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号沉船囚禁记

第一章离开希尔兹——抵达舟山——风筝号沉没

离开希尔兹——马德拉斯——受雇于政府——抵达舟山——兵船——疫病——船员人数——扬子江——小艇脱缆——触礁倾覆——诺布尔先生与幼子溺毙——诺布尔夫人——道格拉斯中尉——船身回正——小艇返回——中国人——弃船而去

一八三九年七月八日，星期一，我随风筝号离开希尔兹，驶往波尔多。那是一艘漂亮的双桅横帆船，二百八十一吨，船长是詹姆斯·诺布尔先生；船由纽卡斯尔的史密斯兄弟公司建造，也归该公司所有。航行三周后抵达波尔多，在那里停了两个月。十月十六日自波尔多启碇，载着一船葡萄酒开往毛里求斯，历九十三日而至。我们在那里停留一月，卸清酒货，空载压舱驶往马德拉斯。船在马德拉斯为政府征用，替开往中国的英国舰队运送军需；随后驶往亭可马里，又装了一批物资，再开往新加坡。抵埠时才知道，舰队已在数日前开赴澳门。

我们停泊新加坡期间，七十二炮的麦尔维尔号、四十二炮的布隆德号和十八炮的皮拉德斯号先后到来。我们奉命立即开往澳门，一路顺风，很快到达，却仍落在舰队后头——它数日前已驶往舟山。我们又奉命跟往水牛岛，说是那里会有一艘军舰巡弋，给我们进一步的指示；可到了岛边，一条船影也没有。因为这一程走得极快，诺布尔先生不敢再往前去，怕是半路上已经越过了舰队，反倒赶在它前面。于是抛锚停泊，一直等到第二天下午，麦尔维尔号和一艘运输船到了，我们才起锚随麦尔维尔号驶往舟山，翌日抵达，在外锚地下碇。城已落入我军之手，就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天攻下：倘若不曾在水牛岛耽搁，我们本该赶上这场进攻。北上途中，我们听见了炮声，也望见了城中的火光。

那些曾向威厘士厘号开炮的水师兵船，模样凄惨之极，尽被遗弃——有的沉了，有的桅杆被打断；凡炮弹击中船身之处，不但洞穿全船，连岸上一两所房屋也一并穿透。城里看不见多少中国人，仅有的几个，也都是最下等的人。饶是如此，城与港口却仍显出几分热闹，小船在舰与岸之间往来不绝，卸下服色各异、族类不同的兵士。不久便扎起两座营盘，一座俯瞰全城，一座在扼守港口入口的山上。疫病很快在军中蔓延开来，尤以东印度公司的土著兵团为甚。依我看，病因在于无所事事，在于城中那股可怕的气味，也在于中国人草草掩埋的尸首所发的秽气；而船上的人虽同饮一样的坏水，却因终日操作不辍，病得远没有那样重。

我们在舟山泊了约一个月。其间懿律海军少将与伯麦准将数次登上风筝号；他们看中了这条船，便把全部军需搬出，在舱底装进四门三十二磅炮、尽可能多的中国炮位、七只两吨的水柜和三四十只水桶，全作压舱之用。此后又从麦尔维尔号上拨来六门十二磅卡隆炮、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五名一等见习水手；海军中尉道格拉斯前来接管指挥。此时全船人员计有：船长诺布尔先生，大副威茨先生，我们四个学徒——亨利·特威泽尔（代理二副）、佩卢·韦布、威廉·翁布韦尔和我；一名英格兰人，一名意大利人，一名马尼拉人；十名印度水手；还有厨子，加尔各答人，却不属印度水手之列；加上道格拉斯中尉，以及麦尔维尔号来的七名陆战队士兵与五名少年，共三十三人。诺布尔夫人和她约五个月大的男孩也在船上。

道格拉斯中尉升起将旗后不久，我们便带着公文出航，去寻康威号。那艘二十八炮的军舰，正与十炮的阿尔吉林号双桅船，以及一艘名叫赫柏号的小纵帆船，一同测绘扬子江及邻近海面。溯江而上时，我们发现海图极不准确，终于搁上了沙洲，一连困住数日，直到康威号等船赶来。原来我们早已从它们身边驶过，那时它们正泊在江口无数汊港中的一处。吃水最浅的纵帆船过来把我们拖了出去。风筝号吃水十英尺，于测绘无甚用处，于是一八四〇年九月十二日，星期六，我们奉命带公文折返舟山。困在沙洲上的那几天，一名陆战队士兵和一名少年死于痢疾。

那一夜我们抛锚过夜，次日下午起锚，黄昏时又下碇。极不凑巧的是，将近天明时，小艇脱缆，被潮水冲走。轻艇随即放下人去追，我们一起锚便驾船跟上；两条艇都追了回来，却费了极大的气力。轻艇吊上右舷后部，小艇则拖在船尾。当夜再度下碇，翌晨趁一股好风开行，只道一两日便可到舟山。这时除一名外，陆战队士兵全都病倒，两名一等见习水手，连同韦布和翁布韦尔也病了，能操作的人所剩无几。

九月十五日，星期二，上午九时，我下了舵轮，到舱里去照看韦布和翁布韦尔，顺便吃早饭。十一点半光景，我正伺候病人，听见船长下令抛锚。我立刻跃上甲板，奔到船头，松开制链器。这时船尾已在重重触底，甲板上约六十英寻的锚链去势极猛，竟把起锚绞盘擦得起了火。船是尾部先着地的，尾既卡住，锚又在前头拽着，船身无法转过来顺着潮流，只好横在流中；那潮水奔泻如闸口的急水，顷刻之间便把船掀翻了。抛锚之际，特威泽尔和我奔向船尾，松开主上桅帆与主中桅帆的升降索，正用左舷收帆索收桁，我忽觉船身在倾。我当即抓住主中桅后支索，趁它倒下时荡上舷侧；特威泽尔抓住主桅护桅索之一，也如法上去。我想诺布尔先生就在这一刻被抛入海中——我听见他向妻子喊：「安妮，抓紧！」却不曾看见他人，潮水必定把他卷走了，自然是淹死了。

我这时头一个念头，是舱里那些病人，只怕全已淹死，因为船已完全侧倒，桅顶都压在沙上。回头望去，我看见一个人在水里挣扎，似乎被帆与索具缠住；我抓起主帆转桁索的绳圈抛给他，费了些力气把他拖上船来——可他也不过是苟延了一阵，后来还是在宁波慢慢死去了。再环顾四周，我惊喜地看见那些我以为早已淹死的病人，正从前舱口和主舱口爬上来，连忙去扶他们上到船舷。他们多半近乎赤身，倾覆之时本躺在吊床上，有几个还是被甩出来的。这时我看见道格拉斯中尉和大副正把诺布尔夫人拖进小艇——那艇已漂到船边；艇上两名印度舱房少年正在解缆；艇里灌满了水，随时可能翻覆。我把小刀抛给他们去割拖缆，他们割断之后，便被潮水冲走了，道格拉斯中尉一面喊我们把甲板上的大艇砍下来。从船倾覆到小艇漂走，其实只有三四分钟，虽然这样叙来，似乎长得多。

轻艇吊在右舷后部，船一倒便随之失去；大艇则因火炮吊挂的样子，无法砍脱。我们好歹割断了前桅那道绑索，把艇首缆系在主桅索具上，指望它自己滑落，缆绳能拽住它。这时潮水已从各舱口灌入；不多久，艇果然脱出艇座，可潮势太猛，艇首缆一断，艇也被冲走了。帆里满是水，那重量压断了主中桅（就在桅冠上方）、前桅和首斜桁；甲板以下的那截前桅后来直窜上来，漂走了，只剩主桅还立着，而上面挂着那么一堆残骸，我们只当它也保不住。

如今除死之外，再无别的指望：潮水涨得飞快，不用多时，必把我们从船舷上卷走——我们二十六个人全聚在那里，除我和一两个人外，个个都害着痢疾。我料想转眼就要被冲下去，便脱了长裤，预备泅水，因为地平线上隐约看得见陆地；总之，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挣扎求生而死。幸而天意垂怜，这双桅船竟渐渐回正，直到桅杆斜成四十五度上下，我们得以有的上了主桅楼（在那里还找到大副养的一条小狗），有的爬上主桅横桁。一上桅，我们便动手割帆，因为帆里存了极多的水，多半会连累桅杆折断。我们割去主帆、斜桁纵帆和主中桅帆，只把桅与桁留着挂在主桅上，打算用它们扎一只木筏。

潮水不住上涨，直到桅楼淹去一半，我们心里的指望也几乎死尽——不料潮竟停了，那份喜悦无从言说。然而一刻也耽误不得，这一带几乎没有平潮的工夫；于是会水的人立刻下去，把够得着的圆材、撑杆、桅和横桁尽数收拢（索具还牵着中桅等物），打算等潮退得足够，再下到残骸上去——低潮时船身大约能露出水面——好扎一只结实的木筏。远处望得见几条渔船，它们必定看见了我们的惨状，却似乎无意前来相助。

病的人太多，印度水手又不肯动手，能干活的就那么几个；圆材还没收拢多少，退潮的水流已急得站不住脚，只得罢手，重新爬上主桅楼。收来的那些木料，我们捆扎系牢，使潮水冲不走。我们又在桅楼上坐下，心里满是感激，总算还剩一线指望。这时约莫下午四点。过了半个钟头光景，小艇出现了——他们已把水戽干，就在与我们平齐的地方抛下小锚。诺布尔夫人挥动手帕，可潮流太急，他们被冲了过去，完全不见了踪影，既不能给我们一点援手，连近到能说上话也办不到。这是一个极残酷的失望；但我们还有木筏可指望，而且知道诺布尔夫人与道格拉斯中尉尚在人世，多少算是一点慰藉。于是彼此尽力打气，把身家性命托付给那位能从这看似必死之局中救我们的主。

等到能重新动手时，天已很黑，但我们知道不久便有好月色，便高高兴兴干起来，收拢并捆扎了不少圆材，眼看木筏将成；忽然发觉四周围满了中国船，其中两条是大船，满载兵士，我们大为吃惊。

我们都明白，他们若来攻，抵抗全无用处，而且与其听凭风浪，不如托身于他们；看他们的心思又多在劫掠，不在我们身上，于是特威泽尔和我，两三名陆战队士兵，两名一等见习水手，还有大半印度水手，一齐跳进一条船；其余的人连同韦布和翁布韦尔上了另一条。中国人极力要我们再下去，这却是万万不肯的——再在船边挨过一轮潮水，根本不可能。

中国人见我们执意不留在残骸上，也就作罢，撑船离去。不想才走出几码，我们这条船便搁了浅。另一条船张帆走了。船上的人打手势叫我们下去，我们又不肯，怕一下去他们便把我们撇在那里；何况谁也不愿留在沙上——涨潮一来，这沙必被淹没，那还不如守着残骸。

我们只是坐在船里不动，直到一个中国人跳下水去，提起灯笼，做手势叫我们跟他走。我们答应了，一路留神不让向导脱身，涉沙走了约两英里，水有时没过膝盖，有时不过没了脚踝。最后到了另一条大船跟前，它也搁在沙上，像是在等潮水浮起。向导示意我们上这条船，说会载我们上岸。我们照办了，躺下略歇，心里感激：至少眼下，性命是保住了。

我们盼着能设法到宁波去，那里有两艘英国船巡弋，只消到得跟前，便万无一失。可我们对身在何处只有极模糊的概念，隐约疑心是在宁波岛上；后来果然证实猜得不错。

此时已是午夜。我们离开残骸时，还能在船舷上行走，水不过淹没六到八英寸。

原书注：那两名印度舱房少年后来在宁波狱中对我说，双桅船翻覆时，舱里的东西全倒向右舷，孩子正睡在那一边；他们出不了舱门，是从天窗爬出来的，把那可怜的婴儿撇下听天由命，自己上了当时挂在右舷后部的小艇。

第二章上岸——村落——沦为俘虏

上岸——村落——乡野景象——沦为俘虏——印度水手长——被缚——一位中国乡绅——老妇人——遇见部分船员——一个中国人的善意——上镣——凌辱——官员讯问——陆战队士兵之死

我们约在凌晨三点上了岸。中国人打手势告诉我们，若肯跟他们走，就给东西吃；我们便随他们走去，到了一个小村子。村里不过几间破败的泥屋，只有一所像样的砖房；可就是这几间泥屋，我们一走近，便涌出成群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把我们带进一间厢房，房子一半让一头巨大的水牛占着，另一半放着一张挂蚊帐的藤床；墙角有一架梯子，通到上头的阁楼，那里还有一张卧榻。他们端来热饭和一种腌菜；我们只吃了饭，喝了一碗茶，那腌菜实在难以下咽，谁也吃不进去。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有个中国人来了，看样子是村中的尊长，那唯一的砖房无疑也是他的。他拿来一张写满汉字的纸，做手势要我们中的一个也在上面写点什么，同时示意：他已把我们的情形写在纸上，还想要一份我们自己文字的说明。我便照写了一份，说明船破的时间与缘由，以及我们眼下的处境，指望他把它送到本地官员手里，再由官员转呈舟山的当局，好教他们知道我们身在何处，设法把我们送回舰队去。

天大亮以后，我们提起「宁波」这个名字，他们比划着说，只要跟他们走，就带我们去。于是我们动身了——自以为是往宁波去。

我没有裤子，身上仅有一件法兰绒衬衫，头上扎着特威泽尔在主桅楼上给我的一条黑绸手帕。他们给了我一片草席，可这东西非但不顶用，反倒累赘，我很快便扔了，一路「无裤」而行。

我们就这样穿过一片耕作精细的乡野，四下里是大片的棉田、稻田和各色蔬菜，只是我多半叫不出名目。走了六七英里，房屋见得很少，可我们每过一处，屋里便拥出一群人来看。最后到了一个岔路口。这里又冒出一伙中国人，断然不许我们再往前走；但我们的向导仍旧前行，招手叫我们跟上，我们便挤开拦路的人走了过去。不料他们纠集了更多人手，抄到我们前头，我们只得停下。这时才显出彼此之间缺少一个明白的主意：那些印度水手吓得魂不附体，竟跪在中国人面前；对方自然因此壮了胆，我们还没来得及四下张望，人便像从地里冒出来一般，把我们冲散，一下子全都拿住了——只有四个人跑掉，其实他们也全不知该往哪里跑、跑了又能怎样。这当口，印度水手长做了一件蠢事：他用随身一把生锈的旧刀去割自己的喉咙，却只划破了一点皮肉，随即被夺了刀，反绑起来。倘若我们当初一齐站定，即便手无寸铁，也摆出个坦然的样子，或许就能安安稳稳走到官府那里，受到像样的对待；可印度水手一跪，我们的对头便有恃无恐，于是我们几乎还没弄清身在何处，就被擒住、捆绑、拖走了。至于那四个逃走的人，跑不多远也只好束手就擒，还挨了一顿好打，身上另添了中国人手中长矛所刺的几处伤口。

从此以后，我这段记述几乎只能是个人的了，因为除自己的遭遇之外，我很少能说出别人的事。

我方才所说被擒的时候，有个人从背后抱住我。我本来轻易就能把他甩开，但见另有五六个人正围拢上来，便觉挣扎无益。我没有反抗，于我倒是好事：别人都被绳索缚住脖子拖走，最先抓住我的那个人却一直挽着我，领我前行，始终不曾把我捆上。特威泽尔在逃走的人里头，直到宁波我才又见到他。我随着看守走的时候，迎面来了两名兵丁，当即站住，其中一个持矛的正要向我刺来；我那位老人家挺身挡在中间，同他说了几句，他便把矛垂下，放我们过去了。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大村子，我的头一个看守在此离去，这让我很是不舍——他一走，我原本自由的双手就被反绑到背后，绳索勒得死紧，肉很快肿起来，疼得厉害；又在我脖子上套了一条绳，牵着我到处走。

有那么几回，我只当自己是活不成了；可我又总不能相信中国人竟残忍到这个地步，会把我们无端杀死——何况我们落到他们手里，情形又是那样。我实在不知该作何想。

新的看守把我带进一所房子的院落，拴在支着简陋廊檐的几根柱子当中的一根上，绳子照旧勒得尽可能紧；不过我比划着要水喝，他倒真给我端了水来。我在那里没待多久，麦尔维尔号的一个人被带了进来，拴在对面的柱子上；可我们既不能交谈，甚至连彼此也看不大清楚——院子里挤满了争着看我们的人。

站了一阵，来了一个人把我带到另一所房子。院子里堆着许多棉花，一角的窗口后头，坐着一位中国绅士和一位女眷。带我的人把我引到他们跟前，自己伏地叩首，也要我照做；我只欠身行了一礼。那位绅士挥了挥手，我便被带到后院，向导端来饭菜。我对这顿饭大概并不像应有的那样感激，因为我疑心这人是把我当奴隶买下了。

吃完饭，我被带回去，拴在一棵树上，无人看守，任凭众人摆布。那些人拿比划取乐：有的比划说我的脑袋要被砍下来，有的比划说脑袋倒保得住，只是眼睛、舌头、鼻子这些零碎要被割去，然后放我走——真是一种再不值得羡慕的下场。我在那里被拴了好一阵，四围是一群丑陋的老妇人，她们似乎以戏弄我为乐；但折腾得最起劲的一个，既不老也不丑，身材高挑匀称，一双脚也不像她多数同乡那样畸形——说实话，她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最后来了一个人，把我从树上解下，带到稍远处；一个人搬来一块石墩，另一个被支使出去，我猜是去取斧子之类的家伙。他们要我在石墩前跪下，我不肯——打定主意，决不这样安安静静地任他们取我性命。去的人不多时回来了，石墩被搬走，我则被带出了村子。

这时已有十来个持械的人看守我。他们押着我沿一条河渠走，到了一座桥边，我看见几个患难同伴；他们把我拖着走过，我只来得及匆匆说上一两句话——我当时以为是押赴刑场。就这样走着，前头隔一段路还有两名俘虏，时不时停一停，我每停一次便以为是最后一次，此处就要了结我了；可他们仍旧押我前行，直到又一个村子，或者说镇子，我被带进一处看来是衙门的地方。他们把我领到后院，关在一间堆了半屋子草木灰的房里。我在这里遇见另外三个船上的人，境况和我一样凄惨；即便在这里，也仍有人肯怜惜我们、稍加照拂：我比划说手缚得太紧，一个中国人便替我松了绑，随后出去，不多时兜着一襟饼子回来分给我们，又给我们弄来些水——我们正渴得很，方才顶着毒日头走了那么远的路。

饼子刚吃完，进来几个兵丁，把我的一个同伴带到门外。外头的情形我几乎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叫他跪下，随即围了上去；其中一人进屋，端走了一篮草木灰。我这才当真以为末日到了——只当同伴的头已经落地，那灰是拿去代替锯末，用来吸血的。悬心并没有持续多久，门开了，几个兵丁进来，逼我起身，出到院子里。我认定自己的时辰真的到了；不料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把我带出来，只是为了上镣。他们给我戴上手铐脚镣，脚踝上那副由五六个环的链子连着；颈上套一个铁圈，上面固定着一根木棍，木棍又用一把挂锁锁在手铐上。这样苟延性命，我竟不知该不该高兴：说不定这般熬上一阵，末了不过是换一种更慢的死法。镣铐上齐、铆死之后，我被带到外院，那里此刻挤满了人，我又被拴在一根柱子上。环顾四周，先前被带出去的同伴就绑在对面柱子上，模样和我一样；不多时他们又把另外两个带来，拴在相对的两根角柱上。我们在那里被下等人凌辱了一阵：他们揪我们的头发，用烟杆敲我们，朝我们脸上吐唾沫，凡想得到的琐碎作弄都使了出来。最后看守来了，把我们带到门边一间小屋，又给了些饭吃。

在这里我看见一个中国犯人，上的镣铐与我们的一模一样。

吃完饭，我们被押着穿过镇子，来到河渠边，那里已有船等着。他们把我和一名印度水手放进一条船，另外两名俘虏上了另一条，每条船都有几名兵丁押守。一个人拉着纤，船顺渠而下，快得很，我几乎来不及看沿途的景致——纵使我当时有心思细看，也来不及。不过我仍看得出，别的河渠从我们这条向四面八方岔开去，岸上有无数的水车和各式各样的器械，把渠水提上来灌溉稻田；有的像踏车一样由人踩动，有的靠水牛拉，牛一圈一圈地走，正如我们磨坊里的马。黄昏时到了一个大镇，须在此换船。这事颇为狼狈，押守的人不大肯帮忙，我又戴着镣铐，从这条船爬到那条船上，实在费劲。好歹爬了过去，便在新船舱底躺下；那兵丁很有防备，把我颈上的绳子系牢，使我逃不掉。

晚上十点光景，我们到了另一个镇子，因为时候已晚，这里静得很。我被押上岸，穿镇而过，往官员的宅子去；路上我绊了一跤，摔断了镣铐上的铆钉，同时把膝盖磕破了。牵着我颈绳的兵丁一句话也没说，很安静地等我自己爬起来，我们才接着走，到了主官的宅第。

在这里我大喜过望，见到了当初同我一道乘船上岸的人，大半都在；可是离开残骸时上了另一条船的人，还有那几个逃走的，仍不见踪影，我们几乎不敢指望还能再见。我在台阶上坐下，一名差官给我拿来几块饼，又看见我膝上那道颇深的口子，便取来一个小瓶，往伤口上撒了些药粉，血立刻止住，一两天后就长好了。

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不许同旁人说话；忽然被喝令起立，排成两行，那位官员带着两名属员出来了。他们沿着行列走过去，在每个人跟前停下，打手势问我们船上有没有炮、有没有鸦片。我们只是摇头作答，其余的手势又看不懂，他们很快便退去了。

他们走后，兵丁押我们穿过一两重院子，进了一座庙。借着火把的光，我看出殿里有一处用栏杆隔开的地方，躺着几个人，像是睡着了。起初我只当是中国人；不料转眼间又惊又喜地发现，这一伙正是韦布、翁布韦尔，以及乘另一条船离开残骸的那些人——他们的下落我们至今一无所知。因为某些误会，他们被中国人打得极重，两名陆战队士兵就是因这顿毒打，死在从海边押来此镇的路上。人到时已经断了气，中国人仍旧给尸首上了镣。陆战队的那名下士被折磨得没人搀扶便动弹不得；总之，他们受的对待比我们这一伙更坏。

如今失散的只剩四人，就是中国人在岔路口拦住我们时逃走的那四个。至于诺布尔夫人和小艇上的人，我们自然一无所知，只盼他们躲开了中国人，设法到了舟山。

各自说了自己的遭遇，又尽力彼此宽慰一番，我们便在几堆散草上躺下过夜；境况虽这般凄惨，却睡得很沉。

第三章庙宇——囚笼——狱中

庙宇——囚笼——女人——饭食——热水——顺流而下——城池——火炮——祠堂——特威泽尔与失散的人——一名英国俘虏——陆战队下士——牢狱——另一批印度水手——打更

早晨醒来，我才看清自己身在一座庙里。栏杆外是一间大殿，两侧列着成排的座位，中间空出一条宽道；四壁一无纹饰，屋顶也是如此。栏杆之内张着一顶绿绸的帐幔，帐下立着几尊神像，穿着各色绸缎，颇为华丽。靠墙另有四尊与真人一般大小的像，一尊通体涂黑，一尊涂红，另外两尊五色斑斓，手中都执着些奇形怪状的兵器。我想这些便是他们的神了，塑得还算不差，只是比不上我后来见到的一些。整座建筑毫无装饰可言，若不是有这些神像，我断不会想到它是一座庙。

早饭送来得早，是甜饼和茶。吃完后，他们抬来两只木笼，把我们中的两个人各提进一只，抬出大门去，让平民百姓观看；至于留在里头的我们，则听凭那些体面人家携眷入内，每次约放进二十来个人来看。有时来的整整一群全是女人。她们容貌平常得很，在她们自己看来，美的凭据似乎全在把脸涂得红一块白一块，把脚裹成蹄子一样的形状。笼里那两人在外头晾了约两个钟头，被抬回来，又换两个出去。回来的人告诉我们，前一天死去的那两个可怜同伴，尸身就摆在外头草地上，镣铐还没有取下。幸而不久下起大雨，另外两人也被抬了进来，人群才渐渐散去。

正午前后吃午饭：一碗饭菜，外加饼和茶，与先前一样。看守从不肯给我们清水，凡我们讨水喝，端来的总是淡茶。晚饭仍是饼和茶。用过末一顿，便在草上躺下过夜。

第二天照样过去。傍晚时分，殿上忽然聚起许多囚笼，我万想不到它们是派什么用场的。中国人把这些可怕的东西在中间的空地上排开，便叫我们一人钻进一只。我忘了说，在把我们装进笼子之前，看守给了每人一件宽松的褂子和一条裤子，还给了尽我们拿得动的饼。这些木制的家什——与我想象中巴吕红衣主教用的那种刑具相去不远，只是我们的是木头做的，还便于搬运——里头既站不直，也坐不下，更躺不平，只能把身子蜷成极难受的姿势。有少数笼子的盖上开了个洞，恰够头顶钻出来；我算幸运，分到了这样一只。没这运气的人，还得歪着脖子坐着，在别的苦楚上再添一重。后来我被换进一只没有洞的，那滋味实在难挨。

各人装笼完毕，我们被抬到河渠边，放进船里，每船两笼，有一名官差和几名兵丁押守。与我同船的是一名陆战队士兵，就是当初同韦布、翁布韦尔一道乘船上岸的那个，挨的毒打还没缓过来，又害着痢疾，几乎奄奄一息。我们在码头边停到将近半夜，兵丁与旁人打着火把、敲着锣，在岸上来来回回地跑，又喊又闹，好不喧腾。半夜光景才撑船开行，顺渠而下；船上盖着篷，天又极黑，沿途景物一概看不见。

不久似乎进了更宽的水面，他们张起帆来，船行甚快。到早上我才知道，我们已出了河渠，进了一条江，正乘风顺潮而下。换在别的时候，这一程该是极惬意的；只是眼下前途实在不妙，任什么近乎愉快的心绪都生不出来。

两岸像是耕作得很好，间或看见一两处兵汛，与寻常房舍不同处在于立着旗杆。岸边泊着许多帆船，有些极大，尤其其中一艘，长长的旗幡在风里飘得正欢。

我们在左岸一个镇上停下，兵丁弄来些柴火，立刻动手做饭：他们自己吃米饭和几样我说不上名目的杂烩，给我和同伴的则是甜饼和茶。可他病得太重，吃不下，只是不住地讨水；水倒是从不曾拒绝他。船一到这个镇上，人便拥进船来，几乎把船挤翻；令我意外的是，押守的人非但不拦，反倒像是有意纵容。他们的好奇心却没能满足多久——兵丁一把要办的事办齐，船便撑开，重新扬帆。我们顺流而下，又到了左岸一个大镇。船在这里停住，我很快看出，我们是要上岸了。众人照例拥来看我们，可有个兵丁把半张帆布蒙在我们笼顶上，守在旁边，不许任何人来扰。

帆布揭开、要把我们抬出船时，映入眼帘的头一样东西，便是我们船上的一门炮，连炮架也在；随后又看见另一门炮和炮架。中国人能把这些炮弄上来，可见我们离开残骸之后，潮水必定退得很低。不消说，见了这两门炮，我心里绝不是滋味：它们无可辩驳地向捉住我们的人证明，我们是抱着交战的意图来到他们海岸的。他们杀几个遇难的商船水手，或许还会觉得羞耻；可若确知我们与新近的战事有涉，恐怕就不会有什么犹豫了，而这些炮便是极有力的不利证据。

被抬出船后，一根长竹杠从我笼子的栅格间穿过，两个人把杠端扛上肩，将笼子提离地面；我就这样被抬着穿过茫茫人海。抬夫时时停下歇脚，把笼子放在地上，众人便围拢来照旧折腾我。走过许多条街，有些街市颇为热闹，最后到了一片空地，尽头是一对大折门；进了门，又过一两条穿堂，我便到了一间大厅里。那是一间宽敞而素朴的屋子，两侧各有一道栏杆，栏后拴着几匹粗壮的马，鞍辔俱全。正对门的一端张着大红绸幔，幔下一张小桌，覆着绿布，桌上摆着几件金属的盘与瓶，供奉着这家主人祖先的神灵。已有许多装在笼里的俘虏比我先到，其余的也陆续被抬了来。中国人把我们连笼排成两列，一列靠一边墙；每列的尽头各安一门我们的炮，炮口朝着我们。我们就这样像展览中的野兽一般排列停当，许多衣着华美的人前来观看。看来只有体面人家才得入内，因为除兵丁外，场中并无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来客多半穿着轻软的细绸，上面绣着花卉与各样人物，极精致。人人手里都有扇子，有的画得很好看，有的素净。一两位男子佩着珐琅怀表，用金链挂在腰带上。他们待我们倒还不错，给我们水果和饼，有人讨水，也派人送来。

我们在这厅上没待多久，抬夫又出现了，我那两个扛起笼子便走，我于是再度任凭众人摆布；押守的兵丁从不曾稍稍拦阻过众人。幸而在遇难前几天，我刚把头发剪得极短，几乎没什么可揪的；否则这一边的人揪我的头发，要我朝他们看，那一边的人立刻又揪一把，要我回头看他们——我手上、脚上、颈上都上着镣，半分反抗也做不得，只能耐着性子坐着，换句话说，龇着牙忍下去。

再被抬起、抬走时，我打心里高兴。穿过许多街巷，到了一位官员的宅第，与其他俘虏一同被安置在一个小院里。院中放着几只空笼，比我这只大些，顶上插着小黄旗。

不多时进来几名差官，掀开我笼子的盖，把我提出来，带出这个院子，进了一个更大的院落。我在这里大为欣喜，看见特威泽尔和那三个失散的船员，正坐在角上一棵树下。我不能停下来同他们说话，带我的人一路催着走。我们几乎认不出彼此，各人都变得那样厉害。

我一边走，一边思量着这一连串遭遇，猜想自己的结局会是什么；抬眼一看，竟吃惊地发现前面有个人也戴着沉重的镣铐在走，是我从未见过的。看得出他是个英国人，境况似乎比我还坏。他听见我在身后镣铐作响，回过头来说了几句，为又看见一个人落到这般田地而难过。我问他是谁、怎么到了这里；不等他回答，他被带进这条穿堂，我被带进那条，我既不知他是谁，也不知他在何处、如何被俘。

出了穿堂，我到了一个铺石的小院，面前站着几位官员。院子中央跪着一个中国老人，镣铐和我的一样；没有人看守他，也似乎没有人理会他——至少我在的那会儿是如此。

出乎意料，其中一位官员竟用英语对我说话；在场还有一名通事，是澳门人，也和我一样是俘虏，脚上上着镣。他们问了我许多关于风筝号的话：我们到过哪里，要往哪里去，怎样失事的；问毕便把我遣开，再把别的俘虏带上来，照样讯问一遍。他们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姓名和年岁，把名字写在一条棉布上，缝在我们褂子的背上。随后一并遣散。中国人已把所有笼子从外院搬到内院，沿院排开。

这时我才得便同特威泽尔和那几个逃走的人说话，听说其中两人（陆战队士兵）身上中了几处矛伤，四个人被捉时都挨了狠狠的竹板，心里很难过。他们是从海边一路由陆路押来的，就装在笼里；在我们全体被俘的第二天就装了进去，比我们这一伙早两天尝到笼中的滋味。

那名痢疾极重的陆战队下士，仰面躺在笼底，两腿高高翘起，脚跟搁在笼口的上沿，笼盖敞着。他已完全失去神志，眼看是要死了；蛆虫在他身上爬，从他身上发出的气味骇人。我们自身戴着镣铐，无从照料他；中国人只看一眼，便捏着鼻子走开。

恰在此时，那位陌生的英国人走过，见他境况如此可怕，便对随行的通事说了几句，通事又对中国人说；于是有两个人虽极不情愿，到底把这名陆战队士兵抬进一只干净的笼子，让他躺得舒服些。那位陌生人这时告诉我们，他是炮兵军官，几天前在舟山被俘；可他随即被匆匆带走，我们连他的姓名，连别的什么，都来不及问出。

这时已是傍晚，天色将暗，我们又被装进笼子，抬着穿过城池，到了监狱。他们把我们抬过一个院子，进了一间长屋；屋里用栅栏隔成四格。在这凄惨的地方，我们又见到八个俘虏，都是印度水手，其中有些人已在同我们一样的笼子里待了两个月。我们被安置在几个小格里，笼子沿着每格的三面排列，第四面是入口。一条铁链穿过每只笼子，从我们两腿之间、镣铐的链子上方穿过，两端用挂锁锁在一起；于是我们彼此相连，也与各自的笼子相连。就这样极难受地过了一夜。

那一夜里，我说起的那名下士死了。他始终没有再清醒过来。

早晨，狱卒进来了，是个老头，嗓门洪亮，脸色乖戾，上唇总粘着一片百里香或别的什么草叶。他打开那八名印度水手笼子的盖，去掉他们腕上的镣，让他们得以站直身子、活动活动；我们却没有这份宽待，仍旧锁得死死的。八点钟送来早饭，是牢里的定例：两小碗饭，一碗菜。开笼、去掉手上的镣，好让我们吃这点稀薄的食物；一吃完，立刻又锁上。我们整天都是这样，用过晚上那份口粮，仍旧锁牢过夜。

天黑前不久，更夫上了岗：不远处一面大锣敲响一记，接着许多小锣一齐敲起来；敲完之后，屋外一个孩子便拿棍子敲一段竹筒，这声音整夜不停。这可怕的声响叫我根本睡不着。大锣只在更次变换时才敲，先敲一记，再敲两记，如此下去，直敲到五记，一夜的更次便是这样定的。我想在中国，一夜是分作五更的；至少我所见到的一向如此。

第二天早晨，狱卒打开我们笼盖上的锁，去掉手上的镣，我们总算可以站直身子、舒展四肢——身子蜷了那么久，实在极需要这样松动一下。我前面说过，我们所在的那间大屋隔成四个小间，其中三间关着我们和我们的笼子；第四间里是几个中国犯人，白天住在里面，夜里则睡在监狱的另一处。屋外是一条有顶的过道，过道里砌着几个炉灶，大半中国犯人在此煮饭做菜。他们腿上都拖着锁链，此外倒是自由的；他们比划着让我们明白，他们是因贩鸦片或吸鸦片下狱的。有几个出身较好，衣着体面，还同本地的官员一同用饭。

那些下等些的犯人里，有两个没了辫子，还有一个少了鼻子，那张脸看上去实在算不得讨喜。

第四章安突德上尉——善待陆战队士兵——官员的盘问

安突德上尉——善待陆战队士兵——官员的盘问——中国的音乐——小艇上的人被押到——困苦——延医诊治——迁移——轿子——城里——庙宇——住处——守卫房

将近正午，院子里起了一阵骚动，不多时狱卒同另外几个人进来，把我和另外两人——一名陆战队士兵和一个少年——抬了出去。在院中略等了片刻，笼子重又上肩，我们被抬着穿过城里，送到一位官员的宅第，却不是两天前去过的那一处。我们被抬进门厅，厅的尽头照例设着帷幔，我想那大约就是所谓「祖堂」。笼子一落地，我便被放了出来，发现先前见过的那位英国俘虏也在。他告诉我他叫安突德上尉，是在舟山被掳来的；说我们的脑袋眼下大致无虞，只是恐怕要久囚——中国人开的条件是，英国人须撤出舟山，他们才肯交还我们；而这个条件，我们不能指望总司令答应。不过，他应官员之请，正要写信到舟山去说明此事；这样一来，我们的同胞至少会知道我们的下落，说不定还能设法救我们出去。我同他一道走动时，望见先前与我一同被送到官员处的那名陆战队士兵，正躺在一顶轿子后面的草地上。我知道他患着痢疾，只怕这可怜人已经不在了；安突德上尉却说，是他吩咐把人安置在那里晒晒太阳的。他给了那人几块饼，后来又替他弄到一条裤子，还为他请了医生。凡是他力所能及、可以稍稍改善我们处境的事，他没有一样不做。

不多时，我被传到那位官员面前，见到与上次同样的一班人在座，通事也在旁伺候。我本以为要盘问舟山舰队与陆军的实力，不料那些官员只拿些极琐碎的事问我：可曾娶妻，年纪多大，父母尚在与否，诸如此类。这番盘问完了，安突德上尉被带进来；因为他是「大官」，获准坐在屋内地上，我们则坐在外面的石阶上。还有人递给他一碟饼、一杯茶。那些官员怎么也想不明白：安突德上尉与我们这一伙同是从舟山来的，怎么会彼此不相识；我说在前一天以前从未见过此人，他们竟不肯信。他们翻来覆去地盘问我，却问不出什么，因为在那以前我确乎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他们弄不懂「陆战队」是什么意思，直到安突德上尉把他们称作「水上的兵」，这才明白过来；此后陆战队士兵便一直顶着这个名目。

他们问了许多关于诺布尔船长和他妻儿的事，看得出，凭着安插在舟山的众多密探，他们对我们这条船知道得不少。又问了几句这类话，便把我打发了；我被抬进笼子，送回监狱，吃过晚饭，随即锁起来过夜。天一黑，照例的那套「小夜曲」又开场了；这声响加上我那难受的姿势，把夜里睡觉的指望统统赶出了我的脑袋。

第二天早晨我们刚吃完早饭，几个中国犯人便在院子各处奏起乐器来，彼此也不相顾。其中一件有点像曼陀林，弹法也相仿，只是单调得很，音上没有多少变化；唱的也一样糟，是一种哼哼唧唧的声响，实在称不上音乐。另一件像是一种小提琴，用弓子拉，拉的人只弄得出一片难听的噪音。还有一个人有支小笛子，比起同伴来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他们却像陶醉在自己的演奏里，成天弹的弹、吹的吹，连吃饭的工夫都舍不得多留。

再下一天早上，星期三，我们这伙又有两人被带到官员那里去；回来说，诺布尔夫人、道格拉斯中尉、大副威茨先生，以及乘小艇逃出去的两个印度少年，都已经被押到了。他们说诺布尔夫人也关在跟我们一样的笼子里。我几乎不能相信，直到那两个印度少年被带进来，把这话证实了。他们不但把她装进笼子，还给她上了镣，待她与男俘虏一般无二；有些地方甚至更坏。那些官员竟没有一点恻隐之心，不曾下令把她放出笼来，就由她那样关着。

那两个少年进来不久，道格拉斯中尉和威茨先生也被送进监狱，却不在我们这一边，而在院子对面的几间屋里；我们看得见他们，却没有说话的机会。他们在小艇上漂了三天，苦不堪言，除了从一条帆船上讨来的一点干米和些许水，什么吃的也没有；最后不得不上岸，就此被俘。我原指望他们能划到舟山，把风筝号失事的经过、以及我们多半已成俘虏的情形报上去。

第二天，星期六，关在对面的道格拉斯中尉和威茨先生白天被放出笼子，准许在院子里走动；因为没人拦着他们过来，他们听了我们的遭遇，也把自己的讲了一遍。安突德上尉和诺布尔夫人关在另一个院子的两间屋里，白天也一样有走动的自由，一到夜里，便都锁进笼中。经安突德上尉再三恳求（他有许多机会见到官员，又有被俘的通事作伴，说话便利），来了一名医生给几个俘虏看病。其中两人痢疾很重，另有几个带着矛伤，还有些人的肉被镣铐磨破、烂成疮。对后者，医生敷上药膏，掺一种粉红色的药粉，不多时便收了口；至于患痢疾的，他不过按按脉、看一看，就走了，只留下话来：他们笼子的盖须一直开着，手上的镣也要去掉。

星期一早上，道格拉斯中尉过来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迁到一个舒服些的地方去；他和威茨先生随即就被带走了。我们晚饭吃得早，刚吃完，来了几名差官，其中一个手里捧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中国字。他们一到，便是一阵忙乱；狱卒进来，开了那条穿过所有笼子的长链，先带走五个俘虏。他们走出院子，狱卒不久回来，又带走五个，如此轮到了我。我被人从笼子里抱出来，走出我们那个院子，进了一个小些的院子，在那里去掉了颈上的铁圈和手上的镣，脚上的链子依旧留着。有人示意我在一条小凳上坐下；我四下一望，瞧见诺布尔夫人站在墙角一道门边。自沉船以后我还没有见过她，便想过去说句话，起身走了几步，看守立刻拦住，其中一个竟出我意料地说：「不行，不行。」我马上转过身问他：「你会说英国话？」他答道：「会的，先生。」可等我再问别的，他便或是不肯、或是不能回答了。我再要往诺布尔夫人那边去，他又把那句话说了一遍，还伸手按住我的肩，不让我起来。我只得作罢，与她远远地打了几个手势了事。

我在这地方没有待久，便被带到监狱前面的空地上，那里停着几顶轿子，我上了其中一顶。轿子前面敞着，两根竹竿的末端用一根同样的竹子横连起来；轿夫一停下，把横木搁上肩头，将轿子抬离地面，便一路小跑地把我们抬走，前头还有几名兵士开道。

我经过的街道，有几条颇宽，路上一律铺着石板，石板与石板之间并不勾缝。各行各业似乎各占一条街：染坊在城的这一头，铜匠在那一头，如此等等。有些铺子装点得很齐整，一概面街敞开。房屋大半是木造的，主人的姓名与行当分写在门柱上下，用黄色和别的鲜亮颜色画出来，有的还贴了金，把街道衬得颇为热闹。这里那里有一处空地，立着一座庙，门面的柱子和别处画得花花绿绿，装饰繁复，屋脊上还安着几尊神像。我路过好些敞着的门，门里是庭院，看样子都属于大户人家；院里挤满了妇女和孩子，我经过时便一齐拥到门口来。无论在这里还是别处，她们都不见得没有自由，也不像是深居不出的样子。街道通常两端各有一道门，设在拱门里，一到夜里便关上，铺户便不必再怕窃贼——不然，他们那种敞开的屋子，实在太容易下手了。肉铺里陈设周全，摆着大块的木案和砧板，挂着一扇扇肥得出奇的猪肉；鹅、鸭、菜蔬、鱼虾，都摊在宽敞的街面上，如同集市一般。我被抬过好几座桥，桥下是黑黢黢、滑腻腻、像阴沟一样的水道；从这些水道、也从街道本身升起的气味，比科隆那七十二种臭气还要厉害。

轿夫一路小跑，穿过数不清的街巷，兵士在前头开道——这其实不算难事，居民的好奇心似乎已经满足，几乎没有人围拢上来，只是各自走到门口，看着我过去。终于到了路的尽头，轿子停下，我走了出来，向左拐进一条窄院，尽头坐着几位官员，带着他们的属官。我早该说明：我们辨认官员，靠的是他们帽顶上的珠子或钮子，我所见的共有四种——红的、蓝的、白的和水晶的；红的，我想是最高的一等。属官则以镀金的珠子为记，珠下按品级缀着一条或两条毛尾。我经过时行了一礼，他们都还了礼；随后我被领着穿过一个小院，院里我看见几口接水的大缸。我走进一间方方的小屋，又同先我而来的那几位英国人会合了。地上铺着席子，比起笼中，真是天渊之别。不多时又陆续来了些俘虏，屋里塞进十一个欧洲人和四个印度水手，共计十五人，恰恰是这屋子装得下的数目：一边九人，一边六人，这一边余下的地方，摆着一只水桶和两个小洗澡盆。天已经黑了，我们便想到睡觉，于是躺下——地方也刚够躺下，各人仰面朝天，两排人的脚在当中相抵，翻身的余地几乎没有。可比起笼子，这已是天堂了；我们想着在此总不会久留，便就着眼前的光景，尽量把自己安顿得舒服些。

第二天早上，有仆人送来水给我们梳洗（这是我们头一回享到这份奢侈），还有雪白的好米煮的饭，盛在小木盆里。米饭要多少有多少，另有一种炖菜，很像煮烂的旧布，装在一只盘里，还有一盘咸鱼。器皿是寻常的陶器，形状像碗。我们一共十五人，便分作三伙，每伙五人；每伙一木盆饭、一盘炖菜、一盘极小的咸鱼——鱼是生的，我也认不出是什么鱼。

吃过这顿饭，我才开始打量四周；前一天夜里太黑，什么也看不清。

我发现我所在的这间屋，与另一间隔开；那一间里有一张床，两三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住在里面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官人，想必有些品级，因为兵士和我们的狱卒待他都极恭敬。每天有两个年轻人到他那里去，我们常看见他们背着手站在他面前，像学童背书一般向他诵读。那间屋和我们这间一样，朝着一个小院，院里也摆着前面说过的那种接雨水的大缸。我被安置的这间屋，两面是木板，两面是白砖；砖砌得又薄又松，稍一使劲便能推倒。地上的尘土积了一寸厚，天花板（极高）上满是蛛网。这地方我们本可以毫不费力地出去；可出去以后，若真想逃走，也不知该往哪里走，何况我们的衣着相貌，一眼便会露馅。这样的尝试后果多半是致命的；所以他们把我们关在这座并不牢靠的房子里，与从前上着镣铐、彼此串在一起锁在笼中，一样跑不掉。

我们屋子前面另有一间，归一名看守使用。那是个老头儿，酒喝多了时性子有些急躁，可待人一向客气，对我们大体上也很和善。他卧房的左边是一条过道，通到厨房；右边又一条，通到一个大院，院子两侧各有一间宽敞的屋子，是他们做法事的地方。我们门外是一条过道和一道楼梯，楼梯通往楼上。过道往下通到另一个大院，院子一面是墙，另一面是一间敞开的大屋，里头摆着椅子、桌子和藤面的卧榻：这似乎是守卫房，因为总有兵士在里面掷骰子、打骨牌，兵器（火绳枪和弓箭）四下乱丢。这屋子过去还有一条过道，通到关着那十六个印度水手的房间，比我们的又小又差得多。

就我所能看到的情形而论，我断定这是一座庙，而且规模不小；只是我不曾见到神像，也不曾见做过什么法事。

一天过去，晚饭时候到了；这顿饭与早上一样。饭后屋子扫过，来了一名差官，分给我们毯子，每两人一条。比起席子，这已是大有长进：天热时躺着软和，万一要在这里过冬，也能盖着取暖。天黑时开始打更，和先前在监狱里一样，只是这里的声响不那么没完没了；更夫往往还打起瞌睡，让我们好一阵子不受搅扰。

第五章医生——来客——每日的消遣——被带到官员面前

医生——来客——每日的消遣——被带到官员面前——舟山寄来的信件与衣物——中国衣裳——除去镣铐——回到住处——手炉——消遣

第二天早晨，麦尔维尔号上的一个少年水手患了痢疾；医生来看他，开了药，是一剂苦涩的褐色汤水，却不见效。没几天他重得厉害，又被送回监狱里去——顺带一提，先前那两个病着的陆战队士兵，因经不起搬动，就一直留在那边。可怜的人！他们同伙伴分开、被撇在后头，心里很不好受；可抱怨也没有用，只得听命。至于从我们这里带走的那个少年（就是沉船时我从水里拖出来的那一个），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几乎可以说是存了必死之心，绝望得那样彻底；他的预感不幸应验，不久便死在狱中。

窗口整天被衣着体面的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是来「看稀奇」的。起初我们也只是回看他们，后来胆子渐大，索性做起乞丐来：每来一拨人，我们便向他们讨要些什么——钱也好、烟也好、饼也好，并不十分挑剔；若是不肯给，我们立刻把窗板一推合上，叫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守卫的兵士也就很快把人赶了出去。我们的窗栅这样被围了一个多星期，来客才渐渐断了，我们总算得了清静。

屋里人挤得这样满，又无论借什么由头都不准出去，空气很快便污浊不堪；随之而来的小虫子也现了身，任我们怎样竭力扑杀，还是一天多似一天。天气正热，于它们大为有利；这样下去，我们大有被活活吃掉的可能。所幸我们这副可怜相又招来了另一族，它们虽同寄在一副身子上，却与先来的那一族拼死开战，彼此倒也相制。早晨最要紧的活计，便是把衣服翻过来细细搜检，捉到一个杀一个——这样打发光阴实在恶心，却又非做不可；一天余下的时候，不是在屋里来回踱步、闲扯海上的旧事，便是睡觉。

在这地方待了约莫半个月，一天傍晚，买办忽然出现，问我们要不要托他从舟山捎什么东西，他正要往那边去。我在那里并不认识什么人，又深信道格拉斯中尉——凡有机会，他待我们总是体贴周到——必会写信，把我们的处境和需用告知该知道的人，所以我没有写；别人也都没写。他于是走了，临走说，约莫三个星期，他盼着我们都能获释；可他又添了一句：「官儿大骗子。」不过这已比我预料的好得多，我怀着喜悦与不安，盼着他回来。

此后日子过得还算顺当，一切照旧；在船上得痢疾的几个人渐渐好起来——恐惧竟也治病，真是奇事。买办来过约莫半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我们正吃晚饭，过道里一阵响动惊动了我们。先前跟着我们的那块木牌又出现了；我们一吃完，所有白人便被带出屋子，在院里略等了片刻，轿子凑齐，我们坐进去，被抬到首官的宅第。穿过无数街巷，到了一片围着栏杆的草地；栏杆上插着好些小旗，有黄有红，一律写着中国字。进了一道门，是一对大折门，每扇上画着一个花花绿绿、手执刀剑的人像，很像我们纸牌里的方块王，只是没有那么好看。这大门两旁各有一道小门，我们从其中一道进去；轿子在此停下，我们下了轿。这新院子的尽头，照例是一顶红绿绸的帷幔；我们在帷幔下坐着，等候传唤。随后我们被领着穿过一大片地方，看样子本是要做花园的，这里那里堆着些山石，小径绕石而行；可我不曾见到花，别的绿色的东西也极少。

官员们聚集的那间屋子颇为宽敞，因是热天，前面敞着。屋里摆着几张卧榻和几把上漆的扶手椅；天花板上垂着四盏大纸灯笼，天色向晚，这几盏连同屋内别处的许多盏，一齐点了起来。又来了一两位官员，于是一番作揖打拱、喝茶寒暄，然后才办正事。

买办这时露面，拿出好几封信交给我读。拆开一看，信来自舟山，随信来的还有给道格拉斯中尉和安突德上尉的各样衣物和别的用品，给诺布尔夫人的各式衣裳，以及一大批给那个溺死的孩子的东西；给船员的却一件也没有——虽然道格拉斯中尉写信时，既为自己、也为我们求过必需的衣物。我把信一封封读给买办听，尽我所能让他明白其中的意思，他再转述给官员们，他们的属吏用中文记下来。信读完了，诺布尔夫人、道格拉斯中尉、安突德上尉和大副被带了进来，各人的信交给各人，也准许他们打开自己的东西。这时我们获准交谈片刻。自沉船以来，我到这一刻才第一次能同诺布尔夫人说上话。官员们不久便叫我们上前，由通事传话说：一切都太平了，六天之后就送我们下舟山去；可是，报过这个好消息之后，他们却问我们有没有御寒的衣裳，说天很快就要冷了。我当即说：「既然这么快就要去舟山，我们不需要你们的衣裳。」他们却仍旧差人出去，不多时抬进一只筐，里面装着我们日后的行头，由官员们分给我们这一伙。每人一件宽大的长袄、一副套裤，都是粗布做的，里面絮着棉花。

这衣裳很暖和，御寒是足够的，只是又笨又重；然而不能不要。说实在的，若没有官员们这一番好意，眼看严冬将至，我们几乎要赤身露体地捱过去。可他们这样急着给我们备冬衣，倒叫我十分怀疑：别说六天，只怕六个星期也未必能上得了去舟山的路。事后证明，从那一天算起，整整十六个星期，我们才得开释。

官员们又商议了一回，把我们统统叫上前去，除掉腿上的镣铐，从诺布尔夫人开始。这实在是一大解脱：我们的腿锁得太久，早已僵硬，多数人的铁镣还嵌进了肉里。正开镣的时候，买办叫我们转告留在监狱里的印度水手，只要他们不吵闹，镣铐也会给他们去掉。

重获自由之身以后，我们又同道格拉斯中尉一行分开，被带到另一间屋里；那屋的天花板看上去随时都要塌到我们头上来。屋里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卧榻。我刚在榻上坐下，一位衣着体面的中国人便把纸笔墨摆到我面前——红纸、墨和一支小笔。他打手势请我写字，同时深深作揖；我立刻依他所请，替他写了几行。刚写完把笔还给他，他便掏出一把铜钱送给我。我那时囊中实在羞涩，这份馈赠自然不该推辞；我便收下，数了数有五六十文（合我们的钱约四便士）——写了六来行字得这些，我觉得酬劳颇为丰厚。

这屋里又给我们端来吃食：煮老的鸡蛋、切成小块的鸡肉和猪肉，还有两样点心，一样是素的，上面撒着小粒的籽；另一样很像我们的团子，里面包着肉馅。总之，尽够我们吃，而且样样都好；反正我们把这些好东西一扫而空，随后坐回轿子，被抬回住处。到了那里，印度水手正焦急地等我们回来；我们告诉他们，官员说六天之后就送我们去舟山，这好消息叫他们精神大振，于是便骂起中国人来，尤其骂中国的女人，怪他们当初何苦把人抓来。第二天，狱卒给我们送来中国做的鞋袜，又打手势说，印度水手的衣裳正在做，很快就得。

也就在这一天，前一晚的那位朋友又来，请我再替他写点什么；我自然答应。他随即拿出几把素白的扇子，我在上面题了几行，他似乎十分满意；温布韦尔也替他写了一把。作为回报，他送了我们两人满满一篮甜点心，正合用场。此后他又来看过我们几次，每回都不忘带点东西来表谢意。

光阴流去：六天过了，我们并没有获释。有人说，大约是等印度水手的棉袄做好；可棉袄送来了，我们仍旧是囚犯。

新衣裳送来，那些叫我们苦不堪言的可恶小东西也跟着来了；它们既是刚从裁缝手里过来的，便叫我们留心细看了看守卫，分明看出他们身上爬满了虱子。我们起初把这祸事记在自己的肮脏与不洁上，如今知道多半该记在狱卒和旁人的肮脏与懒惰上，倒也宽心。连墙壁里也住着这些东西，会从椽子上掉到我们身上来。

日子一天天、一周周过去，我们对早日获释的指望全都断绝，只当要关上一年两年；不过这时候，我倒说不上还怎么担心自己的脑袋。这期间偶尔有点乐子，是院子里两个兵士打架——那打法很不好看：一手揪住对方的辫子，把头拽得几乎着地，另一只手又抓又挠，直到辫子软的那个滚倒告饶。我们每回都想出去看个公道，无奈这种时候兵士人多，出不去。有时又有个喝醉的兵士晃过来，走到窗前，也给我们添些乐子：我们抓住他的辫子，把它系在窗栅上，然后由他自己去挣脱；通常是某个同伴听见他嚷嚷，过来给他解开。这些事算不得什么正经消遣，可总能打发时光——我们既没有书，也无事可做，日子实在难挨。

天气转了，冬天来了；我们乐得穿上厚衣裳，觉得很是受用，只是这衣裳给虫子留了好大的藏身之处。不过到这时候，这已是小事：天一冷，它们都迟钝起来，咬得不那么狠了。我们一天只吃两顿，早晚各一；这两顿吃完得快，白天又不准另给东西，我们便用旧衣服做成口袋，趁仆人不在屋里，在早饭时装满米饭，收起来留作午饭。仆人也曾撞破过一两回，可我们大体上总能从早饭里藏起一些米饭。

这时候中国人身上常带着小茶壶，里面盛着热水，动不动就对着壶嘴啜一口；还带着一种暖手的家什，是长方形的铜器，上面有提梁，里面灌满热水；盖上开着几个小孔，蒸汽透出来，人便觉得暖。他们或是把这些东西笼在宽大的长袖里，或是坐下时踏在脚下。不过依我看，蒸汽多半会把衣裳弄潮，倒不见得暖，反要生寒。也就在这时候，我们同狱卒混得随便了些，有一天仆人来收米饭碗碟，我们中间一个溜到过道里，把更夫夜里用的那段竹筒和棍子拿了进来。傍晚我们看见兵士四处找它，只是不作声；等天黑了，便自己打起更来。这响动很快招来了狱卒，把竹筒收走，还吓唬说要给我们上镣。这吓唬不大管用，因为没过多久，又有一个人顺走了一名兵士的茶壶。这壶我们留了好几天，直到主人打听出下落；可我们不肯白还，非要他出钱不可，而狱卒和他自己的同伴只在一旁看笑话，末了逼得他花了一百来文铜钱把茶壶赎了回去——他自然大为不快。

原书注：海军里所谓的这些「少年」，其实都在二十一岁以上。

原书注：不过，直到我们快要获释时，他们的镣铐才被去掉。实际上，他们始终把白人与有色人分得很清楚：说起前者竖大拇指，说起后者竖小指。

第六章学话——陆战队士兵病故——广东来的通事——道格拉斯中尉——密信

学话——陆战队士兵病故——广东来的通事——道格拉斯中尉——密信——肥皂——银钱——圣诞节——军法会审——取暖——中国人的宴席——女眷的内室

十一月将尽的一天傍晚，那块搬人的木牌又出现了，把我们吓了一跳，只当又要被带走；不料进来的竟是我们先前留在监狱里的一名陆战队士兵，看上去还壮实康健。可跟在他后头的那一个——与其说是走进来，不如说是被抬进来的——却是极可怕的一副模样：一具会动的骷髅，皮紧紧绷在骨头上；眼睛深陷在眼眶里，说话的声音空洞得吓人。那是我生平所见最凄惨的景象。在船上时他是个壮实匀称的汉子，如今变得这样厉害！他上来，不过是为了死在老伙伴中间。另一个也曾病得极重，全仗底子好，又亏得诺布尔夫人的照料——凡她力所能及、可以减轻他们痛苦的事，她无不去做——总算熬过了病关，眼下已在向好。他们带来了道格拉斯中尉和诺布尔夫人的字条，说要给我们些钱。陆战队士兵的铜钱已经领到，我们的第二天就来：白人每人四百文，印度水手每人三百文。

我这时开始学着说几句中国话，先学会的是几样吃食的名目，如猪肉、牛肉、各色点心，还有那有名的燕窝汤——顺带说一句，那汤好得出奇。有了领来的钱，这些东西我们便买得起了。

这天傍晚医生来看那病人，走后不久，一名仆人端来一剂药，他服了下去。那一夜，这个上了年纪的仆人总提着灯笼在我们窗前，看那病人的光景。将近天亮，这陆战队士兵重得多了，人事不省，不多时便断了气。人刚死，一直在窗外紧盯着的那个仆人就进来，用一件长袍把尸身裹起，抓住两臂往背上一背，又打手势叫麦尔维尔号的一个少年水手托住两脚不让拖地，两人便抬着他出了大门，往城里走了一程，到了一片空地，那里有个棚子，里面堆着些稻草。他把尸身放下，用长袍好好盖住，让那少年明白：当夜就会安葬。

从麦尔维尔号上到风筝号来的七名陆战队士兵，如今只剩两个了；没过多久，其中一个又病倒。他很快重得不能再住在我们屋里，须得挪走；我们盼着能把他送到监狱那边去，那里照料周到些，又有诺布尔夫人的一番好心。狱卒和差役也打手势说是如此，可他们只把他挪到庙里的另一处。他被俘时中过几处矛伤，一直不曾好利落；痢疾一来，旧伤又发，把他折磨得不成样子，不久我们便听到他的死讯。陆战队士兵只剩下一个了。

此后不久，来了一名新通事，自称刚从广东来。他带来两封信给我们读，一封是诺布尔夫人的，一封是安突德上尉的，都是写给舟山的友人，求他们寄些衣物和别的东西来。这人对我们说，多半会讲和，我们不久就能获释。我们抱怨屋子太小，又抱怨除了米饭没有别的可吃，说希望偶尔也能有点荤腥；他也承认这地方实在难住，答应去同官员们说，把一应事情替我们办妥。随后他便走了——要说我们因此重燃希望，那是没有的，他的保证我们并不怎么信得过：到这时，中国人惯于虚言，我们已看得明白。不过他说，过几天安突德上尉或道格拉斯中尉会来看我们。

这一点他倒没有骗我们：他来过两三天后，道格拉斯中尉果然走了进来，叫我们大为高兴。他对我们所受的待遇、对我们被关在这样一个糟糕地方，十分气愤，说要立刻设法改过来。我们从他那里得知：官员们虽一再催几位军官写信给舟山的朋友，答应信必定安稳送到，却从不守信，信一到手便扣下了，大约当作稀罕物收着。舟山的军官见宁波的俘虏不来信，疑心其中有这样的缘故，便买通一个中国人，替他们把信带给道格拉斯中尉等人；他们也托这同一个人把回信带去。凡有所需，他们都写在托那中国人带的信里，而在交给官员的信里也照样写上同样的东西；于是这班老爷便以为英国人会使法术，或是别的什么邪门本事——他们机关算尽，始终没有查出那个传信的人，而信里所求的东西，虽然他们从不曾把信发出去，却总是如数来到。因此舟山的动静，道格拉斯中尉无不知晓，也能告诉我们早日获释的指望有几分。他说他几次三番想上来看我们，官员总不许。他曾托人送来好些东西，其中还有一条肥皂；可这些东西一样也不曾到我们手里。我猜那肥皂是被中国人吃了：他们自己没有这种东西，多半当作是可吃的；何况他们惯吃比这脏得多的东西，肥皂在他们说不定还算得上一样美味。又谈了一阵，他给我们每人一块银元，好买些实在些的吃食，然后才走，临行答应不久再来看我们，并且要设法改善我们的处境。

道格拉斯中尉此后一直接济我们，每十四天每人一块银元；只是替他送钱来的人，每回总要私吞一两块，前后一共坑了我们九块——在那个物价极贱的国度，这是一笔大数目。银元的正价，我想是一千文出头兑一块，我们却只能兑到九百三十二文，至多九百五十文。

圣诞节眼看到了，我们便买了些肉和别的东西，免得那一天还吃米饭、萝卜和极小的鱼——这是我们平日的伙食，实在不像个英国人的正餐；又好说歹说，磨得老狱卒答应给我们弄些烧酒来，那酒很像我们的杜松子酒，是用米酿的。这个圣诞节过得比我预想的好。饭后我们把狱卒请进来，敬他一杯，他大为高兴，高兴得竟跑出屋去，转眼又回来，手里提着一条羊腿，说是「送给我们的」，还要挂在我们屋里；我们觉得还是挂在外头稳妥，他便挂到了外面，第二天我们把它做了正餐。从这时起，烧酒要多少有多少；除了一个印度水手喝醉过一回，谁也不曾失态。那印度水手第二天早上醒过酒来，我们开了一堂军法会审，判他三十六鞭，用一条特制的鞭子行刑——那鞭是用线绳拧成、编起来的。

这时候，英国人中只剩那名陆战队士兵还带着镣铐。官员们经不住道格拉斯中尉的抗议，曾答应给他去掉，结果照例是骗人；于是有一天我们索性自己动手卸了下来，掀开屋角的一块地板，把镣塞在下面。这事办起来格外容易，因为他还在监狱时，为了穿上道格拉斯中尉送的一条厚呢裤子，镣曾被解开过，此后并未铆死，只是用锁扣在一起。中国人始终没有发觉他的镣去了，那副镣就留在地板的窟窿里，算是给老鼠的一份遗产。

一天傍晚我们正吃晚饭，一个兵士走到窗前，学我们拿筷子的笨样子取乐。这般无礼把我们中的一个惹恼了，他跳起来，盛了一盆水，隔着窗栅劈头浇在那兵士脸上，打了他个措手不及；水顺着胸口流进他一层层的褂子里，想必难受得很。可他的报复不过是一边骂、一边攥着拳头朝我们晃，随即跑了。见头一回并没惹出祸来，我们便打定主意，此后再不受这份气——只恨先前由人白看了那么久；于是凡是看稀奇又不肯出钱的，一律泼水赶走，屋里现成有一桶水，随手就来。我们这套做法把老狱卒乐得不行，他还时常带人来看我们，然后躲到人家背后，打手势叫我们把水泼到他们脸上；只是他自己总小心站在水泼不到的地方，事后再去安慰那些多半淋得透湿的来客。

到了一月，天很冷了，下过好几场雪；狱卒因此有时准我们用一只小陶盆，盆里装着土，土上搁几块炭。炭自然很快烧完，为了不叫火灭，我们把门上的横条和一部分地板拆下来烧。在那庙里，我所见的取暖之物就只有这些，此外并无火炉。

我们屋里人挤得太满，冷倒不觉得怎样，可到底有些凉；为了取暖，我们便绕着屋子跑圈、跳蛙背，玩这一类把戏，好教血别在血管里冻住。此外我们还买了烟斗和烟叶，成天抽着，也能暖和一点，大约还多亏它，我们中间没有闹起病来——这是极要紧的一件事，因为我们那屋子污浊到极处，一旦发起热病来，怕是要全数送命。隔壁屋里那位上了年纪的官人，我们常看见他一坐几个钟头地待在自家院里晒太阳、抽长烟袋，身上裹着两三件皮子缝成的衣裳，头上戴一种古怪的帽子，很像古时候小丑戴的那种，只是少了铃铛。

道格拉斯中尉来过不久，温布韦尔和我被官员们传了去；这要谢那位请我们在扇上题字的人，是他随差役同来，把我们指出来的。到了官员宅里，见广东来的通事在，带着舟山寄来的好几封信和几只箱子。信里说的是好消息：和议已成。这消息既出自英国方面，越发可信，我自然格外高兴。通事要我把信讲给他听，我便讲了，尽力让他明白我们的措辞；随后我告诉他哪只箱子是谁的。温布韦尔和我是分开问的：我讲完一封信便被打发出去，换温布韦尔进来讲他的一份。这样办法自然费时候，我们几乎在那里耗了一整天。约莫正午，抬进一张小桌，摆上给我们的吃食：切成小块的冷肉、煮老的鸡蛋、点心，还有一只金属壶，盛着约莫一夸脱烧酒。这一顿来得正好，讲信的事便又添了几分劲头。

有一回轮到温布韦尔讲信、我退到外面时，我被带到一位属官的屋里，看见他同另外三个人正在吃饭；我虽打手势想入伙，他们却不肯让我同吃。桌子当中是一只大碗，碗心有个暖炉，里面是浓浓的汤，满是切得极碎的菜蔬和肉。四围摆着几只大盘：剔了骨的猪肉和鸡肉、腌鱼、浇着浓芡的菜蔬；还有两只小碟，一碟是咸虾米，一碟像极了海藻；另有一只小碗，盛着雪白的油脂，几位属官用筷子蘸一点出来，拌进饭里。米饭极精极白，盛在一只小木桶里，碗空了，仆人便从桶里给主人添上。筷子是一种坚硬乌黑、磨得发亮的木头做的，像乌木；碗碟则是我们极珍视的那种透亮的瓷器，上面用最鲜艳的颜色画着人物和花卉。两名仆人站在主人椅后伺候，殷勤不亚于欧洲的仆役。属官们吃完，仆人便坐上他们的位子，就着剩下的吃他们的一餐。他们也学主人的样，不让我入伙；倒是很爽快地给了我几杯热水——我想他们是把这叫作茶的，因为杯底还能看出两三片叶子。

这时无事可做，我便走到门口向外张望，见对面有一所房子，里头传出一片喧嚷的人声；正看见一个小女孩从门里出来，我想趁属官们在别的屋里、仆人又只顾吃饭，走过去看看那里面是什么光景。于是那女孩回去时，我跟了上去；不料里面的女眷发觉得太快，一见我便一齐跳起来，砰地把门在我面前关上，同时发出极可怕的尖叫，把属官们都招了出来。他们立刻跑过来，把我领了回去，一路上笑个不住；我想看一看中国女眷内室的打算，就此落了空。

我回到通事那里，把差事办完，那张小桌又摆到我们面前，一如先前摆得满满当当；他们待客不周，我们是怨不得的。

那位官员是个胖胖的、面目和善的老先生，他隔着通事问我，我们国里可下雪；我说比眼下地上的雪多得多，他听了大为吃惊。他很看中我身上那件蓝法兰绒衬衫，只是这是我最暖的一件衣裳，实在舍不得送他。我们所在的那间屋陈设颇为精致：漆过的扶手椅、几张铺着软垫的卧榻、几张用各色木头嵌花的小桌、几只好看的瓷瓶，还有一只英国造的小钟，木壳上嵌着铜饰。天花板漆成米黄色，上过清漆，垂下四盏装饰华丽的大灯笼。地上既没有铺草席，也没有铺毡毯，只是光板，而且远说不上干净。

我们回到「家」（我们不得不这样称呼那座凄惨的牢房）时，天已全黑，别人都躺下了。我们把从信里得来的好消息告诉大家，随后也躺下睡了。

原书注：这两名陆战队士兵到我们这里来时，腿上都还带着镣铐。

第七章庙里的法事——中国的新年——《新约》

庙里的法事——中国的新年——《新约》——泻盐——狱卒的伤心——风筝——仪仗——离开宁波——镇海——巨大的神像——中国营盘——官员的口信

我们拜见官员之后一两夜，听见僧人诵经，同时敲响两三口声音清越的钟，间或还有一阵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一点也看不见，但从那片火光看来，庙里必是灯烛辉煌。第二天一整天，僧人们都不大清醒；可见夜里是喝了烈性东西的。

过了几天，便是中国的新年。无数人来庙里进香，带着各样供物，多半是纸扎的细巧花饰。来的人个个穿得极体面：绸的、缎的、各色皮裘，衣裳都很漂亮。

其中一个男人，身上是一件华丽的绸袍，同我们的狱卒争执了几句，我猜他还动了手——至少我看见他扬起了胳膊。兵士立刻把他拿住，揪着辫子拖进内院；不多时，一名兵士押他出来，颈上套着一条又长又重的铁链，手上戴着铐。他后来怎样，我不曾打听到；只觉得这处置太快，为着这样一点小过失，未免太重。住在我们牢房后面的那位老军官穿着一身极华贵的袍服，有点像花格呢，只是颜色更杂、更鲜亮。胸前一方精美的绣片，绣着一只奇形怪状的走兽，我想这样的东西只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里。他一露面，所有兵士连同我们那位老狱卒都上前行礼，躬身几乎及地；他极和气地还了礼，众人这才退下。到晚上，各处都在放起花和别的烟火。这个节日于我们却是一桩苦事，因为铺子大半关了半个月的门，我们只买得到些素饼。

约莫就在这时候，诺布尔夫人送来一部《新约》，还有弗拉维尔的《论天意》，这实在是再受用不过的东西；有了它们，我们的日子总算过得比先前像样些。

有时候看狱卒剃头、捶背，我们很觉有趣，这一整套折腾起来要费不少工夫。所谓捶背，不过是剃头匠一手张开、一手握拳，把他的背捶得咚咚作响（我想不出别的说法）；这是剃过头、洗过脸面之后的收梢功夫。那些剃刀模样极笨，却快得很，很中用。

新年的节庆过后不久，翁布韦尔和我又被官员传去，见到的信与从前所说大同小异；只是其中一封里夹着一句拉丁文，叫我猜到和局并不像信中英文部分让我们以为的那样近在眼前。这一句我没有译出，也没有对别的俘虏提起，心想那原是写给军官们私下知道的。随信来的还有几包药，其中有好几剂泻盐；中国人把它当成了硝石，拿蜡烛去点，见它不着火，大为诧异。见他们这样好奇，我极力怂恿他们吃几粒送来的蓝色药丸，说那是某种蜜饯，很养胃；可惜白费口舌，他们不上当。这实在是一桩轻率的举动，我得承认：万一真劝动了他们，吃出什么结果来，只怕要叫他们疑心我们存心下毒。随后我们回到轿上，被抬回住处。

刚出官员宅第的大门，我看见聚着一群人，中间有几个孩子打扮得别致，头上戴着绢花冠。我想不出他们何以这样装束，除非是为新年的什么会景出行。

我们不在的时候，狱卒到窗前来过，比着手势说我们都要走了。他显得十分难过，把手按在胸口，眼里含着泪，似乎是舍不得同我们分别。到后来他实在忍不住，只好跑回自己屋里，把门关上，一整天没有出来；却给我们送来几样实实在在的心意——炖牛肉、燕窝汤和烧酒。

冬天这几个月里，中国人以放风筝为戏。他们的风筝当中开一个孔，孔上横着几根弦；风筝升到空中，风从孔里穿过，便发出一片嗡嗡的响声。我想这同风鸣琴是一个道理。有些风筝做得极精巧好看，扎成鸟和蝴蝶的样子，翅膀用薄薄的软纸做成，升空时便扑棱棱地抖。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两个又被带到官员那里去过好几回，听到的总是同样的放人的消息。这样的出门我倒很喜欢，因为这让我有机会看一看中国人的情形，否则是看不到的；再说还能透透新鲜空气，舒展舒展筋骨，也是大大的好处。

最后一次去官员宅第时，我看见另一位官员正摆着仪仗前来拜会。他的随从颇成一幅奇景，我且描述一番。最前面走着两个人，戴着高高的毡帽，帽上插着两根鹅毛，看去活像一只大墨水瓶插着两支笔；他们身后拖着铁链。其后又是两人，一样的怪帽子，敲着锣。再后是一名兵士，捧一柄红绸伞，端的姿势像要冲杀。他后面又是两名兵士，然后才见那官员的轿子，四个人抬着，前后左右围满兵士和别的随员；一行人都在吆喝，闹得极响。过了大门，仪仗便分左右散开，那官员走出轿来，进去了，只带着替他捧烟管的仆人和一两名属官。除去贴身的几个，其余的人衣衫都极褴褛，抬轿的几乎赤身，也不管天气何等严寒；看来讲究的是随从的多，不是随从的好。

中国人的会客之礼，颇叫我诧异，可见他们的讲究远在我意料之外。来客先递上名帖（一张红纸，上写几个字）；主人若在家，或是愿意见他，便亲自到门口，把客人让进堂屋，立刻上茶。客人告辞时，主人照例送出一段路，远近看对方的身分：若是尊长，送到大门；若是平辈或晚辈，便不送那么远。同时两边总要谦让一番，争着请对方先行；虽说这上头有一定的规矩，谁都明白揖让到一定的次数，终归还是尊长先走。

二月里，兵士们不断比着手势，说我们就要动身了；有几个已经走了，把他们那一点点家当全带了去，我们于是真以为获释近在眼前。

一天清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一个跟着我们的小厮到窗前，推开窗板，叫我们起身，说我们都要走了；我们不信他，回答他的只是从屋子各处飞去的一阵鞋子，把他赶跑了。可是不多时，我们那位老狱卒也来了，比着同样的手势，还说饭马上就送来。我们这才起来，仍旧不大敢信。吃过早饭，老人进来叫我们把毯子收拾起来，说要走了，毯子也带着走。我们于是猜想，道格拉斯中尉的交涉多少起了作用，我们不是获释，只是换一处宽敞些的牢狱；不过即便如此，也算好消息，我们高高兴兴地收拾起那一点点家当。外面乱成一团：来了许多新兵，原先看守我们的则带着铺盖杂物在走。狱卒把自己的东西分给仆役，给这个一根烟管，给那个一件袍子，如此等等。一群苦力进来，把我们的毯子搬走了。我们那部《新约》送给了老狱卒——他虽有时脾气坏，大体上待我们很好，也很体谅；弗拉维尔那本书送给了一位常常照应我们的属官。

不多一会儿，我们自己也走了出去，见过道里停着好些轿子，一人一顶坐了进去，便抬着我们起身。就这样，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我们离开了那个囚禁我们约五个月的地方。

第八章舢板——中国帆船的样子——腌制的蛋

舢板——中国帆船的样子——腌制的蛋——英国人的迎接——女王陛下的布隆德号——诺布尔夫人——离开舟山——死里逃生——女王陛下的萨马朗号——离开澳门——抵达斯皮特黑德

出得门来，只见外面聚着极大的人群；他们一点也不来难为我们，我们静静地走了过去。押我们走的是城里我不曾到过的另一区，街道的建造与装饰却与别处一样；两旁挤满了人，多得叫我想不出都是从哪里来的。就这样一直走到城门口，官员们都聚在那里，看我们出城。城墙约莫十八英尺厚、二十五英尺高；只是砌墙的石头砖块似乎垒得极松，一门小炮就能很快轰开一个缺口。

这时我们已到关厢，离江很近，随即被带到江边；每顶轿子放进一条船里，不多时便渡了过去。这里的江分作两支，我们刚渡过的是其中一支，随后沿另一支的左岸往下走；那一支约有威斯敏斯特一带泰晤士河的宽窄。渡我过江时，我走出轿子，回头望了望囚禁过我的地方。那似乎是一座大城，四面围着城墙，有几处墙已破败不堪。城外的墙头和平野上，站着成千上万的人。

我们仍坐在轿里，沿水边往下走；那天很冷，又有一股硬风正对着脸吹来，我便下轿，走在轿杠中间。我发现不止我一个：所有白人都在走；印度水手腿上还带着镣，走不得。沿途村子里的人都成群出来看我们。

有些地方庄稼已经露头，几乎每一寸地都种着东西；凡是看去贫瘠无用的地，便都是坟，尤其是山坡上。到夏天，白色的坟茔从深草和灌木里露出来，想必很入画。棺木就摆在地面上，有的用竹子和席子盖着，这样的遮护极单薄，许多已经塌了，露出棺材的一截；另一些坟上砌着方形的砖椁，上盖一块红石板，可是有几处砖已坍下，石板压在棺上，把棺压裂了。还有的大约是上等人家的，通体用石头砌成，雕饰得别致，也颇有些雅趣。棺木用料单薄，所以经过坟地时气味很不好闻。

我们一路走下去，时而步行，时而坐轿；押解的官员几乎从不许轿夫歇脚，若是不得许可停上片刻，便拿棍子和带鞘的重刀狠打他们。老狱卒也坐着轿同行，见我们步行，便同带队的官员说了几句，那官员过来打手势叫我们上轿；可这样的敞轿天太冷坐不得，何况关了这么久，能走一走反倒舒服。天擦黑时，我们到了另一座城的城门口，城墙的样子与宁波一般。穿过几条街，来到一座大庙前，庙前聚着许多人。我们进了外院，从停着的轿子看出，里头有不少官员和属吏。穿过一座殿宇——里面有四尊约二十英尺高的巨像，照中国的样式彩绘着——来到另一个院子；我们刚进去，诺布尔夫人和威茨先生正坐着轿子从那院子里出来。我听见他们说话，可他们过得太快，等我跳下轿来，人已经走了。我看见道格拉斯中尉和安突德上尉，他们告诉我，我们都要立刻获释，诺布尔夫人和威茨先生已经动身去舟山，我们也要尽快跟去。

通事随后出现，叫我跟他走；我跟了去，不多时便置身于大殿之中，面前是许多官员和属吏。别的俘虏也都在这里；又有一个我从未见过的通事过来问我们的姓名和国籍，他还会说孟加拉话，便替印度水手翻译。随后他们除去印度水手腿上的铁镣；官员们看了我们一会儿，便都走了，只留下我们和几名属吏在庙里。这时我才有工夫四下打量，才发觉自己是在一座大殿里，当中三尊巨像，通体贴金，模样很像印度斯坦的神像；像下有一尊较小的女像，涂着极艳的颜色，两旁各有一座小小的庙宇模型。殿四周的壁龛里还供着别的像，其中一尊我看得格外仔细：一个女子，头上有圆光，怀里抱着婴孩，整个看去与圣母圣婴极相像；另有两尊并肩而坐，样子颇奇，一尊黑面黑手、身着白衣，一尊白面白手、身着黑衣。

墙上几处插着火把，摇曳的火光掠过贴金的神像和官员们华贵的衣饰，同我们这一身褴褛相映，成了一幅很特别的景象。我们在这里没有久待，不多时便又坐进轿子，被抬到首官宅里，等船备好。去他宅第的路上，我经过一片开阔地，看见前面有许多小小的灯火在晃动。我只当那是江，灯火在船上，尤其还听见一种奇怪的声响，活像无数鸭子在觅食；可走近了才发觉，自己已到了一座扎在大平野上的营盘。我被抬着穿过两长排小帐篷，每隔一顶帐篷，前面便立着一名哨兵，一手拿一截竹子，一手拿棍，不住地敲那竹子，先前骗过我的咯咯声就是这么来的。每隔十顶帐篷另立一名哨兵，执一面锣，时时敲一下；他们是在打头更，照我们的钟点约莫是八点。穿过营盘，我们到了那官员的宅第，被领进一个院子，在那里见到道格拉斯中尉和安突德上尉。院子四周绕着一道廊，我们就坐在廊下，眼看着官员们的晚饭一样样端进去，却没有我们的份；而我们从早上起就什么也不曾吃过。

经道格拉斯中尉一再交涉，终于给我们送来几块饼和一些煮熟的鸡蛋；道格拉斯中尉又从自己的箱子里取出两瓶朗姆酒，这实在受用，帮我们捱到十二点。那时我们离开了这宅子。

道格拉斯中尉在这里告诉我，为着让我们从宁波逃出去，曾筹划过几个法子，只因深知中国人反复无常，都作罢了。另有几个法子，是为诺布尔夫人和几位军官脱身而设的，看守诺布尔夫人的人甚至已被买通，肯装作不见；可他们极慷慨地不肯走，不愿撇下我们听凭中国人处置。他还告诉我，他多次想再来看我们，官员们却始终不许；只一味向他保证说，我们的境遇已大为改善，每天有三四个钟头的自由，饭食也好了，住处也舒服些——这些全是假话。至于那个被掳的买办，官员们此时不肯交出，却说要把他送到广州去，在那里交还。

那位官员——据我所知便是伊钦差——这时晚饭已毕，过来看我们。他叫通事传话，说「他待我们极好，还不到日子就放我们走；他自己就要离开此岛，另一位官员、皇帝的堂兄弟要来接他的任；那一位若在我们动身之前到了，多半会把我们扣下，根本不放我们走」。同时他嘱咐道格拉斯中尉转告舟山的英军统兵官：我们一交到他们手里，就把人马船只撤走；还说我们的舰队一走，便有大批兵士开进舟山。

于是我们在午夜光景走出去上船。下去的路上，穿过两列长长的兵士，分立道路两旁，实在不像军人的样子：身上唯一算得制服的，是一件宽松的号褂，前后写着中国字；其余的穿戴似乎全凭各人的意思，杂七杂八，五花八门。他们像是分作三队，一队执又长又笨的矛，一队执弓箭，一队两手各执一刀；通事告诉我们，这些人第二天就要开往舟山。每一列的尽头安着一门大炮，炮身厚得出奇，口径却小，我看装的弹子不过二十四磅，只怕还不到。

到了水边，见一只舢板等着；印度水手和大半欧洲人已经先走，道格拉斯中尉、安突德上尉、我和其余几个坐进舢板，摇了不多时，便靠上一条中国帆船。同行的通事说，这船只等涨潮（约在清晨三点）就开。诺布尔夫人和我们的大副威茨先生先走一步，在一条船上；先我们到水边的印度水手在另一条；我们这一伙——道格拉斯中尉、安突德上尉和欧洲人——上了第三条。我们的毯子都在这里；略吃了些东西——不过是热水和甜饼——便躺下睡了。三点光景船起了锚；早上我起来时，已经出了江口，正在几个岛屿之间航行，通事说不久就到舟山。

船上覆着劈竹编的篷，只露出前甲板和艉楼；前甲板下是水柜，甲板上放一只舢板，随时可以放下。艉楼极小，仅够操舵；风不顺时，便把那根长舵杆卸下，换一根短的，另用一支大橹推船，五六个人摇，摇法与我们一样。帆是棉布做的，牵着无数的缭绳；那竹篷结实得很，人可以走在上面收放大帆。

篷下分作三舱：最前一舱住着看守我们的兵士和船上的水手；中舱堆着许多箱子，我想就是货物；第三舱是我们十个欧洲人。再往后是船舱，安突德上尉、道格拉斯中尉、通事、一名官员和船主住在那里。

八点光景开出早饭：米饭极白，煮得极好；还有切成小块的猪头肉，鸡蛋——我想是用猪油腌的，因为很油——腌鱼，以及别的种种。那蛋若不是还看得出蛋黄与蛋白的界线，我简直认不出是蛋，因为无论味道还是样子都全不像，颜色是深巧克力色的。不过这些东西都很好吃，我们饱餐了一顿。

中国人这时指给我们看舟山的方位，我们越过一片岬角，望见了几艘英国船的桅杆。十点光景绕过岬角，进了海湾，几艘军舰和运输船正泊在那里；不多时便与它们并舷，一艘军舰的小艇靠拢上来，知道我们在船上，便向本舰打了信号；于是下层索具上站满了人，向我们欢呼三声。其余的军舰和运输船见了，也照样欢呼，运输船上的乐队奏起《统治吧，不列颠尼亚》。我那一刻的心情，说不如想。囚禁五个月之后，我重新自由了，回到了自己同胞的手里。我身无分文，也可以说是赤身——因为我知道，身上这套衣裳是非扔掉不可的；可我就要回到英国人中间去，那时候，前途如何，我一点也不忧虑。

我们这些欧洲人被送上女王陛下的布隆德号，舰长是布尔切；在那里又见到诺布尔夫人，大家为重获自由彼此道贺，都很欢喜。诺布尔夫人当天就离开我们，转上一艘运输船；后来我在澳门又去看过她，她就住在那里。道格拉斯中尉和威茨先生留在布隆德号上，安突德上尉上了一艘运输船，回他的团里去，印度水手则被送上另一艘运输船。

第二天我们离开舟山，几天后到了珠江口，女王陛下的哥伦拜恩号在那里告诉我们：战事又起，虎门各炮台已在一星期前被攻下。

过了不久我们听说，我们从宁波获释之后两天，中国皇帝的旨意到了那里：所有俘虏一律解往北京，先行示众，然后凌迟处死。

又有传闻说，那位催着放我们走的伊钦差，因释放我们，已被戴上镣铐押解进京。

布隆德号开到黄埔，我在舰上前后住了一个月；后来我们请求下澳门，便搭赫柏号交通艇去了，在那里见到全权代表义律上校和道格拉斯中尉。他们替特威泽尔、韦布、翁布韦尔和我谋到了回英国的船位，搭女王陛下的萨马朗号，舰长是斯科特；不料特威泽尔上岸去给我们买衣裳，船起了锚，把他撇下了。

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我们离开澳门，中途在毛里求斯、圣赫勒拿和阿森松停靠，八月十日星期一在斯皮特黑德抛锚。星期三我们离船，前往伦敦。

对道格拉斯中尉和安突德上尉，我将永远怀着最深的感激：感激他们待我们的恩义，也感激他们为改善宁波狱中同难者的悲惨境遇所作的不懈努力。

原书注释

注一（原书第八页）

乔斯林勋爵在他的《在华征战记》里，对风筝号失事一事记述极不确切；不过他的消息既得自中国官员，他们自然要把这事说成我们是战俘的样子。

注二（原书第十三页）

诺布尔夫人的信登在《印度新闻》上，她在信中说，十六日那天她两次经过残骸，还同我们说过话；可是我们十五日夜里就离开了残骸，所以她看见的必定是中国人，隔得远，误认作我们的船员了。

注三（原书第二十页）

印度水手长是每一伙印度水手的头目，手下按人数多寡设一名或几名副手，称作丁德尔；工钱由他领取，全伙的事也由他料理。

注四（原书第四十页）

凡我进过的人家，都有这样一间厅堂；当时我只当它是供中国人的家神的，后来从德庇时的《中国人》一书里才知道，那叫作「祠堂」；所以我在书中一直用了这个正名。

注五（原书第四十四页）

这就是那个买办，或称采办；他在我离开舟山之前就被掳了去，可见已囚禁了不短的日子。他本是随舰队从澳门带来，充当通事兼采办的。

注六（原书第四十六页）

这些印度水手是在舟山替各自的船只取淡水时，先后被掳的。我相信那一带有成伙的中国人，凡见到离开同伴远走的外国人便下手捉拿。港内一艘军舰上的一个人，离伙伴稍远闲走，忽然被人抓住，拿绳子套住脖子往外拖。幸而同伴就在近旁，听见响动立刻赶去救他，反把中国人制住；夺了他们的兵器，很快把他们赶跑，混战中还打死了几个。安突德上尉就是被这样一伙人捉去的。

注七（原书第四十九页）

他们极看重的那条辫子，许多人其实大半是假发和丝线编成的。我想，被剪去这件装饰，于他们是最大的耻辱之一。

注八（原书第六十六页）

我们被关得严，看不到他们的宗教仪式；不过有一两回，我看见老狱卒向他的神明献祭。仆人在院里不同的地方摆开三张桌子（有一张正对着我们的窗口），每张桌沿摆一圈九只碗，每碗配一双筷子；随后在碗里盛满热饭，桌上摆满猪肉、鱼和蔬菜的盘子，每张桌旁放一沓薄纸。老先生在每张桌前跪三次，每次叩三个头；然后斟一小杯烧酒，点着那沓纸，把酒洒在火上。三张桌都拜过、三沓纸都烧完，他便回自己屋里去，仆人把这一套家什全撤了。我想他这一番礼拜使他变得慈悲：凡是供神的好东西，他都分给了我们这些可怜的囚犯。有几个体面人曾几次比着手势问我，十字是不是我的教；我自然答说是的。

注九（原书第七十五页）

我想，印度水手用手抓饭的习惯，多少使中国人待他们比待欧洲人更严酷。他们把饭送进嘴里时，总要撒下一点，每顿饭后地上总留着一些；这似乎叫中国人大为骇然，狱卒对我们说：「糟蹋天赐之物的人，天上要落雷劈死他。」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