜内阁之间没完没了地争了好几个钟头，到末了内阁显出崩溃的迹象，只有一位异常坚决的人物例外，那就是参政大臣。他眼看众意皆与自己相左，最后想脱身出去，却被锁在一间屋里，同他想去劝其坚持到底的皇帝断了音信。又拖了一阵，日本官员被派到朝鲜外部，把国玺取了来。随后，下面这份条约便在内阁众人面前盖了印，伊藤侯爵决定把参政大臣的同意撇开不管。皇帝听到消息，几乎失了神，试着向美国公使馆递了最后一封信，却始终未得回音。于是，靠着一种极像不可抗力的东西，下面这份条约被勒索到手了：

「日本国政府与韩国政府，为巩固联结两帝国之休戚与共之原则起见，特就此议定并缔结下列条款，以至韩国臻于国力充实之时为止。

「第一条　日本国政府今后将由东京外务省管理并指挥韩国之对外关系及事务；日本国之外交与领事代表，将在外国担任保护韩国臣民与利益之责。

「第二条　日本国政府任维持韩国与他国现行条约实施之责；韩国政府允诺今后非经日本国政府居间，不缔结任何具有国际性质之行为或约束。

「第三条　日本国政府在韩国皇帝陛下阙下置统监一员，驻扎汉城，其职首在管理并指挥有关外交之事务。统监有私觐韩国皇帝陛下之权。日本国政府有权在韩国各开港场及其认为必要之地设置理事官。此等理事官在统监指挥之下，行使此前属于日本国驻韩领事之权限与职务，并办理为使本协约条款全然生效所必要之事务。

「第四条　日韩两国间现行一切条约与协定中，凡与本协约条款不相抵触者，继续有效。

「第五条　日本国政府任维持韩国皇室之福祉与尊严之责。

「为此，下署人等经各该政府正式授权，签署本协约并钤印。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签署）林权助

「大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公使

「（签署）朴齐纯

「大韩帝国外部大臣」

十一月十八日的早晨，全汉城惶骇失措；京城的义愤与惊慌很快传遍全国。事情的真相不久便为人所知，在外国也引起了一些议论。各国政府就这份条约的效力向汉城提出的询问——尤以美国一例为著——所得到的答复却是：把这份文书推翻，其灾祸性的后果同让它生效一样多，因此唯一可行的是静观之策。当时刚开始搅扰俄国的那场革命，使这一举动最有力的反对者完全哑了口；而英日同盟既禁绝一切干涉，这份条约不久便成了既成事实。伊藤侯爵回到东京，几乎立刻便颁下一道诏令，在朝鲜设立统监府，撤销日本公使馆，并委派大批理事官及其他官员去监督并襄助朝鲜的政务。

以上便是对朴次茅斯和约在朝鲜的直接后果不偏不倚的叙述。而仿佛是为了显示十一月伊藤侯爵使命之前在朝鲜已经办成的好事，汉城财政顾问衙门姗姗地公布了一份总的备忘录，详述已办之事。这是最后一份须得讨论的文件。它有几分重要，因为其枢纽是财政问题，又因为它把日本今后办事的路数清清楚楚地立了出来。

朝鲜的通货名义上虽以银为本位，实则由中国式的铜钱与镍币构成。镍币的铸造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情形同中国新铜元的铸造差不多。换句话说，朝鲜被各式各样的镍币淹没了，这个国家照例吃了苦头。因此日本行政人员着手对付这一弊端，是该称许的；可是他们的手法极不令人满意。经过一番查考，决定以两枚朝鲜镍币换一枚面额五钱的新镍币的办法，把朝鲜镍币逐渐收回。这些新镍币连同一套新的辅币，要作为日韩货币同盟的开端。这是头一个方案。

按这个办法兑换朝鲜镍币，始于一九〇五年夏天，同年秋天便宣告大体完成。这段时间里约有一亿枚镍币从流通中收回，其中假币不少，合计约值一千一百万韩元。照那份备忘录看来，这个国家的币制仿佛已经立在较为稳固的基础上，镍币问题也有望解决了。事实恰恰相反。兑换的事实际上只限于汉城与仁川两处，那里是日本商人与中国商人占优势的地方；而近来走遍全国的旅行者已经清清楚楚地表明：出了朝鲜京城与那个主要通商口岸周围那一小圈之外，旧镍币与旧办法仍旧当道。换句话说，在这桩要紧的财政事务上，日本人的活动只限于几个便当的中心，而真正的朝鲜——那个茅屋零星、荒莽一片的国度——则丝毫未动。情形如此，很有意味，而通行的解释并不中听。

还不止于此。旧镍币的兑换造成了银根的大紧，也造成了生计的普遍昂贵。新的日本财政部门并不以重铸所得的厚利为满足——这笔利润至今还没有像样的交代——还听任第一银行发行数目庞大的朝鲜纸币；这家银行在涩泽男爵掌管之下，如前所述，实际上独占了朝鲜的银行业；这些纸币小到十钱，约合二便士半，名义上虽与日本国家纸币同值，实则要贴水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于是在新旧镍币之外，又添了这种可疑的纸币，它在朝鲜受人轻视的程度，正赶上日本军用票在满洲所受的轻视。朝鲜的预算非但没有从新局面里得益，一九〇五年的亏空反而比历来都重。一九〇五年的亏空在四百万韩元以上，却没有给这危殆的情形说出任何缘由。诚然，照那份备忘录所说，朝鲜官员的俸给略有提高；可是与此相对的事实是这类官员的员数已经减少。亏空的真正解释，也许是如今出现在朝鲜俸给册上的那数目过多的日本官员的薪水合计极巨，而为了把所谓日本的制度弄周全，又不得不另有沉重的开支。该备忘录称，朝鲜军队已裁撤士兵八千二百一十四名、军官三百一十一名，每年因此省下一百万日元；又称「因各部改组」另省下五十万日元；并称其余的改革还将陆续办来。然而开支若照着改革的成绩按比例涨下去，朝鲜末后的景况必比先前更坏。

日本人并不以这些掌控的举动为满足，在朝鲜还做了许多别的琐碎事情，被外国观察者痛加指斥。已经办起了一套合作仓库公司的制度，其效用无非是把庞大的布匹贸易转到日本人手里。从前每年输入的曼彻斯特货值将近五十万英镑；再过几年，这项贸易就会被扼死。此外还颁布了关于期票的章程，而所谓「票号」——那不过是旧日中国商业办法的遗存——被强行解散。其用意是尽快以日本的办法取而代之，而不像别的行政者所会做的那样，让新办法随着时日的推移自己证明其优越。最后，为了应付现银的需索，又以一种被公正的观察者严厉批评的方式发行了借款。一九〇四年朝鲜实际上没有欠债；到一九〇六年，托改革之福，她已欠下约一千五百万日元，其中用于有益或有产出的工程的只占微乎其微的一点。头一笔三百万日元、年息百分之六的借款，是战争初期为推行财政改革而发行的。一九〇五年因有亏空，不得不发行二百万日元、年息百分之七的借款。一九〇六年又在东京发行了一千万日元、年息百分之六的借款，说是要用于朝鲜的实业发展。照眼下的政策办下去，年年都会有更多的借款。

最后这笔借款的来历很有意思。直到一九〇六年为止，从朝鲜的开发中得利的一向只有第一银行一家。据说日本兴业银行（即动产信贷一流的银行）眼红这份偏爱，便投标承揽发行新借款之权。因该行在战时效力甚著，遂决定把一千万日元借款的发行交在它手里。条件远比必要的苛刻：发行价极低，承销佣金高，利率更是骇人。然而这都不打紧，因为朝鲜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起初宣称要用这笔款子办的改革，只有在仁川修自来水一项；后来这套做法招来的批评逼得他们宣告：借款所得的一定比例将用于筑路。由此可见，所图的恐怕并不是朝鲜的富庶。

以上便是那份备忘录中所列的各点；读过之后，很难叫人相信日本人有本事在异国扮演改革者的角色。因为凡在朝鲜激起深仇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提到。就拿朝鲜的铁路来说。从釜山通到鸭绿江的朝鲜干线铁路共六百英里，已经花去四千万日元以上。可是他们不肯再多花几百万去补偿失地的农民，反倒告诉农民说：依着同他们政府的协定，日本无须付钱，要找就去找汉城当局。这等于宣告谁也拿不到什么。有些农民被激怒了，因为拔掉插在自己地里的木桩、或者动了铁路，便被当场枪毙。

其次是龙山一案。龙山是一大片土地，位于汉城南门之外，一直伸到要紧的汉江边上。所圈的面积之大，我不敢指明究竟有多少平方英里，但总有几十方是无疑的。其中一部分土地，日本军方是买过、付过钱的，占用已有几年。余下那部分如今正有争执，却并没有买，而是以一种专横的办法在收取之中；因为所用的程序很古怪，真正的业主几乎什么也拿不到。当局所举的藉口——说占有这片土地是军事上的必需——被汉城的人当笑话；但这主要是因为朝鲜京城的居民还不明白，日本已经在为将来某个遥远的日子可能发生的复仇之战作准备，而龙山最终可能兼作一处武装营地与一个庞大的铁路枢纽。而且必须说，这块地方选得好。汉江沿着这一带奔流而过；汉城至釜山铁路的总站近在咫尺；仁川铁路从那个通商口岸与至关紧要的海边一路上来，在离此不远处与釜山铁路相接；北朝鲜铁路（汉城至义州线）也从这里起；最后，正在修筑的汉城至元山铁路，其终点也将设在这一大片圈地的一角上。

这样，四条铁路——只要日本还是一个纯粹的岛国，这四条便都必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都在龙山一带交会；有了这张路网，即便日本海上有一支庞大的敌国舰队，东京政府只要把对马的海路牢牢守住、严密看住，也能安安稳稳地把兵源源送进满洲、送往朝鲜东北边境。因此人尽可以承认：整个龙山地区对日本军方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取得它是该称许的。可是所用的手法，凡是头脑清醒的行政者，除非存心要惹乱子，是一刻也不会容许的。

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呢？住在这一带的人被粗暴地通知在短短的期限内迁走；什么也没有向他们好好解释；他们自然踌躇着不肯走，于是宪兵便看着他们被逐、看着他们的地被插上木桩。

而给他们的补偿是多少呢？二十万日元，约合两万英镑——这是目贺田氏肯从朝鲜国库里为一桩与他眼下并不相干的用途划出的最高数目。一个三人委员会，由日本公使馆一员、日本军官一员与汉城朝鲜民政长官一员组成，要把这笔厚赐的款子分给好几千人，然后这桩事名义上就算了结。其实并没有全然了结。因为这种锱铢必较的做法把久已蛰伏的火重新点着了；用这种办法省下的一两百万日元，到头来会在别的地方叫日本的改革家们多花好几百万，并且会让他们痛悔那一天：某个恶煞怂恿他们去做小气鬼，而其实只要稍稍慷慨一点，便能替自己挣来信誉与美名，堵住敌人的嘴。

除了这桩龙山案——它在朝鲜的有名只比长森方案差一等——日本私人不顾时宜地攫夺土地的小事例还多得很。自然，平心而论，有许多案子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是些无赖的朝鲜人替日本冒险家的谋划推波助澜，故意伪造地契，好把正当的业主从产业里挤出去。可是另有一些案子——其中有两件我已经查实，确凿无疑——朝鲜人被人用所能想象的最冷酷的方式骗走了土地。日本的流氓来了，打下他们的木桩与界石，简直是把那些倒霉而萎顿的业主吓得同他们分了产业，否则还有更糟的事等着。日本政府怎么会容许这类事情发生，许多人都说不上来。要说这类事能被有意瞒住，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全朝鲜都在谈论；剩下的唯一解释就是政府在等新的司法委员任命下来、等详尽的报告呈上去。然而伊藤侯爵当统监已经半年多了，什么也没有办。动手越早越好，因为那句耐人寻味的波斯谚语——土地、女人与黄金是一切祸端的种子——今日在朝鲜正应验得触目。

在上述这些情形之下，人本会以为日本政府会赶紧着手测量朝鲜的土地，一来杜绝一切劫地的可能，二来看看在这一片殖民的议论之后，究竟有多少可耕的闲地。我曾问过日本最高的官员，何以把这件事耽搁下来；他们告诉我，测量之所以延迟，是为了费用。这个藉口似乎站不住脚，除非朝鲜的财政改革只是一句空话。要知道，朝鲜岁入中远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出自地税，而这地税只收上来八九百万日元；照最保守的估计，若征收得两手干净，每年可得约两千万日元，还能让许多急需的改革立刻办起来。倘若受托治理这个国家的是——譬如说——英国，朝鲜的土地测量是一件会立刻办起来的事。在这上头不妨记起：两百年前，当数学仪器还极粗陋原始的时候，十一位耶稣会士便把整个中华帝国成功地测量了一遍；倘若立刻把日本占领军派去做这件事，不消几个月就能完工。汉城自然有人说，日本当局并不愿意把土地在官图上标画分明，因为铁路用地一文未付，许多名义上已拥有大片耕地的日本私人也并没有取得正当的地契。对一个以改革者自居的强国说这样的话，是很难听的。

尤其该受指责的，是在朝鲜各道委任数不清的日本警务官。日本警察近来在东京大显身手，因此再去斥责这样一套制度就多余了——它太像一百年前拿破仑在法国所立的那一套，在这开明的时代是不该有的。再加上这些人的薪水是按欧洲的标准发的，也就是说，他们在许多情形下拿到的是他们在日本所能挣的四五倍，他们的存在就更可疑了。辩护的人指出，非按欧洲标准给薪不可，否则朝鲜人会把他们看作下等人物。这个论据眼下荒唐得很。等到中下层的日本人能够担起同等身分的欧洲人毫不迟疑就担起的差事与责任时，那时候、而且只有到那时候，他们的薪水才该按比例给。可是眼下众所周知，一个欧洲人的公事至少要三个下级日本人才办得下来；既然责任是分摊的，薪水也就该分摊。

朝鲜皇帝已在统监（在他不回东京的时候）牢牢的掌握之中；铁路正变成纯粹日本官办的事业；交通部门已是一个纯粹日本的部门；财政捏在财政顾问的拇指底下；汉城的各国公使馆已撤；采矿、渔业、伐木以及其他一切有产出的行业都正被独占；国中涌进了八万移民，每一处要地都有重兵驻守，归严厉的长谷川大将统辖；有了这一切于她有利的条件，日本仍旧觉得自己是在同朝鲜玩猫捉耗子的把戏。这就是今日明摆着的真相。

以上对日本改革家们实际取得的具体成绩所作的这番并不同情的巡视，为的是把明暗衬托出来；然而这番巡视，尽管乍看上去带着敌意，却远不足以传达这个国家里那些心底其实向着日本、其见解又大体与新订英日同盟文书所宣示者相合的欧洲人与本地人之间，舆论发生了何等异常的变化。一般相信：全朝鲜没有一个欧洲籍或美国籍的人——我说的主要是那些真心是日本朋友的人——私下里不认为日本人白白糟蹋了绝好的机会、采取了全然错误的原则，不认为非赶紧做点什么把失去的地盘收回来不可。他们在柏卓安海关行政的终结与即将代之而起的纯日本机关里，看到的不是真要改革的心愿，而是吞并的心愿。他们知道：任凭日本怎样宣告，她在朝鲜都非照她自己那套特别的办法行事不可，否则便要失掉本国国民的信任，因为这些国民一向被教导着把这个不幸的国家看作自家的一个省。人人都知道朝鲜皇帝仍在同俄国人暗通款曲；知道好几位朝鲜驻外公使拒不回国，因为他们仍在为本国的利益奔走图谋。当英国与美国看来已经甘心听任朝鲜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消逝之时，朝鲜人却没有死心，仍旧一小股一小股地纠集起没有指望、被人误导的人，去反抗那个三百年前就被称作「该诅咒的民族」的民族。结局会是怎样呢？日本终究会成功呢，还是会像她从前在朝鲜那样失败呢？无人能说；可是除非所用的办法大加变更，前景是最阴暗的。倘若立刻着手创立由少数外国人稀疏地掌管的朝鲜国家机关，并把凡事都同日本各部合并的念头彻底抛开，局面或许能大为改观。但若不如此，则不论订下什么新的协定，不论表面上朝鲜显得多么愿意接受日本的监护，只要那种把这个国家榨到底的政策还在继续，皇帝与他的国民便会暗中设法推倒日本的才智所筑起的一切；因为他们至今仍做着这样的梦：总有一天，强大的队伍会从北方席卷下来，把他们的仇敌赶进海里。说到这里，最好就此打住。

附记

自六月各处起事以来，朝鲜的局面略有变化。对日本的仇恨足以驱使一小股一小股的朝鲜人公然举事，旋即被镇压下去。伊藤侯爵查办的结果，已证明朝鲜皇帝对起事首领们所图之事知情；因此皇帝如今在自己的宫里实同囚徒一般，每一处门户都有日本警察把守。更添这局面之不健全的，是一项权威的说法：俄国驻朝鲜总领事如今拒绝从日本政府领受他的领事证书。于是外交上的问题有重新掀开之虞；与此同时，密谋也在暗中重新滋长。

「义兵」首领上给朝鲜皇帝的那份奏疏，把一切都说明白了。写这份奏疏的人后来死了，他是一位有名的儒者，旧朝时做过大官。这一番哀诉里有一种极可悲悯的东西。它是关于这局面的最后一句话。

「陛下，去年十一月十七日之惨事，臣何从言之？卖国之贼与外来之掠夺者相结，以胁天子，以约强加于我邦。此约许日本人肆行侵我之国而无所惩，于是『朝鲜』二字今已成一空名，而陛下之御座不过是已逝权柄的一个讥诮的表记。今日国中已无一处可以保全大韩皇位之尊严，而国亡之日必将到来。史上灭国绝祀之事诚亦有之，然从未有以日本人在朝鲜所用的这等诡诈残酷之术而致之者。

「日本人为其自身的缘故，力图使世人相信：他们在朝鲜的举动出于维持东方和平、使东方各国彼此和睦的心愿。朝鲜人断无信此说者；然而陛下的大臣竟甘为日本人之工具，佯称相信他们的许诺，说什么待我国富强之后，我们的一切权利都会归还！

「日本人本无仁心，故其不具人之他德，臣不能责之；至于出卖我国族者，臣与臣之从者只能名之曰国贼。每日都传来我所爱之国又遭新侵的消息；臣虽老迈，已无生趣。多活一日，所闻的消息便更凄惨一分；因此臣只盼着那一日：随闵将军以及赵、洪、宋诸公同往他世。

「我国古史中，为本朝社稷奋斗的人物名字甚多：微子挟王室典籍奔中国，以待真主之立，是其一；又有如朴庆文等人，为国战死；又有如文天祥者，奔走国中招集义兵，以逐侵略之敌而复社稷之权。

「臣乃陛下卑微之仆，痛悔自己竟活着看见朝鲜沦落到今日这般凄惨的境地；臣知照我国的礼法，臣该入宫将奏疏呈于陛下，然后自尽。然而臣知陛下对近来诸事无力约束，臣又知陛下的臣民仍旧忠爱其国；因此臣觉得，臣若尽力去驱逐入侵者，便是为朝鲜的大业尽了最好的力。

「故臣与臣之友辈效法大贤文天祥，筹划已有数月；虽无前贤的智略才干，却已议定了我们以为可成的办法，而归附我们的人日见其多。

「我们的打算是渐次北上至汉城，在那里召集伊藤侯爵、长谷川大将、各国代表以及我国的大臣开会，交涉归还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所勒索之条约，以及其他从我国政府不正当地取得的条约。我们还要请把日本顾问遣回他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愿意遵守此种交涉的结果：当废者废之，当改者改之。

「我们唯一的心愿，是免去帝国倾覆、种族灭绝这样的大祸；而我们既知自己的力量同日本人比起来微不足道，那么显而易见，我们所要诉诸的，与其说是兵力，不如说是世人的公道之心。

「然而上天若不助臣，臣在能够挽回这降临我族的大祸之前便被毁灭，臣亦甘心就死。臣惟愿来生化为厉鬼，好去折磨并驱走日本的侵略者，以及我族中那些毫无爱国之心、竟把我们这些陛下的忠臣叫作『匪』『乱民』的人。

「臣涕泣哀号，仰望苍天，为皇室祈祷。

「崔益铉谨上。」

四〔第一部·日本与新形势〕在朝鲜西北

正是在争执中的龙山，你登上汉城至义州的铁路——这条铁路最终要同奉天接通。要办成这件事，又得起一个早得不像话的早；因为你必须搭黎明的车从汉城城墙下到鸭绿江线的起点站去接车，然后闲着搓手指头等上一两个钟头，等他们把一列开往平壤的混合列车编好——几节敞车加一节篷车。这是一桩磨人的手续，因为按规矩你要到早上七八点钟才开，何况你所光顾的这条线至今不向买票的公众开放，只是出于礼让才让你上去。这套朝鲜—满洲的铁路系统要弄到像样地运转，还得好些年。

渐渐聚拢来、准备搭这条好说话的所谓军用铁路的那一群杂色日本人，大半裹着红毯子或白毯子，因为天冷，而且就要更冷——凡坐过工程列车的人命中注定都会懂得这一点。这么一裹，这群人就很难分门别类、很难估量他们究竟是什么身分了。每天早晨带齐了军用通行证、要往朝鲜北部去的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一查便知，其中大半是最下层的日本人；可是他们去干什么，就难说得多了。苦力、小贩以及到平壤去探看更北边光景的小商人，想必占了多数；不过总还有若干较为体面的人，戴着圆顶礼帽坐在钢轨与枕木堆上，样子古怪得很不相称。这便是那场大举侵入的公开标志。

于少数受优待的人是运气，还有一节篷车；一进去，你甚至能发现火钵，可以烤一烤冻僵的脚趾；而长凳雅致地排着、牢牢钉在地板上，就不必像狗一样蜷在自己的行李上了。

平壤的日班车从龙山开出，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可留意的，只除了那些分段的职员——他们有荣誉性的军官品级，因而佩着刀——同你一道进了篷车。这便是汉城至义州铁路是一条纯军用线路的唯一外在可见的标志，此外或许还有一条：整个工程由一位少将总揽。这些铁路职员除刀之外，左袖的上部还有一颗银星或金星。这是一个意味特别的记号，是日本军用铁路的印记；下一次战争里，这个印记会比上一次更显眼。凡与这条铁路有关的人，不论是分段工程师、监督、站长还是区区一名列车长，左臂上都有那颗尖角松散的大星。若他品级较高，他的制服与佩刀就气派得足以给他罩上一层十足的军人气；若他品级只在中等，他的制服便自动带上一副躲闪的神气，仿佛因为做得太匆忙而怕人细看，而那条裤子更有无可掩饰的痕迹，分明是把寻常百姓的裤子匆匆拉来充军役，自己也深觉不称。最后，若这位职员不过是个列车长，连那把袖珍的刀也不给他了，他只好把左肩使劲往前送，好让偶然看他一眼的人领会他的品级与军职。说实话，我若身在这个临时凑起来的军人等级里，而且位分颇低，我是不会太爱我那把刀的，尽管它带着武士的味道。因为一位代理助理试用副分段工程师之助手的命运，似乎就是有时候佩着刀在火车司机的操作室里走一趟，无疑是为了让机车也感受到他们的军人品格；而在这条线上能看到的最有趣的景象之一，无疑就是看这样一位年轻的先生爬上爬下那些很大的机车。人隐隐会想起「骑马的水兵」，因为佩刀与扳操纵杆是合不到一处的。不过这些刀与这套制度尽管可笑，这些人本身却无可置疑；打赢了一场尚未打完的战争的头几着的，不正是他们这套制度里的弟兄么？

出了汉城往北，地面很快换了一副模样，同朝鲜南部大不相同。不再见得着光秃的山峰；代之而起的是低矮的丘陵，上面覆着灌丛、杂树与弯曲的松杉；土地也不再水气丰足，颜色迅速转成红黏土色。这土质很快就在作物的品性上显了出来：喜水的稻子失了黑泥，便不能像在朝鲜南部那样茂盛，于是旱地的谷物越来越触目。不过自然处处都有补偿，这里也不例外。每一座山上都可以整抱地拾柴；就在你突突前行之时，也看得见许多穿白衣的朝鲜人背着背架、驮着大得吓人的柴捆，踉跄地下着山路——这是苦寒的冬天正迅速逼近的确凿先声。

不过，抓着篷车门站得太久去看这番景致，于你的脑袋是不利的；因为一阵阵难看的、有时叫人心惊的颠簸与跳动很快就会提醒你：这条铁路的三百零二英里是在十三个月里修成的，而你的命运此刻说不定就是滚下陡峭的路堤，在一场翻车里不体面地送命。这不能怪日本的工程师，因为照教科书说，他们的活干得极漂亮；这不过是势所必至的一种显现。因为在离开文明几百甚至几千英里的地方，以这样发狂的速度修三百多英里的铁路，还要样样妥帖，是不可能的；而要防住一个几乎同满洲一样厉害的雨季的蹂躏，若不对薄弱处多加研究与改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条线颠得厉害，处处都是将就凑合。

而当你在那稀稀落落的车站上停下、沿着铁道来回踱步的时候，你会发现钢轨上熔铸着的不只是「卡内基」这个神秘的名字，还有克虏伯、若松以及英国各钢厂的印记。这告诉你：战时曾把全世界的市场搜罗了一遍去买钢，到处都下了加急的订单，只求快些交货；于是在我前面举的那些理由之外，又添了一条你坐不平稳的缘由。战时无论花多大代价、用什么办法，都得把钢轨弄来铺上，好满足大本营参谋部的需索；虽然战争势所必然地远远卷走了，把这条线大半撇在半空里，这工程却完全由日本工程师在限期之内完成，其速度打破了从前一切纪录。

你很快就把汉城那点比较像样的文明的一切痕迹抛在身后，剩下的只有起伏的原野。车站，如我所说，很是稀少；即便停在站上，也难得看到多少长久建筑的影子。有一堆堆备用的钢轨、一叠叠枕木，也许还有一两间小棚，电报线通到里头。只有在远处某座山的荫蔽下，你才辨得出几幢样式很快就会让你熟识的房屋。那是低矮的、刷白的住所，在黄褐的背景上分外分明。里面住着分段的铁路人员与一两列后备国民兵。除了这类迹象，再没有什么可看；没有日本的平民。

隔着一定的里程，巡查的军用工程师上车下车，仿佛把列车一段一段地交接下去，凑成了日本那套制度所到之处必立起来的那架没完没了的机器。而这些小职员并不以只办自己的差事为满足。电报早把一条神秘的口信打到前头去了，于是每一位新上车的人都尽他那一点力，来张罗你的舒适，并且显示如今各处都在积极地学英文。张罗你的舒适可不是一句空话，因为日本人比谁都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礼数；他若肯，而且事先安排停当，他能对你施展一种阿拉伯式的款待，周到得叫人局促。于是那些粗糙的长凳上铺了毯子；啤酒与可可无可奈何之下以可爱的不偏不倚一同没入你的肚肠；至于便餐，不久你就吃得腻烦了。这都是吩咐好了的。

整整一天你朝平壤赶路；平壤把到鸭绿江的三百英里妥妥地分成两段。而这一百八十英里的路上，只有一处市镇有日本人多少定居下来。松都离汉城约五十英里，在六七座被尊称为「城」的朝鲜市镇里算最不气派的；那里有一处不上不下的日本人聚落，规模却远不及与它相伯仲的大邱。旅客在这里买得到点心、米饭与一杯清酒，此外便没有什么了。可见殖民显然还谈不上舒适。

过了松都，有一百英里你在一片除了前面说过的之外并无什么特别景致的地方笨重地爬行。偶尔你会看见一名日本的骑马宪兵，穿着他那标志性的红裤子、戴着法国式的军帽，勒住马看火车冒着气驶过，然后接着去做他在乡野间孤零零的巡逻。不过除了这类人稀稀落落几个，加上看守铁路的那些四十岁、四十五岁的常例守备后备兵之外，日本人的痕迹不多。

日影拉长、天色将晚之时，地面起了变化。有时候丘陵几乎全然平下去，让出平原来——在这个崎岖的国度里，这些平原的重要性怎样说都不为过。满洲那种高高的高粱还成垛地立在田里；带角的牲畜多得在朝鲜南部几乎要引起一场惊慌。这些小平原与小山谷是这一带纬度的特色；因为从这里横穿到东岸去过的日本人说，元山差不多同平壤在同一纬线上，那一路的地方处处都显出同样可望的样子。还不止于此。就在平壤以南，看得见大同江，那是一条可通舟楫的河，注入朝鲜海岸一处宽阔的浅水湾。湾中有兴旺的镇南浦港，它的繁荣同平壤的繁荣连在一起。倘若平壤与它紧邻的地方能够大力开发，那么几乎无可怀疑：在朝鲜北部这里，日本人的经营或许能得到几分回报。所以从经济上看，这是这个新国度里最有指望的一块。

你到了平壤，这个看法便得到印证。一路上你的车把各色各样的日本人与朝鲜人都捎了上来，直到塞得满满当当，那节神圣不可侵犯的篷车不止一次受到丰臣秀吉式入侵的威胁。满载的列车摇进平壤站，站上等着它的是同样一大群日本人；这一群比别处的更粗粝、更强壮，更像拓荒者。平民成群，又有大批穿着工作服的兵围拢过来。可是在一路穿过沉寂的原野之后，比这一切更叫人吃惊的，是人力车。一长串这样的车子，由日本人拉着，在那里候客——这是朝鲜别处见不着的景象。因为即便在汉城，除了雇着日本苦力的私家人力车之外并没有别的；拉街车的全是朝鲜人。在朝鲜中部与南部，一件事正迅速得到证明：日本人不能同朝鲜人并肩去做下贱的活计。正如在币制上劣币把良币逐出市场，在人上头，较文明的也不可能同他们看作低他们一等的人并肩劳作。这一点至今在朝鲜很少有人议论，然而它必定是这个国家任何真正殖民之举所要碰上的最大的天然障碍之一；因为即便由公家或私人办起了日本的模范农业聚落，四围既是稠密的朝鲜人口，那么它们变成农庄式的产业也不过是时间问题——在那种农庄里，日本人只做监工，朝鲜人才是真正的劳力与真正的动力。因此，除非靠教育把朝鲜人的地位大大提高，并且同日本人通婚——后一项是极不可能的，因为这两个民族之间并无男女往来——那么要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片地方落户定居，都有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要对付。

然而那些日本车夫全然不觉他们无意中在我脑子里搅起了这些令人为难的种族问题，早已把我抓住，飞快地朝离站一两英里的平壤城驮去。平壤是旧都，至今还留着中国式的王宫——巨大的围垣，圈着一堆颓败的殿屋；它无疑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大城。我在汉城的时候，谣言——那种从不止息、而且一天比一天更不像话的朝鲜谣言——传得沸沸扬扬，说皇帝同他满朝的人正打算骤然退到这座故都来，好叫日本人措手不及，把他们的新计划搅黄。这样一着即便办得到，又有什么好处，实在看不出来。不过是因为朝鲜人把惊人的新花样看作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而他们既然总是怕将来，如今就信起逃走来了。过了这些宫墙，快跑一程便到了日本人聚落外围的屋舍；这聚落自战后在这里像变戏法似地立了起来。就在朝鲜城外，宽街的两边，日本的房屋与日本的铺子成片，而这一支海外的人口，十五个月前还只以百计，如今已有四千人左右。日本女人的数目大大超过日本男人，这是既意味深长又耐人寻味的。今年春天〔注一〕又添了一大批；很可能再过不多几年，平壤在日本人眼里的分量就要同汉城相埒了。不过物价眼下贵得离谱，其实国中处处如此；在日本客栈里住一夜，价钱同远东最好的欧洲旅馆一样。这样的局面不可能有利地维持下去，因为总有一天鸽子的毛都拔光了。

〔注一〕（原注：应知本书写于一九〇六年上半年。——出版者识）

把你往北带的早车，搭客比每天从汉城开到平壤的那趟大篷车少得多；粗略一看便知，从这里往北的乘客只能以两三个计。铁路绕出平壤时，你看见城东北那一带山岭，俄国人二月二十八日就是从那里打响了陆上战事的头几枪。米先科的袭扰哥萨克——照评论家说，他们在战争还很年轻的时候本该干出一番奇迹来的——曾远远推进到这里以南，一听到日军推进的风声便飞快地退回去；他们在这些山上留了一小队人，日本孱弱的前卫一露面，就以最愚蠢、最不讲道理的方式同他们交起手来。评论这场战争的后辈们严厉地指责这些俄国袭扰队没有夺取并守住平壤；可是平壤既无战略价值，而俄国骑兵又实在不是该浪费在掘壕据守上的那种人，这种指责就毫无价值。真正由天赐下一道险阻、而且险阻到除了俄国人之外任何别的将领都会认出它是天赐的地方，是在平壤以北几十英里处，下面就会说到。出平壤约四十英里是安州，一座无足轻重的小镇；再往前四五英里，铁路忽然到了头。缘故很快就清楚了：那条宽得出奇而又险诈的清川江到了。这便是那道天赐的险阻。

钢轨一直铺到一道临时筑起的堤岸边上，堤边停着汽艇；你上了一条艇，便同朝鲜中部断了一切干系。这道自然设下的险阻，真真是厉害。就在铁路的渡口——这渡口离黑木当年推进所循的旧官道不过几千英尺——江面足有两英里宽；一个机敏而善动的敌人本可以在这里作持久的抵抗，而自身几无危险，因为即便江面封冻，也极难渡过。如今这个渡口既这样不便而危险，又把这条铁路切成彼此几无联络的两条线，日本工程师已经不惜极大的麻烦与花费，着手把线路改正改良，将它北移将近二十英里，那里江面窄得多，摆渡也容易办。可是即便在那一处，要架桥过江也是永远办不到的。不过一两年之内，过江总会比眼下容易得多。

江北岸附近泊着几艘小轮船，宣告着大海不过几英里之遥，尽管航行上万难，小沿海船还是钻得进来。北岸的铁路终点站上堆满了由轮船直接从日本运来的材料；因为越近鸭绿江，工程的痕迹越显得匆忙，这意味着修补与改良还得干上好几个月。这地方有一处相当大的兵营，可是除了这些兵，再没有日本人活动的迹象。

过了好几个钟头才编好一列车；到那时，这条难看的江把朝鲜北部铁路劈成两截彼此分立的部分，在乘客身上显得格外触目。唉，前一天同我一道从汉城出发的那一支勇武的队伍，如今只剩下两三个人了。其余的全是些刚从安州那边渡过来、或是乘沿海船驶进来的人，这会儿要往满洲边境推进，去看看那里有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凡想要的人，开口便可领到一张军用铁路通行证；若是要付钱，只怕连这几个乘客也没有了。

这里往北几英里，土性潮湿，加上那些最终注入这条江的溪汊水量丰足，可以种稻；随后灌溉之地太快就被抛在身后，丘陵与山岭出现得越来越频。不过耕地虽越见稀少，这些北方山上秋色之绚烂却足以厚厚地补偿你。每一株树、每一丛灌木不是赭褐，便是赭黄，或是血红；有时候叶子的绛色猛烈得仿佛是在阵亡俄国人的血里蘸过，年年重现，永为鏖战的血迹。整整一个长长的下午你在这片地方穿行，而由于几乎是一直向正北走，空气越来越寒冽。你每抛下一英里，便显出越来越多绝好的阵地——俄国军队本可以在这些阵地后面一次又一次地挡住黑木的推进。等到你把这一切都看腻了，在离鸭绿江二十英里的地方，满洲已近在眼前这件事忽然扑到你心上。使你醒悟的，是看见了头一个中国人。我这一位带着中国式的满不在乎，远远离开一小群朝鲜人独自站着，等车停下。他嘴里叼着一支日本纸烟；脚上套着满洲的靰鞡鞋；背上是一大包东西，多半是从他那些头脑简单的朝鲜邻居手里用近乎白拿的价钱买来的。车如期停下，那中国人同样满不在乎地爬上一节敞车，看见别人踢朝鲜人，他也踢了一个，然后坐下。我用本地话粗声招呼他，问他饭吃了没有。他毫不诧异地打量我一眼，把自己安顿得更舒服些，说了句这铁路不济的话。随后，仿佛接着几年前撂下的话头，他说道：「要是没打过仗，这地方本该全是我们的。这会儿江两边凡值点钱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了。」这话很对；我们越近那条界河，中国人在这片朝鲜土地上出现得越频。有时候是些背着包袱、明面上做小买卖的人，在乡间走动，能挣一点是一点；可是同样常见的是他们坐在朝鲜人家的门口，四围围着一家中朝混血的家人。三十年前，鸭绿江中国一侧的许多地方还归朝鲜人所有——那是从前有一条中立地带、中朝两国都无权染指或治理的年代。如今，若不是日本一心要造出一个新朝鲜来，中国人会慢慢地、稳稳地把朝鲜人一步一步逐出朝鲜西北这片高粱之地的每一寸——像他们把朝鲜人逐出旧日的辽东那样——把他们从鸭绿江逐到清川江，然后或许再往平壤逐，直逐到自然的法则不许朝鲜人挤得更密为止。

终于，夜色合拢下来的时候，几座高峻而带着威胁之势的山忽然隔着一带窄窄的水面朝我望过来。那是满洲的山，俯看着界上的鸭绿江。我心里大为畅快，因为朝鲜是一切土地里最愁惨的一片，而一个本身就是悲剧的问题，看到末了总归是叫人疲倦的。

五〔第一部·日本与新形势〕取道鸭绿江入满洲

倘若你是个把文字所绘的图景当真的人，那么初见鸭绿江，头一个感觉便是极度的失望。轻信了那些骤然被抛进一个自己并不全然懂得的世界、因而分寸大乱的通讯员的记述，人本来或许指望看见一条浩浩荡荡、江心布满小岛的大河，简直是一条扬子江，而日本人竟在超乎人力的艰难之下硬渡了过去。可是把炮声撇开不算，渡鸭绿江并不见得是什么了不得的武功。下游过不去，可以到上游去过；这是一条同中国许多河流一样的河。问题不过在于懂不懂这地方罢了。

你站着面对这一处有历史的所在，立时有两件事扑上心来：一是这条江在见过朝鲜的清川江之后，实在既窄且微不足道，在黑木看来想必也是如此；二是在日本人所选的渡口上，朝鲜一岸完全被满洲岸上那一带险峻的高地所俯制。日后你把战场走过一遍，第三件事也同样清楚了，那便是一位刚从南非战场回来的将军所持的看法；他直截了当地说，两千布尔人若据住俄国人的阵地，定能叫日本人吃大亏，然后自身受损甚微地从容撤走。许多细碎的印象褪尽之后，只剩下这三件事；它们使人确信：战时使世界吃惊的那些惊人战果，其所凭借的远不只是日本人的勇敢——勇敢是无可争辩的。

朝鲜岸上、北朝鲜铁路的终点站义州，是一座无关紧要、也不气派的市镇。它其实不过是个寒碜的村落，从战争中所得的好处，不过是有几百个日本人在这里落了户；这些人的生计归根到底不是靠铁路便是靠锯木厂。因为朝鲜这一岸多处平坦便当，顺鸭绿江漂下来的满洲与朝鲜的大批木材，有许多搁在左岸上；日本人野战时需用大量锯好的木料，如今又因是当权之邦而垂涎这一行的厚利，便建起了大锯木厂。日日夜夜、片刻不停，钢锯尖利的嘶叫在镇上回响，歌颂着这一桩据说每年值一百万英镑的行当；日日夜夜，从满洲与朝鲜的森林里伐下的短木被从水里吊上岸来，再从岸上拖进厂去。除了这木材生意之外，义州今日没有多少分量，实在连一个存在的理由也没有。

同别的误解一道，人本来也隐约以为北朝鲜铁路曾经、而且如今仍在把大量军需运给日本各军；以为它也在尽其所能地喂养满洲的战事。其实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汉城至义州铁路连一磅军需也没有运过；它被安州的清川江切成两段那样各自分立的部分，以致从战略上看，它大半只是一条悬在半空的铁路，此外什么也不是；而今日它的车辆之少，每一段每二十四小时至多只能开两列短车。加之它修得那样匆忙，又在许多方面运气不佳，以致满洲各军与日本各舰队倘若当真不利，前者退回朝鲜、后者躲进日本港口，局面立刻就会危急万分。因为这条铁路作为退却时的保险，实在是一根靠不住的苇杖；它会在最不方便的时候垮掉。至少，修筑它的人是这样想的，他们明知自己在做一件办不到的事。在筑路与铁路的事情上，日本人要学的还多。

义州以下几十英里处，就是一年半前在这条界河上那场拼死的博弈里日本人抢到头几着的那些江心岛。这里同样没有多少可看的，只不过再一次坐实了一件事：鸭绿江的贸易，即便有安东与大东沟两处开埠的市镇——前者在义州渡口，后者在下游十几英里处——也只能在重重困难之下勉强做。江面既窄且浅，潮水涨落又大，沿海轮船永远只能指望在安东下游十到十五英里处抛锚，在那里把货卸进帆船。或许日后会有一种吃水浅、特造的平底船，把鸭绿江的贸易抬到它无疑该有的地位；可是眼下绝对独占这行的，还是沉重的中国海船。日本人正尽力用小型沿海轮船试办，可是当地最要紧的一位商人坦白地对我说，航行上的困难极大；市面虽然做起来大有可为，他却并不十分乐观。

从义州渡到安东，不论坐汽艇还是舢板都只消几分钟；一到满洲这一岸，两岸的强烈对照立时把中国人做买卖的非凡本事鲜明地摆在你眼前。安东不像义州，即便在满洲这样处处尚大的地方，也算得上一座有规模的市镇。街道在日本军方严紧的管束之下扫得一尘不染——他们对鼠疫与别的可怕病症时刻戒备——街面宽阔，被数不清的车辙划得沟沟坎坎，向四面八方通往内地。房屋高大；院落宽敞；天刚一亮便是一片喧腾、一片人声，一种赚钱的快活声响，雄辩地告诉你：你又回到了一个遍地播着野心、而野心是靠现银兑现的世界。从朝鲜这样一路过到满洲，千百种事情都在你心里留下强烈的印象：北方的中国人是心胸开阔的人，喜欢大的东西，厌恶逼仄的拘束；而中国同她的亚洲邻人之间，至今仍隔着极深的鸿沟。

这一切也反映在日本人口上。义州与江的朝鲜一岸只有几百名天皇的臣民，安东却将近四千，而且天天还在添。诚然，正如在朝鲜一样，这里许多热闹也是被满洲那八十万武装人员的存在所催起来的；等这庞大的人数撤走，这类因战而起的聚落便要进入全然不同的一个阶段。一句话，它们非得靠完全自立来证明自己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不可；而几乎可以断定，这些「殖民地」中有很大一部分会太快地消失，被两股它们几乎抵挡不住的力量逼回去——满洲的严寒与中国人的竞争——除非日本政府另给它们特别的扶助。而有理由相信，这扶助会以某些古怪的形式到来。把这些因战而起的聚落复员，对日本的政治家是很痛的一击。

看鸭绿江战场只消一个上午，因为从虎山顶上望下去，一切都像等高线地图一样铺在你面前；随后最好是登上那条德科维尔式轻便铁路，尽快朝奉天与辽阳推进。那座小小的轻便铁路车站是这样一个娃娃似的玩意儿，几乎叫人发笑；轨距只有二英尺六英寸，别的一切自然只好照这个比例。不过站房虽小，比起机车与货车来却算是成年人了；那些车小得像是专为玩耍而造、决不是为干活而造的。然而它们干起活来却认真得很。这些小机车其实表明：它们的力量既是机械的，就远胜过血肉之躯。因为每一节货车看着虽小，挤一挤能载三吨多的净重；而每一辆有力的小鲍德温机车，能把十二节这样的车拉上乍看起来不可能爬的坡。倘有必要，每天至少可以发出八列这样的车，于是每二十四小时便能把二百吨以上的军需运到一百零六英里外的路轨尽头。这就是说，一条轻便军用铁路能顶一千辆满洲的乡下大车、或四千辆日本的轻便军用辎重车。要看出铁路之力何等非凡，再没有比瞧一眼这条小铁路在它的山间终点连山关所囤积的庞大军需更为明白的了。

在这条能干的小铁道上，礼数是谈不上的，因为你已在战区之内，必须准备受一切不便。于是你在一堆米袋里替自己筑个窝，准备着最坏的情形；到头来却发现，最坏的情形不及你起初所想的一半坏。

火车迅速驶出车站，不久便爬上九连城后面的高地；俄国人若略有一点军事才干，本可以在这里把日本人挡上好几天。不久你把这些山丘抛在身后，在一条像永久线路那样结实、平整的轨道上平稳地跑着。这条线其实远胜于北朝鲜铁路。

地面如今开阔起来，清冽的晨气里，成群的矮马与骡子已在田间干活。同朝鲜多么不同！这里每一片田野上都有几十头精神十足的牲口；你那袖珍的列车嗖地驶过时，它们一动不动地立着，耳朵竖起，满脸的灵慧。牲口旁边是它们的主人，壮健的满洲人，用同样灵慧的眼睛看着一件全然与他们不相干、也不叫他们心烦的东西。因为你身处这样一片土地：刺骨的冬天与辽阔的距离在人与牲畜身上都打下了烙印。这里的人与牲口都挺拔而自立，高大、自信，能不带惧色地对付许多事。这些正是满洲的基调——尺寸、壮健，以及无穷的可能。

离安东六公里上下——里程很容易算，因为每一站、每一处道口上都仔细打了标记——你经过蛤蟆塘；鸭绿江之战后，俄国炮兵就是在这里被围、大炮被夺的。不过没有多少可看，只有一片被沼泽小潭覆盖的破碎平原，远处是通往北京的御道——通讯员们所谓的「官道」——画着巨大的弧线弯开去。可是那些大炮的悲剧却不难想见；不必费多大气力便能看见那些高大的、穿白军装的炮兵手足无措地立着，四围是矮小而脚步灵便的步兵；而沿着那条蜿蜒的大道，俄国的后卫正阴郁地挡住追兵。

从蛤蟆塘起，你笔直而不眨眼地朝凤凰城跑，穿过一片寸寸都已开垦、农舍疏落的地方。那条御道——很宽，被许多车辙辗坏——不时同铁路并行一程；你在道上看得见一个把每一头四足牲口都赶去替主人跑路的国度所有的杂色运输。正因为如此，又加上严酷的冬天，沿途点缀着的多是农舍而不是村落。要养活牲畜——在这里唯有牲畜才使生活得以维持而且有利可图——所需的粮草数目极大，因而急需广袤的田地；而苦寒的半年冬天，又绝对要求每家都存下大量干秸，好烧炕，好供给天时所不肯给的暖意。有时候，走这条大道的车不过是把粮食或土产运上百把英里的本地车。有时候，那些庞大的骡马队——有的是九头牲口拴在一辆大车上——便向识得路上门道的人宣告：它们的主人是「边外」来的客商，也就是从旧日柳条边以外来的，意思是他们一路从直隶省的边界赶到鸭绿江；为着赚大利，五百英里的一来一回他们全不放在心上。

奉天省这一隅的满洲人口，绝大多数祖籍山东——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叫「老山东民」——他们慢慢地然而不可阻挡地铺满了这片地面，把稀薄的满人赶回摩天岭一带的山区，又把朝鲜人扫过了鸭绿江。这一支耐苦的山东人多半从他们那伸出去的半岛乘笨重的帆船渡海而来，凡有油水可榨的地方，在南满处处落户，只在那些荒寒之地不去扰动旧日的满人——那里冬天酷烈到照当地人的说法，夏天的太阳不过是把两个冬天劈开一条缝。大东沟与安东的贸易全在山东帮手里；一直到鸭绿江的上源，那利厚的木材生意也绝对由他们掌握；路上则是壮健的山东车把式，永远兴兴头头地对他的骡子吆喝着，并且定着运脚。中国最能吃苦的一省的人在满洲接连打下的这一串胜仗，实在惊人。

你从日本人同这些新满洲人的往来里也看得见这一点。这里没有朝鲜那两个民族之间至今仍有的那种阴郁的中立；满洲人在自己的地面上坦率而和气地接待日本人。他们甚至拿日本大兵打趣，学着他们常做的样子把头歪到一边，被问话时装出倒抽一口气慢慢琢磨的样子。他们还亲热地拍着小日本的背，用那种新起的中日混合话——这场战争的世界语——问他「饭饭有没有」，意思大致是「他的饭吃了没有」。「这些小家伙不坏，」满洲的中国人带点居高临下地说，「他们打仗比我们强得多，就是太慢。」那时候他们是这样说的；如今他们在问：仗都打完了，日本人怎么还赖着不走。

这一切都是你坐着那条小小的德科维尔铁路冒着气前行时看见的；因为军队既已不再需要它去办那可怕的差事，日本军方便罕有地大方起来，只要挤得下，差不多谁都准爬上车来。于是一群杂色的中国人、日本人、随军小贩，以及在不要紧的兵站线上挂名当差的后备末班兵，总是挤上挤下；有这些人可看，时光过得倒也快，不觉便到了凤凰城——鸭绿江与辽河大平原之间唯一一座有些规模的市镇。

凤凰城安卧在四围山岭所围成的一个大洼里，外面是寻常的中国城墙。路上最后五英里，你一直看见前面有一片蓝色的雾霭；等你在凤凰城前停下，很快便明白这座两万多人的城为什么会兴在这里。因为从一百英里外的辽河大平原过来，只有到了这里，极崎岖的山才止住，御道才穿过一片起伏的地方——粗犷而丰饶——继续通往朝鲜。地图上把「高丽门」（旧柳条边的朝鲜门）标在凤凰城东南十或十二英里处。虽然这座奇特的建筑已经一点痕迹也找不着了，我却觉得「高丽门」必定同中国的长城一样，是一连串的关门，从凤凰城下面起，往北进山十英里还多。因为一出城，你便开始领会自然在这些山里赐给那些不配受此厚赐的俄国人的绝妙屏障；这些山从凤凰城一直绵延一百英里到辽阳，倘若敌人有进取心、有决断，凭这屏障必能在黑木的前锋盘进山里时一次又一次把它打垮，正如俄国人夸口说的那样。

小火车卸下几节最重的货车，这会儿正拼命顺着陡坡往上冲；不久我们便爬进了一片山岭的荒野，这荒野毫无间断地覆着这片地面，一直到你离辽阳城墙只有四英里、看见小小的太子河从你脚下流过为止。这便是黑木当年不得不行军而过的那条可怕的路，而他并没有我此刻所享的铁路之助。稀疏的农舍如今越来越少，有时候一连几英里，耕种的痕迹全然断绝。自鸭绿江以来，那些因无好地可种而常常沿山坡叠成惊人梯田的粗粝田亩，如今换成了一片树木与密丛的荒野，此刻尽是黄的、金的与枫叶的红。小小的山溪从沟壑里跌下，头顶上苍鹰与雀鹰啼叫。这条英武的小铁路带着地道的武士之勇，一刻也不气馁地穿过这片野地。有时候坡陡得只能靠一套折返曲线的苦阵才上得去；它把你一点一点提到一个极陡的坡顶上，又让你从另一边下去，那娃娃似的西屋制动机为这般粗暴的对待尖声哀叫。有一处你要在山坡上蛇一般地绕上足足五英里，才下降不到一千英尺；而当你被慢慢放下去的时候，你看见崎岖的满洲在你面前铺开，成了一片高峻山丘的海。有时候你又在林间的空地上飞快滑过，枝条低垂得叫你提心吊胆地弯下腰去，疑心自己究竟挤不挤得过去。有一回我们正在这样一个地方停下来料理一处损坏的车钩，我旁边那位饱经风霜的中国人伸出一根瘦长的指头指着挤到轨边的密丛，咕哝道：「营盘，营盘。」我慌忙爬下车，在那一处零乱的焦炭与残物里踢来踢去，找出几只瘪了的弹壳，上面有俄国官家的印记。这条路上每一英里都有胜利的日本人推进与阴郁的俄国人退却的点点痕迹。常有一行行伐倒的树木远远伸上山坡，那是太迟才布置的鹿砦与拒马；有破衣片；有被炮火徒然责打而崩裂的岩石；还有绵延几十英里的短壕与散兵坑，早已长满青苔，用眼睛都难辨认。凡此种种都雄辩地表明：那些被我们这些可怜的凡人命名为不朽的战役，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东西，自然公正地鄙弃它们，并且尽快用她的衣衫把它们遮起来，免得自己受了玷污。

就这样，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兜兜转转，让你一刻也不会厌烦，那条轻便铁路平稳地跑着，仿佛没有什么艰难阻碍能拦住它。然而我们正迅速逼近一带山脉，它险恶到连这条无畏的铁路也要被难住。那狰狞的摩天岭连同它外围的弟兄们，此刻已只在几十英里之外。一次抛锚叫我们等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直到夜色落下才又动身。四下里裹在黑暗里，几乎哪儿也没有一盏信号灯，跑快了危险，于是我们在最后几英里的轨道上越爬越慢。人家一再叮嘱我不要一直坐到轨道的尽头，要在兵站终点连山关下车，因为路轨尽头除了轨道什么也没有。可是这番告诫到我这里落了空。凌晨一点钟，我迷迷糊糊看见大片的兵站仓库，旁边立着默不作声的哨兵。半睡半醒之间，我无法把这些同一个确定的停车处联在一起，便犹豫了；还没等我拿定主意，小火车已经又动起来，把我的命运封定了。随后，到了懊悔也来不及的时候，我才完全明白自己坐过了站，除了准备受最坏的之外别无他法；因为我已经越过奉天会战时川村第五军（即鸭绿江军）的补给基地，落到光秃秃的轨道上，隐隐约约朝着奉天的方向。从德科维尔轻便铁路的鸭绿江终点到连山关兵站基地，几乎恰好一百英里。铁路虽然还往前六英里有定班列车，轨道甚至已经铺到再往前好几英里，连山关却是要紧的地点；即便铁路修到了奉天，它仍旧会是要紧的地点。

战争第一年，即一九〇四年，日本人的推进只能在没有这条轻便铁路之助的情形下进行，因为那时还没有修。黑木在五月一日正式渡过鸭绿江，几天后到凤凰城；在那里停了一个月收集给养；随后慢慢推进，直到占了连山关一带；然后到六月底，从满洲高地间这处安全的藏身之所出发，忽然扑向俄国人，会同大孤山方面的军队，把分水、摩天、大岭三道山脉所包的那一长列险要隘口全部夺下。这一切他全得靠大路运输。德科维尔铁路第一大段，即到凤凰城的一段，要到开战头一年的十月才真正完工，也就是说，在日本第一军从满洲东南的山岭里钻出来、作为沙河一线日军的最右翼公然落脚在辽河大平原边上之后整整两个月。可是这个教训没有白费；日本人一向善于从经验中学习得利，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冬天封冻之前很久，便把这条轻便铁路的全套器材在安东卸上了岸，并在十一、十二、一这三个拼命的月份里，在已经妥妥完工的四十英里之外又添了六十英里。这就把路轨尽头推到了连山关；奉天那一场最要紧的会战里，最要紧的一着棋便是从这里下的。

正是旅顺的陷落，才使日本大本营参谋部得以演出那套最终造成奉天之役的宏大战略。旅顺若再晚四五个星期陷落，奉天之役或许根本打不成；因为乃木那一场伟大的向西迂回将成为不可能，而川村的第五军即鸭绿江军也会残缺得可怜，绝不能像它最终所做到的那样把库罗帕特金弄糊涂。那样的话它便只有一个师团加几支独立部队，因而太弱了。

然而旅顺的陷落与德科维尔铁路把局面完全改观了。因为当乃木围城的四个师团中有三个沿着满洲铁路悄悄北上辽东半岛、预备骤然扑向新民屯的时候，另一个师团却被尽可能张扬地用船运到鸭绿江去。这个师团成了川村那支部队的骨干，使俄国人在足够长的时间里相信——长得足以让那场大迂回完成——日本人记着辽阳时山地迂回兵力不足的教训，已经把能调的人都集中到鸭绿江方面的侧翼上，而最大的危险正是要从那里来的。

到二月头几天，这第五军已经齐备——两个强师团加几支独立部队。到二月中旬，一切准备停当；十九日，川村像九个月前黑木从连山关山地基地出发时那样骤然出手，扑向利涅维奇东路军最坚固的阵地之一西河沿。由于他能够极快地展开攻势，二十四小时之内便把该地拿下。西河沿离德科维尔铁路终点不过向北三十八英里，离敌人自沙河之战以来一直据守的本溪湖阵地向东只有三十英里。所以请留意，这条小铁路甚至在日军最右翼开打之前，就自动带来了何等巨大的便宜。它免去了八个月前黑木因交通线漫长而危险所受的一切焦虑；它使他能把几乎任何一支兵力藏起来不被发觉——把他们远远留在实际前线之后直到最后一刻，然后骤然推上去，而几个星期的给养与必需品早已沿铁路一路堆好；最后，实际进攻的那一跃，不像黑木在辽阳、乃木在同一战役里那样，因背后漫长的无轨交通线而受损。在近代战争里，能给出那种极端迅速的一跃的，是钢铁，而且只有钢铁；单凭这一点，鸭绿江军才成其为鸭绿江军。

到二月二十八日，川村正在攻打梯台，那地方几乎同奉天本身在一条线上，远在下游沙河的东北；随后过了十天，他占了从奉天以北到东面六十英里的兴京的一条连贯战线，完成了他的任务。乃木若能有一条轻便铁路沿着他漫长道路的一半给他输送，奉天之役或许真会成为一场色当；可是他的人整整两天几乎处在断粮之中。这是一件很少有人知道的事实。

一九〇五年在满洲东南这一带，于犬牙交错的岩石之间、在深不可测的绝壑之上所打的这一切山地战，几乎完全无人记载。诚然，奉天之役后天皇曾颁给川村及其部下一道简短的敕语，称许他们的坚忍与勇敢，并要人们注意他们的功绩；可是这在寻常人听来意思不大。只有等你亲眼看过这片崎岖的地方、看过那没有尽头的群山，你才懂得一九〇五年二月的鏖战必定是怎样一回事。因为在酷寒的冬天里，日本人与俄国人在这些阴沉的山谷中、在雾气笼罩的峰顶上所打的那些狂暴的仗，只有半岛战争那惊天动地的收尾堪与相比——比托里亚一役之后，威灵顿在隆冬里把苏尔特一路赶过比利牛斯山，其间的杀戮景象是世所罕见的。

凌晨两点钟我到达连山关以北六英里处时，这一切都是我无从去想的。日本人给这小地方取名「下马塘」，此刻它沉沉睡着，毫无历史可言。我被彻底抛下了。我跌跌撞撞地向前，朝着唯一看得见的一点灯光走去；那光来自轨道旁孤零零的一幢铁路房屋。我总得设法穿过满洲的隘口，走到四十六英里外的辽阳去。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前景，而在这样的清晨时辰，简直叫人绝望。

进了那幢铁路房屋，我并没有发现通俗小说家教孤旅之人理应指望的那种为我的到来而生的欢欣。里头只有三个睡眼惺忪的铁路书记，中了风似的敲着电报机；一位铁路先生正在脱裤子，另一位正在穿。我到来所引起的震动收到了应有的效果；我具有全然出人意料的魅力，因为我绝对是头一个乘这条铁路旅行的欧洲人，而且我到得比和约批准的消息还早。不久我们便攀谈起来；可这一番重大的谈话不必披露。因为不曾「事先安排」，我处在一种任凭怎样口若悬河也遮掩不住的极大不利之中。不过到末了，我还是被领到军用兵站去听候我的命运。

把我带去的那处兵站，同我后来所见的一切兵站一样，是一座用竹子与草席搭成的巨大建筑，仿着中国的炕，沿着整座房子有极大的通铺。里面睡着成百上千各色部队的人，他们身边与地上零乱地堆着大堆士兵的行装。在这粗陋的栖身之所最里头，一位士官就着一盏中国的灯草灯在看书。铁路上的人为半夜里给他领来这么个古怪东西而赔不是，他受之以一种除了当差的日本人谁也学不来的无声的轻蔑。不过他虽已过了办公的钟点，还是答应看一看我的文件，并且很快就把我该怎么办这个要命的问题定了下来。我太快就明白了：这里是一处铁路兵站，专收沿铁路退向鸭绿江的人；我必须往支队部或兵站部去，那是大道上的一处站头。我在名分上归那里管。我只好服从。我阴郁地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是那套制度又一次抓住了我，让我知道在被它重新吞下去之前，我还得吃点苦头。人各有其份，谁也躲不掉。

我兴味索然地跟着那铁路上的人走到门口；费了好一番口舌，才说动他领我去那处站头。他起初为什么犹豫，我不久便明白了。

顾到是这样的夜半时分，我们起步倒也轻快；快步走了一刻钟，便把那里可能有的一切文明痕迹抛在身后，爬上了一条粗陋的山路。没有月亮照路；只有我那位怒气冲冲的向导手里晃来晃去的一盏铁路灯，不时让我看出我们正在克服的困难绝非等闲。我们为抄近路而这样飞快攀上去的，竟不折不扣是一面山坡；不久我就明白，这注定是那种要在人心版上刻下不可磨灭印记的妙事之一。名义上这段路不到日本的一里，约合两英里半；可是经验告诉我，「里」既是一个爬山民族的产物，便同瑞士人的「钟头」是近亲，平原上的人是懂不了、也量不出的。因此过了许多分钟、几乎是许多钟头，我才看见大道忽然在我们脚下；我们从那不知怎么爬到的离奇高度上摸黑爬下来，居然没有出事，我这才又喘过气来。

一上大道，一声喝问响起；我们到了站头。可是人的麻烦并不这么容易就完。我还得让一位士官相信我有进去的权利；一直挨到清早将近四点钟，我才总算睡下。

这些兵站，即大道上的站头，其设备与住处的好坏相差极大，这我不久就发现了。有的房舍尚算不错，有的极坏，好坏大半取决于那一带地方本身。因为办法无非是在没有官房的地方，沿每一条大道、在划定兵站段落的规定里程处，把最好最宽敞的中国农舍征用过来。除了还算干净之外，这些将就凑合的住处实在没有什么可取。可是日本军队已经占领的那一大片地方——顺便说一句，这片地方尽管辽阔，也不过占满洲本部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每一条大道上都星星点点地布着这样的站头；正是靠了它们，日本大本营参谋部才能把这个国家的贸易、物产与内部运输绝对地控制住，随时确知正在发生什么，并且使俄国的谍报工作难上加难。

作为对我所受的那点小小不便的补偿，第二天早上我很快领教了我终于被交托其中的这套制度的高明。天一亮，电话便把我到达的消息传回连山关；回电说要尽快把我沿大道送走；随后又用电话从四英里外征来一辆乡下大车；我的行李由一队差役从那小站上取了来；还有两名步兵拨给我作路上的护送，正坐在我门外等我醒来。这便是那套制度充分的道歉。因此不多时我们便上了路，坐着乡下大车沿大道轰隆摇晃前行；在德科维尔铁路的平稳之后，这颠簸显得越发可怕。倘若还需要什么来进一步说明铁路之力所带来的巨大便宜，我此刻正以一种触目的方式领受着。

从这处站头往辽阳去的大道，穿过一片多石而略显荒凉的地方。从凤凰城到连山关那一带山地特有的树木与密丛几乎全然不见；代之而起的只是极大的圆石，以及冬天用来喂牲口的粗秋作物留下的残茬。这片粗野的地方本该被库罗帕特金看作他守住辽阳的最后一道保险；大道在其中觅路，往往觉得走阻力最小的路线最省事，那就是顺着某条干涸溪流满是沙石的河床走。我们越爬越高，中国的车道以惊人的弯转，沉着地翻过一切难处。偶尔我们经过一条粗陋军路的残迹，那是战争之初日本人强攻这些隘口时试着修的。可惜风雨加上十五个月的光阴，已足以把工兵们为修出一条通得过的路所下的那番赫拉克勒斯式的苦功几乎抹得干干净净。只有那些精巧的小木桥——样式同日本的桥一模一样——还架在较宽的溪上。较窄的溪上，中国人早把什么都拆光了。

整整一上午我们尽快赶路，翻过一个又一个山顶，一路上每一英里都被没有尽头的丘陵与山岭的海覆盖着。整整一上午我也在问车把式：摩天岭呢？那座伟大而有名的摩天岭在哪里？每一次他都向我保证没多远了；每一次我都白等着某个转弯或某个山顶把那巨大的山脉显出来。

直到我们爬上一个从两座山的肩膀之间溜过去的极高的隘口——上坡的时候我主要忙着不让自己被那可怕的颠簸从座位上甩出去——摩天岭才浮现在眼前。车把式先给了我一点消息：他劝我下来走，因为路就要坏了！我跳下车往前走，不久便明白为什么这一处渡口即便在满洲也声名狼藉。从上面滚落的巨石散满道路；而路面本身则裂着数不清的缝，有时深到一两英尺。骡子自己也明白已到了最糟的一段；它们以在无路可走之处跑惯了长途而生出的无穷机巧，在每一次剧烈的颠簸之后把自己与车稳住，又机械地一再放慢脚步，最后只是小心翼翼地爬。这就是一切旅人都厌恶的「一个时辰六里」的脚程。随后我们转过一个弯，车把式把摩天岭指给我看。

在满洲旅行的人算是有运气：摩天诸山的主脉并不横在路上，只是隔着约五英里同这些隘口平行相对。那可畏的摩天岭立在那里一片蓝雾之中，你的目光顺着它那些狰狞的峰头望去，它越耸越高，最后你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给它取名「摩天岭」。它较高的坡上是树木与密丛的青蓝，同其余那片光秃、乱石遍地的地方成了骤然的对照。较低处则瘦骨嶙峋，一副饥色。

这条崎岖的路上你几乎遇不着一个人，因为村落与农舍在摩天岭渡口以下好几英里便自动绝迹。行路的人都是两三个搭伴走；因为即便如今日本兵已完全占了这地方，据说还有红胡子在这道隘口附近潜伏，靠向过路的东西抽厘金勉强糊口。在这样不友善的环境里，连中国人——在种地这件事上最有决断的人——也觉得自己再怎样出力也换不来像样的酬报，因而躲得远远的。大约每隔三四英里，你会经过一所可怜的房子，门是破的，窗上没有纸，外面有几块可怜的庄稼，宣告着这份家当那个绝望的主人在余暇里还试着从这片吝啬的土地上挣一点什么。「你为什么待在这儿？」我问一个从破屋里出来看我们过路的人；他全部的家当看来只有一头驴，正冲着我们的骡子难听地叫。「冬天的买卖。」他阴沉地答道，「冬天路好，能挣口饭吃，就为这个。」不过我想那也挣不了多少饭，因为这一带的车马店——就是中华帝国每一条大道上标着站程的那种车马店——是我所见过最粗陋的。

不久我们便把凯勒伯爵阵亡的那一带抛在身后；他当时是想夺回一个本不该不经最拼命的死战就让出去的隘口，结果无功而殁。我们尽快朝甜水甸子——那「甜水的地方」——推进。路虽已不像摩天岭那一段那样可怕，对坐在车上的人也还够受的；直到最后我看见那条甜水河风景如画地顺着山间一道大裂缝蜿蜒而去，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至少意味着可以稍歇一歇。

我们快步过了一座日本木桥，不久便到了一个极具这地方特色的小村。家家户户外面都围着带雉堞的墙，好同盗贼厮斗；而在最大的一处院子里——日本人把他们的站头设在那里——我忽然置身于一户满人家中。这一家的妇女在日本兵的围绕之下过得十分安稳；我进去时，她们个个在做自己的活计，仿佛事情从来就是这样。除了衣裳，以及上了年纪的妇人都抽着粗陋的烟袋之外，把这一家同你在中国各处所能遇见的任何人家区别开来的，只有一件东西；而这件东西关乎全家最不要紧的一员——那个婴孩。婴孩躺着的摇篮是地道的满人木摇篮，从熏黑的椽子上吊下来；它是把满洲的满人同中国来的移民区分开来的少数几样东西之一。这样的摇篮在中国是没有的；满人有它，必得追溯到他们同吉里亚克人、果尔特人以及一切通古斯族类的血缘——这些族类同突厥—图兰的一支之间只隔着极细微的差别。换句话说，满人凭这一点小小的记号宣告自己原本离欧洲人比离中国人近得多；他若在多少世代之前是往西而不是往东迁移，如今无疑已同他在欧洲极东南角的表亲们混得辨认不出了。

从这里起，路画着巨大的弧线朝辽阳而去，穿过一片虽不算如画、却也并非毫无秀色的地方。不久你经过塔湾，那里有一座明朝的中国古塔立在一座矮山的肩上，几英里外都看得见。这很得体地提醒你：你正走在御道上——这一点你若只凭路面的状况去判断，是断然想不到的——这条路只要你一直走下去，便能把你送到北京。当年朝鲜的使臣，以及住在凤凰城柳条边以北那些半开化小邦君长的使者，就是从这里去天子的居处的；他们敬畏地望着这个出人意料的中华文化的标记——它立得如此有讲究，沿着那条恼人的长路追随着人的眼睛几十里又几十里——于是这些人都被巧妙地灌满了对他们那位至尊主上之赫赫的领会，战战兢兢地奉行他的旨意。

你曲曲折折地绕行，等到又逼近最后一带险峻的山——杨子岭，它南边几乎同榆树岭牵起手来——地面又荒凉起来。这条路上每一英里都见过俄国人与日本人的扭打；俄国人固然从未像他们本该做的那样拼死作战——他们若明白黑木注定要在辽河平原边上扮演何等重大的角色，就会拼死了——但这里也见过惨重的杀戮。过了杨子岭——它同摩天岭一样，也只是远远地在几英里外侧临大道——地面便展成一片不很高的荒秃丘陵，像巨大的褐色波浪，上面倔强地戳着几块嶙峋的巨石。辽阳如今不远了；使你确信这一点的，是又一条经过改良的路的残迹——这一条不是日本人修的，而是俄国工兵修的，为的是免得他们的辎重车与大炮被颠得粉碎。可是天时地气抹去地面上一切刨刮的痕迹是这样的快，如今这些东西也只剩下一点影子了。唯有中国的大道长存，别的路都过去了。「我们不去修别的路，」车把式对我的问题答得有几分轻蔑，「因为我们的路经得起年头，是天然的路；那些新路是不天然的路，非得不断地补才留得住。」这倒是关于中国车道的一个新见解，它使旅人明白这些路何以总是越来越坏。

这时又有新的迹象冒出来，表明辽阳已不远。许多山的近顶处有长长的蜿蜒圈线绕了一圈又一圈——不过是比其余那片土褐色的地面略浅一点的痕迹。痕迹下面，粗粝的地面被一个个坑洞打成麻子，有时还有崩裂的岩石，显出大口径的榴弹曾在那里炸开。这些都是黑木留下的痕迹。我们越过最后一道丘陵的波浪，从一道隘口里溜出去，我得意得暗暗咧了咧嘴。除了这四十余英里的车道与对马海峡那一段之外，我将是头一个人——全世界头一个人——从东京到北京走完那两千英里全程而一路乘火车的。因为辽阳终于在远处闪亮了，它那座高大的白塔像浮雕宝石一样轮廓分明——辽阳，因成千上万人的屠戮而闻名于世的辽阳。我们右边，显出黑木当年渡河之处的，是清流的太子河，不宽却深，匆匆朝着城与辽河奔去；前面则处处铺展着无边的平原，平得像你的手掌，只余最后几处凸起——城南的首山，与太子河那边的小山岭——正是这几处凸起，使一九〇四年九月的那场会战大体上没有成为人人过于乐观地期待的色当。

六〔第一部·日本与新形势〕铁路之力与日军的战线

你坐着大车轻快地穿过辽阳，虽然四周处处仍是骡子拽着项圈、哼哧哼哧地把这地方的农产运进城里去存放生利，你却不知不觉地机械地意识到：这一切已成了配戏——这畜力与人力，几年前还是独霸一切的。因为近处、以及辽河大平原上很远的地方，一长列一长列像黑色小匣子似的东西，正沿着两条细细的钢肋缓缓然而无休无止地来来去去；而且不断地、连几分钟的间断也没有地，有一种尖细的嘶叫传进你耳朵——那嘶叫确实很细、很远。这便是那件该把一切别的记忆都赶走的要紧东西的声音；这便是那使人人惊异的神奇的铁路之力的声音。你坐着烦人的大车慢慢走过的这整片地方，若没有铁路，简直是一个梦魇。然而钢轨一经铺下，一切便换了面目，连距离也得在人心中的算盘上重新排过。钢轨颠覆并重铸一切看法；它们成了国家与战役的重塑者。

落在你耳朵里的这种隐隐的呼唤，谁也不大理会；他们听了这许多月，它既失了新鲜，也失了它从一切军事眼光看都具有的莫大意义。因为这是满洲真正的大将的声音，是这场战争真正的胜利者的声音，是唯一一个不但完全不负一切期待、而且把最乐观的专家最乐观的估算也完全打败了的角色的声音。这是铁路日日夜夜的呼唤：只要给它时间聚力，只要把它全副的精力集中在军事的差使上、而且只集中在军事的差使上，任何任务，不论何等浩大，它都办得成。这就是它的口信。

你出辽阳城时，是从俄国人许多月前为了抄近路到他们的车站市镇而大胆在古城墙上凿开的那些副门之一出去的（如今这些门因中国官府担心城里的风水，已被改成了小小的便门）；就在这时，你头一眼看见这条把满洲的一切都独占了的铁路。辽阳车站连同它那座由欧式房屋组成的小俄国镇、连同它那些泥土飞尘的街道，已成了对日本人极其要紧的地方；它成了满洲全军运输系统的总部，日后还会是一处大商埠。做成这一切的只有铁路；然而除了各处房屋上飘着许多部门的旗子、成百上千的兵站与辎重人员在走动之外，可显示、可看的并不很多。只有当你走进车站本身，你才明白：虽然没有多少可显示的，所成就的却是庞大而惊人的。

沿线望下去，几十英里外，两个方向上都有细小的列车剪影在渐渐淡去。这就是半个钟头前在嘶叫的那些车。它们慢慢消失；随后有几分钟舞台上只剩下备用的机车，它们从窝里出来，在调车线上闷闷地来回挪动，结果发现并没有活给它们干。不多时，电报房里的指示器开始急促地敲打——一组信号来自北面，一组来自南面。站台上一时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辽阳那没有尽头的侧线，容得下几十列车，向两个方向安安静静地伸出去一英里。这地方与其说有一股生气，不如说有一股极度的疲惫，仿佛活干得太重了。沿线远处的扳道工从他们的小屋里出来伸伸腿，显得小得可笑，全然对付不了这个巨人般的造物。连站上的人也带着一种压抑甚至沮丧的神气，说话几乎放低了声音，仿佛这里不是谈天的地方；这实在是一架极其沉默的机器，出自俄国人那些有着无边想象力的头脑，又被一场残酷的战争粘合进了日本的制度里。

随后，沿线远处又有细小的剪影动起来，它们大得那样慢，看着叫人心焦。不多时，那尖细的嘶叫又起来了——因为平原浩大、平坦得一直铺到目力之外，不肯回给一丝支撑的回声，这嘶叫落在空气里便全然死掉。又过了十五或二十分钟，列车笨重地向你压来，一阵沉重而有节奏的隆隆开始敲打你的耳朵。扑哒、扑哒，它们越来越慢地过来，离站还远就关了汽，因为惯性太大、轨道又太平，即便威斯汀豪斯制动机咬住车轮，那一长串货车也难得肯在该停的地方停下。

它们几乎分秒不差地到达，一列自北，一列自南；日日夜夜，在二十四个钟头里每隔九十分钟便这样笨重地驶进来，总是准点，而且总还留着富余。不过在辽阳给了它们在站里等候的时间，好换机车、卸下几节车厢；那就要从每九十分钟的间隔里扣去十五或二十分钟。等这一对列车开走之后，你还能用眼睛追着它们看上好几分钟；而它们刚刚消失不久，下两列车已在线上接了它们的班。就这样成了一股不断的流。每二十四个钟头有十八列车从大连与营口开往前线，又有十八列笨重地开回来——总共三十六列。这些车每一辆机车至少挂三十节车皮，双机车的列车最多挂六十节。俄国的宽轨，只用把一根钢轨从五英尺的位置移到三英尺六英寸的记号上这样简单的法子，就改成了日本的窄轨；如今已经证明俄国的钢轨钢质极好，路基也筑得结实。日本每一列给养车由七吨的货车组成，单机车时三十节以上，双机车时六十节以下，往前线运二百至四百吨净重。照这样算，在终点站昌图卸下的吨数每天最少三千六百吨，最多七千二百吨。最高数从未达到，最低数也很少超出许多；因为即便野战部队在复员之前就要被可怕的冬天封住、每天要运的木柴数以百吨甚至千吨计，这条铁路凭它现行的时刻表与相对而言有限的器材，供给大山那支大军仍是宁可嫌多而不嫌少。这就是必须一提的非凡成就。粗略地算，一百万人每天至多需要两千吨食粮（把特别储备也算上），另加两千五百吨便可积起弹药、衣服、装具与杂项给养的储备。所以每天五千吨给养，就能让一百万日本人在前线样样不缺。可是前线并没有一百万日本人；和约签字时约有七十五万。而且也从来不必让一切食物都走这条满洲大铁路；靠着对中立含义的一种方便的解释，一切活牲畜——主要是菜牛与鸡——每天由山海关铁路运到新民屯终点站，许多易坏的东西也走这条路。从新民屯终点站起，菜牛可以完全不靠铁路而沿大道赶到前线；而毗邻的蒙古，要多少羊开口就有。也不可忘记：一年里有八个月，辽河提供了第三条补给线，一直可通到离前线仅五十英里的铁岭。最后，被夺取的各段的铁路终点昌图，照俄国的铁路图算，离大连（日本在海边的主要兵站基地）五百俄里，合三百三十一英里；可是须记住营口只有这个距离的一半；因此虽然大多数列车必须跑完整个辽东半岛，一小部分却可以从营口开出，只在大石桥那个大枢纽上并入干线，这样便把辽东下段过重的负担卸掉一些。

可见这条铁路虽然看上去不知疲倦地干着、它那一长串一长串的列车也叫人叹服，却并没有被逼到它能力的极限；即便供给现有日军的两倍，它也不至于被累垮。因为只消添车辆、添有力的机车、在必要之处添侧线，就能把每天的列车数从十八列稳稳地提到二十四列，并把每一列都改成双机车的长车，即五十五节、四百吨的列车。即便每天拨出四列车运援兵与办勤务，据计算，在紧急时期内一连几个星期，每天也能在前线卸下八千吨净重，而六千吨的常额则可以不间断地维持。

日本人用一种吃亏的窄轨——三英尺六英寸这个尺寸在军事上简直是个怪物——尚能做到这一步，那么俄国人凭着他们那天赐的五英尺轨距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这样的轨距若在能干的人手里，再加上俄国在人力与物产上那惊人的资源，所谓靠铁路征服便会从一句空话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为在五英尺的轨距上，即便你那些旧式的小货车，也不止载区区七吨，而是十五吨；而载重六万磅、即三十短吨的新式车皮，更把日本的载重乘上四倍还多，使五列俄国车能顶二十列日本车的用处。

再说，世上没有哪一条铁路像满洲铁路这样宜于军事之用；这话用在西伯利亚铁路上也几乎同样有力。中国东省的这条线，除了辽东半岛下段有几处坡度之外（那半岛并不是真正的满洲，倒像是一块山东，只隔着六十英里宽的海同它的原样相望），一路所经之地平坦到极点。因此从大连到哈尔滨，六百多英里的路程，约莫等于巴黎到柏林的距离，竟没有一条隧道；而从营口的大枢纽大石桥起，一直到松花江那边很远的地方，这条线大体上是一条理想的线——也就是说，它直得像一把尺。这就是美国、加拿大那些新国家所谓的铁路的完美——它们有力气修直线，而且每年花几百万去做所谓的改良，为的就是达到这种完美。在满洲，在很大程度上西伯利亚也一样，这条线从一开始在这一点上就是完美的。筑路的人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然而还有一点，对军事当局意义更大。在满洲，在西伯利亚也在稍小的程度上，你可以把全副精力集中到铁路上，日日夜夜把一切都用来改进它的军事效能，而丝毫不必顾及四周的地方；也就是说，不必像在西方国家那样，被迫时不时把列车拨给公众使用，供他们方便与需用。在欧洲，一条并非纯战略线的铁路，你或许可以整个征用作军事之用几个星期；但你不能一连几个月、几年这样做而不把一切实业搅乱。在满洲，你把这条铁道变成一条巨大的动脉，用它的命血单单喂养一支军队，却什么也搅乱不了。在满洲，从来没有人把铁路看作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一向是个另外的东西，一个不曾因自命清高而伤着什么人的新来者；因此这地方的生活照样顺顺当当地过，而那架巨大的机器则耐心地、无休无止地转下去，喂养一场战争。

满洲的车站看上去沉默而庞大；那些巨大的列车笨重地开走之后，更显得空旷。在从前俄国人那马虎的年月里，可不是这样；到处总是大呼小叫，乱上加乱，谁高兴都可以跑进跑出，再添一份喧闹。日本人与他们的制度把这一切扫除了。中国人被隔得远远的。连俄国人盖的房子也显出一副驯服而受了责罚的样子。它们换了一种气象；任凭你怎样给自己讲道理，看见从沙皇的百万金钱所盖的屋门里走出来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俄国人，总归叫人心里怪怪地一惊。

凭特许，你已经可以一直坐车到前线；因为每天十八列给养车中有五列挂着一节三等车厢，供旅客将就。大多数列车一直开到昌图，那里离大连三百三十一英里，离利涅维奇的司令部与俄国方面的前线终点公主岭只有六十英里。昌图与公主岭之间的钢轨，在奉天退却之后被俄国人拆走了，留下一大段空缺，如今那里只有一条光秃的路基。俄日两军的前哨自一九〇五年五月以来一直对峙的地方，几乎恰好在昌图与公主岭的正中；除了两翼有所伸展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前进的动作。而正是在这前线上，停战协定的签订揭出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一件在和约签字之前人人都想探明而不可得的事——那就是日军战线的广度与形状。所揭出的不过是：凡铁路能轻易送到野战部队的地方，就有大山的战线；凡铁路不能把给养卸在容易运到实际前线的地方，日军的推进就落在后面。这就是说，在昌图西北——朝着平坦的蒙古——日军的极左翼至少向西北推出了四五十英里，实际上伸进了蒙古的大草原；可是在铁路以东，日军哨线所遮的是一片绵延一百五十英里、笔直横到通化府境内鸭绿江上源的丘陵山地，那里由川村大将一部分兵力组成的日军极右翼却落在了后头。换句话说，日军的战线并不像奉天会战之前那样，以一条浩大的线正对北方——也就是说，并不从正东到正西与铁路成直角；它是斜着切过铁路的，那形状使专家们倾向于说，这会以把整个俄军包抄干净收场。你只消把停战协定里提到的各点仔细标出来，便能明白这一层，并且发现：奉天会战之后对别的四个军里每一位武官与通讯员都是一支神秘之师的第五军即鸭绿江军，并没有巧妙而秘密地穿过吉林以东的荒野推上去，而是安安静静地驻扎在离它的补给基地抚顺东北只有三十英里上下的地方。也就是说，没有钢轨，它便不敢在别的军没有实力相助的情形下，把自己缠进海龙城以南那片粗野的地方去。

日军兵力的配置，其头一条也是末一条的理由，就是铁路之力，而且只有铁路之力。凡因地面平坦而铁路能轻易补给的地方，都落进了日本人手里；凡被山岭隔断的地方，因给推进造成的运输困难太大，前进的动作只好作罢。

日本军队膨胀到开战之初做梦也想不到的数目，只好大量借重当地的运输——满洲的乡下大车。除寻常的日本军用辎重车外，这样的大车用了好几千辆，以致每个军团都铺了轻便铁路，徒然指望把越来越大的开销压下来。在起伏的平原上铺一条德科维尔式轻便铁路容易得很，可是在多山的满洲东部，那是一件难到极处的苦工。

这一切从来没有瞒过利涅维奇，不像奉天会战之前大山元帅的部署瞒过了库罗帕特金。利涅维奇那些代价不菲的大力侦察，一直顶到真正的日军阵线上才停，使俄国大本营参谋部对日军的实力与兵力的实际配置有了从未有过的清楚得多的概念。因为这位新任俄军总司令在远东是久历戎行的人，他在侦察部队之外，又以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谍报机构相补——这些中国人同日本人此前在南满所遇到的完全是另一类人——因此他对面前的兵力的性质了解得相当确切。而且他手里终于有了一支渐渐胜过敌人的军队。你若再加上这样几件事实：过了铁岭，满洲同无边的蒙古之间再无阻隔；日本人只有在整个左翼即西翼上遍筑堡垒，才能对迅速的迂回与大规模的骑兵袭扰略感安稳；日军每推进一英里，就得分出越来越多的人去防备俄国人这种骤然的扑击；满洲中部的冬天比南满至少冷二十度，一月间吉林省平均寒度达冰点以下五十度；最后，三月到八月这五个月里，开到大山元帅军中的大批援兵多半来自日本南部——把这些都记下之后，你才开始对总的局面有点明白。单是后面这两件事——冬天的异常严酷，以及日本最大批援兵所来自的纬度——就必定使日本最高军事当局踌躇。因为如今已是公开的秘密：格里潘贝格将军几乎打赢了黑沟台之战——倘若他从库罗帕特金那里得到他急切而徒劳地请求的援兵，必定会打赢——其原因无非是日本兵不能像俄国人那样即便在隆冬也在野外作战、在野外宿营。如今丝毫没有疑问：大多数日本人受不住满洲冬天的酷寒。

前线那庞大的兵力，从来没有多少可看的。因为人都藏在村子里，而这里村落之密同中国本部任何地方一样；每个村子驻着几百人，有些小市镇驻着几千人。只有在昌图车站以及紧靠它南边的几个车站上，才看得见大批辎重人员与运输苦力在铁路上出力。这里侧线之多——譬如铁岭，单那里就容得下一支军队——使日本人只需搭些粗陋的货栈来存放给养。参谋人员的住处以及容纳极多人员的房舍，在俄国治下遗留的建筑里便有。

从前线一直下到大连是长长的一趟，可这四十个钟头的路程极有教益，因为撤退的安排正在进行；而且并不难受，因为你开口便有一整节空马车皮归你使用，在这样一个车厢里，有草有毯，谁都能舒舒服服地宿上好些天。坐在敞开的车门口看着地面从你身边溜过，你读的是何等一部教科书啊！你笨重地驶过一座座车站，站房上被炮火与枪弹撕裂打坏的痕迹还在；站长的房子上还印着黑色的俄国双头鹰，头顶上却飘着日本旗；沿线庞大的中国人口对这支新军队敬而远之，对那些一丝不苟推行开来的新章程新规矩也有几分阴郁。各站仍旧挂着俄国名字，用细腰的俄国字母醒目地印在砖墙上；而下面，日本的地名不过是草草写在一块便宜木板上。从昌图到大连，那些过于结实然而极好的站房与守卫房——出自那个不谨慎却气魄宏大的斯拉夫人之手——足有四分之三熬过了烈火的粗暴考验；而从这些屋门里走出来的，如今是许多穿着和服便装的日本人，两年前这些门框里框着的却是魁梧多须的人。每一回看见这景象，任凭你怎样讲道理，都会怪怪地一惊；那时你便懂得了阿尔萨斯与洛林，懂得这样的创伤为什么无法愈合。

这些小个子的日本人，在辽河大平原的浩瀚里尽管显得渺小而不合时宜，手里握着这条大铁路，却以铁腕控制着一切。他们借着俄国人的功业打败了俄国自己。你在星光下的夜里驶行，迎面遇上的那一列接一列没有尽头的巨车，每一列都沉默着、满载着纯粹的净重，几乎成了一种执念、一场梦魇。这些车永远不会停下，也不会改变步调；你手里攥着表坐着，想在它们的时刻表上挑出毛病，却是徒劳。在每一座车站、每一处新的会让站上，对面的车或早一点或晚一点来，却总是稳稳地在规定的限度之内。有时候为了逗你，会有片刻的疑惑：你轻轻松松先到，慢下来停住，却没有对面的车来会。你想，到底出岔子了，这套制度终于有了错处。且慢——喘、喘、喘，一列庞大的车几乎不被察觉地已经贴着你爬过来了；而因为它差一点误了点，它一刻不停地便盘绕着去了，那没完没了的车皮显出它载着最大的载重；然而它驮着这么些东西，也不过够大山的大军美美地吃上一顿。

供养一支庞大的野战军所需的功夫，实在是惊人的。不亲眼看见不会相信。而如今复员就要开始，又有一个新的难题必须想通并迅速解决：怎样把七十五万以上的人尽快地用火车运回海边，而且让他们吃得好。所得出的办法很有意思，虽然不过是合乎常识的办法。办法是这样的：沿线每隔五小时的路程，建起一连串巨大的供食站，每一站每天至少能供八千人吃饭，而且一列车一列车地到达，不耽搁片刻。可是复员若在冬天进行，人们到这些地方时又饿又冷，就必须供给热食，而不能只给冷饭与咸菜的应急口粮。为对付这个新难处，日本人以他们特有的干劲动起手来。从昌图到大连，沿线按规定的间隔——这间隔是依复员的时刻表定的——在一片敲敲打打的备办声中，一座座完整的食堂立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指导的原则不只是迅速与方便，还有清洁与卫生。因此每一处军用供食站都是一座双食堂，一对孪生的食堂，两边的房子不必连着用，而是轮着用。所建的每一座房子都能让八百人舒舒服服地坐在长木桌旁；而每两排桌子之间的通道里都铺着袖珍轨道——这又是铁路之力侵入最细微之事的一个证明。

北边的一座车站一有列车开出，电报便及时把消息告诉这处食堂的厨子；于是当人们从进站的车上涌下来时，大铁锅便顺着轨道从厨房直接推到桌边，这样既保证食物尽可能地热，又保证它尽快地从这桌传到那桌。人们饿了、又在车上蜷久了，便给他们充裕的时间吃饭、伸腿——每一站停留一个半钟头。既然下一列兵车恰好在前一列之后两个钟头到达，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把一个食堂好好打扫通风；一套军厨与站上的人员，也不能指望他们这样又快又没完没了地把差事办得妥帖。这正是双食堂制度显出高明的地方。因为第二车的八百人被引进的是一间干净、通风良好、至少四个钟头没有用过的厅堂；而当他们忙着吃喝歇息的时候，空出来的那一间正悄悄为下一车收拾，厨子们也从容地张罗着更多以吨计的食物。

这套办法乍看或许显得奢侈，可是当你要对付将近一百万人的时候，首要的考虑便是迅速、平顺而不间断的规律，以及最严格的卫生。因为即便每天送回六七千人，复员的功夫也要干上将近半年，其对各方的压力同实际的动员一样大。〔注一〕粗略地算过：日本在满洲的军队若排成四列纵队从昌图一直排到海边，头里的人要在大连上船的时候，末尾的人还没有离开昌图——也就是说，会有一条三百三十一英里长的不断的人链！这多少能让你对近代军队有点概念——对它们的庞大，以及对为防止最昂贵最可怕的崩溃所必需的那些细致入微的功夫有点概念。然而日本的满洲各军尽管这样庞大，在和约签字之时，也不过刚刚从远征军——你不妨说是庞大的远征军——的阶段过渡到举国皆兵的阶段。因为只有当一国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在战场上的时候——法国是二百五十万，德国是三百五十万——你才谈得上举国皆兵。日本还没有到这一步；十年之后，她将能把几乎每一个壮丁都武装起来。

〔注一〕（原注：日本的复员办得出奇地成功。四个半月里从满洲运回国的将近一百万人。）

这条铁路忙着把自己理顺、忙着在前线囤积储备，忙到这般地步，以致那庞大的员工至今还穿着日本的铁路服，外表上不像北朝鲜那些并未做过真正军事功夫的铁路人员那样半带军人气。这些铁路人员以及日本所用的一切车辆，都不过是抽调出来到外国服役的。奉政府之命，人员、机车、货车、篷车以及别的许多东西，不但从官办的线路上抽调，而且从日本每一条铁路上抽调，来在满洲铁路上做工；战时本国不断发生的那些小小的铁路事故，大半就是因为最好的人都在满洲，剩下的人不是劳累过度，便是不得不倚靠未经训练的下手。

过了大石桥枢纽——它的侧线可与满洲任何别的车站相比——列车便不像往北那样一列紧接一列了，因为拥挤的一部分被分去了营口。不过下到大连仍旧是长而累人的一程；直到你把大石桥抛在身后、慢吞吞地走了十五个钟头之后，才看见海浪打在金州地峡上——那温暖的蓝色的海，斯拉夫人为了够到它而招来了自己一时的败亡。那座命运攸关的南山，低矮而不带威势，一处粗陋的墓地标着几百具尸首被匆匆掩埋的所在，在日光里静静地过去了；随后，这里到南关岭之间的三座车站接连被抛在后头——南山的俄国守军在放弃大连之前，曾在南关岭作最后的抵抗。在南关岭，铁路猛地分岔，较短的支线很快通进大连本城，较长的一条则绕过一带山岭，弯向那命运攸关的旅顺。

大连不久便在眼前升起；火车载着你驶进那条有名的、从城中劈开的明堑，戛然而止。这里一切同从前一样；除了主人，并没有多少变动。同辽阳以及别的要紧的运输中心一样，几十面日本各部门的旗子从俄国人盖的房子上飘着；在渐暗的午后光线里，你看见成队的差役穿过街道往回走。一队接一队的兵站人员沿着大街朝住处走去，满身尘土，在装车干了十个钟头之后疲惫不堪。混在他们中间的是成百上千辆中国大车，由各样骡马拉着，车把式沙哑地朝你喊着要让路。到了港口——那是造就更大俄罗斯的人不惜巨资修的，这些做工的人也都是从那里来的——那些堆积如山、只用凑合的货栈粗粗遮着的给养，已经越变越小，只剩下几万吨了。因为船只已不再来喂养这场大战；港里从前或许泊着一百条船的地方，如今不到十来条。船疲了，人疲了，连列车在这一天的尽头也显得有几分疲了。这股流了这样久的给养之流，其源头正在干涸，不久这股流便不再流了。再过几个星期，每二十四个钟头十八列车北上的事就没有了；时刻表要改，满载的列车将从北方开下来，挤到极限地装着结实的步兵、短腿的骑兵，并且炮口森森。这架巨大的、无性的机器不久便要沉沉睡去，因为角力已经结束；而铁路之力换上了它的便服，便太容易叫人忘记：它才是这场战争里伟大的、也是唯一真正光荣的大将。

七〔第一部·日本与新形势〕日本为什么媾和

事过一年再来讨论一个政府为什么媾和、又如何为此而以高明的手段把自己从僵局里挣脱出来，或许会被看作多余甚至全然不必；有人说起来恐怕还要用更重的字眼。然而为求条理分明、为把我们的考察做完，把某几点凸出来、并显明这一具体举动如何嵌进整个布局，却并非不必要。在远东的事情上，清楚是第一要义。

平心静气地从日本的角度去研究这场角力的历史，最叫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日本人已被德国式的战争观念浸透了这一件事。在这上头，一八六六年的奥普战争同最近这场战事最初的构想之间，有一点隐约的相似。说得更明白、更确切些，日本人在一九〇四年像下棋一样地行动，正如普鲁士人在一八六六年那样。一八六六年的普鲁士军队有九个军；一九〇四年的日本军队有十三个师团。两回都是让本国的军队去受一场未知的考验，而且是甘心情愿、深思熟虑地去受；因为在各自的国家顾问看来，出重手的时候到了，出了重手，国家便能从一种可疑的地位跃入完全独立的地位。两场战事在起初阶段都不可能把全国的兵力一齐掷向敌人，虽然缘由全然不同。一八六六年普鲁士不得不把军队分开，因为她不但要防奥地利与萨克森，还要防德意志境内别的敌人。一九〇四年日本不敢把全部兵力一下子掷向满洲的俄国人，因为她对制海权提心吊胆。不过一八六六年的普鲁士要大胆得多。照稳妥的估算，她本该以二十一万五千人对付奥地利与萨克森，以三万人对付北德意志，以八万人对付南德意志；她却决定在较可畏的敌人身上多用六万人，对付其余的则派凑起来的杂牌军。这是冒了很大的险去博很大的利。至于一九〇四年，如今已经承认：日本人对海上胜利的信心远胜于陆上；便是在海上，他们也并不十分乐观。东京大参谋部议定：在海军把俄国舰队收拾掉或打残之前，只能有一个军——黑木大将的第一军——取道朝鲜向俄国人推进。这在最初的构想里是个守势的方案；等旅顺分舰队被处置得那样不堪之后，它才转为攻势；而俄国舰队一被封在旅顺，那盘攻势的棋便开始下了。俄国的守军被赶进要塞，三个日本大军向俄国的主阵地辽阳推进。倘若一切都照算计进行，第四军即乃木的围城之军会在那个心理上的火候露面，辽阳便会成为一个克尼格雷茨或一个色当——你爱叫它哪一个都行——而战争打不到半年，俄国在松花江以南的满洲便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战争便可圆满收场。

日本人因循观望的性子——这性子在他们未能好好利用二月八日旅顺奇袭所带来的巨大便宜一事上表现得格外显著——使一八六六年普鲁士那样的战局成为不可能。过分的谨慎——多半是由于俄国的后备力量庞大、时时都得掘壕防着它——把一切都拖慢了。陆路运输的困难很快显得极大。从朝鲜通往辽河大平原的推进线太长，要克服的地理上的困难叫人心灰；旅顺看来也是攻不破的。而当这许多困难正被一一克服的时候，波罗的海舰队——那支奇特的无敌舰队——从一万五千英里之外朝日本开来，又掀起一重新的威胁。于是战事并不像许多明白满洲实情的人所指望的那样短促而有决断，日本的推进反倒越来越慢。然而旅顺的陷落终究使奉天那一仗得以打赢；波罗的海舰队的覆灭，也除去了日本真正战败的一切可能。到了一九〇五年六月，罗斯福总统又一次邀请交战双方停止这场震骇文明世界的可怕战争。

日军此时在满洲前线的确切位置，前面已经尽可能说清楚了。从蒙古境内的一点起——也就是说在满洲理论上的界线以西——五个日本大军铺展开来，到议和之时共有七十五万人以上，与大致相等的俄国人对峙。日军阵地的极左翼远远推在极右翼之前，正如辽阳会战时极右翼远远推在极左翼之前一样。如前所述，这主要是因为川村大将的第五军即鸭绿江军所处之地形极其艰难。海龙城以南一带的丘陵山地使运输的困难极大；在昌图一带可以铺设轻便军用铁路，而在抚顺以北的地方，唯一可用的办法只有大车运输。因此抚顺——奉天会战时库罗帕特金的中枢——到八月间，也就是将近半年之后，仍旧是川村主力的大补给基地。据守海龙城的俄军所在的纬度，远在日军极左翼之南。局面因此很是古怪。

奉天会战之后的几个月里，日本人下了极大的气力把大批给养与军需囤积到前线。铁路通到北面的昌图，加上每天十八列车的到达，终于使这件事办成了。据说这番会战的准备超过了此前任何时候的任何一次。庞大的军需堵满了各处仓库与补给基地，日本因此已经准备到人的深谋远虑所能准备的地步。换句话说，她正使出她最大的力量。

朝鲜北部的局面也变了。在听任袭扰的哥萨克从俄国图们江方面的基地几乎无阻地驰下许多个月之后，大批第二后备役兵以及此前未受训练的编外壮丁被征召起来，终于使得在朝鲜北部聚起一支像样的日本军队；其公开的用意是向图们江推进并渡过那条界河。这支军队的实力从未公布，据信约相当于三个师团。在库页岛，一支大半从台湾守备队抽调的日本劲旅，已成功地把俄国守军逐走或俘获。因此从蒙古边缘直到库页岛，日本处处壁垒森严；据最可靠的消息，她在战场上的兵力相当于四十个师团，约合一百万人。

沙皇接受了罗斯福总统的邀请，派全权代表去同日本的全权代表相会；这使日本心满意足，也使全世界的报纸响彻着对这个取得如此惊人成绩的聪明国家的称颂。人们太快就相信：这一列武装之盛实际上是不可战胜的。虽然用的是客气的形式，在寻常人看来却是明摆着的：俄国既在战场上不利、在内政上也不顺，如今是在求和。日本的报纸勾勒出将要提出的苛刻条款，人们都明白胜利的时辰到了。

可惜公众还不曾有机会读到那些足以显示前线全然改观的记述，也不曾读到俄国如何靠着她所下的非凡气力，成功地在同辽阳、奉天一样坚固的阵地上集结起新的军队。再者，前线被扣下的电报的内容，世人并不知道，英国政府却知道；同样地（既然这里正好插入），世人若读到日本陆军军医总监小池正直近来编成的下列统计，也会吃惊：

近来战争中日本的伤亡

伤亡总计　　　　　　　　　　六十三万二千六百九十

前线伤亡　　　　　　　　　　四十五万七千三百零五

负伤人数　　　　　　　　　　二十六万零八百一十二

因伤致死　　　　　　　　　　四万七千三百八十七

负伤后痊愈者　　　　　　　　十七万三千四百二十五

患病例数　　　　　　　　　　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二十三

病愈人数　　　　　　　　　　二十万九千零六十五

本国与台湾驻军患病例数　　　十万七千八百五十

各级人员中从事看护伤病者共一万零一百七十人。当场阵亡者未计其数。

（附注：当场阵亡者约五万人。）

这张小表尽管唐突，却把它自己的故事说得极为雄辩。日本的损失尽管战无不胜，却大得惊人；而前线眼前的形势是：若再打一场沿全线展开的大会战，估计还要损失十万人。还有，尽管百般掩饰，前线敏锐的观察者早已断定：奉天会战的报道有所夸张，那场胜利远不像一般所理解的那样彻底。到六月间，松花江以南的俄军其实已恢复到奉天之战前的实力；到八月，这个数目眼看就要加倍。海参崴也已变成一处强大的武备之地，连守备带野战部队共八万人集结在它附近。这就是当时的局面。

因此可以说，事情已经实质性地变了，而公众并不全然知晓；日本的全权代表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乘船赴朴次茅斯的。有一件事无疑属实：日本政府对前线俄国方面的新局面了如指掌，对沙皇及其近臣心意的了解却出奇地欠缺。俄国正处在革命之中、因而会显得肯让步，这一点已被看得太重。要说日本指望她的条件会被全盘接受，那是一刻也不能假定的；要说她期望的结果比实际所得要好，那是毫无疑问的。

沙皇的全权代表在同日本使臣相见之前老早就摆出的坚决姿态；那些斩钉截铁的声明的公布，说无论如何不会付赔款；以及维特伯爵宣称自己不过是沙皇派来打听日本愿以何种条件议和的信使——这些使日本政府彻底失望，并逼得天皇的近臣们醒悟：这场战争如今只能有一个特别的结局。于是七月初同英国政府开始的、要把英日同盟在更坚实的基础上续订的谈判，其分量便一小时比一小时重。日本必须让自己的战局方略有所保障；必须能拟出一条在近期内不致招来灾祸的明确行动路线；必须确信：让自己那庞大的准备安安静静地解散，比拿它们到可怕的冲突里去试验更为明智。因此一切都系于英国。凡在朴次茅斯议成的协定，不过是英国那份条约的附件罢了。英国若拒绝照现行条件续订同盟，日本便只好把战争打下去；否则便是放下武器，却随时有不得不重新拿起武器的危险。

在日本算是有运气：前线的真实局面在唐宁街私下里是很明白的。他们非但没有低估俄国在满洲的实力，有理由相信其实是高估了——也就是说，把它眼前的攻势能力高估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不订下如今这份英日协定确是难的。俄国可能在中亚、并最终在印度报复的忧惧，又添了一重理由，催快了那份包含极其广泛条款的文书的签字。于是当俄日两国全权代表在朴次茅斯开始他们的工作之时，那件从大处看不过是一场休战的事，其条件早已在伦敦议定了。

从此在日本人这一边，真正的问题便是保密与冷漠的不动声色。俄国全权代表把日本的要求分开来逐项讨论，而日方毫无异议地同意了这个办法——这显出这件事上耍了几分机巧，也显出日本皇帝手里有一位大有可为的外交家小村男爵。结局一直被瞒到最后一刻。而且毫无疑问：俄国人在库页岛问题上若像在赔款问题上那样铁石心肠，今日这个岛仍旧会全是俄国领土，而不会像如今这样在北纬五十度线上被分成两半。不过这是题外话。

朴次茅斯会议进行期间，日本在前线极秘密地开了一次军事大会议，由山县元帅侯爵主持——他为此专程离京前往——那与其说是为了征求各军统帅的意见，不如说是为了让他们信服：此刻若立刻收手，对整个国家的好处终究大过一场打到苦涩尽头的壮烈冲突。据说，被召去参加这次重大的八月会议的前线将领，除一人之外都赞同这个看法。精明的人猜测那位持异议者是第四军司令野津伯爵大将，他后来被擢为元帅。正是这位将领在一九〇四年八月底力主立刻进攻辽阳；日军若是为等援兵而迟疑，或许要吃亏，而他的火气大约把日军从这一顿挫里救了出来。山县的军事会议一致认为：由于敌对双方所据战线极其辽阔、日军的交通线又大为延长，局面已变得十分困难。日本当初开战，是因为她相信若不迅速行动，她的发展便会受到严重的阻遏；这场战争在国民中间固然极得人心，但毫无疑问，日本的领袖们更情愿把这样一场生死的考验往后推上几年。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的战前谈判把这一点证明得清清楚楚：那时候只要不去动朝鲜，日本表示愿意让俄国在远东继续对她构成军事与海军上的危险。

这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于是机器造的战争被一场机器造的和平接替下来；这和平给了日本一切便利，使她得以在已落入她控制的地方扎下营垒，并推行那些老早就定下的计划。因此有必要把整个局面骤然一变。然而直到和约条款在华盛顿议定之后，前线为此而委派的日俄两国军事委员才拟出了下面这份协定，头一次把敌对双方军队的大致位置向公众显示出来。它证明时日的推移已使俄日两国在满洲处在了对等的地位。

撤兵协定

一、至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日本军队应自其前进哨所撤至法库门、金家屯、昌图、威远堡门、抚顺一线之内。俄国军队应于同日撤至伊通州、叶赫岭、苇子沟、八面城、上京子一线之内。

二、至一九〇六年六月一日，日本军队撤出法库门、铁岭、抚顺及其紧邻以南之地；俄国军队撤出上京子、公主岭车站、伊通州及其紧邻以北之地。

三、至一九〇六年八月一日，日本军队撤出新民屯、奉天、抚顺及其紧邻以南各地；俄国军队撤出三家屯、长春、八里堡及其紧邻以北之地。

两军依上列次第撤退，务使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五日以后，各方留于满洲之兵不逾二十五万人；一九〇六年十月十五日以后，各方不逾七万五千人；缔约两方并约定，至一九〇七年四月十五日，各方应将全部军队撤尽。惟依朴次茅斯条约所定，每公里铁路得留护路兵十五人。

日军的战线从通往东蒙古的各条道路上兜过来，自左而右几乎笔直朝东南伸去；极左翼远远伸向西北，右翼则消失在吉林省南部的群山之中。即便日本的军队一如既往地屡获奇胜，专家们也算过：再打一年仗，意味着十五亿日元的庞大开销。于是日本媾和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并开始了她新的动作。这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值得注意的和约之一。下面将试着考察日本的总体处境。俄国既被逐出海上、又被隔绝于中国本部之外，而英国的同盟又给了日本绝对的保障，于是在某些方向上已经有了迅速的进展，这进展使远东的许多人颇感不安。从日本自己的角度看，她媾和媾得技艺精绝。战场上几乎已陷入僵局，而几乎没有人料到。东京的民众当时若知道如今无疑已经知道的这些事，那些骚乱便根本不会有了。

八〔第一部·日本与新形势〕最后看一眼旅顺与斯特塞尔的献城

旅顺！

我们是慢吞吞、走走停停地到那里去的，仿佛这列车是在出殡；它虽是机械之物，却也十足明白自己的终点是一座巨大的坟场，是许多声名与无数死者的葬身之所。从大连来的这四十英里路上，中国的农家孩子照例在沿途小站上等着，好向车里的兵讨些赏赐。「兵老爷，」他们用那种新起的中日混合话喊着——这种话这样快就把两年前的俄中混合话变成了被人忘却的东西——「兵老爷，给我们点吃的。」挤在车里的野战军里那些结实的日本步兵、以及后备末班里那些留着胡子的四十岁的人，照例笑起来，随后大方得过了头，把糖果、小包的米饭以及许多别的东西从窗口丢下去，直到每一只伸出的手都抓得满满的。这些眼巴巴的小脸是从南关岭开始的——那是大连过去几英里的岔道口，从那里望得见维特徒然的造物在远处的日光里闪亮；而通往旅顺的这条铁道上，每一处停车的地方总有别的孩子。因为旅顺这座陷落的要塞如今已无关紧要，每天只有一趟车开去；下辽东这片贫瘠吝啬的土地上的人深知这一点，他们的孩子便每天从四乡朝圣似地来，好收一收这不请自来的庄稼。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古怪甚至叫人不安的东西：他们不久前还被枪弹炮火扫了几个月，又被粗暴地告知在这地方名义上的主宰权里他们无足轻重；他们却如此强韧、如此紧攥着生活，以致暗中主宰着一切；凡有一点可取之物，他们都从中榨出最大的可能；他们掘着、刨着，对这一切一时显得那样要紧的调兵与告警冷淡而无所谓；他们确乎像小溪一样流下去，直到永远。俄国人做了他们名义上的主子七年；如今日本人或许还要在这里待七年，或十七年，甚至七十年。然后他们也必得走，一定会走，不可避免。难道这个忍受了四千年的中华民族注定要看着我们一个个凋谢枯萎，而唯独它留下来，耕着地，向一切过路的东西抽厘金么？难道正是中国人这种至高的恋土之性——它源出一种古老的公社宗法的观念——使它比任何别的民族都更能持久么？

列车慢慢往前挪，走不到四十英里要花四个钟头；日本人以大连这处天赐的基地为依托对旅顺的围与攻，其每一个阶段都在你眼前升起来。出了南关岭不久，便有俄日两军前哨间小仗的痕迹；接着，在离旅顺十五英里开外，俄军第一道外围工事——剑山、外屯山、小平岛一线——在绕着荒山蜿蜒爬行的长壕里、在被弃阵地那撕裂的面目上显了出来。你越走越慢，直到轨道猛地一拐，你看见远远的西边，深深的一处水湾里，蓝色的海忽然闪亮。这就是露易莎湾——鸽子湾正北的那一处水湾，两湾之间只隔着一道嶙峋的山岬。

不过你没有多少工夫去看这美丽的蓝水——在中国那千古赭黄的泊地衬托下，它在眼里蓝上加蓝——因为你此刻离一处狰狞的高地只有一两英里，那狰狞的模样雄辩地诉说着战争。这就是狼山，第二道外围工事的锁钥，七月底被日本人夺去。从这里起，你的眼睛实在既没有工夫、也没有那样快，去把左右两边每一处熟识的标记一一抓住，因为你已深深进入炮弹肆虐的地带了。满洲铁路守路兵的粗石房子与稀少的铁路附属房舍，仍旧保持着当初日军炮火之猛、攻击纵队之烈把守军逼进主防线之内时的原样。这些前哨的房子有的没了顶、瘦骨嶙峋；有的虽未被火烧毁，却被枪弹炮弹犁过，看上去像被战争的记号狠狠泼溅过；还有的几乎毫发无损——这真是奇怪的证明：若是天意如此，人尽可以从最可怕的遭遇里毫发无伤地过来。

然而这些不过是铁道边的小屋，远在主防线之外；它们再过去那些低丘，便是遮蔽过日军若干重榴弹炮阵地的地方。随后，正当你张望之间，轨道又猛地一弯，于是那些有名的炮台就在你正前方，再过去便是水师营与库罗帕特金半月堡。

铁路此刻从松树山大炮台的额头底下穿过，骤然拐进那道隘口——俄国人一向盼着敌人从这里来攻。正是在这里，中村大将被漫长的守御逼得发了狠，在十一月率领两千名精选刀手作了那次不体面地失败的决死冲锋。可是坐着火车慢慢驶进来，便不难明白这位初到围城的将领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念头。因为在这一点上，在松树山炮台的脚下——日军的壕网早在八月就已挖到这里——你能看见旅顺那些白房子的尾巴，标出涨潮时海水灌进一条汊口的地方。把新旧两个旅顺市镇隔开的，无非就是这条汊口与两座挤过来的山。近得叫你不能相信它竟是够不着的。然而它确是够不着。因为在这道死亡之谷的那一边，是攻不破的椅子山、案子山与小案子山炮台——一条结得严丝合缝的险峻高地之链，高出平地将近五百英尺，不但俯制正北一带地面，而且把四面几千码内的一切都压在底下。正是这几座炮台，日本人始终不曾能够接近。即便到了献城的时候，它们仍旧同先前一样桀骜。

可是那赛马场，尤其是那校阅场——开战前的十月里，阿列克塞耶夫总督兼海军上将就是在那里举行了他那场有名的示威阅兵，其时正值那从未履行的最后撤兵期限——它们到哪里去了呢？它们该在这里，就在构成主防线的那一链山中的缺口后面。唉，它们也不见了；而且奇之又奇，在这片平地最大的一角上已经盖起了一座中国村庄；中国的农人早已忙忙地划出一畦畦小地，在那上面种菜；土地正在被犁开，中国的商贩正把他们找得到的一切有市价的残骸堆在空处。想一想罢：这场震动世界的围城里最后的枪声才过去九个半月，中国人已经不惊不扰地在最合适的地段上盖起了他的茅屋，并且已经在那战场上耕起地来。

你猛然醒悟：你已经从铁路的隘口里溜过去了；车正在减速停下；你已经在旅顺城里了；港口就在你面前，那些船的残骸，那道窄窄的口门，黄金山，老虎尾，老铁山那愁眉不展的高处。连最细微的地方也没有变；这就是那独一无二的旅顺。

连车站也还是那个又脏又吵的地方——说实话是个寒碜的车站，勉勉强强攀在鹌鹑山下一条狭长的平地上，才免了跌进港里浅水中的难堪下场。不过如今你不能像从前那样下车或打开车门了，无论你当时是不是被人指为间谍。警觉的日本宪兵在站台上来回走着，锐利地打量每一个人。这又是那架永恒的日本机器在表现自己；今日的旅顺仍同献城之后头几天一样，有着同样严紧的监视、同样铁一般的纪律。这自然是荒唐的，可这是日本式的。

终于有了信号，车门大开，那一群军人与平民混杂的人排成单行涌进候车室。在这里，每一个人的车票与证件都要查验；而且不但查兵，凡车上的军官也一概要查。这是那多面的日本制度的一个新侧面，清楚地显出它是不认人的。

一出车站，仍旧是同往昔一样的一大群敞篷马车与人力车；不过如今赶车的是中国人，身上披着偷来的俄国军大衣，脚下得意地蹬着军用长靴。他们还用俄语的吆喝招呼你上车；你刚一坐稳，他们便以那种冒冒失失却又高明的样子奔起来——正是这种样子使俄国人成了世上最出色的驭马之人。

可是你还没走多远，便猛地一顿停住，把你那两匹瘦弱的西伯利亚马颠得直坐下去。原来你到了警察署，通行证非签验不可才能前行——这一手，日本的制度想必刚刚才从俄国人那里学来！随后你又上路，去城里的兵站；想到这个军中的名目，你一时竟忘了自己身处俄国式的环境。可是不到两分钟你便在旅顺那条小小的海滨大道上停住了，萨拉托夫饭馆——那家闻名世界、当年曾在此易手过千万钱财的馆子——就在你面前。到那时你才发现：萨拉托夫饭馆无疑是因它的罪孽，已变成了板着脸的日本兵站；而你从前在那里听过波希米亚弦乐队、吃过数不清的俄式冷盘、喝过数不清的伏特加、耳边是可怕的人声鼎沸的地方，如今你要应胜利者之邀在此安营了。这确是一家清醒的日本军用客栈，上头只挂着一块小小的日本招牌。

然而里面什么也没有变。那漆成绿色的小玻璃走廊有着同样古怪的气味，那令人难忘的旅顺气味——军靴与干燥尘土的气味——一种隐隐的斯拉夫气息。酒柜上仍旧是那一长排雄壮的瓶子，因为如今只作摆设，反倒不见少；那间粗陋的、一股营房味的弹子房，墙纸松脱着被好奇而无畏的老鼠拱开，里面仍是那几张敖德萨弹子台，配着炮弹一般大的弹子；中国的仆役仍旧带着那种因俄国人不讲身分而养成的、未经驯化的古怪做派；一切如旧。

连你的便饭也仍旧是那几个中国厨子做的，只是如今没有伏特加、也没有冷盘了。萨拉托夫饭馆里没有伏特加、没有冷盘，不管主人是谁！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大步走到酒柜前，仔仔细细地搜，不多时翻出一听被遗忘的鱼子酱、一些腌鲱鱼，以及一些号称沙丁鱼的东西。可是怎么找也没有伏特加，一点也没有。难道说守军在肯献城之前，当真忠于自己的旗号这么一桩事，把这美妙的烧酒一瓶不剩地抢光喝尽了？这是不能相信的；我抓起帽子，急急沿街走到一处漆成绿色的小亭子——自从旅顺有欧洲人的生活以来，中国人就在这种亭子里卖各样喝的与抽的。不错，连这些亭子也还在。于是我用旧日的俄中混合话央求道：「伏特加。」一听这话，里头的中国人瞪大眼睛盯着我，互相用胳膊肘碰着，笑得古怪。这个说着九个半月前的话的人是谁？又要来一场新的侵入么？于是我一下子换成干净的本地话，把他们痛骂一顿：我无论如何非要不可——多少钱，别再讲价。「没有啦，」一个中国人慢慢地说，另一个却弯下腰去砸一只箱子，「日本人不许卖。」随后他见同伴哼了一声，便心软下来，凄然道：「就只剩一瓶了。」我很乐意地照那敲竹杠的价钱付了钱，大步走开。随后我又在老萨拉托夫饭馆里坐下，把那瓶酒喝干，向那位伟大的「没关系」之神、向勇敢的康德拉钦科热切祷告，替逝者行了一切应有的礼。这时候该去四处踏看了。

你坐进一辆双马的敞篷马车，中国车夫一路抽着鞭子，一串旧铃铛丁零作响；你飞快地越过铁道，沿着港口的边缘，直到上了新市区的大路，老旅顺便远远落在后面。不久你经过那座战前刚刚落成的漂亮新旅馆，墙上至今还有红十字，宣告着它在围城期间是一所大医院；再过几分钟，你便穿行在新市区那些已经修成的街道上了。这里一切都寂静而荒废。房屋有许多还没盖完就被战争的风暴卷住了，四围仍旧搭着脚手架；到处是画在白墙上的大红十字，粗粗的条杠追着你的眼睛。你经过尼科巴兹——那座圆亭餐馆，二十个月前是旅顺一切风流欢会之所，如今日本人用一种几乎叫人难受的摹仿，把它改成了一家茶馆。这条街上比别处略有些生气，因为附近驻着一营步兵，兵们没多少事干，乐得在外面溜达。随后车子快跑，你迅速翻过新市区后面的高地；不多时便把有平民的地带抛在身后。

你如今所在的这片丘陵地里，军用道路仍旧清清楚楚；因为环绕旅顺巨大的主防线四周都有好路，坐车可以一直开到每一座炮台跟前。出新市区一英里，你便碰上被炮火轰得粉碎的骑兵营房。随后，道路顺着一条狭谷一直向上盘旋，你不时经过被炮火部分摧毁的中国小村的残迹，不过已经重盖了一半、也住回了一半。可是你四周低丘侧面的弹痕竟出奇地少；你所看见的，也不是硬土上被撕开的大坑，至多不过是深八到十英寸、长一两英尺的疤。不过你所经过的这一带并不要紧，落在这里的弹丸不过是几千发飞过了准头、或者打短了的。道路稳稳地越爬越高，中国车夫招呼他那两匹瘦马出力的次数也越来越密。

随后，越过山间最后一道褶皱，你忽然看见那座有名的高地——二〇三米高地。它并不很高，虽然俄国人管它叫「高山」；可是它头一眼就有些阴森与荒废之气，有些仿佛能解释两军何以谁也不能好好守住它、也不能把它筑成攻不破之地的东西。它与其说是一处俯制万物的高峰，不如说更像一道又长又瘦的屏障——比四围的山略高一点——一道把入侵者同海与港口的视线隔开的屏障。可是就它同四周那一链山丘的关系而言，它是世上最能骗人、最耐人寻味的高地之一。单说它的用处与误用，就能写出几大本书来。在这座山中之山周围待上一两天，你便隐隐明白俄国人当初何以会犯下那个错。至于这里曾是炮弹肆虐、争夺剧烈的地带，如今是一望可知的。所有的山坡上都铺着碎裂的岩石；道路上至今还堆着邻近山坡上炮弹炸开时掀下来的碎石；一处又一处辨得出巨大的防炮掩体，窄窄的、用粗木支得结结实实的入口通向山的背面；细腰的战壕四围盘绕，壕面上衬着的沙袋残骸正在朽烂；而在雨水冲出的粗陋沟壑里，有充足的痕迹表明曾有许多人在那里躲避弹雨。道路如今变得这样难走，到了山脚下，中国车夫指着他那两匹力竭的马，提议歇一歇。这场朝圣本该用脚走完；于是我们徒步吃力地往上走。

爬到二〇三米高地的半腰，你若停下来转过身朝旅顺望，那迷惑的感觉又一次压倒你——这整个地方确确实实是一个中国式的七巧迷局，此外什么也不是。因为你在心里仔细定下、甚至尽可能准确地画下来的比例与尺寸，此刻早已被搅乱、被完全弄脱了焦。譬如西南面——也就是鸽子湾那一边——的山，它们最近，看上去分明被这座高地压得死死的，此刻却并没有被压住；至少有一座强大的炮台阴沉而有力地孤零零立着，它四周有那么多山作依托、地上有那么大的褶皱，即便从这里直射过去，也照样有极好的掩蔽可得。你本能地觉得：那座炮台里的人躲在厚厚的水泥坑道里，十二个钟头之内便会对这样近距离的轰击麻木到底；而且也不可能对他们发起一次出其不意的强攻，因为攻击的部队一旦下了高地或绕过山脚，便放弃了二〇三米高地的便宜，于是铺展在西面那几座山下，落进守不住的地位里。

顺着那些坚硬不让的小路往上爬，这座要塞土质之铁硬越发叫你感触。这是你所能找到的最粗粝、也最宜于构筑掘壕阵地的材料；即便是带着五百磅可怕装药射出的十一英寸炮弹，所造成的损坏也同它们高昂的价钱与庞大的身形全不相称。上到四分之三处，是那一连串战壕中最低的一道；俄国步兵在这里安安稳稳地躺了好几个月，等着日本人来攻。终于，一条蜿蜒的小路把你陡陡地送上这山宽阔的锥顶；在这里，在撕烂的沙袋残骸与大堆大堆的铁片钢片之间，是一幅狰狞的景象。一串小小的土堆排在这条小路旁——有的用小块碎石标着，有的什么记号也没有。这是守军在炮弹把他们的同伴炸得粉碎时挖出来的坟场。这些坟一直延到山的绝顶，而且越往上越密；到了绝顶上，是一座大大的希腊式十字架，四围参差不齐地立着一些小十字架。至于那些残骸与废墟，谁描画得出呢！沿着这座山的脊背几百英尺，一切都被砸得那样平，平得叫人骇然。这里并没有人所预料的半永久工事的废墟；没有炮位的痕迹；没有战壕，没有防炮掩体，没有坑道——什么也没有。在几千、几万平方英尺的地面上，只有碎裂的岩片与泼洒的泥土，那泥土往往磨得比碎石路面还细，而且大约有好几英尺厚。锚链的残骸、钢轨的残骸、锅炉钢板的残骸、以各样材料缝成的千千万万沙袋的残骸，以及为把这座山永远替神圣俄罗斯守住而徒然箍在山上的百样东西的残骸，都在那里——可是只作为暗示而非实物。因为它们也都被磨成了粉末；混在这些以及数不清的弹片里的，是些残酷的东西，譬如军靴的碎片、撕破的记事本，还有许多铜纽扣——它们曾随着焦灼的心的急跳而一起一伏。而在正当中——在这一切的中心点上——有人用爱惜的手把沙袋堆成一座高高的大冢，像原始人为标记他们的死者所做的那样，底下腐朽着数不清的俄国人的身躯。近旁守望着那座大大的希腊十字架，大十字架旁又有小十字架，一片可悯的沉默。当这个神秘的标记最初立起来的时候，谁想到十九个世纪之后，有一天它会凄然地插在一座望得见黄海的制高点上，标记着亚洲战胜欧洲的所在呢？

黄海么？不错，转过身来，把眼睛从这座命运攸关的山上扯开，看一看海、港口与旅顺新市区从这里是何等一览无余。这山顶上什么都看得见——只除了老旅顺市区与海军船坞，它们蜷伏在鹌鹑山的褶皱底下藏着。老虎尾愤愤地甩进那狭窄的港口，轮廓分明得像只隔着一英里（其实远在八千米之外）；黄金山在它那边一千码处那样骄傲地挺立着，看上去简直还不及那么远；新市区的白房子只有三英里，分明听凭这座山的占有者摆布——其实从这里看去，整个地面不过是一张等高线地图，你高兴怎样用炮弹把它戳得稀烂都行。这是外行人的第一个印象。

可是你略转一转身，再仔细看看远在东边那一道设防的主防线——那一链山丘一直伸到消失、藏进大孤山的高处底下——你就明白：二〇三米高地的价值被高估了；比起日本人死死咬住铁路隘口以东那一列炮台——松树山、二龙山诸炮台——的壕堤所起的作用，它对旅顺的献城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即便日本人占了二〇三米高地，也并没有像电报所说的那样，靠指引十一英寸榴弹炮的间接射击把俄国舰队的残余击沉。港内没有一艘俄国船是被炮火击沉的，甚至这样的事是否可能都很可疑。因为间接轰击不可能在军舰装甲的舷侧上炸出窟窿，也不可能伤及吃水线，除非有奇迹；这样的炮弹落在甲板与上层建筑上，而即便如此，相对说来所造成的损坏也极小，因为上面堆着好几英尺厚的煤砖与煤袋。俄国军舰是俄国人自己弄沉的，同巡洋舰留里克号一样，是打开海底阀沉的；没有一艘船被日本炮火伤到开不回俄国去的地步。

二〇三米高地北坡——日本人就是从这一面攀上去夺取顶峰的——有一道道俄国战壕的残迹。除了那些标出如今头骨与骸骨正在腐朽之处的土堆之外，日军推进的痕迹很少。远处你看见另外一些战壕，再过去是遮蔽轰击炮兵阵地的低矮山岭。不过这些同二〇三米高地似乎并无密切的关系；它们是波罗的海舰队的威胁变得太迫近时，专门针对这一带所布置的总方案的一部分。这确是一座叫人捉摸不透的要塞。

不久你又回到新市区，从最高一幢房子的窗口回望那一带山岭，你发现二〇三米高地就像初级地图册那幅插图里最高的一峰——就是那幅用一排参差的尖顶显示世界各大山相对高度的插图。这座旅顺的珠穆朗玛峰不过刚刚高出别的山头；它是一处瞭望所，仅此而已，而且有许多局限。可是夜色已经落下，二十个月前飘出军乐的尼科巴兹，如今传来的是三味线的拨弦声与艺伎舞妓尖细的歌声。再没有工夫看什么了。

旅顺的清晨——正如中国北方那明净灿烂的海岸线上几乎总是如此——是伴着满地的晴光而来的，港里蓝色的水荡着涟漪，为它们的日光浴而欢喜。渔船搁在海滨大道边上——如今这些渔船上是几个穿蓝条和服的九州渔人，外加一大群山东帮手。立刻有证据表明这片水里鱼群极盛；渔人正一筐接一筐地把渔获倒出来，新鲜的鲭鱼几乎是开口就有。吃这样的鱼是一桩乐事；几乎在咸水的蜇味还没离开它之前就尝到它；而面前是海、是那有名的窄窄的口门，还有那些歪歪斜斜醉倒在礁石上的堵口船。

你又一次坐上马车——这一回是穿过老市区与铁路隘口，直到你来到那座有名的松树山炮台的后面；围城最后一天它被炸上天，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斯特塞尔的献城。

爬上这些山是很陡的，一道又一道守军的战壕从旁边过去；等你到了顶上，才发现自己身在后备炮台里，四围是用断壁残垣临时筑起的工事。大炮台离外环更近些。你穿过地面上一大片凹陷，来到一道上坡，坡上爬着掩蔽壕与粗陋的防炮掩体。随后你忽然置身于炮台本身之中了。

头一个印象是彻底的茫然。眼前不过是一大片平地，上面零乱地堆着沙袋、破桶、装满土的煤油桶、弹片、木料——纯守势的战争必然积下来的一切杂七杂八的废物。可是再往前走一点，便到了那些巨大结实的混凝土炮位、那些庞大的防弹坑道、棱堡、侧防暗堡，最后是外壕。那时你才懂得炸药的毁坏之力；因为这几千吨浇在钢架上的混凝土，除了炮台后方那几座大棱堡之外，全被炸成了碎块。做成这一切的，并不是被人估得那样高的十一英寸榴弹炮，而是一次两吨炸药的爆破；日本人把坑道从他们的平行壕——那些平行壕已推进到壕沟外堤的顶下——一直掘进炮台的肚腹里去。你若爬下那道直直凿进坚岩、乱物满地的五十英尺深壕，便能看见炸药爆破所暴出的三个方洞。那就是日本人冒着极大的困难在侧防暗堡底下钻出的坑道。越过壕沟，就在外侧废墟的顶下，日本人的掘壕与平行壕便开始了。它们从下面被沟壑劈开的平地上一直割上来，直到几乎触到俄国人的战线。可是那道大壕沟的五十英尺，对他们终于太宽了。好几个月里，只有这道窄窄的空隙把围攻者同他们应得的猎物隔开；然而无论怎样的勇敢与机巧，也争不到那五十英尺上短短的五分钟——而拿下这座大工事所需要的，不过就是这五分钟。

围攻者与被围者这许多个月里挨得这样近，而且谁也够不着谁——因为双方都处在各自火炮所能控制的线以下，一句话，因为彼此太近了——这就迫得人重新回到一种古老而古怪的打法上去。正是在这里，日本人架起木炮，把炸弹与炸药越过壕沟抛到敌人头上；也正是在这里，俄国人把废弃军舰上最小的机关炮成排架起来，只要有什么动静像是那可怕的白刃将要来临，便隔着这要命的空隙泼出一阵扫射。日本人像亚历山大港轰击时那艘英勇的秃鹰号一样，逼得太近，以致炮台的大炮全无用处。可见这同二〇三米高地陷落之前四围那种断断续续的战法全然不同；这一件事不过又印证了别的战争的经验——在围城里，每一个地段都会很快生出一套应付局势一步步发展的地方办法，每一区很快便开始过自己的日子、按适合自身情形的特别方式为自己的存活而战，对别处的事情一无所知。

绕到松树山的东面，你立刻看见这道强大的东段工事里的第二座大炮台。它直线距离约莫八百码；隔着这片土丘密布的地面上一道狭窄的凹陷望过去，你便体会到每一处阵地那巨大的天然强度。这一列炮台后面横着宽阔的军用道路，像爬行的蛇一样在山间盘进盘出；我们的车夫看见我们一路奔下来、跳过战壕、陷坑与铁丝网的残迹，便在路上驱车走开了。我们气喘吁吁地登上这第二座大炮台的西坡，沿着一直往上爬的战壕线，又一次置身于巨大的水泥工事之中。可是这里的乱比松树山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二龙山比它那座守着铁路隘口的姊妹炮台早七十个钟头失陷，曾被俄军毁灭性的侧射火力扫过，又被重炮那样地纵射，几乎是守不住的。这其实是俄国筑垒原则最后一次可怕的应用——这套原则使一链炮台中的每一座，在邻座被敌人夺去时都能把炮口转向它，并以毁灭性的火力加诸其上，使强攻的纵队立不住脚，终于在守军的反扑面前退下去。正因为如此，松树山与二龙山的爆破才同时进行；若只炸掉一座，另一座便可能导致失陷的邻座被夺回。

在这第二座炮台的废墟里徘徊，是一件够凄凉却又引人入胜的事。这里炸药的爆破如此成功、算得如此准，以致大得惊人的混凝土块被炸成了不成形状的堆积，把主要的轮廓都抹去了。大壕沟里满是残骸；几百吨的水泥碎块从上面的棱堡倾泻下来，像一股干的熔岩之流；侧防暗堡、坑道、炮室、防炮掩体都毁坏到你几乎辨不出它们本来的形状。只有炮台之内，在守军强攻前集结的那片大空场上，还有一点原样的迹象。不过所有的炮都被日本人搬走了；从前那一排排重炮的地方，只剩下破碎的炮闩、螺栓与螺丝，以及几块参差的弹片。整个地方确实笼罩着一股极度的疲竭与荒凉之气。

我们再一次从这座被遗弃的山那粗粝而饱经战火的侧面爬下来；这一回腰腿都散了架，被车送往下一座炮台盘龙山时，很乐得歇一歇。这里的水泥不再被炸成齑粉，因为日本人的掘壕并没有推进到能钻到守军脚底下的地步。因此在这里，你可以像在二〇三米高地那样，再研究一番直射与间接轰击所取得的净效果；而在这里，即便是十一英寸炮弹所取得的成绩也平平，同样叫人失望。这座炮台确是受了损伤，而在鏖战正酣之时，大炮与守军受的损伤自然更大；可是无论如何它并没有被摧毁。

再过去一点，是把铁路隘口那两座巨人同面对大孤山一带的最后几座大炮台连起来的那一列较小的炮台——鸡冠山诸炮台；这时我们来到了曾被重野炮直射猛轰过的山上。一连几百码，整片整片的山坡都被打成麻子，都是直径一两英尺、圆得完美的窟窿，显然表明围城中某个时期曾有人狠下决心集中机动火炮，要把这道强大的东链上看来最弱的一环崩断。这里那场遵日本大本营参谋部之命正在勤勤恳恳进行的清理还没有做完；地上到处扔着——像韦列夏金某幅画里的细部一样——破裂的炮轮、俄国那种有名式样的行军灶、枪管与生锈的刀鞘。那些数不清的临时防炮掩体爬进山坡，在强攻前的轰击最猛烈时庇护着待命的俄国步兵；在它们的洞口躺着一些令人感伤的东西，战争的潮水虽已退得那样远，它们却还留着。有零碎的字纸、一张照片、铅笔与信纸，显出当两支交战之师像末日决战的大军一样厮杀时，人的心思是朝着哪里去的。

被这些环列的高地无声的悲剧压得透不过气，我们在信号山脚下停住；这座山细腰锥顶，在同伴中间挺起身来。这里有一片景致给你看。因为从信号山上，正如从二〇三米高地上一样，四围的地面又一次像地图一样铺在你面前。东北面——也就是朝着日军阵地那一面——只有一片开阔的平原，看上去给强攻的纵队提供不了什么掩护。可是用望远镜一看便知，那里同通往主防线的各条路径四周一样，有着同样的掩蔽。那些深褐色的沟壑被滂沱大雨经年累月地冲得深深凿进土里，横过这片粗粝的平原爬行，成了绝好的藏身之坑；这片平原其实并不像从这个高度看上去那样平坦，因为那些起伏里有炮台上的炮扫不到的死角。正因为如此，信号山顶上才有两门六英寸舰炮，还有一些土工的残迹，那是给较小的速射炮准备的炮位。信号山同库罗帕特金半月堡、二〇三米高地以及老铁山的海军炮台一样，都是俄国人事后才想起来、用以弥补自己疏漏的补笔。轻炮已经搬走了，那两门舰炮却还在——其中一门的炮口被炮弹炸断了一截——凄凉地朝平原张望。

从这里往南，顺着山势到海边，是鸡冠山诸炮台——有名的鸡冠山北堡与庞大的东鸡冠山主堡。北堡在成了几个星期最可怕的鏖战之地以后，终于陷落。可是那座主堡——我所见过的最坚固的实心混凝土建筑之一——却始终未被攻下。正是这座炮台，在献城实际上已被接受之后，于一月二日被守军自行炸毁；也正是这一举动把乃木大将激怒到几乎下令重开战端、以强攻夺城。

因此在这座东鸡冠山炮台上，你可以研究炸药的另一种效果——把小量炸药随随便便地分放在十来个地方，点上慢燃的引信便退走，所得的结果。这里沉重的水泥块只被掀起几英尺，随后又几乎落回原处。炮台的地面、侧防暗堡与炮室，并没有像二龙山与松树山炮台那样被惊人的炸药爆破炸成千万片，而是被巨大的裂缝撕开，东倒西歪，仿佛是某场阴险的地震所为，而不像出自人手。庞大的炮架与大炮本身仍旧滚在地上。远远的东边耸起大孤山的高处；下面与四周则爬着那些徒然想要够到这座厚重而防护完美的炮台的战壕。往南只有一英里就是海，一链较小的炮台沿着海岸线延伸，到那狭窄的口门处以黄金山炮台收顶。

那边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因为海岸炮台几乎没有做出什么足以证明自己存在有理的事来；大部分时候，它们对那一大环陆上炮台所演的悲剧，连一个有兴味的看客都算不上。

你从鸡冠山一带快车驶向市区，这些东面山岭何等强固，便越来越叫你看得分明。因为主防线后面虽然几乎没有设防，却有许多荒秃的山头，只消镐锹一动便能迅速变成坚固的步兵阵地，强攻的纵队非得以极大的死伤一座座去拿不可。一直到旅顺的中国人市镇为止，都是这样的山、这样使轰击效用甚微的巨大地褶。随后你忽然撞见那稠密的本地人口，至今仍密密麻麻地聚在两千来所像围城时那样的屋子里。

这里显见的损坏比从前划给俄国人住的那一部分市区少得多。被毁被拆的房子自然是有的，也有许多房子近来修过的痕迹；可是关于那种彻底夷平的说法虽然许多人讲过，痕迹却很少。几天之后我在这些街上闲逛了好几个钟头，向经历过整个围城的人套话。有一点很有意味：许多天津来的中国人——他们在这里较富裕的阶层中占着不小的一部分——斩钉截铁地说，他们在这次轰击里所受的苦，比一九〇〇年天津华界所受的还轻；那一年联军把枪弹炮火当作报应，越过城墙倾泻到直隶总督驻节之地人烟稠密的街区里。这些中国人还说，就被围者而言，日本人的轰击很不规律；有时候一连几天集中在几英里外的远处，显出所能集中的炮力从来不足以扫遍那必须打垮的十五英里正面。这不过又一次证明许多观察者早已说过的话不错：日本野战军从二十万膨胀到八十万，使他们的炮兵编制小得太不相称、极不敷用；而他们在旅顺的大炮从来就不够。

等你把二〇三米高地一带与所有东段都考察完毕，还剩下一组真正要紧的阵地要去看——正是这些阵地，构成了那场争论的症结：倘若斯特塞尔将军是康德拉钦科将军那一类人物，按当时的局面，旅顺在一月一日之后是否还守得住。这就是铁路隘口以西的那些炮台；它们立得那样森严、那样居高临下，日本人每要从俄国防线正中插进来的每一个队形，都被它们的火力把头扫掉——那就是椅子山、案子山与小案子山炮台。因此去看它们是极有意味的事，而这机会除了那些能凭特别的文书博得要塞司令官准许的人之外，一概不得。

你去这几处俯制铁路隘口的阵地所走的那条路，恰恰就是那条能确切显出日本人倘若在一月一日之后继续围攻、将从他们夺得的松树山与二龙山阵地朝哪里钻进来的路。道路从老市区的后面穿出去，那里还有旧中国城墙的残迹——它出自德国工程师把李鸿章总督的造物改成一处近代武备之地的年代；从这里起，沿着松树山阵地脚下蜿蜒几千码的战壕便开始了。随后你大胆地驱车穿过那一大片敞开的空隙，不久便沿着一条军用道路往上爬，绕到小案子山——即「小鞍子山」——的背后。

三分钟之内你便迷了向，因为一片嶙峋的小山之海忽然涌起来，叫你费些力气才辨得出方位。道路缓缓向上，蛇一般绕着一座气派雄壮的山盘旋。在这里，即便榴弹炮还在轰击要塞，你也安全——绝对安全——不受任何火力之害。这些山之间狭窄的谷地又深，又有许多由外突的土肩构成的天然横墙，以致除非有奇迹，炮弹炸开也起不了作用。山坡那光滑而未被犁过的面目把这一点证明得绰绰有余。这里几乎没有炮弹炸过，落下来的那寥寥几发也没留下多少痕迹。

到这时你已绕到很西边，几乎到了山顶。剩下的路不妨下车步行。

小案子山这座设防之山的后背是一道长长的鞍形梁，背后并没有像松树山以及东段许多炮台那样紧挨着一座后备之山；可是沿着这道鞍梁外侧的脊线，有一列极其强固的战壕，除非先用炮火把守军炸成齑粉，否则强攻是拿不下的。因为一道陡坡——完全没有旅顺四周几乎处处都有的那种雨水冲出的沟壑可作掩蔽——从这里笔直落下几百码，最后消失在下面的平原里。俄国那套战壕把这些阵地一切巨大的天然强度都利用上了；到后来你还会发现，这些战壕朝四面八方延伸，一直伸到每一处比邻近更脆弱的地点，一直触到这些山最外的边缘。因此，即便日本人的强攻侥幸占了较低的几道，得到增援的守军也能从掩体后面把压倒的人数倾泻到他们头上，而那些掩体直到最后一刻都提供着足够的保护。

战壕一直通到那座方形的、样子难看的炮台，炮台有巨大的混凝土棱堡。随后战壕忽然止住，你发觉自己又一次身在一处按最新科学方法设防的阵地里。

你注意到的头一件事是：除了东面有一处巨大的缺口——显然是接连几发榴弹炮弹所为——这座炮台里同样没有值得一提的损坏。弹药库墙极厚、又有钢门，完好无损；坑道连一道疤也没有；要塞的地面也不像东面各炮台那样被撕裂。可是走到外面去——这里不需要壕沟——看看眼前的景象。你又一次得到一片壮丽的视野。

除了二〇三米高地与信号山之外，再没有一处阵地能像这里一样，让你一眼就看清攻方的困难。因为下面就是平原与铁路隘口；再过去是松树山、二龙山以及整条东面的炮台线，而凭着你这边更高的地势，你把它们完完全全地压在底下。你在火车上的头一个印象是对的：这些阵地几乎是攻不破的。松树山炮台非但不能以火力压住这处阵地，反倒立刻处于劣势；因为小鞍子山比谷那边那座被夺的炮台高出将近二百英尺，能够对它施以纵射，而那纵射是想压也压不住的。

沿着那条粗陋却宽阔的军用道路过到案子山炮台——两座鞍子山中较大却较有遮蔽的一座——这种巨大而居高临下的强固之感，无论攻守，都更加深了。你又一次亲眼得到证据：十一英寸榴弹炮的火力远不像那些报道乐于渲染的那样有效。诚然，小案子山如此，大案子山也如此，坡上被打出一个个杯状的大坑，如今已被疯长的野草掩去了一半。可是炮台之内，炮火造成的破坏并不大，其实是微不足道。轰击虽能挫动兵士的士气、对掘壕不周的部队也确有效用，可是在过去一百年里，它作为决定战局的因素并没有增重，尽管射速、所抛掷的金属重量与所用的爆破装药都增加了几百倍，直到可以说已到了极限。在这一条强固的炮台链上，几乎每座都备有足以容纳该炮台全部守军的混凝土坑道；侥幸打中的炮弹至多也只能指望把守军的重炮掀翻或打哑，或许在此过程中杀伤几个人。倘若当年负责旅顺筑垒的军事工程师在二〇三米高地上加冕一座松树山或二龙山那种巨兽式的大炮台，那么一九〇四年十月与十一月那两个阴森的月份里为最终占有它而进行的血腥鏖战便根本不必有，而整个围城期间俄国的伤亡总数会远在一万人以下，即不到参战全军的百分之二十。一百年前，这样小的比例是不可能的；正是如今陆上海上都通行的远距离作战，才把性命肢体的危险减到了这样的地步。

最后一次坐上你的马车，快鞭驰向最后一座大炮台——椅子山——把这一切印证一遍。那时你便能更多地懂得一点当年俄国工程师们的道理：他们在精心拟定那套宏大的筑垒体系时，犯下了那个致命的错误，把二〇三米高地只留作一处瞭望所，而不在它顶上加冕能够独力支撑一场围攻的巨大工事。因为二〇三米高地绝顶高六百七十英尺，椅子山也不过低几英尺，而且被两翼的炮台衔接得那样严密，即便挨一顿猛捶也可以安然无恙，因为它还得回去的同它所受的一样多。从椅子山望去，二〇三米高地阴沉地耸在不到一万英尺之外，几乎在正西；然而这座不曾被攻克、也不曾被逼近的俄国工事能朝它那位更高的邻居倾泻的火力如此猛烈，以致日本人试着架在这样危险的近处的几门舰炮，只好打一场纯粹守势的仗，而且一再被四周爆炸的力量震落下来。

你若回过身望向港口的西端，便会看见深褐色的老铁山一带稳稳地俯视着这片争夺之地。就在这座高峻山脉将近顶端的地方——它是二十英里方圆内最高的地面，或许只有狼山堪与相比——俄国人架了一个六英寸舰炮的炮兵连；从这样的巨高上，他们以纵射之势扫过工事西段以外的地面，以致老铁山的炮弹爆炸很快有了自己的名声。从一千英尺以上的高处，一门六英寸炮能把炮弹送到一万八千米之外，也就是足足十二英里；而其冲击之巨，据说在二〇三米高地上炸开的炮弹把碎片抛到了前所未有的远处。倘若在那漫长的备战岁月里，老铁山被改建成一座配备最重火炮的要塞，它也许同样能使旅顺的完全攻占成为不可能，因为没有哪支军队能强攻上它那狰狞的高处。这些该做而未做的疏失，一次比一次有力地打动着人。

最后一次进城去，登上那座骄傲地俯瞰港口的黄金山，再一次体会俄国工程师的功夫做得何等不周、他们的想象力何等严格地受限——即便有托特列本的一切传统与土耳其战争的经验可作指引。因为黄金山诸炮台虽从海面看来稳固，从陆上看却暴露得可怕。每逢日本人在二〇三米高地上的观测所指引重榴弹炮兵连对这座强大的工事作间接射击，俄国炮手就不得不逃去找掩蔽；因为不知怎的一时疏忽，他们没有混凝土屏障来挡住从背后来的轰击，而围城最后几天里用沙袋与铁路钢材匆匆垒起的墙不久便碎裂了。然而尽管如此，永久工事所受的损坏仍旧很小，只需略加修葺。

不过从这里向海上望一望罢——那蓝色的海，阿列克塞耶夫总督以他可怕的愚蠢，把它从俄国手里丢掉了，也许是永远丢掉了。下面是东乡那些堵口船的残骸，有的把船头撞在黄金山正下方的礁石上，有的桅杆挺出水面、上层建筑半沉着，就横在航道当中。打捞队带着许多抽水机与潜水员正在那上头干活；不到一年，这些不朽然而并不成功的、企图把整个俄国舰队封死的尝试便会连一点痕迹也不剩。你把目光投过那道窄窄的口门，看看日本海军部是何等不停地在忙碌。汽艇与巡逻艇来来往往地穿梭；从最后一艘起浮的战舰上传来不绝的锤声。港里沉下去的船，每一艘都被打捞起来了，绝对是每一艘，尽管俄国人夸口说献城之前用烈性炸药处置过，都成了废物。于是俄国海军的怯懦给日本舰队添了四艘头等战列舰与两艘上好的巡洋舰，更不必说医院船、炮舰、鱼雷艇、挖泥船与轮船了。只有战列舰塞瓦斯托波尔号——它在投降前夕在老铁山下支撑了最后一战——才死得其所。它躺在那外面的深水里，四十英寻之下，离死去的马卡罗夫不远。

然而尽管打捞船只的工作日夜赶着，日本人在修复海军船坞的残破上却几乎没有花过一文钱。干船坞里至今还堵着一艘俄国轮船，被猛烈的爆破撕裂，好让打捞的人在把它弄出来时受最大的麻烦；船坞的闸门也被同样的法子炸成了碎片，至今没有换新；被轰击部分毁坏的机器厂只略加修理——因为旅顺的海军当局正把全副精力与那点可怜的经费都用在把打捞起来的战列舰与巡洋舰收拾得像个样子，好让它们自己生火开回日本去。等这件事办成、一切杂项船只也都医治停当，或许才有工夫去管别的。

炮台也没有在修复。恰恰相反，陆上的每一座炮台都正被拆去全部的炮与一切值钱的东西。对日本来说这些陆上炮台没有意义，因为她所怕的永远不会是敌人骤然在关东半岛登陆，而是压倒性的大军从北面慢慢压下来。倘若野战军挡不住他们沿辽东南下，那么迎击他们的适当地点只有金州地峡，此外别无他处——就是那条由南山俯制、而俄国人证明自己守得那样无能的狭带。东京的陆军各部一定在卷宗里备着关于加固这条狭带的最周详的方案；倘若情势需要，一个月之内便会立起一套攻不破的、配备着庞大炮力的半永久工事，即便是怀着苏沃洛夫的精神、受过毛奇学派训练的大军，也会被它有效地挡住。

旅顺只有海岸炮台会被修复，因为它们是船坞防备骤然来袭的必需保险。从黄金山到老铁山顶，一套配备着最大口径隐显炮的日本工事将把那片闪亮的水面控制到一万五千米的射程。旅顺海军当局已经下令禁止沿海岸摄影；一九〇六年海岸炮台将不许外人进入；到一九〇七年，旅顺作为一处次级海军基地的新面目便告完成。不过陆上炮台以及沿主防线那些惨烈战斗的所在将对所有人开放，游客尽可以从天涯海角涌来，观看这场大战里这些最壮阔的场面演出的地方。

奉特别之命，旅顺老市区外的一座大房子里已经开办起一座博物馆；那不是那种把显而易见之事刻板陈列一番的沉闷博物馆，而是一座活的、会说话的军事博物馆，充满了日本人那种带着几分怅惘、又出奇地富于诗意的独创。它是这样布置的。

围着博物馆的园子挖了一道壕，壕上架着木桥。可是若只有随处都造得出、毫无惊人之处的寻常木桥，那是决不行的；于是那些机巧的日本设计者费了不少心思，找到了独创。他们先征用了大批俄国的弹药车，把那些漆成绿色的俄国车轮锯成两半。车轮这样分成半月形，成了栏杆现成而别致的花样；再把炮车的辕杆与军用辎重车的轴杠装在顶上与两端，桥板则干脆用缴获的俄国大车的车底板拼成——于是造出了一样东西，能在门槛上就把人的注意抓住，为他们进去看里头的场面作好准备。

园子里已经有几百双手在干活，做成了不少。各条小径同那些正在开挖的掘壕阵地之间，不是用栏杆隔开，而是用一排排小小的沙袋。各式各样的炮，从三十厘米的奥布霍夫巨炮到海军机关炮，都正被拖进园子，在那里作永久的陈列装起来。而且装得很讲究：大炮用巨大的混凝土炮室护着，轻炮则安在用镐锹垒起的野战工事里。这些把你妥帖地引到博物馆的门口；随后又用几分巧思给你一点对照，让你多少明白：在强大的旅顺，这些巨炮与数不清的速射炮何以不能把来犯之敌永远挡在外头。

博物馆的第一间屋子——至今还是相当将就的摊子——陈列着交战双方即俄日两军军需处所储备的各样物件。日本的陈列品只限于一大排令人生畏的瓶装食物，俄国的却包罗他们军需仓库里所能找到的一切。各样的制服、衬衫、靴子与衣物都有；而在一个角落里，竟有一处道地的女士部！这里香水、肥皂、细麻手帕、女靴与舞鞋、束腰、衬裙以及上百样别的女性琐物高高堆着，显出沙皇的军需处以地道的俄国式殷勤，把样样都为着淑女们的欢心备齐了！我在这奇特的陈列前惊讶地停住，问陪我的日本军官：这些东西当真都是在军仓里找到的呢，还是搜罗来的。「不但有这些，」他答道，「还有许多别的；连婴儿的摇篮都有呢！」看来在这一件事上，俄国军队是没有什么可学的了。

你离开这间屋子进了另一间，里面陈列着这场惨烈围城中所用的攻守器具；你立刻有一种走进中世纪刑具展览的感觉。因为在那些粗糙未刨的

桌子上，你会找到日俄双方所用过的一切；人的机巧在那些生死关头所想出的器具，其种类之奇多，言语无法形容。单是手榴弹与炸弹一类，就用过多达二十六种，从制式的手榴弹——铁壳外突着一个很重的疙瘩，落地即炸——到围城最后阶段几乎什么都用尽时所造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拿一只空的雀巢炼乳罐，装上炸药与碎铁的混合物，点燃一根浸过油的棉线引信引爆。还有数不清的镐与锹，被没完没了的挖壕磨得不成形；破碎的探照灯；一截截铁丝网；日本人用竹子做的攀登梯；以及上百样别的东西。另有几张格外有意思的桌子，上面是引爆地雷的最新点子。那简单到极处，又一次证明：科学固然造福于人，也替人的骤然毁灭发明了可怕而精巧的手段。于是你会在一块平常的松木板上看见两支玻璃管的碎片与一束电线的乱头。那块木板当年埋在地面下两英寸处，两支玻璃管里灌着酸液——分开都无害，一旦合起来却极可怕。强攻的纵队冲上斜堤时脚下急促的踩踏，几乎必定要踏中这样一件鬼机关；而只要最轻的一震把那两支玻璃管震碎、把里面的东西混在一起，一团可怕的烈性炸药便把几十个倒霉的人掀上天去。再往前还有别的木板，显出另外几套以电力与埋设电池为本的装置；不过道理总是一样的：不小心的脚骤然踏下，接通了电的或化学的联络，引来一场可怕的爆炸。

如今毫无疑问：这一切地雷、炸弹、手榴弹、照明弹、探照灯、通电的铁丝网以及别的鬼发明，对围城的日本兵所起的震慑，其程度至今还没有被人认识到，并且引起过许多没有记载的惊溃。出乎意料的东西对日本兵在精神上所起的作用，比对任何别人都大；接二连三又急又狠地砸到他头上的意外，比旷野里一连串沉重的打击更能叫他沮丧。或许在二十世纪，兵士的心理学远该比眼下所见的更被人研究。

看腻了这些盛满了使人覆亡之物的屋子，你穿过用各样炮弹排成的、极合时宜的通道——从长达五英尺的巨兽到可以塞进衣袋的最小的娃娃——进到一间陈列着松树山与二龙山两座大炮台模型的屋子；这两座炮台的被夺，促成了献城。模型上一切都摹仿得极为用心，连那些微型沙袋的颜色也不放过：其中许多是蓝色的，因为到后来只剩下那一种颜色的布了。惊人的炸药爆破所造成的缺口，其确切形貌也仔细显示出来。若是备下这些名炮台的小木模出售，让日后无疑要从世界各地来的观者能带走合宜的纪念品，倒是个好主意。

这几间屋子四围还挂着从官府房舍里取来的俄国版画与油色印画。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几乎全是以通俗的方式描绘上个世纪那个极其显著的特征——俄国不可阻挡的扩张。土耳其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不是被画成正与神圣俄罗斯的子弟作殊死的搏斗，便是被画成正干着同样赏心悦目的勾当：野蛮地折磨被俘的士兵——而那些俘虏轻蔑的神情证明，在民众眼中，俄国在东亚的开化使命所显示的不过是她国民的血性罢了。这些通俗画确乎有它们的口信。

离这座极有意思的博物馆不到一千码，是一座欧文书籍的图书馆的雏形。日本人同中国人一样爱惜印着字的纸；旅顺城里凡找得到的书，都被日本军方小心地拾起来，搬到这所房子里，编了目、贴了签，这图书馆已经可供来客使用了。绝大多数是俄文书，不过也有不少英文、德文、法文的关于远东的书。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旅顺在平时的外国人口约莫同香港相等——连军队算上约一万人——所藏的书却不足一万册，而且这是把各类著作都算上的。

这几座把城里一切有趣之物都搜罗了去的博物馆，使别处剩下可看的不多了。最后一次，我在老旅顺那些狭窄的街上闲走。几家用木板钉死的铺子上还贴着俄文的告白，向过路人诉说着一点围城的小故事——某处每天下午从侧门开门一两个钟头；某处的主人死了；某处的买卖永远歇了。我找到从前那位第一等点心师傅卖货的地方，那是个日夜总挤满人的所在，因为俄国人爱甜食爱得没有节制。可怜的点心师傅呀，你做的巧克力享有那样当之无愧的盛名；如今在你的前厅里劈柴的，是一个从邻省山东来的孤零零的中国人——他劈来当柴烧的，正是你当年为防兵士把你抢个精光而钉起来的那些挡板！

连巴鲁夫斯基的瓦楞铁棚子也还在——巴鲁夫斯基的马戏场，二月八日那个要命的日子里，官兵就是在那里烂醉如泥的。入口的门在铰链上空空地摆着；场子几乎同从前一模一样；那座大圆棚上几乎没有一个弹孔破相。也许日本人的炮弹认出了自己的一位暗中的盟友，故意打高了，去寻明处的敌人。多半正因为如此，再过去那条通往港口与窄窄海滨大道的街上，好战的《新边疆报》报馆才被收拾得那样狠。那里一切都被砸得平平的，至今仍旧如此。在砖石与椽木的废墟里半埋着的，是那家主战之中最主战的报纸的印刷机，正在锈烂——就照着当初被掀翻的样子锈烂下去。哦，《新边疆报》呀，你的铿锵词句是那样斩钉截铁，曾一劳永逸地裁定了新的俄华帝国的创立，如今竟缩到这般小的地步！我用手杖掘着，掘出了铅字与破损的版；又跪在地上，费了很大的劲拣出我要的那几个字。旅顺的《新边疆报》至少该用它自己的铅字、嵌在一块用弹片做的镇纸上，被人记住。

至于献城呢？关于这个，十来本书里已经写过的，我没有多少可添的了。那是全然说不过去的；它招致了俄国在南满的覆亡，而斯特塞尔配同巴赞归入一类。一切都要求一场死守——一场光荣的死守，足以把战败的刺全然拔去；一场不计代价坚持下去的死守。不过斯特塞尔何以那样行事，倒是不难明白。十二月十五日，勇敢的康德拉钦科阵亡；同一天，同样该受简易军法审判的福克将军被派去接他的缺，统辖东面各炮台，也就是从松树山到海边的那些炮台。紧接着便是接连的灾祸。十二月十八日，康德拉钦科刚刚阵亡的东鸡冠山北堡被强攻夺去。十二月二十八日，二龙山被炸毁、同样被夺。斯特塞尔立刻召开军事会议，所有高级军官都到了。他把东面各炮台的情形说明一番，主张献城。在场的军官除斯特塞尔、福克将军与斯特塞尔的参谋长赖斯上校之外，全都投票反对这条路。斯特塞尔并未被说服，却觉得羞愧，于是等着。十二月三十一日，松树山被炸毁夺去；第二天早上，福克将军听任东面山脊开始后撤。日本人压上来占了被放弃的阵地；福克策马奔到斯特塞尔的司令部，声称若不立刻提出献城，日本人两个钟头之内就会进城，把每一个人都屠了。斯特塞尔既不迟延也不商议，就给乃木大将写了信，派他的副官马尔琴科中尉带四名哥萨克穿过铁路隘口送去。他的提议自然被接受了。

这里不妨提一句：俄国总参谋部章程里明明白白地规定，指挥官若已不再有足够的决心继续守御，便该把指挥权交给次一级的最高军官。照这一案，接过指挥权的本该是斯米尔诺夫将军；而毫无疑问，斯米尔诺夫必能再多守许多天。斯特塞尔本该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交出指挥权；因为最后那次军事会议刚一开完，虽然议定要继续打下去，人人却都知道斯特塞尔一有机会就会投降；结果到二十九日早上，战意几乎荡然无存。全线四处开始胡乱放枪放炮，等于告诉日本人出了大事。他们几乎猜到结局就要来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斯特塞尔将军是该处死刑的；事隔这许久还会枪毙他，却不大可能。毫无疑问，任何指挥官以这种方式献出一座要塞，都是把自己的国家辱没到言语所不能形容的地步；但愿有了旅顺这个教训与它可怕的后果摆在眼前，今后会采取步骤：凡把自己所部交给敌人的英国军官，一律处死。旅顺最后的一课是：日本人那种决不投降的精神，若白种人要保住他的优势，就非成为普遍的精神不可。

附记

圣彼得堡负责查办旅顺献城一案的委员会已经结束工作、斯特塞尔将军与他手下几位军官不久就要受审，这项确凿的消息给这座陷落的要塞添了新的趣味。据该报告说，委员会建议：将斯特塞尔将军开革出军并枪决；将福克将军即行革职；将曾任斯特塞尔参谋长的赖斯上校开革出军并终身流放；其余若干军官予以严厉申饬。

上面所举的三位高级军官，据信正是那三个不但在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上主张献城、而且实实在在地彼此商定了这桩无耻之举该怎样办的人。早在十一月十五日，斯特塞尔将军就从旅顺发出急件，用最悲观的字眼谈论总的局面，因而使负责组织偷渡封锁的俄国远东各委员会松懈了他们的努力。俄国在远东的军事总代表杰西诺将军，战时那些详尽的报告与没完没了的电报，在很大程度上使圣彼得堡总参谋部看清了局势日趋严重；倘若那越缩越紧的炮台环内有一位不屈的指挥官，他无疑能够拟出一套给旅顺重新输送粮食与军火的方案。一九〇四年十二月，确实曾有人设法把一大批轮船抢进旅顺那狭窄的口门；可是这类方案要花许多时间去筹划，那可耻的献城便抢在一切救援措置之前来了。

在欧洲，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就日本人而言，旅顺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转捩点。若把这场战争的全部历史与战略考察一遍，便立刻看得出：日本人首先并不是为打败俄国而战，而是为了先在亚洲大陆上扎下攻不破的营垒作为预备的一步。要办成这一步扎营，迅速攻下旅顺是必不可少的；每拖一个星期，日本计划的完成便越发困难。可见旅顺既是日本战略赖以转动的枢轴，那么这个枢轴在守住它成为人力所不能之前，便不该被献出去。专家们就旅顺一事所写下的种种误人的文字，使人不能不相信：一九〇四年日本整个战局是被完全误解了。像《泰晤士报》军事通讯员这样卓著的评论家，竟毫不迟疑地说但丁题在地狱之门上的那句话值得钉在每一座要塞的上头；另有专家表示：一九〇四年俄国人本该把旅顺炸掉、退往哈尔滨，从而赢得时间，以对等的条件去迎战来犯者。倘若采了后面这条路，今日的局面便会是：俄国在太平洋上不复存在，而日本将叫人无法忍受。实际的情形是：旅顺倘若在康德拉钦科那样一位统帅之下战到最后一颗子弹，无疑能守到二月间，从而完全阻止奉天会战在那样有利于日本的条件下打成。库罗帕特金统下的俄国人倘若只被迫退一步到铁岭，这场战争就不会以它实际的那种不利方式收场。交战双方或许真会打到筋疲力尽，随后必定会有一个真正的和平，并伴以满洲的全部撤兵。因此，远东今日的不幸，有许多该记在旅顺账上；斯特塞尔的罪过实在深重。那是所能想象的最坏的罪过：当普天下的一切都该激起荷马式的壮举之时，此人却升不到英雄的高处。

九〔第一部·日本与新形势〕日本的总体处境

现在有必要把日本的总体处境迅速归纳一番，并把眼前的前景化作平白的话说出来。

前面几章已经说明了那个得胜的军事—官僚寡头集团在造就近代日本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当权的藩阀制度中文治与武人两派既分成两大党，则可以说伊藤侯爵是前者之首，而那位精明的老军人山县元帅是后者之长。要说明这种古怪的双重成分，以及它对当日名义上的政府所起的作用，再没有比日本近几届内阁的历史更好的例子了。一九〇一年，伊藤侯爵未能把他那个准「政党」内阁的议案推行下去，于是辞职，代之而起的是桂伯爵——他是山县侯爵最热心的党羽之一。桂伯爵那个所谓「战时」内阁一直在位到议和，四年之中任凭众议院通过多少弹劾案都不动摇。日本国民对和约条款表示愤懑的那种方式，替辞职铺平了道路；因为在日本，辞职等于公开承认失败。要把文治一派重新推到前台，所需要的也就是这一点；而不久前被推为政友会——即伊藤侯爵那个政党——领袖的西园寺侯爵，便很自然地接了桂伯爵的位置。这样虽有名义上的政府更迭，然而那句公开的宣告——说政策不会改变——却完全是多余的。

罗斯福总统的邀请一经交战双方接受，同大不列颠缔结新同盟的事便被提了出来；早在公众还不知道有谈判进行之前，所有元老以及在位的内阁便已把这个同盟当作指导原则接受下来。倘若把上次战争无限期地打下去，所要承受的压力是众所深知的；因此朴次茅斯谈判正在进行之时，山县侯爵之所以离京前往前线，与其说是去开一次军事会议、议定再行攻势能否成功，不如说是去亲自向各军统帅解释已经作出的决定。其实人人意见一致，而且都明白：国民起初固然会对这条路线表示最强烈的愤慨，但军队的归来以及那些已被小心隐瞒了几个星期的消息的普遍流布，会渐渐把那愤懑化去。换句话说，国民会渐渐被告知做了什么、为什么那样做；这一层一层地明白过来，人们便会普遍体会到替他们争到了什么。

因为这一点虽然还没有被足够地凸出来，却是再明白不过的：日本的进步完全是机械地一步一步取得的。每前进一步，接着便是一段小心翼翼扎营固守的时期，在此期间竭力使每一项计算与决定都做到数学一般的精确。这并没有什么可惊可奇；这不过是日本人那种特殊天才在国家层面上的表现。

因此，朴次茅斯条约的条款在华盛顿议定之后，头一件要办的事，便是采取那些被认为必要的步骤，去划定日本处境的大轮廓，并确保一八九五年那段灾难性的历史不在朝鲜或南满重演。那段历史当然不可能原样重演，因为有同英国的同盟在；不过审慎仍旧要求立刻采取防护的措置。

于是伊藤侯爵的赴朝特使之行定了下来；与此同时，小村男爵虽尚未交卸外务大臣的职任，也前往北京。直接的结果便是十一月十七日的日韩协约与北京条约。在这两份同名义上独立的国家所订的条约里，日本安排好把她在亚洲大陆上赢得的地位牢牢地扎住，使它经得起一切意外。于是战争的成果——朝鲜与南满——被榨出了最大的价值；大轮廓不但定了下来，而且被守住了。

这里必须说明：汉城与北京这两番措置表面上虽是出于常情的审慎所决定的外交安排，私底下却带着特别的军事性质。因为日本的军事首脑在同意立刻媾和时曾断言：尽管英日同盟看来至少十年内可以保日本不受复仇之战，仍有某些带军事性质的步骤非采取不可。铁路之力这一课深深刻进了日本将领的脑子里，以致他们打定主意：从釜山到辽河，再一直到俄国的地界——无论在朝鲜边境还是在满洲中部——一切铁路之力的控制权都必须绝对握在他们手里，而且必须把它改良、集中到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战争机器的地步。在这一点上，他们不过是照俄国人的书抄了一页；因为那条备受讥嘲的西伯利亚铁路——战时讥笑它成了一种愚蠢的时髦——其表现对那场出人意料的休战所起的作用，比任何别的东西都大。日本人一旦学到一个教训，便永不会忘。

因此，这两份朝鲜与中国协定最要紧的间接结果，便是朝鲜与南满的整个铁路系统都以被认为合宜的种种名目转到东京内阁的控制之下。由于铁路国有法案，汉城至釜山线已归日本政府直接管辖；汉城至义州线既是标准轨的军用铁路，名称与管辖都无须改变。此后便决定在鸭绿江上架桥；把安东至奉天的轻便铁路改成标准轨、使朝鲜同南满的首府奉天直接相连，这件事因北京协定而得以顺办；把终点在新民屯的中国铁路同满洲干线接起来，也由同一份协定安排妥当；最后，被夺取的俄国路线交给了一家颇为值得注意的特许公司——那是不久前依诏令组织起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注一〕

〔注一〕（原注：据最新可得的消息，南满全部铁路系统连同缴获的俄国各矿，将由日本政府合并组织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资本定为二亿日元这个过高的数目，约合两千万英镑；之所以采这样的办法，是为确保整个事业绝对留在日本政府手里，而表面上却是一家寻常的特许公司。于是日本政府在总资本中占一半，即一亿日元，其价值构成如下：

（甲）自俄国接收的铁路造价，不含车辆，并含安东至奉天军用线，即五百二十三英里，每英里十万日元　　五千二百三十万日元

（乙）抚顺与烟台两矿的价值　　三千万日元

（丙）附属于铁路的产业　　一千七百七十万日元

合计　　一亿日元

余下的一亿日元由公众认购，每股面值五百日元，只有日本人与中国人有资格充当股东。可是这一亿日元在远东若不出点极奇怪的事是断然募不到的，于是日本政府采取了一套巧妙的办法：公开认购的股票只须缴付面额的百分之十或二十，而就这一小笔实缴之数，日本政府担保十五年内付息百分之六。日本公众这样认缴的一两千万日元（要想象中国个人会把钱投进去是不可能的）远不足以修复满洲各路、也不足以施行如今认为必需的一切战略改良，于是将发行一笔外债。这笔外债的数额，就是公众认股的实缴之数与名义面额之差。〔也就是说，若公众就名义面额一亿日元的股票被催缴两千万日元，则尚有八千万日元未缴。这便是外债的数额，将以整个事业作第一顺位的担保。〕这样，日本政府便有一亿日元现款可用于南满铁路系统的改良与军事组织。据最新的报道，这笔款项的用途如下：

（甲）干线大连至长春的改良与修理　　二千八百万日元

（乙）大连港的改良　　五百万日元

（丙）大连至奉天以南某站的复线　　九百六十万日元

（丁）烟台与抚顺煤矿开发的追加资本　　四百万日元

（戊）建造仓库　　八百万日元

（己）兼营事业的资本（代销铁路所运货物）　　二百万日元

（庚）发展水运以哺给铁路的资本（即辽河与海轮）　　一千万日元

（辛）安东至奉天铁路改标准轨　　二千二百万日元

（壬）一般现金准备　　一千一百四十万日元

合计　　一亿日元

人们会注意到，这份如今被认为权威的清单里有两项很不寻常。其一是拨给「代销」的大笔款项，其二是核准用于造船的重款。头一项的解释在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显然有意从事贸易，尤其着眼于满洲那宗庞大的豆与豆饼的生意。该会社将自行买卖，并料理收购、运输、融通与装船的一切细务。在大连、营口或安东上岸的进口货，必要时也由这个非凡的机构接手，运走并在最先的市场上卖掉。铁路运价不过是名义上的。抚顺与烟台两座富矿既归其所有，该会社显然非造起并配备一支可观的运煤船队不可，而这支船队将力图垄断扬子江流域的煤市。运煤船将每隔一日从大连开出，直驶上海，一部分在这个富庶的商埠卸货，另一部分则溯扬子江而上。拨出八百万日元沿各路建造仓库，将使得以建起巨大的永久性建筑。这些新添的货栈，加上上次战争中军方所建的大量房舍，将使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为满洲奉天全省唯一的仓储商。日本的银行正在满洲许多要紧的市镇开办；于是融通、仓储、运输与航运都在手里，这家会社的董事们便能大体上为所欲为了。该会社最终将雇用约两万日本人；把如今已在源源涌来的家眷、依附者以及其他人一并算上，南满几处主要中心便会同朝鲜几座大城一样，充斥着同样可疑的侨居人口。说来奇怪，他们并不指望赚大钱；头一项也是唯一一项所求的，似乎是取得一个攻不破的地位。据计算，即便十年之后，纯利每年也不过四十万英镑，而这还是一家资本两千万英镑的公司。这套方案三年后完成，将使日本在南满无论平时战时都实际上独占，除非有人采取步骤保住「门户开放」。因为日本政府虽已提名了一个由八十位或多或少有名望之人组成的总委员会，如今正在东京开会，使这家会社看上去像个半私营的机构，可是人人都明白这个名义上的董事会完全在政府手里，其实不过是政府部门的一个新品种。头一任会长不是别人，正是大参谋部总长、日本陆军真正的头脑儿玉男爵大将。他的不幸去世对日本政府的计划是沉重的一击，因为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董事会里再也找不出一个像他那样深谙此局特殊需要的人了。

然而无论有多少周折，到一九一〇年的局面将是这样：路网将告完成，使日本政府必要时能在十二到十四个星期内于奉天以北集结一百万人，而营口、大连、安东三处铁路基地供养两百万人也不成问题。平时这套系统将只为日本人的便宜而经营；于是无论平时战时，都有一件强有力的武器可用来助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实力推进。正是对这一切的隐约领会，使远东所有欧洲人（包括英国人）的同情迅速转向，并使人们越来越痛切地责备罗斯福总统那场不合时宜的调停。显而易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满洲所要占的地位，同统监府在朝鲜所占的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它是一件用来在和平中完成那些用战争办不到之事的武器。）

这家会社虽名义上是一家股本额未定的公司，实则处处都是日本陆军省的一个支脉。平时它无论营业还是外观都极其和平，可是一旦有事，几笔勾划就足以把它变成一条纯粹的军用路线。据某些权威说——虽然本书写作之时细节尚未全定——如今落入日本人手中的满洲中部铁路及其支线总里程约四百八十六英里，当初建造约耗七千六百万卢布，因此日本政府得以把自己在这桩事业中的权益估作七千万日元。抚顺那座贵重的煤矿既属于这条铁路，便指望可以定出很高的资本额。这个资本额——如今已有人提到一亿五千万日元，约合一千五百万英镑——只准中国人与日本人认购，会使整桩事业带上极为特权的性质。然而单是改轨一项就要花两千五百万日元；同一份官方估算里还说，大连港的改良还要再加五百万，车站改良需二百万日元，开发煤矿需五百万日元；另外还提到把那条轻便支线改成标准轨需两千万。

由此可见，单是要把南满的铁路系统弄扎实，日本政府就得面对庞大的开支；再想到把朝鲜铁路向东北延伸——即经元山通往图们江——也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便可明白：在如今归日本控制的东亚这一要紧角落里，这套半军事的铁路方略所牵涉的支出极其可观。这些钱是会毫不退缩地花下去的，尽管日本一位前任递信次官已经发表过计算，表明南满铁路在一切改良完成之后，每年的纯利将远不及一百万英镑。还有一件事使这条铁路的营利能力更加可疑：俄国人打算把宽城子（长春）定为日本系统的绝对终点，并以对联运货物课以禁绝性运费的办法在那里把一切往来货运截断。

关东租借地的情形也同样耐人寻味。它显然要变成一处比阿列克塞耶夫全盛时代的俄国禁脔更甚的日本禁脔。日本既掌握了海权，又以一种必要时立刻可以变成军事占领的形式占着南满，这就使得旅顺至少一时之间不再需要做一座大要塞。它已经呈出二等海军基地的面目。那一大环主防线上被毁的炮台，仍旧保持着献城时的原样，除了把炮搬走之外什么也没有动。只有海岸炮台在重新配炮，好让蜷伏在那有名的窄口门后面的船坞与机器厂有一种受保护之感；而中国人既然在从前发过财的地方已无买卖可做，便尽快地撤离。日本用不着这样的人，他们也很快领会到了这一点。

在大连也在作类似的变动。俄国人盖的房子正在改良，还要盖起大量新屋与货栈；由于一道不许中国人留在他们如今所住的街上的命令，这座城不久就会把中国人清空。这一切颇有德国的味道，因为同胶州一样，日本的海陆军方略被安排成把工商业的计划包在里头并给它撑腰。不过有一点保留：日本人不像德国人，他们并不非用中国人不可，也无须招徕中国人作商贩、店主与杂役来协助开发。日本人在中国人身上只看到一个竞争者，这竞争者在经手银钱与一般买卖上如此老练，倘若大批留在这里，便会把日本人那个能在远离本土之处兴旺起来的大侨居地的指望搅黄。因此，他们用客气的法子让中国人明白：他在租借地即便不算多余，至少也别指望挣到钱。而这就是致命的一击。因此不妨断定：日本人已经改称为「大连」的达里尼，不久便会成为一处纯粹的日本中心，而且若办得到，是决意要把满洲的一切贸易从营口港引开的。

为推行这个主意，铁路运价将被安排成：在大连起卸与在营口起卸一样便宜，尽管还得把沿辽东半岛南下那长长一段铁路运程算进去。此外还要下大力气把铁路的煤矿以庞大的规模开发起来，把大连造成东方的斯旺西。日本政府在南满煤矿上既实际独占，这件事上便可随心所欲，让当地人出钱去开发一处对日本人有着同对俄国人一样魅力的港口。

在鸭绿江那宗要紧的木材业上，实际上的独占已有形成之虞。依小村男爵的北京协定，本应组织一家中日合办的公司来经营这一行；可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毫无动作，而日本的木商与日本的锯木厂正积极地把整块地盘据为己有。不过鸭绿江上的打算至今尚未确定，因为日本人对自己是否会被允许在这一要紧地区实现其目的还有几分犹豫。那里至今绝对没有中国的管辖；北京条约签字已逾半年，开埠的安东却仍不见中国海关的影子。这个口岸位置极便于朝鲜边境，日本人不受阻拦地涌过来进入中国领土，把大量货物免税运进这个国家。这同在大连所推行的政策是一样的，尽管中国境内几大欧洲商埠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他们指望的是：若能拖得起时间，日本商人所取得的立足之地便足以使他们经得住欧洲人与中国人的竞争。远在战争结束之前，日本政府尽管断然否认，却听任寻常的日本商人经鸭绿江随意进入满洲。和约宣布之前，安东已有足足四千日本人，而远至内地的凤凰城也有一处可观的聚落。鉴于有人拿出那番蹩脚的解释，说这些人都是随军的平民、寻常商人一概禁止进入战区，这些细节就有强调的必要。那说法只对奉天以北的地方才是真的，那里的军事行动要求最绝对的保密。

这场满洲运动的活跃，并不只是由日本政府的政策所指使；那些同政府的关系使它们占着便宜地位的大商行与船行，也在撤兵的十八个月里竭尽全力扶助小户。鸭绿江的贸易被特别推动，其说辞是：俄国在北满有中国多年前给她的条约权利，可以把货物运过边界五十公里而不纳税，日本在鸭绿江上也该行使同样的权利。三井系下一家极有势力的日本商行，同几家日本小纺织厂特别约定，在短期内每年免费、免佣地为它们经手大量布匹，好替它们在南满「做出一个市面」来。推行这套政策，受害最深的将是美国的棉织厂——迄今满洲的布匹多半由他们供给，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已经在这类竞争下痛苦不堪。这样，从英日同盟到南满与朝鲜的现状，探究者尽可以一步一步地寻迹而来。

因为在朝鲜也看得见同南满大致一样的手法。毫无疑问，照眼下的政策办下去，英国在这个一度的「隐士之国」里那宗要紧的进口贸易不久便会绝迹，而受着百般扶助的日本制造商将能把一切竞争扼死。要说这完全公平、或者严格合乎那被大肆宣扬的「门户开放」与「各国机会均等」的原则，连日本最大的崇拜者也不会承认。然而重要的权利一旦为了大半虚幻的好处而被让出，外交便几乎无能为力；因此，虽然据远东所知，英国政府已就这些要紧的商业与工业问题向日本政府发过许多照会，近几个月却看不出有什么改善，即便有也微乎其微。朝鲜与南满的地位既已凭着不论愿与不愿都从中朝两国朝廷勒取来的特别协定暂时完全保住，日本政府实际上便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了。柏卓安的海关行政在朝鲜既已实际上被撤销（虽然英国管理时代的许多下属……

为了面子上好看、也为了省事，至今仍被留用），已经有迹象表明：海关税则将被修改，以迎合日本在朝鲜的贸易。这样的政策在南满自然行不通，可是中国海关的开设被尽可能地拖延，好替那场作为战争自然余波的、有计划的商业征服行个方便。日本在满洲的军用票——这种纸币已经惹出许多麻烦——收兑得极慢，至今还有几百万在流通。这些票子名义上见票即兑，经验却证明并非如此：数目一大，日本政府的经办人便拖着不兑；只有在汇往日本的汇票或大宗购买日本货使这类交易有利于日本的发展计划时，他们才肯行个方便。可见在南满同在朝鲜一样，日本人无疑一直在设法使流通的媒介出自他们自己之手；因为日本最要紧的那家汇兑银行如今已作好安排，要大规模发行新的元票，好在军用票最终收回时市面上有个替代。

这样，在南满与朝鲜两地，从铁路、商业、工业与财政各方面都尽可能地站稳之后，日本政府便对军事方案倾注极大的注意。依朴次茅斯条约的条款，日本可以在南满永久驻扎护路兵，每公里铁路十五人。南满目前落在日本人手里的铁路共七百八十二公里，照这个数目，日本可以维持大约相当于她一个师团平时编制的兵力——确切地说是一万一千二百六十人。添了支线便要添人；而据说还有第二个师团要驻防关东租借地，因此不妨断定日本将在满洲永久驻兵两万五千人。这全部兵力将归一位驻旅顺的高级军官直接统辖。起初曾打算给这位军官总督或副王的名义，可是因为同俄国人有了谅解，双方在满洲任何一处都不得使用这个名义，便改用军事长官或总司令的名称。

朝鲜也将有一支大致同样强的常驻守备军——两个师团。于是在英日同盟的整个年限内，日本将在占领地保持五万兵；而只消把这些师团的后备征召起来，她随时可以悄悄地把这个数目提高到两三倍。此时来看一看万一同俄国发生危机时这些兵力可能起的作用，是极有意思的。

日本铁路系统在满洲中部大平原上的终点，是要紧的市镇宽城子（长春）。日本的边防兵或护路兵将在这里同俄国的护路部队直接接触。西面是蒙古起伏的草地；正东是吉林省南部那片难行的地方。要在这里立稳，非有极迅速的动作不可；因为东距八十英里的吉林城是松花江上游的锁钥，而敌人在这一带必定盯得很紧。因此，既然吉林城东南横着险峻的长白山（它构成一道无法通过的屏障），人们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另一条通往松花江上游的路。这条通往满洲东部的路是有的。它在朝鲜西北极边一个名叫间岛的地方。

这里须得看一看地图。以长白山东脉为分水岭的图们江，是通常所认的朝鲜北界。它几乎正北流了一百多英里，到离江口七十英里的稳城，随即猛地折向东北，再折向东，最后折向东南。它就这样把朝鲜极北的几处地方圈在一个环里，把它们同俄国的太平洋省即滨海省、以及满洲隔开。不过有一层要紧的考虑：在稳城这个战略要点上，图们江分成两股，南边一股仍叫图们江，北边一股照中国名字音译作「海兰」。由于多年前吉林将军——一位驻吉林城的满族大员——同朝鲜政府所订的安排，这两股之间的地面被中立化为缓冲地，谁也不得占据。然而中国人与朝鲜人都已在这里落户，耕地牧畜。边界当局之间为此屡起争端，因为从这里有一条路穿过一道狭谷直通鄂谟索——那是吉林城与宁古塔之间大道上的一座满人古村。上次战争行将收尾时被屡次提到、说是被日军占领的，就是这个鄂谟索。当时并无其事；今后的年月里却也许会有。

正是从这些地方，一支黑木那种类型的强大山地部队推进出去，便能起到上次战争中日本第一军所起的那种削弱敌人的作用；也就是说，直接威胁俄国的侧翼，从而替主力的推进行方便——而主力只能沿满洲中部铁路推进。因此日本在朝鲜的主要营地多半会设在朝鲜东北；于是从日本的角度看，一条从元山起的沿海铁路——一俟这个港口同干线即釜山—汉城—义州线接通——便非延伸到图们江一带不可。何时动工修这样一条铁路，看着会很有意思，因为从朝鲜北部可以取得松花江的锁钥，并把海参崴孤立起来。所以从战略上说，南满与朝鲜是绑在一起的，合起来看才有最高的重要性。它们已经、或将要构成基地，而既然海权在今后若干年内已为日本所确保，从这些基地便可以万无一失地进行大规模的作战。

为便利于此，日本军队已经决定要有一次可观的——或许说一次重大的更妥当——扩充。据可靠的说法，第一步是把步兵的服役年限由三年减为两年。上次战争中发现较短的年限已足够，只受过六个月训练的新兵也能成为极好的士兵。日本陆军的师团数将增至二十个，近卫不计在内，总数因此成为二十一。战前这些师团只有十三个；战时增加了四个，如今再添四个。骑兵的扩充，若初步的报道可靠，还要更值得注意。据说骑兵的编制将扩至八个独立师团；鉴于迄今日本骑兵只有约六七千骑的一个强旅团，这意味着十六倍的扩充。日本新近开始了一场育马运动，力图育出重型骑兵马来取代目前那种瘦弱的品种；这件事无疑给上述说法添了几分可信，因为今后几年将有几千万日元花在种马场、购买种公马以及强制给日本所有母马配种上。

这支气派的骑兵一旦建成，将除去日本陆军的一大弱点，使这支马上的军队具有很大的攻势可能。一支五六万骑的日本野战部队将能掩护日本在满洲地带的西翼，并使东蒙古可被席卷。换句话说，停战议定时日军战线上所暴露的最大弱点之一将被除去；倘若骑兵计划顺利完成，日本便能从一个全新的方向——即从东蒙古——威胁北满的俄国。近来日本著述家大谈蒙古的军事重要性，这是意味深长的。他们相信：主宰内蒙古的势力可以大有作为。

其次我们说到新的重野炮——这一兵种迄今在日本陆军里并不存在，因为野炮兵所配的一概是轻兵器。战时不得不用一切看似合用的办法临时凑出重炮连来；倘若不是缴获了俄国炮、又因旅顺围城骤然结束而得以在奉天会战里使用专门的攻城炮，这种合用兵器的缺乏可能招来不幸的后果。如今打算编成这种新炮兵十个旅团，约合三百门炮。炮的口径将很大，日本陆军在这支兵力里将得到一个极有力的盟友。

工兵的营数也要增加。据说这一兵种的人数将增至三倍或四倍，陆上辎重也照样扩充。此外，每个师团要配属一个骑炮兵联队，共二十一个联队；每个单位也照样配属一支气球队。最后，电报与电话营要组织得远多于欧洲各国的编制。还打算增加野炮兵所配弹药的发数、给炮兵换装，并把步枪的口径加大。由此可见，样样事情都要彻底办到。

这套庞大的陆军改组方案将牵涉极大的开支；不过有一点可见它已在积极推行：看来已经明确定下，师团不再是最大的单位，最大的单位如今是军团，由两三个师团加各种特种部队组成。因此一个日本军团的平时编制约为两万五千至三万五千人，而战时编制将近四倍于此。

从这番简短的陈述可以看出：在英日同盟的年限内，日本陆军将达到这样的实力——一经动员立刻就有一百万人，而把各级受过训练的后备再动员起来，多半还能再添一百万人。上次战争中日本召集到旗下的将近一百五十万人；不到十年之后，她的战时实力将只在俄国、德国、法国三国军队之下。

日本海军在装甲舰与有力的新式驱逐舰上也显出同样值得注意的增长。看一看附录之一便知：到一九〇七年或一九〇八年，将有一支大有可为的攻势力量存在。一句话，海军的实力已经、或正在同陆军一样加倍；无论海上陆上，日本在东方将能面对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强国。大约只有英国海军才能分出一支优势的战斗舰队到远东来服役。法国、德国或美国若想在今后几年里于海上胜过日本而有一线机会，就得把全部海军都用上。因此在欧美新的造舰方案完成之前，英国仍将是唯一能够独力在亚洲水域打败日本的强国。这是一个极要紧的考虑。

日本政府确乎在显示它懂得怎样一步一步地前进。于是从南满与朝鲜到东京各大部院，细加研究便会看出：一切是何等奇妙地同步、何等地互相作用与互相勾连、何等地在为明天作准备。日本现有的国债虽约为十六亿日元，即一亿六千万英镑，然而经过铁路国有方案、满洲与朝鲜的铁路方略以及许多要尽快完成的战后工程，这个数目显然会被抬到三十亿日元，即三亿英镑。近来有人指出：日本每年的经常费与临时费（约五亿日元）是全国通货总额的两倍，是兑换券准备金的四倍。然而当许多有产出的事业正被从民间手里拿走之时，却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民族的财富像政府的开支那样三年翻了一番。日本政府仍旧毫不气馁；它看不出国债为什么不该大大增加，而伊藤侯爵看来还很欢迎这样一件事：这个国家的负债不久将与意大利相埒。

关于日本在中国本部的作为，至今说得很少。可是尽管日本政府看来光是要把朝鲜与南满料理妥当、并推行上面勾出的那场宏大的改组运动，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中国却决没有被忘掉。从表面的迹象看，日本似乎还拿不定新中国会不会兴起，而且同别人一样，她正密切注意着这局面的一切可能。日本一面在北京那个正迅速瓦解的欧洲协同——拳乱之年的遗物——中扮演要紧的角色，一面又因第二次英日同盟的签订而得到新的地位，这地位要求她另外还得充当一位特别的导师。鉴于朝鲜与南满的情形，这个向导、哲人兼益友的角色是否适合她，眼下很难说。它会引出什么来，也很难揣测，因为新旧两套政策多少互相重叠、互相抵触。矛盾与出入如此之多，实在难以一概而论。如今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不下一万四千人，他们大概是为了日后造福本国而求学，因而得到日本政府尽力的扶助；可是另一方面，也不乏迹象证明：在中国境内，有些同某些团体的关系并不清楚的日本人正在鼓动排外的宣传。要说日本当局同这类人有任何瓜葛，那是一刻也不曾暗示的；不过这些人的存在，倒足以证明他们是在替什么人效力，而单纯地爱中国人与中国人的自由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动机。这件事别处另有论及，此处不必再就这个颇堪忧虑的题目多所铺陈。

日本的大目标自然是在中国找到一个能吸纳越来越多日本制造品的市场；可是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各大通商口岸及其居留者在今后几十年里尽可以从容地面对一切公平的竞争。因此日本一时既不能把贸易从旧有的渠道引开，它的竞争多半在水上比在中国各市场上更为人所痛感。换句话说，日本要做东方海上的公共承运人，并且已经在设法排挤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航运。她是否会成功，很是可疑。远东的英国船行后盾极强，不但能倚靠本国人，还能倚靠中国人。这些公司创办已有几十年，中国所有的本地货主都结成一气站在它们背后，积极给它们撑腰；此外那一切错综的融通安排得如此周密，以致说不清英国的利益在哪里终止、中国的利益从哪里开始。既然外国银行——须注意，主要是英国的——握着大部分的流动资金，它们在对外贸易上便使本地银号成了它们驯顺的仆役；这种情形反作用到航运上，便使新来者除非背后有巨额资本，否则不可能摧毁那由来已久的地位。

不过日本人仍在尽力而为，所倚仗的是他们的营运开支远低于外国的竞争者。据说要设立一个日本船主同盟或托辣斯，资本两千万日元，日后再加倍或加至三倍。打算把下列航线组织得使一切竞争都被打退。这些航线是：神户至小樽、神户至库页岛、横滨至门司、横滨至钏路、大阪至朝鲜、神户至华北、横滨至华北、神户至海参崴、神户至大连、神户至台湾、神户至上海、上海至华北、上海至华南、烟台至海参崴、横滨至菲律宾、日本至印度支那。这些航线上将使用轮船一百三十二艘，计二十八万二千七百四十七吨，其中一千吨以上的五十六艘，两千吨以上的五十五艘，三千吨以上的十八艘，四千吨以上的三艘。日后这套方略若行得通，还要把更多船只投入中国的沿海与内河贸易，去「哺给」那些横渡中国海与日本海的航线。

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把一切都收进自己手里、把一切有产出的事业都接过管辖；在朝鲜与南满日夜推行着扎营固守的政策；一支大陆军与一支强海军像变戏法一样升起来；航运得着补贴并被组织起来，每一项实业与每一家银行都受到严密监督；又用尽一切激励让日本国民附和这个宏大的主意——日本就这样走着她的路，而且托英日同盟之福，九年之内万无一失。

至于这个同盟呢？很难说。细读那三条前言与条约的八款，可以看出：维持东亚和平、保全中华帝国的完整、防卫特殊利益，是其总的目的；而特别的目的，则是使英日两国在到一九一五年为止的年限内一旦被挑起战争便成为一国。朝鲜也被交给了日本，而签约两国得采取它们认为合宜的步骤以保护各自的特殊利益。可是这一切里头，几乎看不出这样一件事：朴次茅斯的休战其实是在伦敦议成的；这场战争的进程是以一种危及大英帝国未来福祉的方式被叫停的。同盟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总有一天它要终止。那时候，这架被造得如此奇妙的日本大机器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眼下这场休战会有怎样的结局？这是那个大大的问号，而东方的大多数人几乎不敢去回答它。

十〔第二部·中国与中国人〕在中国的京城

要懂得如今把日本同中国隔开的那道巨大的鸿沟——要懂得前面已被详尽而批判地论及的日本方略如何实实在在地同人们所期待的中国问题的解决相抵触、而且可以料定还要抵触得更厉害——就必须从日本到朝鲜；再把朝鲜研究一番；再渡过鸭绿江；再从日本军事制度的遗迹中钻进南满；再南下大连与旅顺；再折回营口；然后渡过浑浊的辽河，进入中国的领土——那片战时被中立化、至今仍同一向一样的土地。最后，你的旅程必须终于北京本身。倘若你的眼与耳无休止地工作着，单这一趟路就胜过读一百本书；它是被压缩进几个星期的不适里的一场莫大的教育。

因为你一步一步地发现每一个有趣之点，并替它找到缘由。在日本，那架大机器在迷人的风景中间转得那样平顺，以致它的力量并不显眼。在朝鲜，这架机器的限度被惊人地显示出来——那些限度与其说出自机器本身固有的缺陷，不如说出自民族的性情。尤其是，朝鲜除了那一种恼人的惰性之力外别无力量，这一点你看得分明；日本人性情中那些可疑的品质也暴露出来；已经走错的步子同已经积下的好处一样触目——一句话，朝鲜的问题与悲剧摆在那里，明白得像天光。

经历了这些之后，一渡过鸭绿江，便有一种奇怪的震动。同一个令人为难的问题只隔着一条不足道的河，你面前如今是一个大国，有大个子的人与大的东西——在朝鲜的局促之后，这一切确实显得大极了。不论这些北方的中国人多么叫人熟识——即便他们有几分像自己的同胞——渡过那条界河总归会叫人惊奇。头一层，大约是因为那种照老规矩过的日子不见了；礼数也不再是当日的常规，不再用它光滑的表面把许多事掩起来、拖下去。摆在你面前的，尽管与日本人同宗，却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种；这个人种不知怎的更有处世的练达，而且它绝不会给你这样的印象：它是一个隐藏着一桩庞大阴谋的民族。有人估计过：到日本去的人里有四分之三其实是喜欢那里的人、也为那个国家所倾倒的；可是另外那四分之一——那必然存在的反对派——不但不喜欢日本人，而且相信那个「大阴谋」，即世界上某一部分报纸栏目里不时揭发的所谓黄祸。并没有什么「大阴谋」，这是绝对可以断定的；然而别的事情却有许多。

在中国人身上，情形就全然不同了。那同一批不以为然的少数人也许不喜欢甚至憎恨中国人，可是他们很少疑心中国人除了表面所见之外还另有什么——尽管中国人常常因勃然大怒或以别的方式显露某些国民的短处而给自己惹麻烦。要证明对北方中国人的这个印象不错，只消翻一翻两年前黑木大将打了胜仗之后随即渡过鸭绿江的几位名人的战地著作。像伊恩·汉密尔顿爵士这样一位军人，遇上一位旧派的中国将领，立刻就说：「中国人在交际上确实比我们的朋友日本人容易相处得多。」他还乐于把他总的看法说了出来：

「我如今已经见过好几位居首的中国人；那位将军与那位知县固然是出奇的好人，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不以其聪明与干练叫我吃惊。就我所能判断的，这一带的农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妻子、女眷与孩子，是世上最令人钦佩的人。他们其实是一个惊人的启示；置身他们之中，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一生都被欧美关于『异教的中国佬』那套刻板的描画有计划地愚弄与误导了。就我所记得的，除了在北京住过、并且爱他们的文森特之外，人人都用两个字把他们打发掉——肮脏的鬼、下作的猪，或者诸如此类。也许满洲的中国人是另一种。要说这些庄重、聪明、往往一副高贵相的男子，以及这些明理、务实、辛勤的妇女，竟做过西方文学里所画的那种中国人的原型，实在像是不可能的。我承认他们有些习惯是脏的。他们把屋子里头收拾得够整齐，虽然无疑远不及日本的标准；可是从卫生上说，门外一码与门外一英里在他们是一样的。除此之外，我在他们身上只找得到极可钦佩的品质；一想到我们落后他们多远，这些品质就叫我惊心。在我看来，这些北方的中国人是一群惊人的家伙。我一生从未想象过有一群人对劳作如此热烈、如此发狂地投入。这里没有做给人看的花样；没有在主人主妇眼皮底下才格外卖力那一套。人人都分一份利，人人都把背脊压上去，像性命全系于此一般。精力不过是成功的一半；这些男男女女还有高度的个人智慧去指引那精力。他们的耕作，非亲眼看见不能领会。那样的垄沟！那样可望的收成，每一株抽芽的禾稼都像公爵夫人园中的玫瑰一样被照料着！而这一切精力、气力与才智，每天只要二便士半就雇得到！」

渡过鸭绿江，给一位卓著的军人立刻留下的就是这样的印象；别的高明人士的著作里，所激起的也正是同样的一套印象。可见这里头有一种特别的意味；这样的话里有某种东西，部分地解释了：除非各自的方略有所改变，中日两国何以不可能达成永久的谅解。

当你继续前行——坐军用铁路，走大道，再坐被夺来的满洲干线——一种新的印象会悄悄爬上来。它既叫人恼火，又能说明问题，因为你越是琢磨，它就越深、越分明。那就是把日本的制度加在这片属于另一个民族的土地上所产生的效果；而那个民族尽管眼下衰败，却有着极伟大、确实更为优越的品质。在大连、旅顺、甚至在营口，都有这同一种刺耳之感；而当你终于在辽河右岸上了一列纯粹中国的火车、那未经触动的中国制度迎上你的时候，便有一种莫大的宽舒。不论你在日本人中间受到怎样的待遇，不论他们对你何等有礼、何等真心和气，那宽舒都会在你身上表现出来，正如酷暑时节一场凉爽的雨。这是很奇特的。

所以，以这样迂回的方式到北京去，并且小心地守住那些印象，免得它们的价值与教益失掉；而且恰好赶在那个要来落实朴次茅斯和约某些安排的日本使团到达之前到北京——这比连篇累牍的议论更能使人明白中国的两难与中国当国者的态度。因为不妨记住：战争一打到足以让人形成看法的时候，中国官方对这场战争的看法私下里是悲观的。头几枪打响之后六个月，这种悲观就有了。也许同整个远东一样，北京因为深知俄国一时的虚弱，战前确曾相信日本会把俄国逐出满洲。可是六个月一过，人们便摇起头来。中国人明白了。这里不妨说一句：中国人的看法之所以如此，丝毫不足为奇。仅仅十年之前，中国同日本打过一仗，而且几乎是以完全相同的那种离奇方式被打败的。一九〇四年俄国人的毫无准备与制度不健全，同一八九四年中国人的毫无准备与制度不健全一样大、一样触目；而中国的官员精明得足以疑心：日本人在对俄战争之后的了局里，会想照他们在对华战争之后的做法行事。换句话说，日本人凡钻进去的地方，都会想扎下营垒。

得出这个结论并没有什么高深或高明之处；这是中国官员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

因为背着拳乱之年那份倒霉的遗产、又几十年来惯于一种灾祸的气氛，北京的政府官员普遍觉得：他们将被间接地要求向日本缴上某种形式的贡献；而他们既知道日本人没有俄国人那种大意，便极怕这贡献会取什么形式。在日本人开议之前，确曾一度有传闻说：日本将索取同台湾相对的福建全省的割让，作为她撤出南满、并永租旅顺地方的代价。这在有些人听来自然荒唐；然而仍须记下来。于是中国的全权代表就是怀着这样暗暗的猜疑与惊惶，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会见小村男爵的特使团，去议定这场战争的结果。

六个星期里事情议定了——暗地里两国都不满意。中国把朴次茅斯会议上从俄国取得的东西给了日本；也就是说，日本在南满与关东地方的新地位得到确认，此外还被勒取了若干次要的特权，而这些特权更坐实了中国的忧惧。把朝鲜同辽河大平原连起来的军用铁路将改成标准轨，并仍归日本所有；鸭绿江的木材业实际上将落进日本人手里；中国的铁路系统将同日本在满洲的铁路系统合流；另外还有若干事情要办。中国不得不一概应允，因为她不愿在自己全力应付内政之时，手上还完全悬着一个新问题。因为自从一九〇五年秋天出洋考察的钦差大臣在北京车站遇炸以来，北京就一直不大安宁；而人们注意到：身为中国全权代表之一的袁世凯总督，在整个对日谈判期间都小心地夜夜让挑选出来的枪手据要处守在他府邸的屋顶上。

因此，战后的对日谈判结束时，人们既觉宽舒又觉愤懑。北京政府名义上总算可以继续办它给自己定下的事了。因为尽管困难重重，却已经不知不觉地着手办了许多新事，把前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自大战开始以来，是有过进步的，新的主意也已见诸施行。

于是，除了那个要紧的练兵处之外，北京还设立了若干别的顾问性的会议以及新的部院。研究国政、财政与改革事宜的各会已经略略证明了自己存在有理。一个与其他各大部并列的巡警部已经组织起来，以保君上免于阴谋之害，并保北京全城的安宁。并且已经议定，这个部的职掌要尽快推行到全中国，好使新式的军事警察（巡警）成为通行的样式。商部自成立以来也大有改进；第三个新部即学部也已创设，以便对中国的新式教育有妥当的监理。这样，中国京城里的政府虽在许多方面受掣肘、许多重大问题悬而未决，却仍旧把新的功夫接着做下去。

这一切活动都反映在北京改变了的面貌上。拳乱之年那些难看的残迹已被清除；街道铺了石子、扫得干净；欧式马车开始取代北京的骡车；还有上百样小节目触目而来，作为内里运动的外在凭证。其实可以说，袁世凯总督所鼓起的这股新的活力与忙碌，如今在华北处处可见，使它同这个国家的其余部分截然分明。外务部甚至已经决定盖一座欧式建筑的两层大衙署；第一条纯粹由中国工程师建造的铁路——从北京通往蒙古诸口的那条线——正在兴工，经费全部出自另一条中国铁路的赢余；军中剪辫的事也已被认真讨论；此外还有许多显示变化的事可看可闻。

然而极要紧的是须看到：重大的内部问题实际上仍未解决；正因为如此，像日本人在南满扎营所引起的那种刺耳之音，才只能得到很少的注意。中国京城里每一位要紧的官员都明白满洲多出一个强国所加的新负担；每一位被派去查办摩擦之处的要紧官员，回来时所带的印象都同前面已经着重说过的大致一样。可是他们除了施加一点轻微的外交压力之外无能为力。他们知道自己一时的软弱，因而主要是急于不让这软弱被张扬得太过。他们相信不到十年事情就会不同；他们在做他们一向所做的事——争取时间。

因为北京还有重大的问题未了，譬如皇位继承的问题——这是人们太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皇太后如今已远过七十岁，仍旧是唯一的独裁者，今日对自己权力的看守同二十年前一样紧。光绪皇帝——这件事必须大胆说出来——是不能生育的，不会有嗣。他身体的孱弱必定是他被抹杀的缘由；否则一个血气方刚、雄健的满洲人决不会容忍这个女人如此长久的干预。既然他身体这样弱，皇太后除了铁了心要把政柄握到最后一刻之外，据说还在不断留意挑选一位宗室少年立为「大阿哥」即皇储的事，正如她一九〇〇年以前立端王之子那样，而那一回结果惨痛。这就使得像一八九八年那样的政变始终有可能发生，而这种可能是谁也不愿去想的。〔注一〕

〔注一〕（原注：北京有消息说，皇储的择立已迫在眉睫。据说有四位年少的王公是候选者。其中以载振贝子（庆亲王之子）、毓新贝子与溥光贝子最为人所知。）

还须记住皇太后的守旧。中国的每一项改革都得办得使人永远不能记下一笔说皇太后擅动了她列祖列宗所立的规模。这一点必须时时记住；这是极要紧的一点，而它那种束缚的影响，一旦让皇帝得以亲政，便会立刻被人看清。因为皇帝尽管被抹杀、尽管据说孱弱，若有可信的辅弼而且真正当国，是可能做出大事来的。一个男人无论多弱，在一个亚洲国家的政事上推行改革，总比任何女人——无论多聪明——都强。在中国，这个话题虽只能低声私议，官员们对今日的妇人之治却是深恶痛绝的。

北京不但有这个大问题，还有另一个几乎同样要紧的问题。那就是袁世凯总督如今对中央政府所扮演的那个古怪的角色——这角色眼下也许是必要的，然而其中含着某些危险的成分。今日这位直隶总督可以说是一切要紧事情的实际仲裁人，他的决断压倒一切别的决断，并迫使事情循着某些路线去办。于是，北京政府名义上料理一切细务，可是每逢有疑难或利害冲突，军机处的诸公私下里去求的是这位直隶总督的意见；而在皇太后那里，也是这个意见比任何别的意见都有分量。

这种局面自然的结果，便是袁世凯所保举的人如今填满了华北许多官职，而他的某些门生被提拔得实在快得出奇。满族大员铁良一案便是一个出色的例子。

四年前铁良开始留心新军之事。一年之后，他被派为钦差大臣前往长江各省，在那里为新设的练兵处筹措专款。他办得很成功，立时带回约合一百万英镑的捐输。此后他靠袁世凯的势力被任为练兵处总办，不久又升为兵部满尚书。随后沉寂了一阵，他被调任户部尚书；最近更被任为督办税务大臣。

这一连串古怪调动的内里含义是明摆着的。他既是袁世凯一党中最强的人物之一，便代表着直隶总督的方略，如今又掌握了全国的财政。他对新军的种种需要了如指掌，因此只要他这位保举之人不被撤换，新军的维持在袁世凯便有了保障。

中央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里，这位直隶总督都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行事。结果是他今日既有许多朋友与拥护者，也有许多仇敌，这些仇敌一到时机合宜便会千方百计把他撵下去。这就添了一重新的危险，虽说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一向总有一位袁世凯那一类的首要人物。可是从前还不曾有人掌握过七个师的好兵而不生出古怪的后果。然而说这里头有危险却是不智的；因为这股奇异的势力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催生了真正的改革，而袁世凯今日值得人们说的好话，比任何在世的中国人都多。正是他，以他自己的意志之力，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推动中国的改革。倘若他爱他的国家——人们说他确乎是爱的——那么在眼下的情形里，他是照着他所知道的最聪明的办法在行事。因为情形极其特别，而时日的推移丝毫不曾减去那份特别。有一股庞大的守旧势力要克服；有成千上万旧式的中国官员，决不能把他们惊到把眼下的中立变成公开的敌对；有成千上万不负责任、没有纪律的学生，既须鼓励又须使其无害；四面八方都缺钱；有赔款要付，有新的财源与办法每天都得想出来；满洲有两个敌对的强国面对面扎着营，都在谋求变得更强、并保自己不受意外之害；一句话，北京要对付的一般的与具体的事情没有个完。出一位强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他设法用他认为可行的任何方式加强本国的地位，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他明白外部的问题总有一天要料理，这是确定无疑的；不过眼下的休战给了他喘息的时间，好去推动那场至关紧要的内部运动——那是别的一切的先声。现在就该来考察一下正在中国全国进行的这场运动了，因为这场运动若强到足够的地步，将提供远东问题唯一真正的解决之道。

十一〔第二部·中国与中国人〕中国人的中国：（甲）政府方面的运动

从前面所写的，人们当已明白：中国正有一场严肃的运动在展开——这场运动尽管会被千百样一般的困难以及上百样具体的、半带外国色彩的困难所牵掣，却永远不可能被止住。「中国人的中国」这场大运动确实已经开始了。有时候报纸与私人把这运动宣扬得过了头，把试探性的开端说成坚实的成果。有时候则又轮到怀疑上前，那些愤世的人只记得：中国过去所尝试的一切，到了紧要关头都不体面地垮了，因为所谓改革不过是叠加上去的门面，几乎只遮住了那座大而朽坏的结构的一小角——而这结构靠着某些隐而不显的德性，居然支撑到了今天。这两种看法必然都不对，因为它们想把一件须用长篇大论、外加没完没了的限定与同样耐人寻味的保留才说得清的事，压缩成寥寥几句。

既然人们既无工夫也无心思去彻底消化中国眼下所处的这个过渡阶段究竟是什么性质，这里便举出几点最要紧的考虑——这几点在眼下这十年里随时可能变得极为重大，因而实在值得留意。要处理这桩要紧的事，最好也最便当的办法，无非是尽可能简练地说一说中国政府眼下在做什么、它将来的打算是什么、成功的可能有多大。

到这时人们大概已经普遍明白：中国政府试图从旧路上转过来，其所凭的枢轴是外国干涉的威胁。无论在政府圈子里还是在中国的学生集会上，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已经失去得太多，再也失不起了。过去半个世纪里，她对上缅甸、安南、北圻、台湾、朝鲜、琉球所行的那种影影绰绰的宗主权，已被别国牢固的统治所取代。除此之外，在所谓中国本部十八省境内租借土地那一阵急剧的风潮虽似已过去，可是被婉称为通商口岸的欧洲殖民地却铺满了整条漫长的海岸线，溯扬子江而上一千英里，并且有向四面八方进一步侵入之势。不论欧洲人聚居之地是长期租借的租借地，还是仅仅一处通商口岸，在中国官方与民间看来都大致是一回事。因为欧洲人即便在通商口岸，凭着治外法权也照着自己的法律与章程过活，替自己筑起一座看似攻不破的城堡。他的权利一旦受到威胁，他的领事便会召来他的炮舰；炮舰若不足以应付某种局面，很快就证明它们不过是战列舰与巡洋舰的前卫；而一旦某个问题到了紧要关头，通商口岸便转成军事上的支撑点，可以从那里威胁整省的机枢。

由此可见，从最宽的方面看，在中国官方眼里通商口岸几乎就是一处欧洲殖民地。而当这样一处殖民地已经富庶兴旺到譬如上海那种地步——今日那里有一万二千外国人口，又因有五十万中国居民，总值约合一亿英镑——它便有了那样的权力、能左右那样多的舆论，其本身俨然是一个共和国。

因此，倘若「中国人的中国」这条方针不至于只是一句空话，那么中国政府眼下觉得性命攸关的头一个难题，便是限制寻常通商口岸所具有的那种庞大的潜在瓦解之力，并借此把政府失去的权威收回来几分。中国目前的通商口岸，纸面上约有六十处。这个总数里包括一切已经开放的、正在开放的以及不久将开放的地方。其中大多数自然在今后许多年里无关紧要——也就是说，要等到铁路与这个国家的普遍开发把欧洲人大批招来、连最不宜居的地方也住上人为止。可是其中有一部分已经颇具影响；紧随上海之后的，譬如有汉口与天津，两处都已有良好的铁路接通，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扩张。总起来可以说，中国如今有十来座市镇有望在今后十年二十年里变得富庶而强盛，成为欧洲文明的中心——而这文明无论有什么毛病，总是东方最明亮的灯塔。

中国政府很自然地并不以利他的眼光看待这些日长的聚落；如前所说，它只看见：这些聚落若照这样扩张下去，二十年后将有一座三万欧洲人的城，两三座一两万人的城，十来座两千上下的，或许还有上百座侨居人口以百计的地方；那时白种人便扎得如此牢固、投下的资本如此巨大，以致基督教世界的各国政府尽管在欧洲互相结怨争胜，一旦有威胁出现便非共同行动不可——正如它们在如今已有名的一九〇〇年拳乱之年所做的那样。可是还有一层。不但欧洲人本身将变得如此有力，而且他周围还会聚起庞大而且不断膨胀的中国人聚落，其中包括全国最富有、最开通的人物。这些本地聚落尽管受本国法律管辖——治外法权自然不及于他们，虽然他们住在外国租界之内——到那时却会被一种半吊子的欧化浸染得如此之深（因为中国人既是最善适应、又是最守旧的人），以致他们将成为一个几乎同他们的外国原型一样棘手的麻烦之源。他们会越来越放胆地抗拒本国官员的命令；他们的资本投在受欧洲租界这层遮掩所护的实业与行当上，将不受任何赋税；他们的货物坐着轮船与火车运往别的租界，一俟那一整套条约——或许最便当的叫法是新的上海条约——生效，便不再受非法的抽厘；他们的祖宅会渐渐迁到实实在在位于通商口岸界内、或紧挨着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新式便利对中国的女眷越来越有吸引力。一句话，将有一场大迁移涌向那些有马路、有好房子、有极好卫生条件、有许多娱乐以及上千样别的东西的地方；这些东西一经尝到，便叫中国人瞧不起那攫住了他埋在中国内地的故乡城镇的衰朽。

同这种纯粹外来的（即欧洲的）威胁并行的，还有另一重确实存在的危险：中国人口中较为明达的那一部分——眼下自然只占这片土地上四亿三千二百万居民中微乎其微的一点——在做法与想法上会欧化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渐渐同他们的政府疏远。所以通商口岸之弊（关东、威海卫、胶州、广州湾这几处租借地，最好一开头就撇开不论）是一重双重之弊；年复一年它会越来越难对付，除非欧洲人能被中国政府的举动绝对说服：他们那种离奇的独立已经到了顶点；而随着改革被引入中国的政体，半个世纪前在刺刀尖上勒去的特权将被收回，那些雏形的共和国将被迫退回到纯粹的通商聚落。

要在这个方向上办成什么真正扎实的事，坦白说，只要中国的主体结构还是这个样子，眼下对中国政府就相当办不到；因为只要引进的仍是局部而且大半不生效的改革，能够成功施行的便只有修修补补的办法。也就是说，每逢欧洲人设法扩张他的权利与特权、或企图把他借来的权威推过严格合法而界限分明的限度，中国政府因理在己方，便能把他置于理亏之地。于是在引起严重骚乱的上海会审公廨之争里，中国当局即便别无所成，至少能显出欧洲人所立的地步极其可疑，几下狠招便能把它从他脚下抽掉。这件事既是中国当局同欧洲通商口岸租界当局之间不断发生的那一类争端的典型，那么用极少的话说明它是怎样起来的，作为中国境内局势何等错综复杂的一个例证，便很有意思。

耐人寻味的是，这球是一位传教士在离上海二百英里的地方推起来的。这位传教士在一艘英商内河轮船上目睹一场争执时，注意到一个中国妇人带着十来个幼小的婢女，其中有几个显出受过虐待的迹象；于是他打了一封私电到上海，把工部局巡捕惊动起来。巡捕持了拘票，在那艘船一到便登船，把那一行人全数拘押，关进工部局的牢里。这些人犯尽快被解到会审公廨，而那几个婢女的女主人被控拐骗幼童。顺便说一句：会审公廨是一所中国的衙门，由中国谳员主持，旁边有一位从某总领事馆派来的欧洲籍会审官相助——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在旁监看。这所会审公廨管辖一切牵涉租界内中国居民的案子，即纯粹的华人案件；欧洲原告控告中国人，也须在这所衙门里。

这一案由中国谳员押后候查，这本是很合规矩的。可是头一个问题就来了：人犯该归谁看管；归会审公廨看管呢，还是归工部局巡捕看管？纸面上自然不该有什么疑问。会审公廨既备有牢房，而且说到底是一所只管中国人的中国衙门，中国谳员的决定显然该是最后的。倘若人们对中国谳员与中国牢役的廉洁有充分的信心，这也就罢了。可是经验教会了工部局巡捕当局：凡押后而把人犯留在公廨看管的案子，往往不按既定的程序办，而是全凭谳员一时之意骤然了结，也就是说办得不合规矩。把这桩事所经的种种阶段细细叙来会叫人生厌；总之顶点出现在某个早上：案子又一次押后，主审的谳员断然命令巡捕把人犯交给会审公廨的差役。经办此案的巡官不肯，而当时同坐堂上的英国会审官也极力不赞同那位首席中国谳员的裁断。

此后究竟出了什么事，至今还不清楚；总之无论怎样，那一上午的勾当可以归入「令人遗憾的事件」一类。中国谳员大为激动，跳起来嚷着，命令他们的差役——当场有好几十名——从工部局巡捕手里把人犯硬夺过来；公堂上立刻厮打成一团。那几个中国妇女被你抢我夺，不知谁先动了手，于是巡捕——欧洲人、锡克人与中国人——都火了，操起警棍与椅子腿把公堂清了场。有人说，一名欧籍巡官在盛怒之下竟打了一位跳下堂来挤在人丛里的次席谳员，不过这一点从未被证实。公廨紧闭的大门外聚起了一大群本地人；若不是持枪的巡捕赶到，只怕当场就会有难看的结局。

所幸人群平静下来了；可是第二天，本地的报纸连同若干职业的鼓动者——据说是些日本人——便蓄意掀起一场影响深远的鼓动，要煽起暴民来让欧洲人明白：他留在这里不过是人家容让；他若不小心，他的性命连一个钟头也不值。结果是十二月十八日（一九〇五年），流氓闯进菜市，把正卖给欧洲人厨子的菜蔬掀翻在地。他们这些小小的胡闹既未受遏止，胆子便越来越大，动手攻打巡捕房，其中一所被抢掠焚烧了一半。因一场不幸的误会，巡捕的实弹大半被收了去，无力对付涌上来的人群。不过在某一处，有半打锡克巡捕的马枪里有子弹，接到开枪的命令，几排枪便把那些构成示威者主体的泼皮与闲汉吓破了胆。随后港内的兵舰迅速派人登岸；更多的兵舰从邻近口岸开来；义勇队与水兵在街上布岗，一个和平的商埠几乎成了戒严之地。

这样一段插叙极为有用，因为它以异乎寻常的力量说明：最不要紧、最不值一提的事端如何能骤然造出一个也许无路可安然脱身的僵局。它把许多篇抽象议论也许说不清的事说清楚了：中国政府以及它每一个小官员在外国问题上都已变得异常敏感，而且倘若办得到，是真的决意不再退让分毫。那场笼罩上海的恐慌——竟使一些不能算作懦夫的人从一群手无寸铁、只消几个吓人的手势就会散掉的流浪汉面前飞快逃开——也清楚地显出：在过去五六年里，每一个侨居中国的欧洲人的潜意识里都隐隐意识到四围那股极其强大的潜在之力，以及这股力一旦懂得怎样表达自己，便能支配一切。也许拳乱之年那阴森的影子留下了一种无声的恐怖。在那一年里，威胁远远大过实际做下的残酷勾当；然而那些勾当正在被慢慢淡忘，那恐怖却仍旧攫着人的想象。

可见，正如刚才这个简单的例子所示，中国政府是在通商口岸上看见了威胁其权威之弊的具体样本。它既深信非有举动不可，便以那种同一个被消化不良的改革与陈腐遗存所削弱的政府分不开的支离破碎的方式尽力而为。中央政府的道理是不难懂、也不难体谅的。它仿佛永远在说：「唉，唉，我们承受着几千样的病痛，只因为我们在这场近世的赛跑里被别人甩在后头。世上各国，既称我们『未开发』，又传说我们天然的富源极大，对我们的殷勤似乎越来越紧迫。他们借着冠冕堂皇的名目来谋取专利、租让、特权以及上百样别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只不过把那道把我们同受人尊敬的国家分开的真正裂痕显得更分明罢了。如今，使一个国家受人尊敬的是武力——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所以我们必须设法限制一切专利、租让与特权；我们必须设法效法别人；尤其是，我们必须设法取得那最有力的论据，即武力。」

这个白头的中国政府一面这样自语，一面慢慢地做着事；它其实是分权的，又被各省之间的平衡问题牵累得那样厉害，叫它中央政府几乎是一种讥诮。在新开的通商口岸一事上，它正设法把治外法权之弊减到最少。于是它亲自安排开设新商埠的一切细节，力图保留对将要兴起的欧洲租界行使警政之权；力图把租界的界限划得严严实实，好把一切扩展都斥为不合规矩；并力图使将来可能设立的市政机关只在当地道台的直接管辖之下办事。在这样的新通商口岸上，它还小心地在中国城界之外——尽可能远的地方——划出地段，让欧洲人在那里居住、建他们的模范市镇；而在那些它为抢在外国要求之前而自行开放通商的地方（试看山东省的周村、潍县、济南府三处），它似乎不但给自己保留了征用之权，还保留了继续做实际地主、自愿承担一切「市政改良」——如筑路、点灯之类——之责的权利。至于在较老的通商口岸，外国人在租界里持有土地的条件几乎杜绝了一切干预；不过如今越来越明显地有一种倾向，要确立这样的原则：随着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庞大本地人口，应在市政管理上有发言之权。虽然把这种见解说出来似乎特别叫一切欧洲人反感，可是那一天确乎不会远了：中国商人非得在这些日长的华洋杂处聚落的治理上分一份不可，否则便会发现更严重的误会与意见冲突要起来。

中国政府正着手对付的下一件事——这件事也直接起于欧洲人如此大批地住在上述那些特权地段——是至关紧要的铸币与通货问题。中国的通货，即一切估价的真正基础，从来就只有一样东西。一般人，甚至专家，往往把中国说成最后也最坚定的用银之国，并以为如今已到了她该跨进金本位国家坚实行列的时候。这个错误若不是这样严重，简直可笑。因为在中国，银从来只是一种商品，其最要紧的职分是清结省际与国际贸易的差额。真正的估价基础是铜，而且只有铜。因此，要弄清中国生计的昂贵与一切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只消按铜钱计价去查考一番，便能异常清楚地看出中国政府处境之艰难。因为单在过去三四十年里，以铜钱计的物价便涨得惊人，同世界上别的任何国家所发生的生计上涨全不相称。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个不祥的特征：实际流通的铜钱数目逐渐而稳定地减少。尽管律例上定有最严厉的刑罚，这些要紧的钱币被熔毁的事多年来必定一直未受遏止；因为今日的短缺，单用太平天国之乱平定以来人口的大增是解释不了的。

中国政府在这个通货问题上的处境，从它自己的角度看是最不值得羡慕的。今日居首的官员们无疑已经清楚认识到：通货天然是最微妙的问题之一，处置它只能立在最稳健的基础上；然而这样一条路几乎无从遵循。一九〇一年九月和约的签订，逼得非做点什么不可，好缓解一旦赔款之流在各省被感到便必定会出现的铜钱短缺。马凯条约的订立——其中中国明确保证尽速改革币制——又添了一重催促；于是未经多少深思熟虑便动了手。各省开了许多铜元局，而那些已经开铸银元与银辅币的局子则被督促着加倍努力。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照例在无计可施时便偏就并施行一条权宜之计。它不去大胆设立户部即国库的铸币厂、由北京户部一个遴选的委员会直接而绝对地管辖，反倒鼓励那些在财政上本已被放得太宽太松的省份去购进新式机器、自设铸局，铸一种新的铜钱——即新式的当十铜元，有时被误称为一分铜币。中央政府本指望这种新钱既大体划一，至少能缓解纯本地钱市的危殆；一时之间他们的算盘也确实不错。新钱样子好看，铸得干净，而且确实应了久悬未决的需要。

可是这种好局面在缺乏足够监督之下是长不了的。各省铸局见新钱为熙熙攘攘的省民所喜、而需索又似乎无穷无尽，便把每日的产量增得如此之大，以致据计算今年（一九〇六年）市面上实有一百二十亿枚。这个结果是在两年之内造成的。

顾到中国人口之庞大，新钱只推行到每人三十枚当十铜元（合旧铜钱三百文）的数目，本不该酿成大祸，多半也确乎不会，若不是因为这个帝国的收税吏至今仍少有廉洁。铸息之利既然极巨，人们精明地疑心：各省藩库除了在世界市场上大批买铜之外，还一直忙着把许多上好的旧钱熔掉，好把市面上的竞争清除干净。而这些新钱既不过是旧铜钱的十倍，照说它们对银元与银锭的涨落比率本该同旧钱一样（也就是说，若九百文旧钱值一枚墨西哥……

银元，则九十枚新钱该抵同样的数目），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这一百二十亿枚钱是不顾情形抛到市面上去的，它们已经得了一份可疑的荣誉：一再被中国政府的经办人拒收；于是那不可避免的贬值，竟被中国自家官员的多事之举加快了。今日估计贬值已近百分之二十五：旧钱八百八十文换一元，而新钱却要一百一十一枚才换得同样的一元（而照理只该八十八枚）。

净结果是：这种新钱作价既低、本身的实值又不及十枚旧铜钱，非但没有缓解铜钱市面的紧张，反倒依着币制史上早已确立的一条法则，把较好的（说得更确切些，是较值钱的）媒介逐出了流通。于是照例，中国因为想表明自己不打算借重外国的指导——而米这种主食若被逼到不自然的价位，指导与否对她便是生死攸关——结果只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并且在急于做出点实在事来的心情下办了蠢事。币制改革因一九〇〇年那场动乱以及随之加上的财政重负而成为十足的必需，如今只能说才开了个头；而且实在说来，非借外债不能真正加快——外债才提供得了按必需的大规模施行所需要的银块与款项。然而这样的政策至今仍叫政府不快；它不肯明白：在拿不出东西去取代之前，它别想指望把墨西哥银元、香港银元以及几千万外国钞票赶走。它对这些外国的钱十分眼红——它们如今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那样通行，几乎就是这个国家的通货了——可是它没有动手的胆量。再者，外国银行的生意已经做得那样大，实际上控制着本地的银号，因而把整个财政局面攥在掌心。赔款的支付又进一步巩固了它们的地位；这些银行要变回寻常的银行，只有等到中国自己的通货与一套稳健的新式财政制度取代眼下这团混乱之时。可见迄今在财政上同在通商口岸问题上一样，只有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过写作之时已有迹象表明：户部不久将在铜币制度上推行根本的改革，并将大规模开铸库平银两——按现行汇价约值三先令。所以大有改善的胚芽是看得出来的。

政府在袁世凯总督不断的督促之下所留意的下一件事，是新军的运动。关于这场大运动，前一本书里已有详尽的叙述，这里只须提一提过去一年的进展。十八个月前只有六个师、每师一万二千五百人业已成军或正在成军。今日新军已有十个师，其骨干即便尚未十分齐备，今后几个月内也会补齐。因此可以说，中国正以每年约两万至两万五千人的速度扩充她的新军；这个增速若能保持，到一九一五年将有三十至三十六个师的常备军，近五十万人，而受过训练的后备或许还要多出一倍。这就是北京新设的练兵处所奔赴的目标。

这些新军的绝大部分在华北，有七个师直接在袁世凯眼皮底下。其余的师中有两个属于张之洞的两湖总督辖区，最后一个师在南京已将成军。可以说，中国军事活动的中心仍是从前那三处战略要点（即天津、汉口、南京）；不过须注意：新军的营头如今要在另外十七处地方编成。换句话说，各省都在慢慢效法所示的榜样，正筹划着招练新军。于是练兵处算定：到年底，除已说过的十个师之外，各处还将有四十六个换装并重新操练过的独立步兵营，每一营都将成为进一步扩充的核心。这意味着再添约三万人。因此到一九〇七年初，中国可能已有近十五万人的精兵。

不过也要紧的是须注意：这一切有一个严重的限制。那就是：凡未有铁路同京城相通的省份，其军队不能同那些因铁道修通而如今与北京紧密相连的省份的军队归在一类。换句话说，练兵处必须能够下令用火车把军队运到演习场，才能确知在武备、编制与训练上一切要求都已切实做到。目前直接受铁路之惠的省份只有直隶、河南、山东、湖南与湖北。倘若津镇线、南京—芜湖—九江—汉口线、粤汉线、沪苏杭甬宁线以及成都—汉口线都在今后五六年里筑成，合计约三千英里铁路，那么从练兵处的眼光看，同北京直接相通的将不是五省而是十三省；在那样的情形下，尽可以稳稳地预言：政府将有二十至二十五个精锐的师可供调遣。如今每年要在扬子江以北举行的大野操，其用意既在使各省官府感到自己新担的责任，也在强调一点：一支足以卫护宝座的强军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必不可少之物。眼下能在北京四周集结起来的兵力，对一个强大的联盟只能取守势；五六年后，人数加上良好而迅速的交通，将使中国军队既可以被看作守势的力量，也可以被看作攻势的力量。

这是极其要紧的；因为这意味着到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三年——那时英日同盟这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大概正在被考虑——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量，而会抓住头一个机会表明：列强凡就远东的福祉所订的一切条约安排，其范围都必须有个交代。换句话说，中国将第一个表明：某一种「保护」是不需要的；她要在陆上海上都恢复她在一八九四至九五年对日战争以前所占的地位。这一层考虑是至关紧要的。

在这上头不妨记起：一九〇五年秋天举行的河间府大操有五万兵参加，使欧洲各国的武官大为惊异。这样大规模的野战演习自然出过错，因为这是中国从来未曾举行过的头一次。步兵尚未全数配上划一的兵器即德国毛瑟枪，骑兵虽训练有素却坐骑不合用，这些都没有逃过人们的注意；野战部队某些别的兵种之不敷用也没有免于议论。可是总的纪律被评为极好；掘壕的功夫迅速而有效；兵士沉着、明达而且极其热心；最后，一位特派通讯员毫不迟疑地说「那炮的操作真是神仙看了也叫绝」。

顾到重炮在最近这场战争里的非凡成就，最后这一点极为要紧，值得留意。正当英国陆军部打算裁撤三十六个骑炮与野炮连之时，中国新设的练兵处却打算组织一支压倒性的庞大炮兵，这是意味深长的。因为中国人——倘若容得下这样的说法——天生是炮手；从一个炮兵连驰入阵地的那一刻起，到一阵阵炮弹从隐蔽的阵地上倾泻到敌人身上的那一刻止，他们的种种长处都显露得很有说服力。中国炮手机巧、快捷而灵活；他们本能地懂得选择阵地；而他们那种奇特的神经系统，也从不像日本人那样，一发现敌人有伪装阵地这样的反出其不意便被压住。因此几乎可以明白地说：不出十年，中国的炮兵便可能成为一切可能的敌人的梦魇；因为中国人三年前就得出了日本参谋部把它当作这场战争的教训之一才得出的结论：在近代条件下，师属炮兵必须强得出奇，才能迅速取得要紧的战果。就在此刻，某省正在拟定按克虏伯样式建造一座巨大炮厂的计划；款项一经筹齐，这座厂便会很快建起来。如今每日出产五十支毛瑟枪的汉阳兵工厂，将尽快把产能加倍；这意味着每年可以给三个师的步兵营换上有效的新式兵器。〔注一〕

〔注一〕（原注：在这上头不妨留意：练兵处刚刚议定，立刻在每一省委派一名军事委员，以加速换装。）

新式中国兵的教育也没有被忽略。编制一向是中国制度最弱的一环，如今靠着华北一所好的参谋学堂已弄得十分合乎时宜；同样地，士卒的初等教育也已着手。兵士如今被教着读书写字，还听关于许多科目的讲演。士官已经要经过正规的课程；于是那位在渡过鸭绿江之后一经发现便立刻博得伊恩·汉密尔顿爵士这样内行的评论家赞叹的壮健的中国农夫，正被造就成亚洲最明达的士兵之一。因此人们尽可以指望：到一九〇八年中国将有二十万人的头等军队，而六年之后这个数目将加倍。练兵处的整套方案应在一九一五年完成；这若办得到，便有一个新的强国兴起了。

中国海军自一八九四至九五年对日战争以来被打垮而无力，至今绝对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量。中国目前只有四艘新式防护巡洋舰、半打毫无战力的炮舰，以及数目相仿的鱼雷艇。因此在这件事上实际得从头来过；而这一步其实已经迈出了，虽然这件事也许没有引起注意。开端表现在编制与集权正受到料理。依近来一道上谕，袁世凯总督与周馥总督——后者是南京总督，为前者的私交——被派共同主持重建方案，而这方案也归练兵处管理。在这上头不妨记起：今日出色的德国海军，其编制出自两位德国陆军军人之手。中国新设的练兵处正仔细研究近代舰队的历史，不会看不出其中意味深长的事实。

与此同时，赫德爵士手下的一位英国人、皇家海军后备队的泰勒舰长已被任为海军参赞，并已开始办事。眼下那工作是拟订规章、法则、条令与建议，总之是把目前混沌的状况归成一套确定的制度。上海已经设立了海军衙门，海军参谋人员的组织与训练也已开始。如今已有好几十名中国海军学生在日本，另有中国见习军官被安排到英国中国舰队的巡洋舰上。泰勒舰长不赞成眼下把钱花在建造舰队上；照他的意见，至少要有两年的工夫专用于教育与组织。因此到一九〇八年之前，中国大概不会订造任何军舰；可是过了那个日子，一套宏大的造舰方略便会拟定并立刻付诸施行。这个决定是稳健的。泰勒舰长十年前在那场不幸的鸭绿江海战里以一艘中国战舰的协同管带身分立过卓著的功劳，他从经验中痛切地知道：中国海军要做到不辜负中国人的天资，先得做许多事。鸭绿江那一战里，他那艘战舰的大炮只有两发有效的炮弹；据信若不是有这等欺蒙，日本舰队本会被打退，东亚的整部历史或许就此改写。因此要到一九一〇年，中国的战舰才会重新航行海上；不过一经开头，数目便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这里最后必须谈到的一件事，是中国海关的问题——这是极新近的事。今年（一九〇六年）五月颁下一道上谕，派两位中国大员——前面已述其非凡履历的户部满尚书铁良，以及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为督办税务大臣，总管一切海关事务。

这两项任命有特别的含义。四十年来，赫德爵士极其成功地主持着这套机构；而这套机构的创设，起因于太平天国之乱以及当时中国官员无力在上海这个要紧口岸征收关税。关于这套机构的前途，前一本书里已经谈得十分详尽，如今只须再提几句。

上述那道上谕所引起的哗然与惊慌，使中国政府先是解释、继而加以限定、最后修改了这两项关系重大的中国督办大臣的任命。中国在书面声明里清清楚楚地记下：她无意变动这套由英国人管理的机构的内部组织，并且确定不移地信守各项外债合同的规定以及一八九八年同英国政府所订的专约。也就是说，她正式承认：组织与内部管理不得变动；只要英国的贸易在中国居首，一位英籍总税务司便是必不可少的。

到这里还好；不过这个问题的另几个方面若能加以考虑就更好了。前一本书里已经说得很明白：若干年前这套外国机构已到了它的高水位，此后实际上没有做过什么去应付中国的新局面，也没有把这套可说大体上带着「包办」性质、交在一位欧洲高级官员手里的机构粘接到中国的体制上去。有一个例子极能说明这一点：自从本国常关——即只管从事省际贸易的中国帆船的关卡，有别于管理一切轮船与外国帆船的海关——归外国总税务司管辖以来所采取的办法。在大多数口岸，办法是派一名欧籍官员，名义上要他监督管理成千上万帆船的来往，并督察抽税是否依纯本地的税则办理。结果自然是并没有什么监督，欧籍官员完全落在旧式中国胥吏的手里。没有人试着把它条理化、组织化，也没有人试着重定章程或加以改革；一切都听其原样。这套办法同一八九八年所采取的一模一样：那一年一千六百万英镑、年息四厘五的金镑借款的安排，把下游扬子江六处厘金局交到了总税务司手里，使这笔借款的还本付息由赫德爵士亲自监理。之所以要另辟这些财源，是因为海关的征收在先前各笔借款的沉重支取之下，已不足以支付这笔新债的利息与偿债基金。一八九八年确曾委派过副税务司，可是他们的活动只限于每月收受旧式中国收税人所征的款子，并未行使任何监督或管理之权。这是因为怕本地的反对——那种反对可能引出更多的纠葛，并暴露出人们从未疑心到的弱点。

由此可见：这套并不构成真正中国政府体制一部分的机构，其严重而且不断加深的局限，并没有被充分理解；而当一九〇一年和约所规定的那一整套条约（其中一九〇二年九月的马凯条约是最先正式签订的）订齐之时，若户部与这套外国机构之间没有一种妥当而界限分明的联系，便会生出严重的纠葛。因为依新的条约，欧洲人管理的海关将不得不承担新的义务，而这些新义务在眼下的情形里是无法有效办理的。中国政府在近来这道上谕里所犯的错误，是它没有把赫德爵士的机构置于户部管辖之下，却去委派两位职守极不分明的督办大臣。为了在中国推行根本的改革，这一变动必定要来；而欧洲侨民与其阻挠，不如促成这一移交。

赫德爵士如今很想引退，只是在等——他已经等了好些年了——等前途有了着落，才肯让出那个全凭他自己的努力替自己造出来的辉煌位置。今日的情形同五六年前也大不相同；这些变化若还没有被完全弄懂、消化，那是因为守旧之情对远东的欧洲人同对中国人自己一样抓得牢。在这个海关问题上，有重大的利害攸关；那些利害要求把每一种看法都最仔细地加以考虑。新的条约一经生效，在中国政府的欧籍雇员监理之下所征的总收入，单因税则提高与经办范围大增，便会从关平银三千五百万两（约六百万英镑）跃升到约六千万两（约一千万英镑）；即便付清一切赔款与借款的支取，中国政府的库里也还剩下一大笔盈余。举一个雄辩而意味深长的例子：这笔盈余足以维持十个师的中国新军。其实新约一经施行，除了地丁之外，一切要紧财源的征收都将在这套外国机构管辖之下。它们的收入因此带有国家收入的性质，是新的中华帝国的建设所必需、是助中国成就大业所必需的，而不再全数作为过去的愚蠢所付的巨额罚金被付出去。因此这套外国机构该变成同中国文官系统紧密相连的国家机构；这一变动若不实行，二十年后眼下这套制度便一丝痕迹也不会留下。

要办成这件事，要做的事多得惊人；而若不同中央政府最紧密地合作，这件事永远办不成。除非中国要变成一个土耳其——一个政务办得不成体统、却有一支极强大军队的国家——否则不断加以修改以适应时势的需要，便是根本的必需。把政府那句「中国人的中国」的口号化为一种清明的、不带拳匪气味的国民之情，是当今的难题之一。这套外国机构在这件事上可以大有助力。人们默契地认为赫德爵士的继任者将是这套外国机构的次长；而在现任副总税务司裴式楷爵士身上，中国人无疑会找到一位常识极多的官员，他不会看不出当今的难题是融合而不是更加分离。北京各国公使馆也不妨明白：这个国际问题同大得多的问题大有干系；它是诸多因素之一，而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或许在十年之内便会使中国从如今使她跛足的纠葛里挣出来，并使那些人为的协定不再必要，从而结束眼下这种局面。可见无论在半带外国色彩的事务上、在通货事务上、在陆海军事务上，还是在财政与商务事务上，中国政府的举动都已经很值得弄明白。现在该来看一看民间在做什么了，因为他们的举动同样意味深长。

十二〔第二部·中国与中国人〕中国人的中国：（乙）民间的运动

前面几页匆匆考察了中国政府——它在许多特别的方面受着掣肘——如今所试图采取的若干步骤：把外国人无休止的活动圈进确定的界限，同时把自己加强到足以叫人信服的地步，好让眼下这团因全然新的因素被试探着引入而激起的混沌里，生出点实在而可以叫人安心的东西来。这场骚动虽几乎被众口一词地说成满洲那场打得如此惨烈、又未曾打完的大冲突的反射作用，其实多半同样出自对拳乱之年那些教训的充分领会。也就是说，那些教训既已切入每一个明达之人的心，便明摆着：最后的时刻到了，再也谈不上像自从天津条约的订立与一八六〇年圆明园之劫使人头一次隐约窥见按近代方式开放外交终将意味着什么以来一直奉行的那种可叹政策——再拖几十年。因此全世界的政客与外交家尽可以认定——而且如今很该把这一条当作关于中国最要紧的基本事实——中国政府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那种漠不关心、听其自然的态度上去，岔路口终于到了。自然，新中国或许要在又一番动荡之后才能在万国之林里取得她应有的位置；或许先得有令人作呕的血流成河，作为奉给那些被抛弃了四十个世纪的神明的奠酒。可是不论结果怎样得来，不论代价多大，不论要面对何等巨大的损失，这变化是要来的。这是最要紧的一点。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人中较为明达的那一部分的举动——这举动虽同政府的运动密切相连，在若干方面却仍很分明——就变得极其有趣。那么不妨设法弄明白人们在做什么，并把如今推动着这些从前那样漠然的人的大趋向与奇异渴求，用尽可能平白的话说出来。而这本身是一个庞大的题目，非用一整本专书不能完备详尽地对付，因此这里只能顾到最要紧的几点。或许最聪明的办法是按轻重的次第来说。

自然，中国人以纯粹私人的身分所采取的最要紧、最叫人信服的举动，是因美国排华律的苛酷而对美国货所施的抵制。关于这个题目已经写得太多了——而且不妨说，写的人多半并不十分明白自己在写什么——以致单是提起它就可能叫人生厌。然而它既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举动之一，就值得略加考究。

大体上说，情形是这样的。多年来，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入境口岸的移民官对中国旅客的态度一向有几分苛刻。一八九四年的条约绝对禁止中国劳工进入合众国，却明文把真正的中国商人与学生排除在禁限之外。然而困难不久就来了。到美国去的人实际上只有广东一省；而广东人是十八省里最无所顾忌、最机巧的，于是很快就找出了法子，连国会所通过的那些严苛的律条也能规避。要从中国地方官那里弄到把持有人列作商人或学生的假凭照，原来并不难；这些凭照又经在华美国领事收了好处、未加妥当查核便加签，于是一股温顺而稚气的人流源源涌向太平洋沿岸，显出他们对合众国四十五州有着非凡的商业与文学上的兴趣。

然而移民官大约同勒科克笔下那些巴黎的警探一样，对人类总体、尤其对中国人评价不高，对那些源源不绝来求他们海岸款待的所谓商人与学生，看得越来越恼、越来越疑。而且不久就明白：对这些不知疲倦、觉得加利福尼亚宜人的气候里日子过得如此舒服的移民来说，国界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罢了。人们不但乘船到太平洋沿岸各口，还借道邻近的墨西哥与加拿大，溜过界线，不久便置身旧金山的唐人街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移民官的苛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多半还有工会在旁催逼，而这廉价劳力的不断出现，直接受害的正是工会。无辜的与有过的中国人一样受苦，一到目的地便被当作牲口而不是人来对待。还有第二桩情形使这纯粹美国的病痛加剧：合众国所核准的同样严苛的排华条例，在菲律宾也照样施行。

到一九〇二年或一九〇三年为止，中国人尽管有禁令，要到菲律宾各口还并不很难。因为定章说：凡从前在菲律宾住过的中国人，经美国领事查验并填发凭照，即可回去；于是到过这片旧西班牙属地的中国人数目多得叫人为难。自然，这里又有作伪。中国某处领事馆里——把它指得太明白未免残忍——街谈巷议说：在见领事之前，副领事或别的什么官员会临时给上一堂小小的西班牙语课。「你会说西班牙话么？」他惯常用马德里的话这样问；答得稍有迟疑，申请人便被教着带上一点悦耳的齿音说「是，先生」。这场有趣的讯问接着问下去：那位耐心的中国人会被问到从前住在哪里，于是被教着用一个有魔力的词回答——「马尼拉」。就这样，三个词造出一个雏形的西班牙人，顺带也弄到了一纸凭照。

可叹这套机巧的办法传得太开，以致菲律宾的美国官员也生出了同样的疑心——正是这疑心成了移民入加利福尼亚的绊脚石。查究开始了，很快便揭出一种骇人的局面。显然，中国人不过把一切移民律例看作巧立名目要「敲」他们的章程；而他们一辈子同本国官员打交道，对这套办法惯熟得很，便都爽爽快快地把费用付了，日后再捞回来。这就是中国人的看法。

如今由于上级当局的干预，美国的办法骤然一变，把这等温柔的好梦打散了，逼得中国人醒悟：那一天到了——在星条旗飘扬的地方，人家一点也不要他。这个发现过了些时候才被普遍相信。随后，真正的学生、旅客与商人既确实受到相当苛待，中国各通商口岸的恼怒便越来越强；终于出了两三桩有名的扣留案，不能不引起各行会的关注。排华条约是十年期的，眼看就要期满，而传闻纷纷说它的章程非但不会放宽，多半还要更严；于是若干行会把这件事担了起来，同他们在美国的分支通了信，议定了总的方针，在一九〇五年夏天的某一日宣告：除非排华条例被废除，到某一确定的日子便施行抵制美货，而且永远抵制下去。

抵制确实在所定的日子开始了，虽然中国的大多数人起初有几分不信。可是中国各大商埠的行会都认真把这件事担了起来；他们既已私下把今后许多个月里可能需用的美国货一概买足，便尽可以在面子上一心一意地办事。揭帖——中国那种阴沉的标志——开始四处张贴，号召民众不要买一个毫无怜悯心肠的国家的制造品；号召民众站稳脚跟，团聚在这个新的号召之下。二十五年前，博伊科特上尉在梅奥郡被邻人绝交的时候，万想不到有一天他的名字会在一万英里外一个亚洲国家里充作号召的口号！

这场抵制照例经历了中国一切事情所经历的阶段。在国中某些地方它被严守，给许多在华经商的美国行号带来极大的不便与沉重的损失；在另外许多地方则守得很松，让那些明里同猎犬一道追、暗里却同兔子一道跑的狡狯投机者有机可乘。换句话说，人人都巴不得众多本地商贩把揭帖当真，好造成一场短缺、由自己私下供给。因此可以说：这场抵制虽名义上严守了许多个月，使在华的美国进口商受了重大损失，实则是不生效的。

不过它的目的达到了。举世的注意都被吸引到一件事上：中国人找到了一件和平的武器，这武器着实叫被抵制的国家有几分难堪；而且他们开始显出一种向来少有人料到的团结与对公共福祉的关切。华盛顿的国务院深知这样一件事若听任过去而不加应付会生出何等的不便，终于下了断然的训令，立时保证上等阶层的中国人在美国口岸不再受侮慢与苛待。再加上一层：那部将依次通过国会、并在合宜时机公布的新法令，其用意在纠正弊端与苛待，同时守住苦力劳工不得进入合众国这条要义；可见双方都恰到好处地办成了必须办成的事。

对一件不久就该成为陈年旧事的题目作这一番略嫌铺张的叙述，极好地说明了中国人对一个十年前还丝毫不会被理解的问题所抱的新态度；同时也恰切地显出拳乱之前的中国同今日的中国之间隔着怎样的鸿沟。若干年前还大半是一省、甚至一府一村之事的情感，如今其强烈几乎到了举国的地步；中国人确乎像是在试着照张伯伦先生的劝告行事。他们已经显出自己能够「以帝国的眼光去想」；等他们照近代的意思以帝国的气魄去做，便会结成一股有着骇人可能的庞大力量。人们讥笑已故的皮尔逊教授在澳洲写下的那番预测，讥笑得太久了；今日似乎绝无理由认为：中国人若能熬过今后二十五年这段紧要关头而不遭什么可怕的大祸，就不会升到极非凡的高处，并凭他们庞大的人数不但支配远东的市场、而且支配亚洲的大部分。

上面所说的抵制既成功地表明：不但空气里有一种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情绪，而且中国人打算让自己在国外的权利受到尊重；那么就有必要转到散播并滋长这类思想的最有力工具之一上去，看一看它在今后二十五年的重建时期里将扮演何等值得注意的角色。这件已经成就了这许多、并且显出有着至今几乎无人明白的无穷可能的工具，就是本国的报纸。

同抵制在其广义即国际的方面一样，中国的报纸之所以有今日的分量，也完全拜外国人所赐。中日战争之前，各色各样的报纸统共不过六七家；今日日报、周报与月刊约有二百种，而且这个数目有以每年二十来家递增之势。可见今后二十五年里的增长将极其惊人；到一九二〇年或一九三〇年，十八省里每一座要紧的城都将至少有一份日报。这类报纸既为一切识字的阶层（即官员、绅士、商贾、店主与手艺人）所读，便可以说中国一切最好、最可畏的东西都会响应本国主笔的号召。因此考察这件有力的工具，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而在用几页篇幅作这番考察时，英国一家居首的文学刊物所给的提示将被严格顾到。

中国的报纸至今还处在颇为未成形的阶段。大体上说，可以说它沿用了日本新式报纸的开本。它长约十二英寸，宽可达四十英寸。这是因为字是自上而下排的，而不像欧洲文字那样自左而右，于是长实在成了宽，宽成了长。整张纸只印一面，因为几乎一律用一种细薄的本地纸——同本地书所用的纸一样——印上去会透过背面；印好之后便像欧洲的报纸那样折起来。读的时候，这种编排与开本很是便当，因为不必把它整个展开，只消一折一折地翻过去，就像翻一把合着的扇子。

文字的编排，其条理同英国报纸实际上是一样的。有电报——大号的双行标题正在时兴起来——有社论、有短评、有各省通讯员的来信（来自国外的极少），还有越来越多的广告。市价几乎每一份日报上都有；邮件与客轮的进出，有的报也登；个别几份上，我甚至看到过很像某些金融报的特色栏目「一览便知该买什么」的东西。

报纸既是一个民族生活的镜子，可见中国的报纸虽装束不同、价值的尺度也不同，其实同别处的报纸很相像。不过眼下要紧的是弄清中国报纸的调子与内容究竟如何；用《雅典娜》那篇问询的话说：「它是下作而琐碎的呢，还是矫饰而迂执的呢，抑或是合乎中国人气质的、比较扎实而实事求是的呢？」这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对幼稚的事物，一概而论几乎总是误人的。因此在直接回答这样一个难题之前，还得再作几点说明。

前一本书里曾费过一番力气去证明：中国报纸中有相当一部分已落入日本人手中。这里所说的不是日本官方之手，而不过是些私人，他们同东京某些方面的实际关系至今尚未弄清。正是中国报纸的这一部分，既下作而琐碎，又矫饰而迂执；过去几个月里它作了极大的恶，非经时日不能磨灭。那场可怕的南昌惨案，无疑大半是被当地一份报纸的言论所鼓动起来的，而那份报纸据说完全在日本人的指教与控制之下；惨案发生时，上海许多属于日本人或受日本人影响的本地报纸，其调子也很可叹；而且有迹象表明这些所谓日本报馆正推行着一种蓄意的宣传——这种局面要求迅速制定一部近代的报律。不必多说，人们也会明白：中国报纸中确有一部分明显是下作的，而且它这份下作，大半是外人教出来的。它最钟爱的宗旨，是以一种改头换面的拳匪法子鼓吹一种语无伦次的「中国人的中国」；是把倒霉的传教士——他们唯一的罪过是把基督的教训看得太实、又不大懂得日常的常识——当作现成的靶子；是没完没了地不断暗示：白种人的优越是已经破产的谬说，黄种人的伟大时代已经来临。这些话往往不敢用黑白分明的散文说出来，便求诸「联语」，印在载着别的东西的附张上；那些叠句可憎，却偏偏特别投中国人的心。一句话，中国报界里确实有极危险、极煽动的一部分，它抓住抵制、抓住屠杀传教士、抓住炸弹、抓住任何能引动茶馆里那些拖辫子的好战之徒的题目，就这样把最有毒的思想散播开去。这类报纸不过是些小册子，值得立刻查禁。

所幸这只是画面的一面。还有另一面，而且远为可喜。较老的中国报馆以及若干半官方的刊物（官报），调子较为持平，言论较为谨慎，较为清明，较为体面。其中许多报上，有名的文士——有些还是翰林——撰着娴雅的文章，从经籍的宝库里大量汲取。这些文章有的很可爱，满是一个有着三十个世纪确切记载的民族的稳健常识与奇妙哲理。在这样的文字里，那位文人先生舒舒服服地坐在家中，鼻梁上架着大大的角框眼镜，从从容容地用他的笔与墨写出极好的东西来，那作品便是欧洲最刻薄的评论家也会首肯。因为中国人爱语言；在他，语言是最宝贵的财宝。这聪明人几千年前就领悟到：文学给人以粗俗的肉体感觉永远给不了的纯粹快乐；一个民族是以它的文学与学问来衡量的；印出来的字几乎该是神圣的。

而最后这一句里，正有中国报业的一个基调。中国大批读报的人至今还不习惯这样一套新的价值尺度：昨天的历史在几个钟头之后就被记录下来。这些悠然自得的人想：既然自古以来写下的字与印出的字都有、或都力求有一种近乎数学的准确，那么这后起的新玩意儿也该照这条规矩。于是当他们看见黑纸白字写着：欧洲人做下了如此这般的恶行；某某强国不但存心要吞并这一省那一省，而且已经动起手来——便掀起一场激愤的风暴；这在这样一个恬然的民族里实在非同寻常，而且随时可能有深远的后果。所幸有一件事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中国人不论什么身分，都很有常识。他某些情绪里那种歇斯底里的成分，多半单该归咎于气候。在酷热的几个月里，这种歇斯底里能把他那些体面的道理、他稳健的哲学与他处世的练达一概掀翻，把中国人变成一头狂暴的野兽，以拳匪那种残酷的过火行径为乐。可是这不过是一套极特别的神经系统罕有的反弹。中国的主笔们深知这一国民的特别短处，每逢看见有机会从什么不幸的事件里捞取政治上或个人的资本，便毫不迟疑地去迎合它。正是这种倾向必须小心提防；在中国施行几条清明而斟酌周到的报律与章程，将大有助于减少那种危险——那种可能从本国报纸上关于「中国人的中国」没完没了的议论中如晴天霹雳般骤然生出的危险。

不过与此同时，也该极其小心，不让中国本地的报纸被政府钳住口，从而被剥夺……

它所具有的那种行善与开启民智的真正巨大的力量。这种一刻不停进行着的民众教育，不论起初看来带来什么弊病，即便在今日也已有了奇妙的成效。在每一个白种人看来都极其平常的两样东西——报纸与铁路——做起塾师来是何等神奇啊。在中国南北东西，喷着气的机车与言辞激烈的报纸正在创造奇迹：你只消坐一坐工程列车，看一看日长的邮政系统辛勤地投送报刊，就明白了。隔绝正被扫除；从前要花几天几星期才能携手的人，如今几个钟头就能携手；在几乎半个中国，人们能在报纸的文章里读到同胞的见解，而那些文章议论事情的坦率是西方也比不上的。如今生长起来的正是这股巨大的力量；由印刷机所生、又被尖叫的机车催着快跑的，正是这个舆论；它如今语无伦次地喊着「中国人的中国」，叫旁观者有几分惊心。不过不妨记住：等这同一个舆论再老一点、再明智一点、对自己的力量再确信自觉一点，它必定、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全国和平与稳健进步最可靠、最有效的保证。

在鼓动这种新的国族之情、在喊出这个新的口号上，二十世纪的中国学生其重要不在报纸之下。这个人物在短短几年里变成了何等不同的一种生物！仅仅六年之前——在那些被误导却点燃了火炬的拳匪恰到好处地在十九世纪的末尾跃上舞台、也许是为了给新世纪作一个得体的先声之前——仅仅六年之前，这位学生还是个够沉闷的家伙：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磨他的经书，崇拜他的经书，除经书之外无所用心；说实话，他简直是经学的极致。有时候，因为四千年前的至圣之君尧舜的教训难以习得，这位学生便把人生的七个年龄都耗在这桩功课上，好挣得一点功名。他在乳母怀里咿呀吐奶时，戴眼镜的父亲便引着经书上合宜的话冷冷地责备他；做哭哭啼啼的学童时，他背诵没完没了的课文；做愁苦的情人时，他大约写八字的对联；他若赌什么古怪的咒，那也是从早被遗忘的抄本里采来的；等他挣得一个圆圆的肚子，便满腹经书上的格言；直到他成了一个干瘦、趿着鞋、鼻上架镜、腰间挂囊的老朽，慢慢走进他的第二次童年。因为在中国常常看得见这样奇异的景象：八九十岁的人还去赴那如今已被废除的三年一次的大比——这些人自称学生，却把一辈子都白费在一场徒劳的追逐上了。

如今可以说这个时代已几乎全然过去。起初这变化来得那样迟疑，人们并不很相信它当真来了。要相信一种古老得世上任何别的学问都比不上的学问竟要被废除，实在太难。然而拳乱之年后随即而来的那场大惩罚，又给这一废除添了一重特别有力的推动。依一九〇一年八月十九日的上谕（辛丑和约附件第八号）宣布：为一九〇〇年间杀害与凌辱外国人之事施以相称的惩罚，凡曾助长拳匪运动的府，五年之内一律停止文武考试。这个期限今年（一九〇六年）期满。直隶省京畿一带的多数府都受了这道上谕的影响，此外满洲三省、山西、陕西、湖南、河南与浙江的若干府亦然。这样，内地六省或多或少都受了影响，满洲更是大半如此。施行这样一种惩罚，显出学问在中国所占的地位同世上大多数国家全然不同。

这道上谕的结果是：北京的朝廷一从逃难中回来、人们看出这道上谕不会成为一纸空文，所谓「新学」即西学便无形中得到了极大的推动。中国同别的国家一样，风气是由最接近宝座的人所定的；于是直隶省的学生开始如饥似渴地治他们的新学。几乎立刻就有几百人渡海到日本去，因为那是最便当的地方，学西学花钱最少；今日在东京求学的、来自中国每一省的学生有八九千人。〔注一〕

〔注一〕（原注：最新的统计显示这个数目如今已涨到一万五千。）

年长的学生既这样被催着到国外去治新学，国内的运动也开始了。诚然，过去两三年里所颁的种种上谕——督促各省官府在每一府设立像样的新式学堂，必要时把城中庙宇拨作校舍——总的说来只零零碎碎地办了一点，有些地方甚至全然置之不理。可是尽管如此，几处大中心确实办起了许多学堂，比此前所见的一切都大有进步，学生的年纪从十岁到二十五岁不等。在这些学堂里，把未来造就近代中国的人套上外国式的制服、戴上军人模样的帽子，甚至把辫子剪掉，正越来越成为惯例。所幸最后这一步如今已不像一两年前那样带着一股叫人诧异的热劲去做了。中国人没了辫子，往往像一条倒了大霉、丢了尾巴的瘦黄狗。

因此，国外的中国学生与国内的中国学生，个个都在竭力把现行这套不够完善的制度所容许他们学到的西学尽量学到手，身上穿着一种半欧式的奇装；这同别的任何可寻的迹象一样，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真凭实据。据估计，在像样的学堂里凭着译本教科书吸收西学的青年有五六万人，年纪更小的学童多达二三十万。如今在中国，看见这支治学的前锋排成小小的纵队两个两个迈着军人的步子走在街上、一色新制服，是一幅古怪而引人注目的景象。仿佛自知不出十年便可能有某种奇异的命运交在他们手里，他们脸上都带着一种别致的郑重。他们的装束有时与其说像阅兵场上的，不如说更像化装戏里的；然而他们走得坚决而稳当。两三年前会对这种效法白种人的举动咧嘴大笑的本地路人，如今连笑也不笑了。他们其实是睁大了眼睛盯着看，嘴唇古怪地嚅动着。这是新的标志，时代的标志，那个伟大的标志——「中国人的中国」。这可不是笑柄；断断不是。凡六年前见过好奇的人群围住念咒画符的拳匪新丁的人，看见中国的新式学堂列队走出来时寻常百姓的眼色，都不能不受触动。有时候鼓——那急促而惊心的鼓——在这样的纵队前头敲着点子；那口信其实明白得很，仿佛有个声音在劝告众人：趁祖业还没败光，都来吧。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学生阶层曾附和并助长中国报界里较下作的那一部分、又以种种小手段设法把过去几个月里本国报纸上那种醒目的煽动言辞化为行动，这或许算不得很该责备。这些学生觉得：中国的光被交在他们手里；他们若不让它照得亮堂堂、叫众目都看得见，便是大大地失了职。因此凡是一桩桩小小的搅局的举动，若不趁早掐掉便可能以惊人之势蔓延开来的，其为首的几乎总是学生；散发抵制传单的是学生；在集会上演说、引着新教科书里的文句争论人权的是学生；从欧洲的译著里翻出十八、十九世纪那些半被遗忘的名言的也是学生。而他们在人数与影响上进展之快、旧式的治学之法被遗忘之甚，使得中央政府不久将向各省委派隶属于新设学部的新式提学使，以取代那沿用了许多个世纪、如今行将消亡的学政。朝廷已经颁下特旨，把最高的功名赐给若干从日本归来、在东京通过了严格考试的出色学生；凭这两桩举动，政府表明教育改革的伟大时代终于到了。

学生、报纸、行会以及中国民间运动里其他要紧的成员，环顾四周，终于认定眼下有两样东西对国民的福祉最为有害。这两样东西彼此全不相干：一是铁路，二是传教士。大体上可以说：出了通商口岸，白种人在中国的活动与存在，唯一的表现就是这两样。也就是说，除了那四十来处通商口岸之外，欧洲人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量；不过他的欲望被中国的富源撩拨起来，日后未必不会把他引到更远的地方去——除非有一件事被切切实实地让他明白：他往前走，风险与代价都由他自负。

过去一年多来，依着这些主张，几乎有一场全面的尝试，要把日俄战争前那六七年钻营正盛的年月里所取得的一切铁路特许收回来。这场运动几乎全然是民间的；虽然不得不借重中国官方的举动去支持民间的发动，那多半也是因为取消外国财团持有特许的合同非得省级官场协同不可。因此，把这股取消特许的狂热归作民众纯然自愿的举动是恰当的；他们以此表明：在他们「中国人的中国」这个主张里，有一条就是不许任何欧洲企业借着钢轨继续奉行「和平渗透」的政策。

这桩古怪的铁路事件里最著名的一案，自然是争执不休的粤汉铁路。这一特案不必多所铺叙，因为眼下唯一须得弄清的是各省民众在此事上的举动。这项特许的历史颇为曲折：它既是几家外国财团争夺的彩头，又是好几桩别的计划得以实现的绊脚石；后来中国政府从仍持有名义上特许的美国合兴公司手里把它赎了回来，价钱同那家公司在动工之初所挥霍掉的数目相等。应付之数略多于一百万英镑；中国既无现款，便由英国政府以四厘的利息借出这笔必需之款。这笔钱一付，这条线——已筑成的只有极小的一段——的管理权便归还中国。

大约是因为那同一句鹦鹉学舌般、有时并不讲理的「中国人的中国」所激起的传闻，说英国既借出了赎回特许的款子，便打算自己把整套路线包修；于是广州出现了一幕非凡的景象：本地绅商接连举行群众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凡在广东省境内的路段，一概只用中国的资本去修。而且不但通过了这样的决议，随后还拟出了一套章程，以小额不记名股票向公众招股。约一百万英镑几乎立刻在极大的热情中认足，而已发行股票的第一期股款约五万英镑也已如期缴清。省官府同那些终于醒悟到若真要以近代的方式做本国开发者便非自己掏腰包不可的热心公众之间，自然生出了种种难处；然而如今显然可见：我们眼看就要有依最完善样式设立的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出现，而其唯一的起因，是怕外国的控制与资本从海口与江河一路深入内地，直到把人人都奴役了去。这里不妨说一句：若要有纯粹中国的股份公司存在，那么施行一套公司律来管束它们，同制定近代报律来约束那些煽动的报纸一样必要。否则眼下这些合情合理的尝试几乎必定以失败告终，因为权限与责任不明，而贪婪无知的官员又总要设法插手公司的财务。

在修这条广州铁路一事上，民众的举动并无可议之处。特许已经公开赎回；中国政府行使了无可置疑的收买之权，在此事上恢复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它若情愿让一省之民宣布一种新的门罗主义——中国每一省的铁路须由本省自修——那不过是对一种预示吉兆的情绪报以微笑罢了。中央政府所剩下要做的，无非是安排妥当的监督，并定下一个必须完工的期限。这两件事自然一件也没有做，因此广州人的举动至今还没有化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几点不过是顺带提一提，为下面的话铺个底。因为在这些铁路问题上，还有第二类要求取消的呼声，其立意就不那么高明了；那就是要求取消那些早已订有草约、却因最近的战争与别的缘故而未曾兴办的特许。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九龙（香港）至广州线与沪宁铁路的杭甬延长线受到的取消之威胁。前者长约一百二十英里，将把香港（按进出口总吨位计如今是世界第一大港）同人口二百万的广州迅速连起来；后者约二百英里。这两项特许早已由中英公司持有；动工之前虽任凭太多的时间白白过去，如今这段咎在自己的迟滞已经结束，凡不会受这场鼓动影响的路段——因为正式合同已经签字盖印交付——都在飞快地施工。可是凡没有正式合同的地方，鼓动仍在煽惑民众，集会上愚蠢地通过决议说：中国人自己尽可以轻而易举地筹足所需的任何款项，外国的「帮助」无论如何非赶走不可。

所幸在香港至广州铁路一事上终于议定了办法；照新的形式，这条线的经营多半会比原来的安排更为有利。至于第二条线即杭甬苏线，交涉仍在进行；只要双方有商有让，可望得到满意的结局。这两案里造成一切为难的都是当地绅士与学生的举动；在杭甬线一案里，北京政府竟声称：它若强要一省之民在一桩半带外国色彩的事情上接受它的裁断，便不免有酿成事变之虞。由此可见：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铁路问题都不好对付，而且日后还会有新的发展。

因为凡有欧洲财团索取特许、或筹划修路的省份，绅士与学生都在举行群众大会，热烈地宣告：本省的路除了本省人自己，谁也不许修。人口众多而富庶的四川省是这样（据说单这一省的人口就超过整个德意志帝国的人口）；福建、山西、江西、山东也是这样；其余几乎每一省也都在稍轻的程度上如此。民众抗议说：不能再给特许了；凡现有的已批准的特许、或持有未批准草约的特许，一概须取消；中央政府若不肯动手，民众自知怎样保护自己。这类难听的暗示，一个至今仍弱的政府是不会不放在心上的；在这一件特定的事情上，内里之患既已甚于外来之患，外务部即北京的外交衙门对一切欧洲的特许承办人便变得绝对固执起来。

这种普遍的僵局立刻招来两点批评。近来许多英国大公司似乎染上了一种「把利益凑整」的狂热——多半是因为英国政府开了头——于是在场的英国公司同欧陆的对手达成谅解，把有争执的特许地面按比例瓜分。也就是说，在四川省，英国的利益同法比联合集团（前一本书里曾详加论及）多年来一直冲突，如今似乎已议定：一切工程的百分之四十归英国人，百分之四十归法国人，百分之二十归比利时人。河南与山西多半也要照这个办法；而一处一旦得手、中国的反对被克服，这套「把利益凑整」的法子便有变成通例之虞。

所幸正是在这里，中国的这场鼓动变得有益了。中国人不要这类不神圣的联合，而且尽可指望他们会拼死反对这种可疑的试验。他们不但不愿把特许给某一国的公司，而且对让各国结成一伙去开发大片地面的念头绝对反感。他们隐隐约约地明白：对一家英国公司他们其实没有多少可怕的，实在是一点也不必怕；因为依香港条例注册、在中国营业的一百多家股份公司里，有很大一部分股票握在中国人手里——他们入市买卖，同别处的做法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在许多情形下，中国人作为私人，对一家寻常的远东股份企业的成败，同英国人一样关切。可是在铁路上，这一切就全然不同了。大宗的借款总是在欧洲这个或那个交易所里发行；来东方的是一群在中国既无长久利益、也无长久牵连的欧洲人；钱花出去却没有一套很清楚的会计制度；知道内情的只有一类特别的中国官员——像盛道台那种「办事之员」，他的名字人所熟知，不妨在此一提；最后便是一条从欧洲遥控的铁路。中国人对这样一套制度的恼火是很有根据的，应当加以鼓励；但愿那套把利益凑在一处的新办法永远只停留在纸上。

这场铁路僵局所招来的第二点批评，是中国人那些本质上于全国有益的努力，若不多一点常识、少一点热烘烘的演说，必定不会成功。为着立论起见，最好承认人人都万分认真；可是当人读一读各省爱国之士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与决议，眼下同样看得明白：有些认真与其说像一群精明的生意人聚会，不如说更像野营里的奋兴布道会。这类集会其实很像旧日那种传教大会，热诚与情感取代了数目与事实。演说自有它的用处，可是踏实做事要中肯得多。所需要的——而且若无外来的帮助，今后许多年多半仍会显然欠缺的——是一套切实可行的章程，能把热忱结晶成银钱，再自然而然地长成铁路那样持久而实在的东西。在中国许多省份所开的绅士大会里，唯一真有人认股、并缴了小小一期股款的地方是广州。至于广州所认的那一百万英镑究竟会不会真正到位，意见仍旧分歧；不过即便到位，要把这条路修到广东省北界，至少还得再有一百万英镑。钱从哪里来？怎样筹？谁有胆量去行使有效的监督？这些都是立刻迫着要回答的问题。

答案有一部分可以从两条路上找到：一条是华南一段废弃的铁路，一条是扬子江上正在修的一条铁路。头一案是汕头至潮州府线：两年前，几位热心的绅商——精力多过常识——决意自行其是。这条线从广东省的通商口岸汕头通往内地一二十英里外的府城潮州。为了不让任何近乎欧洲人的东西沾这桩事业的边，他们聘了日本工程师，工程也完全由日本人主持。结果是如今在本年，这条名义上完工的路修得那样糟，火车几乎不敢上去跑。本地的库也空了；既无钱盖车站，也无钱买够用的车辆；路基被东方的滂沱大雨掏空，正在坍塌；当地人对铁路事业已经腻烦透顶，再也不愿沾它。第二案是芜湖至南京铁路。这条拟议中的短线要从通商口岸芜湖通向内地，再从那里通到南京，是李侯爵的创举——他是已故李鸿章的嗣子，袭了他父亲的侯爵。这条线在安徽省，而安徽正是李鸿章有名的故乡；因此由这位背后有他父亲巨万家财的嗣子来设计并修筑这条线，便格外「爱国」。这桩事业起初有过不少麻烦，因为中国方面极想把铁路的终点站设在通商口岸租界的中心，好让运量神奇地长起来。这一点牵涉到要几家有势力的英国行号交出土地，最终争到了手，勘测与施工也名义上开始了。可是写作之时却透出消息说：李侯爵打算认缴这桩事业的总数不过两千英镑，而别的热心人也要照这个尺度去认。因此除非迅速有什么根本的变化，这条线永远……

也不会靠本国资本修成。

这两件事恰切地说明：中国人自己在所提议的协力办近代化的事业上——这协力的首要目的是抢在欧洲人前头——要结出稳健的成果，先得克服多少困难。多年来盛行的互不信任，靠讲台上的宣言与本国报纸上的激烈文章是很难克服的；而除非以财政改革把这个国家的财富化为流动，便抽不出大笔款项。也就是说：中国四亿三千万居民的财富，在吉芬爵士那样的统计家算来数目大约极其庞大，然而实实在在能摆到桌上的现款却小得可笑、小得叫人难以置信。这是因为信用——不是欧洲那种信用，而是全然另一种——早已侵入中国每一个行当，其实正是这个国家工商业的首要原则。许多世纪以前，合股之法就发达到这样的地步：除了在极有限的意义上，流通的媒介不是钱，而是货物与土产。在中国，唯一曾经广泛流通的钱币实际上只有铜钱一种，这一事实显然可以印证；因为除了街头的小贩与零星的买卖之外，一切生意与事业都以分利为本，雇员的工钱是住处、衣裳与饭食（饭食大半由雇他们的行号付，到结账之日轧账），而他们的花红是领票券，这票券使他们在自己所服事的那桩生意里确实有一份利。关于这套信用合股的制度，有一本别处并不可靠的书《俄华帝国》〔注二〕的若干章里写得异常清楚，虽略嫌夸张。于拉先生显然对这个少有人探究、更少有人宣扬的题目总算懂得了一些。近年来中国通商口岸上最叫人惊异、最叫人不安的特征之一是物价的暴涨；这即便不能全然、至少也首先该追到欧洲的支付办法侵入中国生活这一点上。按欧洲的供求所定的标准按月发放工资薪水，在相当程度上把沿海一带旧日的中国办法打垮了，于是人们需要的钱越来越多。要说明这种略显奇特的情形，再没有比看一看日本更合适的例子了。在那个按欧洲标准算是贫穷的国家里，把估计相当于全国财富百分之二点二一的常年赋税加上去，并没有遇到多大困难。据若干权威的调查，这份国富为一百三十五亿六千万日元（约合十三亿五千六百万英镑），而上述计算中的国税及其他税则为二亿九千万日元（约合二千九百万英镑）。这份赋税之惊人，只消记起南非战争之后有人说过的话便可看出：算来算去，大不列颠三年战事所花的不过是伦敦交易所所列投资资本总额（五十亿英镑）所代表的国富的百分之五，即二亿五千万英镑。然而花掉这笔算不得大的数目——同日本默默承受的重压相比算不得大——却引来了举国的哀叹。而自从同俄国的角力结束以来，日本的战时赋税——照大臣们的说法本不该在和约宣布之后再续征一年以上——已被永久加上；如今可以说日本的国税约合全国财富的百分之三。

这件事的解释，无疑有一部分在于：过去十年里日本的扩张快得出奇，而这所谓扩张，大半不过是把一笔蛰伏已久的潜在财富用近代的形式表达出来罢了。金本位、储蓄银行、工业银行以及上千样别的东西在日本的开办，使这笔财富得以以确定的形式显露出来。十年之间，日本储蓄银行的存款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二十，而投入营业的款项几乎增至三倍。处处都有迹象表明：日本转到全然欧洲式的办法上去，造成了最惊人的结果——若不是有上面这番解释，这些结果准会把统计家弄糊涂。

这一段插叙使中国的情形清楚易懂得多了。中国仍在可疑的财政改革的阵痛之中，如今开始痛切地感到每年约七百万英镑的财货外流；这是自十二年前对日战争惨败以来加在她身上的种种赔款所造成的。这七百万英镑其实并未离境、而是以别的形式付出，这并不打紧：它的效果是使银根越来越紧，因为别的方面并没有相应的补偿与资产的流动化。而一旦这种流动化真正开始，必有惊人的结果，这一点有充分的证明：满洲奉天省一千二百万居民，在上次战争所历的两年里，吸纳了五千万日元（即五百万英镑）的日本军用票；而且因为兑现上的困难，至今还握在手里。在中国本部，倘若有稳健的新式通货、稳健的官银行、稳健的储蓄银行与稳健的工业银行，那么三四十年内，英国的对外贸易无疑会实实在在地被中国的对外贸易赶上。

因为那时候，被人议论得那样多的这些铁路，便能在各省迅速修成。以印度的铁路为准（即一百五十五万九千六百零三平方英里的地面约有二万五千英里铁路），那么中国本部以及这个帝国的其余部分——如满洲与蒙古有中国人定居的一小块——二百万平方英里的地面约需三万五千英里铁路。把资本开支算作每英里八千英镑，则要给这个国家添上这件近代的必需品，需二亿八千万英镑。眼下已经修成或正在修的约四千英里（把满洲各线算在内），另有约三千英里在筹议中。如此而已。刚才所作的估算——即需三万五千英里干线、耗费二亿八千万英镑——所取的不过是印度或亚洲的标准。可是中国人非凡的经商本领，以及只要不触犯他们的忌讳便对一切近代生财之便利乐于采纳的脾性，等他们充分明白了铁路在一个国家的工业与国民生活里所扮演的重大角色，便很快会使他们宁可多修而不肯少修；因此，本世纪之内大约总有一个时候，非在中国铺上铁轨、直通到这个帝国每一处角落不可，而那至少要花五亿英镑。

从我们出发的地方回头看，实在隔得太远了：那里有广州的绅士们嚷着要修干线，却连认股的头一期十五万英镑也勉勉强强才缴上；还有李侯爵，继承了李鸿章的万贯家财（有人硬说那家财颇有几分像安贝尔夫人的），却只拿出区区两千英镑来抢在狡狯的外国人前头。隔得这样远，就不难明白那些在远东住得太久、不易被乐观的浪头所动的欧洲人何以怀疑。即便今日，绝大多数人的看法仍旧全然不信中国人有把话化为事的本事，仍旧认为在这个铁路问题上只会得到那个照例的结果——僵局，除了僵局什么也没有。因为倘若外国的股票市场不肯帮忙，中国人从哪里去弄这几百万？单想一想所需要的、必须买来付钱的那成百上千万吨钢罢。中国恰恰只有一座轧钢厂——扬子江中游汉口的汉阳厂——同欧美的大厂比起来是极小的一桩。她需要克虏伯与卡内基那种规模的工厂与工场，而她眼下绝对没有办法去造出来。中国本地的银号里，唯一有些底子、有真正财力作后盾的是那有几分神秘的山西票号；它们几个世纪以来享有经理官款的特权，对外贸易中中国一方的「融通」大半也是它们做的。这些连成一气、遍布全国的山西票号，手里无疑总有款子；可是这样的款子按欧洲的标准算，也小得可笑。其余的中国银号不过是钱柜的延伸罢了。它们至多有两万到五万英镑的资本，大多数则不过五千到一万英镑。一笔要动用五万或十万英镑的交易，得在半打以上相好的商号之间「分摊」，即便如此也还可能捉襟见肘。这个帝国的富人，因为现款总是紧、而极高的利息又容易得到，便把手里每一块银元、每一两银子都投进当铺或货栈，或投进某种生意，譬如替一位没有本钱的新官「融通」——这位官只消到任几个月或几年，便能连本带极高的利息偿还。中国人人都在不停地借钱或放钱；这是一桩永不停歇的买卖。推一车菜蔬出门的小贩，若不是自卖自产的乡下人，做的便是几百文或几千文借来的钱的买卖，当天收工时须还一部分或全部；有人看见某桩新生意有门路，便从一种叫作「凑股」、即邀人合伙的办法入手。他去找遍所有的朋友，劝每人认一小股，随后他被派为这桩生意的经理，另有两个眼尖的人极仔细地看着他与他的一切经手。在各省路上，我在小铺子里遇见过资本不及一张五英镑钞票的人，而同一桩生意里却另有九、十个股东有份。在中国，一切现款都尽快被弄得生利；并没有闲置的余款可以拨来造成惊人的改观。

那么，要拿出实在的凭证给世人看、证明中国分明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一切钱从哪里来呢？答案只有一个：非等到中国实行庞大的财政改革、并给人人以足够的保障与诱因把积蓄按近代的形式投出去，钱是来不了的。若不求助于欧洲人，这件事非经许多年甚至几十年不能办到；而随着这个信念慢慢被逼进人心，我们或许可以指望看见眼下的态度有所改变，眼下那些语无伦次、没有道理的叫喊也渐渐平息。

最后我们来到一个使中国人直接同白种人撞在一条路上的问题。那就是那个永远的传教士问题。

如前所说，传教士之所以被人以那样的忧惧看待、之所以时常被极其残酷地对待，正因为他游走得离通商口岸那样远。他既是欧洲人无休止的活动最初、也是最后的有力表现，而且总像是「和平渗透」的前驱。他到处立足；他给自己盖房子、盖教堂；他在身边聚起一小群人，而这些人在同胞眼里往往被看作叛教者；他总在筹划、总在行动，因此被看作一个累赘。每逢他的举动使他同既得利益冲突，凭着治外法权的作用，他十次有五次总能援引那集中在通商口岸领事身上的隐形权力，最终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裁断。因此显然：单他一个人就构成了国中之国的胚芽。而这胚芽每一次显出它固有的瓦解之力时，若不被石头砸、不被狠狠收拾，那就可以断定：一省之民已经失掉了他们中国人的根本性情。

过去十二个月里有过两起极严重的屠杀传教士的惨案。可以说：倘若世上有一个不偏不倚的法庭掌握了这两案的全部证据（所谓全部，是指当地的情形、传教士问题的历史面貌、远东的政治不安以及另外若干考虑），那么虽会对凶手判以杀人之罪，却无疑会附上一条意见：列强的外交代表犯了失职之咎，几乎是这桩罪行的从犯；因为过去的经验早已充分证明：除非议定一个确定的临时办法，使传教士无论如何不能插手严格说来不属于他们本分之内的事务，否则总要出乱子；而他们却听任中国眼下这种局面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连州与南昌两案分别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头一案死了五个无辜的人，起因却是一桩极琐碎的事。村里一场赛会，照例有神像与种种排场，闯进了一块属于美国教会的地。据说搭了一座竹席的棚；而且任凭怎样抗议，那场庆典仍旧办得叫那些远道而来、公开以传基督之教为宗旨的人万分不快。头一下手是怎样动的、究竟有没有超出口角，这些地方的证据同这类案子里照例的情形一样，并不十分清楚。可是这场摩擦所引出的大致办法，似乎同一向一样。人群在教会附近的连州镇上聚起来；有人敲锣，号召众人起来毁灭那些藐视他们信仰的人；中国城乡里那样触目的一切泼皮、恶霸与闲汉，被抢掠的指望撩起一股大半是装出来的狂怒；于是两三千人的暴民乱哄哄地向新教教会扑去。这是三十年来已经重演过上百次的老故事。

所幸中间有过耽搁，因为中国人同日本人一样有着过甚的因循之性，爱议来议去。传教士们当时若飞快地逃走，无疑能保住性命，因为官府在最后一刻也确曾有所举动。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平安收场。有几个被抓住，被残暴地杀害；有几个逃脱了。这件事在中国有几个星期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案；美国政府在掌握全案实情之前，似乎一心要施以儆戒性的惩罚。不过不久似乎就透出：那所美国教会同当地地主为一块地早有积怨，而村里赛会那桩事不过是把火星丢进了现成的火药库。可见这里正是那个该受科学对待的胚芽——教会土地问题的方方面面：如何取得、如何持有、要负什么责任。那句深刻的波斯谚语——钱、女人与土地是一切祸端的种子——又一次被证明在东方国家里格外真切；而土地是其中最危险的一样。

第二桩教案——写作之时余波几乎还未平息——所犯的罪行更加可怖，牺牲的是同这场麻烦丝毫不相干的绝对无辜的人。在扬子江畔江西省的省城南昌，一位名叫拉克鲁什的天主教神父请一位地方官到教堂里赴宴，好把一桩积年未决的天主教教案了结。应当说明：这位法国神父多半是奉了上级教会当局的训令行事。

那位中国官员来了，所议之事也照例谈过，似乎还拟了些文书。随后这位中国知县——他此前似乎在两边都许下了过分的诺言，因而在本国人与教会两面都把自己陷了进去——忽然看出自己的处境毫无指望。他当即退到另一间屋里，抓起一件像剪刀的东西，故意把自己的喉咙割得极其可怖。后来他又亲手把伤口弄大，终于死了。

与此同时，他的仆从——不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的同谋——冲出去大声呼号。这位知县临死时招认，刺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拉克鲁什神父；随后他在一片可怕的骚动中被抬走。那位可怜的法国神父徒然给中国的上级官员写信详述全案，却止不住渐起的风暴。揭帖很快印了出来张贴四处，号召民众起事；行刺之后第三天，屠杀开始了。一大群暴民把法国教堂围住，把中国兵赶跑——那些兵以一敌五百；教堂被捣毁焚烧；拉克鲁什像被追猎的野兽一样被追到，在邻近一所民房里被撕成碎块；六名圣母昆仲会的修士被屠戮；两位英国新教徒——一对夫妇——也遭了同样的命运。另有若干传教士逃脱，一半靠官府姗姗来迟的举动——他们派了兵，又把避难的人改了装；一半靠本地教徒送来的警报——他们飞奔到教师那里，捎去死亡将至的消息。一切过去之后，省里的巡抚开了五千兵进南昌城，关闭城门，宣布了一种戒严。

因此南昌的惨剧是彻头彻尾的，而且照惯常的方式发生。那群被卑劣的揭帖所煽动的暴民——揭帖上说可恨的外国人杀了一位中国官员（本地话叫作「民之父母」）——是「中国人的中国」的一种表现，而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欧洲的外交家们失职，容许传教士同地方官有上面所说的那种往来。既然传教士归他本国的法律管辖，那么一切同本地官员的往来就该只有一条途径。那条途径该是领事；而只要眼下这种不能叫人满意的局面被听任延续下去，屠杀就会一直有。改进管束传教士的机构是刻不容缓的必需；寻常的公道、寻常的人情、寻常的基督徒的仁爱都要求如此。英美两国有代表性的传教士的事业地盘是一区一区划定的，在这样一件事上尽可指望他们紧密协力；他们该开一次会议，要求在北京由一个英中委员会拟定章程规则，把一切可能的情形都预备到；要求每一位新教传教士在获准前往内地之前签署这些章程规则；并要求每一位地方官——无论大小——的衙门里都备有一份。过去半个世纪里所发生的每一起教案，都该由这样一个委员会仔细查考，把每一场争端的起因追到源头，好为将来作妥当的预备。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理由也该受到严格的顾及，一个靠平衡、而且只靠平衡来治国的政府所特有的难处也该被充分体会。单是拟出这样的章程规则、并把它们在全国广为流布，就已大有好处；再加上罚则——规定凡有传教士故意违犯这样议定的规条，领事须立刻将其逐出中国，并迫使有关的教会另付重罚——不久便会结出果子。那种叫地方官做噩梦的可憎的难题即教案，便会越来越少，终于绝迹。已经有几个独立的教会团体采取了清明的举动，彼此议定：无论如何不插手教民的讼事；可是这类非官方的举动还不够；这个问题必须由正式受权的外交家来对付。

而新教教会若这样把事情担起来，天主教教会也会被中国政府逼着照样去做。因政教协约终止之故，法国已经不得不通知中国政府：在华天主教教会中只有法国臣民享受法国的保护，其余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以及别国籍的神父与修士，今后将由各自的政府照料；于是北京法国公使馆同罗马教务之间那段历史性的关系便告终结。而梵蒂冈若略懂得心理上的时机在东方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便会看出：如今到了该向北京派驻一位教廷使节、把天主教会的管束与纪律问题彻底了结的时候了。若欧洲一方在今后几个月里不采取步骤，中国人自己不妨把这件事以通告与报纸告白的形式提到公众面前。传教士问题历来是这样一座火药库，非得用极高的墙、极坚固的防御把它围起来不可，好教无知的暴民不能骤然把火把扔进去、烧成一场大火。

「中国人的中国」这场运动，就是循着上面所详述的种种途径在民间展开的。如今人人都警觉起来；每一个传教士、每一个商人、每一个通讯员、每一个说不上身分的人、每一位领事都在戒备；每一桩小事都被记下来报上去，于是全国那种奇异的不安便被格外地张扬开来。说有许多叫人不安的征候，这是真的；说中央政府并不很强，这是明摆着的；说有许多人在密谋，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只要每逢危机似将来临便立刻采取明达的举动，一切危险都可以避开，一切困难都可以战胜。这是一个极难对付的题目，无疑是世上最难的；不过中国有许多明达之人真心以国家的利益为念，但愿欧洲人同这样的中国人之间能有最紧密、最亲切的关系，并愿稳健的进步终能借此得胜。

〔注二〕（原注：康斯特布尔书局出版。）

十三〔第二部·中国与中国人〕中国的开放

如今要讨论两个彼此密切相关、却又多少分别的问题。前面已经尽可能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以及那些常被欧美报纸以粗黑字警告性标题记载下来的举动内里的含义。前面已经说得明白：中国正有大事在酝酿，许多全然新的因素如今非认真顾到不可。前面也已说明：有一重新的威胁——这威胁最终会取什么形式，无法断言，可是它无疑存在。

有那么多事情发生，把百年来的局面搅翻，这并不奇怪。这不过是欧洲与欧洲的思想撞上中国与中国的思想所必然生出的结果之一。而在这样处处不利的情形下，我们来到最后几个问题之一——所谓「中国的开放」。

正是在那场骤然而来的朴次茅斯和约之后，这件事被宣扬得最盛；几乎世界各处的主笔都用文章填满他们的栏目，讲立刻开放中国将带来何等的好处。倘若能给每一家论及此事的报馆都打一封电报，用切中要害的话问一问他们究竟把「中国的开放」理解成什么、又打算怎样去办，那会是一桩有趣的研究。

因为在身处其地的研究者看来，那些在五千到一万英里之外写文章的人，对开放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所知甚少；而且他们个个都必定被一种奇怪的遗忘所笼罩。这遗忘在一个要紧之点上最为显著：那无非是，在自然的发展使中国成为她凭着地力之无穷与人民勤劳之不息所应得的那个大国之前，中国已经开放到不能再开放的地步了。写文章的人或许不自觉地想着牡蛎那个比方，以为只消一把不容拒绝的外交之刀，便能把一座商人的戈尔康达宝山撬开。唉！这样的比喻是荒唐的。当今日这些著述家的祖先还在原始森林的树上蹭背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了。中国约在四千年前就懂得十进制；她涉足形而上的思辨，其年代也几乎同样久远。因此她的各省并不是等着拓荒者之手的处女草原；它们是人口稠密、挤得满溢的土地，住满了务农的族类；这些人年复一年不知疲倦地做着一桩办不到的事——想从土地里榨出比它即便被最有耐心的手抚弄、被最肥的粪肥滋养所能给出的最大量还多那么一点的东西。她的城市虽在一万种气味中朽坏着——其中随便哪一种都足以独自下场同古科隆那不朽的臭气较量并将它一举击败——其数目之多，却也够得上最热心城市生活的人所能希求的了。年复一年，中国生活那错综的轮子转了又转；即便日头晒得那样毒，以致在城墙内消夏简直像一场可怕的噩梦，城里的中国人仍旧没完没了地支配并管着那无边田野里的中国人的买与卖。一句话，中国是一个高度组织、高度发达的整体，其生活的条件与标准同白种人的全然不同，以致按欧美所理解的意思去谈这个国家的开放，多少有些傻气。从前倒是可能的——譬如说华尔与戈登着手那些使满洲人在太平天国之乱最险恶的阶段重新挽回其迅速崩坏的帝国的举动之时——在那个年代，倒是可能靠着容许现今这个朝代被推翻、并开进大批军队分驻全国、以军事支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来把这个国家开放。可是那样的时候已经过去、完结了。一九〇〇年，五万欧美与日本的军队所能做的，不过是把京畿直隶省的一部分蹂躏一番；他们的举动非但没有减少、反倒加深了中国旧有的排外。牡蛎非但没有被撬开，反倒闭得更紧了。

可见：无论军事的压力还是威胁性的外交压力，都成不了多少事——除非在个别案子里，中国人精明得看出自己完全理亏、迟早非让步不可。能把如今被人痛加抱怨、又总被说成阻着中国开放的一切障碍扫除干净的，只有一样东西：中国人自己的举动。

在前面所叙的情形下，单这一句便是一项沉重的承认；因为前面已经说明：至少眼下——当人们头脑发热、被新思想燃烧着的时候——中国是公认地属于中国人的。白种人多少年来一直是恼人与祸患之源，如今人家把他自己的话拿来对付他了。他一直在告诉那个顽固、愚蠢、守旧的中国——那个几个世纪前就懂得延续与刚性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生命里是巨大力量的中国——说她必须学习，必须变成一个近代的、合乎时宜的、蒸汽驱动的、金本位的、披着装甲的帝国。这样劝了许多年，再加上战争与远征、调兵与告警，终于敲响了警钟，把中国城里的人与中国田里的人一齐召到武器跟前。单是中国这庞大人口的众数，就显出被推动起来的是何等潜在的力量。想一想四亿三千万男男女女；想一想一个每二十秒就添一个中国婴孩的人口；想一想那场死了一亿人的太平天国之乱；把这一切都想一想，然后再来讨论中国的开放。

因为你既不能靠武力开放中国，也不能靠一种不顾一切反对而强加其意志的外交去开放中国，那么剩下的便只有一位朋友的耐心的外交：指点、劝告，并在确有必要以促成行动时给予援手。这同一般所理解的太不相同，同外交的寻常做法太不合拍，所以大有踌躇的余地。然而当确有迫切的必要可指时，这种援助也常常被无私地给予。于是在粤汉铁路一事上，英国政府以低息借给中国一百万英镑以上，以解决一个可能引出半国际性纠纷的问题。而且若把远东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查上一查，还会找到别的政府在苛索得逞之后又以金钱补偿的案子。不过有些人、其实是大多数人，以为日本将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成为把中国彻底而绝对地开放、使人人得以为所欲为的媒介。这自然是远东没有人主张的看法；因为人所共知：日本今后好些年里将忙得不能再忙；而且说到底，日本对中国的地位同任何别的强国完全一样。其实她还称不上一个老资格的强国；她正忙着从多少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人眼里所占的卑下地位里挣出来。她的外交，即便在满洲有武力作后盾，所能办成的也恰恰同任何处境相同的别国一样多，丝毫不能更多。在朝鲜，为着建立一个立在最脆弱的基础上的名义上的保护之制，她不得不使用一些手段；那个隐士之国若离欧洲近一万英里，这些手段便会显得很难看。因此，以为日本因其国民同中国人大致同源、其文字又大致相同，便能做到别人所不能做的事，这是荒唐的。英国人与美国人在一切可能的方面都比日本人与中国人近得多；然而谁也不会指望英国能把劝告硬塞给美国、或美国能对英国如此，而不立刻有开战之虞。中国眼下显然软弱，而她最宝贵的资产之一看来又是一件颇为语无伦次、而且极被人误解的东西——即那句「中国人的中国」的大口号；可是人们不该因此就误以为她不敢拿自己同日本相比，或不曾盼着有朝一日以对等、甚至以居上的姿态同日本打交道。因为事实是她正如此；而且即便在今日也有些小小的迹象表明：中国一旦能不用日本的教导，便会像日本当年丢开欧洲的教导那样，同样迅速地把它丢开。

那么该已明白：在开放中国这件事上，就地理、种族、宗教而论，所有强国都处在完全一样的地位上。不过在这上头须作一点保留：那些有大量闲置资本、又不怕把资本投到中国这样遥远地方的强国，比那些较穷的国家要有利得多——因为中国人一眼就看出，穷国所图的无非是肥自己。不妨留意：在华有利益的较穷国家中，日本最穷，而中国人个个知道。每逢谈话或争论以日本与日本的方略为题，中国人往往以哀矜多于愤怒的口气结尾，说他们是这样穷的一个民族，只好设法靠着中国来自肥。顺带可以看出，这样的评论里有一种绝顶的自负；因为日本虽公认是个穷国，她的对外贸易按实值与数量算却只略逊于中国，而按人口平均则约为中国的六倍。同样，中国全部岁入每年约一千五百万英镑，日本约三千万英镑；而中国人虽开始为他们的新军大感自豪，那支军队也不过十个师，战场上最大兵力十二万五千人，而日本刚刚从满洲与朝鲜撤回约四十个师团、即一百多万人，到一九一五年将能把至少二百万人投到战场上。那么中国人那种态度的解释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人知道：等他得到妥当的发展，他天生的才能与他国家的资源将使他能以一种规模去做事，而那规模将完全压倒那些天赋不及他本国的国家的作为。然而即便怀着这样的念头，他仍旧同一向一样因循；他有一个非凡的想法：在绝对必要之前，他不该开始开采并耗尽自己的矿藏；倘若他能把外国的经营挡住，那么将来供给半个世界的钢锭、或许有朝一日供给整个旧世界的燃料的，便终归是他一人，那份快意也是他一人的。旅行家兼学者李希霍芬男爵多年前曾估计中国的煤铁藏量之富足以供给全世界好几千年；中国人被这惊人的估算捧得飘飘然，此刻只想确保没有人开始剥夺他这些了不得的财富储备——一句话，只想把一切都留着，由他自己照自己的法子、在自己选的时候去开发。中国的官员与明达的时事研究者便没完没了地唱着这个调子，成天想着新的法子去将死每一着旨在动摇那道从通商口岸界外一英里处便开始的坚固阵线的棋。

可见：什么壮烈的举动都做不得；而壮烈的措置恰恰正是那种会因加剧眼下的顽固而造成大倒退的东西。要打赢这一局，只有靠培植同中国人的友谊；靠以行动而非言语向他证明：那种由外国人要求自己独当其任的特权事业——如大宗矿务特许与铁路特许——已不再被打算。换句话说，今后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把中国人争取为合伙人，必须让他们在通商口岸之外经营的每一桩大事业里都有个人的与金钱的利害，好把他们潜在的敌意变成热切的拥护。唯有按近代的公司制度把中国人与欧洲人的利益结合起来，中国的开放才真办得成。这里为免把这场讨论拖得太长，不妨转到那份备受诟病的一九〇二年九月的马凯条约上去——这份条约除了在极微末的地方之外并未施行——看看它哪几款有助于这场开放。

粗粗一看便知：所谓这个国家的开放，其胚芽就在这份条约里；而它因惊天动地的事件接踵而来、又因难以像样地开个头，一直半被遗忘地躺在北京与伦敦的档案里。下面的批判考察只把要紧的条款详说，因为整份条约可在本书的附录之一里找到。这份条约是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以来那一长串协定合乎逻辑的后继者。

第一款讲的是发给海关退税凭单这件小事；这件事多年来引起过不少摩擦，如今该款既已施行，也就大体解决了。紧接着的便几乎是整份文书里最要紧的一件事。因为在关系重大的第二款里干脆写着：「中国允认采取必要步骤，设立划一之国家币制，凡英国臣民与中国臣民在全国缴纳一切关税、捐税及其他款项时，均得以之为法偿。」关于中国眼下那种纠缠的财政处境，前面几章里已经写了太多，几乎叫人厌倦，不愿再提。中国在铸币上无疑办了些事：她有史以来头一次在短短三年里铸出并流通了几十亿枚新式钱币即当十铜元，多少缓解了旧铜钱短缺所造成的财政紧张——虽然它同时又造出了一重新的弊病。中国也已定下新银币即库平银两的图样与重量——可是此外便什么也没做，只不过把美国一位卓著的专家精琪教授请到北京小住一阵，让他给高级官员作了几十场关于政治经济学入门与金本位诱人前景的讲演，随后便任他走了。而户部虽已发出训令，名义上把各省铸局一概置于它的直接管辖之下，并限制新铜元的庞大产量，这些训令却不过是具文；因为中国的中央政府既没有机构、也没有人、更没有本事去料理这件极其要紧的事。就汉口的武昌造币厂而言，有一桩公开的秘密：如今靠铸息所得的巨利若被削减，年迈的张之洞总督便无法替他那一份军队改组方案筹款——而那方案要求他到一九〇六年秋天要有两个整师、约两万五千人达到战时编制。可见省际的以及国际的纠葛，都使北京政府在币制改革一事上的差使极不好当。前一本书里曾详细解释过：中国政府与其说是实实在在地治理各省，不如说是牵制各省的举动，或者说牵制各省大吏的举动。因此在币制改革一事上，若不极其谨慎，总督与巡抚们便会结成一气，实际上蔑视中央政府的法令。自然会用客气的形式；会以隐隐将起的叛乱作幌子，遮住真相，替那些只在改革后的局面里看见本省藩库之祸的人的威胁打掩护；因此事情只能让它慢慢来。不过无论如何，迅速开个头是绝对必要的；照目前的考察，头四步是：把各省铸局一概交给中央政府特派的官员；关闭一切多余的铸局，限制新铜元的产量；以新库平银两的形式自由铸银；并在欧洲市场上发行五百万或一千万英镑的小额英镑借款，以提供开头所需的款项。在观察者看来，中国显然不能独力办成这一切，专家的帮助是必需的；而近来任命户部尚书铁良与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为督办税务大臣的上谕、以及这道上谕因英国施压而被解释的方式，都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是可以被引导的。币制改革在短短三四年里所能带来的巨大纾解，以及那时应已完成的研究，将预示金本位在中国的到来。可是明摆着：若不以尽可能好的条件给她帮助，中国是没有力量独自办成多少的。一切利害都迫切要求有人去把轮子推动起来。究竟哪一个强国有这份必需的胆量，且看下去。

马凯条约第三款只对香港的轮船公司要紧；我们接着看第四款——这一款即便是间接地，对这个国家的开放也大有关系。第四款可以叫作条约里的「公司款」；因为在这一款里，中国承诺：凡成为英国股份公司股东的中国人，即以其入股之举而被视为已接受该公司的特许状或公司章程与组织大纲。同样，投资于纯粹中国公司的英国臣民，也同这类企业里的中国股东负同样的义务。

这是一条良善而公平的规定，该当为下面这个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铺路：尽快拟定并施行一套完整的近代公司法。中国人对近代的股票已经很熟，依香港条例注册的公司的股票他们手里大约握着五千万至一亿墨西哥银元之数；因此这样一部中国公司法不妨仿英国的样式，从而使伦敦与纽约的股票市场同中国市场之间建立起妥当的联系。其实极要紧的是：该让大多数中国官员明白今日世界各股票市场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并进一步明白：他们只要肯投下资本，便能在他们想掌管的那些事业上取得支配的股权。等中国人领会了这一类根本的道理，等他明白他那仍以铜钱或笨重的银条银锭计算的全部财富，即便在今日也足以把他认为值得买下的一切慢慢买到手，今日那种自己不用也不许人用的傻气政策便会迅速消失。一句话，他该以火攻火，并且显出他这一元素之力比远东任何别人都多得多。

马凯条约接下来的三款讲的是小事，如清除碍航之物、货物的保税与改装、以及商标的保护与注册。这些既是小问题，中国政府照它避重就轻的老政策，自然对它们最加留意。有些步骤已经采取，这里无须再提。随后——仿佛自知躲在这些无关紧要的条款后面是上策——我们便来到了紧要的第八款。这一款讲的是那个阴沉而棘手的问题：厘金的裁撤。

凡读日报的人都对厘金这个词熟识了——熟到不必再用斜体去排它。它几乎成了中国事物格局的一部分，认真谈它的裁撤仿佛是不敬。然而厘金同东方近世一切别的病痛一样，间接都可以追到欧洲人身上。因为厘金是一种省际的……

附加税，是太平天国之乱的余波里加上去的；而太平天国之乱，是广东省一个因读新教传教士的小册子读得太多、又听一位本地布道人听得太多而发了疯的人挑起来的——那布道人激昂的话使他见了异象，并催发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蛰伏着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病。因此厘金不过四十岁；然而若不设法促它早死，它无疑会活到圣经上所说的七十岁，而且仍旧不肯辞世。它既可说是马凯条约的症结，最好就尽快把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考察一遍。

把这一款通览一遍便可看出：订约的委员们是充分认识到它的错综与特别的难处、并认识到他们若解开这个谜便真是在开放中国，然后才着手的。这一款体面地自带一段前言，分为十四节，另有一件附件（条约的附件乙），包含三份长长的文书，把可能引起争议之处详加铺陈。因此这个问题是被详尽地对付了的。简言之可以说：除鸦片这桩特别而独特的买卖不计外，议定在中国把一切形式的厘金裁撤，条件是把进口税由现行的值百抽五提到值百抽十二点五，并对本国出口按值百抽七点五课税。也就是说，厘金的裁撤要以所征进口税的大幅提高、以及出口税略小的提高来抵偿。本国土产的省际贸易问题也有办法：允许本国常关征税，其税率同货物出洋时海关所收的出口税相同。除了这项纯本地对本地货的征税之外（因为裁撤各省过境土货的厘金，将使各省藩库的收入大为损失），还以另一办法应付本案的特别需要：准在土货消费之地开征一种消费税或入市税。而为免因这项特别的税——许多人说它不过是把厘金换个名目复活起来——而生出恼人的延搁与麻烦，条约特别规定：须从赫德爵士的海关中派出一名官员，在每一省办理本国常关事务，以及消费税、盐税与土药税事宜。最后，条约中双方议定：非待一切缔约各国同订此约，本款不得施行；中国并须保证：他国的同意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以中国给予任何政治上或独占性商业上的让与为条件。这一要紧的条款，此处须引的就是这些。

从这简短的勾画可以看出：厘金这一款因须应付并耐心解决那些特别的难处，并不是许多人所乐见的那种简单的条约条文。它无疑被许多限制所累，而且它卸下一副担子，却又加上别的担子。不过有一件事该时时记住：若因欧洲订约者的要求而使各省的财政平衡被严重扰乱，便会有起事与叛乱，一切贸易即便不至于完全中断，至少也要大受妨碍。太多人以为：那终有一天必来的浩大发展，其主要障碍不过是官员的任性与他们贪得无厌的搜刮。这话不确，读过前面几章的人已多少会明白。赋税分配不良，靠着百姓吃饭的小官太多；交通既坏且贵；机器陈旧而堵塞；而由于对外的战争与冲突，人民的担子大为加重，却并没有相应的资本投入有产出的工程。因此有上百样的病累，非得慢慢地、痛苦地除去，这个国家真正的富庶才能到来。近来有些著述家倾向于一种看法（他们以农产丰饶的河南省的零星计算为据），认为中国的田赋可以收到赫德爵士所估的数目，即每年五千万英镑以上，从而把其余各种赋税一概迅速裁撤；然而明白的真相是：田赋每年只收上来约一千五百万英镑，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向中央政府交代，其余用于养活地方官员，而他们的俸给至今仍照几百年前施行的那套荒唐的尺度计算。

由此可见：厘金问题对各省的中国是一件极严重的事；而田赋若当真像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太平天国之乱后便根本不会开征厘金。因为中国人抗拒赋税——不论什么形式的赋税——比任何别的民族都成功得多；一受收税吏的威胁便武装得那样快，以致本地官员对哪怕最轻微的加征也极为小心。凡对中国人有过经验的人都十足明白：他虽花钱很爽快，可是要他依法拿钱去补贴别人，这念头却极叫他不快；而这种情绪如此普遍，以致人们会宣告罢市、停止一切买卖，直到他们的意见被理会为止。人们不妨玩味这一点；因为若论割掉自己的鼻子去同自己的脸赌气，那个穿蓝布长衫、明达的中国人大约无人可及。

然而必须承认：眼下那个动辄嚷着中国人是进步的反面、说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被劝得去走那些他们在近年条约里郑重许诺要走的步子的人，往往正是最反对按第八款所详细规定的程序裁撤厘金的人。也就是说：欧洲商人有了多年的经验，颇疑心中国是否有能力把有争议的条款妥当施行；他以为自己将独自承受这变动的全部冲击——进口税由现行的值百抽五改为值百抽十二点五；并且坚信这一变动并不会比不靠外交的自然发展更快地把这个国家开放。换句话说，欧洲商人常常担心受害的只有他一个，而贸易必将被彻底扼死。

这里不想就这一点争辩，不过不妨说一句：最好的权威都认为：鉴于中国眼下正在修筑铁路，裁撤厘金是绝对必需的——即便要付上面所详述的那份代价；这样土产才能从帝国的任何一点坐火车运到任何另一点而不被耽搁一次。〔注一〕海关必定会想出办法来，久而久之有效地遏止非法的本地征税；而只要把这几点始终放在眼里，那么无论研究者、外交家还是商人，都该同样觉得：马凯条约里拟得那样高明的近代化，越快推进越好。

所讨论的这份条约的下一款是矿务条款。在这一款里，中国用外交的辞令承认「开发本国矿藏于国有利，且宜招徕外国与中国之资本投于矿务」，并允诺在条约签字后一年之内认真严肃地把整个问题研究一遍，施行一部近代矿律。这件事正是中国官员在使出浑身解数时所能有的那种诡辩之才最乐为之的差使；因此当限期之内果真起草并颁布了一套章程时，毫不叫人意外。援引这些章程中的任何一条都是愚蠢的；用平白的话说，它们蠢不可及，比起引出条约中这一款的先前那套章程更是明显的倒退。〔注二〕显而易见：该当迫使中国建立一种类似矿权申领的制度，并在北京设一个专管矿务的部，对矿务有绝对的权限，以招徕外资投入来促进矿业，而不是把外资吓跑。要举例说明人们把矿务看得何等愚蠢，再没有比所讨论的这份条约订立之前不久所颁的那套章程更好的例子了。中国眼下这套政体所附带的一切病累，都被加在矿务头上；那倒霉的特许承办人倘若当真要照这些章程动工，便非得同当地民众、当地官府与北京官府作没完没了的妥协不可。这样一套制度，一望便知是荒唐的。

第十款我们遇到另一件略为要紧的事。那就是中国内河航行的问题。一八九八年，中国的内河依若干章程开放；可是当时的英国驻京公使对这些章程懂得太少，结果这项宝贵的权利并没有把内地贸易推进到它本该推进的程度。第十款把旧章程的缺陷补正了，规定须立刻施行载有详细办法的附件丙。从前面所写的不难明白：以欧洲人所有的轮船航行中国浩瀚的内河，是一项极要紧的权利；而当马凯条约中征税的各款生效之后，它将要紧得多。因为如已详加说明的，欧洲人不过在他那四十来处通商口岸上扎着营，出这些口岸三英里便是生的中国了。迄今能够开采中国本部的，只有沿海贸易与扬子江的航行；可是在不久的将来，四通八达深入内地的铁路的开通，以及不受现有企业至今仍受的那些无常的税捐与对正当贸易的阻碍之苦的欧亚小轮船公司的组成，将把局面完全改观。新的内河章程规则已经施行，可是那场大发展——不妨叫它「小轮船的发展」——要等到上面所列举的各点都一一落实、全线普遍推进之时才会到来。

最后——把次要的条款撇开不论——我们来到必须考虑的最后一款。在关于传教士问题已经说了那许多之后，这一款是够值得注意的；因为在这份已经四年的条约里，我们看到一段坦白的声明：倘若中国与一切有关的缔约国组成一个委员会来查考这个问题，以「筹划使教民与非教民之间永保和平之法」，大不列颠同意加入。这件事自然一点也没有办；尽管除英国之外，对在中国传播新教有重大利害的只有美国一国，而她的协力是很容易取得的。人人都必定深信在华的新教教会其宗旨是诚实的——虽然他们的许多办法可议，其中一部分人又把陈词滥调与磨旧了的套语误作真正的宗教；因此这显然是一件亟需理会的事。一句话，当各教会正认真讨论亲睦与联合、而宗派上的难处又确有解决之望，从而使在华新教教会连同它们几千名成员与庞大的进款（如今每年约合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英镑）可以彼此紧密相连之时，把它们同中国政体的关系放在一个牢固而持久的基础上这个大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才是合宜而妥当的。如今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已远在三千人以上；而这个数目既稳步增长，这样几千名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教育上的重要便会越来越显著，有朝一日或许发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各大教会团体该当既向本国政府、也向中国政府上书陈情；他们既深知一旦每一处摩擦都被诚实坦率地对付，他们的存在便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便该以条约上的权利要求就此召开一次正式的会议。再没有比眼下更合适的时机了；因为一九〇七年是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登陆中国的百年纪念，而这件事是要好好纪念一番的。

对这份大半未曾施行的马凯条约所作的这番迅速的巡视表明：真正开放中国这个问题，不是靠在报纸上宣讲耸人听闻的口号来对付，而是靠简简单单地去理会那些已经在纸面上以稳健而务实的方式订好、却似乎在等千禧年降临才付诸施行的外交与财政的安排。倘若铸币、中国公司法、厘金与商税、矿务以及传教士问题都立刻加以对付，那么中国的开放便算是尽一时所能地被理会了。因为不妨好好留意：一旦第一点即铸币被稳健地对付了，必然会有什么随之而来。假定中国把铸局开放，任人以新库平银两的形式自由铸银，又把铜币整顿好，并借一笔可观的英镑借款开始科学地厘定她的财政，那么对她的信任便会增长得如此之快，以致她将有力量转向那个大得多的问题：发行一系列正规的铁路借款，这些借款可以在中国五六处地方以及世上一切主要的股票市场上发行；而这自然而然便会使今日一半的蠢话与一半叫人不安的征候止息。因为铁路借款一经成功上市、并开始施行公布关于铁路营运的政府决算表的办法，全世界的人便都会被迫认识到中国所拥有的那些庞大而未开发的财富储备，而中国的股票便会成为金边债券。马凯条约第八款的施行将使海关的收入大增，并使中国得以发行借款，以取代一九〇〇年那套压顶的赔款支付制度。这笔赔款为关平银四亿五千万两（按和约所定三先令的汇价合六千七百万英镑），须在三十九年内还清；再加上四厘的利息与偿债基金的费用，到一九四〇年中国单为这一项所付出的总额将达关平银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约合一亿四千三百万英镑）。〔注三〕这个数目是不公道的，每一位理财家与外交家在较冷静的时候都必定肯承认。这确是为着一场离奇的仲夏之疯所勒索到的最惊人的罚金。不过关于中国财政，后面另有几句话；眼下必须绝对弄清楚的一点是：中国的开放并不是什么离奇的戏法，可以靠一位卡廖斯特罗的魔术迅速变出来。等到一九〇二年九月的马凯条约——如前所说，它是一八四二年南京那份文书以来一切开放中国的条约合乎逻辑的后继者——被整个施行，中国的开放便算是尽目前所能地办成了。世上凡关心远东问题和平解决的各国议会，都该把这一点时时记在心上。

〔注一〕（原注：天津—山海关—新民屯铁路上庞大而日增的货运，已经因新的厘金征收而受害。）

〔注二〕（原注：在这上头参看附录。）

〔注三〕（原注：在这上头参看附录中清楚的表列。）

十四〔第二部·中国与中国人〕隐伏的威胁

然而，尽管关于中国与她的进步已经写下了这许多，尽管怀着最坚韧的乐观，每隔一阵、而且总是按时地，一种深沉的阴郁仍旧会攫住人，为着这个永无尽头的中国大问题——二十世纪的世界问题。那庞大的人口——据最耐心的查考之后所作的最保守的估计，如今据说已近四亿五千万——单是这庞大的众数，就足以使人的脑子发怯，就足以使任何事情都成为可能。因为必须记住：中国不但有着比印度多出一半的人口，而且中国人一个对一个地算，其聪明是印度土著的两三倍；作为一个民族，可以说他们比任何别的非白种人都更有头脑。中国人不论身在哪一行，一个对一个地算都可以自居与一切别人平等；而一想到他至少四十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同气候这重不利搏斗，这件事就更是非同寻常了——气候这一层，欧洲没有人能完全懂得；因为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气候几乎是一切事物的秘密；这是个奇妙的秘密，白种人只有在几乎被同化之后才懂得。气候是亚洲全部历史的解释；而东方的民族，只有拿日光的热度去量，才懂得了、才说得明白。在中国，你手里拿着气候与天气图，可以从云南边境的红河一直走到壮健的满洲那条大松花江，而一路上样样都懂得、样样都说得出缘由。在东方，气候归根到底是头一句话、也是末一句话；它是一切的仲裁者、建造者与瓦解者。

因此，局面既在每一个可能的方面都错综复杂，天然的与非天然的限制又都阻着进步，中国要踏着日本的足迹成为一个近代的、自给自足的强国，将有极大的困难。有时候阴郁落下来，看去实在毫无指望。如同隔着昏暗的玻璃，种种疯狂举动的幻象升起来——在那些幻象里，整省整省的人被那种极难解释的、骤然发作的民族歇斯底里所感染，起来焚杀。如今这类幻象在中国几乎每一个欧洲人心里都是寻常的；人们不断地谈论它们，而且似乎一直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发生这一类事。对这样的事，一笑置之、并且议论二十世纪的欧洲人——他们多半生长在城里，已没有祖辈的神经——如何潜伏着恐慌，这是不妥当的。那是另外一种东西——那或许是人的潜意识所造出的那一类深信，而这类深信真的时候同假的时候一样多。

于是，当这些改革运动奇异地搅动着官与民、而军队的换装与改组也在进行之时，全中国都有着这样一种奇异的深信：中国要从眼下这个错综的局面里挣脱出来，只有靠发生什么惊人的事。这样想的不是某一类欧洲人，也不只是那两万外国人中的某一部分——正是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前辈，间接地把旧日的平衡搅乱了这许多。传教士、商人、官员以及如今已警觉起来的武官，想法都是一样的。当世界的报纸大谈、或曾经大谈新的英日同盟所给的保障之时，中国却没有人想起这件名扬四海的文书。局面正发展到同盟所管不了的地步；它或许会变成一种只有上帝的恩典才救得了的局面。谁也不知道任何确定的事。谁也不可能知道，不论他消息多么灵通；因为最高的中国官员自己在某些大问题上也不过奉行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政策，彼此互相观望，听任事情照那奇异的命运所愿的那样发展。连袁世凯那样一位总督也说不出任何确定的意见，而且正暗自怀着极大的惊惶与心痛，等着那个必定要在英日同盟这十年里浮上来的问题得到处置——中国皇位继承的问题。在这一件性命攸关的事上，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一个人也不知道。中国的皇帝，一个体质与心智都孱弱、又被天意剥夺了替皇位生出嗣子之力的人，完全在那位专断的皇太后手里。这位年迈的独裁者身体衰退的迹象一天比一天明显，随时可能倒下。可是在她倒下之前，只要还有力气说话，她便会指定一位皇位的继承人。光绪皇帝一旦摆脱了干预便必定要驳这项指定，这是确定无疑的；而内战虽不该轻言预料，却总是可能的。

然而能把火点起来的，并不只是这类纯粹内部的问题；还有上百样别的事情可能发生。同欧洲的千百万人不同，中国的千百万人还不知道在今日战争实在是一种多么不能叫人满意的解决之道。欧洲如今那样普遍的神经紧张——各国不厌其烦地缔结的一切亲善、协约与同盟都奇异地反映着这种紧张，因为人人都有几分怕起战争来了——在中国是全然不为人知的。人命至今仍这样贱、这样不被看重，以致中国若牺牲几百万人能推进她的利益，她就有几百万人可牺牲。中国人一旦打定主意去死，便成了异常的坚忍之士；凡看过行刑、看过拳匪向必死之地冲去的人都会立刻作证。因此，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战争之所以该避免，只是因为有失败的可能，又因为失败随即便招来压顶的赔款。一旦成功的机会大为改善、中国的武装实力达到几十万新式军队，那么只要在许多至今几乎毫无进展的方面没有取得巨大的进步，任何事情都可能促成一场冲突。在这一支题目上的推测尽可以没完没了。不过人人都该切切实实地明白一件事：今后这十年，若不在稳健的改革上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十年，便必定是那一串纠葛的前奏，而那串纠葛将酿成一场巨大的战争。

十五〔第三部·列强及其影响〕英国、日本同盟、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与将来

如今我们来到一场性质上必然微妙的讨论；然而若要把远东的新局面弄清楚，这场讨论就非坦率地进行不可。一八九八年冬天，英国舰队奉已故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直接命令撤出旅顺港；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件事的结果之一。当战事正酣之时，对将来探问得太多、或对远东事务除某一个侧面之外的任何方面铺陈得太厉害，既不合时宜，也不厚道。然而，一八九八年那个可怕的失着，已经靠着战时给日本最慷慨的支持而被抹去——就一个外交上的错误所能被抹去的程度而言；而所谓朴次茅斯的和平，其实是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二日在伦敦以签订新的英日同盟而议成的。单是这两件事，便足以容许如今不必有所顾忌地加以批评。因为若要真正有益于英日两国的利益，就必须不再抱着种种误解，必须充分认识到：外交上既可能做得太少，也可能做得太多。说了这几句，最好立刻投入这场棘手的讨论。

将来研究远东事务的人会深感诧异：一八九四至九五年那场战争一经表明一个能干而有野心的强国正在兴起、日本诸岛蕴含着许多可期的东西，英国便立刻从中国转向日本。日本曾被人以毫不含糊的方式告知：英国不乐意她从对华战争中既作为岛国、又作为一个雏形的大陆强国脱颖而出；然而单凭两件事，英国便把她扶了起来：英国带头把她梦想已久的关税自主与司法自主还给她；而那束缚人的治外法权到一八九九年真的消失了。因此，一八九四年的金伯利—青木条约在造就新日本上，同任何同盟一样是一件有力的武器；日本被给予了尊严与责任，使她得以迈出此后所迈的那些步子。可见这一举动表明：中国被认为有立刻瓦解之虞——虽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唯一责任在英国漠然的外交；并且表明：必须找到某种稳固的东西，以恢复远东那受到扰乱之虞的均势。而在日本身上，几乎找到了所需的一切条件。

然而要到一九〇〇年才显出：培植一个新强国的成长，并不足以止住中国境内那些可能导致最出人意料结果的大动荡。旅顺那一步致命的棋确实是在受报应，正如在国家的事情上、同在个人的事情上一样，每一分软弱终究都要付代价。结果是一九〇二年才刚开年，第一次英日同盟的宣告便震动了世界，表明要在远东的瓦解中叫一声「停」仍是可能的。第一次英日同盟是一件极好的文书——清明、斟酌周到而且庄重。它恢复了远东的均势，使那些机缘把他们带到东亚海岸的英国人得以喘一口气。它确乎敲响了一记阴沉的警钟，使阿列克塞耶夫提督那样迅速展开的政策成了十足的疯狂。然而回想这不过两三年前那段值得注意的日子，几乎要叫人同宿命论者一道喊一声：「这是非来不可的——这是命定的。」

英国并不全然欢迎这个同盟成为一件挑起战争的文书——虽然它表面上是一纸和平的条约；这一点只消研究一九〇三年英国所取的态度、以及在阴谋日密、战云日聚之际屡屡给日本的非正式告诫，便看得明白。可是战争非来不可；有一位只对沙皇负责、除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之外别无所图的阿列克塞耶夫提督在，战争便是不可避免的。阿列克塞耶夫提督既是海军出身，便打定主意在朝鲜一事上不对日本让步；因为他预见到：日本若在那个半岛帝国上牢牢扎下根，俄国的远东便会被那只伸出去的靴形陆地切成满洲与滨海省两块，而以一支强大的俄国舰队称霸东方海面的可能也就极其渺茫了。朝鲜海峡两岸都落在日本人手里，旅顺同海参崴之间便没有多少关系可言。

因此到一九〇三年，战争的爆发已被认为不可避免；要么日本必须进攻俄国，要么她日长的势力便要被掐死在萌芽里。不过一九〇四年二月日本虽比俄国有准备得多，她却如前所述更愿意把这场不可避免的角力推迟到自己的国家发展远为进展之后。大约在第一次英日同盟订立之时，日本曾指望在条约期满之前——譬如说一九〇七年——不会出什么事；到那时她的资源将远胜于俄国在远东的资源。一九〇四年日本无疑在小规模上已经准备好了；可是她本想在更大的规模上准备好；而事实上，战争期间她不得不日日夜夜地创建与扩充，才不致落于下风。

就英国的舆论而言，无可怀疑的是：日本在陆上海上的胜利被看作格外出人意料。多少年来俄国这个「吓人的鬼影」被那样勤勉地培植起来，以致即便在满洲——她在那里弱得可怜，不过是一尊泥足的巨人——俄国也被看作一个能轻易碾碎日本这样一个侏儒之国的巨人。因此当这个泡沫被戳破时，反弹极大——因为没有什么比成功更能成事——而英勇的日本人成了一时的偶像，他们将来的打算便躲过了太仔细的查考。如今看来明白：称颂太多，而深入表面之下的探究不足。可是那是一时的风尚，因而无从抗辩。

前面已经说明：当一九〇五年夏天舆论仍把日本想象得同一九〇四年夏天的日本一样、即一个所向披靡、正迅速把俄国在远东磨垮的强国之时，满洲中部实际上正发生着一种分明而相当觉察得到的变化。俄国终于强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日本所能征集的每一个人都被那五个主力军需要着。七月间远征库页岛之所以办得成，只是因为把台湾守备队抽去了一大半，又抽调了许多本是满洲中部与朝鲜北部真正需要的第二后备兵；而就在朴次茅斯会议正在进行之时，在离图们江几十英里处打过一仗——这一仗很少有人提起——据说由于日军兵力薄弱，日方的损失比俄方大得多。

正是在这个阶段，伦敦开始了续订英日同盟的谈判；这里必须立刻说明：把它的条款订得那样包罗万象，当时看来好处或许极大，然而如今已很可怀疑：这样的匆忙、这样把英日两国的利益搅在一起，是否极不明智。前一本书里讨论英日同盟的续订时，曾毫不迟疑地写道：

「英日同盟的任何扩大，都将使双方的责任大为加重，将造出新的风险，添上业已存在的仇怨，并且潜伏着许多最严重的危险。战火如今照亮着满洲的山与原，而在它熄灭之后不久，说不定会沿着一条从小亚细亚一直延伸到鄂霍次克海的漫长陆界重新冲天而起，把整个世界卷进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冲突里。因为好斗之气今日仍同一向一样强，虽然被一层文明的薄漆略略遮住；而一场战争会把这股嗜欲传遍全世界。这场战争的大教训——铁路无论被要求做什么几乎都做得到——迟早必使人人明白：海上之力已不复是从前的海上之力，而铁路之力正在同水面多年来所独占、从未被争过的名号猛烈相争。」

这番对将来可能的展望，一年前看去或许近乎荒唐；今日种种迹象却足以证明：那荒唐只在表面。近来俄日双方都有人说得很明白，并强调了眼下这场休战里许多特别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将领们所发表的意见。这些人中有许多其实不配得到世人的信任；然而他们的言论却有一种特别的意味，因为他们所想的正是俄国军队所想的，而且一旦俄国达成举国的一致，那也必是弥漫全国的情绪。于是巴申诺夫将军——他一向相信俄国非在满洲先来一场大溃败，然后才谈得上有胜利的可能——近来说了这样一番话：

「日俄之间的第二次战争推迟不了六年以上；那些岛民多半不会等到一九一五年，因为那时俄国已聚起一支新军。日本将最大限度地利用大不列颠对她所负的义务来逼俄国就范，其目的是摧毁莫斯科的影响于太平洋盆地，并巩固她在朝鲜与满洲所取得的地位。因此朴次茅斯的和平不过是一场没有期限的休战；休战一了，俄国将要面对两个敌手。为保住她在远东所余的立足之地，她势必至少把三分之二的军队留在远东。

「俄国还有一件明明白白的职分要尽，那就是不顾日本人的抗议，在远东武装自己以应付一切意外。以海参崴为基地的一支强大舰队是绝对的必需。应当立刻向全世界的造船厂下订单，并对提前交船者给以奖金，好让我们尽快握有一支海军之臂。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直到海参崴、以及乌苏里一线，都非有复线不可；堪察加也应同大陆保持电报联络。第二次对日战争并不远在山后；它已经压在我们肩上了；这一回我们若再无准备，敌人便要把我们赶过贝加尔去。」

这话确实大胆；可是其中不无道理，如今每一个研究政治的人都得准备承认。因为让我们再看一眼新的英日同盟，看看它的反对者——而不是它的缔造者——大约在想些什么。

它已经办成的两件最要紧的事是：它使日本得以议成眼下这场休战；它又使俄国至少在一九一五年以前不可能再以全部力量对付日本。它还使英国在日本受攻击时也受攻击，于是为着东亚的和平，把印度边界这个全新而性命攸关的问题引了进来。因为既然认为必须让日本采取她所想采取的一切军事与战略措置，那么从满洲辽河上源以外一直到朝鲜边界上图们江口的这一整片广袤土地，都正落入东京的支配之下；而既然日本又必须尽快积聚财力，那么朝鲜与南满的市场便要被独占——即便没有羊皮纸协定的授权，事实上也要独占——远东的航运与贸易也要照这个样子大受其害。一种不自然而勉强的日本商工业推进已成为必需，其缘由无非是上次战争与这个新的同盟。

英国所得的好处是这些。虽然将来若有打击到来，首当其冲的看来多半是日本，可是印度边界也必须准备分担这些攻击；于是日本军队或许会被请来防守大英帝国治下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虽有三亿居民，其中许多属于善战的族类，却不能自卫。至少推论如此。在这上头，玩味一下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在他的札记里想到亚洲与欧洲时的那段自语，是很有意思的。他说：

「哎，印度北部与尼泊尔的人材，只要有好的统率，便足以把欧洲那个人为的社会从根基上撼动——倘若欧洲竟敢去动那尚武之风；而如今除了金钱以及金钱所能买到的奢华之外，唯有那尚武之风还供给欧洲一点较高的理想。……使战争得以救赎、使民族性格得以建立的，是英勇、是自我牺牲、是侠义之风。在各国以交易所与麦市为战场、为商业上的霸权所进行的那场不体面的角逐里，这些英雄的品质占着什么地位呢？」

把这番话记在心里，好处便加倍分明了。在印度我们只须准备一半；新的日本军团免去了我们抽用印度北部与尼泊尔那取之不尽的战斗人材的必要，也不强我们去物色良好称职的统率。它使印度得以继续靠平衡来治理——这个说法用在印度帝国身上，显然同用在中国身上一样贴切；而且它容许我们不必费什么力气去理会亚洲新起的国族之情。这里头有很大的危险，有些人或许看得出来；可是将来的危险被眼前的和平抵偿了，而外交家眼下所关心的也不过如此。

至于眼下这份条约中还有什么于英国有利之处，则很难找得出来。前言里说：巩固并维持东亚与印度一带的普遍和平；以保证中华帝国的独立与完整、以及各国在中国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来维护列强在中国的共同利益；并维持缔约两国在东亚与印度一带的领土权利、保卫两国在上述地区的特殊利益——这些便是这个同盟的宗旨。

随后的八款不过是引申与限定；而日本既是出力的合伙人、英国是不出面的合伙人，那些引申便主要关乎前者，而距离又使几乎所有的限定都落在后者身上。为着或许十年的和平，要付出的东西很多——这一点如今已经清楚；而十年之后，眼下这些叫人不安的趋势或许已换了全然新的形状，而在一场战争眼看就要打到最后阶段时出手把它止住，其全部的愚蠢也许会更加显然。

这一切如今在许多方面已被人感觉到，这是不容怀疑的。人们尽可以问自己：是不是已经到了必须多一点胆量与主动、少一点抱着已破产的老口号不放的时候了。譬如说，统治印度一百多年之后，真正的进步竟这样少，以致今日所适用的规矩与格言，同那些早已入土的政治家与行政官治理这片土地时一样有力——这岂不奇怪？凡住在亚洲的人——因为整个亚洲大体相似——必定会越来越频繁地问自己：统治着三亿人的人，何以会怕那据说存在的威胁——即另一些亚洲民族的统治者不过在他们以北几百英里处，而且中间其实只隔着一带极其崎岖干旱的地方？他们或许会记起：正是已故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相信中亚那些野蛮的汗国会把俄国的进展阻住不知多少年；而既然这个信念已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谬见，他们便不妨问问自己：是不是到了该以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来对付这整个问题的时候——不再培植那个旧说，而是大胆地安排一个彻底的了结：尽快把俄属亚洲帝国连成一气，并让一种全然新的伙伴关系生长起来。因为正是没有厚重的利益牵连、又不能妥当地了解对手的实力，才是最有力的挑起战争的论据之一。正因为许多年来有的是极端的无知、又有一种刻意回避同俄国达成了结的政策，才走到了眼下这个僵局。没有多少年前，已故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用赛马房里流行的话大胆宣称：我们押错了马；他的坦率引起了许多疑惧。一八九八年旅顺那件事之所以发生，是很自然的；错不在默许俄国到达「温暖的水域」这一愿望，而在于未曾在容许它实现之前达成一个绝对的谅解。我们的默许被解作软弱；于是英国那股旧有的恼怒与愤懑一面增长，俄国的自信也一面增大。

这一切如今已大为改变；而那个时刻正迅速来临：要么必须同俄国安排一个彻底的协约，要么大英帝国便要受到长久的损害。唯一的解决之道是：这两个在亚洲彼此阴沉地隔开了几十年的民族，越过那些如今被错认为有效缓冲国的中立地带握起手来。缓冲国并不是和平的保证；它是开战的邀请。要避免战争，只有在入侵者面前不留下可争之地；只有把保障一国旗帜安全的职责，从外交的桌面上移交到军人与商人的手里。等到英国人与俄国人在亚洲的火车站上摩肩接踵之时，便会充分证明：距离与无知才是促成那场引出如此纠缠后果的敌对的两大因素。

因此，从英国的角度看，英日同盟头一批要紧的间接结果之一，该是同俄国达成一个牢固的谅解。新的风险必须迎上去，新的责任必须面对，内在的危险尤须弄明白。因为从前面所写的该已明白：中国新起的国族之情——那个方程中的未知数——在它眼下这种离奇的状况里，蕴含着一切可能。国族之情是一种情感，凡不愿在国际的大棋局里仅仅充当卒子的民族，都该勤勉地培植它。不过不妨记住：强烈的国族之情必定、也只能是帝国之志的先声；而当中国真有了一种活的、有力的帝国之志——虽然那一天看来仍很遥远——亚洲便会存在一股新的巨力，可能把眼下一切的盘算都掀翻。在这件事上，英国若是明智，便不该只做一个关切的旁观者。对于一桩如此性命攸关的发展，她应当在可能之时给以积极的协力。这里有必要把关于合乎情理地开放中国、合乎情理地加强中国所说过的话再重述一遍。诸如中国的财政问题、中国的税则问题、中国的铁路问题、中国的矿务问题，倘若英国在中国事务上所使的劲头同在日本事务上一样，如今其实早已大体解决了。对付中国比对付日本难上十倍、或许二十倍，这是不言而喻的。日本已经到了中国若在这一世懂得明智、今后二十年或可到达的地步。日本已经把外来侵略之惧——这种惧怕在每一个民族身上都会激起最坏的情欲——也许永远地除去了；中国却仍处在一个离奇的过渡阶段，其中虽有许多强的成分、许多可畏的可能，却仍旧有许多旧日的弱点。于是满洲——这块对皇室尤为珍贵的地方——被两个敌对的军事强国牢牢把持着，双方正忙着彼此掘壕相向，而且不管撤兵的话说得多响，都显出一味要把各自势力范围抓得更紧的意思。再者，一八九八年的那些租借地至今仍被牢牢握着，虽然旅顺如今已经换了主人。要对付……

通商口岸上的外国人，其难度同一向一样大——或许还更大；而英日同盟一面保证中华帝国的完整，同时也保证了这种情形的延续。

可见：若要有朝一日在中国达成一个持久的了结，就必须促进包在这层外部情形里的内在力量的成长。要加快这一成就，头一步必须是把马凯条约整个施行起来。马凯条约是施行得了的，这绝对可以断定；不过只有靠直接的帮助才施行得了，而这帮助既须是财政的，也须是外交的。再说，专家都明白：中国那个大币制问题若无外国的金镑借款便无从成功地着手；而这个问题既同中国整个商业、工业与财政的处境最为密切相关，就该立刻受到最仔细的注意。要办成一点实在的事，或许得下许多个月的苦功；可是只要有恳切之心、有不懈之劳，成功终会到来，这同样可以断定。在加快中国新通商条约的订成上，英国也可以出一份要紧的力。除英国之外已有三个强国订成了一九〇一年和约所要求的新通商条约——美国、日本与葡萄牙。另外两个，德国与意大利，已经开始交涉。这样，在同中国有条约关系的列强中，到一九〇六年底将有将近一半同意了那些取消厘金、并名义上开放这个国家的新规定。该当施加压力，使那些在这件性命攸关的事上一味因循的政府不能再因循下去。即便新通商条约的施行还要再等两年，只要那时厘金被废、币制改革又有望成功，一九〇八年便真会是重大的一年了。这样的结果对各方都有好处；要求这一点难道过分么？

同样要紧的是加快中国铁路的修筑。如今据说再取得特许的指望已经断绝；可是有什么理由不能把当年在华北官办铁路一事上所奉行的那套办法重新拿出来呢？在那几条铁路——北京、天津、山海关、营口、新民屯各线——上，中国拨出若干官款、并向中国人发行股票，筹得约两千万墨西哥银元。这两百万英镑远不足以修近六百英里的线，于是在伦敦市场上发行了二百三十万英镑的英镑借款。这批年息五厘的债券担保得固若金汤。证据是：一九〇〇年拳乱之年降在这几条北方铁路上的那样一场大祸——其时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轨被拆毁——也从未损及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从收入账上提出的大笔英镑存款担保着债券的还本付息；而铁路总部有欧洲会计员在，账目也无从作假。

这一切办得极其简便，所立的榜样很值得研究。北方各路完全在中国官派总办的管辖之下；车站由中国站长主管；只有行车以及路基与车辆的养护在欧籍雇员手里。这套办法运转得极好，其证据是收入的非凡增长。一九〇三年，据说收入为银四百五十万元；一九〇四年约为银一千三百万元。这样的成绩非同寻常，因为通车的干线只有五百六十三点五八英里。营运开支管控得极严，每年不到银三百万元；因此一九〇四年，中国这五百六十三点五八英里的铁路净赚约一千万元，即一百万英镑。这是惊人的成绩，因为这意味着每英里净赚约一千八百英镑。十年之内这样的成绩或许还要翻一番或两番；而资本额既小（就这一案而言是四百五十万英镑，其中将近二百五十万英镑最终要还清），中国政府便能获得巨额的利润。如今已经在用这条铁路的盈余修筑从北京到张家口——蒙古山口之首——的延长线；而一旦四处都有这样的支线、厘金又被取消，惊人的扩张便必将而且必会到来。这套模范的系统，就实际行车而论，是在一位英国人金达先生一人管辖之下的；他全部的欧籍职员连办公室人员算上，合计每一百英里路约十人。关于中国人自修铁路那场大运动、以及若不以变通的形式取得财政与技术上的帮助实际施工便要无限期拖延的情形，前面已经说了那许多；由此可见：只要一丝不苟地照华北官办铁路的办法去做，参与仍是可能的。换句话说，该给中国的股东以时间，让他们的热忱转成那种一旦不去迎合他们的歇斯底里便一向属于他们的稳健的生意常识；到那时，欧洲的工程师与欧洲的债券便可以扮演要紧的角色。中国眼下至少五千英里铁路的修筑需要几千万的款项；这些铁路若修成、新通商条约若生效，中国便大有望从眼下这个可疑的地位里挣出来，并从而实实在在地助成整个远东问题的解决。

因为在这个爱钱的国度里，钱生钱确实极快，而改良的行政办法也带来极满意的成绩。被人忽略的威海卫地方便可证明。在一位极能干的行政官、前香港辅政司骆克先生管辖之下，财政上的情形好转得出奇，而下议院却还在漫不经心地辩论那地方究竟是一处海军基地还是一所海军疗养所。一九〇一至〇二年，所征总收入为两万元；到一九〇四至〇五年，这个数目已稳步涨到九万元以上——极好的增长。本国拨给的补助如今已经减少，以致一九〇五至〇六财政年度，财政大臣只消交出一张三千英镑的支票便补上了当地预算的亏空。因此，随着华勇营的解散，威海卫多半在十八个月之内便能财政自立；而它若有朝一日同它的腹地有了铁路联络，便能用自己的财源拿出可观的款子去办开发的事业。

这一小段插叙足以显出中国必定蕴藏着何等庞大的财富储备；因为一条岩石嶙峋、课税又轻到极处的狭长地方，竟大有望不但自给，而且能不靠外援自行开发。由于这个国家内部那种离奇而不能叫人满意的情形，要开采这些财富储备是很难的，这是明摆着的；不过这里又得说一句：私人的公司若明白自己的利益，便该顺应而不该反对中国的新精神。

于是在福公司——这桩大事业尽管股票在伦敦市场上价位甚高，其主要计划能否平安实现却仍有几分疑问——如今正认真地留意争取中国方面的协力。一家在广大地面上握有独占采矿权的公司，值得从国家的、也从私人的角度加以注意；因为德国的学者兼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多年前就宣称，那片地面足以供给全世界两千年的煤与铁矿。因为一旦成功，所能赢得的彩头是极大的。新条约一经施行，中国的工业发展便会到来，而那便使扬子江流域的大量煤炭成为绝对的必需。在缺煤之时，中国各商埠的煤价高至每吨四十先令；铁矿则因缺乏新式的便利，既稀少、运费又贵，以致欧洲的废铁大批运到中国来被人买去。有一件事是对这局面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伦敦用旧了的马蹄铁漂洋一万二千英里运来，随后运进内地，走到离世上最大的铁矿藏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出高价卖掉——只因至今还没有找到一套不受限制的可行办法，好往大地母亲的腹中钻上那么一点。

可见：只有性质极特别的公司才能在中国成功，而这样的公司又是急需的。不妨直截了当地说：除非中国的中央政府以及有关的各省官府成为实实在在的股东、在福公司这类极大的事业的成败上有着金钱的利害，他们便会反对这些公司的计划，使迅速的发展成为不可能。这一点该公司的董事会已经有所认识，以致将在山西省兴建的冶炼厂里给中国政府以直接的权益。可是事情动得太慢、太慢了，而别处的局势却越来越复杂；明摆着的是：在煤与铁矿运到扬子江、庞大的实业建立起来之前，还得投进多得多的资本、使出多得多的劲头。

这些话几乎适用于一切事情。日本是个负债之国，却毫不迟疑地在朝鲜、南满、甚至在中国于公私两方面的事业上投下几百万英镑；英国的资本却至今怯懦，对中国甚至公然害怕。如今谈到把钱投到日本的工业事业上的话很多，谈到投到中国的话却很少。然而即便为着立论起见承认中国是一片屠杀成性的拳匪的粗野之地、日本是一个有礼的盟友的安定之国，也很可怀疑：在前一个国家投下一万英镑，会不会比在后一个国家投下两万英镑兴旺得多。因为在日本，任何同日本工厂竞争的外国工厂都会不好过；日本的爱国心是这样的：国内贸易上的对手便意味着立时的仇视；而外国人在日本持有土地所须依从的那些不能叫人满意的条件，又添了一重不稳。像赛璐珞厂那样一种特别的实业——眼下正有英国资本家在日本兴建一座——或许可以经营，因为没有竞争；可是一旦有了对手，商业规条上的武士道便使贸易的战争立刻打起来，工人也不再靠得住了。

因此在今后这十年里，欧洲的实业将在中国而不是在日本兴盛。中国的工人也许会感到那新起的国族之情，可是他们永远不会背弃旧日的银元。新通商条约的施行将在中国开始筑起一道不高的税则之墙，而其间接的效果将是促进本地的事业——而这些事业因欧洲资本与中国资本的混合，多半会是国际性的。如今已有迹象表明：中国贸易的性质将要改变，它的潮流将被引到新的渠道里。甚至已经明白可见：像上海那样的中心，其纱厂将不得不同孟买的纱厂争雄；而谁在推动制造业上最积极，谁便会在别的事情上分到狮子的那一份。

最要紧的是：如今正是在中国扎营固守、融合互相冲突的利益、把中国人中明达的那一部分争取过来的时候。在这桩功夫上哪一个强国最成功，哪一个便会在将来的和平年月里成为远东的支配强国——支配的缘由在于有中国人的支持。前一本书里所预言的激烈竞争的时代已经到了。英国一时还稳当。她仍占着中国一半的贸易、挤在中国水面上一半的航运，以及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融通事务。可是一个大帝国向外的进军不能歇、不能停；它不进则亡——历史已经把这一点说得明白。过去这一年里，整个局面中掺进了新的纠葛与新的特征；这些必须弄清楚、必须妥善应付。短短九年里要办成的事多得惊人；而东方的和平正系于实际办成了多少。这一件事，该被彻底弄明白。

十六〔第三部·列强及其影响〕美国与新的责任

自议和以来，美国在远东担上了一重新的责任；凡在这个问题上花过工夫、下过研究的人都不能否认。单是那桩调停之举——说得更确切些，单是美国的行政首脑在最近这场战争还很年轻的时候便大胆自任设法促成和解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头一次尝试是在一九〇四年八月，即开战之后六个月。因此在道义上，美国如今担着一重沉重的新责任；而正是对这件事默默的、半无意识的认识（若美国的舆论算得上一个公允的尺度），才使得对东方问题的某种紧张成了当日的常态。或许人们也开始明白：当初呼吁交战双方抛开彼此的争端、停止那场可怕的战事，其中所含的东西比乍看时要多。因为不妨记住：太平洋的主宰权至今尚未定局；而日本的兴起、中国的改革运动以及如今正在到来的俄国远东的必然巩固，已经在北太平洋上造出新的可能，甚至可能在南太平洋上引入全然新的因素。自然，不妨立刻说明：这些可能属于略远的将来而不属于眼前；因为东亚以及亚洲各主要岛屿必然要来的巨大发展，首先需要时间。然而时间虽然必需，单十年也能成就许多；而在那十年里若没有最仔细的留意，便可能生出一些极难对付、甚至无法克服的危险。

美国同远东的关系一向有几分特别，看来是许多离奇因素所造成的。自然，这些关系主要是功利的，正如别的每一个强国的关系一样；可是在这功利之外，一向还有一种利他之心，而这利他之心往往被引错了方向。这最后一点的秘密与解释不难寻：就在美国的历史里，在美国人那种易感而热忱的性情里，也在东方传统的缺乏里。

美国同东亚沿海的关系，几乎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便立刻开始。关于这一点，前一本书里已说过一些；这里只须说明：新生的美国同中国有过五十年连绵不断而有利可图的通商关系。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第一个美中条约即望厦条约的签订，把这些关系放在了妥当的基础上；而随着佩里打开日本，早在半个世纪前，美国在东亚水域里便享有一个极特别的地位。

因此很奇怪：正当加利福尼亚与太平洋沿岸各州开辟安居之时，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却衰落到惊人的地步，几乎绝迹。南北战争、以轮船取代帆船、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以及另外若干因素，使美国的旗子几乎从太平洋上消失；直到美国横贯大陆的铁路修成（不妨提一句：这些铁路大半是用如今被人嫌恶的中国劳工修的），第三个时期即扩张时期的临近才得到得体的预告。

这个时期可以说始于八十年代，虽然或许要到九十年代才显得分明。不过第一个排华条约已经表明：在太平洋沿岸各州眼里，东亚开始具有特别的重要与特别的性质；夏威夷的取得与美国轮船公司日增的活跃，又添了新的凭证；最后，如今已有名的马尼拉湾之战，表明新的扩张运动已在全力进行。二十世纪过去的这六年里，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大为改善；美国的利益如今已长到值得最密切的注意与最仔细的培植。这里有必要暂时撇下总的看法，转到一个内在的侧面上去；在那侧面上，美国的利他之心得到了耐人寻味的表现，却又同样耐人寻味地没有引出什么实在的结果。

在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可以说发生的是大致相同的事。就中国而言，虽然治外法权这条大原则是美国各条约的主导动机，前一本书里已经说明：美国很早就让中国明白，她不愿分享那些对她并无价值的特权（即鸦片贸易）。因此凡能采取这样一条路的场合，她都采取超然的政策；换个说法，是不参与的政策。当年确乎要听到炮声，才使一位英武的美国人看见英国籍人的危难时喊出血浓于水这句话；而使东方的史家格外快慰的是：半个世纪之后，一位英国舰长在远东水域的举动把那时所欠的情全数还清了。

于是整个十九世纪，美国乐于对中国摆出一种善意的姿态，有时候还热切成积极的怜悯，却并未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出过什么力。然而当中国劳工有在太平洋沿岸各州酿成一场产业危机之虞时，利他之心便被稳健的美国常识取代了。在国家大事上必然总是如此；只有在切身利益未受影响的地方，利他之心才有可能。这里不妨顺带说明（因为前一本书里论及美国政府对华的特别态度时，许多美国评论者疑心我有成见）：具体的或总的举动所产生的实在结果，才是身在其地的观察者真正该留意的东西；而即便是挑选出来的人，住在几千英里之外，也完全可能把望远镜拿反了看。于是，已故国务卿海约翰先生在中国问题与远东总问题上的外交举动，看上去或许极有价值——而且不妨说，确实也有几分价值；然而在东方，战争的威胁才是唯一真正有说服力的论据；除非外交照会的背后有开战的可能，所得的好处不过是欧美那边措辞严厉的公文送到顽梗的外交部时所得的十分之一。因此今日在中国，英国、俄国、日本、甚至法国的分量都远过美国；那是因为她们都对中国打过仗，而正是这些战争的记忆，是每一份外交照会背后的鬼影。今年（一九〇六年）春天那条极其触目的消息——说美国已准备好在中国发生内乱时派四万兵前往——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一点纠正了；由此可见，昨日那种离奇的利他之心，正迅速被外交唯一稳健的品质即常识所取代。

对日本，过去也表现过同样的利他之心，虽然那是一种性质略有不同的利他之心。美国派出佩里准将的舰队，把日本向世界打开；这件事被称颂、被铺陈得太多，以致美国的观察者没有注意到：打开之后，活动却很少。而且尽管对日本抱着体谅的态度、并且实实在在地订过条约，表示只要别国肯做，美国愿意取消治外法权的限制，在这件事上率先行动的却是另一个国家。也正是这另一个国家，以一场机敏的同盟挡住了俄国的推进；即便假定俄国侵占了整个中国、日本沦为附庸之国，三四年前美国会把话化为行动么？

而在美国同朝鲜所订的第一个条约的第一款里，有一段文字在眼下格外意味深长，它表明：在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历史上，利他之心很容易被不那么体面的东西取代。该款如下：

「美国大总统与朝鲜国王，以及两国政府之公民与臣民之间，应有永久之和平与友谊。倘有他国对两国政府之一方处置不公或加以压迫，另一方于闻知其事后，当施其善意之斡旋，以促成和好之安排，以示其友好之意。」

朝鲜皇帝心里记着这一款，曾直接吁请美国大总统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七日那份条约这件性命攸关的事上施其善意的斡旋。大总统把事情交给美国驻汉城公使；这位公使前往朝鲜外部，却被那位经日本政府之请而安置在那里的美国外交顾问告知一切都合规矩；于是什么也没有做。这类事情立刻照出一条特定政策所得的实在结果；而不幸的是，这些结果已被整个远东仔细记下。因此一时之间，事情表面上似乎已被确定地了结；至于什么事件、或一连串什么事件会使这一整团纠缠的因素重新动起来，如今言之尚早。不过美国的舆论该仔细留意：最近的事件已给美国加上一重新的道义责任；保有菲律宾在许多许多年里已成为绝对的必需，或许是永远的必需；而商业的利益要求一种最为审慎的态度。倘若美国要成为太平洋主宰权之争的支配因素；倘若合众国太平洋沿岸各州要成长得同东部各州一样富庶强盛，那么东亚沿海的一切市场都必须保持开放，这是根本的必需。美国具备扮演她必须扮演的这个新角色所需的一切有利条件、资格与抱负；而迅速增长的人口与无与伦比的资源，也提供了将来伟大所需的一切材料。远东贸易的性质已在变化，美国的产品正在争头一把交椅。巴拿马运河的开凿、菲律宾的开发、太平洋上新的强大海军基地的设置，都将使那场必来的角力的特别性质更为凸显。一个强大的美国在太平洋上，加上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或许真是开始最终解决那尚未解决的远东问题所必需的仅有的两个因素。

这几点正慢慢被逼进美国人心里。一批极好的新式美国官员正来到东方；如今有的是明达、警觉、正直与诚信。东方所有的英国人都殷切地盼望美国日日夜夜地预备自己，好使太平洋主宰权的问题永远不必再提起。

十七〔第三部·列强及其影响〕俄国，那个未被打败的强国

日本海上的胜利、日本对旅顺这座大要塞的攻取、日本在奉天即满洲最南一省的成功战局，留下的仍是一个未被打败的俄国——议和之时，她在战场上实有军官一万二千五百人、士兵九十一万七千人、马二十七万匹、炮一千六百门——一个并未心服的强国。俄国政府最终在前线聚起的这样一支雄厚的兵力，比日军集结的总数还多出几千人，同任何曾在实际战场上聚集过的大军一样庞大。这些俄国兵绝大多数掘壕于松花江以南很远的地方；如前所述，他们摆出的难题如此不讨人喜欢，以致日本那些精选的统帅断定：和平胜过任何以武力求解决的尝试。

俄国的内情与沙皇优柔的性情，使这支庞大的军队没能得到挽回其被玷污的名声、使俄国巨大的潜在力量得以伸张的机会。一场大半是虚假的和平被匆匆促成；如今便有必要尽快说一说俄国在东亚的实际地位——不妨说，这个地位并没有被人们照理应当那样清楚地弄明白。

最好先看看俄国实际损失了多少。第一，俄国失去了辽东半岛尖端上那个微不足道的滨海地方，即那处有名的、从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的旅顺租借地；第二，她失去了满洲中部铁路中长六百六十俄里、约合四百五十英里的一段；最后，她失去了支配满洲一省即奉天的可能，因为奉天会战把她的军队逼退到第二省吉林边界上那一线中国市镇。她还失去了从鸭绿江对面直接威胁朝鲜的可能。

然而，对着这些领土与声望上的净损失与绝对损失，立刻须摆上下面这几件很值得留意与记住的事实。俄国至今仍保有满洲铁路原有里程中的一千七百一十三俄里，而日本只有六百六十俄里。不论人们怎样说相反的话，她至今仍是满洲北部两省即吉林与黑龙江的支配势力。吉林的面积为十一万平方英里，黑龙江为十九万平方英里，合计约三十万平方英里。相对地，日本在奉天省有一份可疑的支配权益（说可疑，是因为她必须讲诚信），而奉天省的面积只有六万平方英里。因此，满洲原有的铁路系统，俄国仍占约五分之四；满洲的总面积，她有约七分之六的支配权益。诚然，吉林与黑龙江两省有许多不过是荒地，而奉天省几乎整个都已开垦；然而与此相对的一件事实是：中国的移民正迅速填满满洲中部那浩瀚的松花江与嫩江平原；不出十年、至多二十年，这些取之不尽的地方便会出产多得惊人的粮食与别的食物，富庶达到南满的五倍至十倍。亚洲最富的粮仓在松花江平原上，这一点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而俄国所需要的不过就是粮仓。

在撇下这个性命攸关的问题之前，还有一点极其重要，必须立刻提到。那就是：俄国因被迫撤出辽东半岛与满洲南部，反倒大大地增了力；而她像一九〇四年初那样再被打个措手不及的可能，已经一劳永逸地被除去了。她如今在满洲中部实际上是攻不破的；因为没有危险的海岸线要防护，一旦有战事，她全部的气力都能立刻集中于占领议和时利涅维奇大军所据的阵地。而那条易受攻击的辽东海岸线之不复存在，不但意味着俄国增了力，对日本更意味着一重新的危险。因为假定今后二十年里任何时候日俄之间重开战端——这种局面完全可能发生——俄国几乎立刻就能发起庞大的侧翼攻击，横扫蒙古东界直下辽河下游，一路带去死亡与毁灭。有人或许要争辩说：这类远征即便以重振成吉思汗与他那不可战胜的鞑靼大军之传统的规模进行，在今日也是可笑的，只会以可怜的失败告终。可是这种看法全然不顾一件极重要的事实：这场满洲战争之于俄国，正如南非战争之于英国；不但俄国对远东的整个看法必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她武装力量的训练与准备也必将为那必来的大日子而发生根本的变化。有一件耐人寻味、值得强调的事实：议和之时满洲的俄国军队，无论在士气、装备、打击力还是经验上，都已同十八个月来的那支军队判若两物；而那支军队的锐气开始涨得这样高，倘若俄国有一位真正伟大的人物取代维特先生那样的代表，英日同盟的签约国立刻就会面对一种极危险的局面。然而讲英语的（即盎格鲁—撒克逊的）意见实际上支配着世界的那种情形，以及这种意见多年来对一切俄国事物的强烈反对，一年前便足以把满洲的新局面遮蔽起来，让人以机敏的调度把和平匆匆促成；而其实俄国只要再多一点决断与执拗，历史的进程便可能倒转。英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在讨论满洲战场上气运可能转变的可能时——这个问题前一本书里实实在在地提出过——用寥寥数语便把它打发了。它说在这一支题目上的推测不过是凭空立论。然而这个问题以它新的面貌，迟早必对远东整个事态发生深远的影响。一时之间或许显得：俄国迷失在她所漫不经心地统辖的那片半开化的辽阔土地上，对东亚的命运再无话可说，因为她再也够不着中国海。时日会证明这种看法并无远见，而那从来在有人故意疏忽时便格外残酷的命运，将为这一段短暂的遗忘索取重价。

因为如前所说，以为这场战争成就了什么，那是全然徒劳的；它所成就的不过是：使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毁灭十五年；以及以同所得结果全不相称的代价，把日本立为一个军事强国——而不像太多人所设想的那样，立为朝鲜与南满事实上的主人。此外什么也没有做成。也就是说：若不是有那个短短九年便期满的对英同盟，俄国如今在远东用兵的地位将比她从前任何时候都好得多。她并未被说服这是一场堂堂正正的较量。日本非但没有像她所宣告的那样用刺刀把俄国逐出满洲，反倒把这个国家四分之三以上的地方留给她稳稳占着。日本非但没有摧折俄国在太平洋上的力量，反倒因她的举动使海参崴被造成世界上最强大的要塞；这座要塞凭着它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那位有名的俄国盟友——冰——每年有五个月替它遮护，多半确实是攻不破的。再者，日本被迫显示了她将来——譬如说九年十年之后——可能不得不怎样行事，这就反使俄国在远东的举动加剧；也就是说，使俄国警觉到可能威胁她的新危险，因而促使她为某个眼下几乎无人料想的大日子作准备。

于是，作为最初的几步，有些事情已在筹划。西伯利亚铁路要铺成复线。塔什干铁路要在托木斯克同西伯利亚铁路接通，使突厥斯坦的富庶地区同内外蒙古那片辽阔土地所蕴含的巨大可能直接相通——而这片土地正面对着俄罗斯帝国的西伯利亚一半，又侧临着至关紧要的满洲。其次，海兰泡与战略上极有价值的黑龙江，要靠一条从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直通的支线，同横贯满洲的铁路——即西伯利亚大干线的延长——连起来。此外，俄国眼下正要求修筑另外两条极要紧的支线之权。第一条是上乌金斯克—恰克图—库伦线，它将一举两得：使古老的蒙古商道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及内蒙古有了直接的铁路联络；并使延长到张家口成为可能——张家口是中国长城外的商镇，离北京只有六十英里，而中国人眼下正把它同北京—天津—山海关—营口线接起来。这样一来，又可以再延长下去——万一再同日本打仗——直通辽河上源，直抵日本军事力量所立之地带的侧翼。第二条支线将从宽城子（长春）通往吉林城，以取代目前那条轻便军用铁路。这些线中有几条是所谓中国的线，那并不打紧；俄国近在咫尺，只要她想拔剑，随时能把它们变成战略铁路。

这几步筑路的效果，将是把整个俄属亚洲帝国织成一体——其中一小部分已被上次战争削去；而一旦沙皇的政府充分领会了这样织成一体的无可否认的好处，便几乎可以断定：不论中国同意与否，别的线路还会被筹划、被修筑，直到从海参崴到波斯边界形成一张铁路网，而这张网将有惊人的世界影响。一句话，俄国既已被清清楚楚地告知她的命运丝毫不在水这样不稳固的元素上，便正在扎营固守，以求最终在陆上无可抵挡。铁路注定要在远东那尚可称为悬而未决的部分扮演何等庞大的角色，如今无论一般人、还是专家，都还没有认识到。在欧洲以及世上别的「局面已定」的地方，铁路的职能受着严格的限制，即便有战事也仍旧如此。因为在安定的国家里，铁路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成了同衣食一样的生活必需。把铁路运输从一个欧洲国家手边拿走——也就是说，把一套铁路系统变成一架同日常的寻常需要全然脱钩的单纯战争机器——等于自招枯萎。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西伯利亚、在满洲、在今后二三十年里随时可能落入俄国影响之下的整个那一部分亚洲大陆上，这件事却办得到。这些战略铁路的里程必将而且必会年年增长；它们可以同所经之地的生活绝对而彻底地隔绝开来，变成单纯的战争渠道，沿着它可以有人与物资连绵不断地开过去。它们所经过的地方，非但不因被逼回旧日的商道、被禁止使用铁路而受苦，反倒可能因此得益，至少一时得益。因为这些地方全部的出产都被用来供养那些由铁路运上前线的庞大军队，而对各样食物的巨大需索，又极大地刺激了耕作与畜牧。上次战争中满洲中部与北部发生的正是这样的事。俄国对麦与牛的需索如此之巨，以致中国的耕作者开垦了几十万英亩的处女地；议和之时，人们还在以为战争会打上几年的想法之下无穷无尽地繁殖牲畜。布里亚特人与别的蒙古人天天把走了几百甚至几千英里的牛羊群赶进哈尔滨与别的俄国兵站采办之地；中国的驳船则沿着每一条通到俄军防线的河流运麦而下。单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一场划时代的战争。

有土地、有中立的居民、甚至有不会说话的牲畜作为无声的同谋在助长这一新的发展，铁路注定要在亚洲国家扮演的庞大角色便越发清楚。俄国凭着她极好的地理位置，从这种局面里得益比任何别的强国、或任何可能的强国联合都多；自然的结果只能是：她的内政一经妥善处置，她便会着手进一步改良并扩展她整个亚洲的铁路系统，并推动一波波的移民从欧俄涌入那些每平方英里人口还极稀少的广袤地区。一句话，俄国的举动非但不会专注于内政，反倒极可能在极近的将来于纯粹的「殖民」事务上加剧。议和之日，利涅维奇集结在松花江以南的七十五万大军，实际上处在足以挡住日军推进的地位，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单这一件事，便足以说明不远的将来会有一阵俄国活动的爆发。一九〇五年秋天无疑开始弥漫于满洲俄军中的那种心情，从来没有被妥当地认识到；这一点虽不显眼，其重要性怎样估量都不为过。人们至今仍把俄国的大军想象成一堆乌合之众，被日本人打得那样频、那样惨，以致他们究竟还能在满洲待多久，全凭大山元帅的意思。真相是：日本人虽打得英勇之极，却做不出超乎人力的事；尽管他们组织完备、准备周到，那份消耗到头来终于开始在他们身上显出来了。

或许正因为惊愕之巨、又不信一切已经结束，好几个星期里俄国政府对复员那些填满满洲中部的大批军队显出明显的迟疑。于是直到日本的复员已经积极进行了一段时候之后，满洲军的遣返才开始；随后在圣彼得堡开会的国务会议议定如下办法：五十万人尽快由铁路运回国内，以便对西伯利亚线作一次严格的试验；十四万人由海路回国；六万人作为移民留在滨海省与外贝加尔；十万人分布沿铁路线充当守卫；十五万人留在精心选定的中心，作为满洲军的留守；另有六万西伯利亚兵徒步返乡。

这套方案到本年（一九〇六年）六月大体完成，满洲于是名义上被俄国撤空了。可是要紧的是须留意：议和时在满洲的一百万人中，只有七十万人回了家，而三十一万人或紧邻这个国家、或实实在在地留在它的境内。朴次茅斯条约所许的护路兵为每公里十五人；照此，俄国有公开的权利在满洲永久驻兵近三万人。目前的兵力几乎可以断定超过这个数目；而在不违背书面承诺的前提下，这种情形可以维持到一九〇七年春天。其余二十万人——除了留在远东作移民的那六万——如何分布尚不清楚；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至少有十万人分布在滨海省，一支大军在黑龙江省，一支更大的军队在贝加尔一带的营地里。这样，俄国在远东永久拥有的武装人员将是战前的两倍；而她的殖民计划若迅速施行，不出十年这个实力或许还要翻上两番。内务部与农业部已经拟出一部新法的草案，使殖民比从前有吸引力得多。服役满一定年限的士兵，有权在两年之内优先取得一百三十五英亩的农场，并领一百卢布的现款赏金，此外还享有五年免税、以及一经开始开发土地便可得贷款的特权。军官则可领到多至一万四千英亩的田庄；土地一经开垦，便按耕作的亩数发给贷款，而若干年免除一切赋税又添了一重诱因。这些诱因是否已经超出纸面，眼下无从断言；不过从已经涌进滨海省的人数看，显然移往远东的事已在积极推动。

俄国在远东所拥有的广袤土地一旦有人定居，其间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它将加剧东亚那正在慢慢而确实到来的发展，使沉睡了几个世纪的土地被激活。人们将不得不把新的力量计算在内；而倘若在贝加尔湖以东造出一个新俄国，它的影响与它的威力将同一九〇三年阿列克塞耶夫的那个造物全然不同。海参崴与哈尔滨已有了一个圣彼得堡与一个莫斯科的胚芽。莫斯科的制造商已在筹划在哈尔滨兴建大厂；而俄国以及别的航运界，也已在设法把海参崴变成一处大终点，以接运大量货物入内地、并交出大量货物运往国外，好弥补旅顺与大连不再是俄国港口的损失。把日本在南满整个置之不理——这就是目前的打算。满洲中部铁路的俄段与日段虽终将在宽城子（长春）接通，实则将被隔绝开来，因为俄国铁路当局对一切要越过这条地带边界的货物都将课以禁绝性的运费。只要奉天省的铁路还在日本人手里，这套政策便会继续下去。

在这样的情形下，俄国政府并不觉得有必要像日本那样火急火燎地同中国政府就满洲另订什么新约。俄国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同外务部一位侍郎之间的交涉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可是这些交涉不过表明：人人都明白对俄国已无力有任何新的举动；而俄国则认为：凡战争未曾触及之处，中国政府在一九〇〇年以前所订的种种安排仍旧有效。

因此这个局面极其耐人寻味，应当被充分认清。一时之间，俄国接受了某些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要说总的局面能照眼下的样子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她是一刻也不相信的。她丝毫没有减去她的雄心——这一点谁也不必怀疑；因为一个大帝国不进则亡。她认为日本企图把朝鲜实际上变成日本的一省，已远远超出朴次茅斯条约的规定。她看出日本把本国以及亚洲大陆边缘上的铁路方略系统化，是照她自己的书抄了一页，而且看得很远。俄国承认：对北京的外交征服得从头做起，而且这件事比从前任何时候都难。可是她并不绝望。俄罗斯帝国抱着中华帝国整个北界；在日本人除自家人外谁也不用的地方，俄国人却让中国人有钱可赚。因此，环绕着这个新中国，一场伟大而无声的角力必将、也必会开始；而这个新中国，正是那个很容易成为满洲两大对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的败亡之由的因素。于是又一次，性命攸关的问题是中国，一向都是中国；而托这个因素之福，俄国的退却最终或许会变成俄国的推进。因为俄国一向把中国看作天然的朋友；而事态也许会比人们所料的更早证明：在北京，回报这份情谊已被看作政治上的必需，而喀西尼时代的外交之所以未成事实，只不过是因为它来得太早。

十八〔第三部·列强及其影响〕德国与那表面上的骤然转向

如今我们要考察德国在远东的地位；这一番考察极有意味，因为围绕着德皇东方政策的情形极其特别。

不妨立刻说明：便是最浅薄的政治地理学徒，也必能领会德国外交政策上的一个要旨，那就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见机行事的政策；时机顺时它立刻转为扩张，时机不顺时它又以自己的持平与表面上的坦率叫人人相信它从未存过什么不可告人的心思。这里头并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地方；其实明摆着：这样一种政策的反射作用不论多么恼人、多么叫人不安，对一个由怀抱野心的君主所领导的健旺民族来说，这却是唯一可行的政策。因为如近来有人指出的：德国因其地理与经济的地位，必须力求做列国中最可畏的一个，否则便要重新做最脆弱的一个。写下那些话的人，倘若远东曾在他眼前浮现过一瞬，他本还可以添上一句：德国若真以为中国正在衰朽、并且相信《中国之瓦解》与《一个正在消失的帝国的故事》那一类书，便决意不但要做列国中最可畏的一个，而且要做一个极其要紧的殖民强国。这同一位作者以下面这句话结束了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而这句话对远东有着特别的意味：「依我们的判断，德国是一个被囚的帝国，这是当今最大的政治难题，并可能把二十世纪引向悲剧性的命运。」有了这几句开场白，便有必要把德国在东亚最近的几着棋迅速考察一番。

前一本书里曾费了极大的力气，虽略嫌严苛，却清楚地勾出了一八九七至一九〇四年短短七年间德国在中国活动的非凡历史。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教士在山东省被杀之后，普鲁士亨利亲王的分舰队开往远东；德皇亲自为它祝行，说了这样一番话：「阁下此行，乃我们圣德的祖父与他那位伟大的宰相在政治上所经营、我们赫赫的父亲在战场上所争得者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不过是新近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跨海之志头一次的实现。追随德意志汉萨、并给它以它有权向帝国及其统治者要求的保护，是我的职分。我们还须保护那些因教务而远赴异域的德意志弟兄。我们的使命是保护的使命。我们不过要德意志的商业在帝国旗帜之下享有平等的权利。帝国之力即海上之力。我们在国外的国民尽可绝对放心：帝国的保护将借帝国海军处处给予他们。倘有人侵犯我们的权利，那就使出铁拳，去挣你的桂冠。」

这篇有名的演说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世界，可以说是德国头一次正式承认：在中国迅速前进的适当时机到了。德国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在胶州湾登陆；德国的旗子已经在那里升起；而在上面所引的那番话之后，第二番话的意思也就清楚了：「我们在世界上有重大的职分。到处都有德国人须我们保护。德意志在国外的声望必须维护。三叉戟该握在我们手里。」于是一八九七年，德国的远东政策到了一个转捩点；德国以极大的胆量把她的牌摊了出来。这是必须留意的第一点。

下一个迹象来得几乎同样具有戏剧性的突然，虽然过了好几个月公众才知道欧洲各外交部的秘密。俄国以一支弱小的分舰队出现在旅顺；英国以一支较强的分舰队来到同一处锚地，随后又退走；而外交上的手续一经办妥，一八九八年三月便出现了两份新的国际协定。那就是胶州条约与旅顺条约。

德国何以能同俄国把事情安排妥当，不久就清楚了。胶州本是那份非凡的俄国文书、那份未成事实的喀西尼条约里最先提到的口岸。它被德国夺去，起初在俄国政府圈子里极受愤恨；正因为如此，德国虽然也许能在一八九七年终以前从中国勒得租借，正式的协定却直到一八九八年春天才签字。前一本书里已经清楚说明：德国怎样劝动俄国，在她自己办成胶州之事的同时，把喀西尼条约中关于满洲、而一八九六年华俄道胜银行的铁路合同所未涵盖的那一部分付诸实行；换句话说，就是把喀西尼条约里关于不冻港旅顺的那一款付诸实行。俄国终于应允，并放弃了她对胶州的优先取得权；因为一八九五年三国迫使日本把辽东地方交还中国之时，德国无疑给了俄国极大的帮助。

第二点于是确立。一八九八年终以前，德国不但在胶州对中国、对整个世界都牢牢立住了脚，而且在远东有了俄国这个亲密的盟友。顺带不妨提一句：俄国是否全然喜欢同一个她在欧洲联合法国与之对立的强国结成这种奇怪的伴侣，是很可疑的；不过显然她带着斯拉夫式的满不在乎接受了这个局面，耐心等着看后事。

到一九〇〇年，后事来得够快了。拳匪蜂起；中国与满洲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屠杀欧洲人的事；北京的使馆被围；克林德男爵被杀；天津及其临时凑起的守军的命运有好几天悬而未决；看去像是中国的末日。欧洲与别处派出了大批远征军；随后一转眼，中国的这场运动便可怜地垮了。

正是这场运动的垮台、以及因派出众多远征队而牵涉到的国籍之多，才救了中国。拳匪运动若再多持续一个月，瓜分中国或许就开始了。然而远东这团乱麻如今已开始把英国外交部吓得不轻；而不幸的布尔战争仍在大量消耗帝国的元气，于是就中国与中国事务同某个欧洲强国达成谅解，便显得可取、甚而刻不容缓。可是同哪一个呢？

索尔兹伯里勋爵选中德国，这是格外意味深长的。在此之前，欧洲远征队出动之时，英国已同意由瓦德西元帅出任各国联军的总司令。这是对三件事实的默认：德国对争夺中国的真正肇始负有主要责任；英勇的克林德男爵被残暴杀害，是中国一桩蠢举，把好处径直送进了德国手里；而南非战争仍旧使英国极为掣肘。

一九〇〇年那份如今已被半忘的英德协定的签订，作为舆论——每一个大国的主宰之力——的教育者极为有用。因为它立刻显出：德国若不自打嘴巴，便不能让中华帝国门户开放、各国机会均等的保证适用于满洲；其实这一点是公开宣告了的。可见在一八九七至九八年俄德的秘密谈判里，曾给过俄国一项绝对的保证：在满洲，俄国可以为所欲为，而德国将尽力帮她推行其计划。

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那一手漂亮的外交妙着，是英国终于有力量作出的回答。签下这份文书是大胆的；兰斯敦勋爵此后在远东政策上或许犯过的种种错误，都被这重大的一步抵偿了——正是这一步，在多年愚蠢的自满已经把一个辉煌的商业与政治地位大大蛀空之后，使英国在新加坡以东重新立了起来。

第一次英日同盟对德国暗中的影响必定极大。在不至于在远东造成决裂的前提下，对那仍旧横写在中华帝国地图上的问号，这是所能给出的最明白的回答。而德国在最后一刻精明地在从中国某些地点撤兵所引起的问题上让了步，把俄国丢在满洲同日本面对面。她既促成了那场眼看就要来的瓦解，如今面对新的危险却忽然谨慎起来。德国在一九〇三年采取了什么举动，至今尚不清楚；没有确切的知识而妄加议论是冒昧的。当俄国先同中国、后同日本就满洲撤兵这个大问题——这问题又同朝鲜问题绑在一起——周旋之时，德国沉默着。必定曾向俄国进过言，这是确定的；而德俄两国在远东既多少是盟友，那么合理的推想是：那番进言于日本的要求不利。不过在这一支题目上的推测眼下是多余的；事实是：日俄战争一开，德国官方与私人的意见——至少在那些懂得世界政治、又未被社会主义争取过去的人中间——在远东绝对是站在俄国一边的。欧洲的观察者并没有漏过一点：柏林军界的意见似乎也在为圣彼得堡效力；而整个战争期间，远东都看得出德国人全心全意地反对日本。这里正好说一句：这类普遍的意见在大多数情形下是它背后的政府意见的指标；因为在远方的国度里，一个大国的臣民只要略有几分明达与远见，便会以最密切的兴味追随本国政府的每一着棋，并在每逢一连串事件有酿成惊人变局之虞时，不自觉地以改变了的神色反映出本国政府的心情。

朴次茅斯的和约立刻把我们带到德国远东政策的第四个、也是眼下的阶段。前面已经说明：先是一八九七年骤然扩张的一段；其次是同俄国在远东结成一种特别协约的一段；再次是从拳乱之年到最近这场战争结束的一段疑虑与周旋。第四个阶段同样极有意味。在这一段里，德国接受既成的事实，而她的地位可以说被重新表述了一遍。她默默地承认了七年间自己政策的投机性质；公开地，德国说：既然如今样样都已处置得人人满意，那么显然到了该把拳乱之年遗留下来的种种障碍除掉的时候了。这套政策无疑是聪明的。

于是一九〇五年末，德国皇帝提议：把作为一九〇〇年遗物而留在华北的各国驻军迅速撤走。德皇头一个在这件事上有所举动，或许是意味深长的；那仿佛是要显示：因瓦德西伯爵曾任统帅之故，德国在中国就拳匪一案仍保有某种领头的地位；并显示德国对一九〇四与一九〇五年间的大事其实不过是一个关切的旁观者，丝毫未受其影响。

撤出华北的提议没有被采纳——至少没有被全盘采纳；而毫无疑问，以中国已变的局面而论，那会是一步大失着。与此同时，德国以谦抑的方式立刻施行她的新计划。青岛——胶州地方的一处自由港——依一九〇五年十月在北京由德国公使穆默男爵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签订的一份特别海关协定，就征税而论实际上被改成了中国的一处通商口岸。依这份协定，青岛中国海关所征进口税的一部分（全数的百分之二十）拨给德国殖民地的行政，从而略略减轻了帝国议会每年不得不为维持与开发这块租借地而核准的沉重开支。于是在中国造出一个德国香港的梦想暂时完结了；不过必须承认，在这件事上德国政府办得明智。

第二步是同山东省当局另订一约，把德国铁路沿线胶州与高密两座中国市镇上的德国兵营卖掉，并把自一九〇〇年以来一直驻在这两处要地的少量德国守军撤走。兵营卖了很高的价钱，军队收进青岛狭小的界内。与此同时，在山东一直亏本经营的德国邮局也关闭了。

第三步是一个约两千人的德国混成旅从华北启程回欧洲，并许诺其余的德国分遣队也将陆续撤走，最后在北京只留一支不大的德国使馆卫队。德国以这几件举动公开表明：她愿世人照字面去领会标洛亲王近来的话：「说到东亚，宰相称德国同日本的关系良好而友善。他相信日本人凭其勇敢与明达已在列强中赢得一席之地，如今正急于以一种足以激起信任的政策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英日条约中并无违背德国目标之处。德国一向争取并愿望门户开放，以及和平与保全中国的完整与独立所能有的最大保障。」

然而这番宣告在此情此景下虽该足够，从前面所写的却看得明白：远东的情形使人不能下最后的断语。因为有迹象清楚地表明：尽管下议院里有人否认，德国在几个月前还曾试图租借普洛劳岛，以便把那处港口改成一座海军基地。

前一本书里曾说过：「青岛与德国殖民地不过是一条大链上最初的几环；这几环如今正在锻打，而另外几环更为紧要的却未被触动，因为金属先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取来——在世界历史的现阶段上，那就是中国。」取得普洛劳岛那样一处港口，将有助于巩固德国同海峡殖民地、爪哇、苏门答腊与暹罗日长的贸易。也不可忘记：青岛的筑垒方案如今正在办理，另有几批德国要塞炮兵已奉命到这块东亚殖民地服役。帝国议会也受邀派一个遴选的代表团到胶州去，亲眼看一看已经做成了什么，并使自己信服德国的钱确实投得明智而妥当，所需要的不过是耐心。新铺成的从上海到雅浦岛的海底电缆格外值得注意，因为这样一来，一条环绕全球的连贯电缆线便铺成了，而它不是英国的。今后这条电缆使德国同属于德国殖民地的拉德龙群岛与加罗林群岛有了电报联络；也同巽他大群岛以及远印度那些对德国商业极为要紧的荷兰殖民属地有了联络。因此显然：在眼下的英日同盟期满之前的这段时日里，德国在远东将是巩固既有利益、并警觉地观察事态，而不会有什么大的前进动作。对此谁也挑不出一点毛病，而且本来也不会有人挑；只是人们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在圆滑的辞令与日常的举动背后，横着那个要命的东西——一个不停地寻找出路的被囚的帝国。唯有这一点，才使德国的政策同别的强国的政策相冲突；而不是德国商人、德国航运或德国财团的活动。

因为这些人凡在英国或为实际的主人、或为支配强国的口岸立足，一向都遇着开放的门户与毫无偏私的待遇。在新加坡、在香港、在上海、在天津、在汉口、在十来处别的地方，德国人早在一八九七年那离奇的一年之前就获得了很大的利益，而且从来不曾发现有什么民族的嫉妒要限制他们的活动。他们非但不被侧目而视，反倒受到特别的优待；人们其实把他们看作好人，专心致志于贸易的增长与自身利益的发展。他们兴旺得这样好，以致他们正是从这些英国管辖的地方向更远处铺展开去的。把这种美好的局面打断的，无非是一种帝国政策的闯入——一种坦白说来并不主张门户开放的政策。要说德国的利益按商业的尺度算当真有所推进，没有人相信；要说德国得到了任意行事的快意，人人都深信不疑。

因此，正是这套帝国主义兼见机行事的政策，成了一个绊脚石，使人不能相信就德国而言东亚的事情已经确定了局。这实在是无法相信的。眼下这场休战与过渡时期，只有靠在短短九年里造出一个相当强盛的中国，才能顺顺当当地渡过。像英日同盟那样的同盟，若订立它们成了长久的习惯，对使用者双方其实都是坏药。它们并不是二十世纪那个世界大问题即中国的解决之道。只有中国才解得了中国的难题。她若变成一个土耳其，也就是一个政务办得平平、却有一支极强大军队的国家，德国的角色便清楚了。将要发生什么，还没有人说得出。与此同时，时光正从我们脚下飞快地溜走；作为最后一句话不妨说：德国的种种修正与限定，并没有怎样改变那些就中国而言在一八九七年便已暴露出来的行动之源。

十九〔第三部·列强及其影响〕法国与殖民政治

作为一个可能的因素而须加考虑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强国，是法国。若以远东的殖民强国而论，法国的地位是高的。在印度支那帝国里，她有一处极好的属地。那里本地人口庞大，如今已不下两千万；土地肥沃；本国政府又一心培植殖民的主张；专看统计与地理的人也许很容易设想：印度支那大有可为。然而印度支那是一处满是限制与失望的殖民地。总的说来，气候恶劣得很；法国的驻军被致命的热病弄得身心俱毁；官员太多，又都不大有劲头；「移民」几乎招不来定居。波罗的海舰队在印度支那领海里逗留了那么久，向众人揭出一件事：那里有极好的港湾，多半自开天辟地以来一直闲置无用，只因气候不卫生、因而没有一支强健的人口。波罗的海舰队一事还间接揭出：法国在印度支那其实是弱的；尽管拨过大笔款项——譬如一八九八年法国议会为修铁路慨然通过的二亿法郎借款——这地方实际上并未开发。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对华战争中法国在陆上海上所遇的困难，倘若情势逼得再起一次冲突，还会重新领教。印度支那从地图上的位置看虽似是个好的用兵基地，其实并不宜于真打仗，只宜于「和平渗透」。而正是在这里，法国以一种大加节制、极其谦抑的形式——因为气候与地理上的困难——效法了另一个强国。一八九八年，广州湾地方被租借，所效法的是两千英里以北俄国与德国的榜样。也是在一八九八年，那份野心勃勃的铁路方略拟了出来——前一本书里已详加论及；随后几年间，看来仿佛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或许还有广东的一大部分，终有一天注定要落入法国的势力之下。而在日俄战争之前那几年里，热心的人又大下气力，筹划并施行若干补贴法国沿海航运的小方案，以增进法国在中国领海的利益。

最近这场战争，在法国这套殖民总政策上划出一个确定的时期，正如它在别的每一个要紧国家的政策上一样。战时法国在远东无疑处在极为难的地位；将来的史家将不得不承认：法国眼睛一直紧盯着本国的法德边界、因而不得不记着法俄同盟，她的举动实在很好。研究国际法的专家自然很容易质疑战争紧要关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官府所持的态度，并说：尽管管着法国中立的法典同管着英国中立的法典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法国的举动仍旧松弛得出奇；不过不妨记住：法国官府得听十来种声音，得靠着让所有人都尽可能少地、又尽可能多地满意，才从一场危险的纠葛里脱身。

还不妨记住：战时若有一位从火星来的客人忽然被放到远东那些争执之地，而且故意不让他知道世界的政治史，他几乎会确信：同俄国结成双重同盟的是德国，而不是法国。换句话说，一八七〇年那场战争的两个对手中，德国在小事上对日本在远东的举动所表示的惊慌与不满，比法国明白五倍。法国的态度，其实可说是哀多于怒。单凭自然的条件与顾虑便已如此；不必因此就把德国说成那个较为恶意的强国。因为法国不是一个被困住的强国；因为法国没有一位爱做梦却又精力充沛的皇帝；因为法国已经有了庞大的殖民属地，要开发它们得下几十年的苦功；因为这些顾虑以及十来条同类的顾虑，法国才是这个样子，才在远东那样行事。于是整个战争期间，她采取了一种和平的自我抹杀的政策。

如今唯一有趣的问题是：今后这十年里，法国在远东、尤其在中国将被派到怎样一个位置上。能不能大胆而绝对地说她认为一切都已确定了局呢？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凡有见识的强国，每逢私下讨论东亚这个题目，都必得说出这同一个「不」字。如今是一个过渡时期，其间各种力量——它们总有一天要以某种形式再度较量——大半都在积蓄实力、盘算胜算；这是明摆着的；再往外便谁也看不透了。那么法国的角色将是什么，远不清楚，因为那要由许多顾虑来决定；因为法国在中国的利益属于一种特别的类别，把它们看一看是很有启发的。

首先，因为它最老，是法国在天主教上的利益。自最初订约以来，法国一直是在华一切罗马教会的正式保护者。十九世纪之前，法国的历代国王对传播这一信仰抱着最友好的关切；而那些装点北京观象台的奇妙而美丽的青铜天文仪器——直到一九〇〇年被德国人蛮横地运走为止——就是法国一位路易王的赠礼。在中国大举迫害天主教徒的年月里，正是十八世纪法国人的捐输大半维系了罗马教的信仰。因此从历史上说，法国当得起在华天主教会保护者的地位；单这一件事就给了她很大的影响。法国的政教分离与政教协约的废止，使北京的比利时、意大利与西班牙公使不得不接过对本国那些在天主教会里的同胞的管辖。不过法国人在人数上仍远超他们，而像耶稣会那样的大修会在中国实际上是法国的；因此在这件事上，法国的权威不会减损多少——除非罗马教廷觉得该向北京派驻一位教廷使节，而这件事本该多年前就办了。

其次，法国在另一个方面同中国有着历史的渊源；说得更明白些，是她的历史给了她某种声望与影响。她是在中国的列强中最老的一个；除英国外，她在打开中国一事上出力最多，虽然程度小得多。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法国人在远东同英国人协力；五十年代末广州那些离奇的日子里，法国人也帮过手；一八六〇年，法国兵同英国兵并肩向北京进军，使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得到批准。于是法国把拿破仑时代的那层光彩保留了许多年——那时代如今已被全然忘却——并靠着她在印度支那的劲头多少使之复活。

在商务与航运上，法国在中国与远东的利益一向微不足道；这或许就是她何以在九十年代以那样的劲头投身于这个国家的铁路开发。法国的资本家手里有大笔闲置的钱，于是打着被认为最合宜的旗号，着手推行一些计划；这些计划本来真有可能扩展成雷赛布所成就的那种规模的伟业，若不是中国与远东早已成了一片正在准备中的战场。那些年头里那套古怪的外交——别处已详加论及——还没成功一半就已失败一半；法国从这场角逐里出来，所得的是京汉大铁路及其支线上一大笔债券的利益，以及修完滇越线之权。

别的利益法国就没有多少了。如前所说，她的航运同另外四个强国的航运相比微不足道；她的商人在人数上也被同样这四个强国的商人压倒；而她的广州湾地方，是一八九八年那批有名的「租借」中最不值钱的一处。她在中国的利益由两份法文报纸服务着，而这两份报纸若无政府的支持，能否存在都成问题；她的特许承办人虽仍在观望等待潮水转向，却似乎没有多大指望能从中获利。

由此可见：法国在远东、尤其在中国，是一个资本的强国，有着几桩屈指可数的大利益，并由一个古老的历史地位加以巩固。倘若大祸临到中国头上，法国或许真会占据同北圻边界接壤或毗邻的那几省。不过如此而已。除非别处发生非常而意外的事，法国在远东已不能再算作一股瓦解的力量。其实对法国来说不妨这样说：她的印度支那帝国最光明的指望，是中国自己成为一个强国；是中国人循着中法合办的铁路涌过红河；是两国都满足于一八九八年以前所存的界线，把最好的气力用在自然的、而不是不自然的发展上。

二十〔第三部·列强及其影响〕结论

构成所谓远东问题的各项因素，如今都已尽可能坦率地分析并讨论过了。每一个要紧之点都得到了被认为合宜的注意；而这场被人过于自信地称作和平的休战，其离奇的性质，如今或许多少能被明白了。显然，新的英日同盟的条款使这场休战在一九一五年以前不大可能、甚至几乎不可能被打破——除非中国本身出现骚乱的运动，而那类运动可能发展成叛乱。至于会不会有这样的运动，谁也不敢断然预言，也不敢断然否认。眼下它们不过是必须仔细考虑的阴沉的可能。

然而单从地理上着眼，这个纠缠得可怕的局面里最要紧的两个因素必然是中国与日本——中国终于醒悟到必须赶紧行动，并且在做许多事；日本则必须以某种方式替一笔庞大的开销、以及在朝鲜与南满那个极其特别的扎营固守的地位作个交代。英国因同日本结了牢不可破的同盟，对这个岛国——它不久或许会自认必须公然同时成为一个大陆强国——所取的态度，在一九〇五年七月，顾到当时战场上的形势，或许还显得有理；可是如今东方那些严肃而有远见的人已经很快开始怀疑：兰斯敦—林氏条约所那样公开昭示的军事上的无能，会不会在如今中年的人还没变老之前就叫人痛悔。中国对这一切多少有所领会，并且愤世地估量英国正在变得反对尚武——正如她自己过去那样——因而在外交上不得不这样行事，其行事方式等于宣告：英日同盟虽名义上保障她领土的完整，其所关切的却更是那两个签约强国的领土完整与各自的私图。因此不妨大胆地说：从内部着眼，远东的这场休战是环绕着英、日、中三国将来的举动与政策的。这三个因素之中，日本眼下远为强大；可是要紧的是须记住：这种情形大半是英国的同盟造成的，而这同盟一面使日本在对外世界上成其为今日之日本，一面又把远东问题限定在某些界限之内，因而逼得另外一些大约同样强大的因素（譬如俄国这个因素）暂时按兵不动，显得像是外部的而非内部的力量。换句话说，一纸极其要紧的国际协定造成了远东一个特别的过渡时期；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不幸的结果，却不乏迹象表明：日俄战争那些令人疲惫的月份里，英国的外交太成功了；其实这里头带着几分哗众取宠的成分。

因为谁也不会否认：眼下的局面是人为的——是一种不可能无限期维持而不生出反常结果的局面；是一种不但可能有害于英日同盟的一方、也可能有害于另一方的局面。有一个叫人惊心的发现：英国若不召来异国的军队相助防守，便再也保不住她那个庞大的印度帝国不受攻击——而那攻击一时只能假定是俄国的攻击；单这一件事就足以引起最深的忧郁，足以叫人怀疑：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度引以自豪、并靠之使自己超乎万国之上的那些德性，是不是当真大大地衰退了。那套匆忙的外交使英国得以把她对朝鲜问题的态度从根本上改掉，又带着几分玩世不恭地让出了要紧的特权；这表明：英国的外交家对宏纲大旨固然研究有素、也懂得透彻，对科学的细务却仍是一片未经探勘的荒野。

而当中国那个庞大的难题被插进这些为难与错综之中——中国和她那永远变动的潮流与逆流，她的指望与她的惧怕，她的腐败与她的改革——忧郁便更深了。然而确有一线指望；这指望若能实现，便可以实实在在地改变、实实在在地改善新加坡以东的每一个问题，并且借着这样的改变与改善，逼出从波斯湾到鄂霍次克海的另一些改变与改善。这指望就是一个强盛而清明的中国的诞生。在这样一个机体能够兴起之前所要做的事，浩大、惊人、庞大；其浩大之甚，以致谁也不知道该信什么、该怕什么。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疑虑与为难，中国必须循以前进的大纲还是够清楚的，足以招来一点勇气与信心。眼下头一件也是最大的必需，是币制与财政问题的厘定。中国若能在今后八九年里演化出一套稳健的国家通货——起初或许以银本位与银的自由铸造为基础，随后经过充分的研究与耐心的考察再转到金本位——那便造出了一种价值非凡的国际保证。因为内部积弊的厘正将慢慢随之而来——到那时成千上万在国外修完了科学课程的中国学生回国，还会加快这一厘正——而内部财政上最大的难题，即田赋以及一套妥当会计制度的建立，也会被着手办理。与此齐头并进的，或许还能把中国的各项赔款折转并合并为一笔国债。这一转变，等到别的基本步骤已经赢得信任之后，单它一项便能给中国一个新的地位。眼下中国官员对这些赔款的反感，不亚于一八七〇年惨败之后倘若德国规定那五十亿法郎的赔款须分许多年付清、再加上重利，法国人所会有的反感。中国官员所反感的，与其说是付款本身，不如说是那个形式。这桩事太明显地是因为中国在短短十个星期里既软弱又愚蠢而被加以的罚金。减轻这副担子，借用欧洲的财政办法把它的性质掩去，不但是聪明的一步，而且是一步既能巩固、又能抚慰人心的棋。

紧接着这个特别而错综的财政难题的，是尽快落实马凯条约每一款的问题。这件表面上不过是一纸通商条约的东西，其国际价值列强都很明白；若有几国迟疑着不肯效法英国的榜样，多半是因为如今欧洲在亚洲的一切外交都浸透了因循之气。因为施行马凯那样的条约，只要治外法权仍是中欧关系的根本原则，便会把中国开放到所能开放的最大限度。海关将在各通商口岸征得多得多的款项；同时各省将有称职的官员监理省际贸易税的征收，并能以定期的报表交代这些款项。由中国督办大臣监理中国的外国机构，若办得清明，或许真能使这些机构转成中国文官系统的分支，从而除去它们眼下那个可疑的地位——既是一位英国官员手中的包办，又是一种债务管理局。

收入的增加与集权的加强，意味着中国将能够把一支包含三十六个师、平时编制四十万人、战时编制一百五十万人的军队永久地接合到她那惰性而无防备的躯体上。只要这是改革的结果、而不像眼下大体上那样是改革的缘由，这里头就没有危险。中国政府对自身的利益醒觉得足够，不会仅仅因为自己在战场上正变成一个可畏的因素，就情愿拿脑袋去撞石墙；因为中国政府同中国人个人一样——非被激怒到极处不会铤而走险；而一个在欧洲还是黑暗大陆之时就已有了深刻哲学的民族，尽可以指望它在看得见的财富涨到今日十倍之时，仍旧保住它那极可佩服的常识。

而在这样的情形下兴起的将不只是一支中国陆军，还有一支中国海军。显而易见：要妥当而持久地维持东方海上的均势，一支近代的中国海军——宁可胜过、而不要逊于日本的海军——是十足的必需。中国能有一支真正好而有效的海军，这是明摆着的；因为从营口到海南岛，整片整片的居民都是水手，懂得海的秘密，而且在一切水手的本领上断不逊于日本人。十五艘中国战列舰与三十艘巡洋舰的一支舰队，真不知会把事情改变多少！那支舰队会有非凡的效果；它的建成，几乎将是一场同东乡提督在对马海峡战胜波罗的海无敌舰队同样伟大的胜利。

最后一项，然而实在并非最不要紧的一项，是中国的铁路。如今已经明白：它们注定不但是一股具有非凡力量的建设、改革与开发之力，是贸易的推动，是使人对生活总体抱更明朗看法的诱因；而且还是那股人们盼望已久的集权之力——在把一个一向只靠平衡与妥协来统治的行政机关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央政府这桩大业上，它或许出力最多。这一层的影子已经看得见了。对北京来说，汉口已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一个统辖中国两个最动荡、最要紧的省份的总督驻节之地。它由飞驰的列车同京城连了起来，而这些列车把遥远的距离缩短得叫人吃惊。十年前，从扬子江边的终点到北京要辛苦跋涉三十天；今日只要三十六个钟头。政府一旦认真对付铁路问题、明白了它无比的重要，便会日夜赶修。目前中国土地上（连满洲算上）的铁路不足四千英里；若能在一九一五年前再妥当地修成六千英里，「中华帝国」这个词便会更有意味，而正在生长的国族之情也会既加强、又被导入正当的渠道。

做这一切还来得及；其中很大一部分将会、也必须在眼下这个时期里到来。中国的皇太后攥着政柄攥不了多久了；必定会发生一些事，加快前进步伐的迈出。因此，对那许多纠缠的难题，这就是那个伟大而唯一的解决之道——新中国的迅速成长。唯有这成长，才能把眼下的休战变成真正的和平，才能把一切影影绰绰的图谋止住。而伴着这成长自然而然地、无须催促地到来的，将是一个重大的结果——这个结果将是一个信号，表明日本已在这个词真正的意义上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表明中国已作为一个近代强国崛起，表明英国不是一个军事上无足轻重的国家，表明俄国已开启了一条新的政策。这个结果，便是英日同盟的永远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