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靼西藏中国旅行记

第一章北京的法国传教区

北京的法国传教区、翁牛特王国一瞥、启程的准备、鞑靼与汉人合开的客店、改换衣冠、桑达钦巴其人其性、赛因乌拉（好山）、赛因乌拉的严寒与盗贼、荒野中的第一次宿营、皇家大围场、山巅的佛教遗迹、克什克腾王国的地理、当地居民的性情、矿山上的一场惨剧、两个蒙古人求卜、桑达钦巴的一段奇遇、多伦诺尔城郊

北京的法国传教区，在鞑靼－满洲王朝初年的几位皇帝治下，曾经何等兴旺；到了这一朝的第五位君主嘉庆手里，却几乎被连根拔尽。嘉庆一七九九年登极，此后教难不断，传教士或流散，或被处死。那时候的欧洲，自己正闹得天翻地覆，无力向这远方的教友团体伸出援手，它便一度被撇在那里，无人照管。所以，当法国的遣使会士重新出现在北京时，他们发现真教的痕迹已所剩无几。大批教友为躲避中国官府的追捕，出了长城，到鞑靼地方的荒野里去寻一份安宁和自由，散居在蒙古人允许他们耕种的一小块一小块土地上。传教士凭着一股韧劲，把这些四散的教友重新聚拢起来，做了他们的首领，并从这里遥遥照管北京教务——那边的日常事务，直接交在几位中国籍遣使会士手中。法国传教士若要重返帝国京城的旧地，无论如何都算不得稳妥：他们一露面，这刚刚有些起色的传教事业就要断送前程。

我们在探访蒙古境内的中国教友时，不止一次有机会深入所谓「草地」——鞑靼地方未经开垦的那一片都这样叫——并在蒙古人的帐幕底下暂住几日。我们刚一认识这个游牧的民族，就喜欢上了他们，心里满是一股热望，想把福音传给他们听。于是我们把所有余暇都用在学习鞑靼各种方言上。到了一八四二年，圣座终于成全了我们的心愿，把蒙古立为一个宗座代牧区。

一八四四年年初，有信使来到西湾子——那是个不大的教友村落，蒙古的宗座代牧把主教府设在那里。西湾子在长城以北，离宣化府一天的路程。主教大人给我们送来了训令：我们要作一次长途旅行，去考察鞑靼人的性情风俗，并尽可能弄清代牧区的幅员和边界。这趟我们盘算已久的远行，就此定了下来。我们打发一位皈依的年轻喇嘛，去把寄养在奈曼王国草场上的几匹骆驼取回来。等他的这段日子，我们赶着把几部蒙文著述收尾——那是我们译了很久的东西。祈祷和要理的小册子都已备齐，年轻喇嘛却还没回来。我们想他总不至于再耽搁多久，便离了黑水谷，转到别力沟去候他，那地方于我们完成行装更为便利。日子在空等中一天天过去，秋凉已经有些扎人，我们生怕要在隆冬的霜雪里动身穿越鞑靼的荒野。于是决定另派一人去寻骆驼和喇嘛。一位热心的会长，脚程快，办事利落，领了这差事。到了约定的日子他回来了，一无所获。他在那地方打听到的只有一句话：我们的喇嘛早在几天前就带着骆驼上路了。这信使惊讶得不得了，喇嘛竟没有赶在他前头到。「这算什么话！」他嚷道，「难道我这两条腿比骆驼还快？他们比我先离开奈曼，倒是我先到了！两位神父，再忍一天吧。我担保喇嘛和骆驼一天之内准到。」然而又过了好几天，情形还是老样子。我们只得再打发那信使去找，叮嘱他一直走到放牧骆驼的地方，亲眼看个明白，别听旁人怎么说就信。

这一段揪心的等待里，我们一直住在别力沟，那是隶属翁牛特王国的一处鞑靼地方。这一带似乎经历过大变动。今天的居民说，古时候这里住的是高丽部族，几番兵燹之后被逐走，退到黄海与日本海之间的那个半岛上去，至今还占着。在鞑靼的这些地方，常常能碰见大城的遗址、堡垒的残垣，样子很像欧洲中世纪的那种；在这些地方翻一翻土，挖出长矛、箭镞、农具的残件，还有装满高丽钱币的瓦瓮，都不算稀奇。

十七世纪中叶，汉人开始进入这一带。那时候，整片风景还是一派粗豪的气象：山上覆着好森林，肥美的牧场之间，蒙古人的帐幕白花花地铺在山谷里。汉人只花很少的一点银钱，就换得了开垦这片荒野的许可；垦殖一步步推进，蒙古人只好退让，赶着牛羊到别处去。

从那时起，这地方的面貌完全变了。树全刨光了，山上的森林没有了，草原被一把火烧开，新来的耕作者忙忙碌碌，把地力榨得干干净净。如今差不多整个地区都落在汉人手里；此地四时失序、年年成灾，这个不幸的地方所以凋敝至此，多半也得归咎于他们这套糟蹋土地的办法。旱灾几乎年年都有。春风一起，土地便被吹干；天色显出不祥的样子，可怜的百姓提心吊胆，只等着某种可怕的灾祸降临。风一点点地猛起来，有时一直刮到夏天。于是尘土成云腾起，空气变得浑浊而昏暗，往往正当正午，你却被黑夜的恐怖围住——不，那是一种浓得几乎摸得着的黑，比最阴沉的夜还要可怕一千倍。飓风之后是雨；可是那雨来得叫人不敢盼，只敢怕，因为它是暴怒地倾泻下来的。有时天忽然裂开一道口子，把那一方所蓄的水像一道巨大的瀑布似的全泼下来；转眼间田地和庄稼就没在一片泥海之下，浊浪滚滚，顺着山谷奔涌，所过之处什么都卷走。洪流过去，几个钟头后地面重新露出来，庄稼却没了；更糟的是，连可耕的表土也跟着走了。剩下的只是一道道纵横的深沟，里面填满砂石，从此再也下不得犁。

这些苦命的地方还常下雹子，雹粒大得吓人。我们亲眼见过有十二磅重的。有时一瞬之间，整群的牲畜就被打死。一八四三年的一场雹灾里，空中传来一阵大风似的呼啸，随后一块比寻常磨盘还大的冰砣落在一户人家近旁的田里。人们用斧子把它劈开，那时日头正毒，可那些碎块过了三天才化尽。

旱与涝合起来，有时候闹成饥荒，几乎把当地人杀绝。有记载的这类灾年里，最惨的要算道光十二年，即一八三二年那一次。据汉人说，事先普遍有一种预感，那预感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明白、讲不清楚。一八三一年冬天，一句阴森的传言渐渐流开了。人说：明年，无富无穷；血满山，骨满川。这几句话人人挂在嘴上，孩子们玩耍时也念叨；就在这样一片凶兆的笼罩下，一八三二年来了。春天过去，夏天过去，没有下雨；庄稼还青着，秋霜就下来了。庄稼自然全死，颗粒无收。百姓很快就一无所有。房子、田地、牲口，什么都拿去换粮，粮价涨到与黄金同重。山坡上的草被饿极的人啃光了，就往土里深挖草根。那句反复念叨的可怕谶语应验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在山上——他们是爬上去找草吃的；尸首堆满了道路和屋子；整村整村的人死绝，一个不剩。真是「无富无穷」：冷酷的饥荒把所有人一律拉平了。

我们就是在这片凄惨的地方，焦躁地等着那第二次被派往奈曼王国的信使。说好的归期到了，又过去了，接着又过了好几天，骆驼没来，喇嘛没来，连信使也没有回来——这最叫我们莫名其妙。我们绝望了，再也受不了这样又痛苦又白费的悬望。既然原先的安排看来落了空，就另打主意。启程的日子定下了；又议定由一位教友用他的车把我们送到多伦诺尔，那地方离别力沟约五十法里。到了多伦诺尔，就打发车子回去，我们两人独自进入荒野，能怎么走就怎么走，这段朝圣之路就这么开始。这个打算把教友们惊得目瞪口呆：两个欧洲人，孤身穿越一个陌生而不友好的国度，走那么远的路，他们无论如何想不通。可是我们自有我们坚持的理由。我们不愿意有任何汉人随行。在我们看来，非得挣脱官府一向套在中国传教士身上的那副镣铐不可；而一个中国会长那种过分的谨慎，说穿了是懦弱的胆怯，在鞑靼地方只会碍手碍脚，帮不上忙。

定好启程的前一天是主日，一切都已备妥：小箱子打好包，上了锁；教友们聚拢来向我们道别。偏偏就在这天晚上，那信使回来了，弄得大家万分惊讶。他还没开口，那副愁苦的面孔就先告诉我们，消息不好。「两位神父，」他说，「全完了；没有指望了。奈曼王国里，圣教会的骆驼一匹也不剩了。那喇嘛准是被人害了；我毫不怀疑，这事里头有魔鬼直接插了手。」

疑虑和担忧，往往比确知了祸事还难挨。这消息本身固然可叹，却把我们从对过去的种种猜疑中解脱出来，至于往后的打算，则丝毫未改。受了教友们一番安慰，我们各自回房安歇，深信这一夜就是我们游牧生涯前的最后一夜了。

夜已很深，忽然屋外人声嘈杂，门被擂得咚咚直响。我们一跃而起：喇嘛来了，骆驼也来了，一切都到齐了——真是一场小小的革命。当天的章程立刻推翻：不是礼拜一动身，是礼拜二；不是坐车，是骑骆驼，地地道道照鞑靼人的样子走。我们欢天喜地回到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各自把后半夜用来盘算怎样最快地把这支驼队装备起来。

第二天我们忙着准备行装，喇嘛也说明了他为什么耽搁得这样离奇。头一桩，他害了一场久病；再一桩，有一匹骆驼跑进荒野，他追了好些日子；最后，他还得上衙门打一场官司，去讨回一头被偷走的骡子。一场官司、一场病、一场追骆驼，用来解释这番耽搁，绰绰有余。全场只有那位信使高兴不起来：谁都看得出来，他这趟差事办得实在算不得高明。

整个礼拜一都花在装备驼队上，人人都来搭把手。有人修补我们的「行帐」，就是把一顶蓝布大帐篷缝的缝、补的补；有人给我们削出一批木头帐钉；有人补铜锅上的窟窿，把那张跌断了腿的折凳修好；有人搓绳子，把骆驼驮鞍上那千零一样零件凑齐。裁缝、木匠、铜匠、绳匠、鞍匠，各行各业的人齐集在我们这处简陋居所的院子里，忙个不停。因为我们的教友无论老少，都打定了主意：要让两位神父上路上得尽量舒坦些。

礼拜二清早，只剩一件事没做：把骆驼的鼻中隔穿透，插进一根木橛子，当作嚼子使。这活儿交给了喇嘛。可怜的牲口受这一番罪，叫得又尖又野，全村教友立刻都围了过来。这一刻，喇嘛俨然成了这趟远征的主角。人群绕着他围成一圈，个个都好奇：他只轻轻一扯拴在鼻橛上的绳子，那庞然大物就乖乖听他的，叫跪就跪。接着，看喇嘛把两位传教士的行李捆上驼背，在汉人眼里又是一桩新鲜事。一切停当，我们喝了一杯茶，进小堂去；教友们诵经，为我们一路平安祈求；我们受了他们含泪的道别，便上路了。桑达钦巴——我们那位当赶驼人的喇嘛——一本正经地骑着一头又黑又矮又瘦的骡子走在最前头，牵着两匹驮行李的骆驼；后面是两位传教士，秦噶哔神父骑一匹高大的骆驼，古伯察神父骑一匹白马。

动身之际，我们已打定主意抛开素日的习惯，做地道的鞑靼人。可是一上来也不能立刻就把汉人那一套全脱干净。况且头一二里路上，还有中国教友护送我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头一站要落脚的，是别力沟总会长开的一家客店。

我们这支小驼队起初走得并不顺当。捆鞍系带的手艺，我们完全是外行，所以每隔五分钟就得停一停：不是重新摆弄某根勒得骆驼发痛发躁的绳子或木件，就是把捆得歪歪斜斜、随时要掉到地上的行李在驼背上重新压实。就这样磕磕绊绊，我们总算是在往前走，只是慢得可以。走了约莫三十五里，出了垦区，进了草地。到这里就好走多了：骆驼一入荒野便自在起来，脚步也快了。

我们爬上一座高山，骆驼显然打算趁机犒劳自己，一路左一口右一口地啃路旁接骨木的嫩枝和野蔷薇的绿叶。为了催这几头懒东西快走，我们只好不住地吆喝，倒惊起了无数狐狸，从洞里窜出来，四散奔逃。爬上这座崎岖的山顶，就望见下面洼地里那家教友开的烟袋儿客店。我们朝它走去，路上不断有清冽的溪水横过；这些水从山腰流出，到了山脚汇成一道小河，正好把客店围在当中。迎我们的是店东，也就是汉人所说的「掌柜的」。

这样的客店，在鞑靼荒野靠近中国的一带，每隔一程就有一家。它们几乎一律是一个方形的大院子，四围插着高高的木桩，中间编上柴枝。院子当中是一所土房，高从不过十尺。除了两头几间破屋，整所房子就是一间大屋，做饭、吃饭、睡觉全在这里；脏得彻底，烟气熏人，臭不可闻。所有旅客不分贵贱，一概被请进这么个好地方；供他们安身的那一块，是一条又长又宽的「炕」——一种炉灶，占去屋子四分之三还多，约四尺高，平整的炕面上铺一领苇席，阔绰些的客人再在上面加一条毡毯或者皮褥子。炕前是三口砌在釉土里的大铜锅，给客人熬奶茶用。给这几口巨锅烧火的灶口与炕内相通，所以即便在寒冬腊月，炕上也始终热腾腾的。

客人到了，掌柜的便请他们上炕，盘腿围坐在一张不过六寸高的大桌子旁边。屋子下首归店里的人用，他们在那儿忙着给锅底添火、煮茶，把燕麦和荞麦舂成面，给客人做饭。这种鞑靼汉人合开的客店，那条炕在入夜以前是一座热闹的戏台：客人在上头吃、喝、抽烟、赌钱、争吵、打架；天一黑，这白天的饭堂、酒馆兼赌场，转眼就变成一间大通铺。带着铺盖的旅客把铺盖摊开铺好；没有铺盖的，就穿着身上的衣裳将就着躺下，一个挨一个围着桌子睡。客人太多时，便排成两圈，脚对着脚。这么躺下之后，困了的就睡；没睡着的抽烟、喝茶、聊闲天。照着这一切的，是一根浮在又稠又脏又臭的油里的劣质灯芯，油盏通常是只破茶碗；那光景昏昏惨惨，说不出的怪诞，在外乡人看来简直有些可怕。

掌柜的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出来给我们住。我们在那里洗漱，却不肯在那里睡：既已是鞑靼旅人，又有一顶好帐篷，便要练练手，自己搭一搭。这主意没得罪任何人；大家很明白，我们这样做不是嫌客店不好，而是爱那种族长式的生涯。帐篷支起来，山羊皮的铺盖在地上摊开，我们又点起一堆柴火，因为夜里已经有了寒意。正要合眼，那位专司「查夜」的更夫敲响了报更的铜锣，把我们吓了一跳；那声音在四邻的山谷里回荡，惊得常在那一带出没的虎狼胆寒逃散。

天没亮我们就起来了。动身之前，还有一桩要紧的事要办——不是别的，是整个儿改换装束，来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住在中国的传教士无一例外都穿俗人的衣服，跟老百姓毫无分别，外表上看不出一点神职的标记。他们不得不穿俗装，实在可惜，因为这对传福音是个障碍。在鞑靼人那里，一个「黑人」——他们这样区分俗人与僧人：俗人留发，僧人剃光头——若是开口谈宗教，是要被人笑话的，人家会说他多管闲事，那是喇嘛的本分，与他毫不相干。既然当初使中国传教士穿上俗装并一直沿袭下来的那些理由，对我们已不再适用，我们便决定索性以配得上这神圣使命的教士形貌示人。宗座代牧在书面训令里对此事的意见，正与我们的心愿相合，我们于是毫不犹豫。我们决定采用西藏喇嘛的常服，也就是他们不在庙里执行其偶像崇拜的职务时所穿的那种衣裳。选中西藏喇嘛的装束，也因为它与我们那位年轻的新教友桑达钦巴身上穿的是一路。

我们向店里的教友宣布：我们决意不再扮作中国商人，要剪掉长辫子，剃光头。这话一出，众人大为骚动：几个门徒竟哭了出来；人人都极力劝说，要把我们从这个在他们看来危险万分的决定上拉回来。可惜他们的苦口婆心全无用处；桑达钦巴手里的剃刀一挥，那条为迁就中国风俗、自离开法国之日起就精心蓄起来的长辫便断了。我们换上一件黄色长袍，右侧用五颗镀金扣子扣住，腰间束一条长长的红带；外面套一件红坎肩，领子是紫绒的；再加一顶顶着红缨的黄帽子，这身新装就齐全了。这场决定性的手术之后是早饭，饭桌上却一片沉默，气氛凄然。掌柜的端上几只杯子和一把壶，壶里是汉人爱喝的热酒，还冒着气；我们对他说，既然换了穿衣的习惯，生活的习惯也要一并改了。「把酒和火盆都撤下去吧，」我们说，「从今往后，我们不喝酒，也不抽烟。你是知道的，」我们又笑着添上一句，「好喇嘛是不沾酒和烟叶的。」围着我们的中国教友们并不跟着笑；他们不作声地望着我们，满眼怜悯，深信我们必定要在鞑靼荒野里活活穷死、苦死。吃罢早饭，店里的人去收帐篷、备骆驼、料理启程，我们便拿了两个在锅上蒸熟的卷子走出门去，打算就着近旁小河边的野茶藨子把这顿饭吃完。不多时来人回话说一切停当——于是我们各自上了坐骑，由桑达钦巴陪着，取道多伦诺尔。

我们如今是孤零零地、无人引路地被抛进了一个新世界。前面再没有老一辈传教士踏出来的路径了，因为我们所在的国度，此前不曾有人在那里宣讲过福音的真理。身边也不再有那些热心的教友——他们曾那样殷勤地服侍我们，那样体贴地在我们周围营造出一种如在家乡的气氛。我们被撇在自己手里，身处一片敌意的土地，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商量、可以帮忙，除了那一位：我们所倚靠的是他的力量，我们所要传扬于万邦的是他的名。

如前所说，桑达钦巴是我们唯一的同伴。这年轻人既不是汉人，也不是鞑靼人，更不是西藏人。可是一眼望去，谁都容易看出他脸上带着博物学家所谓「蒙古人种」的特征：一个又大又扁、不知收敛地朝天翘着的鼻子；一张大嘴，裂口平直得像一刀劈的；嘴唇厚而外突；肤色是深深的古铜色——每一处都为他这副相貌添上几分粗野与倨傲。当他那双小眼睛仿佛要从没有一根睫毛的眼皮底下蹦出来，皱着眉头盯着你看时，你心里立刻会同时生出畏惧和信赖两种感觉。这张脸没有什么确定的性格：既没有汉人那种精刁的狡黠，也没有鞑靼人那种爽直的憨厚，更没有西藏人那种有胆气的劲头，而是三者的一种混合。桑达钦巴是个嘉戎人。关于我们这位年轻赶驼人的故乡，以后还有机会细说。

桑达钦巴十一岁上从他所在的喇嘛庙里逃了出来，为的是躲开直接管教他的那位师傅频繁而严厉的责打。此后他浪荡的少年时代，大半消磨在中国的城镇里和鞑靼的荒野中。不难想见，这样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并没有把他天性里的粗砺磨平几分；他的头脑全然未经开化，可是另一方面，他一身的力气大得惊人，而他对这一点颇为自负，极爱拿出来显摆。后来他受了秦噶哔神父的训导并领了洗，就投到传教士门下服事。我们眼下这趟旅行，正合他那种好动而爱冒险的脾胃。不过若指望他给我们当向导，带着穿过鞑靼的荒野，那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这地方他和我们一样，全然不熟。我们唯一的凭据，是一只罗盘，和安德里沃－古荣绘制的那幅出色的中华帝国地图。

离开烟袋儿之后，头一段路走得还算顺利，只是爬一座山时挨了中国商队的一通咒骂：他们的骡子一见我们的骆驼和我们一身黄衣就受了惊，撒开四蹄狂奔，拖着套着的大车跑，还掀翻了一两辆。

这座山名叫赛因乌拉，意思是「好山」；这名字大约取的正是反义，因为它以种种惨事凶险出名。上山的是一条崎岖陡峭的小路，一半被塌落的乱石堵住。半山腰上有一座小庙，供的是山神赛因奈，也就是「好老婆婆」；庙里住着一个僧人，他的职责是不时把前次下雨冲出的路坑填平，为此向每个过路人收一点小钱，这就是他的进项。辛苦爬了将近三个钟头，我们到了山顶，那是一片极大的高台地，由东到西，要走一整天的长路，由南到北还要更宽。从这顶上望去，鞑靼的平原远处，蒙古人的帐幕半圆形地排列在山坡上，远看像一个个蜂箱。好几条河都发源于这座山的山坡。其中头一条是西拉木伦河，「黄色的河」——自然与中国那条大黄河不是一回事——它性情反复无常，人的眼睛可以一直追着它流过克什克腾王国；穿过那里，再穿过奈曼一带，它便越过柳条边墙进入满洲，自北向南流，最后注入大海；快到海口时，它改称辽河。

「好山」以严寒出名。没有哪一个冬天不冻死几个过路人。常有整队的商旅到不了山那边的目的地，一路寻去，就在那荒凉的山道上找到他们，人和牲口都冻僵了。盗贼和野兽带来的危险也不见得小些，这座山是它们爱待的去处，或者不如说是长驻之地。倒霉的旅人一旦遭了强盗，不但马匹、银钱、行李被剥得精光，连身上穿的衣服也一并留下，然后被丢在那里活活冻死饿死。

不过这一带的强盗倒是客气得很，他们并不粗鲁地把手枪往你耳朵上一顶，吼一声「要钱还是要命」。不，他们是和和气气走上前来，先恭恭敬敬行个礼：「老大哥，小弟是走着来的，劳驾借你的马骑一骑——小弟身上没钱，行个好，把钱袋借我使使——今儿天真冷，把你的褂子借我穿穿吧。」老大哥若是慈悲地照办了，这事就以一句「多谢大哥」收场；若是不肯，这番请求立刻就用棍棒来加重语气；棍棒还说不服，那就动刀。

我们还没走完这片台地，太阳已经偏西，便决定就地扎营过夜。头一件事是找一处兼具柴、水、草三样的地方；又因为「好山」名声太坏，还得尽可能找个不惹人注意的隐蔽处。我们是走路的生手，脑子里一刻也摆脱不掉强盗的影子，见了谁都觉得可疑，都得提防着。后来看中了一处草地，四围高树环抱，属于皇家围场的范围，正合我们的要求。卸下骆驼，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帐篷支在树荫底下，门口安置了我们忠心的看门人阿尔萨朗——那是一条狗，它的身量、气力和胆量都当得起这个名字：在鞑靼蒙古话里，它的意思是「狮子」。拾了些干牛粪和枯树枝，锅很快就沸腾起来，我们往滚水里下了些挂面——一种做好的面食，有点像细面条——再拌上烟袋儿的朋友们送的几片腊肉皮；肚子已经开始叫了，只指望这一顿能把它安抚住。饭刚得，我们各自从腰带里抽出木碗，盛满挂面，送到嘴边。那东西简直糟糕透顶，根本不能入口。做挂面的人为着耐放，总要往里头下盐；可我们这一把面，盐下得实在超出人所能忍受的限度。连阿尔萨朗也不肯吃。我们把它在冷水里泡了一会儿，重新煮过，也是白费；那菜还是咸得跟先前差不多。于是索性都让给阿尔萨朗和桑达钦巴——后者的胃口久经磨练，什么都能对付——我们自己只好照汉人的说法，吃点「干冷的」将就；带上两个小面饼，走进皇家围场，好歹让这顿饭佐上一段惬意的散步。不料我们头一顿游牧生活的晚餐，比预想的好得多：天主的照顾在我们路上摆了许多欧李儿和山里红。前一种是约五寸高的小灌木，结一种可口的野樱桃；后一种也矮，却枝叶极密，结一种小小的朱红色果子，味道酸而爽口，用它能熬出极稠美的果冻。

这座皇家围场南北绵延一百多法里，东西将近八十法里。康熙皇帝有一次巡行蒙古，选定此处为猎场，年年前往；他的历代继位者也照例如此，一直到嘉庆——嘉庆在热河出猎时遭雷击而死。自那以后，再没有过皇帝的围猎，至今已有二十七年。嘉庆的儿子和继位者道光认定打猎这件事上有一种命中注定的凶兆，登极以来从未踏进过热河一步；那地方本可算是中国帝王的凡尔赛。然而围场也好，林中的野兽也好，都没有因此沾到什么便宜。虽说明令规定，凡持械擅入围场者一律永远充军，林子里却总有一半是偷猎的和砍柴的。看守当然一站一站地驻在林中，可他们待在那里，似乎只为独占卖野味和卖木柴的买卖。谁想偷，尽管偷，只要他们自己能分到大头。偷猎的人在四月至七月间尤其多。这时节鹿角上长出新茸，里面含着一种半凝的血，叫作鹿茸，在中国药材里因其据说的功效而享有大名，价钱高得离谱。一具鹿茸有时能卖到一百五十两银子。

林中各类鹿极多，虎、熊、野猪、豹、狼也不见得少。猎人和樵夫若不成大群结伴，而敢独自深入林子的幽深处，那就糟了：他们就此消失，连一点痕迹也不留下。

正因为怕撞上这类猛兽，我们没敢把散步拖得太久。何况夜色已经上来，便赶紧回帐篷。我们在荒野中的第一觉睡得安稳。第二天一早，吃过用茶泡的炒面，我们又沿着大台地上路。不久便来到那座大敖包跟前，鞑靼人常到这里祭山神。这座建筑不过是一大堆乱石，杂乱地垒着，顶上插着干树枝，枝上挂着骨头和布条，布条上写着藏文和蒙文的经句。

敖包底下有一只大花岗石瓮，信众在里面焚香。他们此外还供上钱币，而下一个路过的汉人便会先对着敖包恭恭敬敬磕上几个头，再把钱仔仔细细收起来，揣进自己腰包。

这种敖包在鞑靼地方随处可见，蒙古人不断前往朝拜，令人想起犹太先知们所斥责的那些「邱坛」。

将近正午，地势开始下倾，表明我们快到台地的尽头了。接着便迅速下到一道深谷，谷中有一小片蒙古人的营地，我们没有停留，径直过去，在再往前的一处水泡子边上支起帐篷过夜。此时我们已进入克什克腾王国，这地方岗峦起伏，水草丰足，柴薪不缺，却被一伙伙盗贼糟蹋得不成样子。汉人早已占了这块地方，把它弄成了歹人的总渊薮，以至于「克什克腾人」成了一句同义语，指的是那种既不怕天也不怕人、什么凶杀都干得出、什么罪也不肯回避的人。仿佛在这个地方，大自然要为人类侵夺她的权利而报复：凡是犁头到过的地方，土便变得瘠薄、干燥、多沙，除了燕麦什么也长不出——而燕麦正是当地人的口粮。全境只有一座做买卖的城镇，蒙古人叫它阿勒坦苏木，意思是「金庙」。它起初是一座大喇嘛庙，庙里将近两千喇嘛；汉人渐渐迁来，为的是同鞑靼人做买卖。一八四三年我们有事到过这地方时，它已经有了一座城镇的规模。从阿勒坦苏木起，有一条大道往北去，穿过喀尔喀人的地面、克鲁伦河和兴安岭，直通西伯利亚的城镇尼布楚。

太阳刚落，我们正在帐篷里煮茶，阿尔萨朗一阵吠叫，告诉我们有生人走近。随即听见马蹄小跑的声音，一个骑马的鞑靼人出现在帐门口。「门都！」他喊道，这是向他所认定的喇嘛致敬的话，同时双手合十举到额前。我们请他进来喝碗茶，他便把马拴在一根帐钉上，在火塘边坐下。「两位喇嘛，」他说，「你们生在天底下哪一方？」「我们从西天来；你呢，你从哪里来？」「我那寒舍在北边，就在你们看见的右手那道山谷的尽头。」「你们这地方是个好地方。」蒙古人悲哀地摇摇头，没有作声。沉默了片刻，我们接着说：「兄弟，克什克腾王国里的草地还是很宽的。把你们的平地开垦出来，岂不更好？这些光秃秃的地对你们有什么用？长一片好庄稼，不比光长草强吗？」他回答的语气里是一种深沉而确定的信念：「我们蒙古人生来是住帐篷、放牲口的。在克什克腾王国，只要我们守着这一条，我们就富足，就快活。如今蒙古人自从动手种地、盖房子，就穷了。契塔特——就是汉人——占了这地方；牛羊、田地、房子，全都到了他们手里。留给我们的，只剩下几片草原，还没有被逼得走投无路、迁往别处的蒙古人，就在那上头住着帐篷过活。」「可是汉人既然这样害你们，当初为什么放他们进来呢？」「两位喇嘛，你们的话是实话；不过你们也知道，蒙古人是心眼实诚的人。这些坏心眼的契塔特哭着来求我们周济，我们可怜他们，纯粹是出于恻隐，才许他们种上几小块地。蒙古人不知不觉跟着学样，丢开了游牧的生计。他们赊账喝契塔特的酒，抽契塔特的烟；赊账买他们的货，价钱比实值贵一倍。到了还账的日子，手里没有现钱，蒙古人便只好在债主的逼迫下，把房子、田地、牛羊，什么都交出去。」「你们就不能上衙门去讨个公道？」「上衙门讨公道！哎，那是想也别想。契塔特会说会撒谎。蒙古人跟契塔特打官司，是断断赢不了的。两位喇嘛，克什克腾王国完了！」说着，这可怜的蒙古人站起身，行了个礼，上马而去，转眼消失在荒野里。

我们又在这个王国里走了两天，处处见到那些零散住户的贫穷困苦。可是这片土地天生却有惊人的财富，尤其是金矿银矿——而正是这些矿藏，给它招来了许多最深重的灾祸。虽然明令严禁开采，仍不时有成群的中国亡命之徒纠集起来，提刀持剑地去挖。这些人中有自称天赋异禀、能寻见贵金属的，据他们自己说，是靠看山的形势和山上长的草木来断定。只消一个人有这种要命的本事，就足以把一整片地方搅得天翻地覆。他身边很快聚起成千上万的无赖，漫山遍野，把那地方变成百般罪恶的戏场。一部分人挖矿，另一部分人便四出劫掠邻近乡里，见人劫人，见物抢物，所干的暴行是想象所不能及的；这种情形要一直持续到某个既有权势又有胆量、足以弹压他们的官员被派到那里，出手对付他们为止。

这一类灾祸屡屡把克什克腾王国糟蹋得不成样子；然而比起一八四一年翁牛特王国发生的那件事，都算不得什么。有个中国的「寻矿人」断定某座山里有金子，把消息一传出去，远近的盗匪流氓立刻聚到他身边，多达一万二千人。这群丑类把整个地方置于自己的淫威之下，横行了两年。几乎整座山都进了熔炉，炼出的金属数量之巨，竟使中国的金价跌了五成。当地百姓不断向中国的官员告状，全无用处——这班老爷只在于自己有好处的时候才肯出面。翁牛特王本人也不敢同这样一支亡命的大军较量。

不料有一天，翁牛特王妃前往祖陵朝拜，路上要经过矿工聚集的那道山谷。她的车被围住，被人粗暴地逼着下车，直到献出首饰，才获准通行。回府之后，她把国王的懦弱狠狠数落了一顿。国王终于被她这番话刺痛，召集了他两旗的兵马，向矿工进讨。交战之初胜负难分，最后矿工被鞑靼骑兵冲垮，遭到毫不留情的屠戮。活下来的大半躲进矿洞，蒙古人便用大石块把洞口堵死。里面绝望的号哭声持续了几天，从此便永远寂灭了。那些被生擒的矿工，一律被剜去双眼，然后放掉。

我们刚离开克什克腾王国，进入察哈尔地界，就遇上一座兵营，里面驻着一队中国兵，负责地方治安。歇息的时辰到了；可这些兵的存在非但没让我们安心，反倒叫我们更加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自己就是这一带最大胆的强盗。于是我们绕开，在两块岩石之间藏身，那里的空地刚好够支一顶帐篷。临时住处刚搭起来，就望见远处山坡上有一大队骑手在疾驰。他们奔得飞快，路线却杂乱无章，像是在追什么老是逃脱的东西。不一会儿，其中两个骑手瞧见了我们，便催马直奔帐篷而来，翻身下马，扑倒在门口的地上。他们是鞑靼蒙古人。「诵经的人啊，」他们说，声音里满是激动，「我们是来求你们给算一卦的。我们今天被偷了两匹马，寻了半天，连贼的踪影也没找着，所以来求你们——你们的法力和学问是没有边际的——请告诉我们，到哪儿才能找回我们的东西。」「兄弟们，」我们说，「我们不是佛的喇嘛，我们不信卜卦。谁要说他能靠这种法子把丢的东西找出来，那是说谎骗人的话。」两个可怜的鞑靼人一再恳求；后来见我们主意坚决，扭不过来，只好重新上马，回山里去。

这期间，桑达钦巴一直没作声，看样子压根没留意这桩事，只管钉在火塘边，把茶碗端在嘴上。忽然他皱起眉头，站起身，走到门口。骑手已经去得有些远了；这嘉戎人鼓足了他那副好肺，一嗓子把他们喊得在马鞍上回过头来。他招了招手，两人以为我们回心转意、肯给算卦了，便又纵马奔回。到了能说上话的地方，桑达钦巴喊道：「我的蒙古兄弟们，往后仔细些！把你们的牲口看好了，就不会被偷。把我这句话记在心里：它抵得上天下所有的卦。」说完这番善意的忠告，他一本正经地回到帐篷里，在火塘边坐下，接着喝他的茶。

他这一手来得突兀，起初倒把我们弄得有点下不来台；但见那两个骑手并不见怪，安安静静地骑走了，我们便哈哈大笑起来。「蠢蒙古人！」桑达钦巴嘟囔着，「自己不肯费心看着牲口，被人偷了，就到处跑着求人给算卦。不过这也难怪，除了我们，没有人跟他们讲实话。喇嘛们巴不得他们轻信，因为这是一笔进项。跟这种人真是难打交道：你说你不会算卦，他们不信，只当你是不肯赏这个脸。要打发他们，最好的法子就是随口给个答案。」说到这里，桑达钦巴笑得那样开怀，两只小眼睛完全埋没了。「你算过卦么？」我们问。「算过，」他仍旧笑着回答，「那时候我还很小，不过十五岁。我在察哈尔正红旗一带走路，几个蒙古人把我叫住，领进他们的帐篷，恳求我用占卜的法子告诉他们，有头公牛走失了三天，跑到哪里去了。我再三跟他们说我不会占卜，我连字都不识，全没有用。『你骗我们，』他们说，『你是嘉戎人，我们知道，西边来的喇嘛多多少少都会算。』没法子脱身，我只好把从前见喇嘛占卜的样子学了出来。我吩咐一个人去捡十一颗羊粪蛋，要挑最干的。他们马上就捡来了。我便一本正经坐下，把粪蛋数了又数；排成几行，再数一遍；三个三个地滚来滚去；然后装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最后我对那几个等得不耐烦、只盼着卦象的蒙古人说：『你们要找那头牛，就朝北边去找。』话音还没落地，四个人已经上了马，朝北飞奔而去。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巧的事了：他们没走多远，那头走失的牲口就出现了，正安安静静地在那里吃草。我从此得了个头等卦师的名声，被人好酒好肉招待了一个礼拜，临走时还送了我够吃一个礼拜的黄油和茶。如今我既是圣教会里的人，知道这些事是有罪的、禁止的；要不然，我刚才准给那两个骑马的胡诌两句卦辞，说不定还能给我们换回一碗加了黄油的好茶来。」

那两匹被偷的马，坐实了我们对眼下宿营这地方的坏印象，不能不格外加些小心。天黑以前，我们把马和骡子牵进来，用绳子拴在帐门口的橛子上，又叫骆驼在它们旁边跪下，正好把入口堵住。这么一布置，谁也别想靠近我们而不被察觉，因为骆驼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叫唤，那声音足以把睡得最死的人吵醒。最后，我们在帐杆上挂起随身的灯笼，整夜点着，然后想歇一歇，却是白想：一夜过去，我们连眼皮也没合上一次。至于那位嘉戎人，天下事没有一样能搅扰他，我们听着他鼾声如雷，一直打到天亮。

我们很早就收拾停当，只想快些离开这个名声不好的地方，赶到多伦诺尔去——那里如今只有几法里路了。

半道上，一个骑马的人勒住奔驰的坐骑，打量了我们一会儿，开口道：「你们是别力沟教友的头儿吧？」我们答说正是，他便又纵马跑开，却回过两三次头来再看我们。他是个蒙古人，在别力沟给人看管牲口，从前常见我们，只因这身装束太新鲜，一时没认出来。我们还遇见了头一天求我们算卦的那两个鞑靼人。他们天一亮就赶到多伦诺尔的马市上去了，指望在那儿找到被偷的马，结果一无所获。

路上遇见的旅客——鞑靼人和汉人——愈来愈多，可见多伦诺尔这座大城已经不远。我们远远地就望见了城北关厢那两座壮丽喇嘛庙的金顶，在日光下闪闪发亮。有好一程路，我们都是穿行在一片接一片的坟地里：因为这里和别处一样，当今这一代人的四周，尽是前代人华丽的坟茔。看着这座大城里那么稠密的人烟，却被一圈广阔的白骨与墓碑围在中间，真好像死亡在不停地围困着生命。在这片把全城团团围住的大坟地里，我们这儿那儿地看见一小块一小块菜园，园里的人费尽气力，才从土中掏出几样可怜的蔬菜：韭葱、菠菜、又硬又苦的莴苣，还有白菜——白菜是若干年前从俄国传来的，倒极能适应中国北方的气候。

除了这几样菜蔬，多伦诺尔的四郊简直什么也不长。土又干又沙，水尤其奇缺。只在这儿那儿有几处细小的泉眼，一到暑天便干涸了。

第二章多伦诺尔的客店

多伦诺尔的客店、城市风貌、铸钟与铸佛的大作坊、与多伦诺尔喇嘛的交谈、扎营、砖茶、遇见穆尔格万王妃、蒙古人好朝圣、暴风雨、一位蒙古头目讲述英国对华之战、察哈尔八旗的地理、皇家牧群、帐篷的形制与内部、鞑靼人的风俗习惯、宿于三湖、夜间的人影、桑达钦巴讲少年时的经历、鞑靼地方的灰鼠、抵达沙博尔特

我们进多伦诺尔城的那一程，又累人又叫人没个主意：不知道该在哪里落脚。狭窄曲折的街巷像一座迷宫，人、牲口、货物挤作一团，我们在里头兜了好半天，末了才找着一家客店。卸下骆驼，把行李搁进一间小屋，喂饱牲口，又照当地的规矩，拿店主给的挂锁把房门锁上，这才出门去寻饭吃。隔一条街的一户人家门前飘着一面三角旗，我们一见就高兴起来——那是饭铺的记号。一条长长的过道把我们引进一间宽敞的堂屋，里面整整齐齐摆着许多小桌。我们在一张桌旁坐下，每人面前先搁上一把茶壶——在这些地方，茶是一切饭食雷打不动的开场。你得先灌下无数滚烫的茶水，人家才肯给你端别的东西上来。等他们看你喝得差不多了，掌桌的便过来正式拜访：此公举止极其潇洒，嘴上滔滔不绝，先把天下大事、各国情形一一同你议论一番，末了才报出今天有些什么菜，请你裁夺。你点了哪几样，他便拖着长腔一一唱和出来，好让掌灶的听见。饭菜上得飞快；不过动筷之前，礼数要求你起身，招呼满堂的客人同吃：「来呀，」你做一个殷勤的手势，「朋友们，来同我喝一杯酒；来吃一碗饭。」如此这般。「不敢当，」众人一齐回道，「还是请您到我这桌上坐吧，该我请您才是。」事情便算了了。行过这一道礼，照他们的说法，你就「露了脸」，从此可以安安稳稳坐下来吃，你这君子的身份也算立住了。

临走，掌桌的又出来。他陪你穿过堂屋，把你点过的菜名再唱一遍，这回每样后头缀上价钱，末了格外用力地报出总数；你便走到柜台前，把钱投进钱箱。总的说来，中国的饭铺老板善于挑动客人的虚荣心、促人多多消费，这份本事一点不输法国同行。

我们先奔多伦诺尔，是有两层用意：一是要在那里再添置些东西，把旅途的装备配齐；二是觉得必须同当地的喇嘛搭上话，好向他们打听鞑靼地方那些要紧去处的情形。为着采买，我们把城里各个街区都走了个遍。多伦诺尔（意为「七湖」）汉人叫它喇嘛庙，满洲人叫它纳丹鄂谟，西藏人叫它措敦，两个名字都是「多伦诺尔」的意译，同样是「七湖」的意思。在昂德里沃—古戎先生刊行的地图上，此城标作「召乃曼苏默」，蒙古语即「一百零八座寺」；可这个名字，当地根本没人听说过。

多伦诺尔不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只是一大堆丑陋的房屋胡乱堆在一处，仿佛是拿草叉一叉一叉扔起来的。街心走车的那一段是一片泥泞与腐臭污秽的沼泽，深得足以淹死并埋掉那些失足跌进去的小牲口；尸首就烂在那里，给满城的臭气再添一分，驮的货则成了四处窥伺的无数窃贼的口中食。两旁的人行道窄窄一线，坎坷湿滑，刚够一个人过身。

然而，尽管城里这般肮脏，四郊这般贫瘠，冬天冷得出奇，夏天又热得难当，这里的人口却极多，买卖也极大。俄国的货物经恰克图源源运来。鞑靼人不断赶着成群的骆驼、牛、马进城，换回烟叶、麻布和茶叶。外乡人这样川流不息地来去，给这座城添了一派热闹而斑斓的气象。街角处处是小贩兜售零碎货色；坐商在柜台后头甜言蜜语、许以便宜，招呼过路人进去买东西。喇嘛们穿着红黄两色的袍子纵马来去，一心要人看看他们的骑术，看看他们怎样驾驭那些烈性的坐骑。

多伦诺尔的生意大半攥在山西人手里。这些人很少在城里长住，干上几年，钱箱装满了，便回乡去。在这座巨大的商埠里，汉人无有不发财的，蒙古人无有不破产的。说到底，多伦诺尔就是一架硕大的抽气机，日夜不停地抽空那些倒霉的蒙古人的口袋。

多伦诺尔几家大作坊出的青铜与黄铜塑像，不只名满鞑靼地方，连西藏最偏远的地方也知道。它那些庞大的工场，供给一切奉佛的地方以佛像、钟和法器。我们在城里的时候，正有一尊巨大的佛像装运出发，要用六头骆驼驮往西藏去——那是乌珠穆沁的一位朋友送给达赖喇嘛的礼物。大的塑像都是分件浇铸，事后再焊接起来。

我们趁在多伦诺尔逗留，照着从法国带来的一尊铜像，请人另铸了一尊耶稣圣像。工匠的手艺高妙得出奇，仿的同原样的几乎分辨不出。中国人做得又快又便宜，而且好说话，比起欧洲同行那种死抱己见的脾气，实在叫人痛快。

在多伦诺尔的这些日子，我们常有机会到喇嘛庙里去走动，同这些奉佛的僧侣交谈。在我们看来，喇嘛们所知甚为有限；至于他们的教义象征，大体上也并不比俗众的信念更精微、更纯净。他们的道理至今悬而未决，在一片茫茫的狂热里飘荡，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们请他们把意思讲得明白、确凿、清楚些，他们便个个窘得不行，彼此面面相觑。徒弟说，师父都懂；师父说，要问那些大喇嘛，他们无所不知；大喇嘛坦承自己不懂，却说国境那一头某座寺里有一位了不得的圣者——他能把这桩事情从头讲清。不过，无论徒弟师父、大喇嘛小喇嘛，有一点是众口一词的：他们的道理来自西方。「你越往西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道理显现得就越纯净、越明亮。」我们给他们讲基督教的道理时，他们从不争辩，只是平平静静地说：「我们并不以为天下的经只有我们这一种。西方的喇嘛会把一切都给你们讲明白的。凡是从西方传来的传承，我们都信。」

事实上，鞑靼地方凡有些分量的喇嘛庙，那位大喇嘛也就是住持，没有一个不是西藏来的人。任何一个鞑靼喇嘛，只要到过拉萨——蒙古话叫「蒙赫卓特」，意思是「永恒的圣地」——回来以后，人家便当他是个已经洞见过去未来一切奥秘的人。

把从喇嘛那里打听来的话细细掂量过后，我们定下主意：往西走。十月一日，我们离开多伦诺尔；赶着骆驼穿过这肮脏的城，可真费尽了力气。可怜的牲口在泥浆街上只能一顿一顿地挪：先是一个趔趄，跟着痉挛似的一跳，再一个趔趄，再一跳，如此不已。驮子在它们背上晃荡，我们每一步都提心吊胆，只当骆驼连人带货就要趴进泥里去。隔好远才碰上一处比较干爽的地面，骆驼能走得顺当些，我们也好趁机把行李重新捆紧——遇上这样一段，就算我们运气好了。桑达钦巴气得要命，一路走，一路滑，滑了再走，一个字不说，满肚子火气只化作不住地咬嘴唇。

好不容易到了城西头，泥污是脱了身，却又陷进另一桩苦事。眼前没有一条划出来的路，连一丝小径的痕迹也没有，只有一串仿佛没有尽头的小丘，全是细细的流沙；在上面走，快不过蜗牛，还得拼出全身的力气。何况在这些沙丘之间，闷热得几乎叫人透不过气。牲口浑身是汗，我们自己渴得像要烧起来；可一路走一路四下张望，哪里有水——没有一眼泉，没有一洼水，一滴也没有。

天色已晚，我们开始担心找不到一处合适的地方支帐篷。好在地面渐渐硬实起来，末了竟看出些草木的意思。不多时沙子几乎不见了，眼前一片连绵的青绿，看着叫人心里一宽。左首不远处，我们望见一道山口的豁口。秦噶哔催着骆驼过去察看。不一会儿他出现在一座小丘顶上，又是喊又是招手，叫我们跟上去。我们赶忙过去，才知道是天主的照顾把我们引到了一处好地方。一泓小小的水塘，水面半掩在浓密的芦苇和别的水草底下，还有一片灌木、一块草地——处在我们那个境地，还能再指望什么呢？又饿又渴又乏的人，看这地方简直就是伊甸园。

骆驼刚一卧倒，我们三个人便不约而同，一言不发，各自抄起木碗奔向水塘解渴。水还算清冽，只是一股浓重的盐卤气直冲鼻子。我记起在比利牛斯山中的阿克斯镇喝过一模一样的水，也在法国别处的药铺里见过这样的水出售；而且记得，正因为它格外地臭、格外地难喝，在那里卖到十五个苏一瓶。

渴解了，力气也一点一点回来，我们这才支起帐篷，各人去干各人的活。秦噶哔去砍了几捆鹅耳枥的柴；桑达钦巴用衣襟兜着拾干牛粪；古伯察坐在帐篷口试着拾掇一只鸡，阿尔萨朗趴在他身旁，眼里放光地盯着那副正被掏出来的肠肚。我们打定主意，要在这荒野里好好过一次节；顺便也发一发思乡的豪情，让我们这位嘉戎人见识见识按法国厨子的规矩做出来的菜是什么滋味。鸡按刀法拆开，搁进大锅底；调味的是几根用盐水泡过的芥菜根、几个洋葱、一瓣蒜和一点多香果。那天我们柴火富裕，锅很快就滚起来了。过了一阵，桑达钦巴把手伸进锅里，捞出一只鸡腿，细细端详一番，宣布晚饭好了。锅从三脚架上端下来，放在草地上。我们三人围着锅坐下，膝盖几乎抵着锅沿，各执两根筷子，在满满一锅浓汤里捞自己中意的那一块。

饭吃完，我们谢过天主在这荒野里赐下这一顿，桑达钦巴便到塘边去洗锅。洗罢，他给我们煮茶。鞑靼人的茶不像汉人那样煮法。汉人只取叶子里细嫩的部分，用滚水一冲，冲出金黄的颜色；粗老的叶子连同掺进去的细梗，则压进模子，做成寻常砖头那样的形状和大小。这样制成的东西是一宗大买卖，名叫鞑靼茶，除了俄国人喝得很多，消费者全是鞑靼人。要用的时候，从茶砖上敲下一块，捣成末，在锅里煮，煮到水泛出红色。这时撒进盐去，水便起沫。等汤色近乎发黑，再兑上奶，这才把这鞑靼人的头等享受倒进茶壶。桑达钦巴对这种茶简直着迷。至于我们，是没有更好的东西可喝，才喝它。

第二天早上卷起帐篷，我们离开这处栖身之地，并没有什么不舍——当初落脚在此，本来也谈不上挑选。不过临行之前，为了谢它收留我们过了一夜，我们在生火的地方立了一个小小的木十字架作为还愿的记号；此后每一处宿营地，我们都照此办理。传教士行经荒野，还能留下什么比这更相称的纪念呢？

上路不到一个时辰，身后传来许多马蹄声和一片嘈杂的人语。回头看，只见一支很大的驼队正朝我们这边赶来。三个骑马的人很快追上了我们，其中一个装束像是鞑靼的官员，扬声招呼道：「先生，贵处是哪里？」「我们从西边来。」「尊驾的福荫经过了哪些地方？」「新近是从多伦诺尔来。」「一路平安吗？」「到眼下都还太平。你们呢，可平安？贵处又是哪里？」「我们是喀尔喀人，穆尔格万部的。」「雨水足不足？牛羊旺不旺？」「我们牧场上一切都好。」「贵驼队要往哪里去？」「我们去五台山叩头。」这一番急促简截的问答还没说完，驼队的其余人马也赶上来了。我们正走在一条小河边上，岸上生着灌木。驼队的头人下令停下，骆驼陆续到齐，围成一个圆圈，圈子当中停着一辆带篷的四轮车。「索！索！」赶驼的人一声吆喝，满圈通人性的牲口便像是听着同一个号令，齐刷刷跪了下去。帐篷从驼背上卸下来，转眼之间像变戏法似的支了起来；两位戴蓝顶子的官员走到车前，打开车门，扶下一位鞑靼贵妇来，身上罩着长长的绸袍。这便是喀尔喀的王妃，正要去山西境内那座有名的五台山寺朝圣。她一见我们，便照常礼举起双手行礼：「喇嘛先生，」她说，「在这地方扎营可吉利么？」「穆尔格万的王妃，」我们答道，「您尽可放心在此生火。至于我们，还得赶路——卷帐篷的时候太阳就已经老高了。」说着，我们便同穆尔格万的鞑靼人告辞。

看着这位王妃带着这许多随从，穿过荒野来走这样长的一段朝圣路，我们心里很受震动。任是危险、路远、花费、艰苦，都拦不住蒙古人去朝圣。蒙古人骨子里实在是个笃信宗教的民族：在他们眼里，来世就是一切，今世的东西一文不值。他们活在世上，却像不属于这世上；他们不种田，不盖屋，自认是路过此生的异乡客；这份感情既深且普遍，落到实处，就成了不断的跋涉。

凡笃信宗教的民族，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代都显出爱朝圣的性情，这是一桩很值得郑重留意的事。对真天主的敬拜，使犹太人一年几次前往耶路撒冷。在异教的古代，凡稍稍留心宗教信仰的人，都要到埃及去，受奥西里斯秘仪的启蒙，向他的祭司求教智慧。菲基俄斯山上那只神秘的斯芬克司，也是向行路人出那个后来由俄狄浦斯解开的深奥谜语。到了中世纪，朝圣的风气主宰了欧洲，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对这一路的虔修满怀热忱。土耳其人在还有信仰的时候，也结成大队商旅前往麦加；而我们游历中亚，一路上不断遇见成群的朝圣者往来奔走，个个心里充满并且真切地被一种诚挚的宗教情感所推动。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朝圣之风衰减的程度，恰恰同信仰变得理性化、人们开始辩论宗教真理的程度相称。凡是信仰在人心里依旧诚挚、朴素、不加质疑的地方，朝圣便依旧兴盛。道理在于：朴素的信仰一深，人便格外深切而有力地感到自己不过是人间的过客；这份感受自然要流露为虔敬的行路。事实上，公教会既是一切真理的宝库，便把游行列队纳入了礼仪之中，用以纪念朝圣，并提醒世人：这大地是一片荒野，我们一出生，便在其中踏上了那趟通往永恒的可畏旅程。

穆尔格万的朝圣者早被我们抛在了身后，我们却开始后悔：当初何不同他们一道，在那条宜人的小河边、在河水滋养的肥美草场上扎营呢。望见天边涌起大团的云，一路铺展，渐渐把天遮住，我们心里越来越怕。我们焦急地四下张望，想找一处方便过夜的地方，却看不出一丝有水的迹象。正犯难时，几滴大雨点落下来，告诉我们已经没有工夫耽搁了。「快，赶紧支帐篷！」桑达钦巴急吼吼地嚷道，「不用再费心找水啦，水马上有的是。趁天还没塌到头上，先钻进去躲一躲。」「话是不错，」我们说，「可牲口和我们总得有水喝。单是你，每晚煮茶就要一桶水。上哪儿弄水去？」「神父，水马上就多得你们嫌烦。先扎营，这是头一件事。至于渴，今晚谁也渴不死：在帐篷四周挖几个坑，一会儿雨水就要漫出来了。其实连坑都不用挖，」桑达钦巴说着伸出右手，「你们看见那边那个放羊的和他的羊群没有？水准保离得不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见侧旁一道山谷里有个人赶着一大群羊。我们立刻折过去，朝那人追。这时雨已如注，我们脚下更快了。偏偏赶上添乱：一头骆驼的驮子正在此时松了，整个滑到贴地的一边，只好让骆驼跪下，等桑达钦巴把行李重新捆到它背上。这一耽搁，等我们赶到一个小湖边时，早已浑身湿透——那湖也被倾泻的雨水搅得涨起来、荡起来了。那天晚上，帐篷扎在哪一块地上根本无须商量：四下里的地都被雨浸透了，哪里还谈得上挑拣。

雨势缓了下来，风却狂得没边。帐篷湿透了，又沉又不听使唤，像一大块刚从洗衣盆里捞出来的布单，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展开。等到要把它张到杆子上去，简直无从下手；若不是桑达钦巴天生一身蛮力，我们无论如何也支不起来。好歹总算有了一处避风、避那伴风而来的冷雨的地方。窝棚安顿好了，桑达钦巴便拿这么几句话来宽慰我们：「二位神父，我说过我们今天不会渴死；可我一点不敢担保，我们不会有饿死的份儿。」这话不假：看样子根本生不起火来。放眼没有一棵树、一丛灌木、一条树根。至于干牛粪，就更不必说了——雨早把这荒野里的燃料泡成了一摊稀泥。

我们已经拿定主意，打算用一点冷水拌炒面对付一顿，忽见两个鞑靼人牵着一头小骆驼朝我们走来。照例寒暄过后，其中一个说道：「喇嘛先生，今天这天像是塌下来了，二位想必生不了火吧？」「唉，没有干牛粪，叫我们怎么生火？」「人都是兄弟，彼此原该相属。不过在家人该敬奉出家人，所以我们特地来给二位生火。」这两位好心的鞑靼人瞧见我们支帐篷，料到我们的难处，赶紧送了两捆干牛粪来解围。我们感谢天主赐下这意外的援手。那嘉戎人立刻点起火，动手煮燕麦糊当晚饭；为着这两位来得正是时候的朋友，这一回分量也添了些。

吃这顿简单的晚饭时，我们看出这两个鞑靼人里有一个特别受同伴的敬重。我们便问他在蓝旗里是个什么武职。「两年前察哈尔各旗开往南方打叛贼的时候，我是章达。」「什么！南方那场有名的仗你也去了？可你们是草原上放牧的人，怎么也有当兵的胆量？过惯了太平日子的人，照说总不惯打仗这门可怕的行当——不是杀人，就是被人杀。」「不错不错，我们是放牧的；可我们从没忘了自己也是兵，八旗是大主子（皇上）的后备大军。朝廷的规矩您是知道的：外敌一露头，先派契塔特的兵去；再不成，索伦各旗动起来；要是仗还打不完，只消给察哈尔各旗一个信号——单是这些旗开拔的声势，向来就足以叫叛贼归顺。」

「南方那场仗，察哈尔八旗全调了么？」「全调了。起先都当是件小事，人人说决闹不到察哈尔头上。契塔特的兵先去了，可什么也没干成；索伦各旗也开拔了，却受不住南方的暑气——于是皇上把圣旨发到我们这里。人人挑出自己最好的马，掸掉弓箭上的土，刮掉长矛上的锈。家家帐篷里宰一只羊，办出行的酒。女人孩子哭，我们就拿道理劝她们。我们说：『你们看，六代人以来，我们受圣主的恩，他什么也没朝我们要过。如今他用得着我们了，我们还能缩回去？他把察哈尔这块好地方给我们放牲口，同时也是给他自己挡住喀尔喀的一道屏障。如今叛贼既是从南边来的，我们就得往南边去。』喇嘛先生，我们嘴里说的，难道不是道理？不错，我们决意开拔。圣旨是日出时到的，晌午不到，博硕户们已带着自己的人站在章达跟前；再往上是努鲁察英，再往上是乌古尔达。当天我们就往北京开；从北京又把我们带到天津卫，在那里驻了三个月。」「打了仗没有？」桑达钦巴问，「见着敌人了么？」「没有，他们不敢露面。契塔特人到处对我们说，这一去是白白送死。他们问：『你们拿海里的怪物有什么法子？他们像鱼一样住在水里。你最想不到的时候，他们冒出水面，朝你扔火弹；你刚要拉弓射他，他又像青蛙一样扎进水里去了。』他们就这样吓唬我们；可我们八旗的兵不知道什么叫怕。动身以前，大喇嘛们已经翻开过《天机书》，从中知道这事于我们必有好结果。皇上还给每一位章达配了一名喇嘛，通医道，又精于种种圣卜，专管医治手下士兵水土不服的病，并且护着我们不受海怪的妖法。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叛贼听说察哈尔的无敌之师开到，吓得慌了，便来求和。圣主以他无边的仁慈，准了；我们就回来照看自己的羊群了。」

这位「威名之刀」的叙述，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一时竟忘了自己身陷荒野的窘境。我们还想再打听些英国征华之役的细节，无奈天已黑了，那两个鞑靼人便动身回家去了。

又剩下我们两人，思绪便变得格外沉郁阴黯。一想到刚刚开头的这漫漫长夜，我们就打寒战。这一觉可怎么睡？帐篷里面同一堆烂泥也差不多；先前生的那一大堆火，连衣裳的一半也没烘干，只是把一部分水化成浓浓的水汽，在我们周围蒸腾。夜里当褥子用的皮子惨不忍睹，拿来垫身，同一张淹死猫的皮子没什么两样。就在这凄惨的光景里，一个念头浮上心来，带着温柔的哀愁安慰了我们：我们记起，自己是那一位的门徒——他说过：「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大半夜都醒着，人乏到了极点，末了终究敌不过困意，就那样坐在余烬旁，抱着胳膊、低着头，以世上最难受的姿势迷迷糊糊打起盹来。

那又长又凄清的一夜总算过去，我们喜出望外。天亮时，蓝天无云，预示着要补偿前一晚的愁苦。不多时太阳升起来，又清朗又灿烂，叫我们生出指望：湿衣裳在路上就能晒干。我们赶紧收拾停当，驼队上路了。天气好极了。草原上的高草被大雨压伏，此时一点一点抬起它们宽阔的头；地面结实起来；旭日渐升，暖意融融，照在身上叫人舒服。末了，更叫我们称心的是，我们走进了红旗的草原——察哈尔全境里数它景致最好。

「察哈尔」在蒙古语里是「边地」的意思。这一带东接克什克腾，西接西土默特，北接苏尼特，南抵长城，长一百五十法里，宽一百法里。察哈尔的住民都是皇上出饷的兵：步兵每年得银十二两，骑兵二十四两。

察哈尔分为八旗，汉语叫「八旗」，以八种颜色区分：白、蓝、红、黄、月白、淡蓝、粉红、淡黄。每一旗有自己的地界，有一个称作努鲁察英的衙门，管本旗一应事务。除这衙门之外，八旗每旗另有一位头目，叫作乌古尔达；八位乌古尔达中选一位，兼任八旗的总管。这些职位全由中国皇帝任命并给俸。说到底，察哈尔无非是一座巨大的兵营，驻着一支后备军。想必是为了让这支军队随时听号令开拔，鞑靼人被严令不得垦田。他们只能靠饷银和牲畜的出产过活。八旗的土地一概不得转让。偶尔也有人把自己那一份卖给汉人；可只要这买卖以任何形式闹到衙门里去，总是判为无效。

皇上那些数不清的骏马良畜，就养在察哈尔这片牧场上：骆驼、马、牛、羊都有。单是马群就有三百六十群，每群一千二百匹。只消这一项，就不难想见皇上在此地拥有的牲畜是何等浩繁。每一群由一个戴白顶子的鞑靼人管着。每隔一定时日，总管的稽查官前来点视，若发现数目短少，牧长得自掏腰包赔补。虽有这样的处分悬在头上，鞑靼人仍旧免不了要用掉包的法子，把圣主的财货挪作自用。凡有汉人家里有匹害了喘病的马、或是一头跛牛，便牵到皇家牧长那里去；牧长收一点小意思，就许他在皇家的畜群里随意挑一头换走。这么一来，数目始终不缺，他们尽可以安安稳稳地得这份好处。

我们从不曾在这样好的天气里走过这样好的地方。荒野有时可怕，可憎；可它也自有它的妩媚——而且这妩媚格外动人心魄，因为它本就难得，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无论怎样寻也寻不着。鞑靼地方自有一副面目，世上再没有别的风景同它相像。在开化的国度里，你每走一步都碰见人烟稠密的城镇、丰饶多样的田畴、千百种工艺与实业的出产、往来不息的商旅；你不由自主地被推着往前走，像被一阵大旋风卷了去。反过来，在文明还没有透进光来的地方，你通常只见到原始的森林，那繁茂而巨大的草木摆出满身的排场，人的心魂仿佛被这全能而威严的自然压垮。鞑靼地方全不是这样。这里没有城，没有屋宇，没有工艺，没有实业，没有耕作，没有森林：满目都是草原，有时被大湖截断，被大河截断，被峻峭巍然的山岭截断，有时又铺展成无边无际的平野。在这些苍翠的空寂里，边界仿佛消融在极远的天边，你会觉得自己正被某片辽阔海洋的平静波浪轻轻摇着。蒙古草原的景象既不叫人欢喜，也不叫人悲伤，倒是两样掺在一处，成了一种温和的、带宗教意味的忧郁；它一点一点把人的灵魂抬高，却又不至于把尘世的事物全然逐出你的观照之外——这是一种更属于天上而非地上的感受，同那凭着形躯而运作的心智，似乎有着绝妙的相合。

在鞑靼地方，有时也会走进一片比方才所经更有生气的平野：那是水草格外丰美的地方，一时招来了许多游牧人家。你看见四处竖起大小不一的帐篷，像一个个刚刚充满气、就要腾空飞去的气球。孩子们背着一种筐子跑来跑去捡干牛粪，把它们在各自的帐篷四周堆成一垛垛。妇人们照看牛犊，在露天煮茶，或是把奶做成各式各样的东西；男人们骑着烈马，手执长杆，纵马来去，把成群的牛赶往最好的草场上去——远远望去，那牛群像海浪一样在四面起伏。

忽然之间，这般生动的图画全没了，方才那样活泼的一切都不见了。人、帐篷、畜群，眨眼工夫统统消失。荒野上只剩几堆余烬、几处将熄的火、几根被猛禽争夺的骨头。这就是一个蒙古部落刚刚从此经过所留下的全部痕迹。你若问这般说走就走是为什么，道理很简单：附近的草已被牲口吃光，头人便下了起营的号令；牧人们于是卷起帐篷，赶着畜群在前，不拘往哪个方向，去寻新的水草。

在红旗那片宜人的草原上走了一整天，傍晚我们在一道仿佛住满了人的山谷里停下扎营。刚刚卸下驮子，就有好些鞑靼人过来帮忙。他们帮我们卸了骆驼、支起那座蓝布的「屋子」，随后便请我们到他们帐篷里喝茶。因为天已不早，我们留在自己这边，约定第二天早上过去拜访；新邻居这样好客，我们索性决定在此地多待一天。况且天气这样好，地方这样好，趁此把前一日的劳顿歇一歇，我们也很乐意。

第二天早上，除去料理小小的家务和诵日课经的工夫，我们把时间都花在了走访蒙古人的帐篷上，留桑达钦巴在家看帐篷。

我们不得不特别留神自己的腿——一大群看家狗正虎视眈眈。一根小棍子就够对付它们；可鞑靼人的礼数要求，进主人家门之前得把这类家伙搁在门槛外头。手里提着鞭子或棍子进人家的帐篷，是你能给这一家人的最大侮辱，等于当面说：「你们都是狗。」

在鞑靼人这里做客，是件坦率简单的事，全没有汉人那套没完没了的繁文缛节。进门，先向在座众人道一声平安——「阿睦尔」或「门都」。然后在一家之主的右手边坐下；他本人盘腿坐在地上，正对着门口。接着人人从腰间悬着的荷包里取出小鼻烟壶，彼此递着闻上一撮，一面说这样的话：「你们那边草好不好，足不足？」「牲口膘情可好？」「母马下驹多不多？」「路上平安么？」「地方太平么？」如此这般。这些问答，双方都一本正经地交换过了，女主人便一声不响地朝客人伸出手来。客人也一声不响，从怀里掏出那只木碗——一切鞑靼人随身不离的物件——递给女主人；她给斟满奶茶，再递回来。在较富裕、日子较宽裕的人家，客人面前会摆上一张小桌，桌上有黄油、炒面、碾碎的小米和干酪块，分盛在几个打磨光滑的小木盒里。客人便把这些鞑靼美味掺在茶里吃。要是主人有意把客人款待得极尽排场，还会请他们分享一瓶在灰里温过的蒙古酒。这酒不过是撇去油的奶经过一段时日的酒化发酵，再用一套简陋的家伙权当蒸馏器蒸出来的东西。这饮料的滋味和气味同样地寡淡，非得是个地道的鞑靼人，才品得出好来，或者说才受得住。

蒙古帐篷离地约三尺的一段是圆筒形，往上便收成圆锥，像一顶尖帽子。帐篷的木架，下半截是交叉木条编成的栅栏，可以随意折拢展开；栅栏上插一圈木杆，到顶上聚拢，像伞骨一样。木架之外裹上一层或两层厚粗布，帐篷就成了。门总是两扇对开的，又矮又窄，底下横一根木梁权当门槛，所以进门时得一边抬脚、一边低头。除了门，帐顶另开一孔出烟；这孔随时可以用一块毡子盖住——毡子上端拴在帐篷里，拉一根绳子就能扯过来，绳头就垂在门边。

帐内分作两半：进门左首归男人，客人也往那边去。哪个男人要是从右边进去，便算是失礼之至。右半边归女人，炊具也都在那里：釉面的大陶罐，用来贮水；大小不一的树干挖成的桶，用来盛各样做法的奶制品。帐篷正中埋着一只大三脚架，随时候着架上那口备用的大铁锅——锅是钟形的。

灶后正对着门，摆着一张类似沙发的东西，是我们在鞑靼人那里见过的最古怪的一件家具。两端各有一个枕头，枕头头上镶着鎏金的铜片，刻工颇精。恐怕没有哪一顶帐篷里没有这张小榻，看来是必不可少的陈设；可说也奇怪，我们一路走了那么久，从没见过一张像是新做的。我们到过一些蒙古人家，样样东西都显出日子宽裕、甚至阔绰，可这张古怪的榻却一律破旧，一律是老式样。然而它偏偏又像是打算用到天荒地老的，一代一代规规矩矩传下去。

在有鞑靼人做买卖的城镇里，你把家具店、旧货店、当铺一家家找遍，也找不出一张这样的家具——新的没有，旧的也没有。

榻旁靠男人那一边，通常有一只方形的小柜，里面装着这朴素民族用来点缀衣饰的各色零碎。这只柜子同时又当作供台，上面供一尊小小的佛像。这位神明或木或铜，多半结跏趺坐，自颈以下裹在一条旧黄绸的哈达里。佛前对称地摆着九只铜供碗，大小形状同我们的利口酒杯相仿。鞑靼人每日就在这些小杯里向他们的偶像献上水、奶、黄油和炒面。再有几册用黄绸包着的藏文经卷，这座小小的佛龛便算齐备了。唯有剃了发、守独身的人才有资格碰这些经卷。俗人若敢用他不洁的凡手去拿，便是渎圣。

帐篷的木架上还插着许多羊角，蒙古人家的陈设到此就全了。羊角上挂着预备食用的牛肉羊肉、盛黄油的器皿、弓、箭和火绳枪——鞑靼人家几乎没有一户不备至少一杆火器的。因此，我们看到季姆科夫斯基先生在他的《赴北京旅行记》中写下这样一句怪话，实在诧异：「我们的枪声引来了蒙古人的注意，他们只知道弓和箭。」这位俄国作家本该知道，火器对鞑靼人并不像他想的那样陌生；早在十三世纪之初，成吉思汗军中已有火炮，这是有据可查的。

蒙古帐篷里弥漫的那股气味，对不习惯的人来说，实在恶心，几乎受不住。这股味有时冲得叫人心口直往上顶，来处是羊油和黄油——凡鞑靼人身上、身边的一切，无不浸透了这两样东西。正因为这份积年的污垢，汉人才管他们叫「骚鞑子」；其实汉人自己也未见得没有气味，讲究干净更谈不上。

在鞑靼人这里，家务与操持全落在女人身上：挤奶，做黄油、干酪，不论多远都得去打水，捡干牛粪、晒干、在帐篷四周码好；做衣裳、硝皮子、擀毡，样样归她。她在这些活计上唯一的帮手是儿子，而且只在他们年纪还很小的时候。

男人们的营生范围极窄，无非是赶着牛羊去放牧。对于自幼在马背上长大的人，这与其说是劳作，不如说是消遣。说实在的，他们最接近劳累的时候，是有牲口跑散了：他们便纵马飞奔去追，翻山越谷，直到把走失的牲口找回来赶进群里为止。鞑靼人偶尔也打猎，不过与其说图这活动的乐趣，不如说图那点猎获；他们带着弓和火绳枪出门，只为射些狍子、鹿或野鸡送给头人。狐狸他们一律骑马追。用枪打或下夹子，他们认为会伤了皮子，而狐皮在他们那里是很贵重的。汉人夜里下套捉狐狸，他们笑话得不得了。红旗有位有名的猎手对我们说：「我们干这事是光明磊落的。瞧见狐狸，翻身上马，一路追到它跑不动为止。」

除去骑马这一项，蒙古的鞑靼人全在绝对的无所事事中打发日子：夜里睡觉，白天就蹲在帐篷里打盹、喝茶、抽烟。不过时不时地，一个鞑靼人也会忽然兴起，要出门去逛逛；他这逛法同巴黎闲人可不一样——既不用手杖，也不用单片眼镜；兴致一来，他从门上头取下鞭子，跨上那匹总是备好鞍、拴在门外的马，一径冲进荒野，也不管往哪儿去。远远看见另一个骑马的人，他便驰过去；看见哪处帐篷上冒烟，他也驰过去：两样都只为一个目的——找个生人聊聊天。

在察哈尔这片好草原上住的两天，并没有白过。我们得空把衣裳和行李晒干修补；尤其难得的是，这给了我们近距离观察鞑靼人、亲身体味游牧民族习性的机会。我们收拾行装要走时，这些临时的邻居来帮我们卷帐篷、装骆驼。「喇嘛先生，」他们说，「今晚你们最好在三湖扎营，那里水草又好又足。脚程快些，日落前准能到。三湖这边和那边，好长一段路都没有水。喇嘛先生，一路顺风！」「愿你们平安，后会有期！」我们这样答道，随即又上了路，桑达钦巴骑着他那头小黑骡子走在驼队前头。离开这处营地，我们同离开先前几处一样，没有什么留恋；所不同者，只是这回帐篷原地留下的灰堆大了些，四周的草也比平日踏得更烂了些。

上午天气极好，只是有些冷。到了下午，北风刮起来，凶得厉害，很快就割面如刀，我们不由得懊悔没把那两顶大皮帽带在身边遮脸。我们加紧赶路，好早些到三湖，好早些躲进我们那顶亲爱的帐篷。为了找到方才那些朋友许下的湖，我们左顾右盼，却一无所见。天色渐晚，照鞑靼人的说法，我们开始怕自己已经错过了这一天唯一能扎营的地方。睁大眼睛找了半天，总算望见一个骑马的人正沿着侧旁一道山谷的谷底缓缓而行。他离我们颇远，可我们非向他打听不可。秦噶哔便驱着他那匹高骆驼的长腿，全速追上去。那骑者听见骆驼的叫声，回头一看，见有人赶来，便掉转马头朝秦噶哔驰来。刚到能听见话的地方，他就喊道：「圣者，您的眼睛可曾瞧见黄羊？我把它们的踪迹全跟丢了。」「黄羊我没看见；我在找水，可找不着。水离这儿远么？」「您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是那边那支小驼队里的人。听人说今天一路上会有湖，湖边正好扎营；可到这会儿，什么也没见着。」「怎么会呢？就在几分钟前，您还从离水只几步远的地方过去了。喇嘛先生，容我跟着您的影子走，我领您去三湖。」说着，他抽了坐骑三鞭，好让马跟上骆驼的脚程。一转眼他已到了我们跟前。「诵经的人，」这猎手说，「你们走得过了头，得往回折。瞧，」他用弓指着，「那边，你们看见那些鹳在几丛芦苇上头盘旋么？三湖就在那里。」「谢谢你，兄弟，」我们说，「只可惜我们没法像你给我们指三湖这样清楚，也给你指出你的黄羊来。」蒙古猎手双手合十举到额前向我们致意，我们便满怀信心地朝他所指的地方走去。走出没几步，就见着近处有异样水泽的征候：草变得稀疏，颜色也淡了，在牲口蹄下碎得像干树叶；地上那层硝白的花霜越来越厚。末了，我们到了一座湖边，旁边还有两座。我们立刻下来支帐篷；无奈风太猛，费了许久工夫、耐了许久性子，才把这活儿干完。

桑达钦巴烧茶的当儿，我们看骆驼取乐：它们美美地舔着地上那层硝末，随后俯到湖边，一口接一口地吸那咸涩的水，怎么也喝不够；那水顺着它们长长的脖子往上走，看得见，像顺着一根有弹性的水泵管子升上去似的。

这不算不入画的消遣正看得出神，忽然背后传来一阵嘈杂纷乱的声响，像是船帆被相反方向的狂风抽打，噼啪乱响。跟着，我们在喧嚣中听出桑达钦巴的大声呼喊。我们赶忙奔过去，总算及时搭上手，没让那阵狂风把我们的布「王宫」连根拔起卷走。自我们到此，风势越刮越大，风向也变了，如今正正对着帐篷的开口吹来。尤其叫人担心的是，点着的干牛粪被风吹得四处乱飞，随时会把帐篷点着。于是头一件事就是调转帐篷的朝向；折腾了一阵，总算把帐篷固定牢靠，只赔上一场虚惊和一点力气。不过这一出叫桑达钦巴整晚都心情极坏：风把火吹灭了，他那心爱的茶因此迟迟煮不成。

入夜风渐渐息了，天气一点一点好起来：天空澄澈，满月皎洁，星子亮得像钻石。在这辽阔的孤寂里，我们只分辨得出远处群山那奇诡而模糊的轮廓，横在天边像一个个巨大的幽灵；耳边唯一的声响，是湖面上千百只水鸟争夺芦苇梢和睡莲阔叶时的鸣叫。桑达钦巴可绝不是个能领略这份静谧之美的人。他好不容易把火重新点着，正一心一意地煮茶。我们便由他蹲在锅前，自己去做日课，沿着那座较大的湖绕行——那湖周围将近半法里。走了约莫半圈，两人轮流诵祷，不知不觉声音低了下去，脚步也停住了。我们同时站定，屏息细听，谁也不敢开口，连呼吸都想憋住。末了我们把彼此害怕的缘由说了出来，声音压得很低，满是慌张：「你刚才听见没有？就在近旁，像是有人说话。」「听见了，好些个声音，像在悄悄商量什么。」「可这里只有我们两个——真是怪事。嘘！再听听。」「我什么也没听见；大概是错觉。」我们重新举步，接着诵经。可还没走出十步，又停住了：那先前惊动我们的声响又清清楚楚地传来，像是好几个人压着嗓门争论什么，含混而模糊。偏偏什么也看不见。我们爬上一个小丘，借着月光，望见不远处有些人影在深草里移动。他们的说话声也听得见，只是听不真切，分不出是汉话还是蒙古话。我们尽量不出声、又尽量快地折回帐篷；我们认定那是一伙强盗，瞧见了我们的帐篷，正在商量怎么把我们抢个干净。

「这地方不安全，」我们对桑达钦巴说，「我们在很近的地方发现了一伙人，还听见了他们说话。去把牲口都收拢来，牵到帐篷跟前。」「可是，」桑达钦巴皱起眉头问，「要是强盗来了，我们怎么办？能跟他们打么？能杀他们么？圣教准不准？」「先去把牲口收拢；回头再告诉你该怎么办。」牲口收齐，拴在帐篷外头，我们叫我们这位无畏的桑达钦巴把茶喝完，自己却踮着脚回到方才看见并听见那些神秘客人的地方。我们四下里张望，耳目并用，可是既看不见人，也听不见声。倒是在大湖边高草与芦苇丛中，发现了一条踩得很实的小路，这才明白：我们当作强盗的，不过是些路过此地的良善行人罢了。我们高高兴兴回到帐篷，只见我们那位英勇的桑达钦巴正忙着在自己皮靴的靴筒上磨一把俄国大砍刀——那是他在多伦诺尔买的。「怎么样，」他凶巴巴地嚷道，一面用拇指试刀刃，「强盗在哪儿？」「没有强盗；把羊皮铺开，睡觉。」「可惜没有强盗；这家伙砍起人来，可真够痛快的！」「是啊是啊，桑达钦巴，你这会儿勇得很，因为你知道没有强盗嘛。」「哎，二位神父，不是这么回事；人说话总得凭良心。我承认我记性坏透了，经文从来背不下几段；可要说胆量，我敢夸口，一点不比别人少。」这句话说得实在别致，我们都笑了。「二位神父只管笑，」桑达钦巴说，「你们是不知道嘉戎人。西边有个地方叫三川，名气大得很。我们那里的人不把性命当回事：腰里永远挂一把刀，肩上永远扛一杆长火绳枪。为着一句话、一个眼色，就能拼命杀人。一个嘉戎人若是从没杀过人，在乡亲面前就抬不起头来，好汉两个字轮不到他。」「好得很！这么说你是好汉了：那你在三川的时候，究竟杀过几个人？」这一问，桑达钦巴似乎有些张皇；他把眼光移开，勉强笑了两声。末了，为了把话岔开，他把碗往锅里一探，舀出满满一碗茶来。「来，」我们说，「先把茶喝了，再讲讲你的丰功伟绩。」

桑达钦巴用衣襟把碗擦干净，揣回怀里，随即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二位神父，既然你们要我讲讲自己的事，那我就讲。我犯过一桩大罪；不过我想，我进了圣教以后，天主已经赦了我。

「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顶多七岁。我在我家屋外的田里，看着一头老母驴——我们家就这么一头牲口。有个同我差不多大的伙伴来找我玩。我们先是拌嘴，后来动了手。我手里正握着一大块树根，照他头上打去，下手太重，他一声不响倒在我脚边。看着伙伴直挺挺躺在地上，我呆了一会儿，像瘫了一样，不知该想什么、该做什么。跟着，一阵可怕的恐惧压上来：他们会把我抓去杀掉。我四下里找，想找个坑把伙伴藏起来，可什么也没找着。于是我想到藏自己。离我家不远堆着一大垛当柴烧的树枝。我走到那儿，费了好大劲掏出一个洞，把自己刮得遍体鳞伤，好歹钻了进去，一直没到脖子，打定主意再也不出来。

「天黑下来，我发觉他们在找我。我母亲四面八方地喊我；我可小心得很，一声不吭。我连柴枝都不敢动一动，怕出声被人发现——照我想，被发现就是被杀。听见许多人在那里嚷嚷，我断定是在议论我，吓得要死。一夜就这么过去了；到早上，我饿得发慌，哭起来；可连哭都不敢痛快哭，因为我听见外头有人走动，怕被他们发现，而我是打定主意再不离开那柴垛的。」「可你就不怕饿死么？」「这念头压根没在我脑子里出现过。我是觉得饿，可也就是饿罢了。我藏起来的理由正是怕死；我想，他们要是找不着我，自然就杀不了我。」「那你在柴垛里待了多久？」「嗯，我常听人说，人不吃东西撑不了多久；可说这话的人，从来没试过。我可以作证：一个七岁的娃娃，什么都不吃，至少能活三天四夜。

「到第四夜过完，一大早，他们在洞里把我找着了。我觉出他们要把我拖出来，就拼命挣扎，想跑掉。我父亲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我又哭又抽噎，喊道：『别杀我，别杀我；那桑博颜不是我打死的！』他们把我抬回屋去，因为我不肯走。我哭得死去活来，周围的人却在笑。末了他们叫我别怕，说那桑博颜没死；不一会儿那桑博颜就走进屋来，好端端的，只是脸上一大块淤青。我那一下不过把他打倒、打晕了而已。」

嘉戎人讲完这段，轮流看着我们，笑着一遍又一遍地说：「谁还说人不吃东西活不了？」「好，」我们说，「这开头很不错，桑达钦巴；可你还没告诉我们，你究竟杀了几个人。」「我一个也没杀过；那不过是因为我在家乡三川待得不够久罢了——我十岁上就被送进了一座大喇嘛庙。管我的师父是个又粗又凶的人，因为我背不出他教的经，天天拿皮带抽我。可他打也白打，我什么也学不会；于是他不教我了，打发我去挑水、拾柴。可他照旧抽我，一点不见轻，直到那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我终于带了些干粮逃走，朝鞑靼地方去了。信步走了好几天，全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碰上一位大喇嘛进京的车马队。我便入了伙，派我看管随队的一群羊，那是给这一行人吃的。帐篷里没有我的地方，我只好睡在露天。有天晚上我在一块石头背后安身，靠它挡风。第二天早上醒得比平日晚些，一看营帐已经拔了，人全走光，只剩我一个人在荒野里。那时候我还分不清东南西北，除了漫无目的地走、指望撞上个鞑靼人的营盘，别无办法。就这么过了三年——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给人干点力所能及的小事，换一口饭吃、换一处帐篷角落睡觉。末了我到了北京，走到黄寺的大门口——那座大喇嘛庙里全是嘉戎和西藏的喇嘛。我一去就被收下了；同乡们凑钱给我买了一条红围巾、一顶黄帽子，我就能跟着大伙儿一块儿诵经，也就名正言顺地分得布施的一份了。」讲到这里，我们打断他，问他既不识字又不会念经，怎么跟着一块儿诵经。「哦，」他说，「那还不容易。他们给我一本旧经书，我摊在膝上，嘴里含含糊糊咕哝一气，尽量把邻座的调子跟上。他们翻一页，我也翻一页；这么着，领经的人怎么会留心到我这套把戏呢。

「不过有一天出了件事，差点把我赶出那座喇嘛庙。有个心术不正的喇嘛看出了我诵经的路数，常拿我取笑，逗得大家笑话我。皇太后死的时候，我们都被请到黄宫去诵经。仪式还没开始，我正安安静静坐在自己位子上，经书摊在膝上；这个促狭鬼悄悄绕到我背后，从我肩头探过来，学着我的腔调咕哝了几声。我一时忍不住，照他脸上狠狠一拳，把他打了个仰面朝天。这一下黄宫里乱作一团。上头知道了；照西藏那套严厉的清规，我该挨三天黑鞭，然后手脚上镣，在寺里的塔楼中关上一年。幸而有位早先就留意过我的上座替我说话。他跑去对管戒律的那几位喇嘛讲明：挨打的那个徒弟素来爱惹弄同伴，是出了名的，而我是被他逼急了的。他替我说得极其恳切，末了我只要赔个不是，就获赦了。于是我特意去堵那位被我得罪的喇嘛：『师兄，』我说，『咱们去喝碗茶好不好？』『好啊，』他答道，『没有什么不能同你喝碗茶的道理。』我们出门，进了头一家碰上的茶馆。在茶室里的一张桌旁坐下，我把鼻烟壶递给他，说：『老兄，前几天我们有点小过节，那是不好。你也得承认，你不能说全无过错。我这边呢，也认下自己下手太重。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咱们不再提它。』我们于是喝茶，客套一番，这桩事就了了。」

我们这位嘉戎人讲的这些以及别的类似的故事，把夜色一直带到深处。骆驼早已起身，在湖边啃它们的早饭了。留给我们歇息的时间已经不多。「我嘛，」桑达钦巴说，「索性不躺了，去照看骆驼。天就快亮。趁这工夫我再生一堆好火，把『粑团』做好。」

不多久，桑达钦巴就来叫醒我们，说太阳已经出来，粑团也好了。我们立刻起身，吃了一碗粑团——说白了，就是滚水冲开的炒面——随后在一个小丘上立起我们那个小十字架，重又踏上我们的朝圣之路。

过了晌午，我们来到一处地方，那里挖着三口井，彼此相距不远。天色虽早，我们还是觉得不如就在这里扎营。眼前一片广袤的平原，看不出有任何住处，一直铺到远远的天边；既然鞑靼人肯费力在此凿井，那平原上多半是无水的。于是我们支起帐篷。可是很快就发现，这处营地实在糟透了：水又咸又臭，脏得出奇，柴火还奇缺。我们四处找干牛粪，一无所获。末了桑达钦巴——他眼力比我们好——远远望见一处像是围栏的地方，猜想那里圈过牲口。他牵了一头骆驼过去，指望在那儿捡个够；果然，他驮回来满满一大堆。可惜的是，这宝贵的粪柴还不很干，怎么也点不着。嘉戎人于是做了个试验：他在地上掏出一座小炉子，上头再搭一条草皮烟囱。这构造极富画意，无奈有一桩天大的短处——全然无用。桑达钦巴把燃料摆了又摆，鼓起他那副强健的肺一口一口地吹。全是白费力气。烟是有的，而且绰绰有余：我们被烟裹在当中，可就是不见一点火星；锅里的水铁了心一动不动。显然，煮茶也罢、热炒面也罢，都不必想了。可我们总还想至少把水的寒气去掉，好用一点温热遮一遮那股咸味和难闻的气息。于是我们想出了这么个法子。

在蒙古的平野上，你会遇见一种灰鼠，像老鼠一样住在洞里。这些小东西会在自家小洞口上搭一个小小的圆顶，用草巧妙地编成，用来挡风避雨。这些干草堆的形状和大小同鼹鼠丘差不多。我们此刻扎营的地方，这种灰鼠极多。渴使我们变得残忍：我们动手去掀这些可怜小东西的屋顶，它们一见我们走近，就缩回洞里去了。靠着这一番野蛮行径，我们凑了一袋子好烧的柴，总算把井水烘热——那天我们所有的滋养，就只有这一样。

尽管好几回因为没有火而不得不节省，我们的口粮还是明显见少了。粮袋里剩下的炒面和小米已经不多，恰在此时，路上遇见一个鞑靼人，从他口中得知，离我们不远有个叫沙博尔特（意为「泥淖」）的买卖地方。那地方确实偏离了我们所走的路线；可若不在那里补给，就得一直撑到青城——而青城离我们尚有一百法里。于是我们向左斜插过去，不久便到了沙博尔特。

第三章月饼节

月饼节、蒙古帐中做客、图勒霍勒，鞑靼的说唱艺人、颂帖木儿的歌、鞑靼人的教育、妇女的勤劳、寻找走失牲口的蒙古人、一座废城的遗迹、从北京到恰克图的路、中俄通商、北京的俄罗斯馆、一个鞑靼人求我们医治他病危的母亲、鞑靼的医生、疟疾鬼、蒙古人的种种葬法、五台山的喇嘛寺、鞑靼王公的丧仪、厄斐王国的由来、鞑靼人的角力、遇见三只狼、蒙古大车

八月十五日，我们到了沙博尔特。这一天是汉人大喜大乐的日子。这个节叫做「月饼」节，来历极古，本意是用种种迷信的仪式祭月。逢到这个大日子，百工停歇，东家给伙计赏钱，人人换上最好的衣裳，家家户户欢欢喜喜。亲戚朋友之间互赠大小不一的饼，饼面上印着月亮的模样——也就是一只蹲在几棵小树中间的兔子。

自十四世纪起，这个节又添了一层政治的意味。蒙古人似乎并不明白其中的缘故，汉人却把这段掌故小心地世代相传。大约在一三六八年前后，汉人有意挣脱成吉思汗所创、统御中原将近百年的鞑靼王朝的轭。各省之间结成了一个极大的密谋，约定在八月十五日同时发动，把分派到各家汉人户上吃住、既就地养身又就地看守这片江山的蒙古兵一齐杀掉。号令就藏在那一天彼此馈赠的饼里，写成一封短笺。屠杀如期而行，散住在汉人家中的鞑靼军队被斩尽杀绝。这一场大祸终结了蒙古人的统治；从此以后，汉人过月饼节，心里想的与其说是那点祭月的迷信，不如说是那桩使他们重得国祚的血案。

蒙古人对这场血腥的变故，似乎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年年月饼节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凑热闹，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替仇家庆祝当年战胜自己祖先的日子。

离我们扎营处一枪之地，望得见几顶蒙古帐篷。帐篷的大小和气派，一看便知主人家境宽绰；四围放牧着大群的牛羊马匹，更坐实了这个判断。我们正在帐中念日课经，桑达钦巴便去那边串门。不多时，只见一位长着一把白须的老人朝这边走来，眉宇之间自有一种尊贵气象。陪他同来的，还有一个年轻喇嘛和一个牵着他手的小男孩。「两位喇嘛老爷，」老人说，「天下人都是弟兄；住帐篷的人彼此更亲，好比骨头连着肉。两位喇嘛老爷，肯不肯到我这寒陋的住处坐一坐？本月十五是个大日子；两位是异乡的行客，今晚不能在自家高门大户的火塘边就座。请过来歇几天吧，有两位在，我们家便有平安和福气。」我们对这位好心的老人说，他的盛情我们不能全领，但晚祷之后，我们愿过去喝杯茶，聊一聊蒙古人的事情。老人家于是告辞。可他去了没多久，那位陪他来的年轻喇嘛又折了回来，说家里人都在等着我们。这样一番坦坦荡荡的诚意，我们实在无法一口回绝，便嘱咐我们那位嘉戎人看好帐篷，跟着来请的年轻喇嘛去了。

一进蒙古包，我们又惊又喜：这里干净得不像鞑靼地方寻常所见。当中没有那种粗陋的火塘，眼睛也不必去碰那些堆得满地、油腻腌臜的锅碗瓢盆。而且显然，一切都是为过节预备下的。我们在一块大红地毯上落座，旁边那顶当厨房用的帐篷里立刻端来奶茶、黄油煎的小饼、干酪、葡萄干和红枣。

主人把我们一一引见给围坐一圈的众多蒙古人之后，话头不知不觉转到了月饼节上。「在我们西边的国土上，」我们说，「没有这个节。那里的人只敬拜耶和华，他是天地的创造者，是太阳、月亮和万有的创造者。」——「啊，好一个圣道！」老人叫了一声，把合起的双手举到额前，「说起来，鞑靼人自己也并不拜月亮；只是看见汉人过这个节，也就跟着过，究竟为什么，谁也不大清楚。」——「您说得对，你们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过这个节。这话我们在契塔特的地方也听人说过。可是，你们知道契塔特人为什么过这个节吗？」于是我们把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祖先遭屠戮的那桩惨事讲给这些蒙古人听。讲完了，只见满座的脸上都是愕然之色。年轻人交头接耳；老人却一声不响，低着头，大颗的眼泪从眼里滚下来。「年高的兄长，」我们说，「这段故事似乎没有像使您的后生们那样吃惊，倒是叫您心里难受。」「两位圣人，」老人抬起头，用手背抹去眼泪，答道，「这件叫我的后生们听了失色的惨事，我早就知道；只是我宁愿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总在极力不去想它，因为凡是心没有卖给契塔特人的鞑靼人，一想到它，热血便涌上额头。总有一天——那日子，我们的大喇嘛们是知道的——我们祖先被人如此无耻地暗杀所流的血，终究要得到偿还。到那位领我们复仇的圣者出世的时候，我们人人都要起来跟着他走；那时我们要光天化日之下开拔出去，向契塔特人清算他们在自家屋子里、在无声无息的黑暗中所流的鞑靼人的血。蒙古人年年过这个节，多半人只当是个无关痛痒的仪式；可是月饼这一天，在我们中间少数几个人心里，总会唤起祖先如何死于奸计的记忆，也唤起那报应终必到来的指望。」

沉默了一会儿，老人接着说：「两位圣人，不管这一天牵着什么旧事，就别的方面说，今天于我们确是个节日，因为两位肯屈驾走进我们这寒陋的住处。咱们不要再让愁绪压在心口了。孩子，」他吩咐坐在帐门口的一个年轻人，「羊肉要是煮烂了，把这些东西撤下去。」这话照办之后，家里的长子双手捧着一张长方的小桌进来，桌上是一只煮熟的羊，切成四大块，一块摞着一块。全家围桌坐定，家长从腰带上抽出刀来，把羊尾巴割下，均分为二，摆在我们面前。

在鞑靼人看来，羊身上最鲜美的部位就是尾巴，因而也最尊贵。鞑靼的羊尾极其肥大沉重，单是那上头的油，就有六到八磅。

这条又肥又腴的尾巴既已作为敬意奉给两位远客，其余的人便各持刀子朝那四大块羊肉下手，转眼间人人面前都堆着好大一块。盘子是没有的，叉子也没有；膝盖代盘，两手代叉，流下来的油，隔一阵就往袄子前襟上抹一抹。我们这一头可就窘到了极点。那一大团白花花的肥油是人家一片盛意送来的，可我们到底没能完全摆脱欧洲人的成见，面对着手里颤巍巍的一坨板油，既无面包又无盐，实在鼓不起那个胃口。我们用母语匆匆商量：这个窘境到底怎么办。偷偷放回桌上，未免冒失；当面向主人说我们受不了这道鞑靼头一等的美味，按鞑靼的礼数更是万万不可。我们想出一个法子：把这条要命的尾巴切成许多小块，然后一味坚持说，今天普天同庆，这样一道珍品岂能不请大家同享。众人万分不肯夺我们的口福；我们执意相让，于是那一堆可怕的东西总算一点一点脱了手，我们自己则改取一块腿肉，那滋味和我们从小吃惯的口味总算合得来些。这一顿荷马式的大餐吃完，只剩一堆啃得雪亮的骨头还留着方才的痕迹。这时一个男孩从挂着的羊角上取下一把粗陋的三弦琴，递给家长；家长又转递给一个神情谦和的年轻人，那人一接到琴，眼睛便亮了起来。「尊贵而神圣的行客，」家长说，「我请了一位图勒霍勒来，给今天这场款待添几段说唱。」那乐人早已用手指在弦上试了几声。随即他唱了起来，嗓音洪亮，字字着力，中间还不时插进几段热气腾腾、活灵活现的念白。看着满帐的鞑靼面孔一齐朝乐人倾过去，随着他口中的意思，脸上的神色一起一落，实在有趣。这位图勒霍勒所选的题目都是本族的掌故，听众听得心潮起伏。至于我们，对鞑靼的史事所知甚浅，这位蒙古说唱人一一请上场来的诸位赫赫有名的无名之辈，我们实在没有多大兴趣。

唱了好一阵，老人递给他一大碗奶酒。乐人把琴搁在膝上，津津有味地润一润喉咙——方才那连篇的奇闻异事，早把它说干了。他喝完了，正在舔碗沿，我们便说：「图勒霍勒，你方才唱的都是好曲子。只是你还一个字没提到那位不朽的帖木儿。我们听说，《颂帖木儿》是一支名曲，蒙古人最爱听。」「对，对，」好几个声音一齐嚷起来，「给我们唱《颂帖木儿》！」帐中静了一瞬，图勒霍勒把词句在心里过了一遍，便以雄浑而带杀伐之气的声调，唱出下面这几节：

「当神圣的帖木儿住在我们帐中，

蒙古之邦令人生畏，能征善战；

他略一举动，大地为之低头，

他一眼看去，日光所照的万国万民都冻在恐惧里。

「啊，神圣的帖木儿，你的伟大魂灵几时重来？

回来吧！回来吧！我们等着你，啊，帖木儿！

「我们住在辽阔的平原上，安静温顺得像羊；

可是我们的心却滚烫，充满生气。

帖木儿那光荣年代的记忆，从不曾离开我们的心。

那要站到我们前头、使我们重新成为勇士的首领，如今在哪里？

「啊，神圣的帖木儿，你的伟大魂灵几时重来？

回来吧！回来吧！我们等着你，啊，帖木儿！

「年轻的蒙古人有膂力制服野马，

有眼力在大漠里远远认出走失骆驼的蹄印。

可叹啊！他的臂膀再也拉不开祖先的弓，

他的眼睛再也看不破仇敌的诡计。

「啊，神圣的帖木儿，你的伟大魂灵几时重来？

回来吧！回来吧！我们等着你，啊，帖木儿！

「我们在神圣的帖木儿脚前焚过香木，

把额头俯到地上；

我们献上碧绿的茶叶，献上我们畜群的乳汁。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蒙古人已经起身，啊，帖木儿！

而你，啊，喇嘛，愿你降福在我们的箭上、我们的矛上。

「啊，神圣的帖木儿，你的伟大魂灵几时重来？

回来吧！回来吧！我们等着你，啊，帖木儿！」

这位鞑靼的行吟诗人唱完了这支本族的歌，站起身来，向众人深深一躬，把琴挂到一根木钉上，便告辞了。「我们的邻居，」老人说，「也在过节，正等着这位图勒霍勒呢。不过两位既然爱听鞑靼的歌，我们再献上几支别的曲子。我们自家就有一位兄弟，肚子里记着许多蒙古人喜欢的调子；只是他不会弹琴，算不得图勒霍勒。来，宁布兄弟，唱吧；西边来的喇嘛可不是天天有的。」

有一个蒙古人，一直坐在角落里，我们先前竟没注意到，这时立刻起身，坐到方才那位图勒霍勒的位子上。此人的样貌着实奇特：脖子整个陷进两只大得出奇的肩膀里；一双大而呆滞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同那张被太阳烤得半焦似的黑脸，形成一种古怪的对照；头发——不如说是一蓬从不梳理的粗鬃——披散在背上，把那副野相凑得齐全。他唱了起来；可那哪里是唱，简直是冒充，是一场荒唐的戏仿。他最了不起的本事是气长，能拖出一串又一串繁复不绝的花腔，任是哪一位神志清明的听众都要被他弄到发狂。我们不多时就被他的噪声折磨得没了脾气，只巴望他中间能停一停，好让我们趁机告退。可这事并不容易；这家伙看穿了我们的心思，存心跟我们过不去。一支曲子刚完，他立刻榫接上另一支，又从头来过。就这样一路唱下去，直唱到夜深。末了他总算停下来喝口茶，把那碗茶往喉咙里一倒，正清着嗓子要重新开腔，我们赶紧站起身，敬了家长一撮鼻烟，向在座诸位一一致意，抽身走了。

在鞑靼地方，你常会碰见这类图勒霍勒，也就是走唱的艺人。他们从一顶帐篷串到另一顶帐篷，用歌把本族的大事和人物传唱下去。他们一般都很穷，腰带上挂着一把琴、一支笛，这就是全部家当；然而蒙古人家家待他们都亲切而敬重。他们往往在一家帐中一住几天，临走时主人还给他们备下干酪、酒、茶之类，好在路上度日。这些诗人兼歌手，令人想起希腊的行吟人和说唱人；在中国，这样的人也很多，不过要说数目之众、受人喜爱之深，恐怕哪里也比不上西藏。

过节的第二天，太阳刚露头，就有一个小男孩来到我们帐门口，一只手提着一木桶牛奶，另一只手挎着一个粗编的草篮，里面是些新做的干酪和黄油。随后又来了一位老喇嘛，身边跟着一个鞑靼人，肩上扛着一大袋燃料。我们请他们都坐下。「西边来的弟兄，」老喇嘛说，「请收下我主人这一点薄礼。」我们躬身道谢，桑达钦巴赶忙去煮茶，我们再三留老喇嘛喝了茶再走。「今晚我再来看两位，」他说，「眼下可不能久坐，我还没有把今早该念的经指给我的学生。」他说的学生，就是那个送牛奶来的小男孩。老人于是牵起学生的手，一同回帐篷去了。

这位老喇嘛是这家的塾师，他的职分就是教那小男孩念藏文的经。鞑靼人的教育极其有限。剃了头的人，也就是喇嘛，一般说来是唯一识字念经的人。全境没有一所公立的学堂。除去少数几家有钱的蒙古人在家里请先生教子弟，所有年少的喇嘛都得进喇嘛庙——鞑靼地方的技艺、学问和一切心智的营生，全都汇聚在那里。喇嘛不单是神职人员；他还是画师、诗人、雕匠、工师、医生，是俗众的头脑、心肠和先知。至于那些不进喇嘛庙的蒙古少年，所受的训练，男子不过是把弓箭和火枪使得精熟，把马骑得出神入化。蒙古人断奶极早，稍能撑住身子，就被安放在马背上一个大人的身后；马一提到飞跑，这位小骑手为着不掉下去，只好两只手死死揪住师傅的袄子。鞑靼人就这样从极小的时候起惯了马的动静，日子久了，习惯成自然，简直与坐骑合成一体。

天下大约没有比蒙古人追野马更叫人心跳的景象了。他们手执一根长而沉的杆子，杆头结着一个活扣。他们纵马狂追，简直是飞——下陡沟，上峭坡，忽进忽出，盘旋曲折，直到追及猎物。这时他们把自己坐骑的缰绳咬在牙间，双手攥住那根沉杆，身子前倾，猛一使劲，把活扣套上野马的脖子。这套功夫非得力气与巧劲并用不可，否则制不住手下那些又强又野的畜生，叫它当场立住。杆折绳断的事偶或有之；至于骑手被摔下马来，我们却是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蒙古人在马背上过惯了，一双脚踏在地上便浑身不自在，像离了水的鱼。他走起路来又笨又重；那双罗圈腿、那前倾的胸脯、那不住东张西望的神气，处处都说明此人大半辈子是在马背或驼背上过的。

赶路的鞑靼人遇上天黑，往往连下马歇息的工夫都懒得费。你在荒野里遇见人，问他昨夜宿在哪里，答话十有八九是懒洋洋的一句：「特门德罗」——在骆驼上。正午时分，驼队走到水草丰美处歇脚，那景象也很别致：骆驼四散开去，啃着草原上的高草，鞑靼人则跨坐在两只驼峰之间，睡得又香又沉，像躺在一张好床上一样。

这种不停的奔波、无休的跋涉，把鞑靼人磨炼得极其强健，再可怕的严寒也扛得住，而且看上去毫不当回事。在鞑靼的荒漠里，尤其是喀尔喀一带，天气冷到冬天有很长一段日子温度表根本不管用，因为水银冻住了。整片地方常常被雪盖满；这时若刮起西南风，平原便成了一片怒海。风把雪卷成巨浪，推着庞然的雪崩一股脑儿往前涌。于是鞑靼人奋不顾身地奔去救他们的牛羊，你只见他们四面八方地疾驰，一边吆喝着催赶牲畜，一边把它们赶到某块岩石或某座山的背风处。有时这些胆气过人的牧人会在风雪中勒马站住，直直地立上一阵，仿佛在向严寒和狂暴的天地挑战。

鞑靼女子所受的教养，比男子也精细不到哪里去。她们自然不学弓箭火枪；可是论骑术，她们跟男子一样娴熟，一样无所畏惧。只是她们并不常骑马，除非有事，比如出远门，或家里没有男人可去找回走失的牲口。照通例，牧放牛羊的事与她们不相干。

她们的正经营生，是做全家的饭食，缝全家的衣裳。针线上她们是十足的行家；蒙古人的帽子、靴子、袍褂和其余的穿戴，都出自她们之手。就说她们做的皮靴吧，样式固然算不得雅致，可那结实劲儿实在惊人。

她们的家什那样粗陋，竟能做出几乎坏不了的东西，我们至今想不明白。诚然，她们从容得很，活计做得极慢。鞑靼女子最擅刺绣，那花样的雅致多变、那针工的精妙，看得我们叹为观止。我们不妨大胆说一句：在法国，恐怕也找不出比我们在鞑靼地方所见更美、织造更完善的绣品。

鞑靼人使针的路数和汉人不同。汉人运针是自上而下、由下返上地垂直行进；鞑靼人则是自下而上、由上返下地垂直行进。法国的手法又与这两样都不同；若我们没有记错，法国妇人是把针从右往左横着推。这三种手法孰优孰劣，我们不敢妄断，还是留给可敬的裁缝同行去评判罢。

十七日一早，我们就赶到汉人的集镇沙博尔特去办面粉。沙博尔特这地方，照它的蒙古名字所示，是建在一片泥淖上的。房子都是泥筑的，各自围着高墙。街道歪斜曲折，又挤又窄；整个镇子的气象阴沉而不祥，住在这里的汉人，那副刁滑相比别处的同胞只有过之而无不及。镇上做的买卖，都是蒙古人日常所需之物——莜面和小米、棉布、砖茶；鞑靼人则拿荒原上的出产——盐、蘑菇和皮毛——来换。回来之后，我们赶紧收拾行装。我们在帐中打包时，桑达钦巴去把放在近处吃草的牲口找回来。过一会儿他回来了，只牵着三峰骆驼。「骆驼是在这儿，」我们心里一沉，「可马和骡子呢？方才它们还在近旁，我们把腿都绊上了，防它们走远。」「多半是被偷了。挨着汉人扎营总没有好处，谁不知道他们是一等一的偷马贼。」这话在我们头上炸了个雷。然而此刻不是徒然哀叹的时候，须得去找贼。我们各骑一峰骆驼，绕着圈子去寻牲口，帐篷留给阿尔萨朗看着。找了一圈毫无所获，我们便决定到蒙古人的营地去，告诉他们牲口是在他们住处附近丢的。

按鞑靼人的规矩，驼队丢了牲口，住得最近的那家人有责任把牲口找回来，找不回就得赔。在欧洲人看来，这自然十分离奇：你不曾问过人家一声，人家压根儿不认得你，你自己挑了个地方把帐篷扎在一伙蒙古人旁边，从此你连人带牲口带行李就都归他们担保了。可事情就是如此。一件东西不见了，规矩便认定你的近邻是贼，至少也是同谋。正因为如此，蒙古人才练就了一身追踪牲口的好本事。牲口在草上留下的印子再轻微不过，蒙古人扫一眼就知道它过去了多久，背上有没有驮人；踪迹一经找着，无论它怎样迂回缠绕，他们都能一路跟到底。

我们刚把丢失牲口的事对蒙古头人说完，他就爽爽快快地说：「两位喇嘛老爷，别让愁闷进到心里去。你们的牲口丢不了；这片草原上既没有盗贼，也没有跟盗贼合伙的人。我这就派人去找你们的马。若是找不回来，你们尽可从我的畜群里随意挑合意的顶上。我们要让两位走的时候，跟来的时候一样高兴。」他话还没说完，已有八个手下翻身上马，朝八个方向疾驰而去，人人身后拖着套索，系在前面说过的那种又长又韧的杆子上。过了一阵，他们又聚成一队，撒开蹄子朝镇上飞奔。「他们踩上踪迹了，两位圣人，」头人在我们身边望着他们的动静说，「马很快就能回来。这会儿请进我的帐篷喝碗茶吧。」

约莫两个钟头以后，一个男孩出现在帐门口，报说骑手们回来了。我们连忙跑出去，只见方才那条路上尘头大起，尘中隐约有人纵马如飞。转眼看清了，正是那八个鞑靼人，一个个像发了狂的半人半马，我们那两头走失的牲口各被一条套索牵着，夹在他们当中。到了跟前，他们下马来，一脸得意地说：「早跟你们说过，我们这地方什么也丢不了。」我们向这些慷慨的蒙古人道谢，谢他们帮了这样大的忙，随后与他们作别，备好马，朝青城进发。

第三天，我们在这片荒寂之中撞见一处气象堂皇、令人肃然的古迹——一座被完全弃置的大城。城上带垛的墙、望楼、朝着四方的四座大门，都还完完整整地立在那里，只是四分之三埋进了土中，上面又覆着一层厚厚的草皮。走到南门对面，我们吩咐桑达钦巴带着牲口慢慢往前走，我们自己进去看看这座「老城」——鞑靼人都这么叫它。一跨进那片广大的城围，我们心里油然升起一种敬畏与凄怆交织的感觉。这里看不到任何断壁残垣，只有一座宏大秀美的城池的轮廓：下面被风吹积的土一层层吞没，上面被一幅草皮的殓衾盖住。街巷的布置、主要建筑的位置，都靠地面的高低起伏显出来。这里唯一的活物，是一个默默抽着烟斗的蒙古少年牧人和他放的一群山羊。我们问他这城是几时建的、谁建的、几时废的、为什么废的？还不如去问他的羊；他所知道的，无非是此地叫做老城。

这类古城的遗迹，在蒙古的荒漠里并不罕见；可是关于它们的来历与兴亡，一切都湮没在黑暗里。啊，这样的景象叫人心里何等凄凉！希腊的废墟，埃及那些壮丽的遗存，固然都在讲述死亡，都属于过去；然而你凝望它们的时候，你知道它们是什么，你能在记忆中把造成这些废墟、造成四周乡土荒落的那些变故一一追溯出来。走进那座活埋了赫库兰尼姆城的坟墓吧——你在那里见到的固然是一具巨大的骸骨，可你心里存着历史的种种因缘，足以使它重新活过来。但鞑靼这些废弃的古城，连一点传说也没有留下；它们是无碑无铭的坟，立在一片孤寂与静默之中；这静默唯有当游牧的鞑靼人偶尔在残破的城围里歇脚时才被打破——他们来，是因为这里的草更肥更密。

不过，关于这些遗迹虽说不出什么确凿的话，看来它们多半不会早于十三世纪，也就是蒙古人夺得中国、据有其地一百多年的那个时期。汉人的史书上说，蒙古人当国期间，在北鞑靼修建了许多雄大坚固的城池。到十四世纪中叶，蒙古王朝被逐出中国；永乐皇帝有意剿灭鞑靼，兴兵入其境，焚其城邑，先后三次深入长城以北二百里格的荒漠讨伐他们。

离开老城以后，我们遇上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道，与我们东西而行的路相交。这条路是俄国使团进京的常走之路，鞑靼人称之为「库楚扎木」，意思是公主道，因为当初修它，是为让一位公主通行——那是天朝某位皇帝下嫁给喀尔喀一位汗王的。此路穿过察哈尔和西苏尼特，由穆尔格万汗国进入喀尔喀地界；再由南而北横穿戈壁大漠，在大库伦附近渡过土拉河，最后止于恰克图的俄国商栈。

恰克图这地方，是依据一六八八年康熙皇帝与「鄂罗斯的白汗」——也就是俄国沙皇——所订的和约，辟为两国通商的总汇之地的。城北归俄国商栈，城南归鞑靼与汉人的商号，当中一片地方是中立地带，专供交易之用。俄国人不得进入华人区，汉人也不得进入俄国区。此地商务颇为可观，看来于双方都大有利益。俄国人运来麻布、呢绒、天鹅绒、肥皂和五金器具；汉人拿出砖茶——俄国人耗用极多。这些砖茶用来抵付俄国货物，价钱又极公道，因此麻布在中国卖得比在欧洲本地还便宜。正因为不了解俄国与中国之间的这桩买卖，广州的投机商人才常常发现自己的货物无人问津。

两国又于一七二八年六月十四日订立过另一项和约，俄国方面由特使弗拉季斯拉维奇伯爵署名，中国方面由北京朝廷的大臣署名。依照这项和约，俄国政府在天朝的京城设一座修道院，附设一所学堂，让若干俄国青年在那里习学，充当汉语和满语的通译。每隔十年，学生修业期满，便同院中的神职人员一道返回圣彼得堡，另有一批人接替。这支小小的商旅队由一名俄国军官统带，职责是把新来的学生送到北京，再把期满的学生与院中人员带回去。从恰克图到北京这一路，俄国人的一应费用由中国政府开支，沿途由鞑靼兵一站一站护送。

季姆科夫斯基先生一八二〇年曾统带过一支进京的俄国商队，他在游记里说，他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向导领他走的路，与前几任使臣所走的不同。这件事，倒是鞑靼人给我们解开了。他们说，这是中国政府的一种政治上的防范：他们以为，把俄国人领着七弯八绕、走那些不成路的路，就可以叫他们摸不清正经的路线。这防范未免蠢得出奇，因为全俄罗斯的独裁君主哪一天若兴致来了，要到天子的天庭里去捋一捋龙须，领着大军直抵北京，原是丝毫不费事的。

这条通往恰克图的路，我们在鞑靼的荒漠中不期而遇，心里大为激动：「瞧，」我们彼此说，「这是一条通往欧洲的路啊！」故国的模样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不由自主地踏上了这条与我们所爱的法兰西相连的路。话是从心里涌到嘴边的，说得又那样投机，我们不知不觉往前走了好远。直到看见近旁一处高地上有几顶蒙古帐篷，才把我们唤回到眼前的境地；就在这时，只见帐前有个鞑靼人一面指手画脚，一面高声叫喊。我们没有想到他是在叫我们，便转过身，仍旧赶自己的路。那鞑靼人却翻身上马，朝我们追来；追到跟前，他下马跪在我们面前：「圣人老爷，」他举手向天说，「可怜可怜我，救救我母亲的命吧。我知道两位法力无边：请来用祷告保住我母亲。」善心的撒玛黎雅人那则比喻浮上我们心头，我们觉得，仁爱不容我们不尽力而径自走开。于是我们再一次折回，在这些鞑靼人近旁扎下营来。

桑达钦巴支帐篷的时候，我们片刻不耽搁，赶去看那病人；一看，她的情形实在可怜。「荒原上的人哪，」我们对她的亲人说，「我们不懂草药，也不掌握生命的奥秘；可我们要为这位病人向耶和华祈祷。这位全能的天主，你们没有听说过——你们的喇嘛也不认得他；但你们只管放心，耶和华是生死的主。」眼下的情形不容我们对这些可怜人多讲这个道理，他们满心的忧愁焦急，也听不进我们的话。我们回到自己帐中祈祷，那鞑靼人跟了来。他看见我们的日课经，便问：「这就是两位说的、向耶和华祈祷的全能经文么？」「是的，」我们说，「这是唯一真实的祷文，唯一能救人的祷文。」于是他在我们两人面前一一伏拜，额头触地；随后双手捧起日课经，举到头顶，以示敬重。我们诵念为病人的祷文时，那鞑靼人一直坐在帐门口，静默无声，满怀虔敬。念完了，他又伏拜下去：「圣人哪，」他说，「两位这样大的恩德，叫我怎么报答？我穷，既献不出马，也献不出羊。」「蒙古弟兄，」我们答道，「耶和华的司铎不可为着自己发财而祈祷；你既然不富，就请收下我们这一点薄礼吧。」说着，我们送给他一块砖茶。那鞑靼人深受感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以感激的眼泪作答。

第二天早上，我们高兴地听说那位鞑靼妇人好了许多。我们本愿在此地多留几日，好把撒进这一家人心里的真信德的种子培育起来；无奈行程不容耽搁。有几位鞑靼人送了我们一程。

前面已经说过，鞑靼地方的医道，全由喇嘛执掌。谁家有人病倒，家人便跑到最近的庙里去请喇嘛。喇嘛一到病人跟前，头一件事是把手指同时按在两只手腕的脉上，好像乐师的手指在琴弦上一齐拂过。汉人的医生也诊双手的脉，不过是一只一只地诊。斟酌已定，喇嘛便宣布此病究系何症。照鞑靼人的信仰，一切疾病都是楚特古尔即恶鬼作祟所致；然而驱鬼之前，先得用药。于是这位喇嘛医生转而充当喇嘛药师，按症给药。鞑靼的方书一概不用矿物炮制，喇嘛的药全是草木研成的粉末，或用水浸服，或搓成丸子。倘若喇嘛医生身边正好没带药，他也绝不着慌：他把药名写在一张张小纸片上，用唾沫濡湿，搓成药丸，病人吞下去时那份笃信，和吞真药一模一样。鞑靼人说，吞下药名和吞下药，原是一回事。

向那占据人身的恶鬼施过药攻之后，喇嘛接着搬出属灵的重炮，也就是祷文；祷文的规格视所要驱逐的恶鬼的身份而定。若病人是穷人，来纠缠他的楚特古尔显然只能是个末等的楚特古尔，随口念一段短祷便够，有时甚至一声半句的驱邪咒即可了事。若病人穷到极处，喇嘛便连祷文和药丸都懒得费，转身就走，只嘱咐家人耐心等着，听凭霍尔穆斯塔的旨意，看病人是好是死。可要是病人富有，牛羊成群，那办法就大不相同了。第一，敢来纠缠这样一位显赫人物的鬼，显然是个厉害的鬼，是阴间的头目之一；而一位大楚特古尔出门，总不好像个小精怪那样寒酸；于是吩咐这家人替他备下一身漂亮衣裳、一双阔气的靴子、一匹好马，鞍辔齐全——不然的话，任你怎么用药、怎么作法，这位鬼是断断不肯动身的。甚至还可能一匹马不够用：遇上极富的人家，一查问之下，那恶鬼往往是位尊贵无比的王爷，身边带着一大帮臣属侍从，个个都得配马。

一切齐备，仪式便开始了。那位喇嘛，连同从本庙和附近各庙请来的众多同行，在这位财主的帐中诵经一个礼拜乃至半个月，直到他们看出鬼已经走了——也就是说，直到能动用的茶和羊都吃光了为止。病人若好了，这分明证明经念得灵验；病人若死了，那就更证明经念得灵验，因为不但鬼走了，病人还转生到了一个远比他离开的这个更好的去处。

喇嘛为病人念的经，有时还伴着极其阴森骇人的仪式。古伯察先生曾到过黑水谷，那里有个营地的头人叫托古拉，他的姑母一天晚上染上了疟疾。「我本想请医生喇嘛来，」托古拉说，「可万一他看出来的是个极大的楚特古尔，这笔开销要把我拖垮的。」他一连拖了几天；姑母的病却一天重似一天，他终于还是去请了喇嘛。他担心的事果然应验：喇嘛断定，来的是一位品级不低的恶鬼，必须刻不容缓地把他赶走。于是又请来八位喇嘛，他们立刻动手，用干草扎起一个大偶人，称之为「疟疾鬼」；扎成之后，用一根棍子把它支立在病人的帐中。

仪式在夜里十一点开始。众喇嘛在帐篷上首围成半圈，手执铙钹、海螺、铃、鼓以及鞑靼乐中其余种种喧闹的家什。半圈的另一半由家人补齐，他们一个挨一个蹲在地上；病人则跪着——不如说蜷坐在自己的脚跟上——正对着那位「疟疾鬼」。主持的喇嘛医生面前放着一只盛满小米的大铜盆，还有几个面捏的小像。牛粪火冒着浓烟，把一种恍惚摇曳的光投在这一片奇景上。

一声号令，这支僧侣的乐队奏起一段前奏，刺耳得足以吓退撒殚本人；在座的俗众则拍手为那锣钹齐鸣、破耳裂喉的大合奏打着拍子。这场群魔式的音乐完了，大喇嘛翻开《驱魔经》，摊在膝上。他一面诵念其中一节，一面不时从盆里抓一把小米，按着仪轨分向东、西、北、南撒去。他念经的声调时而低沉悲苦，时而暴烈高亢。忽然之间，他会撇开祷告的常调，爆发出一阵仿佛压不住的狂怒，对着那草人破口大骂，手舞足蹈，凶悍异常。驱魔既毕，他两臂左右一伸作为信号，众喇嘛便以急促猛烈的调子唱起一段震天的合唱，所有乐器一齐发作；与此同时，在座的俗众霍地一齐站起，一个接一个奔出帐外，绕着帐篷发疯似地转圈，使出全力用棍子捶打帐壁，一面扯开嗓子狂叫，那声气足以叫寻常人毛发直竖。如此绕行三匝，他们又像出去时那样急急忙忙地涌回帐内，各自归座。随后，众人都用手掩住面孔，大喇嘛站起来，点火烧那草人。火苗一起，他大喝一声，众人便加倍地应和。俗众立刻起身，抓起那燃烧的偶像，抬到远离帐篷的野地里去，一面看它烧成灰，一面用种种毒咒诅骂它；众喇嘛则安安稳稳地蹲在帐中，以庄重肃穆的调子静静诵经。

这一家人壮举归来，诵经便换成了欢喜的道贺。过了一会儿，人人手执一支点燃的火把，全体一齐涌出帐外，排成一列行列：俗众在前，随后是病人，由两名家人左右扶着，最后是那九位喇嘛，用他们的乐声把这一夜搅得天翻地覆。就这样，病人被送到另一顶帐篷里去，因为喇嘛有令：她必须离开自己的住处整整一个月。

经这一番古怪的医治，那病竟没有再犯。多半是因为喇嘛们摸准了寒热发作的确切时辰，就在那个点上用这么一场惊天动地的反向刺激迎头一撞，把它压了下去。

喇嘛中固然多数人一心想把鞑靼人愚昧的轻信培植起来，好从中取利，我们却也遇见过几位坦坦荡荡地承认：他们那一套仪式里，作伪与欺哄占了很大的分量。有一位喇嘛庙的住持，一天对我们说：「人病了，念经是应当的，因为佛是生死之主，众生的轮回由他掌管。吃药也是应当的，因为药草的大效用也是佛给我们的。说恶者能附在富人身上，这是可信的；可要说为了赶走恶者，办法竟是送他衣裳、送他马匹之类，这就是些无知而骗人的喇嘛编出来的谎话了，他们是想在弟兄身上聚敛钱财。」

鞑靼人葬埋死者的办法并不一律。只有极隆重的丧事才请喇嘛来助仪。靠近长城一带，蒙古人与汉人杂处，汉人的风俗在这件事上，和在别的事上一样，不知不觉占了上风：那里的遗体照汉人的规矩装进棺材，棺材埋入坟坑。而在荒漠深处、真正的游牧部落中间，全部仪节不过是把死者送到山顶上或沟壑底下，听凭鸷鸟猛兽去啃食。在鞑靼的荒漠里行路的人，时时见到老鹰和狼争夺人的残骸，那情形实在骇人。

较富的鞑靼人有时把死者郑重其事地焚化。他们用土砌一座金字塔形的大炉。就在快封顶时，把尸身立着放进去，四围堆满引火之物；随后把整座炉子封死，只在底下留一个小孔进火，顶上留一个小孔出烟，好让气流通畅。焚化之际，喇嘛绕着这座坟走动诵经。尸身烧化以后，他们拆掉炉子，取出骨殖，送到大喇嘛那里；大喇嘛把骨殖研成极细的粉，掺进等量的面，仔细揉匀，亲手做成大小不一的饼，一个摞一个，堆成一座塔形。骨殖经大喇嘛这样处置之后，便被隆重地送到一座事先建好的小塔里去——建塔的地点由占卜的人指定。

喇嘛的骨灰，几乎总是照这种葬法安置。你会在许多山巅之上、在喇嘛庙的近旁见到这类塔式的坟茔；在蒙古人已被汉人逐走的地方，你也找得到它们。那些地方别的鞑靼痕迹差不多都没有了：喇嘛庙、牧场、牧人以及他们的帐篷与畜群，全都消失，代之以新的人、新的建筑、新的风俗。只剩下几座坟上的小塔立在那里，仿佛在宣示这片土地旧主的权利，抗议契塔特人的侵入。

蒙古人最著名的葬地，在山西境内，即有名的五台山的喇嘛寺。据鞑靼人说，五台山是天下第一等的葬身之所。那里的土地极其神圣，凡有福气葬在那里的人，必定得着一个好的转生。此地之所以有这样奇异的圣德，据说是因为佛在那里：几百年来，他一直住在一座山的腹中。一八四二年，前面提到过的那位高贵的托古拉，把父母的骨殖送往五台山，竟有幸在那里瞻仰了尊贵的佛。他对我们说：「大寺后面有一座极高的山，非得手脚并用地爬上去不可。快到山顶的地方，有一道凿在岩石里的门洞；你伏在地上，从一个不比烟锅碗大的小孔往里看。起初什么也分辨不出，渐渐地眼睛适应了，最后便有幸看见山的深处那位古佛的面容。他盘着腿坐着，什么也不做。他四周是各国来的喇嘛，不住地向他致敬。」

托古拉这番话你信不信由你；但有一件事是确凿的：鞑靼人和西藏人对五台山的喇嘛寺，狂热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你在鞑靼的荒漠中常常遇见蒙古人肩上扛着父母的骨殖，往五台山去，打算几乎以等重的黄金买下几尺地，好在上面立一座小小的陵。连土尔扈特的蒙古人，也要走上整整一年、历尽千难万险，为着这件事赶到山西省去。

鞑靼的王公有时采用一种葬法，其奢靡与野蛮都到了极处。王者的遗体被送进一座用砖砌成的宏大建筑，里面装饰着许多雕像，有人、有狮、有象、有虎，还有佛教神话中的种种题材。他们在建筑正中筑一个大穴，把这位显赫的死者连同大量金银、御用袍服、珍宝——总之，凡他在另一世界可能用得着的东西，一并葬入。这种骇人的丧葬，有时要搭上许多奴仆的性命。他们挑选男女中容貌出众的孩子，逼他们吞水银，直到窒息而死；据说这样便能保住面色的鲜润红活，看上去像还活着。这些可怜的牺牲者被直直地立在主人遗体周围，就这样继续像生前一样侍候他。他们手里捧着烟斗、扇子、小鼻烟壶，以及鞑靼王公那许许多多的零碎物件。

为了护住这些埋下的财宝，他们在穴中安放一种弓弩，能一支接一支地连发许多箭。这张弓——说得准确些，是几张弓合成的一具——一律张满，箭都上好，随时可发。这架害人的机关安放的位置极巧：只要一开穴门，那动作就会触动第一支箭朝进来的人射去；第一支箭一发，牵动第二支，如此直到最后一支；于是那个受贪心或好奇心驱使去开门的倒霉人，便身中数箭，倒毙在他想要亵渎的墓中。这类杀人的机关，制弓匠是做好了出售的。汉人有时也买来，用以看守自己出门时的宅子。

又走了两天，我们进入称作厄斐王国的地方。这本是八旗领地的一部分，乾隆皇帝割出来赐给喀尔喀的一位王公。满洲王朝的开创者顺治定下一条格言：「南方不封王，北方不绝盟。」此后北京朝廷一直严守这条方略。乾隆皇帝为把这位王公笼络到自家王朝，便把女儿嫁给他，指望借此把他留在北京，从而削弱喀尔喀诸汗那仍旧叫人忌惮的势力。皇帝在皇城之内为他修了一座宏丽的大府第；可这位蒙古王公怎么也适应不了、迁就不了宫廷那套刻板专横的礼节。在为他备下的一片豪奢排场之中，他心里念念不忘的仍是自己的帐篷和畜群，连故乡的冰雪也叫他惦记。朝廷种种优待都不足以消他的烦闷，他开始念叨要回喀尔喀的草原去。另一头，他年轻的妻子过惯了北京宫廷的精致生活，一想到要在荒漠里、在挤奶女和牧人中间度过余生，便万万不能忍受。皇帝于是想出一个折中的法子，既大体上遂了女婿的心愿，又不至于太拂逆女儿的性情：他从察哈尔划出一片地赐给这位蒙古王公，在那片荒僻之中为他修了一座小而秀丽的城，又拨给他一百户精通中国技艺工艺的奴仆。这样一来，年轻的满洲公主既能住在城里、有自己的一班随侍，蒙古王公那一面也得以享受草地的宁静，随时重温他少年时代的游牧之乐。

厄斐王带了大批喀尔喀蒙古人到他这个小小的领地来，他们就住在赐给自家王公的这片土地上的帐篷里。这些鞑靼人完全不负本族素有的强悍与矫健之名，被公认为南蒙古最有力气的角力手。他们自幼便受角力的训练；每年在北京举行的公开角力比赛上，总有许多人赶去夺彩，也为本乡挣脸面。不过，他们虽然力气远胜汉人，有时也会被汉人摔倒——汉人一般更灵活，尤其更多鬼点子。

一八四三年那场大赛上，厄斐王国的一名角力手把所有对手，无论鞑靼人还是汉人，一概摔翻。他身量魁伟，架在两条腿上，那腿简直是纹丝不动的柱子；他的手像两只大铁钩，一把抓住对手，举起来，几乎不费力气就掼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在他那惊人的力气面前站得住，眼看彩头就要判给他，忽然有个汉人走进场来。这人又矮又小，瘦骨伶仃，看上去除了给厄斐大力士的战绩再添一笔之外，别无用处。然而他走上前来，神色从容笃定；厄斐的这位巨人伸出粗壮的双臂来抓他，那汉人却嘴里含满了水，冷不防朝巨人脸上一喷。鞑靼人下意识地抬手去揉眼睛，说时迟那时快，这机灵的汉人一头扑上去，拦腰抱住他，把他重心一带——他便轰然倒地，看客笑得直不起腰来。

这段故事，是一个鞑靼骑手讲给我们听的，他在厄斐王国境内与我们同行了一程。他不时指给我们看正在角力的孩子。「这个，」他说，「是我们厄斐王国上上下下最爱的玩意儿。我们看一个人，只看两桩：马骑得好不好，跤摔得好不好。」有一伙小角力手正巧就在路边练，我们得以从从容容地就近观看；他们一见我们在看，劲头更足了。这群孩子里个头最高的一个，看上去至多八九岁，把一个身量与他相仿、又很胖的同伴抱在怀里，玩似的往头顶上一抛，再接住，如同接一只球。他一连抛了七八回，每抛一回我们都替那孩子的性命捏一把汗；其余的孩子却只是跳着闹着，为表演的成功喝彩。

八月二十二日，我们离开厄斐这个小王国，登上一座山，山坡上长着成丛的松树和白桦。乍见之下，我们心里十分欢喜。鞑靼的荒漠一般都空旷单调到了极点，路上偶尔遇见几株树，你不由得会生出一种快意。然而这最初的欢喜，转眼就被一种全然不同的情绪打得粉碎：转过山弯，只见三只大狼不慌不忙、稳稳当当地等在那里，我们吓得像被冻住了一般。一看见这几个凶物，我们不由自主地猛然停住。大家发了一阵愣之后，桑达钦巴从骡背上下来，去拧我们骆驼的鼻子。这法子灵验极了：可怜的牲口发出那样凄厉可怕的叫声，把狼惊得撒腿就跑。阿尔萨朗见它们逃了，想必以为它们怕的是自己，撒开四条腿死命追去；不多时狼掉过头来，若不是秦噶哔先生大喊着冲上去，又拧他那峰骆驼的鼻子，我们这位看帐篷的必定要被吃掉。狼第二次逃走，就此不见了踪影，我们也没有再想去追。

鞑靼那无边的荒漠人烟稀少，照说该是野兽的天下，可是狼却少见。这无疑是因为蒙古人对狼从不间断的、恨之入骨的征讨。他们到处追杀狼，把它视作头号仇敌，因为它能给畜群造成极大的损失。哪里一有狼出现的消息，人人便闻声上马。每顶帐篷附近总备着几匹备好鞍的马，转眼之间平原上就布满了骑兵，个个握着那根长长的套索杆。狼四面奔逃也是徒然：它逃到哪一头，哪一头都有骑手扑来。再险峻难登的山，也挡不住鞑靼的马——它们矫捷如羊，一路追上去。哪个骑手终于把活扣套上狼的脖子，便纵马飞驰，把狼一路拖到最近的帐篷前；到了那里，众人把它的嘴紧紧缚住，好稳稳当当地折磨它；末了活剥了它的皮，再把它放走。夏天，这可怜的畜生还能这样活上几天；冬天里没了皮，任严寒相逼，它立刻就冻死了。

我们把那三只狼丢在身后不久，又碰上一件颇为奇怪的事。只见迎面同一条路上来了两辆大车，每辆用三头牛拉着。每辆车上都用粗铁链拴着十二条凶相毕露的狗，两侧各四条，车后四条。车上装的是些漆成红色的方箱子，赶车的就坐在箱子上。车上究竟装的什么，竟要如此可怕的一队恶犬押送，我们猜想不出。照这地方的规矩，这种事是不能开口问的；稍有冒失，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成了居心不良的人。我们只好满足于问一句：到绰尔济庙还有多远——我们指望当天赶到那里；可是狗吠声和铁链的哐啷声，把回答淹没得一个字也听不见。

我们正穿过一处谷地，忽见前面一座高山的山顶上排着一长列静止不动的物事，形状说不分明。渐渐地，这些东西看去像是一排威严的大炮，一字摆开；愈走近，这个印象愈是坐实。我们确信自己分明看见了炮车的轮子、通条，还有朝着平原的炮口。可是，怎么能叫人相信：在这样荒无人烟的大漠深处，竟会有一支军队连同全副炮队驻在那里？我们一路千奇百怪地乱猜，一路加紧脚步，急于就近看个明白。直到登上山顶，这场错觉才彻底消散。我们当作炮队的，原来是一长队蒙古小车。我们为自己的误会大笑，然而这错觉实在也怪不得我们。这些两轮小车都在架上停着，每辆装一袋盐，上面盖着席子，席子两头伸出袋外，活像一个个炮口；蒙古车夫正在露天煮茶，他们的牛则在山坡上吃草。在鞑靼的荒漠里运货，若没有骆驼，通常就用这种两轮小车。造车的材料不过是几根粗木条，轻得一个孩子都能提得起来。拉车的牛，鼻中都穿着一个小铁环，环上系绳，把牲口拴在前一辆车上；这样一辆接一辆，从头到尾连成一条长长不断的线。蒙古车夫多半坐在牛背上，极少坐车，几乎从不步行。凡是大路上，你都会遇见这样长长的车队；而且远在望见它们之前，你就先听见牛脖子下挂的大铁铃那单调而凄凉的声响。

我们同山上遇见的这几位蒙古人喝了一碗茶，便继续赶路。日头正要落下去的时候，我们在离绰尔济庙约百步的一条溪边支起了帐篷。

第四章皈依基督教的年轻喇嘛

皈依基督教的年轻喇嘛、绰尔济庙、为兴建庙宇而募化、佛寺的样子、喇嘛诵经、佛寺的装饰、绘画与雕刻、喀尔喀境内大库伦的地理、哲布尊丹巴赴北京、千喇嘛库伦、喇嘛王与他的大臣打官司、买一只狍子、鞑靼地方的鹰、西土默特、务农的鞑靼人、抵达青城、满洲民族一瞥、满洲文学、满洲的教务、东鞑靼的地理与物产、满洲人的射术

绰尔济庙我们虽不曾去过，凭着人家告诉我们的种种，却知道它不少。那位来教秦噶哔神父蒙古话的年轻喇嘛，便是在这座庙里养成的；他的皈依，曾给在鞑靼各部落中传播福音的事一个极大的指望。一八三七年他离开本庙时年二十五岁，在庙里已用了十四年读喇嘛的经典，蒙文与满文都很通；藏文却还只懂个皮毛。他的师父是位老喇嘛，学问好，不但在本庙、就是在整个黄旗地面上也极受尊敬；老人对这个弟子期望甚殷，因此很不情愿地才允了他暂离，还限定以一个月为期。临行，弟子照例伏在师父脚下，求他为自己占一占那部《卜书》。老喇嘛翻了几页藏文书，对他说道：「十四年来你像个忠心的沙毕（弟子）一样守在师父身边。如今你头一回要离开我。前程叫我心里不安；千万记着按期回来。你若过了一个月还不回，你的命数便注定你再不能踏进我们这座圣庙了。」年轻的弟子去了，一心打算把师父的嘱咐照字面办到。

他到了我们西湾子的传教区，秦噶哔神父选了一部基督教史略作为学蒙古话的课本。口讲与笔谈前后将近一个月。这位年轻喇嘛为真理之力所折服，公开弃了佛教，取名保禄，后来又经过长时间的教理学习，受了洗。老喇嘛的预言竟完全应验了：保禄自皈依以来，再不曾踏进他离开的那座庙。

绰尔济庙住着约两千名喇嘛，据说是皇上最偏爱的一座庙，赏赉与特权都加得极厚。掌庙的喇嘛一概由北京的朝廷给俸。凡经上头核准、有正当理由而离庙外出的，不在庙期间的银钱与口粮照样有他的一份，回来时如数补领。绰尔济庙那一派宽裕的气象，无疑要归功于皇家的恩宠。庙里的房舍整洁，有的还很雅致；也从不像别处那样，见得着穿着脏破衣裳的喇嘛。这里满文之学甚盛，足证此庙于当朝忠顺之笃。

除了极少的例外，兴建喇嘛庙所费，出于皇家赏赐的实在有限。荒漠上常见的那些宏伟华丽的建筑，都出于蒙古人自愿的、发自本心的热忱。这些人衣食起居何等简朴、何等省俭，而一遇与宗教供养有关之事，却慷慨——简直可说是惊人地挥霍。凡决定要建一座佛寺、连同它的喇嘛庙时，募化的喇嘛立刻带着凭照上路，那凭照是证明他所奉之命属实的。他们散到鞑靼各国去，以老佛爷之名，一顶帐篷一顶帐篷地化缘。他们进了帐篷，说明来意，拿出盛布施的圣钵来，主人必欢欢喜喜地接待。没有一个不出点什么的。有钱的往「钵」里放金锭银锭；没有金银的，便献牛、马或骆驼。最穷的也量力而施：或是几团酥油，或是皮张，或是驼毛马毛搓的绳子。这样，不多时便聚起极大的一笔。于是在这看去如此贫瘠的荒漠上，你会看见一座座建筑像变戏法似的立起来，其宏伟与富丽，纵是最富的君主也办不起。当年欧洲那些宏丽的主教座堂，想来也正是这样，靠着信众热心的协力建成的——它们惊人的美，至今还是对近世的自私与冷淡的一种责备。

鞑靼地方所见的喇嘛庙，一概是砖石所砌。只有最穷的喇嘛才为自己盖土屋，而那土屋也总是刷得极白，望去与别的差不多。庙宇一般造得相当雅致，也极坚固；只是这些建筑看去总像被压着似的，比起它们的体量来，实在太矮了。庙的四围不成行次地立着许多塔，细而尖，多半坐在极大的基座上，与它们所承之物的纤细很不相称。鞑靼地方的佛寺该归于哪一种建筑样式，是很难说的。它们总是些奇诡的构造：怪异的柱廊，扭曲的廊柱，没完没了的台阶。正对大门处有一座木的或石的坛，通常作倒圆锥形；佛像便供在上面，多半是跏趺而坐。这些佛像极其高大，面相却端正秀美，只有耳朵长得离谱；他们属于高加索人种的模样，与汉人那些狰狞如魔的菩萨全不相同。

大佛像之前、与它同高之处，设一把镀金的座位，那是本庙的大喇嘛、即活佛所坐的。庙里四围排着几乎贴地的长案，像是铺了毯子的矮榻；每两排之间留出空处，好让喇嘛们走动。

诵经的时辰一到，有专司召集众僧的喇嘛走到庙的大门口，向四方轮次地使劲吹起海螺。这法器之声一里外都听得见；喇嘛们一听见，便披上法衣、戴上礼帽，齐集到大院子里。时辰到了，海螺再响，大门开启，活佛进庙。他一在坛上坐定，众喇嘛便把红靴脱在门廊里，赤着脚默默走进来；经过活佛面前时，三拜致敬，然后各按自己的品级在榻上坐下。他们跏趺而坐，总是围成一圈。

司仪摇一摇小铃为号，各人便低声念一段起始的经，一面把膝上按仪轨该诵的经卷展开。这段短诵之后，是片刻的深沉的静默；铃再响，于是起了一阵两部合唱的梵呗，庄重而悠扬。藏文的经文通常是韵语，写得合律而有节奏，配上音声真是再相宜没有。到仪轨所定的某些停顿处，喇嘛中的乐工便奏一段乐；那乐与梵呗那种悠扬的庄重却极不相称：铃、钹、鼓、海螺、号筒、笳管乱作一团，震耳欲聋，每个乐工都像入了魔似的狂奏，同弟兄们比赛谁弄出的声音更大。

庙的里面通常满是装饰、塑像与图画，画的是佛的生平以及历代著名喇嘛的种种转世。许多亮得像金子的铜器皿，大小形状如茶杯，一级一级地排在佛像前面，像个半圆的看台。百姓的供品——牛乳、酥油、蒙古酒与炒面——便盛在这些器皿里。每一级的两端都是香炉，里面常燃着从西藏圣山上采来的香草。华丽的丝绸缀满金线与亮片，在佛像头上结成宝盖，盖上垂着画纸或透明的角片做的幡与灯。

庙宇的装潢与点缀，全出于喇嘛之手，此外别无艺人。他们的画与欧洲所讲的趣味和法度全然两样。无论殿内殿外，无论雕刻还是塑像，一味以奇诡怪异为尚；所画的人物除佛之外，大抵面目狰狞如魔。衣裳像是从来不曾为穿它的人做的，给人的感觉是：一副散了架的肢体被裹在别扭的衣服底下。

然而在这些喇嘛的画里，有时也遇得见并非不美的作品。有一天我们在克什克腾王国游那座名叫阿勒坦苏木、即「金庙」的大庙时，看见一幅画，惊叹不已。那是一大幅：正中画着佛，坐在一条华丽的毯子上；佛像与真人一般大，四围是一圈光轮似的东西，由许多小画组成，寓意地表着佛的千德。这幅画不但构图之洁净优美可观，人物面上的神情与设色之灿烂也极可观，我们几乎舍不得挪步。画上的人物个个像是活的。我们问陪我们看庙的一位老喇嘛，可知道这幅妙品的来历。他把合着的两手举到额前，恭敬地说道：「二位先生，这幅画是极古的宝物，一幅之中包尽了佛的全部教义。它不是蒙古人的画，是从西藏来的，出于一位『永恒圣域』的圣者之手。」

这里的画师，大抵画风景比画大场面的故事要高明。花、鸟、树木以及神话里的走兽，都画得极逼真，看着极舒服，设色之鲜活也令人叫绝。可惜画风景的人于透视与明暗之法，实在没有什么见识。

喇嘛们的雕刻比绘画强得多，因此佛寺里的雕刻用得极其阔绰。这些建筑的里里外外，到处都是这一门的作品，数量之多可见其斧凿之富，品质却于其趣味无甚光彩。先是庙外无数的虎、狮与象，蹲在花岗石座上；其次是通向大门的石阶栏杆，满是奇形怪状的雕镌，鸟、虫、走兽，真的假的都有。到了里面，墙上装饰着木刻或石刻的浮雕，倒是刻得颇有神气，也颇逼真。

蒙古的喇嘛庙无论就规模还是就富裕而论，都比不上西藏的；然而其中也有几座在佛教徒中间极负盛名、极受崇奉。

其中最著名的，是喀尔喀境内的大库伦（「库伦」即围场之意）。我们在北鞑靼的一次行程中曾有机缘去看过，这里便把它的情形说一说。它在土拉河岸上，一片大森林的入口处；那森林由此往北延伸六七天的路程，直到俄罗斯边界，往东则将近五百英里，直到满洲索伦人的地方。往大库伦去，须穿过戈壁沙漠，整整一个月走在沙的海洋上，那一片凄凉的单调里连一条溪、一丛灌木也不见；然而一到库古尔山——哲布尊丹巴、即喇嘛王的领地的西界——景象便变了：如画而肥沃的山谷，青碧的牧场之丘，冈上覆着看去与天地同古的森林。最大的一条谷里流着土拉河，它发源于巴尔喀山，自东向西流过喇嘛庙的牧场，然后入西伯利亚，注于贝加尔湖。

喇嘛庙在河的北岸，依山而建。哲布尊丹巴与别的大喇嘛所居的那些殿宇，以其高耸与金顶而与其余的房子判然有别。住在本庙以及四围附建的小庙里的喇嘛，共三万人。庙旁的平地上，永远扎满了从各处来朝佛的香客的帐篷。你在这里看得见「鱼皮鞑子」，扎营在自圣山博克多山下来的土尔扈特人旁边；还有西藏人，还有喜马拉雅来的巴勒布人赶着他们长毛的牛，与松花江、黑龙江岸上来的满洲人杂处在一起。帐篷支了又拆，香客们骑马、骑驼、骑牛、骑骡、坐车、步行，来来去去，没有一刻安静。

远远望去，喇嘛们白色的僧舍在山坡上一层高过一层地排成横行，像是一座大祭坛的层阶，而哲布尊丹巴的殿宇便是坛上的圣龛。在那金碧辉煌的圣殿深处，喇嘛王——人称「圣者」，这是独一无二的称呼——受着信众的朝拜，众人一个接一个地伏在他面前。喀尔喀的鞑靼人，没有一个不以「圣者的弟子」这名号自豪的。你无论在哪里遇见大库伦一带的人，问他是什么人，他的回答总是骄傲的一句：「库伦博克多的沙毕」——我是圣库伦的弟子。

离庙半里，在土拉河岸上，有汉人的一处买卖站。他们的木屋土屋四围围着高栅栏，为的是防香客——那些人尽管虔诚，一有机会却极爱偷东西。秦噶哔先生一只表和几锭银子在夜里被偷，使我们对圣者弟子们的操守再无疑义。

这里的买卖做得不小，汉货与俄货的易手数量极大。汉人那一面的付款，一概用砖茶。无论卖的是一所房子、一匹马、一峰骆驼还是一捆货，价钱都用砖茶算。五块砖茶合银一两；可见富兰克林所深恶的那套钱币制度，这些北方的鞑靼人是不用的。

北京的朝廷在大库伦养着好几位官员，名义上是为了弹压汉人商贾，实则是为了监视哲布尊丹巴——中国的皇帝对他总不放心，因为他们记得当年赫赫的成吉思汗就是喀尔喀人，而这个尚武的民族心里，那些武功的记忆并不曾淡去。大库伦稍有动静，北京便要惊慌。

一八三九年，哲布尊丹巴宣称要去朝见道光皇帝。北京的朝廷大为惊恐，派人去交涉，想法子劝他打消此行；然而所能办到的，不过是叫他只带三千喇嘛，并把本要同行的另外三位喀尔喀君长留下。

哲布尊丹巴一启行，鞑靼各部便都动了起来，成群结队地守在他要经过的路上，各部都献上马、牛、羊、金银与宝石。整条戈壁大漠的路上，隔一段便替他掘一口井；每口井边，由当地的头目替他备下各色食物。喇嘛王坐一顶黄轿，四匹马抬着，每匹马由庙里的一位尊者牵着。三千喇嘛的扈从骑着马与骆驼，在轿前轿后轿旁欢腾驰骋。一路上几乎处处站满了看的人——不如说是拜的人——巴巴地等着圣者到来；他一走近，众人先跪下，再五体投地，两手交叠在头上。那光景，像是一位神明降到人间来赐福于他的百姓。到了长城，哲布尊丹巴便不再是神明，只是几个游牧部落的首领了：中国的百姓瞧他不起，中国的朝廷却怕他——朝廷对政局的变数是更为敏感的。三千喇嘛只准一半随他们的首领再往前去，其余的都留在长城以北扎营。

哲布尊丹巴在北京住了三个月，皇帝与各位大臣间或来看他一回。后来他总算免了这座天朝之城被他打扰之苦，又去五台山与归化城的喇嘛庙走了一趟，便动身回自己的领地；不想在途中去世了，据说是中了皇帝所授意的慢性毒药。然而喀尔喀人因他之死，与其说是被吓住了，不如说是被激怒了；因为他们深信他们的哲布尊丹巴其实从不真死：他看去死了，不过是转生到别处去，此后还要回到他们这里来，比先前更年轻、更强健、更有精神。果然，到一八四四年，人告诉他们说他们的活佛已在西藏转世；他们便隆重地列队前往，去把指定的那个五岁孩子迎回来，扶他坐上那不朽的宝座。我们在青海、即在青色之海的岸上扎营时，正看见喀尔喀人的大驼队从我们面前经过，他们是往拉萨去接大库伦的喇嘛王的。

千喇嘛库伦——蒙古语叫「明安喇嘛库伦」——也是一座有名的喇嘛庙，起于满洲人入关之时。顺治——如今统治中国的这一朝的开创者——自满洲的森林里出来进兵北京时，路上遇见一位西藏喇嘛，问他此举成败如何。喇嘛许他必定大成，顺治便吩咐他：等自己在北京坐定了，要来见他。满洲人既做了帝国京城的主人，那喇嘛果然如约而至。皇帝一眼就认出了当年给他卜过这样吉利一卦的人，为报此恩，划了一大片地给他建庙，又给了足以养活一千喇嘛的进项。不过自建成以来，千喇嘛庙越发越大，如今庙里已有四千多喇嘛，旧名却仍旧不改。商贾渐渐在四围落了户，盖起一座不小的市镇，汉人与鞑靼人杂居其中，本地的买卖以牲口为大宗。

这庙的大喇嘛同时也是这一带的君长：法由他立，讼由他断，官由他派。他死后，属下便到西藏去寻他——人一向认定他是在那里转世的。

我们到千喇嘛库伦的时候，庙里正乱得不成样子，因为喇嘛王与他那四位大臣——蒙古话叫「扎萨克」——打起官司来了。这四位擅自娶妻，又在庙外另盖房子住，这都是大坏喇嘛戒律的事。大喇嘛想整饬他们；四位扎萨克非但不服，反把一大堆怨言凑起来，到管鞑靼事务、相当于「国务大臣」的满洲大员都统那里去告他们的首领。

我们游庙时，这场官司已经打了两个月；庙里因当家人不在而败坏到什么地步，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读书也罢，诵经也罢，一概没有；大门敞着，看去像是好些日子不曾关过。我们走进里面，只有一片寂静与荒凉。院子里、墙头上都长了草。殿门都上着锁，然而从窗棂里望进去，座位、坛桌、图画、塑像上都积着灰；一切都表明这座庙荒废已非一日。上头的人不在，官司的输赢又难料，戒律的绳索便全松了。喇嘛们四散而去，人已开始觉得这座庙能不能存下去都很成问题。后来我们听说：多亏了一笔极重的贿赂，官司判喇嘛王赢了，那四位扎萨克不得不事事听命于他们的君长。

在许多著名的喇嘛庙里，还可以添上归化城的、多伦诺尔的、热河的；长城以内，则有北京的与山西五台山的。

离了绰尔济庙，刚进正红旗地界，我们遇见一个蒙古猎人，马后驮着一只刚打来的漂亮狍子。我们吃那寡淡的炒面、再拌上几块羊油，已经吃得太久，一见这鹿肉，便颇动了换换口味的念头；何况觉得胃里也因天天亏欠而虚弱，硬要些实在的东西不可。我们同猎人见过礼，便问他这鹿肉肯不肯卖。他答道：「喇嘛老爷，我埋伏着等鹿的时候，心里可没打算做买卖。绰尔济那边的汉人车夫要出四百文买我这野味，我说不卖！可是二位喇嘛老爷，我待你们不同待汉人：狍子在这里，你们给多少就是多少。」我们叫桑达钦巴付了五百文，把鹿肉挂在一峰骆驼的脖子上，接着赶路。

五百文约合二先令一便士，这是鞑靼地方狍子的常价；一只羊要三倍于此。鞑靼人不大看重鹿肉，汉人更不看重：他们说黑肉总比不上白肉。然而在中国的大城里，尤其在北京，黑肉在富家与官家的席上却居上位；不过这要归因于它稀少，又图个换换花样罢了。满洲人则不在此例：他们最爱打猎，也最爱猎来的东西，尤其是熊、鹿与野鸡。

刚过晌午，我们来到一处妙极了的地方。穿过两片岩石之间一道窄口——那石头的顶像是隐在云里——我们便到了一片大围场似的地方，四围是高丘，丘上稀稀落落长着松树。一道丰沛的泉水汇成一条小溪，溪岸上长满当归与野薄荷。溪水在丰茂的草间绕这围场一周，又从一道与我们进来时相似的口子流了出去。桑达钦巴一眼看遍了这地方的好处，立刻提议就地扎营。他说：「今天别再往前走了，就在这儿宿罢。今早上走得是不多，日头也还高；可是有鹿肉要收拾，该比平常早些扎营才是。」这位可敬的先生的动议无人反对，付表决而全数通过，我们便在泉边支起帐篷。

桑达钦巴常夸自己剖解牲口的手段，这一回有机会显本事，他高兴得很。他把狍子吊在一根松枝上，在帐篷橛子上磨快了刀，又把袖子捋到肘弯，问我们要「汉法」、「土耳其法」还是「鞑靼法」剖法。这三样我们既没有偏爱哪一样的理由，便由桑达钦巴听凭他天赋的指引去办。不到一分钟，他已剥皮开膛，随后把肉连成一片地从骨上剔下来，四肢也不分开，树上便只剩下一具鹿的骨架。据说这便是土耳其法，长途旅行时用的，为的是免得带一堆无用的骨头累人。

这番手续做完，桑达钦巴切了几片鹿肉，拿羊油煎起来——这种做法未必合于烹调的正法，只是情形艰难，也只好如此。我们的盛宴不久就得了；然而出乎意料，头一口并不是我们尝的。我们三人在草地上围成三角坐下，当中放着锅盖当盘子；忽然听得头顶上像有一阵风暴掠过：一只大鹰电光似的扑到我们的席上，又同样迅捷地升起，两只爪子各抓走一大片鹿肉。我们从这突如其来的惊吓里缓过来，也不禁笑这场面之滑稽；桑达钦巴却一点笑不出来，气得发疯——倒不是为了失了鹿肉，而是因为那鹰飞起时，用大翅膀的梢头无礼地扇了他一记耳光。

这一下教我们此后凡有鹿肉的日子都加了小心。从前赶路时，我们也好几次看见鹰在我们吃饭时在头上盘旋，却不曾出过这样的事；大约那王者之鸟看不上我们那点炒面罢了。

鞑靼的荒漠上几乎处处见得着鹰：有时在空中盘旋，画着大圈；有时歇在一处高地上，一动不动，像那土丘本身一样。这些地方没有人猎鹰，也没有人去惊动它；它爱在哪里做窝就在哪里做窝，在那里养大雏鹰，自己老去，人一丝一毫也不去干涉。你常常看见前面平地上歇着一只鹰，看去比一只羊还大；你走近时，它并不立刻飞起，只从容地在地上挪动，拍着翅膀，然后渐渐升上去，升到它可以尽显雄姿与威力的高处。

又走了几天，我们出了八旗地界，进了西土默特。满洲人取中国时，土默特王以助战之功著称；征服者为报答这位王公的效劳，把长城以外、北京以北的一片好地方给了他。自那时起，那一片便叫东土默特，旧土默特则称西土默特；两个土默特以察哈尔河为界。

西土默特的蒙古鞑靼人并不过游牧的日子，他们种地，也学着文明民族的种种手艺。我们在荒漠里走了将近一个月，夜里随便寻个便当的地方支帐篷，看惯了上面只有天、下面与四围只有无边的草原。我们仿佛早已与人世断了来往，所见的人不过几个鞑靼骑手像候鸟一般掠过草地。不知不觉间，我们的口味已经变了：蒙古的荒漠在我们心里养出了一种与孤寂之静相投的性情。所以当我们置身于耕地、于熙攘、于文明生活的喧腾与杂沓之中时，倒觉得憋闷、窒息，像喘不过气，随时要被闷死似的。不过这感觉转瞬即逝；我们不久就觉得，走了一天路之后住进一家暖和而齐备的客店，究竟比支帐篷、拾柴火、自己弄那一点点可怜的饭食然后才睡得下，要舒服些，也惬意些。

西土默特的居民，可以想见，已经把他们蒙古的本色丢得干干净净；他们或多或少都成了汉人，许多人连一句蒙古话也不会说。有些人甚至毫不客气地鄙薄荒漠里的弟兄，说他们不肯把草原交给犁头；他们说：人明明可以轻轻松松盖起房子，从脚下的土地里得到种种财富与安适，却偏要终年东游西荡，只有几顶可怜的帐篷遮头，岂不可笑？说起来，西土默特人宁作农夫而不作牧人，是全然有理的：他们有极好的平原，水利足，土地肥，宜于各种谷物。我们经过时秋收已毕；然而处处所见那一大堆一大堆的谷垛，告诉我们这一年的收成既多且好。西土默特境内，一切都带着富足的印记：你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见不着中国大路小路上那些煞风景的破败房子，也见不着那种半饥半裸、教旅人心酸的可怜人；这里的农家个个吃得饱、住得好、穿得暖。村庄与道路都以成丛成行的好树点缀着；而在别的由汉人耕种的鞑靼地方，却一棵树也见不着——人连种也不种，因为谁都知道，今天种下，明天就要被哪个穷得没法的人拔去当柴烧。

在土默特的田地间走了三天，我们进了「库库和屯」（青城），汉名归化城。同名的城有两座，相距五里；人把一座叫「旧城」，一座叫「新城」，或者叫「买卖城」与「兵城」。我们先进的是后者，那是康熙皇帝所筑，为的是防北边的敌人。城的气象堂皇壮丽，就是在欧洲也当得起人赞赏——不过我们说的只是那一圈砖砌的雉堞之墙；城里那些汉式的矮房子，与围着它们的高大城垣实在很不相称。城中除了街道齐整、以及一条东西贯通的又长又美的大街之外，也没有什么可观的。一位将军驻在这里，统兵一万，日日操演；这城可算是一座驻防之城。

归化新城的兵是满洲鞑靼人；然而你若事先不知道，单听他们说话，是几乎猜不出来的。他们中间大约没有一个人懂得本国的语言。满洲人做了中国这大帝国的主人已经两百年，而这两百年里，你简直可以说他们不停地在做着消灭自己的工作。他们的习俗、他们的语言、乃至他们的故土，全都变成了汉人的了。如今可以断言：满洲的民族性已经无可挽回地消亡了。要弄明白这场奇特的反转、要明白汉人如何能把征服者融进自己、又如何把满洲弄到手，我们得往回看一段，说得详细些。

明朝自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治理中国。在明朝的时候，满洲人、即东鞑靼人经过长久的内战，共推一位首领，把各部合而为一，立了国。自那时起，这个凶悍而粗野的民族不知不觉地重要起来，使北京的朝廷大为不安；到一六一八年，其势已固，其王竟不怕把「七大恨」告知中国的皇帝，说这七宗仇他非报不可。那篇大胆的檄文以这样的话收尾：「为报此七恨，我必削平明朝而臣服之。」不久帝国四处大乱，叛军的首领围了北京，把它攻破。皇帝绝望，自缢于御苑的一株树上，身边留下用自己的血写的几个字：「朕之天下既亡，朕亦当亡。」朝廷的大将吴三桂请满洲人来帮他平贼。贼兵被赶跑了；汉人的大将往南追赶的时候，鞑靼首领回到北京，见宝座空着，便自己坐了上去。

在这之前，明朝把长城维护得很好，挡住了满洲人不能入关；反过来，汉人也不许进满洲。然而满洲人取了帝国之后，两个民族之间再没有什么边界。长城可以随便过；两地既通，直隶与山东一向局促在自家窄省里的汉人，便像洪水一般涌进满洲。鞑靼首领本被视为他王国土地唯一的主人、唯一的所有者；可是他做了中国的皇帝，便把这广大的产业分给满洲人，条件是他们每年要向他缴很重的租。此后，汉人凭着放债、取巧与百折不回的钻营，把征服者的土地全弄到了自己手里，只留给他们一个空头衔、一份沉重的差役与一笔苛重的租。「满洲人」这个身份于是渐渐变成极破费的事，因此有许多人索性要把它推掉。照例每三年把各旗的人口点一次，凡不把名字上册的，便算不再属于满洲这个民族；所以那些穷得想免去差役与兵役的满洲人，便不去应点，这一不应，就进了汉人的行列。这样，一面是不断的移民把大批汉人送出了长城，一面是大批满洲人自愿地弃了自己的民族。

满洲民族的衰落——不如说是灭绝——如今比从前更快了。直到道光一朝为止，松花江所灌的那一带地方还只住着满洲人：那些广大的地面不许汉人进入，也不许任何人在其中垦种。到了本朝之初，为弥补国库的亏空，这些地方被拿出来公开出售。汉人像猛禽一般扑了上去，不过几年工夫，凡能使人想起旧主人的东西，都被扫得一干二净。如今谁要在满洲找一座不是全由汉人组成的城、一个不是全由汉人组成的村子，也是白费力气。

然而在这普遍的变形之中，还有几个部落——如锡伯与索伦——仍旧忠实地保着满洲的本色。直到今天，他们的地面既不曾被汉人侵入，也不曾被耕作侵入；他们仍旧住帐篷，仍旧向朝廷的军队里出兵。不过人也看出来了：他们常到北京去，又长久在各省驻防，这两样已经开始把他们的习性与嗜好败坏得很厉害。

满洲人取中国的时候，把自己一部分服饰与许多习俗强加给被征服的人。譬如吸烟，譬如如今汉人梳头的样式，都是从满洲鞑靼人那里来的。可是汉人反过来做的远不止此：他们竟叫征服者接受了他们的风俗与语言。如今你走遍满洲、直到黑龙江边，也全然觉不出自己不是在中国的一个省份里旅行。地方的颜色已经完全抹掉了。除了几个游牧的部落，没有人说满语；这一种优美的语言本来怕要一点痕迹也留不下的，幸而康熙与乾隆两位皇帝为它立了不朽的丰碑，那些丰碑将永远吸引欧洲东方学者的注意。

满洲人起初没有自己的文字；直到一六二四年，东鞑靼的首领太祖高皇帝才命本族几位学者仿蒙古字母为满洲人制字。后来到一六四一年，一位大才之人名叫达海的，把这件工作做得更完善，使满文有了如今的优美、明晰与精致。

顺治把中国文学中最好的作品译成了满文。康熙设了一个翰林之馆，延揽兼通汉文与鞑靼文的学者，叫他们翻译经史，编纂几部字典。为表达满洲人从前不知道的新事物与种种概念，不得不造新词，这些词多半借自汉语，略加改动，尽量合于鞑靼的语法。然而这办法在不知不觉之间要毁掉满语的本色，乾隆皇帝为防此弊，便命人编了一部满文字典，把汉语的字眼一概摒除。编书的人到处去访问老人，以及被认为最通母语的满洲人；凡能举出一个将废的字或说法、而被认为值得复活并收进字典的，都有赏赐。

多亏本朝最初几位君主这样的用心与开明的热忱，如今没有一部好的汉文书是不曾译成满文的；而这些译本都极可信，因为它们是奉几位皇帝之命、在他们亲自庇护之下由学者之馆译出的，后来又经别的同样博学、且兼通汉文与满文的学者之馆校订过。

经过这许多有学问的工夫，满语已经有了坚实的根基。它日后或许不再有人说，却将永远是一种古典的语言，永远是治亚洲语文的人极要紧的凭借。除了许多忠实的汉籍译本之外，满文里还有喇嘛教、西藏与满洲文学中主要著作的译本。所以一个勤勉的学人只须下几年工夫，便可以把东亚文学中最可宝贵的典籍尽收眼底。

满语音调洪亮、和谐，尤其异常明晰。如今研究它已经既容易又有趣了，因为有甲柏连孜先生的《满文文法纲要》，刊于萨克森的阿尔滕堡，把这语言的机理与规则说得极其清楚。这位博学的东方学者这部佳作，对一切想研究这种语言的人必定大有助益——这语言在它的故土上正面临灭绝，至少法国会把它为文苑保存下来。甲柏连孜先生在他文法书的序里说：「我所以选用法文来写这部书，是因为迄今为止，欧洲只有法国研究满文；所以在我看来，凡想研究这种语言的人，都非先懂法文不可，因为欧洲仅有的几部关于满洲文学的著作，都是用法文写的。」

法国的传教士一面把他们在这些远方找到的文学珍宝带回去丰富自己的祖国，一面又热心地在这些崇拜偶像的民族中间传播基督的光——这些民族的宗教，不过是从老子、孔子与佛那里东拼西凑来的一堆教义与仪节的怪胎。

众所周知，本朝最初那些年，传教士以其才学在宫中大有影响；皇帝那时候常作长途而频繁的巡幸，回他们祖宗的故地去，传教士总是随行的。这些热心的传道人每逢此时，无不利用自己所受的庇护与所有的影响，一路播下真教的种子。基督教之入满洲，其始便在于此。起初领洗的人很少；后来因汉人迁徙，其中总夹着几家教友，人数便不知不觉多了起来。这些教务直到几年前还属北京教区。后来南京主教——他兼管北京教区——自知去日无多，又怕他的祖国葡萄牙当时的政局动荡，会使葡萄牙教会无力为他所受托的这一大片田地派出足够的工人，便把忧虑告知传信部圣部，恳切请求各位主管特别照管这一片已经熟了、却因无人收割而有荒废之虞的庄稼。圣部感于这位可敬而热心的老人的忧念，在为这些不幸的教务所作的种种安排之中，把满洲从北京教区划出，立为宗座代牧区，交给外方传教会办理，并以哥伦比亚主教方若望为新的宗座代牧。要好好治理这一片教友之地，非有宗徒的忍耐、宗徒的献身、宗徒的一切德行不可。教友们的成见——他们还不曾被纳入教会的规矩——于方若望主教是比外教人的心硬更难克服的障碍；然而他的阅历与智慧不久便胜过了一切困难。这教务已改换了面目：教友年年增加；如今大可指望满洲的宗座代牧区将成为亚洲最兴旺的传教区之一。

满洲北界西伯利亚，南界渤海与朝鲜，东界日本海，西界俄属达乌里亚与蒙古。

盛京——汉名沈阳——是满洲的首府，可算中华帝国的第二个京城。皇帝在那里有宫殿与官署，都仿北京之制。盛京是一座又大又好的城，围着厚而高的城墙；街道宽阔整齐，也不像北京的街道那样又脏又乱。城中有整整一区专给「黄带子」，即皇族中人住；他们都归一位大官管束，由他稽查他们的行止，凡有过犯，可以径行责罚。

盛京而外，最可称的城是吉林与宁古塔：吉林四围立着高高的木栅，宁古塔则是当今皇室的发祥之地。辽阳、盖州与金州，则以濒海而商务繁盛著称。

满洲水道众多，本是一片肥沃的地方。自从耕作落到汉人手里，土产又添了许多内地的物类，土地更加丰饶。南部种旱稻——即不须灌溉的稻——极有成效，又种康熙皇帝所发现的御稻。这两种稻在法国想必也能种得成。此外小米与高粱（即蜀黍）也收得极盛，高粱可以蒸出上好的烧酒；再有芝麻、亚麻、大麻与烟草，那烟草是全中国最好的。

满洲人于草本棉的栽种格外用心，那棉出得异常多。一亩这样的棉——约合十五平方英尺见方之地——通常可出棉两千磅。棉树的果实作荚状，长到榛子大小；熟时荚裂为三瓣，露出三四小团棉花，籽就在里面。要去籽，便用一张绷紧的小弓，弓弦在棉团上一颤，籽便脱落；留一部分作来年的种，其余的榨油，那油很像亚麻子油。满洲北部太冷，种不得棉，却盛产麦谷。

除了这些与中国相同的出产之外，满洲另有三样本地独有的宝：人参、貂皮与乌拉草。

头一样早已为欧洲所知，尽管我们那边博学的学会多年前还敢怀疑它到底有没有。人参也许是满洲商货中最大的一宗。全中国没有一家药铺不备着多少的。

人参的根挺直，作纺锤形，多结节；大的也难得有小指粗，长两三寸。制好之后，色作透明的白，有时微带红或黄，看去像一段钟乳石。

中国人把人参说得神乎其神；照中国人的体质说，它对老弱的人无疑是极有效的补品；不过中国的医家也承认，它的性太热，不合欧洲人的体质——在他们看来，欧洲人本来就太热了。价钱贵得吓人；而在中国人这样的民族里，贵想必也是把它的名声抬得那么高的缘故之一。有钱人与官员用它，多半只因为别人用不起，纯粹是为了摆阔。

朝鲜所产的人参，那里叫高丽参，品质远不如满洲的。

东鞑靼第二样独有的宝是貂皮。猎人取它极其辛苦、极其危险，因此价钱贵得只有王公与朝廷显贵买得起。第三样、即名叫乌拉的草，则相反，到处都是；它的妙处在于放进鞋里，纵在隆冬也能使脚上得着一股熨帖的暖意。

前面说过，满洲鞑靼人差不多把自己的风俗全弃了，改用汉人的；然而在这番本性的变形之中，他们仍旧保着从前对打猎、骑马与射箭的热爱。他们历代都把这些技艺看得异常之重；随便翻一翻满文字典，谁都可以信服这一点：凡与这些技艺有关的事物、情形与性状，都有专门的字眼，无须绕着弯子去说。譬如马，不但毛色、年岁、品性各有专名，连它的一举一动也都有；说到打猎与射箭，也是一样。

满洲人是极好的射手，其中索伦部尤为出众。各处驻防之地，每逢定期，都要当着官员与聚观的百姓比试弓箭。场上立三个与真人一般大的草人，成一直线，彼此相距二三十步；射手与他们成一线，离第一个草人约十五英尺，弓已张开，手指搭在弦上。号令一下，他策马飞驰，向第一个草人射出一箭；不勒马，从箭囊里取第二支箭搭上弓，射第二个草人，第三个也是这样。这期间马沿着草人一线全速飞奔，骑者须在马镫上站稳，同时手脚快得不落在靶子后头。从第一个草人到第二个，射手仅够抽箭、搭箭、放箭的工夫，因此放箭时多半得在鞍上略略转身；至于第三箭，那就完全是古时帕提亚人回身而射的射法了。然而要算作好射手，三个草人非箭箭射中不可。一位满洲著作家写道：「善射为鞑靼人第一要务。看去似易，成者实稀。日夜习之者何限？抱弓而卧者何限？而能成名者几人？校射之日，能被唱名者又几人？身须端正，勿作邪势，两肩不可摇动。箭箭中的，斯可自谓能矣。」

到归化兵城的第二天，我们往买卖城那一区去走了一趟。身在一座满洲人的城里，听见的却是满语以外的话，我们心里很不好受。一个民族背弃了自己的民族性，一个征服者除了也许比被征服者少一点勤勉、多一点自负之外，与被征服者毫无分别——这样的念头，我们实在难以安顿。当年那位西藏喇嘛许给鞑靼首领以中国，又预言他不久便要坐在北京的宝座上时，他若告诉他：他整个民族，连同它的风俗、它的语言、它的土地，就要永远沉没在中华帝国里——那才更近于真话。将来一旦有变故推翻了当今这一朝，满洲人便不得不与帝国完全融为一体；而他们自己的故土既已全被汉人占住，连回去也不许了。

杜赫德神父说起耶稣会士奉康熙皇帝之命所绘的满洲地图时，说他们在图上没有标汉名，并举出这样的理由：「一个旅行满洲的人，即便告诉他萨哈连乌拉汉人叫黑龙江，于他有什么用处呢？他在那里打交道的并不是汉人；而他所要求助的鞑靼人，从不曾听见过那个汉名。」这话在康熙的时候大约还不错，如今却恰恰要反过来说了：如今你走遍满洲，打交道的总是汉人，听见的总是黑龙江，从不是萨哈连乌拉。

第五章归化旧城

归化旧城、皮匠一条街、汉人商贾的诡诈、三全客店、汉人对鞑靼人的盘剥、钱铺、鞑靼人的假元宝、买两件羊皮袍、骆驼市、驼商的规矩、归化城一位大喇嘛被刺、各庙喇嘛的暴动、北京与拉萨两廷的交涉、在家的喇嘛、云游的喇嘛、住庙的喇嘛、满洲一朝对喇嘛庙的政策、与一位西藏喇嘛的谈话、离开归化城

从满洲人的兵城到归化旧城，不过半个钟头的路，沿着一条穿过大集市修成的宽路走——那集市把城挤窄了。除了高出别的房子的那些喇嘛庙，眼前所见不过是一大片房屋与铺面，杂乱地挤在一处，全无次序可言。旧城的城墙至今完好；只是人口日繁，人们便渐渐不得不越出这道界限。墙外的房子一所接一所地起来，终于结成大片关厢；如今城外的城比城里的城还要大。

我们从一条宽街进城，街上没有什么可观的，只有一座大喇嘛庙，与山西那座更有名的庙同名，也叫五塔寺——因寺中有一座漂亮的方塔，塔上五个小塔顶，正中一个极高，四角各一个，故有此名。

过了这寺，宽街便到了头，再没有出路，只有左右两条窄巷。我们拣了看去不那么脏的一条拐进去，不多时便陷在一片稀烂的泥污里，又黑又臭得呛人——原来我们走进了皮匠街。我们一步一顿、心惊肉跳地往前走，因为泥底下不知藏着什么：一忽儿是一块大石头，把我们绊一跤；一忽儿是一个坑，把我们陷下去。更倒霉的是，我们忽然听见前面一片震耳的吆喝，可知在这条弯弯曲曲的巷子里，有骑马的和大车要迎头撞上来了。退也退不得，让也让不开，我们只有自己也放开喉咙嚷起来，硬着头皮往前走。到下一个拐弯处两下里遇上了，眼看极难堪的事就要临头，不想那边的马一见我们的骆驼便惊了，掉转头去，乱哄哄地飞奔而逃，倒把路给我们让了出来。这样，多亏我们这几头驮畜，我们一路不曾给谁让过路，终于平安无事地走到一条宽敞的街上，街两边尽是好铺子。

我们四处找客店，却找不着；客店倒是看见几家，然而不是我们要住的那一种。中国北方与鞑靼地方的大城里，每家客店只接待某一类客人，别的一概不收。譬如「粮行店」便不收贩马的，别的以此类推。专招待过路客人的店，叫做「过客店」。我们正踌躇四顾，找这样一家店，忽然有个年轻人从旁边铺子里赶出来，迎上我们说：「二位客官是找店罢？让我领二位去。不过归化城里，配得上二位的店，我实在想不出一家。喇嘛老爷，这里人多得数不清，好的有几个，坏的——唉，可就太多了！我这是掏心窝的话。在归化城，要找一个凭良心办事的人是难的；可良心是宝贝啊！你们鞑靼人最懂什么叫良心。啊！我最知道鞑靼人了：好人，心眼儿正！我们汉人可两样——刁棍，无赖。一万个汉人里挑不出一个把良心放在心上的。在这归化城里，除了极少的例外，人人都拿哄骗老实的鞑靼人、夺他们的东西当正经买卖做。唉，真是丢人！」

这位好人一面数落同乡的刁滑，一面把眼睛往上翻。可是我们看得很清楚：他那翻起的眼睛所朝的方向，正是骆驼背上那两只大箱子——这位不图报答的引路人，无疑当那里头装着贵重的货。不过我们由他领路，由他絮叨。跟着他兜了整整一个钟头，还不见客店的影子，我们便对他说：「不敢再劳动你了，看来你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要找的地方在哪里。」他答道：「二位尽管放心，我这是领二位上一家极好的、好得不能再好的店呢。什么劳动不劳动的，说这话真叫我难受。怎么？我们岂不都是弟兄么？鞑靼也罢，汉人也罢，分它做什么！话不同，衣裳不同，这倒是真的；可是人只有一副心肠、一个良心、一样不变的公道。二位且等我一等，一眨眼我就回来。」说着他钻进左边一家铺子去了，不一会儿回来，赔了千百个不是，说耽搁了我们。「二位一定乏极了；出门在外，哪有不乏的。这可不比在自己家里。」他正说着，又有一个汉人迎上来，同头一位真是妙不可言的对照：头一位圆脸光亮，堆着笑，一副慈善得不能再慈善的模样；这一位却又瘦又长，嘴唇薄而紧，一双小黑眼睛几乎陷进头里去，整个面相刁到了骨子里。他说：「二位喇嘛老爷，看样子是刚到！好极了！一路平安罢？好，好！二位的骆驼真神气；难怪走得又快又稳。总算到了，这是天大的福气。四儿，」他转过去对那个先缠住我们的汉人说，「你领这两位尊贵的鞑靼老爷找店，好！可得留神，店要好，配得上这样的贵客才成。你看『永公平店』如何？」「我正是要领两位喇嘛老爷上那儿去。」「全国也没有比那家更好的了。说起来，那掌柜的还是我的熟人。我最好陪二位去一趟，托他好生招呼这两位尊贵的鞑靼老爷。说真的，我若不同去，心上要压块石头。有福气遇上要帮忙的弟兄，还有什么做得过分的呢？我们本是一家子弟兄嘛！二位看，这个年轻人和我，我们两个是一家字号里的伙计，我们最以服侍鞑靼弟兄为荣；唉，这座可怕的城里，德行实在太少了。」

不知底细的人听他们这样表白热心，还当这两位是我们总角之交呢；我们对中国的世情却知道得不少，一眼就看出自己是两个骗子看中的猎物。所以当我们看见一扇门上写着「三全客店：车马驼轿过客俱可下榻，代办诸事无不妥贴」时，便不顾这两位好心人苦苦相劝，径直拐进门洞，沿着一条长长的甬道走进店里那个宽大的方院。伙计头上戴的小蓝帽，表明我们进的是一家土耳其人开的店。

我们这一着，全不合那两个汉人的心意；不过他们仍旧跟着，神色也不显得扫兴，照旧演他们的戏。「店里的人呢？」他们神气十足地嚷起来，「快收拾一间大屋子，要干净漂亮的！两位老爷到了，得好好安置！」一个管事的伙计迎出来，嘴里衔着钥匙，一手拿扫帚，一手提水壶。我们那两位护法立刻把这些家伙接了过去。「都交给我们罢，」他们说，「亲手伺候我们这两位贵客，这份光荣是我们的；你们店里的人做事只做一半，横竖不过是为着几个钱。」于是他们动手洒水、扫地、抹屋子，收拾伙计领我们去的那间房。这番功夫做完，我们在炕上坐下；那两个汉人「自知不配与两位老爷并坐」，便蹲在地下。上茶的时候，进来一个年轻人，衣冠整齐，举止极文雅，手里捏着一方绸帕的四角。我们那两位先来的同伴中年长的一位说：「两位喇嘛老爷，这位年轻人是敝东家的公子，想必是他父亲打发来请安，问问二位一路可平安。」年轻人把手帕放在我们面前的桌上：「这是家父送来的几样点心，请二位就茶用。用完了茶，家父恳请二位到寒舍去用一顿便饭。」「我们不过是过路的生人，何劳诸位这样费心？」三个人齐声道：「二位这话，真叫我们羞死了！什么话！弟兄们肯赏光到我们这小城里来，我们还有什么做得过分的呢！」

「可怜的鞑靼人，」我用法国话对我的同伴说，「落在这样的人手里，不给吃干抹净才怪。」这几句听不懂的话，把两位好朋友惊了一下。其中一个问道：「请问二位老爷是鞑靼哪一个尊贵的王国的人？」「我们根本不是鞑靼人。」「啊！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鞑靼人哪有二位这样的气派！他们的相貌可没有这份雍容！敢问二位是哪一个高贵的国家来的？」「我们从西方来，故乡离这里很远。」三个骗子中年长的那位说：「正是！我早知道了，还对这两个年轻人说过；他们不懂，不会看相。啊，西方来的。二位的国家我熟得很，我去过不止一回呢。」「这可太好了；那么，您想必懂我们的话？」「说全懂，可不敢当；有几个字倒还懂得。说是不会说，可这不要紧。你们西方人真聪明，什么都会：汉话、鞑靼话、西方话，样样都说得。我素来同二位的同乡混得极熟，他们到归化城来，办事总是找我；他们买东西，一向是我替他们经手。」

这时茶已吃完；三位朋友站起身来，一齐打躬，请我们同去。「两位老爷，饭想必已备好，敝东家正候着呢。」我们郑重地说：「你们听着，我们说几句在理的话。你们费心领我们找店，可见是热心肠的人；又替我们扫屋子、收拾房间，又一次证明你们的好心；你们东家还送点心来，可见他待过路的生人，那份好意是无穷无尽的。如今你们又请我们去吃饭：这样的盛情，我们万万不敢再领。不，好朋友，请二位原谅；我们若要买什么东西，一定上贵号去，这个尽可放心。眼下就不留二位了。我们到土耳其人的饭铺去吃饭。」说着我们站起来，把这几位好朋友送到门口。

鞑靼人与汉人之间的交易，在汉人这一面是可恶得叫人发指的。蒙古人——世上若还有淳朴天真的人，便是他们了——一到做买卖的城镇，立刻被汉人抓住，简直是硬拖到自己家里去，又请他们喝茶，又喂他们的牲口，千方百计地哄着。蒙古人自己不会使诈，也想不到别人会使诈，听什么都当是真心话；自知不善经营，如今遇上这样可以全心信托、又肯替自己把一应事情都张罗起来的弟兄——他们管这叫「阿哈」——还暗自庆幸运气好。后堂里再白请一顿好饭，这幻觉就圆满了。鞑靼人心里说：「这些人若要抢我，何必花这许多钱白请我吃饭？」汉人一把鞑靼人拿住，便把汉人性情里那套高明而全无廉耻的诡诈手段一齐使出来。他把人留在家里吃、喝、抽烟，一天又一天，直到手下的人把这可怜人要卖的牲口或别的东西全卖掉，又替他把要买的货照市价的两三倍买好。可是汉人说得那样在情在理，鞑靼人又那样老实，以致他临走时总是深信对方仁厚无比，还许下话：下回再有东西要卖，一定还上这家待他如此亲厚的字号来。

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去买冬衣，天冷已经开始教人吃不消了。不过为了便于交易，得先卖掉几两银子。中国的钱全是小圆铜钱，大小如我们的半便士，中间一个方孔，人把它们串起来，便于携带。这钱汉人叫「钱」，鞑靼人叫「德霍斯」，欧洲人叫「制钱」。金银都不铸钱，只熔成大小不等的锭子流通。金沙与金叶也在市面上行使，此外还有银票。银子一两，寻常值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文，看银子在市面上是多是少而定。

钱铺有两种不正当的取利之法：若照公道的价钱给客人算银价，便在分量上作弊；若戥子与称法都不欺人，便把银价压低。可是碰上鞑靼人，这两样他们一概不用；不但如此，他们把银子称得一丝不苟，有时还多让一点，价钱也给到市价之上；照银子的分量与价钱看，他们简直是折了本，其实也确是折本——若单看这两样的话。他们的便宜，在于算账的法子。到把银子折成制钱的时候，他们折得极狠，算得错到极处；而鞑靼人除了念珠上的数目什么也不会算，哪里察觉得出？于是照单全收，还很满意，一味觉得自己的银子卖得好，因为分量足足的，价钱又是市价以上的。

我们到归化城的钱铺去卖银子，那些汉人照例想把这一套用在我们身上，不料碰了钉子。他们戥子上称出的分量一丝不差，给的价钱也略高于常市，这一层便算讲定了。管账的伙计取过算盘——那是汉人算账用的盘子——装出极精细的样子拨了一回，报出他算的数目。我们说：「这里是钱铺：你们是买主，我们是卖主；你们算了，我们也要算一算。请给一支笔、一张纸。」「这再公道也没有了；二位说的是买卖上的根本大法。」说着把笔砚递过来。我们提笔一算，很快就算出差着一千文，是我们吃亏。我们说：「掌柜的，您那算盘错了一千文。」「不能够！难道我一下子把算盘也忘了？让我再拨一遍。」他一脸紧张，力求算得不错，把那架算盘重又拨了一回；旁边别的客人都看得目瞪口呆。拨完，他说：「你看，我没错罢；老哥，你来。」便把算盘递给柜台后面的一位同事；那人重算一遍，两人的得数分毫不差。掌柜的说：「您看，并没有错。怎么我们算的与您写在那纸上的不合呢？」「您那算法何以与我们的不合，不必去追究；只有一件是准的：您算错了，我们算对了。您看我们在这纸上写的这些小记号，那可与您的算盘大不相同，它们是不会错的。就是把天下的算手都找来，算上一辈子，得出的结果也只有一个：您那笔账少了一千文。」

钱铺的人窘得很，脸都涨红了；旁边有个看热闹的见事情要弄僵，便出来做公证人：「让我替你们算一算。」他取过算盘一算，与我们的相符。掌柜的于是深深一揖：「喇嘛老爷，您的算学比我强。」我们也深深一揖，答道：「哪里哪里。您的算盘好得很；只是天下哪有算账从不出错的人？像您这样的人，偶尔错一回也是有的；像我们这样的老实人，错起来可就一万回了。好在如今蒙您费心，两下里总算算到一处了。」这几句话在当时的情形下，照中国的礼数是非说不可的。在中国，凡有人因什么难堪的事下不来台，在场的人总是小心不说一句会叫他脸红的话——照中国的说法，就是不揭人的面子。

我们这番圆场的话使在场的人都回过神来，众人便都围到那张我们用阿拉伯数码算过的纸上去。「这算盘可真好，」人们彼此说，「又简便、又准、又快。」掌柜的问：「喇嘛老爷，这些记号是什么意思？这是哪一门的算盘？」我们答道：「这算盘是不会错的；这些记号，正是钦天监的老爷们推算日月食与节气所用的。」大家把阿拉伯数码的好处议论了一阵，账房便如数把制钱交给我们，彼此和和气气地分了手。

汉人有时也栽在自己的诡诈上；我们还知道有鞑靼人反把他们套住的事。有一天，一个蒙古人拿着一只包裹封好的元宝，到一家汉人钱铺柜上去。元宝是重三斤的银锭——中国是十六两为一斤；这三斤从不严格计较，通常总要多出四五两，所以一只元宝常重五十二两。鞑靼人刚把元宝解开，那汉人伙计便打定主意要克扣他一两二两，称过之后说是五十两。鞑靼人嚷道：「我这元宝重五十二两！出门前我称过的。」「哼，你们鞑靼的戥子称羊还罢了，称银子可不成。」讨价还价了半天，终于讲定，元宝照五十两买了下来；鞑靼人又要了一张写明分量与价银的凭据，拿了一大堆制钱和银票，回帐篷去了。

到了晚上，字号的东家照例听各伙计回禀当日的买卖。其中一个得意洋洋地说：「我买了一只元宝，赚了二两。」他把银锭拿出来；东家含笑接过，笑容立刻变成了皱眉。「你弄的什么东西？」他叫道，「这不是银子！」元宝传了一圈，伙计们一看，果然是假货。买下它的那个伙计说：「那鞑靼人我认得，我要把他告到老爷那里去。」

衙门里的差役立刻去拿那狡猾的鞑靼人；这一款罪名若坐实了，是要偿命的。那锭子明明是假银，而表面上看，又明明是鞑靼人卖的。可是鞑靼人一口咬定不认。他说：「小人中的小人，求容小人说一句分辩的话。」老爷说：「说罢；不过留神，不许有半句不实。」鞑靼人便说：「小人确是在他这铺子里卖过一只元宝，可那是十足的真银。小人是鞑靼人，又穷又蠢，这些人要占小人的便宜，把小人的真元宝换了一只假的。小人不会说话，只求父母大人叫人把这只假元宝称一称。」称过，是五十二两。鞑靼人这时从靴筒里掏出一个小包，破布里裹着一张纸，举给老爷看：「这是小人从他铺子里领的凭据，上面写明小人所卖那只元宝的成色与分量。」老爷看了那纸，狡黠地一笑，说道：「照写这凭据的伙计自己作的证，这蒙古人卖给他的元宝重五十两；这只假银锭重五十二两；那么这就不是这蒙古人的元宝了。可是问题来了：这是谁的呢？手里有假银的，究竟是什么人？」在场的人——连老爷自己——心里都雪亮；可这位中国的官被鞑靼人的机智逗乐了，便顺水推舟，拿那伙计笨拙的诡计成全了他，把案子销了；原告却没有这样便宜，挨了一顿板子，若不是使了几锭成色好些的银子把王法打点过去，简直要以造假银论死。不过蒙古人能赢过汉人的时候极稀罕、极难得；照平常的情形，他们处处、时时、事事都是邻人的上当者，被人用狡计与不择手段的算计弄得一贫如洗。

领了制钱，我们便去买所需的冬衣。盘算一下自己的钱囊，觉得还是上估衣铺去买旧的为好。在中国与鞑靼地方，穿别人穿过的衣裳，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没有拜客或过节穿的衣服，便毫不客套地上邻家去借一顶帽子、一条裤子、一双靴、一双鞋，或是别的什么；这样借来借去成了习惯，谁也不以为奇。人所以不大情愿把衣服借给邻居，只怕借去的人拿它抵债卖掉，或是穿过之后当掉。买衣服的人新的旧的都买，只论价钱；穿别人的帽子裤子，与住别人住过的房子一样，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干净。

穿别人的东西这个风气，我们实在不合脾胃；何况自到西湾子传教区以来，我们在这上头也不曾被迫改过旧习惯。如今囊中羞涩，只好把这点不情愿撇下。我们于是出门去找估衣铺；这一类铺子每座城里多少总有几家，多半与当铺连着，那当铺在这些地方叫「当铺」。拿东西去押的人，多半赎不出自己所当的，便由它「死」掉——鞑靼人与汉人是这样说的；换句话说，就是过了赎期，东西便永远归了当铺。归化城的估衣铺里，尽是这样来的鞑靼人的旧物；所以我们要挑合乎新装束的东西，是尽可以挑的。

头一家铺子拿出一堆镶羊皮的破衣裳给我们看；这些破烂又旧，油泥又厚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要价却高得离谱。磨了半天嘴皮也谈不拢，头一趟只好作罢——说起来，作罢时我们还有几分痛快，因为落到连这样的脏破烂都要商量着穿，实在有伤我们的体面。我们又去了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还有好几家。给我们看的有华美的、漂亮的、还过得去的、勉强能穿的；可是每一件都在价钱上碰壁。我们这趟旅行也许要走好几年，起头至少非极省不可。跑了一整天，把归化城所有的旧货商都认识了，把他们所有的旧衣裳都翻了一遍，末了只好回到头一家去，尽力与他讲个好价。最后我们从他那里买下两件旧羊皮袍，外面罩的是什么料子已无从辨认，只疑心原来的颜色是黄的。我们试着穿上，一望而知，当初裁缝做这两件衣裳时，心里想的绝不是我们：秦噶哔先生的太短，古伯察先生的太长；可是又换不得，因为两位传教士身量相差太悬殊了。起初我们想把长的截下一段，补到短的上去；可是那非请裁缝不可，又要破费，于是钱的考虑定了局：我们决定就这样穿。古伯察先生想了个法子，用带子把多出来的袍子束起来；秦噶哔先生则只好由人看着他露出一截小腿。归根到底，最大的不便，不过是叫所有看见我们的人都知道：我们穿不起与身量相称的衣裳罢了。

有了羊皮袍，我们又请那铺子把旧冬帽拿出来看。看过几顶，末了挑了两顶狐皮的，那式样之雅致，教我们想起本国工兵戴的高筒帽。买齐之后，我们各人腋下夹着自己那包旧衣裳，回「三全客店」去了。

我们在归化城又住了两天：一则需要歇息，二则也乐得趁这机会看看这座大城，并去见识见识城里那许多著名的喇嘛庙。

归化城的商务相当可观，而这多半是靠了它的喇嘛庙——这些庙的名声把帝国最远地方的蒙古人都招引到这里来。蒙古人赶来大群的牛、驼、马、羊，驮来皮张、蘑菇与盐，这便是鞑靼荒漠仅有的出产。他们换回去的是砖茶、布匹、鞍辔、在佛前烧的香、炒面、小米与炊具。

归化城尤以骆驼的大市著名。骆驼市是城中心一个大广场，牲口在这里排成长列，前足踏在专为此而筑的土台上，为的是显出它们的高大。这市上的喧嚣与杂乱，是无法形容的：买主卖主争起价来没完没了地嚷，讲定之后又聒噪不休；骆驼被人揪着鼻子，逼它显一显跪下起来的本事，便惨叫连天。要试骆驼的力气、看它能负多重，便叫它跪下，把东西一件一件堆到它背上，每加一件叫它起来一回，直到再也起不来为止。有时还用这样的法子：趁骆驼跪着，一个人踩在它后蹄上，攀住它驼峰上的长毛；骆驼若还站得起来，便算是力气过人的好牲口。

骆驼买卖一概由中人经手，卖主与买主从不自己了断。他们各挑一个不相干的人替自己去说合：一个替卖主打算，一个替买主打算，由他们出价、争论、定价。这些「说合人」不干别的营生，从这个集到那个集，照他们的说法是「促成买卖」。他们大抵极懂牲口，口齿极便捷，尤其是不要脸的诡诈到了家。他们轮番地或声色俱厉、或引经据典地争论那牲口的长短；可是一到讲价，舌头就搁下不用，全改用手势：彼此攥住对方的手腕，在宽大的袖筒底下用手指比划着还价进退。事情谈成之后，他们吃一顿饭——那饭照例由买主出——再照各地的成规领若干制钱。

归化城里有五座大喇嘛庙，每座住着两千以上的喇嘛；此外还有十五座小些的，可算是那五座的下院。住在这城里的正式喇嘛，说有两万人是不算过分的。至于散居城中各处、做买卖或贩马的喇嘛，那就数不清了。诸庙之中以五塔寺最壮丽、最有名：呼毕勒罕就住在这里——所谓呼毕勒罕，即大喇嘛，是已与佛的本体合一、并已转世过好几回的。他所坐的那座法座，从前是哲布尊丹巴坐的；他登上这座位，缘于一件几乎在帝国里掀起一场变乱的惨事。

康熙皇帝西征厄鲁特那一次大举出兵时，有一天路过归化城，说要去看看当时五塔寺的大喇嘛哲布尊丹巴。那位大喇嘛接驾时既不起身，也不作任何恭敬的表示。康熙正走近前去要同他说话，一位将军、即武职的大员，愤于自己的主上受这样的怠慢，拔出刀来扑上去，把哲布尊丹巴砍死在法座的台阶上。这件可怕的事惊动了全庙，愤怒又立刻传遍归化城所有的喇嘛。

各处的喇嘛都拿起了兵器；皇帝随行的人不多，性命危在旦夕。为平息喇嘛们的怒气，他当众斥责那位将军的暴行。将军回道：「哲布尊丹巴若不是活佛，见了天下之主，何以不起身？他若是活佛，怎么会不知道我要杀他？」这时皇帝的处境越发危险，除了脱下御服、换上小兵的衣裳，再没有别的脱身之法。凭着这身乔装，又趁着一片混乱，他总算回到了就在近旁的军中。随皇帝进归化城的人大半被杀，杀哲布尊丹巴的那位将军也在其内。

蒙古人想趁这场风波有所举动。不久便有消息说：哲布尊丹巴已经重新出世，转生到喀尔喀去了；喀尔喀人把他护在自己那里，并立誓要为他的被杀报仇。大库伦的喇嘛们着实忙着张罗起来：他们脱去红黄二色的僧衣，改穿黑衣，以志归化城那件惨事，又蓄起须发以志哀。一切都像是鞑靼诸部要有一场大举了。全靠康熙皇帝的大魄力与罕见的交涉之才，才把它遏住。他立刻与西藏之主达赖喇嘛开议，请他尽力劝谕众喇嘛恢复秩序；同时又以兵威慑服喀尔喀诸王。事态渐渐平定，喇嘛们又穿回红黄的僧衣；不过为纪念他们当日为哲布尊丹巴而结的同盟，他们在僧衣的领子上留了一道窄窄的黑边。这个记号，只有喀尔喀的喇嘛才有。

自那以后，归化城便由一位呼毕勒罕取代了哲布尊丹巴的位子，哲布尊丹巴本人则住在喀尔喀境内的大库伦。然而康熙皇帝目光深远，心里总想着将来，对这样的安排并不全然满意。他并不信转世那一套道理，看得很清楚：喀尔喀人硬说哲布尊丹巴在他们那里重新出世，无非是要手里握着一股将来可以与中国皇帝抗衡的势力。要废掉哲布尊丹巴这个位号，那是拼命的事；唯一的法子，是一面容着他，一面把他的势力化解掉。于是与拉萨方面议定：哲布尊丹巴仍为大库伦的正统之主；但他历次圆寂之后，必须始终转生到西藏去。康熙很有理由相信：一个西藏出身的人，对喀尔喀人与北京朝廷的宿怨，是不会热心的。

哲布尊丹巴对康熙与达赖喇嘛的旨意极其恭顺，自那以后，从不曾不到西藏去转世。不过既然是在他还是婴孩时接回来的，他免不了要受身边人的影响；据说他长大之后，心里对当今这一朝是颇不见好的。一八三九年哲布尊丹巴到北京去的那一趟，我们前面说过，朝廷之所以那样惊慌，正是因为记着这些旧事。

从鞑靼各地涌到归化城诸庙来的喇嘛，很少长住不去。他们在这些好比大学的地方取了学位之后，其中一类便回本乡去，或住进小庙——在小庙里他们可以自在些——或就住在家里与家人同过日子，一身之中所留于本教的，不过一件红黄的僧衣而已。

另一类喇嘛既不住庙，也不住在家里，而是终年像候鸟一样四处游荡，走遍本国与邻近的地方，靠一路上无论在庙里还是在帐篷里都必能得着的粗简的款待过活。庙也罢，帐篷也罢，他们进去也不客套，坐下便是；主人替他们煮茶的工夫，他们便把一路所到的地方讲给主人听。若是想就在那里过夜，就往地上一躺睡到天明。吃过早饭，他们站在帐篷口望一会儿云，看看风从哪边来，然后随便挑一条路走去，东也可，西也可，南北也可，或凭一时高兴，或看哪边的草地好走些，就这样悠悠然地逛下去；反正万一再没有别的地方投宿，照他们的说法，天地这顶大帐篷的篷盖总是有的；何况心里本没有要去的地方，也就永远不会迷路。

云游的喇嘛凡去得成的地方都去：中国、满洲、喀尔喀、南蒙古各部、乌梁海、青海、天山南北路、西藏、印度，有时甚至到土耳其斯坦。没有一条河他们不曾渡过，没有一座山他们不曾爬过，没有一位大喇嘛他们不曾拜过，没有一个民族他们不曾厮混过、其风俗与言语他们所不知的。走路本无目的地，所以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要去的地方。那个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的故事，在这些喇嘛身上是活生生地应验了。他们像是受着某种隐秘之力的驱使，不停地从一处漂到另一处。上帝仿佛在他们血管里流着的血里，注进了一点推着他们走路、不容他们停下的动力。

第三类是住庙的喇嘛。一座喇嘛庙，是围着一座或几座佛殿建起来的一片小房子；房子的大小与好坏，看房主的家当而定。这样过团体生活的喇嘛，一般比别的两类守规矩些，于诵经与读书也用心些。他们准许养几头牲口：几头牛，以取乳与酥油——那是他们日常的主食；几匹马；几只羊，以备节日宰食。

大体说来，喇嘛庙都有田产，或出于王公，或出于皇家。每年到一定的时候，把出息按各人在僧阶中的地位分给众喇嘛。凡有名医或善卜之名的，常有机会取得外人的财物；然而他们似乎难得因此富起来。这是一个孩子气而不知计算的族类，得来的财物不会有节制地用：钱来得快，去得也快。你昨天还看见他穿着又脏又破的衣裳，今天他一身的华丽便可与庙中最高的尊长比美了。牲口或钱一到手，他立刻动身往最近的商镇去，把该卖的卖了，买最阔气的衣裳穿上。有一两个月他做他的翩翩闲人，等钱花光，便再往汉人的镇上去，这一回是把好衣裳送进当铺，能当多少算多少；而且心里明白，东西一进当铺，除非有什么意外，是再也赎不回来的。鞑靼地方汉人镇上的当铺，全塞满了喇嘛留下的这类遗物。鞑靼地方的喇嘛极多；我们想，说他们至少占人口的三分之一，是不算夸张的。差不多每一家，除了留作俗人的长子之外，男孩子都做喇嘛。

鞑靼人做这一行是不得已，并非出于自愿：一生下来是喇嘛还是俗人，全凭父母的意思。不过随着年岁渐长，他们也就惯了这种日子；到后来，宗教的热忱又把他们牢牢拴在上头。

据说满洲一朝的政策，是要增多鞑靼地方喇嘛的人数；汉人的官员这样对我们说过，这事也颇像是真的。有一点是确凿的：北京的政府一面听凭中国的和尚穷困潦倒，一面却对喇嘛教格外优礼有加。政府增多喇嘛人数的隐衷，在于喇嘛是必须守独身的，藉此可以遏住鞑靼地方人口的滋长。蒙古人从前的威势，它是一刻不忘的；它知道他们从前做过这帝国的主人，唯恐再有一次入侵，便想尽一切法子削弱他们。然而蒙古虽以其广袤而论人烟稀少，一旦有事，一天之内就能出一支可畏的大军。一位大喇嘛，譬如哲布尊丹巴，只消举一举手指，从西伯利亚边界到西藏尽头的蒙古人便会万众一心地起来，像洪水一般冲向他们那位圣者所指的任何地方。两百多年的太平，看去似乎必定把他们尚武的性子磨钝了；然而你仍旧看得出来，他们对兵戈之事的兴味并不曾完全丢掉。成吉思汗领着他们征服世界的那些大战役，在游牧生活漫长的闲暇里，他们并不曾忘记；他们爱谈那些事，爱拿些渺茫的入侵之想去喂自己的想象。

在归化城逗留的这几天里，我们不断地同最著名的几座庙里的喇嘛谈话，想多知道些鞑靼与西藏佛教的情形。他们所说的一切，只使我们越发确信从前所听到的。归化城也好，多伦诺尔也好，人人都对我们说：越往西走，这教义便显得越崇高、越光明。照那些到过西藏的喇嘛的说法，拉萨就像一个大光源，光线离中心越远便越弱。

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同一位西藏喇嘛长谈，他讲的关于宗教的话使我们大为吃惊。我们把基督教的道理简略说给他听，他似乎并不怎么诧异，甚至说我们的见解与西藏诸大喇嘛的相去无几。他说：「你们不要把宗教上的真理与俗人的迷信混作一谈。鞑靼人是可怜的老实人，看见什么就拜什么；在他们，样样都是『博尔汗』：喇嘛、经书、佛殿、喇嘛庙、石头、骨头堆——一概都一样，跪下去就喊：『博尔汗！博尔汗！』」「可是喇嘛自己不也承认有数不清的博尔汗么？」我们这位朋友微笑道：「让我说明白些。宇宙的至上之主只有一位，是万物的创造者，无始也无终。在『扎噶尔』（印度）他名叫佛陀；在西藏叫『桑结米切巴』（全能永恒者）；『扎米』（汉人）叫他佛；『索博米』（蒙古人）叫他博尔汗。」「您说佛只有一位；那么拉萨的达赖喇嘛、扎什伦布的班禅、西番的宗喀巴、多伦诺尔的噶勒丹、大库伦的哲布尊丹巴、归化城的呼毕勒罕、北京的呼图克图，以及鞑靼与西藏各庙里的察卜隆，又都是什么呢？」「他们一概都是佛。」「佛看得见么？」「看不见；他没有身体，是精神性的本体。」「这么说，佛只有一位，而佛又有无数位：达赖喇嘛等等。佛没有形体，看不见，可达赖喇嘛、哲布尊丹巴这些人却看得见，也和我们一样有身体。这该怎么讲呢？」那喇嘛举起手臂，用一种极有分量的口气说：「我告诉你，这教义是真的；它是西方的教义，可是深不可测，是探不到底的。」

这位西藏喇嘛的话把我们惊得不轻：上帝的唯一、降生成人的奥迹、圣体实在的道理，似乎都裹在他的信条里；然而抱着这些看去如此纯正的观念，他却又承认轮回，承认一种他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的泛神之说。

关于佛教的这些新迹象，使我们指望在西藏的喇嘛中间，真能找到比流俗的信仰更精微、更高明的象征之义；也使我们更坚定了原来的打算：一路西行。

离店之前，我们叫来店主结账。我们算过：三个人连牲口住四天，至少要花去二两银子；因此听店主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又惊又喜：「二位喇嘛老爷，不必算什么账了；往柜上放三百文就很够了。敝店是新开的，」他又说，「我想挣个好名声。二位是远方来的，我愿意二位能对贵国的人说一句：敝店是信得过的。」我们答道：我们一定到处称道他的不图私利；我们的同乡将来有事到归化城，也必定要住「三全客店」。

第六章一个「吃鞑靼人」的

一个「吃鞑靼人」的、走失了阿尔萨朗、庞大的骆驼商队、夜抵察罕库伦、客店都不肯收留我们、借宿牧羊人家、黄河泛滥、察罕库伦的样子、涉沼泽而行、雇船、抵黄河岸、宿于一座小庙的门廊下、骆驼上船、渡黄河、在水淹之地艰难跋涉、宿于河岸

我们于九月初四离开归化城。这时我们在路上已走了一个多月。我们这小小的驼队费尽了力气才出得城去：街上挤满了人、车、牲口，还有商贩摆货的摊子；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挪，有时不得不停下来等上几分钟，等路略略疏通些。将近晌午，才走到西门外最末几所房子。到了那里，路平了，骆驼总算可以撒开它们的长步从容而行。右边一带嶙峋的岩石为我们挡住了北风，挡得那样严实，天气的严酷我们竟一点也不觉得。

我们此时所经之地仍属西土默特。四面所见，仍是城东那些曾使我们十分欣悦的富庶安乐的景象；处处是殷实的村落，可见农事与买卖都兴旺。四围虽尽是耕地，支不得帐篷，我们却仍旧尽情形所许，守着我们鞑靼人的习惯：不进客店吃早饭，只在一块石头或一棵树底下坐下来，就着在归化城买的油炸馍充饥。过路的人笑我们这样村野，却并不觉得奇怪：鞑靼人不惯文明之邦的规矩，纵在客店林立之地，也有权在路边吃他们的饭。

白天这样赶路，既舒服又便当；只是夜里露宿不是上策，所以日落时我们总要找客店。单为保住牲口，这一层也非如此不可：路边没有它们吃的东西，若不在晚上投到买得着草料的地方去，它们自然很快就要死掉。

离开归化城后的第二个晚上，我们在一家客店里遇见一位极奇特的人物。我们刚把牲口拴在大院一侧棚下的槽上，便见一个旅人牵着一匹瘦骨嶙峋的马进来。那人身量矮，肚子却圆得出奇；头上戴一顶大草帽，软塌塌的帽檐搭在肩上；腰间挂着一把长刀，与他那副和气快活的面相成了极有趣的对照。他一进门便嚷：「掌勺的大师傅，你这店里可还有我的地方？」店主答道：「我只有一间客房，刚到的三个蒙古人占着；你去问问他们肯不肯匀一匀。」那旅人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二位喇嘛老爷，平安喜乐！这屋子你们要占满么，还是容得下我？」「怎么容不下？大家都是走路的人，本该彼此照应。」「说得好！你们是鞑靼人，我是汉人；你们却懂得待客之道，照着『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真话行事。」于是他把马拴在槽上，过来同我们做伴，把行李袋往炕上一放，便伸直了身子躺下，一副乏极了的样子。我们问：「您往哪里去？是替哪家字号收盐、收酱的么？」「不是；我是北京一家大字号的人，到鞑靼这边来收几笔账。二位往哪里去？」「我们今天要过黄河到察罕库伦，再往西穿鄂尔多斯。」「看样子，二位不是蒙古人罢？」「不是；我们从西方来。」「这么说，咱们倒是同行：您二位同我一样，也是吃鞑靼人的。」「吃鞑靼人？这话怎么讲？」「就是吃他们呀。你们用念经吃，我用做买卖吃。有什么不可以呢？蒙古人是可怜的傻子，他们的钱与其叫别人赚了去，不如咱们赚。」「您弄错了。我们进鞑靼地方以来花了不少钱，却不曾从鞑靼人手里拿过一文。」「嗐，哪有这样的事！」「怎么？您当我们的骆驼、我们的行李是蒙古人给的么？」「我还当你们是到这儿来念经的呢。」我们于是把我们的宗旨与喇嘛的宗旨——这位旅人把我们错当作喇嘛了——分说了几句，他对我们的不图报酬惊讶得不得了。「这里可全是反着的，」他说，「喇嘛决不肯白念一句经；至于我，若不是为钱，是决不会踏进鞑靼地面的。」「那么您怎样把鞑靼人吃得这样好呢？」「嗨，我们是把他们吞了，啃得干干净净。那个傻族类您想必见过：一进我们的城，见什么就要什么；我们既知道他是谁、上哪儿找得着他，就赊货给他，价钱自然要抬高许多，利钱三分四分，这是应该的，也是非如此不可的。在中国，皇上的法度不许这样干；只有对鞑靼人才这样干。好，他们还不出钱，利就一直滚下去，滚到欠下一笔够我们跑一趟的数目。我们去要的时候，他们没有钱，我们就把牲口、羊、马能拿的都拿来抵利钱，本金与以后的利仍旧留着下回再算，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嘿！鞑靼人的一笔账，简直是一座金矿。」

天还没亮，这位「要账的」便起身了。他说：「二位喇嘛老爷，我去备马上路——今天我打算同你们一道走。」我们说：「人还没起来你就先走，这倒是一种别致的『一道走』。」「哎，你们的骆驼比我的马快，一会儿就赶上我了，咱们一同进察罕库伦——就是『白围子』。」他骑马去了；天亮我们也动身。这一天于我们是个黑日子，因为我们要哀悼一场损失。走了几个钟头，我们发觉阿尔萨朗不在队里了。我们停下来，桑达钦巴骑着他那匹小骡子回头去找。他把早上经过的几个村子都走遍了，仍旧白找，回来时既没见着阿尔萨朗，也没打听到它的下落。桑达钦巴说：「那狗本是中国狗，过不惯游牧的日子；在荒漠上走腻了，就到种地的地方当差去了。怎么办呢？等它么？」「不等了；天晚了，离白围子还远。」「那么，没狗就没狗罢，只好将就着过。」桑达钦巴这番郑重发表的伤感之词说完，我们便接着赶路。

起初，失掉阿尔萨朗多少使我们难过。我们看惯了它在草原上跑来跑去，在深草里打滚，追灰鼠，把歇在平地上的鹰惊得飞起来。它不停的腾跃使我们所经之地的单调有了个破处，也把长得难捱的路途缩短了几分。尤其它还兼着看门之职，我们更该惋惜。然而伤心的头一阵过去，一想便知道这损失并不像起初看去那样要紧。游牧生活每过一天，都使我们原先对强盗的担心消去一分。何况阿尔萨朗无论如何也算不得一个得力的哨兵：白天不住地奔跑，夜里便睡得什么也惊不醒。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每天早上我们拆帐篷、装骆驼，无论闹出多大声响，阿尔萨朗总是直挺挺躺在草上，睡得像块铅；等到驼队要动身了，还得踢它两脚才叫得醒。有一回，一条生狗大摇大摆进了我们的帐篷，阿尔萨朗竟一点不拦，让它从从容容把我们那锅炒面连同一支蜡烛都吃了，只把烛芯轻蔑地留在帐篷外头。还有一层算账的考虑，使我们心里彻底安顿下来：每天我们得给阿尔萨朗一份炒面，分量至少抵得上我们每人的一份；而我们还没有阔到能天天请一位胃口如此之好、出的力又全抵不上这笔开销的客人上桌。

人告诉我们当天可以到白围子；然而日头落了，前面还看不见一点城的影子。过了一会儿，远处出现一团团像是尘土的东西，朝我们这边来。渐渐地，那尘土化成了骆驼的形状，驮着要运到北京去卖的西路货。碰上头一个赶驼人，我们问他离白围子还有多远。他咧嘴一笑：「你们看见的这里是我们驼队的一头；那一头还在城里呢。」

我们说：「多谢；这么说我们快到了。」「嗯，你们还有不到十五里路。」「十五里？您方才不是说贵队的那一头还在城里么？」「是啊；可我们这队至少有一万峰骆驼。」我们说：「既然这样，可就一刻也耽误不得了。祝你们一路平安。」说着便走。

赶驼人的脸几乎被太阳晒黑了，上面刻着一种粗野的厌世之色。他们从头到脚裹在羊皮里，坐在驼峰之间，活像两捆货物，连头也懒得转过来看我们一眼。在荒漠里走了五个月，似乎把他们弄得近乎木然了。这支庞大驼队的骆驼，颈下都挂着西藏的铃铛，那银铃般的声音汇成一片和谐的乐声，与赶驼人阴沉寡言的神气恰成极有趣的对照。不过一路上我们倒逼得他们不时开了口：我们这位促狭的嘉戎人极招他们注意。有几峰胆子小些的骆驼被那匹小骡子吓着了，想必当它是什么猛兽；它们拼命要往反方向逃，便把后面跟着的骆驼一齐带歪，弄得整条驼队成了一张大弓。这猛一下子的变故，把赶驼人从阴郁的麻木里惊醒了：他们一面使劲把队伍归回原线，一面恨恨地嘟囔，狠狠地瞪我们。桑达钦巴却哈哈大笑；我们叫他离远些走，免得惊了骆驼，他只作没听见。驼队的狼狈于他是一场绝妙的好戏，他还催着小骡子腾跃盘旋，指望再看一回。

头一个赶驼人并没有骗我们。我们在那仿佛没有尽头的驼队与一带嶙峋的岩石之间走着，直走到天黑透了，还是看不见城。末一峰骆驼过去，我们像是独自留在荒漠里；这时有个人骑驴打旁边过。我们问：「大哥，白围子还远么？」他答道：「不远了，兄弟；就在前面，那有灯火的地方。你们还有不到五里路。」五里！在夜里、在生路上，这可是一段长路；然而也只好听天由命。夜越来越黑，没有月亮，连星也没有一颗给我们照路。我们像是在混沌与深渊之间往前挪。我们想下来走，指望看得清些；结果恰恰相反：摸索着慢慢走上几步，忽然又猛地把头往后一仰，唯恐撞上那些像是从深渊里长出来的岩石或墙壁。不一会儿浑身是汗，只巴不得再骑上骆驼，仗它们眼力好、脚步稳。幸而行李捆得结实：若在这一片漆黑里像先前那样掉下来，那才叫苦呢！我们终于到了察罕库伦，可眼前的难处是找客店。家家都关了门，街上一个活物也没有，只有一群大狗汪汪叫着追我们。

胡乱走过好几条街之后，我们听见铁锤打在铁砧上的声音。循声走去，不久便见一片亮光、一股浓烟和空中飞溅的火星，可知是到了一家铁匠铺。我们到门口，恭恭敬敬地求铁匠弟兄们指点我们哪里有客店。众人拿鞑靼人与骆驼取笑了几句，便答应了我们；一个小伙子点起火把出来，给我们带路去客店。

到头一家客店，敲了半天门、叫了半天，店主才开门；他正问我们是什么人，不巧我们一峰骆驼被狗扰得心烦，忽然发出那种这牲口特有的可怕叫声。店主一听，当面把门关上了。此后所到各家，情形也大抵一样。人一看见骆驼，立刻回说没有地方。其实凡能推的，没有一个店家肯把骆驼放进自己的槽下：它们个头大，占地方，模样儿又几乎准要惊了别的牲口；因此中国的客人进店之前，大都要同店家讲明：不许收鞑靼人的驼队。我们的向导见白费气力，也就不耐烦再陪我们，道了晚安，回他的炉子上去了。

我们又乏又饿又渴，看看已到无法可想的地步，忽然听见羊叫。循声寻去，到了一座土围子跟前，一敲门便开了。我们问：「兄弟，这里是客店么？」「不是，这是羊圈。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过路的，走到这里，又乏又饿，可没有人肯收留。」正说着，一个老人手里举着火把走到门口。他一看见我们的骆驼与我们的装束，便叫起来：「蒙都！蒙都！喇嘛老爷，请进；院子里有地方拴骆驼，我的屋子也够宽敞；你们就在这儿住下歇几天罢。」我们欢欢喜喜地进去，把骆驼拴在槽上，围着火塘坐下，茶已经替我们煮好了。我们对老人说：「大哥，这份款待是不是出于蒙古人之手，我们已经不用问了。」他说：「是的，喇嘛老爷，我们这里都是蒙古人。我们离开帐篷搬到这里已经有些时候，为的是羊的买卖好做些。唉！我们不知不觉都要变成汉人了。」我们答道：「你们的过法也许变了；可你们的心还是鞑靼人的心，这是断然无疑的。整个察罕库伦，再没有第二家把仁厚之门向我们打开。」

主人见我们疲乏，便在屋角摊开几张皮子，我们感激地躺下歇息。本来可以一觉睡到天亮，桑达钦巴却把我们叫醒来吃主人家殷勤预备的晚饭：两大碗茶、灰里烤的饼，还有几块煮羊肉，摆在一只凳子上当桌子。饿了这许久，这顿饭简直丰盛极了；我们痛痛快快地吃了，又同主人一家互相敬过鼻烟，便接着睡下。

第二天早上，我们把行程的打算告诉了蒙古主人。一说到要过黄河、再穿鄂尔多斯，全家人都嚷了起来。老人说：「黄河如今是万万过不得的。八天前河决了口，两岸的平地全淹了。」这消息叫我们万分沮丧。渡船破烂、骆驼在船上难弄，这些险我们本已准备着；黄河要按时泛滥，我们自然也知道；可那通常是在雨季，六七月间，而我们如今正在旱季，而且是特别干旱的一年。

我们立刻往河边去亲自查看，才知道那鞑靼人说的一点不差。黄河已成了一片汪洋，几乎望不到边。到处有高地像岛一样露在水面上，房屋与村落则像浮在波上。我们向好几个人请教该怎么办。有的说再往前走是绝不可能的：就是水退了的地方，土也泡得又软又滑，骆驼走不得；别处更要步步防着深潭，掉下去必淹死无疑。也有说得中听些的：沿途有专为此设的船，三天之内便可以把我们连人带行李轻易而便宜地送到河边，骆驼可以涉水跟着；一到河边，大渡船便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们连人带牲口渡过河去。

怎么办呢？回头是不必谈的：我们已立过誓，仗着天主的助佑，无论有什么阻碍也要到拉萨去。若沿河北绕，路程要大大加长，而且非穿戈壁大漠不可。留在察罕库伦，耐心等上一个月，等水完全退净、路重新结实，从一面看是最稳妥的办法，可是有个大大的不便：我们连人带五头牲口在客店里住一个月，那本已干瘪的钱囊必要瘦得可怕。于是只剩一条路：全心托庇于上主的照拂，不管泥也好、沼也好，只管前行。主意既定，我们回去收拾。

察罕库伦是一座新建的大城，颇齐整。安德里沃－古荣先生所编的中国地图上没有它，想必因为耶稣会的神父们奉康熙皇帝之命在北京绘制帝国地图的时候，它还不存在。中国也好、满洲也好、西藏也好，我们不曾见过一座像白围子这样的城：街道又宽又洁净、又爽亮；房舍排列整齐，样式也颇可观。城里有几处广场，栽着树木——这一点尤其引我们注意，因为在这一带别处不曾见过。铺子很多，陈设便利，货色齐全，既有中国货，甚至还有欧洲货。不过察罕库伦的买卖颇受归化城之累，因为蒙古人到归化城去做买卖，是久已习惯了的。

我们那位可敬的鞑靼主人一片好心，想劝我们打消此行，却没有劝动；反倒因这番好意受了桑达钦巴的一顿奚落。我们的向导说：「明摆着你已经变成十足的汉人了，以为非等地干透了、天上一丝云也没有了才好动身。我看你出去放羊，准是一手打伞、一手摇扇子。」最后议定：次日天一亮就动身。

其间我们上街去备办干粮。为防万一被水困上几天，我们买了许多羊油炸的小饼；又给牲口买了些最便于携带的草料。

第二天早上，我们满怀对天主慈爱的信赖上了路。我们那位鞑靼主人一定要送我们出城，领我们上到一处高地，从那里可以望见远处有一长条浓重的水汽自西往东移动，那便是黄河的去向。老人说：「你们看见那片水汽的地方有一道大堤，平常年月是拦得住河的，除非水涨得出奇。那道堤如今是干的；你们到了堤上，顺着它走，一直走到右边你们看得见的那座小庙；在那里有船渡你们过河。只要看着那座庙，就不会迷路。」我们诚心谢过老人的种种厚意，便动身上路。

不多时，骆驼已没在一层稠得像糨子的泥水里，齐到膝盖；泥水底下是略硬些的泥，可怜的牲口在上面一步一滑，艰难万状：头左右轮换着摆，四肢发抖，每一个毛孔都在出汗。我们时刻等着它们在身子底下倒下去。将近晌午，我们才到了一个小村子，离我们同老人分手的地方不过两英里。村里几个穿得破破烂烂、几乎遮不住瘦骨的可怜人围上来，一直陪我们走到一大片水边——那是一个湖的一部分；他们说、而且分明也是如此：非过了这水，才到得了那鞑靼人所说的堤。有几个船夫愿意把我们渡过这湖，送到堤上。我们问他们要多少钱。「哎哟，少得很，简直等于不要。您想：船上要装您二位、行李、骡子、马；还得派一个人牵着骆驼从水里过去——它们太大，上不得船。把这一趟的载重、这一番的麻烦辛苦都算进去，这价钱简直比不要还少呢。」「不错，这里头是有些麻烦，谁也不否认；不过话得说明白：你们究竟要多少文？」「哎，没有多少。大家都是弟兄；弟兄出门在外，正要我们帮忙，这我们知道，我们心里也觉得。我们若出得起，白渡你们也是乐意的；可您瞧我们这身衣裳。我们穷人苦得很，全靠这条船活命。五里水路，三个人，一匹马、一头骡子，还有行李；也罢，看在二位是出家人的分上，只算二千文。」这价钱荒唐透顶，我们一句话不答，牵了牲口回头就走，装出不再前行的样子。刚走了二十步，船夫便追上来：「喇嘛老爷，不坐我的船过水了么？」我们冷冷地说：「想必你是太富了，不屑费这点事。你若真想把船租出去，会开口要二千文么？」「二千是我要的；您二位给多少呢？」「你肯要五百文，咱们这就上船；天已经不早了。」「回来罢，喇嘛老爷，请上船。」说着他一把抓住我们牲口的缰绳。我们只当价钱算是定了；不料刚到湖边，那船夫便冲一个同伴嚷道：「唉，今天咱们的运气背；费这大力气，挣不了几个钱。划五里路，末了八个人只分得一千五百文。」我们道：「一千五百文？你们拿我们开心么？我们不坐了。」说着第二回掉头就走。于是又有中人出面——中国的事情里，这一等人是断不可少的——他们出来说合。末了议定八百文；这数目也大得吓人，可是要往前走，我们没有别的法子。船夫们知道这一层，便把我们的处境利用到了十足。

上船快得出奇，不多时便离了岸。我们靠桨在湖面上前行的时候，有一个人骑着一峰骆驼、牵着另外两峰，跟着一条小船划出的路走。那小船上的人得不时探一探水深；赶驼的人也得十分留神，紧照着小船留下的痕迹走，免得陷进水底的坑里。骆驼走得很慢，伸长了脖子，有时湖面上只看得见它们的头和驼峰的尖。我们一路提心吊胆：这牲口是不会凫水的，一步踏错便要沉到底去。仗着天主的保佑，都平安到了人家指点给我们的那道堤上。船夫们帮我们草草把行李重新装上骆驼，又指点我们该往哪里走：「看见右边那座小庙没有？离庙不远，看见那些木棚子、那些挂在长杆上的黑渔网没有？渡河的船就在那里。顺着这道堤走，一路平安。」

艰难地走了半个钟头，我们到了渡口。船夫立刻迎上来：「喇嘛老爷，二位想必是要过黄河；可您看，今儿晚上是办不成了——日头正落呢！」「说得是；我们明天一早过。这会儿先把价钱讲定，明天好不耽误工夫。」船夫本愿意等到明天再谈这要紧的一节，指望我们临上船时肯出大得多的价钱。他们起初要得荒唐；幸而有两条船彼此竞争，否则我们就要被宰得精光。末了讲定一千文。渡程其实不长，因为河差不多已经回到本槽；可是水势极急，何况还要渡骆驼。这数目本身虽然极大，把渡河的艰难麻烦一并算进去，倒也还算公道。这件事办妥，我们便盘算夜里在哪里过。渔人的窝棚是不能去投的：即便够大，把我们的东西交在这班人手里，我们也大大地不放心——中国人的老实，我们是知道得够多了，不敢信托。我们四处找支帐篷的地方，却找不到一处够干的：满地不是泥就是死水。离岸约百步有一座小庙，即所谓「庙」；有一条又窄又高的路通到那里。我们过去看看能不能在那里安身，结果正合我们的意：庙的正门上着一把大锁，门前有一座三根石柱撑着的门廊；那门廊是花岗石砌的，高出地面几尺，上去要走五级台阶。我们决定就在这里过夜。

桑达钦巴问我们：睡在庙的台阶上，岂不是天大的迷信？我们把他的顾虑解开之后，他便发了一通哲理：「你们瞧，」他说，「这座庙是本地人盖了敬河神的。可是西藏那边一下雨，这位菩萨连自己都保不住不被水淹。如今这庙倒替两位敬耶和华的传教士遮了风雨——这怕是它有生以来唯一的用处。」我们这位嘉戎人起初还顾忌住在拜偶像的庙廊下，这时却觉得这主意妙极了，笑得不可开交。

在这处奇特的营地上把行李安置好，我们便到黄河岸上去念玫瑰经。月色明亮，照着这条大河；它在平坦光滑的河床上滚着浑黄而奔腾的水。黄河无疑是世上最好的大河之一：它发源于西藏的群山，穿过青海，自甘肃入中国；此后沿着阿拉善山脚下的沙地流去，绕过鄂尔多斯之地；先自北而南、再自西而东灌注中国，末了注入黄海。黄河的水在发源处本是清澈的，只因流过阿拉善与鄂尔多斯的沙地，才成了黄色。它的水面几乎处处与两岸的地面相平，正因如此，才有那些使中国人遭殃的水患。至于游牧的鞑靼人，水一涨，他们只消把帐篷一拆，赶着牲口到别处去就是了。

黄河虽教我们吃了这许多苦头，夜里在它寂静的岸上散步、听它庄严的水声低吟，却使我们十分快慰。我们正对着这造化的大手笔出神，桑达钦巴一声「炒面得了」，把我们拉回到日子的散文里来。这顿饭吃得既快又简单。随后我们各自在羊皮上躺下，三个人躺成一个三角形的三边，行李堆在当中；因为我们全不指望这地方的神圣能吓住贼——假如附近有贼的话。

前面说过，这座小庙是敬黄河之神的。那偶像坐在灰砖砌的座上，丑得吓人，和中国庙里常见的那些一样：一张又宽又扁的红脸上突出两只大得怕人的眼睛，像两只鸡蛋嵌在眼眶里，小的一头朝外；两道浓眉不是横着的，而是从两耳根起，到额心交会，成一个钝角。这偶像头上顶着一只海螺，手里舞着一把镰刀似的剑，神气凶狠。这位菩萨左右各有一名侍者，都伸着舌头，看去像是在冲他做鬼脸。

我们刚要躺下，有个人提着一盏小纸灯笼走过来。他开了通往庙里的栅门，磕了三个头，在香炉里点了香，又在偶像脚下点了一盏小灯。这人不是和尚：他拖着一条辫子，穿着蓝布衣裳，可见是个俗人。拜偶像的仪节做完，他走到我们跟前：「我把门给你们开着罢，」他说，「睡在里头比睡在门廊上舒服。」我们答道：「多谢；门还是关上罢，我们在这里很好。您烧香做什么？这地方供的是哪一位？」「是住在这庙里的黄河之神。我给他烧香，是求我们打鱼打得多，求我们的船行得平安。」桑达钦巴不客气地嚷道：「你这话全是胡说。前些日子发水，庙也淹了，你的菩萨满身是泥，那又怎么讲？」那位异教的庙祝被这一下抢白，一句话也不答，拔腿就跑。我们当时很诧异；到第二天早上，才明白过来。

我们重又在羊皮上躺下想睡，然而睡意来得极慢，也极短。身子夹在沼泽与大河之间，整夜只觉得一股刺骨的冷，仿佛要把骨髓都冻透。天空澄净无云；到早上，我们看见四围的沼泽上结了厚厚一层冰。我们收拾动身，清点物件时却少了一条手巾。我们记起来了：我们不小心把它挂在庙门的栅栏上，一半在里，一半在外。除了那个来拜偶像的人，并没有别人到过这里；所以把这桩窃案算在他头上，也不算太冒失——这也就说明了他何以不答桑达钦巴的话，撒腿就跑。我们本很容易找着这人，因为他是这渡口上的渔夫之一；不过那只是白费气力：唯一有用的办法，是当场把贼捉住。

第二天早上，我们把行李装上骆驼，到河边去，心里明白这一天有得罪受。骆驼最怕水，有时无论如何也弄不上船：你揪它的鼻子也好，几乎把它打死也好，它就是一步不挪，宁可死。眼前这条船看去尤其难办：它不像通常的渡船那样平底而宽，它的舷板极高，牲口非得冒着折腿的险跳进去不可。若要把一辆车弄上去，得先把车拆散了才成。

船夫已经动手搬我们的行李，要往他们那条可恶的船上装；我们拦住了。「等一等；先得试试骆驼能不能上去。骆驼若不肯上船，行李装上去也白装。」「你们的骆驼是打哪儿来的，连人家的船都上不得？」「打哪儿来的且不必管；我们告诉你们：那峰高大的白骆驼，从来不肯过河，就是平底船也不肯上。」「高的也罢矮的也罢，平底船也罢高舷船也罢，这骆驼非上船不可。」说着那船夫跑去取来一根极大的木棍。「揪住骆驼鼻子上的绳！」他冲同伴喊，「看看能不能叫这畜生上船。」船上的人拽绳子，后面的人抡起棍子狠命打它的腿；然而全无用处：可怜的骆驼发出凄厉的叫声，伸长了脖子；鼻孔里流出血来，浑身的毛孔里冒出汗来，却一寸也不肯往前挪——其实它前腿已经抵着船舷，只消一步就进去了。

这情形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不许再打了！」我们向船夫喊道，「打它没有用。你们能把它的腿打断、把它打死，它也不肯上船。」那两人正好也累了——一个拽得累了，一个打得累了——便住了手。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几乎打定主意要沿河往上走，去找一条平底船；不想那船夫忽然跳起来，脸上放光，像是想着了什么。「再试一回，」他嚷道，「这回再不成，我就不管了。轻轻地牵着绳，」他吩咐一个同伴，「叫骆驼的前脚尽量靠紧船舷。」随后他退后几步，猛地一冲，把全身的分量往那牲口的后半身上一撞。这一下又猛又出其不意，骆驼的前腿略略一弯；第二下紧跟着又来，那牲口为免得跌进水里，只有把前脚抬起来放进船里。这一步成了，其余就容易了：揪几下鼻子、打几下，后腿也跟着上去，那白骆驼终于进了船，在场的人无不称快。别的牲口也照这法子上了船，我们便浮到水路上去。

不过开船之前，船夫认为须先叫牲口都跪下，免得它们在河心一动，把船弄翻。他办这件事的样子实在滑稽：一会儿跑到这头，一会儿跑到那头，把这个按下去，又把那个按下去。他走近那峰大骆驼时，那牲口记着他先前的手段，把嘴里正嚼着的草一口喷了他一脸；船夫便回敬它一口唾沫。可笑的是事情毫无进展：一峰刚哄得跪下，另一峰又站了起来；两个人跑来跑去，身上渐渐被这些动了气的牲口喷满了嚼了一半、气味尤其难闻的绿糊糊。末了，桑达钦巴看这场戏看够了，才走到骆驼跟前，凭他素来对它们的威信，叫它们照人所要的样子跪了下来。

我们终于浮在黄河的水上了；然而虽有四个船夫，合起来的力气也几乎抵不住水势。行到半途，一峰骆驼忽然站起来，把船摇得几乎翻掉。船夫们大骂一声，叫我们看住骆驼，不许它们起来，除非我们想大家一齐沉底。这危险确实不小：骆驼腿脚不稳，随着船的每一动而摇晃，随时可能闯下大祸。所幸桑达钦巴很快挤到那牲口旁边，立刻叫它跪下，我们才只受了一场虚惊，按时到了对岸。

上岸的时候，那匹马急着要踏实地，从船上一跃而出，半路上撞在锚上，侧身跌进泥里。地还没有干，我们只好脱了鞋，把行李扛在肩上，运到旁边一处高地上。到了那里，我们问船夫：眼前这一片沼泽烂泥要走多久才走得完。船夫的头儿抬起头来，望着太阳看了一会儿，说：「快晌午了；到晚上你们可以到小河边；明天就走得着干地了。」就是在这样凄惨的兆头下，我们动身穿过全世界最可恶的一片地方。

人家告诉了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可是大水把路的痕迹、连大道的痕迹都抹平了，我们只能看地势行事：尽量绕开深些的泥潭；有时兜一大圈，去够那看去结实些的地面，到了跟前才发现那所谓结实的草皮不过是一片积水，绿得发腻，长满水草，于是只好退回来，另找一个方向摸索着走，每一步都提心吊胆，怕陷进什么稀泥的深渊里去。

不多时，我们的牲口既惊且乏，几乎走不动了；非狠打它们、非把嗓子喊哑，它们一步也不肯挪。沼泽里的深草与水生的植物缠住它们的腿，非得连跳带蹦、冒着把行李与骑的人一齐掀下来的险，才挣得脱。最小的那峰骆驼三次失去平衡跌倒；幸而每一次跌的地方都是干的，这是天主的照拂——它若在泥里失了蹄，必定要被闷死。

路上我们遇见三个赶路的汉人，拄着长竿在沼泽里艰难跋涉，把鞋与衣裳扛在肩上。我们问他们往哪个方向走路好些。他们说：「你们留在察罕库伦才是聪明；这种沼泽，人走路都几乎走不过去，你们赶着骆驼还想过得去么？」说了这几句宽慰的话，他们便走了，临走还怜悯地看我们一眼，深信我们这一趟决出不了这片烂泥。

日头正落的时候，我们望见一户蒙古人家，便不顾路难走，径直往那里去。其实经验早已教给我们：在这一片到处一样的泥沼里，挑是挑不出好路来的，哪条路都一样；绕来绕去只是把路走长而已。那几个鞑靼人见我们一身泥、一身汗，吓了一跳，立刻给我们煮茶，又慷慨地留我们在家里住。他们住的小土屋虽建在高处，也被水冲去了一半。我们想不通他们何以要住在这样可怕的地方；他们说，他们是替察罕库伦几个汉人放牲口的。歇了一会儿，我们向他们打听哪条路好走，他们说：河离这里只有五里，河岸是干的，那里有船可以渡我们过去。主人说：「过了巴嘎郭勒——就是小河——你们就可以安心走了；再不会有水拦你们。」我们谢过这几位好鞑靼人的厚意，重又上路。

走了半个钟头，眼前出现一大片水，上面点缀着打鱼的船。「小河」这名字在平常时候也许还名副其实，我们到的时候，巴嘎郭勒却是一片汪洋。我们在岸上支起帐篷——那岸地势高，干得很好；草场又出奇地肥美，我们便决定在这里住上几天，让牲口歇一歇：它们自离开察罕库伦以来实在太辛苦了。我们自己受了这片可恶的沼泽的折磨，也觉得非歇一歇不可。

第七章用水银灭虱

用水银灭虱、蒙古人的邋遢、喇嘛关于轮回的见解、洗衣、游牧生活的作息、水鸟与候鸟、鸳鸯、龙脚、巴嘎郭勒的渔人、随渔人下网、渔人被狗咬伤、苦果、准备启程、渡巴嘎郭勒、水上的凶险、桑达钦巴的忠勇、鄂尔多斯王的宰相、扎营

在这处营地上安顿下来，头一件事是绕着帐篷挖一道沟，万一下雨，好把水引到下面的水洼里去。挖出来的土，便在帐篷四围培成一道土埂；帐篷里面，则把驼鞍与骆驼的一应家什铺开，做成很舒服的床铺。新居收拾得尽可能整洁了，接着该收拾我们自己了。

我们上路已近六个星期，身上还是启程时换的那一身衣服。浑身不住地刺痒，足以说明我们的衣裳里已经住满了那种脏东西——汉人与鞑靼人早已习以为常，欧洲人却视之为可怖可憎之物——虱子。这趟长途上的种种苦楚，要算这一项最苦。饥渴、烈风、彻骨的寒冷、猛兽、强盗、雪崩、死亡的威胁与实实在在的种种不适，比起这些可怕的小东西所带来的无休无止的折磨，都算不得什么。

离察罕库伦之前，我们在药铺里花了几文钱买了些水银。如今便拿它配了一剂灭虱的灵药，又快又准。这个方子是我们从前从汉人那里得来的；因为它或许对别人也有用，我们觉得不妨在这里写出来。取水银半两，与陈茶叶相和——那茶叶要先在嘴里嚼成糊。为使它软些，通常还要加些唾沫；用水是不成的。然后把它捣一捣、搅一阵，使水银分成细如尘末的小珠。把这药和进一根松松拧成的棉线里，挂在脖子上；虱子必来咬这饵，一咬便胀起来，发红，随即死掉。在中国与鞑靼地方，这条保健的项链每月须换一回；否则在这些脏地方是断断不能免于虫虱之扰的——汉人的每一所屋子、蒙古人的每一顶帐篷里，那东西都是成群的。

鞑靼人是知道这个又便宜又灵验的灭虱方子的，可他们并不用。他们自幼在虫虱中间长大，到后来便全不理会；除非多到有被吃干净之虞的时候，才动一动手。到那种关头，他们就脱了衣服，来一场大围猎，一家老小连同凑巧在座的朋友都加入这场游戏。在场的喇嘛也一同打，只是有一点不同：他们并不杀猎物，只把它捉住扔掉。缘故是照轮回的道理，杀任何一个活物都有犯杀人之罪的危险，因为你面前最小的一只虫，也许正是某个人转生的。这是一般的说法；不过我们也遇见过在这上头见识较为通达的喇嘛。他们承认凡属僧侣一流的人都该戒杀生，然而他们说，那并不是怕杀了转生为畜的人而犯杀人之罪，而是因为杀生这件事，与一个终日与神明相通的祈祷之人所应有的柔和之德，根本是相抵触的。

也有些喇嘛把这层顾忌讲究到近乎孩子气的地步：他们骑马走路，一路上不住地把马这边那边地绕来绕去，为的是免得踩着路上出现的什么虫子。然而他们自己也说：其中最圣洁的人，每天也总要在无意中弄死许多活物。正是为赎这些无心之杀，他们才守斋、做补赎、诵某些经、行叩拜之礼。

我们既没有这样的顾忌，在灵魂转生一事上良心又立在坚实的根基上，便尽力把那灭虱的药配得狠些，水银还加了一倍，一心要多杀些这些日夜折磨我们的东西。

单把眼前的虫虱杀掉是不济事的；还得叫那些多半要接踵而来的后继者无处藏身、无从孳生。为此，第一件事便是把贴身的衣服统统洗一洗——那些衣服已经好些时候不曾洗过了。自启程以来将近两个月，我们事事只能靠自己；这一层逼着我们把从前不会的几门手艺都学了一点：衣服破了自己当裁缝，鞋子坏了自己当鞋匠。如今游牧的日子又把我们领进了洗衣匠这一行。我们先煮了些草木灰，把衣服在灰水里泡过，再到旁边的水洼里去洗。洗好的衣服搁在一块大石头上，另一块石头用来捶打，这便是我们全部的家伙；不过事情办得很顺利，因为洼里的水软，极容易把东西洗干净。不多时，我们便快活地看见衣服重又洁白；在草上晾干，叠好带回帐篷里去的时候，我们真是满面春风。

在这处营地上的安闲与舒适，很快把沼泽里受的疲乏医好了。天气好极了，一切都称心：白天是温柔宜人的暖意，夜里是澄净的天；柴火充足，牧草又好又多；水里带碱，骆驼极爱喝——总之，样样都足以复元气、振精神。我们每日的作息，在有些人看来也许颇为古怪，与修院的规程未必尽合，然而于我们这小小的团体的处境与需要，却是恰恰相宜的。

每天黎明，在头一道阳光还没有射上帐篷之前，我们便自己起身，既不用打铃，也不用仆人来叫。草草梳洗过，把羊皮卷起来放在一角，再把帐篷扫一扫，把炊具收拾停当——我们总愿意四周尽可能干净、尽可能舒服。世上的事都是比出来的。我们帐篷里的光景，欧洲人看了要发笑，不时来访的鞑靼人却看得赞叹不已：我们的木碗干净，锅子总擦得亮，衣服上还不曾结满油泥；这一切与鞑靼人家里的脏乱一比，实在是好得多。

屋子收拾好，我们一同念经，然后各自走开，散到荒野里去默想一件虔敬的道理。哦！在这广大寂寥之中，那样深沉的静里，我们何须一本印好的书来给祈祷出题目！世间万事的空虚、天主的威严、他照拂之无穷、人生之短促、必须为来世而劳作——以及千百样有益的省思，都不待我们费一点力，自己就来到心里，化作柔和的沉思。在荒漠里，人心是自由的，不受任何一种暴政的辖制。那些空洞的理论与体系、那些人人追逐而人人抓不住的幸福的乌托邦、那些自私与自负无穷无尽的花样、那些在欧洲人心里终日交战、终日发酵、把人心弄硬的炽烈的欲念，都离我们远去了。在这些寂静的草原上，没有什么来搅扰我们安宁的思虑，也没有什么拦着我们把此世的琐屑看作它本来的分量、把天主与永生的事看作它应有的崇高。

默想之后的那一项功课，说起来实在毫无神秘可言；然而它是必需的，办起来也不无趣味。我们各人肩上挂一只口袋，分头去拾干牛粪当柴烧。不曾过过游牧日子的人，自然很难明白这件事里能有什么乐趣。然而当你有幸在草里半掩着发现一块又大又干的好牛粪时，心里便会涌起一阵柔和的喜悦，那是一种忽然而来、教人一时快活的情绪。捡着一块好牛粪的快乐，与猎人发现猎物足迹时的快乐是同一类的；与男孩子眼睛发亮地看着他久寻不得的红雀窝时的快乐是同一类的；与渔人看见大鱼在钓丝末端挣动时的快乐是同一类的；甚至——如果小事可以比大事的话——还可以比之于勒威耶发现一颗新行星时的兴奋。

口袋装满了牛粪，我们便回来，得意地把它堆在帐篷口；然后打火点起火来。锅里煮茶的工夫，我们把炒面捣好，又在灰里埋几个饼去烤。这顿饭，可想而知，是又简单又朴素的；然而总是极可口：一来是我们自己做的，二来是我们的胃口这味作料实在得力。

早饭之后，桑达钦巴去把四散吃草的牲口赶回帐篷附近，我们则诵一段日课经。近午时略睡片刻，睡得短而沉，从不曾被噩梦或什么不快的梦搅扰过。这一觉是非睡不可的，因为我们的晚上总要拖到深夜。月下在河岸上散步，我们每每舍不得回来。白天四围一片寂静；可是夜色一笼罩荒漠，景象便活了、闹了：水鸟成群结队地飞来，散落在各处水洼里，不多时便有成千上万的尖叫声把空气填满，成了一片粗野的和声。那千百万候鸟为争夺它们打算过夜的一丛丛沼草，发出的怒骂声、激烈的声口，简直使人想起一大群人在内战的狂热里厮打喧嚷，为着某种自以为有的便宜而骚动、而施暴——而那点便宜，也就像这东方的一夜那样短促。

鞑靼地方满是迁徙的飞鸟。你随时抬头，都能看见它们高高地浮在空中，庞大的队列在看似任性而实有章法的飞行里结成千百种奇异的轮廓，才结成便散，才散便又结成，像万花筒里的花样。哦，这些候鸟处在鞑靼的荒漠里，是何等地得其所哉——在这里，人自己也从不定居一处，而是终年在迁徙。听着这些有翅膀的队伍在远处嗡嗡地飞过，是很快意的：它们像我们一样四处漂泊。一想到它们长途的迁徙，一想到它们疾飞所历的那些国度，故国的记忆便鲜明地浮到我们眼前来。我们彼此说：「谁知道呢？谁知道这些鸟里有没有几只飞过——甚至曾在我们亲爱的法兰西小住过：在朗格多克的平原上、或是汝拉的高处歇过脚、解过渴？到过我们的国家之后，它们想必又往北欧去，再穿过西伯利亚与上鞑靼的雪，到这里来。哦！这些鸟若能懂我们的话、或是我们会说它们的话，我们要问它们多少事情啊！」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此后还要有两年，我们同祖国音信不通。

来鞑靼地方的候鸟多半是欧洲也有的：野鹅、野鸭、水鸭、鹳、鸨之类。其中有一种值得特别一提，就是鸳鸯：那是一种水鸟，常在池沼间出没，大小与形状像野鸭，可是嘴不扁而圆，红色的头上洒着白点，尾巴是黑的，其余的羽毛作美丽的紫色；叫声极响亮而凄怆，那不是鸟的歌，倒像一声清亮而拖长的叹息，与人受苦时的哀音相似。这种鸟总是成双成对，尤其爱在荒僻的沼泽地带出没。你不断看见它们贴着水面掠过，一对从不分开；一只飞走，另一只立刻跟上；先死的那一只，也不会让伴侣孤居多久，因为另一只不久便忧闷孤寂而死。雄的叫「鸳」，雌的叫「鸯」，合称「鸳鸯」。

在鞑靼地方，我们还见到另一种候鸟，它有几样很特别的地方，也许是博物学家所不知道的。它大小如鹌鹑，一双漆黑发亮的眼睛，外面围着一圈极漂亮的天青色；身子是灰的，带黑斑；腿上不长羽毛，却覆着一种粗长的毛，像麝鹿的毛；它的脚与任何别的鸟都全然不同，恰像绿蜥蜴的爪子，上面的鳞硬得连最快的刀也划不动。所以这奇怪的东西兼有鸟、兽与爬虫三者。汉人叫它「龙脚」。这种鸟每逢时令便成大群地从北方来，尤其是在大雪之后。它们飞得快得惊人，翅膀扇动的声音又响又脆，像一阵大冰雹。

我们在北蒙古管黑水谷那一小片教友地方的时候，有一位教友是个好猎手，给我们送来两只活捉的这种鸟。它们凶得很：手一伸过去要摸，腿上的毛立刻竖起来；你若还敢去抚它，立刻被它狠命地啄。这两只「龙脚」的性子分明野到没法养活：给它们什么都不肯碰。眼看它们要饿死，我们便决意把它们杀了吃。肉的味道颇不错，像野鸡，只是老得可怕。

鞑靼人本可以轻易捕到这些候鸟，尤其是野鹅野鸭——那多得简直骇人——而且一钱火药也不必费，只消在水洼边下些套子，或是夜里在水草丛中掩袭它们；可是前面说过，野味的肉根本不合鞑靼人的口味：在他们的舌头上，什么也比不得一块肥肥的、半熟的羊肉。

蒙古人对打鱼也一样没有兴致；因此鞑靼地方那些常见的、出产极丰的湖泊池沼，都成了汉人包揽者的产业。这些人凭着他们民族特有的诡诈，先从鞑靼的王公手里讨得在其境内打鱼的许可，渐渐地把这份容让变成了严加把持的专利。我们此时扎营所在的巴嘎郭勒（小河）岸上，就有好几处汉人的渔场。这条巴嘎郭勒是由两条河汇成的：那两条河发源于一座山冈的两面，各往相反的方向流——一条北流入黄河，一条南流注入另一条河，那河也一样注入黄河；可是一到大水泛滥的时候，两条河连同隔开它们的那座山冈，便都不见了。黄河一漫，两股水合到一处，眼前便现出一大片水，宽处将近两英里。这时候黄河里的鱼便成群地游进这新成的水盆里来，水要积到入冬才退；所以整个秋天，这个小小的海上到处是汉人渔船，渔人在这一季的住处，就是两岸上那些破陋的窝棚。

在此处扎营的头一夜，我们被远处不断传来的一种怪声吵得睡不着：听去像是低沉而不成调的鼓声。天亮了那声音还在，只是稀疏些、也低些，像是从水上来的。我们出去，往湖岸上走，一位正用三块石头架着小锅煮茶的渔人替我们解了这个谜。他说：整夜里所有的渔人都坐在船上，四处游走，敲着木鼓惊鱼，把鱼赶到下网的地方去。我们问的这可怜人，自己就是这样熬了一整夜。他那红肿的眼睛与凹陷的脸，分明说着他已经好久不曾好好睡过了。他说：「眼下正是活忙的时候；要想从这行当里挣几个钱，一刻也耽误不得。打鱼的季节很短，至多不过三个月；再过几天我们就得收了。巴嘎郭勒一上冻，一条鱼也捞不着。二位喇嘛老爷，您看，我们是没工夫可耽误的。我整夜赶鱼；喝几碗茶、吃几口炒面，就得上船，去看我下在西边的那几张网；把打来的鱼放进您看见的那些柳条囤里；再检点检点网，该补的补一补；然后略睡一睡；等老爷爷（太阳）落了山，再去下网；然后又划着船东一处西一处地敲鼓——就这么着，日子一天天过。」这些话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那时我们手边也没有什么急事，便问那渔人可肯让我们跟着去起网。他答道：「像二位这样的贵人竟不嫌弃上小人的破船、看小人这笨拙又腌臜的打鱼，这是二位赏我的脸，我领了。」于是我们在他那简陋的灶边一角坐下，等他吃饭。渔人的这顿饭，做起来匆忙，吃起来也一样短：茶煮得了，倒一碗，抓一把炒面撒进去，用食指略略和一和，捏紧了，搓成个饼，就这么吞下去。如此三四回，这顿饭便完了。这样的过法在我们并不稀奇：既过起了游牧的日子，日子一久，也就熟了。

我们上了他的小船，去领略打鱼之乐。水面平静得像一面玻璃，上头有成群的鸬鹚与野鹅在嬉戏，我们的船过去时，它们半跑半飞地给我们让出路来；这样静静地划了一程，很觉快意，随后便到了下网的地方。水面上隔一段有一块木头浮着，网就系在上面，沉在水底。把网提上来，只见鱼在网眼里挣动，闪闪发亮。这些鱼大抵很大，可是渔人只留最大的；不到半斤的，他都扔回水里。

看过几张网，他停下来看看这一回的收成如何。船两头做的两个鱼舱已经快满了。渔人说：「二位喇嘛老爷吃鱼么？愿意的话，我卖些给二位。」听了这话，两个可怜的法国传教士对看了一眼，一句话也没说。那一眼里可以看出：他们对尝尝黄河里的鱼是绝不反感的，只是不敢；一个足够的理由教他们迟疑着。「你的鱼怎么卖？」「不贵；一斤八十文。」「八十文！那比羊肉还贵。」「您说的是实话；可是羊肉怎么比得上黄河里的鱼呢？」「话虽如此，于我们太贵了。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钱囊又瘪，非省不可。」渔人不再勉强，拿起桨来，把船摇向还没有起的那几张网。我们问：「你为什么把那么多鱼扔回去？是味道差些么？」「哪里；黄河里的鱼都是好的，这些不过是太小罢了。」「原来如此；明年它们就大了。这是一笔账：如今忍着不取，末了得的更多。」渔人笑了。他说：「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并不指望再捉着这些鱼。每年黄河一泛，就把新鱼送进这水盆里来，大的小的都有；我们取大的，小的扔回去，因为不好卖。这里的鱼多得很，我们尽可以挑好的……二位喇嘛老爷若要这些小鱼，我就不扔了。」这提议我们领了；于是打上来的小鱼一条条放进一只小篮子里。打完鱼，我们发现自己已得了一份很可观的收获。下船之前，我们把一只旧篮子洗干净，把鱼装进去，得意扬扬地回帐篷去。桑达钦巴一见我们便嚷：「你们上哪儿去了？茶早煮好了，一会儿就凉；我热了一回，又凉了。」我们答道：「把你的茶倒出来罢。今天不吃炒面，吃新鲜鱼。你把几个饼埋到灰里去烤。」我们去得太久，桑达钦巴本已很不高兴：眉头皱得比平常更紧，一双小黑眼睛里冒着火。可是他一看见篮子里还在动的鱼，脸上便松开了笑意，神色也不知不觉高兴起来。他笑吟吟地解开面口袋——那口袋的绳子，除了极难得的时候是不解的。他忙着做面食的工夫，我们拿了几条鱼，到离帐篷不远的一个水泡子边上去。刚到那里，桑达钦巴便拼命跑来，把包鱼的布四角掀开，一脸着急地说：「你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把鱼剖开、刮鳞。」「哎呀，这可不行；两位神父，且等一等，不好这样犯戒的。」「你说什么？谁犯罪了？」「你们看这些鱼，还在动呢。得让它们安安静静死了再剖：杀活物岂不是罪过么？」「去做你的饼，别缠我们。难道我们要天天被你那套轮回的道理絮烦么？你还当人变成畜生、畜生变成人么？」我们这位嘉戎人张开嘴笑了好一阵。「呸！」他拍着自己的额头说，「我这榆木脑袋！我竟没想到这一层；我把道理忘了。」说着，他很有几分惭愧地回去了——惭愧自己竟来给我们出这样可笑的主意。

鱼用羊油煎了，我们觉得鲜美无比。

在鞑靼地方与中国北方，打鱼一直打到入冬、池河上冻为止。到那时候，他们把养在囤里的活鱼夜里晾在露天，鱼立刻冻住，便可以毫不费事地收藏起来，就这样卖给鱼贩子。帝国北方的冬天极长，有钱的汉人靠这法子总能吃到鲜鱼；不过千万不可备得太多，打算在大冻的日子里慢慢吃——因为一开冻，鱼就臭了。

歇息的这几天里，我们盘算怎样渡巴嘎郭勒。有一家汉人从鄂尔多斯王那里领了渡客的专权，我们只好去找那船主。他答应把我们渡过去，可是船钱还没讲妥：他要一千文以上。这数目在我们看来高得离谱，便先搁着。

歇到第三天，我们看见一个渔人朝我们的帐篷走来，拄着一根长棍，挪得极吃力。他脸色苍白，瘦得可怜，一望而知是个受苦的人。他在我们的火塘边坐下，我们便说：「兄弟，看来你的日子不好过。」他说：「唉，我遭的难不小；可有什么法子呢？只好听天由命。半个月前我去一顶蒙古帐篷，腿上被疯狗咬了一口；伤口一天大似一天，眼看要烂了。人说二位是西天来的，我便来求二位。鞑靼的喇嘛说，西天来的人法力无边，一句话就能治好最重的病。」「说我们有这样大的法力，那是他们哄你的。」于是我们趁机把信仰的大道理向他讲说了一番。可他是个汉人，同他们全民族一样，于宗教的事是不大在意的；我们的话只从他心上滑过去，他的心思全在伤口上。我们决定用苦果、即所谓圣依纳爵豆给他医治。这种植物的果实作褐色或灰色，质地像角，极硬，苦得教人受不了，产于菲律宾群岛。用苦果的法子，是把它在冷水里磨碎，苦味便进了水。这水内服可以退血中之热、消内里的炎症；凡各样伤与跌打，它都是极好的良药，在中国的药材里名声很高，各家药铺都有卖。兽医拿它治牛羊的内病，也极见效。在中国北方，我们常常亲见苦果的良效。

我们把一颗苦果的末子泡在冷水里，用这水替那可怜人洗了伤口，又给了他干净的布，换下原来当绷带用的那些脏得吓人的破布。替这病人尽了力之后，我们看出他神色间仍很局促：脸涨得通红，眼睛低垂着，开了几次口都说不下去。我们说：「兄弟，你心里有话。」「二位是圣人；您瞧我这样穷！您给我治了伤，又给了我一大罐治病的水；这一切，我拿什么报答呢？」我们说：「你若是为这个不安，只管放心。我们替你医腿，不过是尽我们的教门所命的本分；配的药，我们是白送你的。」这几句话分明教这可怜的渔人卸下了一副极重的心事。他当即伏地下拜，额头触地三次，以表谢意。临走时他问我们打算在此地住多久。我们说很愿意明天就走，只是同摆渡的船家还没讲好价钱。渔人说：「我有一条船；二位既替我医了伤，明天我就设法渡二位过去。这船若全是我的，我这就应承下来；无奈还有两个合伙的，须先得他们的允准。再说我们得先打听打听水路：我们打鱼的人，并不知道过渡沿途各处的深浅。这里那里有几处险地方，得先弄清它们究竟怎样、在什么地方，才不至于出事。这话您别再对摆渡的人说了。傍晚我再来，咱们细商量。」

这番话使我们有了指望：渡河不必破费太多，也能接着赶路。傍晚那渔人果然如约而来。他说：「我那两个伙计起先不肯揽这趟活，说要误一天的鱼。我许下二位给他们四百文，事情就说定了。明天我们去打听水路。后天早上日出以前，二位把帐篷收了，骆驼装好，到河边来。若碰见摆渡的人，可别说要给我们四百文；渡客取钱的权全在他们手里，他们若知道二位给了我们钱，是要告我们的。」

到了约定的时辰，我们到渔人的窝棚去。片刻工夫行李便装上了船，两位传教士在行李旁坐下，那位被他们医好了伤的船家伺候着。议定由他的一个年轻伙伴骑马涉浅处过去，一面牵着骡子；桑达钦巴照样牵骆驼过去。一切齐备，我们便动身：船走一条路，人马与骆驼走另一条——后者得绕许多弯子，以避开河里深的地方。

起初这水路走得很惬意：我们坐在一叶小舟上，由一个人摇着两支轻桨，安安静静地浮在宽阔的水面上。可是在蒙古荒漠里游这一趟水的乐趣并没有长久：诗意很快到了头，接着来的是极扫兴的散文。我们正在平滑的水上缓缓前行，隐隐听着桨有节奏的击水声，忽然被后面一片喧嚷惊动了，其中最响的是骆驼的惨叫。我们停下来回头看，只见马、骡与骆驼都在水里挣扎，一步也前进不得。在这片混乱里，我们看见桑达钦巴挥着两臂，像是招我们回去。我们的船家极不情愿离开他好容易找着的这道顺水，全不想应这个招呼；经我们再三坚持，他才掉转船头，向那边划去。

桑达钦巴气得发紫。我们一到跟前，他便劈头大骂那船家：「你是想淹死我们么？」他嚷道，「给我们派了这么个连一尺路也不认得的向导！如今我们困在这些深坑中间，谁也不知道它们有多深、有多大。」那几头牲口果然是进也不进、退也不退；无论你怎样打，它们只是一动不动。船家把他的伙计骂了个狗血喷头：「你既不认得路，跟来做什么？如今只有一个法子：回窝棚去，叫你表哥骑马来，他做向导总比你强。」

回去另找向导，显然是最稳妥的办法；可这事并不容易：那几头牲口见自己被这么一大片水围着，吓得不肯动弹。那年轻的向导束手无策：他抽马、把缰绳左拉右拉，都是白搭；马只挣扎着乱溅水，一寸也不肯挪，前后都不肯。那年轻人骑术并不比他的向导本事高明，末了失了平衡，跌进水里；他一下不见了，把我们吓得不轻，随即在稍远处冒出来——那地方正好可以站住，头露在水面上。桑达钦巴火冒三丈；然而看看再无别法，他便坐在骆驼上安安静静地把衣服全脱了，扔进船里，顺着驼腹滑进水中。他冲我们的船家喊道：「把那人接到你船上去，我再不要他了。我回去找个会带路的来。」说着他便涉水回去，水有时齐到他脖子；牲口们见这位嘉戎人在前头领着，胆气也就回来了，都跟着他走。

看见这位年轻的新教友这样忠勇——为了我们，他毫不迟疑地跳进那个季节里冷得刺骨的水中——我们心里满是感激。我们一直忧心地用眼睛追着他，直到看见他快到岸边。船家说：「二位如今可以完全放心了；他在我窝棚里会找着一个人给他带路，保管一点险也没有。」

我们接着走，可是这一程的水路远不如先前顺当：先前回头去救桑达钦巴时正走着的那条清路，船家再也找不着了；船被水草缠住，走得极慢。我们想法子改善，一会儿往右，一会儿往左，难处反而更大：水浅得船一往前挪就搅起泥来。我们只得自己划桨，船家则下到水里，把一根绳子的一头搭在肩上、另一头系在船上，拼命拉。我们合力使劲，全然无用：船几乎一尺也不进。末了船家重又坐下，抱着胳膊，彻底绝望了：「既然我们自己走不动，」他说，「只好在这里等渡船过来，跟着它走。」于是我们等着。

那船家分明是懊丧极了，大声责骂自己不该揽这趟苦差；我们呢，也在生自己的气：不该为省几个钱而不肯坐渡船。我们本可以下水涉到岸上去，可是除了行李难办之外，这事本身也危险：河底高低不平，上一刻水浅得连船都浮不起来，下一刻便是一个足以淹死你三回的深坑。

将近晌午，我们看见三条渡船从旁边过去，正是那家独占渡口的人家的船。我们费尽气力从泥里挣出来，钻进这几条船所指的水道，正安安静静跟着它们走，它们却停了下来，分明是在等我们。我们认出了那个与我们讲过船价的人；他也认出了我们——从他射向我们的恶狠狠的眼光就看得出来。他冲我们的船家嚷道：「你这王八蛋！这几个西方人给了你多少渡钱？总得给你一大袋制钱，才哄得你来侵我的权！这笔账我早晚要同你算，你等着瞧。」我们的船家低声对我们说：「别理他。」随即扬起嗓子，摆出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对那摆渡的人说：「你这是什么话？你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有理讲理，别没来由地发这样的火。这两位喇嘛没给我一文钱；他们用西方的灵药治好了我的腿。难道我受了这样的恩，连渡他们过一趟巴嘎郭勒也不该么？我这样做，是再正当也没有的，也合乎教门的道理。」那摆渡的人嘴里嘟囔着，只好装作相信了这番说辞。

这一场小小的口角之后，两下里都沉默了。船队顺着一道刚够一条船通过的窄水缓缓前行，忽见一个骑马的人沿着浅水朝我们飞奔而来，把水溅得四处乱飞。刚到能喊得应的地方他便勒住马：「快！」他喊道，「快！别耽误，使劲划！鄂尔多斯王的宰相带着随从在那边草地上等你们的船呢。快划！」说话的是位鞑靼官员，帽上的蓝顶子表明了他的品级。吩咐完了，他一拨马头，扬鞭顺原路奔回去了。他一走远，先前被他压住的怨言便迸出来了：「好一天的活计！给蒙古的图萨拉克齐当差，真是美事：叫你划一整天，末了一文钱也不给。」「这倒也罢了；只怕这臭鞑子还要把我们浑身的骨头都打断。」「唉，划罢，有什么法子；说到底，能渡一位图萨拉克齐，也算脸上有光。」这句放肆的话引得众人哄笑，不过占上风的仍是对蒙古官府的一片痛骂。

我们的船家一直不作声，末了对我们说：「今天我可倒了霉了。我大概得把这位图萨拉克齐的随从送到察罕库伦去。我只有一个人，身上又有病，我这条船今晚本该去打鱼的。」听他这样说，我们十分难过，因为我们无意中正是这可怜渔人倒霉的由头。我们很知道被汉人或鞑靼的官差派去当差不是小事：无论有多大难处，凡老爷所要的，必须立刻、毫不迟疑、还得欢欢喜喜地办到。既然知道这回相遇于我们这位可怜的船家意味着什么，我们便决意设法替他解围。我们说：「兄弟，你不要愁；等船的那位老爷是鞑靼人，是这地方王爷的大臣。我们替你想法子。你尽管走慢些，时不时停一停；只要我们在你船上，无论随从、官员、就是那位图萨拉克齐本人，也不敢对你说一句话。」我们便停住不走了。这期间三条渡船到了蒙古官员等候的渡头。不多时，两位戴蓝顶子的官员纵马朝我们跑来：「你们停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喊道，「怎么不过来？」我们出面说：「蒙古兄弟，请回禀你们的主人：岸边已有三条船，尽够用了。这人有病，又划了这么久；不让他歇一歇，未免太狠心了。」两个骑马的人答道：「就依喇嘛老爷的话。」说着便驰回图萨拉克齐那里去了。

我们于是接着走，却走得极慢，好让那边的人都上完了船，我们再靠岸。过了一会儿，只见那三条渡船满载着官员与随从回来了；马匹则由一个船家领着，从另一处涉水过河。那一行人渐渐近了，我们的船家越发害怕，眼睛都不敢抬，几乎连气也不敢喘。两边的船终于并到了一处；有人扬声道：「喇嘛老爷，平安么？」说话人帽上的红顶子与那身华丽的绣袍表明：向我们道这句鞑靼问候语的正是那位宰相。我们答道：「鄂尔多斯的图萨拉克齐，我们走得慢，可是顺当；愿平安也随着您。」照鞑靼的礼数又寒暄了几句，我们便各走各的路了。

离那些官员到了安全的距离，我们的船家才彻底松了口气：我们总算把他从一场极大的麻烦里解救了出来。那几条渡船只怕至少要白当三天差，因为图萨拉克齐不肯从沼泽里走，船得顺黄河把他一直送到察罕库伦去。

这一程水路又长、又累、又险，我们终于到了对岸。桑达钦巴早到了，正在水边等我们。他身上仍旧一丝不挂，可是几乎从肩膀以下都糊着厚厚一层泥，望去像个黑人。因为水太浅，船离岸三十英尺就过不去了。先我们上岸的那些船家，是把官员与随从们扛在肩上送到船上的；我们不愿照这样办，宁可用牲口来上岸。桑达钦巴便把牲口牵到船边：秦噶哔先生骑马，古伯察先生骑骡，我们就这样上了岸，不曾劳动谁的肩膀。

日头正要落。我们本很愿意就地扎营，因为又饿又乏，实在撑不住了；可是不成：人说还得走足足二里路才走得出泥地。于是装上骆驼接着走，在痛苦里把这倒霉的一天走完。到得着支帐篷的地方时，天已经黑透了；我们再没有力气弄平常那顿饭，只喝了些冷水，吃了几把小米，草草念过经，便躺下沉沉睡去。

第八章鄂尔多斯一瞥

鄂尔多斯一瞥、耕地、鄂尔多斯荒瘠的沙原、蒙古鞑靼的政制、贵族、奴隶、一座小喇嘛庙、活佛的寻访与坐床、喇嘛庙的规矩、喇嘛的学业、一场大风暴、避入人工开凿的石窟、藏在洞里的鞑靼人、鞑靼人与汉人的一段公案、鞑靼人的婚礼、多妻、离异、蒙古妇女的性情与服饰

我们起身时，日头已经很高了。出了帐篷，我们四下打量，想认一认这片新地方——前一天晚上天太黑，什么也看不见。这地方在我们看来凄凉而干枯；不过无论怎样，能不再看见泥塘沼泽，我们已经很高兴了。黄河与它泛滥的水被我们抛在身后，我们已进了鄂尔多斯的沙原。

鄂尔多斯之地分为七旗，东西一百法里，南北七十法里。西、东、北三面为黄河所环，南面是长城。这一带自古以来，屡受中华帝国政局变动的影响：汉人的与鞑靼的征服者轮番占据它，把它当作血战的战场。十世纪、十一世纪、十二世纪间，它一直在夏国诸王的统治之下；那些王出自西番之地的拓跋鞑靼。他们的国都名叫夏州，在阿拉善山脚下、黄河与长城之间。如今这座城叫宁夏，属甘肃省。一二二七年，夏国、继而鄂尔多斯，都在成吉思汗——元朝这一鞑靼王朝的开创者——的武功之下同归于劫。

蒙古鞑靼人被明朝逐出之后，鄂尔多斯归了察哈尔汗管辖。察哈尔汗于一六三五年降了满洲的征服者，鄂尔多斯也跟着归附，作为纳贡之民并入帝国。

康熙皇帝一六九六年西征厄鲁特时，曾在鄂尔多斯住过一段日子。他在给留在北京的皇子的信里这样写这一族人：「朕从前于鄂尔多斯一无确知。此乃极有教化之部落，真正蒙古人的古风，一点也不曾失落。其诸王彼此相处极和睦，不知『尔』『我』之分。他们的骆驼马匹全不设防，却从不曾听说他们中间有贼。若有牲口偶然走失，拾得的人替它照管，直到寻着主人交还，分文不取。鄂尔多斯人极善牧养牲口，他们的马多半驯良听使。鄂尔多斯以北的察哈尔人，素有调驯有方之名；然而朕以为，在这一点上鄂尔多斯还胜过他们。虽有这些长处，他们却远不如别处的蒙古人富庶。」

这一段是我们从格鲁贤神父的书里引来的；与我们自己在鄂尔多斯所得的观察，处处相合。可见自康熙皇帝的时候到现在，这一族人的风气丝毫未变。

我们上路头一天所经之地，看去是受了住在黄河岸上的汉人渔户的影响：这里那里有些耕地，然而世上再没有比这种耕作更可怜、更荒陋的了——除非是耕种它的人自己。这些可怜的种地人是混杂的一族，半汉半鞑靼，既没有汉人的勤勉，也没有鞑靼人那份坦率朴实的性情。他们住在房子里——不如说是脏棚子里，用树枝编起来，粗粗地糊上泥与牛粪。我们因口渴，进了这样一所屋子讨水喝，这才亲眼看到：里面的光景与外面所显出的穷苦，是一点也不相违的。人与牲口乱七八糟地同住在这些屋子里，比蒙古人的住处差得远——在蒙古人那里，至少空气不曾被牛羊弄坏。

这些穷人所耕的沙地，除了一点荞麦与小米，只出大麻；那大麻倒长得又高又密。我们去时已经收过了，可是从留在田里的残茎，也看得出它的秆子长得多好。鄂尔多斯的农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把熟了的大麻连根拔起，而是齐地割断，留下约一寸粗的茬子。因此我们的骆驼走过这大片大片的麻田实在吃苦：那些茬子步步扎在它们的大脚底下，逼得它们做出种种古怪的姿势；若不是怕它们受伤，我们真要笑了。不过那把骆驼难为得够呛的东西，于我们倒大有用处：帐篷一支起来，这些麻茬便是现成而充足的柴火。

不多时我们又进了「草地」——如果鄂尔多斯这样荒瘠干枯的地方也当得起这个名字的话。你无论朝哪边看，所见都是不长一根青草的裸地：多石的沟壑、泥灰的丘陵，还有铺着细沙的平原——那沙被狂风吹得四处流动。所谓牧草，不过是几丛带刺的矮树与几片可怜的蕨，满是灰尘，气味难闻。只有偶尔在这可恶的土上长出一点又细又硬的草，扎在地里极牢，牲口非用嘴把沙拱开不能吃到。当初在黄河边把我们苦得不得了的那许多沼泽，到了鄂尔多斯反倒教人怀念了——这里的水稀罕到这个地步：没有一条溪、没有一眼泉可供行人解渴；只是隔得老远才有一处水洼或水窖，里头是发臭的浊水。

我们在归化城结识的喇嘛们，早把鄂尔多斯境内要受的种种苦楚告诉过我们，尤其是缺水这一层。照他们的劝告，我们买了两只木桶，果然极有用处。凡在路上有幸遇见水洼或鞑靼人挖的水井，我们便把桶灌满，也顾不上细论水的好坏；用起来极省，像喝什么稀有的珍浆一样。纵有这些防备，仍不止一次整天寻不着一滴水润一润嘴唇。不过我们自身所受的匮乏，比起看着牲口几乎天天没水喝的心疼来，实在算不得什么——在这地方，它们吃的只有几种几乎干枯的、像是被碱烧过的草，眼看着一天天瘦下去。走了几天，那匹马的样子实在可怜：低垂着头，每走一步都像要支持不住倒下去；骆驼费力地在长腿上支撑着身子，瘦下去的驼峰像两只空口袋似的耷拉在背上。

鄂尔多斯的沙原虽这样缺水少草，野兽却并没有完全绝迹。这里常能见着灰鼠、身手轻捷的黄羊，还有羽毛极美的野鸡。野兔多得很，而且一点也不怕人：我们走近，它们连挪一挪也懒得挪，只用后腿立起来，竖起耳朵，极其漠然地看着我们走过。原来这些东西觉得十分安全：除了少数几个打猎的蒙古人，从没有谁去惊动它们。

鄂尔多斯鞑靼人的畜群不多，与察哈尔或克什克腾肥美牧场上养的大不相同。牛马看去很可怜；山羊、绵羊与骆驼倒还不错，这无疑是因为它们偏爱含硝的草，而牛马则喜欢新鲜的牧草与又清又足的水。

鄂尔多斯的蒙古人深受他们所居之地的贫瘠之累。一路上我们看不出他们比康熙皇帝那时候富了多少。他们多半住在帐篷里，那帐篷是用几片破毡或山羊皮蒙在一副寒碜的木架上做成的；一切都那样陈旧肮脏，被岁月与风雨撕扯得破烂不堪，简直教人不信那还能住人。我们每逢在这样的穷人家附近支帐篷，必有一群可怜人来看我们，伏在我们脚下，在地上打滚，把最堂皇的称呼加在我们身上，为的是从我们的施舍里讨得一点东西。我们并不富，可是也不能不把上主慈爱所赐给我们的那一点分些给他们：或是几片茶叶，或是一把炒面，或是些炒小米，有时是一点羊油。唉！我们很愿意多给些，无奈只能量力而行。传教士自己就是穷人，全靠欧洲的弟兄们每年分给他们的捐助度日。

不明白鞑靼人所受治理之法的人，大约很难懂得：蒙古境内到处是无人居住的大平原，水草都很丰足，何以竟有人甘心把一生耗在鄂尔多斯这样可怜的地方。鞑靼人虽是游牧之民，终年从一处漂到另一处，却并不能自由地住到本国以外的地方去。他们必须留在自己的王国里，在自己君长的治下；因为奴隶之制在蒙古各部中至今仍极严格地维持着。要确切地知道这些人在他们的荒漠里究竟享有多少自由，须把他们的政制略说一说。

蒙古分为若干君国，其首领皆臣属于中国的皇帝——皇帝自己也是鞑靼人，不过属满洲一族。这些首领的封号相当于我们的国王、公爵、伯爵、男爵等等。他们治理自己的国，全凭自己的意思，谁也无权过问。他们所承认的君上，只有中国的皇帝。彼此之间若起了争端，便上诉到北京去。他们并不像欧洲中世纪那些好斗而骚乱的小邦君主那样彼此举起长矛，而总是恭恭敬敬地服从北京朝廷的裁断，无论那裁断如何。蒙古的君长虽以每年一次伏拜在「天子」、「大地之主」面前为自己的本分，却并不承认大汗有权废黜鞑靼各邦在位的家族。他们说：君上可以因重大的过失革掉一位王，但必须从被革者的儿子中择一人补这个缺。他们主张：君位属于某某家族，这权是不可移易的，夺了它便是罪。

几年前，巴林王在北京被告发谋叛，最高的法司未加讯问便定了他的罪，判「两头削短」——这判词的意思，是把他的头与脚都砍掉。那位王向奉旨监刑的官员送了极重的礼，他们便只把他的发辫与靴底割了下来，回奏北京说旨意已经执行，这事也就不再提了。不过那位王到底退了位，由他的儿子继承。

权位常留在同一家族里，虽算是一种习惯上的权利，却不能说在这上头有什么确定的章程。鞑靼君长与大汗、即中国皇帝之间的关系，再没有比它更含混、更不确定的了——皇帝无所不能的意志，是在一切法度与成例之上的。就实际而论，皇帝要做什么便有权做什么，而且从没有人争这一点。若有疑难或争执之案，便以力量决之。

在鞑靼地方，凡与君长沾亲带故的人家都构成贵族，即一个世袭的阶层，全境的土地都归他们所有。这些贵族叫「台吉」，以帽上的蓝顶子为记。各邦的君长便从他们中间挑选大臣，大臣通常三员，称为「图萨拉克齐」，意思是辅佐或协助的人。这个位分给他们戴红顶子的权利。图萨拉克齐之下是「图什墨尔」，即办理庶务的属官。最后还有若干书记或通事，须通蒙、满、汉三种文字，这便凑成了整套的官阶。

在戈壁大漠以北的喀尔喀境内，有一片地方全住着台吉；据说他们是成吉思汗所创的蒙古王朝的后裔——那王朝自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四一年据着帝位。汉人恢复本族独立的那场变革之后，这些人逃到喀尔喀去，毫不费力地得了他们那广大土地的一部分，又过起他们祖先在取中国以前所过的游牧生活来。这些台吉极其自主：不负任何差役，不向任何人纳贡，也不奉任何君长。他们的财富就是帐篷与牲口。台吉之地，在蒙古各处之中，是宗法之风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正如《圣经》里所记亚巴郎、雅各伯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其他牧人的生活。

凡不属王族的鞑靼人，都是奴隶，绝对服从他们的主人。除了缴租之外，他们必须替主人放牧牛羊；不过并不禁止他们自己也养牲口。若以为鞑靼地方的奴隶之制像某些民族那样残酷压迫，那就错了：贵族之家与奴隶之家差不多没有分别。看他们彼此相处的情形，简直分不出谁是主、谁是奴：两下里一样住帐篷，一样以牧放为生。你在他们中间绝看不见奢华富贵傲然对着穷苦的情形。奴隶进主人的帐篷，主人必请他喝茶吃奶；两人一同抽烟，还交换烟袋。帐篷四围，年轻的奴隶与年轻的贵族不分彼此地一同嬉闹角力；力气大的把力气小的摔倒，如此而已。你常常看见奴隶的人家养着大群牲口、日子过得很富足。我们遇见过不少比主人还富的，而主人也并不因此见怪。这样的奴隶之制，比之于罗马的奴隶之制，何等不同——罗马的公民登记家产时，是把奴隶列在家具之内的。在那些倨傲残忍的主人眼里，奴隶连「人」的名分也够不上，径直被称为「家中之物」。蒙古鞑靼人的奴隶制，甚至比中世纪的农奴制更少压迫、更少对人的侮辱。蒙古的主人从不给奴隶起从前用来称呼农奴的那类屈辱的绰号；他们称他们为兄弟，从不称他们为贱民、为贱种、为「可以任意课税与差役的人」。

鞑靼贵族对奴隶操生杀之权。他们可以自行审断家奴，甚至判以死刑；不过这个特权从来不是随意行使的。若有奴隶被处死，上级的法司要查究主人的行为；若查出他滥用其权，无辜之血便要得到伸雪。奴隶人家出身的人若做了喇嘛，便在某种程度上得了自由：既不纳租，也不当差；他们可以随意离开本国，任意漫游天下，谁也无权拦阻。

主奴之间的关系虽大抵充满人情与善意，然而鞑靼的君长中也有滥用其权、压迫百姓、勒索无度的。我们知道有一位，他所用的压榨之法实在可恶：他从自己的畜群里挑出最老最病的牛、驼、绵羊、山羊，交给境内的富奴去放；那些人自然不能不放君主的牲口，而且还要当作一种体面。过上几年，君主来要他的牲口，那时它们早已因病因老而死了或将死；于是他便从奴隶的畜群里挑最年轻最壮实的，往往还不肯就此罢手，要加倍、加三倍地取。他说：「这是再公道也没有的；两三年里我的牲口必定繁衍了，那么多羊羔、马驹、牛犊、驼羔，自然都是我的。」

奴隶之制无论怎样和缓、怎样温软，终究与人的尊严不能相容。它在欧洲已经废除；我们盼望有一天在蒙古人中间也能废除。不过这场大变革，也和别处一样，要靠基督教的感化来完成。解放这些游牧之民的，决不会是那班贩卖理论的人；这事业将是耶稣基督的司铎、是圣福音——那载明人之真正权利的神圣宪章——的传布者的事业。传教士一旦教会了蒙古人说一句「我们在天的父」，鞑靼地方的奴隶之制便要倒下，自由之树也将在十字架旁长起来。

在鄂尔多斯的沙地上走了几天，我们在路上看见一座小小的喇嘛庙，建得颇讲究，坐落在一处荒野而入画的地方。我们不曾停留，径自走了过去。走出一箭之地，忽听背后有马蹄声；回头一看，是一位喇嘛纵马追来。他说：「弟兄，你们过我们的『苏木』（庙）而不停。你们就忙到这个地步，连歇一天、拜一拜我们的圣者也不成么？」「是的，我们有些赶；我们的路不是几天的路，我们要往西去。」「我看二位的相貌，早知道你们不是蒙古人，是从西方来的；不过你们既要走那么远，更该在我们圣者面前伏拜一回，那会给你们带来好运。」「我们从不在人面前伏拜；西方的真教是不许的。」「我们的圣者可不是寻常的人。你们大约想不到：在我们这小小的庙里，竟有福气供着一位察卜隆，一位活佛。他自西藏的圣山上屈尊降世，到如今已有两年，今年七岁。他的前一世，是这山谷里一座壮丽的喇嘛庙的大喇嘛；照经书上说，那庙毁于成吉思之乱。圣者几年前重又出世，我们便赶紧建了这座小庙。来罢，弟兄！我们的圣者要把右手按在你们头上，好运就随着你们的脚步走了。」「懂得西方圣教的人，不信察卜隆这些转世之说。我们只钦崇天地的创造者，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我们相信你们立为一庙之长的那个孩子，全无什么法力；人从他那里既无可望，也无可惧。」那喇嘛听见这番他万想不到的话，先是愣住了；接着脸上渐渐涨起来，终于现出愤怒与恼恨。他看了我们几眼，便一勒缰绳，掉转马头匆匆去了，嘴里嘟囔着几句我们听不真切的话——不过我们知道，那决不是祝福。

鞑靼人对这种种转世，信得极坚极笃，对他们的察卜隆是真是假，是丝毫不容自己怀疑的。这些活佛为数甚多，总是被立为最要紧的那些喇嘛庙之长。有时他们谦逊地从一座小庙起家，门下只有几个弟子；然而不久名声便传开，小庙成了朝拜进香之地；附近的喇嘛看准了这新起的风气，便把自己的僧舍围着它盖起来；那庙一年大似一年，终于闻名全境。

活佛的寻访与坐床，办法之奇特，很值得一说。一位大喇嘛「去」了——就是死了——庙里并不因此举哀：既没有眼泪，也没有哀号，因为人人都知道察卜隆很快就要重新出世。这表面上的死，不过是一段新存在的开头，好比在那无尽而不断的历世之链上又添了一环——一场按期的再生。当圣者处在蛹化之中时，他的弟子们却极其焦灼：要紧的事，是查出他们的师父将在什么地方复活。空中出现一道虹，被认作他们已故的大喇嘛发来的信号，助他们寻访。于是人人念经；失了活佛的那座庙加倍地守斋念经，同时选出一队人去求问「楚尔浑」、即占卜者——那是以能知常人所不知之事而著名的人。他们把情形告诉他：某月某日察卜隆的虹现于天，出现在某处，光亮如何，现了多久，又在怎样的情形下隐去。楚尔浑得了这一应的征象，便诵几段经，翻开他的卜书，末了宣示他的神谕；来问卜的鞑靼人跪着听，满心虔敬。他说：「你们的大喇嘛已在西藏重新出世，离你们的庙有多少路。你们可以在某某人家找到他。」这些可怜的蒙古人听了这神谕，便欢欢喜喜地回去，把喜讯报与本庙。

也常有这样的事：已故者的弟子全不必费心去找他们大喇嘛新的出生之地，他自己会来把变化的秘密告诉他们。他在西藏一经转世，便在寻常孩子还一个字也说不出的年纪自己显明起来。他用有权柄的口气说：「是我；我便是某某庙的大喇嘛、活佛；领我回我旧日的庙去。我是那里不朽的住持。」这神奇的婴孩一开口，消息立刻传到他所说的那座苏木的喇嘛耳中：他们的察卜隆生在某处，请他们去把他迎回来。

无论鞑靼人是怎样找到他们大喇嘛所在的——凭虹的出现也好，凭察卜隆自己吐露也好——他们总是欢喜非常。不多时，各帐篷里便忙起来，为远行做千百样准备，人人兴致勃勃；因为他们要寻的活佛差不多总在西藏，而这位活佛也总爱同他们开个玩笑，转生到极远、极难到的地方去。人人都为这趟圣行出一份力。本国的王若不亲自率领驼队，也必派自己的儿子，或是王族中最尊贵的一位。那些大官、即王的大臣，也以随行为本分、为光荣。一切齐备，择一个吉日，驼队便出发了。

有时这些可怜的蒙古人在可怕的荒漠里吃尽难以想象的苦，末了却落在青海强盗的手里，被剥得一丝不剩。他们若不曾在那些可怖的旷野里饿死冻死、若能回到原处，便重新预备再走一趟。没有什么能教他们灰心。等到凭着毅力与坚忍，他们终于到了那永恒的圣域，便伏拜在人所指示的那个孩子面前。不过这位小察卜隆并不是不经考验便被尊为大喇嘛的。要开一次隆重的大会，把这位新活佛当众仔仔细细地考问一番：问他自称做大喇嘛的是哪一座庙；离此多远；庙里有多少喇嘛；问他已故的大喇嘛的种种起居习惯，以及他临终的主要情形。这些问完，又把各样的经卷、器物、茶壶、茶碗等等摆在他面前，要他从中指出哪些是他前生用过的。

这孩子至多不过五六岁，一般都能从这些考验里凯旋而出：问什么答什么，件件不差；清点自己的东西也毫不含糊。他说：「这里是我念的经；那是我喝茶用的漆碗。」诸如此类。

无疑，蒙古人常常是那些有意把这小木偶捧成大喇嘛的人的上当者。然而我们相信，其中也往往两下里都是诚实无欺的。据我们从极可信的人那里所得的消息看，关于察卜隆的一切，决不能一概归到幻觉与欺骗里去。纯粹属人的哲学自然要斥之为虚妄，或者毫不迟疑地算作喇嘛的骗术。我们天主教的传教士则相信：当年在地上乐园里欺骗我们原祖的那个大骗子，至今仍在世上行他撒谎的勾当。那曾经把术士西门托在空中的，今日未尝不能藉一个婴孩的口对世人说话，以维持崇奉他的人的信心。

活佛的名分既经证实，人便把他隆重地迎往他要做大喇嘛的那座庙去。一路上人心沸腾，万头攒动：鞑靼人成群结队地聚在他要经过的路上伏拜，献上供物。他一到庙里，便被安置在法座上；于是王公、贵人、官员、喇嘛、鞑靼人，自最富的到最穷的，都来在这孩子面前低头——这孩子是费了极大的财力从西藏深处接来的，而他那被鬼附着的本事，惹得人人肃然起敬、赞叹不已、热心不已。

鞑靼的每一个王国，在它第一等的喇嘛庙里，必有一位活佛。除这位住持之外，另有一位大喇嘛，是从王族中挑选的。那位西藏来的喇嘛像一尊活的偶像住在庙里，每日受着虔诚者的朝拜，也每日给他们祝福；凡属诵经与仪轨之事，都归他直接管辖。蒙古的那位大喇嘛，则掌管庙里的行政、秩序与执行之事：一个治理，一个只管临御。「君主临朝而不理政」这句名言，可见并不是有些人所以为的政治上的大发明。人自诩发明了新制度，其实不过是把鞑靼喇嘛庙的旧章程偷了去，还一声不响。

这两位之下，另有若干属官，分管庶务、进项、买卖与戒律。书记们掌管簿册，并草拟那位当家喇嘛为整饬庙规而颁的条例与命令。这些书记一般都通蒙文、藏文，有时还通汉文与满文。他们在受任之前，须当着全庙喇嘛与本地主要的官长受一次极严的考试。

这一套上下的僧职之外，庙里的人分为「师喇嘛」与「徒喇嘛」、即「沙毕」。每位喇嘛名下有一个或几个沙毕，住在他的小屋里，替他料理一应家务。师父若有牲口，便由他们照管：挤牛奶，做酥油与奶皮。作为报答，师父指点弟子念经，教他们仪轨。沙毕每天早上必须比师父先起来：头一件事是扫地、生火、煮茶；随后取了经本，恭恭敬敬呈给师父，又在他面前伏拜三次，一言不发——这一番敬礼，就等于请师父把当天要学的功课划出来。师父翻开书，照徒弟的资质念上几页；徒弟再拜三拜以示谢，便去做自己的事。

沙毕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念经，并没有定时；他尽可以把工夫花在睡觉上，或同别的小徒弟打闹，师父丝毫不管。到了该睡的时辰，他把早上派下的功课背一遍，声调单调得很；背得好，便算尽了本分——师父的沉默便是他所能得的唯一嘉奖；背不出来，那便要受极重的责罚，叫他知道自己的错。这种时候，师父往往把平日的庄重丢开，扑上去，一面痛骂，一面痛打。有些徒弟被折磨得太狠，便逃掉，离了本庙去闯荡；不过一般说来，他们总是耐着性子受罚，便是隆冬里不着衣服在露天过一夜也受着。我们常有机会同沙毕们攀谈；问他们学经可有不挨打的法子，他们便老老实实、一副深信不疑的口气答道：那是不可能的。他们说：「一个人记得最熟的经，总是为它挨打最多的那几段。凡不会念经、不会治病、不会算命、不会预言未来的喇嘛，都是没有被师父好好打过的。」

除了这种在家中、在师父眼皮底下的功课，沙毕们还可以到庙里去听公开的讲说，讲的是有关宗教与医道的书。不过这些讲解多半含混、不能餍人之心，远不足以造就有学问的喇嘛；他们中间能把自己所读的书说个明白的极少。为掩饰这一层，他们总不忘搬出「道理深奥」四个字来。至于大多数喇嘛，则觉得机械地把经念一遍更省事、更爽快，至于经里的意思，他们是懒得去费心的。等说到西藏的喇嘛庙时——那里的教授比鞑靼地方完备些——我们再把喇嘛的学业细说一说。

因为只有藏文的书才算得经典、才为佛教的改革所承认，蒙古的喇嘛便把一生耗在学一种外国的文字上，自家的语言全不放在心上。他们中间精通藏文著述的很多，却连本族蒙文的字母也不认得。诚然也有少数庙里对鞑靼文字略加留意，有时也念蒙文的经；不过那总是从藏文书译过来的。一个喇嘛能读藏文又能读蒙文，便算得上大学者；他若再懂得点汉文与满文的学问，人就要把他看作超乎凡人之上的了。

我们越往鄂尔多斯深处走，这地方越显得荒凉而凄惨。更糟的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庄严地给秋季收了尾，把冬天的寒冷带到了我们头上。

有一天，我们在干燥的沙漠里艰难地走着；汗从额上直淌，因为热得发闷；空气凝滞，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骆驼伸长脖子、半张着嘴，在空中白白地找一丝凉意。近午时，天边开始聚起乌云。我们怕被风暴撞上，决意先支帐篷。可是支在哪里呢？我们四下张望，又爬到土丘顶上，焦急地用眼睛搜寻可以讨些柴火的鞑靼人家，却是白搭：四面所见，只有一片凄凉的荒寂。不时看见狐狸钻回洞去，成群的黄羊奔向山口去歇息。这时云越涌越高，风也猛刮起来：阵风忽紧忽缓，一忽儿像是把风暴送到我们头上，一忽儿又像把它推开。我们正在希望与畏惧之间悬着，隆隆的雷声与一道道像要把天点着的闪电告诉我们：除了把自己整个交在上主手里，再没有别的指望了。凛冽的北风狂吹，我们便朝旁边一处山口走去；还没走到，风暴便炸开了。先是倾盆的大雨，接着是冰雹，末了是半化的雪。转眼之间我们浑身湿透，只觉得寒气侵进四肢。我们立刻下来，指望走一走能暖和些；不料在漫天的沙里刚走出十步，两条腿便像陷进灰浆里一样。眼看再也走不动了，我们只好挨着骆驼蹲下去避一避，把两臂紧紧夹在肋边，指望多少留住一点暖气。

风暴还在向我们逞它的凶威，我们只好顺命地等着上主给我们安排的结局。帐篷是支不起来的：被雨泡透、又被北风冻得半硬的帆布，不是人力所能张得开的；何况水到处横流，也难找一块支它的地方。在这样可怕的情形里，我们悲哀而沉默地彼此看着；只觉得身上的暖气一分一分地退去，血也开始要凝了。于是我们把自己的性命献给天主作牺牲，因为我们深信这一夜我们要冻死了。

然而我们中的一位振作起全部气力与精神，爬上一处高地，从那里可以望见旁边的山口；他发现一条小路，曲曲折折地通到那道大沟壑的深处。他顺路走去，下到沟里没几步，便看见山腰上有几个大开口，像一扇扇门。一见此景，他的勇气与气力立刻回来了，重又爬上高地，把好消息告诉同伴：「我们得救了！」他喊道，「这沟里有洞；快去躲进去！」这几句话立刻把这小小的驼队惊动了：我们把牲口留在冈上，急急下到沟里。一条小路通向那开口处；我们探头进去，只见山腹之中并不是天然形成的简陋石窟，而是人工凿成的、宽敞而齐整的房间。我们头一声便是感谢上主的慈爱。我们挑了其中最干净最大的一个，转瞬之间便从极苦跳到了极乐——那真像从死里忽然而又出人意料地回到了生里。

看着这些又雅致又结实的地下之屋，我们猜想必是有些汉人家迁到这地方来种地，后来因土瘠而罢了。这里那里看得见耕作的痕迹，也证实了我们的猜测。汉人在鞑靼地方落脚时，若遇着土质坚实的山，便在山腰凿洞。这样的住处比盖房子便宜，也较少受寒暑之苦。它们一般布置得极好：门两旁开着窗，里面光线很够；墙、顶、灶与炕都抹了泥，光滑坚实，看去像刷了灰泥。这种洞冬暖夏凉；不过空气不足，住久了有时于身体有害。这种住处于我们并不新鲜：我们西湾子的传教区里多得很。不过像鄂尔多斯这些造得这样好的，我们还不曾见过。

我们占了其中一间地下之屋，头一件事便是在灶里生起一炉大火；柴是从另一个洞里找来的大捆麻秆。这一路上，我们从不曾有过这样好的柴火。衣服很快干了；我们在这座上主所赐的好客栈里快活得很，大半夜都在享受那份温暖的美妙滋味，桑达钦巴则不知疲倦地用羊油煎小饼。那真是我们的一个节日，面口袋也因此瘪下去不少。

牲口们也不比我们差。我们在山里给它们找着了厩，更好的是找着了极好的草料：有一个洞里堆满了谷秆与燕麦秸。若不是这场几乎要了我们命的可怕风暴，我们的牲口也万万得不着这样的盛馔。把这番奇遇的诗意领略够了，我们终于抵不过困倦，躺在烧得暖暖的炕上，把风暴里所受的酷寒全忘了。

第二天早上，桑达钦巴一面把剩下的麻秆用起来烘我们的行李，我们便出去把这许多地下之屋细看一看。刚走了十来步，我们大为惊异：只见隔壁一个洞的门窗里冒出一股股的烟来。本以为这荒漠里只有我们，忽见这烟，惊异之外还带着几分害怕。我们朝那洞口走去，到了门槛上，看见里面烧着一大堆麻秆，火苗摇曳直舔到顶，那地方像座烤炉。再细看，浓烟里有个人影在动；不多时便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说出鞑靼人的问候语：「蒙都！过来坐到火边上罢。」我们不大敢进去：这卡库斯的洞、这洪亮的嗓门，在我们心里唤起一种怪诞的感觉。那洞中人见我们不声不响也不动，便站起来走到门口。他既不是鬼也不是魔，不过是个蒙古鞑靼人：前一夜被风暴困住，逃到这洞里过了一宿。我们就雨、风、冰雹说了几句，便请他同我们吃早饭，把他带到我们屋里去。桑达钦巴在客人帮衬下煮茶，我们又出去接着察看。

我们在这些荒废而寂静的居处间走着，好奇之中不无几分惧意。这些洞的式样大抵一样，至今还完好如初。墙上刻的汉字与几片瓷器的碎片，证实了我们的判断：这些洞不久以前确是汉人住过的。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几只旧的女鞋，最后一点疑心也没有了。想到那许多人家在这座大山的腹中住了许久，末了又要另寻一块好客些的土地，我们心里不免生出一种凄凉之感。我们一进洞，便惊起一群群麻雀——它们还不曾离开人从前的住处，反而大模大样地把这些大窝占了去；地上撒着的谷子与燕麦，使它们乐意留下来。我们说：「等到这里再也找不着谷粒、等到它们发觉这些洞的旧主人不再回来，它们必定也要飞走，另到人家屋檐下去讨生活了。」

麻雀是十足的世界公民：凡有人的地方，我们就见着它；总是那么活泼、那么放肆、那么好吵架，总是那一副尖利而气冲冲的叫声。不过有一点可说：在鞑靼、中国与西藏，它也许比在欧洲还要放肆些，因为那边没有人与它为难，它的窝与雏还受着人虔敬的保护。你看它大摇大摆地进屋来，与人厮熟地住着，从从容容地啄食人剩下的饭粒。汉人叫它「家雀儿」。

看过三十来个洞，并没有什么特别，我们便回自己那一间去。吃早饭时，话头自然转到凿这些洞的汉人身上。我们问那鞑靼人可曾见过他们。他说：「怎么！住这条沟里的乞塔我见过没有？我个个都认得；他们离开这地方还不到两年呢。说起来，」他又道，「他们本也没有权利留在这里；他们既是刁徒，撵走他们正是应当的。」「你说刁徒？在这么一条可怜的沟里，他们能作什么恶？」「哎，乞塔是滑头，是骗子。起初他们看去很好，可那没有多久。二十多年前，有几家人来求我们容留：他们穷，便准他们在附近种些地，讲定每年收成之后，给本地的台吉一些炒面。渐渐地又来了别的人家，也凿洞住下；不多时这条沟里便住满了他们。起头这些乞塔性子和顺安静，我们像弟兄一样住在一处。喇嘛老爷，你们说，像弟兄一样住在一处，岂不是好？人岂不都是弟兄？」「不错，你说的是公道话；那么这些乞塔后来为什么走了呢？」「太平日子没过多久，他们就现出又坏又假的本相来。给他们的那点地他们不知足，随意把耕地往外扩，占了一大片地方，谁也不问一声。等到富了，讲定的炒面他们也不肯缴了。年年我们去要租，换来的是辱骂与咒诅。更糟的是，这些刁钻的乞塔做起贼来，凡在沟弯里走失的山羊绵羊，都被他们弄了去。末了，有一位极有胆识的台吉把附近的蒙古人召集起来，说：『乞塔夺我们的地，偷我们的牲口，还咒骂我们；他们既不照弟兄行事、不照弟兄说话，我们就得把他们撵出去。』这位老台吉的话，人人都说好。商议之后，议定由本地的头面人去见王爷，求他下令逐走乞塔。我也是去的人之一。王爷责备我们不该容外人耕我们的地；我们伏在地下，一声不敢响。不过王爷办事一向公道，还是把令写了，盖上红印。令上说：王爷不许乞塔再住在境内，限他们八月初一以前离开。三位台吉骑马去把这道令交给乞塔。他们对这三位使者一句话也没有，只彼此说：『王爷要我们走，好罢。』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聚在一处，议定要违王爷的令，硬赖在这地方不走。八月初一到了，他们仍旧安安稳稳住在屋里，一点要动身的样子也没有。那天天没亮，所有的鞑靼人都上了马，拿起长矛，把牲口赶到乞塔那些还长着庄稼的地里去；等到日出，那些庄稼一点也不剩了：不是被牲口吃光，就是被践踏了。乞塔又嚷又骂，可是事情已经做下了。他们看看局面无望，当天便收拾起家具农具，搬到鄂尔多斯东边、离黄河不远、靠巴嘎郭勒那一带去落户了。二位从察罕库伦来，路上在巴嘎郭勒以西，想必遇见过种着几块地的乞塔；那便是从前住这条沟、凿这些洞的人。」

这番话说完，那鞑靼人出去了一会儿，把留在他过夜那个洞里的一个小包取了回来。回来时他说：「喇嘛老爷，我得走了；二位不肯到我家里去歇几天么？我的帐篷离这里不远，就在你们望见的北边那座沙山后面，至多不过三十里。」我们答道：「多承好意。鄂尔多斯蒙古人的好客，是到处有名的；可是我们前面的路还长，不能在半途耽搁。」「长路上早几天晚几天，算得什么？你们的牲口总不能老站着，也得歇一歇。二位自己昨天被那样的天气折腾得够苦了。跟我去罢，一切都好了。四天后我们还有一场喜事：我的长子要成家了。来喝我儿子的喜酒罢；二位到了，他必有好运气。」那鞑靼人见我们执意不肯，便上了马，顺着通往沟外的小路上去，消失在荒漠的沙与灌木之间。

若在别的情形下，这样的邀请我们是很乐意领的；只是我们盼着在鄂尔多斯尽量少耽搁。我们急着要把这片可怜的地方抛在身后——在这里我们的牲口一天天瘦下去，我们自己也吃了那么多辛苦。何况蒙古人的婚礼于我们并不新鲜：自进鞑靼地方以来，这样的仪式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亲见过了。

蒙古人成婚极早，而且一概由父母作主。这样一件大事，从提起、商议到定局，两个最相干的人竟丝毫不与闻。无论订婚是在幼年还是在稍长之后，婚约总是父母订的，甚至不曾对儿女提过一句。将来的一对夫妻互不相识，也许从未见过面；只有到成了亲，他们才有机会去弄清彼此的性情合不合。

女儿从不带嫁妆；相反，男方要给女方家里送礼，而这礼的分量，也极少由男家的父母随意作主。一切都事先议定，写在一纸公开的文书上，条目细到极处。说实在的，这与其说是聘礼，不如说是一件货物的价钱，一边卖，一边买。这一层在他们的话里说得很明白：他们说「我替我儿子买了某家的女儿」，「我们把女儿卖给了某某家」。所谓婚书，也就不过是一纸买卖的契约。有中人在中间讨价还价，上上下下磨到讲成为止。等到议定给女家多少匹马、多少头牛、多少只羊、多少匹布、多少斤酥油、多少酒与麦面，便当着证人立下契约，女儿于是成了买主的产业；不过她仍留在娘家，直到举行婚礼的时候。

婚事由中人议定之后，新郎的父亲带着至亲把信送到女家去。进门先在小小的家堂前伏拜，向佛的像献上一只煮熟的羊头、牛奶与一条白绸哈达。随后大家享用新郎家备下的一顿酒饭。席间，女家的亲属各得一枚钱，都投进一只盛着马奶酒的器皿里；新娘的父亲喝了酒，把钱留下。这个仪式叫做「塔希勒特比呼」，意思是「击掌定约」。

到了喇嘛所择的吉日，新郎一早便遣人去接那位许给他、或者不如说是他买下的女子。使者将到时，新娘的亲友在门前围成一圈，像是要拦住新娘不放，于是开始一场假意的争夺，自然以新娘被抢走告终。她被扶上马，绕娘家的屋子转三圈，然后被飞马送到公公住处附近早已预备好的一顶帐篷里。这时候四邻的鞑靼人、两家的亲友，都到喜筵上来，向新人送礼。礼的厚薄——不外牲口与吃食——听凭客人的慷慨。这些礼是给新郎的父亲的，往往足以抵偿他买媳妇所费。送来的牲口一到，便赶进早已搭好的圈里。富鞑靼人家办喜事，这些大圈里能收下成群的牛马羊。客人一般都很大方，因为他们知道将来遇着同样的事，人家也会照样还礼。

新娘装束停当，被引去见公公；众喇嘛照仪轨诵经，她先伏拜佛像，再拜灶，末了拜新郎的父母与近亲。新郎那一面，也向聚在旁边帐篷里的女家行同样的礼。随后便是喜筵，有时一连吃七八天。大量的肥肉、无尽的烟、成坛的烧酒，便是这些筵席的豪华与排场。有时还添上音乐，请「图勒霍勒」、即鞑靼的歌手来，使这场喜事更为隆重。

鞑靼地方是许娶几个妻子的：这既不违法度，也不违宗教，更不违风俗。第一位妻子永远是当家的主妇，在家中最受敬重；其余的称为「小妻」（巴嘎额默），对第一位须恭顺服从。

多妻之制为福音所废，其本身也与家庭的和乐相违；然而在鞑靼人，它或许倒可算一种幸事。就他们目前的社会情形而论，它仿佛是一道拦住淫风与败德的堤。喇嘛既须守独身，而剃发住庙的人又那样多，若不能把女子送到人家去做小妻，那么许多年轻女子无所依傍、听其自生自灭，会生出怎样的乱子，是不难想见的。

鞑靼人离异极常见，且不须官府或教门过问。休妻的丈夫连一个借口也用不着：不必任何手续，把她送回娘家，只捎一句话说自己不再要她了。这样的做法合乎鞑靼的风俗，也不触犯任何人。丈夫自以为有此权利，因为当初下聘时他出过牛、羊与马。被休的女子的父母也并不抱怨女儿回来：她在家里重居旧位，等着另一个丈夫上门；到那时候，他们还要为同一件货色能卖两回而暗自高兴呢。

在鞑靼地方，妇女过的日子相当自主。她们远不像亚洲别的民族的妇女那样被压制、被禁锢：可以随意来去，可以骑马出门，可以一顶帐篷一顶帐篷地彼此串门。中国妇女那种柔婉倦怠的神气，在鞑靼妇女身上是看不见的；她的举止风度里有一种力量与刚健，正与她那活跃的生活与游牧的习惯相称，而她的装束更把这份英爽倨傲的气概衬托出来。

她们的衣着是一双大皮靴，一件绿色或紫色的长袍，腰间系一条黑的或蓝的带子；有时在长袍外面再套一件小褂，样子像我们的背心，却极宽大，一直垂到胯上。鞑靼妇女的头发分成两条辫子，用绸带扎住，垂在胸前；她们的讲究，在于用金银的亮片、珍珠、珊瑚以及千百样叫不出名目的小玩意来装点腰带与头发——那些东西的样式与成色，我们实在说不清楚，因为我们既没有机缘、也没有兴致、更没有耐心去认真留意这些琐屑。

第九章驼队起行

驼队起行、宿于一处丰美的山谷、奇寒、遇见许多香客、喇嘛教野蛮而邪异的法事、往拉齐楚林庙去的打算、小驼队走散又重聚、桑达钦巴使气、拉齐楚林庙的样子、绕庙朝拜的几种方式、转经、两个喇嘛的争吵、土色的变化、达布逊诺尔即盐海志、鞑靼骆驼杂说

方才辞别的那位鞑靼人告诉我们：离这些石窟不远有一道山谷，那里的牧草是全鄂尔多斯最好的。我们便决意动身。起行时已将近正午。天色清朗，日光灿烂；不过前一天的风暴余威未消，气候又冷又峭。在被雨水冲出深沟的沙地上走了将近两个钟头，我们忽然进了一道山谷；那谷里的丰美可喜，与我们在鄂尔多斯所见的一切恰成奇特的对照。谷中流着一条水量颇足的小溪，它的源头消失在沙里；两边的山冈像半圆的看台一般升起，满是牧草与一丛丛灌木。

时候虽还早，我们却打消了当天再走的念头：这地方太好，不忍错过；何况北风已起，空气冷得教人受不住。我们便在一处背着山的角落里支起帐篷。从帐篷里望出去，一眼可以看遍整条山谷，牲口不必走动也照看得着。

日落之后，风越发猛，寒气也一阵紧似一阵。我们觉得该想些法子防一防。桑达钦巴搬来大石头压住帐篷的四边，我们便到附近山上去，用斧头砍了充足的柴。喝过茶、吃过每日那一份汤，我们就睡下了。可是这一觉没睡多久：寒冷厉害到把我们冻醒了。这位嘉戎人说：「这样不成；若不想在羊皮上冻死，就得起来生一堆大火。」桑达钦巴的话很在理：这样的时候是不宜睡的。于是我们起来，在平常的衣服外面又加上在归化城买的那两件大羊皮袍。

我们用树根与湿枝生的火才点着，一股浓烟便把帐篷灌满，那辛辣的烟气熏得我们眼睛像被火烧一样。我们把门打开；然而门一开，风进来了，烟却不见少，只好又关上。桑达钦巴对这呛得我们透不过气、熏得我们掉滚烫眼泪的浓烟，却毫不在意。他毫不留情地笑我们缩在火边、头埋在膝上、两手捂着脸的样子。「两位神父，」他说，「你们的眼睛又大又亮，一点烟也受不得；我的又小又丑，可是不要紧，它们当差当得挺好。」我们这位赶驼人的说笑并不能叫我们高兴起来：我们实在苦极了。然而就在这番磨难之中，我们也看出自己何等有福：一想到上主的慈爱把我们领到那些石窟里去，便不能不感恩——那石窟的好处，如今我们才算完全体会到。倘若那时衣服不曾烘干，倘若我们在风暴过后那副可怜相里遇上这场寒冷，我们决活不了多久，必定连人带衣裳冻成一整块不能动的东西。

在这样酷寒里赶路是不妥的；何况这处营地上牲口至少有草可吃，柴也充足，更不宜轻易离开。近午天气和缓了些，我们便出去到山上砍柴。路上看见我们的牲口离开了草地，都聚在溪边。我们立刻明白它们是渴坏了，而溪水结了冰，它们喝不着。走过去一看，果然：骆驼正急切地舔冰面，马和骡子则用硬蹄子踢冰。我们带去砍柴的斧头，正好用来破冰，又刨出一个小坑，好让牲口解渴。

傍晚寒气重又厉害起来，我们便想了个法子，好睡得比前一夜安稳些：把到天亮的这段时间分作三更，各人轮流在帐篷里守着一堆大火，别人睡觉。这样我们既不大觉得冷，又睡得安稳，也不怕把我们的布屋子点着。

熬过两天可怕的严寒，风势平了，我们决意接着赶路。拆帐篷费了极大的事：头一根拔的橛子，在锤子底下像玻璃一样断了。我们扎营的那片潮湿的沙土冻得极硬，橛子嵌在里头像嵌在石头里一样。为把它们起出来，只好用滚水浇了好几遍。

动身的时候，天气竟暖和得很，我们只好把皮袍脱下来捆起，留待日后再用。鞑靼地方最常见的便是这样忽冷忽热：有时极和煦的天气会突然接上极可怕的严寒。只消下一场雪，随后北风一起，就成了。不惯这种骤变、出门又不备厚皮衣的人，往往要遭大难。尤其在北蒙古，行人冻死在荒漠里是常有的事。

新月十五那天，我们碰上许多驼队，也像我们一样自东而西地走。路上满是男人、女人与孩子，或骑骆驼，或骑牛。他们说都是往拉齐楚林庙去的。他们问我们是不是也为同一件事去，听见我们说不是，都很诧异。这许多香客，以及他们听说我们不去拉齐楚林庙时那副惊讶的神气，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在一个山口转弯处，我们赶上一位老喇嘛，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走得极吃力、极辛苦。我们说：「弟兄，你老了；黑头发已经没有白头发多。想必你乏得很。把你的包袱放在我们骆驼上罢，也好教你轻省些。」老人听了这话，伏在我们面前叩谢。我们叫一峰骆驼跪下，桑达钦巴便把那喇嘛的包袱添在我们的行李上。这位香客一卸下压着他的分量，脚步便轻快起来，脸上也现出快慰之色。我们说：「弟兄，我们是西方来的，贵国的事情知道得不多，见这荒漠里有这么多香客，觉得很奇怪。」他带着满腔的感动答道：「我们都是往拉齐楚林去的。」我们说：「想必有什么大的盛典召集你们罢？」「是的，明天是个大日子：有一位博克多喇嘛要显他的法力：自己杀自己，却又不死。」我们立刻明白了：把鄂尔多斯的鞑靼人这样招引了去的，是怎样一场盛典。原来有一位喇嘛要剖开自己的肚子，把肠脏取出来摆在面前，然后再复原如初。这样残酷而可厌的场面，在鞑靼的喇嘛庙里是极常见的。那位要——照蒙古人的说法——「显其法力」的博克多，事先要用许多天的斋戒与念经来准备，这期间不得与任何人有一点往来，还须守绝对的静默。到了那一天，众多香客聚在庙里的大院上，殿门前设一座坛。末了博克多出来了。他在众人的欢呼声里庄重地走上前去，在坛上坐下，从腰带里抽出一把大刀放在膝上。他脚下围坐着许多喇嘛，开始念这可怕的法事里那些骇人的咒语。随着经文念下去，你看见那位博克多浑身发抖，渐渐进入疯狂的痉挛。众喇嘛自己也亢奋起来：声音越提越高，唱诵全乱了套，末了成了一片喊叫与嘶号。这时候博克多忽然掀掉裹在身上的披肩，解开腰带，抓起那把圣刀，一刀把肚子直剖开来。血四处流的时候，众人伏在这可怕的场面之前；人们向这位入了神的人打听种种隐秘之事：未来的事、某某人的命运。博克多对这一切问题的回答，人人都当作神谕。

等这许多香客虔诚的好奇心满足了，喇嘛们便重又平静而庄重地念起经来。博克多用右手蘸取伤口上的血，举到嘴边，向它吹三口气，然后大叫着把血抛向空中。随后他用手在伤口上迅速一抹，伤口便合了；过一会儿一切复原如初，那邪法的痕迹一点不剩，只剩下极度的虚脱。博克多重又把披肩裹上，低声念一段短经；于是完事，众人散去，只有几个特别虔诚的留下来，对着圣者离开的那座染血的坛观瞻膜拜。

这类可怕的法事，在鞑靼与西藏的大庙里是常有的；我们并不相信其中有什么手法与作假。因为就我们在崇拜偶像的民族中间所见所闻的一切而论，我们确信这里头魔鬼大有干系；何况我们所到过的许多喇嘛庙里，那些最明达、最正直的佛门中人，也是这样看的，这更使我们相信这件事里并无手法。

并不是每个喇嘛都能行这样的神异。譬如那些有剖腹这一可怕本事的人，从来不在喇嘛僧阶的高层里；他们多半是些品行平常、同侪也不大看得起的俗家喇嘛。正经的喇嘛一般都毫不讳言自己厌恶这种场面：在他们眼里，这一切法术都是邪恶的、属魔的。他们说，好喇嘛是做不出这种事来的，连想学这种不敬的本领也不该。

这些魔法般的把戏在规矩严整的庙里虽大抵为人所贬斥，上头却并不禁止；相反，一年之中还专留几个日子来演这可厌的场面。使那些大喇嘛去纵容他们良心上所不以为然的事，其动机无疑只有一个，就是利。这些邪门的表演是万无一失的招徕之法：能把一大群愚昧无知的信众招来，替庙里传扬名声，又带来鞑靼人在这种日子必不会忘了带来的大量供献。

剖腹是喇嘛们最有名的「邪法」之一。同类的还有些，气势小些，却更常见；这些是在人家里私下做的，不在庙中的大典上。譬如把铁烧红了，用舌头去舔而不伤；在身上各处划口子，转眼便一点痕迹也不留，等等。这一切做法之前，都要先念一段经。

我们认识一位喇嘛，据人人所信，他只消念一段经便能使一只器皿注满水；可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他当着我们试一试。他对我们说：我们既与他所信的不同，这试验当着我们不但不灵，还要使他自身遭大险。不过有一天，他把他那「邪法」的咒语念给我们听。那咒很短，可是我们一听便听出：那是直接求告魔鬼相助。咒文是这样的：「我认得你，你认得我。来罢，老朋友，照我所求的做。取水来，把我递给你的这只器皿灌满。给一只器皿灌满水，于你那样大的法力算得什么！我知道你一只器皿的水要得极贵；可是不要紧：照我所求的做，把我递给你的这只器皿灌满。过些时候我们再算账；到了日子，你该得的必定给你。」有时求了也不灵，那便停了经，转而把所求的那位痛骂一顿、诅咒一顿。

如今把这许多香客引到拉齐楚林庙去的这场有名的「邪法」，使我们动了这样一个念头：我们也去，用我们的祈祷把喇嘛们那撒旦的咒语破掉。我们彼此说：谁知道呢？谁知道天主此刻不是正对鄂尔多斯的蒙古人怀着慈悲的旨意？也许他们看见自家喇嘛的法力在耶稣基督的司铎面前被缚住、被压倒，心里会受震动，从此弃了佛的虚妄之教，归向基督的信仰！为彼此鼓气，我们反复说起术士西门的故事——他在空中飞行，被圣伯多禄的祈祷止住，从空中摔在崇拜他的人脚下。自然，我们这样可怜的传教士，并没有狂妄到拿自己去比宗徒之长；不过我们知道：天主的护佑，有时固然因求者的功德与圣德而赐下，也常常因祈祷本身那全能的功效而赐下。

于是我们决意到拉齐楚林去，混在人群里；等那邪魔的咒语一开始，就无所畏惧地、以威严的态度站到博克多面前，奉耶稣基督之名郑重禁止他施展那可憎的法力。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并不瞒自己：我们知道这必要激起崇佛之人的暴怒与仇恨，也许换来的立刻就是一场惨死，作为我们想化导这些鞑靼人的报酬。「可是那又何妨！」我们说，「让我们勇敢地尽我们传教士的本分；让我们无畏地使用我们从上头领受的权柄，至于将来——那本不属于我们——就交给上主去照管罢。」

我们的心意与指望便是如此；然而天主的旨意并不总与人的打算相合，纵使那打算看去最合乎他照拂的安排。就在那一天，我们出了一件事故，把我们带到离拉齐楚林极远的地方去，陷进了极难堪的窘境。

傍晚，同行的那位老喇嘛请我们叫骆驼跪下，好把他的包袱取下来。我们说：「弟兄，我们不是一同往拉齐楚林庙去么？」「不；我得走你们看见的那条沿着山冈往北去的小路。那座沙山后面有一处买卖的地方，逢节的日子有几个汉商在那里支帐篷卖货。我要买些东西，不能再在二位的荫庇下同行了。」「汉人营子里买得着面么？」「小米、炒面、白面、牛肉、羊肉、砖茶，样样都有。」自离察罕库伦以来，我们不曾买过什么食物，便觉得这是补足所缺的好机会。为免得牲口绕着石山多走一大圈受累，秦噶哔先生把面口袋搬到自己的骆驼上，离了驼队，纵驼往那汉人的市集去。照那老喇嘛所指，他该在离庙不远的一道山谷里同我们会合。

在一条崎岖、时时被坑洼与泥淖切断的路上走了将近一个钟头，这位采办的传教士到了那片小小的荒地上，果然见许多汉人在那里扎着营，有的帐篷做铺子，有的做住处。那营子看去像一座买卖兴旺、人来人往的小镇，主顾便是拉齐楚林的喇嘛与蒙古的香客。秦噶哔先生很快把东西买齐，口袋里装满了面，又在骆驼的一个峰上挂了两副极好的羊肝，便骑着往说好等他的地方去。他很快到了那地方，却不见一个人，沙上也看不出近来有人畜经过的痕迹。他想，也许骆驼的驮子松了，耽搁了我们的路程，便折回原议要走的那条路上；然而无论他怎样赶、怎样东驰西骋、怎样把遇见的每一座山冈都爬上去，什么也看不见；他放声呼唤想引我们注意，也无人应答。他到过几处岔路口，看见的只是马、驼、牛、羊的脚印乱成一片，朝各个方向去，彼此交错重叠，弄得他连一点可以猜想的头绪也没有了。

过了一会儿，他想起我们最后议定的目的地是拉齐楚林庙，便掉转头，远远望见那座庙，尽力赶了过去。到了那庙前——那庙像个半圆的看台一般建在山坡上——他四处找我们、逢人便打听；因为在这里至少不愁没有人可问，而我们这小小的驼队又是最容易引人注意的：两峰驮货的骆驼、一匹白马，尤其是那头小黑骡子，凡经过的人无不停下来看它，因为它小得出奇，皮毛的颜色又极漂亮。秦噶哔先生问了又问，全是白费：没有人见过我们的驼队。他爬上山顶，从那里一眼可以望得极远，却看不见一点像我们的影子。

日头落了，驼队还是不见。秦噶哔先生开始担心我们出了什么大事，便又动身，上冈下谷地四处寻找，却看不见我们，向路上遇见的行人也打听不出一点消息。

夜深了，拉齐楚林庙不久便隐没在黑暗里。秦噶哔先生孑然一身留在荒漠中，无路可循，无处可宿；进也怕、退也怕，唯恐掉进什么深坑里去。他只好就地停下，在一道狭窄的沙沟里过夜。说到晚饭，他只好拿「旅途观感」充饥——倒不是缺吃的，实在是缺火、也缺水；何况心里为驼队焦灼，饥饿之感早被压下去了。他跪在沙上念了晚课，然后把头枕在一只面口袋上，睡在骆驼旁边，缰绳绕在臂上，免得那牲口夜里走散。不消说，他这一觉睡得既不沉、也不连贯：又冷又硬的地本不是什么好床，何况是给一个被暗愁啃噬着的人睡。

天刚破晓，秦噶哔先生便上了骆驼；虽然饿得、乏得几乎支持不住，仍旧重新去寻他的同伴。

驼队并没有丢，只是迷得厉害。秦噶哔先生离开我们去汉人集市之后，我们起初走的正是那条路；不多时却进了一片广大的沙原，路的痕迹在极细的沙上渐渐消失了——那沙细得稍有风便像海波一样起伏，先我们而行的人在上面一点痕迹也不曾留下。后来路索性没有了，我们发觉自己被一圈黄色的山冈围着，那上头连一点草木的意思也没有。古伯察先生怕在这些沙里迷路，便叫住赶驼人：「桑达钦巴，」他说，「别乱走。你看那边谷里有个鞑靼骑手赶着一群牛；去问问他到拉齐楚林怎么走。」桑达钦巴抬起头，眯着一只眼睛朝那被浮云遮着的太阳看了一会儿，说：「神父，我是惯在荒漠里跑的；照我看，我们这条路一点不错：只管往西走，错不了。」「好罢，好罢；既然你自以为认得荒漠，就照你的走。」「哦，放心；您看见那边山上那条长长的白线没有？那就是出了沙地之后的路。」

我们信了桑达钦巴的话，照原方向走下去。不久果然到了一条路，正如他所许；可是那是一条废弃的路，路上看不见一个人可以印证或驳倒桑达钦巴的说法——他仍旧一口咬定我们正往拉齐楚林去。日头落了，暮色渐渐让位于夜色，我们既看不见一点庙的影子，更奇的是也不见秦噶哔先生——照那老喇嘛所说，他早该同我们会合了。桑达钦巴不作声了：这时候他也看出我们迷了路。

要紧的是趁夜色还没有合拢先扎营。看见一道洼地尽头有一口井，我们便在井边支起帐篷。等到这布屋子收拾停当、行李堆好，夜已经完全黑了，而秦噶哔先生还是不见。古伯察先生对桑达钦巴说：「你骑上骆驼去找一找秦噶哔先生。」这位嘉戎人一言不答；他心里已经乱了，也沮丧了。他把一根桩子打进地里，拴住一峰骆驼，自己骑上另一峰，闷闷地去寻我们的朋友。他刚走得不见影儿，留下的那峰骆驼发觉只剩了自己，便发出极可怕的叫声；不多时它狂躁起来，绕着桩子团团转，把绳子与它那因痛苦伸长而更长的脖子扯到极处，拼命要摆脱穿在鼻子上的那个木钮；它挣扎的样子实在骇人。末了它把绳子挣断，纵身奔进荒漠里去了。马与骡子也早不见了：它们又饥又渴，而帐篷四围既无一根草，也无一滴水。我们扎营所在的那口井是干透的；其实那不过是一口大约多年无用的旧水窖罢了。

这样，我们这小小的驼队——将近两个月里在鞑靼的荒原上同行而不曾分散过一次——如今彻底散了：人也罢，牲口也罢，都不见了，只剩下古伯察先生孤零零守着他那顶小布屋，被最磨人的忧虑咬着。整整一天他没有吃、没有喝；不过在这样的境况里，人通常既不觉饿也不觉渴：心里太满，容不下身体的要求了；只觉得四面围着千百个可怕的幻影。你的凄凉本该是极大的，幸而你还有祈祷——那是唯一能把压在心上、几乎要把心压碎的那团阴沉忧惧掀起来的杠杆——作你的保障与安慰。

时辰一点点过去，没有一个人回来。夜色里人尽可以从帐篷旁边走过而看不见它，古伯察先生便不时爬上附近的山冈与岩石，扯开嗓子喊失散的同伴的名字；然而无人应声，四下仍旧是寂静与荒凉。将近半夜，远处终于传来骆驼哀怨的叫声——那牲口像是在抗议人把它赶得太急。桑达钦巴不久便到了。他遇见过几个鞑靼骑手，他们并没有秦噶哔先生的消息，却使他得知：我们完全走错了；我们所走的这条路通往一处蒙古营地，与拉齐楚林恰恰相反。桑达钦巴说：「天一亮我们就得起帐篷，去寻正路；到了那边，想必能碰上年长的那位神父。」「桑达钦巴，你这主意是个泡影：帐篷与行李非留在这里不可，缘故再简单不过——没有牲口，它们搬不动。」这位嘉戎人叫道：「牲口！我拴在桩上的那峰骆驼呢？」「它挣断了绳子跑了；马和骡子也跑了；上哪儿去找，我一点头绪也没有。」赶驼人嘟囔道：「这可真妙。也罢，天亮再看怎么办。眼下先煮点茶罢。」「你要是能不用水煮茶，只管煮；可是没有水，井是干透的。」这句话把可怜的桑达钦巴最后一点心气也打垮了：他往行李上一仰，乏极了，不多时便沉沉睡去。

天刚泛白，古伯察先生便爬上旁边一座山冈，指望看见点什么、或是什么人。他望见远处一道谷里有两个牲口，一黑一白；急忙赶过去，果然是我们的马与骡子，正在一口甜水窖旁啃着几茎蒙尘的细草。他把牲口牵回帐篷时，太阳正要出来，而桑达钦巴还睡着，姿势与他睡下时一模一样。古伯察先生喊道：「桑达钦巴，今天早上你不喝茶么？」一听「茶」字，我们这位赶驼人像被电打了似的跳起来，睡眼惺忪地四下张望：「神父方才是不是说茶？茶在哪儿？我是做梦要喝茶么？」「是不是梦我不知道；茶你要喝就有，因为那边谷里有甜水，我方才就是在那里找着马和骡子的。你去打水，我来生火。」桑达钦巴欢欢喜喜地照办，把两只桶往肩上一搭，赶紧往水窖去了。

茶煮好了，桑达钦巴便舒服起来：他一心扑在他心爱的饮料上，仿佛把驼队散了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然而不能不把这事提醒他，好教他去把跑掉的那峰骆驼找回来。

将近半日过去了，古伯察先生的同伴还是没有回来。不时有鞑靼骑手或是从拉齐楚林庙会上回来的香客经过，古伯察先生便问他们：在庙附近可曾见过一位喇嘛，穿黄袍、罩红褂，骑一峰红骆驼？他说：「那位喇嘛个子很高，一大把灰胡子，鼻子又长又尖，脸是红的。」听了这番形容，众人一概说没有：「若见过这样一位人物，」他们说，「我们必定记得的。」

终于，秦噶哔先生出现在一座山冈的坡上：他从冈顶上认出了扎在谷里的我们那顶蓝帐篷，便催着骆驼尽力朝失而复得的同伴奔来。彼此急急忙忙说了一阵——两个人都在说，谁也没有答——随即为这场侥幸收场的倒霉事哈哈大笑。日落之前，桑达钦巴把走失的骆驼也牵了回来，驼队于是重新聚齐：他绕了一大圈，末了在一顶帐篷旁找着它拴在那里——帐篷的主人见那牲口跑过来，便捉住拴好，等人来认领。

天色虽已不早，我们还是决意挪地方：因为扎营的这地方实在坏得没法说。一根草也看不见，我找着的那点水又远得取一趟简直像出一趟门。我们说：「何况只要天黑以前能望得见正路，也就大有进益了。」既定了动身，我们便坐下喝茶。话头自然转到这场教我们受了许多辛苦与麻烦的晦气事上。这一路上，桑达钦巴那副拗而执的脾气，已经不止一次害我们迷路。前面说过，他骑着他那匹小骡子走在驮畜之前，是领队的；他自以为把四方辨得极清、对蒙古的荒漠了如指掌，从不肯屈尊向路上遇见的人问路，我们因他这份自负吃了不少苦头。因此我们决意拿刚过去的这件事做个由头，规劝我们的向导一番。我们说：「桑达钦巴，你留神听我们几句要紧的话。你年轻时在蒙古也许走过不少地方，可这并不等于条条路你都熟；所以你要疑一疑自己的猜想，多肯问一问遇见的鞑靼人。譬如昨天，你若问一问路、若不一味只照太阳走，我们就不至于受这许多罪了。」桑达钦巴一句话也没有答。

我们随即起身预备动身。把散乱丢在帐篷里的东西收拾停当，却发现这位嘉戎人并不像平常那样去给骆驼备鞍。我们过去看他做什么，很吃惊：他安安静静地坐在帐篷后面一块大石头上。我们说：「怎么！不是说好今晚要另换地方扎营么？你坐在石头上做什么？」桑达钦巴一声不答，连眼也不抬，只直勾勾望着地下。「桑达钦巴，你怎么了？怎么不给骆驼备鞍？」他冷冷地答道：「你们要走只管走；我可留在这里。我不能再跟着你们了。看来我是个坏人，没有良心；你们要这样的人做什么？」这话出自一个看去对我们那样依恋的年轻新教友之口，实在使我们大为惊讶。不过我们想，还是不劝为妙，免得越劝越长他那阴郁的傲气，将来更难驯服。于是我们自己动手干那些活儿。

我们已经把帐篷折好、驮上一峰骆驼了，一路上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桑达钦巴仍旧坐在石头上，两手捂着脸，大约正从指缝里看我们干他素常干的活儿干得怎样。等他看出没有他我们也干得挺好，便一言不发地站起来，把另一峰骆驼装好，给自己的骡子备上鞍，骑上去，照旧走在前头带路。秦噶哔先生与古伯察先生相视一笑，却什么也没说；因为他们怕这时候说什么话，会惹恼这样一种分明需要极小心对待的性子。

我们在路旁一处地方歇下。那地方作为营地自然算不得好，可是比起那道教我们受尽苦头的凄惨沟壑来，究竟强得无可比拟。最大的福气是我们又聚在一处了：在荒漠里这是极大的快慰，而这份快慰，直到那场把我们暂时拆散的晦气事之后，我们才算领会得透。我们为此大大地庆贺了一回：以秦噶哔先生买来的面与羊肝为主，办了一桌盛筵。这难得的美味把桑达钦巴紧皱的眉头也松开了：他极其起劲地操持庖厨，用极有限的材料弄出了好几道菜的一顿晚饭。

第二天黎明我们便动身。走了不远，便见前面一座沙冈的黄色底子上，勾出几座大房子的轮廓，四围拥着许多白色的小屋——那便是拉齐楚林庙。走近了看，觉得它造得好、也收拾得好。矗立在这一片房舍正中的三座佛殿，形制雅致而庄严。进正殿要穿过一座极大的方塔，塔的四角各有一条巨龙，用石头雕得极精。我们沿着主要的街道从这头穿到那头，一路是宗教的、庄严的静默。所见的只有几位裹着大红披肩的喇嘛，他们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向我们道了当日的问候，便又庄重地继续他们那忧郁的步子。

快到庙的西头时，桑达钦巴那匹小骡子忽然一惊，纵蹄狂奔，两峰驮货的骆驼也跟着乱跑起来；我们骑的牲口也一样受了惊。这场乱子是一位年轻喇嘛引起的：他直挺挺趴在街心，正在行一种佛门中极风行的仪式——绕喇嘛庙一周，每走一步便五体投地、额头触地一次。有时同做这桩苦行的信众多得惊人：他们沿着环绕整座庙与庙产的一条小路，鱼贯而行。凡稍稍偏出所定之线的，便算这番虔诚有亏，先前所受的辛苦也全没了功德。庙若稍大些，行者一整天也很难做完，所以一早动身行这功课的香客，若能在天黑前做完，便算运气好了。因为这朝拜须一气做完，严得连停下来吃一点东西也不许；一经开始若不一气做完，便不算数：既无功德，也别指望什么灵益。

每一拜都得拜足：身子平贴在地，额头着地，两臂向前伸开，双手合十如祈祷之状。起身之前，行者每次都要用两手各执的一只羊角在地上划半个圆，再把手臂拉到身侧，把这条线画完。看着这些可怜人满脸满身的尘土或泥，你不能不生出无限的怜悯。再坏的天气也挡不住他们这份无畏的虔诚：雪里、雨里、最刺骨的寒气里，他们照样一拜一拜地拜下去。

绕庙朝拜有种种方式。有些香客并不磕头，而是背着一驮经书，那分量是大喇嘛替他们规定的，有时重得压人：你看见老人、妇女、小孩都被压得东倒西歪。不过等他们把这一周走完，便算把所背的经书里的经文统统念过了。另一些人只绕着走一圈，一面数他们那长串的念珠，或者不停地转右手里一种小轮子，那轮子转得快得叫人不敢相信。这器具名叫「曲科尔」，即「转的经」。你在每一条小溪里都看得见许多这样的转经筒，由水流带着转；人以为它们一转便是在念经，日夜替竖它们的人祈福。鞑靼人把它们挂在火塘上头，那些一转，便算是替以灶为象征的全家祈求平安兴旺。使它转动的，是帐篷顶上开口所带来的穿堂风。

佛教徒还有一种把朝拜与祈祷简化的法子。凡大喇嘛庙里，隔不多远便有一种桶状之物，装在轴上可以转动。这东西是用厚板做的，板由无数层纸粘成，上面用藏文写着这一带最有名的经文。凡没有兴致、没有热心、或者没有力气把大摞经书背在肩上、或一步一叩地在尘泥里伏拜、或在冬寒夏暑里绕庙而行的人，便求助于这种又简单又快捷的经桶：他们只消把它推动，它便会自己转上好久；信士们尽可以喝茶、吃饭、睡觉，那副殷勤的机器自会替他们把经转下去。

有一天我们走近一只经桶，看见两个喇嘛正吵得不可开交，眼看要动手，而争端竟起于两人念经的热心。原来其中一个把那念经的机器推转了，便安安静静回自己的僧房去；进门时他回头一看——想必是要欣赏一下他替自己转起来的那些好经——不料看见一位同侪把他的经停住了，正要推转来算在自己名下。他愤于这一番虔诚的欺诈，跑回去把对手的经停掉。两人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一阵：一个推转，一个停住，彼此一句话也不说。末了耐性用尽了，便高声争吵起来；由争吵而威胁，眼看要动手，幸而一位老喇嘛被这场吵闹引来，说了几句和解的话，自己把那机器推转起来，算作两人共有的功德。

除了在庙里庙外行这些功课的香客，还有许多人发愿走极长的路程，而且一路一步一叩地走完。看着这些迷误的可怜人白白受这样可怕而痛苦的劳役，实在教人悲怆；心如被刺，灵魂里满是渴望——渴望有一天这些可怜的鞑靼人，能把他们天天耗费在虚妄谎诞之教上的这份宗教的热力，献给真天主。我们本指望趁拉齐楚林的盛典向鄂尔多斯人宣讲真道；然而这想必不是天主的旨意，因为他容我们恰恰在那最合宜的一天迷了路。我们于是不曾停留，径自穿过拉齐楚林庙——我们急着要到那大迷信的源头去，至今所见的不过是它几道浅浅的支流罢了。

离拉齐楚林不远，我们到了一条明显的大路，路上满是行人。不过使这些人上路的并不是像我们在庙里所见的那种虔诚，而不过是买卖上的事：他们是往达布逊诺尔、即盐湖去的。那盐湖闻名于西满洲一带，不但供给附近的鞑靼人食盐，还供给中华帝国的好几个省份。

离达布逊诺尔还有一天路程，土色便渐渐变了样：黄色退去，不知不觉地转白，像薄薄地盖了一层雪。地面处处隆起，结成无数锥形的小丘，齐整得那样匀称，简直像是人手堆的。有时它们一堆一堆地叠在一起，像盘子里码着的梨；大小不一，有的刚刚生成，有的已老、已竭、行将崩坏。这些隆起的东西四围长着匍匐的荆棘，刺又长又尖，无花无叶，盘旋交缠，在丘顶上结成一顶网似的帽子。这种荆棘除了这些小丘附近，别处是没有的；在新生的丘上，它们坚实、有力、多枝；在老丘上则枯干了，被硝烧过一般，一碰就碎，成了一条条的。

看着这许多覆着厚厚一层硝花的土丘，你分明感觉得到：地面底下不深之处，正进行着某种极大的化学作用。泉水在鄂尔多斯本极稀罕，这一带却常见，不过水多半咸得厉害。可是这里那里，就在一洼苦水旁边，偏有一眼又软又甜、味道极好的泉；凡这样的泉，都用一面挑在长杆上的小旗告诉行人。

达布逊诺尔与其说是一个湖，不如说是一座矿盐的库，其中混着硝花。硝花色作淡白，一捻就碎，与盐很容易分辨——盐是灰色的，敲碎了像水晶一样闪光。达布逊诺尔周围约二十里。四围隔一段便有帐篷，住的是在这里做工的蒙古人，以及硬挤进来入伙的汉人。在他们国境一定范围之内，要找出一门汉人没有插手的工商行业，实在是难的。制盐的手续既不费大力，也不用什么学问：做工的人只把盐从这盐池里捡起来堆好，堆到一定大小，再在外面糊一层薄薄的陶土。等盐澄净得差不多了，鞑靼人便把它运到最近的汉人集市，换茶、烟、烧酒与别的货物。在本地，盐是不值钱的：你每走一步都看得见成块的盐，有时纯净得出奇。我们装了一袋，自用，也给骆驼吃——骆驼是极爱盐的。我们自东而西横穿了达布逊诺尔，一路上极其小心，因为这地面松软，有时几乎是流动的。鞑靼人叮嘱我们：所走的路上有标记，丝毫不可偏离；凡看见水往上冒的地方，无论如何要躲开——他们说那底下是深渊，他们屡次想测它的深浅，都没有结果。听了这话，我们相信这里的确有一个「诺尔」、即湖，不过是在地底下；所谓达布逊诺尔，不过是这湖的盖子或顶，由地下水不断蒸发所生的盐质与硝质结成。风带来的外来之物，再被雨水凝固，年深日久便在这顶上结成一层壳，硬得足以承住那些络绎穿过达布逊诺尔的驼队。

这座大盐矿的影响，像是遍及整个鄂尔多斯：全境的水都带咸味，土都干枯，地面上结着盐质。牧草不丰、淡水不足，于牛马的蕃息极为不利；然而骆驼体质强健耐苦，最能适应最荒瘠的地方，正好补偿了鄂尔多斯鞑靼人的损失。这牲口于荒漠的居民简直是一件至宝：它可以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不吃不喝。无论放它去吃的地方多么坏，它总能找着果腹之物，尤其是土里含盐含硝的地方。别的牲口碰也不碰的东西，它都吃得下：荆棘、干柴，于它都是够用的粮食。

骆驼虽这样好养，它的用处之大，却是不熟悉上主把它安置在其中的那些地方的人所难以想见的。它寻常的驮载是七八百磅，可以驮着这分量一天走十法里。至于那些送公文的骆驼，一天要走八十法里，不过它们只驮一个送信的人。鞑靼的几个国里，王公的车是用骆驼拉的，有时也把它套在轿上；不过这只能在平地上：它们那肉厚的脚，若后面还拖着车轿之类，是爬不得山的。

调养小骆驼是一桩极要费心的事。它出生的头一个星期，既不能自己站起来，也不能自己吃奶：它那长脖子柔软脆弱到那个地步，若没有人在旁边托着它的头让它去吮母亲的乳，它有把脖子扭脱的危险。

骆驼生来就是服役的，仿佛自出生便觉出了它一生要负的轭。你从不曾见小骆驼像小山羊、小马驹以及别的幼畜那样嬉戏跳跃。它总是庄重、忧郁，动作迟缓，不受逼迫决不肯快。夜里，往往白天也一样，它发出一种哀怨的叫声，像婴儿疼痛时的哭。它仿佛觉得欢乐与游戏与它无份，它必然的一生就是苦役与长斋，直到死来解脱它。

骆驼长成得极慢：到第三年才驮得动一个人，到八岁才算全盛。这时候调教它的人便开始拿分量试它，一次比一次重；它若能驮着起身，便证明它能驮着这分量走完全程。路程若短，有时故意给它过重的载，再用杠杆一类东西帮它站起来。骆驼耐劳的年数很长：只要一年里某些时候让它歇一歇，从从容容吃一阵草，它足可以服役五十年。

造物并没有给骆驼什么防身的本领来对付别的牲口——如果不把它那尖利而拖长的叫声、以及它那庞大、蠢笨、难看、远看像一堆废墟的身躯算作防身之具的话。它很少踢人，即便踢也难得伤着谁：它那柔软多肉的脚既伤不了人，连碰也碰不疼；它也不会咬对手。说到底，它对人或兽唯一实在的防身法子，是一种猛烈的喷嚏——它从鼻子和嘴里喷出一团脏东西，射向它要吓唬或要恶心的那个对象。

不过没有阉过的公驼——鞑靼人叫它「博尔」，「特门」则是骆驼的通称——在十二月它们发情的时候是极可怕的。这时候它们两眼发红，头上渗出一种油腻腥臭的液，嘴里不住地冒沫，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在这样亢奋的状态里，无论人也罢兽也罢，凡撞见的它都猛扑上去，其来势之急，人既躲不开也挡不住；把追的东西撞倒之后，还要用整个身子的分量把它碾成一团。这个时节一过，骆驼便恢复它素常的温顺，重又过它那劳碌的日子。

母驼要到六七岁才产驹，孕期十四个月。鞑靼人多半把公驼阉掉；一经此举，它的力气、身量与个头都长得更好。同时它的声音变细变低，有些竟完全失了声；毛也比没阉的短些、细些。

骆驼样子笨拙，口气奇臭，举动沉重不雅，上唇突出而裂，身上好几处还有难看的胼胝——这一切都使它看去令人生厌；然而它极其温顺听话，替人出的力又那样大，其用处之大，便使人把它的丑忘掉了。

骆驼的脚看去虽软，却能走极粗砺的地面，踏在尖石、荆棘或树根上也不会伤着自己。不过若一程走得太久、若走过一定的路不给它几天休息，脚底的外皮便要磨掉，露出肉来，血也流出来。到这样可怜的地步，鞑靼人会给它做羊皮的鞋；然而不让它歇着，这也没有用：你若硬逼它走，它便卧下不动，你或者陪着它，或者把它丢下，此外没有别的法子。

骆驼最怕的莫过于潮湿泥泞的地。它的脚一踏上像泥一样的东西便打滑，摇摇晃晃像个醉汉，多半随即重重地侧身倒下。

它要歇息时，便跪下去，把前腿对称地折在身子底下，长脖子伸直平放在地上。这副样子，看去活像一只大得出奇的蜗牛。

第十章买一只羊

买一只羊、蒙古的屠夫、鞑靼式的大宴、鞑靼的兽医、医牛的奇法、鄂尔多斯水井之深、饮牲口的法子、宿于百井、遇见阿拉善王、鞑靼君长每年入京朝贺、太庙的大典、皇帝把假银给蒙古诸王、看我们的舆图、魔鬼的水窖、澄水、一条跛脚的狗、山形之奇、渡黄河

达布逊诺尔一带，山羊绵羊成群。这些牲口爱吃荆棘与带刺的灌木——那是这片荒原上仅有的草木；它们尤其爱吃这里到处都是的硝花。这土地别的方面虽坏，于养这些牲口却极相宜；而羊在鞑靼人的食用里占极大的分量，实在是他们的主食。若就地去买，价钱很公道。我们算了一下，一斤肉比一斤面还便宜，为省钱计，便决意买一只羊。羊是不难找的；只是买了总得停一天，所以我们等着走到一处不太荒的地方，好让牲口也有点草吃。

过了达布逊诺尔两天，我们进了一道狭长的山谷，谷里驻着几户蒙古人家。地上长着一种密密的草，形状与气味都很像百里香。我们的牲口一路走一路偷偷地左一口右一口地啃，看去很爱吃。这片新牧场使我们动了就地扎营的念头。离一顶帐篷不远，有位喇嘛坐在小丘上，用驼毛搓绳子。我们走过去说：「弟兄，那山上的羊群想必是你的。卖我们一只羊罢？」他答道：「自然；我给你们一只好羊。至于价钱，我们是不会争的：我们念经的人不比商人。」他给我们指了他帐篷附近的一块地方，又替我们把牲口上的驮子卸了下来。那喇嘛一家听见我们骆驼的叫声，都赶过来帮我们扎营。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插手：这几位新朋友只管抢着效劳，卸鞍、支帐篷，还把行李在里面归置好。

这位待我们这样殷勤的年轻喇嘛，卸了马鞍与骡鞍之后，发现两头牲口的背上都磨破了一点。他说：「弟兄，这可不好；你们的路又远，非治一治不可，不然走不下去。」说着他从腰间抽出刀来，在靴筒上飞快地磨了磨，把我们的鞍子拆开，把木头上不平的地方查看一遍，两面都削平，直削得一丝不平也没有了；然后手法极巧地把鞍子的各部分重新装好，交还给我们。「行了，」他说，「这下你们可以安心赶路了。」这一番手脚做得又快又利落。那喇嘛随即要去牵羊，我们说不忙，因为天色已晚，而我们要在他这山谷里住整整一天。

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没醒，那喇嘛推开我们帐篷的门，笑得那样响，把我们都笑醒了。他说：「哈，我看你们今天是真不打算走了。日头都老高了，你们还睡着。」我们赶紧起来；刚穿好衣服，喇嘛便提起羊的事。他说：「到羊群里去罢，你们自己随意挑。」「不用，你自己去，替我们挑一只就是。眼下我们有事：我们西天的喇嘛有个规矩，一起身就要念经。」那喇嘛说：「哦，这多好！哦，西方的圣规！」不过这番赞叹并没有使他忘了自己那点买卖：他上马朝我们望得见的、在山坡上波动着的那群羊驰去。

我们经还没念完，便听见那鞑靼人飞马回来。他把那只羊像行李一样捆在鞍后。刚到我们帐篷口他便下马，转眼之间已把那只可怜的羊四脚放稳在地上——那羊还被这一程御风之行惊得发呆呢。「羊在这儿；不好么？合你们的意么？」「好极了。多少钱？」「一两；贵么？」看这羊的分量，我们觉得这价钱很公道。「你要一两；这里有一锭银子，正是这个分量。你且坐一坐，我们拿戥子来，你称一称，看这块银子是不是足足一两。」那喇嘛一听这话便退后一步，向我们伸出双手嚷道：「上有天，下有地，佛是万物之主。他要人彼此以弟兄相待。你们是西方人，我是东方人；难道就因为这个，我们往来就不能坦白光明么？你们不曾同我讲价；你们的银子，我不称就收下了。」我们说：「这是极好的道理。你既不肯称银子，那就请坐一坐，我们一同喝碗茶，还有一点小事要商量。」「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你我都不可使这活物转生。得找一个会杀羊的俗人，是不是？」不等我们回答，他又说：「还有一层：看二位的样子，一望而知，剖羊收拾羊，你们不是能手。」我们笑道：「你没有看错。」「那么，把羊拴在你们帐篷上；别的都交给我，我去去就来。」说着他上马飞驰，消失在山谷的拐弯处。

那喇嘛果然如约很快回来了。他先径直回自己帐篷，把马拴在桩上，卸了鞍辔笼头，抽它一鞭，打发它吃草去。他进帐篷待了一会儿，便带着全家出来——就是他的老母亲与两个弟弟。他们慢慢朝我们的帐篷走来，那样子实在可笑，简直像是要把全部家具都搬过来：喇嘛头上顶着一口大锅，那锅把他罩得像戴了一顶极大的帽子；他母亲背上背着一只大筐，装满干牛粪；两个年轻的蒙古人跟在后面，拿着三脚架、铁勺，还有别的几样小厨具。一见这光景，桑达钦巴喜不自胜，因为他看见眼前是整整一天的诗意。

这一套家伙在露天摆开之后，喇嘛很客气地请我们回帐篷里歇一歇：他看我们的气派，觉得我们若在场看杀羊，未免有失身分。这提议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便请求：若不碍他们的事，我们想坐在草地上远远地看着，并且保证什么也不动手。他们推辞了几句，见我们确实好奇想看，也就不讲这些礼数了。

喇嘛神色有些不安，不住地朝山谷北边张望，像在等什么人。末了他满意地说：「好了，他来了。」「谁来了？你说的是谁？」「我忘了告诉你们：我方才去请了一位俗人来，他杀羊极有本事。喏，就是他。」我们站起来，果然看见谷里的灌木丛中有什么东西在动。起初看不清是什么，因为那东西虽走得颇快，却像并不见大。末了，我们平生所遇最奇特的一个人出现在眼前。我们得使出全力才忍住了那股要笑的冲动。这位俗人看去五十来岁，身高却不过三尺。他的头顶尖得像个糖塔，上面竖着一小撮乱蓬蓬的头发；一部稀疏的灰胡子乱纷纷地垂在颏下。再加上前后各有一个鼓包——一个在背上，一个在胸前——使这位小屠夫活像拉封丹《寓言》各种版本里所画的伊索。

这位俗人那副洪亮结实的嗓子，与他那瘦小干瘪的身架成了奇特的对照。他没有多费工夫寒暄，一双小黑眼睛往拴在我们帐篷橛子上的那只羊一扫，便说：「就是这牲口要收拾么？」一面摸它的尾巴估量膘水，一面顺手一翻，极灵便地把它仰面放倒，随即把四条腿捆在一处；然后把皮袄的袖子往上一撸，露出右臂来，问是在帐篷里动手还是在外面。「外面。」我们说。「外面，好，外面。」说着他从腰带上挂的皮鞘里抽出一把刀，刀柄很大，刀身却因久用而磨得又薄又窄。他用大拇指试了试刀尖，便一刀直插进羊的肋下，没至刀柄；拔出来时刀已通红，那羊已经死了——立刻就死了，一动也没有动，伤口连一滴血也不曾溅出来。我们大为惊异，便问这小个子：怎么能把羊杀得这样容易、这样快。他说：「我们鞑靼人杀法与乞塔不同：他们割喉咙，我们直取心。照我们的法子，牲口少受罪，血也照该有的样子全留在里头。」

转生的事既已办妥，谁也没有顾忌了。我们这位嘉戎人与那位鞑靼喇嘛都撸起袖子，上去给小屠夫打下手。剥皮剥得快极了。这工夫喇嘛的母亲把两口锅都烧开了；她取了羊的肠脏，洗得颇干净，又用一把大木勺从羊腹中舀出血来，拌上万不可少的炒面，灌成血肠。小个子问：「喇嘛老爷，羊要不要剔骨？」我们说要，他便叫人把羊挂在帐篷上——他自己够不着——然后踩在一块大石头上，刀沿骨走，飞快地把肉整片地剔下来，连四肢也不分开；帐篷上便只剩一副骨架，干干净净、光光溜溜。

小个子照他自己的说法在「收拾」羊肉的时候，别的人已经照鞑靼的规矩预备下一场盛宴。年轻的喇嘛做了筵席的总管。他喊道：「来，大家围坐；大锅要倒出来了！」众人立刻在草地上坐下。蒙古老太太把两手伸进滚沸的锅里，把肠脏全捞了出来——肝、心、腰、脾，还有灌了血与炒面的肠子。这一道菜最可注意之处，是所有的脏腑都完完整整地保着原样，摆出来几乎与活羊身上的一模一样。老太太把这道盛馔端上——不如说扔在草地上；那草地便一身兼作我们的椅子、桌子、盘子，必要时还兼作我们的餐巾。不消说，我们是拿手指当叉子使的。人人用手抓住一段肠子，从那一大团上拧下来，不加作料、也不加盐就吞下去。

两位法国传教士虽然极愿意给这道鞑靼菜捧场，却实在不成。先是手指头一碰这滚烫冒气的东西就烫着了。主人们虽催着说不可等它凉了，我们还是等了一会儿，怕连嘴唇也烫着。末了我们尝了这羊血拌炒面的血肠，吃下去几口便饱了：我们大约从不曾吃过这样全然无味、寡淡到家的东西。桑达钦巴早料到这一层，事先从公共的菜里留出肝与腰子，摆在我们面前，还配了些他先前用两块石头碾碎的盐。这才使我们能跟上众人——他们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把那一大套肠脏吞下去。

这一套吃完，老太太上第二道：把煮血肠的那口大锅端到我们中间。席上的人立刻彼此让起来，各人从怀里掏出自己的木碗，舀起满满的、冒着热气的咸汤，把它冠以「羹」这个堂皇的名目。我们不愿显得特别、像是瞧不起鞑靼的厨艺，便照众人的样子把碗伸进锅里；可是这一碗绿糊糊的东西——给人的感觉像嚼了一半的草——我们是拼出极可嘉的努力才咽下去的。鞑靼人却觉得鲜美无比，一口气舀到这临时汤盆的底，一刻不停，直到什么也不剩：一滴羹也没有，一寸血肠也没有。

席散了，小个子俗人告辞，照例得了羊的四只蹄子作酬劳。这酬劳是蒙古人的老规矩；我们又添上一把茶叶作添头，因为我们愿意他长久记着、并且向他的同乡讲说西天喇嘛的慷慨。

各人都饱餐了一顿，邻居们便收了炊具回去，只有那位年轻喇嘛说不肯丢下我们一个人。东谈西谈说了半天，他把还挂在帐篷口的那副骨架取下来，自得其乐地把羊身上大大小小每一根骨头的名目背——不如说唱——了一遍。他发觉我们在这上头所知极有限，大为诧异；我们费了极大的劲才使他明白：在我们国里，教门中人所学的是比羊骨的名目与数目更正经更要紧的事。

蒙古人个个知道牲口身上骨头的数目、名称与位置；因此他们分解牛羊时从不弄断骨头：用大刀的尖直取骨节，手法与速度都惊人。这样常常解剖，再加上天天与牲口厮混，鞑靼人对牲畜的病极熟，医治也在行。内服的药一概是草原上采来的草，煎了给病畜灌下去。灌药用一只大牛角：把角的小头塞进牲口嘴里，从大头往里灌，像使漏斗一样。牲口若死不张嘴，便从鼻孔里灌。有时鞑靼人也给牲口灌肠，那器具更是原始得可以：牛角作管，泵则是一只大尿脬，用手一挤就是了。

不过内服之药用得并不多，鞑靼人更常用的是在身上各处扎针、割口。其中有几种做法滑稽极了。有一天我们在一户蒙古人家旁边扎营，来了个鞑靼人，牵着一头牛来见那家的当家的，说这牛不肯吃东西，一天天瘦下去。当家的把牛看了看，扒开它的嘴，用指甲搓了搓它的门牙，便对来求教的人说：「蠢材！糊涂东西！你怎么不早来？你这牛离死不远了，至多再活一天。不过还有一个法子可试，我试一试。你的牛若死了，你得说是你自己的错；若好了，你就得当作是霍尔穆斯达的大恩，由我的手成全的。」他叫来几个家奴，吩咐他们把牛按住，好让他动手。随后他进帐篷，不多时拿着一枚钉子与一柄大锤出来。我们焦急地等着这场要用钉子与锤子做的奇怪手术。几个蒙古人把牛按住不让它跑，那位动手的人把钉子放在牛肚子底下，抡起锤子一下便打得没了顶。接着他两手抓住牛尾巴，吩咐按牛的人放手。那头刚受了这样奇特一番治疗的牲口立刻狂奔起来，把那位鞑靼兽医拖着——他死揪着尾巴不放。就这样跑了将近一里，那鞑靼人才撒手，安安静静回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对这新的医牛之法惊讶不已。他断言这牲口再没有危险了：他说，凭尾巴的硬劲，他已经察出他所下的这剂铁药收了效。

鞑靼的兽医有时像刚才那样在肚子上动手，不过更常见的是在头上动手：耳朵、太阳穴、上唇与眼睛周围。末一处尤其常用，是治鞑靼人叫做「鸡屎」的那种病——骡子最容易得。一得这病，牲口便不吃东西，虚弱到几乎站不住；眼睑底下、眼角上长出一些肉赘，像鸡粪一样。这些肉赘若除得及时，骡子便保得住，气力也渐渐复原；若不然，熬不了几天就死了。

拔罐与放血在鞑靼人的兽医术里虽占很重的分量，你却不要以为他们有欧洲医生那样成套的好器械。他们多半只有一把平常的刀，或是别在腰带上的小铁锥——那锥子他们天天用来通烟袋、补鞍子与皮靴。

卖羊给我们的那位年轻喇嘛，用大半天工夫给我们讲他所精通的兽医术里种种或有趣或离奇的掌故。此外他还就我们要走的路给了我们要紧的指点：替我们定了行程，又指明该在哪些地方扎营，免得渴死。在鄂尔多斯我们还有大约十四天的路；这一路上既无溪，也无泉，也无水窖，只在隔一定的距离有深得出奇的井，有些井彼此相距两天的路程，所以水非自己带着不可。

第二天早上，我们向这待我们这样厚道的鞑靼一家道过谢，便上路了。傍晚，快到该支帐篷的时候，我们望见远处聚着许多畜群。想着那里大约就是人所指点的一口井，我们便朝那边走去，果然不出所料：水就在眼前。牲口从四面八方聚来，等着饮水。我们便停下扎营。看着聚拢的畜群与那口以一块大石为盖的井，我们高兴地想起《创世纪》里那一段——雅各伯往美索不达米亚去见叙利亚人贝突耳之子拉班的那一程：

「雅各伯继续赶路，来到东方人的地方。

「他举目一望，见田间有一口井，井旁卧着三群羊，因为人都用那井里的水饮羊；井口上盖着一块大石。

「羊群都聚齐了，人便把石头从井口挪开，饮了羊，再把石头放回井口原处。」

井边摆着的木槽，又使我们想起另一段——黎贝加与亚巴郎的仆人相遇的那一段：

「她给他喝足了，就说：『我也要为你的骆驼打水，直到它们喝足。』

「她急忙把水罐里的水倒进槽里，又跑到井边去打水，为他所有的骆驼都打上水来。」

人在蒙古，在这游牧的族类中间旅行，心思不由自主便回到先祖的时代去——他们那种牧人的生活，与我们今日在蒙古各部所见的风俗习惯何等相近。然而一想到这些不幸的人至今还不认识亚巴郎、依撒格与雅各伯的天主，这种种相似之处便令人何等地伤心难过。

我们帐篷才支好、简陋的厨房才安顿停当，便见几个鞑靼骑手飞驰而来。他们是来打水饮那些等了许久的畜群的。那些牲口本来远远站着，一见牧人来了，便赶紧奔过来，不多时都围在井边，争着解渴。这许多、这样杂的牲口聚在一处，弄出一片喧腾与嘈杂，是我们在荒漠的寂静里久不曾领略的；也许正因新鲜，这份纷乱在我们看来极有意思。那些半驯的马你推我挤地要抢先到井边，到了井边又不好好喝水，反而彼此撕咬争斗，甚至丢下水到平地上去互相追逐，看着实在有趣。尤其是当一峰庞大的骆驼走上前来时，场面更是又有趣又入画：它一到，井边便一片惊慌，那副专横的气派把寻常的牲口都赶开了。

蒙古的牧人共四位：两个手执长杆，跑来跑去想把畜群理出一点秩序；另两个打水，那打法教我们大为惊奇。先说他们当桶用的家伙就很可观：那是一整张山羊皮，四只脚都扎得结结实实，只在脖子处留一个口；口上撑一个箍使它张开，箍上横着一根木柄；一条又长又粗的驼毛绳一头系在木柄上，一头系在一个鞑靼人所骑的马鞍上。皮囊灌满了，那人便纵马而去，把这只「桶」拉到井口，由另一人接住，把水倒进槽里。

那井深得惊人：提水的绳子看去有二百多英尺。绳子不走滑轮，而是径直搭在一块大石头上——那石头已被绳子磨出一道深槽。打水虽极麻利，到把全群饮完，天也几乎黑了。我们随后把我们那五头牲口也牵去分享这场大宴，鞑靼人很客气，也替我们打了水；否则我们多半打不上水来，只能守着一口水足的井干渴着。

这些鞑靼人不像我们在蒙古别处遇见的那样知足：我们看得出，他们为不得不在这样一个牧草如此稀少、水更稀少的荒地上过一辈子而十分沮丧。他们同我们谈起我们走过的那些蒙古王国，说在那里放牧何等容易、何等惬意。他们说：「哦，那些地方的人多有福气！我们若能在那样丰美的牧场上过日子，该多好！」

这些鞑靼人回他们在高山后面的住处之前，告诉我们：明天要在天亮以前动身，因为不到百井那地方是找不着水的，而百井离此一百五十里、即十五法里。

天还没亮我们就走了。一路仍旧是沙地，荒瘠而凄凉。近午我们停下来吃点东西，用一峰骆驼驮着的水煮茶。到百井时天已入夜；我们那些可怜的牲口又饿又乏，几乎挪不动步；然而无论如何非赶到不可——留在半路上，那苦头是无穷的。末了我们到了井边；也顾不上去数是不是真有一百口井——那地方的鞑靼名字是这样说的——赶紧支起帐篷。所幸这口井不像前一夜见的那样深。我们头一件事是打水给马和骡子喝；可是要牵它们到槽边去时，却发现它们不在帐篷旁边——平常卸鞍时它们总是站在那里的。这一下慌张，把一天的疲劳都忘了。我们倒不怕贼：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地方比鄂尔多斯更太平；我们所怕的是：牲口渴得厉害，跑去找水了。我们想：它们必定要一直走到找着水为止；说不定一口气跑到鄂尔多斯的边界、跑到黄河那燥热的岸边去。

夜黑得很；然而我们还是觉得该立刻去找马，便留桑达钦巴弄晚饭，自己四处去寻。我们东转西转地找了许久，什么也看不见；不时停下来听一听，看能不能听出马脖子上铃铛的声音；可是白费气力：荒漠的死寂不曾被什么打破。我们不灰心，仍旧往前走，指望找着这两头于我们万不可少的牲口——失掉它们，我们的处境不堪设想。有时仿佛听见远处有铃声，便伏在地上把耳朵贴着土，好把一点最轻微的声响也听出来；然而都是枉然，一无所获。

黑夜里在这一带我们不曾看清地形的地方，怕迷了路，我们便想折回去。可是一转身，只见我们扎营的地方仿佛腾起一大团火焰与浓烟——你且想我们何等惊骇！我们一刻也不怀疑：桑达钦巴也出去找牲口了，他不在，帐篷着了火。哦，那一刻何等凄惶、何等灰心！在荒漠之中、离我们的教友之地二千里，我们眼睁睁看着火吞掉我们的帐篷——那是我们抵御风雨的唯一栖身之所。我们说：「唉！帐篷是完了，里面的东西想必也都成了灰烬。」

我们凄凄惶惶地朝营地走去。虽急着要弄清这场灾祸，脚步却慢；因为我们同时又怕走近那可怕的景象——它毁了我们的计划，要把我们推进种种苦境。走近些，听见有人大声叫喊；末了听出是桑达钦巴的声音，像是在呼救。我们想也许还能从火里抢出点什么来，便拼命赶过去，一面扯开嗓子喊：我们来了。等我们到了营地，一时竟呆住了：只见桑达钦巴安安静静坐在一堆极大的火旁边，极惬意地一碗一碗喝着茶。帐篷丝毫无损，我们的牲口全卧在四周：根本没有什么火灾。原来这位嘉戎人找着了马和骡子，心想我们大约走远了、回营时怕难认路，便生起一堆大火给我们指路，又扯开嗓子叫我们回来。我们既已十足地相信了那场灾祸，如今重见我们的帐篷，简直像从极苦一下子跳到了极乐。

夜已经很深，我们赶紧把桑达钦巴做的汤吃了——胃口好极了——然后躺在羊皮上，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起来，往营地四周一看，我们浑身一阵发怵：原来我们四面八方都被深井围着。人固然告诉过我们不到百井那地方找不着水，我们却万万没想到「百井」这名字竟要照字面讲。前一晚支帐篷时天太黑，这许多深渊我们一个也不曾留意，自然一点防备也没有。出去找走失的牲口时，我们不知不觉在这些深坑之间兜了千百个圈子；而在这样一个黑夜里那样走动竟毫无闪失，只能归之于上主特别的照拂。因此动身之前，我们在其中一口井沿上插了一个小小的木十字架，以志我们对天主慈恩的感谢。

照常吃过早饭，我们上路。近午时望见前面有一大群人马从两座峭壁夹成的窄口里出来。我们猜不出这样浩大而威严的驼队是什么来头：无数骆驼驮着行李，一峰接一峰地鱼贯而行，两旁有许多骑手护着——远远看去，那些骑手衣饰极华丽。我们放慢脚步，好把这支在我们看来极奇特的驼队看个仔细。

它还离得颇远，便有四个骑手作前哨纵马奔到我们跟前。从他们礼帽上的蓝顶子看，四位都是官员。他们说：「喇嘛老爷，平安！二位要往地上的哪一方去？」「我们是西方来的，也往西方去。蒙古的弟兄，你们这样一大队、这样华丽的服色，是往哪里去？」「我们是阿拉善国的，我们的王要往北京去，伏拜在那位住在天上的人的脚下。」说完这几句，四个骑手在鞍上微微欠身行礼，便回到队前自己的位置上去了。

原来我们在路上遇见的，是阿拉善王带着他堂皇的扈从赴京——去参加藩属诸王的大朝：照例每年正月初一，他们都要向皇帝贺年。前哨之后是一乘轿子，由两头极好的骡子抬着，一前一后套在镀金的轿杠上。轿是方的，朴素，并不雅致；顶上缀着些丝穗，四面板上画着龙、鸟与花束。这位鞑靼君主并不是坐在座位上，而是照东方的样子盘腿坐着。他看去五十岁上下，圆胖的面庞使他的相貌显出一种十足的忠厚。他经过我们身边时，我们喊道：「阿拉善王，愿平安与福气随您上路！」他答道：「念经的人，愿你们也平安。」说着还友好地行了个礼。一位白胡子的老喇嘛骑着一匹极好的马，牵着轿前那头骡子；他被认作全队的引路人。鞑靼人的大队远行，一般都由本地最可敬的喇嘛领着，因为这些人深信：只要队前有一位神明的代表、或者不如说是神明本身在喇嘛身上降世，一路上便无所可惧。

许多骑手围着王轿充作仪仗，他们的马不停地腾跃，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飞驰，一刻也不停。紧跟在王的车驾后面的，是一峰极其神骏而高大的白骆驼，由一个年轻鞑靼人步行牵着一根丝绳。这峰骆驼不驮东西，两个像金字塔一般的驼峰尖上各飘着一片黄绫。毫无疑问，这匹神骏是要献给中国皇帝的。其余的队伍便是许多驮着行李、箱笼、帐篷、锅灶以及在这没有客栈的地方永远少不了的千百样家什的骆驼。

驼队过去许久，我们遇见一口井，便决意在井旁扎营。正煮着茶，有三个鞑靼人——一个戴红顶子，一个戴蓝顶子——在我们门前下马，打听阿拉善王驼队的消息。我们说早就遇见了，想必已经走出老远，天黑以前该到百井扎营了。他们说：「既然如此，我们宁可在这里歇下，免得夜里到百井，掉进什么坑里去。明天早些动身，就赶得上大队了。」

说办就办：三个鞑靼人立刻卸了马鞍，把马打发到荒漠里自寻活路，也不客套便在我们火边坐下。三位都是阿拉善国的台吉。其中戴红顶子的那位是王的大臣；三人本都在大队里，前一天去拜访一位朋友、即鄂尔多斯的一位王公，才落在了后面。

阿拉善王的这位大臣性情爽直坦白，见识很敏；他兼有蒙古人的厚道与活泼文雅的举止——那举止无疑是他常去北京学来的。他问了许多关于鞑靼人所谓「西天」的事，又告诉我们：每隔三年，我们那些来自西方各国的同乡便有许多人到北京去向皇帝朝贡。

不消说，鞑靼人的地理之学大抵不甚深远。在他们，「西方」不过是指西藏以及几个邻近的地方——那是他们从朝拜过拉萨的喇嘛口中听来的。他们坚信西藏之外别无所有：他们说那里便是世界的尽头，再往外便只是一片无边的大海。

红顶子的问话都得了满意的答复之后，我们也问他阿拉善之国与赴京之行的事。他说：「每隔三年，天下的君长都要到北京去过年节。住得近的王公年年都得去；住在天涯地角的，则按路程远近，两年或三年去一趟。」「你们年年上北京是为什么？」「我们不过是随王去；只有王一个人有那份福气，能伏拜在老佛爷——就是皇帝——面前。」随后他细细说了元旦大典的情形，以及中国皇帝与藩属诸王之间的关系。

在中华帝国势力笼罩之下的外藩君长上北京，一是表示归顺与臣服，二是向皇帝缴纳一定的贡赋——他们自居为皇帝的藩臣。这些贡赋顶着「进献」这个好听的名目，实则是赋税，没有一个鞑靼王敢不缴。所纳的是骆驼，是格外神骏的马——皇帝把这些马送去添进他在察哈尔那庞大的牧群里。此外每位鞑靼王公还须带些本地稀罕的出产：鹿肉、熊肉、黄羊肉，香草、野鸡、蘑菇、鱼等等。因为他们是在隆冬进京的，这些吃食都冻着，经得起长途而不坏，到了地方之后还能放很久。

察哈尔有一旗专管每年往北京解送大批野鸡蛋。我们问阿拉善王的大臣：这些野鸡蛋是不是味道特别，以致朝廷这样看重。他答道：「那不是吃的；老佛爷另有用处。」「既不是吃的，那是做什么用？」那鞑靼人有些窘，微微红了脸，说这些蛋是用来做一种膏子的，宫里的妃嫔用它抿头发，据说能使头发格外光润有亮。欧洲人看这种中国宫中如此看重的野鸡蛋发膏，也许要觉得肮脏可厌；不过美与丑、洁与秽，谁都知道，全是相对而约定的事，世上各民族在这上头的见解，最是参差不一。

这每年一次的朝觐，于平民一等的鞑靼人是极破费、极麻烦的事：他们被主人随意驱使，差役压得喘不过气，还须出一定数目的骆驼与马，去驮王公贵人的行李。这些行程既在隆冬，牲口找不着什么吃的，尤其是出了「草地」、进了汉人耕种的地界以后；因此死在路上的极多。所以驼队回来时，远不像去时那样齐整好看，简直可以说只剩下一副副牲口的骨架：还有点力气的驮着路上必需的行李，其余的被人牵着缰绳拖着走，几乎抬不起一条腿来。看蒙古人步行牵着马、却不敢骑上去——怕把马压垮——实在是既可悲又奇特的景象。

藩属诸王一到北京，便进内城，住在专拨给他们的一区里。他们通常有二百位，各有各的府邸或公馆，带着扈从住在里面。有一位官员、即朝廷的大员，专管这一区，职责是维持这些贵客之间的和睦。贡物则交由另一位专管的官员收管，那人可算是内务的总管。

这些君长在北京逗留期间，与皇帝并无往来，也没有隆重的召见。其中或有得以进见御座的，但那只限于极重大、非寻常大臣所能决断的事。

不过正月初一有一场大典，这二百位君长在那里得与他们的宗主与主上有一种接触——照他们的说法，那位主上「坐于天下，以一念而统四海万邦」。照规定中国皇帝行止的仪注，他每年正月初一必须谒太庙，伏拜列祖的神主。这庙的门前有一条长长的甬道，来京朝贺的藩王便在那里聚齐，分列于门廊左右，各按品级排成三行。他们直立着，庄重而肃静。据说这是一幅极壮观的景象：这许多远方的君长，穿着金银线绣的绸袍，服色之不同，表明了他们所居之国与品级之高下。

这时候皇帝从他的黄城里大张仪仗出来，穿过北京空寂无人的街道——因为这位亚洲的至尊一出行，家家必须闭户，城中人人必须在屋里肃静，违者处死。皇帝一到太庙，走在前面的引礼官在他的脚踏上通往藩王所列之廊的头一级台阶时，便高声唱道：「众人俯伏，大地之主到！」二百位藩王便齐声应道：「万喜！」——这样向皇帝贺过年，便都面朝地伏下去。于是天子从他们的行列中间走过，进太庙，自己也在列祖的神主前三拜。皇帝向本家的列祖行礼时，这二百位君长一直伏在地上，直到皇帝再从他们行列中间走过，才起身；此后各人登轿，回自己的府邸去。

这便是这些君长长久忍耐所得的全部、也是唯一的果实：他们离了自己遥远的国土，历尽种种劳顿与危险、穿过大漠长途跋涉而来，所享的福气便是——伏在皇帝经过的路上！这样的景象在我们欧洲人看来只会引起怜悯与厌恶，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一边何以有这样大的卑屈，一边何以有这样大的倨傲。然而在亚洲的民族，这是世上再自然不过的事：皇帝把自己的无所不能看作理所当然，鞑靼诸王则以向它致敬为幸、为荣。

阿拉善王的宰相告诉我们：要见皇帝一面是极不容易的。有一年他的主上病了，他代主上到北京去参加太庙的大典，本指望在皇帝走下门廊时看一看老佛爷，不料全然落空：他作为大臣，不过是君主的代表，被排在第三行，皇帝走过时，他什么也不曾看见。他说：「站在第一行的人，若小心而机灵，或许能瞥见天子黄袍的一角；不过千万不可抬头，那样放肆要算大罪，是要重重治罪的。」

鞑靼诸王公都领皇帝的俸。所给的数目不大，政治上的效用却极大：鞑靼王公既领了他的钱，便自视为出钱者的奴仆、至少是仆从，因而承认皇帝有要他们臣服听命之权。藩属君长在北京领这份俸，大抵在正月初一前后，由几位大员发放；据好搬弄是非的人说，那些大员拿这桩肥差投机，总不忘在可怜的鞑靼人身上捞一大笔。

阿拉善王的大臣还讲了一件事给我们长见识：有一年，所有藩属王公领到的俸都是镀金的铜锭。人人立刻看了出来，却都只好忍住不说，怕张扬出来闹成一场大祸，不但要牵累帝国最高的显贵，连鞑靼诸王自己也要牵连进去。因为照理，他们的钱是从皇帝手里领的；一告状，某种意义上就等于指老佛爷、天子造假银。于是他们伏拜着领了铜锭；直到回了本国，才说出来——而且并不说自己受了骗，只说那些奉命发钱的官员是被北京的银号哄了。这位讲故事的鞑靼官员，分明是要我们明白：此事与皇帝、与近臣、与官员都不相干。我们很小心，并不去点破他。至于我们，对北京政府的操守本无多大信心，深信这是皇帝正正经经把鞑靼诸王骗了一回。有一件事更使我们确信这一点：那事恰好发生在与英国交兵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皇帝已经窘到极处，正不知到哪里去弄钱来养活那一小撮负责保全中国疆土的兵。

阿拉善这三位官员的来访，不但因他们所讲的鞑靼诸王与皇帝的关系而令人愉快，于我们还极有实用。他们听说我们要往西去，便问我们是不是打算取道阿拉善。我们说是，他们便力劝我们打消此念，说我们的牲口要死在那里，因为一片牧草也遇不着。阿拉善比鄂尔多斯更荒瘠，这我们早就知道：那地方尽是一列列高大的沙山，有时整天整天地走，看不见一星半点草木；只有这里那里几条狭谷，给牲口供一点带刺的可怜的草。因此阿拉善人烟极稀，便是与蒙古别处相比也是如此。

这几位官员说，今年遍及鞑靼各地的大旱，把阿拉善弄得几乎不能住人了。他们断言：畜群至少死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也都可怜得很。他们说，这次赴京，他们已经在境内挑了最好的牲口；而我们也看得出，这支驼队的牲口与我们在察哈尔所见的大不相同。天旱、缺水缺草、畜群死亡——这一切造成了极大的困苦；因而盗贼成群，在境内到处劫掠行人。他们劝我们：我们人数这样少，进阿拉善的山里是不智的，尤其是在主要的官长都不在的时候。

得了这消息，我们决意不走回头路——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而把路线略略改一改。这一夜谈到很晚才想起歇息；才睡了几分钟，天就亮了。几位鞑靼人备好马，祝我们平安喜乐，便纵马飞驰去追赶前面的大队了。

我们自己呢，动身之前先把安德里沃－古荣先生所刊的那张极好的中华帝国地图摊开，在上面找该往哪个方向走，才能避开阿拉善那片可怜的地方，而又不至于太偏离原路。看过地图，我们觉得除了重渡黄河、出长城、穿过中国的甘肃省一直走到青海的鞑靼人那里去之外，再没有别的路。这个决定若在从前，会教我们发抖：我们素来惯于隐姓埋名住在中国的教友村里，独自两人、身边又没有一位传道跟着便进中国内地，在我们看来是万万不可能的；那时候我们准会觉得这事明如白日——我们这样莽撞，结果必是自己被绞死、中国各处的教务全遭迫害。从前我们是这样怕的；如今怕的时候过去了。两个月的旅程把我们磨硬了，我们已经确信：在中国旅行，可以和在鞑靼一样安全。我们在几座大商埠住过，一应事情都不得不自己张罗，中国的风俗人情于我们已经熟得多了。语言也不成问题：除了会说鞑靼话，中国的口语我们也说得来——这一层于住在教区里的人是极难做到的，因为教友们为讨传教士的好，在传教士面前只用他们从书上学来的那一小套词儿。除了这些心智上的便宜，长途跋涉在身体上也给了我们好处：两个月来风吹、日晒、雨淋，把我们欧洲人的肤色熬得又黑又粗，我们在这一点上看去简直像林莽里的野人了。如今被中国人认出来这一层，我们已经不放在心上。

我们告诉桑达钦巴：再过几天我们就不在「草地」上走，而要取道中国内地了。这位嘉戎人说：「到汉人那里去走？好得很。那里有好客店，煮得出好茶。下雨可以进屋。夜里不受北风吹。不过中国有一万条路，我们走哪一条？哪一条好，我们知道么？」我们便叫他看地图，把到青海之前要经过的地方一处处指给他，还替他把城与城之间的路程都折成里数。桑达钦巴看着我们这张小小的舆图，兴奋得不得了。他说：「唉，我真后悔在庙里的时候不曾用功；那时候若听师父的话、若多用点心，如今说不定就懂得这张纸上画着的天下之图了。有了这个，走遍天下也不用问路，是不是？」我们说：「是，走遍天下——连你自己家也到得了。」「怎么讲？我的家乡也写在这上头么？」他一面说，一面弯下腰去，把整张图都用他那庞大的身子盖住了。「让开些，我们指你的家乡给你看。你瞧：看见那条绿线旁边这一小块么？那便是嘉戎人的地方，汉人叫做三川。你的村子该在这里；我们经过时离你家不过两天的路。」他拍着额头叫道：「有这样的事？我们要走到离我家两天路的地方去？您这样说么？怎么会？不过两天的路？那么走到近处的时候，我要求两位神父准我回去再看一眼故乡。」「你如今回三川去做什么呢？」「我去看看那里如今怎样了。我离家已经十八年。我去看看我的老娘还在不在；她若还活着，我要领她进圣教会。至于我那两个弟弟，谁知道他们有没有那点见识、肯不肯不再信佛的转世。啊，是了，」他顿了一顿又说，「我去煮点茶，咱们再从长计议。」

桑达钦巴的心已经不在我们这里了：他的心思早飞回故乡去了。我们只好把他拉回眼前的实际来：「桑达钦巴，不必煮茶了；这会儿也不是说话的时候，我们得收帐篷、装骆驼、赶路。你看，日头已经老高：再不走，我们永远到不了三川。」他叫道：「不错！」一跃而起，忙忙地张罗起动身的事来。

重新上路之后，我们不再一味向西——这一路我们是严守着西行的——而略略折向南。走了半日，我们在一块岩石下面坐下吃饭。照例是饼与水；可那是怎样的饼、怎样的水啊！半生不熟的面团，加上带咸味的水——那水还是我们流着汗打上来、又一路驮着走的。

饭快吃完的时候，我们正想把鼻烟壶里那点残余的烟末凑一凑当饭后的消遣，看见一个鞑靼人骑着骆驼朝我们走来，随即在我们旁边坐下。彼此道过平安，我们让他闻了闻我们那只空烟壶，又送他一个灰里烤的小饼。转眼之间他把饼吞了下去，又吸了三下鼻烟。

我们向他打听路。他说：照这个方向走，两天可到黄河；过了河便进中国的地界了。这消息使我们很高兴，因为它与我们的地图完全相合。我们问他水远不远。他答道：「远；井都在远处。你们今天若再扎一次营，路上会遇见一口水窖；不过水少，而且极坏。从前那是一口极好的井，如今废了，因为有个楚特古尔（恶鬼）把水弄脏了。」

听了这话，我们便立刻起身，因为要在天黑前赶到，是耽误不得的。那蒙古人上了骆驼，纵跃着穿过荒漠去了；我们这小小的驼队则依旧不紧不慢、单调如常地走着。

日落之前我们到了那口水窖，便支起帐篷；因为再往前也无望找着更好的水，何况我们心想，这水窖也许不像那鞑靼人说的那样邪门。

我们生火的时候，这位嘉戎人去打水；不多时回来说那水不能喝，简直是毒药。他端了一盆来给我们尝尝，自己判断。

这浑浊肮脏的水果然臭得教人受不住；而在这令人作呕的东西的表面上，还浮着一层油似的东西，越发教人恶心。我们没有胆量把它凑到嘴边：光是看着、尤其是闻着，就够了。

然而不喝就得渴死；我们于是决意把这鞑靼人所谓「魔鬼的水窖」尽力弄一弄。我们在窖旁采集树根——那里长得极多，半埋在沙里——不多时就凑够了一大堆。随后我们先烧了些炭，把炭敲成小块；再把这浑浊发臭的水灌满锅，架在火上；水一开，便把大量的炭投进去。

我们做这番化学功夫的时候，桑达钦巴坐在锅边，不住地问我们：拿这些可厌的材料究竟要熬什么汤。我们便给他讲了一通炭能去色去臭的道理。他耐着性子听我们这番科学的论说，却似乎一点也不信。他的眼睛盯着锅，从那副怀疑的神色一望而知：他绝不指望、也绝不相信锅里那翻滚的浊水会变成清亮的液体。

过了一会儿，我们把这样炮制过的水倒出来，用临时做的布筛滤了一遍。所得的水诚然算不得美味，却可以喝了：盐质与臭味都沉了下去。这一路上，我们不止一次喝过并不比它更好的水。

桑达钦巴简直乐得如醉如狂。他若不是个基督徒，准要把我们当活佛看了。他说：「喇嘛们自称经书里包着一切学问、一切法力；可我敢说，若只有这口窖里的水煮茶，他们不是渴死就是毒死。要把这样坏的水弄好，他们比羊还没主意。」随后他拿种种古怪的问题来问我们，都是关于事物的本性的。就我们刚做的这番澄水之法，他问：他若用炭使劲擦脸，能不能把脸擦得跟我们一样白？可是当他眼睛转到自己那双还沾着刚敲的炭而乌黑的手上时，他自己也为这想头笑得不可开交。

等我们把要用的水「蒸」够，夜已经来了。于是煮了许多茶，整个晚上都在喝茶。我们只在茶里泡了几撮炒面：渴得那样厉害，把吃东西的念头全压下去了。把内里灌足之后，我们便去歇息。

然而刚在草地上躺下，一种异常而万想不到的声音把我们惊得发呆。那是一种拖长的、凄惨的、低沉的号叫，像是正朝我们的帐篷逼近。狼嗥我们听过，虎啸熊吼我们也听过；然而此刻惊动我们耳朵的这声音与那些全不一样。它有点像牛的哞叫，却夹着极怪、极不可解的音，把我们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越发惊愕，因为人人都对我们说过：整个鄂尔多斯是没有什么猛兽的。

我们的窘境渐渐认真起来：不但替拴在帐篷四周的牲口担心，也替自己担心。那声音不但不停，反而似乎越来越近；我们便起来——倒不是要出去寻那扰我们清梦的恶兽，而是想设法把它吓走。为此我们三个一齐扯开嗓子喊；喊完停住，那东西也停了。静了片刻，那号叫又起来了，不过离得很远。我们猜是我们反把它吓着了，心里略略安定些。

叫声又近了，我们便在离帐篷几步远处堆起一堆柴，生了一堆篝火。那火光非但不曾把这不知名的怪物吓退，反倒像是把它招来了；不多时，借着柴火的光，我们看出一个像是四足巨兽的轮廓，毛色发红；就我们所能辨的而言，它的相貌远不像它的声音那样凶。我们壮着胆子朝它走过去，可是我们一进，它便退。桑达钦巴眼力极好，又惯于荒漠，他断定那东西不是狗就是一头走失的牛犊。

我们的牲口至少和我们一样全神贯注：马与骡子竖起耳朵，用蹄子刨地；骆驼伸长脖子、瞪着眼，目光一刻也不离那发出野叫的方向。

为弄清究竟遇上了什么东西，我们在一只木盆里和了一把面，放在帐篷门口，自己退到里面。不多时看见那东西慢慢走近，停一停，又走近；末了到了盆边，以极快的速度把我们替它预备的这顿晚饭舔了个精光。这时我们才看清那是一条极大的狗。它把空盆舔得干干净净、光光亮亮之后，便毫不客套地在帐篷门口卧下了；我们也立刻照办——很高兴：本以为是敌人，原来得了一位保护者。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才得以从容打量这条先前把我们吓得不轻、如今又这样毫无保留地依附了我们的狗。它毛色是红的，个头极大；瘦得出奇，可见它无家可归地流浪已经有些时候了。一条脱了臼的腿拖在地上，使它走起来一摇一晃，更添了几分骇人之相。尤其当它发出那洪亮凶猛的声音时最教人惊心：每听见一次，我们总不由自主地看一看发声的这东西，看它究竟是不是狗这一族的。

我们重新上路，这位新的「阿尔萨朗」也随着我们，多半走在驼队前面几步，像是给我们带路——它对这一带路径像是相当熟。

走了两天，我们到了一列山脉的脚下，那些山顶都隐在云里。我们还是鼓起勇气往上爬，因为指望翻过去便是黄河。那一天的路极苦，骆驼尤其苦：步步踏在尖利的碎石上，它们的脚很快就出了血。不过我们自己倒因这些山奇诡怪异的样子看得出神，把辛苦都忘了。

这些高山所形成的悬崖绝壑的凹处与裂缝里，你看见的只是大堆大堆的云母与层状的石头，碎的、裂的，有的简直成了粉末。这些板岩与片岩的残骸必是被某次洪水带进这些深渊里来的，因为它们与山本身毫不相干——山本身是花岗岩的。越近山顶，山形越奇。你看见大堆大堆的岩石叠在一处，像是被胶结起来一般；这些岩石几乎整个被贝壳与一种像海藻的植物的遗痕包着。而最可注意的是：这些花岗岩的巨块四面八方都被切割、撕裂、磨损，孔与洞盘绕交错，弯弯曲曲成千上百，教你以为这每一座山的上半截都受过极大的虫子长年累月的啃噬。有时你在花岗岩上看见深深的印痕，像是一些怪物的模子，那形状至今还依稀可辨。

看着这一切景象，我们觉得自己仿佛在一片干涸的海底旅行。种种迹象都教人相信：这些山曾长久受过海水的作用。把眼前所见一概归之于雨水是不可能的；归之于黄河的泛滥更不可能——黄河的水纵然再大，也决到不了这样的高处。那些主张洪水是由地面沉陷、而非由地轴移位所致的地质学家，多半能在这些山里找到有利于自家学说的好论据。

翻上这些山的脊背，我们望见底下黄河自南而北庄严地滚着它的波涛。其时已近正午；我们指望当晚就渡过河去，在我们望见的、河那边山坡上那座石嘴子小城的客店里睡一觉。

整整一个下午，我们都在下这座崎岖的山：一路左顾右盼，拣看去比较走得的地方走。末了，在天黑之前我们到了黄河岸上，渡河也极其顺利。头一件，包渡口的是蒙古鞑靼人，他们盘剥我们的钱囊，比先前汉人的船夫要轻得多；第二件，牲口上船毫不费事。唯一的憾事是我们那条跛狗只好留在岸上，因为蒙古人无论如何不肯让它上船：他们死守着规矩，说凡狗都得自己凫水过河，船只渡人、或渡不会凫水的牲口。这份成见，我们也只好服从。

到了黄河的那一边，我们便身在中国了；鞑靼、荒漠与游牧的生涯，我们暂时向它们告别。

第十一章鞑靼诸族略述

鞑靼人是古代西徐亚人的后裔，至今还保着祖先在骑射上的那份本领。他们早期的历史隐没在幽暗里，被他们头一位征服者乌古斯汗的种种奇迹异闻裹着——那位汗，看去便是希罗多德所说的马迪耶斯。这位西徐亚部众的名将曾提兵入叙利亚，一直打到埃及的边境。

中国的史书屡屡提到一些游牧的部落，称之为匈奴，那便是匈人。这些流徙而好战的部落渐渐扩张，末了自东至西布满了鞑靼地方的大漠。从此他们不断侵扰邻邦，还几次三番攻中国的边境。秦始皇之筑长城，正是为此，事在公元前二一三年。约在公元前一三四年，匈奴在他们的皇帝老上单于率领下攻打住在陕西省边境上的月氏鞑靼人。经过长久而惨烈的连番交战，老上单于把他们打败，杀了他们的首领，还把他的头颅做成饮器，挂在腰带上。月氏人不肯降服于战胜者，宁可另往别处去寻一个国土。他们分为两大支：一支往西北去，占了木素尔冰岭那边伊犁河畔的平原——鞑靼地方的这一部分如今叫土尔扈特；另一支往南走，沿途又纠合了别的几个部落，到了印度河所灌之地。他们在那里荡平了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所建的王国，与帕提亚人相抗了一阵，末了在大夏立了国。希腊人称这些鞑靼部落为印度西徐亚人。

其间匈奴内部起了分裂；一向多谋而机警的汉人趁机削弱他们。约在我们纪元的四十八年，鞑靼之国分为南北。汉朝时候，北匈奴被中国的军队打得大败，不得不弃了所居之地，大批西迁，到里海之滨；在那里散布于伏尔加河所灌之地以及亚速海一带。

三七六年，他们开始了对罗马帝国那场可怕的侵袭。他们先征服了阿兰人的领土——那也是一支像他们一样的游牧牧人之族；阿兰人有的逃入切尔克斯的山中，有的更往西迁，末了定居于多瑙河畔。此后他们又把苏维汇人、哥特人、格庇德人与汪达尔人驱赶在前，同这些人一道，在五世纪之初蹂躏了日耳曼尼亚。这些蛮族的大群像波浪一样，一浪推着一浪，在毁灭的行程中汇成一道可怕的洪流，终于淹没了欧洲。

留在鞑靼地方的南匈奴，因北方同族的星散而久不振作；后来渐渐恢复，重又成了中国的大患；不过要到十二世纪末赫赫有名的成吉思汗之时，他们才在政治与历史上有了分量。

鞑靼人的势力久困在蒙古的荒原之内，终于冲破了界限：只见无数大军从亚洲腹地的高原上下来，向着惊骇的各民族猛扑过去。成吉思汗把劫掠与死亡带到了最远的地方：中国、鞑靼、印度、波斯、叙利亚、莫斯科公国、波兰、匈牙利、奥地利——这些国家先后领教了鞑靼战胜者可怕的打击。法兰西、意大利以及更西的地方，只受了一场虚惊。

我们纪元一二六〇年，成吉思之孙忽必烈汗——他已开始征服中国——终于把这大帝国降服了。这是中国头一回落到外族的轭下。忽必烈于一二九四年卒于北京，年八十。他的帝国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中国的地理家说：在蒙古人元朝之时，帝国的北边越过阴山，西边越过戈壁、即沙漠，东边止于辽水以左之地，南边到越海之滨。这自然还不算那些向帝国称藩的地方：西藏、土耳其斯坦、莫斯科公国、暹罗、交趾支那、东京与朝鲜，都承认鞑靼大汗的至尊，忠实地向他纳贡。连欧洲各国也不时被傲慢地召去承认蒙古的宗主之权。曾有语气骄横而带威胁的国书送给教皇、送给法兰西国王、送给皇帝，命他们把本国的岁入作为贡赋送到鞑靼的深处去。成吉思汗那些在莫斯科公国、波斯、大夏与粟特为王的子孙，都从北京的皇帝那里受封，凡要事必先禀报于他。十三世纪波斯国王送给「美男子」腓力的外交文书，便是这种臣属关系的凭证。这些珍贵的文物至今还保存在法国的档案库里，上面盖着汉字的印，证明北京大汗对波斯诸君的宗主之权。

成吉思汗与他后继者的征服，以及后来帖木儿——他把蒙古帝国的都城移到撒马尔罕——的征服，对于恢复欧洲与东方最远诸国的往来，其功即便不大于十字军，至少也不下于十字军；而且促成了那些于技艺、学问与航海之进步大有裨益的发现。

关于这一层，我们不妨在此引一段有趣的文字，出自雷慕沙先生一八二四年所刊的《回忆录》，论的是基督教诸君、尤其是法兰西诸王与蒙古皇帝之间的政治关系：

「成吉思汗与他最初几位后继者的将领到了西亚之后，起初并不想在那里结什么盟。他们所进入的那些君主的领地，默默地受了纳贡的重压；其余的则被勒令降服。格鲁吉亚人与亚美尼亚人是最早的几批。叙利亚的法兰克人、匈牙利诸王、乃至皇帝本人，都不得不回绝他们无礼的要求。教皇并不因他在基督教诸君中所居的至尊之位而得免；法兰西国王也不因他在东方享有的盛名而得免。鞑靼人所激起的恐怖，使人不能对他们的要求作出应有的答复；于是所取的办法是笼络，是求与他们结盟，是设法煽动他们去对付伊斯兰之众。这后一着本来未必成得了，多亏东方的基督徒——他们以藩属的身分在蒙古将领与王公的朝廷上取得了信用——热心奔走其间。蒙古人终于被说动，去与埃及的苏丹开战。这便是与这个民族关系的第一段时期，自一二二四年至一二六二年。

「到第二个时期，哈里发之国被毁，波斯立起了一个蒙古的藩国，与埃及苏丹的领土接壤。两国之间起了血腥的对峙，而东方的基督徒则竭力煽动。蒙古帝国分裂了；波斯的蒙古人需要外援，他们的亚美尼亚藩属替他们找来了援兵，那援兵便是法兰克人。自此他们的势力日衰，不久便湮灭了。新的十字军或可使之复振，蒙古人便在西方鼓动此事：他们的劝说，与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避居塞浦路斯的十字军残部以及历任教宗的劝说合在一处。最初的鞑靼人是以威胁开场的；后来的则来提条件，甚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们先后遣了二十位使臣到意大利、法兰西与英吉利去；圣战之火不曾重新燃起、烧遍欧亚，并不是他们的过失。这些外交上的举动，其叙述可以说是海外远征的一段尾声；写十字军史的人很少提到，多数人竟全然不知；然而它们或许值得我们郑重留意。我们该把史事汇集起来，把疑难解开，把与鞑靼人的交涉所属的那一套政治体系看个分明。这一类专门的事，若孤立着看、不彼此参照，是无从评断的。人们本可以像伏尔泰与德经那样怀疑：一位鞑靼的王曾遣使向圣路易表示愿效犬马之劳；这件事看去像是站不住，那记述像是自相矛盾。然而当我们看见蒙古人照这个路数行事已有五十年、当我们读同时代的文字、查原始的文献而确信这样做在他们是自然的、合乎他们的打算、合乎他们的利益、并且可以用常理与常情去解释时，这样的怀疑就不合情理了。

「与这些交涉相连的一连串事件，可以补足十字军的历史；然而它们在随后那场伟大的精神变革中所起的作用——那变革是由这些交涉在从前彼此陌生的民族之间所促成的往来而来的——则是更有普遍意义、更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事实。在这块古老大陆的两端，由于各自独立的缘由，成立了两套文明；彼此不通声气，因而彼此也无影响。忽然之间，战争的变故与政治的因缘把这两大体系凑到了一处——它们本是久不相识的。使者正式的会晤并不是唯一使他们相接的机缘；还有别的更私下、然而也更有效的机缘，是由无数看不见的分支牵成的：许多人为通商之故、或随使节与军队而行，被引到了大地的两端。蒙古人的入侵搅动了一切，把距离化为乌有，把间隔填满，使各民族靠拢了；战事把千百万人搬到离他们出生之地极远的地方去。史书记下了国王、使臣与传教士的行程：森巴特·奥尔贝良、亚美尼亚王海屯、格鲁吉亚的两位大卫，以及别的几位，都因政治之故到过亚洲的深处。苏兹达尔大公雅罗斯拉夫与别的俄罗斯诸王一样是蒙古的藩臣，他到了哈拉和林，据说在那里中毒而死，下毒的是皇后本人、即皇帝贵由的母亲。许多修士，意大利的、法兰西的、佛兰德的，都奉命出使大汗。有身分的蒙古人到过罗马、巴塞罗那、瓦伦西亚、里昂、巴黎、伦敦与北安普顿；而那不勒斯王国的一位方济各会士做了北京的总主教，他的继任者则是巴黎大学神学院的一位教授。然而还有多少不那么有名的人，或作为奴仆随着这些人，或为射利之心、为好奇之心所驱，去到从前不曾有人到过的地方！机缘保住了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头一位代表鞑靼人到匈牙利国王那里去的使者是个英国人，因犯了某些罪被本国放逐，游遍亚洲之后投在蒙古人麾下。一位佛兰德的方济各会士在鞑靼的深处遇见一个麦茨的妇人，名叫帕盖特，是从匈牙利被掳去的；又遇见一个巴黎的金匠，他的兄弟就在巴黎大桥上开铺子；还遇见一个鲁昂附近的青年，曾亲历贝尔格莱德之陷；他在那里还见到俄罗斯人、匈牙利人与佛兰德人。一位名叫罗贝尔的歌者走遍了东亚，回来葬在沙特尔的主教座堂里。「美男子」腓力的军中有一个鞑靼人是做头盔的。柏朗嘉宾在贵由汗驻地附近遇见一位俄罗斯绅士，他称之为特梅尔，替他做通事。几个布雷斯劳、波兰与奥地利的商人随他到鞑靼去，另有几个同他一道取道俄罗斯回来——那是几个热那亚人、比萨人，还有两个偶然到了布哈拉的威尼斯商人。这两个人被说动，随旭烈兀派往忽必烈处的一位蒙古使臣同行；他们在中国与鞑靼地方住了好几年，带着大汗致教皇的书信回去，随后又回到大汗那里，这一回带上了其中一人的儿子——那便是有名的马可·波罗；后来他们又离了忽必烈的朝廷回威尼斯去。这样的行程在下一个时代也并不见少：英国医生曼德维尔、弗留利的鄂多立克、裴哥罗梯、布特塞尔的威廉等人的旅行，都在其内。我们可以断定：被记下来的行程，不过是实际所行的一小部分；那时候走得了长路的人，远比写得出行记的人多。这些冒险者中必有许多人在所到之地落了户、死在那里；另一些人回本国时依旧默默无闻，可是想象里装满了所见之事，把它们讲给家人朋友听，无疑还添枝加叶；然而在那些可笑的传奇之间，也在四围留下了一些有用的见闻与有益的传述。于是在德意志、在意大利、在法兰西，在隐修院里、在贵族中间、乃至在社会最下层，播下了将在日后萌发的宝贵的种子。所有这些无名的旅人，把本国的技艺带到远方去，又从那里带回同样宝贵的见闻，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做成了比一切商业上的交易更有益的交换。由此不但丝绸、瓷器与印度货的贸易更加广大、更为便利，替工商开了新路；更可贵的是：从前不为人知的民族的风俗习惯、非常的出产，都呈到了欧洲人的心目之前——自罗马帝国倾覆以来，欧洲人的心目被局促在太窄的圈子里了。人们开始想到：在这世界四大部分之中最秀美、最稠密、开化最古的那一部分里，究竟还是有些值得一看的东西。人们开始想去研究住在那里的民族的技艺、宗教与语言，甚至有人提议在巴黎大学设一个鞑靼语的讲席。那些传奇式的记述，经过辩论而被裁成合理的分寸，把更确切更多样的见闻传布到各处：世界像是朝东方打开了。地理学大步前进，而发现的热忱成了欧洲人冒险精神所取的新形式。自从我们这半球被认得清楚些，另一个半球的念头便不再显得是毫无根据的悖论了；而哥伦布正是在去寻马可·波罗所说的「日本国」时发现了新大陆。」

「若要细究蒙古人的入侵在东方所生的效果——哈里发之国的毁灭，保加利亚人、罗马人以及别的北方民族的被歼——那就离题太远了。上亚细亚人口的凋敝，怎样便利了后来的反转：一向为鞑靼藩属的俄罗斯人，反过来把北方一切游牧之族都征服了；中国之屈于外族之轭；印度之教在西藏与鞑靼地方的确立——这一切都值得细加研究。我也不去追问东亚诸族与西方往来的结果如何。印度数字之传入中国，伊斯兰天文之学的知识，汗八里（北京）的拉丁总主教把《新约》与《圣咏》译成蒙古文，以及仿教廷之制而成的喇嘛教阶级——那是鞑靼地方残存的聂斯托利派与佛家教义融合而生的——凡在东亚留有痕迹的革新，也就是这些了，而法兰克人的通商于此并无多大干系。亚洲人轻视欧洲人的学问，其所受的惩罚，便是这份轻视使他们从中得益极其有限。我只就西方人这一面立论，并且要为本篇开头所说的话——即十三世纪与上亚细亚各族往来的效果间接促成了欧洲文明的进步——作一辩护；末了我要提出一点感想，而且提得颇有信心，因为这感想并非全新，而我们刚考究过的那些事实，又似乎给了它从前所没有的凭证。

「在十字军、以及后来蒙古人的入侵使东西方各民族发生往来之前，中世纪末叶那些引人注目的发明，多半亚洲人已经知道了好几百年。磁石的指极性在中国自邃古便已发现并应用。火药之为印度人与中国人所知也一样久远；十世纪时中国人已有『雷车』，看去便是火炮。蒙古史上屡屡提到的抛火石之器，除此之外实在难以解释。旭烈兀西征波斯时，军中就有一队中国的炮手。再者，刻在木板上的经书头一次印行，年代是九五二年。纸币以及钱庄汇兑之制，是一一五四年在女真人那里出现的。在中国的蒙古人采用了纸币；波斯人所用的名称与中国人给它的名称相同。一四五〇年，约撒法特·巴尔巴罗在亚速遇见一个聪明的鞑靼人——那人曾出使中国——告诉他：这种钱在中国每年都『用新版』印一回；就巴尔巴罗说这话的年代而论，这个说法是很可注意的。最后，纸牌——若不是因为它标志着木刻之术最早的应用之一，多少博学的古物家未必肯去考究它的来历——是公元一一二〇年在中国发明的。

「而且这些发明在起头的时候，各有一些特点，像是足以指明它们的来历。指南针我不必说了：它在中国的古老用法，哈格尔在我看来已经证明得很成功；它是在蒙古人入侵之前经十字军传入欧洲的，雅克·德·维特里那段有名的文字以及别的几处可以为证。可是最古的纸牌、即塔罗牌所用的那一种，其形状、图样、大小与张数，与中国人所用的牌有显著的相似。火炮是欧洲最早使用的火器；看来也正是中国人在那时唯一知道的火器。纸币的问题，朗格莱先生以及后来的哈格尔，似乎都看得很确当。最初用来印刷的板是木的、整版的，与中国人的一样；而设想某一部中国书给了人这个念头，是再自然不过的。这并不比卫匡国神父在漳州府一个中国人家里发现哥特字体的圣经残页更奇。还有一样东西显然是循着同一条路传来的，那便是中国人的算盘：它无疑是被拔都军中的鞑靼人带进欧洲的，而且在俄罗斯与波兰流行得那样广，以致不识字的妇女算家用账与做小买卖，都只用它。把欧洲活字印刷的原始念头归之于中国，这个揣测是那样自然，以致在人还来不及把种种使它显得极可信的情形汇集起来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那是保罗·乔维奥与门多萨的看法——他们设想：在葡萄牙人到印度之前，某部中国书也许已经经由西徐亚人与莫斯科人之手传到了欧洲。这看法后来被一位不留名的英国人加以发挥；只要小心地把活字印刷除外——那无疑是欧洲人独有的发明——对这样一个带着极强的可能性之印记的假设，实在想不出什么有力的驳难。而当我们把它用到所论的这一切发现的总和上时，它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这些发现全出在东亚，全为西方所未闻；往来发生了，延续了一个半世纪；再过不到一百年，这一切发明在欧洲便都知道了。它们的来历隐在幽暗里：它们在哪里出现、由什么人做出来，同样是可疑的。它们出现的舞台不是开化之邦，作者也不是有学问的人，而是些寻常人、不知名的工匠，一个接一个点起了这些出人意料的火。再没有比这更能证明往来之效的了；也再没有比这更合于我们上面所说的了——那些看不见的渠道、那些微不可察的分支，东方民族的学问便是循着它们渗进欧洲的。这些发明多半初现时还处在亚洲人把它们撂下时那种幼稚的状态；单凭这一点，几乎就不容我们怀疑它们的来历。有些立刻被应用；另一些则有一段时间隐在暗处，使我们看不见它们的进展，及至出现，便被当作新发现；不久便都被弄得完善起来，可以说是被欧洲人的天才合力孕育了一番，于是给人的智慧以有史以来最大的推动。就这样，靠着这一场民族的震荡，中世纪的黑暗被驱散了。那些乍看只像是要降祸于人的灾难，却把沉睡了多少世代的人类唤醒；而二十个帝国的倾覆，便是上主赐给欧洲以近世文明之光所索的代价。」

蒙古人的元朝据有帝国百年之久。它曾大放光辉，其余晖照到极远的地方；末了却终于顺帝之手——那是一位孱弱的君主，心思都在无谓的游乐上，而不在祖宗留给他的这份大产业上。汉人恢复了独立；一个农夫的儿子、一度在和尚庙里当过差的朱元璋，成了赫赫有名的明朝的开创者。明朝于一三六八年登上帝位，年号洪武。

在中国内地，鞑靼人被大批屠戮，其余的被赶回故土。永乐皇帝为把他们斩草除根，三次越过大漠追击，深入长城以北二百多法里，却终究不能如愿；他在第三次出征回来的路上崩逝，此后他的后继者便听凭鞑靼人在大漠之外安居，鞑靼人于是向左右散布开去。成吉思汗血裔中的主要首领各领本部占一片地面，繁衍出种种部落，都成了一个个小小的王国。

这些失位的王公，时时被昔日威势的记忆所扰，屡次出现在帝国的边境上，不断惊动中国的君主，却始终不曾入侵得手。

到十七世纪之初，满洲鞑靼人做了中国的主人，蒙古人便渐渐归附，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厄鲁特是蒙古的一部，其名得自十四世纪的名将阿鲁台；他们屡次侵入喀尔喀之地，两族之间因而起了血战。康熙皇帝托言调停，插手他们的争端，把两下里都降服，结束了这场战争，并把他的统治在鞑靼地方一直推到俄罗斯的边界。喀尔喀的三位汗前来向满洲皇帝归顺，皇帝便在多伦诺尔附近召集了一次大会盟。每位汗献白马八匹、白驼一峰；因此这项贡赋在蒙古话里叫做「九白」——即九白之贡；并议定此后每年照样进献。

如今鞑靼各族或多或少都在满洲皇帝的统辖之下，早已不是成吉思汗与帖木儿时代的模样。自那时以来，鞑靼地方历经如许变乱，政治上与地理上都有过极大的变动，从前的旅人与著述家所说的，已经不适用于今日了。

长久以来，地理家把鞑靼分为三大部：一是俄罗斯鞑靼，自东至西从堪察加海到黑海，自北至南从通古斯与萨莫耶德诸部所居之地到贝加尔湖与咸海；二是中国鞑靼，东至日本海，南至中国的长城，西至戈壁、即大沙漠，北至贝加尔湖；三是独立鞑靼，一直伸到里海，把整个西藏也括在界内。这样的划分全是凭空之谈，毫无稳妥的根据。这些广大的地面诚然一度都属于成吉思汗与帖木儿的大帝国，鞑靼各部在他们征战的漂泊之中随意在那里驻牧；然而如今全变了。要对今日的鞑靼有个确切的观念，非把中世纪著者传给我们、而在没有更好的材料之前一直被地理家们——直到马尔特－布伦为止——沿用的那些说法大加修正不可。要把鞑靼弄出个确定的观念来，我们以为最清楚、最可靠、因而也最合理的办法，是采用鞑靼人自己与中国人的说法：在这件事上，他们比欧洲人内行得多——欧洲人与亚洲这一部分素无往来，只好凭着往往与实情相去甚远的臆测。照着一种通行的、而我们在旅途中也得以证实其稳妥的用法，我们把鞑靼人分为东鞑靼（东鞑子）、即满洲人，与西鞑靼（西鞑子）、即蒙古人。满洲的界限如前所述，极其分明：北以兴安岭与西伯利亚为界，南以渤海与朝鲜为界，东以日本海为界，西以柳条边与萨哈连乌拉的一条支流为界。蒙古的界限便难以这样确切地划定；不过大致不差地说，可以把它放在巴黎经度七十五度至一百十八度、北纬三十五度至五十度之间。至于大小布哈拉、卡尔梅克、大小西藏这些名目，在我们看来纯属虚构。关于这一层，我们将来在游记的第二部讲到西藏与邻近诸族时，再细说一说。

被我们括在上述蒙古这一大部之内的诸族，也不可一概认作蒙古人：其中有些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用这个名称。譬如在西北，蒙古人常与伊斯兰之众相混；在南边，则与西番、即东部藏人相混。要把这些族分辨清楚，最好的办法是留意他们的语言、风俗、宗教、服饰，尤其是他们自称的名号。蒙古的喀尔喀人最众、最富、在史上也最著名，占着蒙古的整个北部。他们的地面极广，南北将近二百法里，东西约五百法里。关于喀尔喀，前面已说过的不再重复；这里只补一句：它分为四大部，各属一位君长。这四部又分为八十四旗——汉语叫「旗」，蒙古话叫「和硕」——每旗之首各有品级不同的王公。虽有这些世俗的王公掌权，然而说喀尔喀人尽皆依附于哲布尊丹巴——那位全蒙古喀尔喀的大喇嘛、活佛——是断无差错的：他们以自称「库伦圣者的弟子」为荣。

南蒙古人没有专称，只以所属的藩国为名：他们说「苏尼特的蒙古人」「克什克腾的蒙古人」等等。南蒙古共二十五个藩国，与喀尔喀一样又分为若干和硕，其中主要的是鄂尔多斯、二土默特、二苏尼特、察哈尔、喀喇沁、翁牛特、克什克腾、巴林、奈曼与厄鲁特之地。

近长城的南蒙古人，因与汉人往来不断，风俗已颇有改变：你有时看得出他们衣着上有一种刻意的雅致，性情里有一种要学汉人那份讲究礼数的意思。他们一面丢掉了北方蒙古人的坦率与厚道的爽朗，一面从邻人那里学来了几分狡狯与浮华。

再往东南去，便遇着青海、即青色之湖（汉语叫青海，即青色之海）的蒙古人。这地方远没有地图上通常所给的那样大：青海的蒙古人只住在他们得名的那个湖的四围；而且他们与西番人杂处极多——那些西番人在自己家乡不得安生，因为成群的盗贼不断在那里劫掠。

青海以西是柴达木河，河岸上驻着许多部落，称柴达木蒙古，不可与青海的蒙古人相混。再往前去，在西藏的腹地，还会遇着别的蒙古部落。这些我们此处不说，因为在下文的叙述里还有机会说到。青海与柴达木的蒙古人，我们下文将再细说。

土尔扈特鞑靼人从前住在哈拉和林附近——那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的都城——如今则在蒙古的西北。一六七二年，全部落拔起帐篷、聚齐畜群，弃了一向作为栖止之地的那一带，迁往亚洲西部，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草原上落户。

土尔扈特的王公承认莫斯科皇帝的宗主之权，自称藩臣。然而这些流徙的部众酷爱游牧生活的自在，与他们自择的新主人相安不久：俄罗斯帝国里日渐确立的法度与规章，很快就使他们生厌。一七七〇年，土尔扈特人又举族迁徙：在他们的首领渥巴锡带领之下，忽然不见了踪影，越过俄罗斯边界，在伊犁河畔停下来。这场出走是同北京方面商量好的：中国皇帝事先得知他们动身的日期，把他们收在自己的庇护之下，在伊犁河畔给了他们驻牧之地。

伊犁如今是中国的「植物湾」：凡照帝国法度判处流放的犯人都发到那里去。他们到这些远方之前，须穿过可怕的荒漠，攀过木素尔冰岭。那些巍峨的高峰全由一座座冰山叠成，行人非在万年不化的冰上凿出阶梯来便寸步难行。据说木素尔岭那边的地方极好，气候相当温和，土地宜于各样耕作。流放的人把中国的许多出产带了去；蒙古人却依旧过他们游牧的日子，只管放牧畜群。

我们曾同土尔扈特的喇嘛同行过一阵，其中有几位还同我们一道到了拉萨。无论就服饰、就举止还是就语言，我们都看不出他们与蒙古人有什么分别。他们很爱谈起「俄罗斯」，不过口气使我们明白：他们绝不愿再受俄罗斯人的统治。土尔扈特的骆驼极好，一般比蒙古别处的大得多、壮得多。

若能派传教士到伊犁去，那是极可愿的事。我们相信，那里早已有一群人数众多而热心的教友。众所周知，多年以来，中国各省凡不肯背教的教友都被流放到那里去。得准许到土尔扈特去施展热忱的传教士，路上无疑要吃许多苦；然而一想到能把宗教的慰藉带给那些被中国政府的暴虐送到远方去等死的、慷慨的信德的证人，他所得的补偿也就绰绰有余了。

土尔扈特西南是喀什噶尔之省。如今这地方绝不能算蒙古的一部分：那里的居民无论语言、相貌、服饰、宗教还是风俗，都与蒙古人不同；他们是伊斯兰之众。汉人与鞑靼人都称他们为「回回」——那也是他们用来称中国内地伊斯兰之众的名目。这一段关于喀什噶尔的话，也适用于天山以南的人——那山汉语叫天山，蒙古话叫博克多山，即圣山。

不久以前，中国政府在喀什噶尔打过一场可怕的仗。以下的细情，我们得自随这次有名的远征去过的几位武职官员。

北京的朝廷在喀什噶尔设有两位大员，衔称「钦差」，职在守边并察看邻族的动静。这两位中国官员非但不守本分地察看，反而把权柄用得那样暴虐可憎，终于把喀什噶尔人的耐性磨尽，以致他们一齐起来，把境内所有的汉人都杀了。消息传到北京，皇帝并不知道自家官员的劣迹，便集兵去讨伐这些伊斯兰之众。这场仗打得又久又惨，中国政府几次三番增派援兵。回回的统帅是一位名叫张格尔的英雄：据说他身量高得出奇，手里除了一根极大的棍子并无别的兵器。他屡次打败中国的军队，还杀了几位大武官。末了皇帝派了有名的杨去，才结束了这场战事。这位平定喀什噶尔的人，是山东省的一位武官，以身量之高、尤其以胡子之长出名。照我们所听到的说法，他打仗的法子颇为别致：一交手，他先把胡子打成两个大结，免得碍事，然后站到自己队伍的后面，手执长刀，驱兵向前；凡怯懦退后的，一概毫不留情地砍死。这样统兵的法子看去有些古怪；不过在中国人中间住过的人便会明白：杨的用兵之才，正是建立在对他所统的兵的透彻了解之上的。

伊斯兰之众终于败了，张格尔中了计被擒，解到北京，受了最野蛮、最屈辱的对待，甚至被关在铁笼里像野兽一样示众。道光皇帝想见见这位声名如此之大的武人，下令把他带来。诸位大员立刻慌了：他们怕这囚犯向皇帝说出喀什噶尔变乱的由来以及随之而来的可怕屠杀。这些显贵看得出，这样的揭露于他们大为不利，会使他们在皇帝眼里显得失察——没有好好稽查那些派驻远省的官员。为免此患，他们给不幸的张格尔灌了一剂药，使他不能言语，陷入一种可厌的昏沉之中。据说他到御前时口里冒着沫，面目狰狞，问他什么都答不上来。张格尔被判凌迟处死，尸身喂狗。

杨这位官员因把喀什噶尔之役了结得如此圆满，大得皇帝的恩宠，得了「巴图鲁」的封号——那是鞑靼话，意思是勇士；这是武官所能得的最荣耀的称号。

巴图鲁杨后来被派去对付英国人，打中国最近这一场仗；不过他那套战法在那里似乎不灵了。我们在中国旅行时，曾向好几位官员问起：巴图鲁杨何以不曾把英国人剿灭？各处所得的回答都是：他怜悯他们。

蒙古所包的许多藩国，都或多或少地依附于满洲皇帝，其依附之深浅，视各国在与北京朝廷的往来上表现的强弱而定。这些国可以看作一个个封建的王国：除了畏惧或利害所及之外，它们对宗主并不服从。说实在的，满洲一朝最怕的，正是这些鞑靼部落近在肘腋。历代皇帝深知：这些部落若有一位果敢而胆大的首领领着，未必不能重演当年那些可怕的战事，再度把这帝国夺去。因此他们用尽一切法子来笼络蒙古王公的交情、削弱这些可畏的游牧之民的力量。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他们扶植喇嘛教，也正是出于这个用意：厚赐喇嘛庙，给喇嘛许多特权。只要能把势力保持在僧侣这一族上，他们便有把握：百姓也罢，王公也罢，都不会从安逸中动一动。

联姻是当朝用来巩固自己在蒙古势力的又一法子。皇帝的女儿与至亲嫁到鞑靼的王族里去，有助于维持两族之间和睦友好的关系。然而这些公主仍旧极眷恋朝廷的荣华排场：荒漠里那种凄清单调的日子不久便使她们厌倦，她们思念北京那些光彩的庆典。为免她们频频入京之弊，特立了一条极严的规矩来节制这些公主好动的性子：先是成婚后头十年内不许来北京，违者便停发皇帝给她们丈夫的岁俸。过了这十年，准她们来北京，然而也不许全凭自己的兴致：设一衙门审查她们暂离夫家的理由；理由若被认为正当，便准她们若干天，期满就得回鞑靼去。在北京逗留期间，她们的用度由皇帝按其身分供给。

蒙古王公之中位分最高的是亲王与郡王，其爵相当于王。其次是贝勒、贝子、一等公与二等公，以及扎萨克，大略可比我们旧时的公爵、男爵之类。前面说过，蒙古王公须向皇帝缴纳一定的贡赋；不过那数目极小，满洲一朝之所以还要征它，也只为它在人心上的效用。就事实而论，倒不如说满洲人是蒙古人的纳贡者更近于真：他们收了蒙古人几头牲口，每年却回赠大笔的银子、丝绸、衣料，以及顶子、貂皮、花翎等种种奢侈的装饰之物。每位一等王每年得银二千五百两（约合八百镑）与绸缎四十匹；其余王公则按皇帝所授的品级领受。譬如一位扎萨克，每年得银一百两、绸四匹。

另有一种称为「御庙」的喇嘛庙：庙中喇嘛凡受了格隆之职的，须向皇帝进献一锭值五十两的银子；随后他的名字便被登在北京皇家僧籍上，得以领取皇帝每年给御前喇嘛的俸。不消说，这一切最能投合鞑靼人的自尊与贪心的办法，于维持他们对这个极力笼络他们的政府的敬意与顺服，出力不小。

不过喀尔喀一带的蒙古人，似乎并不怎样为这些表示所动。他们在满洲人身上看见的，只是一个敌族，握着他们自己从来不曾停止觊觎的一份猎物。我们屡屡听见喀尔喀的蒙古人谈起满洲皇帝时说出极不客气、极犯上的话。他们说：「我们只服哲布尊丹巴、只服至圣者，不服那坐在北京宝座上的黑人（俗人）。」成吉思汗这些可畏的儿孙，心底里似乎还怀着征服与入侵的打算。他们说，他们只等大喇嘛一声令下，便要直取北京，把他们认作自己的帝国夺回来——所凭的理由，无非是那帝国从前曾是他们的。

蒙古王公向他们的属民、即奴隶征收贡赋，所纳的是羊；而征收之法，其荒谬不公有如下述：

凡有牛五头以上的，须出羊一只；有羊二十只的，须出其中一只；有四十只的出两只；此后无论畜群多大，都不必再多出。可见这贡赋其实只压在穷人身上：富人尽可以牲口成群，而所出不过两只羊。

除这些常贡之外，王公还照例在某些特别的时候向奴隶征取别的东西，譬如婚嫁、丧葬与远行。逢这些事，每十顶帐篷须出马一匹、骆驼一峰。凡有牛三头的蒙古人须缴一桶奶；有五头的，须缴一坛马奶酒、即发酵的奶酒。有羊百只的，须出毡毯一条或帐篷的覆盖一幅；有骆驼三峰的，须出一捆捆行李的长绳。不过在一个事事凭首领的意旨而定的地方，这些规条自然不会被严格遵守：有时属民全被豁免，有时索取的又远过于法所定的。

盗窃与凶杀在蒙古人中间罚得极严；不过受害的人或其亲属须自行到官府去告发，才有下文：最凶的暴行，若无人出面控告，也就不了了之。在半开化之民的观念里，图人财物或性命的人不过是犯了私人的过失，应由受害者或其家属而不是由公家去索赔。这样粗朴的法理，中国与西藏也是一样；说起来，罗马在基督教确立之前也不过如此——是基督教使公众之权高过了个人之权。

蒙古大体上是一片阴沉而荒野的景象：眼睛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山川变化之美的娱悦。草原的单调，只被沟壑、被大地的裂缝、被多石而荒瘠的丘陵打断。往北，在喀尔喀一带，自然界要活泼些：高大的森林装点着山巅，众多的河流灌溉着平原上丰美的牧场；不过在漫长的冬季，大地仍旧埋在厚厚的雪底下。靠近长城处，汉人的耕作像一条蛇一样钻进荒漠：城镇四面而起，「草地」上长满了庄稼，而蒙古的牧人则被耕作的侵蚀一点一点地逼往北方去。

沙地的平原也许占了蒙古的大半：那里看不见一棵树；只有些短而脆的草，像是极费力才从这不毛之土里钻出来；还有匍匐的荆棘、几丛稀疏的灌木——这便是戈壁全部的草木与牧场。水极难见：每隔很远才遇着几口深井，那是为不得不穿过这凄凉地带的驼队而凿的。

蒙古一年只有两季：九个月冬，三个月夏。有时热得发闷，尤其在沙原上，不过只闷几天；夜里却几乎总是冷的。长城以外由汉人耕种的蒙古地方，一切农事都得在三个月里办完：地一化透，人便赶紧动手——其实不过是用犁把地面轻轻划一划，随即下种；庄稼长得快得惊人。等它成熟的期间，人不停地拔遍地疯长的野草。庄稼刚收上来，冬天便带着它可怕的严寒来了；这一季里人打场。因为寒冷会把地冻出大裂缝，他们便在场上泼水，水立刻结冰，替打场的人造出一块永远平整而极干净的地面来。

蒙古的酷寒可归于三个缘故：地势高，土里含硝极重，以及几乎全无耕作。凡汉人耕种过的地方，气温显著地升高了；可以说随着耕作的推进，热气一年年加增，以致某些起初因寒冷而根本长不成的谷物，如今竟收成得极好。

蒙古因它广大的荒寂，成了许多野兽的巢穴。你每走一步都看得见野兔、野鸡、鹰、黄羊、灰鼠、狐狸与狼。可注意的是：蒙古的狼宁可袭人而不袭牲口。有时你看见它们飞奔着穿过羊群，为的是去扑牧人。长城一带，它们常到鞑靼与汉人杂居的村子里去，进农家的院子，对院里的家畜不屑一顾，径直进屋子去挑人下手，而且几乎总是掐住喉咙把人勒死。鞑靼地方几乎没有一个村子每年不出这样的惨事。看去仿佛这地方的狼立意要替它们的同类向人报那场血腥之仇——那是鞑靼人对狼所发动的。

鹿、野山羊、野骡、野驼、牦牛、棕熊与黑熊、猞猁、雪豹与虎，都出没在蒙古的荒漠里。鞑靼人出门，没有不带弓、火枪与长矛的。

想到鞑靼地方那样可怕的气候——那样阴沉而冰冷的气候——人会以为这些荒野之地的居民必定性情极其凶悍粗厉；他们的相貌、举止与衣着，看去也都像是印证这个看法。蒙古人脸盘扁平，颧骨高耸，下颏短而后缩，额头低陷，眼睛小而斜，色作黄，仿佛满是胆汁；头发又黑又硬，胡须稀疏，皮肤深褐而极粗。蒙古人身量中等，可是那双大皮靴与那件肥大的羊皮袍似乎把他的身量都夺去了，使他显得又矮又墩。要画完这幅像，还得添上沉重笨拙的步态，以及一种粗厉刺耳、满是可怕的送气音的语言。然而在这副粗糙而不讨喜的外表之下，蒙古人的性情却满是温和与厚道：他会从极放肆极夸张的欢乐，忽然转到一种并不讨厌的忧郁里去。平日胆小到了极处；可是一旦被狂热或复仇之念激起来，他的勇气便有一种什么也拦不住的猛劲。他天真轻信如婴孩，最爱听神奇的故事与传说。遇见一位云游的喇嘛，于他永远是一桩乐事。

厌恶劳作与定居的生活、爱劫掠、残忍、悖伦的淫乱，是人们向来加在蒙古鞑靼人身上的恶德。我们倒愿意相信，古时著作家所画的那幅像并不夸张；因为我们看见这些可怕的部众在他们大征服的时代，一路带来的总是屠杀、劫掠、焚烧以及种种祸殃。然而今日的蒙古人还是从前的蒙古人么？我们相信可以说：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了。凡我们所到之处，我们所见的他们都是慷慨、坦率而好客的；诚然，他们像没有教养的孩子一样，会顺手拈走一点惹起他们好奇心的小东西，然而绝不习于所谓劫掠与盗窃。至于厌恶劳作与定居的生活，他们倒与从前一样。也得承认他们的风气很放任；不过他们的行止里更多的是不管不顾，而不是十足的败坏。像汉人所沉溺的那种放纵而粗野的淫乱，在他们中间是少见的。

蒙古人于百工之事是全然陌生的。几张毡毯、几块粗鞣的皮子、一点针线与刺绣，都是不值一提的例外。另一面，游牧之民的种种长处，他们却样样俱全：视、听、嗅三觉发达得惊人。蒙古人能在极远处听出马蹄的碎步，能辨出物体的形状，能嗅出远处畜群与营地炊烟的气味。

向鞑靼人传播基督教的尝试，从前已有过许多次；可以说并非全无成效。八世纪末、九世纪初，聂斯托利派的宗主教提摩太曾派了几位修士去向避居里海之滨的匈奴鞑靼人传福音；后来他们又深入中亚与中国。成吉思汗与其后继者的时代，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的传教士被派到鞑靼地方去，归化的人极多，据说连王公与皇帝也受了洗。不过鞑靼使臣的说法不可尽信：他们为着更容易把欧洲的基督教君主拉进对付伊斯兰之众的同盟，总不忘说他们的主上已经领洗、已经奉了基督教。然而有一件事是确凿的：十四世纪初，教皇克莱孟五世在北京设了总主教一席，任命方济各会士若望·孟高维诺为总主教；他向鞑靼人传福音四十二年，把《新约》与《圣咏》译成蒙古文，去世时留下一片极兴旺的教友之地。关于这件事，《大可汗国志》一书里有些有趣的细节——那是从国家图书馆一部抄本里录出、由博学的东方学者雅盖先生刊在《新亚洲学报》第六卷上的。我们想，引它几段，读者或许乐于一读。

「记住在契丹（中国）此国的小兄弟会士」

「在上述汗八里城中，有一位总主教，名叫孟高维诺的若望兄弟，属小兄弟会，是教皇克莱孟五世派驻该地的使节。这位总主教在上述城中建了三所小兄弟会的会院，彼此相距二法里。他又在拉孔城建了两所——那城离汗八里极远，要走三个月的路，在海边上；这两处派了两位小兄弟会士作主教，一位名叫巴黎的安德肋兄弟，一位名叫佛罗伦萨的伯多禄兄弟。这几位兄弟与总主教若望，使许多人归依了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为人无可指摘，见悦于天主与世人，极得皇帝的宠信。皇帝供给他与他手下的人一切所需；基督徒与外教人都很爱戴他。他本可以把那整个国家都化归基督的公教信仰，若不是那些虚妄而信德不正的聂斯托利派基督徒从中作梗。总主教费了极大的力气想把这些聂斯托利派人领回我们圣母罗马教会的服从之下——他说，不在这服从之下便不能得救；为此这些聂斯托利派的分裂者极恨他。这位总主教如今已照天主的圣意去世。送葬的基督徒与外教人极多；外教人照他们的规矩撕裂丧服。这些基督徒与不信的人极恭敬地取了总主教的衣服，敬之如圣髑。他被按信徒之礼荣耀地葬在那里。至今人们还极虔敬地去瞻仰他的坟。」

「记住在该地的某些分裂的聂斯托利派基督徒」

「在上述汗八里城中，有一种分裂的基督徒，人称聂斯托利派。他们守希腊教会的规矩与习惯，不服从罗马圣教会，而是另一宗派，与一切忠于上述罗马圣教会的公教信徒极其为仇。前面所说的那位总主教建那几所小兄弟会的会院时，聂斯托利派人夜里去把它们毁了，能作的恶都作尽了；因为皇帝爱护那位总主教与他的弟兄以及别的忠信的基督徒、并且对他们施恩，他们便不敢公然明目张胆地加害。住在上述契丹国内的这些聂斯托利派人有三万多，极富有；不过其中许多人怕那些基督徒。他们有极美丽极神圣的教堂，堂里为敬天主与诸圣而设有十字架与圣像。他们从上述皇帝那里领了好几样职位，皇帝也给他们许多特权；人以为他们若肯与这些小兄弟会士以及别的住在此国的好基督徒联合一致，便能把这整个国家、连皇帝也一同化归真正的信仰。」

「记大可汗对上述基督徒所施的非常之恩」

「大可汗庇护此国中服从罗马圣教会的基督徒，供给他们一切所需，对他们极其施恩、极其爱护；凡他们为敬耶稣基督而于教堂、十字架或圣所有所需求的，他都极乐意地赏赐。不过他们在讲道时须特别为他与他的康健祈求天主，他极愿意人人都为他祈祷。他也很痛快地准许这些弟兄在不信者的庙里——他们把那庙叫做弗里塔尼——讲天主的道，又准不信的人去听弟兄们讲道；因此不信的人很乐意去，往往还极虔诚，并施给弟兄们许多财物。皇帝也常在基督徒有需要、向他求恳时，派他的仆役去帮助照应他们。」

鞑靼人做中国之主的时候，基督教在帝国里大有进境。如今——我们说起来是伤心的——蒙古地方再找不着一丝当年为这些游牧之民所做的事的遗迹。然而我们相信，福音之光不久会重新照在他们眼前。欧洲人传布信仰的热忱，将促成挪亚那句预言的应验：传教士，即耶斐特的子孙，将显出他们的勇毅与献身；他们将奔去援助闪的子孙，并以能在蒙古人的帐幕下度过一生为幸。「愿天主开拓耶斐特，使他住在闪的帐幕中。」——《创世纪》第九章第二十七节。

第十二章仁义店

仁义店、甘肃省、农事、灌田的大工程、客店里的过法、我们的骆驼在城里闹出的大乱子、中国的岗哨、督工的官员、宁夏、史地杂考、五福店、与一位官员相争、中卫、大沙山、往伊犁去的路、高滩子的荒恶、长城一瞥、查路照、鞑靼人在中国旅行、可怕的飓风、甘肃居民的来历与风俗、嘉戎人、与一位活佛相见、和气店、桑达钦巴的家、平口山、店主与他妻子的一场殴斗、水磨、打毛活、西宁府、歇家、抵丹噶尔

自我们离开黑水谷，已经过去两个月。这段日子里，我们在荒漠上受着无尽的辛苦与种种匮乏。我们的身子诚然还不曾大伤，却觉得气力在一点点离开，也明白非把近来这种粗野的过法改一改、歇几天不可。从这一层看，一片汉人所居的地方再好不过：比起鞑靼来，它能把种种安适放在我们手边。

一过黄河，我们便进了石嘴子这座边境小城——它与河之间只隔着一片沙滩。我们到「仁义店」去投宿。那屋子很大，又是新盖的；除了一层结实的灰瓦地面，通体是木头。店主待我们十分殷勤周到，正如凡想替新开的字号挣个名声的人所常有的那样；何况这人相貌极不讨喜，大约也想用亲切的态度把面目之丑补一补：他那双眼睛斜得厉害，说话时总不朝着对方看。不过视觉之官虽有欠缺，言语之官却灵便得出奇。他是行伍出身，见得多、听得多，而且——更要紧的——记得多；各处地方他都熟，各色人等他都打过交道。他的饶舌于我们并不讨厌：他把我们到青海之前所要经过的大小地方，一处处细说给我们听。鞑靼的那一带他极熟，因为他行伍生涯里曾与西番打过仗。我们到的第二天一早，他拿来一大卷纸，上面依次写着我们在甘肃省内要经过的城、镇、村、堡的名字；随后他讲说各处的情形，讲得那样起劲、比划得那样厉害、嗓门那样高，把我们的头都讲晕了。

除了同店主人或不得已、或自愿的长谈之外，余下的时候我们都用来逛城。石嘴子建在一个角里：一边是阿拉善山，一边是黄河。黄河东岸一带是黑色的山冈，里面煤藏极富，居民开采得极起劲，那便是他们的财源。城外关厢上有许多大窑场，你在那里看得见人家用来贮水的巨瓮、造得极好的大炉灶，以及各样大小形状的器皿。甘肃省里，这种陶器的买卖很大。

石嘴子的食物又多又杂，便宜得惊人。过日子之省，也许没有哪里比得上这里。无论白天黑夜，什么时辰都有流动的饭铺把你所要的东西送上门来：汤、羊肉与牛肉的烩菜、蔬菜、点心、米饭、面条等等。什么样的胃口、什么样的钱囊都有相宜的饭：从富人复杂的筵席，到乞丐一碗清汤，无所不备。这些卖吃食的几乎不断地来来去去，多半是伊斯兰之众，以一顶蓝帽与汉人相别。

在仁义店歇了两天，我们又上路。石嘴子四周是不曾开垦的：举目所见，只有黄河年年泛滥冲来的沙与砾。不过越往前走，地势渐高，土也渐好。离城一个钟头的路，我们越过长城——不如说是跨过了几段破败的残迹，那残迹还标着中国这道著名长垣的旧址。这一带的地方不久便美不胜收，我们不能不叹服中国人于农事的天才。我们所经的这一部分甘肃，尤以那些巧妙而宏大的灌田工程著称。

人在黄河岸上开了口子，把水引进宽阔的人工渠；这些渠又供给更大的渠，那些大渠再把环绕各田的沟灌满。大大小小的闸门，简易得令人叹服，用来提水、并把水送过高低不平的地面。分水之法安排得极周密：各田主轮流灌田，谁也不许在轮到他之前开自己的闸。

这里村子不多；然而四面八方都是大小不等的田庄，中间隔着草地。眼睛落不到树林或花园上：除了住宅四周几棵大树，一切土地都用来种麦；他们连堆放收成的地方也不留，而是把庄稼堆在屋顶上——那些屋顶总是平的。逢普遍灌田的日子，这一带的景象使人十足地想起尼罗河那有名的泛滥——那些记述早已成了名篇。居民乘着小船、或坐着轮子极大、多半由水牛拉的轻车，在自家田间往来。

这些于地力大有裨益的灌溉，于行人却是一大害：路上多半是水与泥，不能走，只好沿着田埂艰难跋涉。若还要牵着骆驼走这样的路，那苦更是到了顶。我们每走一步都怕行李掉进泥里；这样的事也确实出过不止一次，弄得我们狼狈不堪。说起来，这祸事不曾更常出，全亏我们的骆驼在鄂尔多斯的沼泽里练出了一身走泥地的本事。

头一天傍晚，我们到了一个叫王和堡的小村。本指望在这里像石嘴子一样容易买到吃食，不想很快就明白不是那么回事：风气不同，那些提着现成菜篮的和气饭贩不见了，只有卖草料的来兜生意。于是我们先给牲口喂料，再进村去看能不能替自己弄点晚饭。回到店里，晚饭还得自己做：店主只供给水、煤与一口煮饭的锅。我们正安安静静地品评自己这番厨艺的成果，店院里忽然大乱起来：原来是一队骆驼进来了，赶驼的是几个要往宁夏去的汉人客商。我们既同路，很快就攀谈起来。他们说，去宁夏的正路坏得没法走，连最好的骆驼也过不去；不过他们知道一条近些、也稳些的小路，邀我们同行。他们要在夜里动身，我们便叫店主来算账。照中国的规矩，一讲到钱，一边要得多，一边给得少；于是争执半天，彼此让步，末了才谈拢。他们既当我们是鞑靼人，自然照公道价的三倍来要；结果这场争执比平常长了一倍。我们不得不据理力争：先争我们自己的，再争牲口的、房钱的、马棚的、饮水的、锅的、煤的、灯的，一项一项地争，直争到店家降到文明人的价目为止。我们为别的缘故装出的这副倒霉的鞑靼相，倒教我们在这类争执上练出几分本事来：我们走甘肃这一省，没有一天不这样同店家吵一回。不过这样的争吵并不留下什么不快：吵了又吵，末了谈妥，事情就完了，彼此仍旧是好朋友。

刚过半夜，汉人的赶驼人便起来了，闹哄哄地预备动身。我们也起来，可是无论怎样赶着给牲口备鞍，同行的人还是先我们而行，临走答应慢慢走等我们赶上。我们的骆驼一备好，便动身。那夜很黑，无从寻着我们的向导。我们提着一盏小灯找他们的踪迹，没有找着。于是只好碰运气，在这片我们全然不识的沼泽平原上乱走。不久便陷在泛滥的泥地里，再不敢往前，只好在一道堤上停下来等天亮。

天一破晓，我们便绕来绕去，朝远处望得见的一座有城墙的大城走去，那便是平罗县，一座三等的城。我们进城闹出了一场可叹的乱子：这一带以骡子之多且好著名；其时我们自北往南穿过的那条长街上，家家门前都拴着一头骡子。我们一路走过去，这些牲口一见骆驼都惊了，人立起来，猛撞铺面；有的挣断缰绳，撒开蹄子乱跑，把街上小贩的摊子撞翻。众人聚拢来，大呼小叫，咒骂「臭鞑子」，诅咒骆驼；非但不曾把乱子减轻，反倒添乱。我们很难过：我们一到竟闹出这样的结果；可是有什么法子呢？我们既不能叫骡子胆大些，也不能叫骆驼样子不吓人。末了我们中的一位决意跑到驼队前头去，先告诉人骆驼来了。这一着把祸减了些，然而直到我们出了城门，才算全止。

我们本打算在平罗县吃早饭；无奈既不得城中人的好感，也就不敢停留，只有胆子买了些干粮，还出了高得离谱的价钱——那当口是不便讲价的。离城稍远，我们到了一处岗哨，便停下来歇息、吃早饭。这类岗哨在中国极多，照规矩凡大路上每半法里必有一处。这些哨所的构造别致而十足是中国式的：一所小小的屋子，或木或土，总是刷白的；当中是一间没有陈设的敞棚，前面开一个大口，那是留给夜里遇上坏天气、又投不着店的可怜行人的。两旁各有一间小屋，有门有窗，有时还有一条漆红的木凳算是家具。哨所的外墙上画着粗率的图：战神、骑兵与神话里的走兽；敞棚的墙上则画着中国所用的各样兵器：火绳枪、弓箭、长矛、盾牌与各式各样的刀。离哨所不远，右边有一座方塔，左边有五根小柱排成一行——那标着两处岗哨相距的五里。常有一块架在两根杆子上的大牌，把附近城镇的名字告诉行人。我们眼前那块牌上写着：

平罗县至宁夏五十里。

北至平罗县五里。

南至宁夏四十五里。

战时那座方塔夜里用来放烟火，照特定的花样作信号。中国人讲：周朝第十三位皇帝周幽王——公元前七八〇年——依了他妻子荒唐的请求，有一夜下令举了烽火。皇后一则要拿兵将取乐，二则也想看看这烟火究竟能不能把兵调来救京城。烽火一路传到各省，督抚便遣武官带兵赴京。兵到了才知道是为着一个女人一时高兴而被召来的，个个愤愤地回去了。不久鞑靼人入侵，长驱直抵京城墙下。这一回皇帝是当真告警了，可是各省一个人也不动，都当是皇后又在寻开心；结果鞑靼人进了京城，皇室被屠戮殆尽。

中国久享太平，这些岗哨的要紧处已大不如前。它们坏了也难得修；多半门窗都被人搬走，根本没有人住。只有在较热闹的路上，路牌与柱子还有人维持。

我们歇脚的那处哨所是空的。把牲口拴在一根粗柱子上，我们进了一间屋子，安安静静吃了一顿养身的饭。过路的人看看我们，像是有些诧异：这地方竟被人当成了饭厅。尤其是那些体面些的人，见了我们这三个在他们看来不开化的蒙古人，都微微一笑。我们歇得很短：路牌上明明写着到宁夏还有四十五里，而路难走、骆驼又慢，是耽误不得的。我们沿着一条极壮观的大渠走——那渠引黄河之水，专为灌田。小小的驼队正在泥泞湿滑的地上缓缓前行，只见一大队骑手迎面而来。那一行人一近，正在修渠岸的无数工人都伏在地上，喊道：「愿父母大人平安喜乐！」我们立刻明白：被这样称呼的是位大员。照中国礼数之严，我们本该下马伏拜，与众人一样；可是我们想，凭我们西天司铎的身分，这一套麻烦而讨厌的礼是可以免的。于是我们仍旧庄重地骑在牲口上，安安静静地走过去。那些骑手一见我们的骆驼，很知趣地远远避开；那位官员却为显他的胆量，策马硬迎上来。他客客气气地向我们行礼，又用蒙古话问我们的身体与行程。他的马越来越怕我们的骆驼，他只好把话头截短，回到随从那里去；不过他走时颇为得意：总算找着机会说了几句蒙古话，好教随行的骑手们对他的学问刮目相看。这位官员看去是位满洲鞑靼人，正在查勘灌渠。

我们又沿着这条渠走了一程，路上遇见的不过是几辆大轮的水牛车，还有几个骑着高大驴子的行人。末了，我们望见了宁夏高大的城垣与许多宝塔的亭阁——那些亭阁远看像高大的雪松。宁夏的砖城很古，却保存得好；年深日久，墙上几乎全被苔藓地衣盖住，显得雄伟而有气象。城的四围都是沼泽，芦苇、菖蒲与睡莲极盛。城里却贫陋可怜：街道又脏、又窄、又曲；房子被烟熏黑，摇摇欲坠；一望便知宁夏是一座极古的城。它虽近鞑靼边境，商务却并不发达。

沿着城中的大街走了将近一半，看看到另一头还有一法里，我们决意停下来。我们进了一家大店，随即有三个人跟进来，蛮横地要查我们的路照。我们一眼看出：这是三个骗子，要来打我们钱囊的主意。「你们是什么人，也敢查我们的路照？」「我们是大衙门里当差的；外乡人没有路照，不许过宁夏城。」我们不答他们，却叫店主来，要他在一小片纸上写下他的名字与店号。他大为诧异：「写这个做什么？您要它有什么用？」「一会儿就有用。我们要到大衙门去禀告老爷：有三个贼在你店里图谋抢我们。」这话一出口，那三个查路照的撒腿就跑；店主在后面一顿咒骂，早已围拢来的许多人则哄然大笑。这桩小事使我们此后大受敬重。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被店院里忽然而起的一片吵闹惊醒。乱糟糟的人声像在激烈争执，我们从中听出「臭鞑子」「骆驼」「衙门」几个字。我们赶紧穿衣出去看这场突如其来的吵闹是怎么回事——心想多半与我们有关；果然如此：我们的骆驼夜里把院子里两车柳条吃光了，残枝还撒了一地。柳条的主人也和我们一样是店里的客人，要人赔他们的货；他们这要求我们觉得十分正当，只是我们以为该赔的只有店主一个人。睡前我们早已提醒过他：柳条放在那里危险，最好挪到别处，骆驼准会挣断缰绳去吃。车主也同我们一起劝过他挪开，店主却笑我们多虑，一口咬定骆驼不爱吃柳条。我们把原委说清之后，众人——在中国，围观的人便是常设的陪审团——判定这笔损失全归店主赔偿；不过我们还算大度，没有向他索赔骆驼缰绳的钱。

这场公道的判决一下，我们便动身上路。城南一带看去比前一晚经过的一段更加破败：好几处房屋全被拆毁，空无一人，能看见的活物只有几头在垃圾堆里拱食的猪。这座大城的居民穷苦到了极处：多数人身上裹着脏破衣裳，苍白憔悴而消瘦的面容，说明他们常常连活命所需也没有。然而宁夏从前是王都，想必是富庶而繁盛的。

十世纪时，有一位鞑靼血统的王公，本是拓跋之人——那地方如今在西番治下——他纠合了几支部众，不顾汉人的反对，在黄河岸边不远处立了一个小国，以夏州为都；夏州后来便叫宁夏，这个新国也就因这座城而名为夏。它兴盛了两百多年；到一二二七年，终于在蒙古王朝的创立者成吉思汗的武功之下与众同归于尽。如今宁夏是甘肃省的一座一等城。

出了宁夏，便上了一条极好的大路，一路几乎都栽着柳树与枣树。隔一段路便有小店，行人可以在那里歇脚，花不多的钱吃点东西：茶、煮鸡蛋、油炸豆子、饼，还有糖渍或盐渍的果子。

这一天的路走得十足是消遣。我们那几峰骆驼从来只在鞑靼的荒漠里走，如今像是彻底领会了文明的妙处：它们庄严地左顾右盼，对一路所见的人与物都显出分明的兴味。不过它们也并不因专注于考察中国的百工与风俗，就把它的物产撇在一边：柳树尤其惹它们注意，凡够得着的，必定要扯几条嫩枝，极惬意地嚼着。有时它们还伸长脖子，去闻店门上挂着的各样美食——这自然惹得店家与相关的人大声抗议。汉人看我们的骆驼，也不比我们的骆驼看中国看得少：人从四面八方涌来看驼队过去，在路两旁站成两列；不过很小心地不敢挨得太近——这些牲口使他们惊奇，而它们的力气又教他们本能地害怕。

这一天将尽时，我们到了下河堡，那是个没有城墙的大村子。我们在「五福店」下马。正给牲口喂草料，一个帽上戴白顶子的骑手闯进店院里来。他不下马，也不照例行礼，便扯着嗓子叫店主：「大老爷就要到了，」他用又短促又高傲的口气嚷道，「一应都要干净、扫清爽！叫这几个鞑靼人上别处住去；大老爷不许骆驼在店里。」这几句无礼的话出自一位官员的差役之口，我们并不觉得意外，却着实动了气。我们只装没听见，照旧做自己的事。店主见我们对这道命令毫不理会，便走过来，客客气气而又十分为难地把情形说给我们听。我们坚决地对他说：「去，告诉那个白顶子：你已经把我们收在店里，我们就住在这里；官员并没有权来占已经依理住下的旅客的地方。」店主不必再去传话了，因为我们说这话的声气，那人自己就听得见。他立刻下了马，直接对我们说：「大老爷就要到了；他随从多，店又小；何况有你们的骆驼在院里，马怎么敢待下去？」「跟着老爷当差的人，何况还戴着你这样一颗白顶子，说话该先懂礼，其次要在理。我们有权住在这里，谁也赶不走我们；我们的骆驼也要照旧拴在我们房门口。」「大老爷吩咐我来五福店替他备下房间。」「好；你备你的，别动我们的东西。你们这里若安置不下，照理该另找地方去住。」「那么大老爷呢？」「你告诉你们老爷：这里有三位西天来的喇嘛，情愿同他回宁夏去说理；必要的话，到北京的衙门里去说也成——去北京的路，他们是认得的。」白顶子上马走了。店主立刻来求我们千万挺住。他说：「二位若留在这里，我多少还能挣几个；若叫那位老爷占了二位的地方，他手下的人要把我的店翻个底朝天，逼我们忙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一文不给就走。再说，我若被逼着撵走二位，我这『五福店』的招牌还要不要？此后谁还肯进一家收了客人又把客人撵出去的店？」店主正劝我们壮胆，那位差役又回来了；他下了马，向我们深深一揖，我们也尽量客气地还了礼。他说：「二位喇嘛老爷，我把下河堡跑遍了，再没有别家像样的店。谁说二位该把地方让给我们？说这样的话，可就不合情理了！二位请想：我们都是在外的人，都是离家极远的人；难道不能好好商量，像弟兄一样把事情办了么？」我们说：「自然；人本该像弟兄一样相处，这是正理。出门在外，就该照出门人的样子过。各人让一步，末了大家都安顿了。」那差役连声叫道：「说得好！说得好！」于是两下里又是深深的作揖不迭。

这番开场白把双方彻底说和了，我们便和和气气地商议：怎样在五福店里共处才最妥当。议定我们仍住已经安顿好的那间屋子，骆驼拴到院子的一角去，免得惊了老爷的马；其余的地方任那差役支配。我们赶紧把骆驼从房门口挪到讲定的地方。日头刚落，便听见老爷一行到了。大门两扇隆重地打开，一辆三头骡子拉的车驶进店院正中，四围拥着许多骑手。车里坐着一位六十来岁的人，灰白的髭须，头上戴着红风帽——那便是大老爷。他一进来，便用又快又锐的目光把店里扫了一遍；一看见我们、尤其一看见院子那头三峰骆驼，那张瘦脸上的筋肉忽然抽紧了。众骑手都下了马，请他下车。他用干硬而恼怒的声气叫道：「什么！那几个鞑靼人是谁？那些骆驼是怎么回事？把店主给我叫来！」这一声出乎意料，店主早已溜之大吉，白顶子则一时呆若木鸡：他的脸先白，再红，再转成橄榄色。末了他鼓起劲来走到车前，一膝跪地，随即起身，凑到主人耳边低声说了好一阵。这番对话完了，大老爷总算屈尊下了车；他抬手向我们行了个带着几分庇护意味的礼，便像个寻常人一样退到替他备好的小屋里去了。

在一个我们连进来也是死罪的国度里赢了这一场，使我们的胆气大增。这些从前教我们心惊的可怕官员，一旦我们敢走近了、敢仔细看他们，便不再可怕了。我们所见的，不过是些满身骄横与傲慢的人：对弱者毫不留情，对强毅之人却怯懦到极处。自此我们在中国便如在别处一样自在，可以昂首于光天化日之下，毫无畏惧地旅行了。

走了两天，我们到了黄河岸上的中卫——那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城，有城墙。它的整洁、它的完好、它那份安适的气象，与宁夏的破败丑陋成了奇特的对照；单看那数不清而货色齐备的铺子、以及街上熙攘的人众，便可断定中卫的商务极盛。然而这一带的汉人全不懂行船，黄河这一段上连一条船也看不见——这件事本身就很可注意，也印证了一个看法：甘肃这一部分的居民是藏人与鞑靼人的后裔；因为众所周知，汉人无论在哪里都极爱在江河上行舟。

离中卫，我们越过长城——这一段长城全是没有灰浆的石头一块块垒起来的——又进了鞑靼地方，在阿拉善国里待了几天。蒙古的喇嘛不止一次把阿拉善山的可怖形容得叫人害怕；如今我们可以亲眼看见：这片可怕地方的实情比任何形容都更甚。阿拉善是一长列山，通体由流沙堆成；那沙细到用手一摸，便像水一样从指缝里流走。不消说，在这些巨大的沙堆之中，任何地方都找不出一丝草木的痕迹。这无边沙海的单调，只被一种小虫的踪迹打破：它任性而奇诡地嬉游，在这流动的沙面上画出千百样花纹——那沙面平滑而细，连蚂蚁爬过的弯路也留得下痕迹。翻越这些山，我们受的苦与难以言喻：每走一步，骆驼都陷到膝盖，只能连跳带蹦地往前。马更苦：它的蹄子在沙上远不如骆驼的大脚着力。至于我们自己，只好步行，还得时时留神，免得从这些仿佛在脚下塌陷的山顶上掉进底下流着的黄河里去。所幸天气是静的：若刮起风来，我们必被沙崩吞没、活埋在里面。阿拉善山本身，看去也正是北风不断从沙漠、即戈壁大漠上卷来的沙所堆成的。黄河挡住了这沙的洪流，替甘肃省挡住了它毁灭性的侵袭。这条河所以有那使它得名的黄色——黄河，即黄色之河——正是因为阿拉善山落进河里的沙极多。在阿拉善山以上，它的水是清澈的。

渐渐地，高山变成了丘陵，沙堆也不知不觉小了下去；这一天将尽时，我们到了「常流水」村。在这些沙丘中间，我们竟遇着一处美到极处的绿洲：上百条细流在街巷间流淌，有树，有石砌的、刷成白色或红色的小屋，把这地方点缀得极有画意。我们虽然疲乏，到了常流水却快活得说不出来。可是等到同店主结账，诗意便烟消云散了：这里不但粮食、连草料也是从中卫运来的，转运又极难，因而贵得把我们那套俭省的打算全打乱了。人与牲口，我们一共花去一千六百文，将近七先令。若不是这一层，我们离开常流水这可爱的村子时，只怕还要恋恋不舍呢；然而世上总有些什么，帮着人把心从此世之物上撕开来。

离了常流水，我们走上了汉人流犯发往伊犁所走的那条路。这一带比前一天所经的略好些，却仍旧极凄凉：沙变成了砾石，除了长几丛又硬又扎人的草，土地是干枯荒瘠的。我们到了高滩子——那是一个丑恶得无可形容的村子，不过是几所用黑土草草垒成的可怜屋子，而且家家都是客店。这里的食物比常流水还少，价钱自然更贵：一切都得从中卫运来，因为这地方什么也不出，连水也不出。人凿了极深的井，除了又硬又干的石土，什么也没有凿着。高滩子的居民得到十二英里以外去取水，因此他们向行人索水价索得骇人：一桶要六十文。我们若要饮骆驼，得花上五十个五十文；于是只好将就：自己喝一点，再给马喝一口。至于骆驼，只好等着好日子与不那么苛薄的土地了。

高滩子虽这样穷、这样丑，却连它的穷与僻本该给它的那点安宁与太平也没有：它不断遭强盗劫掠，村里没有一所房子不带着火烧与洗劫的痕迹。我们到头一家店去时，人便问我们：要不要替我们的牲口防强盗？这话把我们问得莫名其妙，便请他把这件在我们看来极古怪的事说明白些。人告诉我们：高滩子的店分两种，一种是「打」的，一种是「不打」的；「打」的那种价钱是「不打」的四倍。这番说明使我们对事情有了个大概，不过还要细问。人说：「怎么！你们不知道高滩子时时被强盗攻么？」「这个我们知道。」「你们若住在不打的店里，强盗一来，就把你们的牲口赶走了，因为并没有人担着保护之责。你们若住在打的店里，牲口便大有保住的指望——除非强盗人多，那也是有的。」这一切在我们听来既古怪又讨厌。然而总得拿个主意。慎重想过之后，我们决定住到「打」的店里去。我们想：高滩子这些可敬的店主多半与强盗有勾结，横竖是要把过路的人剥一层皮的；那么与其丢了牲口——丢了牲口我们自己也完了——不如多出些钱当作买路钱。

我们照人指点进了那家「打」的店，见里面一切都摆着临战的架势：墙上整整齐齐挂满了长矛、弓箭与火绳枪。不过这些兵器的存在，并不能使我们对自身的安全十分放心；我们决意根本不睡，守一整夜。

高滩子这地方，有强盗来攻、又有一村赤贫之民，于我们是个解不开的谜。我们想不通：人怎么会打定主意住在这样一片可恶的地方——丑、不毛、无水、远离一切人烟，又被强盗时时践踏。他们图的是什么？能有什么好处引得他们如此？我们把这事翻来覆去地想，作了种种猜测，总得不出一个说得通的答案。头一更里，我们同店主攀谈；那人看去倒是个爽直坦白的人。他给我们讲了无数强盗的故事，满是厮杀、凶杀与纵火。我们说：「可是你们为什么不离了这可恶的地方呢？」他答道：「唉，我们不是自由人。高滩子的居民都是流犯，之所以获准不必去伊犁，条件便是留在这里，供给过路的官员与押解流犯的兵丁用水。凡官府的人来，我们都得白给水。」一听我们是在流犯中间，心里略略安定了些，并且开始想：这些人到底未必与强盗通同——因为我们得知村里住着一位小官，专管这里的居民。我们心中生出一线指望：也许在高滩子能遇见几个教友；可是店主告诉我们，一个也没有：凡因奉天主教而流放的，都发到伊犁去了。

听了店主的话，我们觉得略睡一睡也不至于有险，便往羊皮上一躺，一觉睡到天亮；托天主之佑，强盗不曾来光顾。

这一天大半日我们都走在往伊犁去的路上。这条流放之路，被信德的证人的脚步圣化过多少回，我们怀着敬意、几乎是宗教的虔敬走过它，一路谈着那些有胆气的教友、那些坚强的灵魂——他们宁可弃了家、弃了故土，到无人知道的地方去了此残生，也不肯背自己的教。愿上主遣派满怀献身之志的传教士，把信德的慰藉带给我们这些流放的弟兄。

伊犁之路把我们带到了长城，我们不曾下马便过了它。中国这一项工程，说的人多而知道的人少，这里不妨略述几句。众所周知，筑墙以御外敌之侵，在古时并非中国所独有：古代别处也有几处这一类的工程。除叙利亚、埃及、米底以及欧洲大陆上所修的之外，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皇帝还曾下令在不列颠北部筑过一道大墙。然而规模之大，没有哪一国比得上这道长城——它由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四年动工。中国人称之为「万里长城」，即万里之长垣。动用的工人多得惊人，这项巨工做了十年。长城自甘肃极西之处一直伸到东海。这座巨构的分量，写中国的人估得极不一致：有的荒唐地夸大，有的又费尽心机加以嘲笑；其所以如此参差，多半是因为各人都拿自己所见的那一段来断定全体。一七九三年随马戛尔尼勋爵到中国、充英国使团史官的巴罗先生曾这样算过：他设英格兰与苏格兰共有房屋一百八十万所，每所的砌体算作二千立方英尺，那么这些房屋的总和，其材料还不及中国的长城；照他看，长城的材料够筑一道绕地球两周的墙。显然巴罗先生是拿他在北京以北所见的长城作计算之本——那一段确实宏伟而有气象；可是断不能以为这道为御蛮族入侵而筑的屏障，通体一样高、一样宽、一样坚。我们曾在十五处不同的地方越过它，好几次一连数日沿着它走，从不曾把它看丢；而我们所见的，往往不是北京一带那种带双重敌楼的高垣，只是一道砖砌、甚至土筑的矮墙。有些地方，这道著名的屏障简直简单到了极处，不过是些粗粗垒起的燧石。至于巴罗先生所说的那种用灰浆胶结的大块条石的基墙，我们只能说：我们连一丝痕迹也不曾发现。想来秦始皇办这项大工程，自然要格外用心地固守京师一带——鞑靼各部来犯，必先指向那里；再说，奉命执行皇帝之计的官员，对皇帝眼皮底下的工程自然格外尽心，而在帝国边远、尤其鞑靼人不足惧的地方——譬如鄂尔多斯与阿拉善山一带——便乐得筑一道名义上的墙了事。

长城外几步便是三眼井的关卡，那里以盘查想入关内的鞑靼人之严出名。村里只有一家店，店主便是边防的哨官。我们进院子时，见院里聚着好几群骆驼，属于前一晚到的一支鞑靼大驼队；不过店面宏敞，容我们绰绰有余。我们刚占下屋子，路照的事就来了：哨官亲自公事公办地来索。「我们没有。」我们答道。这一答，他脸上顿时喜色洋溢，宣称非缴一笔不小的钱不许我们过去。「怎么！不是路照就是钱？你要知道：我们已经从中国这头走到那头，到过北京，走遍了鞑靼地方，从不曾有过什么路照，也不曾为路照缴过一文钱。你既是哨官，该知道喇嘛有随意行走、不须路照的特权。」「这是什么话？眼下就有一支驼队在店里，随队的两位喇嘛同别人一样，都把路照交给我了。」「你说的若是真的，那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有些喇嘛带路照，有些不带；我们是不带的那一类。」末了看这场争执越拖越长，我们便使出一招决断的法子：「也罢，」我们说，「你要的钱我们给；不过你得给我们一张你自己签字的纸，上面写明：你在准我们通过之前，以银钱代路照向我们索取过。我们好拿它去问我们所遇见的头一位官员：你这样办，可合帝国的法度？」那人立刻松了口。「哦，」他说，「二位既到过北京，皇帝想必给了二位特典。」随即压低了嗓子笑着添了一句：「别跟这里的鞑靼人说我白放二位过去了。」

看这些可怜的蒙古人在中国旅行，实在令人心酸：人人都自以为有权剥他们一层皮，而且人人都剥得极成功。他们一路上遇见的，尽是临时凑出来的「关吏」，尽是拿种种名目向他们要钱的人：修路、造桥、建庙等等。骗子起先自称要替他们效大劳，称他们弟兄朋友，大批地警告他们提防那些心怀不良、要抢他们的人。这一招若打不开他们的钱囊，这班无赖便改用恐吓，拿官府、法度、衙门、监牢、刑罚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扬言要拿办他们——简直把他们当小孩子摆布。蒙古人自己也帮着人骗自己：他们对中国的风俗习惯一窍不通。到了店里，他们不用人给的屋子，也不把牲口牵进马棚，却在院子当中支起帐篷，四周打上桩子，把骆驼拴在桩上。这份兴致往往不被允准；那么他们诚然进屋去了——他们把那屋子看作牢房——可是进去的样子实在可笑：他们把三脚架连同锅支在屋子正中，底下用干牛粪生火——那牛粪他们是特意备着随身带的。人怎样告诉他们店里有大厨房、在那里做饭要舒服得多，都没有用：谁也劝不动他们离开自己的锅与屋子当中那堆原始的火。到了夜里，他们把皮毯子绕着火铺开，就那么躺下；要他们睡屋里现成的床或炕，他们是一句也听不进的。我们在三眼井店里遇见的那支驼队的鞑靼人，是被准许在露天料理家务的。这些荒漠的可怜孩子天真到什么地步呢？他们竟一本正经地问我们：店主会不会为这样收留他们而向他们要钱？

我们接着往西南走，穿行甘肃省。这一带川流丘陵交错，大体上很好，百姓看去也过得去。它出产之繁，一半由于气候温和、土性本肥，而尤其由于农人的勤劳与本领。此地的大宗出产是麦，人用它做极好的面包，与欧洲的一样。他们几乎不种稻，所吃的一点，差不多全从邻省买来。他们的山羊绵羊品种极好，与面包同为居民的主食。煤矿又多又取之不竭，燃料人人可得。在我们看来，在甘肃，人尽可以花极少的钱过得极舒服。

离三眼井关卡两天的路，我们遇上一场飓风，险些出大事。那是早上十点钟光景。我们刚翻过一座山冈，正进入一片极广的平原，忽然间四面死寂：空中一丝也不动，可是冷得厉害。天色渐渐变成死白，却不见一片云。不多时，风从西边刮起来；转眼之间猛到我们的牲口几乎走不动。整个天地像要解体：天上依旧无云，却蒙上一层红色。风势越发狂暴，把尘土、沙与腐烂的草木卷成巨大的柱子，又把它们向左向右、向这边那边猛摔下去。末了风大到那个地步、空中乱到那个地步，以致正午时分我们连自己所骑的牲口也看不见了。我们下了牲口——因为再也走不了一步——用手帕把脸裹起来免得被沙迷了眼，就在牲口旁边坐下。我们全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世界的架子散了，万物的末日到了。这样过了一个多钟头。等风稍平、我们看得见四周时，才发现三个人彼此都散开了，相距颇远——在那可怕的风暴里，无论怎样喊，彼此也听不见。等到勉强走得动，我们便朝不远处一座田庄走去——那庄子先前我们并不曾看见。飓风把院子的大门刮倒了，我们进去毫不费事；屋子也几乎一样容易地向我们打开了：上主在我们患难之中把我们引到了一户以好客著称的人家。

我们一到，主人便替我们烧了水洗脸。我们那副样子实在可怕：从头到脚满是尘土，可以说连衣裳、连皮肤都浸透了。这样一场风若在阿拉善山上碰见我们，我们早被活埋在沙里，一丝痕迹也不会留下。

看看风暴最凶的时候已经过去、只剩一阵阵的余风，我们提议接着走；好心的主人却不肯听，说要留我们住一夜，还说我们的牲口有的是草料与水。他们的邀请那样恳切、那样亲热，我们又实在需要歇息，便乐得领了这份情。

只要略略留心甘肃的居民，便可以断定他们并非纯粹汉人的血脉：其中鞑靼与藏人的成分显然占着上风，尤其在乡下人的性情、风俗与语言上表现得格外分明。你在他们身上看不见汉人那种过分的礼数；然而另一面，他们的坦率与好客却极可称道。他们那一路的汉话里，有无数出自鞑靼语与藏语的说法；他们造句也不照汉人的次序，而总是照蒙古人的倒装。譬如他们不像汉人那样说「开门」「关窗」，而说「门开」「窗关」。还有一样特别之处：牛奶、酥油与奶渣——汉人对这些是深恶痛绝的——却是甘肃人最爱的食物。不过最使他们与汉人不同的，还是他们那份宗教的性情：汉人差不多是普遍地怀疑、对宗教的事漠不关心；甘肃则有许多兴旺的喇嘛庙，奉的是改革过的佛教。汉人诚然也有许多庙宇，家里也有各样大小的偶像；可是在他们，宗教不过限于这点外面的排场；甘肃人却人人常常祈祷、久久祈祷、诚心祈祷。而祈祷，谁都知道，正是有宗教之人与无宗教之人的分野。

甘肃的居民不但与中国别处的人大不相同，彼此之间也大不相同；其中分得最清楚的，也许要算嘉戎人。他们住的地方通称三川，正是我们那位赶驼人桑达钦巴的故乡。嘉戎人兼有汉人一切的刁滑与狡狯，却没有汉人的礼数，也没有汉人那套圆滑的辞令；因此四邻无不怕他们、厌他们。他们一觉得自己受了损或受了辱，立刻拔刀相向；在他们中间，最受敬重的人是杀人最多的人。他们自有一种语言，是蒙古话、汉话与东部藏话的混合。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是鞑靼血统。若果真如此，那么他们倒可以自夸把祖先那份凶悍不羁的性情原封不动地保住了——而如今住在蒙古的人，风气已大为改易、大为柔和了。

嘉戎人虽臣属于中国皇帝，直接管辖他们的却是本族一种世袭的君长，称为「土司」。甘肃境内以及四川省边上，另有好几个部落，各有自己的君长与法度，都称土司，各以其首领或君长的姓氏相别。譬如桑达钦巴，便属嘉戎人的祁土司一部。杨土司是这些部落中最著名、最可畏的，长期在西藏的都城拉萨极有势力；这势力于一八四五年因一桩事故而消灭，那件事我们将来再讲。

歇够了乏，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动身。一路上处处可见那场风暴的痕迹：树木连根拔起、被撕裂，房屋掀了顶，田地被糟蹋得几乎连表土也没有了。这一天将尽之前，我们到了庄浪——通称平番——那是一座平常的城，买卖还算过得去，无论美丑都无甚可记。我们住进「三纲店」，那店主是我们迄今所遇最有风趣、最逗乐的人之一，是个十足的汉人。为显他的高明，他劈头就问我们是不是英吉利人；唯恐我们不懂他的意思，还加上一句：他所谓「英吉利」，就是在广州打仗的那些「洋鬼子」。「不是，我们不是英国人；我们也不是什么鬼——无论海鬼还是陆鬼。」旁边有个闲人插进来，免得这句冒失的话惹出恶果。他对店主说：「你呀，你一点不懂看相。你怎么会当这几位是洋鬼子？你不知道他们都是蓝眼睛红头发么？」店主说：「你说得对；我倒没想到这一层。」我们说：「不错，你分明是根本不曾想。你当海里的怪物能像我们这样在陆地上过日子、还能骑马么？」「对，对，正是；他们说那些英吉利人从不敢离开海，一上了陆地，就像鱼离了水一样发抖、要死的。」他又赏了我们许多同类的高见，讲海鬼的风俗性情；就我们而论，这一番议论的结果，是他们十足地承认我们不是那一族的人。

天快黑时，店里忽然一阵大闹：一位活佛带着大批随从到了。他刚从故乡西藏回来，要回他多年住持的那座大庙去——那庙在喀尔喀境内，靠近俄罗斯边界。他一进店，早在大院里等着的一大群热心的佛教徒便伏地面朝下拜他。这位大喇嘛进了替他备好的屋子；夜幕降临，众人散去。等到店里稍稍清静，这位奇特的人物便放开他的好奇心：他店里到处乱钻，间间屋子都进去，逢人便问种种问题，既不坐下，也不在哪里久留。不出所料，他也赏光来看我们。他进我们屋子时，我们正庄重地坐在炕上；我们特意不为他起身，只抬手招呼了一下。他似乎对这样不讲礼数的接待有些诧异，却一点也不窘：他站在屋子当中，一个一个地把我们仔细打量。我们也同他一样，始终一言不发，借着他所立的榜样，行使同样的权利，把他仔细端详。他看去五十来岁，裹着一件黄绫的大袍，脚上是红丝绒的藏靴，靴底极厚。他中等身量，颇为丰腴；深褐色的面孔显出十足的和善，然而你若留心看他的眼睛，那里头有一种古怪的、狂野而惶惑的神气，教人很不安。末了他用蒙古话同我们说起话来，说得极流利。起先所谈的，不过是旅人之间惯说的那些话：彼此的身体、去处、马匹、天气等等。看他这一坐不肯走，我们便请他到炕上我们旁边坐。他迟疑了一下——无疑是想：以他活佛的身分，与我们这等凡人并坐怕不合适；不过他既极想聊天，末了还是决定坐下了；何况我们坐着而他老站着，于他的尊严也是有损的。

我们旁边小桌上放着一本日课经，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请求看一看。我们答应了，他便双手捧起，赞叹那装订与烫金的书口，翻开来一页页看过，又合上，恭恭敬敬地举到额前，说道：「这是你们的经书；经是该敬重的。」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们的教与我们的教，就像这样。」说着把两只食指的指节并在一处。我们说：「是的，您说得对：您的教与我们的教是相敌的；我们也不瞒您：我们此行、我们所劳作的，正是要用我们的经代替你们庙里所念的经。」他笑着答道：「这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随后他又拿起日课经，要我们讲解上面的插图。我们所说的，他并不显出惊讶；只是当我们把那幅十字架苦像的题旨讲给他听时，他怜悯地摇了摇头，把合着的双手举到头上。看完所有的图，他又双手捧起那本日课经，恭恭敬敬地举到额前；然后起身，极亲切地向我们告辞，我们把他送到门口。

只剩我们两人时，我们对这场奇特的造访一时竟有些发怔。我们试着想：这位活佛坐在我们旁边时，心里究竟转着什么念头？我们给他讲的那一点圣教的大意，在他心上留下了什么印象？一忽儿我们觉得他心里必定起了异样的感触；一忽儿又想：他也许什么也不曾感到，不过是个寻常人罢了，机械地占着自己的位子，并不去想，自己对那所谓神性也并不当真。我们对这一点越想越有兴味，便决意临行前再见他一面。既定了第二天一早动身，我们便在睡前去回拜他。我们见他坐在厚厚的大垫子上——垫子上蒙着极好的虎皮——面前一张小漆桌上放着一把银茶壶，还有一只搁在精工金托里的滑石杯。他分明闷到了极处，见我们来，高兴得很。唯恐他起意让我们站着，我们一进屋便在他旁边坐下了。他的随从聚在隔壁一间通着他屋子的屋里，见我们这样随便，大为骇然，发出一片不以为然的低语。活佛自己却用一种半含恼意的微笑把这事揭过去，摇了摇银铃，吩咐应声而来的一位年轻喇嘛给我们端奶茶来。他说：「你们的同乡我常见的；我那座庙离你们本国不远，『俄罗斯』人常过边界来，可是我从不曾见他们中有谁走到你们这样远的。」我们说：「我们不是俄罗斯人；我们的国离俄罗斯远得很。」这回答似乎使活佛吃了一惊；他把我们细看了一阵，说：「那么你们是哪一国来的？」「我们是西天来的。」「哦！你们是『披楞』，是东恒河那边的人，你们的城是加尔各答。」这位活佛的见识可留意之处在于：虽不确切，却也不是毫无意思——他只能把我们归进他所知道的那些民族里去；他先当我们是俄罗斯人、后当我们是英国人，就当时的情形而论，已见出他于地理名目所知不算菲薄了。然而无论怎样说，他总不肯信我们既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加尔各答的披楞。「不过说到底，」他说，「我们来自哪一国又有什么相干呢？我们都是弟兄。我只劝你们一句：在中国的时候，可别见人就说自己是谁。汉人是猜疑而心地不好的一族，他们也许会加害于你们。」随后他同我们谈起西藏、谈起我们将要走的那条可怕的路。他说，看我们的样子，他很疑心我们的身子经不经得起这一趟。这位大喇嘛的言语与举止都极和蔼可亲，只是他眼睛里有一种神气教我们无论如何安不下心：我们像是在那里读出了什么阴森的、魔性的东西。若不是这一层——也许这不过是我们的错觉——我们真要把这位大喇嘛朋友看作一位极可亲的人物了。

从庄浪、即平番，我们到了河桥驿，地图上称大通府——那是此地的古称，如今民间已不用了。一路上尽是驮煤的牛、驴与小车。我们决意在河桥驿住几天，好让牲口歇一歇：它们的气力几乎耗尽了，尤其是马与骡子，因鞍子不断磨擦，肋上都起了肿块，非在再往前走之前治好不可。既定了这个打算，头一件事便是把当地的客店一一看过，挑一家最中意的住下；末了「和气店」有幸中选。

自从进了甘肃省，桑达钦巴没有一天不絮絮地说三川与嘉戎人。他这人虽没有多少缠绵之情，却极想再看一看故乡、再见一见家里也许还在的人。这样值得称许的心意，我们不能不成全；所以在和气店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准了这位赶驼人八天的假，让他回一趟丢下这么久的家。八天在他看来是十足够了：来两天，去两天，另外四天待在家人中间，把在外面所见的种种奇事讲给他们听。我们还让他骑一峰骆驼，好教他在亲友面前体面些；又在他钱囊里放了五两银子，把他的荐书凑得更齐全。

等我们这位嘉戎人回来的这些日子，我们一心照料牲口、也照料自己。每天要进城买粮食，回来自己做；早晚还要把牲口牵到离店颇远的地方去饮水。店主是那种一心要讨好、却反而讨人嫌的好好先生：他那份好意，几乎抵不过他那份殷勤的搅扰。这位老兄不停地往我们屋里钻，指点我们这样该怎么做、那样该怎么做。他先按自己一时的兴致把屋里的东西统统挪一遍位置，然后走到炉子跟前，揭开锅盖，把手指伸进菜里蘸一蘸，舔一舔尝味道，再加点盐、加点姜或别的作料——这可把专管做饭的古伯察先生恼得不得了。别的时候他又高声抗议，说我们根本不懂生火，煤该这样码、柴该那样放，风该从这边或那边通；说着便抄起火钳把我们的火捅个底朝天——这又叫专管火事的秦噶哔先生狼狈万分。到了夜里，他更觉得自己万不可少，每一刻钟便蹦进来一趟，看灯烧得可好、灯芯长了还是短了，诸如此类。有时他简直是一副神气，像在问我们：我们从前一个活到三十二岁、一个活到三十七岁，没有他究竟是怎么过来的？不过在他那泛滥的殷勤里，有一样我们是乐意领受的，那便是替我们暖被窝——那办法之别致、之特别，我们在别处不曾有机会见过。

炕是一种可以躺在上面的炉子；在甘肃，它不像中国北方那样通体用砖砌，而是上面一层用活动的板子密密并排铺成。要烧炕睡觉时，人把板子揭开，在炕膛里撒上晒干碾细的马粪，再往这燃料上撒些烧红的炭，然后把板子放回去。火立刻传到粪上；粪一经点着，便一直阴燃；热与烟无处可出，不久便把板子烘热，这样便生出一股温温的暖气；因燃烧极慢，这暖气可以持续一整夜。烧炕的本事，在于马粪不多不少、撒得均匀，又要把炭安排得使各处同时燃起来，好教所有的板子一样受热。我们羞于像小孩子似的让人替我们暖被窝，有一夜想自己来办，结果极不圆满：我们中的一个几乎被烤熟，另一个却冻了一整夜——原来我们手艺不济，一边的板子竟被火烧着了，另一边的燃料却根本没有点着。和气店的主人对这场失手自然大为不满；为免再有这样的事，他把炕口的那块板锁了起来，每回都亲自来烧。

我们种种家务的营生，加上诵日课经，把河桥驿的日子过得很安顺。到第八天，桑达钦巴照约回来了，不过不是一个人：他带着一个小伙子，面貌一看便知是他兄弟，他也正是这样介绍的。我们头一回照面极短，因为这两个嘉戎人才露了面就不见了。起先我们以为他们是去拜见店主，其实不然，因为他们几乎立刻又出现了，神气比先前郑重些。桑达钦巴走在头里：「巴布乔，」他对弟弟说，「向我们的主人叩头，把我们穷家的礼献上。」年幼的嘉戎人照东方的样子向我们行了三个礼，随即在我们面前摆下两只大盘：一盘满是好核桃，一盘盛着三个大面包，形状与法国做的相似。为叫桑达钦巴看出我们确实领他这份心意，我们立刻动手吃起其中一个面包来；就着核桃，这顿饭真是美味——自从离开法国，我们不曾尝过这样好的面包。

正吃着，我们留意到桑达钦巴的衣着已简到不能再简：去时衣冠还算齐整，回来却只裹着几片破布。我们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便讲起他所见的家中境况之可怜：父亲早已亡故；老母双目失明，不曾享到见他一面之福。他有两个弟弟，一个还是小孩，一个便是他带来的这青年——那是一家的唯一依靠，一面种他们还剩下的一小块地，一面替人放牲口挣工钱。这一番话立刻说明了桑达钦巴把衣服弄到哪里去了：他把衣服统统给了可怜的老母，连出门穿的斗篷也没留下。我们觉得有责任劝他留下，好照料他那困苦的一家；他却全不肯听。他说：「什么话！我怎么忍心做这样的事？我怎么能去吃他们剩下的那一点东西？他们自己都难活命，怎么养得起我？何况我在那里也没有谋生之路——我不会种地，此外再没有别的法子帮他们。」这个决断，我们并不以为好、也不以为高；然而知道桑达钦巴的性情，我们也丝毫不觉得奇怪。我们不再勉强他留下，因为我们比他自己更明白：他留下对他一家毫无用处。我们尽自己所能去帮这些可怜人，把我们省得出的一笔尽量大的施舍给了桑达钦巴的弟弟；随后便动手预备启程。

歇了这八天，我们牲口的状况已好转到可以冒险走那条难走的路了。离河桥驿的第二天，我们开始爬那座名叫平口的高山；那些崎岖得可怕的山路，于我们的骆驼几乎是无法克服的难处。上山时，我们不得不一路扯着嗓子大喊，好提醒可能从上面下来的赶骡人——那条路又窄又险，两头牲口并排是过不去的。我们喊，是为了让对面来的人把骡子牵到一边去，免得它们一见骆驼受惊，跌下山崖。我们天没亮就开始爬，到正午才登上山顶。山顶有一家小店，把炒焦的豆子煎的汤当茶卖。我们在那里停了一会儿吃点东西：几个核桃，加上一片嘉戎人带来的那有名的面包——那面包我们是极其省着吃的——饿极了，这顿饭便觉得极鲜美可口。照原先的打算，饭后本该有一口凉水；无奈这山上唯一能取的水臭得叫人受不了，只好求助于那炒豆子的汤——那是一种寡淡得吓人的水，可是价钱竟要得极狠。

天并不像我们照时令与山之高所料的那样冷；下午天气竟颇和暖；随后天阴了，下起雪来。因为下山非步行不可，我们不住地挣扎着免得从滑路上滚下去，出力之多，不久便热得浑身发烫。我们有一峰骆驼跌了两回；所幸每一回都被一块岩石挡住，不曾翻下山去。

把可畏的平口山抛在身后，我们住进了老鸦堡——其名之意为「老鸭」。这里烧炕的法子与河桥驿不同：不用干马粪，而用煤末和成泥、做成砖；也有用草泥的。我们向来以为中国不知道打毛活；老鸦堡纠正了这个错觉，而且使我们此后能在帝国别处纠正中国人自己的错觉。这里家家街上都有人在做这一行——是男人，不是女人。他们的活计毫无趣味、也谈不上精致：不过是用粗棉线打成没有形状、像口袋一样的袜子，有时是手套——手套上手指并不分开，只留一个大拇指的地方；针便是小小的竹签。看一群留着髭须的男人坐在自家门前晒着太阳，一面打毛活、缝东西，一面像女人一样絮絮叨叨，在我们实在是一幕奇景，简直像在滑稽地模仿欧洲的风气。

从老鸦堡到西宁府是五天的路。第二天我们经过碾伯县，那是一座三等的城。在西门外，我们进一家店吃早饭。宽大的厨房里早已聚了许多客人，占着靠墙一溜的桌子；屋子当中是几座炉灶，店主、他的妻子、几个孩子与几个伙计正忙着做客人要的饭菜。正当人人或做或吃、各自忙着的时候，忽然一声大叫：那是女店主，被丈夫用铁铲在头上敲了一下，疼得叫了出来。一声叫，所有的客人都朝那边看；那妇人一面高声大骂，一面退到厨房一角去；店主便向众人分说：他不得不管教管教他妻子——她无礼、不服管，又不顾字号的利害，大大有损本店的兴隆。他这一套还没说完，那妇人便从角落里开始她那一套：她告诉众人：她丈夫是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成天喝酒抽烟，把她整整一个月劳作所得，几天之内便花在烧酒与烟上了。这一场即兴之戏演着，满座听众却安之若素，丝毫不露赞成或反对之色。末了那妇人从角落里出来，带着一副挑战的神气逼到丈夫跟前：「我既是个恶妇，」她嚷道，「你就杀了我罢。来，杀了我！」说着便挺身站在丈夫面前，那姿态大有戏台上的威仪。丈夫并没有依她的话杀她，却给了她极响亮的一记耳光，把她打得尖叫着退回原来的角落里去。听众于是哄堂大笑；不过这件在他们看来如此有趣的事，不久便闹得极认真了。那边是最厉害的辱骂，这边是最骇人的威胁；末了店主把腰带一紧，把辫子往头上一盘，摆出要动真格的架势：「你既要我杀你，」他叫道，「我就杀了你！」说着从炉子上抄起一把长铁钳，向他妻子狂扑过去。众人一齐站起来喊叫，邻人也跑了进来，在场的人都上去拉架；然而直到那妇人满脸是血、头发披散到肩上，才把两人拉开。这时一位看去在店里颇有威望的中年人郑重地说了一番收场的话：「这叫什么！这成什么话！」他说，「夫妻这样厮打！还当着儿女、当着一屋子过路客人的面！」这几句话，他用一种既含愤慨又带威严的口气重复了三四遍，效验大得出奇：不多时客人们照旧吃他们的饭，女店主用核桃油煎起饼来，店主则默默地抽他的烟。

我们要动身时，店主结账，若无其事地把我们吃饭时拴在院里的牲口算作五十文。他分明是打算照「鞑靼价」宰我们一刀。桑达钦巴大为愤慨：「你当我们嘉戎人不懂客店的规矩么？」他问道，「哪里听说过把牲口拴在墙上一个桩子上也要钱的？倒要请教掌柜的：方才我们看的这出『店主打老婆』的戏，您打算收我们多少文？」这一记讽刺引得旁观者哄然大笑，桑达钦巴大获全胜；我们除了自己的花销，一文也没有多付便走了。

从那里到西宁府的路大体上修得好、也养得好，蜿蜒穿过一片肥沃而耕作精细的地方，树木、丘陵与无数溪流把景致点缀得极有画意。这一带的大宗出产是烟叶。路上我们见了好几座水磨，其构造之简，与中国一切工事一样可注意：这些磨上层不动，下层则由一只轮子带着转，轮子由水流推动。这些磨虽往往颇大，推动它们却只需极小一股水，因为那水是像瀑布一样冲在轮子上的，落差至少有二十英尺。

到西宁府的前一天，我们走了一段极辛苦的路；那路险峻崎岖，教我们屡屡把自己交托给上主的照拂。我们在巨石之间穿行，旁边是一道又深又急的水，汹涌的浪在脚下咆哮；只要一步踏错，那深渊便时时张着口要把我们吞下去。我们尤其为骆驼提心吊胆——它们笨重蠢钝，一走上崎岖之路便叫人担心。末了托天主之佑，我们平安到了西宁。这座城幅员极大，人口却有限，好几处简直在彻底荒败。缘故是它的商务大半被丹噶尔夺去了——那是口河岸上的一座小城，那河正是甘肃与青海的分界。

西宁府的成例——可以说是规矩——是不把鞑靼人、藏人之类的外乡客收进客店，而把他们打发到一种叫「歇家」的地方去，那里别的客人是不收的。我们于是投了一家歇家，受的款待极好。歇家与别的客店有一样要紧的不同：客人的食宿与伺候都是白给的。到这里来的客人既以做买卖为主，歇家的主人便在客人所买所卖的货物上按公认的成数抽头，以补自己的开销。开歇家的人须先向城中官府领帖，缴一笔钱，多寡视所指望招徕的客商身分而定。表面上客人是受优待的，实则完全操在店主手里——店主与城里的商家串通一气，两头都要赚钱。

我们离开西宁府时，收留我们的这家歇家照常例是没有从我们身上赚着什么的，因为我们既不曾买、也不曾卖。不过我们若就这样白住人家的，未免荒唐而不公道；所以我们照寻常客店的价目，把所用的付给了歇家的主人。

翻过几条急流、爬过许多石山、又两次越过长城，我们到了丹噶尔。此时已是正月，离开黑水谷将近四个月了。丹噶尔是座小城，却人烟极密、极热闹、买卖极盛，简直是一座巴别塔：东部的藏人、「红毛儿」（长毛之人）、厄鲁特人、郭罗克人、汉人、青海的鞑靼人，以及古时从土耳其斯坦迁来的伊斯兰之众，都聚在这里。城里一切都带着强梁之气：上街的人没有不在腰间挂一把大刀的，而且至少要摆出一副随时准备拔刀的凶悍模样。街头的斗殴，没有一个钟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