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金使华记

一战端之起

战端之起——亚罗号事件——包令爵士的政略——广州的敌对行动——入城之权——炮击叶名琛衙署——美国旗受辱——商馆被毁——弃守商馆一带——一八五七年二月的局势——上述诸役之效。

同中国钦差大臣叶名琛之间政治上的破裂，其初起诸事发生在一八五六年秋的广州，并促成朝廷特派一使团赴华，以了结既有的争端，并尽可能把我国同那个帝国的关系放在一个新的、更开阔的基础之上。这些事当时已被议论得极其透彻，此处无须再就其是非重开辩论，也无须详述其细节。「亚罗号事件」在当日所以引人注目，是由于它所引起的辩论以及它对国内党派的影响，而不是由于它自身有何内在的价值；如今它之所以要紧，主要也只在于一个偶然的情形——它是那个既遥远又微末的起因，却导致了天朝对外政略的一场彻底变革，并导致那些藩篱之大半被拆毁；而那些藩篱本是设来限制一切外来往来的，却给西方各国供上了争端的丰富来源与无穷的怨望。

可尽管在这一件事上，那所谓的「侮辱」本身只值一提，而且仅仅作为史事一端；我国在当地的外交与海军当局为纠此侮辱所采的步骤，却值得较充分的考量。因为几乎不必怀疑：正是这些步骤所招致的结果，连同此后要提到的别的缘由，迫使额尔金勋爵采取了一条同他原奉训令并不全然相合的政略——那训令是巴麦尊勋爵在一八五七年会期于下议院所界定的。为使这一点得以更清楚地领会，并使人对这位全权大臣在起头时发觉自己四面所围那些难处的窘迫性质有一个正确的估量，便须把他抵达之前珠江上诸事的经过简述一遍。考量这些事，可使我们立刻看出：我们在中国人、尤其在广州人眼中所居的姿态何等屈辱；我国的声望因此所受的损害何等严重；而大不列颠发觉自己相对于别国所处那种反常的地位，又生出何等不便的纠葛。

人应还记得：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一队中国的执事人员由一名官员带领，登上了划艇亚罗号；那船是照香港十八个月前所颁一项章程注册的。他们扯下旗子，把中国船员带走，既不听船主的抗辩，也不听领事的抗辩，硬说这船不是英国船，而是中国船。她的船牌当时在领事馆里，可她的注册已在一个多月前逾期。巴夏礼先生仍主张：依该章程第十条，她应受保护，因为自注册逾期之日起，她并未入过本殖民地的水域。巴夏礼先生当即致书钦差大臣叶名琛，控诉这桩暴行，并提出愿查究对被捕之人可能提出的任何指控。他又把此事的详情告知了包令爵士与手边的海军首长埃利奥特准将。在随后的往来文书里，叶名琛不肯向巴夏礼先生承认这条划艇是英国船，并主张船员中有几人是海盗。他提出交还九人。可巴夏礼先生奉到的训令，是要叶名琛出具一纸书面道歉——把被捕的中国人交还原船——而他们若须交付官府，则须经由领事之手交付。叶名琛在回文里坚执：这条划艇不是外国产业，当时并未挂旗；他许诺中国官员不再上外国划艇搜人，并力言外国人不应把注册牌照卖给造船的中国百姓。其间包令爵士已以诉诸海军当局威胁这位钦差大臣；又有一条帆船被作为报复而扣，原以为是官船，其后查明是商船，便予释放。十月十五日，巴夏礼先生把这次扣船之事告知叶名琛，并告他一支海军已在猎德炮台。二十一日，巴夏礼先生奉命通知叶名琛：若所提之要求不在二十四小时内照办，便要采取进一步的措置。

因这一威胁，在期限届满之前一个钟头，那十二人被送到领事馆，可既无有品级的官员随送，也无任何道歉之书。巴夏礼先生再致书叶名琛。既无结果，他便把那封载着二十一日最后通告的信在外国居民中传布。同一天叶名琛来书，重述他先前的理由，并就扣留商船之事抗辩。二十二日，巴夏礼先生照前回复；当晚又以通告告知居民：此事如今已在女王陛下的海军首长手中。叶名琛与包令爵士之间也往来了同样意思的文书。其间包令爵士已与西马糜各厘提督商定：所应采取「最为明智的强制措置」，乃是「夺取广州城的防务」。依此政略，十月二十三日西马糜各厘提督占了猎德四炮台、布伦海姆炮台与澳门炮台，未有伤亡，也几乎不见抵抗之形；并经领事之手告知叶名琛：他已到，并有意继续对防务、公署与官船采取敌对行动，直到所行之错得着补偿为止。「他那位大人的回文，」提督说，「极不令人满意。」次日鸟巢炮台与沙面炮台被取，对方毫无抗拒之举；同时为商馆之守作了预备，商馆已驻了兵；另有一队美国的官兵、水手与海军陆战队照料美国居民的利益。

二十五日，海珠炮台之岛与炮台被取，占领时未遇抵抗。这一举完成了那一连串的行动；而文武当局看来曾确信其功效，可结果却同先前一样远未达到。提督写道：「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全城之防既已在我手中，我便认为这位钦差大臣会看出屈从之必要；于是我指示巴夏礼先生致书声明：他那位大人何时肯以令人满意的办法了结争端各点，我便停止进一步的行动；可回文并不合我的期望。」不但全无屈从之类的意思，看来还有这样一桩事：「十二点三十分，一支军队发起攻击，后有一支大得多的兵力为援，占着后街。领事巴夏礼先生当时在场，警告他们退去，却无效。彭罗斯上尉所带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卫队随即把他们逼回，据我们所知他们死伤十四人。」第二天叶名琛闭了粤海关。

所采的步骤与所诉的强横措置便是如此，而其所图——诱使这位钦差大臣公开道歉——终归徒然。他连这样一件微末的要求也有力抗拒，此时已证明得毫无可疑。我们无力强其照办，也一样显得再明白没有。然而二十七日提督又发了一封致叶名琛的信，他这样提到它：「我与包令爵士意见相同：这正是一个合宜的机会，可以要求履行那些久经回避的条约义务；因此，除原有的要求之外，我指示巴夏礼先生作下列一项通知。」这些额外的要求，涉及一切外国代表自由接近广州官府与广州城之权。在此之前，所争之点只是一个原则问题，关乎中国政府在某些条件之下扣押一条划艇之权。这位固执的官员就连在这上头也未必没有过疑虑，而且或许曾情愿以这样一件无关紧要的让步来买太平清静。可如今，那一瞬的软弱——若它确曾有过——是永远过去了。一个关乎政略的重大问题被提了出来，那是一个陈旧而争扰已久的问题，而他的前任们在成功地抵挡它上头曾为自己博得了荣耀。而且，所争之点这样骤然一变，正触动了中国人那整副多疑的性子；他由此所推之意于我们颇不光彩，却也不足为奇；他在一纸告广州人的谕示里这样说出来：

「英夷藉词生事，其真意在入城。本总督查一八四九年广州通城百姓众口一词反对此举，业已断然不准；无论彼辈把伎俩机谋施到何等地步，本总督决意不允其请。」

于此叶名琛便退进官场尊严那三重甲胄的深处——那是官派的骄矜与固执——而我们在约十四个月之后才把他从那里头挖了出来。其间他不肯屈尊答复那最后一封信，于是下午一点，他的宅第被炮击了。「第一炮是自『遭遇号』那尊十英寸转轴炮发出的；此后每隔五分钟到十分钟，那尊炮不断开火，直到日落。同时『魣鱼号』自它在硫磺涧之后所占的一处位置，炮击城后卧乌古炮台后面山上的军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叶名琛悬赏三十元买每一个英国人的头。

第二天下午自正午到日落，都用在缓缓炮击海珠炮台对面那些房屋上，居民事先已被警告撤出。这位钦差大臣的衙署离河岸约一百六十码。到二十九日下午，已朝这一处打开了一个缺口，提督带着一队海军陆战队与水兵去看过。中国人作了些抵抗，杀我们三人、伤十一人。此后三天里，对城内断断续续地开火，城外许多地方被火烧毁，可并非有意为之。十一月一日，提督又致书叶名琛；叶名琛回书自辩，并不退让。提督仍作答复，他又以一书回覆，「重述其先前的往来文书」。

于是提督重开行动，拆掉一些中国房屋以保商馆一带，并接连数日稳而缓地炮击公署；其间法兰西炮台被取，二十三艘战船被「魣鱼号」所毁，我方一人阵亡、四人受伤。又有一封文书致这位钦差大臣；他似因这些文书来得频繁而添了胆气，回书简短，并着手行起一套有力的报复措置来。他既无陆军也无舟师可与我军相抗，便以一种断续零乱、却极其扰人的方式同我们作战。我们在河上的船屡屡险遭火筏之毁；夜袭不断加于其上；载客的轮船被开枪射击，外国船只也一概不分。由此顺带生出的一个结果，是美国旗受辱：猎德炮台重新配了炮，向它开了火。作为报复之举，这些炮台被美国海军的阿姆斯特朗准将夺取并摧毁。事情至此便了。伯驾博士认为对该旗所加之辱已得着足够的报复，不久便重与叶名琛往来文书。这一段插曲是有意味的，因为它在略相类似的情形之下，给我国的政略同美国的政略作了一个对照。

其间我们拆毁了虎门炮台的一部分；浩官与广州别的绅商致书包令爵士与西马糜各厘提督，并得到回覆。十七日包令爵士到广州，十八日与这位钦差大臣接上文书往来。提督（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称：他「自海珠炮台的炮位重开火，轰击满城中的官署，可正午即止，以留出时间等候包令爵士送进去的一封短函的回覆；那函中提议同这位全权钦使在城内会晤；他那位大人并添言：此议若获准，他便准备请我停止敌对行动。回覆于次日收到，谢绝了会晤。」买夷人之头的赏格此时自三十两增至一百两。二十二日，法国国旗在广州降下。

十二月四日，法兰西炮台已被中国人重占并加强，又被夺回，我方二人阵亡、数人受伤。次日一名水手与一名陆战队员被截杀。仍不时有几发炮弹投进城里；到十四日，提督称他「确有指望：所已采取的诸般措置将会成功」。第二天，中国的放火者把全部外国商馆烧了个净光。提督写道（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保住我们在广州的位置其重要既属明显，而教堂与营房又得以保全，我便决意把商馆花园的一部分筑成壕堡。」十七日提督依此动工筑壕，并以三百人之力驻守这处设防之地。

叶名琛受这番得手的鼓舞，便以他自己那套独特的路数，比从前更有劲头地把战事进行下去。二十三日，考珀先生在黄埔被绑走。三十日，邮政轮船「蓟花号」被船上的中国人夺去；十一人被杀，头颅被割去。香港对面一带的中国绅耆禁止向本殖民地供货。另一处地方的官长命令仆役退出外国人的雇佣。告示出来，禁止贸易，并许下买头之赏。一八五七年一月四日，中国人以大力袭击澳门炮台一带的船只，并在附近一条水道里沉船以塞；又几乎以爆炸的机械把我们一条船炸掉。十二日，我们在商馆花园的位置既受威胁，便把商馆一带左右的近城之区烧了。此役之中，第六十九团的一队人走近城墙，被击退而有伤亡。提督（一八五七年一月十四日）当即决意自商馆花园与海珠炮台的位置退却，退守鸟巢炮台与澳门炮台，并向印度总督大人请调五千兵为援。他其后又发觉不得不弃掉鸟巢炮台（一八五七年一月三十日）——他本打算把它作前哨守住的——于是撤回他派在那里的驻兵，只留澳门炮台。甚至一度还有过完全撤出珠江的打算，而他有几位参谋曾极力向提督主张这条路。所幸到末了是较有胆气的主张占了上风；而虽然中国人对我们驻在澳门炮台的守军接连作了一串固执而扰人的袭击——那时守炮台的是勇武而可悼念的贝特上校——我们却没有再在他们手上受挫。其间人刚刚图谋过把香港全体外国居民毒死。

从这一番简括的记述里，可以对一八五七年二月初中国南方战事与外交所到的阶段有个大概的了解。到我们约四个月之后到那里时，两者都没有多少变化。外交仍在停顿；战事看来仍大致照它开头时所依的那套路数进行着。中国人继续绑人、行刺、夺船，并以种种巧设的法子扰我们。我们则继续到河涌里去搜捕他们，把出过暴行的村子烧掉，并以我们所能的一切来向他们抵偿——必须承认，这并不是一种足以增他们对我国兵威之畏、或增他们对我国文明之敬的办法。除了佛山水道那一役之外，没有发生什么要紧的战斗。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不难看出：过去的每一个月怎样使叶名琛对自己的力量添一分新的自信；而因为我们从不曾往前动一步，他对我们的力量便添一分轻蔑。自旧日的专利废除以来，英国人在中国百姓眼中从没有像那时那样难看过。一个人若走进香港一家古玩铺，便成了柜台后面那位油光水滑的象牙雕卖主静静讥讽的对象；那人告他说，自己那批精选的货色在广州，还问道：「你为啥不到我广州铺子来？同从前一样嘛。我那边有好多好多顶顶老、顶顶好看的古董。」街上的顽童也把一个英国人看作可以取笑的对手，而他们体面的父母则对他的头怀着一份图利的心思。那些日子里，香港既不是个安稳的居处，也不是个愉快的居处。

那时再去考究亚罗号当初究竟是英国船还是中国船、或者八个月前所提的赔偿之求究竟公不公，都太晚了；如今去议论那条政略明智与否，看来也无用——那政略在我们连第一项要求看来都最无望取得之际，偏偏又加上了第二项、而且是远为更招人厌的一项要求。有人告我们说：我们本不该弃掉商馆一带，而只要痛痛地轰上一阵、而不是每十分钟一炮，早就把叶名琛打醒了——这也算不得什么安慰。这些都是专门之事，妄置一词是冒昧的；可从这一切之中生出一个信念，无可抗拒地印在每一个新到之人的心上，那便是：这种局面若持续下去，不但要损我们的殖民地、伤我们的声望、使我们在同中立各国的关系上受窘、并危及我们在这个帝国一切别的口岸的商务，而且要大大地加重此后任何直接与北京朝廷谈判之路上的难处。叶名琛既在珠江上同我们打着一场得手的仗，那么要指望或盼望我们能在白河上以有利之条议约，是很难的。

恰好还有别的缘由合起来，使这些考量更有分量：那些缘由到时候自会说到。其间我想还是在起头处先把我们抵华之前那半年的诸事回望一遍为好：一半是指望这能使读者对当时事势的实际形态有个概念，一半是因为可以推想——把这些经过检视一番所得的洞察，无论就他即将打交道的这个民族的性情而言，还是就他将要抵挡的那些难处的性质而言，额尔金勋爵是不会白白错过的。

二使团启行与新加坡

特派使团之派定与启行——印度土兵之变爆发——抵新加坡——新加坡的华人——他们不满之由——他们作为殖民者的价值——往大陆一行——天猛公的居处——马来半岛的野猎——甘密园——丰茂的森林——都布劳村——虎患——耕作大增——出猎虎——无所获——抵柔佛——柔佛的马来房屋——柔佛的史事——一席风致的晚餐——回新加坡——新加坡之速进——新加坡的将来。

上一章所述中国南方事势进展之不令人满意，使那个国家在一八五七年春得着英国公众较大一份的关注，为过去十五年间任何时期所未有。一支五千人的远征之师——其参谋配置是按一支大得多的军队计算的，而各方面都齐备周到——正在开往那可能的战场之途上。将官与高阶军官每一班邮船都有人离京而去。英国不但已决意派出一位特派全权大臣，以赴北京朝廷之使的名义受命；法国、俄国与美国也各已声明有意趁此时机，派特命全权大臣赴华。于是种种事端凑在一处，使人不能不信：世人的注意即将集于天朝；而叶名琛虽不曾在伦敦的客厅里现身，事实上却把这一季前半的荣光独占了去——这不足为奇；而能随一个特派使团前往他立功之地、且或许直到他那位皇帝主上的宝座之前，这番前景自有其新异而触目的吸引，也不足为奇。

我们比从前的几次使节有运气，省了那趟长长的海程——那海程本来必定要减人探究的热劲；我们既转而托庇于铁行轮船公司，便在一八五七年五月九日，坐上那第一班把旅客载往中央站的火车，在尘云之中横穿沙漠，心里怀着极其乐观的展望。〔注一〕

那时一场风暴正在上印度的平原上爆发，我们何从想见：它将把全世界集中而焦虑的目光牢牢吸在自己身上，而它那迅疾无情的行程似乎孕着如此惨重骇人的后果，以致国政上一切较小的忧虑都黯然无光，被它那一桩令人全神贯注的关切吞没净尽——正如过路的骤雨被台风那狂暴之怒所压倒、所吞灭一样。

直到我们抵加勒，才从阿什伯纳姆将军那里得着第一个消息，知道印度西北诸省事势已呈何等严重之状、离心之意在西帕依兵中怎样蔓延；那位将军刚自孟买到，正要往在华的总司令那里去。德里与密拉特所发生那场可怖惨剧的详情虽还没有传到我们这里，我们所听到的已够使我们预料：这些事很可能在要紧的程度上影响赴华使团的前景。

阿什伯纳姆将军与他的参谋随我们同到新加坡，自那里他们前往中国；额尔金勋爵则在此登岸，住在总督那里，等候「香农号」——那是政府拨给额尔金勋爵支配的巡航舰，其到达是时时刻刻可待的。一个身负如此广大权柄的使节，其抵达在一个以极重外表排场与仪节而著名的民族眼中，要尽可能显得堂皇，其要紧看来足以、而且不止足以为这样不可免地耽延的三个星期作辩。而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这段时间也没有白费。加勒所闻消息得着证实，加上坎宁勋爵的陈说，使额尔金勋爵担起一桩重大的责任：把不久之后自毛里求斯抵新加坡、正往中国去的第一批援兵改了它们的去处。

在这个关头，别的情形也不缺，使我们留在新加坡的日子极有意味；而这些情形同使团的目的关系甚密。槟榔屿、沙捞越与新加坡的华人之中出事，才过去几个星期；这些事彼此同时，又与香港谋害英国居民性命那桩背信之举同时，便引出一种猜想，以为其间有一场广泛的串通之举——而在这几处殖民地的英国人绝大多数心里，这猜想看来已成了确信。他们既知华人秘密会社组织之力与之广，便生出一种不算不自然的惊惧；而他们的心又被旧日的成见与积习印得如此之深，怕华人之残忍与背信，以致往往忽略了那个民族性情里别的品质——而在一个不偏的观者看来，那些品质是足以有效地把这几样抵消掉的。

上面所提的每一件事里，都存在着当地激人之因，看来足以说明随后的骚动，不必把它们同广州的争端牵连起来。在婆罗洲，这场爆发的近因是詹姆斯·布鲁克爵士同华人在一桩鸦片走私问题上意见不合；不过这些人在此前一段时候里已显出独立不驯之气，并有抗拒那位拉惹所定之法的意思——那位拉惹待他们或许过于宽厚纵容了。他们的敌意只限于他本人与他的属员，并不含任何对英国人普遍敌视的原则，这由一件事得着证明：他们曾请那位主教出来执政。在海峡殖民地，颁行了几条警章，干涉了他们某些宗教之礼与节庆，加上施行的方式，激起了他们的愤慨；不过那些章程的用意若曾向他们解说过，他们是否便不会认出其中的合宜，是可疑的。

眼下新加坡有七万华人，而懂他们语言的欧洲人一个也没有。其结果是：既无胜任的通译，他们便普遍不知政府的用意；而他们仍自认是中国的臣民，每逢有法令触及他们独有的风俗，便容易把自己摆在敌对的姿态上。由此而生的一种自我隔绝，无人出力去克服；而秘密会社又助长它——那些会社对所有人、尤其对居民中无知的那一部分，行着要紧的道德影响。倘若把华人本身放到政府之下有权柄的位置上、并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分担英国公民的本分与责任——就智力而论，他们是完全当得起的——那么如今存在于两个民族之间的那道藩篱便会部分地除去，而我们现行之制所生的相互不信与相互猜疑，十之八九会迅速消失。这也不只是空想。所幸在他们自己的帝国里，我们眼前便有一个长在的证明，可见那份对权威的敬重——只要行之得当——正是他们首要的性情之一，而它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那个帝国统一之所赖、也是它昌盛的一大来源。

东方世界最活跃、最勤苦、最有进取之气的一个民族，竟被看作一个社会衰弱之源而非强盛之源，这初看便见其中有某种程度的治理失当。华人受新加坡免于商务拘束与地位之利所吸引而来，出力使它成了今日的样子——东方最兴旺的一处殖民地；而我们既想到他们那份异常的求取之心与好利之性，便很难设想他们同在华同胞的同情之感会强到足以使他们无端去中断一种他们从中得着巨利的商务、去毁掉一座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他们自己手造的商务之埠——而在那埠里，他们所占的份比它居民中任何别的阶层都大。

对一个初到新加坡的生客，再没有比这地方所呈的那副忙碌之相更触目的了。每一条街上都挤满长辫与宽裤；整片整片的市区里，门柱上的红门楣覆着奇诡的文字，标示着主人是华人。天刚破晓，那不歇的锤声、缝声与补鞋之声便起，一直到近半夜；那时巨大的纸灯笼覆着奇异的花样，把一道柔光投在一排排半裸的黄色身影上，个个都热切地从事着那以额上之汗换取银元的正当营生。这样一个民族的价值，是无从高估的；而以更亲近的往来之培养、以对他们习惯与成见的某种体谅，把他们放在同治权这样一种关系之中，使他们既成为满足而可信的社会成员、也成为有益的社会成员——这件事之要紧，也是无从过高估量的。

我有幸得着一个进一步的机会，去观察这些人的精力与进取：我同卡梅伦先生与斯科特上尉往大陆作了一趟短行，那是应柔佛天猛公之子——他如今是那个马来邦国的统治者——之请。这位天猛公乃是当年那人之子：我们购下新加坡之时，那人曾主张此岛所在的那片领土由他独立统治。这一主张被当时的柔佛苏丹所争。然而天猛公得着英国政府的支持；英国政府同他与柔佛苏丹订了一约，议定承认天猛公的治权，条件是他每年付苏丹一笔定额的年金。这两位尊贵之人如今都住在新加坡，天猛公或他的儿子只偶尔去看看他们在大陆上的产业。我们发觉那位儿子是一位极其殷勤可亲的东道。

商界为额尔金勋爵所设的舞会，其后延宕的欢宴使我们六月十三日上午的启行比原打算的略晚。可到末了，我们那位主人——这样的欢闹于他是不寻常的——带着一辆极宽敞的双轮马车来了，我们便把自己同枪械都装了进去。我们的路横穿本岛——此处约十四英里宽——先在修得齐整的秀雅竹篱之间经过，穿过肉豆蔻园；那些园覆着城郊那许多隆起的小丘，使四近之地有一种可喜的错落，而这些丘顶大多冠着英国与德国居民漂亮的平房。约当中途我们过武吉知马，那是岛上最高的丘；它虽只高出海面六百英尺，气候却比新加坡城里好得多，以致有人议论把它作驻军的疗养之所。这一带地方大体上耕作得相当好；有两三处糖园，可这种耕作获利不足，引不动人去作更大的经营。甘密与胡椒较有利；我们往克兰芝去的路上，不时经过这两样的园子。我们要在克兰芝渡过那道分开本岛与大陆的海峡。

我们上那两只舢板即马来小船时颇费了些事；它们在此等着我们，泊在离那道倾斜的泥岸一段距离处，不久便把我们送到对岸；自那里我们登上天猛公那所舒适的平房。它位在一座清出来的丘顶上，俯瞰着那道狭窄的海峡与起伏的两岸——直到水边都披着最浓的绿。丘脚下是士姑来村，全由华人移民所建、所居，都在近几年之内；它架在木桩上，桩子自岸边伸出若干码去。

我们在那平房里得着一席照欧洲样式备下的丰盛饭食；那平房兼作天猛公的居处与他属民的公堂。士姑来河在此处入海峡，其两岸近来由华人开了极多的胡椒园与甘密园；这河绕着布来山之麓而流，那山高出海面约三千英尺，天猛公已答应容政府用它作疗养之所——可我们至今还没有明智到去领这份美意。自新加坡去，水陆两路都易到；在最热的几个月里，它于居民中的欧洲人会是一处极可喜的去处；而自此可以开一条路横穿这片地方到马六甲，相距约七十英里；这条路既可为华人的兴办之力打开一片几乎不为人知之区，又可在我们自己几处殖民地之间构成一条可贵的交通之道。

眼下布来山与它四近所供的主要吸引，是那些人迹罕至的森林里所有的野兽。凡在印度的丛林里把各样野物都猎尽了的人，在此可以得着一份新的兴奋——猎犀牛，或守候那机警的马来貘；而在滞缓河流的泥岸上，他可以撞见野牛，那是马来半岛森林所独有的一种，博物学家至今还没有记述过。照我们所得的说法，猎象似不及锡兰；而虽然那些丛林里简直满是虎，印度意义上的那种围猎却是没有的。不过我们的时间不容在这个方向上作任何探查；因此我们依了主人的建议，他提议去看邻近一条河上一处大而兴旺的村子。我们重上舢板，沿海峡北岸行了几英里。这海峡一般不过一英里宽，有些地方收窄到不足半英里；我们在它林木夹岸之间滑行时，几乎难以体会这不是一条河，而是当年通往中国海唯一为人所知的水道——将近两个世纪里，葡萄牙与荷兰的大帆船满载东方的贵货，都从这里过。

下午我们进了一条颇大的河的河口，溯行两个钟头，随后弃舟步行往都布劳村去，我们的舢板则沿河曲折而行往同一处。我们的小径穿过胡椒园与甘密园，其间隔着一带带厚重的丛莽，在高高的叶柱之间迂回；那里胡椒藤像蛇麻一样牵在架上，以它丰茂之态把承着它的细杆完全遮住。有时我们从甘密的密丛中挤过去，种植者的茅屋便埋在丛中；我们若见其中一间冒出浓烟，进去满足一下好奇，便见一群华人像巫婆一样围着一口大锅，锅里正煮沸着成斗的甘密叶。那汁一经熬稠、煮到糖浆的稠度，便倾入模中；干了便切成饼，模样极像浅色的印度胶。用过的叶子被扔进一只伸在锅上的独木舟形大槽里，运到胡椒园去作肥。叶子一年采三四次，一处园子十五年便耗尽了。克劳弗先生说：「甘密含纯鞣质自四成到六成；因此近年来大量输入欧洲，用于染与制革；每年输入英国的数量不下六千吨。」

能从落日斜照里脱出来、钻进森林幽暗的深处，是一种松快；那里高大无枝的树升到巨人的高度，把最上的枝叶织成一片透不过的荫，而直径五六英尺的兰花像巨大的赘生之物一样附在那叶顶之下。奇的是：所采得的木材虽在两百种以上，多数又高又壮，真正贵重的却不过五六种；其中有乌木、苏木与沉香，而比这一切更贵重的是古塔胶。天猛公告我们说：他眼下已禁了这一项要紧商货的售卖，因为森林里可到之处的老树几乎已被伐尽。这货物的价钱近来因此涨了许多。棕榈之中我们见到尼邦、亚答与槟榔，而竹在我们头上优雅地摇曳，唯有树蕨可与之争美；密密的下木之间，藤把它那簇顶举得最为显眼。时时有成群的猴子在头上喧闹地自枝荡到枝，羽色艳丽的鸟在我们路前掠过。

都布劳村坐落在河岸上，四围是园子；我们才在那条窄街上一露面，全村的人便都出来看我们——在那处僻静之地，有客来是这样不寻常的事。我们在一位老华人的屋里开了一场小小的接见；那人在这村里充着族长之任。那是一所古朴而散漫的一层木屋，有一道宽而深的廊，由雕柱承着；又有几间空旷的大屋子像接见之厅，随时可作木工房、卧房或公堂，上头一概挂着那种巨大的纸灯笼。我们在廊上坐下，受了槟榔之飨；我注意到其中一味主料是甘密，而锡兰嚼槟榔的人是不知道用它作佐料的。我们满口含着那深红的汁，算是对这份殷勤尽了礼；随后很乐意地以一些极好的茶把口漱净，茶是盛在中国小杯里端来的，另有各色蜜饯。

其间有许多热心的讲述者款待我们，讲虎近来在邻近各园所作的祸患，那真是骇人的，超过从前一切类似的经历。他们在围着我们的人群里指给我们看：有不下二十个园子的园主因惧这些凶猛大胆的畜生而弃了茅屋，逃到村里避难。这里人口本来不多，而在此前三个星期之内，被衔去的华人在五十以上。单是一天之内便有五人不见了；而当我们去看他们的坟地、见那许多坟上撑着伞——那是标明坟中人的骨已被寻着、在虎啃过之后葬在此处——我们便确信这不是夸大之言。因此有一万担以上、约值一万五千镑的胡椒被留在树上没有采，园主心里怕虎之情胜过了爱财之心。

我们既带了几支步枪来，便告我们的东道：若他们能指出几分得手的指望，我们极愿对这些凶敌兴一场师。这提议得着一致的喝彩，可显然无人对此事该怎么办有丝毫的主意。我们提出愿等到第二天，若他们肯以鼓与爆竹去赶丛林，便正正规规地围赶一场。可这个办法他们是全然反对的；而我私下并不为此抱憾，因为先前在印度的经历已教我知道徒步猎虎之险。于是我们接着提议：在月出前不久到一处弃了的园子去守饵。这一条他们应得较为爽快，那一大群人立刻散去，向村里的狗发起了一场有力的讨伐。捉狗的过程极其可笑：华人的喊叫同他们那些不幸的牺牲品的号叫混在一处，那些狗似乎预感到等着自己的命运，便在追捕者肥厚的小腿上出了气。到末了，在一番足以捉住同样多头狼的喧闹与骚动之后，两条倒霉的野狗被带到我们面前，被绑着腿挂在一道栏杆上。我们对这样不人道的待法提了抗议，于是它们被改放进一只长形的篮子里。

我们在一所风致的茅屋里吃饭，那屋架在河上的木桩上；从地板的缝隙里看得见底下泊着的舢板与缓缓漾过的水流；一道朴素的木桥跨着溪流，厚重的树叶垂到水里。几只大的商船显出：即便在亚洲这样偏远的一角，也有几分商务的活气；而听说开辟邻近之地、以及随之而生的商务，起头是这样近的事，我们是意外的。十年前这条河的两岸几乎无人踏勘；如今有一百八十处园子的出产顺它的水运下来。华人人口之众，可从鸦片的消耗上得个概念。天猛公自承包烟照之人手里，按每月鸦片售额收二成二分五。他由这一项所得的月入达一万八千卢比。他另收地租，凡园子无论种什么，自开办第三年起每月每园一元。如今柔佛全境纳这项租的园子约有两千处，而数目还在稳增。它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华人移民的产业。可惜的是，耕作者并不是长住之人。然而除非能使华人把妻子带到外国来，他们所迁往的那个社会便只得着一半的好处；若能结成长久之系，把这样一个极宜于开发土地的民族系在土上，所得便不止此了。

饭毕，我们一行出门，成了一队不成样子的行列。一群马来人在前领路，挥着他们的长矛，矛柄是马六甲藤杖，上头装着宽刃。随后是我们，四围是许多举火把的人；而村里大部分的人殿后，那只装着我们犬类牺牲品的篮子由两个华人抬着。在黑暗里跌跌撞撞地穿过好几处园子之后，我们到末了到了那所据说已弃的茅屋，我们要在那里设伏。使我们扫兴的是：我们才一走近，便迎来一片狗吠与人喊；那些人对我们这番夜间的侵入，竟同我们自己是虎一般地惊诧沮丧。他们告我们说：自他们中间三人被衔去，已过了十天。剩下的两人当时曾在惊恐中弃园而去，可近来又回来了，此后并没有受到仇敌临近的任何新的示意。他们也说不出我们在哪一处园子最可能得手，甚至说不出哪里必定有一处是弃了的。此时雨已大下起来，天阴得使明月之望极为可疑；我们便不舍地决意回船。一到船边，我们便向天猛公力言立刻起程为宜。

其间人已在我们船底那片棕叶的披檐之下给我们铺好了极好的床；在舢板里，那披檐可有效地护着行人抵住正午之日或夜间之露。我们在它底下伸开疲乏的肢体，而我们那些马来水手以有力的桨划，把我们轻快的小船迅速地顺流送下。

清晨，我们已乘着一阵轻快的顺风穿行海峡，不久便到了东口。在此处，在本岛最东之端一个名叫樟宜的地方——自那里有一条好路通新加坡——我们登岸吃早饭。海峡在此处被乌敏岛分开，岛上有几处可贵的花岗石场。绕过此岛，我们不久便进了一条宽阔的河、或不如说海湾，在林木厚密、其后是一片起伏之地的两岸之间行了约二十英里；可我们白白寻不着一点生人的迹象。那片壮丽的原始森林还没有被那些急欲以有利耕作取代它的人的斧子碰过；那宽阔的水面也还没有被本地船只的龙骨犁过——那些船本该满载这片土壤如此宜于产出的各样出产，而且还有一项额外的便宜：它由水路紧邻着一个又大又现成的市场。

然而几乎不必怀疑：不久之后，这里造化的面目也要被华人勤苦之手所改变。我们的东道告我们说：这条河的上游他们已开始辟园；而他自柔佛以上几英里处一座锡矿得着可观的收入。柔佛这座镇坐落在河的左岸，河在此处约四英里宽：几所架在河中木桩上的马来房屋，另有几所藏在一片浓密的椰林里，便是如今代表着这个邦国旧都与它苏丹居处的一切了。围着它那份荒凉，并没有使我们对镇上本身指望很多；可我们仍几乎没有料到只见着一个可怜的村子，居民不足一千。可它仍值得一访，因为它同如今星散在大陆海岸与河涌上那些华人村子不同。这些房屋看着更结实些，样式也更有特色。其中有几所是三层的，窗户通常开在山墙上，装着格子，嵌在雕得古朴的框里；从那些窗里时而探出惊奇孩子的赤裸身影，或半掩着好奇女子的面容。屋顶的茅草是用一种宽叶所做，那叶叫「如隆如隆」，也做成帘子伸在窗外。房屋的侧壁有时也用同样的材料，有时——在较好的房屋里——用木板。无论在陆上还是水上，房屋一概架在约十二英尺高的木桩上，第一层要凭梯子上去。在陆上作这样的安排，其唯一用意必是防野兽。

柔佛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史事可称；它其实是一座年代较近的镇，是马来人在一五一二年所建，其时他们前一年才被葡萄牙人逐出马六甲。照克劳弗先生说，自那时到一六一〇年，柔佛共有十四位君主，每一朝平均二十一年。末一年去世的那位君主留下两子，争起继位来。英国与荷兰两国政府各以其中一人为自己的受护者，这于他们的政略正相宜；新加坡之割与前者、民丹岛之割与后者，便由此而来。这两位君主如今都是领年金之人；英国的受护者主张对新加坡海峡以北诸地的主权，荷兰的受护者主张以南诸地的主权，这是依一八二四年伦敦条约所定的。

我们带着枪往内地闲走，指望见着野物，可丛莽穿不过去；而虽然大野物的痕迹很多，看得见的生物却只有林鸽与松鼠。随后夜色合上来，日头在终于沉下之前把河那光滑的水面磨得像一片擦亮的铜；而许多狐蝠醒来担起夜间的职事，懒懒地在头上扑翅，往村里的园子去。我们以射它们自娱，看它们在头上滑过，像一群肥大的白嘴鸦归巢；可它们一般飞得太高，我们只见一只倒栽进一片椰林里去，可那里已太黑，寻不着了。

其间有一群人忙碌地聚在一堆锅罐之旁，那堆东西在我们眼里开始有了强烈的意味。我们的东道曾指给我们看他祖上的宫殿当年所在之处，可同时告我们说：在他先人治国的旧地上，他自己并无一所居处；于是他决意给我们一席露天之宴，而不请我们进本地人的屋子——这个安排我们是完全赞同的。渐浓的夜色不久便被火把之光照亮，那火把是把达玛树脂装在椰壳里做的，惨然闪在高大无枝的树干上，也闪在那些俯在炊火上、或捧着水与备餐之物匆匆来去的黑影上。一张粗板桌被匆匆凑成，而在四围那片火光的微弱衬映之下，只有一盏文明的读书灯发着柔光照着它。一副漂亮的中国瓷器、洗指杯、花缎餐巾，以及一张精心布置之桌的一切附属之物，同伺候我们那些粗朴的身影与不成样子的形貌成了奇异的对照；因为大部分村民都在旁伺候，给我们这场野餐添了新异而风致的效果。我们那顿烹得极好的饭，配着自头上树上现摘、凉美可口的椰子水；那些树的枝在头上紧紧交织，成了

一片交织的绿荫，

连月光也透不进的华盖。

我们不舍地离了这场村野之乐，再一次坐在舢板里，在宁静的月色下顺着河那平滑的水流而下；我们的水手以尖锐而不成调的船歌消遣路途，其中尖叫的合唱与骤然抽搐似的复句，同长长的哨声与号叫奇异地混在一处。然而尽管这些声音有催人不眠之效，这些不似人世的响声不久便混进了我们的梦里；我们醒来时已是大白天，正沿新加坡岛东南岸而行；航行十二个钟头顺利抵达，进了城。

我们这趟出行虽势必有限，却已足以使我们回到新加坡时体会到：这处英国殖民地同那片土邦之地呈出何等强烈的对照。我们这个岛的境况同大陆一样的时候，距今还不到四十年。那时它上头只有几个马来渔人的棚屋。如今已有十万人占着一片几乎不比怀特岛更大的地方；森林处处让位给肉豆蔻园与甘密园；整片整片的近郊之区在城的四近如有法术一般兴起；它宽敞的锚地里满是各国的船；它的岁入已超过六十万卢比，一八五六年又增了约其五分之一，以致它不但自付本地之费，而且同海峡别的殖民地一起维持着八千八百名囚犯，又出近十五万卢比，以助支付自马德拉斯来的驻防军队之饷。这样的进展——本是一座美国城镇的自然长势，而且我们自己有几处殖民地还超过它——在东印度公司领地的记载里是空前的；单就这一点而论，纵无别的缘由，它也值得比已受到的更高的看重。

新加坡的将来，只被它过去的历史隐约地预示了一点。它注定要在东方诸埠之中居首位，这看来是不可免的；可这样一个可愿的结局能否速至，要看它的治理。它的长成已经被一种制度所阻，而那制度在印度大陆上已证明不宜于内部资源的开发与贸易的迅速扩展；可这里的条件同那已故公司领地上任何别处都不相同。除了那一大群日增的盎格鲁撒克逊商人之外，华人移民的不断涌入在此构成居民的绝大多数。

大体可以说：除少数例外，马来与菲律宾群岛的出产之中，凡其生产须有技艺与勤苦者，都是华人劳力之果。没有华人的劳力，马来群岛与菲律宾群岛、暹罗与交趾支那都不会有糖或锡可供输出。前一样他们是唯一的生产者；后一样他们每年产约八千吨。由此可见：在新加坡，并没有一群土生土长、需人抚育的懈怠居民，而是一群由世上最勤苦、最有进取之气的两个民族所构成的居民，而他们是完全能领会一种更求进步的治理之制的好处的。等到同中国商务关系的改变把那片广大之地向欧洲人的兴办之力打开——等到近约所生、已在迅速长大的暹罗贸易更充分地发育起来——等到婆罗洲一大部分的资源在它欧洲统治者精明的治理之下寻着通往英国市场之路——等到马来半岛由勤苦的华人广为殖居、供出它那些要紧而可贵的出产——等到事实上由这些以及别的来源，整个东方的贸易增至十倍——那时人便会发觉：新加坡的要紧并没有被高估。其间我们不妨怀着这样的指望：那个东方帝国治理上所已发生的种种变化——新加坡是它的一部分——或可对这处可贵的商务之埠发生有益的影响。

（原注一：特派使团人员如下：额尔金与金卡丁伯爵大人，全权大臣；卜鲁斯先生，使团参赞；卡梅伦、菲茨罗伊、洛赫、莫里森诸先生，随员；奥利芬特先生，私人秘书。使团抵华后，威妥玛先生被派为汉文参赞；八月，皇家海军的桑德斯医生被派为随团医官。一八五八年三月，李泰国先生随使团赴天津，充汉文书记兼通译。七月，卜鲁斯先生携天津条约赴英；乔斯林先生到任，接替升调欧洲之任的卡梅伦先生。莫里森先生亦返英，奥利芬特先生接卜鲁斯先生代理使团参赞。九月，洛赫先生持病假回国。）

三珠江一行与转赴加尔各答

抵香港——溯珠江一行——一桩纠结的国际问题——穿鼻·巨炮——居民的漠然——澳门炮台——江上的活气——土兵之变蔓延——它对额尔金勋爵政略的影响——回新加坡·商界的上书——抵加尔各答·一时轰动——在土人中所生的道德之效。

我们在新加坡还不到一个星期，那艘政府拨给额尔金勋爵支配的壮丽巡航舰便到了，我们对早日启程的焦虑就此得着宽解。「香农号」在勇武的皮尔上校精干的指挥之下，自英国来的这一程走得异常之快；而我们既能在这样有利的预兆之下开始对天朝的最初经历，便自庆幸。

然而还须再耽延几日，因为额尔金勋爵已决意：非等到为赴华远征之师迅速转运作了最充足周备的安排，便不离新加坡。为此，有船被派往安耶尔海峡，自那一点把载着第五团与第九十团的运兵船引开，以免绕行马六甲海峡这段不必要的迂路。其间「西蒙号」已载着第五十九团到，当即被发往加尔各答。六月二十六日我们别了新加坡，不无怅然；因为尽管我们所访之期正值多事，那里的居民仍设法使我们的逗留极为惬意，以致我们所形成的那份好印象，其后并没有被我们在东方任何一段经历所抹去。

西南季风正盛，加上「香农号」出色的行驶之性，使我们在溯中国海北上的航程里几乎完全不必用汽；离新加坡后第九日的傍晚，我们便向香港的居民轰然通报了我们的到达。

七月六日，额尔金勋爵在鸣礼炮之中登岸，前往总督府举行接见，并履行他踏入此后劳作之域所应有的那些官式仪节。可由于佛山水道一役以及近来珠江上所发生的别的事，我们目前在那里的行动之地既这样引人注目，洛赫先生与我便趁次日女王陛下的军舰「不屈号」开往澳门炮台之便，搭它去尽量不耽延地采集消息。香港紧邻之地、以及自它启行之后头八到十英里的景色，同苏格兰西部高地颇为相似。我们灵巧地在高高的草岛之间穿行，绕过尖锐的岬角，掠过僻静海湾尽头的小村，穿过狭窄曲折的水道；到末了竟可以想象自己是在穿比特海峡，而不是在穿汲水门——那是分开大屿山与大陆的海峡。出了它，我们便走上伶仃洋。

要到穿鼻，我们才算得上是在珠江上——那是广州河正当的名称；因为在此处已看不见对岸，而无数帆船的白帆点着地平线。每一条高艄的船，在每一位见着她的海军军官眼里都是一桩可疑而费猜的事；而在我国同那个帝国的外交关系正处于当时那种状态之下，他便陷进一种极深的困惑：她究竟是不是他合法的捕获物？他立刻发觉自己被缠进一团棘手之点的迷阵里，其中牵涉国际法上错综的问题，而他要就地作出决断。她可能是一条为英国利益走私的船，那么他应放她过去；或是一条为美国利益作和平贸易的船，运着炭与硝去制造要向我们打的火药，那么他不应放她过去；或是一条纯为中国利益作和平贸易的船，作为这样的船便应受尊重；或是一条纯粹中国的走私船，那么扣不扣随意；或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海盗船，那么扣是可取的；或是一条商船，可武备可疑地齐整，那么扣不扣由他斟酌；或是一条伪装成商船的官船即兵船，那么扣是必须的。在这样纠结的情形之下，行事显然只有一个简单之法：先把这条帆船扣作捕获物，事后再来断定她究竟是海盗、是商船、是蛇船、是官船、是走私船，还是快船，以及该用哪一条法。

从前船只是许可武装上行、而不许下行的；可近来引入了一套通行照之制，结果只使事情更为纠结。其间每日都有些微末的冲突，于参与者殊少光彩——损我们在中国人中的声望，可在我们那种反常的关系状况之下又势所不免；那关系不但对中国如此，对别的与中国通商的国家也是如此。尽管江上一直有这一类不断的摩擦，我们的船同两岸居民仍保着极其和睦的往来，居民供他们肉与菜；每条船通常还专有一只供货小艇。

约四个钟头我们到了穿鼻，尽管天热，仍攀上山顶；自那里我们得着四近一带极壮丽的景色。那些赤裸的山自其中耸起，被猛烈的热带雨水冲得光秃，以致它们坡上的秀美可说是被造化牺牲掉了，好去肥沃山脚下那片富饶的冲积平原。远处是有城墙的虎门寨，以签订那部补约而著名——那便是虎门条约。通往它的河涌被打了桩横拦，作为防守之法。

穿鼻山顶那座小营房虽然高度不算什么，倒合了疗养之所的用处。这座炮台当时由一百八十人与一门小炮守着。有几尊庞大的中国铸铁炮，每尊重六吨、长约十八英尺、口径大于九十五英担的炮，曾被中国人埋了起来，一炮也没有放过；如今正被挖出来。

在穿鼻我们遇见凯佩尔准将与罗伯特·麦克卢尔爵士，便随他们到虎门去。这一回我们只匆匆看了一眼那几座在我国对华战史上早已闻名的炮台，而我们后来注定要同它们熟识得多。过了它们不远，我们经过一条河涌；前一天「厄斯克号」的小艇曾在那里接战，并成功地掳了一条蛇船——我们见着那条船了——可损了三人阵亡、七人受伤。

过了虎门，我们便确实在江里了，而航行开始被沙洲所阻。第二道沙洲上有一座塔，名叫二滩塔；随后我们左转进布伦海姆水道，我们来访之时，帆船是不许在那里通行的。这一片水域虽只有我国兵船往来，农耕的居民却并不很在意那许多轮船的喷气之声——那些轮船不断地维持着澳门炮台同江上别处驻泊各船之间的交通；而虽然难得有一天他们耳里听不见远处的炮声，他们已习惯了四围的争斗，在稻田里做活仍那样忙碌，仿佛佛山是个神话、广州在另一个世界，而英国的炮艇是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一个条件。

这是我们初次见着中国的景色：许多村子点着江岸，有些已被叛军或被我们完全毁掉、居民散尽；另一些则在树间稠密地拥挤着，其中最显眼之物是那座高高的方楼，有厚重的枪眼之墙，在四围的屋顶之上傲然高耸——它所标示的并不是某位旧日的封建男爵，那男爵据险自保，把属民的性命押作他们循规蹈矩的质；它所标示的——而这正见出这个民族的性情——是某位旧日的放债人，他需要一座堡垒，好保管他为债户的信用所收的种种物件。这些当铺之楼的数目，使人对这个社会的偿付之力生出相当低的估量。此外还有高高的红杆，成对地散在村中，标着一座庙、或一位官员的居处。较好的房屋那些雕过的山墙伸在别的屋顶之上，像巨大的墓碑；而那些坟本身则像大井之口。

这里那里有一座山冠着一座高塔，而较小的五角之楼四五层高、有尖顶，在树上耸起，像教堂的钟楼。荒山之麓有几处可喜的林荫小角，因对照而显得格外青翠新鲜；而到处都涌动着活跃的人：男子在江上小舟里打鱼；女子在修补那些挡住岸上稻田之泥的篾屏，或在泥里趟着找什么东西；苦力挑着重担，以摇摆的步子走过田埂；而在巨大的榕树伸展的枝下、或在庙门口，杂色的人群聚着，看我们掠过。

我们发觉「怒火号」与「高飞号」是最前的船；我们在此换上一只炮艇，朝澳门炮台驶去，经过中国人横拦江面所设的那道栅障——它就在佛山水道入口近处。那座被凯佩尔准将勇猛攻取的炮台清楚可见。澳门炮台离广州约三英里；它坐落在一座几乎当江心的小岛上，作前哨占着一个有利之位；不过若换一个较为活跃的敌人，那一小队守军决不能像他们那样在那里维持一年。眼下的兵力是一百八十人，炮台架着十四门炮。自那座被用作医院的楼顶上，我们把广州与它后面的白云山看得清楚；山上几处白帐篷标示着有军队在。

守军是自「罗利号」调来的人，其日子看来虽有战时的艰苦，却也不是全无文明之雅的调剂。那艘「已故」巡航舰所属的出色乐队奏了几支繁难的曲子，技艺极高；我们则一面尝着肥鹅肝酱与香槟，一面议论着——固然是坐在倒置的箱子上、围着一张手工极其原始的桌子，而我们的餐柜看来先前曾在某座庙里充过神案。因为衣物短缺，哨兵的装束呈出中国佬与英国水手一种可喜的混合。

我们自己被这一日的劳作累得相当狼狈，便不能不同情那些在这样不卫生的季节里沿整条江驻泊的海军。「厄斯克号」船上遮篷之下的温度计立在一百零二度；而在日头与瘴气合力之下，单是一条船——原有一百八十名全然康健之人——竟在短短三个星期之内有六十人上了病册，这也不足为奇。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不想在江上多留一刻；虽然第二天回到香港，那变换也只在对照之下才算得可以将就。

我们回香港几天之后，来了消息；其性质之严重，若说还有可能的话，是使额尔金勋爵抵华时所处地位原有的纠葛更增了一层。德里抵抗之久、叛乱迅速蔓延到孟加拉下游各省、以及坎宁勋爵就时局之急所作的切要陈说，不但使这位使节丧失了从印度那不可抗的急需所吞的漩涡里救出赴华之师任何一部分的指望，而且使他们此后能否被用于原定的目的都极不可能了。他唯一的安慰是：他对印度事势的真相体会得够早，才能在印度命运最危急的关头把军队改调过去；可中国这边局面的难处，却因这番牺牲而增得无可计量。

明显的是：任何在那个帝国都城紧邻之处、而又无兵力相随的谈判之图，其成败要极大地倚赖南方事势之相所生的道德之效。香港有一支陆军在，本可足以生出这种效果；可我们在那里的兵力不但不足挂齿，我们的海上行动又归于失败。叶名琛已为他对夷人的处置之略辩明了是非，凯旋之坊已立起来纪念他的成功；而若把一套新的考量引进这个问题，葛罗男爵还要几个月才会到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剩三条路可走：或取广州，或在香港按兵不动，或离开这个国家，直到那里争端中的外交问题能在另一种更有利的预兆之下着手。以两位总司令的意见，这个季节与所能动用兵力之弱，使攻取并占据广州成为不可能。而在香港住着、全然无所作为，势必要损这个使团的声望，同时又一分好处也没有。

反之，立刻启行便避开了这一弊；而额尔金勋爵择加尔各答为去处、并把江上所能腾出的海军陆战队尽量带去，所取的这条路不但使他能对赴华原师可能的命运弄个明白、并判断以近乎哗变的孟加拉各团补其位——其后确曾如此办——是否可能与合宜，而且是在加尔各答自身的安危看来都受威胁之际，给坎宁勋爵带去一份道德上与实物上的支持。事势之急看来确实到了这样地步：额尔金勋爵当时甚至决意把「香农号」让给印度政府，只要皮尔上校认为编一支海军旅在上孟加拉各省行动是可行之计。那位军官在此事上毫无迟疑；而他在克里米亚类似的差事上早已博得的高名，又成了额尔金勋爵同他一道前往加尔各答的一重额外之由。这个决断一定下便付诸实行；印度的消息到后三十六个钟头之内，「香农号」便又一次在中国海上破浪而行，同行的是「珍珠号」——运兵须它相助。

下面这篇上书是新加坡商人在额尔金勋爵抵达时呈上的，他那位大人是满意的；因为它证明：他当时所取之路，得着了一个在印度与中国两处都有最要紧利害之社会的赞许。

「呈额尔金与金卡丁伯爵大人，蓟花勋位骑士，女王陛下派赴北京朝廷之全权大臣。

一八五七年七月二十日，新加坡。

「勋爵大人：我们这些具名的商号以及别的同新加坡贸易有关之人，因念印度事势之严重、以及它对大人使命所欲在中国了结的那些问题必有的重大关系，遂呈此书于大人之前。我们相信：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当两国如此重大的利害都陷入纠葛之时，大人若知道新加坡商界——虽同中国贸易关系密切，又切望早日圆满地恢复同广州的商务往来——仍诚心赞同大人所作的决断，即把赴华远征之军自其去处改调，以助那支眼下正从事保卫我国印度领地的欧洲军队，当会觉得欣慰。

「大人如此迅速地采取那一果断之举，亲自随该军而去，使我们得着最为切实的满意。以我们之见，该军既不在它于中国行动之域，而它终究何时派赴该国又属未定，那么大人留在那里便会比较无用；尤其因为我国海军之众，已足以保护贸易、并在大人回去之前维持现状。

「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印度所系之重、以及眼下正在那里迫近的危局之可怖，压过了一切别的考量。

「我们相信：大人在此急难之际抵加尔各答，于在全印度生出一种要紧的道德之效、并于给总督以最可贵的支持，将有极大的益处。

「同时我们诚心盼望：印度事势的进展不久便能呈出这样一种局面，使大人得以在更有利的预兆之下回到原来的劳作之域。

署名：约翰斯顿洋行，另二十七家。」

坎普尔屠杀那可怖的消息在此处传到我们这里；因此我们所留之久，只够装上四百吨煤——这件事在几乎难以置信的短短二十一个钟头之内办成了——并接上那八百名在装备不良的「过境号」上遇难的兵。我们把他们分载在「珍珠号」与我们船上，当即继续航程；又得了一个使人振作的消息：「喜马拉雅号」已经过去，而安耶尔海峡已有船守着，以便改调日日可待的「援助号」与「冒险号」。我们自己的甲板上密密地挤着近千人，而他们的境况因温度计不断立在九十度以上而并未见好。尽管皮尔上校极力「赶行」，因西南季风正盛，我们仍用了半个月才逆风驶到新加坡；可在孟加拉湾上，那些在中国海上与我们作对的疾风倒帮了我们，于我们离香港之日起恰好三个星期抵沙头。

我们渐近当时印度那场可怖活剧的场地时所感的兴味，因我们到钻石港时所得的消息而化成一种更为鲜活的情绪：据传有一大股哗变之兵正自贝尔哈姆普尔南下，直指加尔各答。我们中间性子较急的人当即想象：我们注定要到得正好，可以在守城之役里出一份力；而额尔金勋爵不知这传闻可信到什么程度——在那个时候，每一班接踵而来的邮件都远超我们最坏的预料——便立刻电告坎宁勋爵：他已带着一千七百人临近（连「珍珠号」与水兵在内）。

八月八日下午我们掠过花园滨时，船上的兴奋因岸上早早显出的迎接之意而更增。先是我们这艘堂堂的船忽然撞进两位正作晚间散步的欧洲绅士惊诧的目光里；他们见她满载着一张张急欲一战的面孔，便脱帽狂呼；随后一条商船那位体面的船主兴奋到发狂，向我们作了一篇长长的演说——我们听不见，可他手势之猛使我们对其意思几无可疑；随后他的水手接着欢呼，那呼声一程一程传下去，直到我们那些六十八磅炮的雷鸣把一切别的声音淹没，震碎了好几座「宫殿」的窗子，把一群观者引到马丹广场上来，又把威廉堡里的人都引到斜堤上。

硝烟一散，聚在那里的守军兵士便发出一串诚心的欢呼；再过一刻，我们的人像蚂蚁一样攒在索具上，而他们那响亮的回应里所注的劲头，便是他们向那些此后使海军旅满身荣光的勇武之举所许下的誓。堡上鸣了礼炮之后，额尔金勋爵在聚在石阶码头迎他的人群欢呼之中登岸，前往总督府；他欣然得知——不但从民间的表示上，而且从坎宁勋爵本人口中——虽然所幸他带来的实力并不需用于守城，然而有一艘比从前任何泊在马丹广场对面的船都大、其炮又控制着全城的兵船在此，于欧洲人与土人两方面都必生出一种极为有益的道德之效；尤其在这样一个时候——穆哈兰月之将近，已在人心里造成异常程度的忧惧与骚动。

四加尔各答与香港的枯坐

一八五七年八月印度的境况——加尔各答的情形——海军旅之编成——穆哈兰月——离加尔各答——额尔金勋爵所取的政略——驻香港——香港之乏可乐之事——溯江一行——澳门——一席中国筵。

一八五七年八月我们是在加尔各答度过的。印度史上那可怖的一年里多事的月份，这一个大概是最孕着不祥之兆的。危局之迫在眉睫，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两位总司令已在德里城下倒下；我们的军队在那城墙之下日渐消耗，而它的将领急切地索着并不存在的援兵。阿格拉被一支哗变之军围着，人替那不幸的守军怕再出一场坎普尔的惨剧。这可怖的大祸看来更确定地悬在勒克瑙那一小群舍命之人头上，他们的解救一时被认为无望。在迪纳普尔，我们的军队刚遭了一场挫败。哈夫洛克将军所领那支勇武的小军，既绝了援兵之望，又被霍乱杀减了十分之一，且被连战与艰苦磨得疲竭，不得不退守坎普尔。奥德、罗希尔坎德、本德尔坎德都失掉了；离心之意有蔓延到别的管区之虞；到处哗变之兵似乎都在得手；一处又一处的驻地被弃、被掠；每个星期都有满载逃难者的轮船自内地下来，添报新的可怖之事、新的离心之情。同西北一切交通都断了；自布尔德万到德里，全境都有哗变之兵出没；而孟加拉军中除两个团之外，每一个团或被解除武装、或被解散、或已哗变。除那一小支赴华之师以外，没有欧洲军队已到，两个月内也不指望有到。其间酷热的天气全然于我们不利，而全然于叛者有利。

在这样可痛的情形之下，我抵达之时最有力地触着我的，莫过于加尔各答所呈的那份表面的宁静；然而过了头几个星期，再没有什么比这样更合理的了。凡远离那些惊心动魄之事的场地、而在定期接到那里消息时经着极度兴奋的人，往往忘了：在场之人若要长时间受这样一种神思上的紧张，是要整个垮掉的。天意所安排的是：正因危险紧邻、又天天熟见那些可怖的细情——那些细情分批到英国，便如一串电击作用于社会——反而在印度生出一种近乎漠然的镇定。就社会的外表而论，加尔各答同我七年前离开时一模一样。马丹广场上如今仍同当日一样挤满它的丽人与时髦；大宴之多也几乎如故，况且正当酷热之顶；甚至还有人可怜地试演了一回歌剧，不过去看的极少。我所察到的分别只有：义勇队不断在受检阅；总督的卫队站哨不佩剑；而在威廉堡里用饭要担一份风险——会被一串爱尔兰哨兵用刺刀相向，他们不肯承认你把口令念得对，心里总疑你是化了装、坐着轻便马车出逃的奥德王。

要把这份表面的漠不关心归于对危局真相认识不足，那是极不公平的；更不能归于对受难者缺少同情、或受难者本人缺少深情。它毋宁是出于那种从容的胆气与沉着的决心——要去面对危险、支住磨难；这正是我们那些散在上游各省的同国人极为卓然之处，也是那些无与伦比的英勇之举的由来。公众觉着：以眼下实力之不足，他们求安主要只能倚赖一种道德之效——一副毫不畏缩的姿态在土人心里所生的效果。这份信念在哪里都不如在总督府那样确凿地被抱着，其结果也在哪里都不如在那里那样显著地摆出来；而几乎不必怀疑：坎宁勋爵本人在这一点上所作的榜样，对整个社会发生了极为有益而安定人心的影响。

其间海军旅的编成迅速进行；我们才刚离船，我们的舱室便被拆了，给几乎全船人员配备装具的预备已经动手。我们抵加尔各答后一个星期之内，这些都已办妥；额尔金勋爵上「香农号」去向官兵作了一篇临别之辞，辞行时受了诚心的欢呼。几个钟头之后，他们已上了那些要把他们载往此后凯旋之地的平底船。

我们在加尔各答遇见帕特里克·格兰特爵士；几天之后，科林·坎贝尔爵士出人意外地到了，来接印度军总司令之任，并把新的信心注进众人心里。我们这次逗留里最令人紧张的一段，是穆哈兰月的末几日；那时预言纷纷，都说要有夜袭，有一两位太太到江上的船里避难。一尊二十四磅榴弹炮被吊上「香农号」的主桅楼，威胁地俯瞰着马丹广场；而全城各处都布了强兵与义勇的守卫。然而末一日——人人都指为要动手的那一日——平静地过去了。我恰好遇上那队人抬着台济耶去投水。我几乎没有见过比这更不激动的一场伊斯兰教的宗教行列；说实在的，土人中的惊惶远大于欧洲人中的惊惶，因为后者所作的预备使土人怕自己会被误攻。

额尔金勋爵在加尔各答被留住，直到邮件到来，告他所改调的那支兵力将以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补上。赫西将军曾提议让各团自愿赴华，可只有一个团应了；于是显然不能指望从这一处得着大批援兵。至于原来的赴华之师，正是靠他们及时抵达，那股一直稳稳压向加尔各答的叛乱之潮才已被遏住。自新加坡改调的几个团救了迪纳普尔、解了阿拉之围，并正全速行军去会哈夫洛克：不但勒克瑙之解，连孟加拉之安，都系在这些及时的援兵上。因此额尔金勋爵已明白：如今在印度效力的赴华各团，他不必指望再见着其中任何一个；而当他们正效着这样要紧之力时，他也不能作此指望。把这些情形考量一番，便牵出他在华政略上一个极重大的改变；而他此时急欲返华，为的是葛罗男爵一到便与他会商。「香农号」既已移交印度政府之用，铁行轮船公司的轮船「阿瓦号」便被拨给额尔金勋爵，载他赴华；九月三日我们别了加尔各答殷勤的东道，再一次把面孔转向天朝。

范·斯特劳本齐将军与他的参谋随科林·坎贝尔爵士到了加尔各答，原以为赴华之师的将官已随该师往印度来；既发觉自己并没有接到离香港之令，便随我们同船回那里去。

九月二十日，航程顺利，我们再一次泊在太平山下，而境况比两个月前逼我们离华时鼓舞不了多少。往白河口去的远征比什么时候都更该劝止。就最有利的估算，第一批海军陆战队也还要两个月才可望到。葛罗男爵还没有露面。

其间，我们往加尔各答的这段时间里，珠江上前已述过那种反常局面所生的纠葛与难处，已迫使提督实行封锁，这就使我们同清朝政府外交关系之相有了一副新的面目。若既无别国代表相随、又无我国自己的海军为援便往白河口去，便是把北京政府的一番侮辱招定了；而东北季风正盛，又要把我们抵渤海之期拖到一年里那样晚的时候，以致我们势必要极其仓促地离去——那对这个帝国对付夷人那套成套的政略是最为长脸的，而于我国的声望则有损。我们其后赴白河时所受中国官府的待法，充分证实了当时对北京政府之固执所作的估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额尔金勋爵决意在香港耐心等候那支注定要取广州的兵力到来；而那一役了结之后，便在第二年尽早北上，同时把该城据在手里，作为我们所求得着满足的实物之保。

其间这个决断所不可免地带来的那段在香港无所作为的间隔，意味着一种在颇为难支的境况里过日子。铁行轮船公司的一条轮船，无论它的住处何等舒适、它的船长何等殷勤可亲——而在考德贝克船长这一点上我们尤其有运气——毕竟不是人会挑来在世上最坏的热带气候之一里度两个夏月的居处；而即便香港可乐之处比它实有的还要少些——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泊在离岸至少一英里之外，也不是件愉快的事。台风之季里，这个距离还加了一倍。那时我们到九龙半岛下面去避风；而上岸吃一顿饭便成了一桩要紧的事业，因为那要在半夜坐一只敞着的蛋家船，或许还在一阵大风或一场无情的暴雨之中。这样的经历是常有的。有时我们因风雨太大而被留在岸上；而有一回台风把澳门两百条帆船毁了，我们虽躲过了它全副的猛烈，「阿瓦号」仍不得不整夜生着汽。

不刮风不下雨的时候，热得难以忍受，而我们的康健都或多或少受了它的害。常常一连数日，我们因没有精神、或没有足够的由头离船，只在船上闷汗。俱乐部之乐或一局台球之兴，都引不动我们。香港只夸得出两条路可供认真的病弱之人散步——一条沿海岸往殖民地之右，一条往其左；此外便是往它背后太平山之顶攀一趟；可这一功要早起，而且大概要招一场热病。生活的单调，靠这热病同疮与痢交替而得着变化；所以香港商人那份有名的殷勤，只能在极不利的作用之下施展。要说明那似乎弥漫在这个社会里的一种意气之低沉与普遍的躁性，是不难的。一场大的单身汉聚餐便是欢乐的极限了。

一个有这么多景色之胜的地方竟这样全然没有别的可乐之处，是叫人气恼的。香港像一个脾气坏的美人，一面博我们的赞叹，一面拒我们的亲近。我们倒确曾抽劲作了一次努力，要「在体面的境况里痛快一回」。额尔金勋爵在虎门炮台设了一场野餐。他的请帖几乎得着此地所有太太的应邀；那一天又恰好晴美，「阿瓦号」于此行又极其合用；于是这番尝试不算全然不成功，而我们夜里归来时还纵情作了一点风致的放浪。甲板被改成了舞厅。「加尔各答号」的乐队给我们供上极好的乐；巨大而奇诡的中国灯笼自遮篷上垂下，把一片灿烂之光投在舞者身上。

十月十六日，葛罗男爵乘「大胆号」到；同额尔金勋爵会商之后，他把锚地移到大屿山的青山湾——里戈·德·热努伊利提督带着法国舰队正泊在那里，距香港约十二英里。额尔金勋爵既想亲自判断江上的情形，便乘「阿瓦号」前往澳门炮台。除了穿鼻的守军已撤、上横档岛已被占、以及因封锁而江上不见帆船之外，事势之相似乎自我上次来访以来并无变化。我们自澳门炮台那座塔顶上，眼馋地望着广州背后那些高地，那上头冠着五层楼与卧乌古炮台，而我们指望不久便同它们熟识起来。

回程我们穿过埃利奥特水道，那水道已有几个月无人走过；因此我们另换一只炮艇，拖着一只武装的哨艇，以便应付那极不可能的意外——遇上官船。景色极其秀美；正在收割的人好奇地看我们，可看来是有信心的。我们在黄埔镇进了黄埔水道；那里从前同广州港一样繁忙活跃，是船坞所在，也是大商船队的锚地，如今则部分地被弃，看着荒凉到极处。

第二天我们前往澳门，把那处有意味的葡萄牙旧殖民地踏勘了一遍；不过我们在英国早已对它熟识得太久，无须再加描述。它那份体面的古意，在香港那炫耀的堂皇所赋予的几分新发之气之后，是使人清爽的。那些狭窄的街与生着草的广场、那座秀美的古大堂正在颓败的漂亮门面、那些荫凉的小径与清凉的洞窟——那里曾是那位葡萄牙诗人贾梅士的去处——他的墓以及自墓上所得的景色，合起来对我们近来那种生活方式所惹躁的心性，生出一种安抚镇静之效。

我们闲步下到港里，见港中满是帆船，大多重重地装着六磅、九磅与十二磅的炮，带着那众所熟知的贝皮洋行的字号、还是本年之期的；一到需用之时，便要被叶名琛取作己用——因为那些船员并不掩饰广州是他们的去处，自然是为着贸易。自封锁珠江以来，同广州的全部贸易都已改由澳门背后那条水道行走，那水道名叫「大水道」。

踏勘之劳既毕，我们在一家中国馆子里解了乏；我在那里第一次经历中国的烹调，而尽管那些器具新异，我仍借筷子之助吃得极为满意：有泥封的变蛋，有鱼翅同萝卜削好煮成的浓汤，有海参，有虾同荸荠、竹笋、蒜研成的酱；又加酱油与种种别的腌菜与佐料以增其味，末了以小杯温三烧酒送下。碗盘都是尽可能小的样式，而方块的褐纸便充了餐巾之用。

十月二十八日，「皇帝号」经一趟异常迅速的航程抵达，载来第一批海军陆战队，给凡与赴华之役有关的人心里都注入了新的生气与指望。这是在那一夜漫长的沮丧与无所作为之后，第一线微弱的天光。

五马尼拉纪行

赴菲律宾之航——抵马尼拉——城的外观——杂色的居民——他们的装束——烟厂——烟价——一家皮纳布铺——混血种的懒散——华人的勤苦——华人移民及其利——菲律宾总督——军中弥撒——甲米地一行——一场宗教行列——游拜湖——洛斯巴尼奥斯——拉·吉罗尼埃的传奇——索科尔梅岛——一场风浪之航——马尼拉的贸易。

上一章所述那种过日子的样子，最足以使人对任何类似变换之事生出极浓的兴味——尤其当那变换含着访一处新国度所有的一切新异与览胜之兴时；这是人容易信的。因此十一月十日，我得准随谢拉德·奥斯本上校乘女王陛下的军舰「暴怒号」赴马尼拉，心里不无欣喜；那条船我后来注定要熟识得多，而当时他好意地给了我一个铺位。温格罗夫·库克先生同我一船；他对这一时期中国所发生诸事那些生动的描述，公众是熟识的。愉快地驶了三天，我们望见吕宋岛的高地，便沿它林木蔽覆的海岸而行；那海岸凹进许多深湾，湾头坐落着小小的乡镇，而同马尼拉作着活跃的沿海贸易的土船便自那里出来。

马尼拉湾宽敞到这样地步，与其说像一处港，不如说更像一片内海。我们进它那狭窄的入口时已近半夜，又过三个钟头才到锚地。我们早早起身，第一次看马尼拉；可自海上望那座城，并无什么堂皇之处。一长排红瓦屋顶，这里那里露出一座教堂的圆顶，现在那座堡的墙上头；那堡坐落在帕西格河口所成的角里，同海之间隔着一条绿色的空地。两道筑得结实的石堤把河水在入海之后还束了一段；一道的尽头是灯塔，另一道的尽头是哨房。我们在花岗石的墙之间划过沙洲，在拥塞河中那一群杂色的船只之间迂回——西班牙的小快帆船与马来的撑艇，拉上岸修整的英国商船，带长桨的炮艇，以及平底货船、桨帆船、卡拉科亚船，还有各样土船与不成样子的帆装；又有两只小小的明轮汽船作对照，它们往来港中到甲米地去，西班牙人对此极为自得，其中一只还被他们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叫「进步号」。满载菜蔬或乘客的小河船穿进穿出；一群群妇人聚在石阶上洗浴；海关的守卫在河岸上闲立，可他们对一艘英国兵船的小艇有着应有的敬意，容我们一路到登岸之处而不加盘查，又把我们的皮箱搬进旅馆，丝毫不露出想知道箱里是否装着那两样东西的好奇——那两样大概是每个旅人行李里最常有之物，而在马尼拉上岸却是禁得最严的，即圣经与手枪。

溯河而上，右手是那座设防的城，里头是驻军与官员的居处；另一面是一片人口稠密的近郊之区，铺子、旅馆与外国人的房屋都在那里。这一区被若干同河成直角的水渠划开，渠中挤满船；我们所住的旅馆便立在其中一渠之岸上。它所招徕的是美国人所说的「杂色人众」，多半是来自全球各处的商船船长；可他们那多种语言的谈话丝毫难不住我们那位忙碌的女主人——她在早饭之间说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马来语与印度斯坦语，都极其流利，以致她自己的国籍始终是个谜。

初到马尼拉的人第一桩最自然的冲动便是如此：我们毫不耽延地往那家主要的雪茄厂去；而我们驱车穿街之时，足够引我们注意的东西极多。这些街的整个面貌、以及挤在街上的居民之相，同我从前在东方所访任何别的城都全然不同。房屋是两层的，上半作住房，下半作铺面。上层四围有一道带顶的阳台，栏与面都由百叶所成，分作细小的方格，格里嵌着螺贝，那贝质半透，便充了玻璃之用。这阳台之下伸出蓝白花布的遮帘，垂到人行道之外，恰成一条有顶的路供行人走，不但足以护他们免于日晒，还足以使街心的人看不见他们。这些遮帘是照市政之章挂起的；帘子新、颜色鲜的时候，给街上添一份喜气。

杂色的人众拥在这些荫凉的人行道上。华人与英国人、纯血的西班牙人与混血种、马来人与他加禄土人，在这里相挤而过，呈出这一切种族按各种比例混合所能生出的每一种色度。装束之杂也是同样地一级一级：其构成随穿者的血统之构成而定，自欧洲人下降到土人，只在程度上有别。有色之人大半依法须把衬衫穿在裤外。那裤常以彩色的绸做成，而衬衫则以一种半透的料子所制，名叫「乌西」，是马尼拉出名之物，以蕉麻的纤维织成，上头一般绣着鲜艳的花样。妇人穿这种料子做的短褂，把身子到腰际都罩住、却并不遮住，腰上系着那条叫「萨雅」的裙。颜色总是鲜亮的；出门时有时在外头再穿一件自腰及膝的裹裙，名叫「塔皮斯」，是深蓝的绸或棉布所制。不过这一件更是华人混血种所专有的衣物，同西班牙混血种有别。那拖鞋是一种看着不可能穿的鞋，只有脚趾处覆着布，布上以金银绣得鲜艳，可分量少到连小趾也盖不住；那小趾伸在旁边，便充了一种活动的扣子，把拖鞋挂住。要把这一职司行得妥当，想必须有专门的训练；因此这种拖鞋于马尼拉以外的任何人都决不是有用的赠物。同这一切鲜亮的颜色相对照的，是教士们素净的装束；他们人数之多与神气之盛，正见出那在菲律宾占着支配之位的教会势力之广。

烟厂坐落在一处方场上；我们一进那道拱门，耳里便迎来一片喧声，足以比得上曼彻斯特的一家纱厂。我们在派给我们的一位导引带领之下上楼，穿过一间又一间满是妇人的屋子。这里所行的卷烟之法简单、单调而喧闹。那些长屋当中有一条通道，通道两侧是离地约一英尺的桌子，每张桌子四围蹲着十二到十四个妇人，不歇地喋喋、捶打与嬉笑。每个妇人都备着一柄木槌，用它把烟叶捶开，然后在叶里卷进一小把碎烟——碎烟是自沿整张桌子堆着的一堆里取的。她的手指与木槌似乎同她的舌头一样机械地动着；可那几样声音合起来是震耳的，我们只得满足于就地问极少的话，而把消息留到事后去取。

我看着所制哈瓦那形的雪茄占那样大的比例，是意外的。从前这一种是全然留作本地消耗的。可现在的总督已容它们同哈瓦那烟在世界市场上相竞；而无论它们在这一点上成败如何，它们至少大有把旧式方头雪茄逐出市场之势。最好的烟叶留给它们，制作也更用心。它们因此价钱极高——第一号「帝国牌」是一种极大的雪茄，一千支三十元；而第二号「短切牌」是寻常大小的方头雪茄，只值八元。「帝国牌」里不含碎烟，只是一整片叶卷成一支。因为烟是官家的专利，价钱全是照定而不由市，人人买时所担的风险是一样的。每一种大小只有一等货，无论哈瓦那形还是马尼拉形；不过大体可说，较大的几号是用最好的烟叶所制。每一张桌子发给一定分量的烟叶，须用它制出定数的雪茄。凭这个法子，雪茄的大小得以一律，而烟叶的消耗也受了稽核。每个妇人按她所制雪茄之数领工钱；她们的所得每月自六元到十元不等。英国有一种流行的谬说，以为方头雪茄里含鸦片。鸦片之价便足以证明：若真如此，照眼下的价钱是做不来的。我在见着那些报表之前，几乎不能信这样一件事实：菲律宾本地烟叶的消耗约为输往外国市场总额的五倍。全境居民不论男女老少，确实看来都在不断喷着烟云；可他们的人数看来仍难当这样大的一份总消耗。

马尼拉最美的织物之一、也是它当之无愧地出名之物，是那「皮纳」布，以菠萝的纤维织成。它只用于富人的衣着，寻常之用是太贵了。我们对烟的好奇既已满足，便去寻几件皮纳布的好样品，往一位以这种织物花色齐备而闻名的老太太家里去。使我意外的是：我们被引着穿过一道堂皇的门，进了一所同样堂皇的宅第的院子。一辆漂亮的马车停在那里，饰着纹章，是这家女主人的产业。我们登上那道厚重的楼梯，被引进一间陈设齐备的客厅，里头装点着画、波希米亚玻璃的花架、镜子，以及别的雅玩或珍物。这一大堆华饰的主神立在当中，吸着一支巨大的雪茄，看着像一个退职的老看护妇，身上除了一件比通常更透的短褂、一条脏裙、以及一双塞在褪色拖鞋里的赤脚之外，别无他物。我几乎不能使自己信：这样一个不修不整的老妇人竟是那辆漂亮马车、以及那一所看着极费钱的家业的主人。她的女儿是一位颇有几分姿色的少女，也这样打扮着，坐在隔屋里绣皮纳布的手帕。

对习惯了穿比薄纱厚些的东西的人，皮纳布更是奇物而非有用之物；因此花上一小笔便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虽未必满足那位老太太。她一面殷勤地以雪茄款我们，一面把各样各价的东西铺在我们面前。一件绣得繁复的皮纳布衣裙，常标价八百镑以上。

在马尼拉买东西是件不称心的事。主要的街是埃斯科尔塔街与罗萨里奥街；可一切最好的铺子都是华人所开，他们作商人确把混血种打出了场。纯血华人较优的勤苦、伶俐与节俭之习，给了他极大的便宜胜过混血种。前者不把节庆放在眼里，也不很在意个人的舒适；他就住在装着他存货的那间小铺子里，眼睛总睁着。混血种则一半的日子穿着盛装过，不肯屈尊住在自己铺子里，人在铺子里时又全无生意的规矩。白日当中他一般在睡觉，被人叫起来招呼客人便极其厌烦。这样的景象是极常见的：一个人在铺子一角蜷着打呼，一个混血种姑娘则在柜台上舒舒地伸直躺着，她那美丽的黑发自脸上向后抛去，成波状的厚叠垂到地上，胸脯随着熟睡的长息柔和而匀整地起伏；于是买东西的人宁可不以搅扰睡美人来伤自己那份审美之性，便轻轻地走到下一家铺子去，在那里见着一个笑嘻嘻的华人——他那双眼睛全无眼皮，看着仿佛连眨也不能，更不必说睡了，可它们闪着伶俐与贪得之光；而他心里怀着一个坚定的主意：他铺子里若没有你所要的那件东西，便要硬使你买一件你不要的。

马尼拉像新加坡一样，它的兴旺极大一部分要归于居民中的华人；而我们在自己领地上管理这个民族之时，若去查究一下别国——那些照常例在殖民之术上不如我们的国家——所觉得必须采用的某些措置是否合宜，或许不无益处。凡到马尼拉的华人都要登记，并按职业纳税。他们被分作四等——商人、店主、匠人与短工。华人的总数曾被估到八万之高；可照一位西班牙著者一八四二年所写，「实际入册之数不超过六千，而他们的人头税每年在十万元以上；而全体土著居民在三百万以上，其税额还不及这个数目的八倍。」这样的课税显然过重，而在我们自己的领地上于华人同英国臣民之间作任何区别，也得不着什么好处；不过由他们自己选出一位「甲必丹」——其职在征收税贡、排解一切内部纠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同乡的良好行止负责——却是一个极好的安排。在选甲必丹的同时，他的副手与总巡也由华人选出。我们若能在我们的华人居民中立起一套良好的负责治理之制，并用上足够的一班通译，我们便可免于为他们而生的忧惧，他们也可免于怕我们在那份忧惧的作用之下加于他们的后果。

在其余一切方面，我们的领地——澳洲除外——给自天朝来的移民所摆出的便宜，是别国无可相比的。他们不但免于人头税，工价也比在菲律宾或爪哇都高；而免于商务拘束，又有一个精干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那份忙碌的活气，正合于那种把华人与我们同化起来的商业进取之气，并本能地驱他们迁往最宜于这种气质发展的地方。这一点由华人在欧洲各殖民地全体居民中所占的实际比例得着最令人满意的证明；克劳弗先生所算如下：「在爪哇，华人占居民的百分之一；在菲律宾约占四百分之一。在英国各领地合计，华人约占居民的三分之一；在新加坡则占三分之二。」

若我们比现今更大地鼓励华人移往他们已寻着路去的那些殖民地以外的别处，将是一条明智的政略。我们不但可以把纳闽保住作一处殖民地，自那里对物产丰饶的婆罗洲行使要紧的影响，而且可以引入华人劳力去开发这个小岛本身的矿产，使它有利可图。然而可由政府大有益处地引导并鼓励华人移往之地，不只是马来群岛的各殖民地，还有世上别处许多热带殖民地，如英属圭亚那——那里有极大的生产之力，而全然缺乏人手。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以加利福尼亚、澳洲、或任何别的因发现金矿而有特殊状况、且气候容白人相竞的殖民地的经历，来判断华人移入的结果。在那些宜于欧洲人露天劳作的国家里立起这样一种竞争，是不可愿的；而别的国家因气候于白人有致命之害便全然被剥去任何这一类劳力之益，也是一样不可愿的。

我们既打算往内地作一趟短行，为此须有通行照，便往总督府去领，同时也去拜访总督。两座桥跨着帕西格河，把近郊之区同那座设防的城连起来：一座是吊桥，另一座是十拱的可观之构。这一区、或不如说这座城外之城，有居民近二十万；有城墙的城里约有一万人，几乎全是纯白种；城内由八条彼此成直角的窄街与一座方场所成，气派贵重而沉闷。总督的居处便在这方场上，自后窗可得港中一片壮丽的景色。现任总督是自帕斯库亚尔·恩里莱以来任此职者中最得人心、最开明的一位；恩里莱以打开内地交通、并解除那些殖民地航运上的拘束而著名——西班牙政府照他们惯常那套执迷的政略，以那些拘束阻滞了它最可贵领地之一的兴旺。他那位前任先进的见识，在许多事上被现任总督加以改进并推行；而这位总督之于其职尤为相宜，因为他在马尼拉过政治流放的那几年里，得着机会熟知了这处殖民地的需要——那时他还很少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召来治它。为他说句公道话：一个人曾是充发到马尼拉的人，并不就等于他曾犯过任何背叛现政府之举。那只是选举上一套「手段」之果，同近来在堪萨斯所行的几种颇为相类。政府要诉诸全国之时，先把一大批推定为敌对的选民充发出去——这是抵销票选之效的一个有效之法，若哪一天我们自己要采行票选之制，倒不妨提出来给我们自己用。

这位总督本人曾到过加尔各答，对我们所告他的土兵之变的进展与前景深感兴味。傍晚我们到卡尔萨达大道、即公共散步之道上驱车。可惜天已太晚，我们未能如愿多看一看那许多马车里白的或有色的乘客；那些马车沿整条大道成两长列，由隔一段路便驻着的骑警按各自该行的一侧管着——那些骑警虽不那么华丽，却同御马卫队的哨兵一样庄重自大。

在马尼拉，同别的天主教国家一样，除节庆之日外最喜气的一天是主日。恰好我们在那里的那个主日又是一位圣者之日——上教堂都在早上，跳舞在晚上。前一件几乎随天亮便起；而我们所参与的军中弥撒之礼，须费一番早起之力。那座大堂正在修缮，我们所进的几座教堂没有一座是建筑或装饰上可称的样品。举行军中弥撒的那一座到的人很少。我们初进去时，几个秀美的女子身影——深色的肤、明亮的眼、优雅的披纱垂在肩上——散在各处跪着；又有几个老人在角落里含混念着、划着十字：这便是全体会众了。随后外头军乐一响，两三个团便进来了，兵士脱着帽，筒帽在两肩之间晃着。六名兵士拔剑立在祭坛台上；教士们进来时，这几人举枪行礼，而乐队以一支极悦耳的华尔兹开了场。说实在的，从头到尾整场礼都是音乐的；主礼的教士是个极黑的人，只作些哑剧般的动作，而乐队按他的手势变换节拍。他把圣体举起时，他们便跪下，奏一支极像波尔卡的曲子，同时合着乐极快地划十字。随后是几段调子，外行人会当作加洛普或四对舞。整场行礼全然没有一点神圣的性质，也只持续了约半个钟头。那些兵士是一群相貌端整、身架挺拔的人，穿着齐整的白制服，红色的翻领镶着黑边。军官几乎全是自西班牙来的，因为这一路差事是人所爱、而且待遇优厚。西班牙在菲律宾的军队维持在约一万二千之众。他们上一次出动，是在一八五一年，那时派了一支四千人的兵去惩苏禄的拉惹：这件事他们办得令人满意，损了约一百人。近来又有一支三千人的兵与法国在交趾支那的军队结盟，作了一番不成功的尝试，要使那个国家的王屈服。

那些挂满旗子、载着一群群盛装寻乐之人往甲米地赴节庆的汽船，我们都不必倚仗；因为「红隼号」（巴森中尉）〔注一〕曾进马尼拉修船，它在两个钟头里把我们舒舒地载过港去。甲米地有官家的船坞；那位西班牙准将过来查看这艘刚经了绕好望角之航的风险的奇异小船，它那细微的尺寸使他惊诧。他的居处就在船坞里，我们往镇上去时穿过船坞。它不大，也不怎么号称坚固。甲米地约有一万五千居民；夜色合上来时，正街呈出一片喜庆灿烂之相。那些房屋虽是两层，却又小又不起眼；可无数灯火在每一扇窗里闪着，华丽的彩幔自阳台上垂下，小姐们倚在阳台上吸着纸烟，笑着望底下的人群——那人群在急切期待那场大观之中来回涌动。

一阵焰火齐放与一支军乐队激昂的乐声，报知行列起行了。随后是照例的争位与手帕之失；而从人群里让出的一条道上过来的，先是乐队，然后是一位黑衣白领的先生，看着像个司礼，管着向人群中愿入行列的人分发蜡烛。这些自愿持烛之人排成两行，两行之间是一队队成双而行、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蹒跚而过的小小修女与修士，穿着全副教服，其中最大的也许才五六岁。那些小修士剃了顶、穿着凉鞋，极其庄重严肃地牵着比他们更小的姐妹之手，生出一种极为怪诞的效果；而随后一群孩子穿着极其夸张的花装，若说还有可能的话，把这效果更增了一层。随后是圣母像，由被幔遮着的人抬在一座木台上，台上满是金箔与蜡烛，教士随其后，而两三个团上着刺刀殿后。这一番排场一了，夜间的欢闹便真正开始。持烛之人把圣母送回之后，便狂然投进方丹戈舞与卡丘查舞之乐；每一家都向生客敞着门，只要他愿意参与这一晚的消遣；而几乎家家都跳舞赌钱，直到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既不奉哪位圣者，便奉作前一日所犯放浪之后歇乏之用。

我们既已决意当夜便往内地起程，便不受留在甲米地多待之诱。说实在的，我们既已极其合规地把这一日的礼拜全行过了，便觉得那篇讲道可以免掉；于是半夜里，我们并不在跳方丹戈舞，而是舒舒地窝在帕西格河上一只独木舟的底上，被船夫桨声的节拍哄着入睡——他们正把这只小船迅速地逆流撑上去。同我们此行的还有奥某先生与夫人，我们在马尼拉逗留期间多蒙他们的殷勤。天亮时我们已在拜湖上，在塔利姆岛的背风处。它那些火山高丘直到顶上都是林木，又凹进许多可喜的小湾，湾边镶着垂下的竹。这湖的形状略如马蹄——一道半岛，尽头是塔利姆岛，恰成蹄心。自此我们横渡到南岸，那岸上高峻陡立的山看着比较近；可往西看，湖水便成了地平线。拜湖是东方群岛至今所发现最大的一片淡水，长二十八英里，宽二十二英里。

我们的去处是赶着吃一顿晚早饭到的，它以几处温泉而闻名；那些泉几乎就在水边自地下涌出，使疲乏的旅人得以洗一个热水浴解乏——不过那水温高得足以在四分钟里煮熟一个蛋，他还是不要冒然试验为好。因了这些泉——它们一时曾颇有名——这村子便叫洛斯巴尼奥斯。它只由几间土人的棚屋所成；我们在其中一间架在木桩上的棚屋里，在一群赞叹的土人围观之下，把耗竭的元气养了一养，以备往索科尔梅岛一行。所幸我没有读过那位有趣、却极其大胆的传奇家拉·吉罗尼埃的记述，否则我们的胃口或许要被对即将遇上的凶险的预想弄坏。他的胃口显然是被弄坏了的。土人曾告他说：这岛上那个小湖里满是鳄——它们贪食之甚，「乘独木舟急划而逃是不可能的」。拉·吉罗尼埃说：「他们所言颇有道理，可我们从不曾被凶险或难处所阻」，云云。于是他同他的朋友林赛先生便冒那桩险事，乘独木舟到一个据说有鳄的湖上去。「我们离岸还不到几码，便都生出惊惧之感；那无疑要归于对凶险将至的预料，也要归于呈在我们眼前那地方之相。」随后是一场可怖的鳄群来袭——「土人所报的那场大戏就要实现了」，云云——「这时林赛脸色发白，把枪直对那畜生放了」；如此等等。这一番文字的确否，可从这一件事上判知：他把索科尔梅湖估作高出拜湖一千五百英尺，而实际至多十五英尺；又说它「除了那颗天体当顶之时，是承不着日光的」，而其实那湖岸许多处不过二十英尺高，只有一处约二百英尺，况且这湖周围至少两英里，它享着那颗「天体」赐福之光的份是相当公道的。为拉·吉罗尼埃作猎手的名声起想，我们盼望他使枪时所显的胆气，确如他使笔时所显的那样足。

我们绕湖沿岸划着，为它的秀美所醉；在遮着湖岸、垂入水中的丰茂草木之下，避着正午的日头。成千的狐蝠择了这些绿荫作它们的退藏之处；它们那不好看的身子被自己伸展的翼遮着，以脚倒挂，自伸出的枝上垂成一串串暗色的花彩。被我们的临近所扰，它们便扑翅飞过湖去；可我们不久便以枪声唤起那湖沉默的回响，两三只这样的巨蝠重重地落进水里。那些鳄若确曾存在，显然还没有从拉·吉罗尼埃来访时必定造成的那场惊惶里复元。没有一只敢把鼻尖露出水面。

我们不舍地离了这片仙境般的景色；把独木舟拖过那条窄窄的地峡时回望它，觉得它更像一颗嵌在翠玉里的钻石，而不像一座死火山的口。事情既然如此，索科尔梅岛的诱人之处竟使我们留得太久：等我们起程回去时已晚，而其间起了一阵大风，猛烈到使我们沮丧——船夫起先竟不肯冒险横渡。我们坚持要他们试一试，结果并不使人振作：我们那只轻薄的独木舟才一暴露在风与浪的全力之下，便进了一个浪，灌了半舟水，把她危险地压低；于是我们不得不狼狈地退回一个小湾，那里泊着一只官家的快帆船，我们指望同它的船主谈妥。可惜的是：那船主虽不是不受银元影响的，他的人却不在；而我们一行那位女士既不为我们先前的经历所慑，我们便决意在自己那只小船上作些改良，再试一次浪。我们先把船篷取掉——那篷紧扣在两舷上，使她有一副不祥的巨棺之相，而万一翻船，极可能她真要充那个用处；随后加固并加宽了舷外的支架，把帆收到最小，便又一次撑进湖里。那一夜仿佛没有尽头，整整十二个钟头我们同浪相搏；浑身湿透，坐在船底的水里，主要忙着舀水，船夫的帽子倒极为有用。天亮时我们又饿又染了风湿，正顺帕西格河急流而下；可在早晨和暖的日光之下，我们的境况迅速好转；回到文明一个钟头之后，我们对此行的奇遇已满意到把它的苦处都忘了。

我们所见吕宋内地虽少，却只使我们更加抱憾：时间有限，不容作一趟更远的行。这岛给寻幽览胜的旅人供上壮丽的景色，而它出产之杂又给人一片广阔而有意味的观察之地。然而政府在这一点上不大肯满足外国人的好奇；而以广植烟叶而闻名的卡加延与加潘两区，不费些事是访不到的。甘蔗种得极广。不过那糖只由乡下人以极其原始之法一小批一小批地熬制。奇的是：在既无蒸汽之力的情形下，它竟成了输出最大的项目之一。它几乎专运往的市场是英国与澳洲。另一方面，美国似乎独占了麻的贸易。近来的俄国之役有一个效果，便是大涨了这项货物在马尼拉的价。未加工的麻负着一项出口税，而马尼拉绳则免税。在菲律宾，同欧洲大陆各国一切别的殖民地一样，这个国家壮丽资源的开发，被一套在我们中间早已破产的政治经济原则所立之制的沿袭所束缚；而我们只能盼望：它抵不住别国开明见识与商务进步的压力太久。

其间我们的炮艇已把它们自英国来那趟漫长凶险的航程中所受的损伤修好，又可以出海了；于是我们怅然别了马尼拉，再一次把航向定往天朝——那里正有事在进行，而我们拖着这样一只有用的小船到那里，便要双倍地受欢迎了。

（原注一：这位勇武的青年军官在近来攻白河炮台之役中阵亡。）

六最后通告与广州临战

普提雅廷伯爵图抵北京——珠江上的不法之举——一纸古怪的土人告示——宁义堂——备战——最后通告——占河南——叶名琛的回文——咸丰帝与祁宿藻问答记——登「暴怒号」——水上居民之散去——广州临江一面之相——限期届满——泊丹麦岛——居民的气性——炮击之延。

我们往马尼拉期间香港所发生的头等大事，是我们的总司令阿什伯纳姆将军乘「阿瓦号」赴加尔各答，以及额尔金勋爵移入他在岸上所腾出的房子。气候渐凉，使这番迁移双倍地可享。十一月初，美国公使列卫廉乘一艘尺寸巨大的巡航舰到；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伯爵则乘一艘尺寸极小的明轮汽船到。后者是由陆路自圣彼得堡到黑龙江的，不过其间曾请求由恰克图入北京。此请既被拒，他便自任其责前往白河口；在那里他被告知：自那一点不能代他同北京朝廷通任何消息。然而过了些时候，人许他：可以把一封信递往北京；可他若要回覆，便须回恰克图在那里等。普提雅廷伯爵不肯依这些条件，因此末了议定：把回覆送到白河口给他，他要回到那里去领。隔了几个星期，普提雅廷伯爵再一次出现在白河口时，他领到了回覆：内容是不肯在北京见他，并断言无论如何「磕头」之礼不能免。他这番经历的结果，实则证实了额尔金勋爵自一开头所抱的意见：同中国政府无事可办，除非在白河；而且要到那里聚起一支足以使京师生畏、且其形制宜于行驶通京师那些浅水的兵力，好给外交的说理以不可抗之力，才办得成。

约在此时，出了一件古怪的事，可见出住在珠江河涌与岛上那部分较不法之民性情之横暴，也可见出他们把本国所陷的祸乱化为己利的巧智。这件事也有教益之处，因为它显出那些不幸的良善居民可能遭受的祸害何等之多、何等之重——他们发觉我们的巡船远不足以代替从前护着他们、而被我们赶走的官船与兵船。有一纸呈文递到额尔金勋爵处，内附一份据称已在民间广为流布的告示的抄本，其文如下：「照得英国水师现自虎门沙角起、上至石门一带驻泊；兹为酬英船保护居民、免不法之徒擅自割禾之故，特议定：每中国一亩纳银二钱，交入英国公所，名曰宁义堂，在内塘附近；凡种田之人，限于十月三十日、三十一日或十一月初一日，携银赴堂。缴银之后，即发给割禾之照。倘有人无照而擅割或擅运禾谷者，大英宁义堂之船即将其人连船带至该堂，船只没收。」上面这纸告示后附三条规章：「一、凡在内塘大英堂所注册之田，每亩均发割禾之照。二、凡兄弟辈认得该印为本堂之印者，即将所扣之人立即释放。三、凡运米之船，无论出自何村何寨，均须赴堂报明，其文照即于堂内签验，以免耽延。」威妥玛先生译了上文，额尔金勋爵便请他立即与提督接头，设法查出这座英国宁义之堂，并把应得之罚加于那些人——他们纵未污我国的清名，至少是狠狠害了他们自己不幸的同乡。威妥玛先生带了一支兵前往乡人所指为该堂的一所房子，在那里发现六人带着锁链，又有些文书，其中一纸称：已奉英夷船主之命看管禾谷，并威吓凡兄弟辈敢自行割禾者。要把这罪名归到附近任何人身上是难的；不过有一个买办——即专司给江上一艘女王陛下的军舰供应食物之人——被认了出来，因此被拘。世上大概除中国之外没有别的国家能结起这样大规模的一个组织：以本国仇敌那可畏之名为护符，以和平与爱国的符号为旗帜，而以掠夺榨取乡邻为其目的。

中国虽大体上或许缺少爱国之心，可爱国之士在此地同别国一样，只要出钱总找得着。于是我们查出香港有一名探子，我们抄了他的文书；他逐日记着那里的事，并冒着几分自身的风险，把香港所传关于我们动向的一切计划与传闻，详详细细地报给浩官。于他的报告，没有什么是琐细到不值一记的：港内船数、军队每日的操练、额尔金勋爵的相貌与传闻中的性情、我们在印度损失之大以及土兵之变的缘由，一概记得细密，可常常有误，再由浩官转给叶名琛。有些消息是住在香港的美国人所供，有些是我们雇的中国人所供。

其间斯特劳本齐将军已接阿什伯纳姆将军为总司令，而实战在望似乎把新的生气与精力注进了香港那支孱弱疲损的驻军。构成它的那一个虚弱之团不断受检阅与操演，练宿营、练射击。炮兵操演日日轰鸣，加上提督或全权大臣往来行礼节之访时各船不断的礼炮之雷，开始使香港的中国人心里准备着比那多年来他们所惯的「洋泾浜的口舌」更要紧的事。我们此时只等海军陆战队最后一队；他们十二月初抵达，使再延已无必要；该月十日，威妥玛先生同马奎斯先生持休战旗前往广州，把法英两国全权大臣的最后通告交给叶名琛派来接收的一名属员。

英国公使这一回致钦差大臣的文书里，说到广州官民同外国人往来时一向所持那种敌视厌恶的特别姿态，与别的口岸相比如何；说到他们坚拒履行条约之权；说到由这种不令人满意的局面所生的不断争端；也说到上一回广州人以何等野蛮的方式进行敌对行动。为证明这些控诉并非无据、也不只限于英国臣民，他那位大人提到近来美国人被迫夺取猎德炮台一事，并提到法国人已准备同我们一道，决意为往日之害取偿、并为将来之害取保。

履行条约之约、以及赔偿英国臣民所受之损，是要钦差大臣照办的唯一要求；并给了自十二日起算两日的最后限期：这期间河南岛要被占作实物之保；期满而仍不照办，便要取广州。因上述之告，河南于十五日被四百名英国海军陆战队与一百五十名法国水兵顺利占领，居民方面并无抗拒之举。

次日叶名琛的回文到了香港。这位大员否认广州居民同别口居民对外国人的心意有何分别；否认任何条约里有关于开放广州的条款；那问题虽曾两度提出，他声称已最终作罢；随后提出一层辩驳，说没有条约能强广州百姓做他们所不愿之事；并劝额尔金勋爵采文翰爵士所行的政略，那样或可像文翰一样替他挣得巴斯勋位。叶名琛接着历数文翰爵士与包令爵士谋开一条更直接通京之路所遇的不成功，以为不可抗皇帝之意的一例。他随后议论「亚罗号事件」的是非，警告这位使节不要占河南，说那容易招致敌对行动；末了向他那位大人保证：凡现有的难处，都可经一点和好的往来文书而圆满安排。

下面这篇咸丰帝同一位广东前任按察使的问答之记，可给皇帝与他那位广州钦差大臣的政略、给他们对夷务所知之广、以及给他们消息之所自来，投上几分光。这篇极有意味而古怪的文件，是叶名琛被擒之后自他衙署所得的文书之一；其后由威妥玛先生译出：

咸丰帝与广东前任按察使祁宿藻问答记，一八五一年

〔下文译自广东前任按察使祁宿藻致叶名琛的一纸奏记，所记是他任满回京、照例得着召见时同咸丰帝的问答。

密迪乐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及其叛乱》里（第一百二十八页至一百三十六页），载有先帝同柏贵——今之广东巡抚、当时为该省按察使——一篇类似的问答。那是一八四九年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次召见将终之时，先帝问柏贵是否认得新任按察使祁宿藻，并主动对他作了极好的评语，说他是个诚实而不做作的人。

他同叶名琛的往来文书在叶处所得甚多，其中便有此处所译这纸奏记，并附一纸小注，说明除这奏记所关之事以外，皇帝还问了东莞县生员的举动——他们近来因不满官府而拒赴科考；又问了一名武官据称的失职，那人对广东一带的匪徒极为退缩；末了还问了《性理精义》以及另一部书的刊行，那两部书是皇上依一位大员之请、为挽回世风而下令重刻的。

祁宿藻是祁寯藻之弟；祁寯藻不久前去世，为四位主要军机大臣之一。——威妥玛〕

（译文）

召见之时，皇上极其详细地问了臣的仕履、家居、家口，以及臣入仕前后的经历。这些问答臣不另录呈大人，只把皇上垂问广东事务的几条陈于大人之前。皇上问：

问：英夷现今安静否，抑或不然？

答：迄今尚属安静。

问：将来他们的贸易不会生出事端么？

答：夷性多可疑之处。二三月前接他们一件文书，以恫吓之词提出数事。〔注一〕徐、叶深知其诡诈；对付他们惟有坚定明断，故所作回文用字不多不少，恰足以驳〔注二〕夷人所言，于是他们无可置辩。

问：你知道他们所写何事么？

答：徐、叶办理夷务，以慎密为要。他们身为总督、巡抚，凡所应作回文，皆彼此密商。臣与同城之司道各员，虽同居一城，皆不能预先得知。有时若须咨询布政使柏贵，他所拟的回文还要经他们核定；此等事既已办结，徐、叶必定告知臣与其余各员。从前办理夷务之时，事未发而消息已到夷人处；今则连常在徐、叶左右之人，也不能得知他们所筹之策，故夷人无从探知；而我们这一面，则于关涉他们各国之事无不确知。

问：他们各国之事你们何从得知？

答：外洋有新闻纸。凡关涉各国之事，纸上记载极细，而我们有力设法取得。且夷人于翻译一事不能不用我们的人，徐、叶便设法使他们所雇之人每月私下把详情尽数供出。我们于是能知凡关涉他们之事。

问：在夷人处供职之人，何以肯把消息供给我们？

答：每年只须多花数百元赏他们。为此他们便乐于效力。再者，若自某一处所得之信看着不确，别处还有送进来的；各处所报若相符，那消息自然可以尽信。

问：他们的新闻纸是夷字的还是我们汉字的？

答：是译成汉文的。〔注三〕

问：那些纸你见过么？

答：去冬清远之役，叶〔注四〕曾得着几张，给臣看过。

问：纸上说些什么？

答：臣记得一事。英人同孟加拉交兵。〔注五〕孟加拉一艘兵船要经英人地界去攻扰别国；英夷管事之人〔注六〕不许她过。两边开火，沉了英人一船，管事的头目死了许多。他们国主在议事之堂〔即议院〕聚集头目〔原文作「头眼」〕。堂上有人主张同孟加拉讲理，也有人主张兴兵取偿。臣又听叶说：国主给文翰的历次来书，总吩咐他同中国和好通商，不要生事多事。又说：为酬他办理通商之功，国主赐文翰一种勋饰，名叫「阿达巴」〔即巴斯勋位〕，略似古时的红金鱼袋。〔注七〕文翰得此甚为得意。他到处夸示；这便可使他不再生事了。

问：夷人来书中如何陈说他们所称的委屈？

答：臣自清远之役回广州交卸时，徐、叶告臣说：三月间文翰〔注八〕来书称：五口之中有两口货物销路不大，即浙江、福建两处；他要以此两口易别的两口。杭州、苏州都合用；若不能，则镇江亦可。镇江若亦不能，他的兵船便不得不往天津。徐、叶回文说：五口通商久经条约议定，不能更改；况且中国每年所销货物有一定之数，其多少并不在口岸之多少。试取五口未开以前的贸易，同开后的贸易相较，一算各方的盈亏，你们自然明白。倘两国和好之中，你们的兵船擅往天津，那便是你们这一面先启争端；咎不在我。自这回文发出之后，未再接他们来书。

问：除文翰之外，还有何人办理夷务？

答：臣听说文翰是总头目〔原文作「兵之总头」〕。此外还有郭士立与密迪乐。郭士立从前在中国时是惯于弄机谋的。〔注九〕这一回听说国主只令他专管通商之事，不许他干预政事。

问：别的通商各国同英夷和好么？

答：英夷前次生事之时〔即一八三九至四二年〕，各国助他。后来听说英夷因用船之事深欠各国，其值不能自各国追回，因此颇多龃龉。别的夷族又妒英夷得了志；故虽外面看来和好通商，实则各顾自己的利害，不能真正推诚。

问：法国人在广东安静么？

答：法国人在广东一向不生事。可听说除通商之外，他们最重的是传他们的教。

问：一般是什么人行他们的教？有生员举人在内么？

答：都是些没有见识的小百姓。他们所听说的只是行善可以求福〔注十〕，因此多半被他们迷惑。生员举人读书较多、略知义理，因而自重，自然不至于这样受骗。臣从未听说这等人入过他们的教。

问：广东也有因奉教而被究办的么？〔注十一〕

答：臣听说从前有过。自臣去年到任至今年四月，一直没有；四月间叶密函告臣：英德县有李三万被报称充「红头大王」〔注十二〕，为他效力的有若干背义的举人——那些人早已同游民等辈一同被黜——暗中同衙役兵丁结连，其中多半奉教；他要臣派属员密查。臣确曾派一属员去，那人改装遍历该县各村，查问一个多月，可并无确据。五月间臣把职事交与崔栋，他又派人往翁源、曲江各处遍查。臣离广州时所派之人尚未回，此后所办何步，臣不能言。

问：天主教〔注十三〕在山西不也有人传么？

答：有。臣作生员、在平阳府洪洞县管教之时，匪徒曹顺等杀赵城县官，据了该城。洪洞离赵城只三十里，我们日夜戒备；一日接平阳知府密札，称洪洞县城商家巷内有人传教、劝人入教、讲说规条、诵念经卷，并嘱因他们极可能同赵城匪类结连，应密加拘捕。于是知县会同营兵拿获一名直隶王姓之人，那人正在那里传教；他身上搜出一具十字架与几本天主教的书，都是西洋字的。此后凡传教奉教之人，一概依律究办。

问：他们的书上说些什么？

答：臣所见除别的以外，还有几本抄成汉字的，都是讲耶稣的。耶稣便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那些书意在劝人行善、存好心、做好事。可奉教之人极其齐心；虽在平常情形之下，那些没有见识之人不过守斋求福，成不了大害；可若日久之后，其中出一个出众之人，他几乎必定要以煽惑迷众而生事。

问：香港的夷人房屋你见过么？

答：臣未见。珠江上外国商馆里的房屋臣见过，可从未进去。

问：你见过夷人或夷船么？

答：臣在珠江上见过一艘花旗〔即美国〕汽船。船上有夷人，男女都穿白衣。可她离臣的船太远，臣看不清。

问：花旗是何国？

答：美国。该国贸易极大；极其富强，却不生事。

问：美国既富强，何以不生事？

答：大凡外夷通商，因其性贪。其中一国若破和生事，别一国贸易之盛便要受损。故英人此刻正穷困；〔注十四〕可他们若破和，所伤不止他们自己的贸易：别国因此必定要反对他们任何过分之举。他们若起事端，美国人必定是末一个助他们的。

问：美国人何以不助他们？

答：臣听说美国人同广东旧日的行商伍崇曜〔浩官〕有极要紧的银钱往来；实则他们还欠着伍家的银。英夷的每一举动，美国人必定私下通知伍家；伍崇曜因而私报徐、叶，他们便据以预为防备。故去年英夷一艘兵船要来天津〔白河〕，便是由美国人的通报而得知的。这并不表明美国人于我们有什么真心的交情：只是他们求利之心切，怕自己的贸易被英人所扰罢了。〔注十五〕

「香农号」既不在，「暴怒号」便被拨给额尔金勋爵。她吃水极浅，于此用途比「香农号」合用得多；而奥斯本上校为把她布置得尽可能舒适以供使团起居，不惜任何气力与个人的牺牲。十七日我们都登上了这条好船；此后十八个月，她注定要作我们水上的家。我们随即溯江而上到布伦海姆滨，葛罗男爵同法国舰队已聚在那里。看来叶名琛给法国使节的文书，同他致额尔金勋爵的那一件一样，措辞固执不让；因此在「大胆号」上所开的一次会议上议定：因这位钦差大臣回文之不令人满意，此事应交海陆两军当局办理；不过在最后限期届满之后还要宽几日，以给居民一点脱身之机。

我趁提督溯江而上之便随他到河南去。过澳门炮台——从前我们溯江探查的界限——三英里之后，我们绕过河南岛之角，景象便新异而有意味起来。其中最触目的一点，是中国人这一面对他们必定早已料到的进攻全无预备之举；更不必说对我军占河南的栈房作任何积极抗拒，或去扰那些已静静泊在城墙之前、离墙上炮位不到一百五十码的兵船。自保的本能看来只及于水上居民；他们在船到时同时散去，避进这一带地方纵横的许多河涌里。可即便这些人也没有全然不见；时时有一所两层的宅第使我一惊——带着廊与瓦顶，看来是一条街上最末一所房子——它从容地自邻舍之间脱开，泰然顺流而下，往某处水上的安稳退处去。这样迁往别水的约有五十万人；他们到了那里怎样谋生，仍是一个谜。大概他们也走了宁义爱国那一路。

河南岛之角极宜于所设之用。那些栈房是构筑结实的宽大长屋，自水边一直伸到一条窄巷。巷的对面是一排寒陋的小屋，其后是一片广阔的泥滩，把我军同一片人烟稠密的中国近郊之区隔开。这些栈房里许多装着茶、蜜饯与别的出口之货，正由中国苦力在货主的督看之下迅速搬运。不过那些姜、金橘与别的蜜饯，往往于我们的兵是过强的诱惑；他们抹得满脸、指头发粘，便是不容置辩的凭据——那些罐子过手时是抽了税的。到了傍晚，那些高敞的库房被石地上生起的许多大火照亮，火旁聚着一群群面容粗硬的人，那景象活跃而风致；倘若中国官府在场目睹，那对他们决不是什么可安慰的事。

第二天我去看一队工兵在海珠炮台上筑一座臼炮台。一大群人聚在江那边城一侧看他们动工，又有人被派在为此而搭、高出屋顶的台上瞭望。我爬上那小岛上的一株树，望进钦差大臣的衙署，相距不到一百五十码。自这一点望去，广州呈出一副极其破败之相：江岸上散着房屋的瓦砾，那是前一年炮击与火灾之果；外国商馆的旧址覆着堆堆垃圾；半塌的房屋在倒伏的邻舍之上举起枯瘦的山墙；而一些赤贫之人在正主嫌太暴露之处所搭的可怜棚屋，更添了这城残败之相。然而人仍沿江边来往匆匆，在我们的炮口之下摆渡而过。我从其中一条船「巡弋号」上数得城墙上七门炮，炮口所指恰好覆着她的甲板。下午额尔金勋爵乘炮艇过城，他对这城荒凉之相所感的惊异，同对它居民那份漠然的无所谓所感的一样深。

二十一日，即最后通告所给限期届满的前一日，全权大臣与海陆两军总司令在黄埔开了一次会议，商定进攻之处与预备之事。二十四日，两国全权大臣告知叶名琛：限期既满，他们已请海陆两军将领动手；额尔金勋爵并声明：他「为英国政府保留此权，即按钦差大臣拒不接纳调停之条所造成的事势之变，提出在他看来有理由提出的额外要求」。同时叶名琛也收到两国总司令的告牒，称他们有意在四十八小时届满之时进攻该城，若该城在此期内不降。钦差大臣在答额尔金勋爵文书的回文里，又回到「亚罗号事件」上，并就他前一封信里所论各点长篇申说，语气与所抱的意思大体上丝毫未变。其间连日以来，巴夏礼先生冒着不小的个人风险，一直在河南以及沿城临江一面张贴告示，劝居民在将临的炮击期间离城；可他们聚在告示前那份漠不关心、以及他们时而撕下告示所显的轻蔑，只证明他们对将至之险何等无感，而指望这些警告生出什么效果又何等无望。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泊在黄埔、紧靠丹麦岛之下，而我们主要的消遣便是在那处风致之地游荡；那岛周围虽不过五英里，却错落成丘、谷与肥美的幽谷，一群乡下人在这一切祸乱之中安然住着，对他们省城的命运似乎全然不以为意。说实在的，其中许多因贸易中断而受损甚重的人，倒宁愿我们得手；而在一个村子里我们遇见一个从前住在黄埔、略会说英语的人，他向我们保证：他所说的话在同乡中是极常有的意思——「你快快拿下广州罢；我这里没钱赚了。」他还告我们说：军队已两个月没关饷，极其不满；而官府同他一样，其实也深信我们有取城之力。不过随便进村子是不稳妥的。我们在丹麦岛上虽见人心向善，法国使团有几位在黄埔岛上却没有受到这样好的接待，而且发觉离船太远游荡是不安全的；无论如何，晚间散步带着手枪是可取的。

我们过圣诞日的法子，是把「暴怒号」移到她此后留在江上期间注定要占的位置，为的是尽她吃水所许地靠近广州。奥斯本上校把她推过猎德炮台，直到她的头埋进泥里；自主桅楼上得着一片全景，望见那座城以及四近一部分地方——不久那里便要成为陆海两军行动的场地。葛罗男爵暂居的「普里莫盖号」就泊在我们船尾。照告牒之期，炮击本该在二十六日开始，可预备到二十八日才够齐备。于此便可见：官府有过一切可以让步的机会，百姓也有过一切可以顾自己的安危与保自己的产业的机会。

（原注一：他们无权提出的问题；字面意为「不自节而出枝」，取象于竹。）

（原注二：此字兼有相当、驳辩与责斥之意。）

（原注三：即他所见过的那些报，下文便见。）

（原注四：叶当时为广东巡抚，离广州往清远、英德一带剿办匪乱。）

（原注五：大概是指缅甸。）

（原注六：字面为「英夷管事之人」。这极可能是「东印度公司董事」一语之译。）

（原注七：古时的一种饰物或勋饰。）

（原注八：指文翰爵士奉外务部训令于一八五一年四月十九日所发之书，其中提议互易口岸。）

（原注九：郭士立先生当时为汉文参赞，一八五一年一月回华。）

（原注十：孔门之教并不教人只为求报而行善。乃是佛教、道教与别的迷信，使百姓去媚神求福。）

（原注十一：皇上所说的「也有」，大概是指「同广西一样」；不过朝廷对那里的祸乱至今几乎未加注意。臣所译作「究办」一语，兼含加刑之意。）

（原注十二：叛者久以「红头贼」为人所知，因其缠头。不过此处所用的「红」字是另一个字。）

（原注十三：此处写作「天祖教」，即天之祖父之教；显然应作「天主教」。那是罗马教传教士所传的基督教之称。）

（原注十四：他的意思是：因此不大会开战。）

（原注十五：这份极其古怪而有意味的文件其余部分见于蓝皮书。我所以在此处摘出这一段，是因为它以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式，例示出我们在中国官府眼中所居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付我们时所受的见识之影响。）

七广州之役

登陆——进逼林氏炮台——诡诈的战法——取林氏炮台——乡勇来攻——夜间的驻处——炮击续行——贝特上校之死——同乡勇的小接触——攀登广州城墙——城中之相——自火药局山所见——取城——取卧乌古炮台——中国人的抢掠之伙——广州的满洲驻军——公署的状况——火药局爆炸。

二十七日，我们自瞭望之处得以看见：军需总监克利福德少校率一队人登陆，那队人由班尼斯特少校所领第五十九团两连与工兵组成，去搭起次日清早卸载兵与炮所用的跳台。由第五十九团所守、往内地伸出约半英里的哨所，夜间未受扰。因河涌水浅，登陆定在次日九点，那是潮水便于我们炮艇的最早时辰。可法国人既用的是船上的小艇，先到了跳台，请斯特劳本齐将军容他们登陆，他应了。他们登陆还没有完，第五十九团其余的人与炮兵便乘炮艇到了；第五十九团一上岸，他们与法国海军旅便朝林氏炮台推进，班尼斯特少校原先那一队在前。我既在法国报上见我们那些勇武的盟邦自称有先于二十八日登陆之功，那么把他们在一处自前一日起便在我们手中之地登陆所冒的风险之大说明一下，也只是公道。

自我们那处高处，我们把炮击之始看得极为清楚。炮击在天亮后不久开始，一连二十七个钟头不曾间断。十点定为「暴怒号」水兵在奥斯本上校率领之下登陆之时；我随他同去，便得着在最有利的境况之下亲眼目睹一切行动的机会，我是乐于领受的。

多亏工兵出力，从登陆处附近那村子里开出了一条相当好的路。过了那村子，我们遇见第五十九团一名受伤的兵与法国海军旅两名受伤的兵——这是我们前进曾遇任何积极抗拒的头一个凭据。这几人是在一场小接触中受伤的，那接触以中国人仓皇退却而告终。在村里遇见洛赫——他暂附在将军的参谋处——我便同他尽快赶往前面。我们前行时，地面变得极为破碎：覆满坟墓的小丘四围是干稻田，丘坡有时被稻田切成台级。那正是适于散兵相搏的地面；我们的敌人若不是不足挂齿，本可以在我们前进之时狠狠地扰我们。而实情是：其中所有的一点危险，毋宁出于一种诡诈，而非出于明面的战法。第五十九团的哈基特上尉在传令之时，于我们离开上文所说那村子之后不久，忽然在村中被围，头在他自己部下望得见之处被割了去；那些部下杀了一名凶手，捉住了另一名。这人被押到大营，当晚便被绞了。我们所遇第五十九团那个兵告我们说：他是过了一道树篱之后被自篱后打伤的。说实在的，要知道该把谁看作敌人、该把谁不作敌人看，是极难的。那些山上挤满看我们行事的人；然而只能自然地设想：每一个村人心里都是敌人，虽然他们不敢公然作战，也似乎没有料到我们会把他们当作仇敌看。

我们在离那村子约一英里处到了前面；我们到时，法英两国提督与斯特劳本齐将军正坐在一座坟上吃午饭。前队追退却的中国人推进得这样快，因炮与弹药未及运到，行动便有了一顿。况且我们已逼近林氏炮台，而先前议定取此台便算完了第一日之事。法国人既带着一门轻野炮，便议定由他们自一座在射程之内的小丘上向林氏炮台开火，而第五十九团则占住右边一座庙，自那里可以用他们的恩菲尔德步枪打着炮台的炮眼。那座庙已空无一人，我们便过去，在墙的遮护之下，以设法压住守军断续放来的无害之火自娱。我们的野炮一上来、一发炮弹在他们近旁开花，这几位勇武的守者便毫不迟疑地弃了炮台——这一点我们的盟邦同我们看得一样分明。等到最后一人的旗号消失在那边的高地之后，法国人便冲了进去；而必须承认：我们没有理由不照样做。这于两边都是全然无险的一桩事；可我们的盟邦察机较快之功，是该归他们的。说实在的，我们自己有些人这份机敏竟少到这样地步：他们大喊着朝炮台冲去，显然把台上飘着的三色旗当成了中国旗。法国水兵常在他们宽大的裤袋里带着小三色旗，因此他们的战功宣告得快。这一回那位领头的陆战队员先见之明地给自己备了一面本国的「旗」，手执旗跃上墙头，一口气喊着「提督万岁！皇帝万岁！法兰西万岁！英吉利万岁！」，激起了极大的热劲，当场被他的提督拥抱，并受了荣誉军团的勋章。

这座炮台是一座小小的圆形之构，可容约二百人。我们进去看了，自胸墙上得着一片城墙的好景，相距约六百码。中国人一见我们占了它，城上的炮便向我们开火，可不甚有效。其间海军旅与海军陆战队一直在上来，远远地向右伸展，越过覆满坟墓与丛林的起伏之地。自林氏炮台，我们把他们同一些乡勇的一场小接触看得极清；那些乡勇此时第一次成了些气势出现。这些人不久便被逼回卧乌古炮台所在那座山之麓，可我们的人一退，他们便又上来。说实在的，交战双方始终隔着相当距离，中国人似因这种战法而添了胆气，开始在一个小村之后大批聚集，自那里作了一场大举的推进，无数旗帜挥动，喊叫夸嚣之声大作，又成对地放出散兵带着抬枪，向敌人做出轻蔑的手势，作出种种怪态；其中他们的头目——一个穿蓝衣、挎一把大刀的高个子——尤为显眼。他身后跟着一名旗手，在人群之前十码处一路跳跃。这支勇武之军末了占住了一片零散的树林，并躲进山坡上极多的马蹄形坟里，那些坟便成了天然的散兵坑。他们在坟上把头藏得严实，挑战地挥旗，并以抬枪伤了我们几个自一坟躲往另一坟的兵。那座山看着略像一片活动的兔窝。可自林氏炮台巧投两三发炮弹到他们中间，很快便把他们从藏处赶了出来；那位蓝衣先生领着他的军队往回蹦时所显的身手，比他推进时还要更灵便些。

因为这是我们打算过夜所占之处，这一下午剩下的时候便或用在以我们的野炮回击城上之炮，或用在乡勇每次敢图重占旧位时阻他们前进。这一日行动中我们的损失是微末的。除可惜的哈基特之外，我们没有一人阵亡；不过我相信其后有两三人因所受抬枪弹伤而死。这一幕若说不算战斗，也颇有意味而新异。因为参谋中无人有马、而距离又远，我们两三个作壁上观之人很高兴发觉自己在传令上还有用处。我们夜间的大营是林氏炮台之后一座庙，由联军一支兵占着；而右边的竹林里，海军陆战队与海军旅扎了营。我们的睡眠由诸神诸女神主持，可可惜的是，被抬进廊上几个伤兵的呻吟搅得不轻。第二天天亮前很久，我们又一次戒备起来，在黑暗里跌撞着越过崎岖的地面到林氏炮台去；台墙被我们的人围台所扎那许多营火的惨红之光照亮。

其间炮击仍以不减之力进行；我听着圆弹的呼哨、看着我们臼炮台那些流星似的炮弹划空而过、或那飞蹿火箭的火痕，塞瓦斯托波尔往日的夜晚便有力地回到我的记忆里来。

天亮时敌人又一次向我们开火，而此时军队已在各处调动。右翼正朝一个小村推进，为的是占住村里一座名叫贫女栖留所的大屋。法国人同第五十九团在左边占位，而我们则越过那片破碎的地面往栖留所去。敌人尽力放着密火，可显然不能把准头对上。然而在到那村子时，他们确实给我们造成了一项无可补的损失。将军与他的参谋随着贝特上校前去侦看城墙，以备把云梯运上来。他们走到离墙三十码之内时，为躲那朝他们打来的密集火绳枪之火，便在一所泥屋之后寻遮护。可城壕是必须察看的；正是在履行这一危险的差事之中，贝特上校阵亡了——他是同皇家工兵的曼恩上尉一道去办这件事的。

先前同海军当局议定的停火之时是九点；那时还没有八点，而我们已在墙下了。我们船上的炮弹此时主要对着东门与我们当时所在对面那一段墙，不断落在我们自己人近旁：栖留所的一角被一发炮弹轰掉；另一发在第五十九团一队人中间开花，死一人、伤五人。

敌人的炮弹看来并不是对准我们的位置、或对准任何一点。它落在右边远处的菜园里，高高地啸过左边头顶，把后头无辜的树伤得不轻，而于作壁上观之人极不好受——因为没有哪一处比另一处更安全；那些无力的火箭有倒钩如箭，噗噗地四处乱落，在草里嗤响一刻；而抬枪弹那蚂蚱似的嗡声时时可闻。我们占住那村子时，居民——多半是老人，以及那些长着羊蹄般的脚、本该以栖留所为家的「贫」女——蹒跚地走出来，俯伏在地上捶胸；拖着小孩子在后头，在崎岖的地面上、在我们的兵之间绊着跛着而行；自然，我们的兵丝毫没有扰他们。

这一段时候里，由中国人组成的陆运队一直在把弹药运往前面，去打他们自己的同乡，对抬枪弹全不在意，而那份毫无爱国之心实在足以使人有所领悟。

其间一大股乡勇自北角绕过来袭我们的极右，霍洛韦上校那旅海军陆战队便散成散兵之列去拒他们。一支马德拉斯土兵步兵团的步枪连、第五十九团的一部分，以及斯塔德特中尉所率海军炮兵的一座火箭炮台，也向那些炮眼放着相当猛的火。自这座炮台所在的小丘上，可得城墙与行动全场的一片绝好之景；在下攻城之令以前，我趁坟上片刻的安静画了一幅速写。前景上几门重炮由比米什中尉所率水兵操着，正把炮弹投进火药局山。因我们此时已多少暴露在自己船上的火下一段时候，而法国人显然有意提前攀城，便下了令叫法国人与第五十九团攀城，他们同时动手。卢亚德少校第一个上了城墙，紧随其后是一位法国军官与第五十九团的格雷厄姆上校；不过皇家工兵的斯图尔特中尉若不是他的梯子塌了，本会同最前者争这份荣誉的。在广州之围这样于任何人都少有荣誉可得之处，两边哪一边要把这一点点全归自己，都算不得公道。几乎不必怀疑：攀城之时与攀城之处的城墙上若有人在，我们的盟邦同我们之间的争先决不会稍减热切；而实情是：梯子一靠上炮眼，敌人便弃了炮眼；自攀城到取火药局山，除我们自己的船之外，没有一枪是朝我们放的。

右边那支攀城之队不知左边已提前动手，因此势必迟了一会儿才上墙。梯子上不久便爬满陆战队员与水兵，像蜜蜂拥进蜂房。随后我们沿墙往火药局山奔去；广州静如一座死者之城，卧在我们脚下，这里那里有一具尸首躺在某条窄巷里，给这个比方添上几分真实。每逢见着一个倒霉的中国人在右边地面上奔逃、或左边街上一片蓝布之动显出有人在，便有几十发米涅弹如雨般落在那注定之物四围——可必须承认，难得打中。我看见一个人在坟间躲了至少一刻钟，在弹雨之中自一坟到另一坟短距冲刺，正如人在阵雨中自一处遮蔽奔往另一处一样。

城墙高约二十六英尺、宽二十英尺；那些炮口径都小，做工拙劣。过火药局山不远，中国人在墙上立住了脚，起了一场短而颇猛的近身之斗，其中吉福德勋爵受伤，而将军本人也被逼得极紧，不得不以他的手枪打死一人。同时敌人自约二百码外墙上架着的几门炮向我们开火，那些炮并没有立刻被压住。

此时自火药局山所见之景，是独特而令人激动的：二百英尺之下卧着那座城，如图展在我们眼前；一片广袤的屋顶，一座错综的巷阵——眼要追它的曲折而不得，只徒然自乱；这里一座塔，那里一座多层的庙、或一座衙署一重接一重的屋顶掩在丰茂的树影里，其上高耸着一对官旗之杆；这一切之外，是我们自己船上尖细的桅。往南望，景中主要之物便是这些；可其中最触目的一点，是那份令人肃然的寂静，那一百五十万人全然不动——他们躺在这厚墙之内如同已被埋掉，连脉搏似乎都被前一夜的可怖所止住；而他们若还想得动，唯一的心愿看来只是：但求征服者宽恕他们尚且活着这一件事。

这一面的死寂，被四围一片喧嚷弄得益发可怪。右边，西墙上的满洲兵正相当有力地回击我们此时已对他们架上的一门野炮；左边墙上仍爬满我们的人，他们刚攀上来、正拥挤而上。后头那两座水兵炮台局部着着火，我们正自火药局山放几枚火箭把事情办完；而自同一处，我们刚向仍被敌人占着的卧乌古炮台开了火。此时还不到十点，一个上午的好活已经办成。海军陆战队与法国人上墙之后转向右；可第五十九团被派往相反的方向，去保我们在极左的位置。

我既见火药局山已令人满意地在我们手中，便随斯特劳本齐将军沿墙回到南面。在这里我们见第五十九团正同敌人作些断续的枪战，敌人自他们屋顶上把我们的人从墙上打下来；我们在那里时，第五十九团的鲍恩中尉被一支火绳枪打伤，其后因伤而死。斯特劳本齐将军于是把人撤到墙上一个角里，那里有好的遮护，又有一座门楼之上的屋子可容人。我们在此处见一个受伤的中国老兵躺着，以一点白兰地兑水把他救醒；可从他口里问不出多少消息，虽然他显然对受着人道的待遇感到费解。这一点被立作夜间的前哨。

此时取城之事既可说已成，我便趁霍尔上校与巴夏礼先生之便同他们回「暴怒号」去；他们带着一支强卫队，正要去开一条通江的新交通之线。东门里头被堵住了；我们撬开它，见里头有一道弧形之墙，墙上另有一门，那墙在主墙上成了一个环，圈着一小簇房屋。把这些撞开，一群惊恐的居民蜷在角里，立刻以祈求与讨命之声表明了自己在此。其中一所是饭铺，有一大铜壶现成的茶，我们便解了乏，以备新的劳作。把这些房屋里的居民清出之后，我们开了下一道门，沿近郊那些窄街前行；那些街一概空无一人，铺子与房屋都关着。可我们仍不能不防自近郊极多的窄巷与暗角里来的骤然袭击。穿过那片空阔的操场，我们不受扰地到了法兰西炮台附近的江边，我在一点钟回到「暴怒号」。

当天下午三点，卧乌古炮台被取，我们的右翼自火药局山推进到北门。行此一举之时我们遇了些抵抗；而整夜里，我们那处由罗伯特·麦克卢尔爵士与谢拉德·奥斯本上校统率水兵所成的前哨，被占着城中这一部分的满洲兵扰得不轻。这些兵始终显出的胆气，比中国的乡勇要大得多。巴夏礼先生其后寻着他们伤亡的报单，称共四百五十人。左右两处前哨由我们的人守着。法国军队主要占着那座五层楼，那是墙上一座宽敞坚实之构：作为一处中国的军事位置，它被我们的炮弹损伤不轻，然而仍可改成一座极为宽敞舒适的营房。它是中国建筑一个极好的样品。附刻的插图取自一张照片，那要谢「巡弋号」的福布斯医生。

第二天额尔金勋爵溯江而上到当时泊在海珠炮台外的「阿克泰翁号」；威妥玛先生与我则带着他那位大人给将军的一件文书往前面去。我们见战事已了，城墙完全在联军手中。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结果以我方微末的损失而达成，其方式又足以在这样一群居民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外国人惯常的骄横，早已使人极愿他们知道我们有力对侮辱加以严惩，无论那侮辱出于官府还是出于百姓。那场持续二十七个钟头、每船近百发的炮击，其形势与它对城中某几处所生的效果都是可怖的，可远没有像人可能预料的那样多杀人命。它主要对着某几处城门或城墙之角、或对着火药局山，落在城中心的炮弹极少，而百姓不久便找出了安全的角落。

其后据中国人所报：有许多妇孺在窄街里因人群受惊而来回涌挤被踩死；可我们没有这一件的凭据。从我在被我方炮火毁得最重的几区所见那稀薄散布的尸首、以及从别人所报来看，我以为库克先生所估的二百人（不计满洲驻军）就被杀的总数而论是极为中肯的近似。同时可以说：就实际取城而论，日夜连续一天多的炮击是全然不必的；从对方所作抵抗之弱来看，明显的是：即便我们的炮击只打三个钟头而不是二十七个钟头，那城墙也一样稳可以攻上去。说实在的，这一整段时候里，自墙上的炮向我们江中船只所放的只有两发。不过抵抗的性质，最好以伤亡之数、以及阵亡者对受伤者那异常之小的比例来判断。在近五千人的全部英军之中，两日行动之果是八人阵亡、七十一人受伤；阵亡者中有一人是被我们自己的炮弹所杀，一人是被村人伏杀的。法国人在九百人之中只损了二人阵亡、三十人受伤。若自西面进攻，伤亡无疑会更大——他们在那一面是备着我们的，以为我们要采一八四二年的攻法；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总保着那些出自器械、兵术与士气上无可计量的优势所生的便宜，那便宜足以使在中国任何军事行动中失败成为不可恕之事，除非在极特别极例外的情形之下。

往城里去的路上，我在近郊见着大批抢掠之伙，由中国的无赖组成，翻搜房屋，并留意我们队伍里落单的兵，同他们时而对放几枪。不过他们宁愿人不理他们，尽量藏着不露。有一处，一座当铺之楼正被彻底掏空；一伙人在楼顶上翻检所藏，把贵重的皮货与织锦绸缎抛给下面的同伴；我们既迅速过去，也没有工夫去打断他们这番掠夺之举。此时已渐渐明显：要治一座含一百五十万居民、而一有机会便这样甘于彼此相噬的大城，于外国人决不是一桩轻易的差事——他们对治理与管束庞大城市人口的那套制度全然不惯、而且相比之下并不熟悉，又只有一两个人能说他们的话。

近郊大部分已被毁掉，以免在紧邻的交通线上给贼与凶手作遮蔽。我们所进的东门由格雷厄姆上校与第五十九团占着；我们到前面时，得知将军刚离火药局山去环城墙巡视一周。于是我们趁一支强健的法国卫队之便去随他。我们沿夹着满城的西墙而行时，百姓成群聚着有兴味地看我们，可神气极为恭顺屈从；我们警告他们散去，他们便立刻听命。在一处守卫处我们遇见一名满洲武官，把他撤了，换上一小队法国卫兵。在西门，那位已在那里守了几个钟头的英国军官告我们说：曾有极多的人涌出城去，可他们既得知我们并无恶意，便不再露出惊惶、也不再离城了。威妥玛先生同少数几人谈过，他们自称是满洲兵，相貌比中国人齐整得多。广州的满洲居民在那里已立了一百年，本自满洲的吉林来。他们被派到这座城，为的是镇住并维持这个省中素以不法著名的居民之秩序。许多面小白旗自墙上与近旁屋上的杆子上飘着，以求免夷人再动兵戈。我们转上南墙时，见着炮击毁坏之效的可怖凭据。南门已被火全毁，一条焦屋的宽阔伤痕朝城心延伸。叶名琛的衙署成了一堆废墟；它背后的墙被轰破、轰出了缺口，而每一片屋顶都被炮弹打穿。

大体而论，这些居所与其说像这个帝国最要紧最兴旺的商务之埠之一那些体面市民的住宅，不如说更像棚屋。这城最漂亮的一部分，确然是在南门附近文庙那一带。那里几座彩绘得花哨的衙署与庙宇，在院子里所植大树厚重的树影之间举起它们奇诡的山墙。

第二天——也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额尔金勋爵亲自登岸，凭一架云梯登上城墙东南之角；那一点后来注定要被削平，以成永久的交通之线。在它同江之间那一小段近郊，已布了哨兵，而房屋在容居民搬走家什之后正被拆毁。有一条渠在此处入城，自墙下通过，墙上有一座水关。到此时为止，我们军事上的位置只限于城墙。还没有欧洲人进过城，可城里看着同往常一样平静安稳。居民的惊惶看来已平息。据报城中官府仍在行使职事，而叶名琛已住到其中一人那里去，还天真地指望着：关于我们入城的条约之权，新的交涉就要向他提出了。

下午出了一桩不幸的意外，把伤亡之数又添了几个。几名水兵在清一座火药局时，容一点火星落进了火药里，随即爆炸，五人因此丧命，另有十二人重伤。

一八五七年便这样过去了；这一年在英国兵威遍及东方的历史上何等多事，而钦差大臣叶名琛的当权，也随它一同结束了。

八擒叶名琛与广州之治

一八五八年元旦——联军踏勘城中——擒叶名琛——叶名琛奏北京之折——叶名琛在囚中的举动——议广州治理之会——所提两策——末了所采之策——柏贵复任——额尔金勋爵对柏贵之辞——柏贵的回话——设一民事公堂——占广州在道德与政治上的效果。

一八五八年元旦，两国使节列队正式前往火药局山，以行接管此城之礼；江上诸船一概挂满旗帜，作虹彩之状；隆隆的礼炮把胆小的居民惊得以为炮击又起。说实在的，那不歇的炮声，于他们此后所要受治的这套规制，倒是一段相称的引子。

此后三日，军队忙于在城墙上搭棚；他们所受连绵之雨使这件事益发必要。在对居民私产所作的若干有意味的查究之中——在一座被攻下之城，这一类查究是被认为正当的——紧邻城墙的几条街被踏勘过，大多发现已空无人居。不过巴夏礼先生带着一支强卫队穿过城心，并未受百姓任何不敬之待。其间城中巡抚柏贵与另几位地方官员递进一件奏陈，声明他们愿照我们所要指定的任何意思上奏北京，通篇指斥叶名琛的行事，并向两国公使保证：凡关涉他们这座城安危之事，钦差大臣从未同他们商议过。

一月六日，擒拿钦差大臣之事定了下来；上午七点半，英国三路纵队与法国一路纵队自不同各点入城。凭我们手中的城图与已得的消息，各处主要衙署的位置是知道的。法国人沿那条东西大街——名叫「惠爱街」——自西而来，到了满洲将军所属的大衙署，在那里擒住了这位大员；随后不久斯特劳本齐将军也到了。同时沃尔什上校那营海军陆战队已到巡抚衙署，把柏贵拿了；海陆两军当局便往那里去。其间巴夏礼先生得着消息，说叶名琛在不远处一座书斋里；可到了那里，却见屋中空无一人，只有一个老人在园里读书。从这位可敬的读书人口里查出：叶名琛已离开五日；可末了从他口里逼出了实情——钦差大臣已避进满洲副都统的宅里。巴夏礼先生带着基上校所率一百名水兵的卫队，当即赶往这座衙署，见门是闭着的；撞开门冲进去时，一个穿官衣戴官帽的老人扑到他们面前，声称自己便是叶名琛。这正是那位副都统本人，当即被当作冒充者推在一旁；而既听见有人自后门逃走，基上校便赶往那个方向，看见一个胖大之人在一条窄道里，同他所见过的钦差大臣的画像相似，便伸臂抱住这逃者的颈子，宣告他是自己的俘囚。

钦差大臣大批的档案在此处被收缴，原来是一宗极其可贵而有意味的文书。广州与北京之间往来关于夷务的私信里，有几件极为古怪；而它们证明：即便在同中国通商一个多世纪、经一场以通商条约收场的漫长惨败之战、又同这个帝国的大员不断往来之后，北京的枢府对我们的性情与意图之不解，仍同起初一样。我们在这些文书里寻着了英、法、美三国的条约，而那些条约是否曾送到京师并不确定。中国公文里最有意味的样品之一，我全文录在下面；因为它以一种有趣而古怪的方式，例示出叶名琛所能用于他所受命办理的这些夷务上的消息与才识有多少。前面那几句说明出自我们那位能干的汉文参赞威妥玛先生之手，这文件便是他所译：

（说明）下文译自一份草稿，其字迹与叶名琛几件奏折草稿上所改之处相同；我另有理由相信那是他本人的手笔。这是我所见过最不成形的中国字，一位极为胜任的本地学者费了不少工夫才辨读出来。它显然是初稿，有许多留待填补与修改之处；而它必定是在两国全权大臣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最后通告收到之前几天所写。它是否送往北京，我们没有凭据，不过大概是送了的。

（译文）

（叶某等）奏：英夷内困，而外受各国日甚之逼〔注一〕，殆难再有所图；据报他们为开市之事屡次会商，切望有人指出一条门路；因英酋〔注二〕未回广州。谨将各情由驿六百里驰奏，仰祈圣鉴。

「九月初六日〔一八五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臣曾将七、八两月〔即八月、九月〕办理夷务各情形恭折奏闻，业经记档。

「自六月初十日〔六月一日〕之役以来，六个多月，英夷在珠江上并未生事。〔注三〕（惟应知：额尔金七月间在孟加拉他〔注四〕之败，被孟加拉夷兵追至海边。恰有法国兵船数只经过，连放数炮，孟加拉夷兵退却，酋额尔金乃得脱身。酋额尔金深感法国兵船救命之德；及法国公使葛罗〔注五〕于九月初亦抵广东，酋额尔金在香港宴酋葛罗〔原文作「欢宴劝酒」〕，并以中国目前之局向他倾诉。

「酋葛罗曰：去年之事我未目睹，惟当时在旁各国之人所传，已使我于此事始末尽知。譬如〔注六〕炮台被夺之时，中国政府并不报复；百姓房屋被烧，仍不肯战。今按三年前广东之乱，参与者数十万，一举而平，足见中国兵力决非可轻。她岂肯于所受之害置之不问？必定另有深谋，能先我而动；我们还未站住脚，她已使我们无可指她之非，而反使外国人自认全然理亏。上一次贵国开火〔注七〕，只打了几日，便有人出来调停；这一回你们竟尽力打了三个月。大炮放了四千余发，火箭八千枚。广州的大宪显然一直是心中有数的。他们深知我们外国上下各色人的性情。这便是他们所以如此坚定不移之故。我离国之时，我们国主以恳切之意〔注八〕给我的训令是这样的：

「『广东同英人有争；你到那里，只守条约、和平往来。不得趁机行侵夺之举。不要使中国恨法国人是一伙背约的下等凶徒〔注九〕。况且情形同（英人上次与中国之战）大不相同，你务须自行斟酌该行何策。〔注十〕依我看来，今日之事同十年前的鸦片一案并无相类之处；那一案里他们尚有几分委屈可言。』

「据称：英夷所据五印度之地，设四部——沿海三部，内地一部。沿海一部曰孟加拉，在极东；一部曰马德拉斯，在孟加拉之西南；一部曰孟买，在印度之西界。内地一部曰阿格拉，居东西之间。据称去夏之末，孟加拉有十二处市镇叛而失去。自八月以来，孟买各市镇已被（印度）诸酋自英人手中尽行夺回；而自额尔金战败回来以后，英夷各头目屡遭大败。印度之酋自一河此岸至彼岸开一地道，放水雷炸沉大兵船数只，杀千余人。陆上则诱（英人）深入，杀七千余人，并杀一名将，名卜达威噶勒〔注十一〕，此外尚多。

「额尔金在香港日日顿足叹息；因本国文书未到，其焦急益甚。」

我到火药局山时，那几名俘囚刚到那里不久。叶名琛坐在一间大屋里，四围是他几名近侍，正以粗厉的高声回答西马糜各厘爵士就曾落在他手中的英国俘囚所提的问话。他虽力图以一副满不在意而骄横的样子掩住自己的惊惧，目光却是慌的，指头也因强压的激动而抖。他那副厚重而近于耽欲的面容，虽被一双颤动而灵活的眼睛救了一救，却不像是会露出极敏锐之情的。

在另一间屋里，柏贵与那位满洲将军举止较有体面，或许因为他们较少可惧之由；两人恬然等着自己的命运——前者是个安静而有士绅之风的老人，后者身量巨大、面容呆板。

当即议定：把这位钦差大臣一切再作祸的权柄夺去，作俘囚拘在「不屈号」上，他随即被解往那里。其间两国全权大臣到了大营，同海陆两军当局开会，把这一下午余下的时候用来商议眼前的事势、以及在此情形之下应取的正当之路。

以人道而论，把这座城弃与它居民中的渣滓是该劝阻的；而使居民普遍恢复信心，从政治上看又是极可愿的一个结果。于是不容耽延地组织一套治理之制便成了显见之需。待决的问题是：这套制度该是什么样的。海陆两军当局早已表明他们无力治这座城，也表明他们确信唯有中国的官员才当得起维持秩序之任。两国全权大臣完全同此意见。说实在的，过去的每一个钟头都在供上这一见之确的无可争辩的凭据。中国的无赖已经趁着这座城无人防守的境况动了手，天天给我们供上他们作掠夺者何等在行的证明。有组织的匪帮在近郊游荡，并敢进城，因没人问而添胆，因得手而添众。

我们自己的兵也受着抢掠的强烈诱惑；而将军自承：以他手中那点兵力，既要警巡一座含百万居民、又无法与之通话的城，同时还要守六英里城墙，若无一种百姓素所敬畏之性质的民政当局相助，是办不到的。这样一群居民，对他们自己的官府怀着世代相沿的敬畏，又说着一种我们所不识的语言，其中受过训练的贼与游民之众又多于世上任何别处；而占城之兵纪律未整，仅仅六千人，由法国人与英国人、水兵与陆战队、马德拉斯西帕依与英国步兵杂凑而成；更有一层：在场之人能以言语直接同百姓通话的只有两位先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想以我们自己的一套治理之制去代中国本地那一套，显然是荒唐的；任何这样的尝试必定要招来这座城的被掠与被毁、军队的败坏，以及行这番试验之人的失望与失败。于这一件事，没有人比威妥玛先生与巴夏礼先生更彻底地确信；而广州一切官员的职事，本是要落到他们身上的。

在这最为危急的关头，事势之状与四围所绕的难处，在额尔金勋爵一月九日的公文里界定得极为清楚；他那位大人在文中称：「我到火药局山时，两位总司令正在考虑两项方案，以克我们所处境况的难处。其一提议：只要柏贵与满洲将军同意出一告示、承认联军对此城的军事占领，便容他们立即回本衙署。我认为把我的反对意见提出来，是我的本分。因为依我看来，在中国人这一面既没有足够的诚实，在我们自己这一面又没有足够的取得消息之法——或许我还可以添一句，没有足够的容忍之量——使这个办法有合理的成功之望。我确信：柏贵若照上述条件回他的衙署，不到多少天，他必会有某一举动、或必会出某一告示，引起我们这一面的猜疑；而基于这些猜疑，便会有人向两位总司令申诉，力请他们采取更严的防备或强制之策；这样一来，兵士对广州人的火气便要一直烧着，而一座城被敌军占领所附的一切祸害都要长久不去。提交两位总司令考虑的另一方案，也一样是以柏贵必须留任广州巡抚为前提。不过为担保他行事端正、并担保各方之间维持谅解，它提议：必要时把他作战俘拘在江中一艘女王陛下的兵船上，由他自那里行使其职事。这一提议所易招的反对，我在此处不必多说。」

末了所采之路，是这两个极端的折中。议定：柏贵应被复到他自己的衙署，其方式要足以增而不是损那一重权威的声望——在那危急的一刻，这座城的安宁、实则它之存在，全系于那一重权威；可同时要使他明白：此城既仍在军法之下，他办理城务须经将军核准——将军是最高之权；他要一直受着监视；而他这一面若有任何背信之举，将招致最严重的后果。这一提议摆在柏贵面前，经二十四小时的思量——那段时间里他仍是我们的俘囚——他接受了此后续治广州所依的新条件。

在他短短的拘禁期间，那位巡抚与满洲将军时而受行商浩官与别的几位主要商人的探视。知县、知府以及几乎全部地方官员早已逃出城去；说实在的，过了一段时候才劝得他们回来，在柏贵之下复其职事。

一月九日定为柏贵复任之日；下午两点，两国全权大臣列队穿城而行，后随一大队兵，前导是军乐队。「惠爱街」上挤满急切的面孔，我们过时他们怀着恭敬的好奇望着我们。进巡抚衙署的一幕颇为堂皇；而当军乐之声在几重院子里回响之时，外头的百姓大概很少会怀疑：他们这座城与城中官府都在我们手里，而后者只是被容许着治事而已。

可额尔金勋爵一面决意要使人极清楚地明白：柏贵之居其位，只凭两国全权大臣与总司令之权、且随他们之意；一面却决不愿损这位大员的声望——事实上，那正是我们即将用来管束中国下级官员的器具。因此他在这一番授任之礼上有两重目的；而有一刻人曾担心：这两重目的会因办理之中所出的几桩差错而多少受损。第一，那几位将由囚徒变作当权者的人何时释出拘禁，并无明令。这一漏落招致相当的耽延，以致事实上满洲将军与柏贵到后者的衙署时，已远迟于原定之时；第二，他们到时，同通译之间起了一场争执，争的是他们该占哪几个座位。末了议定把他们排在两国使节之下紧邻之位；而额尔金勋爵在夜色渐合之中，只来得及对他们说了下面这番话，葛罗男爵诚心附和：

「我们聚于此，为的是迎接大人回衙署、并重理一时中断的职事。不过我该告知大人，并经大人告知广州的居民：英法两国的全权大臣与联军的两位总司令已坚决定议，要把此城军事占领下去，直到我们两国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一切未了的问题，在我们——即我们两国政府为此事所派的大员——同中国皇帝陛下可能选派来与我们议事的一位同等品级与权柄的全权大臣之间，最终议定了结为止。因此，无论以力还是以诈、无论以背信还是以暴行，凡图扰我们据有此城者，必定要给行之者与助之者招来最严厉、最触目的惩罚。然而我也一样准备告知大人：我们同样定议——上述诸问题一经这样了结，便撤去对此城的军事占领，把它交还清朝官府。其间我们诚愿：在我们军事占领期间，百姓之情得着体恤，性命与产业得着保护，善者得赏，而犯法者无论华洋一概受罚。我们愿同大人合力以成这几事；为此，我们已设一公堂，由品格与识见皆高的官员组成，与大人协同办事。我们盼望：经这公堂之力，百姓可以重得信心，而华洋之间更好的谅解得以奠基，使此后人人皆可安心各务其业、彼此通商而两得其利。」

柏贵答这番话的大意如下：「他向勋爵大人致敬。他感念勋爵大人体恤广州百姓。安宁之局，最好是由华洋两面各行其权、各束其所辖之人不做对方所恶之事来保得。我们许诺管束我们的人；他要管束他的人。这于广州是有益的。末了，他盼望勋爵大人不久便能遇上一位有资格同他议事的大员，而他们谈判之果，便是良好谅解之立。」

那两位官员都穿着全副官服，通篇保着一个中国人在无权而惊惧之时总要装出的那副欣然而愉悦的样子。礼既毕，两国全权大臣回船，留柏贵据有他自己的衙署：那便是在最好的时候，也必是一处凄清的居处——由几重以院子相隔的房屋所成，每一重有一座宽大的中堂，两侧各有两三间小屋，陈设简陋，靠纸窗采光。

第二天我去看那座衙署时，外面几重院子里满是联军之兵，而柏贵住在里头一重，以致他要同外界往来，非经我们的哨兵不可。同一座衙署的一处院落里设了一个委员会，由霍洛韦上校、马蒂诺上尉与巴夏礼先生组成。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名义上是审断中国人所告我们的兵对百姓抢劫或行暴之案；可它主要的职事，是对柏贵行严密的监视、督看告示的发布、并自私下的来源采集一切关涉居民心意与我们据城之稳的消息。同时，设一个有司法之职的公堂，于中国人与于我们自己的军队都不是没有益处的。于前者，它证明我们愿保护市民的私产与性命；于后者，它显出他们自己的当局有决心压住那些可叹地日渐常见的暴行——那些暴行既动摇一切军纪之本，又损害我们所欲以持平与公正在居民中取得的影响。

中国人每日带到这公堂之前的控案之多，充分证明人对它的价值所作的估量不错。

我们占广州，给了我们一个或许再不会有的机会：以往来与日日相接，去克服那份向来见于此城居民的、对欧洲人的厌恶与不信；而他们之所以把这份心意露出来，正是他们自己的官员所怂使。我们从前在舟山的经历，给了我们充分的理由指望：对我们较为熟识会除掉他们旧有的成见，而到末了，强占他们的城反会导致两面较好的谅解。在畏惧的作用之下，已经得了一步。百姓已失了他们那份挑战而侮慢的样子，换上了一副极为屈从谦卑之态：每逢欧洲人过去，总站着不动；照他们自己的风俗，要示敬时便把辫子放下；而顾念我们在这件事上的成见，又把头上之物脱去。

（原注一：他或许是指受他们请求之逼，或指为银钱所逼。他在香港的通信者——如所缴获的信件所证——一直陈说我们深欠俄国之债，而于偿其所索之法极为为难。）

（原注二：折首那段一般是把奏折之意摘述一遍。我以为这一部分以奏折末一句解之最为妥当。文中显然有待填补之处。）

（原注三：六月一日之役即佛山水道摧毁黄某舟师之事，无疑曾作一场大捷奏报北京。下一句引入的方式显出：额尔金勋爵之归已经奏闻，只是没有详情。）

（原注四：「孟加拉他」显然是「孟加拉」与「加尔各答」两名的折合。）

（原注五：法国使节之名别处作「葛罗多」；他的衔看来被当成了他的名，并照中国的样式放在他的姓之后。）

（原注六：此处所用之词一般译作「譬如」。葛罗男爵被写成在申说他懂叶名琛的政略，而他对那政略的评语见于这一段之末。我们本会把它放在开头说，再引出所举的那些例。）

（原注七：这可推定是指卧乌古爵士攻广州之役。）

（原注八：这是中国官员对百姓说话的方式。）

（原注九：即卑下、或下等之人。）

（原注十：意思是：你不得把英国或任何别国的政略当作自己的。）

（原注十一：大概是哈夫洛克准将。）

九城中踏勘与开市之议

海军撤退——满洲将军的衙署——「二堂」——园林之胜——登岸处的景象——贡院——「惠爱街」——露天的烹调——广州的街——广州的庙——阴间刑罚之图——联合的巡警——柏贵的告示——在浩官家午饭——柏贵论开市的文书——请撤封锁之议。

广州城此时已完全在联军手中。因此英国海军几乎全部撤去，留海军陆战队与第五十九团为占领之军，另有法国水兵数百人。

我们那些水手回船时呈出一副极其怪诞之相：挥着中国旗帜，头上戴着官帽，背囊里装满杂七杂八的掠获之物；不过为他们说句公道话，我们大可推断：那些东西的性质毋宁是好看而非有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那些朴实的水手在抢掠的癖好上，同盟邦那些较为审慎的同伴成了显著的对照。后者对可携带的值钱之物有一种奇妙的本能；当老实的杰克满脸得意的大笑、一臂下夹一盆金鱼、另一臂下夹一笼金丝雀在街上招摇而下之时，老实的让却神色端庄、外表全无炫示，把他那装得满满的口袋运往水边去。

这一段时候里，柏贵的衙署看着更像一座英法兵的营房，而不像一位中国官员的居处；于是人认为把他们移到满洲将军那座更宽敞、可他眼下并未住着的衙署去为妥。那座衙署虽已破败，却是中国上等官署式样的一个好样品。一座这样的房屋，初向生客显示其所在的，是那座大砖石照壁，壁上绘着巨龙；它常立在衙署对面的街边，以致街道穿过那院子，而它便成了院子的一面。近旁是两根高高的红杆，那是官职一成不变的标记。围墙圈着这方院子，第四面是入口。两只石狮守着一列花岗石阶，阶上通主门。那两扇巨大的折门上绘着衣饰艳丽的巨人，他们沉思地望着人群，左手捏着自己的须尖。过了这门，我们进一道廊；从前满洲兵在此站岗，可如今所剩的只有架上堆着的巨大三叉戟、长枪与弯刀。再下几级阶，过一方铺石的院子，穿另一道彩绘之门，名叫「仪门」；门两侧是像磨石一般的花岗圆板，刻着象征永恒的图形。再过一方长草的院子，上另一列石阶，便到了「大堂」，堂前是一方垫高的铺石之地，四围是雕琢繁复的花岗石栏。

合起来共有五重接连的房屋，每一重以一方院子同另一重隔开，每一重各有专用，每一重之上都悬着一面匾，以大字写着当时住此衙署的将军之名——那是皇帝赐给他的——以及年月与一个「福」字。第四重房屋里是「二堂」，那里有一座石屏，上刻为兵者应有之德、所须之才，以及他对这两样应处之位；换句话说，即「以适当之人居适当之位」；而在角上以巨笔写着一个「寿」字——在中国，这于武这一行无论如何总算相称。第五重是最里的一重：它有一层楼，妇女的住处便在这里。每一重长七八十码；内宅以纸、间或以几块玻璃采光，并以画为饰。

两侧另有几所独立的房屋：一间书斋，有神像而无书；一座奉皇帝御笔的堂，里头立着一块石板，像我们教堂里通常刻十诫的那种，上头有皇帝亲笔所书的满文。环着这一切是园子，园中有纠结的丛莽、有荫凉的小径、有池心的小岛，凭朴素的小桥通往，四围砌着点景的假山；又有凉亭与清凉的洞窟，是躲正午之热的可喜退处。这些园林合起来带着中国趣味所独有的那份古朴之致，而那也并非全无一种韵味。造那些洞与拱的石头来自约一百英里外一处地方；它常有的那些奇诡之形，使它尤宜于点景之用。

这一整所宅第都带着荒废与败落的痕迹。有几间屋里住着蝙蝠；那些本该只由伸展的榕树或秀雅的竹遮荫的院子里长满恶草，而园子有一部分成了莽林。不过这一切末了都被联军的文武官员、以及一大队兵改变过来了——他们在我们离广州之前不久进住了这处风致的所在，此后便一直住着。

我们占广州此时已半个月，而在其余的驻留期间，踏勘这座排外之城此前禁人涉足的僻处，便足以使我们忙个不停。额尔金勋爵难得有一天不进城：一半是为亲自判断百姓的气性，一半是出于他探寻城中最隐僻角落之乐，可主要是为了尽可能以他个人的影响去约束军中那些于他所决意奉行的政略极有害的越轨之举。而在后一点上，他的气力并非无功。那位将军完全领会两国全权大臣的见识，又以他严厉的命令，有效地抑住了兵士在行使他们自认为正当的特权时那种多少算是自然的倾向。只是说句公道话：大体而论，他们的举动于他们所属的那一支军是极为可称的。

提督拨给额尔金勋爵支配的一只炮艇，每日载我们自离登岸处约三英里的锚地往来城中。这处登岸之地总呈出一片风致的杂乱。潮落之时，露出一片深泥，我们便坐着舢板被船娘们拖过去；她们为此把裙子撩起，以极大的力气与坚韧推着、趟着，各人只为几枚铜钱。水上居民确是最先恢复信心的；每一只炮艇一到，便被一群缠人的舢板主围住，他们爱那点腌臜之利，不久便压过了他们或许有过的任何爱国之顾忌。一队队水兵与工兵忙着筑一座码头，给守军的存备正在卸岸；而构成陆运队的那些健壮的中国人，成群聚在他们注定要挑往前面的担子四围。这些人自行动开始以来所效之力，是无从高估的；他们在火下的举动证明：中国人只要纪律得当、支应得宜，于个人的胆气并不欠缺；而他们的耐劳与服从，又显出构成一个兵士所需最可贵的那些品质。

城墙东南之角被削平了，自登岸处筑了一条宽路通到那里，于是有一条极好的交通之线通往我军所占的每一点。就在这一角之内，那座占地极广的贡院是最先触目之物。它由一列列号舍组成，分在一条宽阔铺石之道的两侧，颇像一座极大规模的教堂内部。每一列各自覆瓦，又隔成许多小间，大小约同通常派给马的那样；这每一间在科考期间应各容一名士子，全院算来可宿八千人。他们被罚在这些号舍里度过的那半个月里，确实没有多少可分他们心的东西。一条窄道把它们同构成下一列后背的实墙隔开，而厚厚的隔板使他们同两侧邻人的通话成为不可能。要得举人之衔，须经这一场考试；唯一的例外是照顾年岁：一个人过了七十，便被体恤地许以恩赏举人之衔。我们占城之时，那些通道长满野草，处处是废弃不用的痕迹。紧邻的房屋寒陋到极处，而且被我们船上的炮火损伤不轻。

「惠爱街」、即那条东西大街，是这城主要的通道；铺子最先开的便是这里，百姓也最先在这里重理那些在每一座中国城镇里都一样、而因取城而暂停了的街头习惯。铺板一块接一块卸下，主人笑嘻嘻地站在柜台后面，无疑庆幸着那些他们来不及搬走的货物还在那里，可以引他们的夷人顾客。等到夷人爱古玩的性子传开，这一路的铺子便以惊人之速多起来。「老铜器，还有好多好多老开片的瓷」被大量摆出来；而铺门口不断聚着的人群，证明外国买主正在里头作着轻率的投资。起初人认为不带卫队走动是不妥的，可这一层很快便停了；带一支手枪、有一个同伴，我们便敢进城里或近郊任何一处。

「惠爱街」上人越多，作闲步之处便越不可喜；而本已狭窄的街道，又被盛满活鱼的大盆、装青菜、荸荠、山药与竹笋的篮子挤得更窄。炉灶架起来，精心烹过的食物在烧热的铁上嘶嘶作响、噗噗溅油，以它们的香气撩着饥饿过客的鼻孔。敞口的大锅蒸腾沸响，鲜美的小块在水面上跳动；圆桌上讲究地摆着各样花色的点心，由摊主主持——他们在一只盒里抖签，或照轮盘的样子转一个球，于是使寻饭吃的人得以把赌徒那份兴奋之乐同老饕那份口腹之享合在一处；而想到这些原是不花钱得来的，更给他的口腹之乐添了一层滋味。可另一方面也可能：命运之轮不客气地一转，便打发他空着肚子上床。

尽管信心看来在渐渐恢复，人却一连好些时候不断自西门涌出去，然而人口之数并不见有可察的减少。站在此处看这番出走，是奇特的：看那些各色各样的财物由耐劳的苦力搬着，后面跟着焦心的主人。这时过去一个人，担子一头是桌椅、另一头是两个婴孩；棺材同粪桶相平衡；而男人搬运那些在我们看来不值钱的东西时，同搬他们妻子一样小心；况且看那些女眷的一般模样，这也不足为奇——她们天生的丑之上，还加着脚的畸形与两臂之似乎全然不存，因为一个中国妇人难得用她褂子的袖子；这个社会里的女眷，再不中看是难以想见的了。事实上，最初那份新异一磨掉，在一座中国城镇的街上散步便再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最难闻的气味袭人的鼻；最可厌的景象触人的眼——那些病态之物比世上任何别处所见都更可憎，就在你身上挤过；苦力扛着棺材、或更坏的东西，不顾人地把担子往你小腿上撞；你疑心每一个碰着你的人都带着传染之病；而那些街本身又湿、又滑、又窄、又曲、又挤。最好的街是近郊那些在外国商馆旧址之后、从前有外国人常去的街。那里的铺子较为鲜亮、货物较为丰富；而那些以奇诡文字华丽装饰的直立招牌，也更多、更触生客之眼。

那些商馆本身成了一堆废墟；作为荒凉之景，唯一能同它们的旧址相比的地方，是正当「巡弋号」炮火之线上的叶名琛衙署。那条船的炮已把这位钦差大臣的居处彻底毁掉。再往前一线的牌坊街也可惜受了损：许多可贵的书铺被毁，四座牌坊被轰平。不过还剩同样的数目；它们以雕过的花岗石厚重地构成，满覆着题字。它们虽设计与做工都雅致，却比不上跨在宁波街上的那些。广州的庙在建筑设计或装饰之美上都不足称。最漂亮的一座在城墙东北之角附近；它外面在主门之上以浮雕的群像装饰得极为繁复，而在那古朴的翘檐之下，那些人像着色艳丽，又映在承着它们的框架上所嵌的镜子里。这些庙里许多较大的像都被推倒了，因为兵士中间流行一种说法——而那说法并非全无根据——以为这些神祇肥厚的身子里往往藏着财宝。

另有几座庙更专用于俗所谓「做神事」。百姓中游手好闲的那一部分所爱去的一处，是其中一座紧邻布政使衙署的宽敞院子。乞儿、女优、帮闲，凡此一类之人，每日聚于此；赌博、算命、吃食与敲锣打鼓不歇地进行；而说书的人以他们叙述那份惊心动魄的趣味，使张口的人群听得入迷——他们说得极其流利，面容做得很足，声音又响又清。为给常来这处热闹之地的人供一个可喜的观想之题，那院子四围的壁龛里陈着地狱之刑。约三英尺高的泥像——同意大利所见的赤陶像相似——被塑成种种姿态，或施或受最可怖的刑罚：有人被活缝在生牛皮里，有妇人被锯成两段，又有全家人在大锅里被煮得翻滚、还被搅着。那些行刑者面上一概带着一种安然享受之色，而他们那些牺牲品因苦痛而扭曲的面容则画得极其生动。总之这几幅活景，配得上最活跃的宗教法庭式的想象。

占城的头一个星期里，成队的兵被派着穿行城中各区作巡逻；可发觉这样做与其说是安定百姓，不如说是惊动百姓；而一群不法的无赖紧随其后，趁所造成的混乱行窃，其手法之巧配得上那些扮体面的扒手帮。于是以一支联合的巡警代了这些巡逻，由一部分中国人与一部分英国人或法国人组成。本地人与外国人都看着有趣：一列海军陆战队员同一列中国人和睦地并肩而行，一边由一名军曹领着，另一边由一名小官领着，那小官还优雅地给自己打着扇。这个法子大为成功：欧洲的犯者被带上公堂受罚；而柏贵则毫不留情地猛打他自己同乡的板子，以证他诚心合作之意。至于为剿海盗而结海军之盟的那番试验，结局便不那么美满：官船一得机会便逃进河涌，把这层关系解掉了。巴夏礼先生在踏勘之中发现几纸意在煽动百姓仇外的告示，而心怀恶意之人正开始大量张贴；于是柏贵奉命向各区地保发出谕示，令他们对侮辱性或煽动性的告示负责。这样引入的连坐之制，同中国治理的路数完全相合。治广州所行的正是它，而且极为成功：它兼有两重用处——既使柏贵时时受着牵制，又向居民证明我们之权绝对至上。

这些告示里有几纸颇具特色；在中国读者心里，比起他们所惯的那些煽动仇外的告示，也够新异惊人的了。其中一纸，官府责百姓辱骂之事：「照得」，他们说，「广州百姓有一习惯：每见外国人，便呼『番鬼』，并有别种失检之举，全然违背一切礼貌之规、以及人与人相处应有之道。尔等忘了：华洋之间本无分别；外国人不过如别省之人；尔等彼此之间应有礼往来、互相容让；不得有意轻视他们、或与之疏绝。」随后说到张贴告示之事，末了称：「兹谕尔等百姓知悉：此后于街上遇外国人，务须以礼相待；不得用『番鬼』一词，亦不得用别种侮慢之语。亦不得张贴含有触犯外国人之语的告示。本上宪不惮再三戒尔。同时着令所有巡警差役严加查察，遇有违犯者即行拿获。尔等若犯，必从重治罪。勿行日后追悔莫及之事。毋违。特谕。」另一纸告示以「其各凛遵毋违」结尾，出自柏贵，令那些因官府施压而离了香港欧洲人雇佣的仆役回其主人处去。

最盼望恢复安定之局的人里头，有那位著名的中国商人浩官；他一心求和睦，有一天下午请我们几个人同他午饭。他在近郊的房子在这番祸乱之中未受损伤，陈设雅致而朴素；不过他说明自己另有一所更漂亮的居处。我们在此处遇见一位戴蓝顶子的官，还有一位四川的前任按察使。后者是个开明之人，说叶名琛所得的正是他应得的。浩官以极好的茶款我们——自然不加奶也不加糖——我们其后又坐下用了一顿蜜饯与果品的便餐，主人应接极有礼数与教养。

可盼着看商务恢复的，并不只广州的中国商人。说来极为奇特：柏贵也就同一件事致书额尔金勋爵，文曰〔注一〕：「然就贸易而论，无疑要紧的是不可再耽延时日。开港每早一日，公众信心之恢复便早一日；这不但在中国人心里如是，在各国商人心里亦如是。贸易之条件，大概可照旧章办理，即照旧章报验进出口货并纳其税。此等旧章大人自然极为熟悉。臣愿再添一句：自去年九月至今，一年有余，我们两国的商界皆受损失。此时若把贸易好好开放，商人趋利之切，将使我们两国之间的谅解增至数倍；此举于同时，亦将增大人之令誉。」

凡熟识我们同广州中国官员关系常态的人，当会体会到他们身上必已起了何等的变化——这座城的巡抚竟以恳求者的身份，向一位英国公使求恢复那贸易；而为把那贸易做下去，英国的政略曾多少次在中国面前自取屈辱。

两国全权大臣并非不愿应这一请。十五个月确已过去，自那桩不幸之事发生、导致我们同广州商务关系的中断以来；其后一段时候里它们所处那种不令人满意的状态，末了导致了那所谓的封锁——那是额尔金勋爵在印度期间所立的。两国使节切望迅速撤掉这一限制：一半因为在我们同中国别的口岸商务关系的当时状态之下，它之存在本属反常；一半因为恢复贸易是使广州居民重得信心最有效之法，而他们的政略多少便系于那信心之立。

海军当局同他们完全同此愿望，也一样切望结束这场封锁——那封锁一面于专用来施行它的那一类船只有使人败坏的影响，一面又没有达到它所设的目的。它并没有阻住一切同广州的贸易，只是把它引到了大水道与别的不受我们巡船看守的水道上去。于是它既无效、又不合法；而所幸不曾有哪一个中立国想到要为此抗议。

要成这样要紧的一举，便牵出一套新的考量；两国使节理当为事势既变之下可能生出的种种意外作预备。

（原注一：见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蓝皮书。）

十撤封锁与赴苏州之行

在华的外交——中立各国的政略——所议北上之行——普提雅廷伯爵的意见——撤封锁的告示——潘启官的园子——江上景象——额尔金勋爵视狱——囚者之状——叶名琛的下场——额尔金勋爵致裕诚之书——启程赴上海——厦门——抵上海——启程赴苏州——水路之便——运河景象——百姓的境况——麦莲先生之访苏州——运河上的船中生活。

中国这个帝国迄今相对于世界其余各国所占的地位，一向使在那个国家办理邦交格外为难。不但同清朝政府之间不断生出性质最为特别的问题，而且由这些问题里往往演出我们同别的欧洲国家往来上的纠葛——那些纠葛在别处并无相类之例，而国际法上任何原则都没有为之预备。

于是：在一个帝国里攻下一座城，而同时又在别处安然通商，这固然反常；可把一处我们仍以军事占领着、并以军法治着的口岸重新向别国的商务开放，也一样反常。然而这显然是一种容易生出国际难处的局面，尤其若碰上有人有意去生出它们。无疑我们把自己严格限于对该城的军事占领；关税仍由中国官员征收、解入中国库中；然而外国人在此处所处的地位同在这个帝国别的城市里不一样，而且在某些界限之内，是把自己置于军法那多少带几分专断的运作之下的。

一八五六年秋同钦差大臣叶名琛外交关系之中断，曾使别国在广州的商务往来也严重受阻；可他们那一面要趁当时所得之机、在新的而更有利的条件之下重立同中国政府的关系，其意如此一致，以致法国、俄国与美国都派出了全权大臣。这些人一到中国，纵不意味着对我们争端的立足之处默加赞同，至少也表明了一种决意：要利用它来达成他们所愿之事。

就法国而论，她自有她的委屈，而她的政略是公开摆明的，并无遮掩之图。可俄国与美国，情形便不同。他们既不自认有权取交战者的姿态，便在敌对行动进行之中被逼入一个尴尬的地位，唯有和平之复才能解他们于此。不过他们所处之势毕竟有幸的一面：无论如何，他们决不会因一场自己并未牵涉的争端而有所失，而其结果之利，他们却可以同牵涉在内者均分。英国的政略既从来不曾图独占那些利益，而一致的压力又更可能不必用兵便逼出那四国共同所提的要求，那么在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看来，邀中立各国合力的时候便已到了；这样不但可增道德上的压力，还可免我上文已提到的那些难处被人生出来。

额尔金勋爵为推行他的政略而给自己拟定的行事之策，是先赴上海，并邀一位受有正当全权的大臣到那里同他会面，以了结两国之间一切争端。上海离京师颇远，而且又是外国人同中国人关系最为友好之处；额尔金勋爵认为这一提议是他力所能作最为和缓的一个。万一对方不这样来会，他的打算是毫不耽延地北上，以吃水最浅的炮艇尽可能靠近北京。这一方案他已同普提雅廷伯爵商议过；那位伯爵对当地的了解极有助益（见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蓝皮书，额尔金伯爵致克拉兰敦伯爵），文中他那位大人称：「普提雅廷伯爵极为确定地表明他的意见：同中国政府无事可办，除非把压力加到北京本身；而使用吃水极浅、能行驶白河的船，将是使这压力有效的最好之法。若我没有误解他的意思，当地的官员曾在同他谈话时得意地提到一件事实：我们的兵船办不到这一点。我告他说：他所说的那一类船，我们是相当有力的；我们在这一带自有我们自己的争端，这他无疑是知道的；可那件事一了，我们便预备以兵力北上，并极愿有别国的旗帜同行——那些国家同我们一样，都有意扩展同中国的商务关系、并促使那个朝廷收敛它那荒唐的自尊之态。」

为推进这些见识，额尔金勋爵不久之后致书提督，请他把吃水最浅的炮艇派往北方，为的是「在京师附近某一点上施加压力」。〔注一〕

其间，对致列卫廉先生与普提雅廷伯爵的文书，那两位先生立即诚心接受了邀约，愿同法英两国联合于所议的北上之行，并或在上海、或在更近京师的一点上，把他们共同的要求一齐压向北京的枢府。此时所余之事，只是出一纸告示宣布撤除封锁，并为重开贸易作必要的安排。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并不同那流行的意见——以为此举过早；也不信那几乎众口一词的预言——说撤封锁不会成为外国贸易重开的信号；于是他们决意指定一个尽可能早的日子来行这番试验。议定：领事的旗帜要升起，关税由中国官员在黄埔征收；而广州本身与它紧邻的近郊——河南除外——仍在军法之下，欧洲人非持照不得入，那照由联军海陆两军当局发给，上印若干限制之条。

二月六日，联军两位总司令公布一纸通告，宣布撤除封锁，并宣布他们已派定前已提及的那个联合委员会——由霍洛韦上校、马蒂诺上尉与巴夏礼先生组成——以保良好秩序、并查究违犯他们章程或军法之事。同一天两国全权大臣又出一纸通告，声明「该城与近郊在另有告示之前仍在军事占领与军法之下；惟除联军两位总司令认为为保其在广州军事位置之安全而有必要采取者之外，对中国的敌对行动眼下停止」。除那一条宣布我们同中国普遍停止敌对行动的必要之款所含之意以外，对联军两位总司令的行动全无任何限制——如何对付乡勇或心怀不满的百姓，其责唯在他们，任他们认为最为合宜。

二月十日定为撤封锁之日；而虽然因中国新年以及随之而来的节庆，重开贸易迟了几个星期，此后几个月内它增长之广、以及出口约有三分之一是以英国货支付这一事实，都充分证明两国全权大臣关于此举合宜之见不错。

我们此时已在珠江上度过两个月，把两岸可看之处与广州可玩之物都看尽了。我们曾访花地园，那园在一条河涌里，涌中挤满我们占城时避进去的船。那里黄杨被剪成鸟兽或龙的形状；幼竹被古怪地扭曲；艳丽芬芳的花成排开在盆里；古朴的小桥跨在池上，池水被阔叶柔懒的莲遮着；而奇诡的亭子高踞在石岛之上。中国的园林大体都带着这一路性情。离广州约四英里是潘启官的乡居；我们去访时主人已弃之而去，可它的布置在欧洲人眼里极为奇特。一座高高的白塔立在一座石岛上，自那里可鸟瞰几英亩为墙所围的水面，其中这里那里有岛与桥，又有铺石并覆着棚架、爬满藤蔓的小径通往；而在这一切之中央，是主人的宅第，架在水中木桩上，以吊桥同卧房相通，以水渠代走廊。那是把威尼斯的道理用在一所住宅上。

因为往内地走远了不安全，我们在锚地四近的踏勘势必有限。有时我们去看那座漂亮的九层塔，它因略偏离垂直而被称作斜塔，相距约一英里；有时则乘小船去探附近那些窄窄的河涌，那里成片的帆船与舢板之村，隐在种着稻与荸荠的两岸之间。离我们的船不远之内竟住着极多的人，这是全然没有人料到的；有几条河涌上已架起了一排排以木桩建在水上的房屋，整片看来古朴而新异。因为这些村子里住着一群不法而拼命的人，他们谋生大半靠江上的行劫，所以走远路便须一大队人并带手枪。有一天我们捉住一伙八个这样的掠夺者，他们正在抢一只附在船上的中国供货小艇；那伙人被上了铁镣拘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送交柏贵。

另有一回，我们见一个村子里一部分百姓出来追一伙人，那伙人正乘一只显然是偷来的船逃走。那番追逐极为紧张，可惜我们还没有看见结果，夜色便合上来了。法国使团有几位先生一天傍晚在一只舢板里被袭，不得不用手枪打倒了一两个来犯者。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无论水上还是岸上的出行，总带着一层紧张之色，倒解了占城生活的单调。有几天我们忙着炸掉一尊巨大的铜炮，那炮是美国人在他们所夺的猎德炮台里留下的。他们曾图搬走这件战利品而不得，于是它便成了我们的额外所得。它是中国工艺一个值得注意的样品，长二十五英尺，炮尾之径在五英尺以上。

这一段时候里广州最有意味的一桩事，是额尔金勋爵发现了那几座官狱；所揭出的种种可怖，使他为此事向柏贵力争。这一举我们这一面的干涉，比取城更激起了这位老官员；他在一封致额尔金勋爵的信里，向他那位大人的「明达与正直」等等愤然申诉。「譬如，」他问道，「臣若不先告知大人，便令人以武力把拘在英国监里的英国囚犯放走，大人以为合是不合？」他末了哀恻地说：「臣非贪生之人；与其这样被无理相迫，臣宁以身殉国。此事至为重大；臣特此具书，望大人思之，即以应循之道从速见示。谨此顺贺大人时祺。」〔注二〕

可老柏贵所受之迫，并不及中国律法那些可怜牺牲品之甚。他们的境况已被库克先生生动地写过，他是在那几座狱被发现时在场的。因此人告知柏贵：尽管他在这一点上感触敏锐，仍须把这些不幸之人移进他衙署里一间屋去；我便是在那里第一次见着他们——面色惨白、形容枯瘦，可在医治之下正渐渐复元；为报此德，他们面上所表的感激之情，比我原以为一副中国面容所能表的更强。有一个孩子被捆得这样紧、蹲着，以致他再不能取任何别的姿势；而有几个人的腿与脚成了一片青紫与疮脓，那是重打板子之果。

二月七日，孟加拉土兵步兵第七十团登岸。他们是我们往加尔各答一行的头一批果实；可他们在广州的到来，以同一天所出的一桩不幸意外为开端：一半由于他们不知那些章程，一半由于一队法国巡兵的莽撞——那队巡兵向几个正在拾柴、找炊具的散兵开了火，打死三人。这个团来得极为及时；这一年稍后又有第四十七团与第六十五团跟着来，也来自孟加拉。兵力这样一添，使将军得以在谈判的一个紧要关头把第五十九团「女王亲军」调往北方。其间叶名琛自被擒以来，一直作俘囚拘在虎门炮台外的「不屈号」上。因人以为他在他立功之地这样近处，于中国百姓的心会生扰动的影响，而一条有用的船作了他的牢又空闲着，于是议定把他送往加尔各答——政府向来在那里安置政治上的国事之囚。在被告知自己的下场之前，他似乎从未真正认清他是我们的俘囚这一事实，并一直表示诧异：额尔金勋爵为何不来？那些谈判为何延着？——而他自称留在「不屈号」上的目的，便是要办那些谈判。然而在得知自己的去处时，他丝毫没有露出激动，并说自己对就他所作的任何安排都完全满意。

其间四国协同行动，已决意致书北京，要求派一位持有全权、可就他们各信中所列数事议事的大臣到上海——上海被指为第一步的议事之地。倘至三月底仍不派钦差大臣到那里，联军两国使节声明他们有意前往更近京师的某一点，以求同中国政府的大员更为直接地接通。

额尔金勋爵的信是致首席大学士裕诚的。信中附了同钦差大臣往来文书的抄本；说明广州目前的局面乃是那位大员行事之果；宣布联军诸国有意把占领继续下去，直到我们在事势既变之下为自己保留提出之权的那些要求得着满足；并大略说到那些要求的性质，谓其目的在把我们的关系放在一个较为安稳、较为令人满意的基础上。除我们已自认有权索取的那些赔偿之请以外，所着力坚持的主要各点是：在朝廷所在或其附近驻一位公使，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更为广泛的往来。信末称：万一无全权大臣前来、或前来而无足够权柄、或不肯接受合理的调停之条，英国全权大臣「为自己保留此权：不再另作宣告、不再耽延、亦不另行宣战，即采取他判断上认为可取的措置，以申其国对中国之请」。

这封信的日期是二月十一日，即撤封锁的次日；第二天上午我便同持法国照会的孔塔德子爵一同离广州赴上海，为的是自那一点尽量不耽延地把它转往京师。美国与俄国的照会约在同时由美国巡航舰「密西西比号」发出。

倘若读者对广州及其四近之厌倦只到我们那个程度，我请他随我北上时便可少几分踌躇；尤其因为额尔金勋爵留在南方其余那几个星期里并没有发生政治上有意味之事，而我自己这一程的结局，却比我所能预料的有意味得多。

我们乘铁行轮船公司的「福摩萨号」，十六日上午抵厦门。虽只在此停了几个钟头，我们所见的厦门已足以使我们甘于速去。往英国领事馆走的一程领我们穿过市心，沿着比广州更窄更污的街道；那些街上恰好挤满盛装的百姓，他们正互相宴饮走访、庆贺新年。孩子裹在华服里被人抱着走，像圣婴像一般；他们的母亲则鲜艳的裙子、闪亮的小脚、脸上抹得雪白、头发上插满色泽绚烂的花。许多玩具铺把它们那些奇诡的货物摆得极为诱人，而百姓看来一心都在作乐。英国领事馆是一所漂亮的居处，坐落在城寨的墙下；我们其后穿过那座城寨，中国的守卫几乎不露一点兴味或好奇。厦门这个岛是一处多石不毛之地，就景色而论无可取之处；它之要紧，主要得自它同新加坡与海峡所维持的热带出产之贸易。此处还自台湾输入不少糖；而它迄今享着一项并不可羡的殊名：苦力所谓出洋往古巴与西印度群岛的首要口岸。

二十日天亮时，我们发觉自己已在扬子江浑浊的水里，可望不见陆地；当天下午到吴淞。这里只是一处鸦片之站，欧洲人口由几条收货船上的人组成。自此到上海只有十二英里。江的两岸是平的。农舍立在一丛丛树间——这个时节树都落了叶——四围是草地；而这一带地方整个的面貌，同荷兰有些地方极为相似。风冷得刺骨；可那刺人的寒风远不使人难受，反倒在多少被热带暑气弄得疲弱的身子上生出极其使人振作之效。

那一夜我们又一次住进文明的卧房，纵情享着地�毯与窗帘、噼啪作响的炉火与温暖的毛毯之奢。

我们得知：上海道台——即当地最高的中国官员——正出门作他每年新春拜见上司之行，去见本省巡抚与两江总督。他既不在，当地便没有品级足够高的官员可托以转递这样重大的信件往京师；于是我们便须考量：该不该亲自把它们交给江苏巡抚赵德辙——那些信本是首先致他的。这位大员住在那座著名的苏州城；南京被叛军占据之后，苏州已升作省城。

「密西西比号」的到来，把俄国与美国的照会也交在我们手上；同英国领事罗伯逊先生、法国领事敏体尼先生与美国副领事商议之后，议定我们应毫不耽延地前往，并请那几位先生与他们各自的通译同行。苏州难得有欧洲人访过，而访过的一般也只是化装成中国人、或藏在船里不露；因此我们这番试验成败极难说。不过有这么多是确定的：我们若被阻着不得入城，巡抚便会在城外同我们相会——正如一八五四年美国专使麦莲先生来访那一次的情形。上海的关税务司李泰国先生也随我们同行；他通晓语言、又有当地的历练，于我们一行是极可贵的一员。

二十四日下午我们离上海。这一程既走水路，而我们一行人又多，我们那十七只船便成了一支颇为可观的舟队；而我们的去处既非秘密，便聚了许多中国人来看我们启行作这样新异的一趟远行。

扬子江整个三角洲各方都有水路纵横交错，因此到苏州有两条路可走；我们有几只船吃水较深，便没有取那条最短最常走的路，而是沿上海所在的黄浦江上行了一段。这个偶然的情形，末了竟成了我们得手的主因。第一夜我们泊在上海以上几英里处一座塔下，见一只官船立刻泊在同我们意味深长地相近之处。我们其后查明当时所生的疑心不错：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被一名奉派看着我们的小官细细记下了。

第二天清早我们溯江而上，因难于使我们的舟队聚在一处，进程略受延缓。江面约四分之一英里宽，两岸的性情依旧。约当正午我们离了它，转进一条宽阔的运河。凡造化供上这样丰足的水路之处，要分清哪一段是人工、哪一段是天然，便难；说实在的，大多水道是两者的合成。无疑，正因各方运货之便异常之大，那商运看来才不像它实际那样广、也不像人从人口之密所会料到的那样广。然而，虽然我们所行的这条运河丝毫不算拥挤，仍有许多帆船的帆在这片平坦之地上露出来，看着像被某种神秘而看不见的力推着前行。此地的人口不像南方那样多聚成大村，而是散在乡间的田庄与小村里，给这原本乏味的景色添上那份家居之安与文明之气——那尤是比利时与低地诸国的特色。

处处百姓都勤苦地务着农事；似乎没有一寸地撂荒，没有一样可增土壤之肥的资源被忽略。有人在船上以篾编的原始罩兜从运河底挖那肥厚的泥，那罩兜照烛剪的道理开合；当它们把所盛之物吐进船底时，便张开宽大的嘴，像某种河中巨物在自吐其腹。这些泥被卸进一处同水面相平的容处，那里的岸是为此挖开的。岸坡半腰上，这凹处两侧各立一人，各执一绳之端，绳中系一桶；他们把桶浸进下面的泥里，随后一抖甩到岸顶，在那里被槽接住，运去肥田。这一类以及别的许多新异巧妙的器具，我们见那些满布田间的劳作者都在用；而他们专注于自己的活计，若不是一队夷人出现这样够刺激的事，是打断不了他们的劳作的。人不能不作这样一个未经开化而陈旧的政治经济之想：把欧洲的兴办与发明引到他们中间，于这些人究竟是不是一份好处，是可疑的——他们看来已具备物质昌盛的一切要素，而凭勤苦与巧智所已得的那点安适，他们也极其配得。自然，单是一个过客无从多知，只能猜他们究竟享着多少实在的幸福、而他们所生活于其下的那套治理之制又如何影响他们的家居之安。我曾听人就此事表过恰恰相反的意见，而那些人久居其国、又通其语言与政制，其言是当受敬重的。

不过依我自己所察，中国各处百姓境况之差，同英国境内一样大；若以直隶或江苏之民去判断那个政府之优劣、或那个帝国百姓之总况，便同在我们自己国内以蒂珀雷里或肯特两郡去立任何这一类无论哪一面的通论一样，是不公平的。

我们过了许多挂着小黄旗的帆船，那旗表明它们载着每年的漕米。这些船是私船，一时被官府征用。傍晚时分我们到了泖湖并渡过它；那是一片浅水，可幅面颇广。自我们入湖之处望不见对岸。

我们在夜里大半时候仍继续行驶，见有一串串灯笼挑在杆上，我们猜那是报我们行程的信号。第二天早上我听说：有一名官员上过美国副领事的船，告他说巡抚赵德辙正在昆山镇等我们——那是自上海去的另一条路上，他同美国全权大臣麦莲先生便是在那里会见的。这一件消息我们决意置若不闻；因为它证明官府那一面极想拦住我们入苏州，并想以他们在美国公使一案上所坚持的同一先例来束住我们——而那先例，我们已决意尽可能打破。这一桩事，因广州叶名琛衙署所缴获的文书而得着几分照亮。其中有两江总督怡良就他同麦莲先生在昆山会见一事所上的奏折；那位大员在折中称：麦莲请准亲递一书，他回文如下：「该酋如欲亲递其国书，应照去年马沙利一案之例——速回上海，在彼候吴健彰带赴昆山引见。该酋遵照上覆，随即回棹，改乘华船，于五月二十九日由吴健彰带至昆山。奴才带同苏州署理知府平翰——该员久任其地，熟悉情形——于二十四日自苏州起程，亦于二十五日抵昆山；次日在昆山公所会集在场各员，传该酋前来行礼。该酋之举止，平心而论，尚属恭敬」等等。随后是那场会见的详细记述，以及怡良为劝麦莲先生不往白河所用的种种理由。

因得了顺风，我们进程颇佳。我们大多的船行驶极好，那些高桅把我们巨大的平帆举得那样高，使我们在轻风之下也迅速滑水而行。天气极美。清早厚厚的白霜覆着田野；正午坐在甲板上晒太阳是可喜的；到夜里则退进温暖的舱中，把炉里的煤拨得通亮，饭后一同享我们的雪茄，然后各自散回自己的船上过夜。我们通常停下来吃早饭与晚饭，众人都聚在一只专留作公共饭厅的船上。我在上海那位厚道的东道蒙克里夫先生，给了我一只极舒适的船，这要谢他。说实在的，我初次经历中国内地行旅所处的境况，足以使我得着极好的印象；而如今这一整片广大的大陆既将因条约而向欧洲人的踏勘敞开，那么它那一网水路所供的极大转运之便必会受到应有的赏识，是几乎不必怀疑的。一个冒险的旅人在一片未知之国里从事发现之业，而四围能有这许多安适与文明之具——如他在「开发」天朝之时所可享的——那实在是难得有的运气。

（原注一：见一八五八年三月二日额尔金伯爵致西马糜各厘提督之文。）

（原注二：见一八五八年一月十七日蓝皮书，柏贵致额尔金伯爵。）

十一入苏州城与游宁波

大运河——抵苏州——入城——百姓的好奇——巡抚接见——一场恭维的对答——中国官场的筵席——东道的礼数——中国的礼节——此行在政治上的效果——不入城游览的缘由——踏勘水上的城郊——船上的人口——百姓的风俗习惯——夜里的一番造访——太湖——一场大风——寓居上海——同道台共饭——饭后的谈话——启程赴宁波——宁波——店铺与庙宇——古塔。

二十六日清晨天亮的时候，苏州的城墙与宝塔已经在我们眼前，相距约莫三英里。为了使巡抚日后无从说我们出其不意、不成体统地溜进城去，孔塔德子爵同我一致认为，稳妥之计是联名写一封信给巡抚大人，告知我们已近苏州；约两小时后，我们便随信而至。

我们是夜里驶入大运河的，此刻正沿着这条一度声名赫赫的帝国内地商运干道前行。自从黄河决堤、这条运河因而有一段被毁之后，它已有五年不曾通行了。从前每年沿它运往京师的大宗漕粮，如今改由海船从上海及扬子江上其他口岸装运，绕过山东半岛，再溯白河而上。平定叛乱所费浩繁，使朝廷拿不出钱来修葺这项宏伟的工程。其结果是，从前所用的那些硕大无朋的官家漕船，如今都在岸边排成一行，任其朽烂。它们是造船术中奇特的标本，坚固异常，每只可载米二三百吨。它们看上去像是许多搁浅了的方舟，正在一点点烂掉；这是它们不可逃的命运，因为凡夫俗子是不许碰官家之物的。它们那些值钱的木料已在朽坏、被虫蛀空，有几只的甲板上甚至长出了草。

我们放倒细长的桅杆，从一座极为秀美的石桥下穿过；那桥以单孔横跨运河。不久便到了城墙的东南角。从这里望去，景象极为可观。这座城筑成一个端端正正的方形，每边长四英里。两边有大运河拍着城墙，另两边则由两条较小的运河把方形补足。我们正在其中一条同大运河的汇合之处；大运河在我们面前伸展开去，河上满是船只，两岸夹着房屋；可在左手成直角的那一面，并无城郊遮挡，四英里的河与墙连成一条不断的直线，横亘在辽阔的平原之上。这时来了一个信差，说巡抚正在前来迎接我们的路上，请我们在此等候；可我们一心要进城墙之内，便径自往前，在人烟稠密的运河上鱼贯穿行。两岸与屋顶上都招来了成群急切的看客，他们可不习惯看见英国、法国与美国的旗帜就在他们窗下大模大样地招展。

我们那样突然地出现在名叫「葑门」的水门之前，官员们即便有意，也几乎来不及把它关上。然而他们只是满足于向我们做出最为激动的手势、最富表情的示意，要我们掉头回去；我们却摆出一副再木讷不过的呆样子，奋力往前直闯。我的船恰巧领头，匆忙之中竟把构成水门一部分的栅栏撞掉了几根。一进了城，我们并不敢去探那些像威尼斯水巷一般向四面八方岔开去的水道，而是立刻在城墙下一处僻静地方泊了船。然而我们并没有清静多久。几乎立时便有一大群人聚在运河两岸，对这些蛮夷的举动大感兴味。我们之中每有人从一只船走到另一只船上，便听见一片又惊又奇的窃笑；可他们丝毫不露厌恶或敌意，其举止比起一群英国暴民在同样情形之下的表现，不知要体面多少。

我们在此泊了没有多久，那位「府」——一位戴蓝顶子的官员——便来了，带着巡抚给李泰国先生的口信；李泰国先生是巡抚的旧识，巡抚请他到西门相见。约两小时后，这位先生回来，带来了可喜的消息：巡抚将在城中心的衙门里接见我们，并立即派轿子到附近一处码头来接。于是当天下午我们便往那指定的地点去；除了孔塔德子爵与我之外，一行人都穿着制服。我们在码头上受到一队兵丁的迎接，他们一路护送我们坐轿穿城而过。我们就这样走了约两英里路。街道两旁自始至终都站满了看客；窗口、屋顶与桥上挤满了急切而兴奋的百姓，以极不寻常的专注，凝视着这些大概是他们平生头一回见到的蛮夷。他们看这些陌生的人种样本看得那样入神，我竟连他们彼此品评我们都没有瞧见，更不必说露出什么敌视或轻蔑的神色了。他们把嘴张到最大、眼睁到最圆，鸦雀无声地盯着看。我注意到人群中有许多妇女。苏州以女子之美闻名全中国，而我所见到的那些确也不负其名。在这个帝国的别处，我从未见过如此白皙的肤色、如此端正的五官。广州的女子简直丑陋不堪；北方的女子或许生得不错，可她们那样怕见蛮夷，要偷偷瞥上一眼都极难；而在苏州，她们既爱看人，也爱被人看，而且确有其道理。有一句中国俗话说：「人生在世要快活，须生在苏州，住在广州，死在柳州。」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生在苏州的人以容貌之美著称；住在广州的人享尽人生最丰厚的奢华；死在柳州的人则容易得到上好的棺材，因为那里多的是上等的林木。这句俗话，想来实在算不得高明。

我们到了衙门，受到中国惯常的三响礼炮的迎接，穿过几重院落，两旁站着一行行的兵丁与差役，排列整齐，穿着一种号衣。巡抚在大堂门口极为客气地迎接我们，请孔塔德子爵与我坐在那高起的台座上；在这种场合，那台座通常居于半圈椅子的正中，被视为上座。巡抚本人在我们右手落座；在这个礼仪之邦，这又被当作一层额外的恭维，因为你坐得离东道的左边越远，你的位置便越尊贵。接着便是一番繁复的相互恭维，这时来客便把自己全然交托给通事去斡旋，而通事所说出来的，十之八九大致是下面这副样子：

来客乃是一位从未见过这位中国东道的绅士，他表示与主人相见十分欣喜。

通事：「大人盼望今日，已非一日。」

中国大员：「我今日相见，便如故交一般。敢问贵庚几何？」

通事：「大人虚度若干春秋。」

中国大员：「大人两耳垂长，主有大才。」

通事：「啊！哦！大人不敢当此谬赞。」

中国大员：「一路辛苦了吧？」

通事：「本是应当的。」

中国大员：「想来贵体康泰？」

通事：「托大人洪福，大人贵体尚称强健。贵国大皇帝，圣躬安否？」

中国大员：「圣躬安。贵国大君主，圣躬安否？」

通事：「圣躬安。那些讨厌的害虫——指叛匪——仍在贻害地方么？」

中国大员：「那些虫豸正在迅速剿灭之中。」

我毫不怀疑，密迪乐先生同赵巡抚那几分钟里所谈的，便是这样的腔调；直到我们进而告知巡抚大人：我们带来四国致首相裕诚的照会，事关至为重大，望他从速转递，因为转递若有延误，可能严重损及帝国的利益。那封致他本人的附函，他当场拆阅，一群随从聚拢在他身边，从他肩后看了个明白。我们原希望整件事办得越公开越好，所以这种办事的方式，虽在西方的外交上颇不寻常，却正合我们的心意。

随后我们被引到一处侧室，请我们享用铺陈甚广的鲜果、点心与蜜饯；不过先有东道请我们脱帽，他说：「请宽帽如何？」对此的回答是：「我们放肆无礼已极，恕罪恕罪。」意思是要风雅地为自己光着头坐下的冒昧告罪。然后大家闲谈起来；谈话之中，赵巡抚问了好些广州的情形，想知道我们是否要杀叶名琛，又问几位使臣何时北上。他还十足中国式地，对我们众人不动声色地来了一点讥讽，表面上却是冲着我们那位可敬的领事罗伯逊先生说的：他说罗伯逊先生能有这样的好机会来看看名城苏州，想必是很欢喜的；罗伯逊先生却分辩说，唯一值得一看的风景便是赵巡抚本人。诚然，一个治理着拥有三千八百万人口的一省、握有生杀之权的人，绝非寻常之辈；然而他也不过是两江总督的属员，而两江总督又转而是一位须负其责的官员。

赵巡抚是我在中国迄今所见的中国士大夫中最好的样板。他的风度再庄重、再谦和不过，而这却是在他受命办一件极不愉快的差事之时。不过中国人管束自己的面容，本领惊人：他往往在最没有理由高兴的时候显得最高兴，而在心里虔诚地惋惜不能把你一顿板子打死的时候，脸上却始终保持着一副不可动摇的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神情。这一回，我们这位精于此道的东道把殷勤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他在我们盘中堆起一座座珍馐的金字塔，又硬要我们喝下许多热酒，每喝一杯都逼我们把杯子倒转过来，以证明杯底不曾留下残酒。

赵巡抚的衙门，比广州任何一处同类的官邸都要体面得多。里面有一种在中国少见的舒适气象，墙上糊着精致的纸，地上铺着毯子。整座衙署新近修整过，井井有条，完全称得上是如此显赫的一位大员的居所。

最后我们「告辞」了，并开始使劲地「请请」——这种礼节是两手合抱于胸前，做一个像狒狒一般蹲身的姿势。它相当于握手，只是握的是自己的手而非别人的；这样或许有它的好处，或许没有，但在中国，还是入乡随俗为上。接下来便是一番同我们自己在类似场合中极相像的情景。东道执意要送我们到轿前。我们劝阻道：「留步，留步，留步，不敢当。」他答道：「这是什么话？」我们再三说：「实在不敢当。」他坚持道：「这是在寒舍。」于是我们一路倒退着回到轿边，不住地央求他不要劳驾相送，他却竭力不肯；直到我们上了轿，他才勉强答应回去，到末了还在为自己竟那样失礼、此时便舍我们而去而连连道歉。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这番殷勤，或许同他终于把我们打发走了的那份满意颇有关系，并不全出于他的礼貌。

我们回到船上时天已黑了；这一天发生了那么多令人激动、令人关切的事，即便天还没黑，我也没有心绪去从事精确的观察。我们这一趟远征，在经过许多焦虑之后，终于大获成功。蛮夷正式进入苏州城，这在它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我们希望这一结果不致没有重要的政治效果。在一个凡事都以先例为准的国度里，我们已经对中国的闭关自守赢得了一场胜利；而以我们同这个帝国眼下的关系而论，这或许表明它终于有意向西方的压力让步了——那压力，它已成功地抵拒了这许多年。中国人对外国人进他们的城，猜忌得出奇；赵巡抚最先向我们提出的请求之一，便是会见之后要我们立刻出城，我们也答应了。

我们虽回船已晚，还是决意守信，把泊处移到西门外的一处码头，对面是一座衙署，我们已邀赵巡抚次日早晨在那里同我们共进早餐。这一场礼仪，连同它所牵涉的一切繁文缛节，都在约定的时刻举行了；不过座上多了一位客人，便是上海道台。他刚刚从一趟徒劳的奔波中回来：他曾抄近路赶往上海找我们，意在迎住我们，好叫我们到不了苏州。我们暗暗拿他取笑了一番；而他无疑深信，我们是有意施展了一招极高明的兵法上的调度。前一晚我们冒着伤身之险喝下了那许多热酒，这回便用大量香槟来回敬两位客人。

早饭后，我们表示对赵巡抚送来的收据——即我们所交公文的收据——感到满意；两位客人在一片惋惜之声与客套话中上了轿。

我们若坚持要求，几乎毫无疑问，是会获准在优待之下去游览城中主要名胜的；然而当时有许多理由凑在一起，使这样做不合时宜，其中一条便是：这会给巡抚那句话以口实——他暗指我们借一趟政治使命来满足无聊的好奇心。因此，虽然大失所望，我们还是认为最好满足于对这座有趣的城市匆匆一瞥；这座城以美人的故乡著称，是帝国一切精致、风雅与时髦之物的摇篮。我们穿街而过时，人群那样稠密，连店铺的好坏也无从判断；我路过时所能捉到的唯一出奇之处，便是那无数纵横交错的河道，上面架着一座座像威尼斯里亚托桥那样高高的单孔桥，房屋也像在威尼斯那样从水中立起。

我注意到，福钧先生对我们原本有限的苏州知识，所增添的也同我一样少；但他却更难辞其咎，因为他似乎曾乔装成中国人在那里住过一些时候。这座名城有许多有趣的掌故，这从一件事实便可推知：有一部名为《苏州府志》的中国书，足有四十册八开本，专记它的历史、古迹等等。赵巡抚告诉我们，他估计城中人口约有三百万。

我很想去看看苏州附近的大湖——太湖，于是早饭后不久便同同伴们分了手。孔塔德子爵无法同我一道去，我深为遗憾，因为我发觉这位先生不仅是极可喜的旅伴，而且是一位同僚，他的干练与机敏对我们此行的成功大有助益。他径直回了上海，而李泰国先生和我则先去踏勘苏州城主要的水上城郊。我们沿大运河走了约两英里。据我所能判断，它平均宽约一百码；不过要对此作出很精确的估计颇有些难，因为河水被船只遮得严严实实，水上人家与陆上人家的住处又那样相像，往往不易分辨哪里是水的尽头、哪里是岸的开始。河中留出一条窄窄的通道供往来行船，各色各样数不清的船只沿着它穿行。这里船的种类，同伦敦舰队街上车辆的种类一样多，水道也同那条有名的大街平日一样拥挤不便。渡船往来之忙、载客之重，俨然公共马车；笨重的货船慢吞吞地挪着，挡着每个人的道，活像啤酒坊的运货大车。轻巧的疍家小艇载着一两个乘客，由船尾一支橹灵巧地摇着，左穿右插，好比伦敦的双轮小马车。还有大号的客船，舱位可供长途旅人起居，定期往来于苏州、杭州、常州以及别的远方城市之间；它们驶过时所引起的轰动，同往日「布莱顿时代号」或「朴次茅斯电报号」驿车经过时一般无二。绅士们的私家马车，在这里则以华丽的官船为代表：船顶上撑着一柄大伞，舱门口挂着一面锣，由几个没有腿肚子的跟班不时敲打。另有一些船，漆得比这些还要花哨，里面传出尖细的嗓音、喧闹的笑声与乐声。有叫卖的小贩，以一只小小的篷船代替他的驴车；那船看上去像一口棺材，他独自坐在里面，用一双桨催着它飞快地行进，一支桨在船尾用手摇，另一支在船旁用脚踩。清道的一族住在平底船里，从河底舀起淤泥与垃圾倒进船中，船上养着的一群鸭子便立即上前查验一番，拣出一切可吃之物；鸭子不要的，再由它们的主人查看，看有无从船上失落的零星物件，然后运去肥田。可最奇特的景象，还要数那些载着捕鱼鸬鹚的船：鸬鹚一排排庄重地栖在从船舷伸出的架子上，看上去就像一群身穿黑衣的绅士，端坐在一场严肃庄重的集会的讲台上。

我们已绕过了城的三面，可我观察、注视居民风俗习惯的兴致，丝毫不比他们观察我的兴致来得少。可惜的是，我也不敢断定我对他们的描述，会比他们对我的描述更准确些。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旅人对初次印象的可靠，比在任何别处都更不可信；在一切都不浮于表面的地方，浮光掠影的观察是靠不住的。他们风俗与生活习惯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带着古老的印记，都源于某种极好的理由，都对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有一种特别的适宜，而这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人乍看之下领会不到的。人看着一群中国人干活，很像是看着河狸或蜜蜂一般。他们的成果令人吃惊，而他们达到这些成果的方法，却是寻常凡人模仿不来的。

我们从大运河急转出来，驶入一条较窄的河道，穿过一座座高桥，两旁是高高的房屋，飞檐翘起，阳台上挤满了人，还有一座座古朴的门楼与牌坊，刻满了劝善的铭文；就这样驶入了开阔的乡野。我们的船夫跳上铺着石板的纤道，拉着我们飞快地穿行于无边无际的绿色田野之间；那田野一直伸到天边，只有在我们前去的方向，有一列低矮的山丘被落日染成紫色，预示着将要进入风景如画之境。我们遇见许多别的船也是这样被拉着走的，又从一座座高高的单孔桥下穿过，就像柳树图案瓷盘上的那种桥——正是那些画儿，最先在我们幼小的心里灌注了中国之古怪奇巧的观念。我只在运河经过的一个镇子上见过一座构造不同的桥：它有三孔，当中一孔上建着一座屋顶弯翘的楼阁，成群的人从楼下凝望着我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了桑田的开端；这些桑田一直绵延到嘉兴、湖州两府，使它们成为本省最负盛名的产丝之区。

我们正要就寝，却被一片喊声惊起，叫我们上甲板去看一幅极富浪漫情调的景象：一轮满月照着一座如画的古镇那寂静的水巷，镇上满是桥梁与瘦高的房屋；河道那样窄，我们要从已泊在那里的几只船旁挤过去都极为费力；河边耸起三层高的房屋，把幽暗神秘的巷弄完全封闭起来，那些巷弄向四面八方岔开，只在这里那里容一线银光在水面上嬉戏。居民们不惯这样深夜的造访，从格子窗里好奇地窥视我们；一扇扇窗接连打开时，一道道明亮的光便射过我们幽暗的水路。水流逆着我们，那条街又很长，又没有纤道，我们撑篙撑了好一阵，才穿过了它，摆脱了那些高楼投下的长长暗影。此后不久，我们便到了湖边，下锚过夜。

早晨风平浪静，雾气弥漫，湖岸几乎在各个方向都被遮住，望不见了；我们缓缓航行了五个钟头，才渡到一座高高伸入湖中的岬角，名叫洞庭山。这时天已放晴，我们登上山去，眼界十分开阔：不远处，一座林木蓊郁的高岛仿佛浮在平静的湖面上；岛外，构成对岸的群山那蓝色的轮廓隐约可见。脚下沿着湖湾，便是我们登岸的那个幽僻的小村，掩映在树丛之中，树梢上袅袅升起一缕缕炊烟；岬角的一道山脊把它同另一个村子隔开，那村子在位置与大小上同头一个一模一样，简直像是它的孪生兄弟。我们下到那村里，自然立刻被全村的人围住了。他们极为和气；我们把一把把铜钱撒到他们中间时，孩子们便一齐抢成一团，连有些老人家也屈尊加入了。我本想在太湖上再盘桓一日，却怕误了上海的邮班；于是我们往回走，赶上又在月光下穿过前一夜的那座古镇，随后便离开了来时的路线。

半夜里，我被一场猛烈的风暴惊醒；也多亏这场风暴，我才得以看到一座横跨大运河一处宽阔河面的名桥。艾利斯先生在他记阿美士德勋爵使华的书中提到这座桥，说它有九十孔。我只数出五十三孔，而月光那样明亮，我想我数得不会错。次日我们又进了泖湖，借着顺风渡过湖去，同行的是一支庞大而如画的船队，想来总有几百只帆船。这阵风到了第二天便加紧成了大风，使我们顺江而下往上海去时，不得不艰难地抢风航行。我那只运河船在风平浪静时那样可爱，却全然不宜应付这等危急：它没有龙骨，极易侧倾，每一次掉头，舱里凡是没有系牢的东西都要滚动起来；更糟的是，正当它们乱七八糟、如画般地堆在舱板上时，火炉翻倒了，把一炉通红的炭火倒进了它们当中。这事发生在快到上海的地方，我差点儿就以一场大火来宣告自己回到了那里。

我在上海盘桓了十日，享受那里的富商巨贾们的款待，以及那里冬季清冽天气的提神之效。在欧洲人于天朝沿海所立足的各处地方之中，它无疑是最宜居住的一处。那里的社交圈子几乎同香港一般大，彼此往来甚是融洽；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乃是文明的天涯尽头，还不曾因形形色色的人潮把它当作歇脚的客栈而被迫变得排外；同时，它作为远方异国里的一个外侨社会，也不受那些时常搅扰我们自己殖民地的政治纷争之苦。

此外，上海还有一种殷实富庶的气象，有时竟扩展为豪华，表现在宫殿般的宅邸与奢侈的生活方式上；可惜这幅图画也有它阴暗的一面：有些年头，侨民们在丝上押了一笔不走运的重注，于是太太们的裙撑也就相应地缩小了。

上海坐落在平坦的江岸上，它的魅力丝毫不得自山水之胜；但沿岸绵延两英里的华美房屋，使人从海上驶近时觉得它气象堂皇。城中的英国区虽不专限于英国臣民居住，却是最大的一区。它位于法国区与美国区之间。这几个区里，也都住着别国的臣民。法租界的边界便是县城的城墙。县城周围约三英里，人口约有八十万。中国这一等级的城市都彼此相像，几乎无从分辨，而且已被一再描述过，所以关于上海县城我只说一句：它最著名的是古瓷、嵌铜以及别的古玩，那些都是它为应欧洲人的需求而从苏州贩来的。它在叛军占据期间受创颇重，那一度闻名的茶园如今只剩一堆奇形怪状的假山与瓦砾，游人寥寥；而即便在它最好的时候，想来也只是古怪有余、秀美不足。

我很高兴在上海有机会同道台重叙旧谊，我发觉他是一位颇有才识、颇为开明的人。有一天我同他共饭，吃的不是这种场合通常所设的那种清淡茶点，而是一桌丰盛实在的筵席：以燕窝汤开头，接着是鱼翅、海参以及别的难以名状的珍馐，充作头盘；然后是羊肉与火鸡，充作主菜，在一旁的桌上以文明的方式切好，切成一口一口地传给众人，于是从头到尾都以风雅的筷子取代了西方粗鲁的刀叉。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不妨仿效中国这种优雅的习俗，大有裨益；既然我们已开始在大盘里切割整块的肉，那就再进一步，不要在自己的盘里再切肉片了。不过我们也只宜到此为止：伸手越过桌面，从每一盘里夹一大堆珍馐放进邻座的盘中以示礼貌，这种习惯是断然要不得的。有几样菜的盘子做得当中可以放一小盆炭火，使四周的汤或菜始终保持温热。酒有好几种，但主要是用小米酿的，总是温热了喝；饭后上了一种极浓而香气清雅的茶，名为红茶，它像咖啡一样起着助消化的作用，同绿茶的区别只在于它蒸制的时间更长些。绿茶力道最弱，也最为提神，是一种较淡的泡茶，茶叶只在火上略加烘干，仍是绿的。此后又上了一道可口的杏仁茶。那一回的客人有罗伯逊先生、约翰密迪乐先生、我本人、上海知县——或称县令——以及上海的首席武官。谈话主要是比较英国与中国不同的行政制度，其间夹杂着最为肉麻的恭维，道台还不时就眼下的纠纷抛出一句试探；他竭力掩饰自己想尽量探听我们可能采取何种政策的心思，那样子十分有趣。

有一件事，我也同样急于打听，却不敢向道台大人提起。上海是每年向北方运米的主要出口港。每逢春季，成千只开往白河口的帆船一批接一批地驶出这条江；而我们要紧的是知道道台来年的打算，并尽可能查明要运出的粮食数量、收集粮食的各个口岸，以及最早启程的日期。万一我们觉得有必要在北方用兵，可以加之于京师的最重要的压力手段之一，便是截断这批粮米；而只须以几艘炮艇游弋于直隶湾，我们便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其时县城对面的江面上，帆船的桅杆密如森林，全都在等着领取开往天津的出口准单。后来海关当局告诉我们，单是从上海运往北方的米，便约有八十万担。

因为额尔金勋爵约在此时要从南方来到宁波，我便乘通报炮舰「惊奇」号前往那里迎候他。三月十四日正午，我们到了宁波江口，这一程约走了二十四个钟头。在扬子江流域那一马平川之后，驶近这条江时的景色颇为可观。右手是一座陡峭的岬角，约二百英尺高，顶上筑着炮台，俯瞰着镇海县城；城墙沿着江岸与海岸伸展。许多帆船堵塞着航道，非有高超的掌舵本领不可。这些船大多装着从福建运来的木材，那些难看的货物向两侧伸出好一段，几乎把船身都遮住了，使它颇像一头夹在两捆干草之间的驴子。装载这些帆船想必颇费了一番心思，据我所知，是借助从桅上拉下来的支索装载的。

我们溯江而上，群山退到了一段距离之外，这里那里有如画的山谷从山间豁然展开。近岸一带地势平坦，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看上去像巨大干草垛的建筑，其实却是冰厂，用来贮藏鱼的。按照律例，它们必须常备三年之用。到宁波只有约十二英里，我们在日落时抵达。

次日专用来察看这座城。在目前向欧洲人开放的各城之中，它无疑首屈一指。它坐落在两江汇流之处，人口约二十五万，周围五英里。一座长二百码的浮桥把它同主要的城郊连在一起。住在这里的欧洲人不多，他们主要住在城的对面，在两条江中较小的那条的岸上。宁波以出过几位中国最有学问的人物而著称；为表彰那些在科举中夺得最高功名的本地子弟而建的许多牌坊，横跨在主要的街道上。它们是用花岗石造的，饰以极其精巧的雕刻；有些石板被镂空，呈现出一片精妙无比的透雕网纹。另一些则在坚实的花岗石上以惊人的浮雕手法凸显出最繁复的图案，由此显出工艺之美。

宁波的书铺无愧于它崇高的文名；说实在的，各种店铺都胜过别的口岸。在那家人称「福南梅森」的铺子里，我们常坐下来喝上好的茶，一边让店家端出各样精致的蜜饯请我们品尝，一边不时抽上几小袋味道温和的烟。

在最好的店铺里，通常有外铺与内铺之分，中间隔着一道盖了玻璃的廊子。内铺一般是一间宽敞的屋子，装着货架、格子与抽屉，同在英国差不多；还有长长的柜台，柜台后面站着面色苍白、样子好学、神情聪慧的人，量出一码码的绸缎，或展示绉纱与罗纱，那种讨人喜欢的殷勤风度，同我们本国他们那一行的同道毫无二致。

宁波以木雕与镶嵌之精著称。丝缎上的刺绣往往很美。偶尔也能淘到古瓷，但这种货色供不应求。寿山石雕刻很多，不过在福州可以买得更便宜些。

那座供奉妈祖婆、由山东会馆——一个兴旺的行帮——维持的庙宇，是我在中国所见的同类建筑中最华美的一座。廊子与屋顶由石柱撑着，柱上雕成龙以及别的非人间的怪物形状，墙上则饰以色彩艳丽的画像与精巧的花纹。屋脊上装饰着竖尾而立的鱼和张着嘴的龙，伸出的屋檐尽头则是一座座怪诞的小角楼。城中每隔二三百码便有一道防火墙，以便把那毁灭性的祝融之灾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

登上那座古塔，所费的气力是大有补偿的：从它那七层高、风势凛冽的塔顶可以纵览全景。城的方位与江流的走向，如地图一般铺展在游人脚下；远处是青山，山中环抱着湖泊与雪窦山谷，以及附近一带的名胜。这座塔已有一千一百年之久，高一百六十英尺。

有一天，我有幸在一座大庙里看了一场「唱戏」。不得不挤在一大群气味浓烈的中国人当中，这种不快之事使我没能久留；剧情也并不高雅到足以使演出引人入胜；不过有些地方演得颇为出色，旦角由男子扮演，扮得妙极——他们的尖嗓子，连同那看来是缠过的小脚，使装扮天衣无缝。观众似乎看得入了迷；那些穿插的滑稽段落里颇有些粗俗的笑料，引得满场哄笑。

据说宁波附近比城里更值得一看；而我在中国已游过的风景，就如画而论实在乏善可陈，所以当英国皇家海军「鸬鹚」号的萨默雷兹舰长提议，在额尔金勋爵到来之前的空闲里，我们不妨作一次雪窦之游时，我欣然应允了。

十二雪窦山之游与普陀圣岛

雪窦山之游——山中景色——雪窦寺——妙高台——「千丈岩」——溪岗下——同宿之人——龙隐潭瀑布——辞别雪窦山——山民——乘竹筏之行——竹筏的驾驶——抵舟山——一处天主教传教所——一座中国乡间别墅——舟山在政治上的便利——一处英国墓地——普陀圣岛——堕落的僧众——方丈——如画的寺院——香客——壮丽的眺望——乍浦。

密迪乐先生承蒙厚意，不但给我们备了一名向导，而且把雪窦山中可看的景致、以及怎样看法最好，都告诉得极为精确。我们行程的头一段是在夜里走的，坐的是一只小小的篷船，船尾只有一支橹摇着前进。不过我们顺着潮水，天亮时便泊在一座廊桥之下；在那里我们得换乘山轿，行李则交给健壮的脚夫挑在肩上。头三个钟头，我们的路沿着河边平坦的岸地而行，走在铺了石的田埂上；田埂两旁分隔着豆田、稻田、麦田、菜田，以及中国农作那种种花色繁多的一切。我们只从一座桥上再过了一次河；那桥是把大块的花岗石板——每块长约二十五尺——架在木桩上的。此时河谷渐渐收窄，那些高约一千二百尺到一千五百尺的山，渐渐露出嶙峋的峡谷与狭窄的山谷来；陡峭的山坡上覆着一带带的杂木与松林；而河上的航行，除了竹筏之外，已全然断绝。于是我们振起精神准备登山，撇下了那轻便的山轿，让它们在后面跟着；我们乐得叫它们在队伍沿着陡峭的石径蜿蜒而上之时，成为这行列中一处如画的点缀。

我们的路穿过一片片幼松林，松树较小的枝子已被砍去当柴烧了；路是从山腰凿出来的，沿着那陡峭的山侧而行。当我们登到约一千尺高处，从山脉一处突出的山嘴上回首一望，一幅美丽的全景便映入眼中。我们早上走过的那条山谷，点缀着星散的村落，被那条像一缕银线般蜿蜒伸向天边的河流分开，就躺在我们脚下；而在我们右手，一片片低垂的竹林覆着陡峭的山坡：那竹子栽得整整齐齐，它们羽毛般的枝梢，色泽各异，形态又极其秀美，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对这可爱的景色投下最后一瞥之后，我们再走几步便到了山口的顶上；越过山口，便置身于一片四面环着半有林木的山丘的圆形谷地之中；谷地当中最惹眼的，是一组奇特的、有山墙、屋角翘起的房屋，那便是「雪窦寺」了：这便是我们当晚的歇宿之处。在这里，我们受到几位和尚的接待；他们穿着黑色或灰色的哔叽，剃着光头，正以几文「铜钱」的价钱，把往生天界的黄色票子分给一群群的女香客。这些女香客，我们在山坡上已经碰见过许多，她们拄着粗大的拐杖，在那双同山路极不相宜的小脚上蹒跚前行。其中有好些人面色红润，绝不难看，那整洁的衣着与舒泰的丰腴，显出她们在家中是过着安逸而自足的日子的；她们跪在圆形的小垫子或蒲团上，向着一排男神女神俯伏叩拜；那些神像中最大的一尊居中，约有二十五尺高。几尊巨大的黑色神像，面目凶恶，手执出鞘之剑，守护着寺庙的神圣；神像近旁有一口精美的钟，主持法事的和尚在那里不停地低声念着单调的经文，并敲着一只小铃，作为会众下跪或俯伏的信号；而会众在这期间则烧着小片的黄纸，点着香，或数着念珠。另一座殿里，有一群人在编竹席。我们要到卧室去，不得不穿过这些圣地；卧室是在寺后的一排房屋里。

因为天色还有几个钟头的光亮，我们便在寺里雇了一名向导，名叫金宝；日后默里先生若出版头一部关于这一带的旅行指南，这人是该在书中留名不朽的。他当向导的门道是密迪乐先生传授的；他虽除了本乡的土话之外一种语言也不懂，却已把功课学会了，带着我们一丝不苟地走遍每一处观景之点。我们先到妙高台；那里一位和尚的小屋筑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岩石俯临一道悬崖，照气压计量来有一千尺高。我们小心翼翼地爬到崖边，望下去，是一片片宽阔肥沃的山谷，河流纵横其间，那些河流亲亲热热地相会，又流向远方去灌溉远处的田亩。山坡上层层开着梯田，种着稻子与别的庄稼，有些地方一直开到山顶；另一些地方，高处长着林木，一带带的森林标出了奔泻的山洪的去路，那些山洪直泻入下面闪闪发光的溪流之中。一座小镇安安静静地睡在主谷的中央，还分辨得出一个个小小的人影在田里干活，或沿着蜿蜒的小径行走。

这一片景色使我整个儿想起了马哈巴莱什沃尔山，不过那里的悬崖要更高些。我们从这里沿着崖边攀爬了几百码，到了那名叫「千丈岩」的瀑布；在那里金宝指给我们看一棵特定的松树——作为尽责的游客，我们有义务攀住这棵树，把脖子伸出去，直伸到能看见下面的深潭为止，那奔腾的水势与令人晕眩的高度，直教我们头脑打转。那瀑布本身只有四百尺高，可那股水离了深潭之后，还沿着山谷翻滚跳跃而下，少说又有几百尺，才变成一条安静守规矩的河。我们顺着陡而滑的小径，穿过松林与竹丛，下到瀑布脚下；离瀑布还有三十码，便已被水沫浇得透湿。从这一点望去，景象崇高壮观到了极处：我们面前是一堵光滑的峭壁，高四五百尺，被一道白色的水沫所劈开，向两边展成半圆之形。五百尺之下，便是那青翠的山谷，被远处高耸的山脉围住。

回到寺里之后，天虽已近黑，我们这一天的活也干得不少了，却仍忍不住要去看一道瀑布——它的水声在我们的住处几乎都听得见。我们去的时辰恰到好处：最后几缕微弱的天光正在远山上渐渐隐去；在那万物俱寂、全然安息的静谧之中，唯一打破寂静的声音，便是那连绵不断的泼水之声——那股水从峡谷顶上一大片浓密低垂的枝叶的深影之中涌出，成一长幅白色的水沫，宛如暮色中的一个幽灵。我们越过一块架在瀑布下方溪上当桥的花岗石板，登上一长段石阶，石阶沿着一道俯临溪涧的陡峭岩架而上；到了顶上，又顺着蜿蜒的小径穿过林中幽暗的深处，直到小径出口处是一片小小的圆形谷地，四面被陡然拔起的高山围得严严实实；在这里，深埋于群山之中，远离人世的喧嚣，躺着那个幽僻的村子溪岗下——作为居住之所，我想它是「僻远」的，而且非常「孤寂、凄凉而迟缓」；可作为一幅安宁与如画的幽隐的图画，它却是绝妙的。这里生命的唯一迹象，便是从茅草屋顶上袅袅升起的青烟，那青烟化作一片轻云，停在小村之上，仿佛它已戴上了一顶烟做的睡帽，准备「就寝」了。无论如何，时辰已晚到足以使我们领会这层暗示，于是我们从另一条路爬回寺里；我们发现厨房里挤满了香客，他们要在此过夜，像在俱乐部的饭厅里一样，一伙一伙地围着小方桌，起劲地挥着筷子。他们享用的好饭菜使他们爱吵起来。我们睡下以后很久，还听得见他们争吵的声音——实在说，一直听到那声音换成了鼾声为止。整座寺院住满了宿客；我们头顶上，以及紧挨着我们的左右两边，都睡着香客。

有位无私的美国人发善心在寺里留下一只火炉，以供日后旅人之用；早上起来，在出发作进一步的探游之前，靠着它暖暖手、喝喝咖啡，实在是可感激的事。不过，我们先得被请去调停我们的苦力同某些香客之间的几桩纠纷——那些香客自以为在饭食、铺位等等上应有优先挑选之权；而我们的好朋友那些和尚，怕得罪了他们的主顾，也不敢出来干预。这些先生们对我们的殷勤，同他们的好奇心一样漫无边际：他们不断地给我们斟茶，又不住地摸弄我们的衣裳。我一向觉得，在未开化的心目中，衣着上最惹眼的东西是手套与灯芯绒裤子；猎靴也是稀罕之物。不过我们这些东道已渐渐看惯了欧洲人，而且显然这辈子也抽过几支雪茄；可他们特别拿我那个马德拉斯仆人取乐，他似乎是一种他们前所未见的人类标本；他们带他去看守在寺门口的那几尊狰狞的黑色恶神——这是对他尊容的一番恭维，他们为此大乐不止，可他本人似乎并不怎样领情。

在种着茶树的山坡上、穿过松林走了一个钟头，我们到了一处秀丽的山谷；谷中一条溪水将它分开，溪边镶着林木，溪上跨着一座单孔的桥，桥身为藤萝所掩，那长长的、扭结的卷须，像女子的发辫一般，在水面上拂弄。岸上有一座龙隐潭庙，供奉龙神。看过这位狰狞的神祇之后，我们去看同名的那道富于浪漫意趣的瀑布；那股溪水安安静静地穿过山谷之后，从一道一百二十尺高的岩架上一跃而下，落入一道极窄极陡的裂隙之中，从上面根本望不到它的全部深处。它得名，大约是因为那道深峡劈成两道幽暗的深渊，据说像是龙的上下两颚。这道瀑布虽不如附近别的几道那样高，我却以为它是这一带山中最动人、也最有特色的。我们从那里又到立石岩去；那是一块样子像德鲁伊教遗物的石头，年代极古，来历不明，立在一处突出的山嘴上，从那里所得的全景，比妙高台的还要美、还要辽阔。正对着我们，在山谷的尽头，我们望见一道瀑布的壮丽景象；那瀑布高三百余尺，成一整幅垂直的水帘直落到底，水成一股股奇特的、蛇一般的细流落下，始终不沾那光滑的岩面，直落入下面的深潭。我们在这一点的海拔，大约不过两千尺。

我们此时回到寺里，饱餐一顿之后，辞别了我们那些神圣的东道。我们很遗憾时间如此有限，不能在雪窦山再多流连，更细细地探寻它那些景色之胜。这些景色在无论哪一国都值得一游；而在中国尤其如此，因为外国人有限的游历迄今所揭示出来的如画之景实在太少了；凡到宁波的旅人，都不该不上山走一趟——除非这些山中的景色，将来会被那些在前所未有的条件下踏遍全帝国的人所发现的奇观比下去。我们这次游历赶上了一年中的好时节；我们在那里时，雪窦山固然就雪而论并不名副其实，可清早稻田里的水上却结着一层冰；过了几天，我在宁波看见，在山下落成雨的，已把我们离开的那些山披上了一件雪白的斗篷。

这一带的农民，尽管是中国人，却具有世界各处山民所共有的那一副总体风貌。无论是在苏格兰的高地、切尔卡西亚的高地、蒂罗尔的高地、喜马拉雅的高地，还是中国的高地，我都注意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气度使他们彼此相类，而这气度又丝毫不妨碍他们各自的民族性格。性子急、脾气好、小腿粗壮、独立、强健而自恃——惯于孤寂，却又喜好欢聚：我一向觉得山里人是最可喜的伴侣，而那清爽的山间空气与不断变换的景色，也相应地使人自己的精神为之一振。我们下山时，碰见一长列一长列这样健壮的山民，每人肩上扛着一棵幼松，摇摇晃晃，把那看来非人力所能胜的重担扛下山去赶集，快活的脸上咧着大大的笑。

我们决定回程换一种走法：到了山脚的慈溪，不再在几里平原上疲疲沓沓地走回我们的船去，而要乘竹筏走一段水路——那条河太急太浅，别的船只都行不得。它实在比一条鳟鱼溪好不了多少。我们在河岸上一个大村子里雇了竹筏，全村的人都出来看我们启程；趁着备办之际，我们去看了一座奇特的水力磨坊，靠着它，一排槌子或杵头有规律地起落，捣进形如臼的盛谷之器里。我们的竹筏只用了十根竹子扎成，同水面齐平，水从竹间的缝隙里畅流而过，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上面铺几块木板，好使身子不湿。即便如此，一动便得付出水没脚踝的代价。竹子的两头向上翘起，就像中国的屋角以及一切别的东西那样。其用意无疑是要做成一种船头，免得我们被水淹。我们在这脆弱的构造物上把自己交托给一个人驾驭，打发苦力和轿子走陆路，便同许多别的竹筏一道飞驰而去；那些竹筏大多载着木柴或木炭；我们时而在溪中的卵石河床上擦底而过，时而被一道翻滚沸腾的急湍飞快地卷过去，时而又被一处深绿潭水中的回流猛地截住——在那里筏工的篙子探不到底，而鲑鱼是会爱在那里栖身的。我们成了别的筏工们极感兴趣的对象，他们斗胆拿我们开玩笑；于是我们便以同他们比赛来回敬，撑起伞来迎顺风，又靠抓住他们或撑着他们，把自己推到邻筏前头去，引得河上的人家大为欢乐。风的极度凛冽与日暮，终于遏住了我们的劲头；当我们再回到自己的船上时，这一天的活已把我们累得精疲力竭，于是蜷身躺在船底，一觉无扰，直睡到天又破晓，醒来时我们已靠在宁波江上那艘好船「鸬鹚号」的旁边了。

我发现，在我离开宁波期间，额尔金勋爵已经到了；他此前沿海岸北上巡航了一回，途中访问了汕头、厦门与福州诸口。三处之中的头一处，位于广州与厦门之间，并非一八四二年条约所开的口岸之一；那里已兴起了一种不合法的贸易：一部分是糖，由此处用外国船以及中国船运往沿海别的口岸；一部分是茶，因为此处离产茶之区较近，又因广州新近的变乱，茶便找到了这个通往外国市场的出口；还有一部分是豆饼，从上海大量运来作肥料之用。汕头在中国商务上占着要紧的地位；这里经营着大宗的钱庄生意；有相当可观的帆船贸易从此处四出，通往台湾、海南两岛以及沿海各口。每年由我国商人输入的鸦片为数颇多，须完地方的税。

三月二十日，我们乘「暴怒号」离开宁波，驶往舟山；航行六个钟头便到，约在日落时下锚于定海那美丽的、四面环陆的港湾之中。次日早上，我们上岸去探看这个地方——上一次战争期间，我军在此长久驻守，又在这可爱的岛上经历了种种可怕的遭遇，使它声名狼藉；可此后人们已经承认，那名声是它远不应得的，以致我们对于最终把它放弃，一直懊悔不已。我们刚一踏上岸，便得到了我们占领时期所留下、至今仍萦绕在居民之间的那些联想的证据。一群小乞儿围上来，向「满大理」讨钱——这是他们所能念得最接近英国人那「满大人」尊称的发音了。炮台雄踞在一处俯瞰海湾的高地上，下面沿着海边，伸展着一条长长的、散乱的城郊，由一条铺石的堤道同定海城相连；定海城在内陆约一里半处。那是个寒碜肮脏的地方，店铺低劣，周围一道城墙，城内居民至多六万。穿过城去，我们进入城外那片宜人的山谷；看见林中有一座房子，顶上立着十字架，我们断定那是一处天主教的传教所，于是便向那里走去。

我们走近时，一位身穿中国服装的神父出来迎接我们，以极大的朴实与诚恳尽了地主之谊。他是岛上唯一的欧洲人，属于圣味增爵的遣使会，他告诉我们他在江西传教的一些有趣的细节——他在那里住过十年。我们看了他的实业农场，那农场由学校里的男孩子们耕种；那是一群干干净净、胖乎乎的小家伙，脸上带着快乐的笑容，神情同一般中国少年大不相同。他们对这位属灵的师长，显然怀着敬爱与感激之情。其中许多是他从大路小径、篱笆边上拾来的弃儿流童，因身有残疾而被父母遗弃。一个是瞎子，一个是跛子，还有一个手臂和舌头都瘫了。不过一般说来，他的学生都是教友的子女；天主教的办法与其说是去感化教徒，不如说是去养育教徒——这种做法一天比一天简便了，因为这个帝国里的天主教徒已有五十余万。舟山全部人口估计有二十万，照这位神父的计算，其中约有二百五十户是教友。无论他本人还是他的教众，都丝毫不受百姓的骚扰，尽管官吏与士人对他们颇怀猜忌。然而对他们并无任何积极的敌意；除了偶尔被叫去为建塔捐钱，或参与佛教的仪式之外，他们奉行自己的信仰，并不受人干扰。

后来我们由这位可敬的向导陪着，去看了城里的一所女童医院，那医院同他别的机构一样，显出他经营得法。他坚持要亲自带我们游岛，先领我们去看一位中国富户的乡间别墅。那是这个国家装饰趣味的一个好样本。这里有那些照例的凉亭，埋在假山石之中，要穿过岩洞里凿通的迷径、或盘旋于缩小了的山峦之间的石阶，方能走到；还有些亭子高踞在小小的湖海中的岛上，由纤巧的小桥同「大陆」相连。可爱的小凉棚配着长满青苔的座位，邀人在它们清凉的荫中憩息；而盛开的华丽山茶与玉兰，在一切之上洒下一片浓艳灿烂的色彩。

我们喝了许多杯舟山本地所产的茶——那茶味道颇像稻草泡的水，茶叶绿得仿佛前一天才从茶树上摘下来——提了提神，便动身去登附近最高的山之一，好在天黑之前把全岛尽可能广阔地看一遍。从这海拔一千二百尺或一千六百尺的高处，我们俯瞰着生机勃勃、农作丰饶的肥沃山谷；攀爬之后，我们躺倒在草地上，目光在脚下的秀色之上流连，心中徒然懊悔：究竟是何等的昏聩，竟使我们放弃了这样一个地方——它不但在土地的肥沃与风景上极得造化的眷顾，而且拥有中国沿海最好的港湾之一，据扬子江的出口，商务上的地位全然无可匹敌，其形势与潜力在政治上的便利，更是中国沿海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夸口的。

这岛周围五十一里。幸而我们已没有多少气息可以花在叹息上了；可从我们冒着折断脖子的危险、一头冲下山去的那股劲头来判断，陪着我们的那位圣者必定以为我们是出于绝望才这般不顾死活；因为我们一到山脚，他便一面气喘吁吁、言语断续，一面对额尔金勋爵的矫健说了许多恭维话，接着又向我们担保：舟山的百姓对英国的统治保存着极为可喜、极为称心的回忆，无论我们何时认为宜于重新占领此地，他们都会张开双臂欢迎我们；随后，为了使我们平静下来，他领路到一处深谷中的幽僻角落，那里有一座如画的宝塔，掩映在一片浓密的竹林之中，正午的炎热也透不进去；我们在这里逗留，又喝了和尚们殷勤奉上的许多茶，直到该回船上去的时候。我们这位好心的向导陪着我们一道上船，平生第一次观看了英国军舰上的几件奇物。

奥斯本上校已派了一队人上岸，去察看葬在舟山的我国同胞的坟墓的情形；次日早上，我便去看上一次战争中这段痛苦插曲的那些凄凉的遗迹。几个钟头便足以清除了那些任其在坟墓四周堆积起来的垃圾；墓碑本身保存得很好，水兵们正在重新描漆那些已有几分剥蚀的碑文。

正午我们从定海起锚，天气可爱，我们穿过舟山群岛那错综曲折的水道，经过许多隆起的岛屿——岛上凹进许多深湾，深湾又一直伸入种满梯田的肥沃山谷——又穿过一道狭窄的水道，两侧是灰色的、风化了的花岗岩悬崖，高高耸立，海水涌入幽暗的洞穴，在岩石的深隙里阴沉地低吼。那景色与气候使我想起从前在阳光明媚的希腊诸岛之间驾游艇的一段经历。

日落时，我们在普陀圣岛外的「莲花洋」下锚。我们用一天工夫察看它那些神圣的奥秘。一条宽阔的铺石大道领着我们越过一座山的低肩，进入一处可爱的山谷；那里有一簇灰色的宝塔与寺庙，翘起的屋顶是皇家的明黄色，墙是朱红色，掩映在最鲜亮的绿叶之中；而在上面陡峭的山坡上，散落着一块块巨大的、悬空欲坠的嶙峋花岗岩，仿佛是被什么巨人之手粘在那里的。一座奇特的山门，满刻着题字，通向一片迷宫般的庭院与一组神圣的建筑：有些是特为保护年代极古、刻着圣训的石碑而建的；有些里面挂着巨钟，钟不用钟舌，而用悬在一旁的一根槌子撞击；另一些——而这些是最大、也最多的——则满是男女两性、大小不一的巨大神像，从全寺所供奉的慈悲女神观音的巨像，直到一排三寸高的小神。庭院里有神圣的铜器，盛着神圣的火，荫着神圣的树；还有一方神圣的池子，满是神圣的鱼，覆着神圣的莲花，上面跨着一座单孔的桥。

到处都聚着一群群肮脏的和尚，半裸着身子晒太阳，察看自己或邻人的破烂衣衫；或是念着单调的经文，或是数着念珠四处游荡；我给他们画速写时，他们便围拢到我身边，用那双昏花的眼睛茫然地瞪着这些生人。他们穿着灰色哔叽的破袍子，像某种此地特有的虫豸一般充斥其间，那身灰扑扑的衣服一直穿到它自己脱落为止，看来他们对于水的一种用处是全然不知的。他们大多长着皮疹，而且无一例外地被一股气味所笼罩，叫人挨近他们时极感难受。当岛上的方丈在一间窄小的屋子里以茶和蜜饯款待我们，屋里挤满了这些圣者时，他们那「圣洁的气味」便变得全然不可忍受了。不过我们的东道本人却是个例外：他外表整洁，面貌温和而聪慧，身披一件黄色的袈裟。他告诉我们，他是当时岛上五百名僧人的精神上的领袖；这岛全然专作宗教之用，不许俗人在岛上居住，不过人口之中也算得上几个尼姑。我倒倾向于以为，我们这位权威把人数说成五百，是大大少说了；从我们所见和尚之多来看，卫三畏先生估计的两千，似乎更近于实。那位先生算来，这小岛上聚集的寺庙、神龛与僧院，共有六十座。我们只满足于在岛上随意漫游，进了其中五六座。

它们多多少少都是同一个样子，只是所处地势之如画各有不同：一座高踞在一处悬崖上，离崖脚拍岸的浪头约二百尺，里面有从活岩中凿出的神龛，要从凿穿岩石的窄梯上去；另一座是建在山坡上的一大片宏伟的建筑群，宽敞的铺石庭院围着雕花的栏杆，要登一连串宽阔的石阶才能到。在一座埋在山茶林里的寺庙中，我们撞见全寺的僧众正在斋堂里，坐在长而窄的桌边，用筷子把饭往他们那宽大的嘴里扒。在另一座里，一个看来体面的年轻人为还愿而朝拜了他所选中的神龛，正在为他一人专做一场法事；他在铙钹的铿锵、笛子的呜呜与大鼓的咚咚声中猛力地俯伏叩拜，而一位年高的和尚则代这位信士向一尊面目狰狞、挺着镀金大肚子的神祇唱诵谢辞。到处都是浓重的香烟之气，同和尚们更为难闻的气味混在一起；到处都是沉重的帷幔与绣花的幔帐，遮着同一套燃着的香和奇形怪状的神像。有些寺庙已破败不堪，另一些则正在用虔诚的香客所施的布施与捐款修缮；因为，为公平起见，对这些圣者须说一句：他们虽然不顾自己的身子，对于他们所崇奉的对象却是尽心尽力的。不过据说普陀的僧众之中有许多是罪犯，他们到这个避难所里来寻求庇护，以一种懒散而肮脏、迷信而独身的生活，来赎他们往日的罪过。

转身离开这些景象，登上岛上的最高处，在大自然这座宏伟的殿堂里享受一番更为崇高的礼拜，真是一种解脱。我们沿着长长的石阶登上一处海拔一千二百尺的地点，一路经过许多神龛，那里和尚乞讨、香客歇脚。在从土崖上凿出的壁龛里，一些苦修之人独自度日，没完没了地念着那一句全岛为之回响的咒语。每一座建筑上都满写着这一句题词，而每一个剃了头的居民每天大半的时光都在喃喃不休地念这一句虔诚的祷告。别的一切念头似乎都融进了这一个念头之中，而它就化为一句绵延不断、抑扬顿挫的唱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人们坐在那里敲着小木鱼，整天整日地念着阿弥陀佛；而他们特别爱待的地方，似乎就是上山的石阶。最后我们把他们统统走过了，站在它的最高峰上，眺望那岛屿星罗的大海：长长的岩石岬角之间抱着平静的海湾，远处的岛上有小村依偎在林中，大片大片的耕地一直延伸到山坡的高处；而我们自己这座小岛则铺满了开花的油菜田，一片最鲜亮的金黄，点缀着一丛丛树林与寺庙，纵横着宽阔的石砌大道——那些大道被和尚与香客几百年来不断的践踏磨得光光的——岛上处处显出一种可敬的老迈之态：倾圮的神龛，虬曲的老树，长满青苔的苍苍岩石，以及同样苍苍的住客。

离开普陀，我们渡过浑浊的杭州湾，到了乍浦——乍浦是以上一次战争中一场血腥却无益的胜仗而出名的。它一度作为大运河的终点之一而颇为重要（那是在这项工程被毁坏之前），如今作为人烟稠密、富庶的杭州城的口岸，仍保有少许商业上的地位，而且是沿海唯一准许同日本通商的口岸。此时就有四艘来自那些岛国的帆船泊在这里。然而作为一个新口岸，它对我们却毫无价值：一则因为港湾无遮无蔽而且水浅，二则因为乍浦有运河同上海相通，离上海只有约六十里。一道低矮而参差的山岭围着这座城所在的冲积平原，山腰与山顶都筑了炮台。我们上岸登上其中一座，俯瞰那座紧凑的有城墙的城池与城外辽阔的平原；那平原铺满了五彩斑斓的庄稼，一片灿烂，其间没有一处高地高过一座宝塔，地平线成一条不断的直线，伸展至少四十五里。

十三北上白河口

清廷来文——额尔金勋爵的复文——包令爵士之赴白河——那一回所取的做法——额尔金勋爵请调炮艇——徐家汇的天主教传教会——其教育之法——传教事业收效甚微——入教者的迷信习俗——一场「住棚节」——董家渡的大教堂——传教事业所遇的难处——提督迟迟未至——各全权大臣启程北上——庙岛海峡——搁浅沙滩——抵直隶湾——天气阴沉——越过拦江沙的一次远行——追捕帆船——美国公使到来——局势之难——无谓的耽延——外交上的难处——各炮台的形势——提督到来——通报船越过拦江沙——期限届满——攻击延期——耽延在政治上的后果。

我们抵达上海的次日，额尔金勋爵便接到了清廷从北京发来的答复，所答的正是一个月前我在苏州递交、请其转呈的那几件公文。依《南京条约》，女王陛下驻华代表本有权同这个帝国的最高当局直接通信；可大学士裕诚——勋爵阁下的来文原是致他的——却不屑亲自作答，只饬令两江当局向英国全权大臣转致一文。文中先提及广州新近之事，随即声明：叶名琛已因此革职，由黄宗汉接替，唯有他一人奉旨在该城办理夷务；我们须回到那里去，别处一概不可。那位大学士接着又说：「天朝设官分职，各有专司；而人臣无外交之义，本朝臣工向来恪守不渝；是以本大学士未便亲复英国公使之书。着贵督（指两江当局）将以上所言尽行转告，则其来书亦不至无所答复。」

这封信被退回两江当局，理由是它无端漠视了《南京条约》中的这一条款：「议定英国驻中华之总管大员，与大清京内京外大臣文书往来，用『照会』字样。」

在这种情形下，额尔金勋爵在复文中引了上述条款，随即声明他打算「即刻北上，以便同朝廷在京的大员更直接地往来」。这一步，这位使臣一向认为是就谈判而论最可望奏效的办法；所以那位大学士所取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做法既使这一步势在必行，他也并不引以为憾。法国、俄国与美国的公使所接的来文，大意也都相仿，只是普提雅廷伯爵被指示前往黑龙江，而不是去广州；他们全都同额尔金勋爵意见一致，认为当行的、而且实在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尽快带着一支足够强大的兵力出现在白河口，以迫使这个政府履行它那样执意拒绝的条约义务。

联军各全权大臣既定下这一决心，再来看看在叶名琛衙署里查获的那份文书，倒颇有意思；那份文书讲的是一八五四年包令爵士与美国专使麦莲先生赴白河之事。他们当年也曾试图经由两江当局同朝廷往来，只是所获比这一回还要少。包令爵士干脆被拒绝接见；麦莲先生则如前文所述，在苏州城外的昆山被拦下，并在那里被人苦劝，说他北上是如何不妥。起初，总督怡良似乎以为这些劝说已然奏效，可后来他对此又生了疑虑；因为他提到包令爵士控诉叶名琛失礼，以及包令爵士因此扬言要去白河一事，说道：「然夷人惯伎，每借一端以为要挟之资；该酋无论如何诋毁叶名琛，显见叶名琛正其素所畏惮之人。彼称将赴天津，此或亦不过借以胁从其请之词。奴才已恳切谕令其留候，该酋之船尚未开行。惟夷性反复无常，终难保其不扬帆北驶，以图挟制朝廷及沿海督抚大吏。」对此皇帝批道：「夷性狡诈」，诚然不错；又进而谕令怡良告知他们：「天津集兵如云。」——凡此种种，都清楚显出外国人出现在京畿一带是何等令人畏惧，而在那里施加压力，十有八九又会何等有效。

唯一可惜的，是上述文书所提的那一回远行确曾北上，却无功而返。这件事本身就足以减损再一次北上的效力；而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派到大沽来见我们的，正是上一回会见英美两国专使的那几位钦差；朝廷上下似乎毫不怀疑他们天生有一种对付夷人的特别本领，并认定我们会像我们的前任一样，轻轻便被打发掉。

尽早北上的决定，是在四月一日作出的。原定在上海开议的日期是三月的最后一天，而截至那天并无任何钦差大臣露面，联军各全权大臣在这一点上所作的承诺便就此解除。额尔金勋爵离开香港之前，已料到此事很可能发生；为防这一变局，他曾于三月二日致函提督，说他即将前往上海，希望在那里会见一位具有正当资格的全权大臣；但勋爵阁下接着说：「倘若此望落空，那么为推行女王陛下政府所定的政略，或许有必要在京师附近某处施加压力。为此之故，我认为阁下宜于三月底前后，或其后尽早方便之时，在上海集结一支你能从别处调拨出来的尽可能庞大的舰队，尤其是吃水浅的炮艇。」〔注一〕

对这封来函，提督复称：「谨告阁下：一段时日以来，本人已在留意此事。已有炮艇一艘、炮舰一艘启航前往上海，其余各船亦正在安排随后跟进。倘无阻碍，本人拟于本月十六日前后乘『加尔各答号』启航前往上海。」如今这封信写后已过了一个月，而每一天都至关紧要，我们便焦急地翘首盼望那第一批该到的炮艇，也盼望提督本人——他随时都可能到来。

其时上海的天气正宜出游，只是附近一带少有值得一看的去处。有一天，我们步行十二英里，去参观徐家汇的天主教书院与传教机构。那一带地势平坦得毫无起伏，步行不久便令人厌倦。我们沿着狭窄的田间小路走，两旁是麦田、豆田和别的庄稼，粪肥的气味浓烈扑鼻，可收成却依旧稀薄，杂草倒是丛生。中国的田地，即便是那些精耕细作的菜园，也从来不曾好好翻耕过；只是把地表浅浅地扒一扒，然后浇上大量的浓粪。结果是：嫩苗有时看上去青绿喜人，却很少有丰收。

传教会的房舍坐落在一条小河的岸边，环境宜人。几位神父在门口迎接我们，照例身着中国服装，领着我们把整个机构走了一遍。我们看见学堂里坐满了喧闹的学生，个个伏在案上前后摇晃着身子，用响亮而单调的腔调念诵自己的功课；左右邻座尖利的声音在耳边回响，而他们似乎全都浑然不觉。各学堂里合计有八十名青年和少年，都在埋头攻读中国的经书与文章；因为天主教徒的办法，与其说是向学生灌输他们本教的教义，不如说是把学生在本国文学上教到一定的程度，使他们能在科举考试中同侪辈相争，夺得这个帝国的最高功名。借此之法，他们纵然赢不到信徒，却能为自己在高位上求得庇护，而且此后永远有一些可以倚靠的「不义钱财所结交的朋友」；因为在这些学堂里，学生同老师之间所结下的情谊不易断绝，而天主教徒待他的那份仁厚与宽容，即便在一个严正的儒者心里，也会留下深刻的好印象——他对这一班人心存好感，他如今的显达全仗他们；而且无论他们持何教义，至少在他自己身上，他们已践行了那位大哲人的一些最高尚的格言。我听说，天主教传教会甚至能夸口说在官员当中也有信徒；人们还讲起许多事例，说到对传教士及其信徒的虔敬与私下的周济，既有入了教的中国人所为，也有那些仅仅受过其教会机构恩惠的人所为。

（原注：见蓝皮书。）

然而，尽管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所依据的，是尽可能顺从现有的成见，在无法使人信服之处便极力加以笼络；我却并不认为，即便在新约之下，或在所能设想的最有利的条件之下，它的影响会有一天及于统治阶层。天主教在几乎所有传入过的国家里，都颇受平民大众的欢迎；可是要在中国的读书人当中求成功，那位剽窃了他们自家哲人的奥古斯特·孔德先生所派出的使徒，倒要比教皇的使徒更有几分胜算。一位新教教会中地位颇高的人士告诉我，在迄今所得的全部新教信徒之中，他真正相信是诚心的只有五个人；而我们也没有理由设想，在天主教信徒里较有见识的那一班人当中，这个比例会更大些。

在愚昧而迷信的人们当中，无疑有许多人或许怀着一种杂糅不纯的信仰；可是这种信仰，若是靠着准许他们照旧过自己的节日、在祖坟前祭拜、并照旧行完自己的一切丧仪——只除了焚烧纸钱——才换得来，那便值不了多少了。诚然，在舟山，我们那位可敬的朋友曾告诉我们，信徒们常常拒绝参与这些仪式；可他们竟被准许参与，而仍保有其基督徒的名分与信仰，这一事实本身便意味深长。这一点曾在多明我会与耶稣会之间引起一场严重的争执，后者主张对信徒的宗教习俗给予最大限度的宽容。徐家汇的传教会几乎全由耶稣会士主持。他们同学生之间显然相处得再融洽不过，学生们的脸上个个都透出快乐与满足。尽管一昼夜二十四小时里有十二小时用于功课或宗教功课，这个机构却保持得一尘不染；宿舍整洁得堪为楷模；于是一些与中国人家居习性格格不入的习惯，正被灌输给院中的人。一位年长的学生做的几件泥塑样品，显示出他作为一名艺术家颇有前途。

我们去徐家汇的那一天，恰逢一个迎春的节日——一场中国的「住棚节」；我们遇见成群的人身着节日盛装，刚参加完祭祀、从那里归来，他们所祭的是这个天朝帝国的农神。许多身穿灰色长袍的僧人，由头戴高高的圆锥形帽子的兵丁陪同着，那帽子活像红色的小丑帽；在我们走进的一座庙里，锣声不绝，礼拜的人不停地叩头——也许他们当中有些人，就在我们随后那个星期日在董家渡大教堂所见、同样虔敬地礼拜圣母马利亚的人群里。在那里，宽敞的殿堂一侧坐满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女信徒，她们虔诚的举止证明了她们的真心；她们整洁的、间或颇为秀丽的衣着，以及令人愉悦的容貌，同外来者在中国城镇里所遇见的大多数女子恰成可喜的对照——倘若外来者没有机会见到上等人家的女子，他大概会对中国女性形成一个不佳的看法。

大教堂里装饰着依照中国人的观念绘制的圣像，只是使徒们剃光的头顶和辫子，以及妇女的小脚，令西方人看了不免一惊；不过这座大教堂最主要的奇观，是那架由中国工匠造的风琴，它的音管全用大小不一的空心竹子做成。它发出的声音虽则洪亮，却柔和悦耳，只有某些高音除外。大教堂附设有一所书院，这里的学生全是信徒，其中许多人正在受训，预备做本地的传教士和传道员。

上海的新教传教士，致力于教育少年，更甚于劝化成人。在劝化成人这一方面，人们认为他们在宁波的工作成效最令人满意。在上海，约有四百名儿童在接受新教的教育；可他们大多数并不学英文，而本国的经书也只学些最粗浅的。因此，他们所受的教育，无论在本国同胞当中，还是在外国人当中，看来都不大派得上用场。在香港已经发现，懂英文会使少年们陷于种种诱惑，连他们已经吸取、或本应吸取的那些道德原则也护不住他们；而在太多的事例中，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只是增大了他们的恶劣影响。不过在上海的美国学堂里，是教英文的；尤其是这些美国教会所办学堂里的几个女孩子，对这门语言已有了很广博而扎实的学识；而且单从她们的样子判断，她们所受的训练可望收到最好的效果。

大概没有哪个国家的传教事业，是在比中国更大的困难之下进行的。我们孤处一隅，仿佛只在这个帝国的边缘上，使得传教士难以同百姓有那样密切的接触，从而取得任何持久的影响。一个传教士到了这个国家以后，要用两到三年的工夫学习语言；这使他局限于讲那种方言的某些地区，而那种方言到了别处便没人听得懂。即便到了那时，他仍无法离开那些通商口岸去定居，而在那些口岸，欧洲人的种种恶习又大大抵消了他的努力。反之，天主教的传教士在一个据点停留不过四五个月，便被打发到他的工作园地上去，任他尽力自学语言：他同中国人住在一起，穿着同他们一样，全然把自己同他所要感化的人融为一体。除了宾惠廉先生以外，我们的传教士当中效法这一榜样的人相对很少。不过，新约既已开放了这个国家，又保证了对基督教传教士的保护，无疑将为福音事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四月三日，我们从南方得到消息，说提督把启程日期推迟了十天。额尔金勋爵虽为此颇感为难，却同葛罗男爵一道决定：联军各全权大臣宜照先前向中国政府那样坚决表示过的决心，前往白河口；因为在如此紧要的关头，稍露一点动摇之态，便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不过，为尽可能贯彻他原定的政略，勋爵阁下自行担起责任，请求当时在上海的高级军官尼科尔森爵士，尽可能从该港拨出最多的海军兵力供他调遣。恰好「高飞号」适时到来，接替「皮克号」，使尼科尔森爵士得以亲自陪同我们北上；再加上通报炮舰「鸬鹚号」和炮艇「斯莱尼号」，我们这支小小的舰队便凑齐了。勋爵阁下临行之前，给提督留下一封信，信中说〔注二〕：「你上月二日致我的信中提到的那些吃水浅的炮艇，我极盼其到来；因为我深信，最能使清廷就范的，莫过于兵船出现在白河的拦江沙以内。况且，倘若有必要溯河而上直抵天津，这样的船更是不可或缺。」

十日清晨天刚亮，我们拖着「斯莱尼号」离开了上海；载着普提雅廷伯爵的俄国轮船「亚美利加号」已在一两天前开走，而「大胆号」和「明尼苏达号」随即也将跟进。我们给「高飞号」的沙德威尔舰长留下指示，凡有英国兵船到达上海，都要毫不耽搁地遣送北上。我们北上黄海，一路天气晴好。西北季风的势头显然已经衰竭，继之而来的是和缓的南风。

（原注：见蓝皮书，额尔金伯爵致西马縻各厘爵士，一八五八年四月八日。）

这些温暖的风，加上冬雪融化使海水温度偏低，无疑便是笼罩着天边的那层薄雾的成因；十三日早晨，中国最东端的山东高角，便透过这层薄雾隐隐约约地显现出来。绕过那个海角以后，我们沿着它的北岸航行，经过芝罘港，远远望见许多帆船在那里下锚。这个市镇位于奇山所湾的湾头，马戛尔尼勋爵当年曾误把它当作登州而驶了进去。一座高耸的岩石岬角，由一道低平的沙颈与大陆相连，尽头是一座陡峭的山峰，高出海面一千一百八十英尺；过了这里，海岸是沙滩，背后衬着荒秃的群山。总的说来，这番景色令我想起巴巴里海岸的某些地方，而那一天的气候，恰恰就是地中海早春的气候。不久以后，我们的经历便打破了这种相似还能持续下去的任何指望。

下午五时，我们望见了登州这座有城墙的大城，它是新约所开放的口岸之一。城作平行四边形，幅员颇广，城墙沿着海岸延伸三英里有余。在最右端，城墙止于一座小山，山顶上有一座堡垒和一座庙宇。不过这一带海岸并无任何避风之处，我们也没有看见城外有帆船下锚。登州最合用的港湾，在庙岛群岛之中。这些岛屿正对着城，与大陆之间隔着约四英里宽的海峡；其中最大、也最近的一个是长山岛，长七英里，宽三英里。将来的外国人居留地，十有八九会设在这里。它构成一个安全海湾的一侧，我们看见湾里停泊着一支庞大的漕运帆船队。我们倒是被容许有些许闲暇来就此事从容观察，因为正当我们开足马力疾驶穿过海峡之际，我们突然

猛地一下重重搁浅在一片沙滩上，而海图上标明那个地点有九英寻深的水。我们拖着的那艘炮艇冲势太猛，竟撞上了我们的船尾侧舷，还没来得及脱开，便折断了她的后桅。潮水急得像磨坊的水槽，再加上一阵强劲的西北风，使这番处境更加棘手；可是靠着把一切重物都移到船尾，开足马力奋力倒车，又让水手们在甲板上来回奔跑跳跃、摇晃船身，一小时后，我们的努力终于得了报偿。这时天虽已黑了，我们那位不知疲倦、技术高超的航海长考特先生，仍把我们平安地带出了海峡。这位先生曾以麦克卢尔爵士的「调查者号」航海长的身份走通过西北航道，他的神经经过那番磨炼，任何情形之下都经得住了。

山东省——登州是它首要的滨海城市——在中国享有一桩令人艳羡的盛名：它出了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哲人孔子。它最显著的特色是那高峻的群山，其中最高的泰山，名闻全国。山东虽然多山，外貌荒瘠，可单是这一省的人口，便与联合王国相等，而其面积却不超过英格兰、苏格兰与威尔士三地之和。

四月十四日天亮时，我们正破浪行驶在直隶湾浑浊的海水里。测深所得一直没有变化，都是十英寻。直隶湾在许多方面很像亚速海，只是海水没有那么绿、那么浓。我们看见无数帆船往来于白河口，船的构造形形色色，证明其中许多来自满洲的港口，或许甚至来自朝鲜。将近下午，水开始变浅，而这是我们已抵达目的地的唯一迹象。当「四英寻」的报声之后跟着「停船」的号令时，那景象真是再凄凉不过了——我们实在不愿把这「停船」理解为「就此停泊」。想到要长久地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下锚，真是可怕。朦胧而多雾的天边，没有一丝陆地的影子来打破它的单调。狂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转向罗盘上的每一个方位，把浑浊的海水抽打成泡沫，使这海湾一直像一口翻滚着豌豆汤的大锅。正当我们无可奈何、要抛锚的时候，我们透过雾气望见小小的「亚美利加号」正在下锚，便驶到她那边去，以求慰藉与作伴。普提雅廷伯爵已同岸上有过往来：他派人送上岸一封短笺，通报他已到达，一位戴白色砗磲顶子的官员接了这封信。他那一行人并未登岸，可岸上却聚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来打量他们。后来岸上送来了礼物，不过俄国人谢绝了。

正当我们同「亚美利加号」通话之际，「皮克号」出现在视野中；我们发现在「亚美利加号」的锚地，落潮时我们会搁浅，便起锚在那艘巡航舰半英里以内重新下锚。落潮时，我们这里有二十二英尺深的水，离岸八英里多一点。直隶省的海岸非常平坦，因此白河口的那些土炮台，只有在夕阳格外灿烂的时候，以及别的难得的时机，才能从「暴怒号」的甲板上望见——而在我们停留的最初几天里，这样的时机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刺骨的东北风扫过海湾凄凉的水面，在索具间凄厉地呼啸，使我们全无准备去迎接那突如其来的转变：一阵阵热风，挟带着来自戈壁沙漠的细不可察的尘土，不但把天边遮得一片模糊，还吹裂了我们的嘴唇，烤干了我们的喉咙，钻进我们衣服最深的角落，或是给我们的食物撒上一层普遍的胡椒。接着风又一转，下起无情的雨来；而我们一直诅咒着的尘土，便化作一道道泥水，顺着索具和烟囱的两侧淌下来，这才现了形。

我们到达海湾后的第二天，「鸬鹚号」露面了，在拦江沙附近下锚。额尔金勋爵并未放弃尽快直抵天津的打算，于是派霍斯金斯上尉指挥的「斯莱尼号」越过拦江沙，去捕获几艘空帆船，好让「鸬鹚号」在尝试越沙之前，先把煤炭和别的压舱重物卸到这些帆船上去。

我随「斯莱尼号」参加了这次远行，很高兴有机会就近看一看那些我们久闻其名、却所知甚少的炮台。我们发现拦江沙约有一英里宽，航道用木桩标出，桩上挂着一束束黑色的网。大潮高潮时，最浅处的水深在十一英尺以上；而我们后来发现，到了小潮最低时，水深只有十八英寸或两英尺。不过，海底的表面几乎毫无高低起伏：有一英里长的一段，平得像一张台球桌，也硬得像一张台球桌。

成群的帆船正在驶入河口，活像奔去躲避的小鸡。我们的出现显然在它们当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而当它们看见其中一艘突然被一船夷人登上、船头被掉转向外海时，这骚动更是有增无减。他们用长篙撑着那些笨重的船，一面拼命想逃，一面发出响亮的惊叫；这叫声由一艘艘帆船相继传下去，直到在远处消歇。然而我们并无敌意，所需也只限于四五艘空帆船：其中两艘各能载一百或一百五十吨，被送到「鸬鹚号」那里去；其余几艘由「斯莱尼号」拖着，归「皮克号」和「暴怒号」使用，以备我们溯河而上时派上用场。

这次远行把我们一直带过了拦江沙，我们把侦察推进到离炮台一英里以内。我们辨出河的南岸有三座炮台，北岸有两座。胸墙和炮眼上飘扬着无数旗帜，挥舞着挑战之意；沿着炮台的整个长度，列着一大群人，大概是兵丁，无疑正怀着不小的惊异，看着小小的「斯莱尼号」扑向她的猎物，然后拖着一串帆船，顶风喷着烟越过拦江沙而去。这些帆船里有一些，构造同我们在南方看惯的不同；其中许多是载着粮食或豆子从牛庄横渡海湾而来的，有些很可能来自朝鲜。船上的人起初十分惊慌，但一发现我们的用意无害，便完全恢复了镇静；等到再听说他们将被送上岸，而且船被征用期间会得到一笔合理的租金，他们似乎对这一安排十分满意，而且过了些时候还证明了他们对我们的信任——他们先预支了一部分船租，然后趁着一个漆黑的夜晚偷偷摸来，想把那些帆船从泊位上偷走。

次日，有两名小官登上我们的船，显然是来巡查的，因为他们并未带来任何口信；实际上，直到那时我们还不曾同岸上有过任何官方往来。美国轮船「密西西比号」载着列卫廉先生到来，无疑又给了这两位先生新的揣测材料。

「宁录号」通报炮舰，杜舰长指挥，吃水比「鸬鹚号」还要深一些，由沙德威尔舰长遣送北来，于十九日抵达锚地；可是这时大潮已过。人们认为「宁录号」不可能越过拦江沙，而「鸬鹚号」若去尝试，也是冒失之举。在这种情形下，可用的只有一艘炮艇；虽然在那个时候，她很可能驶过炮台而不遭炮击，可这毕竟是一种风险，额尔金勋爵和尼科尔森爵士都认为自己没有理由去冒。因此，别无他法，只有耐心等待两位提督和一支更大的兵力到来——而这种不得已，最终迫使额尔金勋爵完全放弃了他原定的政略。他从上海北上时，本希望在他到达直隶湾时或前后，那里会集结起一支兵力，尤其是吃水浅的炮艇，其规模足以使他立即进逼京师，并在一年中这样一个时节缔结和约，使他能赶在炎热季节之前访问北京。

倘若这个计划得以实行，不但我将要细述的许多不便可以避免，而且同皇帝直接往来这一难题，也会在一个格外便于圆满解决它的时刻得到解决。不幸的是，这个希望未能实现。为了打发炮艇到来之前的那段时间，只得在白河口虚与委蛇地耗上五个星期；在此期间，中国当局不无自然地加强了他们的防御，并向广州附近的团勇下令，在我们占领该城期间袭扰我们。这场耽延还有一个后果：天津条约缔结之前，荫凉处的温度计已升到华氏九十六度——这种情形，加上香港与广州迫切要求兵力回师，使得任何向京师的推进都极不适宜。由于这个缘故，英国使团在北京受接待一事所牵涉的那些微妙问题，便留给了奉命换约的那位公使去解决。

与此同时，我们唯一的消遣便是测量和侦察河口。我们调查的结果，只是使我们更加确信当初对那些炮台的估计：它们无足轻重，背后完全没有防护以抵御攻击；它们虽以其绵延之长与旗帜之盛而显得声势可畏，其实不过是一道土筑的炮垒罢了。在它们遭到攻击之前的那五个星期里，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派去加固和增筑；我们可以看见，一天天地，重炮取代了那些招展的旗帜，占据了炮眼的位置。

有时，使团里的几位成员在这种场合索性不要海军帮忙；有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三四个人驾着一条极不经风浪的土船，遇上了一场风暴，与其说是靠驾驶得法，不如说是靠运气好，被「斯莱尼号」救了起来，这才免于过早地同大沽炮台打上交道。我们的日子单调得过分，正需要偶尔来这么一场冒险，才得以稍稍解闷。

二十一日葛罗男爵到来，成了重启外交行动的信号；四位全权大臣此时已齐集海湾，决定各自再致书大学士裕诚——他们先前已经由苏州同他通过信。额尔金勋爵在这封致大学士的公文中通报说：他已依照本月一日自上海所发来函中表示过的意思，抵达白河口，以便同朝廷在京的大员更直接地往来；勋爵阁下接着说，他「准备在大沽，或在他本人的船上，或在岸上，会见一位经中国皇帝正式授权同他议事的大臣，以便通过谈判解决有关大英与中国关系的各项问题；这些问题已详载于本大臣二月十一日致大学士的信中。

「倘自本照会发出之日起六日期满，仍无如此受有全权之大臣前来大沽，本大臣即视此番和平之议已遭拒绝，此后便当自行酌定，采取其认为适宜的进一步措施，以迫使中国政府满足本国政府的正当要求。」

虽然原定的谈判地点是天津，可额尔金勋爵如今发觉自己已全无把握能到得了那里，便不得不改指大沽。

四月二十四日，「斯莱尼号」拖着四国的小船驶进去，各国的旗帜在晨风中欢快地飘扬。我陪同负责递信的威妥玛先生前往。当时正值低潮，我们便把「斯莱尼号」留在拦江沙外，划船进了河口，驶到一道木堤跟前；这道木堤从中间那座炮台横越泥滩伸出来，看来是主要的登岸之处。一位戴亮蓝顶子的官员在这里迎接我们，他再三道歉，说不得不拒绝我们登岸的请求。于是我们把他请到我们的船上，把信件交给了他。与此同时，一大群人——主要是兵丁——围聚在我们四周看热闹。他们都是些相貌堂堂的汉子，所穿的号衣是在蓝色长褂和长裤外面罩一件宽大的褐色披肩，披肩镶着宽阔的粉红色边。在威妥玛先生同那位官员在船上会谈的片刻工夫里，我们仔细地把这一带的「地形」大致察看了一番。有几门铜炮口径极大，不过这时我数得出的不超过五十门。在我们所系泊的那道栈桥的另一端，搭起了一顶蓝色的大帐篷，用来接待几位预期要到的大员。那时正有几个俄国人在岸上，同该省的布政使会晤。不过，我们却没有像我们的盟友那样深得中国人的欢心；盟友们所持的中立姿态，自然使他们在朝廷面前处于一个不同的地位，而每多耽延一天，他们便能把这地位改善一分。

从这里望去，那些炮台像一排巨大的佩里戈尔肉馅饼，而那些旗帜更增添了它们与装饰糕点的相似。这些旗子呈三角形，镶着扇贝状的花边，在蓝色或黄色的底子上缀着白点。

那时我们在中国海上共有十八艘炮艇，所以我们仍满怀希望，以为在上述致大学士的信中所定的期限届满之前，两位提督会带着一支炮艇部队来到海湾；万一有此必要，这支兵力足以使攻取炮台易如反掌。我们办完那趟往炮台递信的差事、顶风折回之后，却发现舰队所添的唯一一艘船是旗舰「加尔各答号」，并无一艘炮艇，而且几天之内也没有任何炮艇到来的指望，我们真是大失所望。不过，杜舰长和索马里兹舰长这两位干练的军官，经过对拦江沙的一再察看，已确信能够把他们所指挥的那两艘龙骨颇深的船硬拖过去。提督的供应船「科罗曼德尔号」是一艘明轮轮船，也可用于同一目的；而次日里戈·德·热努伊利提督带着他的全部兵力，包括三艘炮艇到来，又一次燃起了我们迅速直抵天津的希望。

这些船的到来使我们确信，就季风而论，我们的炮艇沿海岸北上并无任何障碍。它们已经绕过了那个海角，如今当然不至于无法追随法国人的航迹。实在说来，倘若有可能因这个缘故而生出耽延，那么当初请调炮艇的时候，大概就会提到了。不过，尽管炮艇未到，联军的兵力如今已颇为可观，额尔金勋爵便立刻向提督重申他的意见：向天津进兵至关紧要。于是商定：趁头一次大潮，设法把通报船推过拦江沙；这样，倘若大学士的答复使五月一日攻取炮台成为必要，它们便可以随时待命。四月二十八日作了第一次尝试，可潮水不够我们的船通过，倒是几艘吃水较浅的法国炮艇擦着沙底挤了过去。不过到了次日，「宁录号」被她那位不知疲倦的舰长硬推了过去，而「鸬鹚号」则驶过了所有的法国炮艇，在离炮台约一千五百码处下锚。等「科罗曼德尔号」也加入这支小小的分舰队，我们在拦江沙以内便有了七艘兵船。

三十日，接到直隶总督谭廷襄一件极不令人满意的来文，称他已会同一位名叫崇纶的仓场侍郎，以及内阁学士乌尔焜泰，奉派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会见各国全权大臣，开始谈判。由于他对自己所受权力的性质与范围只字未提，便被要求对此加以说明，并被告知：倘若他们的权力不如额尔金勋爵所持的那样完全，不如他在先前来文中所指明的那样必需，那么他——这位使臣——便将视他要求派出一位「具有正当资格之大员」的和平之议已遭拒绝。对此信的答复，大意是：谭、崇、乌三人的权力，仅限于把我们的要求等等奏报京师而已。这一切往来文书全都发生在三十日这一天。在这种情形下，看来剩下的唯一办法，便是向谭廷襄送去一份最后通牒，声明各全权大臣已把此事交给联军海军当局处置。

五月一日本是原定的「限期」届满之日，所以三十日这天全舰队上下都相当兴奋，尤其是因为旗舰打出信号，命令持轻武器的人员准备登陆。提督还颁布了全军命令，载明了进攻的部署。因此，一日这天，「暴怒号」上准备得热火朝天。兴奋的见习军官们背着毯子、水壶和干粮袋，踉踉跄跄，在甲板上发疯似的奔来跑去；登陆队员领到了口粮，编好了队；明轮罩艇放了下去，炮也装了上去；人人都踮着脚尖翘首以待，直到下午，才开始有人悄悄传说，海军总司令的主意已经变了，攻打炮台之事无限期推迟。这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因为并未发生任何可以解释这一变计的事情。

就这样，额尔金勋爵决意借北上之举来推行的政略，第二次受了挫。第一次，由于他到达海湾时没有炮艇支援，他被迫邀请一位中国全权大臣到白河口来同他会面，而不是前进到某个更靠近京师的地点——这一变计为害甚大，因为白河口正是一八五四年包令爵士那场流产谈判的所在；而如今又一次，当中国全权大臣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出示他们的全权凭据时，他想以一次迅速而立即的溯河挺进来挫败他们推诿搪塞的企图，却又受了阻挠。这些耽延的后果极其严重。从军事上看，提督在五月二十一日、即三星期后攻取炮台之际所发的公文里，对此有生动的描述。阁下写道：「自四月十四日各使臣到来以后，中国人便竭尽全力加固白河口的炮台；两岸筑起了土垒、沙袋炮台，以及安放重型抬枪的胸墙，绵延将近一英里，其上可见已就位的炮八十七门；整个河岸都打了木桩，以阻我登陆。」从政治上看，其害更甚；因为它们迫使额尔金勋爵在白河口拖延一场他明知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谈判，从而使他的举措带上了一种游移不定的色彩，适足以增长中国外交家们的自信。

十四白河口外的僵持

报信炮艇处境之危——炮台的加固——清军援兵开到——全权问题——一八五四年英美两国之访白河——当时的交涉——与崇纶、谭廷襄会面——一八五四年钦差大臣的奏折——请旨于北京——清廷的轻慢相待——对日后行止的焦虑——西马縻各厘爵士的备忘录——致谭廷襄的照会——最后的通牒——守军的倨傲。

此后三个星期，我们在海湾里的日子是一动不动的。这就越发叫人难熬，因为凉爽的季节正飞快地溜走。热风刮得愈来愈勤，一个星期之内，寒暑表便从华氏四十二度升到了七十四度。这些日子里，成百艘漕船络绎驶入河口，载着一年一度的贡米，而北京是全然仰赖这些米粮的。截住这一支运粮船队，本是额尔金勋爵及早北上、并执意要炮艇随行的主要用意之一。然而谈判名义上仍是和平的，既在进行之中，便不能设封锁；而在海军当局宣布已有能力攻取炮台之前，也同样不能使谈判了结。因为倘若在他们能办成此事以前便已开了战端，那几艘报信炮艇已越过拦江沙，除了大潮之时便无法再越回来，其处境之危显而易见。与此同时，普提雅廷伯爵已把他那艘小轮船开过了拦江沙，住在河里，天天同中国人往来。列卫廉先生也常同钦差大臣们打交道；中立各国要施展和事佬那蒙福的职分，时间与机会都是不缺的。

此时拦江沙以内的船已有相当数目，引得我们时常去看望，一则可以打破生活的单调，二则可以察看炮台工事的进展和清军援兵的到来。从宁录号的主桅楼上，可以得一幅极有趣味的鸟瞰图：炮台所在的那片平坦的半岛，以及一直伸展到天边的草原地方。紧在脚下的是一线炮垒，中国人在里面像蚂蚁一样忙碌着；幸而他们全不想到在背后筑什么工事，一心只顾把更多的炮安上位置，并加固正面。这些防御工事，确切地说，名叫塘沽炮台。炮台背后，平原横过半岛的颈部，约有一英里，直到坐落在河湾上的大沽镇。只见平原上不断有人往来：盛装的官员，骑马的武官，四周簇拥着他们的兵丁随从，还有满洲的驿卒、兵士，以及形形色色的营中杂役。在这里，我们在中国第一次见到由马或骡拉的车子，大抵是一前一后地串套着。大沽镇里，有一两座宝塔标出钦差大臣的驻所和几座主要的庙宇；镇后一行树木指示着河道的去向，衬出一片望之令人神清的绿色背景。

河的北岸，两座方形炮台——其筑法更合于文明国家的筑城观念——正在修缮并安置炮位；其后干涸的盐滩上，扎着一座大营，营帐同一堆堆盐垛几乎分辨不出，表明从北京开来了大队兵马。这支兵马中有一个马队，看来颇值得细细端详。营盘附近，另一座炮垒正在修筑，所在的位置可以控扼一长段河面。

大沽以外，漕船的桅杆如一片枯枝的树林，可见河里船只挤得何等稠密；而天边点点尽是数不清的白帆，另有一些船身笨重的，已在低潮时抵达目的地，便深深陷在那一望无际、向海面伸展开去的泥滩里。

五月六日，全权大臣们不得不另寻一个往来照会的由头，以拖延时日；为此，他们又同谭廷襄、崇纶重开了交涉。每逢要中国钦差大臣出示正式凭证之时，他们惯常声称：大皇帝授给使臣以欧洲君主授给其代表那样的全权，这不合天朝的体制。于是额尔金勋爵把当年朝廷授给耆英、伊里布同璞鼎查爵士议约时的全权敕书抄了一份送去，并表示，倘若他们能从大皇帝那里为自己讨得同样的凭证，他便心满意足了。他们拒不照办，这就又添了一层证据，证明他们并无权柄来了结两国政府之间悬而未决的那些要紧问题。

要更好地体会在中国办理邦交所处的那种特殊境况，不妨读一读在叶名琛衙署里搜出的那些公文——其中一部分已见于蓝皮书，而威妥玛先生不久又将把它们全文刊行——这必会大有裨益。其中涉及一八五四年包令爵士和麦莲先生之访白河以及当时种种情形的那些，对我们尤有启发与教益；更何况那些奏折的大半，正出自崇纶之手，而他就是此番与谭廷襄同膺钦命的那一位。这位官员做梦也想不到，他对英国夷人最机密、最私下的见解，正被那些夷人本身逐字细细推敲，而他当时同他们往来，口气还尽其敌意所能容许地放得十分和缓。诚然，我们此番出现在白河口外，情形同一八五四年有人来访时颇不相同。那时的兵力只有英国船一艘、美国船三艘，其中仅有一艘在拦江沙以内。如今海湾里有兵船二十余艘，其中九艘在拦江沙以内；因为除了俄国船之外，还有一艘美国轮船也已在河里下了锚。那时外国全权大臣们极其热切地想要获得接见，并曾亲赴钦差大臣们在岸上为他们搭起的帐篷里去拜会。如今却是后者先后定下两个日子会面，并表示急于接待外国全权大臣；可他们筵席白白摆了，兵丁也白白列了队；来的不是全权大臣，而只是威妥玛、李泰国两位先生和随员中的几个人；而他们为了急于笼络，竟忘了自己的体面，正式款待了这几位。上一回，麦都思博士与伯驾博士是由两位属员——文谦与双锐——接见的，他们就此事所上的奏折，真是妙趣横生到了极点。那是在钦差大臣崇纶到来之前的事。

照他们所述夷人之桀骜难驯看来，他们为奉行大皇帝「挫其（指夷人）诈伪骄矜，折其奸狡诡辩」的谕旨，必是经历了一番极其艰难的考验。「其（夷人）心叵测。」他们在一处颓然说道：「亦未必不包藏祸心，其真意实在借端与我寻衅。」他们同通事们之间，似乎有过极其激烈的交锋。他们以为：「就外貌观之，麦都思最为狡黠。」可在别处又得意洋洋地嚷道：「奴才等以大义责之。麦都思、伯驾俯首无词，自认其错。又称，既有大员即日赴天津查办所议诸事，此后彼此当可相安，（言及于此，欣喜之至）以为纵死亦无所憾。其状颇为羞愧，言语极为恭顺。」

说真的，文谦及其同僚既如此一再地对夷人「严切晓谕」、「正言饬令」，却似乎收效甚微；想必他们自己也觉得徒劳无功，其中一位在建议派总督前往查办之后，便以如下谦逊的口吻收束：「奴才愚昧之见，冒昧直陈，不胜战栗之至，伏候圣裁。」

我未曾有幸见到崇纶，但我们一行中有几位曾由这位大员与谭廷襄接见，据他们形容，他其貌不扬，神色多疑，斜着一只眼，在短短的会晤中始终保持一种凶狠的沉默。下面这份奏折，是我从威妥玛先生对这批文件的译稿中摘出的，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何以那样的恶眼看待我们；同时它也颇有趣味，因为它大大照明了中国官员的用心与行事之道。它是附在一份冗长而极有趣味的奏折之后的补片；在那份奏折里，他同他的同僚叙述了他们同包令爵士和麦莲先生的会晤，他们如何断然拒绝听取对方的任何要求，以及照他们的看法，可用什么法子使对方放弃这些要求。

「再，」他们说，「奴才等钦奉谕旨，会同办理夷务，倘能晓以大义，使夷人不致反复，又何敢以思虑之事上渎圣怀，恭请天裁？

「惟英夷诡计多端，桀骜难驯。米夷不过随其指使，一举一动，皆出英夷之谋。阅其所递条款，大抵一己之私见，既不近情，亦不合理。虽经婉言开导，而其性狡猾反复，实难晓以大义。

「奴才等公同商酌，拟将其条款中可议者指出，无论事之大小，均令其赴五口之一商办。其愿往何处，由奴才等奏闻，由圣上谕令该省大吏会同商酌，查明情节，酌量办理，并令夷人回转听候；其余各条，一概驳斥；俟奉到圣上允准，再行给予照会一道，以为开导，并将其条款发还（原文直译为掷还）。倘彼竟执迷不悟，置之不理，反而较前愈加暗中设防，持矛以待，则曲在彼而直在我，彼似亦无可借口。蛮夷之性〔注一〕，畏强而欺弱，若不稍示威力，其窥伺之心恐未必能戢（原文直译为其窥伺之心不知畏惧）。

「拟于答复之时，略示淡漠，以尊国体，而杜其诡谋。至其所递条款已经进呈御览一节，断不可令夷人知晓。起初只告以带回细加查阅；其中于彼此有益、或两无妨碍者，自当斟酌请旨；其余因其狂悖无礼，有害难行，当逐条驳斥；并定于十八日发还。夷人从未得知其抄本可以进呈御览。奴才等谨将此情附片陈明。」

（原注：此为译者所加。古代中国本部四周的四种夷狄，为蛮、夷、戎、狄。其中第二字，如今几乎已成为一切非华夏种族的通称。）

崇纶在一八五四年对夷务既抱这样的口吻，我们便没有理由设想他在这其间改变了主意，尤其是他那一回所采的办法大获成功。他打发走了夷人，此后便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直到「亚罗号事件」重新把「这些惹厌的害物」鼓动起来。

在上述那一回，全权问题似乎并未提起；钦差大臣们不实地声称，他们不但无从受理夷人的要求，连转奏北京也办不到。然而事实上这些要求是转奏了的，大皇帝就此所降的谕旨，便在我们所得的文件之中。这一回我们前来，他们显然希望我们把他们提出转奏北京一事看作一种让步；可是很清楚，这是一条万难接受的原则，因为它不但与此番所代表的各国的体面不相称，而且也与谈判的迅速进展或圆满结局格格不入。

同不负责任的官员议事，其实际上的不便，从军机处寄给叶名琛的一道廷寄里便可见一斑。那道廷寄把包令爵士和麦莲先生在北方的举动知会于他，其中说道：「彼等（外国全权大臣）呈递条款多件，其中不止一件因其无理狂悖而断不可行。当经密谕崇纶等将其全行驳斥，惟于照复之时，作为出自己意，许以其中三事——即民夷交涉之事、上海欠缴之税、广东茶税——仍当查明办理。」这种看法，无疑是以崇纶的意见为根据的；他在一份奏折里说：「彼等（外国全权大臣）之意，在于（求查办）上海欠税、广州茶税加征以及长江贸易。其余各条，不过虚张声势之空言（或谎言）而已。」此后我们对此事缄默了那么久，想必更坚定了这一见解；而军机处论及那一支舰队愤然离开海湾时，又颇有见地地说：「彼等必回广东；其所谓回国请示本国政府云云，不过又是一番捏饰之词。」接着便是给叶名琛的训示：夷人到了广州，他应当像崇纶那样严词对待。尤其要紧的是：「其欲赴长江贸易之请，必须严行驳斥，亦不可令夷人以为此议曾经上达于我。」

这些文件既使额尔金勋爵得以洞悉中国外交的本色，他自然很想避免陷入这座由机巧与舌战构成的迷宫；而海湾里的种种延宕加倍使他烦恼，正因为它们有把他卷入这类争辩的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人的胆气一天天壮起来；他们如今已拿定主意要抵抗，这几乎无可怀疑；每多延宕一日，我们在道义上的地位便削弱一分。有一阵子，看来整支兵力很可能一事无成便离开北直隶湾了〔注二〕。那是一段极其焦虑的日子，因为全权大臣们认为，这样半途而废，只会助长北京朝廷的骄横，或许还会危及帝国其他各处欧洲人的安全。

（原注：当时停泊于海湾中的兵船如下。英国：旗舰加尔各答号，炮八十四门，员兵七百，泊北直隶湾；派克号，炮四十门，员兵二百七十，同上；狂暴号明轮轮船，员兵二百二十，同上；宁录号，政府报信船，炮六门，员兵一百二十，泊白河；鸬鹚号，同上，炮六门，员兵九十八，同上；惊奇号，同上，炮六门，员兵九十八，泊北直隶湾；怒涛号，炮六门，员兵一百六十，同上；另有斯莱尼号、坚定号、鸨鸟号等炮艇数艘，每艘员兵四十八；科罗曼德尔号明轮轮船，炮五门，员兵四十四，泊白河；赫斯珀号补给船，员兵五十四。合计员兵二千零五十二名。法国：复仇女神号巡洋舰，泊北直隶湾；勇敢号巡洋舰，同上；普里莫盖号轮机护卫舰，同上；迪朗斯号补给船，同上；默尔特号，同上；弗莱格东号轮机护卫舰，同上；霰弹号炮艇，泊白河；火箭号炮艇，同上；雪崩号炮艇，同上；另炮艇一艘，同上。美国：明尼苏达号巡洋舰，泊北直隶湾；密西西比号轮机巡洋舰，同上；羚羊号租用轮船，泊白河。俄国：亚美利加号明轮轮船，泊白河。）

最后议定：沿白河而上，采取一次兼具敌对与外交性质的行动，情形如所附西马縻各厘爵士的备忘录所载——这份备忘录记的是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八日在勇敢号巡洋舰上所开会议的结果。

「使臣们提议：

「攻取炮台，并依照向中国钦差大臣谭廷襄所说过的话，驶近京师以便议事；和平地溯河而上，以期与一位全权大臣会晤。

「据称，俄国与美国的公使将在炮台攻下之后，一同参加这一行动。

「我表示，我已完全准备好对炮台采取行动，随后将炮艇推进，以助拟议中的溯河之举。

「命我行动的正式公文，将由额尔金勋爵发给。」〔注三〕

（原注：见蓝皮书第三百零六页。）

依照这一安排，一道照会送给了谭廷襄。使臣在照会中声明：所许的种种展限均已期满，并无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他既已表明有意「与京师朝廷高级官员更直接地往来」，如今便终于不得不「向」天津进发。「作为初步之举，」大使阁下接着说，「白河口的炮台须交由联军总司令掌管。两位阁下将指明限期，在此期内，大皇帝的兵马须撤出这些工事。炮台一经交到联军手中，本大臣即溯河而上，并深信大皇帝的朝廷将不再迟延，承认派出一位具有正当资格的代表与本大臣会晤实为适宜之举。」

五月十八日，全权大臣与水师提督们会议，终于议定：上述通牒于二十日送去；倘若中国人不肯接受我们暂时替他们驻守炮台的好意，便动用武力夺取。

于是，在同一处锚地上一动不动地泊了五个星期之后，总算有了一线希望，可以摆脱那个渐渐变得难以忍受的处境了。这段日子仿佛漫长如一个时代，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冷暖，也经历了种种心境的起伏。我们时而又热又满怀希望，时而又冷又心灰意懒；被大雾笼罩，被疑虑困扰；被风沙和厌烦呛得透不过气；被风暴和激情颠簸，又陷入风平浪静般的昏沉麻木。我们玩起绳圈套桩的游戏来变得出奇地娴熟，而对尘世诸事大体上变得极度地漠不关心。大约此时从国内传来内阁更迭的消息，所引起的轰动，远不及有人送来一份鲜鱼，因为我们已沦落到靠罐头肉度日了。

河里的人传来消息说：中国人比以往更卖力地修筑木栅与鹿砦；营盘越扎越大，兵士也越来越张狂，以至于朝我们呼啸，嘲弄地挥舞旗子，纳闷我们为何还不「上来」。这一切，对那些已经杀心大起的人——尤其是拦江沙以内各船的军官们——倒是一剂提神的良药。宁录号和鸬鹚号已被悄悄地挪到离炮台极近之处，考虑到它们根本无路可逃，除了中国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抵挡得住向它们开火的诱惑。可是它们的舰长徒然守候着那一小团白烟——有了它，他们便可以快刀斩断我们在海湾里费了那么久想要解开的那个死结；游猎的人们也徒然在炮台的炮口底下寻觅沙锥鸟；那沉得住气的守军只以挥舞旗子为满足，只要我们继续扮演理查·斯特罗恩爵士，他们就乐得扮演查塔姆伯爵。

十五攻克大沽炮台

进攻前夜——递交最后通牒——进攻信号——「鸬鹚号」冲关——「宁录号」激战——中国炮手的战法——猛攻炮台——各自逃命——骇人的爆炸——炮台工事之状——进攻北岸炮台——攻克最后一座炮台——探访谭廷襄的驻所——上谕——谭廷襄的下场——他对此役的说辞——谭廷襄的公馆——一首悼亡之诗——回到「狂怒号」。

我们在这海湾里逗留期间，已饱受种种耽搁与不适；仿佛是要补偿我们似的，最近几天的天气简直足为地中海增光。天空一碧无云，从海上吹来的清风把咸涩的浪涛赶进海湾，又把白河的浊水逼了回去，直到那条河竟也享起了诗人的特权，「与其源头齐平而蜿蜒」。

十九日，我一早便渡过了拦江沙。炮台仍是平日那副安闲的样子。这里那里，三五成群的兵丁蹲在几尊硕大的铜炮四周；或有品级颇高的官员，带着执伞擎旗的随从，四处巡视。可随着日头渐移，他们所见之事已足以使他们警觉而忙碌起来。六艘炮艇欢快地颠簸着越过拦江沙，每艘都挤满了人，四周簇拥着一群舰上的小艇，好似雏鸡偎依在母翼之下。它们一阵一阵地喷出六道白烟，稳稳地向那惊呆了的守军逼近；不过，平心而论，守军在外表上并未露出惊慌之色。即便是成吉思汗麾下将士那剽悍的子孙，初次目睹这般景象，心中有几分战栗也是自然的；可他们非但把自己的惧意掩藏起来，还有胆量托普提雅廷伯爵传话过来，邀我们「放马过来」。于是我们便过来了，而且过来时的模样颇为好看：落日映照着红色的军服与飘扬的旗帜，把温暖明亮的余晖洒在那支注定覆灭的守军身上——他们之中许多人，这是最后一次看夕阳了。不过这些人恐怕无论何时都不大多愁善感，显然更专注于逼近的敌人，而不是西沉的白昼；他们似乎疑心我们当晚便要进攻。军官们骑着马在炮台上往来奔忙；全体守军都守在炮位上，又在斜堤上列出一道长长的、颇为壮观的阵线；可他们的勇武尚未到受考验的时候。炮艇在距炮台很远的地方下了锚；守军又复归于安静与安心；方才还如熔金般的波浪，在初升的月亮为浪尖镀上银光之后，变作了磨亮的白银；蒸汽机粗重的喘息过后，接着是英国水兵沙哑的合唱——想到明日便要「痛揍番鬼」，他们兴奋得睡不着觉，非把肚里应景的歌子唱尽不可。终于，最后一段番夷的曲调渐渐消歇，水手与鞑靼兵都沉入了酣睡。

次日上午八点，英法两国的旗舰舰长，由李泰国先生陪同，打着休战白旗登岸，递交最后通牒，并告知对方：按通牒所要求的交换守军一事，给予两个钟头的宽限。接待这几位先生的是一名小官，地点在那座蓝色帐篷近旁——每天那里都摆着一桌酒食，以款待任何肯赏脸来拜访钦差大臣的体面番夷。通牒交给了这名官员，一行人便退了回来。随后过了两个钟头，期满之时，炮台方面并无进一步的答复，于是可以断定：当局宁愿要他们自己的守军，而不要我们所提议替换的那一支，并已决意承担后果。因此，十点钟时，便升起了令各舰进入各自阵位的信号。

「鸬鹚号」、「霰弹号」与「火箭号」奉派进攻北岸的两座炮台；南岸的三座炮台，连同把它们连成一线的那一长串沙袋炮垒，则归「宁录号」、「雪崩号」与「龙骑号」负责。英法炮艇这般分派，看来颇不均等，法国人似乎独占了此役中过多的份额；其所以不得不如此，是因为法国炮艇不中用，办不了种种差使，而那些差使唯有我们较小一级的炮艇才能胜任，我们便只得替他们去办。因此「利文号」与「负鼠号」整天被拨去为法国人效劳，拖带他们的登陆队进去。此后我们驻在天津期间，我们的炮艇也经常替法国人差遣，运送粮食补给等物，并承担两国舰队在河上的全部勤务。

再说那进攻的信号。卡梅伦与我已在「宁录号」上占好位置，观看当天的战事。信号升起之前的片刻，江面呈现出一派极为活跃的景象。溯河而上最靠前的一艘是「鸬鹚号」，她不耐烦地一股一股喷着蒸汽，好似一头灵缇犬在等着解开皮带，只待一声令下，便要冲破横江拦截的竹缆，在抵达阵位之前冒着各炮台的火力闯过去。紧跟在她后面的是「宁录号」，甲板已清理停当准备作战，水兵守在炮旁，人人都急切地盼着那道求之不得的命令。在她后方稍远处，是我们自己的炮艇，四周围着它们那些挤满了人的小艇，还有那四艘大型的法国炮艇。

信号旗刚刚升到「斯兰尼号」的桅顶，「鸬鹚号」便如离弦之箭一般冲了出去；她的水兵都平卧在甲板上，因此船上除了舰长和两三名军官之外，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几乎转瞬之间，索马雷兹舰长便有理由庆幸自己这番预防之明了——「噗」的一声，一团好似地雷爆炸般的烟云腾起，随后便是一颗实心弹的呼啸，接着又是一颗，又是一颗，直到三座炮台一齐向她开火，汇成一片轰鸣。可「鸬鹚号」不屑回击；忽然一下震动，一阵颤抖，船身猛地向前一窜——她已冲断了那道拦江之障，那是五根七英寸粗的竹缆，用浮筒系着横跨江面。再过片刻，她便已就位；她朝南岸的炮台打了一炮，算是答谢他们方才对她的那番盛情，随即把她那猛烈的火力集中到北岸炮台上。约莫十八分钟之后，北岸炮台便被完全打哑了；到那时「火箭号」与「霰弹号」才赶上来，然而已来得太迟，没能赶上这场炮击。

与此同时，「宁录号」也毫不怠慢；她本已差不多到了阵位，当即向南岸炮台开出一阵颇有成效的火力，从而把他们的注意从「鸬鹚号」身上引开，把他们的火力集中吸引到自己身上。约有一刻钟的工夫，我们享有独力迎战全部三座炮台的殊荣。不过不久之后，那四艘法国炮艇便缓缓驶了上来——其中两艘是去支援「鸬鹚号」的，另外两艘，「雪崩号」与「龙骑号」，则是来支援我们的。潮水湍急，河道狭窄，使这些船的行动大受掣肘，它们本就造得笨重，蒸汽动力又不足。然而「雪崩号」与「龙骑号」一旦就位——恰在我们前方——便干得很出色；此后半个钟头里，我们三艘船满怀热忱、坚持不懈地猛轰炮台，而鞑靼兵守炮之坚，也胜过我们的预料。炮弹大半从我们头顶飞过，有些竟高到上桅的桅顶横杆。有一颗穿过了中桅帆的帆桁；我们看见炮弹四面八方地落进我们身后的河里，一起一伏。法国炮艇都有艉楼；军官伤亡之重，无疑当归因于此：他们阵亡的军官不下四人，而水兵只死了两人——此后在一次爆炸中丧生的人不算在内。

「宁录号」的船身中了五六处弹，可我们只死了一人，伤了三人。敌方抬枪的火力，比他们大炮的火力更有杀伤。中国炮台的构造，使得要把它们彻底打哑颇为不易。炮位后面是一间防弹的小室，储着弹药，炮手可以跑进去躲避。炮一放过，炮手便钻进这藏身之所，一直待在里面，直到敌人朝炮台赏了一通实心弹与开花弹而不见回击，断定它已被打哑了；这时炮手便悄悄钻出来，设法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装弹开炮，随即又立刻奔回他们的藏身处。自然，照这种办法，炮火决不会很急；可只要炮不被打坏，就没有理由不能一直打下去。为了防炮被打坏，他们通常在开炮之后把炮推到坚实的土垒后面。我们用观剧镜仔细观察，常能看见炮手们好似野兔钻出兔窝一般，从小室里窜进炮位；这时若有一颗开花弹不偏不倚地落在他们中间，便能叫那尊炮一刻钟之内开不了口。不过，炮台上架设的炮总共有一百四十尊，因此尽管如此，炮声仍是不绝。

将近十一点，两位海军司令率领他们的炮艇队溯河而上，途中挨了许多从我们头顶飞过的流弹。既然此后引人注目的将是他们的行动，我便同我的同伴登上「宁录号」的主桅楼，从那里得以俯瞰全场，景象壮观。那些炮台连同其中活跃的守军，就在我们脚下。我们能看见炮手在小室里钻进钻出，像蚂蚁一般忙个不停；在后面的平原上，又有一大群人，大概是一支预备队；我们刚把他们的位置和方向告诉杜舰长，他们便蒙赏了一两颗开花弹，惊得目瞪口呆。

突击队在离我们八百码以内的地方登岸，我们居高临下，能把他们的行动看得十分真切。炮台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正面的炮艇上，守军似乎浑然不觉有几百名「番夷」正在他们上游登岸。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惯例是以突击夺取炮台，显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当时的潮位下只需蹚过几码烂泥，水兵们一下子便冲进了炮眼。在前次那场不幸的进攻中，要越过的泥滩要远得多，守军无疑满心以为我们会像上次那样登岸强攻，也早有了相应的准备。我们看见打头的一名水兵跳进了炮台；一阵霎时的恐慌如闪电一般沿着我们脚下那一线炮台蔓延开去；在随之而来的「各自逃命」之中，出了一些滑稽的场面：水兵们拼尽全速，左闪右突地追赶那些惊恐万状的兵丁，而那些兵丁张开双臂，迈开灵便的腿脚，四散奔逃。这里那里，偶有一个比同伴胆大些的，想要站住抵挡一阵，或者似乎不肯相信一名奔逃的鞑靼兵的话——那人朝后方一指，便加倍飞快地跑了；可是水兵的短刀在他眼前一闪，最勇敢的人也立刻泄了气。十分钟之内，全体守军连同那支预备队，都已远远地散布在平原上了。那些起跑得早的，尚可保全体面，从容不迫地走开；可落在后面的掉队者，却逃得好似有魔鬼在追赶一般，而且大多干脆跑赢了我们那些英勇的水兵——他们很快便喘不上气来，最后只得满足于朝那些脚底轻快的敌人放几枪了事。经过这样一番赛跑，他们的枪法未免有些失准；我看见一名陆战队员郑重其事地瞄准一个几乎已被他追上的人，相距约五码，竟没有打中。

这时我们也不再耽搁，自己登了岸，不久便在炮台与后面的平原上四处察看。我们遇见陆战队员和水兵追罢归来；我在战场上和炮台里所见的寥寥几具尸首，使我确信中国方面的损失相对说来甚为轻微，连北岸阵亡者在内，大概总共不过二百人。毫无疑问，倘若有意如此，我们只须派一支兵马绕到大沽村，便能截断他们的退路，把全体守军兜进一个插翅难飞的陷阱。

那座蓝色帐篷里摆着一桌酒食，原是为（和平地）款待我们而设的，我们是头一批去享用其中橘子和石榴的人；帐篷的帆布已被两三颗实心弹打穿，透进了天光。随后我们便去扯下中国的旗帜，拆毁队也被派去掀翻大炮、拆除工事。我们发现这些工事比我们原先设想的坚固得多：三座炮台都是方石砌成，临海一面覆以土层；约有十二英尺高，从后面有一道宽阔的石阶可以登上。

我们正站在其中一座炮台的脚下——那座炮台我们刚刚察看过，这时里面满是法国人——忽然被近在咫尺的一声爆炸惊得不由自主地退后了几码，而映入眼帘的景象更使我们说不出地震骇。一大群法国水兵带着伤、惊恐万状地从倒塌的建筑里冲了出来；有些人被那可怕的痛楚折磨得忍无可忍，一头从斜堤上栽进底下的壕沟里。我看见其中一个可怜的受难者在泥水坑里打了几个滚，爬上对岸；他被熏得焦黑，与其说像个人，不如说像块煤渣，却仍带着他那民族特有的活泼劲儿，一面无力地在头顶挥着帽子，一面高呼：「皇帝万岁！法兰西万岁！」可最先冲出来的，不过是伤得较轻的；重伤的人这时正被同伴从炮台里抬下来，那些人被烧得面目全非，痛得辗转呻吟，其状令人心碎；我们既然只会碍事，便匆匆离开了那里；此后好些时候，那幅景象我都无法从记忆中抹去。这场惨剧发生时，法国海军司令就在近旁，伤者立即得到了一切救助；尽管如此，在四十来个或轻或重受了伤的人当中，大多数终究没能活过来。

这件事冷却了我们考察工事的热情。其实我们已把整片工事从头到尾走了一遍，有几尊铜炮口径之大、做工之精，令我们惊叹不已。连接各炮台的沙袋炮垒筑得很好，足以掩护炮手，使他们给了我们不少麻烦。四处堆着许多制作精美的火箭，一袋袋火药散落在各处。还有一些上好的霰弹，以及八英寸的空心弹。炮台里还有几尊英国炮。有一处阵地排着二百杆抬枪，一杆紧挨一杆列成一行，每杆约十英尺长，发射一磅重的弹丸，看上去活像一架巨大的「杀人机器」；若操用得法，无疑是一道厉害的防线。炮台后面是营盘，搜刮战利品的人在帐篷里翻找刀剑之类，时不时便从里面刨出一个中国人来。我们自己有一名士兵，愚蠢地穿上了他翻出来的几件衣服，不幸被误当作敌人而遭枪杀。

那时还不到中午，我们仍听得见河湾那边传来的炮声，便急于设法往上游推进到大沽；恰好炮艇「坚定号」奉派前去收容伤员，我们便欣然搭了她的便船。途中我们看见几只搁浅的火筏，已被拖到岸边，仍在燃烧。敌人还曾试图放下几艘满载稻草、点着了火的帆船，所幸未能得逞。

我们驶过北岸炮台，看到它们曾遭「鸬鹚号」重炮从侧面猛轰的情形，便不奇怪它们何以那样迅速地被放弃了——我们的登陆队，由尼科尔森爵士舰长、谢拉德·奥斯本舰长和克雷斯韦尔中校率领，连同法国的登陆队，未遇抵抗便进入了炮台。照例插上了若干三色旗之类之后，法国人渡到左岸去了，而「皮克号」、「狂怒号」与「惊奇号」的水兵则追击炮台的守军；那些守军正全线向两座设有壕垒的营盘退去，其中一座驻着前文提到过的那支骑兵。这两座营盘紧靠河边，临河一面有一座厉害的炮台护卫，控扼着整段河道。岸上的队伍穿过一片平坦的盐碱滩前进，左翼由「大鸨号」、「负鼠号」与「坚贞号」掩护；这三艘炮艇溯河道而上时，受着那座炮台的全部火力。这三艘小炮艇与炮台之间随即发生了一场激战，炮艇方面死二人、伤五人；可待登陆队跑步赶到，从侧翼包抄过去，照例的恐慌之后便是一场彻底的溃败。进攻者特别留意那些奔逃的骑兵，却也只在他们越过旷野逃跑时撂倒了寥寥几骑。

我们到达时，这段插曲刚刚结束。每座营盘里约有二十五门野战炮，都是六磅炮，另有四尊发射六十八磅炮弹的重型铜炮，以及十来尊新式铁炮，架在上好的炮车上，发射十八磅的弹丸。据估算，每座营垒约有一千人，配有大量精良的抬枪。这时我们便向大沽推进，一道横江系泊的帆船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一座架有十八门野战炮的炮台位于这道拦障的侧翼，我们一走近，守兵便弃之而逃，我们当即登岸，把它占了。这座炮台后面便是大沽村，房屋都是土筑的平房，被狭窄的街巷隔开，在各方面都与尼罗河岸边的埃及农民村落相仿。约五十码开外聚着一群百姓，他们显然心里有数，知道我们不会把他们错当成兵，便极为镇定、饶有兴味地看着我们的举动。

威妥玛先生这时同我们一行中的另外几位一道到了，我们便得以通过他同这些百姓交谈。我们一问，他们便告诉我们，附近那座庙宇曾是钦差大臣谭廷襄的驻所，于是我们当即决定去造访一番。有几个村民陪着我们，他们显得十分友善，以致我们只带了三四名水兵作护卫。途中我们看见一具无头的尸身横在路上，村民告诉我们，此人早上因临阵脱逃而被斩了首。我们不久便撞开了庙门，原来这是海神庙——当年马戛尔尼勋爵正是在这里拜会该省总督的——接待我们的是几个和尚，他们露出些许惊惶，也不足为怪。我们向他们保证，我们只想搜一搜谭廷襄的私室，找些文书。然而我们并没有找到什么要紧的东西；不过，从他房中那一片凌乱来看，他显然走得很仓促。庙里还发现一名颇有地位的武官，已自刎身亡。我们后来得知，此人便是德魁，是守卫炮台时的代理统领。下面摘自《京报》的一段，表明中国朝廷如何处置那些犯了失机之罪的官员，从中可见这位不幸的官员不过是早几个月迎来了自己的命运而已：

「惠亲王等会同刑部具奏，将朕命其审拟之失守天津海口各员，按律所应得之罪开列前来。已革直隶提督张殿元、署天津镇总兵达年、署大沽协副将德魁，经谭廷襄派令驻守大沽南北两岸炮台；副都统富勒敦泰驻扎中坝，为张殿元等后路声援。迨夷人开炮之时，该员等竭力抵御，击伤夷船四只，毙夷兵数名；乃各炮台及炮位尽行失陷。其咎实无可辞！富勒敦泰、张殿元、达年，按律本应斩决，着监禁至秋后处决。」

我们同谭廷襄的往来，此后不久便以那位官员的一纸照会告终——照会中通知了接替他的人选；既然我们已把他的驻所搜查完毕，此时同他作别，也不算不合时宜。在同一期《京报》上，我们看到对他的如下处分：「已革直隶总督谭廷襄，讯无畏葸潜逃情事；惟调度毫无布置，其咎亦无可辞。着发往边疆〔注一〕，效力赎罪。」

（原注一：指中华帝国极西之处与西伯利亚交界的边地。）

可怜的谭廷襄，是那些他确实无力左右的情势的牺牲品。他的朝廷起初不肯授他全权，随后又因他缺了全权所必然招致的后果而惩处他，这似乎未免太苛刻了。

我们自己的政府曾被人指责有奖赏庸才的倾向，这已足以使那些有功劳的官员心灰意冷；可即便如此，也总比一个冷酷无情、以屈辱来报答不幸的政府要强些。

我们在谭廷襄的驻所虽然没有找到什么有政治分量的文书，下面这段关于他就大沽失守上奏皇帝的记述，倘若属实，却颇能说明他那些不幸的臣仆，为了免触天颜之怒，被逼得不得不诉诸何等孤注一掷的谎言。附录的这封信，是李泰国先生抵达天津时，从城里一位中国通信者那里收到的；那人无疑是想借着给番夷送消息来讨好他们，因此这封信只可姑妄听之：

「谭廷襄在关于大沽失守的奏折中告诉皇帝，说他在前一日大获全胜」（所谓前一日，指的是二十日，即炮台失陷那一天），「击毁夷船数只；又说炮台之失，乃由于一件非他所能左右之事：当日潮水异常之高，海湾之水骤然涌来，冲毁了东南炮台，于是此地已无从防守。早在贵国海军司令抵达天津之前，谭廷襄便已逃走，所有兵勇也随他一道逃了。城中唯有知县一人留守。大沽之战以前，皇帝曾降两道谕旨给谭廷襄，命他在口岸一事上允准贵方的要求。可谭廷襄不敢出示这两道谕旨，因为其中有『夷』字，他怕贵方见了这个触忌的字眼，只会更加恼怒。于是他决意冒险一试高下。皇帝将派托明阿与贵方议事。他不派僧格林沁，是因为此人好战。我们的大员都怕同贵国使臣当面相见；他们以为自己会被掳去，『就像叶名琛那样』。」

据坊间传闻，谭廷襄便是这样来交代他在大沽的败绩的。上面所说的谕旨，极有可能确实存在，只是谭廷襄显然有工夫把他所有的政务文书都带走了。然而后来却发现了一首诗——我相信是由美国使团里的一位先生译出的——它唤起了我们对这位不幸官员的同情；我认为值得把它收录于此，好让那些否认中国人胸中也有骨肉亲情的人看一看：

在大沽谭廷襄房中发现的一篇悼念其亡妻之作的译文。（字用黑色丝绒制成，每字贴在一枚中国果子的图形上。对联每句四字。）

右联：「梅〔注二〕窗春暖。」

左联：「兰〔注三〕径风香。」

（原注二：梅，是中国原产的一种果树之名。）

（原注三：兰，是一种球根开花植物之名，香气沁人心脾，植物学家称之为兰科之属。）

（以下的挽联写在蓝白两色的绸子上，是哀悼的亲属献给一位名门淑女、颂扬其懿德的祭品；蓝白二色乃是居丧所宜之色。）

「兼古贤妇二人〔注四〕之德，朱笔〔注五〕为之赐号；

备古才媛二人之美，丹管为之表彰其贤。

膺朝廷所赐之崇秩，恩荣及于门楣，福泽溢于家室；

蒙天家特加之旌表，懿德闻于乡里，令名播于四方。

以熊胆为丸，励子向学，其懿范足资取法；

着象牙为饰之衣，往朝真宰；其慈容，今更于何处觅之？

既教其子敬承母范、笃守经籍，亲见其手折桂枝〔注六〕；

又佐其夫彰显其德，柔惠之泽流被宗族，久为亲戚所心服。」

（原注四：所指前二人是以德行著称的妇人，后二人是以才艺见称的女子。）

（原注五：朱笔与丹管，同为指代皇帝的比喻。）

（原注六：桂，即桂花，其花可出浓郁的香料。此花被视为举人功名的象征，举人约略相当于我们的文学硕士；因此「折桂」便等于考取了第二级的科名。）

我们的搜查不久便告结束；此时天色已晚，敌人也已踪影全无，我们便觉得该回「狂怒号」去了。

傍晚时分，第二分队乘着我们自己的炮艇，在「宁录号」的杜舰长支援之下，溯河而上，推进到大沽庙前那一道横江系泊的帆船拦障处。

十六溯白河而抵天津

溯河而上——帆船云集——百姓之惊愕——其恭顺之态——熊熊篝火——草原般的原野——村落的外观——行船之难——初见天津——商人的代表——钦差大臣之简派——全权大臣溯白河而上——将近天津——人山人海——「无上福祉之寺」——河上景象——安顿起居——庙中卧室——再探白河——俄美两国公使之到来——他们的寓所——知府来访——钦差大臣之到来——全权凭据终于到手——我们的正式仪仗——「海神庙」——同钦差大臣会晤——互换全权凭据——会晤骤然中止——关防之到来——桂良——花沙纳——额尔金勋爵政略之成功——其于广州局势之关系——前景转明。

攻下炮台之后的那一天，是在一番劳顿之后专用来歇息的。可到了二十二日，一个消息传到我们那远处的泊地——我已回到那里——说是联军两位提督已决定溯河而上。原先的安排，是全权大臣们起初便随他们同行；可如今大家明白：四国代表——其中两位是中立者——一齐在场，与其说有益，恐怕反倒是个累赘。额尔金勋爵于是表示愿意在这件事上听凭提督们的意思，唯恐做出什么事来，万一海军当局竟被一场十分激烈的抵抗逼得不得不把和平的姿态换成交战的姿态——这事虽不大可能——会使他们为难。不过，这一回我却获准随军前往，并在负鼠号上找到了栖身之处，同我的老友坎贝尔中校在一起。

途中我在北炮台上了岸，去看鸬鹚号所缴获的一尊巨大的铜炮，也去察看一番她的炮火所造成的那片荒凉景象。这些炮台筑得比南岸的还要坚实，可并不依据任何已知的筑城法则。其结果是那暴露无遮的守军遭了可怕的屠戮：单单一座炮垒里，便数得出二十九人倒在他们的炮旁。炮台的守将还没有下葬，躺在他屋子的门口——他刚刚跨出门来，一颗实心弹便打中了他。每一座房屋都被打得千疮百孔；炮弹从那暴露的后方飞入，在防弹的掩室里头炸开；所以守军在如此「热闹」的地方只待了一刻钟，实在也怪不得他们。第二天早晨，鸬鹚号开到那道拦河障碍之前；障碍上已开出一个缺口，好让帆船出去——那些帆船正被提督的座船和前驱的炮艇从河中清出。

大沽的村民如今大着胆子走到水边，同我们往来；我们还在那狭窄的街巷里驾着一辆前后纵列的驴车，自己取乐，也逗得百姓们高兴。

约莫正午，负鼠号已准备好往前方去，可要穿过那道帆船的障碍，似乎是办不到的事。雨天里的圣殿关，在一位坐在双轮马车里、急着赶火车的绅士眼中，也从未显得比这道帆船障碍在急着追上提督的我们眼中更拥挤得毫无指望。末了，我们豁出去朝它直冲过去，凭着神乎其技的操舵——这在帆船的船户中间引起一场恐慌，他们一齐你撞我、我撞你，挤着、卡着、嚷着——竟平安地挤了过去。河在这里的宽度，不过同里士满一带的泰晤士河相仿。两岸密密地镶着长长的芦苇，在那摇曳的苇梢背后，盐田一直伸展到目力所及之处，上面满是大小不一的圆锥形土堆。一股强劲的涨潮推着我们前行，我们绕过一道道急弯——从天津起，这条河全程曲折，处处都是这样的急弯——不久便来到两岸较为可喜的一段。那枯瘦的芦苇让位给了更为有利可图的高粱，也就是所谓巴巴多斯粟；一片片高粱田边上围着柳树，靠近村子的地方还整整齐齐地扎着篱笆，给这一带平添了一派颇为开化的气象。

两个钟头后，我们到了提督们带着五艘炮艇停泊的那一段河面，便随他们一道静静前行，怀着不小的兴趣与好奇一路探着水道，驶进这片第一次被外国船龙骨犁开的水域。傍晚时分，泥土筑成的村落渐渐多了起来：前驱的炮艇驶过时，全村老少倾巢而出，向它们深深地、恭恭敬敬地叩拜，随后便在河岸上蹲成长长的一条蓝色的行列，满怀敬畏与惊奇地望着我们那热切的小船顶风逆潮，突突地稳稳前进——在天朝人的眼里，船尾下那一点轻微的翻腾，便是那推着她走的妖魔唯一露在外面的形迹。我们的行程多少被耽搁了一些，因为势必要一面前进，一面把所有帆船都清出河道，以免在这样狭窄的河里，官府下令把它们沉在我们身后，好把我们困在陷阱之中。这固然无疑是十分妥当的防范，可从我们的出现所引起的恐慌看来，显而易见，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危险可虑；他们远不想诱我们入彀，巴不得早早把我们打发走才好。村民们分明以为我们是去推翻这个朝代的。我随霍尔上校与李泰国先生上岸，后者同百姓们有过一些交谈。可每一回交谈，开头总是请我们来做他们的君主。我们一走近，他们便嚷道：「大王万岁！欢迎啊，大王！请做我们的皇帝，来统治我们吧！」接着他们便极其恳切地声明，要立刻遵命把帆船清走，还献上各色食物，却不肯收钱——后面这一层客气，是出于对他们自己官府的畏惧；其余的殷勤，则一半出于我们所激起的惊恐，一半出于一种审慎的心思，想要讨好那即将到来的新朝。若是请他们去弄些牛肉或别的不易得的食物，他们便苦苦诉说实在难以弄到，末了却又顺从地说：「不过，既是大王吩咐，我们只得遵命。」这当儿，帆船若清得不够快，我们便砍断它们的缆绳，有时整队整队的帆船便乱纷纷地顺流冲下河去。

可我们并不满足于只用这些漂浮着的前进凭证来标记我们的航迹；在我们前头开路的，还有一堆堆巨大的篝火。那是用高粱秆的垛子燃起来的：这些垛子就堆在河边，拿来做火筏再方便不过，若把它们留在身后，保不定在头一个漆黑的夜里就被人借着涨潮放了上来，所以烧掉才是明智之举。夜幕降临，这些熊熊大火在天空中投下的阴森火光，想必使官员和农夫心中都充满了恐惧；而在我们自己，那景象也一样庄严而动人。一道宽阔的光带把它那灼灼的光辉洒在一片大树林上，照亮了林中幽暗的深处，却又借着对比，使那些仍在阴影里的地方显得越发昏黑。浓密的枝叶在炙热之下一时泛红，随即噼啪作响、枯萎卷缩，只剩下那伤痕累累、赤裸裸的枝干，像一只残缺的肢体伸向那团烈焰。河水在红光之中回旋荡漾；炮艇的每一根桅杆、每一条绳索都分明可辨，仿佛是停泊在一片火海之中。

我们这一天的活儿算是完了。我们已抵达离河口约二十英里的地方，不但没有受到任何骚扰，而且居民还处处表示着善意。我上床就寝时，心中怀着一份鼓舞人的希望：既然这种不见敌意的情形看来会延续下去，我们凭着当时停泊在此地或附近的九艘联军炮艇，或许仍能成功抵达天津。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得到一个极有说服力、极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敌人——假如在这种情形下还可称他们为敌人的话——是如何急于避开我们。我爬上负鼠号的前桅楼，望见在约一英里半外的平原上，扎着一大队骑兵；据奥斯本上校估计，约有一千人之众——他同尼科尔森爵士一道，在前驱的炮艇鸨号和坚定号上。他们朝那队骑兵打了一两发实心弹，骑兵随即拔营而去。这些骑兵十有八九就是炮台被攻下时撤走的那一批。这天早晨，我们因等候那位法国提督而耽搁了几个钟头——他在我们后面不远处搁了浅；其间我拿望远镜察看了四周的原野。这一带在许多方面使我想起俄国南部。唯一看得见的树木，便是那些标出白河流向的树；而且说真的，既然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那条河总在眼前，那么沿河的树木也就足以给整片景致添上林木了。在它通往天津的全程之中，我没有看见任何一条像样的溪流或运河汇入。原野一直伸向天边，是一片干燥的褐色草原；白河就在这草原上迂回百折、盘旋得极其古怪，一路流向大海，所浇灌的地面，至少是它若取直线而流时所经之地的两倍。两岸由黏土与沙构成；无论在天津还是在往天津的路上，我简直不记得见过一块石头。

离我们泊地不远，有一座大村子。在通往村子的那条尘土飞扬的大路上，来往的车马颇为不少——以带篷的车子和前后纵列的驴车为多。一辆由六匹或八匹马拉着的大车，全速小跑，车上挤满了乘客，看来是一辆驿车。我还看见了独轮车——一个人在车辕里，前面一头驴子引路。有时这种车子也载客，乘客背靠背地坐在那只大轮子的两侧，就像坐在爱尔兰那种敞篷的两侧座车上一样，那只独轮就在他们中间转动。组成村落的那些结实的泥屋，其构造之整齐，特别使我印象深刻。屋角都修得棱角分明，山墙上饰有装饰性的线脚，那盖得极好的茅草屋顶，出檐修剪得齐齐整整，屋顶上还挺出一对像模像样的结实烟囱。圆形的砖窑像瞭望塔一般点缀在各处的景色之中，因为庙宇和较上等的住宅间或是用砖砌的。

靠近河岸的田地，由树篱、栅栏和泥墙隔开；可离开了能通航的地方，原野便显得荒芜而未经耕种。一些用泥坝围成的简陋船坞里，停着正在修理或正在建造的帆船；这类船那尖细的桅杆四面八方都望得见，因为它们泊在河的各个弯处。一会儿我们望见前驱炮艇的烟在右边，一会儿又在左边，一会儿在前头，一会儿竟差不多到了我们后头——这条河的弯曲，看起来就是这样无穷无尽、错综复杂。幸而我们唯一的难处，只在于把几艘较大的船弄过那些急弯；至于水，河心总是充足的，测得的水深从不少于两英寻，有时竟深达七英寻。法国的炮艇尤其老是搁在那些急弯上，因为船身长而马力不足，在一条潮水湍急的窄河里，要操舵驾驭它们实在不容易。科罗曼德尔号偶尔也遭同样的命运；不过她把缆索拉到岸上，便被拖回了河心；村民们成群结队地赶来相助，兴高采烈地拽着绳子，使这件活计省力了不少。尽管如此，我们这一天的进程还是不如前一天，大约只走了十到十二英里。

有好几回，看见一些戴着小官顶子的官差在岸上挥手，做出手势，表示想同我们交谈。可只有一回理会了他们，那差人原来是本县知县派来的，表示希望同我们往来；可是提督十分得当地拒绝了，不肯有任何耽搁，也不肯在抵达天津之前同任何人开始交涉。

再一天，我们前进得也并不更快；说真的，我们竟落在提督和前驱炮艇的后头，因为我们被派去拖带火箭号——一艘笨重的法国船，每到拐角处都少不得一番连拉带拽。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所有八十匹马力和六十匹马力的炮艇，都毫无困难地驶过了这条河，后来走一趟只需八个钟头；连那艘通报炮舰鸬鹚号，也在约十二个钟头之内从大沽开到了天津。

这一天，我们经过一道帆船的障碍，不过那些帆船不久便被放得顺流漂下，对我们的前进并没有造成什么实在的阻碍。二十六日，我们到达离天津一英里半以内的一个地点；越往前走，人烟越稠密，两岸耕种得越丰美，河里的帆船也越拥挤。

从负鼠号的桅顶，已可清清楚楚望见城门与宝塔。据报鸨号与坚定号实际上已抵达城郊；这番功业既已圆满告成，负鼠号便被派回海湾报信，而我也得以欣然于当天半夜之前，向额尔金勋爵禀报这次出征幸获成功的可喜消息。

两位提督果然在几个钟头之后抵达天津，而西马糜各厘提督随即便有一班为首的商人与士绅前来拜谒。这些人抱着一个荒唐的念头，以为我们在中国推行强硬政略，真正的目的乃是扩充我们同中国的商务往来；于是立刻提出，不顾——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本国朝廷的反对，愿同当时泊在天津的炮艇做买卖，并请提督开出一张清单，列明他想出售的货物及其价钱；他们接着又表示，看在提督可以现成找到销路的分上，希望他能饶过这座城。李泰国先生告诉这几位先生：我们要的不是买卖，而是钦差大臣；倘若钦差大臣不赶快露面，他恐怕这座城就要被毁掉。代表们一听，便声称要亲自赴北京，到皇宫门前叩头不止；他们担保，凭着他们的苦苦央求，一定能求来钦差大臣；并盼望在此期间，泊在河中的那几位尊贵的大人能以大量的牛肉和食物为满足。话音刚落，许多头牛便被一口气牵到岸边，当作求和的祭品宰了。

我不在的时候，参孙号已从香港开到，拖带着山鹬号与红隼号两艘四十匹马力的炮艇，船上载着一连皇家工兵，共一百零五人。

第二天早晨，卜鲁斯先生溯河而上，去为迎接大使作种种布置；二十九日，他那里传来消息，说一切都已安排停当，联军全权大臣立即前进，再无任何障碍。

同一天，又收到另一件更为要紧的文书——这是我们那几位老朋友谭、崇、乌三位所赐给我们的最后一件。那里头不加一字评语，附来一道上谕的抄本，文曰：「着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驰驿前往天津海口，查办事件。钦此。」

我们的炮艇抵达天津的奏报一到北京，朝廷便立即降下这道谕旨；这件事实不但充分印证了全权大臣们对他们迄今所行政略可能之效果所作的估计，而且为那政略提供了一个再完满不过的辩护。因为朝廷立刻把谭某及其同伙撤换，便是默认了他们办事失当；而简派两位新的钦差大臣，又是对其愿意和平了结事端的一个新证明。若换了任何别的国家，人们会以为：它一条江河入海口的炮台被攻陷，继而又有敌军溯河而上，所引出来的该是一番兵戎相见的示威，而不是一个文官的钦差。

然而中国人与别国不同，而全权大臣们幸而看出了这一分别。这个消息自然使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立刻启程赴天津；于是议定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当晚便溯河而上。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拨给葛罗男爵使用的那艘法国炮艇因机器有毛病而不能溯河，于是男爵阁下及其随员便搭乘斯莱尼号，同英国使团一道前往。一轮可爱的明月照亮了我们水路上的曲曲弯弯，引得我们在甲板上一直待到深夜。当我们飞快地掠过一片片树林、一座座村落时，在那半夜时分苍白而清澈的月光里，我们惊奇地望见种种迹象，显示出这里的居民是何等安宁，何等不疑有险——仿佛夷人大炮的轰鸣从未落入他们耳中，又仿佛眼看着自己的同胞在夷人的刺刀前奔逃，是一件毫无意义的景象。

可是，这些可怜的农人曾惊奇地仰望过、视为坚不可摧的那些炮台被夷为平地，在他们眼中所向无敌的一支大军被打得四散奔逃，那还是不到一个星期以前的事。如今，蒸汽机的喘息混入了他们的梦境，却无力使他们醒来；而这种相互的信任竟建立得如此彻底，以致一艘孤零零的炮艇，在深更半夜里，无所畏惧地穿行于敌国境内，沿着那条狭窄而曲折、通往京师的大道一般的河流前进——而这条河的底细，一个星期以前外国人还一无所知；在那艘几乎是第一次驶过此河的孤舟上，载着的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大使，他们不顾那个国家政府的意志——几天之前那政府还以公然的敌对行动表明了这意志——硬是闯入一个拥有三亿居民之国的腹地。恐怕从来没有哪一位英国使臣，在他所派驻的国家里，曾在像额尔金勋爵此刻这一趟旅程这样反常的情形之下行路；连马戛尔尼勋爵与阿美士德勋爵也不曾——他们当年以同样的身份，坐着中国的帆船溯这同一条河而上，还在桅顶飘扬的旗子上自称为「贡使」。

天亮时，我们已到了天津城郊。从东面驶近时，那头一眼的景象极为引人注目：巨大的盐垛，为数有二三百之多，沿着城下几百码的河岸排列着；这些盐垛长二百至六百英尺不等，宽平均约一百英尺，高二三十英尺，形状像运货马车那圆圆的车篷顶，上面盖着席子，或是用高粱秆苫着，盐则装在袋子里堆叠起来。过了这些盐垛，我们来到一座浮桥前，那浮桥连接着一处城郊与城区，这时特地打开，放我们通过。河水从这里起，流经十至十二英尺高、人烟极其稠密的两岸之间；泥屋在两边挤得紧紧的，屋里的人则挤得更紧，不但一直挤到水边，而且挤进水里，水没到腰际，只为了能舒舒服服地瞧着眼前的这桩奇观。于是，一张张仰起的脸孔和一颗颗光着的脑袋，构成一片斜面，几乎从水面一直伸展到屋檐；直到我们居留的最后一天，两岸总是或多或少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注视着夷人的一举一动。从浮桥下方起，有一段长而直的河道，一直延伸到白河与大运河的汇合之处；大运河自南面以直角汇入白河，在这里结束它约六百英里的漫长行程。

我们沿着这段河道驶上去，经过一排停泊在其中的我方炮艇，正对着我们的，是一排如画的建筑，联军两位提督就泊在它的正前方。这座精巧而多少带几分奇异的建筑，使人联想起一座夏宫。我们听说，它确曾充作乾隆皇帝的行宫；为纪念这件幸事，还奉御赐封了「无上福祉之寺」的名号；而如今，它将以这个吉祥的名号，充作我们的居所。

不久我们便攀上陡峭的河岸，费了些力气才摆脱那些挤在岸上的中国人殷勤强加给我们的效劳——他们纷纷伸出援手，似乎急于向我们表示种种礼貌。待我们站进那围着我们日后住所的院墙之内，才发现它的里面并不辜负它的外观。正如在中国通常的情形那样，它兼作庙宇与行宫两用，不过自从乾隆皇帝在此暂住以后，便再没有蒙圣驾光临过。

院墙与河岸边缘之间只隔着一条窄窄的小径；墙头上有两座宽大的厅堂，构造轻巧优雅，四周围着雕饰精细的游廊，廊下悬着硕大的角灯，彩绘得花花绿绿，透明得像磨砂玻璃，还饰有数不清的流苏和丝绸垂饰。中国人把制作这种灯的技艺推到了极为完美的地步。他们先用极高的湿热把角软化，然后把它展成任何形状的薄片，或平或圆。这些屋子的墙壁，是把纸糊在木格子上做成的；它分成一扇扇可以推拉的格扇，权充窗户之用。不过，即便全都关上，那纸也透亮得很，光线十足，逢上晴天，还刺眼得叫人不舒服。这两座建筑相距三四十码，由一道沿墙头而行的游廊连接起来，游廊两端各有一座古雅的小亭子，那翘起的亭顶由雕花的柱子撑着。这两处厅堂分给了葛罗男爵与额尔金勋爵；后者所住的那一处，高踞在一座按地道的中国趣味布置起来的假山上，要登上去，须走一道装饰性的叠石台阶。它们俯临河面，视野开阔，景致始终引人入胜：下面有十来艘英法炮艇，其中有几艘就泊在可以愉快地隔水聊天的距离之内，使这处所在给人一种令人满意的安全之感。

除了偶尔一艘渡船，再没有一只本地的船在河面上激起涟漪，或是停歇在水上。西方那些神奇的鬼船，在短短几个钟头之内，造成了何等的变化！我们还体会不到，可在中国人看来，这变化必定既惊人又意味深长。从马戛尔尼勋爵与阿美士德勋爵两次使团的记述中，我们得知在他们那时候，天津的河上生活是何等繁忙。阿美士德勋爵使团的记述者写道：「我们从一座桥上渡过河去，河面几乎被帆船遮得看不见了。」又写道：「我在一艘帆船上数出了二百个看热闹的人，而这样的船多得数不清。」如今看热闹的人还是同从前一样多，可他们观望的所在已不再是帆船了。从这些窗口望出去，景致里尽是人与房屋——一段城墙、一座城门和几座宝塔，出现在右边不远处。

两个使团的人员都安置在这座庙里，以及同在一道外墙之内的其他建筑中。不过，有一道隔墙把我们同盟友分开。他们住在散布于一座园子里的若干独立的凉亭里。我们则在庙宇的最深处安顿下来：我们的卧室里陈设着神圣的香炉和铜器，里面燃着长明的香火——直到我们来了，任它熄灭为止；主持我们睡梦的，是一些大腹便便、面目狰狞的神祇，或是多臂的女神，头上环绕着一圈金色的——或者不如说黄铜色的——火焰。香火的气味仍然萦绕在这些神圣的所在。但愿那是我们的鼻孔所须忍受的唯一气味才好！于是开始了那通常所谓「安顿下来」的过程：祭坛改成了盥洗台；镜子靠在小神像身上立着；桌椅和床铺，则向几位德高望重的市民去讨——他们是官府派来照料我们需用的。我们的许多要求无疑使他们大为惊讶，其中有一些——譬如浴盆——他们始终没能办到。

仆役们的衣襟上别着一块白色的徽记，那是停战的标志；他们殷勤地伺候我们，没完没了地给我们端上一小杯一小杯的茶；说真的，头几天里，总有一个人提着一把茶壶走来走去，随时准备给口渴的人解渴。供给我们的桌子，造得结实，雕得精致，是方形的——中国的桌子向来如此。一块绣得极为繁复的红布充作桌布，前面垂到地上，把桌腿遮住了。那些高背而不舒服的椅子也同样装饰着，看起来富丽堂皇，坐起来却极不受用。我们有的人把蚊帐支在方形的木榻之上；有的人则睡在砖砌的台子上——这在中国是通常所用的，天冷时从底下生火烧热，就像烤炉一般。这种床铺似乎无论何时都不大卫生，因为夏天里潮气容易透过砖块渗上来，而到了冬天，砖块不但干燥，而且烧热，这种半烘半烤的滋味，多少总是有害的。

庙前有一个方形的庭院，一棵古老的大树伸展着枝干，把它遮蔽了一部分；不过我们以为造化还需要一点帮衬，于是整个庭院都用席子搭了棚。这不但给我们的居所添了几分画意，使我们当中想象力丰富的人得以把自己想作身在意大利，而且在降低气温上极有实际用处——那时候，心神与肉身都有全然被熔化掉的危险。一条高起的石板甬道把这庭院一分为二，甬道两旁各有一座古雅的小亭，亭顶由四根雕花的柱子撑着，柱子也雕得极为繁复，色彩鲜明，上面饰有龙头、腾跃的鱼以及其他图案。其中一座亭子里，在一座高起的石台上竖着一块大理石碑，上面满刻着汉字，据说是乾隆皇帝亲笔所书，寓有一番高尚的道德训诫。

庭院对面的那座建筑改作了卫兵房；卫兵通常由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组成，人数在一百以上。这座建筑附带着仆役的下房，后面便是马厩。我们这一处所在就这样十分齐备；在住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们最后一次回望它时，眼看着它被拆卸一空，好恢复原样以供异教的祭祀，我心里不免有几分惋惜。

既然日后或许有必要再向京师推进得更近些，这被认为并非不可能，提督便被说动，派了两艘炮艇沿白河更往上游去探路。其中一艘红隼号是最小的一级，吃水只有五英尺，很适合这项差使。可是到了天津以上约十英里处，连这样的吃水也还嫌太深，她只得折回，却也就此解决了一个问题：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除非把炮艇大大减轻——而即便如此也未必有把握——我们的炮艇要溯白河上到通州，是办不到的。不过，从河岸上的高水位痕迹看来，毫无疑问，在一年中的某些时节，白河是各级炮艇都能通航的。她报告说，天津以上的河岸，形貌并无变化。

我们抵达的那天下午，普提雅廷伯爵与列卫廉先生一同乘俄国轮船亚美利加号到来，随即发布了一道告示，声明他们此番来天津，完全是和平性质的。他们因此不得不采取的这种姿态，同我们的相比，并非没有不便之处；因为我们虽然对于正当的债务丝毫不欠，却坚持一切合理的需用都须迅速而妥帖地供应。所以我们立刻便占用了所能找到的最方便、最体面的住所；可我们那几位中立的盟友，要在岸上租一所房子却颇费周折：房主——他对于强权与公理之间的关系，照他对大局的看法，想必大为困惑——提出了一个新奇的建议：只要他们不租这房子，他愿出六千元。不过这提议被谢绝了，难处不知怎么总算克服，最后，一笔丰厚的租金——为期不过短短一个月——硬塞给了那位不情不愿的房主。从宅第的气派看来，他是个富人。列卫廉先生住在一处迷人的幽居里，带着几分地中海东岸的风味：一个有花木、有喷泉、有满池金鱼的庭院，四周环绕着凉爽通风、纸糊墙壁的房间，游廊与阳台都俯临河面。普提雅廷伯爵就住在隔壁——两人之间只隔着一溜房屋，从外面是攻不进去的，专供那位中国房主家中女眷之用。

这所宅第在河的右岸，从我们的衙门望得见，不过相距约半英里。不久，我们各国的旗帜便在风中骄傲地飘扬，向天津的中国人昭示着这四路夷人首领各自的居所——他们就这样大胆地在他们的城里安顿了下来。

在一个马匹和道路都很多的国度里，自然不能指望那些爱好探察的人以徒步游览为满足；于是我们开了一张单子，要讨若干匹马，耽搁了一阵之后，送来的却像是天津各处马厩里挑剩的渣滓。这些马被我们愤然退回，最后才弄到六匹很像样的小马，外加六副很不舒服的中国马鞍——又硬又棱角分明，挂着大片的饰布，前头还鼓起一个像长枕似的笨拙凸起。不过对于这些粗陋的玩意儿，我们后来也渐渐习惯了；在我们离开天津之前，我已把天津方圆约六英里之内的乡野细细探察了一遍。

这时传来消息，说钦差大臣即将到来；李泰国先生接到他那几位朋友——就是在提督抵达那天组成代表团的那些人——的一封短信，提请他注意：钦差大臣如此迅速地简派下来，足以证明他们的诺言已经兑现。第二天——六月二日——本城知府前来拜访我们，证实了这个消息。他名义上是来看看我们的需用是否供应周到，并告诉我们钦差大臣已经临近；实则是来考察夷人的性情，并借着同我们亲身往来这一件事，在钦差大臣眼中抬高自己的身价——他无疑会大谈这番作为何等危险，也会大谈他在「抚驭」我们那「桀骜难驯的凶焰」上所显出的非凡才干。

大概是由于他自己把他胜任此职的本领大加陈说的缘故，他后来被委派为办理交涉的属员之一，结果证明是一个自负而野心勃勃的钻营之徒；不过他的不老实是那样一目了然，他的举止总的来说又是那样惹人厌恶，以致不久他便同样招他自己的上司憎恶，正如招我们憎恶一样。这头一回会面时，他的态度是一副摇尾乞怜的奴颜，而他的相貌和姿态又是那样娘娘腔，以致我们一行中有一位把他形容为「一个大号的卖弄风情者」，真是再恰当不过。尽管他不停地讨好地咯咯傻笑、作态卖俏，却没有达到他的主要目的——见额尔金勋爵一面，回去的时候，比他来时也聪明不了多少。

同一天下午，我正同菲茨罗伊一道骑马出游，头一回试试我们的小马，也头一回走走通往北京的大路，忽见一团尘土飞扬，前头引着一支仪仗，表明有什么大人物来了。不久便出现了手执官棍的差役，相当于我们的执戟卫士：他们开道清路，把百姓赶到左右两旁；随后跟来两顶气派的轿子，每顶由八名健壮的轿夫抬着，里面坐着这个国度中两位地位最为崇高的显贵。百姓们立刻摆出「立正」的姿势，两手贴紧大腿外侧，身子挺直，一动不动。隔着轿子上那扇蒙着细纱的小窗，我们几乎看不清轿中人的面容；可是，尽管我们十有八九是他们生平头一回见到的夷人，他们却以中国人那种威仪所特有的十足的泰然，面无表情地直视前方，脸上既不流露好奇，也不流露惊恐、诧异或任何情绪。紧跟在后面的，是一大群尘土满身的步行者和骑马者，显然是刚刚赶完一段路程；他们中有许多人衣着华美，无疑是有些品级的官员，可都显得疲惫不堪、风尘仆仆。几辆造得极好的带篷行李车，每辆由四头或六头高大肥壮的骡子拉着，殿在队伍的末尾——这队伍显然不是为了排场，而是为了正经要务。

第二天，钦差大臣致书额尔金勋爵，证实了我们的猜测：我们所见的，正是钦差大臣进城。他们在书中自称钦差大臣兼大学士、尚书，宣告他们已带着全权到来，并定于后日会晤。大使在复书中告知钦差大臣：他们的来书中虽然没有说明其权柄的性质，可是照他们自称的名号看来，他们既然似乎被授予了与他本人作为其君主的全权公使所受之权相当的权柄，他便不反对在他们所定的时刻同钦差大臣会面，「以期借互换全权凭据，消除一切疑虑，确知双方确有以和平交涉了结现有争端之诚意」。

「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这个名称竟被用上了，这看来确是一个吉兆，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一位中国官员被授予过这个名号，而此前所有要求派一位如此称呼的钦差的要求，都遭到了断然的拒绝。于是议定会晤在一座供奉「海神」的庙里举行。这座建筑坐落在离城有一段路的一片平原中央，距我们的衙门三英里有余。正午的日头这时已变得如此酷烈，为了充当卫队的士兵着想，认为以把这场仪式推迟到傍晚为宜。

第二天下午三点，我们离开衙门，那时太阳底下的寒暑表正指着华氏一百三十三度。仪仗由大使及其随员组成，坐着十二顶轿子，由一百五十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仪仗卫队护送，加尔各答号的军乐队在前开道。额尔金勋爵的轿子，是最高品级的官员通常所用的那一种，比寻常的大得多，顶上有一个黄铜的顶珠，由八名轿夫抬着。为免绕一大段远路，轿子先绕道去接我们，我们自己则乘小船渡河。照例有密密层层的人群排在两岸，显出最热切的兴趣与好奇。等到卫队举枪致敬，军乐队奏起《天佑女王》，仪仗列好队开始行进，这兴趣便化成了一片激动；说真的，一件全然史无前例、又是如此引人注目而新奇的事，引起一番轰动，也实在不足为怪。设想有二百个中国人列队走过伦敦的斯特兰德大街，手执长矛、弓箭或是巨大的火绳枪，自己的辫子一直垂到脚跟，圆锥形的帽子上饰着松鼠尾巴，胸前绣着龙，裤腿和袖子一样宽大——簇拥着几顶华贵的大轿，轿中坐着头戴孔雀翎和红顶子的肥胖显贵——这大概也会招来一大群人；而倘若这群人心中深信，他们在这支奇形怪状的队伍里所看到的，正是这个国家的政权即将落入其手的那个种族的样本，他们脸上所流露的兴趣，想必非同寻常。可即便如此，这对一群英国百姓所产生的效果，也不会像我们的出现所可能产生的效果那么大；因为中国人偶尔也在伦敦的街头走动，而这种面貌和这种奇特的服饰，每个爱看画册的孩子都是熟悉的。可在一个并没有一份《北京画报》的国度里，人们普遍以为中国的服装是全世界唯一的衣着，那么我们穿红衣的海军陆战队员和戴三角帽的外交官一出现，必定够叫人吃惊的了。

我们有将近两英里的路，是穿过几乎从四面环绕着天津的那一大片城郊——曲折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只留出一条窄窄的通道让仪仗通过；每一顶轿子经过时，他们都把身子蹲低到与轿窗齐平，好把轿里的人看个清楚。

自始至终保持着极其完好的秩序和肃静，百姓的举止也显出种种外表上的恭敬：他们脱了帽子，放下了辫子——不过只有后一项才是中国人通常表示敬意的礼节。店铺全都关了门；可是我们困坐在轿子里，加上酷热使得观察成了一件苦差，又有密集的人群限制着视野，所以这一回我们所能得到的，不过是对周遭景象的一个粗略的印象而已。最后，我们走出了一路穿行的街巷迷宫，来到一片辽阔的开阔平原上，远远望见一组建筑，孤零零地坐落在一处微微隆起的高地上，那便是我们的目的地。其间的空地上密密麻麻地散布着人，使人想起赛马日的埃普索姆丘原。

我们走近那组建筑时，尖利的笛声和锣鼓声传入耳中，同我们军乐队的雄壮乐声混在一起。有人软弱地向统领海军陆战队的博伊尔少校示意，说他不得率卫队进入院门。可他十分得当地不予理会；不久，站在门口的五六个瞎眼乐师所奏出的那刺耳的音乐——他们所奏的，大概就是当年用来款待马戛尔尼勋爵的那同一支曲子，曲名叫作「四夷宾服」——便被一曲响亮的《告别我们自己的玛丽安》完全淹没了。我们此刻进入的外墙之内的那组建筑，由若干庙宇、厅堂和僧房组成，彼此之间隔着大小不一的庭院，院中种着一行行树木和开花的植物，占地颇为可观。钦差大臣们在其中等候的那座厅堂，很像一道深深的游廊，因为它有一面完全向庭院敞开，由一段台阶拾级而上。海军陆战队便在台阶对面列队。额尔金勋爵下轿时，钦差大臣们走下台阶来迎接他；卫队举枪致敬，军乐队奏起国歌。这种欧洲礼仪与中国礼仪的混合，即便在我们这些两者都熟悉的人看来，也是引人注目的；可在那几位全然不识欧洲人的钦差大臣看来，一百五十名满脸胡须的魁梧士兵突然涌进庙宇的最里一进庭院，必定是令人惊恐的；而当那嘶哑的口令就在离他们几码之外喝出，紧接着是枪托落在铺石的院地上那铿锵的声响，以及大鼓的隆隆滚奏，倘若他们心头一时闪过一丝疑虑，以为叶名琛的下场或许正等着他们，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时额尔金勋爵被请到一张长桌旁就座，桌上摆着各色中国珍馐，两位钦差大臣分坐在他的两旁。待全体人员都围着这张桌子在椅子上坐定，照例的开场客套也说过了，大使便声明：此次会晤的目的，照这种场合的惯例，乃是互换全权凭据；他已把他的带来了。随即取出宣读。

随后，钦差大臣的全权凭据放在一只覆着明黄色绸布的托盘上，递到桂良手中。这位年高德劭的大员以种种恭敬之礼接过来，以一种崇敬的姿态把它举过头顶片刻，然后交给威妥玛先生，由他把这份文书译出。授予钦差大臣全权的那道谕旨，措辞固然相当宽泛，可是额尔金勋爵经过查问，确知钦差大臣并没有领到那种称为「关防」的官印。他对这一疏漏提出责难，他们便告诉他：这种印信只颁给担任常设职位的官员。他恐怕这番解释之中或许藏着什么故弄玄虚的把戏，认为这件事足以使他理直气壮地表示几分不悦。他也并不遗憾能借这个机会把他的不满显露出来，因为他深知中国人把神色与举止看得多么要紧。在中国人中间，一个人的面容和仪态是被仔细留意的，被当作一种标志，借以看出他受托办理的事务大概会以怎样的精神去办；而尤其在他们同外国人的交涉中，从他们的官方奏报里对夷人神色种种变化的描述，我们一再得到证明：受命办事的官员所持的口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们自以为能从对方面容上看出的情绪为准的。

额尔金勋爵到天津来，是作为一个尊严受了凌辱的国家的代表。为了为所受的侮辱讨回公道，已经不得不诉诸武力，强行进入这个国家；而对方只要露出一丝不愿给予公道的迹象，便使一种严峻而毫不通融的态度加倍地必要。于是他谢绝了对方殷勤劝进的茶点，骤然中止了会晤，同时声明：关于全权凭据一事，他要说的话，将留待用书面去说。当他走下台阶去上轿时，钦差大臣和他们的随从们脸上都露出毫不掩饰的惊惶，钦差大臣们还急急忙忙跟着大使一直送到轿前，连连表白、再三劝说。

这次会晤产生了极其有益的效果，恰恰导致了额尔金勋爵所希望的结果。不久之后，钦差大臣便来了一件文书，请求允许李泰国先生去拜访他们，在他们所处的困难境地中以他的意见相助。李泰国先生在上海的职位——他在那里受中国政府委任为海关总税务司——使他同中国的官员有过密切而亲近的往来；他所得到的他们的信任，恐怕是从来没有一个欧洲人得到过的。额尔金勋爵对这位先生的才干和判断评价极高，所以中国人能把他置于额尔金勋爵最希望看到的那种相对于他们的地位上，是再理想不过的了。从这时起，李泰国先生便每日同中国钦差大臣往来，事务于是很早便走上了一条轨道，使其得以迅速而圆满地了结。

不过，李泰国先生的使命多少带有机密或非官方的性质，所以额尔金勋爵一面便以坚持立即取得关防一事，来维持他同钦差大臣之间的正式往来。在这项要求上他完全成功了：关防从北京送了下来，那个争执已久的全权问题终于尘埃落定。

额尔金勋爵同钦差大臣的第一次会晤，其性质和结果便是如此。它持续了不到一刻钟；此后大使再没有到过那座「海神庙」，也没有再同钦差大臣见面，直到最后去那里签订条约为止。在上面所描述的仪式上，钦差大臣穿着中国官员那种朴素而美观的服装，唯一表明他们高贵品级的标志，是那不透明的红顶子和孔雀翎；肩头和手臂上披着一件华贵的绛紫色丝质披肩；除了一两枚戒指之外，身上别无任何饰物。照一切正式会晤的惯例，厅堂里挤满了许多下级官员，热切地倾听着谈话，另有四五个面貌精明的书办，把经过的一切都笔录下来。

居首的钦差大臣桂良，是一位年高德劭的老人，神情安详而仁厚，面容充满智慧，虽然他的眼睛已有些昏花，他的手也因年事极高而颤抖。他的举止文雅而有威仪，整个风度俨然是一位十足的君子。他是满洲人，经过长年累月的效力，才升到他目前的高位。他的兄弟怡良曾任两江总督——上海便在两江之一的境内——他关于麦莲先生到苏州附近一行的奏报，前文已经提到过。桂良本人在一八五四年包令爵士到直隶湾时，正任直隶总督。那时他在全国满人中位居第二，首位是大学士，即首辅裕诚。裕诚在交涉期间去世了。他在签订条约时所署的全衔如下：「东阁大学士、正白旗满洲都统、管理刑部事务桂良。」他的同僚花沙纳，是同一品级的大员，年纪要轻得多，一张方正结实的脸，一个大鼻子。他的大致相貌，使人强烈地联想起克伦威尔的画像；从他脸庞下半部的线条上，可以看出他性格中颇多刚毅与果决。他自称「经筵讲官、吏部满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兼管翻译馆事务」。

在我们同中国钦差大臣会晤之后的两三天内，葛罗男爵、普提雅廷伯爵和列卫廉先生也分别同两位大人会晤，都表示对他们所出示的全权凭据感到满意。

由上面所叙的事件经过看来，联军全权大臣尽管遇到重重阻碍，却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们迄今所坚持的政略的结果感到满意。显而易见，朝廷已被彻底吓坏了；而派下来议约的全权钦差大臣，已准备在很大程度上牺牲本国的成见，以求使朝廷摆脱我们出现在天津、以兵船占据白河直至此处所构成的那种长期的威胁。

额尔金勋爵初到中国时曾记下一个意见：照当时的局势，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之道，便在于在京师附近施加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压力。这个意见如今正在得到证实。他认为，唯有用这种手段，才能既丝毫不干扰各口岸那兴旺的贸易——尽管我们同南方的朝廷官员有所误会，那贸易仍在进行，而任何中断对我们的商业利益都将是极大的灾难——又能达成他此番出使中国的伟大目标，订立一个持久而令人满意的条约。可是在那早先的时候，以他所能支配的有限兵力，要成功地采取任何这样的措施，似乎几乎是毫无指望的。葛罗男爵尚未到来，法国的支持还只是一种假设。一支不足二千五百人、还在从英国开来途中的陆军，再加上当时驻在此地的海军，便是大使在他即将作的这番尝试中所能依靠的全部力量——他要凭这点力量向朝廷讨回公道，并逼它订立一个比璞鼎查爵士当年所得的范围更广的条约；而璞鼎查爵士那个条约，是在沿海三分之二被蹂躏、朝廷军队一再被击败、帝国的主要城市被猛攻攻陷之后，才得到的。单是那一回因疾病和其他原因所损耗的人员，在数目上便同如今要用来取得更大成果的全部兵力一样多。尽管如此，倘若不是广州的事态演出了如此反常而错综复杂的纠葛，额尔金勋爵原本或许仍会坚持他最初的打算：一俟季节许可、军队到达，便立即北上。可是九月间他到了香港，却发现自己不得不放弃北征的念头，而把原本打算用于北京的兵力，用去攻取和占领广州。不过他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盼着其中的一部分或许还能派上这个用场；而他加尔各答之行的目的也算达到了，因为他成功地得到了一支宝贵的土著兵团的增援。他还相信，可以在广州建立一种政府形式，以便利军事占领的任务，使将军能抽出一部分兵力到北方效力。在这一期望上他没有失望：随同运送工兵的参孙号，他收到斯特劳本齐将军的一则通知，说如果还需要更多的军队，是可以抽调的；于是在六月四日——正是上面所描述的同钦差大臣第一次会晤的那一天——怒火号驶离直隶湾，去把第五十九团接到交涉的地点来。毫无疑问，这个团的及时到来，把朝廷心中对于必须缔结条约一事的最后一丝疑虑也消除了。总而言之，联军全权大臣的政略，发展到这一步，实际上已把皇帝握在他们手中，把这个朝代本身置于他们的掌控之下，而丝毫没有危及各口岸的欧洲侨民，甚至没有扰乱他们的贸易。以如此有限而又处处掣肘的兵力，在大体上如此不利的种种影响之下，他们终于成功地使自己处于这样有利的地位，这确实是值得庆幸的事。不难想象，我们在天津度过的那五个星期，同在直隶湾度过的同样长的一段时间相比，形成了何等令人欢欣的对照。在那里，我们不止一次对最终的成功完全绝望；如今我们却觉得，虽然到达北京的希望落了空，我们所经历的种种疑虑和忧急，大概将由一场外交上的胜利而得到绰绰有余的补偿。

十七耆英之死

中国宦途之祸福——耆英到来——与之会晤——耆英的对抗政略——他对两位钦差的敌意——他不诚的明证——威妥玛、李泰国二位先生的第二次会晤——耆英的奏折——耆英的驭夷之术——一场难堪的揭露——他获罪的后果——从轻的判决——皇帝的谕旨——耆英自尽。

上一章所述诸事之后没几天，发生了一段插曲，极能说明中国官场生涯的变幻无常，也极能说明：在天朝，那些「生而伟大，或被人硬推上伟大之位」的人，所面临的是何等凶险。前文已叙过谭廷襄的遭际，那一番际遇便极鲜明地显出，朝廷把高官置于怎样的两难之中——它以最严酷的刑罚相逼，迫他们接下某些职位，而从这些职位中脱身、却又不致失败，在情理上根本是不可能的。几乎毋庸置疑，朝廷往往委派一人去当某个差使，其明白用意就在于叫他充当替罪之羊，为朝廷自身的愚妄或无能作牺牲。这种肆无忌惮地拿无辜的下属去祭献、以保全有罪的上司的做法，贯穿于中国官场的全部生涯；这条原则在他们当中又是如此人所共知，以致我们的当局同中国人之间屡次发生误会时，中国人总是千方百计把罪责推到我方某个下级官员身上，好让上司在他愿意的时候，能够体面地从一个站不住的立场上退下来。然而倘若英国官员寸步不让——这是常有的事——那么中国人便用同样的法子来脱出困境。

高官之位既然伴着这样种种不便，便不难理解：朝廷官员之间的倾轧，往往恰恰走着与欧洲通常相反的方向；非但不是以阻挠仇敌晋升来图谋他的败亡，在某些情形之下，一个中国政客最能稳稳当当地一泄私愤的法子，倒是设法让仇敌被委以一项重大而凶险的差使——推辞这差使要招致的极刑，同他势所难免的失败所招致的，正是一样。不但在中国的现实世界里如此，在他们的虚构天地里，这一手也被用来点明寓意、点缀故事；在他们许多的小说里，情节的趣味就系于某一关头：那位有德的主人公，成了一次要命的升迁的牺牲品。

究竟是什么隐秘的动机促使朝廷委派耆英，以一个独立的身份，协办了结夷务，我们除了揣测，别无他法。这次委派，与其说是出于他朋友们不智的奔走，不如说更应归功于他仇敌们高明的算计——这一点可从下述事实推知：当初最先奏请皇帝把他从贬黜之中起复、派往天津效力的那几位大员，后来又最先因他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劾他罪该万死。不过也须记得，在中国，一个人若荐举了不称职的人，一旦被荐者失败，他要保全自己的脑袋，唯一的机会便是抢先去劾奏自己所荐之人。

无论如何，额尔金勋爵接到这样一封通知，着实不免有几分诧异：发信的是璞鼎查爵士的那位老友——这个名字作为上一次条约的议约者，最为英国人耳熟能详；在他同欧洲人往来的短短一段时日里，他竟能叫他们对他的才智与信义留下那样高的评价——信里告知他已经到来，却并没有说明他身负任何官职，同时又请求与钦使会晤。

额尔金勋爵起初颇有意对这一不合规矩之处宽容不究，因为此人既到议约之地，似乎可以表明皇帝确有和平了结现有争端的强烈愿望。耆英在办理夷务上所得的声名，本是建立在他对夷人的怀柔之上的；然而我们手中握有足以证明他并不诚实的文书，而且我们也知道，他那怀柔的政略恰恰是使他获罪贬黜的原因。于是便派威妥玛、李泰国二位先生进去，转达额尔金勋爵无法与他会晤的歉意，同时观察他的言语神情之中所流露的倾向。

他们见到的是一个老迈龙钟的官员，眼睛半瞎，从面容看去，已渐入昏聩之境。他先是说他认得李泰国先生，那位先生费了好一番工夫，才叫他相信自己是把他错认成了他的父亲。随后他便为天朝大局的可悲处境、尤其为他本人的可悲处境失声痛哭，说他卷入了一场难局，其结局必定是他自身的灾祸。威妥玛先生疑心这不过是一番做戏。李泰国先生却信他出于真心；为了试探一下，威妥玛先生便向他担保说，他尽可以从这一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他毫不怀疑额尔金勋爵会写一封信，断然拒绝同他往来，这封信便可在朝廷面前为他开脱。然而这却不合那狡黠的耆英的心意——他那老朽的脑子里还残存着几分机巧——他抱怨说，我们这是把刀架在中国的喉咙上，把手枪顶在它的脑门上；并且渐渐流露出他在这件事上的见解，其程度足以叫我们的两位使者确信，他的心意分明是敌对的；于是当晚便以书面请他把来访延后几日。尽管如此，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十日，耆英竟锲而不舍地来到衙门门前，递进名帖，然而自然未获接见。我很遗憾没能及时赶到，只看见了他那乘轿子被抬走时的后背。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又因他后来的悲惨结局而平添了一层更深的意味，耆英确是一个值得一见的人。

不难想见，桂良、花沙纳两位钦差对这位不速之客并无好感。起初他似乎担着的唯一明确的职分，便是充当耳目；而他后来设法谋得的钦差关防，只不过使他更便于把他一到便显露出来的决心付诸实行——凡两位资深钦差所提议的，他一概要从中作梗。我们从颇为可靠的中国方面得知，他全然不赞成驱使他们的那种和平政略，并且在说起夷人时，言辞极其好斗。促使他如此的，或许有两个动机。其一，他那独立的委任，几乎必然意味着人家指望他持有独立的见解。他的同僚们的见解既是「不惜任何代价求和」，他便自觉非主战不可；而他之所以更乐于采取这种腔调，是因为他本人在从前与我们打交道时，正是采取了「不惜任何代价求和」的政略，从此便一直在贬黜之中。他的第二个动机，其实正由此而来：他把眼下看作此生唯一可能再得的机会，借此成为一种政略的有力鼓吹者——这种政略同那已经毁了他的政略截然相反——以挽回自己的地位。只要他能表明，桂良与花沙纳所走的路子，同朝廷心目中他自己那一套外交一样软弱、一样苟且，他便仍可指望用从同僚们背上撕下来的那几片可怜的官袍残片，来遮一遮他眼下贬黜之中的赤身露体。

两位钦差见他是这样一副心肠，又看出他们为使现有争端得到圆满了结而作的最恳切的努力，很可能要被耆英所显露的那种破坏怀柔政略的决心所挫败，便恳切奏请将他调走。然而皇帝——正如他本人在此后就此事所下的谕旨中所说——料他（耆英）必已知晓此事，又恐他因知晓而心中不安，便再次传旨令他留在天津。可耆英非但没有领会这一暗示、去奉行当初向他指明的那种独立政略，反而突然采取了一条出人意料而又无可辩解的路子——擅离职守，这一来叫他的仇敌们大为称快，也给他自己招来了他的皇上主子的严重不满。不过，要明白促使他采取这一反常而致命的举动的真实动机，就必须说明我们不得不采取的那种干预，其性质究竟如何。

钦使一看清耆英正竭力施展一种影响——此种影响倘若得逞，便会抵消两位资深钦差的良好意向，危及业已开始的谈判获得最终圆满的结局——便决意把这个人从局中除去，因为他的在场势必成为一大障碍；更何况钦使已经掌握了确凿无误的证据，表明耆英那种阻挠的倾向并没有被夸大。幸而在叶名琛衙署中搜得的文件里，恰有这位大员就夷务写给皇帝的一道奏折；那份文书的口气，给额尔金勋爵提供了一件工具，只要运用得当，便可保证把他从眼下这一钦差差使上撤下来。大家认为，要达到这一可喜的结果，最有效也最稳妥的办法，是由威妥玛、李泰国二位先生出其不意，当着他的面拿出他自己的奏折，高声朗读，好让他本人和他的同僚们都得以领教。于是，在十一日，也就是耆英到衙门来访的次日，这两位先生便去拜会钦差。他们头一个目的，是递交一封信，对钦差们就钦使一份机密照会所作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答复提出申诉——那份照会所谈的，是将作为谈判基础的各项条款。

威妥玛、李泰国二位先生一进钦差的屋子，便见耆英也在座，看来是以同僚的身份与他们共事。他们提到额尔金勋爵已收到的那份照会，说它的口气和精神，同他原本被引导期待的那份文书全然不同，他绝不可能把它接受为日后谈判的基础。两位钦差当着耆英的面，尽其所能露骨地暗示：那封信以及信中的口气，都应由这位先生负责。威妥玛、李泰国二位先生说道：额尔金勋爵虽不认为自己有权就皇帝乐于委派何人为钦差一事对皇帝指手画脚，但显而易见，凡可能参与眼下谈判的人，其信义乃是头一等要紧的条件。让一个在这一点上已失去信用的人参与钦差之列，显然于双方都没有好处。至于如何把这一原则应用到他们此刻请求出示的这份文书上，便要由钦差们自己去斟酌了；这份文书的作者是谁，无须特别指明，因为署名就附在文书上。

这份文书是在广州叶名琛衙署里、在他的私人档案之中寻获的，这一情形在钦差们眼里，无疑更给耆英这篇奇特而有趣的大作平添了几分意味。随即便将下面这份文书递给两位资深钦差，由花沙纳低声朗读；耆英在场，却远远退在后面，自知若是显出留意其内容的样子，其中所揭露的东西便要考验他控制神色的功夫了：

「附片，详陈接见各国夷使之种种情形，并恭录皇上朱批。」

〔此折约作于一八四五年年底。〕

（译文）

「奴才耆英跪奏，为附片再行陈奏事。窃奴才办理各国夷务，因时制宜，于接见夷使之际相机驾驭〔注一〕，其情形业经奴才先后陈奏在案。

「其续议通商章程，亦经奴才议定，恭呈御览，钦奉谕旨，交户部核议具奏，均在案。惟念英夷之就抚，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即一八四二年八月；米、佛二夷相继而至，则在本年即一八四五年之夏秋。此三年之间，夷务情形屡经变迁，其变愈多，则所以抚绥之、羁縻之〔注二〕之法，亦不得不随之转移，时有更张。固当格之以诚，以动其心；然欲驾驭得宜，尤须济之以术，即所谓权谋是也。

「故有可使由之而不必使知其所以然者；有必示以不疑、以解散（原文为『消释』）其疑贰，方能消其反侧者；有必加以款接、待以平礼，方能使之欣感者；更有于事有济之前，必须包荒其虚妄，不必与之深究计较者。

「夷人生长外域，于天朝体制多所未谙，每每妄生揣度，而其中真相，又难以向之剖白。即如谕旨（原文为『丝纶』）之宣示，本由军机大臣承办，而夷人则敬之为皇上亲笔批答；倘明白告以此非皇上手书，则彼非但不知敬重，反将无一可以取信之处矣。

「夷人会食，谓之『大餐』〔注三〕。彼俗最喜聚集多人，大张宴席，共相饮啖。奴才在虎门、澳门宴赉夷人之时，其酋长头目来者，自十余人至二三十人不等；迨后奴才偶至夷楼〔注四〕或夷船，彼亦环坐侍奉，争先进以酒食。奴才欲结其欢心，不得不与之同杯共勺。

「又，夷俗重女。凡遇尊客，其妻必出而相见。即如米夷伯驾、佛夷拉萼尼，均携有夷妇同来；奴才因公前往夷楼，其夷妇忽出拜见。奴才惊惶跼蹐〔注五〕，局促不安，而彼等则深以为荣幸。由此可见，西洋各国之风俗，实不能以中国之礼法相绳；若遽加斥责，既无补于开其愚昧（原文为『破其蒙蔽』），反或致启其猜嫌，生出嫌隙。

「再，自与各夷通好以来，各夷之见，略以平礼相待。一经接见，即已不为新奇，则愈当有以拒之、绝之。为此，每与一国议定条约，奴才即饬令藩司黄恩彤，告知该国使臣：中国大臣办理外国事务，向不得私相授受；所有馈送礼物，必当严词谢却；倘受而隐匿，天朝定例綦严，不惟有玷官箴，即获罪之人亦难逃国法。各夷使均已领悟遵行；惟于接见之时，间或以洋酒、香品之类进献奴才，所值甚微。其意尚属善良，奴才碍难当面全行拒却，惟以鼻烟壶、荷包等随身佩带之物酬答之，以示中国『厚往薄来』之义〔注六〕。又，意大利、英、米、佛四国，均曾请求奴才小像，奴才亦各给与一幅。

「至其政体〔注七〕，虽各国皆有君长，而有男主，有女主，有终身在位者。即如英夷，其主为女；佛、米二夷，其主为男。英、佛之主，终身在位；米夷之主，则由其国人公举，四年一易，退位之后，即与齐民（即无官职之人）为伍。

「其官名称谓，各国亦复不同。欲以表之，则多窃用（原文为『攘窃』）中国文字，妄自夸大，僭拟尊称，俨然以大国自居。彼以为借此可以尊崇其君，原与我无涉；若照属国之例相待，则彼既不奉中国正朔〔注八〕，又不受皇上册封，断不肯甘居安南、琉球之列。且彼等不知礼义，于称谓体裁懵然无知，若于文移往来之间，拘泥体制，必使上下之分秩然，势必致起争执（原文为『舌敝唇焦』）；彼时唯有佯为不闻（原文为『塞耳充耳』），则晤面往来遂不可行；非特此也，彼此格格不入，随之而来，于抚绥之大局〔注九〕实属无益。是以与其争此虚名、无补实效，不如略此小节，以期大计之有成。

「凡此种种权宜变通之法，皆奴才悉心体察夷情，衡量时势，细度事之轻重缓急，不得不然者。奴才所以未敢逐一渎陈圣聪，一则因其事本属细微，一则因势处急迫、不及〔注十〕随时奏报。今夷务业已大致（原文为『粗』）完竣，理合将以上情形逐一详陈，缮具附片，恭呈御览。」

「朱批：

「只可如此办理，朕悉知道了。」

〔注一〕（原注：直译为「驾驭」，如驭马之执缰。）

〔注二〕（原注：「抚绥」，直译为安抚，如对待野性之人或兽，使之驯顺而得安慰。「羁縻」，直译为拴系。）

〔注三〕（原注：此为我们在广州的仆役称呼正餐所用之词，意即「大的一餐」。）

〔注四〕（原注：「楼」字，即楼阁或楼层之意，并非用以称中国人住宅之字。官员对自己人说到我们的房屋时，专用此字。）

〔注五〕（原注：「惊惶跼蹐」，几近于敬畏失措，正如孔子在其君面前时所被描绘的那样。）

〔注六〕（原注：依照儒家经书第二部所言，此义当用于君主与依附于他的诸侯之间。）

〔注七〕（原注：直译为「其君主之人」。）

〔注八〕（原注：直译为年之首月与末月，即中国所推算的历法。中国把历书颁给朝鲜，或许也颁给其他属国。朝鲜、琉球与安南的国君，都由中国使臣册封，并从中国皇帝那里领受册命，奉之为宗主。）

〔注九〕（原注：同上文〔注二〕。）

〔注十〕（原注：他当时不得不立刻行事。）

花沙纳朗读这篇大作之时，有人特意请他留意其中那几段——那几段如此精心地论列了耆英惯于用来「驾驭夷人」的各种「权术」。

只要这位驭夷的能手仍在钦差之列，我们显然就有责任密切留意他正在施用的是哪一种手段：是在「使我们由之而不必使知其所以然」呢，还是在「以示我们不疑之举，来消解我们的反侧」呢；抑或此番正是那种要「待以平礼、使我们欣感」的场合呢；又或者事机已紧迫到这般地步，以致要「包荒我们的虚妄，不必同我们深究计较」呢。不论用的是哪一种手段，其目的何在，他却片刻也不叫我们存疑：「一经（以平礼）接见，则愈当有以拒之、绝之。」他对我们在皇帝亲笔一事上如此轻信所发的那一声窃笑，我们也并没有错过。

桂良与花沙纳念完这篇论说「于称谓体裁懵然无知」的夷类的文章——而他们此刻正同这些夷人议约——神色显得颇有几分羞惭；耆英则请求把那份文书给他一看，随即退到一个角落里去静静细读。与此同时，我们的两位使者告知两位钦差：要叫额尔金勋爵对他们的信义生出信心，最好的办法是立即把原先商定作为谈判基础的那些条款写成照会送来。他们还声明，打算就在衙门里等着，直到照会签字盖印为止；他们也果然如此做了，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才终于带着那份由桂良、花沙纳和耆英三人署名的宝贵文书告辞。耆英在那道为自己辩护、上呈皇帝的奏折里说，在与桂良、花沙纳商议之后，议定要写一道照会，「当时相与泣于窗下，朝不知夕之不死」——这话无疑指的就是这份照会。

又过了两天，耆英发觉自己已被我们当着同僚的面弄得声名扫地，而那些同僚本就厌恶他，必定乐于利用我们交到他们手里的这件武器；他又看出，人家指望他奉行的那种阻挠的、独立的政略，已不可能再推行下去，于是便决意突然返回北京，行前先上了一道奏折给皇帝，只说他「有要事面陈」。然而他还没到京城，便接到了令他返回原任的谕旨。他非但没有遵旨，反而，用皇帝的话来说，「唯恐走避不速」。这便是耆英罪过的首要与全部了。良心就这样叫他成了懦夫。皇帝若是读过莎士比亚，大约在给他定罪时便不会问道：「耆英若稍有天良，能不汗流浃背否？」可事情偏偏就是这样：这位不幸的大员非但没有忍受他已有的苦难，反倒逃向了他所不知的别的苦难。

不久，天津便盛传流言，先是说耆英被革职，后来又说他已经死了；但关于他所受刑罚之严厉，我们头一回得到的确切消息，却是下面这段摘自《京报》的文字，那是在七月三日到达我们手中的，约在我们离开天津之前三天。

我们先前既不知道他是在怎样的情形之下被派来同我们会面的，也不曾掌握前面几页所详述的那一连串事件的每一环节，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不久前还在我们中间的人竟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大为震惊；他的所作所为虽则软弱、游移不定，却似乎很难说罪当自尽而死；而且，就我们所知他的全部罪过而论，罪与罚之间也确实看不出有什么相称之处。我们哪里想得到，我们对耆英出任钦差的异议，竟会间接成为那道致命谕旨的起因呢？那道谕旨的最后一句，对公正与仁慈是何等令人痛心的讽刺：几位官员奉命令耆英读过谕旨之后，告诉他「着即令其自尽，以示朕公正仁慈、法外施恩之至意」。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神明的最高属性竟以这般方式表现出来，那么揣测耆英的命运早在他初奉命前往天津之时便已注定，揣测不论他在那里如何行事，都总会给他的仇敌们提供他们所求的借口，把他明正典刑——这也算不得什么太过牵强的推断；而皇帝则用最后一句里那种对宽大的拙劣模仿，虚伪地把这一判决减轻了，把当众处决改为私下自尽。

「朱谕。

「前据惠亲王〔注十一〕等奏，请将耆英之罪即照军法立正典刑，朕命将其解京，严行审讯。及至审讯，该员呈递亲供，朕复命恭亲王〔注十二〕等秉公定拟。兹据该王等查明，耆英不候谕旨，愚昧冒昧，拟以绞监候，俟朝审〔注十三〕时列入情实。其所拟固属允当。惟该王等所叙其罪状，殊未足以尽其诛心之罪〔注十四〕，朕不得不将实情宣示中外。

「耆英本系废员，复加起用，原冀其晚节自励，力图报称，于当时之事克尽厥职。当其请训之时，奏称『奴才才力恐难胜任，惟有看其福命如何』，其言语尚非天良泯没〔注十五〕、神智昏愦者之所出。四月二十七日，即六月八日，军机处寄信〔注十六〕追至天津，谕以不必与桂良等会衔，亦不必拘泥形迹〔注十七〕，俾其得就桂良等所办之事，自出己见，以为后着。是朕之所以位置该员者，不可谓不独立；所以恩遇该员者，不可谓不优渥。迨桂良等奏请将其调回，朕料其必已知悉此事；然犹恐其稍存（此处原文有阙）——复由军机处寄信，令其仍留天津，自行筹议。耆英若稍有天良，能不汗流浃背否〔注十八〕？乃该员拜发〔注十九〕奏折之后，即擅自回京，藉称有要事面陈。果尔，何不专折密奏？乃又称有不能形诸笔墨之事。然则迨其（嗣后）接奉令其留于天津之谕旨，又何以仓皇另缮一折？且其奏折与亲供之中，究有何要紧之处？其屡次渎陈之种种不切事情之语，所计者惟其一己之首领（之安全）而已。该员奏折亲供之中，毫无可行之策，若非其深悉机密，则绳之以法，或尚可谓失之过严。然其所称之策，朕早已与诸臣筹议及之。况他人言之或属允当，耆英言之则断不可。何也？以其本系与闻其事〔注二十〕之人，且得以自行其意也。何以与人共事之时，毫无补救之策，偏于事后方有此正当之议乎？

「朕若照其所请从重治罪，则正堕其术中矣。盖耆英（于所请之中）已自明其心迹：不惟（隐示）其前罪业已洗涤净尽，且欲诿过于人，其居心尤不可问〔注二十一〕。彼意以为擅离职守，不过革职了事，一遂其愿，便可家居自在。受恩深重，久荷录用其微劳（原文为『愚钝』，意谓虽愚钝而仍加任用），岂宜存此念头？犹不止此。试迹其心〔注二十二〕：当其与桂良、花沙纳商议，议定缮写照会〔注二十三〕之时，『相与泣于窗下〔注二十四〕，朝不知夕之不死』。然未闻其恪遵朕前旨，另筹何等良策〔注二十五〕。嗣又向花沙纳言，恐其离津致惊扰百姓，拟托词因公暂离。乃行抵通州，接奉军机处续寄之信（令其折回），未闻其兼程赶回（本任；适得其反），惟恐走避不速，视朕之谕旨如弁髦〔注二十六〕。似此诡计多端、一意欺罔，虽百喙亦何能为之解免立即诛灭之罪乎〔注二十七〕？

「然惠亲王等原奏（所拟之罪）未免过严；御史肃顺奏请立正典刑，亦未为允协。朕之所以将其交京中诸臣〔注二十八〕审讯者，原欲将此等重罪之情节详加衡量，从容定谳，以儆众人。若仍准其立即正法，则又何必解京？更何必（多此一举）审拟定罪？至（某折）所称『若稽留数月，或可善终，得保首领』之语，尤为不伦〔注二十九〕。此等语乃施诸盗贼之谳词，岂可率施之于耆英？

「朕连日详加体察，冀贷其一命；而实有所不能。若如奕訢〔注三十〕等所拟，俟秋审之后，届期必诛，朕实不忍（届时）令其弃市〔注三十一〕。朕于此两难之间，悉心权衡情法，务期允当，着宗人府宗正仁寿、宗令绵勋〔注三十二〕，会同刑部尚书麟魁，即赴宗人府空室，令耆英敬阅朕此朱谕，即令其自尽，以示朕公正仁慈、法外施恩之至意。钦此！」

〔注十一〕（原注：即绵愉，已故皇帝旻宁之弟；旻宁的年号为道光。）

〔注十二〕（原注：即奕訢，今上之弟；同审者尚有另一兄弟奕誴，即过继为皇上叔父之嗣子者。）

〔注十三〕（原注：刑事案件每年汇成一单，呈皇帝亲阅。犯人姓名上未经皇帝画上某种记号的，得免一死；在记号之内的，则处死。此处译作「朝审」一词，专指在京城审结之案的这番复审；各省审结之案，则于秋审时复核。）

〔注十四〕（原注：直译为「断非剖心之叙述」，这是一个经典的说法，别处释为「欺君并致损国家利益」之罪，简言之，即叛逆。有一位中国人如此理解：「他们的定谳，并未显出他所犯的叛逆之罪。」）

〔注十五〕（原注：直译为「昏昧」。）

〔注十六〕（原注：这些寄信即我们所称的上谕，系奉皇帝之命拟就，经由军机处递交与之相关的人。）

〔注十七〕（原注：直译为「不必拘泥」，即不必拘于礼数。按理，他既属后进，本应附署资深钦差们的提议；可他却被授权「作为自己政略的执行者，去走第二步」，而另外两位钦差已走了第一步。）

〔注十八〕（原注：这是一个经典的说法，其来历使它所表示的，并非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是极度的劳苦，而是当我们微末的功劳蒙受厚待时所感到的羞愧。）

〔注十九〕（原注：直译为对即将发出的奏折叩拜顶礼。）

〔注二十〕（原注：直译为身在局中、预闻其谋、列于其事。他以有一项重要的建议要面陈、不敢形诸笔墨为由，逃离天津；然而他提出了建议，却证明毫无价值；而且这建议也并不新鲜，这一点他心里清楚。据所请教过的所有中国注释者说，这个建议便是开战；由此当可推知，他本是有权诉诸战事的。）

〔注二十一〕（原注：直译为「其心更不可问」。人应当做到「内省不疚」，即反躬自问，毫无可愧之处。）

〔注二十二〕（原注：直译为循其心之轨迹或足印。）

〔注二十三〕（原注：照会或公文，大约是指耆英离开天津之前两日写给额尔金勋爵的那一件。）

〔注二十四〕（原注：这是用于人们一同商议或一同研读时的一个常用词语。至于皇帝得知此事，是出自耆英的奏报还是别处，原文并未说明。）

〔注二十五〕（原注：直译为「另」或「单独」，即有别于他的同僚。）

〔注二十六〕（原注：直译为如冠发；即古时男子加冠成人时所剪弃的那一撮头发，是一件应当丢弃、而且理所当然要丢弃的东西。）

〔注二十七〕（原注：这一说法连他的家属也包括在诛灭之列。）

〔注二十八〕（原注：即朝中主要大臣。）

〔注二十九〕（原注：直译为：此语乃是（与本案更不相类之案中的）定谳，不可轻率地、随意地施之于耆英。用口语说，便是万万使不得，等等。）

〔注三十〕（原注：奕訢，见上文〔注十二〕。）

〔注三十一〕（原注：像一个寻常罪犯那样。）

〔注三十二〕（原注：宗人府，是专掌皇族各支之名册、俸给与管辖的衙门。下文所说的空室，便是这一衙门的牢狱。）

临离天津之前，我们从可靠方面得知，这里所定的刑罚已经实际执行：耆英当着奉旨监刑的朝廷官员的面，饮下了一杯毒药。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员，就这样死于自己之手。恰在十五年以前，他在《南京条约》上的签署，曾给他在欧洲博得的政治声名，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中国人所得；而他那悲惨的结局，也必将永远给他的名字添上一层更为深长、更为动人的意味。

十八驻节天津

乱民之无礼——强行入天津城——执质以儆——敌意之众——安民告示——天津城之格局——城中景象——街市往来——天津商务之衰——关于粮食供应的一纸公文——大运河之现状——官中耗粮之数——漕粮之征收——黄河之状——其航道之阻塞——漕粮海运——关于大运河的报告——天津米价——漕粮岁入表——天津的商务——居民之污秽——葬地——联军驻天津之总兵力——踏勘四郊——天津的收成——菜园——盐田——野豌豆田——捕蝗。

上一章提到，我们疑心耆英的插手怀有敌意；而在他到来之后两三日之内，居民的举止便起了变化，这疑心竟由此得了一种颇为奇特的印证。在此之前，我们在城内城外骑马散步，所接触的各色人等，其恭敬之态无以复加。然而就在上文所述威妥玛先生与李泰国先生往钦差衙门拜会的那一天，海军司令带着两三位海军军官在一处城郊散步，竟遭百姓掷物喧嚷。这一举动全然出乎意料；而到了次日下午，杜上校与索马雷兹上校忽然闯进我们的衙门，神色颇为激动，前者光着头，手里攥着一根粗棍，那棍子的破损模样，足证方才经过一场激烈的遭遇，我们的惊讶便更添了几分。原来他们二人在城内一座城门附近安安静静地散步，却先遭掷物喧嚷，终于被乱民围攻；不过乱民对夷人的勇武敬畏太甚，不敢逼得太紧，所以二人得以脱身，只丢了杜上校心爱的一条狗，外加这位英勇军官的帽子。消息一到，我们立即派人去知会统领陆战队的博伊尔少校；陆战队的营房相距不过百码。天色已晚，刻不容缓，这位军官当即亲率一支精壮的陆战队，另有「暴怒号」上的六名水兵，外加我们几个业余的随行者，由杜上校带路，向据说出事的那一片城区进发。

然而我们须先穿过半里多的城郊，才到得最近的城门；沿途早有探子跑在前头给守门人报信，所以对方及时得知我们来了。我们虽竭尽全力要赶在城门关闭之前到达，到了跟前，却见城门已被牢牢堵死；从厚重门板的缝隙里望进去，只见城墙在此处下开一条深深的门洞，宽约十五至二十码，里头聚着一大群人。我们逼着一个中国人喊他们开门，他便这样遵命行事：「当心哪！」他喊道，「来了一大群夷人要进城！他们逼我的，不干我的事。开门哪！开门哪！开门哪！」前半句是专说给他的中国听众的，被李泰国先生听了去；后半句是说给我们听的，他喊得声嘶力竭。

眼见百姓执意不让我们进去，而要强行破门又毫无指望，我便随奥斯本上校与杜上校去寻一段可以攀爬的城墙。在一个看来合适的去处，有几间低矮的房屋倚着城墙一处坍颓的墙角而建；我们爬上那伸出的屋檐，不一会儿便把手指脚趾抠进城墙的缝隙里去——那城墙是土坯所砌，已经风化剥落，满是裂缝。转眼之间，又有三四名水兵持枪跟了上来，我们沿着城墙跑过去，跳下街心，大吼一声，从背后扑向门洞里那群毫无防备的人，把他们吓了一大跳。他们想必以为整个英国大军都跟在我们身后，于是东倒西歪、四下奔逃，争先恐后；在他们仓皇逃窜之际，我们又在他们身上各处恰到好处地稍稍施了点力，助他们一臂之力。杜上校从一人手里夺过一把斧头，当即砍断门闩；再过片刻，全体陆战队便从容不迫地开了进来。这座城就这样在五分钟之内被攻破占领，其间所伤所受，没有一处比靴尖所能踢出的伤更重。

我们从容地沿大街行进，随即折向南门，杜上校起初以为他受辱的就是那座门。可发觉弄错了以后，我们便在城墙顶上沿城的一整面走了约一里，直到西门——在那些看得出神的人群眼里，这真是一支极为壮观的队伍；他们惊愕地聚拢来，看我们如此随意地使用他们的城防，而城墙在中国的城市里本是被视为最神圣的部分的。一到西门，杜上校的帽子便被呈还给他；我们随即告知众人：由于他们在这一带举止失当，而肇事之人又无从辨认，所以必须拘押六名殷实的住户作质。这样一来，那些体面的阶层便会懂得礼待外国人之必要。于是我们拿下了守门的旗兵头目，又拿了几个看来家道殷实的店主，把他们夹在两列陆战队之间，郑重其事地押走；李泰国先生还为此举点明寓意：凡经过之处，便叫中国人说：「侮辱英国人是大错特错的；我再也不侮辱英国人了。」谁若显出不大情愿复述这套话的样子，便立刻被拉到前面来，逼着他用清楚而庄重的声调，说出种种表示他对英国人何等敬重、何等体恤的话来。那几个被拘的人只关了一夜，次日早晨便放了回去；他们对所受的待遇颇为满意，并满口答应要尽力运用自己的影响，免得类似的事再度发生。杜上校的狗是一条漂亮的寻回犬，当夜自己游回了「鸬鹚号」，它的主人正住在那条船上。

各方面都向我们担保，说百姓的举动是出于他们的官员的指使，而这些指使是耆英到来之后才下的。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一说法，因为自从向钦差们提出交涉之后，便再没有遭遇过这一类的骚扰，只有次日那一回是例外——那时有关此事的指示大概还没有普遍传达下去——当时我与卡梅伦先生两人独自在一处偏远的城郊散步，被一些半大孩子掷物，又被一群面带敌意的人围住，他们开始起哄。我们转过身来面对他们，用恳求的眼光望着人群里最体面的几位，这几位便把那些性子急的人拦住了；我们走开时，还听得见主张侮辱与反对侮辱的两派人正在高声争吵。此后，我们骑马步行，走得再远也安然无事；不过自打初到之日起，我们便一直以为不带武器出门是不智的。

过了几天，舰队又来了一百二十名陆战队和两门炮，以尽可能威武的军容开进驻地，这大大增强了我们交涉的效力，百姓也愈发客气了。在这批人马和工兵到来之前，我们的兵力一直很单薄，因为我们一在天津的驻地安顿下来，大部分水兵便立即被遣回舰队了。可如今，城内城外到处贴出告示，说外国人出行须常有（中国）兵丁随护，以免受辱，凡侮辱他们的，必予严惩。我们还在城里发现一处新闻馆，那里张贴着载有最新夷情的揭帖。在种种消息之中，公众被告知：几天前我们所以在城中列队游行，是因为那一天是个吉日。那一回我们确已证明：即便凭着眼下手中这点相对不多的兵力，对于这样一座城防如此薄弱、守军如此孱弱怯懦的城池，我们哪一天去攻占，都可以算是吉日。

此外，地方当局极欲表明自己的诚意，凡有人被告发的中国人，一概立加惩处。有一个面带喜色的汉子，每天都来衙门口坐着，脖子上锁着一面枷——那是一块约三尺见方的木板。中国人上刑具，是把犯人的头而不是腿锁进去，犯人须戴着这累赘的项圈若干星期，有时甚至若干个月。有一回，一个人因私卖三烧酒给陆战队，被押进衙门来；那位专管照料我们起居的小官，为显示他的热心，当即张开手掌，在那人背上噼噼啪啪狠拍一通，仿佛是出于一片好心，要帮他把卡在喉咙里的鱼刺咳出来似的。

天津城坐落在大运河与白河交汇而成的夹角之中。城池建得尽量方正，据粗略估计，每面长约一里。四座厚重的城门，接纳着从东南西北四方而来的四条大道。这四条路一进城，便成了主要的街道，在城中直角相交。交叉之处，正当城心，有一座塔形的楼阁，架在四座跨街的拱门之上。从这里望去，四座城门尽收眼底。这些街道同南方城镇的街道全然不同。在南方，两乘轿子迎面相遇，几乎没有余地彼此擦身而过；而在天津，车辆可以在街上通行，有些地段铺着大石板，行人另有人行道可走。

天津胜过南方城镇的，也不仅在于街道宽阔。来访者尽可四处探查，而不必时时刻刻被南方那种难以形容的恶臭冲鼻；因为城内城外虽绝非没有臭气，却只是较为和缓的一种罢了。然而那些不讨人喜欢的街巷，也实在没有什么能引人常去。少数几家能引起外国人兴趣的店铺都在城郊；城中的店铺与住宅，所售所藏的无非是中国人最寻常的日用之物，其外观之寒碜，正与其内里之匮乏相当。这些房屋大都以土坯砌成，有时是泥筑的，往往是两层极矮的楼，底层敞开临街。

横跨一条街上的几座雕刻得光怪陆离的木牌楼，便是这座城所能夸耀的唯一装饰了。庙宇从建筑上看都很寒伧，里头供奉的神像也比寻常更为破旧；最好的一座在城郊。有两三座衙门，标志着地方要员的居所。街上没有中国城镇通常那种熙熙攘攘的生气：这或许部分是由于我们在此所引起的恐慌。事实上，百姓当真在往城外搬迁，许多店铺也因此关了门；而在城郊，这种表明他们对我们的意图心中无底的迹象，就更为普遍了。他们显然不愿炫示财富，以免勾起我们的贪心。至于这财富究竟有无，那就只好揣测了。可以断言的是，我们心中所得的总印象是：一座据说连同城郊有五十万居民的城市，天津却是我们所到过的最肮脏、最显得贫困的地方。

街上的主要往来，似乎是柴与水。柴是小米秆或麦秸，由人肩挑；水则用前文已描述过的那种构造奇特的独轮车来运：偶尔可以看见一个人坐在车轮的一侧，以平衡另一侧架着的两桶水。通往河边的取水道铺着石板，是从陡峭的河岸上一路凿下去的，凿开的地方上头架着桥，以便沿河岸行走的人通过。从水上望去，那一群群挑水的人，推着车，挑着形状各异的水桶，从这些地下通道里钻出来，或聚在通道口，构成了旅人眼中少有的几处如画景致之一——只要他还没有被周遭的单调厌烦到对什么都无心欣赏的地步。

天津城内的面貌便是如此。它的城防就是上文提到的那道摇摇欲坠的城墙，有些地方已坍颓得厉害，只剩一副空壳。据说城墙上架着八十门炮，每面二十门；可即便这数目并无夸大，那些炮也是有名无实。它们大多不是架在炮车上，而是埋在沙筐里，又锈蚀朽坏得厉害，开起炮来，炮手所冒的危险要比敌人大得不知多少。各城门之上都建有楼，作营房之用，两层，塔式的屋顶。

我们到天津两三日后，头一回进城时，守门人显出些微不大情愿放我们进去的样子；可自从我们强行入城之后，我们的造访便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了。

天津的一位老商人告诉我——而此地眼下的景象也印证了他的话——自从黄河泛滥冲毁了大运河的堤岸，而平乱的急需又吞没了本该用来修治这项伟大工程的款项以来，这座城的财富与人口便一直在衰落。从前，来自中国几乎每一个省份的各色物产，都经由支渠汇入这条干道；帝国的大宗财富便这样从天津门前流过，而如今，这些财富要么经由别的内地交通渠道运抵京师，要么已全然断绝了。然而大运河的主要用途，还在于每年漕粮的转运。据小斯当东爵士说，马戛尔尼勋爵的使团在天津与通州之间，曾同一千艘运粮船擦肩而过。以下这篇饶有兴味的记述，是威妥玛先生根据种种可靠的中国资料编成的，从中可以看出，据最新的消息，这条御河眼下是何状况，而漕粮的转运又因此在何种条件之下进行：

「数月之前，便有传闻传到我们这里，说黄河下游沿岸各地，因黄河离开故道而人心惶惶。〔注一〕看来已确凿无疑：这条湍悍的大河，从大约开封府那样靠上游的一处起，冲出了一条新的河道——或者照中国史家的说法，是重归了一条旧河道——折向东北，如今把自己的水并入大清河及山东其他河流，流入直隶湾。据最近一位旅行者描述，其间的大片地方与其说是陆地，不如说是湖泽；而中国北方的大动脉——大运河——有些地方淤塞，另有些地方则泛溢得不成形状，已经无法派上当初开凿它时所预定的任何一项商贸或供给上的大用场。据一艘登州船的船员所述——该船于一八五七年初强行上驶到了天津——为使船只能够渡过，黄河河床曾从淮安府附近的运河水柜里放水灌入，深及三尺。该船吃水只有两尺。她发现运河上溯途中，许多地方水深只有四寸，最深之处也不过四尺。我们后来又得知：黄河河床在那一处即便当时确如所说被暂时灌了水，如今无论如何已经完全干涸了。」

（原注：见《北华捷报》第三百三十号，一八五七年一月三日；第三百五十九号，一八五七年六月十三日；第四百零七号，一八五八年五月十五日；第四百一十一号，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二日。）

「中国的勤劳，究竟能从何等深重的困厄之中重新振作起来，这很难说；可几乎无可置疑的是，就眼下而言，她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已陷于停顿，因而她帝国的北方，其商贸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其生计，都不得不仰赖于沿海贸易——而就中国人生活中最要紧的那一样物品而论，朝廷的政策向来是为了照顾内河运输而限制沿海贸易的。在北方各口岸已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的商务开放之际，中国北方之所需，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因此，以下关于我们惯称为中国漕粮的种种细节，以及其过去与现在的转运办法，或许不无兴味。

「据一八三一年的《户部则例》——我们相信那是已刊行的最新一版——除了在五个缴粮省份按不同税率折征、常年折银共计二十四万六千五百七十两的一万八千八百四十吨之外，每年以实物解送的全部漕粮，向来是按以下比例征收的：

「米，二十一万吨。

「供宫廷食用的白米，四万四千吨。

「小麦，四千吨。

「豆，一万七千吨。

「小麦和豆产于直隶本省、山东与河南；黑豆则产于满洲。据说只有小麦是专供人食用的，不过这一点绝不确定。

「下面所附的表，是根据同一资料编制的，列明了在寻常情形之下各产粮地区所应缴纳的比例。运河交通的凋敝，以及那场叛乱——它除了阻断漕粮的征收与转运之外，多年来还吞没了本可用于修治运河与黄河的款项——这些都是大大改变了这一项岁入原有状况的缘由。我们先来说说它从前的样子。

「一八一一年，官中耗粮约十一万八千吨，宫廷自身的需用尚不计在内；而据上文已引过的一八三一年户部统计，北京应常年存米八十五万四千吨，距京十二英里的通州应存八万二千吨。这些米无论哪一批，都不得存放三年以上而不售出或不动用。

「漕粮的装运，在以下八省的四十四处大站、十九处小站进行：直隶、江苏、江西、湖南、山东、安徽、浙江、湖北。

「这些站点，连同负责运送与押运的全套人员建制，都归一位具总督衔的总管统辖，其驻地在淮安府。他手下有一支半军事性质的队伍，总数约六万四千人。运粮船向来从各收粮地点结帮启程，各帮分期出发，以免混乱，每船装载官粮八百担。押运之人，称为旗丁，可以捎带一定数量的私货，而且每带进一百八十担至二百担超出官粮之数的，还确实有赏。每条船准支一笔费用，数额自一百六十两至二百两不等。

「漕粮的征收，按规定应于十月初一，约当西历十一月，开始；而所有漕粮，不论在何处征收，都应在两个月之后过秤装船，驶往运河。依照律例，长江以北、运河附近各地的粮船，应于十二月，即西历一月或二月间，在淮安府渡过黄河；江苏与安徽其余各地的粮船晚一个月；江西、浙江、湖北与湖南的粮船又比这再晚一个月。渡河之后，律例仍准其用三个月时间沿运河上溯至天津，在那里把货转装到开往通州的船上，再从通州把其中大部分用车运往北京。

「长江与黄河之间的运河交通线，官方认可可用于转运漕粮的入口只有两处：一处是镇江府对岸的瓜洲运口；另一处在仪征，在上游数英里处。漕运的准时，并不比中国其他任何一项岁入更为可观；然而一切有关漕粮转运的计算，其最大的扰乱之源，向来是黄河那喜怒无常的脾性。中国历年中的第二十个节气，名为『霜降』，向来为人所忧心关注；若在此期间不发大水，河神便有资格享受一次特别的祭祀，以示皇帝的感激。瞥一眼地图便可看出：运河自与黄河相交之处起，折向西北，有相当长的一段，几乎与它那桀骜不驯的邻居平行而流。它一出江苏省界，其水源便主要仰赖于各处的水面——一部分是湖泊，一部分是水柜——这些水柜，除非我们误解了《京报》，其构造乃是岌岌可危地原始。人们堆起巨大的土堤，把邻近河流的水引入土堤所围的空间里；而正如《京报》所承认的，这对那泥筑的围堤是极大的危险——假如堤内全是水，那围堤就会被彻底冲毁。为减轻这一危险，同时又保持运河供水所需的水位，这些巨大的水柜里有四分之三填的是泥。

「一八五一年，黄河一次异常猛烈的决口，把江苏北角称为丰北的那一段河工的全部土石工程冲得荡然无存。一八五二年八月，北上的漕船队不得不在山东济宁以下约八十英里处卸货，所有的漕粮须从陆路运到该州境内的某处，再重新装船运往北京。不久，便有多位上奏者促请皇帝考虑以新的办法供应京师粮食，他们力陈运河已因管理不善而无法通行。

「一八五三年初，一位御史建议由海道运粮。他估计京师的总消耗为上等粮四百万担、次等粮二百五十万担——约合四十八万吨。向来所仰赖的各省都已被乱匪扰乱；可福建与浙江尚属安靖，那里可以开捐卖官，由地方官府以所得之款购粮。台湾的粮市也被提及。到这一年年底，已有三百八十三艘南来的粮船抵达直隶湾。

「一八五四年春，京师困窘已极。乱匪已到天津边境，各供粮省份之中，只有浙江一省未乱：即便在那里，洪水也造成了损害。于是有人奏请皇帝，普遍招徕商人从各处贩粮进来。北京与天津之间的水路交通也因水灾而受损。不过到这一年年终，通州所收的漕粮仍达一百四十二万四千九百四十六担，将近十万吨。这批粮被称为一八五三年的粮。它分为八个不同的名目；值得注意的是，从天津上运这批粮，自六月七日至八月三日，动用了八千八百九十二艘内河船。

「一八五五年一月的一道上谕表明：从江苏或浙江运粮来的船只，其会集之处是浏河口——长江边上一个小小的税关，离上海不远。皇帝急需稻米，于是对从辽东湾直到宁波的整个海岸上的平底船，左右一概加以征调。浙江这一年供粮不下六万吨；可这似乎就是北京所收到的全部了。

「一八五六年五月，浙江巡抚在一道颇为自鸣得意的奏折中，禀报以七百二十一艘船、分作六帮，装运约六万吨。『海运之始，』他说，『系出于前任之建议，迄今已四年矣，而所解之数逐年增多。』到七月六日，已有一千二百艘船在天津卸下十万吨粮食，返回南方。尚有约六千吨未到。其时叛乱看来即将局限于南方各省，于是朝廷派人勘察运河，希望使之重新可通漕船。那份勘察报告很长，而且由于用了某些专门术语，颇为难译。不过有一点已确凿无疑：由于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六年间接连的水灾，这些人工河道已受到几乎无法修复的损害。微山湖是一处主要的水柜，本应有十四尺的水，却只有二尺至八尺；许多地方泥滩像岛屿一样露出水面，而沿湖的整个西缘，是一片宽窄不一的干地。有人提议引入更多的水和更多的淤泥，却被驳回，认为这会危及湖的那道单薄的围堤。这一年以种种灾异的消息告终。北京的米价是每担九元至十元；江苏与浙江歉收，又遭蝗灾。直隶也有蝗虫。

「一八五七年，两广当局奉命为宫廷筹米。江苏的一部分定额被截留充作军需。户部提议把从前在运河上使用的粮船处理掉——我们知道其中有许多正在杭州及别处朽烂——由此可以推知，朝廷已在考虑放弃河运了。户部还顺带提到：湖北、湖南、江西与安徽，如今已按原先所纳漕粮的等值改征钱币；这又表明朝廷已把海运视为一项不止是权宜的办法。满洲当局禀报于六月装运了约三千吨粮食，他们称之为米。那大概是小麦。

「假如一八五三年那位御史的估计大致不差，那么可以推知：在过去六年中，上等粮的供应只有两次达到北京需求的三分之一，而去年甚至不到十分之一。今年的供应尚待查明；不过使团在天津时，米价是每担五元至六元，而该省的物产又受到蝗虫的威胁——蝗虫仍成千上万地飞来。这些蝗虫晒干了当作食物出售，每斤四十文。然而它们似乎并不怎么抢手，不至于让将来囤积『粮食』的投机商人为此忧心。」

天津米价之高，无疑是由于我们占据了白河，又有我们的船只泊在湾内。额尔金勋爵在年初便急急北上，其主要目的之一，向来就是要及时赶到白河口，截住运粮船队。倘若不是别的情形横生枝节加以阻挠，我们本可以成功实现这一图谋；这一点，从以下事实便可推知：据估算，实际上从「暴怒号」的视线之内驶过、进入白河的运粮船就有九百多艘，那些为了躲避我们的舰队而取道北面入口的还不计在内。因此，天津在商务上的重要性虽在某些方面有所减损，从政治的角度看，它却仍是对京师施加巨大精神压力的最有利的地位。每一天都在为此增添新的证据，而最后的结果也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回到天津的统计上来：要获得这方面的任何资料都极其困难。我唯一有机会就此盘问的一位体面的中国商人，要么是极不情愿把他所知的告诉我，要么就是本无所知可告。他说得最动情的话题，便是他所居的这座城市极度的贫穷。他断言，这里什么都不出口。它唯一的出产是盐——出自附近的盐田和海里——以及各种粮食，但也不过仅够本地食用。它从南方输入的，有干果、糖、玻璃器皿、羽纱、呢绒、鸦片等等，数量都不大。有大量的豆子和豆饼从牛庄与满洲沿海运来。几乎无可怀疑，我们的棉毛制品将在中国北方找到相当可观的市场。我在市集上看到了一些曼彻斯特的印花布，还有英国或德国的玻璃器皿、刀剪、火柴等等。

以切实的商业眼光来看天津的居民，问题并不在于他们需不需要衣服，而在于他们有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从外表看，确实完全证实了那位中国商人关于这座城市贫穷的说法。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比这里更肮脏、更多病的人口——他们与其说是居住在城郊，不如说是像虫豸一样滋生在那里。污秽、赤身露体与疥疮，便是他们普遍的特征。河岸上挤满了人，完全靠船上抛下来的、或潮水从城里冲来的垃圾和下水过活。就在我们衙门正前方有一个漩涡，死猫之类的东西常在里头打转，而一丝不挂的人影不断跳进去，搜寻什么可口的零碎。他们的衣着一般只是一片席子或一块破麻袋，不是围在腰间，而是随随便便地搭在肩上——很难猜出这是为了什么，因为廉耻是不顾的，而在六月里，保暖也不是什么所需。哪怕只走最短的一段路，也会看到最令人作呕的种种皮肤病；还有些形容可怖的人，他们的活着简直像是对生存的嘲弄，连最粗糙的感官也要为之震惊。

我好几次看见某个可怜的受苦人躺在他乞讨的地方，生命渐渐消逝。尤其有一个老妇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常一动不动地躺在路当中的一张席子上，一具病骨支离的骷髅。她的力气刚够抓住别人扔给她的铜钱。有一天，这点力气似乎也没有了：我凑近细看，她已经死了。几个钟头之后，我又经过那里；可她的地方已不再有她：她已被抬走，扔在一堆粪堆上了。有一天我在城外骑马，看见一个人背着另一个人。起初我以为他背的是一具尸体；可走近一看，那两条腿拖在身后的尘土里，还有几分软活，这才知道自己看错了。这是城里的拾尸人之一，他们在街上逡巡，搜寻垂死的乞丐，一旦发现有谁气息将绝，便把他背到城郊的某处血田，从肩上扔下去，给乌鸦和秃鹫提前备下一顿盛宴。说真的，给这座城起名「天津」——意即「天上的渡口」——的那个中国人，他的想象力倘若构想不出比这更高的极乐之所，那么他心目中与之相反的另一极又该是何等模样，就实在难以设想了。

仿佛是对生者所受苦难的一种反讽，天津附近几乎仅有的秀美之处，竟是那些葬地。它们差不多是唯一有幸长着树木的地方，一般是一块方地，面积约四分之一英亩，四周围以土堤和壕沟，看上去恰似一座小小的土垒或多面堡。家族中长眠于这围地之内的每一个人，都安葬在一座圆锥形的土冢之下，其大小形状约略像一顶钟形帐篷。墓地四周环绕着一片茂密的树林，大抵是柳树和柏树，使这地方显得清凉宜人。其中有一处葬地面积极大，坟墓极多，我们无知，竟一连几天绕开它走，确信那是一座设了壕堑的营垒，因为我们听说附近有这么一座。它没有寻常的树木，更坚定了这一疑心；直到有一天我们鼓起勇气去探了一回，才发现里头只有一个老态龙钟的看守人，眼看就要去同他如今所看守的那些遗骸作伴了。那座真正的营垒，是几天之后我们爬上一座圆形炮楼顶上察看时才发现的。

然而，不可以为天津及其附近的全部居民都是病人或乞丐。这里有一大批体面的市民阶层；而乡下人虽然穷，在田里成群结队地劳作时，却显得欢快而勤勉。女性几乎是看不见的。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形之下，才能瞥见一个不属于最下层的妇女。即便是下层妇女，也都缠足——在南方，同一阶层中这种习俗并不如此普遍。我们见到的小姑娘里，有几个是俊俏的；她们头上插着鲜艳的花朵，花哨的裙子在风中飘动，看上去俏皮而优雅。可一般说来，平常所见的妇女都相貌丑陋。

没过多久，我们便已把天津四郊的每一个方向都探遍了。我们的衙门坐落在一个半岛上，那是由河流一个深深的弯道形成的——河水折回，几乎把它变成了一座岛。在我们的一侧，城郊的泥屋紧挨着衙门的围墙而建；而左边和后面则是园圃、零散的房屋和荒地。工兵驻扎在一枪之遥的一座庙里；与他们比邻的一处，用大大的白字写着「法国兵营」，标明那是法国海军陆战队的驻地。就在我们离开之前，这个小小的半岛上各处房屋里驻扎着将近六百名联军；必要时，只需在那狭窄的地峡上筑一道土垒，这半岛便可以守得住，所以我们的驻地无论就住处还是就地势而言，都算是幸运的。

过了地峡，沿着大运河骑马前行，不久便到一座浮桥，通往北京的大路就从这里过河进城；向右一个急转，我们便沿着这条路走——在我们以为自己或许还得走这条路的那些日子里，它是多么引人关切。这条路不久便出了城郊，经两座坚固的桥越过两条流入白河的运河，其中一座桥饰有雕花大理石的漂亮栏杆，随后便到了文河，亦即盐河，在它汇入白河之处的稍上游。大路借一座浮桥越过这条要紧的河流，穿过两河所夹的半岛，再沿白河右岸延伸，我们一路探查到多远，它便延伸到多远。

我骑马到过的最远之处，是北仓这个大村子，循大路距天津约七英里；它新近变得引人注意，因为华若翰先生及其随员前往京师途中，就是在这里抵达白河的，据说从这里到京师的直线距离不过四十五英里。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处处显出每年都遭水淹的样子；纵横交错的深沟是用来排水的；通往北京的大路比地面高出十五至二十尺，横穿它的乡间小路都架了桥。这条大道有些地方铺了石，宽约二十尺。四处点缀着的村庄，也都建在高起的土墩上，这便使它们同埃及的泥土城镇完全相像了。

我们在天津逗留的前一段日子里，大运河与白河之间那片平坦的土地，一望无际，是一片正在成熟的麦田；没有篱笆或围墙阻隔，金黄的麦子随风起伏，如波浪般轻轻翻滚；麦浪之上，点缀着无数船只的桅杆和帆，看上去仿佛它们正航行在一片金色的海上。这些船是在较小的运河里行驶的。只有一次，在一个格外晴朗的日子，我才得以辨认出远方朦胧之中一些遥远山峦参差的轮廓。蜿蜒穿过这片沃野的大运河与白河，其河道由两岸的树林标示出来——这些树林点缀着河岸，环绕着祖茔。有些村庄也有丛丛树木可以自喜，不过一般看上去都像是贴在绿地上的一块块褐斑。

在我们离开天津之前，乡间的面貌已全然改变，因为收获已经完毕。大部分庄稼是用镰刀割的，不过我注意到，某些种类的谷物是连根拔起的；然后把它们收拢到打谷场上，由牛来踩踏脱粒，再趁有风的日子扬场。这时，一辆辆大车被堆积如山的秸秆遮得看不见，由马、骡、牛混编的畜队拉着，在松软的土地上沉重地吱呀作响；拾穗的人散布在田野里，远远近近到处都是；全体居民都出来了，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收获着他们辛劳所得的宝贵果实，显得欢快而幸福。在黄昏那柔和的时分，整个西天一片火红，眼前景物都沐浴在那火焰般色彩的辉映之中，这时骑马行走在天津的收割者之间，是一件赏心乐事；在眼前这幅知足与丰饶的图景里，可以把我们方才目睹的种种困苦与饥馑暂时忘却。

天津四周的地方虽然一马平川，却并非毫无变化。倘若说通往北京的大路只穿过一片麦田，那么沿大运河岸向南的那条路，却会领你在菜园之间走上好几英里；那些菜园打理得精妙绝伦，至少在这一点上，天津的近郊足可做伦敦近郊的楷模。一方方小小的园地，围以最整洁、最雅致的篱笆，由一张细密的小渠网灌溉着，分成一畦一畦，不见一根杂草、一粒石子。各色青菜、葫芦、茄子、韭葱和洋葱、甘薯、豆和豌豆，或栽种施肥，或搭架牵引，视情形而定，无不照料得极为精心。菜园之间还错杂着葡萄园、果园和果圃，里头有杏、苹果和品质粗劣的梨，葡萄藤则攀在棚架上，同意大利北部一样。这是最令人愉快的骑行路线之一，因为一路大多有树荫遮蔽，而运河的曲折蜿蜒，连同河上的种种生计，更添了如画的情趣。在我们所有的郊野漫游中，不必时时处处被南方那些污秽的设施熏得透不过气来，真是莫大的解脱。在这方面，北方的园艺和农事是在愉快得多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我们向西的探查却索然无味；那一带是一片偌大的坟场——不是我在白河与大运河两岸所描述过的那种私家墓地的集合，而是一片挤满了圆锥形坟冢的平原，寸草不生，一树不见，其广大足以容纳自这「天上的渡口」初建以来天津全部的亡故人口。

只剩下一个方向，我还要请读者随我同去——假如他还没有像我们那样对天津的近郊厌倦了的话。白河对岸有一片很大的城郊，由一座浮桥同城相连。穿过这片城郊，我们便来到一片奇特的景致之中。

这里有盐田，盐堆成一座座巨大的土丘，像是硕大无朋的坟墓。其间错杂着一些小土丘，那倒真是坟墓；还有深坑，有一个个水塘，其间隔着窄窄的埂；还有更多的盐装在袋里堆着，上面用小米秆苫顶；还有为作燃料而收集来的一大垛一大垛的麦秸；还有泥屋，像最简陋的爱尔兰小屋，四周围着小米秆扎的篱笆——小米秆既粗且硬，足以派这用场；还有砖窑，看上去像圆形的堡垒，又有一座圆形的堡垒，看上去像砖窑。总而言之，这是我所见过的由大土丘和小土丘、土堆和草垛、深坑和死水塘、破屋和堡垒、砖窑和篱笆以及荒地凑成的最古怪的一堆大杂烩。一条大道穿过其间，通入前面一个稠密热闹的村庄，再出村而入于无边无际的草原。这里没有起伏的麦浪：纤弱的野豌豆和病恹恹的玉米幼苗，在一片又薄又松的土壤上挣扎着维持一种可怜的生存——那土壤是如此之松，两个人加一头驴，或两头驴，合力便足以拖着犁翻过去。它看来同河右岸的土壤性质截然不同。越过野豌豆田，草原上除了短短的干草之外便一无所产；我们可以在上面向任何方向纵马驰骋，还有机会惊起一只野兔，追着它越野狂奔。这让我想起俄国南部草原的某些地方。有时这片单调的景象中连一个活物都没有；有时一团尘土会预示着乡间大车的到来，接着便有一连串吱呀作响的庞大车辆滚滚而过，满载着燃料，由混编的畜队拉着。我曾在一辆车前数出一匹马、一匹小马、一匹骡、一头驴和两头牛。一头牛和那匹马驾辕；它们前面是另一头牛、那匹骡和那匹小马；而那头驴则独自昂然走在最前头领路。

六月将尽的时候，幸而恰在庄稼收完之后，一大群蝗虫侵入了这一带。在这片平原上，你可以纵马在绵延数英里的蝗群中飞驰，它们在马腿之间嗡嗡作响、扑扑乱飞；你可以乘轮船在河上驶过成亩成亩的蝗虫；你若乐意，还可以吃下成斗成斗的油炸蝗虫，街上的顽童正提着篮子叫卖它们。捕蝗是本地少年人中一项既受欢迎又有利可图的营生。我出于好奇吃了一只，觉得它的味道与海螺蛳并无多大不同。

十九天津条约之签订

俄美两国所得之利——一场严重的「波折」——两项要紧的要求——驻京公使之权——中国的政体及左右它的法子——直接往来的原则——所争得的让步——最后的仪仗——条约的签署——一场出色的灯火——回顾——新开的口岸——子口税——天津的气候——测绘之阙如——当地的地理——冰之丰足——一条九柱戏道——搜罗古玩。

其时，同中立各国的交涉却比同我们的进展得更快；他们的差事，本不像那几个准交战国的那样处处荆棘。

六月十四日，普提雅廷伯爵签订了他的条约。其中所得的主要让步是：俄国外务大臣同北京的首辅大臣或军机处领班大臣以平等地位往来文书之权；遇有特别事件，准派外交人员赴京；惟教士一项，得凭护照在帝国全境往来；以及在现已开放的各口岸通商，此外又增开汕头、台湾一口、海南一口。

四天之后，列卫廉先生签订了美国条约。条约里给予美国政府的，同样是遇特别事件遣使赴京的权利，并同样开那几处新口岸与美国通商。

这些绝非微末的让步；再以「最惠国条款」加以补足，比起俄美两国先前在华所享的权利，已是大大前进了一步。然而若以为这些是清朝政府心甘情愿给予的，那便错了。前一年俄美两国公使各自提出过远比这温和的要求，都被断然拒绝。其实普提雅廷伯爵与列卫廉先生在缔结这两份条约之时，都以极坦率、极磊落的态度表示，他们深信自己之所以得到这些让步，全是由于英法两国联军当此关头对朝廷所施的压力。

到这一周的周末，经过钦差大臣同卜鲁斯先生以及代表额尔金勋爵行事的威妥玛先生、李泰国先生之间几番颇为激烈的争论，英国条约的条款已大体议定。当时决定各条款即刻以英汉两种文字缮写，并定于二十六日傍晚签字。

然而二十五日傍晚发生了一件事，险些引出极为严重的难局。英国条约里有若干条款是别国条约所无的，其中有两条遭到中国钦差大臣最为执拗的抗拒。一条规定英国驻华公使得常驻北京，或依英国政府之意随时前往；另一条规定英国臣民为通商之故，有权前往中华帝国各处游历。钦差大臣们劝额尔金勋爵收回这两项要求，既未成功，便转而去求当时在天津的别国全权大臣，恳请他们居间向额尔金勋爵转达一个要紧的消息：前一日已接到北京谕旨，大意是桂良与花沙纳倘若在这两点上让步，所受的将不止是革职，而是斩首。

究竟有没有接到这样一道谕旨，颇成疑问；可这种求人哀怜的恳请却难以拒绝，尤其它恰在耆英死讯初传到我们耳中之时提出。法国全权大臣既未在他的条约里列入眼下被驳的这几项具体要求，若指望他肯以兵戎相胁来替人强索，自然于理不合。这件事的情势显然紧急到了极点。退让一步，也许便危及拟议条约中最可宝贵的一切；因为钦差大臣们得手之后胆子一壮，十有八九会接着去挑剔别的条款——比如解决子口税那一条，那是英国条约所独有的——指望把交涉无限期地拖下去。而若不顾人家这番陈说，坚持到底，便要冒孤立之险，说不定还得在没有盟友同行的情况下以兵锋直逼北京。尽管如此，额尔金勋爵通盘考虑之后，仍决意坚守原来的要求；二十六日早晨，他授权卜鲁斯先生以断然的措辞把他的决定告知钦差大臣。他相信，口气坚决的言辞，恰是保护钦差大臣们免遭天威震怒的最好屏障——据说，他们倘若允了他的要求，便会招来那番震怒。

至于这两项要求中的第二项，使节为何如此执意坚持，其动机几乎无须多加申说。英国商人得以深入帝国内地，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必随之大为扩张，由此所获的商业利益显而易见，无须阐明。至于另一点——即在北京派驻常驻公使之权——在英国，人们对于是否宜于利用这项权利议论不一；而这项权利的让出，曾使朝廷痛切至极。因此有必要略说几句，以解释额尔金勋爵何以如此看重它。

凡是留心观察过统治着中华大帝国的那一套反常而又独一无二的体制如何运作的人，都会看出：中国皇帝虽然所处的条件全然不同，所凭借的不是武力，而是一种在威力与范围上都无与伦比的道义上的威望，他却能同拿破仑一样真切地说一句「朕即帝国」。他背后没有一支称得上军队的常备兵，他权位之稳固，既不靠他的军事天才，也不靠他的治理才具，然而他所行使的统治，却比欧洲任何专制君主都更为绝对；他只须一触，便能使帝国最偏远的省份为之震动。他之所以能如此，是得力于他的子民那种凝聚的本能与爱好秩序的天性，而这正是他们最为突出的特质。

然而，中国人那惊人的忍耐，固然使他能够承受来自政府的种种不公，其程度足以在一个西方国家里激起革命；可同样真确的是，这忍耐自有其限度，一旦越过，便会生出一场民众的运动，有时竟带着几乎是合乎宪政的性质。每当这一类骚动针对某个地方官而起，朝廷总是站在百姓一边；而那个官员——既然出了乱子，便被推定为有罪——当即被革职。于是皇帝与子民之间，似乎存着某种同情或默契，彼此的特权各能推到多远；只要双方都不越此界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便是「皇舆之轮在轴上运转顺遂」。因此国中各处常有或大或小的骚乱。有时声势极为可畏，如野火一般在帝国境内蔓延；可它们若非基于真正的冤屈，便得不到百姓的同情，于是渐渐熄灭，那余烬也许还会靠地方上较为无法无天的那一班人的鼓动而延烧一时，但最后一点火星终归熄灭，它那焦黑的痕迹，不出几年便被抹得干干净净。

眼下这场叛乱正处在这样的衰颓阶段。朝廷所倚仗的，与其说是它的军队，不如说是那尚未决定站在它一边的、迟钝的舆论大众。只要京城不受威胁，京里「当权诸公」的性命不至于真有危险，他们对于远方城池与省份所经历的沧桑变迁，便能相对泰然地冷眼旁观，情愿等到风波平息，然后若无其事地重拾那旧日的专制统治。某座遥远的城池被叛军占了也好，被外国人占了也好，对京城里的安宁都不过是稍有触动而已。效忠的那部分百姓，其爱国之心是靠一道谕旨来唤起的；百姓是恭顺响应而成功了，还是响应了却失败了，抑或违旨不从，这些似乎都不大扰动北京那班哲人。皇权要么绝对存在，要么已彻底消亡；若是后者，皇帝既无足够的实力去恢复它，便只好对此持一种听天由命的看法。

要印证上文所述这些要紧的道理，再没有比广州一案更好的例子了。皇帝给叶名琛的训令，确凿无疑地证明：在远处进行旷日持久的外交，对于左右朝廷对待外国人的政略毫无效力；而广州之被攻陷——那正是他遵照那些训令行事的结果——非但没有像香港方面所预言的那样折辱北京朝廷，反倒因此使朝廷越发傲慢执拗。首辅大臣拒绝依约同额尔金勋爵直接往来，也拒绝派钦差大臣到上海同他会晤。后来我们在渤海湾里迁延之际，朝廷的命令下到广州，召集壮勇，他们立刻响应，攻打省城。条约签订后不久，又发下相反的命令，把他们遣散，并命他们同外国人相安无事，这些命令最后也同样被遵行了。英国人向来普遍的印象是，广州问题纯属地方之事，官府与壮勇都是各自行事，并不受北京的指使。

然而，这些事件若足以表明，在帝国的偏远之处施加强制，是无法左右北京朝廷的；那么在远离政府中枢之处办外交，要想达成此目的，就更是毫无指望了。叶名琛的顽梗与耆英的推诿，同样证明了：一个受命办理夷务的封疆大吏，只有在他能表明自己正在挫阻夷人——无论是凭顽固还是凭权术——的时候，才得朝廷的嘉许。要使处于这般地位的官员心悦诚服，并无多大用处，因为那只会使他成为他那位皇上猜疑的对象。额尔金勋爵据他的观察，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影响四肢，必须置身于心脏；而经由四肢去影响心脏，则是不可能的。他既认定这正是局势的症结所在，便决意确立英国使节同京城里朝廷大臣之间直接往来的原则，并且无论如何要争得英国使节常驻北京之权。至于行使与否，则由政府定夺；因为这无疑带着许多实际上的难处，诸如交通不便、气候严酷、起初无处安顿，以及几乎与世隔绝。然而，不管最后选定何处作为公使的驻所，他有权驻在北京这一事实本身，就会成为他手中的一股势力，其威力几乎不亚于他真正驻在那里所能获得的；而对他行使此权的畏惧，所起的钳制作用，也不亚于此权已然付诸实行。四肢之受影响，仍将是经由心脏——纵然不是恰恰置身于心脏。额尔金勋爵十一月六日自上海发出的那件公文，我已附在书后；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他最后是基于何种理由，才建议不驻北京的。

卜鲁斯先生所持的坚决口气，使钦差大臣们确信在这几点上再作抵抗已属无望，于是商定条约仍按原定的时辰签署。既然认为这样一件大事宜尽量办得隆重，全部兵力都随额尔金勋爵充作仪仗卫队，海军司令和舰队的大部分军官也都到场，其中不少人是特地从停在海湾里的舰上赶来观礼的。

这支仪仗颇足以使天津的居民生出几分敬意——四百人的卫队，由军乐队前导；长长一列轿子，还有一队身着全副礼服的步行观礼者，前后绵延将近半英里。河里的舰船都挂满了彩旗，当仪仗沿着岸边鱼贯而行时，水兵们都登上帆桁列队致敬；而河岸上则挤满了一群群惊诧不已的中国人。

因天气炎热，仪式所定的时辰颇晚；待我们穿过城郊那些曲曲折折的街道，又越过「海光寺」所在的那片平野，天已将近全黑了。我们被迎入的，仍是上回会晤时的那座大殿，可这一回的布置更像是办正事的样子。原先那张摆满茶点的长桌不见了，大殿正中放着三张小方桌。额尔金勋爵在当中那张桌旁就座，两位钦差大臣分坐左右。海军司令连同几位海军军官和使团人员坐在另外两张桌旁，余下的地方挤满了欧洲与中国的观者。三盏大纸灯笼照着办事的桌子，条约的各份文本随即在桌上摊开，签字用印便开始了；这场仪式引人入胜，足以使围观的那一大群形形色色的人始终鸦雀无声。

就这样，璞鼎查爵士于一八四三年议定的那份条约，恰在它十五周岁的生日那天寿终正寝；因为说来也巧，《天津条约》签字之日，正是《南京条约》批准之日的周年。

条约签毕，便端上茶和点心来，不过钦差大臣们几乎没有料到要款待这许多宾客。钦差大臣们的中国随从紧紧簇拥在他们的主子周围；而英国海军军官们那股爱探究的癖性，以及其中较年少的那一班对凡是摆到面前的各色有碍卫生的菜肴都不顾一切地大胆进攻，使得为了他们自己着想，也不宜把仪式不必要地拖长。尽管如此，仪仗启程回衙署时，天已全黑了。我们沿河岸经过时，英法两国舰上的水兵都发出经久而热烈的欢呼，里戈海军上将的军乐队则奏起国歌迎接我们。

次日傍晚葛罗男爵签订他的条约时，节目又有所改进：正当身穿蓝衣、脚扎白绑腿的法国海军陆战队长长的行列沿河岸鱼贯而行之际，一片蓝色信号焰火骤然大放光芒，把黑暗一扫而空；那群中国人冷不防发现自己在这耀眼的强光底下被照得轮廓分明。数百张夷人的喉咙齐声呐喊，震得他们双耳欲聋；那照亮全场的非人间的光辉，又晃得他们两眼昏花。他们惊愕地你望我、我望你，又望望他们自己那条浑浊的河，也许还在暗自思忖：这些条约——它们的签订正以如此鲜明的方式印入他们的记忆——会不会像争取它们的那番经过在他们自己城里所造成的一样，给整个帝国带来同样巨大的变化。

额尔金勋爵一进我们的衙署，便接受了葛罗男爵的祝贺；而这过去一年的种种疑虑与焦灼竟有如此圆满的结局，我们当时心中那份欢畅，实在难以言表。再过几天，便是我们初抵天朝的周年了；虽然在我们能指望掉头回国之前，无疑还有许多事要做，可今后的差事，其性质必定远比刚刚了结的那些令人愉快。直到此时，我们遭遇的是一连串的失望；如今我们却乐观到指望一个成功的时代即将开始了。

我们如今已能心平气和地回顾过去一年的经过了。我们能记起在加勒初次接到印度兵变那令人震骇的消息时所受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在新加坡把我们全部的心思与精力都从中国转向孟加拉；记得我们在那里逗留的三个星期，全用来葬送我们所有的希望与计划，而额尔金勋爵则一心只忙着把他用以完成使命的一切手段拱手让出。我们想起那段时候：这些使命似乎永无达成之望，我们在全然绝望之中去了印度——而所得的安慰却是：虽然中国的兵力救了孟加拉，可在印度那边所发生的骇人事变面前，中国使团已完全失去了公众的关注。我们心有余悸地回想起在香港港内度过的那几个凄凉的月份，正值一年中最热、风暴最多的季节，住在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一艘轮船上，也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有援兵开来，把我们从无所作为之中解救出来。

还有别的、较近的一些时日，回首起来也很少令人满意；那时我们的焦虑之所以格外痛切，是因为那份奖赏眼看已在掌握之中，却似乎就要被人从手里夺走。然而如今我们尽可以对这些往事付之一笑；那些从一开始就仿佛处处阻挠我们前路的不利因素，只不过更增添了成功的欢愉。同中华帝国的战事已经结束，英军的损失（自我们初抵这个帝国以来）是阵亡约二十人；而所签订的条约，其范围之广，对朝廷成见的颠覆之深，都远远超过十五年前那一份——那一份是在一场持续了两年之久、既流血又耗财的战争之后才缔结的。一想到我们多半不得不不访北京便折回南方，这念头确实令人苦恼地萦绕心头；但眼下毕竟是满意占了上风，我们也尽力把阴郁的念头置之度外。

那么，对朝廷施加这番手段的结果，我们首先争得了上文已提到的两点：公使驻京，以及准许在帝国各处游历通商。其次，除了山东省的登州，以及别国条约在海南、台湾两岛所开的口岸之外，我们又开了满洲的牛庄。这后一处口岸在政治上的重要，只须看一眼地图便可明白：从图上可见，它是离松花江最近的海口，而松花江是黑龙江的支流，轮船可一直上溯到伯都讷；它又是满洲的陪都盛京的口岸。除这些口岸之外，我们还开了镇江，并争得了长江上自镇江至汉口之间的各口岸——汉口是帝国腹地一处有名的商业重镇。这项让步附有一个条件，声明须待叛军被逐出沿江一带之后方始生效。

最后——就商务而论，这或许是条约中最要紧的一条——那个争议已久的子口税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对这一条须略加解释。英国国内对这种税的性质颇有误解，有一段时间人们以为它只加在运入内地的外国货物以及准备出口的本国土产之上。可在中国，人们普遍明白并公认：子口税是一种厘金式的捐税，凡是运入帝国内地各省或由一省运往另一省的货物，不分彼此，一概征收。既然这是中国政府的一项经常性的税源，要求全部废除这种税，便是苛刻而无理的举动；朝廷也不大可能同意一项牺牲如此巨额税入的内政变更。另一方面，《南京条约》把这个问题留在极不妥当的状态之下，以致自那以后，它始终是英国商人不断抱怨的根源。那份条约只规定子口税不得超过当时的现行税率；可那些税率从未查明，这一规定实际上便毫无用处，而这件事被搁置在那种境地，又生出两种恶果。其一，许多货物——尤其是茶叶这一要紧的货品——时常被以茶税之名课以极重的捐税，于是税则上的规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具文。其二，这样听任中国政府无限度地征税，给进出口两方面的商业往来都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额尔金勋爵曾邀在华的各商业团体提出意见，他们所给的种种建议与函件里，屡屡提到这个难题，却没有一份拿出消除它的办法。在天津议定的英国条约里，用一条款项来应对这个难题：准许英国商人按货价百分之二点五的税率，缴纳一次，领取一张凭单——进口货在进口的口岸缴纳，出口货则在货物所经的第一道内地关卡缴纳——持此凭单，出口货便可免税运至装船的口岸，进口货则可免税运往中国内地任何一处目的地。

另有一条专款，载明我们就广州所受损失索取的赔款为二百万两（约合六十五万英镑），另外又索取二百万两，以抵偿战费。

以上便是英国《天津条约》同在同时同地签订的别国条约相比，最为要紧的几点不同之处。把我国同天朝的关系放在一个比向来更新、更坚实的基础之上，第一大步既已这样迈出，额尔金勋爵最后告别天津之前，便只须等候朝廷对刚刚议定的条约予以御准了。我们在这个「人间天堂」的经历，至此已有一个月之久，想到它不久就要结束，我们并不觉得遗憾。最近几天，气温迅速上升。起初白天虽热，夜里却凉，寒暑表一昼夜间有时相差华氏二十度；可如今夜里也开始闷热起来，衙署里最凉快的地方，寒暑表也在华氏九十度至九十六度之间。我们在天津逗留期间的气温记录，承我们的随行医官桑德斯医生提供，附录于此。寒暑表的度数虽然如此之高，这里的热却不像热带地方常见的那样使人萎靡乏力。空气干燥而洁净，舰队的一般健康状况始终良好。原先有人吓唬我们说六月里会有雨季，可除了一两场大雨之外，整个月里天气一直晴好。

说来实在可惜：在我们占据这条河与海湾的前一段时间里，气候既然如此有益于士兵的健康，却在测绘那些不为人知的白河河口、探察它的几条支流方面，一事无成。有三个月之久，二十多艘军舰闲泊在渤海湾里，我们的炮艇也有好几个星期在白河上往来航行，可我们驶离这片海岸时，地理知识却同初到时一样有限。除了沿大运河划船上溯了约两英里之外，关于这条交通水道的流向与水深，我们所知的并不比从前几次使团的记载所提供的更多。就我们所到之处而言，水深足够炮艇通行，河岸有些地方是用麦秸和席子筑起来的。水道十分曲折，因为此处其实严格说来并非运河，而是一条河，大运河在它同白河汇合处以上若干英里的地方引入其中。中国人称它为运粮河。沿白河再往上约一英里，与大运河同在一侧流入白河的，是一条较小的运河，它向南穿过那片麦田平原，据说通往河间与北湖，再由此通入山西省的南部。

过了这条运河约半英里，有一条河流入白河，看来其大小与水量都超过白河，通常称为盐河，即大盐河。汇合处有一座浮桥横跨其上；从河上挤满的帆船之多、之大来判断，它必是一条重要的内地交通水道。尼科尔森爵士曾划船上溯了几百码，带回来的消息说水很浅；可我曾骑马沿河岸走了好几英里，亲眼见到河上航行的帆船，其吃水之深即便不超过、也必与我们最小一级的炮艇相当。这条河的流向，使我们了解它的通航能力成为一件要紧的事，因为它在北京以西所抵达的地点，同白河在城东所到之处，离城一样近。

我们所见在左岸流入白河的唯一一条水道，是一条小运河，它在我们衙署所在的那块半岛的对面入河。就我沿这条运河所走过的地段而言，它向北穿过我先前已描述过的那片荒凉的草原。标出它流向的，与其说是通常那一行行的树，不如说是一座座孤零零的大泥村，这条运河无疑为它们提供了彼此往来的便利。河上航行的都是极小的帆船，常常许多只首尾相连拴成长长一串，撑篙前行，一遇急弯或别的阻碍，便像一只木筏似的散开来。我颇怀疑这条运河是把白河同通常称为其北口的那条河连在一起的——那条河在大沽以北约十英里处入海湾；不过这纯属推测，因为我在这件事上得不到任何可靠的消息。从人们对地理询问所作的五花八门的回答看来，显然百姓是多么不愿把自己国家的知识传给夷人。

天津的气候到后来虽然有些闷人，我们至少能尽情享用那减轻酷热之苦最有力的东西——冰。全城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尽情享用。一船船的冰在河上往来；苦力们挑着这清凉的重担，在烈日炙烤的街上踉踉跄跄地走着；乞丐们站在街角，以微乎其微的价钱卖冰，另一些乞丐便来买。各样食物都很丰足，我们在这方面的征用也都很快得到满足；不过得承认，在牛肉一项上，我们的要求有时稍欠情理，因为这一带的牛全都只用于拉车，它们那钉得好好的蹄铁便无可否认地证明了这一点。粗糙却不乏风味的杏子，更粗糙的桃子，连同小小的甜瓜、苹果和梨，给我们充作餐后的果品；也给河上的水手们带来了在炎热气候里不加节制地吃水果所难免的种种病痛。

衙署的院子上面用席子搭了顶棚，总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凉爽宜人的憩息之所。在那宜人的荫凉里，我们掷铁圈，又开了一条九柱戏道；这种游戏至少有这样的长处：在中国人眼里，它同任何别的游戏一样高雅，而且在即使太阳正沉向地平线、也无法迎着它的光芒出门的时候，能让我们活动活动筋骨。天津的太阳不像热带的太阳那样，在它一天最后的一个钟头里大发慈悲；它直到漫长夏日的最后一刻，还在向你射出火辣辣的光芒。

到了星期日，这个有遮蔽的院子便改作礼拜之所。讲坛设在一座供着御笔的高台上，屋顶饰有龙纹和儒家哲学的神秘符号。陆军、海军与外交界的人士，有的坐在掷铁圈的场地和九柱戏道上，有的聚在院子正中那棵庄严的古树周围，有的则在一群男女神像底下占了个位置——那些神像泰然自若地望着一边的场面，正如另一边的一群中国人泰然自若地望着一样。这是一场如画的仪式，同时也是一场令人肃然的仪式；它那份质朴，因为一边是一套晦涩的玄学体系的种种杂糅的象征，一边是一种使人堕落的迷信，彼此近在咫尺、对比鲜明，反倒越发耐人寻味。

我们签订条约之后，钦差大臣们又出了一道告示，晓谕中国百姓：如今在河里的外国人不久便可望撤离。于是百姓开始恢复了信心；城郊天天有新的铺子开张，搜罗古玩的风气也随之兴起——每个「化外之邦」的「夷人」一到「中华」，似乎都会以这股劲头去搜罗古玩。在天津做这项消遣，最大的不便在于货币。我们随身带了一些纹银，可每买一样东西都得称出一堆碎银，既麻烦又不准。墨西哥银元也有人收，但不怎么爽快，而且作价远低于其实值；而唯一通行的零钱只有铜钱，一块银元所值的铜钱，重达十磅至十五磅。把一块银元分开来的最简便的办法，是用一把砍刀把它劈成两半，倘若你想买一先令左右的东西，再把半块劈开；可钱袋里揣一把砍刀，同揣十磅重的铜钱或一杆秤——那是另外两种办法——一样不便。况且也没有多少东西值得买；我既没见到好的古瓷，也没见到珐琅、铜器，或任何构成中国古玩精品之大宗的那些物件。

二十御准到来与辞别天津

索取御准之难——皇帝御准之到来——援兵之到来——放弃入京之行——迟延之后果——南方的局势——末次往访钦差——首席军机大臣裕公之死——花沙纳的诗——「老张」及其诗作——离开天津——长城——南方的局势——五位钦差之派定——广州的军政——额尔金勋爵致将军书——启程赴日本。

按外交上的寻常惯例，由特派全权大臣议定的条约，在批准之前，本无须先取得君主的同意；然而额尔金勋爵决意仿照璞鼎查爵士订立《南京条约》时所行之法，先取得皇帝对条约的御准。至于条约的批准文本，已约定于签字之日起一年之内在北京互换。他把这层意思告知了钦差；于是钦差在条约签字后四日，致函勋爵，称已接奉朱批，其文如下：「览奏具悉。钦此。」皇帝「具悉」一切，这一事实丝毫不意味着他对一切都已首肯；因此大使回复说，他「仍在等候大皇帝对条约各款的允准」。钦差对此答称：「俟我等将各国条约盖有印信、画有押字之原本，亲赍进京，呈于大皇帝，恭奉朱笔批准之后，当即火速递往上海，以便贵大臣知悉。」

额尔金勋爵回复上述来文时声明：「本大臣不能认为和局已复，除非他确信大皇帝已完全接受钦差以全权大臣身份所允之各款。本大臣所行所求，并未逾越贵国惯例所许之外；此有已故大皇帝之上谕为证，谨抄录一份附呈。该上谕到达南京之后不过数日，璞鼎查爵士即开始将其舰队顺扬子江而下。本大臣亦不得不要求一个同样完备的保证，以证今上大皇帝确有信守代其所订各项约定之意。无此保证，本大臣不能离开天津；而倘若迟迟不能取得，则本大臣别无他法，只得调遣那支已从香港开到、现泊于直隶湾的大队兵马，开赴天津。」

这封信发出之后，紧接着便是一项急切的要求：为第五十九团备办营房。该团新近乘运兵船「冒险号」抵达海湾。此举立时见效。钦差当日即行答复，答应设法取得所需的御准；因为既有人向他们指出确有先例可援，他们心中关于此事的一切为难便都消除了。

于是，七月四日，也就是仅仅两天之后，便接到钦差的来函，内附如下一件：「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即七月三日），军机大臣钦奉上谕：

『桂良等将各国条约抄呈览阅。此项条约系桂良等议定钤印。兹据桂良等奏称，各国欲得朕亲笔认可，以为凭据；所有前次该大臣等奏呈之英、法、俄、美各国条约所议各款，均著照所议办理。钦此。』」

关于这道上谕，威妥玛先生在他为此件所作的附注中说：「此等上谕从来不是皇帝亲笔所书。它们由军机处拟定，而以皇帝的意旨颁行。人们当记得，桂良在同额尔金勋爵初次会晤时，是以何等隆重的仪式，出示那道宣明他与花沙纳所受全权的谕旨的。」读者当可看出，这道上谕全赖额尔金勋爵的坚持才从皇帝那里逼了出来，而其措辞却是笼统的，同样适用于别国所订之约，并不只关乎我们自己。

这封信到达之时，第五十九团实际上已乘炮艇溯河而上。他们的前进立即被撤回；他们还没到过天津便返回了香港，但并非未曾立下一番好功劳。

实在说来，额尔金勋爵是怀着最深的遗憾与失望，由于此刻从广州传来的消息，才不得不下这道命令，并放弃了他原先的打算——赴北京，将女王陛下交他携带的国书亲呈皇帝。我们迄今的行动之所以那样顺遂，推行得那样容易，恰恰更无可辩驳地证明：倘若我们早两个月到达天津——那时广州及其附近仍然安靖，中国人毫无防备，天气又如同英国的春天——我们本可何等轻易地抵达北京。这样一桩成就在政治上的分量，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的。英国公使能否驻京受礼这个争执已久的问题，本可一劳永逸地解决，而且是在格外有利的条件之下解决。

如今，不幸的是，诸般情形都凑在一起，促使大使阁下打消了这个念头。近两个月来，一支鞑靼兵已集结于京城附近；而在和约签字之后前往北京，虽然不会带有敌对的性质，却必令皇帝不快；况且照常理的审慎，此行必须在联军撤出天津之前进行。然而南方已经出现了一种局面，使得无论海军还是陆军，都万万不可在北方多留片刻，除非绝对必要。再者，此时正值骄阳最为致命的月份，行军五十英里必招致严重的后果；而由于谈判拖沓、开头又显得游移不定，任何这样一番举动的声势与威望，也早已被大大抵消了。

这样一来，额尔金勋爵早在三个多月前于上海时所预料的、由迟延而生的种种恶果，竟一一应验了——当初正是为了避免这些恶果，他才觉得有理由不等候水师提督而径自北上。〔注一〕

（原注：额尔金伯爵致克拉兰敦伯爵函，一八五八年四月八日，发自上海：「大人阁下：海军少将西马縻各厘爵士旗舰的供应船『科罗曼德尔号』刚刚驶抵本港，报称提督原定于上月二十五日之前不离香港。因此不能指望他在本月中旬以前到此。倘若我把北上的行期推迟到提督到达之后，我认为——而且我相信，在此地同我们协力行事的其他各大国全权大臣也持同样的看法——公务的利益将受损害，理由如下：第一，中国人会把这番迟延归咎于我们的犹疑与软弱；第二，我们将失去对那些运往北京的漕粮船的掌握——它们正在北上途中，必要时尚可在白河口截住；第三，倘若我从普提雅廷伯爵处所得关于此事的消息属实，则我们所要前往的那一带地方，用兵的季节到五月底便告结束。因此，在西马縻各厘提督不在的情况下，我已自行作主，致函上海与香港的高级军官，兹将函稿抄附，谅能蒙大人阁下核准。」——见蓝皮书，第二百五十八页。）

五月二十六日，额尔金勋爵接到斯特劳本齐将军的来函，向他保证广州十分安靖，并说倘若北方需要用兵，他尽可抽调大部兵力前往。正因有此保证，额尔金勋爵一到天津，便毫不迟疑地致函将军，请他把可以调用的兵力派来；六月三十日，这些兵马抵达海湾。然而他们却带来了消息，说局势与仅仅几个星期之前已全然改观。自我们初次出现在海湾以来，时日已足够清廷唆使乡勇攻打广州。乡勇对城池的袭击，我军之远征白云山，以及此番行动未能奏效之后乡勇的愈加猖狂——这些消息使广州的局势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我们以前对当地的外国人社会和中国人社会都有所了解，因而知道南方的那场恐慌大半是无根的；然而对这场危机的种种陈述普遍说得如此急迫，终究不能置之不理。这些陈述在英国本土所产生的反响，便可让人想见它们在天津会引起怎样的震动。

条约既已得到皇帝的御准，而据报香港的英国侨民将遭无情屠戮，广州的英国守军将因兵力不足、既不能保护前者又不能守住后者而蒙羞被逐——在此时还把兵马留在北方，显然是说不过去的。额尔金勋爵于是立即将全部兵力交还斯特劳本齐将军，切盼他们能及时赶到，使将军得以给乡勇一番教训，借此恢复人心；照一般人的看法，不给他们这番教训，他们便永远不会对英国的权威生出应有的敬畏。为此，勋爵提醒将军阁下：「两位全权大臣致中国政府的照会中，已以最宽泛的措辞，为两位总司令保留了采取他们认为保障其在广州的军事地位所必需的敌对行动之权；此照会即本人今年二月六日致阁下及西马縻各厘爵士一函所述之事。」

离开天津之前，额尔金勋爵表示希望以半官方的方式同钦差会一次面。于是，七月六日早晨，我们前往「风神庙」——此处不像先前几次会晤的那座庙那样远——对钦差作了一次友好的拜访。席间，额尔金勋爵提到了南方的局势以及钦差大臣黄宗汉的所作所为。倘若他坚持要求，无疑他本可当场促成这位大人的革职，而不必把此事留待日后。然而额尔金勋爵不愿说出可能让人以为我们对付不了广州乡勇的话来，因此只是告诫钦差：黄宗汉在南方的那套做法，必将招致那些他们与他本人同样痛惜的场面重演。桂良以同样的态度作答，恳切表示希望广州的纷扰就此了结，而刚刚订立的条约将为天朝与外国人的关系开启一个更加和平的时代。他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制止黄总督的种种举动。

自我们上次与这位可敬的老人会晤以来，已传来军机处首席大臣裕公去世的消息。这使桂良成了帝国之中品秩最高的人。

大使谈到，中国宜派一位高品级的官员出使英国，并问那位体态丰腴的花沙纳，是否愿意担此使命。那位沉稳持重、神色不动的老贵人答道：「若是大皇帝命我去，我便去；若是大皇帝不命我去，我便不去。」额尔金勋爵随即恭维他是位卓越的学者与诗人，又提到他点了翰林这份殊荣。这一提使他的神色稍稍松弛下来，带着一种板着脸的得意受了这番恭维。说到他的诗作，他便表示要送额尔金勋爵几部；果然，我们回到衙门之后，随即送来了好大一批卷帙，里面收的都是这位多才多艺的「经筵讲官」的韵语之作。据我所知，一位中国内阁大臣的诗篇似乎还从未付印过，因此我借此机会，将下面几节公之于世，作为花沙纳大人在政务之余笔下所流出的诗作的一个样本。其佳处，或许与其说归功于作者的诗才，毋宁说归功于威妥玛先生典雅的译笔，这也并非全无可能。

花沙纳再度奉使盛京，复宿于查劳驿，因赋此诗：

其一

「奉职再趋陪都路，

迢迢远道我孤行；

夜色垂落茅檐下，

守犬惊闻我车声。

秋容哀戚，马蹄缓缓，

登上荒寒的山口，

月色也无欢情。

此刻客子独处一室，

孤灯之下，梦回乡井，

家山已在百里之后。

旧日题壁的诗句，今在何处？

空自寻觅！且让他对着卢河，

怅然凝望。

其二

昔日牛豕卧处，今成客舍，

终到查劳，我车暂停。

斜阳横照屋顶，

四壁空阔，透进晚风的凉意。

景象凄清——恰似那首《行露》。〔注二〕

天子之使！又有谁知？

国家有需，但求安靖——且莫言愁；

转向你的诗神吧——让诗句装点这四壁。」

（原注：《行露》是一首诗，此处借用其典，以向读者传达诗人凝视眼前景物时那种悚然战栗之感。本书扉页上的诗句，即是此诗前半首的韵译。）

这篇作品的高下，我留给有识的评论家去品评；不过，为公平起见，对另一位地位较卑的诗人——他在我们北上之行中与我们相熟，他那温和可亲的性情使我们人人都对他怀有好感——我斗胆再录一篇他的作品，我以为它足可从那位显赫的对手手中夺得桂冠。老张属于那种其实并不怎么老、却大概一辈子都被人唤作「老张」的人。他是中国读书人阶层里一个不算太差的样本——学问不错，替本国政府当密探颇为得力，举止斯文，是个十足的骗子，又是个积习已深的鸦片烟客。他在威妥玛先生身边当了多年教书先生，却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他正是以这个身份随我们到了天津。这首诗也经威妥玛先生翻译并译成韵文，是写在一把扇子上以志此行的，题曰：

「七言诗二章，张宗彦呈其弟子、九年文字之交威妥玛君。张君曾与之同舟至大沽，并同在天津，数月以来同处一船，因有此作。时戊午年六月（一八五八年六月）。」

其一

「最好是在文墨劳作中立志，

以一桩美好的功业匡助世人，

博得千秋的声名。

一时的反复无常，又何必介意？

我们一切荣耀的浮华，

飘忽如风中的柳絮，

如水上漂流的泡沫。

闲暇之时，你的消遣

不过是推敲工稳的对仗；

你不慕官衔，也不羡权柄——

这也好，因为万事皆变。纵然月明，

黄昏的命数依旧昏暗：

我们的际遇也这般变幻，

恰如光影在碧流之上嬉戏。

其二

自初次相逢，已过了九个年头，

从此便结下友谊的纽带；

如今六个漫长的月份，我们同踏一层甲板。

挑亮夜灯，我们纵谈

人间万事；燃烧的白昼

把光芒倾注在繁重的劳作之上；

我们分头去撰写要紧的文书。

至于我，我的一份已徒然逝去，

又是何等匆匆！不再骄矜，

我自在漫游，如高天上飘浮的云，

时而聚拢，时而离散。

回到我的书卷中去——我别无所求——

年老之后，我的四肢因旅途而酸痛；

给我那山坡上的岩洞吧。」

花沙纳的诗集并不是额尔金勋爵从钦差那里得到的唯一礼物；就在我们离开衙门的时候，又送来了九只巨大的酒坛，其大足够摩吉娜在里面闷死强盗。

当天下午，我们向「海光寺」作了最后的告别，登上炮艇「坚定号」。涨潮的水流用八个钟头把我们送到了海湾；那天夜里，我们欣然发觉自己又回到了那艘好船「暴怒号」上。她在那片凄凉的锚地上一动不动地泊了三个月，所以我们的出现颇受欢迎，被看作是转换到崭新而更有生气的景象中去的信号。

我们发现，在回上海的途中，恰好还有时间去看一看长城，所以第二天起锚之后，便取道东北而行。天黑以前，我们望见了沙垒田，意思是「沙丘之田」，那是一片广阔的沙洲，高出水面不过几英尺，值得一提的只有两点：一是它为人所爱、获利颇丰的渔场，二是那里有一座漆成白色、用作航标的方形庙宇，位于沙洲的一角，是唯一看得见的建筑。

次日早晨，我们到了直隶省顺天府的高地之外。不巧天色阴沉晦暗，群山顶上都笼着云，只有偶尔瞥见一座峰顶高出海面二三千英尺时，我们才能估出山的高度。天气晴好的时候，要找到长城并不难——人们在数英里之外便能看见它以一道参差不齐的线条划过最陡峭的山坡，越过最高的山脊。然而今天我们却徒然张望，寻不见它存在的任何迹象；浓密的云团沿着山脚翻滚，蒙蒙细雨又使我们的搜寻既无望又乏味。上午九点钟左右，我们经过一座有城墙的大城，近旁有一大片坚实的砖石工事伸到海边，后面还有一两座塔楼。这与乔斯林勋爵对该地的描述多少有些相符；可是照海图看来，那个位置还应在往前几英里之处。于是我们又沿着海岸行驶了两个钟头，直到水深浅至五寻，却始终没有看见长城的任何踪影。

这时显而易见，我们已经驶过了要找的东西，而先前所见的那座有城墙的城，正是山海关——据记载，它恰恰坐落在长城与海相接之处。我们此后一路驶过的辽东湾北岸，是我们在中国所见过的最美的一段海岸风光。肥沃的平原覆盖着最鲜亮的青翠，从海边起伏隆起，一直延伸到后面那道雄伟的尖峰山脉。村落星罗棋布于其间；舒适的农舍掩映在一丛丛树林里；无数牛群点缀着原野，仿佛是被人撒种一般撒在上面的。一切都显示出，这是一片富庶的乡村人口，居住在一片十分肥沃、风景如画的平野之上。

我们很遗憾，既没有把航程延伸到新开的口岸牛庄——那里离我们已不到五十英里——也没有回头去更仔细地看一看那名闻遐迩的长城，便掉头离去了；不过，即便额尔金勋爵不是因为急于赶在邮船开行之前到达上海而避免一切进一步的耽搁，浓重的雾气也足以使我们打消继续探访的念头。从此地到上海，一程迅捷顺利的四日航行，使我们得以达成后一个目的。

离开天津之前，额尔金勋爵已将自己不久即将前往日本的意图告知提督，同时提及广州的局势，并通知提督阁下，条约既已订立，海军便无须再在帝国北部效力了。然而，我们到达上海时，从广州传来的消息，其情形丝毫没有好转；额尔金勋爵于是决定推迟前往日本的行期，以便同提督商议在那一带应采取的方针。

此后两个星期，我们在上海颇为焦虑地度过，因为提督迟迟不见露面，而广州的情形似乎随着每一班邮船而愈加恶化。直到二十六日，「科罗曼德尔号」驶进江中，我们才为之一振；原来提督乘他的旗舰从北方慢慢驶来，旗舰当时正泊在马鞍列岛。他往长城一行比我们幸运，提督阁下和葛罗男爵都去看过了。

提督到达的前一天，额尔金勋爵从北京得到消息：朝廷已派定五位钦差前来上海，商定税则，并拟定那些必须作为条约补充部分而订立的通商章程。这几位钦差之中，有两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桂良和花沙纳，另外添派了两江总督何桂清——帝国之中以学问与吏才最受推重的人物之一。另有两位名声稍逊的官员，凑成了这个钦差班子。

我方为修订税则等事，本未要求派出如此显赫的钦差；因此朝廷派他们来担此职务，乃是政府主动之举，颇有几分意味。而他们的地位与品格又是如此，额尔金勋爵一度或曾有过的前往广州而不去日本的念头，此时也就打消了；因为他认为，最要紧的莫过于不要错失这几位钦差来访所给予他的机会——他深信，凭着当面的交往，他必能对他们施加影响。

《天津条约》虽已达成了一项大目标，即把我们今后同这个帝国进行政治与商务往来所依据的那套制度彻底翻新，然而在新的条件之下，后者究竟如何施行，尚有许多极为紧要的细节有待斟酌。大使颇为满意地看到，这些细节如今可以由他本人依照条约的精神，以其应得的审慎与郑重来安排；而且，无论他对当时广州的局势多么关切，他也不认为解决那里的事情属于一位文官的职分。广州城处于纯粹的军政之下。诚然，巡抚柏贵仍以中国官员的身份行使着某些职权，但他这样做，只是出于斯特劳本齐将军的容忍，并作为这位军官维持治安秩序的一个助手；倘若将军觉得他的存在对其施政不是帮助而是妨碍，将军随时有权停止他的职权，把他逐出城外或加以拘禁——事实上，将军在某一段时间里也确曾这样做过。

额尔金勋爵深信，要使广州恢复安宁，最彻底、最令人满意的办法，便是对那里扰乱治安的人施以一番迅捷的惩戒。因此，在致斯特劳本齐将军的一封信里，他告知将军阁下上述几位钦差即将到来，以及他打算在上海与他们会晤，接着写道：「我或许能够劝说这几位大员采取某些积极步骤，以遏制广州乡勇的行径，这并非不可能；不过，看阁下本月二十二日来函中所描绘的那一带当前的局势，以及我从巴夏礼先生处所得的报告，我不能不认为，在中国官府作出任何此类表示之前，最好先由我方采取某种强有力的、决定性的行动，显示我们有能力制服并惩处乡勇。

「这一击如何打得最为有效，应由阁下决定；但我相信，阁下当能谅解我提出这一建议——促使我提出它的，是钦差大臣的即将到来，以及广州那种反常的局面。」

额尔金勋爵一到上海，也立即致函提督，提请提督阁下注意「那一带仍然存在的一种局面，最要紧的是尽早使之止息」，其后所用的措辞，几乎与我上面所引他致斯特劳本齐将军的话一模一样。提督在回复中说，他打算在南下之前先去长崎，将游艇「皇帝号」移交日本政府，并为「加尔各答号」添补淡水。

我们在上海逗留的这段时间，天气之闷热，是我记忆中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感受过的。寒暑表上显示的温度并不比在天津时高，但空气中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重，对身体和精神都有极其压抑的作用。每天都有人中暑而死，主要是挤满江中的船上的水手。一百多艘商船泊在炎炎烈日之下，毫无指望地等候着货载，船上的病员名单在这恶劣气候的毒害之下与日俱增。

由于钦差到达之前还须经过两三个星期，额尔金勋爵决定趁这段间隙避往日本，再及时赶回上海迎候诸位大人。与此同时，使团的人员已有了一些变动。我们一回到上海，卜鲁斯先生便携《天津条约》前往英国；乔斯林先生前来接替升迁回国的卡梅伦先生；马礼逊先生也返回了英国。我们这一行人就这样减少了；一八五八年七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登上了「暴怒号」。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能逃离上海的夏日炎热，哪怕只有几个星期，我们都是欢喜的；何况一想到即将去探访那些向来笼罩在猜忌而严密的锁国之谜中的地方，我们的欢喜更是有增无已。

二十一初抵长崎

初见日本——秀丽的景色——奇特的船只——帕彭堡岛——布幔炮台——迷人的风光——一位达观的港口守者——日本官员登舰来访——出岛——禁令之解除——荷兰人昔日的囚居——一个走私的船长——荷兰人的贪婪——严苛的规条——新近的让步——长崎——房屋的外观——长崎的店铺——街道——城市的布局——出岛的门吏。

自上海至长崎，相距不过四百五十英里；然而即便两国之间隔着重洋，日本与世界其余部分的隔绝，也不会比现在更为彻底。我们的船平稳而迅疾地驶过这一道狭窄的海面，这片海上，向来难得有任何船只往来。如镜的海面上不见一星浪花，头顶深蓝的天幕上也几乎没有一缕云絮来点染；我们尽可以想象，自己正滑过这片寂寥的水域，驶向某个梦中之境，那梦境安然坐落于另一个世界的幽静一隅，远离此世的风暴与忧烦。八月二日下午，我们初次望见陆地的迹象，从几座高耸尖削、形状如画的礁石近旁驶过；礁石上有些地方覆着青绿，却连一个居民立足之地也容不下。这些嶙峋的航标远在日本海岸的视线之外，人称「驴耳岩」。次日清晨，日本的高地已历历在望，离我们最近的陆地是伊王岛。船行渐近，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中国人所不知的文明之物：岛上最高峰顶立着一根旗杆，当即把我们到来的消息用旗号传报给本土。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沿途直至京城，每隔一段便设有大炮，正轰然接力传递这个信号，于是我们临近的消息，那时已从帝国的这一头几乎响彻到另一头；远在六七百英里之外江户的大君陛下，在我们刚刚于长崎湾中抛锚之际，便已得知我们驶入了长崎湾。

伊王岛高耸青翠的岛屿遮住了海湾的入口，须绕过其最西端方能望见；即便如此，另有其他岛屿与伸出的岬角，仍使入口显得有些难以辨认。幸而驾船引航之责不在我们身上，我们尽可以全心全意地观赏景色；而这景色也确乎如此，无论你愿与不愿，都会把你的目光牢牢攫住。我们右手边的岛屿陡然拔出水面。头上悬出的岬角顶端筑着一座炮台，几个兵士围聚在炮旁，好奇地凝望着我们；再往前，岸边另外几处突出之地上也现出更多的炮台。海岸处处凹进成湾，从湾头有林木幽深的山谷一直伸入岛中。这些地方看来人烟稠密，因为那些高耸茅顶的农舍，一簇簇攀附在山坡上，从浓黑的枝叶底下探出头来。岛上有些地方悬崖壁立，巍峨的巨石连最顽强的灌木也不容其扎根。

对岸的景色性质相同，气象却更为恢宏。海岸蜿蜒而去，一连串深湾与危崖相间；浪涛向那嶙峋的崖脚无休无止地进击，在深洞与石缝中翻涌呜咽，愤懑不平，仿佛在哀叹自己终究无法将其掏空。与这些峻厉景象相映成趣、令人欣喜的，是青翠山坡上层层叠起的草坡与梯田，是树荫浓密的林子，林上袅袅升起蓝色的炊烟，显示那里藏着安适的村落。形制古怪的本地船只，有的稳稳系泊在僻静的小湾里，有的拖上一小片一小片的沙滩；另有一些在这平静的内海上往来穿梭，把旅客与货物从岛上渡往本土；还有的一动不动地卧在水面，仿佛睡着了一般，船帆「收拢着，如梦中的思绪」，船上的人则在垂钓。这些帆或用草席条、或用布条缀成，一般黑白相间，每条宽不过两英尺，竖直挂起。要缩帆时，便收起一条或数条。不扬帆时，便由十个或十几个壮实汉子摇橹，他们全身衣着不过一条窄窄的缠腰布，浅铜色的肤色使他们看上去格外赤裸。这些人都在船尾搭起的结实草席篷下，或轻便木架之下劳作。船头被视为较尊贵的位置，因此这一部分专供乘客安坐。船首尖削，高高翘出水面。有几只客船为了就近细看，贴着我们驶过。船上的人毫无惧色，却颇有兴趣与好奇；船尾的小旗杆上飘着许多旗帜，每一种图案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只是我们不懂。旗色一般为黑白两色，形状方形或带棱角。白地上一个黑圆圈，或是黑白相间的三角形，最为常见；但往往也十分繁复，在门外汉看来，宛如一整套精心搜罗的共济会徽记。

我们徐徐前行，不久便望见那狭长港湾的口子，一座林木葱郁的圆锥形岛屿——帕彭堡岛——扼守着入口。昔日外国船只不得越过此岛深入；而此岛在日本史册上，必将永远背负一种不光彩的恶名，成为日本的塔尔皮亚岩：当年那场以把一切信奉此教者斩尽杀绝为目的的酷烈迫害之中，曾有数以百计的基督徒，从它陡峭的崖壁上被抛入环岛回旋的深蓝海水之中。这桩惨事的寓意，就写在环抱海湾的陡峻山坡上：大炮一层高过一层；一个又一个岬角次第展现，炮台也便一座接着一座。这些大炮所指向的，与其说是外人，不如说是基督徒；基督徒在此既为人所畏惧，也同样为人所鄙视，而他与日本人交往的主要结果，竟是供给了日本人武器，使他们得以更有效地抵御他的侵逼。尽管如此，日本如今又一次向基督徒敞开了大门；至于那个帝国的当局凭往昔的经验，对基督徒的言行所下的评判，在他与其居民重新交往的过程中究竟会被证实到何种程度，尚有待验明。

这些大炮看来口径极大，大多没有炮眼掩护，只安置在敞开的棚子下面，周围一般都有兵士守着。除了那些真实的、看来也还堪用的炮位之外，还有一长列一长列的假炮台，水手们称之为「布幔炮台」，不过是用粗布或帆布绷起来，涂上颜色，装成炮台的模样。也许在许多情形下，这些布幔后面其实藏着真炮，故意做成那副样子，好叫观者误以为那是一场「庄严的虚张声势」，从而促他自投死地。不论是否如此，这些涂得花花绿绿的工事，给这片景色平添了一种新奇而别具一格的特色，而景色本身依然是迷人之至。

长崎港是一道海湾，长四英里，平均宽约一英里。城市坐落在港湾的最里端，背后是一道高高的山岭，其最高峰河原山，海拔约两千英尺。这片水面两侧的山丘，有时如一堵陡峭的石墙从水中拔起，有时又以林木葱茏的缓坡向后徐徐舒展，喧哗的溪涧顺坡跳跃而下，奔入大海；凿石而成的阶梯攀向高处凌空的峰尖，峰尖上或是大炮，或是庙宇；茂密的枝叶只要找得到立足之地，便簇拥丛生，在崖石与裂隙之上投下浓重的阴影，把一切较为粗犷的成分都柔化、调和了——正如一双温柔的眼睛与一丝和蔼的微笑，能赋予一张沟壑纵横的粗犷面庞以独特的神情。

在几座布幔炮台后面，我们看见一些坚固的建筑，大约是兵营；还有收拾得极其精美的园子，有台地，有小径，有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花坛——常去那里的人们衣着的鲜艳色彩，使这番景象显得欢快，几乎如同仙境。

我们此时已抵达这样一处地方：数年以前，连荷兰船只也须在此下锚；在获准驶往泊地之前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便忙着藏匿《圣经》。通贝里说：「船在港口入口处一抛锚，水手们所有的《圣经》和祈祷书便都被收拢来，放进一口箱子，钉死封好。此后这口箱子便交由日本人看管，直到我们离港之时，每人才领回自己的书。」他们还须交出所有的武器与弹药。然而，尽管日本人对《圣经》和左轮手枪都深恶痛绝，我们却仍保留了诵读前者、佩带后者的权利；而平心而论，在他们的国度里，我们觉得有所需要的，只有那件属灵的兵器。

直到不久以前，港内这一带还横着一道由船只连成的封锁线，阻止外国船只继续前行。我们发现，这道屏障如今只剩下一只官船作代表；船的甲板上——或者不如说船篷顶上——坐着一位先生，正安详地读书，一面轻轻摇着扇子。待我们驶近，他抬起头来，用扇子和蔼地向我们挥动，示意我们退回去。倘若他就是守港之人，那他实在算不上一个令人生畏的门吏；因为我们不理会他的信号，照旧前行，他便又埋头读起书来，显然已心满意足，认为自己尽了职责，从此对我们的一切便不再负有任何干系了。这人的举动，为我们日后与日本官员的一切交往提供了一把钥匙：这些官员，只要自以为还有可能执行所奉的训令，抗议起来便激烈异常；然而一旦发觉某种局面无可避免、非强加于他们不可，他们接受起来又有一种惊人的本事。这一回，我们之所以更不在意船上那位显贵的信号，是因为此时已能望见城外泊着两三艘船。我们发现那是一艘荷兰商船、一艘日本的蒸汽军舰，此外还有一只小快艇；它们后面是几只日本帆船。

不久我们便下了锚，准备在荷兰国旗下登岸。那面旗标示着出岛商馆的所在；出岛虽是一座岛，从船上望去，却仿佛是长崎城的一部分。然而我们还没来得及登岸，便有满满一船日本官员登上舰来，他们的模样与服饰都十分新奇，令我们驻足观看。他们以所能想象的最随和、最不拘束的态度拥上甲板，和颜悦色、殷勤可亲地微笑着，说着荷兰话，可惜船上谁也听不懂。他们薄纱般的外褂、宽松的裤子、绑腿，以及「足套」，合成一身不同寻常的装束；而每人佩带的两把刀向身后翘出，远远望去，使他宛如某种长着两条尾巴的新品种两足动物。彼此的好奇心都满足了之后，我们便示意这几位先生回到他们的船上去；他们既然从我们这里套不出任何消息，便立即照办了，但回到船上后只是停在不远处不动，权充一只哨船。

我们当中有几个人随即上岸，去拜访商馆里的荷兰官员。临近岸边时，我们看见离商馆不远处，水中还立着一些旧木桩；从前，日本船只一律不准驶入木桩以内，唯恐有人与荷兰人私相往来。我们在一处简陋的码头登岸，几个荷兰水手正懒洋洋地待在一座敞棚下；穿过一道木门，便来到一条独街上，长约两百码，整洁而规矩，犹如那个整洁的典范——布鲁克村里的一条街道。房屋是些坚固的两层小楼，装着绿色的百叶窗与帘子，帘后探出几张面貌姣好的日本女子的脸庞，因为这里的荷兰人不准与本国女子相伴。男居民露面的不到六个，而且看来都是水手。我们请其中一人指点首席商馆长唐克尔·库尔蒂乌斯先生的住所，得知他出门拜访京城去了，但他的秘书在出岛。

这位先生极其热诚有礼地接待了我们。我们欣喜地从他口中得知，根据与日本政府订立的最新约定，从前一切禁令——无论是把外国人的游览局限于这座小岛之内的，还是外国人若想越出岛外便要经受种种烦人手续的——都已废除，我们如今尽可随心所欲，自由漫游，想去哪里便去哪里。毫无疑问，日本政府意在通过在长崎推行一种十分宽大的政策，并在此地给予外国人较别处更多的便利与方便，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这个口岸来，而使其他口岸吃亏乃至被排斥在外。不过，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现任奉行绝不是一个见识开明、思想宽大的人，并举了他表现出守旧倒退倾向的几件事例。按照常规制度，各直辖城市的奉行每年一换；唯有长崎是个例外，因为人们认为一个人需要时间去摸清外国人的脾性，此后还要再给他一段时间，让他把这样学来的知识派上用场。总的说来，这种安排对外国人是方便的，不过就眼下而论，换一个人多半只会更好。

原来唐克尔·库尔蒂乌斯先生此时正从江户返回；他在那里居留了一段时间，努力谈判一项新条约，却未能成功。我们还得知，美国驻下田领事哈里斯先生也已在京城住过一段之后返回任所，他那次居留并未取得什么直接的政治成果。

出岛上荷兰官员的住宅都是些朴实无华的小屋，一般以木料建成，面海一侧设有游廊；楼下用作货栈，楼上有三四间陈设简单的小房间。直到颇为晚近的时候，出岛所呈现的面貌，必定与其说是一个商人社群的居所，不如说是一处流放犯的囚地。此地商馆人员所受的监视如此之严，所受的约束如此之苛，简直令人想要相信，那些选择以长崎荷兰商馆为栖身之所的先生，必是患上了某种厌世之症——在我们本国，据说正是这种病促使人去申请看守灯塔的差事。直到不久以前，一有荷兰船只进港，便是一大群日本官员蜂拥来到出岛的信号。通事们住进指定给他们的住处，任何人若无通行证、又无这些先生中的一位陪同，便不得从岸上到船上去。随后又有一队「乙名」，即官方的密探，驻扎在岛上，其职责是监视商馆每一个成员最细微的举动。他们定时把守着步行进城的唯一一道门，以及两道水门，并且昼夜巡行，其守时与一丝不苟，简直如同奉行宗教仪式一般。

只有一个教派的僧人，即高野山的僧人，以及只有一个阶层的妇女，而且是最为低贱的那一个阶层，才准进入出岛。入夜城门关闭，日落之后，商馆与城中便不准有任何往来。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情形仍是如此；不过我们往来于船上与岸上是自由而无阻的，也不曾遭受某些荷兰旧日作者所痛切抱怨的那种严厉搜身。必须承认，那种烦扰是他们自己的行为招来的。通贝里所乘之船的船长，惯常穿着一条即便以荷兰人而论也大得出奇的马裤上岸，裤中藏满违禁的物品，沉重得要两个水手架着才能走路。日本人起初总愿意把陌生人往好处想；然而另一方面，一旦疑心被唤起，他们便警觉到了极点，采取防范措施也毫不迟缓。让这位荷兰船长的下场，给那些据说偶尔也把生意做到好望角以东来的英国走私贩子一个警告吧：那个不老实的航海者，被迫把裤子缩小到那些体态丰腴的市长们所穿的尺寸，而且每逢难得的几次，奉行应荷兰商馆长的恳切请求，准他上岸访问商馆时，他还要忍受被人摸腿、把口袋翻个底朝天的屈辱。从此以后，便没有一个人被认为靠得住了。有一位先生，因一只不知轻重的鹦鹉在他口袋里说话而败露；另一位把银元缝在衬裤里；于是日本人的搜查比以往越发细致，甚至到了去探量气味浓烈的干酪、敲开可疑的鸡蛋的地步。商业上的不诚实与政治上的卑躬屈膝，就是这样在日本人心目中损害了外国人；而要恢复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唯有靠商人恪守高尚的商业道德，并靠代表我国的人维护国家的尊严。

在考察荷兰人在这个帝国的现状与前途时，不妨留意一下：他们奉行的那条路线，不仅使自己在日本人眼中声名扫地，而且使自己在道义上所处的地位，低于其他外国如今所能采取的地位，而他们从中所得的却何其微薄。老肯普弗说得真切：「荷兰人的贪婪如此之甚，日本黄金的诱惑力如此之强，以致他们宁可心甘情愿地忍受一种几乎是终身的囚禁——因为我们在出岛的居留，事实上正是如此——情愿在一个异教的外国受尽种种苦楚；情愿在礼拜日和庄严的节日怠于举行礼拜；情愿停止祈祷和唱诗；情愿在土人面前完全避免画十字、呼求基督之名，以及一切基督教的外在标志；最后，情愿忍气吞声、俯首帖耳地承受这些骄横的异教徒对我们的辱骂与侵凌——对于一颗慷慨高贵的心灵而言，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震惊的了——也不肯放弃一桩贸易的前景（这贸易确实极为有利）。」

先与葡萄牙人、后与荷兰人的交往，使日本政府对外国人生出如此深重的恐惧与鄙视，以致每一个与出岛商馆有任何关联的日本人，都必须立下某些誓言，违者必受最严厉的惩处。他须发誓：只在白天为荷兰人做事；绝不谈论或议及基督徒这一禁教的任何话题；绝不在任何事情上与荷兰人亲昵往来；此外还有许多涉及串通走私的严格规条。我们在日本逗留期间，所接触的一切官员都守口如瓶，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在与我们交往时，即便不是受同样内容的誓言约束，也是受同样内容的训令约束。

要消除日本人对我们所怀的那些不良印象——对于这些印象，很难责怪他们——无疑将是一件旷日持久而颇为艰难的事。不过，他们在这一点上的成见并非不可克服；倘若我们未能将其消除，那只会是因为我们未能以自己的行事证明：西方的文明，并不会玷污与它接触的人们。

迄今为止，日本人显然把外国的女性看作比男子更危险的客人。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讲的是约三十年前出岛的一位荷兰商馆长，名叫布洛姆霍夫先生，他把妻子带到了长崎，并在等候江户批复期间，获准让她和她的婴儿在出岛登岸。然而不到两个月，一道无情的命令便到了，饬令布洛姆霍夫夫人离开日本海岸，并判定那位不幸的丈夫从此长年过那「单身之福」的日子。我们离开上海之前听到的最后一则传闻，说是有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在长崎成了婚，以如此饶有意味的方式，为那新的开明制度揭开了序幕。在从前，出岛不仅禁止举行婚礼，连日本人在那里出生或死亡也是禁止的。在前一种事上干预自然的运行，比在后一种事上要简单些。遇有猝死，尸体便被偷偷运出商馆。一切由日本母亲所生的孩子，都被视为日本人。

唐克尔·库尔蒂乌斯先生新近从日本政府争得的最重要的让步之一，便是准许这样出生的孩子到荷兰受教育——但有一个条件：他们一旦离开日本，便应作为荷兰臣民看待。我们在出岛时，收到这位先生的来信，说他已到大阪，正在从江户返回的途中。

我们带着关于出岛及其居民的见闻回到「暴怒号」上，下午又再度上岸，去探访长崎城。当我们驶近泊满小船的码头石阶时，我体验到一种令人愉悦的兴奋；这种兴奋的锋芒，正因旅人这一行当的需要而磨得如此迟钝，以致他常常绝望，不敢指望再能尝到新奇陌生的景象所带来的那种快意——当初正是这种快意，把他从自家炉边引诱出来。直到此刻，城市本身还只是部分可见，因为沿岸离海数码之处有一道堤岸，主要的街道便坐落在堤后的低洼处。聚集来看我们登岸的人群并不多——外国人已渐成天天可见的景象——我们也得以随自己的兴致选择游览的路线。

一道石阶登上堤岸，堤顶上是奉行的一处官邸。这道堤岸其实是一种高起的花坛，宽度相当可观，一条宽阔的街道沿着它延伸全长。穿过这条街，便到了下城的石阶顶端，城市此时就在我们脚下。那景象格外动人，尤其是对于一个刚从中国来的外人。眼前不再是一片杂乱无章的房屋，看不出有任何规划，挤得那样紧密，以致把分隔它们的街道完全遮住；我们看见的是一条宽敞的大街，长约一英里，两旁排列着整齐的房屋，一般为两层，盖着瓦顶或木顶，宽阔的屋檐伸出于下层之上。街心铺着一条石道，两侧直到水沟都细心铺着砾石。不过，街上既看不到带轮的车子，也看不到驮兽，但作为补偿，行人三三两两，处处皆是，给这条街带来生气与活力。街的远端止于一道石阶，石阶很快便隐没在山坡的枝叶之间，山顶上或是一座庙宇、一座茶屋，或是某座防火库房的白粉墙在闪闪发亮。

我们把这条街从头走到尾，既没有恶臭扑鼻，也没有令人作呕的皮肤病人刺目；也没有碍事的墙垣或吝啬的门板，挡住我们一路窥看两侧店铺与住家的内部情形。糊着整洁纸张、可以推拉的轻便木屏风，白天大多推到一边，行人便可一眼望穿整座房屋，直看到后面清凉的园子，园中摇曳的灌木招引他去作更深入的探究。在观者与这处幽处之间，大约有一两间屋子，高出地面约两英尺；铺在木地板上的草席，洁净无比，衬垫厚实，半裸的男女在上面或躺或靠，懒散闲适，而他们一丝不挂的儿女则在那永远现成的泉源上爬来爬去，尽情吮饮。妇女腰部以上很少穿什么，男子也只系一条窄窄的缠腰布。夏日正午，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种慵懒的气氛之中；将近日落时，人人都开始沐浴，日本的少年们便像一群铜色的丘比特，嬉闹喧腾。

店铺里一般并不陈列日本那些理当享有盛名的漆器与瓷器。要买这些，我们得去荷兰或俄国的市场；但店铺中陈列的形形色色的本地制品，仍使我们兴致不减。这些店铺像义卖会上的摊位一样，向街敞开，里面摆着百姓日常所需的一切物品。伞铺、扇铺、鞋铺比比皆是；卖玩具与玻璃饰物的铺子吸引我们驻足片刻；然而时间宝贵，我们只能对陈列的新奇物件匆匆一瞥，并徒劳地试图弄明白那些正在勤勤恳恳进行的种种工序与制作的用意，可是因为没有通事，其结果始终是个谜。的确，在长崎短暂逗留期间，除了从出岛的荷兰先生们那里，我们很难得到任何消息，因为只有一个日本人学会了寥寥几个英语单词。通事们都说荷兰话，而我对这门语言所知极其有限，我们一行人中也没有谁会说。因此，我们在长崎的漫游，虽然极为有趣、引人入胜，却有一个缺憾：处处被激起的好奇与兴趣，始终得不到满足。我们也无法以购买古玩来满足自己。那时我们尚未结识在俄国市场上庄严列坐的官方兑换商；而无论怎样劝说，没有一个店主肯收下哪怕最小的、甚至最大的外国钱币。他心里清楚，邻人的眼睛正盯着他，次日早晨便会有官差登门，提醒他竟忘了那项伟大的国家制度——普遍的相互监视；这种制度在我们看来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暴政，日本人却视之为社会福祉与安宁所必需的要素。

我们在长崎的街巷中四处漫游，无人骚扰，百姓几乎也不怎么注意我们。他们不像在中国那样，以忙乱喧嚣的吵闹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而是漫不经心地闲步，看来没有多少事务烦心，脸上带着和蔼知足的神情，对这些好奇而惊讶的外来者流露出善意与温厚。虽然肯普弗说起过乞丐众多，我却一个也没有看见，只有一两个化缘的僧人除外。一条大小如寻常运河的溪流横贯全城，上面架着三四十座桥，其中约有十五座是石砌的，坚固结实，配有精美的栏杆。阳台悬于水面之上，上面满是操持家务的妇女；小船在水面上往来；古雅的桥墩处处半掩在藤蔓之下，桥上行人熙来攘往。站在一座桥上，一面观赏它所提供的如画景致，一面看这地方的种种风情，实在饶有兴味。

长崎有八十余条街道，纵横交错成直角，每条长四分之三英里至一英里不等。人口估计约六万；但它的外观远比同等规模的中国城市宏伟，占地也大得多。其城郊一直伸入四周群山所形成的幽僻山谷之中，群山的支脉下延入城，所以几乎每条街都以一道石阶收尾；的确，其中有些街道——我们后来去看过——一直攀上山坡，房屋层层叠叠，一座高过一座，如同马耳他一般。

我们在长崎的第一天游览，以再访出岛、去看荷兰市场而告终。渡过那道把商馆与城市隔开、使之成为一座岛的护城河，我们穿过门楼；门楼下，在他们自己的一间小屋里，坐着三四名官员，荷兰人称之为「番所役人」，其职责是严密查验每一个进出的人，以及每一件带进带出的物品或包裹。从前，这些门吏身负极重的责任，日本政府视其职能为头等要务。然而如今，新近对外国人的种种放宽，已减轻了他们的职务之累；这些令人畏惧的看守，长久以来一直是出岛荷兰雇员的心头之患，不久便将不复存在，或者萎缩成一班体面的挂名闲差。

直到天色已晚，我们才被在日本第一天的兴味与激动弄得精疲力竭，回到我们那水上的家。

二十二长崎旧史与天主教的兴衰

沙勿略传教的成功——超自然的恩赐——日本教徒的英勇——教徒的神学论辩：他们对永罚之说的异议——路易斯·德·阿尔梅达——大村领主——领主的皈依——长崎的创建——诸侯的皈依——长崎的命运——纯忠之死——日本政府的体制——两位皇帝——太阁——对基督徒的迫害——太阁的图谋：他之入侵朝鲜——将军吞并长崎——威廉·亚当斯——英国在日本的商馆——日本的政治经济学家——荷兰人的阴谋——葡萄牙人之被逐——出岛的建立。

长崎在从前并不像今日这样是幕府的直辖领地，即属于朝廷的土地。它之所以成为直辖领地，乃是一连串事件的结果。对这些事件作一番回顾，或许不无兴味：它们既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又能说明日本这一部分地区——外国人最早的种种因缘都系于此地——的内部政治状况，还可以让人对至今仍通行于这个帝国的那套政治制度如何运作，略窥一二。

日本人最初与外国人的交往，其性质使他们对于与这样一个种族结交所能得到的好处，形成了极高的评价：这个种族的文明如此先进，又信奉一种使人高尚、看来也无害的宗教。圣徒沙勿略以及紧随其后的那一班献身的传教士，以其热忱与学识，在社会上一个人数众多而颇有势力的阶层中，引起了一场宗教情感上的革命。这些基督教信仰的第一批使徒的事迹，见于布乌尔神父、沙勒瓦神父、马里尼神父、弗洛伊斯神父等人的著作；这些记载固然无疑是在一种并非总可凭信的激情之下写成的，却有力地证明了：基督教无论以何种形式传入，对于那些事先已有足够的教养与开化、能够领会其长处的心灵，都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正如在罗马世界里，它那使人高尚的教义攫住了受过教育之人的心灵，逐渐驱逐了此前使他们心满意足的种种哲学与信条；它在高雅而富于智识的日本人中间也同样赢得了人心，传播之速，仅次于使徒时代它所展现的那种进展。

倘若我们相信这些后世教会神父的记载——他们记录了在日本最初传教努力的历史——那么，当初大大促成西方第一批基督教传播者之成功的那种超自然的帮助，在这里也并未被收回。据说沙勿略被赋予了说方言的恩赐，从未学过朝鲜语、琉球语、中国话和日本话这几种极其繁难的语言中的一个字，却能以这些语言滔滔雄辩地布道。他的传记作者记录了数以百计的奇迹般的皈依；据沙勒瓦神父说〔注一〕，他还曾使一个死去的女孩复活，当时的情形使他的仇敌——那些和尚——彻底狼狈不堪。这些和尚就像古时的法利赛人一样，紧紧尾随着他的脚步，竭尽全力，想要抵消他日益增长的影响，想以暗中的阴谋和公开的辩驳来毁掉他本人、驳倒他的教义，结果却都是徒劳。

（原注：沙勒瓦神父著作，第二卷，第四十二页。）

无论他所用的劝化手段是什么，其惊人的成果是毋庸置疑的；而关心异教徒皈依之事的人们，不妨想一想：他们的努力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播种之前那片土壤所受耕耘的性质与分量。毫无疑问，富于想象力的日本人初次听闻基督教时，接受它的心态必与未开化的新西兰人或冷静多疑的中国人大不相同。而这样植入数十万教徒胸中的信仰，也并非一种徒有其名的信条，会被第一波迫害一扫而空。它不仅给了他们勇气，也给了他们用以应对迫害者的论据。有人问一位新入教者，倘若君主命令他弃绝基督教，他将如何回答；他的答语是这样记载下来的：「主上，您是否希望我始终忠诚，永远保持臣子对君王所应有的顺服？您是否希望我在一切能效力的场合，都为您的差事尽心竭力，不让任何私利使我忘记我对您的本分？您是否希望我温和、节制、仁爱，对与我同等的人满怀慈心——希望我忍耐承受我可能遭受的一切虐待？那么就请命令我继续做一个基督徒吧，因为唯有从一个基督徒身上，才能合情合理地指望这一切。」

当考验之日到来时，日本各阶层的人所遭受的殉难，其记述中所见的坚毅不屈的英勇，教会早期的记录中也找不出更胜一筹的事例。成千上万的人在岛原被屠杀，又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冷酷地折磨致死，或是从帕彭堡岛上被滚下山崖；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后一点火星至今仍未熄灭，方济各·沙勿略点燃的火焰仍在暗中阴燃，在一些承受了他教诲之遗绪的人的胸中燃烧着。令人遗憾的是，罗耀拉的门徒所特有的那种对政治权力的过度贪恋，竟使第一批传教士的后继者卷入了种种阴谋，结果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信仰带来了如此惨重的灾难；因为他们由此便把日本对新教的传教努力关上了大门，而那个帝国的政府如今正决意坚拒这种努力。

日本人相信，基督教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不过是暗中攫取政治势力的一个借口，因此对这两派的传教士同样厌恶、同样猜疑；而至少在目前，我们似乎也不大可能得到机会，向他们讲明其间的差别。然而毫无疑问，倘若准许就此事加以阐述，以他们的智力而论，领会这种差别当不会有多大困难。

有记载说，日本的新入教者曾刊行一篇论著，证明基督教优于日本诸宗派；而他们起初回应沙勿略的教导时所用的论据，也证明他们在智识上完全有能力察觉他所宣扬的宗教中的奥义与难解之处。他的传记作者说：「然而有一件事阻碍了这位传福音者的进展。要向日本人证明，那些在生前不曾崇拜真神的人将被投入地狱永火之中，是一件难事。他们无法使这一信条与上帝的无限仁慈相调和。他们说：『倘若道成肉身者为众人而死，为何他的死不能使众人得益？倘若他把一切不遵从他律法的人都判以永罚，为何他要在一千五百多年间迟迟不把这律法宣告给我们？』和尚们不失时机地附和这些异议，并且补充说：『基督徒的僧侣一无是处，因为他们连一个灵魂也没有能力从地狱里拉出来，而他们自己凭着斋戒与祈祷的功德，却每天都在做这件事；这位上帝若非极其残忍，不肯结束被罚入地狱者的刑罚，便是极其无能，没有能力这样做。』

「日本人深爱一切与他们有血缘之亲的人，祖先的记忆对他们来说是亲切而珍贵的。他们不能甘心把祖先看作被弃绝的人。他们泪如泉涌，喊道：『什么！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难道他们要在永恒之中始终做一位上帝的不幸牺牲品和报复对象吗？而他们倘若认识这位上帝，无疑是会崇拜他的！这位伟大的上帝，人们告诉我们他就是仁慈与公义本身，难道他竟毫不体谅他们的无知吗？』他们这样说着，泣不成声；这样一个动人的念头使他们向上天发出的哭泣与呼喊，响彻了整个地方；传教士们也禁不住和他们的新入教者一同洒下了眼泪。」

然而，对于这些不幸的日本人而言，教师们的眼泪必定只是一点可怜的安慰；倘若有一种信条，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肯让他们享受「疑罪从宽」的好处，他们必会立即领会其实际上的优越之处。

不可以为耶稣会士只专注于传播他们的信仰：葡萄牙人路易斯·德·阿尔梅达，一位精力与手腕都非同寻常的绅士，在日本加入了这一修会；葡萄牙人那些殖民地之中，大多数得以成功建立，都要归功于他的努力。这些殖民地中，长崎最终成为最负盛名的一处，而正是它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最先让日本的统治者察觉到葡萄牙人日益膨胀的野心。

路易斯·德·阿尔梅达初次遍访九州岛上的诸王诸侯时，这些高贵的显要几乎要为得到与他结交的荣幸而争吵起来，竞相热切地劝他到他们各自的小王国里建立据点。他甚至成功地说服其中一些诸侯皈依了基督教；对那些漠不关心或持反对态度的，他也设法加以笼络；他还赢得了和尚们的友谊，其中有几个人有一次竟请求受洗，之所以遭到拒绝，只是因为按照他们本国的宗教，一旦他们的领主去世，他们有义务参与主持其丧葬之礼。

然而，对日本的基督教以及葡萄牙人在那里的殖民地的最终命运影响最为重大的一次皈依，是一五六二年大村领主的皈依。大村纯忠虽然只是肥前国的一个领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兄长有马王的附庸，他本人也从未称王，却是一个极有权势与影响、思想先进而开明的人。他读过耶稣会士的一些著作，又敏锐而本能地领会到让葡萄牙人进入他的领地可能带来的好处，于是向当时在平户的阿尔梅达示好，邀请他到大村建立据点。尽管平户王竭力破坏其对手的这一计划，纯忠不久之后仍然欣然迎接阿尔梅达来到他的领地，并把他安置在横濑浦港——他把这个港口让给了葡萄牙人。

耶稣会的据点吸引了邻近诸国的基督徒；而活跃的贸易一经开始，不久便使那原本构成这个市镇的一小簇茅屋，上升为一座繁忙热闹的商业都会。与此同时，据点的教会长上们专心致力于使领主皈依，这件事他们显然没有费多大力气。据说领主是用这样一番话来会见他们的：「神父们，我到这里来，是要听你们讲论你们的宗教。我恳请你们，把我的心看作一片已经整治好的土地；不要怕在其中播下神圣之道的种子。我相信，在上天的赐福之下，它会结出果实。而且，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把这果实只留给我自己；我希望把它推及我所有的臣民。」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传教士对这样一颗心灵施以教导的结果，便是他宣布信奉基督教的教义。要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只剩下一个障碍。纯忠没有子嗣，他担心，只要他的宝座尚无继承人，如此决断的一步可能会使他的领地陷入祸乱。因此，他暂且满足于在胸前佩一个十字架，就这样打扮着，出现在他的亲戚有马王的宫廷上，宣布他一旦得了儿子和继承人，便要成为基督徒。这次访问的结果，是有马王派人去请那永远活跃的阿尔梅达，而阿尔梅达随即在他领地的各处建立了据点。与此同时，大村领主在他自己的领地里热心推进劝化的事业，捣毁了遍布境内的寺庙与偶像。

纯忠如此热烈地支持传教士的努力，并非没有遭到严重的反对。佛教与神道的僧侣们发觉自己的宗教受到最高当局如此猛烈的攻击，眼见自己的势力日渐衰减，职分在百姓眼中日益失去信誉，便结成一个阴谋集团，推举前任领主的庶子为首领。许多仍然忠于异教崇拜的家老也加入了进来。他们的第一个举动，是放火焚毁了大村的宫殿和城镇的大部分，并拥立那个篡位者为领主；随后他们向那遭人憎恶的葡萄牙殖民地和耶稣会据点横濑浦进军，也把它化为了灰烬。然而纯忠并未因这些挫折而灰心，他把仍然忠于他的人聚集在身边，向叛军进发，在一场阵地战中把他们打得大败，杀伤甚众，并俘获了叛军首领，将其斩首。

此后不久，纯忠收到葡萄牙国王的一封来信，祝贺他皈依基督教，并立誓与他永结友好。一五六九年，他计划在他领地内一处当时名叫深江——意即「长湾」——的地方建造一座教堂，那地方就是如今所称的长崎。据说后面这个名字，原是这一地区最初的叫法，那时它属于一个日本贵族家族所有，尚未并入大村领地。不管怎样，长崎不久便兴起成为一座繁荣的城市：它的地理位置优于沿岸任何其他港口，吸引了一大批葡萄牙人前来，很快便成为一个商业繁盛的中心。与此同时，大村领主的信仰愈益坚定，对基督教教义也愈益精通；他相信，既然「人若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又进一步考虑到，一位领主之于他的臣民，应当如同一位父亲之于他的家庭，而那些在不信之中死去的人，他要为他们的救赎负责——于是他决定让他所有的臣民都成为基督徒，并召集他领地内的各主要家族，与他们一同受了洗礼。

到此为止，我们一直专门追述大村领主纯忠的命运，这不仅因为他是当时为数众多的皈依诸侯中最有意思、最开明的一位，也因为他是这个居留地的创建者，而这个居留地因其后来在世界各商业都会中所占的奇特地位而注定要名闻遐迩。要追随耶稣会神父们那些冗长的记述，去叙说基督教在它所传入的各个领地中的进展，去讲述丰后与平户两国领主之间的战争，去追踪有马王那曲折迂回的政策，或是详述五岛殿下那非同寻常的皈依，将是一件冗长乏味而又不大有益的事。更难——但同时也更有趣——的，是陪着那位献身的维莱拉神父深入内地传教，在他的引领下，在京都或九州，卷入当时朝廷所特有的那些无休无止的阴谋之中。维莱拉神父比他的前辈和同僚更有抱负，他致力于使国中最高的显贵皈依，并深深卷入当时正在使国家政体发生重大变革的种种政治纠葛之中，希望为他所宣扬的信仰赢得那些世俗上的好处，他正是倚仗着拥有这些好处，来求得信仰的最终胜利。

在离开日本之前，或许有必要把它历史上另外一些较为重要的插曲约略追述一番；但眼下，长崎及其领主的命运更直接地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五七九年，邻近几个领地里的基督徒遭到迫害——那些领地的统治者已开始疑心这一信仰具有侵略性质，因而对它怀着刻骨的敌意——这促使长崎的葡萄牙人为忠实的纯忠一旦去世时可能出现的任何变故预作准备，将城市加以设防。此事办成了，还修筑了炮台，主要是为了保护可能泊在港内的船只。大约此时，信奉基督教的五岛王去世，他的领地里随之发生了变乱，迫使他许多已皈依的臣民到长崎寻求庇护。约五年之后，已经皈依的丰后王、有马王和大村领主，决定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罗马，由四名最高门第的日本人组成，他们都是所代表的诸侯的亲属。这几位使者受到教皇陛下极为优渥的接待，他们向教皇呈上了所携带的书信；这些书信十之八九是神父们代他们写的，几乎不值得录入。丰后王书信的开头如下：「致理当受人崇拜、代天上之王居位的伟大而至圣的教皇。」大村领主的则是：「双手高举向天，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我敬拜代上帝居于地上的至圣教皇，并谦卑地向他呈上此信。」

教皇西斯笃五世亲切地答复了这些书信；日本使节在游历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之后，对他们在西方的经历极为满意，回到了本国。一五八七年，大村领主纯忠去世，一切以基督教事业为念的人无不深感悲痛。不过，他在临终之际，想到自己留下了一位堪当大任的继承人，也就得到了安慰——那便是他盼望已久的儿子，读者或许还记得，正是此子迟迟降生，才使他推迟了受洗。尽管年轻的领主心怀善意，他的臣民以及许多邻近最有势力的诸侯也热心奉教，厄运却自此开始降临到基督徒头上；那一连串最终把耶稣会士逐出日本、并扑灭了他们如此勤勉地传播的信仰的事件，其第一件就此发生了。不过，为了能领会这一时期基督徒的处境，有必要用几句话说明一下当时帝国事务是在怎样的条件下管理的。

要理解日本目前所行的统治制度，几乎无须把我们的考察追溯到那五位神人的时代——他们合计统治这个国家的命运达二百三十四万二千四百六十七年之久，他们的继承者也都或多或少是神话或传说中的人物。公元前六百六十年，那种神权政体开始存在，这种政体在改变了的条件下至今犹存，构成这个民族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特征。天皇在古时，除了拥有一种性质极为特殊的世袭宗教权威之外，在理论上还集于一身，对构成其帝国的众多封建诸侯享有绝对而无限的权力。然而，很难指望，他所担负的神圣职能带来的威望，以及他所行使的专制权力，本身就足以遏制那些封建首领的野心——这些首领比他们的同侪更富进取心，也不那么甘心屈服于宗教的专制，因而受到诱惑，彼此攻战，甚至与朝廷的军队相抗衡。这种局面在十二世纪中叶达到了顶点；情势已变得如此严重，以致人们发觉有必要把军队的全部统率权托付给一位大元帅，他取得了「将军」的称号。第一位将军是一个名叫源赖朝的年轻人，在日本史册上以一系列副皇帝的创始者而著称：这些副皇帝起初与天皇即宗教皇帝短时间分享世俗权力，最终则独揽了这一权力；而如今，他们又轮到被老中会议慢慢从这尘世的领域中排挤出去，老中会议实际上掌握着国家的命运。由于这两位皇帝有着各种各样的称呼，为避免混淆，不妨把它们一一列明。

宗教皇帝的正式称号是天皇，但也常被称为内里，意为朝廷或宫殿，是「内里样」即「宫殿之主」的简称。世俗皇帝在战时称为将军，即大元帅；在平时则称为大君，或称公方。以「皇帝」一词称呼这位显要，是日本人特别反对的，虽然他们并不否认，最高的世俗权力名义上属于他。

在早期神父们的时代，日本有一位将军，名叫织田信长，原是美浓与尾张之王，凭着他坚毅的魄力与胆略取得了世俗的尊位。大君的宝座名义上是世袭的，但其历代占有者的历史，讲述的却是那个常见的暴力、阴谋与流血的故事。

在维莱拉神父和范礼安神父的影响下，凶猛而傲慢的信长被引导着对西方的宗教即便不是全然青睐，至少也以宽容的眼光相待；在他统治期间，基督教达到了最为兴盛的状态。据若干年后在那里遭遇船难的唐·罗德里戈·德·比韦罗·伊·贝拉斯科记载，他在答复和尚们时，表现出一种在当时的文明国家中都罕见的、摆脱了宗教偏执的胸襟。「各宗派的和尚一致请求皇帝把我们的修士逐出日本，这位君主被他们的纠缠弄得不胜其烦，便问日本共有多少种不同的宗教。回答是：『三十五种。』他说：『好吧，既然三十五个宗派都能容得下，我们再容一个，凑成三十六个，也不难。让那些外国人安生吧。』」这位君主于一五八二年死于他手下的一名将领之手：此人统率着信长交给他指挥的一支军队，将这位君主围困在他的宫殿之中，最后纵火焚宫，把不幸的公方和他的长子一同埋葬在灰烬里。

他的死成了争夺空出的宝座的信号。经过五年的无政府状态——其中三年宝座由秀信占据——宝座被那位赫赫有名的羽柴，即太阁，夺取了。此人早年的营生是在林中砍柴，扛在肩上挑到城里去卖；但他起初以仆役的身份进入信长的府中，被那位目光敏锐的统帅发现具有非凡的才能，在其宠信之下迅速擢升为全军的统帅，最终又借口替恩主的孙子保住宝座，而取得了这一宝座。

太阁（这是他后来所用的名号，意为「至高无上的主君」）无疑是有史以来登上将军之位的人中最为非凡的一位。他野心无度，既有极富独创的构想，又有执行其大胆计划的魄力与手腕。他娶了天皇的女儿，借此与宗教的宝座结盟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天皇对尘世事务的漠然，并不延及他的家庭关系——太阁以铁腕统治着帝国。肯普弗这样记述当时帝国的状况以及这位将军给它带来的变化：「帝国诸侯的野心与骄横，一代一代地滋长到如此地步，以致宗教皇帝们最终几乎不可能约束和控制他们。四个时代以来，他们派遣朝廷的将军率领大军去讨伐诸侯，却都是徒劳。然而太阁在大约十年之内便完成了这项伟业，而且与其说是凭借武力，不如说是凭借他审慎的举措和高明的经营。」起初，他对传教士表示极大的敬重，对他们的宗教也表示尊重；然而，他在巡视其领地中西部、也是基督教最盛的那一部分时所作的观察，其结果促使他改变了看法，颁布了一道敕令，将所有传教士逐出帝国。这道命令遭到普遍的不满，有马王和大村领主也提出了抗议，这反而使皇帝越发恼怒，决定剥夺大村领主对长崎港的领有，将其收归己用。

于是城防工事被拆毁，一些教堂被夷平，城市本身则由大村领主出了一大笔赎金才赎回，他获准继续领有此城。与此同时，传教士们藏身于皈依者的宫邸和城邑之中，决意不经一番挣扎，绝不放弃这片他们的劳作已获得如此丰厚回报的园地。有一段时间，太阁似乎忙于他的种种计划，无暇去强制人们遵从一道或许只是在一时恼怒之下颁布的敕令。他后来事事顺遂，或许也使他变得和气了些。不管怎样，传教士们很快便从藏身之处出来，以加倍的精力重新开始他们的工作；而那几位曾往罗马的使节，在范礼安神父的带领下，携着教皇的书信回来了，这对他们来说正是一个最合时宜的转机。前往京都的旅程宛如一次凯旋之行；他们在京城受到的接待，堪称一场盛大的欢迎。据记载，他们觐见将军时，穿着意大利式的黑天鹅绒衣服，很快便使将军对他们讲述的奇遇发生了兴趣，赢得了君主的好感。此后不久，这四位日本贵族加入了耶稣会。与此同时，据那位耶稣会史家说，长崎奉行和他的同僚一心要使将军对基督徒产生恶感，而且居然得逞，使他再一次扬言要驱逐他们。他对范礼安神父从葡萄牙驻果阿总督那里带给他的书信所作的答复，既有趣味，又颇能见其为人。太阁先是颇为详尽地历数他的种种计划如何一贯顺利实现，日本帝国又如何因此而繁荣昌盛，接着说道：

「这个广大的君主国犹如一块不可撼动的磐石，敌人的一切努力都不能使它动摇。因此，我不仅在国内安享太平，甚至还有人从最遥远的国度前来，向我致以我所应得的敬意。眼下我正筹划征服中国；我毫不怀疑此事必能成功，所以我相信，我们不久便会彼此近得多，往来也会容易得多。至于宗教之事，日本是神的国度，也就是说，是那作为万物本原之神的国度。自开国以来便已确立的政治，其福祉取决于谨慎遵守它所赖以建立的那些法度，而这些法度的创立者正是诸神本身。我们一旦背离这些法度，便会看到君臣之间的分际消失，妻之于夫、子之于父母、家臣之于主君、仆之于主人的那种尊卑之序也随之消失。一言以蔽之，这些法度是维持内部秩序与外部安宁所必需的。那些称为『耶稣会』的神父来到这些岛上，教授另一种宗教；但神道既已根深蒂固，不可废除，这一新法便只能在日本造成一种宗教上的分歧，有害于国家的福祉。正因为如此，我以敕令禁止这些外国学者继续宣讲他们的教义。我甚至已命令他们离开日本，并决意不再允许任何人到这里来散布新的见解。然而，我希望我们之间的通商关系仍保持原有的基础。葡萄牙人将被允许与我的臣民自由往来，我也决不许任何人伤害他们。」

太阁在上面这封信中如此轻描淡写地提到的征服中国的计划，他确曾着手实行：他整备了四支军队，其中三支派往朝鲜；这几支军队在那里打了两场胜仗，攻占了都城，把国王赶下王位，逐入中国——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并使远近各地惊恐万状。然而，中国很快便派了一支军队到朝鲜，经过几场血战之后，双方议定结束战争，朝鲜派遣使节来与太阁议和，太阁最后同意了以下条件：第一，朝鲜所辖八道之中，五道应归日本所有；第二，中国皇帝应将一位公主嫁给日本皇帝；第三，中日之间中断已久的贸易应予恢复；第四，中国皇帝应每年向日本朝廷纳贡，以承认日本君主的优越地位。

据肯普弗说，大约三年之后，即一五九六年前后，皇帝终于从大村领主手中夺去了长崎，将其作为直辖城市并入自己的领地。对于他此举的动机，耶稣会神父们出奇地缄默不言，但那位荷兰史家说，这是由于一名教士在街上遇见一位重臣时举止无礼而引起的。无论直接的原因是什么，毫无疑问，葡萄牙人在长崎的地位已日益巩固，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帝国的完整；而那些不时从菲律宾派来、为维持西班牙政府与日本皇帝之间关系的各色使者，也不失时机地向这位大人物指出了这一事实。的确，西班牙人为了排挤其对手而施展的种种阴谋，是那些老耶稣会编年史家笔下一个取之不尽而颇为乏味的题目。

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的竞争，是宗教上的，而不是商业上的；直到一六〇〇年荷兰人来到日本，才给那个帝国的对外关系带来了一个新的因素。与此同时，朝鲜的战事又重新开始，最终以日本军队撤出该国告终；而令人生畏的太阁之死，也消除了天朝皇帝陛下心头的一切进一步的忧惧。

其继任者大御所即位之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彼此之间的阴谋都加倍了，而他们联手对付荷兰人的诡计也加倍了。然而，他们对这位开明而宽宏的君主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他否认任何势力有权规定他对来访其领地的外国人应采取何种政策，坚持说他所关心的只是国家的安宁和人民的福祉；只要外国人服从法律，以公平正直的交易为他的臣民带来便利与享受，他们属于哪一国，名义上隶属于西方哪一国君主，于他都无关紧要。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最后一次就此事联名上书时，大御所似乎已完全失去了耐心，把这些抗议者羞辱地逐出了他的面前，并激烈地宣称，只要来者遵守他所定下的原则行事，即便「地狱里的魔鬼来到他的国土，也要当作天上的天使来款待」。

对英国人来说，与这位君主相关的往事格外有趣；因为我们的同胞威廉·亚当斯——他曾为第一艘到日本的荷兰船领航，也是到达那个帝国的第一个英国人——大大博得了大御所的青睐，以致大御所坚持要他正式为自己效力。威廉·亚当斯曾虔诚地这样提及此事：「如今为了我已做和天天在做的差事，我受雇为皇帝效力，他赐给我一份产业，好比英国的一处领地，有八九十个农夫，就像是我的奴仆或佣人一般；这样的先例，或类似的先例，以前在这里从未给过任何外国人。上帝就这样在我受尽大苦之后眷顾了我，愿一切尊贵与赞美、权能与荣耀，从今直到永远，世世无尽，都只归于他。」

诚实的亚当斯证明了他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尽管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都对他和他的国家肆意中伤，异口同声地冲着这个闯入者叫嚷，他在朝中的影响与分量却与日俱增——「我从前的仇敌对此大为惊异，此时竟不得不求我帮他们一个忙；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我都这样做了，以德报怨。」

几年之后，即一六一三年，萨里斯船长指挥「丁香号」抵达日本，携带詹姆斯一世国王致日本皇帝的一封书信，并借亚当斯之力，与大御所谈成了一项极为有利的条约。我们因此在平户建立了一座商馆。然而，它只存在了十年：荷兰人的刻骨敌意，以及据说他们为阻挠我们的贸易而不择手段，再加上我们的产品缺乏足够的需求，而我们对这个已与之建立关系的国家的资源又一无所知，终于使这项事业在耗费了约四万英镑之后被放弃了。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都在做着获利丰厚的生意；尤其是前者，从日本输出金银，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以致肯普弗评论说：「人们相信，葡萄牙人倘若再按照他们曾有一段时间所享有的那种条件，把对日贸易做上二十年，那么从这个俄斐之地运往澳门的财富将多得惊人，那座城里金银之充盈泛滥，将一如圣经所载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他们本国的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后来著文时，对此大发怨言。他说〔注二〕：「我估算每年输出的黄金为十五万枚小判，那么十年之间，这个帝国便被抽走了一百五十万枚小判，约合二百五十万英镑。除了药材之外，从外国运来的一切东西我们都可以不要。那些布匹以及其他外国货物，对我们并无实在的益处。大御所在位期间及其以后从矿山采出的一切金、银、铜都已流失了，而更可惜的是，换来的都是些我们尽可以不要的东西。」

（原注：见将军纲吉之首席大臣于一七〇八年所撰的一篇论著，蒂进《日本图说》曾加引录。）

然而，我们并没有理由认为，皇帝决定把葡萄牙人逐出他的领地、只在最屈辱的限制之下容留荷兰人时，他的政策中掺入了政治经济学上的考虑。

关于历代日本君主在对待外国人一事上所表现的宽厚容忍的性情，我们已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断定：倘若外国人只从事商业活动，日本人在早期与外人交往中所特有的那种慷慨好客，至今仍会给予他们。

至于导致葡萄牙人被逐、基督徒被灭的直接原因，这里几乎无须加以讨论。这是耶稣会神父与早期荷兰编年史家之间激烈互相指责的一个题目。据肯普弗说，荷兰人截获了一些书信，揭露了日本基督徒与葡萄牙人联手图谋皇帝性命与宝座的一桩阴谋。据沙勒瓦神父说，这些书信是荷兰人伪造的，目的是为他们捏造出来诬蔑其对手的恶毒诽谤涂上一层可信的色彩。不管怎样，这两个开明的西方强国合力做成了这样一件事：使基督之名遭人憎恨与鄙视，并使一个富饶多产、居住着世上最和蔼、最文明的民族之一的国家，被严严实实地封闭了两个世纪。荷兰人战胜其竞争者这一可悲的胜利，其结果便是以下这道告示：「日本的任何船只，无论大小，以及任何日本人，均不得擅自出国；违者处死，其船只连同船上人员与货物，一律扣押，听候后命。一切从国外归来的日本人，一律处死。凡告发一名教士者，赏银四百至五百枚（约合同数的英镑），告发每一名基督徒者，按比例给赏。凡传播基督徒之教义、或背负此可耻之名者，一律监禁于牢屋，即城中的公共监狱。葡萄牙人全族，连同其母亲、乳母以及一切属于他们的人，一律放逐至澳门。凡擅自从国外带来书信、或遭放逐后擅自归来者，处死，并连坐全家；凡擅自为之求情者，处死。」

随后便是那一连串骇人的迫害，其恐怖与折磨手段之刁巧，并不亚于早期基督徒所遭受的；而在推行其对付基督徒的无情政策时，日本人总能在荷兰人身上找到乐意效劳的帮手。这些死缠不休的商人，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讨好这些岛民。他们每年都带来艺术与自然界中最精美的物品作为礼物，行事为人不像自由的市民，倒像甘心情愿的奴仆。当他们奉命拆毁自己的货栈和商馆——因为这些房屋所用的凿石比本国建筑的更为精细，又刻着基督纪元的年份——他们照办了，而且看上去心满意足；最后，他们更把顺从推到了极点：应日本政府之命，炮轰了困守在岛原城墙之内的三万七千名基督徒。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即一六三六年，出岛建立起来了。从那时起，荷兰人便被禁锢在它那狭小的范围之内，并始终如一地奉行那在如此悲惨的情形下开创的政策。在这最近的两百年里，他们连一桩获利丰厚的贸易所带来的利润都没有，可以用来安慰他们所受的屈辱；相反，他们所受的侮辱越多，这贸易便越是稳步地萎缩下去，以致在最近几年里，他们只得把不得已之事说成美德，自称热切希望协助促进日本人与其他各国之间的交往。他们的垄断已经不复存在。在即将展开的这场竞逐之中，他们那艘船身肥胖的老船将落到地平线之后，十年之后，荷兰与日本的贸易将成为历史陈迹。

二十三长崎风物与驶抵下田

目不暇给——荷兰与俄国的货栈——兑换银钱——诱人的买卖——副奉行来访——一处马场——四周的乡野——游一处茶园——宴饮与音乐——肥前的物产——煤矿——萨摩藩主——长崎的日本各色人等——武备的编制——一场大风——火山喷发——来世受罚之所——风雨之夜——抵达下田——险恶的港口。

我想把我们对日本的最初印象传达给读者，却发觉很难不把画面涂抹得过于浓艳。它与中国的对照是那样鲜明，高度文明的种种迹象是那样出人意料，我们此番访问的情形又处处是那样新奇有趣，以至于我们竟一任自己沉浸在由此而生的兴奋与热情之中。回想那个可爱的国度，没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来给我们的记忆蒙上阴影。每一天都给我们新的证据，证明我们身处其间的这个民族性情和蔼、气度慷慨；每一刻都向我们提供某件值得留意的新事。我们的观察力始终绷得紧紧的，可人总觉得它负担过重了：时间太短，景象与印象一个挤着一个，来得那样急促、那样纷繁，竟令人苦恼。那就好比被迫一顿吃下一整块鹅肝酱饼：这道菜太过肥腻，松露又放得太多，心智实在消化不了。当时自是美味；只是到了事后，你想把种种事实理出头绪、把种种经历描述出来的时候，这类感受过饱所带来的不便，才叫人觉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出岛商馆上岸，只见那里挤满了英国买主，荷兰货栈和俄国货栈都是如此；漆器瓷器、铜器以及精巧的篮编，陈列得琳琅满目，十分诱人。所见一切之美丽与雅致，令我们又喜又惊；直到后来在江户「逛过铺子」，我们才对长崎的手艺有了恰如其分的估价，才懂得那些专为欧洲市场制造、在此陈列的物件，与那些为日本人自己制作的物件，其间有何等差别。大体而言，长崎漆器属于极其低劣的一类：式样与花纹几乎全是荷兰人出的主意，而那些大量地、华丽地镶嵌其上的螺钿，纯然是西方的发明。蛋壳瓷也是为欧洲市场制造的：这是一种精致到极点的器物，主要出产于肥前与萨摩两国，日本人自己并不使用。最薄的一种，我们在江户竟买不到。

在铜器方面，日本人远胜中国人，无论设计还是做工都高明得不可同日而语。在长崎，两个半世纪以来与欧洲人交往的结果是十分明显的：这里可以见到本地制造的上好望远镜、钟表、放大镜以及各式各样的玻璃器皿，此外还有许多仿制的欧洲货品。俄国货栈设在本土之上，造得像东方的一座商队客栈：那是一片铺了石板的方场，四周环绕着小木屋与游廊，里面堆满待售的货物。入口的门道上有若干官吏，如今已不大理会来客；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总在忙着互相行卑躬屈膝的礼，并从构造奇特的壶里斟出滚烫的茶来喝。方场中最主要的一座房屋，专门用来把外国银钱兑换成日本的纸币。

楼上有一间屋子，上楼的扶梯干净得一尘不染，最上一级摆着一排日本拖鞋；屋里有三四位神情庄重、佩着两把刀的官员，围坐在一张桌旁，桌上放着两只箱子，一只装满金属钱币，另一只装满纸币。要想劝一个日本店主收下外国钱币，无论那钱币多大、多么诱人，都是白费力气。官府禁止他从外国人那里收受任何东西，只许收那种盖有官府印记的长方形小纸片；于是每一个外国人都不得不到这间小屋里来，换取可以流通的钱币。外国人与商贩之间通用的钱名是两、钱、分、厘，名称与中国相同，所代表的价值却大不一样，因为日本的纸币是由库府按每一元折合四两七钱的比率，用以兑换西班牙和墨西哥银元的。

这时，那张小桌四周挤满了海军军官，盎格鲁撒克逊人照例显出种种不耐烦的样子；可日本人既不会「数错」，也不会「失态」。他们保持着德意志赌场里庄家那种和颜悦色、不动声色的神气。他们从不出错，也从不停止温和的微笑；我们若是性急，最好还是拿定主意，在俯临运河的窗边一条长凳上静静坐着，等轮到自己。我们可以看那些满载重货的小船在河上往来，观察那些阳台悬在水面上的人家如何过日子；或者也可以把目光收回屋内，惊叹脚下那张衬垫草席何等异乎寻常地洁净，惊叹兑换人何等耐心无穷，并就英国人与日本人在文明与民族性格上的差异发一番感慨，试试巴克尔先生的理论能否解释这些差异；再不然，我们可以从对面的窗户望出去，看院子里一桩规模不小、获利颇丰的买卖——做这买卖的，是官府特许同欧洲人交易的日本人。他们正在同英语奋力搏斗；论价钱，他们毫不通融，是压不下来的；他们对待那些外国小绅士的态度，几乎同样殷勤缠磨、巧言令色，仿佛这是一场慈善义卖会，而他们是设摊的英国小姐。还有一些好管闲事的脚夫随时准备替人搬运所买的东西；可他们的效劳却遭到那些自立自强的见习军官拒绝，这些年轻人宁愿自己扛着漆器踉踉跄跄地走开。与此同时，入口的门道上，恭敬的寒暄与滚茶的啜饮，始终不曾停歇。

但我们不可在此逗留太久，因为副奉行要到船上来用午餐，是时候回船去迎接他了。他坐在一艘气派的官船船头来到，四周簇拥着许多随从，船尾飘着许多黑白两色的旗子。他是个其貌不扬、一副平民相的人，满面笑容，两条腿极短。腿上套着宽松的裤子，与灯笼裤不无相似，是锦缎绣花的，花样之艳丽，若是拿来做窗帘，人家都会嫌它太过花哨。他一再地、飞快地鞠躬，他那两把刀，像一条双叉的尾巴似的，也随之翘起来应和。他膝下的小腿裹着整齐的绑腿，穿着袜子的脚套在草鞋里。胸前是层层叠叠的细棉布，那便是他的衬衣；外面罩一件薄纱短褂，便是全身的装束。已经为他和他的几名随从备好了午餐，他很快便在额尔金勋爵的右首落座，喝着香槟，使用刀叉的样子，仿佛他平日就住在伦敦。在场的其他日本人似乎也同样习惯西方的礼俗。副奉行是代奉行而来的，一来表示歉意，说奉行因病不能与额尔金勋爵相见；二来请求把那艘游艇——他听说那是带来献给大君的礼物——就在长崎交给日本奉行。额尔金勋爵前往江户的理由，主要就靠着必须把游艇亲手交给大君本人（如果办得到的话）这一层，所以他向奉行保证，除了在京城之外，他无权把游艇交出。副奉行发觉任何理由都无法使额尔金勋爵改变这个主意，只好把此事作为无望之举放下，接着又颇有见识地谈论了新近与中国所订的条约以及其他有趣的话题，然后告辞。

额尔金勋爵还没怎么看过这座城市，我便陪他上岸，再作一番探游。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一大片围起来的场地，进去一看，有十五到二十个人骑在马上，在一块相当大的场子里奔驰腾跃，那地方显然是用作马场的。据我们所知，这是长崎「少年豪客」们每天下午的常事消遣。他们都是有财产、有门第的人，是这片土地上的王公贵人，而这里便是他们的罗顿道。他们骑的是性子烈的小马，平均约有十四掌高，他们喜欢纵马狂奔，然后猛地勒住，一如阿拉伯人所好的骑法。马鞍的构造原理与中国的相同，只是衬垫少些。马镫皮带很短，马镫像一只只漆制的大拖鞋。马嚼子很有力，缰绳是细布做的，却也结实。骑手的装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帽子：那帽子像盾牌一样，几乎完全是平的，用漆制成，靠着种种绑带系在头上。两根带子在脑后交叉，两根在鼻下交叉，还有两根在下巴底下交叉。系上一顶日本帽子，就同穿上一双冰鞋一样麻烦；系好之后，整张脸看上去都被带子缠满了，仿佛脸上出了什么严重的毛病。然而那番绑扎之有效，那片平顶——或者不如说那片「瓦」——在他们头上固定得何等牢靠，却着实令人惊奇。

我们一露面，便有两三个相貌英俊的青年在我们近旁勒住马，跳下来，极其和善地把马硬让给我们骑。我骑上其中一匹爱尥蹶子的，跑了一小段，很不舒服，不久便乐得把它交还给它那笑眯眯的主人。这些青年的举止既有绅士风度、又毫不拘束，显然想对我们尽其所能地表示礼遇，这令我们深为感动。

离开长崎之前，我们想把游踪推展到街市的近处以外。这座城市本身，犹如一个拜倒在情人脚下的恋人，偎依在形态绝美、林木葱茏的山脚之下，仿佛不敢以它粗俗的手去亵渎那些可爱的山坡——那些山坡是献给佛陀与爱神的，因为山坡上点缀着最迷人的去处，每一处都坐落着一座寺庙或一座茶屋。

在日本，宗教并不像在某些国家那样用来遮掩不道德之事，反倒是给它撑腰张目，所以实际上，在这里寺庙与茶屋之间并无多大区别。二者都坐落在布置得极美的园林之中——在园林造景一道上，日本人胜过世界上其他一切民族。二者都是人们躲避城中喧嚣扰攘的宜人去处。最可人的亭榭、最精美的菜肴、最柔和的音乐，在这里和在那里同样都备有。

据估计，长崎四周的山上共有大小寺庙六十二座、茶屋七百五十家，全都为寻求休憩的日本人提供美味的茶和开阔的全景。单为饱览后者，也值得攀上其中几处。古老的、长满青苔的石阶沿着陡峭的山坡上升，你穿过古色古香的门道，再登上更加厚重的阶级，便来到一座仙境般的木构建筑，它栖踞在一处突出的崖角上，背后是层层台地的园圃和清凉幽暗的树丛，一直通到石窟，那里有晶莹的泉水从山腰涌出。这建筑似乎正是着眼于它所俯瞰的景致而营造的。那些空敞的、铺着柔软草席的房间四周环绕着深深的游廊，从每一个角落望出去，都有一幅新的美景映入眼帘。我们身后是林木幽深的山谷，还有更多的寺庙和茶屋。脚下，城市如一幅地图般展开，我们可以察看各户人家的后院，此刻全家人都在那里忙着家中的沐浴。看爸爸、妈妈和所有的孩子那样和和睦睦地在后园里泼水嬉戏，真是赏心乐事。城市之外是更多层层台地的山岭，还有那美丽而曲折的港湾，隐没于深深的溪汊与海湾之中，看上去俨然是一片平静的湖泊，因为哪里也望不见大海。

这时，先前点好的晚餐已经送到了。菜肴盛在漆碗里，摆在地板上，占去了房间的大半。那是由一队衣着整洁的少女迅速而灵巧地摆好的，她们此刻围坐在菜肴四周，请我们动筷。我们早已脱了鞋，这时便在地板上围成一圈蹲坐下来，带着好奇——其中也不无惊惧——注视着面前的这番陈设。有切得薄薄的生鱼片和盐渍姜；有堆成一堆的对虾，配着一种味道和样子都极像太妃糖的东西；有腌蛋和石蛭，还有些不知属于何种动物的软骨，要蘸酱油吃；还有山药和梨，以及各种水果蔬菜，其中有些烹制得倒也可口；但这番尝试毕竟冒险，看到一碗米饭，作为一道稳妥的主菜，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那些侍奉的仙子们似乎专爱把最难吃的东西硬塞给我们，看样子是为了看我们龇牙咧嘴的怪相取乐。不久，又有一队少女拿着琵琶和手鼓，轻盈地走了进来；可她们从乐器上引出的声音，在我们这些非日本人的耳朵听来，实在是最不和谐的，所以我们乐得躲到阳台上去；再一次饱览那渐渐暗淡的景色之后，我们便从这高处下来，回到街上。此时街上正迅速归于傍晚早早降临的那种宁静，可见长崎的好百姓不容许生意或是玩乐偷走他们夜间最好的时光。

我们在长崎的逗留如此短暂，本当引以为憾，幸而有江户在前头等着。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们几乎不曾料到，眼前渐次展开的竟是这样一份辉煌的日程。水师提督乘「加尔各答号」到来，把我们对此事的一切疑虑最终消除了。他原先的打算是亲自把游艇交出。然而此时这已不可能，因为广州的局势远不能令人满意，急需他坐镇。既然如此，便商定由额尔金勋爵带着游艇前往江户，因为显然应当不失时机地去执行这项使命。所以，那些近来已准许欧洲人在长崎附近乡间进行的游历，我们一次也无法尝试。据我所知，邻近的肥前与筑前两地的藩主，都对欧洲人抱着好感。肥前确实是帝国中物产最丰饶的地方之一，据西博尔德说，它每年给藩主带来的岁入达八十六万英镑。除了稻米和各种树胶之外，那里还出产茶、烟草与棉花、木蜡、铁、硫磺、朱砂和大理石。

内地有个叫作福本的地方，那里有一座煤矿，荷兰使团中有几个人曾下到井里去过。据他们描述，那矿开采得法、经营得当，所出的是烟煤，炼成焦炭后使用。

老肯普弗为了说明这个国家的火山性质，讲过一个故事：该国有一座煤矿，因矿工不慎而着了火，从此一直烧到如今。这里还出产一种极好的瓷土；欧洲人对蛋壳瓷需求甚殷，售出的数量极大，主要便由肥前与萨摩两国供应。据我们在长崎从荷兰人那里打听到的，前一国的藩主是个见解颇为开明的人；不过他似乎并未能彻底摆脱旧日的成见。就在我们到访前不久，便有一事可以为证：他亲自从欧洲订购了一台蒸汽机，用来抽出他一座煤矿里的积水，却又拒绝让荷兰人进入他的领地去安装。说到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应当作为最有趣的特色记上一笔：据说帝国之内最美的女子，就出在这里。

然而萨摩藩主才是长崎荷兰居民心目中的大英雄，因为他曾几次邀请他们前去拜访。这位藩主在我们到访之后已经去世，据说他是那些独立诸侯中最开明的一位，也是最有权势的几位之一。他与已故的大君结成紧密的同盟——大君娶了他的女儿——因此在江户有极大的势力，在那里拥有的府邸不下九处。他的家族是这样的几家之一：当世俗君位的直系后嗣断绝时，便从这几家中选立推定的继承人。他们这一大宗的先祖中，有一位便是琉球群岛的征服者。萨摩一国蕴藏着大量硫磺，这或许能成为我们对日贸易中的一项货品。它的南端有一座岛，叫作硫黄岛，据说终年不停地燃烧。岛上的矿每年给萨摩藩主带来二百箱银子的岁入。长崎的一位荷兰绅士卡滕代克上尉告诉我，这位藩主已经架设了一条电报线，在他的宫邸与他的首府鹿儿岛之间运行无误，两地相距约三英里。他还拥有规模很大的玻璃工场与铸炮厂，雇用工匠八百人。

当时，日本人正在卡滕代克上尉的指导下，于港内兴办几项规模浩大的公共工程。这些工程主要是一座机器厂和一座铸造厂，附带建造与修理轮船所需的一切设施，是大君新近决定在长崎设立的。在我们到达之前的六个月里，荷兰工程师们一直在搜集机器，已有大批运到。

选来兴建这些厂房的地点，是一处美丽的山谷，它缓缓倾斜而下，直抵港湾的左岸为止——这是从海上驶入时说的——与长崎隔水相对。我们看见每天都有一船荷兰工匠和工程师渡过去，可惜没有工夫亲自去察看他们的进展。据估算，这些工程还须两年才能投入运转。紧靠前方，作为这处厂所的一部分，正在修建一座长达数百英尺的栈桥，向外伸出的距离足以保证低潮时水深二十英尺。修建这座栈桥时，日本工匠在荷兰人的指导下，经常使用潜水钟和内史密斯汽锤。

日本人获准以学徒身份进入这些工场，以便在工程与机械方面精益求精；而在求知一事上，他们求取的欲望是那样强烈，竟有好几位藩主向大君请求准许自己入厂受教，并且得到了恩准；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厂里忙碌，或在车床旁，或在台钳边，或在锻炉前，视需要而定；另有一些人则可在绘图室里找到，正在为各个部门绘制所需的图样。此外，那里还办了一所海军学校，已有好几年了。据我们收到的长崎来信——日期是今年四月——我们得知江户已颁下一道谕令，命将海军学校从长崎迁往京城，因为政府认为他们的军官在航海一道上已经相当精通，无须在这方面再受教导了。这个结论之得出，似乎是因为他们的螺旋桨轮船「江户号」新近在没有任何外国人随行的情况下，用九天时间从长崎顺利驶抵江户。不过，上面提到的工程学校仍将继续开办，还有一所医学与外科学校也是如此，那所学校已经开办了一段时间，就学的人很多。

倘若日本与任何外国发生战争，长崎及邻近海岸的防御，便要仰赖肥前与筑前两位藩主所征集的兵员。全国每一位独立诸侯，都有义务提供一定额数的兵员，协助幕府的军队。男子中被认为可供此用的人口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日本的常备军大概可以跻身于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之列，尽管它全然缺乏那种能使它令文明民族畏惧的训练，或是关于兵法的科学知识。

在这个国家，军人这一行是极受尊崇的。他们属于社会的第四等级，称作侍，以服兵役为条件，名义上从他们的封建上司那里领有土地。幕府的军队，有别于封建诸侯的军队，据估计有步兵十万、骑兵二万。不过，我这一说所本的来源是否可靠，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八月六日下午三点钟，我们起锚，驶出长崎港，「报复号」、游艇和炮艇「李号」同行。正当我们起航之际，一阵齐鸣的炮声报告有一艘外国船进入视野；我们驶过伊王岛之后，便望见一艘荷兰大船正从南面奋力逆风抢驶而来。我们万万没有料到，就在那一刻，一场风暴正在酝酿，几个小时之后，它便要把那艘好船的龙骨抛散在我们下风处的礁石上，也要把我们赶到荒凉的奇恰科夫岬下去避风。我们只张着轻帆缓缓而行，好在天亮时穿过范迪门海峡；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两座火山锥峰之间，两峰彼此看来一模一样，高约二千五百英尺，相距约二十英里。这时风势转紧，成了大风；这片少为人知的海面上，四面八方星罗棋布着礁石和岛屿；天色越来越阴沉，显然我们必须找一处友善的港湾，躲过这场大风的肆虐。

我们在奇恰科夫岬陡峭的悬崖下摸索前进，徒然地测着水深，船头探进离碎浪近得令人不安的地方，那真是焦虑的时刻。越过这风涛拍打的海岬，就不必指望找到避风之所了。我们唯一的机会，便是沿着那深邃的、从未测量过的鹿儿岛湾向里推进，直到找到安全的锚地为止。幸而无须走得很远——海岸上有一处小小的凹入，沙滩上有几间渔家茅舍，还有一两条船拖在滩上，看来有望下锚；果然，我们在离岸约一英里处找到了锚地。这是一段铁壁般的海岸，陡峭的草山尽处是岩石的峭壁，海浪在峭壁脚下猛烈地拍碎。不过，只要风向不变，我们在这里便是安全的；于是，「报复号」和游艇不久也在离我们一链之内泊定。至于「李号」，我们从前一天傍晚起便再没见过，对她的命运颇为担忧。我们几乎有些遗憾，命运没有把我们一直赶进湾里，到萨摩的首府鹿儿岛去；那样的话，我们便有机会造访藩主的宅邸，察看他所引进的那些外国技艺和发明的进展——它们已经大大促进了他这一国首府的繁荣。

日本海岸的这一整段都显然是火山地带：远处内陆可以望见尖峰的山岳，海上则有尖峰的岛屿，显出它们由火中生成的来历。单是九州一岛——我们此时就泊在它的最南端——便有活火山不下五座；其中一座在萨摩，但最有名的是肥前的温泉岳，即「温泉高山」。《中国丛报》载有它一次喷发的记述。一七九八年，山顶整个陷落下去；由此形成的深坑里，处处涌出滚沸的水流，蒸汽升腾，犹如浓烟。据记载，它在某一次喷发中毁灭了多难的岛原城，据说死者达八万五千人。老神父弗洛伊斯在一五八六年写道，美浓国有一座坚固的城堡，建在一座山的山顶上，在几次剧烈的震动之后，突然陷落，消失不见——「大地裂开，连一点足迹也不曾留下，城堡地基原来所在之处，很快便被一片湖水填满。另一桩同类的灾变发生在特克耶国。帝国上下各处都可见到许许多多的裂缝和豁口，其中有些又宽又深，向里面放炮，竟听不见炮弹落到底的声音；从里面冒出那样的浓烟和恶臭，人们都不敢从那条路上走。」肯普弗描述过平户附近的一座小岛，它已经燃烧、震颤了好几个世纪；而全国各地都有许多温泉和硫磺泉汩汩涌出，人们认为它们有疗病之效，前往的人络绎不绝。

在这样一个遍地是火焰与硫磺的国度里，居民们会对地狱诸境作一番博学的推想，时而挑中某一口沸腾的泉井或某一座喷火的山，作为下到阴间的入口，这是不足为奇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惩罚的各个部门都定下来了。有一口泉，上面覆着一层奶油似的白沫，生前掺假的糕饼师傅与糖果匠便被发落到那里去；而欺诈的酿酒人，则在一口泉里过着悲惨的日子，那泉水之浓稠浑浊，恰如他们卖给主顾的啤酒或清酒。

在风雨交加的夜里，泊在这样一段「阴森诡异」的海岸之外，就好比被罚睡在一间闹鬼的屋子里。我们被种种模糊的、想象出来的恐惧所攫住，不知道在某一次天地的震荡之中，海水会不会突然退去，像当年对待俄国巡洋舰「狄安娜号」那样，把我们搁在海底。

我们在这凄凉的地方停泊了约三十六个小时，其间大风刮得那样猛烈，根本无法尝试登岸。然而，七日午夜前后，风向突然转了。奥斯本舰长料到会有骤变，早已把锚链收短，所以几分钟之内我们便起航了，迎面是令人睁不开眼的狂风和海浪，每一次起伏，船头都没入水中。奇恰科夫岬外那些巨大的尖礁，在浓重的黑暗中隐隐显出，黑黢黢的，森然可怖；我们挣扎着驶过这个岬角时，能听见浪涛轰鸣着撞在礁石上——「报复号」拖着游艇，奋勇地尽着她的职分，她的灯光像鬼火一般，在紧靠我们船尾侧的浪头上跳动。直到一个星期之后在江户与「李号」相遇，我们才知道她差一点就把骨骸留在那片不近人情的海岸上任其变白了。她被钉死在下风岸边达数小时之久，她那英勇的舰长格雷厄姆上校都已对她不抱希望；全凭他的本领与航海术，加上当时作为客人在船上的科林·坎贝尔上校的得力相助，才使她脱出了险境。

此后三天，风虽刮得很猛，风向却是顺的，我们前进得很快。十日早晨，我们在遥远的天边望见了富士山高耸的山锥；这座山，我此前连它的存在都不知道，而它是何等有名，我们那时也还不曾想到。在那样远的距离之外，它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景物。它凌驾于一切较矮的山岭之上，把它带着雪痕的峰顶高高擎起，海拔达一万二千英尺；它的形状和轮廓，很像埃特纳火山。据日本人的记载，它已经一个多世纪没有活动了。我们改变航向，朝着这座与江户这样的大城十分相称的地标驶去；不久便在右舷正横方向望见了「碎岛」，其近旁是大岛的活火山，山顶上停着一团烟，仿佛有一颗炮弹在山巅炸开了似的。

我们眼下的目的地是下田，但在那段港湾交错的海岸上，要找到它狭窄的入口，颇不容易。驶近海岸时，我们看见许多船只在港湾里钻进钻出，绕着陡峭的青绿岬角、在多岩的小岛背后玩着「捉迷藏」；最后，下田那看来十分安稳的港湾终于在我们面前敞开了，我们滑进它平静的水面，两岸林木繁茂，枝叶灿烂夺目。一处处幽深的小湾，邀请那些饱经风浪颠簸的渔人来此享受平静与安全；湾口有礁石守护，岸边的草木一直垂拂到水际，水本身则清澈如水晶，游鱼闪烁，生机盎然。对于这些诱人的隐僻去处，我们只能神往地望上几眼——它们太小了，除了渔船之外什么也容不下——便缓缓驶进那宁静的港内。港中央耸出两块大礁石，风景如画，却极不方便。其中一块叫作中岛，石中穿着一个洞窟，顶上长满树木。它四周水都很深，只要不刮东南风，水面便十分平静。

在不加提防的来客看来，这港湾被围得那样严实，似乎安全到了极点；港湾之上，群山乱叠，环抱着那座小镇，并孕育出一条河流，那河懒洋洋地蜿蜒流过一道宛如仙境的山谷，注入大海。铁锚沉沉地一声扎进离岸仅数码、又深又蓝的水中，我们的血脉里随之涌起一阵新的激动；我们如痴如醉地凝望着四周的美景，准备去探寻它那不为人知的种种魅力。

二十四下田寺社与北上江户

美国领事的寓所——一处隐庐——拜访美国领事——他新近在江户的成功——下田的货栈——难以取舍的苦恼——日本的一处墓地——佛寺——神道教——家中所供之神——一座日本神社——神道的教义——神学上的玄想——神道的价值——奉行来访——一种代价高昂的礼数——下田的大致面貌——溯江户湾而上——日本的农舍——神奈川——驶近江户。

在下田湾的湾头，离镇子约一英里的地方，有一片宜人的树林。它那幽秘的浓荫，想必是奉献给宗教之用的，在其庄严的深处藏着某座如画的古庙；不知多少年来，一代代干瘪的僧人在庙里执行着他们神圣的职分。那是一处极能令人联想到安息与宗教隐修的地方；因此，当我们举起望远镜对准它，竟分辨出在一棵菩提圣树的枝叶之间，飘动着那人所熟知的红、白、蓝三色组合——我们大西洋彼岸的表亲们的国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事情正是如此：星条旗骄傲地飘扬在原本由某位佛陀新近化身所居的屋宇之上；美国领事哈里斯先生，竟把那位神明的神龛改成了一张四柱大床。这一切，都是哈里斯先生的秘书许斯肯先生告诉我们的；我们还没来得及登岸，他便已登船来访，代美国领事向额尔金勋爵表示愿效微劳。

我陪额尔金勋爵上岸去拜访哈里斯先生。他的寓所从船上望去的那副外观，待走近细看，并没有辜负它那浪漫的格调。倘若有人想要彻底远离这纷扰尘世的忧虑与烦恼，便很难设想还有什么隐居之所比这里更为合宜。然而，如果那种完全的、彻底的隐遁是出于不得已而非出于自愿，那么，觉得自己被囚禁在一个极适合隐士的角落里，也就算不得什么安慰了。旅人在漫游途中，常会被这熙攘世界里某个幽静角落的魅力所打动。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对一个隐士来说是何等可爱的去处！」——第二个念头则是：「我该多么可怜那个可怜的家伙！」话虽如此，对于齐默尔曼的门徒，或是处在彼特拉克那般境地的恋人来说，日本所能提供的吸引力，大概比地球上任何别的国家都大；可无论哈里斯先生还是许斯肯先生，似乎都不怎么领略得到这些吸引力。一间藏书丰富的书房，几间布置舒适的屋子，给这寓所添了几分宜人的文明气息；然而，近乎完全的孤独，被放逐于同类的交往之外，达两年之久，这又有什么能够补偿呢？除了难得有外国船只来访下田的时候，这两位先生再没见过一个可以与之交流思想的人。他们已有十八个月没有收到过一封信或一份报纸，两年没有尝过羊肉——羊在日本是一种无人知晓的动物。然而这番流放，并没有使他们对流放之地心生厌恶。哈里斯先生谈起日本民族来，其赞美之辞甚至比荷兰人一致使用的还要热烈。他住在他们中间，处境迫使他同他们结成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是他唯一的伴侣——这只是使他对他们和蔼的品质与可爱的天性评价更高了。他给我们讲了许多轶事来说明这一点，尤其讲到他有一次患了重病，大君和大君夫人对他所表示的非同寻常的关怀。大君坚持派他自己的医生来为他诊治，而夫人则乐于亲手为他烹制适合他病体的美味佳肴。

哈里斯先生新近刚从江户回来，他在那里刚刚成功地同日本政府谈成了一项条约，其优厚为自萨里斯船长的时代以来所未有。他在那座城市住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他与唐克尔·库尔修斯先生都在徒劳地设法诱使政府接受他们的条件。一八五五年，后面这位先生曾订立过一项通商约定，据此给外国人以某些让步；然而那套笨重的官府钱库机制依旧保留，贸易的专营权也仍归日本政府独占，其条件使得那些让步对于按开明原则从事商业的各国毫无价值。然而，哈里斯先生决意订立一项与他所代表的那个进取的民族相称的条约；唐克尔·库尔修斯先生发觉他正在为此奔走，也赶到江户，决心尽可能不被他胜过。碰巧他的种种防范终归无用。

两位先生发觉日本政府不为所动，都在绝望中离去——唐克尔·库尔修斯先生踏上了一段为期两个月的漫长陆路旅程，前往长崎，哈里斯先生则返回下田。然而他刚到下田不久，「波瓦坦号」便到了，带来了《天津条约》的消息。于是哈里斯先生刻不容缓，亲自把这个消息带到京城；就在唐克尔·库尔修斯先生对已经发生的大事一无所知、正艰辛地跋涉前往长崎之际，他的对手已经签订了条约，回到下田，安享他的荣誉了。

我们从哈里斯先生的寺庙寓所沿着海湾边走到镇上。下田与长崎相比，是个寒碜的地方，很难设想佩里准将为何会选定它作为通商口岸。即便在当时，它也不过是个渔村而已；此后它又遭了一场地震，无论镇子还是港口，至今都没有从那场地震的影响中恢复过来。这个港口向来就不避风，即便在锚地尚可的地方也是如此；如今，一旦起了风暴，更是无处可以抓锚，那场可怕的天地震荡把海底的面貌改变得如此彻底。

镇子坐落在那条小河入海之处，由几条彼此成直角相交的寒碜街道组成，居民大约有三四千人。镇子的一角有一处专为外国人设立的货栈，其中的漆器比长崎陈列的要高出一等，还有我先前见过的种种本地制品。我在那里买了几件防水大衣，每件十八便士，是用蜡纸做的，在暴雨之中，其效用之完备，不亚于有史以来所造的最好的胶布雨衣。它们非常轻便，便于携带，唯一的缺点是容易撕破；可话说回来，它们的价钱只抵得上一副白羊皮手套的一半。

这些货栈是最叫人心痒难熬的去处。陈列的东西那么多，又都那么美丽、那么新奇，人走在一条条琳琅满目的新奇物件之间，心神恍惚，只觉得有一种压倒一切的重大责任。要是有人能来告诉你该挑哪一样，哪一样最可能在家里博得赞赏，那该多好！唉！别人个个都在疯狂地买；似乎谁也不曾对此有过丝毫犹疑；最好的东西都在你眼皮底下被人买走了，你却站在那里，茫然失措，惊惶不已；于是你最后横下心来，不顾一切、不加选择地买，直到口袋里空空如也。手续很简单。一旦选定了某件物品，日本卖主便递给你一张纸条和一支蘸了墨的细毛笔。你在纸条上写下你的名字和价钱，然后把你的名字所能容许的最简单的读音告诉那日本人，他便用他自己的文字，把他耳朵所能记住的、最接近那个古怪声音的写法记下来。到了傍晚，你到一处类似账房的地方去，所有买下的东西都堆在那里，一一贴好标签，注明价钱。雇在那里的官吏把这些价钱加起来，你所交付的外国钱币则按分量计收。起先既无讨价还价，事后也无争执；一切都办得井井有条，极有章法。

这些货栈还有一个不便之处，便是它们耗费光阴。人始终在受着良心的煎熬。镇子和它的近郊有待探游，许许多多有趣而重要的事实有待观察和记录，你有什么道理整天站在那里盯着漆器看呢？背对这个挥霍的场面，出发去寻找新奇与如画之景，花钱更少，也更长见识。我们无须走远。就在货栈后面，耸起一座林木茂密的小山，山上自然点缀着寺庙和神龛；我们攀上长长的石阶到达那里，只见彩纸条后面立着一些小像，还有题字，以及圣火的余烬。我们俯瞰了镇子和海湾，然后顺着一条浪漫的小径走去，那小径蜿蜒穿过浓密枝叶形成的潮湿而不透光的浓荫，忽然豁然开朗，现出一大片墓地，雕刻古雅的墓碑密密地立在高树之下。据说这些墓碑所标示的坟墓是圆形的，用石灰抹过，以防渗水。据老蒙塔努斯说，女人被放进这些墓里时取坐姿，两手分开，脸侧转着，仿佛在回头张望；男人则以虔敬的姿势坐着，双手合十。这些墓碑叫作石塔，其中有些雕刻得极为精细，饰以武士交战的图像；若是女人的坟墓，则饰以花卉的图画。碑文刻在石上，便那样留着，直到坟墓的主人成了它的住客，才给碑文贴上金。

总而言之，一处日本墓地，满是高高的、雕刻过的纪念石碑，其中许多已经苍老斑驳，长满青苔，掩映在浓密的枝叶之中，上面又笼罩着某座神圣建筑那弯曲的山墙，实在是一处饶有趣味、宁静秀美的景物，足以使来自西方世界的异乡人心中对这个民族生出强烈的好感——在如此庄严的一件事上，这个民族的趣味与情感，似乎与他自己的正相契合。

我们从墓地走进寺里。寺内是一座宽敞的大殿，铺着席子，挂着大灯笼；中央一块地方，围着圣烛和大小不一的佛像，用栏杆隔开，佛寺里通常都是如此。在那些对这门宗教的奥义所知不深的人看来，无论是那尊主要的偶像，还是这座建筑的大致面貌，似乎都与别处供奉同一信仰的寺庙没有多大差别；不过，既然日本有三十五个宗派——至少在织田信长的时代是如此——这座寺里想必有许多不合正统的东西。寺里的僧人是一位穿着灰色长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人，对我们格外客气；可是既然无法同他交流任何思想，我们便只好尽量显出愉快和感兴趣的样子，聊以自足。

下田附近众多的寺社，是它的近郊最引人入胜之处。它们比长崎的寺庙容易走到：要爬的山路少些，沿途也更秀丽。几乎每一座小山脚下都藏着一处社或宫：入口的门大概由两根整石立柱构成，上面架着一条长石，两端上翘，中部或许还有些弯曲；从这里有一条宽阔的石铺甬道通向一段石阶，石阶顶上供奉着一尊多臂的神像。浓密的竹林和别的树丛为步行者提供了清凉宜人的浓荫，即便在最热的日子，他也可以沿着荫凉的小径从一座寺社闲逛到另一座，在它们的台阶上抽掉数不清的雪茄。这些寺社大多彼此十分相似；不过，我们所造访的其中一座却与其余的截然不同，我们发现那是一座神道的神社。

一个来到我们这个国家访问的日本人，倘若想让他在日本的朋友们对这里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宗教见解有所了解，那么即使他把无论多少座大教堂、教堂或礼拜堂都比较察看一番，也未必能把这个问题照亮多少；倘若他的时间有限，他的通译又不够高明、不谙神学，那么他对不列颠帝国各宗派的描述，恐怕会有些混乱。同样，就我们自己所知，关于日本的宗教我们所能说的也很少；不过，其中有一种有资格被称为国教、且源自最古时代的宗教，便是神道，即「众神之道」。其信徒称作神道教徒，其世俗的首领是天皇，即「宗教上的天子」。作为主要崇拜对象的神祇，是天照大神这位女神，即日本的守护神。她是第一位娶妻、并创造了世界的神的女儿，而那时的世界就只有日本；在他之前，还有一段神话的历史，几乎没有必要去追溯。这位名字很长的女神之后，相继有四位地上的神，其中最后一位娶了一个凡间的妻子，在人世留下一个凡间的儿子，他便是历代天皇的直接前驱。

这位天皇，除了是日本宗教上的天子之外，还是今世的臣民与来世的神灵及被封为神圣者之间的一种居间调停者。在许多方面，他的职能似乎与罗马教皇十分相似。封圣之权便操在他手中，而这是帝国里的神官和大人物们极为艳羡的一项荣誉。一旦受封，他们在来世便得到「神」的称号，其主要用处是向天照大神代为说情，因为这位女神是不能直接接近的；所以每一个信奉神道的日本人都有他的守护神，供奉在家中，便是他的家神与灶神。神分为上下两等，其中四百九十二位是生而为神的，二千六百四十位是被奉为神明或受封为神圣的凡人。

我们所造访的那座神社里，有许多这样的小神龛，供着神的形象，还有船的模型以及另一些叫作绘马的珍奇物件；不过这些东西之所以摆在那里，只是感恩的信徒所献，供来往神社的人消遣而已。建筑本身毫无建筑上的讲究，呈石板般的青灰色；与佛寺相比，其内部以朴素著称。它外观上主要的特别之处，在于一座形状奇特、装饰繁复的尖顶，附图这幅日本画会比任何描述更能使人明白它的样子。背景中那座受人爱戴的富士山，覆盖着白雪。神社的显著特征是一面镜子，象征灵魂的纯洁。进门右手边有一种盛水的洗手盆，对面是一口大钟。一只长方形的敞口箱子，顶上用铁丝交错编住，摆在显眼的地方，提醒信徒们尽施舍的本分。礼拜的方式十分简单。上神社的人先在盆中洗手，然后对着镜子祈祷，像我们一样求其所需；接着把几枚铜钱叮当一声投进那只铁丝罩着的箱子，敲三下钟，表示礼毕，然后退出。有些人颇有形而上学的头脑，以为神看透他们的心，就像他们看镜子一样清楚，因此干脆不祈祷了。

我看到许多白纸条，西博尔德称之为「御币」，上面写着日本字。肯普弗说，神道教徒相信有一片乐土，或说天下的福地，作为脱离肉体的灵魂的居所，但在来世惩罚一事上，他却是个普救论者，而且除了狐狸所代表的形象之外，想象不出魔鬼是什么样子。然而西博尔德说：「神道教徒对灵魂不朽有一种模糊的观念——相信来世有永恒的福乐与苦难，分别作为德行或罪恶的报偿——相信灵魂死后各有其所往之处。天上的判官逐一审问：善者得入乐园，进入神的国度；恶者受罚，被投入地狱。」关于魔鬼是什么颜色，确有一场有名的争论，这当然足以说明他们是相信有魔鬼的，并驳倒了肯普弗的说法。以下是那位作者所引他们的一部圣书中一段经文的译文：「万物开辟之初，混沌浮游，犹如鱼游水中以为乐；自此混沌之中生出一物，状如芽刺，能动能化。此物化为魂灵，此魂灵即名国常立尊。」

日本现存的众多宗派，似乎都是佛教与神道在不同程度上的变体。佛教直到公元六五二年才传入日本，经过一番争取立足的斗争，终于在那个世纪末前后扎下根来，逐渐渗入这个国家的宗教之中。说到底，它与原有的信仰并无很大差别。二者都教人以很高的道德标准：心地与生活的纯洁是神道的一大特色；身体的洁净则由种种礼仪规条来强制，其性质几乎与《利未记》相仿。诚然，佛教徒在涅槃中所期待的那种模糊的来世福境，与神道的乐园观念并不相近；可话说回来，假如西博尔德说得不错，佛教徒凭着他的轮回之说，倒也避开了神道的地狱。另一方面，神道的神官比佛教的僧人是更受优待的一族，因为他们可以娶妻，天皇便是表率。这位宗教上的职司者，在理论上居住在天上，但他无疑不时会被法律准许他娶的十二位妻子中的某几位提醒，他离这尘世泪谷其实并不遥远。

佛教僧人一律剃头，并且光着头不戴冠。神道神官则留着头发，戴一种引人注目的冠帽，形似一只倒扣的漆船，颜色往往极其鲜艳。

在神道与佛教以及二者深浅不一的种种混合之外，还有一种哲学性的信条，叫作「儒道」，即「人生之道」，看来是儒家学说的一种变体；它在这里也像在中国一样，足够「宽泛」、足够有弹性，可以同任何形式的迷信并存。严格说来，它不承认神祇、庙宇或礼拜之所；它承认一种普遍充塞的精气；它否认来世有任何赏罚，主张幸福在于正直的生活，并认为一个人只要躬行五种根本的德行，便是完人。这五德是：立身以德，行事以义，待人以礼，治事以智，处己以信。

我们可以设想，在日本，也同在一切有佛教的国家一样，佛教圣典中所阐发的那些高超而略带神秘的教义，为社会上较开明、较高雅的阶层所领会；而下层的民众，则托身于那种粗笨的、物质形态的偶像崇拜，唯有它才能满足他们粗鄙的、感官的需求。凡俗之人的心灵，是否真是检验一种神学之力量与价值的坩埚，似乎还是个问题；它有多少次把最高贵的信仰降到它自己的水准，而草率的观察者便凭一种宗教最粗鄙的表现来评判这种宗教！然而，如果我们单就日本人的宗教教养来考察他们的性格，那么，对他们的心智与性情发生过最有益影响的宗教，当然不是佛教。据说佛教是三亿一千五百万人类的宗教，而这些人在道德和智力上都不及日本人。因此，倘若我们撇开一切物质上的原因，撇开近来有人用以解释文明与社会进步的那些理论，把问题只归结为宗教一端，我们便不得不承认，神道所产生的结果，使它有资格在世界各宗教中占据很高的地位。

得出了这个结论，我们便从神道神社的台阶上下来——方才我们坐在台阶上揣度这个信条的价值——这时太阳已经隐没在山谷那些尖峭的山峰后面，我们可以沿着河边的稻田漫步，享受傍晚温润的空气，或者应人之邀停下脚步，尽情品尝美味的茶，却无须付钱。在它目前这种淳朴未凿的状态下，日本是一个既便宜又舒适的居处：外国钱币是禁止使用的，而居民们要么极有良心，要么极怕被人告到官府。我们抽烟，在可爱的凉亭里喝茶，乘渡船过河，以种种方式欠下我们无从偿还的钱债，因为我们的钱被断然拒绝了，而且拒绝时那副彬彬有礼的神气，简直叫我们后悔当初不该把钱递过去；于是我们只好听天由命，靠着互赠烟草，来设法传达彼此之间的一番盛情。

我们到达下田的第二天，奉行来拜访额尔金勋爵。他已得知我们打算溯江户湾而上，此来的目的，便是要竭尽他的劝说之能，诱使额尔金勋爵放弃这个打算。他带了一大队随员上船，他们似乎个个都很欣赏英国式的午餐。我听见其中一位拒绝了库拉索酒，而要黑樱桃酒，颇为吃了一惊。奉行本人是个性情极其快活的人。他不停地咯咯发笑，颇叫人想起老韦勒先生。他似乎把一切都当成绝妙的笑话——甚至额尔金勋爵断然拒绝他的请求，不肯在下田交出游艇、就此留在下田，也是如此。他用尽了一切可能的理由来达到目的，却毫无用处。他说他担心此事会给他自己带来的后果，说罢咯咯一笑；他更担心此事会给我们带来的后果，说罢又咯咯一笑；最后，当他发觉我们既不会被吓住，也不会被哄住，他似乎完全心满意足了，便动手把他特别中意的各样食物用方纸包起来，揣进衬衣的褶层里，一面说他家里有好几个孩子，正是懂得欣赏异国珍馐的年纪。他的随员中有许多人似乎也有家小，因为他们都照着他的样子做了。我颇疑心其中有一位想把一些草莓酱揣在怀里，或是塞进他外衣的袖筒带走——那袖筒正是为此而做得宽大鼓囊的。这些方纸并不专用来包食物；好奇的日本人在上面记笔记，也用它们擤鼻涕。从餐桌上带走大量食物是一种礼貌的表示；以至于一位极讲礼数的客人，有时竟会带一个仆人和一只篮子来，把那些剩菜带走——那些剩菜，一位持家有方的英国主妇是会留作第二天午餐的。以这种方式来表示对朋友宴席的赞赏，代价未免高了些，不过倒也不像一个有教养的人为同一目的而沉溺的种种做作那样令人不快。

奉行告诉我们，他获准把妻子带在身边住在下田；不过据我们所知，这只是因为他的品级不够高，不在那些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的人之列。下田设有两位奉行，每六个月轮换一次，用意是让他们彼此牵制。奉行此时似乎已经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便准备告辞。后来他又书面提出请求，希望准许两名日本官员搭乘「狂怒号」溯湾而上。然而这个请求被婉拒了，理由是搭载乘客有违海军的规章。

根据新条约，下田由神奈川取而代之，不再是开放口岸。其实它作为口岸本来就毫无价值：港口不安全，人口稀少而且极其贫穷，主要是渔民。它与内地的交通很差，因为镇子坐落在一个半岛上，要从这里进入内地，必须翻过一道约六千英尺高的山脉。

房屋全是木造的，许多只有一层。店铺寒碜，货物稀少。这里也同长崎一样，贫苦阶层衣着单薄，男人除了一条缠腰布之外几乎什么也不穿，女人则一般腰部以上不着衣衫。我们在街上闲逛时，他们对我们并不怎么好奇；可我却有趣地看到，一群人围住了我们一行中某人的一条狗，那是山东㹴的品种，虽是地道的中国狗，却同斯凯㹴几乎分辨不出来。这条长毛的犬类标本，在下田街上悠然自得地小跑时，在日本的狗和人当中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兴趣。

我们在下田短暂逗留期间，受到哈里斯先生极大的礼遇和厚待；但我们尤其要感谢他的，是他慷慨地弥补了我们一项极其要紧的欠缺——把他那位出色的荷兰语通译许斯肯先生借给额尔金勋爵差遣。这位先生在我们逗留江户期间，证明自己是一个非常热心、非常可亲的同伴，也是一位极其能干的助手。他在这个国家住了两年，学会了不少日语，我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有趣的见闻。在一切公务往来中，另雇有一名日本通译，把荷兰语译成日语。

八月十二日清晨天一亮，我们便从下田起航，乘着顺风迅速溯湾而上，左边经过一道约六千英尺高的山脉。这时两岸开始收拢，到了浦贺水道——我们从下田出发，约五个小时便到了那里——两岸相距不过十英里。这一带的景色十分秀丽：林木葱茏的小山从水边升起，缓缓向后倾斜，处处被幽美的山谷深深切开，谷中安稳地藏着一座座屋顶陡峭、覆着茅草、屋檐外挑的农舍。西岸与怀特岛海岸的某些地段相像。浦贺镇本身是这一带海岸上看来最为重要的地方。它被视为江户的一道关卡，就连本国的船只也应当在此停泊，报明来历。我们驶上来时，有两船佩着两把刀的官员匆匆离岸划来，比手画脚，做出恳求的姿势，请我们停船；可我们径直驶过，对他们的信号全然不理；我们把他们远远抛在后面时，还能望见他们在后面无望地奋力划桨，妄想追上一艘开足四百马力全速行驶的轮船。

当天夜里，我们下锚之后，竟看见正是这两条船划到了我们的船边——原来他们始终不曾放弃追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与此同时，我们稳稳地向前驶去，所经的水域，是几年前佩里准将的舰队初次航行过的，因此测量得很少。驶过林木秀美、形状如画的佩里岛与韦伯斯特岛之后，约莫正午时分，我们望见了停泊在神奈川的俄国舰队。此地距江户十八英里。在离岸约半英里处有良好的锚地；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市镇，已被选为新开口岸之一。普提雅廷伯爵从直隶湾直接来到日本，约两个星期前便已抵达此地，这段时间一直在为他在京城受到应有的接待作种种安排。然而额尔金勋爵并不在神奈川停留，而是决意采取一种史无前例的做法，径直驶上京城；他相信，倘若此举办得到，不但能节省宝贵的时间，而且我们的船只出现在那里，会对政府产生极为有益的影响，十有八九有助于我们的谈判。在这类场合，他手下有谢拉德·奥斯本舰长这样一位指挥官，其热忱与专业本领随时都可以完全信赖，这实在是莫大的幸事。

我们出乎意料的出现，想必使我们的俄国朋友们颇为吃惊，尤其是我们竟全速驶过，向湾里深入——那里还从来没有一艘西方船只敢于驶入过。直到此处，我们一直沿着航行的西岸都是一律高峻，被突出的岬角割得支离破碎；可此刻它却低落下去，与湾中的水面平齐了。佩里海图上的水深标记，在快到川崎岬之前便中断了——川崎岬是一条长长的沙嘴，远远伸入湾中，日本人在它外面设了一座航标。

这时水变浅了，航道也有些错综复杂。我们正在怀疑此行能否办到，忽然望见远处有几艘横帆大船，看它们的吨位，我们便确信它们的锚地对我们也是合用的；但有那么一会儿，发现这些欧洲式样的船只，我们感到极其失望，因为我们以为，这意味着已有某个比我们更敢作敢为的外国旗帜先到了这里。直到驶得更近些，我们才看出，这些外观像西方船只的船其实是日本的，并望见一艘精巧的小轮船的斜桁顶上飘着一面中央一个红球的白旗，表明它是「幕府」的船。

渐渐地，在这些船只后面，岛上的炮台显现出来，接着江户城的房屋也映入眼帘。我们两边同时测着水深，缓缓地驶向这个久已向往的港湾，「报复号」和游艇紧随其后；从下田出发，一路极为顺利，当天下午两点钟，我们便在离日本舰队不远的地方下了锚，离岸约三英里，距这个帝国的京城约五英里。

二十五登岸江户

官吏来访——移泊——诸侯来访——会晤之用意——日本兵船——拜访水师提督——日本帆船——官家服色——好奇的游船——森山——钦差来访——登岸人马——码头——日本马鞍——穿行江户的行列——群情激动——女性——已婚妇女之毁容——日本人的游乐——抵达我们日后的寓所。

我们下锚不久，便有人登船来了——就是那班永远机警、永远忙碌的佩双刀的人物；他们似乎遍布日本的海岸，一见生客便扑将上来，仿佛那人是他们的私产一般。他们总是满面堆笑、急急匆匆地攀着舷梯翻上来，对于登上外国船只毫无惧色；上来之后便鞠躬，作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用荷兰话和日本话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间或迸出一两个英语单词。他们想知道我们是谁，船上装了多少门炮，有多少人，此来目的何在，后面是否还有船只跟来。忽然他们认出了休斯肯先生；他是老相识了，而那边又摆着哈里斯先生的轿子（哈里斯先生好意把它借给了额尔金勋爵）。来客们大感困惑。显而易见，哈里斯先生一定藏在船上某处，否则他的秘书和他的轿子怎会都在这里？可是话又说回来，哈里斯先生是在「星条旗」下航行的，而日本人明明知道，在他们头顶上飘扬的是英国国旗。他们向休斯肯先生连珠炮似地发问，又不给他工夫回答；无论如何，有一点他们是再清楚不过的——不管哈里斯先生在不在船上，我们都必须立刻回神奈川去。我们解释说，英国全权大臣就在船上，只是不便让他们凡俗的眼睛瞧见；这样一个提议，我们是不敢向他启齿的。与此同时，又有更多的官船开来，我们这才得知，普提雅廷伯爵当天已从神奈川到达，由陆路正式进入江户，并在那里住了下来。显然，来客中没有一个是有身份的人；与其说他们是奉命前来的使者，不如说他们是来打探消息的；然而他们翻来覆去唱的总是那一句：「回神奈川去。」当天下午，额尔金勋爵便派人送信上岸，致函首相，说明他此来是为订立条约，并将游艇献给大君，请求在岸上拨给一处合适的寓所。

次日清晨，我们派小艇探得还可以再靠近海岸一些，便驶进三英寻深的水里，在离岸约一英里半之处下锚，正泊在日本舰队的当中。这支舰队计有两艘高大的横帆船、一艘从荷兰政府购得的小巧玲珑的明轮汽船，以及一艘三桅纵帆船。从我们此刻的泊处望去，可以看见城中房屋沿着海湾岸边绵延不断，从我们对面的品川郊外，一直伸展到极远处隐约可见的一座长桥。这一片景色被五座岛屿炮台遮断了；炮台从海湾的浅水中拔起，大约位于我们与城中心之间的半途。树木葱茏、顶上建有寺庙的低矮山丘，构成了品川和城西一带的背景；而城中央一座林木繁茂的高地，处处闪露着一片片白墙，又有一座宝塔的屋顶格外醒目，那便是城堡，也就是大君的居所。

在西方远处，巍然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是雄伟的富士山，它昂起圆锥形的峰顶，只可惜常常为云雾所遮。正午前后，几位诸侯前来用午餐，带来了对昨日那封信的答复。这几位显贵只是些虚衔诸侯，地位在世袭的大名之下。其中一位名叫信浓守，是下田的轮值奉行，也就是我们昨天那位快活朋友的同僚。他们衣着朴素，照例带着随从；这些随从有何用处，我们此时才开始看出端倪。他们在同额尔金勋爵会晤的整个时间里，大多忙着在小本子上一字不差地记下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从一个家伙肩后瞥过去，竟然撞见他正在给勋爵阁下画像。

当谈话实际停顿的时候，他们便把周围事物的观察所得一一记下。他们对一切事物都刨根问底，问得极其起劲，而记录答案也极其麻利。那些没有小本子的人是密探，他们的差事是看那些有本子的人是否恪尽职守，同时也监视诸侯，把他们可能有的任何失检之处禀报上去。既然人人都在监视别人，日本人自然要纳闷，是谁在监视我们。他们用一种颇为有趣的方式解开了这个疑团。他们发现船上只有一位英国全权大臣，却又注意到他的信上署名是「额尔金暨金卡丁」，于是便以尽可能不冒犯人的方式向我们示意：他们猜想，那位始终不露面的金卡丁，大约是在负责监视额尔金。过了好一阵子，我们才使他们明白，两个爵号怎么能集于同一个人之身。

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忘记此行的主要目的：那就是设法劝说额尔金勋爵返回神奈川；他们向我们保证，在那里安排他进江户受接待，要容易得多。这一点却远非显而易见。额尔金勋爵反驳说，多走十八英里的远路，不见得能使他更方便地进入京城；于是他们又说，这处泊地十分危险。我们便劝他们，既然如此，不妨把他们自己的舰队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他们进而力陈，要向船上供应给养是不可能的；我们则向他们保证，我们毫不仰仗于人，船上备有足够的给养。事实上，每一位诸侯都各自提出了一番抗议，无疑是做给他自己的密探看的；而一旦尽了这份职责，他们便笑眯眯地接受了额尔金勋爵的明确表示：在他达成此行的目的、把游艇交给皇家政府之前，要他离开眼下的泊地是不可能的。他们说，这个决定他们将禀报上司；此后在这次访问余下的时间里，他们便一心一意地对付鹅肝酱和香槟酒了。最后他们告辞而去，答应明日再带答复来。然而次日大雨滂沱，我们也就难以责怪他们不肯冒雨前来；为了排遣无聊，我们一行几人便驾艇出去探察，先到舰队中最大的那艘船上，然后又转往各炮台。

那两艘横帆船，看上去都像我们的祖先当年环游世界时所乘的那种笨重的方舟；它们实际上正是照着古老的荷兰式样建造的，虽然造成的年月并不久远。我们登上的那一艘漆成鲜红色：桅杆粗大异常，是拼接而成、用铁箍箍住的；索具褪成了白色，由于风吹雨打又不上柏油，已经破烂不堪。我们攀上沉重的舷梯，钻进一个很大的方洞，便到了主甲板上。一位大约是值更军官的人极其客气地接待了我们，领我们参观全船。甲板上随处放着两三门三十二磅的派克桑炮，却连一个炮架的影子也没有，也没有装设侧滑车的螺栓。船材厚得惊人，炮门用做工粗笨的挡板关着。尽管如此，主甲板大体上却有一种舒适的气象，船员就住在这里，他们的席子沿着四周摆得整整齐齐。下甲板空空荡荡，只有少许物料和几只水桶。

船尾高高的艉楼之下是船长室。我们走进去，只见两三位水师要员盘腿坐在地板上喝茶；其中一位，我们事后才知道，就是皇家水师的总提督。他被派为同额尔金勋爵议约的钦差之一，后来证明是一位极其聪明的人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面前这一群模样平常的人当中，竟有如此重要的一位人物；他们客气地邀我们入座，我们便把腿盘到身下坐了，用我们的雪茄换来他们装着微乎其微一撮烟叶的烟管，又喝了些香美的好茶，精神为之一爽。不幸的是，由于没有通事，我们的交流只能局限于咂咂嘴、喷喷烟。诚然，凭着双方极大的聪明才智，我们最后总算学会了日本话从一数到十，也教会了他们英语的数法；然而这番智力上的努力实在太大，难以为继；于是我们彼此如释重负地分了手，各自用本国语言表达了最热烈的善意。款待我们的那间舱室里没有一件家具，日本的房间向来如此；但席子柔软，屋里有一股舒适洁净的气象。它看来是用枞木造的，木工活做得完美无缺。

我们随后驶向左首那座炮台的左角，一路缓缓航行，乘机测量水深。我们发现，各炮台都是用巨大的石块筑成，上面架着大口径的炮，四周打着木桩。无论在构筑上还是在选址上，都显示出相当的筑城学识。它们与海岸平行，排成一线，绵延一段距离。有几座炮台之间，水浅得连小艇都不能通过；然而最西面的两座之间，水却比较深。从选走此道的本地船只的大小来判断，我们所在的是最深的航道；在我们测得的最远一处，涨潮到一半时水深八英尺。此处泊着许多帆船，还有几艘照欧洲式样建造的小纵帆船。这些帆船中最大的，载重量大约有一百五十吨，船尾高耸，桅杆粗重，模样古怪；桅杆并非用一根整木制成，而是拼接起来、用铁箍箍住的，从甲板上拔地而起，犹如一棵参天巨树，高达四五十英尺；桅顶略略弯曲，从上面垂下一大片粗棉布的帆，系在一根与桅杆同样巨大的帆桁上，其沉重之甚，要把它升起来，想必同起锚一样费力。舵远远伸出船尾之外，用一根长达半个船身的巨大舵柄操纵。船头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锚，甲板上常常搭着一座茅草棚，供船员栖身。总而言之，在海员眼里，这种索具是笨拙的；不过我们也曾遇见好几艘他们的帆船，在风力颇劲的时候照样走得稳稳当当。然而据说，官府有一条规定，强令这些船按一种使其不宜远离海岸的方式建造，以防它们驶往外国。所附的一幅日本画，把江户湾的一处景致描绘得极为传神，远处便是富士山。

回到船上，我们发现来了一封信，为钦差们未能前来致歉，并附来一份美国条约的抄本。官府的信使，我们总是远远地就能认出来。他们一般乘一种漆成红色的小艇，大小与舰载小艇相仿，挂着两面斜桁四角帆。船夫们一律穿着制服——或蓝或黑，带白色条纹。黑白两色是皇家的颜色，而国旗则是白底上一个红球。日本人对太阳的尊崇，似乎几乎不亚于帕西人。他们的守护神天照大神便是太阳女神，他们也就以这颗天体作为国家的标志。

官船船夫的服装固然整齐体面，可是常常围在我们四周的无数其他船只上的船夫，却不能这样说了。一块手帕便足够做一整套衣服；而且即便如此，还得把它撕成两半，一半横兜住腰胯，另一半则紧紧地蒙住鼻子。人们或许以为，遮住这个部位是出于羞耻之心，其实不然：他们的想法是鼻子怕冷；然而一个人身上除了两条窄窄的棉布之外一无所有——一条围在身体的正中，另一条围在脸的正中——那副总体的模样，实在滑稽到了极点。

每到下午，便有岸上的游船前来观看我们；一船船的妇女，两颊扑着厚厚的白粉，嘴唇涂成鲜艳的朱红，怀着莫大的兴致与欢喜打量着我们，拿我们说些俏皮话，然后便放声大笑，笑个不休。有几位男客壮着胆子上了船，其中一位把额尔金勋爵的中国椅子错当成了神龛；他在宗教上显然是个宽容开明的人，竟赏脸向那件他以为是我们所奉神灵之一的东西俯伏下拜：可是他的女伴们只满足于绕着我们打转，从舷窗往里张望，那份好奇心无疑是女性的特征，即便在这里也不例外。这种癖性究竟放纵到何等地步，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加以判断；但是想到世界上最好奇的男人无疑是日本男人，那么日本女人会好奇到什么地步，就实在难以想象了。

次日，五位钦差前来，为我们上岸居住的事作最后的安排。除了我们已经见过的三位之外，还有我们昨日那位水师朋友——永井玄蕃头提督，以及一位性情爽朗的同僚，名叫肥后守；此人后来证明是我在日本所遇见的最和蔼可亲、最聪明的人物。随同这几位先生前来的，还有一个人，他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的真实价值，实在也并不比他自己对自己那极高的估价低多少。他就是通事森山，曾在长崎住过一段时日；他写说荷兰话，几乎同日本话一样流利，是休斯肯先生与钦差们之间沟通的媒介。

森山在一副装腔作势、令人发笑的举止之下，藏着无穷无尽的务实而精明的常识。事实上，他是塔列朗一派的外交家，总是柔声细语、笑容可掬，一心要让你相信他不过是个卑微的通事而已；然而透过他那温和的谦逊，却不难看出一种潜藏的野心——凡事都要照他的意思办——以及对自己本领的十足自信。我们开玩笑地叫他「大骗子」，并设法向他解释这个词的意思，他显然把它当成了一句恭维话，同时又照例带着那副讨好而自得的神气，连声推辞不敢当。

午餐时我有幸坐在肥后守旁边，我们俩便在他的扇子上编起一份词汇表来。他平生直到最近几个月以前，从未见过一个外国人，却已能书写英文字母，而我告诉他的每一个元音，他都学得极快，记住了正确的读音。他告诉我，他正在使自己具备资格，以便被委派为出使欧洲的使节之一，因此急于不放过任何学习英语的机会。在我留居江户的其余日子里，我几乎天天见到他，而他大抵都能把前一天的功课一字不差地复诵出来。他对学习英语的兴趣，远远超过对谈判进展的关注；他怀里总是揣着一叠扇子，上面记着他的词汇。不过在午餐席上，他通常能设法把职责与爱好兼顾起来：他仔细记下每一道菜的名称，随即便动手享用。

我们的客人告诉我们，有两处房屋可任我们挑选；但他们遗憾地表示，大君有病在身，不能如额尔金勋爵所愿，赐他觐见。同时议定，由我们一行中的几个人先上岸察看日后的寓所。午餐之后，那位提督把全船巡视了一遍，看得十分仔细，并借此机会讨论了摆动式汽缸的优劣，显示出他对机器颇为精通。

客人们告辞的时候，他们随从中那些身份低微的人都在甲板上站成一排，当他们的主公和诸位「守」大人经过时，一齐俯伏在地。

由于天气不佳，我们的登岸推迟到了八月十七日。那天早晨，我们作了盛大的准备，务使这件大事办得风光体面。事先已经约定，由几位日本官员前来陪同勋爵阁下上岸。他们显然以为我们要乘他们的船登岸，及至发现自己竟上了「李号」，同舰队的大部分军官在一起——军官们个个身着礼服——船后还拖着十三艘舰载小艇，艇上水手衣着整洁，旗帜招展，一派光鲜齐整的气象，他们不禁大吃一惊。「报复号」、「狂怒号」和那艘游艇都挂满了彩旗；当小小的「李号」大胆地驶过炮台，又在炮台以外的帆船丛中穿行时，我们的日本朋友见我们对浅水和沙洲全然不放在心上，脸都拉长了。

最后，测得水深七英尺，这才提醒我们，即便「李号」也是有船底的；于是我们下了锚，换乘小艇。正在此时，各舰轰然鸣放礼炮，「报复号」的军乐队坐在一艘明轮护罩艇里，奏起了《统治吧，不列颠尼亚》；其余的小艇排成行列，额尔金勋爵的座艇居中，前后左右是四艘明轮护罩艇，每艘艇首架着一门铜炮；我们就这样排成队形，沿着海岸划行了约三英里。这样的场面，日本人的眼睛还从未见过；由于新奇，许多小船都撑了出来，要更近一些看看我们稳稳当当、飞快前进的样子。码头大约在城市的中央，这一带沿海的一面有绿草覆盖的炮垒护卫着：长满青草的斜坡上点缀着美丽的树木，叫人以为我们是在走近一座园林，而不是一座人烟稠密的城市中最繁华的地段。我们从海湾的水面转入一条小河汊，河上横跨着一座桥。然而水太浅了，即便是较小的艇子，我们也费了些力气才撑到石阶脚下；不过有人告诉我们，这是专供最高级的国家大员使用的码头，我们也就把这点不便视为一种慰藉了。

此处相对说来并无人群聚集，因为炮垒是围起来的，不对公众开放。倘若日本人像我们这样文明，他们大概会凭票放进经过挑选的少数人，而要弄到一张票，就非得在我们的朋友永井玄蕃头提督那里大走门路不可。实际的情形是，在场的人似乎都以某种身份与当天的仪式有公务上的关联。乘物和马匹正在备办之时，有人给我们奉上了茶。乘物就是日本的轿子；不过它与寻常的轿子不同，是方形而非长方形的，所以无法斜倚。坐轿的人盘腿而坐，离地面很近，抬轿的杠子从轿顶上穿过。四个人抬着这种颇不舒服的器具，对于一心想四处张望的外来人，它是一点也不合用的；在这种情形下，只要能弄到一匹马，我总是避开乘物不坐。这一次我们有得挑选；马匹都在大门外站着，门外已聚集了一大群人。

我很快便骑上了一匹性子暴烈的矮种马，高高栖在一副硬邦邦的马鞍上，双脚踏着的马镫大得几乎可以驾着出海，形状介于筏子与土耳其拖鞋之间。马镫的一端是尖的，可以当马刺用；倘若马精神正旺，人生的头等大事便是别让马镫碰着它；可是人又不可能把全副心思都用在这件事上，因为镫带上满是疙瘩，马鞍上满是凸块，而我们大多数人离开中国时，都饱受那个国家的祸害——疖子——的折磨，于是我们的心思被形形色色的重大考虑占得满满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抽出工夫注意到：我这匹马的尾巴被仔细地套在一只长袋里，那袋子几乎垂到地面；马蹄上裹着草鞋，这种草鞋我在马镫下面挂了一大串。草鞋用拧成的草绳仔细绑牢，每当一只磨穿了或被踢掉了，立刻就再绑上一只；日本以马鞋计里程的习俗，便由此而来。在这里，你可以问：要多少只马鞋才能走到天皇的居所？这说到底，同那道「要多少条牛尾巴才能够到月亮」的老题目也相差无几。

幸而每匹马都有两个马夫伺候；对日本人来说，要紧的是让公众以为他骑的是一匹烈性十足的马，非得两个人合力才勉强制得住它的狂劲。这两个人不停地扯着我那匹可怜坐骑的嘴，一个劲地冲它喊「嗨，嗨」，意思是「慢点，慢点」，每逢遇到一条水沟便大惊小怪、闹个不休；不过我巴不得卸下驾驭它的责任，根本不想插手，那细纱的缰绳便懒懒地垂在我的指间。

与此同时，行列已经排好，倒也颇为别致。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神气十足的官员，一个人扛着一杆枪——那是权威的标志——陪着他；紧跟在后的是一群官员，身穿一种整洁的服装，那是一种看来粗糙的黑纱，像厚厚的蚊帐布。他们的背上或肩上印着皇家的三叶纹，或是穿者自家的家纹。有的人穿得一模一样，有的人穿着蓝白两色的衣服；但每个人显然都穿着与其品级地位相称的制服。然而这些人大概都是仆役，或是地位很低的小吏；有的人高擎着套着防水大袋的伞，有的人肩上用杠子挑着漆过的衣箱。这是充场面的行李。行列两旁走着捕役，穿一种丑角似的服装，颜色之多，仿佛他们的衣服是用一床百衲被面做成的：每人手持一根六七英尺长的铁杖，杖头垂着一串铁环。每当这根铁杖带着权威的一顿戳到地上，便发出一阵响亮的叮当声，远远地传遍人群；而且我必须说，人群对它也相应地敬畏三分。在这支前锋之后便是我们，有的骑马，有的坐乘物；再后面又是更多穿黑纱的人、打伞的人和花花绿绿的捕役，殿住后尾。

至于人群，那真是激动得发了狂；每一条横街小巷的居民都涌了出来，看我们经过。在我们本国，女仆们听到军乐声飘进耳朵时的那份激动，同这里比起来简直算不得什么。有做母亲的，小娃娃挂在肩头，全然不顾自己的骨肉，急急忙忙地赶来加入人群；有孩子在老人腿下钻来钻去，也有老人跌跌撞撞地跟在孩子后面；还有男男女女的洗澡人，全然不顾自己身上除了肥皂——或是日本人用来代替肥皂的东西——之外什么也没有，挤在门口张望。木屐的嗒嗒声格外引人注意：因为所有的妇女都穿着高高的木屐，跑起来极不方便，而在日本，也同在英国一样，妇女在人群中占了最大的比例，她们踢踢踏踏的声音更增添了喧嚣。这倒不是说民众有丝毫的混乱；他们笑着，瞪着眼看着，与我们并排跑着，直到被一道栅栏拦住为止，因为日本人管理人群的本事是完美无缺的。在大街上，每隔大约二百码便有一道木门，一个守门人坐在一间像收税关卡似的小屋里。我们一过去，门便关上，原先那一群人便被留在后面，只好伸长脖子从栅栏缝里往外看，用艳羡的目光望着新的一群人又聚拢起来。所有通向大街的横街，都用拉在街口的绳子隔开，人们从来不试图从绳下钻过或从绳上跨过。

从外表看，人群全是由店铺掌柜和下层百姓组成的。男人们衣着体面，女人们在裙子外面穿一种短褂，不过那短褂是照一种颇为随便的样式做的。旅行者在日本的人群中对女性所得的第一印象，是极其不佳的；那涂满厚粉、惨白可怖的脸和胸，那剃光的眉毛，那染黑的牙齿，给人一种极其痛苦而难受的感觉。若不是这种可憎的习俗，日本妇女在东方美人之中大概可以名列前茅，肯定远在中国妇女之上。我读过的所有论及此事的日本作者都断言，没有眉毛、牙齿乌黑，在日本被视为一种美，这番功夫的用意是为了增添佳人的魅力。然而我自己探询观察的结果，却倒使我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首先，年轻女子照例是不肯放过任何修饰容貌的手段的；可是没有一位日本年轻女子，即便在她们「出道」交际之后，会想到用这种方法来增加自己的魅力；她们搽胭脂、点口红、装饰头发，但要等到她们征服了某个幸运的情郎之后，才开始染黑牙齿、拔掉眉毛，以证明她们对他的忠贞。而他，那位享有特权的人，却无须表现任何这样的情爱凭证；恰恰相反，他的正室既已把自己毁容到不可能再吸引任何旁人的地步，似乎在丈夫眼里也同样失去了魅力；于是他便让她坐上一家主母的位子，另外再添上不计其数的侍妾，她们既不拔眉毛，也不染黑牙齿；由此看来，一个普遍公认的现象便不难解释了：日本的妻子以贞洁著称，而她们的丈夫却同样以放荡闻名。

平心而论，还应当说明，除了黑牙齿和秃眉毛之外，日本的浪荡子还有复仇的匕首使他不敢偷情，因为在日本，通奸是要把奸夫淫妇双双处死的。但切不可以为日本的妇女自认为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妇女更受虐待；远非如此，大概没有哪个东方国家的妇女享有如此多的自由，或如此大的社交乐趣。日本不许一夫多妻；据我们所能了解的一切，妇女的地位与其说接近她们在东方所处的地位，不如说更接近她们在西方所处的地位。她们作为正妻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她们的子女继承家族所有的一切爵号与产业。在一个极重「门第」的国家里，嫡出的一切特权都归于她们：因此，婚姻大事是父母郑重考虑的问题，一门好亲事是人人求之不得的。再者，这些妇女并不受幽禁，她们去看戏、赴早宴、参加野餐，甚至去看照她们自己的风尚举办的花会。她们极爱在水上游乐，又善弹三味线，所以即便牙齿乌黑，在日本也还是可以谈情说爱的。据说妇女们还精于舞蹈，不过男人们只在一旁观看，并不上前做舞伴。可惜我们的时间排得太满，没有机会见到任何日本妇女；等我终于从森山那里讨得一个诺言，答应带我到他家里去时，我们却再也挤不出一个空闲的钟点了。

幸好我们沿江户大街行进时，并不像我这番叙述那样离题万里。至少有两英里路，我们都是在两排六七层深的人墙之间穿过的；最后，我们拐进一条短巷，穿过一对沉重的木门——那木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便进入了一座由一所寺庙及其附属建筑围成的庭院；庭院的一角，一群仆人正站在游廊的台阶上等候迎接我们。

我们在此下马，洋洋得意地住进了我们在江户的寓所。

二十六江户寓所与街市

英国使团的寓所——我们住宅的格局——柔软的席子——日本的密探——木板瓦屋顶——诸侯街区——阻挠开放的贵族——他们一方的道理——文明之弊——对贵族的种种约束——诸侯的府邸——城堡——江户全景——皇家宴席——上街购物——救火梯——我们被误认作中国人——澡堂——精美的漆器——绸缎铺——精干的警察——警察衙门的组织——街头的狗——野鹿。

拨给英国使团使用的房舍，与一座佛寺相连，寺里似乎总在举行着某种法事。登岸之前，有人请额尔金勋爵送去一份确切的名单，开列随同他前往的欧洲人数目，仆役也包括在内；他便照此开具了一份要求，请为十八人安排住处。这其中包括舰队的若干军官。他们当中有几位住进了一进外院便在右手边的几间屋子，那原是僧人们的住处。我们的房间构成一座内院——或者不如说一座花园——的一边；园中是一片草坪，草坪当中有一口池塘，满覆着莲花，池中有一座小小的岛，由一座朴拙的小桥通过去。硕大的金鱼在宽阔的莲叶下面懒洋洋地游来游去。

这处宜人的幽居，一面有寺庙遮挡，其余各面则由一道高高的人工土堤与外界隔开，堤上长满了灌木和松树；然而从那些松树低垂的枝叶之间，仍常常可以窥见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在注视着这些神秘的陌生人的一举一动。楼下的房间彼此之间全用装在滑槽上的纸屏风隔开，可以随意移动，所以能根据需要再加分隔。我们用这个办法，除了额尔金勋爵的起居室之外，还隔出了一间宽大的餐厅；楼上一间宽敞的阁楼，加上楼下的房间，便足够全体人员睡宿了。

想到主人们为接待我们作准备的时间何等短促，他们竟如此周到地预先料到了我们的种种需要，实在令人惊叹。他们最初是通过哈里斯先生才了解到欧洲人在家具方面的需求的。在那位先生来访之前，政府曾暗中派人到下田，把他的家具一一照样仿制，所以他到达江户时，竟在一座此前从来不知这类物件为何物的城市里，发现了椅子、桌子和床，不禁大为惊讶。于是我们也欣喜地发现，这里不仅有床，还有褥垫、蚊帐和舒适的睡袍，只是睡袍的质地对这个季节来说未免太厚了些。

我的梳妆台上放着一只黑漆的水壶和一只脸盆，不过全是纯粹的日本式样，水壶像一只小桶，脸盆像一只缩小的木盆；此外还有一只黑漆的烟盘，备有烟管和烟叶。这种烟盘像个小托盘，里面分成几格：一格盛烟叶；一格盛火，火是一块在灰下保持通红的炭饼；还有一格盛烟管里磕出来的烟灰：烟管则像笔一样放在它们自己的那一格里。我还有一扇小窗，俯瞰着一户中等人家的住宅。从这个观察哨望去，我可以看见孩子们在做游戏，母亲在缝补衣裳或忙于家务，还可以听见一位年轻姑娘弹琴——她未免也太爱弹琴了些。

我们所有的房间都照常铺着絮了棉的席子，干净得一尘不染，所以起初我们只穿着自己的袜子或日本的布袜走来走去，生怕把席子弄脏了；可是不停地穿鞋、脱鞋实在太麻烦，最后我们只好为了方便而牺牲了洁净。此外，我们还发现，日本的草鞋对西方人娇嫩的脚趾是绝不合适的。这些席子的尺寸全都一模一样，所以要使它们合乎房间的大小，从来不成问题。每张席子长六英尺三英寸，宽三英尺二英寸，厚四英寸；是用稻草或麦秆紧紧编成的。于是一张席子在日本就被视为一种标准的量度；而且，由于房间可以通过推拉屏风随意扩大或缩小，席子又小巧可移，所以一所房屋的内部陈设并不是一件十分繁难的事。

沐浴的设施，也许是这处住所中最完备的部分。浴室共有三间，每间放着两只崭新的大木桶，一只总是盛满热水，另一只盛满冷水。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水桶，便于冲淋泼洒。

江户町奉行作为对我们的规矩举止、对我们在京城逗留期间可能发生的一切意外负有责任的大员，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是再自然不过的。因此，紧挨着我们房间的那间大前厅里，便挤满了一大批日本人，名义上是派来伺候我们的，实际上也是来监视我们、把我们时时刻刻的举动禀报上去的。这些人都听命于一个名叫泰之助的人，他是一名通事，品级在那位赫赫有名的森山之下，却是一个极其客气、极其肯帮忙的人；他的荷兰话虽然懂得不多，却以一片殷切的热心，以及在有时相当令人为难的情形下依然不动声色的好脾气，弥补了这一缺憾。说句公道话，他手下那班人也同样和蔼可亲；每当他们被人撞见从楼梯口探出头来，偷看英国人上床就寝的过程，并被那位英国人断然喝令走开时，他们总是笑着鞠着躬退下，然而一有机会，便又来偷看了。一个日本人到你房里来的时候，他自然而然想到的托词，便是说他是来打扫什么东西的。

我们一行中住在大门附近那几间屋子里的人，受到的礼遇还要隆重些。他们与隔壁一户人家之间，只隔着一道纸屏风。一天早晨，他们正在穿衣，忽然听见纸上有抓挠的声音，接着是一阵竭力压抑着的吃吃窃笑。他们查看究竟，只见两个特意戳开的小窥孔里，闪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显然，一位英国绅士如何梳洗更衣，是一番能给隔壁人家的年轻小姐们带来莫大乐趣的景象。

外院里总是一片忙乱喧嚷；这里乘物和马匹随时都备着，我们逗留期间，又以惊人的速度搭起了一排临时马厩。我惊奇地观看他们用木板瓦铺盖屋顶的过程。一个人腋下夹着一只篮子，里面装满了约三英寸见方、比薄饼略厚的木瓦片，嘴里含满了木钉，一路爬过去：他把木钉一枚枚吐出来，用一把小木槌以非凡的准确与敏捷钉进去，在极短的时间内便盖成了一个不漏雨的屋顶，只是看上去如此单薄，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走。日本人是非常熟练的营造匠。所附的木刻，是一位本地画师所绘的一幅粉刷房屋的图景。

总而言之，我们对这处住所十分满意；既已眼见自己安安稳稳地住了下来，对更多新奇事物的胃口便又开始发作了；我们正好借拜访普提雅廷伯爵的机会，欣然再一次出门，到江户街头去走一遭。

这一回我们很快便拐出了大街，把稠密的人群抛在身后，一头钻进了诸侯街区，也就是贵族聚居的地段。这里的街道同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些街道相比，面貌竟如此不同，令我们大为惊讶；聚集起来看我们经过的人少得可怜，那些穿花花绿绿衣服的捕役竟认为不值得陪我们同来。九月里的贝尔格莱维亚，也不会比这些高贵的通衢大道显得更冷清——它们是那样沉闷、洁净而体面。街道宽二三十码，两边各有一条铺砌过的明沟，深约四英尺，宽也四英尺左右；一股充沛的流水把投进沟里的一切污秽都冲走了。这些沟渠从诸侯府邸的墙下流过，看上去就像是那些府邸的微型护城河。墙的下部用巨大的毛石砌成，石基之上又用砖石砌高约二十英尺，墙面仔细地刷了白灰，饰有凸起的棱纹。墙的正中是一座大门，漆成红色或别的鲜艳颜色，上有披檐，饰以漆工。除此之外，这些府邸在建筑上并无任何讲究。它们显然都占地很广，因为四五座府邸便足以构成一整条街，一座宅第的墙垣便延伸二三百码，墙上处处开着窗，从窗棂之间窥视出来的是女子的面孔。

这些豪华宅第的内部情形如何，我们没有机会一探究竟。它们属于这样一个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大多不赞成让外国人进入日本。除少数例外，日本的旧贵族都畏惧外国势力，唯恐它会颠覆他们眼下在国家政务中所拥有的影响力。

我们知道这种情绪流行甚广，而且由于新近同哈里斯先生缔结的条约中所作的让步，这种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还在蔓延；因此，当我们听说那位开明的首相备中守——那项条约便是同他议定的——在我们到达前几天被罢了官，接替他的是一班以日本的所谓托利党中坚人物著称的人时，心中不免有几分惊惶。事实上，我们到达之时，恰好是一场政治危机刚刚过去；那场危机是以外国问题为转移的，当时执政的政府在其中败下阵来。

我们骑马经过这些阻挠开放的显贵们的府邸时，对于他们反对把任何扰乱人心的因素引进国内，几乎不能感到奇怪。倘若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同我们一样多，他们或许倒会怀疑，把它拒之门外是否妥当。可惜他们所知不多，因此他们的道理大概是这样的：「我国出产足以供给其居民的一切需求。上天厚赐我们，我们没有任何一样物品须仰仗邻邦，却仍然不缺任何生活必需之物或享乐之物。我们人口众多，估计达三千五百万，然而这些肥沃岛屿所提供的土地，仍足够容纳他们。除了少数几派宗教乞丐之外，赤贫在我们当中是闻所未闻的。我们的政府按照一套制度施政，这套制度督察社会各个阶层，上自国中最显赫的人物，下至最卑微的小民；同时，为了妥善保护社会，它要求严格遵守刑律，对触犯刑律者严加惩处。因此，广大民众安居乐业，心满意足；而我们这些国中的贵族，也绝不愿危及我们崇高地位所附带的种种特权。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变革能使我们自己或我们治下的人得到益处。凡是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都不想要。没有人向我们证明过，铁路或电报能使人更加幸福。我们曾经尝试过基督教，结果导致成千上万的同胞丧生。我们不认为了解炮术的最新改良，或是杀戮同类的最新发明，便能增进我们的文明。我们满足于清酒，不想要白兰地、朗姆酒、杜松子酒、威士忌，也不想要进步国家所出产的任何其他烈酒。我们没有鸦片也过得下去，这种享受的魅力我们至今还一无所知。还有几种疾病，在我们当中是没有的，我们也不认为把它们输入进来会增进我们普遍的幸福。目前我们的臣民安分守己，品行端正，天性诚实淳朴，不好斗殴争吵；然而从我们所见到的驶来我国的船上那些欧洲水手看来，我们不认为我们各港口的这种淳朴与安宁还能维持下去。〔注一〕由于这些理由，我们这些冥顽不灵的日本贵族，不愿看到这个幸福而蒙福的帝国向西方文明开放。」

（原注：下面这段摘自新近一期香港报纸的文字，足以证实日本人在这一点上的说法：「领事们越早到达日本任所、条约越早批准，就越好。船上的水手正在给外国人的名声带来莫大的耻辱。数周前出岛发生火灾时，他们的行为极其可耻，而且众所周知，他们抢掠了数目可观的银元。这些银元，他们自然想照水手上岸时的那种作风去挥霍。于是他们上岸寻酒，犯下他们那一类人在这种情形下素来臭名昭著的种种放肆行为。有些水手还武装起来，逃进山里藏身，不过后来被捕获，送回了他们的船上。日本政府对此自然大为愤慨，外侨社会也深感痛心。」——《香港孖剌西报》，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倘若他们的推理方式果真如此，我们也只能怜悯他们的无知与盲目，并请他们到大西洋彼岸去领教一下「天定命运」这个词的定义。然而，切不可因为这些诸侯满足于自己的处境，便以为这种处境也会合其他国家的贵族的心意——或许俄国的贵族是例外。他们如今被政府如此严密地监视，被当作国家的天然敌人来对待，这无疑是他们自己当年桀骜不驯、犯上作乱的结果。从前日本分为六十八个各自为政的封国。据我所知，由于其中有些小诸侯难以约束，当局认为，一有机会便把他们的领地加以分割，以削弱他们的势力，是一种权宜之计；所以现在共有三百六十位大小不等的封建诸侯，每人都必须在江户置有府邸，每年须在京城住六个月，其余六个月则退居封地，独处其间，而把妻子儿女留在江户，作为他循规蹈矩的人质。

除此之外，还有大约三百块较小的领地，所以整个帝国总共分为六百多块封地。这些封地各自凭什么样的名分而领有，我未能确切查明。原先那六十八个封国，无疑只效忠于天皇一人。另一些则领自大君，也就是世俗的皇帝；还有一些似乎是大诸侯的附庸，或者即便不是直接领自他们，至少也承认他们的宗主地位，被认为品级远在他们之下，以至连让妻子儿女长住京城的特权也被剥夺了。无疑，这些诸侯中有些人在自己的领地内实际上是专制的，甚至连幕府的评定会议也不放在眼里。加贺守是国中的首席诸侯；萨摩侯的女儿嫁给了世俗的皇帝；还有安艺守等人，都是不可轻侮的，他们不容许政府干预其内部事务的管理。在这些巨头之一的都城里充当密探，是一件冒险的差事。然而另一些诸侯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们不得不服从两名幕府书记官的监督，由这两人轮流管理他们领地的事务。

据说萨摩侯在江户的邸宅不下九处，他每年进京参觐时，随行的是一支规模相当可观的军队。一位这样的诸侯率领数千人马巡行国中，是寻常之事。

我们想到，这些随从都须在主公的宅第之内安顿住宿，而这样的显贵又有三百六十位之多，那么他们的府邸必然宽敞、占地极广，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我们看见的那些高出墙头的参天大树来判断，墙内想必围着宽阔的园林。我在江户所见最华美的府邸，是安艺侯的府邸。它坐落在一座小山的陡坡上，大门装饰得十分雅致，墙头上架着格子篱笆，许多壮丽的悬铃木和其他树木从墙内探出，枝叶低垂到街上，引诱人想破门而入，倘若可能，便去探一探那片禁地。我们在城中游览时，偶尔会遇见有身份的人骑马走过某一条寂静的街道，他们的随从几乎占满了整条街的长度，照例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用长杆擎着标志的人——那是他们主公品级的徽记，打着套袋雨伞的人，以及挑着漆箱的人。一位大人物想要「微行」，也就是隐姓埋名地四处走动时，他的随从并不减少，只是把这些品级的徽记收进前面说过的那些漆箱里罢了。

普提雅廷伯爵的寓所，我们终于到了；它所在的街区虽然比我们的更为高雅，却既不如我们的宽敞，也不如我们的风景如画。勋爵阁下正在同首相会晤，于是我们把骑行延长，向城堡方向走去。我们越过一道构成外濠的运河似的水道，继续穿过一片仍是贵族府邸所占的街区，忽然眼前豁然展开一幅景色，那样出人意料，那样别具一格，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仍身在一座巨大城市的中心，而且这座城市还是一个被认为处于野蛮状态的帝国的都城。我们站在一片宽阔的高台上，俯视下方七八十英尺处的一道濠沟，濠宽五六十码，而在临近横跨其上的那条陡峭堤道之处，又展宽成一个小湖，湖面满覆着莲花。从对岸的水边升起一道陡峭的草坡，高度比我们所站之处还要高。一丛丛树木沿水而生，枝条低垂入水；高岸之上，矗立着一道巨大的城墙，砌墙的石块之大，几乎堪称独眼巨人的手笔。城墙之上又立着一道木栅——巨大雪松伸展的枝干，以及无数高树的葱茏树冠，从木栅上方露出来，表明墙内有花园和林苑。

我们沿着这道巨濠——这是我生平所见同类人工建筑中最大的——的边缘走去，来到那条通向这处「城中之乡野」的狭窄堤道；因为从这里望去，我们又被有力地提醒，我们确实身处一座庞大城市的中心。此时我们已登上相当的高处，除了被城堡本身遮断的部分之外，江户的大半尽收眼底，成为一幅广阔的全景：无穷无尽的屋顶一片连着一片，向南方延伸而去，完全证实了我们心中迅速形成的那个印象——就幅员与人口而论，日本的京城在世界各大城市之中必居首列。据说单是城堡的周围便有八英里，其中容纳着四万人口；这是完全做得到的，而且还能留出地方，建造宽敞的宫殿，布置田园隐逸、乡野秀美的景致。由于城中那位至尊的主人身份太高，从不被允许走出城墙，进入墙外的凡俗世界，那么这位可怜人理当在墙内享有尽可能宽裕的地方。

我们恋恋不舍地转身离开这片禁地的入口，一路慢慢骑马回家，穿过那些寂静的街道，回到捕役们又在那里等候接管我们、人群又在那里推推搡搡争看我们的地方；就这样，我们在江户的头一天把我们累得筋疲力尽，便回到寺院的回廊中寻求休息。然而我们发现，在我们能指望清静下来之前，还有一番考验要经受。大君给勋爵阁下送来了一席日本菜，我们到家时，餐厅的地板上已摆满了珍馐美味。每人各有一份小小的餐食，同他所有朋友正在享用的一模一样；谁要是在饮食上有了什么值得称道的发现，便向众人宣布；于是，经一个人推荐，我们便一齐扑向右边的红漆碗，或是应另一个人的邀请，不顾一切地冲向左边那看来像是腌蛞蝓的东西。即便在当时，我们也很难向彼此说清楚自己所指的究竟是哪一道菜，如今要想描述，就更是毫无希望了。菜里有不少海藻，我们每人还有一条烤得极好的鱼。有了这条鱼，再加上一大碗米饭，是绝饿不着的；可是我的好奇心战胜了我的审慎，每一样腌菜和调料，每一样荤素珍馐，各种颜色、各种软硬、各种滋味，我都尝遍了：这番经历，我奉劝日后任何访问日本的人都不要去尝试。

日本人既不养猪，也不养羊，所以家禽、野味和鱼是主要的食物。国中许多宗教派别禁止食肉。与此同时，我们的漆杯里不断斟满热清酒，那是一种从米中酿出的酒，呈淡雪利酒的颜色。它的味道绝不难吃，只是喝得很烫的时候，颇有几分醉人。经过这许多激动之后，我们终于能上床睡觉，都很庆幸；即便睡得不怎么安稳，我们也无权抱怨。

次日早晨，我们一吃过早饭便出门购物。一上大街便向左拐，沿街走了一个多钟头。我们的马走得很快，我估计所走的路程约有四英里。一路之上，我们都是在拥挤的观众行列之间、穿过一长串栅栏走过去的。我注意到，有跑腿的人走在我们前头，先去通知各町的守町人我们即将到来。大多数栅栏旁都竖着一架梯子，梯顶挂着一口钟，遇有火警便敲响。你沿街走过时，这些梯子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样子，看上去像是某个杂耍场的一部分，只等着「那头驴子」上场了。房屋大多是木造的，但盖着瓦，都是两层。然而日本的建筑是如此朴素无华，以致虽然街道宽阔洁净，商业区里行人熙来攘往，却绝不显得壮观。我们不时经过一座比其余房屋都高的建筑，用未经烧制的土坯砌成，装着铁窗板。这是一种防火的库房，火钟一响，财物便可以存放进去，确保安全。有些人家备有大木桶，里面总是盛满了水，以防那人人畏惧的祸患。

由于江户那些从未出过远门的居民所听说过的唯一外国人便是中国人，我们便得到了一种莫大的恭维——被当作属于那个得宠的民族；所以，在中国，你骑马走过街道时，人家叫你「夷人」或是「番鬼」，而在日本，顽童们却跟在你后面跑，喊着：「快看那些唐人！」「唐人走过去了！」同时他们的经商本能又从这样的叫喊中流露出来：「唐人，唐人！你们有什么东西要卖吗？」

这一件小事，使我们有力地体会到，对外国人的全面排斥，这么多年来是维持得何等严密、何等成功。我们越接近城市的中心，店铺的外观就越好。店铺都向街敞开，货物大多陈列在门后的柜台上。我们走过了三座架在木桩上的木桥，桥下是户田川的几条支流。许多店铺都有竖在单根柱子上的招牌，就像英国酒馆的招牌一样，上面写着汉字和日本字；另一些店铺则把招牌写在布片上。澡堂一律以门口飘扬着的一条旗帜似的深蓝或黑色布条为标志。这些澡堂里总是挤满了人，所以我没有看见像在长崎那样在街上洗澡的情景。它们同下田的澡堂略有不同。在那座民风古朴的小城里，男女共用一间浴室；而在江户，有时有一道齐胸高的隔板，把女客同男客隔开。浴室的楼上一般设有茶室，浴客们在大量热水所造成的那种舒坦松弛的状态下，便到那里去，也不讲究自己的仪容，喝几杯那最受欢迎的饮料来提提神。

走了一段仿佛永无尽头的路程之后，我们终于到了一家有名的漆器店，很快便被引到楼上的陈列室。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漆器样品，远胜于我们在长崎或下田所见的任何东西，其精妙之处在于图案在木胎上凸起的程度。

漆本身取自一种名叫漆树的灌木：据说是在生长三年的树干上割开切口，漆便像印度橡胶树的乳汁一样渗流出来。在铜板上把颜料揉进漆里，便可调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一层一层地涂上去，再以金或银厚厚地堆起浮雕。

最常见的图案是三种长寿的象征：龟、鹤和松。日本人很喜爱想象中的神异动物。所以龟常常被画成拖着一条蓬松的大尾巴；这副模样的龟叫作蓑龟。他们也喜爱一种传说中的怪兽，龙头、马身、鹿蹄。此外，富士山、满帆的帆船，或是用尾巴猛烈拍打波浪的鱼，也都是极受喜爱的题材。

我们在江户所见的一切东西，其魅力都在于它们纯粹是供日本人自己使用的。每一件物品都显示出这个国家的风俗。有午餐用的托盘，有女子的梳妆台，有携带火种的器具，有文具匣，有婚礼时赠送的柜子；事实上，有一大批在我们西方人眼里十分陌生的式样与巧思，却都做工精绝，饰以奇巧美丽的图案，极尽精雕细琢之能事。

我们在这里把买下的东西贴上签条，以便日后通过官府的钱商照正式手续付款，然后便前往一家规模宏大的绸缎铺，其规模可比伦敦的豪厄尔与詹姆斯商号。整个楼下向街敞开，看上去像一座长五六十码、宽二十码的大厅，其间纵横排列着铺了整洁席子的柜台，四周是装着货物的架子和抽屉；不过最大的陈列室却在楼上。我们跟着殷勤的店伙上了楼，很快便在一张铺着红呢的矮榻上坐下，这时一队童仆端着茶和烟管进来，跪着奉给我们。由于糖在日本被视为一种了不起的奢侈品，又是少数几种输入该国的物品之一，所以在这种场合奉上糖水，被认为是一种讲究的表示；不过最富诗意的饮料，还要数浇在玫瑰花瓣上的热水。要品出一杯玫瑰花苞鸡尾酒的滋味，非得有一副极高雅的审美心境不可。

我们正啜着茶，整个地板上已铺满了绸缎、绉纱和绣品，质地、色调、花样之绚丽，无所不有。据说日本的丝绸不如中国的，不过在我们这些外行的眼里，它们看来完全不相上下。那些纱和绉纱若到了英国，定会引起轰动，尤其是前者，因为这种料子质地极硬，既可当裙撑，又可当衣裙，一举两得。那些绣品远胜于中国所能出产的任何东西：它们一般绣在缎子上，叫人想起的与其说是任何现代刺绣，不如说是戈布兰挂毯。许多图案和配色都显示出极高的品味。日本人在衣着和装饰上的品味以简朴雅致著称，一般都避免艳俗的花样，或是任何用时下的俗话来说叫作「扎眼」的东西。这里有一位鼻梁上架着眼镜的老先生，一位本地画师颇为风趣地把他画成了正在设计花样的样子。

所有这些衣饰与衣料的珍奇，竟陈列在我们这些如此不懂得欣赏的人面前，我们深感遗憾。毫无疑问，一家日本绸缎铺里的货物，若运到英国，展示给我们京城的女性公众，定会吸引大批时髦的人群。我们正为该买什么而一筹莫展，又茫然揣度着什么料子适合做衣裙的时候，我却饶有兴味地观看着聚集在下面街上、等着我们出来的人群的种种情态。门口周围拉着一道半圆形的绳子，不让他们挤近。可是人群中说笑打趣之声不绝；有一个人被众人笑得太厉害，激动起来，正要动武，立刻就被永远警觉的警察一把揪住衣领，双手反绑在背后，以飞快的速度押走了，旁观者见了大为开心。

我还第一次注意到一两辆构造极其粗陋的车，由阉牛拉着：不过在日本，车显然很少使用。下层百姓的身份既不许他们骑马，也不许他们坐乘物，便由两个人抬着，坐在一种极不舒服的篮子里，膝盖被折得顶到下巴，叫人看着都觉得要抽筋。

日本城市的整套市政管理制度，似乎非常完善。有一位町奉行，也就是市长或长官，他手下的一些差人便住在我们的前厅里；有若干名副手协助他；还有一类官吏，似乎是百姓与当权者之间的中间人，他们的差事是收受并呈递禀帖，把诉状转达给奉行，并为受屈的具禀人申诉。此外，每一条街都有一名町长，他须调解一切纠纷，须根据密探的报告，了解他辖区内每一个人公私事务的最细微的底细，还须准确地登记出生、死亡与婚嫁。他对一切斗殴与骚乱负责，总的说来也对全街的良好秩序负责。这位官员也配有副手，由本街居民公选产生。为了使这项差事容易些，男性户主被编成每组四五户的小组，组长就组员的一切行为向町长负责。这个完备的组织还配有书记、司库、若干名差役等等。除了正规的巡捕之外，夜间还由居民自己两三人一伙轮流巡逻。从这一切可以看出，在日本的城市里，「我们这条街」对街上的居民来说，想必是一件颇有兴味、也颇为繁忙的事情。

江户的街上到处是狗——不是君士坦丁堡那种可怜的癞皮野狗，也不是印度的贱民狗，而是些毛色光滑、喂得肥壮、胆大妄为的畜生，它们不认主人，却似乎靠着众人养得肥肥壮壮，还对众人毫不买账。它们竖着耳朵、翘着尾巴，神气活现地到处小跑，要是在小巷里撞上它们，是极可怕的。这些畜生之受尊崇敬重，不亚于古时在埃及；关于它们有最古老的传说，杀死一条狗是死罪。甚至还专门委派了看护人来保护它们，还有它们生病时送去医治的医院。毫无疑问，长久的经验已使它们学会了充分利用自己所享有的免遭迫害的特权。说句公道话，作为一个族类，它们是我生平所见最漂亮的街狗。日本仅有的大型动物是马、公牛和母牛，以及水牛；可是牛奶、黄油和奶酪都不为人所知，不作食物之用。这里没有驴，也没有骡，猪也几乎没有。最大的野生动物是鹿，不过数量也很少。

由于与两位首席大臣的会晤定在下午，我们只得匆匆赶回寓所，为那场重要的仪式作准备。

二十七江户城中的会见与议约之始

政体——「内分」——密探制度——评定会议——一场政治危机——「快意的了断」——败坏一位政客的法子——日本的社会等级——参访城郭——日本的阁老——日本的侍从——茶与糖果——在江户购物——狗癖——委员们的正式来访——官服——火腿与香槟——第一日的会议——肥后守的谐趣——皆大欢喜。

在叙述我们谒见诸位阁老之前，有必要先将日本的政体略述一二，尽管所据的材料不免有欠完备。那位健谈的森山，平日总是太忙，无暇将日本的典章制度细细讲给我们听；而且他与我们交往时，虽口口声声说要推诚相见，却无疑怀着他本国政府的成见，也奉行着政府的训令，凡是力所能及，总要把一切消息瞒着我们。我们对日本权力的真正来源有些了解，倒多半是在谈判过程中，从种种偶然的情形里揣摩出来的。

御门，亦即所谓「精神上的皇帝」，名义上虽也过问世俗政务，又独享「天皇」的尊号，以与他那位世俗上的对手严加区别，实际上却不过是一个傀儡。他偶尔接受大君礼节性的朝觐，对国家大事也例行颁一纸准可；然而那顶精神上的皇冠往往戴不了多久，他便嫌它乏味，于是让位于儿子，从九天之上降临凡尘，在这月下的尘世里安度晚年。

另一方面，大君表面上是帝国的执政者；但他的世俗尊荣也被抬到了如此之高，以致这崇高的地位反被剥夺了一切实在的好处。除了按礼前往京都朝觐之外，他终身幽居在自己那座宏伟的城郭之中，过着国事囚徒一般的日子。送这位不幸的君主一艘游艇，实在是对他的一个残酷讽刺；那简直无异于请教皇笑纳一位妻子。诚然，日本有一种习惯——别的国家或许也有——即凡做不合体统的事，便称之为「内分」，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人所共认的微服隐名。在这种巧妙的安排之下，大君是否有时也从后门溜出去，我未曾听说；但可以肯定，国中的贵人们是大大利用了它所容许的这种宽纵的。

在一个由礼法统治、人人都做着最精密、最刻板的成规之奴隶的国度里，总得留一个空子，好让他们降到凡夫俗子的地步；换句话说，好让他们放纵自己追求享乐或恶习的天性。在「内分」这一便利的制度之下，一个贵人可以做任何一件不禁止最卑贱的小民去做的事。大君活着的时候倘若享用不了「内分」，那么，如我们后来所发现的，他却可以「内分」地死去。这在显贵之中是常有的事：他们的死讯秘而不宣，直到下一位继承人稳稳当当地承袭了家族的爵位与荣衔为止。

大君的光阴似乎都消磨在接见、听取禀报以及其他种种公事的仪文上；评定会议所决定的每一项措施，名义上都要请示于他，取得他的批准。据说他被密探监视之严，不下于他的任何一个臣民。事实上，我们对日本赖以统治的这套奇特制度考察得愈深，便愈明白整个体系所依据的大原则，乃是彻底消灭个人的自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借助于一套精巧繁复、平衡得恰到好处的机括：人人监视人人，因此谁也逃不脱为他企图加诸社会的任何伤害而向社会偿付代价。这套普遍的侦探制度——它贯穿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所带来的一个最有益的结果，便是每一个政府官吏都廉洁无私。就我们所能打听到或看到的而言，他们都是不受贿赂的。人们既不能行贿，也不能受贿；既然连间接施加不正当的影响都几乎办不到，国家的各个衙门也就不大有腐败堕落之虞。在这一点上，日本与中国，甚至与某些欧洲国家相比，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只要这种清廉还在，即便它是以暗中侦察为代价换来的，这个帝国也就不大有衰落之忧。日本政府名义上不是立宪政体，而是专制政体，实际上却是寡头政体；然而每一位贵人都受着密探的监视，又受制于本阶层的公论，不敢冒犯。诚然，有一个评定会议，由最高一等的贵族五人组成，由大君亲自选任；另有一个次一等的会议，由八位有封号的诸侯组成。这些人都处在私家密探的严密监视之下，那些密探各向自己的主子禀报；从委员们在某些诸侯明言反对的条款上作出让步时所显露的难色看来，政府大概是颇为畏惧那个有势力的群体的。已故首席阁老备中守之所以被迫辞职，无疑正是由于诸侯对他的政府施加了压力。有一件事颇为奇特：在日本，个人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却似乎十分快乐满足；而在美国，情形恰恰相反，社会为个人而牺牲，个人却永远处在为自己的权利大吵大嚷的状态之中。

那么，统治日本的，便是这个受着贵族公论左右的评定会议了。所有官派的密探都向它禀报；属于幕府直辖以及许多诸侯的各个领地，其政务所需的奉行与书记，也都由它任命；它还被认为是对诸侯的一种牵制，不过诸侯之所以安分守己，多半倒是由于彼此之间的猜忌，而不是政府的直接约束。此外还有一个在国中颇有势力的群体，那便是宗室亲藩。倘若大君与评定会议在某一重大国事上意见相左，这个问题便交由三位亲藩组成的法庭裁决。倘若他们赞同评定会议的意见，那么大君——他是不许享有切腹，即所谓「快意的了断」这一特权的——便别无他法，只得立即让位于最近的继承人。反之，倘若仲裁者与他们那位宗室亲戚意见一致——除非公论太过强烈地反对他们，他们多半是会这样做的——那么评定会议的全体成员便须不再多费周折，立即以日本特有的那种快意方式，把自己打发到极乐净土去；在那里，他们大概会被尊为受人供奉的神明，成为许多日本人家的守护神。

这种臭名昭著的自杀方式，是西方世界久已熟知的唯一一种日本风俗；近年来它的形式略有变化，已不再是那种剖腹的可憎过程了——那种过程，旁观起来想必与亲身施行一样令人不快。我的朋友肥后守送了我一把按旧制使用的刀——一件极其实用的利器，长约十英寸，锋利如剃刀，用淬火最精的钢打成。如今这把刀只是用来划一道浅浅的口子，表示当事人有意了结自己的性命。他已召集了妻子家人，来看一位英雄如何赴死；他最亲密的朋友——在我们国家，那该是他婚礼上的男傧相——手执出鞘的长刀，立在他身旁；当他开始划下前面所说的那道口子时，长刀落下，他的头颅便滚到悲痛欲绝的家人脚前。

这种自杀方式如今是否真的常见，我无从查明；我们逗留期间，未曾听说过一个实例；我想，若非理由极其重大，是不会走这一步的。这类理由，或是出于在公职上失职或疏忽，或是由于犯下了某种私人的过错。在某些场合，它似乎起着决斗的作用；它是把决斗这种习俗推到了它合乎逻辑的结论，结局是双方都死在各自朋友的手中；但更常见的，是一家之中有人以某种方式玷污了门楣，便借此来使全家免于蒙羞：它是一纸证书，把所有生者都洗刷得清清白白。一个人在荣誉的要求面前，倘若不敢以这种方式直面自己的命运，便会使全家被摒于社会之外。日本人的荣誉观究竟何在，我不得而知；但我们不妨断定，既然个人要保全它，须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那么这标准也就相应地极高——大概要比合乎我们英国人口味的标准高得多。在英国，用这种法子解决宪政上的难题，是极不得人心的。一届内阁总是宁愿解散议会，也不愿亲身作这样的解散。诉诸国人，总比辞别人世舒服些。不过，即便在日本，仅仅是政府更迭，除非牵涉到大君本人，也不致招来这样的后果。那位至今健在的备中守便是明证。

或许正是因为人们发觉「快意的了断」是解决个人或政治纠葛的一个不便的法子，所以另有一种远为高雅的除掉危险人物的方式。当某人由于势力过大或财富过多而为政府所疑忌时，他便会被擢升到某个官职上，通常是在京都；他不得不接受，而这官职所需的开销又如此浩大，他必定会因此倾家荡产。即便他的家底经受得住头一番打击，只要大君前往朝觐御门时到他那里驻跸一次，这件事便大功告成了。

以上便是日本政体以及上层社会构成的一个粗略的轮廓。委员们虽然都称作「守」，却并不一定就是诸侯之尊，或属于第一等的贵族。「守」似乎是某一品级的人名字后面通用的一个附称，正如在英国，从侯爵到男爵之间的一切贵族都称为「勋爵」一样。这个称号，非出身高贵者不得使用。位次仅在大名，亦即第二等贵族之下的，是僧侣；僧侣之下，依次是第一、第二两等的官吏，他们大多出身于武士阶级，凭自己的功劳取得品级以及佩带双刀的特权。其次是从事各种职业的阶层——商人、手艺人与农民。除了这些社会等级之外，还有一个贱民阶层，即受人鄙视的种姓，由皮匠等人组成。

言归正传，再说评定会议。组成会议的五位阁老，每一位都由大君任命，各掌一部；他们按固定的次序排列位次，在他们的诸般职掌之中，外交事务交由位居前列的两位主持。这两位先生，一位是太田备后守，另一位也是阁老，我们此刻正要去结识他们。我们整个上午都消磨在漆器铺和绸缎铺里，所以直到午后很晚，才动身前往这两位显贵的官邸，路程有五英里，官邸就在城郭远端那道城门之内。

我们的路线照例经过那条大街。这一回我第一次尝到了乘轿子的滋味，也得以看到了人群蹲踞的姿势；因为当十乘轿子的行列经过时，百姓们都蹲坐在脚跟上，好看清轿中之人。轿中有几位是穿全副军服的海军军官，百姓们便显出异乎寻常的满意神色。

为了不弄脏主人家的席子，我们每人都备有一双拖鞋，好趿着它穿过院子；因为按日本的礼节，除了房屋的主人之外，谁也不得乘轿越过外门槛。所有宾客都在那里下轿，步行到下一道门口。

我们走过一座横跨护城河的桥，穿过一道规模宏大的城门，便进入了城郭的围墙之内，所在的一侧，恰与我们前一天骑马游览时所到的一侧相对。

不巧的是，我们没有走多远，所以对这个有趣所在的内部几乎一无所见。一条宽阔的街道，与诸侯邸宅区里的那些街道相仿，把我们引到一座壮观的门前；我们发现这里便是此行的终点，至少就一个缘故而言，心里着实松了一口气，因为一个半钟头里保持那种姿势，对英国人的腿来说实在是一场考验。我们从匣子般的轿里钻出来，趿着拖鞋跟在森山后面——他总是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登上几级台阶，在台阶顶上脱下拖鞋，我们穿过一连串以纸屏为墙的前厅，最后被引进一间长方形的屋子。屋子的尽头左侧，两位阁老立在两张矮矮的方桌后面，桌旁点着六支蜡烛，各插在独脚烛台上，因为这时已是晚上七点钟了。正对着他们，摆着三张桌子和六支蜡烛，我们便在桌后站定。有好一会儿，大家都站着，彼此交换了照例的客套话。随后，除额尔金勋爵、休斯肯先生和我之外，众人都退出了屋子，我们便在椅子上坐下（这是一种意想不到的享受），开始谈正事。这期间，森山一直俯伏在额尔金勋爵与阁老之间的地板上，每当被叫去传译，便恭恭敬敬地以额触地。再往下一些，站着我们的朋友——那几位委员；而在阁老身后由一道垂帘隔出的一条过道里，坐着一排人，他们表面上不参与仪式，但其中无疑有一些是密探，另一些人我则看见他们不时给阁老提词。这两位阁老对自己所处的新奇境地似乎有些局促，给人的印象是刚上任不久。

按规矩，我们本应在会见之间略略品尝这些糖果，但那些盒子，连同盒中剩下的一切，事后都送到了我们的寓所，因此此后好几天，我们每逢兴之所至，便可以退回自己房里，关起门来私下饱尝那些甜美的美味。会见终于结束，我们深深鞠躬，说了许多客气话，然后告辞，回到轿中；我们的同伴在此期间已在隔壁的屋子里享用了茶和糖果。

我并不因为有机会在夜里穿行江户街头而感到遗憾。我们的行列景象十分如画。除了那些叮当作响的巡捕之外，还有人用长竿高挑着巨大的灯笼陪伴我们。

漂亮的灯笼，涂着鲜艳的颜色，绘着奇巧的图案，成簇地挂在店铺上方，照亮了澡堂，在街边摊上闪烁，或者从横跨小巷的绳子上垂挂下来。人群似乎比白天更加稠密，那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他们一张张急切好奇的脸和半裸的身子，给这番景象平添了一种野性而粗犷的气象。我们回到寓所时已近夜里十点钟，到那时为止，我们还没有理由自责懒散或无所作为。

我们屡次向我们的朋友兼监护人泰之助提出要求，又在购买一切日本工艺品上表现出那样的急切，终于使这位好人每天早晨都为我们招来一批卖漆器、瓷器和绣品的商贩。他们在我们的回廊上摆开货物，因此每天上午，回廊都颇有几分集市的模样。沉浸在这种挥霍的消遣之中，我们的上午总是飞快地过去。每一只盒子里都装着我们前所未见的样品。瓷器尤其是无穷无尽的兴趣所在，因为它的花样与图案变化多端。有些杯子上用凸起的漆描绘着游船，船上有小小的窗子，打开窗子，便发现里面有一群先生女士正在饮茶，一切都做得小到不能再小。另一些杯子的杯底，卧着一只瓷做的乌龟，做得精美绝伦，它安安静静地躺着，直到倒进茶去，它便浮上水面，成了一只活灵活现的爬虫。

然而，对瓷器的嗜好和对漆器的狂热，与对狗的痴迷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日本特有的狗，据说是查理王小猎犬的始祖，的确与那个品种颇为相像：耳朵没有那么长、那么柔软如丝，鼻子更像哈巴狗；但身体的大小、形状和毛色几乎一模一样。它的面相可一点也不讨人喜欢：眼睛通常极为突出，仿佛要从脑袋里蹦出来似的；额头前凸，鼻子小得在脸上与其说是一个隆起，不如说是一个凹陷；下颌有些突出，而且往往地包天到嘴都合不拢的地步，结果舌头便滑稽地伸在外面，与那双瞪得圆圆的眼睛很不相称——为了前后一致起见，那双眼睛本该微微闭着，带点要眨眼的意思才是。

我们一行人中的大多数，每人都给自己弄来了三四只这种讨人喜欢的动物，把它们关在阁楼上用纸屏围成的狗窝里；这一来，对于像我这样抵挡住了它们魅力的倒霉受害者，后果可就极其难熬了。它们常常用牙齿把纸做的狗窝咬得稀烂，彼此争吵，在夜深人静时凄惨地嚎叫，或者发起痉挛来。它们容易腰部和后腿虚弱、剧烈抽筋，于是它们的主人便要在凌晨时分用热水替它们热敷，再用暖和的法兰绒把它们裹起来。尽管费了这许多心力，这些娇弱的小东西还是有几只死了，那些曾经那样频频听它们夜里呜咽的人，为此悲痛得难以言表。即便在江户，一对漂亮的这种狗也要卖到五六十元，所以夜里熬着不睡来减轻它们的痛苦，也是值得的。

按照前一天商定的安排，六位委员在午饭前不久到来，出示他们的全权证书，着手条约的预备事项。他们穿着国家大典时所用的官服，这种官服以朴素见称。他们衣服的式样与颜色，都由一部严格的官场礼法规定。淡淡的麦秆色被视为最隆重的礼服；这种颜色，配上浅蓝或深蓝以及黑色，便是大典场合的正统颜色。在节庆的日子里，他们的服装要艳丽奇特一些。我们在离开之前，曾有机会看到他们这样打扮；不过，在平常的公务拜访中，他们穿的是一种便服，或者说骑马装。这与礼服的不同之处，在于裤子的裁法，它容许两腿大大地分开——穿着他们的上等衣服，这是办不到的。他们骑马时，也不穿那件轻纱做的罩衫；这罩衫披在全身衣服之外，在肩头像翅膀一样支出去，前襟垂下长长的带子。行正式礼时，照规矩要弯腰弯到这些带子的末端触地为止。

日本人除了骑马时之外，很少戴什么帽子。头顶剃光，两侧和后面的头发往前拢成一个卷，粗细约如一根小香肠，一直拢到额顶；在那里，用一种发胶把它牢牢地粘住——制造这种发胶，日本人是很精通的。店铺里假发很常见，但只有在化装时才戴。脸上绝不容许露出一根毛发。冬装是裁得像晨衣一样的长袍，全身用丝绵絮满。这些笨重的衣服也在大典场合穿用，而且是大君赠送外国使团的礼品单上的常备项目。但他们服饰中最奇特的部分，要数谒见大君时所穿的裤子了；它们的裁法所依据的原则，似乎与规定我们宫廷礼服的原则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把下装裁到膝盖，就不仅合乎体统，而且达到了高雅与优美的顶峰。日本人的大目标，却是要让旁观者对那个重要关节的位置完全产生误会：他希望人们以为他是跪着蹭进御前的；但他发觉那样做实际上大有不便，于是便来了个折中，把裤子做得比腿长出约十八英寸；这样，他的脚便被弄得代表了膝盖，而他便可以舒舒服服地用脚走路，一双假腿则拖在身后。

委员们带来消息说，大君因为膝下无子，最近几天里已收养了一个儿子。这少年将是他的继承人；倘若大君日后自己生了儿子，他也只得把亲生儿子送给别人，而不能废黜养子。收养的人选，仅限于六位亲藩的儿子。这个消息究竟有几分真实，当时我们没有机会判断。

开始办事之前，我们的客人欣然入座吃午饭，向火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一切菜肴之中，这是他们最为欣赏的一道。他们还开怀畅饮香槟；的确，他们深知在开始办事之前这样豪饮是要冒风险的，所以肥后守开玩笑说，希望条约里不要带着火腿和香槟的味道。

午饭后，我们移到额尔金勋爵的起居室，勋爵与委员们围桌而坐，互相出示了全权证书。在办理这一程序所需的若干细节时，贝德韦尔先生趁机画了一幅既有特色又逼真的速写；肥后守一发觉此事，便抓起铅笔和纸，给那位画家画起漫画来，并且突然打断了议程，得意洋洋地拿出一幅相当像样的肖像。

我们既已真正坐定办事，每个人便都点起了烟斗或雪茄；尽管从官样文章的角度看来，这场面的总体气象也许不大合乎规矩，但事情却办了不少。不过，一开头就得先克服一个难题，这难题出于委员们觉得自己必须受人监视。除非有政府的密探和私家的密探在场，否则他们办起事来便觉得很不自然，所以他们正式请求，允许若干名这类人物在会议期间在场。额尔金勋爵自然表示反对，他说，日本方面已有六位委员对付英国一位公使，对方倘若再增加兵力，那就显然太不公平了。委员们对此答得相当巧妙：「的确要六颗日本脑袋，才对付得了眼前这样一颗英国脑袋，而且说实话，他们觉得自己还是远远不能胜任。」这件事最后以折中了结：除了必不可少的森山之外，再准许一名书记在场。

这时我们便能着手讨论条约的正文了，而且很快就发现，委员们在讨论细节时表现出极大的敏锐，每提出一个问题，不彻底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决不罢休。有一次，的确出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难题，为了岔开话头，有人提议喝点「恰」（日本人管茶叫「恰」），额尔金勋爵便提议改成「恰槟」，亦即香槟。这个修正案引起了无穷的欢笑，并以欢呼通过。日本人对滑稽可笑的事物有敏锐的感受力，许多棘手的问题都是靠一句妙语解决的；的确，从他们不停地纵声大笑来判断，他们是一天到晚都在说笑话的。肥后守是这一伙人中的才子，因此他常常不仅自己心不在焉，还容易分散别人的注意力。每当他在琢磨一句双关语时，从他眼睛的一闪一闪便看得出来。然而，他对正事的见解，每当他肯屈尊发表时，总是精明而中肯的。以下是六位委员的名字，是他用英文字母写在一把扇子上送给我的。拼法是他自己的。

一、水野筑后守（前长崎奉行）。

二、永井玄蕃头（海军总督）。

三、井上信浓守（下田奉行）。

四、岩濑肥后守。

五、堀织部正。

六、津田半三郎。

那位海军总督是一行人中最聪明、最能干的一位；每当他与前长崎奉行意见一致时，其余的人很少不跟着他们走。

总而言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第一日会议的结果感到满意；它开启了一连串的会议，这些会议始终洋溢着极其融洽、和乐的气氛，凡是参与其事的人，回想起来，必定会勾起许多愉快的联想和美好的回忆。

二十八王子之游与日本的文教

骑马出游——郊外之美——一座宜人的茶屋——王子的茶园——如画的野宴——茶屋的内部陈设——浴室——日本内地的风景——植物园——再访阁老——委员们的午餐——「无赖」——江户的学校——日本人的语言造诣——国民教育制度——日本的典籍——驿递制度——日本语言的构造——纸的普遍用途——日本人的灵巧。

我们与委员们约定，额尔金勋爵在互换全权证书的次日，到乡间去游览一趟。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处消夏胜地，约有十英里之遥，名叫王子，那里以秀丽的风景、植物园和陈设完备的茶屋引人入胜。于是，早饭一过，我们的坐骑便到了门口；我们一行八九个人出发了，心中怀着对乐事的憧憬所带来的那种愉快心情。最初的四五英里，我们的路线穿过市区，沿着城郭的护城河，经过那处我们又一次得以饱览全城景色的地方，接着又穿过许多我们以前未曾探访过的曲折街道，它们仿佛没有尽头。最后，我们总算摆脱了那些较为拥挤的通衢，发觉自己正行走在宜人的郊外小径上，经过帝国中势力最大的诸侯加贺守那宽敞的邸宅。这座府邸的外墙圈起了一大片土地，墙内的房屋据说可以容纳一万人。高耸于墙头之上的一丛丛大树，透露出墙内园林之美。我们所经过的许多街道和大路，两旁都种着桃树和李树；到了一年中花开满枝的时节，这些路想必会成为最迷人、最芬芳的林荫道。

路旁的园圃与小屋所显示的精妙趣味，令我们又惊奇又欣喜。英国没有哪一处模范庄园能造出可与装点江户郊外的那些别墅相媲美的「田园小筑」来。我们在细节上总是有所欠缺；我们缺乏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那种精细，而中国人的精细，往往过了头，流于怪诞。日本人却恰好得其中道。他们既有精工细作的细节，又兼具设计上统摄全局的艺术，因此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始终得以维持，整体的效果也不致为细枝末节的美而牺牲。这些迷人的小屋，在果树和藤蔓之间探出它们的茅草屋顶——那些果树和藤蔓仿佛要用拥抱把它们淹没——四周环绕着布置得雅致的花坛，花色灿烂，一条条小径夹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树篱之间，通向屋门。修剪成奇形怪状的紫杉，以及那些伸出畸形的手臂、仿佛在求援求助的矮树，是人们最喜爱的园林点缀。在一条长长的林荫道尽头，我们不时可以望见一座掩映在树丛中的寺庙；年迈的僧人穿着轻薄透明的衣衫，系着宽阔的绣花腰带和饰带，戴着硕大的漆帽，急急忙忙地赶到门口，来看我们这些陌生人经过。墓地之美，与其他一切事物所表现的趣味相称；那里的小径蜿蜒于开花的灌木和低垂的柏树之间。

从伴随我们的人群的多寡与品类，我们总能判断出所经过的街区是否体面。在郊外的某些地方，有一群吵吵嚷嚷的人跟着我们，挤到我们身边，欢呼大笑——不过并未显出任何恶意。前一天，我们一行中有几个人，由于没有足够多的巡捕随行以使人生畏，在穿过城里某些不大体面的地段时，曾遭人起哄，甚至被扔东西，人群还喊着：「唐人，唐人！有什么东西要卖吗？」委员们为这件事没完没了地道歉，同时也趁机让我们铭记：若没有适当数量的巡捕陪同，就决不可四处走动——这一条我们总是巴不得把它忘掉。这一回，有二十名身穿黑纱制服的官差随行，在我们前面开道。我们不愿耽搁时间，坐骑又肯卖力，所以还没到半途换班的茶屋，这支队伍中有几位年纪较大的成员就已经累垮了。

我们离城愈远，小屋便愈稀疏，但乡间并没有失去它那文明的气象。一丛丛高大的树木荫蔽着道路，似乎是某些园林的边界，因为它们都围着栅栏，那栅栏与我们英国园林的栅栏一模一样。

我们停下来歇息的那座茶屋，坐落在一座园子里，园中清泉从长满苔藓的石窟里涌流而出，铺着棉垫的席子诱人小憩。在这里，美丽的少女们端上烟斗和茶，还殷勤地请我们收下几只未熟的梨子。过了这座茶屋，我们便真正到了乡间；我们已从伦敦的郊外，换到了德文郡的小路上。

这一带地势虽然起伏，道路却不太陡也不太窄，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有时道路从高高的土坡之间穿过，坡顶长着树篱和灌木，我在其中看到了冬青。除了一丛丛树林——想必是为了某种特殊的用途而留下的，它们使景色显得富于变化——每一亩地似乎都已开垦耕种。这或许部分是由于有一条法律，规定人人须在一年之内耕种自己的土地，否则便要没收。一块块山药地和茄子地，豆田和玉米田，粟田和葱田，一块接一块地交替出现。道路所经过的每一丛树林里，都有供各色旅人歇脚的地方——对于卑微的行路人，有古老的橡树或悬铃木虬曲的枝干下简陋的长凳，阴凉处摆着放了水果和茶的小桌；或者有凉亭，只是一间小棚子，里面同样备着那一成不变的饮料，热腾腾的，随时可为疲惫的步行者解渴；或者有更为讲究的店家，可供身份高贵的人停留歇息。

最后，我们忽然下到一个幽谷之中，那里有一个迷人的村庄，掩藏在树林的怀抱里。村子由几间小屋和一座规模宏大的茶屋组成。我们在这座茶屋门口下马，全村的人都大开眼界，聚拢来瞪着我们，啧啧称奇。我们发现茶屋坐落在一条喧闹的溪流边上，楼上各个房间的阳台都悬在水面之上。溪岸上，悬垂的树林和园圃，以假山石布置得雅致，还有修剪成奇巧形状的紫杉，一路装点着河岸，直到溪水以一道如画的瀑布流入园中的地方。我们占据了一座高踞在突出岬角上的凉亭，从那里可以把四周的景物尽收眼底，然后向一群借口等候吩咐而来看我们的年轻姑娘表示，我们想要一顿午饭。

饭菜没有让我们久等，有极好的菜汤，还有米饭和鱼。饭后的点心是甜瓜、杏子和梨，所以我们毫不费力地满足了饥肠。我们发现，这些园子是江户最高等的游乐团体所喜爱的去处。每当哪一位显贵想带着妻子家人享受一番这类家庭乐事时，他便预先把自己的意图通知茶屋的主人，以便为他保证一种体面的清静。在那里，避开了俗众的目光，他和他的同伴便尽情享受这种消遣所提供的乐趣。他们的妻子为他们弹奏、跳舞或歌唱；事实上，就我所能打听到的而言，他们的举止与我们在社交季节的尾声，到星与袜带旅馆或汉普顿宫去野餐时的样子颇为相似。不过，我未能查明社会上未婚的人在什么条件下才被允许参与这些娱乐。

我们游览王子期间，倘若有什么贵人的野宴正在进行，我们也没有那份福气去一睹为快。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探察了这家店的内部经营。不幸的是，客人进厨房不合规矩，所以正当我开始考察他们是用什么办法使如此众多的客人源源不断地享用到各式各样的日本珍馐，以及江河一般的茶水时，我便被不光彩地逐出了那个部门。我只来得及发现自己被一群手脚麻利、忙忙碌碌的女侍团团围住，瞥见了几口热气腾腾的大锅，一位意志坚强的老妇人便用一把汤勺给我指了指门。贝德韦尔先生当场绘制的附图，比任何描述都更能让人了解公共房间的内部情形以及侍者的服装。这些姑娘中许多人的肤色，与我们本国的女子一样白皙。她们侍候客人时，举止优雅而恭敬。几乎每样东西都盛在漆器里，并以恭敬的姿态奉上。客人们散坐在席子上，直到吃完饭，然后便躺下来抽烟、啜茶、消食。据戈洛夫宁说，制漆所用的漆料是有毒的。然而，它不仅在这方面对人毫无害处，而且即便用漆杯盛最烫的茶，也尝不出丝毫漆的味道。

日本的茶究竟是真的胜过中国的茶，还是仅仅制法不同，我没有机会判断；但它的味道在我看来要细腻得多。据西博尔德说，茶树是用晒干的鳀鱼和从芥菜籽里榨出的汁液来施肥的。

煮茶的一种方法，是让它一直沸腾着。把足够一天饮用的茶叶放进壶里，茶汤便始终不离火。不过，这种方法一般只在路边的歇脚茶店里使用。

我们没有看到茶树生长的情形，因为据说茶园一般都远离人烟，以免被烟气或其他有害的气息所损伤。

茶屋附设一间浴室，地板上有一个奇特的椭圆形凹坑，洗浴的人沐浴时便待在坑里，因为那里修了出口，好让水流出去。热水供应充足，冷水则从墙上一个青苔覆盖的石窟里，化作一道永不停歇的瀑布流下来。

离开王子后，我们骑马登上了村后的山顶。要上山，就得离开大路，在一片点缀着园林般秀美树木的草地上纵马奔驰。随从们对这突如其来的越轨举动毫无准备，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赶，激烈地抗议，还用手在自己的喉咙上一划，表示我们的越轨之举将招致他们受到立即处决的惩罚；但我们想从高处一览风景的好奇心，压倒了我们为他们着想的顾虑，而我们的不近人情也得到了充分的报偿。我们纵目饱览的景色，比我所熟悉的任何景色都更像从里士满山上望出去的景色。我们脚下是一条蜿蜒的河流，时而隐没在茂密的树林之中，时而流到草地上，在白昼的明光中闪闪发亮。再往远处，目力所及，田野耕作得十分丰饶，景色变化多姿，迷人至极，处处有城镇或村落的炊烟，使这片景色平添了几分生气。这实在是一幅最撩人的景象，我们渴望去探访那些至今仍无人涉足、深藏在这个壮丽国度腹地的未知风光。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日本的内地多半不久就会开放。根据新订的条约，总领事及其直属随员——也只有他们——保留了前往帝国任何地方旅行的权利。从耶稣会士和荷兰使团的记述中，我们知道在京都以及通往长崎的大道沿途的其他地方，有多少值得一看的东西；但激起我们好奇心的，主要还是日本画册中对他们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致所作的描绘。日本人是少数几个所谓未开化的民族之一，却似乎真的对如画的美景有一种直觉的鉴赏力。即便是中国人，偶尔也敢描绘风景，却总是选取某个索然无味的题材，而且总是让它从属于前景中某个家居生活或军旅生活的场面，此外还显示出对透视法的全然无知；而日本人描绘他们国家最壮丽的景色，显然纯粹是为了景色本身。瀑布和悬崖，高踞在悬垂峭壁上的如画村落，或伸入海中的岩石岬角，都是他们喜爱的题材，而且所表现出的艺术观念，比那个姊妹帝国所达到的要正确得多。从许多这类画册所载的景色看来，日本一定有这样的风景：即使别无他求，单是为了去看一看它，也值得到那遥远的岛国去朝圣一回。连我们的随从似乎也认为，我们想在山顶的草坡边上流连，对眼前这片广阔的景色作最后的久久凝望，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当我们慢慢地掉转马头，走上那条通往植物园的小路时，他们显然松了一口气。

一片茂密的垂荫树林，为我们遮挡了八月骄阳的炎威；林中不时开着一扇扇小小的便门，通向一座座园子，园中花木簇拥着居中的小屋，宛如镶嵌的底座。植物园本身，与我们对植物园的观念并不完全相符。那里既没有品种繁多的参天古木，也没有大批珍奇的各类植物。这个国家的园艺家所热衷的，似乎是各种各样的草、苔藓和蕨类，此外还有大量品种各异的矮树。那里没有玻璃温室，只有一些长长的席棚，用来安置较为娇嫩的品种；而在架子上，像在英国一样，摆着大批形状、颜色各异的瓷盆，不过一般都是蓝色的，盆中央放一块石头，四周长着一丛草或苔藓。但日本园丁最引以为傲的，还是他那使树木矮化的手艺。在这里，可以看到最古老的森林树木栽在花盆里，它们老迈的树干虬曲盘绕，仿佛在扭曲变形的酷刑下痛苦地挣扎，高也许不过两英尺，而那违反天性的枝条则向两侧伸展，像一只畸形的手的手指。荷兰商馆的一位人士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只长三英寸、宽两英寸的盒子，里面栽着一棵松树、一株竹子和一棵开满花的梅树，卖了相当于一千二百元的价钱。园子后面有一片松林，林中有几处宜人的幽静去处，还有一些人造的小丘，丘顶建着凉亭。这些园子也是江户人十分喜爱的野餐去处。

我们又一次翻身跨上那不舒服的马鞍，一路颠簸着回家，骑了累人的三个钟头；但这一天的新奇和趣味，已充分补偿了我们的劳顿。

次日上午，我们再度拜访了几位首席阁老，因为额尔金勋爵想就游艇的交付作进一步的安排，并引见巴克舰长、奥斯本舰长和沃德中校——这艘游艇就是由他们负责从英国驶来的。仪式与上一次毫无二致，只是这回是在白天举行。阁老们急于想知道军舰与游艇有什么区别；接着又讨论了日本方面应当鸣放的礼炮，因为他们以前从未在任何场合向外国国旗鸣炮致敬。阁老们趁此机会，代大君表示未能接见额尔金勋爵的遗憾，但提议勋爵不妨谒见他的儿子，一个十三岁的少年。额尔金勋爵认为，接受这个提议是不适宜的。

我们回到寓所，恰好来得及接待前来吃午饭的委员们。他们表示，总是在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到来，实在十分难为情——「今天他们可真不敢再叨扰了——那样看起来就太像是专为火腿和香槟而来的了。」然而额尔金勋爵回答他们说，他脑子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猜疑；而且，除非吃掉应有分量的火腿，喝掉应有分量的香槟，否则条约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这个理由似乎立刻使他们下了决心；显然，为了更充分地享用这顿他们假装推辞的饭，他们事先曾小心地空着肚子。午饭后，我们毫不费力地议定了十五款条文，唯一吃苦的是森山，因为他要用日文和荷兰文各誊写一份副本。有一天，额尔金勋爵问他条约是否快誊完了；可是森山是个太过出色的通事，决不会当着上司的面直接回答任何问题；于是他转向委员们，问他们：「森山快把条约誊完了吗？」委员们同他商量之后，郑重其事地答道：「没有，森山还没有把条约誊完，不过他正在尽快地誊写。」在日本，下级与上级交谈时，下级的正确姿势是两手按在膝上，身子微微前倾——实际上，这个姿势已简化为一只手沿着大腿迅速滑到膝头。森山总是不停地做这个动作，同时还伴着一声响亮的吸气，仿佛他刚用一根羽管吸了一口雪利酷饮，此刻还在回味似的。

不过，我们在江户还结识了一个比森山更值得一提的人物。人们都管他叫「无赖」，他的真名却是丹治郎。一天傍晚，这个人出现在我们的园子里，讲着一口听不出任何口音的英语，用的全是很长的字眼，令我们大吃一惊；他还告诉我们，他惯于观测月距以定经度。他进而声称，自己一辈子从未离开过日本，他的英语知识是在江户的一所学校里学来的。据他描述，进这所学校的都是想学外国语言的日本人，教他们的是一些为此专门钻研过、够得上资格的教习。尽管我们对日本人的聪明和进步十分敬重，这话却未免超出了我们所能相信的限度；我们在这件事上也找不到任何旁证，所以我毫不怀疑，这纯粹是丹治郎的捏造。他显然是由于某种意外，在美国度过了若干年光阴。他矢口否认有这回事，可他说起话来带着一点轻微的鼻音，用的一些说法，肯定是跟一位研究「美国话」而不是英国话的教习学来的。他脸上的神情，与我所见过的任何其他日本人都截然不同。他的举止中混杂着狡黠与傲慢，这与他同胞的天性格格不入，无可争辩地证明他在国外住得够久，已经以西方文明的举止，取代了日本野蛮的举止。

然而，我们虽然冒昧地怀疑江户有欧洲语言的教习，但教育的发达及其在整个帝国的普及，却是毫无疑问的。江户和长崎肯定都教授荷兰文；在长崎跟荷兰人学习了最新机械和科学发明的学生，便到京城来当教师。因此，他们有能力操纵自己的蒸汽机，驾驶自己的船只，凭观测推算航线。倘若有人以为他们学不会别人已掌握的某一门学问，他们便极为敏感，而且对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估价甚高。在讨论今后以何种语言作为公文往来的媒介时，这一点便有趣地表现了出来。「噢，」一位委员说，「你们最好把英文定为公文语言；谁也说不准你们要过多久才能用日文写一件公文；可是只要给我们五年工夫，我们就完全能用英文同你们通信了。」这与我们在天津的经历恰成鲜明的对照。在天津，我们费了极大的周折，才使中国人接受以英文为公文语言，哪怕只是作为一项日后实行的安排——说实话，我对这项安排能否实行几乎不抱希望；因为，即便能劝得一个中国人去学一门外国语言，他生来就如此全然缺乏学习本国语言以外任何语言的能力，一辈子的光阴都会消磨在这徒劳的尝试之中。我在中国逗留的整个期间，没有遇到过一个能正确地说、读、写英文的当地人。

反之，在日本，人们热衷于获取各种各样的知识。一个中国人认为，除了孔门经书之外，研究任何学问都有失身份，对一切近代发明都摆出一副冷静轻蔑的神气。他多半会争辩说，这门技艺在中国早已为人所知；所以，倘若你给他看一条铁路，他十之八九会说：「北京那边统统有一样的，只是跑得快一倍。」〔注一〕反之，一个日本人却满怀热忱与好奇。凡是他够得着的东西，他都要仔细察看，问个明白，并把答案认真记下来。

（原注：原文系广州一带洋泾浜英语，意即：「我们在北京也有同样的东西，只是跑得快一倍。」）

夏洛瓦神父说，在沙勿略的时代，京都附近有四所学院，每所都有三四千名学生在那里受教育；他还说，这些数目虽然可观，但与坂东城附近受教育的人数相比，却微不足道，而且这类学校遍布于整个帝国。麦克法兰先生援引一位较近的权威梅兰先生的话说，各个阶层的儿童，不分男女，一律被送进启蒙学校，在那里学习读书写字，并初步了解本国的历史。至少到这个程度，即便是最卑贱的农民，也被认为有必要受教育。

从这段记述——我在这个问题上所能搜集到的一切材料都证实了它——看来，日本的国民教育制度比我们本国的更为普及；至少在这一方面，即便在别的方面不然，他们显然是走在我们前头的。我在街上走过时，常常听到孩子们念书那悦耳的琅琅之声。

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这个国家的典籍；但在这方面，要搜集资料很难——要买到书就更难了。书摊虽然很多，摊上的书也诱人地朝街陈列着，可每当我们走近一个书摊，便总会引起一阵争抢，要把书收藏起来。显然，政府已下过命令，不许把书卖给外国人；我们的随从虽然常常假装帮我们去买，我们却时常发现他们暗中怂恿店主。有一次，我抓到了一件大宝贝——帝国某一个藩国的地图——却被一位老妇人从我手里夺了回去；她对政府的畏惧显然十分真切，结果我只抢走了一小片碎纸。不过，凭着好言软语和锲而不舍，我们还是设法搜罗到了不少画册。其中一本描绘日本各行各业的画册，是极有趣的研究材料。前面那幅木刻，可以使人对这些图画生动传神的特色略知一二。我所得到的书，凡是用日文写的，大多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谁也读不懂；不过我弄到了一两部用汉字写的厚书。据荷兰的著述家说，日本的典籍大体包括科学、历史、传记、地理、游记、伦理学、博物学、诗歌、戏剧和类书等著作——倘若这个书目是准确的，那倒是一份颇为可观的书目。

除了纯是图画的书之外，还有配着木刻插图的小说，插图与文字刻在同一块版上。据说最近已引进了铜版雕刻的技艺。

日本人虽不懂油画之术，却擅长运用水彩，他们的一些彩色版画栩栩如生，极有特色。这些版画一般都按固定的次序排列，一个故事的线索可以从头到尾贯穿下去。我弄到了一本书，里面是一组用蜡笔画的马群速写，画得极有神韵，显出很高的艺术才能。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日本人是一个爱读书的民族；而且据我所能了解到的一切，女子在增进心智方面并不落后于她们的丈夫。戈洛夫宁为这一事实作证。「日本人，」他说，「极其喜爱读书。连普通的士兵值勤时，也总是捧着书本。不过，这种对文字的热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便，因为他们读书总是用一种近乎唱歌的腔调高声朗读。」他们还非常喜欢互相写信，几乎就像他们也享有一便士邮政的便利一样。他们虽然没有作出那项重大的发明，却确实有一套把信件从帝国的这一端传递到那一端的组织，而且极为完善。送信人总有一个同伴随行，以防疾病或意外耽误了正式的信差。这些人时时换班，每一站都以最快的速度跑完。有一次，我遇见一个这样的信差，带着他的邮包，风驰电掣地飞奔，那股猛劲使我忍不住打听他究竟有什么差事。然而他却是独自一人；大概城里的信差不必两人结伴而跑。

日本人写字，和中国人一样，是从纸的右边起，自上而下，一行一行地写。字体不像汉字那样奇巧，却流畅得多。事实上，这两种语言之间毫无相似之处，一种是单音节的，另一种是多音节的。日本的词往往长得离谱，但声音悦耳，不难模仿；而中国的字虽只有一个音节，却一般都是一声吞咽或一声咕哝，除非耳朵已因在那个国家久居而彻底败坏，否则是学不来的。我们一个星期里学会的日本词，比我们一年里学会的中国字还多；我在编一本粗略的小词汇时发现，把英文字母适当地拼配起来，毫不困难地就能让我记住想要记住的那个声音的近似样子。在中文里，这是完全办不到的。克拉普罗特在他的《亚洲诸语言汇编》中说，日本语在构造、语法以及一切特征上，都与所有已知的语言迥然不同，因此说这种语言的民族，必定是一个独特的种族。一见到他们，除了语言构造之外，还会有别的理由使人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他们最初出自同一个蒙古种族——如今这个种族的后裔在中国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一点似乎已为一般人所公认；但日本有人居住，多半是在蒙古人第一次入侵之前的事。他们的相貌与中国人的类型根本不同。他们的鼻子没有那么宽扁，眼睛更突出，也不那么斜。总之，他们的面貌要讨人喜欢得多。我们一行中去过南太平洋诸岛的人，发现日本人与那片群岛的土人有许多相似之处。要是能查明他们的语言是否也有相似之处，那倒是很有意思的。

学日本语的人，比起那些被罚去学天朝语言的受害者来，有一个很大的便利：他一开始就有字母可用，或者不如说有一套音节表——这是中国人所不屑的一种语言附件。尽管如此，在招牌上和房屋的墙壁上，还是时常可以看到汉字。受过教育的日本人认得汉字，但读音却是中国人难以听懂的。而且，汉字在日本人心目中所代表的意思，也并不总是与它在天朝人心目中所传达的意思相同。读音上的差异，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日本人也试图用他们自己的字母符号来表示汉字的读音。的确，日本似乎通行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称为「训」和「音」，前者是本国的、民间的语言，后者则是以日本读音念出的汉文。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知甚少；但随着我们如今在新开口岸设置了学习语言的学生，不久之后，这个极有趣的研究领域就会得到充分的阐明。学日本语的人，最好在一件事上效法日本人，那就是随身带一本笔记簿。每个日本人腰间都用一根绳子挂着一个小小的便携墨盒：它通常漆得很精致，里面装着一支笔，或者不如说一支毛笔，还有一个不漏水的小格子盛墨；他怀里揣着许多张纸，或是散页，或是订成笔记簿的样子。我们那种金属封面的笔记簿，总是引起他们的艳羡与好奇，橡皮圈的妙处，他们也十分懂得欣赏。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考察他们如何运用他们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一样东西——纸——同样饶有兴味。我们房间的墙壁是纸做的，人人通用的扇子也是纸做的；每买一样东西都用纸包，事后用来捆扎的绳子也是纸做的。裁成方块，它便当作手帕用；压实了再涂上漆，它便当作帽子戴。它的质地各式各样：有厚而粗糙、满是杂质的，也有比最细的绵纸还要薄、还要透明的，但总是出奇地坚韧。由于它是用桑树皮制成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较嫩的枝条出产最白的纸。制法是把树皮熬煮，用筛子滤过，然后掺入米浆，再逐渐把水沥去。接着把这种糊状的东西小心地摊成一张张的纸，夹在木板之间压紧，再摊在太阳底下晒干变硬。这种纸横着纹理是撕不开的；顺着另一个方向撕下细条，搓卷起来，便成了坚韧方便的绳子。

我们对这个奇特而可爱的民族见得愈多，便愈觉得：虽然我们这方面有许多东西拿出来使他们惊奇欣喜，但最大的获益者却是我们自己；因为考察他们那些既新颖又巧妙的制品和器用，已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的趣味与乐事的源泉。

二十九江户风物与大师河原之游

日本人的葬礼——妇女的发式——日本钢铁之精良——象牙雕刻——乐器——日本的战扇——郊野之游——宗教节日——精工的文身——六乡川——大师河原的寺院——寺院之内——一则奇特的附言——禁奢之法——品川——日本的赋税——立法的性质——日本人如何管教儿童——我们亲身经验的结论——日本人之好逸乐——与欧洲人接触的影响。

王子之游以后的两三天里，我们的时间全被钦差们占去了。不过我们的几位客人倒能骑着马在城中四处游逛，既得其乐，又有所获。离我们寓所不远，有一座极为诱人的寺院：一条林荫道尽头立着一座厚重的山门，由此进去，道路直抵一座林木葱茏的小山脚下，山顶上，殿宇的山墙在枝叶间隐约可见。有几位好事的探险家曾想去这个引人入胜的所在一游，却未能如愿，人家拒绝他们入内，态度之生硬唐突，与这里百姓一向的彬彬有礼颇不相称。我们把此事向钦差们提起，他们照例连连致歉，却恳请我们不必坚持，因为那座寺院是供奉历代大君神灵的所在。这一层反倒更撩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但对方既然显得不乐意，我们也就不再强求。另有一回，我们一行中有几人有幸目睹了一场日本人的葬礼。由于尸身是以坐姿安放的，棺木的形状与其说像一只长方匣子，不如说更像一乘轿子。棺前是仆役和家中众人，棺后跟着身着白衣的僧侣和送丧的亲属，还有供妇女乘坐的乘物，照例也有役人在旁驱散围观的人群。据西博尔德说，下葬时要奏丧乐，那乐声是敲击铜盆发出来的。

我们很幸运，在离住处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条小小的后街；若时间不够，不能远赴江户城中那片相当于伦敦萨瑟克区的地方去游逛，这条街便是我们从不落空的去处。这里有许多书摊，几家店铺卖着极为稀奇的瓷器，此外还有种类繁多的本地特产。日本人品味朴素简淡，一般说来不尚装饰。至于妇女们最肯放手使用的那些饰物，则多以玻璃制成，当地匠人把玻璃做成种种精巧别致的小玩意儿，手艺格外高明。他们爱用的一种巧法，是在各式形状花样的玻璃管里灌进彩色的液体，这类东西常被用作发簪。有时管端还有一个小球，一位日本美人乌黑的发髻间闪闪发亮之时，从那一粒气泡便可看出里面盛着液体。大多数妇女的发式，颇有些像四五十年前我们自己那里流行的样子——脑后的头发高高盘起，用玻璃饰物横七竖八地别住。唯有诸侯府中的侍女，才准许把头发梳成所谓「皇后式」。奇怪的是，日本人在某些形制的玻璃器上已将制作工艺做到如此完美——比如那些形状精妙绝伦的瓶子，轻薄脆弱，仿佛只是一个个气泡，五色俱备，又饰以美丽的珐琅图案——可平板玻璃在他们那里却闻所未闻。他们的镜子是一块块圆形钢片，打磨得光可鉴人，足以充当镜子之用，背面通常饰以繁复的花纹。

男子佩戴的饰物，几乎全都集中在刀柄上。这些饰物一般是金的，或是一种叫做「赤铜」的合金，由金、铜掺以其他金属制成，效果十分美观。图案通常是某种禽鸟走兽，做工极其精致完美。刀柄大多裹以鲛皮，饰物便用丝绳缠缚其上。刀鞘或为皮制，或为木制，漆得十分漂亮；刀身则是淬火绝佳的钢。我花三十元买了一对，锋利如剃刀；但人家认为这个价钱微不足道；至于一把真正的好刀——据费舍尔说，这样的刀能把一柄欧洲刀剑一劈两断而刃口毫不卷曲——其价值则高得骇人听闻。后来我听说，葛罗男爵在江户买到了几把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刀，所付的价钱也与之相称。

毫无疑问，他们在淬炼钢铁这门技艺上已臻于极致。老斯特勒伊斯谈到日本的刀匠时说：「他们以精于制造兵器而名闻整个东方，淬钢之术胜过中国人，而中国人又远胜欧洲人。他们的刀淬得极好，我曾用一把刀劈过一根半英寸粗的铁栓，刃口竟丝毫无损。」起初，我们很难说动随从去替我们弄几把刀来买；我们说想看看他们身上佩的刀，他们甚至连拔刀出鞘都显得有些迟疑。把刀卖给外国人一事，牵涉到某种迷信，因为向来严禁刀剑出口。不过后来，我们完全打消了他们的这些顾虑。

黄金的买卖也有同样的禁令，而这一层我们就没那么容易破除了。纯金的饰物确实极为罕见；但那些玲珑可爱的木雕、牙雕小件，却足以聊慰我们的遗憾。日本的纨绔子弟普遍把这些小玩意儿系在烟管上作坠饰，正如我们国内的纨绔子弟在表链上系一串串护身小符或链饰一样。其中有些雕件，做工精细到了极点，又带着一种敏锐的滑稽感，所雕的往往是极能体现这个民族及其风俗的物事。我喜欢这些象牙雕件，胜过在中国见过的任何同类之物；它们是我们在江户所发现的最昂贵的小玩意儿。这些坠饰用丝绳系在烟管上，烟管则扣在腰间的衣服上随身佩带。烟杆一般是一截芦管，烟嘴用黄铜或合金制成，錾刻精工，烟锅也是同样的材料，只是依我们西方人的眼光看，小得荒唐。一锅烟只够吸一口：捻一撮烟丝，搓成豌豆大小，悠长舒缓地深吸一口，便算完事；与东方各地一样，烟要在肺里存留片刻。烟具既然随时在手，一个日本人一个上午能抽五十袋这样的烟。烟叶呈淡黄色，颇似土耳其烟草，只是切得更细，味道也更清淡。最好的烟草产于萨摩藩主的领地和长崎一带。这种植物最初是由早年的葡萄牙商人传入的。

日本烟管、烟盒与烟袋。

这些店铺中有几家专卖乐器，但作为玩赏的古董，这些东西未免有些笨重。最流行的是三味线，也就是一种琵琶。弹奏时用一片薄薄的拨子，在女子中间，这是一门必不可少的才艺，正如钢琴之于我们。芦笛、手鼓和横笛，也在我们所见陈列的乐器之列。隔壁住着一位老人，以制作弓箭为业，弓箭在战时至今仍用作攻击的兵器。有几张弓漆得颇为好看。

不过，日本人在战场上所用的最奇特的兵器，恐怕要算战扇了。这是一种比寻常尺寸稍大的纸扇，扇骨是铁制的，这样，倘若一名武士在一场激烈的厮杀之后疲惫不堪，坐下来歇息片刻、乘乘凉，而突然遭到袭击，他便可立即用扇子照敌人头上打去。我曾设法弄一把，但这种扇子只接定制，直到我们离开江户时还没有做好。扇面上的图案是国徽，即黑底上一轮红日；不过，用一把铁扇给自己扇风，想来是凉快不起来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扇子，扇面所用的材料薄而透明，犹如打金箔用的肠衣；再没有什么比它更轻巧、用起来更惬意的了。扇子是日本人衣着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它是他遮阳的篷盖，是他的记事本，天气若不热，又是他手中的玩物。没有扇子，他就不知道两只手该往哪里放，正如一个英国人参加晚会时手里没有帽子一样茫然失措。扇子的花色品种如此之多，若有人认真研究此道，搜集一番，倒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

八月二十四日，我们又骑马出游，前往著名的大师河原寺院，那里距江户约十英里，在往神奈川的方向。因此，我们这回所走的路与上一次方向相反，要穿过沿着海湾绵延五六英里的长长的西郊：先经过那个名声不佳的品川区——回程时我们把它看得更清楚些——再穿过大森，走上半里格路，经过一处以公开行刑出名的地方。这地方正在城镇的边缘，是一片血田，野草长得又高又密，一根八到十英尺高的独石柱周围环绕着一圈石凳，那便是受刑者最后的座位。一般说来，犯了死罪的人往往抢在刽子手之前，以切腹免去受刑之辱。通常的行刑方式是斩首。不过据蒂津说，某些情形下，行刑者会尽量拖长犯人的痛苦，刽子手的本事，就看他能在不致人死命的情况下砍出多少刀来。

过了这处令人不快的地方不远，我们便来到一片宜人的稻田和大片的耕地之间，田地由一行行树木分隔，树木间或聚成丛林。这一带地势十分平坦，道路宽阔平整，两旁绿树成行；行人很多，大都步行，但也有人坐着中等人家所特有的竹篮轿子。即便出了城镇，道旁仍是房舍稠密。不过我们今天的旅程格外有趣，因为恰逢一个宗教节日。日本人大约每月要过两次这样的节日，每一次都是为了尊崇某位特定的神明或圣者。其中甚至有一个是敬魔鬼的，其缘起是日本宗教界一度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魔王陛下究竟是什么颜色。一派坚称是黑的，一派说是白的，另一派说是红的，还有一派说是绿的。天皇当时没有宗教法庭可资襄助，便以一种不负其无谬自许的方式裁决了此事。他宣布：魔鬼可随心所欲，四色兼备——这个裁决使所有人心悦诚服。这是梅兰讲的一则故事。至于西博尔德，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否认日本人相信有魔鬼这回事；而据肯普弗说，他们心目中的魔鬼唯一的形象是一只狐狸。我当时没有想到就此事向人打听。

另一个著名的节日是灯节。节日期间，一队队灯火辉煌的船只在港湾中往来游弋，景象蔚为壮观。我们去大师河原的那天，普天之下的人都在阳光里闲着，无所事事，究竟是为了尊崇哪位圣者，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街上从未显得如此拥挤：阳台上彩旗飘扬，竿头上一条条写满字的鲜艳布幡随风招展；妇女们头上簪着花，男人们身上穿的也比平日多些。不过也有些人舍弃了衣着之便，看来是为了炫耀他们皮肤上所刺的绚丽花纹。有一个人腰眼上刺着一只巨蟹，胸前刺着一座精致的小屋。在两肩之间刺几条嬉戏的红鱼，颇为时髦。那红色的文身看上去令人十分不快，皮肤仿佛是被人小心翼翼地照着所需的图样剥掉了一般。一个真正刺得好的人，全身没有一寸不是某幅图画的一部分。倘若总体效果并不悦目，那倒也十分体面，因为皮肤不再显得赤裸，甚至根本不像皮肤了，倒像是一身丑角的戏装。想到自己从此再也脱不下这身衣服，那一定是件可怕的事。可是，为了让自己穿上一身由红色染料和火药刺成的永久衣裳，受刑者又要忍受何等的痛楚啊！

自然，行程刚过一半多一点，我们便在一家茶屋歇了脚。那天热得灼人。八月正中，骑在一副漆鞍上，顶着烈日，连把伞也没有——这番滋味最能叫人体会茶屋的好处。我们找个最凉快的角落，在柔软的席子上伸直了身子躺下，喝茶，吃水果，吸那小得不能再小的烟管，由美貌的姑娘们打着扇子，扇得我们昏昏欲睡，直到那铁面无情的泰之助告诉我们时辰已到，倘若还想看那座寺院，就得再去冒一回日本太阳的烈焰。于是我们重又上路，一路颠簸前行，来到六乡川。这是一条水深的河，宽约五十码，值得一提的主要是因为条约规定它为欧洲侨民日后在这个方向上游历的界限。每一个新开的口岸周围都划有一道界线，欧洲人不得越界深入。一般说来，这个范围是以约二十英里为半径的。

我们乘渡船过了六乡川，便到了川崎村；穿过村子，又一次置身于旷野之中，只是道路已窄成一条马道，在修剪整齐的树篱之间、潺潺溪流之畔蜿蜒而去；途经更多茅草陡顶的农舍：有些屋顶是双层的，在正屋顶之上又搭起一种罩檐，深深地挑出，檐下便成了回廊。这里也和去王子的路上一样，人们喜欢把自家的屋子藏在藤蔓和花木底下，不过实用之物他们也并不全然忽略。家家户户都附有菜园，种着蔬菜和果树，还有果园，园中的梨树像葡萄一样被牵引在棚架上。终于，我们来到一片宏大的建筑群前，四周绕着一道壕沟和一堵厚实的围墙，墙头上装着栏杆，栏杆之上又有高大的树木荫蔽着。

构成这个村子的唯一一条街上彩旗招展，人山人海；这条街把我们径直引到寺院的正门，我们往前挤的时候，人群紧紧地簇拥着我们，因此我们进得门来，都很庆幸，门随即在我们身后关上了。然而在这里我们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宽阔的庭院里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一直簇拥到通往大殿的宽阔台阶上。

院子里有一口沉重的大钟，悬在一座雕花木制的精美钟楼里，钟楼立于一座厚重的基座之上。日本的钟从来没有钟舌或钟锤，总是用一根悬挂得便于使用的木头从外面撞击。正面台阶旁挂着一面大锣，外廊下则悬着一些纸灯笼，有的是椭圆形，长十到十二英尺，宽约六英尺，有的则像截断了的圆柱。

殿宇本身呈棚屋之形，回廊极深，山墙微微翘曲，屋顶陡峭，墙壁坚实。支撑回廊的柱子是木制的，柱脚包着铜皮，柱头则饰以雕刻的狮子。

殿内还有更多同样的柱子。构成天花板的木板雕刻繁复，饰以大量彩漆，上面绘着秀丽的山水。在栏杆围起的一块地方，尽头处便是那尊小小的神像，那里立着华美的黄铜烛台，造型雅致，做成圣洁莲花的样子。大量铜饰和金箔饰物几乎把那尊小小的神遮没了，他远远地坐在昏暗深处的案上，身处一座绘有皇家徽纹的屏风正中。大殿中央，一位身着绿袍的僧人正在做法事，一位黄袍僧人在旁协助，另有几位红袍僧人在一边站立观礼。

主持的僧人不久便找了个机会走到额尔金勋爵跟前，殷勤地想尽地主之谊，可惜我们彼此能够沟通的手段太有限，没能从他那里问出多少东西来。他面容温和可亲，不过从这副面相看来，其才智却并不怎么高明。

与此同时，寺中来了几个形貌奇异之人的消息已经传开，等我们从殿里出来时，人群又增添了许多，我们好不容易才重新上了马。到达川崎时，一天的劳顿开始向我们袭来，我们觉得非吃一顿饭不能恢复委顿的精力；于是我们占了一家茶屋的楼上，从楼廊上可以俯瞰花园，园中有池塘、假山叠石和人造的小岛，我们便在那里等着，看厨子高兴给我们送上什么饭菜来。我们信得过那从不落空的米饭和鱼，果然没有失望。锦上添花的是，一个气喘吁吁的信差来了，捧着一大盘梨——这是我们刚刚离开的那座寺院的僧人送给额尔金勋爵的礼物——随礼附有一封短笺说明此事，短笺中还附了一片咸鱼干。这种奇特的附件，是日本书信往来中公认的一部分。它是信的附言，其寓意是：「永不背离祖先智慧的人有福了。」换句话说：「记住我们原本是一个渔民之邦；我们如今切不可变得柔弱奢靡，而要从这附上的一片鱼中认出我们旧日生业的象征，让它提醒我们节制与俭朴之必要。」而这番用意所要传达的道理，也并非只是一句空洞的门面话。它体现着日本一条切实奉行的原则，日本人所特有的那种斯巴达式的简朴、不事铺张，其缘由便在于此。据说贵族在家居起居上力行节俭，除非为了遵从公务上的需要或礼俗上的规矩，总是尽量避免一切炫耀和个人的挥霍。

谈到民族性格中这一显著的特点，通贝里说：「我在日本，尤其见到了那种明智而有益的节俭。这种节俭切不可与贪吝混为一谈，我毫不犹豫地称之为美德，因为与之相反的正是最可憎的恶习之一。这种美德，在天皇的宫殿里和在穷人的茅舍中同样奉行不渝。穷人懂得以自己所有的些许为足，富人也不把财富挥霍在那种既伤害穷人、又危及整个社会福祉的奢靡之中。由此，他们幸而不知有那两大祸害——在我们这些聪明的欧洲国家中是何等常见——即匮乏与物价腾贵；这两个词，在日本语里恐怕很难找到对应的说法。」

日本施行一套严格的禁奢法令，禁止某些奢侈品，又对社会各等级应穿何种衣服规定得细致入微，这就格外清楚地说明，这一鲜明的民族特性对整个社会有着何等强大的影响。

我们重新进入品川时，已是午后很晚了，街上似乎比先前更加拥挤；不过这个郊区最奇特之处，在于构成它的那些房屋，以及这些房屋的用途。至少有一英里路，我们是在一家家规模极大的馆舍之间骑马穿行的。一层层台阶通上去的深深的回廊上，简直挤满了一种制度下的不幸牺牲者，而这种制度正是这个国家最奇特的特征之一。〔注一〕然而，社会对这样一种必然给社会各阶层带来如此恶劣影响的罪恶予以容忍，政府又予以支持，这一点固然既无从辩解，也无从开脱，但公平起见，也应当如实估量这种影响的程度。只要把日本社会的总体福祉与任何别的国家相比，就不能不承认：尽管存在这种特殊形态的伤风败俗，日本在比较之下仍然占优。

（原注：见附录。）

众口一词的证言向我们担保：在家庭关系中，男子温和宽容，妇女顺从贞洁。我敢断言，在日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男人先用铁栓把妻子的牙齿打进喉咙，再把她打倒在地，然后用脚践踏；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妻子从来不曾因为酗酒、失节或恶语詈骂而给他这样做的理由。同样，在各类罪行方面，我们都有理由相信，按人口比例计算，危害社会的重大罪案要比其他国家为少。

诚然，他们的刑律是严酷的；但这方面最权威的著述都说，刑罚的施行是绝对公正无私的。他们法律制度所依据的一大原则，是司法平等；而无论富人穷人都一体承受、力量毫无二致的刑罚，便是死刑。因此，死刑是大多数案件的刑罚；不过监禁和肉刑也有采用。

然而，从伦道尔的注释〔注二〕看来，日本人不仅享有公正无私的司法之利，他们还更享有一项特权，即免于严格意义上的赋税。帝国的全部领土都归于君主。岁入全部来自土地的租赋，其数额随收成而增减。每年派有评估官，负责作出必要的估定，并调整地主与佃户各自的权利。土地或直接隶属于君主，或隶属于由君主授予领地权的诸侯贵族，这些诸侯贵族则反过来缴纳租赋，并履行某些封建的义务。直接向君主领地的佃户，把土地出产的十分之四，无论是米、谷还是豆类，交给天皇的管事，其余留归己用。向诸侯领地的，则缴纳十分之六。

（原注：伦道尔《日本帝国纪闻》注释。）

城市中征收房屋税。不过，长度不足九十英尺的房屋，免征此税。这位作者还说，日本的法律原则上固然嗜血，实际施行时却宽和了许多。所有荷兰作者都一致称颂本地法庭的优良，说它们足以胜任审理刑事案件，处理民事诉讼也能令人满意。肯普弗说：「我不愿读者以为日本人全然生活在没有法律的状态之中；远非如此；他们的法律和制度极为完善，而且执行得十分严格。」不过，关于这个题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还不够充分，不足以断定司法的施行对预防犯罪究竟起了多大作用。麦克法兰援引荷兰方面的材料，在描述了道路的安全之后说：「这一结果并不全是立法、严刑峻法以及地方和警察的章程所造成的；日本人作为一个自尊的民族，对欺诈、小偷小摸、偷窃和抢劫都抱着鄙视或憎恶。」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无疑有很多，但要一一指明这些原因是什么，就需要对社会的构成和人民的性格有更深入的洞察，而这是我们所未能获得的。我们只能凭结果来判断。由于这里根本没有锁和钥匙，我们的房间对簇拥在寓所周围的众多随从中的任何人都是敞开的；我们虽然经常把最诱人的英国新奇物件摆在外面，却从来没有一件东西——哪怕是最不值钱的小物件——丢失过，让我们有所抱怨。

我觉得奇怪的是，在我们逗留江户的整个期间，我从未听见过一个妇人骂街，也从未在街上见过一场吵闹，尽管每次我经过那些街道，都是人头攒动。孩子虽然很多，我却没有一次见过哪个孩子挨打或受到别样的虐待。在日本住过多年的通贝里也提到了同样的事实；而在一部描述十六世纪这个帝国的著作——哈利手稿第六千二百四十九号所收《近代诸国纪闻初编》——中，有这样一段话：「他们管教子女只用言语，孩子五岁时便加以训诫，如同对待老成之人一般。」据我们所知，这种教育后辈的方式已经延续了三百多年，而据众口一词的证言，其效果极为令人满意。肯普弗、沙勒瓦和蒂津都一致说，子女对父母所表现的爱戴、顺从与尊敬是无限的；而父母对子女的信任，据说也是毫无保留的。父母与他人发生争执时，会选自己的子女来作仲裁，并对他们的裁决心悦诚服；父母待儿子到了相当的年纪，便把家业产业全部交给他，余生都靠他奉养，这也是常有的惯例；据说辜负这种托付的事是闻所未闻的。

在这座人口稠密的大城里，除了一两个化缘的僧人之外，我没有见到过乞丐。不过肯普弗记载说，他曾在乡间道路上见过乞丐。残疾畸形的人很少映入眼帘；我们一路上没有碰见过一个醉汉，虽然据最近的记述，晚间偶尔也有狂欢作乐之徒在街上游荡。从脸上留有麻点的人数之多看来，天花在日本想必流行得十分猖獗，但在中国司空见惯的那种骇人景象，在这里却是见不到的。

同样，在我们与钦差和随从们的日常交往中，从未发生过哪个日本人发脾气的事，尽管很难设想，出身于一个天性骄傲自负的民族，他们的耐性竟从未受过考验。这些是我们的亲身经验，但这绝不意味着那些在这个国家住得更久的人不会有理由改变这些看法。我们离开日本时，完全赞同老肯普弗的见解；他在那里住了多年之后，对这个民族的性格作了这样的总结：「团结而和平，受教而对神明致以应有的崇敬，对法律致以应有的服从，对上级致以应有的顺从，对邻人致以应有的爱护与关切；谦恭有礼，乐于助人，品行端正；在技艺与勤劳上胜过其他一切民族；拥有一片美好的国土，又因彼此之间的互市贸易而富足；勇敢无畏，生活所需一应俱足，而且还享有和平安宁之果。」沙勿略根据他长期传教的经验说：「就我所能判断的而言，日本人在德行与诚实上胜过迄今所发现的其他一切民族。他们性情温和，厌恶诡诈，渴慕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贫穷在他们中间十分普遍，但丝毫不被视为耻辱，尽管他们忍受贫穷时颇为艰难。」

不可否认，他们的种种优良品质也被若干弱点所掩，没有这些弱点，他们就不止是凡人了。他们出了名地睚眦必报、迷信、傲慢，把自己的荣誉看得极重，在维护荣誉或为之报复时，手段往往残忍而毫不留情。

从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民族的习俗来看，我们倾向于同意那些说他们是一个多少有些轻浮、好逸乐的民族的人；但这绝没有使他们变得柔弱。斯特勒伊斯说：「日本人一般说来是一个极能吃苦耐劳的民族，无论酷暑严寒、饥饿干渴，都能忍受到令人称奇的地步。这似乎是自幼经受磨炼的结果，因为他们总是把婴儿放在河里用冷水洗浴，有时还把他们整个儿埋进雪里。」

看来，他们体魄强健，而心智则富于修养，带着几分雅好艺文的风气。他们不爱闲散，却喜爱那些高雅而合乎自己趣味的营生。他们认为经商是一种有失身份的行当，而文学、美术和科学学识则备受推崇。那种在游宴与节庆中表现出来的心智之活跃与性格之有为，是否远胜于一个中国官员的麻木冷漠——这位官员认为欢乐有失体统，认为活动筋骨是一种苦行，只求守着他的烟枪和女人，独自沉思那「道理」，以及礼部所特有的那一套繁文缛节——这倒是一个值得一问的问题。两国在习俗和感情方式上的这一差异，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无疑是：中国人正在稳步倒退，而且十之八九还将继续倒退下去，直到这个帝国土崩瓦解为止；而日本人，即便眼下并不是在稳步前进，也正处在这样一种状态：能够从即将涌入他们中间的那一股光明的洪流中获益，能够利用那些为中国人所鄙夷不屑的改良与发明，而日本人一旦对我们了解得更深，十之八九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去采用这些东西。

倘若这光明之后不继之以一片浓重的黑暗，那将是日本的幸事。与此同时，一个恪守数百年习俗与传统的民族，第一次同一种与其自身迥然不同的文明发生接触，我们与这个民族的交往在开端之际若竟毫无困难，那便有违我们对人性的一切经验了。

三十浅草观音与江户的最后一夜

江户的人口——日本桥——观音寺——庙会——鸟舍——奇特的人物群像——戏剧表演——玩具铺——历法体系——登山的香客——日本的相扑力士——一场戏法表演——纸蝶之技——钦差赴宴——饭后的热烈场面——赠给使团的礼物——宽大的睡袍——江户的最后一夜。

城中还有一片地方我们未曾游览。整个东区，离我们的寓所之远，犹如布莱克沃尔之于切尔西，对我们来说仍是一片未知之地。那里有一座著名的寺院可看，而要去那里，须经过远近闻名的日本桥。这趟骑行，再加上我们先前对城区向相反方向延伸之广已有的了解，使我们对这座巨城的浩大多少有了一点概念。要估计城中的人口颇为困难，因为有些地方人烟之稠密胜过西方城市，而诸侯府邸所占的大片地区，人口想必相对稀少。这一回，我们以快步骑行，整整两个钟头都是在密密层层的人群之间穿行。前一天，我们沿着同一条街道向相反方向延伸的那一段，也是如此。上个世纪初到过江户的肯普弗，证实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印象。他说：「江户，确切说来是整个帝国的都城，世俗君主的驻跸之地，其大无比，我敢说它是已知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凭我自己确切的见闻，至少可以断言这一点：我们从郊区起始的品川出发，沿着那条贯穿全城——虽然略有曲折——直到城市尽头的主要大街，以不紧不慢的步子骑行了整整一天。」

戈洛夫宁对人口作过一个相当离谱的估计，说有八百万。这种说法倒配得上古伯察神父。另一方面，唐罗德里戈德比韦罗伊贝拉斯科则把人口定为七十万；不过这位西班牙人来访至今，已经过去二百五十年了。目前的人口，十之八九会超过二百万。江户建在户田川两岸，正当这条河注入江户湾湾头之处。城区的主要部分位于右岸。这条河近海时逐渐开阔，在河面已相当宽阔的地方，架着日本桥，这是一座长得惊人的桥，建在木桩之上。它作为日本的「海德公园角」而人所共知——全国所有的里程碑都是从这里起算的。过了桥，我们渐渐走出那些人烟更为稠密的街道，最后来到一条小巷，看上去完全是一派庙会景象。两旁的摊棚里陈列着五花八门、不计其数的玩具、妇女饰物、版画和各式各样的玩意儿。成群的闲人挤满了这条通道，在通道的尽头，我们望得见寺院巍峨的殿宇耸立于林木之间，而高出林木与殿宇之上的，是一座五重塔的尖顶。这座寺院供奉的是观音，一位在日本广受崇奉的神明，虽然源出佛教，是从中国传入的。供奉这位神明的最著名的寺院在京都。

穿过一座入口的门楼，两旁的店铺便换成了一条两旁植着秀美树木的林荫道。林荫道尽头是一片空地，挤得水泄不通，通往回廊的宽阔台阶上也是如此。我们听到许多起哄叫嚷之声，不过并没有伴以投掷东西或别的恶意表示，大概是人群中较年轻、也最不体面的那部分人一时兴奋、精神过旺所致。他们总还算客气，总在我们身边紧挨着留出一小片空地。我们站在台阶顶上，俯视着那一片仰面注视我们的人海，心想，我们在他们眼中呈现的景象，未必就像他们的模样在我们眼中那样引人注目。

这座寺院的内部与我们先前参观过的那些并无多大不同。它是其中最古老、蛛网最多的，因此，从教门的角度看，也就是最可敬的。纸灯笼更是大得出奇——有些至少高二十英尺——我想周长总有高度的两倍，上面写满了字。寺中装饰着许多图画；其中有些所画的场景绝非宗教性质，其原型可在附近一片街区里找到，那片街区，我前面已经提到过，是城中最不体面的地方。这些图画与寺院所供奉的神圣仪典之间有何关联，我们实在看不出来。

在寺院周围的园子里，我们见到了神圣与世俗相交融的更为鲜明的例证。在一切较为粗鄙的迷信形态中，宗教似乎非得掺入大量肉欲和物质的成分不可，否则便难以存在。于是，当寺内的僧人正在祈求那位多臂神明降福——在他看来，那尊神像不过是一位神圣存在的表象——之时，寺外的善男信女们却在向西洋镜和游乐棚顶礼膜拜，这些东西就是专为他们的方便而搭在寺院地界之内的。

我们接着便去探访这些游乐棚。走近时，手鼓的咚咚声和笛子的尖啸声，预示着一派欢乐喧闹。这番景象与英国的庙会并无多大不同。那种「萨莉大婶」式的投掷游戏，虽然花样各异，却似乎天下皆有。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不准赌博，连纸牌游戏也不许玩。这里有人向靶子投掷木棍，有人按一箭多少钱射箭，有人从帆布上的小缝里看西洋镜，也有人在花棚间闲逛。这里的花卉展示确实比我们在王子见到的更好，奇异的植物品种也更多；园子更为宽广，布置得也更有雅趣，还专门辟出一些地方供显贵之人使用，入口处拉着绳子，不许凡夫俗子进入。

我们退入其中一处歇息喝茶；然后去参观一座鸟舍，里面收养着大批鸟类学家会感兴趣的禽鸟。可惜我在这方面的学识不足以让我冒昧加以描述。其中有雉鸡、绿鸠、禾雀，还有一些小小的扑腾不休的鸟儿，有点像红梅花雀。不过大部分是我不认识的品种。

有一只雏鸟，看样子正在换羽，是我生平所见最丑陋的一只禽鸟，我想买下它，却没有买成。它发出的叫声与它那副令人作呕的模样正相匹配——一种呼哧呼哧、痉挛般的哽噎声，仿佛已到了窒息的最后关头，或是正患着剧烈的哮喘。他们向我保证，这鸟会长得大得出奇，少于三十元便绝不肯卖。为了在余下的航程里背上一个患哮喘的伴侣而付这么多钱，似乎不大值得。不过额尔金勋爵买了一对非常漂亮的绿鸠，两只都平安地到了我国。我们随后去看庙会上的那些杂耍棚子。在日本，也和在英国一样，要用乐器那不和谐的嘈杂声响，来引诱过往行人走进那神秘的场地。我们没能抵挡住这种诱惑，照例由那随时效劳的泰之助替我们付清一切款项。

一进门，便见一艘装饰得富丽堂皇、几乎与实物一般大小的帆船，满载着一群游乐之人，欢欢喜喜地航行在一片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那海浪之猛，在现实生活中只会有一种结局；不过这艘帆船只是一种布景，用来遮住后面的展品而已。展品是一组组与真人一般大小的木雕人像，着色之巧妙，堪比杜莎夫人的蜡像。第一组是一群老人，其衰朽之态、龙钟之容，刻画得惟妙惟肖。第二组是一群正在梳妆的年轻日本美女，犹如青春女神赫柏一般，另有一个乡下粗汉，看着她们的美色，如痴如醉，钉在原地动弹不得。这一组的妙趣在于那些女子一副浑然不觉的神情。第三组是一位盛装华服的公主，坐在高台上，观看她的侍女们表演种种杂技：其中一个的姿势矫健有余而优雅不足，她仰卧在地，用两只脚底把一只球抛来抛去，使之在空中跳动不已。这些姿态在木雕中极难表现得准确，却被刻画得生气勃勃、宛然如生。第四组是一群男人为酒争吵，一怒之下摔碎的酒杯碎片散落一地。其中两人脸上那难以遏制的狂怒神情，刻画得十分传神；另一人则仰身向后，放声大笑。第五组是一群在海中沐浴的女子：其中一人被一条墨鱼的腕足缠住了，其余的人惊慌失措，纷纷逃命，丢下她们的同伴听天由命。那条墨鱼做得硕大无朋，它的眼睛、眼睑和嘴，由藏在头里的一个人操纵，同时开合转动。

我把这场「展览」描述得稍稍详细了些，因为它显示出相当的艺术才华。所表现的题材颇具特色，而且即便在最低等的艺术门类中，日本人所达到的完美程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我们原已安排好，要找个晚上微服前往，看看他们的戏剧表演；可惜，和其他许多计划一样，由于时间不够，这一项也只好作罢。不过据我们所能打听到的情况，我们也没有错过多少。这里的戏院与中国的不同，布置得更为舒适，因为观众都有座位，而且舞台布景也有了几分讲究。女角由男童扮演，据通贝里说，台上同时出场的演员很少超过两个。他说，他们所演的题材一般是英雄事迹、神明与英雄的恋爱故事，以韵文表达。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有一道垂幕。

回来的路上，我们看了看玩具铺，买了些奇妙的玩偶匣；用稻草编成的各种动物，做工精美；乘物和日本房屋的模型，做得和瑞士模型一样精巧；木雕人像，其中有些诙谐有余而雅驯不足；小小的瓷人，脑袋摇来晃去，舌头冷不防地伸出来；乌龟，头、腿和尾巴动个不停；滑稽的图画书、怪诞的面具，以及男女两性的假发头饰。这里陈列的荒唐玩意儿之多，足以在英国的育儿室里掀起一场革命。回到城中的商业区后，我们在一家钟表店停下来买首饰和钟：首饰主要就是前面描述过的那种刀饰，钟则式样繁多，有的仿照欧洲的式样制造，有的则按日本特有的原理制作，据说更便于记录他们那种奇特的时间划分。

在日本，一昼夜二十四小时分为十二个时辰，其中六个属于黑夜，六个属于白昼。由于白昼是从日出算到日落，昼六时与夜六时的长短必然随之变化，冬天夜时最长，夏天昼时最长。钟也要按季节定期加以调整。这些时辰是按怎样的体系计数的，我始终没能弄明白，因此也就不敢妄加解释。不过，有几位老一辈的荷兰人已经参透了这个奥秘，读者若对日本的时间划分感兴趣，可以去查阅肯普弗或西博尔德。他们的整个纪年体系复杂到了极点：一套纪元由天皇随意定立，另一套取决于他在位的年数，而第三套称为天文周期，乃是「十干」与黄道十二宫的一种奇妙组合。

我们换了一条路回家，途经一片专卖瓷器的街区，我们真想在那里停留一番。那里的店铺比我们迄今见过的任何店铺规模都大，货色也更丰富。不巧的是，钦差们正在等候我们，于是我们只得继续赶路，穿过一座门楼进入城堡的外郭，门楼的扶壁是用巨大的石块砌成的。

这次观音寺之游使我们十分满意，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寓所；总的说来，即便我们是日本人，恐怕也不会比这更勤于朝拜圣地了。在日本人中间，这类旅行是功德最高的行为。有一种朝圣，每个日本人一生中必须去一次，而虔诚之人则每年都去。我很遗憾，这番旅行只好留待将来的某位探险家去完成了。那是去朝拜日本的守护神——天照大神的神宫，位于伊势，据信是这位女神的诞生之地。另一种极受欢迎的虔诚之举——无疑不久就会有某位富于进取心的英国人参与其中——是攀登著名的富士山，即那座「无双之山」，日本的须弥山。据说登山要花三天时间。在它崎岖的山坡上，常年住着一派山中修行的僧人，称为山伏。据肯普弗说，他们的女儿容貌秀美，是这个国家中难得一见的乞丐之一。可惜她们的营生并不仅限于乞讨，她们的父母既靠虔诚之人的布施为生，也靠放荡之徒的施舍度日。另一个行乞的教派是「平家」，那是一个由盲人组成的团体，以其创始人、一位叛乱的亲王命名。然而，富士山固然被奉为宗教崇拜的对象，它的风景之美、形态之奇、高度之巨以及火山的特质，也同样令人赞叹，在日本人的艺术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乎每一幅画都以它为背景，它也是漆器和瓷器上最受喜爱的图案；有时画它覆满白雪，有时画它正在喷发，它在那次可怖的自然剧变中的模样，是凭着传说流传下来的。

据《中国丛报》所载的一篇记述看来，最近一次喷发发生在一七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夜间，其时「人们感到两次剧烈的地震。富士山裂开，喷出火焰，把火山灰抛到十里格之外。次日喷发停止，但到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又以更大的猛烈程度重新爆发。巨大的岩块、烧得通红的沙土以及大量的火山灰，覆盖了附近所有的高原。火山灰被吹到很远的地方，在江户落下的厚达数英寸。」

由于额尔金勋爵希望看看日本的一些民族运动和娱乐，我们已同钦差们商定，请他们来与我们共进晚餐，并在宴会之前，让一些相扑力士、陀螺艺人和戏法师表演一番，供我们一行人以及特地为观看表演而上岸的若干军官一饱眼福。不巧的是，由于某种差错，陀螺艺人和相扑力士都没有露面。两者都见过的休斯肯先生断言，相扑力士的表演颇有几分令人作呕。从美国远征日本记中那番详细的描述看来，这种角力想必像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斗牛。书中形容那些力士「肉身庞大无比，以致似乎失去了各自的面貌特征，看上去只是一堆堆的脂肪。他们的眼睛深陷在长长的眼窝里，几乎看不见；鼻子的高低，淹没在鼓胀的脸颊的虚肿之中；脑袋几乎直接安在身躯上，平常长着脖子和下巴的地方，只有一层层的肉褶。不过，他们身躯之巨大，与其说是单纯堆积脂肪所致，不如说是肌肉发达的结果；因为他们虽然显然吃得很好，却也同样经过充分的锻炼，能够表演惊人的力气。」

日本相扑力士（据本地画作）。

既然如此，没有承蒙这几位先生赏光，或许也就不足为憾了。至于陀螺艺人，据休斯肯先生描述，他们摆弄这种民间玩意儿的手法极为娴熟，其中一项绝技，是让陀螺沿着一根绳子旋转前行，仿佛在走钢丝一般。

不过，那位戏法师却没有让我们失望。他在午后很晚的时候带着助手来了，身上穿戴着表明其行当的行头，随即把额尔金勋爵的起居室改作他施展技艺的剧场。观众们在园子里依次就座。这位魔术师是一位可敬的老人，目光锐利，面容俊朗而透着聪慧，留着一部长长的灰白胡须——在这个国家里，我见到的留有这样一副美髯的，仅此一人。他的装束与埃及魔术师通常所穿的十分相似，很能增添他那威严的仪表。此外，衣服宽大的褶襞和飘垂的长袖，也为他施展手法提供了许多便利。那些仅靠手法灵巧的戏法，确实并不比其他国家戏法师的寻常把戏高明。他从很浅的盒子里变出取之不尽的东西来，那些盒子莫名其妙地一会儿满、一会儿空；他又把一小团棉花在扇子上拍成一个蛋，再神奇地变成若干把结结实实的伞；不过这些都只是本行的把戏，其高妙之处，只有同行的艺人才最能领略。那毫无机关可言、却使我们觉得最能显示非凡技艺的，是那著名的纸蝶表演。纸蝶的做法再简单不过。一张纸撕成细条，便是全部材料。再把纸条撕成小小的长方块，在中间一拧，便粗略地做成了蝶身和两只翅膀。然后把两只这样即兴做成的蝴蝶吹到空中，靠下面扇子扇动的风力，使它们悬浮不坠。扇子的运用必须极为小心，极有章法，不仅要使两只蝴蝶不致分散，还要引导它们朝任意方向飞舞。时而，它们翩翩高飞，仿佛在嬉戏调情、彼此追逐；时而缠绕在一起，时而又分开得那么远，叫人猜不透同一把扇子怎能同时驱使两者。接着它们会一同落在近旁一丛灌木的叶子上，或者更为奇妙的是，轻轻地停在扇子本身的边缘上。表演者在这项表演中所需的全神贯注表明，此事在观众看来虽然容易，却要调动全部的心智，而且无疑须经过长期的练习才能达到娴熟的地步。

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这位术士照着他那一行的老规矩，嘴里从未停过话头；从他在钦差们中间所引起的欢笑，以及肥后守被逗乐的程度来看，他的话想必十分诙谐，尽管他自己自始至终保持着一副最为不动声色的庄重神情。

表演结束后，我们便去用晚餐。这顿饭比钦差们惯常参与的那些午餐要隆重得多，因此他们以相称的庄重态度来对付它，端给他们的每一样东西都一一照吃不误，还把最不相配的食物混在一起吃，那副吃法多少令人难受，却又总是难以阻止。总的说来，在我所见过的一切非基督教民族中，他们吃起饭来最像基督徒，还时时用眼角偷偷瞟着我们，看我们吃的是什么，又是怎么吃的。最后，终于上完了最后一道菜，额尔金勋爵告诉钦差们，忠诚的英国人有为君主健康干杯的习惯，他现在就要提议为女王干杯。这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一种全新的习俗；他们还没来得及领会其中的意思，随之而来的一片喧闹的欢呼致敬便已令他们耳中一惊。不过，他们很快便领会了该怎么做，那三呼再三呼的欢呼声还未喊完，我们的客人们便已放开喉咙加入了进来。接下来的祝酒是祝大君陛下健康，响应之热烈同样喧腾，因为此时钦差们的兴致与香槟都已到了相当的程度，使他们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个晚上的活动之中。「你们西方人要特别尊崇某人时，便在饭后大呼大叫。这是一种奇特的习俗，不过他们现在明白了。」事实上，为了证明这一点，信浓守——一位十分庄重的老人——在谈话正好冷场、一片寂静之际，突然一跃而起，发出一声洪亮的欢呼，然后郑重其事地坐了下来，结果满座之人都忍不住哄堂大笑。

不过，信浓守这一回虽然出了点小差错，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客人们似乎很容易就学会了我们的规矩，而且很快就入乡随俗了。他们很快便想到，自己也应当有所答谢，于是请求表达此意；接着大家便为额尔金勋爵的健康干杯，又为他们自己的健康干杯；到晚宴结束时，他们显然已得出结论：英国人的宴会和习俗并非一无是处。

由于我们离开江户的日期临近，大君已给额尔金勋爵和使团成员送来了许多礼物。这些礼物都陈列在寺院后面的一个房间里，饭后我们便到那里去观看。最精美的一件是一组仙鹤，用银制成，工艺精湛，高约十八英寸，设计绝妙。这件是送给勋爵阁下的。我们每人则各得了若干卷丝绸。这些丝绸都摊放在托盘上，彼此只是花样不同。它们都是一条条长约三码、宽约一码的料子，因此派不上任何实际用场。

它们主要的价值，在于与其制作有关的那一段来历。在日本，显赫的犯人不是送进感化院去编席子，而是单独流放到一座岛上，在那里织造丝绸。不过，要享受这项特权，他们必须是贵族——大概是因政治罪而遭流放的——因为据说按照刑律，王公与农夫是一体同罚的。

无论怎样，这些丝绸是由流放到八丈岛的贵族织成的。因此，身份在某一等级以下的人，不许穿用，甚至不许藏在家里，所以在店铺里是买不到的。有些花样极为素雅别致，有些则略嫌艳俗。丝绸本身的质地非常厚实，从外观看，我想想必十分耐用。

驾驶那艘游艇前来的沃德中校，得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瓷碗，碗内髹漆，颇为奇巧，还有一只做工极为精致的漆柜。不过礼单中最奇特的一项，是那些睡袍，或者说礼袍，因为它们似乎可以不加区别地作两种用途。额尔金勋爵收到了约三十件，简直不堪重负，每一件所占的地方都有一床德国大鸭绒被那么大，保暖程度也不相上下。后来我们登上「狂怒号」时，发现甲板上堆满了这些最不方便的衣物，在寒暑表指着八十度的天气里，看到这副景象，实在叫人凉快不起来；而它们庞大的体积又占去了后甲板的一半，大有使大副精神失常之虞。袍子里衬的是丝绵，这是我们为了把丝绵取出来而拆开袍子时才发现的，因为要收藏这么庞大的衣物，此外别无他法。这些丝绵用来包装薄胎瓷器，倒是再合用不过。

额尔金勋爵事先没有备下合适的礼物，可以用来回报大君陛下的这番好意，只好从「狂怒号」的船上储备中挑选了一些，请钦差们笑纳。他们对大量塞给他们的法兰绒、蓝呢、肥皂和巧克力似乎十分满意，而尤其看重另外添上的几支来复枪和卡宾枪。

直到夜深，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分手；这是我们在江户的最后一夜。想到要回到那个与「天朝」二字恰恰相反的帝国，那里牵连着那么多令人不快的往事，我们不禁心生畏惧；回首我们在日本京城度过的短暂而愉快的日子，又不胜依恋。旅人的生涯便是一连串这样的经历；他早已不再为此发牢骚了，因为这些经历点明了他这一行的道理，并给了他一种处世的哲学，这种哲学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当对他有所裨益，即便在他回到自己的祖国之后，很可能注定要过的那种退隐生活之中，亦复如此。

旅人投宿雪中客栈（据本地画作）。

三十一条约签字与游艇移交

签约之日——日本的货币——金币与银币——货币上的难题——日本人的装箱——条约签字——大君「内分」而逝——其死因推测——秘不发丧——撤离寓所——移交游艇——临别情景。

八月二十六日是议定签署条约的日子。恰在两个月前的这一天，天津条约也已签订，只是当时的情形与此大不相同。

从清晨时分起，我们的寓所便一片忙乱喧嚷。这一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看来简直无望全部办完。分给我们日本随从的那间屋子里，嘈杂之声始终不绝，我便过去查看缘故。只见那里聚着一班商贩，都是来在官府主持之下结清他们那「小小账单」的；有来对这些英国生客作最后一瞥的访客；有许多熟面孔，都是我们几番出游时的随从；有我们的旧仆和密探；而坐镇这一切之上的，是副奉行委派的一名官员，专司照料诸事，遇有争执便加以调停，并将一切涉及外国人的事务上报。

这里消耗掉的茶和烟草，足以把一艘七十四炮战舰熏个透，熏完了还能把它浮起来。角落里堆着一位先生订购的日本衣裳；对面拴着另一位先生订购的两只日本小狗。墙边靠着一排刀剑，旁边堆着大批书籍——这些东西头一天是怎么也弄不到的，如今却源源不断地送来了。

不幸的是，这一切都得付钱。清偿这些可怕的账目，已在眼前隐隐逼近，而办理手续之庄严隆重，更叫人倍觉可怖。两位日本老者——想必是当年算学考试名列前茅的人物——额上皱纹纵横，面容显出无穷的精明，神色凝重地踱了进来，随从们捧着天平、秤盘、砝码、笔、墨和纸，两人便在餐厅正中坐定。店主和那个要付钱给他的受害者战战兢兢地走上前去。这受害者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手头所有的银元，不，甚至他因在这遥远地方为国家效劳而享有的那份丰厚年俸的全数，也不足以应付他在这座诱人的城市里被引诱着花去的惊人开销。他忐忑不安地把一袋银元倒进天平的一只秤盘里。另一只秤盘里的一分银翘了起来。那一刻真是如释重负！他竟还剩下两块银元，成了幸运的物主——当然，须先说明，他事前已向所有邻座尽其所能地借足了钱。结账时几乎没有什么争论。官员们带来了商贩们开具的一份精确的清单；我们一报姓名，他们便知道每人欠多少。数目早已加总好了。我们的账目毫无出入；天平里放着的一分银数目不差分毫；剩下的只是拿我们的银元去对称它们。随后，一分银交给了商贩，银元则由官府留下。

这个国家的货币，由种类繁多的金币、银币和铜币构成。通贝里对这些钱币一一详加列举，但我们所见与他在这方面的记述并不完全相符。已知最大的金币是大判，这是一种极不便于流通的货币，因为它长近六英寸，宽三英寸半。这块笨重的金子，我没有亲眼见过一枚。它的价值估计为二十英镑，但并不通用。平常流通的金币是小判：长约二英寸半，宽一英寸又四分之一。不过它极其单薄，价值因而减少；它的实际含值为一英镑十先令。这种钱币我虽然见过，却不幸没能弄到一枚。我们要取得这个国家的货币样本，真是难上加难，我最后离开时，手中只有孤零零的一枚一分。一分有金的也有银的：一分金是一小块长方形的钱，实际含值约七先令六便士。半个一分金，小得正好改作衬衫纽扣，其实际含值约一先令十便士。

我之所以说到这些钱币的实际含值，是因为按照条约，我国的金币在日本应按其重量折合同等重量的日本金币通用；但由于我国金币的成色远不及日本金币之纯，其实际价值与含值之间必定总有差额。银在日本的价值，与在我国几乎完全相同。我们的银元拿去对称的那些一分银，每枚值一先令略多。一分银又分为半分和四分之一分，最后便降到最低一等的货币，也就是铜钱和铁钱。这些钱币大多铸有造币所的印记，包括若干日本文字，以及形似百合花徽的花纹和其他图案。

我们用来抵付这种货币的银元，连同条约签订以来流入官府库藏的所有外国钱币，都已熔化后铸成一种新币。我遗憾地从日本最近传来的消息中看到，官府竟违背条约的精神，力图将这种新币的流通限于与外国人的商业交易之中。为了免除旧制度所带来的种种不便，条约中才订入了货币一款，其中规定：「一切外国货币均可在日本通用，并按其重量折合同类日本货币行使。英国与日本臣民彼此付款时，可自由使用外国或日本货币。」所谓日本货币，本指当时帝国现行的通货。然而日本官府并不接受条款的这层含义，反而发行了一种名为二朱银的新币，其实际含值约合半个银元，官定的通用价值也是半个银元；但这种钱不准在民间流通，日本商人因此只得把它们送进官府库藏，而在那里，他不得不用两枚值四先令二便士的二朱银，去换回一枚值一先令二便士左右的旧一分银。显而易见，这种安排必然成为贸易的切实障碍。至于官府采取此法的动机，我稍后再加考察。眼下，我们总算可以庆幸自己的账已经结清，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买来的东西装箱了。

几天前我们已订做了一批巨大的松木箱，日本木匠的手艺在这些箱子精细的收工和结实的做工上展露无遗；然而那堆积如山的漆器、那垒成金字塔般的瓷器，能不能统统塞进箱子里去，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脑中浮现出可怕的景象：将来某一天打开箱子，发现那些精巧的蛋壳瓷器，那些迷人的图样——它们本该让国内的亲友惊叹欣喜——都已碎成了微尘。幸好每件瓷器都自有一只小盒，盒盖严丝合缝，而店家用棉絮把里面的东西裹得如此仔细，我们都不敢打开。每件漆器也同样得到妥帖的照料。于是我们对日本的装箱工人报以盲目的信任，满怀希望地把这些易碎的购物收藏起来，四下里一片敲敲打打、讨价还价、结账装箱之声，直到钦差们适时到来，我们才知道午餐的时辰已不知不觉地到了。他们看见处处一片表面上的混乱，觉得十分有趣。

签署条约是一桩极其庄严郑重的事，因为条约有荷兰文、日文和英文三种文本，每种各一式三份，每份都需要额尔金勋爵和六位钦差签名，此外还有若干附加条款须另行签署；前后要落下的签名不下八十四个。而且，有几位钦差对签名的美观极为讲究，一笔一画地描画那代表他们姓名的象形文字，显然小心翼翼、煞费苦心。另一些人，比如我们的朋友肥后守，则挥笔疾书，全然不顾英国人会对他的笔迹作何评价。盖火漆印这道手续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因而引起了不少兴趣和好奇；随后，额尔金勋爵提议互换毛笔——他特意先后用了六支不同的笔——那位海军总督便恰如其分地说，他乐于借此机会开启两国物产的互换，并盼望这种互换能永远伴以互通的善意，一如我们迄今彼此往来所体现的那样。

接着轮到森山接受众人的称赞，以他的本领和才干，这些称赞他是当之无愧的。他誊写了一份荷兰文的条约，那手书法足可为一位荷兰习字先生增光；听到人家夸奖他的手笔，他便像一位腼腆的少女那样忸怩作态、满面含笑。这时仪式已经告终，条约已用一只合欢杯饮酒为证，以待将来某日由两国君主更为正式地予以承认。我们发现皇帝已为我们备下了一席盛宴，他还向额尔金勋爵致了许多客气话，以最恳切的言辞表示始终未能接见他的遗憾，并祝他前程远大、日后事业顺遂、福寿康宁。

幸而我们当时免受了一场震惊——敏感的读者得知下面这件事时，神经是要受这场震惊的：原来大君陛下，大约就在我们抵达江户的时候，已经「内分」地辞别了这疲惫尘世的家事与国事，此刻已身在神明之国，想必不大理会他那已成过去的尘世王国的事务，而正沉浸于冥想那「万物之本原」了。

直到法国使团大约两个月后从江户回到上海，我们才得知这件令人伤感的事。那时消息已经公开，全城都在服丧。我们唯一的安慰是，受骗的并非只有我们，别人也同样被瞒过了。这场欺瞒与外国人在场毫无关系。这个国家的习俗是：大君死后六个星期之内，必须严守秘密，直至继位者在空出的宝座上坐稳，一切可能因继位而起的争端都已消除为止。那专以蒙骗旁人为职分的少数宠幸之辈究竟是些什么人，我未能得知；无疑有诸位王子，大概还有老中，所以我们的朋友钦差们本人也许确实不知此事。倘若他们知情，那么在弄虚作假度日这门艺术上，他们无疑已造诣极高，因为谈话常常转到皇帝的健康上来，他们有时还主动告诉我们，皇帝的身体已大有起色，说不定到头来还能接见一次。

更加无谓的是，他们竟还把他收养一个儿子的故事讲给我们听；这番编造的用意何在，实在叫人看不分明。

我们始终没有确切得知他去世的日期。荷兰人或许对我们成功之迅速有些妒忌，他们断言，大君是在我们逗留江户期间自尽的，因为他的政府对外国人所采的政策使他陷入了重重困境。法国人则相反，断言他死于哈里斯先生的条约签订后不久，或许是被这件事压垮了；而曾经觐见过大君陛下的哈里斯先生本人，则向我们形容他是一个看上去极其孱弱的人，患有癫痫症。因此，最可能的情形是，他死于自然原因，时间约在我们抵达之际。这是采用法国人的说法，并按事情发生至公之于众之间相隔六个星期来推算的。

无论如何，这件事都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说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那种完善的组织，以及一切可能的偶然与变故都被纳入法度之中的那套制度。宫中必定有许多家臣和仆役知道这件事。大概还举行过某种形式的葬礼。即使没有举行，也很难想象如此绝对而彻底的秘密是怎样保守下来的，更难想象宫中的女眷们——其中必定有人知晓这样一件大事——竟能对此守口如瓶。

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大啖那位已故东道主的筵席、用热清酒为他的健康干杯之时，世人对此事一无所知，同我们一般无二。

这一天最重要的一项事务还在后头。游艇上仍飘着英国船旗，把它移交给新主人的仪式将在下午举行。钦差们已先行离去，去换上适合这一场合的礼服。这一天恰好是阿尔伯特亲王的生日，照例的礼炮已经鸣放过了，各舰整天挂满彩旗。在日本的一座炮台里，气氛颇为激动。在日本的史册上，这还是第一次要为一面外国旗帜鸣放礼炮。这是以前从未对任何国家做过的让步，我们都很好奇，想看看这一套礼节会如何施行。与此同时，我们那神圣的寓所开始显出一派凄凉冷落的景象；仆役和行李在院子里来来去去，壮实的日本脚夫在我们的卧室里进进出出。我们恋恋不舍地把这座古雅的住所又看了一眼——它是那样舒适，却又同任何人以前住过的任何房屋都迥然不同——然后叹一口气，最后一次跨上了坐骑。那种滋味，恰似一个人又热又渴之时，正畅饮一杯美味的啤酒，才喝了两口就被叫停。然而我们注定不能「再来一点」了；于是我们又一次骑马沿着那条大街而下，穿过的人群之稠密，不亚于我们初到时迎接我们的人潮，随后再次登上驳船，离开了那片我们度过了九天如此有趣、如此激动人心之日子的海岸。

我们发现钦差们已抢先一步，此刻正身穿华丽夺目的礼服，神气十足地在游艇甲板上踱来踱去。我原先全不知道日本的习俗里还有穿这种衣裳的。这些衣裳只在喜庆的场合才穿，而此时此刻正被视为这样的场合。

肥后守身上简直爬满了螃蟹，其中有几只之大，足可为英国的一个海港增光。那衣裳是绣花丝绸，上面的螃蟹用凸起的银线绣成，高高地浮在衣料之上。另一位钦差则身穿一件饰有骷髅这一欢快图案的袍子，招摇地走来走去。每人胸前背后都绣着各自独有的大幅纹章。细看之下虽然有些花哨怪诞，整体的效果却是醒目而堂皇的。

额尔金勋爵这时正式向钦差们致辞，代表女王陛下，将女王赠予大君以示友谊与善意的这艘游艇移交给他们。随即英国船旗降下，白底红日的旗帜升起，这是向炮台发出的鸣炮信号；一团硝烟在海湾碧蓝的水面上卷起，随后传来一声沉闷的轰响，证明那位日本信号兵守望得何等尽职。

本地的炮手准确无误地鸣放了二十一响礼炮，每响间隔十秒。天气晴美宜人，海湾里满是游船，一派生气——惊奇不已的日本人倾听着自己的炮台以这种全然史无前例的方式行事。接着，「报复号」和「暴怒号」上的六十八磅炮发出清脆响亮的回应，游艇便缓缓起锚，由一名日本船长指挥，由日本水手驾驶，机器由日本机师操纵。尽管她的发动机装有卧式汽缸和其他种种最新的改良，这些人却已把功课学得很好，对自己的本事充满信心。我们英姿飒爽地驶过各舰之间，无论英国人还是日本人，凡是看见的无不赞叹。一轮灿烂的落日，为这生动迷人的景象更添光彩。海湾两岸站满了人；有些地方，葱茏的林岸一直延伸到水边，礼炮的硝烟仍缭绕在各座岛屿炮台之上。五彩的旗帜在微风中飘扬，数以百计的小船在海湾平静的水面上往来穿梭；而老富士山把它圆锥形的峰顶高高耸入蓝天，为这幅图景构成了一片壮丽的背景——这座雄伟的山峰俯临大日本的都城已有许多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图景。巴克舰长在「报复号」上为钦差们备了一席宴会，他们饶有兴味地察看了这艘漂亮军舰的种种陈设。分别的时刻终于来到，双方都表露出许多依依惜别之情，他们向我们作了最后的道别。

夜幕降临，金色的落日之后，升起了一轮明月，它从那被它争辉的天体的反光里借来了光华。接着，火箭射入天空，桁端燃起了蓝色信号灯，一排排炮台也迅速张灯作答。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去，我们觉得，我们在日本的经历也随之最终告一段落了。这段经历所带来的趣味与新奇，是无可超越的；而从政治上看，它所取得的成功，也几乎是事先难以预料的。一八五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对我们所有亲身参与了那一天奇特而有趣之种种事务的人来说，将是一个长久难忘的日子；而它更将成为日本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在未来的许多世纪里，本国人和外国人都将怀着兴趣纪念这一事件的周年——这一事件，对于商业与文明，孕育着何等重大的后果。

三十二日本通商前景与返航上海

未来的前景——日本的文明——条约的效果——荷兰人的卑顺——荷兰人觐见大君的情形——应采取的政策——商业道德之必要——日本的物产资源——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官府的干预——杂货船货——与本地制造品的竞争——毛织品等货的可能销路——植物产品——日本蜡——矿产资源——通商前景——离开日本——兵库港——大阪——京都——遭遇台风——抵达上海。

在同日本作最后的告别之前，把我们同那个帝国的政治与商务关系的现状及其前景略作一番审视，或许不无意味。在叙述我们同该国官员及一般百姓的交往时，我力求如实传达我们在他们中间短短逗留期间心中所得的印象。这些印象，同那几位与该国相识更久的荷兰和美国先生们告诉我们的情形完全吻合；然而极有可能的是，随着我们同日本人的往来日渐扩大，他们在我们笔下所得的评价将不会这样好。这可能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我们的某一类同胞，一旦同半开化的民族打交道，往往举止蛮横无礼——这实在是不幸的通病；日本人极可能因此受了挑激与刺痛，而同我们对立起来。其二，即便我们当中那些绝不至于受此指摘的人，也很少肯体谅别人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以及与他们自己所习惯的全然两样的习俗和思想方式。比方说，他们忘记了：诚实是一种只为人类大家庭中极小一部分人所知的美德——大体说来，严守诚实的品格，只见于那些以骑士精神为一种制度而存续过的民族所居住的国度。在欧洲以东，我向来发现人们把它看作一种弱点而非美德——这一事实，却丝毫无碍于亚洲人在某些方面胜过欧洲人。

尽管如此，仍然可能会有许多人到日本去，只因为在那里找不到一套与我们相当的荣誉准则，便抱怨说这个民族的道德品质被人说过了头。

日本的文明同任何其他国家的文明都截然不同；我们若指望他们本着西方所共有的那种进取与进步的精神，来同我们各让一半、相向而行，那就要大失所望了。不错，据说日本贵族当中确有一些人真心愿意让外国人进入帝国，并愿意为本国同胞谋取一种开明进步的政策所能带来的一切好处。我们抵达之时，这一派的几位贵人正当权柄；据说关于应采取何种政策，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因为对于大多数贵族来说，即便是二百年的成见，也不可能一下子便被除去。

在他们看来，那套闭关锁国的体制，起于他们发现了最初同他们接触的那些欧洲人的勃勃野心和奸诈诡计；如今它终于被放弃，也只是出于恐惧。我们在江户受到的殷勤款待，在某些方面，不过是一种颇为浅薄的外交手腕使他们戴上的面具，为的是躲开一场他们认为迫在眉睫而又不敢正面应对的危险。他们以为看到印度的命运正悬在自己头上，并且相信唯一的出路，便是给予我们像我们已经从中国强索到手的那样的让步。为我们自己说句公道话，他们这种设想是完全错了。同美国的条约早已订立，我们的条约只是顺理成章地随之而来；然而，一旦这种恐惧消除，开明派便失了势，而他们的对手便竭力要从那些他们原本绝不会情愿订立的约定中退缩，哪怕因此失信也在所不惜——这实在不足为怪；何况他们又听到消息，得知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奉行同样的政策，而且颇见成效，便更受鼓舞了。

日本的守旧派对于条约义务的神圣性只有一知半解，对西方人的侵略倾向又怀着一种本能的畏惧，如今似乎打算对政府已经正式批准的条款置之不理。我们若希望把同日本的关系维持在令人满意的基础之上，真正的方针便是明明白白地向该国政府表示：我们打算把我们的每一项权利都不折不扣地付诸实行。荷兰人二百多年来的卑躬屈节，无疑会使我们更难把彼此的关系维持在平等的地位上；而没有这种平等，一种错误的地位所必然带来的恶果就势必接踵而至。这一层难处，比起日本与欧洲各国从来不曾有过往来的情形，自然要大得多。

日本政府强加于荷兰人的那一套屈辱的宫廷礼仪，荷兰人对之俯首听命到了何等地步，若要领会，不妨看一看那位诚实可信的肯普弗所记述的、荷兰商馆馆长在江户觐见世俗皇帝时的礼节。这位老德国医生说：「馆长一进入谒见大厅，他们便高喊『荷兰甲比丹』，这是叫他上前行礼的信号。于是他手膝着地，爬到指定给他的地方，一边是依次陈列的贡品，另一边是皇帝的御座，就在这二者之间；他在那里跪着，把额头一直叩到地上，然后像螃蟹一般倒爬着退下，自始至终不发一言。我们觐见这位威严无比的君主，便是如此卑微、如此短促的一回事。」

这是正式觐见的仪式；现在再看看下一回，当这位日本陛下屈尊放下架子时，又发生了些什么。荷兰使团的人员——借用同一位作者的字眼——「爬」进了谒见厅之后，「皇帝就在我们右边的格子窗后面坐下，尽可能地挨近我们。随后他命令我们脱下外套，也就是我们的礼服；接着叫我们站直，好让他把我们看个仔细；又叫我们走路，站住，互相致意，跳舞，蹦跳，装醉汉，说蹩脚的日本话，念荷兰文，画画，唱歌，把外套穿上又脱下。其间我们尽量照着皇帝的吩咐去做。我在跳舞之外，又加唱了一支高地德语的情歌。就这样，还有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猴戏，我们只得忍受着，去供皇帝和满朝的人取乐。」

就我们当前的政治关系而言，不仅是同日本，也包括同中国，最要紧的是回想一下欧洲人早年同这两个国家往来的历史，因为正是那段历史助长了这些半开化朝廷妄自尊大的姿态——这种姿态迟早必须加以抵制；而我们同这两个帝国之间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一切政治纠葛，都可追溯到这里。

我们此刻在中国正吃着一种错误地位的苦头。那是我们在贸易局限于广州、由行商垄断把持的那些年里自己所处的地位；那时我们甘受种种限制与屈辱，虽说不及荷兰人在日本所受的那般侮慢，却也足以在天朝人的心目中确立我们低人一等的地位，而这种看法，我们至今还没能把它扭转过来。

在日本，所幸我们尚未如此自贬身份；然而毫无疑问，荷兰人一开头所采取的那种低下的道德地位，多少使我们也受了连累，而这种地位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所有的外国人。可以断言，倘若我们在日本的政治代表开始同那个朝廷打交道时，便手膝着地满处爬行，装醉汉，唱情歌，那么我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惹上一场对日战争。幸而我们驻江户的总领事是一位精明而老练的人物，不大会在有关国家尊严的问题上让步；但是，除非我们的外交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足以使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受人敬重的原则之上，否则从长远来看，我们便不可能同日本政府维持令人满意的关系。诚然，中日两国政府的威信，乃至它们的安定，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它们在一般百姓眼中所享有的声望；但是，如果这种声望要以大不列颠作为一个民族所受的屈辱为代价来换取，那我们倒不如把同这两个帝国通商的特权，让给那些更唯利是图的国家去享受。就日本而论，没有理由认为，要向它灌输国际间相互义务的基本道理，非得动用武力不可。对于这样一个目光敏锐、聪明颖悟的民族，道义上的影响可以比武力更为有效，结果也要圆满得多。

然而，我国外交官在那个国家推行一种刚柔相济的政策，固然对于维持同日本的友好往来至关重要；而在这片崭新的、相对说来尚未开发的领域里，要使商业事业获得成功，同样至关紧要的，是我们的商人须给这个对此类交易毫无经验的民族树立一个榜样，严格恪守条约的义务。凡是设法规避这些义务，趁着本地官员的无知或愚钝，哪怕在最微小的程度上违反法律的严格条文，这种做法的后果必定反过来落到整个商界的头上。政府迟早会察觉这种弊端，于是或者对这一不公之举心怀愤恨，把它当作一桩国际纠纷的由头；或者，也许无力补救其害，便索性认可了这一原则，从而引进一种欺诈的成分，而这种成分终究不能不对一切从事这项贸易的人产生极其败坏风气的影响。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国家，条约的条款必然多少有些含糊，而可以借机曲解引申的诱人时机又是那样多，所以外国人应当以条约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字句为准绳。遵循这一原则，我们便能更迅速、更顺利地开发日本那些至今仍然埋藏着的资源。

一个对该国的见闻仅限于在其京城逗留两星期的游客，若要确切地细说那些资源究竟是什么，未免有些轻率。我们知道它们品类繁多，因为它们足以满足一个文明而有教养的民族的一切需要。我们也不能怀疑它们极其丰饶，因为有三四千万人口全仰赖它们为生。它们还能扩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只有从那些有更多机会加以判断的人那里才能得知。

不过，我们不妨大胆预言：起初，日本贸易的绝大部分将是同中国进行的。从前这两国之间的往来，限于每年十艘中国帆船——上海附近的乍浦，是中国唯一准许帆船往来日本通商的港口。日本的帆船一概不许从事这项贸易；而且它们的造法实际上也只适于沿岸航行。这种造法并非由于他们不知有更好的样式，而是由于严厉的禁令，不许他们按照可以远航的原理来造船。中国帆船的货物主要是糖，此外还有香料、染料和各种药材。作为回报，每艘帆船都配给一定数量的条铜，其余的回程货物则是漆器、鱼干、鲸油等等。

据通贝里说，船员总是被带上岸去，船只的一切管理权也都从他们手中收走，直到一切都准备停当、可以启程时为止；因此，日本人把船上的货物全部卸空，随后把船拖上岸，落潮时船身便完全搁在干地上。第二年再给它装上别的货物。事实上，他们所受的待遇比荷兰人还要屈辱；而且由于从他们货物中扣除的比例更大，他们的利润也就更少。

日本政府对其臣民所从事的一切商业交易，向来一律施以如此彻底的控制，因此我们要使贸易摆脱它不适当的干预，无疑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我前面已经说过，即便在荷兰人一八五五年谈判订立的最近一项条约中，那套旧有的钱库机制仍被保留下来，政府借此把凡是到达长崎的每一船货物的销售都控制在自己手里。一个政府如果仍然受着某种商业政策的传统所束缚，而这种政策的根本原则，就是对商人的每一个举动都要细细盘查，对他的每一笔买卖都要直接监督，那么我们在同它的通商往来中，就得准备处处碰到难题。一个日本人对于个人自由的观念，并不比一个三岁的孩童多，在生意上的学问也大致相当。他一向待在育儿室里，而且甘愿一直待下去。

他那父亲般的——毋宁说是母亲般的——政府告诉他，买货该出什么价钱，该用哪一种钱币付账，又该卖出些什么作为交换。当一个英国人，带着他那种个人自由的观念和自由贸易的习惯，在生意上同一个奴隶而不是一个自由人打交道，并且发现自己受到种种规章的掣肘，这些规章施加于他的主顾，却给他自己造成极大的损害——那么结果如何，不用先知也能预言。这必然会引起相当大的、也是极其自然的恼怒，随之便会有人对日本政府大加抱怨；而日本政府必须学会在这方面遵从文明各国的惯例，并且必须懂得：在一件全人类普遍关心的事情上，任何一个孤立的群体都无权超出一定限度去对世界其余部分发号施令。

派遣一个日本使团来我国，比起任何别的办法，都更能把这一必要而有益的道理灌输到江户幕府诸位执政的头脑中去。

我前面已经提到的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这项贸易将始终由外国船只所垄断——主要是互换两国各自特有的食品。比方说，在中国最昂贵的奢侈品之一，便是一种叫作人参的根；它可以入药，富人也把它当作一种可口的补品服用；然而它在中国集市上的售价简直高得离奇。已经有大量人参从日本出口，那里的人参长得极为繁盛。鱼干、鱼翅和海参，也都列在中国从日本进口的货物之中；而中国人则以皮蛋、燕窝，以及多得不胜枚举的各种香料和药材来供应他们的邻邦作为回报。由这类五花八门的杂物组成的货载，统称为「杂货」。

日本不产糖，所以一旦对这种东西的嗜好更为普遍，大概会有一笔很大的需求。最便利的供应来源是台湾；不过，对糖的嗜好，只是我们为了在日本给自己开辟一个市场而必须去创造的无数需求中的一种而已。迄今为止，他们对于一方棉布手帕的舒适还处在一种幸福的无知之中，一向满足于用一块块方形的土白色纸头。长幅哔叽和西班牙条纹布的奥妙，还没有向他们揭示，他们也分不清宽幅呢和棉绒。印花布、美国粗棉布、斜纹布以及各色匹头，至今都由本地的制造品来供应。我国的制造商该做的，就是拿出能派同样用场、而料子更合适、价钱更低廉的货品来取而代之。

在中国，我们至今未能在百姓衣着的布料上造成那场大变革——那是在璞鼎查条约缔结时人们所预言的。手工织造的中国棉布，仍然成功地同我国机器生产的产品相抗衡；不过公平地说，在这方面正在逐渐有所改善，而关于子口税的新规定，将大大便利外国货物输入该国内地。据我们所知，日本并不存在这种妨碍国内自由流通的障碍。货物一旦售出，其流通便不受限制。当然，这种流通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该帝国所提供的国内交通便利。它那火山众多、山峦重叠的地势，使陆路运货费用高昂；虽然道路往往宽得足以通行车辆，但车辆用得极少，即便用，也几乎全是为了农事。另一方面，日本海岸线漫长，由此可以方便地接触到的人口又众多，这就使供应他们所需的任务相对容易了。

有一种料子，一旦其好处为人所知，在日本定会有很大的需求。三百年前满载毛织品驶往南美洲的老威廉·亚当斯，曾这样记述在荷兰船「伊拉斯谟号」上召开的一次会议的结果——那时他们没能把船上的货物脱手：「最后决定前往日本，因为有一个名叫德里克·赫里特松的人，曾随葡萄牙人到过那里，据他所说，毛呢在那个岛上极受珍视；我们又推想，马鲁古群岛以及东印度的大部分地方都是炎热的国度，毛呢在那里不会有多大销路；所以我们商定前往日本。」

目前日本人冬天穿的衣服，里面厚厚地絮着棉花或丝绵。若是后者，保暖的衣服便价钱不菲；毫无疑问，我们的毛织品会更合用，也会便宜得多。在中国，下层百姓用的是羊皮和粗毛皮，但我在江户没有见到任何皮货铺子。按照条约，棉织品和毛织品都以百分之五的税率进口日本。列入百分之五税率的其余货物，都是用于建造、装配索具、修理或装备船只的物品；各种捕鲸器具；各种盐腌食品；面包和制面包的原料；各种活牲畜；煤、建造房屋用的木材、大米、稻谷、蒸汽机器、锌、铅、锡以及生丝。一切致醉的酒类，课以百分之三十五的税。金银，无论已铸未铸，一概免税进口。其余所有货物，都纳百分之二十的税。

大米和小麦、金银铸币以及条铜，一律禁止出口。不过日本政府承诺，凡是出产的铜有盈余，将不时公开拍卖。这些铜，连同其他一切作为货物出口的日本产品，都须缴纳百分之五的税。这些章程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是保留了五年期满后修订税则的权利。

丝、樟脑、植物油和植物蜡，是可望输出到我国的主要产品；茶叶和烟草品质都极为上乘；而在制造品当中，漆器和瓷器，数量不大的话，在西方总会有销路。迄今为止，从日本运到我国的最成功的一批货，是一船日本蜡。西蒙兹先生在《中国电讯》上对日本蜡作了如下描述：「提供日本蜡的这种漆树，早已在我们的温室里栽培，它是将近一百年前从中国引进的。

「我们料想，它可以在好望角和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在毛里求斯和印度种植；作为一种产油植物，它要比那几种用来取蜡的杨梅远为可取。它在任何普通的土壤中都能生长，用插条很容易繁殖。我们大概不久便能得知日本种植园里通常的栽培方法，以及他们对修剪、施肥等等是否有所讲究。这种蜡品质中等，介于蜂蜡和普通的植物脂之间——后者如雾冰草脂、婆罗洲植物脂、可可姆脂等等。这几种蜡虽然深浅有别，却有好几种都具有蜜蜂所造之蜡的基本性质；其实从前人们以为，蜜蜂不过是采集植物中早已形成的蜡而已，但于贝尔的实验表明，这种昆虫有本事把糖转化为蜡，所以蜂蜡实际上是一种分泌物。日本蜡比蜂蜡软，更脆，也更油腻，容易揉捏，在摄氏四十度到四十二度之间熔化。它所含的氧比蜂蜡多一倍，成分也不相同，是由棕榈酸与甘油基氧化物化合而成。从前运到我国的少量货物，曾在普赖斯专利蜡烛厂用来代替蜂蜡和硬质中性脂肪，并在转化为酸性状态之后，用来制造蜡烛和夜灯。如果批发价格能够降低，这种蜡将会在欧洲大陆上找到广泛的销路，派上种种用场。」

另有一种树，叫作漆树，其种子也含有一种类似油脂的油，用来制造蜡烛。

然而，就我们目前对日本资源的有限了解所能作出的判断而言，它的矿产比起植物产品来，更有可能成为有利可图的贸易来源。眼下极有可能的是，政府会在这方面给欧洲人的经营设置种种障碍。他们已经把日本储量最丰富的矿产——铜——留给自己专营；铜在那里的机械及其他用途，几乎同我们使用铁一样。不过铁在日本各地也很丰富，而且矿山似乎开采得很广。从他们自己铸造的器物来判断，矿石的品质想必极佳。熟铁、铸钢和泡钢的样品经过检验，结果都很令人满意。熟铁通常是锤打出来的，制成小块扁条，每条重十二磅到二十磅不等。这大概是因为缺少制造较重铁条的适当机器，也因为这样更合他们的用途。

煤和铜一样，也由官府专营。自开放通商以来，拿来出售的煤一直都是地表煤，因而品质低劣：据说是碎煤。它烧起来像页岩，留下大量灰烬，而且分量很轻。通商初开之时，价格是每吨三块半墨西哥银元，但此后大概已经涨了。毫无疑问，一旦矿山开始正规开采，岛上会找到好煤；但政府是否会准许英国工程师入境，协助开发这些煤矿，那就大成问题了。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肥沃富饶的国家，其商业开发受到种种阻碍，我们无论怎样惋惜，根据我们的经验，也只能相信，还得等待许多年，才能同它进行大规模的、真正有利可图的贸易。不过，我们也不必对一个繁荣时代的最终到来感到绝望。我们已经成功地摧毁了那道闭关自守的外墙，它曾经在两百多年里顶住了西方各国的攻击。现在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着手瓦解那些内在的壁垒，它们是在这段时期里，在积久的成见和对往事的痛苦记忆的影响之下筑起来的。要最顺利地达成这一重大结果，就要靠我们的商人克己守正，并靠我们的政府维持一种既有尊严又能和解的政策。

倘若将来有一天，一个日本人回顾本国的历史，能够指着记载我们同它初次交往的那几页，说那正标志着一种更光明、更纯洁的文明的曙光，那将是我国一件理所当然值得自豪与欣慰的事。

……

第二天拂晓时分，江户的善良百姓已经望不见我们了。午后不久，我们驶抵下田外海，向我们那位极其宝贵的通译兼朋友休斯肯先生道别。我们把他送回岸上他那隐士般的居所，心里不那么难过，因为他幽居独处的日子快要到头了，从今以后，同中国的往来将成为寻常之事。

我们原本希望在返回上海的航程中，去探察一下周防滩，以及九州、四国和本州三岛之间那片饶有趣味的水域。那里还从未有外国船只驶过，想必是进行科学测量和一般考察的极有意思的场所。周防滩上岛屿星罗棋布，据日本人告诉我们，吃水很深的船只也可以通航。面积辽阔、地位重要的四国岛，横在这片海与北太平洋之间；这片海西面经由丰后水道、东面经由狭窄的纪伊水道，与北太平洋相通。四国，顾名思义，分为四个令制国；不过我们连它的海岸都没有望见，也就无从得知有关它的任何情况。它长约一百五十英里，平均宽约七十英里，估计面积约两万平方英里。

不过，同我们关系更为密切的是周防滩，因为在它的岸边，有条约向西方商务开放的兵库港。

这个港口位于大阪湾内，对面就是那座同名的著名城市，相距十英里或十二英里。日本政府曾耗费巨资，大兴土木，改善那个一度十分危险的锚地。一道防波堤，以惊人的代价建成，还断送了许多工匠的性命，终于证明足以达到它所设计的目的。相传关于这道堤坝有一种迷信，说是除非能找到一个爱国心足够强烈、甘愿让自己被埋进堤里的人，否则这道堤就永远修不成。一位日本的库尔提乌斯不久便挺身而出；今后每一艘在防波堤后面安然泊锚的英国船只，都将永远欠他一份感恩之情。

兵库如今已成为大阪和京都的港口，十有八九将是这个帝国里欧洲贸易的主要口岸。据说这座城市的规模与长崎相当。肯普弗到那里时，看见湾里停泊着三百艘帆船。

荷兰人把大阪描述得比江户还要引人入胜。如果说江户可以看作日本的伦敦，大阪则似乎是它的巴黎。这里有最著名的戏院，最奢华的茶屋，最宽广的游乐园林。它是豪奢与财富的渊薮，是日本时髦人物最爱去的地方，他们来这里在欢娱享乐中消磨时光。大阪是五座帝国城市之一，人口极为稠密。它坐落在淀川的左岸；这条河发源于内地一天半路程之外的近江湖，大吨位的船只可以一直上溯到京都，河上横跨着许多座壮丽的桥梁。

兵库港和大阪城要到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才对欧洲人开放。届时，外国居留者将获准在方圆二十五英里之内向任何方向游览，只有朝着京都——或者更准确地说，朝着「都」——的方向除外。他们不得走近这座远近驰名的城市二十五英里以内。

荷兰人一向经常路过京都，所以这项限制大概用不了多久就会取消，欧洲人将获准去游览这个毫无疑问是帝国之中最有意思的地方。如果说江户是日本的伦敦，大阪是它的巴黎，那么京都无疑便是它的罗马。宗教皇帝就住在这里，环绕着他的那个庞大的神职朝廷——称为内里——也永久设在这里。那位最负盛名的日本世俗皇帝、伟大的太阁大人的著名陵墓在这里；帝国所能夸耀的最宏伟、最壮观的寺院也在这里。据说京都的人口有五十万，素有帝国首要制造业城市之称。当时我们若是知道上海那边多么用不着我们，本可以成为第一艘造访兵库这个新开口岸的外国船只。可惜的是，钦差们从北京前来的约定日期已经过了，额尔金勋爵觉得自己有责任全速赶往约定的地点去同他们会面。后来我们才发现，这方面的任何焦急都是多余的，因为他们以地道的中国式的漫不经心，把行程推迟了好几个星期。这时我们却正火急火燎地犁开日本的惊涛骇浪，一阵大风从船尾吹来，推着我们向那片并不讨人喜欢的中国海岸疾驶，速度快得超出了我们的心意。我们的老冤家奇恰科夫岬——虽然我们也有理由感谢它曾给过我们友好的庇护——在我们疾驰而过的时候，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荒凉凶险。狂暴的风暴、湍急的海流，加上无数礁石——很可能还有更多尚未发现——凑在一起，使得在日本沿海航行成为一件颇令人提心吊胆的事。幸而我们已经穿过了范迪门海峡，一场台风的尾巴才突然抓住了我们，把张挂着的帆篷统统刮走，使我们不得不立即求助于风暴规律。毫无疑问，运用这一规律使我们躲过了一些恶劣的天气；因为我们没有死守原来的航向，而是干脆掉头就跑，逃出了它的势力范围。

普提雅廷伯爵此时已把将旗移到一艘大型巡航舰上，他就没有这样走运了。那艘舰在同一场风暴中受创极重，不得不驶进长崎整修。尽管如此，我们对自己的那一份遭遇也已经心满意足，而且因为我们的漆器所冒的风险，过了好一段提心吊胆的日子。奥斯本舰长极其好心地允许我们把漆器存放在主甲板上，因为我们的舱房连所购物品的四分之一也装不下；可是主甲板上常常积水没过脚踝，我们那些日本珍玩的命运，着实叫我们忧心忡忡。

此外，还有那种在一边渴望空气和光亮、一边又害怕灌进海水之间的不断挣扎，这是在热带纬度航行过的人都十分熟悉的。只有一回，我禁不住诱惑，把舷窗吊了起来，刚一打开，便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五千支方头雪茄、一只碰巧来我这里串门的日本小狗、我所有的靴子，还有我相当一部分衣物，全都在水里一塌糊涂地一起漂浮着；而天气一直那样恶劣，过了两三天我才能把它们晾干。那只狗从此便落下了腰痛抽筋的病根，终身受苦。

尽管有这许多不幸的遭遇，我们只用一个星期便走完了从江户到上海的航程，并且得意地向我们在那里的朋友们宣布——我们离开他们还不到一个月——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额尔金勋爵已经为英国商人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而且住在这个口岸的人将是最直接受益的。

三十三上海议定税则

中国气候之害——上海的消遣——钦差大臣到来——关于广州的往来照会——和平告示——派定分委员会——我们的中国同僚——每日会议——新税则的税率——子口税——外国海关之征收——鸦片贸易——列卫廉先生论鸦片的照会——额尔金勋爵的复函——此问题的最后解决——钦差来访——快活的何大人——与钦差共进晚宴——公使驻京问题——拟议中的溯扬子江之行——签订通商章程——离开上海。

我们回到上海，所得的第一个消息，并不能宽慰我们仓皇离开日本的那份遗憾。原来钦差大臣自北京启程之期已推迟了好几个星期；这段空当，我们本可以在江户附近游览，或是去探察周防滩，既得乐趣，又有收获。如今既无此等兴味可寻，我们只得在上海自寻消遣，而此时又正值一年之中气候对欧洲人的体质最为难熬的时节，虽然气温已不像六个星期前那样高了。

我们在中国沿海奔波，至此已将近十八个月，其后果开始显现出来。洛赫先生凭病假证明回国，随身带走了《日本条约》。留下来的人，个个都或多或少受了气候之害；上海白日炎热，傍晚寒凉，又有瘴气蒸腾，凡是已有疟疾底子的人，在这里是断难除根的。官方的统计表明，在我国舰船所派驻的各处之中，中国一站最不利于健康，疾病与死亡之多，甚至超过非洲西海岸——凭我们自己的经历，要相信这一事实毫无困难。

与此同时，我们回国之期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渺茫。我们想起一则日本寓言，用来比喻我们的处境，倒也不算全不贴切。据说日本有一种飞蛾，美丽非凡，所有的夜虫都爱上了她。她为了摆脱它们的纠缠，便打发它们去给她取火来；那些冒失的倾慕者一心一意要遵她之命，结果都葬身火焰之中，它们自己连同它们的痴想，一并化为灰烬。寓意是：切莫让自己为国效劳，做了那样的夜虫。

上海地处一片平坦而精耕细作的原野之中，沟渠纵横，只有狭窄的田间小路穿行其间，因此驾车是不可能的，骑马则即便没有实在的危险，也十分不便：一行人排成单列，一步一步地慢慢挪动，唯一能调剂这份乐趣的刺激，便是过一座独木桥。上海那些富于进取心的侨民，为了弥补这些缺憾，修了一条跑马场，骑马的人每天绕着它兜圈子，活像被人牵着缰绳遛马一般。喜欢闲谈甚于运动的人，则常去外滩——那是一道宽阔的码头，沿着整个租界延伸开去，上午挤满了中国脚夫，到了午后，便三三两两点缀着欧洲的绅士淑女。

不在乎恶臭的猎手，可以在棉花地里跋涉一整天，倘若每杆枪能打到一对雉鸡，便心满意足地回家。也有人为了自己的健康，宁肯牺牲鼻子来成全肝脏，徒步远行，深入那片单调乏味的乡野。墙网球、美国式滚木球和台球，是社交界很大一部分人的消遣；偶尔也有一场舞会——绅士与淑女之比为十比一——或是一场业余戏剧演出，给这个小天地注入一点生气。

我们在上海逗留期间，侨民社会上下极为融洽，待客又极殷勤，因此我们觉得这里是中国境内最宜居住的地方，远远胜过别处；钦差到来之前的那一个月，转眼便过去了。我们住在英国领事那座漂亮的官邸里，在船上久困之后，得以享受宽敞房间的舒适，着实松快了不少。

十月三日，四位钦差——桂良和花沙纳、明善和段承实——抵达上海。额尔金勋爵原本希望看到广州的乡勇受到迅速的惩治，这一愿望既已落空，他便不得不凭借道义上的压力，去达成本来最好以武力达成的目的。因此，在同意与钦差会面之前，勋爵阁下先就两件事向他们提出质询：一是叶名琛的继任者、两广总督黄宗汉的所作所为；二是设立了一个团练局，此局曾出力招募乡勇，以骚扰我军在广州的驻防。在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前，勋爵阁下拒绝与钦差大臣商谈任何事务。

这个组织团练，亦即乡勇的局，主要由三个政治投机分子主持。此三人素以好生事端闻名，此时正想借着出头充当那个誓以剿灭夷人为己任的爱国党派的首领，来博取升迁。这三人的名字是龙元僖、罗惇衍和苏廷魁。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看法——这几个人是奉了北京的密旨行事，而这些密旨与钦差此刻代表皇帝所作的种种和好表白，恰恰背道而驰。

关于额尔金勋爵照会中所提各事，钦差大臣答称：条约的消息尚未传到广州，条约本身也尚未正式颁行；所以黄宗汉未曾改变他的方针；至于「龙、罗、苏三位大员，他们都是绅士、文人，荣幸地奉了皇上的谕旨督办团练。各省皆是如此，并非广东一省独然。凡地方不靖之处，督办团练的绅士理当最先得知消息」。

不过，他们提议饬令黄宗汉发布下面这道告示，并由他们自己广为张贴：

「告示稿

「钦差大臣为晓谕事：照得中国与英、法、美三国永远和好之约，业经本大臣等在天津议定；诚恐各口绅商士民人等未能周知，合行出示晓谕。

「为此示仰各口商民人等知悉：嗣后中国与各国之人，永敦和好，日益亲睦，共享安乐利益。此本大臣等所厚望焉。毋违。

「特示！

「特示！

「特示。」

额尔金勋爵非但不肯把这份文书当作对他所提要求的满意答复，反而复函告知钦差：「经此种种之后，除非撤去该总督之职，并收回授予绅士的特权，他不能接受任何较此为轻的措施，作为帝国政府诚心愿意在两国之间建立并维持和平关系的凭证。」

钦差复函，答应设法使黄宗汉去职，并收回团练局的权柄。

此事既已安排得如此令人满意，钦差便表示愿意着手商议修订税则、订立通商章程——这本是他们此番从北京南来的明面上的目的。其时，两江总督何桂清也加入进来，同为钦差大臣；据说他为钦差们的会商带来了最精微的心智和最开明的见识。他以最高行政长官之职所治理的人口，约略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相等。

为了商讨税则和通商章程的细节，设了一个委员会：中国政府方面，由布政使王有龄和按察使薛焕充任；英国方面，由威妥玛先生和我充任。又商定由李泰国先生列席，不过他不算委员会的成员。额尔金勋爵在为此事致钦差的照会中说：「唯因李泰国先生与中国官府之间关系特殊，本大臣始未将其正式派入上述委员会。然而此事关系双方重大利益，李泰国先生于此事所能贡献的经验与见识，双方均不宜舍弃，故本大臣之意，仍请该员出席委员会各次会议。」

这些会议在一处名叫也是园的建筑里举行，地在城的另一头，离领事馆将近四英里。每天坐轿子穿过上海那些狭窄而臭气熏天的街道前往那里，即便不是我们职务中最辛苦的部分，也肯定是最不愉快的部分。我们的两位中国同僚都是和蔼而聪明的人。布政使王有龄官阶虽高于按察使，却很少参与讨论。他同夷人打交道的经验有限，他的长处主要在于态度温和、易于调停，而且对外国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反感。钦差大臣所全心倚重的是薛焕。他在上海当了多年的道台，中国的官员之中，同外国人交往如此广泛、对外交政策的见解如此开明的，全帝国再没有第二个了。几乎可以断言，倘若中国政府听从了薛焕的意见，它就不会在最近干出那件如今招致严厉报复的事来。

在那个时候，他的意见在钦差们的会商中分量极重，而他自己又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他在中国政府中的同事李泰国先生的影响。我们每次前往，总有一名差役先行通报，所以我们总见到这几位高官站在门口，连连作揖，口称「请请」，迎接我们。然后我们登上一间凉爽的楼上房间，从那里可以远眺一大片翘起的屋顶；就在这里，我们郑重其事地办理当日的公务，辅之以大量的烟草——其消耗之巨，足以使沃特范特威勒那样的人物也才思敏捷起来——又以源源不断续上的杏仁茶和清茶提神。公事一毕，主人照例要殷勤地请我们到楼下一间屋里去用一顿已经摆好的饭。这一部分礼节，我们通常总要找个借口躲开。不过，倘若每次劳作之后都一概谢绝这样的款待，那就有失礼貌了，虽然赴席便意味着要吃下大量的油腻和许多叫不出名目的菜肴，而且照例以同按察使斗饮热烧酒收场——这位按察使天性豪爽，最恨杯中留酒。

我们劳作的结果，以及最终就通商章程和税则所作的安排，此处只须简略一述便已足够，何况其细节在蓝皮书中已有相当详尽的记载；不过，其中有几点仍值得略加说明。

税则所依据的总原则，按照条约的规定，是对进出口货物征收从量税，而以值百抽五的从价税率来折算。进口货物方面，这一原则执行得十分严格；出口货物方面，则须有所保留地加以运用，比如生丝——法国人对此特别关切——原已征收的税额便低于值百抽五之率。考虑到这一便宜，在其他税项上作了若干合理的让步。

然而，我们的讨论并不仅限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沿海贸易也理应占去我们一份注意，以往对外国人在帝国各口岸之间往来贸易极为不利的种种限制，都被取消了。不过，本国的帆船运输很可能因这方面的新章程而受到严重影响，对它一点让步也不给，似乎有失公允；于是，在按察使薛焕的恳切陈请之下，禁止以英国旗号从新开的登州、牛庄两口岸运出豆石和豆饼。这项贸易主要是同上海往来的，受雇于其中的水手有好几千人都是上海人。中国钦差担心，一项断了这些人生计的措施，十之八九会引起严重的骚乱和地方上的动荡。

更难安排的，是条约中规定子口税折纳一款所涉及的种种细节；此款的范围与宗旨，我前面已经说过。最后商定，这项折纳之数，不得超过税则所定税额的一半；唯有免税货物，须按值百抽二点五的从价税率缴纳子口税。这项规定对某些货物，尤其是茶叶，关系何等重大，只要看一个事实便可明白：据说在某些情形之下，这种货物所被征收的子口税，税率竟近乎百分之百。列卫廉先生在就此事致额尔金勋爵的一封信里说（原注：见蓝皮书第三百九十八页。）：「倘若我所闻不差，单是茶叶的子口税，往往就与茶叶本身的价值相当；新条约将大大减轻这项税负，这种希望是合乎情理的。」中国目前对茶叶所征的出口税，约为我国对其进口所征之税的十分之一，而其子口税如今已减为从前的一半。与子口税这一极为重要的条款连带需要考虑的，还有进出口货物发给凭单的条件应如何规定。这些细节往往繁复而棘手；尤其是我们在拟订时，既无经验可循，又无先例可援。

不过，通商章程中最重要的一条，或许要算规定各口岸以划一的制度征收关税的那一条。其中订明：中国政府派来总理外国通商事务的大员，可以自行选择，不必听从任何英国官员的建议或推荐，延聘他认为合适的任何英国臣民，协助他管理海关税务。中国政府依照所采行的这一办法，已通过李泰国先生请求派英国人来协助他掌管他所主持的那个重要部门；已有十二位先生离开我国前往中国，去接替中国雇员征收外国关税。虽然最近的决裂使这一制度未能付诸实行，但毫无疑问，最终采行的必将是这一制度。

不难想见，若不是痛苦的经验教训了帝国政府，使它明白在其他任何制度之下都无法遏制那些使税收大受侵蚀的舞弊行为，它是不会答应以外国人来取代自己的臣民的。不幸的是，贪腐并不仅限于中国官吏。外国商人也往往经不住诱惑，利用海关官员那副随时可以不讲操守的德性；当时通行着一套做法，倘若听任下去，必将对整个风气产生极其败坏的影响。无疑，作为一项尽人皆知的走私贸易而大规模进行的非法鸦片买卖，也大大助长了同样的后果；额尔金勋爵对鸦片贸易照当时的做法所造成的种种严重祸害，感受至为深切，因而决意不避艰难，采用他认为唯一可行的补救办法。他处理这一问题时所抱的见解，在他与美国公使列卫廉先生之间的往来信函中阐述得十分充分。列卫廉先生来华时，对鸦片贸易抱着强烈的反感，他的政府给他的训令也本着同样的精神；然而，他亲眼目睹了这种贸易的走私性质所引起的种种弊端，终于转而主张将这项贸易合法化。

在那些信函中，列卫廉先生提到额尔金勋爵在天津时不愿强力推动此事的态度，说道：「我不止一次听阁下说过，英国既已在广州卷入战事，而在北方又不得不借助于以武力相威胁的影响，因此阁下对于向中国当局提出鸦片问题，怀有强烈的、即便不是不可克服的厌恶。然而我深信，除非由阁下首先发起，否则事情必将一仍其旧，连同其一切耻辱。阁下曾多次、并极其有力地向这个无助而又乖张的民族表达过崇高的责任感；我现在就向阁下的这份责任感呼吁：我们这些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代表，倘若不曾设法诱使或迫使这一有害的难题得到解决，便可以认为我们的工作已告完成了吗？在这样的尝试中，我将衷心与阁下合作。」列卫廉先生在提及有可能禁止在印度种植鸦片之后，接着说道：「至于有效的禁绝——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嗜好——我并不乐观；因此我更有把握地（虽然并非更为恳切地）请阁下注意我们唯一剩下的另一条路——设法劝说中国人对这种药物课以重税，使之足以限制其供应、规范其进口，而又不致刺激出另一种形式的走私，不论这种走私是否得到中国人的纵容。支持这一办法的经济方面的理由，在随函附上的文件中已阐述得十分充分，我无须再加赘述。」

额尔金勋爵在对这封来函的复信中说：「阁下关于鸦片贸易所表达的见解，我衷心赞同，因此我认为无须就尊函的这一部分多加申论。在此我只想冒昧说明一点：我在天津决定不向中国钦差强调此事，并非因为我怀疑这项贸易合法化所能带来的好处，而是因为，在我们当时在天津向帝国政府施加的那种压力之下，敦促它放弃它在这方面的传统政策，我的是非之心实在难以自安。

「这个问题将在此地正在举行的关于税则的会议上提出讨论，而幸好如今的情形已有所不同；我必定会指示在此事上代我办理的几位先生，请与他们谈判的中国政府官员注意尊函中阐述得如此精当的种种考虑。我几乎毫不怀疑，人们终将发现，合法化是医治阁下所关注的那些弊病的唯一可行之方；因为我深信，即便阁下所提到的其他困难都能消除，要禁绝这样一种物品的贩运，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这种物品既极易种植，又极易运送，而这个国家对它的需求又如此之大，据我所知，即便在最近几年里，每当供应因这样那样的缘故而短缺时，其价格有时竟涨到每箱一千元以上——我想，这个数目超过其生产成本的五倍。」

依照这一见解，我们向钦差陈明：鸦片既已因政府官员暗中对它征税而实际上等于合法化，倘若把它放在与其他进口货物同等的地位上，与鸦片贩运相关的许多弊端便可避免。钦差同意这一看法，于是鸦片被列入税则，每箱征税三十两。然而，这种货物与其他进口货物之间，却定下了一道明显的区别。我前面已经说明，按照新章程，外国人有权将货物运入内地，如此运入的货物，须缴纳不超过值百抽二点五的从价税。鸦片贸易被明文排除在这些便利之外。中国钦差指出，倘若准许外国人把这种药物运入内地，强行推入内地市场，便可能引起种种弊端，以及与官府之间的冲突。额尔金勋爵同意这一看法；而且，他认为这类物品正是很适合课税的对象，因此同意我上面所提到的关于子口税的规定不适用于鸦片。所以，额尔金勋爵的条约所取得的新权利，没有一项及于鸦片。它仍然停留在《南京条约》各项规定之下一般进口货物所处的地位上。外国人可以在各通商口岸将它报关进口，每箱缴税三十两，但此后它便须转入中国人之手，并须承担中国政府认为适宜对它课征的一切税费。

事情既已走上和睦的轨道，便商定由钦差大臣前来向额尔金勋爵作一次隆重的礼节性拜访。于是在十月十六日，上海侨民中很大一部分人都聚到外滩上，观看那支冗长而粗陋的行列。这支行列几乎从外滩的这一头排到那一头，成分极为庞杂：有持矛的，有掌旗的，有骑马的随从，还有戴着高高的红色尖顶帽的步卒，其中许多人衣衫褴褛——看来这支仪仗讲究的是人数，而不是体面。这支破破烂烂的队伍一路上呼喝不绝，鼓乐嘈杂，宣告它的到来。行列当中，是五位钦差，各坐一乘大轿，前后都有品级较低的官员乘着寒素的小轿随行。

我们在天津与两位首席钦差桂良和花沙纳分别，至今已将近四个月，所以当额尔金勋爵在前门迎接他们时，彼此便像老友重逢一般亲切寒暄。他们虽然从未见过欧洲人的房屋，面对这些头一回映入眼帘的新奇陈设，却表现出一种十足中国式的漠然；宾主按规矩依次落座之后，一班人很快便相互倾倒出适合此种场合的种种恭维话来。

我们确实看出，客人们的神态比在天津时从容和蔼得多；他们显然极想把「我们那难以驾驭的凶暴之气」安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对额尔金勋爵讲述的大西洋海底电报——其成功的消息刚刚传到我们这里——似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行人中最活泼的是何桂清总督。午餐时一杯库拉索酒下肚，他便兴奋起来，涨红了脸，开始慷慨激昂地讲述他在北京为皇帝执笔代书的差事，最后竟谈起那位至尊之人及其宫廷礼仪的种种细节来。他的同僚们对他这般多嘴多舌大为惊慌，我那位海量的朋友按察使便毫不客气地把快活的何大人正要喝下的下一杯酒夺了过去，一口灌进自己的喉咙，一边拍着自己的额头，抱歉地说「何大人在这方面不济事」。何大人自己也证实了这话，他天真地告诉我们，他的脸所以红，是因为酒上了头。

按察使后来告诉我，除了酒量一项，何大人的头脑在其他方面都是强的。他二十四岁便考取了帝国最高的科名。他的著述之丰，堪与他才思之敏相匹。他被视为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而且书写之精妙，在他的眼力因操劳而昏花之前，能在一粒瓜子上写下一整首诗。在这个特殊的关头，何大人心里一面想笼络我们，一面又想讨伐叛军。他显然认为，在夷人的宴席上喝醉，乃是一着高明的政略。几天之后，他就要前往官军的大营，攻打那些正在南京附近一带劫掠的叛军。额尔金勋爵对众人说，他对诸位如此敬重，希望对他们留下一种比记忆所能提供的更为持久的印象，并向他们解释说，乔斯林先生已准备好为他们拍照；他们听了表示十分高兴，欣然摆好所需的姿势，并做到了拍照所必需的面容僵直——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轻而易举，因为他认为无论何时，让脸上显出任何表情都是有失体统的。

十八日，额尔金勋爵回拜钦差大臣，一行共有十二乘轿子，由一百名海军陆战队员护卫，「报复号」的军乐队在前开道。

这一回，主人为款待我们备下了一桌精致的筵席，所陈列的中国珍馐比往常更为丰盛。健谈的何大人不断向额尔金勋爵询问英国的政府和宪制，他在这个题目上所表现的聪明和兴趣，是我以前在中国人身上从未见过的；就连那位绝不通融的花沙纳，也放下架子，时而开开玩笑；而一向殷勤和善的桂良，则在邻座的盘子里堆起一座座菜肴的小山。总之，我们这些朋友的心境似乎在渐渐好转，他们表示对我们外交往来中的融洽十分满意，并急切地希望这种融洽能继续下去。然而，还有一点留在后头，钦差们尚未提及，而这一点在帝国政府眼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正是为了它，才特派他们来上海。不过，正如女士信中的附言一样，这件事一直留到了最后；可如今时候已到，这个令人生畏的话题终于要提出来了，他们的和蔼可亲究竟在英国全权大臣心中产生了什么效果，也要见分晓了。

这一点不是别的，正是《天津条约》第三款所涉及的事——给予英国在北京派驻公使之权；而由此引起的往来照会，在目前这个关头又特别值得关注，所以我已将其与条约一并附载（原注：见附录。），好让读者了解中国人反对施行这项条约权利的理由，以及额尔金勋爵因而所持的看法。

这番往来照会的结果是：条约权利虽未放弃，额尔金勋爵却答应把下述意见上达本国政府：「倘若明年互换批准书之时，女王陛下的大使在北京得到适当的接待，而在天津议定的条约在其他各方面也都得到充分的施行，那么，女王陛下驻华代表选择北京以外的地方为驻所，而只定期前往京城，或仅在公务需要时才前往，当然是适宜的。」

钦差表示对这一让步感到满意。额尔金勋爵决定趁着他们此时的心情，以及他们为了争得这一要点而显然愿意满足任何次要要求的心思，说明他决意溯扬子江而上，「以便亲自察看，从而更好地判断沿江哪些口岸最宜依照《天津条约》开放」。

勋爵阁下早就决定在离开中国之前作这次远行，不仅是为了上面所说的目的，也是想在沿江百姓的心中造成一种有益的道义上的印象，这种印象应当让整个帝国的上上下下都感受得到。然而，他几乎没有料到会有眼下这样一个恰逢其时的机会。几个月之前，这样的提议会让每一位钦差的辫子都竖起来；如今他们非但毫无异议，反而平静地说道：「我等理应照复此函，同时预备文书，知会贵大臣所经沿途各地官员。我等还将派员携带文书随同前往，俾彼此之间得以妥为相安。」

与此同时，葛罗男爵从日本归来，他在那里同我们一样大获成功。我们从他那里第一次得知了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几乎难以置信的消息：大君已在六个星期之前去世。这件事在他到达之前已经公开，他在江户逗留的整段时间里，全城都在为已故的大君深切服丧。

十月三十日，钦差大臣隆重回拜额尔金勋爵，并讨论了溯扬子江之行的计划。剩下的事，便只是在正式签字之前，求得葛罗男爵和列卫廉先生对英中两国政府议定的税则和通商章程表示同意了。

额尔金勋爵与他的两位同僚之间，自始至终一直是融洽无间的，这种融洽此时也未被打断。他们完全赞同这些作为《天津条约》重要补充的章程中所载的各项条款。十一月八日，英中两国的委员在城郊的一座寺庙里会齐，在这些文件上签了字。

我们正在签字的时候，就望得见江上的「暴怒号」，像一匹不耐烦的赛马那样喷着鼻息、刨着蹄子，一股股尖利的蒸汽喷射而出，明轮愤愤地拍打着江水。额尔金勋爵向来没有让她久等的习惯。我们从寺庙径直回到我们那漂浮的家。转眼之间，我们便以我们这艘英勇的船和她英勇的舰长所特有的那种风度，冲过了一片密密麻麻的船只，沿着扬子江宽阔的江面上溯了好几英里，直到夜色逼使我们在这片鲜为人知的水域中下锚。

三十四溯江而上：镇江废墟与南京炮战

舰队诸船——扬子江三角洲——寻找航道——江阴的峭岸——两岸风光——搁浅——焦山——扬州——一片荒凉——镇江——叛军盘踞之后果——金山——壮阔的景色——离礁脱险——丹徒——中国地名的译法——中国字的西文拼法——大运河口——漕船绝迹——驶近南京——在南京与叛军交火——其结果。

随额尔金勋爵溯扬子江而上的这支小舰队，由以下各船组成：「报复号」，巴克舰长，为领队高级军官；「暴怒号」，谢拉德·奥斯本舰长；「巡弋号」，拜斯西舰长；测量炮艇「鸽子号」，沃德中校；以及炮艇「李号」，琼斯上尉（现已升任中校）。

这番远行极为成功，也极有兴味；为了尽可能清楚详尽地加以叙述，我将从日记中摘录逐日的记事。

十一月九日。今晨我们整个舰队都望得见了，只是散落在扬子江黄浊的水面上，东一艘西一艘，颇不成队形。昨天先行的「巡弋号」赶在天黑之前发现了一处沙洲，便在上面一躺就是好几个钟头；潮水退去，把她晾得高高的，干干的，只好用木柱把船身撑住。她的军官们下午倒得以绕着自己的船散步健身，脚都不沾湿。不过涨潮时她还是脱了身，如今正泊在前方数英里处。「鸽子号」和「李号」在前头探寻航道；我们依着她们的信号缓缓前行；「报复号」吃水比我们谁都深，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却终究还是触了底。「鸽子号」赶去援救，剩下我们自己摸路，结果并没摸着，反倒正当满潮之际，结结实实地搁在了硬沙上，毫无指望。天黑以前，「报复号」脱了浅，前来救我们，一路缓缓试探着前进，就像一个人走上薄冰，去救一位跌进冰窟窿的朋友那样。

不久事情便很清楚：除了减轻船的分量，别无他法。于是整整一夜，船员们都在忙着把重炮和煤转运到「李号」上，并把锅炉里的水抽干。

十日。我们已经学乖了，对海军部所绘的扬子江海图，一概不敢相信。当初的测量不论如何精确，自那以后江床的变迁实在太大，我们只能凭着自己对深水的直觉行事。我们眼下搁浅之处，海图上标的是九英寻。与此同时，官兵们整整二十四小时不停歇地拼命苦干，总算把船减轻到足够的程度，那力大的「报复号」便凭着一股蛮劲把她拖了下来。

「鸽子号」和「李号」终于找到了航道；天黑以前，我们都聚泊在哈维角下的主航道里。江面仍是那样宽阔，对岸地势平坦，竟看不见。

十一日。今天命运之神似乎有意向我们微笑。水深而风顺，我们一路畅快地疾驶。经过海图上标为崇明岛尽头之处时，我们发现那岸线竟出人意料地延伸下去，似乎把这座岛同从前称为梅森岛的那块陆地连成了一片，把海图上标出的两岛之间的水道完全堵死了。扬子江三角洲这一重大的地形变化，很可能已经改变了水流的方向，使更多的江水改从北面的水道流过，如今北水道或许才是最便于航行的。

过了这里，江面开始急剧收窄。到福山，即「福之山」，江面宽不过六英里。一座村庄和一座炮台坐落在右岸几座低矮的小山上，景致如画。对岸望得见一座高高的圆锥形山峰，顶上立着一座塔，名叫狼山。我们正暗自庆幸行进神速，前头的炮艇却扯起了那面可恨的信号——「无航道」——随即分头驶开，小心翼翼地来回游弋，寻找深水。

看着这几艘靠得住的小船充当开路先锋，实在是一幅赏心悦目的景象。三艘大船远远地跟在后面，小心循着她们的航迹，时刻留意着回应警示信号，对她们的那份信赖，正如猎人之信赖他的猎犬。一会儿她们在江面上四处奔突，搜索甚广；一会儿她们停下来指示方向；我们悄悄地往前挨近，她们也悄悄地往前挨；嗅迹似乎不错；一会儿她们又失了嗅迹，扬起鼻子，又向左右两边奔去，每投一次测锤便打一次信号。我们以微速行驶了一阵，看着一面面旗子升起来：两英寻，两英寻半，三英寻，两英寻——毫无用处，于是我们抛锚，吹哨开晚饭，把一切收拾妥当过夜。

十二日。忙碌却一无所获的一天；不但炮艇，连各舰的小艇也都出去寻找航道。我们正前方某处一定有一条通路——海图上标着六英寻。我们划到那地方，用篙钩一探便触到了底；可见航道显然不在那里。「鸽子号」掉头往回搜寻，已经看不见了；但愿她明天带回好消息。这期间我们只好停在原地不动。

十三日。一年之中这个时节，扬子江上的气候再宜人不过；可是只要我们被拴在一个地方动弹不得，这样美好的日子只会徒增我们的烦躁。入夜，「鸽子号」回来了，带来了可喜的消息：她找到了一条航道。

十四日。天一亮便起锚。我们不得不沿原路退回约六英里，然后横渡到北岸，找到一条又深又宽的水道，这一天余下的时间便沿着它畅行无阻。江面依然很宽，两岸依然平坦，直到我们抵达江阴的峭岸，同名的城池就坐落在它后面。「巡弋号」马力有限，一直跟不上我们，所以我们在日落前不久便在此处下锚。

十五日。到了江阴峭岸，江面大为收窄，景色也颇有几分如画的意趣。这里筑有两座炮台，扼守此一险要，可是筑法不当，其侧翼极易被人抄过。绕过那几座小山——其中一座山顶上有一座庙——眼前便出现了江阴那座高塔。通往城里的小河汊中挤满了大批帆船。后面是一列高度适中的山岭，山岭与江边之间，隔着一条林木葱茏、令人赏心悦目的地带。过此以往，江面又复开阔；两岸再度沉落为一片单调划一的平地，唯一的生气，便是些在岸边割那极高的芦苇的人。

我们看见大群的野雁和野鸭向南飞去。因为顶风，水流又急，我们便拖带着「巡弋号」前进。「报复号」也为「鸽子号」和「李号」效了同样的劳，那两艘船的锅炉管需要清理了。我们今天的行进不免迟缓；幸好航行起来还算没有多大困难。

十六日。今晨七时，寒暑表指着华氏三十七度。起锚后不久，我们经过了圌山塔，那塔高踞在一座俯临江水的山上。到了此处，两岸变得极为秀美——高耸的岩壁自水边陡然拔起，其后一列参差尖峭的山峰环绕成一座完整的圆形剧场。左岸林木茂密，人烟稠密，时而有大片耕地；一群群农夫聚集在水边观望我们，看五艘船排成一线，顶着风，逆着水，稳稳地向上游驶去。在这里，我们也注意到江道那些非同寻常的变化。有一处江流一分为二；其中一道水道至少有半英里宽，环绕着一座人烟稠密的岛屿，而在绘制海图的时候，那里原是大陆的一部分。

清冽爽人的空气，平稳的行进，两岸愈来愈引人入胜的风光，这一切合在一起，使我们兴致高涨。不久，我们绕过一座突兀而出的峭岸，焦山便展现在眼前，岛上那些古雅的庙宇掩映在秋叶之中；白墙闪闪发亮，庙里那些邋遢的僧人正在正午的阳光下晒着太阳。再往前，一段壮阔的江面在自水边隆起的山丘之下蜿蜒而过；山顶上是镇江那参差不齐的城墙，山坡上散满了这座一度人烟稠密的城池的瓦砾；而在远处，仿佛从江心升起一般，矗立着一座陡峭的石山，名叫金山，山上那座高塔直指天空。

这番景色之引人入胜、之秀美，无以复加，我们的目光被牢牢吸住了。我们正惋惜不能停留片刻，好更充分地领略它的妙处——哗啦一声，我们的愿望竟遂了——那条老船猛地一颠一晃。此刻再喊「停车」、再喊「全速倒车」都已太迟了。我们已无可挽回地高高架在一块礁石的顶上；「巡弋号」险些撞上我们，急忙转舵避开，巧妙地擦身而过。「报复号」慌了手脚，已经抛了锚。她的两艘炮艇在她后面的江心里摇来摆去，她那模样活像一只拖着尾巴的风筝。江水以湍急的速度从旁冲过，打着漩涡，渐渐把我们整个侧舷顶在礁石上，把我们变成了一道防波堤，于是船的一边竟颇有些风浪，另一边却是一片死水般的平静。

这时我们已不再欣赏风景了，这份乐趣转到了我们的朋友——那些僧人身上，他们看来对这一场热闹极感兴味。我们离他们近得一喊便能听见。他们后来告诉我们，他们完全知道有什么危险在等着我们，可是他们一句也没有提醒。十五年前，整个英国舰队，包括几艘战列舰以及许多小船，都曾从这条水道经过，却没有发现这块致命的礁石，海图上此处标的还是十六英寻。我们对自己的这一发现丝毫不觉得骄傲；可是除了那些僧人，谁也怪不得；而我们又太和气，不愿同他们争吵，于是便登岸去拜访他们。叛军到过这座岛，而且时间还相当近。那座极为壮丽的寺院大半被他们毁了，神像也被他们抛进了江里。寺里原藏有一只有名的鼎，据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是当传闻这些捣毁偶像的人将要来到时，受托保管这件珍宝的人及时把它埋了起来，保住了它，此后一直没有再掘出来。从前立在岛上最高处的一座庙也被烧掉了；据和尚们说，烧它与其说是出于狂热，不如说是为了恫吓四邻。

这座岛本身不过是扬子江江心隆起的一座土丘，高不及二百英尺，覆着最繁茂的林木，在一年之中这个季节，一片火一般的斑斓。岛的最高处仍立着一座塔形的小建筑，可是里面没有什么比英国水兵那些毫无想象力的题字更有意思的东西；这些题字大都注着一八四二年八月的日期。从这一高处望去，可以纵览一大片广阔的、精耕细作的平原，向北伸展开去；此时此刻，那里正是叛军劫掠之地。我们望得见扬州的塔影在远方的雾霭中隐约浮现；据报这座城新近被叛军攻占，至今仍在他们手中。那位干练的何大人所以在上海那样匆匆离我们而去，正是为了把叛军逐出这座城；所以这位能武能文的政治家兼诗人，此刻就近在咫尺。扬州坐落在大运河上，从前素以富庶繁华著称；它已先后三度落入乱军之手。伟烈亚力先生说，这里原藏着一部有名的皇家藏书，天下只另有两部副本，一部在北京，一部在杭州。这批珍贵的典籍即便未被毁掉，也已散失殆尽，七零八落了。从焦山顶上，我们还望得见瓜洲的房屋，那是众所周知的大运河入扬子江之口；在别的方向，又有许多村镇映入眼帘，星罗棋布于肥沃的平原之上，可见人口之众。

自然界里，最娇艳的花朵往往寄居着黏糊糊的毛虫；同样，在中国，最秀美的幽胜之地，也总是住着些脏兮兮的出家人。不过我们也须记得，我们得感谢他们留下了那些如画的建筑，与所在的景色配合得恰到好处；至于僧人本身，穿着灰色的长袍，只要让他们待在画面的背景里，倒也不失为一种可喜的点缀。这几位先生告诉我们，潮汐的影响可达于此处以上，只是涨落并不规则。不过他们让我们指望能涨二三英尺，我们也希望这就足以把船浮起来。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利用可能出现的任何有利变化，我们第二次着手减轻船的分量，卸下炮弹、火炮、桅桁、煤炭等物，通宵达旦地干。

十七日。在右岸登陆，步行约二英里，穿过一片平原前往镇江；平原上纵横交错着粗陋土垒的残迹。这一条夹在山岭与江流之间的平地，直到不久以前还住着一群兴旺而勤劳的百姓。距这里成为暴行与流血之地，成为叛军与官军交战的战场，还不到一年。如今的破坏既广且尽。有几个农夫已经爬回到那些荒凉的地方，认出那是自己旧日家园的所在，从那一堆堆仍属于他们的瓦砾中挑挑拣拣，开始用它们搭起凄惨的栖身之所——或者把一面幸免于难的山墙草草地盖上茅草，或者用草席条子代替从前砌墙的石头。在那些倾颓的、杂草丛生的墙垣之间，一小块一小块可怜的菜园正在开辟出来；可是这零落的人口那副一贫如洗的模样，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这一片荒凉可憎的景象所给人的印象。

我们从北门进城，简直以为自己到了庞贝古城。我们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两旁是没有屋顶的房屋，墙上爬满了繁茂纠结的野草；一堆堆瓦砾堵塞着通衢，可是也并没有挡着谁的路。那无处不在的寂静令人感到压抑；一股扑鼻而来的恶臭，几乎使我们精神一振，因为它提醒我们，已经走近一条有人住的街了。

有一处开着几家吃食铺子，两条住了一半人家的街道在这里相交，这便是城里最热闹的地方了。一群饥饿的、衣衫褴褛的孩子，在这里给了我们小小的一点关注；可是一般百姓似乎过于消沉，连盯着一个番鬼看一看的兴致也没有了；我们想往哪儿走便往哪儿走，没有人来打扰。

我们前往一座炮台，那炮台高踞在俯临江水的峭岸之上；途中从几座美观的石牌坊下经过，它们仍然屹立着，在四周的一片荒凉之中格外醒目。从高处俯瞰，城墙所围的整个区域尽收眼底，到处密密地散满了它的废墟。

镇江于一八五三年四月一日首次被乱军攻占，几乎未遇抵抗；此后他们据守此城，抵住官军持续不断的围攻，直到一八五七年初，才因粮尽而弃城。自那以后，城一直在官军手里。然而，从旧日居民不愿回来的情形看，人心只恢复了一部分。只有最贫苦的一班小贩和店主敢于回到它那残破的街巷里来；尽管官府正在设法重修一些公共建筑，诸如衙门、文庙、鼓楼等等，以促使人口回迁，其成效却绝不令人鼓舞。叛军盘踞期间，把城的范围扩大了不少：他们越过城东的高地筑起一道城墙，一直延伸到江岸几乎水边之处，在旧城墙外两面圈进了一大片地方。镇江的人口从前估计约有六十万；如今大概不过五百口。

十八日。我们在礁石上漆了一道水线，以便一眼就能看出潮水的涨落。可是今天丝毫没有涨水的迹象，船似乎纹丝不动，于是我们租了一条本地的小船，出发去游览约五英里外的金山。驶近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它已经不再是一座岛了。海图上标作一条水深四英寻的水道的地方，如今是一片长势茂盛的菜地。

我们在这片新近形成的半岛上登陆，步行穿过它，到了那座石山跟前。沿着就山岩凿出的石阶攀登而上，我们到了塔基。这座塔从前那些使它名闻遐迩的外部装饰，如今已被剥落殆尽，可它依然屹立着，成了一座伤痕累累的纪念碑，纪念着它自己逝去的荣光，也纪念着从前环绕着它的那些美景。

从前错落着一群如画的寺庙和宝塔的地方，如今只剩一堆堆不堪入目的废墟。中国人自己也深知此地的奇美。德庇时爵士曾描述多年前远眺此山时所得的印象：「有名的金山，连同它的塔，以及它那些寺庙和其他建筑的华美外观，看去宛如一座从大江水面升起的仙境。」他又说：「这个如画的地方，全中国都闻名。」

如今，除了那座残破的塔，其余建筑已是片瓦不存。尽管毁坏距今不久，这块圣地却似乎弥漫着一种非凡的古老气息。石阶磨损剥蚀，废墟大体看去，仿佛自从毁灭者的手在这里肆意施为以来，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一道城墙，炮眼里架着几尊破烂的炮，后面几座草席帐篷里住着几个可怜的兵，再加上一大堆花里胡哨、迎风招展的旗子，表明这是一处军事据点。这些旗帜和炮眼在许多山顶上都看得见，环绕着镇江城。倘若以此来判断，防御的准备似乎当真规模宏大；可是说旗子多于炮眼，炮眼多于火炮，火炮多于兵丁，也几乎算不得言过其实。

我们在石山顶上坐下来，吃一块三明治，喝一杯雪利酒，欣赏风景。这是一种带着忧郁的美。右边，城中那些只剩骨架的房屋沿着山坡簇拥而上，以它们的废墟填满了整个圆形的山坳——那道歪歪斜斜的城墙沿着山脊蜿蜒而去，在四周一片凄凉之中却插着艳俗的旗帜，仿佛带着讥嘲似的，守卫着一片荒凉的瓦砾场；再往远处，是远山参差的轮廓，宽阔的大江骄傲地在北面和东面肥沃的平原上铺展开去；我们对面是焦山，它那鲜亮的色彩因距离而变得柔和，柔和的轮廓与旁边陡峭的崖岸相映成趣。这一切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图画，在那个温煦的秋日午后，令人悦目赏心。

我们望得见泊在江心的几艘船：其中一艘侧舷横对着水流，倾斜得很厉害，这是画面中我们巴不得没有的一景。镇江的地势、它的残破景象以及四周乡野的性质，颇使我想起俄国人撤走之后的刻赤。我们回来时又穿城而过；到了船上，发现大家正因可望脱浅而颇为兴奋。明轮猛烈地转动着；缆索和锚链向四面八方拉出去；不在拉什么东西的人，便在跳跃或者摇晃船身。终于，一次恰到好处、齐心协力的努力奏了效，船仿佛真的是从她的栖木上一跤跌进了深水。全体船员为此欢呼三声，欢呼声刚刚平息，我们却惊讶地听见岸上隐隐传来了回声。我们正疑心是不是中国人在嘲弄我们，那欢呼声又响了起来，我们这才发现，原来是额尔金勋爵和一小队散步的人在这样热烈地表示他们的欣慰。傍晚的空气异常宁静，声音远远就能听见。船上共卸下了二百六十吨的重量，才减轻到足以浮离礁石。

十九日。发现我们要整天耽搁在把重物重新装船上，我们几个人便在右岸登陆，带着枪漫步一番，察看一下乡间。我们在江边那片平坦的、半耕半荒的土地上打了三对野雉，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还朝一头鹿开了一枪。我们走近了丹徒这座小城，却没有进去。它曾几度落入叛军之手，是他们向海的方向推进时所到的最远一点。它比镇江兴旺些，可也只是相形之下才算兴旺。尽管它落入官军手中的时间比镇江要长得多，城中仍有一大片地方是废墟。寺庙并没有人打算重修，许多较穷的居民住在草棚里。伟烈亚力先生是一位与上海的美国教会有关系的先生，曾随舰队溯江走了一段路；他告诉我们，这里从前是一个买卖虽小却很活跃的地方，有时由于它所在的那条河汊上下往来的船只众多，也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因为在经由镇江的水路不通的季节，这里是大运河的出口之一。

二十日。今晨天亮后不久，我们告别了焦山外的锚地。焦山，中国人又称之为「焦心之山」——就它与我们的关系而论，这名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密迪乐先生曾对古伯察神父翻译中国地名的做法大加揶揄，说得颇为风趣；古伯察神父的某些译名，或许也确实把他那诗意的想象放得太松了些。尽管如此，我仍要有节制地沉溺于同样的癖好；一则因为我发觉别的汉学家并不承认密迪乐先生的反驳有多少分量；二则我实在不能同意他所打的那个比方，而对这个比方，我倒是唯一有资格置喙的。

密迪乐先生说得很对：一个法国人谈到雷丁时，若用法文里意为「诵读」的那个词去译它，那是荒唐的；可是他说，把巴斯说成法文的「浴场」同样荒唐，这就肯定不对了。雷丁这个地名在英文里是否就是「诵读」之意，大可怀疑；可是巴斯若不是当地有过浴场，这座城恐怕就会得一个意义不那么分明的名字了——这一点，至少可以说是极有可能的。

我们此刻所航行的这条大江，它本身的名字通常得到的一种解释，据威妥玛先生和李泰国先生向我断言，并不正确。把扬子江说成「海洋之子」，当然比说成「扬开之子」更有诗意；可是据说后者才是它的字面意思，而这一说似乎也更为可信，因为这个名称只用于焦山以下的江段，三角洲正是从那里开始，江水从那里铺展开去，流过广袤的冲积平原，直入大海。

焦山以上，当地人只称这条江为「大江」；照西文拼法，倘若按读音来写，应当拼得与我们通常的写法颇不相同。

不过在这一处，为了避免混淆，我仍沿用旧的拼法。一般说来，在记述江岸上的地名时，我所遵循的原则是：尽力用英文字母拼出与中国字的读音最为接近的声音。我知道，这样做会招致哪怕是最和蔼的中国汉学家的轻蔑和鄙夷。这些先生们除了我们自己的字母之外，还大量借用欧洲其他语言的字母，并借助这些语言的重音符号和发音方式，力图让我们英国人的耳朵对中国人的喉咙和鼻子里发出的声音有一点概念。

我否认，把文明世人所知的字母无论怎样排列组合，就能让人对他们全然不知的声音有一丝一毫的领会。事实上，这件事毫无指望，只要看每一位汉学家各有各的办法，便已足可证明。就拿下面这个字来说吧，这是江上游一座城的名字，也就是蕲州：照已故的马礼逊先生的拼法，读来像是「克州」；照卫三畏的拼法，是「开州」；照威妥玛的拼法，是「齐州」；照耶稣会的地图，又成了「奇绰」。我自己对中文一窍不通，也料想读者对这种悦耳的语言同样无知，所以我要奉劝读者：若想发出一个中国人提到上述那座城时所发的声音，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打一个喷嚏。我们后来留下「报复号」的那座城，上述几位权威竟拼成了四种不同的写法，读来依次像是「九县」「久显」「处先」「究仙」。

那么，我们就下定决心，在使用中国专名时，用一种老老实实的撒克逊读法，而把那些理当属于这些专名的哼哼唧唧、呼哧呼哧的声音，留给那些专门研习过如何发出这些声音的人吧。在广州，我们已把当地的名称英语化，变成了英国人的舌头发得出的音；说到宁波，我们也不照土音去念；那就别让人逼着我们照最新的词汇表那样，把北京念成「北青」吧，因为即便我们这样念了，也没有一个中国人听得懂。

那么，从此以后，我们就算是航行在大江那浩浩荡荡的水上了，而它也确实当得起这个响亮的名号。过了金山不久，我们便到了有城墙的瓜洲城对面，瓜洲即「瓜之洲」。大运河就在这里自北而入大江，从前这里无时无刻不聚集着密密麻麻的商船。叛军攻下镇江的次日便攻占了此城，直到一八五七年底前后才被收复。如今它是一处军事据点，我们看见有相当大一队骑兵驻扎在它的废墟之间；在这条从前帝国内地商业的大通道上，连一艘商船也看不见。

额尔金勋爵曾这样提到我们所见的大运河的情形，把它同他最近在北方所行的政策联系起来：「离开焦山后不久，我们经过大运河口，发现那里已完全荒废，只有几艘官军的战船。奥斯本舰长告诉我，一八四二年他到过同一地方时，漕船多得难以从中挤出一条路来。阁下或许还记得，今年四月，当我决意溯白河而上直抵天津，以对皇帝施加压力的时候，有些方面曾议论说，我们倒不如援照上次战争的先例，在扬子江上实行封锁。我当时便认为这个建议不合时宜，而此行所见，更证实了我的看法。

「叛军在使百姓受苦、使这些地方对朝廷毫无出产这两方面所做的，我们几乎不可能做得更多了；然而这些举动对北京的朝廷却毫无影响。」（原注：见蓝皮书第四百四十三页。）

从瓜洲继续上行，我们经过了仪征和六合两地，那一带屡次遭受太平军的侵扰。近来又有另一类乱民出没其间，当地人称之为「捻匪」，比前者更带地方性，却同样令人畏惧。

地势这时变得更多山了。下午四点半，我们从平山塔下经过；那塔坐落在一座山顶上，背后是参差的山岭，山谷沉在深深的阴影里，山脊却在午后的斜阳中灼灼生辉。可是我们离南京已经太近，除了「李号」出现在南京炮台前面可能产生的效果之外，什么别的景致也无心去想了。这艘炮艇载着威妥玛先生，已先期派出去探路，并在叛军有此意愿时同他们联络。（原注：以下是额尔金勋爵为此事致巴克舰长的备忘录，以及该军官发给指挥「李号」的琼斯上尉的训令。

致巴克舰长备忘录：「如有可能，应避免与叛军冲突。因此，倘若南京附近的当局表示有意联络，我们应准备向他们作出一切合理的保证，表明我们并非怀着敌意而来。同时，也应当告知他们：我们是在行使条约所赋予的权利溯江而上，任何人企图阻止我们前进，都将遭到抵抗。」

致琼斯上尉训令：「兹命你载中文秘书威妥玛先生，尽速驶往南京。倘若无人理会『李号』，你即驶过南京，等候我前来会合。倘若见到有小船显然向『李号』驶来，你应停船联络。倘若有炮弹向你射来或射到你的前方，你应升起休战旗，驶近炮台以便联络。倘若休战旗遭到炮击，你应立即归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未得我的信号，不得开炮。高级军官巴克舰长签发。」）我们跟在后面一英里左右，「鸽子号」引领着「报复号」，「暴怒号」拖带着「巡弋号」。

可以想见，我们是怎样焦灼地注视着那艘小船，看她驶过一座又一座炮台，炮台里的人似乎对她全不理会。这时我们正穿过官军的帆船船队，那是当时围困南京之军的前哨阵地。这些船上的水手屏息凝神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终于，正当「李号」看来已驶出最远一座炮台的射程之外时，所有炮台上都升起了红旗，最低的一座炮台打出一发实心弹，从「李号」上空呼啸而过，她赶忙升起了休战旗。然而这信号非但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它在前桅上飘扬还不到三分钟，炮台上便接连不断地朝它打了七炮。琼斯上尉恪守命令，直到看见「报复号」桅顶升起「交战」的信号，才开炮还击。这时「鸽子号」已进入射程之内，几乎就在「李号」以一阵猛烈的炮击来补偿她先前的隐忍的同一时刻，「鸽子号」也意气昂扬地揭开了这场舞会的序幕。「报复号」「暴怒号」和「巡弋号」随即尽量逼近炮台，极缓慢地向前行驶，倾泻出一阵相当猛烈的炮弹与开花弹。此处江面宽不过一千码，两岸都有炮台，它们对我们的炮火还击得十分热烈，使右舷和左舷的炮都有忙不完的活儿。

额尔金勋爵本来站在两个明轮罩之间的舰桥上；可是一发实心弹在离他的头不到两英尺处打断了一根绳索，奥斯本舰长便以舰长的身份行使他的权威，命令我们全都下到甲板上去。所幸，尽管船身中弹七八次，有两发实心弹打进了额尔金勋爵的舱房，另一发打碎了他的大舢板，却没有发生比被木片擦伤一处更严重的伤亡。

与此同时，就在我们前面的「报复号」却没有这么幸运。她有一人阵亡，两人重伤；其中一人是信号见习官伯奇先生，失去了一条胳膊，另一人失去了一条腿。这时已将近五点半；交战只持续了三十五分钟，我们已经驶过了所有的炮台。暮色渐合，便决定在城上游约二英里处下锚过夜。巴克舰长同奥斯本舰长商议之后，认定叛军胆敢阻挠我们行使条约权利溯江而上，又向休战旗开炮，这种无礼之举不能不加惩罚。额尔金勋爵完全赞同这一看法；于是便安排定了：明天天一亮，我们便顺流而下，驶到炮台对面，把它们轰成废墟，把守军打得俯首帖耳。

三十五炮轰南京与芜湖长毛

再度开战——一场猛烈的炮击——敌炮台哑火——长毛与官军交战——溯江而上——长毛挨了一课——登岸探问消息——穷苦的乡民——请我们助长毛一臂——复文告示——进入安徽省境——行军队伍——东西梁山——抵达芜湖——长毛首领来函——我们登门拜访——乱哄哄的人群——五颜六色的服饰——官军的探子——芜湖昔日的光景——芜湖今日的境况——太平天国的一篇告示。

十月二十一日。天还没亮，「暴怒号」上的人便都醒了，船上一片忙碌。昨晚那一阵猛烈的炮火，以及长毛那副急于开仗的架势，使我们料定今天必有一场恶战，于是各自作了准备。清晨寒气逼人，冷得刺骨，然而我们大多数人血管里的血依旧流得颇快，那种临事而待的兴奋所生的一股健旺的热气，使大家浑身暖和。南京城傍着两座山而建，依着山坡、绕着山脚铺开；渐渐地，这两座山从晨雾中隐隐现出，随后右岸那一长列炮台也模模糊糊地看得见了。

对岸孤零零的浦口炮台，专门留给「巡弋号」去对付；我们打量着这艘漂亮战船的匀称身段，毫不怀疑她那十八门炮会把那座炮台收拾得干干净净。渐渐地，眼前景物的细节清晰得出奇，炮台仿佛突然大了起来；这时我才头一回发觉，我们已不再下锚停泊，而是随着潮水悄无声息地漂向分派给各船的阵位。

浦口炮台离得最近，所以「巡弋号」最先开火；她那位英勇的舰长拜西似乎打定主意，不给守军任何打不着他的借口。他把船稳稳地一直逼到离炮口不过五十码的地方，仿佛是在激敌人先动手，然后才打出一轮舷炮齐射，弹无虚发。对方有气无力地回敬了几炮；可是「巡弋号」的炮火又快又猛，显然浦口炮台那班勇敢的守军在那里是待不长久了。

我们自己那门旋转炮的一声轰响，把我们从观赏「巡弋号」的战绩中惊醒过来。其余三艘船此时也同我们一齐开火，把实心弹、开花弹、葡萄弹和火箭如暴风骤雨般倾泻到炮台上去，相形之下，昨晚那一阵炮火简直成了儿戏。这番炮击在长毛的炮台里显然收到了效果，他们只是零零落落、有气无力地还击。我从主桅上桅的桅顶横桁上，可以俯视炮台之内，看见那些衣着鲜艳的人或是围着大炮挤作一团，或是缩在避弹的角落里成群聚着，或是从一枚摩尔森式开花弹刚刚炸开的地方像兔子一般四散奔逃——那开花弹一炸，弹片横飞，惊惶也就远远地散播开去。

这一仗是何等一边倒，从下面的事实便可见一斑：激战一个半钟头，我们的船身只中了一弹，而各船都无一人伤亡。显然，不是昨晚的炮击，便是今晨我们开火之突然，已把对手彻底吓破了胆。他们的炮火渐渐完全停息，正如一位热血的年轻见习军官沮丧地说的：「他们好像铁了心不肯陪我们好好玩一场。」于是原先登岸去钉塞敌炮火门的打算便作罢了，我们撤出了战斗。我们撤得也不怎么勉强，因为看见昨晚我们穿过的那支官军船队此刻壮起了胆子，由一艘替中国政府效力的轮船领头，在三英里的距离上展开了一场激战。

长毛一看我们同这支英勇的船队毫无瓜葛，也并不同它协同作战，便从几座在我们炮击中受损最轻的炮台上，雄赳赳地向它开起火来；我们开船溯江而去时，还听得见那边的战斗依旧打得正酣，而十之八九，双方都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上海的中国钦差大臣派了一名小官随我们同行。他的在场，是要向我们沿途可能接触的地方官员担保，我们有在扬子江上航行的公认权利；同时也指望他在给养及其他安排上帮帮我们。这位先生住在一条由我们拖在船尾的小船上；开战那天早晨，这条船被留在江心下锚，船上的人则接到「巡弋号」上去避险，在那里提心吊胆，一直待到战事结束。

我们望见南京城后的高地上，遍布着围城官军的营帐与旗帜，营盘看来绵延许多英里。

不久，我们望见前方有一队帆船，料想是长毛的船，尤其是因为看见它们似乎正向当时打头的炮艇「鸽子号」开炮。于是派威妥玛先生乘「李号」前去查看，才发现那原来是一支官军船队，正在同长毛设在这一方向上的前沿炮台交战。

这一仗打得有气无力，我们从它当中穿了过去，对双方的炮火都懒得理会。

从南京到这里，有一座长约八英里的沙洲一路延伸过来；在这里，长毛的炮台与官军在下三山的阵地只隔着一条狭窄的小河汊。在南京与芜湖以上几英里处的一个据点之间——也就是往上游约六十英里的一段——南岸只有这一处是官军据守的。

此时我们望见江两岸都有连绵的山岭，看来高一两千英尺不等。北面的山离得很远，只偶尔可见。南面的山岭却有几处逼近江边，山势渐低，形成一列俯临水面的陡崖。我们与北面山岭之间隔着的那片平原，看来人烟稀少，就我们目力所及，是一片沼泽与荒原。北岸我们只经过一处长毛的据点，名叫渡子矶；远处还分辨得出和州的宝塔。和州是同名一州的首府，如今也落在长毛手里。约翰·德庇时爵士提到过，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勋爵的使团溯江而上时，一行中曾有人到过那里。我们翻看他们当年对这一江面上往来舟楫的记述，再想想这短短几年给华中内地商业带来的变化，不禁黯然神伤。这一整天行船，在这条壮丽的商业通衢上，我们竟没有看见一条帆船。

这一天既然开头得如此热闹，看来也注定不会平平静静地收场，还得再来一点刺激。绕过一座伸入江中的峻峭崖岬时，我们突然来到一座小镇跟前。小镇建在山的凹处，有两三座圆形石砌堡垒护卫，每座架炮三四门。我们正用望远镜打量这些堡垒，那神气颇像一条纽芬兰大狗端详一只叭儿狗；不料，叫我们大吃一惊的是，一伙大摇大摆的长毛成群结队地涌到水边来。他们照例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挥舞着黄旗和红旗，领头的是一个骑马的，身穿大红褂子和宽松的白裤，模样极其入画，在他那群花花绿绿的部下面前跃马盘旋，耀武扬威。他手里挥着一支火绳枪，冲我们挑衅地放了一枪——当时我们离他约有五百码；于是他的部下也把他们所有的抬枪一齐朝我们放了，放得既徒劳又可笑。这样放了两三回，我们便放慢了船速，看他们还要闹出什么花样来；可是等他们一齐钻进一座圆形堡垒，朝我们放了一门铜炮，我们觉得这玩笑已经开得够了，便打过去一发实心弹，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可那些旗子反倒挥舞得更加嚣张了；于是「报复号」露了一手漂亮的炮术，一发摩尔森式开花弹正好落在堡垒中央，把整座工事掀上了天；堡里那些还活着的人，便沿着光秃秃的山坡飞也似地逃窜，他们那位吓破了胆的首领，这时已经下了马，在没命的奔逃中一次又一次地连滚带爬，他那些兵的鲜艳衣裳随风飘扬，跟在他后头直跑。这番光景把咱们的水兵逗乐了，笑得几乎站不住，扶不稳手里的炮。

镇子本身围着一道城墙，坐落在一座低矮的小山上，离我们约一千五百码。城门外聚了一大群人，多半是在观战的长毛兵。我们送了他们一发十英寸的开花弹，只是让他们对我们的火力略有所知。这段小插曲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有益，当晚我们在往上几英里、紧靠太平府城下锚时便发觉了这一点。事情发生的地方叫采石矶。

江流在太平府稍下分成三股，日落前我们一时拿不准该走哪一股，于是就在那里过夜。我同威妥玛先生上岸，想从江边随便找个乡民打听打听，前面几条水道孰优孰劣。刚刚领教过他们对我们抱着怎样的心思，我们不得不小心从事。由于认为不宜走出舰队的视线与射程之外，我们便在离江岸几码的一间茅屋附近上岸，独自走过去察看。一个人影也不见；只有一条嗓音粗哑的野狗冲着我们狂吠不止，这是唯一的活物，直到最后，我们才搜出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婆子。威妥玛先生的中国话说得极好，她却硬是装作听不懂；后来一个老头儿听见威妥玛先生一再担保我们不会伤害他们，才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可他也并不比他那老伴精明多少。他那一头又长又乱、结成毡片的头发，只遮住了一部分盘在底下的辫子；他那张死人一样的脸和一身破衣烂衫，证明至少他本人并没有因造反而发达。我们问他是不是长毛，他耸耸肩答道：「不是又能怎样呢？」他告诉我们，他穷得要命，又叫我们明白，他和他所有的邻居都被那些「讨厌的害人精」——拥护朝廷的百姓通常这样称呼长毛——弄得倾家荡产。四周乡间的景象，完全证实了这位老人所说当地居民的赤贫境况：因为除了本来就住在这里的乡民之外，田野里还散布着许多破败的草棚，那是城里人的临时栖身之所。他们都被长毛从城中的住宅里赶了出来，原来这帮无赖的惯技，就是把不幸的城中居民的房屋据为己有。

长毛所占地区的全体居民都蓄发不剃，因为长发正是太平一派的显著标志，所以他们通常被称作「长毛」。不过，出于谨慎，他们一般都把辫子留着，藏在披散的长发底下，这样一旦落入官军之手，便可以飞快地剃一剃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拖着长辫、效忠朝廷的良民。

我们回船不久，太平府一位长毛首领送来一封信，装在一个黄色信封里。信封一面写着：「弟水营副职熊光明，敬候洋兄大人。」另一面写着日期：「太平天国八年，即戊午年，十月十八日」，上面盖着这位熊某的官印，印文所载的官衔与上面所写相同。

信里重复了封面上的问候之后写道：「兹弟总领天国战船，与妖船接战数年，未能剿灭。恳请洋兄大人竭诚尽力，助弟歼灭逆船；弟当奏明天王，为洋兄大人请封行赏。」

这封信所开出的好处，对长毛来说不幸得很，还不够诱人，打动不了额尔金勋爵去助他们成就剿灭「妖」——长毛通常这样称呼官军——这一桩可嘉的事业。

我们对上述来信回复了下面这份告示：

「大英国女王陛下钦差大臣额尔金伯爵，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女王陛下兵船数艘前往汉口，本大臣特欲令据守南京之一方知悉，此等船只此行，于彼并无敌意。为此，特先遣小船一只前行。该船遭炮击，遵照所奉训令，并未还击，只升起白旗。南京守军不顾，仍向其开炮不止。扼守江道之炮台，是以已被攻取拆毁，以儆日后凡欲干犯女王陛下船只者。」

我们后来得知，今晨我们惩罚南京的消息，从陆路传到太平府，同我们从水路赶到一样快，并在江上游各炮台的长毛首领中间，恰好产生了额尔金勋爵所希望的印象。额尔金勋爵认为，一开头便大张声势地显示武力，好使我们此后免遭骚扰，此事至关紧要，足以为南京的叛军在我们手里所受的略显粗暴的对待作辩解。

深夜又得到一个证据，表明他们有心讨好。我们已经「上床歇息」之后，我们一行中有几个人又被叫醒，去接收送给额尔金勋爵的一份礼物：若干只鸡和两匹红布。

二十二日。炮艇一早便起锚出发，去查勘前面几条水道各自的优劣。最后我们总算找对了一条，沿着它驶过时，把太平府看得清清楚楚。这是安徽省的一座府城，多年来一直是叛军的一个据点。一八五三年三月七日，这座城头一回被他们攻占。据他们说，城中驻扎着七八千人马。

我们如今已在安徽省境内，是昨天在抵达太平府之前几英里处进入的。「安徽」二字的意思是「平安与美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太平美好的省份。它从前同江苏合为一省，名为江南。它的面积比江苏大，估计在四万至四万五千平方英里之间。这两省的面积，约与纽约、宾夕法尼亚两州相当；而据上一次人口统计，安徽的人口约有三千四百万。

我们刚驶出太平府一带错综复杂的水道，「报复号」便搁了浅，当时城中的三座宝塔还在望中。整整一天都花在把她弄下浅滩上。其间，我们的测量人员倒也没有虚掷光阴，他们忙着观测，绘制江道图。正当沃德中校忙于此事时，有一伙长毛来同他搭话。他们向他保证，在南京向我们开炮完全是一场误会；已经下了命令，不许再向我们开炮；又说无论什么样的军械弹药，尤其是火帽，他们都会感激不尽地收下。我们在此处下锚时，看见一支队伍从太平府开出，估计约有五千人，看样子是朝芜湖方向去的。这支兵流绵延了约莫三刻钟；他们的模样又鲜艳又入画：骑马的军官穿红、穿蓝或穿黄，兵士身着五颜六色的号衣，再加上成百把花哨的伞和迎风招展的旗帜，更给这支队伍添了光彩。就在日落之前，叫我们欢喜无限的是，「报复号」终于被拖离浅滩，到了深水里；只是天色已晚，今晚来不及移泊了，而且还有好几只锚有待起回，这又不免要多耽搁一些时候。

二十三日。约十一点起锚。离太平府十四英里处，我们来到迄今所见最美的一段风景。江水在这里硬是从一道巨大的岩石屏障中间冲夺而过，峭壁从水中拔地而起；嶙峋的山腰上刻满了之字形的小径和从整块山石上凿出的石阶，突出的岩架都被削成了炮台。

这两座雄伟的石山名叫西梁山和东梁山，也就是东西两座柱山；或者说得更有诗意些，叫作天门。西梁山的形状，像是具体而微的直布罗陀巨岩。德庇时说它高五百英尺；依我估计，不过三百英尺而已。他曾在半山腰上游览过岩间的一座寺庙，那寺庙如今十之八九已改作了哨所。炮台上挤满了衣着鲜艳的兵，他们的旗帜在令人目眩的峰尖上招展，他们的炮架在悬崖上，看上去要操那些炮都是件险事。我们穿过这道狭窄的峡口时——江面宽不过半英里——暗自庆幸守军接到的命令只是瞪着眼看我们，而他们也确实看得十分起劲。

这道隘口是江上游的锁钥，若在一支文明军队手里，那是无从攻破的。即便如今这样，在芜湖与南京之间，官军的帆船一条也不敢露面；而长毛的帆船又已全被毁掉，所以江上空空荡荡，杳无舟楫。西梁山脚下有一座小镇，由一座炮台守卫；镇前有一条沙嘴伸入江中，上面可以安放几门扫射江面的炮。一出这道峡谷，江流便一分为二。我们循南边一支前行，这一支水深而较窄，在构成南岸的陡崖下蜿蜒；而对面平坦的沙洲上，筑着一连五座炮台，整洁得令人赞叹，也造得十分坚实。墙看来是实心的泥土筑成，开着枪眼，又凿了些小炮眼供抬枪之用。大炮似乎很少，只安在用石头砌成的墙角上。

这些炮台彼此相距不到半英里，紧挨着江边，守兵众多。总而言之，倘若我们对长毛的观察仅限于这一段江面上他们的工事与守军所呈现的模样，我们对其实力与资财的估计便会远比后来的考察所证明的要高得多。天门无疑是他们看来最令人生畏的地方，大概也将是他们手中最后一处保得住的据点。据说他们有大量的财宝就藏在那里。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望见了标志着芜湖县城的两座宝塔，不久便在它那长长的白色城墙前下了锚。芜湖是外国船只此前所到的最远之处，几年前美国的蒸汽巡航舰「萨斯奎哈纳号」曾到过这里。阿美士德勋爵的使团虽然溯江一直到了鄱阳湖，却是乘本地船只上去的。我们不慌不忙地正对着城的正门抛下锚时，水边已聚集了一大群形形色色的人。随即派威妥玛先生上岸同他们接洽，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弄些给养。我们那位中国官员，在这种场合自然是不露面的，因为他一个官军的人身处长毛腹地，只要一想到有人会疑心他在场，就吓得魂不附体。

威妥玛先生并没有上岸，很快便回来了，带回的消息得自一个湖北人。那人自称是守军中的一名军官，说当局急于尽其所能向我们表示礼遇。芜湖守将侯某托他转交给额尔金勋爵一包东西，里面装着一八五三年从南京带下来的太平王告示的原件，还有下面这封信：「真忠报国天燕侯，奉太平天国天命，致耶稣之众弟：照得仰蒙天父及天兄耶稣天恩，天朝新近肇建，我真圣主天王奉命降凡，统治天下（或作：世界），建都天京；数年以来，四海归心，万方向化。今尔耶稣众弟之洋船五只，来至天朝中国，抵达宁郡（即江宁，亦即南京）。未知尔等有何事相商，特遣专使雅兴林上船访问。如有何事须办，请即函告。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月十五日。」

我们要办的事，不过关乎牛肉和蔬菜而已，于是菲茨罗伊和我便同威妥玛先生一道上岸，「暴怒号」的事务长梅因普赖斯先生也同去。与此同时，又派李泰国先生乘一艘炮艇，前去同几条官军帆船接洽，那些船的长旗在上游约三英里处隐约可见。

我们一踏上岸，便被一群吵吵嚷嚷、花花绿绿的人迎住，他们争先恐后地要瞧瞧我们，你推我挤，把彼此都挤到了水里。我们从那座充作正门的破败城门走进堡去，一路被这帮长发长袍的叫化子团团围住；沿着一条半已倾圮的窄街走过去，被引进一座正在修葺的破旧衙门。一阵刺耳的乐声，向里头那位大人物通报我们到了。我们看见他正襟危坐在一张高桌——或者说一座祭坛——后面，桌上摆着两只敞口的雕花罐子，模样像冰酒器，是银的或仿银的，里面插着些细长的木签，上面写满了汉字。这间屋子是个方方正正的小间，四壁挂着黄绸条幅，写着些经文格言，看来既属于孔教，也同样属于基督教；而那位主事的神灵本人，是个矮胖结实、一脸肉欲之相的人，目光锐利，面貌机灵，却生得一副恶相。他穿着一件黄袍，从颈项一直垂到脚跟，毫无装饰；头上缠着一条橘黄色的头巾，额前正中缀着一块镶金的玉。他的长发拢在一个袋子里，垂在后颈，倒像是在仿效时下英国年轻小姐们盛行的发式。

我们进去时，侯——这位大人物就叫这个名字——向我们微微欠身，招手请我们就座；一路跟着我们的那群人，也毫不客气地拥进这间小屋。这帮不服管束的乌合之众，对他们的首领没有丝毫敬意。他徒然想拦着他们不要围拢过来，却大大有损于他那种显然想在我们面前保持的威严派头——他本希望借此让我们对他的品级与身份有应有的敬重。他那些散漫无纪的手下满身大蒜味，举止喧哗吵闹，样子又脏又邋遢，使这次接见远不如本来可能的那样愉快。那里似乎是完全平等的，或者不如说，尊卑人等完全乱作一团：衣冠楚楚的和衣衫褴褛的，年老的和年少的，都一股脑儿地冲进这间小屋里来。不过我觉得，还是年轻人居多：其中许多人一辈子都在造反，没有辫子；但大体说来，辫子都缠在那蓬乱的长发里。

侯告诉我们，他身兼守将与审判官之职，还兼任大祭司。银瓶里那些细木签上，写着各种刑罚；判案的程式，就是他挑出该犯所应受的那一种刑罚，把签扔给犯人。这座房子本身，也同它的主人一样，半是宗教的，半是世俗的。可是他所主持的是何种礼拜仪式，我们却无法从侯口中问出个确切的说法来。

说实在的，我们也不想在此多耽搁，只求把必办的事办完就走。我们把所需之物开了一张单子交给他，他身旁站着的书记飞快地抄了下来。这书记长着一副奸恶的面孔，一双眼睛藏在一副硕大的绿色护目镜后面；他身穿一件大红碎花绸袍，一直垂到脚跟。他身边还站着另一个书手，穿一件鲜豆绿色的短褂，下着宽松的红裤。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大官，看来同侯的品级相当，因为他在侯身旁落了座，便开始不慌不忙、颇为无礼地把我们上下打量。他头上也像他那位同僚一样缠着橘黄色的头巾，袍子却是紫色的，外面罩一件淡紫色的碎花绸褂。这些艳丽的颜色，碰巧是新做的时候倒也够鲜亮的；可是人群身上的衣裳大多已经褪了色，衣料又破又旧，使他们显得既俗艳又不体面，而他们脸上那种放荡憔悴的神情，也同这副模样正相吻合。

头目们都是最下等的广东人。酗酒和吸食鸦片是通行的恶习，这一点他们当中一个会说广东洋泾浜英语、显然是个头等无赖的人，毫不迟疑地承认了。而在太平王最初颁布的律条里，吸食鸦片是要处死的。侯问我们的头几个问题之一便是：「你们有什么货要卖？」我们说自己不是商人，他们显然将信将疑；我们告辞之前，侯又把话头扯回到这件事上。他从前在广州做过小本买卖。

随后我们便去察看附近的街道，这才发现我们并不在城里，而是在一处军事据点里。这据点由三座分立在高地上的堡垒组成，四周围着一片低矮简陋的房屋，外面一道围墙把这一切都圈在里面，沿着江边延伸了好一段路。

芜湖城在内陆约一英里半处，我们看得见。宝塔在围墙之外，要去看它，须穿过一座城门。在城门下，我们看见一个人被锁着脖子拴在墙上，据说他有官军奸细之嫌。那宝塔有五层，已十分破败；堡垒墙上的炮都很差，口径也小。

我们一路闲逛，身后都跟着一群人。威妥玛先生同其中较有见识的几个人谈起了宗教问题；可是他们的神学含糊到了极点，而且并不妨碍他们彼此用最污秽的话相骂。

我们看见的妇女很少，她们显然都是北方来的，大概是他们向那个方向劫掠时掳来的。据说起事之初曾颁过一道命令，禁止娶妻，结果妻子们都被从丈夫身边夺走，后来又重新另行分配了。

我们没有时间去看芜湖城。德庇时形容它是中国同级城市中最大的一座。他说：「经过察看，那里的街道比许多一等城市的还要好，有些街道之宽阔、漂亮店铺之多，不亚于广州。之所以有如此不同寻常的富庶繁荣，当归功于经由这一线所进行的大宗内地贸易。」把上面这段关于芜湖的记述，同伟烈亚力先生的记述比一比，倒是颇有意思的。我们溯江上行期间，伟烈亚力先生留在「报复号」上，曾去过芜湖，他的记述如下：

「芜湖县城在南岸，隶属太平府，离府城陆路五十英里，其间叛军可以自由往来。叛军自一八五三年三月四日起便据有此城。县城离江约一英里半，坐落在一条运河边上；可如今城里除了城墙之外，所剩无几，只有两条主要街道的一部分还立着，各自在城内向北门和东门延伸约半英里，城外也差不多有这么长。街上是残存的少数店主的铺子，他们做起买卖来，看样子颇为提心吊胆。

「房屋分给了驻在那里的各营兵勇，大多数房屋都贴着一张告示，标明归哪位官长所属。许多房屋在铺面后面有很大的院落，人马便在那里栖身，一切秩序与清洁都全然不顾。

「城里有两三处官署，其中一处是由天王特旨任命的军医官的住所。西门外，几乎一直到江边，是一大片碎砖烂瓦，只剩下一些墙基，显示那里当初想必是一片极大的城郊。太平军沿江岸筑了一座有围墙的营寨，在天然的土丘上建了一连六座堡垒，堡前的通路以木栅防守，坡地上密布着陷坑。除守将侯某之外，在营中设有衙门的主官，是位列第二十三的左正丞相黄玉成。

「每座堡垒各有一员将军，各附编号。他们把那一带地方改名为宁江。往南约八到十英里，他们在黄池设有一座营寨，那里最近打过几场激烈的遭遇战。江对岸的二坝，也有几座从官军手里夺来的堡垒。」

我们顺江返航时，在芜湖收到一份文书，据称出自长毛的那位天朝皇帝本人之手。它写在一长卷黄绸上，用的是朱字，实际上是一篇写给所有外国人的告示，只是这一份的封面上写着：「呈大英国钦差大臣来伯爵大人玉览」。我把这篇极其奇特的作品的译本附在下面；关于长毛神学的性质，以及他们对《圣经》所知的程度，它所能给人的概念，要比我同长毛交谈所能得到的任何概念都好。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奉行了《圣经》的教义，那倒不难形成一个看法。

太平叛军首领致外国人告示或诏书译文

下面这篇文字，是一位位分很高的长毛头目林某留在芜湖的。看来他是奉命从南京携此文书前往那里的；「报复号」从金县驶下芜湖时，发现他正在那里。文书写在黄绸上，用的是朱字，也就是说，是用御笔朱批写成的，装在一个黄纸信封里，信封一侧写着：

「内呈文书一件」——这个「呈」字，是向上级呈递文件或禀报消息时所用的字；接着是日期，即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一月某日。

日期上方盖着两方印：上面一方是圆的，刻着一些不甚清晰的神秘图案，边上有一个「普」字；下面一方是长方形的，像中国书籍的扉页，印文如下：「太平天国真忠报国补天燕，职同冬官，朱雄邦」。

封面上用那个「呈」字的，无疑就是此人（他姓朱，大概是自称明朝皇室后裔的人之一），因为那封信，或者说那篇告示本身，是以上对下的口气写的。

信封另一面是收件人的名号，据在芜湖所知，写的是：「呈大英国钦差大臣来伯爵大人玉览」。

里面的文字大半是七言诗，文学价值极小，字也写得不怎么样——想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般即便写得不算好，至少也写得端正，这笔字之差便格外引人注目了。据一位见闻广博的广东人看来，文中许多措辞足以证明，这是他的一位同乡的手笔。

作者通篇用的是帝王自称的「朕」字，我们通常译作「我们」。

照中国的习惯，遇到尊名便另起一行抬头：看来指三位一体中第一位的名字抬两格，指第二位的抬一格。一个专为表示圣灵而造的字也抬两格，这个字只出现过一次。「天」字在有些行里抬两格，遇此情形，译文中便把它的首字母大写。

朕诏告西洋番弟知悉：（原注：「诏告」一词，意为以君主身份权威地宣谕。）

天上之事与世间之事迥然不同。

天父上帝，皇上帝，（原注：上帝，是中国诸神中最尊贵的称号；许多新教传教士采用此名来译「神」的名号。）

乃普天之下一切众生之圣父。

朕之同胞长兄乃是耶稣。

朕之同胞幼弟乃是秀清。（原注：秀清即杨秀清，东王，他在诸般名号之外，还僭称圣神风，也就是圣灵。）

戊申年（一八四八年）三月，上帝降凡，

命东王为世间之人。

是年九月，救主降凡，

命西王显示神能。（原注：或作「显示神迹」。）

父与兄领朕坐天国之位，（原注：「爷」指天父，「火」指长兄，据所请教的本地信徒解释，这两个字作此意解；一位传教士提出，这或许不过是用来拼写「耶和华」的几个汉字中的音节而已。）

大显权威坐天堂；（原注：或解作充当大祭司。）

以天京为都，肇建天国；（原注：南京，意为南方的京城，如今在叛军口中称作天京，即天上的京城。）

使万国臣民朝拜其父皇。

真神殿在天庭之内。（原注：真神堂，是从前香港一所新教传教士的礼拜堂所用的名称，后来弃而不用了。）

基督殿同样永远光荣。（原注：基督二字，是用来表示「基督」一词的字。）

丁酉年（一八三七年），朕升天。

天父以真言赐朕诗一卷，（原注：或作「确曾赐朕」，这是广东说法。）

嘱朕好好诵读，以为凭证：

凭诗认父，保守安稳。（原注：保守安稳，意为免于倾覆——所指不是王朝，而是人的行止。）

天父又命长兄教朕如何诵读。

父与兄亲自教朕，再三叮咛。

天父上帝度量如海之深。

群妖直冲到三十三天之上。（原注：三十三天之说，出自神仙传说。）

父与兄带朕一次又一次将其驱逐。

左右有天将天兵扶持，

此番击杀其三分之二；

妖魔鬼怪自一重重天门之外被击退，

直至尽数被赶落下界（或作：落到地上，或作：落入地下），

只剩下一些残余。于是父皇之威（或作：天父之威严）得以彰显。

天父随后（或作：于是）命朕返回人间，许诺

凡事为朕扶持。

他嘱朕安心，不要惊惶；

他，天父，自会挺身而出。叮咛再三。

戊申年（一八四八年），南王被困于桂平，（原注：桂平是广西的一个县。）

朕求天父降凡，显其威严。

朕已由广西回到广东；

天父果然降凡，救出了南王。

东王赎病，是圣神风。

天父差他降凡，命他诛灭妖魔。

他灭了无数妖鬼，

故得以迅速直抵京都（南京）。

天父降凡时，宣示其圣旨。（原注：圣旨，这个词常被译作「圣上之谕」或「圣者之意」。）

这一切朕都读过，并牢记在心，

便知天父无误（或作：其大能不致落空），

遂得父与兄领朕开创太平之业。

天父派东王赎病，

为瞎子、聋子与哑巴，

他受尽无穷苦楚。

与妖魔交战时，他颈项受伤，一头栽倒。

天父曾以圣旨宣示，

我们的战士出征时，将有说不尽的苦难；

来到京都（南京？）时，将要受大苦。

天父圣旨所言，都已一一应验。

长兄为赎罪人舍了性命，

替世间亿万千万的百姓作了替身。

东王赎病，与长兄同受苦难，

他染疫倒下时，便归于灵界，去谢天父之恩。（原注：「疫」字常用来指叛乱。此处或许也用其比喻之义，果真如此，便须理解为杨秀清是在战斗中阵亡的。据信他是奉太平王之命被杀的。又，「归于灵界」或作「复归其灵性」。）

父与兄的诸般文字，何者为是，无从得知；（原注：译作「文字」的那个字是「草」，即草木之草。文书草稿用一种行书写成，称作草字。此处译得对不对尚无把握，不过也没有人提出更可能的解释。）

欲择其真者，必须升上高天。

天父圣旨数不胜数，

朕且宣示其中一两条的大意。

天父降凡，已有些年了，

天兄与他同来，其忧劳一如往昔。

耶稣是你们的救主，

仍在全心全意地教导、扶持你们。

天父生秀全作你们的君主。（原注：秀全即洪秀全，太平王，本次起事的首领。）

你们为何不尽忠到底？为何任性（或作：错误地）重蹈故辙？（原注：意即任意或放肆地翻新、修补旧事。）

你们屡屡严重违抗命令。

倘若朕不颁诏，你们的胆子便要大得像天。

天父是为谁降凡？

耶稣是为谁舍命？

天差下一位君王，作你们的真主。

你们为何如此烦恼，心神不定？

让各处的子弟都离开房屋，

舍弃家园，立志做忠臣；

挺身前来辅助君王，猛如虎豹；

须知如今有了君主，他们方能成人。（原注：意即成为人，而不是鬼。）

你们纵然不信世间至宝已在朕身上出现，（原注：字面意思是山川所产最宝贵之物。）

也当想想，神父所立之主不会有错（或作：立的是真主）。（原注：这个「神」字是一个新造的字，字典中没有。）

当以此为凭证，证明天的独立权威：（原注：原文晦涩；或许意为倚仗天的大能来称王。）

纵有千人以勇武胆略围困朕，也都被打得粉碎。

万国万邦，成千上万地涌向朕的朝廷。

万山万水，远在无穷之外，

因为万万双眼睛挤着向上看。

一切（字面意思是万般）智慧、一切福祉、一切功德（都是朕的？或是天的？）（原注：此处显然暗指全能与无限，但究竟是太平王本人的属性，还是上帝的属性，并不十分清楚。）

人若想对天有所隐瞒，切莫说天不知道。（原注：这是一句谚语，意思同我们常说的「凶案终必败露」相仿。）

天量如海之深，不，还要更深。

如今看看你们自己，既无勇气，又无决心。

你们还要多久不做忠仆？

须记得，你们若在三更天摸黑逃走，

那复仇的妖魔在天亮之前就会使你们迷失。

你们各人都要为君王走正道；

信天父，不要疑惑。

天生正主，治理天下（字面意思是山河）。

写完这些诗句，作者接着以散文写道：

上帝降下圣旨（字面意思是这一句圣旨）时，命朕添上三句。朕便添了（这几句）：

天父与天兄心中忧劳甚大（或作：思虑太多）；

一切权柄大能都归于上主（上帝）。

如何将福分赐给整个太平天下？

上帝又降下一道圣旨，说：

九重天上当有一位东王，

作辅佐天下的长久军师。

上帝以这两句宣示了圣意之后，要朕再添两句。朕遵照天父的圣意，添了这两句：

禾乃师，同时也是赎病主，（原注：「禾」与「乃」二字，合起来是个「秀」字。杨秀清被称为大医师。）

是世间万民的大靠山。（原注：「万民」的「万」字，此处也用了一个不合规范的字，意思是「全都」。）

后来上帝又改了，说：

当设一对凤凰，一只在东，一只在西；（原注：凤是中国神话中的鸟。）

让东西南北都来朝拜它们（如同朝拜……）。

上帝又改了一次，说：

当设一对凤凰，一只在东，一只在西；

让它们感念天恩降临，一同朝拜。（原注：可以看出，这一改动改的是上一句的大半，其余则是修订。）

天父圣意的这番大意，

朕据实宣告，使你们外国番弟知悉。

天父与天兄真的降临世间，

天父的诗句证明此事属实。

他们（或作：他）的神明与权威，言语无法尽述。

早日来到天堂，你们便会有所感知。

大哥耶稣与天父同一（或作：同一模样）。（原注：耶稣名字前面「兄」这一称号，由于在行中所占的位置，尊贵却降了一格。）

（他们的）圣旨，半句也不可更改。

上帝天父是真上帝（或作：上帝，即至高的主宰，确是如此）。

耶稣天兄确是天兄。

父与兄命朕统治天国；

扫除诛灭妖魔，赐朕大荣。

西洋番弟，听朕之言。（原注：同前。朕以君主身份所说的话。）

同朕一道事奉父与兄，灭绝那些发臭的蛇虫。

凡事父、兄与朕作主（或作：独立行事，不受他人支配）。

兄弟们，踊跃前来，建立一切功勋。（原注：字面意思是建立万般功勋。）

朕前些时候游历广东时，

曾在礼拜堂里对罗孝全讲话。（原注：罗，据信即传教士罗孝全牧师，人们认为洪秀全最初的基督教观念便是从他那里得来的。）

朕当时告诉他，朕曾升天，

天父与天兄已将大权托付于朕。

罗孝全如今来了没有？

若来了，就叫他来朝，与朕讲话。

朕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

长兄与东王是朕的同胞兄弟。

大家同为一家，一同敬拜天父，

地上便有普天太平。这话早就说过了（或意为：朕等在天上同为天父之下的一家；在地上朕等便是太平（王朝），正如早就说过的，或如早就预言过的）。

天国近了（或作：曾经近了）；如今它既已来到，

西洋弟兄们，欢喜吧。

从前朕升天时，看见天父所预定的，

即万国当助朕登上天楼。

天父所预定的，如今已经应验。

为天出力，这是本分，是的，这是本分。

为父、为兄，诛杀妖魔，

以报天父生养之恩；待你们战胜之后，便回来（或作：你们必在战斗中得胜）。

朕这君主，已将幼主（朕之子）给耶稣过继；

作为长兄与朕的承嗣，坐于天京。

幼主一半是耶稣之子，

一半是朕之子，蒙天保佑。

（如此）幼主世世代代作为上帝之子，

从长兄与朕手中继承整个天下。

西洋弟兄们，敬拜（或作：你们敬拜）上主（上帝）。

朕之所愿，是父与兄使其如此成就。

大哥当年被钉在一个形如「十」字的刑架上，也就是十字架，（原注：十，在中国也是完满之数；十分就是十成，也就是全部。）

以此留作他的记号。此中并无差错。

十全大吉的，便是朕身。（原注：此处是在「十」字上作文字游戏：这个十字架形状的字也有完满之意；「全」字意为完满，又是洪秀全名字中的一个字。这个说法是常见的广东话，意为大吉大利。）

凡事（朕之行事）都是天父所预定的。

大哥三日复活，

三日建殿，并非虚夸。

朕由天父于三日之中生出；

朕建造了父与兄的殿，灭了妖蛇。（原注：虽然就语法结构而言不能这样解释，但作者的用意显然是说，他建殿和击溃妖魔也都是三日之功。）

朕于三年癸好年（一八五三年）斩了妖蛇。

乙荣年（一八五五年），朕仰仗父与兄之助，灭了那些畜生。（原注：这两个年份在旧有的甲子纪年中，保留了一个字，改了一个字。）

蛇兽俯首，永远灭尽，

普天之下同唱太平之歌。

西洋番弟，你们敬拜上帝；（而）

是父与兄使朕坐上天下（江山）的宝座。

朕如今已将真理告诉你们。

欢欢喜喜地来朝，感谢父与兄。

据朕众臣所奏，

朕已得知弟兄们来到天京。

朕已命众臣以礼相待。

你们既同为和睦一家的弟兄，便不要疑惑猜忌。

恐怕弟兄们不明（朕的心意），

朕特颁此诏，以示朕对你们的眷念。

西洋番弟，敬拜上帝，

人的福分——字面意思是恩泽与太平——都在于此。

三十六溯江而上：炮火中的安庆

叛军与官军之间的一场战斗——百姓的大逃亡——抵达旧县——叛军的阵地——叛军的战法——乡野荒凉之状——荻港——佳景——叛军新筑的工事——猎野猪——乡间风物——我们的领航人——农事——来访的官员——江岸的形势——官军水师——拜访水师统领——拦江矶的传说——驶近安庆——我们与炮台交火——官军的进攻——八层宝塔——官军的战法——他们对待乡民的手段——东流。

十月二十四日。今天拂晓起锚，在芜湖上游约三英里处，经过一个名叫鲁港的村子，那里泊着一支二十艘战船的官军水师。统领是个广东人，姓吴，李泰国先生昨晚与他结识；他很客气，给我们派来一名领航人，说此人尽可倚靠。再往上八到十英里，我们经过一条小河，河口泊着两艘官军战船。沿这条小河上溯三四英里，叛军在黄池镇扎有一营，能战之兵一千有余。我们经过时，这支显然已大加增援的军队正与官军激战。

眼前铺开的这番景象，其如画之美、其戏剧般的效果，实在无以复加。群山之巅插满了叛军鲜艳的旗帜；树上浓郁的秋色，同聚在树下的兵卒衣装一样绚烂；一队队人马列着威武的阵势，沿着园林般的山坡开下来，到下面的平原上迎敌。官军的阵地设在江边的平地上。他们在那里竖起草帘，筑起临时的土垒，后面架着几门小炮，向敌人不停地开火，看来却伤不了谁。时而有几伙扛着抬枪的人从敌对的两阵中出来，彼此逼近到两三百码之内，放一通抬枪，然后在一片挥舞的旗帜中退回去。我们不能停下来看这场仗的结局；倘若双方照这个章法打下去，这仗只怕永远也打不完。

越往前行，景色越叫我们心醉。纵横错杂的林木丛山，从一片平原上拔起约二千英尺；平原上点缀着一丛丛树木和丰美的田畴，变化多姿，令人赏心。可叹的是，这片秀丽的土地正被它的居民所抛弃。那些正向它压来的瘟神般的乱众，此前还不曾到过这里；乡民们唯恐叛军在我们刚才目睹的那场与官军的较量中得胜，此刻正匆匆逃离，以躲开叛军所过之处从来免不了的劫掠与暴行。只见一家一家的人沿着狭窄的小径跋涉，男人们背着全部家当，重担压得他们踉踉跄跄；女人们迈着小脚一步一挪，怀里抱满了婴孩。牛和家禽由男孩女孩赶着或抱着。一场大逃亡正在进行。星散于这片明媚原野上的农舍与小村，还有几缕淡淡的青烟袅袅升起，大约也是最后一次了；用不了多久，它们也将遭受周围地方早已遭受的命运——那里只剩下一堆堆焦黑的灰烬和一垄垄碎砖，证明此地一度人烟稠密。

「你的亭榭已倾颓，化作无形的废墟，

长草高过了朽败的墙壁；

你的儿女战栗着，躲避掠夺者的手，

远远地，远远地离开了故土。」

叛军行动的主要根据地和大营，在一座名叫繁昌的城，位于沿江南岸那道山岭之后十二至十四英里。这些山岭是双方争夺之地，把叛军与官军隔开；官军之所以能保住阵地，大概有赖于此，因为他们控制着江面，总能保持交通。他们在江岸上的主要据点是旧县，我们上午十一时抵达此地。这镇子坐落在山下，景致如画。百姓挤到岸边来打量我们，其中大半是逃难的乡民。由于一时之内我们大概到不了另一座官军所守的市镇，而「报复号」吃水太深，用来在陌生水域开路很不方便，于是决定让她留在这里，等我们从汉口回来。

这个安排给军官们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到四周乡间去寻猎；伟烈亚力先生也得以获取一些关于叛军情形的有趣消息。我们回来时发现，猎手们的枪下已打到一头赤鹿和六十多只雉鸡；而伟烈先生则把他观察所得写成下面这份记述，呈给了额尔金勋爵：

「旧县（我这样拼写，是因为它的读音中可以清楚地辨出一个咝音）从前是繁昌县城的所在；如今县城在内地十四英里处，位于一片群山环抱的平原之中。这座城落在叛军手中已有五年，隶属太平府。现任的叛军县官姓韦。

「旧县还残存着几分昔日的气象，但由于叛军此前几次光顾，如今已是半座废墟。镇上有一点热闹的零售买卖，主要仰赖驻扎在那里的官军。官军有两三千人，由一位姓李的将军统率。此人在一八五八年五月曾任九江围城军的统领，当时有三艘欧洲船和二十五艘划艇参与其役。他如今麾下有广东、浙江和山东的勇营。那里平常泊着十来艘战船，另有十来艘炮船。此地是四周乡间被叛军袭扰、逐出家园的乡民聚集之所。许多人家拖家带口，终年处在迁徙之中，走到哪里都背着被褥和器用。这些人不是乞丐，而是难民，他们情愿暂时抛下祖传的屋宅，换取自身的平安。与叛军地界毗连的一大片地方就这样人烟荒芜了；留下来的乡民与来犯的叛军之间发生冲突，也是常有的事。叛军惯于在黎明时分进兵；遇到乡民不肯投入他们的队伍，有时便起冲突，结果乡民非死即伤。每逢这种情形，房屋便被毁成一片废墟，因此方圆许多英里之内，几乎只剩下光秃秃的泥墙。这样被迫入伙的本地人，得不到那些来自南方的老弟兄所享有的自由；据说与官军交锋时，他们被排在前列，辫子彼此拴在一起。旧县与鲁港之间官军的陆路交通已被叛军切断，但他们的船只在江上仍可畅行。长江在此处被江心三座大岛分开，江面宽两三英里。

「北岸全在叛军手中，他们还占着无为州城；无为的官军知州姓叶，如今在旧县设了一个临时衙署。北岸正对着黑沙洲——那是与旧县相对的一座岛——也有一座叛军营寨。」

伟烈先生告诉我，他曾穿过一片林木葱茏的丘陵地带步行到繁昌，但没有进城。抵城前最后六英里内的所有村落房舍，都已成了废墟。从他所讲的叛军行径来看，乡民对叛军毫无同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叛军不但侵扰、勒索这些不幸的人，还强拉男子入伙，并把妇女中最有姿色的尽数留给自己。

旧县，顾名思义，从前正是县城；它那座日渐颓圮的宝塔和倾塌的庙宇，确也给它添了一种古老可敬——如果还说不上体面——的气象。我说不上体面，是因为旧县的德行，可以说，蒙着一层阴影。明朝时此地曾发生过一桩骇人的罪案，因此它的名字被从官修舆图上抹去，县治改设于繁昌；这个名声不佳的地方便只剩下「旧县」一名，意即「从前的县城」。

我们在这里换了一个看上去更为精明的领航人，向「报复号」三呼告别，继续溯大江未知的水域而上。

旧县上游不远，有一道大支流通向巢湖，那是一片浩渺的水面。南岸的板子矶以其浪漫的秀美令人瞩目：它从回旋的江流中陡然耸起，顶上是一座庙宇和宝塔的灰色残迹，苔痕斑驳，掩映在五色斑斓的树丛之中。

群山从水边拔起，草坡青青，林木疏落，高达二三千英尺；秀美的山谷林木繁茂，向南把山岭劈开。这道山脉名叫大华山。它在荻港村折向东南；荻港有一座厚重石砌的三孔桥，白色的房屋虽已部分倾毁，仍沿着山坡层叠而上，或依偎在山脚的树丛里，使我想起的不像是一座中国市镇，倒像是意大利的小城。此地离旧县只有五英里左右，伟烈先生去过一趟，作了如下描述：「荻港从前约有一万居民，如今已是一片凄惨的废墟。仅存的一条街上剩下的寥寥几户人家，终日惶惶，时刻担心太平军上门。就在笔者前往的那天早晨，便有一二百人的一伙来过；但还没到镇上，就被官军打退了。官军在那里泊有几艘战船，由副将唐国联指挥。据说十英里外小河上游的小镇黄浒，有叛军一千多人；再往上几英里的另一座镇子，也在他们手中。从繁昌到铜陵——西面相邻一县的县城，也被他们占据——整片地方似乎都对他们敞开着。」

江流在这里骤然离开那道转向西南的山岭，展开成宽阔的江段，像一条巨蛇似的蜿蜒回绕，把大片平坦的洲岛圈进它的盘曲之中，而其宽阔与气势，都极为壮观。

我们常常用十英寻的测绳也探不到底，因此前进得很快。

我们在北岸经过官军的一处阵地，名叫白茶井，不过它似乎被紧邻四周的叛军所包围；日落前不久，我们在两岸肥沃的冲积地之间下锚过夜，那冲积平原一直平展到远山脚下。

我们今天所经过的景色，无疑是入江以来所见最美的。

二十五日。拂晓起锚。我们发现昨夜的泊地，原来就在北岸一处叛军阵地的边上。此处有许多平坦、长满芦苇的洲岛把江流劈开；南面的一汊，也就是阿美士德勋爵使团当年所走的水道，从铜陵城下经过——铜陵是本县的县城，也是叛军的一处坚固据点。

溯江而上的一路，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一天中大半时间待在上桅横桁上，从这个高处眺望，四周的景物总能一览无余。此刻我向北望去，是一片耕作精良的广阔平原，绵延约十英里，直抵一道山脉的脚下，我们估计那山高约三千英尺。洲岛上的居民正在收割芦苇，把它堆成垛，看来是当柴烧的。

北岸叛军所据的土桥镇，粉墙雪白，干净整洁，全然不像中国的模样。它离江约一英里，四周环着一道白墙，显然新近才筑成，而那些工事也全是新建的样子。从水边一直铺到城墙脚下的大片断垣残砾来看，这镇子从前想必一直延伸到江边。

我们接着来到的一处胜景，是南岸的羊山矶，那是一座悬临江流的陡峭石崖，崖上凿出一条石径，又刻出台阶，以便纤夫拉船。

崖顶林木繁茂，一座庙宇的残墙从五彩的树叶间升起。江流在这里汇成宽阔的一片，但稍往前便被两座低矮而林木丛生的洲岛分成三汊，其中最大的一座名叫荷叶洲，得名于洲上出产的一种类似葛粉的植物。我们又一次走了北汊。

著名的九华山这时在迷蒙的远方显露出来，它以出产巨竹等物闻名，高度大约在四五千英尺之间。它所属的山脉陡然逼近江边，刚才说到的那座石崖便是它的一条支脉。这道山脉，和旧县背后那道一样，限住了叛军的侵扰；他们占着山后的地方，而这一带的江岸却在官军手中。较近的峰顶不过二千英尺高，山坡林木茂盛，许多溪流灌溉其间，溪流所经之处，便是一道道肥沃的山谷。我们正用望远镜凝望这片引人入胜的景色，注意力却突然被「鸽子号」一番古怪的动作引开了。她开始在江心打起转来，叫人全然摸不着头脑，直到我们认出她打出的信号是「野猪」。这才发现她正在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猎野猪。她放下一条小艇，赶在那头狰狞的畜生游到岸边之前将它擒获，然后得意扬扬地把这件战利品吊上了船。它那又长又硬的鬃毛、闪亮的獠牙和倒竖的颈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它的野性；即便如此，它在向追捕者报复时所表现的凶猛，也足以让此事毫无疑义。后来我们发现它的头是一道主菜，给我们的伙食添了极其宝贵而可口的一份。野猪刚料理停当，我们又看见一群江豚在浑浊的江水中嬉戏。然而时间不容我们去捕捉这些被中国人称作「江猪」的东西了。

越过洲岛向南望去，我们看到了大通的房屋。那是官军的一处阵地，但被叛军紧紧围住，我们看得见叛军的旗帜就在紧后面的山上飘扬。

阿美士德勋爵一行曾因逆风在这里滞留了四天，因而有很好的机会探访四周乡间。我们既无此便利，便引埃利斯先生对这一带的几行描述：「我在这片真正浪漫的乡野里作了一次愉快的散步。」他写道，「所有的山谷都精耕细作，种着小麦、水稻、棉花和豆类；房屋坚实，掩映在树荫之下，有些树极为高大，长势像橡树。叶子分叉，我想这树本身属于枫树一类。我们今天所越过的山，大部分由砾岩和砂岩构成，都在迅速风化。这里见到了橡树的许多品种。那些嶙峋高耸的山峰，我们称之为『风琴管』，因为它们很像里约热内卢的那些山。山上土壤贫瘠多砾，除了种树之外别无他用。我们注意到好几片海岸松林。蕨类的品种也很多。橡树林都被砍得很矮，枝条用作柴火；集市上摆着成捆的橡树皮出售，我想其用途和我们一样，是用来鞣皮的。晒干的莲叶是下层百姓的燃料，我们看见许多人背着大堆大堆的莲叶回家。」

我从甲板上看到树叶间一些美丽的色彩：一种看来像苏格兰松的树，墨绿之色与枫树的斑斓、或乌桕落叶的深红相映，格外动人。

我们的领航人原来是个颇有意思的人物，极其健谈，巴不得把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人，只是他的话有几分可信，却是个疑问。就我们雇他来做的那份差事而言，他肯定是靠不住的；但他以自负和不动声色的厚脸皮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不过每逢船底触到江底，他便极其激动，因为他认为让我们陷入困境，他的脑袋就难保了。他已经和几个水兵交上了朋友，冷天早晨常去锅炉舱取暖，在甲板上露面时穿着一双长羊毛袜，那是从船上的仓库里发给他的。雪茄是他最大的嗜好，为了享受雪茄，他像猴子一样蹲在舷侧的锚链台上，吸得有滋有味，一副骄奢逸乐、极尽享受的神气。总之，他认为只要在我们搁浅之后，从某个藏身之处钻出来，告诉奥斯本舰长说此处水浅，正确的航道完全在另一个方向——究竟哪个方向，他却不敢指明——然后再消失不见，回去抽完他的雪茄，思量我们这番狼狈处境对他本人会有什么后果，他便算尽了领航人的职分。

这位老兄此刻告诉我，这一带的主要作物是小麦、棉花、小米、薯类、水稻和麻。在我们明天将要到达的东流城附近，出产一种普通的茶叶，每磅卖十便士。离此稍远的内地某处也种烟草。这一带不养蚕。领航人说，在大运河部分被毁、长江被叛军占据以前，他本人曾在运送北京每年所需漕粮的船上当差。他对叛军极其厌恶鄙视。「他们不但不剃头，」他说，「还彼此称兄道妹，连辈分都不分。」我说，要分辨自愿从贼的和被迫入伙的，想必很难。他说，头发的长短就是一个相当可靠的标准。官军知道某地被叛军占了多久，凡头发长度与那段时间不相称的人，一般便被当作老叛贼看待。

我们经过那座长洲的尽头，也就是大通那一汊汇入主流之处，看见两艘官船向我们驶来，每艘都插着四面花哨的旗子，由十二名面朝船头站着的桨手划动。我们于是放慢了速度，发现来的是两位五品官员（戴水晶顶子），他们上了船。他们自称是驻大通统率官军陆师与水师的王、李两位大人派来的，两位大人想向这位外国大员致意，并表示愿效犬马之劳。我们请他们喝雪利酒，他们喝下去时脸都皱成了一团。他们显然从未见过欧洲人，更没见过四百匹马力的蒸汽巡洋舰，一个个看四周的东西看得出了神，连口信都几乎传达不出来。领航人立刻向他们大讲夷船的种种奇妙，说他活到三十一岁，到如今才算开了眼界。

大通附近开始有一片湖，或者不如说是一片潟湖，与江流只隔着一道狭长的陆地，同江平行延伸约三十英里。我们在北岸经过官军的一个港口王家滩，看见一条小河里挤满了小船，不久又遇上一大队这样的船。我们向其中几艘打招呼，他们告诉我们，船上装的是纸。他们是从南岸官军所占的某条小河里出来的，正要沿一条小支流驶往没有叛军出没的地方。这是我们入江以来见到的头一批商船；白帆点点，散布在宽阔的江面上，给它添了一种非官方的生气。

江的北岸比南岸更为一马平川，山岭一般也离得更远。其间的地方似乎人口稠密，却远谈不上拥挤：百姓聚居在小村落里，每个村子都有它的一丛柳树或别的树木。

抵达池州之前，江流又分了汊，我们照例走北汊；阿美士德勋爵一行当年走的是另一汊，名叫马当夹，从池州城下经过。这座要紧的城池远远可见，一座秀美的七层宝塔从远处便标出了它的方位。

城本身坐落在群山之间；它是一座府城，也是叛军坚固设防的据点之一，由他们的一位高级将领韦志俊统领。

今天下午，从桅顶横桁上这个凌空的栖处望出去，景色美得出奇。平常沿江而行的是南面的山岭，此刻换成了北面的山岭，陡然逼近江边。在这个方向，群山起伏，层峦叠嶂，直到一道柔和深蓝、雄奇参差的轮廓收住了视野。小湖泊在山坳里像宝石般闪烁；夕阳在环抱着它们的林木那明艳的枝叶上，洒下一层更为明艳的光辉——农庄、村落和绿野给这片景色添上了一派家常气息——我们凝望着它，实在难以相信：大自然给这片土地披上如此温暖欢快的色彩，赋予它如此多的魅力，而人们偏偏选中它作舞台，来展演人性所能有的一切最恶劣的情欲。然而事实确是如此；而战争的偶然，又给这幅景象添了另一笔、也是最如画的一笔。

一大支官军水师聚集在一条河的河口；我们望得见那条河在群山间蜿蜒，时而展开成一片湖，时而又像一缕银线般曲折而去。

这支水师由五十艘漂亮的战船组成，船上满是身着鲜亮号衣的兵卒，招展的旗帜五光十色：光是一艘船上飘扬的旗子，我就数出不下二十一面，颜色和图案各不相同。有些战船的形制比寻常更加古怪，装饰得极尽精巧，每舷架着六门或八门铜炮，用长桨划行。此时已是日落，我们便在这花团锦簇的船阵中下锚。我们给这片迷人的风景添上了这样一个辉煌而新奇的前景之后，整个场面显得如此奇幻而不真实，以至于当夜幕把它从我们眼前遮去时，我们简直可以想象戏已经散场，只剩下挤出戏院、叫一辆双轮马车、回家睡觉了。

牛肉的短缺，提醒了我们自身处境中严峻的现实。于是威妥玛和李泰国两位先生登上那艘挂旗最多、自然可以设想为「旗舰」的船，去找一位提督。他们只找到一位水师统领：原来那位据说驻在大通的杨提督，已经前往南京督办剿贼的军务了。统领答应天亮之前一定送牛肉来。我们对牛肉的存在毫不怀疑，因为已经看见北岸有大群的牛在吃草。原来这支水师来自湖北省；我们此刻泊船的这条河的河口，名叫枞阳河，枞阳镇坐落在五英里外的群山之中。

漫长而有趣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所行的路程令人满意，江水一直很深，有些江段壮丽非凡，而沿途景色，总的说来，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二十六日。牛肉终究没有露面：清晨的时光太宝贵了，不能白白耗在等它上面，所以天亮不久我们便又上路了。我数了数，在枞阳上游不远的江两岸，一共泊着二百五十艘战船，旗帜飘扬，气概凛然，人手也配得齐整。

我们很快经过太子矶，那块石头从江心冒出，只高出水面几英尺，然而上面仍看得见一座古庙的残墙。越过它几百码，便是「四十八丈」，也就是一百八十码宽的一道水口。江面在这里被一串像垫脚石般露出水面的礁石拦去了一大半。这地方叫作拦江矶，意即「拦江的母鸡」，其得名来自下面这个传说，是我们那位健谈的领航人绘声绘色讲给我们听的：

「古时候，这地方风景极美，极是奇丽，地面上散布着许多巨石。有一天，一个和尚做梦，梦见天上的善神与住在石头里的精灵起了争执。众石精的首领是一块母鸡形状的石头；争执的结果是，石精们为了泄愤，决意把江道堵死。为了实行这个恶毒的计谋，那块母鸡石便出发了，后面跟着她的全体石头随从。这时和尚醒了，看出了正在发生的事，便以极大的镇定，学起公鸡啼鸣来。这把领头的母鸡石迷住了，于是她在江心停了下来。人们随即祈求观音菩萨；然后大家凑了钱，趁母鸡石被和尚持续不断的鸡啼迷住之际，把她的头砍了下来。这一来，她和随从的石头便彻底走不动了，一直留在那里，直到今天。」

为避开这道险滩，南岸一处名叫若阳河的湾角开凿了一条水道。不过我们发现，紧贴对岸便有深水和安全的航道。抵达安庆之前，江流又分了汊，留下许多宽阔的洲岛，地势平坦，大片耕种，牛也很多。我们看见青草铺在幼苗上，为的是护住它们免遭霜冻。由于听到前方不时传来猛烈的炮火声，我便爬上横桁，从那里望得见远处叛军与官军正在交锋。四面八方升起的一柱柱黑烟向我们表明，破坏的勾当正在进行，远近的房屋村落都在化为灰烬。不一会儿，安徽省城安庆便展现在眼前：一座秀美的八层宝塔从一座坚实孤立的石堡中拔起，沿江是厚重的城墙，使这座城显得颇为雄伟。

沿岸有一名官军军官骑马而行，在我们逆着强劲水流开船前进时一路跟着我们。他看来官阶很高——因为他骑着一匹披挂华丽的高头白马，身边还有十一二名骑兵随从，个个装备齐整。看来官军已经得到我们驶近的消息，决意借此机会对安庆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安庆是叛军在上游的前沿据点，有重兵把守。那位骑马的官员显然是一位将军，正在侦察，因为他不敢进入炮台的射程之内，便策马奔回去了，似乎对自己的这番功绩相当满意。

「李号」在前开路，边走边探测航道；我们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忽然，「噗」的一声，一个炮眼里冒出一小团白烟，一发炮弹呼啸着掠过水面而来；不过仰角不足，它落进水里时离目标只有二十码。然而方向是准的，这样的迎接须得立刻回敬。显然，南京那段插曲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安庆；其实我们也知道，它不可能这么快就传到。由于我们预料在叛军防线的这一端还会遇到又一桩蠢事，甲板早已清理好准备作战，水兵们也都守在炮位上待命。第一发炮弹的硝烟还没从炮口散尽，那面列在英国信号表首位、人所熟知的旗子便已在我们的桅顶飘扬，「暴怒号」、「巡弋号」、「鸽子号」和「李号」齐声轰鸣起来。那支勇敢的守军在炮位上只坚持到又开了三炮，接着我就从瞭望处看见他们像老鼠一样逃出炮台，奔向后面的旷野。然而他们在那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官军已从后面的高地下来，鼓起了勇气，正以散兵队形在开阔的平原上推进，显然想从背后攻打炮台。他们大概没有料到，整个守军都跑到平原上来迎击他们了。我们看见叛军慌忙聚拢，在树篱下列队；而官军却不敢前进，只是挥舞着旗帜，在远得难以置信的距离外用抬枪向他们射击。

此时的整个场面，激动人心而又如画到了极点。一队队人马在田野上来回奔走——旗帜挥舞，抬枪齐发——我们自己的重炮雷鸣——一群群乡民背着沉重的包袱，踉踉跄跄地赶着牛，匆匆越过吊桥逃进城去避难——他们燃烧的家园冒出的浓烟直升上万里无云的晴空——这一切合成一幅景象，当它像地图般铺展在脚下时，纵使是最冷漠的人凝望着它，也一定会心潮激荡、热血沸腾。

能在同一时刻兼有最高度的审美激情与最高度的血气激情，这样的感受实在是难得的。斯塔尔夫人说：「要真正领略自然之美，须有爱情，或者宗教。」她却不曾试过「战争」的效果。我们的炮火只持续了十分钟；我们不愿毁损宝塔装饰华美的外壁，也不愿把穆尔森式开花弹浪费在空炮台上。况且，官军在我们替他们把炮台清空之后，竟没有胆量冲进这座弃垒，那就活该丢掉它；于是我们停止了炮击，缓缓驶过城墙之下，还没驶过城墙，便看见炮台又被原来的主人重新占据了。

阿美士德勋爵一行中有人游览过这座宝塔，说它保存完好，底层有一座秀美的大理石方尖碑，里面藏着一位著名武将的心。我们的炮弹有不少打中了宝塔，那座方尖碑或许受了损伤——如果叛军破坏偶像的癖好还没有使他们早已把这座纪念物当作神圣的象征看待的话。我们的炮火虽然短暂，所造成的震慑却使叛军不敢从城墙上向我们开火，这对我们实在是幸运；因为深水航道把我们带到离城墙只有五六十码的地方，我们从炮前驶过时，仿佛正对着炮口往里看。但这里的炮台也有一部分已无人把守，我能俯视城中的空地，那里聚着一群群人，对我们的意图拿不准；时而有兵卒弯着腰沿城墙奔跑，不愿被我们看见。

正当我们驶到最后一个城角，庆幸自己运气不错时，两门炮接连向我们开火，而且距离相当近。这是一桩荒唐的无礼之举，招来了又一轮十分钟的炮击作为惩罚。这番回敬来得又猛又狠，他们连第三炮都没能放出。那座炮台很快便哑了；我们又拿城中心几座最为宏伟的公署建筑试了试射程，在街上炸了一两发开花弹以示警告，然后把安庆抛在身后，也就此摆脱了我们那些不大讨人喜欢的朋友——叛军——的最后一处据点。城的这一边也和另一边一样，乡民们在推进的官军前头纷纷逃进城来。官军正把全部力量集中在这座城和南京上，因为这两处分别是叛军阵地的最右端和最左端，又都是省城。这座城虽然形势甚佳，四周城墙坚固，但看上去不如大多数同级城市那样广大繁庶。不过我还是看到了好几座漂亮坚实的宅第和衙门。

城郊已全被夷平，呈现出一派凄凉荒芜的惨状。一八一六年游览过此城的埃利斯先生说，这里的店铺不如芜湖的好，街道也异常狭窄。最好的店铺是卖角灯和瓷器的。他说：「要在各种古玩上花一大笔钱，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诸如项链、古瓷、玛瑙杯、花瓶、刚玉和其他宝石的饰物，以及木雕和金属雕刻的奇巧珍品。」

离开安庆不久，我们又经过一支二百多艘战船的官军水师，正泊在那里。我们还看到乡民在搬家逃难，问领航人缘故，他说，无疑是我们炮击的声响使他们以为城要被攻破，一大群叛军将被放出来到乡间抢劫掳掠。

但不可由此推断，只有叛军才染有这些恶习。我前面已经讲过，乡民是在官军到来之前逃进安庆去的。不幸的乡民实在是双方无法无天之性的牺牲品。他们对哪一方都无所谓，只求安宁太平，却先遭这一方抢劫，再遭那一方抢劫；至于城池，官军在赶走叛军之后，通常会把叛军只干了一半的勾当干完。

这时，偶尔见到的商船使我们精神一振；我们在南岸的洪家矶和王家矶两个村子经过了几艘聚泊的商船。在后一处，红土的陡崖逼近江边，崖脚散布着大块的岩石。

我们从横桁上望见北岸离江稍远处有一大片水面。这片潟湖从安庆起与江平行，延伸三十多英里，宽一英里至五六英里不等，有好几个名称。湖后可见高耸的山脉。有些地方的乡野如同园林，林木成丛成簇地点缀其间。南岸的山较低，林木覆盖，山坳里藏着一个个小湖。总的说来，这里荒原与湖泊、林地、沼泽与田畴交错，似乎应当能提供丰富多样的狩猎之乐。

东流城坐落在南岸，风景宜人。屋宇之上耸着两座宝塔：一座八层的紧靠江边；另一座建在内地远处的一个高冈上。城不大，四周城墙随起伏的地势高高低低，最后一直伸到一片湖水边；那湖半环着城，湖边绿树成荫。我们从高处向城里望去，看到大片烧焦的废墟，那是叛军占据留下的痕迹；不过他们只烧掉了城的一大部分便算了事，占据了很短一段时间便撤走了。城与江之间隔着一片半英里宽的平原。百姓见我们在他们城前下锚，便纷纷跑到岸边来看我们，平原上很快便人影密布。我们从他们那里买到一些鸡和别的零星补给。我们一天的航程超过了五十英里，所以对自己的进度十分满意。我们所驶过的一些江段水量充沛，长达十英里，宽一二英里，中间没有一处弯折。这条大江的种种潜力，给我们的印象一天比一天深。

三十七从小孤山到汉口

登岸觅粮——引水人神气活现——江景之壮丽——「小孤山」——多风之地——鄱阳湖口——「孤山」的传说——扬子江的洪水——对洪水的解释——乡间的数目——妇女的容貌——此地的地理形势——扬子江流域——九江——察看该城的物力——江岸的村落——壮丽的景色——捻匪的劫掠——我们在黄石港登岸——该镇商务之兴旺——白龟洲——进入湖北省——哲人老子——「白虎山」——一场不得要领的问答——驶近汉口。

十一月二十七日。一早从东流起锚。南岸的山势此时渐见高峻，可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赏玩这番景色，船便在一处沙洲上搁浅了。趁着众人设法把船弄脱之际，我们登岸去觅粮，居然弄到了四头小公牛。这一带地势平坦，土质轻松多沙。小小的农庄星散各处；水牛拉的大车吱吱呀呀地从田野间穿过，那牛不是有人在后头赶着，而是有人骑在背上。

乡民告诉我们，不久以前叛军曾席卷他们这一带，他们只得逃难。他们人人都带着兵器，许多人胸前写着一个「勇」字，表示已编入团练。有几个年轻人被叛军掳了去，其中一个从他们手里逃了回来，乡民还特意把他指给我们看。

我们把引水人也带上了岸，这可把他吓坏了，他以为我们要因他让船搁浅而当场给他点什么颜色看看。等他发觉我们只是要他去讲价买牛，这才定下神来，不一会儿便手舞足蹈，对着一群满脸钦佩的乡下人，把我们新近在安庆那一仗添油加醋地讲了一大通。我们那一回的英勇业绩，他是处处留心要把自己算在里头的。「你们真该瞧瞧我们是怎样收拾他们的，」他说，「炮弹打得多准，炮弹有多大；哼，像你这样的老糊涂蛋，得三个才抬得动一颗。」这话是冲着一位体面的中年人说的，那人正吧嗒着烟袋，将信将疑地瞪着这位讲说人。于是众人的笑声便转到了那中年人一边。

我们一行中有人在离岸不远的内地发现了一个湖，我们便动身前去探看。只见湖面上满是水禽。鹈鹕、野天鹅、雁、鸭，此外还有鹤、鹭，以及许多我叫不出名目的两足羽族，咯咯嘎嘎，扑扑腾腾，昂首阔步，闹成一片。不巧我们人多，又有些喧哗，而它们生性极为怕人。一声冒失的枪响，惊得它们全都高叫着盘旋飞起，在我们头顶上不住地打转鸣叫，看我们走是不走；见我们站着不动，便排成长长的行列，飞往某个更稳妥的去处了。

我同两个伙伴继续探察，越过一道低矮的山梁，来到一处农庄，它有个颇能状物的好名字，叫「花园镇」。它坐落在一片大水泊的边上，那水泊约两英里宽，长短不详，土人称之为「大湖」，意思是湖中之湖。我在这里打中了一对肥鸭；可其中一只只是受了伤，害得我们撑着一条平底小船追了好一阵——那条船是我们恰好碰上、便顺手拿来用的。湖水无论哪里都不过六到八英尺深。

人家告诉我们，这种轻松的沙土在夏天能留住日头的热气，弄得百姓在白天最热的时候几乎没法下田干活。即便眼下，已是十一月下旬，正午的日头依旧厉害，虽然早晚已是实实在在地冷了。下午四点前后船脱了浅，不过当夜仍泊在原处。

二十八日。一早起锚。日出时天气温和，可不久便刮起一阵地道的东北大风，寒气刺骨，风势极猛。南岸的景色此时显出一种雄伟的气象，胜过我们此前所见的一切。群山大胆地直逼水边，或化作嶙峋的岬角，或化作峭立的崖壁，伸入江中。其中最为奇伟的是马当山，不过我们走的是北边的水道，只远远望见了它。这时大风刮得狂暴，卷起漫天尘土，把天色都遮暗了。这片昏蒙，加上天气一派阴黑，使我们驶近小孤山峡口的情景显得颇为森严。「巡弋号」已降下了上桅，迎风侧倾着；那两艘小炮艇在前头几乎看不见，仿佛正一头扎进某个阴曹地府的深处，那地府巨大的门户在雾气中隐约可见。不一会儿，我们便发觉自己正从两座高耸的巨岩之间硬闯过去，那水道宽不到四分之一英里，深却有十五六噚。

小孤山从江心的波涛之中陡然耸起，浪头拍打着它，高近三百英尺。对面的那座山叫镜子山，从江边笔直地拔地而起，山顶上有城墙沿着悬崖的边缘蜿蜒，还有碉楼高踞在令人目眩的石峰尖上。这些工事有一部分是叛军所筑。小孤山的崖面上，约在山脚与山顶之间的半腰，建有一座佛寺，说是建成的，倒不如说是嵌进石壁里的，像一块珐琅。上山要走凿在石头上的台阶，那景象极为醒目，也极有画意。艾利斯先生曾到过这座寺，据他说，僧人拿了一纸文书给他看，上面写着此寺是皇太后捐资兴建的。往来的帆船照例要在此停泊，献上供品，以求当地神灵保佑。我们看见岩石一处平滑的地方刻着一段题字，位置十分显眼，威妥玛先生认为那是引自某篇诗文的。其文如下：

「江畔青山，

自其湾曲尽处，得以望汝。」

这道关隘是安徽、江西两省的分界。

我们这时便进入了江西。据《中国丛报》所载，这一省是一片广阔的大谷地，面积七万二千一百七十六平方英里，约与弗吉尼亚州相当，人口二千三百余万。我们在该省境内到的头一个地方是彭泽，坐落在群山之间，颇有画意。这座城向来不大，如今所剩无几的房屋外面围着一道城墙，而城墙之内还圈进了一大片荒山与荒谷。筑城墙的人，其用意似乎就是要把它一直修到最高的山顶上，修过那些本身陡峭得足以自守的山脊。

这天下午风势越来越大，几乎成了飓风，我们便在下午两点抛了锚，那地方有一道极讨厌的沙坝，不能不小心。南岸上我们看见许多沙丘，同那岸上通常耸起的青翠小丘和林木茂密的山峦形成了显著的对照，由此我们推想，眼下所遇的这种大风，在这一带是常有的。

二十九日。今晨一早，寒暑表头一回降到冰点以下两度。前方的水道须得先设浮标，风势既已减弱，我们便起锚，以三噚的水深越过了沙坝。昨天那场大风似乎把空气涤荡干净了，这一天天气晴好，使我们在驶近鄱阳湖口时，能够赏玩那在眼前徐徐展开的壮丽景色。连接这片浩渺湖水与大江的水道，长约三英里，宽约一英里。在它东岸，两水交汇之处，湖口县城——意即「湖之口的城」——高踞在一座名叫石矶、意为「参差之头」的峭壁之上；它对面，雄伟的庐山——或称「驴」山——把它那令人肃然的峰顶擎到六千英尺的高处。远远地，我们望得见大孤山，也就是大孤石，孑然挺立于湖水之中，气象森严。这些富于浪漫情调的景物，连同与之相关的种种故事，常常成为百姓吟咏的题目。

我们那位引水人是个编传说的好手，他给我们讲了大孤山来历的如下一段故事：从前有个渔夫在小孤山下抛了锚，却再也找不着了，便去求一位和尚帮忙。和尚给了他一道符，叫他贴在额上，然后潜下水去找锚。这道符灵验得出奇：他不但找到了丢失的锚，还找到了一位迷人的江中仙女，那仙女正把这锚当作卧榻。起初他望着如此美貌的仙姿，看得呆了；随后回过神来，打定主意要留下一件信物作个纪念，于是轻轻地从这位中国水仙那双缠裹得勾人魂魄的小脚上，褪下了一只小鞋，带着他的锚浮出了水面。可那位女子，大约是发觉自己的铁床被人夺走而惊醒，随即发现鞋子丢了，当即拔脚追赶。俗话说船尾追船，一追就长，可那渔夫仍在迅速地被追上。这时他灵机一动，想出一个法子：他那条帆船的船头船尾本是一模一样的，他便把帆的方位倒转过来，好让那位美丽的追赶者弄错他行船的方向。这一计虽然在江上首创了一种全新的挂帆法，却没有奏效；最后他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在鄱阳湖口把那只鞋扔下了水；就在那地方，冒出了那座孤零零的石山，从此便叫大孤山，有时也叫鞋山。

此处的航道极其错综复杂：湖中倾泻而出的大水与江中湍急的水流相遇，形成了许多漩涡与回流，这种水在中国叫作「乱水」；而我们更怕的，是四面八方的浅滩和沙坝。

我们离昨夜的锚地还不到十英里，便牢牢地搁在了这样一处恼人的障碍上。倒不是说这类耽搁全然可恨，因为它们给了我们登岸探察乡野的机会。船搁上岸还不到十分钟，我们便也跟着上了岸，四散走开，有的去找猎物，有的去打听消息，还有的去找牛和鸡。

我们上岸的是北岸，那里的田野一马平川，一直伸展到远处隐约可见的一道山岭。一群群水牛在草地上吃草，许多牛背上骑着顽童，他们坐在这些笨拙的牲口背上放牧牛群，那模样真是再奇特不过。沿江岸筑有一道长堤，挡住江水，不让它漫过后面的田野；乡民在堤上盖起了几乎连绵不断的一排简陋茅舍，屋顶和墙壁都是芦苇编的。间或有一座石砌的房子，有的是叛军当作哨所而建，有的是某个有胆识的生意人盖来开客店的。之所以盖这样不结实的房舍，主要是因为怕水；许多屋主在山上另有田庄，雨季便躲到那边去。他们说，江水有时会涨高一百英尺。不过我们宁愿相信自己的观察；我们所见的水痕使我们确信，说夏季涨水比当时的水位高出五十英尺，还是往少里估计了。这里的水流显然曾猛烈地冲过田野，在大片的耕地或牧地上淤下大量沙土，把它们毁了。

看来洪水最终只是退去一部分，留下大片大片的地方布满湖泊沼泽，这些湖沼我们在江的两岸一路都看得见。旱季里水位大为下落，这些湖沼向江中排泄余水的水道也就干涸了。其结果是：下过局部的雨之后，那些山间的急流，本来在别的情形下都要去充盈大江的，却统统被山脚下的湖泊吸纳了；除非雨下得够久，久到让湖水漫溢出来，江中便得不到分毫的补充。与此同时，如此广阔的水面必定蒸发极大，这就使湖水的上涨相对迟缓。江水虽也时有局部的上涨，却不像当地潮湿的气候所叫人预料的那样频繁；要解释这一事实，看来只有这一个说法。不过十之八九，人们将会发现，这种上涨在鄱阳湖以下比在鄱阳湖以上更为常见。这一点可以据下述事实推断：供给鄱阳湖的诸水发源于纬度较低之处，不像大江上游的支流那样受冰冻之苦，化冻也更容易；因此，湖中排出的水量，其变化幅度要比迎面流下来的江水大得多。

可是这些不幸的乡民，怕江水之凶，并不比怕叛军之凶更甚：他们不是被这一个淹得家破，便是被那一个烧得家亡。不过几个月以前，那些「长毛」才把这一带扫荡了一遍，把所有的房子都拆去当柴烧了。一个乡民向我们讲起此事时，凄然说道：「唉！那可真是苦日子啊！」

我们走进一座小小的砖房，屋主在门框上写明了这是一家供行旅歇宿的客店；我们发现屋里隔成两间小房和一间大房。大房的地上铺着稻草床铺，挤一挤能睡下八到十个旅客。店主告诉我们，他有三英亩地，出产各样豆类和谷物，他拿出来给我们看了；为这块地他每年向官府缴纳三先令六便士的地租。他把自己的出产运到邻近各处去卖。

紧挨着客店有一所村塾，只有八个学生。塾师告诉我们，每个学生一年给他八吊钱，约合九先令；可许多乡下人穷得享受不起这份福分，宁可打发孩子去放牛。

走过另一座茅舍时，我们闻到了鸦片的烟气，进门一看，却只见两个男人在抽旱烟；然而里间透过一道缝隙闪出的一线灯光，泄露了屋里另一个人暗中的勾当。我们探头一看，只见他舒舒服服地侧卧着，正以最地道的手法，把鸦片放在灯火上烤得嗞嗞作响，装进烟枪。他沉醉于那种飘飘然的快活之中，几乎不屑理会我们，尽管我们这副模样在他眼里想必是一番大出意料、叫人吃惊的景象。他的两个同伴问我们有什么货要卖，显然是从我们对这「药」的吸食如此关心，推断我们手头有些这东西要出手。

我们没见着几个女人；那几位肯赏脸让我们瞻仰芳容的，其实大可不必以此款待我们。我想我从未见过女性的外貌有比这更不可爱的了。

阿美士德勋爵的使团正是在此地离开大江，取道鄱阳湖前往广州的。艾利斯先生的日记里因此有这样一段临别的感想：「爱国者要在扬子江两岸寻找同心之人，是徒然的；正人君子要在此地寻找朋友，是徒然的；而可爱的女子要在此地寻找伴侣，更是徒然之至。」就我们的阅历而言，这最后一句话，拿来说「可爱的」男子，也同样不差。

我们刚才探察的这个村子叫八里江，行旅往南去通常就从这里渡过大江。古伯察神父从武昌走陆路而来，就是在此处走到江边，渡往湖口的。

从地理上看，大江流经江西这一角的一段，或许是最有意味的。我们溯大江而上，至此已行了四百五十英里，却才刚刚到达它第一条真正的支流；因为除了枞阳河以外，地图上标作支流的那些，到头来都不过是冬季里几近干涸的沟渠。可是在这里，大江遇上了一条配得上它的水源。鄱阳湖以一股深沉滚滚的巨流，把广袤的江西全省的积水统统泻入江中。这个湖四面环以高山，想必在往昔某个时候，它北面的屏障最为薄弱，于是积蓄的湖水便从这道峡口夺路而出。

大江仿佛是为了迎接这一重大的汇入，在此折而向南，形成了它全程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在折成这道弯时，不得不从马脊山中强行开出一条路来。这道山脉是江西西界的一部分，把该省同湖北隔开。这些山在武穴横过大江，又换了一个名字折向东北，标出该省在那一方向的边界，并在山与大江北岸之间圈出了一小条江西的地面。大江这样浸入江西、带走鄱阳湖的余水，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便经由前面已描述过的小孤山那道富于浪漫情调的关隘，离开了这一省。

这一带中国的山脉体系，可以这样设想，便更易明白：大江沿着南面诸山的山脚折成南弯，而与这些山相连的，另有一道北面的山脉，仿佛在其上结成一个环，构成两道屏障，大江冲破了它们，才得以进出。同时须记住，构成这个环的山并不是大江以北仅有的山。如前面屡次说过的，那个方向上时时望得见高山，不过它们很少逼近江边。事实上，在我们整个航程之中，扬子江，亦即大江的大流域，始终保持着同样的总体特征，可以用几句话说明。其宽窄变化极大，大约在十英里到五十英里之间。大江总是紧傍着南面的山脉，那山脉离江岸很少超过四五英里，中间留下一条冲积平原，而许多湖泊或冲刷着山脚，或偎在群山怀中。北面，平原与湖泊有时一望无际，但通常总有或远或近的群山遮断视线。

三十日。我们懊恼地发现，我们走错了水道；于是只得重新越过沙坝，退回原路，绕过湖口对面的那座岛，到那一边去找水道。最后总算幸运地找着了，可免不了又越过了一道极难通过的沙坝。下午两点，我们到了九江对面。我们带着致这座重要府城官长的书信，而这座城是我们离开镇江府以来所到的第一座属于官军的府城；因此我们当天余下的时间便留在这里，上岸去察看它眼下的情形。我们发现它凄惨到了极点。只有一条破败的街道，由寥寥几家简陋的铺子组成，这就是这座一度繁华、人烟稠密的城市所剩的全部；城墙周围五六英里，墙内其余的广大地面，除了瓦砾、野草和菜园，别无他物。居民们说，落到这般田地，一半是由于叛军占据此城五年之久，一半是由于官兵的肆意破坏——官兵是今年四月、也就是七个月前才从叛军手里把城夺回来的。眼下城中驻兵四千，而居民却不过四百来人。这些人似乎全都跟在我们后面，脸上满是极度的惊愕，其中还夹杂着几分惊恐。

城中央有一座高丘，满是废墟，从那里可以望见一片辽阔而奇特的景象。脚下是一片凄凉的碎砖烂瓦；身后是峭拔的庐山那些雄伟的峰峦；面前一连串湖泊伸向朦胧的远方，直到融入夕阳火红的霞光之中；而浩浩荡荡的大江则从城下流过，把它黄浊的巨流滚滚送往大海。九江城里唯一光鲜的东西是一座孔庙，是皇上新近修建的；庙里有一块碑，是一位著名的大臣为纪念他的朋友——一位在收复此城时阵亡的满洲将军——而题写的。

城外关厢有一条较为殷实的街道，铺子也好些：其中一家专卖洋货；我在那里看到了曼彻斯特的白洋布，还有一种从俄国运来的红色哔叽。我们参观了一家药铺，看见店家给焦急的病人开出捣碎的蜘蛛、人参以及各样的草根和虫蛇；还参观了一家面饼铺，发现他们所用的面粉有些竟是从山东省远道运来的。我们在一家杂货铺里尝了几口蜜饯，在一家布店里看了看棉布，又在一家瓷器铺里徒然地搜寻旧瓷。九江有两座宝塔，一座在城外，一座在城内，城内那座已部分毁坏。

十二月一日。由于昨天航道艰难，今早先派「李号」前去探察前方的江面；它回来报告情形良好，我们便起锚，顺顺当当地行了约二十英里，却忽然被一道沙坝挡住，须在坝上设浮标标出一条水道。最后我们总算擦着坝底过去了，龙骨下只剩约三英寸的余地。此处北岸有龙坪村，对岸则有几处红土崖壁，十分醒目。

从桅顶横桁上向南望去，我们看见一个大湖，湖上点缀着林木葱郁的高岛，远处可见许多在湖上行驶的帆船的白帆。

北面，另有一片辽阔的湖水，湖上也满是帆船，一直伸展到远处一道山岭的脚下。我在这里头一回看见木排，每只木排上都住着一小群自家的人口，他们就住在排上搭的窝棚里。田野平坦，耕作得很好，养活着众多的人口，看上去也比我们在此前任何一段江面所见的更为兴旺。一条行人往来频繁的大路横贯平原，路上许多旅客坐着独轮车赶路，撑着颜色鲜艳的伞遮挡日头。

再往前几英里，我们经过北岸繁盛的集镇武穴，全镇的人都跑出来瞧我们；南岸则是秀丽的马口村，坐落在一道林木茂密的山谷里，景致宜人。马脊山此时逼近江边，从江水中陡然拔起，高达一千五百到两千英尺。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北面的山脉似乎横在前头挡住了去路，因为明天我们就得从这些山中硬闯过去；从这一带山峦起伏的地势来看，我们尽可指望有好风景可看。同时，我们今天的航行别有一番独特的兴味。这片水域以前从来没有外国人来探察过，除非或许有哪位乔装改扮、四处漂泊的耶稣会士，在传教途中曾经走过，却不曾给我们留下他游历的记述。因此，我们如今可以期盼在今后几天里，尽情享受那种难得却令人心醉的兴奋——头一回注视前人从未到过的景物。

二日。今早我们比平时更早上了甲板，决意不错过这条江上任何一处未为人知的美景。起锚不久，我们便驶进了大江由此流入江西省的那道峡谷。两岸群山高悬江上，江水在山间蜿蜒穿行，完全是一副苏格兰高地湖泊的模样。山谷中长着深绿的松杉；灰色的岩石上覆着紫色的石楠，嶙峋的山崖奇伟突兀，栩栩如画。最醒目之处是半边山那座陡峭的崖壁，它对面石灰岩崖面被开采了去，而在一处突出的石嘴上，还留着一座寺庙没有拆。明轮几乎每转一圈，眼前便展开一片新景，近处是出人意料的奇峰异岭，远处是高山峻岭陡峭的轮廓。其中有一道山，因其轮廓上有一处奇特的凹陷，我们给它起名叫「魔鬼咬痕岭」。

经过沙窝子和田家镇两处市镇，上午十一点我们到了蕲州，这是一座州城，城墙高踞在一座俯临江面的崖头之上。江心耸立着一座圆形的石砌炮台。我们在这里停留片刻，接待一位官员，他上船来代湖广总督向额尔金勋爵致意，因为我们此时已进入湖广总督的辖境。江面上挤满了小帆船，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驶去，沿江的大路上也挤满了步行的人。我们问来客这是怎么一回事，从他口中得知，叛军到了广济，那是东北方向三四十英里外的一座城，古伯察曾提到他到过那里。

这些人大概不是太平军，而是捻匪，他们趁地方不靖，四出劫掠，把乡民赶得背井离乡。这时有几位省里的官员正在城中，设法安定人心；为协助他们，一大队官军马兵刚刚开到，驻扎在附近，据我们那位报信人说，人数有一万。蕲州曾被太平军部分毁坏，他们时而占据、时而退出，直到约一年前才被彻底赶走。

过了城不远，我们经过一八五四年叛军与官军一场血战的战场，我们的引水人把那一仗讲得有声有色；据他说，叛军吃了败仗，被逼入江中，淹死的或以别种方式丧命的，有两万余人。

下午，我们经过道士洑那座陡峭的崖壁，它从水中拔起，如一堵完整无缺的高墙，高达六百英尺。它背后，一道雄伟的山脉展现出极其壮观、极有画意的景象。一位钦差，也就是一位高品级的官员，带着一队船从我们身旁驶过，他坐的是我迄今所见最大的一条江船，装饰得十分华丽，照例排出了锣、伞和旗帜。他大约是正要去「安定人心」。天黑以前，我们赶到了重要的集镇黄石港，意即「黄石」——大概是因附近的石场而得名——还来得及上岸察看一番。一道壮丽的砂岩江堤，上面装着精美的栏杆，使这地方显得十分气派。江水很深，我们只得紧挨着那些系在岸边的帆船抛锚。当这头巨大的海神在一群小鱼之间就位，并开始放汽，那架势足以坐实我们是直接从阴曹地府来的这一印象时，一大群人从城门里涌出，一直涌到水边。

要从小船上迈步登岸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把自己挤得那样紧，竟挤到江水里去了。进镇以后，我们吃惊地发现街道处处洁净，铺子也普遍胜过我们在江上别的市镇所见的任何铺子。泊在镇前的众多帆船，足以证明这里商务极为兴旺；这种普遍的富足殷实的气象，因为完全出乎意料，又同此前我们所见的一切形成如此强烈的对照，所以更加引人注目。周围乡间出产大量棉花；这种棉花未经加工，每年运往湖南省城长沙的，价值多达八十万两。附近也大量种植蓝靛；我们看了用巨大的石碾碾压新染棉布的工序，那石碾一部分用脚踩，一部分用机械转动。我弄到了一些生棉的样品，看来纤维较短。上好的麻是从离此不过几英里的兴国运来的，煤则取自仅五英里外的一座煤矿。这里既不种茶，也不养蚕，但粮食的买卖颇为可观。我在铺子里看到了一些曼彻斯特的灰色本色布和荷兰的棉绒。在中国城市里考察，从来都不是件十分惬意的事；在这里，人群虽然恭恭敬敬，可身上的气味太浓，殷勤得又太逼人，我们很乐意再回到小船上去，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黄石港之所以免于叛军的蹂躏，大概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城墙或任何防御工事，因而从军事上看，不成其为一处有价值的据点。

三日。由于航道错综复杂，我们今天行进得很慢。两岸都望得见湖泊，南面是起伏错落的秀美地带，间或有崖壁和远山。江面平均仍宽一英里以上。下午，我们经过武昌县，那是一座有城墙的县城，有两座七层宝塔，背后是一个湖，湖那边是几道秀美的山岭，还有两座极有画意的城门，一大群人在岸上瞪着我们看。城池本身看来保存完好，大概是因为叛军撤出了此城，而把黄州作为他们的军事据点。此处江中耸起一块岩石，叫白龟洲。这名字出自一则传说，大意是：从前有一个兵被仇敌追到这座岛上，为了逃命，纵身跳进江中，这时岸边卧着的一只巨龟把他驮在宽阔的背上，平平安安地送到了对岸。

往上约两英里便是黄州城。它有江上最好的一座宝塔，虽经叛军占据，至今保存得极为完好。城下扎着一支官军，岸边泊着一队战船。这水陆两军合在一处的景象极有画意。白色的营帐和鲜艳的旗帜；成群拴着的战马，三五成团、马马虎虎操练着的兵丁；花花绿绿的帆船，各有各的旗号，构成了一幅醒目的图景。这边是一艘华丽的大船，旗上写着「湖南勇营统领」；那边又是一艘，写着「湖北飞营粮台」。

黄州城墙之内照例是一片荒芜凄凉。叛军约在两年前弃城而去。

我们在黄州上游几英里处一头撞上了沙洲，当天余下的时间都耗在徒劳地寻找水道上。

四日。今天几乎一整天都泊在同一个地方，由炮艇去寻找水道。航道上的难处如今多得不可胜数，我们几乎不敢指望再把这条老船往上游硬拖一百英里了。

不过，想到我们已到了湖北这一帝国腹地的省份，总算有几分欣慰。《中国丛报》说：「此省气温、气候、沃土、通航之河流以及湖山之秀美，诸般优胜兼而有之，故称帝国之粮仓。」我们自己的阅历完全证实了这段描述的后半截。自进入此省以来，从桅顶横桁上总望得见这个湖或那个湖。

我们昨天看见的梁子湖，借一条水渠与斧头湖相通，这条水渠在此处横穿大江的弯道。湖北的人口估计为二千七百万；面积相当于不算威尔士的英格兰的两倍。「湖北」一词的意思是「湖之北」。古伯察神父说此省在许多方面不如四川。土地颇为贫瘠，虽然遍布许多湖沼，可中国人尽管勤苦耐劳，也从中得不到多少好处；因此村落都显出一副困苦凄惨的模样。植物出产有粮食、丝、棉、茶和木材；矿藏丰富，出产金、银、锡、铁、云母、绿矾、水晶、大理石、银朱等等。它的手工制品有竹纸、油布、水晶及其他饰物，这些都名闻全国。湖北又以诞生了老子而著称，这位哲人的声望几乎不在孔子之下。他比孔子早生五十四年，据信他生下来便是白发白眉，在母腹中怀了八十年，故称老子，意即「老孩子」，后来又称老君，意即「可敬的君主」。他是道家的开山之祖，著有《道德经》，意即「论理与德之书」，是他门徒的经典。

傍晚时分，我们在一座长满长草的低矮小岛后面发现了一条狭窄曲折的水道。我们紧贴着高高的江岸擦过去，岸上聚着看我们过船的一群群乡民，几乎可以跳到我们的甲板上来。我同威妥玛上了那座岛去打猎，他从头顶飞过的一群野雁中打下了一只肥大的野雁。

五日。今天只遇到一处真正的难关，行程颇为顺利。这一带看上去不如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一带人烟稠密：北岸有些地方林木茂盛，地势平坦，间或有湖泊；南岸地势较为起伏，但没有什么高山。「白虎山」的形状最为奇特，它伸入江中，但高出江面不过五百英尺。夏季里，如今这大片的牧地想必都在水下。天气明显地一天冷似一天。昨夜下了冰雹，今早我看见了点点冻雨。

虽然离海将近五百英里，我们今天又看见了江豚，中国人叫它「江猪子」。他们用它的油来染丝。帆船和木排比以前更多了，我们这副骇人的模样每回都引起极大的轰动，几乎把船上的人都吓傻了。叫他们吃惊的不光是我们的模样，还有我们的无知。我们扯着嗓子打听那些湖、山和城的名字，这些在他们是尽人皆知的，可我们的引水人却同我们一样一无所知。不过他用他那股劲头来弥补这一点：他对着过往的人，扯开嗓门问东问西，什么都问。他是这样开头的：

「喂，木排上的那位——嗬，老爹！」回答只是一双茫然的眼睛。

引水人再来，劲头更足：「喂！嗬！啊！大叔！」这个疏远些的称呼，不但换来一瞪眼，还换来一声拖得长长的「啊——啊——啊——」，活像一只害哮喘的羊在咩咩叫。

引水人有些恼了，口气便更不亲热，把他的问题提了出来：「尊亲，你听见没有，这是什么地方？」

尊亲答道：「啊——啊——啊。」调门与先前不同。

引水人气冲冲地：「老人家，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

老人家总算被叫醒了，大声嚷着，朝上游一指。他说：「没错，往前走吧。」

引水人这下被惹得火冒三丈，猛地把客气的称呼换成了骂人的话；他一口气滔滔不绝地骂出来，把最后一个字的调门提得高高的，拖得老长，骂得又狠又毒，是这样的：「哎，你这个糊涂脑袋、榆木疙瘩、稀里糊涂的老——混——蛋——，我没问你对不对，我问的是地名。」

回答：「噢——啊——噢，镇子的名字——镇子的名字——噢——啊——噢，你要知道镇子的名字？这镇子叫……」

引水人：「那湖叫什么名字？」

回答：「没有湖。」

引水人：「我告诉你有湖。」

回答：「湖，你说湖；噢——啊——噢，有湖吗？没——有——，没有湖。」如此这般，直到我们无可奈何，又开船前行。这江便是大江，或者老江；那山没有名字，从来也没有过。有时我们泊着的时候，便有几条这样的船凑过来，要更仔细地瞧瞧我们这庞然大物；这时引水人便亲热起来，话也多了。「上来吧，」他说，「见见世面。」从这些来客口中，我们始终弄不清我们离汉口还有多远。我们离它越近，那还须走的「里」数总是越来越多。

六日。昨天已派「鸽子号」先行，尽可能赶到汉口。我们本也希望如此，可一场浓雾耽搁了我们的行程。雾散以后，我们从桅顶横桁上望见一片广阔的耕地，向北一直伸展到一个大湖，透过薄雾，我们辨得出湖上远处帆船的帆影。南面，平原被一道低矮而参差的山岭隔断，山岭上看来人烟极为稠密；在这一方向上，也有一片辽阔的湖水作为视野的尽头。

这一带耕作精良、人烟稠密的景象，使我们指望着正在驶近一座大城。渐渐地，房屋排满了两岸，房屋之间隔着篱笆整齐的菜园。随后我们看见了密密层层的房屋，一座顶上筑着城墙的山，还有许多帆船的桅杆；桅杆之间露出「鸽子号」白色的烟囱，于是我们知道，目的地终于到了，一个月来在江上航行的辛劳与忧虑，终于以成功告终。

三十八初到汉口

汉口初印象——与下诺夫哥罗德相似——我们初次登岸——秩序井然的人群——汉口的布局——武昌与汉阳之景——三城的人口——竹缆的制造——曼彻斯特棉布的价格——虫白蜡——白蜡的出产之法——汉口新近遭毁——五方杂处的居民——官员的外交手腕——商务上的考察——打听消息之难——一段问答——汉口的商务——产茶之区——汉阳一游——古伯察神父的种种说法。

从暴怒号的桅顶横桁上望去，那座声名远播、赫赫有名的商业都会汉口，其大致景象着实令人大失所望。关于汉水与扬子江交汇处那一簇城市，我们听说得太多了——它们如何广大，人口如何稠密，商业如何兴旺；我们曾那样热切地盼望到达那里，又曾那样屡屡怀疑自己究竟能否如愿以偿；于是我们心中的期望便抱得更高了些，指望历尽种种焦虑与辛劳之后，能得到更为堂皇的酬报。不过，一路上所见，除了废墟和一堆堆碎砖烂瓦，便是那些本该是人烟稠密的城市的所在；如今能够再一次望见熙熙攘攘的街道和生气勃勃的江面，终究是一桩快事，哪怕它的规模比我们原先被引导去设想的要小一些。

就汉口的位置和周围一带的地形而论，它使我强烈地联想起下诺夫哥罗德。汉口占据着汉水与大江相交所成的那个角，两水以直角相会。汉水对岸，也就是右岸，是一列陡峭的山岭，岭上是如今已成废墟的汉阳城的城防工事。这些相当于下诺夫哥罗德的克里姆林，而汉口则相当于那里的集市。扬子江对岸，是重要的省城武昌，它在伏尔加河两岸却找不到对应之物。汉口的形状是一个锐角三角形，底边靠着扬子江，长一英里，而沿汉水两岸向里延伸约两英里半，渐渐收窄，几乎缩成一个尖点。它既是一座纯粹的商业城市，四周便没有城墙，也没有任何类似城防的东西。

汉水是溯江而上时扬子江所纳的第一条重要支流，宽一百至一百五十码不等；以它流程之长、水上运输之繁而论，本以为它会是一条颇为壮观的河流，实际上却远不如预想的那般气派。河上没有桥，代之以许多渡船。自汉水与干流交汇之处起，约莫半英里之内，河中挤满了帆船，挤得密不透风，再也塞不进去了；然而泊在扬子江里的却寥寥无几。这条壮阔的大江在此处宽四分之三英里；我们就在城前下锚，水深十三寻，而这里离大海已将近六百英里之遥。我们正忙着作这些观察的时候，人群越聚越密，江面上的船只也越来越热闹；空中回荡着成千上万人的声音，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用一片嘈杂而清晰可闻的低语表达着各自的惊奇。不久，便见一船船的小吏在水上的看客之间摇橹穿梭，看来是来维持秩序的。这些船挤到我们舰边，挨着船头、船尾和两舷，从炮门往里窥探，又伸手去摸船身，仿佛要看看这船究竟是什么做的。

我们于是决定登岸，好让他们的好奇心得到更进一步的满足。我们费了不少周折，才在一大片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船只中间辟出一条路来——船上坐满了各色人等、各种身份的看热闹的人——驶到一处码头。码头上有一段石阶通入城中，可此刻石阶上挤满了人，我们究竟如何才能从人丛中挤过去，看来竟成了一道难题。谁知我们刚一上岸，人群便有些慌忙地让出一条路来，众人纷纷后退，简直像是受了惊吓。我们发现街道和石阶一样拥挤，可无论走到哪里，人群都恭恭敬敬地让路。说实在的，四艘外国船只驶入这帝国的腹心，竟产生了这样的精神感召之力，这倒是一个颇为奇特的例证：我们穿行于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的街巷之间，不但无人阻拦、无人骚扰，反而不得不时时用和气的声音高喊：「不怕！不怕！」——区区一小撮外来人，向百万之众奉上这样一句忠告，真可谓屈尊俯就到了极点。

街道本身胜过我在帝国任何其他城市所见的街道。路面铺得很好，上面像波斯或埃及的城市那样用席子搭了顶棚，却依然宽敞，显得明亮而爽快。店铺货物充盈，其规模之宏大、门面之体面，远胜广州或任何一个通商口岸的店铺。大街上挤满了步行的人、装着货物或载着人的独轮车，以及坐在轿子里的殷实绅士。我们注意到有一乘轿子紧紧跟在我们后面，不肯放松，后来才发觉轿中坐着一个小官，他或是自告奋勇，或是奉命行事，干的是暗探的差事。我们对他的监视表示不满，他却向我们担保，说他跟着我们纯粹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也是为了维持人群的秩序。果然，他不久便在履行这项职责上显出一股劲头来，而那劲头我们是断不赞成的：每逢我们走进一家店铺，他便下轿，挥起鞭子狠狠抽打，驱散那自然而然聚在门口的人群。百姓们只不过流露出一种再自然不过、也全然无害的好奇心，这样的做法势必叫我们在他们中间失了人心，我们便提出抗议，最后总算摆脱了这位多管闲事的随从。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所作所为，是遵照了本省最高当局的指示。不久我们便更加确信这一点了：一路从上海陪同我们前来的随行官员王某，当天就提出请求，希望额尔金勋爵不要坚持进入武昌省城，也不要坚持拜访总督。

我们看到城中各处都张贴着告示，通知百姓有外国人将来本城访问，但向他们保证，外国人逗留的时日不长，而且并非为通商而来。尽管如此，人群中那些胆子大、敢上前同我们搭话的人，最常问的一句却是：「你们有什么东西要卖？几时来做买卖？」

汉口的布局十分简单。两条主要的干道平行贯穿全城，与之相交的是若干条弯曲的街道，彼此相距大致相等。我们把城区和店铺粗略地看了一遍——店铺我们打算日后再细细考察——便渡过汉水，爬上对岸的山去。山顶上的塔，大约高出平地三百英尺，从那里望出去，景色壮丽，视野极其开阔。这座山名叫大别山，意思是「大分界之山」。

在我们脚下，浩浩荡荡的扬子江滚滚东流，将黄色的江水送往大海。在此处以上，它是一条航运繁忙、大有用处的河流；而自此往下，它却要流经一片饱受蹂躏的地方，胸怀里载着那些人烟稠密的城市的残骸与瓦砾——那些城市昔日兴旺的商业，曾给如今这片冷落的江面带来勃勃的生机。我们俯视着自己舰船的甲板：它们傲然泊在从未有外国船只停泊过的地方，高高耸立在四周那一片黑压压的船群之上；眼看着英国国旗第一次在这帝国的腹心迎风招展，谁也禁不住心头涌起一阵得意的激动。

我们隔江望去，正对面是湖北省城武昌，它从水边拔地而起，雄踞于起伏的山丘之上，堪称扬子江的女王。它的山坡上层层叠叠建满了房屋，山顶上矗立着宝塔；它的双重城墙沿江岸伸展，配有城楼、城门和棱堡，这一切合在一起，使它显出一派雄伟庄严的气象。直到我们走进它的街道，这层幻觉才烟消云散。此刻，它还是这片景色中令人心醉的一笔。在我们下方，右手边，夹在两道陡峭的山脊之间、山脊上绵延着带雉堞的城墙的，便是汉阳府城。我们俯视着它冷落的街道、没有屋顶的房舍、坍圮的墙垣和荒草丛生的庭院。它从来就不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却在叛军占据期间饱受摧残，在这片景色中构成了凄凉、却并非不入画的一笔。

左手边，与这片荒凉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熙熙攘攘的汉口商埠，铺展在我们脚下的平原上；汉水上挤满了以船为家的人，渐渐消失在远方，它那蜿蜒的河道，由无数帆船的风帆一路标示出来。落日把一片温暖的光辉洒在北面星罗棋布的湖泊上，湖泊之外，起伏的山峦为这幅壮丽而又极其引人入胜的全景画卷收了尾。

我们此刻所站的地点，使我们能一眼看清武昌、汉阳、汉口三城所占地域的大小，并对它们目前的人口作出相当公允的估计。古伯察只是路过后两座城市，似乎并没有多少很好的机会可以判断，他却估计此地人口有八百万。中国人擅长把人挤得密密实实，这一点无论怎样充分地估计进去，我也不认为在我们脚下这片地域里，能够塞进比整个爱尔兰的人口还多出许多的人。我们把当时住在这三座城里的全部人口定为一百万，自以为已经算得十分宽了；不过，我们无疑是在一个极为不利的时候见到它们的：遍地废墟的面积，大约和有人居住的面积一样大，所以在古伯察的时候，这几座城所容纳的居民，大概比目前多出一倍以上；也许它们的人口合在一起，曾与伦敦相当，但肯定从来没有超过伦敦。

这时，许多中国人发现山顶上有一群外国人，纷纷往山上涌来；我们便想，是时候从这高处下去了，何况我们也没法从旁观者那里得到什么消息来帮助我们计算；因为我们问起住在这几座城里的有多少人时，他们给了我们一个中国人碰上这种场合惯常的回答：「好几万。」

十二月七日。那位一路从上海陪同我们前来的小官王某，昨天曾表示希望额尔金勋爵不要去武昌拜访总督；今天上午却被派往该城，带去一封致总督阁下的短札，通知他额尔金勋爵打算明天前去拜访。几艘舰上的一些军官也出发到武昌去作一番探察。我随额尔金勋爵到左岸去作一趟探索之行，意在把店铺里的货色以及汉口的一般物产，调查得更细致一些。

我们在舰上时，就注意到沿江岸竖着许多高高的台子，像是瞭望楼。走近细看，原来是制造竹缆的作坊。劈开的竹篾都聚在一座离地三四十英尺高的台子上。这台子很小，只容得下一个人，上面有席棚替他遮风挡雨。编缆的工序就在这台上进行，编好的缆便盘绕在下面的地上；这番设计的用意，看来是要让一个人不需帮手，便能从从容容地把一条六英寸粗的竹缆这样笨重的东西盘好、收拾停当。乍一看，这些台子上垂下一根长绳，模样实在神秘费解。

额尔金勋爵在中国期间，惯常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要同百姓亲自交往；这一回，我们便同好几位聪明的工匠和店主混得相当熟络。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个人，其营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的两条胳膊直到肘部都染成了鲜亮的蓝色，正忙着把同样颜色的布摊在草地上。走近细看，我们发现这些原来是曼彻斯特棉布。他告诉我们，这布进价每丈七百文（原注：一丈合四码；二百八十三文合一先令）。染色的工钱每丈二百文；所以，曼彻斯特棉布在中国染成蓝色做衣裳，全部成本是每丈九百文，约合每码九个半便士。作同样用途的中国自产棉布，宽度只有三分之一，每丈值二百文，把宽度的差别折算进去，便比英国布便宜一百文。

所用的染料靛青，就在近郊大量种植。贵州也广有栽培。有些棉布正在染成绿色，这种染料比靛青便宜，是用两种树皮制成的。我们走进屋里，看见正在煮料。一种树皮叫做「桐连」，产于常德；另一种叫做「双青」。布匹每天在这两种树皮混合的浸液里漂洗两次——本地棉布洗五天，洋标布洗十天。

我们还察看了一种本地棉绒的制法。先把棉布绷开，用马鬃刷子刮成一种长毛绒；然后用一种特别的叶子加工，把这叶子的浸液浇在布上，便使它显出一种卷曲的毛织品的样子。

然而，我们考察的种种事物之中，最有趣的要数白蜡，也就是虫蜡，我们在蜡烛铺里看见大批摆着出售。它通常做成干酪般的块状出售，敲开来，呈现一种片状、结晶的模样，与鲸蜡颇为相似。我们走进蜡烛铺的后铺，或者不如说是蜡烛作坊，便发现了它的主要用途之一。通常用来制蜡烛的植物油脂极易熔化；因此，为了防止蜡烛淌油，便在外面裹上一层极薄的上等白蜡：这层蜡极硬，又不易熔化，能把熔成液态的植物油脂兜住，是一种既干净又经济的材料。

我们正徒劳地想从店主口中问出这种奇特物产的来源的确切情形，人群中有一个人自告奋勇，把消息告诉了我们。他说，他做的正是这门生意。出产白蜡的省份是四川；可说来奇怪，那里虽然长得好那种为养活这种虫子所必需的特别的树，却必须不断从该省西部边界以外输入虫卵，才能维持虫子的供应。他本人就常常参与这种远行。据他描述，这种虫子约一英寸长，淡灰色。据我们这位见证人说，它专食一种树，这树名叫白蜡树。一只虫子一季能分泌出一盎司的蜡，就算是尽职尽责了。这一季只延续夏天的几个月。这种虫子不怕雨淋，也不怕天气变化，但树叶一落，它便死去。于是把蜡收集起来，裹在布里，放在沸水上熔化。这蜡洁白无比。在汉口的杂货铺和蜡烛铺里挂着的大蜡饼上，我们常常看到写着这样的字样：「傲霜赛雪。」价钱是每担四十元，约合每磅十五便士。

我们在一些店铺里看到熟悉的英国商标，心中很是欣慰，这证明我们本国的制品终于开始打进这个帝国了。我们问了问一种女用上等骑装呢的价钱，得知每丈五两半银子（原注：一千三百至一千四百文合一两），约合每码六先令。

值得一提的是，本地种植的鸦片在街上公然摆着出售。

汉口的皮货铺为数众多，货色齐全。冬季的货显然刚刚到齐，一些产自山西省和西藏边境的最名贵、最稀罕的毛皮，在这里都买得到，价钱照例高得离谱。我们想找些古瓷、铜器和古玩，却一无所获。汉口看来是个太讲实际的地方，引不起好古之士的兴趣；街上那股熙来攘往、忙忙碌碌的景象，显示出商业的极度兴旺。我们几乎不敢相信，仅仅在两年零四个月以前，这座繁忙的城市竟曾被夷为平地。我们问起此事，许多城里人都向我们担保，说当时真是片瓦无存——叛军把店铺房屋洗劫一空之后，又把它们拆毁得干干净净。

汉口这番奇迹般的复苏，最有力地证明了此地商业的生命力，以及它作为商业中心的重要地位。放眼望去，处处都在盖房子，处处都有新店开张。过去两年的萧条——那是叛军逼近的必然结果——无疑又给这番复苏添了一股额外的推动力。不过如今，那些「讨厌的祸害」已被赶到更远的地方去了，他们重来汉口的可能已相当渺茫，足以鼓励百姓重新安家立业；只是人们提起「长毛」——叛军一向被这样称呼——总是明显地不愿多谈。每逢说到他们，谨慎的中国人总是处处提防，生怕说出什么话来，日后会被翻出来，当作他敌视那场造反事业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在汉口，私宅和廊檐下所有的小神龛都是空的。通常在中国的城镇里，户主的家神都供在这些龛中，小小的神像前燃着香。如今却一尊也看不到，这无疑是顾忌着「长毛」捣毁偶像的癖好。我们在汉口所见正在修复的唯一一座祠庙，是庆祝皇上万寿的万寿宫。

像那些多少带有集市性质的大商埠一样，汉口的人口既五方杂处，又流动不定。每年某些时节，便有来自伊犁、科布多以及西藏其他地方的商人来到汉口，他们鲜明的鞑靼面貌和缠着头巾的脑袋，使他们与中国人区别开来。我在帝国任何其他城市，都不曾见过这样千差万别的面貌类型。当然，他们全都带着那种标志着蒙古种人的共同特征；然而，扁鼻子和斜眼睛虽然人人都有，扁鼻子和斜眼睛竟能有多少种截然不同的变体，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此外，他们的肤色虽然都带着一层古铜色，深浅却大不相同。汉口纯粹是一个商业都会，其人口中男子与女子的比例，比一般中国城市要高得多。这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它的居民中有许多人不过是过客而已。

我们今天什么东西也买不成，因为官府为了尽量打消我们那想象中的通商癖好，已禁止百姓收我们的钱。此事竟做到了这样的地步：凡是为采办舰上补给而花出去的银元——在禁令下达之前，百姓原是很乐意收下的——今天下午都被官府送上舰来，要退还给我们。然而额尔金勋爵始终不肯白收任何东西，官府硬塞给他的羊、牛等物，除非准许他照价付足，他一概谢绝。官员们这套浅薄的外交手腕，不难一眼看穿：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尽量阻止我们同百姓的一切往来，而百姓却是巴不得同我们亲亲热热地打交道的。

下午，前往武昌的那一队人企图进城未果，回来之后，我们更得到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官府确有此意。他们在城门口被守兵相当无礼地拒之门外，所受的待遇，总的说来，与上海的钦差在同我们交往期间所表现的那种态度颇不相符，而当时人们以为，那种态度就是朝廷总体上的态度。

十二月八日。官府虽然远未达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心境，总督却也不大敢拒绝会见额尔金勋爵。于是王某昨夜很晚才回来，带回总督的口信，大意是说他准备接待英国全权大臣的拜访；今天上午，又有一位专差前来安排礼仪事宜，会见定于明天下午两点举行。其间，我同李泰国先生又去作了一趟商务考察，不过这一回，我们只限于在汉水上活动。

帆船一艘挨一艘地泊在河的两岸，挤得不能再挤，只在河心留下一条窄窄的航道。你可以从一艘船的甲板走到另一艘船的甲板，一连走上几百码，一路察看每艘船的货物，一路盘问船主或船老大。

这些帆船的构造，因所属地区的不同而各异。其中许多是顺着扬子江或它的某条支流下驶了一千多英里而来的。有些是狭长的船，头尾都是尖的；有些船头向上翘起，像一只土耳其拖鞋；还有些造得像古老的荷兰斜桁帆船，船腹鼓鼓的。其中许多装修得很讲究，设有舱房，看来既载货也载客；另一些则肮脏不堪，只供一个满身油腻的船老大和一伙更加油腻的船夫栖身。

不得不承认，这是件令人丧气的事：我们费了这许多周折，却没能得到什么十分可靠的消息。倘若我们满足于相信头一个油嘴滑舌的中国人随口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本可以带着满满一肚子的事实回去；可不幸的是，我们的调查越是深入，就越难知道该相信什么，因为无论哪一个问题，哪怕再简单、按说再不容争议，我们也从来没能让两个人的说法一致。这并不是出于存心误导；恰恰相反，百姓总是表现出最大的热心，要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我们；我们对这件事感兴趣，他们似乎十分高兴，而且显然极其盼望我们能因此而来同他们做买卖。最大的难处，是要防止他们七嘴八舌一齐开口，并设法让他们对极其明白的问题作出直截了当、听得懂的回答。

比方说，指望他们听懂任何一个预设了某种前提的问题，那是毫无希望的。你不能一开口就问丝产在哪里。要引到这个结果，须先有这样一句无可辩驳的陈述作开场白：「世上有丝这么一样东西。」

中国人急切地重复道：「世上有丝这么一样东西；哦，是的；啊！世上有丝这么一样东西。」

「有些省份产丝，有些省份不产。」

中国人若有所思地重复道：「是的，有些省份产丝，有些省份不产。」

旁观的人领会这个意思比他快，便互相议论道：「啊！不错；有些省份是不产丝的。」

「本省产丝吗？」

「产。」

「四川产丝吗？」

「不产。」

「那么你们把丝运到四川去吗？」

「不运。」

「你们往四川运什么？」

中国人迷惑不解地重复道：「我往四川运什么？」

旁观的人全都起劲地重复道：「你往四川运什么？」

中国人：「有时候我往四川运丝，有时候运棉花。」

「四川产棉花吗？」

「产。」

「那你还往四川运棉花？」

「哦！有时候我从四川把棉花运到这里来。」

旁观的人异口同声：「有时候他从四川把棉花运到这里来。」

如此这般，没完没了，直到人的耐性被消磨殆尽，不禁要纳闷：中国人那无可争辩的聪明，究竟在哪里？他对自己最熟悉的事情，都全然经不起盘问，可在开拓他那广大而富饶的国土上的内地贸易方面，他的本能却何以胜过其他一切民族？

幸好这些帆船大多货物都还在船上，我们可以自己判断。当时泊在河中的船队里，装煤的船占了很大一部分，主要来自湖南。我们装了些煤，有的质地不错，有的则很低劣，价钱是每吨两镑九先令八便士。最好的煤产于一个叫做清良的地方。湖南还向汉口运来大量的油和木炭，还有麻、豆、米和杂粮。事实上，湖南似乎除了棉花，几乎什么都出产。棉花则是湖北的主要物产，也是运往湖南和四川的货物的大宗。关于湖南和湖北，我们得出的结论与《中国丛报》上的记述大不相同。据那份十分可靠的权威刊物所说，湖南的对外贸易微不足道；可据我们的观察，它在汉口的贸易中却占了主要的份额。同样，照《丛报》对湖北的描述，会使人以为那里几乎百物皆产，可我们发现，除了棉花和茶叶，很难让我们那些帆船上的朋友再说出一样物产来；不过这也许是他们缺乏想象力的缘故。

丝似乎产于罗田县，麻城也产一种黄丝，麻城还出石膏和一些靛青。常德出产一种极上等的靛青。

四川是出产矿物的大省。锡、铅和铜都来自省城成都。最好的糖也产于四川；靛青、烟草和药材，也从这个省份顺扬子江而下。

宝庆出产上等的锡和铁。

从贵州和湖南来的贸易，似乎并不很多；据说湖南是一个畜牧大省，输出牛和皮革。江西送来它那一份粮食和糖，但尤以瓷器著称。

最后，却绝非最不重要的，我们要说到那最要紧的物产——茶叶。我们此刻所在的湖北省，据认为出产最上等的工夫茶。这种茶在广州和各口岸被称为「湖北茶」，那名字是湖北的广州读音；但它似乎并不一定产自本省。这类茶在多山的贵州省以及湖南也有种植。不过据说，最好的湖北茶产于武昌府的通山县。

一般所说的从湖北输往俄国的黄茶，看来是产于邻省安徽。

有一种苦茶，颇似我们自己喝的浓红茶，我们后来拜访总督时曾经尝过，那是饭后立即奉上、代替咖啡以助消化的；这种茶只产于一个叫做普洱的地方，那是云南省的一个府，地处老挝边境和湄公河一带。这种茶视品级高低，压成大小不等的圆饼。它价钱极贵，被认为是茶中所能品尝到的最考究的东西。我在中国居留期间只尝过一次。湖北茶有两种是压得紧紧的砖茶，横切开来，样子有点像一块卡文迪什板烟。我买这种茶，每块只花了两先令多一点。不过毫无疑问，中国所产最好的茶，是福建和浙江的茶，这两省的茶已经占了输往我国的茶叶的主要份额。

以上关于汉口贸易的一番描述，十分枯燥乏味，但愿那些对我国与中国的商务不感兴趣的读者，已经把它跳过去了。至于那些感兴趣的读者，务请记住这些资料来源并不可靠，不要过分相信它们。其中大部分资料，是在一艘非常漂亮的帆船上得来的，那船是用作粮栈兼代理行的。我们去访问的时候，碰巧这家商号的东家们都在船上，他们用茶和烟管款待我们。我们在那里待了没有几分钟，便聚起了相当多的人；经过一番长时间的生意上的讨论，我们起身告辞，向他们道别，说希望他们下一次再见到欧洲人时，便是来做买卖的了；这番话引起了一阵喧闹的欢呼，其热烈程度，已经是一个中国人所能表现出来的、最接近喝彩的样子了。奥斯本舰长在汉口收集了一份物价表，承他惠予见示，我已把它收在附录里。

下午，我们把汉口一直探察到它的尽头，走了约莫两英里，便到了旷野。在那里，一群吵吵嚷嚷的顽童跟着我们，我们便撒了一把铜钱让他们去抢，好叫他们把这次来访牢牢记住；趁着他们哄抢之际，我们溜上一条渡船，渡过汉水，打算去看看汉阳城内的情形。汉阳四周有一道坚固厚实、修造精良的城墙，保存完好；它显然曾是一座紧凑而美观的小城，周长大概不过两英里。看来它曾是一个高雅清静的地方，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随从，府一级的公署全都设在城中。这些公署的废墟占地很广。花岗石或大理石雕成的狮子和龙的残块，散落在铺砌精良的街道上。有些地方，一座雕刻精美的花岗石牌坊仍然横跨在大街上；但更常见的是牌坊倒卧在地，荒草丛生。有些正在修复，许多官员都住在临时的居所里。

这里的荒凉景象，与别处遭叛军占据之后一样彻底，处处显露出昔日繁华那最令人伤感的遗迹。连接汉阳与汉口的那条街，想必有两英里多长，街上几乎没有一所房子还立着。古伯察先生说，他穿过汉阳的长街，走了一个钟头。他指的大概就是这条街，因为汉阳城墙之内没有一条街长过半英里；不过这位耶稣会传教士的说法，并不总是一丝不苟地准确的。他描述扬子江的模样宛如一道海湾，渡江十分危险，可危险究竟在哪里，我们却怎么也看不出来。

还有，古伯察先生显然不知道有汉水这样一条河的存在，他描述汉口位于一条几乎就在武昌城下流入扬子江的河上，又把「汉口」这个中国地名译作「商业之口」，而不是「汉水之口」；这种译法，即便算不得翻译，至少倒也道出了这座大商业都会的特色。

三十九武昌之会与顺流东归

生客初现——汉口附近猎鹬——往谒总督——武昌外观——总督接见——盛宴——答拜——绚丽的场面——检阅见习军官——「勇」营——其奇特的号衣——武昌全景——回程之由——江水消落——「窄口」——乡民之殷勤——「李号」遇险——石灰窑——荒野景色——深水。

十二月九日。额尔金勋爵仍有理由不满于那班官员所持的口气，也不满于他们显然决意要阻止我们购买哪怕最琐细的东西，便派威妥玛先生与李泰国先生乘「巡弋号」渡江往武昌，捎去一个颇为尖刻的口信，把他对那位大员的拜访推迟下来。

「巡弋号」随即移泊，停在正对城池正门的地方。这一番示威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威妥玛先生与李泰国先生受到了极其客气的接待，我们所抱怨的种种限制也当即撤除了。

下午，我有机会试一试乡民对外国人的好意。我与皇家海军陆战队炮兵的诺特中尉结伴，步行到离船四五英里远的地方，那里有一片可爱的湖，是我们远远望见、静静卧在群山怀抱之中的。蛮夷的船到了汉口这一传闻，也许已经传进了这僻静之处的小村，但驾驶那些船的神秘种族，却肯定从未有一个标本在这些淳朴的居民中间露过面。孩子们一见这狰狞的鬼影，便哭叫着奔向母亲的羽翼之下；想必直到今天，大人还拿我们会再来这话吓唬他们，好叫他们乖乖听话。做工的人放下手中的活计，停得比一个勤勉的中国人通常肯停的工夫还要久，对着这两个衣着古怪的两脚动物瞪眼称奇——这两个东西似乎宁愿沿着湖边、在没膝的水里蹚着走，也不愿在干地上行路。渔夫们撑着船沿岸挨近我们，盯着看，评头论足，对我们的举动大为诧异；在那些压根不知世上还有猎鹬这种消遣的人看来，这举动实在无从索解。可是等到一只鸟应声落水、死在他们近旁，他们的惊讶与欢喜便到了顶点，情愿替我们充当猎犬去衔回猎物，丝毫没有讨赏的意思。他们的好脾气与乐于效劳之心真是无边无际，我们兴之所至，想往湖上哪个方向去，都不难找人摆渡。

我们只打到四对鹬和一只野兔，但湖山之美与人情之厚，已使这一趟远足得到了丰厚的报偿。尽管我们动身回转时天色已晚，离船有五英里之遥，又是孤零零地身处这一个据一般人说对外国人仇视得根深蒂固的民族之中，然而当地人的态度是那样叫人放心，我们竟毫无惊惧，摸着黑步步走回，坦然得就像从苏格兰的猎场荒原上回家一样。

在我们归航途中，我经常外出打猎，有时离江岸相当远，而所到之处，总见乡民怀着同样的善意。凡是不见这种善意的地方，总可以清清楚楚地追溯出官员们施加影响的痕迹。

十日。今天下午一点钟，我们动身往拜总督。我们一行人数颇众，除使团成员之外，还有三十名身着制服的军官。四十名海军陆战队员和三十名水兵充当仪仗卫队。当载着钦差的「李号」起锚时，「暴怒号」与「巡弋号」的重炮轰然鸣放礼炮，这样的炮声，汉口那熙熙攘攘的街巷里从来没有回荡过，那些木屋的屋架也从来没有被这样震撼过。岸边原本聚着密密的一大群人，要看我们一行登上「李号」，这时一个个惊慌失措，你推我搡，争相逃命，跌作一团；过了好一阵，他们才弄明白我们的炮火并无害处，于是笑着自己的胆怯，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我们乘「李号」不久便渡过了江，见岸上已有若干乘轿子等着抬我们穿街过巷，登岸处还列着一队中国的仪仗卫兵。我们穿过城门时，又见那里有另一队更为壮盛的卫兵在值守。我们在武昌城中穿行了至少一英里半，才到达总督衙门。那条大街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漂亮的街道。苏州最好的街道或许可与之相匹，但我那次访问苏州时所经过的那几条，比起武昌这条大通衢来，确实是逊色的。当我们由轿子、陆战队员和水兵组成的行列鱼贯而过时，两旁排列的人群安静而恭敬，只是好奇到了极点，一乘轿子过去，便目不转睛地往里盯着看，仿佛决意要把轿中人的面貌像照相一般印在心上。

有一座层层叠叠建满房屋的小山把城池截为两半。不过大街从山下凿洞穿过，洞里仍是连绵的店铺；其实这条街最精彩的一段，正在这一段饶有趣味的中国工程的入口处。这里的店铺货物较为充足，有一种城中其余地方所没有的生气与热闹；实际上，这座城正在从长期被叛军占据的创伤中慢慢恢复过来。我们往衙门去的途中，穿过了好几大片荒芜之地，不过关于这些荒地的范围，我们后来另有更好的机会加以判断。

衙门本身似乎未遭叛军毁坏，因为那是一座壮丽的建筑，修葺得完好。我们一进门，便受到照例的鸣炮迎接和那种刺耳的奏乐，只见总督站在内院门口，四周簇拥着一班衣冠辉煌的僚属，正等着迎接额尔金勋爵。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场冠盖云集的中国官员的盛会。通常他们认为接见蛮夷犯不着穿上官服，衣着总是刻意地朴素。可这一回，正如总督特意告诉额尔金勋爵的，全省的文武官员都穿了全副朝服到场，他们的绸缎与皮裘都是最上等的料子，胸前绣着龙和别的纹样，绣工极其精细。宽敞的大堂一端设着照例的高座，额尔金勋爵与总督便在那里就座。两旁各有一长排椅子和小茶几，一位英国军官与一位中国官员相间而坐；不过除了对着热茶举杯相敬之外，要交换一点礼数已属难事，更不用说交换什么见解了。

官文，湖北、湖南两省的总督，是个鞑靼人。他深得皇上恩宠，因为他剿讨叛军战功甚著，已把叛军逐出了他的辖境。他自称对外国人了解甚深，缘故是他早年曾在广州充任那里鞑靼驻防军的副帅。所以，他确曾有机会偶尔远远地望见过蛮夷。

就一般话题略谈片刻之后，主人引我们到另一间屋里，那里已备好一席丰盛的筵宴，其规模远非我们在中国参与过的任何同类宴会所能比拟。四组桌子，足以容纳我们全体，上面满满摆着时令的种种珍馐，堆成宝塔形和圆球形，摆设得颇有雅趣。这也不仅仅是官场拜会中常见的那种冷盘。各式各样的热菜接连不断地端上来，大体上油腻了些，但对于那些性情轻信、不肯细究这形形色色的菜肴究竟是拿什么做成的人来说，有时倒也十分可口。

主人还殷勤地劝我们喝好几种热酒，随后又奉上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种上好的普洱茶。我们受到如此盛情款待，并不仅仅是出于要安抚我们那「桀骜难驯的凶性」的愿望。我们的东道主显然是个讲究口腹之人，又天性好客。他乐于把美味堆在自己的盘里，也堆在邻座的盘里，对自己厨艺之精、一切布置之周全，显然颇为得意。我们后来得知，那七十名护卫也都得到了酒食。最后，在把他的筵席充分享用过之后，我们向这位骄奢逸乐的主人告辞；他照例把额尔金勋爵送到轿前，一再表示不得不与他分别的惋惜，并且说，眼下他唯一的慰藉，便是盼着明天回拜。

我们回江边的路上，后面跟着相当大的一群人。我们在中国人的礼炮声中重新登船，对这一天的经历十分满意；我们的全部乐趣中只掺杂了一点东西，那便是对这一番大快朵颐可能引起的后果，心里隐隐有些不安和担忧，在随后的二十四小时里，这种忧虑一直萦绕不去，也就不足为怪了。

十一日。这些日子里我们一直沉醉于晴朗澄澈的秋日，这样的天气，最宜于彼此交换官场礼节，因为这类礼节牵涉到大量露天的排场。今天上午十一点，武昌知府和另外几位品级较高的官员登上船来，为那位大人物的到来预作安排。由于这场仪式要办得极尽隆重排场，消息早已远近传开，大江江面上简直挤满了船只，满载着游玩的人和看热闹的人；他们倾城而出，自在得就仿佛我们的炮艇不是泊在扬子江上，而是泊在南安普敦的海湾里，而他们是专程赶来观看海军大检阅似的。

我们用望远镜能分辨出对岸排列着的兵丁，马步俱全，也能认出那艘官船。照例经过一番悬望与守候之后，三团硝烟表明总督已经到了；接着那笨重的大船起锚开行，人群的兴奋也就到了极点。插着旗帜、首尾旗幡翻飞的官船左右穿梭，发号施令，指引方向，清道开路；空中充满了万人嘈嘈的人声；江岸上是黑压压一片人头，个个挤着、盯着、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这时，那艘巨大的官船遍插旗帜，由六只各有二十支桨、同样装饰一新的小船排成一行拖曳着，以缓慢而庄重的步调横渡江面，四周簇拥着成群的船只，上面坐着较低级的官员和看客。官船渐渐驶近，我们便把自己的旗帜也挂了起来，与那些早已在风中招展的龙旗和别的天朝纹样相映成趣。刹那之间，各船挂满彩旗，人群中发出一声压低了的「哎呀」，满是惊叹。这时各级官员陆续到来，涌上我们的甲板；船的四周围满了小船，上面载着穿红号衣的兵丁，手持长矛、弓箭、火绳枪和三股叉，还有别的一些古怪离奇的兵器。

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刽子手，头戴沾着血迹的尖顶帽，面目凶恶，手拿编成的皮鞭，那是他们执刑的标志。随后那艘大官船在我们船边系定，各船水手全体登上帆桁站坡，在这位贵宾踏上甲板之际，以一阵震耳的礼炮向他致意；旗帜飘扬，铜锣齐鸣，人群发出满意的低语，而明亮的阳光灿烂地照耀着这一片场面——其激动人心与新奇别致，在我有幸目睹过的景象中，罕有其匹。

随后领着总督及其随员参观全船。他们头一回看到一台四百马力蒸汽机的奇妙构造，却丝毫不露惊讶之色。可是当那门重九十五英担的旋转炮为了给他们开眼界而操演起来时，一个目光敏锐的观察者便能察觉，一丝不失体统的惊异之色照亮了他们每一个人的面庞。午餐之后——这顿午餐的规模自然难以和总督的筵席相比，但他仍吃得尽兴——他被请到甲板上「摆好姿势」拍照。照片的效果，读者可从所附的木刻插图中看到，总督阁下对它十分着迷，硬是从乔斯林先生那里讨得了最郑重的许诺，说要从上海给他寄去一批冲印的照片。

我们这位尊贵的客人对簇拥在他身边的那些年轻武士印象尤深。见习军官总叫中国人惊诧不已，因为中国人待孩童惯于和蔼到近乎敬重的地步，全然无法理解我们究竟凭什么制度，竟让孩子在那样小的年纪就去冒为国效力所难免的种种艰险。官文请人把这些年轻的绅士们召集一批来给他检阅，然后面带嘉许的微笑告诉他们，从他们的神情中，他看出了极高的才具。最后这位大人物告辞了，他以激烈而热切的言辞，一再声言这次拜访令他何等满意，又用亲切的字眼表示永久的敬意与友谊。接着，在又一阵礼炮的轰鸣中，他登上了他那艘华丽的官船。那只笨重而奇特的造船样品又一次缓缓地转入江流，犹如一头被一大群老鼠拖着的大象，跟在它那支多桨小船组成的船队后面，驶向对岸。

我们想更仔细地看一看那些在武昌城下威风凛凛列阵的勇兵，而且对这座城的好奇心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于是我们一伙人划船过江，几乎与总督本人同时抵达对岸。我们看到大约一千五百到两千人沿江边排成一线。

骑兵骑的是粗壮的矮马，约有十三四掌高。号衣是一件粗布红褂，另有一种样式奇特的垂片，罩在裤子外面，垂过大腿外侧。兵丁都背着火绳枪，军官则佩刀，背着插满箭的箭囊。弓却不见。但步兵的装束远为古怪荒诞。每一营都配有二十来个人，穿一身紧贴皮肉的肉色衣裤，从罩住脑袋的头套一直连到脚踝。每人在身体当中举着一面圆形藤牌，上面画着狰狞可怖的鬼怪面孔。远远望去，这些人好像赤身裸体，身上除了藤牌之外一丝不挂。可是走近一看，他们倒更像戏台上的丑角，因为这时我们才分辨出，裹住他们的那层黄色皮肉，上面点缀着一个个小小的黑色旋纹，活像蝌蚪。总而言之，他们的模样荒唐可笑到了极点；而且他们似乎并无防身的兵器，想来是指望单凭自己的尊容就能叫敌人魂飞魄散。紧挨着这一队活宝的，是一小队穿黑衣的兵，持火绳枪，火绳缠在枪托上。再往后才是穿红衣的全营主力，持着长矛、弓箭和刀。除了骑兵之外，还有四五个这样的营列队迎候总督，其中一部分随他穿城而过，充当仪仗卫队。我们设法避开了那支行列，溜进几条小巷，登上了我前面提到的那道山梁，就是那条大街从下面凿洞穿过的地方。

这座山把城池分成相等的两半，从山顶上可以把全城一览无余。武昌城墙所围的地面，大概比广州还要大；但其中建有房屋、有人居住的，不过三分之一，所以它的人口与广州相比，差距就大得多了。

我们估计武昌的人口在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城墙残破，有些地方失修，墙上一门炮也没有。大片大片的地面上散布着废墟和被叛军毁坏的房屋的瓦砾。城中有些地方荒凉到什么程度，可以从这样一件事看出来：我们从城中心走过时，竟惊起了两对野鸡。那地方是那样僻静，人群过了好一阵才发现我们，而且聚拢来的也只是寥寥数人。从最高处，我们鸟瞰了所有尚存的公共建筑。其中主要的有贡院、官文总督的衙门、本城长官的衙门，以及一座壮丽的宝塔。我们脚下有一队兵丁扎着帐篷宿营，此刻正在操练。

总而言之，武昌的军容，比我在中国所见过的任何一处都要齐整，规模也更大。

城墙以外，地势起伏不平；无数湖泊在夕阳的余晖下闪闪发光，那一轮红日在西方几乎已触到平原齐平的地平线，提醒我们，要赶回江岸，再渡过宽阔的大江，回到泊在汉口帆船丛中我们那忠实的船上，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十二日。我们如今已在汉口待了六天；可是自从离开上海，已经过去五个星期了，我们开始料想朋友们会为我们有些担心。我们深知中国人的脑袋编造无稽之谈是何等丰富多产，也深知英国公众是何等乐于轻信，因此我们责无旁贷，须得不作不必要的耽搁，立即踏上归程。再说，要继续溯江而上，也没有什么站得住的理由。汉口是条约准许我们开埠的最远一处，除了为考察起见，我们并无任何公务上的理由再把航程延长下去。

在英国海军事业的史册上，女王陛下的巡航舰还从来没有一艘在江河上探航过这么多英里的路程；如今我们要让这艘好船掉转船头，把船尾而不是船首迎向她曾那样勇敢地顶着上溯的急流，心中实在万分不舍。我们一度满怀希望，指望能到达洞庭湖——那是中国最大的一片水面，离我们已不到一百英里；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一艘吃水十六英尺的船大概至多也只能上溯到那里为止；再往上便是夔州的险滩，这道障碍究竟是何情形，我们至今还不确知，不过从传到我们耳中的一些含糊的说法看来，吃水浅、马力足的内河轮船，也并非不可能驶上去。

在我们停留的整个期间，百姓一直不停地聚集在船的对面，盯着船看；毫无疑问，多年以后，当轮船在扬子江上航行，就像今天在密西西比河上那样自由往来之时，老人们会对他们那些惊奇不已的儿孙——这些儿孙多半是烧锅炉的司炉——讲述这样一段往事：他们记得那一天，外国的船只，当时被认为是受着妖魔的驱使，突然第一次出现在汉口那些如今已然绝迹、从前唤作帆船的船只中间，停留了一个星期，又同样突然地消失不见了；而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直到蛮夷再次来到汉口，在它的江岸上建起一座壮丽的城市之前，一般人都以为那一回的幻影乃是神鬼之事。

我们赶到黄州上游的「窄口」时，天色尚早，还来得及为明天的通过设下浮标，但我们失望地发现，自我们上回经过这里以来，江水已落了五英尺，而且还在迅速消退。由此可见，我们上行途中所得到的消息，说江水已落到最低点，是全然不实、大谬不然的。

十三日。整天都在黄州下游不远处一道沙洲上徒然寻找航道。事情开始显得严重起来；每多耽搁一刻，我们越过前方那几道沙洲的机会便更渺茫一分。「鸽子号」与「李号」不知疲倦地奋力寻找水道。我们当中有几位便上了一处沙滩去追猎野雁，聊以自慰，居然运气不错，打到了三只。

十四日。「鸽子号」搁浅，我们那些找水道的人完全束手无策。心情郁闷的人对前途作了种种最令人沮丧的揣测，在扬子江上过冬的情景相当逼真地浮现在想象之中。为了试探一下，万一真有这种情形，附近一带能提供些什么，我们分成几伙上岸，四处打猎探察。我们发现一片广阔的平原，从江岸上一带村落和田地一直伸展到远方隐约可见树木的蔚蓝天边。

这片平原夏天是一片湖，我们一直走到还有一些湖水残留的地方。平原上贯穿着一条不过是泥沟的小河，它是一条名叫巴河的小溪的支流，巴河就在此处注入扬子江。短短的青草是成群野雁的牧场，这些野雁根本无法接近。鹳、鹤、鹭以及种种庞大的水禽在草地上昂首阔步；那草啃得极短，连一只老鼠也藏不住身，它们在远处的薄霭中显得硕大无朋，宛如鸵鸟。模样丑怪的猪，还有孩童骑着的水牛，与这些鸟儿分享着这片牧场。

这些水禽中有许多种是我从未见过的。除了野鸭，还有好多种鸊鷉，这些鸟对鸟类学家比对猎人更有意思。小水鸭和赤颈鸭数量极多，我毫不费力就打到了四对；可是没有猎犬，事后要把它们从水里捞出来，就不是那么惬意的消遣了。幸而我发现这里的乡民和别处一样，乐于效劳；有一个人索性把农活完全丢在一边，专心致志地替我泅水去捞鸟，或是奋力扑进黏稠的烂泥里，每回都脱光了衣服下去干。

我们在田间跋涉时，常有人邀我们喝口热茶解乏；做工的人总是把茶烧得滚热，备着在午间劳作时提神。几份火药，或是一打火柴，比成把的铜钱更受欢迎；尤其是火柴，大家传来传去，当作烟火之术的奇迹珍藏起来。在许多场合，乡民谢绝任何钱财的酬谢，只肯从我们手里接受这些新奇的玩意儿。

与此同时，额尔金勋爵去看了巴河镇，据他说，那是一个紧凑的小镇，用红砂岩建得很坚实。我正忙着博取乡民的好感之时，忽然看见「暴怒号」的桅顶升起了召回的信号，我赶回船上，恰好来得及参与冲越一道十四英尺沙洲的那番紧张场面。

所能找到的最深的水道，比我们的吃水还浅十八英寸。然而，既然唯一的别的办法是困在原地不动，奥斯本上校便认为有理由让这艘老船往上冲，而且必须承认，她越过这道「栏杆」时的姿态实在漂亮。有一刻她向一侧倾斜得很厉害，我们都拿不准江底是否够软、水流是否够急，能把她带过去。等到终于在这道可怕障碍的那一边、在深水中抛下锚时，我们的满意真是非同小可。

十五日。昨夜的希望，竟和这条最靠不住的江河的河床一样虚幻多变。我们刚刚为方才的成功互相道贺，「李号」便在十英寻深的水中撞上了一座尖突的礁石，停住了，还开始在上面优雅地打起旋来，仿佛存心嘲弄我们的绝望。她那位热心的管带琼斯中尉忙着抛出缆索和锚链，一会儿倒车，一会儿进车，船身摇来晃去，蹦蹦跳跳，最后只得减轻她的载重；而我们这些人，对于炮艇遇险时要用的种种手段，如今早已司空见惯，便又趁这番耽搁上岸，去探察我们上行时注意到的几处颇有意思的采石场。

此处有一列陡峭的石灰岩崖壁，高一千六百到两千英尺，俯临江上；崖脚下是石灰窑村，居民大多是采石工，村子坐落得颇为入画，而崖壁粗粝的山面则因人们长年累月的开凿，被刻出深深的沟痕，掏出一个个凹洞。石灰石是用鹤嘴锄和冷錾从山坡上凿下来的，爆破的方法似乎还无人知晓。石灰窑都建在山脚下。所用的燃料是煤，主要从兴国一带运来，在此地的价钱是每吨十八先令。煤在窑炉里与红黏土混在一起烧。这种黏土烧过之后用作建筑材料，与未烧的砖坯一同砌在厚厚的石灰层里。镇上所有的房屋都是这样建成的。起初把黏土掺在煤里究竟有什么用意，我并不明白。作为炉渣，它似乎倒是一种方便的建筑材料。

生石灰堆放在巨大的柳条架子里，架子高三四十英尺，顶上盖着茅草，看上去活像一只只倒扣过来的大筐子，形状是一个倒置的截头圆锥。生石灰按每吨十八先令的价钱出售，熟石灰则用作肥料。

看来这些采石场是任人开采的，任何人只要向一个从官府承包采石场的公司缴纳六个月一千文铜钱、约合四先令的租钱，便可买得开采的权利。

这个公司向官府缴纳的总数是多少，我们没能打听出来，每年出产的石灰有多少，我们也得不到任何确切的消息。给我们提供消息的人说的是一种极其难懂的土话，使得要对这件事有任何确切的了解，比平常更加困难。不过他们倒告诉了我们一个消息，这消息可一点也不叫人鼓舞，那就是：江水很可能还要再落几英尺，因为「李号」眼下搁在上面的那块礁石，到枯水时是清清楚楚露出水面的。

我们登上山去，到了高出江面七八百英尺的地方，饱览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色。繁荣的黄石港镇，与附近那些残破的城池形成令人欣慰的对照，在数英里之外的阳光下安然静卧——宽阔湛蓝的湖泊和青草如茵的平原向北伸展，直到迷蒙远方的一道紫色山脉；而在我们身后，是林木葱茏的山谷和荒野崎岖的群山，山脚伸入大江之中，从那黄浊的江水里陡然耸起嶙峋的峭岩。我们下到一处山谷，那里山坡上有些挖掘出来的洞口，边缘发黑，看来有煤可采。我们钻进去的那几个坑都不深。当地人说，这些坑已有五十年没人开采了，不过在那以前，是曾从里面挖过煤的。

回到船上，我们欣喜地发现「李号」已脱离了险境，不过船底并非毫无损伤；尽管如此，我们仍大有理由庆幸，发现这块礁石的是她，而不是「暴怒号」。以那艘出色的老船更深的吃水和更大的冲力，倘若撞上了它，十之八九会在这场外交探险的事业中过早地结束了她的一生。

在我们下游几英里处，有一座引人注目的陡崖突入江中，名叫鸡头，意即公鸡的头。「鸽子号」刚刚在这块巨岩下测量水深回来，报告说水深三十三英寻。

四十弃舰东归与南京访太平军

探访一湖——一个读书的农夫——冲越沙洲——曲折难行的航道——猎获颇丰——我们弃了「暴怒号」——圣诞节——挤居「李号」——驶近安庆——威妥玛先生往访太平军——他的报告——抵达芜湖——太平军的一封来信——我们在南京登岸——拜访一位太平军首领——会谈纪要——我们同那位李姓首领的会晤——实情究竟如何——太平军的风纪——守城兵力——太平军的神学。

十二月十六日。这一天的航程带我们穿过了半壁山一带的峡谷，这无疑是全江最佳的一段风景。一条小河自南面汇入扬子江，分隔着湖北与江西。据说湖北最好的茶，就出在这条河边一个叫通山的地方。煤与棉花是这一带最重要的两宗物产。

下行的航程在航道上遇到的难处，比我们上行时多得多。那时我们就屡屡搁浅；如今水位又低了五英尺，湍急的水流还把我们朝着一处处未知的险地冲去。我不禁强烈地想起当年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的种种情形，可是那条壮丽大河上的沙洲，比起扬子江的浅滩与礁石来，实在算不得什么。

十七日。炮艇整日忙着在红崖沙洲寻找可以越过的水道。这道沙洲在我们上行时已是一大障碍，如今看来竟是毫无指望了。这接连不断的耽搁，除了心疼船底之外，我们实在不觉得有什么可惋惜的，因为它们给了我们绝好的机会，去结识乡间的百姓，领略这片土地的大致面貌。

我们从船上出发，穿过平原走了两三英里，来到一片辽阔的湖边。湖岸从镜子般平滑的水面缓缓隆起，起伏如波。林木葱郁的岬角向湖心伸出一半，围成一个个深湾，湾里农舍错落，泊着船只，山坡上是层层的棉田。

各色水鸟在这片浩渺水面的边缘嬉水扑翅——说它浩渺，是因为站在任何一处都望不见它的全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平原，灌溉着草地，草地上放牧着牛羊。有时大江本身也会漫溢到这片沃野上来。据人告诉我们，自一八四九年以来还不曾遭过这样的灾；那一年损失极其惨重，绵延数英里的耕地被五六英尺厚的泥沙覆盖。我们看见许多不毛之地，人们在那里挖下坑去，要掘出被这样掩埋掉的肥沃壤土。

在一个小村里，额尔金勋爵注意到一户农舍门上悬着一块匾额。请人一解说，原来是一则告示，大意是说：现住此屋的这一家，有一人考取了很高的功名，虽是农夫之子，却已做到了一个颇为显要的官阶。如今住在这间简陋屋子里的是他的兄弟，也是一个好读书、有文墨之志的人；他虽然只有三英亩田地，却花了一百零八两银子捐了一个功名，可惜此后每次应试都名落孙山，以至落到了一个颇为难堪的境地：只好熬到六十岁，那时便有资格照例得一个恩赏的出身。农舍后面有一架构造奇特的榨具，里面装满了棉籽，用一根巨大的横梁去撞击它，那横梁摆荡起来就像一架投石机；据人告诉我们，这样榨出的油是用来烹饪的。

各路探访的人马，不论往哪个方向漫游，都受到乡民们一样的客气相待；他们的屋子，我们从来都是毫不迟疑地走进去的。这一天对我们来说值得纪念，因为正是我们初次登上「暴怒号」的周年。在那条船上住了一年，已足以使我们对这个水上的家生出眷恋，尽管我们已经开始疑心，一场依依不舍而又有些仓促的告别就在眼前了。

十八日。这一天唯一的事情，是奥斯本舰长下定了决心，明天要冲越沙洲。

十九日。「巡弋号」吃水比十四英尺少几英寸，一擦未擦就过去了。我们吃水还要深十八英寸，心里有数会是什么结果，便开足马力冲了上去。看着这条老船在这场越野赛马般的差事里被驾驭得何等英勇，她自己又表现得何等出色，真是一件赏心乐事：她逼近一道道「栅栏」时，收拢得何等漂亮，对缰绳最轻微的一触又何等驯顺。舰长站在一侧的明轮罩上，航海长站在另一侧，舵轮上四个人，有人守着三角帆升降索和后纵帆的拉出索，有人守着船首船尾的锚，轮机员在机舱里严阵以待；然后，趁着一股回旋的潮水，「全速前进！」我们朝着停泊在右舷一侧浅滩上的那条二号舢板直冲过去，那架势足以叫艇上那位年轻绅士以为我们存心要他的命；接着奇迹般地擦着他掠过，又以八分之一英寸之差避开左舷一侧的一只浮标，然后眨眼之间放出后纵帆，降下三角帆。可是全无用处：船完全听从驾驭，我们把航道守得分毫不差；只可惜，要叫吃水十五英尺的船浮在十四英尺深的水里，就连「暴怒号」也力所不能。只听一阵刮擦，船身一歪；明轮空自打转；「停车！」的命令无可奈何地下达了，接着便是紧锣密鼓地往四面八方抛缆索、放锚链、下锚的一番功夫。靠着巧妙地让船身横对水流，她被变成了一架挖泥机，在十二个多钟头里，我们一步步在泥里拖行，每当船的位置有了变化、需要挪锚时，便挪一次锚。

十九日。今晨四点钟，当我们人人都已对自己可能的命运漠不关心之时，这条好船已被水流冲着穿过了泥滩，就锚泊在紧挨沙洲的下游。天亮时，我们发现处境几乎没有什么改善：船头朝着上游泊着，所在的水道窄得看来无法掉头，而要船尾朝前、顺着前方曲曲折折的水道找路下去，也同样困难。这番调度最后办得极其巧妙：竟把船尾直接抵上了岸，险些压着几个站在水边瞪眼观望的中国人的脚趾；随后水流与三角帆合力把船头转了过来，我们又一次得意洋洋地顺着这条大江的浑浊江水疾驶而下。

经过龙坪时，我们看见一支官军的营帐、若干艘战船，还有一些兵丁似乎正在行军。我们由此推断，太平军就在附近。

天黑前不久，「鸽子号」迎了上来，带给我们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前方一道沙洲上所能找到的最深的水只有十一英尺。此话若是确实，乘「暴怒号」出海的念头便彻底化为泡影了。不过我们仍然往好处指望，当夜在九江城稍下游处下锚。

二十日与二十一日。「李号」与「鸽子号」出去寻找水道的时候，我们照例从事一项不那么要紧、却更有趣的消遣。我们在大江与鄱阳湖之间那片迷人的乡野里一走就是好几英里。我们四面八方地探访那些山丘：山上长着矮小的橡树和松树，种着棉花、亚麻和各样谷物；居民淳朴，他们舒适的房屋掩映在幽僻山谷的深处，这些地方不受水淹，所以房屋比平原上的造得更坚实。山间环抱着一个个秀美的湖泊，而其中最辽阔、最负盛名的鄱阳湖，远远横卧在南方，宛如一片大海，天边一线银光。我们在这些林子里打到许多野鸡，那是羽毛华美绚烂的漂亮鸟儿；又在湖边打到野鸭和沙锥；我们一行中有一位运气好，一天猎罢，竟带回了一头好狍子。

二十二日。今天猎获颇丰，可是回到船上时听到的消息令人沮丧，这点收获也不足以安慰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水道；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令人沮丧的决定——放弃「暴怒号」和「巡弋号」，改乘「鸽子号」和「李号」前往上海。

二十三日。这一天都用来向过去一年的同船伙伴们表示慰问，因为他们眼前的前景十分黯淡，得在中国腹地过冬了——看来开春以前江水是没有上涨的指望的。这是长吁短叹、忙乱纷扰的一天：一年间积攒下来的家当，要急急忙忙挪进一艘炮艇那点有限的地方；许多东西只好绝望地丢弃；又要打包，又要压缩，其间免不了打碎东西，免不了连声惊呼；最后是一场强作欢颜的聚会，一直闹到深夜，大家唱起为此情此景即兴编成的伤感歌曲，最后一次追忆那些有趣的、惊险的往事。

我们都心情沉重地上床安歇，以为这是在「暴怒号」上的最后一夜了。

二十四日。今晨天也在陪我们落泪。奥斯本舰长那样不知疲倦地尽力，立下那样辉煌的功绩，我们却要把他撇下，抛弃这个旧家和家中所有和善友好的伙伴，几乎显得有些不够意思；可是势在必行，于是我们只好听凭命运无情的安排，把「李号」在她的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布置得尽量舒适。一切就绪之后，额尔金勋爵向奥斯本舰长以及「暴怒号」的全体军官和水兵说了几句激动人心的话，表达他此刻不得不与他们分别的惋惜之情；我们在海军伙伴们声声的良好祝愿中分了手——在船上长住的日子里，我们同他们每一个人都相处得亲密无间、情谊融洽。额尔金勋爵在致外交大臣的公函中提到此事时说：「就私人情分而言，我离开『暴怒号』时十分惋惜。一年多来，我一直以她为家，在这整段时间里，凡是在我看来为公务利益计值得一试的事，我从没有一次听人说过，『暴怒号』要去什么地方或做什么事是有困难的。」接着是最后的礼炮，然后双方互相欢呼，直到彼此再也听不见为止，这叫北岸一队官军大为惊愕，他们当时似乎正在操练火绳枪。

二十五日。我们的圣诞节过得凄凄惨惨，愁云惨雾。尽管殷勤备至的主人琼斯上尉（今已升任中校）做了可嘉的努力，大家还是没法怎么快活起来。一阵雨夹雪横扫过我们这条小船毫无遮蔽的甲板，我们只要一出舱，便成了两栖动物。不幸的是，待在舱里的那个选择也好不了多少。我的读者之中，除了当时在场的那一行人，大概没有一位知道在一艘炮艇的舱里做十二名头等乘客之一是什么滋味。琼斯先生首先碰上了怎样安顿这一群蛮夷入侵者的难题，便把客人们打算怎样睡法画了一幅详图。每人所占的长度比他的身高少一英寸；一行中最矮小的那位被安置在一个书架上，恰好顶替了书架上平日摆着的那些消遣读物，顶替得妙不可言。两个人睡在吊铺上，吊铺就挂在舱里唯一的那张桌子上方；另外两个人占据了那张唯一的桌子；还有两个人直挺挺地躺在桌子底下，把这件家具当作四柱大床来用。我们不是全都在睡觉的时候，便有几个在洗漱穿衣，其余的人则在甲板上淋着雨等着轮到自己。等所有人都梳洗完毕，便开始吃饭；饭吃完了，板烟的烟雾便弥漫在空气里，直到上床的时候，于是我们又像桶里的鲱鱼一样一个挨一个地塞了进去。

这样既有益又合群地过了八天八夜之后，我们已不难体会这一类船只的好处了，它们实在为英国海军增光。额尔金勋爵在上面提到的那份公函里说：「我以为这些有用的船只（炮艇）并非总能得到充分的赏识，因此请容我提请诸位阁下注意这样一件事实：『李号』拖着一条帆船走了一段路，最后把它弃了，就这样把整个使团，连仆役在内，安然从九江送到上海，路程约四百六十英里，航道错综复杂，所经之地对我们又是态度难测。天雨不止，我们挤得也颇为紧；可是琼斯上尉的殷勤照料，使我们得以忍受这些微不足道的不便。」（原注：见蓝皮书第四百四十六页。）可怜的小「李号」！凡有差事要办，她总是勇敢地尽她那一份力；到了最后关头，她也没有辱没至今仍在她桅顶飘扬的那面旗帜。她在日本沿海熬过了一场台风，冒着南京炮台的交叉火力闯了过去，又逃过了扬子江上的种种凶险，最后却把骸骨留在了白河的泥滩上：她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支离破碎，那一小批船员中有十七人死伤在甲板上，她就在她那位英勇指挥官的脚下沉没了。

当夜我们在望得见安庆炮台的地方下锚。

二十六日。这一天前半天的经过，我最好从蓝皮书中引几行额尔金勋爵的公函和威妥玛先生的报告来说明。

勋爵阁下说：「经过安庆时该取什么方针，是一件须加斟酌的事，这我已经提过。我们上行抵达那里时曾遭炮击；而航道的形势又使我们在回程中不得不紧贴城墙底下驶过，城上用抬枪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我们的甲板扫个精光。先前经过时遭到攻击，炮艇还有两艘大船作伴；这回下行抵达城前时，它们却是孤零零的，无人接应。此外，要紧的不但是确保我们自己平安通过，还要确保日后不时派上来同『暴怒号』和『巡弋号』联络的其他船只平安通过。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认为有必要对太平军当局拿出相当强硬的口气。

「于是，十二月二十六日一早，威妥玛先生便被派上岸去传达一个口信，口信的内容以及令人满意的结果，都记在他的报告里。拿两艘小炮艇去威吓要攻取一座有城墙、有守军的大城，在别处也许有失风度，但在中国，这却正是该做的事。」

以下便是威妥玛先生关于他往安庆太平军处执行使命的结果所作的报告：

「十二月二十六日傍晚，炮艇驶近安庆之时，我奉额尔金伯爵阁下之命，乘『鸽子号』前去同那支曾在我方舰队上行途中向其开炮的叛军守军交涉。夜色来得极其突然，我们在黑暗中一路驶去，发觉离城墙只剩几百码了。我们觉得自己已被人看见。城墙上处处可见灯火，前方似有帆船正横越航道。自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们同守军互相开火以来，还不曾有机会探明他们的态度，所以我认为在看不清路数的情况下去执行使命并不明智，于是回到了『李号』。次日上午约八点钟，『阿克泰翁号』的布洛克上尉来接我。天下着大雨，小艇驶近城时，岸上的红伞越来越多。打伞的人穿着花哨的蓝红两色衣服，这使太平军的队伍显得颇为好看。有人挥动着一面大红旗，大概是为我们指引方向；不过我们的去向本来就是朝着红旗所指的那一点，也就是这处有城墙的阵地的上游一角，即西南角。在这一角的前面，有一道几码宽的简陋拒马护着斜坡；里面的炮台是用一种黄色石块筑的，这种石料看来易于加工，炮台修得颇为整齐。人群中有三四个人走出来迎接我们。其中一个差不多还是个孩子，扛着一面大红旗，旗杆照例是一根长矛杆；可是除此之外，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手里有武器的迹象，除了炮眼里几门寒碜不堪的炮，也没有什么像是敌对戒备的样子。其中一人告诉我，首领们都是广东人，我便要求同一位首领说话，于是从聚集在一座城门下的人群中走出一个年轻人来；从小艇泊处上岸的小路，正是穿过这座城门的。我发现他是广西人，不过广东话说得很好。他后来自称是第三把手。我对他说，我奉命前来查问：守军为何无端向溯江而上的女王陛下的船只开炮。那首领说，这是一个误会，是守军中一些外省人无知所致，不是广东人或广西人。等到两广的人知道此事时，船只已驶过城一段路了。他们这才认出了英国旗（『大英旗』）。这种事以后绝不会再有了。我劝他务必小心。我们无意同任何不来干犯我们的人起衅，我特地被派来，正是因为英国公使不愿无故伤人性命；但我们的船只还要上上下下，也许下个月，也许再下个月；我们虽然无意在眼下正打着的这场内战中偏袒任何一方，可若有人攻击我们，我们就要像在南京那样予以回击——在那里，守军在我们经过时向我们开炮，我们因此摧毁了他们的炮台。

「『哦，是的，』那首领说，『南京的事，我们已经听说了。』接着又用比先前更加赔罪的言辞，为他手下人的过失再三致歉。他说他们要送些牛和别的食物给我们的大人。这我当然谢绝了。他也像另外一两个人那样，邀我上岸去拜访他们的主将，一个广东人。这我也谢绝了，说我奉派前来，只为传达我已说过的那个口信；接着我又把口信重述了一遍，还补充说，他们想必明白，倘若我们被激怒了，要把他们一扫而光是何等容易的事。对此他表示同意，那副心服的神气，跟我提到南京时一模一样。我撑船离岸时，他用了广东人常用的道别话：『好行！』『好彩！』等等。

「总的说来，这里的人群在我看来比芜湖的叛军境况要好些，气色健康些，穿得也体面些。不过其中有一个人却大为不然，他挤到前面来，用广东洋泾浜英语同我说话。他主动告诉我他是从黄埔来的；除了懂得我们的语言之外，他身上还带着别的印记，表明他受过我们的熏染。他的模样，一望便知是个吸鸦片的苦力，我毫不怀疑他正是如此。大多数人在我看来都是往后退着的，只有少数人走到小艇旁边来。」（原注：见蓝皮书第四百四十八页。）

我们安然无事地驶过太平军的炮台，走了很长一天的路程，当夜在铜陵下锚。

二十七日。我们刚好赶在天黑之前，在芜湖追上了「报复号」。巴克舰长好意把他的舱房让给使团使用；可是我们丝毫不觉得拥挤，天冷之中还很享受彼此身上的热气，所以仍旧占着「李号」的舱房。

巴克舰长到芜湖之后，收到了一封致歉的信，说的是我们上行途中在太平府附近发生的那件事。这封信大概本是写给额尔金勋爵的，内容如下：「前者贵大人光临敝处，敝处中关（或称关卡）有无知之辈误行开炮，我天王洪秀全已将此等无知匪徒尽行斩首。因贵船仍在行驶，洪秀全未能追及致歉，故饬令我等弟辈代为传谕；惟贵船继续前行，我等未能赶上，且有妖船（指官军）亦在阻路，是以暂且只将此事禀报天王，并在此等候贵船回转，以便亲身拜谒，当面领受钧命，再行禀报天王。兹特先遣一人前来恭迎大人。」

二十八日。这一天我们颇为焦虑，因为不能确定「报复号」能否越过太平府下游的那道沙洲；所幸她过去了，龙骨下还剩一英寸。

二十九日。约莫正午时分抵达南京。上面所引那封信的口气极尽谦卑，额尔金勋爵认为这为同南京的太平军进一步往来开了门路。于是他派威妥玛、李泰国、伟烈亚力诸位先生和我上岸去拜访当局，顺便打听消息。

我们在南岸登陆，地点正是我们上行时开火最为顽强的一座炮台。此刻一片寂静；我们对那支勇敢的守军对我们作何态度所知甚少，踏上岸时不免有几分踌躇。不一会儿，几个衣衫褴褛的兵丁从一座门洞里走了出来，他们对我们的尊容，看来就跟我们对他们的尊容一样不敢恭维。不过我们的目的是进城，这时才发现离城郊最近的地方也至少有一英里远。我们决定前往，便冒着无情的暴风雪，徒步穿过一片泥泞的平地。我们拉了一个男孩来当向导，他领着我们穿过几条窄巷，来到一处简陋的官署，这一带驻军的统领就在这里设营。我们同这位先生上一回的交往，采取的是一颗炮弹的形式，此后也不曾正式互致过什么友好的情意，所以对于他的四个旧日仇敌这样不拘礼节地登门，他会作何看法，我们心里颇有些没底。我们很快发现，他的打算是用客气话拖住我们，派人去请示。这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又看见他院子里拴着四匹很不错的小马，是他的几个部下的，便决定把它们征用了，径自进城。我们飞快地解开缰绳翻身上马，他见一切劝阻都无济于事——我们这才知道他的军阶是一位将军——便给我们派了一名向导；不多久，一名信差飞马从我们身旁驰过，想必是去向城内当局通报我们到来的消息。

我们绕着城墙走了六英里有余，才找到预定让我们进城的那座城门。途中经过从前瓷塔所在之处，可是这座一度名闻遐迩的古迹，连一块残片也没有留下来标示它的旧址了。

我们从一座装着闸门的厚重城门进了城，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走了一英里多，才到了一位姓李的太平军首领的府第。这位大员在门口迎接我们，把我们引进他的议事厅。他在这里戴上一顶绣得极其繁复的冠帽——那帽子像是主教的法冠和小丑的尖帽合在一起——然后在他那把官座上坐下，一本正经地等着我们陈述来意。这位高官的服饰跟他在芜湖的那位同僚有些相像：一件黄袍从脖子一直垂到脚跟。他全身服饰中带点装饰的只有鞋子和帽子：鞋子花样极其鲜艳；帽子上满是龙，据伟烈亚力先生说，是仿照明朝的官帽做的。

谈话是在这位李首领与威妥玛先生之间进行的，所以我就用这位先生自己的话来转述当时的经过：「我们说明了来意：通知守军，他们送到芜湖的那份解释，说明他们向女王陛下的船只开炮系出误会，我们已经收到了；又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已有船只在上游，今后大概还会有别的船只来来往往，倘若加以干扰，我们便不得不像上次那样予以回击。李首领言辞中带着歉意，却并不卑屈。他似乎更急于从宗教方面来笼络我们，一再申说我们同为基督徒，是一家的兄弟；不过说得勉强，既不动人，也无热忱。他说洪秀全仍是太平王，并不像我们所听说的那样已由他的儿子继位。

「我们问起东王，早就有传闻说他已在一场内讧中被杀。这是一个令他为难的问题；但他迟疑片刻之后回答说，杨已经升天了；我们再问，他便说杨的爵位与职权已由他的儿子承袭。他自己统率的兵力，他说有几十万。他本人是江南的总督，后来我们又听说，他还是南京城中执掌政务的最高首脑。他自称是第三等的官员或爵位，高高的帽子上有『益天福』三字的徽号。最后一个字似乎标明他的爵级，虽然这个字本义是福气或福祉。前两个字的意思是『有益于天』。我们向他要他手头可能有的新书，可是他拿得出的寥寥几本，几乎全跟一八五三年文翰爵士从南京带回来的那些相同。其中有一本是来年的历书，杨在上面仍然列为东王。李首领答应我们，如果肯留宿一夜，还可以多给我们一些书；那样我们也就可以去参观天朝的朝廷了。我们早已请求准许我们前去参观，可是李首领表示，除非奉召，他自己也不能前往觐见。他的随从中有一个人，模样聪明，颇像个和尚，看到我们对书那样急切，似乎觉得相当好笑。他和其余在场的中国人——人数并不很多——也像在芜湖时一样毫无拘束地挤了进来，随意就座。

「我们要求看看他们礼拜的地方；可是尽管其中一人起先似乎说不远处就有一座，李首领却插话说，弟兄们每天在自己家中礼拜，到了安息日便在天王府中的『犹太』殿（是否指犹太人的？）聚会。这引出了一些关于他们一周中各日的询问，可是我们终究没能弄清他们守的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一天还是第七天，因为对于我们当时同他们一起度过的这个星期三究竟该算一周中的哪一天，他们彼此之间的说法显然就不一致。一路长途骑行耗去了大半天，我们在李首领那里只能待上一刻钟。临走之前，我们又提起了我们船只的问题。他请求我们，如果要从此经过，务必先通知守军，那样便不会有冲突的可能。我们依照所奉的指示，告诉他会为此采取措施，然后谢绝了茶点，告辞出来。」

我们决意不再绕城墙走，而要穿城回到江边，所以尽管对方照例对我们这种自行其是的举动提出劝阻，我们还是朝着想去的方向步行出发了，因为向导是靠不住的；可是我们自己带路，结果彻底迷了路，最后又回到了衙门，李首领见我们执拗，便吩咐一个军阶不高、面相和善的人领我们到江边的城门去。这时天已昏黑，而我们前面还有五六英里的路要走。夜色浓重，雨雪交加，在那段漫长而凄苦的跋涉中，我们同这位向导混得相当熟了。起初，当他的同伴还在听得见的地方时，他一口咬定太平军的给养十分充足，说的是官话；可是后来，我们在南京城墙之内那片林木茂密、宛如园林的郊野上独自行走时，他却改说起广东话来，悄悄向我们吐露了截然不同的实情。他说，太平军的给养已经窘迫到了极点；我们在墙上看到的李首领的告示，号召百姓捐输，也证实了他的说法。

我们的向导还问威妥玛先生，能不能带他上一条英国船逃走。人家告诉他这是办不到的，他便表示想做鸦片或小型军火的买卖。他自己吸鸦片，据他说，南京有三分之一的人也吸；不过不是公开吸，因为法律禁止沉溺此物，也不许公开售卖。他说，南京城里人虽不多，太平军在外却有四支大军：一支在两广，一支在福建，一支在浙江，一支在安徽；最后一支人数极多。他说起官军时，不像太平军通常故意称呼的那样叫他们妖魔鬼怪，而是称为官兵。他说，太平军一进攻，官兵总是逃跑；可是他也承认，太平军遭到攻击时同样逃跑，所以这场仗大概还有得打。他还告诉我们，一夫多妻是如今的通例。天王有三百个妻子，他自己也承认最近分到了一个很俊俏的新娘。掳来的妇女都分配给兵士；我们走过街上时，也看见过一些模样讨人喜欢的女子面孔。

掳来的男子则被强拉入伍，上阵时绑在一起，放在最前列。

我们的向导所知道的唯一一种祷告，是饭前念的一段简短的谢饭祷词，他念了一遍给我们听。有时他们跪下来，由教师领着祷告，可是他们从来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我们的船只上行时开炮，打死了他们三名军官、二十名兵士。

南京城完全由太平军占据。我们没有看见一家店铺，也没有一个人在做买卖。许多街道空无一人，房屋无人居住。城墙之内有一大片地方从来不曾建过房屋，而那些衙门和公共建筑至今犹存，见证着它往日的壮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鼓楼，我们就从它下面经过。

太平军守城兵力目前估计在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之间；围城的官军则估计有其一倍。官军唯一的指望似乎是把太平军困死饿死，为此他们堵住了陆路三面的一切通道，只留下临江的一面；而太平军在扬子江两岸都筑了炮台，把这一面守住了，从而仍可随意出入。从前通城的十三座城门，现有六座开着，其余都已用砖封死。

权力的中枢显然就在城内，但有些情形使人怀疑洪秀全是否还在人世，虽然他的部众都说他仍然活着，诏旨也以他的名义、冠以「天王」的称号颁行。关于东西南北四位次一等的王已死，证据要齐全些。其中两位战死沙场，另外两位在南京开府，成了内讧的牺牲品。据说东王、西王、南王都已有了继承人，全是未成年的孩子。除了据传私下冒充天王的丞相秦某之外，驻城执掌政务的首脑似乎是四个人，姓陈、李、蒙、辛，他们都在城内设有衙署。翼王石达开据报正在江西以东的福建统率大军。

另有正丞相二十四名，副丞相也是同样数目，分驻于太平军辖境的各处。大多数要职都由最初结盟起事的那批人担任，其中多数是广东人或广西人。

由此可见，我们同太平军的往来虽然比迄今任何外国人都要广泛，其性质却不足以使我们获知他们宗教教义的任何详细情形。伟烈亚力先生多年来一直关切地注视着这场叛乱的进展，他认为，起事后不久便开始显露的那些宗教上的怪诞之处，如今已变得如此突出，以致有使基督教的根本真理湮没无存之虞。他们似乎一心要坚持他们的首领洪秀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他尊奉到神的地位，位列第三，一切信奉耶稣的人都是他的弟辈。伟烈亚力先生认为，他们当中是否有很多人真正相信洪秀全负有天命，是大可怀疑的；而且恐怕对于他们所宣称的教义中那些较好的部分，同样普遍存在着怀疑。捣毁庙宇和偶像仍是他们坚持的主张，这从满街散落的神像碎片就可以看出；墙上还张贴着告示，敦促人们铲除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不过这并不波及祠堂，祠堂普遍受到尊重，可见在祠堂里的祭拜跟他们所宣称的信仰是相合的。

他们宗教的教义，就其在公开文告中所阐述的而言，似乎是犹太政制、基督教神学与中国哲学的一场离奇的大杂烩。据我们观察所验证，其结果与如此不伦不类的一种混合物所能料想的大致不差。我们发现，太平军打起仗来像犹太人，过起日子来像最糟糕的那一类自命的基督徒，而信起教来呢——像中国人！

四十一辞别中国

从商务着眼看扬子江——我们抵埠所引起的轰动——「暴怒号」忽然出现——密谕——与钦差大臣往复照会——广州事务——往来照会的结果——《京报》所刊上谕——离开上海——广州附近的武装巡行——远征花县——海南之行——别了，中国——抵达马耳他。

额尔金勋爵急于赶上邮班抵达上海，我们便乘「李号」先行，留下「鸽子号」引领「报复号」穿过较为曲折的航道。从九江到上海江口，我们只走了一个星期。想到这正是一年里水最枯的时节，而我们的炮艇吃水又有八英尺，便不得不承认中国这条大江于航运之用实在大有可为。然而，一旦专为此用而造的轮船开始在这条内地交通的大动脉上往来，它们便会发觉：成败所系，不在水深，而在它们所要应付的竞争是何等性质。倘若江上的拖轮拖驳船的运费，能比中国人在运河和内河上撑驳船更便宜，那么扬子江就会成为英国商务的通衢大道。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机器——无论用在轮船上还是纱厂里——都能胜过手工。在中国，一个人一天的工钱还不值一个法寻，人力同蒸汽动力相较，地位便高出许多。我们未能在任何程度上以机织的棉布取代中国手织的棉布；但愿无论如何，我们总能以轮船取代帆船。

凡是贵重货物，比如鸦片，毫无疑问，人们会宁用轮船而不用本地的水上运具；但至于茶叶以及较为粗重的货物，问题就难说得多了。

倘若我们失败了，大概会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把原因归到政府的影响上去，以此自我宽慰。中国政府无疑有许多事要负责，但它不能、也并没有左右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理。额尔金勋爵在谈及我们在内地市场上的商业前景时，曾这样提到这种流行的错觉：「我总的印象是：这个勤劳、节俭而有节制的民族，在闲暇时刻、在农事间歇里织出的布匹，英国的制造商若想在本地市场上较大程度地取而代之，就非得竭尽全力不可。每逢买主宁取土布而不取洋布，便以为其中必有某个弄权的官员在施加影响，这是一种讨人喜欢、却贻害不浅的谬见。」〔注一〕（原注：见蓝皮书第四百四十八页。）倘若他宁取本地的河船而不取外国的河船，此言也同样适用。

与此同时，这个问题——倘若它算得上问题的话——在太平军被逐出他们沿扬子江两岸一百五十英里的据点之前，是无法解决的。我们不能指望中国政府准许我们同叛军通商。而且，这条江一旦向外国人的商业事业开放，也很难设计出一套办法，使一切往来都只限于那些对该国合法当局心存善意的人。

这样看来，我们对中国这条大江为期六周的探察，其结果就通航能力而论极为令人满意；就商业角度而论，只要一切政治上的困难得以消除，也还算差强人意。可惜的是，这些困难的性质，恰恰足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其余一切的便利。但愿如今会有一个机会——那是我们在中国办理外交期间未曾遇到的——来消除这些障碍，把这条壮丽的通衢向全世界的商人开放。

我们溯江驶到上海，在挤满江面的船只之间抛了锚，心中怀着一种愉快的自觉：我们正在引起一场轰动。六周之前，一支五艘船的小舰队离开了这个口岸；如今回来的，只是孤零零的一艘炮艇，主桅上飘着额尔金勋爵的旗帜。上海的公众完全摸不着头脑了。先前已有传言，说额尔金勋爵和使团其余人员都已被擒，押解北京，大多数船只都已沉没，只有「暴怒号」幸存下来，把这番遭遇带回。那本是意料中的事；可现在看来，额尔金勋爵回来了，却没有「暴怒号」。这就是一桩更加骇人、也更加反常的怪事了。我们在外滩登岸时，一群前来打听消息的人极其热诚地迎接我们；听说有两艘英国船要在中国腹地过冬，人人都大为满意。还有什么法子能比这更确定无疑地把这个国家打开呢？像奥斯本舰长和拜斯西舰长这样两位富于进取心的首领，连同他们手下的军官，在遥远的内地住上四五个月，还有什么探察的奇迹做不出来？可怜的人哪，他们会需要身心两方面的种种慰藉。于是，那即将带着补给返航的「鸽子号」，便装满了消遣读物和巴斯啤酒、羊毛袜子、四号鸟弹、甜味板烟、涉水长靴，以及这个好心肠的侨民社会所能捐出的一切奢侈品与必需品，好安慰他们度过那一段岁月——为了整个商务的利益，我们都虔诚地希望那段岁月能延续好几个月。

所以，我们到上海还不满一个星期，约莫半夜时分，奥斯本舰长本人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惊愕便可想而知了。原来，一场大雨之后江水骤涨，他趁此机会纵身一跃越过了沙洲，驾着我们那艘可靠的老船飞速驶下；第二天早晨，她那熟悉的身形就出现在领事馆的窗外不远。

钦差大臣们听说额尔金勋爵已从新近那番江上航行的艰险中平安归来，急忙前来道贺；我们发现他们在这次拜访中心情极为和悦。

大约此时，广州传来消息，由此引出一番往来照会，其事关系重大，不可不提。一队英国士兵在广州附近操练，出乎意料地遭到一大股勇丁的袭击；所幸未受重大损失，但他们还是被迫颇为仓促地退回城中。帝国政府正借它在上海的钦差大臣，表白着最为亲善、最为和解的情意，偏在此时发生这样肆意的敌对行为，是须得立即惩处的；于是便组织了一支远征队，去攻打离广州约七英里的小镇石井——那里以一大股团练的总部闻名。这次行动打得极有声势，也极为成功。我们只以四人受伤的代价，便摧毁了石井，驱走了勇丁，他们乱纷纷地四散奔逃；我们还缴获了一些私人文书，是朝廷所派专门组织团练以御夷人的那几位大员的，这些人俗称花县绅局。

与此同时，一份性质非同寻常的文件落到了巴夏礼先生手中，他随即转呈额尔金勋爵。它自称是朝廷秘密颁下的一道上谕，煽动勇丁采取敌对行动，所表明的政策又是如此卑劣而阴险，以致额尔金勋爵把它转给钦差大臣时附言说，阁下「对这份文书不置一评，诚心希望钦差大臣能向他保证：此文的作者把文中所宣示的那种暗含敌意的政策归之于皇帝，是毫无根据地滥用了圣上的名义」。钦差大臣们在复文中毫不犹豫地断言，事情确是如此。他们说：「至于来函所提及、并抄送一份给我们的那份文书，我们谨此极为确切地向阁下保证：我们一同审阅之后，毫不怀疑它是伪造的。

「钦差大臣段承实在军机处（这类文书即由此处拟定并发出）任职多年，自然有资格就此一点作出判断；他查看这份文书之后，已完全确信它是一篇伪作。」

尽管有此保证，额尔金勋爵对南方的事态仍极为不满，决意在照会中采取一种口吻，迫使钦差大臣们协助他纠正这一弊端；于是他重提并坚持他最初的要求：他们须奏请皇帝，将两广总督黄宗汉撤职，并解散那个绅士局——这个局名义上的职责是招募勇丁以保境安民、防御叛匪，实际上却是要骚扰我们对广州的占领。

读者当还记得，十月初钦差大臣们抵达上海时，额尔金勋爵曾提请他们注意广州事态之不能令人满意，并告知他们：在未得他们保证两广总督黄宗汉以及花县绅局的首脑一律撤职之前，他不肯与他们开议。

二位大人曾应允奏请皇帝，将上述诸人撤职，并答应把皇帝为允准他们所奏而可能颁下的上谕抄送一份给额尔金勋爵。

凭着这些保证，这位钦使便同钦差大臣们就种种事项开始谈判；这些事项为着确立和平、为着大不列颠与中国之间的友好谅解，是亟须作出最终了断的。

隔了三个月，我们回到上海，额尔金勋爵向钦差大臣们索取先前许诺给他的那道上谕的抄本，得到的却是这样一道上谕：非但没有将黄宗汉撤职、将花县绅局的首脑革退，反而告知钦差大臣们，皇帝在此事上不肯听从他们的意见。与此同时，广州又传来消息，说我们的军队遭到了射击。在这种情形之下，额尔金勋爵通知钦差大臣们，他已作出如下决定：

第一，「关于广州一事，不再与钦差大臣们作任何交涉，因为他们显然并未得到皇帝授予的足够权力来处置此事。」

第二，「敦促驻广州英军的陆海军统帅，令其部队在该省境内自由调动，并严惩任何胆敢骚扰他们的勇丁或其他人等。」

额尔金勋爵在照会的末尾说：「本大臣（或其继任者）前往北京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之时，将查明本大臣所指控的广州诸事究竟是否得到皇帝的认可，并将据此行事。」

这封照会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一份抄本以日行六百里的速度被递往北京；它还引得钦差大臣们作了回复，复文中确切保证黄宗汉和那个绅局都将被撤除，并以最为严厉的措辞斥责了勇丁的行径。额尔金勋爵离开中国之前，满意地收到了钦差大臣们的一件来文，内附上谕一道的抄本，把一向由黄宗汉掌管的钦差大臣关防，转交给开明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既然这道上谕是明言因额尔金勋爵上面所引的那番交涉而颁布的，那么他提及要前往北京一语，想必对圣心产生了强烈的作用，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

额尔金勋爵在返回英国途中，收到的最后一件来自中国的公文，是一份通知，说正是这道撤换黄宗汉、斥密谕为伪作的上谕，已作为中国政府的主动之举，刊布在《京报》上了。其文如下：

上谕

「本日据桂良等奏称：接到英国来信，附有一道伪造的廷寄，系由朝廷直接发出的那一类文书，据告知是一个英国人在广东得到的。」

「朕披阅之下，殊深诧异。中国自古以来，于抚绥各国之仁政，秉持至公至正之道，从未设谋暗中加害。」

「自叶名琛失事之后，朕简派黄宗汉为两广总督，并授以钦差大臣关防，办理该处地方事务。至侍郎罗惇衍等，激于义愤，招募勇丁以卫桑梓，此乃地方绅士分所应为之事。」

「惟近来桂良等在天津议和既已定局，黄宗汉只须专办内地军务，罗惇衍等亦遵朕谕旨，专剿本地土匪，并无令其与英法两国构兵之意。该两国虽尚未将广东省城交还，然若能约束兵丁，不扰居民，自可相安无事，各无烦扰。」

「乃竟有人捏造廷寄，致令罗惇衍等与该两国之间滋生事端，又使英人心怀疑虑。着黄宗汉严密查拿此等不法捏造之徒，从严惩办，以儆效尤。庶各国咸知中国办事光明正大，宽宏公允；一经议定，即可释去猜嫌，不致为奸人从中挑唆。」

「上海现正办理通商各事，距广东道路遥远，着派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并着黄宗汉派委专员，将现用之钦差大臣关防赍交何桂清祗领。钦此。」

想到《京报》纯粹是为晓谕中国百姓而刊行，按理是不会有外国人阅读或看到的，那么如此和解的意旨经官方正式颁布，我们就不能不把它看作一个于将来大有希望的征兆。

与此同时，额尔金勋爵认为，他亲自到广州去，将有助于那块多事之地的事务得到解决。他已经敦促斯特劳本齐将军，乘着攻打石井的胜利，大力乘胜追击。阁下说：「我认为极为要紧的是，要利用这个凉爽的季节，使广州附近的乡民习惯于我军的出现，并严惩胆敢攻击或抵抗我军的勇丁或其他人等——当然，也须尽一切保证，决不使安分的居民受到任何骚扰。」

额尔金勋爵随即通知钦差大臣们，他决定前往广州；同时说明，他打算回到上海，同他们商讨尚待解决的种种问题。结果他未能践行这一安排，因为他一到广州便得知，奉派前来接替他的卜鲁斯先生即将抵达。上海的商界以为特派使团就要与上海永别了，便向阁下呈上一份致辞，祝贺他在中国和日本两地的外交努力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月二十五日，额尔金勋爵在领事馆举行了一场告别舞会；舞会一散，我们便又一次钻进「暴怒号」上那些熟悉的吊床，一觉睡到次日很晚的时辰——那时上海已落在船尾二十英里之外，扬子江那浑浊的江水最后一次载着我们迅速地奔向大海。

一八五九年二月初，「暴怒号」在珠江泊定，锚地正是整整一年前我离开她时的那一处。这一年间，广州起了多大的变化啊！那时，军队扎营在城墙上，或是草草地住在衙门里；街上挤满了因惊恐而出城的人；许多店铺关着门；大批房屋无人居住，成了废墟。

如今，一套组织完善的治理制度已从混乱中理出了秩序。一队得力的巡捕在街上巡逻，街道比中国任何别的城市都要干净。赌棚全都关闭了。空地上的垃圾已清除干净，改成了操场。军官和士兵都住着舒适的营舍，街上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十分安全。贸易正在兴旺；商人们大多暂住在河南岛上（在江的对岸），等着新的英国商馆的地址最后确定下来。

在占领的一年间维持广州秩序的巡捕队，人数总共只有一百五十名。统领这支队伍的皮姆上尉告诉我，其中有四人在执行职务时被杀，十二人受伤。这些暴行都发生在夏天，那时勇丁惯于潜入城中，暗杀落单的欧洲人。然而城里的百姓非但不同情这些凶徒的行径，反而常常把他们指认给我们的人。

石井一役的成功，以及它对广州邻近乡间居民已产生的良好的精神影响，使人想到要进行规模更大的武装巡行。于是一路开往佛山，另一路开往大沥——那是称为「九十六乡」的联盟中最主要的村落；两次都平安无事，而且就我们所能判断，对百姓产生了极为有益的影响。然而，那座臭名昭著的花县城，位于广州以北三四十英里处，还有待一访；斯特劳本齐将军便打算率一千人的兵力开往那里。我获准随军参加这次远征，结果它实在是一次极有趣味、极为愉快的五日之游，与其说是军事侦察，倒不如说更像一次野餐。不过，由于当时已有详尽的记述，而除了穿行一片鲜为人知的地区必然附带的那点趣味之外，它并无什么直接的意义，我就不打算加以描述了。这次行动，以及此时前后进行的同类武装巡行，其政治上的结果都极为令人满意。乡民对外国人的感情本来就天性和善，如今习惯了我们的存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愿出钱供养那帮乌合之众——他们从全国别处聚集到广州附近，自称为「勇」。

这些「勇」自己也发觉，他们的威风已被石井一役扫地以尽；如今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夷人即便没有「鬼船」相助，也能进行陆上军事行动，而广州附近没有一处藏身之所，能免于外国兵力的登门造访。皇帝降旨解散花县绅局，加上一千人马在那座城墙下扎营二十四小时，便彻底扑灭了团练的好战之气；日后倘若我们再让它发作起来，那就只能怪我们自己了。

我们估计，二月底到达中国的邮班会带来关于卜鲁斯先生行程的确切消息，以及国内政府在一个政策问题上的意见——那个问题或许会使额尔金勋爵有必要返回上海；于是他决定利用这段间隙，到《天津条约》在海南岛新开的那个口岸去作一次发现与探察之行。

不巧的是，当我们驶近那段鲜为人知、从未测量过的海岸时，刮起了一场大风。在我们下风的船首方向，是一片低平的、多沙的、看上去就暗藏凶险的海岸，内陆耸着一座高高的圆锥形山峰；在我们的船尾侧方，陡峭的七洲列岛透过雾霭隐隐现出，形势险恶；四周的浪头翻滚着、乱拍着，样子叫人不快，暗示着强劲的洋流和隐伏的暗礁。我们小心翼翼地缓缓前行，焦急地等候着测深手的报声，那声音一直是「探不到底」；突然传来短促而尖利的一声：「七寻！」遇到这种时候，我们的测深手训练有素，不会把工夫浪费在拖腔拉调上。一刹那间，舵已扳到底；船几乎就在自身长度之内掉转了头，而水深的骤然变浅，证明了危险曾是何等迫近。风浪太大，没有炮艇，要在珊瑚礁之间寻找航道，既不愉快，也不安全。于是我们厌恶地背转身去，离开了海南那不友善的海岸，驶往大陆上一个小巧的港口去避风歇息。那里有一个舒适的海盗村落，隐藏在林木之间，所在的角落如此幽僻，我们只是偶然撞上的；我们发现那里住着一群亡命之徒，日子过得颇为舒坦，却看不出有什么别的生计，除了一定数目的全副武装的帆船所能给他们带来的东西。在上川岛停靠了一下，并在岛上的一个海湾里徒劳地搜寻了一番方济各·沙勿略的坟墓之后，我们又一次在香港港内抛了锚——我们虔诚地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最后一次」了。

邮班到了，却几乎没有给使团带来什么信件，这就把问题定了下来。显然，英国那边以为我们已在回国途中了，因为无论私人信件还是公文往来，差不多都已停止。既然卜鲁斯先生已受命互换批准书，而海军司令也已奉命于二月底派一艘船在新加坡等候他，那么在我们那旷日持久的外交劳作的场景之中再逗留下去，也就毫无益处了。

三月四日，我们怀着难以言表的欣喜，望着中国那参差的海岸沉没在地平线后面；一周之后，我们在新加坡登岸。然而直到抵达锡兰，我们才遇到卜鲁斯先生——他离开英国的日期，比原先预计的推迟了一些。

「暴怒号」对我们，比我们在扬子江上对她要忠实得多；她把我们平安地送到了苏伊士。在那里，我们有幸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早餐在红海上吃、当天下午的正餐就在地中海上吃的旅客。由这一情形，多少可以约略想见我们归心之切。

我们驶入瓦莱塔港的那一天，恰是两年前我们驶出此港、东赴远方的周年纪念日。两年来，印度和中国先后占据了公众的心思；如今，公众又全神贯注地关注着意大利的命运了。不幸的是，天朝之中又发生了一些事，其出人意料，正如其不幸。我们在那个国家两年的劳作是否已付诸东流，《天津条约》最终成为现实还是一纸空文，既取决于我们兵力的强弱，也同样取决于我们外交的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