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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库布伯克传》封面

世界看中国译丛 · 历史与外交

雅库布伯克传

The Life of Yakoob Beg

15.5 万字

著者
德米特里厄斯·鲍尔格(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
译者
波多
原著
The Life of Yakoob Beg,1878 年
出处
英国中亚研究者 · 喀什噶尔
卷帙
18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一八六〇年代新疆大乱,一个从浩罕来的军人乘势而起,十二年里在喀什噶尔一带建起一个独立的国,英俄都派使节同他订了约。一八七七年他死,次年左宗棠收复全疆。此书写于他死后第二年,作者开宗明义:不打算把他捧成英雄。

导 读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新疆大乱。一个从浩罕来的军人乘乱而起,十二年里把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吐鲁番一带捏成了一个独立的国,自称「洪福汗」,英国人叫他阿塔里克加齐。英、俄两国都派使节去跟他打交道,都跟他订了约。一八七七年他突然死了,第二年左宗棠的军队收复全疆,这个国就没有了。

这本书就写在他死后的第二年。作者鲍尔格是英国研究中亚的学人,写得快,但不是赶热闹。他在序里先把调子定住:想看一个被捧上天的英雄的,要失望了。雅库布伯克有胆识、有本事,在喀什噶尔做成的事也确实了不起;可他既不是帖木儿,也不是巴布尔。他对内靠的是严刑和恐吓,对外忽而大胆、忽而退缩。

前五章不写他,写地方:喀什噶尔的山川、人口族群、历史沿革,清朝怎么打下这块地方,又怎么治理它。第六章起才入正题,一路写到他的死和清军的收复。最后一章跳出来谈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这个因素在中亚的分量。

书末三章附录很要紧。一篇是罗布泊究竟在哪里的考证,当时俄国人普热瓦尔斯基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正为此争论;一篇是四份条约的全文,俄中伊犁通商条约、英国与克什米尔的条约、俄国和英国各自与喀什噶尔订的约,这个国的来去全系在这几纸上;最后一篇是一个从喀什噶尔去麦加朝觐的人在白沙瓦讲的话,说的正是雅库布伯克之死和这个国怎样塌下来的经过。那是全书的结局。

全书十四章另加自序一章、附录三章,共十八章,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自序

下面这篇雅库布伯克的传记,写时怀着两重用意。第一,它试图追述一个凭机运起家的军人的生涯:此人既无门第、无权势、也无何等过人之才,却在中亚建起一个独立的治权,并在许多敌手之前把它维持了十二年之久。阿塔里克加齐之名在本国已极为人知,而他其人又被街谈巷议夸张得失了真;所以凡抱着「他们的英雄将被捧上九天」之念来读这几页的人,必要失望。雅库布伯克是个极有才干、极有胆量的人,他在喀什噶利亚所办成的事也极可称道;可他不是帖木儿,也不是巴布尔。他对内的方略被他的严酷、以及他主要所采的恐怖之术所败坏;他对外的方略虽往往大胆放手,却被一段段的游移与犹疑所削弱。然而他的生涯确实可记。他并不是中亚命运的裁断者,甚至也不是俄国在那里称霸之图的一贯对手。他本质上是寻常人性的模子里出来的,与常人同有其弱处与惧怕。那位人称巴道莱特、即「有福之人」的,在他生涯的许多关头,实在都是靠好运的。无论从哪一面说,他都不能与古时中亚所出的那些巨人相比;而在近人之中,阿富汗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大概与他不相上下。然而他使喀什噶尔的历史有了一种个性,否则那历史是会缺这一点的。中国人近日的大捷之所以在英国人眼里有那样的吸引力,全因雅库布伯克——他们在克什米尔以北那地方所立起来的那位英雄——的衰亡。

第二,下面这几页力图把中国作为一个统治之国的大长处呈给英国读者;而这个目的其实是两者之中更要紧的。本国绝有必要记住:亚洲只有三个大国,而其中中国在许多方面居首。英国与俄国都不过是征服的政府,中国却是一个强大而自治的国家。中国在东土耳其斯坦与准噶尔的治理,是近世亚洲史上最可资借鉴的篇章之一;不过也不妨坦承:雅库布伯克短短的生涯,使「中国人在中亚」这个题目有了一种它本来或许提供不出的趣味。编集下面这几页所据事实时所用的资料,首要而最重的是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的正式报告,以及自一八七四年初以来《塔什干公报》与《京报》的卷册。叙述的各部分里也参考过肖先生那部极有意思的《高鞑靼》、贝柳博士的《喀什噶尔》,和格里戈里耶夫的《东土耳其斯坦》。此外还取用了大量报章文章,以得别处未见的细节。

最后,笔者要请英国读者极为仔细地想一想:中国人的武勇与治国之才,于我们究竟有什么真正的教训;因为自暹罗、缅甸到克什米尔,印度每一桩边界问题上,这些品质如今都已成了左右局面之力。斯凯勒先生的《土耳其斯坦》至今仍居论中亚的首要之作,虽不涉喀什噶尔之事,关于浩罕局势的经过却屡经引用;不过大体上,所循的是贝柳博士在福赛思爵士报告中那篇历史叙述。

第二章

喀什噶尔的地理述略

喀什噶尔之国包括东土耳其斯坦、即中国土耳其斯坦的西部;人曾这样界定它: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克什米尔的群山,东至戈壁大漠,西至「高帕米尔」的草原。这样的说法作为泛论虽足够不错,可在一部稍详地论这地方的书里,便容得更细些。严格说来,喀什噶尔这个名字只指那座城;直到马可·波罗之后——那时它是全区人口最多、最富庶的城镇——这名字才被用来指它四围的地方。正确的名称是小布哈拉或东土耳其斯坦,而中国人称之为疏勒。近来的著者把阿塔里克加齐的辖地称作喀什噶利亚。它所及的中国土耳其斯坦之地,确实比喀什噶尔从前任何本土政权(中国人自然除外)都要广。上面关于喀什噶尔界限的说法称它北至西伯利亚,可这是错的,因为中间隔着广阔的准噶尔、又称蒙古利斯坦。准噶尔在中国人治下以其首府而被称作伊犁,如今在俄国人治下则被称作固勒札——那是同一座城的另一个名字。中国人自伊犁的总部统辖这一整区时,这片极为广阔要紧的地方与喀什噶尔同属一个治下;可一八六三年中国之权崩坏之后的最终局面里,喀什噶尔落到和卓布素鲁克汗手里,准噶尔东部连同天山以南的库车、喀喇沙尔与吐鲁番诸城落到东干人手里,而固勒札、即伊犁,则被俄国人占去。固勒札与喀什噶尔之间的界线由天山极清楚地划出;而自阿克苏到吐鲁番及其以东,同一道有效的屏障把这片大陆分成两个界限分明的部分。所以东土耳其斯坦北以天山为界;南面,喀喇昆仑群山在它与科希斯坦、以及克什米尔治下的西藏之间,构成同样令人满意的壁垒。如前所说,西面帕米尔的草原、东面戈壁的沙漠,在那两个方向上提供了分明而稳固的屏障,以御外来的侵犯。亚洲少有哪个国家的位置比我们所说的这一个更为分明。造化似乎把它造成要过一种孤立而独立的日子:靠自己的资源安乐丰饶,不管外头的世界。可它的历史却是较多扰乱的;它天然的丰饶只在短短的几段时间里被培育得足以使它成为人所称的「亚洲的花园」。几百年来这种几乎不断的战争与动乱,在这地方的外貌上留下了许多看得见的痕迹,而其中最惊人的莫过于人口之少。这一区照最保守的估计有二十五万平方英里,而最高明的权威相信它所容的居民不到一百万。就幅员而言,喀什噶利亚可说自东经七十三度伸到八十九度,自北纬三十六度伸到四十三度;不过古时的喀什噶尔王国向来被认为只到阿克苏——那是喀什噶尔东北约三百英里的一座城。约五十年前中国人给浩罕某些通商之利时,那些利不得在阿克苏以东生效;这件事看来足以断定古时喀什噶尔王朝公认的界限。这一区的首府——它一时是本土君主治下兴旺的王国,一时是某个鞑靼征服者的属国,随后又因那征服者衰朽的后嗣相争而四分五裂,再一时又成了中国的属省——其变迁之多,一如这个国家自身的命运。有时在叶尔羌,有时在喀什噶尔,又有几回在阿克苏。看来喀什噶尔之说终究占了上风;因为叶尔羌虽仍是较大的城,雅库布伯克却把首府定在喀什噶尔,并借他治理的手段使那座城闻于全亚洲。

喀什噶尔位于该省北部的一片平原上,建城所依那条小河名叫克兹勒苏。紧在城外,地势便成丘陵与山地;直到极远处,可见天山的雪峰与阿克赛高原。这首府的人口虽勉强三万,如今它的集市与客店里却有一种比这国中任何别的城都更活跃的气象。近年来与俄国的通商给这地方添了些生气;不过无论自浩罕还是自固勒札来的商人,深入到此以内的即便有也极少。城跨河两岸,河上有一座木桥;可并无什么外观称得上美、内里称得上舒适的建筑。埃米尔的斡耳朵、即宫殿,在离城五英里的洋噶沙尔,是一座阴沉的大兵营似的处所,里头一重重套着几处房屋;外头几重由侍卫与朝中官员占着,最里头那一重则专留给君主自己的家眷与内眷。与此相连有一座觐见之厅,他在那里以隆重的仪节接见他认为在政略上值得礼遇的外人。从前喀什噶尔曾是设防坚固之地,可它从前之强如今只剩四围散布的废墟。所以喀什噶尔是一座敞开、全无防备的城,完全任凭任何自阿克苏或巴尔楚克循大路而来、或自浩罕、固勒札越山而来的侵略者摆布;不过在喀什噶尔以南约五英里的洋噶沙尔,雅库布伯克筑了一座坚固的堡,把他所有的财宝都存在那里;那堡可以算作喀什噶尔的内城,也是君主的居处。洋噶沙尔意即新城;作为一个财力极有限的中亚君主所筑的工事,它必须算是相当可称道的一件军事工程。历来在此落户的安集延人、即浩罕商人,在这座城里尤其构成极为要紧的一类人;而布素鲁克汗与穆罕默德·雅库布那次入侵之所以得手,出力最多的正是他们。不过据说这些商人之辈对后来的局面已有几分不满,究竟是因为雅库布伯克没有践他一切的诺言、还是别有缘由,便不清楚了。喀什噶尔在它末一代的治理下,若未能恢复到马可·波罗、以及早于他的中国旅行者玄奘所赞叹的那种富庶之境,它也可算与两个土耳其斯坦里任何别的城一样过得不差;而生命与财产的安稳,则远胜于我们能举出的某些城。

往叶尔羌的路上约在半程处是英吉沙尔;这座城无论作为军事位置还是作为通商之地,向来都颇要紧。不过它已大为衰败,只因是个驻兵之所、又因邻近地方格外肥沃,仍保有它从前几分影响。

叶尔羌在喀什噶尔东南,直线约八十英里、路程一百二十英里;它至今仍是东土耳其斯坦一切城中人口最多的。它在叶尔羌河上的开阔平原里,城墙周长四英里,可证其从前的盛大。在中国人治下它简直是全区最兴旺的城镇;就是如今,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还估它有四万人,而四围地方另有将近二十万。宽阔成带地环着它的那些果园给这一带添了一种格外富庶的气象,很可能引得旅行者对这地方的资源看得过于乐观。除了运进城来出售的大量果子与谷物之外,这里还有一桩颇大而有利的生意是皮革。叶尔羌几乎独占这一项,而它的消耗实在极大。埃米尔自己每年就为他的军队取去大量皮革;因为除了做靴与鞍所需之外,他许多营的号衣也是这种料子做的。

不过叶尔羌虽是最富之省的首要市场、其居民虽勤勉有力,众口一致的看法却是:自政府所在迁到喀什噶尔、中国商人随中国统治者一同消失以来,它已远不如前之富庶,而更像一座乡镇了。该城一位极明白的商人,对人所问中国统治者与本土统治者之事,答语如下;可见它尤其有利于「中国人是较好的主子」这一说。

「你如今赶集日所见的,比不得契台——就是中国人——那时候的生气与活络。今天乡下人带着鸡与蛋、带着棉花与棉纱、或带着羊、牛、马来卖,回去时带些印花布、一顶皮帽、或城里做的靴子、或家里所需的什么零碎,肚里总装着一顿好饭;然后我们便关铺收货,等下一个赶集日把客人带回来。我们中间有些人固然在这中间带点小本钱到四围的乡集上去,可我们的大日子是城里的赶集日。契台那时候大不一样。那时人天天买卖,赶集日更是热闹得多。那时没有卡孜·拉伊斯带着他六个穆赫塔西布、执着迪拉鞭把人抽去做礼拜、把妇女赶出街去,也没有人为喝酒、为吃了禁的肉而受杖。那时有扮戏的、有卖解的、有算命的、有说书的,在人群里穿来穿去逗人乐。铺子门前飘着旗与幡、还有各样的画;又有贾拉卜——就是那些涂着脸、穿绸挂纱以悦顾客的女子。」随后,有人问起:照这样的办法,风俗岂不比阿塔里克加齐严行回教之治下更为败坏?这同一位见证又说:「是的,或许如此。那时无赖与赌徒也多,人也确会喝醉、被掏了腰包。可如今也一样,只是不那么公开罢了,因为我们在伊斯兰之下,教法执行得严。」

这段极生动的证言,把两种治理之法画得比几段解释的文字都清楚;而回到我们眼前的题目上来,它表明叶尔羌自十五年前中国人被逐出以来,财富与人口都衰退了。

和田在叶尔羌东南一百五十英里、桑珠正东约九十英里处。它在昆仑群山的北麓,是喀什噶利亚最南的一座要紧之城。在中国人治下,它是最兴旺的工业中心之一;作为一切与西藏通商的转运之地,它有一个熙熙攘攘而活跃的人群。中国人称它和田,而如今本地还叫它伊里齐。除了自西藏运入的羊毛与黄金之外,它在昆仑山列里自有金矿,又以麝香、丝与玉著名。它也同样因中国人的离去而受损;而那个非凡民族的精力与财富,在这座城的情形里,也只在雅库布伯克所行的严密军事秩序与治安中得了一个极不相称的替代。

乌什吐鲁番、即新吐鲁番,是喀什噶尔往阿克苏路上的一座小城,不可与那座更为人知的吐鲁番相混——后者在极东、往甘肃去的大道上。后一座城被称作旧吐鲁番,以与前者相别。乌什吐鲁番虽从未是第一等要紧的地方,却因位在中国商队所循之路上而大得其利;雅库布伯克在那里筑了几座堡,把它变成一处坚固的军事位置。

阿克苏是喀什噶尔旧时的首府之一,公允地可称这国的第三城,不过自契台被逐以来,它的衰落或许比任何别城都甚。那件事未发生之前,有一条路越山通伊犁,取道木扎尔特冰川;人常备着一班班的人手,把这条修得极精巧的路维持在可供步行与骑行的状态。可这一切如今已停了许多年,那条路不但全然不能通行,而且要恢复它从前的用处,须极大的人力与更多的花费。这座城附近有丰富的铅、铜与硫矿。这些矿近年来实际上没有动过。煤也是居民寻常所用的燃料;无论论见识还是论世间的富足,阿克苏的良民从前都当得起在喀什噶尔人中居于首位。因木扎尔特山口被堵,与固勒札的旧有通商便全然消失,与这个俄国省份的一切往来如今都取道纳林山口往维尔诺耶。这一变于喀什噶尔城有利,于阿克苏却是分明的损失。阿克苏仍可公允地算作一处要紧之地,而在极可能出现的某些情形下,它所失的地步也许全能收回。最后可以说一句:雅库布伯克把它旧有的城墙与城堡改成了工事,据说能挡得住近世炮火。

我们已数了六座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乌什吐鲁番与阿克苏——这些便构成喀什噶尔本部之地。实在说,有一时正因此而称它阿勒提沙尔,即六城。除这些之外,近世的喀什噶利亚还可举出极西南的色勒库尔、又名塔什库尔干;它要紧之处主要在于是阿富汗边界上首要的哨所。色勒库尔附近是巴达克山与瓦罕;有人说阿富汗的希尔·阿里对喀什噶尔出现在这一带是以疑忌之目看待的。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雅库布伯克有几次似有意沿帕米尔再往前推进,而那是希尔·阿里决不会容的。色勒库尔控着巴罗吉尔山口的北口,因此在近来讲这条通印度之路的记述里屡被提到。

玛喇巴什、又名巴尔楚克,是一处颇为坚固的军事哨所,就战略而言颇要紧,因为它位在自喀什噶尔与叶尔羌来、循叶尔羌河床通库车的两条路的交会处。可它于我们更有意思之处,是作为多兰人那个奇特部族所居之区的首镇。这些人的蒙昧之态,到了人所能想象的人类之中最落后的地步。论体力与身材,他们或许是地面上最可怜的东西;可他们的社会处境还要更可叹。他们有些风俗极为可厌,而他们那些勉强算得住处的地方是最粗陋的地穴。在较大的城里见过他们的旅行者说:关于他们所传的一切,并没有把实情夸大;而这件事最可怜之处在于:他们对自己卑下的处境已那样安之若素,以致任何打算改善他们生计的办法他们都不愿。人曾把他们比作西藏的博特人,可后者比起他们来实在高出许多。四围各族待他们都是轻蔑与讥笑。

库车是——或者说曾是——另一座极为兴旺之城;它一直没有从中国财富的丧失、以及其后东干战乱中的扰乱里恢复过来。库车一时至少有五万人,论其民的资力与巧思,它与阿克苏同样有名。可如今它几乎是座弃城。老城的大部分是一堆废墟;而自东干人被阿塔里克加齐压平以来这九年里,那些极为毁坏的战乱所造成的损害,几乎不曾有人修过。

库尔勒——又作库拉利亚、或库隆利——与喀喇沙尔,是库车以东的两座城;它们同样一直没有从这一整区所经的无政府与流血中复起。可就是这两处的情形,与吐鲁番那远为惨重的毁坏相比,也还算好。吐鲁番从与中国的通商里得益,或许比任何别处都多;因为它自身虽未必像阿克苏或库车那样富,却因是一切往东往西、或往北到乌鲁木齐与楚古恰克的商队的会集之地而有一份固定的进项。商人往往要耽搁好几个礼拜,才把越天山往古城、或穿沙漠往哈密的一切细事安排妥;吐鲁番便因此大为兴旺。如今它的街道荒凉,四围整片地方据说是一片荒漠,它从前一切的活络与光彩都全然不见了。雅库布伯克把他的治权伸到吐鲁番以东不远的一个叫奇克塔姆的地方;不过吐鲁番可称是他最东的领地。

我们如今已对喀什噶利亚的主要城市作了稍详的描述;这样做时,我们是分明有意借此使读者得一个印象:在上一代政制之下,有所出产的只是这些城与它们的近郊。凡到过喀什噶尔的人,心上留印最鲜明的,莫过于自叶尔羌到喀什噶尔那条地带里田庄那种极为富庶的气象;可同时,这一片丰茂的枝叶与花,也只使中间与四围地方的荒瘠更显眼。那些田庄面积确实不小,却彼此颇为孤立,四围环着李、苹果与别的果树的园子,把它们完全掩在里头。喀什噶尔的村子不是一条大街配一排农舍与几座大田庄;它是一丛丛庄院,散布在极广的一片地面上,在外人眼里倒像一个人稀之区,不像一个村民的聚落。再者,那土虽天然肥沃,耕作之法却是耗地的;而且看来每个田庄上只有一小部分地是真有出产的。可这些外表上显出田园之乐与朴素的聚落,只是一片极广的荒瘠之地中的绿洲。即便每个业主看来所有之地多过他所需、那肥土又把人不善播下的种子丰丰地长出来,耕作之地的总量仍极为有限。更糟的是地力在渐渐耗竭;而只播一种谷物的办法看来已在这民中扎下深根,恐怕要这样延续下去而无复起之望。又因水的供给微薄,也有一桩经常要克服的难处。这一区的总体面貌是荒瘠的:一片凄冷之地朝各方伸展,而远处三面高峻山列的轮廓把这幅全景补齐。除了中国人留下其在此的永久标志之处,各个方向上代替大路的只是一条几乎看不出的驮道,对旅行者少有可引之处;而他们来了,也不可指望得着比一个落后的亚洲之区所能提供的更好的交通与供应。我们若想想象自桑珠往叶尔羌一路的景象,只消去看看苏塞克斯威尔德里较荒野的几处,便有一幅缩影在眼前了。中亚平原上那稀疏干枯的草木或许更稀疏些,石灰岩或许露得更多些;风也一定会提醒你它来自荒漠或山地;可你所见的,是与克罗伯勒上头一样起伏凄凉的一片。唯有几个游牧吉尔吉斯人看着的那些可怜的羊,才有力地提醒你:你离南丘的高处远得很。极远处你会看见桑珠达坂或加舍布鲁姆那云顶的尖峰;那时旅行者不能不记起:自己正在世上最难到的地方之一。可南边这些路虽几乎不配称作路,自喀什噶尔经阿克苏、库车、库尔勒、喀喇沙尔到吐鲁番那条大道,却是工程上的杰作。它不必怕与罗马帝国自己的大道相比,至今仍是中国人坚忍、技巧与治国之能的一座不朽纪念。在中国本土有许多宏大要紧的大道,可那里有可通航的大河之便。东土耳其斯坦没有这样的助力,所以这条路——自中国往准噶尔、喀什噶尔、浩罕与布哈拉的一切往来都由它经过——非维持在最高的效用上不可。要做到这一点,无疑是一桩极费钱的事;而且且不说木扎尔特山口那样例外的工程,要办得像它一个多世纪里那样成功,所需的组织也极为完备。

喀什噶尔地理位置上的大缺处,是缺一条便宜便当的水路出口。这地方自身受这同一缘由之累较轻;不过若有更完备的灌溉之法,那些春天带下山雪的河——如阿尔图什河等等——至少在喀什噶尔西部,总能供得更广些。气候平和,人民除较多山的部分、以及叶尔羌——那里常见大脖子病——之外,并无什么流行之疾。这民自身看来俭朴诚实;不过这「中间之地」里所遇的种族实在太多,无法对他们一概而论。安集延人、即浩罕商人,是这群人中最富庶的一类;照各方所说,他们在买卖之术上似有过人的本领。塔兰奇人是中国人一七六二年自喀什噶尔移到固勒札去的劳工的后裔;而无论军中还是政中,至今仍留着大量契台人,他们被容许暗中守自己教中的规矩。别的种族对他们心怀不善,把所能想出的一切恶行都归到他们门上。可这些契台人在这地方设法把自己隐没了;他们虽在男丁中构成极要紧的少数,却似乎从未被人看作一种可能的危险——哪怕他们自中国来的同族逼近之时。除了本地的喀什噶尔人与刚说的这两支要紧成分之外,还有许多自各邻国来的移入者,尤其自浩罕来的;而雅库布伯克自然对浩罕之民格外眷顾。我们如今已颇详地描述了喀什噶尔的地理面貌,接下来还要作一番民族的描述,以及对同一区往昔情形的历史陈说。但愿这几章绪论能为正确领会已故阿塔里克加齐的生涯扫去若干晦暗。

喀什噶利亚可说是亚洲的一部分,位置上颇有大利、资源也相当可观;可因命运异常之艰,除近世中国治下那短短一段之外,它一直被内乱所扰,以致一年比一年更往后退。它天然的丰饶很可能被人估得太草率了,而它也许并不具备把自己多少恢复到从前地位所必需的手段。这是十足可能的;不过我们所能凭的最好的权威,看来指向一个较有望的结论,并使我们有理由假定:喀什噶尔的位置、天然资源与总体情形,能使一个强固安定的治理把它提升为一个真正要紧而兴旺的联盟之国。

第三章

喀什噶尔的民族述略

自里海与黑海伸到克兹勒雅尔特与帕米尔高原、自波斯湾伸到西伯利亚的这一片广土上,雅利安与图兰这两大族系在过去几百年里一直争雄。后者在世上这一带怀抱着较为骚动好战的部族,终于把那些自称与欧洲诸族同出一本的人制服了。塔吉克人、即波斯人,是这一区雅利安族系的主要代表;他已有许多个世纪作西土耳其斯坦各部突厥统治者的属民,而那些统治者正是图兰传统的人格化。塔吉克人之被制服,看来并不那么由于征服者在战术上的高明,倒更由于他自己好过平安无害日子的性情。纯种的塔吉克人如今在亚洲几乎哪里都遇不着了,只有兴都库什的山区例外;据说他们从前相貌堂堂,长须飘飘,鹰钩鼻,大眼睛,一般身材高而仪态优雅。可在浩罕与布哈拉,塔吉克人如今所受的看待,很像当年诺曼人看撒克逊人。在那些国里,人也是按族论人的:他是乌兹别克人、是钦察人、是吉尔吉斯人、还是塔吉克人,各随其实;这样一来,往古的敌对便多少被保留到今日。正是这些出身歧异的外在标记所散播的不和、或者说它们所造成的各族之间一切同情之毁灭,使西土耳其斯坦成了内乱素常之家;而这内乱又转而使各汗国轻易地被俄国的谋算与武力分割。在东土耳其斯坦,族与族的敌对已没那么苦;而最能显出这一点的,莫过于那里的人是按本城来称说的。他也可能是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或钦察人,可人只知他是叶尔羌人、或喀什噶尔人。而我们一面立刻被土耳其斯坦东西两部在民间风俗、因而也在民间情感上的这一宽广而显著的分别所触动,一面只消略加探究便足以看出:各族彼此的憎恶在喀什噶利亚已远比在浩罕及其邻国的汗国里更成了过去的事。无论如何,那个国里至今仍存的憎恶,分明可追到雅利安与图兰之敌以外的别的缘由上去,无疑是由宗教的狂热、个人的野心、或由一面中国人、一面浩罕人对喀什噶利亚最高治权的觊觎所激起的仇恨所生。把这些事实清楚记在心上,便可见民族的描述并不能使这个国中各族的政治关系更易明白;不过作为有历史分量的事,这些也不能全然略过不提。

如今被各样称作准噶尔与东土耳其斯坦的这些鲜为人知之区的居民,直到晚近还被认为是纯鞑靼之裔、因而属图兰族系。至今还有人相信这个说法最为准确。另有人以各样理由、并且颇为有据地与之争辩。毫无疑问,就历史而言,最初的居民是回鹘、即畏兀儿,而这些人确是鞑靼人。可中世纪较早几百年里与喀什噶尔通商的塔吉克商人常在这地方落户;渐渐地,在原有的回鹘根基之上形成了一大批塔吉克移民的聚落。这些塔吉克人渐渐鞑靼化了,却仍保留着雅利安族系无可错认的特征。施拉根特韦特两兄弟、以及踵其后的肖先生,是最先持此说的人,而这个说法正渐被普遍接受。所以我们在喀什噶尔见着一幅奇景:一个塔吉克之民不但变得与它所混入的图兰之族无从分辨,而且我们还见着一种在亚洲别处所无的族际相容。安居而平和的安集延移民与喀什噶尔本地居民,对那不可救药的吉尔吉斯人的敌意无疑扎得很深,而只要后者继续是一切安分人群的祸源,这敌意便会存留;可就是这种情绪、以及历来在佛教徒与回教徒的政治往来上留下印记的那种宗教之恨,大概也不如西亚各部族中那似乎万古常新的族际憎恶那样经久,而且将来较有改善之望。阿勒提沙尔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塔吉克之裔。几百年来,他们血统之纯已被大量鞑靼血的混入所掺——蒙古征服之时与中国之时都有。除这两大支之外,还有许多阿富汗与巴达克山的落户者;每逢时势的进展看来使人有理由指望在那个国里当兵是桩合算的差事,他们便涌向喀什噶尔。其中许多留下了,也在居民的相貌上留下了分明的印记。不过雅利安族系自兴都库什与西亚的平原大举迁入喀什噶尔那些较为幽隐的草原,是须追到史前、或至少追到隐没在历史迷雾中的一段时期去的;那次迁徙发生在图兰诸族初如毁灭的蝗虫一般漫过那片大陆之时。正是在这个时期,和田——它的名字便显出它雅利安的来历——建立起来。

吉尔吉斯这个游牧大部族——俄国人称他们喀喇吉尔吉斯,以与各「帐」的吉尔吉斯人相别,而顺便说一句,后者其实根本不是真吉尔吉斯人——在浩罕、准噶尔与东土耳其斯坦的历史上,历来扮着时断时续却又要紧的角色。他们在伊塞克湖以西、以及沿克兹勒雅尔特高原与山列那片难到之区保着自己的独立;这个部族向来是四邻之患,不论四邻是谁。他们也有几次在素常的劫掠之业上加了征服之举;在他们之中兴起的那少数几位大首领之下,他们曾作为征服者出现在东、西两个土耳其斯坦。可他们的功业从没有经久的性质。正如构成他们战力的那一大群无纪律的散骑,他们主要的长处在于一场迅猛而决定性的突击。他们并没有办成任何经久之征服所必需的组织与资力。他们的入寇纵在最可畏、最席卷之时,本质上也只是抢掠的扑击。他们的目的是财物,不是帝业;财物既得,帝业之值他们便不大放在心上。有一时他们能几乎朝任何方向抢掠而全然无惩;可随着四围他们那些险要之地的定居政府兴起、把他们活动的场面缩小,从前那种单为好刺激而过的冒险生涯,便成了纯为活命的挣斗。他们所居之地太过荒瘠,一年里就是吉尔吉斯那有限的人数也养不住;于是他们年年得出去,对着有备而有纪律的敌人,去寻那为保命非得到手的口粮。若不是内争在慢慢把亚洲各国的生力抽干,吉尔吉斯人无疑会渐渐被灭尽。可他们不久便有本事利用这些不和,把自己当兵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他们虽在勇力上不及钦察诸部,他们的结盟仍被看得要紧,并在许多胜负难料的场合足以把当日的运气扭转。靠这样的手腕,他们的存在得以保住;而到如今,他们所司之事、以及四邻看他们的眼光,与往昔也大体相同。

钦察人是另一大部族,在喀什噶利亚却几乎全无其人;他们自夸是一切乌兹别克人中最上选的,可他们当权的日子已过去——至少目前如此。三十年前他们正当极盛,却招了别的乌兹别克部族与吉尔吉斯人的妒忌。靠他们大首领穆苏尔曼·库里的本领,他们在浩罕建起一个强盛之国,能抑住布哈拉的侵逼——布哈拉那时是前一汗国的大敌。可一八五三年针对他们而发的那些谋算,连同俄国在锡尔河上的推进,终于得手;穆苏尔曼·库里一被处死,钦察之权便全然崩了。不过自那时以来,出现在这局面上的几位较著名的首领,如阿里姆·库里与阿布都尔拉赫曼·阿夫托巴恰,都是这一族的人。雅库布伯克辖地的东部几乎全由卡尔梅克人、或卡尔梅克之裔的部族所居。满洲与准噶尔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卡尔梅克之裔;就是在欧洲的俄国,沿伏尔加与顿河也有这个部族的许多聚落。不过这些人之中,除了住在戈壁以北、东土耳其斯坦与中国之间的那些之外,谁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要紧;而其中为首的是喀尔喀人。卡尔梅克人因旧日的情分而依附北京的政府;他们虽有时反抗、又常给中央政府添麻烦,却一般都承认自己的罪过而向中国官府归顺。在东干人的叛乱里,卡尔梅克人始终忠于中国,并几次效了极合时宜之力。中国在东土耳其斯坦的军队主要就是从这些部族里招来的;他们以其宗教与忠顺与东干人相别。

东干人——俄国人称之为敦干——的来历大有争议;而他们在中国丧失喀什噶尔与伊犁、以及在雅库布伯克治权的历史上既扮了那样要紧的角色,不如把现有的事实较详地摆在读者面前。我们相信毫无疑问:中国人用「东干」这个词时,所系的意思是「回教徒」。同样有理由设想:「契台」一词字面上只是「中国人」之意,而依通行的用法被用来指佛教徒。倘若我们承认这两个假定有效——而就我们所能查明的,最高明的权威已采用了它们——那么说明东干人是谁便没有多少难处了。依此,他们便只是中国东部那些回教的属民。可另有人相信东干人是一个独立的种族,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照这个说法,东干这个部族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可追溯到五、六世纪;那时他们居在天山一带,首府在喀喇沙尔。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主持的最新勘察,据信表明这一带不见有过什么要紧城市的痕迹。这里不妨提一句:那时他们是佛教徒;可八世纪伊斯兰教漫过亚洲时,他们是最先采纳新教义的人之一。这一背离中国之教的举动使他们与北京的皇帝相冲突,而这些东干人有许多被迁到甘肃与陕西;我们据说他们在那里一千多年间始终自成一族,有自己的宗教与自己的道德规条。就算承认一个新宗教——照历史所告我们的,那是用刀剑逼到他们头上的——真能被这样一贯地守住,可我们在中国史里竟听不到更多关于这个麻烦部族的事,也似乎几乎不可信。诏旨与别的官文中屡屡提到东干人,可总是就其宗教而言,绝不像在说他们是别的什么、而非异端的中国人。况且就是这样,关于东干人也极少听闻,直到十六、十七世纪——那时皇帝对他们采了极严厉的手段,纯因为他们之中出的传教者成了一个佛教政府的敌人。「东干人是一个民族而非一个教派」这个说法是新的,不过它或许是一个真的发现。另一方面,更可能的是:它只是一个把表面上看来够简单的事加以阐释的巧思。两说之间,读者须自己判断。若东干人须认作一个独立的种族,那么东土耳其斯坦的居民多数便不是卡尔梅克人而是东干人;若采此处所持的看法,那么他们便是历来改奉回教的卡尔梅克人。以上是中亚这一部分的主要部族;而在下面几页里,不妨记住:「契台」专指佛教的、即当权的那一类人,「东干」则指甘肃及其属地里回教的、即属民的那一族。因近世这一带人民的争斗里,族际的憎恶远不如宗教之争来得多,所以「东干」一词真义上的歧异,并不实质地影响人对这个总题的看法。

第四章

喀什噶尔的历史

要述喀什噶尔往昔的历史,所遇的大难处在于:这个国近两千年来的存在,是由一连串相继的征服与臣服所标记的;要从其中理出一篇叙述,既不以一串意味不多的人名之重复把读者弄昏,又能把它历史的主要面貌摆在我们眼前、使它较近的情形于我们可解——这便是难处。开头可以说一句:凡欲得喀什噶尔极详尽的历史记述者,须去看贝柳博士为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使叶尔羌的正式报告所撰的那一篇。他们在那里能找到自我们纪元之初以来中亚这一区所发生之事的充足细节;可若只把种种灾祸、以及其间短而断续的兴盛时期一一重述——而每一波又与前一波那样惊人地相似——便不合我们眼下的用意:即考察它自身的历史,以便更好地明白它与四邻、与中国的关系,并明白阿塔里克加齐所凝成的那个国,是怎样建在一片几乎无从分辨的古昔所传下的废墟之上的。

九世纪以前有相当多年,中国的版图伸到浩罕与克什米尔的边上。可唐朝末年的内争不久便使这个大帝国的尽端衰弱到那个地步,以致属族与它们本有的统治之家得以重得其身的自由、或重得其失去的位分;可惜无论哪一例,它们与中国断了关系之后,境遇都不见有何可觉的改善——实在说,几乎每一次都只是给自己上了更硬的镣铐,陷进更深的奴役。喀什噶尔、叶尔羌、吐鲁番等地的小王公既脱了对北京的臣属,而朝廷的资力又无法压服它那些反叛的属民,整个地方便落到他们那些封臣手里;那些人分成无数派别,战斗不休,为自家一己之利而牺牲属民的安乐与福祉。正如中世纪意大利的男爵与伯爵蹂躏了欧洲几处最美的省份,这些回鹘王公也在阿尔图什与伊犁的谷地里各为自己而战。这种局面很可能一直延续到中国强固安定、足以重申它对失地那沉睡的权利为止;可偏偏在喀什噶尔的西界上出现了一股新的力量。早在六七六年,阿拉伯人在阿卜杜拉·齐扎德率领之下已自波斯渡过,沿阿姆河两岸一路带去毁灭与恐怖。那时布哈拉有一位秀美而有才的王后、名叫哈顿,代她的儿子治国。她守寡不久,她的国便受了这场料想不到的可怕入侵的威胁。虽然四邻各国——包括喀什噶尔——都来相助,她还是两次在野战中败北,只好退保都城之内。可那位阿拉伯首领无法强攻下城,便带着大批俘囚与极多财货慢慢退回波斯去了。若干年后阿拉伯人又来,可在重赔之后撤走。另一位首领屈底波更为得手:他有一次把刀火贯穿喀什噶尔、直到库车以外。这是穆罕默德的教义第一次被带进中国的疆域;而既有刀剑这样有力的论据,这教在那地方得着几分根柄也不足为奇。此后几百年里的多次远征加固了这个开端,而不久喀什噶尔的当权之辈便染上了这新的教义。

十世纪时,喀什噶尔的在位王公萨图克·布格拉汗既已归信伊斯兰,便强他的百姓也采这个宗教;不过相当清楚的是,到这时为止,并没有对那位地上的穆罕默德之代表承认过什么上统。一个不相联属之国,既几次尝过它那些将领威权的重手、而那威权又正在它门口凝聚起来,便不能不在某种意义上依附于更强之力;因为中国人既已退回甘肃,便再找不着足以护它的强盟。十世纪将尽时,回教徒在满洲与和田兵手下连遭挫败——那两处仍与中国保着政治与通商上的往来。正是在英吉沙尔一带,他们的将军哈勒哈鲁给喀什噶尔的回教统治者以最惨重的一败;可此后二十年内,浩罕既来相助,这些败局便被挽回,而和田本身也第一次归入伊斯兰的治下。布格拉汗一家此时稳稳立为东土耳其斯坦的统治者,而他们的界限几乎与已故雅库布伯克的相同。

喀喇契丹人自黑龙江与中国北边相邻之地迁来,久经流徙,落户在准噶尔西部,建了伊犁城;后来又与若干突厥部族联合,组成一个强固而相联属的政权。他们的首领号称菊儿汗,意即众主之主,他们的宗教是佛教。照某些人说,中世纪传闻中那位著名的祭司王约翰、或约翰王,正该是这个部族的首领。有几个被劫掠之部所扰的邻邦来求菊儿汗相助,他慨然应允;可他既把钦察人与别的部族顺利逐退,这位首领却没有从他作为友邦与盟者所进驻的地方撤出。他不但随即兼并了喀什噶尔与和田,还越帕米尔进了费尔干纳省,短期之内把布哈拉、撒马尔罕与塔什干都收入治下。可这个广大的帝国极为短命:菊儿汗初胜之后,内战打了半个多世纪,其间希瓦、即花剌子模,与喀喇契丹争雄。随后乃蛮部一位基督教首领、名叫屈出律的,起而与年老的菊儿汗对敌;经过一番苦战,菊儿汗被打败擒获。那是一二一四年的事。可屈出律的得胜也极为短命,因为他此时碰上了亚洲土地上所产最可畏的敌手之一:成吉思汗。

蒙古人、或称蒙兀人,约在喀喇契丹迁入准噶尔的同时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部族出现;而早在十二世纪之初,他们已把毁灭带进中国的陕西与甘肃两省。成吉思汗登场时,他发觉自己注定要率之以取大胜的那个部族正当异常之强,而它的四邻则或自相不和、或才刚从一长段的无政府里复起。中国人那时尤其分裂;而成吉思汗在那个帝国里有姻亲之属,不久便发觉率兵深入这个富而无备的邻邦并得手,是桩容易的事。成吉思汗一一五四年生于迭里温孛勒答黑。他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是个大战士,与鞑靼人打过几次胜仗。成吉思汗早年所专力的,全是克服他自己处境上的难处。他的部族分成好几支,只在须临阵对敌时才合成一个联盟。要除掉他们对服从一个独立权威所感的不乐,须有多年之功;而只有在他武功之名给他的名字镀上一层光环之后,这些部族才被引得承认一个他们已无力抗拒的上统。可在这些年里,他虽以一个小游牧氏族之首过着无人知晓而微不足道的日子,却一直在为更广的生涯、为更大的权柄作准备。正是在他住巴勒渚纳盐泉一带那个偏远之区时,他拟定了他行政之制所本的那部法典。它所据的根本之则是:服从于首领,在战士行伍中维持秩序与节制,以及战利品由众人均分。可它在前两项上的规条那样严,而个人之得又须那样彻底地为众人之利而牺牲,以致这部秩序之法初立之时,倒更把他的部从赶走,而不是把那些能征服一个世界的热忱之士招到他的旗下。直到一二〇三年、他将近四十九岁时,成吉思汗才把一切蒙古部族都纳到自己率领之下。这件事一办成,他便着手军事之举;短短几年之间,亚洲大部分便听他支配。他征服了鞑靼与唐古特各部,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军制;又叫它们采他那套强制从军之法,于是手下有了极大的部众。所以在我们所指的那个时候,成吉思汗所治已包括喀什噶尔(和田在内)、准噶尔与唐古特之地;除东面的中国、西面的希瓦政府——那政府此时在西土耳其斯坦无所不能——之外,再没有能抗他之力。花剌子模的沙听得蒙古利斯坦新结了这个联盟的传闻,便派一个使团去探明实情;于是成吉思汗正在对中国用兵时,营中来了西亚的使者。这位征服者无疑是高傲专断的,可他和颜接了使团,还表示极深的友好。他带着厚礼把他们送回,并带去下面这句极见本色的话:「我是东方之王,你是西方之王。让商人在你我之间往来,交换两国的物产。」为促成这个心愿,他又派了一个由商人与官员组成的使团去,陈说互通往来所能得的好处。可希瓦的沙或是不信自己所要对付的敌手之可畏、或是看错了自己之强,既不回应成吉思汗那番友好之言;而派去他国中的商人被杀之后,他也不提任何赔偿。这样的待遇,十九世纪任何文明的统治者都不会容;十三世纪一个以己意为唯一之法、不对谁负责的征服者,更是断乎不忍。他与中国的战事一得胜告终,成吉思汗便为惩这桩背信之举作了万全的准备。于是成吉思汗带着几十万的武装之众,如一颗自东而来的流星,骤落在惊骇的西亚诸族头上。于是地上几处最美之区被交给一支军队去蹂躏——那支军队已把毁灭之业提到了一门美术的地位;而它在布哈拉、巴尔赫、撒马尔罕、希瓦以及荒漠中那些湮没之城所做的手工,至今——在这位鞑靼征服者把一切抵抗自他路上扫去七百年之后——还清清楚楚地印在标着古都旧址的废墟上。阿富汗、以及如今被认为俄国人过不去的那些山列,都没有拖住这位「上帝之鞭」的脚步。喀布尔、坎大哈、噶兹尼落到了远自蒙古来的战士手里,正如四十年前它们落到英国人的武勇手里一样;而只要有同等的无畏与同等的纪律去进攻,它们必定还要再落一次。成吉思汗既把亚洲的地图弄得面目全非、把富庶稠密的城变成一堆堆废墟、把从前丰饶而宜于生活的地方弄得荒无人烟,还不以此为足,又把他名字的恐怖带进兴都库什最幽深之处。他在我们西北边界上斯瓦特一区过冬——那地方除道听途说之外我们全然不知,而占过它的只有蒙古与马其顿的征服者。他从潘杰科拉河畔的大营派使者去德里;而他究竟有没有打算在已得的胜业上再添一个印度之捷,便无从确知了。

他辖地极东部的一场叛乱把他的注意自印度河上引开,他只好尽速赶回去亲自平那场威胁他权力根本之地的乱事。他匆匆自斯瓦特的驻地拔营,由库纳尔与奇特拉尔的谷地、经巴罗吉尔山口进了喀什噶尔。他在初春几乎不能通行的山路上虽损失极多,却带着主力到了叶尔羌,又急穿土耳其斯坦,及时赶到他的都城哈拉和林把乱事平了。此后他的生涯都用在征服中国上,而这桩事他始终没有办成。不过在前后约二十年的几次征战里,他一再击败朝廷的军队,以致他一二二七年去世之前,已占了那个帝国北方所有各省、连北京也在内;而把完成他所开之业的事,留给了他的儿子与继者窝阔台汗。成吉思汗一死,他广大的领地便分给了他的子嗣;喀什噶尔连同准噶尔、花剌子模与阿富汗,归了察合台汗。这位统治者在世时能守住他所承之广土;可他一死,这地方各处便爆发纷争,各省又重分了一次。不妨提一句:察合台虽是个狂热的佛教徒、又是个积习的纵欲者,却是个审慎而有识的统治者,不辱他那位杰出的父亲。他死后所起的纷争,或烈或缓地延续了将近一百年;最后只在他一个后裔之下、在蒙古利斯坦——或照更确的称法,札塔兀鲁思——这个新王国的成立中得了一时的了结。

我们要尽简尽明地把这个扰乱时代的大事摆在读者面前;那时成吉思汗众多的子孙在整个中亚各处相战,而他们这份躁动最后只因他们自身的消失而告终。首先不妨提一句:这段时期的大部分里,基督之教、佛之教与穆罕默德之教,在东土耳其斯坦是同样被容的。阿拉伯之侵与伊斯兰之进,已被那位伟大的佛教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得胜之兵逐回「圣城」布哈拉以外;而蒙古征服之后许久,关于劝人归「真先知」教义的举动都少有所闻。可不可以为:成吉思汗虽在洗劫布哈拉时几乎把回教僧侣一族杀绝,他便有意把这新的异端自他的疆域里铲除。他既在战场上把它的势力压碎,只要不碍他帝国或个人的利益,他是十足情愿任它或存或亡的。于是我们眼前便有一幅奇景:地上三大教义在十四世纪的东土耳其斯坦并肩兴盛。喀什噶尔的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在马可·波罗时代是富庶兴旺的,后来却不得不屈于这群人中别的成员的暴力之举,许多个世纪以来已全然不见了。

察合台汗死后不久,成吉思的一个曾孙海都得了喀什噶尔与叶尔羌之位;几年之后,他又凭一手高明的交涉、辅以武力,把浩罕与布哈拉的大部分并了进来。可他的得胜也极为短命,不久便被别的竞争者取代。都哇汗是八剌之子、察合台的曾孙,曾被任为和田的长官;可他的野心不以此为足,非并得西土耳其斯坦之位不可。他终于如愿;可他一时鲁莽,挡在了中国皇帝铁穆耳汗的路上——那位皇帝正自一次几乎打到拉合尔城下的进袭回来。他在玛喇巴什一带某处败了,只好承认中国的上统。他于我们稍可一记之处,是他乃阿兹米尔和卓之父;而阿兹米尔和卓约在一三一〇年由百姓自己推为统治者,自他而下便是喀什噶尔那一系和卓之王——他们执着自家世袭之权的时间,比中亚任何别的王家都长。察合台诸汗中最后一个真正有效地执过权柄的是卡赞埃米尔。他一死,又起了一段扰乱:军中的长官与名号可疑的敌对小王公,纷纷对那空位提出要求。不过到此为止,一切统治者都还是佛教徒。秃黑鲁帖木儿是成吉思诸家仅存的几个代表之一,只因喀什噶尔一位首要之人的怜悯,才从对他族人一场极大的屠戮里得保性命;他多年不得不在这个国边上的山里或荒漠里过着飘摇的日子。他所交往的全是佛教徒;可有一天,一位回教僧侣的后裔——其祖是成吉思汗毁布哈拉时所留的——给「真信仰」下的定义使他大为所动,他便立愿:等他重得本有之权,便做一个回教徒。此后不久,喀什噶尔时势一变,人们便去找一个有公认之资格来做他们统治者的人;而在这一点上无人胜过秃黑鲁帖木儿。他一登位便公开承认自己归信了伊斯兰;几年之内,土耳其斯坦所有首要的首领都渐渐效他而行。自这时起直到今日,这个国中多数人的宗教都是回教;也许只有中国人治下那段时间例外——那时中国商人、官员与士兵之众,使奉佛者这个少数与那个敌对宗教的人数相当。秃黑鲁帖木儿一三六二年卒。

亚洲第二位大征服者约在此时登场。帖木儿一三三三年生于渴石的沙赫里萨布兹郊区。他是该区长官、巴鲁剌思部首领塔剌海之子;他父亲死后,他自己也成了渴石的长官。他早年在卡赞埃米尔的朝廷里受着厚待;那位统治者除给他几个高而显赫的职位之外,还把自己秀美的孙女乌勒札·突尔罕哈顿嫁给了他。帖木儿在朝中得宠不久。他那不安之性驱他去寻比埃米尔所能、或所愿给他的更大的用武之地。他在渴石的任上公然叛了中枢之权;被国中之兵击败后,他与妻子逃到希瓦荒漠的土库曼人中间求安。在这些难以倚靠的游牧人中间,他也几乎不觉安稳;便聚起一小队亡命之徒,着手一桩更有野心之举:到波斯的锡斯坦省去作一次劫掠的远征。这一举颇为得手,可他自己脚上被一箭所伤。这伤的后果他从此未能全好,于是人称他帖木儿兰、即跛子帖木儿,而众所熟知的「塔麦兰」之名便由此而来。这次劫掠之行所得的声名于他大有益处;因为不久之后他便能聚起足够的兵去侵塔什干。他占了如今俄属浩罕的全部、费尔干纳在内,又于一三六三年另立卡比勒沙于位上。此后几年他与另一位名叫忽辛的首领争雄;到一三六九年他已胜到那个地步,便撕下面具自立为王。他以撒马尔罕为都,把那座一度稠密的城变成西亚的奇观与赞叹之所。内部既定,他便对界外诸国用兵。巴达克山的山民最先招了他的怒;几番苦战之后,他们只好承认他的上统。随后他把注意转向北界,界外札塔诸王公治着准噶尔。他几次交锋中都胜过他们的王公卡马鲁丁,可直到一三九〇年最后那次对他的征伐,才算全胜。他一进逼,他们便退进伊塞克湖东面的险地,只在侵者退后才从藏身之处出来。

回到喀什噶尔:秃黑鲁帖木儿死后,他的儿子黑的儿火者被人废去,直到一三八三年、他三十岁时才重得其国。他是个坚定的回教徒,而他与帖木儿之间的和睦与盟好,已达到一个愿保自己独立的邻邦所能达到的极限。他虽与帖木儿结盟、却不参与帖木儿对札塔人之战;可一三八九至九〇年那次远征里,天山两面都被那位统治者的军队蹂躏,他便与那些人一同受害。此后十五年他们虽保着友好的关系,可不难想见:界外就有这样一位可畏的宗主,黑的儿火者是不很安心的。这处境之难堪,由帖木儿传给黑的儿火者的那道命令便可见得很清楚:他要他在若干处种粮、聚畜,以供他为侵中国所征集的那支大军之用。正当他奉行这些命令之时,喀什噶尔的统治者得到消息:这位「上帝之鞭」已于一四〇五年二月五日猝然去世。黑的儿火者本人此后也只活了不久。短短一百五十年内,一位大征服者的领地第二次要经重分之事。帖木儿这一例比成吉思汗那一例简单些,因为前一位统治者没有留下像蒙古征服者有窝阔台与察合台那样称职的事业继承人。成吉思那一大家的各支扎根极深,直到近世他还有后裔承其名;帖木儿却没有留下这样的人。他所钟爱的儿子贾汉吉尔一死,他得一位称职继者的指望也绝了。

喀什噶尔尤其成了混乱与扰攘之场;直到约一四四五年才得着一个安定的政府——那时年老而爱国的大臣胡达达尔之孙赛义德·阿里,为这四分五裂之国恢复了些秩序与联属,维持了短短一段。他一四五七年卒。这些年里,准噶尔之王羽奴思在他边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扰乱中,都扮着极显眼的角色。据说他是位极开明的王公;外国的使者自他的朝廷回去,都惊异地讲他们本以为要见一个粗野的蒙古人,所见的却是一位有礼而文雅之士。羽奴思治准噶尔之时,喀什噶尔也有另一位出色的人物当权。阿巴·伯克尔是萨尼兹之子,而萨尼兹是喀什噶尔统治者赛义德·阿里之子;他是这个国中少数几位其行事值得一提的君主之一。在漫长而多事的执权期间,他有幸克服了许多难处;而他的生涯虽在死前转暗,那场大祸之前那些光彩的年头,仍足以使我们稍稍考察他的生涯。他是个极好的角力者、猎者与军人,他母亲因此格外偏爱他,使他在争权之赛里把兄弟们甩在了后头。他作和田长官时不久便吞了叶尔羌;此后他与喀什噶尔的统治者海达尔之间的战事既长且烈,而海达尔有准噶尔的羽奴思相助。阿巴·伯克尔虽几次在野战中胜过联军,却不能指望压过羽奴思手里那些庞大的军队;直到海达尔自己糊涂地与羽奴思断了交,阿巴·伯克尔才得以把全东土耳其斯坦都收在自己名下。随后海达尔与羽奴思之间开战,而羽奴思靠准噶尔来的大批援军击败并擒住了他从前的盟者。可这些纷争于阿巴·伯克尔的事有利;羽奴思一四八六年一死,他对喀什噶尔的占有便无人争了。他完全占有喀什噶尔之后所受的第一桩大险,是一四九九年羽奴思之子阿黑麻——或人所通称的阿剌札「屠夫」——率札塔蒙古人侵他之地。那一仗开头胜负未决,可阿巴·伯克尔不久便胜过了这位北来的侵者。

此后十五年,阿巴·伯克尔在喀什噶尔太平而兴旺地治着,积下大量财富,成了那些贪婪邻邦眼中的一个招引之物。这些年里,这地方虽治法专断,却是兴旺的;照一部本地的编年史所说:「旅人可以自安集延走到中国边上的哈密而不怕被扰,也不必为找一处歇脚与得些饮食而额外多走一程。」可一五一三年一场风暴压到他的国上,结果使他彻底倾覆。阿黑麻之子、正治着准噶尔的满速儿之弟赛德,于那一年着手侵喀什噶尔;不久便占了喀什噶尔,不过阿巴·伯克尔已把它弄成一堆废墟。他进逼英吉沙尔时遇着抵抗;可他在那城之前击败了喀什噶尔的军队,便不再遇阻地占了它,于是把人称叶尔羌与喀什噶尔两处之钥的那地方拿到了手。阿巴·伯克尔有几个月困守叶尔羌;可赛德的军队一逼近,他便弃了那处逃往和田。此后不久他又更往里退,退进喀什噶尔东南的山区,在卡朗古塔格停了一阵。可他先被随从抢掠、随后又被他们弃了,便退进西藏高原的谷地与荒漠。许多个月里,他在那片荒弃之区半饥半饿、孤身飘荡;最后传说他被几个山民所杀、尸首被人发现。这便是一度显赫的阿巴·伯克尔的结局——这位王公的命运极叫我们想起那位伟大的大流士。他之贪财,读他所积的大量财宝之人自能明白;他之嗜血残酷,无从否认;可他早年兼有一位大统治者许多的美德与若干的恶德,也同样无可争辩。他留在叶尔羌统兵的儿子贾汉吉尔,在赛德的军队逼近时逃往桑珠,几个月内便被擒处死。约在这个时候,亚洲第三位大征服者正登上场来。巴布尔一四八一年生,他父亲乌马尔·谢赫死后,他才十二岁便被浩罕的贵族推为继位。这位印度的征服者对喀什噶尔的命运只有间接的影响。他的生涯在另一个场面上,这里不必像前面对成吉思汗与帖木儿那样,对他的生平作什么描述。

赛德既胜了阿巴·伯克尔,便着力把自己的治权伸及邻国。他起了占那片山区之念——那地方在我们印度边界与帕米尔、巴达克山之间,所分的小国几乎与它所含的山链一样多。可他虽尽其资力去制服博罗尔的卡菲尔人——即如今所称的卡菲里斯坦——在这个方向上却未能有任何经久的增益。另外几年,他把刀火带进西藏与克什米尔;而正是自其中一次远征回来时,他于一五三二年在喀喇昆仑山口附近因空气稀薄之累而死。他的死是新一轮扰乱爆发的信号。他的嫡子被拉希德挤了下去;拉希德是赛德与一个女奴所生,在对卡菲里斯坦与西藏的战事里已以将才著名。而拉希德短短在位之后一死,那混乱若还能更乱的话,便更乱了。要追述此后的种种变迁,便极为冗烦。葡萄牙的传教士兼旅行家鄂本笃一六〇三年见位上是一位名叫穆罕默德汗的统治者,受了他殷勤的招待;不过鄂本笃曾在那位汗的妹妹自麦加朝觐回来时使她受过自己的恩,所以这件事无论作为这位统治者个人品德、还是作为这地方所达文明程度的凭据,都算不得公允。

此时和卓一家显眼地登上了场来。十七世纪较早几年里,东土耳其斯坦有两派在演着蒙太古与凯普莱特的角色。它们人称阿克塔格鲁克(白山派)与喀喇塔格鲁克(黑山派);在它们相争之中,前者的首领把苦盏的卡拉尔和卓——前面所提那位阿兹米尔的后裔——召来相助。正是在一六一八年,这位和卓初到喀什噶尔;而他的孙子阿帕克和卓,是使百姓的爱附在这一家上的首要之由。那份敬仰到今日也没有消失;而人所通称的哈兹拉特·阿帕克,在百姓眼中几乎不比穆罕默德本人低。据说他所行的大神迹、以及他在世时所附的那份特别的圣洁,使他在全国得了完全的上风;他死前,最高的权柄已被交在他手里。他的儿子雅希雅、即汗和卓,在他生时便继了他;可阿帕克和卓死后几个月,他便在一场乱中被杀。随后那一连串的旧扰乱又重新起劲地开始了。角逐者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政治的场面上;可各人既少有凭自身才德而当率人之资,便总有一个得手的对头出来;这倦人的循环就这样一直延续到一七二〇年。

喀什噶尔历史的经过,如今已叙到十八世纪之初;而在那个世纪里,这地方的历史因中国的征服又起了一次新的变化。所以在叙那件事与立刻促成它的那些缘由之前,不妨先想一想前面这几页所显的东土耳其斯坦的历史教我们的主要几桩事。就是最草率的读者,也必被一件事所触动:八个世纪里只有两次,这地方得着了一个稳固安定的政府,而那两次正是两位征服者——成吉思汗与塔麦兰——把一切权威的影子都压到了臣服的同一水平之时。断续之间固然也兴起过某个首领,如羽奴思、阿巴·伯克尔或最初几位和卓,能有几年保他的边界不受敌邻侵入、并向外国旅人保持一番兴旺安宁的外观;可就是这样的几道阳光,在中亚人世情状那阴暗的天边上也都是转瞬即逝的。而每一位窥权者倒下之后,百姓胸中改善的指望也更加黯淡;及至那位和卓圣者的继者显出自己之易犯前人的错误与弱点、并不输于往昔任何统治者时,我们可以确信:百姓所望的救助必是在某种外来的情形上了。这地方有一句老话:「百姓的砖税满了,地上便有摩西来。」而无可怀疑:一七二〇年喀什噶尔的百姓所受之苦既重且久,以致只要有救助从某一方有效地来,便不能不受欢迎。可那位几乎已被盼了几百年的摩西至今还没有出现;而正如「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喀什噶尔人连盼望的胆气也失了——他们已不敢去想:在苛暴之君与过重之赋、再加上征收时种种侵吞之下的那种苦日子,还会换成一种较好的境况。无可怀疑:倘若准噶尔与喀什噶尔那一片混乱再久延下去,那广大之区便要彻底枯竭。实际上人口已以骇人的比例减少,而这地方的财富与总体资力也消失了,又看不出有什么填补之法。或许最叫人吃惊的是:这些后来的统治者看来都在一种愚人的乐园里过日子,对他们国的资力毫无所知。他们似乎从没想到:一个被连绵的战乱与叛离弄得四分五裂的国,总有一天要到尽头;而被暴虐了几百年的属民,终究会起而执戈,照诗人的话教他们的暴君知道「苦人的胆量有多大」。中亚这些汗或埃米尔,就他们本身而言不值得人花一刻去想;不过把他们略述一番,是进入喀什噶尔近世史的一个合宜的预备,所以本章把他们描述了。自八、九世纪中国在中亚与西亚的权威消失,直到十八世纪之初,喀什噶尔的历史与它四邻的一样,是一串不幸。那些统治者之中,除羽奴思或许可算例外,无一能引起我们的同情;我们全部的怜悯都被那些住在那一区的不幸之族占去了。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关头,正有一副合宜的心境去体会喀什噶尔人对十八世纪所发生那些变化的感受;而在另起一章考察那些变动之前,我们可以结束本章,而不必为中亚那一长列几无一点可取之处、而恶德极多的汗之消失而惋惜。

第五章

中国对喀什噶尔的征服

在接着叙一七二〇年以后、直到一七六〇年喀什噶尔落入中国人手里这段期间所发生之事以前,不妨先略论中国的历史,以便我们明白那个强国何以被引着去作这样远方的举动、又何以能把它们办成。十七世纪较早几年里,明朝坐在北京的位上;可它的权力已因对满洲鞑靼屡战屡败而被动摇到了根基——那些满洲人在万历一六二〇年去世之前,已从他手里夺了辽东一省。满洲人据说是十三世纪蒙古征服者的后裔:当本土的中国人起而毁了他们的势力时,他们被迫退到中国以北的荒野里去。这个颇为可信的说法是真是假、或者照某些人所说,他们是自堪察加的冰封之区出来、因人口日增须觅口粮而被驱向南的一个新族,于我们眼下的用意都无甚关系。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这时是个好战之民,又能派出相当的人数上阵;而十分可能的是,他们一旦得了些手,行伍便由东准噶尔他们那些鞑靼同族的新丁而壮大。中国的万历皇帝一死,中国因继位之事起了纷争;在随之而来的争斗里,满洲人被请进来助一位争位者的事。他们的相助使天平偏向了那一边;可战事的胜负既已分明,满洲人却毫无照先前约定那样走开的意思。正如我们本国历史上的撒克逊人、中国历史上的蒙古人所行的,满洲人此时也如此;而一六四四年,他们的第一位皇帝顺治被尊上了帝位,成为当今在位的大清——意即「至为清明」——这一朝的第一位。顺治被他得胜的军队加冕时,不可以为他已征服了整个中国。他在位的十七年间,一直与本土的中国军队交战,不过总是无不得胜。一六六一年他的儿子康熙登位,以一连串明智的措置与得手的举动,稳稳守住了他父亲在中国所得的地位。正是在这光彩的一朝里,西藏被并入中国的版图;自交趾支那与缅甸的边境直到黑龙江,再没有人能质问满洲政府之权。无可怀疑:征服西藏使中国人心中关于自己在东土耳其斯坦治权之正当起了新的念头;而随着他们对西藏高原旧有宗主权的重申,在极遥远的年代里对准噶尔与土耳其斯坦也曾有过同样之权的记忆,便会压到中国人民的心上,直到某位有野心的君主或总督顺着并实现这个民间的愿望,借以取功名。康熙过于审慎,不肯为远征准噶尔或土耳其斯坦而危及他新凝成之国;那些地方的厄鲁特诸王公对他帝国所表的敬意,他已十分满意。康熙一七二一年去世,他的儿子雍正登位;在他短短的一朝里,他紧随前两位之例,不去干预甘肃以外诸国的扰乱。雍正一七三五年卒,于是给他那位有野心而好战的儿子乾隆让了路。乾隆初亲政时,发觉自己是一个极强盛帝国的不受制约的统治者:境内太平,表面看来也满意于它那实际的政府。他的库是满的;这地方或许正当它极盛之点;而这位君主所要做的,只是把先人的明智所提到这样高度的这个国,维持在这份富足与活力里。可对一位好战之君而言,做一个兴旺、爱和平、顾家之民的统治者,这种生涯从来不合口味;乾隆也像我们这个时代许多别的大君主一样,以为一个富足而人多的属民之族唯一的用处,就是使统治者得以去做些声势堂皇的事业、并把他名字的恐怖传到远方去。中国帝国的声名与实力此时在亚洲是那样大,以致任何一国、甚至任何可能的联盟,都不会想去与它较量。所以乾隆并无与邻国开战的正当缘由,因为它们向来极愿为任何有伤天朝尊严之事作最充足的赔补。所以征服土耳其斯坦是一桩他会由衷与之相合的事;而若记起他好战的性情、以及当时中国的确切情形——财富极为有余,人数又足以办成远比此事更难的事业——便较易明白:下面我们要叙的那个机会一到,乾隆何以那样急切地插手准噶尔之事。

现在该回到喀什噶尔,叙一叙那个扰乱之区正在发生的事。白山派与黑山派之间的仇隙到了顶点:阿帕克由卡尔梅克人在白山派的首要代表噶尔丹之下扶上叶尔羌之位,终于把敌派一切显要的拥护者都逐了出去。阿帕克治了几年,可在喀什噶尔有些地方,他是艰难地在卡尔梅克人、吉尔吉斯人与钦察人之前自保。他的几个儿子运气也不见更好;这个国最后被一个钦察首领与一个吉尔吉斯首领分了。这两人彼此相争,可幸而在第一次交锋中便都丧了命。阿帕克的儿子之一阿克巴什在这场争斗中被处死于英吉沙尔;可他先前已从浩罕的苦盏召来敌派黑山派的一位和卓丹雅尔相助。这激起了白山派中较为激烈者的仇视;于是阿黑麻和卓被请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丹雅尔在叶尔羌被围,可靠一支吉尔吉斯援军之助,得以把来攻者逐退。可丹雅尔虽在战场上得手,不久之后却只好出逃,把这个国留给他的对手。他逃到准噶尔的卡尔梅克人那里,陈情极为得力,于是得了一支军队去收复喀什噶尔。这次远征得了胜;可那位卡尔梅克首领在围喀什噶尔时擒了阿黑麻,却不扶丹雅尔当权,反把他与他的对头一同作俘囚带到他的都城伊犁去了。这个问题既被这样强硬地解决,有野心的丹雅尔便没有多少无用抱怨的余地;而自这时起直到中国的征服,伊犁的卡尔梅克统治者一直申说他们对东土耳其斯坦的上统之权。丹雅尔本人若干年后被任为喀什噶尔——此时称作阿勒提沙尔、即六城——的长官;可在他之下,每一城另有一个由卡尔梅克人自己所任的地方官。他的权是虚多实少。他的长子被留在伊犁作人质,以保他父亲的安分;而丹雅尔自己又常得前往伊犁,就喀什噶尔的局势作报告。这便是一七四〇年喀什噶尔的情形:作伊犁卡尔梅克统治者的属省,由黑山派中人丹雅尔治理。一七四五年准噶尔阿拉布坦汗之子噶尔丹一死,两位首领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夺了治权,一时还把权柄在彼此之间公平地分着;可不久他们便失和,决意各以损害对方来进自己之利。阿睦尔撒纳敌不过他对头达瓦齐的军队,几次交锋败后,自准噶尔逃入中国。他到兰州府便请准前往北京,把自己的委屈陈在皇帝脚下,并以自己与他许多同胞之名,把伊犁与喀什噶尔两区奉给那位无所不能的陛下。

这个请求被准了;乾隆优礼接了他,答应考量他所陈之事,而暂且在中国境内给了他名号与俸入。阿睦尔撒纳言辞极能入人,又极巧妙地拨动这位君主的野心与好武功之念,以致乾隆终于答应把他为取得而许了那么多诺言的那支兵借给他。一七五三年,中国的军队在阿睦尔撒纳之下出现在准噶尔;经几次死战,达瓦齐被逐出该国,而照一种说法,他是被乌什吐鲁番的长官和卓木伯克交给中国人的。照另一种说法,他是在阵上被擒的;不过两说都一致:他被带到北京处死了。阿睦尔撒纳既在准噶尔重得其位,便把注意转向征服它的属地喀什噶尔。他此时在准噶尔至高无上,都在伊犁;可维持他地位的那支军队是契台之兵,只忠于北京的皇帝,只听随那位厄鲁特王公阿睦尔撒纳同行的中国将军所发的号令。这时噶尔丹之子玉素甫已在喀什噶尔夺了首要之权;他高喊真正的伊斯兰之教因契台之进而有危,力图在他所见即将到来的争斗中把浩罕与布哈拉的回教政府招到自己这一边来。阿睦尔撒纳在喀什噶尔北界上急切地等着可以积极干预该国之机;而玉素甫到界外去求能助他对抗敌人谋算的盟友,也是审慎的。玉素甫既已自立为国中黑山派的首领与代表,阿睦尔撒纳便相应地决意把敌派白山派的名分提出来。这个计划得了那位中国将军的默许;而有乌什吐鲁番与阿克苏的卡尔梅克长官相助,它的迅速实现便毫无耽延。于是人去寻那些古时和卓的后裔,选中了阿黑麻之子波罗尼都。他率一支杂凑的部从迅速取了乌什吐鲁番,在那里受到欢呼之迎,几个较小的部族也立刻附了他。可玉素甫正带一支大军自叶尔羌赶来,波罗尼都的机会看来大为可疑;而玉素甫却在路上死了。不过他的儿子阿布都拉——取了「和卓帕夏」之号——仍赶上来,把波罗尼都围在乌什吐鲁番。阿布都拉随后设法与波罗尼都讲和,并提出使黑山派与白山派和解、以一场对侵入之契台的圣战把这和解固结起来。波罗尼都是个真回教徒,个人倾向于接受所提的办法;可他四围都是中国官员与他们的盟者,便被迫改劝阿布都拉向中国人归降、承认他们的上统。阿布都拉一点也不愿不经一战便失自己的独立,于是对乌什吐鲁番的围攻加紧进行。可围城之军中有些人是偏向波罗尼都名分的;这些人既弃了黑山派之事,阿布都拉余下的兵便只好仓皇退走。波罗尼都随即进逼喀什噶尔,在那里受了开门之迎。叶尔羌不久也落入他手;于是和卓之裔对喀什噶尔的征服、以及白山派的得胜,便告完全。

到此为止,中国人只是喀什噶尔局势进展的旁观者。阿睦尔撒纳曾引他们赞同波罗尼都这桩举动,而他们在对玉素甫与其子之战中也给过大体的支持;直到波罗尼都因得手而自满、公然违抗他们的意旨,他们才决意占领这地方。可在那之前,阿睦尔撒纳的生涯已被截断了。他虽有一大支本土中国兵护着,却于一七五七年企图在准噶尔自立为独立之君,脱出中国的管束。可他所募的兵被中国人极轻易地击败,阿睦尔撒纳只好再一次逃离家乡——这一次没有像从前在北京那样确定的避处。俄国人那时已占着西伯利亚,可他们的影响——无论善的恶的——在他们那些荒漠而几乎不可通的哨站之外实际上等于零;不过即便如此,在阿睦尔撒纳看来那是唯一还有几分安稳之望的地方。他一七五七年到托博尔斯克不久便死在那里;可那不肯干休的中国人傲然向俄国人索要他的尸首作他已死之证,而俄国政府把尸首送到恰克图交了他们。这便是那不幸而有野心的阿睦尔撒纳的生涯;而他正是中国之权进入东土耳其斯坦的直接之由。

眼前既有这样无可错认的中国之权的明证,再见波罗尼都在喀什噶尔也作起倔强之态,是叫人奇怪的;可事实如此。一七五八年、即阿睦尔撒纳死后的第二年,这位统治者与他的兄弟汗和卓公然对中国叛了。在伊犁有几位契台官员被虐待,又有人对中国的号令公然表示轻蔑。这样的态度,任何既立之治都不能忍;而照实而论,中国人在任何场合从没有容过它。于是一支中国军队自伊犁被派出去惩这位抗命的统治者,并提醒他:中国之权的手臂长得可怕。波罗尼都与他的兄弟在几次会战中败了,一城又一城向那可畏的侵者开门;和卓最后的几位代表只好逃到巴达克山那孤隔之区去避难。可就是在那里他们也不安全。中国名声的恐怖已先他们而至,巴达克山的君主急于讨那位征服者的欢心,便把两兄弟的头送给了自叶尔羌推进而来的中国将军。波罗尼都众多的儿子里,只有一个逃过了得胜的中国人在和卓一家所行的毁灭:他名叫萨木萨克和卓。中国人此时已把喀喇昆仑以北、帕米尔与浩罕以东的全部地方彻底并了,而这样做时看来并没有受什么大损。他们利用阿睦尔撒纳在准噶尔的名分,在那个国里取得了稳固的立足之地;随后又同样巧妙地摆弄白山、黑山两个敌派,把自己的权威也伸到了喀什噶尔。等他们的傀儡阿睦尔撒纳与波罗尼都作中国藩属而不安、力图自立之时,中国的军队便被召动,把一切阻挡自其路上扫去。这一切看来或许是最不正当的野心;我们也不愿以任何方式为中国人所采的那些严酷镇压之策辩解。无可怀疑:只要还剩着对他们治权的一丝反抗之影,他们便不以任何怜悯之举来调和自己的权力。据估算,这两三年的战事里被杀的几近五十万人,而其中绝大多数是被屠的无辜居民。而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数目大为夸大,我们却没有理由怀疑:凡对他们的推进有所抵抗之处,中国人的刀便被用上;而他们的兵在与回教徒交锋时,情绪又很大程度上被宗教的热狂所激苦。中国人既征服了喀什噶尔,便把兵锋转向浩罕,得胜地进了塔什干与浩罕城。到一七六〇年将尽时,西亚已因中国人之进而大起恐慌。阿富汗那时与今日一样,是仅存未被外人征服的唯一可畏的回教之地;受苦的伊斯兰之民恳求它去阻中国之进。那时正如近来在一桩略相似之事上一样,阿富汗以为审慎胜于勇敢,只把自己的举动限于侵它所觊觎的巴达克山,以惩那里的统治者杀了逃难的和卓。可中国人既已把浩罕吓住,便明智地退回喀什噶尔本有的边界,随后着手以一种任何治国之族都必赞叹的精力与行政之能,在那里把自己的治权凝固起来。

不过喀什噶尔的征服虽办得那样快,还要过若干年才能算全然办完。须自甘肃调新兵来,又须自陕西与别的中国省份大批输入军屯之民,以补那些被屠的喀什噶尔人之缺。又有移民自乌鲁木齐与哈密一带被带来;有了这些人、再加上自北京派来的朝廷之兵,中国人便觉得局面全在掌握了。只在那时,中国的总督才认为自己足够强,可以把他的军队分队驻在各城。到那时为止,军队一直集中驻在一处、至多两三处,以备即刻用兵。中国人自浩罕退出时,给那个国加了贡赋;随后把兵锋转向准噶尔北界上的游牧各部。吉尔吉斯游牧的各帐一个接一个送来降顺,中国人无不受他们的归附,而且照例以中国的名号与品级酬他们的恭顺。于是中帐之长阿布赖一七六六年被封为王公,而小帐的努尔·阿里更派了专使去北京,在那里受到优遇,并带着对他们主人忠顺的酬赏回去。中国人就这样在一七六五年之前把自己在准噶尔与喀什噶尔的地位稳住了;而因占有和田,他们又打通了与自己的西藏一省的交通。南面他们有一条极好的边界,只在西南面,他们的推进似乎受了些阻。如前所述,阿富汗的埃米尔曾因波罗尼都与其弟被杀而出兵巴达克山以惩之;而他也不断收到请他对中国公开宣战的申求。他与信德及波斯的统治者之间自家的麻烦,已足以把他宗教上的同情抑在应有的界内。不过他派了一个使团去北京,指出他的教中同道正在中亚中国武力的征服之下受苦;而使团带回不令人满意的答复之后,他似乎在巴达克山驻了一支大军。这位高傲的杜兰尼君主大约极想与中国人为敌;可他比他在土耳其斯坦与准噶尔的同时之人明智,准确地算了算这桩事的风险,便满足于守住他在纳迪尔沙征服的废墟上所建的那个强盛帝国。阿富汗人既做了这么多、又许过在守撒马尔罕上相助,喀什噶尔的百姓以为他们还会做得更多,也就不足为奇;于是这个国有几处起了事,尤以乌什吐鲁番为著。中国的处置迅速而有效:叛乱被镇,居民被屠,城被毁。这一场失败在百姓心里激起那样彻底的恐慌,以致半个多世纪里,无论什么引诱也不能使他们起而反中国。中国对喀什噶尔的征服,有效地了结了那许多主权觊觎者之间的敌对,其中与和卓并争的还有别人——这里所说的和卓,是指那位一七六〇年独自逃过家族被屠的萨木萨克的后裔。百姓固然很可能受着一个外族之治被立起时必随而来的那种心上的沉郁,而中国人又给出了极严酷、极无可错认的、他们不容反抗的凭据;可尽管如此,仍有几分指望:中国人会成为久长的主子,而他们的治权因此会一年比一年和缓些。正是这种「情形不会再坏多少」的感觉,使喀什噶尔人对中国人的抵抗显得冷淡。他们不敢指望自己的境遇有多大改善;可至少他们可以设想:中国人的屠戮会随抵抗之消失而止,而被自己同族的暴君所屠,却是几百年来每日有之的事。

在考察中国对喀什噶尔的占领之前,不妨对白山、黑山两派略作描述——喀什噶尔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的历史,满是这两派的敌对。或可记得:一五三三年,赛德的幼子拉希德——他在父亲的战事里曾有功名——从兄弟手里夺了这个国,而他论年齿、论母家的出身都不如那些兄弟。办这件事时,他借了帕米尔以西乌兹别克诸统治者的结盟之助;而在双方往来交涉期间,撒马尔罕那位著名的教法之师毛拉纳·和卓·卡萨尼来访他。他受到拉希德极为显著的爱重之礼,并在喀什噶尔得了一大份产业。他在那个国里娶妻,并留下两个儿子代表他的利益、分他的产业。长子的母亲是撒马尔罕的女子,他与幼子不和,而幼子的母亲是喀什噶尔本地人。日子一长,两人各在国中显要起来;可他们把自己的憎恶传给了后裔。长子卡兰和卓在叶尔羌与喀喇塔格影响最大,是黑山派、即「黑山之人」的创始者。幼子伊斯哈克和卓在喀什噶尔与阿克塔格——那是阿尔泰的另一种写法——影响最大,是白山派、即「白山之人」的创始者。这两位和卓、即撒马尔罕那位大教法之师的儿子的后裔,都自称有「和卓」之号;可那不可与这个词作为从前那个统治之家的称号时所具的更专之义相混。

第六章

中国在喀什噶尔的治理

中国对准噶尔与东土耳其斯坦的征服既成定局,这些新的统治者做了什么,来证明他们武力干预中亚之正当?他们采了什么办法去抚辑属民,又采了什么办法去增进这片广土的兴盛——那地方天然肥沃,却被几百年没有远虑的治理、以及内乱与战争弄穷了?他们是不是循着那地方每一位往昔统治者给他们所立的先例,只要贡银到手,便任凭百姓自谋,或饿或活,各随其能?伊犁的中国总督、或他们在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或库车的属员,是不是采了无所作为的方略,一味以毫无原则的自私去进自己的私利,从而证明他们与一切别的亚洲专制之君同一模子:只顾今日,全不管明日?要看他们是怎样行事的、做了什么、以及有什么可做而未做,最好的办法是稍加留意地追一追他们在喀什噶尔的治理。就其本身而言,这于我们——我们也是一个治国的大族——或许是一课不无教益之事;而读了中国的治事者在中亚所做的事,我们起身时或许愿意给他们很高的称许,因为我们比别的民族更能体会他们那桩事的难处。

阿睦尔撒纳败亡之后,中国人首先把他们的行政之制按下面的基础编组起来:最高之权握在伊犁总督手里。他之下有一位安班、即副长官,治喀什噶尔之事,驻在叶尔羌。论内部之事,叶尔羌的安班在天山以南无人为其上;可论对外之事,他只在伊犁总督之下行事,而唯有总督与北京通音问。这两位大员之下,各有照例的副安班与泰达赖、即统兵之官。各城之外都筑有固勒巴格,这些堡由中国兵——就是契台与东干混合之兵——把守。据估算,单守喀什噶尔及其附近的常有两万兵。军职只限中国人,较高的司法与行政之职也不给那被征服之族。可中国人所留的特权仅此而已。

驻叶尔羌的那位汗、即首席安班,掌着一切较低职位的任命,而那些职位几乎全由回教徒充任。中国人似乎只取了一样防备:不许喀什噶尔人在自己本城任职,所以一个叶尔羌人若想参与本国的治理,便得到阿克苏、或别的离家之处去。可除此之外并无限制;名义上,阿奇木伯克——回教官员中最高的一位——与中国的安班品级相等。他的属员除他本人那一队契台护卫之外,全是回教徒。在这些本地人手里,握着他们同教之人之间一切刑名之事、赋税之征,以及边上关税与城中商税之收。只有在佛教徒与回教徒之间起了讼端时,安班才插手。所以我们眼前有一幅教益之景:一场佛教的征服与回教的制度相调和,而中国人的傲慢不但容忍、竟还一力扶助一种它对之的敌意几乎未加掩饰的政制。中国人对回教徒显出这样超乎亚洲常态的自抑,只此一例;他们对西藏的办法不可引为同例,因为那是一个格外神圣、而且也是佛教的地方。可这套办法行得很好。中国之力因只在绝对必用时才动而得以蓄养;而百姓很大程度上自作主人,并不觉出自己是个被征服之族。他们首要的操心是缴税——那税远不像从前自家统治者治下那样苛重;而这桩事一办完,他们便可把心上的挂念放下了。

他们自家的同族那位阿奇木伯克,往往比门外堡里的中国安班还更暴虐;可对他的苛索,他们能迅速得着申理。他们的阿奇木——中国人称之为「王」——在一区里不得人心了,安班便立刻把他们调走;就是安班认为他们罪过不大,也总把他们转到别区去。在安班眼里头一件事是维持秩序;而他很明白:若百姓不满,除非动武——而他是极力避免动武的——秩序便维持不住。所以百姓对中国安班可以毫不迟疑地信托:在他们与自家首领的争端里,他能使他们得着公平的听审与公道。而那些从前的统治阶级、回教的王们,则看着那倒运的纳税人终于借一个佛教征服者的宽仁,脱出了他们的暴虐。我们有理由假定:这民众看出了这些明摆着的事实之力;而中国人虽未必能在任何危急之际倚靠他们,却也无须惧怕那些能出赋税而又能忍的喀什噶尔人。

只要中国的治权还有力——就是最初约五十年里——安班与王们便十足相洽地共事,并借他们而与百姓相洽。可本世纪初一个新的因素被引入这件事里,使这几方之间内部的关系变得更复杂、也不那么和睦了。中国人曾给阿克苏以西、连阿克苏在内的各城与浩罕通商的极大特权;而在商务往来之中,一股浩罕的成分慢慢被引进这些城里,于是成了一民中之一民:享着自中国帝国所得的兴盛,对赐这些恩惠的人却毫无感激之情。若干年后,这些浩罕移民已经众多,中国人便默许他们为每一群人推一个负责的头目;而这头目、即阿克萨卡尔,由浩罕之汗任命——那是这些人所承认的唯一世俗君主。这个国中第三股势力的造成,起初只是为便宜起事而被准的,日后却要给中国人招来最惨的后果。契台人若说阿克萨卡尔们是「他们一切祸患之由」,至少在喀什噶尔是说得过去的。阿克萨卡尔们极为审慎,不去挑战中国官员的上统;他们起初的目的,倒是使自己脱出王们的管辖,而不是与安班们较量。这一点他们得手了,因为中国人忽略了去计这些同样忙碌、好谋、而又异族的阿克萨卡尔可能带来的危险。王们向来是顺命的藩属,可阿克萨卡尔那份善于措辞的本事使他们与对手平起平坐了。中国人对这场争执置身事外,或许还以为回教徒之间的分裂使自己的治权更稳。这一点他们错了。阿克萨卡尔们过了一阵便不认自己对王们所负之责,成了中国治权最后半个世纪里一切谋算的中心;他们既在胜过王们之事上得意起来,便毫不迟疑地去质问安班们对他们行管辖之权的正当。不过这一节后文再说。

中国人一面在与回教民众相处上采了这些宽大的办法,一面也不曾忽略一个政府理当尽的别的本分。他们所能施的最大之惠,自然是保全秩序;而在那许多讼者之间持平不偏,是中国总督信条中的第一条。随着这些四分五裂之区安定下来,通商复兴了。本地那些大为衰落的手艺又活络起来;外来的事业也被引到这一带,而中国之力不久便使它成了中亚最受眷顾之区。可那些统治者并不以仅保全良好秩序为足。他们不把进步交给一个懒散之民去照它自己所愿的龟速去走;他们自己立下榜样,使其余的人觉得不得不效。不但甘肃与四川那些有进取心的契台商人到哈密与吐鲁番的市上来,这一类人还有许多深入喀什噶尔本部,在那里成了久居之民。这些无价的能人补上了这个国生活里从未被填上的那处缺陷,因为他们以进取之极高的品质与务实的识见、连同资本,作为自己的特长带了来。随这些契台商人而来的是财富与日增的兴盛。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与和田成了第一等的城市,而一八〇〇年这地方的人口,比历来任何时候都多。

论通商,各族之间也完全平等。中国人并不像人所能料的那样为自己的同族索什么特免。那自兰州府千里而来求财的契台人,须预备与浩罕人、喀什噶尔人或阿富汗人在同等的赛上竞争。他的族属既不能使他免税,也不能使他比外来或本地的商人占什么便宜。这地方通商的主要部分仍在旧人手里。浩罕自这通商所得之益与喀什噶尔一样多,而中国直接所得的,在三者之中最少。

中国人在灌溉自家各省的办法上,历来有公允的大名。中国本土那些在无大河之处开出路来的奇妙沟渠,就是在这偏远的属地上也被复制了出来。东土耳其斯坦是世上水最差的地方之一。实在说,只有叶尔羌河四围一条肥沃之带,沿天山的坡面向东伸到哈密。地图上这里那里画着的那几条小河,一年里有许多个月是干的;就是叶尔羌河那时也成了一条不足道的小流。为补这个、并尽量蓄住水量,中国人四面八方开渠筑堰。借此,耕地慢慢而确实地铺到了更广的地面上;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与叶尔羌三城一带,便以「亚洲的花园」闻名了。粮与果子丰茂,自叶尔羌到天山之南,旅人可以穿行于一片无尽的果园之中。他四面所见只有丰足与知足、安宁的村落与笑着的居民。这些便是中国统辖的结果。

中国人除有南北两线与自己本国相通——一在天山之北,一在天山之南——之外,还有一条自和田到西藏都城拉萨的商队之路。由这条路与克什米尔也有些往来。和田所以有名、而且至今有名的玉,大量地经玛喇巴什输往西藏与中国。这种矿石极受中国妇女看重,单它一项便足以保和田之兴旺。金、丝与麝香,是这座兴旺之城商务中的别几项。中国时期还有极大规模的地毯与棉货之制。那些金矿除两处之外自那时以来便未开采,据信几乎未动,只待一只扶助之手便可重新开工。

中国人对阿克苏附近的煤矿也极为留意,那些矿由私人与官府两方开采。煤在那座城里是寻常所用之物,不过看来并不运到附近以外。众所知道:中国人对开发这地方内部的财源,比对招外人进来更有兴味。于是我们看见:矿业尤其得了官家的赞许与扶助。和田的金矿、阿克苏的煤、库车的锌,都是显例;而在一切往昔之治、以及近来的回教之治下,这些都被极愚蠢却又一贯地荒废了。

喀什噶尔在兴盛之时素有盛名的那些专门行业,也没有被忽略。叶尔羌与阿克苏的制皮匠、喀什噶尔与和田的丝绸商,从没有比乾隆那好武的年月里更忙;而百姓的大多数、即村中的农人,也同样兴旺、同样治得其所。通商四面受扶,而那个征服之国甘于站在一旁,看着它的属民朝此前未达、也无从达到的兴盛稳步前行。

最后,中国人把注意转到改善这一省各部分之间的交通上。为他们治权的稳固,伊犁与喀什噶尔之间有一条好走而常通的路是绝对必要的。于是以极大的花费在阿克苏以北的天山里开了一条路,这个山口人称木扎尔特、即冰川。它所经之地那样难行,冰流与雪暴之险又那样大,以致须常备一班班人手不断做活,才免得它一天失修。这条路起初筑造极费,可修补之费或许还要多得多。这件中国人最惊人的工程之绩,因十五年的废弃,如今实际上已无用处。中国若要复得伊犁,无疑会把它修复。这条路以西的那些山口——经纳林河往维尔诺耶、经铁列克往浩罕——便是雅库布伯克所择以代它之用的。

中国人接着特别留意的,是保全他们回中国的路。于是天山北路那条、以及天山南路那条,都被维持在尽可能有效的状态。前一条在山北,经玛纳斯与乌鲁木齐到哈密;后一条在山南,经阿克苏与库车到同一处。自库车经玛喇巴什到喀什噶尔与叶尔羌那条替代之路也常用,不过尤其是那些想在荒漠中那个哨站分道、以到和田与桑珠的人用。每一城都委派一个委员会去管本区的道路,而这个「道路局」是一个极要紧、极有用的机构。正是靠这样的办法,中国人在五十多年里使他们的治权成了喀什噶尔与准噶尔之福。自然,这些公益之举还有财赋的一面。路开不成、也维持不住,渠挖不成,国家行不了公道、促不了通商、也不能使自己见重于外邦——若没有一笔确实的岁入;而这笔岁入,在最初十年之后是极丰的。

主要的税是地产的什一之税、称作「乌什尔」,以及对货物与牲畜所征的「扎卡特」、即四十分之一。随后,城里有房税,那本质上像我们自己的所得税一样是一种战时之税,随对外或内战所生的军务之需而增减。自各矿,国家也得一大笔年入,一般用于某项公益之事。又有吉尔吉斯游牧人的贡银,他们的畜群与马被点数后按低率课税,作为回报而被纳入中国的保护之下。除这几项大税之外,还有几项较小的,如市上所售燃料的税、城中所养乳牛的税。有一位写喀什噶尔的人说,这些税「成了压迫的现成手段,又是那种不满的丰沃之源;正因这不满,那些统治者在危难与毁灭之时,连一只相助之手、一颗相怜之心也没有」。可这样把因果定下来,是不大公道的。

自然,一切税都能被收税之人弄成压迫的现成手段;而在这里,收税的正是回教徒、是他们自己的同族。可税于一切良好的政府都是绝对必要的;而我们若想想中国把岁入用来做了什么、她的代表怀着怎样的公心把它用在有益于国的计划上,我们还能断言她给那被征服之族加了不公的担子么?况且,无人否认那些日子里喀什噶尔普遍的兴盛——而就是在雅库布伯克治下最受眷顾的年头里,居民回想那段时期还带着惋惜。所以暗示中国人以重税把喀什噶尔压在脚下,是不合事实的;而无论有什么小小的暴虐,行之者不是契台的安班,而是回教的王们。

在危难与毁灭之时,百姓固然对自己最好的朋友显出了背弃,或者更普遍地显出冷漠;而把与佛教之治交锋的事,留给了他们城中那股精力十足的安集延成分——这些移民对佛教之治的敌意向来是公开的。

喀什噶尔人的短视,正中了浩罕那些更狂热、更有野心之人的下怀;可中国之治并没有就此离开东土耳其斯坦——先经了四十年的扰乱,生出了从前所无的恶感,又把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弄得那样苦,以致一个曾被认作宽和而不徇私的政府,蒙上了军事与外族专制的一切更暗的色调。就是到了那时,中国也没有倒下,直到她自己内部起了纷争——那时她分成三个敌对的营垒,刀便无力地自她手中落在中亚、落在离她天然边界两千英里之外。追中国在喀什噶尔的治理到一八二〇年,所看到的是一条毫无变化的兴盛的单调之路。自那一年到一八六〇年,这段故事便是另一种颜色,不那么单调,可也不那么令人满意。

一七五八与一七六〇年,中国军队进了浩罕。塔什干在前一年陷落,都城在后一年。中国人随后在给浩罕加了贡赋之后撤走。乾隆漫长的一朝之内——就是直到一七九五年——那贡是按时交的。可自那一年之后,交纳便不规则了,两邻之间边上的战事也屡有发生。终于在一八一二年,当时在一位能干王公治下的浩罕不肯再交贡,而中国人默许了这一背约。中国与浩罕之间关系的变化并不止于此;因为几年之后,中国人觉得合宜之计是每年给浩罕一笔钱,以免那住在浩罕的和卓一家的代表们谋算害他们。这笔贴费照我们的钱算是三千五百镑。除此之外,还准浩罕之汗对一切经安集延商人在喀什噶尔售出的回教货物课税。这税由前面所说的阿克萨卡尔们征收,于那些手头拮据的汗是一笔极有利的进项。可就是这些让与与额外之利,也没有使中亚的回教徒满足;他们在中国的节制里看出的是衰弱与下降之证。在回教复兴的这些年里,阿克萨卡尔们成了极为要紧的政治代理人。是他们把喀什噶尔可能有的一切不满点出锋来;是他们把这世上从来不能全无的种种祸患都归咎于中国人;也是他们鼓动着要那些旧时的和卓之王回来——在他们眼里,那些人向来注定要带来最完美的幸福。有这样的缘由在他们的地位内外同时作用,中国人不必等多久,他们的权威便被更公开地挑战了。

萨木萨克是和卓一家唯一逃过中国人屠戮的人,幼时逃进了瓦罕那不可通的深处。后来他又去浩罕落户,在那里娶了妻。这位王公有三个儿子——玉素甫、巴哈努丁与最小也最知名的张格尔。一八一六年发生了第一次反抗中国权威之事:喀什噶尔以西的塔什巴里克镇起了一场小乱。这乱很快被平,其首领被处死。它不过是那场风暴的先声。

一八二二年,张格尔决意重申他对喀什噶尔的名分;他的长兄仍在布哈拉隐居,他却投了喀喇吉尔吉斯人。他带着其中一队、由他们的首领苏兰奇伯克统着,一直劫到喀什噶尔城下。他在关厢被击退,只好逃走。随后他投了纳林一带博罗尔的吉尔吉斯人——那些人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借他们之助开始了一种小规模的边境战。一支小小的中国军队被派去对他,把吉尔吉斯人一直赶到库尔特卡堡。可他们自这次得手的进攻回来时,却在一道隘口里遭了袭,几乎全数被歼。这是中国人在战场上第一次受的挫折,消息立刻传遍中亚各处。它给了和卓之事一种此前所缺的生气,而各处的冒险之徒都涌到张格尔此时在喀什噶尔边上竖起的旗下。浩罕之汗相助到那个地步,给他派了一位干练的将领伊萨·达德和瓦,并把浩罕此后向来给和卓一家的那种庇护与认可,伸到他的名分上。

一八二六年春,张格尔率大军进逼喀什噶尔;中国人轻视来犯之敌,离了自己的工事到野地去迎他。随后打了一仗,详情未传到我们这里,可结果是中国人败了。张格尔得胜进了喀什噶尔,受到百姓的欢呼——那是阿克萨卡尔们所鼓动的;他自称这地方的君主,号赛义德·张格尔苏丹。他的第一桩举动——那是把喀什噶尔之民真实情绪暴露得最彻底的一桩——是下令处死喀什噶尔那位回教的王、名叫穆罕默德·赛义德的。

喀什噶尔的陷落,是阿勒提沙尔各处阿克萨卡尔们动手去做他们久已预备之事的信号。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田立刻起了事。中国人措手不及、又手无兵器,在街上被屠;而固勒巴格——外族之治看得见的标记——被平到了地面。

只有喀什噶尔自己的固勒巴格还守着,可它在久被围攻之后,终于也落入张格尔手里。他的得胜既已完成,便得更多地去操心与浩罕的关系,而不是操心中国人——那些人莫名地安静着。浩罕的穆罕默德·阿里汗以为张格尔之得手全靠他,便对他那位喀什噶尔的藩属提出某种史上的上统之权,而这位和卓王公不愿应允。一支派到喀什噶尔的浩罕大军在固勒巴格墙下损了一千人之后回去了;而它的撤走便是这位新统治者宫里阴谋与反阴谋爆发的信号。这些他迅速压下,把那位好谋的将领伊萨·达德和瓦降了级;而他正从对浩罕的桎梏下脱出身来,消息便到了:中国人终于回来了。

阿勒提沙尔的西部虽已自中国人手里脱去,阿克苏与玛喇巴什仍守着臣属。中国人仍握着这地方军事上的几把钥匙。况且他们占着伊犁,这在战略上给了他们极大的便宜;而在东干人口里,他们有一个几乎取之不尽的「申冤之军」的兵源。这里不妨说一句:这两样便宜中国都保留到布素鲁克汗与雅库布伯克的时候;而只要她还握着它们,回教徒最大的狂热与浩罕对和卓的庇护所能做的一切,在挡住命运这一点上都是白费。张格尔在喀什噶尔治了六个月,而那六个月里,中国的总督在伊犁作着彻底报复的准备。一支十万以上的军队自东干人、卡尔梅克人与契台驻军中募起,自伊犁派出,一八二七年一月进了阿克苏。各旅在这里集中;总督与他手下的将军长龄一同拟了作战之计,其计如下:以一万二千人的小军经察伊约里穿荒漠去攻和田,其余大军则进逼玛喇巴什。到了那里,又分出七千之众去攻叶尔羌,而主力沿克兹勒苏之岸进向喀什噶尔。

他们的推进未遇抵抗,直到洋阿巴德、又作洋阿瓦特——张格尔在那里集了一支据估五万、实在大约少得多的军队。两军一照面,便各自扎营,为眼前那场决定性的交锋作准备。照亘古的惯例,双方第二天各推出自己的勇士。中国这边出一个身躯巨大的卡尔梅克弓手,张格尔那边出一个同样可畏的浩罕人。前者带着他本有的兵器,后者带的是一支式样笨拙而陈旧的火枪;而正当那浩罕人忙着弄他那套繁复的家伙时,那中国弓手一箭穿胸把他射死了。自然,哪一方的军队都不会因自家勇士的下场而顺服战神的裁断;不过在这一例上,倒真像那句话说的——

「谁先刺倒头一个敌人的命,

谁那一方便在这场斗里得胜。」

一场短而猛的小战之后,喀什噶尔的军队乱着退了;第二天,中国人自三面围了喀什噶尔。夜里张格尔心虚起来,逃向喀拉塔卡群山。可那里雪已使各山口不能通行;在那难行之区藏了几天之后,他被中国人擒住。他的下场正是那帝国的叛者通常所遇的:被送到北京,受刑之后处死。这一战里,乌什吐鲁番的伊斯哈克王对这位和卓王公大出其力,并以其功被任为喀什噶尔之王作酬。中国人在被毁的固勒巴格之处另筑了一座新堡洋噶沙尔,并留下一支由查达林统着的契台大军驻守。可被授以某种「喀什噶尔亲王」之号的伊斯哈克王,不久之后便被废黜、召回中国去了。

中国的权威在那三城里毫无困难地重立起来,太平也笼罩了东土耳其斯坦。可中国人觉得不得不采的那些镇压与惩罚之举,在百姓心里激起了比先前更苦的情绪。中国人所用的其实只是曾被用来对付他们自己的同样手段;可这些彼此的残暴之行,到底把从前所有的一切交情都消散了。在别的举动之外,中国人把一万二千回教人家自喀什噶尔迁到伊犁;而这些人注定要在那一省的历史上扮一个要紧的角色,人称塔兰奇、即「耕者」。

中国人也决意惩浩罕。他们断了与那个国的一切通商;而他们若能一直保着一条闭锁的边界,那于他们是幸事。可那时的汗是穆罕默德·阿里汗,那地方诸王公中最有野心、也最有才干的一位。他刚并了卡拉提金,又取得巴达克山几处外围的省份——昆都士的穆拉德伯克约在同时也吞了其中一些。他未必肯忍中国人的轻蔑。他够审慎,把推进延到他们大军撤走之后。可他一得知中国人已回伊犁,穆罕默德·阿里便把萨木萨克的长子玉素甫自布哈拉的隐居里召出,置于一支军队之首,由他自己的内弟哈克·库里伯克统带。中国人在明约尔被打败,阿克苏以西的各城又像从前一样倒向中国人的对面,拥立玉素甫和卓。随后屠戮重演,而玉素甫这次入侵,细节上与张格尔那次一模一样。可玉素甫的得胜还要更短:张格尔治了九个月,玉素甫执杖只有三个月。

中国人的行动因巴尔库尔与陕西几场小的回教之乱而被延到一八三一年春;可那时他们回来,却发觉玉素甫与浩罕军队几个月前已经退走了。实情是:浩罕一侵喀什噶尔,布哈拉便攻浩罕,哈克·库里伯克只好被召回去对付比和卓之权更急的事。那位将领一走,玉素甫也走了——他绝不想单独去碰中国人。浩罕军队的回去足以消去布哈拉之险;几个月后,穆罕默德·阿里汗又动起手来——这一次在东面——去对付中国保护下的吉尔吉斯人。中国人对这些小争执已彻底厌烦,便与浩罕立了约:那个国在旧有特权之外又得了新的通商特权,而阿克萨卡尔们的要紧之处反增而不减。穆罕默德·阿里汗已取得了他所要的一切,便冷落了和卓一派——实在说,这约的条款也逼他不得不如此。张格尔与玉素甫两次起事,无疑是对中国威望的一大打击。看上去两次都几乎得手,而中国人——他们在中亚的威望极大,与今日俄国的威望一般大——有一两次竟被公开击败。可毕竟,与那由六十个幸福之年所养成的情感所受的震动相比,这还是小事。佛教徒与回教徒之间、中国人与中亚人之间,一切旧有的憎恶都在叶尔羌与喀什噶尔的屠戮里复活了。喀什噶尔人显出他们不能体会自中国所受之惠;而中国人既因同族被杀、或许也因所受的忘恩而大怒,便以同样手段报复。他们不懂那种在相似境况下欧洲人也并非向来显出的节制,而照自家古来的方式施了他们的报复。读者绝有必要记住:张格尔与玉素甫两次迅速相继的入侵,构成中国在喀什噶尔治权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到那个年代为止,要给中国在那里的仁治以公允的评语,难得找出足够的话;而那一年之后,再用同样的话便荒唐了。这一变,主要之责须落在那些反复而忘恩的喀什噶尔人自己身上,其次落在那些好谋的安集延人身上。中国人至少说得过去:他们以公道治了这民半个多世纪,直到自己手无兵器的同族与士兵被出其不意地成千屠杀之后,才在促其福祉的努力上松了手。

说来奇怪、几乎近于矛盾的是,其间有一段短短的喘息,事情像又回到了从前那安乐兴盛的旧辙里;而这一点的首功,须归于中国总督手下一位回教的副长官。此人名叫祖胡鲁丁,自己升到了喀什噶尔安班的高位——那是从前除契台人之外从未有别人任过的职。他本是喀什噶尔出生,可向来自称生长于浩罕,并在那里因政治之罪被囚过。他治喀什噶尔七八年,百姓与中国人都极为满意;他的公举之中,可以提一提在各城之外重筑新堡以代近来乱中所毁的那些。这些堡此时称作洋噶沙尔,不再叫固勒巴格。可一八四六年,祖胡鲁丁的治理被浩罕与和卓方面的战事扰乱了。

一八四五年,穆罕默德·阿里死后,胡达雅尔汗被召上位,可他的权威不无对手。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里,浩罕的冒险之徒鼓动那些和卓王公——此时由张格尔的几个儿子为代表——重兴他们对中国人的旧攻。和卓们对这些劝进者乐意倾听,于是为这桩事作起准备。那时浩罕满是冒险之徒:穆罕默德·阿里曾能给他们不断的差事,可在较为平和的胡达雅尔治下,他们在那个汗国的城里闲着。在这些人与那些永远乐意的吉尔吉斯人之中,喀什噶尔的王公们要募一支人数可畏、虽未必有何联属之军,并不困难。那时浩罕有七位显要的和卓王公,这里可提伊善汗——通称卡提·托拉——以及布素鲁克汗与倭里罕。这次入寇不以其中任何一人为名,而以他们全体为名;于是人称之为「七和卓之乱」。

卡提·托拉带着他的兄弟与亲属、以及一支颇大的部从,进逼喀什噶尔——那向来是这些侵者的第一个目标——而喀什噶尔围了十三天后因内应而陷。这是他们所得的唯一战果;别的城与他们全不相干;而他们纵情放肆两个月之后,中国人在阔克罗巴特一仗打败了他们,把他们逐出这地方。喀什噶尔人眼里第一次对这些和卓之侵有了一种可笑之感;而他们短短留驻期间所行的暴虐,又激起了更苦的情绪。祖胡鲁丁失了中国人的欢心,被免了职;新的安班再度由契台人充任。此后九年,和卓们按兵不动;可一八五五年,倭里罕与他的兄弟奇齐克汗又在喀什噶尔边上忙动起来。直到一八五七年,倭里罕才得以突破中国人在各山口所设的前哨;可这一办成,他的得胜便极快。喀什噶尔被他一举奇袭而得,又一次有一位和卓王公坐在喀什噶尔的斡耳朵里。阿尔图什与英吉沙尔也落入他手,他还威胁叶尔羌。可各处的中国驻军都在堡里不被攻克,等着敌人力竭与援兵来到。治了将近四个月之后,倭里罕的军队被中国人击败,这位和卓逃到遥远的达尔瓦斯之国,被那里的首领伊斯迈尔沙交给了浩罕。这位统治者是所有和卓中最暴虐、最嗜血、最荒淫的一个;许久之后,他终于在雅库布伯克手里得了应得的下场。他一时执权之事,至今还被百姓怀着恐惧记着;他们认为他是把他们国的命运握在手里的人之中最十足的恶魔。这一役之后,中国人惩罚的手段比任何别次都严厉;不过尽管胡达雅尔与他的民在倭里罕之事上扮过那样的角色,这「两个合不来的民族」——贝柳博士如此恰切地称之——之间旧有的关系还是恢复了。此事之后,只另有一场小扰乱:一伙吉尔吉斯游牧人入寇,为首的是中国人报复下主要受害者之一的几个儿子;可这件事并无政治上的要紧。

倭里罕之侵,是东干起事之前最后一次和卓的远征。自张格尔之举到他儿子之举所隔的三十二年里,这样的事共有四次。张格尔自己那一次是第一次;他长兄玉素甫那一次是第二次;玉素甫长子卡提·托拉那一次是第三次;张格尔次子倭里罕那一次是第四次。这些事里没有一次在任何意义上值得一记,除了随之而来的那些罪行;而它们所做的,不过是给自己的部从、以及给他们自称凭神权所代表的那些百姓,加上无从计数的苦难与苦痛。还可注意到:一次又一次,道德的品格都在下降。所以张格尔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远是他们中最好的一个,按他自己所见的光还算治得公允。他的兄弟玉素甫心性较怯,可显然对自己使命之神圣并非少些信念。可自这两人到卡提·托拉,便是长长的一跌。那位王公似乎只图保自己的安适与享乐,对属民抱怨他那些副手专断之治一概不理。可倭里罕——这些来自「山那边」的和卓之王的下一位——在恶行、暴虐与全无志向上胜过他的堂兄,更不必说在廉耻上;其胜过之多,正如卡提·托拉胜过他们的父辈。而从布素鲁克汗执权那几个月里所做的事看,也不必多犹疑便可说:若不是雅库布伯克剪了他的翅膀,他在倭里罕自己那些特别的恶行上还会胜过他。读者大约不会对这一家无可救药、以恶为狂的人多感兴味。可为对中国人、也为对雅库布伯克公道起见,把前者那些对手的真面目显出来,才是应当的。一份格外可敬的、自哈兹拉特·阿帕克而下的血脉所能给的一切神圣;人所传说他们某些祖先的一切善行;本土之治自然所系的一切爱;以及一个外族之治——纵然它再仁惠——必然招来的一切厌恶:这一切,都被头两位和卓的软弱与不成事、以及后两位的残酷、冷漠与荒淫毁尽了。布素鲁克汗来时,他发觉对和卓的忠心已是少数几家的世传之物,不是一个民族的了。

中国人若在与张格尔一战之后抑住自己报复的心、除浩罕人之外对人人宣示大赦,随后再以旧日的精力把注意放在和平之业上,我们相信中国的治权本会永久地稳固下来。在那一刻,中国人强得足以不理浩罕、足以与那个国断绝一切往来。只要遣散阿克萨卡尔、把两国之间的牵连割断,中国人本可消去一个此后四十年始终当前、而最终在东干人也起事时把他们压倒的危险。就是在玉素甫之寇——那其实是中国人自己的镇压所招来的——之后行宽仁,也未必全然无用,而且在祖胡鲁丁执权重振局面之后,本能把他们的地位凝固起来。可中国人不懂宽仁这桩品质。他们在日常之事上能公正不偏,可对反抗他们权威的人却不显一丝人情。一个人反他们,必死;一个民族,历史告我们,其下场也相差不远。而对付这样的人时,他们也毫不迟疑地以最可鄙的诡计来补自己的兵力。许了体面条件的守军被无情屠戮;投他们宽仁的王公被解到北京绞死、或受刑而死:这些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常有之事,而她在中亚的经历也是同一个故事。然而我们固然要在这片本来光彩的面上为这些污点遮一层纱,却不该想把它们全然掩去。要明白中国的统辖作为一个整体意味着什么,这些是非说不可的;而只要百姓安分,它的大益是毫无可疑的。五十年、或者五百年,中国都会以公道治一个不怨的民族,领他们走上兴盛与太平之路;可他们若反叛、若公然抗命、若把一个敌意的外人请进境内,那惩罚便会一样席卷、一样残酷、而且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一样错得愚蠢——不论两族相处已有五十年还是五百年,正如在喀什噶尔一例所见的那样。至于眼下正在发生的这一回,要指望中国会偏离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惯例,是没有多少理由的。

第七章

雅库布伯克的出生与他在浩罕任职的生涯

我们如今已把喀什噶尔与邻国的历史追到一八六〇年,即布素鲁克汗与库什伯克穆罕默德·雅库布那次最后的和卓之侵之前不久。在叙那桩事之前,读者必须知道这位未来的阿塔里克加齐从前的生涯是怎样的。前面几章但愿已给中亚的情状照了些光,并能帮助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明白:雅库布伯克何以得手,又因办成了一桩近世亚洲史册里绝无其例的事,他有什么资格被看作一位伟大的统治者。

穆罕默德·雅库布约生于一八二〇年,生在浩罕汗国兴旺的小镇皮斯肯特。他父亲普尔·穆罕默德·米尔扎一生各个时期都在所居城镇的政务里担过有责之职。他本是撒马尔罕附近迪赫比德人,在穆罕默德·阿里汗一朝迁到苦盏,本意是入僧籍。他在那里虽注籍为一所经学堂的学生,却不知何故似乎改了主意,不入教门,而把注意转到世俗之事上。他不久被任为浩罕一区一镇库拉马的卡孜,并娶了那地方的一位女子。由这桩婚事他有一个儿子穆罕默德·阿里夫;此人后来在喀什噶尔担过几个要职,尤其是色勒库尔的长官;不过晚近以来,雅库布伯克这位异母之兄似乎或因无能、或因别的缘由而失了势。普尔·穆罕默德——人更常称他穆罕默德·拉提夫——约在一八一八年自库拉马迁居皮斯肯特;在新居安顿不久便又娶了,第二位妻子是皮斯肯特的卡孜尼扎木丁长老的妹妹。雅库布伯克便是这桩婚事所生。雅库布伯克父家似乎原出于巴达克山边上的卡拉提金;可乌兹别克人征服那一区时,穆罕默德·拉提夫之父——那时还是婴儿——避到了浩罕。穆罕默德·拉提夫是在他们到迪赫比德之前还是之后出生的,不能确定;而如今有人说他自称是塔麦兰之裔。这是不是他儿子在世上渐进之时才提出的说法,无从考其真伪。所以雅库布伯克的双亲并非全无名分;而看来他们几代以来所受的恶运,正在雅库布伯克的才干之前开始消退,而他的才干又把它提到了前所未有之高。除了他父与祖作一个要紧群体之卡孜的名分之外,雅库布伯克的一个姐妹还嫁了塔什干的长官纳尔·穆罕默德汗;而我们后面会看到,这门亲戚对促进少年雅库布的利益极有助力。

皮斯肯特——又写作普斯肯特、或比斯肯特——至今还是个兴旺的小群落,在塔什干以南五十英里、往苦盏的路上。它的居民是一班俭朴和气的人,极以一事自豪:那位伟大的阿塔里克加齐、伊斯兰的扶持者、人所传说的俄国人之畏者,是他们中间的人。这个小聚落里塔吉克人很多;无疑这一点、再加上别的缘由,使本身是塔吉克人的穆罕默德·拉提夫在那里安家。皮斯肯特以东群山渐起,一直伸展成天山与克兹勒雅尔特诸山列;而在那些高处,塔吉克的后裔人数极众。塔吉克人本出波斯,因而属雅利安之族,与西土耳其斯坦当权的突厥或鞑靼之族相对。不过他们已有许多代被限在国家组织里一条有限的出路上,以致——尽管极不公道——他们竟被看作一个低等之族。英国的著者也落进了这个错里,把突厥人对这个属族所下的断语当作不错。实际上恰恰相反:论心智之能,塔吉克人胜过他任何一位主子。据说他们至今还保着那份好仪表与长长的飘须——那是雅利安血统之人与他们鞑靼的对面相别之处;而论身高与气力,他们远远盖过中亚任何别的族。雅库布伯克正是这一族的代表;而他一生虽大半在治几乎全是鞑靼的民,他拥护者中较为显要的几位、以及他军中的精锐,却也自夸同样代表那个出生地在印度的高加索的主族。塔吉克人至今还说一种波斯方言,他们伊兰的来历因此几乎无从争辩。

穆罕默德·雅库布早年在皮斯肯特家中度过;据说本打算叫他从他父亲所弃的那一行。他少年时性太任意,不肯受任何约束;把他教成一个「毛拉」的打算——如果那打算曾被认真存过的话——远在他成人之前便被放弃了。他一生最初二十年看来是在皮斯肯特闲散无事地过去的,随后忽然决意到浩罕政局那片浊水里去尽力求自己的出路。一八四五年,我们见他在新登位的汗胡达雅尔随从之列,作「马赫兰」、即内侍;不久之后,凭他那位塔什干长官姐夫的势力,被任为潘萨德巴什、即五百人之长。那是一八四七年;大约同年,他娶了阿克麦吉德一区祖埃利克村的一位钦察女子。由这桩婚事他有三个儿子——库达·库尔伯克、库里伯克与哈克·库里伯克——后文还要多提他们。还在一八四七年,他被升为库什伯克、意即「家室之主」——说得更明白些就是维齐尔——并被委以锡尔河上那个要紧的哨所阿克麦吉德、即「白寺」之任。这个职他称职地守了六年,直到一八五三年俄国人开始了那场至今还未见收尾的推进。那时俄国还没有取得如今她手里那许多战略之点中的任何一个。锡尔河那时离她的边界,与阿姆河离今日的边界一样远。阿克麦吉德建在该河下游,是浩罕一个格外要紧的前哨,也是自锡尔河口卡扎林斯克出兵的俄国人路上的大障碍。所以他们决意把这个哨所——它无疑鼓着附近一切劫掠者继续抢俄国的商队——从它主人手里夺来,或平为平地、或改作一座俄国的要塞。这桩事被委给佩罗夫斯基将军。自卡扎林斯克、即第一号堡,沿锡尔河岸到阿克麦吉德不过两百多英里。粮秣的安排不须多少,行军的距离也不须多少时间,不致耽延这位俄国军官对那座堡动手。他出现在墙下所带的军队,与近世的军队相比人数或许不大;可凡使一支有纪律之军可畏的一切,它都格外充足。炮兵之强超过人通常所认为必要的程度,而这次远征在工兵与骑兵上更为得力。另一方面,阿克麦吉德的守军无论粮食还是弹药都不充足;而那座堡本身,无论位置还是构造,都没有一处会被一位工兵军官认为足以抵得住炮火攻打二十四小时。俄军的壕线筑得极合法度;可他们的近壕两次被毁,他们的坑道两次被反坑道所破。二十六天里俄国人的轰击又快又猛,而这整段时间里浩罕人的防守顽强不懈。可守军突破围线的一切努力都无用;而经这样久的炮击之后,那几处被大口子洞穿的壁垒也指望不出更多的抵抗了。那位果决的守将已做了最苛的军人荣誉之律所要求的一切事,便承认再守下去无所可得;而俄国人正在准备近日强攻,这是众所知道的,于是一名使者立即被派往俄国指挥官处,表示守军愿按体面的条件献城。佩罗夫斯基将军本在此指望一场轻易之捷、或许还指望在更远之地得些更大之捷,对阿克麦吉德这样一个不足道之处所给他的抵抗大为愤恨,接那位自堡中来的使者时几乎掩不住他的不耐。他对那守将言辞谦卑的信几乎未加理会,便以一句话把那惊愕的使者惊住了:明日此堡将以强攻取之。这桩专断的权力之申——第二天果然照办、自然也办成了——出现在一个本该由得胜之将显些宽宏的场合,于这位军官的声名无增;而它又给了我们一道教益之光,照出俄国将领在训令上所留的余地、以及白沙皇那些开化的代表对中亚人所抱的看法。若说佩罗夫斯基将军之行此无端暴虐之举,是为求一枚圣安娜或圣乔治的勋章,那毕竟只是把这过失说得更大;而阿克麦吉德被冠以它征服者之名、成了佩罗夫斯基堡,所永久留下的不是他的声名,而是他的恶名、以及那些守者的勇敢。它陷落后的那个冬天,雅库布伯克与浩罕汗之弟萨希卜汗试图夺回此堡,可这一举无成,俄国人也从未自他们这新得之地退过。

胡达雅尔汗一八四五年由钦察首领穆苏尔曼·库里的精力扶上浩罕之位;那人格外机敏,又极善办事。他任维齐尔期间,浩罕治得安宁而有益;可正如中亚每一桩相似之事,这位统治者不久便妒他的大臣所得的众望——尽管他自己的地位其实正是被他暗生敌意的那个人的明智之举所稳住的。我们此刻所说这十年里的那位柔弱的胡达雅尔汗与他的大臣穆苏尔曼·库里是如此;下一个十年里,那位荒淫却是和卓正统代表的布素鲁克汗与他的将领兼宰相、库什伯克穆罕默德·雅库布,也是如此。一八五八年,穆苏尔曼·库里奉胡达雅尔汗之命被捕并惨死;自那件事起,这位不幸的浩罕统治者的衰落便可一路追下去,直到他最后只成一个靠俄国人恩养的领俸之人。雅库布伯克虽因守阿克麦吉德之勇而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名,可从那件事之后他只被称作「米尔」、即首领来看,他的官阶似乎降了。这大约主要是因为他没能把堡夺回,而不是因为他守堡不利。不过他仍被委以基拉奥奇堡之任,这个职他一直守到穆苏尔曼·库里被杀。

胡达雅尔汗有个长兄毛拉汗;那位大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死后所起的纷争之后整顿国事时,穆苏尔曼·库里把他越过了。如今给胡达雅尔政制以生气的穆苏尔曼·库里既死,毛拉汗与他那一党便又谋算起来。好几位钦察与吉尔吉斯首领归附了他,而雅库布伯克立刻成了他最积极的拥护者之一。胡达雅尔汗被废,暂且退隐。雅库布伯克因效力于新统治者而被任为沙哈瓦尔——那是相当于内侍或宫中总管之职。他不久又复了库什伯克的旧阶,并被任为边堡库拉马的长官——那正是他父亲当过卡孜的地方。到一八六〇年他更显头角:他被召到塔什干去协助浩罕的纳伊卜卡纳特沙作准备,以防那些一时看来正威胁浩罕的俄国人越界而来。毛拉汗此时被杀,执权只有短短两年;胡达雅尔汗便从藏身之处出来了。他受到卡纳特沙与雅库布伯克双方的欢迎;而为报他们的拥护,他答应把往事忘掉。雅库布伯克所得的酬是库拉马的长官之职。正是在这些扰乱期间,吉尔吉斯首领阿里姆·库里登上了场。他具备许多使他的前任穆苏尔曼·库里、以及在百姓眼中他的后继者雅库布伯克出色的那些属性。他谋算的本领无疑极大,可论行政之能不及前者,论兵略不及后者。他此时把希尔·阿里汗之孙沙·穆拉德立为位的争夺者,而雅库布伯克很快便附了他——他又一次弃了胡达雅尔汗之事,而须记住:胡达雅尔汗向来待雅库布伯克友好,早年还曾是他的酒伴。这桩共谋没有成;雅库布伯克在胡达雅尔汗兵逼之时,把阿里姆·库里委他防守的苦盏让了出去,自己避到布哈拉。他在那里受了优待,作一名附朝的贵人住下。一八六三年,布哈拉的埃米尔穆扎法尔丁率一支大军进浩罕,为的是把他的内兄胡达雅尔复于位上——胡达雅尔又被阿里姆·库里的谋算废了;雅库布伯克随这支军队同行,于是最后一次出现在浩罕政局那扰攘的场上。布哈拉的军队不久被召回,胡达雅尔汗只好独力去对付他处境上的难处。几个月之内,阿里姆·库里与雅库布伯克、以及别的几位首要贵人之间达成了一个对付胡达雅尔的安排。苏丹·穆拉德先被阿里姆·库里所拥、随后又被他所杀,这样有效地除去之后,这位立王之人便另立苏丹·赛义德代他。雅库布伯克自这个新结之盟得益到这个地步:他的旧职与旧利都复了,又被派回去守他从前库拉马长官之任。他尽力聚集盟友,带他们同来相助夺苦盏。这座要紧的城一得手,摄政阿里姆·库里便经库拉马往前去取并整治都城塔什干。他任了自己一个亲戚海达尔·库里、授以胡达伊奇之号,作库拉马长官,又把雅库布伯克带在随从里去塔什干。他们到塔什干不久,俄国人占了奇姆肯特的消息便来了;被切尔尼亚耶夫逐出的那支军队的幸存者不久也来,印证了这消息。那是一八六四年四月;直到那年十月俄国人出现在城下,雅库布伯克一直在加固都城的工事。切尔尼亚耶夫将军的军队真到了附近时,雅库布伯克以一种怎么重责都不过分的鲁莽,出城到野地去迎它。正如人所能料的,俄国人胜了,雅库布伯克只好带着他那被打散的军队退进塔什干城里。俄国人自己也受了些损;他们或是被老对手那大胆的架势所慑、或者更可能是运粮上遇着些难处、又没有攻城的器具,便以为较审慎之策是退回奇姆肯特去,等援兵与别的必需之物到来。这次挫败之后几天,阿里姆·库里亲率一大支兵到了塔什干,在俄国人回来之前尽全力加固防务。极可确定的是:这一回——雅库布伯克第一次担什么要紧的统兵之任——他让自己天生的急躁胜了他的审慎;而他出城与切尔尼亚耶夫那支有纪律而可畏的军队在野地交战,实是糊涂至极。倘若他把围攻塔什干之事留给那位将军去办,等阿里姆·库里的援军上来,他本有可能给俄国人一个严重的、而且一时之间是决定性的打击。半支军队既因败而丧气,阿里姆·库里便因他这位副将的过急而只能守无所作为之策。俄国人直到雅库布伯克去喀什噶尔之后才回来;可他们回来时,发觉阿里姆·库里已尽其所能作了迎他们的准备。头一回他们在一场小战之后又被迫退走——那一战浩罕人自称是一胜;可一八六五年他们以更大的兵力出现在城下。阿里姆·库里以人数远超俄国人的一支大军,在塔什干以北几英里处攻他们;那一天的胜负一直悬着,直到阿里姆·库里倒下——他正大胆率一队吉尔吉斯马兵冲锋,胸口被一颗枪弹穿了。他被一位忠心的军官抬出战场,当夜死在塔什干。阿里姆·库里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一种不为私的爱国之心,而不只是出于较为个人的动机。他一倒下、而雅库布伯克又去了另一个用武之地,浩罕继续保有独立之国的一切指望便消散了。这场惨败之后,俄国人紧围塔什干。浩罕人在危难中向布哈拉求援,而俄国人赶忙占了奇纳兹去截它。布哈拉的军队一八六六年五月在伊尔扎尔之役被罗曼诺夫斯基将军的俄军击溃,那时距切尔尼亚耶夫占塔什干已十一个月。正是在这段无政府的时期里——他国土上有敌对的俄军、又有结盟的布哈拉军——胡达雅尔汗又一次取代了阿里姆·库里所立的苏丹·赛义德;而战事终了时,胡达雅尔保有了浩罕的南部。这位汗看来本性并无野心:他几度流亡期间,以从未在办公事上显过的精力去经营私业;而等他最后沉入私人生活、在他的国被完全并吞之后成了俄国朝廷的领俸之人,据说他不但得了一份快乐,还得了许多在他较高之位时所未有的美德。那不幸的苏丹·赛义德在浩罕之外飘荡了几年,一八七一年他冒险回来时被处死了。赛义德那一党的许多人,在俄国人得胜、以及他的对手被胡达雅尔推倒之后,避到克兹勒雅尔特的山里;他们自那里前去投奔喀什噶尔的雅库布伯克,而正如后文所见,他们到得极合其时。

回到雅库布伯克。他在塔什干城下败后,被阿里姆·库里派去修那城的防务、并自全区聚兵;可他的声名已因那次挫败而降低。那位吉尔吉斯首领与这位凭机运起家的塔吉克军人之间有几分相妒。雅库布伯克在阿里姆·库里身上看见自己再往上升的障碍,而阿里姆·库里在这位库什伯克身上看出一个可能的对手与后继者。所以任何把雅库布伯克压在后头、乃至干脆把他除掉的借口,于阿里姆·库里都是极受欢迎的。此后几个月里,关于这位不得手的将领,我们听闻不多,直到他去喀什噶尔。他须在别的地方、对别的敌人,去洗掉他与俄国人交锋时所染的污。

正当塔什干这些事在进行时,有一位使者自萨迪克伯克那里到了——那是伊犁与喀什噶尔边上的一位吉尔吉斯王公。他带来消息:他的主人已利用中国人内部的纷争夺了喀什噶尔城;他请浩罕之汗把和卓的嗣子送去,好让他扶那人上位。按实情说,萨迪克伯克只是围了喀什噶尔;而他见自己遇着顽强的抵抗,便采了立一位和卓之王来补自己不济之力的办法。可喀什噶尔的真实情形,塔什干显然人人起初都不知道。然而浩罕的方略向来是:在东土耳其斯坦保自己利益不损,并以一切可能的法子削中国人的声望。所以一位带着喀什噶尔又起叛乱的消息而来的使者,在塔什干必受友好之待——即便他不能带着什么更显著的友好之证回去。可这一回俄国人举动之险近在眼前,而国中一切气力都集中在防守的准备上;所以阿里姆·库里无论对那件事的前景怎么想、无论对它的目的怎样同情,都无法在这位吉尔吉斯使者的事上给他任何相助。不过等张格尔汗唯一存世的儿子布素鲁克汗——或出于自愿、或照某些人所说是受雅库布伯克的鼓动——表示愿去申他对喀什噶尔的名分时,阿里姆·库里便表示赞同这个打算,并在不作积极参与所容的限度内给了他道义上的相助。他还把库什伯克穆罕默德·雅库布之力给了布素鲁克汗,叫他作其统兵之帅、即巴图尔巴什。阿里姆·库里就这样既摆脱了他那位麻烦的属下,又把本地唯一一个他怕其能取代自己的人,派去办一桩看来极可能以耻辱与失败收场、而其实通向帝业的差事。

到这一步,雅库布伯克还几乎没有显出什么将来出人头地之兆。他固然已有了勇敢军人——若说不很审慎的军人——之名;而在二十年来标着他国历史的那些谋算里,他也担过他应有的一份。可没有人会梦想预言:他具备那种以寡敌众而赢得战役、再在落到他手里的废墟上建起一个强国所必需的才干。最有利的看法大约是:他会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个真回教徒,堂堂地死去。他着手征服喀什噶尔之事时,已不在青春初盛之年,而是一个把烈性与大志掩在一领宗教热忱与外交式漠然的斗篷之下的人。在中亚最好谋算的朝廷里二十年的阅历,使他每一块肌肉都完全听他支配;就是在他生涯中最惨的时刻,他也向来被人描述为镇定自若——镇定于他对「命数」的信,自若于他对自己资力的确信。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他何以进入人所注目之列如此之慢:他升进全靠自己的才能。他既无财富、也无大批部从;而钦察与吉尔吉斯那两位首领——穆苏尔曼与阿里姆·库里——在才干上几乎与他相当,却各自握有个人之权与家族之亲,使他们远在这位硬汉军人兼宫中内侍所能及之外。他的几个毁谤者曾利用他的穷困,散播他与俄国人有来往的说法;可这些说法虽被附上了来自非俄国方面的情节,大约是全无根据的。那主要的指控——姑且听之——是:堡陷之后他守阿克麦吉德一区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他受了俄国人一大笔贿。另一项是:一八六三年他自布哈拉回来之后,为一笔钱而故意不去阻俄国人的行动。两例所说的数目都极大;而除这些传闻表面上的虚假之外,我们只需想一想:他本不值得人去贿,而他对俄国人的抗拒又带着宗教热忱所有的一切短见。这些考虑足以使这类传闻显出它们的本相;而我们虽知道雅库布伯克的一位部属即便不是这些指控的始作者、也曾印证过它们,我们却觉得:倘若这说法里有真,俄国人早就会把这事实摆在亚洲各族面前,并在雅库布伯克作喀什噶尔的埃米尔时,要他对从前的雇主行事更友好些。可只需一个简单的理由便该把这整个编造推倒:雅库布伯克不可能给俄国人任何值得他据说所受的那几千镑的效力。若说雅库布伯克的一生证明了什么,那便是他是个极狂热的回教徒;作为这样的人,他以他烈性所能有的最深之恨,恨俄国人——伊斯兰最可畏的敌人。这个人的一生若不是在宗教上真不容异,那必是最大的伪饰;而那份不容,使他与俄国的举动有任何通谋都成了不可能。因他早年与教门的关系、以及他外祖父在教门中的高位,雅库布伯克向来以见解之严守正统著名。他一生看来都以把教门保在自己一边为首务。他后来在喀什噶尔窘迫到绝境、他最忠心的几个部属离他而去、甚至被他扶上位的那个人布素鲁克汗宣称他是叛贼逆臣之时,只要教门的长老们还站在他一边,他便从不丧气;而在另一面,那些长老既认他们的卫士忠于信仰,便在誉与毁之中都拥护他。他住「圣城」布哈拉时,曾把亚洲各处几位最著名的伊斯兰讲道者系在自己身边,并立了一切使俗人与其僧侣之间的关系格外神圣的誓。也正是在那里,他公开宣布要去麦加朝觐;这个意愿他治喀什噶尔期间几次重申,可因那个国的处境与它朝不保夕的存在,他总只好派人代行。他自立为统治者之后,第一桩措置便是重新厉行教法,并给几座为纪念几位主要的和卓圣者所建的祠宇置产。正是靠这样的手段,他在一生每一个关头都力图使自己的利益与他宗教的利益成为一体;而当他成了一位有责任而又得手的王公时,他过去的一生于他大有助力,使他在全亚洲轻易便被看作伊斯兰最忠实、最可畏的扶持者。

他这一时期的样貌,由一位认得他的人这样描述:身材矮而略胖,面容极为精明而好看。他在浩罕生涯的浮沉之中屡屡几近被刺或被处死,以致明日的结果在外人看来已成了他次要的考虑;而他那被长年宫廷谋算训得不动声色的五官,在偶然的旁观者看来便显得呆板无趣。可谈话一转到他特别关切的题目上——如俄国之进、伊斯兰之将来、或英国的方略——他便把面具抛开,立刻成了一个人:他的见解本身固有几分可取,而因他声音与举止那份异常的魅力,便几乎能使人折服。他在任何时候都以衣着之简朴、以及无一般亚洲人那种虚张与好排场之习,而见称于人;就是在他权势的极顶,他也只是一个住在宫里的军人。正如人对帖木儿所说的那句好话,这位阿塔里克加齐把「勇之足放进了忍之镫」;而他显然立意要效成吉思汗、帖木儿与巴布尔的生涯里所能学到的那些军事成功的大教训。以上便是对布素鲁克汗那次远征的统兵之帅的若干记述。那位和卓本人与他的副将年岁差不多,可在别的每一方面都不能更不同了。他本人是个懦夫,好排场、好各样享乐,又有他那一族特有的那种背信反复之性;他过去的一生毫无建树可补他连最寻常的美德也无。他虽参与过倭里罕那次远征,却未显出一点可取之处;而此后和卓们在喀什噶尔占据的那几个礼拜里,他或许比他任何别的族人都更以其公开而无羁的淫纵使百姓生厌。这便是一八六四年末自塔什干出发去复一个王国的那两个人。那时他们得手的机会,少有人敢预言会定在他们一边;而断乎没有人会预言出雅库布伯克所得到的那种结局。现在该我们来叙他们在东土耳其斯坦遭遇如何了。

第八章

布素鲁克汗与雅库布伯克之侵喀什噶尔

如我们所见,中国人在东土耳其斯坦曾几次受和卓名分的威胁、以及浩罕暗中或公开的谋算。可只要他们自己是合一的,他们向来胜过了一切境势的凑合。张格尔汗一时之得手,被他占据这地方时的种种放纵、以及他逃走之后中国人以精力与大批兵力平定这个国而抹去了;而倭里罕那最后一次,除了「劫掠式的入寇」之外,几乎当不起别的名目。可自一八五九年以来这几年里,发生了一桩重大而要紧的变化。中国人不再能以一支集中之力去迎来犯者的扑击了。他们帝国的每一方都有得胜的叛者立住了脚,把政府的实力削减到无从计量的程度。一位回教统治者自大理府统辖云南的潘泰人;南京一带的太平军正当其极盛——那正在戈登上校出现之前;而一八六二年,甘肃与陕西两省又生出新的危险。自极远的年代起,这两省便有广大的回教聚落;早在十七世纪,他们已给那位伟大的康熙添过麻烦。乾隆皇帝甚至有一时想一举永远了结此事,下令把一切十五岁以上的回教徒尽屠。就是这样席卷之举也没有收到所想的效果;而无论迫害是不是给这件事添了生气之由,有一点是确定的:到本世纪中叶,他们已更为众多、更为果决,也更确信自己胜于别的中国人。这些回教徒人称东干、敦干或敦甘,而奉佛的中国人则被称作契台。许多著者不满于对「东干」这个名字的这个简单解释,非说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种族:或在中国某次征服之时被迁入中国,或被某支推进的蛮族迫得到那里避难。他们甚至说,自己能把这民的名字与来历追到住在黑龙江下游一带的一个部族上去;可这件事既全然不确,还是接受「东干」一词在中国人那里所传的意思——即回教徒——更为简便。我们确知的是:这些人已在甘肃及其邻省住了几百年;他们以体力与活力胜过契台人而可记;并且具有节制与诚实之德。他们也没有染上吸鸦片之病;我们可以设想:在他们最兴盛的时期,他们是一个安静、知足而可亲之民。他们体格之胜于契台人,大约是因为他们不用「邦格」与鸦片;而既有这样简单得多、自然得多的解释在手边,我们便不必设想他们是从寒冷的北方出来的某个较强之族的后裔。他们的契台统治者发觉他们是极好的兵、巡捕以及别样的官家仆役,如运夫等等。在最后这项差事上,许多人到了哈密,再到吐鲁番与乌鲁木齐;而他们的人数又因退役的兵——那些人宁愿留作军屯之民而不愿回甘肃——而增加。几代之内,他们的人数大为增多,到后来在我们所举的那些城里,他们已占居民的多数。在固勒札他们也极多;可在天山之南,他们看来并没有以什么大的兵力推进到库车以西。在阿克苏,那在西喀什噶尔至高无上的安集延势力,对东干人成了一道不可通的屏障;而须记住:东干人对浩罕并无同情。所以东干人是中国的回教属民,源出甘肃,而日子一长也西散进了中国土耳其斯坦与准噶尔。他们在这国的官差上被任用而无限制;而自乾隆早年对他们所采的那些手段之后,我们也找不出他们受过任何不公之待。他们或许不像锡伯诸部那样受眷顾,在甘肃或许也受过些讥笑;可在准噶尔,他们与一切别的中国人平等,而在政治的天平上,其位置又远胜安集延人或塔兰奇人。中国人有正当的理由相信:他们在东土耳其斯坦或准噶尔的治权绝不会因东干人而生危险;而他们这合理的预料何以落空,便不易说明了。东干人即便不是形式上最正统的回教徒,也是热烈的;而他们看来也不免自信胜于契台人。这份情绪是被那些「毛拉」、即僧侣所养成的——中国的疆域既因征服而伸入亚洲腹地,这些人在其境内便极为活跃。仿佛是为报契台之征服,回教正在慢慢却确实地掏空它对手势力的外郭。中国治权所伴的安稳与扶助给通商的推动之力,至少从纯中国的立场看,因有精力充足、口舌雄辩的回教优越之道的传播者被纳入帝国,而作为一项好处被抵消了。他们努力的效果要过许多代才看得出来;而直到中国之权陷入异常的衰落——那衰落许多人以为(也颇有几分道理)是要预告它的倾覆,而后来之事却似乎使它只成了一种比从前更有力的生命的序曲——东干人中间这些回教的传道者才知道:把他们耐心而不懈地种下的收上来的时候到了。这件事不可能不与回教徒中间那场莫名的狂热复兴多少相连——那复兴在近三十年里造出了那么多要紧之事,而我们如今正看着它若干最惊人的结果。

一八六二年,甘肃一个小村子里起了一场乱;它被镇下去,死了些人;人们正要以为这件事并无什么要紧,河州、又称撒拉,便起了大规模的扰乱。东干人起事了,而那些手无兵器的不幸契台人被左右屠杀。这场起事不久便成了内战的规模,而那感染又扩到邻省陕西。随后便是最为残暴的场面。那些一生与东干人安然为邻的契台人,被毫不留情地屠戮。回教的僧侣把一切治权都抓到自己手里,又给他们的部从作出毫无顾忌的凶暴之例。这场运动——纵然我们把政府在别处所受的难处算进去——也必须认为伴着料想不到的得手。这只能以一个设想来解释:契台人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既不明白所临之险的范围,也不明白它的性质。一八六二年未尽,甘肃已立起一个东干政府,而它的管辖一时在陕西也被承认。那些僧侣在他们之间组成一套治事之制,着手把所得的凝固起来,并为中国人来报复的那一天作准备。甘肃所发生之事,自然为甘肃以外之地的东干人所关切;不久,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以及那一区别的城里,便效了给他们的那个例。这里的运动与甘肃一样得手。中国之权被颠覆,契台人被屠——若还能更残酷的话,是更残酷地屠——而那些城里立起了一个新的东干之国。每一区都在一位僧侣、或一班僧侣、或一位本地东干王公的首领之下保着名义上的独立;随后这场运动以不可阻之势扩到喀喇沙尔、库车与阿克苏。到那里它便止了;而在天山之南,真正的东干之叛从未伸到阿克苏以西。

在阿勒提沙尔与固勒札,中国人又维持了几个月权力的外观;可他们与中国的一切交通都被断了,而无论人数还是资力,他们都不足以独力对付东干人。他们若能守住自己尚占之地,便已尽了人所能指望于他们的了。库车与阿克苏的东干成分并不占优。它得与和卓分权;而正如我们后面要看到的,这两城的和卓把治权夺到了自己手里。正是东干之叛出现在这两座城里——它们在纯粹中国城市哈密与乌鲁木齐、与几乎全是浩罕人的城市叶尔羌与喀什噶尔之间居于中间的地位——才使喀什噶尔人充分体会到这场运动于他们自己之要紧,也使中国的驻军与移民同样公允地认清了自己的危险。喀什噶尔人并不免于一切同教之人的狂热,又因东干人的得手而自然振奋,便以他们素所证明的反复,把自中国人所受的一切好处都忘了,急切地等一个好机会来,好效他们东边邻人所立之例。他们也不必等多久;不过点起那把在阿勒提沙尔全境燃起内战与无政府之火的第一星火,并不是出自他们。

或可记得:浩罕政府在它收回教货物之税的每一城里,都有权任一名代理人或收税官去照料那税之征。较大的几城里,这官员须有相当一班帮手;于是便有若干名熟练的浩罕官员常驻在喀什噶尔、即中国的地面上。倭里罕那次远征失败之后,这些官员似乎都不见了——或是并进了他部从之列、或是在那时的屠戮中丧了命——于是新换了一批浩罕人,就法律意义而言与他们的前任处在同样的地位。不过看来他们相助倭里罕的自然结果出现了:中国的安班们以几乎未加掩饰的厌恶看他们在此,并宣称这些浩罕收税人把更多的注意放在传播异端的宗教与政治教义上,而不是放在收丝与别的商货之税上。只需一点极小的不顺之事,便能把这份恶感扇成最难消的仇恨与敌意。而当中国的安班们第一次看出他们大部分东干兵的同情已与自己离心时,这危险便更严重了。东干各营在新的和卓之叛前能不能倚靠,是可疑的;而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决不会参与任何对回教的镇压,哪怕受害者只是安集延人。这便是一八六二年阿勒提沙尔的人心之态——那时东干人在甘肃与陕西起事并得了手。

早在一八五九年,中国安班对安集延收税人的敌意,在叶尔羌镇上得了一个有力的例证。那时阿弗里敦王作长官;无论这件事根子上有没有私怨,他都不太费力便使自己、也使别的中国居民相信:那位安集延代理人一直在城里煽动对他们的不满。于是——自保既是天性第一律——这位浩罕官员连他的随员一并被捕处死。阿弗里敦王对他的对头所作的指控或许有些根据;更可能是全无根据;可这件事被提到伊犁总督那里裁断,裁断的结果是把那位长官免职。浩罕政府另派了代理人来,而据说并没有给受害者的家属任何赔补。由此看来,替浩罕汗殿下在阿勒提沙尔作收税官,并不是个很可取的位置。阿弗里敦王退居本城吐鲁番;三年之后,他对东干运动之得手出力比任何人都多。他的方略若说是反浩罕的,却是亲回教、即亲东干的;而他这一例极能代表这场起事的性质。在吐鲁番,他一直是首要之人之一,直到六年之后那城落到阿塔里克加齐手里。

接他叶尔羌长官之任的人并不去碰那些浩罕官员;可他以对居民——尤其对其中回教的那一部分——的苛索,补了这份节制。他的勒索与残酷既使自己的部从生厌,也在被压之人中间激起一种对抗之气。正当叶尔羌局面这样不定之时,这位长官得了甘肃东干起事的密报;他当即看出:这个要紧的消息一传开,不但他自己的东干兵会更公开地叛变,而且和卓们或许会趁机再一次申他们对这地方的名分。在这个特别的例子里,除了任何中国长官见此局面都会有的那种普遍忧惧之外,他还为自己治下那些不可辩解的作为而怀着个人之惧;这位安班在惊慌之中,决意采最激烈的防备以把危险自自己身上移开。他召集他那些佛教属将开了一个军议,把确切的局面陈给他们:他们兵中东干那一部分如何不可倚靠;东干移民如何会去附他们;安集延的代理人如何会竭尽全力把一切随伊斯兰之教的人联成一股对付他们的势力;而这一切从前只是可能之事,如何因东干人在东面的得手而成了十足可能。他着重说明:凡他们认为必要的防备,执行起来不可失时;消息随时可能到来,那时他们便成了少数。他也不打算掩自己那番话的意旨:他主张用严厉的手段,立刻从病根上下手,把城里一切回教徒尽屠。那个军议并不准备不经仔细斟酌便认可这样激烈的举动。异议者很多,会便散了。会又重开;这一回,主张较和缓之策的人虽已减少,却仍未决而再散。那危险在那位长官眼里显然比在他属下眼里更为可怕;或许连他契台的部从之中也有些人私下不喜这位长官。第二次会上他们看来确实更愿顺从他所提的强硬之举,而这或许是他们在这段间隙里观察了民情所致。可就是到了那时也定不出最后之议,而契台人此后便再没有在叶尔羌作任何防御的机会。东干兵不久便由他们的首领马大赖那里听说:契台人中间有一个要解他们兵器、或照别人所说要屠他们的阴谋;他们随后又得知中国以及通中国之路上的回教起事。他们立刻决意抢在那位安班与他那班不热心的军议之前下手;而他们执行自己的谋算时,并无那位中国长官所有的软弱犹疑来败事。

契台兵手无兵器,夜里被袭,被尽数砍杀;少数幸存者避进洋噶沙尔之堡。那是一八六三年八月,据估单这一次便有七千契台兵丧命。东干兵随后得了城里百姓之助;而接着要决的问题是:究竟谁为上,是东干人、还是安集延—喀什噶尔的回教徒。前者只是一班不通文墨、颇为粗野的兵;后者却有敏锐的心智,善于摆弄一个狂热之民、并临时凑出一套浮面的治事之制。两方势力还相持不下,直到援兵自阿克苏与库车来到反东干这一派。有两位和卓曾因借浩罕之名谋自己之利而被逐出库车,逃到阿克苏,在那里又落了同样的下场。在后一次出逃中,许多持同样主张的人附了他们;所以他们到叶尔羌时,身后已有一支人数众多之军。和卓们起初把自己的兵与东干人合起来,去攻洋噶沙尔里残余的契台人。契台人勇敢抵抗之后,看出再抗已不可能。随后便有了那样一桩举动:若那场面是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它必被传给后世作军人献身与勇敢的稀有之例;可它既发生在鲜为人知的东土耳其斯坦,便不被人当作一桩真正发生过的事——虽然就是在我们正要进入的这场战事的史册里,它也并非绝无其例。它是它所属的那片神话之地里的一个神话。然而我们读到:那位安班如何把他所有的属官召进自己的厅堂,他盛装坐在那里,四围是他的妻妾、家人与仆役;众人如何都不作声,却又安然有备;那一声「人都到了、敌已在门」的信号一到,这位年老的武人如何把点着的烟斗落进他下头所设的地雷;那欢腾的敌人如何毕竟只得了一场空洞之捷;而契台人如何教了那些本地人:他们若已忘了怎样取胜,却没有忘怎样死——我们便觉得这故事里始终有一道潜流,它除了必能博人赞叹之外,还有权要我们自己特别的同情。中国人正如我们在一八五七年印度那些黑暗的时辰里所做的一样,在一切复起之望似已断绝之时,仍申明了自己胜过治下那些半开化之族的优越。内城既陷,叶尔羌的和卓势力便为上;一位名叫阿布都尔拉赫曼的僧侣被立为王。

阿勒提沙尔别的城迅速效了叶尔羌之例,中国之权各处都被彻底颠覆。契台人凡落入回教徒手里便被屠,唯一还守着的地方是那些内城,尤其是喀什噶尔的洋噶沙尔。这座城的居民看来无力保住他们对中国人的优势,所以他们请吉尔吉斯人进来相助。这些游牧人在他们首领萨迪克伯克之下,极乐意参与逐中国人之事——因为这样一变只会以一个不安定的政府代一个安定的政府,而使他们的便宜更多。于是喀什噶尔的内城被围了;可这些新盟友的散兵对那座由一支契台大军守着的堡毫无办法。那位中国的指挥若采较积极之策,本可把他的对手歼灭;可他正等着援兵——他指望不出几个月便到。他不单靠自己的资力,便证明自己读不出时势已变之象;若说他那时还没有在盘算他最终与雅库布伯克所订的那次献城的话。萨迪克伯克见自己取不下那堡,又知道喀什噶尔人对自己还能友好多久并不确定,便决意扮一个立王之人,派了那个使团去塔什干请一位和卓来治喀什噶尔;只是他漏了说一句:喀什噶尔并没有被征服。

现在可以回到布素鲁克汗与他那位统兵之帅了。他们离塔什干时只有六人的部从,其中有潘萨德阿布都拉、沙哈瓦尔穆罕默德·库里、以及胡达伊奇和卓·库兰。这些人在雅库布伯克之下都扮了极显要的角色。他们自塔什干到浩罕,人数增到六十八。最后的准备在这里作成;一八六五年一月的头几天里,这一伙冒险之徒越浩罕边界进了东土耳其斯坦。那些山堡似乎都已弃守,因为过铁列克隘口时未遇抵抗。有几小队兵附了他们;他们到喀什噶尔附近的明约尔时,人数与信心都增了。萨迪克伯克这时对自己的处境已有了较为乐观的看法,半悔当初竟请了和卓来——尤其当他发觉那位和卓自有部从、又有雅库布伯克这样一位干练的统帅与谋臣时。他于是力劝布素鲁克汗不要再往前去办这桩满是大险之事,因为据他所说中国人必定要回来,到时必施峻厉的报复。可他的说辞无用。布素鲁克汗、或他的谋臣雅库布伯克,对一切恳求都听不进。他们既已着手之事,必须撑到底。他们不能想着一事无成地回浩罕去,背着「无敌而退」的污名。萨迪克伯克只好尽量体面地顺从;于是布素鲁克汗被扶上了他祖先之位。

他在自己的「斡耳朵」、即宫里行公道,并受他自己部从与安集延城民的庆贺。朝中的规矩按浩罕所行的样式拟定;而这次远征虽只在一城里不很牢靠地立了足,却被认为必须把礼节定得、行得像这一切是在一座光彩奢华的都城里一样严。几天之内,萨迪克伯克见自己只扮一个次要的角色,便叛了,在英吉沙尔自立为统治者。正是这时候雅库布伯克走到了前面,掌起了大局,直到那可鄙的布素鲁克倒台。吉尔吉斯盟友既已离去,要在喀什噶尔这位新和卓身边聚起三千人之军,极为艰难。萨迪克伯克率一支大得多的军队进逼都城,雅库布伯克一时只能取守势。可每一天都有新丁投进他的营;而那位吉尔吉斯首领的军队既不能引起百姓的同情,他对手的兵便停滞不增——若说没有减少的话。两军终于交起手来,又因阿布都拉的无畏而成了全面之战。萨迪克所募的吉尔吉斯兵挡不住向他们发起的猛冲,短战之后便溃散奔逃。那些吉尔吉斯人在山里又聚到他们首领身边成了势,盘旋在喀什噶尔北部各区,成了雅库布伯克再往前走之前非除不可的一险。于是他的兵被派去攻那些吉尔吉斯人的险要;不久,被逼到角里的吉尔吉斯人便转身与追者死斗。两边兵力大致相当,各约五千人。可照东方的惯例,吉尔吉斯军推出一位勇士、名叫苏兰奇,他以身高力大极有名。这挑战并没有落空,因为阿布都拉上前应战了。那一战虽猛却短,而那位身量较小的浩罕战士胜过了他那更为笨重的对手。这一挫之后,吉尔吉斯之势便散了;萨迪克伯克避到塔什干的阿里姆·库里那里去。雅库布伯克对那些曾与他立盟、而且正是因其邀请他才在喀什噶尔的吉尔吉斯人的第一次用兵,便这样以得胜告终;他如今能重拾征服喀什噶尔的主旨了。既已使喀什噶尔北面无被袭之虞,又留一支兵守住它、并牵制契台驻军,布素鲁克与雅库布便南下去占英吉沙尔。那镇毫无困难地被占了;可攻契台人所避入的那座内城,却被击退而有损失。雅库布伯克把布素鲁克汗送回喀什噶尔,决意前往叶尔羌,设法把那城纳入他们直接的势力之下。

这一时期他高声宣称:东干人、即回教徒,在与佛教徒之战中不该有什么分别,和卓与东干人只有一种共同的利益。如我们所见,阿勒提沙尔各城中东干之乱最先在叶尔羌爆发;所以那里比它北面的邻城喀什噶尔与英吉沙尔——那两处有一位有野心的吉尔吉斯首领想为自己割出一个王国——更早达成了一个建立在妥协上的局面。阿布都尔拉赫曼和卓在叶尔羌被立为王或统治者、契台人连他们的内城一并被毁之后,东干人与和卓一派之间又议定了一个新的安排。照它的条款,东干人保有内城,和卓们则在城中行管辖之权。两者谁也不会以友好之眼去看一位要称全境之上的人——一位全国的和卓君主——的出现;而雅库布伯克正是以这样一个人的代表的身份决意往叶尔羌去的。他的行军被尽量拖延;而他最后带着他那一小队部从进城,也颇费了些事。雅库布伯克对同教之人这样不友好的待遇自然大为恼怒,不久便着手去压叶尔羌那些当权的和卓。在一场大约是这位狡猾浩罕人所鼓动的街头乱斗中,那几位首要的和卓被捕,他们的部从被逐出城。雅库布伯克以仅仅几百人之力,便在这地方最大的城里立为主;可他这一回的得手极为短暂。于他不幸的是,自库车来的两千人的新军已到了塔哈尔奇,又在那里得了叶尔羌及附近的兵,显出极为可畏的阵势。他们当即以对自己人数之众的十足信心进逼该城;而雅库布伯克向来主张取最大胆之策,便出城去迎他们。可在一场小战里,阿布都拉所部因那位军官的鲁莽而被狠狠砍杀,雅库布伯克当即看出须立刻撤退。当夜他作了一次强行军,第二天到了英吉沙尔,人上没有多大损失,却连一件行李也没剩。那趟去叶尔羌的事,这才显出它鲁莽之举的本相。

英吉沙尔堡里的契台人仍守着,雅库布伯克决意在另作新举之前先把他们制服。他自喀什噶尔调来援兵,以新的劲头加紧围攻;严密围了四十天之后,守军献城。雅库布伯克自己虽似有意对俘囚显些节制,还是有两千多中国人被屠。在这一切小事之中——它们连往昔和卓诸举所得的结果都未产生——内有不满与分裂,外有敌对。这时天边又出现了新的危险:一支巴达克山军正怀敌意进逼色勒库尔;雅库布伯克在加紧攻英吉沙尔内城的工事时虽不理它的逼近,可那堡一陷,它便又引了他的注意。喀什噶尔洋噶沙尔里的契台驻军也是这个新立之朝的一个危险之源;而它的按兵不动虽已持续很久,谁也不知它什么时候会改。中国那位指挥何以如此异常地迟钝,我们只能以他对这地方所发生之事全然不知来解释。在许多时刻,在观察这些事实的人看来,那位手下有六七千有纪律之兵的中国长官,本该能把到此为止在雅库布伯克之下或之对所战的那些杂凑之众的一切抵抗压碎。英吉沙尔驻军一被毁,雅库布伯克的前景便大为改善;而那位中国长官转取攻势的机会,也比他在英吉沙尔那样近处还有一个盟军时更少了。雅库布伯克也决意在契台人这最后的据点里把他们逼得更紧,并且在与别的对手交锋之前,先像已把吉尔吉斯人压碎那样把契台人压碎。就在这时,萨迪克伯克率一支吉尔吉斯兵又出现在喀什噶尔要对雅库布伯克;而一时之间,他这一回似要有较好的运气。可阿布都拉——雅库布伯克最被倚信、也最勇敢的副将——尽其所能聚起兵来,大胆地挡在他路上,在一场血战里击溃了萨迪克,正要把这位倒运的首领逼到逃亡或毁灭。可雅库布伯克正缺盟友与兵士,便插手进来,建议结盟而不作决死之战。受挫的萨迪克极乐意以这样有利的条件脱身,便把他的兵与他这位旧敌的兵合起来,以新的劲头去围契台人。这样宽仁地了结一桩若不及时医治本会严重起来的难处,就外交意义而言是雅库布伯克极可称道的一手。在小处,它或可与腓特烈大王在皮尔纳之举相比——他在那里得了四万萨克森兵之力。不过更可记的,或许是雅库布伯克消去巴达克山军之险的办法。巴达克山人与他们的同族阿富汗人一样,因身量较大、习性较活,可认为他项条件相同之下胜于别的亚洲之兵;所以雅库布伯克带着他那些半有纪律的部从,要制服这些新来的侵者必有些难处、也必要受相当的损失。他向他们提议;而巴达克山人见他很可能给他们刺激而有利的差事,便与他交涉起来。结果是他们投到他手下当兵;雅库布伯克第一次发觉自己统着一支由浩罕、喀什噶尔、吉尔吉斯与巴达克山所募之众组成的大军。他能把自己的事安排得这样令人满意,于他是幸事,因为东面又有新的危险在逼近。

读者或已注意到:这场战事到此为止,我们对布素鲁克汗说得极少。实在说,关于那位王公的举动几乎无可说者,因为他大体一直停在喀什噶尔,把时间消在他的后房里、或麻醉于药物之下。雅库布伯克自一开头便作为负责的首领走到前面;而随事势进展,百姓与军队渐渐把他看作他们未来的统治者。可雅库布伯克看来确是真心拥护那位和卓王公的,因为他不但几次给布素鲁克以最有益的忠告,还逼他在公事上有所作为。这样一阵阵的作为于那位柔弱的王公极不对口味,他总以更浓的兴致回到他所纵的那些不正之乐里去。雅库布伯克力图把他君主之任的责任之念灌进他心里的时机之一,便是阿勒提沙尔这次受和卓—东干势力之侵。初夏时,由阿克苏、库车与吐鲁番诸城所集、据估四万人的一支大军出现在玛喇巴什,自那里既可威胁喀什噶尔、又可护叶尔羌。若照本地的说法,雅库布伯克竭尽全力也只能把约两千五百人带上战场;可更合理的设想是:连他的吉尔吉斯、钦察与巴达克山的助兵算上,他手下的兵要多得多,或许是一万二千五百而不是两千五百。可不论两军确切人数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他在人数上大为处劣,而他军中那些杂杂的成分又极大地削了它的实力。东干军自玛喇巴什进逼英吉沙尔,雅库布伯克已把他的军队集中在那里。他把布素鲁克汗与他所能带的那些朝中随从,自都城里那份可耻的无所作为中拉了出来,去面对战场的危险与风险。两边都急于交锋,而那一战便在英吉沙尔一带打起来。雅库布伯克对他兵力所作的战术部署,是能得老练军官称许的;而他既尽了凡人所能尽之力以保那结果,便把自己与自己的事业托付给了安拉。那一战既长且战得顽强。好几个钟头里,无从说胜利的天平偏向哪一边;最后,那些打仗三心二意的吉尔吉斯兵被逐出战场,而直到那一刻还顽强守住阵地的巴达克山一部,也立刻效了这可耻之例。此时只剩雅库布伯克亲自统带的那一部,去挡一整支在战场两处都已得胜之军的扑击。这个关系到整桩事业命运的局面,本足以使最大胆的心一时绝望。可雅库布伯克已把自己束在这场努力上,以致他里头那颗受扰之心所泄露出来的,不过是寻常的情绪;他以一句「胜利是神所赐的」激他的兵把这一战打到下午。敌人见这一小撮人显出的无畏之勇而丧了胆,又在要压碎他们的努力里受了大损,到傍晚便把他削弱的兵撤走了;而雅库布伯克大胆抓住转取攻势之机,把他们乱着逐出战场,使其受相当的损失。除死伤的损失之外,还有一千多东干兵投到雅库布伯克旗下;而这位将领在他最大的一战之后的第二天,发觉自己手下的兵比战前还多。这次大捷给和卓一家添了新的光彩,也增了雅库布伯克的武名。也不该忘了:他这一回显出自己除了有几分可取的军事才具之外,还有可敬的品质。在这些战事的史册里,俘囚第一次受到了几分体恤。不知何故,这次胜利没有被追击下去;那支败了的库车军退回玛喇巴什,又守了几个月。不过这次胜利间接的结果,并不比它当下而直接的后果更不要紧。

布素鲁克汗在这一战中在场,却是最先逃走求安的人之一;而他得知最终得胜的消息时,那份满意几乎被他个人的羞恼所盖。到这件事之前,只要他能不受扰地纵其荒淫,他都甘愿让雅库布伯克去扮王;可自这日起,他受伤的虚荣里便掺进了一个想头:雅库布伯克正变得那样有权、那样得众望,或许会成为一个危险的臣下。于是这位心志薄弱的王公任凭自己成了雅库布伯克之得手在朝中或营中给他招来的每一个对手的工具,听信人带给他的关于他副将谋反的说法;而他本人最该怕的那些阴谋者,正是那些被他把自己的身与冠交在其手中的有野心的首领。库车军败后,叶尔羌当权的各派以为与他们那位得胜而有锋芒的邻人讲和才是明智;于是叶尔羌的和卓们派了一个使团到英吉沙尔,向喀什噶尔的君主表示归顺,并请他任一位布素鲁克汗与他的宰相雅库布伯克都中意的城守。值得一记的是:在他们一切的呈辞里,那位宰相的名字几乎与他主子的名字一样显眼。叶尔羌洋噶沙尔里那位东干长官,不甘在趋奉这颗正升之日上落后,立刻也向喀什噶尔送去同样的顺服之辞。

事势的经过又把我们带回喀什噶尔——中国人在那里还守着内城、挡着一切来者。可随着雅库布伯克一次次胜过他众多的对手、随着东干之势伸入准噶尔,指望几乎完全离了那些不幸的契台人——他们在这座孤堡里独自保着中国权威之名。此时墙内之叛要来助墙外之力了。内城里虽不是指挥、却是上级军官的和大赖,与雅库布伯克达成了一个安排:守军得了体面的条件,而三千契台兵献城并在喀什噶尔落户。他们须正式承认那位和卓的上统,并作一番归依伊斯兰的表白。可他们彼此之间守自家的礼仪,其实从未被人干涉;在差事上也无可抱怨。他们弃教之后被称作「洋噶穆斯林」、即「新回回」。这是最后一批向新征服者献城的契台兵;随着他们,中国权威的一切痕迹便自准噶尔与东土耳其斯坦的每一处消失了。就是在这支被久围与随之而来的匮乏逼到绝望的驻军里,也有一小部分人宁死而不受献城之辱。那位指挥长泰不肯作和大赖与雅库布伯克之间那个安排的任何一方。喀什噶尔军入城之日将近时,这位果决的安班退进自己的官署,把家人与依附之人聚到身边,用他在底下设好的地雷把他们一齐炸了。这件事所生的混乱中,敌人冲进了堡;过了几个钟头,雅库布伯克才又把他们管住。那一阵失纪之间,许多契台人被杀,不过并非未经抵抗。和大赖与将近三千人留下来,如前所述投到得胜之军里当兵。这个新的结盟又以雅库布伯克娶和大赖美貌的女儿而固结起来;他与她生了几个孩子,至今还小得不能参与公事。雅库布伯克对契台人的节制,或许可以此事来解释;而有一点是确定的:直到最后,他那位契台妻子对她丈夫都有极大的影响。

那是一八六五年九月,距他初到阿勒提沙尔九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虽做得不很快,却颇为彻底。契台人被毁、吉尔吉斯人被服、东干势力对西喀什噶尔的进逼被止住,这便是他功绩的账。几场战事与围攻都顺利收了局,又自被征服者与征服者的杂杂碎片里编成一支人数众多之军。就他个人而言,雅库布伯克也为自己揽权而在人心上作了许多预备;而那位在位之主,则以他的旷职与纵乐做得更多。布素鲁克汗可以当那典型的「无为之王」,而雅库布伯克是一位比寻常更果决坚定的「宫相」。

喀什噶尔的内城献城不久,便有使者来报:有一大队人自浩罕逼近,可他们是谁、怀什么用意而来,无人知道。那是对胡达雅尔汗谋算未成的那些人——阿里姆·库里死后,胡达雅尔又重得其权——这些人被他的军队逐出浩罕,只好到喀什噶尔避难。他们还在边上盘旋时,雅库布伯克便给他们捎去一句简短的话:「若以友来,便受欢迎;若以敌来,他已备好与他们一战。」在这番宣告到来之前,浩罕人似乎还有些犹疑不定,因为其中有些人想为自己的利益去取喀什噶尔;可雅库布伯克既给他们这样明白的一句话、而他们又更确切地得知他之得手已经稳固,便抛了迟疑,加入了喀什噶尔的联合。这期间,叶尔羌又起了新的扰乱;一八六五年后几个月里他前往那里去平乱,把布素鲁克汗也带了去。他到城下时,和卓们与东干人都赶忙表白自己极愿满他的意,可仍把他挡在门外。若不是布素鲁克汗给他们鼓气,两派大约谁也挡不住他多久。那位王公一时以来一直在他副将的铁意志之下憋着气;而此时他被人自喀什噶尔的玩乐与闲散里带出来、到叶尔羌城下去受营中生活之苦,心境极坏,便撇开一切约束,在自己营中、也在敌人营中谋算,要脱去他那位麻烦的将领。东干兵中间的那个阴谋已到了可惊的地步,一切都已备好要结束雅库布的生涯,幸而被他忠心的朋友阿布都拉发觉了。防备被采,营中之谋便有效地被破;可雅库布伯克那时还不够强,不能显出他的愤恨。这一险刚除,又来了另一险。雅库布手下那些东干兵此时与洋噶沙尔里他们的同族通起消息,定下了下面这个计以毁喀什噶尔军余下的部分:那驻军假装愿把自身与堡一并交到雅库布伯克手里;等他不疑有什么暗谋、被哄进一种假的安稳感里,他手下的东干人便可与堡里的东干人合起来,夜袭别部的兵。这个计看来颇有望。雅库布伯克被东干人友好的提议所骗,放松了防备;而在东干人该献城的前一夜,那些阴谋者自堡中开出,又照约定与别的同谋会合,袭了雅库布伯克与他身边的部从。那些半有兵器的人作了拼死的抵抗,可东干人胜了;雅库布伯克第二天极费力才在自己身边聚起几百兵。不过那里头有阿布都拉与他几位较被倚信的同伴。萨迪克伯克手下的吉尔吉斯人不可倚靠,而那位首领看来仍倾向于为自己打算。正是在他一生最危急的这个时期,雅库布伯克的手腕与决断最为显著。当他四面被敌对的派别围着、而能算得忠心的人不足五百时,他胜过了一切障碍,在那些想压碎他的人那些小小的妒忌与纷争之上立为至尊。布素鲁克汗趁这场祸事之机带着一大支兵与全部吉尔吉斯人另扎一营;而照人所说的那样,他很可能正是那次得手的东干之变的鼓动者。没有证据说他是;而我个人的看法是,那事起于东干人自己,布素鲁克汗只是为它的发生而高兴,正如他会为雅库布任何别的挫败而高兴一样。此时的局面是这样:内城里是得胜的东干人,城中他们与城民分着权;城外一处是布素鲁克汗,带着一支同情态度模糊、随时可能对雅库布伯克转为敌对的兵;另一处是雅库布伯克自己与他那单薄的部从。局面不能更无望了;而这三方若能把自己的分歧调和哪怕短短二十四小时,雅库布伯克便必定要被毁。可事实上,有雅库布伯克这样一个敌人在近旁,他们却什么也没做,容他把因过于信他回教兄弟的信义而失去的一切都挽回了。现在看他是怎样自救的。第一要做的是恢复他自己兵士的勇气与自信;而要做到那一点,须打一个必能得手的猛击。那堡无法奇袭而取,可那城既大而散,在这样的尝试上倒呈出较为招人之态。喀什噶尔军中的「缪拉」阿布都拉以最果决的无畏,强攻把它取了——尽管这一回他又没等别队到来便攻了。正如爱德华·布鲁斯——

「他素来是这样不顾死活,

可那绝命之勇常把事做成,

单凭它的放胆、它粗莽的冒险,

在审慎本会失手的地方。」

这一举结束了东干人的欢腾,逼他们认清自己所要对付的是一个何等精力骇人、何等有进取之力的敌人。可就在这时出了一桩重大的不幸,几乎把这样得来的便宜抵消了。布素鲁克汗既不能压碎雅库布伯克、又不能享他已为之作奴的那些纵乐,便决意不管出什么事,先把后者保住。于是他带着许多部从自叶尔羌逃走,退回喀什噶尔自己的宫里。他在那里不但抢了雅库布伯克的府宅,还宣布他是叛贼逆臣,并许赏给任何把他的头带来的人。另一位将领被任为统军之帅,又作了准备以防雅库布伯克来攻喀什噶尔。可幸而叶尔羌内城里的东干人并不知道喀什噶尔人这场内讧;而他们既因雅库布伯克之勇而心生赞叹,便在布素鲁克逃走后不久向他献了城。他这才能把全副注意转到他那位抗命的主上身上。如我们所说,雅库布伯克向来亲近教门;他此时要为那番极可称道的敬重得些好处了。布素鲁克汗所用来压碎雅库布伯克的头几个法子之一,是请喀什噶尔的谢赫伊斯兰宣布他那位巴图尔巴什为法外之人。这位教中长老不肯这样做,反而断言雅库布伯克于他的国、于回教世界都有大功。鼓动宗教情绪来对他这位将领的努力既已落空,布素鲁克汗只好退到那更有力、而在他手里却全无用处的刀剑之论上去。而这个场面——尽管在我们看来必定有限——也不乏别的觊觎者:萨迪克伯克不与布素鲁克汗合流,反而自己提出治这地方的名分;而库车的和卓与东干人也开始聚兵,以备可能之变。

布素鲁克汗那支出城去挡雅库布伯克入城的军队,在英吉沙尔与都城之间被阿布都拉包抄击败;而雅库布伯克以不可阻之势进逼,在喀什噶尔受到百姓与他兵士的欢呼之迎。他随即被公开拥为统治者,而他的朋友谢赫伊斯兰也批可了百姓的推选。避进洋噶沙尔的布素鲁克汗,在那里的宫中仅经极轻微的抵抗便被捕。雅库布伯克那些较为显要的对手有几个被处死,布素鲁克汗本人则被置于一种体面的拘禁之下。他仍坚持作些无用的谋算;而只要他还留在喀什噶尔,便是这个新政府无穷的麻烦之源。不过他被容留了十八个月以上;随后因被查出鼓动谋杀雅库布伯克,被放逐到西藏。他飘荡了几年,又摸到浩罕,据信至今还带着一大家人住在那里。他可算是治喀什噶尔的最后一位和卓王公;因为将来那地方无论怎样安排,几乎不可能还有人去拥护那个旧日王家的复辟。他并不是中亚专制之君中被夸大了的典型——那些人呈给我们眼前的是一长串小小的暴君与荒淫之辈,直到有几年被一位得手的军人、如这位阿塔里克加齐、或一位干练的大臣、如浩罕的穆苏尔曼·库里取而代之。

那位吉尔吉斯首领萨迪克伯克在雅库布伯克已凝成之势前并没有撑多久;库车方面的举动也停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雅库布伯克已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与叶尔羌。色勒库尔与和田也承认了他的治权;不过他对它们进一步的用兵,后文再叙。他此时觉得自己的位已稳,便容巴达克山那一支回国去,还给每个兵士一份厚礼。自那时以来,雅库布伯克看来在巴达克山一直保有几分影响,并且几次似有与阿富汗的希尔·阿里争这一省之意。他在这一方的野心从未完全显露;可有一点是确定的:希尔·阿里看他时带着几乎未加掩饰的疑忌与厌恶。

和卓布素鲁克汗被废、雅库布伯克亲揽权柄,一八六四年末所着手那桩事业的第一部分便告终了。在雅库布伯克此后对东干人与和田那些更广的用兵里,可以看出他直接范围之外的事势对这位精力十足的统治者的影响——他直到晚年才真认清俄国人之强,而直到一八七〇年固勒札被占之前,一直自信能阻住那个北方大国的进展。正是那个念头、再加上对武名与激荡的渴求,驱他去建造他所深信或可成为一个可畏而广大之国的东西。作喀什噶尔的统治者,他只能是浩罕之汗的一种藩属;作东土耳其斯坦的君主,他便可与俄国的沙皇、中国的皇帝以平等相交。这不是一个不配的野心;而一八六六年由布哈拉的埃米尔封为阿塔里克加齐、即「卫教之父」的雅库布伯克,把它所能办到的部分办到了。

第九章

与东干人之战

雅库布伯克废了布素鲁克汗、又把西喀什噶尔境内东干人与契台人的一切抵抗都压了下去之后,便有些闲暇来细察自己确切的处境。过去十二个月里那些零散之战的结果,于他自己极为满意;可这个局面能维持多久,说得最轻也是可疑的。从前的冒险之徒也曾办到他所办到的这么多,可中国人总是以新的劲头回来。雅库布伯克怎么会知道那些传言是有根据的——那些传言说:那个帝国在东干人之外的别的战场上也受了重创,就是对太平军的胜利,也不被认作足以抵过帝国别的每一方的败绩?欧洲的论者预言中国帝国的末刻正在迅速逼近;可雅库布伯克手里的消息之途远为不全,就是在喀什噶尔内城献城之时,他仍怕契台人会回来复仇。照我们如今所知,他的怕并非无根;只是他把事势提早了十年以上。雅库布伯克对自己的资力或运气并没有自信到以为自己不必去遇那把他一切前人都没掉的险;所以他头一桩事,便是把自己全部的力量聚成一团紧实之体,以备中国人到来时抵抗。可在征服阿勒提沙尔的过程中,聚在布素鲁克汗旗下那一堆不相称的杂凑之众里,那些分歧显露得那样明白,使雅库布伯克切身体会到一个分裂之民的不利。于是他决意:无论别的事他成也好、败也好,他最坚决的努力要用在把安集延人与东干人、喀什噶尔人与契台人熔成一个有凝聚、有效力的整体上。这不是一个小的志愿;可要把这样不谐的成分胶合起来,须有一种「铁与血」之策。在施行上,雅库布伯克确实没有退缩;可当他把自己所定的事办成时,他发觉代价之大,使这个国在人口与财富上都落到了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低的点上。不过在一八六六年的早些日子里,他心上还没有在后面这一点上生过疑。须记住的是——说来也怪——雅库布伯克在喀什噶尔的大得手,反而把浩罕政府的同情自他这一面移走了。这固然可以用胡达雅尔汗的憎恶来解释——他此时已稳坐在位上,对一个几次背他而去的臣下不可能怀什么友好之情;可要把这件必有更深、更非私人之由的事只归到那一种情绪上,是不可能的。在亚洲这些小小君王的历史上,每一个阶段都呈给我们这样的场面:只要他们自己中间有谁似要以兵威之得手、或以治政之惠泽把自己抬到同辈之上,便立刻有彼此的妒忌与攻讦。实在说,他们之中极少有谁显出自己具有超乎寻常的才具或勇气;可每当这样的异象真的出现,他便立刻被邻人宣布为一桩危险的新物,须加阻挠与反对。这个成例一直传到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在俄国于亚洲所打的那些长久之战里,我们从未见过有哪两个国——不论它们多么微小——联起来对那共同之敌。浩罕人从未助过布哈拉人或希瓦人,阿富汗人或喀什噶尔人也从未助过浩罕人。他们不妨说是守在场边,看着自己一个一个单独倒在俄人的威武之下;这份举动在那些还保着拳台上世传荣誉之念的人看来,或许该引起赞叹;可既然赌注是他们自己的存亡,这份举动——其所本不是什么骑士之律,而只是彼此的憎恶——究竟是不是很明智,便很可疑了。雅库布伯克要指望完成他那一统喀什噶尔之梦,先得胜过这样一些小小的妒忌。他的路上满是难处。满足于太少,他可能危及已得之物;可谋求太多,他又可能把已赢之物全部押上。在这样的境地里,最大胆的人也可能立着不定,最坚决的人也可能按兵不动,直到被事势的进展推入行动。有几个月里,雅库布伯克看来一直不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一八六五年,在他最后一次进逼叶尔羌之前,他已取了玛喇巴什、又称巴尔楚克;这样一来,他不但保住了阿克苏与叶尔羌之间的交通,也保住了阿克苏与和田之间的交通。这个位置在洋噶沙尔以东二百英里,从来极为要紧,至今仍然如此;据信雅库布伯克把它筑得极为坚固。这一得手,是他在洋噶沙尔一带大胜阿克苏与库车东干人之后留下的长久成果;它在此后的用兵中切实地护住了他的侧翼。不过要到他把注意转向南边的和田城时,这项所得之要紧才无可争辩地显出来。那时它使他能把全副心力用在把自己的治权向南伸到喀喇昆仑与昆仑诸山——那以外他可以料想不会有敌人。在和田,中国的官府被废之后,穆夫提哈比图拉被授了最高之权;在他治这城与这一区的时候,秩序看来得以维持,也没有不必要的苛索。可记得:雅库布伯克在喀什噶尔一带初获得手之后第一次到叶尔羌时,叶尔羌人承认了那位新和卓王的上统。和田的哈比图拉迅速效了他们之例;而且也没有记载说:就是在与叶尔羌交兵的过程中,这位统治者曾否认过他所入的那个安排。他固然远离当下的用兵之域,可单凭那一点,还说不清他对喀什噶尔事势之进展竟如此漠然——这是和田从前任何时候都没有表现过的。所以和田可算是对那个新立于喀什噶尔的和卓之朝格外守礼的;而当雅库布伯克推进到叶尔羌以南时,哈比图拉赶忙遣使到征服者的营中。他们受到了礼待;可雅库布伯克胸中深处,对穆夫提哈比图拉怀着一种难除的不信、或是厌恶。雅库布伯克掩着自己真实的心意,捎话去请穆夫提到他营中来。穆夫提被他使者所受的友好之待所骗,带着许多亲属与部从到了这位喀什噶尔统帅的营里。起初,据我们所闻,他们所受的每一样都是敬重与亲厚之表;他们被设宴款待,被赐以贵重的衣服;可这一切荣宠都只是那最后一道礼节的前奏。在晚宴进行之间,他们被解了兵器,被带出去处死;同时有兵自几处向城里发起攻击。就是到那时,抵抗还延续了一阵;而在一切认真的对抗都已停止之后,阿塔里克加齐那些发了狂的兵士还屠了很久。要把这一回的主责自雅库布伯克身上开脱是不可能的;他若是一位开化的欧洲将领,我们本会用上那句话:「这必永远是他生涯上的一块污点。」可把这样一句话用在这个毫无顾忌的亚洲人身上,便是讽刺到了极处——他虽不比养成他的那所学堂更坏,在德行的意义上也确实好不了多少。就事实而论,取和田、以及屠那城里手无兵器的首领,看来是既不必要、也无可辩解之举。和田在阿塔里克加齐眼中或许因几种缘故而格外要紧,他或许对哈比图拉与其部从的忠诚存疑;可据我们所知,这一举动之由渺茫到了极处,就是从政治之便的角度看也是如此。而且直到今日,这场屠戮的记忆——它就是在一个惯于以大举杀戮作取权捷径之民的眼里也属不必——仍在和田与桑珠居民的心上结着疙瘩;阿塔里克加齐在他国中最不得人望的那一部分,恰恰是依他前人之成例他下手最为席卷、因而本该最为安稳的那一部分。这是一八六七年的早些日子;此时阿塔里克加齐有了一个机会去料理他与东面邻人东干人的关系。

真正的东干运动,如上一章所说,起于中国的甘肃与陕西两省,随后几乎毫无阻碍地扩到天山之南的吐鲁番、与那山脉之北的乌鲁木齐。那火焰不久便自吐鲁番扩到喀喇沙尔、库车与阿克苏;而在这一切城里,它都因回教的浩罕人与本地移民这个新成分的出现——那些人与中国的东干人联合而动——而被煽旺。在天山之北,这场运动一时受了挫;在我们进而论雅库布伯克与东干人较早的战事之前,须对伊犁回教复兴的经过说上几句。早在一八六〇年,那一省便已生出严重的纠纷,虽然中国人在那里的位置向来比在喀什噶尔稳固。那一年有人谋算要杀中国的总督、推倒现有的政府,可被查出而落空了。伊犁看来有比南边那个国更多的生乱之由;而且这里的问题不太像是契台人与东干人之间的问题,倒更像是一边是一个叫着要工做、要减税、要给他们已做之工付钱的民,另一边是一个无从满足四面八方对它所提之求的官府。那种一个政府为钱走到山穷水尽时的最后一招——把通行的钱贬值、发行虚的纸钞——被伊犁总督采用了。这个本被期望能减轻难处的办法,只是给火上添了柴。局面渐渐到了绝境;百姓因邻国中国人的败绩而受了鼓动,把自己所提之求的数目又添了;而中国的官员在四面聚起的风暴里,看来昏了头。他们只是一套制度衰朽了的代表者——那制度在它有力的日子里有过得人普遍赞叹的根据;而使他们免受我们轻视的,只是他们还留着的那唯一一德:勇气。中国人初征服东土耳其斯坦时,自喀什噶尔迁来大批移民,安置在伊犁周围之地。这些人以塔兰奇为名;两三代之内,他们已增成一个极为众多的聚落。他们心里向来对中国人不满;可既占着极为卑下的地位,若不是征服者中间有一大部分给他们立了不服之例,他们大约从不会想到造反。中国人因财政窘困而使劳作各等人的不满到了可畏的规模、而东干人在准噶尔东部的得手又激起一种狂热之情来助长那对一个衰落的、奉佛的治权的憎恨;一到那时,塔兰奇人在自己这一面也不落后,重提他们几乎已被遗忘的积怨,与东干人结成一个攻守同盟。两方各自尽力聚起兵来;可在随后那一战里,总督那些有纪律的兵士胜过了与他们为敌的那一大群远为众多之众。不过几天之内,巴赞岱之堡落到了叛者手里;这一得手,比在野战中的败绩还有余补。伊犁本城在一八六六年一月献城,一个东干—塔兰奇政府成立了。中国总督在此期间,以点着他宫下的一堆火药,把自己、许多部从与攻者一同毁了。东干那一成分渐渐在这个国的治事上取代了塔兰奇人;而那五年的独立——它一直延到一八七一年俄国人到来——所可记的主要是些小小的不和,它们对亚洲这一部分事势的进展并无影响。与伊犁的通商衰落了;而在那几年的立国之中,又积起许多别的使俄国可以插手的正当之由。

到一八六七年开头,雅库布伯克在南与西都无被侵之虞,发觉自己已能去对付北面与东面那些虽不相连、却互为盟的东干诸国。阿克苏与库车的东干人与和卓们之敌意已经显明;人们可以推想:他们只是在等着自一八六五年那场灾难的战事里恢复过来,好再努力把那些浩罕冒险之徒逐出喀什噶尔。他们同奉一样的教义、他们都曾在相当程度上胜过中国人这一个共同之敌、而且他们各自最该怕的都是中国人回来——这些事实在东干人与阿塔里克加齐两边看来都没有多少分量。要对后者说句公道话,须记住东干人是先动手的,而他们对他的态度从未停止其不友好。可以确定:他曾几次设法与阿克苏当权的一派达成友好的安排,可他的示好被冷冷地受着;那城的和卓与东干人都不与这位新来者往来。两方彼此观望了一阵,各自等对方先动。东干人在雅库布伯克初现于喀什噶尔的日子里曾取过攻势,已尝过他兵威之重。所以当他以远为可畏而合一的阵势受他们之攻时,他们再去试一回便很不可能。实在说,只要雅库布伯克在自己的疆界之内维持秩序,他便无自东面被侵之虞;而他北面伊犁的东干人,对他这个国也未表现过什么特别的敌意。既无东干人侵犯之忧,雅库布伯克本可以颇有道理地不把与他们的关系推到极处。一个敌对之国就在他境上,固然不便;可他既处在极便防守的位置上,弃守而取攻势之不利便更为显然。有什么必要能用来说明一桩在德行的意义上几乎无可辩解、在政治的意义上又全无必要之攻呢?阿克苏之近,在战略的意义上已被玛喇巴什之在手抵有余;而随着时日流去、太平回来,自喀什噶尔到阿克苏的商路可望重新兴起。可这样的因循之策——它要忍受东干人的漠然——阿塔里克加齐是忍不下的。这些回教徒的正统并非不受疑;而在雅库布伯克这样一位虔笃而精力充沛的逊尼教徒看来,这些分歧之可恶,几乎不比他们信了一个敌对的宗教更轻。他对阿克苏那些和卓—东干的统治者发了命令式的宣告;他们既执意不从,雅库布伯克便聚兵去惩治他们。东干人的教义被指为不严合教法;逊尼教徒的宗教热忱被唤起,要使这些抗命之民承认自己所行之误。除了这样被引进这个问题里的半宗教的成分之外,雅库布伯克还提出名分之说:直到库车的这片地方是和卓诸王旧日疆土的一部分。

一八六七年春,他的军队分两路出发往阿克苏。那危险在许多个月里一直显得逼人,等它真来时,东干人看来被惊呆了。阿克苏于形势与人工都是极坚之地,可那里所遇的抵抗并不长久;雅库布伯克一路扫向库车。这里的东干人自那阵惊慌中略为回了神,作了拼死的坚守;加上自吐鲁番来到的援兵,他们呈出了相当可畏的阵势。库车当权的是和卓们;在中国人的时候,他们掌一座供奉一位回教圣者的祠;可扰乱一起,他们便离了那殿堂去议事之厅,把为圣者之灵献祷换成了那更难的差事——发令以管一个民。于他们在我们眼里的名声不幸的是,他们在屠契台人之事上尤为出力。他们那短暂的在位看来还算是有惠于人的;而在中国人被废之后、雅库布伯克来侵之前那一阵平静里,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很可记之事,便得了属民的称许与爱戴。所以在库车——离他自己的都城五百多英里,身后又是一长条敌境——雅库布伯克发觉自己所对的是东干人的全副之力。在推进到阿克苏以东之前,他已派军官回喀什噶尔去带新募之兵来;而他又用上了那个可疑的权宜之法:把许多在阿克苏俘来的东干人编进自己的军中。到了库车城下,他在援兵到来之前无力有劲头地推进围攻。雅库布伯克与他几位较为审慎的谋臣,想把这段延迟的时机用上;可东干人——不知是不愿承认自己之劣、还是不信阿塔里克加齐的诚意——拒绝进入他们所称为不必要的交涉。雅库布伯克侵了他们的领土、又并了阿克苏;他们所能应允的唯一条件便是他撤军。两边较主和、较审慎的人一切的努力都归无用;各方竭尽全力调新兵来,以决东干人与喀什噶尔人谁为上。有好几个星期,两军相对而立:一方扎在城北与城西的山上,控着自阿克苏来的大道;另一方在城郊与城本身的工事之内。东干人人数远胜;可就其主力的质地、以及兵器与军官经验上的总体效力而言,便宜完全在雅库布伯克一边。他军队的核心是阿富汗、浩罕与巴达克山之兵,都是前两年战事里的老兵。东干人则或是屠无助契台人的凶手、或是阿克苏与洋噶沙尔的逃兵。他们兵器不全、全无编制、也无称职的首领。尤其是:他们所为之战的名义渺茫,他们中间许多人心里对雅库布伯克的同情还多于对自己首领的同情。而喀什噶尔军这一边,则因一长串辉煌的战功而受着鼓舞,又热切地盼着交手,以为这是抬高自己宗教之法、又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以掠库车这样一座富城而进自己私人之利。所以援兵被热切地盼着;而有些更为激烈的人要求立刻带他们去对敌。雅库布伯克到这里还算审慎,不肯被部从的急躁逼成过早之举;而援兵比所预期的更早到来,使他不但能把兵士的激动管在应有的界内,还能比看来可能的日子更早动起手来。东干的首领们被雅库布伯克的按兵不动所骗,以为他无力推进自己所着手之事,便取了攻势,结果在几场小战里都吃了亏。东干之兵被赶进墙内,围攻以最严之势推进。库车的守军人数不足以适当地守住今日库车那绵长的郊区与广大的工事、以及古时立在这个遗址上的那些城。没过多少天,雅库布伯克便看出:防守只限在工事的一小部分,有好几处全然被弃置。于是他决意结束围攻这个迟缓的过程,以全面强攻取城。他以全部可用之兵自三面攻城;可东干人顽强抵抗,他一切正面之攻都被击退而受重损。他把攻城后方的任务交给他儿子胡达·库里伯克;而攻库车的成败,此时便全靠那一支的得手。那一支靠着大好的运气与其首领的勇猛而得了胜;而雅库布伯克这位有望的儿子——那时才二十出头一点——虽在入城后随之而来的混乱里丧了命,库车还是陷了。这场胜利所付的代价,或许不算太贵。东干之势受了一击,它的威胁从此没了螫刺;喀什噶尔也从此切实地免于东干诸城结成任何可能之盟。雅库布伯克以他素有的敏捷趁库车之胜而追击;可他的势力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让他在离自己资力之本这样远的地方作广大的用兵。而此时还有另一个缘故,一并把他的注意召回他治下的另一方:俄国人正在浩罕、以及固勒札以西维尔诺耶一区推进。

显然,审慎要求迅速回去;眼下一切更进一步的凯捷都须放下。不过在雅库布伯克回去料理他治下西部的事势之前,他还满意地收到了喀喇沙尔、吐鲁番、哈密与乌鲁木齐当权各方卑谨呈上的归顺。这场辉煌的战事之后,他自库车缓缓循原路退到阿克苏。随后他转入山中,收取了他前进时绕过的乌什吐鲁番;得了这一处之后,伊犁的东干人表示愿与这位已把他的国与他们的国直接接上的人结友好之约。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八六七年之内;虽然英国不时也得到些关于东土耳其斯坦这些变动的不确传闻,整个世上——就是俄国那个世上——对这些事势的进展仍是漠然的,而如今要追出它确切的经过已不容易。不过随着这第一场东干之战的结束、随着这个新国伸到了库车的城墙之下,俄国政府——如后面一章所要见的——便设法要对自己在征服之途上如此迅速逼近的这个新成之局,弄出些清楚的看法来。

外国对他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举动起了关切、甚且几乎成了监看,这便给雅库布伯克此前毫无约束的任性加了些限制;而库车以东直到吐鲁番那片地方,也一时免了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间所受的那样大的蹂躏。这番凯捷之行、并了阿克苏、库车、乌什吐鲁番这三座要紧之城后,他回到喀什噶尔,发觉那似要自俄国方面威胁这个国的危险已经过去,便着手把已得之物的掌握凝固起来。阿克苏与库车被筑了工事;通往浩罕与固勒札的诸隘上又修了若干小堡。凡他力所能及的防备都被采取,以保他这个小王国在外无虞;而一时之间,国内一切怨言似都被对阿塔里克加齐胜利的高声欢呼所压住。他确实办成了一桩不轻的事,也不妨带几分自得地看自己的手工。在中国之权的废墟上立起一个有力之国,又把那些躁动之族与敌对之派纳入一种可称安定的治事之制,这不是一桩小的成就;凡这上头应得的称许,雅库布伯克都有无可争辩的名分。若没有他,混乱与分裂会在东土耳其斯坦落定下来,直到俄国人或中国人来立起一个可敬的政府;若没有他,喀什噶尔会陷入一种几乎无望的失序,而俄国的凯捷会变得容易。可当雅库布伯克回来发觉自己在喀什噶尔并未受什么认真的威胁时,他为自己没有以更大的劲头推进对东干人之战而深感后悔与羞恼。他热切地盼着一个借口,好重拾他中断的对东干用兵。在这段间隙里,他在自己疆土伸入巴达克山与奇特拉尔的山地上打了一场小仗。色勒库尔自巴达克山之军为喀什噶尔效力以来,一直承认对雅库布伯克的某种服从;可到一八六八年,那个一直受阿塔里克加齐扶持的长官叛了,又在毗连的桑珠与叶尔羌各区作了几桩劫掠之事。雅库布伯克不迟延地派了一支小军去对他;靠着几尊山炮、又妥善地用上一小队精选的骑兵,以极轻的损失胜过了一切抵抗。一八六九年二月,雅库布伯克在试过几种较和缓的办法之后,正式并了这一区,又把居民迁入叶尔羌。他以吉尔吉斯游牧人与叶尔羌人重新安置了这片地方。他又一次能把注意转向东面;一八六九年,他开始了对东干人那些最后的用兵——那些用兵直到中国人重现才停下来。雅库布伯克生涯上最大的污点,便是重开对东干人之战。一八六七年他第一次颇有劲头地与东干人交手时,那桩短视之举还可以在这一点上找些借口:那时东干人未被打折,可能成为可畏的邻人。可到一八六九年,他们已被逼退到库尔勒;虽说他们是不便的邻人、劫商队、扰行人,这或许是真的,可雅库布伯克后来对他们的用兵仍难以说得过去——尤其因为那些用兵由他自己与他的副将们以格外的凶残进行。不过,不论他这股冲动多么薄弱、他对东干人这场圣战在结果上多么惨,要为对他这些麻烦邻人采取极端手段找一个似有道理的借口,倒并不难。一八六九年秋,库尔勒在他得胜的兵锋前陷落;此后他看来转向北面,进入特克斯与尤尔都斯两河之谷——那两条河发源于天山,流过准噶尔。这一动引起了俄国人的敏感,也给他们取固勒札提供了一个极简便的借口。在那个国里,东干人与塔兰奇人之间已起扰乱;若容阿塔里克加齐推进,它必轻易成为他的猎物。可俄国人已在一八七一年进了固勒札,又为自己的举动解释说:他们这样做只是为恢复秩序、并防它落入雅库布伯克之手。他们说自己只是代中国人托管,一等中国人能长久保有它,便还给它正当的主人。雅库布伯克派了一大支分队进天山之地时,他的主力正有劲头地推进对喀喇沙尔与吐鲁番之战。雅库布伯克并不总是亲自统兵,因为他那两个儿子库里伯克与哈克·库里伯克此时已渐长成;他们在几位较老的副将之助下,在几场战事里胜过了吐鲁番与哈密的东干统治者,就是天山以北乌鲁木齐与玛纳斯的王公,也无力抗他们对手的勇武与精力。这些武功的光彩,被那一区被蹂躏得尽、居民被屠戮之残忍所污;而这些举动之无谓,只要遇上一个受试之时、如中国人之来侵,便足以证明它对这些暴行的施为者将是何等致命。他们的用兵并没有什么大的停顿,一直打到一八七三年年底;而看来雅库布伯克自这些费大而又僻远的举事上并未得到任何好处。虽然乌鲁木齐与哈密的东干首领几次被阿塔里克加齐之军所败,他们的城却始终未被占;所以他们逃过了那自库车城墙一直伸到罗布泊以北之地的荒芜。奇格坦——吐鲁番与哈密之间一座小镇——是喀什噶尔军所到的最远之点。乌鲁木齐、吐鲁番与哈密的世家,在吐鲁番陷落时几乎被毁得尽;他们在自己城中的位置,被那些东干的将领与冒险之徒夺去——那些人因中国准备来侵准噶尔的传言而开始自甘肃向西退。

对东干人之战确实有一件有用之处:它使雅库布伯克能在自己旗下聚起一支众多而有纪律之军。可一旦人们知道:在被几年交兵弄穷了的各区里,掠物与赏金的指望已经减了,在他军中效力的吸引之力,在土耳其斯坦及邻国那些较为强悍的部族眼中便失了许多价值。他所维持的纪律之严,对那些惯于亚洲别的王公手下较易的差事与不受拘束之自由的游牧人与散兵,也是令人难耐的;在他治世的后几年里,逃亡甚多,募新兵入军也遇了难处。那个在他治世早年用得极为得手的老成例——引导被征服者与征服者合流——已不再可能,因为斩尽杀绝成了日常之规。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与别的部族,无法以足够之数供这个国之所需;而本该占阿塔里克加齐属民中最大一部分的东干人,则被以不分青红的严厉强压到服从。其结果其实是一种因人口实在不足而来的瘫痹;而他的兵力已被削弱到何等程度,直到那个受试之时到来才为人所知。阿富汗人、巴达克山人、尤其是印度兵士,都被以各种好处招来投效;可这些人虽构成了一个可倚信而有效力的兵的核心,其数远不足以成一支可畏之军。我们有理由从这些事实上推定:这些以毫不留情之法进行的东干之战,是雅库布伯克生涯上最大的错。就他占库车这一件而言,他至少能说自己取得了一份有价值的彩物。他已占了凡可算作喀什噶尔的每一部分;而阿克苏与库车这两座大城之在手,使他的王国得到切实的护卫,他的岁入也有望增加。他不妨正当地宣称自己在兵威上盖过了一切前人;而他若明智,本该在那时把注意转到善治其国上,并由此证明自己无论在治一个民、还是在统一支军上,都比过去任何一位和卓王公更有才具。他若能不这样不懈地推行自己对东干人难除的厌恶,本可轻易与邻人讲和,而他们所能加于他之害会小到微不足道。不过那个较为审慎之策最大的好处,要到中国人推进来惩治东干人时才看得出来。那时不单东干人会更有抗契台人之力、不单玛纳斯与乌鲁木齐会能作更坚决的防守,而且东干人还能退守吐鲁番,并把那镇周围之地、连喀喇沙尔与库尔勒一并,对金顺将军守住一段长久的时日。而资力未损的阿塔里克加齐,便能以正当的自信在他坚固的边城库车等中国人推进;且当中国人办完压碎东干人那桩难事时,他还会有一份满意:那中国的一击极可能在到他自己疆界之前便已用尽。

判人除了凭其行事之结果别无他法;而雅库布伯克对东干人不断而不必要的干涉,其结果是中国军队得以在几个月内把剩下的东干聚落消散尽,并带着得胜的全副气势去遇雅库布伯克那在人数上更弱之军。所以要把这位统治者从草率着手那些稍一斟酌便该看出不智之举的大责上开脱,是不可能的。既已追述了雅库布伯克与中国回教徒之战,是该来看他对喀什噶尔本境之治、以及这些年里在这个国别的地方所发生之事了。

第十章

雅库布伯克之治喀什噶尔

雅库布伯克之值得我们留意,主要在于他有十二年以上的时间给了中亚一大部分地方一个安定的政府;又在于:不论他的外交之策在那些紧要的时刻多么有误,他内部的治理却立在一个切实而相当公正的根基上。作为武人,他做了许多足以称许之事,在许多次打得好的战场上、在许多次拼死的交手里,证明了自己可算一个无畏而坚决的兵士;可在这项品质上,与他相等——若不是胜过他——的,是他自己的副将阿布都拉伯克,那位喀什噶尔的缪拉;而他儿子伯克巴查的若干事迹,在胆量上可与阿塔里克加齐所成之事并列,在凶残上还要超过。可在治事的才具上,雅库布伯克远胜同时之人;而他得手的功绩,其所以增色,不太在于所用之法有什么首创,而在于施行时那份独一无二的劲头与不懈。他权力的秘密,只有时时记住这一件事才能看出:他把自己立成了中亚回教的卫护者。布哈拉与阿富汗的埃米尔可以玩弄俄国人那些诱人的许诺,可以甘愿为自己世俗所有之物一时的进益而牺牲自己宗教的利益;可阿塔里克加齐——他实在当得起「卫教之父」这个名号——从未屈到这样的卑下。不论土耳其斯坦回教各民的同情与善意给这位统治者披上了多少想象中的权力,有一点无可置疑:他对俄人的态度,本足以让人断言他有比向来归之于他的还要大的权力;而这场幻觉的秘密——一种没有任何坚实根基却作出悍然强硬之姿的态度——只有记住这一点才解得开:阿塔里克加齐所力求代表的,与其说是喀什噶尔,不如说是整个中亚的回教世界。他自己处境之所迫——他征服了喀什噶尔之后发觉自己已引起俄国人的敏感——逼他四面求援,又逼他用上一切巧计去增自己的实力、或增那实力的外观,以免自己的国解散、以免臣属于沙皇。他的努力如此得手,他的举动如此敏捷、他的姿态如此无畏,使俄国人被引入一种信念——我们要着重地说,那是无根的——以为喀什噶尔会比布哈拉、浩罕或希瓦都更是一个可畏的对手。

一个立国未久却似在同辈中巍然自高的国,它内部的治理本该是一个极有意味、值得铺陈的题目;可在这个题目上,直接的证据比人所愿有的要少。就是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在他的官方报告里,也无法对雅库布伯克那套治事之制内里的运转照出人所望的那么多光。不过就现有的而言,除了俄国著者格里戈里耶夫之外,他是这个题目上唯一的根据。

先从朝中与雅库布伯克身边之人说起,有两桩不相称之事使我们惊讶。第一,这里没有什么大的贵族,实在说连他家族的依附者也没有;那些首领——不论他们是浩罕的贵人、还是吉尔吉斯或阿富汗的冒险之徒——凡证明了自己对他治权之忠、以及自己供职之能的,都被切实地用作各区的长官、或他们那位专断之主广大疆土上各堡的守将。他们按期到都城来致敬;雅库布伯克在往边境的行程中也常去看他们,亲自督看他们的事务;可在这样一个人手短缺而又极为活动的社会里,那些在才智上有天分的人太有用了,不能容他们把精力与心思耗在当宫中摆设这件事上。雅库布伯克是把自己强加在一个以漠然看他的民身上的,他只能以永不放松的劲头把自己保在位上。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一大班有效力而可倚信的属下;这些人可按其才具分为三类,即兵、治事之官与收税之官。直到他治世的最后几个月,都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他那套制度在劲头上有所衰退、或者他那称职官员的来源有限而会枯竭。不过就是在他最兴旺的那些年里,要得到足够的来源也总有难处;而在一切较低之职上,都不得不用那些心怀不满的契台人。库车与阿克苏的东干人在危急之时的可信,也不比他们奉佛的同族高多少。然而这个国那套广大的文治之役——它把百姓的教育、宗教、民间秩序与地方治理一并揽到自己手里——无论别的事怎样,总得维持其运转。一眼便可看出:当一个从未在百姓情感上得过什么深的立足之地的政府,只有有限的人口可取用时,那难处之解只是时间的问题——或是合用的脑力之源耗尽,或是一个心底不满之民的起事。谁要是不时时记住这一点,便永远不会懂得雅库布伯克之治的秘密:他作为回教徒之严守正统、以及他在境内对自己宗教之律更严的推行,只在他对外的关系上是力量的成分;在他内部的事务上,这些却把他置于一个暴君的光里,使他的百姓从未对他本人与他的治权生出过什么热忱。除了僧侣与那些较为狂热的安集延人之外,究竟还有没有什么大的宗教热忱,是可疑的;而若把喀什噶尔人整个说成狂热的回教徒,就像说布哈拉人或阿富汗人那样说法,便纯是一种幻觉。除了喀什噶尔城里没有什么贵族或富有的官员之等以外,还有另一桩怪异的不相称:一种极严的礼节,竟与衣服与仪节上极端的素朴并行而被推行。实在极少听到有哪位到喀什噶尔的行人说起朝中执事者的华丽或讲究。就是哈吉·托拉——即如今人所称的赛义德·雅库布汗——与叶尔羌长官穆罕默德·尤努斯这两位阿塔里克加齐最被倚信、最为显要的部从,也没有任何外在的徽记能把他们与朝中一大群较小的人物分别出来。有些军中之人、即卫队的军官,在他们素朴的皮制军服外面绣着一个丝做的龙头纹样;这看来是中国人去后留存下来的一个成例。不过哈吉·托拉——他近来到过我们这个国,从前又在俄国、土耳其与印度游历过——在喀什噶尔的显要之中独自把欧洲生活的一些便利与讲究引进了自己的家里。他这一例并没有被多少别人效法;而在短短一阵风气之后,他力图使之流行的那些改良便消没而不复为人所见。一个在士人之等以上的人寻常所穿,是一件在紧身衣与裤子外面披着的、像毯子一样的大袍;农人所穿与此相似,只是他的袍子通常是羊皮的。这位埃米尔本人在衣服上立了极素朴之例,而他的部从都是太熟练的朝士,不会把自己的做法与他们统治者的做法弄得不同。可他的朝廷在排场上所缺的,却以所推行那套完备的礼节、以及宫中仪节每一个细小之处所显出对统治者与对他宗教的敬重之外表,在庄重上补了回来。这位埃米尔每天在他的听事之厅公开受事,一切呈请与严厉的刑罚都在那时呈到他面前。他的「沙哈瓦尔」、即外务秘书,把最急的事务向他报告,不论那是关于他与印度或俄国、与阿富汗或东干人的关系;而恰好到了都城的各地长官也被引见,或是向统治者亲致敬意、或是呈上他们治省的报告。不过除了他几位亲属与较为亲近的同伴——如阿布都拉——之外,没有人被容许在他面前坐着。就是这些人,也不能坐在离他们君主一定距离之内。一切被容许接近他本人的属民,都须以最卑谨的样子前来,并作出最深的卑顺与臣服之表。他儿子库里伯克与属民往来时更为计较。就是他的表亲哈吉·托拉——一个以其阅历与门第本该受格外看待的人——也从不把自己与这位年少的专断之主置于平等,与他交谈时总把自己的言语与心思裹在一派卑谨恭顺的外表里。人们立刻便会推想——而就我们的消息所能据以成见者而言,这推想是对的——这一切的恐怖之治,把那个统治之家本可因其战场与庙堂上的武略才具而得到的一切好感都赶走了。在喀什噶尔,我们得到了丁尼生那句诗之真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单凭恐怖治人者,所行是大不义。」可既然它立在一套军人之制、与对属民各族最深的不信上,也很难有别的样子。

雅库布伯克的治权是怎样立起、又是怎样维持的,其最无可误认的证据,可在这一件事上见出:他的「斡耳朵」、即宫,就是一座大兵营,其内里的几重院落才是供王家起居之用。他的外屋里塞满了各式的炮,自老旧的中国伊尔吉炮直到新式的克虏伯炮与阿姆斯特朗炮;而他那队穿鲜红军服的精选炮兵,除了对外敌有认真的用兵之外,极少离开那几座主要的城。他的军需也存在喀什噶尔的洋噶沙尔;据说他在那里的工场能相当多地造出仿欧洲科学最完备之器的炮与火枪。不过须记明:我们并无他任何本地所造之器用于实战的记载;而自俄国或自我国所得的兵器之供应,则已知是被尽量用上的。除了他那些中国血统的属民天生善于仿造之外,他役中——尤其在他炮队里——还有许多在兵变之时、或自那以后逃出我国役中的印度兵。这些兵士或为士官、或居更高之阶,都极有用;与来自浩罕及附近山地部族的大批好兵相合,便给整支军队一种实在无从估价的凝聚与劲头。这支军队——这里不妨顺便一说——分成彼此大不相同的两等,除了国中一切资力都被召来参与防守的危急之时以外,各担与其自身成分一样相反的职事。这位埃米尔的军队立在他征服喀什噶尔时那一堆杂乱之众上,分为两支:「吉吉特」、即马兵,与「萨尔巴斯」、即步兵。前者是更为可畏的战士,因为是按个人的体力或技艺选出来的。「吉吉特」受过徒步与骑马两样的战法之训,所带的是一支长的单管枪与一把弯刀。他们的军服是一件实用的皮甲衣,大多是米黄之色;就一切意旨与用处而言,他们与我们的龙骑兵相当,或者与所议设的骑马步枪队还更相近。「萨尔巴斯」——炮兵也算在其中——在效力上比他们骑马的同伴参差得多;不过他也经过了些正规的操练与训练,并住在营房里。他是一个正规之兵,在一定的限度内可倚以守国。至于人数,这个国役中究竟有多少「吉吉特」与「萨尔巴斯」,是无从准确说出的;若在几个月前,人们会把它定到高至五六万,甚或还要更高;如今我们在这个题目上明白些了,却又走到了尺度的另一端。不过可能的情形是:雅库布伯克军中从未有过两万完全可倚信之兵;而在东干之战结束以后,那数目的一半更能准确代表他「吉吉特」与「萨尔巴斯」的兵力。但除了这或多或少有效力的主体之外,还有一班名目不清的随从:契台人、东干人、半野的吉尔吉斯人,以及多兰人这样粗野而卑下的野人;就人数而言,他们本会呈出极为可畏的阵势。契台人须当即自估算中划去,因为他们从不被容许离叶尔羌与喀什噶尔的近处,在那里自居一处,被用作军中的仆役、哨兵、以及军中工场与作坊里的工匠。那些在不同时期投入喀什噶尔役中的东干人,对这个国之忠诚远不止可疑;而且他们的勇气也那样可疑,以至算不上什么要紧的助力。就是彼此相比,这些人的效力也各有不同:在雅库布伯克生涯较早一段里投他的东干人,看来是其中最好的;在阿克苏与库车陷落后投他的,效力较低而忠诚更为含混;而住在自库尔勒到吐鲁番与玛纳斯那一带的,则全无效力,无论在什么程度上都不可倚信。吉尔吉斯与钦察的游牧人,与其说是敌人之所惧,不如说是友人之祸源。所以雅库布伯克所能调用、以保自己的朝不受和卓与东干人谋算、又以守一条漫长而易受攻之边以对许多强大而有野心的邻人的兵力,极为有限。他若想单凭自己之力去横在俄国的路上,是荒唐的;要说句公道话,他从未自欺以为自己能做到。他看来所求的全部,只是对他们任何侵他领土之举抵抗到底,宁死而不降。他的正规之兵人数虽有限,看来却完全有名分被置于亚洲兵士中的高位。他们确实不如锡克兵或廓尔喀兵那样可畏,大约也不如阿富汗兵;可除了人数以外,他们远胜布哈拉的埃米尔或浩罕之汗所能摆上战线的任何兵力。而把他们编成,这份功劳单属雅库布伯克。

雅库布伯克那套治事之制简单到了极处。每一区任一位「达德瓦」、即长官,他省内一切事务的最高之权都归在他手里。可他并不是一个能任意施暴而不负责的大臣。在小处施暴的,他们中间无疑有许多;可既然属民之命只能由统治者本人下令才能取去,一个毫无顾忌的方伯手里最有力的那件兵器便被除掉了。

而且他须按定期前往喀什噶尔,报告他省内的要事;在这样的时候,那些载着对达德瓦指控的呈请便正式在统治者面前被审议。有人会说这番过场是一出滑稽戏;而一位受眷顾的方伯大约确能把任何寻常的品行之控当笑话看。可那是例外的情形。许多达德瓦因不法之行而被降了官阶;有几个——如雅库布伯克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则因在职上无能而被免。而且与达德瓦并行而治的,还有「卡孜」、即法官;他在官阶上固然不与方伯相当,可在一切关于罪行的法律裁断上仍被授以完全之权。给法律之官这样的显位,于民心有好的效果;因为卡孜照常例固然不敢违达德瓦之意,法律为至上这个效果却也没减去多少。有人自然会问:那法律又是什么?与每一个别的回教之国的法律完全一样,只有几处可追到中国人影响的新改。教法,即一切逊尼之国所遵的先知圣典,被雅库布伯克以格外的严厉推行;而在其施行上,不容任何怜悯之念去缓和它条规的苛刻。女子所犯之罪,比男子犯同样之罪受更重的加刑;而寻常的刑罚——鞭、断肢与拷讯——都可由达德瓦下令施行。只有死罪的裁断须归于君主。贼、乞人与在禁时游荡街上的无业之人,当即被锁起,带到卡孜面前;卡孜或予告戒、或若被控者从前犯过便予鞭打。对官员滥权的另一道约束,可在下面这条规矩里见到。凡一桩要受比「迪拉」——一条装在木柄上的皮带——二十重击更重之罚的控案,须由每一官阶的一位官员审过;所以卡孜把犯人连自己的断语一并递给穆夫提,穆夫提递给阿里木,阿里木递给达德瓦。这些官员中若有谁不同意其属下的断语,而那事又无从以互让调停,便或是呈给君主裁决、或是容它搁下不办。达德瓦还须亲临自己辖内每一次行刑,并为任何误判直接对埃米尔负责。「卡孜·赖斯」、即总法官,有权自行裁断一切较小之事——例如他巡街时若遇一名未遮面的妇人,便可令以「迪拉」打她若干下;或若查得有人卖掺假的食物、或用轻秤,便可没其货物、或另以别法罚之,此外还加若干下鞭打。他与他的随员在逼那些在集市上闲荡的人于礼拜时到清真寺去这件事上,格外出力而热心;这位赖斯行使他那点小小的权力以为百姓之好,样子极为家长式而带着官威。就是他这份专断也有些约束,因为他无权为一桩过失施行超过四十下「迪拉」。与司法之行密切相连的是巡捕之制,它以错综的支脉渗透了社会的每一部分。我们虽对那套法典——它在一定的限度内被治理得极好,使阿塔里克加齐治下各处都有一种粗略的公道——怀着赞叹,可巡捕之法与纪律作为一种惊人的治事才具的证据,更有名分得我们的好评。在他的法典上,雅库布伯克只是采用了可兰经加于一切真信者的那些律法,作为立法之人他并无首创的名分。可作为一个把凡一个毫无顾忌的君主所能支使的防乱之法都采用了的统治者——那些法子在富歇与第二帝国之下被做到了那样完备的地步——雅库布伯克有理由被置于此类君主的最高一等里。而且在这一项成就上他并非抄袭之人;既然他必定不知道欧洲存在着类似的章规,便须许他有首创一套几乎找不出一处破绽的巡捕之制的功劳。在中国,确实一向有些同类的东西;而在皇帝把权杖握得紧、把自己的个人之意在治事上显出来的那些时期里,巡捕是权力最为活跃的工具之一。可就是在那个帝国里,也没有记载说他们曾对百姓的举动与心思取得过近十年里喀什噶尔那样完全的控制。看来后者唯一的胜处正在于制度之优;因为中国那「东干」、即巡捕,就一人一人相比,比雅库布伯克那些喀什噶尔的以及别的捕役要高一等。总之,这一班人之存在,全部的功劳属于那位统治者。

现在不妨把这一要紧之班略述一番。它分为彼此全然分别、互不相涉的两大部:暗的与市的。那「暗」的一部并不像我们的暗捕那样是一个看得出来的侦者之等,与市捕合作而把查出罪行与阴谋的事交给它。宽泛地说,它可说是由社会的每一个人组成的,因为人人都愿在当权者那里站得好,而达到这个目的最便当的法子,便是把一切私下的消息都供其支使。可明显的是:就是在喀什噶尔这样一个权力不负责的国里,这样明白地鼓励人去编造对邻人的诬词,也只能以无益的讼争与混乱收场。属民那过于热心的想象力确实有一道约束;虽然这个题目上的证据不多,那约束看来是两重的。第一,诬人者要担极严之罚的风险,尤其若被诬之人是圣者之裔、或任着什么官职。这便对过于草率的指控起了约束之效,尤其当人们知道:这种差事的赏赐极少迅速到手,而且几乎从未合过告发者的期望。可这道约束——它看来是雅库布伯克在权之初几年里唯一采用的——随着他的权力凝固起来,便被觉得不足了。暗捕于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编起来了;也就是说,他们已自成一班,入其中者须经达德瓦或赖斯批可。不过他们身份的秘密守得极好,其中极少有谁为百姓所普遍知道。疑猜在社会各等中间广布;而斡耳朵里的长官、或他审事之厅上的赖斯、或他棚里的店家、或他屋中的匠人,都从未觉得安稳——他从不敢确定他的邻人、他正与之作最友好之谈的那个人,不是在剖他的话以查其中有无逆意。这一可畏之班的人,总被派在外国使者或商人的随员之中;而他们在那一行人后面之在场,总能切实地封住居民之口,或只引他们开口作些假的、或自相矛盾的答话。

无可疑的是:这套暗中的编制在他治世的后几年里被做到了极完备的地步,给了雅库布伯克在权之掌握一种他一切前人都没有的一贯与坚实。在离开这一部分之前,不妨最后指出:这支侦者之力只在查出国中安集延人或东干人之间将要发生之事上有用,而要以力镇压民情的任何爆发,它是无能的。它的人只是细作;而当它的人普遍为人所知时,它作为一班人的价值便消失了。不断更换、不断引进新人,是保住这一大班人——里面连女子也有——匿迹的唯一有效之法;这些人只与当地的长官或法官保着官面的通联。

市捕又分为城内与城外两部,与我们刚才试着描述的那一班渺茫之人恰成对照。他们的职事是人所知、人可辨的。他们是把卡孜之令付诸施行的执事之人,并像我们自己的巡捕那样维持街上与集市上的秩序。「库尔巴什」是这一班之首,他的属下称作「塔尔扎格奇」。他们穿分别的制服,营房旁附有操练之地——不过他们并非都被逼住在里面。他们的规矩根本上是军人式的,对一切作恶之人与欲叛之人呈出一道有力的前阵。随卡孜·赖斯每日巡街与巡集市的便是他们;而寻常的刑罚,也是自他们的器具「迪拉」上受的。他们主要的职事看来是在夜间维持镇上的秩序,因为在白天我们只听到其中有几个被派去随侍达德瓦与卡孜。一到日落,他们真正的要紧便更显出来;因为他们不但被派驻在城中一切大道、广场与别的空处,而且直到日出之前,整夜还有巡队按短的间隔巡遍镇上一切主要的坊区。这些时辰里授在他们手上的权力极大,任何外人在禁时之后出门都是危险的。一切在日落后被发觉在街上的人都被捕起拘留到早上;到早上若能把自己交代得令人满意,便被放掉,并被告戒此后不要守这样不成体统的时辰。可他们若说不清自己的事,便再加一段囚禁;而此后一个外人要完全得回自由,还要费些时日与难处。城外的巡捕所尽之职大致相同;一切乡路上整夜有巡队来回,岔路上则设哨。与镇上一样,一切行人除了持有通行凭照的之外,都被拘起,到早上再细查其事。而「贼、乞人与游荡之人」则由当地的治事之官随意惩治。那些治游荡的律法被推行之严,也与伊丽莎白女王时在我国一样;而在干涉属民心思与举动这种普遍的方式上,喀什噶尔的政府已达到一种可与宗教裁判所并列的精到之境。不过秩序总是有的。没有骚乱来扰公众之安的和谐;在一个外来的观察者眼里——尤其在一个来自以秩序为最可求之物的国的人眼里——阿塔里克加齐的政府似是一个亚洲之国的完美之形,而那秩序又成了把一切别的德行都归到它创立者身上的理由。

不过持有通行凭照的行人,便被许以通行之便,若他们愿意,还可在不那么有特许的凡人所被禁的时辰里继续赶路。每一座主要的镇上都有发这种行旅之凭的衙署。那些把财产之类留在后面作为长久归来之保的人,要达成行旅之愿,路上并不被设多少阻碍;可极少有谁若没有这些身外之资,会被许走到邻区之外。实在说,无论在什么情形下,要得到去浩罕或布哈拉以外别国的许可都是难事,只在最例外的情形下才被给与。可看来也有人以假装宗教热忱来避开这条规矩,因为谢赫伊斯兰有权发出离国去朝「圣」城布哈拉、或去麦加朝觐的凭照。那些凭照本身文辞简单,只写明行人的姓名住处、他事务的性质与他要去的地方。既得了达德瓦的允准、又有卡孜之权作保,要领到那必需的一纸便无难处。违犯这项许可——离开太久、或往某个被禁的方向去——初犯以罚金论;可若再犯,刑罚便重起来。这些公众之安的卫护者是怎样、又以何资得酬的,若能知道必有意味;可在这一点上可信的消息甚少。不过我们知道有一项税是专供城内巡捕之用的;至于城外那些人是自哪一宗款项得酬,我们则无根据作任何断言。一项按周所征之税取自一切店主与棚主,以充付给他们卫护者之用;可人们不以为这一项能到足够维持那几座较要紧之城里那一大班人的数目。差额大约是自国库中以司法这一门目支出的。由此推断,我们若设想农人与乡居之人身上也征着类似一税以养城外的巡捕,便不会大错;而既然在乡下暗捕所需的支出比城里少,那项税或许比在叶尔羌与喀什噶尔更能近于抵上全部之费。巡捕的监看、与那套凡遇有借口可施此极端之法时便随意动用的军人恐怖之治,并非没有在喀什噶尔人的日常生活上、在属民各族的面容与情绪上留下它们存在与影响的痕迹。从前住着一个心地轻快而快乐之族的地方,如今似有一层永不会去的阴郁落在这片地的面上;无论安稳之保、还是统治者对通商那时有时无的鼓励,都去不了那落在这个民的精力与快乐上的枯萎。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以可悯之辞这样说道:「中国人治的时候什么都有;现在什么都没有。」说这句话的人并不是商人——商人因通商衰落而沮丧本是可以料到的——而是一位武人、一位首领的儿子与继承人。若雅库布伯克那套军人之制在他眼里已是不如意而难耐的,那在那些以商贩交易为鼻中之气的较为安静的属民看来,又该是什么样子?一套完备的巡捕之制,再被一大笔细作与告密者的费用沉沉地压着,它一切的好处与个人行动与进取被加上镣铐所致之损相比,似都成了无有。单就其本身而论,喀什噶尔的巡捕编制或许是雅库布伯克所成最完美的一套设计;而他那一班细作,在效力上可与任何君主所曾成就者并列。可作为对他实力长久的增益,则可以怀疑:他用后者究竟是不是真保住了他的治权;而他编成前者,所得究竟是不是比一班受过训练、可倚信而有勇气之人的效力多出许多。东干之战断了与东面一切的交通,加上给本地喀什噶尔人的自由又那样有限,这些对通商所加的限制,对一切商贩的冒险都最起阻却之效;而仍与东土耳其斯坦来往的通商,大部分便落到了北面浩罕人或俄国人、与南面克什米尔人或旁遮普人的手里。

若单以数额而论,阿塔里克加齐之国与外国所行的通商,以与俄国及其属地的为最大;可若细查这件事,我们便见出结果于我们自己还要略为满意些。经列城与和田、桑珠之间直接所行的通商在稳步增加,而俄国经浩罕的通商则有一阵一直停着,若不是还减了。而且俄国通商中有许多还该记在我国账上,因为在喀什噶尔的市上,俄国的外皮下面常可发现英国的内里;在一些自莫斯科或下诺夫哥罗德来的艳丽夺目的包皮底下,便查出了曼彻斯特与利物浦著名制造者的印记。此外,近来的查究已证明:自信德的希卡尔普尔、经波兰隘出口的货物中有一些,正经由中间那些山地各区,流进了已故的喀什噶尔埃米尔殿下的疆土。雅库布伯克也并没有全然不顾一切引商人入他国中的办法;实在说,他主要所不乐的看来并不是商人入他的国,而是他们离开他的国。各主要之镇都建了商栈,以供那些或在他境内暂住的商人之用;而专为浩罕商人所建的安集延商栈,是喀什噶尔城里最大、最惹眼的建筑之一。雅库布伯克甚至派了许多老契台人、即「新回回」去照看那商栈与住栈之人——那些人在城中普遍被用作家仆。等我们讲到雅库布伯克与英国及俄国的关系时,再详说那几次批准的通商条约之细目;那些条约名义上的用意是促进通商与别样的友好往来。

我们如今已论过雅库布伯克的军队、巡捕、司法之行与朝廷;所余须论的主要题目,只有这位埃米尔所采的财赋之则。要使任何一国——就是一个亚洲之国——保在能守其独立的合宜之境,须有安定的岁入;而雅库布伯克所处的气氛几乎是不断的战事,他有几次为钱所迫之状,是我们难以设想的。他的用兵因缺军资而萎顿;据可信的根据,我们得知他许多兵士只自掠吐鲁番与别处所得的赃物里得过酬。只要他寻常的支出上还加着非常的战费,他便无法使收支相抵。对东干人的交兵一停、通商因之部分复兴,他财赋之事便呈出较明的气象;而他治世最后几年里,他的岁入或许有了余。可要得到这份于每一个窘迫的君主都最可喜之成,雅库布伯克须用上许多奇异的权宜之法,还须显出许多耐心与能忍;而在胜过那些小的障碍与细末之事上,他证明自己是一个才具过于常人的人,不逊于他从前以巧妙摆弄军队与谋算之徒所证明的。在这里他又建起了一套与中国人传给他的截然分别的东西。比较地说,中国人对阿塔里克加齐算是富的;他们单在货物上收取不重的税,便得到几乎足够抵上他们治事全部之费的款。雅库布伯克并没有这样确定的岁入之源;他须自一个已被弄穷、又只征服了一半的国里,筹出几乎与中国人所需一样大的一笔。他做到了这一点,仍是他作为财赋之臣的本事的主要证据,也是我们以赞叹看这位不寻常的统治者的又一个理由。我们尽可确信:我们若能细追他财赋上的努力、与那无数归于无成的筹画,便会被揭开近世亚洲最有益、最有意味的叙述之一。可在喀什噶尔以外并无这样查究所需的材料——若那里有的话;我们只能尽力循着手头这些根据所照之光去追事势之线。在朝中与个人的用度上,他立了一个就是在今日也值得亚洲别的统治者效法之例;而严格的节省、与对那些加在一起便使任何一国在余与亏之间全然不同的小数目的督看,便是他行事的两条指导之则。喀什噶尔的耕作或许极为落后,而多年的扰动与战事无疑也把它在兴旺与开化之列里拖了回去;可阿塔里克加齐确信那位拉丁哲人之言为真:「节俭是极大的岁入。」须记住的是:雅库布伯克给自己所定要办成的事,与中国人所定的不同。中国人的念头,与其说是开拓他们的帝国——虽然中国人向来有对小邻人逞强之倾向——不如说是取得一片能弄成有进益之物的疆土;正如盎格鲁撒克逊征服的先驱为求财富与冒险而在全球每一方留下自己的印记那样,中国人也以一种似不可阻的冲动散布到亚洲这片大陆上。他们这样做时,所受的驱动既有兵威之名的渴求,也一样有可能之利的算计。乾隆皇帝本人为戈壁以外的凯捷而自得;可他的副将与方伯所求的是更为计利之物,若不是永久征服土耳其斯坦所举出的那份黄金般的许诺,他们本会劝他们的主上把努力转到某桩更有进益的举事上去。中国人取得喀什噶尔之后,极为明达,不肯以一套有组织的掠夺之制把它的资力耗尽;于是他们——就算主要是为自己个人之显贵吧——把心力用在以前一章已详述的办法开发它天然的财富上。有三代之久,官员们因这属地之兴旺而富起来;同样的时期里,百姓自己也兴旺得不差多少。中国人以与他们在西藏掌权所凭完全相同的原则去治喀什噶尔,所担的责任不轻;可因了惊人的不懈与善于料理,他们胜过了每一样难处。为国用与地方之用所筹的岁入极大,它足以在许多年里保住好的秩序,又在每一方面给这个国添了长久的改良。中国人自愿所担之事,远比雅库布伯克发觉自己须办的更为繁重;可他们来办这事时有许多他所缺的便宜。他们有一支众多而忠诚之军;他有的只是一班不定之众,一有败象便可能奔逃或背叛。他们背后有一个伟大而强盛帝国的资力;他除了自己的精力与决心一无所有。而尤其是:他们有一份增其实力、使其举事便当的声名;而他则被看作一个单纯的军人冒险之徒,受着东干人与和卓一样的轻视。事情本身的性质使中国人把大部分心力转向通商;而雅库布伯克多年里唯一的念头,是把自己的兵力凝固起来、立成一支众多的常备之军。所以有许多年里,雅库布伯克只在操练兵士与购置兵器上花钱。偶尔当有什么危险似在威胁他——不论来自俄国、阿富汗还是东干人——他便会把相当大的款项用在受威胁那一线上筑堡。可他主要的支出限在他的军队、与以他的巡捕之制维持他的朝这两项上。司法之行需用一定之款,而教门为其供养也分到了现成好处中相当的一份。显然的是:他的支出若在我们眼里不算很大,却会使一个并不很兴旺的百万之民大为吃力。过去财富主要之源向来是与中国的通商;那一项既断,与俄国及印度往来的那点微增并不足以相抵。实在说,这个国极穷,又没有契台人那份巧思与通商之本能。在布素鲁克汗之下交兵的日子里,取得必需岁入的唯一办法,是在已占的那部分疆土上掠夺与强征。到喀什噶尔西部被平定时,雅库布伯克发觉自己库里一无所有,而要填满它又没有什么便当之法呈在他眼前。在这窘境里他用了一个权宜之法——那法子若不算很新,至少是极有效的。他向忠顺的属民发了一道告示,大意是:他作为征服者是全国土地之主;可他愿意——用「急于」二字还更确些——以廉价把它卖给他们。不过他把中国的王与安班旧日的产业自此中除出,把他们广大的田庄分给他较为显要的部从;那些人则回以承认自己有服军役之责。这套制度与旧日封建之制一模一样,雅库布伯克便被授以中世封建之主的一切权利与威权。教门因助这位新统治者而得到的大笔赏赐,使这个相似更进一层。过去用以供养寺庙与经学之舍的旧日岁入——那些在争土耳其斯坦之战那段扰乱时期里已经失落——被恢复了,还添了新的产业,以显这位君主之宽与他对穆罕默德之教的崇敬。他的老友谢赫伊斯兰还要更幸运,有一片大的庄业被划出专供他享用。而且看来回教的僧侣并没有滥用他们这样得到的新权与新利;因为在喀什噶尔的劳作者中间,没有谁比他们在教育百姓、在把自己的影响伸到百姓心上——既为其宗教之益、也为阿塔里克加齐之权之安——这些事上更出力。可有一方面——其要紧无从夸大——雅库布伯克那番要立起一个以已受之恩与未来之恩系于他的强有力的军人之等的努力,是归于无成的;因为除了极少的例外,他的部从不肯去担当地主这个新的行当。他们不把心力用在农事与别样乡间经营所生的问题上,反把自己全部的产业转租给安集延的移民,自己住在城中的「斡耳朵」里,或耽于淫乐、或全然懈惰。就是阿布都拉伯克这样出众的武人——照为他颂扬者所夸的,他杀过一万二千人以上——在交兵停止之后也染了那普遍的柔靡;而在役中较低之阶里,这种精力上的败坏还要更为明显。他早年那些扶持者精神上的这个变化,连同别的缘由,逼得雅库布伯克更须倚仗安集延的商人与店家,也促成他在当权的后几年里对外来通商采了较为有利的看法。

他卖地所当即得到的那笔钱,使他能着手那些对东干人之战——那些战事给他的疆土之广与他地位之责添了那么多。实在说,自那办法初次推行之后又有几年,它一直给这个国的库里带来一定的收数。可就是这个来源也是一时的;以此法、以及以掠叶尔羌、喀什噶尔、和田与别处之赃所得的款,并不足以抵上编成一支大军所致的支出。这两样做法都不能算作取得岁入的长久之法;因为前者几乎不容再行一次,后者又很快自行耗尽。所以等他的治权稍稍安定下来、这些筹钱之法——连那更可责的劫掠外国商人之习一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过时之事,阿塔里克加齐便须把他财赋的安排放在一个较为切实而体面的根基上。他虽如前所列那样比中国人有些不利,却也有一个大的便宜胜过他们:他所求的目标比把喀什噶尔复到它原先的安乐容易办成;而在他的度支上,他只须稳稳看住这一点:要养多少「吉吉特」、要在他饷册上养多少巡捕,还要在库里留一点小的余以备任何不测之急。他把道路丢给它们自己;国中各处极缺的水利之工,须留给他的后人;一切改善百姓之议,都被搁起以待更合宜的时机。可若干千「吉吉特」须在行伍之中;若干新的炮与弹药须置入军械之库;还须以好的饷引若干冒险之徒入军当士官,以使行伍之兵操得精熟。他地位的必需本身便逼雅库布伯克作这一切军事的准备;可所费极大,而这样加在统治者与百姓身上的牺牲也是可怕的吃力。近来之事使我们倾向于相信:一套较不活跃的军事与外交之策、一套较为和平而重内的策,本会比他所用的那份略带炫示的军容给阿塔里克加齐的治权添上更多实力。不论如何,雅库布伯克在一八六七年立了两项税,可算代表他在权时期收数的两大类。第一项是对全国一切谷物所出之物的什一之税,这税名为「乌什尔」。第二项名为「扎卡特」,是对一切入喀什噶尔的货物所征的关税。「乌什尔」在一切土地上都须缴,只有教门所占之地、与那些以军役代别样缴纳之人所占之地除外;就是自贵人之等租地的人,也须向统治者交出十分之一。由此看来,免于公民寻常之责者,与其说是土地,不如说是它法上的占有者。王家之地全被安集延商人取得、而他较为近身的部从因这些人的精力而渐被挤去这一险,雅库布伯克并非看不出;于是他采了办法,不许他的贵人不经他允准卖地。「乌什尔」的收数极为可观,有多年是他岁入的主要来源。我们对喀什噶尔地价大略的高下略有所知。那里为卖地、因而也为征税所用的量地之法颇为特别。它不是按什么定下的大小来算,严格说来也不是按它所产之物的多少来算,而是按在那地上所种麦子的多少定率。平均之率大约是:种二十磅麦的那么多地值一镑。承种之人如前所述,缴了官家之赋,又把净产的四分之三交给地主作租,自己那一份只得剩下的四分之一。在这样的制度下,除了极大的承种人之外,只有在极丰之年才挣得出足以过得去的生计。在歉年里,地主或许只好以较小的一份自满——若他没有被劝得在那段惨淡的时节里全然放弃自己的索取。可那些受托征这项税的包税之人,既急于致富,也一样急于在当局那里博一个报上去的册子里没有欠户的好名。那些不幸的人完全任其摆布,既无法查明所索之数是否准确,也无法抗税吏那些苛索之求。他们若缴得出,便不发一声怨言地缴了所索之数,或许连自己正受着欺也并未疑到;而既然他们的赋须立缴、须在自产物总数里先取出任何别物之前应索而缴,阿塔里克加齐便按时得了他那一份,他的税吏则把多出来的款塞进自己腰包以自快。已知在许多情形里,官员所索之数超出法定之求三倍。这样一套制度于统治者之害,不比它于百姓之毁更轻。单在一项税上,自百姓身上榨出来给官员之利的款,竟比为国之所需所输的还多,这显出君主一面的督看极为松懈,也是一件有力的证据,说明雅库布伯克在许多方面是一堆矛盾的混合。我们很难使自己相信他知道这些事;可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除「乌什尔」之外,还有另一项对本地所出之物的税,即「塔纳比」、也就是对种菜或种果之地的税。顺便一说,「塔纳布」是一个四十七码的长度之量,而一「塔纳比」便是一块四十七码见方的地。在这样大小的种菜或种果之地上,征一小税。这项税比任何别的税更随区的性质、与那一年收成的好坏而变。就是在最不出名的区里,它也极少低于一「塔纳比」一先令;而在有些地方,丰年里则是五先令、甚或更多。可在这里中间人又插手进来,看出有多少可得的可能便榨多少。这项税无疑本该收出一大笔款,因为地里辟作果园菜园的部分比种庄稼的还多;可不知是它更难征、还是自纳税之人到国库之间的途中有更多的中饱,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听到这项税的,远比人所会设想的要少。所以对本地所出之物的两大税,便是谷之赋与果之赋。那税率本身并不过重,任何一处之民都能缴而不致窘迫。官员的贪婪究竟把这两项税的条件弄得更繁重到什么地步,是不确定的;不过就是照最有利的设想,百姓所被榨之数也不算小。于统治者更为要紧的问题是:这在他与属民的关系上于他自己的地位有什么影响?雅库布伯克在喀什噶尔人眼里,是不是因这些重敛而成了一个苛索而压迫的暴君?

在这一点上无从以任何确定的程度说话;可要料想情形正是如此,也只是自然之事。没有一个耕地之人会对一位君主心存感激——那君主要他在自己所收之物还一文未用、就是用以缴租也未用之前,便先交出其中几乎三分之一。雅库布伯克未必赞成这样大的利归他的官员;可他在早年容下了小的苛索,等那恶已到了那样可惊的规模时,便发觉自己无力去着手对付它了。要信他对自己眼皮底下所发生之事一直不知,是不可能的;而说他分享了他收税之人之利,这项指控也有些显然的根据。我们极不愿承认这样一项控的准确;可它那一面的理据又太有似然之处,不容我们很自信地去否认它。他若对一件正在使他失去属民同情的事一直不知,那便于他暗捕的效力不是什么好话了。

和田的金矿在那城于一八六八年陷落之后被开采,至今仍有出产。那里一年里出多少这贵重之金,并无消息;不过可能的情形是,并不很多。阿克苏与库车附近的煤矿已不再被使用,只有少数人还用;而那一区的铜矿自中国人去后,也只被极为局部地探过。从前自阿克苏与和田大量运来的玉,在喀什噶尔各处仍可见到;虽然可能的情形是它至今还几乎全来自那两座城,喀什噶尔人自己讲起它的产地来却是迟疑其辞。一位到喀什噶尔的客人在巡集市时,很快便发觉百姓的舌头被他随员中好几个暗捕之在场绑住了——那些人是特意被派来防那费林吉在百姓的情形、或这个国的资力上得到任何麻烦的消息的。有一个显著的例子,给他显出了这些秩序的卫护者对最琐细之事所付的紧密注意。那位行人在一个摊上问:玉——那是该商人主要的货物——是自哪里来的,得到的答话是:阿克苏。他走到街上另一家店里重问这话,得到的告语是它自浩罕运来。可那位行人说:你的邻人告诉我它来自阿克苏。那店家被这句突兀之言弄得措手不及,慌乱起来,承认它来自阿克苏。随后他被那官员一眼警告,便又重说他原先那句:它来自浩罕。这一切荒唐的推脱、这番要在外人眼里撒灰的意图,其用处是无从查出的;因为玉究竟来自阿克苏还是浩罕,关系甚小,只要我们知道它不论粗料还是琢成之物,在喀什噶尔各城里都是一项要紧的货物便够了。

那关税、即「扎卡特」,是教法所准的,在一切通入这个国的各路边哨上征收。直到与大不列颠及俄国的条约被批准之时,它的章规都渺茫而伸缩到了极处。实在说,在那些事之前,任何一位胆大到敢闯入喀什噶尔的商人,若能逃掉他冒失之罚,便该算自己有运气;因为他的行李一定逃不掉,必被没作埃米尔殿下特别的好处。晚至一八六九年,俄国商人还被劫去行李、本人也受虐待;而俄国政府要为加在自己一名属民身上的损伤与损失得到任何满意,也只能在多年交涉之后。而且这位阿塔里克加齐是怎样把他所允为那商人所受之损所付的款送去的呢?——竟是用一种贬值的中国钱,那是他在喀什噶尔一座废庙里找到的一大批钱中的一部分!在此之前,一切对外通商都是与浩罕、布哈拉、阿富汗与巴达克山所行的,「扎卡特」的收数极为微小,除掉劫一个自塔什干或自列城来的商人这样的意外之财不算。可随着北面俄国人、与南面英属本地商人持续的努力要穿透那遮着东土耳其斯坦的幽暗,雅库布伯克要再长久保住他那样妒守的匿迹便不可能了。或许,自「扎卡特」上取得一份能平去他许多难处的进项这个前景,在他与开化的帝国直接相接时对他的心也不无影响。他的期望过于乐观;而在他生命最后的十二个月里,他看来又一次对与邻人通商的利与不利漠然起来。实在说,当他把自己的关税放在一个公道的基准上时,他发觉要把自己所放弃的那些过度苛索补回来,须许多年。那些最先试着与喀什噶尔往来的商人,很快便因路上的险、以及在一个财富与人口被夸大了十倍之国里厚利之通商的开口之小而气沮。在一个主要之镇上最富的商人也只有八千镑本钱的国里,财运上指望不了多少;而虽然一切货物法定之赋被定为值百抽二有半,人们很快便发觉:若那位统治者恰好缺现钱,他是不会顾忌自外人身上取其所能取的。于统治者、于外国商人,这个新的安排里都含着不合口味之物。前者看出自己放弃了一些他帝王的权利,而所得的钱又补不回来;后者则知道那条约之款并不能免他去缴超额之费。

「扎卡特」远没有显出人所期望的增长之态,反倒更像是要停着、若不是要减;而外国商人则得了统治者一些关于保其人身、并助其售货的许诺。他对关税停滞的不满,很快便以苛索超额之赋显出来——有时加在英国商人身上、有时加在俄国商人身上,而更多的时候加在浩罕与阿富汗商人身上。这些强硬之法并没有增他的收数,反把它们推了回去,使他处在比从前更坏之境。他没有那份耐心去自信地等通商更充分地开展,也没有那份不懈或机变去在商人的路上摆出新的引诱,使他们重与他与他的国往来。许多人第一次带着货物到过喀什噶尔;可实在说,极少有谁再去第二次。那位统治者待他们时颇为疏略。他们的行动几乎不被给与什么自由,而他们此行之利又因须缴值百抽五之赋——而不是那所定的值百抽二有半——而大为减少。所以若说与喀什噶尔的通商在阿塔里克加齐治下因他友好之心而增长了,那纯是虚说。他国中所入货物之数若有增加,那只是因了其居民之所需;这件事无论是以直接往来、还是经本地各国与中亚那两大供货者往来,都是必会发生的。有人曾力图在我国中为这位叶尔羌的神话统治者所鼓起的那份过度的热忱,从未传得很远;而对这个新王国可畏之说的报告,就算无从反证,总还是有些存疑的。平心看雅库布伯克实在的处境——就是在他最盛之时——我们见出他向来是一位为钱所窘的统治者,连掠一个商人这样最小的意外之财也乐而受之。他的谋臣们向他指出:若能引外国商人把货物带进国来,「扎卡特」可成一个极有出产的岁入之源。百姓因中国人去后所感之损,也可因俄国与英国商人来补他们从前所填之位而得到充分的弥补。他的愿望若落了空、而「扎卡特」又不显出人所预言的那份伸张之力,那大约是因为:他的不耐——又被「外来通商可能招来外来纠纷」这个看法所加重——使他没有给那个筹画以足够的时间作一次公道的试行。他别的岁入之源,「乌什尔」与「塔纳比」、以及和田的金矿,所带来的款足以抵上政府日常的支出、并养住他募兵之官所能招来那么多的兵士。可余款极少、若说有的话;而地方上的改良、以及一切本可有产而有益于百姓的支出,都被严加禁止。我们所能查到由他为进属民之利而建的工,只有在每一城里所建的商人之栈;而那些是自养的。雅库布伯克没有名分被看作一位有惠于民的统治者。他是一位军人的独裁者,显出过一种少有的本事去创立一套粗略的治事之制,而他的用兵又向来格外得手。可作为一位充分体会其民之所需、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最好办法去为他们取得这些的统治者,他并无名分受人看重。实在说,他无法与中国人相比;中国人不论其动机多么出于私己,确实把这个国抬到了物质兴旺的高处,又留下了许多他们过去占此之地的长久印记。这两重治权都是以强有力之臂加在喀什噶尔人身上的,每一重又都远胜那些和卓的觊觎者;可它们代表着治一个属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中国人力图抚结人心,并使百姓感到他们之在此为必需;阿塔里克加齐则对属民之兴旺极为漠然,只要他们愿缴他的贡钱、愿在他军中供役便可。本该料想到的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为那浩罕的冒险之徒与喀什噶尔人之间的亲缘,远多于契台人与安集延人之间的亲缘。雅库布伯克的称许者当然可以申辩说:他的治权还未取得足够的一贯,不足以让他把自己的实力耗在筑路开渠这样大的举事上。有一方面他确实没有可供他支使的劳力,所以他被一桩中国人所无的难处所困。不过当我们记起这一切工本该是有偿的、本该增雅库布伯克个人之权而不是耗他的资力时,这个借口便不能被认作有名分得我们的看重了。雅库布伯克值得称许的名分,只在于他给了我们一样比和卓统治者那套败坏之重演更好的东西;而当然,在他的同时之人中间,他有名分得远远最高之位。若只求把他置于他们之上,谁也不能提出丝毫的反对;因为毫无疑影地说,他是几百年来在诸汗国中出现过的最有精力、最有才具的统治者。可若否认有人为他要过比这更高之位,便是矫情;而在许他有占那位的权利之前,他这项名分所凭的证据须以最大的小心筛过。就是现在,我也不说他的名分未被证明;可他的事功是不是被夸大了,这是可以存疑的——我想凡研究过他在喀什噶尔一生之经过的人都须承认这一点。要说雅库布伯克是成吉思汗或帖木儿的同等之人,除了用以说明他个人的才具属于超群之列这一种说法之外,便是荒唐的。作为立法之人与公众的施惠者,把他与中国人相比是公道的;中国人比他有些便宜,可在宗教与别样的条件上与他相比又有些不利。而当我们这样相比、经过不偏的斟酌之后,我们见出那天平大为偏向中国人。由此我们能判出什么,除了这一点:雅库布伯克之治虽呈出若干引人之处,在程度上却不及中国人之治?也只有记住这一点才算公道:他路上的难处是大的,而其中许多他都胜过了。在结束这一章之前,略述一下那些助他征此国、而后又助他治此国的要人,于读者或不无意味。

这些人中第一位——既凭他地位之权、也凭他高的才具——是赛义德·雅库布汗、即人们更为便当地所称的哈吉·托拉,便是近来到过欧洲几处主要朝廷的那位王公。他是阿塔里克加齐的近亲,可说来也怪,两人之间并无血缘。他是塔什干长官纳尔·穆罕默德汗之子;那位长官娶了雅库布伯克的妹妹作次妻,又在雅库布伯克在浩罕生涯的早年里出力进他的利益。这位赛义德几乎与他舅父、即喀什噶尔的埃米尔同年,一八二三年生在塔什干;可尽管有这层近的关系,哈吉·托拉在征服喀什噶尔之事上并未扮什么角色。直到雅库布伯克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举事上取得完全之手,他在浩罕高位之人眼中都只是一个单纯的冒险之徒。赛义德·雅库布汗出自土耳其斯坦最好的门第;极有可能直到一八六七年,他看他舅父时还怀着相当的漠然。可以确定的是:当他那位亲戚身历他那并非平淡的生涯里若干次拼死的交手时,哈吉·托拉所务的全然是别的事。在浩罕的民政上,他在阿里姆·库里之下任过高职,如塔什干经学院的院长;随后他被任为卡孜、即法官。他那番作为行人与交涉之人的活跃生涯——那生涯把他带到了博斯普鲁斯之岸、涅瓦河与泰晤士河之畔——是在阿克麦吉德陷落之后开始的。那是一八五四年;他被任作毛拉汗遣往君士坦丁堡求援的使臣米尔扎·扬·额芬迪使团的一种秘书。后来有一次,在毛拉汗死后、在阿里姆·库里所举之人穆罕默德汗短暂在权的时候,他又以同样的身份访了君士坦丁堡一次。那是一八六五年;在随后浩罕所起的扰乱、与浩罕法上的统治者、阿里姆·库里之对头胡达雅尔汗最终得手的那段时间里,哈吉·托拉安静地住在君士坦丁堡,阿布都尔阿齐兹在那里以丰盛的款待待他。看来他在自两处土耳其斯坦来土耳其的众多客人中间得了某种名声;而除掉他神圣的身份不算,他那欢快而又庄重的举止也极少有人不被打动而生好感。他舅父在一八七〇年确已胜过了对他治权的一切反对;而乍看之下,他为何要想取得一个自己多年来几乎未见、未知之人的效力,似是奇怪的。可哈吉·托拉具有在中亚居民中间少有的才具与阅历;而在雅库布伯克看来,他这位甥侄所具的才干,恰恰正是他最为缺的。

一八七〇年,阿塔里克加齐急于拉紧与土耳其朝廷结盟之纽;谁能比一个在君士坦丁堡住过几年、又与苏丹结了友好之亲的人更能助他?一八七一年,雅库布伯克第一次认出他的国有自俄国——那时俄国已占了固勒札——而来的逼近之险;谁能比游历过的哈吉·托拉更能指教他以最有效的法子避开那险,不论是与英国结盟、还是对俄国人示好?赛义德·雅库布汗所具的那些品质,恰恰正是埃米尔雅库布伯克最缺的。他尽可在他一切部从中间——在那些与他分过他奇异命运每一次起落的人中间——搜寻,也找不出另一个有同样才具的人。向他甥侄示好之事于是容易明白了;而那位甥侄自己,也欣然迎他入一个比在土耳其朝廷款待下作受敬之客更广阔的生涯。他此后为喀什噶尔出使圣彼得堡、加尔各答、君士坦丁堡与伦敦之事,太近而太为人所知,不必在这里提了。他在喀什噶尔定居后,娶了喀什噶尔谢赫伊斯兰穆罕默德和卓的女儿。他在百姓那里的分量因之极大,而他的判断又为埃米尔所极重。就是对那位躁动而凶残的储君伯克巴查,哈吉·托拉也凭他敏捷的机变与他那份和气取得了些影响。

至于助雅库布伯克的两位主要人物——僧侣穆罕默德和卓与武人潘萨德阿布都拉——可惜无从查出多少,而那一点点在前面各页里已经说过了。不过无可疑的是:他们是促进雅库布伯克之显贵的主要工具,也是比任何别人都更得他们那样忠诚扶持之人的信任与友谊的两个人。可对另一位久经考验的部从,我们知道得多些,主要是靠贝柳博士的书页。穆罕默德·尤努斯看来是雅库布伯克各位长官中最有学识、最通消息的。他有喀什噶尔首屈一指的通达之人的名声;可既然那里的学课并不包括近世的语文,那名声确切的高下便难以估量。他是阿塔里克加齐一位老的、被倚信的部从;因为雅库布伯克在浩罕供役时,穆罕默德·尤努斯曾任他的书记。不过他作为文职之人,并未参与布素鲁克汗那次远征;直到阿里姆·库里死、胡达雅尔汗得手之后,他才到喀什噶尔投他那位坚定的朋友与主上。雅库布伯克对他的才干评价极高,又那样急需熟练的治事之人,便当即任穆罕默德·尤努斯为新征服的叶尔羌一区的达德瓦——那是喀什噶尔一切长官之职中最富、人口最多、也最躁动的一个。他把那些麻烦的叶尔羌人弄得完全服从这位新统治者的本事、与他直到几乎今日治他那一省所显的少有才具,都证明他昔日在浩罕的同伴选得不错。起初看来这位长官治事手段极严,稍有不服之象便以当即逮捕、与随后不久的处死来压住。不过在最近七年里,他的治事和缓了些,主要是因为一切作恶之人都已被除净。在较次的部从中间,可举出喀什噶尔的达德瓦阿里什伯克;自喀什噶尔遣往印度的第一位使臣伊赫拉尔汗·托拉;以及阿尔图什的穆罕默德伯克;可我们对他们并无足够的消息,无从作出于一般读者有味的叙述。

第十一章

雅库布伯克对俄国之策

雅库布伯克在他生涯的早年便与俄国人有过接触;虽然在阿克麦吉德陷落与他离浩罕之间那一长段间隙里,俄国人主要因克里米亚战争所致的疲惫,并没有以他们初次进逼锡尔河时似所预示的那份劲头推进,可无可疑的是: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是雅库布伯克与他同时之人心上最先的念头。一八六五年,俄国人威胁并终于占了塔什干,把他们的边界推到了去阿姆河半途之处;那时雅库布伯克在喀什噶尔自己的事上太过忙碌,无从去插手浩罕。可随着一八六六年春浩罕被解体、布哈拉之军被击溃,有一件似预示他未来要作俄国扩张的下一个牲者的事,强有力地要了他的注意。而且在那一年里,他不但压下了喀什噶尔较要紧各区的一切抵抗,还因废了布素鲁克汗而比从前更大程度地担起了这个国之民政治举动的责任。可以设想:早在一八六六年,喀什噶尔这位新统治者便因他旧日对头对浩罕人与布哈拉人的得手而把注意转到了他们的动向上;可显然的是,俄国人在这个时期并不同样关切他的举动。随着浩罕北部被占,俄国的治权便与喀什噶尔这个新势力的治权更为接近;此后便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两个政府或是达成和谐的协议、或是一连串小小的争端终致俄国帝国向印度与中国两方更进一步的伸张。浩罕汗国尚独立的那一部分还隔在中间,而克兹勒雅尔特诸山那片难行之地也起了有用的作用,给阿塔里克加齐以喘息之时,使他得以在决定自己将来与俄国的关系之前有所斟酌。实在说,到此为止,俄国对喀什噶尔事务的关切极轻,因为看来过去两地之间的往来并不多、若说有的话。在伊犁便全然不同了:俄国人多年来在那里以商人或领事的身份居留。他们在阿拉木图、又称维尔诺耶的驻地——那是一座要紧的镇与堡,在伊塞克湖以北约五十英里、伊犁本城以西二百五十英里——几年之内便成了一座广大而兴旺的城,不再保其原先一座小山堡的面目。俄国商人经这条路与伊犁、乌鲁木齐、哈密及北京行极为广大的通商,他们与中国商人的关系也达到了极令人满意的基准。所以附近极大一部分俄国人看伊犁的东干起事时,并无什么友好之情。随之爆发的扰乱,有一阵切实地止住了这一方一切通商;与中国的旧日商运——或说其中还继续着的那一部分——只好改走经西伯利亚那条较不直的路。有六年之久,俄国人容忍了伊犁事势不定之状,东干人与塔兰奇人在那里彼此争谁该是当权的一派;可以本地之政代中国之政这件事,他们的不满几乎未加掩饰。所以,当雅库布伯克征服了天山以南之地、似要威胁那道屏障以北的各省时,俄国人借种种借口抢在他之先,并以强力占那片疆土以使自己的通商关系与过去同伊犁居民的一样好——这便不足为奇了。不过俄国人决意要尽可能少地触犯中国人。伊犁被正式承认为中国的疆土,沙皇又自愿经他在北京的代表许诺:中国皇帝一能遣出足以在那里保住秩序的兵力,便将它归还。这份机变保住了中国人长久的善意;而俄国也在几项要紧的通商让与上,为她巧妙的交涉得了极可喜的报偿。她对天朝之人友好的举动,其效果又被我们一面一桩不幸之策所加重。潘泰人在云南立起了一个回教之权,看来已与北京完全断开;而那些传到我们边上的话,讲那位在大理府当权的潘泰苏丹之力与善意,使我们在一个失算的时刻与这位君长开起交涉来。中国官府极自然地为这番对一个反叛属臣的默许之助而不悦;而我们此后一切的努力,都无法除去我们那一次摇摆的态度所生的疑猜。俄国人还以一件事更进一步保着对中国友好的外观:他们在几年里一直不肯承认布素鲁克汗与雅库布伯克在喀什噶尔所立的政府。不过这一举动倒不那么值得称许,因为那个时期俄国人在喀什噶尔并无当下的切身之事。他们唯一的利害在准噶尔事势的经过上;他们与准噶尔因通商与政治之缘而密切相连,那缘分几乎可追溯一百年。无疑准噶尔大受喀什噶尔扰动之影响;所以我们见到:当后一省事势之进展呈出威胁准噶尔将来独立之态时,俄国人便迅速采取办法,把那一省的占有保给自己。伊犁一入俄国之手,这条路上的旧日通商便在一定程度上复兴起来,与乌鲁木齐、玛纳斯与哈密的东干人也有了些往来。看来还采了办法,向那些城的统治者申明不干涉商人与行人之为明智;而就俄国的安宁而言,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满意了。不过伊犁城再未复其从前的兴旺,因为维尔诺耶至今仍是这一带最要紧之镇。它本是一八五四年所筑的一座堡,作为一个小的山哨以护道路不受吉尔吉斯掠人之扰;如今已自那微末之始长成一个哥萨克人与卡尔梅克人的大聚落,成了一个极兴盛的所在。所以须记住:俄国所关切的首先是准噶尔。就喀什噶尔内部的事务而言,她本可不理雅库布伯克与中国人这两个对头之争;只有当一个强有力的回教之国在东土耳其斯坦立起、既威胁伊犁的独立、又要在浩罕掀起分裂时,俄国才被逼去斟酌对这位新近自称的阿塔里克加齐采什么策才算明智。并伊犁究竟是不是绝对必要、甚或是不是明智,颇有理由可疑;可要为那一步责俄国人,是不可能的。那大约是他们一切征服中最可恕的一次;然而那个决定也可能立在对境势的误解上,或者把雅库布伯克挡在他本会完全任俄国人摆布的那片地方之外,也可能为时过早。而且就是雅库布伯克是否真有人们那样大方地归于他的那个意图——即推进到天山北面,那在政治上一定会以灭亡收场——也并不清楚。我们希望读者看得出来:俄国人对喀什噶尔所发生之事所感的兴趣与印度所感的一样少;而这份漠然无论如何一直延到一八六六年年底。到那时,雅库布伯克的举事已得了完全之手;而俄国政府——它对事势经过的知悉远比我们在印度的政府更为迅速准确——便不得不对这个新势力投些注意:它的出现已开始在喀什噶尔以西那些回教之国里引起一种发酵。

不过在一八六六年,纳林边一带的统兵之将之间达成了某种不确定的协议:彼此不干涉对方的举动。俄国的兵力被容许追逐自浩罕来的逃人与掠夺的吉尔吉斯人进入喀什噶尔名义上的边界;遇有需要时,喀什噶尔的官员也被给与同样的权利。靠着某种好运——或许是因彼此敬重之情所致——在这些早期而渺茫的交涉里,两方的代表之间并未发生任何要紧的冲突。虽然俄国在西伯利亚与土耳其斯坦的长官不肯承认布素鲁克汗或雅库布伯克,他们看来还是尽力把北境上这些和缓的办法当作一根杠杆,引雅库布伯克向他们示好以求其扶持。若他们是这样的意图,那么雅库布伯克之坚定便破了他们一切的筹画,这在后文可以见到。不过要自这位喀什噶尔统治者对俄国之权似有的忧惧上得些便宜,是绝对必要的——哪怕只是为了显示俄人的交涉之术已达到何等完备之境。所以他们一面不肯承认东土耳其斯坦这个新国、又深为中国人之去而惋惜,一面又下令给边上的官员,要他们取得附近喀什噶尔官员的允准,以在纳林河上造一座桥、并修一条越天山入喀什噶尔的军路。那是一八六七年;喀什噶尔的当局以断然的拒绝作答,也就不足为奇了。若应了这项之求,便等于把喀什噶尔城完全交在俄国人手里任其摆布。那座城的位置就军事的角度看最为不利;一支自伊塞克湖推进之军所须遇的唯一障碍,便是自纳林急流那条路之难行、以及天山这一段诸隘的普遍不可通行。俄国政府对这番在一个本地统治者手里所受的顿挫大为失望,于是极为急忙地议定:要在纳林河上、就在他们边界之内筑一座堡。一八六八年这座堡筑成了;可到那时事势之状已有了新的变化,人们又怀起了或许还能以和平之法与喀什噶尔达成协议的指望。这两年里,西土耳其斯坦一直不断有扰乱与交兵。照俄国人的断言,布哈拉在雅库布伯克的鼓动之下,与浩罕、希瓦联合起来反俄;可就那次起事之为联合而言,它其实从未发生过,因为布哈拉与浩罕都一个一个轻易成了沙皇军队的猎物。对希瓦的惩治留待日后;而实在说,在一切同盟者之中,只有希瓦在战场上得过些手。那场战事最显然的结果是俄国取得了撒马尔罕;一时之间,一切对抗似都被踏灭了。可俄国主力刚回到塔什干,便有一支大军围住了留在撒马尔罕的那一小队守兵,全境又都起来动了兵。俄国守军死守其位;虽与其兵力相比损失极重,那镇还是保住了,直到考夫曼将军带援兵到来。布哈拉随后求和;经过些延迟,和议与那位不幸的埃米尔穆扎法尔丁订成了。照那条约,俄国人得了在克尔米涅、查尔朱伊与卡尔希设军营之权。克尔米涅在布哈拉镇以东约五十英里,在自卡提库尔干与撒马尔罕来的路上;卡尔希在卡提库尔干以南约六十英里,到阿姆河的半路上;而查尔朱伊在阿姆河上,布哈拉以西约八十英里。这几处之中以最后一处最为要紧,因为自那里有一条商队直路通梅尔夫与马什哈德。到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布哈拉又一次动兵;可那举事因同盟者行动不协、以及浩罕之弱而垮了。在西土耳其斯坦诸族起事这多事的五年里,雅库布伯克保着他的中立。若说他在结成反俄之盟上扮过暗中的角色这个断言是对的,那么他确实是在设法让自己的举动与自己的交涉相反。没有一个喀什噶尔的兵士参与布哈拉与浩罕那样一次又一次为挣脱俄国藩属之纽所作的努力。像喀布尔的希尔·阿里一样,他把注意专用在自己近身这一省的事务上;而在他疆土极东之处对同教之人作战,比起对伊斯兰最可畏之敌发起圣战所伴的险,是一个更可取的选择!实在说,俄国在雅库布伯克干涉他们属地这件事上并无多少可抱怨的。他鼓动那些过早的叛乱——或者,若不是他鼓动的,那便是他几位主要大臣对那些叛乱所示的赞许——其实是他能给土耳其斯坦当权之势的最友好之举;因为俄国从来不必怕中亚这一部分之民任何孤立的起事。非得是西土耳其斯坦一次齐心而有协的起事,又有一班正规之兵与军官为核心相助——就近举例,那是阿富汗所能供的、或喀什噶尔一度所能供的——非得是这样,才会给俄国的兵锋带来一场完全的祸事,在几个月的短战里把俄国的军团送回他们十三年前的旧地。雅库布伯克是不是曾经强到足以把自己国的独立押在这样一桩要紧的举事上,颇可存疑;而当他境内有足够的事占着他全副注意、耗着他全部资力时,他不去交兵也显出了可称许的审慎;可就算情形确是如此,他对由此加在浩罕人身上的苦难所持的漠然,也须留作他清白之名上的一块污点。他在这些较早的谋算里所扮的角色若已不甚体面,那么他在一八七五年最后那次叛乱里的举动便更不体面了。不过那件事不如留到本章后面再论。雅库布伯克极可能对事势之状持了一种极为自私的看法。他自己在权之极不安稳,使他惟恐自他边界以外来的任何风暴会把他赖以申其独立之名的那条脆弱小舟打碎;而他全部策略的用意,便只是把注意自自己身上引向别处。尤其是俄国人,必须为镇压他们属地中不断的叛乱而有活干;而每一天的缓期,都见雅库布伯克处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上,以便等那一天到来——照俄国人的念头,那是要来压碎他的权力之时——作一番竭力的抵抗。自这个立足点看,雅库布伯克对他同国之人的举动便显得略为好些,虽然他那套便宜之策里少有什么足以博人赞叹。然而结果却合了他的期望。一八六八年,筑纳林堡被公开说成是占喀什噶尔的先行之举;这套折衷之策救他脱了那一险。到一八七〇年,他又被宣布为沙皇不可救的敌人,而且备下了一次远征要使他清醒;可又一次,浩罕的一场叛乱插进来,把俄国的注意与俄国的兵锋自纳林引向费尔干纳。一八七三年对希瓦的远征,也起了把那本该——照许多人之见——落在阿塔里克加齐这颗犯上之头上的一击引向别处的作用;而最后,一八七五年浩罕的起事——那是本地对俄诸战中最为严重、也最近于成功的一次——又救他免了一场已作好一切准备的来侵。

再回到一八六八年:那时俄国政府已在纳林河上筑了堡,又公开宣称要惩治雅库布伯克不许修一条越山通阿尔图什之路而加于它的轻慢。到那一年为止,边界两面的官员之间的往来一直是半官面性质的。我们如今到了这问题一个意味略为不同的阶段。俄国的官员力图自雅库布伯克那里取得于他们国有利的让与,同时又断然不肯承认他作为一位独立王公的官面地位。他们的对头太过机敏,不容自己被这样一个简单的手法摆布过去;而他的官员也全无权在未按合于他尊严之法呈到他们主上面前之前订立任何安排。我们已见到:俄国人在交涉的狡术上落空之后,便用上了威吓——虽然命运的讽刺使那些威吓始终未被付诸施行。可就在俄国政府这一面作这些努力的同时,个人一面也在作另一种努力。固勒札的俄国商人中间有好几个人,他们在与中国人及东干人做买卖上的进取与勇气都很可记。任何许他们厚酬的举事,都不容易把他们吓住,哪怕险与不定可能极大。通商的先驱不受那些缚住官面行动的镣铐。只要治喀什噶尔的人在他们在其疆土之内时把保护伸到他们的货物与人身上,谁在那里当权于他们关系甚小。俄国政府以赞许之眼看那些要越天山的努力,因为险的最大一部分落在个人身上,而政府却自他阅历的果实上得益甚多。所以这些俄国商人把他们的提议呈到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面前时,并没有像英国商人在同样的境况下会在加尔各答的当局那里受到的那样被劝退;不但如此,大致可以确定他们还受了许多引诱以坚其意;他们的爱国心、与他们进自己身外之事的愿望都被唤起,以催他们试着取得入喀什噶尔之许。所以到一八六八年,当明显看出以间接之法自雅库布伯克那里一无所得、而又议定了用兵之法并不便当时,这块场地便被相当地清出来,让另一种角色登场动作了。

一八六八年年初,一位名叫克鲁多夫的俄国商人在维尔诺耶凑起了一支小商队。他主要的货物是那些在莫斯科做出来的玩物——照俄国人的经验,那些是在西土耳其斯坦最好卖的货品;可除了这些不值钱的包裹之外,还带了些更为有用的必需之物,如棉货与刀剪,作为俄国通商随之而来的若干实在好处的样品。克鲁多夫出发时打算经纳林越天山,直奔边镇乌什吐鲁番,自那里循大道便容易到喀什噶尔。可他走过那时正在修筑的纳林堡不远,便被一伙掠人所袭。他失了全部所有,却仍须算是幸运的,因为脱身时人身上并无什么严重的损伤。或许那些盗贼对一个俄国属民之身还怀着些敬重;或者,照对雅库布伯克的那项指控所称,是奉了那位统治者明白的命令——他想在不与那个政府引起任何严重纠纷的情形下,阻住任何一种俄国属民入他的王国。可事情恰好是:克鲁多夫是个极坚决的人,一旦定了心要办成什么事,便不容易被挡住。政府以体恤看他这桩事,又助他凑起了另一支比先前那支规模更大的商队。可在循同一条路出发之前,他决意设法把话送到雅库布伯克本人耳里;靠着一桩奇特的好运,他经一位住在固勒札的喀什噶尔属民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信抱怨自己在喀什噶尔统治者属下的吉尔吉斯人手里所受之损,却只求以许他作为沙皇和平的属民进入那个国为补偿;信中又随有精心选来的礼物,这便完全使雅库布伯克示好了——他给克鲁多夫与他的商队送了一道通行之保到维尔诺耶。这位商人在喀什噶尔统治者那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时之间似乎他要办成前两年一切交涉所未能办成之事了。就是雅库布伯克也被引得向与邻人较好的协议走了小小的一步:一八六八年夏,他遣他的一位甥侄沙迪·米尔扎到维尔诺耶,请许他前往塔什干,以把他主上为与俄国达成完全的谅解所提的若干提议呈给土耳其斯坦的总督。与雅库布伯克遣沙迪·米尔扎同时,固勒札的长官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也派了一位俄国军官莱因塔尔上尉前往喀什噶尔,要求交出若干吉尔吉斯盗贼——那些人自雅库布伯克的疆土内出来掠劫俄国商人。他们还掠去了浩罕与纳林一区的若干居民;俄国政府以这些人为她的属民,要求无条件交出。莱因塔尔上尉奉命以断然之态提出这两项之求,并要使这个新政府确信:俄国不容任何对中国人治下旧政府所订条约之精神的违犯。莱因塔尔上尉所受的款待相当殷厚,可他的行动被严格限在城内。他这一回并未得知这个国多少要紧之事,可他所见的那一部分军队的样子于他留下了好的印象。那些吉尔吉斯盗贼奉雅库布伯克之命被捕了,可他坚决不肯交出。那些俄国俘人也被以体面的拘禁留着,作为沙迪·米尔扎安然归来之保。不过等人们知道沙迪·米尔扎去塔什干的使命进行得顺利时,他们便被容许回俄国疆土。莱因塔尔上尉这次使行所成甚少、乃至一无所成;他回去向上司报告时,只能报上那奇异的消息:这个新势力决意在亚洲扮一个独立的角色,以悍然对悍然、以威吓对威吓。这份报告在当时必显得几乎不可信;可无可疑的是,莱因塔尔上尉以他阅历所得,建议对这位新来者采和缓而友好之策。对一个中亚的专断之君作这样的让步,在上面是不受欢迎的;这问题便一时被搁下了。被扣在维尔诺耶的沙迪·米尔扎,终于被容许继续前往塔什干;他在那里发觉考夫曼将军不在、去了欧洲。于是下令把他送往圣彼得堡;他在一八六八年最后几天到了那里。他与土耳其斯坦总督有过几次非正式的会见,可并未受沙皇或任何较高官员的接见。实在说,他只被当作一个寻常的行人,而不是一个邻国的代表。到此为止,俄国政府并未做过任何事以显示他们承认雅库布伯克为喀什噶尔的统治者。在他们眼里,中国人仍是那一省法理上的主人,不论事实上一时的主人是谁。一八六九年一月沙迪·米尔扎回到喀什噶尔时,俄国与雅库布伯克之间的关系可说是回到了完全的原状。俄国一切通商之求都未得手;除了克鲁多夫先生那次辉煌的行程之外,还没有人破过那道把亚洲之园挡在一切外来观者之外的神秘咒圈。他们的使者莱因塔尔上尉所受之待,与沙迪·米尔扎在维尔诺耶与圣彼得堡所受的待法恰恰一样;而一种坚定而有尊严的态度,在那位俄国军官试着说出他训令中主要那一部分的威吓之辞时,切实地止住了他。雅库布伯克以那样安静的方式申明自己在位分上与全俄沙皇相等,这里头有些令人起敬之处。每当俄国之强被用作论据以胜过他不肯应允所求的通商让与时,他不变的答话总是:「我的兄弟白沙皇是一位极强盛的君主,统着这地面上大半;与他相比,我只是一个微末的王公。可我仍能像一个真的汉子那样去遇那险,并以死于护我的国与我的信为幸事。」对这样有勇气、这样体面的答话,那些被窘住的军官还能回些什么?要不给雅库布伯克在对俄国之抗上的坚贞以最高的赞叹,是不可能的。若就他自己狭隘的利害而论,这样随意掷下战帖或许算不审慎,那么当我们见他把纯然自私的动机踏在脚下、在亚洲对俄人、回教对希腊教那个更大的问题上申明自己为首之名分时,那份态度便更有名分得人敬重。他若能在整个生涯里都一贯如此,若能在那个该对俄国作一番大努力的时机到来时,也像他平素那样在信念上坚定、在把信念付诸施行上敏捷,那么他自己的命运、与中亚今日的局面,又该多么不同!

这些归于无成之事以后有一阵,俄国人不再直接干涉喀什噶尔;可布哈拉的埃米尔把阿塔里克加齐、即信士之长这个名号给了雅库布伯克这件事,已把俄国的敏感激到无从平息。实在说,中亚伊斯兰之首对雅库布伯克正统的这番承认,似在宣告两国之间有了某种默契,并有一种威胁正指向俄国政府。穆扎法尔丁与雅库布伯克之间究竟有无什么协议,眼下无从说定;可那样一件事若由他们彼此对俄国的憎恶促成,也不会很可怪。不过在一八七〇年的扰乱里,雅库布伯克并未出力参与。当俄国兵锋在他们新取的费尔干纳一省及其附近胜过每一个对手时,雅库布伯克正忙于对付东干人——那时东干人正在他极东的边上给他添麻烦。浩罕的叛乱垮了;而雅库布伯克看来对西面所发生之事漠不关心,正把他得胜的兵锋带往东面新的征服。一八七〇年里,当那逼近之风暴的隆隆声渐可听闻时,俄国政府力图取得浩罕胡达雅尔汗之盟,以把雅库布伯克纳入他们的影响之下。如前所述,这位汗曾被雅库布伯克所背——雅库布伯克效了那位有野心的宰相阿里姆·库里之例;而他此时主要靠俄国人扶持以对他叛变的属民。所以无论从哪一面看,都不能以为他会对他喀什噶尔的邻人有什么好意、或在他保护者与施惠者的事业上不甚热心。俄国人确信他会诚心扶持他们那个筹画,那筹画如下。如喀什噶尔史略中所见,自极远的年代起,喀什噶尔便有两个彼此相争的成分——中国的与浩罕的。中国的那一个在近世得势了一百年多一点,而浩罕的那一个则在其余一切时候或多或少占着上头。可每当一个本地的王朝在那里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安稳,它总要受浩罕之汗野心筹画的威胁——而那位汗,大抵又是促成它立住的出力最多之人。俄国政府决意利用这件史实,向胡达雅尔汗耳里灌入关于他作为东土耳其斯坦封建之主的名分的那些包藏之计。他们这样论说:那里又有一个浩罕的属民组成了一个独立而敌对的政权,而他一切的胜利都是靠浩罕人的同情、靠浩罕属民那条有力的右臂赢来的。可这位趁运的武人自她那里取得了自己所需的一切之后,又是怎样对自己的国的呢?他给一切参与反胡达雅尔汗本人那些谋算的人提供庇身之所;他鼓动那个国内部的叛乱以反俄国人与他们所举的、这个国法上的统治者胡达雅尔。仿佛这些罪过还不够严重,他又添上一桩侮慢:他不肯承认胡达雅尔为他的宗主;而胡达雅尔自己个人的恐惧又被人利用,以求得使那项俄国提议得手所必需的允从。有人向他指出:喀什噶尔若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人之权,可能会给那时正在阿弗托巴查活跃的脑里发酵的那些谋算一种推动之力;那阿弗托巴查是三十年前的首相与宰相穆苏尔曼·库里的有野心的儿子。这些论据似有道理,而无可疑的是它们在胡达雅尔汗身上生了些印象。这位极可悯的统治者为自己处境之所迫,须迎合他那些俄国的进言者;可他仍有勇气不肯申自己为喀什噶尔之主的名分。他带着温和的讽意指着地图,指出浩罕的边界本该比现在更往西伸,又指出征服克兹勒雅尔特那些不毛之地,于失去塔什干与浩占特只是一个可怜的相抵。不过他许诺要尽其最好的办法去引雅库布伯克向俄国政府示好,以批准一个通商条约。于是胡达雅尔汗依他那些俄国朋友之授意,写了这样一封信给雅库布伯克;可他又以一封私信给那颗药丸裹上糖衣,把俄国将来的意图透给了他。那封私信的大意是:俄国人并不像人所可设想的那样急于把事情与雅库布伯克推到最后的关头,并且极愿不以先重开交涉而显然损其尊严的方式把这问题了结。胡达雅尔汗在公在私都劝阿塔里克加齐在形式上对俄国政府作些让步。俄国人自己既没能引胡达雅尔汗向雅库布伯克施压,看来也得出了与胡达雅尔信中所陈相同的结论:雅库布伯克须作出那个表示,而他们会在他要分享俄人之盟所生的大好处这份心愿上迎他到半路。塔什干的当局甚至自喜以为他们已解开了自己主要烦恼之一。他们已借胡达雅尔的居间,做到了为雅库布伯克自卑开了一道门。这样的俯就是闻所未闻的;人们毫不怀疑这位高傲的回教统治者会欣然赶忙去用上沙皇之宽所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可他们算漏了主人。雅库布伯克很快便看出:俄国那些要求大胆的外表底下藏着一个摇摆的用意;而一个肯这样不惜绕道去促成一项安排的势力,等讨论直接进行起来便会让得更多。他显然已使那少数到过他那里的俄国人信了他之强;而传闻又把他的资力夸大,把他那一小班杂凑的部从变成了一支正规而受过训练之军。而且在这盘棋几乎已在他手里的时候,他也不是那种会去毁掉自己四年之策在人们心中为他本人所成功造出、而在他生涯里又那样有用的一切有利印象的人。经过一段合宜的延迟,他对胡达雅尔那封官信的正式回话到了,其内容必定极不合俄国人的意。他以泛泛之辞拒绝与俄国人交涉,因为他们不肯承认他自己的政府,又一向扶持他敌人中国人的事业。可他不满足于这样生硬地拒却自塔什干所提之议,还往下说到较小之事,以明确之辞处置了俄国之策这个问题。他与他一切同教之人共同的敌人,不值得他或他的同盟者——浩罕与布哈拉的统治者——有任何的看重。「那些到这里、到我喀什噶尔这个国来的俄国人,是来看这些地方、来熟悉这个国的情形的;所以还是禁他们来为好,因为他们是一个背信而心思弯曲之民。」雅库布伯克便这样以如此直白之辞说一个本可不担任何严重之险而随时压碎他的势力。然而在一种意义上,他的大胆正是审慎之极,并且得了手——而或许一种较不决断的态度本会完全落空。俄国人对他们这位新对头的估量着实被骗了;而引雅库布伯克放弃他对他们那份漠然的态度的一切办法都已用尽之后,塔什干便认真议起来:哪怕只是为了取得他那个国准确的消息,承认一个近六年来已立为亚洲极大一部分之地负责君主的统治者,是不是算审慎。雅库布伯克又给俄国交涉之人把路平了些:他送了一封信给土耳其斯坦总督,说沙皇想经胡达雅尔汗的美意来建立邦交是无用的;可俄国人若真想与他结盟,可以遣一个使团到他这里来,那时便可开始正式的步骤,以确立那些可取的通商与别样的协议。那封信写得极有尊严,像中世纪里一位欧洲君主会写给另一位的。他说,「他并不否认俄国之力或俄国之资;可作为一个勇者,他把自己的信托在神身上,并且绝不会躲那场较量,因为他所求的全部便是为自己的信而死。」这封信在塔什干生了大的印象;于是议定遣一位使臣到喀什噶尔去。

在接着叙述之前,不如把到这个时期为止俄国与喀什噶尔之间所经之事总括一下,因为此后这两个国对彼此便要处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里了。俄国人力图引雅库布伯克把最为有利的通商与政治让与给他们,同时又不肯给他任何相当之物,只有那一项可疑的——「自俄国制造之物所得的好处」。他们甚至在损上又加侮:公开宣称他们只承认中国人为喀什噶尔的统治者,又不肯讨论沙迪·米尔扎为他舅父可被视为事实上君主这个名分所提出的论据。他们对这位亚洲王公采了一种欺压的态度,在自己的做法上高声宣告着那句格言之真:强即是理。他们有几次以摆出军事准备来撑他们口头的威吓,可一次也没有把那些威吓付诸施行。而另一面,雅库布伯克之策则始终一贯而有尊严。他一面刻意避免任何进逼之举——就是以防御之备为借口也不作,一面在不肯承认那些一次又一次为引他露底而作的半官面示好上始终坚定。他不像照一切成例他该那样以求者的面目出现,反而取了一个发令者的地位。「承认我是喀什噶尔法上所立的统治者,否则一切交涉便到此为止。遣一位正式授命的使臣到我这里来,他必受体面的接待。那时我会遣一位有被承认位分的代表把我友好之信物带给你们的主上。你们若不肯给我这些公道的看待,我的王国便对你们的商人与官员无例外地关闭。要进来,只能越过我自己与我那支效死之军的尸身。」在俄国史册上第一次,一位亚洲的统治者把那个帝国惯用以为无尽征服之法的巧算与谋画拖得疲尽了。雅库布伯克是唯一不肯对沙皇屈从的君主,并且终于在交涉上胜过了他的代表。一八七二年春,雅库布伯克正在他兴旺的绝顶。他还没有开始后来那些对东干人的用兵——那些用兵比任何别的事都更使他的权力转弱、更使人对他的治事生出不满;而他刚在交涉上胜过俄国人,在许多亚洲人眼中便显得是一位合宜的卫护者,足以在与俄国的角力里挽回他们的运数。他们的热忱无疑是可恕的;可大致可以确定:雅库布伯克之力既被他友人的奉承、也被俄国人神经上的敏感夸大了。值得一记的是:俄国有一回证明自己染这后一种病的可能,与人们所设想的英国一样大。

把第一次代表俄国政府出现在阿塔里克加齐朝中这桩微妙的使命交给了锡尔河源头的勘察者考尔巴斯男爵,再没有更好的交涉之人可托了。他一八七二年五月初自固勒札出发,带着大批给那位统治者与他主要谋臣的礼物,同年六月平安无事地到了喀什噶尔。他在这里受到最为亲切的接待,那位统治者对他所显的看重与殷厚超出一切期望。阿塔里克加齐在与考尔巴斯男爵第一次会见时,以东方那种生动的辞气说:「坐在我膝上、我怀里、或是你们爱坐的地方;因为你们是上天遣给我的客人。」使团的一切人第一次被给与最完全的行动之自由;随团前来勘察这个国的两位商人,也得了通行之保前往叶尔羌与和田。雅库布伯克几乎没有试着掩自己对俄国人之在此的快意;他的快意或许主要来自这样一桩对他交涉本事的无可误认的承认。不过在每一方面,都给了他的来客以看喀什噶尔周围一切可观之物的便利。为此还举行了阅兵;而附近恰好有相当多的兵正经此前往库车以东对东干人用兵,这场景便相当可观了。俄国人对他们所见的生了好的印象,考尔巴斯男爵自称对那些操演所行的军事上的精确感到意外。雅库布伯克向来受得起奉承,在一个兴奋的时刻喊道:「我把俄国人看作我最亲的朋友;若不是这样,我何必把我的兵力显给你们看?就是在你们那里,把自己实在的情形让敌人知道,一定也不是常事。」事情此时正朝一个可喜的了局走去。考尔巴斯男爵与雅库布伯克彼此都极为快意;可愉快的谈话之时一过,便须为两国将来政治与通商的关系拟出些确定的安排了。

俄国人遣考尔巴斯男爵去喀什噶尔时,所图主要有三。第一,他们想取得关于那个国的概括消息,并查明雅库布伯克是不是真像传闻所断言的那样强。第二,他们想把自己与他的关系放在一个被承认的基准上,以便知道他在土耳其斯坦与固勒札倾向于采什么策。第三,他们想把他那个国通商之利独揽,以抢在英国的进取之前——自肖与福赛思二位的行程以来,英国的进取已开始把注意转向这一方。这三项中以最后一项最易取得;阿塔里克加齐以极为友好之意斟酌了俄国一切关于通商的提议。可就第二项所求之物而言,考尔巴斯一切的机变与巧思,自他的东道那里只能得到最为渺茫的泛泛之辞。第一项则充分达到了,就地理与学术上的消息而言;可阿塔里克加齐为在他的实力与他对这个国的掌握上骗过俄国人所采的那些防备,看来是得了手的。考尔巴斯男爵确实证实了许多从前只凭传闻的事;问题倒不如说是:他有没有为超出他阅历所许他作证的事作了保?他这次使行的结果是:阿塔里克加齐被抬到了一个与喀布尔的埃米尔同列的地位;而这样一个相比并不为事实所许,这是毫无疑问的。阿塔里克加齐与考尔巴斯男爵在一八七二年六月二日签了一份条约;可照俄国人至今仍用的旧历,那天是五月二十一日、即圣君士坦丁之日。关于这个巧合有两种说法,而两说所据之证一样多。

当时有人说:雅库布伯克那样急于向俄国人显他的善意,便坚持要在那一天签约以敬君士坦丁大公。可这一说里有两三处不像之处,使好几个观者留了心。第一,雅库布伯克竟知道那天是圣君士坦丁之日,是极不像的;第二,他同样很可能并不知道有一位君士坦丁大公存在。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站得住的理由能使一位中亚的统治者设想:他专对那位大公的礼貌,便能显出他要与俄国人普遍交好之愿。另一种说法——它像许多别的情形一样,只是在休勒先生的书页里透了出来——总体上要像得多,也不受同样的驳难。照这一说,是考尔巴斯男爵——他当然知道那个圣者之日——要求条约署那个日子的;而条约一签,他便送了一封信给考夫曼将军,说阿塔里克加齐出于对那位将军的友情,特意请求在那一天、即考夫曼将军主保圣者之日签约。那位出色的将军兼总督对他使臣这番体贴的用心无论多么受宠,还是只好辞谢这份提议的荣宠;而在送往圣彼得堡述此事的公文里,君士坦丁大公的名字被换上了他自己的名字。这是正确的说法,这一点没有多少可疑;而它确实颇能揭出俄属亚洲里那套彼此讨好、彼此和洽的作风——不过前提总是:须为考夫曼将军阁下留出一份格外的权势与排场。

这份以其拟者之名为名的条约签过不久,考尔巴斯男爵便带着阿塔里克加齐许多友情与善意之辞告辞了。不过在他离开之前,还安排了雅库布伯克遣一位使者访塔什干。这位使臣带了签好待批的条款去,在塔什干受到了每一种友好与敬重之表。俄国政府显得那样确信自己与喀什噶尔的关系——哪怕只是一个短时期——会令人满意,便特意留心要在这位喀什噶尔使者身上留下好的印象;而在土耳其斯坦的都城短住之后,雅库布伯克的甥侄哈吉·托拉——他随着条约之行另领一项特使之命——便前往圣彼得堡,在那里受沙皇款待、被带去观阅兵,所受之待极为殷厚而如待王公。他在一八七三年所受的接待与沙迪·米尔扎在一八六九年所受的相比,清楚地标出了消息灵通的官面圈子所认为自己与喀什噶尔的关系已经发生的变化。

我们如今要斟酌:俄国政府那样自信地以为自己已保住了东土耳其斯坦这位回教统治者长久的友谊,是不是有根据。哈吉·托拉在圣彼得堡的访问结束之后转而南行,在莫斯科与敖德萨短停之后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在那里早已有许多朋友与关系。对他在那座帝都里的举动不必追查过深——那些事读者自后文最能判断;我们这里只说:他在金角湾的居留也结束之后,便取道苏伊士运河往印度,到那里时正赶上加入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的使团——那使团那时正在去喀什噶尔的路上。所以哈吉·托拉给他舅父带去了大量关于与喀什噶尔命运最相关的三个强国——俄国、土耳其与英国——的消息。可就是在他回国之前,俄国与雅库布伯克之间便又生出了新的龃龉。一八七二年还未过完,阿塔里克加齐便把悬了一阵的若干与苏丹的秘密交涉办成了;这位伊斯兰的卫护者便以一种新的、更为神圣的光彩在亚洲人面前以埃米尔之号出现。他承认了土耳其朝廷的宗主权;而他不满足于这番正式的宣告,还铸了新钱,一面上铸阿布都尔阿齐兹之像,以给这件事添一重分外的意味。可以想见,俄国人对这两个都可算与他们利害相敌的回教之国结盟大为不悦;军中一大派高声要求立刻遣一支远征军去对那个傲慢的回教徒。一时之间,这个好战的一派似要占了上风,因为一切到过喀什噶尔的军官与商人的见证都显示雅库布伯克一天比一天更为可畏。人们催塔什干政府采迅速的办法,考夫曼将军似也半有意允从那个要立刻惩治阿塔里克加齐的提议。于喀什噶尔幸运的是:希瓦之汗在俄国人眼中是一个更早的犯上者,而本国政府又断然禁止在与中国帝国毗连的地带采取任何步骤。相当清楚的是:本国当局的持平比塔什干某些军官那种冲动之求更为明智;可雅库布伯克为何在一八七三年对希瓦的大远征所给的那样合宜的时机里,竟不以浩罕解放者的身份出现,便不那么明白了。考尔巴斯男爵的条约定下:俄国商人缴值百抽二有半的从价之税便可自由进入这个国。不但此后不得再有苛索,而且对那些愿在喀什噶尔游历、又带着俄国长官所发的护照与行旅之许的俄国属民,还保以好的待遇。考尔巴斯男爵在这个国居留期间,对他随员所施之待再体贴不过;而那两位前往叶尔羌的商人,也得了便利去处置他们这一行所带的那一小批货物。这样友好地接待来喀什噶尔的商人,在这些交涉所历的那段时期里一直保着,直到雅库布伯克自己的使臣离开俄国疆土为止;可随着哈吉·托拉到君士坦丁堡、并宣布了雅库布伯克已被罗姆苏丹抬到埃米尔这个尊位这件事,他对俄国之策的精神便起了变化。实在说,雅库布伯克在这个通商条约里看出自己正受着一个料想不到的危险的威胁。他从前厌恶俄国商人在他国中,是因为他把他们看作细作;可此时他处境之所需已在一定程度上逼他与他们的政府订了正式的条约,他便看出:他这个小国实在要担被那些涌到固勒札、想分一份与东土耳其斯坦居民做买卖所得之利的俄国商贾侵入的险。他向来厌恶通商。他是一个武人,对俄人或契台人那套变戏法的手段,倾向于心里轻视、口里也说出来。

可既然前者能给他的军队供更好的兵器、给他的百姓供更暖的衣,还能给他的商栈供些小玩物,那么只要他们来得数目有限、又按定下的间隔来,他们之在此还可容忍;可当他看出他们正要像一群食尸之鸟扑向一具弃尸那样扑向他这个国,又推想他们极可能会像在布哈拉与浩罕那样设法把自己掺进喀什噶尔的政治分歧里时,他便决意在那项微末的值百抽二有半——而那些货物却回着一倍之利——之外,对他们的来访另加些约束。可他已立下誓言:商人须受公道之待;他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漏子,既避开履行自己所许,又同时免于与俄国政府公然破裂?这件事须极为微妙的摆弄;可雅库布伯克证明自己应付得来。不过要雅库布伯克办成这桩使俄国人进取之心冷下来的事而又不触犯那个政府,也是不能指望的。

尽管考尔巴斯男爵受了友好的接待,个人心里仍有些不定:阿塔里克加齐的表白是不是真像他要人相信的那样诚。所以固勒札的商人中间有些不愿作第一个遣商队去喀什噶尔的人。他们都极愿分那份利,可那终究是一桩有险的试行;人人都宁愿自己的邻人去开这个头。商界里对这个新国、与与之通商的前景议论甚多,也有许多关于「谁去给猫挂铃」的话。那份犹疑——若这样自然的情绪也值得在这里特意一提——很快便过去了;一位与中亚大部分地方都有极大商务关系的商人普皮舍夫先生,决意把第一批货物运往喀什噶尔。不过普皮舍夫先生无法亲自前往,他的商队便由他的书记索莫夫带着出发。它「无阻无碍」地到了喀什噶尔;索莫夫先生在专为外国商人划出的商栈里得了住处。可那位统治者的心意立时便可看出有了变化:这一行人的人身自由被削减,他们一切行动都受着最苛的监看;而索莫夫先生留住之期极短,因为阿塔里克加齐本人把他全部的货物都买下了。若作为一桩商务上的投机来看,这个结果本该极令人满意:这位俄国商人并没有因找买主延误而受什么损。可还有另一件事须算进来,那便是买者付款的方式。索莫夫先生所得的是若干中国钱,其值由埃米尔本人定;而普皮舍夫先生在他的代表回来之后,把损失估为一万五千卢布。俄国政府接过了他们属民这桩案子,向喀什噶尔提了抗议,要求立刻偿还这位俄国商人所受之损。雅库布伯克对这项断然之求的答话,是礼貌与机变的模范。他全然否认索莫夫先生曾在任何方面受过干涉。那位先生向来有十足的自由去做他所愿做之事、去他所愿去之处;而他以为他、这位埃米尔买了他的货物,也是完全弄错了。巴道莱特与通商全无关系,他把那全交给他的属民。他只是一个武人、一个先知的信徒。不过他已着手查问此事,并查出有他几位官员——那些人该受惩——曾以他的名义买了那些货物,想借此得个便宜的价。阿塔里克加齐对此事的发生表示遗憾,并极愿偿还俄国政府认为他们属民在这笔交易上所损的任何数目。塔什干派了一个委员会来查这桩案子一切的情形;经过些讨论,普皮舍夫先生之求自一万五千卢布减到一万二千卢布。这位埃米尔允了那个裁断;可过了许多个月普皮舍夫先生才收到他的钱,而那又是一种贬值的中国钱。我们有理由推定这一切都是预先布下的,而摆在普皮舍夫先生路上的那些障碍,是一套有章法地要使俄国商人对喀什噶尔生厌的尝试的一部分。而且俄国政府也没有得到一桩明白可抱怨的案子,因为雅库布伯克毫无保留地为此事的发生表示遗憾,又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了「他已下令惩治的几位官员」肩上。他毫无怨言地付了普皮舍夫先生公道之求;而若在还钱上有些延迟,那须归于他库之穷,而不是归于什么缺少善意。他抱怨的要点是:「我是一个穷王公;我的国被中国人去后发生的那些战事弄穷了;你们在里面找不到多少能补你们入境所费心力与钱财之物。那么你们何必执意要来?你们这样做于你们自己、于我的百姓都无益,只给我添了焦虑与麻烦——要护你们同国之人不受侮慢与损伤,而你们须承认这一点我向来是做到了的。」他这番陈说里有一道真实的潜流,虽然在固勒札人们并不信它——那里凡有不顺之事都被记在这位埃米尔的敌意上。不过雅库布伯克确实成功地给那些为开发东土耳其斯坦所作的热切准备浇了冷水,而他做法又全然独出心裁、极有他的特色。极少有统治者会预见到:要除掉一个麻烦的来客,最好的办法便是把他带来卖给百姓之物买下来;而以一种可疑的钱付账这个简单的办法,便足以阻住成百人去效索莫夫先生之例。不过雅库布伯克并不满足于就此放手。他既已付了普皮舍夫先生之求,人们本该设想他会对自己将来对俄国商人的意图保持明智的沉默。他实在本可以让这问题自己去找——而它本也会找到——它自己的了局;可在一个软弱的时刻,为把自己的诚意置于一切疑猜之外,他要俄国政府再遣一位商人到喀什噶尔来,那时便可凭他所受的接待来判断这位埃米尔是不是对他那些「亲密的同盟者」俄国人怀着友好之意。俄国当局照他的话办了;经过十二个月以上、喀什噶尔一直无俄国商人来访的一段间隙之后,又有一位、即莫罗佐夫先生,来试雅库布伯克那番断言。他果然守了自己的话:对这位先生的接待极为亲切。给了他寻买主的便利,这位埃米尔又把其中看来合用的买去充他的军械库。莫罗佐夫先生回到固勒札,讲着那位统治者本人怎样亲切地迎他、这桩举事在商务上又怎样是一次得手。别人效了他的例;在他治世最后两年半里,俄国货物或经俄国的、或经本地的代理人,相当大量地进了喀什噶尔。可这项通商总易因那常常使政治的天边暗下来的云而陷入低沉的时期;而俄国人并没有自与这个国的通商上得到他们先前自信会得到的那些好处。实在说,一八七三年以后英国的制造之物在喀什噶尔各城与他们的起了激烈的竞争,而且无论如何在一八七六年年底之前已把他们的货逐出了叶尔羌的市面。可这件事只是更有力地使俄国人认定:要么并了喀什噶尔、要么在它的位上立一个傀儡,那傀儡甘于作沙皇的代理之人。实在说,许多人提议把中国人请回来;可那时中国人又那么远、又显得那么弱。主张把喀什噶尔吞下的那一派一天比一天更强、更为公开;而一切观者都同意:帝王的敕令何时发出以终结雅库布伯克之治,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八七四年,莱因塔尔上校被遣来设法把事情放在一个较有希望的基准上,可所成甚少。除了通商特权这个问题之外,俄国人在与本地各国交涉、或以刀剑之锋取得条约时,总要求在那国主要各城设领事代办之权。这些官面代表名义上的职事是照看他们政府的利益,并尽其所能护俄国属民的身与产。就这些极为必要的职分而言,俄国在认为需要之时求这些保障,是完全有权的。可于那个国的名声不幸的是:亚洲人的经验已充分证明,这些宣称的职分是他们职务中最不要紧的那一部分。

他们秘密的训令是:不失任何机会去查明自己驻在之国民情的走向;去弄清那些不幸构成这些国历史主要事件的王朝谋算一切的支脉;并以一切可供其支使的办法去进他们所入其役的那个大帝国的利益。既然训令里许了这样的宽纵,又有那么多公私的引诱以增他们的热心,那么我们若见那个政府对中亚各独立与半独立汗国民情的转移知悉得极为迅速,便不足为奇了。雅库布伯克极清楚地意识到:把这样一套制度引进喀什噶尔会于他个人生出什么危险——他从那些不谐的成分里熔成了一套军人的编制,可那些成分离完全弥合还远得很。若一位米尔扎之在浩罕与布哈拉便招致了十年的麻烦与渐渐的臣属,那么他——一个在这片地上只是军人冒险之徒、又是一个外来者——又该料想他们之在东土耳其斯坦会带来什么?可考尔巴斯男爵所求的这项让与,或许比任何别项都更切;雅库布伯克若不在实质上让出许多,也须在形式上对他来客的恳求让出些什么。他以一项大的恩惠之态,允了设「卡拉万巴什」、即商人到来时照料他们个人起居的管事;可一个「卡拉万巴什」是个没有学识、无足轻重之人,不必怕他。这全不合俄国治事之人的意;他们此后一切的努力,主要都用在设法把这个无足轻重之人改成那窥探而好问的「米尔扎」上。要破他们这个筹画,雅库布伯克也一样坚决;而自考尔巴斯男爵到库罗帕特金上尉那一连串使团的历史,便是一长串要在这一点上逼阿塔里克加齐出手而归于无成的努力。一八七四年,在莫罗佐夫先生那次得手的行程之后,莱因塔尔上校被遣来看能不能达成什么较好的安排;可尽管这位埃米尔极为殷厚地款待他,他的结果并不比他任何前人更好。而且在那一年里,雅库布伯克在自己国中的地位也更稳了。东干人已被赶回天山以北、吐鲁番以东,并被赶进罗布泊以东之地;库车与库尔勒各城的不满,看来也正在消去;而尤其是:英国保护那广大的神盾似已被张在他这个国的完整之上。这个设想无论多么不为与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所订的条约所许,这位埃米尔还是尽量用上了他新得的盟友;而那一大批英印之人、与我国中论中亚事务的权威——他们或出于对此人的同情、或出于相信英国的利益与他的事业一致,宣告扶他以抗俄国之侵为可取——也给他那番宣称添了一层像样的借口:他宣称英国在它跨喜马拉雅之策上第一次把保护伸给了一个位在它天然边界以北的本地之国。俄国在西伯利亚与土耳其斯坦的官府受了他们外务衙门的着重告戒,不许给我国任何触犯之由,起初倾向于以那番宣称为借口来推进他们与这位埃米尔的友好关系;可他们的示好没有得到回报,而随着福赛思使团的要紧显然已被这位埃米尔的陈说大为夸大,俄国当局的辞气便又一次断然而带威胁了。总之,经过两年多的讨论,事情已退回到考尔巴斯条约之前的状况。俄国人没有得到他们主要所愿之物——在喀什噶尔设领事代办;而雅库布伯克也一如往昔,大胆地以威吓对威吓。他倚仗自己作为中亚最正统、最有势力的回教徒那份增长了的名声,又自信英国会插在俄国人与他国的垮塌之间,甚至还在他那悍然、几近好战的态度里掺上了讽意——下面这件事便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一八七四年年初,爱丁堡公爵娶了沙皇唯一的女儿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雅库布伯克便趁此机会给全俄沙皇送去一封为此吉事的庆贺之书——说他听说他的好盟友、英国与印度女王之子要娶他的朋友沙皇之女,便赶忙送上他对此事的庆贺。对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对方不屑一答;而它究竟有没有传出塔什干,也是可疑的。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难:这一类的表现是喀什噶尔统治者在别处原本伟大而动人的品性上的减色之处。他对俄国之抗最可称许;他保住自己作为一位独立统治者的特权,是审慎而有名分得我们敬重的;可他对俄国那些小小的侮慢,既不明智、也不庄重。他在止住俄国那披着通商之利的似有道理之衣的进逼本能上,显然是对的;他以那样有力而不懈的方式破了每一次要把俄国的侦探与谋算引进喀什噶尔的努力,也同样博得我们的赞叹;可他何必要以刚才所提那封给沙皇的信那样一桩毫无意义的侮慢,去减这些出色成就之效、去押上他已保住的一切呢?

塔什干的当局看出英国的舆情是否已熟到足以在中亚积极插手尚可存疑,便不顾本国当局一切相反的命令,回到了他们原先要强制喀什噶尔统治者的意图。所以在一八七四年,一切在来春开战的准备都备好了。粮秣与军需被送往纳林,另有一支助军要自西面经铁列克隘作侧面之动。有人指责在亚洲的俄国将领:远征是为他们彼此之利而安排的,既为取更高的位阶、也为取勋章。自佩罗夫斯基以来,每一位军官都被升擢与显名之欲咬得那样厉害,以致这病被普遍称作圣乔治或圣安娜十字章热。而在我们所到的这个日子之前那七年里,兵士与较低阶的军官固然得了相当的一份显名与赃物,可居高位的有些人却以为自己因考夫曼将军独揽了最高功劳而受了委屈。这一点实在在希瓦陷落之后显得极为清楚:那是一次考夫曼得了全部功劳的得手,而他亲自统带的那一支却几乎一无所献。塔什干那个小朝廷所守的礼节、与那位得手的将军所用的半似王家的排场,于那些惯于营中之宽纵而不惯宫中之拘礼的军官也是难耐的。而在沙皇代表役中任次等之职的几位主要将官中间,还不缺更为阴暗的动机。其中显要的是那位年少的斯科别列夫,他急于显名,高声求一次远征——那远征若办成得手,便会以圣乔治十字章相报。考夫曼将军在上司的好评中无论实际多么稳固,若他有意,也挡不住斯科别列夫与他父亲、以及他兵力中较为好战那一部分所施的压力。据说除了这些显然的缘故之外,还有别的事涉考夫曼与斯科别列夫两家的世仇——他们在尼古拉为沙皇时同在宫中供役、年纪尚轻之时,看来便彼此有隙。为消这些分歧、并满他其余属下之求,考夫曼将军允了安排一次对喀什噶尔的远征,并把统兵之任交给了年少的斯科别列夫。一八七四年年底,战云正不祥地聚在阿塔里克加齐之上;在一切观者看来,它似要以毁灭之力在他这颗效死之头上炸开。人们高声断言:除了英国插手之外没有什么能救他;而极为清楚的是,英国之策会随事势而定。印度总督确实并未主张在这问题上积极参与。而格兰维尔与戈尔恰科夫那次为划一道中立地带的交涉之失败,也使我国信了以条约解决两国间这个问题之无用。可就是喀什噶尔落入俄国之权,我们的利益是不是会受损到足以使我们采极端之策,也并不清楚。路既这样被让开,由俄国去击,考夫曼与斯科别列夫两位将军便采了一切防备以使那一击又快又决。要调去对雅库布伯克的俄国兵共有不少于两万;而这时雅库布伯克才太晚地试着对他的邻人作些让步。他所能募的兵都被集在喀什噶尔附近,另有一支在他儿子之下驻在阿克苏。可对那结果不会有两种意见。这位预定的牲者只剩极少几个星期的缓期,而此时发生了一件事,把俄国人全部的思虑引到了另一条渠里去。雅库布伯克被浩罕扰乱的爆发救了;而虽然俄国人从未承认那些扰乱严重到足以阻他们坚持他们在喀什噶尔的举事,可已遣往边境的兵毕竟渐渐被召回,而奉命开往纳林的兵则被留在塔什干与浩占特——那是受威胁最重的两座镇。虽然这件事不属喀什噶尔的历史,可它于那个国起了那样有用的作用——实在可说是救了它——所以在这里略述一番,或不至不受欢迎。

胡达雅尔汗在他那位敌对的大臣阿里姆·库里于一八六五年死后,一半靠他自己一派的努力、一半靠俄国之助,复了他对浩罕的占有。自那一年到一八七五年,他事实上与法理上都是浩罕之汗;虽然这十年里他几次与俄国、也与他自己的属民纠缠不清,他还是在浩罕西半保着名义上的独立,都城便在同名的那座城里。不过不知何故,这位汗从未得人望。就我们所知,他看来并不比他的邻人坏到哪里;可这个国里一派指他是俄国人的工具,另一派则在那个政府所用的代理人的催动之下,宣称他正把这个国渐渐带进一场与那个强国无望的角力。对他之治的不满在国中广布;而吉尔吉斯人中间一场扰动所给的机会,被他的属民急切地抓住,起来要颠覆他的权力。起初这场运动在俄国人看来似无要紧,被当作那些已成寻常、不足引人意外的王朝之争之一。而且起事的那一派还把那位汗的长子纳斯鲁丁推上了位——那是一个被认为对俄国友好的少年,又因沉溺于喝伏特加而不像会有什么可畏之处。可在这位名义上的统治者背后,还有别人所求的显贵高于浩罕这样一个小国里的立王之人。其中为首的是胡达雅尔的妹夫阿布都尔拉赫曼·阿弗托巴查,他被授了军事安排的总掌之权。这位首领是穆苏尔曼·库里之子,那是胡达雅尔早年时的钦察大臣。这些同盟者或是不信俄国会保中立的态度、或是受了一种要解放浩罕被奴役那一部分的爱国冲动所催,发出了一道对考夫曼将军的宣战之文。边界各区应那道文而起;塔什干与浩占特之间的交通被断,俄国属地之内一时大乱。浩罕的兵力迟疑不作任何认真之攻,把时间耗在山里无用的劫掠上。他们若迅速向塔什干、甚或只向浩占特一动,这场起事或许会得手。布哈拉或许会在那紧要的时刻插进来,而雅库布伯克也会自他好战之气正沉下去的那份昏沉里醒来。可事情并不如此;俄国那场惊慌渐渐过去了。斯科别列夫上校带着他的哥萨克兵扫遍全境;浩占特与塔什干之间的电报通联恢复了;全境迅速被肃清了叛者。那些随胡达雅尔出逃的逃人被送往后方,援兵被急召来参与对浩罕必要的攻势。这里只需说:纳斯鲁丁与阿弗托巴查一派在马赫拉姆之战与几次别的小战里败了之后,便求和。和被许了;可浩罕成了俄国的费尔干纳省,斯科别列夫上校被升为少将,又以马赫拉姆之战得了他的圣乔治十字章。这件事通称一八七五年浩罕人之反俄,标出了一个要紧的时代;因为它使浩罕人与别的亚洲人确信:凡要取得他们自由的尝试,若不是一场有协而有编制的运动,便将无成。那次失败、而本该收到更多成功的尝试,此后再未被重作。

俄国之所以那样容易地取得她在亚洲的征服,主要有赖于她牲者之间不幸存在的不和;而看来她保住这些征服,大概也主要要靠同一个盟友。这一点再没有比这最后一次浩罕之战的历史更明白的证据了。可当我们要分这场不和的罪责时,这一回不得不承认:主要之责系在雅库布伯克身上。他比任何别的亚洲统治者都更把自己当作他的宗教与他的教序抵俄国征服之步的总卫护者;他比任何别人都更以他对那个国大胆而悍然的态度养成了这样一个信念——以中亚各国一个联合之盟来对付那危险尚有一线指望;他比任何别人都更似证明了这个向往之可成;而当他容那看来最为吉利的时机未经利用而滑过时,他也比任何别人都更须被认为有罪。而且这场起事在浩罕爆发时,他已作好了一切抵抗俄国来侵的准备。他看到俄国人为自己处境之所需不得不把兵力召往别处,却仍不为他一向宣称于他最为神圣的那些利益击出一下。要解释在这样要紧的时机里那样的冷漠是不可能的;而他不肯站在阿弗托巴查一边动手,须留作他原本辉煌的名声上最大的一块污点。随着那番努力的垮掉、与随后费尔干纳之被并,俄国的注意似更多地落在阿姆河与喀布尔的事势上,而不是喀什噶尔的运与不运上。在并浩罕与中国人出现在天山以北之间那几个月里,雅库布伯克对俄国采了较为和缓之策,并且本来再过不久便可能沉入一个略为要紧些的胡达雅尔或穆扎法尔丁的地位。可别的事插了进来,使这个问题全然改观,这将在后面一章里论及。我们带着一份本会完美、只因他在一八七五年所显的软弱而有缺的赞叹,告别他与俄国交涉这段叙述。就是那番摇摆,也几乎毁不掉他那番大胆的悍然、与对俄国一切称霸东土耳其斯坦之求的一贯反抗给他的、要我们敬重而赞叹地看他的全部名分。

第十二章

雅库布伯克与英国的关系

在叙述雅库布伯克治下英国与喀什噶尔之间所存的关系时,我们不必像上一章详述俄国与喀什噶尔相争时那样,深入到那些引导这些关系的潜流里去。英国之所以能向阿塔里克加齐伸出友谊之手,是因为他以让与通商来求我们的欢心;而俄国对这个长久不肯给她同样一个立足之地的人则倍感恼怒——那人还在短短一阵里把他的悍然推得更远,自以为在英国的保护之下稳如泰山。我们的政府不能不在这位统治者大胆的举动里看出他对我们在中亚一旦有战时会如何行事的一种错误念头;它便力图使雅库布伯克与他的使者切身体会到我们不在喀喇昆仑以外插手的决心。如今回头看历代行人自东土耳其斯坦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旧日传说——在那里曾发生过那样奇异之事,中国人被逐走、一位自浩罕来的新王被立上宝座——又以我们如今大为扩展的消息之光去看它们——就是自肖先生写成他那本关于高鞑靼的有趣之书以来也扩展了许多——那么追溯一下雅库布伯克之名最初如何为我们所知、以及一大批英国人如何在八九年里围着他的名字织出一段传奇,把「六城之地」变成一片沃而多人之区,使它可作一道挡俄国推进的屏障、又像别处的喀布尔那样,成为自印度斯坦诸山到中国天山的另一个「垫子」——这便不无意味。那些梦如今消散了;在它们的位上升起的,是一场中国得胜这极不传奇、极为实在的景象。

凡偶在喜马拉雅诸谷里住过的人——这是肖先生的说法——必生出要知道那山脉以外之国的愿望。这愿望是自然的,可自然的障碍又极为巨大。自沃伦·黑斯廷斯之时起,入西藏便是无数英国人的目标;然而这目标只被我们三位同国之人达到过,最晚的一次是六十六年前。自尼泊尔、锡金与不丹通西藏的隘口有四五十个,可通行的难易不等;而作为对勘察者的一道刺激,就在我们边界之外便住着一个极为开化而平和之族,我们对他们却几乎一无所知。然而黑斯廷斯与曼宁的憧憬至今未成。

在喀喇昆仑以北并没有类似的激励。五十年前住在拉达克的穆克罗夫特先生,看来并未表现出要穿透北面那道铁障的愿望,虽然他向日土与西藏转去时似被不可抗地吸引着。米切尔兄弟给小布哈拉、即东土耳其斯坦所下的断语,道出了一件使任何行人长久不敢试着勘察它的事实。他们说:「小布哈拉是一个人人把命提在手里之国;而每一位在穿越那个国的艰苦与危险前退却的行人,都有无可置疑的借口。」不过虽然没有英国人越过喀喇昆仑与昆仑那些令人目眩的隘口,自桑珠、和田与附近之地的人倒不时来拉达克,带来更北面正发生的政治之事的消息。他们的消息常是完全假的,总是渺茫而夸大的;可无论如何,它告诉了我们东土耳其斯坦眼下的情形是和还是战、是满意还是不满。人们大体知道中国是这片广大之区名义上的统治者;可中国在那里确切的关系如何、她何时、怎样征服了这个国、又以什么办法保住了她的征服,这一切都未弄明。这片黑暗中确实有过一次破口:学者行人阿道夫·施拉金特魏特于一八五七年带着几名本地随从深入到了喀什噶尔。最初的难处被顺利克服,运气起初也似要对他的举事微笑。可施拉金特魏特先生来得极不是时候。和卓倭里罕刚侵入喀什噶尔,这位行人靠近叶尔羌时,他的兵力已南布到那座城。看来他还能向在叶尔羌代表克什米尔的阿克萨卡尔报到,那人转而与中国的安班通了消息,为他求准入城;可他被扣在墙外时,被倭里罕军中一支游动之队捕去。他立即被押往倭里罕在喀什噶尔的大营;那位专断之君因「邦格」过量而发了一阵狂,便下令把他处死。他的随从逃了出来,把他死的消息带回拉达克。

这便是喀什噶尔第一位勘察者不幸的命运。一八六八年初夏之中,人们普遍知道了中国人已被逐出喀什噶尔,雅库布伯克正以布哈拉的埃米尔所授的阿塔里克加齐之号治着这个国。他那一年曾遣过一名半官面的使者穆罕默德·纳扎尔到旁遮普,可说是去给我们的疆土记些笔记。在拉达克的肖先生听说了东土耳其斯坦近来的变化,便在这位使者回去时向他提起自己要访喀什噶尔、要见那位名声远播的阿塔里克加齐的愿望。那位使者以热忱的赞许受了这个提议,不过人们以为先等那位统治者本人正式应允更为审慎。在胜过了围着他这桩事的种种难处之后,肖先生以迅速的决断于一八六八年十二月进了阿塔里克加齐的疆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小布哈拉的英国人。他所受的接待异常亲切;凡官员们能做的、能使他在这个国居留愉快之事,都做了。浩罕的显要无一不以朋友与兄弟待他;就是叶尔羌的达德瓦、这个王国的第二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待他也极为亲切。须记住的是:肖先生去那里时并无任何官面地位,只是一个英国行人。当然,殷厚地迎他、并证明自己已完全平定了东土耳其斯坦,于喀什噶尔的统治者是最好之策;可在指出肖先生所受的殷厚接待时,我们也不可能以提起这样一些潜藏的政治动机来减它的好处。雅库布伯克在喀什噶尔特意接见了这位英国行人,待他极为亲切。肖先生送他几件自印度带来的礼物——如来复枪之类——时,这位统治者笑道:「你我之间要什么礼物呢?我们已经是朋友,你平安到来于我已是足够的满意。」肖先生在喀什噶尔居留之期有三个月,其间与阿塔里克加齐会见过三次;每一次若说还能更友好的话,都比前一次更友好。肖先生总体上受了公道的待遇;而在一切写喀什噶尔的人之中,他给了我们对那里之民与那个国最为生动的描述。肖先生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因另一位英国人、即可悼的海沃德先生之到来而受了些牵累;三四年之后,海沃德在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堡附近被以颇为可疑的方式杀害。两位行人一时都被以一种体面的拘禁扣在喀什噶尔;可一切都以欢喜收场,东土耳其斯坦头两位英国勘察者完全平安地回到了拉达克。肖先生这次有趣之行的结果,直到一八七一年才为英国所知——那时他已随福赛思先生(如今的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的第一个使团第二次去过喀什噶尔又回来了。这次访叶尔羌与喀什噶尔之行的效果几乎有磁力一般。不但印度政府迅速把我们与阿塔里克加齐的政治关系该如何这个问题纳入斟酌,而且整个英印之众都把耳朵留神地转向关于这个新国的那些传说。通商有了一条新的通道;东土耳其斯坦说不定毕竟会成为通往布哈拉与固勒札市面的真正门户。在离我们更近之处,有和田的玉石之商可待复兴;而古时有名的鞑靼羊毛,单独便该成为一项通商的大宗之品。对曼彻斯特的货物与印度的商品而言,叶尔羌与喀什噶尔人口稠密的各区也有极为诱人的前景——那些地方起初被设想为人口远比实情为多。起初主要的情绪大约只是单在商务上的满意;到后来,浩罕与固勒札事势之进展才使政治的动机在英国人心中更为显著地现出来。一个通商的公司在构想中成立了,可它直到好几年之后、在福赛思条约签订之后才开始营业;关于那公司以及它经营的官定章程,读者可参看本书的附录。

肖先生自己对印度与喀什噶尔之间通商的将来作了极为玫瑰色的估量,并以他素有的活跃,自他在列城那个便利之职上参与推进叶尔羌通商公司的运数。虽然那些较为乐观的期望从未实现,那公司本身却是得手的,在并不容易的境况下做了极有用的事。它的营业在一国当权之势更替后总随之而来的那段不定之时里暂停了,要等看中国人或我国采什么步骤,以在中国治下延续那些最初在雅库布伯克之下兴起的好感。许多人怀疑与中国人以善邻之谊相处、并行一种确实在整条英中边界上任何一处都不存在的往来,究竟有无可能。可这些人也很难承认:若我们自己疏忽了这个题目,中国人在这一点上就是有过的;因为俄国凭几项条约之权、也凭交涉机变之权,在中国帝国北面每一处市面上都有通商的地位,自库伦到乌鲁木齐、玛纳斯、塔尔巴哈台、固勒札与喀什噶尔。中国人就是在他们一切旧日属地上都被重新立起来,俄国在那些边远的属地上也仍有法上的立足之地。英国的通商绝不该对自印度与克什米尔这一方打开中国内地之成而绝望。在多数情形下,政治的行动总随商务的进取而来;可在我们与中国人的往来上这个次序是反的,须以政治的示好与交涉的安排为那必定会在印度斯坦与鞑靼、西藏、以至云南与四川这些内省之间兴起的通商开路。这难处之根无疑在这件事上:满洲这一等人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人之众是一个分别之族,正如诺曼人在十二世纪的英国一样。满洲的大员相信:以某种说不清的方式,把欧洲的学术与开化引进中国会使他的影响与政治权力低落。可我们若明智,便该不理这份情绪,设法经由他们正当的权柄——即两个半世纪前那个鞑靼征服之族——去达于那个民,而不是像有些人所劝的那样,试着以在百姓中间作一场传教式的圣战来影响统治者。

肖先生回到列城几个月后,阿塔里克加齐——他无疑极留神地斟酌过那位先生关于在拉合尔留一名代表的建议——遣了一位使者到印度,以表达他要与英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要开展两国之间通商、并要一位英国官员访他都城的愿望。到这时他已充分体会到肖先生说自己并无官面身份是什么意思。所以他若打算为自己对英国所示的友谊收取任何报偿、或是要能以英国之盟来抵俄国之敌意,他便发觉自己须先动手。因了这个发现,伊赫拉尔汗到了印度,受我们政府极为友好的款待。正是为答伊赫拉尔汗之访,福赛思先生才在次年作为我们第一位使臣被遣往喀什噶尔。

福赛思先生有肖先生随行——那位先生是自愿效此役的——还有亨德森医生。他循肖先生所走的同一条路平安到了叶尔羌,并未受什么大的不便。可这个使团到它办事之地时,正是极不合时候之际。阿塔里克加齐刚被召往极东的边境,去镇压吐鲁番与乌鲁木齐那些东干城的敌对之动,而他会在那里被耽多久也极不确定。福赛思先生便在九月离叶尔羌回程,未得机会议定印度与喀什噶尔将来关系之事。亨德森医生在他《自拉合尔至叶尔羌》一书里记下了这次往喜马拉雅以北之区的行程。

就在次年、即一八七一年,雅库布伯克又遣伊赫拉尔汗到印度重申他的友谊之表,托他带了信,不但有给印度总督的,还有给女王陛下的。可这后一次示好并无当下的结果。

与此同时,俄国已在东土耳其斯坦更坚实地破了土。俄国与她这位邻人之间那个搁了几年的通商条约,终于在一八七二年六月八日于喀什噶尔签了。那条约给俄国的通商特权不算小;因为从它的条款读来可知,入境的俄国货物所受之税不得高于值百抽二有半的从价之率。实在说,若不是雅库布伯克审慎地把俄国在各城的商务代理人限在那位低等的「卡拉万巴什」——一个与阿克萨卡尔大不相同的角色——身上,那条约便会把喀什噶尔实际上交到考夫曼将军手里。就是照原样,被看作敌人的俄国也已把被当作朋友的英国拉在了后面;而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那里并无地位的英国通商也迟疑着不去求入阿塔里克加齐的疆土。

可考尔巴斯男爵的条约在实质上是一纸虚文,因为两国之间并没有生出什么好感;而哪里有彼此的不信,通商便萎顿,这是可以料到的。这条约之后两个月,雅库布伯克遣他的甥侄赛义德·雅库布汗作特使往俄国,他自那里又前往君士坦丁堡,再经印度回国。他随后与我们的当局就该采什么办法把喀什噶尔与我们之间的一切放在友好的基准上,作了几次长谈。苏丹把「众信士之长」这个尊号授给了喀什噶尔的统治者;不久之后,雅库布伯克便依那道敕令自称喀什噶尔的埃米尔,号雅库布汗。这里不妨对「汗」与「伯克」这两个号说上几句。本书一贯称喀什噶尔的统治者为伯克、即王公,而不称汗、即君主;理由如下。汗之号远高于伯克之号,而且它是世袭的。吉本——他在这些中亚之事上的权威,比许多近世学者所肯承认的要高——把它定为成吉思汗后裔的区别之记。他的嗣子与他们的子孙成了西亚的诸汗。那些把自己嫁接到突厥与乌兹别克人身上的蒙古人,带来了众口所公认归于成吉思、即诸汗之汗一家的那种独一之权。而虽然雅库布伯克在他晚年、或他的称许者,为他造了一个上溯帖木儿的谱系,因而使他成了蒙古之裔,可这个神话般的世系极不可能立在任何可信的实据上;我们也不能承认有任何别的名分可把那个更高之号给雅库布伯克——除非是一个经得起史家勘问的名分。雅库布伯克也不免有几分那种缠着「非生于紫袍」的统治者心上的渴求:要与从前君主那一等选民攀上亲;而土耳其斯坦世间君权看得见的化身,恰恰便是「汗」这个号——这个号被用得实在太滥了。

严格说来,把汗之号用在雅库布伯克身上是不对的,虽然他在治世最后三年里无疑用过它;可就单纯的便当而论,它也是误人的。在亚洲政治的台上还有另一位雅库布汗;他是以世系为汗的,所具的品质也不比他东土耳其斯坦这位同名之人逊色。把这两人中的一位与另一位混起来常引出混乱;而若各以其正当之号相称,便不会有误解。一八七三年年底,赛义德·雅库布汗——他以世系可求那个并非他舅父所有之号——回到印度,发觉英国的使团在去喀什噶尔的路上已走在他前头几天。

印度政府与此同时又任了道格拉斯·福赛思先生为他们驻喀什噶尔的使臣;一八七三年夏,为那个要抵消考尔巴斯男爵条约不利之效的要紧使团,准备正忙着进行。既然这是英国与喀什噶尔关系的转折之点,便须相当详细地追述一番。我们过去四年里在东土耳其斯坦之策、以及与它的往来,全部的构架都靠福赛思先生这个使团。实在说,若没有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的报告与条约,就是肖先生那本有趣之书与那番无畏之行,也无法保住我们对喀什噶尔与它统治者的兴趣之活力。

到七月,前进的一切都已齐备;可因赛义德·雅库布汗、即人们更常称的哈吉·托拉到得迟,福赛思先生还留在穆里。比德尔夫上尉、特罗特上尉与斯托利奇卡博士则在此期间出发往列城,去勘察那镇与赛图拉之间的各路。这三位先生极为细心地勘察了拉达克以外之地,虽然那一带已被肖与海沃德二位、以及凯利医生描述过了。福赛思先生与总部在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短住之后,于九月二十日到了列城。这里把这个要紧使团的人名列出或许有用。首先是使臣本人,即道格拉斯·福赛思先生、如今的爵士,身受巴斯勋位,又新受印度星章爵级司令勋位。他的副手是戈登中校,身受印度星章勋位;在这使团的首要之事办成之后,他勘察了帕米尔极大一部分,其查究的结果见于他所著的《世界屋脊》。其次是贝柳博士,身受印度星章勋位,军医少校,受托掌这次远行的医务。三位军人——查普曼、特罗特与比德尔夫三位上尉——任各样职事:前者为秘书,后两位任学术之职。此外还有那位学者斯托利奇卡博士,他因空气稀薄之故而死;一名高地团的英国下士;以及六名本地军官与熟练的助手。又有向导兵团所拨的十名骑兵、一名下士与十名步兵作护卫。

这个使团的装备也极为用心地选配,特别顾到了它前路上自然的障碍、以及全靠本地人运送那大批行装所伴的不便。于是由商人兼使团管银之人塔拉·辛格在印度买了一百头「成色不错」的骡子,又给它们配上在坎普尔官家工场里特制的鞍与箱。所以总的说来,这个英国使喀什噶尔之团是一桩极为可观的举事,就其规模而言,颇有几分一支小军的模样;营中有「三百人、四百头畜」。英国行人怕同时结伴进喀什噶尔会引起那里百姓的忧惧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福赛思先生带着他君主与印度总督的全副威权而来,要与喀什噶尔的统治者议一个友好之约;而百姓大体在这件事上看出了他们自由与独立得保之证。

到赛图拉为止,这段行程都在熟悉之区,且在雅库布伯克边界之外。在那个地方,第一次遇到了那位统治者权力之象——正如五年前肖先生所见阿塔里克加齐之权向南所及的最前之限一样。喀什噶尔军中一位百户长穆罕默德·扎里夫汗奉派在边界上迎我们的使臣,并给他以热诚的欢迎。歇了四天之后,全队分两路翻过那座森然之隘、即桑珠达坂,进了桑珠有人烟的疆土。哈吉·托拉自印度「驿行」追在他们后面,在这里赶上了他们;他以他的机变、与他对我国真实的友谊,大为促成了这个使团完全的得手。那座森然之隘虽被顺利越过,却不是一桩容易的事。贝柳博士在他的《克什米尔与喀什噶尔》一书里有下面这段生动的描述;引它正可见这一方阻一支军队或一支商队前进的若干「自然的障碍」:

「如今撞入我们眼里的景象,不易描述,更不易忘。两边贴近之处,像一道门的两扇门柱,立着赤裸的银灰色板岩之坡;它们向两侧缓缓展开,成为那向彼此倾下、围成这场景之台的斜坡。而正前方,便起了那段在板岩碎屑的石板上缓缓上升之路——那石板天然的暗色,被它丰富的云母耀眼的闪光所掩——那路一下便引上了我们视野之野。这里,在那上坡之脚下,一步便把我们自身后那些赤裸岩石令人厌倦的单调、与它们一切色泽的晦暗里带到了雪上;那雪以一张最为耀目的白被盖住了前方的一切。在左、在右,它以匀整之势铺到那两面围界之脊的顶上;而在前方,它升为一道巨墙,其顶以一连串尖峰切着天,轮廓之清是少见的。而在这一切之上,展着广阔的天穹,深不可测,碧色纯净无瑕,又带着一种常在风暴之前的沉静。奇哉此景!」

这便是一位目击者对这动人之景的描述:它的庄严近于崇高,它的宏大近于可怖。那上坡最后一百英尺是一道纯粹的冰壁,像马特峰一样;骑兵的马、驮行装的骡与矮马都须以人力抬上去。单是胜过这一道障碍便占了一整天以上,不过它被胜过了,只损了八头骡与三匹矮马。越过那座森然之隘,自然的难处便消失了;此后这使团的路程便在喀什噶尔较为避风的平地上。

离桑珠之后,这个国有好几天路程显出一派不毛之色,只有那些较有望的土壤被耕作得那样急切使人稍觉宽解——这件事既见那位统治者之惠,也见他百姓之勤。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叶尔羌与和田两区,雅库布伯克的治理最为得手。这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人品质胜过更东面的东干人与杂处之民;可也须归于:在东干人所据之地直到一八七四年都几无长间歇地进行的那些蹂躏之战,这里没有。雅库布伯克以背信杀和田的哈比图拉汗,曾引起人对他诚信的疑猜,那疑猜只在他权盛之日里潜伏着;可和田、桑珠、叶城与克里雅之民太过俭勤、太过审慎,不会呆呆坐着反复念他们所受之屈。他们既不忘也不恕,可他们把一切对这位新统治者抱叛意的痕迹都压住了。

福赛思先生所到的下一座城叶城,显出了更多兴旺与开化之象。「一家饭铺,有它干净的桌子、长凳、与成堆的瓷盘瓷碗,一下便把我们带过海去,忆起法国许多乡间的小饭馆。」为接待英国的代表,每一方面都作了特别的准备;福赛思先生自称意外地发觉:在划给他作住处的屋里,有像我们自己那样的壁炉、有通风口、还有和田出的厚毯——和田在古时正以织这些东西有名。每一处歇宿之地都作了同样的准备;百姓不比那位君主做得差,都尽其最好、不惜气力,要使这些费林吉之留尽可能愉快。不止如此:就是在每日行军中歇脚之处,那里的头人或地方上的要人也无一例外总以一席「达斯塔尔汗」、即一道道点心款待他们。「达斯塔尔汗」字面是桌布之意,由任意多道各别的菜组成,有时多至一百道,由同样多的侍者捧着。这是一国之俗,从无变改。客人须先掰饼,再把它递给东道。他们有一种习俗,于任何刚自印度那满是麻烦的种姓之分之地来的人都觉清爽。「不论东道是突厥人还是英国人,他与他的客人都自同一盘里吃,又把食物递给周围的侍者;而那些侍者并无什么种姓的顾忌来妨碍他们开怀的食欲。」

这使团此时渐近叶尔羌——那是这个国在政治与商务上最要紧的城;于是为正式入城作了准备。在一个叫齐勒恰克的村子里,一位司礼之臣、即雅萨瓦尔巴什带着一队王家卫兵——即雅库布伯克心爱的「吉吉特」,穿着他们米黄皮衣——出来作护卫;而这一行人在路上又因许多有势的市民与商人加入而壮大了,那些人是来给新到之客以早一步的欢迎。因这些加入,一支颇为可观的马队便逼近了叶尔羌的城墙。划给英国人的住处在堡里,那堡在城北,所以到他们歇宿之地之前须穿过叶尔羌。那些拥来看这景象的百姓看来极为友善;总之,对这彼此的第一印象实在有一切理由感到满意——而有人曾断言那是远不会愉快的。

第二天与叶尔羌的达德瓦穆罕默德·尤努斯江有一次仪礼上的会见——他的来历读者可参看第十章——此后来客便被容许去他们所愿去之处。福赛思先生前一次来访时,并未被给与这样的自由。他们第一次出现在街上,引得好奇之人大为奔走,可也引出友好的善意。一切主要的街与集市都依次被访过,如卖肉的街、即肉市——那里各样的肉清楚可见,其好坏可凭留着未动的尾或头来验。叶尔羌的风气看来是上午买生活必需之物,晚上买享用之物。有一个专门的晚市,名叫「沙姆」;帽子与别的衣物、此外还有各样别的物品,都在午后在那里摆出来卖。这市若点上中国灯笼,必是一派热闹的景象,与我国的乡间市集极为相似。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并未告诉我们:在雅库布伯克之下是否仍照旧以中国那些艳丽的灯笼照这市,还是我们对这样一幕的想象须回溯到旧日治权的日子。

而这份和谐的关系也不限在下层百姓与我们之间。他们的统治者立了一个人人都力求效法之例。使团的官员与那位达德瓦之间,生出了一种比客对主那种骑士式的情谊更为亲切的东西,而那亲切又被诚心回报;同时哈吉·托拉又以他敏捷的机变与永不枯竭的办法平去了一切难处。后者并未在这使团留叶尔羌的三周里始终在场,而是出发往都城去了,以把英国的事情、以及我们当局对他那个国所抱的确切意图告知这位埃米尔。

穆罕默德·尤努斯给使团支使了相当多的本地车子,极为得用。这些车子造得结实,两轮,直径六英尺,视情形由四匹或六匹矮马拉。它们不许载重过十英担;可载着那么重,一天走二十、二十五英里也是极寻常的。较重的行装便是用这种车子自叶尔羌运往喀什噶尔的,使团的人则带着较轻的营具在几天后跟上。既提起这些远胜印度那些载运之法的车子,我们顺便一说:它们也被用作公共马车与驿车。它们常在喀什噶尔的堡与城之间往来,相距五英里;而作驿车时,自叶尔羌到喀什噶尔全程分五站走完。可这一门载运之事并没有哪个公司凭它的章程与细则独揽,而且有一份由法定下的价目表,不得越出。

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使团自叶尔羌出发;在一段路上,高官奉达德瓦之命伴它同行以送其程。自叶尔羌到洋噶沙尔,这个国看来一样兴旺,可也有许多荒漠之地。库克罗巴特与阿克罗巴特两村(二名分别是青驿与白驿之意)都有一派兴盛之色;而雅库布伯克的兵士——仍是「吉吉特」——之出现,又给整个场面添了一种秩序与凝聚之感:那些人在列队时显得一本正经,却又能同样轻便地扮侍者、木匠、或别的什么。洋噶沙尔之貌因雅库布伯克在那里所筑的那座可畏之堡临近而显得更为可观;可它本身因房屋被带雉堞的土墙围着,极像一座工事。这里只短停了一下,这使团随后便开始它最后一段行程。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四日是那个多事之日:它第一次见一位英国使臣进入那座都城——四年前肖先生曾以非官面身份访过那里。在离那堡不远之处——王宫也在那堡里——给这位使臣备了专门的住处;这所「埃勒奇哈那」、即使馆,被布置得即便说不上奢华,也极为舒适。此前两次以使者身份访过印度的伊赫拉尔汗·托拉,第一个来拜访这些新到之客,并请他们立刻去见阿塔里克加齐。下面的描述是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自己对他与这位埃米尔第一次会见的记述:

「照礼节,我们在离那门约四十步处下马,与伊赫拉尔汗缓缓走去;那位雅萨瓦尔巴什、即司礼长手持白杖走在前面。在外门里,兵士们坐在一座台上,火器放在他们面前地上,双臂交叠,两眼看地。我们随后斜穿过一座空院子,经过挤满兵士的第二道门,又穿过另一座院子——那院子四面都坐列着穿鲜艳服色的兵士。自这院子我们进了内里,那是一座小院,不见一人,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这院尽头是一座长厅,有好几扇落地的窗门。伊赫拉尔汗随后领我们单行、以匀整的步子走到厅侧的几级台阶边;他几乎踮着脚进去,向里看了看,回来以手招我一人上前。我近那门时,他作了个手势要我进去,随即退开。我发觉自己站在一间极为平常的屋子的门槛上,全无一件装饰,地上铺着一张并不很好的毯子;我四下看时,见对面一道门里进来一位高大壮实之人,衣着朴素。他以手相招,我便上前,心想这必是一位司礼之臣,要带我去『御前』。可我本能地一边上前一边鞠了一躬,随即发觉自己两手被握住,又受了寻常那套礼貌之仪;我这才知道自己正站在那位名声远播的东土耳其斯坦统治者面前。说了几句欢迎的话之后,这位阿塔里克领我穿过屋子,让我坐在他近旁、一扇窗边。此时放了十五响礼炮。殿下以急切之声问女王陛下与印度总督的康健,随即低声唤伊赫拉尔汗带别的官员进来。他们一个一个进来,各被握手,又被让坐在我身边。随后有一阵长久而颇为难耐的静默,其间这位阿塔里克以专注的勘察之眼把我们一个一个打量。我曾被告知:礼节不许客人在初次会见时多言,而端然静坐、双目低垂才是好仪。……这番无言的试炼受过一阵之后,这位阿塔里克作了个手势,十六名兵士捧着『达斯塔尔汗』进来;这位阿塔里克掰了一个饼与我们同分。桌布撤去之后,我们记起自己的仪礼之课,起身抚须说道:『真主至大』;不久之后这位阿塔里克便说:『你们来了,好极。』」

这番令人起敬的会见便这样结束了;它之令人起敬,并非因为那位统治者的朝廷或他本人有什么富丽或蛮邦的豪华,而是因为这位埃米尔本人那种神秘的性格、他那渺茫的权力与影响、以及他对那些构成他朝廷与他卫队的属民所取得的掌握。他一切浩罕的朋友与亲属——他们的运数实在都系在他的权上——都坚贞地依附他本人。使臣不可能有那样完全的先知,能预见到那些仍在表面之下存在着的龃龉之质,会在他的治权受外敌第一击之时足以使它更为不可挽回地倾覆。在观者眼里,雅库布伯克与他军人之从的样子,是潜在之力最高的证据。秩序至上;而纪律在这位埃米尔的宫里,与在他诸堡的营院里一样显然。

正式的会见在十二月十一日举行;那时我们政府给这位埃米尔的礼物由一百多人抬着,呈给了殿下。其中有各式的枪,连两尊小炮,还有瓶瓶罐罐等等;可这位统治者最显出欢喜之象的友谊之信物,是女王陛下的亲笔信。这封信装在一个「淡黄石英的华美匣子里,匣上箝着镀金的箍与提手,又嵌着缠丝玛瑙」。这位埃米尔以毫不掩饰的满意受了它,几次重复道:「赞美真主。」随后他作了那些友谊之宣告——那些话连同我们对此人的赞叹,正是把英国与喀什噶尔铆成一个比我们与任何别的中亚统治者之间至今所存的任何同盟都更密之盟的凭借。「你们的女王是一位伟大的君主。她的政府有力而有惠。她的友谊是可求的,因为它总证明是得之者好处之源。女王如日,像我这样可怜的人便在她和煦的光里兴旺。我特别愿得英国人的友谊。那于我是必需的。你们的治理是公道的。路对人人都开着,自这里到伦敦,谁都能完全自由地来去。」

十二月十三日,我们的代表第一次访了喀什噶尔城。喀什噶尔周围之地极为肥沃、耕作精细、人口稠密;这使团受这里普遍的兴旺之气的触动,不比在叶尔羌为少。此外,这里的百姓样子也更健些,主要因为没有大脖子之病。喀什噶尔的达德瓦阿里什伯克是喀什噶尔人而不是浩罕人,他之友好也不比叶尔羌的长官为逊;众人与他一同度了极为愉快的一天。十八日举行了一次大阅兵,可不知何故——缘由殊不明白——只阅了那些在喀什噶尔内城陷落时投效新统治者的旧日中国兵。这支兵所行的那些操演,读来更像一个走江湖的马戏班的表演,而不像一支有纪律之军;可尽管如此,这些契台兵于一支军队是极好的材料。他们用「抬炮」——一种笨器,算是一种枪炮,由两人抬、三人操——的技艺,被称为在二百五十码以内极好。

这里该极为清楚地说明:英国使团在喀什噶尔境内期间,其食住行一切都不费分文;而既然这位埃米尔凡他属民所供之役都以现钱付给,那么显然对他那样一个小国来说,这不是一笔轻的花费。这件事该尽可能广为人知才算公道;因为去年同样的殷厚之待被施于赛义德·雅库布汗时,引起了些不满。那不满起于无知;因为很难设想会有哪个英国人为回报一位中亚君长的礼遇而出怨言。这使团在都城留了将近四个月,总的说来时间过得极为愉快。天气确实严寒;可公事、观览与消遣上又有许多可做之事。

二月二日,雅库布伯克在那个通商条约上盖了印;这一举便结束了英国使团公事的那一部分。三月十六日,使团正式向阿塔里克加齐告辞,回了印度。它办成了自己的差事,极为得手;而福赛思使团作为自印度出发过的最有才干、最切实有用的使团,值得被长久记住。

自那条约签订以来,土耳其斯坦通商公司极为活跃地每年派几支商队进喀什噶尔;可如今——是暂时还是长久,尚待分晓——它的营业已停了下来。近几年里,肖先生在他拉达克专员的旧职上仍像从前一样安静地做着他有用之事;而且有传闻说他去年要受酬,被遣作另一位使臣、或者不如说作驻喀什噶尔的常驻代办。那个任命若曾作成,到此日(十月一日)已暂被搁下;而如今又有了全新的情形在起作用,所以它可能被无限期地延后。一八七七年六七月间哈吉·托拉访我国时,俄土战争又使东方问题尖锐起来,这便重新激起了我们对东土耳其斯坦那份已在消沉的兴趣。可他来得不是时候,因为六月给我们带来了吐鲁番一带失利的消息,而七月也未过完便来了阿塔里克加齐本人逝世的消息。

在收到这个确定的消息之前,人们曾有过荒唐的传闻,说雅库布伯克决意在中亚扮土耳其朝廷同盟者的角色;而其实那时他这可怜之人正在绝望中、以性命为代价抵抗一个毫不留情、不可抗的敌人。境遇之讽刺便是如此!这个亚洲的败者,被欧洲以某种想象的异想变成了一个大问题的裁断者、与两处土耳其斯坦一切因俄国之治而咬着嚼子之民的引路人。可实在说,随着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的归来,我们与喀什噶尔那一度似将极为亲切的关系,便因缺少一个动机而萎顿了。无论多少赞叹,都不足以使我们长久地担保喀什噶尔不受俄国之侵;因为关于中间那片地方的赤裸事实,立刻便把我们心里的同情冷了下来。那座森然之隘、与那条两旁排着干枯的行人与畜尸的路,抹掉了喀什噶尔果园与叶尔羌闹街那幅明亮的图画。当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的报告把这件事说明白——印度无论别处可能受何威胁,至少在克什米尔以北是安全的——人们都发出一声无法压住的深深宽慰之息。自和田到日土、再自那里到印度,确实有一条行得通的路;可雅库布伯克并不据有它,而对它的斟酌被认为与这个问题无关。实在说,一八七四年以后,我们对喀什噶尔与雅库布伯克所持的看法,与我们对波兰与科希丘什科所持的大致相同;而我们正开始让自己接受俄国在那个国立足这件事,这时归来的中国人使我们对中亚之事思索得更深,并发觉:尽管有一切反对这个断言的话,中亚毕竟还存在着第三个、而迄今被忽略的强国。两国之间除了友好之情从未有过别的;而一切能赞赏勇气、公道、殷厚与直率礼遇的人,都依附着这位已证明自己在不小的程度上兼具这一切品性的人。可除此之外并无更深的同情,或者不如说并无更强的连接之纽。印度政府觉得:扶雅库布伯克以抗一切来者,便是在为一个未被承认的事业作卫护;而在更急之事的紧迫里,我们与阿塔里克加齐的关系便渐渐被忘了。

这样对待这位埃米尔,其效果并非不显;在他治世的最后十二个月里,他之策变得更亲俄而不那么亲英。可我们仍保着「我们一贯的行程」。雅库布伯克对我们并无阿富汗统治者所必定总有的那种牵制之力。实在说,他那个国于我们比西藏还更难到;而俄国人在叶尔羌于我们之为险,也远不如好战而敌对的中国人在拉萨可能成为的那样。总括来说:英国与喀什噶尔之为友,是因为他们没有理由为敌;可他们是淡漠的朋友。彼此的不幸或可洒一洒泪,有悲伤之由时或可说几句慰辞;可仅止于此。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同盟,也没有坚定不移的友谊。有过一段短短的时日为同情与善意所占;随后便是一段无变的漠然、从未中断。到一八七七年之前,肖先生所点起、又被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扇成一片火焰的那一点火星,已经灭了;随着它的熄灭,许多人曾指望在少数无畏之人勤勤备下的那个基座上立起的那座坚实之构,也消散了。无论我们是审慎还是不审慎、是真还是假、是厚还是不厚,雅库布伯克在倚我们之助而向俄国掷下战帖时,所靠的是一根折了的芦苇。我们在中亚之策的这一章,不如尽快合上为好;我们若在其中并未得多少光彩,便只望后世宽大,能以一份对保守严格而不负责的中立的体恤之心,来评判我们的短处。

第十三章

雅库布伯克与中国的最后一战,及其死

直到一八七六年秋末,雅库布伯克并未把多少亲身的注意放在他东面的边境上。第一次东干之战与取库车之后,他便把在新并各区维持秩序、并护他的疆土不受中国人任何敌对之举的任务,托给了他的儿子与副将们。那一年九月前后,急使带着奇异的消息到了喀什噶尔。可以想见,那信息之短正是它之可怕。中国人已在天山以北出现。他们掠了乌鲁木齐,正紧围玛纳斯。传闻把他们的人数夸到几近十万战士,而他们又带着西方学术所能供的一切辅助之器而来。

在追述喀什噶尔统治者得这消息之后的动作之前,须先斟酌一下这支忽然出现在准噶尔的中国军队有过什么样的来历。当中国政府在事势的自然之序里解决了太平军与潘泰之难、在原本失序至极之处恢复了秩序、又在原本只有一群散乱之众之处造出了一支军队,便把注意转向它从未忘怀的那个问题:惩治甘肃以外的东干叛者;于是云南那些得胜之兵不被遣散,而被邀参与戈壁以外各区一场新的战事。不需多大的想象之力便能设想那个场面:当那道皇帝的敕令摆在这些老兵面前、召一切真正的兵士去对东干叛逆申他们国的荣誉与他们被亵的宗教时,像张曜那样的将领如何立了一个热忱之例,而他们兵士的主体又如何迅速效法。在这样的军人热忱面前,我们被带回帝国罗马的日子:那时服一省只是另一次新凯捷的前奏,而每一场战事都能在军中行伍里找到上一场的老兵。于是大理府的得胜者经四川与陕西的长途行军,到了甘肃省城兰州府;那一省的总督正在那里聚集军需、与那些要把一支受过训练之兵的核心壮大到合于一支入侵之军的新募之人。有人以为——我们也绝不否认这种看法颇有可据之处——这桩举事根子上有一个政治的动机,那动机便是当国之家想给一大批有纪律之人找事做:那些人若留在中国本部,便会任何一个有力的谋叛者、或妄求帝位之人所用。这个设想无论有无根据,有一点是确定的:那些在云南不需用来驻守的兵,被循一条绕远的路、经离都城极远之处带到了西北的边镇兰州府,在那里准备中国自上世纪征服东土耳其斯坦以来所着手的最为艰巨的军事举事。

这些动作究竟何时开始施行,并不确定;可看来没有理由怀疑:中国军队前部在一八七四年年底之前已开始向西行军。在兰州府与哈密之间那片不毛之区——直线约九百英里,而照中国人所走的路大约近一千二百英里——所遇的难处之大,使他们占了一个、若不是两个冬天来胜过这些阻主力前进的先行障碍。这段间隙在总部也不是全然闲着:那里正聚集军械与粮秣之库、招募并操练新兵,而那个要使亚洲、若不是连欧洲也一并惊讶的战事之策,正由甘肃总督亲自与他能干的副将们拟定。终于,随着春天在戈壁的荒原上破开,这支全军约五万人的中国军队,循那条穿沙漠的长路出发,往天山南北那些较为肥沃之区而去。关于这桩举事这一部分的细节,《京报》奇异地缄口。那里守着极深的秘密;虽然人们知道西北有军事之举正在进行,它的用意与它的规模却是谜。前锋受了些延迟——它须在沙漠里扎下固定的营、或者不如说聚落,并种下使它能在来春前进的谷子——此后中国人便未遇什么认真的顿挫,直到他们出现在乌鲁木齐的城墙之前;那座城东干的首领们决意守住。

虽然恰好有好几位在雅库布伯克役中的军官在城里,又有好几位领头的东干人住在那里,守却并不长久;几天之后,乌鲁木齐便向中国人献城了。居民中许多人已逃往邻城玛纳斯,而守军则奉中国将领之命被屠。这一回并未提到留下的那些居民落了什么下场。

乌鲁木齐在一八七六年八月末献城;九月二日,中国人屯驻在玛纳斯的工事之前——那是一座形势远为坚固的城,又以东干全民之力守着。中国人出现时那第一阵惊慌已过去了,玛纳斯的守者认清自己所战的不但是为他们的事业与独立,也是为他们的性命与家人的名节。乌鲁木齐那可怕的一课,于玛纳斯那坚决却绝望的守军并非毫无效果。取乌鲁木齐就军事意义而言是一桩可称的手段;可这场战事须在玛纳斯的垒墙前决出。九月二日,中国人的炮垒开始向城墙东北那一部分轰射;有两个月之久,炮轰在四面以或大或小的劲头进行着。几次强攻被击退;东干人在人数与兵器都劣的情形下,表现得像勇者。可中国人在围了八个星期之后,攻势仍与他们到来第一天一样不懈,而东干人的粮几乎耗尽了。随着他们粮储的退去,勇气也退了;在一次不成功的突围之后,东干的将领海彦自赴中国的哨前,求许以体面的献城。表面上条件是许了的——或者不如说,照中国官方报告里的说法,一切都被留作渺茫——十一月六日,海彦与他战士的主体出城向中国营而来。随后之事并不清楚,可看来这一队人的姿态是可疑的。那些人带着兵器,排成整齐的方阵;在周围山上的中国人看来,他们似要试着杀出一条路去。中国的将领既一起了这个疑心,便当即照它行事,仿佛它是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东干人四面受炮、骑、步之攻,短时之内便被歼尽。他们的首领中未被杀的,被带到中国将领面前,当即「极刑而诛」。城中与附近所遇的一切壮丁都被屠;可那报告明白说妇人、小儿与老者被免了,而也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人所言之实。在他们眼里,这样严格合于公道的报偿之举,是无须辩饰的。

中国人不满足于惩治活着的东干人、把他们歼得作为一个能自卫之族要一代之久才能复起,还把东干运动初起时几位首要推动者的尸身——如妥得璘、赫尊与韩兴农——掘出分尸,以为一切背叛中国帝国者之戒。玛纳斯之陷击出了一声响彻中亚之音;消息一到,惊慌便在中国土耳其斯坦与准噶尔诸民之间散开。这桩举事进行得那样惊人地秘密、这一击又击得那样迅速而有技巧,其效果便因这些在中国与中亚史册上都同样新异的缘故而更被加重。契台人不但回来复仇了,而且带着那些使英国与俄国成为那片大陆上主导之国的一切辅助之器而来。契台人再不以一个久被遗忘的时代那笨拙的队形推进,而是照以法国与德国为范的号令而动。他们的炮不再只是炮手自己的险源,而是如克虏伯先生的工场所能供的那样有效。可尤其是:他们的将领有了更为惊人的进步。在乌鲁木齐与玛纳斯两围里,他们已证明自己绝非平庸的战术之士;在他们下一桩更为广大的举事里,他们还要显出自己作为战略之士须被置于更高之位。

到一八七〇年年底之前,东干人已不再是一个独立之民。他们绝大多数或死于战场、或死于刀斧之手;随着他们的消失,中国军队任务的第一部分便完成了。一八六二与一八六三年被屠的契台人之血得了偿,中国的威名也被恢复到与本世纪任何时候一样高。还有更多的事须办成——无论就其险还是就其果而言都更为要紧——那是我们现在要论的;可中国军队与它的将领到此为止,已做成了一桩任何国家都可为之自豪之举。

这些事在我们这些远离其影响、又只对中国人为主导之事怀着一种懒懒的傲然之兴的人看来,显得突然而奇异。可它们在喀什噶尔宫中的雅库布伯克看来,又必是什么样子——虽然那座宫离他得胜的敌人扎营之处有一千英里?我们无从估量东土耳其斯坦各处以何等忧惧之情看中国人这些头几次的凯捷;而阿塔里克加齐那颗大胆之心若没有发怯,那也绝不是因为他对这危险之重轻看了。

玛纳斯陷落的消息大约在十一月底之前到了雅库布伯克那里;因时令已晚,他有整个冬天可用来作防守的准备。这些城的献城直到一八七七年四月才为我国所普遍知道;那时我们也听到雅库布伯克东行以护他受威胁之边的消息。一八七六年三月到一八七七年三月之间——也就是浩罕那场叛乱随阿布都尔拉赫曼·阿弗托巴查投降而结束、到雅库布伯克之军聚集在吐鲁番城一带之间——关于喀什噶尔内部的事务可知者极少。无可疑的是:那段时间里喀什噶尔之民的情绪有了若干要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一个偶然的观者看来或许并不很显,然而就其后果而言,它们与公然的叛意一样要紧。要指出这些变动中有哪些,并不难;而它们所致之果则无可疑——阿塔里克加齐权力的转弱。

一八七五年十一月浩罕最后一次起事爆发时,雅库布伯克之过于谨慎,于他的威名之损比输一场仗更大。它冷了他部从中浩罕那一成分的热忱;而当我们记起那些人正是他最能干、最效死的党从时,单这一下便是严重的一击。可有许多迹象显示:那份不满并不限在他民中某一派,而是在他们全体之间散开了。东干之战向来不得人望,又是费钱而血腥之举。昔日那样有利的与俄国疆土的旧日通商,因无扶持之手而萎顿;而北面那道山脉之难行——中国人的耐心与用心曾一时穿透过它——又被尽量利用来阻与固勒札、维尔诺耶的往来。而且尤其是:雅库布伯克一切作为「辞令摆弄者」的本事,也掩不住他与英国的条约是一次失败这件事。它并没有给他那唯一为他所看重的英国保护,也没有因自然那些更大的障碍而给他的百姓那条新的通商出路——在他们眼中那才是唯一值得取得之物。福赛思条约似使英国与喀什噶尔的关系骤然告终;而喀什噶尔人也精明得足以看出:若那份文书要被当作——而在他们眼里也只能被当作——两国之间唯一的连接之纽,那么阿塔里克加齐便不会被英国的刺刀撑住以抵俄国之侵。这个信念之果,便是对不远之日臣属俄国一事的认命。

雅库布伯克在权的根基会因他民中这些不满之由的存在而在人心上转弱;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那时这些事或许才刚在他眼里略为明白起来——中国人归来的消息被宣告了。在一个大的共同危险面前,一个心向其主之民本会聚到他们首领周围,并在这危急之中找到一个共同的必要,以在他们各成分之间生出一种比从前更好的谐和。库车以东之地,凡还有人住的地方,住的都是雅库布伯克的代表所令的屠戮之下少数的余生者。在这些人中间不可能有多少对他事业的情分。喀什噶尔城的守军主要是那些被赦的契台兵——人称「新回回」的(参看附录)——指望他们坚贞地抗他们奉佛的同国之人是不可能的。库车、阿克苏及附近的东干人是他军中人数最多的新募之兵;至少从他们身上,本可设想阿塔里克加齐会得到忠诚的效力。可就是在他们中间,也有不满。他们在中国人手里有一切可怕之事。屠无助的契台人正是他们干的,那是一桩雅库布伯克至少无其污的事;而中国的怒火也会首先指向他们。可他们对那位统治者也有自己的积怨。他曾在战场上打败他们,又与其说是劝、不如说是逼他们更多地入了他的军。他们恨回教的安集延人,只比恨奉佛的中国人轻一等;而他们自己那场有野心的棋,又被他们现今这位统治者的军事才具所破。他们在一八六二至一八六五年里担过反中国所伴的一切险;而当他们办成了自己的事时,却发觉自己被骗去了酬报。所以在中国来侵之前,正是那些最初引起这一切麻烦的回教叛者的行伍里有了分裂。把这些算作无效力而划去之后,雅库布伯克军队的核心便实在很小了;可他要为自己的冠与自己的宗教而战,所能倚仗的也只有那个核心。

一八七六年冬,当他忙于在叶尔羌与喀什噶尔聚集兵器、弹药与粮秣时,他必已发觉了这些不谐之质中的许多;然而他仍坚决地把他的准备推下去。他以为在这境况下最大胆之策便是最审慎之策;他若只要能以胜人一等的战术在战场上打败中国人,便可骑在他一切难处与危险之上得胜而行。心上以这些看法为先,他把自己全部兵力——连东干兵一并——集在天山南坡一线,总部设在吐鲁番。那位奉使被遣往喀什噶尔的俄国军官库罗帕特金上尉——他曾穿行喀什噶尔全境到吐鲁番去见这位埃米尔——把雅库布伯克之军的兵力算成下面这样,又供了关于它沿边布置的下列消息。

守着穿那道山脉主要隘口的达坂城之堡,驻有九百名「吉吉特」,带着火枪与两尊炮——其中一尊是后膛的。吐鲁番与这位埃米尔在一处的有三千五百名「吉吉特」与五千名「萨尔巴斯」,有二十尊炮,大多是旧式的。托克逊是一处设了工事的地方,在大道上离库尔勒近些,驻有四千名「吉吉特」与两千名「萨尔巴斯」,有五尊炮。哈克·库里伯克在这里统兵。库尔勒也有约一千五百人;他们在库罗帕特金上尉离开后不久被调到前方。雅库布伯克须以这一万七千人——散布在一片广阔的地面上——去抵一个人数上胜他、而照结果所示在将略上也胜他的敌人。

这位俄国军官回去之后,对雅库布伯克之事作了极为阴郁的述说,预言他的国会迅速解体。他还断言东干人正大批逃亡,库车以东各处都有对喀什噶尔统治者的不满与不信。这番贬低的述说,几个月后被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在他那次往罗布泊的冒险之行归来时所证实。他在一封一八七七年五月二十八日自小尤尔都斯所发的信里说:他受了雅库布伯克极为友好的接待,可也受了带疑猜的监看。「自海都郭勒到罗布泊一路,他都由一队仪卫护送;那些人殷勤地设法满他最小的愿望,可不许他、也不许他随员中任何人与居民相接。雅库布伯克颇为断然地问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俄国人为何给那些列阵对他的中国兵力供给粮秣;可在库尔勒的一次会见里,他又一再向这位俄国行人保证:他是俄国的朋友与善愿之人。虽有这些防备,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与这次远行别的人还是使本地人向他们说出:他们对雅库布伯克那套军人的专断已经生厌,并盼俄国人快些来。」

这封信里所含的消息指的是一八七七年四月底、或者说是雅库布伯克第一次被中国人击败、并退往库尔勒之后的时候;可把它放在这里是合宜的,因为它证实了库罗帕特金上尉所言。

除了雅库布伯克在边境上所集的那一万七千或多或少有纪律的兵士之外,库罗帕特金上尉还提到一万名「东干」——也就是这东面一区的东干居民。这些人不但是出名地不可倚信,而且兵器不良;总的说来,他们与其说是实力之源,不如说是弱处之源。二月未尽之前,这位阿塔里克加齐已在吐鲁番,正在托克逊与近天山之处筑堡,并力图以他自己那份不可屈的精神激他的部从。

与此同时,中国人也没有闲着。他们在胜过东干人之后,把总部设在乌鲁木齐附近的古城,又把与甘肃的交通保住到这样的程度:组起了一套定期的急使之役,使兵器、军需与人员不断地越戈壁流向那支入侵之军。举例说:兰州府建了一座存放兵器的大军械库,有一次单在一支辎重队里便送去了多至一万支伯丹式来复枪。当甘肃总督兼统兵大帅左宗棠在天山以北作这些准备、以备雪融时强越那道山脉之时,另一位中国将领张曜则驻在哈密,以自那山脉之南作一次分兵之动来助那主攻。把中国军队的总数算作六万人——即古城一带五万、哈密一万——我们所表述的只是可能的情形。总数或许多些或少些;可把它算作六万人,我们相信在这境况下已是尽可能地接近确数了。三月里,中国的将领们已作好攻雅库布伯克的一切准备。就我们地理上的消息所及,自古城无直路通吐鲁番;所以中国主攻便是自乌鲁木齐向达坂城发起的——雅库布伯克在那里筑了一座堡。可虽然较大的那支军在天山以北用兵,那决定性的一击实际上却是自哈密推进的较小一支击出的。若照喀什噶尔军队的布置来判断,这一旅的动作并未得到阿塔里克加齐所应给的那份注意。

张曜将军在四月中取了奇格坦与辟展两座小镇,并未遇什么认真的对抗。而自后面这个地方——它在吐鲁番以东约五十英里——便开始了他与他上司左宗棠那番要胜过喀什噶尔一切抵抗的协同之动。看一眼地图便可见:在吐鲁番的雅库布伯克正被自乌鲁木齐与辟展推进的两支军队夹在两面火中;而他若被击败,退路又大为暴露于一个有进取之力的敌人。中国人一知道他们先行之动得了手,便下令全线推进。显然中国人起初在达坂城遇了竭力的抵抗;而当消息传到那守军那里说他们的统治者已被一支新来的中国军队逐出吐鲁番时,天山诸隘还没有被强越。正是那时,混乱迅速在雅库布伯克部从的各等里散开;在那疑惧与无理惊慌之时,他的兵士大多或投了敌、或一头奔逃往喀喇沙尔。在这绝望的时刻,阿塔里克加齐仍把自己持得像一个好兵。在吐鲁番城外他与来侵者交战;虽因众寡悬殊而被逐出战场,他还是在吐鲁番以西四十英里的托克逊又一次立住了;而第二次被击败后,便退往喀喇沙尔以作新的努力去挡那支入侵之军。雅库布伯克在这几战里,连东干人算上,因逃亡与死于敌手所损大约不下两万人。于是他以为退得更深入自己疆土为审慎,便在喀喇沙尔住了几天之后离那里往库尔勒。

在这些动人之事发生之前几个星期,雅库布伯克曾遣一位使者到塔什干,求俄国人助他抵抗推进中的中国人。可俄国人只给他的使者一些好话,并没有去干涉卡缅斯基先生与中国军队的商务往来。而且在那个时候,俄国在欧洲正忙得无暇把心力放在喀什噶尔这个问题上。

中国人多年来一直是俄国的好友,而雅库布伯克一生都是一个几乎未加掩饰的敌人。在这样两个交战者之间,俄国政府的同情起初必定是倾向前者的;而雅库布伯克近来对俄国的态度也并不如本可有的那样审慎。他的甥侄赛义德·雅库布汗出名地是为某个不明之目在君士坦丁堡作代办。他又护着布哈拉的王公阿布都尔·梅利克、即卡提·托拉——那是中亚最痛恨俄国之人——这也极不足以把俄国的同情引到他这一面。

此外,中国人在乌鲁木齐或吐鲁番这样远之处的胜利,也几乎没有什么能激起俄国的敏感。而且在许多方面,中国这次来侵于俄国是一种宽解。它以一种或许永不会被充分体会的方式解了她在中亚的手。奉佛者在东土耳其斯坦的胜利,给诸汗国各处的回教之气一记重击;而那位巴道莱特、即「有福之人」日落的威名,又以一种奇异的意味给一切邻近的王公作了警戒。

所以要查出俄国人不肯在两个交战者之间居间交涉的站得住的理由,并不难;而虽然雅库布伯克设法与中国人议和、以保他个人之安为条件,他一切交涉上的示好都遭了断然的拒绝。

中国人进了托克逊之后忽然停住,缘由并不显然。可他们名声的可怕已先他们而行,喀喇沙尔以东之地被它的居民匆匆弃了。中国人之延迟可能是因须聚集粮秣以使他们能更往前推进;或者也可能是起于某种疫病的爆发,一家印度的报纸便这样断言。在这一点上《京报》极为沉默。六月二十三日那一期载了吐鲁番一带用兵的叙述,又载了给那些得手的将领的荣宠与赏赐之单;可它与它此后各期对中国人随后许多个月的按兵不动之由都不作声。这份报告里最可注意的一句,是说「凡自行归顺的回教徒,被许回其安业」;这话若是真的,无论如何也是中国人行持平的一个例子。说来也怪:随着这番先行的得手,中国来侵之劲头似消去了;有五个月之久,再没有听到中国军队去处的消息。那段间隙里喀什噶尔发生了最为要紧之事;可中国人虽是那些事的起因,却与之无涉。在本书所论这段多事之生最后那一幕里,入侵的契台人并无份。他们大约直到事情发生许多个星期之后才知道离他们营约三百英里之处发生了什么;随后便以为自己最好之策是给那些在那个国内部起作用的解体之因以充分发作的时间,然后再向西推进。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见雅库布伯克时,必是在他死前极短的时日里。那逼近之事的影子或许已落在这位被打败的征服者身上——他从近来的祸事里只能预感到更坏的还在后头。

关于雅库布伯克之死确切的情形有各种说法。最可能的一说是他被一伙谋叛者所杀,那伙人以哈基木汗·托拉为首。所给的日期是五月一日。雅库布伯克竟死于非命——想到他身边围着东干首领这样可疑的部从——并不足怪;而他生涯里第一次挫败竟成了新扰乱的信号,也正是我们以过去的历史之光去看他的国与它的诸民所应料到的。所以就「雅库布伯克被杀」这个断言本身而言,并无什么不可能之处。可随之而来的叙述里有许多不合之处。关于喀什噶尔埃米尔之死最初的消息,载在去年七月十六日《泰晤士报》所刊的一则电讯里。它说他是在库尔勒短病之后去世的,又说他指定哈基木汗·托拉为继者,明白地把自己的儿子们撇开了。那电讯接着说:哈基木汗不肯受这份赠与,这位埃米尔的长子伯克·库里伯克便继了位。这电讯之后几天,哈基木汗·托拉被认作喀什噶尔那个古老王朝之人——那个王朝曾由雅库布伯克先立上位、后又以布素鲁克汗之身把它废了。这一切消息都来自塔什干。七月二十三日,我国自同一来源得知:伯克·库里伯克已把他父亲之死与他自己的继位通知了考夫曼将军。雅库布伯克确已死了,再无可疑。

不知何故,伯克·库里伯克看来并不为俄国人所喜;可这份对他的厌恶立在某种误会上,因为伯克·库里伯克确实对英国不友好,对我们的使臣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也几乎不客气。而且他立刻便与俄国政府通起消息,请教自己对中国来侵该采什么路,又重提他父亲之求:俄国该停止自固勒札送往乌鲁木齐与吐鲁番的供给。有报说他后一项之求被应了,可未得证实。

此后关于这些事的来历再无所闻,直到八月底,消息经拉达克与克什米尔到了印度:雅库布伯克「已被布素鲁克汗之子哈基木汗·托拉刺杀」。这是第一次有人暗示雅库布伯克是死于不满的党从之手。这说法本身既如此自然,便给他据说所做的那桩奇事——即把自己一家剥了继承之权——照出了新的光,并很快成了被接受的说法。随后的问题是:哈基木汗·托拉是什么人?有两种说法被提出:一说他是布素鲁克汗之子,另一说他是库车的一位和卓首领。前者较为像样;可既然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那份详尽的报告里,这一说便有些可驳之处——尤其当我们被告知他在雅库布伯克征服喀什噶尔一事上扮过要角时。后一个说法要证明起来难得多,可不受同样的驳难。假定哈基木、或阿里汗·托拉是库车落入阿塔里克加齐之手时被赦的一位首领,那么他后来成了叛者便无什么可怪。再假定他仍以为自己对那座城的长官之职有名分——《土耳其斯坦报》断言他曾任那里的达德瓦——那么他一见运数对他的征服者皱眉便设法实现自己那套有野心的筹画,也无不合之处。作为库车领头的和卓,他也会有名分代表喀什噶尔旧日王家的一支。而且在中国人——他们世代的敌人——所致的大而迫近的危险面前,布素鲁克汗之子也很难会以杀那位事实上的君主来把混乱弄得更乱;可一位库车的首领倒可能指望在这样的危急里扮上世纪阿睦尔撒纳所扮的那个角色。据说哈基木汗曾与中国人作过些交涉,而中国人并没有给他多少鼓励。

《土耳其斯坦报》仍守它原先的陈说:雅库布伯克是五月一日病了七天之后死于热病的;又说五月十三日他的遗体被自库尔勒以仪卫送往喀什噶尔,以安放在阿帕克和卓的陵里。随后,照《土耳其斯坦报》所说,便有了那些常常标着中亚各国历史的凶暴之举中的一桩。这位已故埃米尔的次子哈克·库里伯克在他最后的时辰里一直在他身边,便护着那丧仪之行;在离城不远之处,他的长兄库里伯克来迎。这位长子当即跪在他父亲棺前,随后起身,一刻不迟地向他兄弟放了一枪,那人当即倒地而死。库里伯克不满足于这桩手足之戮,还把整队护送之人尽行刀下,带着自己的部从护着那棺回了喀什噶尔。我们对这桩凶暴之举之由一无所知;可库里伯克在喀什噶尔而不在东面这件事,显出了哈基木汗如何能在库车与库尔勒立起他的威权。这些内乱此后的经过、以及中国人最终的凯捷,不如留在另一章里论。

所以关于雅库布伯克如何死的有两种说法,而每一种看法都有一定的证据可据。这题目上一切消息都已被记下,而它们是彼此相冲的。《京报》里中国的报告则全然不理这个题目。他们个人的恨更多是指向白彦虎——那是几年前自哈密逃出的一位东干首领——而不是指向阿塔里克加齐。至于雅库布伯克于一八七七年五月死在库尔勒这个主要事实,并无可疑;而几代以来在中亚历史上留下轨迹的最多事之生涯,也就此结束了。

无论人们自他起落不定的运数里对此人形成什么看法,很少会有人否认他具有极大的心智之质;无疑也会有人去质问他废布素鲁克汗之举,而以更公道之理,他早年屡次背弃他的朋友与庇主胡达雅尔,是可责的。另一些人会想起他一八七五年摇摆的举动,而否认他具有那种为一切真正伟人显著特征的性格之决断。他与东干人那些不必要的战事、与他把自己的帝国伸到中国近处那套短视之策,也足以降他可被视为将领或政治家的名分。为这些确实掏空了他治权之构的举动略作开解,不妨一提:雅库布伯克的性格有一面从未受到足够的注意,那便是他外交之策的秘密何在。他确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志在不借外力而与俄国争中亚的上位。他消息太灵通了,不会做那样的梦。他也不能指望把自己的权伸向南面——那里阿富汗与克什米尔都会忌他之在。他作为一个征服者所余的唯一选择,便是继续以中国为代价自大。我们不知道这位坚贞的回教徒在喀什噶尔宫中可能有过什么梦:把中亚一切先知的信徒联在一场对中国的圣战里,并媲美他某些前人之举——那些人曾把火与刀带进中国的边省,连长城也挡不住他们。这些自人们所传中国衰颓的故事里生出的明亮想象,雅库布伯克究竟在上头思量了多少,我们并不知道;而他是看着自己的权向东伸过十五度经度的:自阿克苏到库车、库车到库尔勒、库尔勒到喀喇沙尔、喀喇沙尔到吐鲁番,直到自他奇格坦那个远哨上,他几乎能看见哈密与巴里坤那些富城——那是通西部中国与北部西藏的钥匙——并想象它们已在他掌握之中。可要清楚体会雅库布伯克之策,须记住这些有野心的渴望被两样东西约住了:对俄国之惧,与东干人的敌意——那些人就是被服了也还在谋算。他那敏锐的精神在无力办成他以为可办之事时,必曾大为焦躁;而尽管他凯捷无数,他心里其实是一个失意之人。

而且在后来这些年里,当他给自己定下的事几已办成、他又有闲暇四顾时,他已不再年轻、也不如从前那样有精力了。对一个亚洲人而言,他正入生之晚景,不再有体力去试任何长久而拼死的举事。要去办一桩「死士之役」,他仍与从前一样热切、一样有效;可对那些不但需要拼死的勇气、还需要先见与耐心的举事,他已不再合宜。可中国来侵把这一切、以及许多别的幻象都驱散了。在他们眼中、在他们的权力面前,他只是另一个大理府的苏丹。他那些在印度与英国博得同情与若干敬重的大的品质,在一个以他们自己的话说「其帝业乃天所植」之民眼里是虚的。在中国的方伯与满洲的武士面前,浩罕的兵士与回教的骄傲都须作虚。中国人若曾在这题目上想过,所想必是如此。而我们这些借雅库布伯克之倾覆之光去看过去历史的人,也须这样想。雅库布伯克治喀什噶尔十二年,是一件看得见的事实;它为英国与俄国所承认。中亚诸汗欣然承认在他们迅速凋零的行列里又添了一位。就是希尔·阿里这样一位表面上有力的统治者,待雅库布伯克时与其说是以他的友谊相敬、不如说是以他的妒忌相敬。然而这一切正迅速消逝而去。

与中国之力相比,他的力如同无有;与中国之不懈相比,他的不懈是软弱;与中国之战术相比,他的战术是学童的战术;而就是与中国之勇相比,他的勇也须承认遇着了相等者。他所对的不但有人数那沉沉的重量,还有胜人一等的才智那灵动的重量。有胜人一等的战略与胜人一等的兵器;有更大的力与更大的决心;行动上毫不迟疑,议事上完全一致;这一切合起来压碎一个可怜的孤苦之人——他正以绝望中一切的拼死,为性命、若不是为自由而战。雅库布伯克本当有更好的命运,而他以勇者所自然有的沉静去遇自己的定数;他的败与死或可用来「点出一则教训、润色一段故事」。这故事已在本书各页里以那些微薄的记载所能供的、尽可能贴近事实的态度讲出;而对那位其名为主要事实所环聚之枢的人物,不妨说:他就是在英国人那里也值得注意。很可能将来某一代会怀着兴味回顾这段生涯,以其为中国在东土耳其斯坦治权上唯一真正的一次断裂。等那些标着和卓诸侵与东干起事、两面都有的屠戮与别样暴行被忘掉或被恕掉之后,人们便会承认:尽管中国在扶持通商与善治方面给了那里之民极大的好处,一个浩罕的兵士不借外力而在这一区所创的那套治理,也有几分可取。那么就让我们这些自不偏的立足点看这题目的人,给这位已逝的武人以高的称许吧——他作为兵士少遇相等之人,作为治者在他长久的生涯里未遇相等之人。我们无论多么惊叹、或许还质问中国之强,也别因中国人在用兵上胜过他、在公平的较量里把他推倒便苛责雅库布伯克。那是一个容易施用的尺度;而若我们不肯给中国人那些最知他们的人会毫不犹疑地许给他们的大的品质,那尺度便会把阿塔里克加齐所取得的一切名声都驱散。可若把这样浅的试法用在眼前这件事上,我们之屈自己的见识,便与屈它的牲者一样多。我们无论多么责雅库布伯克出去迎一个他本该在库车或阿克苏等着的敌人,他的武勇、以及他对中国人那份错了的轻视,都因此更为明白。我们不妨公道地为他主张:他是中亚自纳迪尔沙以来、就其最广之域所产生的最可注目之人;而他以微末的凭借办成了一桩寻常之人——哪怕生于紫袍之家、治着一个兴旺而人口稠密之国——也可能办不到的事。还有什么更好的墓志能立在一位有勇而公道的统治者之上呢?

他生涯的教训是短的,可于我们满含意味。那些在中国边缘上立住一时的独立统治者,只是朝生暮死的赘生之物;是过路之鸟,小小的一刻钟一敲,便得尽其所能地远去。英国的政府从来不懂中国制度那份生命之力。将来他们该更能体会它了。

第十四章

中国之重取喀什噶尔

雅库布伯克死在库尔勒时,重取喀什噶尔这桩事还几乎没有开始。在吐鲁番得胜的中国军队,正在那城一带闲着不动——有些人以为那是因这番努力之大而疲尽了。甚至连中国人是否志在取得比他们已赢之物——即服东干人——更大的凯捷也并不清楚;而只要雅库布伯克还带着一支大军在附近,那番服便不能算办成;而随着喀什噶尔军队退往喀喇沙尔,中国的将领们或许便会停下无定之期。而且也并不必然因中国人取了吐鲁番便能取喀什噶尔或叶尔羌。单是路远便不是小的障碍;再加上那片地方的不毛——而退去的回教之军还会使它更为荒凉——一个不偏的观者本会迟疑着不敢预言中国人会有什么很快的凯捷。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别的阻碍,是一位审慎的将领须细加留意的。要取喀喇沙尔或库尔勒只需一次大胆之攻;可要服库车,却可能是比围玛纳斯还更艰巨的举事。在东土耳其斯坦腹心之地延迟两个月,必会使中国人的资力大为吃紧,并可能毁了他们整桩举事。而就是库车陷了,还有阿克苏,随后北面有乌什吐鲁番、南面有玛喇巴什,挡着通往喀什噶尔与叶尔羌一带那个国命脉所在的路。如今雅库布伯克之死并未除去这些防守中的任何一道;而有一阵人们相信:他那位向来有好兵之名的儿子,会把他无疑所有的那条极为坚固的防线用到最好。可实在说,雅库布伯克之死是一桩无可挽回的祸事,因为它毁了这个国中原有的一切凝聚与合一。他本人或许也无力避免最终的倾覆,可那场较量本会被拖得更长。所以在一八七七年五六月、即阿塔里克加齐死后不久,说中国重取这个国之事还几乎没有开始,是严格合于实情的。

入侵的将领们在吐鲁番之捷后所显的迟疑,起初是因相信他们对手之可畏;而当那位对手死了,便是出于一个审慎的决意:容那些在喀什噶尔迅速显出来的解体之因有充分的时间为他们起作用。与此同时,他们秘密地定下筹画,自俄国疆土购入大批粮秣之储,又勘察了特克斯与尤尔都斯那些鲜为人知的隘口。又自塔尔巴哈台以北的卡尔梅克人那里得了大批新兵——那些人在东干之乱最坏的时期里为中国人保住了那座城。

不过在追述中国人前进之动之前,须对东土耳其斯坦内部的扰乱说上几句,尤其是伯克巴查与哈基木汗争上位之事。首先须明白说清:阿塔里克加齐死后到中国军队最终推进之间喀什噶尔所发生之事,我们实在毫无任何确定的消息;而我们大概也永不会被准确告知那五个月里事势的经过。在缺少确切实据的情形下,我们只能把最合于可能之情的事当作曾经发生之事。雅库布伯克死时,他的长子伯克·库里伯克或在喀什噶尔城里、或在去那里的路上某处。他大约是在吐鲁番败后被遣往后方去调援兵的;在他不在之时,这位埃米尔的次子哈克·库里伯克在他父亲死后接了军队的统带。可以确定的是:他护送雅库布伯克的丧仪之行回喀什噶尔,又在城墙外被他兄长所杀。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哈基木汗·托拉登了场。须记住的是:雅库布伯克死的消息传到我国极慢,而几乎在它一到之后,我们便收到了这位埃米尔死后许多星期才发生之事的消息。所以我们是同时听到雅库布伯克死之情形的详细、与那件事之后几个星期才爆发的那些扰动的。

哈克·库里伯克离库尔勒时,那里便再无阿塔里克加齐王朝的亲身代表;在那段间隙里,像雅库布伯克那样一个杂处的朝廷永不能免的那些谋算之质便得了机会。哈基木汗抓住了那个机会,在喀喇沙尔、库尔勒、大约还有库车立起了他的威权;于是在短短一段时间里,喀什噶尔便分成了三个彼此为敌的营。看来伯克巴查被中国人的按兵不动哄进了一种虚假的安稳之感,便决意惩治他那位叛变长官的傲慢——那本是他该留给中国人去做的事。随后伯克巴查与哈基木汗之间起了一场战,把一位喀什噶尔统治者仍剩的那点资力耗尽了。这场较量看来是零散的;虽然最终的结果有利于伯克巴查,他看来始终没有重得喀喇沙尔与库尔勒。这场战的决战在阿克苏附近打的,哈基木汗「因他敌人人数之众」而败。伯克巴查主要之损是叶尔羌的达德瓦穆罕默德·尤努斯之死——那是他最能干、最忠诚的进言之人。哈基木随后带着一千名「萨尔巴斯」逃入俄国疆土;那些人奉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之命被迅速扣住,而他则在那里设法以对俄国政府进行谋算来复他残破的运数。几乎不必说:这些都归于无成;而哈基木汗已沉入那份微末之中——若照他被召入公众之生时的举动来判断,那正是最合他的气氛。

当他在阿克苏以东作这场得手的用兵之时,发生了一件意味奇特之事,可用以显出伯克巴查治下喀什噶尔的情形。吉尔吉斯首领萨迪克伯克自十三年前与雅库布伯克那场旧日相争之后便自场上消失了;此时他抓住伯克巴查窘迫所给的机会,去攻喀什噶尔城——那城守军大部分已被抽空。他掠了城郊,只在那位年轻的埃米尔自阿克苏赶回护他都城时才退去。那些吉尔吉斯人照他们的本性,当即奔向克兹勒雅尔特那片荒凉之区。不过他们已把因这位埃米尔之死与哈基木汗之叛而起的混乱弄得更乱,并补全了那些向来于中国人是无价之盟的弱处与不和之质。单就他们自身而言,哈基木汗与那个吉尔吉斯掠人者都不值一顾;可既有一个敌人立在这个国的土地上,他们便呈出了一种太过明白而有害的要紧。色勒库尔与和田所显的那些较小的叛乱,补全了那一圈不和;它们与外来之力相合,便击碎了雅库布伯克帝国那光鲜的表象。关于据报在塔什库尔干、即色勒库尔一带发生的扰乱,其细节我们全然不知;可可以似有道理地设想:那些是或由瓦罕人、巴达克山人的入寇、或由吉尔吉斯人某次新的来攻所致。塔什库尔干的居民是叶尔羌的移民,所以那场起事——或不论那扰动取了什么形式——大约并非起于他们;在和田,那场起事则更为实在、也更易懂。那座城之民从未恕雅库布伯克对他们统治者的背信;他一消失,他们便赶忙去报复。喀什噶尔的守军一撤,镇上之人便干脆把他们的达德瓦废了,另举了一位自己的统治者;那人一直掌权,直到中国人的凯捷使他们与他都以向初升之日低头为上策。和田之例被桑珠与附近所效;于是在喀什噶尔陷落之后,这个国整个南部都默认了中国的征服,而不必有一名中国兵士推进到叶尔羌以南。看来很可能:就在此刻,中国兵也已满足于这些区的归顺,并没有以他们自己的兵士去驻守那些沿昆仑山脉一带的要紧之镇。

当伯克巴查急行回喀什噶尔去迎那些吉尔吉斯人时,我们说过萨迪克伯克逃往克兹勒雅尔特;可他并没有在那里久留,因为不久我们便见他又回到都城、极得这位埃米尔的眷顾——他已与这位埃米尔讲好了条件。他吉尔吉斯的部从被纳入这个国的饷册;而正当这个盟刚结起来时,便来了消息,使这个盟无论多么无用而微末,于吉尔吉斯人与喀什噶尔都成了第一等必要之事。中国军队终于在推进了。那悬在一个回教之民效死之头上五个月的危险,已逼到他们身上。那久被怕着、又久被等着的契台人,正以不可抗之势逼近都城;而一个被震住之民的忧惧,使他们太过确切地知道自己的末日已近。他们自己之间的龃龉、统治之家的不和、以及每一次求合一之举中那些离心之质,都起了有利于来侵者的作用。当中国人以一个大国那种从容之态谋划与准备之时,喀什噶尔之民却陷入了近乎可笑的朋党之争与派别之算。而在他们精力之液被这样耗去的全部时间里,中国的将领正把那条要把这个新立之国绞得毫无复起之机的索圈越收越紧。几乎可以说:喀什噶尔人与他们的统治者本已自中国来侵的第一次震动里恢复过来、并渐渐接受他们之在库尔勒以东了,这时他们又受了第二次更重、更久的震动——那便是中国人又在推进的消息。他们短暂的安然过去了,他们一切旧日的恐惧以十倍之力复活了。指望在他们胸中死去,而绝望中的认命只使他们有力去承受一个本该以他们自己的武勇去设法避免的定数。如今该回到中国军队、追述它那决定性的用兵了。

天山以北的最高统带之权归在左宗棠手里——他是对喀什噶尔用兵的全军大帅,又是甘肃一省的总督。天山以南的统兵之将是金顺与张曜两位;前者是围玛纳斯之役的英雄,后者是自哈密对吐鲁番作分兵之动的英雄。前者的基地是玛纳斯,后者的是吐鲁番。他们供给之源,在中国边界之内是哈密、巴里坤与塔尔巴哈台,在界外是固勒札、七河州与塞米巴拉金斯克。他们的兵器与弹药自兰州府越沙漠运来,他们的行伍又因卡尔梅克人与别的部族的新兵而壮大。看来中国人并不很急于把他们的军队在规模上扩大;他们倒更着意以发放伯丹式来复枪与克虏伯炮来增它的效力;而在夏季炎热的几个月里,他们在新得的属地上按兵休息。他们行伍里也不大可能爆发过那些据称在他们中间出现的疫病。《塔什干报》刊过一段耸人之文,又被伦敦几家报纸转载,断言一种在喀什噶尔名为「乌奥巴」的霍乱已使中国军队死去十分之一,又说因那场灾祸,它的推进被长久止住了。这一定是一番大为夸张之说,哪怕那个断言还有一点事实的底子。随后我们又从权威方面得知:俄国政府已应它新得的朋友伯克巴查之请,停止了往中国军队所占之地发送粮秣。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卡缅斯基先生的商队仍继续往来于固勒札与玛纳斯之间,而给中国军队办粮的主要是中亚的俄国商人。在他们往来之中,俄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看来并未存着最好的感情。后者为自己的凯捷所鼓,变得傲慢起来,又太爱提起固勒札这个问题,使那一省实际的占有者不悦。有一两次,这些口头之争呈出了更为危险之态,争者自言语进到了殴斗。不论这场冲撞是否被夸大,俄国政府并未采任何交涉的步骤为自己属民所受之伤索赔,又继续对他们的商人供给中国人睁一眼闭一眼——若不是实在赞许的话。这一点最清楚的证据便是:阿克苏一陷,卡缅斯基先生便往那里发了一支大商队。不过两国之民之间仍有不小的恶血;而有很长一段时间,俄国是否会把她中立的姿态保到喀什噶尔最终被平定,都是可疑的。在这一切疑惑、与中国实力及其最终意图之不定的底下,俄国人心里还存着一种不满之情:既对中国正取得的名声不满,也对将来须归还一个富而有利之省的前景不满。

总之,在东干与喀什噶尔这两个问题之下,还燃着固勒札这个问题。既已显出中国人在每一点上准备得多好、那个战术之体的兵器与粮秣多足、以及俄国虽远非对结果漠然却实在在助中国这一面,我们便可转到那些更为活跃之动上去了——那些动证明中国的将领具有必要的才具与军事学识,足以把他们所造出的、能办成最艰巨举事的那件极有力的兵器用到尽。

第一动是在天山以南作的。就我们所知,左宗棠直到许多个星期之后才自玛纳斯起营。一位名叫唐仁和的副将于一八七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带着前锋离托克逊,去占苏巴什与阿哈布拉两个外围村子。他麾下看来不过几百人。两周之后、即九月七日,董福祥与张俊两位将领带着一千五百兵随他而去,都是步兵。他们经阿哈布拉、库木什与乌沙塔尔推进到库维。兵在这里集中起来。

这些分队主要的职事是为主力的推进开路、在定下的各处备下燃料与水的储存、并筑临时的工事。这一部分事办得那样彻底,使金顺将军——如今人称刘锦棠——在九月二十七日下令全军前进。

步兵循大道而行,骑兵则在那位将军亲自的号令之下循小径向同一方向前进。十月二日,天山以南的中国军队在库维集齐。它的人数大约共一万五千人。九月二十四日,一小支喀什噶尔之兵曾威胁唐仁和将军的交通;可中国人一出现,他们便「掉头飞奔而去」。到库维的第二天,金顺将军便继续他前进之动。有两位副将——其名不必提了——受托统一支六千人的分队,以对库尔勒作一次侧翼之动。这位统兵之将亲自率主力向库尔勒而去,到了流入博斯腾湖的开都河——那河在喀喇沙尔与库尔勒之间半路上。可他的推进在这里被止住了,因为叛者的首领白彦虎堵了那河之流,把这片地方淹了。据说那水最深处过人头,最浅处也到马的后鞦。中国人于是把行军改向北,以便在上游触河——那里敌人所设的阻碍更易被胜过。沿这些碱土平原细心筑了一条车路,又把开都河堵住以止上游之流,并在它上面架了桥。这番绕道致了些延迟;可喀喇沙尔还是在十月七日到了,那是金顺亲自自库维出发之后第四天。开都河的水已漫到这里,那镇在水下好几英尺。一切官家与私人的住宅都一样被毁,而那些照《京报》所称的「突厥回教徒」之民,已被白彦虎逼着随他退去。要知道中国人所指的白彦虎是谁,必有意味,可几乎无从说定。既然他不是哈基木汗,那么最可能的人物便是东干首领之一——或乌鲁木齐的、或哈密的——那人被雅库布伯克收作属藩,又被授以统吐鲁番一带之任。他看来是留在库尔勒一带那一部分喀什噶尔军队的统兵之人。

不单喀喇沙尔被它的居民弃了,周围整片地方也都弃了。有些人确实逃进了山里,可这些人见中国人在他们家中立住了,便不敢回来。随后征服者便照他们素常的筹画,在那镇上安置新的移民。蒙古的贵人察希特尔克奉命调他部族中数百人来占这个要紧之地、复其家室、再耕其田;而当这番复兴之工在中国人所征服的疆土上进行之时,那些他们以敌对之姿经过的地方所受的待遇便全然不同了。十月九日,中国人自两面向库尔勒行军;那一天有一次骑兵的小战,白彦虎的马兵被杀十五人、被俘二人。这两名俘人穿着浩罕的服色,却是中国的回教属民、陕西人;自他们的证词得知:白彦虎已带着他全部兵力退往库车,并把这片地方的出产与大多数的人都带走了。他们申明自己所属那一小队只是一支探哨,被派出来探明中国军队在做什么。中国人把他们的消息掏尽之后,便把他们斩了。同一天他们进了库尔勒,发觉它全然被弃,不过并未被水淹。城墙还在,可许多房屋已被推倒。这位将军在这里几乎落到绝境,因为那支以车与骆驼运送的粮队没有赶到,眼看饥饿要逼这支得胜之军退却。可幸而这位能干的将军想到了——或许是有人给了他一个提示——城中或许藏着喀什噶尔人无法带走的粮储。于是全军动手搜房,并在一切可能之处挖地找藏着的粮。他们的辛劳很快得了报偿,「数万斤重的食物」被找了出来。一斤重一磅又四分之三,这对一支大约不足一万人的军队而言,不是小的供给。天山以南这支军队这些协同之动,把西至喀喇沙尔之地置于来侵者的占有之下。他们下一次推进——那是他们不能指望像上一次那样无人阻拦的——便会把他们带入喀什噶尔之平原。喀喇沙尔与库尔勒一入他们之手,便发了一道告示,招回教之民回家;他们中许多人受了那番招。在这一方,中国的兵锋并未因任何过分之举而受辱;而他们对手无兵器之民所持的持平,也减了他们对持兵之敌的严厉。

在库尔勒停留的几天里,金顺听说白彦虎正在库车以东的策大雅与别处胁迫百姓,逼他们退往库车并毁他们的庄稼。他当即决意破那个筹画,亲率一千五百名轻步兵与一千骑兵出发去护那些居民。靠着强行军——有时整夜大半都在行进——他在十月十七日到了策大雅,这才得知白彦虎已把全部的人都赶走,自己已到了去库车路上的布古尔。在策大雅之后的那个村子、即一处名叫洋噶沙尔的设防之哨,他发觉白彦虎仍在他前面,并正沿他行军之线烧村。金顺留下一部分步兵在后灭火,自己毅然带着其余的兵力赶往布古尔。这座小镇也被点了火;可中国这位将军推进之速在这里得了报偿:消息说敌军连大批居民只在前面不远之处。那支一千骑兵组成的后卫很快被接上;喀什噶尔人见中国人人数之少而胆壮,便勇猛地上来进攻。可他们的冲势被带着极好来复枪的中国步兵的沉稳所破,骑兵又把其余的事办了。喀什噶尔人在战场上留下一百具尸与十二名俘人。自后者得知:那两千兵的主体连白彦虎的家人与它所管的村民,已在去库车的路上相当远处。那一天再往前推进已太晚;可第二天前进之动便重拾起来。前锋很快瞧见了一大群人——「数万之众」——可用望远镜细看便发现其中带兵器的不过一千多。于是全部的兵都被带到前面;金顺下令:凡手中持兵器被发现者皆杀,其余的都免。

喀什噶尔军中持兵器的那一部分自手无兵器的那一部分撤开,把那一大群正被掠往库车的回教村民留在中间。这些人奉金顺之命被送往后方,分置在最为便当的那些村子里。与此同时,在原位之后数英里、一个名叫阿尔帕台的村子附近打了一场激战。那一战看来打得很有争持,可金顺那支小军胜人一等的战术与兵器占了上风;回教之军损失相当而极为失序地退了。金顺以惊人的迅速与不息的精力追他的胜势,而喀什噶尔之兵则一刻不留地奔往库车,把那里的人与那片地方都弃给了来侵者。那些不幸的居民以可悯的恳求求这位征服者开恩;而我们带着真实的满意记下这件事:金顺告诉他们他们是安全的,并要他们不必再惊。

到这时候,中国军队大约已自后方得了大批援兵,因为我们如今到了这桩举事较为艰巨的一部分:攻库车。中国人出现在它城墙前时,发觉那里正有一场战在进行:喀什噶尔的兵士与镇上的人在打,那些人不肯随他们更往西退。中国军队一出现,喀什噶尔的兵力便弃了城,在库车西面与它交战。中国人当即攻他们,起初少有得手;而一次约四五千人的骑兵冲击,也是颇费些力才被击退的。可中国人的炮正以显著之效轰着那些回教徒,中国的后备又时刻赶到阵地上。步兵终于奉命在重炮之火的掩护下推进,而骑兵又在最合宜的时刻作了一次冲击。整支军队随后溃散奔逃,混乱得无可挽回,在阵地上留下一千多人。他们的将领——中国人称他马有铺——在那天早些时候受了伤;虽说他是个有名之人,可在这个中国名目之下已无从认出他的身份。这一定是整场战争里最为血腥、争持得最好的一战。两边人数大约各一万人;而它之被赢得,靠胜人一等的战术与技艺,与靠蛮力与勇气一样多。中国人一切的动作都以显著的先见为特色,既显出那位将军与他副将们极大的才具,也显出他兵士的驯服、武勇与耐心。自库维迅速推进到喀喇沙尔、自那里强行军到布古尔、取库车、征服者对居民的宽忍,这一切合起来使战争这一部分于中国与她的将领、尤其于金顺最为可称。官方报告里所给喀什噶尔当局试着掠走百姓的理由是:那些叛者首先想使来侵之军得不到一切助力,从而使进一步的追击成为难事;其次是想把这一大群突厥回教徒交到喀什噶尔新的「帕夏」(大约是巴查)库里伯克手里,以博他的欢心。所以白彦虎一定不是哈基木汗。相当清楚的是:他必定或是一个东干的逃人、或是伯克巴查的一名属下。

库车设了一座储所,又留了一大支兵驻守;可主要的治事之举都指向改善突厥回教之民处境这桩事。设了一个治事之局,以为无依之人备生计之资、并分发种谷以利全体之民。它还须督看筑路、以及设渡船与驿站,以便商旅之行、速邮件之递。各城都任了地方官与知府,又对疫病或饥荒的爆发采了特别的防备。这一切明智的措置都被迅速、以最为实在的态度施行,仿佛为异国立法治事便是中国人日常的职事。没有理由相信:在自吐鲁番到库车那片广大之区里,中国人背离了那些标着他们重立为统治者的有政治家之风而有惠于民的筹画;而他们对东干叛者与喀什噶尔兵士所显的任何严厉或残酷,也被他们待百姓之和缓抵有余了。

十月十九日、或更可能是二十二日,金顺重拾他前进之动,未遇认真的对抗。他第一次停是在一个名叫霍色尔的村子,在那里停了一夜,用那一夜写了给北京的报告,述前三个星期的得手与动作。在下一座镇、即人称拜城之处,金顺停下等张曜将军所带的后卫到来。这支兵力在十月末之前赶到了,于是对阿克苏的推进重拾起来。到此为止,主要的兴味都在天山以南那支军队、与金顺的功绩上。我们这一部分战事主要的、实在是唯一的根据,是《京报》。

如今要述那支北路军的动作了;它在左宗棠亲自的统带之下,在这个国的北部完全秘密地用兵。那位将军麾下照最持平的计算也有两万八千人之军。有人把它定得更高;可圣彼得堡一家报纸据一位到过玛纳斯的俄国商人所言,把它算成这个兵力。它集中在玛纳斯一带、沿天山北麓,也集在俄国在固勒札的属地之边上。照一切外表看,这支军队像是被派了一个被迫不动的角色,因为既不可能进固勒札、从而循他们旧日经别迭里或木扎尔特诸隘之路而行。可事情并非如此: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一八七七年年初的行程并未逃过中国人的注意;他们便推定:一位俄国军官带着他的哥萨克随从能去之处,一支中国军队也能去。中国军队便在左宗棠之下,经特克斯与大尤尔都斯两河所成的那些鲜为人知的隘口越入了喀什噶尔;而两军大约是在拜城一带会合的。正是因左宗棠这一手战略,中国人才带着一支压倒之军出现在阿克苏城墙前——那些回教诸民与守军一见之下,一切抵抗之念便自心中消去了。左宗棠出现在阿克苏城墙前——那是喀什噶尔东面的屏障——它的守将惊慌失措,一受冲击便弃了他的位。他后来被库里伯克的一名军官俘获处死。中国人随后向乌什吐鲁番推进,那里也不战而降。如我们所说,中国人并没有刊布这一部分战事的任何详细记述;所以我们无从说出他们对阿克苏与乌什吐鲁番那些据报的暴行有什么说法——而俄国报纸在那上头大做文章。无可疑的是:有极大量的难人逃入俄国疆土,或许共一万人;这些人带去了种种可怕而被夸大了的惊骇之说。我们大可毫不迟疑地接受这个断言为真:持兵器的守军被无例外地屠尽;可要说手无兵器之民与妇孺也落了同样的下场,我们便断然不信。有一切成例可支持这个推定:那里行的是较为持平之策;而也没有什么站得住的理由能使中国人待阿克苏与乌什吐鲁番与待库车或吐鲁番有所不同。玛纳斯这件事被那些在这「暴行」问题上鼓噪之人大加执持;可有最高的权威可据以断言:那里只屠了持兵器之人。这是中国人向来所行的;那是一国之俗,而他们在东干人与喀什噶尔这两件事上也确实没有背离它。可就是在被那样显著地推在前面的玛纳斯与阿克苏两例里,也并无确实的根据可定他们更重之罪。

十二月初开始了最后一动,向都城而去;那月十七日,中国人以一次奇袭取了它。照一种说法,伯克·库里伯克在城外打了一仗,败了;照另一报,他已退往叶尔羌,听到喀什噶尔陷落的消息便自那里逃入俄国疆土。更可能的是他抗了中国人对喀什噶尔之攻,因为他确实与吉尔吉斯首领萨迪克伯克一同到了塔什干,而后者是在那一战里受伤的。随着喀什噶尔之陷,中国重取东土耳其斯坦之事便完成了;别的城——洋噶沙尔与叶尔羌——也迅速落了同样的下场。和田与色勒库尔也送上了正式的归顺之许。可取喀什噶尔实际上已结束了这场战事。此后再未遇抵抗,新的统治者只须着手重整之事了。喀什噶尔陷落时,军队的大部分知道自己在中国人手里不能指望开恩,便逃入俄国疆土,随后散播中国人新的屠戮之报——那些大约只存在于他们自己的想象里。无可疑的是:中国的凯捷是彻底的;而东土耳其斯坦之民要再有胆去反他们的威权,还须许多年。中国之强已被彻底证明,她威名之申也已完全。中国凯捷之长久若有什么危险,那更多来自俄国,而不是来自天山南路那些被征服之民;也不太有什么危险说中国的桂冠就是在一个欧洲之敌面前便会褪色。左宗棠与他的副将——金顺(他此后已失宠,或许是他引起了他上司的妒忌)与张曜——办成了一桩会给任何军队、任何国家增光之事。他们给如今的中国治政添了一种光彩,那光彩必会于它大有益处;他们也取得了不易消去的个人名声。中国重取东土耳其斯坦,无疑是过去五十年里亚洲所发生的最可注目之事;它也完全是自乾隆在一百多年前平定那个国以来,一支中国军队由中国人统带所成最为辉煌的功绩。它还以一种于我们远非适口的方式证明:中国人具有一种因应之能,那必须被视为中亚日常政治里极为要紧的一件事实。他们是以欧洲的兵器、以对西方学术与技艺的细心研究征服喀什噶尔的。他们的兵士照按普鲁士之则所训的教习之令行军;他们的将领按毛奇与曼陀菲尔的教导调动他们的兵。就是在用望远镜与野战镜这样较小的事上,我们也见这支中国军队备得很足。再没有什么比某位过于聪明的观者给这支军队所画的那幅图更荒唐了:仿佛它是由穿着龙形与别样可怖之状的奇装的兵士组成的。那一切都属于一个旧世界的说法。东土耳其斯坦这支军队与从前中亚一切中国军队之不同,已到了不能再大的程度;而在一切要紧之处,它都极像一个欧洲之国的军队。它那些可注目的凯捷,主要须归于中国在这一次里使自己因应西方观念之彻底。

随着伯克·库里伯克逃往塔什干,阿塔里克加齐一家在喀什噶尔的生涯便结束了。无论中亚这一部分的事势会有什么转折、无论在浩罕或别处会定出什么筹画要重新向中国的治权挑战,那些被逐出的浩罕官员都不会聚到库里伯克的旗下。他在危险之时的奔逃、他一切动作里那份迟疑、以及他冷血杀弟之举,已使这位一度被寄以厚望的王公无可挽回地毁了自己的生涯与自己的名声。若将来某一次俄国要去扮浩罕诸汗昔日在喀什噶尔内部历史上所扮的角色,他们所推出的傀儡也不会是库里伯克。他的旧日对头哈基木汗比他机会好得多——尤其若他确如许多人所断言的那样,是布素鲁克汗之子、因而是和卓一家的代表。可有一件事实仍然明白:雅库布伯克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一个一己之朝的一切梦想,如今已消散到毫无实现之望了。

第十五章

中亚问题里的中国这一因素

东干人之倾覆与喀什噶尔之重取,并没有完成摆在中国将领与兵士面前的事。那些凯捷无论多么大、多么可注目,中国人仍不以它们为满足,因为还有更多的事须办。他们把天山南路归还给了皇帝;可只要俄国人据着固勒札,天山北路便只收回了一半。而且只要有一个大的军事之国驻在固勒札,中国对阿克苏以西之地的掌握便只能是靠人容忍而有。正如昔日喀什噶尔摆脱中国之治时,中国人那么多次自伊犁去重取它;俄国人也不妨随其所好对中国人扮同样的角色。总之,俄国人留在伊犁,便会抵消掉中国凭她近来军事得手所保得的一切便宜。不过,虽然中国求交还固勒札的根子上有一份对俄国战略之便的、极有根据的忧惧,那却不是中国人提出此求的唯一、甚至不是主要之由。在他们中亚一切属地之中,伊犁是最被珍视的;左宗棠着手那些至今以凯捷告终的艰巨战事,尤其是为了收回那一区——而那些战事的筹画,除别的用意之外,还有一个用意:给那位总督以一份威名与影响,使他能与李鸿章分庭抗礼。伊犁是他们在中亚的都会;它之陷落标出了一八六二至一八六三年那场东干与和卓之乱与它一切前例之间广大的不同。伊犁之陷意味着中国之权之陷;而只要伊犁还在异手,中国之权便不能算完全恢复。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极为上心。

而俄国一面,则因种种缘故迟疑着不交还伊犁。首先,中国是否已「长久地」重取了东土耳其斯坦并不确定,帝国的库能否承受中亚支出对它持续的拉紧也不清楚。而且还有李鸿章与左宗棠相争这个未知之量;后者或因他满洲的血统而在军中与当国之等里有些影响,前者却把钱袋握在手里,随时可以使中国在中亚的活动与实力瘫痹。而且俄国人不论在北京给过什么轻率的许诺——他们确实许过:中国人一强到足以回中亚,便把固勒札退还中国——却正式地(证之以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那道告示)「永久地」并了固勒札。在中亚之民眼里,定下俄国对固勒札的占有的是那道告示,而不是在北京当局耳边说出的那个渺茫的许诺。如今俄国与我们一样明白这一点;她也知道:无论她怎样严守自己的信誓,都无法使西、以及东土耳其斯坦之民相信她退还固勒札是出于别的缘故,而不是因为怕中国人。浩罕人、布哈拉人、以及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人与喀什噶尔人,都会这样论:俄国还固勒札并非出于什么要履行约定之愿,而只是因为她若不履行便不能不与中国开战;而她应了那项之求,便会被解作承认她不愿与中国在战场上相遇。实在说,就是俄国迅速还了固勒札,她也不会得到她本可为自己诚信所求的那份称许;而她也无从保证中国人会满足于割还伊犁本境,而不在某个军事傲慢的时刻进而求还纳林一区——那是中国在衰弱之时自己二十多年前割给俄国的。而且除了这些在政治上反对交还固勒札的理由之外,还有通商与财赋上的缘故使俄国不愿还这一省。它不但在俄国治下变得极为兴旺、人口稠密,而且已被抬成俄国在中亚属地中财赋上最有收益的部分之一;此外还有它在天山上那条极好的边界,它使将来与中国西部的通商比经塞米巴拉金斯克与塔尔巴哈台那条路更多地听她支配,而且尤其是:它切实地消去一切受攻的真实危险之感。中国人会发觉:要强越天山山脉进固勒札,于他们几乎是一桩不可能之事;他们便只好自北面经卡拉喀鲁入那一省。那样一来,他们便会把整个侧翼与交通之线暴露于在玛纳斯与在喀什噶尔两处都有显效之攻;而对俄国这样一个有学术的敌人,任何清醒的中国人都不会梦想以非压倒之兵去攻固勒札。在进而斟酌俄国与中国之间这桩难处所引起的诸问题之前,不如先在这里把俄国自一八七一年至今治固勒札的历史略述一番。

一八六六年固勒札立起一个独立政府时,一位名叫阿布勒奥格兰的统治者被扶上了位。他看来是个东干人,而他确实是一位凶悍而自信的君长。他不肯守《固勒札条约》与《北京条约》的条款,在小事与大事上都把自己摆在与俄国正相对立的地位。有五年之久,他的生涯未受外来影响的扰动;那段时间里他容他的属民入寇俄国疆土,又催他边外的吉尔吉斯诸部造反,并禁俄国商人进他的疆土。在小的规模上,他模仿着后来雅库布伯克所采的那套做法。可他只是一个次等而微末的专断之君。他的百姓在他的暴政下呻吟;而他疆土内那七万五千奴,更是极愿被任何一位解救者自束缚中解出来。阿布勒奥格兰所治的固勒札之国,正是那种一受外来的粗暴一击便会散成碎片的国。有五年或前后,俄国在维尔诺耶、纳林与七河州的当局忍了他那掩着的敌意;可当他的国显然已到了要散成数块、而雅库布伯克大约会分得最大一份的前夕时,耐心几近耗尽的俄国人便决意不让阿塔里克加齐、或东干诸部的联合抢在他们之先取固勒札。向固勒札提了一种最后之书,其中给阿布勒奥格兰最后一个保住权力的机会——只要他肯批可过去与中国所订各约的条款。他被要求与俄国立这个约时,看来并没有明白拒绝。可他支吾延宕,直到俄人当局的耐心完全耗尽。他们便决意毁阿布勒奥格兰的政府、并固勒札、并把他们的边界推到天山。

一八七一年五月,巴利茨基少校渡过博罗胡吉尔河——那河是两国之间的界——率一小队推进到阿布勒奥格兰疆土内相当的距离。可他兵力小,略加探查之后便退回俄国疆土。六个星期之后,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所率的主力越界入固勒札,向都城进军。那支入侵之军只有一千七百八十五人与六十五名军官。起初阿布勒奥格兰的兵力作了勇敢的抵抗,可俄国的炮与来复枪所向无前;七月四日,那位统治者到俄国哨前自呈。他被带到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面前时说道:「我信我事业之正,又信神之助。既败,我便顺全能者之意。若有什么罪过被犯下,便罚那君主,可宽他无辜的属民。」第二天,这位俄国将军进了都城;那场战事只持续了八九天。凡愿放下兵器者都被许以保护,阿布勒奥格兰的军队被遣散了。阿布勒奥格兰得了养廉之资,又被指定奥勒尔为他居留之地。固勒札、或照那道告示里所称的「准噶尔」,被「永久地」并了,成为俄国的普里伊林副总督区。无可疑的是:俄国占固勒札于那一区的居民是一桩全无保留的好事。单是宣布废奴这一件,便把七万五千人自一种艰苦而无望的生活里解了出来。通商的回来——它此前已停滞了——保住了那里之民中活跃那一部分的兴旺与进步;而在俄国治固勒札这七年里,那里之民在德行与物质的福利上都稳步前进。人口在同一时期里显著增加,伊犁诸谷里满是既安然又兴旺之民。俄国在固勒札之治,是她中亚治事中最明亮的一点。中国人在求退还固勒札上有一桩不利:他们是来逐走一个有惠之治的。这桩不利又因中国人在喀什噶尔与东干之地所据称的暴行而得的坏名声而更加重。凡肯费心细看这件事、并像看《塔什干报》那样也看《京报》的人,便会发觉这些暴行大部分是惊慌与怀恶之观者所造出来的;而在那少数中国人的复仇之心胜过军纪的例子里,如玛纳斯与阿克苏,我们有明白的证据表明妇孺被免了。《塔什干报》竭力——而且并非徒劳——散播中国暴行之报;伦敦一家报纸又那样助俄国报界之目,以在东土耳其斯坦这些据报的屠戮上激起对中国的愤慨,竟把这些指控的译文摆在英国读者面前,又据《塔什干报》之言给中国人定了最为不人道之举的罪、并当即判决。我们不妨提议:出于对中国人最起码的公道,这家报纸该把《京报》上关于那些被《塔什干报》那样愤慨地评论之事的、措辞持平而有尊严的报告,也摆在它读者面前。

如我们所说,中国人是完全决意要收回伊犁的。他们或许无法轻易使俄国交出它,可他们不会绝望。他们极可能完全无法以交涉之法重得它,可他们也不会不用上一切为近世交涉所许的巧计。曾有传闻说中国有意把满洲的一条地带交给俄国,以使俄国的海参崴港与黑龙江上那些堡有陆上的交通。可这个传闻并无确实的根据;而最近的消息显示:中国在戈壁以外的得手并没有使她在北面变得持平,反而给了她足够的自信,使她振作到对俄国在那一方更进一步的侵越取了对抗之态。如今有人说:俄国要求以钱补她为把固勒札抬到今日这样极为兴旺之境所花的费用;乍看之下再没有比这更公道的了,我们也不以为中国人会反对付一笔不多的款。可俄国人所求之数远非不多。确数未被提及,可中国人宣称它超过西北战事的全部花费,而那花费确实不下两百万镑。这当然太过苛索,之所以被提出来,只是作为她不肯守她从前约定的一个理由、并给她的交涉之人在与中国代表的讨论里一个立足之地。有一个中国使团已被授命前往圣彼得堡,设法与俄国在固勒札问题上达成谅解;可它看来还没有出发,而真正的了结则在左宗棠与考夫曼将军手里。最近之报是前者又一次要求交还固勒札;人们正热切而带几分焦虑地等俄国的答话。与此同时,中国人在和田一位首领手里受了一次无关紧要的局部挫败,他们的权力看来也并未伸到叶尔羌以南。可他们正急调援兵,几个星期前已有两万新兵到了玛纳斯。他们在卡尔梅克人中间还有广大的募兵之地,而他们在塔尔巴哈台的位置又可能有极大的战略之要。固勒札问题若引出一场俄中之战,中国人人数之众、准备之足,足以使两万俄国人之军竭其所能;而固勒札眼下绝无五千俄国兵,这是十分确定的。不过固勒札问题尽管已到了那样显著的地位,也只是中国人出现在中亚所引起与提示的诸问题之一——哪怕是最要紧、最紧迫的一个。若俄国人——这几乎无可疑——不肯还固勒札,而中国人又因知自己对手之强、在不能不认清失败之罚必定巨大之处迟疑着不去攻,那么这一点便更是如此。那样一来,固勒札问题便会长久不得解,一时或许还会被忘掉。可中国人不会忘,也不会宽恕那桩过犯。而不论那间隔多长、那延迟多大,固勒札问题仍会是中亚政治极为要紧的一部分;而只要它不得了结,便必以于俄国利益不利的方式起作用。中国人只须在塔尔巴哈台、卡拉喀鲁、玛纳斯、阿克苏、乌什吐鲁番与喀什噶尔驻营,又自甘肃与卡尔梅克之地慢慢调来援兵,便足以使俄国对固勒札的掌握危险地不稳。实在说,在这件事上中国人手里握着这盘棋,可以打一场等待之棋;而俄国所能指望的,只是左宗棠一面的急躁。中国人若不肯与失信的俄国人有任何往来,只以这样一句宣告自足——在固勒札退还之前,他们不能与他们重入政治或通商的关系——那么俄国无论在固勒札、纳林还是浩罕都永不能安枕。尤其是:只要她像眼下这样在西亚被占着,她便绝不敢横在中国的路上、入一场会自海参崴与黑龙江一直打到固勒札与喀什噶尔的战争。所以固勒札问题之了结并不像人所可设想的那样容易;而它所遇的俄国也不像人所可期望的那样强、中国也不那样弱。不过毕竟如我们刚才所说,固勒札问题并不是中国人出现在东土耳其斯坦所提示的唯一问题。还有一个远为广大的问题,由中国人作为中亚那个大问题里的一个因素而出现所引起。三个亚洲的大国如今已聚到一点上了;结果将是什么?

要能对将来冒一个猜测,唯一的办法是充分体会过去的教训之意。英国、俄国与中国之间彼此的关系向来如何?我们在本书中一直假定——在这里也仍假定——英国与俄国在亚洲无论如何是不可调和地相敌的,尽管那上头涂着一层礼貌与开化的漆。我们只须斟酌英国与中国之间、与俄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先说后者:他们向来以友谊与通商、政治权利上的互惠之纽相联。他们的往来总体上异常和谐;而当我们不得不打三场战争以为我们的商人在海口上取得一个地位时,俄国却不必用上任何近乎同样极端的手段,便能在中部与西部中国取得她、或她的商人所要的一切。她已把黑龙江变成一条俄国的河;她自海参崴控着黄海与日本海;她又在喀尔喀之间、与在固勒札,取得了通向中国帝国各个弱处的两道门。然而在这全部时间里,她都与中国处在最亲密的友好之中。她有几项性质最为有利的通商条约,而且向来处在「最受眷顾之国」的地位上。可她不止于此;她一直是那个最受眷顾之国。可中国人也并没有不注意到:这份与俄国的融洽,就其所生的好处而言,一直是极为一面的事。俄国一切友谊与善意之表,中国自那些高调的许诺里收到了什么好处?而反过来,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只须看一看黑龙江、看一看那被削薄了的满洲一省,便知道俄国的友谊是什么意思。他还能再往前。他只须查一查俄国设法与达拉纳特喇嘛所结的关系;只须听一听库伦之民怎样看俄国在那座要紧之城附近的位置;他便不能不对俄国的友谊意味着什么形成一个极为清楚而决断的看法。中国人在他们北部边界的全部长度上,都有一个大的问题与俄国在议。只要中国弱、因而无力对她朋友的庇护表示不快,俄国便能把「施恩的夫人」这个角色扮得体面而极为得手。可中国一强、一到了能对她昔日盟友的俯就表示不快的地位,中国人便换了口气;我们已听说中国人在黑龙江一带取了半敌对之态。可中国在满洲与喀尔喀之间对俄国的筹画所生的忧惧——她对俄国的敌意根子上正是忧惧——眼下还是渺茫的;而她对俄国在她求还固勒札之后仍据着它的愤慨,则是清楚而易于界定的。总之,她沿北部边界一切的忧惧——自克里米亚战争时俄国人夺了黑龙江那些哨所以来,那忧惧曾沉睡却从未消去——如今都聚焦在中亚:俄国在那里似有意把自己横在他们得胜之途上、或至少要迟滞它。眼下迫在眉前的,并不太是那个只有局部之要的固勒札问题,而是俄国与中国之间的破裂——伊塞克湖一带的一场危急会使那破裂完全。那破裂其实已经发生了;俄国一面任何让步都无法在中国人那里恢复她的好名声。她如今不妨把固勒札交出来,或者若她能、便以强臂守住它;可她因迟迟不应那件中国人以为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属他们的权利与应得之事,已失了被中国人看重的一切名分。俄国若当初立刻对中国说:「我们将弃固勒札,只要你们保那里居民之安」,那么不但两国之间的融洽会被保住,而且还可能为新的用意而有一个俄中在中亚的同盟。那个同盟必会于我国满含危险,其缘由在英中关系这一题目下最好说明。

可俄国当局没有抓住这局面的全部范围。他们把固勒札问题当作一桩纯粹的地方之事,又把中国人当作在这件事上并无很强利害之人来轻忽。他们全然不理中国人性格里那份可怕的认真,又以一种必定激怒左宗棠将军的轻率之态对待他的要求。他们之策无论自哪一个角度看都是浅的、不智的;可想到俄国过去在与中国往来上所显的机变与交涉之技,它便显得更浅、更蠢。当然,固勒札这个问题与从前一切问题在那最要紧的一点上不同:这里俄国第一次须往后退,而不是像此前向来那样往前进。俄国当局只是自这件事会在中亚各民身上生什么效果这个角度去看它。他们使自己相信:交出固勒札便是给西土耳其斯坦每一个敌对之质一种推动之力,也便是普遍地降低他们在亚洲各处的威名。照俄国一家领头的报纸所说:「退还固勒札会是一桩政治上的自杀;因为它不但会把中国的威名抬到比从前任何时候都高的点上,还会以给中国人在我们天然边界之内一个强有力的军事位置而掏空我们在东亚的地位。因这些缘故,固勒札不能归还。」那一段把俄国人为自己继续据有固勒札所要用的论据总括了。他们又以痛斥中国人传闻中的野蛮之行,以在固勒札今日之状与它在中国治权恢复之下会变成什么样子之间作对比——那对比于他们自己与他们治事之能颇有奉承之意——来给这些论据在众人心中添些效力。在描画后者时,他们全然不理固勒札在东干之乱前那兴旺之状,又似乎假定一八七一年他们进去时那里存在的无政府之状是中国人所致,而不是它自己百姓的忘恩与反复所致。而他们对中国在她称霸中亚那一百年里给了中亚极大的好处则闭了眼。他们愿我们、以及每一个看这场危急的观者也照样闭眼。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的教导是清楚的,指向一个恰恰相反的结论。我们并不否认俄国治固勒札之有惠于民。我们坦然承认它。可那不是诬中国人、断言他们是十足的野人的理由;在中国人眼里,那也不是不还固勒札的理由。俄国人不肯受理左宗棠的示好——有理由相信那示好是在攻雅库布伯克之前作出的——便触犯了中国人;而此后每被问起这件事便一再拖延,又更使他们不悦。俄国人明白这一点,并且确信:无论他们怎样愿意通融,中国人如今都不会再看重他们的持平了。我们若承认这一点——而这几乎无可否认——那么固勒札问题、与许多人自称看到的它的和平之解又将如何?俄国若不肯应中国决意不让的那些条件,它又怎能和平地解?靠回教之民的一场新扰动当然不行——有些人曾以夸大和田那位微末的统治者对一支中国分队所得的小小得手,来假装预言那件事。靠一个边远属地的敌意这样琐细的情形,当然既不能把中国自喀什噶尔逐出、也不能使她放弃对固勒札的索求。和田那位首领的得手只是这场战事里一桩较小的插曲;而于那一区与它的百姓,须说它是一桩大的不幸。中国人会索一场可怕的报复。英国的读者可以确信:固勒札问题不会以这样的办法解决;而俄国与中国彼此的敌意会一天比一天更为显著。据报边境上已有些小的扰乱。俄国商人被一伙伙盗匪所扰,被扰者断言其中有中国兵士;而自他们的将领那里得不到什么满意。为此事已向左宗棠提了交涉,而他的答话并不很友好。在玛纳斯、卡拉喀鲁与乌鲁木齐,俄国商队在战事进行时向来受欢迎,如今却不再受同样亲切的相迎;而中国人正显出要对俄国人关闭边界的意思。《塔什干报》告诉我们:如今很少有商队愿离固勒札往中国军队所占之地去;而俄国与中国之间那个旧日之盟,正慢慢地、却同样确定地去与那些曾有、而今已无之物相伴。不过尽管这么多都已清楚,要预言固勒札问题将来的经过还几乎不可能。左宗棠不大可能公然攻俄国人;可他的手可能被本国当局所逼,使他在那一途与弃其举事之间别无选择。须时刻记住:俄国最好的兵器是在北京的谋算;一位巧妙的使臣或可把左与李鸿章之间的相争摆弄到这样的程度:引后者以不给中亚之军供给与援兵来使前者的野心瘫痹。这样不爱国之途,我们相信于李鸿章是可憎的;而它也一定会伴有极大的危险,必要反弹到他有罪之头上——若他为一己之争而自堕到成了他国之敌的工具的话。然而要否认她几位主要政治家的相争对中国最被珍视的利益之保有危险,也是无用的。固勒札问题在中亚几乎不容和平之解,可在北京的宫里却可能比在准噶尔与土耳其斯坦作大规模的用兵更容易、更有效地被解决;而俄国可能循此法设法消去左宗棠所致之险、并使中国近来的得手归于无用。他们是否会成功极可疑,因为中国的舆情在这题目上高涨,而满洲这一等人在扶持他们的一员左宗棠上是一致的。他们就是成了,那也只是把固勒札问题搁起;因为只要中国人还在喀什噶尔、在玛纳斯与卡拉喀鲁,他们便必把俄国之在固勒札看作对自己的轻慢、并看作对他们交通之线的威胁。

可一切可能都不利于他们成功。李鸿章的地位并不那样稳固,使他敢把自己摆在那些卫护一个民族事业——重并中国土耳其斯坦便是这样的事业——之人的对面。左宗棠带着他的老兵归来,会是采不爱国之策所招致的最小之险。那么,这个本国之险若不生起,固勒札问题便会在左与俄国在浩罕与固勒札的当局之间了结。那场讨论的结果不会可疑。两面的辩者都是军人,各自对自己的才具与力量一样自信,又各自被一长串得手之潮所鼓。他们带着热血与兴奋的神经来讨论这个问题;在那议席上主持的女神不会是理性。指控与反指控会自一面掷到另一面。若情形如此,固勒札问题便不会讨论很久;而或许在今年年底之前、更可能在明年初春,俄国与中国之间便会沿天山山脉有战争。就是左甘愿让自己的论据裹在交涉的辞令里,只要俄国还留在她所在之处,这难处便不会有解;因此俄国与中国之间的分歧便会与两国公然交兵时一样大。而这毕竟是要点所在;因为俄国与中国之间一切友好情谊之毁,便意味着给「中亚的大棋」添了另一个成分,而那个成分既于俄国不利,于我国便是一桩有益的情形。固勒札问题上的分歧放大了两国之间此前已有的不谐之点,又无可挽回地毁了俄国与中国曾一度可能对巴罗吉尔与克什米尔采同一之策的那份前景。我们如今要斟酌英国与中国过去的关系,以便能体会中国重现于中亚的全部意味,也能体会这三大强国渐渐靠近、与亚洲曾经无数的小国慢慢消亡,其可能的结果是什么。

那么,英国与中国过去彼此的关系如何?不必深论我们在海岸一带所处的地位,因为那其实与这问题无关;也不必重述我们历次不得不在东部中国所打的那些战争。那些战争、那些条约、与那持续的交通之果是:英国人在许多主要之城里保得了立足之地,而英国的通商在那里占着上位。可陆路边界上的关系与海口上所得的恰恰相反,而它们又受着全然不同的考虑的影响。在上一个世纪、以及本世纪相当一部分时间里,严格说来我们并不是中国人的邻人;因为两个帝国之间隔着一带半独立之国,它们名义上奉中国为上。其中有尼泊尔、锡金、不丹与缅甸,以及缅甸的属地阿萨姆。正是在康沃利斯勋爵之时,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中国的威名已渗入喜马拉雅以南这件事之意味。尼泊尔的廓尔喀统治者几次侵扰平和的西藏人,终于大胆到在一次远征中推进到拉萨并把它掠了。那时年老的乾隆正在思量退出公务之生——那是他几年之后便采行的,他正是一个亚洲的查理五世;可一听这桩亵他威权之事,他好战之气便燃了起来,发誓要让加德满都那些掠人者为他们的放胆付重价。一支号称七万人的大军被聚起,中国的将领经吉隆隘向尼泊尔的都城推进。沿这条高路打了一场拼死之战,结果中国得胜。此后又有几次交手,结果相同;廓尔喀人只好求和。中国人并未显出要止其推进之意,直到康沃利斯勋爵在两方之间居间调停,和议才成。尼泊尔承认了对中国的臣属,并许每五年向北京纳贡。有半个多世纪,这贡都按时送去;可在最近三十年里,它或已中止、或已变得不规。可于我们而言,要点毕竟是:中国人虽让了康沃利斯勋爵的劝阻,实在是让得极不情愿。我们曾立在他们与他们的猎物之间。

可这还不是我们实际所犯之错的全部范围。我们恼了中国人;可我们绝对地触犯了西藏之民与当权的喇嘛。沃伦·黑斯廷斯曾遣过两个使团——一个由乔治·博格尔先生率领,另一个由特纳上尉率领——去见扎什喇嘛,并借这两次使行在西藏极为顺利地破了土。他又以宽待那难驯的不丹人、即布提亚人而使他感了恩;此后他又以遣两个得手的使团来跟进那份恩义之感。当康沃利斯勋爵把英国保护的神盾张在尼泊尔之上时,我们固然与西藏并无邦交,可我们与那里之民大体相处得好:在拉萨有一位本地的代表,名叫普伦吉尔·戈赛因;在西藏南部的大城日喀则,我们又极有声望。廓尔喀人一侵掠他们的国,西藏人便把这件事告知我们政府,并请它施美意以阻廓尔喀人侵他们的国。中国人、他们法上的保护者又那么远,以至在中国人能有时间遣一支申威之军之前,他们已可能受许多损害;所以他们在危急之中便向他们向来觉得那样公道的朋友英国人求助。他们的求助显然是带着「必会被允」的印象作出的。所以当他们见英国人在廓尔喀人向拉萨进逼、并蹂躏藏布河所灌的那些沃区时仍漠然不动,便带着双倍的遗憾。可他们对我们政府之漠然的遗憾与惊讶,与他们得知我们竟实在为那些掠人的廓尔喀人出面干涉时的愤慨相比,便算不得什么了。我们救了廓尔喀人免受应得之惩,当然也阻止了在加德满都设一个中国的驻军——而那我们随时想要便能轻易逐去;可我们触犯了西藏人与中国人,并引他们联起来对我们采一种敌意之策。那场战争(一七九二年)之后,喜马拉雅诸隘便对我们关闭;而中国的碉堡自那时起便切实地挡住了通西藏与北亚之路。曼宁先生是英国行人中最为无畏、天分最高者之一,他于一八一二年深入西藏,并在那里住了一阵。可那是一位英国行人胜过布提亚与廓尔喀之漠然、与中国之敌意的唯一一例。西藏仍是一本封着的书;尽管有入藏的条约之权,却无英国人前往——虽然那吸引之力甚大,而可取得的彩物也远非渺茫或琐细。所设想的缘由,便是中国人掩着的敌意。

若再往东看,看阿萨姆——那我们已并了——看缅甸、乃至暹罗,我们见到同样的缘由在起作用。我们在云南承认了大理府的潘泰苏丹;我们向来力求把缅甸与暹罗之王当作独立的王公看待,而他们其实只是中国的属臣;而人们也相信我们曾与阿萨姆边外的掸人与别的部族作过谋算。这些步骤因别的缘故或审慎或不审慎;可就它们触犯中国人这个缘故而论,它们一定是不审慎的。作为一套有意抚结中国人之策,我们在北面与东面的边界之策是最坏不过的,自始至终是一串错;其果便是:最近半个世纪里我们与中国人相处得极坏。我们本该抚结他们,可我们反而激起了他们一切潜伏的疑猜与厌恶。我们本该成为友好的邻人;而反之,我们成了这样的邻人:若不是明确地彼此为敌,便是彼此避着不见。而我们对中国人情绪真正的根基,可在这件事上见出:印度治国之策的信条里头几条之一便是「尽可能把中国推得远」。那条训诫或曾极为有用,可它已起过它的作用了;如今该把我们的印中之策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上了。既然中国又一次在我们整条北部边界上称霸,又在曼谷递最后之书、并照她自以为合宜的方式胁迫曼德勒的统治者,那么完全撇开中亚问题不论,我们也该及早把自己与中国人之间的家整理整理了。我们在卫护廓尔喀人上、在承认潘泰人上、以及在一套对中国舆情漠然之策上所犯的错,都促成了我们与中国关系今日的僵局。我们承认阿塔里克加齐,也不可能有助于在中国人中间生出什么很友好的情绪;所以在眼下这一刻,我们须假定:中国人在西藏与云南对我们所存的那份情绪,在喀什噶尔也存在;而那情绪便是一种掩着的敌意。所以虽然中国人正开始以曾一度专留给英国的敌意之情去看俄国,他们对我们的旧日情绪却绝未改变。我们也丝毫没有做过什么以引他们改变。我们在他们重取喀什噶尔上没有以任何方式助过他们;而总体说来,英国的舆情于他们的索求可说是反对多于赞同。他们在喀什噶尔与叶尔羌的军械库里,找到了许多英国与雅库布伯克结盟与交好的凭据;而另一面,他们确实多亏了俄国商人之助与俄国政府的容忍。我们也绝不该自欺于这个谬见:以为中国人会像雅库布伯克那样指望我们助他们抗俄国。他们征服东土耳其斯坦未借我们之力——实在说,是不顾我们道义上的反对;而他们若能,便要以自己的右臂守住它。要去扮雅库布伯克那套以英国抵俄国的旧棋,他们心里一刻也不会生出这个念头。可虽然他们会打一盘完全独立的棋,却绝不因此便说他们会对我国怀敌意——若我们能以某一着幸运的交涉之手,使他们心里切实明白这一点:英国对中亚战争的结果是欣喜的,不论她在那战事进行之中怎样没有认出哪一方才是正当的事业。可那一着幸运的交涉之手该是什么?又该怎样使它成事?对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作出自信的答复都是轻率的。在与中国人往来上,我们所交涉的不但是一个我们极不完全地理解之民,还是一个我们既不知、也不体会其政策秘密之源的政府。所以我们可能采的行动——哪怕它立在某位通晓中国奥秘的英国人的阅历上——也可能办不成它看来似足以取得之事。它或可以得手告终,或可以失败受责。当然,第一件要定的事是:我们该怎样在官面上承认中国重取喀什噶尔,又该怎样使左宗棠与他副将们心里明白这一点——我们已为自己对雅库布伯克那套短视之策而悔,并愿尽自己所能,以充分承认喀喇昆仑以北事势之变来补过?

《烟台条约》给了我们遣一个使团入西藏之权,条件是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施行。我们没有用上那项让与;而据告,中国人以为那项权利已失效。我们不肯去执行中国为马嘉理先生之被杀而作补偿所给的唯一一项实在的让与,这或许是明智、或许是愚蠢——照我的看法是愚蠢。我们从未用过的这项让与,是否使我们有名分遣一个使团去喀什噶尔的中国人那里?依这个成例而行,我们是否有理由设想中国人会向一位自列城来叶尔羌的英国使臣伸出友谊之手?极可怕的是它不会。而且眼下那个国必定还处在那样扰乱之状,若我们的使臣有什么意外,中国人便有现成的借口。此外在眼下这一刻,一位使臣面前也不会有确定的目标。几年之后,等中国的治权在东土耳其斯坦各处完全恢复了,期望这一方的通商复兴或许是合理的;可眼下为它鼓噪便是过早。一个单纯的庆贺使团也不好看。我们友好阿塔里克加齐的事太近,使我们向他的征服者庆贺只能成为一场讥笑。中国人会得意自满,以为我们只是在拜他们那初升之日。我们在中亚无论采什么行动以与中国人达成谅解,都须极为小心:须是经过好好斟酌的,须既像它必须那样清楚界定、也须一样审慎。任何一个错都会于保住与中国的好关系干脆是致命的。所以我们什么也不该做。「安者勿动」须是我们的箴言;我们只该前瞻某个吉利的时机,那时或许能与中国进入亲切的关系。

不过,虽然我们在中亚手被绑住,在北京却不被拘;我们确实该为中国人在天山各区可注目的得手向他们庆贺——若我们还没有做的话。那一步可能满含有益之果;而我们要与我们这位新的、却又旧的邻人交好之愿,也可能受中国人亲切的回应。中国人不会屈身来讨我们的好以保他们在东土耳其斯坦之治;可要设想他们会在与俄国人争执的同一时刻急于与我们结怨,那是违背常理的。固勒札问题必会把中国推入我们的同盟——只要我们不急躁、又不以插手那位据说击败了一支中国分队的半独立的和田首领来给她任何轻慢。而且在与喀什噶尔的统治者交涉时,我们须记住:通商的便宜固然很好,可政治的便宜要紧得多。有人曾简练地说过:我们庇护雅库布伯克是为给康格拉茶找一个市场;可我们在商务意义上所取得的那些极为琐细的好处,远远被我们因承认阿塔里克加齐所得的政治上的不利所抵过。在与中国人往来时,我们不该把供喀什噶尔与叶尔羌的善良百姓以茶与别样必需之物这项特权摆在眼前作我们的引路之星。我们所求的是与中国——作为中亚的一个强国——处在友好的条件上;伊犁一旦归还,她便会拥有她所愿有的一切,因而也必倾向于与我们一同不悦俄国过分的自大。这些便是英国与中国之间一个谅解可能生出的将来的好处。可在眼下这个关头,还有别的同类、而效在当下的好处。如今吵着要解决的阿富汗问题——而它经这场危急,几乎不会不使我们对喀布尔的掌握变得更稳——在许多方面与固勒札问题相连。

在这两桩里,俄国的野心都是动力;在这两桩里,她都力求以尽可能小的险、尽可能多的利来打她的棋。这两桩里她若能避免其必要,便都不会打;然而这两桩里都有一个点,过了那点,她的荣誉与她的利益便一样不许她再隐而中立。这两个问题之解正在同时推演;而阿富汗问题的进展至少会极为严重地影响固勒札问题后面的几个阶段。俄国若须为护希尔·阿里而战,那么我们尽可确信左宗棠的军团不会按兵不动,而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要么须退回维尔诺耶、要么须入一场单凭他自己的资力绝不可能得胜而出的战争。俄国若公然为护希尔·阿里而插手,固勒札便须归还中国人;否则俄国的侧翼便会暴露于一记毁灭性的打击,而中国人是不会迟迟不加利用的。所以伊犁与喀布尔眼下之事有这么多共同之处:两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俄国在中亚称霸那个构架。英国占阿富汗、甚或像极可能那样局部地占它,会严重地弱俄国在西土耳其斯坦的威名。中国占固勒札,会掏空她在维尔诺耶与纳林、以及吉尔吉斯人之间的地位。既承认这些,那么设想这两桩里俄国都会打、或者设想她就是不在两桩里都打、也会在她以为最要紧的那一桩里打,不是自然之事么?可这题目不必再追下去了。中国人如今在中亚腹心与俄国正面相对,正如几个短短的月份之前他们与雅库布伯克及东干人之势相对一样。

他们的军队列成敌阵;它一天比一天更众、准备得更为完备。它的将领正是那些带它常胜的人;它的主体是三场战事的老兵。中国人确信——而也不能说他们确信得不对——自己事业之正。俄国人对自己的实力或对自己道义上的地位,都不能有同等的自信。他们并不正好是在卫护一个坏的事业、或一个已失的事业;可与中国人相比,他们并没有法上的地位。他们能否以兵力、或以交涉之优,补上他们据有固勒札这一名分上的缺陷,尚待分晓。再往前,在尚未到来之事的远景里,隐现着一个英中同盟的前景——那于亚洲诸民大体必最为有益。可在英国人能把中国人之在此算作「中亚问题里一个有利的因素」之前,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须被放在一个比至今所存的任何关系都更坚实、更友好的基础上。我们有力做到这一点;而俄国与中国之间那道日渐加宽的裂口,又极大地简化了我们这桩事。总有一天俄国会发觉:固勒札问题根本不是一桩琐细之事,中亚许多要紧之事都可追溯到它。英国也可能在它里面认出她在与俄国长久相争中曾于她有利起过作用的最有用的情形之一。正当我们边境史上的危急之际、正当我们要给一位喀布尔的埃米尔以应得之惩的前夕,俄国发觉自己因不得不在她的注意正被别处所需之时与中国讨论一个问题而转弱了。她不会让出中国人所求之物,可她又不敢拒绝;而后者只会静待其时,直到她在别处被缠住。要说中国会在明年年底之前、大约还要早得多,或以和平之法、或以武力重立于固勒札,并不是轻率的预言。那时三个亚洲大国中任何两个之间的同盟,在一切中亚之事上便必是决定性的;而在那个同盟面前,第三个会审慎地顺从。那一天到来之时,我们该彻底而及早地学到我们的一课。

附录一

罗布泊的位置

本书所附之图上,罗布泊的位置是按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七年的勘察而标的;那次勘察的结果于本年春季作为增刊刊在彼得曼博士的《地学通报》上。这位英勇的勘察者把罗布泊认作他所称的喀拉库顺湖,其准确与否在此图绘成之时还未受质疑;而当下面那些怀疑其准确的有力理由于九月十四日刊出时,要作必要的改动已太晚了。

下面所引费迪南·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对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诸湖的评议,取自一八七八年九月十四日的《学苑》:

「看来那位俄国行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他最近那次深入中亚腹心的可注目之行中,并没有如他所称的那样勘察过罗布泊。费迪南·冯·里希特霍芬男爵是当今第一流的比较地理学者之一;他考察了这次行程的记述,尤以中国文献之光加以考察,并且——在我们看来几乎无可争辩地——证明:真正的罗布泊必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发现的那个所谓喀拉库顺湖的东北某处,而且它极可能是由塔里木河东面的一条支流所注。无论如何,这便能说明那条河的水往南行时体量上那番可注目的减少——凡留心读那位俄国勘察者叙述的人不能不为此一怔。我们没有篇幅把冯·里希特霍芬所举的一切论据都重述出来,不过其中较为要紧的是这些: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湖是淡水,而罗布泊在各个时代都被称作最典型的『咸湖』;肖、福赛思与别的权威都报说罗布泊之名在那些地方是人所知的,而普尔热瓦尔斯基却发现他那个湖并无这样一个名字;中国的地图——其准确冯·里希特霍芬已一再得到凭据——把罗布泊画在更偏东北之处,又把几乎正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发现那两个湖的位置上的两个湖称作哈斯鄂模,而『哈斯』在蒙古语里是玉之意——那是和田有名的出产,中世自中国来的商人曾为求它而行,所经正是这两个湖。另一个要紧的论据如我们所提,是立在塔里木河河口所泄水量上的。冯·里希特霍芬的说法先须假定塔里木河已改了道,其水的主流如今是向东南,而不像从前那样正向东。这整个问题极值得进一步查究;而据圣彼得堡最近一则电讯所报,普尔热瓦尔斯基即将再赴中亚,他或许能把它弄明。他将回到俄国的边哨斋桑,自那里设法经巴里坤与哈密入西藏。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会遇到极大、若不是不可克服的阻碍;因为我们自印度得到私下的消息:在《烟台条约》里失算地公布了当时所议的入藏使团之事,其结果是向各路各隘上的西藏官员发出了最严的命令,不许任何欧洲行人以任何借口入境。」

既已陈出费迪南·冯·里希特霍芬男爵的看法——那看法有《学苑》的高权威为之背书,而且它脸上还带着令人折服之态——那么把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自己记述中关键的那一部分给出来,才算公道。一八七八年五月的《地理杂志》全文载了那份报告,这里所引的几段便出自那个译本。

「在离较小的喀拉布兰湖十五俄里之处,这一行人转而南行,到了察尔察里克村;那村约三十年前由自和田逃出的罪人所建,如今有一百十四人在那里为官家耕田。……今日察尔察里克所在之处、以及离它两天路程之处,各有一座城的废址,分别名叫奥托古什沙里(得名于从前一位统治者奥托古什)与噶斯沙里。靠近罗布泊(喀拉库顺)之处还有第三座相当广大之城的废址,名叫库涅沙里。普尔热瓦尔斯基经询问查明:约在一八六一或一八六二年,有一群约一百六十或一百七十人的俄国人——连妇孺在内,带着驮马、持燧发枪——在塔里木河下游与察尔察里克定居;可他们并未久留,不久便经吐鲁番回了乌鲁木齐。……说到罗布泊(喀拉库顺)——那些行人在二月头几天到了那里——须注意:塔里木河先注入一个较小的湖(长三十至三十五俄里,宽十至十二俄里),名叫喀拉布兰(即黑风暴之意),车尔臣河也注入其中。喀拉布兰如罗布泊一样,大部分长满了芦苇,河则在中央自己的河床里流。罗布泊这个名字被本地人用于塔里木河整个下游,而那个较大的湖则被称作绰克湖或喀拉库顺。这个湖、或者不如说这片沼泽,形如一个不规整的椭圆,自西南向东北伸展。

「它的长轴约九十或一百俄里,短轴不过二十俄里。这些消息得自本地人,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自己只勘察了南端与西端,又乘船顺河而下约走了那湖一半的长度;再往前因水越来越浅、四面又都是成片的芦苇而成为不可能。水本身清而甜,虽然湖四周都是盐沼;盐沼之外还有一条与今日湖岸平行、长满红柳的地带。这条地带从前大约是湖的周缘;本地人之言也印证了这个结论——他们说三十年前这湖要深些。」

显然,罗布泊真正的位置还有待近世的勘察来确定;可我们尽可与《学苑》一同推定: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的喀拉库顺「不是」罗布泊。所以所附之图在这一处不幸是错的。

有一切理由相信:罗布泊会在中国图上所定的位置上被找到;那图之准确已以它所给哈斯鄂模两湖位置之正确得到那样显著的证明——那两湖正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喀拉库顺与喀拉布兰。

若能得到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提那些俄国移民的日记或别样记述,必最有意味;那些人是在《固勒札条约》签订之后、东干之乱爆发之前那段太平的日子里进入中亚那片未知之地的。他们或许在回乌鲁木齐的途中已解了罗布泊之谜,而自己并不知道办成了什么。所以请读者劳神记住:罗布泊其实在图上所标之处的东北(大约四分之三度),而图上所画的那个湖只是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的喀拉库顺、即绰克湖。

最近的消息是: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仍守他关于罗布泊位置的看法,并正在备一篇答文,将于此日(十月一日)起数周之内刊出。

附录二

条约四种与通商章程

俄国与中国之间的条约

俄国与中国于一八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固勒札议定、并于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批准的通商条约

全俄皇帝陛下的全权大臣、与大清博格多汗陛下的全权大臣,在此宣告:伊犁及其属省的总督、以及他的副手,经共同商议之后,在伊犁(固勒札)城为两帝国属民之利议定了一个通商条约,立伊犁(固勒札)与塔尔巴哈台(楚古察克)两城的商务。此约由下列各款组成:——

第一款

本通商条约为两国之利而订,既显出两国对维持彼此之间的和平、以及对各自属民安康的共同关切,便应使眼下联结两国的那些友谊之纽更为紧密。

第二款

两帝国的商人将自行议定彼此通商之交换,并按自己的意愿、不受任何外来压力地定各项费用。俄国一面将派一名领事,以督理一切俄国属民之事;中国一面则派伊犁上级官府的一名职官。两国属民之间若有任何冲撞,上述两位官员将各依公道裁断本国之人之事。

第三款

此项通商既因两国彼此之友谊而开,便不得违背两面现有的权利。

第四款

前往伊犁(固勒札)或塔尔巴哈台(楚古察克)的俄国商人,须有一名商队头目(卡拉万巴什)随行。往伊犁(固勒札)的商队到中国博罗胡吉尔哨所时、往塔尔巴哈台(楚古察克)的商队到第一处中国哨所时,该商队头目须向守哨之官呈其本国政府的凭照。该官记下人数、畜数与货载之数后,须准该商队通过,并须令一名军官带兵自哨至哨护送之。行途之中,无论兵士还是商人,一概不得生扰、亦不得有生扰之由。

第五款

为便官兵之事,俄国商人依本约须循其护卫所择之路而行,去来皆然。

第六款

若俄国商队在中国兵护卫界限之外行路时,外部族(吉尔吉斯)的匪伙行劫掠、殴击或别样之罪,中国政府不必插手此事。商队既到中国疆土之上,以及在存货之栈居留期间,俄国商人须自行看守保护其财物。至于其畜在外放牧时,更须格外留心照看。若虽尽防备而有物失落,须将所失迅速告知中国官员;该官员须与俄国领事一同尽力追查所失之物。若查得其踪、而所在又是中国属民所居之村、并捕得窃者,惩治须速而严。所失之物若被追回、或追回其一部分,须归还其所属之人。

第七款

两国属民之间若有争执、讼事或别样琐细之事,前已提及的俄国领事与中国官员须尽力使其得妥善之解。可若虽尽力避免而仍生刑案、或有普遍要紧之案,须依恰克图边界上现行的章程裁断。

第八款

俄国商人每年须于三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十日之间携货而来(照我国历法,或照中国历法则在清明之日至冬至之日之间);过了后一日期,商队便不得再来。此期(八个半月)内所输入之货若未售出,便许商人在中国多留一段时日以尽其售;此后由领事照料其回程。又议定:俄国商人若所载之货不足二十头骆驼,无论去来,皆不得官兵护送。商人或俄国领事若因某项特别之事须发快递,当给与一切便利。可为使官兵之役不致过重,同一月内在前哨之线以外的这类特别遣发只得两次。

第九款

俄国与中国商人可因商务之事彼此不受限制地相见;可身在俄国领事照管之下商栈中的俄国属民,若无领事所发的「许照」,不得在城郊与街上行走;无此许照,便不得出其院落。凡未得许而出者,须被带回领事处,由领事依法治之。

第十款

两帝国之一的罪犯若逃入另一国,不得与之庇身之所;两国的地方官府须采最严之法、作最密之查以捕之。此类逃人须互相引渡。

第十一款

因可预见前来中国办商务之事的俄国商人会带有车与驮畜,故须在伊犁城附近伊犁河岸上划出若干地方、又在塔尔巴哈台城附近划出别的有水有草之处供其使用。在这些营地里,俄国商人须将其畜交自己人照管,那些人须留意:无论耕地还是坟地,皆不得有所损伤或亵渎。凡违此条者,须被带到领事面前受罚。

第十二款

两帝国商人之间交换货物时,两面皆不得有赊欠。若不顾此条而有人赊买其货,俄国与中国官员一概不得插手,也不受理任何告诉——哪怕告诉之由确实存在。

第十三款

因来中国办商务的俄国商人必须有专处作其货栈,中国政府须在伊犁与塔尔巴哈台两座通商之城里,于集市附近划给他们地块,使俄国属民能在那里自费建造住屋与存货之栈。

第十四款

凡俄国属民在自己屋内依其宗教之礼行神事,中国政府一概不得设阻。俄国属民在中国若有人死于伊犁或塔尔巴哈台,中国政府须在那些城墙外划出一块空地,以作坟地之用。

第十五款

俄国商人若将羊带往伊犁或塔尔巴哈台以求交换,地方官府须为官家自每十只中取两只,并为每只羊给一匹布(即「大布」,照法定尺寸)为换;其余之畜与一切别样货物,由两帝国商人按彼此议定之价交换,中国政府不得以任何方式插手。

第十六款

两帝国之间寻常的官面文书往来,俄国政府一面经西西伯利亚上级官府转递、并加该官府之印;中国政府一面则经伊犁上级官府转递、并加该官府之印。

第十七款

本约须由两方全权大臣签名盖印以为凭。俄国一面备俄文四份,由俄国全权大臣签署;中国一面备满文四份,由中国全权大臣及其副手签署。两方全权大臣须各存俄文一份与满文一份,以施行此约、并备随时查阅。俄文一份与满文一份须送俄国枢密院;两种文字各一份送中国理藩院,待此约批准后在那里盖印存档。

以上本约各款由俄国与中国两方全权大臣议定,今签名盖印。一八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全俄皇帝、专制君主陛下在位第二十六年。

(签名)工程兵团上校

科瓦列夫斯基

奕山

布彦泰

英国与克什米尔之间的条约

英国政府与查谟及克什米尔大君兰比尔·辛格殿下(印度星章爵级大十字勋位)及其嗣子与继者之间的条约;一方由托马斯·道格拉斯·福赛思(巴斯三等勋位)依印度总督兼总长、至尊可敬的理查德·索思韦尔·伯克阁下——梅奥伯爵、莫尼克罗尔的梅奥子爵、纳斯的纳斯男爵,圣帕特里克勋位、印度星章爵级大十字勋位、枢密院顾问官等等——所授予他的全权而订,另一方由前述大君兰比尔·辛格殿下亲自而订。

鉴于为缔约双方及其各自属民之利,认为宜于给与比眼下所有更大的便利,以发展并保障与东土耳其斯坦的通商,故为此目的议定下列各款:——

第一款

经大君允准,英国政府将派官员勘察自英国边界拉胡尔经大君疆土至叶尔羌统治者疆土的各条商路,包括经昌切木谷那条路。大君将派其政府一名官员随同勘察之人,并尽其所能给与一切协助。所勘各路将制成一图,以经证明的副本一份交与大君。

第二款

凡通往昌切木谷之路,经如上之查勘后由英国政府宣称为最宜于发展与东土耳其斯坦通商者,须由大君宣布为永久的自由大道,随时对一切行人与商人开放。

第三款

为督看并维护此路经大君疆土的全部长度、为管理第二款所述自由大道上的通行、为施行此后可能议定的章程、以及为裁断脚夫、商人、行人或别的用此路之人之间的争执——其中一方或双方为英国政府属民、或任何外国之属民者——须每年派两名专员,一名由英国政府派,另一名由大君派。两专员在尽其职事上、以及在其驻留之期上,须遵现另行拟定的规则、以及此后英国政府与大君联合之权可能随时所定的规则。

第四款

两专员的管辖,须以路两侧各一线为界,其最大宽度为两法定「果斯」;惟专员以为必须纳入更宽之地以作牧场者除外。在此最大宽度之内,依第一款所派的勘察之人须将专员所定为最合宜的管辖界限——包括牧场——标明并绘图;而专员的管辖不得越出如此标明的界限。此界限之内的土地仍归大君独立占有;除本约所含之约定外,大君在其中仍继续享有与他疆土任何别处相同的完全主权之权,而那些权利不得被两专员以任何方式干涉。

第五款

大君允以一切可能之助,施行两专员的裁断,并防止违犯或规避依第三款所立的章程。

第六款

大君允:任何人,无论是英国政府之属民、大君之属民、叶尔羌统治者之属民、还是任何外国之属民,皆可在两专员管辖之内任何地方定居,并可为通商之用在各站备置、保有、维持并出租运载之具。

第七款

两专员须被授权在路上他们以为合宜之处设立供给之所、并许别人设立供给之所;定给商人、脚夫、居民与别人售粮之价;并定路上可能设立的任何客舍或商栈使用之租。英国政府在库鲁等处的官员、与大君在拉达克的官员,须被饬令尽其最大努力,依两专员之请按市价供给粮食。

第八款

大君允于前述自由大道上不征任何过境之税;大君又允革除其疆土内对保税转运货物所征的一切过境之税——即自东土耳其斯坦经殿下疆土运往印度、以及反向运送、而在殿下疆土内未开包散装之货。至于输入或输出殿下疆土之货,无论经前述自由大道还是别的路线,大君得照他以为合宜者征收入口或出口之税。

第九款

英国政府允对经英属印度保税转运往东土耳其斯坦、或往大君殿下疆土之货不征税。英国政府又允革除现对大君疆土所制的披肩与别样织物、而输往英属印度界外各国所征的出口之税。

第十款

本约共十款,今日由托马斯·道格拉斯·福赛思(巴斯三等勋位)依印度总督兼总长、至尊可敬的理查德·索思韦尔·伯克阁下——梅奥伯爵、莫尼克罗尔的梅奥子爵、纳斯的纳斯男爵,圣帕特里克勋位、印度星章爵级大十字勋位、枢密院顾问官等等——所授予他的全权,代英国政府,与前述大君兰比尔·辛格一同议定;并议定:本约经印度总督兼总长阁下正式批准的一份副本,须于一八七〇年九月七日或其前交与大君。于我主一千八百七十年四月二日、相当于桑巴特一九二七年拜萨克月二十二日,在锡亚尔科特签名、盖印并互换。

克什米尔大君签名。

(签名)福赛思

梅奥

本约于一八七〇年五月二日由印度总督兼总长阁下在锡亚尔科特批准。

(签名)艾奇逊

印度政府外务部署理秘书

俄国与喀什噶尔之间的条约

下列自由通商条件,由侍从将军冯·考夫曼与哲特沙尔之长雅库布伯克提出并议定。

第一款

一切俄国属民,不论何教,皆有权为通商之事前往哲特沙尔、以及一切臣属于哲特沙尔之长的地方与城镇——凡他们所愿访者皆可;一如哲特沙尔的居民此前所有、此后亦有的那样,有权在俄国帝国全境行商。哲特沙尔尊贵之长承担:在其疆土所有之内,严加守护俄国属民完全之安,并守护其商队之安,以及凡属于他们之物之安。

第二款

俄国商人在哲特沙尔一切他们愿有商栈之城,皆有权设商栈,惟独他们得在其中存货。哲特沙尔的商人在俄国的村镇享有同样的特权。

第三款

俄国商人若愿,有权在哲特沙尔一切城中设商务代办(卡拉万巴什),其事为照看通商之正常秩序、与关税之依法征收。哲特沙尔的商人在土耳其斯坦各城享有同样的特权。

第四款

一切自俄国运往哲特沙尔、或自该省运入俄国之货,须纳值百抽二有半的从价之税。此税无论何种情形,皆不得超过向臣属哲特沙尔的回教徒所取之税率。

第五款

俄国商人与其商队,得以完全的自由与安全,为前往与该省毗连之国而穿行哲特沙尔之疆土。自哲特沙尔来的商队,在穿行属俄国之疆土时享有同样的便宜。

*   *   *

这些条件于一八七二年四月九日自塔什干发出。

土耳其斯坦总督冯·考夫曼第一将军在此约上签名并加印。

哲特沙尔之长穆罕默德·雅库布为表其对这些条件之同意,于一八七二年六月八日在洋噶沙尔在其上加印。

*   *   *

此约由考尔巴斯男爵议定。

英国与喀什噶尔之间的条约

英国政府与喀什噶尔及叶尔羌疆土之统治者、埃米尔穆罕默德·雅库布汗殿下及其嗣子与继者之间的条约;一方由托马斯·道格拉斯·福赛思(巴斯三等勋位)依印度总督兼总长、会同参事会的至尊可敬的托马斯·乔治·巴林阁下——斯特拉顿的诺思布鲁克男爵、从男爵、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至仁慈的女王陛下的枢密院顾问官、至尊印度星章大团长——为此事所授予他的全权而订,另一方由赛义德·穆罕默德汗·托拉(麦吉迪耶勋章一等勋位等等)依殿下所授予他的全权而订。

鉴于认为宜于确认并加强缔约双方之间眼下所存的融洽、并促进双方属民之间的商务往来,故议定下列各款:——

第一款

缔约双方约定:各方属民皆得自由进入、居留、通商,并携其货物与财产出入、穿行对方疆土一切地方;并在该疆土内享有凡给与、或可能给与该疆土属民、或给与最受眷顾之国属民或公民的一切关于通商、保护或别样之特权与便宜。

第二款

无论何国国籍的商人,皆得随时携其货物与财产、循其所愿的任何路线,自缔约一方之疆土前往另一方之疆土;缔约任何一方皆不得对这种过境之自由设限,除因紧迫的政治缘故而须事先告知另一方者;而此项限制须于其必要一过便即撤去。

第三款

为通商或别样之事进入埃米尔殿下疆土的欧籍英国属民,须持有证明其国籍之护照。若无此等护照,便不得视为有名分享本约之益。

第四款

凡自埃米尔殿下疆土经殿下疆土之南的喜马拉雅任何隘路输入英属印度之货,英国政府约定不征入口之税。凡自印度输入埃米尔殿下疆土之货,所征入口之税不得超过值百抽二有半的从价之税。如上输入缔约双方疆土之货,仅须受那些普遍适用于此类货物的内地税章与税项、以及市政或城镇章程与税项之约束,便得自由批售或零售,并得在英属印度之内、与埃米尔殿下疆土之内各自自一处运往另一处。

第五款

自印度输入埃米尔殿下疆土之货,在到达交货之地前不得开包查验。若对此等货物之价值生出争执,关税之官、或代埃米尔殿下办事的别的官员,有权按四十分之一之率取货物之一部分以代纳税。若上述官员不愿以取货物之一部分来征税、或该货物不容如此分割,则所争之点须交付两位称职之人——一位由上述官员择,另一位由输入者择——对该货物作估价;两位公断之人若意见相左,须另派一位公断之人,其裁断为最终之断,并依如此定下的价值征税。

第六款

英国政府得自由在埃米尔殿下朝中派一名代表,并得在殿下疆土内任何被认为合宜的镇或地方派一名商务代办,隶属于该代表。埃米尔殿下得自由在印度总督兼总长处派一名代表,并得在英属印度任何被认为合宜之处驻商务代办。此等代表有名分享万国法给与使臣之位分与特权,而代办则有名分享最受眷顾之国领事之特权。

第七款

英国属民得自由在埃米尔殿下疆土内购买、出售或租赁土地、房屋或货栈;而英国属民的房屋、货栈或别样房产,非经居住者允准,不得被强入或搜查,除非经英国代表或代办知会、并有其所派之人在场。

第八款

关于埃米尔殿下疆土内涉及英国属民的民事讼案与刑事案件之裁断,议定下列安排:——

(甲)凡原告与被告皆为英国属民的民事讼案、以及控者与被控者皆为英国属民、或被控者为本约第三款所述欧籍英国属民的刑事案件,须由英国代表或其代办之一审理,并须有埃米尔殿下所派的一名代办在场;

(乙)凡一方为埃米尔殿下属民、另一方为英国属民的民事讼案,须由殿下的法庭审理,并须有英国代表或其代办之一、或该代表或代办为此所派之人在场;

(丙)凡控者或被控者为埃米尔殿下属民的刑事案件,除上述另有规定者外,须由殿下的法庭审理,并须有英国代表、或其代办之一、或英国代表或其代办之一所派之人在场;

(丁)除上述另有规定者外,凡一方为英国属民、另一方为外国属民的民事与刑事案件,若任一方为回教徒,须在殿下的法庭审理;若两方皆非回教徒,经两方同意,该案得由英国代表或其代办之一审理;若无此同意,则由殿下的法庭审理;

(戊)凡由埃米尔殿下法庭了结而有英国属民为其一方之案,英国代表若以为公道未得,便有权将此事向埃米尔殿下陈明;殿下得令该案在别的法庭重审,并须有英国代表、或其代办之一、或该代表或代办为此所派之人在场。

第九款

英国属民依本约在埃米尔殿下疆土内所享的权利与特权,须推及印度一切与女王陛下结盟的王公与国之属民;而关于任何此等王公或国,若认为宜有关于本约或别事的别样条款,须经英国政府议定。

第十款

凡在缔约双方各自疆土内所设任何法庭、或在拉达克两专员的法庭所呈或所存的每一份具结书与别样法律文书,皆得以一份经证明的副本为凭,该副本须称系加盖原件所属法庭之印,或该法庭若无印、则称系由该法庭法官、或其法官之一签署。

第十一款

英国属民在埃米尔殿下疆土内亡故时,其在该地的动产与不动产须归其嗣子、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或别的利害代表;若无此等代表,则归上述疆土内英国政府的代表。此项职掌所归之人,须清偿对亡者未了之债,并须持其余款(若有)以分与有利害之人。以上各条比照变通,适用于可能在英属印度亡故的埃米尔殿下属民。

第十二款

居留埃米尔殿下疆土内的英国属民若无力偿债、或经任何法庭饬令偿付任何债款后在合理期限内未偿,该无力偿债者之债主须自其货物与财物中得偿;惟英国代表若有需要,不得不施其美意以查明该无力偿债者是否在印度留有可处置之产可供清偿上述债主。本款中友好的约定,须对在印度依法受护而行商的殿下属民互相遵守。

本约今日已作成两份、并经埃米尔殿下确认;一份暂留殿下处,另一份经印度总督兼总长确认后,须于十二个月内交与殿下,以换回殿下现所存之一份。

于我主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二月二日、相当于回历一千二百九十年芝勒希哲月十五日,在喀什噶尔签名盖印。

(签名)道格拉斯·福赛思

使臣兼全权大臣

鉴于为加强英国政府与喀什噶尔及叶尔羌疆土之统治者之间眼下所存的融洽、并为促进两国之间的商务往来,一项条约已由印度政府与喀什噶尔及叶尔羌埃米尔殿下各自正式授命、并为此事授权的全权大臣,于我主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二月二日、相当于回历一千二百九十年芝勒希哲月十五日,在喀什噶尔议定并缔结:我,至尊可敬的托马斯·乔治·巴林、斯特拉顿的诺思布鲁克男爵等等,印度总督兼总长,在此批准并确认上述条约。

于我主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在加尔各答总督府,亲署并盖印。

(签名)诺思布鲁克

(印)

为东土耳其斯坦新路所派两专员遵行之章程

一、因气候之故不可能令两专员终年留驻,故其行权之期须以五月十五日为始、十二月一日为止。

二、两专员之一不在时,案件得由另一专员听审裁断,惟得上诉于两专员会同。

三、两专员会同不在之月,即十二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之间,凡所生案件须由拉达克的维齐尔裁断,惟得上诉于两专员会同。

四、两专员会同不得插手除下列案件以外之案:即关涉通商之发展、自由与安全、以及本约所为之目的,而其一方或双方为英国属民或外国属民者。

五、民事争执中,两专员有权了结一切案件,不论所争财物之值若何。

六、两专员意见相同时,其裁断于一切案件为最终之断。若不能相同,两方有权各举一位独任公断之人,并须具结书自约遵其裁定。若两方不能就一位独任公断之人相合,则各方各举一人,两专员再举第三人,以公断之人中多数之断为最终之断。

七、刑事案件中,两专员之权限于那些在英国疆土内会由一级副治安官审理的罪行,并须尽可能依《刑事诉讼法》之程序。较重之案若被控者非欧籍英国属民,须交大君审理;若是欧籍英国属民,则须送交最近的有管辖权的英国法庭审理。

八、刑事案件中所征一切罚金、以及依大君疆土内民事讼案现行之率所征一切印花之款,须拨入克什米尔库。被判监禁之人若为英国属民,须送最近的英国狱;若非英国属民,则须交大君之狱监禁。

九、杀牛之习在大君全部管辖之内严行禁止。

十、路线之内若有供给列城等镇燃料或建筑用木之处,两专员会同须与拉达克的维齐尔如此商定:使那些供给不受干扰。

十一、凡在此路界限之内所行的交易,皆须视为关涉保税之货。商人若开其货包、并处置其一部分,只要该货未越此路之线被取入大君疆土作消用,便不须纳任何税。而在两专员管辖之路线之内留存任何时长之货,皆免税。

十二、若有村庄位在两专员会同管辖之内,则就赋税之征收、或凡与通商无关而需寻常赋税官府插手之事,两专员会同一概无权插手;惟为免误会,赋税之官在对其管辖内任何人采取行动之前,宜先与两专员会同通知。两专员会同随后得酌情交出所寻之人、或作一简要之查以定其插手是否必要。

十三、大君允于本年给五千卢比以筑路与桥,此后各年殿下允每年给两千卢比以维护路与桥。又每座商栈每年给一百卢比以作修缮之用。若须更多支出,两专员会同将向大君呈一专项报告,请其专项拨款。此款由两专员会同支用,并为此按市价雇用自由工役。拉达克与英国疆土内的官员须被饬令尽其最大努力,依两专员之请按市价供给工役。此路线上诸桥一概不得征过桥之费。

十四、作为暂行之法,在此路线被标定之前、或在本年年底之前,两专员会同须对商人经拉达克自拉胡尔与斯皮提而行的几条路行使本章程所述之权。

(签名)大君兰比尔·辛格

福赛思

(此章程于一八七二年由印度政府与克什米尔议定,以促进与东土耳其斯坦及中亚的通商——那是一八七〇年的通商条约所许可的。)

附录三

来自喀什噶尔的一则叙述

喀什噶尔的米尔扎·毛拉·拉赫马特近来在往麦加的路上到了白沙瓦,把他所知的喀什噶尔之事讲了出来。下面便是他的叙述:——在一二九四年哲马迪后月(一八七七年六七月),喀什噶尔的巴德沙穆罕默德·雅库布汗聚起一支大军与中国人作战。他死在巴里桑镇(疑即拜城)附近,他的军队随后承认哈基木汗·托拉为他的继者。与此同时,喀什噶尔的毛拉们依雅库布的遗命,立了雅库布的长子伯克·库里伯克为他们的巴德沙。哈基木汗与投他的军队随后到了阿克苏,而伯克·库里伯克也到了那里,意在取那地方、并取那位篡位者之身。库里伯克与哈基木汗在赖哲卜月二十六与二十七日(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七与二十八日)打了一仗,哈基木汗败了。哈基木汗兵力中许多兵士死于那一战,另有许多饿死,还有些在渡一条河时溺死。哈基木汗随后带着一千名精选的兵士进了俄国疆土。伯克·库里伯克此时取了几座镇,回了喀什噶尔。与此同时,和田的长官尼亚斯·哈基木伯克叛了;库里伯克在战场上迎他,并取了和田。这位伯克在那地方还不到一个星期,便听说中国人已到阿克苏并取了它。中国军中一位曾改奉回教(可后来又反悔)的军官(疑即和大赖)攻了都城洋噶沙尔,取了它便把自己关在那里。那镇随后被喀什噶尔的长官围了,围了五十天。随后库里伯克赶到,强行入镇,占了它,又毁了那座堡。可在芝勒希哲月十日(十二月十六日),一支强大的中国兵力进了这个国,迅速重取了已故雅库布汗的属地。伯克·库里伯克随后带着他的人逃往塔什干——他是经明约尔、奥什与马尔吉兰到那里的——并把自己置于那里俄国长官的保护之下。叶尔羌的长官毛拉·尤努斯江与他的儿子、兄弟落入了哈桑·江巴依、伊克斯卡尔(疑即阿克萨卡尔)之手。

以上取自一家印度报纸的栏目,载在这里是为了显示:一支契台兵力一出现在阿勒提沙尔,那些改奉回教的中国人、即「新回回」便确实背弃了他们对雅库布伯克的归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