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金伯爵第二次使华

一额尔金伯爵第二次使华的由来

我要记述的这些事，已经过去好些年了。当年它们发生之时所引起的那份关切，如今早已消散；不过我仍敢相信，总还有人愿意读一读中国历史上一段多事之秋的简短记述。那时额尔金伯爵冲破了中国由来已久的成法，在新的基础上确立了我国与这个国家的往来；此后卜鲁斯爵士又悉心扶持，使之日臻成熟。

下面这篇记述，不过是从我日记里摘录的几段，并不敢自命为额尔金伯爵第二次使华的完整历史或官方记录。为了避免涉及容易引起争议的事情，我尽量只写亲眼所见的那些经过。

奥利芬特先生写额尔金伯爵头一次使华，写得那样出色，这就更使我在动笔之际踌躇再三。

为了让一般读者能看明白我要讲的事，我得先回溯到一八五八年八月《天津条约》订立之后的那段时间。我们当时相信、也盼望，这项条约能把中国的种种纠纷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纠纷，都是一八五六年在广州扣押划艇「亚罗号」一事引出来的。

卜鲁斯爵士，那时还只是卜鲁斯先生，任额尔金使团的秘书，他把条约带回了英国。到英国不久，他便被任命为女王陛下驻华特使兼全权公使，受命返回中国，在北京互换条约批准书。卜鲁斯先生离英的行期稍有耽搁，因为政府希望与额尔金伯爵商议之后再拟定给他的训令，而那时都以为额尔金伯爵马上就要回国了。可是政府得知，额尔金伯爵在顺利议定《江户条约》之后，为了查明中国腹地叛乱的真实情形，已经溯长江而上，于是立即命卜鲁斯先生赴任。好在他在新加坡遇上了正在回国途中的额尔金伯爵，得以把自己抵华后打算采取的步骤同他商量了一番。

卜鲁斯先生在香港与何伯提督、斯陀本齐爵士议定，由他们在白河口集结强大兵力以为声援，随后前往上海，于一八五九年六月六日抵达。拿破仑皇帝委派来北京互换法国条约批准书的公使布尔布隆先生，第二天也到了。

两位公使到上海时，桂良的一封来函已经在等着他们了。桂良是上一年议订《天津条约》的钦差之一，他来信想劝阻两位公使进京。可他立刻被明白告知，两国公使进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美国公使华若翰先生也表示，决意要在帝国的都城互换中美之间所订条约的批准书，并要求觐见皇帝。

六月十五日，卜鲁斯先生启程开往白河，二十日到达河口外。何伯提督已率几艘炮艇越过了拦江沙。他发现河口拦着一道道木筏，河道被堵死了；又因为他想同官员接洽，却一个也联络不上，所以无从弄清：那些不许炮艇载卜鲁斯先生去天津的抵抗迹象，究竟是奉了朝廷的命令，还是地方官自作主张。守炮台的人不挂旗号，自称是团练和乡民，筑这些防御工事是为了防备海盗，并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未奉北京的命令。起初，他们表示愿意撤去障碍，放一艘炮艇通过；但后来并没有照办，接着又矢口否认曾经许过这话。

按照条约，批准书须在六月二十六日以前互换。卜鲁斯先生觉得，倘若过了这个日子仪式还没有完成，中国人多半会借此机会，想把上一年议约时他们特别反对的那些条款重新拿出来讨论。因此，他和法国同僚商定，要尽力设法在限期之内赶到北京。

白河口没有一个正式的官员，守军又一口咬定是自行其是，所以卜鲁斯先生不能认定阻塞河道是朝廷的敌对行为。于是他请提督采取必要措施，把横拦河口的木筏等物清除掉，好让他立即经天津前往北京。

结果便是攻打炮台，以及那场惨败。

卜鲁斯先生与布尔布隆先生回到上海，等候欧洲的训令；何伯提督则撤走舰队，前去修整。

上一年攻取这几座炮台相当容易，加上以往对华作战的经验，无论提督还是卜鲁斯先生，手握那样强大的海军，都不可能料到会有失败的可能。而且，后来了解到的当时左右中国政府行动的种种心思，完全证明卜鲁斯先生所采取的方针是正当的。

倘若强行驶入白河的尝试得以成功，皇帝多半会否认自己与这次抵抗有任何干系，并以卜鲁斯先生应得的全部礼遇和尊荣来接待他。有一件事更加证实了这种看法：大沽那边正在备战的时候，北京城里却已经为卜鲁斯先生预备好了一处宅子。

然而，大沽口防守的成功，使主战一派的势力大增。这一仗，不但在中国人眼里，就是在欧洲各国看来，也只能算是一场重大的军事胜利；它激起的群情如此强烈，即使皇帝的方针原本是主和的，也无力扭转。僧格林沁是蒙古亲王，又是主战派的首领，一八五三年他在天津成功抵御了叛军，声名和势力因此大振。这时他便抓住机会，极力推行他蓄谋已久的心愿：把那些多年来胆敢侮辱天朝、对天朝发号施令的「夷人」赶下海去。

白河惨败的消息传到英国以后，政府与拿破仑皇帝的政府商定，派一支强大的联军到中国北方，迫使中国朝廷谢罪，并保证今后切实忠实地遵守《天津条约》。政府要以必要的魄力行事，这个决心得到了举国舆论的支持；但同时也有一种强烈的看法：既然要打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就应当先以强大的舰队和陆军为后盾，把外交的手段用尽，然后才可以放弃和平解决的一切希望。

英国派来通报舰和炮艇，加强了舰队的力量，并任命琼斯提督为何伯提督的副手。在印度组建了一支陆军，由陆军中将霍普·格兰特爵士统率。他在印度兵变期间战功卓著，从前又在萨尔顿勋爵麾下做过旅部参谋，对中国早有了解，因此他的任命普遍受到欢迎。

一八六〇年三月初，约翰·罗素勋爵在下议院宣布，额尔金伯爵已接受驻北京朝廷大使一职，即将动身前往中国。

额尔金伯爵受命承担的这项使命有多么艰难，一时很难充分体会。但他从前的经验和巨大成功，使国内对他稳健的判断和审慎的作风极有信心，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白河的事既已发生，若还有可能同中国政府议定令人满意的条件，从而免去一场旷日持久、后果难料的战争，那么最大的希望就在于额尔金伯爵立即重返中国；同时大家也觉得，倘若必须诉诸强制手段，他固然会雷厉风行，但也只会进行到争取国家为日后安全所要求的条件为止。

葛罗男爵也再次被任命为拿破仑皇帝驻北京朝廷的代表。额尔金伯爵头一次使华时同他共事，合作得既成功又愉快。

二额尔金伯爵启程赴华——时局形势，以及抵华后所定方针

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恰好是他头一次出使中国启程之后整整三年的同一天，额尔金伯爵离开伦敦，二十八日在马赛登上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瓦莱塔号」轮船，船长是罗伯茨。使团成员有：军事秘书克雷洛克上校，随员斯图尔特·沃特利阁下和瑟洛阁下，还有我，任私人秘书。葛罗男爵同时登船，巴斯塔尔先生随行。

五月四日，我们到了亚历山大港。帕夏把他的宫殿和马车都交给额尔金伯爵使用，但我们径直去了开罗，宁可住旅馆。五日在苏伊士登船，二十一日抵达加勒角。不巧在那里被耽搁了半个月，因为原定载我们去中国的「马拉巴尔号」轮船触礁沉没了。我们大约一点钟上船，以为一小时后就能出海；可是每年这个时节季风转向之前总有一阵恶劣天气，耽误了货物装船，没能按时装完。港口正对着西南季风掀起的滚滚长浪，巨浪一排排涌过，船身剧烈颠簸。船已收紧锚链，准备起航，船尾还系着一根缆索。不料季风毫无征兆地骤然转成东北风，横着打在轮船的舷侧，缆索崩断，船尾甩到礁石上，不过几分钟，船尾就被撞破了。人们尽快升火，船长想开车向前，好让蒸汽水泵运转起来；可是已经太迟了，水漫到了大餐厅的甲板，随时都可能冲破隔舱板，灌进轮机舱。格兰杰船长于是决定，设法把船冲上港湾顶端的滩头搁浅，免得沉在深水里。可这时船里已经灌满了水，几乎无法操纵。加上海上波涛汹涌，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船头掉转过来。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是往外海开的。船驶近岸边，只见大浪一排排拍打着海滩，船长作了最后一次挽救的努力，在碎浪区外抛了锚；可是船一转向锚链，便重重地撞了一下，沉了下去。幸而水没有漫过主甲板，所有乘客最终都平安上了岸。乘客们没有惊慌失措，很值得称道；不过这主要还得归功于两位大使的举止：自始至终，他们都安安静静地坐在船尾楼上交谈，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危险临头。一群妇女围聚在他们身边，看到他们这样镇定，也就放下心来。

使团的大部分文件都捞了回来，法国方面的也是。只是海水泡过之后，葛罗男爵那封训令上的字迹全都洇没了，只剩下皇帝的签名和副署大臣的签名。

六月二十一日，额尔金伯爵抵达香港，我们看到皇家印度海军的「菲罗兹号」已经准备好接待使团。除了留在珠江上的几艘以外，所有军舰都已随同运输船开往北方。霍普·格兰特爵士打算派一个团驻守舟山岛；英军最后的集结地是大连湾，位于摄政王剑半岛，也就是分隔直隶湾与鞑靼海的那道岬角的东南端。法军则选定山东半岛的芝罘为集结地。部队北上的时间比预期的晚，部分原因是法国好几艘装载军需的船只失事，损失惨重。

为了防守香港，将军留下了一个八百五十人的临时营，人员是从已经北上的各团中挑出来的，因为他们的健康和体质经不起一场艰苦而漫长的战役。除了这个营，还有一个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和一些炮兵，合计约两千五百人。广州驻有第八十七团和两个土著步兵团，另有炮兵，总共约三千五百人。一个锡克团驻守舟山，另有一支部队负责保护上海。其余的军队都已直接开往大连湾。

额尔金伯爵在香港接到卜鲁斯先生的消息：从英国发来的最后通牒，已经送交中国政府，并告知对方须在短期内把答复送到上海。额尔金伯爵于是决定尽快赶往上海。我们在六月二十九日到达，见到了卜鲁斯先生；提督和将军已经率领几乎全部兵力开往北方了。

当时中国的情势是这样的：皇帝软弱，主战派顽固，迫使联军不得不施加压力；似乎只要再加上这份压力，整个帝国政府的大厦就要轰然倒塌。这正是额尔金伯爵最急于避免的。因为，这个政府虽然孱弱，可是除了它之外，就只剩下一片无可救药的混乱。没有哪一派能够取得哪怕是帝国政府所拥有的那点权力和影响。现存王朝一旦被推翻，紧接而来的必是最恶劣的无政府状态。据我们所能了解的，那些正在搅动这个帝国的种种运动，彼此之间毫无联系，也都不是出于爱国之心、想要革除帝国统治下滋生的弊端。凡是能追溯到最初起因的，似乎都出于野心，或出于为某种真实的或臆想的冤屈报仇的欲望。毫无疑问，它们之所以滋生蔓延，是因为人人都知道，官府既无力保护良民，也无力惩办那些蔑视其权威的人。任何一个有点魄力、能拉起一小股人马的人，只要把劫掠当作首要的目的，很快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投奔到他的旗下。

然而在广州，这个向来被认为是动乱温床的地方，民心似乎比多年来都要好些：人们越来越想做生意，成交的买卖也大有起色。但是朝廷的统治实在太软弱，两广总督劳崇光请巴夏礼先生转恳额尔金伯爵，不要把我们的军队从广州撤走。我们到达的时候，巴夏礼先生还是驻广州的英国专员。劳崇光表示，若没有我军驻在那里作为精神上的支持，他实在无力维持秩序。

我们在上海得知，叛军已从杭州向苏州推进。苏州的官军稍作抵抗，便加入叛军，一同洗劫城池，屠杀居民。

叛军逼近，上海城和租界都十分惊慌。通往乡间的几条主要道路上都筑起了街垒，又组织了义勇队协助正规军；城里由联军驻守。城中一片凄凉冷落，大多数店铺都关了门，许多居民逃走了。中国官府天天都在等着叛军攻城。

法国人在董家渡郊区驻扎了一支强大的部队，保护天主教大教堂。于是大批入教的中国人涌进去寻求庇护，把值钱的东西存放在教堂的围墙之内。这些财物对福建人有很大的诱惑力，他们的帆船就停泊在离教堂几百码的地方。这样一来，除了叛军造成的动乱之外，还很有可能另生事端：劫掠的诱惑很大，而在当时那种混乱局面下，饥民和不逞之徒只要高喊一声「长毛来了！」，就可以趁着随之而起的混乱下手，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这种由中国人所谓「假长毛」引起的惊扰，所造成的苦难和人命财产的损失，往往和太平军真的来攻一样惨重，两者都以毁人性命、毁人财产为特征。显然，保护上海免受这类虚惊和危险，是联军的利益所在，因为欧洲人租界的安全，与城内的安全和秩序是分不开的。卢迪亚纳团原已向乡间推进了一段距离，不久就撤了回来，只扼守大军进逼上海的几条通道。不过，叛军向来很少用这种公开进兵的办法攻取城池，他们攻占有城墙的城市，一般都靠计谋：先有几个人进城做买卖，同城里人建立生意往来；接着又有别的人跟进来，在靠近某座城门的地方住下。在城门另一侧紧挨着的郊区，也如法炮制。到了约定动手的那天，城里的人借个由头闹起事来，趁着随之而起的混乱，夺取一座或几座城门，一直守住，等叛军主力前来会合。这些主力早已十个二十个一伙，聚集在附近。随后便是一场屠杀和劫掠。旗人被斩尽杀绝，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许多汉人，男人、女人和孩子，也遭受同样的命运。不久之前还繁华兴旺的城市，很快就成了一片焦黑的废墟，底下掩盖着刚被杀害、被凌辱的人们的尸体。四周乡村被蹂躏一空，农民常常无端被砍头，只为了震慑那些本来可能会想反抗叛军勒索的人。官兵饷银微薄，无人体恤，纪律更坏，眼看着城里的大官和他们自己的长官头一个逃跑，只顾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财产，他们的抵抗自然是软弱无力的。

除了苏州，在别的地方，各省招募的兵勇也与叛军同流合污，劫掠地方。

为了鼓励居民留下来，同时警告叛军不要妄图攻取上海，英法当局发布告示，宣布联军将保卫上海城，保护城内及附近居民的生命财产。可是，尽管人们相信联军有力量履行这个诺言，告示并没有完全收到预期的效果，人们仍然成群结队地离城而去。

广州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动乱和战争之中，上海却从未经历过这种局面，所以上海人不能像广州商人那样应付这种困境。广州人早已习惯了动荡不定的时局，无论大商人还是小买卖人，都能利用短暂的太平时期做生意，又不至于投入过多，把资本长期置于自己控制不到的地方。

在我们到达中国之前，两江总督何桂清曾向卜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提议：只要他们肯帮他击退叛军，他便从中斡旋，请北京朝廷妥善解决他们的要求。我们到上海时得知，由于他未能笼络「夷人」接受这些条件，又把大运河一线全部丢给了太平军，他已被革职，当时正被拘押着，等候解送北京。

直到这时以前，中国腹地动乱的全部真相，很可能一直瞒着皇帝。但何桂清没能说动联军帮他遏止叛乱，他自己又软弱怯懦，全无能力做到这一点，局势已严重到再也瞒不住的地步。何桂清的继任者曾国藩，此时正在前往上海的途中，来接管两江的政务。与曾国藩共事的还有薛焕，他从前做过上海道台，这时是江苏巡抚，凭这个品级有权直接向皇帝上奏。他想利用这一点，暗示自己奉有旨意，可以重提何桂清先前那种拐弯抹角的提议：倘若外国公使肯帮助朝廷把叛军从苏州和江苏省境内击退，那么阻碍英法两国公使进京的种种缘由，便可以消除。

帝国政府对欧洲各国的实力竟如此无知，以为联军在北方进兵，他们能够有效地抵御；而实际上，即便有富裕阶层和大多数民众的同情，政府都无力平定那些动乱。这些动乱若不迅速遏止，势将把帝国最富庶的几个省份从皇帝的统治下分割出去。

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将军在北京住了好几个月，我们到达之前几天，他来到了上海。俄国在北京设立传教团已有多年，但团员必须改穿中国服装，一来为了安全，二来如果仍穿欧洲服装，就免不了被闲人围观，不胜其扰。

联军即将进兵的风声传开之后，伊格那提也夫将军觉得还是撤离为宜。因为万一中国军队战败，老百姓急于报复，恐怕不会分辨落在他们手里的欧洲人是哪一国的。他也想让中国政府看清楚：皇帝无视条约义务，逼得联军不得不采取行动，而俄国在精神上是支持联军的。

将军对北京的政治气氛作了一番十分有趣的介绍。在上层人士心目中，英国总是和那些争端联系在一起的，多年来困扰这个帝国的一切动乱，都是从那些争端里生出来的。他们把此后一直摆脱不掉的种种麻烦，都归因于一八四二年的那场战争，以及当时强加的赔款所激起的怨愤。

因此，我们既被人憎恶，又被人畏惧，这也不足为怪。朝中官员更助长了这种情绪，他们显然认为，倘若按照我们所要求的平等地位让我们进入京城，他们独享的特权和影响就会岌岌可危。

老百姓对我们所知甚少，但就那一点点了解而言，对我们还是有好感的。北京和北方各地的粮食，主要仰给于中部和南方各省。自从大运河的漕运部分中断以来，大部分粮食都是用大帆船从上海绕海路运来，驶入白河，运抵天津。我们随时都可以截断这整条粮路，而由此造成的困苦，最受其害的将是贫苦百姓。额尔金伯爵希望，将来万一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所带来的苦楚应尽可能只落在皇帝和统治集团身上。所以他没有禁运漕粮船队，放弃了行使他无疑拥有的一项权力和权利。这一仁慈而明智的方针收到了效果：据伊格那提也夫将军告诉我们，北京的中下层人民对此心怀感激；后来联军在北方登陆时，我们遇到的是友好的而不是敌视的百姓，原因也在于此。

上一年，何伯提督的舰队在大沽炮台受挫，他从白河回来以后，当时的美国公使华若翰先生以为，卜鲁斯先生用武力没能得到的东西，他可以用外交手段得到。于是他同直隶总督建立了联系。他仍然一心想去北京互换美国条约的批准书，便接受了帝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在北塘会见钦差大臣之后，被护送进京。到京之后，他被安置在一座小庙里，却只许在四周的院落之内活动。拖延了好几天，才有人通知他，皇帝希望在他登陆的地方北塘互换批准书。于是华若翰先生只好折回北塘，从直隶总督手里接过皇帝批准的条约。

华若翰先生所受的待遇清楚地表明，除非迫于武力，皇帝显然无意让任何一个缔约国与中华帝国平起平坐。华若翰先生一旦落到中国官府手里，除了照他那样做之外，别无他法；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竟给了皇帝的谋臣们一个机会，在美国代表身上尽情炫耀他们的傲慢自大。

递交给帝国政府的要求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额尔金伯爵断定，除非在北京或紧靠北京的地方，再想谈判已经全无用处。于是在七月五日启程开往大连湾，九日到达。

驶近海湾的时候，四面环绕的群山高峻嶙峋，轮廓颇为壮观。山谷和背风的地方有几棵矮树，冬天刺骨的寒风想必横扫这一带，把它们吹得又矮又瘦。海湾纵深约十英里，宽约十二英里，湾口附近有两三个岛屿，为停泊的船只提供了不少遮蔽。山坡上村落很多，人们精心耕作，田地整齐得简直像菜园一样。他们种小麦、玉米、小米，还有一种颇像印度鹰嘴豆的谷物；蔬菜有豆子、白薯、卷心菜、花椰菜、洋葱和红花菜豆；水果有梨、苹果和很小的桃子等等。

农舍用石头砌成，建得很结实，比中国南方同一等级的房屋舒适得多，陈设也好，也更干净。

陆军第一师驻扎在海湾西岸，霍普·格兰特爵士就留在那里，司令部设在他的轮船「格林纳达号」上，以便随时渡到海湾东岸。东岸登陆的是罗伯特·纳皮尔爵士统率的步兵第二师，骑兵和炮兵也驻扎在那一边。

舰队和运输船分成两个分队：何伯提督同霍普·格兰特爵士一起留在西岸，琼斯提督则指挥东岸的分队。

全军状态之好，无以复加。装备极其齐全精良，将军和他麾下出色的参谋人员对军队的种种需要照顾得无微不至，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得到过这样周到的照料。

大连湾位于辽东半岛的东侧。据推测，半岛上的居民是从山东迁来的移民，大约两百年前从那个省份移居此地。他们对于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开进他们的地方所为何来，似乎毫不在意，对我们今后的计划和意图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

七月十三日，孟托邦将军从芝罘过来，与额尔金伯爵和霍普·格兰特爵士各率参谋人员，一同乘「科罗曼德尔号」前往海湾东岸，检阅骑兵和炮兵。

东岸部队集结的地方被命名为奥丁湾。我们到达时，骑兵和炮兵已经在海滩上列好了队。部队包括皇家龙骑兵近卫团、普罗宾和费恩的两个非正规骑兵团，还有两个炮兵连，统由克罗夫顿准将指挥。给我们备好了马，我们骑上马，额尔金伯爵和孟托邦将军受到全军敬礼。骑兵和炮兵的马匹都非常健壮。真难想象我们是在鞑靼地方，离英国一万五千英里；这情景倒更像是在伍利奇公地或奥尔德肖特的一次野外操演。这是阿姆斯特朗炮第一次投入使用，为了让孟托邦将军看看，特地在不同的射程上试放了一番。随后普罗宾让法国军官检阅了他的团。法国军官从未见过我们的印度非正规骑兵，他们的总体风貌，以及刀法、枪法的娴熟，给法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普罗宾让他们表演了一种在士兵中很受欢迎的游戏：把一根帐篷桩牢牢地钉进地里，骑手纵马飞驰，要用长矛刺中木桩，把它挑在矛尖上带走。完成这个动作需要高超的技艺和骑术。锡克骑兵那副军人气概，给法国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七月十六日，额尔金伯爵渡海到芝罘，同葛罗男爵商定联军今后在外交和军事上的联合行动。

芝罘离大连湾约六十英里，在直隶湾的南岸，是长江以北沿海第一个重要的港口，属登州府管辖。登州城离芝罘约三十英里，由《天津条约》开放通商，但它自己只有一个又小又险的港口。

芝罘港四面高山环抱，山间围着一片肥沃的平原，平原上遍布兴旺的村庄。这里的人与我们在上海和中国南方常见的人形成鲜明的对照。男子身材高于一般人，体格也相应地魁梧强健。他们的神态里，没有广州一带的人所特有的那种狡黠、卑躬屈膝而又傲慢无礼的样子。

芝罘港宽敞，有良好的道路翻过群山，通往后面的内地。我们步行登上一座最高的山，从山顶远眺，平原一望无际，直到视线的尽头。从众多的小镇和村庄来看，人口一定相当稠密；每个村子周围都有一丛丛的树木，使整个乡野看上去林木葱茏。

从庄稼的茂盛来看，土质一定很好；出产与大连湾相同，只是更加丰富。虽然冬天严寒，葡萄却在露天生长。法军营地所需的各种给养，都由当地供应。

法国人定于七月二十五日做好进兵的准备。他们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军需物资未能运到，军用辎重队普遍不齐备，拖曳大炮的牲口又奇缺；而且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有香港或印度作为作战基地，可以从那里取得补给。

英军从六月中旬就已准备就绪，这样一来，好几个星期的好天气已经白白错过了。眼看八月临近，我们觉得当年结束战事的机会正在迅速减少。据中国人提供的情况，八月初一般会下不少雨；而我们知道，北塘和白河炮台四周那一大片泥滩，除非先经太阳烤上好几天、晒得坚硬，否则根本无法通过。

法国海军军官对几艘小铁炮艇寄予厚望。这些炮艇原本是为在意大利的湖泊上使用而建造的，分成若干隔舱，拆成几段运来。组装起来以后，是又长又窄、样子很难看的东西，船尾深，吃水约四英尺半。两头各有一个舵，所以在狭窄的河道里不必掉头；船头装有一门重炮。这种炮艇当时只运到了两艘，法国人正在加紧组装。它们只是用铆钉铆合起来，既没有肋材，也没有横梁，挨上一发炮弹就足以沉没；不过它们本来是用于远距离射击的，被击中的机会很小。

额尔金伯爵会见了葛罗男爵和孟托邦将军以后，命我乘「罗巴克号」返回大连湾，去同何伯提督和霍普·格兰特爵士联络，请他们立即到芝罘与额尔金伯爵会合，以便最后决定作战计划。

十九日，提督和将军到了。两国大使和联军的海陆军总司令在额尔金伯爵的使团座舰「菲罗兹号」上举行了会议。

原定的作战计划是：英军在北塘登陆，北塘是同名河流入海口上的一个镇子，在白河以北约八英里；法军则在白河以南约十二英里的海岸登陆；两军登陆完毕，便同时向大沽炮台推进。可是法国人仔细侦察了海岸之后，断定无法在南面登陆：那里没有港口，海水一直到外海好几英里都很浅，大炮和物资上岸会非常困难，舰队和陆上部队之间也无法保持联络。在这样一个人们所知甚少、从岸上望去似乎也没有多少希望取得给养的地方，这是必须考虑的一点。何况法军没有骑兵，要是深入内地，很可能被成群的鞑靼骑兵团团围住，那将是极其危险的，甚至根本不可能。

经过长时间焦虑的磋商，两国大使和联军总司令决定：联军各部起航，在沙垒田浅滩附近会合，但要在望不见陆地的地方，离北塘约二十英里；会合地点由预先派去的军舰标出；七月三十一日开始登陆。

会后，额尔金伯爵回到大连湾。二十三日开始装运马匹，安排得极好，安静有序，毫不混乱。到第二天傍晚，全部部队都已上船，没有出一次事故。马匹的装运由约翰·海勋爵和沃克上校监督。

二十三日，「舟山号」轮船从日本回来，它是去那里采办骡子的。我弟弟就在船上，这时他转到了我们的使团座舰上。

部队在岸上的纪律和操行都很好。有一件事可以作证：村民们要求赔偿的财产损失，只有一项，就是米切尔爵士那个师不得不在一片青苗中间扎营，毁了些庄稼，为此要了一百八十元，约合三十七镑。这件事足以说明士兵们行为良好，也说明他们受到了出色的统率。中国人要求的赔偿全数照付，他们又惊讶，又高兴。

使团自抵华以来，又有汉文正使威妥玛先生，以及巴夏礼先生加入。巴夏礼先生如今已是爵士，当时是驻广州的英国专员。

三北塘登陆

二十六日天刚亮不久，军舰和运输船组成的船队里便忙碌起来：盼望已久的时刻到了，船队扬帆驶向白河。看着船只起锚出航，真是一幅动人的景象：凡是能派上用场的轮船，都用来把大型帆船运输舰拖出港口；另一些船等不及了，便靠自己的力量迎风抢驶，绕过封住湾口的那几个岛屿。轮船来回疾驰，通报舰和炮艇在传达命令，督促那些懒散迟缓的船跟上来。到中午时分，两百多艘帆船和轮船已顺着强劲的东风破浪前进。这支船队不像当年从巴尔奇克渡海前往克里米亚的那支船队那样队形整齐，不过正因为航行次序参差不齐，这一回的景象倒比那一回更加美丽。在黑海上，一股股黑烟叫人想起曼彻斯特或谢菲尔德，多少煞了风景；而这里，放眼望去几乎只有如云的帆篷，还有船头激起的阵阵浪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夜里我们赶到了运输船的前头，二十七日早晨抵达会合地点。提督已率几艘军舰先到了。锚地离北塘不到十五英里，比原定的更近些。白天运输船陆续不断地开到，按照船上部队所属的师、旅或团，依次排成一线，各就各位。提督事先给每位船长发了一张图，标明他应当停泊的位置，所以毫无混乱。

二十八日，法国舰队到达会合地点。到三十日，全部兵力都已到齐，联合舰队向岸边靠近了七英里。这是大船所能驶近北塘的极限了，只有通报舰和炮艇才能越过拦江沙。

三十一日风浪太大，马匹无法上岸，登陆便推迟到第二天早晨，即八月一日。那天一大早，隶属舰队的炮艇和小轮船载满了部队，又拖着满载士兵的小船，缓缓向北塘驶去。越过拦江沙，渐渐驶近镇子，我们发现河口有一座坚固的炮台把守，河的南岸有一道强大的土垒，北岸另有一座炮台与之呼应，炮口都控制着狭窄的河口。南炮台建在沿岸绵延数英里的大泥滩上。选定的登陆地点在炮台以南约两千码处。有几个中国兵露了面，但似乎并不打算抵抗。从炮艇上可以望见，内陆约一英里半的地方有一条高出地面的堤道，看上去仿佛是从四周的泥海里冒出来的。这似乎是北塘和大沽炮台之间唯一的交通线，一旦把它拿下，北塘就被切断了。镇子周围好几英里，看上去全是一片泥泞的平原。有些地方挖了深沟，显然是为了排水；这里的土质松软难测，一下雨，这些沟就无法通过了。

第一师第二旅由萨顿准将率领，另有一个法国旅相助，都由霍普·格兰特爵士亲自指挥，率先登陆，由约二百五十人组成前卫。小船靠不到岸边，我们只好跳进泥水里，泥水没过膝盖。总司令带了头，我们便都脱掉鞋袜，在泥浆和污秽搅成的一片糊涂里扑腾跋涉了半英里多，才踏上晒硬的泥地。视线之内唯一的敌人，是一小队骑兵哨，守在堤道上一座吊桥边，离镇子南门约一百码。他们似乎在不慌不忙地观察我们的动静。走到堤道之前，我们又碰上一大片软泥滩隔在中间，四周有一道涨潮时会灌进海水的深沟。我们在这片比沼泽还糟的烂泥里挣扎了好一阵，才总算过去。等我们走进步枪有效射程之内，那队骑兵哨便上了马，沿着通往大沽的大路缓缓而去。

法军在左翼，找到了较硬的地面，先到了堤道，立即向北塘推进；但一到我军前卫的对面，便停了下来。

这时已是傍晚六点，部队还在陆续登陆，将军决定当晚就在原地露营。堤道被占领了，留下两个团守在泥滩上，保持同登陆地点的联络。

镇子附近中国骑兵哨驻守过的那座吊桥，离我们停下来的地方约一英里半。既然不打算再往前推进，福利上校、杜潘上校、麦吉尼斯上尉、丢乐德克上尉和我便徒步前去，看看那座桥是否已被破坏得无法通行。我们欣喜地发现，桥和哨房都完好无损。过了桥，从镇上居民身边走过，他们一群群聚在门外，焦急地注视着我们的举动。我们走近炮台，只见上面的旗帜还在飘扬，却看不到一个兵。万一炮台里还有部队，把桥守住就十分要紧，于是我们回去向将军报告，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将军下令，立即由英法两军联合派一队人去占领这个据点。夜里，巴夏礼先生和军需总监部的威廉斯上尉进了镇。巴夏礼先生同一个镇民搭上了话，得知炮台已经没有人了，但是埋设了各种地雷，等我军进去时就会在人群中爆炸。那人既然承认知道埋在哪里，巴夏礼先生便坚持要他立即同去炮台，指出藏在何处。费了一番周折，巴夏礼先生凭着那股坚决的干劲，终于使那人跟他们去了。正是这股干劲，曾带着他和别人闯过了那么多危险和艰难的场面。根据由此得到的情报，派去的一队人把这些危险一一排除了。这一夜，全军在泥滩和堤道上度过，很不好受：没有水，也没有东西吃，浑身湿透，躺在非常潮湿的地上。

凌晨四点半，炮艇驶进河里，我们按照事先的部署从陆路推进，五点半占领了镇子。

北炮台也已经撤空，我们这时完全控制了河口。提督立即开始把人员、马匹、大炮和物资运上岸。为了加快登陆，还修建了栈桥和码头。不久，镇子临河的一面热闹起来，几乎可以和利物浦的船坞相比。

镇子外面没有可以扎营的地方，于是决定把镇子分给英法两军。

一大批中国苦力，已由英国军官训练编组成军用辎重队，借给了运输工具极其匮乏的法国人。

这么多军队集中在北塘城墙之内这块比较狭小的地方，结果只好把许多居民从家里赶出去。这件事虽然尽可能做得宽厚，在那种情况下也尽量体恤那些不幸的住户，但还是造成了极大的苦难。

为了修建码头和栈桥，不得不拆掉整条整条的街道。人们无处可去，没有钱，也没有吃的。一些多年未曾出过家门的老太太，忽然发现自己头上连片瓦都没有了，只好蹒跚踉跄，孤苦无助地四处流落。凡是做得到的时候，都事先通知居民搬走财物，另找栖身之处；可即便如此，这些可怜人也很少能利用给他们的那点时间。许多人或因年老，或因贫穷，或因无处投奔，离不开镇子；另一些人则宁可自寻短见，连同全家一起死去，也不愿让妻女冒逃难的风险。

那个提供地雷情报的不幸的人，全家就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多半正是他的情报救了许多士兵的性命。占领镇子后的第二天，巴夏礼先生见他没有照约前来，觉得奇怪，便到他家去问个究竟。我们进门一看，楼下满屋都是砸烂的家具；楼上有五具尸体，一男四女，其中两个还是年轻姑娘。不过那具男尸并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打听了很久，才知道他在邻近的一所房子里。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他，看样子已经奄奄一息了。据他说，一伙法国兵到他家来，大施暴行。他们一走，他和全家人便服了毒。他还没有断气的时候，法国兵又回来了，把他抬到他们的一所医院里。我们后来听说他活过来了。

二日早晨我们进镇的时候，几乎所有店铺都关着门，只有一位老人开着铺子。我们几个人一早走进去，他欢迎我们，还给我们端上茶来。将近二十四小时滴水未进之后，这杯茶真是说不出的享受。他也和许多人一样遭了难，他的好意，他对我们会保护他的信赖，全都落了空。

我们进北塘的时候，据说镇上有两万左右居民；其中绝大多数人后来怎样了，我们始终无从查明。

中国人最害怕的，是他们自己的同胞，也就是充当军用辎重队的广州苦力。这些人对不幸的居民毫无怜悯同情，一有机会就抢劫，还干出种种别的暴行。凡是查出来的，都受到了严惩。

四侦察敌情

到二日傍晚，已有相当多的部队登陆，霍普·格兰特爵士决定派一支强大的侦察队沿堤道前进。三日凌晨三点半，一支部队开出镇子：打头的是一千名法军，带着两门轻便山炮；后面是一千名英军作为后援，包括第六十来复枪团、女王第二团和旁遮普第十五团。头一天下过雨，堤道上泥深没踝，车辙纵横，两侧的泥滩几乎都淹在水里。前进了约两英里半，来到几座破败的房屋跟前，一队敌军骑兵哨见我们逼近，便退走了。再往前约一英里，堤道到了尽头，前面是一大片平原，有些地方长着草。堤道与平原相接之处往前约半英里，有一小片房屋，中国人以相当兵力据守着，我们最先看见的那队骑兵就退到了房屋后面。联军逼近时，中国人向纵队的前头猛烈开火。法军调上山炮，在堤道两侧的泥地里各展开一个连，以散兵队形前进。停顿的那一阵，有几个人中了弹；但部署一定，山炮放了几发之后，纵队又向前推进。到了堤道尽头的干地上，法军在大路右侧展开，英军在左侧。全军撒出散兵，随即前进，英军成梯次队形，女王第二团打头。中国人的抬枪和火绳枪火力相当猛烈。前进了约半英里，英军奉命在一道长长的、筑有雉堞的壕垒前约六百码处卧倒。那道壕垒横亘在我们正面，长约半英里。约三千名鞑靼骑兵组成的一支大部队，动作迅速而准确，在敌军阵线的右翼占好了位置；不过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和他们之间，隔着一片水面。

指挥作战的准将看到中国人数目众多、阵地坚固，便派人回去请示。我们这边似乎犹豫不前，中国人便加倍猛烈地开火；不过虽然弹丸落得相当密，我们只损失了五六个人。大约两个小时后，霍普·格兰特爵士带着援军赶到；但他不想引发一场全面交战，于是我们撤回北塘，约上午十一点到达。

海军以一种我相信只有英国海军官兵才能发挥出来的干劲和技能，天天在运送物资、人员和马匹上岸。潮水的涨落使他们日夜不停地忙碌，可是一切都做得那样愉快、那样麻利，什么困难都克服了。

一连下了几天雨，泥滩被淹，堤道泡软了，大炮几乎无法通过。镇里的泥浆很快积到好几英尺深，那份污秽和恶臭真是可怕。那些悲观泄气的人，每次远征总少不了这类人，预言远征军将遭遇种种不幸；不过，部队挤在一个没有排水设施的小镇里，人人心里都为官兵的健康有些担忧。然而天又放晴了，希望重新占了上风。

这时法军的运输和军用辎重队已经组织得有点眉目了。他们的军需部门推行的是最节省的办法，所需供给不像英军那样难以筹措，所以不大可能因他们准备不足而耽误行期。我所说的那个时候，法国士兵除了一份口粮饼干、一些沙丁鱼和咖啡之外，其余给养主要得靠自己想办法。幸而我们刚到的时候，猪的供应很充足；可是这项来源渐渐短缺了，人们觉得，成百上千游荡在街上的那些半野的狗，恐怕很快就有进行军锅的危险。

三日侦察之后，霍普·格兰特爵士决定派一支骑兵侦察队，设法在西面的泥泞平原上找到一条路，通往新河大镇周围那片长满青草的地带。新河紧挨着大沽炮台。他的目的是迂回到中国阵地的侧翼，那处阵地是专为阻击、粉碎我们沿堤道的任何推进而修筑的。

九日早晨三点，一支部队在镇外的吊桥边集合，包括皇家龙骑兵近卫团一百人和普罗宾骑兵团一百人，统由副军需总监助理吴士礼上校指挥。克雷洛克上校和我随队同行。

为了保护骑兵的后方和侧翼，防备中国人突然沿堤道推进，派出一百名步兵沿大路前出约两英里，守住哨房，直到骑兵回来。

走了约一英里，堤道边的泥沟有一处便于通过的地方，那里有车辙，使我们有希望找到一条能把炮兵带过去的路。又走了两英里，侦察队到了一片长着草的坚实地面，最适宜骑兵和炮兵作战，一直延伸到新河镇。远处，越过白河低矮的河岸，可以清楚地望见河上来往的帆船的桅杆。平原上还有一些大水塘，正好饮马。马匹自上岸以来，一直是限量供水的。

我们看见好几座土垒前竖着官家的旗杆，远远望去，像是筑有雉堞的围墙和营垒。我们非常小心地靠近，到了跟前才发现，原来是几处大坟地，驻守在那里的，不过是几条饿得半死的狗，并没有更可怕的敌人。

在这一带，因为地势的缘故，无法挖掘像样的墓穴，中国人安葬死者的办法，是把棺材放在一个高出地面约十英尺的土台上，然后在上面堆起大量泥土，成圆锥形，高十五到二十英尺。这些坟墓显然不能持久，下几天雨就会冲掉许多泥土，只有经常细心照料，才能保持得这样完好。在一英里外看去，它们很像一座营地，因为这些土堆的形状和高度，大约跟普通的帐篷差不多。

整个上午只有几个鞑靼骑兵露面；可是当吴士礼上校对所见的情形感到满意，开始撤退的时候，忽然出现了一大队骑兵，显然是从后方某处阵地匆忙调上来的。他们前进迅速，队形整齐，但走到离我们半英里的地方就不再逼近了。侦察的目的既已达到，我们便缓缓返回营地。

吴士礼上校把中国军队的部署看得十分清楚，并能就一个师的兵力由这个方向推进是否可行，作出很有把握的报告。

五北岸炮台与大沽炮台的形势

大军向北京推进之前，必须先确保作战基地，以及同舰队之间安全便利的交通线。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攻下控制河口的炮台，打开白河，让我们的炮艇和较小的运输船通行。因此，联军司令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克服种种困难上，这些困难不解决，就无法着手实现他们的目标。

参看所附的地图便可以看出，联军在北塘登陆，从那个方向向大沽推进，是从背后接近北岸炮台的。炮台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岬角，东面濒临直隶湾，向海延伸数英里的沙洲浅滩使炮艇无法靠近；南面以白河为界，河面在这里宽约四分之一英里；北面和西北面是一大片盐碱滩，被一道道岸坡陡峭泥泞的深渠纵横切割。

炮台中最大的一座，位于这个舌形岬角向海的尽头，规模宏大。外层土垒围着相当大的一块地方，架着重炮，布置得能够扫射一切从陆上来的通路。围垒中央附近有两座高台炮垒，朝陆地一面的后方是敞开的，每座架着五六门极重的大炮，控制着河口。

在这座炮台后方约四分之三英里处，还有一座较小的炮台，南面有白河为屏障，东面有我刚才描述的那座炮台的大炮掩护，北面和西面则是泥滩和盐碱滩。

从这座炮台往西北约二又四分之一英里，便是塘沽村，中间隔着的平原上遍布小渠、水沟和沼泽。

塘沽西侧有一道长长的壕垒工事，北起沼泽地，南抵白河。过了这道工事，平原展开，宽约一英里，一直延伸到九日骑兵侦察时我们在新河周围看到的那片草地。平原上纵横交错的渠道和深沟不架上桥，炮兵是无法通过的。一条高出地面的堤道，底宽约三十英尺，比四周高出八英尺，把新河同塘沽的工事连接起来。

白河南岸，从河口起往上游直到塘沽镇的对面，有一连串炮台，北岸炮台一旦遭到攻击，它们可以协同防守。

我所描述的这些炮台，加上河里的木筏和其他障碍物，从海上发动的任何攻击几乎都无法攻破。朝陆地的一面，虽然没有下同样的功夫去防护，但中国人显然也料到了可能从那个方向遭到进攻。由于地势多沼泽，攻击地点只能选在从新河出发、穿过塘沽防线前面的那片平原，所以中国人便集中力量在这个方向，防守一两处薄弱的要点。我从最靠近白河口、因而离联军选定的攻击点最远的那座炮台说起，是想让读者对这处阵地的坚固有个概念。

中国军队的大部分集结在新河及其附近，其中骑兵在全军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从北塘来的那条堤道，在新河东北约两英里半处通到平原上。我们在北塘登陆以后，中国人发现自己的后方和侧翼受到威胁，便在控制堤道尽头的地方修筑了一连串土垒，想阻止我们从那个方向推进；他们又以为北塘四周数英里的泥滩松软难测，足以防备我们作侧翼迂回。

因此，首先要进行的作战，就是夺取这条堤道尽头的壕垒，并占领新河。

对于敌方兵力，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确实的情报。我们知道帝国政府已竭尽全力，集结一支人数足以把我们赶下海的大军；而且帝国的资源依然极其庞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已成功地投入了一支相当可观的兵力，尤其是骑兵。当时营中流传着一个故事，讲的是政府如何给这一兵种的两万来人配上了马。

据说北京常备两万骑兵，以应付任何紧急情况。统兵的将军领取人马的饷银，负责使这支部队装备齐全、精良合用。可是近些年来，这位将军发现，每逢定期检阅的时候，只要借几天或雇几天马就可以应付过去，于是他不再养足应有的马匹，而把为此领来的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然而，我们登陆以后，需要调集一切能用的兵力来保卫国土，皇帝下令检阅京城驻军，其中就包括这支无马的骑兵。将军绝望了，他害怕一切都会败露；但他又用起了老办法，到了规定的日子，居然让他的人马整整齐齐地列队接受检阅，一个个都骑着借来的马。然而真相的风声已经传到了统帅僧格林沁的耳朵里，他觉得这是给他的骑兵配马的良机，万万不可错过，便立即把这支骑兵连同那些马，以急行军调到了海边。

鞑靼马个头小而耐劳，跑得很快，极能吃苦。士兵都是魁梧强健的汉子，几乎全是蒙古人。他们说的是一种与汉语不同的语言，很少洗澡，也不忌讳吃生肉，因此离得太近叫人很不舒服，连中国人都嫌他们脏。他们戴一种镶着毛边的圆锥形帽子；军服是一件宽大的外衣，腰间束一条带子；穿一双齐膝的大靴子，套在肥大的裤子外面。他们的马鞍很小，骑马时膝盖几乎抬得和鞍头一样高。他们的兵器有刀、长矛、火绳枪，许多人背上还挂着弓箭。步兵用的是火绳枪和抬枪，军服的颜色依所属的营伍而定。炮兵不错，操炮也还算得法。中国人和所有东方人一样，守炮位守得很顽强，在炮火下表现得勇敢而沉着。

六攻取新河

占领北塘的第二天，拨给霍普·格兰特爵士及其司令部参谋人员使用的轮船「格林纳达号」驶进了河里。将军既已上岸驻扎，便把这艘船交给了额尔金伯爵和使团，因为额尔金伯爵的「菲罗兹号」吃水太深，过不了拦江沙。

为了保持额尔金伯爵和霍普·格兰特爵士之间的联络，克雷洛克上校和我暂时调入将军的参谋部。

分权指挥难免带来种种不便和变数，为了尽量避免，霍普·格兰特爵士与孟托邦将军商定，两人轮流隔日担任战场指挥。

天气几经变化，看上去稍有好转。霍普·格兰特爵士极想赶在北塘那拥挤的街道里因臭气和污秽生出疾病之前，把部队带出去，于是安排立即进兵。

八月十二日，一切准备就绪，这天又轮到霍普·格兰特爵士指挥联合作战。他命罗伯特·纳皮尔爵士率领他的师沿堤道前进，一直走到镇外约一英里的地方，吴士礼上校骑兵侦察时在那里发现了一条路，纳皮尔爵士的师可以由此进入新河以西的大草原，从侧翼攻击中国人；主力纵队则沿堤道前进，从正面进攻敌人的壕垒。

早晨六点，罗伯特爵士出发了。那天天气好极了，远征军斗志昂扬地向前进发。

罗伯特爵士的师有两个步兵旅，另外配属了皇家龙骑兵近卫团、普罗宾和费恩的两个骑兵团、米尔沃德的阿姆斯特朗炮兵连和斯特林的六磅炮兵连。

等第二师越过那段坏路之后，由霍普·格兰特爵士亲自指挥的英法两军主力纵队才开出北塘，英军在前。我们沿着堤道没走多远，就看见罗伯特·纳皮尔爵士已经到了草原上，在我们右方约两英里处，以战斗队形稳步推进。我们前面，在堤道的尽头，约有三千骑兵列阵阻挡我们前进；可是当他们发觉罗伯特·纳皮尔爵士的部队正在迂回他们壕垒的侧翼时，便突然向左旋转，迅速而整齐地运动，勇猛地冲锋过来，看样子是想从第二师主力纵队和它的后卫之间插进去。第二师停下来迎敌，各团仍保持纵队队形。敌人逼近时，米尔沃德和斯特林的炮兵连向他们开了炮。敌军骑兵全是蒙古人，几乎一直冲到炮前，这时我们的骑兵冲了出去，经过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搏斗，中国人全线溃退，皇家龙骑兵近卫团和锡克骑兵紧紧追击。

我们右边正在交战的时候，主力纵队已经到了堤道尽头，一离开大路，便向两侧展开。中国人从他们的第一道壕垒阵地猛烈开火，我们的炮兵连予以还击。几个团一列好队，霍普·格兰特爵士便挥军前进，逼到离工事一百码的地方，中国人便退走了。我们发现那道壕垒还没有修完，后面是敞开的。

中国骑兵被罗伯特·纳皮尔爵士的师击退之后，没有在新河前面的第二道壕垒据守，而是沿着通往塘沽的大路撤退。大路拐了一个弯，使他们进入我们大炮的射程，一个阿姆斯特朗炮兵连和一个法国线膛炮兵连向他们射击，打得很准。

霍普·格兰特爵士攻下第一道壕垒以后，与罗伯特·纳皮尔爵士那个师的左翼会合。中国人再也没有抵抗，穿过新河撤走了，我们占领了新河。

新河与北塘形成了最令人愉快的对照。镇子四周是料理得很好的菜园，满是蔬菜。这几天我们看惯了一片泥泞，此时眼前的新鲜青翠，真是美不胜收。

镇上看来可以给部队提供充足的粮食等物。又因为那里为鞑靼骑兵囤积了大量干草，足够联军至少用上六个星期，这方面的一切忧虑便都消除了。

大军穿过镇子，在镇东南的一片平原上扎营，离我前面提到的塘沽村前横贯平原的那道长长的工事约两英里。正如我在概述中国阵地时所说，一条堤道从新河通到这道壕垒的正门；但堤道两侧都有无法通行的泥沟，把道路和平原隔开，平原上又有很深的溪流和渠道纵横交错，必须先架上桥，才能像样地推进。

那时刚过中午，部队还有精力，孟托邦将军认为，倘若立即乘敌人混乱之际，沿堤道发动攻击，也许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攻破正门。

霍普·格兰特爵士于是把指挥权和这次行动的调度交给了孟托邦将军，并命一个英国旅必要时支援法军。

路面宽度只容得下四个人并排走。法军一进入射程，中国人便向纵队的前头猛烈开火。法军只能用两门小山炮还击，想压制敌人的火力，努力了一个多小时，毫无效果，纵队只好撤回。

这一天英军的损失很小，总共不超过四十人。我想中国人的损失也不会多出许多。虽然我们的非正规骑兵深深地冲进了中国骑兵之中，但鞑靼马跑得快，他们又退到了地势险阻的地方，所以没有杀伤多少人。锡克兵自己估计砍倒了约七十个蒙古人。

为了防止士兵酗酒，派了一些由士官带领的小分队到新河各处，把镇上大量的三烧酒全部销毁。三烧酒是用米酿成的烈酒。他们还奉命收集粮食，结果弄到了极大的一批。

在鞑靼将军当作司令部的那所房子里，发现了一些极有意思的文件。那是他报告朝廷联军已抵达沿海的奏折抄本，以及他接到的回谕。谕旨命他不要阻挡我们登陆，而是在我军面前逐步后撤，直到把我们诱入开阔地带，然后用鞑靼骑兵一举歼灭。

十二日下午和第二天，工兵一直忙着在新河与塘沽之间的平原上，给纵横的溪流架桥。

新河一战之后，孟托邦将军指挥了那次推进，于是又轮到霍普·格兰特爵士指挥了。十四日一早，进兵的一切都已就绪，早晨六点，联军列成战斗队形：英军右翼依托白河，左翼与法军右翼相接。英军的攻击点是壕垒在河岸边的那个拐角，法军的攻击点则是堤道尽头的那座正门。

炮兵在战线的前面：英军前面有四个野战炮兵连和两个火箭炮兵连，法军前面有十八门炮。

战线穿过平原推进时，中国人从河对岸的一些房屋和帆船上向我们的右翼开火，但很快就被压制下去了。战线推进到离壕垒半英里时，第六十来复枪团在右边向前运动，进到离工事五十码以内的一些房屋和树木后面，隐蔽在我们的工兵夜里赶筑起来的一道胸墙后头。

炮兵在离壕垒约一千码处停下来开火。这次战役中炮兵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是阿姆斯特朗炮第一次投入实战。射击极其准确，杀伤力很大。炮兵连先后三次向前推进，最后在离壕垒不到五百码的地方开火，近到敌人的炮口压不到那么低，伤不着他们。

炮击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来复枪团向河边的那个拐角猛冲，五分钟就冲进了工事之内。中国人守炮位守得很顽强，但他们的阵地拉得太长，英军一包抄他们的侧翼，防守阵地中央和右翼的部队便支撑不住，穿过这座工事因以得名的那个村子撤退了。联军一直追到塘沽和北岸炮台之间的那片平原。霍普·格兰特爵士在那里停止了追击。

塘沽的守军有三四千人，分成三座营盘。他们显然没有料到我们会胜得这样轻易、这样迅速，因为帐篷里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搬走，连早饭都只吃了一半。缴获了口径不等的大炮二十四门，最大的是三十二磅炮，其中十四门是铜炮，铸造得极为精良。

攻占此地，为联军打开了通往大沽和白河诸炮台的道路。不过，在我着手记述攻取这些地方之前，最好先讲一讲，自大军在北塘登陆以来，额尔金伯爵与中国官员之间有过哪些往来。

七额尔金伯爵与直隶总督的往来函件

中国政府为设法挡开迫在眉睫的这一击，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由直隶总督恒福给额尔金伯爵写了一封信，日期是八月七日，即登陆后一个星期。信中问道：两国仍处于和平之中，彼此交好，为何我们竟在北塘摆出敌对的架势？倘若确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恳请额尔金伯爵约定时间和地点会面，以便友好地商讨处理。

接着，信中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评论舰队的行动。开头说，总督只是从传闻中听说有一位英国公使来到中国，要北上解决一切纠纷，因此他一直盼着公使到来，并在北塘派了官员等候，接收英国公使可能送来的任何函件；可是一封也没有来。然而几天之前，突然出现了许多船只，好几千英国兵在北塘登了岸。在此之前，总督为了避免发生任何不快或冲突，也为了让英国公使能够更加自主行事，已经把北塘炮台的大炮和兵员撤走了。舰队初到之时，总督并不知道额尔金伯爵也在船上，后来从美国人那里得知他在，正要同他建立联系，不料三日那天，一支纵队（即那天的侦察队）沿堤道推进，看样子是想夺取中国军队据守的一处设防阵地，但英军遭到官军的顽强抵抗，受阻而不得不退走。不过总督庆幸双方都没有伤亡，并且确信，这次行动并未得到英国公使额尔金伯爵的同意，而完全是兵丁们自己的责任。信的末尾请求会晤。

额尔金伯爵一直刻意避免同任何地方官员通信往来，因为他知道，这些官员会千方百计地拉他进行书信往返，目的无非是拖延时间：只要能把我军的推进拖上几个星期，季节就太晚了，当年便不可能再设法进逼北京。

于是恒福利用我们刚占领北塘时发生的一件事，假定额尔金伯爵曾经来函，要求友好地解决现有的纠纷。他那封信的写法，就是要让人觉得，这是在答复额尔金伯爵为此给他的一封来信。

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北塘的淡水十分缺乏，河水又咸又苦，不能饮用，提督便派了一艘通报舰溯河而上，去查明哪里能弄到淡水。船行几英里，找到了水源，但在登岸的地方附近，指挥官看到有一座很大的中国营盘。于是他打着一面白旗上了岸，旗上用汉字写着大意是「尔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话。随后，随船去当翻译的马礼逊先生同营中主事的官员交谈了一番，又重申了同样的保证，中国军队便向后撤了一小段距离，好让我们的人灌水桶时不致受到干扰。虽然翻译明确告诉那位官员，这个口信是提督传的，总督却偏偏认为，这件事表明额尔金伯爵有意开启谈判，商讨某种可以解决时局的方案。

于是何伯提督写信给恒福，说明这个口信出自他本人，并讲明了传话的缘由。

几天以后，额尔金伯爵同葛罗男爵商议之后，写信给恒福，告知他停止海陆军事行动的唯一条件：无保留地接受卜鲁斯先生送交北京朝廷的最后通牒，并把白河诸炮台交到我们手里。

恒福还没有收到这封信，他的另一封信又已送到额尔金伯爵这里，口气和前一封大致相同。

十四日攻下塘沽的工事之后，每天都有信来，有时二十四小时之内就来两三封，但没有一封提到哪怕是考虑一下最后通牒的条件。总督的全部心思，都用在找一切借口、想一切办法拖延军事行动上。他还抱着一个徒然的希望：能把额尔金伯爵拉进书信往来之中，他无疑盼着在通信期间军事行动会暂停下来。

额尔金伯爵的回答始终如一：请他参看那封信，接受最后通牒是同意停止敌对行动的唯一条件。

为了拖延大军继续推进，总督还使出了别的办法，其中之一是通知额尔金伯爵，朝廷已委派恒祺、文俊两位官员，办理护送额尔金伯爵进京的必要事宜。但信中只字未提最后通牒，因此这封来函也未予理会。

这时横在大军面前的，正是一八五九年海军在何伯提督率领下英勇进攻却未能攻克的那几座炮台：白河北岸两座大炮台，南岸三座，南岸的炮台还有其他各种炮位和土垒相为援应。

八攻取大沽北岸炮台

当时考虑中的作战计划有两个：一个是大军在新河渡过白河，进攻南岸炮台，孟托邦将军和法国工兵军官极力主张这个方案；另一个是先攻北岸炮台。

法国人的方案有几点不利：要穿越的地域更广；白河将横在我军与北塘之间，而北塘仍是我们的作战基地，给养都从那里来；南岸炮台的位置天然极其险固，四周都是泥滩，只有长约一英里半的狭窄堤道可通，堤道处在所有工事的交叉火力之下；要接近它们，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围攻作业，那要花上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唯一说得出的好处是：联军如果得手，守卫这些炮台的部队将全数被俘。

主张先攻北岸炮台的理由是：我们已经离它们很近了；虽然接近的地面很难走，但只要在几条渠道和溪流上架桥，两三天之内就可以把攻城炮和臼炮布置到离炮台七百码的地方。在罗伯特·纳皮尔爵士看来，那座炮台是整个阵地的关键，南北两岸的其他炮台都处在它的俯制之下。

出于这些理由，霍普·格兰特爵士决定先拿下北岸炮台，再对白河南岸的炮台采取行动；把大炮运过中间那片难行地带的一切必要安排，交由罗伯特·纳皮尔爵士负责。

各炮台的构造原则都是一样的：四周是厚厚的泥墙，离墙顶约十英尺处开有炮眼；上层胸墙上架着抬枪，也开有枪眼；墙内四周是有顶的房屋，有点像暗炮台，但挡不住炮弹；炮台中央耸立着一座高台炮垒，架着三四门极重的大炮，炮眼朝海，不过大炮可以转向任何方向。外墙四周有两道、有的有三道泥沟，宽二十到三十英尺，灌满了水；沟与沟之间的地面上，深深地插着削尖的竹签，排得密密麻麻，人都没法站在中间。北岸炮台的南面紧靠白河，河水就从墙脚下流过。

部队能够有效行动的地面极为有限，因此派去执行这项任务的兵力并不大，包括第四十四团和第六十七团、一队海军陆战队、米尔沃德和高文的炮兵连，连同重型攻城炮和臼炮，还有约一千名法军和六门炮。

英军的预备队是巴夫斯团和一个旁遮普团。

最大的困难是给各条渠道架桥，修一条攻城炮和臼炮能够通过的路。不过到二十日傍晚，几乎一切安排都已就绪。

二十一日早晨约五点，我们上马去同罗伯特·纳皮尔爵士会合，这时听到了第一声炮响。我们策马飞驰向前，发现中国人已向我们的工作队开了火。我们的炮兵连立即还击。重炮和臼炮在七百码处开火，野战炮再往前靠近两百码。法军也同时开了火。

河南岸一座约一千码外的炮台，以及另一座北岸炮台，能够对我们攻击的这座炮台给予一些支援，但支援很微弱，效果也不大。

猛烈的炮火持续了四个小时。米尔沃德和高文的炮兵连逐步前移；攻城炮和臼炮从步兵头顶上越空射击，步兵已推进到离炮台壕沟约三百码的地方，卧在一些沙堆后面。中国人的炮火虽然不停，却不很有效。

约九点钟，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火焰冲起老高，接着是滚滚浓烟，烟雾中只见梁木、石块和泥土纷纷落下。有好几分钟，炮台完全笼罩在尘雾之中，大家以为它已被彻底摧毁了。可是当风慢慢吹散了烟雾，工事的轮廓渐渐从昏暗中显露出来时，中国人又开了火，那份英勇显出了他们坚守到底的决心。

我们的散兵借着烟雾的掩护向前推进，尽量压制敌人的火力。他们刚往前推进，又是一声巨响，不过这一回是在外侧那座北岸炮台里。整个上午，有八艘炮艇在远距离攻击那座炮台，我们也不时用十英寸臼炮往里面丢一发炮弹。这时突击队被派上去了，他们欢呼着冲锋，迎面是一阵密集的火绳枪和抬枪火力。不巧一发实心弹正好落进人群中，砸坏了一只正往前抬、准备用来架桥过沟的浮舟。士兵们只好卧倒，尽量找地方隐蔽，等着再抬一只浮舟上来，炮兵则以更猛的火力重新开炮。半小时后，一切重又就绪，突击纵队猛冲上去。皇家工兵的曼恩上校，还有我相信是霍普·格兰特爵士的副官安生少校，最先越过了壕沟。中国人以极其坚决的态度迎击。英军攻击中央的大门，法军攻击炮台靠河的拐角。为了冲进里面，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联军虽然已在各自的攻击点强行越过了壕沟，但法军尽管作了最英勇的努力，还是过了半个小时，才攀上城墙攻了进去；英军遭遇的抵抗也同样顽强。即使联军冲进了里面，中国人还退到炮台另一头的棚屋和房舍里继续射击。不过这火力很快就被压下去了。到十点半，炮台完全攻克，联军的旗帜在墙头飘扬。英勇的年轻军官查普林把英国国旗插上了中央炮位，刚登上顶端就负了伤；他在突击时已经受过伤了。在这座炮台缴获的大炮中，我们发现有一门是我们自己的三十二磅炮，是中国人上一年缴获的。

中国人一看到我们占领了炮台，两岸其余各炮台和炮位便都停了火，原先在每一道垛墙上飘扬的巨大丝绸战旗，都换成了白旗。

一名官员带着几个随从，从外侧那座北岸炮台走出来，打着一面有一张大桌布那么大的白旗，旗子在他前面二十码处擎着。巴夏礼先生出去迎他，认出这位官员是一个姓黄的人。此人从前在广州给巴夏礼先生当过差，后来在一八五七年和一八五八年攻打广州期间，又在军需部门供职，因为会讲几句英语，派上了用场。再后来，一八五八年额尔金伯爵去天津时，他也随使团同行。之后，中国方面给了他一个差事，无疑是认为他懂英语、熟悉外国人，可以用来传递和刺探消息。

巴夏礼先生同他一交谈，发现他并没有奉命传递什么口信，便立即把他打发了回去。显然，他不过是拿白旗作借口，想来观察一下，看我们是否有能力扩大已经取得的战果。

中国人挂出白旗，是不是表示献出炮台，仍然不清楚，必须刻不容缓地把这一点弄个明白。

于是巴夏礼先生打着白旗，穿过隔在我们攻下的炮台和外侧那座更大的炮台之间的开阔平原。那座炮台就是最后一次爆炸发生的地方，这时也挂出了白旗。巴夏礼先生想同炮台的指挥官接洽，可出来见他的只是一名低级官员，他说不出、或者不肯说出任何情况，只说挂白旗不过是学河南岸各炮台的样。这番交谈是在墙脚下进行的，别的人也插进嘴来：有的说白旗是总督下令挂的；有的嚷道：「你们才攻下一座炮台，我们还有四座呢，你们最好来拿吧。」再也问不出什么，巴夏礼先生便警告他见到的那些人：炮台指挥官只有到两点钟为止的时间来决定是否投降。然后他回去向霍普·格兰特爵士报告会谈的结果，这时何伯提督也已来到将军这里。

重炮调上来了，备用弹药运到了，士兵们也休息过了。下午两点刚过，将军挥军前进，这一回由巴夫斯团和旁遮普团打头，第四十四团和第六十七团随后支援，野战炮兵连走在前面。地面平坦，没有障碍。

部队前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散兵迅速向前推进，法军和英军一枪未发就进了炮台，法军在右，英军在中。

里面有两千多人坐在地上，我们走近时，他们既不动，也不作声。他们已经扔掉了兵器，脱去了一切能表明兵丁身份的号衣和标记。这座炮台比上午攻下的那座大得多；大炮一门也没有搬走，也没有钉塞火门，数目很多。铜炮铸得非常精美，大小不一，从三十二磅到六十八磅都有。

在这座炮台里发现的大炮中，有几门是中国人从上一年进攻大沽时被击沉的炮艇上捞出来的。

现在已毫无疑问，霍普·格兰特爵士和罗伯特·纳皮尔爵士判断得对，第一座炮台正是整个阵地的关键。它落入联军手中以后，另一座北岸炮台受到海陆两面的威胁，再也守不住了；而从这些工事上，又可以在近距离内纵射南岸的炮台。

这座炮台的守军既已无条件投降，就有必要弄清南岸各炮台的意图。唯一确切的办法，是求见总督，要求他交出这些炮台，或者解释他们为何挂起那些至今仍在飘扬的白旗。

霍普·格兰特爵士于是决定，由巴夏礼先生、安生少校和我打着白旗，去见恒福。

在炮台下面的码头上，我们找到一条按中国式样装配的船，但很快就发现，原来是一艘英国军舰上的旧快艇。几名士兵把船划过白河，让我们在南岸炮台前登了岸，然后又划回北岸去了。三名法国军官看见我们上船，要求同去，我们当然答应了。

我们原以为，中国人看见我们这一小伙人，会有所回应，会有一位官员打着白旗出来，问我们有什么事。可是一个人影也看不到，我们觉得最好还是设法进炮台去，同守军接上头。我把旗子挑在一支长矛的矛尖上，那支长矛是为此向霍普·格兰特爵士的一名锡克传令兵借来的。从岸边到第一道壕沟之间，插满了削尖的竹签，像一片树林。我们小心翼翼、费尽力气地从中择路而行；这道沟和其余几道沟上都搭着几块木板，可以走过去。我们到了墙脚下。墙外四周有一条约两英尺宽的小路，看见前面有几个人，我们便跟上去，喊他们站住，却没能追上。

炮台的炮眼与我们走的这条小路一般高，正对着小路开着，不过炮眼的挡板都关着。走了一段路之后，我们开始严重地担心对方有什么阴谋：载我们过来的那条船已经划回对岸去了；我们沿着炮台临海的一面走了这么远，北岸我军占领的那几座炮台已经完全望不见了。而且，从挡板的缝隙里望进去，我们看到兵丁们就站在离我们几码远的炮位旁，手里拿着点燃的火绳，随时准备重新开战。

我们设法劝里面的人同我们说话，没有成功，便决定往回走，看能不能从靠陆地一面的大门进去。可是走到我们登岸的那个拐角，前面有一条渠道挡住了去路。耽搁了一会儿，靠着我手里那支长矛，我们终于拢到了几块漂浮的木板，踩着渡到了对岸。我们走上的那条小路经过炮台的正门，在正门对面折而向西，沿着一条两英里半长的堤道穿过大泥滩，通向大沽镇，总督当时就住在那里。

我们刚走了二十码，一名官员便匆匆从炮台里出来，后面跟着一群兵，急忙向我们赶来，边走边打手势，要我们回去。我们没有理会。等那位官员走得够近了，巴夏礼先生告诉他，我们身负重要使命，正要去见总督，并问这位官员敢不敢拦阻我们。那官员回答说，他不会阻止我们去见总督，却仍旧挡在前面，在那条窄路上，除非把他推到一边，我们是过不去的。我们希望尽可能避免这样做；可是当我们显然要强行通过而向前走时，他转过身，向炮台打了个信号，立刻有十来个人冲出来，把护卫大门的吊桥拉了起来。吊桥一拉起，他便不再阻拦我们去大沽了。一座驻有约四千守军的炮台，竟认为需要这样防备，才不至于被六个人夺去，可见他们对我们的本领评价之高。

整个下午一直阴沉欲雨，这时大雨倾盆而下，几分钟之内，我们要走的地面就变成了一片泥沼。

去大沽的路走了不到半英里，便遇见了上午打白旗来的那个黄某。巴夏礼让他回去禀告总督，说我们正在去见他的路上。

路上的泥深及膝盖，我们一路滑倒、跌跌撞撞，看来极有可能一身泥浆地出现在直隶总督面前。

大沽街上的人，其中许多是兵丁，虽然穿着乡民或镇民的便服，成群地聚集着看我们经过。他们无精打采地闲待着，彼此很少交谈，我们走近时更是鸦雀无声。不过，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并无失礼之处，也看不出有什么敌意。

穿过一条又一条狭窄肮脏的街道，我们终于到了总督的衙门，也就是他的官邸。总督在门口迎接我们，十分客气。我得说，我们的模样实在不怎么体面：从早晨五点起辛苦了一整天，最后又在泥海里走了一个半小时，身上原本或许还剩下的那一点点干净，也荡然无存了。我们这副样子，的确足以让中国人不仅称我们为「夷人」，而且真把我们当作「夷人」。尽管如此，恒福接待我们的那份殷勤周到，真是无以复加；这大概更多是出于畏惧，而不是因为他对我们有什么好感。

总督的举止和仪表沉静而有风度。他大约五十四岁，但看上去要老得多。个子不超过五英尺四英寸，面容憔悴，弯腰驼背，倒像是七十岁的人。从他的总体气色看来，他并不禁绝那种违禁的药物。不过他的眼睛很亮，脸上的神情既有聪明，也夹着狡黠。他穿一件褐色的丝绸长袍，腰间系着丝带，带扣是精工雕琢的玉。腰带上挂着寻常的绣花眼镜套和扇套，还有筷子，以及一个绣得很华丽的大套子，里面装着一只胖墩墩的银表。

恒福身后跟着几位官员和一群随从，一直送到门口。他们不像他们的主人那样把自己的神色控制得滴水不漏，从脸上就看得出，这一天发生的事叫他们非常惶恐。我们被领着穿过两进院子，来到里面一进，院子中央有几棵树和几个花坛。院子的一边是一排房间，门户对着院子敞开，与院子几乎不分彼此，屋里摆好了桌子，上面放满水果和蜜饯，准备款待我们。在中国人家里，坐下之前总少不了一番照例的打躬作揖，这番礼数行完之后，我们终于在指定给我们的座位上坐定了。

在中国，主人的左边是上座。桌子有时并在一起，有时分开摆，每位客人一张，这一次就是这样。官员中只有两位品级够高，得以入座，其余的都站在门口，一边听，一边对正在进行的事议论着。他们看上去都是文官；如果是武官，那也已经脱去了军服。

我们从一大早起就没吃过东西，饿极了，辛苦了一整天，最后又在几英尺深的泥里跋涉了那么久，更是筋疲力尽。所以我们焦急地等着，等到按照中国人的礼数可以动手吃东西、喝那几杯诱人地摆在我们面前的茶的时候。

终于，巴夏礼先生示意时候到了，一小碟一小碟的饼干和干果很快就吃空了，梨和葡萄也以一种恐怕叫中国人觉得有失体统的速度一扫而光。可惜他们没有给我们一点实在的食物，连我们吃空的盘子也没有再添。我在院子的一角看见几只箱子，样子极像香槟酒箱，有一只里面还露出一两个瓶颈，无疑是从上一年缴获的那几艘倒霉的炮艇上得来的战利品。我差一点失礼开口要一瓶，尤其是总督的椅子后面还放着一大块冰，至少有三英尺见方，用来冰酒再好不过了；可是巴夏礼告诉我们，那会被认为有失礼数。于是那块冰只好去尽它那卑微的本分：给总督大人凉快后背。

喝过头一杯茶以后，巴夏礼先生向总督说明了我们的来意：总司令派我们来，是要问明各炮台为何挂起白旗，是不是表示无条件投降；如果是，就请他签一道命令，立即把炮台交出来。

恒福答道：「我是总督，炮台的事与我无关。」巴夏礼先生说，这就奇怪了，北岸炮台的军官说白旗是奉他的命令挂的。恒福却再次声称，他与军务毫无干系。他说有一位统兵大员，我们应当去问他；可是巴夏礼先生追问到哪里去找这位统兵大员，他的话就乱了套。最后总督承认，指挥北岸炮台的那位将军已经阵亡，他一死，一切都乱了，现在他也不知道是谁在指挥。他说：「就算我下令交出炮台，我一个文官，又怎么能叫他们执行呢？炮台守得好不好，是由将军负责的。」这番话似乎也有几分道理和实情。恒福提出，他要尽快亲自同中国军队中负责指挥的那位官员联系，如果能找到的话；但他说，至少几个小时之内是办不到的。我们告诉他我们不能等，并警告他敌对行动将立即恢复。

我们去大沽途中遇见的那个黄某，折回去向总督通报我们到来的消息，他身上带着总督给霍普·格兰特爵士和孟托邦将军的信。这些信我们已经拿过来拆开了，好让巴夏礼先生根据信的内容决定如何行事。信的大意是：我们既已显示了兵威，攻下了北岸炮台，便可暂时占据这些炮台，现在也不再反对我们的炮艇驶入河中、开往天津。巴夏礼先生向恒福指出，这些信的措辞和口气何等荒唐，联军凭武力已经取得的东西，他居然还说什么准许不准许，这是何等狂妄；我们不能同意把这样的信转交给我们的总司令。于是我们把信退还给他，起身告辞。

然而，总督显然不打算这么轻易地放我们走。他找了一大堆借口留住我们：说他已经派人去牵马了，好让我们回去时的排场与我们尊贵的身份相称，不像来时那样；我们表示不等马匹、径自就走，他又说，也许那位将军并不像他原先以为的那么远，我们只要再稍等片刻，也许就能见到他。我们仍坚持要走，仆人们便端来一杯杯茶和蜜饯，恳求我们留下，说这是总督的意思。这样苦苦挽留，显得有些可疑，使我们更不想多待了。不过，经恒福再三恳求，我们又等了半个小时，他答应这期间一定把那位将军找来。

我们虽然多少知道自己身处险境，但直到后来才知道当时所冒的风险有多大。原来统兵的正是僧格林沁，总督四处派人去找的就是他；倘若找到了他，我们受到的待遇也许就不一样了。不过北岸炮台一失守，他就带着几个随从离开大沽去了天津。半小时过去了，我们坚持要走；可是走到据说马匹在那里等着的那条街上，却发现只备好了两匹。

事情开始变得有些令人惊恐、令人不快了，已经到了必须把话说得明白而强硬的时候。巴夏礼先生于是转向一直陪我们走到门口的总督，对他说，如果他们连给我们备马的礼貌都没有，我们决意走回去。这话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几分钟之内就又牵来了几匹马，我们都骑了上去。

我们向总督告别时，他已经十分紧张不安了。巴夏礼先生问道：「镇上的人都走了吗？」恒福有些吃惊地回答：「没有，他们为什么要走？」巴夏礼先生于是十分恳切地说：「那么看在老天的分上，赶快叫他们出城吧，一刻也别耽搁。整个南岸将遭到一场实心弹、开花弹和火箭的猛轰，几乎没有人能指望逃得出来。我们不愿伤害那些可怜的百姓，那些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你是他们的父母官，你有责任警告他们离开，因为我们要消灭的只是官员和兵丁。」

这番话对这位不幸的人影响极大。他变了脸色，坐立不安，又惊又疑。他似乎突然下了决心，说道：「来，下马，咱们再把这件事商量一下。」我们答应了，又回到他的屋里。这一回他显然是要认真办事了。他的态度变了，看样子无论后果如何，他都已拿定了主意。见此情形，我们按照巴夏礼先生的吩咐，态度也变得和气起来，表示愿意受他安抚，喝下了焦急的仆人们不停地给我们添上的大量好茶，又吃了些糕饼、蜜饯和梨，然后巴夏礼先生再次提出我们的要求。恒福便让他的师爷起草一封信，交出南岸所有炮台和一切设防之处。巴夏礼先生检查过这道命令，看它的格式是否妥当，总督便签上名字，盖上官印，无条件交出全部工事。这道命令还附有一项条件：各处地雷、埋伏的爆炸物等等的位置，须由负责的官员向联军总司令指定的任何军官指明。

巴夏礼先生把这份重要文件妥妥地装进口袋，我们便向恒福告别。他祝我们一路平安，并坚持送到门口，看着我们动身。

这时天已经晚了，夜色漆黑，风雨交加，细雨蒙蒙。我们急于尽快赶回营地，报告使命成功，所以马上就动身了。总督命一些人提着灯笼陪同我们，还派了一名武官，护送我们安全穿过中国人的防线，一直到我们登岸的地方。我们与其说是指望，不如说是盼望能在那里找到一条船。

我们很快就骑上了那几匹毛色粗糙的矮马，坐在高高的木制鞑靼马鞍上，一路滑着、溅着泥水穿过镇子。家家户户都关着门，街上空无一人。我们经过的声响，偶尔引得有人小心翼翼地推开一扇窗板，可是一看清过路的是什么人，那脑袋便以惊人的速度缩了回去。出了镇子，我们遇见许多从炮台逃出来的人，他们见我们走近，便想躲进路边的沟里。我们慢慢地往前走，又黑又湿的雾把大多数灯笼都浸灭了，连路都很难看清。辛辛苦苦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望见了通往南岸炮台大门的那座吊桥高高的桥架。下午我们去大沽的路上，那位官员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就在我们被人看见的同时，听到了一声口令喝问，我们那位中国武官冲上前去答话。喝问声又响了一遍，我们觉得听上去更像是英语而不是汉语，便一面继续往前走，一面高喊：「我们是英国军官！」走了不到二十码，口令声又响起来，又急又清楚，紧接着是几声口令，我们听到了步枪举起准备射击时的哗啦声。一刻也不能耽误了，我们已经上了桥，离大门不到三十码，大家齐声高喊：「我们是英国人，别开枪！」一阵停顿之后，传来一个声音：「如果是英国人，走到大门来。」我们照办了，发现大门开着，便在几乎一团漆黑之中摸索着进去。偌大的炮台似乎空无一人。进去以后，头顶的墙上又有人喝问我们。不久，巴夫斯团的一名军官来到我们身边，说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中国人，差一点就开枪了。我们问起情况，他说，日落前不久，霍普·格兰特爵士看到中国人在撤出炮台，便派了一百五十人渡河去接管。天色只够让他们看清守军已全部撤走，可炮台里满是火药，弹药库和大炮上都连着慢燃的引信，已经发生了几次小爆炸，他们正忙着四处巡查、把引信掐灭，这时我们的到来惊动了他们。我们头一次用英语回答时，他们听见了，却以为是中国人使的花招，想借此靠近大门，我们差一点就被他们的火力从桥上扫下去了。

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的朋友，那位中国武官，已经趁我们到达时的一阵混乱，不辞而别，连正式告别的礼节都省了。我们摸索着穿过棚屋，沿着有顶的炮位，走到那个充当通往码头之门的炮眼。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找到了那条穿过竹签往下走的之字形小路。地面滑溜，夜色漆黑，在离竹签这样近、这样叫人不快的地方行走，非常困难，也非常危险，因为一步踩错，那倒霉的人就必定会被扎穿。

到了码头，却发现既没有船，也没有作任何安排送我们过河，我们开始觉得，被人这样忘得一干二净，真是太不讲情分了。北岸有灯光，我们以为那里有船，喊得精疲力竭，却毫无结果。风很冷，吹透我们的湿衣服，更觉加倍寒冷。浑身湿透，又冷又饿，因为在总督那里吃的水果实在顶不了正经饭食，除了湿泥地又没有地方可以躺下，这样的前景实在不怎么令人愉快。巴夏礼这时已经察看过码头边一艘搁浅在干地上的帆船的船舱，决定就躺在那里，因为那里避风，并说他会给我们留好位子。安生和我决定，在屈就这种住处之前，先到炮台里面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地方。转了一阵之后，我们看见一间棚屋里有灯光，发现住在里面的是巴夫斯团的斯图尔德先生。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他的饼干分给我们吃，并请我们在那里过夜。我们把巴夏礼从帆船里叫了来，把帆船让给了那几位法国军官，然后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安排。

不过，睡觉之前，我们都出去仔细察看了一下附近，看有没有点着的火绳，因为中国人有些引信是特制的，可以燃烧好几个钟头。我们的谨慎得到了回报：在离棚屋二三十码的地方，发现一根点着的引信，连着一个小弹药库。我们把它割断，掐灭了。可是我躺下睡觉的时候，仍然觉得醒来时很可能发现自己已经飞到了半空中。不过我实在累坏了，很快就梦见了总督、爆炸、炮台、北京，还有家乡。

第二天早晨，热情好客的主人斯图尔德先生给我们端来一杯热巧克力，很快就驱散了我们醒来时的寒意。我们下到码头，想设法过河。在那里我们找到了那三位法国同伴，他们在帆船舱里熬过了难受的一夜，一个个都显得狼狈不堪。我们招呼到一艘从舰队开进来的法国军舰的小艇，它把我们送过了河。

到了北岸炮台，却发现那里只驻着一支分队，将军的司令部已经回塘沽去了；最糟糕的是，他们把我们的马也带走了。毫无办法，我们只好强打精神，徒步跋涉了约六英里，每一步都陷进没膝的泥里，到上午九点半才到达塘沽，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

南岸的每座炮台都有一条堤道与大沽镇相连，堤道两侧是大片泥滩，软得连步兵都过不去。因此，这些炮台具有坚固设防的岛屿所具有的一切长处。堤道的长短因炮台的位置而异，但没有一条短于一英里半，我们走过的那一条想必还要长得多。倘若不先攻下北岸炮台，这就是能够把大炮布置起来轰击南岸工事的最近距离了。

堤道在炮台处终止，靠一座吊桥越过内壕与炮台相连，外壕上则架着可以移动的木板。南岸的炮台比北岸的修建得更加用心，防御工事也更加坚固。它们筑有与后墙平行的横墙，既可保护守军免遭来自海上的炮火，也可抵挡从陆上来路射来的炮弹。

总督所同意的条件都忠实地履行了。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两天，南岸所有炮台和工事全部撤空，交给了联军。

九进兵天津

根据上一年的经验，从大沽沿河进兵天津，一路并无障碍。但据报告，河道有几处急弯浅水、难以航行的地方，已修筑炮位加以控制，因此决定派两三艘炮艇溯白河而上，查明是否会遇到严重的抵抗。这项任务需要高度的判断力和审慎，何伯提督便亲自率领。

联军总司令们商定：倘若遇到的障碍严重到必须诉诸武力的地步，提督就等候将军到来，以便海陆军协同作战。

总司令们充分认识到，在白河炮台取得的胜利必须尽快扩大，因此完全赞同两国大使的意见：联军应立即向天津推进。可是，要让一支大军离开作战基地，却又不确切知道将要穿越的地方能否供养这样一大支部队，就需要一两天时间来完成必要的安排，以防万一。这就使得先派炮艇前进更为可取了。

二十三日上午十点，舰队起锚。舰队由挂着提督旗的「科罗曼德尔号」和三艘炮艇组成。

额尔金伯爵派巴夏礼先生和我随队同行。

白河在河口附近宽约四分之一英里，但过了最初八九英里，就收窄到约一百三十码。两岸一般高十五到二十英尺，土层深厚；潮水涨落有好几英尺。

上午正值涨潮，我们绕过了河道上那些又急又窄的弯，没有遇到多大困难。

一八五八年，我随同尼科尔森爵士上校和舍拉德·奥斯本上校率领的第一支勘察队溯白河而上。那时，我们每驶近一个村子，乡民和村人便排列在河岸上，在我们的轮船驶过时跪下，头叩在地上，偶尔有人举起一只手，拿着一只鸡、一些蔬菜或一篮鸡蛋，作为献给这些陌生的入侵者的供奉，以求安抚。经验告诉他们，我们既不抢劫他们的村庄，也不伤害村民，所以今年我们到来时，再也看不到那种惊恐的样子了；炮艇一停下，便有成群的人聚拢过来，各种食物都拿来随意出售。

下午，一路伴随我们的好运离开了我们：在一个比平常更急的弯道上，轮船的船头一直冲上了对岸。我们是随着涨潮上来的，潮水还在上涨，大约一小时后船很可能就会浮起来，所以我们只需耐心等待。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几个人上了岸，去看看离搁浅处几百码的一个村子。村民们以最友好的态度接待我们。即使他们心里有什么忧惧，也都掩藏起来了；我们侵入他们的国土，公然声称要挫辱他们那位，打个比方说，几乎被奉若神明的皇帝，他们却表现得满不在乎。他们唯一的念头似乎是，趁着这个好机会从这么多「夷人」身上尽量多赚些钱，因为这些夷人买什么东西都肯出高于实价二十倍的钱。

从大沽到天津有两条路，白河两岸各一条，从河上偶尔可以望见路基高高的堤岸。

走陆路比走水路近，因为河道迂回曲折得厉害。一路地势平坦，灌溉系统十分完善，耕作极为精细。村子附近有几棵树，给本来会显得单调的乡野添了些变化。

约一小时后，「科罗曼德尔号」浮了起来，我们继续前进，去同停泊在前方约四英里处的炮艇会合。担任指挥的资深军官麦克利弗蒂上校告诉我们，有几位天津来的官员上过船，告诉他我们离天津城只有十英里了。他们还带来消息说，恒福已于当天早晨到达天津，他是从大沽走陆路去的；僧格林沁亲王前一天也骑着一匹疲惫不堪的马，只带着几个随从从城里穿过。来人表示，天津不会设防抵抗，希望联军尊重居民的生命财产。

在「科罗曼德尔号」搁浅之前，我们已经经过了九座炮台，都是一年之内新修的。它们的位置既能控制河道，又能在遭到攻击时互相支援。炮台里都已空无一人，看来从未架过炮。很可能能用的大炮大都调到大沽炮台去了。提督迅速推进的一大好处，就是不给中国当局留下时间重整军队，来阻止我们占领天津。

提督决定当晚就在原地停泊。第二天早晨五点，我们又起锚前进，到离天津三英里的地方，望见了为保护天津免遭水陆两路进攻而修筑的巨大工事。

白河两岸各有一座炮台，扼守着从河上来的通路。炮台的炮位控制着一段又长又直的浅水河道，涨潮时的水深也只够一艘炮艇通过，所以位置选得极好。一道筑有雉堞的城墙，外带壕沟，从两座炮台起环绕全城，全长十三英里以上，每隔不远就筑有重炮炮位。想到这些工事全是最近几个月内修起来的，真叫人惊叹。倘若把同样的精力和金钱花在平定叛乱上，对这个帝国该有多好。

天津的主要官员和绅民组成的代表团，正在等候提督到来。他们带来恒福给额尔金伯爵的一封信，信当然被拆开了。信中说，他已下令把炮台里的人员和大炮全部撤走，因此希望两国和好，并希望只派几艘炮艇去天津，免得惊扰百姓。

提督在继续前进之前，先占领了这两座炮台。大炮显然是匆忙卸下的，后来我们循着车轮的痕迹，在壕沟底下找到了几门很大的炮。

占领炮台之后，提督便向天津进发。河上挤满了帆船和小船，成千上万的人涌到岸边。他们丝毫没有那些官员极力想让我们相信的那种惊慌。

舰队在大运河汇入白河的地方下了锚，正对着一八五八年额尔金伯爵及其随员住过的那座衙门。

「科罗曼德尔号」刚一下锚，恒福就带着一些随从官员上了船。他向提督表示，希望我们把自己看作他们的客人。可是这种无礼的话不能容许，提督明白地告诉他：是帝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迫使联军采取了敌对措施；我们已经攻下了炮台，现在是以主人的身份来到天津的；中国政府知道我们所要求的条件，我们现在进兵，就是要迫使他们接受我们正当的要求；我们来天津绝不是做客，而是凭征服者的权利，并且打算把它控制在自己手里。提督同时命令麦克利弗蒂上校率五十名海军陆战队上岸，占领最近的一座城门，并请巴夏礼先生和我同去，因为我从前在天津住过，认得路。我们很快就到了东门。城门开着，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几分钟之内，联军的旗帜就在城墙上飘扬起来了。大群的人聚拢来看我们的举动，但看来没有兵丁，至少没有穿号衣的兵丁。

半小时之后，我们的陆战队已经舒舒服服地住进了中国人刚刚腾出来的守卫房里。

巴夏礼先生要求恒福在额尔金伯爵驻留天津期间，为使团提供一处住所，恒福便派了一名官员，指出几处合适的房屋，让我们从中挑选。

提督留下麦克利弗蒂上校在天津指挥，巴夏礼先生也留下来同地方当局联络，安排给大军供应给养，然后返回大沽，当晚十点半到达。我立即登上了已从北塘河绕过来的「格林纳达号」。额尔金伯爵和将军都在船上，商定第二天早晨九点动身前往天津。皇家海军的丢乐德克上校负责为「格林纳达号」领航，这艘船个头大，这可不是件容易的差事。骑兵和炮兵走陆路去天津，路程约四十英里，预计三天走到；步兵则由炮艇运送。

第二天早晨我们动身不久，在河道的一个弯上又搁了浅，等了十二个多小时，「格林纳达号」才浮起来。百姓们毫无惊慌之态，乐于把食物拿来出售，这说明我们的水兵和士兵在上一次远征中的良好表现，已使联军在全国各地博得了好名声。

船浮起来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只得极其小心地前进。尽管丢上尉十分谨慎，我们还是差一点撞沉了载着葛罗男爵溯河而上的那艘法国小炮艇。那就是拆成几段运来的小艇之一，但铁板太薄，船身太小，派不上多大用场；葛罗男爵给它们起的名字「铁皮罐头船」，真是名副其实。

二十七日天将破晓时，我们再没有搁浅，便到达了天津，在浮桥下面下了锚。

河面有些地方还没有「格林纳达号」的船身长，夜里又漆黑一片，丢上尉领航领得这样好，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

上午我们上岸，去察看正在为额尔金伯爵准备的住所。选定的是一八五八年美国公使列卫廉先生和俄国使节普提雅廷伯爵住过的那座衙门。葛罗男爵和霍普·格兰特爵士及其随员也安排在同一处。

拨给使团使用的那部分房屋，是一连串前后相通的院落，四周有各种房间和厢房，用作厨房、库房和仆役住处。最里面一进院子，中央有一座美丽的花园，园里有假山，上面长满各种灌木和藤萝，还有小巧的山丘和亭庙。

额尔金伯爵的房间和使团成员的房间，都朝这座花园开门。

八月二十八日，据报大学士桂良正从北京赶来，要开启谈判，设法劝阻额尔金伯爵不要继续进兵。桂良是签订《天津条约》的钦差之一。

三十一日，桂良通知额尔金伯爵他已到达，请求早日约定会晤的日子，因为他奉有全权，可以就额尔金伯爵认为应当提交的条件进行谈判。与他同时受命的还有几位钦差，一同商定两国持久和平的初步条款。

额尔金伯爵在答复中，命威妥玛先生和巴夏礼先生向钦差们说明联军准备停止敌对行动、缔结和约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

第一，为在白河攻击联军一事谢罪。

第二，批准并履行《天津条约》。

第三，向联军赔偿海陆军备战的费用。

第二天，钦差们致函额尔金伯爵，同意了上述各项条件。

拟议中的专约有一项规定：联军的一部分兵力要向北京推进，到通州附近的某个地方；两国大使由各自使团的成员陪同，并有大批军队护卫，从那里前往北京，向皇帝呈递国书。因此，在商讨专约和与之相关的种种细节安排的同时，大军推进的准备并没有耽搁。

九月四日，钦差们对拟议中护送大使进京的卫队人数提出了异议。签署专约的日子原定在七日。此前的商谈，一直由威妥玛和巴夏礼两位先生亲自同桂良和恒祺进行。

额尔金伯爵十分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也深知即使是身居国家最高官职的人，他们的话也不大靠得住，所以五日晚上得知钦差们无权缔结任何专约，必须先报请北京的军机处批准，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钦差们冒称拥有他们并不具备的权力，唯一可能的动机，就是用虚幻的希望，让我们以为和平可以按照联军提出的条件建立起来，借此拖延我们的推进。幸而额尔金伯爵从一开始就看穿了这套骗局，因而能够提醒将军不要相信，这种虚假的谈判有可能使两国之间的纠纷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额尔金伯爵急于不给中国人留下任何时间去修筑新的防御工事、调集新的部队投入战场，或者让他们的军队从在新河、塘沽和大沽炮台遭受的惨败中重整旗鼓。因此，他请霍普·格兰特爵士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向北京进兵。

第10章

十、进兵北京——谈判——背弃白旗——巴夏礼先生、诺曼先生、安德森中尉、鲍尔比先生、皇家龙骑兵近卫团士兵菲普斯、锡克卫兵以及我本人被擒

到九月九日星期天早晨，一切准备就绪，天一亮，我们便随前卫出发了。第一天的行程是到一个叫蒲口的地方，离天津约十英里；可是有些骡子执拗不驯，赶车的人又不懂行，过了三点钟我们才到宿营地。额尔金伯爵和霍普·格兰特爵士下午赶上了我们。

第二天早晨，我们行军到一个叫杨村的镇子，穿过镇子，在镇外的一片开阔平原上扎了营。

下午下起了大雨，使团的车夫们获准带着骡子到镇里的客店去避雨。可是到了早晨，该准备出发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全都跑了，无疑是受了中国官府的恐吓，他们若不听命，官府就会惩治他们的家人。

雨仍下个不停，将军决定停留一天，也希望能找回几匹骡子。

十一日，派出几队骑兵去找骡子，但一无所获。幸而杨村在白河上游支流的岸边，这条河离我们要走的大路只有几英里，于是把使团的帐篷和物资装上了为此征用的几条帆船。

费了很大的劲，在镇上弄到了几匹骡子，军需部又供给了一些，十二日我们便可以出发了。

使团这一回出发的情形实在可笑极了。大多数骡子生来就没套过车，我们找来赶车的人看来也同样没有经验。当时额尔金伯爵的客人琼斯提督、约翰·海勋爵和鲍尔比先生出了大力，要不是他们帮着使团成员亲自赶车，我们根本到不了下一站南蔡村，那里离杨村约十英里。我们到达时已是傍晚，只见额尔金伯爵已在镇中心一所极好的房子里住下了。烈日加上劳累，我中了点暑，病倒了一阵。

第二天，也就是十三日，我们行军十二英里到了河西务。这是一个大镇，太平年月有两万居民；可是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人都已背井离乡，留下来的人又受到自己同胞的极大威胁，因为成伙的盗贼横行镇上，破门入户，大肆抢劫。为了保护百姓，霍普·格兰特爵士占领了这座城，设立了许多哨所，在街上巡逻，这才维持住了秩序。

额尔金伯爵和使团住在城南门外、紧挨着霍普·格兰特爵士营地的一所房子里。

从天津进军途中，额尔金伯爵几乎每天都收到中国当局的来信，恳求他停止进兵。

皇帝新派了三位钦差与联军大使交涉，他们是怡亲王载垣、穆荫和恒祺。第一位是皇帝的堂兄弟，极有势力。不过额尔金伯爵已通知他们：鉴于前几位钦差在天津企图蒙骗两国大使，他不到通州，决不同钦差签订任何专约。通州是离北京约十二英里的一座城。

霍普·格兰特爵士料想，中国政府在接受我们的要求之前，很可能还要再作一番抵抗，因此决定在继续推进之前，先在河西务建立一个兵站。他认为必需的物资和给养要从白河口运来，大概需要十天，因此必须在这里停留这么长时间。

在这段按兵不动的时期，钦差们一再恳切地表白诚意，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而且，与其让他们以为我们停在河西务是因为还没有准备好推进，不如让他们以为是因为我们终于同意了他们的谈判要求。于是额尔金伯爵决定派威妥玛和巴夏礼两位先生到马头去会见钦差。马头是个小村子，大约在通州和我们当时驻地的中间，据他了解，钦差们就在那里。

十四日，他们出发执行这项使命，第二天早晨回来，带来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消息：他们大获成功了。他们到马头时，发现钦差们已经去了通州，威妥玛和巴夏礼立即跟了过去，经过八个小时的商谈，专约的条款终于确定下来。商定联军推进到离通州十到十二英里的地方，就在那里驻扎，两国大使则由大批卫队护送前往北京。还商定巴夏礼先生于星期一回通州，作最后的几项安排。

十六日星期天，我们在所住的那座大庙里做了礼拜，用的是庙里的正殿。对在场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此生参加的最后一次礼拜了。

额尔金伯爵决定派我随巴夏礼先生同去。卜鲁斯先生公使馆的成员、暂时调入使团的诺曼先生，以及《泰晤士报》的通讯员鲍尔比先生，都得到额尔金伯爵的准许，与我们同行。九月十七日星期一，天一亮，我们便动身前往通州，那里离河西务约二十五英里。卫队有皇家龙骑兵近卫团的六名士兵和费恩骑兵团的二十名印度骑兵，统由安德森中尉指挥。

骑兵军需总监沃克上校和军需部的汤普森先生也随队同行。沃克上校是去为大军选择宿营地的，因为将军见和平有望，已决定在十八日早晨向前推进。

那天早晨天气凉爽宜人，我们兴高采烈地出发了，因为我们觉得，战争早日胜利结束的前景已经在望。直到马头，我们一个兵也没看见。穿过那个几乎空无一人的村子时，我们看到路左边不远处有一队约三十人的骑兵哨，我们一走近，他们便慢慢地退走了，很快就消失在一片树林后面。此后，我们不时经过一些哨卡，但他们并不理会我们，只是在我们走近时，悄悄地从路边退得更远些。

在离通州约十英里的地方，我们经过了钦差们与威妥玛、巴夏礼两位先生商定大军停驻、让两国大使前往北京的那个地点。那地方叫五里地，以一条小溪为标志，小溪向东北流约四英里，汇入白河。路右边、小溪以南的那片平原，就是钦差们建议联军扎营的地方。小溪南面有一道土堤，从大路一直延伸到白河；路左边，正对着土堤，有一个小村子，四周树木密集。

除了看到村子附近砍倒了几棵树之外，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准备阻挠联军和平进驻这片地方的迹象。

过了五里地约四英里，我们穿过张家湾，这是一座颇具规模的有城墙的城池。在这里，一名武官带着一队骑兵迎面而来，说必须先知道我们来干什么，才能放我们过去。

巴夏礼先生告诉他，我们是去通州会见钦差大臣的。他一听这话，立刻放我们过去了。我们刚走到城中心，一群官员便骑马飞奔而来。其中一位，看他的同伴们对他那样恭敬，显然是位高官，他问哪一位是巴夏礼先生。告诉他以后，他说他就是在新河一战中统兵的将军；那一仗对他本人有什么结果，他说，我们看得出来。他一面说，一面指着帽子上的顶珠。顶珠的颜色是区别官员品级的标志，我们看到，那本该是浅红色的顶珠，现在只是一颗普通的白顶珠。他又说，他的花翎也被摘去了，花翎多少有点像我们的某种骑士勋章。可是他接着说：「现在就要讲和了，那天同我交战的人，我很乐意同他们握手。」巴夏礼指出沃克上校是在场的最高级军官，随后把我们一一引见给他。他的态度诚恳，很有风度，一副刚毅的军人气概，十分引人好感。他同我们并马走了一段路，谈论这次战役中的种种事情，然后说他必须回营了，他的营地还有一段路。

骑行了二十五英里，我们约在上午十点半到达通州。我们从南门进城，由派来的人领着穿过城区，出东门到了城郊，那里有一座庙已经收拾好了，准备接待我们。街道宽阔整洁，出售的肉类之多，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在中国别的城市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钦差大臣的口信已经在等着我们了，说他们一点钟可以同额尔金伯爵派来的官员会谈。这使我们有时间洗漱和吃早饭。

一点钟刚过，钦差们到了，巴夏礼先生和我前去拜会。照例喝茶、寒暄一番之后，宣读了额尔金伯爵的信。这封信表示接受先前由钦差们与威妥玛、巴夏礼两位先生商定的专约条件。额尔金伯爵在信中说，希望尽快作出适当安排，在北京接待两国大使，并让他得以把大不列颠女王陛下托他呈递的国书亲手递交皇帝。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钦差们一开口不是设法消除可能存在的困难，反而提出种种难题，并且拒绝讨论专约的任何条款，除非放弃向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他们坚持说这项要求绝对办不到。巴夏礼先生向他们保证，这是一个可以留待日后商讨的问题，即使被拒绝，额尔金伯爵也不会把它当作开战的理由；可他们仍然拒绝谈别的事情。而别的那些事，因为联军第二天早晨就要推进到五里地，对我们来说是更加迫在眉睫的。

怡亲王和其他几位钦差的口气几乎可以说是蛮横无礼的，他们几乎毫不掩饰对我们的厌恶，也毫不掩饰不愿达成协议的心思。最后，到傍晚六点左右，巴夏礼先生对这场商谈能否圆满结束几乎已经绝望的时候，钦差们的态度忽然起了变化。巴夏礼一再申明，他们反对额尔金伯爵亲递女王国书，这个问题要通过商谈而不是通过打仗来解决，这番话终于似乎使钦差们满意了。他们还放弃了整个下午一直在进行的一种软弱的反对，即反对额尔金伯爵带着多达一千人的卫队进京。

钦差们这才认真地谈起摆在面前的正事，第二天早晨大军宿营以及供应所需给养的必要安排，很快就商定了。还起草了一份告示，通告百姓中国皇帝已与联军讲和。

我们以为困难就要过去了。经过焦虑和辛劳的一天，巴夏礼同我们一起吃晚饭，恒祺在晚饭时屡次来商定告示中的种种细节。我们都早早地睡了。

事先安排好，由沃克上校、军需部的汤普森先生、巴夏礼先生和我，带着六名龙骑兵近卫团士兵和三名锡克兵，第二天一早出发去迎接联军，指点给他们选定的宿营地。巴夏礼和我同将军联络之后，打算返回通州，为使团找一处住所，并办完专约的一些次要细节，所以诺曼先生、鲍尔比先生和安德森中尉带着十八名锡克兵留在通州。

九月十八日早晨，天亮不久，我们都起身了，一起吃了早饭。决定留在通州的几位，正在安排到城里去买东西。

太阳刚刚升起，去迎接大军的一行人就上了马。我们没有像前一天来时那样穿城而过，而是从东郊绕行，五分钟后就到了旷野。原已商定有一两位官员在五里地同我们会面。一路地势平坦开阔，我们沿着小路和大道，直奔大路所经过的那座有城墙的张家湾城。快到城边时，我们遇见一队队步兵和抬枪兵，同我们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城门开着，可街上却有大队兵马，不过他们并没有骚扰我们。出了城，我们可以望见隔在我们与五里地之间的那一片田野，五里地在约四英里外。大路两旁的土岸，有的地方比马上的人头还高。从张家湾望去，路右边的田野被许多深深的旱沟切割；路另一边是大片的高粱地，这个季节的高粱有十五到二十英尺高，足以隐藏一支大部队。一条三四英里长的旱沟，从张家湾城西稍偏的地方起，呈半圆形一直延伸到我曾提到的、五里地大路对面那个四周都是树的村子。

我们一边往前走，一边朝右边的旱沟望去，觉得那里似乎有什么动静。我策马小跑穿过中间那片田野，发现旱沟里隐藏着一千多名骑兵，都已下马，排成两列，士兵们站在马头旁边。我骑进旱沟，勒着马在队列前面慢慢走过，没有一个人出声，也没有人想阻拦我。巴夏礼先生不久也来到我身边，我们顺着蜿蜒的旱沟一直走到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村子。要回到大路上去，我们得穿过村里的主要街道，在那里我们发现，房屋后面和相邻的园子里都隐藏着大队步兵。快要走出村子的时候，我们突然碰上一座隐蔽的炮位，架着十二门炮，中国人正在拼命赶修。为了弄清大炮的大小和射击方向，我们骑马进了炮位。指挥的官员极力反对，喝令我们离开工事。

从村子另一头回到大路上，只见沃克上校和同他一起的几个人正有些焦急地等我们回来。他们刚刚发现，那道我已描述过的、从五里地向白河延伸好几英里的土堤后面，卧着一大队步兵。中间的那片地方有树林，许多地里的高粱又还没有割，根本望不远，却为隐藏大队人马提供了极好的掩护；而土堤以南我军将要推进经过的那片平原，则比较开阔。

土堤顶上宽得可以骑马，我们沿着它骑了一段路，希望能遇到一位有相当地位的官员，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军要宿营的地方被中国军队这样占据着。可是巴夏礼一再询问，得到的总是同一个回答：「将军在好多里之外呢。」

这时，我们看到一大队骑兵正在穿过土堤与联军行军路线之间的平原。从他们所占的地面来看，不会少于六七千人。我提到的那些卧着的步兵，离我们只有几英尺；沿着土堤每隔一段就筑有炮位；还不断有部队从后方开来。

我们所处的境地万分危急。现在已经再明显不过，对方蓄意背信弃义。我们的大军随时都可能开到，而对于显然要向我们行进中的纵队发动的这场攻击，他们也许毫无防备。虽然结果如何是毫无疑问的，但这样一场出其不意的攻击，却可能给联军带来额外的损失。

尽管巴夏礼亲眼看见了这一切，他还是几乎不能相信，这场精心策划的背信弃义，竟是首席钦差怡亲王所知情的。经过匆匆商议，决定为了防止对方立即向我们这一行人动手，最好不要流露出任何不信任。于是沃克上校、汤普森先生和五名皇家龙骑兵近卫团士兵留下来，在土堤上来回走动，准备一见到敌对的迹象，就掉转马头，拼命穿过联军将要推进经过的那片平原飞驰而去。巴夏礼决定骑马回通州，如果可能的话，要从怡亲王本人那里弄清局势为何显得如此咄咄逼人，并警告留在那里的人他们处境危险。皇家龙骑兵近卫团的士兵菲普斯和一名打着白旗的锡克兵陪同他去。我同意回到大路上，设法穿过中国骑兵，把中国军队的阵地情况报告给联军总司令们；剩下的两名锡克兵随我同行。这时中国人似乎不像起初那样在意隐蔽了，一支支强大的骑兵哨正沿着大路一线向前推出。各人的任务一分派好，我们便互相道别，分头出发了。我要穿过的第一道中国骑兵线，在我屡次提到的那个村子前方约四分之一英里处。他们没有动一动来拦阻我们，我们也就不勒马，一路小跑，从他们松散的行列中穿了过去。又骑了不到半英里，我就望见了我军的前卫。看见布拉巴宗上尉在前卫里，我勒住马停了一下，问他能不能先让部队停下来，等我见过将军再说。他告诉我将军就在纵队的前头，在后面约半英里处。他立即照办了，并同我一起飞驰回去。我见到霍普·格兰特爵士的时候，他刚刚让大军停了下来，因为他已发现大群骑兵在威胁他的侧翼，他已下令把辎重集中到后面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各团开到之后列成纵队。我尽可能简短地向将军报告了情况，描述了我们从土堤上和村子里所能观察到的敌军总的部署；我又指出，巴夏礼和通州那些人唯一的生路，就是在进攻敌军阵地之前至少给他们留出两个小时。

法军在英军的右边，这时孟托邦将军来到霍普·格兰特爵士这里。他起初力主立即进攻；但霍普·格兰特爵士答应，如果可能，把交战推迟两个小时。不过他说得对，交战随时都可能强加到他头上。

我把能提供的情报都讲完了，便请求准许我回通州去同巴夏礼和其他人会合，催他们火速动身，如果可能的话，设法找别的路脱身。

因为我带回来的那两名锡克兵的马已经跑乏了，将军命普罗宾骑兵团的两名锡克兵陪我去。这回同我去的两人之中，有一个叫纳尔辛，我将永远怀着深情记着他。我给了他一块白手帕，他把它系在矛尖上当作白旗，我们便沿着我从中国阵地出来时走的那条路飞驰而回。布拉巴宗似乎得到了克罗夫顿准将的准许，也要随我同去，骑着马快步跟了上来。这时再想劝他回去已经太迟了。我所担负的任务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何必让更多的人去冒已经陷入险境的那几个人所冒的危险呢。我们越过了中国人最前面的一线骑哨，到了里面的哨卡却被拦住了。不过我骑到指挥的那位军官面前，指指那面旗子，鞠躬作揖，趁他还没拿定主意怎么办，我们已经冲过去了，拼命飞驰，直奔张家湾。就在我早晨经过之后这短短的时间里，情形已经大变：各兵种的部队都在匆匆赶往前方，有的沿大路行进，有的从四面八方穿过田野而来。到了张家湾，街上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能慢慢地走；可是一出城到了旷野，我们便一路不停，直到通州城郊我们过夜的那座庙。

到了那里，我们发现锡克卫队丝毫没有察觉即将临头的危险，几位先生也都还没有从城里回来。他们几个钟头前进城去逛各家古董店了。据说巴夏礼因为不会讲印度斯坦语，回来时只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就骑马出城门去了。

巴夏礼的字条是警告第一个回来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设法逃走，并说他已经去找怡亲王了。

我们立即命锡克兵备马，作好马上出发的一切准备；我又派人给巴夏礼送了一张字条，请他立即回来。五分钟后，一行人全都回来了。这时我非常担心巴夏礼的安全，便和诺曼带着两名印度骑兵，骑马进城去找他。走了不到半英里就遇见了他。他已经见过怡亲王，亲王对他说，递交国书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就不能讲和，就只有打仗」。巴夏礼不动声色地把他的话记下来，然后从对方蛮横的口气中看出，必须一刻不停地设法脱身，便策马驰出了他受接见的那座院子。

回到庙里，我们发现全体人员都已上马等候。我们立即动身，一出街巷，便放开马小跑起来。我们要骑的路程是十英里多一点，即使霍普·格兰特爵士果真给了我所请求的两个小时，我们走完这段路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没走多远，巴夏礼的马跌倒了，连人带马滚翻在地。幸而他没有受伤，立即又上了马。诺曼骑的是一匹小鞑靼马，不比一匹矮种马大，跑得既不快，膘也不好。鲍尔比的马不久也显出吃力的样子。我的马幸而还很有劲，虽然这天早晨它已驮着我跑了将近三十英里。我们一路没有受阻，到了张家湾。一进城，我们便勒马缓行，一来让马喘口气，二来街上挤得满满的，再快也走不了。这时我同卫队指挥官安德森骑在前面；巴夏礼和布拉巴宗跟在后面；再后面是鲍尔比和诺曼；士兵菲普斯和十八名锡克兵紧紧跟随。

一出城，开始走下城外那道小坡，我们便策马飞奔，打算沿着穿过中国军队中央的那条大路冲过去。我已经说过，大路两侧的地面被旱沟纵横切割，我们认为最好的机会，就是趁交战还没开始，沿最近的路冲过去。

大路两旁的土岸有些地方相当高，这时已经排满了火绳枪兵，土岸平坦或近于平坦的地方，则有大队骑兵作后援。这些部队一眼望去，一直排到五里地。

我们刚出张家湾，空中一颗炮弹爆炸，告诉我们战斗已经打响了；双方的炮位立即开了火。那一刻我们正处在中国军队的中间，退路已经被切断，两侧的地形又使我们除非万不得已，无法设法绕过敌军的侧翼强行冲出去；所以我们继续向前飞奔。诺曼和鲍尔比的马跟不上这样的速度，落在了后面，有被骑兵截断的危险，这时骑兵正涌向我们的侧翼和后方；我们便停下来，等他们赶上，并商定怎么办。倘若继续沿着大路走，显然我们连举手自卫都来不及，就会被打倒在地，因为前面不远处，土岸更高些，一英里多长的一段都排满了步兵，他们只等我们从下面的路上经过，就要开火。

这时，可怜的布拉巴宗说：「我提议由巴夏礼来决定怎么办。」巴夏礼先前说过，总得有人来替大家拿主意。

略作商议，决定我们设法冲上大路右边的平原，不顾地形的阻碍，冲杀穿过敌阵三四英里，希望能绕过他们的右翼脱身，然后兜一个大圈子，回到联军中去。可是就在我们有几个人冲上土岸顶上的时候，一名官员走上前来，说他指挥着中国军队的这一部分。他说，他看出我们是打着白旗来的，因此不可侵犯，除非我们自己挑起事端。他又说，倘若我们执意要从中国阵地的正中强行冲过去，他就不得不下令部队向我们开火，那是他所不愿的；但他可以从统帅那里弄一张通行证，让我们绕过侧翼；不过没有这道命令，他说，他不能放我们过去。他说将军就在附近，他可以派人去取通行证；或者，他说，我们中间要是有两个人随他去见将军，还可以省些时间。

这番话听起来极有道理，我们商量该怎么办才好。

倘若我们决定杀出一条路去，那就等于立即放弃了白旗所给予的一切保护；诺曼和鲍尔比的马不好，几乎毫无逃脱的希望；其余的人机会也很小，因为我们得在极坏的地面上，冒着几乎整个中国军队的夹击，冲过好几英里。因此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个提议有几分可信？

它似乎是真心诚意提出来的，后来发生的事也证明这个看法没错。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换了我们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这样要求。我们觉得，我们几乎没有理由首先破坏白旗所享有的特权，无论如何，在检验中国将领所提出的建议是否有效之前，不应当这样做。因为如果对方拒绝给予安全通行，我们的处境也不会比当时更坏；那时我们作为打白旗的使者所负的义务便解除了，就可以尽力杀出一条路去。

在这种时刻，必须当机立断。虽然我上面所说的我们那样行事的理由，当时也许几乎没有用言语表达出来，但正是这些理由指导着我们的行动。我们商定由两人随那位官员前去。巴夏礼转过身来说：「只要洛赫肯陪我，我就去。」这时我们有两面白旗，一面属于卫队，另一面就是我那块手帕，还系在纳尔辛的矛尖上。我叫他跟我们同去，匆匆向其他人道了一声「我们很快就回来」，便同那位中国军官飞驰而去。我永远忘不了我最后一眼看到的那一行人：锡克兵们俯身在马上，让自己喘得轻松些，一面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事；安德森、布拉巴宗和诺曼聚在一起谈话；鲍尔比离开他们约一个马身远，显得疲惫而焦虑，正从枪套里拔出他的左轮手枪。他常说，想看看中国人到底能不能真打仗。我从他身边经过时说：「鲍尔比，我看你的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我们拐下大路向左走去，许多地里的高粱还没割，挡住了视线，望不见大片的田野。离开我们那一行人还不到半英里，我们飞驰着绕过一块高粱地的拐角，还没来得及勒住马，就已经闯进了一大队步兵中间。他们抓住我们的缰绳，用火绳枪顶住我们的身体。一刻也不能耽搁了，负责护送我们的那位中国军官冲到我们中间，用汉语高喊「不许开枪」，同时左右开弓地打开那些兵。这样我们才得以把马头挣脱出来，随即策马冲过了那些兵。后面约五十码处有一条小河，流入经过五里地的那条小溪。我们在这条小河的岸边停了下来，就在这时，中国兵齐声高喊：「僧王！僧王！」只见中国军队的统帅僧格林沁在一大群随员簇拥下，驰马下到了对岸。

巴夏礼立即对亲王说话，指着我们的白旗，请他发给我们一行人一张通行证，让我们穿过中国军队。他唯一的回答是一声嘲笑，接着是一连串的辱骂。他指责巴夏礼是所有这些麻烦和困难的祸根，说巴夏礼不但企图强加一些有损皇帝尊严、皇帝不能接受的条件，现在又把联军带来攻打官军。巴夏礼转过头来对我说：「我看我们成了俘虏了。」我们勒马后退，向四周看了一眼，看有没有什么法子可以设法逃走。这时中国步兵已经把我们团团围住，用火绳枪口顶着我们的身体，只等一声令下就开枪。一眼就看得出，任何抵抗都是毫无希望的。我们想往前挤，却被半拉半打地拖下了马。我叫那位老锡克兵不要再挣扎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我们刚一落地，胳膊就被抓住，扭到背后，就这样被推搡着来到小河边。河上横着并排放着两条平底船，我们被半抬半推地弄过船去，按着跪在僧格林沁面前。他对我们又是威吓，又是咆哮；我们身后的人打我们的头，打我们的脸；有一个人揪住我的后颈，把我的头和脸按在泥土里蹭。僧格林沁叫巴夏礼停止战斗，派人去告诉联军将领立即让部队停下来。巴夏礼笑了，告诉他这个要求是荒唐的，即使他愿意，他也根本没有权力下这样的命令，更不用说叫人服从了。亲王便说他撒谎，说要让我们知道，像昨天那样对天朝的大员说话是什么下场。亲王显然越说越怒不可遏，幸而这时有一名军官飞马而来，说前方需要他去。

僧格林沁一走，我们便被押着走了约两百码，走向一小片房屋。从枪炮声判断，我们知道，联军正在那个方向猛攻中国人。

附近一小丛树前列着一队鞑靼骑兵卫队，树丛中央搭着一顶帐篷，是中国军队副统帅的，这里就是他的司令部。这位军官以礼相待，让我们坐下。他同巴夏礼谈论了局势，对谈判的破裂表示惋惜，说中国军队原本希望谈判能使战争圆满结束。他说我们真傻，这样固执，最好还是照僧格林沁的要求去做，把联军打发走。

枪炮声似乎一刻比一刻逼近，显然中国人在战场的这一部分已经支撑不住了。那位将军似乎觉得，终于到了他必须更积极地参加战斗的时候。于是他站起来，客客气气地同我们道别，不慌不忙地上了马，朝前方骑去。

这时惊慌显然正在中国人中间蔓延，他们看我们的眼神一点也不友善。我们的马已经牵到我们坐着的地方附近，但看守得太严，骑马逃走是毫无希望的。不过，他们允许我从一只鞍袋里拿出一本小书来。

僧格林沁的命令是把我们押送到怡亲王那里去，于是找来一辆四匹骡子拉的普通乡下大车来装我们。车里已经有两名法国兵，一个是十九岁左右的小伙子，离开他的团走得太远，在一所房子里被抓住了，我猜他进那房子是为了抢东西；另一个年纪大些，是法国军需部门的。巴夏礼、我和纳尔辛也被塞进了这辆车里。随后，在五十名鞑靼骑兵的押送下，大车一路快跑，向北京驶去。

大车没有弹簧，在乡间崎岖的道路上颠簸，那滋味真是难以忍受。战斗的声音渐渐远去，越来越微弱，我们的心也越来越沉。我们一直在想，我们那些可怜的同伴此刻会在做什么。我们热切地希望，他们见我们没有回去，能猜出其中的缘由，设法逃走，或者绕过中国军队的侧翼，或者沿大路冲出去。我们凝神倾听，看从我们离开他们的方向有没有枪声传来，有时我们几乎觉得听到了那个方向传来的一阵阵枪声。

我们先被押回通州，作为俘虏被拉着穿过那些街道。就在前一天，我们还作为受欢迎的客人，由高官护送着从这里走过；那时满怀敬畏为我们让路的城里人，这时却围拢过来，带着傲慢和轻蔑，看我们落到这般地步。我们进了东门，听说怡亲王已经去了北京，押送我们的人便立即跟了过去。

可怜的巴夏礼身心都受了很大的痛苦，可是表面上始终保持着一副镇静的样子，对别人可能加给他的一切侮辱和伤害都满不在乎。

街上拥挤，我们走不快；可是一出城门，骡子便被赶着飞跑起来。从通州到北京的路是用大块石板铺成的，每块两三英尺见方，石板之间接得并不严密，车辙和坑洼深达六英寸到一英尺，在这样的路上乘一辆没有弹簧的车，即使慢慢走也十分难受；等到速度加快成飞奔，那真是我所经历过的最难忍受的痛苦，仿佛全身的关节都要被颠散了。

押送我们的人显然很难打听到怡亲王的去向。过了八里桥，也就是去北京的路上约三英里处，我们停了下来。向路边扎营的一些部队打听了一番之后，我们又折回来过了桥，拐下大道，被带往约半英里外的一座大营，那座营盘扎在一座庙和几个村子附近。在这里，我们被拉下车，推推搡搡地带到一顶大帐篷前。巴夏礼打听到，这是瑞麟的司令部。瑞麟统率着一支与僧格林沁的军队分立的部队，同时还是一位朝廷大臣。

瑞麟坐在帐篷门口附近，我们被按着跪在他面前，有人把我们的胳膊扭在背后，还揪我们的头发和胡子。他问了巴夏礼一大堆问题：两国大使有何打算，联军兵力多少，大炮、骑兵、步兵各有多少，等等。对这一切，巴夏礼的回答都多少有些真实。审问持续了那么久，又那么冗长，巴夏礼最后悄悄对我说：「我得让它结束。我要假装昏过去。」说着就朝我身上倒了下来。于是我们被移到附近的一座小庙里，在那里我们头一次被仔细搜身，所有的文件，连同手表、戒指等物，都被拿走了。不过我左手上的一枚戒指没有被他们发现，后来我觉得它没被看见，实在是万幸。

这时只剩下巴夏礼和我两人了。我们待在一间小屋里，屋子一边有一条高起的长板，像兵营里的通铺。我们两人都已精疲力竭，因为那天早晨我们骑了三十多英里，此后又在车上被颠得死去活来，从天亮起就什么东西也没吃过。我们一起躺在长板上，说了几句话，便互相把头枕在对方腿上，很快就沉沉睡去了。

大约半小时后，我们一定是被弄醒了。随后我们被带着穿过一个院子，院子通向一间大屋，屋里坐着几位官员，其中有几个我们认得，前一天曾随侍怡亲王和其他几位钦差。我们又被按着跪下。他们一口咬定我会讲汉语，是故意隐瞒不说。我答不上话，就挨踢，被揪胡子；巴夏礼告诉他们我不懂他们的话，就挨打。

审问正进行到一半，我们听到院子里一阵骚乱。几个报信的人匆匆进来，对官员们低声说了些什么，看来使他们大为惊慌。他们商量了一下，全都站起来离开了屋子；抓着我们的那些人也跑掉了。我们站起来抖了抖身子，猜测这种异常举动可能是什么缘故，推想是我们的骑兵迅速推进，把他们吓坏了。

我们正这样站着说话，忽然一声大喊，一群兵冲了进来，抓住我们，把我们的胳膊在手腕处紧紧地反绑在背后。兵丁中间没有官员。巴夏礼告诉我，从他们说的话来看，他认为我们就要被砍头了。

我们被带出屋子，来到相邻的院子里，这是三进院子中最里面的一进。一绑好，我们又被单独留在那里。巴夏礼告诉我，倘若他们把我反绑着的手高高提起，推着我往外跑，那么我的头大概就要在外面的某一进院子里被砍下来了。手腕反绑着时把胳膊往上提，头就会向前伸出，一刀便能轻易地把它从身上砍下来。

我们互相说了几句伤心的诀别的话，因为这时我们认为自己死定了。在这样的时刻，脑海里会涌起一些奇异的想法和感觉。我们相信，为了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伴脱险，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我想，我们对同伴们将来可能遭遇的命运，几乎比对自己的命运更加担心，因为我们当时认为，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绝无挽回的余地了。我们正这样说着话，兵丁们回来了，挥着刀枪威吓我们。一个人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我只来得及对巴夏礼说了一声「愿上帝保佑你」，就被推着往前走，两边各有两三个人挥舞着刀。穿过一进进院子的时候，我向前望去，透过一道道正对着的门，一直望到外面的旷野。我半走半跑，快要穿过中间那进院子的时候，看见一位官员飞快地朝我们奔来。他和我同时到了外门，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抓住我左边那个一直在我头上挥刀的人，把他推开，然后把胳膊搭在我的肩上，推着我快步走向附近的一辆车，巴夏礼和我被扔了上去。我们发现那两个法国人和那位老锡克兵已经在车上了，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被绑着。

我们被拉着一路快跑，向北京驶去。我们又过了八里桥，这时大群的兵丁正匆匆过桥，像是在撤退。

那一路的痛苦，我永远也忘不了。先前我们的手还是自由的，多少还能挡一挡颠簸，那已经够难受的了；可是现在这样被绑着，我们完全无力阻止自己被前后乱甩，那股猛劲有时几乎把我们颠得失去知觉。我们试着用脚互相抵住对方的身体来稳住自己，但这太费力气，坚持不了多久。有时大车不得不离开石板路，走到路边上去，要不是有这些片刻的缓解，我相信我们谁也熬不过那几个钟头可怕的折磨。

我们尽力掩饰自己的痛苦，因为怡亲王随从中的几位官员，带着一大队骑兵卫队，紧跟在车后，显然在欣赏、嘲笑我们受的罪。

从通州起，大路两旁似乎一路都是连绵不断的大营盘；有几处好像已经开始修筑胸墙。尘土飞扬，烈日炎炎，我们精疲力竭，喉咙干得冒火。可他们一口水也不给我们，只是偶尔把捆着我们手腕的鞭绳再勒紧一下，还往绳子上浇水，好让它收缩。我们要过一次水，被拒绝了，就再也没有要。不过，在车上过了约两个小时以后，他们往我们嘴里灌了些水。又走了一段时间，官员们似乎觉得我们这辆车装得太重，跑得不够快，便把那两名法国兵挪到了另一辆车上；那位老锡克兵却仍同我们在一起，这使我们很高兴。我同他谈了很多，劝他、叮嘱他，无论给他什么吃的都不要拒绝，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好保住力气，一旦有逃走的机会就可以利用。

一个小吏看见我的衬衫上还有一副金袖扣，便找了个借口爬上车来，想偷那对扣子。我瞅准机会，趁一次比平常更猛的颠簸，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他的手上，把他的手挤在车沿上。这是我很不明智地发了一下小脾气，因为他报复我，把我的手在背后高高提了好一阵，每颠一下，我都以为肩膀要脱臼了。

到北京东郊时已是黄昏。街上挤满了人，大家都十分好奇地要看俘虏，人们紧紧地围着大车，我们只能慢慢地走。鞑靼兵们尽情炫耀他们的胜利，无疑是想让百姓以为，我们不过是他们扬言要歼灭的那些军队的头一批而已。

我们走近城门时，许多坐在车里、轿里的妇女好奇而轻蔑地盯着我们看。我们已经沉默了很久，忽然我听见巴夏礼说：「多美啊！」我问他什么美。他说：「那个女人。」我想，在他那样精疲力竭的时候还能引起他注意的美貌，一定是美极了，便把头抬到车沿上，看见了一张极其可爱的脸，如果一张毫无感情、毫无智慧神采的脸也能称为可爱的话。

我们穿过了西门。夜色迅速降临，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又陷入了沉默。我们穿过一条又一条街，每时每刻都以为就要到某座庙里，在那里可以让我们歇一歇了。

天已经全黑了，忽然大车一拐，穿过一道门，进了一个大院子。两三个人提着写有汉字的纸灯笼走上前来迎着大车，我感觉到巴夏礼读着那几个字时浑身一颤。「这可真是比我料想的还要糟，」他说，「我们到了中国最坏的监狱里了，我们落到了施刑的人手里。这是刑部。」凡是知道中国酷刑是怎么回事的人，想到自己关进了一座连中国人都认为是全国最可怕的监狱，都难免不寒而栗。

大车被赶到一些房子附近。几个人过来把巴夏礼从车上抬下去，领着他进了最近一所房子的门，门里透出一点微弱的灯光。接着是一刻钟令人痛苦的悬心等待。我告诉纳尔辛我们在什么地方，叫他打起精神，不要害怕，即使我们永远逃不出去，中国人这样对待我们，也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害怕，」他用印度斯坦语回答，「我不害怕。今天不死，明天也许会死。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何况我不是和你在一起吗？我不害怕。」不一会儿，我们听到了铁链的哗啦声。我撑起身子，从车帮上望出去，只见巴夏礼脖子上挂着一条沉重的铁链，由两个人搀着往前走，后面跟着一个提灯笼的人。我问他怎么样，他说：「链子倒不怎么重，可我担心他们要把我们分开。」随后他被带进一道黑洞洞的门，看不见了。我被从车上弄下来，领到巴夏礼刚才出来的那道门前。门里是一间小屋，一边摆着一张桌子，桌后坐着三位官员。桌上放着各种铁器，墙上挂着铁链和别的一些样子吓人的刑具，它们是作什么用的，叫人不愿去细想。屋子的一边有一条矮长凳，两头各有一个小绞盘，上面绕着绳子，这副器械派什么用场，是毫无疑问的。

我一进门，就被按着跪在桌前，两边各有一个人揪住我的头发和胡子。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但我不懂汉语，答不上来，每答不上一次，就挨一阵拳打脚踢。我的帽子被打掉了，我觉得如果可能，把它捡回来很要紧，因为我很可能要经受烈日暴晒，于是动了一下，想起身去拿，却立刻被打倒在地，又挨了几脚。随后，一个铁项圈套上了我的脖子，项圈上连着一条沉重的铁链，一直垂到脚下。我又打手势要拿回帽子，出乎我的意料，也令我高兴的是，有个人把它捡起来戴在了我头上。然后我被带到一个院子里，只见巴夏礼坐在一条长凳上，正被人往脚踝上钉镣。他们不许我们说话。接着我的脚踝上也钉了双重的脚镣，中间的链子只有约三英寸长，并穿过从我脖子上垂下来的那条铁链的一个环。随后我们被分别带往不同的方向。

看来我们多半再也见不着面了。我说「愿上帝保佑你，巴夏礼」的时候，心直往下沉；他穿过远处一进进院子，铁链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能互相支持，在我们所经历的那些艰难的时刻里，这曾是一种说不出的安慰。

两个人扶着我走，因为脚镣的链子太短，我只能拖着脚一点一点挪。我穿过好几条过道和几进院子，最后来到一个比别的院子大些的院子。进院子时，右边有几间棚屋和别的房子，显然是当作厨房一类用的；左边是一座小佛堂；院子的另一头，正对着我们进来的那道门，是一长溜又黑又暗、像谷仓一样的房子。朝院子开的那扇门关着，但门缝里透出一线灯光。狱卒走到门前，重重地敲了三下，同时大声喊叫。里面传出一阵简直不像人声的号叫作为回答。门猛地打开了，我发现自己站在一群我从未见过的、半裸着身子的、凶神恶煞般的人面前，被他们团团围住。他们几乎全是最下等的罪犯，因杀人和其他最严重的罪行而入狱。一共约五十人，其中十八九个或二十个像我一样戴着镣铐，不过他们的铁链要轻得多。有几个囚犯比其余的人穿得好些。

我的到来，对这座监狱来说是一件极其轰动的事，把他们全都惊动了。屋里闷热不堪，大多数人身上只穿着裤子，或者腰间只围着一条带子。他们围拢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我。

屋子的一边，贯通全长，有一条木板铺，从墙边伸出约八英尺，略向墙那边倾斜，这就是睡觉的地方。好几根房梁上垂下铁链，几乎垂到板铺上，这些铁链作什么用，我很快就要亲身领教了。我一进门，狱卒就把我的两肘绑住，我的手腕仍然绑着，左手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不过，因为要给我的手腕戴上手铐，过了一会儿他们便解开了绳子，这真是莫大的解脱。他们正要把手铐扣上我的手腕，发现了我手指上的那枚戒指，就是在瑞麟营中搜身时没被发现的那一枚。它勾起了一个狱卒的贪心。我的手当时肿着，戒指取不下来，他便搓揉我的手指，把它放进嘴里吮吸，用牙轻轻地啃，直到把它弄软了，才把戒指取了下来。那枚戒指他拿去就是了，因为我相信，他为了使血液恢复流通而采取的这些办法，保住了我的这只手。

然后我的双手被戴上了手铐，连着两只手铐的短链，穿过从我脖子垂到脚下那条铁链的一个环。

我渴得喉咙冒烟，决心要点水喝。我懂的汉语恰好够说这句话。令我高兴的是，他们给我端来的不是水，而是一杯茶，因为即使在这座监狱里，茶也是时时备着给狱卒喝的。他们还给了我一块饼。随后我被放倒在我描述过的那条板铺上，脚朝着墙，正好在一条从上面房梁上垂下来的铁链底下。他们把我脖子上的铁链系在这条链子上，这样我就只能仰面平躺，而且因为两肘被绑着，就连这样躺着也很疼。

这条铁链系牢以后，他们就不再同我说话了，我真高兴能独自想想心事。我已经精疲力竭，不到五分钟就沉沉睡去了。约两小时后我醒了过来，浑身发冷，打着寒战。那是一次极其凄惨的醒来：监狱里挤得满满的，两边的人都挨着我的身子。我右边的那个人觉出我冷得发抖，便把他那条破烂的、满是虱子的毯子盖在了我身上。我心里很感激。

十一我的囚中生活

第二天天亮前不久，我被监狱里的一阵骚动惊醒。有好一会儿，我弄不清自己身在何处；我闭上眼睛，但愿这只是一场梦，可是身子稍一动弹，铁链便哗啷作响，立刻把我拉回了眼前的处境。我把手臂尽量往上抬，抬到捆着两肘的绳子所能容许的高度，去看墙上那双戴着手铐的手腕的影子——几盏暗淡的油灯，刚好照得出这点影子。我一动，便觉得有一只沉重的手按在了我的胸口上，这时我才第一次发现，有个人，也是囚犯，坐在我头边的地上看守着我。后来我才知道，派了三个囚犯专干这个差事，在我关押于这座监狱的整个期间，他们当中总有一个人离我不到一码远。

日出时，外面一声大喊，门被推开，那些没有锁在墙上或房梁上的囚犯便走到院子里去了。

戴着铁链的人虽然很多，但除我之外，锁在嵌进墙里或房椽上的铁栓上的只有两个人。开门后约一刻钟，狱卒回来，打开锁住我们的挂锁，也放我们到院子里去。

在白天看来，这个院子比头天夜里显得小些。正如我已经描述过的，监狱占着院子的一边，院子唯一的入口是对面墙上的一扇小门，那道墙相当高。监狱的右边，是我已经提到过的那座小佛堂或神龛；左边是几间破烂的棚子，给狱卒以及几个享有特权的囚犯当厨房用。像这样的监狱，在刑部的围墙之内还有许多。

狱卒和囚犯们对我的模样极为好奇，围拢过来打量我的衣服、长筒马靴和皮肤。我对亚洲人的性情有些了解，知道我在狱中是否过得舒坦，甚至将来能否平安，都要看我从一开始摆出什么样的姿态，能从狱卒和难友那里争得多少尊重。我不会说汉语，就更觉得必须用举止来弥补言语上的不通。因此，当狱中的官吏和已定罪的犯人开始摸我的手、脸和头发时，我立刻让他们明白，他们的好奇和狎昵令我不快；接着我拖着铁链，尽力挪到一条小木凳跟前——那是狱中唯一的一条凳子，当时上面坐着两个人。我示意他们起来，为了让意思更明白，同时轻轻推了他们一下；他们立刻站了起来，脸上露出极度惊讶的神情。我在凳子上坐下，打手势表示希望我面前的地方空出来。可是有两个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紧挨着我面前坐到了地上；我走过去用脚碰了碰他们，他们马上就挪开了。我不愿过分考验他们的顺从，便示意囚犯们在两边坐下，于是他们全都蹲到了地上。这一番举动费了三四分钟，其间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他们都默不作声，一半是惊讶，一半是好奇，看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但从那一刻起，难友们待我便极为恭敬，我每次到院子里去，总有人立刻把那条凳子搬来给我坐；他们后来始终流露出的那份善意，令人十分感动。这些可怜人中，有几个在外面有亲友，偶尔能设法给他们捎进几块饼或几个苹果来；可是他们虽然饥肠辘辘，几乎饿得半死，却总是先把吃的送到我面前，然后才想到自己。

监狱的规矩本身并不怎么严。要不是挨饿；要不是铁链和绳子把手脚拘成那样别扭的姿势，痛楚难当，沉重的铁项圈又压在脊骨上往下坠；要不是处处爬满了虫虱；再加上囚犯们时常被带出去，受上几个钟头的拷打和刑讯，回来时腿上身上鲜血淋漓，虚弱得几乎爬不动——除了这些，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苦头要受了。每天早晨日出前后，监狱的几个主要官吏在外面开门，他们来时总要大声吆喝一番；凡是手脚可以自由活动的囚犯，都急忙跑到院子里，可以来回走走，有时还能弄到一点水洗洗脸。罪行较重的犯人——我被看作其中的头一号——要晚一刻钟到半个钟头才放出来。囚犯们在院子里待着，据我估算，一直待到将近七点钟；这时，除了戴铁链的，其余的人全都被关进屋里，而我们这些更倒霉的人则在院子里排成一行。随后两个人抬着一大桶煮小米进来，有两个下级官员跟着，监督分发这份牢饭。这是按官府定例所给的唯一口粮，而且只发给我所属的那一类人，也就是最重的刑事犯和政治犯——每个囚犯分得满满一大碗。小米没有多少养分，所给的分量也只够维持性命。一分完，官员们便退了出去，其他囚犯又被放回院子里。狱中的伙食似乎分三等：小米是最差的一等，由官府出钱；另外两等由一个或几个囚犯出钱，他们靠着外面亲友的帮助，按狱官的指派，供给某些人吃得好一些，借此抵去一部分刑期。

我刚入狱时，我那间牢房里约有四十八个囚犯，除我之外有十九个戴着铁链；约十五个因为关押已久，除去了铁链，随之也就改吃好一些的伙食；其余十三个人，有的是涉嫌犯了什么罪，有的是因为拒交官府的某项摊派而被关押。后面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实际上吃得相当好，其中许多人能自己出钱贴补伙食。除去铁链的那些人，大多是刑事犯；他们吃米饭，一天两小碗，偶尔三碗，有时加一点蔬菜，有一两回我还看见给了约莫一盎司的碎肉。我很高兴自己被列入吃米饭的一等，米饭的养分或许比小米稍多一点。每天早晨约八点钟，我被带进屋里，锁到我那根房梁上，给我一碗米饭。大约十一点钟光景——我只能估个大概——我通常又被放到院子里，一直待到三四点钟之间，然后再被锁起来，给我吃晚饭，晚饭和早饭一样，难得有几回加一点白菜；饭后又让我到院子里待一会儿，才关起来过夜，关门的时候总在日落稍后。派来看守我的那几个囚犯，每天早晚都拿一块小破布，仔细察看并擦洗我脖子和手腕上被绳子和铁器磨破的地方。起初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小心，但很快就知道了，他们担心若是疏忽了这一层，会招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中国的监狱里似乎到处都有一种小蛆虫，地下几英寸深处就密密麻麻全是；它们是每个可怜的囚犯最怕的祸害。进中国监狱的人，身上或手脚上很少没有伤口的，要么是挨打留下的，要么是捆绑所致；而我所说的这种虫子，似乎凭着本能，径直就往这些伤口上钻。那可怜人被捆着，无力自救，躲不开它们的侵袭，尽管他心里清清楚楚，只要它们一钻进他破裂的皮肉，等着他的就必然是一场可怕的、拖延的、痛苦万分的死亡。夜里我们大家都睡在那条板铺上，我右手边的邻人正因这种虫子的侵蚀而奄奄待毙；他痛苦万状，难友们所能给他的那点救助毫无用处。监狱里挤得满满的，夜里我不得不同这个可怜人挨得那样紧，我们的头枕在同一块木头上，相距不到一英尺。在那些漫长黑暗的夜里，我被绑着、锁着，动弹不得，想到他的命运随时可能就是我的命运，有时真难以保持平静，难以维持我必须维持的那副若无其事的外表。

九月十九日星期三，是我入狱的第一天。难友们的惊讶和好奇还没怎么平息，外院便传来一阵高声吆喝，宣告有一位高品级的官员驾到；囚犯们全被赶进屋里，我又被锁到了房梁上。过了一会儿，狱卒们粗暴地把我拉到院子里。我在那里见到三位官员，其中一位我觉得面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后来我才弄清楚，他就是刑部尚书。这几位官员带着一群随从。我被粗暴地推上前去，按着跪下，接着便是一场冗长的审问，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他们花了一刻钟，徒劳地想教我汉语，一边教一边拳打脚踢，然后官员们走了。这一天里，另有官员又来了三次，情形相仿，刑部尚书又来了一次，他的态度和举动十分凶横。不巧我曾设法打听巴夏礼在哪里，这一问却给我惹了麻烦，因为他们立刻以为我懂的汉语比我承认的要多。

下午，我半比划半说几个词，请狱卒把头天夜里从我身上拿走的一本书要回来。我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

这焦虑的一天快要过去，我可以躺下来至少清静一会儿了，我并不觉得遗憾。但即便这点清静也落了空：监狱的门上锁并加封以后不久（门外总要贴上盖着官印的封条），夜里同囚犯们一起锁在里面的狱卒点起几盏小灯，同那些可以自由走动的囚犯玩起各种游戏来；不过大约两个钟头以后，说笑声渐渐停了，除了守夜的灯，其余的灯都熄了，只剩下我独自对着满腹痛苦的心事。

二十日，星期四。——出乎我的意料，今天上午狱卒把我昨天请他要回的那本书拿来给了我。

这一天又有许多官员来看我。有时我要跪上十分钟、十五分钟。

二十一日，星期五。——我怕记不清日子，便从墙上抠下一块灰泥，在一块光滑的石头上写下星期几和日期；我还一有机会就把我的名字写在墙上，这样万一我被转移，或者遭到什么不测，大军若攻下北京来搜寻，人们也能知道我曾关在这里。我深感这件事的要紧，因为我记得，一八五八年攻占广州之后，我曾随一队人搜查城里的监狱，想尽可能找到战争期间在黄埔等地被掳去的几个英国人的下落。当时我们若能确知他们曾关在哪一座监狱里，就能顺藤摸瓜，责成狱官交代，直到查明那些失踪者的结局为止。可实际上，官吏们一口咬定，从来没见过我们要找的人。

官员们仍然跑来看我，盯着我瞧，仿佛我是什么奇怪的野兽。我敢说，我的模样同野兽也差不了多少：头发胡子乱蓬蓬地纠结着，没有梳理，衣服因为一再下跪、在地上被拖来拖去，又脏又破。

今晚监狱关门以后，我想学几个汉语词儿。狱卒们来了兴致，便教我数数，教我各样东西的名称，结果他们比平常晚了一个钟头才把我锁起来。

二十二日，星期六。——靠着几个词儿和一些手势，我自以为同狱卒和囚犯们多少能沟通了。看见一个狱卒在写字，我打手势请他把正在用的毛笔和墨借给我；他立刻给了我，还给了几张纸。我想，要是给他画一幅像，他或许会觉得荣幸。他大名叫作「牛」，长相之丑，简直是人类中难以想象的一个标本。我这幅肖像，恐怕画得太像了：其他狱卒和囚犯们见了，一片喝彩，哄堂大笑，牛却怒不可遏，立刻把我赶进屋里，锁到了房梁上，算是惩罚我的冒失。晚上门锁上以后，其他狱卒叫牛把我放开，又接着教我汉语；他们还把毛笔和墨又给了我，我便在帽子的里衬上开始写日记，我现在就是照着这本日记来写的。

二十三日，星期日。——日子过得真沉闷。如今只有监狱里的当值官员来看我了。巴夏礼的消息一点也打听不到。我有时想，他要是在听得见的地方，我何不突然大喊一声引起他的注意，好让他回应；我还想过唱《天佑女王》或者《统治吧，不列颠》。

我分到的那点米饭不够解饿，但总比其他可怜人吃的小米要好。今天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收到了几个梨和几块饼，便拿来送给我，非等我从一块饼干上掰下一小块吃了，他们才肯罢休。

二十四日，星期一。——每天都怀着几乎是绝望中的希望，想打听我们的军队是否在进兵，是和还是战。可是要么他们看不懂我的手势，要么狱卒们不知道外面的事，多半两者都有，我什么消息也得不到。

二十五日，星期二。——又学会了几个汉语词儿。

今天我决心试着唱《天佑女王》，可刚一开头，便发觉自己没有心思唱下去了；我突然这么一嚷，狱卒和囚犯们都大吃一惊。后来我听巴夏礼说，他也曾同样想引起我的注意，也因为同样的缘故停了下来。

今晚我又想法子探听外面的局势。我要来毛笔、墨和几张纸，画了一个人，算是一位中国官员，又画了一个人，算是额尔金伯爵，两人同坐在一张桌旁，正往他们中间摆着的一份文书上盖印——在中国，盖上官印是一切协议生效所必需的认可手续。在这幅画旁边，我又画了一个英国兵正用刺刀捅穿一个中国人的身子。我的意思是用这两幅画来表示和与战，可是画得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画艺，我有些怀疑他们能否领会我的意思。不过，我先指这一幅，再指那一幅，他们全都选了和平的那一幅。可这究竟只是表明他们个人宁愿坐在桌旁，而不愿被刺刀捅穿，我无从断定；无论如何，我总尽力相信，他们的意思是过几天就要签订条约了。

二十六日，星期三。——今晚有人告诉我，恒祺去见过巴夏礼了。狱里一整天都很骚动。狱卒头目「皮」十分无礼，比平常早几个钟头就把我锁了起来，我要水喝，他也不理睬。我又要了一次，仍没有回答。我若就此不再开口，或许倒好了；看管我的那个囚犯想拦住我不让说话，可我又叫着那狱卒的名字，用命令的口气叫他给我拿水来。皮于是跳起身来，招呼别的狱卒帮忙，把我系在房梁上的铁链收得那样紧，使我半吊在那里，只靠脖子和脚撑着，脖子上的铁项圈就像一道绞索。我就这样被撂了一夜——当值的那个囚犯见我喘不过气来，就不时把我托起来，减轻脖子和喉咙所受的勒压。我虚弱不堪，精疲力竭，一阵阵地昏昏睡去；当第一缕晨光开始透进监狱的时候，我也实在撑不了多久了。大约半个钟头以后，铁链才放松了。等我缓过劲来能说话了，我又叫皮；他马上就来了。这一回我不要水，而是叫他给我端一杯茶来。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他立刻去了，从那个茶架上把茶端了来——那里日夜都备着茶，给狱卒们喝。

二十七日，星期四。——从昨夜所受的待遇，以及昨天狱卒一整天的态度来看，我觉得一定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危险正在逼近。他们打着手势让我明白，某种谈判正在进行。

二十八日，星期五。——没有变化。我们的军队迟迟不进兵，我怎么推算也想不出其中的缘故。几天前，我坐在屋里的时候，有个囚犯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我常常注意到这个人，因为他总是垂头丧气、闷闷不乐的样子。他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忽然用波斯语对我说了几个词——念的是真主、耶稣、麦加、麦地那、穆罕默德、波斯等等；可是我想说一句连贯的话时，才发觉他说的那几个词已经是他的全部词汇了。于是他走到厨房，弄来一截烧焦的木棍，用波斯文字把他念过的那几个词写在墙上；除此之外，他对这种语言一窍不通。我也在墙上写下同样的几个词，尽我那戴着手铐的手腕所能写的，他见了十分高兴。靠着手势和我学会的极少几个汉语词儿，我弄清了——或者说自以为弄清了——他的一些身世。我听出来，他是在北京办完了一桩买卖、正在回家的路上时，被当作政治犯抓起来的，因为他住的那一带当时正闹叛乱；他在北京没有能出钱帮他的朋友，自己又拿不出赎身的那笔钱，就这样在狱中关了两年。前天，他突然被传去刑部堂上。一个钟头后他回来了，满脸喜气洋洋，显然是要被释放了。他急忙把自己仅有的几件破衣服包进一块丝手帕里，坐着等候释放他的公文。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了，随着时光推移，他脸上的喜色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副焦灼万分的神情。直到将近日落，才又传他去，他只去了几分钟，可他回来时那份深切的悲痛，再明白不过地表明，赦免在最后一刻被扣下了。他悲不自胜，一头倒在那张硬木板铺上，躺在我身边，陷入了绝望。可怜的人！我没有什么法子安慰他；那场叫他空欢喜的虚假希望，使他的囚禁更加难熬。今天上午又传他去了。他去了，但不再像上次那样满怀希望。几分钟后他回来了，喜形于色，一把抓住我的双手按在他的心口，接着抓起那个始终没有打开过的包袱，急匆匆地走了出去，成了自由人。我相信，天黑之前，这个可怜人早已踏上了回家的路。

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看管我的那个为首的囚犯让我明白，有一件关系到我本人的事正在发生，我的铁链就要卸掉了。我竭力告诫自己，万一他是在哄我，或者我误会了他的意思，也要经得住这番失望。可是到了下午，那一向预告有高品级官员驾到的高声吆喝，告诉我大概要有人来看我了，而这次会面的结果将决定我日后的命运。狱卒们来回奔忙，叫囚犯们在我身后退成一排，我仍坐在那条一向归我专用的小凳上。通向院子的门突然被推开，恒祺快步走了进来。自从我们被擒的前一天晚上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那晚我们还是以友好而平等的身份相见的。我立刻看出，我所受的待遇就要有所改变了：恒祺进来时我虽然站了起来，狱卒却没有把我拉上前去按着下跪，而此前哪怕是见最微末的官员，我都得如此。我戴着锁链、捆着绳子站在他面前，恒祺快步走到我跟前，用汉语急促地对狱卒们说了几句，同时一只手抓住我脖子上的铁项圈，另一只手示意把它取下来。狱卒们赶紧遵命，几分钟后，我便能伸展一下酸痛的四肢了。恒祺随即拉起我的手，要领我走，可是我不愿就这样别过那些人——他们纵然是恶棍，却在我落难的时候给过我善意和同情。于是我抽回手，走到囚犯们跟前，从队列右头开始，一个一个走过去，用中国人通常说的那句「请请」向每个人道别——恒祺被晾在一边等着，又气又急。这些囚犯中的大多数，或许是世上最凶恶的罪犯，可在我眼里，他们只是同我共过患难的人，是许多令人感动、全然不求回报的善举的施行者。我回到他身边后，恒祺又拉起我的手，领我穿过几进院子和几条过道，来到一间小屋里，不一会儿巴夏礼也来了。中国人关上门，让我们单独待在一起；我们重逢最初那几分钟的情形，我也就关上门，不去细说了。

十二我们的囚中生活

直到我们重逢的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这是要最终释放我们，还是仅仅改变一下狱中的待遇。我立刻从巴夏礼口中得知，只是后者。他告诉我，一连几天，中国当局一直在逼他写信给额尔金伯爵，请他撤兵。朝廷无知地相信，只要威胁说若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把我们处死，就能吓住额尔金伯爵，使他不敢强行提出违背皇帝意愿的条款；又以为要达成这样一个于他们有利的结果，只需让额尔金伯爵确信这一点，再由巴夏礼请他降低要求就够了。这个要求虽然荒唐，暴露出他们的无知，巴夏礼却想，他们既然这样急于要他写信给额尔金伯爵，他何不借此为自己和其余的俘虏争得好一些的待遇。于是他说，只要他还像普通罪犯一样受着这种待遇，他一个字也不写；如果他们坚持要他写，他就在信上注明发自刑部。他们极力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觉得，额尔金伯爵一旦得知我们关在什么地方，就很难相信这封信不是被逼着写的。于是第二天恒祺对巴夏礼说，只要他肯按朝廷的意思写一封信，就把他移到城北一座已经为他收拾好的小庙里去。巴夏礼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条件，但要让我同他一起去。他提出这个要求时，还不知道我是否活着；可他从恒祺的神情上立刻看出我还活着，便更加坚持这个条件，说我是同他一起奉命与中国钦差谈判的，那封信须得我同意才行，要是不让我同他一起改善待遇，他断然不写。

恒祺极力抗辩了一番，说这样会耽搁时日，因为要移我出去，必须得到恭亲王的同意——恭亲王是皇帝的弟弟，皇帝出狩鞑靼期间，由他留京主持大局——最后总算答应设法取得一道命令，把我移到好一些的地方，给我好一些的待遇。这是我们被带到一起的前一天的事。

巴夏礼刚来得及匆匆向我讲明局势，恒祺就回来了。我们随即被领到外院，那里停着两辆带篷的车，同我们来北京时坐的那辆大不相同。这是「轿车」，车里铺着坐垫和枕头，免得道路颠簸得太厉害——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这种车所谓的弹簧，简陋得实在不成样子。有一队十分精壮的鞑靼骑兵在旁侍候，护送我们。我们想同坐一辆车，但没有获准。我们一坐定，恒祺便骑上一匹粗壮漂亮的鞑靼马——他似乎有点怕这匹马——指挥全队。我们每人身边派了两个原来的狱卒，他们如今不但干原先的差事，还有了新的身份，也就是充当我们的仆役；他们坐在车辕上。我们沿着城的西边走，有些地方挨着皇城的城墙，快到北城墙时，转向东去，停在一座庙前，离北京两座北门中偏东的那座安定门不远。我们进了外院，大门一关上，便被扶下车来，领着穿过两个围起来的院子。朝内院开着的一所房子，已经为我们收拾得十分舒适。正对这所房子的一座庙里住着护送我们的人，另有二十名精选的鞑靼骑兵看守我们（其中一个身高六英尺七英寸，力气也同身材相称）。我们关在这座庙里的整个期间，这些人一直十分客气，有求必应。

看着那些狱卒真有意思：昨天他们还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几乎是生杀予夺，如今却对我们的每一句话都唯唯诺诺。皮，那位曾让我领教过他权威的朋友，如今温顺得像一只羔羊。

我们在屋里看到了澡盆和充足的水。经历了那一切之后，能痛痛快快洗个澡，那份享受真是难以形容；扫兴的只是又得穿回那身脏衣服，而这身衣服叫人想起的事，实在太活灵活现了。

我们刚穿好衣服，就有人来报开饭。饭是从附近一家馆子送来的，装在大木盒里，同伦敦冈特等糕点铺用的那种盒子相差无几。这顿饭有十六个中等大小的盘子，三十二个小碟，还有各式各样的汤。大盘里盛着羊肉、鸡肉、火鸡肉、一些不知名的胶状东西，以及其他种种肉食，还有各种做法的蔬菜；小碟里是酱菜、小块咸鱼以及各种佐餐的小菜，配着那些实在的菜肴吃。每一道菜都做得极好，味道好极了。把这样一桌饭摆在两个半饿死的人面前！可是唉，正因为我们饿了这么久，一看见食物就恶心发晕，一口也吃不下去。不过这桌盛宴并不只是吃的，还有几种酒。有一种是米酿的，温热了喝，味道相当不错，我们发觉喝了它能吃下一点东西。巴夏礼说，决不能让他们每天都送这样一桌饭来，因为朝廷会叫某个倒霉的人——很可能就是恒祺——自掏腰包来付我们的饭钱；他很快就会厌倦供我们这样丰盛的饭食，说不定会往饭菜里放点什么不妙的东西，好一劳永逸地免去这份负担。所以巴夏礼请他们以后给我们的饭菜不要超过八个菜。

我们刚吃完饭，恒祺便派人来说，他十分钟后就到。他一到，就要巴夏礼履行诺言，给额尔金伯爵写信。巴夏礼同意了，说朝廷既然对他守了信，如今又表示要以较合我们身份的方式待我们，他就写他们要的那封信。于是恒祺口授了一封信，由巴夏礼用中文写下。信的大意是：皇帝之弟恭亲王已奉命为钦差大臣，办理一切对外交涉；恭亲王才具卓越，学识高深；我军不得再向北京推进，应举行会谈，商订皇帝与联军两国君主之间所要缔结的条约的条款，等等。信写完后，巴夏礼向恒祺提议说，如果能写明我也赞成信中所主张的办法，这封信在额尔金伯爵那里会更有分量；可惜我不会写中文，所以要表示我的赞同，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信上横着写几行字。恒祺立刻欣然同意，因为他确信，可以通过那个姓黄的官员——我在叙述攻占大沽炮台时已经提到过他——弄清我写了些什么。我也知道这一点，所以用印度斯坦语写，不过用的是英文字母：「此信系奉中国政府之命而写。——洛赫。」如果这封信真给黄某看过，他多半不愿承认自己看不懂我写的是什么，便临时编了些话搪塞过去，因为这封信后来是送出去了。这是额尔金伯爵头一回得知我们还活着，而且极有用处：此前他不知我们的下落，写信时只敢笼统地提到被俘的人；收到这封信以后，他总是指名提到巴夏礼和我，并告诉中国朝廷，我们的性命由它负责。

三十日，星期日。——今天一早，恭亲王送来一份水果。巴夏礼同送礼的人谈了很久，那人是恒祺的心腹仆人。我们想打听一点外面的情形——我们被擒以后是否又打过仗，我们的军队是否已逼近北京——可是不知是有意还是不知情，他什么消息也不肯告诉我们。

他走后不久，恒祺来了，同来的有北京守军的统领（北京守军当时号称八万余人），以及其他几位官员。谈话主要是说，两国使臣如果坚持他们的要求，联军必定要覆灭；又说我们必须服从皇帝的旨意，不要再生事端。他们待了不到半个钟头。

下午再没有客人来打扰。我们在院子里走了几个钟头，谈论着获释的可能，以及和平谈判的任何尝试都更可能失败的前景。

十月一日，星期一。——昨夜我们俩都病得很厉害，今天早晨好多了。恒祺一早就来了，说我们如果想要取些衣服，可以办到，因为他正要派一个信差打着白旗给额尔金伯爵送信去。恒祺的用意显然是要我们借此机会，劝额尔金伯爵采取较为和缓的方针；恒祺还想安排威妥玛先生同他会面。我们立刻接受了这个提议，巴夏礼获准写了几行字，请他们送些东西来，并安排恒祺所希望的那次会面。

二日，星期二。——看守我们的满洲兵汉语说不好，所以即使他们肯透露情况，巴夏礼也无法从他们那里打听到多少局势。

今天早晨恭亲王送来一小包茶叶。那是极珍贵的一种，专供皇家享用，其味之清雅芬芳，令人称奇；它的到来，在我们的仆役和卫兵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下午恒祺同几位官员来访，但没有带来什么消息。

漫长的夜晚，我们觉得必须找点事做，尽可能别让心思老是纠缠在自己的处境上，于是用一把椅子上的坐垫做了一副双陆棋盘，把纸剪成相应的形状贴在上面；棋子是向仆役们要来的铜钱，用纸包上一些，以分黑白。骰子的代用品可大大难住了我们的聪明才智，最后总算想出一个办法：在六张纸片上写上号码，每个号码写两份，每次从帽子里抽出两张。就这样，在那些漫长而焦虑的夜晚，我们打发掉一个来钟头。

三日，星期三。——晴空万里，天气可爱。这样的天气叫我们无比渴望自由，羡慕每一只飞过我们院墙的鸟儿，每一只嗡嗡掠过的虫子。

中午前后，恒祺和几位官员来了。恒祺的仆人带来了一些衣服，还有威妥玛写给巴夏礼的一封信。信上告诉我们，关于联军愿在什么条件下进行谈判，额尔金伯爵和恭亲王之间已经往来了好几封信；但由于中国方面一再推诿，联军已经推进到北京近郊，若再拖延不答应两国使臣的要求，就要炮轰北京城。巴夏礼把这封信念给恒祺听，接着便是一场冗长而毫无结果的谈话。官员们个个顽固，无知地无视他们的拖延和欺诈使自己陷入的危险。恒祺始终不以为意，巴夏礼最后说，北京若被毁，大清若被推翻，那都要归咎于那些在眼下这个关头献策、主张采取除最直截了当的方针以外的主张的人的愚蠢。我们觉得，恒祺嘴上虽不承认，心里其实十分惊慌。他们当中只有他这位高品级的官员，曾同欧洲人有过亲身交往。他在广州待过好几年，前前后后同巴夏礼打过许多交道；事实上，有一段短时间他还曾被扣作俘虏。巴夏礼常常提醒他这件事，拿他那时所受的待遇，同中国朝廷对待我们的方式相比。他对英国官员的品格相当了解，知道他们的话是信得过的。有一回，一位官员听巴夏礼说，他不会要求惩办那些虐待过我们的人，便说：「现在说说倒好听，可你一旦恢复了自由，对这件事的看法说不定就大不一样了。」恒祺立刻插话说：「不会的！我同英国人打过些交道，他们有一种习惯，一种很古怪的习惯，就是说真话。」

官员们同我们坐了将近两个钟头，才起身告辞。巴夏礼已写信给威妥玛，告诉他衣服和来信都收到了。他写道：不幸的是，中国人不相信他们的危险，也不相信额尔金伯爵会说到做到。我想我们的路差不多走到头了。巴夏礼同恒祺等人写信交谈的时候，我一直在仔细察看送来的衣服，因为我们想，衣服里或许藏着什么信息。我注意到一件绣花的晚礼服衬衫和一块绣着姓名缩写花纹的手帕，这两样衣物送给我们这种处境的两个人，我觉得实在有些古怪。于是趁巴夏礼吸引住恒祺的注意，我把手帕拿到窗前，发现在绣花的四周精巧地绣着几句印度斯坦语，大意是：攻城炮已经就位，第三天就要开炮轰击，希望我们尽可能把我们在城里的确切位置告知额尔金伯爵。我一把所需的情报告诉巴夏礼，他便不动声色地打听到了关押我们的这座庙的名字，以及附近几条街的名字，给威妥玛写信时，便照此注明了发信的地点。

一剩下我们两人，我们又把所有衣服彻底翻检了一遍，在那件衬衫上也发现了几句同手帕上绣的相仿的话。

我们觉得，再过几天就要决定我们的命运了；我们知道他们惯于拖延，所以希望渺茫。恒祺临走时说的话是：「开第一炮的时候，就是处决你们的信号。」

四日，星期四。——焦虑地推算着，照衬衫和手帕上所写的，究竟哪一天会开炮。我们想，那些字大概是二日写的，这样算来，明天就是第三天了。

大约十一点半，恒祺来了；随后又来了北京城里几位主要的文武官员，其中有几位我们以前没见过。我们疑心其中有些人来访，只是为了尝尝送给我们的那御茶是什么滋味，因为按照习俗，每位来客都要奉茶，仆役们轮番端上来，一杯刚喝完，立刻就换上满满的一杯。这样大量地喝，那一小包茶没撑过两三天；不过人人都极为赞赏，因为就连这些大官，也很少有人从前尝到过。据说这种茶产量极少，而且只产于某一个地方。

恒祺告诉我们，他已经把巴夏礼的信送给了威妥玛，还写了信给额尔金伯爵，请他定一个会谈的时间和地点，希望明天能收到回信。可是我们觉得，他这番话的真实性是靠不住的。

巴夏礼一再设法打听其他俘虏的下落，却什么也打听不到；恒祺对这件事实在讳莫如深，以致我们有时想，他们或许已被允许打着白旗平安穿过了清军，或者用别的什么法子逃脱了。恒祺回避这个话题，只肯含糊其辞地回答。

五日，星期五。——我们料想炮击会在今天拂晓开始，所以当第一缕晨光透进屋里时，我们都焦急地倾听着；可是一分钟一分钟过去，终于过了一个钟头，仍然没有一点声响，我们开始有些相信，恒祺昨天告诉我们的恭亲王请求的那次会谈，或许真有其事。我们觉得，我们的命运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必定要决定了，然而危机终于到来，我们倒觉得高兴。我们知道，谈判一旦失败，我们的性命也就完了；可我们也不禁想到，这对中国的命运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确信，进攻北京会毁掉当今的王朝，甚至可能使这个帝国陷入多年的动乱。想到这一点，可怜的巴夏礼比想到我们自身的处境还要难过。

今天一早，恒祺捎来口信，说下午若有可能就来，早些来不了。他和其他官员每天来访，目的似乎是希望在长谈之中，巴夏礼会提出一些建议，给他们的行事作指引、帮帮忙。谈话无论从什么题目开始，最后总要落到这个问题上：「依你看该怎么办？」起初，巴夏礼只能回答说，我们被擒以后发生的事我们一概不知，除非他们告诉我们两国使臣与中国朝廷之间有过哪些往来，以及联军眼下的位置，否则我们无从发表意见；但只要他们让我们了解真实的局势，我们就会尽力出主意。他们总是回避这一点，只是越发极力催促我们指出一条路子，好让额尔金伯爵回心转意，降低他们所说的那些无理要求。这样的谈话天天都有，几乎每次都以对我们本人含糊的暴力威胁收场。巴夏礼不止一次向他们指出，他们这种拖延的做法会招来怎样的风险——它大大加重了他们处境的困难，而且正是最可能迫使额尔金伯爵采取极端手段、摧毁北京、废黜当今王朝的那种方针。有一回，大约是本月一日，恒祺解释说，要由额尔金伯爵委派的代表同钦差大臣委派的代表会面，重开谈判，有一个难处。他说：「你们受了这样的待遇，你们的人谁也不会信任我们；我们的人也谁都不肯落到你们军队的手里，怕被扣作人质。」这话显然是实情，巴夏礼觉得，恢复中国当局与联军使臣之间的联络是何等要紧，便说，恒祺所说的难处，只要把所有俘虏都送回去，立刻就可以消除。官员们对这个提议大加嘲笑，巴夏礼便拒绝再谈这个题目，直到他们道了歉——他们立刻道了歉。于是他提议说：「你们可以把洛赫或者我送回去，另一个人留下作人质，万一谈判未能圆满解决现存的争端，被送回去的那个人就再回来。」恒祺说他们会考虑这个提议。接着他又谈到被擒的人究竟还能不能获释的问题，他说：「你们把自己受的待遇告诉额尔金伯爵以后，他就会为你们所受的苦向我们和百姓报复。」巴夏礼回答说，对于践踏白旗这样严重的暴行，额尔金伯爵认为应当采取什么步骤来惩罚，他无法断言；但他可以替我们自己说话，可以声明：只要中国朝廷继续善待我们，一旦我们获释，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个人所遭遇的事而要求惩办任何人。那一次就只谈了这些。第二天有人通知我们，中国朝廷不能考虑巴夏礼的提议，所以那时我们就没有再提这件事，因为我们始终尽力表示，他们对我们个人怎么做、怎么说，我们全然不在乎，只是向他们指出，拖延会危及他们自身的安全。

下午恒祺来了。他是一个人来的，神色忧愁不安。随便谈了一会儿别的事以后，他说：「我今天见到威妥玛了。」接着他告诉我们，他们昨天写信请求的那次会面，已经安排在今天上午，地点在联军前方几英里的一个村子里；威妥玛同意单独与他会面，其他中国钦差没有一个敢陪他去，怕被扣作人质，来担保我们的安全。恒祺接着说，威妥玛带来了额尔金伯爵的一封信，信中非但没有降低要求，反而把要求提得更高，比以往更加无法接受：额尔金伯爵如今要求交出北京的一座城门，由联军驻守，直到条约和拟议中的专约获得批准为止。恒祺会面回来后，已把这一条和其他几项条件呈交恭亲王属下受命主持朝政的议事诸臣；会上争论了很久，十分激烈。他说，他竭力主张议和，主张先释放我们，答应两国使臣原先提出的条件，免得他们再提出新的要求。接着，恒祺转过身来对我们大意这样说道：「不要误会，我主张释放你们，并不是为了你们个人，绝不是；要是我认为杀了你们对我们的处境有好处，我就会主张杀你们。我这样主张，是因为我了解你们的人。你们的人有多大的破坏力，我比别的钦差更清楚。我知道，你们两人要是遭了不测，他们一定会说到做到，毁掉北京；那会给百姓带来苦难，给我们带来毁灭。谁也不准出城；我的家眷在这里，我在城里最容易挨你们炮弹的那一带还有许多产业。我把这些都告诉你们，是要你们知道，我确实真心诚意地设法救你们，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了百姓，也为了我自己；可是我失败了。如今全完了，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我刚从议事的地方出来，诸臣已经决定拒绝联军的要求，征调帝国全部强大的后备兵力，宣布血战到底；我奉命来向你们传达议事诸臣的决定：今晚就处决你们。」恒祺接着说，经他请求，给了我们两个钟头；我们大概想给亲友写几句诀别的话，他以自己的名誉担保，每人可以写一封信交给他，他负责在我们死后把信送交威妥玛。随后他把一个小金匣递给巴夏礼，里面装着巴夏礼夫人的一张小照片，是我们被擒那天从他身上搜去的。恒祺说，他想巴夏礼临死前能再看一眼，一定会高兴，所以费了好大的劲才替他找了回来，并答应把它同那封信一起交给威妥玛。我们向他鞠躬道谢，他便走了，留下我们两人。

我们早已习惯随时等死，如今命运终于定了，几乎反倒松了一口气。我们知道，人力已经救不了我们；我们已经在不失体面的限度内尽了一切努力，警告中国朝廷，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多么危险；既然没有成功，我们如今只希望能够一同勇敢地面对等待着我们的残酷死亡。

仆役们给我们拿来了纸，我们写下了自己坚信是在这世上的最后的心愿和情怀。我写信给我的兄弟，他当时正随使团在一起，托他向额尔金伯爵致意，也向那些我认为在这样的时刻愿意被我记起的人们致意。

恒祺回来时，我们的信已经写好封好了；我们把信交给他，他答应负责递送。他紧张不安，坐立不宁，可巴夏礼并不提起我们的处境，只是心平气和地谈着随便提起的什么话题。不时有人来给恒祺传话，他似乎都是口头答复；最后，他把我们的信还给了我们，说对我们的处决推迟到明天早晨，要等再给额尔金伯爵去一封信，看看结果如何。他说，他离开我们以后，又回到议事的地方，极力主张这样办，如今已得到恭亲王的批准。恒祺说：「信先留着，到早晨再说；你们也许还想在已经写的话后面再添几句。」这番推迟似乎是又一重残酷，因为从官员们的脾性来看，我们不相信最终还有一丝得救的希望。

像我们那样度过的一个夜晚，是无从描述的。仆役们和卫兵们从我们的举止上，看不出我们认定自己必死无疑。我们比平常早些躺下睡了，因为想在天亮时醒着。

六日，星期六。——上午恒祺来了，他满面春风，我们立刻觉得他带来了好一些的消息。他说，他陪恭亲王熬了一夜，恭亲王再三斟酌之后，决定通知额尔金伯爵，他接受联军所要求的条款，但须言明不得再强加其他条件，也不得在条约或专约中增添别的条款；并要我们把这一点转告额尔金伯爵，同时请他不要为我们个人所受的待遇特别提出赔偿要求。我们同意了，巴夏礼便写了这个意思的信。恒祺随即向我们告辞，说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有望在几天之内获释。我们知道中国人反复无常，所以尽量不去过分相信恒祺的话；我们觉得，一场迫在眉睫的大难已经过去，至于这只是暂缓行刑，还是从此平安，还有待分晓。可是要不怀希望，是办不到的。我们在院子里走了几个钟头。

今晚我们坐在屋里的时候，巴夏礼发现一把椅子的腿上贴着一小张纸，上面写着汉字，大意是这件家具曾供「美国贡使华若翰」使用，用毕已缴还库房（还写明了是朝廷的哪个衙门）。这倒是一个奇妙的佐证，证明卜鲁斯爵士一八五九年拒绝按照美国公使所接受的条件前往北京，是何等明智。

七日，星期日。——天刚破晓，一声沉重的炮响把我从不安的睡梦中惊醒。我一跃而起，朝躺在离我一两码远的巴夏礼喊了一声，同时推了他一把：「终于开始炮轰了。」接着又是一炮，又是一炮。这时我们已经披上外衣，走到院子里，想听得更清楚些。我们发现仆役和卫兵已经先在那里了。他们一言不发，只是又惊恐又好奇地盯着我们；我们则不动声色地来回踱步，举止上丝毫不露焦虑。炮声突然停了；炮开得很慢，不大像炮轰开始时的样子，倒像是头一阵齐射之后的零星射击。有好一会儿，我们对那些官员实在满怀怨恨，我们认为，正是他们顽固的拖延，终于给他们的城市招来了毁灭，给我们、也给成千上万不幸的居民招来了死亡。天晓得，他们的愚蠢使他们陷入了怎样的危险，他们早已得到过充分的警告。我们每时每刻都以为炮火会重新响起，可是一分钟一分钟过去，终于整整一个钟头过去了，再没有听到一声炮响，我们又开始抱有希望了。我们绞尽脑汁，想十月七日这一天可曾发生过什么大事，值得这样一大早鸣炮来叫人纪念，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于是我们来回踱着步，确信用不了多久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约六点半，我们听到了预告大人物驾到的那阵高声吆喝，便立刻站到通往我们屋子的那几级矮台阶的顶上去——我们总是站在那里迎候贵客，一番请请作揖之后，把他们让进屋里；屋里接着便是一番客气的争让，看谁坐上座，不过最后总是由官员们坐了。

我们刚站好，通向院子的门就被猛地推开，恒祺急匆匆地闯了进来，粗鲁地从我们身边挤过去，径直走进我们的屋子，质问那些炮声是怎么回事。巴夏礼回答说，这个消息我们倒要向他打听；我们无从知道，而我们想他是知道的；不过如果要我们揣测一下，那就是中国朝廷本性难移，一味拖延欺诈，终于给自己，也给北京不幸的居民，招来了它早已得到充分警告、却盲目拒不接受的那种惩罚。恒祺说，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他还在说着，两三个武官走了进来，低声对恒祺说，那些炮没有装炮弹。巴夏礼无意中听到了这句话；我们于是断定，那一定是某种礼炮或信号炮，但觉得最好还是让那场显然因为害怕进攻而引起的恐慌再发作一阵，希望它能促使中国朝廷立即接受联军所要求的条件。所以巴夏礼并没有点破，尽管我们差不多已确信自己猜得不错。这时恒祺才第一次把真实的局势告诉我们。他说，联军已到了城北；今天早晨炮声一响，所有的城门就都关上了，门后还堆起沙袋加固，城里的人出不去；城墙上布满了守兵，全城一片骚动。我们知道这是实情，因为不时有叫喊声和各种声响传进我们的屋里。恒祺又说：「兵丁和百姓随时可能要你们的命。」随后他问我们有什么主意。巴夏礼告诉他，我们能出的唯一的主意，就是早先已经提过、却被他们嗤之以鼻的那个；要使这座城免遭毁灭，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释放所有的俘虏。恒祺说，他自己无权这样做，只有恭亲王下令才行；可恭亲王在城外，他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他，因为他这时才承认，联军头天夜里已经攻占了皇帝的夏宫圆明园，而恭亲王原先就住在那里。不过恒祺说，他要再作一次努力来挽救北京，立刻就去设法找恭亲王。然后他走了，答应一有消息就告诉我们。上午余下的时光，我们是在极度焦虑中度过的。大约中午时分，恒祺那个时常来传话的仆人来了，迟疑了一会儿，恳求我们帮他搭救他的家人。从受威胁的人一变而为保护人，这真是奇妙的转变。巴夏礼问我们能怎么帮他；他便把他所知道的昨夜发生的事，详详细细告诉了我们。联军突然推进，完全出乎中国人的意料，恭亲王和皇帝的母亲都险些被俘，后者是在大军从正面进来的时候，才从紧挨着宫殿的园子里逃出去的。我承认，我们对这位贵妇人的逃脱颇感遗憾，因为她要是被俘，我们的安全就有保障了。他接着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儿女原先都在圆明园，他打听不到他们的下落，焦急万分；谁也不敢走近那座宫殿，怕碰上我们的兵，所以他恳求我们给他一张通行证，让他去寻找家人，再写几封信，请带兵的军官们在他家人性命有危险时予以保护。我们立刻答应了他的请求，把他所要的信写给了他。巴夏礼接着问他北京城里的情形。他回答说，一切都乱了套；天天都在争论，议事诸臣中多数人主张处死我们，全力开战；只是因为以恒祺为首的少数人极力奔走，这个方针才没有实行。他告诉我们，恒祺今天早晨出城时费了好大的周折；他的仆人说，恒祺离开我们以后，「他那么大的官、那么大的朝廷大员」，竟不准从城门出去，而是坐在一个筐里从城墙上缒下去的——老人说着，眼里含着泪，嚷道，像他主人这样地位的官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他答应恒祺一回来就告诉我们，又为我们给他的那几封信千恩万谢，这才告辞。

下午和晚上似乎长得没有尽头。城里不时响起一阵阵喊叫声，有时逼得很近，使我们觉得随时会有人来冲击我们的囚所。我们听说，看守我们的兵已经增加到四五千人。

八日，星期一。——天一亮，我们就派人到恒祺家里去问他回来了没有；得到的回话是，他今天早晨四点钟左右回来了，疲惫不堪，约九点钟来看我们。九点钟刚过，他就来了。他说，他见到了恭亲王，也见到了威妥玛；威妥玛说，联军两位统帅坚持，要先把一座城门交到联军手里，他们才肯停止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恒祺说，这个要求是不能答应的；随即撇开这个话题，转而谈起十来件无关紧要的事，其中之一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这时又有不少官员来了，他们全都安安静静地喝着茶，也加入了谈话——巴夏礼也照样应对，镇定自若，仿佛我们的性命，或许还有中国未来的命运，并不系于这样白白流逝的每一刻宝贵光阴。我连眼下正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只能靠巴夏礼不时告诉我一点，却还得装出全然不在意的样子，这对胆量和耐性都是极大的考验。大约中午，有一位官员来了，同恒祺低声谈了很久。恒祺随后回到座位上，喝了一杯茶，然后心平气和地对巴夏礼说，恭亲王已决定立即释放我们，今天下午两点钟左右就送我们到联军营中去。巴夏礼只是鞠了一躬作答，他把这话告诉我的时候说：「不要流露出一点高兴或激动。」我提议说，太阳和地球的话题这时大概也谈得差不多了，他不妨问问他们，月亮是否绕着自己的轴自转——我相信在欧洲，这仍被看作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巴夏礼对我们获释的事一字不提，心平气和地谈起了这个题目，一直谈到恒祺耐不住了，嚷道：「你们好像对是死是活一样不在乎。」巴夏礼回答说：「绝非如此；不过我们如今对中国朝廷的反复无常和欺诈已经领教得够多了，所以在我们真正获释以前，我们冒昧地表示怀疑。」恒祺这时已经站起身，在屋里来回踱着步；他突然走到巴夏礼跟前，俯下身来，在他耳边低声说：「要克服的难处还多得很；两点钟以前你们走不了，可是要赶紧把事情安排妥当，你们再着急也急不过我。今天以后我们若还能见面，你提醒我一声，我就把缘故告诉你。」

有人告诉我们，另有六个俘虏要同时获释，但我们打听不出是谁。我们的仆役们这时忙碌起来，把我们那寥寥几件东西收拾打包；恒祺送了我们每人一件呢斗篷。我们焦急地等着两点钟；它终于到了。恒祺此前一个钟头一直来来回回地走动，这时过来，拉着我们的手，领我们到外院。那里停着三四辆带篷的车，四周的帘子都放下来了，我们看不见车里坐着谁。巴夏礼和我上了为我们预备的那辆车，帘子随即拉上，他们叮嘱我们小心，别露面。似乎是在整顿护送的队伍，耽搁了一会儿；一切就绪以后，通向街上的大门打开了。门外聚集着黑压压的一大群人；护送的兵为车子开出一条路来，前面有人拿着鞭子驱赶人群。我们当时的心情无法形容——希望升起来了，可我们也感觉到，在我们和平安之间还隔着多少东西。

光是开路就需要这样大队的兵马，不下三千人，这本身就表明，他们预料释放我们会遭到百姓多大的阻挠。拉我们这辆车的是一头高大的好骡子，车里铺着枕头和坐垫，十分舒适。

我们很快看出，车子正朝着城西最北的那座城门走去，能看见它那高耸的城楼在前方升起。我们听说过，恒祺之所以从城墙上缒下去，是因为兵丁们连放他出城去见恭亲王都不肯开门，所以我们十分担心，他们会不许我们通过。似乎永远也到不了城门；最后，我们终于看清了那两扇沉重厚实的门，心里一阵发虚——门是关着的；可是到了三十码以内，门打开了，我们听到它在我们身后沉重地砰然关上，顿时如释重负。外城门也是这样开了又关上，我们发现自己又一次到了北京城墙外的旷野里。

没走出多少码，赶骡子的人就停下来，问该往哪里去。这时我们才第一次发现，护送的兵已经撇下我们走了，只剩下几辆车和几个赶骡子的人。巴夏礼问他联军在哪里，叫他往那个方向赶；可那人说他一无所知，巴夏礼便叫他沿着城墙下一条往北去的路走。一路上，巴夏礼同他攀谈起来，过了一会儿，引他说起了他的妻子和家人，最后巴夏礼答应把他们全家都雇下来，给的工钱在那赶骡子的人看来简直是一笔数不清的财富。他的同情心就这样被争取到了我们这一边，他说他想他能把我们送到离我们军队不远的地方，但劝我们在车里藏好，因为他想，城墙上的人要是看见我们，很可能会朝我们开枪；我们从帘缝里望出去，看见城墙上站满了火绳枪手。

到了城墙的西北角，我们发现路急转向东，沿着北面的城墙延伸下去；我们决定沿着这条路走，走了约两英里，来到了安定门，也就是两位统帅要求交给联军的那座城门。不过从城墙上的旗帜和兵丁来看，这座门显然仍在中国人手里。正对着这座城门，有一条路岔向北去，赶骡子的人说，他想这条路通往我们军队的方向，巴夏礼便叫他顺着走。沿这条路走了约半英里，路穿过一片零零落落的房舍；在这个村子（如果算得上村子的话）差不多正中，有一座大庙，四周照例围着几进院子。几位官员带着仆役正等在庙门前；他们拦住车子，请我们下车，吃点东西再进营；他们说恒祺就要来了。可恒祺并没有向我们提起他有这个打算，所以我们不信这话，反倒起了疑心。我们告诉官员们，我们不要吃东西，只想回到我们的军中；可他们再三挽留，我们只好随他们穿过两三进院子。到了那里，只见一张小桌上稀稀落落地摆着一点水果，我开始担心有诈，便请巴夏礼回到路上去。他也有同感，我们便坚持要回去；官员们央求我们留下，我们把他们推开，回到了车旁。到这时我们还不知道车里是些什么人。在第一辆车里，我们发现了那位年老的锡克兵纳尔辛；他一见我们，就跳下车来跪倒在地，欢喜得抱住我们的腿。其余几辆车，我们半心半意地以为里面会有我们的几个同伴，结果却发现了五个法国人：其中两个是随我们去北京的士兵，另外两个也是士兵，还有一位是埃斯卡拉克伯爵，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是同我们在同一天被擒的。巴夏礼和我早已打定主意，与其束手再度被擒，不如拔腿就跑，尽力拼个你死我活，因为死也比我们过的那种日子强。我把我们的决心告诉了其他人，他们都表示也要这样做。这时他们都已下了车，我们不顾官员们的苦苦央求，径自往前走去。走了还不到四分之一英里，便看见一小群人，像是村民，挎着一筐筐菜，还有——叫我们欢喜欲狂的——一件红军服。那一眼所带来的喜悦，以及它所给予的安全感和如释重负之感，是无法描述的。我们急忙赶上前去；哨兵看见我们走近，便招呼外围哨的下士；下士迎上前来，我们大家都极其热烈地握手。下士派人把我们到达的消息报告内围哨，我们在那里遇见了詹姆斯少校，他领我们去司令部。我们穿过我军扎营的那片大平原时，士兵们从四面八方跑来热烈欢迎我们；就这样，我们被簇拥着凯旋般来到额尔金伯爵和霍普·格兰特爵士驻扎的那座庙里，受到了所有朋友最亲切的接待。

这时我们才第一次得知，我们这一伙人中，到那时为止脱险的只有我们两个。对于在这许多危难之中一直护佑着我们平安的慈悲的天意，我们深怀感激。我们此刻身心所感到的那份极大的解脱，或许只有经历过类似情景和焦虑的人才能充分体会。

下面这些情况，是恒祺后来讲述的，我在获释后好几个月才知道；不过我也许可以在这里讲一讲，因为它们说明了恒祺为什么那样急于在两点钟以前把我们送出北京，也使我们的脱险比当时我们自己所感觉的更加不可思议。

过了好几个月，巴夏礼才有机会向恒祺讨他答应过的那个解释；事实上，他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还是恒祺提醒了他。恒祺告诉他，退居满洲热河的皇帝身边围着一班反对变通的首领，他们主张开战，一再怂恿皇帝下令处决俘虏，认为这样做就能使各派人等都无退路，逼得他们为了共同的安全而联合起来抵抗联军；这个方针有两三回几乎就要付诸实行，全靠少数派的首领们竭力抗争，才得以拖延下来。恒祺在热河安插了耳目，每天把那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他。八日早晨——也就是我们获释那天——他的一个信差赶到，带来消息说，皇帝终于听从了主战派的进言，签发了立即处决俘虏的谕旨，其中特别指名提到巴夏礼和我；朝廷的驿使已经上路，只比他晚几个钟头。恒祺这样及时得到了消息，便说动恭亲王下令释放我们；联军的突然推进和圆明园的陷落，已经使恭亲王大为惊恐，所以他更肯听恒祺的话，相信我们若受到任何伤害，联军有力量对北京施以严厉的报复。根据得到的情报，恒祺估计朝廷的驿使会在两三点钟之间到达，所以才赶紧催办释放我们的事。他还说：「你们脱身若是再迟一刻钟，就连恭亲王的势力也救不了你们了，因为皇帝下令将你和洛赫立即处决、不得再延的谕旨，就在你们出城后十五分钟之内到了。」

我们得以蒙恩保全性命，实在应当万分谦卑地感恩。

十三联军自九月十八日——我们被擒之日——至十月八日——我们获释之日——的行动

九月十八日早晨，我把局势报告了霍普·格兰特爵士，随即离开了他；下面我要简略叙述从那时起到我们获释的十月八日为止，联军的行动。

读者会记得，沃克上校一行人留在一条小河岸边的堤上，清军就在这条河后面列阵，有河堤遮挡，又有树木和尚未收割的高粱掩护，联军看不见他们；清军选择阵地时，正是利用了这些条件。

巴夏礼回通州、我穿过清军前哨去向霍普·格兰特爵士报告以后，有一段时间，沃克上校一行人没有受到骚扰；他在堤顶上来回走动，离清军步兵只有几码远。随着时间推移，援兵不断开到，清军的态度开始变得傲慢无礼；可沃克上校知道，通州那一伙人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避免公开的冲突，直到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脱身，所以他坚守着这个令人焦虑的艰难位置。过了一个多钟头，清军的部队已差不多全部就位，不再在乎隐蔽，或许又因为他们的侮辱一再被人若无其事地默默忍受，胆子壮了起来，便动起手来：有几个人爬上河堤，一边假装客客气气地说话，一边想把沃克上校的佩刀从鞘里猛地抽出来。

在沃克上校一行人与联军之间，是一片广阔的草地平原，相距只有约四分之三英里，中间只有几个鞑靼骑兵的哨骑。沃克上校看到事态已变得严重，便告诫手下做好准备，飞驰穿过这片空地。这样做大概不会有多大危险，因为清军对这种突然的行动毫无准备，只能在他们身后胡乱放一阵排枪。不过，只要顾及一行人的安全尚且说得过去，他就想尽量多留一会儿，所以仍然设法拖延，从这里挪到那里，避免起争执。正因为如此，我同布拉巴宗穿过清军回通州时，没有看见他。

据我所知，最后终于有人企图抓他的缰绳，或是夺他的佩刀，他便下令一行人拼命飞驰。这一行动极其迅速，等一阵徒劳的排枪打过来时，他们已经跑出了一段距离，几分钟后就回到了联军阵中，毫无损失。只有军需部的汤普森先生受了伤：他经过时，被一个哨骑用长矛刺中。

朝沃克上校一行人身后放的那阵排枪，成了清军开炮的信号，据说他们在阵地上布置了七十多门炮；联军立刻开炮还击。我们驶出张家湾时看见在空中爆炸的那颗炮弹，就是打出的第一发。要是再有十五分钟，我们多半就平安了。

霍普·格兰特爵士凭着高超的手段，把任何进攻行动推迟了一个半钟头以上；沃克上校则以值得大加称赞的耐心和勇气，坚守在一个需要十分镇定和判断力的位置上，只要他认为还守得住，就一直守着这个颇有危险的岗位。

战斗开始后不久，联军迅速推进，迫使清军后退。骑兵有许多机会建功立业，他们也都没有放过。

据说敌军在战场上至少有两万骑兵。清军被赶回通州；追击中，我们有些部队——步兵和骑兵都有——追敌追过了通州，绕到城的西墙外，但在天黑前回到了停驻在张家湾附近的大军中。清军吃了一场惨败，丢了许多炮，伤亡也相当多；联军的损失则相对轻微。

威妥玛先生打着白旗，走到通州的一座城门前，想打听俘虏们的下落。他这样做冒着很大的个人危险；可是这一天，以及此后许多场合，他都不顾自身安危，抓住一切机会，设法重新同中国官员当面接洽，以求解决现存的争端，确保我们的安全；他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

大军在通州附近停驻到二十一日，补给运到后，联军两位统帅又开始进兵。清军这时占据着十八日瑞麟所守的那处阵地，也就是我们被带进他营中的地方；那里离通州约三英里，扼守着通往北京的大路。八里桥也有清军把守，这座桥实际上是清军阵地的关键。法军向这一点发起进攻，英军则在左翼作战，把清军的右翼包抄过来。清军十分英勇地坚守阵地，但在联军炮兵和步枪的优势火力下被逐出了阵地。法军在进攻桥头时损失惨重；英军的损失很小。与法军对阵的那一路清军的统兵官，在这次进攻中两次负伤；后来有人说，布拉巴宗和德吕克神父当时正在他的营中，他为了报复，下令在桥的栏墙上把他们斩首了。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后面还要讲到。

这次失败之后，清军退回北京，占据了城东和城东北的阵地。联军只沿着通往北京的大路推进到通州以外几英里，便停了下来，等待从天津运来的补给和援兵；而且因为这时必须为一切可能的变故做准备，两位统帅认为，在作任何进一步推进之前，必须先把攻城炮运上来。

在这段相对沉寂的时期，两国使臣写信给中国当局，警告他们，俘虏若受到任何伤害，必将受到严厉惩罚。朝廷则威胁说，大军再往前推进，就是处决俘虏的信号，想以此阻止联军进一步推进。可是额尔金伯爵从一开始就看出，俘虏们唯一的活路，在于联军坚决执行那些无论俘虏的性命是否系于其结果、联军都有责任采取的措施；所以他通知中国当局，他除了在北京城内以外，不会同钦差大臣签订任何条约；俘虏若被处死，他就毁掉这座城。中国人的威胁越是强硬，额尔金伯爵的措辞就越是坚决。中国人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大错，他们以为可以用一种威胁来吓住额尔金伯爵，使他放弃那条在他看来最可能挫败主战派、从而迅速结束战争的方针——而这种威胁，即使他确知它必将导致所威胁的那种结果，他也完全应当置之不理。何况事实上，他认为救俘虏性命的唯一机会，就在于采取他认为为了帝国的利益而应当遵循的那条方针；结果证明，他对中国人的性格判断得何等正确。

说到近来一些颇为相似的事件，我不禁想到，纳皮尔勋爵在阿比西尼亚营救俘虏时的所作所为，或许部分是受了我所说的当年在中国所发生之事的记忆的指引，因为那时罗伯特·纳皮尔爵士在大军中统率一个师，对额尔金伯爵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和主张是完全了解的。

联军两位统帅需要好几天来完成最必要的部署。当时最要紧的，是在已向联军投降的通州建立大批补给站，以防范一种危险，并取得更大的行动自由。这既是因为冬天就要来临，也是因为清军拥有一支极其庞大的骑兵，最低估计也有三万人，他们若有一位善于调度这支骑兵的将领，就可以切断联军与天津、大沽作战基地之间那条漫长的交通线，即使不能完全阻止联军的推进，也能大大延缓它。

到十月初，大军又准备好推进了。同中国当局的书信往来毫无结果；大军被迫按兵不动，其真正的缘故，中国人当然不知道，这大概又使他们变得像最近几次战败以前那样执拗，那样一味推诿。

北京的东面和南面，城外有大片的关厢，绵延好几英里，因此不容易接近；但在东北、北面和西北，一直到城墙根下都是一片开阔地。这一带几乎没有什么围墙，偶尔有一座庙，四周照例围着宽大的院落，再有几所零散的房子，和相隔很远的一些很小的村落，大军接近时所能遇到的障碍，也就只有这些了。

十月六日，联军绕过城墙的东北角，好进入这片开阔的平原，同城保持着一段距离。看不出有大股敌军的迹象，只有前卫同几个清军哨骑交了几枪。法军在战线的右翼，行军途中同英军分开了；帕特尔准将率领的骑兵也向前推进，到了夜里，发现自己走进了两边都是高墙的道路，这些高墙似乎是一些大建筑的围墙。不过由于天黑，清军又已逃走，他们无法准确弄清自己的位置。

天黑下来，霍普·格兰特爵士仍然不知道法军和骑兵的位置，十分焦急，便下令炮兵放几发空炮，让孟托邦将军和帕特尔准将知道英军在什么地方。额尔金伯爵听说后，请将军把开炮推迟到早晨，因为这势必在北京引起惊慌，而这种惊慌会对中国人产生什么影响，会在多大程度上危及俘虏们的性命，都是无法估量的。霍普·格兰特爵士立刻同意把信号推迟到早晨，那时中国人就会看出这些炮并不是对着城打的。额尔金伯爵这番周到的考虑实在是万幸，因为，正如我已经讲过的，即使在白天开炮也引起了那样的骚动，由此推断，将军若是照原先的打算行事，结果多半会要了我们的命。

第二天早晨才弄清楚，骑兵是在紧挨着皇帝的夏宫圆明园的地方过的夜；法军也到过那里，并且占据了好几座殿宇。我相信，一接到这个消息，就立即派出了战利品管理官和一支分遣队，去照看英方的利益。七日和八日，大军驻扎在北城墙前面的阵地上，主力主要集中在安定门对面。

额尔金伯爵和霍普·格兰特爵士各带自己的僚属，驻在一座非常宏丽宽敞的庙里；庙中院落和房舍众多，足以妥善安置仆役、卫兵、马匹等等。那里离北京约一英里半到两英里。

这时恭亲王和额尔金伯爵之间书信往来频繁，额尔金伯爵坚持要对方严格履行他的全部要求，其中包括交出一座城门、释放俘虏。尽管结果证明并非如此，当时却颇有人怀疑：即便恭亲王本人倾向于和解的方针，他是否真有权力实行他所议定的任何安排。然而额尔金伯爵那坚定、一贯而果决的方针终于占了上风——它争取到了恭亲王；恒祺又凭着他的手腕和干劲克服了其他难处；随着所有幸存的俘虏获释，谈判得以重开，而且颇有希望最终圆满告成。

第14章

十四、诺曼先生、安德森先生、鲍尔比先生、菲普斯以及九名锡克兵的遗体交还，十名锡克兵和三名法国士兵生还归来——谈判

九日，星期二。——我想，今天早晨醒来时的心情，是我平生所经历过的最愉快的。过去三个星期，我每天醒来，心头都压着一块重石；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宁和休憩之感。时日尚短，还没有什么较小的烦恼来得及把自己夸大到足以占据方才那桩大忧患所腾出的位置。

我们得知安定门还没有交出来，恭亲王送来的一件公文又为履行这一条件设下了新的难处。于是联军两位统帅限中国当局在十三日中午以前作出决定，通知他们：到那时若不交出城门，就要重开战事。

与此同时，炮兵和工兵已经占据了离城墙不远的一座庙，在安定门稍东，正借着最靠近城的那道院墙的掩护，把攻城炮和臼炮安放到位。

十日，星期三。——整天忙着起草一份呈给额尔金伯爵的正式报告，详述俘虏被擒之前以及导致他们被擒的种种情形，并就我所知，陈述他们此后所受的待遇。邮班今天下午启程回英国。

十一日，星期四。——额尔金伯爵决定派女王陛下的「狂怒号」到上海去接腓特烈·卜鲁斯爵士。我的兄弟借此机会回国，明天一早就同皇家海军的琼斯上校动身去天津。

中国人答应明天把几个幸存的俘虏送到营里来；到现在我们还没能弄清还有多少人活着。

十二日，星期五。——早饭一吃完，回上海的那一行人便骑马向天津出发了。

下午我们去迎接俘虏们；共有八名锡克兵和三名法国士兵。其中四名锡克兵曾同安德森和诺曼在一起，其余的曾同皇家龙骑兵近卫团的菲普斯，以及大约和我们同时被擒的几位法国军官在一起；这些人全都已经死了。获释的那几个法国士兵似乎是单独关押的，因为他们什么情况也说不出来。锡克兵们的手腕表明他们被捆绑得何等残酷。这些可怜人所讲的详细情形，我在后面再说。

十三日，星期六。——炮台昨夜已经筑成，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只等今天中午开炮；可是来了一个口信，说安定门将要交出。于是由第九十七团、旁遮普第八团和德斯伯勒炮队接管了城门。

这座直通城内的城门，外面有一道极厚的墙护着，这道墙呈半圆形，凸面朝着城外，这样城门本身就不会受到正面的攻击。这道墙所围成的地方，从一道同城墙成直角的门进去，那道门靠近半圆形围墙东端与城墙相接的地方。北京的主城墙高约六十英尺，墙顶厚约五十英尺，墙基宽不会少于七八十英尺；城墙内侧高出城中地面的部分，有些地方有四五十英尺。城门上有一座大楼，一部分用作兵营和仓库。这座城楼的一些炮眼里架着木头做的炮。半圆形的那道墙虽然也很厚，却不如主城墙那么厚。我怀疑，即使我们所有的攻城炮对着它轰上一个星期，在这样坚固的工事上能否打开一个可以攀越的缺口。

从今天得到的消息来看，我们担心鲍尔比和布拉巴宗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

十四日，星期日。——我们在庙里的一间大屋子里做了礼拜。

下午中国人又送来两名锡克兵，他们是最后的幸存者；他们曾同可怜的鲍尔比在一起，他死的时候他们都在场，那大约是我们被擒后的第五天。

今天晚上，诺曼、安德森和两名锡克兵的遗体送来了。送到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借着火把察看遗体——中国人在装殓遗体的棺材里放了生石灰，已经无法从面貌上辨认了。可怜的诺曼，我们是凭他的靴子和他常穿的一件皮外衣的一块残片认出来的，他的头发和胡子也还剩下一些；安德森我们也是凭衣服认出来的。两人都是大有前途的人，无疑会在各自的职业上显达成名。

看到这些死于中国朝廷背信弃义之策的遗体，众人无不义愤填膺。对巴夏礼和我来说，最痛心的是：他们同我们一起尝过了囚禁的痛苦和磨难，却没能活下来同我们一起享受获释的福分。我们自己脱险以前，由于恒祺对他们的下落避而不谈，我们几乎已经说服自己相信，他们已经逃脱了。

鲍尔比和菲普斯的遗体，以及其余锡克兵的遗体，是十六日送来的。生石灰已经毁了他们的面容，但我们凭衣服认出了他们；可怜的鲍尔比，我们还凭他那头颅和前额的特殊形状，以及他一只脚上的一处特征认了出来。说来奇怪，大约六个星期以前，他曾对我们讲过，「皇家宪章号」失事以后，他到威尔士的出事地点去，在冲上岸的尸体中寻找他一个遇难的兄弟；几天以后，他认出了一具尸体——由于在海里泡得太久，面目已经无法辨认——是他的兄弟，凭的是他脚上的一处特殊形状，我记得他说是断过骨头留下的。他讲过这个故事之后没多久，他自己的遗体几乎也只能凭一只脚上类似的特征来辨认，这真是奇特的巧合。中国人说，布拉巴宗和德吕克神父已于上月二十一日在八里桥被斩首。

送来的这些遗体，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他们受过何等残酷的折磨，额尔金伯爵立即通知恭亲王：发生了这样的事，他惊骇之至，一个犯下如此背信和血腥罪行的朝廷，他不能再同它往来，除非对皇帝和统治阶层施以某种重大的惩罚，使整个帝国和全世界都明白联军对这种行径是何等深恶痛绝。

十七日星期三，定为安葬那些已交还遗体的死者的日子。选定的地方是俄罗斯墓地，离城墙东北角约一英里。每个团都派了官兵参加，棺材用炮车载运；孟托邦将军和许多法国军官也来了。送葬的行列缓缓穿过平原。额尔金伯爵和霍普·格兰特爵士是主祭，其次是巴夏礼和我。

挖好了一条长长的墓沟，棺材一口挨一口并排放下。礼拜结束、填土的时候，人们看到了一幅不寻常的景象：新教、天主教和希腊正教的教士们怀着基督徒的博爱聚在一起，在同一座坟前一同祈祷。

以下关于诺曼等俘虏死难的经过，是费恩骑兵团的骑兵下士贾瓦拉·辛、骑兵布格尔·辛和骑兵汗·辛讲述的：

费恩骑兵团第一连骑兵下士贾瓦拉·辛的证词：

巴夏礼先生和洛赫先生离开我们一行人去见僧格林沁的时候，留下的有鲍尔比先生、安德森中尉、布拉巴宗上尉、诺曼先生、皇家龙骑兵近卫团的一个兵、锡克第一骑兵团的一个兵，以及我们这一队十七个人。我们站着等了半个钟头，安德森先生要求把他带到那几位先生去的地方。人家叫他留下，等他们回来。又过了半个钟头，大队兵马聚拢过来，把我们围住，叫我们下马，牵着马跟他们走。然后整支大军——照安德森中尉说，约有一万人——把我们押回通州，让我们歇了一刻钟，缴了我们的械。接着又叫我们上马，押着我们在军中游了一遍，然后带我们上了去北京的路，那天夜里在一座庙里歇了。早晨他们又叫我们骑上马，押到北京；在北京叫我们下马，给我们吃了东西，然后领我们穿过城，到了城外约两英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叫我们下马，给了我们帐篷——英国军官和本地兵分开。然后他们把我们一个一个带走捆起来，脸朝下趴着，手脚反绑在背后；他们让我们这样趴了三天，给了三次吃的，每次只有一口。然后他们把我们照原样捆着扔进大车，拉着我们走了，我想约有二十考斯——骡子整夜不是小跑就是狂奔。早晨我们到了一个堡子，我想是叫寿佳，在那里被关进牢里，关在笼子里，戴上铁链。那时我们一共七个人——安德森、诺曼、一个骑兵下士和四个骑兵。其余的人我一概不知，他们被带到更远的地方去了。我们在这里关了三天，捆得那样紧，动都动不了；骑兵们用一根绳子捆，其他人用两根。在头一个地方，我们什么吃的也没有；后来像以前一样给了一点。在同一个地方（在皇帝的宫苑外面，离北京约三英里），第一天过后，安德森中尉就神志不清了，一直这样，只偶尔清醒几回，直到他死去，那是他被囚禁的第九天。——他死以前，由于绳子捆得太紧，指甲和手指都绽裂了，生了坏疽，手腕的骨头都露了出来——他还活着的时候，伤口里就生了蛆，往他身体里钻，在他身上爬。他们把尸体留在那里三天，才抬走；此后五天，一个名叫拉姆丹的骑兵以同样的情形死去——他的尸体立刻就抬走了。又过了三天，诺曼先生死了。安德森中尉死的那天晚上，我们手上的绳子解开了，从那时起吃得好一些了；两天以后，我们脚上的绳子也解开了，一直到昨天晚上我们获释为止。安德森中尉和我们的同伴叫我们帮他把绳子咬开的时候，中国人把我们踢开了。

我们到了通州和北京之间那座庙的时候，布拉巴宗上尉和那个法国人回去了，安德森中尉告诉我们，他们是去见两位统帅，报告情况，设法让我们获释。

费恩骑兵团第一连骑兵布格尔·辛以及同团骑兵汗·辛的供述：

第一天我们在去北京的路边一座庙里停下；我们拴好马，进了庙。中国人随即把马牵走了，但早晨又牵了回来，我们又骑上了马。有两位先生在这里离开了我们。我们穿过北京城到了另一头，在一家客栈前停下；有个中国人去问要不要叫我们下马，他回来后，我们被带到一些帐篷那里。这地方里面有兵营，我们是从一道大门进去的。我们在那里待了半个钟头，就被一个一个叫出去洗手洗脸。他们先把几位先生带出去，摔倒在地，把他们的手反绑在背后。然后叫我们跪在院子中间，把我们的手脚反绑，把我们掀翻仰面躺着。在这种姿势下，我们若想侧向右边或左边歇一歇，他们就踢我们、打我们。我们就这样躺了一整夜，这期间他们还往我们的绳子上浇水，让它收得更紧。夜里诺曼先生同一个中国军官说话，告诉他我们是来谈判的，不是来打仗的，他们这才给了我们一点水和米饭。印度教徒们不肯吃，后来安德森先生劝他们吃，有几个人才吃了。第二天，一位戴白顶子的官员来看我们。他带着许多随从，向诺曼先生问了些话，把回答一一记了下来。他走后约两个钟头，我们都被戴上了镣铐；此后三天没有再给我们吃喝。安德森先生的手肿到原来的三倍大，黑得像墨；他全身的重量——连同铁链——都压在两只手上，看上去就要胀破了。只要他神志还清醒，就一直鼓励我们，我们一叫喊，他就责备我们；神志不清以后，他不停地喊费恩少校、麦克莱恩和别的人；戴上铁链以后，他就神志昏乱了。从那时起的第三天下午，他们用大车把我们四个人拉走；走了一整夜，不给吃也不给喝，我们一要，他们就打。鲍尔比先生的手肿得没有那么厉害；他不会说印度斯坦语，所以我们听不懂他的话。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们到了一个堡子，附近有几所房子，没有市镇。另有一辆车同我们一起，车上是骑兵下士穆罕默德·巴克斯、一个法国军官——很高很胖，留着褐色的胡子——还有一个名叫「皮萨」（即菲普斯）的龙骑兵。我们被带进堡子，在露天里冻了三天。然后他们把我们拖进一间旧厨房，在那里关了八天；有三四天他们根本不许我们动一动。鲍尔比先生在我们到那里后的第二天就死了；他死于手腕上生的蛆；他穿的是一种灰格子衣服。他的尸体在那里放了将近三天，第四天被绑在一根横木上，扔到墙外，让狗和猪吃了。第二天那个法国人死了；他的头上和手上受了点轻伤，看样子是刀砍的。蛆钻进了他的耳朵、鼻子和嘴里，他就不省人事了。他穿着一件黑外衣，红裤子上有黑条纹——（供述人对衣着说得不清楚）——他同普罗宾少校一样高，但更胖些。两天以后，贾瓦拉·辛（锡克第一骑兵团的那一个）死了；他的手被绳子勒破的伤口绽开，蛆钻了进去，他就死了。四天以后，皇家龙骑兵近卫团的菲普斯死了；十天里他千方百计地鼓励我们，可是有一天他的手也像安德森先生那样肿了起来，第二天就生了蛆——一条蛆一天之内就繁衍成千条。骑兵下士穆罕默德·巴克斯是十天前死的；在那以前他一直很好，还因为中国人拿猪肉给他吃而骂他们。他死前四天身上生了蛆，两只手被吃得一干二净。要不是我的铁链被卸掉了，我也早就死了。

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那个中国人很和善，他给我们包扎伤口，我们要什么就给什么；他不在的时候，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供述人手中有鲍尔比先生的袜子。

现在只剩下讲一讲，关于布拉巴宗和德吕克神父之死，我们得到了什么消息。凡不是朝廷官吏的中国人，都一致断言他们是被斩首的，缘由和日子都如前所述。

中国当局否认他们是被处死的，说他们同其他人一样是自然死亡；可是他们拿不出这两人的遗体，这正好说明他们是被斩首的说法可信。

俄罗斯传教团消息来源可靠，他们认为，是八里桥那一路清军的统兵将领下令处决了他们。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

几个月以后，有几个中国人指出一个地方，说那两具遗体就埋在那里。挖开一看，坟里除了骨头，还有一块带红条纹的布和一小块绸子。这两样东西被送回英国，前者经鉴定是一位炮兵军官裤子上的一片，后者据推测是一位法国神职人员衣服上的一片。

坟里没有找到头颅。

十五圆明园——再入北京

经过再三斟酌，额尔金伯爵决定请统帅采取必要的步骤，焚毁皇帝的圆明园。他认为，皇帝的所作所为背信弃义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那么多官兵惨遭杀害，对此必须施以惩罚，而且要以一种不会很快被遗忘的方式来彰示。皇帝和中国朝廷与俘虏所受的虐待有牵连，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诺曼等人最初就是被押到圆明园，正是在那里开始遭受那些终于致他们于死地的虐待。在觐见殿旁边的屋子里找到了他们的好几件衣物，我们的马匹和鞍具也几乎全都从御厩里找了回来。不过，额尔金伯爵固然希望让整个中华帝国都看清这一惩罚，使它无从掩饰、无从隐瞒，但他切望这惩罚只落在那位知情并对这一罪行负有责任的皇帝身上。

有人也许会说，毁掉这么多珍奇、美丽、贵重的东西，是一种无情的举动。可是，这座宫苑——或者更确切地说，这许多宫殿和园林——规模固然惊人，据估计有两百多座建筑，占地方圆有八英里乘十英里之广，却并没有因此使艺术或学术的作品遭到彻底毁灭。因为据可靠的说法，圆明园里并没有收藏任何孤本的书籍或手稿；焚园之前曾搜寻过这两样东西，找到的很少，而且肯定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珍品。

每一个有教养的人，对毁灭美好的事物天然都会有一种反感；但与此相对，还必须考虑到联军当时所处的境地。冬天迅速临近；两位统帅已经通知两国使臣，大军不久就得撤退；朝廷所犯下的背信行径，在所有人的心中——中国人和欧洲人都一样——还记忆犹新。人们觉得，这件事若不以某种显著的惩戒了结，就会助长一种想法，以为类似的行径可以不受惩罚；而如果不让朝廷明白，任何背信之举都必将招致惩罚，那么将来常驻北京的使馆人员的处境，就可能因此陷入危险。

人们还觉得，任何金钱赔偿都不足以抵偿所受的侮辱；何况如果强索赔款，负担会落在百姓身上，而不是落在皇帝或官员阶层身上。此外，由于冬天将临，大军势必早早撤走，所以最好用某种方式明白无疑地表明，联军是以征服者的身份占领过北京的；否则朝廷很可能会否认这一事实，声称联军是被朝廷大军逼退的。

为了防止自己的动机被曲解，为了向中国人证明联军并非同百姓作战，而只是同那些因背信弃义而已经造成那么多苦难和流血的人作战，额尔金伯爵致函恭亲王，告知他这一决定；同时用中文发布了一道告示，张贴在联军营地和圆明园附近所有的房屋和墙壁上，大意是：「无论地位多么尊贵，凡是犯下欺诈虚伪之行的人，都逃脱不了随之而来的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十八日焚毁，以惩罚皇帝背弃诺言、践踏白旗的背信行径；百姓与这些行径无涉，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只追究朝廷一方的责任。」

十八日星期四早晨，米切尔爵士率领他的师开往圆明园。这些建筑本身在建筑上并没有多少美处；它们几乎都各自独立，由园林、庭院和台榭连接起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觐见殿附近的那些建筑。其中最大的几座由庭院相连，穿过庭院，便进入宽敞的厅堂，厅堂通向面积可观的园林，园林一直延伸到一道大理石台阶前，台阶沿着一个约三英里长的湖岸伸展开去。沿着台阶，绵延一英里到一英里半，还有别的园林和建筑朝台阶敞开着——那是些避暑的亭馆，以及皇帝款待最尊贵的宾客的居所。栏杆也像台阶一样是白大理石的，有些地方雕刻得十分奇巧。栏杆上每隔二三十码，便立着一只精美的蓝色镶嵌珐琅花瓶，瓶里插着用鸡血石、玛瑙、玉石和其他贵重石料做成的假花。从门窗的大小看得出来，这些房屋是为炎热而不是为寒冷的天气而建的。

园中各处有一些宏伟的青铜像，比真的还大，有狮子和别的动物，其中有一尊卧牛，格外精美，做工和构思都十分出色。幸而这些铜像都离建筑物很远，没有被火烧坏；事实上，建筑物也只烧掉了一部分，从滚滚浓烟看去，毁坏似乎极其巨大，其实仍有很大一部分幸免，有些殿里藏着大量贵重的珐琅器，也几乎全都保存了下来。

在库房里找到的银钱数目不大，由战利品代理人收管，分给军队；凡是十八日以前从圆明园拿走过任何财物的官兵，都必须交给派定的军官收存；这些东西后来全都公开拍卖，所得款项归入总基金，分给全军。霍普·格兰特爵士下令立即把战利品奖金分给官兵，这样既免了拖延，也省得军需运输队还要设法把这批财宝运到大沽去。

十九日星期五一整天，圆明园仍在燃烧；一团团浓烟被风吹着，像一块巨大的黑色棺罩，笼罩在北京上空。

二十日星期六早晨，额尔金伯爵收到了恭亲王对联军一切要求的无条件服从，恭亲王请他早日定下签订专约和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的日子。

二十一日，星期日。——由于必须在北京城内选一所合适的建筑来举行互换批准书的仪式，我们已经通知中国当局，今天上午将有一行人准备好，由他们委派的官员陪同，去察看他们提议作此用途的各处地方，同时还要看看可以立即收拾出来给额尔金伯爵和使团居住的几座府邸。

大约十一点钟，巴夏礼和我奉额尔金伯爵之命办理此事，由军需总监部的罗斯上校陪同，带着皇家龙骑兵近卫团的五十名官兵和几名锡克非正规骑兵作护卫，进了安定门，沿着城北走了约一英里，然后顺着西城墙转向南去，一直走到把满城和汉城隔开的那道南面的城墙。离北城墙稍远一些，我们便看见街上满是人，各自忙着日常的营生。我们的出现引起了相当大的好奇和骚动，却没有引起多少惊慌——店铺几乎全都开着门，街上有骆驼和乡下的大车来往，显然西面和南面的城门已经重新打开了。到了汉城城墙那里，我们转向东去，没走多远，街道便通向一片广场似的地方，两边各有一些大建筑，面对面立着。南边有一条街，穿过一座大门楼通往汉城；北边有一条街，从一座高大的拱门下穿过，通往皇城。这些建筑属于几个主要的衙门；它们都很大，却似乎在衰败破落上互相竞赛。

我们骑马往皇城里走了一小段。道路或者说街道两旁都是高墙，从路过的一些门洞和缺口往里望，里面似乎只是一条接一条肮脏的、半空的街巷。皇城之内还有一道围墙，围着皇帝的宫殿和御园，以及皇族的府邸。

看了十几处建筑之后，我们选定礼部大堂作为签订专约和互换条约批准书的地方。

我们从东边的街道回来，经过了我们曾被关押的刑部。我很想进去看看，可是我通过巴夏礼提出这个意思时，陪同我们的官员们极力劝我们不要去，我也就没有坚持。我们这时转向北去，因为到那时还没有找到适合给使团住的房子，便沿途看了几处，但都不成。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看见右边约四分之三英里处有几座大建筑的屋顶，巴夏礼一打听，得知那是怡亲王载垣的府邸——正是这位钦差，一手策动了扣押我们的事——我们便决定，如果房舍够用，就把他的府邸征作英国使馆的住所。我们这时已经东奔西走了好几个钟头，觉得不必带着护卫同去，便向罗斯上校提议，让他们停下来休息，我们自己去察看那些房子。于是我们只带了一名锡克兵替我们看马，骑马小跑着向那座府邸奔去——路程比我们料想的要远。到了开在一条宽阔街道上的正门，只见门开着；从我们穿过的两进院子的样子看来，整座府邸似乎空无一人。不过我们看见里面还有许多房舍，彼此之间隔着园子和院落，而且院与院之间的门太矮，骑马过不去，我们便下了马。巴夏礼说，我们没有工夫可耽误，我往一个方向去探查，他往另一个方向，这样很快就能看出这些房子合不合用。我们把马留给锡克兵看着，便匆匆分头去了。我没走多远，就听见巴夏礼在叫我，我跑回去，正遇上他迎面走来；他很激动，嚷道：「过来！过来！」领我穿过一道小门，进了一个满是官员的大院子。我们从几个官员身边挤过去，来到一个人跟前，这人的面孔我记得清清楚楚——他就是刑部尚书。「你还记得这个人吗？」巴夏礼问我。我回答说：「记得。」又说他对我格外凶横。巴夏礼说：「啊，他对我也是这样。」接着他用汉语对那些目瞪口呆的官员们说，这个人的行为给他们的国家丢了脸，并用最严厉的措辞谴责他对待我们的态度。巴夏礼这样说着的时候，我四下一看，发现我们已经被围住了，而且他们听着巴夏礼的话，脸上毫无满意之色；从他们关门的样子和他们的神色来看，我们十有八九还要再尝一尝囚居的滋味。于是我对巴夏礼说：「当心，不然我们就难以脱身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位高品级的武官正要离开院子，他曾多次到庙里看望我们，态度一向客气周到。我指给巴夏礼看，请他趁这个机会对这位武官从前的礼遇表示感谢。巴夏礼立刻叫着他的名字招呼他，说我们很高兴能这样当众表达我们对他正直品格的感念；巴夏礼说，即使在我们遭难入狱的时候，他也懂得以仁厚体恤之心对待官员；这样的行为，我们总是乐于称道，凡是像他这样行事的人，我们都愿意引为朋友。可是，巴夏礼接着转向刑部尚书说，一个人如果趁敌人落难之机当面侮辱他，那他就失去了一切文明国家的敬重，理当被逐出正人君子的行列。这番话的效果真是奇妙：除了刑部尚书——他慌忙退了出去——所有人的脸色都开朗起来，彼此说了几句和和气气的客套话之后，我们回到马旁，很高兴能回到护卫那里去。不过我们还是决定把这座府邸征作使团之用，并把这个意思通知了中国当局。

二十二日，星期一。——威妥玛和巴夏礼忙着准备专约。我同其他几个人到怡亲王府去，安排把它收拾好迎接我们入住。

联军向北京城北推进时，清军已经退到城西；后来又退得更远，据推测，现在人数已大为减少，驻在约十二英里外，靠近西南郊。普罗宾上校和费恩少校率领的侦察队曾几次同他们的前哨相遇，但双方都没有采取敌对行动。

十六签订专约——返回英国——今后对华应取的方针

焚毁圆明园一事，恭亲王虽然从未提起，但我们有理由知道，中国当局对此感受极深，认为这是专门针对皇帝和他们自己的惩罚。

联军两位统帅决定退到天津和大沽去过冬，这就必须早日定下签订专约的日子；于是定在了二十四日。

两国使臣这样被催得匆忙，是不幸的，因为这使他们要圆满完成使命变得十分困难。额尔金伯爵认为，哪怕只能住一个星期，使团也极应在北京住下来。因此各项安排都尽快赶办，威妥玛和巴夏礼两位先生每天都同中国的各位代表商议，其中有恒祺和黄某。

批准的方式也必须仔细斟酌，以免皇帝日后反悔。最后决定：盖上帝国的大印，附上皇帝授权恭亲王加盖此印的谕旨，再加上一份由恭亲王签名盖印、声明他已获此授权的文书，就算是充分的批准了。

二十四日星期三上午，额尔金伯爵在大队护卫簇拥下，动身前往礼部大堂。他坐在一乘由十六个身穿皇家绛红号衣的中国人抬着的礼轿里；护卫有六百人，另有一百名军官。一队骑兵在前开道，后面是步兵；获准随行的军官们其次，他们后面是司令部的僚属，然后是统帅和他的随身僚属；在霍普·格兰特爵士身后约三十码，是额尔金伯爵，他的马备好了鞍，由人牵着紧跟在轿后，使团人员分列在公使两侧；一队步兵殿后。

罗伯特·纳皮尔爵士负责军事部署，他率领他的师占据了从安定门到礼部大堂沿途所有的要地。我们经过的街道两旁挤满了中国人；他们极为安静守礼，全然看不出有什么惊慌的样子。不过，人们都极想看一看额尔金伯爵；他的轿子经过时，人们都往前挤，想瞧一眼这个当时比他们自己的皇帝还有权势的人。

礼部离安定门有三英里多，由于走得慢，又时时停下，我们到达时已是下午很晚了。大门四周围着密密麻麻的人群，街道和广场上都挤满了人；我们的兵和大批中国巡捕维持着一条通道。额尔金伯爵的亲兵进了院子，便在两侧列队。选定举行仪式的那座大堂，朝院子的一面完全敞开；随同额尔金伯爵的军官们在大堂左侧排列，右侧对面聚集着一百多位中国官员；大堂后部有两张挨得很近的小桌，每张桌后一把椅子，面朝院子；左边那张是额尔金伯爵的，另一张是恭亲王的。紧挨着额尔金伯爵的座位，给霍普·格兰特爵士摆了一把椅子；与这两张桌子成直角的两边，摆着桌椅，供两国的高级官员就座；再往后，又有更多的桌椅供其余的人坐。

额尔金伯爵的轿子进门时，轿夫们弯着腰、屈着膝，蹲低了身子向前疾奔（这是严格遵照中国礼仪的），一直奔到通往大堂的那两三级台阶前；卫兵举枪致敬，军乐队奏起《天佑女王》。

恭亲王迎上前来，神色忧虑、迟疑地向额尔金伯爵行礼；额尔金伯爵鞠了一躬，随即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示意恭亲王坐右边那一张。在军官和中国官员们围成的空地中央摆着一张桌子，装着专约和条约的匣子就放在上面。仪式开始，先由威妥玛先生把额尔金伯爵全权证书的译本递交恭亲王，恭亲王说，他的全权证书虽然没有额尔金伯爵的那么长，授予的权力却同样充分。接着一位高品级的官员打开桌上的一只匣子，取出一些用黄绸包着的文书，极其恭敬地高举过头，放在恭亲王面前，恭亲王把它交给一位军机大臣宣读。这是皇帝的谕旨，授予他全权议和缔约，并授权他在条约上加盖帝国大印，作为条约已获批准的凭证。随后签订了专约，两位全权大臣各自在文书上盖了印；接着正式互换了条约。然后恭亲王又签署并盖印了一份文书，声明条约的批准已经正式办妥，加盖大印即表示皇帝接受该条约中的一切条件和条款。

这时额尔金伯爵和恭亲王交谈了几句，大意是希望刚刚签订的专约和已获批准的条约，能使两国政府和两国之间建立起持久的友谊和良好的谅解。又说了几句话之后，额尔金伯爵起身告辞；恭亲王送了一小段便停下了；可是额尔金伯爵也停了下来，这时在旁侍候的几位主要官员急忙示意恭亲王往前走，他迟疑了一会儿，才陪额尔金伯爵一直走到台阶边上。

恭亲王当时只有二十八岁，但看上去要老些；他的面容透着聪慧，却带着一种忧虑的神情，考虑到他当时的处境，这是不足为怪的。如果说他心里害怕，他也把这份忧惧掩藏了起来；不过，他被迫扮演的这个不寻常的角色，同他在朝廷高官面前一向习惯扮演的角色必定大相径庭，不可能不叫他心里难受。

官员们对他的态度，是一种奇特的混合——极为恭敬，又带几分亲昵。那些向恭亲王解释呈给他签署的各种文书、并帮着他同额尔金伯爵交谈——如果那也算得上交谈的话——的官员，态度虽然恭敬，说起话来却显然无拘无束；而他对他们的语气和态度，也更像是朋友，而不像一位一时受命代行皇帝大权的人物。

额尔金伯爵在仪式中举止从容庄重，中国人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态度表明，在他看来，签订专约和互换已批准的条约，与其说是大不列颠得了什么好处，不如说是给中华帝国施了一份恩惠；额尔金伯爵还让中国朝廷清楚地明白，它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一向缺乏诚信，要抹去人们对此的记忆，唯有今后严格而真诚地恪守条约义务。

帝国的亲王大臣们神情庄重严肃地注视着额尔金伯爵的举止，倾听着他的话，仿佛深深感到他们正在渡过的是一场何等危险的难关，而同时又意识到仍有种种危险在威胁着他们——这是这一天的仪式中最令人肃然的情景之一。

就这样，一件大事圆满告成。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不仅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而且在世界的历史上，因为四亿人类从此被引入了文明国家的大家庭。

法国的专约是在第二天签订的。

额尔金伯爵把递送专约和条约的任务托付给我；葛罗男爵也赏脸把给法国皇帝政府的同类文书交我护送——不巧巴斯塔尔先生病得太重，不能长途跋涉。

额尔金伯爵一度想让我取道西伯利亚回英国，但后来考虑，还是走通常的路线最快。

和约告成后三天，我踏上了归途，满怀深情地同使团告别。二十七日，我骑马到了河西务，事先已派人把马匹送往张家湾；我的护卫想抄近路，结果迷了路，耽搁了一些时候，不过到了八里桥，我就认得方向了。如今我走过通州和五里地之间这片不久前刚刚走过的地方，心情是何等不同啊！唉，那一次同行的人们，在一切磨难中表现出的英勇气概，是他们英年早逝的唯一慰藉。

在河西务率领一队普罗宾骑兵的德雷克先生，留我住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出发，在杨村换了马匹和护卫，中午前后到了天津。

携带霍普·格兰特爵士公文的安生少校，以及工兵的格雷特黑德上校——他是罗伯特·纳皮尔爵士的副官——比我早一天动身，我在「格拉纳达号」上找到了他们。

提督在天津，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第二天我们动身去大沽，当晚到达。三十日早晨，我们登上女王陛下的通报船「宁录号」，随即出海。在上海我们换乘定期邮轮，在上海和香港都稍作停留，于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抵达英国。

最后我只再说几句话。我所记述的这些事，已经过去八年了。翻阅我的私人日记——上面的片段就是从中摘录的——我发现其中写着：「只要中国的统治阶层确信，我们决心并且有力量惩罚任何背信之举或任何违背公正之严格准则的行为；只要我们在同他们交往时，一面尊重他们的敏感和成见，一面坚决要求他们恪守依条约所取得的一切权利；一旦发生纠纷，也遵循我们同欧洲列强打交道时所遵循的同样的行事原则——我相信，中国朝廷就会忠实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要促使中国人向西方文明的事业开放整个帝国，今后所需要的，只是让他们认识到，同欧洲各国更自由地往来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而这种认识只有靠时间才能获得。但这样的结果是早日到来，还是要先经过战争、动乱和种种变故，将主要取决于欧洲列强所表现的克制。没有哪一个国家对中国的未来拥有像英国这样大的影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同中国的独立和善治有这样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我国的方针应当是支持和加强北京的中央政府；当离北京很远的地方发生争端时（这是不时必然要发生的），英国当局的责任应当是：不理睬地方官员的独断行动，无论他们品级多高，而只向朝廷要求赔偿。倘若地方上发生骚乱，其性质足以威胁和危及我国商人和同胞的生命财产，采取这样的方针，并不妨碍附近的任何英国部队尽其所能给予支援和保护；而朝廷一旦认识到，它的责任被认为及于它的每一个官员的行为，无论那地方离中央多么遥远，它就会注意避免此类危险再度发生，向各地方当局颁发严令，要他们尊重和顾及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

「自从额尔金伯爵一八五七年初次来华，他的方针就是要让朝廷明白它在这方面的责任。那一次和这一次，他都不理睬最初引起纠纷、以致酿成战争的那些省份的总督，而让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明白，他们要为其属下的行为负责。他由此确立了一条原则：只要切实贯彻，这条原则就会大大减少今后发生类似纠纷的危险——这类纠纷已经两次把我国卷入耗费巨大的战争。」

一八六二年，曾有人试图为中国朝廷组建一支由英国官兵驾驶和指挥的海军特遣舰队，所幸这一尝试没有成功。

我之所以说「所幸没有成功」，是因为它会打破英国应当奉行的中立方针——即在中国朝廷与帝国境内已经兴起或将来可能不时兴起的任何叛乱的首领之间保持中立。

中国人镇压叛乱的方式，其所依据的原则，从英国人的观点来看，恐怕未必总能得到赞同；那样一来，就很难使英国的名字不与我国所谴责的种种行径牵连在一起。

一般中国人会把那支由英国水兵驾驶、由持有女王陛下海军军官委任状的绅士们指挥的部队，看作英国在那片海域的海军力量的一部分。那支特遣舰队虽然交给了海军中最能干的军官之一统率，已尽可能地确保了成功，但反复无常的命运女神毕竟不是总能驾驭的；特遣舰队若遭受任何挫败，在中国人心目中所产生的影响，就同我们由提督直接指挥的舰队吃了败仗一样。

中国朝廷如果最终要在整个帝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改进陆海军的组织；可是它若手中握有一支欧洲部队，可以倚仗它去收复被叛军攻占的城市，中国朝廷就会忽略那些行政改革措施，而这些措施对于帝国从对外战争和内乱所受的冲击中恢复过来，是绝对必要的。

最近，克拉兰敦勋爵已经以一种必定会带来良好结果的方式，贯彻了额尔金伯爵所主张的方针。他在一八六九年一月二十日致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爵士的公文中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听任女王陛下的领事或海军军官自行决定，对于英国臣民所受的损害应当要求何种补救或赔偿，以及用何种手段来强制实行。政府不能允许他们自行决定是否用封锁、报复、派武装人员登陆，乃至更具敌对性质的行动来实施强制。所有这些做法都或多或少带有战争行为的性质，女王陛下政府不能把使本国卷入战争的权力，委托给女王陛下在外国的公职人员。」

这就承认了——而且承认得十分恰当——看待这个问题，既有英国的立场，也有中国的立场。中国地方当局的许多行为，如果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向朝廷妥为交涉，大概都会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只要驻在出事地点附近的英国官员自认有权决定应当要求何种补救，以及应当向何人索取，那么不但英国驻北京公使的独立行动会受到掣肘，而且朝廷即便很愿意消除任何以温和而坚定的态度提出的合理的申诉，也可能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出于对国家荣誉的顾惜——英国的方针本应鼓励这种情感——而在战端实际上已经开启之后拒不让步，因为所要惩罚的行为，朝廷连加以谴责的机会都不曾有过。

一旦朝廷确信，战与和的责任不会落在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员身上，确信在诉诸战争这最后的手段之前，两国政府都有机会对各自属下的行为表示认可或谴责，那就朝着巩固两国外交往来中那种必要的信任迈出了一大步。这种信任是必须保持的，唯有凭借它，英国才有希望扩大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正年复一年地把中国的资源向全世界的事业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