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太阳旗

一撒克逊人的足迹

一道羽状云的半圆环绕着地平线，低低压在水边上；正中偏向俄国的那一侧，升起一大片暗影，日光从中透出来，淡得几乎没有。这便是十来天前日落时分，某一条船驶入横滨港、驶入日出之国时，天上替它布置的景致。可是岸上等着叫人头昏目眩的那些奇异画面、奇异人物、纷然杂陈的新念头与新印象，没有一样能让人猜出：高处那片大云，正是一场真打的战争的象征。无论白天黑夜，都不见一丝征兆——瓦顶、格子窗、纸糊的房屋，木石造的那些不成体统的洋派建筑；灯火、灯笼、店铺，小而亮得耀眼；数不尽的人力车，车辕底下赤裸的褐色腿肚子飞快地倒换，拉车的都是些窄胸膛的汉子，跑起来张着嘴，等客的时候抽烟；木屐敲在石板上，合成一片乐音，踩木屐的人有光着头的，也有戴圆顶硬礼帽的；穿和服的小个子女人；马腹大、臀尖、额毛蓬乱、眼神刁钻的矮种马；一排排涂脂抹粉的偶人，关在装了栅栏的窗子后面，在电灯的强光底下等着、盼着、耐着——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夜又一夜，除了那份闲坐的耐性，也许别无所示；推小车的苦力，驮着重担摇摇晃晃地走；戴草帽、披蒲草蓑衣的搬夫，远看活像一垛垛会走路的小干草堆——什么征兆也没有，只有旗子：日本的红日放着光，间或还有星条旗夹在中间；这些旗子，若不是另有所知，只当是为哪个节庆挂出来的也未可知。

一个多月来，我一直踏着撒克逊人的足迹走——那条向西的路，一百多年前他就把脚放上去了：那时他剪断了英格兰母邦的裙带，转身背对着她，自己并不知晓，却是绕着地球从另一头往她那里回去，也许要在远东重新握上她的手。他从哪里动身，我也从哪里动身：从坎伯兰的山顶上，他在那里第一次看见帝国之星只朝西招手。我穿过一条黑洞洞的隧道，正在他那双鹿皮鞋磨出来的坎伯兰隘口山径底下；我在卧车里停了一会儿，恰在他扎下落日之营、过夜的那块地方；他脚印里的血迹还在。

「这是个鬼地方。」列车长很高兴地说。

我等他解释。解释来了。

「怎么说呢，前几天夜里我到这儿看一场黑人滑稽戏。楼座上有个山里人开枪，把过道上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都打死了，可乐队奏起《迪克西》来，戏一点没停。只有一个人离了场，就是那个唱丑角的『骨头』。后来在旅馆里找着他，他不肯回去。『在那种地方我逗不出乐子来。』他说。」

奇怪的是，那三个人——杀人的和被杀的——里头每一个：撒克逊人凭着种族的骄横，非洲人凭着那份善于模仿的本事、也就学来了几分同样的骄横去对待别国的人——都自以为高过任何一个黄皮肤的东方人。如今我想起这块土地上那种精致入微的礼数、仪节与温和的客气，便要笑；随后我想起此地男人待女人的样子，又想起我们自己国里男人——连那山里人也算上——待女人的样子，想起女人在两边各占着什么地位，笑意就没了。

顺着那条古老的荒野之路，我过俄亥俄河，穿过草原地带，越过艾奥瓦的沃野、内布拉斯加的平原，翻过落基山，落进一直铺到内华达山脚下的大沙漠里去。同行的还有些人，也与这条路有干系：三个日本学生，正从英国、法国、德国匆匆赶回家去——日本撒在全球的那张热切探查之网，他们是网上的几个结；他们安静、不张扬、个子小小的，每到一站便抢报纸看战事消息。三个美国人，奉政府之命往菲律宾去。一个英国步兵少校，一个英国骑兵上尉，还有一位漂亮的英国姑娘。另有两个人对这条路毫无兴致——两名法国来的报馆人。我听说过，世上仅有的两条七桅船，某夜在大洋中央撞在了一处。这两位法兰西之子——全美洲之大，担着这份差使的也许就他们两个——不但撞在同一列车、同一节卧车、同一个铺位间里，据说还同被派了那一个下铺。两人各执己见，客气得手舞足蹈、声嘶力竭。列车长、制动手、茶房都赶到了阵地上。谁也断不了这桩公案，于是两位记者交换名片，互相要求以高卢人的方式讨个满意，并请列车长把车停下，容他们下去打一场。列车长解释说，他本人固然极想看这场架，可国法与陆路特快的速度都不容耽搁。手里没有细剑，我常想那两位法国先生要怎样才能彼此见血。两人始终都不肯睡上铺；可第二天他们就成了朋友，上船过海几乎是臂挽着臂，今天在日本也差不多还是臂挽着臂。

这条路又穿过威斯特笔下《弗吉尼亚人》的活动地面，穿过西部另一些实有的与虚构的人物的地面——穿过一片片不长东西的荒滩，望出去没有活物，偶尔一群灰毛的、饿瘦了的羊，一个孤零零的牧人带着牧羊犬看我们过去；同车一个蓝眼睛的边地人，又给了我几条种族骄横的理由：他讲旧日西部的规矩，人怎样彼此信托，在交情上、买卖上都不受欺；怎样为着彼此舍出自己去，不留遗恨，不图报答；又怎样待女人总是敬着、护着。

随后是内华达山上四十英里长的防雪棚，路一头扑落下去，落进带露的青翠里——花，园圃，果树的花；草长得丰厚，牛羊都肥，田地看着像上等的果园——末了落进撒克逊人最后的一处营地，旧金山：异教的中国人在街上走；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铜铸古船张着一动不动的帆，迎着穿过一座小公园的风；布雷特·哈特也快要得到一处同样的纪念；还有人在那里说，这条路上的文明是从芝加哥一跃就跳到太平洋岸的。我便想，被这一跃从头顶上跨过去的那些中间地带的撒克逊人，听了要怎么回答。

他已经渡过一个大洋——这撒克逊人——另一个更大的，比起来倒像在磨坊塘子里划自造的小船玩；我便跟着他渡过去。

两天以后在码头上，我第一次看见一大群日本人，穿着撒克逊人的衣服，摇着旗，用撒克逊人的喊法给回国去打仗的同胞欢呼。此后，除了那些同胞偶尔在下等舱甲板上合着军歌的拍子走一趟，再没有战事的消息、风声或影子。

七天后，长长的、慢慢升起的山坡蒙在雾里，进了眼；我们看见许多颜色的浪头洗着最新的美国的脚——撒克逊人在那里扎了他最晚、可如今我得说、并不是最东的一处营；他在那里用中国、日本、葡萄牙、美国、英国、非洲的人皮，拼一床疯人被。拼得很快；只是这被面上将有一个洞，此后在世上再也补不起来了，因为夏威夷人要去了——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包」了，这个词的意思是完结、了账、注定。如今有四分之三撒克逊血的姑娘替游客跳呼拉舞；除了脚上那点动作，这就是东方的舞，跳得拙劣而粗俗；看的人若能够，情愿把一切都从记忆里擦掉，只留下那个抱吉他的女人哀哀的歌——那歌在我耳朵里与这舞的干系，不比一首摇篮曲与一场酒神狂宴的干系更多。

那天夜里，在一家白色的大旅馆，几百人坐在灯火通明的露天花园里，园子铺着石地、围着石栏；听一支由许多国的人凑成的夏威夷乐队奏各国的曲子，听两个女人放声唱那支由卫理公会圣歌改成、权当夏威夷歌的东西。

那一天里，人血一切可能的混法，我想我都见过了；至于造成这混杂的风化，我不去说它，那份松散是气候使然，不难解释。有人告诉我，住上五六年，连新英格兰人性格里那块花岗岩的分子也要开始不安稳了。不过地平线上似乎还有希望。

半夜里，一位带着酒意的先生从一辆出租马车上下来，停在旅馆门前。

「罗德里克·兰登，」他对他那葡萄牙车夫说，「这是个烂——烂城。」他含混地把那个字一个音一个音拖出来。罗德里克客客气气地笑着应了。带酒意的先生对门口的守夜人也这么说了一遍。

「说得很是，先生。」守夜人说。

电梯也得了这位客人同样一句刻毒的评语；他对柜台上的账房先生道晚安，说的还是：

「这是个烂——烂城。」

账房也同意了，那人便厌厌地转身走开。

「这一条上头，我跟谁都争不起来。」他说——这么看来，檀香山深夜里当众张扬的那点恶德，倒有几分可疑了。

我原想看见许多景象，带走的却只有两幅：夏威夷的游水人，晒得赤铜色，匀称得像雕像，浮出来迎我们的船，钻下去捞钱币；还有一群小小的黄脸孩子，各踞在雨豆树颤动的枝子上，黑头发在风里抖，白牙齿闪着，脸上都是乐意，嘴张得大大地唱。

从那里又走十一个长长的日子，才有那一回日落时分驶进日出之国——佩里当年就是到这里来，把日本长闭的海门向世界推开的。

日本人显露心跳的法子，不是西方世界的法子；既看不见战争的迹象，这位记者至少是当下就忘了自己来担的差使，当下变成一个热切的学生，来读这个自幼就渴想一见的民族与土地。

某一处崖头上坐着一家茶屋——从船的甲板上就看得见。那是一百零一级石阶的茶屋，主人是阿金夫人；她父亲当年做过市长，佩里在炮口底下推开海门的时候，佩里是他的客，也是他的朋友。

阿金夫人家里有一回败了财，她便开起这家茶屋，正如美国姑娘遇上同样的事，会去做打字员、速记员。这屋子差不多有多少级台阶就活了多少年，在日本算是古老的寿数了——那里火灾多，一户普通人家的屋子平均只有三岁的婴儿之命。茶女都是阿金夫人的本家。她屋檐底下的一切都无可指摘，无论哪一国、哪一家的女眷，都可以放心带去。

一位美国的热心人——他是自愿流寓在此的，我后来才认识——告诉我说，阿金夫人的日本话，全帝国也难找出更好的；她丈夫是他所识的人里学问最好的一个，曾经给小泉八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世人在书上读到的那些好看的礼数、好看的仪节、温和的善意，那里都有。

喝过茶、清酒，吃过日本的小点心和花生，便一径往东京去：兵是从那里开赴前线的，而这位无名的记者当时要去的，是一个不知道的去处、不知道的时候。路上一个钟头，两旁是一小块一小块半淹着的稻秧，铺稻草的农舍，屋顶上长着绿东西，小小的园子布置得又细又精；野樱开着花——日本人把它当作勇武的象征，爱它，因为它敢在落雪底下摊开花瓣；间或又点着几树红山茶，山茶是不吉利的，因为它整朵地落，叫人想起日本人的头可能为一点小过失而落地的时候。又有小小的山冈满铺着松树，还有小小的、没有叶子的树苗——日本的山水那份清秀空灵，多半靠它们撑起来。每一站上都是匆匆的人群，男女老少，把石铺的路面敲成一架木琴，奏出一种乐音；有个耳鼓像铁匠一般的作家，把这乐音说成是一片嘈杂。据说这些木屐往往是按各人的耳朵挑的。

到了东京，战争的外面迹象照旧稀少。可对这份稀少，回答是：「日本的规矩不是这样。」有人告诉我，宣战那一夜，日本人照常睡觉去了；可如今每一处告示板前，总围着一圈急切的看客。外国人喊一声「日本万岁」——意思是祝日本好运——街上的孩子、拉车的苦力、巡街的警察、坐马车的日本绅士，总会感激地应上一声。

还有我听来的那些故事，说留在家里的人怎样赤诚、怎样舍得！女人一个月里有一回不梳头，好把梳头的钱省下来，每月捐出去——五钱。一位先生发觉家里每个仆人，从管家往下，都每月从工钱里捐出一定的数目，便提出照各人捐的数目给他们加工钱。回答是：

「先生，这可不行；捐是我们的光荣，那样一来，倒是您替我们尽了我们对日本的本分了。」

一位日本太太为着晚饭来迟，再三地道歉。她是到车站上送儿子开赴前线去了——那里已经有她三个儿子。

另一位当下便说：

「能给日本四个儿子，多有福气！」

在一家茶屋里，我见一个染黑了牙的老妇人，是个仆妇，举止很有傲气，也是受敬重的，因为她送了四个儿子到鸭绿江去。成百成千的人家一天少吃一顿，好多给国家一些。有一个富商已经捐了十万日元，自己也断了一顿饭，并且声言：为着日本，必要时他余生都只吃一顿。

有一家戏园子上演一出战争戏。女角是个妻子，说她腹中未生的孩子，在这样的时局里必须是个男孩，而且要养成一个兵。为着筹钱，万不得已她自己就去吉原。

每一家门上，凡有人从军去的，都贴一块红牌，写着「出征」；若是他被抬回来死了，红牌就换成黑的——「勇武不朽」。抬回来的时候，亲族在车站上接他的尸首，个个脸上带着骄傲，不掉泪。罗马的母亲又回到世上来了；正是日本的母亲，使日本成了万国之中爱国的大祭司。那份爱国里头，既有臣民对君上的热烈忠贞，也有共和之民对自家旗子的爱；外人当下便觉得：即便明天天皇不在了、日本成了共和，这场仗也照样打下去——就像日本只有这位天皇、却没有一寸可称自己的土地时，也照样要打。前线上、海上的兵，未必比留在家里的男人、女人、孩子表现得更好；这样一种国民的精神，美得不该失掉。

撒克逊人的足迹到这里分了岔。一支直通菲律宾。另一支在此散成一千条小径——轿子让位给了火车车厢，铁甲舰取代了打仗的木帆船，电取代了画着图的灯笼；工厂的烟囱冒着烟，日本人像是以他的商务为荣，过于以他的艺术和他那精致的礼数为荣；抵制洋货已经开头，连「罢工」这个字，日本人念出来像「斯特赖奇、斯特赖奇」，也成了一首歌的和声。这些小径究竟有多浅，到底没有人知道；因为谁能钻进日本人生活与性情的那团神秘里去呢——那神秘已经积了一千年，愈积愈深。缄口会天下的总堂就在这里，帝国里每一个男人、女人、孩子，似乎生下来就是终身会员。也许正是日本，要在这远东伸手去握撒克逊人的手。然而谁知道呢？造化母亲若要为人类从她手里夺去的奇花异木设一座国立博物馆，她会把最尊贵的一间厅堂留给日本。这大约是因为日本人爱花木，又因为地方局促，不容花木长足了高。给这小岛以地方，矮松与矮果树也许有一天在此地成了奇物，跟世上别处一样。等她得了地方，她要做什么呢？撒克逊人的手也许永远握不上。撒克逊化了的日本，也许反过来把中国撒克逊化，叫那股一路由东往西、又由西往东的潮水，有一天重新掀成由西往东、再由东往西。

二随军的艰苦

我怀着几分绝望上了大山，来歇一歇这场随军之役的辛苦。在日本做战地记者，日子实在难过。

乐天的流寓客三年前离开美国，怀着帕克那样的心愿，要给地球系上一条腰带。他没走出日本便住下了，大约此后也就在这里歇脚。他身量大，脾气却和软；我们坐着人力车穿街过巷时，我见他六英尺二寸的身架子高兴得像果子冻一样发颤，一面还指给我看两边一点一点的颜色与生趣。暮色向海上奔去的时候，我听见他半自觉地对自己咕哝：

「我真高兴我在这里。我真高兴我在这里。」

他说这是「眼目之欲」；这份欲念至今仍与他登岸那一天一般凶猛——这是难得的，因为先来过的人，对初次看见日本的那双眼睛，总怀着实实在在的羡妒。我看过那看见过的人领着不曾看见的人四处游看，脸上是一种慈和的体贴与反照过来的欢喜，正如戏园子里一位中年先生，看着自己带来见识大城市的某个少年那份热切的快乐时，脸上的神情。乐天的流寓客从前是个画家，可他来了，看了日本的艺术，就降服了。

「我再没有把笔沾上画布。有什么用呢？我连他们的字都写不来。别国的人是这样写字的。」他从手腕和肘上动他的手和指头。「日本人自小学写他们的字，学的是使整条胳膊。你想想那份宽绰的挥洒！」乐天的流寓客把两只手都举了起来。「没有用的，至少对我没有用。我不干了。」

于是他在日本研究生活与神话，收集古玩、绸缎、萨摩陶器，写一点东西，梦想得很多，把整副心都交给了自己的眼睛。乐天的流寓客有一位朋友，一位日本朋友，正是如今新日本里所见的新人物之一。他叫雨森。他是阿金夫人的丈夫——阿金夫人便是那一百零一级石阶茶屋的主人，她自己能用五种语言同来自世上各处的客人说话，是茶道的权威，还是位颇有名声的女诗人。雨森不单通数国语言，还是个学者。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他都使得来，还不止这些。不久前有个云游的印度僧人到横滨，跟谁也谈不上话。雨森拿日本话、朝鲜话、汉话试了，都不成，两人末了竟以梵语通了消息。小泉八云有一本书是题献给他的；那位作家对日本古诗的熟悉，为一切外国人所未及，也是从他这里得来的。他讲一个古老的日本字怎样变成今天的形状时，竟引乔叟为例，又举出与乔叟那句话相当的今语！

可是眼目之欲啊！说来这个外人所有的，也就是一双眼睛了。他脑子做的工夫，没有多少价值。今日不论学到什么，明日或许就得把它忘掉重学。惟有眼睛给人快乐——给那爱颜色、爱图画的脑子以无可计量的快乐；可是眼睛并不懂。耳朵听见许多陌生的新的呼唤与声响——除了木屐敲出来的木琴声、盲眼按摩师那凄恻的叫唤，以及那一支感人到无可言说的国歌，都算不得音乐；而耳朵也不懂。惟有鼻子——「五官里那个被人轻贱的诗人」——他的本事在天下哪里都站得住。在东京，日落时分他便披上一身黑纱，连黎明前最暗的那个钟头也要给他弄得晦暗。人告诉你说，你会习惯的；这话叫人害怕，因为你并不想习惯。人又劝你说，你该上中国去；这话里头一点安慰也没有。你便当下发起誓来，而且发得很大胆：

东方虽召我，我不去，

直到东方的臭气死绝。

正因如此，一个从可以放胆把两肺灌满、见着什么溪水都可以俯身去喝的地方来的人，便不得不时时下到海边，或者索然把脸转向山里。

从横滨开出的小车厢慢慢向乡下去——慢得叫你像阿蒂默斯·沃德一样疑心：有时候把排障器装在车尾，是不是反倒稳便些。路上有铺草的农舍、风里摇动的一方一方青大麦、长长起伏的草、松树戴顶的小丘，都好看；可是渐渐地，你的心为造化母亲揪了起来。每一根草、每一丛蒲、每一株小树，仿佛都是靠人手的宽容才得生长。像是开过一场庄严的军法会审，凡不为人、且只为人生出饲料的活物，一律定了罪；因为到处都不见羊，不见牛，不见马，连狗也难得有一条。一处一处，小丘被削得齐齐地断了，好让稻田从底下钻进去。地面上被人摆布得可怕，可是看着仍旧可爱。山上一小行一小行的松树，像是留得恰好，要移到画布上去也不必再作安排；便是一株偏出同伴之外、斜着长的松，看来也是单为着画意才没有遭斫。也许正因如此，造化自己似乎并不申辩。倒像她说：

「孩子们，我知道你们的需要，你们做的都是不得不做的；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原谅你们，因为你们劫我时手是疼惜的。再往前去一点，就是我藏身的地方。」

再往前去一点，她藏身的地方果然就在那些火山大岭里，由白得庄严的富士山看守着；那里鸟在唱，急流打出旋转的白沫，在深谷里轰响，或是穿过一层层颤动的青绿垂成白瀑。可是你先得坐一个钟头的电车，车上的铃一路响着，好把满路的孩子赶开轨道；走的是从前大名的旧道，大名一年两回从他上路的领地进东京、再从东京回去，走的就是这条路——那些大名，盛装华服，坐在轿里，随从跟在后头，百姓把前额贴在地上，不敢抬眼——这样的礼数，如今他们连对着伟大的天皇也不行了。这似乎是一种亵渎。然后是一个钟头的人力车——后面还有两个推车的——上一条深深盘旋的峡谷，谷里传来奔泉那野性的呼唤；于是你就在坎伯兰亘古未染的空气里了。

给一位主人和一大群仆人迎进门来，是件快活事；他们都把身子弯成直角行礼——这份礼数一路跟着你走。十分钟后，我从房里那架屏风——那随处都有的屏风——后头走出来，宫之下的姑娘，又一个新日本的新人物，正在我门口鞠躬；我怕我招呼得太草率了。女仆侍奉的事我在书上读过，撒克逊人的脾气，我是害怕的；可我怎么知道她是我这位东家的女儿呢——东家比他多数的客人都还宽裕些，那些客人里有时还有皇室的亲王与公主；我又怎么知道她来只是为了道一声欢迎呢？我更怎么知道她是一位淑女——照我所懂的这个词说；在一个人人都举止温雅的国度里，衣饰上的分别他又还不曾学会，而脸与声音在哪一国也给不出万无一失的指点，一个外人怎么分得出谁是淑女、谁是士绅？后来我懊悔了，也想设法补过；不过在此地，一个化外之人不知礼数是可以见谅的。当下一个小女仆进来生火，另一个飞快地替我解开行囊，把晚服摊好，扮起一个视而不见、只管做事的侍仆来。那份局促、甚而那份自觉，一闪就没了；凡不是流氓也不是蠢人的男子，都会是这样。而我此刻正想着，外国人是怎样编造日本女子的谣言的。

随后送上来的那顿饭，我不求比它更好的了。我睡去时，山里的空气像药膏一般从窗子进来，不知何处有轻柔的落水声；一株盛开的樱花，像一颗很大的白星低低亮着，立在一座向星空黑黑耸起的山脚下。在日本做战地记者的日子——实在难过！

第二天早上，我听见走廊里许多脚步奔来奔去，还有许多笑声，只当是有孩子在外头玩什么把戏。原来是那些晒得褐色的小女仆在紧紧地干活。我不知道这些小小的人那份不歇的晴朗从哪里来：是天性简单呢，还是历代的哲理——或者两样都是。

「你有你的烦难，」他们说，「所以我不该把我的加在你身上。」于是一个人会笑着告诉你一桩几乎把他的心都揪碎了的不幸。

替我解行囊的那个小女仆给我端来早饭，我看得出自己身上有了一点头天晚上全然不见的兴味。不久便露出来了：

「您要到朝鲜去？」

「是的，我要到朝鲜去。」

「我也想去朝鲜，可他们不许女孩子去。」

「你为什么想去朝鲜？」

我第一次看见日本人的眼睛里闪出光来，她的回答像鞭子炸开：

「打仗！」

陆军省收到过成千上万的请战书，许多是用血写的；其中有一封，正出自这样一个女孩子。她在信里说，她是一个古老武士家的末一个人。她父亲死在与中国的那场仗里；她惟一的哥哥死在义和团之乱的时候。她求准她去补上历来属于她家的那个行伍里的位子。她说她会放枪，会骑马；如今国家与天皇这样急需人，她家的姓氏若从名册上缺了下去——那名册上几百年来一直有它荣耀的一席——将是永远的耻辱。

早饭后我爬了从窗口就看得见的那座山——白日里它并不显得那样高；上头伟大的富士山也肯赏脸，转瞬之间把那一层灰云的披风掀开，第一次向我露出他神圣的白头。下山时，我听得一段关于美国式侠义与宫之下姑娘的好故事。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国籍不必提；还有一个身量高大的美国青年，他没有丢掉他种族与国家的传统。外国人到日本头几天常有的那种不通情理，这一位也犯了：他对这位小姐说了一句在本国同样的场合他决不会说的话。旅馆后头正有两道翻着白沫的小瀑，落进一泓清水，水里游着许多大小的鱼——青的、银的、金的，或是白里带朱的斑纹——客人们都爱喂它们。几分钟以后，池边上起了一阵大动静，那些鱼照常聚来讨饼干和糖，倒吃了一惊：那美国人把那另一个外国人请到那里去，两人正打得极凶。一拳漂亮地正中胃口之后，美国人把对手抱起来，整个儿掼进鱼池里去。那人第二天一早头一班车就走了。天可作证，这实在舒坦人的心——在这里撞上一条撒克逊人的足迹！

午饭后我正对着一本导游书跟日本话的成语纠缠。「我很愿意帮您。」宫之下的姑娘说。

她在东京一所修道院学校里念过书。学生只有日本女孩，还有几个欧亚混血的姑娘——父亲是外国人的女孩；在学校里只准说法语。她在那里学了读写英文；说英文，却只是从旅馆的客人那里学来的。

「这么说，」我说，「要是这本书里的日本话也跟它的英文一样糟，我看我是不想学了。」她看了看那本书。

「是糟，」她说，「这里头有些字您千万不可以用。」（她那些别致的走音，无论怎样也摹写不出来。）过一会儿我们找出了一个例子。

「是的，」她说，「『斯基马斯』就是『我喜欢』。我喜欢花，喜欢鸟，等等；可是这一个您不可以用——」一根指头尖尖地点在一个字上，我便当下把那个字永远咒了一遍。

「那个字，该用哪一个字才合适？」

「阿伊斯鲁。」她说。

「那又是什么意思？」

一条使劲的竖纹打破了她额上的平整。

「那比『喜欢』要深。」

「哦。」我说。她还在心里搜英文里相当的字。我想帮她一把。

「爱？」我试着说。

她眼睛直直地望着我，用比那问话更不涉私意的神气，答那本不涉私意的问话。

「是的。」她说。

那天下午我沿峡谷又往上走，过了几家古玩铺子，河在远远的下面轰响，水从很高的上面翻下来；我在一处门楣上弯弯地写着大字「射艺」的地方进去待了一会儿，看一个老头子把十支箭里的八支射进百英尺外一个小靶子，得意地大喊一声：

「俄国人！」

再往前走，过茶屋、作坊，和装着下击水车的碾米房——那样的水车我在坎伯兰山里也见过。下面远处一方稻田里有三个小女孩在玩。她们看见我便向路上跑来，一边跑一边不时弯腰拾点什么。最小的那个把一束蓝花举给我。我心里一动：我想，这下我可在这地方领到礼数了，连乡下人家也有，而且没有被撒克逊人和他那高加索同类的粗野习气染过。我脱下帽子。

「阿里加多。」我说，意思是「谢谢」。那小东西胖胖的手伸了出来。

「辛嘎！」她说，「木恰辛嘎！」

如今除了在路上拦住我、又打手势叫我明白的那几个小强盗，我再没找着一个人知道「辛嘎」是什么意思。我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钱。第二个小拦路的上来了，第三个紧紧跟在后头；可我太失望、太不受用，就不给了。那三个小东西跟了我半英里，又跟上好几十级陡石阶，一直到林子里一座庙前，还捧着花说：

「辛嘎。」这事叫人难受。

回来的路上，我又遇见一个穿花和服的小女孩。她说了句什么。我怕我是瞪了她一眼；可她又说了一遍，鞠着躬，笑着，说的是——

「空尼奇瓦！」意思是「日安」。这一下我可懊悔了！这才是真东西。我脱下帽子，于是这小姑娘和我就在大路当中彼此行了一套繁细的东方礼节，末了各鞠三个直角的躬告别，各人把那句极好听的日本话说了三遍：

「萨约娜拉。」

我一路走，一路高兴，一路想。这便是旧日本与新日本：一个是留着不肯去的美，一个是游客踏出来的辙；而这也就是日本的大略。你找一件东西，得着的是另一件；你找另一件，得着的偏是你原先要找的。麻烦在于：两样我本都不该觉得意外，因为日本人自己就说：

「奇事不奇，也就不足为奇。」这话要想上一会儿。再说，究竟有什么相干呢，不管出什么事。

「希卡塔嘎奈，」日本人说，「没有办法」——这一点听天由命的道理，日后在许多战场上或许要起不小的作用。

宫之下的小姑娘和我在池边把饼屑丢给金鱼，鱼扭成一堆抢过来，每一片饼屑都碎成一道闪亮的虹。她没有到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英国。

「你不想去吗？」

「很想。」她说。

「那么，总有一天你要去的吧？」

「我盼着；不过——」她停了停，「我要是穿这身衣服，街上的人会跟着我走。我要是穿欧洲的衣服，我看起来就像——你们怎么说的——像个怪物。」

「决不会！」她又摇头。

「会的，会的。」可怜的是，我怕她说得对。

这位小姑娘不大上山里去走。

「日本男人不喜欢女人到处走动。」她说。「我叔父不喜欢我一个人出去，可我父亲不在意。他到过美国。」

「一个人走很稳妥么？」

「是的，很稳妥。在美国不是这样么？」

「唔，不是，不总是这样；至少在南方不是——我是南方人。」

她没有问为什么，虽然若说她原来就知道，我也不会觉得意外；我也没有解释。

她说她很喜欢席勒，又读过许多美国和英国的小说。她很喜欢《危机》——别的没有提；不过她更喜欢女人写的小说。

「因为女人写的你更懂么？」

「不单是这样，」她慢慢地说，「我想写小说的男人，总要把女人弄得快活；写小说的女人不那么做；我想女人必是离真相更近些。」

她忽然转向我：

「您写过一本书。」

「有罪。」我说。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写过。」我拙拙地答。我们谈起各国的不同来。

「美国女人用很多别针，是不是真的？」

「我想是真的。」我说。

「我们不用，」她说，「我们用你们所说的——」她的手指按在和服前胸一根小带子上，「带子。可是，」她忽然又添一句，「有个美国人对我说，这样的事我不该提。」

「哪里的话！」

「唔，」她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

我解释说，在美国我们把女人放在高处，仰着头看她。

「在日本不是这样么？」我说。

「不是，」她只淡淡地说，「在日本不是这样。」她想了一会儿。「那对美国的女人一定很好。」她说。

「我想是好的。」我说。

「不过，」她说，像是替这桩不解之事找出个道理，「她们受——过——很——好——的——教——育。」

「唔，我并不以为是因为她们受了很好的教育。」我说。

「那么她们是配得上的。」小姑娘说。

我到大地狱去过了——上了约三千英尺的坡，一路过稻田、麦田和小片的竹林；在一个荒绝人烟的山顶上，硫磺的烟往绕着它飘的云里喷。烟本来是叫人想到人家、人的饭食与人的安逸的；可那上头翻卷的烟，倒给这地方添了一种说不出的荒凉。你脚底下灰色的土是热的，一处一处有沸水的泉眼，灰白的壳子在脚下嘎嘎地裂。我们绕着山顶走，再下山穿过一片大树林——因为是御用的禁地，树才得留着。自到日本以来，没有走兽、家的也好野的也好，这件事一直叫我心里发闷。便是在这山上，路边和林子里，我也没见着一样跳的、爬的、上树的；这会儿也仍旧看不见。

「这上头没有野东西么？」我说。

「有啊，」向导说，「有鹿，有猴子。」他若说这里有渡渡鸟，我也不会更吃惊；可是直到今天，我在野地里除了空中几只鸟，什么也没见过。

不久，一片草顶露了出来。小路在屋角上急急一转，我猛地吸了一口气。日本的洗澡规矩，我读过也听过不少。我想政府是试过要把西方那点体统的观念立成法令，教给百姓的。有一条章程说男女须分开。他们是分开了——由一根竹竿浮在水上分开。又有一回，宣布在海边某处必须穿浴裤。一个老头子从山坡上自己屋里不慌不忙地出来，一路光着身子走下去，手里晃着他的浴裤。下了水他才把浴裤穿上；一上来就又脱了，照先前那样晃着走回家去。

这会儿，他们就在那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显见得竹竿与浴裤那两条章程还不曾到得这样高的地方。这是一座天然的土耳其浴室；看来大地狱一带的农家每年给主人送一定数目的出产，换取洗热水澡的权利；活计闲下来，他们就上来——夫和妻，儿和女——一住几天。那时节活计显然正闲着。那浴池约十英尺见方，沉在地板里，与路人的目光和外头的寒气之间，隔的只是几根细竹竿，彼此相距约十八英寸。池里满得要溢出来。

那天夜里，有位英国人像是对大地狱大感兴味。

「真是出奇！」他说。「您知道么，他们一点也不在意我们——一点也不。有个人带着照相机，一位可亲的老太太在他照的时候竟站了起来。他们请我下去，我实在也想下去的，可是——嗳，您知道，那里头没地方了。」

这一部病痛交响曲的主音，在此不必奏出来。

她会弹筝，钢琴也弹一点——这位宫之下的姑娘。两样她都不肯为我弹；可她说那天下午要带我去听一位朋友弹筝——一位年长的朋友，她说她叫她姑妈。后来她说，她另外也请了一位先生。我从前提起木屐那片乐音时，乐天的流寓客告诉我说，穿的人往往是挑过的，只挑中自己耳朵喜欢的那一双。这话后来很受人笑，我便向宫之下的姑娘求个证。至少她自己的木屐不是按声音挑的。

「不过，」她说，「日本人说木屐响起来是——

『卡拉扣，卡拉扣，卡拉扣！』」

她给的那两个音，正是我在东京到横滨之间每一站石台上听见的那两个音；我一径走到钢琴那里去按，发现它们是「发」小调音阶上的「发」与「来」。要笑的只管笑去。乐天的流寓客也许会说：这两个音正是某一支古老的国歌里最显眼的两个音，做木屐的人此后就一直不自觉地把它们复制出来。

下着雨。可叹又可惜！小姑娘撑一把美国伞——撒克逊人不敬的足迹！而那另一位先生和我，却撑着两把画一般的日本伞；这伞若在她手里，正是那点睛的一笔，搁在我们头上却只显得可笑。我们就这样去领受一个真正日本人家那种精致的礼数与实在的好意。

有两张筝为我们弹了，弹的人一边唱《松风》，又唱那羽衣仙女爱上渔夫的故事。

「您喜欢日本音乐么？」小姑娘问那另一位先生。

「喜欢。」他立刻说，撒谎撒得像个绅士。

「您不觉得它相当单调么？」她问。

「唔——嗯——嗯。您不喜欢日本音乐么？」他躲进这句话里去。

「唔，」她说，「我想我更喜欢你们的音乐。你们的更活泼，花样也多些。」

随后我们喝了茶；喝过日本平常待客的那种茶之后，男主人——在他拿给我们看的画像上是个凶悍的武士，如今却是位和气、笑得开阔的旧派日本医生——一定要我们喝他亲手调的抹茶。怎么喝，是小姑娘教的：要把碗端起来，左手托在底下，右手的手指环住碗，举到额前，这是不出声的谢意；再极轻地——轻得不至于叫人以为这茶还须化开——把茶在碗里转三圈，然后喝一口；喝的时候嘴唇要弄出很大的声响，表明我们多么受用。

「在你们国里，这是很粗俗的，」小姑娘插进来说，「不是么？」

「唔，」我说，「许多人也这么做，不过不是为着礼数。」

再转三圈，再喝一口；再转三圈，第三口；这一回只留一点点，不再转，一口吞下——一碗是三口一吞。阿金夫人说，这最后一吞该只是沫子，沫子非喝不可，为的是表明茶好到连沫子客人也要；又说，要到这时才该出那声表示受用的响，而且只因为沫子不出声便喝不下去。这很好。我们互换了签名和名片。承小姑娘的姑妈许可，我们照了室内的相，随后鞠了许多躬，说了许多声「萨约娜拉」，从樱花树底下出来。

「我们说『早安』，」小姑娘讲解日本人见面与告辞的礼数，「我们鞠躬；我们说『久违了』，或者『好天气』，再鞠一躬。每说完一句都得鞠躬，告辞的时候也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天皇已经通令全国：这场仗打着的时候，在日本的一切外国人都须格外优待——这就使游客眼下在这个国家里，比从前任何时候、也许比此后很长时间里，都更安稳。在知道这件事以前，我已经很受触动：全然不见乱子、街头争吵、大声说话的迹象；而且在东京这样一个世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白天夜里都可以放心走动。我把这话对宫之下的姑娘说了。

「索代斯卡。」她说，并不惊奇；意思是「原来如此」。后来她又说，日本的小说家很多，可是他们不写爱情故事；这便使我进一步想起：在日本我没见过一个男人为着走过去的女人回过头——没有眼色的往来，街头一点献殷勤的事也没有。

「《送媚眼》那支歌，」我说，「在日本是决写不出来的。」

「什么叫『媚眼』？」小姑娘不解地问。

于是我费了一场事——不过我想末了总算说清楚了。

「也许是日本姑娘不愿意让人看见——她在看。」

「哦，您的意思是她可以看，只是外国人看不出来？」

「唔，我们都是人。这话很直，是不是？」

那是直的——很直——而其中那份天真，除了蠢人是不会误会的。随后我得了一个学位。

「可是我对您总是直说的；因为您既是您自己说的『有罪』，我想您必是懂得的。我心里称您作人学博士。」

天可作证，这日子实在难过！

过了一会儿，这位出奇的小姑娘接着说：

「日本人也许有你们所说的相爱，可是不能说出来——连露出来也不可以。」

「男人也不可以么？」

「不可以，男人也不可以。在你们国里不是这样么？」

我笑了。

「不是，在我们国里不是这样。」我发觉自己忽然学起她那慢慢的说话腔来。「这是我们国里男人头一件要做的事。有时候他说了，明知不能求那姑娘嫁他也说；有时候他们那边心里并不当真，也照样说出来。」

「索代斯卡！」

「那叫做『调情』。」

「是的，『调情』我知道。」小姑娘说。

「这不是个很好的词。」我说。「日本没有调情么？」

「没有机会。日本的婚姻是父母和亲友做的。」

「他们不为着爱情结婚么？」

「跟法国一样——不为爱情。美国呢？」

「唔，我们以为人若不相爱就结婚，是不好的。」

「索代斯卡。」她说，还是「原来如此」。随后她接着说：

「日本姑娘听父母的话。」又添了一句，我听着像是带点伤感，「有时候她们很不快活。」

「那又怎样呢？」

「唔，离——离婚在下层人家里很平常；可是在中层和上层人家，很难。」

「索代斯卡！」我说，因为我吃了一惊。

「索代斯。」小姑娘说；这是该有的回答。

宫之下的姑娘爱花；今天傍晚我看见她从她的园子里下来，她刚在那里做过活。她黑头发上戴着一顶大圆草帽。我叫她用两只手把帽檐往脸旁拢一拢，她笑起来的时候，照相机把她照了下来。我们走下石阶，停在那道小瀑上头，瀑布把金鱼嬉戏的那泓水震得摇动。

到此我在日本已经一个月了。我看过议会开院，听过天皇诵读他与世上各国皆和睦、惟独与俄国不然的那件事实，又看出他须得在别的地方、而不在他的步态上，显出自己出于神明。我同星条旗那位和气的代表和他的随员们同过席，他们似乎已染上一种东方式的圆润，这对我们在这远东的利益是好兆。我看过一位亲王殿下扮那又细又难的双重角色：对美国人是握手的民主之士，对本国人是神明的化身——而两边都在旁看着。我在红叶馆吃过一顿日本饭，艺妓与舞女紧紧攥住了西方人惊奇的眼睛；在那里我听日本的政要唱美国大学的歌，还同他们携手摇晃着唱了一遍《友谊地久天长》。我看过相扑，乍看像是两位胖太太要把彼此推出圈去——其实远不止此。我到戏园子去过，笑到嘴边就止住了，此后只是默然坐着，一片迷惑与惊异。我在开花的园子里、在我还认不真的人群里走过，一路把铜钱丢给孩子——在这里「婴儿是君王」。我到过神社、庙宇；听过鸢在幕府将军的坟上悲鸣、乌鸦在那里哑叫；也见过一位法师敲着鼓、诵着整日不歇的经，一只耳朵后面夹着一个烟头。我领会到，这是一个有诱人的「签条」、又有骗人的日元的地方：日元在你到的时候把你的金子翻成两倍，叫你花掉了半元还当自己剩着一整元。此外，我见过了樱花的盛景。可是这些小事以及别的种种——别的种种，也许过些时再说吧。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红色的小导游书来。

「那个字，」我指着该指的那一个问，「那个字您会对您的——嗯，您的母亲说么？」

「不会，」她很慢地说，眼睛直直的，又一次用比那问话更不涉私意的神气答那不涉私意的问话，「我——不——不——想——您——会——把那个字——对——您的——母亲说。」

日光只落在富士山那一大片白顶上。别处，日本那飞快的暮色正在落下来。樱花树在暮色里迅速化作一颗大白星的光。我们上头的林子里，有一只夜莺在唱。

实在难过。

三滞留东京

我想我不如承认了吧：这些所谓「随军的艰苦」，虽则快意，虽则在一个无忧的心上也许能引出狂喜来，究竟只是一场十足的虚张声势。下面还有一场，可这是最后一场；此后我不再写，要等我罗盘上的针指向满洲再说。一个月前，头一批人是在樱花的荣光照亮全国的时候动身的。此后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出发」——下个礼拜我们又要出发了。我们中间如今有一位自称「樱花记者」。他运气好，先说了出来。隔着整个太平洋，我们听得见国内的人为我们这窘境窃笑，连那把我们派到日本来的亲爱的人也在笑。这事若不这样悲惨，实在是很滑稽的。

日本的星浮得高，所以月亮升起来的时候，照亮的是一座比我在世上任何别处见过的都更浩大的穹顶。我在日本看见的第一轮月，正从横滨外国人住的山手上头升起，慢慢向那些远星爬去。乐天的流寓客和我爬过一条狭窄曲折、两旁夹着灌木的小巷，巷里一处一处横着几级短短的石阶；我们在他的日本式屋子里坐在席上。外头不知何处有夜莺在唱，头一只蝉正用它那极细的针尖把颤音刺进夜气里去。乐天的流寓客左手边是一只好看的漆盒，他伸出一只爱抚的手去取它。那是他的根付盒；他抽出一个个小漆盘，他那些细小的宝贝就躺在盘里。

「我这里只有四十来个，」他说，「可个个都好。如今贩子骗不了我了；日本哪个地方一有新的根付出来，主人总要直接间接地叫我知道东西在这里。有时候我会在很远的内地某个镇上碰见一个，可我知道那是先我一步送到那里去的，好让我以为自己是无心撞上了一件宝贝。我大宗的收藏在家里——你可知道波士顿有个人，手上大约是世上最好的一套？它们的价钱涨得极凶，而且一直在涨。仿造的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多，缘故是刻工耗不起那份工夫——便是要做出一件像样的赝品，工夫也不够本。你要知道，从前每位大名都养着刻工，专做根付，别的什么都不做，时光全是他们的。」

于是他一件一件往外拿。每一件都表着一个神话、一段传说，或者一句谚语。

「我爱这些东西，不单为它们刻得精、颜色好、年头久，还因为它们照见日本的生活与性情，照得极有意味。从这些古玩里能学到多少关于日本的事，你是想不到的。」

威士忌与苏打送进来了。我们看着月亮，听着夜莺；乐天的流寓客的话头漂到日本古诗上去——漂到那十七个音的小小体裁上；日本人就用它捉住一幅画、一种心境、一瞬的印象，或者一桩伤心事。下面三首是他给我的——他说他记得未必确：「一个母亲坐在席上，也许是独自坐着。风把那单薄的墙壁摇得作响，她便回头——

东风吹，

啊，障子上

那些小小的指洞！」

原来障子就是拿格子纸糊成的小方格，凑成那单薄的墙；顽皮的孩子最爱把手指捅进去。那些小指洞，是一个死去的孩子那只不在了的手捅出来的。

这一首是三笔画成的一幅画：

月光；

席上

一枝松影。

把这个想一会儿。

下面又是一位母亲哭死去的孩子。夏天有些日子，凡会摇摇摆摆走路的日本孩子都在追蜻蜓；而死去的孩子要走过一百个世界。所以这位母亲的念头是这样的：

捉蜻蜓的小小人啊，

我不知你

已走到多远。

可我最喜欢第一首：

东风吹，

啊，障子上

那些小小的指洞！

我们漂到夜气里去。每一户人家都黑着、静着。乐天的流寓客停下来一回，拍了拍一条黄狗的头。

「这些人都认得我，」他说，「我不用说一句话，进哪一家都能睡一夜。」可我们仍沿那条窄巷，上一长串狭窄曲折的石级，钻过头顶上拱起的密丛，月光被丛子打碎，散在我们脚边。爬到崖顶时，天上一丝云也没有；我第一次明白这地方的魔力对乐天的流寓客是什么。月亮正朝那些星飞升——那些浮得高高的、日本天上的星。

有一回我躲进一场相扑里去。我找着一座像塔又像马戏棚的大帐篷，竹子搭的，席子作顶。外头，一根根长杆子的顶上飘着许多颜色的长幡。高处一个由四根竹子架着的小台上，有个人在敲鼓。他是天亮就开始敲的。门口一带、这座又大又脆的棚子四周，那些男人和孩子的人群，跟你在美国马戏场上见着的一模一样。进门我付了两元。我的皮若是黄的、眼睛若是斜的，只须付一元。里头的场子是圆坛形，三层宽阔的板凳，看客都蹲在上面。正中一个竹顶底下，有一个约两英尺高的土墩。四根缠着红蓝布的柱子撑着那顶，每根柱子上拉出一条幡，幡上垂着许多写满汉字的小旗。土墩上掘出一个直径约十二英尺的圈子，圈心里立着两个高大的胖子，浑身赤条，只系一块兜裆布。我进去的时候，他们正起身搭手。在撒克逊人眼里，乍看就像两位胖太太在那里要把彼此推出圈外去，我差点笑出声来。我还没走上十步，那两个胖子里有一个一只脚点到了圈外。他输了，这一场就完了。这回又走进来两个，极有威仪。他们登上场，彼此背过身去。随后各人伸出右腿，右手按在膝上，把腿高高举到空中，再重重地跺在地上。左腿也照样来一遍，然后两人往下沉，沉到臀部几乎着地。转过身，他们在圈边上对面蹲在自己脚跟上，各人把两手轻轻一合，伸得直直的，再把掌心翻过来。这是行礼——相当于撒克逊拳师的握手。随后各人走到一根挂着小盐盒的柱子旁边，他的助手在那里递给他一只清酒杯盛的水。他漱了口，把水喷出去，捏一撮盐撒进圈里。其中一个还俯身从草皮上拔了几根草，也撒进圈里。这两样举动都是要赶开邪气的；那份郑重使我立时振作起来。他们像两只大斗鸡似地蹲了四次，又四次慢慢起身，从容地走到盐盒与清酒杯那里去。末了两人凑上了，一场猛斗；出我意外，那两个巨人里有一个把另一个从自己头上摔了过去，落在圈外约八英尺的地方。可见这里头的东西比随便一眼看去的多，而且实在是极郑重的事。事实是，相扑在日本是一门古老而体面的行当，源头可以追到太阳女神。她从前有个兄弟，好杀野兽，把野兽扔到她后院里去惹她。有一天她恼了，逃进一个洞里，把大地整个丢在黑暗里。她的属下、还有那兄弟和他的属下都想把她弄出来，她却不肯出来——用一块大石把洞口堵住了。于是他们做出种种怪样，发出种种怪叫，末了她被好奇心引动，把石头稍稍推开一点朝外看；就在这时，有一位手力男跺着地冲上去，把那巨石掀开了——今天相扑的力士跺地，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神话；下面的是史事。

「从前，」那天夜里一位美国记者靠在帝国饭店的酒柜上说，「有个挺胸凸肚的贵人得意起来，说他大概是天下第一。天皇听见了，便向四方下了挑战的告示。一个大汉接了下来，一脚踹进那贵人的肋骨，把他的骨头折断，他就死了。这是天国的和平宣示于地上之前二十四年的事。约九百年后，有两位兄弟争王位，议定以相扑定归属。不过他们是叫人代打的，其中一位惟仁靠他的斗士得了位。同一个世纪里，五谷的秋祭上有过一场相扑。那一年收成好，天皇因此断定同时举行的相扑必是好事，相扑便成了永久的国俗。等那位斗士京桥做了裁判，天皇赐给他一把扇子，宣示他是狮子亲王。力士分作东西两方，今天他们从东西两边进场，就是这个缘故。葵是东方的花，瓠花是西方的记号，通到台上的路今天还叫花道。那些柱子标的是四方。下一位斗士，天皇称他为疾风；今天惟有疾风的一家能执裁判的标物。」

这些力士免服兵役；据我所知，他们是一个门户极紧的团体。日本人家生下特别大的孩子，父母便说：「他要做力士。」

力士都是极大的人，平均身高在六英尺以上。有些人身架极壮美；可是这门技艺里分量要紧，所以他们有意养胖。现今的第一名重三百磅以上。作为一类人，力士确实显出日本能生出怎样的大个子来。我在东京看那些开赴前线的日本兵，不但那份矮壮结实，连平均的身高，也一再叫我意外。而且有人告诉我说，在学生坐椅子而不是蹲地上的学校里，日本学童的身高十年之内长了三英寸。今天东京所见的新人物里头——会馆和旅馆一带穿欧洲服装的漂亮男子，戴高帽穿礼服的政要，那半开化的一层——他们戴圆顶礼帽，穿带毛领的胶布雨衣，从人力车上下来时露出光到膝头的腿——其中最耐看、最有意味的，是你在公园里看见踏着木屐轻快走路的东京大学学生。他脸上有智气，眼睛直看着你，身子像豹一样灵便，个子我看也有大学生的平均高度。我猜天皇下过一道诏，叫他的百姓长高些；他若真下过——他们就会长高。可这些学生——人不由得要想：等他们长成了，他们要为日本做出什么，又要对东方其余的地方做出什么。

人力车夫发着鸟叫一般的声音，从一座拱门下拐进一个石铺的小院。车轮响得像在一个空窟里，忽然停住。当下里头有了应声的忙乱，许多小脚在打磨过的地板上趿着，一直到茶屋的门口；许多晒成褐色的小姑娘在那里跪下，笑着，咕哝着道欢迎。客人的鞋在那里脱去；谁若忘了吉卜林头一条训示——到日本去的人至少要带一双好看的袜子——那就颇难为情了。人领你上一道窄楼梯，每一级都是磨光的木头；进一间铺席的大屋子，向里的那面墙是好看的屏，另一面墙敞向外气，通着一条廊。屋子与门相对的那一头，一个小台上立着一只好看的瓶，瓶里插着一朵好看的花。瓶前是上座，客人在它对面席地坐在薄垫上。当下小小的奈桑——伺候的姑娘——端进小盘来，一只盛灰的盒子，灰里燃着小小的炭条，一只竹的灰碟，一瓶清酒，还有精致的没有把子的小碗当酒盅。这会儿，这出戏里一颗一颗光艳的小星出来了。一个艺妓从门口滑进来，又一个，又一个；她们成一排跪下去，把前额俯到席上。起身，走近十步，再跪。再往前，她们穿着雪白的袜子（大脚趾另分一个套）在地板上趿着走，端端正正地内八字走，好叫她们那鲜艳和服的下摆一点也不分开；随后她们就在小盘前俯身行礼，坐在那里笑着，预备伺候你吃喝。

我们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着加村——你若要客气，须得说加村桑。她好看，纤巧，有姿态，年纪只十四岁；照我们的算法只有十三，因为日本人算孩子一生下来就算一岁。她英文说得很好，因为她曾在上海住过，在那里跟美国孩子一起玩。她是欧亚混血——就是混血儿；不过这是个秘密，她只私下告诉过几个人，因为从她脸上看不出来，而这件事对她做艺妓的前程会是不小的阻碍。当下这小小的加村桑成了席上的宠儿，女客和男客都宠她；她做通译，说了许多古怪、机灵、出人意外的话。女客们爱抚她、逗弄她；男客们无疑也想这么做，可那不是日本的规矩。她转向席上的一位先生，说得很慢，一点声调的起伏也没有：

「前几天夜里跟您一块儿来的那位红脸的很年轻的先生是谁？」

那人告诉了她。

「为什么问？」他说。

「他后来又一个人来看我。他要一个人在这里见我，还要那奈桑离开屋子；可我不许奈桑离开屋子，我也不懂。」

这份天真叫众人都颇觉有趣；后来这事说给那位年轻先生听，他的脸更红了。三天后我又到那茶屋去。加村桑，一个还是娃娃的人，就要被卖给一个日本人了。

她英文既说得这样好，人又这样聪明，我当下便想：自己把小小的加村桑买下来送她上学，是不是行得通呢。有人告诉我，她母亲愿意她去上学；加村桑也说那正是她想做的事——这话有几分真心，我不久就要知道了。她母亲几年前把她卖给了茶屋的主人；茶屋的主人要把本钱收回来，就得再把她卖出去。于是这孩子连身子带灵魂的价钱是七百五十日元，合金币三百七十五元。一年五十元便可以送她在东京上学；我无疑也能找到人照看她，不过加村桑说她要跟母亲住着去上学，那就更好了。于是我着手商议，头绪既多又缠。我得见她自己的母亲；得见她的「屋母」——她和别的艺妓在东京跟这屋母住着，屋母替她们接各处茶屋跳舞的约（在我们国里她就是个女的歌舞班班主）；我还得见茶屋的主人。我都见了；他们没有一个相信我说的就是我的本意，不过除了加村桑自己，个个都客客气气地装作相信。加村桑既跟美国孩子玩过，英文又好，我便把美国讲给她听，尽力解释。她低着那张小脸坐着，眼神朦朦的，看来把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听进去了。我说完，她只简简地说：

「是的，您要把我赎出来；您要给我一所房子；我要做您的日本太太，穿欧洲的衣服。」下一口气她又在说她多么想上学。

加村桑的母亲住在横滨。不久那里有一场业余的戏，我便求茶屋的女主人放加村桑和一个同伴下去看。那天下午我去见她母亲；母亲还年轻，好看，很有大家气派。小女孩做通译，从她母亲口里传出这样一段故事来：

加村桑的父亲是个奥地利人，所以她是混血。这话却是私下告诉我的，我不可以说出去，因为那会碍了她的前程。母亲曾是他的日本太太，她很爱他。过了一阵子，那奥地利人不得不回国去。他给她留下了很好的日用——给了她一所房子和不少钱。可她说她那时年轻、糊涂、又好挥霍，投错了本，全都赔光了。就在那时她把加村桑卖给了茶屋。她说她很愿意小女孩回家跟她住，也愿意她上学。她说，她父亲若知道加村桑做了艺妓，会觉得受辱与难堪；她要她女儿把这行当丢开。这一席话还没说完，我就看得很清楚：这位母亲仍旧盼着女儿踏她自己的旧路。

那天夜里三个人去看了那场业余的戏。我在场子另一边看见小女孩给她的同伴和她母亲讲解；第二天夜里她在茶屋里又把戏里几处学给同行的艺妓看。她学一个男中音独唱者——他怎么站，怎么抬肩，怎么张口，怎么把声音鼓出来——学得极有趣，把她的同伴们笑得直叫。

这几趟出门，有一位年轻的美国军官跟着我；他对我那点行善的用意颇以为乐，且很不客气地断定不会有什么结果。那天夜里他也在场，加村桑忽然说：

「我母亲说我不可以爱年轻好看的先生。」

「为什么？」我问。

「因为年轻好看的先生会换心。」

「那么，我大概正合格。」

「是的，」她说，「您有一点好看，又有一点老。」

「可你是不要爱什么人的，你是要上学的。」

「是的。」加村桑很听话地说。

那天夜里我又试着解释：在美国我们不劫摇篮里的人。她又是那朦朦的神气，像是懂了；可我要走的时候，她把我招到一架屏风后头去：

「那七百五十日元您带来了么？」

真正叫我死了心的，是那茶屋的通译。通译声音软，人和气，英文说得极好。她曾同一位美国女传教士住过几年——她说她很疼爱那个女人。通译寡居已经几年，有一个小女孩。她说她再不嫁了，因为再嫁就得把孩子舍掉。所以她在茶屋里说英文，又替主人的孩子教书，工钱少得可怜。我记不起在日本遇见过这样的直爽；她说的是这样一番话：

「您若有七百五十日元闲着，就给东京那些儿子上了战场的穷人家吧。您把加村桑从茶屋赎出来，自己上满洲去；她到底上没上学，您不会知道。多半她的屋母又会把她卖掉。反正没有用。她其实并不想上学。她喜欢茶屋，喜欢音乐、灯火、闲话，喜欢生客的来来去去。您改不了她，没有用的。把您的钱给东京的穷人吧。」

此后加村桑的直觉告诉她有些不对了，她便明显地多留意那位年轻军官。听说有一回她对他说：

「我一向最喜欢您——您这么俊。」

我把这句话向她质问。

「谁告诉您的？」

「你不用管。」

「他是个撒谎的人。」加村桑很平静地说。

又有一回，我撞见她背着我向他抛眼色——这是她对我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一件我也向她质问。

「不是，」她否认道，「他是您的兄弟。他要做我最好的朋友。他要做我们孩子的教父。」

我一直退到屋子那半边去——这么个娃娃竟说起孩子来！

「老天在上，」我说，「你要孩子做什么？」

「好叫我老了不孤单。」小小的加村桑说。

不过我到底还是出于好奇，去见了加村桑的屋母。她的头搁在肩上像蛇的头，眼睛就是蛇的眼睛——黑的，小珠子似的，闪着光。比这更硬、更狡、更狠、更是笑里藏刀的脸，我没有见过；她没花多少工夫就看出我是个不中用的买主。我不由得想：那奥地利父亲若看见这个蛇一样的老婆子为着他自己的骨血同我讨价，他会怎么想、怎么觉得。我把那年轻军官留在那里；屋母自然又想把孩子卖给他。

加村桑我再没有见过。我从满洲回来，听说她去了——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只盼那奥地利父亲万一有一天看见这几行字。

可庙宇、花、图画、根付、茶屋、相扑、戏园子，以及凡拿笔的人都写得叫人生厌的那一切，如今都不必再说了。南山之战的消息来了。下个礼拜我们又要出发。

我倒想出一个解释来。你要知道，日本人除了打仗，差不多什么事都是倒着做的。他读书写字自然是倒着的。到戏园子去，你会发现化妆间在门厅里。钥匙是从左向右转的；据我所知，钻具和螺丝是从右向左转的；日本木匠推刨子，是把刨子朝自己拉，不是朝外推。有时候日本人连想事、说话也是倒着的。比方说，他若要说：

「我想我去洗一洗手。」这话用日本话说，是：

「特沃·阿拉忒·基马肖。」而他实实在在说的，照字面是：

「手洗过了，我想我就回来。」

那么，也许我们的麻烦就在于：日本人是倒着说真话，我们听不懂。他打这场仗说不定也是倒着打的——比方说，是为着同俄国结盟——而我们仍旧不会懂——至少眼下还不会。

四向满洲去

它终于来了——那道上前线的命令。七月十八日，「中国皇后号」驶出横滨港，船上十八个人，为等这道命令已经等了四个月，几乎一天不差。这四个月里，几乎没有哪一天不有人被东京的当局引着相信：命令就在往后十天之内；而当局又从来不肯说某个十天之内命令不会来。于是他们只得留在东京等着，从三月里冰冷的雨等到盛夏酷热的日子。那些人里许多在日本已住了五个月以上，可是除了东京和横滨，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而游客们告诉我，东京和横滨根本不是日本。

这件事一直怪得出奇。我们并不是应日本政府之请来的；不过当局若只出于好意，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这是日本与俄国两家的事。在我们这里，我们不承认西方那种天赋的报纸之权，可以把随便谁的私图抖出去。我们认为战地记者对一场战争的妥当进行有害。老实说，我们不要你们；前线你们永远也不能去。」

这话没有什么可正当抱怨的。我们本可以看一看美丽的日本；这场仗既没有了我们的行当，至少也可以循着撒克逊人的足迹往回走——记者去做太平年月的什么买卖，画家回家去「画果子和花」。一切也就都好了。

或者说：

「诸位先生是自担风险来的。你们给我们出了一个新的、要紧的难题，我们还不知道要怎么解。你们若愿意自担风险留着，等我们拿定主意——十分欢迎。」

这话对有些人倒便当，可以早早飞回家去。又或者说：

「是的，我们确有让你们上前线之意；可是什么时候，我们说不得。你们既在此地，我们很愿意你们看一看我们的国家。眼下我们很有把握：至少十天之内你们不会走；所以你们可以到各处转一转再回来。若我们有把握再一个十天你们也走不了，你们又可以走开再回来——这样下去，直到你们真的动身。」

便是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说：

「你们英国人是我们的同盟。我们有难，也许要把你们作为同盟拖进来。所以我们承认你们有权知道我们在战场上如何行事——在那战场上，我们也许要肩并肩地打。所以，你们英国记者、你们英国武官可以上前线，其余的人不能。」

这些话里没有一句会叫人恼。其中任一句、或全部，至少兼有直爽、体谅与诚实这几样好处；而就这场战争而论，这里头哪一句会关系到谁的利与不利，这个撒克逊人实在很难懂。

日本人并没有公然表示过不愿意我们去——也没有表示过我们不会很快就去。他们催我们赶紧替自己、替通译和仆人办通行证。多数人当下遵办，买了马、行装、口粮，写了辞行的信——写了许多遍。这是三月中旬的事。此后我们一直住在东京的「帝国陵」——它自称叫帝国饭店——自己在此处花费极重，家里那些把我们派来的亲爱的人也花费极重；走不开；每隔十天有人告诉我们，往后十天里大约就要走了，却从没有哪一天有人说往后十天里走不了。起先说的是快了——「很快了」——这是英文；后来就说「塔达伊玛」——这是日本话。

塔达伊玛！当我第一次把踉跄的脚放上日本人思路与言语那条曲折小径时，这个词也是「快了」的意思。今天，不谨慎的外人还会被告以它正是「快了」，字典里他也查得到这个解法。可我已经把「塔达伊玛」一路追到它的窝里去，把它赤条条、羞惭惭地拖到真理的白光底下。我知道「塔达伊玛」无论在什么时候，指的都只是下一个季节。比方说三月初，它照字面的意思就是——「明年夏天两点钟左右」。

这一切在期待、失望、焦躁、白费气力——以及闲着——上头，都是一种煎熬。于是，一面为着上面所说家里那些亲爱的人的花费而良心不安，一面还盼着或许总能给他们一点回报；加上颇多的软弱，颇不愿意回家去挨人「打趣」，我们就一直住下去、住下去。五月里来了南山之战与向旅顺的推进。六月里接着是得利寺。这两场仗，哪一个人都情愿拿性命去换一看；而且我实在觉得，若当时有中立的旁观者在场作证，对日本人倒是好事——姑且认他们对这两场仗的叙述是确的：一场里有俄国人的暴行，两场里都有日本人无疑的英勇。照现在这样子，日本人说「你们干了」，俄国人说「我们没干」，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

可我们到底驶出了横滨港——东京那笔账暂且一笔抹去，一概宽恕。我们是上前线去了，这于任何伤处都是药膏。百级石阶茶屋的阿金夫人——愿她有福！——叫我背过身去，她在我背后用火石与火镰打出火星，为我的平安祷告；我从她好心的手里带走了一个装在柳条匣子里、刻着字的小木牌，那可以保我身上不受一切伤害。我们究竟往哪里去，并不确知；照此地的老例，你在这个国家里什么事都不能确知。可我们中间有三个人说，他们得过一位少将口中的保证，说他们必能看见旅顺陷落。他们有把握到这样，竟叫本报里不那么要紧的代表留在东京，等第三路军开拔。另有两人间接得了同样的保证，可来路也高。其余的人都明白：他们上哪里，我们就上哪里。

那一天、那一夜和第二天，海平，日晴。第二夜我们在神户一家旅馆里吃饭，吉卜林曾为那旅馆唱过一首名实相当的颂歌——神户，他说他一眼就认出那是缅因州的波特兰，虽然他那时还没有踏上美国的土。他说得很对。神户可以是任何地方的任何一座城。第二天破晓是碎银子做的；它照见我们在一片静静的银色海上走，火山岛处处从海里跃起，向一片银色的天跃去。我们进了濑户内海。在眼睛看来，那濑户内海是一场猫眼石的梦；如今回想起来，也是一场梦的回想——魔法的水，银亮的光，孤零的岛的梦；岛上头荒寒而多峰，被幽暗的沟壑割开，沟壑竞相奔下去，落到有鬼怪出没的水洞里，那里海的声音永不停歇。这片海渐渐收窄，成了下关海峡；海峡在岩石、岛屿与高高的青山之间盘绕曲折。我们穿过它，又进了大洋。第二天午后过了一会儿，我们又穿过另一处夹在山间的海峡；再过一会儿，长崎便坐在抬起来的眼睛前头了，它那些睡意沉沉的绿台地，从水面一层层升到低矮的山顶——洛蒂小说里的菊夫人，今天在那里是个活着的事实。是谁读了那本书之后说，他或她倒想读一读菊夫人写的《皮埃尔·洛蒂》？那必是一位女子——而且是位有理的女子——不会错的。长崎有一个英国人的聚居地，还有一两个美国人，他们彼此靠在一处，说着有一天要回家去——都是流寓的人，都对生客极其好客，也都不自觉地带着那份流寓之人的凄恻，你在地上哪里遇见他们都是这样。

四五点钟之间，这些流寓的人乘汽艇到五英里外的一处海滩去，因为日本的章程如今禁止在更近的地方洗海水浴。他们带着点心、茶和别的饮物；一个光华灿烂的傍晚，我随他们去了一趟。可是便是这样，也躲不过日本人。有两个日本人，是渔夫、是水手、是官长还是什么，谁知道；他们不慌不忙地把船钩搭在汽艇上，就那么挂着。艇的一头有女客在脱衣穿衣，这件事似乎一点也不搅扰他们；直到今天我还在想：战时，在一个固若金汤、离火线五百英里的地方，一个男人或女人穿着浴衣在浪里，能生出什么害处来。我发现长崎的日本人跟他们的口音一样两样。在那里，「长崎」这几个字他们念得硬；在东京，文言当家的地方，他们念得几乎多带一层鼻音——正如人力车夫在一处便少了几分在另一处所有的武士傲气。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国里同一个元音有扁读与宽读之别，也好比读扁的那班人与读宽的那班人之别。第二天早上众人都走了，我却尽力赖在长崎，因此坐了一整夜的木头板凳。第三天清早，我坐一只舢板从门司横渡下关海峡。那是日出之前。海上的雾还睡着，山上的雾却已开始往上飞。渔船穿雾而过，像一个个鬼影；一处一处可以看见运兵船或小雷艇朦朦的形状。东方的红还不及淡玫瑰那样深的时候，人已无声地把我摇到那小村的石码头上——我们终于要从那里搭船上前线。洋人的旅馆满了。理查德·哈丁·戴维斯去了一家日本旅馆，留话叫我跟去。于是我坐一辆吱嘎作响的人力车，顺着空街辘辘地追他。我在一间日本屋子里找着他；那屋子大得像美国旅馆的餐厅，铺着八十席，满是精妙的木作；没有墙的那一面（日本人家的墙白天是取掉的）足足有五十英尺望出去，望见山、海，望见过往的运兵船与舢板。戴维斯正在解行囊。廊上探出一个黄蛾子似的姑娘，约十四岁，笑着招呼我。旅馆另一头的另一条廊上，还点着三只姐妹蛾子；我看见她们中间有一位记者在猛敲打字机——她们惊奇地看着他，绕着他打转时，用翅膀一般的袖子扫着他。还有几只，正在这里那里、到处飘飘地飞。我们这间屋子上一位住客是伊藤侯爵——我们觉得它容我们两个人是很够大了。甲午的中日之战后李鸿章过来议和的时候，住的也是这一间。附近街角上，当年有个日本人想刺杀这位显要的中国人，那街角我们看得见；那著名的马关条约，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签的。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夜一天；走的时候才明白，那屋子的来历告诉我们并不是白讲的。先是我们的通译暗示说，像伊藤、李鸿章和我们这几位阁下这样的大人物，向来都是要给旅馆一份礼的。这是规矩。我们依了规矩，每人送十日元；随后有位老太太进来，一个一个在我们面前拜下去。你身上只穿一件睡衣，坐在椅子上，光脚搁在廊上，好不放过一丝过路的风；这时有个女人不打招呼就溜进来，把额头在席上碰了好几下，又比出许多手势、说出许多谢话，是颇难为情的。你不肯也去碰自己的额头；坐着又没法鞠躬；站起来呢，倒像是要把脚踩到一个奴隶的脖子上去。我们脸很红，觉得很蠢，可彼此都没有交换心事。我们心里若还睡着一个念头，以为这是东方人对付行李可疑的客人的一种客气法子；或者还睡着一个指望，以为这份「礼」能叫账单缩一缩——那都是不必的。那间屋子、那八十席、那一片精细木作做成的富士山景，我们另外还得付钱；那些不停飘飞的光艳蛾子，那些女仆，那个从走廊上朝我们张望的、笑着的晒成铜色的洗碗姑娘，那个管澡的小子，那一个或几个厨子，我们都得付钱。经过的每一条木帆船与舢板，看来都往这旅馆送了一笔捐来收。那一回落日的金与那一回黎明的银，也都算在那张鸡爪印一般的、长得像蛇的账单里；账单在我们惊奇的眼前展开来。说实在的，伊藤侯爵的一顿早饭，和李鸿章九年前在这里吃的那顿最大的晚饭，若没有一并记在里头，那真是那只在开单子时把天地四方都扫过一遍的全视之眼的一桩奇怪的失察。那才叫买卖——那张账单。礼是规矩。我很乐意把这法子荐给世上别处别的敲诈行宫里当家的强盗：先把礼收了——这是个好看的规矩——余下的事，本来怎样容易，仍旧怎样容易。

第二天我们又回门司去；一位客气而利落的小个子军官查了我们和我们的通行证，问了许多话。他为什么要问，我不知道，因为他像是早就知道我们的事；而且他不时从一张通行证上抬起头来说：「哦，你就是某某」——于是「某某」的神色便有点不自在。那天下午两点我们上船开行——记者、通译、仆人、马、几个兵，还有许多弹药——船是运兵船「平壤丸」。每条船名字后头都带一个「丸」字，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始终没能问出来——只知道照字面是「圆形」。我们慢慢驶过一个长长的、荒寒的、驼背的小岛；那岛曾是甲午战中日本亡者的火化场。日本人平常是把死者火化的，先取下一束头发、一片指甲，或者咽喉里的一块骨头，送回给亲属。可这一处火化场是给死在医院里的人用的；院里的伤兵病兵夜里看着火光，就看得见明天自己的骨灰会落在哪里。从那里我们转向北，朝着这十八个从前不快活、如今最快活的人五个月来所盼的去处。

富士也在船上。富士是我的马，它是坐火车下来的。它是日本马，是匹公马——多数日本马都是公的。它的鬃毛蓬乱而不肯服帖，照着鬃的走向可以极准确地把罗盘四方都数出来；额毛也一样蓬乱、一样不服帖。它的头、相貌与种种脾性，等后头它们有机会显露时再说更合适。那时我所知道的富士，只是它差点把好几个人的胳膊从肩窝里拽出来，还在东京把一个人的腿弄折了。我不久就要知道，这对富士来说实在所知太少。

竹内也在船上。竹内是我的通译兼仆人。他个子高，身子瘦，一张窄脸有智气，身架比例被一位美国姑娘说成是希腊式的。我叫他「永远忠实的」或者「永远不忠实的」——看他那一天的性情而定。他叫我永远猜不着。我打定主意第二天要说几句狠话的时候，却发现竹内在清早三点钟给我把毯子围严。他知道狠话要来；等我真说了，竹内答一句「请您原谅我」，那语气叫我疑心究竟谁才是真犯过的人。有时候我的表和钱不见了，可竹内第二天早上把它们拿了出来，摇着头，一只手朝桌子上一挥。

「不稳当，」他说，一面拍他的腰带，两样东西原来都藏在那里。「我替您收着。」如今两样都一直在他那里。他头一笔账确实多出了一个数，正好是他一个月的工钱；这个数我叫他写了一张收条。两个钟头后他很为难地说：

「我给您的那张收条，我不懂。」

我表示我很愿意被证明为错。他在那笔账上做了一个钟头的工夫，叹一声：

「您是对的，」他说，「我算错了。请您原谅我。」

他漏掉的东西里有一项——某个亲戚的丧葬费，他记在了我的账上。我说明这样一项实在算不得正当；此后我们的麻烦就少些了。不过他若要什么东西，总说：

「我要您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到句末又极谦卑地加一个「请」；可在那个「请」字来到之前，我并不总能确定哪个是仆人、哪个是主人。从竹内那里我学到许多日本人的性情，尤其是武士道的精神——武士对大名的忠，从士对武士的忠，仆人对主人的忠。对日本仆人峻厉、或是骂他，都没有用。你只要向那传统的忠义之心去唤，一切都会好些——虽然未必就好。他自己或许会照传统的「用钱」名目从你身上取去一点，可你尽可以放心：这份特权他决不容别人也有。不过竹内的事——和富士的事一样——过些时再说。

我们慢慢驶行，到了埃利奥特群岛。每顿饭我们付一元；船长和帐房——帐房是个可亲的小个子，凡会写字的他都要签名，凡会画的他都要画——是我们接触到的惟一两位官长。我们夜里打牌，有时白天也打，还不时「赛马」。就这样到了埃利奥特群岛。

那里有了同伴：运兵船陆续进来，凑成十条一队；另有运兵船回日本去；地平线上偶尔有一条炮舰游弋。我们在那里耗了三天难熬的日子——每天都被告以第二天天亮动身。可有一回举世无双的落日算是给了安慰：那落日在一段低低的、参差的海岸上悬了好一会儿——是一大团沸腾的、烈焰似的金，和鲜亮颤动的绿；它把海也打得起了同感，把自己的颜色借给从海上升起的雾气，又慢慢沉成一条发光的黄带，带子上头有一朵不动的银云，不知怎的，竟是最后才转成灰烬与黑暗的。而西边暗下去的时候，东边几朵白云把翻腾的浪冠推过另一列山岭，山岭上头满月正在飞升。我这一辈子原来就是在等这个：终于在一片异教的海岸上，看特纳画落日，而惠斯勒在下一个黎明要来的地方调他的颜色。

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见中国人在自己的土上。他们坐舢板出来，船头上总有一两个孩子；到船尾的舷窗底下讨吃的零碎，或是讨空瓶子——空瓶子他们极看重；也有的随着急流从我们旁边漂过去，像猛禽一样盯着看有什么东西会被扔下船来。我们也是第一次看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而始终有一个记忆悬在我心里，虽然不相称、也不公平——我记起某个南方城镇的市场上，一个城里长大的混血黑人，戴着高帽，两只拇指插在白背心的袖孔里，正高高在上地对一个颜色更深的乡下同族说话。有一天，一只舢板系在舷梯上，船上是一个很老的人和一个年轻的人。他们有鱼要卖；正讨价的时候，一个日本人跳上舢板，丢下一两个钱，把鱼拿起来，又要把舢板推开——那两个中国人一面咕噜咕噜地抗议，话很多而气力很弱。乱里，舢板的尾撞上一只从同一道舷梯上用长缆吊着荡开的船上小艇，舢板的头撞上大船的舷，余下的事是那奔流的潮做的。舢板翻了，老的和年轻的都不见了，水底下的东西一概冲走。我们只当他们没了；可是有两条瘦黄的胳膊用黄色的爪子扒住了龙骨，一转眼，那年轻人已经把老人拖上翻着的船底，弄到安稳处。船上的小艇解了缆，那个惹出祸来的日本人同水手一起跳上去，追那颠簸的破船，在几百码外追上了，把它扶正；后来我们看见那年轻的中国人半泡在水里，把船往远处的岸上弄；那个抖抖索索、湿得狼藉的老人被带回了大船。我们都很气愤，因为船上的官长不但不干涉，还从头到尾笑着，笑着看老的和年轻的被冲走。可老人一上船，仆人们和通译们便给他米、清酒、空瓶子和衣服，还替他凑了一笔钱；一个钟头后年轻人赶到船边，老人爬进舢板，心平气和，很高兴。这事乍看是没有心肠的残忍，可到底或许只是孩子的残忍——他们随即就懊悔，随即就想补过。在我看来，这事的意味在于日本人对那黄皮肤的兄弟那种高高在上、带着轻蔑的施恩态度——文明、艺术、典范与文字，他都是从这位兄弟那里得来的。后来我在满洲看见同样的做派升到九倍。我在自己国里见过一个善于模仿的种族要采用另一种文明时那些荒唐的结果；在这里，衣着、西方礼节、通译们爱用沉重的辞藻和引语、死死拘执形式与官样文章及其字面——这些相似之处很有力地打着我。你给日本人一条规矩，他在自己这边便不知有例外，在你那边也不懂有通变。比方说，我们每天下午都从那道舷梯下海；盖·斯卡尔从上层甲板的栏杆上跳水，理查德·哈丁·戴维斯去捞从同一层甲板上扔进水里的钱币（而且真捞得着），给船上众人添了不小的乐子。第三天下午，戴维斯只穿一件和服，在舷梯口被大副拦住了。船长查出运兵船有一条规矩，说不许任何人下水洗浴——其正当的理由自然是：几百个兵若去洗浴，也许有人会溺死。所以我们这十八个人，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船长本国政府的客人——虽然我们的饭钱是自己付的——虽然因此本可以有所区别，可规矩摆在那里，我们就得像日本兵一样听命。这事看着有点不妙。

这时我们离旅顺只有十小时的航程了；有一天早晨，我们果然在日出之前动身。那个时辰的启行是神秘的，几乎是庄严的。三天以来，那些运兵船就泊在我们四周——据说船上装满了兵，可我一个兵也没见过。在黎明前那个黑暗的钟头里，它们显得比先前更黑、更神秘——只有东方的头一抹红，在每一支烟囱里飘出的黑烟柱上，显出一点有人在的迹象。那红光也照出一团低低卧在水上的灰影，就在一块从海里突出来的大黑礁石旁边。那灰影发出一声不像人间的尖啸，就此再无声响。随即它慢慢绕过那块突出的礁石漂开去；那些沉默的黑船一条接一条鬼影似地随它动了；等那催生日本国旗的红日迸出来的时候，全队已成单行，沿一个大圆圈驶向海上——每条船的船头都朝着那一颗红星；红星正用不偏不倚的眼睛，看着太阳的褐色孩子们与大白熊的崽子们做死斗。到中午，欢声大起。日本人的话终于算数了——我们是往旅顺去。满洲多岩的海岸就在近旁。一条日本雷艇滑过去，鼻子扎进每一个浪里，像海豚一样爱嬉戏，把绿水与白沫掀到它整条黑身子的后面去。一座信号台在一个灰色山峰上露了出来；随后来了一阵激动，把十八个人心里五个月的酸楚都拿走了。一门大炮沉沉的雷声从旅顺呻吟着传到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不曾久久梦想过那个最东边的、狰狞的俄国侵略之象征；每个人都明白：陆上不论出什么事，旅顺在世人眼里都占着、也将继续占着那份戏剧性的兴味。旅顺我们是要看见的了——顽强的围城与凶猛的猛攻——等它陷落，故事可以整把地抓。达里尼在我们左边；我们没有朝达里尼转，倒有些奇怪。可那也不要紧——我们是要进大连湾，那只不过再远几英里；而且我们听得见大炮：所以我们很快活。大连湾——一弯薄薄的、低矮的灰石房子，紧抱着湾的弧线——张开的是那位港务官用英文来说的欢迎；我们在大车、中国苦力、日本兵、中国货车、骡、驴、马、矮种马、嘶叫的公马、弹药和一片乱嚷之中登了岸。那份忙乱骇人。在这看似一团混乱的地方，人得自己照顾自己。那天对竹内是「永远忠实」的一天，所以我安然而信赖。戴维斯却不然，他招手叫来一个赶大车的苦力。人来了，戴维斯的行李堆上了车。一个日本军官走过来，一言不发就把行李掀到地上——里头有一架照相机，还有别的一样脆弱、也一样贵重的东西。戴维斯转向那位港务官：

「我可以用一辆这样的车么？」

「当然可以。」他说。

戴维斯又弄到一辆；可正当他的通译再装他的东西时，还是那个军官走过来，又把东西掀到地上。通译抗辩，想解释说他得过许可用车，可他没有工夫解释。那军官冲着他发作起来。从前有人告诉我，日本话里没有咒骂与污秽的字眼；可这人说的话，我找不出足够污秽的英文来复述；便是找得出，我也不能用它——用了要燎起我的舌头，把我的灵魂弄得比那说话的下流人的头发还黑。不过我该给那位带兵的上校一个公道：后来我们把受辱的通译带到他面前，通译把那侮辱重说了一遍，这位客气的老先生显出震动与深深受伤的神色，说他要重办那人。我盼他真办了。

这是个不妙的兆头，可我们仍旧高兴。横山出现了，横山是个不妙的兆头。他要经管我们的伙食处，价钱要照我们在帝国饭店所知的加一倍，理由是他要替我们运行李。那就是说：政府本要给我们、并不是给他的运输之便，他却要向我们收钱；而且供给我们的多半是罐头，那些东西每人一天出一元便可以自己买到。这些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可狡猾的横山在东京已经从我们每人手里收进五百日元，我们还没离日本，他就是个不妙的兆头了。我把这一笔写在这里，是因为横山也织在那天命运向我们撒下的那张网里。我们究竟还是高兴的。大炮正奏着我们等了五个月要听的音乐。旅顺无疑十天之内就要陷落，然后——回家！这个梦在我们睡下之前就碎了。没有一个官长来告诉我们要往哪里去——来给那位本国陆军少将碎了的话作个解释。下手的是横山——这个横山，在别的国里会被自己的同胞打上叛徒的印记，在我们国里可以送进铁栅栏后头去。实情是：我们根本不去旅顺。第二天我们上路了——往哪里去，只有上天知道；身后那座俄国要塞每响一声大炮，都在敲每一个人心里一个希望的丧钟。可我们是踏上了奥保巩那支部队进满洲腹地的路，虽然谁也不确知；而在我们前头，还有另一场悲剧——辽阳。

五随着战龙的踪迹

我们这一伙里有位前辈，名叫梅尔顿·普赖尔；他年岁虽长——愿他更长——却仍是世上第一的战地画家。他骑一匹白马，十七掌高，背是软的，那软背还有一段来历。普赖尔末了把它卖给一个精明的英国人，英国人转手卖给了日本人——而且照普赖尔要的价给了他。「怎么，你不知道它有病么？」另一个种族的人说；他大约诧异：在一桩马的买卖里，便是在异国，同血竟也这样彼此相通。

「知道，」那英国人说，「可日本人不会知道。」他们果然不知道。

我们这一伙里还有理查德·哈丁·戴维斯；他有两长，因而也是绝顶的：一是能从任一件事里挑出最多能叫最多的人感兴味的细节；二是运气好、或者眼光好，总恰恰在最有意思的事发生的地方（只有一个自然的例外，下文要说）。他骑的也是一匹大马，名叫德弗里；后头还跟一头骡子，骡子的名字也一样中听。刚买下不久，戴维斯就把嘴唇贴近那对扑闪的耳朵，低声说：

「我叫你威廉斯，或者叫你沃克，随你挑。」

没有回话。

「那我就两个都叫。」戴维斯说。于是这头不肯服帖的畜生整个战役里就叫「威廉斯与沃克」。双名从来没有这样贴切的，因为它过的确是一种明明白白的双重生活。还有心地和软的比尔·布里尔，骑一匹好栗色马；还有老手伯利，骑一头可怜的畜生，那畜生前后两头一样危险；还有莱昂内尔·詹姆斯，自带大车与苦力；还有那位意大利人，骑一匹好看的铁灰马。还有两个法国人——雷吉，年轻，身量极大，很能自持，从不抱怨；大家爱他到这样：他一露面，我们众人就都唱起《马赛曲》来；还有拉盖里，客气，永远活泼，性子急，典型得像是从戏台上一步跨进满洲来的。还有画家惠廷，骑着我平生所见腿上驮着最大志气的最小的畜生；还有瘦长的华莱士，他的腿像林肯的腿一样，长得够着地——便是骑在马上也够着；还有两位史密斯——一个英国的，一个美国的；还有刘易斯，通许多种语言，一口好听的男中音；他那匹夸口不绝的乳白色坐骑瘸了，他便步行踏上奥军的路。骑在「噼啪」——一匹曾在横滨赛马场上替我们赢钱又输钱的矮马——背上的是小个子克拉金，此人固执而好辩，一眼便看得出他是某家报纸最高理想的担保人，而那家报纸，照某人的说法，是把德行弄成了一件该躲开的东西。最后，也最不足道，是富士和它那不快活的附属物，即记这些事的人。

这就是那些自以为要上旅顺去的人；那座要塞的大炮声在他们身后越来越淡，他们踏上了奥军的路，向上穿过一道起伏的谷地，谷两边是两列青色的火山山脉。天上无云，日头很烈。路坏到四千年行走、四千年失修之后大概会有的样子；可希奇的是，俄国军队在上头踏过两回、日本军队踏过一回之后，它竟没有更坏。

战龙的尾巴天亮就被拖着往前去了——它的颚正在远远的前头咬着奔逃的俄国人的脚跟；我们穿尘土、泥浆和沙，跟着它扭动的行迹。每上一个小山头，我们都看见它在前头苦苦地爬——长得没有尽头，它的脊椎是大车、苦力、中国货车，它的身躯是一队队的兵，它的鳞是刀鞘与车箍的闪光——一路把尘土抽成云，抽上天去。那尾巴梢上的疙瘼是骑自行车的爱尔兰人林奇；这颗疙瘼正朝头那边滚过去——领着我们大家。后头，刘易斯用一种摆动的英国式大步把路吞下去；我们喝着天下的尘土，跟着走。富士从营房的院子横步跨进那条路，嘴里锉着衔铁，蹄子刨地，向凡是会走路的一切东西尖叫着挑战、或是粗野地叫着求欢。性别、种类、两条腿的、四条腿的——我从没见过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兴头——在富士看来一概相同。我口里咒骂，心里要杀它，把它那副胶皮嘴锉得手指起泡、连腮骨都酸了，却只能勒住它一会儿。我们赶上了那位意大利人，一个好看的少年，眼里有一种野的紧张——一条裹腿散了，在他身后飘。那匹铁灰马正在闹，他也不快活。我们又过了雷吉，他那大身子躺在一堆高低不平的行李上，嘴里衔着一只烟斗，烟斗把他那份摇撼不动的好脾气的常笑分成了两半；另一个法国人则蹲在一辆颠簸的大车上两堆行李之间。

「啊！」他伸出两手嚷道，「你看——你看——」他的头正在这时被颠到一边去，他先向这边、又向那边乱抓，随后又把手掌向上翻起，「你看我多么舒——服。妙得很——妙得很！」

我笑得只好放开富士，它就去了——穿过那战龙一盘又一盘的长身，过那些吱嘎作响、吃着力的脊椎，不时用牙或蹄给什么东西来一下，也不时有什么东西照样给它来一下。路上的礼数富士或者不懂，或者全不在意——它自己那一界和我这一界的品级高下，它也全不在意。按规矩，牵着走的骑兵马该先行。可它偏不：富士连一句「借光」也不说，就过了两个联队；不过我替它说得很起劲，而且每逢它冲进队列里去，我就说两句话，而且不住地说，好叫人不要一刀把我砍了：

「瓦鲁伊代斯！」我说，意思是「它坏！」又说「戈门那赛」，那是日本话的「对不起」。这两句话从来没有一次不换来一个笑脸；在世上任何别的军队里，我怕得到的是咒骂。我们连一位军官也过了；他看来、无疑也确实是有大而正当的急事，可便是他的眼睛也得吃富士蹄子扬起的土。末了我在一个小山头上把这畜生勒住，从那里看得见南山的战场山冈。可我跟富士一样，对那片战场也不再挂心；我们两个都太顾着活的事，顾不上验尸之后的战场。等其余的人赶上来，我们便过了南山，没有上它那青坡；一直走到我平生第一次见着的中国城墙城池，那城池在刺眼的日光和一片噎人的尘雾里举起它的门楼与高高的雉堞。我们从城门进去，停在不知什么地方。那是一处日头底下臭气难闻的所在；我既下了富士，又在那日头底下，便什么都不在意了。我模糊记得有白人走过来，叫我从日头底下出去，而我不出去；记得近处有马又踢又跺，拴在城墙阴影里、由一个中国人看着的富士偶尔嘶一声；记得一个黄脸的人睡在一辆车上，毫无遮护的脸直挺挺地对着那日头，一百只蝇子在他张开的嘴上爬；还记得两个白人在争吵。一个说：

「你的马踢了我的马——把它牵走！」

「你自己的牵走吧，」另一个说，那腔调像一出闹剧里的某位西里尔勋爵，「我的先在那儿。」

那一个脱下外衣：

「对不住，可我非跟你打一场不可。」

「那就好，」西里尔勋爵说，也脱了衣服。随后一个我很熟的调停者的声音插进来，一转眼就都静了。竹内骑着一头骡子进来。那时候我才知道，竹内那双高贵的脚是不肯吃土的；此后也不肯——只要另有四条脚可以雇来走路。

「我要一个『别托』，」他说；那是日本话的马夫，「给富士使。」

「富士这个该死的东西不论要什么，」我说，一时落进从书上读来的那种东方辞令里去，「买，快买——我的钱在你的腰带里。」他于是买了，此后也一直买下去。

我当下又落进日头下的昏梦里，近旁还是那张嘴大张的黄脸人；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火神那炎热如狱的东方老家里同他打交道。我在梦里游荡，直到一个手里拿着啤酒瓶的白人把我摇醒。我接着记得的是一座园子与树，一间铺席的中国屋子，一个中国女人——我所见的头一个——她有一张愁苦而好看的脸；我到门口时她起身，走进屋里去，走得像踩着鹿蹄（她那双小小的、畸形的脚每走一步都叫我打一个寒噤）；随后是戴维斯的吉他声与刘易斯的歌声，在柔软的夜气里，在一轮满洲的月亮底下，那月亮正从东边城墙上头朝星里飞升。

……如今是第二天的正午，我们坐在柳树阴里。今天早上八点，我们离了金州那第一座中国城和它那些污浊的土人。龙尾又被拖着往前去了，穿过一道窄谷；谷里高粱和玉米的田很肥，两边却有一片荒寒的、多丘的、无树的旷野凄凉地伸到一列青山去。此刻我们仍在它的踪迹上，坐在一片绿洲里，坐在真的草上，坐在庇人的柳树底下。许多中国小男孩围着我们，个个赤条条，只有一个绣花的、五色的小肚兜用一根绳挂在颈上——作什么用我不知道；他们的长辈给我们打水，又给我们骑的这一群杂色畜生送来一捆捆高粱叶。他们像是脾气好的一族——这些满洲的农人——实在，驯顺，和善；若一定要我说，那么，与日本人相比，他们是实在的，有人味的。是谁说过中国人是东方的撒克逊人、日本人是高卢人？我现在懂得他的意思了。

刘易斯戴一顶大白盔，骑着一头小得可怜的白驴刚刚到了。他们两个那份安静与知足，我很羡慕，因为今天早上富士格外地坏。它又把路上一切都过了；我们扫过一支骑兵纵队的长身时，我看见一百码前头有个兵牵着一匹瘦小的公马。他听见我们，便喊了一声警告：

「瓦鲁伊代斯！」

同时他牵的那畜生转过身来，耳朵贴后，露着牙，拖着那个兵向我们冲。我大为高兴。

「富士，」我说，「我报仇的地方到了。这回你要挨了；我要是没看错，是正正地挨在脖子上。」

可那畜生却来攻我——攻我。它把我右前臂咬在牙中间不放，直到我把一根棍子从右手换到左手，把它打开——那个兵一面用法国人的活泼喷着日本话，一面无用地拽着。那凶东西先在我右腿这一侧、又在那一侧，用两只后蹄把富士贴了两下，每一下都离我约三英寸；此后我才得脱身。富士如今见了血，我却几乎没伤。不知怎的，在那阵混斗里，阿金夫人的护符——那小木牌——在柳条匣子里断了；蹄子是不是够着了那样高，我不知道。可这是好兆——它断了而它的主人仍旧无伤——这就是说，我这一役里会平安。那瘦小的畜生没有气力折断一条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胳膊——而正是它这一类，使俄国人用的某几种大炮成了日本人办不到的东西。

……如今是第三天下午六点，我们在瓦房店。今天早上离了普兰店，走了三十二英里。午饭是在一个臭气难闻的中国村子里吃的；那只鸡——唔，究竟哪一个推想更叫人不安：是它活了多久，还是它死了多久。啊，横山！富士没有变好。它今天踢了那意大利人的腿，我刚帮着给包扎过。今天我又只得放开它。我想把它累垮，骑它穿泥坑，又叫它横着跨过深车辙一上一下地颠。可是没有用。五百码外只要看得见一匹马、一头牛、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一只猫或一只狗，富士就尖叫一声奔过去。等追上了，富士对那东西全不理会，只又去找别的什么好开始它那尖叫的奔法。要说野蛮、无知无觉的好奇心，就把富士给我吧——或者不如把它给随便什么人，只别给我。这是个没有夏娃的地方，可希望在它心里是长生的。晚饭刚完——罐头汤，半生的罐头香肠，李干和米，都出自横山的食柜——我们在他那里进货，一天十二日元。几百个苦力沿着铁路线蹲着。我们前头有一群日本兵站了五分钟，带着孩子的那种直率的好奇盯着我们看。我把这本笔记本抽出来，他们才开始走开。最高的那根电线杆上倚着一个可怜的中国苦力，两手反绑在背后，辫子系在一根扭了两道的粗铁丝上。一个钟头前我看见他跪在铁道那边，被四个人按住，那一群里最小的一个日本兵拿一根比拇指粗得多的棍子重重地打他。随后他们把他牵到电线杆那里去，他一路求告、号叫、拐着腿走；他就站在那里，作他同伴们的一个可怕的样子。他偷了些煤，而且是第二次犯。这自然是不错的；可看见日本人做这事时那份显然的高兴，实在奇怪；更奇怪的是看见别的苦力咧着嘴笑、说笑、拿这犯人取乐。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弯下那善于逢迎的膝之枢纽呢，还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下午三点在这里被扣住，不许再往前。并没有叫我们留下的命令——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我们留下——这就是日本的法子。今天戴维斯和我在一个水塘里痛痛快快洗了个澡，那塘是什么人拦起来的——作什么用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它不是为我们拦的。

……八月五日，我们坐在沙上，坐在小桦树底下，旁边一道溪水在流。戴维斯和刘易斯睡在沙里。今天我们的定额只有十五英里，布里尔急着要往前走。日本人说前头路坏，转运艰难：这是到此为止为这可恶的耽延所给的惟一说得过去的理由；可这一条我怕也不是真的。他们只是不信我们——就是这么回事。龙的身躯自然越来越大了，它的脊椎显然更疙疙瘤瘤。比方说，今天早上它收进了一列三十节的货车，叫六百个苦力替它拉。它的疙瘼今天落回尾梢上去了，那本是这颗疙瘼在解剖学上的位置。布里尔在路上过了他。他的车胎扎了，布里尔说他正想用二十五分的邮票去补。他显然补成了，因为他刚到。他一路上好像玩得很痛快。在上一个中国村子里，他停下来够久，出了一份奖——什么奖我不知道——给能露出最好看的绣花肚兜的中国孩子。他叫他们排成怕生而笑着的一排，正要把奖给出去，那得胜的却忽然被人推到前头来，胖胖的小肚皮上是一件极妙的东西。这位撒野的爱尔兰人把奖给了他，把他抱上自行车，飞快地绕着院子转了一圈，全村都乐了。我问他怎么跟这些与世隔绝的异教徒通话，他说他跟他们说爱尔兰话。我很信他真是这么说的，而且他好像能叫人懂。

此刻是北瓦房店的日落，我们都在一个压得很硬的沙地院子里，在小桦树底下。今天骑得热——最后一英里是走在一条刺眼的白路上，穿一片刺眼的白沙。烈日那份耀眼叫人头疼，连眼珠子都烧。我几乎是从富士背上晃下来的；而那一英里里，它第一次差不多算得温顺。

今天我们受了一惊，也动了一动心——布里尔、刘易斯、戴维斯和我。那时正是正午，我们坐在一片草木林子里的一道低石墙上，几辆装着受伤日本兵的车慢慢过去。有一辆车上坐着一个穿红衬衫的人，一块白手巾包着头，在颏下系住。对面是个有胡子的日本人，两膝间夹着一支火枪。那穿红衬衫的人疲倦地把脸转过来。那脸年轻，胡子剃得光，而且是白的。动心的是：这人是我们见的第一个俄国俘虏；吃惊的是：在那些黄脸中间，有一个皮色跟我们一样的俘虏。我不由得觉得可怜，又觉得羞——为他可怜，为自己羞；这份羞不必我解释。我想，我若在他的地位上，忽然发现四个白人盯着我看，我会怎么觉得。没有用。血到底比水——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浓。

这一带分明是个有人味的地方——有玉米田、豆子和山药，有马、牛、羊、狗、山羊，树干、枝子、叶子都不作怪样。可我总看不惯玉米田里站着一个中国人。每看一次都吃一惊。他在那里好像没有什么权利——不知怎的，除了白人和黑人，谁在那里都没有权利。尘土的路上有屎壳郎，有灰色的、会飞的、像蚂蚱的东西从土里起来，离地几英尺扑一扑又落回去，跟家里一模一样。还有那些蜻蜓——它们分明就是我小时候在蓝草乡拿石头打的「蛇医」。山是无树的火山，可这是个有人味的地方，我不像在日本时那样觉得离家远。布里尔说这里通看像是一堆蒙大拿的山围着俄亥俄的玉米田：只是那玉米是长到十二英尺高的高粱。人吃它的穗子，把叶子喂牲口，秆子差不多能顶竹子的一切用处，还能当柴烧。你可以在两道密实的秆墙之间骑上几个钟头，一路纳罕：那些零散的村子里，哪里来得及有那么多人去种、去耘，甚而去砍。这样肥的地我从没见过。看着像是养两支军队都够；可是竟没有一点迹象——没有一座烧掉的房子，没有一片被抢的田，甚而没有一件丢下的军装用具，可以显出有一支军队从这里走过。惟有一件事意味深长地说出了战争。看不见女人——除了小女孩和老婆子。我想起马萨诸塞义勇兵从西博尼到圣地亚哥那一路，想起成千的女难民零零落落涌进埃尔卡奈，便觉得这件事很可注意。我猜日本人和俄国人都在设法保住中国人的好感，也保住世上其余的人的好感。俄国人为这块地打仗，我不觉得奇怪；日本人若得胜、要设法把它留下，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可它凭什么该属于别人，而不属于几千年来太平地耕着它、又不害谁的中国人——这一层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第二天早上有了战争的迹象。天亮时，几点红色的碎斑从龙口那边，从它正扭动着往前去的雾与尘里飘了回来。有人说，那样子像但丁在地狱里见着的、鱼贯走过的受罚者的行列。每个人身上都缠着一卷红。他们不出声——彼此也不看，只茫然而温和地望着我们，默默地从雾里趿出来，又默默地趿着过去。每个人的神情都与其余的人那样相像，看着像是兄弟。更叫人发毛、更像鬼的东西，我没有见过。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可他们把我摄住了，叫我打寒噤；我发觉自己一步一步朝他们那边挪过去，几乎不觉得自己在动。我不记得我们中间有谁说过一句话。可他们只是从前线回来的病兵——得了「脚气」的兵，就是脚气病，那昏睡的病。很难相信他们中间随便哪一个的脸曾属于一个兵——很难相信病能把一个兵的脸弄得这样温和。那个穿红衬衫的人，和那些默默地从一片雾里趿出来、又默默地趿进另一片雾里去的灰色鬼影，是我到此为止所见的两幅最鲜明的画上最亮的地方。

据我所知，脚气病是鱼和米吃得太多得来的。它使四肢麻木，对身与心都有麻痹的作用。夏天是它的时令，落雪能止住它的势头。一个人可以得上十几回，有时候会死。年轻力壮的是它最爱的对象，老人是它难得的对象，女人和外国人它全不碰。它在朝鲜曾在日本兵中间大肆祸害；可日本人如今征服脚气病，像征服俄国人的一个化身一样。

现在的地方是熊岳城，时候是下午两点。热得可怕，成千的大车、苦力与驮兽扬起的尘土噎到肺里去。如今我对富士占了上风。我把缰绳打上结，从麦克莱伦式马鞍的鞍头上拉过来，这样就把它的嘴脸紧紧压在它胸前。这法子像是叫富士大为迷惑。

「它连嘶都嘶不出来了。」我得意地对布里尔说；布里尔嗤地一笑表示不屑。富士在往下十码里嘶了五回。我该说，它今天六个钟头里的成绩大略如此：右前蹄绊跌——三百次；左后蹄绊跌——二百次；嘶——一千次。

到盖平还有约二十英里。海城已被日本人拿下。有人刚进来报了个叫人高兴的消息——我们可以走水路回横滨。我们都轻轻地说了一声：

「好哇！」跟富士分手是不会伤心的。

……今天早上我在一个口袋里找到几张古怪的纸，上头有古怪的日本字。

「这是什么，竹内？」

竹内显出真正难为情的样子。

「是符，」他说，「我在一座庙里求的。您带着它们，就能平安回去。」好，这就使竹内好几天不受责了。

我们此刻在盖平，明天上海城去。至少我们以为是这样。我们是昨天夜里到的：富士瘸了，我把它交竹内牵（他自然是骑着它）；我步行前去，后来爬上了一列六百个苦力拉的货车。我用我那点结结巴巴的日本话告诉他们说我的马瘸了，他们都很客气。车沿着龙的长身慢慢走，我得了机会细看那些脊椎——沉重的中国货车，轮子上是两根粗大的辐条交叉成十字，轮箍是木的、钉满大而发亮的铆钉，轴是随轮一同转的；两根辕之间是一匹马、一头牛或一头骡；前头三匹领的，通常是驴、骡（我在美国以外见过的最好的骡）或牛，驴、骡、牛一切可能的搭配都有。有时候还有一头小驴驹在旁边跑。赶车的是中国苦力，各有一条长鞭——柄是竹的，鞭杆用四根藤条接起来，鞭梢是皮的，末端的炸绳跟全世界乡下的一样。四匹或五匹一套里领头的两三匹，用绳系在车两边、各挨着一根辕的地方拉。肩套是两块扁木，绑在一个草项圈上，草项圈有时候还包着帆布。赶车人的吆喝，在近旁的外国人听着古怪，远远听去却古怪地像天下各处赶车人的吆喝：

「阿他！阿他！阿他阿他阿他！」

「乌苏伊！乌苏伊！——乌——乌——乌——苏——伊！」

「喔——啊！」

正午时，莱昂内尔·詹姆斯和小个子克拉金骑马过来，喊说那里的日本守备长官在近处备了午饭。我们找到一座中国农家的围墙院子里摆着五六张桌子。本是等着我们大家的，可别人（除了在场的日本记者）都走了。那里有一位可亲的军曹，一位挂着勋章、神色庄重的少佐，还有拿着扇子替我们赶蝇子的兵；我们坐在一个棚架底下，头上是马拉加葡萄一般的白葡萄串，喝了茶和啤酒，吃了神户的罐头牛肉和军中的硬饼。我们动身时雨就来了——满洲下雨的时候，那真像是在下雨。我步行，身上只一件薄绒衬衫，没有外衣也没有雨披。十分钟里路上就有了一层滑溜的泥，我浑身湿透；我的靴后跟很低，每走一步都向右、向左、向后滑。克拉金和詹姆斯赶上我，我们就轮着走。一个钟头里那路成了一条极急的河，深到肚子，还有大浪——过去是危险的。我们在泥泞的玉米田里走了一英里又一英里，走了四个钟头，直到隔着一条黄水的河，在濛濛的雨雾里看见盖平那又高又厚的城墙。我涉过那条河，水到腰；到了对岸，一个通译给了我一头白骡，我骑上，为的是不要再把靴子弄泥。我们绕进一座城门，被哨兵拦住，又打发我们顺城墙绕过去，再穿过三四英里泥浆没脚、满是深车辙与坑窝的洼地。在泥里挣了许久、涉了许多道水之后，我们找到那位守备长官：他的鞋在椅子底下，赤脚搁在椅子横档上。詹姆斯把脚跟一磕行礼。我们都脱下帽子；可他既不起身，赤脚也不朝那张着口的鞋挪一挪，我们便又把帽子戴上了。他说我们须往盖平去；我们告诉他我们刚从盖平涉水又游水过来，他很冷淡，只淡淡地笑。可我们仍旧得涉水又游水回去——照原路在泥里挣，而且天越来越黑。我们自然是走错了路，绕着城墙整整转了一圈，穿过盖平又折回来，末了撞上一个通译，由他把我们引到我写这些字的这座中国庙里。我冷，一身泥，饿，累到骨头里。可那颗龙尾上的疙瘼在那里，和软的布里尔也在；而且，慈悲的圣母啊！他们有吃的有喝的。一个钟头后戴维斯进来，半死不活——牵着骑「威廉斯与沃克」的普赖尔。他也撞上了那位赤脚与张口鞋的先生，也被打发了回去，又掉进一道没过头顶的水里，大半路是手脚并用爬过来的。他自己不在意，可普赖尔年岁大了，又病着。戴维斯要那守备长官收他进去，他不肯，戴维斯很气愤：

「这样的夜里，便是一条水蛇我也不会把它赶出门去。」

可那两位撒马利亚人当下就救了他；此刻我们穿着中国衣服坐在一座庙前，坐在一株枝叶极茂的大树底下，两匹马在神坛前嚼高粱，成千的蝇子嗡嗡地绕着。明天我们再往前去！

六海城的白奴

到底到了海城！俄国人只在五英里外，尽可以把炮弹落到我们头上来，他们却不落。武官们昨天被带出去作了一次侦察；我们若很听话，也会被许去看一看真正的、验尸之前的战壕里的日本兵。

今天早上七点我们离了腰高屯，三个钟头后到了污浊、多蝇的大石桥。一路往北来，谷地宽了。中国房子好些了，高粱田在路两边像海一样铺开去。我们要到海城城门去，得过一条河，兵们正在河里洗澡，一片沙滩上点点都是光身子的人。每一片树林在颜色上都是黑、褐与污白相混，因为树底下塞满了大车、马和兵。我们一来就凑巧遇上那位客气的宪兵大尉，他先要我们喝热茶、喝冷茶、喝加了炼乳的茶，然后才肯带我们到这个泥围院子里的住处去。刘易斯、雷吉和斯卡尔喊着招呼我们，搬出啤酒、炭酸水和一瓶香槟苹果酒。老天，每一样都是什么样的甘露啊！其余的人正在来路上；可龙尾上那颗疙瘼——骑自行车的爱尔兰人——掉了。谁也不知道它掉在哪里。大个子法国人雷吉新换了一匹凶野的黄马，那马像牛一样只能从右边靠近——刘易斯把这两个的故事讲了。戴维斯则用我们受的那些磨难作答——他的、布里尔的和我的。他讲得那么好，弄得布里尔和我都恨自己当时不在场……

昨夜我们第三次穿着骑装睡觉；今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命运。我们要在这里演一个礼拜的静物剧，剧名就是这一篇篇首的那几个字。臂上戴一个辨认的标记——我们叫它「羞耻的红徽」——我们便可以在城墙以内多少自由地走动。我们连城墙也可以爬上去，绕着城走一圈——约两英里——可没有全体联名的书面申请，我们不能出城；便是申请了，也只能在看守之下出去。顺便说一句，我们要有三个看守；我们的信——连私信也在内——都要送到检查官那里，而且不再回到我们手里。这样一来，谁也不会知道什么寄走了、什么没有寄走，也不知道寄走的那些值不值得寄。这条限制后来撤了。

我们的三卫士昨夜来对我们说了这些事。一个身架粗壮，有胡子，是芝加哥大学出身；一个脸上刮得光，脸瘦——是国际法的权威——两人自然都说英文。第三个留一撇小胡子，法文说得很好——这是雷吉说的。照例道过歉之后，那有胡子的说了一句话，算是给锁住我们找一半的理由：

「我们有些普通兵从前没见过外国人，分不出你们和俄国人。我们愿意防着出事。」他说完笑了。

昨天下午来这里路上的一件事，使这话听着像是真的。我独自骑着马，听见身后有响动，便在鞍上回头，看见一个日本人正悄悄逼近我，刺刀从鞘里拔出了一半。我把富士勒住，说：「难代斯卡？」（什么事？）他也停住，回身走了。这是不是正好一个例子，或者他是醉了在同伴面前显威风，或者是我那东京口音把他镇住了，我不知道；不过后来那些甩开看守混进兵里去的人都证实说，他们从日本大兵那里受到的从来只有客气、和善和孩子气的好奇。

「你们看了南山？」那有胡子的问。

「没有，」我说，「我们要看的是打仗，不是战场。」他又笑了。

「你们很辛苦；可我想辽阳的仗会补偿你们。」

「旅顺有什么消息么？」

「没有。」

「我们过来的时候听见炮声，那真叫人气。」他又笑了。

「旅顺我们不大挂在心上。那只是时候的问题。辽阳才是决定的。俄国人在旅顺越早撒手，对他们越好。」

「可他们不但丢了自己的船，还把日本舰队放开去别处行动。」

「这是实话。」

「还把围城的军队放开来到这上头行动。」

「这也是实话。」他摇摇头。「可辽阳才是决定的。」

随后他们起身要走，那有胡子的只鞠了一躬。另两个和众人一一握手；握完了，第三个说：「好，我也握一握吧。」于是他也走了一圈。

刘易斯刚进来——脸上为一个喜讯发亮。奥将军给我们送来了：

香槟一打。

啤酒四打。

蝇纸一包。

活羊一只。

辽阳只在约二十九英里外，三卫士说我们在这里不会很久。俄国人若能把一颗炮弹落到我们这里来，我倒盼他们落——好歹落一颗。便是一颗，也能给我们挽回一点脸面。

……奥将军那只可怜的满洲羊今天早上自愿死了，赶在伙食处的人动手之前；可香槟、啤酒和蝇纸样样都合心愿。今天很有意思。三卫士下午把我们圈起来，带去见奥将军。

我们把马具和骑装擦亮，三点钟时院子里满是尖叫的公马和嚎叫的蠢驴。给雷吉那匹凶野的蒙古马上鞍要三个人。那爱尔兰人照例找不见——他和斯卡尔步行走了，弄得三卫士着慌；不过我们末了还是单列纵队骑出去了，一队勇武而配得古怪的人马——布里尔骑他的栗色马，刘易斯骑一匹乳白的战马，意大利人骑铁灰马，戴维斯骑德弗里，拉盖里骑一头小白驴，普赖尔骑他那匹十七掌高、背软的白马，大个子伯利骑一匹凶野的小矮马；一路行进，那小马用两只后蹄不住地贴普赖尔的马。

「伯利，你怎么不到后头去？」普赖尔说。「你那畜生踢人。」

「它不踢，」伯利很气愤地说，「它只咬。」

这两位老手和戴维斯左胸上都佩着彩带。普赖尔前辈那里，简直像是把他的颜料盒挂上去了。我有一枚义勇警察的徽章，来自老弗吉尼亚的山里。我很以它为荣，它也表着几番征战；可在那三位的光荣之中，我掏不出来。国际法的权威佐竹中尉领头。有胡子的那个守我们的中央，第三个看着我们的后队。到城门口，一个军曹跳起身来：

「呼——！」他说；我以为他要给我们一整声欢呼，原来只有半声。可所有的哨兵都立正，门口的兵站得像他们的枪一样直。我们过了一片白沙滩，过了黄水的河，上一条沙路，一路过许多睁眼瞪着的哨兵，随后进了一个小小的中国村子，在那里下马。仆人不许带，于是有兵上前替我们牵马。富士正不住地腾跳。

「瓦鲁伊代斯！」我说；这话仍旧是「它坏」，那兵便笑了，把富士牵到很远的一边去。

我们随佐竹进了一个院子。他像是颇紧张，随即摆手叫我们站住。不一会儿他回来，点了名；每人应了自己的名字便站到一边，排成一列，那里葡萄架下有两张桌子，摆满了雪茄和纸烟。佐竹显出松一口气的神色——我们一个也没有跑掉；连那爱尔兰人也在。几位官长期待地立在四周；停了好一会儿，一个神色疲倦的瘦子出来了，陪着他的是个相当壮实、相貌光润的年轻人，后头跟着一位有胡子的官长，那位的鼻子颇大，颜色显出他饮兴不浅。他们走近时，一个满面愁容的通译上前一步，用愁苦而不安的声音说：

「我荣幸地为诸位介绍梨本亲王殿下。」

那相貌光润的年轻人鞠了躬，伸出手来。我们都上前，各说自己的姓名，握了手。普赖尔说：「梅尔顿·普赖尔。」

伯利低低地弯下身，几乎像说心腹话一样说：

「伯利。」戴维斯末了——

「戴维斯先生。」随后那神色疲倦的人，即奥将军，和他那位鼻色可喜的副官也握了手；只是这一回是他们走这一圈。亲王退到一张桌子后头去，奥将军上前一步，背对着亲王，通过那位愁苦的通译说了些话：

我们走了几千英里，为着到前线来受了许多辛苦，他欢迎我们。他抱歉在战场上能给我们的舒适太少，可他很高兴见着我们，愿尽力为我们办事，如此如此。

那份庄重！副官立在将军后头——参谋立在副官后头。他们多半把脸低到颏碰着胸，始终不抬头看。便是一位大祭司在为一位驾崩的君主的灵魂祷告、别的祭司在旁听着，那场面也不能更庄重了。自始至终是僵的、拘的、不自在的——自然是因为没有一种共通的言语，也因为日本人按西方的规矩接待我们时的那份不自在。我倒想：若换了西方人按日本的规矩接待日本人，场面是不是也会一样。可我想不会——美国人的幽默与随机应变总会把那阴沉冲淡一点。我很留神地看奥。他走过来的二十码路我都看着，可我忽然想起：直到他很近了，我除了他的脸什么也没看见。那脸是愁的，带着几分林肯的那种愁。侧面看是和善的，尤其是他笑的时候；正面看则有凭据显出他能像铁一样不留情。可是他的眼睛！又大，又黑，闪着光，带着狂信，永不停住；你决捉不住它们，只能捉住一瞬；而捉住了，它们就叫你想起闪电和雷雨。他穿得很简单，橄榄绿的哔叽，帽上一颗星，袖上三颗星、三道条。他的靴子很好。他的刀挂在左手里——手并不握紧。另一只手看着没有筋力。他一次也没有把身子的重量从右脚上移开——左脚只有脚掌沾着石板。他是我到此为止在日本人中间见过的相貌最不寻常的人；我想我们将来还要听见他的名字。

随后那位鼻色可喜的副官把同样的欢迎话说了一遍，并盼我们遵守章程。普赖尔前辈作答，谢将军送的香槟、啤酒、蝇纸和那只羊——羊那不凑巧的殂逝，他很得体地跳过去了——又说他向来受战地将领的信托，盼如今也能受信托。随后我们抽烟，那爱尔兰人同亲王说结结巴巴的法语；亲王（看样子也是）是在巴黎受的教育。奥将军问话，我们也问话。

「你们在日本多久了？」

「五个多月。」他笑了，牙不好。

「那么东京你们一定很熟。」

「东京每一块石头我都认得。」有人说。

这一回将军没有笑。

「你们到日光去过么？」这一问是恶意的机会。

「我们不敢离开东京，怕赶不上上前线。」

「我们看得见多少打仗么？」

「我想看得见——从高处看。谷里是看不见的——高粱太高，便是骑在马上也望不过去。看得见，这仗你们会看见。」

随后我们又握手，向参谋们行礼，告退了。

那日本兵把富士牵在一株树后头——他正笑着。

「瓦鲁伊代斯！」他说；他看我的神气带着赞许，赞许我敢骑它。因为富士是日本马，又坏，而日本人不是好骑手。总之，他跟我到城门口，在我们终于走开之前又替我拉了两回富士。回囚所去的路上，拉盖里从他那白驴头上翻了个筋斗过去。他在驴的两条前腿之间站起来，一路喷着唾沫。有一瞬看着，倒像是那驴在骑拉盖里。

第二天日落时，那爱尔兰人说：

「跟我来。」我一句不问就跟着去了，因为问也无用。我们出了院子，穿过窄街，上村子中央一座多石的小山；从那里可以望过低矮的瓦顶——瓦顶间这里那里长出一株树来——望过那些泥围墙、高高的雉堞城墙、墙外那片白沙滩、再远处一片更宽的绿，绿上被那条河划开一道闪亮的弯刀似的曲线——再望过低低的雾中山冈，望到那片温柔的晚霞；霞上头挂着一缕缕正在暗下去的云，一动不动。

「天下最好的一族人，」那爱尔兰人说，右臂划了一个包罗一切的大圈。「都快活——都太平。兵在这里是社会上最低的一等——在日本却是最高的。家是本位。同一块土耕了不知多少代——吃的从来不缺。一八五二年我们用战争把鸦片硬塞给他们。想想吧：他们非得让我们这该死的、也毁人的物质主义来咒上一遍。」

这一套我同那爱尔兰人已经来过许多回了，于是我们往前走。一个门口有条野狗对我们凶凶地叫。一个老人出来叫它进去，那爱尔兰人一把挽住这中国人的胳膊，指着极顶上一处围墙的院落。

「我要进那里头去。」他一见面就能得着这些人的信任——男人、女人、孩子都一样；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怎么能叫人懂他的意思，我不知道。当下那老头子就同我们去了，那爱尔兰人一路挽着他的胳膊；老头子把那扇厚门敲开，便离开了我们。

「这是什么地方？」

「一座庙院。」那爱尔兰人说。

过了一会儿，一个老朽的人开了门，我们进去——穿一条夹道进一个石板铺的院子——我几乎失声。年岁磨旧的殿宇，荒芜失修的旧园，没有剪过的树，一层层台地往我们下面落去；同它们一层层落下去的，还有那些带雉堞的灰墙，墙把这地方的寂静与外头世界的喧嚷隔开。黑白的喜鹊无声地在树间飞来飞去。不知何处有鸽子在咕咕，蝴蝶到处飞着。这是一座荒废的文庙——败落颓坏，只有一个守庙的人，可俄国人与日本人的手都没有碰过它。两国都是万不得已才用庙宇；看来在敬重那些关系到普世灵魂的东西这一件事上，西方人还有许多要向鞑靼人和异教徒学。若准我们搭帐篷，为着逃出那个院子，我想我们真会搭在那里。不过那是一处对我们众人都开着的、太平的避难所。它是一个爱尔兰人找着的；我们分着这份发现，坐在那里默默地做梦，直到晚霞散尽。

……今天早上颇凄凉——下雨，泥泞，沉闷，阴暗。我们立了一套轮值打扫的法子，每人轮一回；可院子里的泥越来越深，那些气味一点也不淡。我们有蝇子，有蚊子，有跟家里同种的夜虫，还有不是同种的蝎子。每天早上每人都要抖一抖鞋，看有没有藏着的蝎子。今天有个兵拿进来一只死的，昨天它在他手上蜇了一口。他一直包扎到肩，若不是治得快，胳膊也许就没了。这里头不会是卫生的；可只有普赖尔前辈和另外两个病了。顺便说一句，这位前辈是何等硬气的人！他笑自己的病；那匹背软的大白马带着他倒在河里或泥坑里，他也笑；从来不抱怨。这样的容让、耐性与好脾气，我在任何一班人中间都没有见过。谁若早上起来带着气、性子不好——那一天就是他的。他可以把人家的水桶踢过墙去，可以对仆人发脾气，可以把饭食骂一顿，可以通体做一个惹人厌的暴躁东西；可其余的人都容让，都低头看自己的盘子，谁也不说一句话；因为各人都明白，第二天也许就轮到自己。到此为止这一役是可悲可悲的白费，而这份容让总算是我们从其中得的一样好处。可雷吉出现在门口了。他从我们面前走过时，我们起身唱《马赛曲》；他走回来时，我们又唱一遍；他那一笑就足够作酬报。有好消息——明天我们自己也要出去侦察了。

我的天！那一次侦察真是骇人的经历。我们出去，过了上回打仗的那座车站，沿一条尘土的路走，上一个小山冈，把马留在山冈庇护的身子底下，偷偷溜过山顶，然后大胆地在另一边的斜坡上直直站着。我们下面是一座俄国坟上一个大而粗的十字架。有人给我们指点各处。

「你们看见那边那座驼背山么，」三卫士里的一个说。我们端起望远镜。「好，俄国人的主力就在那里。」

「那座驼背山有多远？」有人天真地问。那卫士已经转过身去，正在向意大利人（他在小山顶上，比我们高约三十英尺）猛打手势叫他下来。随后他说：

「约十英里。」

「索代斯卡！」（真的）那同一个声音说，带着敬畏落进日本话里去。

「索代斯！」——这是作答的「真的」——那卫士很满意地说；我们都激动了一下。这时意大利人已经欣然走近。他像是不怕；不过他大约并不晓得，在离俄国炮口只十英里的天际线上，自己处在什么危险里。

随后我们沿路小心地又前进了半英里，到一座小营盘里一条空壕前；营盘附近总共大约有二十个日本兵。一位记者跨过壕去，被人相当激动地打手势叫回来。戴维斯坐在壕上，被客客气气地请起来、往后挪——不是怕他把壕坐坏，而是因为他坐的是靠着那十英里外的敌人的那一半；显然那卫士奉了命，我们不许越过一条仔细标出的线。戴维斯像枪弹一样弹起来，匆匆退到后头去坐。

那里驻防的少佐在附近他的住处请我们喝茶、喝啤酒。他是个大个子，极和善极客气。他从前在陆军大学做教官，曾自请战死于前线之荣。可怜的人，他得着了；后来我看见一张照片，是辽阳之战后焚化他遗体的情形。

我们现在很不安分了。昨天那爱尔兰人和我在庙里被拦住不许进去，是前几天见过的那位亲王殿下的命令。不过他后来为我们通融了。普赖尔前辈今天要上城墙去写生，被一个哨兵拦住，那哨兵把出鞘的刺刀送到离他胸口两英尺的地方。他回来大发雷霆，写了一封极辛辣的信，我想他不会寄出去。

今天早上小王来了。

十点钟时，那爱尔兰人出现在院门口，手里牵着一个约八九岁、或者十岁的中国小男孩。他是我见过的最脏的小东西；可他笑着——我从没见过那样的牙、那样招人的笑。那爱尔兰人只庄重地说：

「这是小王。」此外一句也没有。他把这孩子牵到围着我们澡处的板篱后头去，一路走一路顺手抓了一块海绵和一块皂——恰好都是我的。随后我听见：

「脱下来！」又一声：「我说脱下来！」

显然是被听从了。随后：

「那个也脱下来；对，那个也！」这孩子显然身上只有两件衣服，因为接着那斩钉截铁的号令而来的，是好一阵泼水声。过一会儿他们一同出来，仍旧手牵着手，出了院子。半个钟头后那爱尔兰人回来了。

「我刚把小王带到普尔的铺子去，」他仍旧庄重地说，「给他做一身新衣服。」

「裤子太长，小王不答应。普尔告诉他说这一季裤子是穿长的；小王便折中办法，把裤脚卷了起来。他一会儿就来。」

一会儿小王回来了，光彩夺目：新褂子，新裤子，新鞋新袜。胸前缝着一大块白布，剪成三叶草的形状；三叶草上写着这样几行：

王

执杯人兼近侍童子

侍

某某某某先生

小王当下成了这院子里的常客，他的教育也当下开了头。小王学得快。

「立正，小王！」那爱尔兰人一说，小王便一跃而起，奔去拿一瓶——炭酸水。

「预备！」小王把瓶子端稳。「瞄准——放！」小王便放；随后来的号令是「住！」，意思是「停放！」。小王是个十全的小兵，便住手；不过他那份亲热的好客与替众人的快活真心着急的劲儿，使住手很不容易。他主人若在席上要一瓶酒，小王便传给每一个人。在纸烟上他一样好客——不论那烟是谁的；因为他怎么也看不出一个人的东西不是大家的。在那一伙人里，从根本上说他是对的。不过这对那爱尔兰人颇费钱，直到有一天他告诉小王，签条一律拿给「那个胖子」——那不是雷吉——此后签条就都归了那胖子。

小王从日本兵那里学会了军礼；每天早上进来，总要挨着个儿走到我们各人面前，脚跟一磕，手举到额前，那双温和的眼睛和那口好看的牙上始终闪着那份光艳的笑。那爱尔兰人总睡得晚。有一天早上，他被蚊帐外一个执着的小声音叫醒了，那声音反反复复地说：

「喂，乔治，起来！喂，乔治，起来！」这是有人教他的；可他当下就看出这不恭敬，此后我们怎么也不能叫他再说一遍。

第二次洗澡以后，他到处走，把衬衫拉开给人看他那黄黄的小身子多么干净。他竟得了这样一份爱洁之癖：有一天早上，他天真地把那双极好看的手伸给刘易斯去修指甲——刘易斯就给他修了。又有一回炭酸水喷到他脸上，他伸手从一个人口袋里抽出一块绸手巾来擦脸。我们都爱起这孩子来；我们要走的时候，大家商议了一回：我们要凑一笔钱供他念书。他父亲被请了来，一位通译把我们的打算讲了。小王放声大哭，哭得很苦。那爱尔兰人眼里也有了相应的水。

「我跟你说，这场可怜的战争里流的血，都抵不上这几滴宝贵的眼泪。天下最好的一族人！他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呢？」

可爱的小王！我们回家路上那爱尔兰人再经过那座城时，头一句话是对街上一群孩子说的。

「小王！」他只说了这两个字，他们便发出一声懂了的喊，飞跑而去，那爱尔兰人在后头追。半个钟头后他到一家饭铺里来找我。他庄重地说，小王不在城里；他用我们给的钱在城外置了一处地方，把家眷带到乡下去过热天了。总之，温和的小王、招人的小王，我们再没有见着。

今天早上有位少佐来给我们讲得利寺之战——三卫士里有一个说，这是为消我们的烦闷。这位少佐脸上刮得光，两颧之间很宽。头发剪得短，眼睛大，脸相有力。他一定是陆军大学的教官，因为他站起来画山、画丘、画谷、画阵地、画壕、画树，还写数目——一概快得出奇、巧得出奇——而且是反着画的。就是说，他是替站在他对面看的我们画的。他说某个联队的某个大队在某个时候做了某件事。这是一场十全的讲授，只是所有真正要紧的事实都被巧妙地藏起来了。

这位少佐当时只是作为观战者——作为一个学生——在场；可在他手指点着的一处酷烈的地方，他不动声色地说，他「在那里失了许多朋友」。

在那个地方，一位年轻的俄国军官带队冲锋，他的兵不肯跟上去。那军官抽出一把短刀，笑着自杀了。

「我们都很说这个人。」少佐说。

在另一处，两边的弹药都用尽了，日本人与俄国人便用石头打——两边都有人重伤。正在这时，有几个俄国军官从另一处提刀上前，可没有人跟着他们。其中一个抢上来叫阵。一位日本军官跃出去迎他，两军的兵看着，他们决了一场斗。「那日本人有幸把那俄国人结果了，」少佐谦逊而不动情地说，「我们很郑重地把他埋了，在他上头立了一道栏。这一仗是很有意思的研究——研究对付防御的敌人还是对付进攻的敌人更好。」

「唔，那场石头仗，」一位记者说，「还有那场决斗，我宁愿看它们，不愿看那整场仗。」

少佐显出迷惑与被冒犯的神色，接着讲他们怎样俘了一个胖俄国上校——那上校的马受了伤，外衣也没有了。

「他说我们的炮火是——」少佐停住，用了一个俄国字，无奈地转向通译；通译说：

「『不敬神明』。」

「对，」少佐说，笑了。「那俄国人头一件要的东西是一瓶苏打水，这叫我们发笑。我们在野地里不带这样的东西。我给了他十支纸烟。」

「那一仗日本人有多少兵？」一位记者问。

「跟他们现在有的一样多。」这就是那个照人的回答。

我不知道除了日本人，还有谁知道他们在哪一仗里实实在在有多少兵；也不知道因此他们的胜仗究竟是靠惊人的本事，还是靠压倒的人数。有传闻说日本有一个师失了踪，它在哪里，除了日本人，谁也不知道。它可以到此为止每一仗都在场，而除了日本人，谁也不会知道。

我们如今很厌倦了。今天在庙里，我们几个人断定：若没有变动，我们就要早早回家。我们在那里照了殿宇、石碑、石龟的相。那爱尔兰人忽然出现——从我们上头那道长石阶上下来，一只手牵着一个中国孩子，怀里还抱着一个更小的。他怎么能、又在哪里能这样把孩子收拢来，我们都觉得是个谜。随后我们又照了些相，四位官长进来了。我们用法语、德语、英语、汉语、日语混成一片巴别塔的喧嚷来通话。他们替我们向守庙的人要了茶，都很客气。后来又进来两位。戴维斯和我正在写字，他们站在旁边看了我们一会儿。一位走过来。

「你们在那里做什么？」

「写字。」我说。

「画图？」他起了疑心地问。

「对，画图，」戴维斯说，「你为什么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想那军官并没有听懂——可他懂得有些不对了，便有几分尴尬地站了一会儿。

「再——见！」他说。

「萨约娜拉。」我们答。

「我想这不过是好奇。」我说。

「多半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好奇是不该露出来的。他一下就把我们摆到了间谍的地位上。我想不出他以为我们在画什么。」

「我们没有戴徽章。他本可以把我们拿起来。」

「那倒也算一点消遣。」

这一天是暖的、灿烂的——天色清明如水晶，又深，又缀着一条条羊毛似的云带。此刻日落，雨像一把巨大的扫帚在扫西边的天，风声与河声分辨不开，无声的喜鹊飞来飞去；可这墙里头仍有一片大大的太平。如今要回泥、蝇子和跳蚤那里去了。

夜里一点。跳蚤不睡，因此我也睡不成。连学童念中国经书的那片嗡嗡声——像我们山里的小孩在「念书出声的学塾」里念字母那样——和狗叫，都已歇了。外头黑暗里不知何处有哨火在亮，太阳的孩子们与白熊的崽子们不久就要在那里凶猛地抱作一团。我喜欢满洲这块地，也喜欢中国人。两样都有人味，这地方像家——有玉米田，有马、骡、牛、羊和狗。最显眼的分别在这里：除了很老的女人和小女孩，你看不见女人。这里没有那种执着不去的祸害——人粪——它在日本叫敏感的鼻子作呕。「芬芳的夏日」这句话若写在日本，会是一句讽刺。可这里没有日本那种处处都在自然与人身上的魅力。而且中国人，至少这里的中国人，在身上和家里都是污秽的——中国人的气味实在是辛辣的——而日本人无疑是世上最爱洁的一族。我愿能亲眼看看他们在战阵上究竟是什么样子。就我隔得这么远所能断出的看，日本军队和日本兵个人似乎都是世上最好的：兵之所以最好，是因为他把死看得不比一般西方人把午睡看得更重；军队之所以最好，是因为武士道的精神——封建的忠义——已经从大名与武士转到上校与将军身上，这就给了它一种看来十全的纪律。你设想一支军队里没有落伍的人，没有随营的闲杂人，人人一样好，而众人所夸的只有一件事——情愿去死。看着倒像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那种回教徒式的狂信——他们信自己死时可以从战场一步跨进天堂——受了一种敏锐而见过世面的智力的指挥。至于兵个人，其效力的枢纽似乎在这一点上：一个西方人同一个日本人吵起来，两人走到外头去了事。那西方人想的不但是杀掉这日本人，还有自己活着出来。他的气力分成了两份，一心一意便打了折。日本人没有这样的分：他只顾着杀他的对手，自己出来是活的还是死的，他好像并不在意。不过我在想：他会不会也这样替英国去打——他此后还会不会这样替自己去打。

这两天冷了。蝇子几乎没有了，跳蚤也不那么活跃——至少数目上是这样。昨夜有两位官长来看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得这样的光。一位带着一把四百年的长刀，一位带着一把五百年的短刀，两把都是妙极的刃。武士的刀就是他的灵魂，谁便是跨过它一步，也是拿性命去冒险的。他们竟让我们这样随便地拿在手里，倒叫我颇觉意外。

「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他们说。

明天我们确要离开——往辽阳去。

七撒克逊人的回路

昨夜，在院门外头，一个男中音向着满天的星唱起一首颂歌来。三卫士说第二天我们就要离开那个可恶的围院；那一夜，海城的白奴们听着狗叫、听着学童念中国经书那片嗡嗡的合唱、听着街上和院里零零碎碎的声响，最后一次在海城睡下。照例，普赖尔前辈和伯利那两副粗嗄的嗓子迎来了黎明，随后照例是仆人与主人们的醒转与忙乱。执杯人兼近侍童子小王最后一次把手举到额前，挨着个儿在我们各人面前磕脚跟，把他主人那爱尔兰人从深睡里搅起来，又带着光艳的笑与闪亮的牙，向左右放出一排排炭酸水。半个钟头之内，我们已聚在横山的帐篷底下吃最后一顿早饭。大个子法国人雷吉最后一次从我们面前行进，我们也最后一次用一支响亮的《马赛曲》叫他合着步子走。半个钟头后，院子里满是尖叫的马；不久，大车、苦力、海城的白奴与三卫士便蜿蜒出了院门，穿过窄街，从城墙底下过去——终于是去看一场仗了。我们行了两个钟头，随后爬上一个小山冈，把马留在这一边，爬过山顶，到那场仗正打得凶的地方去——那地方在约十英里外。山里头显然有人在把巨大的一团团纸烟的烟雾放到高高的空中去。听不出一点声音；可那卫士说，那是炮弹。

「谁的炮弹？」

「我不知道。」那卫士说。实情是那些炮弹离得这样远，我们分不出是俄国的还是日本的，分不出是朝我们来还是往开去。可我们能数它们；这自然是大有益处、大有趣味的。于是那场仗打得正凶的时候，我们无所畏惧地在山坡上闲走，或者一堆一堆坐着讲故事；还有一位胆大不要命的记者，被我们经过的种种危险弄得肆无忌惮，竟故意把背对着那场仗，安安静静地读起报来。

三卫士为着这样一个研究大战的战略战术的机会被这样忽略，感到正当的痛心；他们的神色不快活。我们就这样两个钟头没有看见鞍山店之战。

近午时炮弹的烟稀了，我们便前行到另一个院子，要在那里过夜。黄昏时一位卫士满面光彩地进来，把一腔痴痴的欢喜灌进我们心里。第二天早上我们要看另一场猛烈的交战。可是我们须得早起、须得走得快，不然就太晚了，因为攻击要在天亮前发动。三卫士要亲自来在三点钟叫醒我们，免得出错。他这样认真、这样有把握，我们上床时都大为兴奋；除了那爱尔兰人，没有一个人睡着——不过半夜里有人为赌一件事崩开一瓶不知哪里来的啤酒时，那爱尔兰人也从沉睡里抬起头来。

「你别当我听不见。」他说。

「赌赢的是我。」布里尔说。

三个钟头后，卫士们来时见我们都醒着。我们起来，在泥里、在黑里跌跌撞撞地去喝一杯咖啡，随后排成单列，朝那永远在消失的前线，走进落雨的黑暗里去。谁也不说一句话；我们涉过水流，在两道滴着水的高粱墙之间从泥里犁过去，那份沉默与神秘压得人难受。那位国际法的权威领着我们，他不时叫队伍停住，自己下马去寻头一天给我们留下的路记。至少寻是他寻的；可寻着路记的，总是那位英国人詹姆斯上尉。比这更偷偷摸摸、更神秘、更像一伙同谋的远行，我从没经过。很难相信我们不是自己正摸上去攻打什么东西，也很难相信俄国人不会随时从两边的高粱里冲出来。

我们一直走，直到又一座山冈在前头隐隐出现；我们就在这山冈脚下等天亮。不一会儿又有一队人马近来，是随军武官们，一样地令人肃然，一样地神秘，一样地庄重而有所期待。我们就在那小山冈上等着，在冷风与飘着的雨雪里：记者们挤在顶上，披斗篷的武官们在下面约三十英尺的一道小台地上踱来踱去，人人都把眼睛在黑暗里努着，要看头一道炮火的光。早晨来了，我们还在努着眼——大个子雷吉在山的极顶上啃一个煮硬的鸡蛋，一位英国陆军的中将在那台地上巡来巡去，像一位「独自苍白地徘徊的披甲骑士」，因为并没有炮弹在唱；我们其余的人则在那泥丘上点出一个个可怜的、发抖的形状，而风、雨与寒冷都拿众人的窘状取乐。三卫士不安地走来走去，说些宽慰的话；可那场仗出了什么事，我们努眼努得厌了，便开始在那山上放胆走动，彼此借巧克力、烟和面包当早饭。连卫士们也不安起来——绝望了；有一回我发现自己走到了山那一边，那里有一位卫士裹着军外衣缩着躺在地上。我们谈了一会儿两个大洲之间的分别。

「我们西方人不懂，日本人为什么宁愿切腹，不愿被俘；我们是这样论的：我若容自己被俘，也许会被交换、或者逃走，这样还有一天再打的机会；便是没有，敌人也得照料我、养我，那么我就把他的兵力与资财削掉了那么一点。我若自杀，便在自家行列里留下一个缺，而且再也填不上。我若受俘，就时时刻刻扰着你、耗着你。切腹的好处我只看得出一样，就是它对留下来的人的战力也许有些作用。日本人的这个想法底下，有这一类算计上的考虑么？」

那卫士摇了摇头。「没有，」他说，「这在我们是天性；不过，」他随即又添一句，「我想我们渐渐要转到你们的看法上来，而且我想会越来越转过去。你要知道，我们把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移到了军队里。武士对大名的忠，移到了兵对官长身上；而切腹这个天性在武士道精神里是这样大的一个成分，我想我们的官长们有点怕把它改得太快。」不过一个日本人是不肯同外国人久谈这类事的。

那卫士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块写着汉字的铜牌来。

「我们就是这样认我们的死者的，」他说，「每个兵都带一块，每个官长也带一块。」

「这法子好。」我说；可我不由得想：只要他还看着我们，这块牌子他哪里会有用处。据说大约就在这时候，东京有一位记者的太太战战兢兢地到陆军省去。「我丈夫一点消息也没有，」她说，「请告诉我他是不是死了。」那位官员吃了一惊。

「不可能！」他说。

我又爬上山去看那场仗打得怎样了。那一仗的情形，用《约翰·摩尔爵士的葬礼》头一行就够了。它并没有在打。于是一位卫士驰马前去，探问那张时刻表出了什么毛病；我们在那个刮风的鼠丘上又缩了两个漫长而寒冷的钟头，远处没有一道炮光，高空没有一团烟。随后那卫士回来了。库罗帕特金在我们偷偷摸摸往这座山冈来的时候，已经悄悄溜走了，日本人正在追他。鞍山店之战的第二天就这样过去了。

正午时我们又上了泥路，往另一个中国院子去。显然我们是离前线近了些：这里蝇子和跳蚤更密，院子当中一个水洼里露出一头死猪，四处有人与马的气味，显出不久前有队伍驻过。那天下午我们把这污秽的围院打扫了一遍；很晚的时候，远远起了大炮的雷声；同时一道黄色的火焰从看不见的太阳那里射出来，在天上张开两只极大的藏红色的翅膀，把它们从地到天合在一处，又叫它们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从那翅膀里慢慢渗出只有雨后才有的那种丰润的绿金色的光辉——浸着湿透的地、静止的树和一片片安静的高粱之海。不一会儿蟋蟀叫了，安静的星在那片黄色上头出来了，暮色带着一片大大的宁静来了——可这宁静是辽阳那场风暴的先声。

那天夜里我们郑重商议了一回。画家们总不能画他们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中间有几个人不是兵学的专家，因而要靠心里的图画与具体的事件作材料，一样地无能为力。到此为止，战利品是些战场、空壕、几个受伤的日本兵，和一个穿红衬衫的俄国俘虏。于是，听说奥将军为我们的安危担心，我们就给他送了一封联名的信，免去他在我们身上的一切责任，并请准我们靠近战事些，不然我们的行当就没有了。随后我们睡了。

第二天早上，压断骆驼脊背的那一根草加到了这畜生的担子上。奥将军最后的话由一位卫士传来：俄国人正在退走，一时大约不会有决定性的大仗；便是有，也不许我们靠到离火线四英里以内。可是隔那么远，人在打仗、受伤、死去时是什么举止，你是看不见的；而一切仗隔远了看都是一样，所以我们有几个人除了回家没有别的可做。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理查德·哈丁·戴维斯、梅尔顿·普赖尔、那撒野的爱尔兰人和我，独自坐在最后那个污秽的院子里，辽阳开场的炮声在远处轰响。我已经把富士卖给了盖·斯卡尔；我很佩服这人的胆气，因为那价钱虽小，对富士却算大了。我怀着恶意的爱抚把那凶马不肯服帖的额毛拉了好几回，看着斯卡尔骑着它腾跳而去，去赴一个比战争所能悬在他头上的任何危险都更险的命运。于是我们走了：戴维斯、普赖尔和那爱尔兰人都骑着马——他那辆自行车后来怎样了，我到今天还不知道——踏上战龙的回路，回家去。我们经海城回去，在几天前才离开的那个空院子里待了几个钟头。它的寂静很能说出我们在那里被囚十天的那份喧闹、嘈杂与风波。我们到那里去见福岛将军，他极爽快地给了我们回日本的通行证。他不懂我们为什么个个都宁愿在旅顺。这叫他大为纳罕。

「将军，」普赖尔前辈说，「您许过我上旅顺去的。」将军笑了。

「我曾劝你留下来等第三路军。」他说。普赖尔便不作声了，是心服还是厌了，我不知道。

他要我们绕一条远路去牛庄，好叫我们一路都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他说我们想走的那条近路上有中国土匪，那条路上出过许多杀人与抢劫的事。我们仍旧走了那条路。于是我们动身了，带着大车、苦力、通译和仆人——他们走在路上，我则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枕木走。一百码前头，我看见两个日本兵顺着铁道朝我过来。他们看见我——我想是把我当作俄国人了——便从铁道上跳下去，顺着一片高粱田的边上往回跑，一会儿看不见，一会儿又露出来。我有点紧张，以为他们也许会从什么隐处朝我放一枪；可他们只是奔回去向一小队兵报告我来了。我在铁道上过他们时，那位带队的少佐答我的礼，微微咧了一下嘴。

那天我们在泥里苦拉了一程，黄昏时到了一个中国村子。那爱尔兰人凭他独有的那份微妙的占卜之能，凭天性找出全村最好的一所房子给我们住。房子四周有一座满是花的园子，里头有干净的席子和古旧的椅子，又有许多好的凉水和很新鲜的鸡蛋。那夜我躺在蚊帐里的一张帆布床上，最后的记忆是那爱尔兰人和我们那位年老的主人在园中小路上来回踱步。这中国人一辈子没有听过一个英文字；可那爱尔兰人正十分庄重、十分流畅地对他讲这场战争，讲我们，把我们的来历、我们做过什么、我们没有做到什么，一一说了；而那老中国人始终一样庄重地鞠着躬，笑着，像是一个字也没有漏过他的全然领会。那爱尔兰人怎么能讲这么久、又为什么要讲这么久，我不知道；我睡去时，他们还在来回踱着。

第二天我们又在更深的泥里苦拉了一程。我们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在十英尺高的高粱的密墙里走；有时候泥水过膝。有一回我们走迷了——凡跟着那爱尔兰人走的人总要走迷——一个老中国人领着他和戴维斯和我，在沼泽似的高粱田里走了好几英里。有时候我们遇见中国人带着妻子儿女回家来——两支军队如今都开过去了——女人坐在车上，脸总是转开的；孩子们吊在一根竹扁担两头挂着的筐子里，由父亲或兄长挑在一边肩上。到正午，那位好心的老中国人把我们接上了另一个中国镇上的客店。那爱尔兰人在那里放下一块小石子、又学母鸡咯咯地叫，就换来了鸡蛋；全村都围着我们看我们吃午饭。他们从八十老翁往下个个都是孩子——朴素，和善，有诙谐，而且那份将就与体贴生客的心，我在我们南方山里以外从未见过。饭后我们照了他们的相，又轮着同他们合照；那村里的巡丁——他连一根棍子也没有带——是个诙谐人、又是个做戏的，摆出许多好看的架势，全村都笑了。这在一个日本镇上是不可能的。他们几乎全跟着我们出了村，看来很舍不得我们走。

不久我试着坐了一会儿中国车；虽然颠，我几乎睡着。半睡半醒间我听见一个声音说：

「你该叫他别睡着。」另一个声音答：

「我照看他。」我把帽子抬起来，看见永远忠实的竹内手里握着一根大棍子，在我旁边深泥里大步走着。可我们没有见着土匪。此刻已是下午过半，我们开始遇见一队又一队日本兵从新的登陆地点——牛庄——朝前线开去。不知怎的，风里给我们捎来一个传闻：牛庄有一家洋人的旅馆，有澡盆、有啤酒、有炭酸水；还有一个更野的传闻，说俄国人在那里留下了香槟。我们商议了一回。那些东西若都在，最好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尽快替四个人把它们定下来。这好差使落在我头上，我便骑上普赖尔前辈那匹大白马，放开跑在前头。那马直着跑是好的；可若有个弯要转、有个滑坡要下，它那软背便把骑者的死期拉得很近。它还有一种管不住的癖好，爱在泥坑和水流里卧下去，这里头颇有叫人难受的可能。它在路上同我倒了两回；可它走过一道不足两英尺宽的石拱过溪时，却极稳当。在一条河里它也倒了，我们在黄泥水里一同滚了一会儿；可我总算从一队队兵中间犁出一条路来，由一个中国向导引着，在日落时到了牛庄。我到日本人的司令部去，可打听不出那旅馆的事。我向每一个人问路；后来沿街走去，看见尘土里有个肩上扛着网球拍的男孩朝我过来，还有一个真正的白人姑娘，穿一身白衣，黑头发披在背后——我便又问了一次路，只为好多看那姑娘的脸一会儿。像她这样模样的女人，我好像有一千年没有见过了。我找到了那旅馆，给我们自己要了房间，给仆人和马要了地方。我在黑暗里找马房，转过一个街角，看见一支日本出鞘的刺刀送到离我胸口一英尺的地方。我自然停住了；可它并不再近，我便又往前走，那哨兵和我都不曾说一句话。我的同伴一个也没有来，我便在孤零的排场里吃了晚饭，把啤酒、香槟和炭酸水都搁在冰上，吩咐仆人们等到半夜，又派了向导到城门口去等戴维斯、普赖尔和那爱尔兰人。随后我睡了。约两点钟时，有人擂我的门；一个小个子日本军官带着一把约五英尺长的双手刀进来，把我作俄国间谍拿了。他说我须坐第二天最早的一班车离开牛庄。若我那时长着翅膀，我就正在那一分钟里破着满洲的黑暗往家飞了；我若再多一点自持，他说出这句可怕的威胁时，我该探出窗子去大笑。可我是骑着我平生所见最大的白马进这座城的，我那样子像个脱了外衣的英国元帅。我到过日本人的司令部。我把自己的名字和三个朋友的名字都登在旅馆的簿子上。战时过路生客照例要填的单子，我填了。那单子上没有问到的事，我也添上去了。我定了四个房间，叫了四个人的晚饭，又把吃的喝的都预备着等那三个人随时来。我的战地通行证在口袋里，我也给他看了；可这位日本军官，也就是牛庄的副长官、后来我才知道是耶鲁出身的，在清早两点钟把我叫醒，用极好的英文把我作俄国间谍拿起来。我身上只有一件蓝绒衬衫和一条「邦妮·马金」式的短裤；可我毫不知羞地从那蚊帐里蹦出来，说了一些话，至今不悔。这一场我要赶紧把幕拉上——不过，那一整夜确有一个日本兵坐在我门口。第二天早上我听见一片大响，看见我们整队人马都在下面街上。我把我的哨兵叫到窗前，指给他看四辆大车、十二匹马和骡、八个苦力、八个通译和仆人，问他俄国间谍是不是惯这样走路——是不是带着一队马戏行列和一班铜管乐队做事。他微微咧了一下嘴。

半个钟头后，戴维斯和我下去见那位耶鲁出身的，他道了歉。他很客气地说，他要把我门口的看守撤掉；我没有告诉他，那个明白事理的兵一个钟头前已经自己撤了。我们告诉他，我们急着要回横滨去赶一班回家的轮船。他说我们大概不会被准搭运兵船回去；便是准了也不成，因为并没有运兵船开。

「今天没有开的？」

「没有。」

「明天也没有？」

「没有。」

「后天也没有？」

「没有。」

我们告辞了。刚出门，我们遇见另一位日本军官，他是奉天皇的特旨到满洲来的，顺便也受命看一看记者们。他在海城以北看过我们，看来很想尽力替我们办事。他很有把握地说，我们若见了那里的带兵少佐，就会被准走。「今天有运兵船开么？」我问。

「有，」他说，「我自己就是搭它走。」我把脸绷住。

「明天呢？」

「有。」

「后天呢？」

「有。」

三句话——三句都没有用——都是从一位同僚军官口里，在五分钟之内、在离那耶鲁出身的门口十步之内，钉死的！真叫人要笑。

我雇了一只中国舢板，扯帆兼摇橹，在那条黄水的河上顶了一个钟头，去找那位带兵的少佐。到了他的公事房，他已去吃午饭了。他在哪里吃？回答是摇头。这位英勇的少佐正在吃午饭，不论来客的事多急，谁也不能搅他。他什么时候回来？一个半钟头之内。那么，便是我们得了准，也只比再一个钟头多一点的工夫去赶那班运兵船。而在少佐吃午饭时于他的外间踱着脚等，那时候于我实在没有什么趣味；于是我很快决定改由芝罘和上海回去，哪怕多花五天、哪怕也许赶不上回家的轮船。

于是我们收拾了东西，搭一条英国轮船往中国去。一只中国舢板把永远忠实的竹内和我连行李送到船上。我交给竹内两张紫色的五十钱票子——那是军中在满洲发的军用票——叫他给那中国人，自己便顺舷梯往船长舱去。竹内以为我走了；可我回头得正巧，看见他把其中一张塞进自己口袋，把另一张给了那中国人，又把右脚抵在那中国人胸上，喜洋洋地把他从舷梯上踢回舢板里去。细拉！

在一条英国船上，头上是米字旗，没有一个日本人来对你说不——这是什么样的快乐！我永不会忘记英国解放过奴隶。她解放了海城的几个白奴。

为避漂雷，那夜我们在沙洲外锚泊；第二天早上我们便到了宽阔、自由、蔚蓝的海上，船长是个英国人，他讲的故事叫《格列佛游记》听着像《园中一夏》。没有蝇子、跳蚤、蚊子和蝎子，我们爱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爱在哪里睡就在哪里睡，爱睡多久就睡多久。我们又穿上白人的衣服、吃白人的饭、喝白人的酒，很快活。午后我们走了好几英里，一路穿过散落的货物；那些中国帆船是在给旅顺的俄国人运补给的路上被日本人毁掉的。那一夜，我们又一次驶近那座我们曾盼着一看的要塞时，看见了大炮的火光。又是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我们到了芝罘；在港里我们看见——荣光中的荣光！——一艘美国军舰。上了岸，芝罘显然已被剥去了不久前使这座城嘈嘈作响的那些活动。那里只有一两个从被毁的雷艇上下来的俄国人，几个坐人力车、穿着中国衣服的传教士，街上几个模样古怪的外国女人，还有一个孤零零的、脸上刮得光的芝加哥来的年轻人；他开一架轮盘，收的东方货币之多，超过我所知道的种类。

「俄国人走了，我很难过，」他说，「他们是大赌客。」

我们在那里听说辽阳正在打仗——真正的、不断的打仗；一种谁也不说出口的忧郁在我们心里重重地落下来。可港里有那艘美国军舰，戴维斯和我坐船出去，爬了上去。我们又见着干净可亲的美国孩子，看了他们姐妹和情人的照片；我们吃了饭，喝了酒，把那条好船从头到尾都唱得震动起来。

两天后，我们在天下各国的船只组成的一片荒林里穿行进了上海。上海——那「东方的巴黎」——有石头的房子和旅馆，有飘着的各国旗子；有那好看的外滩，两旁是树、公园和小径；街上拥着各种族混杂的人，满是新式的车马、辘辘的马车、辘辘的人力车，还有古老的中国独轮车，每辆一只大木轮，由一个中国人肩上搭一根带子推着，上头有时候压着六个中国女工，她们的小脚一齐垂着——而这一片混乱都由身量高大、缠红头巾的锡克巡捕经管着、守护着，人人都带着神明一般的威仪。上海有热闹的生活——好的与坏的；有城里的会馆和乡下的会馆，有网球、板球和高尔夫。有好看的马路，路上尽是漂亮的马车和骑着漂亮马的漂亮男女；有路边的酒楼，廊上到处摆着小桌子，坐着不那么漂亮的男女，里头传出许多音乐。夜里那外滩上泊着游船，人们在船面上于红烛之间吃饭，近旁一座灯火通明的公园里有一班铜管乐队奏乐。离得不远还有一片中国人的区域，拥满陌生的面孔，街道又窄又曲，有的昏暗，有的因酒楼、戏园、烟馆、唱曲与赌钱的场子挂出的灯笼而热闹；苦力们就在那些街上把打扮得花哨的中国歌女高高扛在肩上，从一处场子抬到另一处。

往长崎的船上有许多年轻的中国男孩女孩，是要到别国去念书的；我得了两条意味深长的消息：「十年前，」一个人说，「在这里，一个外国的学历是仕途上完全的障碍。如今情形变了这样：外国的学历成了这样一件长处，以致有钱的中国人若替儿子存着做官的志愿，便故意送他们出洋去念书。」

「这条船上，」另一个人说，「和后头那两条船上，有好几百个年轻中国人往日本去受军事训练。可照某些观察者说，中国没有什么事在动——便是日本那边也没有。」

我们在长崎上岸，又坐了三夜的车到横滨；车上很挤，只有直坐着才睡得着。第三天，长长的列车在天亮时停下来，车上每一个日本人——男的、女的、孩子——都倒了出去，各人拿着一条手巾，在一道水槽上使劲擦洗，回来时个个都在用木牙刷锉着自己的牙。这样的场面在别处哪里也找不出第二个。我想日本人是世上最爱洁的一族。

终于到了东京——随后日本人来请求：我们可愿意再回旅顺去？我们不愿意。

「请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考虑了。

「好，」我们说，「我们去。」

「你们不能去。」日本人说。

于是我们很欢喜地踏上了撒克逊人的回路。乐天的流寓客送我上船，竹内也送我上船；他还带了他年轻好看的妻子来说一声「您好」和「再会」。竹内还带了一件礼物——一只小小的金狐狸面具，他觉得这最有趣也最合宜——那是给「稻荷大人」的领针；「稻荷大人」便是我那尊姓在日本话里带着敬意的神格称法。后来我在本国收到竹内的照片和这样一张条子：「我希望您请寄给我您的荐书，这在我的行业里是必须有的。」我会给他。

我一生里，日本是我最想看的地上两个国家之一。将近七个月前我驶进横滨港时，踏上那小岛海岸的亲日之人里，没有一个比我更热切。我失掉了许多——可我在心里和脑子里带走了那片土地与那些人无名的魅力；两样的魅力都还没有怎样被从我们那里输入的可怕东西压倒。富士山，它灰白的头就伏在那只祝福之手底下；山脚的丘陵间是宫之下的姑娘——愿富士永远护她无恙；和善的阿金夫人，她济贫，她迎客——她在百级石阶之屋顶上的小家，我从船的甲板上看得见；镰仓的大佛，你看着他的脸时，他那庄严的安宁使全世界都静了下来；还有——那些婴孩，在街上、在门口的婴孩——那些像君王一样统治着这片土地的婴孩。我还有一个记忆，是阿信——我的车夫——可阿信在码头上最后一刻负了我。是的，便是在码头上那最后一刻，阿信还想骗我。可我原谅他。

这场战争的详情，我所知道的不比我留在家里所能知道的更多——而我用了七个月才明白，本来就是要我不知道得更多。人对做过的事无可争执——只对做事的法子有可争执；那法子是不好看的。不知怎的，日本沉向地平线时，我发觉自己在想：真理女神是不是就不能隐名改装走遍那片土地——便是她在一出情节剧里扮主角、额上一颗星、胸前还用日本汉字大书着自己的名字，也不能么？我想是能的。我又想：日本在褪去东方主义那层皱皮时，会不会发觉有一件事比打赢一场仗还要好——就是连那客气的两面话也一并褪掉，换上直截的说真话；因为一种文明所倚的既是那道拱，我想那拱的顶心石必是诚实——简单的诚实。

我们很欢喜地踏上了撒克逊人的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