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半岛

第一信

汽轮沃尔加号——晦暗的日子——初见香港——香港大火——无家可归者的漠然——火复燃——欢宴尽废

汽轮「沃尔加号」，中国海，一八七八年圣诞前夕

十九日我们驶出横滨港时，富士山的雪顶正在朝阳里泛红，高踞于密西西比湾一带紫霭笼罩的林莽之上；三天之后，我望见了日本的最后一眼——一带嶙峋的海岸，任隆冬的海浪拍打。

香港维多利亚，主教府，十二月二十七日

赴港的航程乏善可陈。沃尔加号是条可怜的船，没有一处可坐的地方，除了阴沉沉的餐厅里饭桌旁的长凳，再无可坐之物。船长就我所见还算个正派人，然而哥特人、汪达尔人、匈奴人、西哥特人的粗野，他一身兼而有之。船上潮湿、昏暗、肮脏、破旧而寒冷。没有蒸汽取暖，炉子又因烟囱倒烟而生不起来。没有灯，寥寥几支蜡烛也给得分明不情不愿。侍应肮脏而沮丧，伺候得毫无殷勤，烹调既脏且腻，饭食短少，桌布一股馊气。同船有四位法国男客、两位日本男客，进餐时都裹着大衣、围巾，戴着帽子。我住一间大舱，即女宾厅，另有一位十分干练却灰心到底的女侍全副照料。浪花、雨雪不断泼洒，甲板上不去；隆冬的寒气在又暗又潮的餐厅里又实在难挨，头两天我都四点钟就上床。第三天起了半场大风，浪短而猛，这样的坏天气一直延续到五天以后抵达香港。那几日又冷、又暗、又闹，连侍应也几乎站不稳；船颠簸得厉害，我的脊背痛楚不堪，一步也没离开舱房；光线太暗，读书、写字、做活都不能，加之铺位是横着船身安放的，我昼夜都得扒住什么，免得被摇得受伤。于是，我本指望用来「补上」积欠许久的书信与针线的这一星期，就这样从生命里白白丢掉了——我觉得是无从追回、也着实可耻地丢掉了——阴郁的每一日，在昏黑而多风浪的太平洋上，既无日出也无日落地亮起，又熄去。船上似乎无人懂得「是」与「不是」以外的英文；颠簸又把法文从我记忆里摇了出去，连和女侍说说话这一点排遣也没有了。囚禁的末一日，她对我说她「愁啊，愁啊」，浑身「尽是青紫」。

还是这场大风，却逢一个干爽的日子，我们迫近了东亚大陆。海岸多半令人失望，这一处却超出我所有的期待；何况这是亚洲的海岸，是我自幼梦想的神秘大陆——光秃、高峻、多岩，尽是玄武；一座座赤裸的石岛，中间隔着狭窄的水道，峭壁森然直立，是一片荒凉无人之境，任重浪拍击；雾气盘旋，海鸟尖叫，中国式的高尾渔船张着三道缩帆的褐色三角帆，在浪头上一现即没。不久便驶入群山似的岛屿之间，再由一条狭窄而如画的水道进了外港：一边是香港焦赭干枯的峰峦，另一边是色更红、石更多的大陆，不见一树，也不见耕作乃至人居的痕迹，只在港汊四围偶有几间石屋聚作一处，汊内泊着船。我们已在北回归线以内，凛冽的粗风却仍不停，以致只能躲在舱楼后头，断续地望上中国几眼。

转过另一条水道，我们蓦地进了内港，也驶进了夏天：蓝天、蓝水、夏日的太阳、凉爽的风，一层温柔的蓝色薄霭又把那些泛红的山峦的轮廓化得柔和了。维多利亚是英属香港岛殖民地的首府，俗称香港，气象堂皇，令人想起直布罗陀，却远远地胜过它。其主峰高一千八百英尺，在众峰之间宛如巨人，自海面拔地而起，山下缓坡上密匝匝铺开一座花岗石的大城，从浓绿的树木、热带的园圃、棕榈与芭蕉的深荫里向外眺望，许多街道的走向都由树影勾画出来；这一切，与一八四三年我们取得此地以前满目焦红的土、荒瘠的岩，恰成对照。城上桅樯如林，可见其商业之重；港内停泊着大英轮船公司与法国邮船公司的轮船、各国的兵舰、低舷高桅的快船、补给船与医院船，还有一支庞大的渔船队。英国的与罗马公教的两座大教堂、主教府连同圣保罗书院、高大的商行楼群、巨大的糖厂、层层叠起的大兵营、一台高过一台的炮台、总督府、厚重的石砌码头，接连映入眼帘；而在这一切之上，英国的旗帜迎风舒展，猎猎飘扬。

然而浓烟滚滚盘旋，黑幕似的罩住山下的坡地与全城，是一幅骇人的景象；船刚下锚，就听见急促的钟声、隆隆的鼓声，和一座「不宁之城」的嘈嘈人语。没有人来接我。几只中国小船划了过来，随后是一艘小火轮，法国邮船公司的代办在上头，显见地慌张。我问他怎样上岸，他答道：「上岸没有用，城烧掉了一半，眼下还在烧；旅馆里花多少钱、说多少好话也弄不到一张床，我们打算就在船上打铺。」幸而邮船代办客气，我到底还是坐小火轮上了岸，只是须从至少八重舟楫之间钻爬过去：那些船上挤满避难的人，多是妇孺，又胡乱堆着各样家什，完好的、破损的，都是慌忙间抛上船来保全的。人说「英国主教的府邸」还不曾波及；于是我从难以名状的喧腾中脱身，坐上一顶竹轿，两根长杠搁在两个瘦削苦力的肩上，他们一摇一晃、脚步飞快地抬我穿过陡峭如瓦伦纳的街巷，直到目的地。街上塞满了家具杂物和店铺里值钱的货色，珍藏的书籍、小摆设撂在满是尘土的路面上，还有床铺、画片、衣裳、镜子，诸般物件；华人男子把家当往山上拖；华人妇女——有些人的脚与其说是脚，不如说是蹄子——背上、腋下带着孩子；军官们熏得满脸乌黑，像救火夫一样操持水龙；成队的士兵行进如阅兵般整齐，或在险处守卫；总督轩尼诗先生坐着四名红衣轿夫抬的轿子，四处都有他的身影；保险行的人拔着刀到处奔走；杂色的人群东跑西窜；爆炸声频频而响亮；墙垣将倾似的轰然巨响；而压过这一切的，是罗马公教大教堂急促洪亮的钟声，召人做工或祈祷——凑成一幕极度紧张的景象。惟有锡克哨兵纹丝不动，带着东方式的雍容镇静（或曰漠然），任喧嚣的波涛在脚下拍碎：一个个身形魁伟，面色黝黑，头上是硕大的绯红包头。轿夫抬着我穿过堆塞的街道，登上一列列宏敞的石阶，来到这一片景致如画的庭园；园中摊满了为避火搬来的各色家具货物，华人家眷就在其间露宿。包尔腾主教夫妇不但把自家美丽的庭园敞开给这些可怜人，还在府邸里腾出自己居室下面的几间房，安置了几户华人。华人妇女失了居所，坐在自己的家什中间，那份漠然或曰镇定，极令人注目。府邸四周有宽阔的有顶回廊，包尔腾夫妇最珍视的东西都摆在那里，随时可以搬走；我也被告诫不要解行李，也不要脱下旅行的衣裳。主教与我随即下山到火场去，火已压住；我们看见了全城的残破，以及无家可归的人在抢出来的物件中间露宿。到处仍在燃烧或阴燃，高墙纷纷坍下，水龙冲着一座座余烬未熄的木料堆喷射，整条整条的街被塌落的砖石堵死，烧焦的电报杆和熔作一团的电线横陈就地，还有烧掉一半的账簿，烧掉一半的一切。此地有色人口逾十五万二千；东方的人群平日便能闹出怎样一片巴别塔似的喧声，惟有领教过的人，才想象得出在这样非常的情形下，人声鼎沸到何等震耳的地步。监狱受火势威胁，里头关着八百多名各国的凶徒，由一百名士兵把守，每人配十发子弹，准备把犯人押往安全之处，谁要逃跑就开枪。人人都说怕这些歹人，这话不算没有道理：维多利亚地处要冲，我国法律又给予自由与保护，加以现任总督素来同情有色人等，遂把广州及中国其他城市的数千莠民招引到此，欧洲与亚洲的各色无赖更不必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随时都在这座堂皇的维多利亚监狱里进进出出。

回来后我刚动手解行李，火又窜了起来。暮色里那景象凄厉而壮观：火舌一所接一所地舐尽房屋，喷起的火柱裹挟着燃烧的碎块；一声声爆炸，每一响之后便腾起一团烈焰，把种种物事高高抛上天空——梁与椽都浸透了石蜡——再撒落到这座注定要毁的城上；跳跃的火头越逼越近，夹带火星的滚滚浓烟向我们卷来，一切又混着难以形容的喧嚷。不多时，燃着的碎片落上了窗台；风又极大，且正朝这边吹，府邸似乎难保，于是要紧的文书送去了大教堂，几家避难的人也带着东西逃上山去。就在这时风转了向，大片的火与烟被吹往一个相对无害的方向，火势第二次被稳稳控制住，官署一带保全了下来；晚十点前，自我正午到埠以来，我们才第一次坐下用饭。

多数人心绪大乱，一半因身临险境，一半出于同情；两天之内的宴会与郊游一概取消。连今晨的报纸也没有出，其中一家的铅字就堆在这园子里。如今全城由大队海军陆战队与锡克兵昼夜巡逻，因为想趁火打劫的心思和可乘之机，都实在太多。

伊·露·伯

第二信

宜人的气候——囚在岩石里的热病之种——「洋泾浜」英语——香港港——香港之富庶——猖獗的犯罪阶层——请君四顾！

主教府，维多利亚，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喜欢维多利亚，也佩服它。从昏黑、多雾、粗粝、聒噪的太平洋，从日本十二月的一片灰白里出来，转入这被长年北风吹皱的明蓝海水之间，实在畅快——转入亚洲大陆那些燃烧似的山峦之间：清晨是红的，正午的光里更红，到了灿烂的落日时分，由宝石红、朱砂红渐渐隐入紫水晶似的薄霭，再深成热带夜晚的紫色；那时从这高处望去，浩瀚的天幕当真是漫天星火。这里有许多我所爱的东西，虽说未必都长得尽善尽美——芭蕉、一品红、番木瓜、树蕨、石斛、龙血树、猩红色的西番莲、假榕、海枣、西谷椰子与旅人蕉，还有数不清的别的树木花草，都是热带烈日的儿女，在此受人细心浇灌照料，说到底却是移栽来的异乡客。

这是再宜人不过的冬季气候。三个月不曾下雨，此后两个月也不会下；天空无云，空气干爽而极提神。夜里冷得要生火，白天整日都可穿秋装，因为日头虽明亮温暖，背阴处的气温却不过华氏六十五度，走动起来既轻松又舒服。夜间即便在相当的高处，最低也有华氏四十度。天蓝、气凉而干、五个月不雨，这样的气候怎样称道都不为过；不过，我若迟四个月再来，写的话就会大不相同了：那时寒暑表昼夜都在八十度到九十度之间，云天终日压在岛上诸峰的顶上，万物皆潮，大雨倾盆不止，日头一出便蒸腾起灼热的水汽，人也蔫软难受，东西也蔫软发霉，虫豸大肆繁衍，日子过得像泡在蒸汽浴里，令人不堪其苦。然而于生活有节制的人，这座城市是宜于养生的。只是它有一桩奇特之处：城建在岩石之中、岩石之上，人会以为热病总不至于是此地的病症，可这岩石本身似乎在某个久远的年代把热病之种囚禁在内，凡是开山取石、挖土打基，或是以任何方式把它扰动，热病便立刻发作。

维多利亚是座美丽的城。它令我想起热那亚，只是多数街道陡得车马不能通行，有几条根本就是一列列宏敞的石阶，上面覆着枝叶浓密的树，望去仿佛热带的、着了色的深深柱廊。这里有覆顶的绿色阳台，垂着蔓草的花彩；房屋高峻，街道窄得挡住了大半日光；各国的人物与衣冠，葡萄牙神父与修女的行列；而它这一片斑斓的生趣，在如此的蓝天与耀眼的日光底下，更是显得淋漓尽致。

这所宅子位置极好，又大又通风。一部分是主教府，其余是圣保罗书院，包尔腾主教为该院监督。依山的庭园很美，门口一片一品红开得如火。这里没有女仆，一应家务都由华人男仆料理，做得妥帖。我听说，华人仆役不戴瓜皮小帽出来见人，是失礼；若把辫子盘在头上而不垂下，那便是莫大的侮慢了。所谓「洋泾浜英语」实在难听，连最有身份的人也屈尊去说它。「泾浜」一词大抵指事务而言，「我的泾浜」无疑就是「我的活计」。整个讲英语的侨界，不分尊卑，竟都用这种孩童话同华人交谈，真是咄咄怪事。

譬如你要生火，就得说：「火，做，快快，这里，做火第一号」——「快快」是赶紧，「第一号」是好，是「头等」。仆人来回有人来访，他会说：「一个人这里说太太」；你若问来客是谁，他多半答「不晓得」，要不就是「第一号，我想」，意思是他看那客人是位绅士。领教过日本人的谦和亲切之后，中国人便显得冷淡、粗糙、不易相与，只有店铺里殷实的商人是例外，他们和气、自得而有礼。他们那种无礼的盯视，在街上挤撞你、冲你嚷洋泾浜英语的样子，并不讨人喜欢。他们还有个难看的习惯，称我们作蛮夷或番鬼。自从我懂得这个词，在街上已听见过好几回；包尔腾主教说，他的仆人发觉他懂中文以前，一向就用这个极难听的名目称呼他和包尔腾太太。

〔维多利亚是，或者说本应是，人所共知的地方，所以它的派系、无边的宴客、奢靡的起居、争吵、游乐、郊游、舞会、赛艇、赛马、晚宴、草地网球会、票友演剧、午后茶会，以及种种制造喧腾、权充消遣或正事的名目，我都不来描摹了。我宁愿写一写这个极不寻常的埠头的若干事实——它正在成为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殖民地。

一条海底电缆把它系在英国身上，英国文明一切宏大的事业与享用，这里应有尽有；人口十六万，其中连兵士水手在内仅七千是白人；岸上有东方最壮观的城市；而这殖民地才不过四十年——香港岛于一八四一年割让给英国，特许状的年份则是一八四三年。此岛长约十一英里，宽二至五英里，面积约二十九平方英里，是中国东南岸珠江口外诸岛之一，距广州九十英里。它是众多「贼岛」中的一个，当初设治，头一件要务便是肃清盘踞于附近错综水道间的成群海盗与江盗。它恰在北回归线以内，北纬二十二度，东经一百一十四度。把它与中国大陆隔开的狭窄海峡鲤鱼门，宽仅半英里。大陆一侧的九龙是一片干旱的半岛，香港的居民正试着在那里营建市郊，该地于一八六一年割让给英国。整个香港岛都很入画。壮阔的海港面积十平方英里，四围是三千到四千英尺高、形状奇诡而断裂的山岭；宏伟的维多利亚城沿南岸绵延四英里，六千所砖石房屋，商人与官员那些王侯气派的宅第和宽敞的平房，一路爬上太平山——全岛的最高处——的陡坡，把绿荫也一并带了上去。夏季虽潮，年降雨量却不过七十八英寸；但酷暑时节此地比新加坡还热，尽管新加坡离赤道不足八十英里。

这座一无所产的小岛之所以跃居我国殖民地中的头等要地，原因在于：维多利亚有壮阔的海港，是我国对华通商的工场，又为保卫这通商、乃至保卫我国在远东的利益所必需的海陆军，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便利。说它是苏伊士运河的海军与商业终点，也不算过分。谁能相信，每年进出此港的英国与外国船舶吨位平均达两百万吨？与之通商的本地船只约有五万二千艘，使已查明的总吨位升至三百五十万吨以上，比新加坡多出五十万吨？此外还须加上成千上万各种船式帆装的本地小船，它们不但自中国沿海与内河，也自暹罗、日本与交趾支那前来。除了大英轮船公司、法国邮船公司、太平洋邮船公司、东方与澳洲邮船公司、日本的三菱邮船会社等等定期邮船航线以外，此地还有若干通往英国、美国与德国的轮船航线，有华人与英人经营的本地航线，另有几条上好的快帆船航线——不过因中国海航行险恶，而世人又日益求快，这些帆船正渐渐废弃。

维多利亚的商号几乎全盘操纵着茶与丝的贸易；鸦片、糖、面粉、盐、陶器、油、琥珀、棉花与棉货、檀香、象牙、槟榔、蔬菜、牲畜、花岗石以及其他许多货物的交易，也都以维多利亚为中心。「通商总汇」这个被用滥了的字眼，用在这里最是贴切。

它有五座船坞、三条滑道，凡为兵舰与商船作大修所需的一切，无不具备。

它与整个文明世界有电报相通，商务因此终日处在一种狂热之中。

它驻有大批戍军，每年为此向英国缴付两万镑。若没有这支兵力，它那六百五十名警察——其中仅一百一十人是欧洲人——恐怕连眼下这点镇慑之力，也未必能施于杂处人口中那些粗野凶悍之徒。即便如此，较富裕的外侨为了财产的安全，仍不得不在公家守护之外自雇更夫，夜间巡视他们的宅园。必须承认，维多利亚的犯罪阶层十分猖獗；究竟是由于治罪失之宽纵而不明智，还是由于我国旗帜所庇护的罪徒之多本属异常，这不是一个外人所能断言的——不过我游广州那所大监狱时，众犯齐声嚷着「我恨不得是在你们香港的监狱里」，加上我自己参观维多利亚监狱的所见，至少使前一种猜想还说得过去。

香港具备直辖殖民地通常的建置，政务由总督主持，佐以立法局；总督为局长，局员包括首席按察司、辅政司、律政司、库务司，以及由总督保荐、由王室任命的四名非官守议员。

东方各色人口占压倒的多数，是一重难处；中国习俗所认可、在维多利亚又已泛滥到惊人规模的一种特别可憎的奴役，依我国法律亦不易惩治铲除。男性之多也远远失衡：欧洲人中男女之比将近六比一，东方人中男子几为女子的二倍半。

维多利亚既是自由港，进出口的价值无从估算；然而它那挤满巨型商船与各国舟楫的海港，它繁忙的码头，昼夜装卸的成群驳艇，它熙攘的街道与漂亮的店铺，它堆满茶、丝和东方各样贵重物产的巨大货栈，它那一层层筑着商人华屋的山坡，无不在说：「请君四顾——这些比统计数字更有力！」〕

伊·露·伯

第三信

汽轮九江号——初见广州——沙面岛——广州里的英国——满城——沟渠与栅门——广州之夜——街市如画——骇人的礼物——东方的魅惑——贡院

汽轮「九江号」，十二月三十日

你该还记得，不久之前有一伙中国海盗，扮作统舱客搭上香港往内河的这类轮船，杀尽船上员弁，把船劫了去。这艘白色的美国轮船高大巍峨，甲板叠着甲板，船上除我之外只有一位欧洲客人；二等客却有四百五十名，除几个帕西人以外全是中国人，个个衣着体面，几乎人人抽烟，坐的坐、卧的卧，一直铺陈到餐厅门口的上层甲板上。统舱里另有一千五百名中国客人，清一色是男子。中国人是好喧哗的民族，他们的话不谐于耳，至少下层男子的嗓音粗硬刺耳。这一千五百人像是一齐在喊，从舱口涌上来的嘈杂骇人。这一大群聒噪的人其实是被囚在下面的：每个出口都罩着沉重的铁栅，牢牢上了锁，各有一名「武装到牙齿」的欧洲人守着，谁先动手去撞，就先打死谁。这间餐厅里架着六支上了刺刀的步枪、四支左轮手枪；开船时有人仔细取下刺刀的鞘，把枪都装上了实弹。

广州，一八七九年一月一日。——从香港溯珠江而上这九十英里，一路乏善可陈。离港不久，地势便几乎平得像一块板，多是水稻的沼田，间以一片片芭蕉，宽大的叶子被长年的劲风撕得稀烂。一座极高的塔标示着黄埔——昔日繁盛的口岸，如今却同澳门一样，几近荒废。在黄埔吐下三船中国人之后一个钟头，我们到了广州的边缘；然而在帆船、舢板、住家艇与「鞋艇」之间小心翼翼地穿行，又费了半个多钟头，才靠上那拥挤而破旧的码头。倘若我先前把广州期待得很高，此刻必定失望：这城坐落在一片全然平坦的地上，城内城外都没有什么显眼的形胜，只有一条宽阔无桥的潮河湍急地穿城而过。远处是白云山，柔柔地染作紫水晶色，衬在一片嫩绿的天上；近些有几座石山，一日之内无论何时都是红的。船与桅樯把自江上望城的视线遮去大半；便是登高俯瞰，见它在脚下铺展开来，也只觉得挤得太密，街道太窄，空地太少，令人几乎疑心传说中的一百五十万人，当真塞得进这么窄的一块地方。从江上看，其实无论从哪里看，广州都比东京还要不壮观。高出这一片单调平面的东西本就不多，那不多的几处也不见得有气象。有两三座塔，样子像铸弹塔。有一座双塔的罗马公教大教堂，规模很大，尚未竣工。有所谓「九层塔」。但说实话，自江上望去最惹眼的，是当铺的货栈——一座座灰砖砌的高大方楼，俯临全城，在此地的民生经济里关系极重，与我们英国小巷里那些挂着三只金球、羞羞缩缩躲起来的铺子，真是天差地远。江边有一处地方，树木间有几所颇为结实的洋房，建在昔年夷馆的旧址上；然而它们，以及别的一切，都被一大片船遮住了——那是一座船的市镇，一片浮在水上的市郊。说真的，船是这座城给我最早也最深的印象，而我初到时竟草率地以为它是座寒伧的城。这些船不独沿着宽阔的珠江两岸，也散布在与珠江相通的无数运河与河涌之中。

这些船是这座奇城的头一桩奇观，竟横在我与登岸之间了。轮船吐完两千名乘客，我的主人麦克里尔·史密斯先生用一顶两名苦力抬的竹轿，把我抬过一条六英尺宽、有顶棚而拥挤不堪的商货街，送到沙面——外国人聚居的江中小岛；不过传教士多半仍住在下游旧夷馆原址上的房子里。

我如今寄寓沙面，住在怡和洋行那所漂亮的房子里；沙面本是一片填起来的泥滩。岛的一面是流势湍急的珠江，江上的生涯变动不居；另一面是一条河涌，涌上住家艇首尾相衔、一艇挨着一艇，住着极庞大的人口。一座石桥连着一道铁闸，通往广州商业上最好的地段之一；但凡茶、丝及他种物产的生意，那些声名显赫的商号——怡和洋行、宝顺洋行、迪肯洋行等等——都在这些石砌或砖砌的漂亮住宅里做成：每所宅子自有一座热带的花园，四围或墙、或花式铁栏、或竹篱，外表却全无一丝商肆的痕迹。这个侨居地孤悬水中，自成畛域，对门外那座挤满华人的城市所闻既少，所知更少。它尽其所能地复制英国的生活，又添上自家无边的好客，凡略有介绍的生客一概款待，没有介绍的也款待了不少。一道高高的江堤绕岛而行，堤上是宽阔的水泥步道，榕树成荫，周长一英里又四分之一。岛上十分平坦，铺着修剪齐整的草地，其间纵横着水泥小径与榕树夹道，富商们的热带花园又添了变化与颜色。

此地侨民现共四十五人，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电报的开通不但便利了商务，还使几家老字号的大股东得以回国，这里只留下极年轻的合伙人或大班，听候英国的指示行事。于是这些宽大的家宅里，有几所只住着独身的年轻人。岛上有一座秀气的英国教堂、一所俱乐部平房、一个书会、草地网球场与槌球场，还有一间小厅，供跳舞、讲演与票友演剧之用。比童车更大的轮车，从来不曾扰过这里的安静。进城的人坐轿，或乘自家舒适的篷船顺流而下；若为活动筋骨，多半就在堤岸上散步，打槌球或草地网球。在这样极好的天气里，小岛可爱之至。在此常年住下也不难，因为潮汐带来的风缓和了夏天的湿热；只是英国孩子如今看去也已面色苍白、无精打采了。

广州，一月四日。——我若要描写广州，而又有工夫描写，我的信不久便会胀成格雷会吏总那本古雅迷人的《广州漫步》那么厚；无奈没有工夫，只好略记两三件最令我着迷的事物，以及这座城市的规制与治理，倘若我还「理得出个头绪」，能把它的大略塞进一封信里的话，便把后者放在前头讲。

自「五层楼」上，或自一座当楼体面的高处望去，可见全城为高墙所围，墙外东一处西一处是城郊的村落，有的殷富，掩映在树木之间，有的寒酸龌龊。一条江把城与一片人烟稠密、举足轻重的郊区隔开。城内又有全城的核心，即满城，驻防的兵与军眷约两万人聚居于此。这一片有趣的地方另有城墙环绕，内有满洲将军的官邸，以及欧洲列强的领事馆。它林木葱茏，屋宇也不像广州别处那样稠密。无论从哪一处高地下来，人立刻就陷进一座迷宫：街道狭窄拥挤，两旁是砖石砌的高屋，街面大抵只有五到八英尺宽。这些街在屋顶的高度上蒙着帆布席或薄板的遮篷，荫凉宜人，同时又让日光在高悬摇曳的长条招牌与幡旗之间、在下面熙攘斑斓、你推我挤的人丛上，闪闪烁烁地漏下来。

每条街都用大块花岗石板铺砌，每一道厚重的人行道底下（车行道是没有的）都有一条沟渠泄雨水，水再汇入六条大暗渠，由暗渠入横贯全城的四条河涌，然后入江。这些大渠归「知府」督理，按古法他须每年秋天将其彻底疏浚；小渠则由各街「公所」出资雇人清理。这条古老的卫生法令，同这个帝国许多可称善政的法令一样，据说执行得并不怎样认真；广州十分宜于养生，各样时疫也难以立足，其缘故与其归于市政当局的勤谨，毋宁归于那个极好的办法——每日把城中的秽物运出去，肥附近的园圃与田亩。

每条街口都有厚重古旧的栅门，夜里上锁，非得看守的更夫开恩才肯打开。栅门一闭，街市的营生便告结束；到夜里十点，广州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彼此隔绝，恍如一座死城。每个守栅的更夫，由他所守那条街的「公所」委派并给酬。他们有号衣，人却一个个褴褛可怜，我曾两次看见有人睡得正香。大街上另设有更楼，就是搭在竹竿上、用粗绳捆扎、远高出屋脊的架子，架上一间小席棚，夜更就守在里头。这些人防的是成群的武装劫匪，尤其防火。他们备有大鼓小锣报更；万一起火，锣声便急促洪亮、连绵不断地敲响，依次警动高处所有的同行，同时用约定的信号告知下面的居民火起于哪一坊、哪一街。每条大街上都有一口极大的井，覆着花岗石板，井的确切位置就刻在旁边墙上的一方石板上。这些井蓄水极丰，非遇火警绝不开启。

除这些更夫之外，另有一千一百名兵勇巡警，专责「新城」及其近郊的治安；又有一千人，称「抚标」，戍守城墙上的外门与内地几处哨房，一应内门则由满洲兵驻守。广州分三十六坊，夏天由十二名官弁分管，冬天——如现在——因窃贼据说格外活跃，便增派人手。每名官弁带兵，夜间按时巡遍所辖各街；这些带枪的随从，不知是为吓唬歹人，还是为显自家的勤谨，巡逻时惯常放他们的旧式火绳枪与抬枪。这许多防范办法既行之甚严，火灾与盗案便大为减少，「稳如广州」这句俗谚看来确有实据。夜里那些下了栅的街道自有一种幽森的庄严。有一夜，我现在的女主人某太太与我从朋友家回来，全无人陪，就那样在几条街上穿行，唤醒更夫开锁启栅，一路不见别的行人，又下到一条水街上，招来一只船，约莫午夜时分被送到自家门前；在这一带，这样的事是极寻常的。

街上房屋与店铺的屋顶，极少（或竟从不）整齐，房子本身也不排成一条直线。这怪相自有其怪因：中国的房子一概依堪舆之法营造，而堪舆是不容直线的；倘若置之不顾，那些主持一切营造的星者与卜者，便要预言不虔的营造者要遭大祸。广州空地无多，所有的空地又不以塑像装点，而以砖砌、红砂石或灰花岗石的牌坊装点，用以旌表贤德的男女、饱学或高寿之人，尤其是至孝的儿女。此类旌表由居民建立，有时则出于朝廷的恩准或敕命。

公廨与庙宇虽有堂皇的名号，却极难看，而且分明在缓缓颓败；店铺的街道却入画之极，为我生平所未见。这多半得力于那些竖立的招牌，或固定或悬垂，配着合宜的底色，上书金的、朱的或黑的大字。每家店有两三块，标出店号与所售货品。日光这里一道那里一道地落在这些招牌上，那效果真是迷人。店堂内很高敞，顶上挂玻璃灯，每扇门上方悬大灯笼，都漆着鲜明的颜色，画着「福」字，或是鸟、蝴蝶、花卉、山水。店内正对门的那面墙上，必有一幅巨大的壁画或本宅守护神的画像，或是一张写着神名的红纸，或是一个「神」字，总括诸神；这些连同底下的神案，从街上就看得见。每家店门外都有一个壁龛，入暮时龛中燃起线香，满城都是香烟的气味。

有店铺与作坊的街，也有住宅的街；然而就连其中最讲究的，在过路人看来也很寒伧，因为所能见的不过一间高大而幽暗的石门厅，陈设着乌木雕花、大理石面与靠背的椅子，还常常竖放着几具巨大的棺木——那是孝顺的晚辈送给长辈的礼物！门厅里立着一名司阍，随时开启那扇通往内院的高大三重门。中国的大宅每有六七进院落，每进都有回廊、客堂、饭厅与会客的厅房，最后面还有一座花园，点缀着假山、鱼池、盆树，以及小小的塔与桥。

穷人所居的街道，尽是低矮、狭小、阴暗、肮脏的房子，每所两三间屋。住宅的街有多寒伧难看，店铺的街便有多光彩如画。

以上不过粗粗勾出这座古城的骨骼。它始于公元前四世纪，当时只用竹木与泥土围作栅垣，却已号称「南武城」，后来又改称「羊城」。到了今日，它的分量大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除伦敦而外，再没有哪座城市这样使我感到殷实的财富与日增的富庶。

我的赞叹与惊异无有止息。我舍不得那些不得不用来睡觉的钟点；一星期过得像半天，每一刻都在加深我对广州的魅力与趣味、对中国人那种非凡的力量与分量的印象。广州的如画、色彩、新奇与流动，令人如醉。今天我被抬着在城中城外走了十八英里，通体沉醉于它的魅惑，第一次饮到那样一种水——真可以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便是真正的东方。正午我们坐在「五层楼」上，那楼在外城墙的一角俯瞰满城；自那时起，这忙碌的一周里，我时时盼着日头停在无云的天上不动，好让我梦着那灿烂的阳光——有光而无热的光；梦着色彩浓丽的窄巷，梦着日影落在刺绣与织金料子上的闪烁，那闪烁在幽暗里也依旧夺目；梦着阴影中匆匆来去的斑斓人群，头顶高处一条窄窄的蓝天；梦着盛大的迎亲行列，「新郎的声音和新妇的声音」；梦着官员们炫目的仪仗；梦着送葬的队伍，雇来的哭丧人披麻蒙灰，一路悲号；梦着满城和它的塔；梦着城外那些坟山，热带的蓝天底下赤红一片，是死者的大城；梦着那片「血田」，那里有一洼一洼的血、一袋一袋的头颅，还有行刑的十字架——一如当年的各各他，如今也只是耻辱的表记；梦着江上那奇妙的生涯，梦着街市上一切忙碌、拥挤、盛装的奔走，那里东一处西一处挂着蓝色的幡，说明那户人家里死亡已使某个忙碌的头脑永远安静了。我还想同你讲一讲佛寺与文庙；讲那座寺园，它便是著名的「柳亭图」瓷样的原型；讲那所要与教会医局争胜的大施医院；讲麻风院、育婴堂、瞽目院、养老的男院与女院——它们始建于十四至十七世纪之间，本是构想周到、气度不凡的善举，却因历代官吏的贪黩，败坏得既无实效又失体面；讲「乞丐广场」和乞丐的规矩；讲各行各业，讲店铺的富丽；讲贡院，它一条条巷子里共有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三间号舍，供士子应试，而在中国，功名是入仕显达的唯一门路。然而广州值得一整部书，格雷会吏总已经写了一部！

伊·露·伯

第四信

「至死忠心」——「洋鬼子」——帆船与小艇——中国式的豪奢——水上的广州——露天的午餐——光与色——一桩俗世的扫兴事——街市的声与色——街头的装束——饮馔与酒楼——迎亲的行列——寺庙与礼拜——缠足

广州，亨利牧师寓，一月六日

到此一周，我把自己整个交给了不歇的游观。初到这一带（就在广州城中），几乎头一眼所见，便是一群中国的基督徒难民，有老人，有妇人，有孩子，从离广州约九十英里处一场血腥的教难里逃出来，如今在德国教会的院子里得着庇护。那已是夜里，这些为信仰舍弃了许多、又受过大恐怖的可怜人，正唱着赞美诗，用中国话诵读、礼拜。他们所来的那地方，有一位富足的基督徒想建一座礼拜堂，上星期正要动工，不料当地的异教徒受本县官员唆使，把他和另外四名基督徒拿住；他既不肯说那句话，也不肯行那个礼——在他们看来，说了行了便等于弃绝基督——于是把他裹在浸透了油的棉絮里，缚在十字架上烧死，酷刑到了极处，也动摇不了他的坚忍。另外四人被斫去手足，躯干绑在十字架上，也一并烧了。此事就发生在离广州这样近的地方，本地与香港的外国人无不骇然，对教徒与传教司铎都深怀同情。这些「至死忠心」的人，其英勇与苦难，凡新教的传教士也都一体感佩，同样相信这几位遇难者已列在「殉道者的荣班」之中。据估计，中国的天主教徒有七十五万之众，其中许多已是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内地有些地方，整村整村都是教徒。葡萄牙与法国的传教司铎终身献身此业，衣食起居一如华人，人都说他们极虔诚。

能借着这几个可怜难民的景象，离殉道的光荣与苦痛这样近，又听说殉道的精神至今仍能使人「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实在是最耐人寻味的事。前些时曾贴出一张揭帖，号召在圣诞日大杀本地教徒。帖上把种种恶行一概归在「洋鬼子」头上，说「为保中国风俗之太平清白，凡为其所惑者必当尽除」。帖中有一句是：「此等洋鬼子之恶，虽猪狗亦不肯食其肉！」

亨利先生夫妇都会说中国话，又都无所畏惧，广州生活的种种情形无不熟悉。我所到过的地方里，广州是最令人应接不暇、最迷人、也最骇人的。我几乎要说「见了广州，死也甘心」，可是那攫住我的一切，我竟说不出万一。如今单是看那千头万绪的街市生涯——那人丛，那行列，那喧阗——和那与陆上截然两样、变幻不定的水上生涯，我就心满意足了。通草画把船的形制与颜色画得很好，可是船之多、行之疾，笔与画都是形容不出的。

有一种帆船，船头两侧各画一只大眼，据说「没有这个便看不见路」；船首敞着，两尊六磅炮从洞口龇出来。两舷各列十门炮，高耸、方正、古怪、宽阔而满是雕饰的船尾还有两门。这许多军械，名义上是防海盗，其实主要的用处是放出那种震耳的声响——中国人无论什么场合都爱听。这些看去笨重无用的船，驾起来吵嚷纷乱到了极处，凡习惯了我们严整船规的人见了都要吃惊：舵伸出船尾六英尺有余，桅是独木的，大帆用细篾席做成；再加上那古老的形制、浓丽的设色、格眼与雕花，真是水上最入画的船。此外有从内河与运河那一整片水网里来的「渡船」，各州县自有各州县的帆式船样，行家一眼便认得出。这些船能张帆时张帆，不能张帆时便用大橹推着走，每支橹由六个人站在船外的跳板上摇。渡船总是重载，挤满了客人，又「全副武装」以防河盗，船上水手三十五到五十名不等。

〔那些眼睛其实是辟邪的符，上面那句话，是说给初到东方的生手听的。〕

沙面稍下游的江面上，一层层泊着两层的大屋船，门高七英尺，终日开着，门框是精工的木雕，从门里可以望见舱内：装饰华丽的神龛，数不清的彩灯，乌木雕的椅与榻，坐处与靠背嵌着白石，绣花的丝帷，描金的镜子与檐板，中国式豪奢的种种过分处，无不齐备。许多船顶上还有花园。这叫做「花艇」，名声既喧且恶。此外又有一层层三间一进的舒适屋船，租给夏天为避暑而移居水上的人。有绿漆描金的「喜船」，木雕精细，旌旗招展，各样吉祥图记都有；有江上的帆船，大眼睛，雕镂如城堞的船尾，三行并排地系着；有鸭船，舱里聒噪；有花贩的船，板上摆满待售的活花木；有两层的船或驳子，舷侧装着玻璃，是水上的旅馆，夜里在里头设宴，灯火喧哗；有镀金的酒楼船，锣声不绝；有洗衣船、买菜船、水上的铺子，供给这浮家泛宅的人口一切市面上买得到的东西；有形状离奇的乡下船，趁着各样风潮络绎而下；最古怪的是「鞋艇」，样子活像一只大鞋，人站在船尾摇着，在大船之间穿进穿出。

广州最奇的一桩，是那屋船之城，或浮或泊，里头住着约莫二十五万人，而且可以老实说，这些人也生在其中，死在其中。这一群人与广州陆上的居民本非同种，陆上人拿他们当贱民与异类看待。这些屋船有的只有一顶圆竹篷，有的两顶高低不同的篷，其中还包括好几千只奇妙的「鞋艇」；它们沿江成排地泊着，在河涌里则首尾紧挨，排成热闹如画的水街。泊在河涌上的船许多是水上的铺子，生意颇旺，一头做铺面，一头做住家。「鞋艇」长不过十五到二十英尺，宽窄又严格相称，可想而知一家人的地方是何等局促；然而这样一只船，不但住着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儿女，还住着长子连同他的妻儿，祖父母同住的也不在少数！竹篷像镜筒一样可以推拉伸缩，整个舱面都能围起来，又能隔开。无论船大船小，船头总是一家的神龛；入夜，水面上星星点点，是千万支线香那昏暗凄迷的光，比萤火更微，却更红，空气里沉沉都是香味。岸上穷人的屋子肮脏，屋船却是洁净的模范，一点地方都用得其所，那些巧思比小游艇上的还要精妙。这些船白天是铺着席子的整洁居室，夜里便成了床，孩子们另有自己的「房」。男人白天上岸做苦力活，女人却极少登陆，一意料理「家务」；但无论昼夜，随时可以看见她们在水面上飞驰，在埠头上揽客，替人渡货渡人，力气不输男子，人又干净、齐整、面目可亲；一个在艄，一个在头，熟练而有力的一桨一桨，把这浮着的家推着走。她们是极出色的船娘，而且并不喧哗。这些女人是不裹脚的。

她们的衣裳是深褐或深蓝的布，宽裤，上身一件短而宽松的长袖衣，一直掩到颈下。脚是天足，赤着；头发梳得整齐，从额上拢到脑后，盘成硬硬的一卷或一髻，人人戴一副翡翠耳环。你看见一个女人在「鞋艇」里烧饭或缝衣，俨然一副主妇的样子；可你一招呼，她转眼就摇起沉重的橹来，背上多半还负着一个神情老成的婴孩，用一方绣着金线蓝线的大红布兜住。这水上的人口至今没有一个归信基督。他们与他们的风俗，外间知道的实在极少，只听说他们的品行不高；又说从前溺女之风不像如今这样被禁阻时，江水便是许多刚生下的女婴现成的坟墓。有一个下午，我大半日独自坐在这样一只船上，钻遍了各条河涌，穿行于水街之间，攀着帆船与渡船看，把江上生涯的种种变幻尽情领略了一回。

又有一天，四名苦力抬着轿子，载我在广州城里走了十八英里，史密斯先生和他兄弟全程步行——这足见冬日的气候何等提神。说到行路，人在这里不是自己走，便是教人抬着走。一个人的分量在苦力算不得重，可是看见他们中许多人肩上生着骨瘤，是扁担压出来的，实在教人难过。我们在城墙东北角那座「五层楼」下的一株榕树底、一张石桌上露天午餐，从那里俯看满人入主中原这件几乎被人淡忘的旧事所留下的奇特痕迹：满洲征服者的内城，也就是满城，里头驻着旗营，有满洲将军的衙门（官邸），有各国领事的住宅，住的是清一色的满人。广州城里这个异族的内核，街道又窄又脏，房屋低小简陋，瓦顶几乎是平的，带着小小的天井，倒更像西亚的房子，不像东亚的。这些满人的相貌与汉人相差不多，只是略丑些，身量略短些，女人耳上总戴三只环。满城里一条街上一天所见的女人，比我在广州其余地方所见的总数还多。

从城墙那一角望出去的景致，依我看是美的：火红的宝塔层檐重叠；那道古老的灰色城墙格外入画，高高低低，敌楼与堡垒错落；墙下是满城，有「花塔」，有清真寺，有榕树的亮绿，有竹子的轻盈；墙外是白云山，更近处的山岭到处凿满了坟穴，赤、粉、橙诸色被一层薄薄的蓝霭调和了，柔和而不晦暗——一切都浸在热带冬日正午的光辉里：有光而不热，有色而不刺目。在这般鲜明、这般丰盈的光与色之前，一切关于灰与淡绿的记忆都消散了！色彩既是音乐，也是生气，久经匮乏之后，我在其中尽情陶醉。这城墙是一座很好的老建筑，约二十英尺宽，也约二十英尺高，上面铺着宽阔的路可以行走，外侧筑着高台，垛口留着射孔。它几乎没有十码是平的，总随地势起伏，又时时有入画的城楼。墙上到处披着蕨草，于修葺是无益的。一角上火焰似的「五层楼」，是这景中极醒目的一笔。

我们坐在它可算是投下的影子里，坐在石桌旁的石凳上，头上万里无云，脚下铺展着满城那纯粹的东方情调——那种一见便教人心折的、想象不出的东方情调，正如初见一株棕榈或一株芭蕉，能满足一种你先前并不自知的渴望——就在这时，一桩俗世的扫兴事叫人深切地感到了。照美国人的说法，我们已在这爽利的空气里「活动」了五个钟头，我早就觉出一种对实在食物的渴望，那是任何东方情调也填不满的；及至发现厨子只备了两人的午餐，而饿着的有三个人，而且那只鸡生得不能入口，我们的沮丧可想而知；我们又还没有饿到肯上猫狗馆或别的中国馆子去吃一顿的地步，于是至少我的主人夫妇——他们还不懂得香蕉不单是「神的食物」，也能养人——便只好挨饿。我们正这样空着肚子相对的时候，有两只水牛，暗灰色的笨重身躯，身上的毛比象多不了多少，角向后弯，嘴脸像鹿，一直紧盯着我们看，直到一个满人把它们赶开。这样的牲口站在水里，像象似的往身上糊泥，就是中国的乳牛与耕牛。两个可爱的中国孩子坐在我们旁边，史密斯先生拿他们练习中国话，后来一个男人怒冲冲出来把他们带走了，嘴里说了许多话，我们只听懂「番鬼」两个字。然而广州人并不无礼。一位外国女子可以独自行走而不致真受骚扰，虽说照例中国女人是不上街的。我确实见过五十万男子，女人却不过九十来个，而且都是最穷苦的一等。中等以上人家的女子除了坐着遮窗的密轿，从不出门，闭锁之严几乎不亚于印度的妇女。

穿过满城，又穿过几条富商聚居、气象矜贵而沉闷的街，我们在商贾一区盘桓了几个钟头；那一区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市集，从早到晚挤满了男人。除一条街外，最宽的也不过八英尺；行人、闲人、站在摊边吃东西或喝茶的人，再加上沿街兜售的小贩，一路就只是挤。你正用你的弱躯在那些大汉之间挤着——他们身上层层叠叠的丝绸锦缎袍子把人撑得真像庞然大物——忽然一声大喝把你吓一跳，人被毫不客气地推到一边，才明白人丛已让出路来，来了一乘仪仗：先是几个穿红衣的人，随后是一乘华美的密轿，四人、六人或八人穿着红号衣抬着，里头斜倚着一位肥胖的、盛装的官员，对底下的人全不在意，正是天下高门贵胄那副神气的化身，或读着书，或出神想着，对这我看得入迷的人丛与光彩从不瞧上一眼。后面又是些红衣人，于是人丛重新合拢，又被一乘像我坐的那样的平民轿子分开，或被几个贱役抬着一具十五英尺长、像树干似的棺材分开，或被苦力用竹扁担挑着担子、喊着震耳的号子分开，或被吹吹打打的迎亲行列分开，或被哭哭啼啼的送葬行列分开，一起接着一起，没有断的时候。街上的人个个扯着嗓子喊，抬轿的、挑行李的苦力也在吼；末了，每个街角的乞丐把两面锣对着敲讨钱，这满耳的喧闹便算凑齐了。

在这些狭窄的街上，颜色简直是撒野：房屋高峻，上层向外挑出，雕镂描金；屋檐深深探出，瓦当上镶着切成薄片的贝壳，让光柔柔地漏进来，头顶那一线窄窄的天则是浓亮的蓝。檐下的阴影里，日光斑斑驳驳照着，每一层楼的各种高度上，只要有空处便挂着我先前写过的那种彩绘招牌，每家至少两面，六到十英尺长，有黑的，有厚厚描金的，也有几面橙的，但多数是大红而全无花饰，只在中间竖着几个几寸见方的大字，红底黑底上是金字，金底橙底上是黑字——这些，再加上旗幡、彩带，以及人家办丧事百日内所挂的鲜蓝布幔，合起来成了一幅街景，其入画之美是我眼睛从未见过的。加之满街的人都穿着行头，而且是那样的行头！袍子最流行的颜色是亮蓝。连苦力不干活时也套上一件，苦力以上的人则一律用厚实的罗纹丝绸做，衬里是深一号的丝。袍外再罩一件深蓝或紫褐锦缎的无袖马褂，或素或纳；裤子虽不大露出来，也是锦缎或缎子的。袜是白的，鞋是黑缎，踏着厚厚的、白色的、独木舟形的底。帽是黑缎的，总戴着，而且推在脑后；辫子是头发与丝绳合编的，几乎垂到袍脚。此外又穿着最华贵的皮裘，一件压一件地穿着数不清的纳丝与织锦衣裳。而这些衣着如此讲究、一副富态的大汉，不过是店主和下等的商人。真正的官员与富商，是难得把脚踏在地上的。

眼下店铺里满是各样鲜丽诱人的东西，为的是二十一日开始的新年大节。过年时店铺一概关门，富商们还彼此比着关得久；谁家的铺子关得最久——有时竟关上两个月——谁就因此博得极大的豪富之名。街道是按行业分的。譬如有「玉器街」，整条街只做玉器首饰的生意，价钱极贵，一只最好的料、最好的工的镯子要值六百镑。有一整条街专卖棺材；有好几条街只卖家具，从寻常的折叠桌一直到最贵重的乌木重雕的榻、床和椅；有瓷器街，有书籍字画街，有绸缎街，有铜银金作街——作坊里的人当着你的面做那些精细活；有旧衣街，那里绚烂的丝绣金绣几乎不要钱就买得到；如此等等，每条街都是一片颜色，一派锦绣，富庶而繁多。

我们进了一家「猫狗馆」，好些衣着华丽的人正吃着用这两种牲畜的肉做的美馔。广州的肉铺鱼行何止千家。肉铺里总有几百只剖开腌好的鸭子挂在绳上，又有大小不等的整只烤猪，或是生肉一块块地卖；还有小山羊、水牛肉，和许多猫狗，虽已剥了皮，却留着尾巴，好教人认得是什么。我喝过那种胶质的「燕窝」汤，当时并不知是什么。味道极好；不过这种窝是从苏门答腊运来的，价钱很贵，只有富人享得起。鱼铺鱼摊多得不可胜数，可是鱼看着叫人恶心，因为总是切成片，上面糊着血。某种蚕的熟蛹当作上品陈列出售，还有几样无毛的、肉乎乎的虫子也是。

我们四处游走时，撞见一处衙门，门厅里挂满了大红——大红既是喜色，也是官色。门内挂着给喜客穿的「礼服」，大红的丝绉，绣工极精。过了些时候，迎亲的行列穿街而过，给这一片色彩与流动又添了一重光彩。头里是一队红衣人，擎着红旗，每面旗上都绣着新娘父亲与祖父的功名。随后是十座厚厚描金、雕花装饰的亭子，里头装着聘礼，用杠子由仆人扛在肩上；再后面是新娘，坐在一乘锁着的花轿里抬往新郎家，人裹得严严实实，那轿子通体是金饰与蓝珐琅，雕花足有六英寸深；行列的末尾是一群红衣人，擎着新郎的功名旗、旌旗与乐器。这是一千年前的中国，不曾被外来的接触改动过一分。

乞丐很多，有一处「乞儿场」，乞丐还有「丐头」，有正经的行会，入会要一镑。店主照例得给他们一笔钱；遇上人家办喜事或别的庆典，主人便送一份钱给「丐头」，说好由他管住手下人，不来搅扰宾客。他们把两面锣对着敲，声音骇人。沙面桥上有一个乞丐，额上生着一块角似的硬胼，拿它去撞地面，能撞出听得见的咚咚声。

见过日本寺院的洁净、秀美与修整，广州的寺庙在我看来实在可厌。在日本，人们为着寺院精妙的美而爱惜它，诚心的佛教徒也很多；中国却是没有宗教的，举国不是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便是不敬的迷信的奴隶。我在寺庙间走了许多路，没有见过一个男的礼拜者，也没有见过一样悦目的东西。文庙是官场中人逢着日子去向孔子牌位行礼的地方，如今都关着，院子里长满了草。佛寺里外都丑陋，用酥碎的红砖砌成，砖地极脏，神像既狞恶又俗艳。我们去了几处附有大丛林的寺院，园子又大又乱，有池养着神鱼神龟，有屋养着神猪——猪的神圣，由它那怕人的肥胖见出。在长寿寺的园子里——就是「柳亭图」画样所本的那一处——几个又脏又下作的和尚，虽已重重赏过其中一个，仍围上来嚷着要「金赏」，同时还想把我们关在里头，两位先生只得动手才脱得身。「地狱寺」的院子里，四周是一排排装着栅栏的小室，里头是真人大小的彩绘木像，正在别的木像手里受着某几种罪过所该受的地狱之刑；院中终日聚着一群算命的，还有好些赌桌，男人与男孩总是挤满。每座寺庙四围都附生着些小庙小龛，可是寻常日子多半空无一人，一概荒废而肮脏。我们看见礼拜的人时，来的总是女人，有几个神情极恳切，因为她们是为害病的孩子祷告，或是求子，或是求丈夫不变心。所谓「礼拜」，不外乎一再叩拜，献上许多线香，再烧掉大张的金纸——据说只有这样，金子才能送到神与祖先那里。有一两处小庙里挤满了最穷苦的妇人，她们恳切的面容很动人。偶像崇拜总是可悯的。然而像梦魇一样压在中国身上、把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与异教徒一概压住的，并不是拜偶像，而是祖先崇拜，以及星相家与风水先生的专横。

我喜欢中国下层妇女的面貌。她们既刚强又和善；看见女人身上没有一处被弄得变形，衣裳又穿得周全，行动全不受拘束，实在教人舒服。小脚女人难得在户外见到；不过史密斯太太家的缝衣妇是缠足的，我要了她的鞋来，竟比英国四个月大的婴儿穿的还小！管家的小女儿七岁，头一回「裹脚」，正受着苦，却勇敢地忍着，指望「嫁个有钱的丈夫」。一只合格的小脚，鞋底约长两英寸半；这受苦孩子的母亲却带着一种平静的、认定是实情而且得意的神气说：中国女人在被弄残的过程里所受的苦，还比不上外国女人穿束胸所受的呢！在这些东方女子看来，单为好看而弄坏身形，是不可解也可厌的事。缠足另有它的缘故。

伊·露·伯

第四信（续）

南海县监门外——枷号之刑——罪与苦——一席寿筵——「被囚的与被掳的」——狱中的死亡——酷虐与不法——官衙的门廊——公堂——公堂的四围——一名年迈的原告——刑具——刑讯取供

昨日，看过玉工、首饰匠、鞍辔匠、乐器商与皮货商各占一条的那几条街之后，我们从名叫四牌楼的街上拐进一处又小又脏的广场。场的一边是一堵砖墙，墙上用黑漆画着一只四不像的巨兽；另一边便是敞着的衙门大门——那是管着广州约莫一半地面的官员的官邸，人称南海县正堂。穿过这广场的路两侧，尤其是通向衙门院子的大门前那片空地上，挤满了不曾剃发的、褴褛的、凄惶的、肮脏的可怜人，脚踝上戴着沉重的镣，颈上锁着又长又重的铁链，链的另一头有的系着中间穿孔的大石，有的系着粗短的铁条。有两三个人，脚镣已把腿割出深深的血槽，正堆在角落一领破席上躺着；有的坐在石头上，多数却站着，或者不安地挪动身子，拖着沉重的镣铐，每动一下便发出刺耳而凄凉的哐啷声。

这些不幸的人因小窃而受罚，每天就这样被摆出来，任过路人讥嘲轻贱。坐在石上的，或跪着用手撑住身子的，多数颈上套着方形的大木枷，每具重三十磅。这枷做得教戴的人万万举不起手来送到嘴边自己吃饭；小孩子们把食物拴在竹竿头上，凑到他们嘴边，又猛地抽回去，拿这些囚人取乐，仿佛是一桩上好的消遣。除了镣与枷的分量，这些如此示众的人还饱受饥渴之苦。他们所犯的不过是小小的窃盗。「奸恶人的道路，实在崎岖难行。」

轿夫把我放在衙门口，四围是拖着重物、身上溃烂的可怜人，是肮脏聒噪的乞丐，是赌徒，是算命的，是差役，是南海县监与公堂上数不清的闲杂人等。我们穿过院子的一角，走下一条短而窄的过道，过道口是一扇粗木竖条的门，门上有一颗虎头，眼睛瞪着，口张着；由此到了内门，门边有一座熏得极黑的香案，积满了无数线香的灰，案上是一尊同样漆黑而磨损的花岗石虎。中国人以为虎有德，是监狱的守护神，狱卒们日夜向它上香礼拜，求它庇佑，并替他们看守。

香案近旁是狱卒的房间，又暗又脏，凄凉得不可思议。有两个狱卒正躺在床上吸鸦片。我们在那里见着了狱卒的头儿，就相貌、举止与衣着而论，是我所见的中国人里最可厌的一个：他那件磨破了又打着补丁的褐绸长衣，看去像是一年不曾脱下过；那双精瘦焦黄、本能地攥住狱匙的手是脏的，指甲又长又钩，像爪子一般；那张脸，我想比那一群罪人里任何一张都更坏，满是攫取与贪婪刻下的纹路，浸透了鸦片的烟气。这厮的差使是花钱买来的，不出几年便可带着一笔家财引退；那家财来自用恫吓与刑罚从囚人及其亲友身上榨出的贿赂，也来自每日从他们的口粮里克扣的米。

就我所能打听到的，这监狱主要由六「监」组成，每监有四大间；各监的墙彼此相接，围成一个长方形，长方形之外是一条窄窄的石路，各监的门开在路上，路的外侧便是监狱的高围墙。这狱卒，这个被本国风习造成了这副样子的恶鬼，领我们下了一条过道，开了一道木栅，把我们放进上述的一「监」里——那是一个约五十英尺长、二十四英尺宽的粗石铺地的院子——自己仍站在门口，把钥匙晃得叮当响。

倘若罪恶、邪僻、绝望、苦痛、污秽与残酷能在人间造出一座地狱来，这里便是一座。它那阴森的门上，尽可以写上一句：「入此门者，当弃绝一切希望。」

这一监分作四「间」，每间后面是一堵高墙。临院的一面是两排粗木栅，年深日久又脏，都已发黑，自地及顶，光与气从栅缝里透进去。这些牢笼，或者说牲口栏，里头粗粗铺着花岗石板，积垢滑腻。当中和四边架着结实的板条台，成了一张粗黑的箅子模样，囚人便坐在上头，也睡在上头。

每一监里都供着一位神，据说这位神有本事把恶人化得悔过；遇着他的诞辰，囚人还得被迫给这可咒的笑柄办一席寿筵，而这筵席的钱，正出自狱卒从他们每日口粮里克扣下来的。洗濯的水是不给的；盛着那点污浊饮水的桶，就紧挨着盛秽物的桶放着，而秽物半月才清一次。每名囚人每日应得米两磅，经狱卒一贪，只剩一磅上下。

我们一进院子，便有五六十人从通往他们巢穴的黑门洞里涌了出来，个个身上重链；粗长的头发结成一绺一绺垂着，或者直竖在他们死人似的脸旁；身上是腌臜的破布，形容枯槁，结着泥垢，带着受过刑的痕迹；几乎人人害着眼病、嘴唇肿烂出血、生着皮肤病与流脓的疮。这些人把我们紧紧围住；我不无战栗地从他们中间穿过，进了他们的一处窟穴，他们便拥上来，把光挡住，发出刺耳的叫喊，异口同声地嚷着「金赏」，也就是讨赏；他们看去不像活人，倒像鬼怪，卑贱堕落到了罪恶、绝望与残酷所能造成的极处。

里头的黑暗、污秽、虫虱，还有那连在这样凉的天气里也熏得人受不住的臭气，还有那一堆破布与碎瓦的废物，都是形容不出的。在这里，半饿半死，受着不加约束的、说不出名目的酷虐，溃烂成堕落的一团的，有已审的与未审的，有已定罪的，有有罪的与「无辜的」，有杀人犯与海盗，有欠债的与小偷，一概挤在一处，除了到隔壁那有「刑讯取供」之惨的公堂上去，或到不远处那「血田」上去，再无出路可望。人世上还能见到比这更可怖的景象么——这些卑贱的可怜人，沉重的镣铐吃进颈上与踝上的肉里（如果他们那生满虫虱与烂疮的枯骨上还剩得下一点肉的话），一头又厚又乱、硬得像刺的黑发——与自由人剃过的头恰成对照——手指脚趾上又长又豁的爪甲，枯瘦面孔上那副饥饿的神气，还有他们那声声的叫喊：「金赏！金赏！」他们围着我们，把链子拖得哐啷乱响；一个人说他们的米少到只好「喝那脏水填肚子」；另一个尖声叫道：「我但愿是在你们香港的监里！」许多声音随之应和：「你们香港的监里有鱼有菜，米多得吃不完，有澡洗，有床睡；好啊，你们女王的监狱真好！」然而讨赏的喊声越发高了；几百人中我们无从散赈，只得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脱身出来。从那道窄门挤出去时，咒骂跟在后面；沉重的镣声与一片喧嚷之上，高高地起了一声「番鬼」——而我们已走进阳光与自由里，钥匙在他们和他们的苦难上锁了一转。

我们又进了另外三座大监，同样污秽可怖，苦难沸腾；又进了一座小些的，情形几乎一样坏，里头关着十五个女人，有几个带着婴儿，孩子身上给皮肤病咬得不成样子。她们中好几个说自己是因拐带而入狱的，另一些却是替尚未拿获的犯罪亲属充当人质。这种拘押人质，是依着一条准许拿捕并羁押逃匿或藏匿之犯人的亲属家口的律例；这样的人要关到那有罪的亲属归案为止，或几个月，或几年，甚至关上一辈子。这些女人里有两个告诉我们，她们已在此二十年了。

另外还有几间单人的牢房——是靠着墙搭起的一簇窝棚——出得起钱给狱卒的犯人，可以享用独居的奢侈。每一监里有一名不上镣的人，向来是个重犯，或因行贿，或因表现好，被派作同伙中的看守或耳目。每监另有一名管钥的差役；这些人连同充作看守的不戴链的重犯，一同拷打新来的人，逼他们出钱，有人就在这上头送了命。

监狱的外墙上开着一个洞，刚够把一具尸首推出去，因为犯人的尸首绝不许从监狱的大门抬出，免得玷污了「仪门」。另有一间窝棚叫停尸房，尸首先送到那里，等着由「不洁」的一类人在某处「不洁之地」掘好坑再说。

除了因食不果腹及随之而来的疾病、以及屡受拷掠而力竭所致的大量死亡之外，天热时那些又黑又臭的窟穴里还常有时疫发作，往往把一狱的人几乎清空。遇上这种时候，一个月里死到四百人的都有。这监里被处决的犯人——或是判了死罪，或是因为再榨不出钱来贿赂官吏——据说每年约五百名；又据说每年还有这数目的一半死于饥饿与刑讯。有时一个钟头里便斩一百人；督抚卸任之际，人怕的正是这个，因为照惯例，常拿这法子来「清监」。

又有许多情形是：公堂上案子积压，一时壅塞不通，便把原告与证人一概不分地塞进南海县监里，有时一关几个月；而在这期间，督抚与县官并不设法供养他们，于是那些没有亲友替他们买通狱卒的穷人，很快便死了。

夜里，在我上面所写的那些窟穴里，囚人的手是锁在颈上的，就是白天也只放开一只手。我看那许多面孔，觉得不少已经痴呆了。我们出去时，狱卒一直伸着他那只精瘦焦黄、长着长爪的手，嘟囔着说好的赏钱，很怕那几个还躺在床上吸鸦片的差役分去一份。

我的东道亨利先生是极能干的向导，他是美国的传教士，因而随身带着「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这一福音。倘若那位来「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之主的道理能在此地广传，并且被人领受，传得又不吝不啬，那么南海县监那说不出的种种惨状，想必也会像我们所有的地牢与疯人院一样成为过去。

〔亨利先生一八八一年的工作，我不能不在此附记一笔。他用中国话讲道一百九十次，用英语五次；主持查经聚会五十二次，圣餐十三次；为四十五名成人、八名儿童施洗；为传教之事，乘船行两千五百四十英里，坐轿八十英里，步行六百七十英里；到过两百八十个不同的市镇村庄，散发书籍一万四千册，而在散书一事上，只有一次短程有人相助。他的一生，是美国式的精力与基督徒的热忱的一种快乐的结合。〕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从监狱到公堂只有很短一段路。我们再一次穿过「仪门」，走过一个满是赌徒与算命人的大院，来到一处门廊前：两扇门上画着巨大的人像，饰着官府的朱红仪注，那是南海县正堂——广州属官之一——堂皇官邸的入口。门廊里，一如当年彼拉多或希律的门廊里那样，停着好些官轿，站着许多官员与衙役，戴着卷边露脸的红顶帽，还有城守的兵丁，都是猥琐寒酸的人物。其中一人，自然也是为了一份赏钱，领我们走的不是那紧闭垂帘的正门，而是几条过道，再由一条圆形的砖砌门洞过去，到了公堂前面——南海县监里所有的人，迟早都要在这公堂上受审。我的心神被所见的一切震得不轻，进这间可怖的堂屋时，我抖得像个囚犯。

简言之，公堂是一间方形的厅，一头敞着，屋顶由三根柱子支着。我另寄一张图给你：其一是那三根柱；其二是靠墙排着的刑具；其三是四名带着重链的被告，跪着，额离地一英寸，却不许触地——这几人正受着最轻的一种刑罚：久跪，身子不得倚靠，一动不动，裸着的膝下垫着粗砂。其四是一个极老极衰的人，也跪着，是一桩旧民事讼案的原告。其六指的是一群杂七杂八的书吏、仆役、随从与皂隶，唉！那张桌子（其五）是深色木的，铺着一块破旧的红布。桌上有钥匙、呈状、簿册、笔墨、一方官印，还有几只小筒，筒里插着签——签掷下地，就是发落犯人该打多少下。如此而已。

一张高背的乌木扶手椅上——那样的椅子在英国任何一处厅堂里都见得到——坐着这位手握生杀大权的人。几乎不必说，这位在桌子左边、从不曾向被告、其实也不曾向任何人转过一次脸的法官，是全堂唯一坐着的人。他是个年轻人，眉目清秀，气色很好，额头高而聪明；若在别的情形下见到，我准会觉得他生得相当可亲。他戴一顶黑缎帽，穿一件华贵的蓝锦袍，几乎遮住了他的蓝锦裤，外面又罩一件深蓝缎的有袖大氅，里子是银鼠皮。他脸上常驻着一种异样的冷漠与倨傲，有时掠过一阵说不出的不耐烦的红晕。这位堂皇的老爷不是民间的人。他属于有特权的士大夫。他的功名既高且多。他既有位，又有权。他的判决要被复核，或被人上诉到北京的皇帝那里去，其风险是极小的。他说话声音大，又急又重，还常常不耐烦地拿脚在地上跺。他说的是官话；不论他懂不懂犯人的方言，一切问话都经一名通译转达。通译立在他左手，是个衣着讲究的老人，佩着一条金链，链上挂一把象牙梳，说话时他常拿它梳理那一小撮稀疏的花白胡子。

书吏、戴红顶帽的随从，以及一群乌合的男人与男孩——我们就站在这群人前头——分立两侧。这敞厅虽然高敞，却破旧而极脏：地面残破，久未打扫，一边堆着碎瓦，又有若干或破或全的黑瓦罐和别的杂物，看去倒像一处零乱的苗圃里的棚子，不像一座皇朝的公堂。柱上有几行古文的联语，据说其中一行是劝人存仁的。南墙边靠着一根根粗细不等的竹板，是打板子用的；同一堵墙边还排着各样刑具，我只能断断续续地、战栗着看上一眼——那都是「刑讯取供」时用的，而这种速得所欲的法子，看来不但用在犯人身上，也用在证人身上。

这地方露天的一部分，也就是院子，当中铺着石板；石板的一边是我平生所见最可憎的一道沟，我想就是欧洲最脏的城市里最污秽的贫民窟，也找不出这样一道来：不但触目可憎，而且即便在那样凉的日子里，那股臭气也足以叫人头晕；而这就在县官的眼皮底下，离公堂不出三十英尺。

我们进来的那一边——那里另有一道门直通监狱——是一条绿黏黏的臭沟，沟后头闲站着几名守卒，还堆着一群带镣的重犯，脚上系着大石。头顶的天很蓝，我们天上的父的太阳，照着「义人和不义的人」。

那桩民事案子拖了很久，末了展期另审；那年迈的原告跪在法官面前跪得力尽，只得由两个人搀扶着出去。接着又一个人跪下呈上状子，状子被收去留待细核。随后一名守卒用铁链牵进一个犯人来，手上重铐，颈上系着一块大石，那人跪下，额头贴地。说了几句之后，一个一直站着晃弄一串钥匙的男孩上前来，费了好大的事，才把锁住那人颈链的锈锁打开；那人被带下去，用两只手拖着石头走。他为讨这一点恩典，曾正式递过状子；我把这准状看作是一线孤零零的仁慈之光，后来却听说，减刑之所以成事，是靠他家里人行贿：那状子要到县官手里，先得买通四个衙役的好意。

自我们进来，已过了一个半钟头有余；而在这之前的两个钟头里，那四名带链的犯人一直受着跪刑，跪在粗砂铺的石头上，身子不能动，也无处倚靠。我站得离他们极近，其中一人的衣角碰着我的脚。我听得见他们的呼吸，起初是沉重的，后来变成一声声喘；那天下午天虽凉，痛出来的汗却从他们额上落到满是尘土的地上；他们瘦得那样厉害，隔着衣裳我也看得出骨头的轮廓。没有讼师，也没有证人；法官一面不耐烦地跺着脚，只问了一句：「你们认不认罪？」他们被控以加重的强盗罪，被喝令招供，他们却说只有两个人有罪。于是又被发还给那吸鸦片的狱卒去发落，多半还要一次又一次地提来受更重的刑，直到再也从他们亲友身上榨不出钱为止；到那时，他们多半就要被斩了，因为按律，加重的强盗罪是死罪。

这里没有一定的法律程序，没有陪审，也不许任何人替被告申辩；加之控告的提出方式，以及审判与贿赂之密不可分，可以断定：既有许多有罪的人漏网，也就有许多无辜的人受苦。面对这样的制度，人只得退回到那位全地之主的公义上去；当我站在那可怖的公堂上、站在受刑的可怜人身旁时，我心里总也挥不去一个战栗的盼望：为着这几个人，为着这千千万万这样的人，有一位比地上的中保更配作中保的，正在一位比地上的审判官更有权能者面前代求。

刑讯是否为中国律例所正式承认，尚不分明；但几乎一切已知的刑讯方式，中国的地方官无不施行，大约是因为这是他们所知最快的审案办法。它无疑也是取得贿赂最有力的手段。挂在南海公堂墙上的、合律的速刑之具，计有三副带槽的夹指板，和打板子用的竹杖，竹杖轻重不一。至于「取供」——即逼出认罪之词——的不合律的法子，通行的有：在粗砂上久跪，额离地不到一寸；用「粗手指」拧耳朵，一面拧着一面叫犯人跪在铁链上；用粗棍把嘴唇打成肉泥——这一项的结果，我在监里就见过好几例；用两只拇指把人吊起来；把手绑在膝下的一根杠上，使身子对折许多个钟头；上拶指；把胳膊或肩胛卸开；跪在捣碎的玻璃、盐与砂的混合物上，跪到膝上皮肉尽脱；此外还有若干种，都是穷凶极恶的巧思所造。用竹板、藤条、木棍与打结的鞭子挨次痛打，是逼供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倘若人因此送了命，县官便报称该犯病故；万一有几桩案子怕人追究，给死者亲友一笔贿赂，也就保得住沉默。

枷这一项，若戴枷的人吃得上饭，又不至于曝在日头底下，与其说是酷刑，不如说是示辱。据说加重的强盗、劫杀、拦路抢劫、纵火与海盗都处死刑，犯人若是当场拿获，甚至可以不经审问；不过死刑虽是常用之刑，究竟哪些罪按律当死，却全然不能确定。

我们离开公堂时，新一批犯人正押进来，其中两个的面相凶恶得足以犯下任何罪行。我们穿过衙门的院子，从「仪门」出去；门外的囚人系着大石，拖着链子哐啷作响，或是浑身疮痍地躺在阴影里。虽然落日的红光正把万物点化得庄严，广州的光彩于我却已褪尽，空气里仿佛沉沉压着一道咒诅。

第四信（续）

广州的「科文特园」——行刑的前奏——赴死的行列——「血田」——「十字架的死」——一个公平的比较

我到刑场去，其实是在参观监狱之前两天，不过这一段记述还是归在这里为宜。我们先穿过果市——那是广州的「科文特园」，当令的时节，无数果品或单个或堆成香喷喷的一堆陈列待售：橙、柚、苹果、香橼、香蕉、莲雾、菠萝、番荔枝、梨、榅桲、番石榴、杨桃、柿、枇杷、石榴、葡萄、西瓜、甜瓜、桃、杏、李、芒果、桑葚、枣、椰子、橄榄、核桃、栗、荔枝、木瓜——又穿过气味不佳的「咸鱼市」一带，再沿一条专以棕叶编制极耐用的蓑衣为业的街走去，便到了「马头」：那是一条死巷，形状正如其名，像一个马头，宽的一端开向街面。这片「血田」，所杀之人以万计，同时又是一片「窑户的田」，整条巷子里摆满了中国人拿来代替木桶用的大陶瓮，有的还在制作，有的正摊在日头下晾着。这马头便是刑场，有时一个早上落下的人头在一百颗以上，而它不过是一座陶器场；到了刽子手需要地方的时辰，便照着待决人数的多寡，或多或少地把瓮搬开。这景象对街道、对一切过路人都是敞开的。南墙边立着五具十字架，是用来把犯人钉在上头的。东墙脚下有四口盛满生石灰的大陶器，凡是随后要挑在竿上示众的头颅，先投进去，直到皮肉烂尽。从这一段素描便可以想见：司法上这最后一幕悲剧，几乎没有什么庄严甚至体面的仪节来使它显得郑重。

有些时候，犯人一经判决便从公堂直接押赴刑场；但照例，待决的人留在监里，并不知道自己的死期，直到有一名官吏拿着一块方板进来，板上贴着当日应死者的名单，他便照名唱点。每唱到一个，应了声，就教他坐进一只像畚箕似的东西里，抬着穿过内监的门；门口有一名代表总督或巡抚的官吏盘问他，验明正身，再抬进衙门的院子，在那里把他反绑起来。到了这一步，照例由犯人的亲友、或在亲友不在时由狱卒，给他吃「吉利」的东西，主要是肥猪肉和「三烧」——一种能醉人的酒。槟榔是一定要给的，它提神的效力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拖延过去之后，犯人便被抬到法官面前；法官这时不坐在公堂上，而坐在衙门内门的门廊里。犯人报过名字，就把写着他姓名、宣布他的罪名与死法的一张榜文系在一根竹片上，缚在他头上。另有一块小木牌，同样写着他的姓名，以及他由之押赴刑场的监狱名称，系在他的后颈上。

于是行列出发；待决的人通常不止一个，都装在敞口的箕筐里抬着，次序如下：先是几名持矛的，然后是犯人，再几名兵丁，然后是一乘官轿，坐着南海县的正堂，有从骑随侍；再一乘官轿，坐着那位在一切完结之后要去祭祀广州五位护城神明的官员——那五位神明的小庙就在这窑户的田近旁，据说他们有力量制住被斩者的鬼魂日后对一切经手斩他们的人所可能怀抱的报复与凶戾之念。最后是一名骑马的前导，擎着一面黄旗，上书「奉旨」二字；这在这样的场合是断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它，县令便不能名正言顺地命刽子手下那致死的一刀。这位县令或他的副手坐在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后面，听说前面的规矩都已办妥，便下令行刑。犯人早被人毫不客气地从箕筐里倒在刑场的泥里、血里或土里，这时排成一行或数行跪下；刽子手用一把弯刀一颗一颗地砍下头去，每颗只一刀，旁边有助手伺候着，头一把刀一钝就递上新的。据说中国的犯人受死时多半极其淡漠，偶尔也有吓得魂飞魄散、扯着嗓子号叫「救命！救命！」的。头一落地，便有几名贱役出身的苦力把躯干抬起，装进薄木匣里，最后葬在城外某座门附近的一处义地，那地方叫做「万人坑」。寻常情形下，在这地方一次受死的有十五人、二十人、三十五人，都不算稀奇；遇上「清监」，或是遇上有乱事，或是海盗被当场拿获整船整船地押来，这数目便涨得极大。我的朋友、上海的巴克利·约翰逊先生，就曾见过一个早上落下一百颗人头。

亨利先生说，大多数犯人所以能这样刚忍或漠然地赴死，是因为他们先已被饥饿与刑讯磨得没了气力。有些人是被「三烧」灌得麻木了。有些情形下，若犯人侥幸有富足的亲戚，是可以雇人顶替的：一个苦力用一百元把自己卖去替那人一死，交身之前的一星期里，各样奢侈的荒唐都尽情享用一遍，到了那日子，早被酒与鸦片灌得昏昏然，全不知死的可怕了。

我们在这片亚革大马里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块清出了陶瓮的空地：地上一大摊血和土和在一起，在日头下渐渐发黑；接着又是一摊，又是一摊，一共五摊，几乎连在一处，旁边的陶瓮上溅着血，血被踩进了干渴的地里。对面墙边靠着一具粗糙的十字架，上面东一块西一块地暗着血迹。墙脚的杂物堆里有几段人体，上面半盖着席子；再过去一点，有几副带着牙齿的颌骨，然后是另外四具十字架，还有几颗人头躺在墙脚下——看得出，裹着它们的席子已被狗咬开了一部分。那一堆里有一只人眼死死地睁着，至今仍缠着我。一块溅了血的小木牌，一面写着一个人的名字，一面写着南海县监，就落在一摊血旁边；我把它拾了起来作个纪念，因为砍断它那根系绳的一刀，同时也砍断了那犯人的脖子。这地方阴森可怖，一股血腥气。

这不洁之地上最奇、也最教人心悸的，还是那十字架：它在这里不是得胜与盼望的记号，而是最下贱的耻辱与卑污的记号，是最卑污的人所能死的最卑污的一种死法。它也不是一千年来艺术所极力美化的那种结实高耸、十五或二十英尺的构造，而是一具用未刨的木头草草钉起的粗糙绞架，高不过八英尺，一个壮汉扛在肩上也不算太重。保罗写到那位挂在其上的主时说：「反倒虚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心里所想的，多半正是这样一具十字架，比耶路撒冷那嚎叫的人群的头顶也高不了多少。凡罪行被认为该受凌迟之刑的重犯，便用绳子紧紧绑在这种绞架上，再用利刃一刀一刀地慢慢割碎，除非犯人的亲友富得起，能贿赂刽子手早些刺中要害，好教这死的痛楚快些结束。

这些事实不需要用言辞来装点。说得越是素朴，越是有力。我离开刑场时的心情，和离开监狱时一样——带着一句如今有了新的分量的祷词：「凡为一切被囚的与被掳的人，我等求主垂听，良善的主啊。」不过，虽说就司法的施行与犯人的待遇而论，我们一国如今手是干净的，我们却也不必带着圣洁的惊骇把手举起来，好像中国人的罪比世人都重似的；因为编订那部连祷文的人所熟悉的地牢，也许比南海县监还要坏，他们所熟悉的酷刑，连女人也不放过，而法官与狱吏的手掌，与被告的金子也是相熟的。事情不过是这样：广州的异教今日所行的，正是欧洲的基督教几百年来漠然视之的。

伊·露·伯

第五信

葡萄牙传教士——一所中国医院——中国的麻药——外科与医药——通风与洁净——中国式的「下午茶」——一个新的念头

香港，一月十日

这一年似乎已经显出老态，带着几分陈旧的气味了。在这样的蓝天之下，门窗尽开，我若不看日历，只当是盛夏。啊，我多喜欢蓝而有阳光的天，而不是灰暗阴沉的天；多喜欢明烈的色彩，而不是我们那说不上名目的冬天里那一片沉闷的灰与褐！

礼拜一，我搭九江号离开广州，同船有两千名中国搭客和两位葡萄牙传教士神父。两位神父一身中国装束，扮得十足像个中国人，若不是他们开口说葡萄牙语，单凭相貌，我是决然看不破的。他们仪表堂堂，脸上带着献身于一桩崇高事业的印记。另一条船昌号上，则不用带着左轮与短刀的人看守统舱的铁栅，而是每个舱口都接了一根粗大的水龙带，必要时可以强压把滚水灌下去。我们在此地登岸时，恰有约五百尾大鱼从船上的活水舱里用一张圆网捞出，送进一条渔船的活水舱去，香港所有的鱼贩子立时都聚拢了过来。

（香港的宴饮游乐，以及随总督在维多利亚监狱消磨的一个下午，我都略去不表，单说随当时的轩尼诗先生——如今的轩尼诗爵士——去参观中国医院这一段有趣的经历。）

我们从总督府出发，总督坐一顶六名红衣轿夫抬的轿子，几名缠着绯红包头的锡克差役随侍，往东华医院去作一次「官式访问」。那是一所纯粹中国式的机构，若干年前由华商捐建，至今也由他们供养，每年费银一万六千元。院中一概不用欧洲的药物与疗法。另附设一处赠医所，每日给约一百二十人诊视；中国人虽少有疯癫之症，他们还是在医院后面盖起一座疯人院。

东华医院由几所两层的花岗石楼房组成，两面都开着大窗，中间一所高敞的楼里是董事厅、六位住院医师的起居处和账房。全院四围是打理得很好的花园，园外环以高墙。我们由大门进去，门内铺着石板，每一块都是十二英尺长、三英尺宽的花岗石；在大楼梯下迎接我们的，是众董事与他们的主席、六位住院医师，还有伍才先生——一位新进的华人律师，在林肯律师学院受的教育，这一天用极漂亮的英语替我们通译。华人社群与总督之间的往来都由他居间，人都说凡涉及华人的事，他在总督跟前的分量比谁都重。这些先生个个身穿厚厚的罗纹绸与织花锦缎，华美非常；若不是衣裳里絮得太厚，那便是人人都已发福得可观了。

董事们议事的厅堂高敞而极堂皇，屋顶由粗大的柱子撑着，一面向花园敞开。当中一张极精的乌木大桌，主席的座椅厚重得像一把宝座，两旁各有六把雕花的乌木大椅。

我们这一行人，有主席和十二位董事、六位中年发福的医师、伍才先生、总督、维多利亚教区主教，还有我；然而病人对这难得一见的场面，却都看得异常冷淡。

每间病房容二十人，隔成一个个木栏，每栏两张床。当中还有七英尺高的隔板一路隔下去。床是铺席的木台，被褥是白色的絮被，每星期洗一次。枕头用木的或竹的。每张床上头有一格搁板，摆一把茶壶，装在絮得厚厚的提篮里，能把茶水整日保住热气——茶自然是滗出来，不连着叶子的。每人头上挂一张牌子，写着病人的姓名和服药的时辰。

他们不做截肢，别的手术却做得不少，如切除癌肿、瘤子之类。医师们在一定的分寸之内，倒也乐意答话；可是我一问起他们药物的成分与性能，立刻便缄口不言，说那是秘方。手术时他们不用哥罗芳，却众口一词地说自有一种药，能教病人沉沉睡去，其间最剧烈的手术也可以不觉痛楚地做完；伍才先生也为他们的话作证。他们还说，这样的病人一两个钟头后醒来，精神甚好，既不头痛，也不作呕！其中一位拿给我看一只瓶子，里头是深褐色的粉末，说就是这东西有此效验，却不肯道出其中一味的名目，说那是他师父传下的秘密，方子还有好几个。那粉末的味道辛辣，略带芳香。

他们的外科与医药全不受欧洲科学的影响，陈旧粗野到了极处。有个妇人割去了癌肿，那可怕的创口特意揭开给我看，敷的是麝香、猪油与龙涎香，上面盖一张油纸。又领我们看一只被竹刺扎伤的脚，剧烈的红肿已经蔓延到膝盖，那创口与那肿胀发黑的腿，正用麝香和虎脂医治。一个人两只脚已经坏疽，几乎要掉下来，便裹在一团深色的膏泥里，麝香与油是其中的两味。所有的创口都脏得可怜，而在他们这一套外科里，根本没有清创这回事。

总督与主教不许进女病房。那里看着很干净、很安适，只是有一个妇人已在弥留的痛苦里，身边无人照料。他们遇炎症从不放血、不用水蛭、不发泡，也不用任何转移刺激的法子。他们给病人吃犀角粉、日晒的虎血、虎肝粉、蜘蛛的眼睛，以及许多别的古怪东西；至于补剂与退热的药，我们用金鸡纳，他们主要靠人参，这东西我在日本见得极多。诊断多凭脉象与舌苔。这医院的死亡率极高，不单因为治法如此，也因为在维多利亚无亲无故的中国人，临死便到这里来，好教自己的尸身得以送回远方的亲属那里。院中有十五名患病与遭了海难的帆船水手，浑身疮疡，看去实在是人世间最下层的景象。

看过病房，我又去了制药房，六个人在那里配药；再去「药厨」，一百五十只瓦罐搁在一百五十座瓦炉上熬药，由八名穿着雪白衣裳的火头监管；再去厨房，宽大而洁净；末后独自进了停尸房——除了那一班不洁的贱民，中国人是不肯进去的，为亡者料理后事、给尸身穿裹的，正是他们。这阴森的所在也还干净。

此地极讲究洁净与通风。用干土去秽气，若有恶臭，便烧檀香。他们不用任何消毒之物；其实他们似乎并不知道消毒为何用。病人一律背光而卧，床与窗之间留出五英尺的空地。所有的窗子上下都开着，好教空气通流；想到那些创口是何等模样——那模样比我敢于形容的还要坏——则此处空气之清爽、无异味、无闷气，实在可称难得。医院严守「戒酒的宗旨」，即一概不给酒类兴奋之物；这原不足为奇，因为中国人用酒本就比我们少得多，用酒的人大体上也有节制。昨日病房里有七十五名病人，病情多半本来就重，或是给治得重了。院里共有一百二十张床。这医院可佩服之处甚多：种种安排出于仁心，病人显然安适，通风之佳、床铺与病房之洁净，都令人称道；然而所行的一套，实在是最陈腐的庸医之术。一想到那些创口、那些正在坏死的肢体、那些几乎要掉下来的坏疽的脚，其可怖难以言说，我几乎要疑心轩尼诗总督此番「官式访问」、以自己的名义为这医院作保，究竟是不是明智之举。

两个钟头看毕，总督与我在董事厅受到款待，轩尼诗夫人也来了，董事们请我们用了一顿可以称作「下午茶」的东西。不过，中国人几时不在吃茶呢？乌木大桌上早摆好一大盘蜜饯与糖渍的果子——这类东西中国的太太们做得最好——我们在主席右手那几把气派的乌木椅上坐定，对面是那些面色微黄、油光发亮、絮得厚厚或是本就富态的董事；随后送上极好的茶，别有一种香味，用的是古雅的绿龙瓷杯。总督对医院说了些嘉许的话，口齿伶俐的伍才先生译过去，想来已成了最露骨的奉承；主席则恭维总督；东方式的甜言蜜语，就这样毫无节制地往复了一遍。

在中国，这样的场合照例要双手把茶杯举得高高的，向每一位躬身致意，同时道出那个在茶杯与酒瓶上时时见到的字——福——这在这一套辞令里是祝人有福，所谓「福如东海」；然而这祝愿也可以解作「愿你多子」。奇怪的是，这些中国人待轩尼诗夫人和我礼数周到，提起自己的妻子，却只肯用「贱内」这样自贬的说法！那是一幅动人的东方景象：堂皇的厅堂正面全敞，石地，列柱重重，董事们衣冠华美，从人一色蓝袍，门外阳光下是一大片装束各异的人群，由缠着绯红包头的锡克差役拦在外面。

倘若文明合我的脾胃，我原该在维多利亚留连下去——为它的秀美，为它勃勃的生气，为它的服色与光彩，为它完美的冬天，为它的殷勤好客，为它许多可亲的居民，也为别的种种缘由——而对它在政、在教、在社交上的种种龃龉一无所知。可是我骨子里是个野人，一心先想着荒野，再想着北海之上那片荒原，林木边缘上那所心爱的小屋；纵然隔着这东方世界迷人的阳光与色彩织成的重重帷幕，它依旧像一颗指路的星那样闪着光。今天我在代理首席法官斯诺登先生家午餐，他力劝我归途上到马六甲去走一趟。「黄金半岛」，我是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可是他讲起赤道一带的风物，令我大为神往，而他又把纽博尔德的《马六甲》借给我在船上看，还给了我几封荐书，是写给海峡殖民地总督与辅政司的——所以下一封信，你就要从新加坡收到了！

伊·露·伯

第六信

交趾支那的一条河——西贡的雄心——一座法国殖民都会——西贡的欧人生活——一个交趾支那村落——市馆村的「下午茶」——安南的孩子——安南的装束——安南人的水上居所——两栖的居民——一处不成功的殖民地——「大脚趾」——三位迫害教徒的国王——西贡

汽轮「信德号」，中国海，一月

这条船是法国邮船公司最好的船之一，处处完美，甲板宽敞得像旧式的巡航舰。天气也完美，海面平得可以行小舟。只是暑热逐时加增——或者说，曾逐时加增，因为再热是不能了！用饭时布扇不停地摇；人若在餐厅里坐下写字，那「拉扇的人」一眼瞧见，立刻就替你摇起那教人舒爽的扇来。可是我们在西贡带上了成群的蚊子，夜里遂难挨到极处，我只盼天快亮。

在西贡停留的这二十四个钟头，很合我的意，把一路单调的安逸打破了；同船的人却多半抱怨在这样的热里耽搁得叫人吃不消。说实在的，水银柱升到了九十二度！

昨日破晓，我们正溯交趾支那境内湄公河的一条支流而上。那是一道浑浊的水，两岸密密地镶着水椰，深绿的叶片长到十英尺、十二英尺，因为干矮，看去竟像是从地里直接长出来的。从我们高高的甲板望去，这一带平得没有起伏，稻田与低矮的丛莽杂处，是一片辽阔的冲积平原，沉重的、酿着热病的雾气从中升起，叠作玫瑰色的一层层。不时经过一个交趾支那村落——几间看去四面通风的木屋，盖着棕叶，架在木桩上的格子台面上，悬在河面之上。这一丛屋子，每一家下面都系着自己的船。那是一种古怪的两栖生活。男人躺在格子台上抽烟，女人在预备或许算是早饭的东西，娃娃在没有遮拦的地板上爬来爬去——生下来仿佛就带着不往边上翻下河去的本能。这些土人身量小，肤色深，虽属蒙古人种，却阔口高颧，是丑陋的一族；他们的姿态、他们那些散了架似的房子、他们通身的潦倒之相，令我觉得他们也是懒散的一族，日后大约要被那精力充沛、勤苦耐劳的中国人挤出去。

在这条浩大的湄公河，或曰柬埔寨河上行了约莫四十英里，那水椰镶边的冲积平地看得有些倦了，那一览无余的家常光景也看得有些倦了，我们便到了西贡——这地方竟怀着狂妄的雄心，要自命为第二个新加坡！我在船上打听西贡的一切努力全都落了空。人家告诉我这是法国邮船的一个停泊口岸，又是世上最热的地方之一，说时那神气，好像已经把一件极新鲜、极充足的事情告诉了我！其实这一点我不问也早知道。倘若他们如今还知道些别的，任凭我怎样使手段，也套不出来。船一系缆，人人都争着上岸，立刻雇下了一辆辆「格里」——带篷的弹簧车，由灵活的苏门答腊矮马拖着，赶车的是南印度人，此地叫作吉宁人；然而看来并无所获，日落时我回来，才知道众人漫无目的地游荡了一两个钟头之后，都已面色苍白、无精打采地回了船。这也难怪，水银柱在九十度以上呢！

我就是带着这样一无所知的、极不快意的懵懂到岸的，所以当河道一转，一座颇具规模的市镇忽然逼到眼前时，我吃了一惊。市镇散布在极广的地面上，其间遍植热带的绿荫；临河的一面是长长一排低矮的房屋，浓荫遮覆，都是咖啡馆、商行——有几家挂着领事的旗——和官署；其后便是城市，有街道、店铺、有顶的大市场或曰巴刹，还有兵营、教堂与女修院。

湄公河虽曲折，又时时狭窄，但其同奈河一支，即西贡河，直到西贡以上都可通行最大吨位的船只；庞然的信德号一路开到码头边系缆，几乎就泊在大树的浓荫底下。上游泊着一艘旧式的法国三层甲板战舰，如今充作医院。此外有两艘法国铁甲舰、几条轮船和几艘大帆船下锚停着，然而处处不见忙碌的气象，码头上的人也尽是闲汉。

同船的人都坐车走了之后，我才上岸，努力要让自己相信身在交趾支那或柬埔寨，却总也不能。那位无处不在的中国人，穿着宽松的布裤，在这里和在广州一样自在，凡有活计做的，都是他在做；咖啡馆前阴凉的座上坐满法国人、西班牙人、德国人，抽着烟打着盹，两脚搁在桌上，或搁在任何能把脚抬到与头齐平的东西上；穿麻布衣、戴遮阳盔的人驾着轻车与「格里」四处飞驰；法国军官与士兵在各条路上没精打采地踱着。一个土人也看不见！过一会儿，连一个欧洲人也看不见了！百叶窗一关，人人午睡，西贡便交给了中国人和长腿的狗。随后是午后的凉爽——那就是说，水银柱很不情愿地磨蹭着降到八十四度；军乐队奏起来，欧洲人出来了，仍像早上那样抽着烟，去打弹子、玩厄卡特牌，或是在咖啡馆里啜苦艾酒；再往后是蚊子和晚饭，据说饭后还要凑牌局，此地的居民要打到近午夜。于是我从眼见与耳闻中拼出一个西贡欧洲人的日子：清晨六点到九点半，穿着短衫睡裤、嘴里衔着方头雪茄办公事；然后沐浴、更衣，用红酒与咖喱作早餐；接着睡觉、抽烟、闲坐，直到午膳；午膳后再略办一点事，然后是军乐、弹子、厄卡特牌、苦艾酒、抽烟、晚饭与牌局，其间夹杂着官场的应酬。

我谢绝了向导，独自在西贡走了一遭：看它的街道、咖啡馆、果市、巴刹、兵营，看了一座植物园或曰驯化园——园里最要紧的是几只老虎；又走上那些宽阔平坦、两旁大树夹道的路，笔直地一直伸到乡下去，绵延数英里；看了居民们漂亮的平房，他们把巴黎的种种享用都搬到自己身边来了；又参观了一所华美的女修院，那些教养土著女童的修女以亲切的礼数接待了我。末后我雇一辆「格里」远远出了城，把车打发走，便一头钻进一片小巷的迷宫，每条巷子两边都是高高的仙人掌篱；不知不觉间，我发觉自己已在一个土著村落里，名叫市馆。这村里家家似乎都被一种最恶毒最讨厌的仙人掌砌成的高墙围住、遮住，好教各家的清静绝无可扰。每一所住宅都在柚树、橘树与竹子的浓荫之下。我探头探脑地窥了好一阵，被扎了好几下——后来都发了炎——总算看清：穷些的人家用未刨的板子或劈开的竹片搭屋，棕叶苫顶，有很深的廊子，廊下摆着铺席的宽榻，配着古怪的圆竹枕。榻上躺着几乎不能说是穿了衣裳的男人，抽烟或嚼槟榔，手边随时够得着装在有盖提篮里的茶壶。好些的人家，屋架是雕花木的，颇有饰纹，地板用砖柱托起，离地约三英尺。这类房子的屋顶颇陡，多半覆瓦，出檐很深，却不像别处那样兼作廊顶。我正隔着一户这样人家的仙人掌屏障张望，屋里出来一个人，带着好几条下贱的、长腿的、耷拉着耳朵的癞皮狗，它们仗势欺人似的冲我扑来，尖叫狂吠，还偷偷地朝我的脚下嘴。狗的主人把它们喝住，又拿东西砸得它们纷纷逃开，有的呜呜地跑了，有两条还照狗的惯技装作断了腿。这人手里拿着一只椰子；我比划说渴了，他迟疑了一下，便回过身来招手叫我跟他进屋。这真是难得的运气！

那道仙人掌屏障足有十英尺高，屏内是一片铺了砾石的空地，整洁的房子就立在上面，极干渴的土里长着椰子树、香蕉、面包果和番木瓜。门两边各有廊子，廊上有石凳；门框与窗框上挂着劈苇编的「门帘」，一架梯子权当门阶。屋内很暗，隔成好几间。我一进去，黑暗里便像有一群蝙蝠似的哄然一散；等他们放了心，约莫二十个女人和男女孩童现了身，一个个带着极郑重的、麻木的神气打量我。要记得水银柱是九十二度，所以女人在自己家里只穿一条裙子或宽裤，孩子一丝不挂，男人只系一条腰布，都是可以见谅的。等眼睛习惯了黑暗，我看见墙角里一个没牙的老妇在抽烟，两个女孩替她打扇——我想那是家里的婢女。一扇窗洞旁边斜倚着一个少妇，另有两个女人正仔细地替她从那一头茂密却不整洁的头发里捉虱子。地上铺满席子与竹枕，屋里多数人的午睡都被我唐突地惊扰了。

我显然是在正屋里，因为墙上挂着中国的海景画，其中还有两幅色彩刺目的拙劣画作，一幅圣母像，一幅《看哪这人》。另有一具粗糙的十字架苦像，由此我推知这是一户罗马公教人家。一把椅子上放着两壶茶，地上一大桶柚子，另一把椅子上一只红釉陶盆，盛满熟香蕉。墙上挂着一件镰刀似的东西、一支枪和几副牛具。屋子当中的地板上开着一个活门，另外两间也有，一切秽物都由此便当地倒下去。一个女人拿进一只椰子来，把椰汁倒在葫芦瓢里，男主人又把那盆香蕉递给我；我于是享了一顿珍馐，这才真觉得自己是在交趾支那了！他们是有礼的人，我硬要给的两角半银钱不但不收，临走还包了一手帕香蕉给我，倒是肯收下我一条帽巾。

那整洁的砾石空地、有顶的围墙、铺得齐整的瓦顶、格子的木作、门柱上悬着的木牌——后来我才知道上面是泥金的中国经书语句——加上这一大家子人口，都说明这户人家属于安南人的上层；因而屋底下那一堆热腾腾、腐烂着的秽物，屋里那污浊的恶气与成群的虫豸，还有这一家人的不洁，就更教人全无准备了。我躬身告辞，身后的门闩上了；不到两分钟，我便把自以为认得的路丢了，出了仙人掌墙的迷宫，又陷进村中窄路的迷宫里去——路旁是棕榈与香蕉，是缠满藤蔓与兰花的花树，还有大大小小、多得出奇的蕨。绕回那藏在仙人掌里的村子，我看见一群群黑黑的漂亮孩子，赤条条地在厚厚的尘土里玩耍；另有几个并不更大些的，懒懒地坐在阴凉处抽雪茄，眼睛半睁地看着自己从圆胖的腮帮里吐出的烟。

我循着自己留在厚尘里的脚印，回到一条小路上：一边是一道极大的竹篱，一边是稻田，田里有个泥浆似的水塘，塘边一圈粉色的睡莲，好些大个的粉色水牛在里头打滚，闹得又响又野，把泥浆糊上自己敏感的皮，好挡蚊子。

千辛万苦地拐了无数弯，走了许多古怪的小路，我总算到了堤岸——一座土著的市镇，据说离西贡三英里，也有说八英里的。在这样凶恶的暑气里走了这么远，我已疲乏得不行，便在路边一株巨大的热带树下的树桩上坐着，参详蚂蚁与安南人的生计。几个褐色的圆脸孩子排成一排，自出生以来不曾洗过脸，据人人说，到死也不会洗；他们带着安静的自信，以麻木的目光呆呆地看我。他们不穿衣裳，我倒佩服他们身形长得匀称，又没有皮肤病。蒙古人种的脸在童年是好看的。一群野狗在酣战的狂兴中从旁跑过，把我扑了一身土。（顺带一提，据说交趾支那不曾有过狂犬病。）随后过来几个法国炮兵，很有礼貌地举帽为礼；再过来一大群赶集的姑娘，穿戴和中国同一阶层的女子一样，只是不光着头，而是戴着干叶编的斗笠，足有二十四英寸宽、六英寸深。这些姑娘走路的样子很好看，神情也快活。接着是一列空着的安南牛车过去，实心的木轮绕着不上油的轴，吱吱嘎嘎响得骇人，每辆车由两头水牛拖着，每一对牛又用一根穿过鼻孔的绳子系在前一辆车上，所以十一辆车只需一个赶车的。土著男子说不上是穿了衣裳的，不过我方才说过，水银柱在九十度以上呢。然而他们无论晴雨都有遮蔽：帽子直径三英尺有余，很尖的圆锥形，顶上出尖，像伞一样罩下来盖住肩膀，还大大地往后仰着。

［堤岸，即「大市」，人口的估计自三万至八万不等。我倾向于认为最低的估计最近实情。——伊·露·伯］

费了大力气到得堤岸，我发觉这镇子绝大部分是中国的，而非安南的：中国式的街道、庙宇、赌馆、会馆，还有那种中国人无论到哪里都带着的、一片经营勤作的气象。但我仍旧摸索着走，终于寻见了我最想看的东西——真正的安南人的镇子。那里有一条河，是湄公河或它的一条支流；镇子——真正土著的堤岸——是一大片水上居所，比我们上行时所见的那些即便好些，也好得有限。我在其间盘桓了一个钟头，从未见到哪一间屋子的地面能超过十二英尺见方，许多间确乎不过七英尺长、六英尺宽。这样原始、这样七零八落、这样摇摇欲坠的住处，我从前从未见过。比起它们，阿伊努人的茅屋即便最简陋的，也算得坚固而合乎建筑之美了。看去只消一阵风，便要把它们连同里头的人一齐掀进水里。然而这法子若经营得好些，倒也不坏：既不必付安南人任何名目的租，又有十全的排水、取之不竭的水源、便利的渔获、不受爬虫之扰，还有一条最省事的大道就在门前。

这些盖着茅草、铺着格子地板的小屋，架在离水面六英尺或八英尺的木桩上，由岸边一条一英尺宽的路通到屋里——那路不过是些绑在木桩上的板子。我还该补一句：这些水上居所是用棕纤维的绳子捆扎起来的。中等大小的一间，十一先令就能搭成。每家门前系着一只独木舟，主人想换个姿势或换个景致，从上头一跳就下去了。

我斗胆进了两间这样奇怪的住处，可是走那板子实在眼晕，穿着鞋在格子地板上走也一样难。两间都是可怜的住所，但住的人无疑合用，他们所需要的原不过是遮一遮日头与雨水。男人只系腰布。女人穿宽松的布衣，一直裹到脖子；孩子什么也不穿。两家的男人都正从台边垂钓，要弄晚饭吃。一家有个女人在煮饭；两家都存着不少米、香蕉和红薯。屋里除了睡觉用的铺席台面、几只粗瓦罐、一两只红陶水壶和几只葫芦瓢，别无家具。一家墙上挂着十字架苦像，另一家的椽子上有一尊木雕：一个模样欢喜的人，手执小槌，坐在米袋上，那是日本的财神大黑天。这些人全不洗濯，可是河上的穿堂风把本该有的恶臭都带走了；幸而格子地板也不容秽物尘土积存。这些土人看去麻木，照我们的看法是懒惰的；然而我看那种狂热逐利的景象已经看倦了，对这些昏昏然的人生倒愿意宽容些——只要他们像眼下这样，不欠债、不偷盗、不靠人施舍。

这座两栖的镇子下游，还有一处更大的、看来是长住的浮村，由数百条船系在岸上、又互相系在一处组成；比起广州的花艇来，寒酸潦倒得多，却更拥挤，一片茅顶底下住着一家或数家，全无家具陈设可言。孩子多得像涌出来一般，看去都健康，眼病与皮肤病少得出奇。有些船上挂着罗马公教的画像，两三条船还把十字架摆在颇显眼的地方。我这一路独自探看，不曾被人围观，也不曾受过任何粗鲁的对待。这里的人举止像日本人一样温和无害，只是没有日本人那一套繁缛的礼数与开化的好奇心。

能看的都看过了，我便朝船上走，疲乏、脚痛、精疲力竭；脚底又痛又起泡，以至还没走到能雇「格里」的地方，就不得不脱下靴子，用手帕裹住。尘土很厚，走起来分外吃力，而那条路有很长一段又平又直，令人厌倦。我虽走得这样慢，居然也赶上了一串吱嘎作响的水牛车，便爬上最末一辆；歇了一会儿，又觉得那声响、那尘土、那蜗行实在难忍，于是照旧步行——三英里的路，走了两个半钟头。离堤岸约一英里，有一片异乎寻常的坟地，据说占地二十平方英里（？）。里头密密地住满了死者，草木蔓生，墓上的地衣丛丛，使它有一种极深沉的悲凉。几百年前，柬埔寨的国王依朝中星相家之言，选定此处为陵园。电报线从旁经过——于是旧的时代与新的时代在此相遇了。

我倦行的路上，有一位年轻的法国炮兵军官赶了上来，与我同行，直到遇见一辆空「格里」；他讲起西贡的苦处，滔滔不绝。此地是极要紧的驻军之所，又是转送囚犯往（相对而言）邻近的新喀里多尼亚移民地去的一处转运站。这里常驻着大批步兵与炮兵，然而是个最伤身的驻地。有时这支军队里有四成因水土之病住在医院；每班邮船都要送一批伤病回国，又须频频换防，遂使西贡成为一个极耗费的驻所。法国人似乎不是成功的殖民者。他们这块交趾支那殖民地，是安南帝国南部的六个古省，一八七四年割与法国；至今欧洲居民仍不足一万二千，驻军与官吏还不算在内。此地的政府是一位总督，辅以一个枢密会议。全殖民地人口不足一百五十万，其中高棉人八万二千，中国人四万。据我几位见闻所及的人所说——那位年轻的法国军官、一位法国修女，还有一个国籍可疑的商人，我曾在他店里歇脚——法国正尽力促成土人的丰裕，收拢他们的人心。旧时土邦王侯苛重的田赋已经减轻，土著市镇准其自治，团体与个人的权利也受到尊重。这几位都认为，这块殖民地非但不是法国的利薮，反而年年赔累甚重；他们又都认为，此地人口中惟有中国人这一份是值得要的。他们觉得安南人远胜于高棉人——这六省原是安南人从高棉人手里夺来的——不过论体格，高棉人是更高大、更健美的一族。

我好像还不曾说过，我觉得成年的安南人是何等丑陋。我在哪里读到过，公元前二千年中国人称他们为「交趾」，意思是「大脚趾的人」。因此我特意留心看他们的赤脚，果然连孩子的大脚趾也与其余的脚趾分得极开，给人一种（也许并不确实的）印象，仿佛那趾头格外地大。男人的胯部出奇地宽，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滑稽得很，那断非做作，实在是有足够的身体上的缘由的。我从未见过这样丑陋、这样墩实、这样僵硬的躯干，这样一律短的脖子，这样溜的肩，这样扁的脸和更扁的鼻子，这样阔而厚重、嘴唇肥厚的嘴，这样突出的颧骨，这样低的额，这样平顶的头，还有这样紧绷厚实、让人想起「皮包骨」这说法的皮肤。那深暗的黄褐肤色也毫无润泽可言。男女都矮，牙齿都被终日咀嚼的槟榔染黑，那汁液把唾沫染红，像血一样不断从嘴角流出来。他们虽不算强健，看去倒是健康的一族，而且子女极多。他们在林区多患「森林热」，至于那些能置欧洲人于死地的稻田沼泽，却伤不着他们。

我在一所极美的女修院里歇了好一阵，几位神色安详、面容慈和的修女殷勤地款待了我。她们虔敬地在安南妇女中间做工，还办有女学。因气候不宜于人，驻军在西贡只留两年；这些虔诚的女子却没有什么疗养之所，是要在自己的岗位上生、也在自己的岗位上死的。修院小堂里的种种，令人想起传教士与教徒至死不渝的忠贞。单在本世纪之内，就有三位国王先后争着迫害基督徒，无论欧洲人还是本地人，一次又一次地把传教士尽数杀害。一八四一年，国王下令把所有传教士投水溺毙；一八五一年，他的继位者又下令，凡窝藏传教士者腰斩。此谕一出，那场可怖而血腥的迫害便延绵不绝，直到多年以后法国人把国王吓得准了教禁之弛，才算把迫害基督徒的事了结——但愿是永远了结了。修女们估计本地教徒有七千人，对基督教在法属交趾支那、以及在似乎已归法国保护的柬埔寨的前途，都抱着乐观的指望。

法国人这块殖民地，我是不羡慕的。据我那三位见闻所及的人说，欧洲人在此不能服水土，白人父母所生的孩子多半生下不久便夭亡。海滨与河岸苦于凶险的间歇热，全殖民地又苦于痢疾，欧洲人染上尤其致命。年平均气温八十三度，湿气异常，夜里又热得不能让人从白日的酷热中缓过来。

［此地出产以稻米为大宗，占出口总额之半。此外出口主要是咸鱼、盐、本色棉布、兽皮与胡椒。每年进出西贡的船只约七百艘。］

离开修院，我又坐上「格里」，车夫带我走了一趟我猜是游客惯走的「路线」：先穿过一座古雅的亚洲市镇——那里住着印度人、马来人、他加禄人和华商等混杂的外来人口，散居在大批本地的安南渔人、仆役与农人之间；再穿过那看去像睡着了、或者死了的殖民区；到了市场，中国人与印度人正热热闹闹地买卖各样热带果品和粗劣的法国货；最后穿过可以称作政府城或官署区的一带。到码头时天已擦黑，幸而有这黑暗遮掩，我才得以拖着裹好的脚一瘸一拐地上船，没被人看见。那阴霾而赤红的黄昏，热得可怕；成千的蚊子占领了全船，一切舒适都荡然无存。等到我们顺着两岸棕榈夹峙的西贡河或同奈河而下，穿过湄公河口的红树林沼泽，掠过高耸的、设有炮台的圣雅克角，驶入开阔的中国海时，我才算松了一口气。

伊·露·伯

第七信

热带之美——新加坡的殷勤——一座赤道上的都会——无所事事的生涯——新加坡的兴起——「饷码」与「饷主」——谈资——「蛮荒之金」的闪光——万国杂处的人口——一个平庸的族类——女子的婀娜与秀美——「亚洲之谜」——东方的如画风致——新加坡的蜕变

新加坡，一八七九年一月十九日

热——真热！——却并不闷人；热带一切浓香艳色的果子都在这里——那些果子丰沛的汁液是从又湿又热的泥土里汲来的，它们的滋味便是热带烈日被囚住的光。香蕉与菠萝，一车一车、一堆一堆；番荔枝与「牛心果」，堆得像小山；这样多的金黄与青碧，一齐发着香气！这里还有热而澄澈的海里的珍宝——读过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以后梦见过的那些东西。大独木舟绕着我们的船漂着，或静静停在澄净如海蓝宝石的深水上，舟上人肤色黝黑，缠白头巾，系腰布，载的是仙境般的货色：雪白的、或红、或粉、或紫的珊瑚林，有的枝干粗壮，有的细如蕨叶，刚从清暖的波下那温暖的家里取来——在那里，与它们一般艳丽的鱼像「活的光」一样在枝间穿闪。又有种种奇妙的贝壳，有的淡玫瑰红，有的泛着虹彩，那虹彩也像虹一样忽隐忽现——没有一样是稀薄的、孱弱的、黯淡的！

自码头到新加坡有两英里车程；对于只见惯了远东那种黄皮肤与不鲜明的色调的眼睛来说，每走一步都开出一个奇景的世界。这里的热带气味浓极了：有红树林沼泽，有椰林与蕉园，有海枣、西谷椰子和旅人蕉，有树蕨、橡胶树、芒果、番荔枝、菠萝蜜、榴梿、莱檬、石榴、菠萝与兰花，还有各样绞杀的、开着鹦鹉似的花的藤蔓。草木丰茂、繁密、无穷、猛长、彼此掩没，浓淡各异的鲜绿：从春天的豆青，到无尽夏日那种深而柔滑的绿，再到棕榈叶片那种黄绿——它们每夜受一场大雨，每日受终年不歇的烈日，遂这般恣肆；各色猴子与彩翼的鸟在丛莽的浓荫里跳跃穿飞。人与丛莽之间永在交战，而事实上，丛莽也不过在离新加坡不远之处才被逼住阵脚。

我在旅馆里——那是一所浓荫掩映、散散落落的房子，蚂蚁闹得厉害——早饭才用毕，辅政司施密特先生偕夫人便来拜访，满怀好意，替我筹划种种便利；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位居民——我连一封荐书也没有给他的——把我连同行李接到他的平房里去。欧洲人的房子似乎一律有很深的廊子、高大的房间，处处是布扇，窗上不装玻璃，地面铺砖，又有百叶窗和「塔梯」（草编或细篾编的帘子）来挡光挡蝇。这赤道的热并不像日本潮湿的夏天那样教人虚脱消沉，尽管人还是巴不得「把肉身脱下来，只剩一副骨头坐着」。

不知道这一趟出乎意料、匆匆定下的马来诸邦之行，结果会怎样？各项安排竟能凑得拢，实在不像会有的事。这原像是渺茫的将来的事；不料昨天，我的主人从办事处送上来一张「便条」，说有一条中国轮船一两日内开往马六甲，问我可愿意去？只给我五分钟拿主意；不过一有可能逃出文明去，我是从不为难的。于是我回信说，只要银钱与荐书赶得及，我就去；随后我回到施密特先生家吃晚饭，那里的气氛极有教养、极见识见，倒使文明变得很可以忍受了。需用的荐书写好了，种种指点的话也都说给了我；十点半我驱车回来，一天的星斗在星云的尘埃里烧成一片，像旧日本漆器上洒金地子里嵌着的金点；空气温湿，饱含着无数夜开的花那浓重的香气。

新加坡是海峡殖民地的首府，又是总督驻节之地，所以有驻军、有防御工事、有兵船常川出没，在军事与商业两方面都极关紧要；在这不安分的华人之中，「英国鼓声的滚响」是一种教人安心的声音。总督之下，有马六甲与槟榔屿的副总督为辅；他实际所辖，又及于马来半岛上三个「受保护」的邦——双溪乌绒、雪兰莪与霹雳——三邦之政由英国参政司办理，而参政司多少要向他负责。

倘若我不能使你如见新加坡，一半是因为这样一座众所周知的城，我不愿细说；一半是因为我自己对它的印象，主要不过是铺天盖地的绿、万花筒似的色彩排布、华人的压倒之势，以及无尽的殷勤。我几乎意识不到它是一座岛，是众多岛屿之一；那些岛也像它一样，草木一直长到水边。此岛长约二十七英里，宽十四英里，城在它的南端。它离赤道不过七十英里，却既不伤人，也不酷热得教人受不住！地势低平而起伏，最高处武吉知马，即「锡山」，也只有五百二十英尺。此地从前最大的祸患是老虎，每年要衔走三百来人。人以为老虎已经绝迹，如今却又出现了，据推测是从大陆上的柔佛邦泅水过来的；已有好几名孤身的华人劳工遭了殃，于是——至少在报纸上——有些「惊惶」的样子。海龟多得很，所以龟汤全不算什么珍馐，肉铺里寻常就有龟肉卖。

官方说此地一年有二百天下雨，民间的说法却是天天下！然而雨量不过八十七英寸，草木之所以这般繁溢，是得力于气候的潮湿。新加坡当然没有四季，所变的只是热的程度：水银柱大致稳在八十度与八十四度之间，极端的幅度也不过从七十一度到九十二度。人为求凉快，在褥子上铺马来席子睡，有的不盖上单，有的整夜由布扇扇着。柔和而微温的陆风与海风把暑气略减了一点点；不过我怕不久就要盼一阵呼啸的东北风，来打破这闷人的、蒸汽浴似的沉寂。

新加坡既是驻军之地，兵船又常川逗留，所以流动的社交极多；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官员，人数也足以自成一个大社交圈。此外还有商人一类，英国的、德国的、法国的、美国的；于是照例有一轮又一轮的欢宴，和种种教人活不下去的消遣。我想在这些热带殖民地，太太们多半只靠着「回家去」的指望活着。那于她们是一种沉闷而无目的的生涯——几乎算不得生活，只算是存在着。在我看来，新加坡的欧洲人最见生气的时候，就是赶着为邮船写信。无论什么样的邀约与要求，回答总是：「可你知道，今天是邮船日呀」，或「我在赶写邮船的信」，或「我的信积压得太厉害了」，或「邮船不走，我一步也动不得！」那匆忙是拼命的，连体弱的英国太太也为了「家里的朋友」振作起来。看那一片忙乱与兴奋，看那最后一刻驱车奔向邮局的情形，看这被闷得半熟的一群人的骚动，你会以为邮船是一两年才有一回、还说不准的事，而不是每星期最有定准的例行之事！进口的邮船也是一件大事，虽然它带来的时政与商情，早被电报抢先了四个星期。

美国人夸旧金山进步之速，维多利亚人则夸墨尔本与它并驾齐驱；但若容人自夸，新加坡也尽可以夸一夸：一八一八年，此岛还满是稠密的原始森林，只有寥寥几个可怜的渔人与海盗住在港汊河口。斯坦福·莱佛士爵士有先见之明，于一八一九年相中此地，作为马来海上第一个自由港；然而直到一八二四年，柔佛苏丹才正式把它割与东印度公司，而它成为直辖殖民地则迟至一八六七年——那一年它被立为海峡殖民地的首府，海峡殖民地包括马六甲与槟榔屿。

新加坡像维多利亚一样是自由港，海关那种恼人的东西，此地是不知道的。船只所纳的税，只有值百抽一分半，用以维持若干灯塔。它出口货的单子一望而知是热的：主要是糖、胡椒、锡、肉豆蔻、肉豆蔻衣、西谷米、木薯粉、米、水牛皮与牛角、藤、古塔胶、橡胶、甘蜜、树胶、咖啡、染料与烟叶；然而本岛虽土色发红、看去肥沃，所出产的却只有胡椒与甘蜜。它是一个大货栈，一个庞大的集散之地。

［新加坡的进出口额，一八二三年为二百一十二万镑，一八五九至六〇年为一千零三十七万一千镑，一八八〇年为二千三百零五万镑！那一年进港的船舶吨位达三百万吨。要注意的是，进口货有极大一部分是转口到别处去的。］

不征关税而要筹措岁入，此地的解法是印花税、地税，以及（远为要紧的）把烟膏的熬制零售、烈酒与其他应课税货物的专卖权拍卖出去；这些专卖权「包」给私人，多半是中国人。在赤道近旁听人说起「饷主」，倒是颇费思量的事。这样年轻的一块殖民地，岁入近五十万，公债不过十万镑，已经算不坏了。海峡殖民地各口岸的富庶，是自由贸易论者的一大凯旋；而一个旅人——哪怕像我这样，只有一个帆布卷和一只「格莱斯顿旅行袋」——也要庆幸自己免去了解开又扣上那些发硬不听话的皮带的麻烦，也免去了纵是最有礼貌的海关人员也难免的那些讨厌的耽搁。

我方才说过，此地官场的圈子很大。凡政府一意孤行、无所掣肘的直辖殖民地，想必是官员的天堂；不过我国在远东的文官素有极高的荣誉感与正直的同僚之风，又切实地感到自己对治下这些杂色人口的善政与安康负有责任，这似乎和一般殖民地的议会一样，是够好的一重制约了。

总督威廉·罗便臣爵士（如今是威尔德爵士）之下，有八人组成的行政会议，又有立法会议，由九名官守议员与六名非官守议员组成；后者中有胡亚基先生，一位极富有而公益之心开明的中国人，是这块殖民地上首屈一指的人物。文官系统之下更有无数衙署：辅政司署及其分署与华民护卫司署、田土司、印务局、库务司、核数署、邮政局、工务与测量署、海事署、司法署、律政司署、执法吏署、巡理府与警察署，以及教务、教育、医务与监狱各班人员。

邮船的话题既已翻来覆去说得没了新意，又没有什么动人的事故发生——譬如来了一艘新兵船，或有外国王子游历到此——而胡亚基先生与柔佛马哈拉惹的宴集也已味同嚼蜡，于是本地谈资中很大一部分自然便成了这样的揣测：某先生几时能升，或究竟能不能升；某先生几时回国；他从薪俸里攒下了多少；是谁的门路，使某先生得了雪兰莪或霹雳的差使，而不是资格更高的某先生；某先生的署理之职会不会实授；某先生能请到一年还是两年的假；某个出缺是要补人还是要裁撤——如此等等，没有穷尽。这类闲话把殖民地的世界整个儿箍住，正如电报把它箍住一样；而电报在这里也像在别处一样，把欧洲人的生意做法整个儿变了。

这岛远不如这城有意思。岛上稠密幽暗的丛莽，主要是被胡椒园与甘蜜园划破的，后者尤其多在新开的林地上。园里的工人是中国人，出没于那些圆顶的林丘之间的樵夫与锯工也是中国人。这里的气候——至少就人的感觉而论——比邱园里最热最湿的温室还要热、还要湿，嗜热的虫豸猖獗得很。蚂蚁是第二等的祸害，蚊子是第一等；棕榈树与那一堆堆腐烂的落叶与树皮，都是绝好的育虫之所。草木极茂盛，在巨大的林木造出的幽绿的暝色里，蕨类、花叶芋与寄生植物有无穷的品类；然而除了开出来、又靠不断的人工维持着的道路，那些攀缘的藤棕使人根本无从深入。

我这短短的勾留，主要消磨在辅政司邸的那一天，以及步行与驱车穿街过巷之中。这城色彩炫目，服饰斑驳。统治的一族在其中并不占便宜：一个白皮肤的男子或女子，穿着我们那种难看而失却风致的衣裳，令人想起我们那些阴晦苍白的岛屿，至少在审美上不是愉快的联想。自黎凡特以至中国，每一种东方的装束都在街上流动：绸的、缎的、织锦的、白纱的袍子，被「蛮荒之金」的闪光衬得分外醒目；帕西人一身雪白，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穿深色的厚绸；吉宁人是土耳其红与白；孟买商人缠着大白头巾，宽裤与披挂一色全白，腰间束着绯红的绸带；马来人系红纱笼；锡克人穿纯白的马德拉斯细布，那披挂的样式颇有古典之风，把他们本就高大的身量衬得几乎魁伟如巨人；还有各色各等的中国人，从穿蓝布或褐布的苦力，到穿轻软绉绸与厚锦缎的富商——凑成一片教人无从抗拒的杂色。

英国人虽以统治之族而有权势，论人数却不足道，在眼中也全不显眼。华人在十三万九千的人口中占八万六千，不但人数够多，而且够富、够要紧，使新加坡有一种「华人的城加一个外国人居留地」的气象。其次是本地的马来人，自我们取得此岛以来纷纷涌入，如今有二万二千；他们做船夫渔人还算勤勉，又是警察的主体。帕西商人喜欢我国的治法，在这里也像在东方一切大商埠一样，是可敬的一类商人。爪哇人为数不少，能做好仆役与好水手。小商人中有一些、书记中有许多，是从马六甲来的葡萄牙移民；婆罗洲、苏门答腊、西里伯斯、巴厘以及马来群岛其他岛屿来的商贩，也散布在人丛之中。洗衣的与马夫几乎都是孟加拉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善于赚钱，又守得住钱，在这里也像在别处一样精明锐利，惟有遇上中国人才算棋逢对手。在被新加坡吸引来的一万二千印度人里，也在一切杂处的外来族类里，科罗曼德尔海岸来的吉宁人除了人数仅次于中国人之外，相貌也最悦目；他们的女子入境不受限制，所以不蒙面的吉宁美人随处可见。

［一八八一年新加坡的户口调查报告绝不是「枯燥的读物」，读来令人对此岛之重要大有印象。有趣的是，所用的四百三十四名调查员中，只有七名是欧洲人！

岛上房屋二万零四百六十二所；人口共十三万九千二百零八人，其中男子十万五千四百二十三，女子三万三千七百八十五。十年间增加之数分列如下：——

欧洲人与美国人 八二三

欧亚混血 九三〇

华人　　 三二、一九四

马来人及马来群岛其他土著 六、九五四

泰米尔人及印度其他土著 六三七

其他族类 五五九

在这些「其他族类」中，增加最多的是阿拉伯人，几乎翻了一番。「马来人及马来群岛其他土著」中，包括亚齐人、峇眼人、武吉斯人、达雅人、爪夷贝坎人与马尼拉人。

欧洲人常住者，不计兵士，只有一千二百八十三人。华人有八万六千七百六十六人；马来人二万二千一百一十四；泰米尔人一万零四百七十五；爪哇人五千八百八十一；欧亚混血三千零九十一。在这极少的欧洲人口里，包含十九个族类，人数以德国人次于英国人。家仆一万五千三百六十八人中，只有八百四十四人是女子。］

这些吉宁人活络而勤苦，可是看去缺少筋骨，也缺少那种一眼看准机会的敏捷——正是这敏捷使中国人成为一切移民中最成功的一族。无论经商还是别的营生，马来人与吉宁人中间，不曾有一个在这殖民地上挣出财富或名望来。吉宁人做得极好的船夫，赶「格里」车，当马夫，放印子钱取重利，卖果子，开小铺，替人送「签单簿」，凡是他们平庸的才具所许的，无不做来有用。人说他们就行事而论是无害的一族：不打架，不结党，也不惹警察的事；只是吵起嘴来声高气壮，据说骂人的词汇取之不竭。吉宁男子生得很好看，身手轻捷灵活，又因穿得极少，体态更见其长。至于女子，我以为是美的——与其说面容美，不如说身段与仪态美。我看她们那无可摹拟的举止之美，百看不厌。她们脸作鹅卵形，额低，眼睛乌黑而莹润，鼻子生得好，只是人人都戴嵌宝的鼻环，把好处糟蹋了；嘴唇丰满，却不厚重粗陋；头小，极妙地安在细长的颈上；耳朵小，却因每边戴着两三只环形耳坠而被扯得变了形；那一头乌黑光润的鬈发，发际像古典雕像那样低低地贴在额上，在脑后绾成一个希腊式的髻。她们的衣裳——毋宁说是披挂——是个谜：遮得周全，披得妥帖，却说不上有什么「裁制」，更谈不上合身，而一切优美的举动都不受它妨碍。那似乎不过是十来码宽幅的柔软白纱或柔软的红料子，极巧妙地安排着，同时裹住上身与下身，又自成一条腰带。通常留一肩一臂在外。那可以称作裙子的一截——「裙子」二字用在这般优美的披挂上，实在是一种亵渎——是短的，露出生得极好的脚踝、高高的足背和小巧的脚。这些女子身材高，直得像箭；四肢修长而圆润；神气怯生生的，几乎可以说是端庄的；她们走路，是动作化成的诗。一个高挑婀娜的吉宁女子，如我所描摹的那样披着衣裳，在人行道上滑行而过，那雕像似的身形是优雅从容的极致，头上顶一只深色的水罐，一只美丽的手只轻轻扶着，露出线条秀美的手臂——这是一件美的物事，形制古典，举止曼妙，设色如画，是热带的太阳造出来的。我很想知道，她——如果她想什么的话——怎样看那个在她跟前下车的苍白的欧洲女人：那女人因缺少运动、又无专心的事业而更其苍白，浑身是蓬裙与荷叶边堆成的一团，毫无风致，穿着紧靴踩着高跟，摇摇欲坠地吃力走着，身形被扭成日本酒瓶的形状，每一个动作不是挣扎便是一顿；那衣裳于此地、于任何地方的气候都全不相宜，既碍行动，又于健康、舒适与美三者都有妨害。

这一切都教人着迷。此地全没有那种与东方生活相连、我在波利尼西亚也见过的懒散与麻木。这些黄的、褐的、黄褐的、黝黑的、橄榄色的男人，个个一心求利：忙碌、勤苦、俭省、力争上游；不问他信的是什么教，所敬奉的其实都是财神。尽管这般活络、迅捷而认真，除中国人外，人人的举动都是优美的、滑行的、悄无声息的；那些黝黑的面容，我读不出什么表情，那些乌黑莹润的眼睛，于我也不比牛的眼睛更可解。这正是十足的「亚洲之谜」。

新加坡惟有欧洲人的那一部分显得沉闷而昏昏欲睡。店铺四周聚不起生气与动静。商人们躲在办事处的百叶窗后头，或坐着带篷的轻车在街上飞驰，实在没什么可看。他们的房子多半是苍白宽敞的独栋平房，几乎全被此地丰盛的草木遮没。他们的太太就住在里头，一星期比一星期苍白，过着半死不活的日子，全靠无处不在的「拉扇的人」出力才活得下去；写邮船的信，是惟一有生气的事业。到了一定的钟点，她们出门，往一定的方向驱车，尤其是绕海滨广场——那里一连两个钟头，两行漂亮而炫目的车马络绎不绝地对向而行。马车之多、车中人衣饰之讲究，都出人意表；可人们还说如今在新加坡挣不出大家业了！除了每日的一驱之外，太太们、军官们，以及任何可以称作「无所事事」的男人们，还用茶会、跳舞、草地网球和别的种种消磨光阴的法子自遣——而这是在水银柱八十度的时候！眼下，柔佛的马哈拉惹——大陆最近处一个小邦的君主，因对英国的利益忠贞不贰而深受英国政府优遇与授勋——在此地有一所宅子，他的招待会与宴会给这单调的一轮欢乐添了些变化。

新加坡如画的风致，全被土人的街道占尽了，那里的人丛奇诡得很；然而更有意思的，还是巴刹，即一排连一排敞开的店铺——它们在人行道外面挂起草帘或别的遮挡，替自己造出终日不散的暝色，成为一条条阴凉的长巷；巷中买者卖者成群，为货价争执不休，中国店主开价总比他实要的略高一点，吉宁人则一开口便是双倍。这一带的喧腾与嘈杂着实可观，人声又混着铃声和急促的鼓声与手鼓声——那是一片十足异教的声音。这座大城也确乎是异教的：中国的神庙、印度的寺院、伊斯兰的清真寺几乎挨挤在一处；寺院里那难以形容的喧闹与神庙里的鼓噪之上，隐隐透出宣礼塔上尖利的呼声，召唤信者礼拜，一口气宣示真主独一与穆罕默德的使命。

我多希望能让你对这庞大、混杂、多彩而忙碌的东方人口有一点点概念，哪怕极淡薄的概念：那些古旧的吉宁巴刹与中国巴刹；那些沿街叫卖海藻冻、水、蔬菜、汤、果子与熟鱼的小贩，他们听不懂的吆喝盖过成群待雇的苦力、船夫与车夫的嘈杂；那绵延极远的马来与中国茅舍的郊区；那一片并不干净的水面，白昼任何时辰都有几百个孟加拉人在那里，把欧洲太太们精致的花边、轻薄的绸衣和繁复的荷叶边在大石头上毫不留情地捶打；那永不停歇的勤作的奔忙与嗡响；还有那势不可挡、压倒一切、令人惊异的华人的力量——它正一点一点地把新加坡变成一座中国城！我只好就此草草搁笔，否则要误了邮船。

伊·露·伯

第八信

圣安德烈座堂——新加坡港中景象——华人之盛——初见马六甲——一座「掉队」的城

汽轮「彩虹号」，马六甲锚地，一月二十日

昨日我到圣安德烈堂做晨祷。那是一座漂亮的殖民地座堂，位置也好，临海一片宽阔的草坪上，四围散着几丛树木。后殿嵌着些彩色玻璃，其余的窗子——连高侧廊的窗子在内——都同欧洲人的住宅一样，以百叶帘代替玻璃。堂内有拉扇三十二具，拉扇的印度人在堂外或坐或蹲，随便哪一个都可以做那不勒斯博物馆里墨丘利像的模特儿。仪式简朴，音乐极好；然而唱《谢主颂》唱到「基督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一句时，我一眼瞥见这些「拉扇人」的古铜色面孔——他们多半是笃信不移的穆斯林——心里蓦地一沉：十九个世纪过去，基督教在这地上所行进的，竟不过尔尔。讲道的是一位僧伽罗籍的神学博士，讲得颇有力量。将近领圣餐时，我们被叫了出去，因为彩虹号就要开了；一条港中小艇，六名身材俊伟的吉宁人操桨，把我们送上了船。

彩虹号是条极小的船，船长一半葡萄牙血统、一半马来血统，水手是华人，舱位客人全是华商。轮机手是个威尔士人，好心肠，某某先生把我托付给他照应时，他对人家保证说「他也是有家室的人，最乐意的事莫过于看太太小姐们坐得舒坦」；我这一路上仅有的那一点点舒服，全仗他的照拂。在小小的驾驶台上等候，一点也不闷人，港里那些各色装束、纷然杂陈的生计实在看不厌：黑壳的欧洲轮船阴沉沉地把货卸进驳船；马来舢舨大小不一而形制如一，两头俱尖，船头画着眼睛，同广东船、交趾支那船一样，张着大席帆，歪得像要翻过去；还有吉宁人划的小艇，那些人身材魁伟，像石像一般。一艘从吉达来的轮船正卸下六百名朝觐的香客，装束如画；有的船上人戴绛红头巾，穿素白纱布的宽袍，很有仪态；有的船上蓝伞成堆；也有船载着婆罗门，额上的种姓记号赫然分明——这一切都在一层金光的薄纱里移动，四边是椰林浓密的边饰。

四点开船，顺风颇劲，海上着实可喜：我们从一座座绿色小岛之间穿过——那些岛上茂密的热带草木一直长到水边——径直驶入马六甲海峡的开阔水面。那是一片灼热无波的海，落日正带着火与血的杂色沉下去。随后舱顶上摆开三人的晚饭，一味极好的咖喱，船长、轮机手同我一道吃了。饭后轮机手带我下去，替我安顿。那是个又小又脏的洞，蟑螂大得不成比例，温度八十八度，我显然无法在那里安睡；他便搬了一副褥垫枕头到驾驶台上，又对我讲起自己的身世，讲起他那位有色人种的妻子和十六个不满十七岁的孩子，讲起他每月三十五镑的薪水，借给我一盒火柴，最后丢下一句宽慰话——「夜里要什么，只管对着机舱天窗喊一声『轮机』」——便隐没到下面去了。在异乡遇见这样一位同乡，实在叫人心里舒坦。

彩虹号也是马六甲海峡一带华人势力独大的诸多征象之一。船票是中国的，船主与水手也是中国的。收我船票的押运员是个白净的年轻中国人，拖着辫子，束着腰带，穿白布裤。舱位客人清一色是中国人。甲板上挤满了华人苦力，都是往霹雳矿场上去谋财的。他们瘦、黄、丑，日落时各抽一筒鸦片，辫子盘在头上，穿蓝布宽裤。我们在新加坡是砍断缆索走的，因为这些苦力从船的四面八方往上爬，怎么拦也拦不住，除了「砍缆就跑」再没有别的法子。船主不许把任何酒类带上船，怕有人拿去给船长水手喝，喝多了误了船。全船只我一个欧洲客人，也只我一个女子。那一夜我睡在甲板上，海面无波，风爽利，睡得很好；本想守着看南十字星沉下去，却看着看着睡着了，直到天刚破晓，被一个极凶悍的东方人吼醒——我只觉得他吼得凶，面孔也凶；后来才想到他是要我明白他们得冲洗甲板，便把褥垫挪到一条长凳上，又睡了过去。再醒来时，锚已经抛在马六甲锚地，比预定的时辰早了六个钟头。

初见马六甲，我很感兴味。这是东方最古老的欧洲人市镇之一，先属葡萄牙，后属荷兰，如今虽在英国治下，却主要是中国人的了。一道长湾，岸上椰林森森，椰林后面又是我叫不出名目的密林，再往后是起伏的山峦；山外偏右有一座山，叫做俄斐山，产金极富。许多人以为这就是《圣经》里的俄斐；果真如此，这一片宝石与黄金之地，岂不正是「黄金半岛」了？南面横着几座翠绿的小岛，正前方是一座样子古旧的城：房屋低矮，颜色斑斓，红瓦的屋顶略平，许多都架在木桩上，稀稀落落铺展开去很远，边上镶着一圈看去颇厚重的洋房，半掩在树丛里。城的中段一座小山凸起，山顶一座残破的座堂，大约是远东最古的基督教堂了；山坡上草色鲜碧，近坡脚处杂着棕榈与树木，绿得近乎柠檬色的春意；山后还露出些低低的红屋顶。这座旧世界模样的城和它那一圈洋房，两侧都从椰林间露出陡峭的茅顶。一道长长的、看去久无人迹的栈桥，远远伸进浅海里；几艘中国帆船下着锚；远处几个马来渔人守着他们的网。然而一丝风也没有，海上不起一纹，灰云不动，椰子树黄色的羽叶不动；海、天、城，都像在这静止、潮润、温软的暑气里一同睡着了。

市政厅，马六甲，下午四时——不多时，一群马来小船围了上来，粗陋的席帆，而船上的人安静得像一群幻影。我托其中一条船把名片和介绍信送给副总督。一个钟头后，船长告诉我总督照例每星期一一早下乡去，要两天才回来——这可真不巧。又过一会儿，船长和轮机手上岸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在一群中国人、马来人中间，谁也无从听懂我一句话，就这样又捱了三个钟头的闷热与恼人的悬揣，肚里还空着，愈发难受。终于，在我快要饿昏、并且对这一趟新奇而临时起意的远行是否明智已经大起疑虑的时候，一条欧式小艇来了：六名土著警察划桨，那从容悠长的桨法像兵舰上的小艇；掌舵的是个面相爽直的蓄须同乡；船头立着两名穿白衣的仆役，戴朱红镶金的帽子，系同色的腰带。小艇靠上彩虹号，那白衣人跨上船来，自称毕格斯先生，是本地的殖民地牧师，奉总督之命前来迎我——我的名片送到时，总督正要动身。他说市政厅里已为我备好了房间，我一切悬心才算落地。

不久我们便上了一片可爱的岸，正在那座顶着座堂的小山下面：绒也似的草坡一直斜到海边，坡上棕榈与树木成荫，树干上满是蕨草，其间又有那种奇丽的花树点染——那树或叫「凤凰木」，或叫「林中之火」。马六甲看去极静、极热，热带的气息、睡意与梦意都极浓；这是一座「掉队」的城，古旧得彻底，也全不像英国，真正是一处睡谷。

伊·露·伯

第九信

马六甲副总督——一个可亲的人家——旧市政厅——一处堂皇的居所——无尽的午睡——热带之梦——中国人的宅子——华人的财富与优势——「包办鸦片」——马六甲的丛林——伊斯兰的墓地——马来村落——马来人的性情——服饰与装饰——笃执与朝觐——马来水牛

市政厅，马六甲，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

这一切总归要像梦一样消散的吧——这座堂皇的旧市政厅，这旧世界的静谧，这古怪的生涯；然而消散之后，我想我总会留下一段「曾在极乐之境」的记忆。只是极乐之境总不该有蚊子，而这里的蚊子几乎教人忍无可忍：带斑点的大家伙，嗜血，咬得格外毒，天一亮便接替夜里退班的那一支大军。中国仆人不经心，总把蚊子放进我的帐子里，而哪怕只放进一只，也够我一夜不能合眼。真能把人逼疯。

人家领我看了我的房间：红色荷兰砖的地面，蓝色的墙，刷白的椽木，门窗一律只有德国式的百叶，古旧的床高得骇人，通体透着一股阒寂而闹鬼的神气。随后我便去毕格斯夫妇那里用午饭。毕格斯先生研究圣诗之学，我们一谈起这个彼此都中意的题目便刹不住。毕格斯太太则把时间与精力都花在教养葡萄牙裔的女孩子上。我往返总督的小屋，总要经过他们那所敞着的洋房，而这一路照例是个「陷阱」。

肖上尉做马六甲副总督已有多年，是个很好的爱尔兰海军军官：爽朗、坦直、快活、有丈夫气，书读得多，见闻也广，一心扑在马六甲和这里的事务上；而且天性格外无私、慈爱、体贴，顾念身边人的安适与快乐，周到得少见。我到这里没几个钟头就看出来，他是一个充满爱意的家庭里的一盏灯。该硬的时候他也能果断严明，但平日的作风极其温和，近乎父执；所以中国人给他起的名号是「父亲」，而在土著的马来人中间，经他手施行的英国治理，得了「公道之治」的名声。这一家人——总督、他的夫人，和两位刚成年的小姐——十分可亲；他们安静平和的日子，给了我一个旅人难得的机缘，可以与他们真正相熟。

［若肖上尉尚在人世，我这一段信是不会照录的；然而在我那次愉快的作客之后仅仅五个星期，他几乎是骤然去世了，他的家人与马六甲的百姓悲痛难言——他极得人心。］

我大半的时间消磨在总督的官邸洋房里。那是一所舒服的小屋，游廊比屋子本身还大。前廊上垂挂着藤蔓与兰花，两名马来籍军警常川站岗；另有两个神气倨傲的孟加拉人，白裤、白短袍，系金丝间道的绛红绸带，俊美而拒人的面孔上戴着朱红镶金的平顶帽——这便是这一家排场里看得见的部分了。两个孟加拉人中有一个去过两趟麦加，每趟花四十镑；每逢星期五，他便穿上华丽的哈吉服在城里走一遭，凡未曾朝觐的穆斯林都要向他躬身行礼。我一进门就看出来：我要往土邦去走一遭的打算，在总督府上是不受欢迎的。

官邸不够总督一家住，我便被安顿在荷兰人的旧市政厅里。那从前是荷兰总督的居所，如今那份寂寥与褪了色的堂皇，对我这样一个孤身的客人，说是可怕也罢，至少是森然可怖的；何况在漫长的黑夜里，浮上我心头的多半不是荷兰人极盛之世那些拘谨的美人与体面的排场，倒更像是蹑足而行的马来人或顺手牵羊的中国人。市政厅在山坡上，是马六甲最显眼的建筑，如今用作库署、邮局和各处衙署。里面有几间宽大的迎宾厅，连舞厅也在内，还有几套居室，专供海峡殖民地总督、首席法官以及别的大员来马六甲时下榻。市政厅靠山的上端只有一层，临城的一端却有三层，甚至四层。上面一层沿着一座荷兰式花园的三面而建，瓦檐下一圈回廊通到底。临海一侧有几道漂亮的石阶，通向草坪一般的山坡，坡上是那座旧座堂，以及总督与殖民地牧师的洋房。夜来香、西番莲、晚香玉、黄蝉、叶子花和别的浓艳藤蔓爬满一切，把夜色熏得沉甸甸的。这所老房子里怕不有四十几间屋子，此外还有一道道拱形的长廊，以及种种古怪的楼梯与角落。荷兰砖、棱棱角角和各样的巧思，触目皆是。

我的房间一面开向游廊下那几道漂亮的石阶，另一面开向一条过道和楼梯，那里有好几间彼此有门相通的屋子；此外还有若干窗子开向外面的回廊。同半岛上多数欧洲人的住宅一样，房里有一道楼梯通到楼下一间铺砖的屋子，气象颇森冷，里头放着一口上海瓷的高大浴缸。这缸子你千万不可进去泡：经验表明，水温八十度、气温八十三度时，抄起那把大水瓢从高处往自己身上浇，比浸在水里爽快得多。

我这堂皇居所最坏的一点，是下午四点以后，整座屋子里除我之外再无人影——除非那个中国苦力；他不知在哪里有个窝，总在我自以为门户都已上闩上栓之后，于种种不合时宜的钟点出现在我房里。好在两名马来籍军警整夜隔一阵便在外面游廊上巡一次，我也可以聊以自慰地想象：远远在下面，听得见守卫库署的英国哨兵的踏步声。每天清早一睁眼，总看见总督那位俊秀的穆斯林仆人，一身雪白的纱衣，红包头、红腰带，托着茶和香蕉进来。那个神出鬼没的中国苦力伺候我，兼做打扫房间的活计，我同他全靠比划。蚊子实在可怕。放眼望去，碧绿的草坪、沉睡的海、岸边那一片一动不动的椰林、那道窄窄的河与桥，还有城里古趣的红瓦屋顶，都极可爱，也极和谐；可我常想，倘若这梦一般的日子一月月延续下去，我怕要盼一场地震、一场飓风，或是随便什么刺耳的、能把人惊醒的不谐之音，来打破这由燠热、蒸腾、芬芳的空气和单调的静寂所造成的梦境。

在这里我极少有工夫写信，就这一点工夫还要被夜蚊子截去一半——我一回到市政厅，想在晚饭前得两个钟头的清静，它们便立刻集结兵力，发起拼死的攻击。所以马六甲的种种，我只能勾个轮廓。可这句话一写出来，我又不得不承认：马六甲的特色，恰恰就是没有特色！这是一片「永远是下午」的土地——热、静、迷离。生计凝滞。买卖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做的。商船远远地在浅海上徘徊。英国与法国的邮轮都离这港口远远地绕开。这里没有政治，很少有案子，连英国报纸上的两行字也难得占到，于当代的历史毫无贡献。副总督在同一个位子上已经坐了十一年。一连的兵在营房里发霉，那一带比城里还要昏睡。两艘中国轮船以此为停泊港，可除了带来邮件，它们的来去对本地极少数的英国人毫无兴味可言。马来人进城来，无非是晒着太阳躺着，或是牵着慢吞吞的牛（那牛很像没毛的水牛）慢吞吞地走，或是伏在桥栏上什么也不看——他们那点动作，反倒把「不动」衬得更分明了。

葡萄牙人的混血后裔——他们的先辈在圣方济各·沙勿略的时代曾有过赫赫的统治排场——如今像是躲在严实掩着的窗子后面，睡着一场没有尽头的午觉。除了精干的军警督察海沃德先生，和靠着按部就班散步保住身体与精力的毕格斯先生，我从没见过一个英国人在户外走动。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的统治都过去了，留下的主要遗迹：前者是一座残破的座堂与一支混血的族裔，后者是这座市政厅与一所门面平板的礼拜堂。下午照例有一场急雨，像雷雨倾盆一般，占去一段时光；雨后，总督的马车载着穿朱红号衣的仆人，缓缓驶出马六甲，穿过西谷椰林，再缓缓驶回来。这一天里若还有别的什么欧洲事物打破单调，我是不曾察觉的。街道并无什么特色，不过谁也不能不注意到：一道满是小船的窄河把城分作两半，河上架着一座漂亮的桥；市政厅下面还有一座漂亮的钟楼十分醒目——桥与钟楼都是几位富有的华商所建。树木、藤蔓、果实把房屋掩得严严的，一年到头开花结果；老叶、新叶、花苞、花朵与果子，一齐挂在枝上。寒暑表难得降到七十九度以下，也难得升到八十四度以上。最柔软、最不易觉察的陆风与海风，按着一定的钟点轮流吹来。夜里极静。白日是一场温吞的梦。我到这里以后，不曾有一片叶子动过，不曾有一只鸟叫过，潮水涨落都是懒懒的、无声的涟漪。远远的浅海上，幻影似的船浮现又消失；在一道说不清的地平线上，模糊的海与模糊的天化在一处。俄斐山上，沉重的云团永远一动不动。静谧、沉滞、芬芳的夜，除了蚊子咄咄逼人的嗡鸣与哨兵的问答，再没有别的声响。然而在这些多雨的白日与沉重的夜里，造化始终忙着，催生出那样迅疾而丰沛的草木——若不是斧与钩刀日日修剪，马六甲早成了丛林；可它这番功夫，并不搅扰这一片大静。尽管有我上面竭力想传达的这一切——模糊、迷离、无特色、慵懒、寂静——马六甲仍旧极其迷人；除了广州，世上再没有哪座城会在我心里留下这样鲜明的印象，哪怕它留下的只是一场芬芳的热带之梦，此外别无他物。

昨天毕格斯太太带我坐车游了马六甲城和城外的林子，很是畅快；这地方对我的吸引，一个钟头比一个钟头深。七年前，我看见瓦胡岛的峰顶在落日的红晕里沉入金色的海中，曾以为我的热带之梦从此完了；不想如今又做起来。路先过那道窄河上的桥——那河其实就是一条五色斑斓、极其入画的街道的「路面」——随即进入马六甲与海平行的大街。临海一侧，每所房子由三四进构成，一进接一进，每一进的屋顶都覆着红瓦；最后一进通常是用木桩架在海上的。前面三进每一进的中间都有一个天井。从街上进去的头一间屋子，门总是敞着的，从门口望进去，可见这些人家在物质上何等讲究：屋宇轩敞，对着门是华丽的神案，乌木的桌子沉重而有雕镂，乌木的椅子也雕着花，大理石的座与靠背，沿墙一字排开；墙上挂着日本人叫做「挂物」的那一类画轴；乌木的托架上陈着精致的铜器与上好的瓷器。到了夜里，屋里点起八盏十盏沉甸甸的灯，那气象着实堂皇。而这些还不过是中等华商的宅子。

如今我须得说出一件奇特的事实：马六甲差不多可以说是一座中国城。荷兰人，如我前面所写，几乎没有留下痕迹。葡萄牙人怠惰，大多贫寒，又因与土著通婚而降了地位，毫无影响力，是一支真正停滞的人口，简直不必计算在内；他们那些寒酸的房子倒像里斯本的。英国人呢，除了在治理政务这一层上，别处也全无踪影——虽说正是在我们公道的治理之下，中国人、葡萄牙人、混血种、马来人，以及儒者、佛教徒、道教徒、天主教徒与穆斯林这一群古怪的杂处之民，才得以「大享安宁」。

［据一八八一年的户口调查，马六甲一属的常住欧洲人口为男二十三人、女九人，「总」计三十二人！欧亚混血人口两千二百一十三人，多为葡萄牙混血。华人一万九千七百四十一人，其中女子四千零二十人。马来人六万七千四百八十八人，女比男多两千。泰米尔人或吉宁人一千七百八十一人，阿拉伯人二百二十七人，半岛土著三百零八人，爪哇人三百九十九人，巴韦安人二百一十二人，爪夷峇峇八百六十七人。此外尚有零星的亚齐人、非洲人、安南人、孟加拉人、武吉士人、达雅人、马尼拉人、暹罗人与僧伽罗人，共一百七十四人。全境人口共九万三千五百七十九人，即男五万二千零五十九人，女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人，十年间增加一万五千八百二十三人。常住欧洲人减少百分之三十一点九，「印度土著」减少百分之四十二，「其他国籍」减少百分之四十八点九。另一方面，华人增加六千二百五十九人，即百分之四十六点四；马来人增加一万一千二百六十四人，即百分之十九点三。马六甲城有房屋五千五百三十八所，乡区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七所。全属面积六百四十平方英里，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一百四十六人；全境中心智失常者仅十二人。］

城中人口据说多数是中国人，而他们那些挤得满满的帆船，还在乘着东北季风一路南下。前面我已说过，马六甲海峡的沿岸贸易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把这块殖民地的买卖吞并到这般地步，据说马六甲连一个常住的英国商人也没有了。而且不像别处那样，来了、发了财、再回中国安居；他们是携妻带子来的，买下或盖起这些讲究的宅子，又在附近的椰林里盖起宽大的洋房，内地大半的种植园也是他们的；城后山上最好的一块地，已被他们取去造那些气派的坟茔。每天下午，他们的马车驶出城去，把他们送到那些结实的洋房里抽烟、赌钱。他们藏着骇人的富贵：钻石、珍珠、蓝宝石、红宝石、祖母绿。他们爱马六甲，也以把它装点得好看为荣。他们照广州的样式营造住宅；只是在家乡，种种不得已的缘故逼着富有的中国人把财富的痕迹藏起来，而在英国治下的安稳里，他就以炫示为乐了。上层的华商住在围墙花园里的大宅中。所有人的妻子都深居简出，住在后进，全不沾男人们那份显然十分「快活」的日子。华人带到马六甲来的，除了勤勉的习惯与公平交易的名声，还有赌博与鸦片。印度输往中国的鸦片，有七分之一在海峡殖民地被截下来消费掉，马六甲政府由此得一大宗进项。那位「包办鸦片」的中国人——就是向政府买下专卖之权的人——为这一项垄断，每日须缴约五十镑。不过要记得：凡吸鸦片的人，未必就是我们所说的「烟鬼」；晚饭后按日抽一筒的人，与我在广州所见那种烟馆里把自己弄成痴呆的可怜的鸦片之奴，其间的分别，正如英国「有节制的饮者」与「积习的酒徒」之别一样大。马六甲禁止蓄奴，邻邦的奴隶往往逃到英国旗下求自由；不过有理由相信，华商家里那许多女子，虽名为仆婢，其实是在中国买来、实受拘系之人。除去这些例外，华人这一支人口是可贵的，其上层尤其热心公益、守法，并且极拥护英国的治理。

我不曾见到什么铺子，只有卖鱼、卖果子和卖粗陶的；不过合乎这杂处之民日用所需的东西，巴刹里大约多半买得到。车出城去，房屋渐稀，树木渐密，林间时时露出清真寺来；不多几分钟，我们便进了椰子、槟榔与西谷椰构成的大暗林，在傍晚燠热的死寂里，那森严压人的气象真教人屏息。样样都是新的：椰子树我从前虽见过，可珊瑚岛上那些羽毛似的椰林边饰，与马六甲这幽暗稠密、望不到头、神秘晦冥的椰林，简直不像同类。林中有一道道狭窄浑浊的溪流，教人疑心里面有鳄鱼；乘独木舟可以溯流而上，只是须得躺下去，还得受得住那更深的暗影——那是水椰投下的。水椰是一种无干的棕榈，穷苦的土人拿它盖房子，它华丽的叶片常有二十尺到二十二尺长。松软的车道穿过一条林荫道，两旁的树干围粗，枝叶大张，开着极香的灿黄花朵。甘蔗丛往往做了成片椰林的前景；转眼又是一片菠萝丛，教人诧异；再转眼是一团木质藤蔓，盘结纠缠，茎粗如巨缆，红花大得像早餐的杯子。夹道的大树，干与枝几乎都被兰花与附生植物遮没了——多半是那种秀丽纤巧的兰，因形状像一只悬停的鸽子而得了「圣灵之花」的名号；它只活一日，而这短短一日里满林都是香气。再走，树又换了样：一种秋花的兰垂着长长的绺子，从枝上一直挂到路面；枯死的树被无数蕨草改造成活的美物，其中羽叶深绿而有光、长达四尺的鸟巢蕨最悦人眼目；巨大的酸豆与含羞草类又添上羽状叶的清致；芭蕉在金黄的果实上方舒展它硕大的叶；一丛丛槟榔树干细而笔直，衬得椰子树像一群笨重的巨人；杜仲胶树、橡胶树和别的榕属树木，深绿发亮的叶子背面是褐色的丝绒，把林中的幽暗又加深一层；再往前是腰果树，枝柯极广，果实是一只苹果下面缀着一枚坚果；还有美丽的面包树，结着快熟的绿色「罗马甜瓜」；还有硕大的菠萝蜜与榴莲，以及别的五十来种——都是热带的暑气与湿润所生的儿女，怀着长春的许诺，兑现着无尽的长夏，一年到头都戴着花的美与不歇的果实的丰饶。它们脚下是一片杂乱：菌、苔、蕨、藤、百合、尼邦棕、芦、竹、藤条，密密层层，恣意生长；大大小小的爬虫在里头如鱼得水，蚊子一窝一窝地按钟点孵出来，害得人畜都不得安生。间或有一小片较空的地方，密密聚着一簇坟，每座坟头立着一块当头削作卒子状的石头；美丽的鸡蛋花——僧伽罗佛教的「庙花」，马来伊斯兰的「墓花」——在众墓之间散着它空灵的香。死者孤零零躺在林荫底下、羽状的椰叶之下；而活人也并不难找。

［鸡蛋花属之一种。］

说来也怪，我写了这么多，竟一字未提这半岛得名所自的那个民族。为他们，我们流过不少血、费过一些财；与他们的关系至今既不明确，也不能令人满意；他们虽非这地方真正的土著，却凭着数百年的据有，至少有资格被看作这片土地正当的主人。说实在的，在英国的治理、荷兰据有的坚实遗迹、安闲怠惰的葡萄牙人、圣方济各·沙勿略那些辉煌的记忆，以及华人在人数、事业与财富上的压倒之势之间，我竟把马来人忘得干干净净——虽说每天下午给我送茶到市政厅来的，正是一个肤色黝黑、步态滑溜如蛇的军警，我明明知道他是马来人！关于他们，我往后或许还要多写些。在一般人心里，代表他们的不过是那种叫做「格里斯」的短剑，和那种引出「杀红了眼」一语的特别的狂性。

那些大椰林决不是荒无人迹的，林中有马来人的「甘榜」，也就是架高的小村子。马来人虽在马六甲城外盖起他那些阴沉的小清真寺，却躲着城，宁愿在故乡的丛林里、在那些消失于红树林沼泽间的神秘河流上过自在的日子。所以马六甲近旁的这些甘榜，就散布在林中那永昼的暝色里。他们盖房子并不挨得很近；无论贫富，式样都是一个样。每所住屋或用刨光的木板，或用编就的棕叶，屋顶高而陡，出檐很深，整座屋子架在一个格栅似的平台上，底下用五尺到十尺高的柱子撑着；穷人家搭一道梯子上去，富人家则是一段台阶。寻常人家在格栅上东一块西一块铺些席子，此外还有睡席；这样的空底板，欧洲人不惯，却有种种好处：一则通风，二则一切残屑都可以从缝里丢下去，由每晚在屋下点起的、熏走蚊子的火烧掉。多数人家养着一只狒狒，训练过了，会爬上椰子树把果子摔下来。

这些人过着古怪而平淡无波的日子。男人除了打鱼、打猎，以及在有稻田的地方犁田种稻，不大肯多费气力。据说他们安静、有节制、好妒、多疑，也有人说他们奸诈，而且是最笃执的穆斯林。女人身材极小，把住处收拾得很整洁，用芦苇与棕叶编席子和篮子。她们从脚踝到脖颈都用棉布或绸子裹着；男人即便在家里便服时，通常也穿「沙笼」——一种颇入画的、略紧的裙子，其实是一幅宽布，靠一个极巧的结系住。他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野人，因为他们自有一套完整的文明，法律制度则出自《古兰经》。

他们肤色深褐，额头偏低，眼睛黑而略显无神，颧骨高，鼻子扁平而鼻翼阔，嘴大唇厚。头发黑、直而有光，女人把它在脑后挽一个素净的髻。依我看，男女都实在不好看；而且他们举止里有一种冷淡与疏远，即便像我们所访的这几家与毕格斯太太交谊甚好，也仍旧叫人觉得寒浸浸的。

女人们在屋子四近闲着，有的收拾鱼，有的舂米；不过她们并不爱做活，买衣裳所需的那一点钱，靠卖席子或林中的果子便可挣到。她们的下裳即沙笼，自腰及踝，通常是小方格的红棉布，前面织着条纹；上面穿一件宽袖的衣裳，叫「卡芭雅」，长及膝，前襟用银扣或金扣，往往还镶着钻石。头上也插金簪银簪；沙笼则用一个极大的扣子束住或提住，那扣子的工艺常极精美，穷些的是银的，富些的是金的，嵌着钻石与红宝石。男人的沙笼不大过膝，下面露出宽松的裤子；上身穿一件短袖的小褂，叫「巴汝」，做得极好，往往用细针线装点得很有品味，两边各缀一排小扣子，却并不为扣用。我见过一个马来人，身上的扣子约有二十枚，每一枚都是一颗独粒钻石！再加上头上缠的包头或红手巾，这一身装束便齐全了。

这些林中的甘榜里，孩子都很好看，身上不多缠衣裳，男孩尤其如此。所有的住屋都入画，富裕马来人的住屋更是漂亮。他们严格屏除一切「天上地下之物的形像」作装饰，然而阿拉伯式的蔓草纹雕得极精细；檐下偶尔题着《古兰经》的经句，用的是阿拉伯字，也着实有装饰意味。他们的甘榜都小，也不大有群居的性情；据说他们过得和睦，家人之间颇有情分。肖上尉喜欢马来人；此地对他们的定评是：贞洁、温和、诚实、好客，只是爱说谎，而且他们的「体面」极敏感，有些冒犯非见血不能洗刷。他们把女人看管得很严；寻常情形下，欧洲男子对马来女子稍示殷勤，便是极大的侮辱；女人远远望见男人，便急忙掩面。

马六甲城外不远有一座带宣礼塔的大清真寺，三英里之内我们又经过好几座小的。甘榜再小，也少有没有清真寺的。马来人笃执，多半是无知而狂热的穆斯林；我深信在他们眼里，就是他们最敬重的英国人，离「异教的狗」也不过一步之遥。他们实际上受《古兰经》的法度统治；除非讲解教法的伊玛目断得有违公道（这是极少有的事），英国法官总是照准他的裁断。民事案件中通行的其实是伊斯兰的法律与习惯，清真寺的伊玛目以其意见辅佐法官。马来人很看重英国治下司法的施行方式，也很看重他们人身与财产所得的安稳：他们可以无风险地置产，可以积攒最贵重的珠宝，甚至戴着走在马六甲街上而不怕被抢夺侵占。这却决不是说马来人爱我们；我很怀疑，我们同任何一个深肤色的东方民族之间的「友好谅解」，是否深过一层皮。他们也许宁可由我们公平地抽税、得我们治下的安稳，胜过被土邦的君长劫掠；然而我们不懂他们，他们也不懂我们，而在他们是穆斯林的地方，他们那一边横着一道轻蔑与嫌恶的鸿沟，我们这一边的客气很少能把它架过去。朝觐麦加是他们最大的志愿。许多马来人不顾花费与艰难，去过两次，甚至三次。路上我们遇见三个女人，从头到脚一身白，衣褶把人裹得严严的，只留出眼睛的两个孔——她们刚从麦加回来。归途因天色已黑，更显得入画：马来人屋下的火光格外明亮。他们派各种用场的那种大灰水牛——我虽写作灰色，其实往往是粉色的——皮又薄又敏感，被蚊子叮得几乎发狂；我们时时经过丛林里点起的火堆，这些奇特的牲口就在下风的烟里，或立或卧，紧挨着火；穿红沙笼、系红手巾的马来人，和几乎不着衣裳的漂亮褐色孩子，都在火光里闲坐。再往前，是中国人的灯与灯笼，以及那种权且算作音乐的声响；再往前，是总督官邸的雅致与明亮；十点钟，我的轿子和三名轿夫来了，等着我的，是空寂的旧市政厅里那一份孤单。

伊·露·伯

第十信

马六甲的中古气象——虎的故事——华人的年节——黄金与宝石——一身的富丽——新年的欢腾——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位穆斯林的公主——一座萦魂的城——方济各·沙勿略——「胆气」之赏——远行的筹划

市政厅，马六甲，一月二十三日

马六甲一天比一天更叫我着迷。别的不说，它身上有一种中古的气味。近世的喧嚣传到这里，只剩最微弱的回声；它睡得几乎不做梦，它的种种感触像是从童年读过的书里走出来的。譬如说：一头堂皇的大虎的尸首被牛车拉了进来，赶车的来领十五元的赏；虎爪送了我。那虎是在六英里外下套捕到的，那猫科的美丽身躯还不曾僵硬。它虽已死了，凶猛的头与残忍的爪垂在车尾外面，也还不是可以轻慢的东西。捕犀牛赏格相同，鳄鱼（是短吻鳄么？）五元，蟒蛇五元。不久前，清早五点，一只黑虎（是豹么？）从马六甲的大街上下来，把一个中国人撕成了几块，随后被一队追捕的警察惊着，从窗子跳进一所房子里去。谣言像野火一样传开，全城家家闩门。警察很勇敢地进了屋，那畜生却把一名马来班长按在墙上。第二个警察是白人——唉——他跑掉了。第三个是马来人，冒着性命之险逼到虎跟前开枪，又用枪托砸它的头；那畜生这才放开班长，转过来扑他；幸而它刚咬住他，便倒地死了。那班长如今快出医院，几乎全身瘫痪，须人照料一辈子；救他的那个人则升了职，还得了一份抚恤。不久前，有人把一只上好的小虎活着送给肖上尉，他吩咐做一只合用的笼子，好把它运回英国去，并叫巴布——就是那个「两度朝觐的哈吉」——先把它连着竹笼放进货栈；那人却放进了厨房。第二天早上，笼子碎成几块，厨房的百叶被扯了下来，虎不见了！马六甲全城大乱，人家关门闭户，连有正事也不敢出去；不但全部警力出动搜捕，连英国驻军也出动了。过了好些天，这场惊惶才平息，人们才相信那畜生已经逃回丛林里它天然的家去了。

昨天下了一场极猛烈的热带雷雨，那时我一个人在市政厅里。雨是成片、成河、成潭地倾下来的，闪电在一种「摸得着的黑暗」里泛出纯蓝的光。这座荷兰旧市政厅自有一种堂皇气，它身上有两百年的故事。它那几片光滑的草坪，陡陡地斜向海边，如今点缀着「林中之火」——就是华丽的凤凰木——那些鹦鹉般艳丽的花朵，明艳夺目。经过日本的人丛与中国的喧嚷匆忙之后，马六甲真是一处歇脚之地！它那没有尽头的下午，除了山下走过的那些如梦、斑斓、慢吞吞的马来生计，别无打断。这里从不匆忙，也从不喧闹。

我写下这话时，竟一点先见之明也没有！雷雨过后那个死寂的夜，正是中国人的除夕；肖上尉准了从晚七时到午夜「放焰火」。而「焰火」二字被解释得极其宽大。那响声实在骇人。它涌进空寂的市政厅：红的、蓝的、绛的、绿黄的火光隔不多时便照亮如画的马六甲的水汽，照亮那些蓝的黄的房屋、陡峭的红瓦顶、阳台和古怪的挑出物；街道被火与烟描画出来；爆竹、花炮、起火成百地炸响，炮、爆筒、抬枪不停地放，锣、鼓、手鼓一齐敲打——这满目的景象和这不歇的、惊天动地的、四面八方的轰响，简直像古时攻城总攻的一场预演。到清晨一点，家家张灯结彩之后，中国男人开始出门拜年；六点，那阵喧闹又起来了。早饭后，总督盛服乘车出门，拜访几位领头的华商——他同他们极其和睦——每到一家，主人便献上两碟糕饼、十二碟蜜饯果子、官府茶（这一样奢侈品每磅值二十五先令到四十五先令），还有莱茵最好的葡萄园所出的香槟！十一点，中国孩子们都坐着船形的车子出来了：那车两头翘起，漆成红黄两色，上面张着白流苏的华盖，由仆人拉着；富贵人家的，每辆车还跟着一队仆从。这情景值得写进传说里的古代。东方的财富，倾其全部的绚烂，都倾在这些神情端庄严肃的娃娃身上：他们戴金与钻石的宝冠，穿织金锦缎与缀珠的缎子，连金线的鞋上都闪着钻石！

上午，一位富有的华商的四个孩子，带着一队中国与马来的仆人，来见肖夫人。其中一男一女，五六岁光景，另有两个更小的。照实写他们的模样，读来简直像小说。那女孩穿一条三重缎的黄裙（官黄色），前后打着宽的箱形褶，褶上用深浅不一的蓝丝极精地绣着花，宽褶之间又夹着窄的箱形褶，每一道窄褶上都绣着一串蓝丝的花。裙上是一件绛红织花绸的短袍，镶着宽宽的奶白缎边，边上仍是那样精美的蓝丝绣花。再上面是一副领披，缀着三排绣花的菱形缎「片」。孩子头上戴着一顶冠，底子是黑丝绒；顶上是一支钻石的羽饰，水色纯净，正中一颗大如六便士；冠上遍布独粒钻石，迸出蓝色的火焰；正面装饰着一条龙，用马来红金作极细的累丝，镶着钻石。我说这孩子戴着七串项圈，样样华美绝伦，怕要被人当作夸张。那些宝石背面都琢了面，磨得极亮，加上镶工的雅致与精巧，愈显其美。第一串是钻石，作玫瑰形与新月形，有几颗极大，个个璀璨；第二串是祖母绿，有几颗大如橡实，可惜钻了孔，坏了；第三串是整颗镶起的珍珠；第四串是红色烧金的空心累丝珠；第五串是蓝宝石与钻石；第六串是许多条做工精细的金链，坠一条金累丝的鱼，鱼上嵌着钻石；第七串是他们人人都戴的那种沉重金链，单它一条看去就够把这纤弱的小人儿压弯，链下坠着一面金牌，牌上用红宝石凸起这孩子名字的汉字，四围用钻石作鱼与花，背面则是一尊红宝石的神，同样四围环绕。再加上华丽的钻石耳坠与沉重的金镯，这一身排场才算齐备。

而这一身富丽，最少也值四万元，竟由一个还不满四尺高的纤弱小人儿驮着。她敷着粉，神情温婉而略带沉思，举止安静而有仪态，走上前来极其可爱地同我们握手；别的那几个同样端庄温柔的小人儿也一一如此。他们身上也都堆满了金与钻石。有几颗糖果掉在地上，大些的女孩弯腰去拾，头发里掉出几颗独粒钻石来，随侍的人拾起收好，那神气像是见惯了这种事。她一动，钻石便闪烁、迸射，放出蓝汪汪的光。随后来的是马六甲最富的中国人的孩子；只是这几个温柔的小家伙没了母亲，而母丧要守三年，所以他们一身素净的蓝白，首饰只戴极美的蓝宝石与钻石，镶在银里。

不要以为中国的新年像苏格兰那样（英格兰略次之）是一个固定的、只过一天的年节。一个月前广州就在紧锣密鼓地预备，日本则在九个星期以前。它是「不定之节」，以「太阳行至宝瓶座十五度」那一日前后最近的朔日为准，今年落在一月二十一日。年前百物皆贱，因为店家急于变现，蚀本也顾不得：旧年最后一日之前所有账目必须结清，否则便要丢脸，从此休想赊账，还要把名字写在自家门上，标作赖账之人。据说除夕未清的债，此后便不能再追；不过若债主在除夕整夜白白追讨不着，天亮后头几个钟头还可以追，条件是他手里仍旧提着灯笼！

这节庆要过半个月，一连串的宴饮与戏文，人人的宗旨是把操心与工作一概抛开。连官府的印信也要郑重其事、欢欢喜喜地封起，搁置一个月。十二月二十日，家家户户与庙宇都要彻底洗刷干净；贫富都用织金、绣绸、真花假花、旗幡、对联、吉字、彩纸条和金纸花束来装点，连最穷的苦力也总要设法弄一枝真花来迎年。昼夜都不得歇：香不断地烧，祖宗牌位前的灯不断地点，锣不断地敲，抬枪不断地放；每家门前隔一阵便放一挂爆竹——像成排捆在一起的弹药筒——以驱邪祟。家宴长得叫人生厌，又要祭家神、庙里上供、街上打着火把提着灯笼游行，给活人送礼，给死者上供，还要济贫赐食；更有差人提着锣在街上一路走一路叫，招呼人去赴各处的宴席，愈发把这喧闹添得满城。半月的欢腾过去，种种装点便撤了；在这一场挥霍的爆发之后，中国人又回到他们安静、勤勉、俭省的日子里去。

这一群灿烂的小客人才出房门，一个肤色更浓丽的身影就出现了——总管巴布，穿着他那身漂亮的哈吉服。他下身是白色的大裆裤，在脚踝处紧紧收进黑鞋里；不过这裤子露出的极少，因为上面是一件雪白的细麻长衫，束着橙色的绸带。长衫外是一件浓绿绸的短褂，前襟用同色的绿线绣花；最外面又罩一件纯白的袍，从肩上垂下来。包头是麦加式的，用许多码柔软的白绸做成，上面用白丝线绣花。真难相信：这位浑身两重圣气、面带倨傲、神情高华的穆斯林，竟肯屈尊在席间伺候「异教的狗」，或是一早提着茶和香蕉走进我在市政厅的房间！

这一番堂皇是为通报拿督克拉那——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土邦双溪乌绒的当国之主——以及他的正室夫人和他心爱的女儿，一个十二岁的姑娘。事情已经定了：我要到双溪乌绒去，由警察督察海沃德先生护送；只可惜我去时拿督克拉那恰好不在，他此来的一个用意，就是为此致歉。这位君长对英国的利益一向忠实，与驻扎官默里上尉和马六甲总督都极友善。他们来访时由巴布传译，然而懂马来话的肖小姐说，他非但没有照实传译，反而替我提了一大堆要求！无论如何，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以东方人那种十足夸张的礼数，把他内地宅第的钥匙赠给了我。

英国官员看这位君长是一位开明的统治者，尽管他是个严守教规的穆斯林。他的装束比起华丽的巴布来，显得格外朴素：头上缠一块马来花布，打成尖顶的结；身上是华丽织锦的「巴汝」短褂，一条深色的马尼拉沙笼，一条官缎的红条纹裤，腰带扣上嵌着大钻石，凉鞋的带子是缀宝石的织金料子。他的夫人虽已上了年纪、相貌也实在平常，神情却十分可亲：头上罩黑纱，上衣「卡芭雅」用三枚钻石扣子扣住。那伶俐的小女儿头上罩一幅绿纱，纱上缀金星，身上的首饰是红金的，做工极繁细。拿督克拉那为他们装束过于简朴道歉，说他们才刚到，来访时还没顾得上换下路上的衣裳。他们告辞时，两位女眷把柔软的绸巾罩在头上，拉着遮住脸，只露出眼睛。

如今英属马六甲境内有马来人六万七千，而这数目还在不断增加：一则邻近若干邦国行债奴之制，逃亡者陆续来投；二则同是那些邦国的马来人，情愿要英国治下的安稳，也纷纷迁来。

［警察一概用马来人。马来人似乎于这种半军事的差事上有特别的才具：不但马六甲、双溪乌绒与雪兰莪那些训练有素的护卫队是他们，连锡兰那支叫乔治·坎贝尔先生大可自豪的精良警队也是他们。除此之外，他们极少替英国人做事，宁愿过林中甘榜里那种轻松自在的日子。］

马六甲商业的衰落是一桩很有意思的事实。从前它的锚地上常常一时停着五十艘商船。护送沙勿略自果阿前来的葡萄牙舰队就泊在这里；谁又说得清，有多少载着俄斐红金的大帆船曾浮在这片静水上！如今它的贸易，不过是中国帆船、马来舢舨、几艘中国轮船、土邦来的小汽艇，以及两艘顺路停靠的轮船而已。这里既无报馆，也无银行、旅馆，更无常住的英国商人。葡萄牙人的混血后裔大体上怠惰，因怠惰而堕落，却又自负。马来人在丛林里把一生做梦做过去。真正当家的，是那两万中国人。

［二百七十年前，林斯霍滕写道：「此地为全印度、中国、摩鹿加以及四围诸岛之总市；自上述各地，以及班达、爪哇、苏门答腊、暹罗、勃固、孟加拉、科罗曼德尔与印度，舟舶往来不绝，所载货物无算。」］

马六甲昔日的盛大，时时萦人心头。一五一一年攻取此城的阿尔布克尔克，他那些传奇的武功曾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被咏叹——

「马六甲虽非远在东陲，

她的林薮掩映于朝天的曙色里；

纵有她多情的儿郎，与爪哇岛上

骁勇的一脉并肩列阵，

纵有毒箭塞满他们沉重的箭囊，

马六甲的香林与黄金，

伟大的阿尔布克尔克啊，终将酬你无畏的辛劳」——

读来如在目前；不过我冷静想来，阿尔布克尔克和他大多数的葡萄牙后继者，其实与海盗相去无几。

我更愿意想的是方济各·沙勿略：他走过当时东方第一大商城的通衢，摇着他的铃，庄严地呼喊：「为身陷大罪的人祈祷罢。」因为在当时挤满这些热闹街道的「犹太人、土耳其人、异教徒与异端」之中，最放荡的莫过于随阿尔布克尔克而来的那些寻欢作乐的兵士。今日葡萄牙裔居民中相传：在他圣洁的感化之下，街市上粗野的言行绝了迹；公众场所立起小小的祭坛，孩子们围着唱赞美耶稣基督的诗歌，过路人则划十字，恭敬地低下头去。如今那座立在山顶的座堂，没了屋顶，只剩残垣，远看才有气象；在我们这不解风情、也不知敬畏的治理之下，它的一部分竟用来堆放船政与灯塔的物料。沙勿略常在这堂里讲道，也极爱这座堂；而今墙上爬满了寄生的草木，地下埋着许多主教与司铎，地面却丑陋地长满纠结的野草，成了蛇与蜥蜴的窠巢。于是，在这座他钟爱到情愿回来终老的城里（他实际上正是在归来的途中去世的），关于他的唯一纪念，竟是那座曾安葬他遗体的华美教堂的、被亵慢了的废墟——当日马六甲的百姓人人执着蜡烛，从黄色的海滩一路送他上那座青草覆顶的山。这一片可怜的废墟，同果阿那座华美的陵寝真是天渊之别：他的遗骨如今在那里，安放在金银的棺椁中，受着相称的守护。

葡萄牙人若说与海盗相去无几，那么把他们逐走的荷兰人，则与贩夫相去无几——鄙吝、唯利是图的商人，毫无可取之处；只知吮吸各属地的膏血，一无所报。我想这块殖民地终于摆脱了他们，是很庆幸的。英国人一七九五年据有此地，一八一八年交还荷兰，一八二四年又依条约取回，以苏门答腊的明古连作交换，同时约定荷兰不得干预马来事务，也不得在马来半岛设立任何居留地。那座圣山圣母座堂的废墟，比起那所沉闷、光秃、平庸、门面呆板、毫无诗意的荷兰礼拜堂来，要有趣得多——虽说后者修葺得极好。便是这座市政厅，连同它那份堂皇的寂寥，也透着一股买卖气，教人想起脑满肠肥的市长与拘谨的市长夫人，撑着木箍的裙、穿着挺硬的锦缎。荷兰的影响已经荡然无存，这也是该当的：她所在意的不过是肉豆蔻、西谷、木薯、锡与胡椒罢了。

这里种族之杂，有时闹出十分滑稽的效果。在市政厅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进来的是谁——马来人、葡萄牙人、中国人，还是马德拉斯人。昨天早上六点，平日「收拾」我房间的那个中国人溜了进来，嘟囔着些听不懂的话；见我不懂，便去带了一个葡萄牙人来翻译。七点，马德拉斯人巴布提着一串香蕉进来；随后是两个穿红沙笼的马来人，把我所有的衣裳刷了又掸，能拖多慢就多慢——我早上还没起床，已有四个种族的人伺候过了！这个中国仆人，除了是个穿褐布衫褐布裤的寻常苦力之外，在他那一行里也算不得好的，很教我头疼。我的门闩不严，早上我还穿着宽袍在写字，他便进来，慢吞吞地铺床、拍蚊子；然后把横杆上的袍子一件件取下来，直盯着我，等我指出今天要穿的那一件，他便双手托着递过来。我指着门喝一声「去！」，语气不可谓不重，却总也打发不走，只好极不情愿地施展手段，从宽袍里溜进衣裳去。

两天前，肖上尉宣称「胆气该有胆气的赏」，说要给我去双溪乌绒的种种便利。昨天，他竟托我照看他两个宝贝女儿。于是巴布说：「小姐们去，我也去。」我们这一行将在警察督察海沃德先生妥善的护卫之下成行。这趟出行在马六甲这小小的天地里引起极大的兴味。这个土邦被看作「未知之地」；总督自己从未去过，而且不乏摇头的人，诧异他竟敢把女儿托付到一个有虎、有鳄鱼、有独行野象与野人的地方去！那艘小汽艇「穆斯梅号」（其实这才是此行最大的风险）已经开到市政厅下面的河里，预备明日一早启程；另有一名急足先行，去知会驻扎官，好教他对这一场闯入他的清寂的非常之举有个准备。

伊·露·伯

双溪乌绒一章

半岛的费解——双溪乌绒——一个马来邦联——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双溪乌绒的岁入——风物与物产——新任拿督克拉那——「双头之治」

到新加坡以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小邦；大约许多人同我当初一样懵然。整个半岛，自南边的柔佛到北边的吉打，都教人如堕五里雾中：其中有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与威利斯利省；有「受保护邦」——双溪乌绒、雪兰莪与霹雳；而这些的南北与东面，又是一片未受保护的马来邦国，各有其独立的君长，如吉打、北大年、丁加奴、吉兰丹、彭亨、柔佛等等。这些邦国里有好几处多少陷于无政府之状，皆因各拉惹与其部属的野心与猜忌所致；从前三个受保护邦也是如此，很教海峡殖民地政府头疼，并被视为英国在海峡一带的商务大局的障碍。

［若干小邦合成一种联盟，称为森美兰，即「九州」。它们彼此的位置、内部的治理以至疆界，至今无人得知；因为怕被英国吞并，它们不许欧洲人经过其境。］

一八七四年，当时的总督克拉克爵士为英国的利益计，在霹雳、雪兰莪和双溪乌绒这个小邦派驻了英国驻扎官。这些驻扎官本是为岁入与庶政向各邦君长进言的；然而可以相信，日子一久，他们对于自称仅仅「进言」的那些邦国，多少已成了实际的统治者。他们是英国的正式代理人，每年向海峡殖民地政府呈报，海峡政府再转呈殖民部；他们所能施加的压力是无可抵挡的。

双溪乌绒的幅员与疆界不易说定，因为「界务」尚未了结，东面的地方也只勘察了一部分。它主要是个内陆邦，那极有限的一段海岸要由宁宜河进入。北面以「受保护」的雪兰莪为界；东面与它相接、彼此又相接的，是伦保、柔河、慕阿、神安池、日叻务、宗莪与日莱等「独立」小邦。宁宜河下游是雪兰莪与马六甲的分界，上游分作两支，右支有一段成了双溪乌绒与伦保的分界。这个邦的面积能否超过七百平方英里，是很可疑的。

双溪乌绒与邻近数邦的马来人，据信相当直接地传自苏门答腊母邦米南加保的马来人；他们征服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那些被称为加昆人、山地人、林中人、塞芒人、比西人、海人等等的部族，其遗裔如今主要住在内地的丛林里，处处与马来人分居，文明的等级也低得多。此地见闻最广的马来人中流传的说法是：十二世纪时，有一位苏门答腊酋长带着大批随从渡海到马六甲，进入内地，发现那里只住着加昆人，即「树人」。他的随从娶了加昆女子，其后裔散布于双溪乌绒、伦保等处；而「海人」——据信就是古人所说的食鱼之民——与「林人」，则退入林中与近海的山地。

这一混合的族类繁衍甚速，分作九个小邦，其酋长在马六甲未被葡萄牙攻取之前向马六甲的苏丹尽封建之职，其后则归柔佛的苏丹，每年一次到他的朝廷上朝见。这个称为森美兰的联盟，在十七、十八世纪曾与荷兰订过种种通商条约；然而它内部纷争不断，成了痼疾。十八世纪末，其中四邦不满于一位借荷兰之势凌驾九邦之上的统治者的专横，便派人往政令之所自出的苏门答腊，去请一位米南加保的王室宗亲；经过长久的争战，这位王子终于做了双溪乌绒、伦保、柔河与神安池这几个小邦的君主，各邦酋长则组成他的国务会议。这一王统于一八三二年告终，此后多年阴谋与纷争不断，直到双溪乌绒的拿督克拉那外有伦保这个敌邻、内有不驯的属下或竞争者，才想出一个高明的主意：借英国的保护来撑住他那摇摇欲坠的宝座。

经过一番离奇的交涉，他果然既得了一位驻扎官，又得了英国旗来庇护他那小小的家业；然而显而易见，他引外人干预，不会讨独立的邻邦或心怀怨望的属下的欢心。祸事终于酿成一场「小小的战争」：进攻的一方由少数英国兵、马来籍军警，和大约八十名在新加坡招募、由丰丹先生带到战地的所谓阿拉伯人组成。「敌人」难得露面，可这一战中我们仍旧折了八人，伤了二十三人。我们攻下了若干栅寨，打死马来人六十到八十名，烧掉不少可燃之物，把拿督克拉那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那摇晃的统治扶稳了。这位全靠英国干预才坐稳宝座的君长，驻扎官在一八八〇年这样写他：「他忠于所许之约，得了英国政府的好感。他为人正直、诚实、真心好施，得了双溪乌绒几乎人人的爱戴与敬重，无论华人马来人皆然；若说他有什么过失，那就是失于太信人性之善，并常因此吃亏。」这是默里上尉将近五年的阅历所下的断语。

这个小邦的人口，一八三二年时是马来人三千二百、华人四百；到我去的时候已增至一万二千，其中欧洲人三名、吉宁人若干、马来人两千、华人一万。它大量出口锡，还出口土著在内地采集的杜仲胶、咖啡（这一项有望成为重要物产）、水牛皮、达玛树脂与沉香。一八七九年的出口值八万一千九百七十六镑，其中锡占八万一千四百五十一镑。进口值只及此数的一半多一点。进口以米居首，值一万八千一百五十镑；其次是鸦片，值一万四千四百四十八镑。第三是油；再次是中国烟草，再次是糖，再次是咸鱼，再次是猪！进口之物自然大半为华人所消费——他们以五比一居多数；而且他们在这里同别处一样，在衣着、起居、饮食与游乐上都带着一成不变的守旧，并有一套组织良好、自成一体的对华联络。华人人口迅速增长，得益的是华商而非英商。所以进口表上的中国烟草、猪、猪油、洋葱、豆子、米粉、腌菜、茶、爆竹、线香、火柴、中国蜡烛、中国衣服、中国伞，以及其他若干小项，统统是从中国来的。

这个邦被记上了一万镑的军费债，须分期偿还，因此财政很受牵制，筑路等等有益的工程都耽搁了。这笔沉重的战债，还不算此前已还清的六千镑，也不算为供给长期驻在双溪乌绒的英国兵的粮秣而付出的巨款。除去这笔恼人的债，开支主要用在「衙署」、修筑道路桥梁，以及给那些旧有财源被侵夺或裁撤的拉惹们的年金上。岁入的来源有几项颇可注意；倘若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那上面去，其中有些也许会被一并裁撤。出口税只征于锡——双溪乌绒的大宗物产——与杜仲胶。进口税以鸦片为大宗，一八七九年得四千一百八十二镑，约占全部岁入的四分之一。除了这一项丰饶而日增的进项，一八七九年还在「饷码」名下征得三千零七十四镑；这个名目十分无害，其实与「地上和善的出产」全不相干，而是关乎酒、赌、油、盐、鸦片与彩票！换句话说，所谓「饷码」就是若干项专卖之权，每隔一定年限投标售与出价最高者；其中于政府最有赚头的是「赌饷」，于「饷主」自然也是！

狱费所幸不多，医费也少：前者主要得力于「甲必丹」们的出力——他们对自己的同胞负责；后者则是因为气候格外宜人。军警现有欧洲籍督察一人、巡警九十四人（月饷四十五先令）、军官十二人，都是马来人；只是马来人的天性好变动，要他们长久留任已被证明不可能，所以打算像霹雳那样改用锡克人。

双溪乌绒同半岛别的邦一样，几乎全境覆着森林，如今木薯、儿茶与咖啡的种植者已开垦了一部分。它的丛林极壮丽，山间的风景很美，气候也格外宜人。胡椒、咖啡、木薯、金鸡纳与吐根都试种得法；无别的肥料，便用土人极看重的烧土和腐叶土。

雨量据估计年均一百英寸；自有寒暑表观测以来，水银柱在六十八度与九十二度之间往来。自那些浑浊迟缓的河口的红树林沼泽——无数鳄鱼安居于合意的泥淖之中——起，地势向内陆渐次升高，历尽想象所及的一切热带草木与物产之富，终于成了丘陵，甚至可称山地。清泉自石灰岩的罅隙间奔泻，空气清澈，夜里凉爽。它的矿藏在于锡矿，多年来主要由中国人开采。

那位本为进言而请来的英国驻扎官，实际上就是这小邦的统治者；这个安排似乎还算差强人意。至少自战后以来，它保住了双溪乌绒境内的一份安宁，而这是邻近仍由土著治理的邦国所没有的——虽说各拉惹之所以不再耽于昔年的仇杀与横征，多半也是怕英国干预、怕被贬成有名无实的君主，实际上被「养起来」。我去过以后，那位拿督克拉那自麦加朝觐归来，在阿拉伯的吉达附近死于痢疾，随行六人中也有三人死于同疾。继承之事安排得很平静；然而人们原指望这个为其故主所深爱、甚至可说是热爱的邦国，在新拉惹治下仍旧兴旺，这指望却不曾完全兑现。据近来的官方报告看，情形确乎不如从前。鸦片的进口大增。种稻因犁田的水牛病死甚多而失败，那点薄收又几乎被老鼠吃尽；马来人对于领取田契一事，表现出「坚决的反对」。

新任的拿督克拉那极不得人心，性情又软弱得出奇，任何难题的解决他都使不上一点力。我信中提到的那位拿督班达，则一切进步都反对到底；他很有势力，现任驻扎官凡欲在田契一事上谋求谅解，他都从中作梗。一场烈性的牛疫一时断绝了车运；而通往锡矿的大道宁宜河又浅得厉害，水运之力十分有限。大批在丛林中做工的人已回了马六甲。驻扎官的报告很能说明「双头之治」这一制度所伴随的重重难处，也说明在田土等事上更动「马来习俗」有多么不易。不过，双溪乌绒和别的几个孱弱的受保护邦既已领教过英国武力的厉害，又为着那点微弱的独立之举而长年付着重价，大概是不大会再想摆脱眼下这套制度的了——这套制度总算给了他们安稳与公道。

第十一信

红树林沼泽——丛林中的住客——森邦警站——射鳄——林宜河——一群阴郁的面孔——困在峇东巴西——美丽的累赘

森邦警站（罗波齐纳河与林宜河交汇处），马来半岛双溪乌绒拿督克拉那辖境

一月二十四日午后一时。寒暑表八十七度。

今晨七时我们离了马六甲，坐的是「穆丝米号」——一条小小的、不堪风浪、不可信托、连帆具也没有的蒸汽小火轮；沿着褐黄的海岸每小时约五英里地爬了几个钟头，岸上是一道宽阔而深暗的棕榈带；随后把那片无波而灼热的海丢在身后，又在林宜河的红树林沼泽里迂回蒸行了几英里，便在此处登岸，等水涨足了再走余下的路。

这是一片长满椰树、香蕉和低矮丛莽的岬角。两侧各有一条小河，密密地镶着红树林沼泽。头一回见到真正的红树林沼泽，是一件大事。马来人叫它「曼吉·曼吉」，毫无美可言。沿这一带海岸，凡潮水所到之处，都有这样一条宽达数英里的林带，稠密、不可入，高四五十英尺，齐整得几乎如削，一色深暗晦重的绿。落潮时，可见红树紧挨着立在浅而泥泞的岸上，底下是它们自己的根撑起的五六英尺高的架子，像摇篮一般；涨潮把这些根淹没了，它们便仿佛是从水里长出来的。它们从枝上垂下根去，快得叫人心惊，转眼便占满一大片地方。螃蟹和别的甲壳之属附着其上，水鸟栖息在那黏滑的荫翳里。它们是鳄鱼与蚊蚋的大产房，通常也是疟疾的渊薮，不过半岛上这种热病倒极少。它的种子还挂在枝头便已萌发：一条长根刺破果皮，从果实沉重的一端迅速向下生长，这样安排，果实一落，根就立刻嵌进泥里。造化为了这种几乎不堪充材的树能够传种，真是煞费苦心。说来也怪，它的果子是甜的，可以吃，汁液发酵还能酿酒。红树林沼泽在我看来，是一个凶恶的谜。

背后是丛林，绵延到何处无人能说，因为从来不曾有欧洲人深入过；丛林之中，耸起同样被丛林覆盖的林茂诸山。象、犀、孟加拉虎、黑豹、野猪、金钱豹，以及许许多多别的野兽，都在那纠结而幽暗的深处游荡；只是这样的酷热里，它们想必都在窝中沉睡。大眼斑雉——这一带海岛既是极乐鸟的乡土，此鸟便算得其中最美的一种——也栖在荫翳里，而且只栖在荫翳里。丛林里还有美丽的矮脚鸡，也许便是那有用的一族的远祖。眼镜蛇、蟒（是么？）、王蛇、蝮，以及至少另外十四种蛇类，正把它们可憎而柔滑的身子绕过黏腻的林隙；大大小小的猿猴、狐蝠、鬣蜥、蜥蜴、孔雀、蛙、水龟、陆龟、鳄鱼，此外还有难得一见的貘，以及鼷鹿、豚鹿、花鹿和水鹿，恐怕都离得不远。我想，这一带地方——被浅而泥泞的小河纵横切开，河水穿过黏滑的红树林沼泽，一直通进浩茫难入的丛林——必定很像西非的许多地方。

从这警站走出三百码也不能够，因为没有路径。我们已出了马六甲那一小片辖地；这一块地是一八七五年「马来乱事」之后割让给英国的，森邦警站便设在其上：一座四间屋子的棚舍，顶上盖亚答——即水椰叶编的茅草——支在高高的桩子上（这主意也许是从红树林借来的），要靠梯子上去。四名马来警察和一名班长在这里住了三年，为的是弹压海盗。这些河上据说「海盗」出没。「海盗」是个很难听的字眼，叫人想到凶行、血战、黑旗、格杀勿论；然而在此地，至少照我们的用法，它不过是一种敛财的门道罢了：没有一条船能上下林宜河而不向一个或几个河上的拉惹缴纳买路钱。

我们那条可怜的小火轮系在一株椰树上，挂着蓝船旗；马来警察的帽子上戴着御冠。二者都颇动人地代表着那个远在北方雾海之中的小岛的威权；而且至少在此地，代表的不单是它的威权，还有它治下的安宁与公道。

自我们上岸以来，有两三只独木舟——都是整段树干凿成的——在河上来去。上水的每只四人划桨，划桨的人面朝前方，总有一种蛮荒初民的气味；下水的则靠一面用极粗的席子做的方帆推着走。天极热，极静。惟一的声音是棕榈叶的窸窣，和蝉的尖锐聒噪，时而又戛然而止。这座原始的警站里，告示用泰米尔文和阿拉伯文两种写就，报告却只用阿拉伯文。我们刚坐下喝椰子水——此地第一等的饮料——一个马来人便蹿上梯子，从我们中间穿了过去，动作之迅捷如猫，我生平未在人身上见过。他那双凸出的大眼睛像虎一样死盯住墙上挂的一支步枪，扑过去一把抓住，又像猫似的一跃，从我们中间蹿了出去。近来我听了许多「阿莫克」发狂行凶的事，还见过那柄两齿的叉子——是用来把发狂的凶徒钉在墙上的——所以有那么一瞬，我以为这马来人是「发了阿莫克」；他却向我们的护送人海沃德先生那边跑去，我跟着追出去，恰好看见一条大鳄鱼从岸上扑进水里。海沃德先生沉住气瞄准还留着的那一条，打中了；它半个身子腾起来，像是伤得很重，随即也扑进河里追它的同伴去了，浑浊的河水被它的血染红了好长一段。

峇东巴西警站，双溪乌绒，下午五时。——我们如今在一个土邦境内，是友善的拿督克拉那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的辖地；警察帽上戴的不是御冠，而是一弯新月，两角之间嵌一颗星。

这一趟远行，比我们预料的要冒险得多。事情并不像所希望的那样顺当，何况同行的还有总督的两位小姐：她们既是娇贵之身，又全无历练，是最不经风霜的旅人，绝不宜于「吃苦」。头一桩，我们非在外头露宿一夜不可了，这叫我很难过，因为其中一位姑娘已经中了烈日的暑气。

二时我们离开森邦，肖家两位小姐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踉跄着上了船。日头底下的寒暑表能有多少，我简直不敢设想；船舷包的铜皮烫得不能碰。森邦以上，河面迅速收窄变浅，我们只好一寸寸地爬，不断测水深，时时还要在泥滩上重重地拖过去。我们看见一条大鳄鱼在泥上晒着太阳睡觉，那张嘴我看足有身子的三分之一长；我们喘着气从它旁边过去，它竟不醒，于是装上子弹，把船倒回去挨近它；可是拿枪的是巴布——枪没上膛时他何等神气、何等好斗——这时却吓得不敢放；那水怪醒了，丑陋的身躯和满是褶皱的皮扑进水中，就在船尾底下，水花溅了我们一身。此后鳄鱼多得很，或单只，或成群，或一家子，也就不再新鲜了。在这样毒的日头下，什么东西也难以叫人一直兴奋；本来午前就已断断续续的谈话，此时索性全停了。火舱与锅炉的热气，加上头顶太阳的暴虐，船上热得可怕。我想着马尔岛，想着粉一般的雪和结霜的星星，好让自己凉下来，却终究无用。那是一个庄严的下午：惨白而不眨眼的太阳俯视着我们沉默的一行，俯视着狭窄浑浊而同样沉默的河——只偶尔有鳄鱼或别的水怪扑通一声；俯视着沿岸稠密的红树林沼泽与水椰，俯视着无数翠鸟的蓝光，俯视着黏滑的小汊——汊上高树交拱，垂下藤萝的璎珞，离水面只几英尺；俯视着千变万化的枝叶，俯视着无数细干的棕榈，俯视着色泽艳丽的大果子，俯视着树上奇异的花，俯视着球兰和别的蜡叶藤蔓把整片森林织在一处、又垂成大幅的花彩——热带那火一般的烈日，把这一切过盛的生产催逼成终年不息的活动，连烂泥本身也被它赋予了生命。

偶尔我们经过一只独木舟，里面蹲着一个「野人」在打鱼；此外不见人踪，直到一个钟头前，眼前出现大片椰林、一处颇可观的林中开垦地，和一座极大的马来华人村落：两座清真寺分踞河的两岸，房屋架在水上的台子上，大大小小的土船都覆着亚答顶，架在桩上的有顶平台权当码头，还有架在桩上、遮蔽得十分严密的浴屋——合起来便是（相对而言）颇为重要的峇东巴西村。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以为可以一帆风顺，因为昨天已从马六甲派了一名急足去见参政司。我们以为会有人用轿子抬我们穿过六英里丛林，到一处马车能接应的地方，最迟今夜九点就能到参政司署。到森邦时，海沃德先生又派了一只独木舟来此地，嘱咐再遣一名急足去见参政司；可是——

「人与鼠最周密的筹划，也往往落空。」

那信使似乎除了把峇东巴西全村的男丁都招到岸上来，别无用处——一群阴郁的面孔，那份疏远的神气与表情，殊不令人愉快。铺着茅草的码头上挤满了缠头的穆斯林，穿着「巴汝」即短褂、宽大的白裤，和红色的纱笼（一种不打褶的筒裙）；男孩子则只戴银的遮羞叶和银镯。他们都默默地看着我们不戴面纱的脸，我觉得那目光里带着不以为然。

水太浅，我们费了极大的力气才被拖上码头，随即遇见拿督克拉那的两名警察；他们对我们还能不能往前走，泼了一头冷水，说除非默里上尉派人来接。这两人领我们到这警站来——先是走过一长条装饰颇多的店铺，清一色是华人开的，再走过一长条各自独立的马来房屋，每所都立在自家围起来、铺着细沙的院子里，笼在椰树与香蕉的荫下。村里的小路都仔细铺了沙，很干净。我们走到一片同样铺沙的空地上，这座营房便在其间；日头还毒，能有个遮蔽真叫人高兴。这是一所地道的马来高脚屋，只是本该有八级台阶的地方，只有一架陡直的梯子，横档三根，穿着靴子实在不好爬！屋前是一道深廊，覆着坡度很陡的亚答顶，两端各有一张矮床供警察睡，床上照例放着马来人极硬的圆枕，枕头两端是红绸的，绣着金线与彩丝。除这道廊之外，只有一间里屋，恰好放得下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墙上挂着步枪、克力士短剑和手铐，其间又古怪地杂着一座「山姆·斯利克」钟、一幅《图画报》的铜版画，和几张奇异的土耳其画片，画的是斯坦布尔。巴布——那位哈吉——因为海沃德先生拿他怕鳄鱼的事取笑，原本正在赌气，此刻已经回过神来，把一切（我们那极有限的一切）都安置得妥妥帖帖，而且摆出一副仿佛身在总督府的堂皇气派，来问我们几时用饭！一名警察给我们端来鲜椰子水，另一名坐在外头拉一把小拉扇，还有两名给我们站岗。这所高脚屋是十一名马来警员的营房。屋子底下停着四门装在炮车上的小口径炮，屋外有一面锣，警察们按时在上面敲点。

在河边时，人家告诉我们，土人夜里不肯逆着这条又浅又急的河上行；如今班长又说，没有人肯抬我们穿过丛林：树横倒在路上；有危险的泥沼坑；丛林里虽然虎多，却从不袭击成群的人，可是我们也许会撞见它们发亮的眼珠；再说，就算能用钱买动人来抬，他们也会连人带轿摔下去，或者把我们撂下就跑，理由不过是瞥见了「鬼鸟」（即枭）。他还添了一句——在一个穆斯林身上，这份殷勤颇为难得——说他倒不在乎海沃德先生，「可这对女眷们不成」。这样看来，我们是被困住了。最叫人忧心为难的是，肖家最小的那位小姐正蜷缩着躺在一张床上打颤，被船上的烈日晒出一场剧烈的头痛，整个人都垮了。她说她动不了；可是我们那位老练的护送人极怕她转成胆热病，打定主意，只要一有办法起行，就非走不可。向来我出门，总是「了无拖累」。此刻心里觉得这两位美丽的姑娘就是拖累——这算不算是大不敬呢？

伊·露·伯

第十二信

「大先知」之墓——身陷囹圄——娇弱的旅人——我们的船——丛林一夜——夜里的种种声息——霹雳丛林的正月——丛林的壮丽——喧闹与死寂——不安的一夜——一顿寒素的饭——嚼槟榔——大失所望——拉沙的警站

英国参政司署，芙蓉，双溪乌绒，一月二十六日

从这封信的日期，你便知道我们的难关已经过了。此刻我接着往下写，屋里虽然有荫，寒暑表也已到八十七度。听了许多利害之辞，又极羡慕独行客的那份自在，我便出去看了一座著名哈吉的坟——警察说他是「一位大先知」——他是在溯林宜河而上时被杀的。那是一座隆起的土堆，像我们教堂墓地里的坟，两端各立一根柱子，上面搁一罐油，四围是芦苇编的格子，格子上挂着帷幔，整个又罩在几根柱子支起的茅草顶下。

村子看去颇兴旺，华人在此地安然自得，一如在中国——勤勉、发家，除自家的利益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开发这地方的物产，全靠他一人之力；无论是我们的治理还是别人的治理，只要他赚钱又快又稳，他就心满意足。

各村都有村官，或者说头人，即「本古鲁」；凡超过四十户的村落，都有自己的清真寺和教职人员，虽说伊斯兰教原本并不承认有设立神职的必要。若见一个人赤着上身，面朝前方划一只独木舟，人容易称他作野人，尤其是他皮色又黑；然而马来人若被叫作野人，是要大为不悦的，而且他们确也不是野人。他们自有一套繁复的文明、礼法与律例；是最严守一神的教徒；衣着得体；房屋建得隐蔽而相当舒适；也按他们自己的样式过着居家的日子——在穷得娶不起几房的人家尤其如此。不过我以为，我们英国至今多少还保留着的那种特别的居家之乐，大半系于炉边，在热带国度是无从存在的。见惯了日本人那种张扬的裸露和男女混浴，马来人河边那些小小的、遮得严严的浴棚，便格外叫人喜欢：一次只一人用，人进去了，就把一条纱笼搭在茅草顶上，表示里面有人。

巴布做了极好的汤，另有一道用鲜椰子做的咖喱，凑成一顿够吃的饭；他身上不过是一件素净的白色印度装，伺候起来却与在马六甲一样气派。海沃德先生深知马来人脾性的种种关窍，终于把我们从这真正的「囹圄」里解救了出来。他把一个船夫单独叫开，说动他讲定价钱，夜里送我们上溯；那人不多时却慌慌张张地回来，诉说村民围住了他，铁了心不让我们上去；于是警察下去干预。就是一切都说定之后，肖小姐还是难受得厉害，只想在警站里至少住一夜；可是海沃德先生和我为她再三商量，都以为非把她挪走不可，哪怕抬着走：因为她若真要发热病，我在默里上尉家里还能看护她，在警站的廊子上可决计不行！

这位可敬的先生极勇敢，向来惯于临险——他是第一个上到这里来的欧洲人，战时给军队做过向导，事后又收缴了当地人的武器——如今要照管这两个娇弱的姑娘，竟也心里发怵。「唉，」他一连说了好几遍，「肖家小姐们要有个闪失，我一辈子都过不去；她们哪里晓得什么叫吃苦，本就不该让她们来的。」我看着其中一个软瘫无力地躺在马来床上，也是这样想；不过我这一份干系，究竟有限。他心里想必也和我一样，飘回了那些「了无拖累」的出行日子。说到拖累，还另有一件是实实在在的：她们带着一只大箱子！这件不可或缺的累赘，早上留在了马六甲，偏偏在我们正要起行时，坐着一只四桨的独木舟赶到了！

海沃德先生给肖小姐开了两大匙威士忌：雨季里在丛林中露宿总归有些风险，瘴气能升到二十英尺高，何况这一天热得出奇。我们这一行颇为凄凉的队伍，七时动身：海沃德先生在前引路，举着一支火把，是把棕榈枝条紧紧扎成一束、蘸了达玛树脂做的——那是极易燃的树脂；其次是一名警察；再是那位病中的姑娘，一路呻吟、踉跄，重重地靠在她妹妹和我身上；再是巴布，他这时胆气已壮了许多；再是一列搬行李的警察；最后是几名举火把的人。我们缓缓地、一声不响地走过去，火把滴着火。那情形像出殡，又像什么不祥的事。为了抄掉河道上几处大弯，我们沮丧地爬了足足四分之三英里，踏着一道木板桥过了一条溪，才看见我们的船泊在一座极高的、有茅草顶的码头下。

生地方的夜自有一种神秘，那景象野得如画：萤火虫青绿的微光起伏明灭，火把宽阔的红光摇曳着，忽明忽暗地照出那骨架似的码头、高耸的丛林巨木、幽黑而湍急的河水，和我们那些半裸船夫黧黑而矫捷的身形。

那条「帕拉胡」是一只底部略平的船，长约二十二英尺半，宽六英尺半，大半段的船身上，架着一层竹篾编的格子板，搁在两舷上。当中七英尺处，覆着一顶低矮的圆篷，盖的是亚答。船用一支宽桨松松地系着掌舵，另有三人撑篙：他们立在船头，把篙牢牢插进泥里，然后沿船身走到半中腰，再走回来。凡船只上溯林宜河，都得靠这样费力的法子，因为水流太急，日本人会称它作一条长长的「急滩」。下行时满载着锡，水势把船送得飞快，篙只用来撑开两岸和浅滩。我们这条船，是地道的土船。

「黄金半岛」很热，又多咬人螫人的东西。自我到新加坡以来，夜间的寒暑表不曾低过八十度，可在屋里我从不觉得热得受不住；然而河上这一夜，实在可怕：白昼那难耐的曝晒之后，还要同暑气和蚊子搏斗，最是磨人——我们挤在极狭窄又极不舒服的地方，竹篾格子板无论如何算不得鹅绒床。虽说苦，我却常常因为一个念头而觉得好笑：丛林里的蚊子难得逢上这样一场盛宴，可以吃四个白人的血。若不是船头生了火，烟熏着它们（也熏着我们），多少把它们压住，至少我这会儿怕已经害上「蚊热」躺下了。

肖家两位小姐和我在篷下的格子板上铺一条毯子，篷高刚够坐起来；海沃德先生从未上过这条河，很不放心水路，便坐在篷边上，警醒得像只山猫；巴布把自己裹在东方式的木然和一件长斗篷里，同海沃德先生的随身警察坐在前头。整整一夜，人人各守其位，尽职得像活人画里的人物。我们就这样悄没声地离开峇东巴西，开始了十八个钟头的丛林之行；这么些时候，凭着不歇气的苦干，我们大约也就走了这么些英里，虽然也有人说是二十九英里。

林宜河之曲折、之转弯的猝然，怎样形容都不算过分。船夫是按「弯」来计路程的。问他们几时能到头，他们从不说还要几个钟头，只说还有几个弯。

我们静静地从火光里滑进那似乎密不透光的黑暗；然而天上——我们不时能瞥见一角——星光灿然，不多时，头顶和四围的树形也就辨得出了。随后是十个钟头的黑夜，我们撑着篙，在森林的幽暗里慢慢地、沉闷地走：右边是树，左边是树，前面是树，后面是树，头上是树；我简直可以写「脚下也是树」，因为河里的断桩与倒木数也数不清。夜极静，一片叶子也不动，有时那寂静庄严得叫人屏息。我原以为会是全无声息的，不想却有些声音我一辈子也忘不掉。好几次传来一声悠长尖利的呼喊，很像澳大利亚人的「库—伊」，远处又有几乎像人声的应答。那是一种堂皇的夜鸟——大眼斑雉——的啼声，据说很像「猩猩」，或者内地的野人「查昆人」的叫声。另有一种声音，像远处汽笛不住地鸣，据说是一种大猴子发出来的。或嘶哑或尖锐的号叫，和或多或少带着喉音的咆哮，则表明是林中多得是的各样野兽；这教我想起《诗篇》第一〇四篇里的话：「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再就是些声音，像是凶猛的嬉闹，像是追逐与扑杀，像是猎者与牺牲；有时在极深的静寂之中，传来巨大的扑通声，伴着水花四溅——我以为是鳄鱼，默里上尉却说，多半是象群饮水受惊后的骚动。此外还有成百上千种或大或小、神秘而陌生的声音，标示着丛林所藏的那个我们不识的走兽、爬虫与昆虫的世界，然后又归于沉寂。

片状的闪电，蓝得很，一阵阵照出湍急的水流在树的华盖下打着旋掠过去——那些树或倒或立，笔直的干怕有一百五十英尺高，顶上是低垂的枝冠；照出棕榈优美的羽状叶；照出藤萝垂着、绕着、扭着，橙黄的果实就悬在我们头顶；照出黑色的大断桩；照出我们船夫柔韧精悍、始终在用尽全力的身影；照出那位哈吉一动不动的白包头——这一切都在那一片宽阔的蓝色火光里现出一瞬，随即又没入黑暗。

峇东巴西以上的林宜河，转弯又急，水又浑又快，我看宽不过三十到六十英尺，只是丛林里的一条小径罢了。请不要像我从前那样，把丛林想成一片盘结的、繁乱如毡的灌莽；至少在这一带，它是一座由巍峨大树构成的堂皇森林，许多树根部有三道板状的支撑，一道之后能藏下三十个人。这些大树高处的枝上，又有别的树从鸟衔来的种子生了根，且已长得不小；而且——看上去——都垂下些奇异的圆条来，径粗二到六英寸，往往长达一百五十英尺，光滑笔直，直到自己扎进土里为止，很像桅上的支索。这些巨人脚下，立着较矮的树，杂然而列，蔚为壮观——椰子、西谷、槟榔、砂糖椰子，水椰与尼邦棕，十五英尺、二十英尺高的树蕨，面包树、乌木、达玛树、橡胶树、古塔胶树、白千层、榕树、箭毒树、木棉，以及别的许许多多；其中不少开着艳丽的花，却还不曾有人为它们作过植物学的登录，我只能报出些佶屈的名字：占巴加、加茂宁、马宝、西乌姆、达答；而最可爱的是「瓦林汉」，榕属的一种，秀逸得像白桦。这些底下，又有大蕨、地生兰和开着浓郁香花的灌木，彼此交锁盘结。啊，但愿你能亲眼看见！那真是奇观；言语无从形容，何况是我的言语。达尔文先生说得极是：到热带（而且是这样的热带）走一遭，如同到一个新的星球走一遭。这个新的奇境，如此迷人、如此撩人、如此醉人，却叫我绝望，因为我没法子让你看见我所看见的！置身于这样丰盈的造化和这终年不散的暑热之中，我实在意识不到眼下是正月，意识不到你们那边枯萎的草木正在冻结的土里蜷缩，光秃的枝条和半饿的松针正在极光照亮的冬夜里，在星光下瑟瑟发抖。

还是说回丛林罢。巨大的竹子沿河耸起，一身羽毛也似的秀致；竹后是极贵重的马六甲手杖藤，还有白藤，或匍匐于地，或攀树而上，把树一株株用它坚韧的长条捆在一处——那长条自一百英尺到一千二百英尺不等，自相纠结，也把别的一并纠结起来；蕨类、卷柏与石松则在夹缝里争地方，好显一显它们脆弱的美，与之相伴的还有些更耐些的阔叶植物，褐与绯、绿与绯、绯而缀金；大树小树上一概挂满了藤萝、蕨与兰，其中大团的鹿角蕨和鸟巢蕨那五英尺长、油亮的叶片，处处触目。

不但兰花挤满枝头，球兰、薯蓣、开蓝花的老鸦嘴、香草兰（是么？）和别的美丽藤蔓把树干遮得严严实实，几乎每一种寄生的植物身上又都带着另一种寄生；此外你还会看见：一缕细丝随随便便从枝上垂下来，上头托着一株颜色鲜明、形状古怪如作弄人的附生植物；又见一根粗如快船主桅的枝子横过河去，上头托着一挂花彩似的藤，藤茎上垂着卵形的果子，几乎朱红，悬得几乎看不见丝；又见美丽的香草兰与球兰争着把同一株树缠成花环；又见一条放肆的藤，擎着大簇大簇橙色或猩红的花，一下子占了好几株树，用它火焰般的斑块把幽暗的绿点亮了；又见一条向上的藤蔓，巧妙地把自己的柔弱系在别的植物的强壮上，在一百英尺的高处从这株树跳过河去到那株树，还像是戏弄人似的，垂下满满一片猩红的花彩，偏偏叫你够不着。然而要一一登录，正与要一一形容同样无用。要领会赤道上的丛林，非得亲眼看见它那又喧腾又死寂的奇景不可——那是一种蒸腾闷热的死寂，叫人疑心从来不曾有一丝风在里面低语；其中有高大的花树，有绿色的幽光，有解不开的纠缠，有蝴蝶与飞蛾，有羽色斑斓而叫声刺耳的鸟，有蜥蜴与狐蝠，有千百样的猴子，或坐，或用手用尾倒挂，或跳跃，或挤眉弄眼，或叽叽喳喳，或拿果子彼此掷打；还有那些可憎的鳄类，伏在红树下黏滑的岸上等着。这一切，还远不止这一切，都在林宜河上由黎明给我揭示了出来；然而说来也怪，在这一早的热带光华之中，我眼前浮起的却是七瓣莲的影子——当年我们头一回看见它，是在坎尼奇峡谷一面生苔的山坡上！

可我忘了：在日出之前，先有那黑暗而神秘的一夜；星光难得透过稠密的叶丛，只有一处处发光真菌的青白冷焰，和那冷蓝的片状闪电，反倒把幽暗的庄严衬得更深。夜色最黑的时候，所谓「景致」通常只是叶影下的一条黑河，河道上几乎找不出十码没有障碍的地方——大断桩一路狰狞地竖着，倒下的树或半横或全横在河上，仅够勉强从底下钻过，有时干脆没在水下，船便从上面「重重地碾」过去，而大枝子不住地刮着、撕着篷顶；每闯过一处险，急流总把我们横着推向下一处，幸而船夫警醒老练，一点小事故也不曾出。「加惹！加惹！」——小心！小心！——是不断的呼喊。最难受的，是我们从低垂的植物隧道底下穿过时那不停的撕裂声，和一次又一次撞在木头上的震动。

肖家两位小姐这一夜过得很不安。威士忌治好了妹妹那场剧烈的头痛，她却成了种种恐惧的猎物。她们疑心船要被撕开；疑心篷顶要被掀走；疑心会有树倒下来把我们压死；疑心船夫落水时——他们常落水——会被鳄鱼吃掉；船头上一喊「里茂！」——虎！——她们就疑心会看见发亮的眼珠。她们不断把我唤醒，报告某件事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又因为睡不着而气恼得叫人发笑；至于我，一个见惯了阵仗的老行伍，只要她们肯放过我，就睡。天亮时起了浓雾，日出后雾像变戏法似的散了。大日头迅速转上地平线，毫不容情地向我们暴晒下来，丛林顿时喧腾起来。忙碌的蝉大声聒噪，那一齐发作的聒声，像把全世界所有织机的响动集于一处，随后又一齐戛然而止；聒噪的昆虫世界啾啾、唧唧、嗡嗡、嘘嘘；鸟儿高呼、低呼、长啸、尖叫；猿在高声而并非不谐的合唱里迎接太阳；猴子则又聊又嚷、又叫又吵、又喷着唾沫。那声势极大。然而森林本身绝对是静的，只偶尔有一枚熟透的沉果扑通落进河里。我们头顶的树上，简直活生生尽是猴子，其中有几只对我们好奇得很，竟顺着「猴藤」和树枝下来，用尾巴倒挂着，只为拿手摸一摸船篷取个乐。它们个个都是一身的顽皮淘气。

随后我们吃了一顿寒素的饭：苏打水和香蕉。那位哈吉面朝麦加礼拜，船夫则给自己做了一道精致的咖喱，底子是咸鱼，最提味的作料是「峇拉煎」——一种马来人的制品，凡爱吃榴莲和臭乳酪的欧洲人都极赏识它。做法是把一堆正在腐坏的对虾小虾赤着脚踩成泥，再用盐腌。那气味钻鼻子，且久久不散。我们这几个人把船系牢，漱了口，洗了手，便用手指代替筷子吃起来。可怜的人！他们已经出色地干了十二个钟头的活。

接着，其中一人替大家备槟榔。我想我还不曾提起过嚼槟榔这桩可厌的风气；它在马来半岛的居民里是通行无阻的：槟榔之于马来人，正如烟草之于日本人，鸦片之于上了瘾的中国烟客。这实在是一种令人作呕的习惯；若有人一面嚼着那一团槟榔一面同你说话，他的嘴看上去像含满了血。人说贪求刺激之物，是我们那阴湿生冷的气候逼出来的；可是在赤道上，在这阳光和煦、空气温软的地方，这贪求也一样强烈。我至今还不曾到过一个地方，那里身心疲惫的人不在设法刺激自己或麻醉自己。马来男女受《古兰经》所禁，不能饮酒，便从这颗果子里寻那一点提神之物；只是它要经过调制，才合他们的口味。

槟榔是那种可爱、秀致、干子细长的槟榔树的果实。此树六年上开始结果，一年约一百颗，成串地长，每颗约有肉豆蔻大小，外面裹着一层黄色的纤维壳。嚼时所需之物是：一小块槟榔子、一片蒌叶（即槟榔胡椒的叶子）、一点润湿的石灰；若要讲究些，再加一种香料做的酱。那蒌叶上先抹一点细石灰，是从一只铜盒里取的；石灰上放一点褐色的酱；酱上再放一小块果子；然后把叶子齐整地裹起来，众人便嚼起来，随即吐——这是免不了的。这风气把牙齿染得乌黑。我尝了尝那果子，觉得辛辣而涩口，并不诱人。马来人以为，牙齿白了倒像禽兽。

暑热熬人；才八点半，荫处的寒暑表已是八十七度；我们蜷着身子、动弹不得，人人都或多或少被它折磨。九点，在河上已整整十四个钟头，我们来到一小片开出来的空地前；一个皮色晒成古铜、面容坦荡的人，一身白麻布衣裳，在那里兴冲冲地向我们呼喊——那正是默里上尉，双溪乌绒的英国参政司；他热情地招呼我们。一见他，我们便指望有马车，也指望能吃上早饭；他扶我们上岸的样子，也好像这指望就要兑现，接着却把我们拖到毒日头底下，走进一座长棚——那是一百名华人苦力的住处，他们正在丛林里开一条路。我们在他们当床用的长条草席台子上坐下说话；早饭却半点影子也没有。不久便得知：马六甲派的急足根本没有到参政司署；从峇东巴西送出的那张条子，本该凌晨一点送到，却直到早上八点才收到，因此默里上尉来不及安排车马，只能在一条泥泞而未完工的路上，以所能有的「最快速度」骑马下来迎我们。于是我们的早饭之梦，只落得几杯煮过头的茶，是一个半裸的中国人给的；而且叫人气闷的是，我们还得回到船上，在越来越浅、越来越窄的河上再撑四个钟头，走得十分艰难，船夫不住地跳进水里，把船从泥滩上推出来。

我们最后在一个小村尼奥托上了岸，默里上尉又来接我们；这里有路了，还有两辆老掉牙的轻便马车，是一个中国人派来的，车上的零件多半是用绳子捆在一起的。其中一辆由我驾御：缰绳短得我只能坐在座沿上才够得着，鞭子又短得打不到马。在一个华人村里，几名警察给我们送来椰子水。此后那匹小马便走不动，或是不肯走了；马来马夫费了好大的劲拖着它走，我们则在热带正午的毒日头下，遇坡就得下来自己爬。到了拉沙这个华人大村，一匹伶俐的苏门答腊小马来接我们；又穿过几片粗粗开垦、正在种木薯的地，下午四点抵达此地——三十三个钟头，走了六十英里。

参政司署在一座颇陡的小山上，山在一片开阔的谷地中央，谷地开垦了一部分，被锡矿的挖掘弄得很不成样子。华人的市镇芙蓉就在山脚下。谷四围几乎全是林木丰茂的山，有几座足有三千英尺高。这些山一直延伸到北边的雪兰莪邦，浸在靛蓝与钴蓝里，此处彼处又划开几道白痕，那是清凉的溪流从林荫覆盖的岩坎上奔泻而下。宅子是两座盖亚答顶的平房，由楼上的回廊连接起来。楼下有一座引种园和一块草地，参政司就在草地上教拿督克拉那那个伶俐的小女儿打草地网球。天很热，然而午后的风已足以把英国旗从沉甸甸的褶子里托起来，把槟榔树秀美的叶子吹得沙沙作响。

先是要吃，然后洗澡，然后睡觉，然后七点半用正餐，然后再睡十个钟头。

伊·露·伯

第十三信

文明的用具——巴布——默里上尉其人——一身而为政府——华人的采矿事业——一家华人赌馆——众位甲必丹——贺年之访——「依衡平」开庭——一处法庭——芙蓉的监狱——「园圃山」——一堆巨大的篝火——蚂蚁的世界——蚂蚁的葬礼——「园圃山」之夜——劳埃德先生遇害——华人的舞龙——访一位马来王公——拿督班达的宅子——一场大诱惑——归程——一段悼词

参政司署，双溪乌绒，一月三十日

我们在此地住了四天。天热得厉害，人居然还能在日头下走动，真是奇事；夜里虽然寒暑表也不下八十度，却凉爽宜人，空气与土壤又都干燥，虽说这里一年要下一百英寸的雨。这些木造的平房是热的，因为亚答顶底下没有衬里；不过也通风。我屋子所在的那一座，夜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可是比起那座空旷散漫的市政厅，这算不得什么。自我们来后，一直有哨兵值守，一条斗牛犬拴在通往两座平房的梯子脚下。其实那些「奸诈的马来人」全不足惧。在马来丛林的腹地看见文明的种种用具，最是奇特；而我们夜间沿林宜河长途溯行的那一段，又使此地显得比实际更为僻远，这奇特就格外显着。其实我们离马六甲不过六十英里。

客厅里有一架好钢琴，还有许多雅致的摆设、书籍与瓷器——都是远方故乡的亲友所赠——布置得已是单身汉所能做到的舒适了。走廊上有一张台球桌。餐厅要走出门才到，红瓦地面，深色未加打磨的木墙，很好看。餐桌当中有一面映花的小水镜，供「暖房花卉」用；精美的水晶器皿、配着德累斯顿瓷架的菜单卡、四尊帕里安瓷的古典小像，加上菠萝、西番莲果、香蕉、石榴和一只红毛榴莲，便是「席面的点缀」。菜式于一个旅人的口味未免过于繁复；然而此地极难得到纯粹的肉，就是得到了，不加装点也难以下咽。每餐都有咖喱，却不是用咖喱粉做的：底子是椰蓉用椰浆调成的糊，香料都是现加的。捉到海龟便养在池子里，要用时再取，于是我们吃龟汤、焖龟、咖喱龟、龟排，直吃到腻。每餐都有鸡，却从没有单纯烤的或单纯煮的。头一天有烤的和焖的象鼻，味道很像牛肉。

巴布总是一身盛装，把一切都包揽了过去，替我们的主人省了所有麻烦。他在餐具柜旁切肉，压着嗓子训斥仆役；仆役若想给「他的小姐们」递什么，他便气冲冲地把人推开；他把默里上尉的管家压得毫无分量，又尽其所能地把参政司署变成总督府，在我们房里殷勤伺候，还替我们照管衣裳。这里开饭的信号是吹军号。

这一带的房子里，卧室底下总有一间铺砖地的浴室，通常还不小，要顺梯子下去。浴室口往往有一扇活板门，有时上面还摆一张卧榻遮着，下去时先把榻上的垫子搬开。此地的活板门则敞着，就在屋子当中。离赤道这样近，洗澡是必需而非享受，一天洗三次、四次乃至五次是常事，每洗一回都大为提神。巴布自己揽下的差事之一，是替我们翻看枕头底下有无蛇与蜈蚣；蜈蚣在我们每个人的房里都发现过。

现在我该给你引见我们的主人默里上尉了。四年前拿督克拉那请派参政司，他便受了委任。他把双溪乌绒当作自家的产业一般尽心，虽然始终未能学会当地的话。他年约三十八，海军军官出身，又是一位有胆识的非洲旅行家；身量不到中等，面色晒得黧黑；因为素日家里家外都没有一个可说话的人，谈吐便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口口声声说自己厌世，其实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他毫不猜疑，凡事总愿意把人往好处想；恼起来性急，心肠却极热；说话极直率，极不讲究体面；他说自己离了荒野便不快活；对华人与马来人一片善意，却极不耐烦他们那一套客套。他全然是好意，全然是个绅士；然而要说有个位子据称非有圆熟的手腕乃至机变不可，他大约是我最想不到会坐上去的人。他的成功使我又一次想到那个常有的念头：我们若想用东方人自己的一套去对付东方人，多半会发现他们比我们高明；而彻底的诚实才是上策。

他独自住着，不设防卫；日里夜里都不带护从地厕身于民众之间；一切仪节全不讲究，什么时辰都可以见他。同大多数旅行家一样，他懂些实用的医道，又极慷慨地替人诊病给药，任凭病人在任何时辰打断他。此地最近的医生远在马六甲。他治得很有效验，邻邦的人都来求医。这里少有重病，只是小孩子常害一种叫「普鲁」的恶疾，今天就送来两个。周身与头上生满含脓的疱，很像天花；土人以为非得让它自行发作满一年不可。默里上尉用碘化钾和碘，几天就能治好；他说这病正在迅速绝迹。

默里上尉是法官，「依衡平法」开庭；又是警察总监、财政大臣、税务长官，此外还是商务局、工务局，以及我说不上来的许多。其实，他就是政府本身——虽然死刑的判决要拿督克拉那签押或用印才能定谳，也许另有一两桩事亦然；他作为参政司的权柄，所受的限制只是他自己的名节与识见——若换了别人，也许还得加上海峡殖民地总督或殖民地大臣可能给的一点难堪，使这限制来得锋利些。他是个极有气节的人，对他这小小王国的一切利益都存着善意，看来既受爱戴，也受信任。

礼拜日早上我们做了英国礼拜，听了一篇讲道；会众中另添了此地仅有的两个英国人——一个从澳大利亚来此修路的人和他的妻子。下午，我们不顾八十五度的气温，穿过芙蓉的华人村市走了一趟。

锡是双溪乌绒的大宗出产；直到不久以前，人们还以为马来半岛及其邻近一带是世上产锡最富的地方。然而这里并没有一座严格意义上的锡矿。双溪乌绒所出的锡，去年（一八七九年）即便按跌落后的价钱算，也值八万一千四百镑，向政府缴出口税五千八百镑；这些锡都出自古山的碎屑之中，用矿工的话说，是从「水冲工」里得来的——就是淘洗泥土，正如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从土里淘金一样。据说储量足够开采许多世代，纵然锡的新用途使需求年年增长也不妨。正是采锡把如此众多的华人引到这些邦国来；他们无论采矿还是冶炼，都一样能干、一样坚韧。一八二八年在此地矿上做工的华人是一千人，同年他们遭马来人屠戮。如今他们已有一万人，在英国的保护之下无所畏惧。

眼下还在过年，几百个中国人闲逛着，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马来人从不把房屋连着盖，华人则总是连着盖，因此这村子有街道，也有广场。房屋都在一定程度上算是防火的——就是说，一旦失火，亚答的草顶烧掉了，底下的房子（大半是店铺）却无恙。这些店铺有几家极大，里头几乎都是暗的。所售以中国货和中国人爱吃的东西为主，还有爆竹、矿具和煤油。有一家店里，二十个「伙计」只穿着宽松的布裤，围坐在圆桌旁吃饭——我想那不是他们平日的伙食，因为竟有十七样汤羹菜肴，其中有几样在我们看来是可厌之物。

我们去看了那座小小的神庙，装饰得极其花哨，最要紧的两件装饰是两柄极大的红绸伞，金线彩丝绣得精妙无比。这村子里的人群使我想起广州；只是华人在此地一点也算不得入画，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至少除了几位「甲必丹」——戴黑缎瓜皮帽；剃过的头顶，加上留作辫子底子的一小撮头发，看着很难看。辫子诚然是从这一绺头发起头的，但大半是用丝线或棉线同头发编在一起接出来的；辫子里掺蓝线或红线，分别表示居丧或有喜。此地华人没有一个穿他们在中国和日本的同胞所穿的那种漂亮长袍。有钱的在裤子和裙子外面罩一件绣花绉绸的白色衫子，像件衬衣；穷些的只穿宽松的蓝布或褐布裤子，因此他们那过分精瘦的身形总要叫人注目。有几位富商请我们进去喝香槟，我们一概谢绝，只领了茶；茶是整天预备着的，茶壶放在垫得极厚的有盖篮子里保温，就是我们所说的「挪威厨房」那一路。

村子当中有一座宽大的建筑，有顶而四面无墙，像座市场，日里夜里都挤满了几百个这样可怜的、半裸的人：他们围站在赌桌四周，一声不响，眼巴巴地，兴奋着，把挣来的每一分钱都押在骰子的一掷上，靠赢来的那点刺激过活——实在是一幕可悲的景象。在这赌馆里走过的欧洲女子，我们大约是头一回；可赌客们太专注了，连头也不曾回一下。他们在那里也是不住地喝茶。承包赌照的人获利几何，从一件事上可以想见：政府单从赌「饷码」上得来的岁入，就在九百镑以上。

烈酒有三四处发卖，卖酒的执照一年能进将近七百镑；然而醉酒的中国人是从来见不到的。有几个吸鸦片成瘾的，瘦得像骷髅，神情十分空洞；每个苦力每晚也总要吸上三口鸦片。只有少数较富的华人有妻室，妇女极少，这在矿区的人口里是常事。邦里已修了不少路，华人在造轻便马车、载客马车和货车；较富的多半自己置有车，还从苏门答腊输入小马来拉。说华人做移民同英国人一样好，还不足以称量他们。他们的耐力相当，而更勤勉、更节俭；此外，他们一向不沾酒，能安然忍受最酷烈的热带暑气，在英国人会饿死的地方，他们却能兴旺、能积蓄。华人的大批涌入——人人都归属某个会馆或秘密会社——本可成为这邦太平的一大隐患，幸而他们认某些首领为「甲必丹」；这些人设法维持秩序，就所知而言全凭一种良性的影响力；而且无论何事，为了报答他们的产业在我们旗下所得的安稳，他们总与参政司诚意合作，凡于邦国有益的事都肯出力。这些「甲必丹」如何推举出来，又如何行使权柄，同华人的大多数事情一样，是不可测度的。华人似乎不大有那种宽广的爱国心，倒是重乡籍、重宗族；那些「会」，即秘密会社，分属南方的不同省份。派与派之间的械斗，以及秘密会社用伪证等等手段包庇罪犯，是这些殖民地的总督与副总督的一桩苦事。此地幸赖「甲必丹」，相处得还算融洽，但各帮仍分住村子的不同地段，各有各的市场和赌馆，街上还横着一道木牌坊，把两个「邦」分开。

我们同马来通事一道，去向这几位「甲必丹」拜年，受到的接待是一种奇特的、既亲厚又庄重的混合。每一家都摆出酒、茶和糖果。就他们的家资而论，他们的房子很简陋，地是泥地。他们有舒适的马车；他们那些温良有礼的孩子，满身金饰与钻石。在一家，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挨个儿捧上茶和点心；连刚会摇摇晃晃走过堂屋的娃娃，也都过来同我们握手。华人家庭最叫人心折的是那份极致的井然有序，因为他们以孝为百善之本。这些孩子的举止，既无怯生生之态，也无冒失之气。她们都戴着深红色金子打的冠，手工极美，上面嵌着钻石。这些女孩子到十二岁上，照规矩便要严加深闺，除父亲以外不为任何男子所见，直到婚礼上新郎揭起面纱为止。

拜过年之后——席间几位「甲必丹」通过通事，一再向我们表明他们对英国治理始终满意——海沃德先生、通事和我又去了一家华人赌馆，这一回从容得多；照例是挤满了人。一头有几个剃头匠在做活。中国人总是在剃头，因为他要把头脸都保持得光溜溜的，而且从不自己动手。剃头本是鞑靼征服者加于人的臣服之标记，如今却已彻底成了国俗，以致囚犯若被听任长出头发来，便觉得是奇耻大辱。苦力做活时把那五英尺长的辫子盘在头上；可是仆役或别的下人，若进到上人跟前而辫子不是垂着的，那便是无礼。这赌馆四面敞开，把诱惑无时无刻地摆在人前；里面满是桌子，每张桌旁坐一个庄家，衣着体面，四围挤着尽可能多的半裸中国人，一个从另一个肩上望过去。那只沉甸甸的铜盒盛着骰子，盒盖缓缓揭开时，他们那默不作声、全神贯注的急切，看着真叫人心酸——他们中许多人押上的是全副身家。输了他们受着，赢了他们也受着，面上都是一样的平静。他们做活极苦，吃用极省；只是眼下都穷，因为澳大利亚发现了大锡矿，锡价几乎跌了一半。

我同海沃德先生去看了法庭：一间很大的粉白屋子，红瓦地面洗刷得干净，一座砌瓦的台，台上是法官的案桌，另一张桌上摆着诉状和几本书，末端有三条长凳给证人和他们的亲友坐。一把拉扇不停地拉着。有一名书记，一名会说六种中国方言的华人通事，还有一名马来通事，把华人通事的话再转成英文。法官既不懂马来话，可见公道全系于后一位通事的忠实。这法庭虽说我不能说它保住了司法的尊严，法官的存心之好却毫无可疑；就算有几个有罪的漏了网，无辜的却大约不会有谁受屈。拿督班达有时同参政司一道坐堂。

长凳上挤着的几乎清一色是中国人，还有好些警察站在四周。我注意到他们同我们本国的警察一样，急着要把案子坐实。我旁听的那一桩，审了一个多钟头，是控告一个可怜的中国人偷猪。我坐在堂上，一字不落地听着，也判断不出个所以然来；参政司也判断不出，于是把被告开释了。可他确实偷了那口猪！我看在东方的法庭上，真相是无从求得的，尤其证人都是华人秘密会社的成员。另审了一桩夜间行凶的案子，法官为求真相费尽心力，被告享尽了一切便宜；及至定了罪，便关进一所很好的监狱，每天押出来在路上做工。

马来人是穆斯林，多半按《古兰经》的「神律」审断；中国人则「依衡平」处置。要弄清楚的问题很简单：「这犯人做了这件事，还是没有做？」做了便罚，没做便释。没有那些可以拖延审讯、使公道落空的法律枝节。偷窃是最常见的罪。去年定罪的一百一十四人，在一万二千流动的矿工人口里，似乎算不得多（不到百分之一）。海沃德先生二十年来经手过新加坡和马六甲的刑案，对此地这种直截了当的办法很有微词，不断插话提点，譬如说「你们叫他们起誓之前，不先问他们话」，如此之类。虽然行事不拘形式，我却毫不怀疑公道在实质上是做到了的，因为这位参政司尽责而真有气节。他极可亲，显然也极受爱戴，所以能不带护卫地平安来去。

从法庭到监狱不远。那是一座建在山上、位置颇宜卫生的房子，混凝土砌成，盖亚答顶。整座建筑长一百英尺，宽三十英尺，有六间单人禁闭室。狱吏一人、看守长一人、狱卒八人，便是全部的狱中人员。身强力壮的犯人派去修路和做别的公工，还要随着清道车出去——这清道车也是文明的产物，每天早上巡行一遍！囚粮每人每日合四便士，是米饭和咸鱼；做工的每天另给二便士半，可以拿去买点好吃的，也可以攒下一小笔，留着刑满时用。年老体弱的在狱中做些轻活。去年有一人因谋杀被处决，判决是拿督克拉那签的。自从我在广州南海县衙那座可怕的牢狱之后，我不曾再进过监狱；此番两相对照，我心里略觉宽慰。

当天下午，我们一同作了一次很愉快的远足，去参政司在三英里外一座山上盖的「疗养所」——其实只是一间小屋。肖小姐坐四个中国轿夫抬的椅轿上去，她妹妹和两位先生步行，我则骑一匹苏门答腊小马，用的是澳大利亚牧人的鞍子；不但骑上了陡峭的林中小径，连径尽头那二百级石阶也骑了上去，那伶俐的牲口上得很有章法。热带丛林的一样好处，是每走几码便遇见新的东西，每升高一百英尺，草木便明显不同。这是一片极堂皇的森林，笔直光滑的树干一百多英尺才分枝，枝上负满了兰花与藤蔓。高高托进夏日阳光里的树叶是什么样子，人看不见；地上却拾得到大朵的红喇叭花和绯色的花冠，像大人国的金银花；还有些花像放大了无数倍的红蜻蜓，另一些像黄蜡做的大朵单瓣蔷薇，时不时地缓缓落下来，是上头那一片花的荣华派来的使者，「把芬芳白白抛掷在荒漠的空气里」（是白白抛掷么？）。一个穿行热带丛林的旅人，也许见不到几朵花，因而要小看它。那就非得到旁边的高处去，俯瞰那些树与藤正在炫示它们的富丽不可。日本林下那许多粗蔓恶草，这里是没有的：这些森林里凡生长的东西，不是形状便是颜色，总有一样悦目；然而那些扎人、螫人乃至能致命的东西，也就潜伏在这一切美丽之中。有一种攀缘植物，叶子蜡质而极美，默里上尉说是香草兰，攀满了许多树。

我们上到山顶——参政司管它叫「园圃山」——我很高兴地看见，他只把林下的杂木清了出去；所谓「疗养所」，也不过是一间小屋，一室隔成两间，像马来人的房子一样架在柱上。屋子四围是深深的回廊，要靠梯子上去。再小的房子怕是没有了，再入画的房子怕也没有了——单看那屋顶的陡峭与参差就知道。厨房是山壁里凿出一块地方盖的一座小亚答棚；屋下用亚答帘围出一块地方，里头放一只木桶，便是浴室。山边清掉了几株树，那一沿陡得很，若不是有一道竹栏杆，人就要滑下去落在底下的树梢上了。山坡上种着几丛利比里亚咖啡，还有茶、金鸡纳、吐根，和几棵没精打采的英国甘蓝；参政司盼着这邦将来在咖啡上大有可为。

四面的景致都美——北面是一片密林覆盖的山海，山坳里是靛青的影；南面是我们沿林宜河穿过来的那一带，森林，小块小块种木薯的开垦地，种稻的小山谷，还有采锡挖出来的疮疤；再有这里的首府——芙蓉小镇和它周围较大的开垦地；西面则是海的一抹亮光。此处没有蚊子，我们得以在天黑后还坐在户外，这是难得的享受。那天的落日壮丽至极，是那种血色的、熔炉般的落日，只有热带才见得到——紫罗兰色的光浪一层层漫过大陆，苏门答腊低平的海岸在火红的霞霭中像一片紫云。

晚饭做得很好，饭后还上了咖啡，同在家里一样。那间原始的浴室之所以能用，是因为把我们十一个仆役和轿夫都打发到山那边去了，两位先生在那里看着他们。天黑后，中国人生起一堆我生平所见最大的篝火——至少是最亮的一堆：用的是树干，和几块几磅重的达玛树脂，那是他们掘出来的。这火一直烧到天亮，把辉煌的光投满整个山顶，照亮了森林，也把那间小屋衬得入画之极。

我很想在那里多住些时候，好研究一族蚂蚁的行径。小屋近旁一棵大树底下，有一处蚂蚁的居所——严格说不能叫蚁丘，倒是一座地下的蚁城，有两个入口。成千上万只颇大的蚂蚁排成一条三英寸半宽的队列，不断地开进城去，行列整齐得很，每排约二十七只，像精锐团队在「分列式」上那样规整；不论地面怎样高低不平、怎样粗砺，怎样横着小树的埋干，都照走不误；队列两侧有较大的蚂蚁，像军官似的随行，有时还折回去，像是传令。但愿约翰·卢伯克爵士当时在场，能把它们的话译出来！

队列中每只蚂蚁都驮着一件淡黄色的负载，不至于大到妨碍它行动。另有一条编排一样、却只有那一条一半宽的队列，同样川流不息地从下面那个入口出来。从这一条较窄看，我猜想有一部分搬运的蚂蚁留在里面，把驮来的东西收进仓里。我跟着后一条队列走了十八步，便撞见一幅井然有序而忙碌非常的奇景。一截树桩，外面的皮已被剥去，露出底下一层似乎浸透了甜腻汁液的内皮，整个桩子上爬满了蚂蚁，正把那层内皮一点一点地搬走。奇怪的是，剥下这层皮的活计，似乎全由一批个头大得多、长着大颚的赤色蚂蚁包办。它们自上而下地做，已经剥光了几英寸；那树桩直径有四英尺六英寸。剥下的碎屑落进桩底下密密麻麻的蚁群里，便被咬碎，有时三四只一同对付一小块，直到弄成搬得动的分量。看着这样一大群忙碌的生灵为一个共同的目的所驱使，凭着真正的纪律本能，在桩下不断地结成队列，真是一幅壮观。

将近黄昏，那些赤色的蚂蚁——不妨称它们作「采石工」——收了工，这便是底下那些工蚁回家的信号。采石工从桩上下来，把挡路的工蚁推开，我看那推法相当粗暴；随后它们排成可以叫作「散兵线」的队形，向蚁城下面那个入口开去，一路上迎头撞见正往桩上去的工蚁队列。两下自然立刻相遇，接着便是一分钟的大乱，那条队列像遭了袭似的向后溃退，乱作一团。倘若这是每日的常例，那条队列为什么要乱？而赤蚁把它冲乱之后，为什么又收拢队形，与那条反向而行、显然被它们吓住的工蚁队列并排，整整齐齐地开进城去？莫非那些较小的蚂蚁只是较大者的奴隶？蚂蚁的行径真是不可测度！不过，那条上行的队列从慌乱中定过神来，便又排好，极有规矩地掉头，缀在工蚁队伍的后卫之后；天黑以前，外面一只蚂蚁也不剩了，只剩下一具尸体。

最后一个活着的同伴消失后不久，六只蚂蚁出来了，还有一只赤蚁——我敢说么？——「带着队」；它们围着那具倒在通往树桩路线上的尸首，像是很张皇地商议了一番。一两分钟后，其中三只把尸首抬起，另外四只作看客或送葬者，把它拖了约莫六英尺，藏在一片叶子底下，然后回家去了。这一切都看得人入迷。稍后，默里上尉把蚁城的两个入口都毁了；可是天没亮，它们已凭着非常的苦干，在坡下方把入口重造起来，树桩上的活计也照旧进行，仿佛不曾有过这样破天荒的事。

我也很想研究一下白蚁的行径——那是此地毁坏木料的大害虫，这山上极多。它是一种淡黄褐色的大蚁。它沿树干筑起一条沙的隧道，用一种黏液把沙粘住，自己在隧道底下做活，在木头上啃出一道深槽，隧道则不断向上延伸。下午我打掉了这样一条隧道的两英寸，到第二天早上便已修复。此外还有许多种蚂蚁，其中一种是土人发现的，人叫它「兵蚁」。这种大家伙我见了不少，一英寸多长，长着大颚。它们的工程想必规模浩大，咬起来或钳起来也想必极痛；只是我随着一行人同来，不便去同它们结识。

天黑下来，一盏盏小灯便四处游动。有些自高处来，像落下的星；多数却在离地几英尺的树间缓缓起伏而行，那火带一点淡蓝，像人想象中一块烧红的蓝宝石。大树蟋蟀有一阵子发出我生平听过的最滑稽的声音——一只坐在树上，招呼另一只。那声音震耳，有时把我们的话都盖住了；照这声势推想，发声的东西至少该有鹰那么大。

「疗养所」能安置的人极有限。两位先生带足了武器，睡在回廊上；肖家两位小姐睡在里间的行军床上；我睡在外间的吊床上，为安这吊床还把桌子搬走了。那条斗牛犬替大家守夜，时不时哼一声，以示警醒。十一名随从都挤在屋子底下，只有两个爱说话的一直把火烧到天亮。我的吊床极舒服，我却睡不着。森林里满是古怪而忙碌的声音，间或被「鬼鸟」的号叫和某种野兽悠长低沉的哀鸣打断。

马六甲一带的白人居民，近来都为一桩刚发生的惨事激动不已：在这海岸外的天定，英国监督官劳埃德先生被华人惨杀，他的妻子和正在她那里作客的英尼斯夫人，险些同遭其难。我醒着躺在那里，不由得想到这件事，想到参政司若有哪个随从对他怀恨，要制伏他、杀掉他是何等容易——正想着，我头后那扇通后梯的门像是被撞开了，我连人带吊床在头这一端落到地上；实情不过是床头的绳子没有系牢，一下子松脱了。一个钟头之后，床脚的绳子也脱了，我整个人落在地板上，不多时便爬满了小蚂蚁。

清早，猿开始彼此招呼，声音哀婉，「呼——惠」；灰蒙蒙的黎明里，我看见一条足有四英尺长的鬣蜥，悄没声地顺着一株树干滑下来，那树的枝上负满了附生植物。几天前肖上尉问马六甲一座清真寺的伊玛目，鳄鱼的卵孵出来如何；他答说，下海去的就成了鳄鱼，上河去的就成了鬣蜥。天亮后，喝过咖啡、吃过香蕉，我们离了那山；路上出了一点岔子，海沃德先生立刻就料理妥当；到芙蓉时，日头已高。我想，没有几种情形是海沃德先生应付不来的。他有一种沉静的余力，我很想看它被完全用出来一回。他额上有一道长矛留下的伤疤；默里上尉说，那是他独力挡住六十名持械之人、掩护一些无助的人退走时留下的。然而他仍旧为看顾这两位美丽姑娘的干系而大为负累；她们倒是玩得痛快之至，并且也不会有什么妨碍。

我们刚回来，就有一大帮中国人擎着小旗、举着香来到参政司署，演一出戏文或者说神迹剧：头一段是一条大龙，又踢又跳，又爬又吼，其状实在有负那古老而辉煌的神话；第二段是一场激烈的混战，或者说一连串的对打，用的是矛、盾和斧钺。演时锣鼓大作，敲的那种铜锣声是地道的地狱之音，我总忍不住把它同拜魔的狂会联在一起。「甲必丹」穿着一身漂亮的衣裳，同我们一道坐在回廊上看。

我写华人写了许多，写马来人却极少——他们才是这地方名义上的主人；然而可以说华人无处不在，马来人无处可寻。你要见他们，得去找。何况就全部人口而言，华人与马来人是十比二。不过律法仍旧是以马来统治者拿督克拉那的名义施行的。马来人所有的田地正在丈量，并发给印就的地契，此后按每英亩每年二先令征收，不再对出产抽任何税。若干货品征出口税，河道的通行却是自由的。债务奴役是马来各邦的一大祸害，靠默里上尉的力行与拿督克拉那的诚心相助，已经废除，如今全体人民都有自由人的身份与权利。可惜这位王公眼下在马六甲，据说他是一位极开明的统治者。我附上的照片（那幅版画即由此翻制），是他女儿出阁的情形，极为堂皇。前面那头水牛是海峡殖民地政府的贺礼，身上披的是织金的锦，密缀着珍珠宝石。

昨天我们去了一个叫曼武的马来甘榜，向拿督班达作一次不拘礼数的拜访——他是位次仅亚于当朝王公的拉惹。他的宅子连同另外三所房子、一座架在极高木桩上的货栈，以及一片被鸡蛋花的白瓣覆盖的坟丘，还有许多椰树和别的树，四围照马来人家常有的样子围着一道高篱；篱内还有一道，圈出一块椰树下平整而铺沙的地方，他的「私邸」和他几位夫人的住处就在那上面。他的书记——一个相貌清秀的少年，缠红头巾，穿巴汝和纱笼——出来迎我们，随后是拿督班达本人：一个和气而干练的人，招呼得极亲切，同我们握手，表示欢迎。我们来访事先并未通知；这位拉惹正把自家许多地开垦出来、好生耕作，还带头亲自动手做活，此时穿着一件格子衬衫，系一条寻常的红格纱笼。俗气大约是西方独有的病症——虽然像在日本所见的那样，它也会传染；这位东方人非但不为自己的便装告罪，还引我们登上那道又陡又难上的梯子（他的房子由此进），从容有礼，仿佛他正一身盛服。

他的房子我十分喜欢，既得体又雅致。我们从梯子踏进一条长廊，铺着好席子，通到一处门口，门上挂着金线绣的绸幔，还有一幅白地花纹的绸或绉的门帘挽起在一旁。由此进一间小屋，比例极好，另有两处同样的门口，都垂着花绸帘子：一处通向一间我们不曾见到的屋子，另一处通向一座竹篾的平台——在较好的马来人家里，这样的平台总通到后面一所小屋，那里料理炊事和别的家务，似乎是女眷的天下。屋里光线丰润而幽暗，很凉爽，四壁全用深红色的木头护着，只有一扇又长又矮的窗，窗棂也是同样的木头车成的。屋里有三只精致的柜子，挂着金线与绯色绣的帷幔；一处门楣上悬着乌木框子，框里是阿拉伯文写的一节《古兰经》。依着伊斯兰教的禁例，屋里没有一样装饰带着受造之物的形象，屋顶下却有些颇具匠心的蔓草纹。除柜子之外，家具有一张长榻、几把乌木椅、一张铺着清凉的黄布的圆桌，还有一张靠墙的桌子，垂着金线绣花的绯色绸。地上铺着细席，席上是奥德的地毯，那些调得柔和的浓丽颜色配在一起，极其好看。这屋子的特色是富丽与调和，而且分明是马来的；要说它叫人想起什么，也只能说想起深色的古旧彩玻璃透进来的那种斑斓的光。

拿督班达的兄弟和叔父进来了，前者是位极英俊的哈吉，面目明朗而聪慧。他在麦加住了八年，随一位名师研读《古兰经》，为求这伊斯兰的学问花掉了好几千元。「我们到麦加从不为通商，」他说，「我们只为宗教而去。」这几个人穿着红衣、缠着红头巾，看上去极好；虽说马来人怎么也算不得一个俊秀的种族。他们待客极有风致。有钱的穆斯林虽不饮酒，多半为基督徒客人备着酒；他们捧出香槟来，想必以为这对基督徒的口味是无法抗拒的诱惑。我们谢绝了，他们便端来牛奶和极好喝的咖啡，香气很足，颜色不比中等浓淡的茶更深。这咖啡是用焙过的咖啡叶子煮的，咖啡豆则输出去了。有好些文静好看的孩子站在四周；虽然这位拉惹让我们明白他们出自三位母亲，我们却不该看见「门内那些卑微的人」中的任何一位。

我们的主人颇有话说，并不叫我们反过来招呼他们，虽然我们不过是「不信道的狗」。我们连同一切不信者都被看作如此，这一点总使我在穆斯林面前有些拘谨。前些时候，肖上尉劝诫马来人不该像他们当时惯常做的那样射杀中国人，其中一人回答说：「为什么不能射中国人？他们没有宗教。」被统治的人当着统治者的面说这样的话，自然是大不恭敬的；然而我毫不怀疑，他们心底对我们也正是这样确信。

默里上尉的存心之正、之好，再没有比这一点更能见出的了：他的做派与东方——无论马来还是华人——关于体面的一切观念全然相悖，却依旧这样受敬重、受爱戴。他的唐突和水手式的豪爽，我前面已经说过；但从没有哪一回像在拿督班达家里那样鲜明——衬着主人们庄重而有威仪的礼数。

我们天黑后回来，晚饭吃了龟汤和龟排——龟肉很像小牛肉，却远不如小牛肉好；又唱了《友谊地久天长》，唱得参政司那双和善的眼睛里含了泪。如今我们已备好明日一早动身。

市政厅，马六甲。——礼拜四天没亮我们就坐着轻便马车离开芙蓉，由默里上尉护送；马车照例是华人「甲必丹」借的。马匹早已先期送到，换过马之后，第二程穿过极其壮丽的森林，直到马再也拖不动车、陷在泥里为止；到了这狼狈之处，已有三匹备好鞍的小马和两顶轿子等着，要送我们穿过丛林到河边去。我们沿着一条极糟的小路走，好些地方泥深及膝，一路是绿色而静寂的幽光，直到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片像英国的园林与猎狐地一样的景致，间杂着棕榈林下的马来甘榜。正午日头最烈时，我们到了当初乘舢舨出发的那座林宜河警站，一队上着刺刀的警察迎接我们。我们在警站的回廊上用了饭；因为水位下落，那小火轮不得不先退到下游去了，我们便坐一只土船去森邦，由四个马来人划着，桨像两头呈椭圆的铁锹装上锹柄；还有一队仪仗警察随我们同下。在那里，我们向这位最仁厚可敬的主人告别；他眼里含着泪，随即掉转船头上溯，回他那座平房里去，独自与他的斗牛犬、他的左轮和他的步枪为伴——一个自我放逐的人。

（原注：一八八一年，默里上尉因久曝烈日之下身体不适，到马六甲去，几天后在他的朋友海沃德先生家中去世。韦尔德爵士在给金伯利勋爵的公文里这样写他：「关于双溪乌绒邦的这一节叙述，我不能不追念不久前任该邦参政司的默里上尉；此邦受惠于他甚多，而他一心系于此邦的人民与利益。默里上尉存心极其正直，心地极其仁厚，具备治理一个马来邦国所需的许多品质；他虽苦于不通土语，却能以一种罕见的方式赢得左右一切人的爱戴。过去六年间，默里上尉在双溪乌绒的政务上献议有成，巩固了秩序与善政，为开辟此地、开发其物产出力甚多。他的名字将永远与此邦的兴盛相连，他的英名也将长久留在居民心中。」）

天黑以后，我们看见一大片靠海的森林起火，景象壮观。我们在此地一座八百英尺长的码头上岸——涨潮时小火轮可以靠这码头——有几名差役和两位警察巡官来接。我们这一趟远行，成了马六甲那个小小的外侨圈子里的谈资。我们在总督府受到热烈的欢迎；只是肖上尉说，他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没有及早写信给默里上尉安排车马，又那样匆促地打发我们上路，带的食物又那么少。不过我盼着一遍遍说下去，总能叫他信服：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了林宜河上的那一夜；就旅行的阅历而论，那一夜抵得上其余的全部。

伊·露·伯

雪兰莪一章

雪兰莪——雪兰莪的潜力——天然的条件——雪兰莪的无法无天——英国对雪兰莪的干预——可望的前景

雪兰莪是个小邦，位于北纬二度三十四分至三度四十二分之间，海岸线长约一百二十英里。北边与霹雳接壤，南边是双溪乌绒，东边则有森美兰的几个小邦，以及未经勘探的丛林与山地，把它同彭亨隔开。境内有雪兰莪河、巴生河和冷岳河，都发源于东部边界的山中。人口没有确数；一八七六年参政司试行估计的结果，是华人一万五千，马来人两千到三千。前任参政司道格拉斯先生把马来人口估得高些，又估土著人口为一千，不过这大约远远超出他们的实数。

（原注：我把这一篇极简略的雪兰莪素描呈给读者，作为以下各信的引子；在此我要特别申谢：雪兰莪工务与测量总监戴利先生一八八二年五月八日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马来半岛土邦的测量与勘探》一文，极有价值。我还参考了海峡殖民地政府殖民地副大臣瑞天咸先生所撰、载于《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会刊》的马来土邦简述，以及前海峡殖民地首席法官本森·马克斯韦尔爵士所著《我们的马来征服》。）

雪兰莪的财富在于它似乎取之不竭的锡矿。构成马来半岛脊梁的山脉，有些地方高达七千英尺；冲积的碎屑正是从这山脉冲刷下来的，其下沉积着一层矿砂，厚自四英寸至十英尺不等。这种矿砂的储量似乎无穷无尽，然而至今不曾发现矿脉。单是首府吉隆坡附近的安邦一处矿场，便雇着一千多个中国人，每人一年能提出一千磅重的白锡，值三十五镑。这笔矿藏是一块磁石：锡价高则吸引更多中国人进雪兰莪，锡价低则少些。此邦岁入的大宗，向来是锡的出口税。

沿海的低地镶着红树林，红树在蓝泥和重黏土里长得好；这些地排了水，很宜于种甘蔗。几道小山脉之间的沼泽谷地宜于水稻，坡地宜于旱稻；木薯、烟草、胡椒和甘蜜则在不高不低的地方长得好。西谷椰子在湿地上茂盛。高山上覆着原始森林，马来人在那上面既无村落也无种植。据信这些山在二千五百到三千五百英尺的高度，极宜于种阿拉伯咖啡、金鸡纳和茶；已有些锡兰的咖啡园主盼着雪兰莪会有一个兴旺的时代。不过眼下所需的劳力还无处可得。内地山坡上的土壤是一种淡红与淡黄的黏土，为较晚近的岩石分解所成，上面覆着八到十二英寸厚的腐殖土。这里没有旱季，雨量在一年里分布得相当匀，年均约一百三十英寸。气候极其宜人，没有什么地方病。土地可按分期付款的办法购置，每英亩八先令。

雪兰莪同霹雳一样，有一桩奇处，就是有些孤立的石灰岩山，高自八十英尺至一千英尺不等。峇都有壮丽的石灰岩洞，钟乳石与石笋极富丽。其中一个洞的穹顶，自地面到顶高三百五十五英尺。与这些洞有关的一件要事，是里面积着数千吨蝙蝠粪，对将来的种植者也许同鸟粪石一样贵重。介乎红树林沼泽的重黏土与蓝泥、和山脉的花岗岩与砂岩之间的那些起伏坡地，主要由红黏土、砂岩、页岩以及花岗质和长石质的岩石构成，表面的红黏土里还有大片的红土层。沿河的谷地里，土壤是肥沃的冲积层。

雪兰莪无疑潜力极大；劳力的难题若能圆满解决，新近提出的九百九十九年租约（附有开垦条款）大约能招来不少种植者，来就它肥沃的土壤和宜人的气候。雪兰莪辖三大区，各据一条颇大的河：雪兰莪、巴生和冷岳。

苏丹从前是实际的至尊，如今则只是名义上的；然而此邦治下动乱的故事由来已久，自欧洲人知道它以来，内争便是它的常态。有一件事似乎确凿无疑：它的河道和岛间水路是海盗的渊薮，它的拉惹们劫掠在马六甲海峡贸易的小船，且大有斩获。

早期的马来记载里没有这个邦的名字。半岛的这一带从前叫作「产锡之地」，这片如今人烟凋敝的地方，昔日是马六甲马来君主治下一个兴旺的属地。现有的人口，主要是一支武吉斯人的后裔；他们来自西里伯斯的戈瓦，十八世纪初随一位戈瓦酋长在雪兰莪定居，其后是苏丹易卜拉欣——一个极恨荷兰人、也极顽强地与荷兰人为敌的人。他攻打马六甲，劫掠并烧毁了城郊，若不是荷兰舰队及时赶到，几乎攻下了它。他夜袭雪兰莪的荷兰驻军，将其击溃，尽夺其重炮与弹药；后来却被迫交还所掠，并承认自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藩属。此后他又攻打暹罗人，把暹罗人逐出霹雳，主要是他的功劳。

一八二六年继位的是一个庸劣的王公；在他懦弱而苛暴的治理之下，又加上他那几个庶出兄弟的敲诈与残暴，此邦便衰败下去。一八三三年在雪兰莪边境掌管一处军哨的纽博尔德先生，亲眼见过这些武吉斯王公所行的许多暴虐：他们做海盗，抢掠劫夺，向可怜的马来人勒派供输，无人能禁。纽博尔德先生在时，他驻扎的瓜拉林宜全村的人连夜逃进马六甲辖境，此后就在那里定居，以逃避他们所受的无情盘剥。奴隶制与债务奴役更添了这地方的苦难；据信由于外流和别的缘故，马来人口已减到两千至三千人之间。

雪兰莪近世的历史里，只有一件事值得一记。这位可怜的统治者苏丹穆罕默德没有嫡出子嗣；他死后，本来很可能由他的近亲东姑蓬苏继位——这位拉惹为国人所普遍喜爱和敬重。不幸的是，这位拉惹接手经营了芦骨的锡矿；那矿从前由约四百名中国矿工自行开采，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缴给苏丹。一八三四年九月一个漆黑的雨夜，这些矿工起而反抗雇主，烧了他们的房子，不分皂白地把他们杀尽，这位开明的拉惹也在其中；他的妻儿在逃命时被抛进自家房子的火里。中国人所得的赃物，不算妇女的珠宝金饰，估值三千五百镑。这桩极凶残的事，据信有在马六甲英国旗下受庇的华商从旁襄助和唆使，甚至就是他们一手策划的。东姑蓬苏一死，雪兰莪在土人治理之下兴盛的希望便全熄了。

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七三年间，局面变得很坏：各派之间的火并使这地方的人烟更为凋零，不单因为党争中的死伤，也因为安分的耕作者纷纷外逃。无法无天到了这般地步，凶杀与劫掠层出不穷。殖民地副大臣瑞天咸先生断言，说凡二十岁以上的男子都至少杀过一个人，连妇女也不是不惯于彼此动凶器，这话几乎算不得夸张。

我们在雪兰莪立足的经过，是一团乱麻，因为殖民地政府中身居高位、而且无疑「都是体面人」的诸公，说法各各不同。我们头一次登场是在一八七一年，「里纳尔多号」摧毁了雪兰莪，缘由见于下一信。一八七三年十一月，苏丹居所附近的朱格拉河上发生了一桩海盗劫案。为此，海峡殖民地总督克拉克爵士带着女王陛下中国舰队的一部分到冷岳去，促成苏丹设庭审讯海盗，留下三艘船和两名政府专员监审。人犯被处决，兵舰在沿海巡弋了一段时候，一切便平静下来。

然而一八七四年又有新的骚乱和所谓海盗案；苏丹的女婿兼副王东姑迪亚乌丁敌不过几位势大的拉惹，便欣然迎接克拉克爵士派去的一名官员——此人奉命「若苏丹愿意，便留在他身边，以其在场与建议使他有所倚恃，并助他履行所许之诺」；所许者，简言之即是弹压海盗、在其领内维持良好秩序。这原不算难事，因为据估计他所剩的马来臣民只有约两千人，而华人矿工又在他们的「甲必丹」亚来的有效管束之下。

一八七五年一月，应东姑迪亚乌丁之请，英国派了一位参政司到雪兰莪。此后不久，副王退居吉打，苏丹则被「劝」进了一种领养老金的隐退境地，赋税由参政司课征、收取和支用。安德鲁·克拉克爵士选苏丹的第一位顾问，选得极幸运：据各方所说，戴维森先生对马来人有极深的了解，也对他们怀着明智的体恤；他性情沉静，识见极好，至今被人怀着敬意记着——不单因为公务上的干练，也因为他真心赢得了雪兰莪人民的看重。他所受的法律训练和在殖民地法庭上的高声望，对他短短任内所遇的许多疑难的解决大有裨益。一八七六年继任的是布卢姆菲尔德·道格拉斯先生，他任参政司已有六年。

一八八一年雪兰莪的岁入为四万七千零四十五镑，主要来自锡的出口税、鸦片的进口税，以及鸦片和别的执照与饷码的承包。支出为四万六千八百七十六镑，最大的几项是「官署」、「养老金」和「工程与建筑」。雪兰莪的前景看来是太平的；但愿在韦尔德爵士的励精治理之下，它的潜力能得开发，它在法律与赋税上的种种失当能得厘正，并且马来人与外来者都能领受到公正治理所带来的那种秩序与安稳之利。

第十四信

汽轮彩虹号——马六甲的落日——海上一夜——巴生的参政司署——我们的「至亲」——巴生的凋敝——一位非凡的中国人——梨园的富丽——一头「独行象」的罪行——「眼镜蛇！眼镜蛇！」

汽轮「彩虹号」，马六甲锚地，二月一日下午五时

我又一次上了这条古怪的中国小轮船；它正在燠热的浅海上，随着懒洋洋的涌浪摇晃。本该下午四点开船，却不断有张着席帆的小艇载了中国人、马来人、鸡、菠萝和甘蔗靠拢过来，一再耽搁。这小轮早已把载重线沉到水下，舷边离水面只剩十英寸上下，货却还在装；张席帆的小艇和八桨的小船——每根横坐板上两个穿红衣的人，面朝船头——仍旧把人和货往这条超载的船里倾倒。一百三十个人，多半是中国人，间杂着几个爪哇人和马来人，挤在这一小方甲板上，还有山羊、水牛，以及四十笼鸡鸭；鸡咯咯，鸭嘎嘎，中国人扯着嗓子聒噪——真是一座巴别塔！

一小时后，那位葡萄牙马来混血的船长喊起「慢车前进」——彩虹号只领了载客一百人的执照，船一摇，水就从排水孔里灌进来，可还有五条席帆小艇挂在船舷上。「开船！全速！」船长用英语喊着；他兴奋得直跳脚，又用马来话尖声叫嚷；中国人正从船尾、从舷墙、从各处往上爬，简直是登船夺舟；就这样，船上载着约莫一百五十条性命，中间没有一个白人，也没有一个基督徒，我们冒着一片艳丽的水色，驶进一片艳丽的落日；而美丽的、梦一般的、热带的马六甲——它棕榈镶边的岸，它斑斓的街道，它那座有着黄金掌故的俄斐山，还有那座堂皇的市政厅（它古老的房间我几乎已当作自家的产业）——都一一化作回忆。一颗血红的球从血红的天上蓦地坠进火焰般的海里，

「黑暗一步便到。」

这小小的驾驶台之外，我无处可去；方才船长和我就在这台上用了一顿极好的晚饭，拿鸡笼当椅子。那些聒噪的鸡此刻在黑暗里安静了，更聒噪的中国人却还扯着嗓门喊。天太黑，再写不成一行。

英国参政司署，雪兰莪巴生。——你不会知道巴生在哪里，我想你在任何地图册或百科全书里也找不着它。说实在的，我几乎疑心你连雪兰莪都找不着——巴生勉强算是这个马来邦的首府。眼下我能告诉你的很少。

雪兰莪北接「受保护」的霹雳邦；几年前霹雳因一场「小小的战争」在英国出了名：英国参政司伯治先生遇刺，我们为此重重惩创了马来人。它的南面与东南是双溪乌绒、日叻务和彭亨，不过这几面的界线都不分明。西面以马六甲海峡为界，海岸线长约一百二十英里。从内地那条略嫌含混的边界到海边，据说纵深大体匀称，在五十到六十英里之间。巴生在巴生河上，北纬三度三分，东经一百零一度二十九分三十秒。我说它「勉强算是首府」，是因为参政司和他的属僚住在这里，也因为吃水十三英尺的船再往上就走不了了；可真正的首府是中国人的进取心造出来的，在内陆三十六英里处，是锡矿的市镇吉隆坡。雪兰莪若说兴旺（我很怀疑它兴旺），所靠的是锡与树胶；而巴生则是个极不振作、凋敝、颓丧、寒碜的地方。雪兰莪名义上的君主是苏丹阿都沙末，可他远在冷岳靠一份年金蛰居，我想他大约已近于泯然无闻了。

〔吉隆坡今已是雪兰莪最要紧的采矿商埠，一八八〇年英国参政司与其属僚已迁往该处。〕

这里与马六甲处处大不相同。我离开马六甲时万分不舍。那里的好客、亲切、极融洽的往还，以及它自身那半中古半热带的魅力，使它成为我漫游途中众多明亮处所里最明亮的一处。海沃德先生用一条六桨船送我上彩虹号，六名桨手都是警察——马六甲所能给的「官方便利」，到此算是列举完了。我那间小舱（或者说小窝）里寒暑表是九十度，里头不但满是蚊子，还满是蟑螂；昏光之下，那些蟑螂看去有老鼠那么大。热带上凡能不睡舱底的人自然都不睡舱底；甲板上又密密麻麻全是中国人，我便叫人把褥子铺在驾驶台的长凳上——台上只有两名马来瞭望手。一离开常走的路径，舒适便所余无几；然而所失去的，远远抵不过所得的那种极大的乐趣。

那是可喜的一夜。月亮只有半轮，我却觉得它比我们那里的满月还亮。夜色美极了，我情愿只歇着不睡；鸡与人的巴别喧嚣已经止息，只剩下水波轻柔的响声，和我们滑过无浪的海面时偶尔一声海鸟的啼叫。月落之后，天空奇妙非凡：热带的紫，与那铺地扬尘一般的繁星。我如今很喜欢南十字座了，也难怪早年的航海者初见它时要伏在甲板上叩拜。这星座并不堂皇，可它所在的那一片天不拥挤，它又总是斜斜地悬着，一望即见。它于我，已如北天的北斗一般成了故交。

第二天破晓，我们正溯巴生河而上；两岸低平，尽是红树林的沼泽。日头高而且烈时，我们在巴生村前下了锚。最先入眼的，是高地上一座大炮台，草筑的胸墙上架着炮。炮台上头是一所亚答顶的大木屋，就是英国参政司署。一丝风也没有，屋前的英国国旗在旗杆上垂着不动。下面是一座村子：一簇簇中国人的房屋平地而起，马来人的房屋架在木桩上，各自独立；其间夹着一两处官署，体量颇大。一道结实的石阶从河边通到一座亚答顶的骨架似的栈桥，近旁泊着若干亚答顶的船，装满内地矿场运来的锡板，要转运往槟榔屿。河里还停着一艘精巧的小汽艇「阿都沙末号」，名义上是苏丹的游艇，挂着一面很大的红黄旗。

参政司布卢姆菲尔德·道格拉斯先生——一位高大健硕的长者，白发，面色红润，嗓门洪亮，处处听得见他发号施令的声口——带着一条四桨船来接我，又有一辆套着澳洲好马的轻便马车把我送到这里。从这所房子望出去，河湾、起伏的丛林与青山尽收眼底，景面开阔，却算不得秀美。房子下层由柱子架起，大体是敞开的，兼作弹子房、礼拜堂、闲坐处、午后茶室与接见厅；可我在这里看不见双溪乌绒参政司署里那种中国人马来人随意来去、亲切自在的光景——那原是那边一桩令人愉快的特色。实际上，这里颇有几分置身敌境中的武装据点气象。署门前摆着一门六磅炮，两侧各堆一垛炮弹。屋后有一间卫兵室，架上是参政司那十二人卫队的步枪与刺刀，另有已婚士兵的宿舍——他们虽名为警察，其实是兵。门廊前挂着一面锣，用以示警；五分钟之内可以出动全副武装的一百人。

这一家人是：参政司、他的夫人——一位端庄和蔼的妇人，神情温婉而带着几分凄楚——以及一个身有残疾的女儿；做母亲的照料她，那份慈爱、警醒、无休无止的用心，最是动人。此外还有一只拴在柱上的漂亮黑猴子，和一只他们叫做「乌夫」的猿，得名于它只会发的那一个音节；不过我相信它就是「敏捷长臂猿」，这生灵极娇弱，至今不曾有一只活着到过英国。

它是个美丽的生灵。我可以同它消磨掉好几个钟头。它用后腿走路，那步态奇异得像人，两条长臂像某某先生似的垂在身侧。它会安安静静走在你身边，像另一个人。它有一双好看的黑眼睛，眼睑生得同我们一样周正，鼻子端正，嘴是人的嘴，牙齿又白又好；笑起来神气十分可亲而欢愉，面容静下来时，却显得忧郁而怅惘。它大半的时光都用来极卖力地荡来荡去。它的手指与指甲都很秀气。它看去与我们近亲得可怕，然而那道鸿沟又深不可量。它什么地方都爬得上去，跳得极远。今天早上它进了一所挂着一串香蕉的屋子，一跃上了屋顶，转眼剥好两只，吃得干干净净。它连一点退化的尾巴也没有。它抱着胳膊坐着的时候，活像一位穿着紧身皮裘的绅士。

巴生村没有什么可观。它看去像个「有过好日子」的地方，就这个邦的兴旺而言，给人的印象并不好。村子上游，河水流过肥沃的冲积层，很宜于种蔗、种稻，以及低地热带的别种出产；然而土地虽可按分期付款之法以每英亩两元买下，这些地却仍旧覆着原始丛林。小汽艇与平底的土船可以再上溯十八英里，到一个叫白沙罗的村子，从那里有一条很好的乡道通往吉隆坡那座华人大村与锡矿。从前几乎直到如今还盘踞在旧丛林小径上的食人虎已被逐退，路旁开起了烟草、木薯与稻的种植园。吉隆坡近旁一处华人种植园，单是木薯就种了两千多英亩；园主是个有魄力的中国人，已从欧洲运来蒸汽机器，把木薯根制成可售的成品。我在内地所听到的一切实业，总是握在中国人手里。巴生看去像被什么梦魇压着；中国人大约也乐得离这个在我看来事事张皇的官府远些。总之，巴生不论出于什么缘故，总带着一副衰败相：荒废的屋子迅速朽坏，路上长满野草，田里塞满杂草，凄清的街上不见生气与往来，令人心头压抑。百姓被一套烦苛而无定准的规费与捐税所扰，这种办法正足以滋生怨气；行政上的种种事情，看去也有些「纠缠不清」。

你大约快要听厌中国人了；可我越看他们，越觉得他们了不起。若没有他们的精力与勤劳，这几个邦连同马六甲，都不过是丛林中间夹着几片稻田罢了。实际上，不但在吉隆坡（如今的政府所在地），就是在整个雪兰莪，居首的人物竟是叶亚来——一个中国人！在我们「劝导」此邦之前的乱局里，马来人三度焚毁吉隆坡，他三度把它重建起来；虽屡遭挫败，仍应土邦政府的恳请守着它不去。他修了长长的道路，把最要紧的几处锡矿与市镇连接起来。他的同胞对他推心置腹；警察总监赛耶斯先生——一位极能干的人——告诉我，凭他的威望与辛劳，他把自己的市镇与辖区整治得太平有序，多年以来不曾出过一桩重案。他的产业——矿场、砖窑与种植园——雇工在四千人以上。他拥有全国最大的木薯园与最好的机器。他引进了砖的制造，为病人设了收容之所，对英国的利益始终忠诚，在托付于他的稠密辖区里治绩卓著，断案又让同胞们心悦诚服。他既是雪兰莪商业利益的开创者，又是一个志向宏大、见识开明而有公心的人。难道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里，就没有一枚是给叶亚来留着的么？然而至今非但没有得到与其功劳相称的表彰，可以断言的是，叶亚来为损失等项所提的赔偿要求，也还不曾了结。

〔我到过之后几个月，叶亚来极隆重地款待雪兰莪苏丹住了好几天；一八八〇年七月，他款待海峡殖民地总督及其随员，排场更盛，还特为此事盖了一座四面敞开的华美宴会厅。〕

韦尔德爵士记这次款待说：「在吉隆坡，除了迎迓与甲必丹家中的宴会以外，还演了一出中国戏，演的是一位苏丹与几位大拉惹争执不下，及至一位『总督』出场调停，便捐弃前嫌，天下遂安。台上还有人向我唱颂词、诵献诗，扮演那些大人物的伶人俯伏叩拜。戏服全是真的手工金银线绣，绣在色泽极浓丽的厚绸上。诸王侯各有武士随侍，有几人的盔甲极其壮丽，还有旗幡、羽旄，以及由传令者高擎的纹章之类。也有女角登场，一位是首席女伶，别的女伶骑着竹马，绸与金的云雾里只露出女子与竹马的头。丑角插科打诨；翻筋斗的伶人穿着蓝色宽衫、大红阔裤，一有空隙便如流星般掠过台前挤挤挨挨的伶人群，快得连他们是不是活人都看不真切。我从前在伦敦看过基恩重排的莎剧仪仗，可是直到在马来半岛的腹地看了这一场，我才明白中古宫廷的仪仗会是何等模样——那是我平生所见最富丽、最如画的色彩组合。」

巴生越熟越不见好。看去像有一半房子空着；人口里确有一半是官府的雇员，多半是警察。全无一点商业的生气，杂色人众有气无力地闲荡；连那少数中国人也显得沮丧，仿佛日子过不动了。看去又像是须得把百姓弹压住（我敢说实在不必），因为除了炮台与营房，各处还散布着军警的哨所。村子当中有一所监狱，围墙极高。丛林逼近巴生，离村半英里之内见过老虎，也见过成群的象，有时多至四十头。双溪乌绒那边前些时为一头「独行象」闹得人心惶惶（所谓独行象，是因别的象觉得有理的缘故而被逐出群，独处既久遂发狂凶暴）；它害死两人之后渡河进了雪兰莪，如今在这里害人。几天前有个人在丛林里瞥见它，躲上了树，那畜生竟用鼻子把树掀倒，把这可怜人踩死了；他的同伴趁着这工夫逃脱。

昨天傍晚，我们在厅里做礼拜，全部白人都被「归拢」了来——七个男人、两个女人，其中三位是天主教徒。会众坐在一架布扇底下，参政司坐在另一架底下，两架都由笃信伊斯兰的人拉着！一切都「规整有序」，正合道格拉斯先生的出身来历：读祈祷文的读经台上覆着一面英国国旗，台前的瓷砖上铺着一张虎皮，簧风琴弹得很好，唱诗与咏唱都极出色。我们唱了一首最美的安布罗斯圣诗；博纳博士或许乐意听见，他那首《我听见耶稣的声音说》，在黄金半岛的荒僻之地，被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同样欢欣地唱着。

这里几乎天天有一场阵雨；此刻天气可爱极了，空气里有一股温软的清新。谁也想不到我们身在热带，离赤道只有三度。我来以后寒暑表不曾高过八十三度，海风与陆风美妙得叫人舒服到骨子里。但愿你能看见这里一个傍晚的十足之美：棕榈映着金色的天，云是粉的，河也是粉的，风里含着香脂气，恰好有力气掀动那些浓香的花，把黄昏熏得那样好。蚊子也停了一阵，我正过着「真正快活的日子」。

不过昨天我着实吓了一大跳（这也算「快活日子」的一部分）。我正要进园子，六名武装警察像中了枪似的从我身边蹿过去，后面跟着土地测量员戴利先生——他曾因一桩勇行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大喊「眼镜蛇！眼镜蛇！」；我看见植株上方一颗张着颈皮的头，接着便见那我最怕最厌的东西以骇人的速度朝屋子这边扭过来，人人四散奔逃。我转眼爬上了梯子；紧接着一名警察壮起胆来，用枪托打断了那爬虫的脊梁，不多时它便被提着尾巴拖走了，已经死了。它有四英尺多长。炮台那边一天大约要打死三条。

凡送来毒蛇的，每英尺赏二十分；鳄鱼每英尺五十分；老虎一头赏二十五元。近来警察捉到两条食蛇之蛇，即眼镜王蛇，长逾十八英尺，据说被它咬一口必死无疑。他们收着一批可怕的蛇：活的、半死的、死的、泡制好的。夜深时又受了一场另一种惊吓；两桩合在一处，弄得我心神不宁，以至于月光两三次照在哨兵的刺刀上（我在床上望得见），我都当作是马来人要去行刺参政司——我只怕对他怀恨的人不在少数。

第十四信（续）

马六甲海峡上的游艇之行——热带之梦——拉惹慕沙——虎的故事——一场大热闹——一柄「吃过人的克力士」——一处王居——一次御前会议——苏丹的侍从——「后宫之光」——苏丹的馈赠

汽轮「阿都沙末号」，雪兰莪冷岳河

日出时起身是快事：整个天空泛滥着色彩与光华，丛林上东一处西一处滞留的雾气，闪得像银子。开船之前，道格拉斯太太给我预备了茶、烤饼和新鲜黄油——这是我十个月来头一回尝到新鲜黄油。八点，我们乘这艘漂亮的小汽艇——名义上是苏丹的游艇——离开巴生，船上共四十人。

我如今身在何处，自己也有些糊涂。「冷岳河」在我眼下还只是个「地理名词」。此刻已过三点，我们自八点起一直在走，有时溯河而上，多半却是在岛屿之间可爱的热带海面上。这是参政司例行的巡视之一，此外还有一桩事：要给苏丹送一套礼服。除道格拉斯先生外，同行的有他的女婿戴利先生；新近被派任税务官的霍利先生，此去是要引见于苏丹；曾在第十联队当过兵、如今任雪兰莪警察总监的赛耶斯先生；还有三十名警察，明日充作苏丹的仪仗。此地的戒备，不知出于什么难解的缘故，似乎被看作万不可少，自天定的劳埃德先生遇害以后更加严了。游艇上有一整幅漆过的帆布顶篷，篷下摆着一排接舷战用的长矛。前桅四周陈列着四把短弯刀和许多实弹。下面架上有六支步枪，警察与卫队则都带着步枪和刺刀。

这艘游艇好到无可挑剔。船舱可容十人用饭，高敞通风；又在前部，所以没有震动。种种巧思把空间用得妙极了。它不过五十吨，吃水极浅，我们却要乘它一直去威尔斯亲王岛——二百英里。船上一切都好，连伙食也好；我尤其中意船头那几把矮藤椅，可以坐在阴凉处领受清风。

这一天是一场热带的梦。我享受过它，此刻还在享受，而且享受得深。我们顺巴生河而下，又穿过一条河似的狭窄水道，两边是棕榈镶边的小岛；水道忽然开向大海。近岸处海水略带绿意——岸上是珊瑚砂、密林，无人居住；往西去，绿意化入蓝意，越去越深，直到远处澄明的地平线上，一道纯净、深沉、无从形容的蓝，把蓝天截开。啊，那「大海万点粼粼的笑靥」！在这热带的日与天之下，那是言语所不能传的：银光闪闪的细浪皱着宝石蓝的海面，温暖澄澈的水底，斑斓的鱼在珊瑚丛间穿梭。这是几片有魔法的海——

「雨不降，雹不落，雪也不飘，

风亦从不高声吹过。」

阿都沙末号在这里冒烟、喘气，拖出一道白沫的尾迹，实在不成体统。「丝的帆，绸的索」，以及诗一般无声的行进，才配得上这可爱的马六甲海峡。我平生极少几天觉得单是活着便是一种奢侈，觉得与海、与风、与飞鸟、与虫豸同属一族是怎么一回事，也明白了造化何以歌唱、何以含笑——今天便是这样的一天。

我们一路拖着一艘关税巡船，载着新灯塔的材料；到下锚处把它放开，参政司与戴利先生带十三名警察上了岸，我则同赛耶斯先生谈了一席极有意思、极长见识的话。随后我们沿着低平的林岸行驶，再溯冷岳河而上，到了武吉朱古拉——一座孤立的小山，满覆丛林。登岸要爬上一大片光滑的岩面，近顶处有一所很好看的警署；再高些，几乎被香蕉与椰子遮没的，是冷岳税务官兼警察推事的大平房。我们见了推事弗尼先生，放下警卫，便驶到这里来会议。

赛耶斯先生上岸去，带回了苏丹的嗣子拉惹慕沙。这是个相貌十分特别的马来人，一位严守教规的穆斯林；据参政司说，他曾放过话，将来做了苏丹，「要把白人赶下海」。他很肯做事，为百姓立个榜样，做事时穿得像个苦力。他不赞成斗鸡和别的马来人的游戏，是个革新派，性子倔强而刚硬；参政司似乎颇怕他继位，因为大家料想他不肯只做个傀儡君主。他是哈吉，头上缠的头巾用了好几码价值连城的丝纱，上面绣着丝绣，身上是白色的巴汝、长长的白纱笼和宽大的白裤——在东方人身上，这是一身很美的装束。他同我握了手。我倒愿意这些人不要学我们的见面礼，他们自己的礼节要合他们的性情得多。

游艇此刻停泊在一道深深的、咖啡色的水流里，近旁是一座架在木桩上、颇入画的马来村子，四围是极大的棕榈林。这一带有好几条河彼此交错，穿过密林与红树沼泽。日头还高。四位白人和拉惹慕沙都上岸打沙锥去了，船上的马来人在睡觉，我正享受着一段美妙的清静。

二月四日下午四时。——我们正行驶在白热的宝石蓝海面上，穿过雪兰莪沿岸那一串红树镶边的岛屿；日头如火，背阴处寒暑表是八十八度，可这热虽烈，并不逼人，我度过了极愉快的一天。诸位先生打到看不见沙锥了才回来，猎袋满满的；日落后我们顺流下到武吉朱古拉，也就是冷岳。河面大半被森林的浓影压得墨黑，中间却有一条柠檬色的水路，映着柠檬色的天，美不可言。参政司与戴利先生乘游艇下到海边去躲内地的蚊子；我却带着卫队里的奥马尔——一半马来血统、一半吉宁血统——作随从，同赛耶斯先生一道上岸，宿在推事的平房里。穿过棕榈与香蕉往山上走，是一段可爱的路；护卫的刺刀在明得耀眼的月光里闪亮，倒也不含什么骇人的意味，因为要护卫，只是由于此地虎患太甚。那平房很大，却散漫；我的房间是尽头接出来的一间，有六扇装着厚实百叶的窗，弗尼先生把其中四扇关死，余下两扇也掩了一半，因为有一只虎正在屋子近旁出没，据说它的低吼最恼人。两夜前它咬死了苏丹的一头小母牛；昨夜它正对鸡舍行其极不体面的劫掠，哨兵从我房外的游廊上放了它一枪。

昨天早上有一场大热闹。一只母虎陷进了阱坑，被人打死，尸身抬到平房里来时还是温软的。从鼻尖到尾根量得八英尺二英寸，尾巴又长二英尺六英寸。它有幼崽；今夜那些小东西在丛林里，想必要挨饿了。它那张漂亮的皮如今挂着。四邻的人，华人马来人都出来了。有人跳舞；苏丹敲起锣。人人都要抢这畜生身上的一块。苏丹要了肝——肝晒干研粉，做药，值同重黄金的两倍。血也被人取去，我看见华人把血摊在小板上晒；这是无价的补品！那对眼睛大得出奇，众人争相抢夺，为的是眼珠中心的硬块乃是贵重的护符，可以镶了金做戒指。看着丛林里那一对可怕的「灼灼眼珠」如今这样昏暗僵硬，真叫人伤感。骨头被取去熬成胶，据说再加进某种神秘的药，便是大补之物。胆最贵重；肉也被取尽了，做什么用我却不知道。有一块肉炖了，我尝了尝，味道很像一头又老又累的耕牛的肉；弗尼先生却觉得像好小牛肉。晚饭时满座都在谈丛林里的野兽；我们几乎就置身兽群之中，所以听来格外入神。我想趁月色出去走走，弗尼先生说不安全，有虎；连那里的马来人天黑后也不出门。

弗尼先生送了我一根手杖，上面有蛇形的纹路；这是人家当作宝贝送给他的。送的那位马来人说，凡带着它的人便会刀枪不入、隐形不见；若拿它打人，被打的人身上会现出中蛇毒的一切症候！弗尼先生还送了我一柄克力士短剑。今天早上我拿给奥马尔看，他把它从脸前拂过，闻了一闻，说：「这柄克力士好——吃过人。」

我睡得不多，怪声音太多，哨兵又整夜把我房外的游廊踩得吱吱响；不过这气候好极了，睡得再少，人也神清气爽，随着太阳一同起身。热带的清晨光辉灿烂。造化的苏醒是这样突兀而喧闹，一切都沐着露水，生气勃勃。染着玫瑰色的天看去清凉，空气摸着也清凉，人只想把这美妙的时光拖长些。随后，太阳便以一种近乎它下落时的突然，转出地平线，转眼就高悬天心，真所谓「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也真所谓「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它刚一露面，暑气便大得骇人。然而热带的草木花卉不但不在这日头的暴威下低头枯萎，反倒因之欢欣。

今天早晨极其明丽。静止的蓝天下，香蕉的大叶片看去实在是热带的模样。早七时寒暑表八十二度。「虎蚊」——白日的刑罚，大蚊子，腿上有条纹，嗡嗡作金属声，毒液又多——天一亮便肆虐起来。氨水对它们的叮咬不像对夜蚊的叮咬那样管用，我浑身都是红肿连成片的疙瘩，一个有半只矮脚鸡蛋那么大。不过这些和别的种种苦处，我凭经验知道，不久就会忘个干净，留下的记忆只有这一天的美、这一天的光华，和这一天极大的欢愉。

一大早拉惹慕沙就到了，穿一件浓金色的丝绸巴汝，衬他那黝黑的肤色很相宜。他坐在屋里，装作翻看《图画报》，其实是在打量正给你写信的我——正像我打量一只「乌夫」那样。末了他问我杀过多少日本人！！！！

此地的王位按男系世袭，这位拉惹慕沙是苏丹的长子。苏丹从岁入中支取两千镑一年，这位拉惹支取九百六十镑。

参政司九点到，佩着一柄极精致的礼剑，亚麻外衣上缀着金肩章；我们便在炙人的日头下，穿过一段清出来的丛林，经棕榈与香蕉，走到苏丹府上受接见——这原是此行的「本意」。苏丹阿都沙末有三所房子，坐落在一道美丽山谷的尽头，位置极佳。房子是最纯正的马来式，没有一处见得着西方的意思。所用的木料是浓郁的红褐色。屋顶极高极陡，却略带弧度。这建筑简素、得体而美。整座宅子由苏丹的住屋、一条宽敞的敞廊，和其后的女眷之屋即后宫组成。敞廊的尽头是接见厅；苏丹住屋的正门要穿过一座大门廊，逢着昨天这样的场合，那门廊便是一处便当的接见处。

从这条后廊或者说内院，有一道横档相距约两英尺的梯子通上苏丹的住屋，另有一道阶梯通向女眷之屋。梯脚坐着两个赤条条的小男孩，同这场面很不相称。我们在这里等他，两列警察排作仪仗。他从女眷之屋里很轻快地出来，同我们一一握手（讨厌的习气！），穿过警察的行列绕到住屋另一边的门廊里；门廊地上铺着细席，席上又几乎被华美的波斯地毯盖满。

苏丹坐在一把高背的雕花椅上，那便是宝座；别的椅子都是素的。参政司坐他右首，我坐他左首，我左边是拉惹慕沙，再过去是苏丹的别的儿子和几位土邦王公。赛耶斯先生任传译。外面是两列军警，近旁明亮的山坡上站满了苏丹的从人和别的马来人。接见厅的阳台有一圈好看的栏杆，上面挤满了穿着鲜红与清凉白色的马来从人。这一切都很美；棕榈在软风里沙沙响，鲜艳的鸟和蝴蝶从头上飞过，只为活着便觉欢喜。

阿都沙末倘若不是苏丹，我也会把他挑出来，算作我所见过最讨人喜欢的马来人。他是位长者，头发铁灰，额高而突出，一双大而突出的黑眼睛，鼻子端正，嘴生得好。面容开朗、和善，也相当有智慧。身量中等。那身衣服很衬他；虽是头一回穿，他穿着却自在。那是一件华贵的黑丝绒巴汝，即短上衣，有点像宽松的骠骑兵装，镶着辫饰、盘扣，开衩处滚金；裤子外侧有一道阔金条；纱笼是浓丽的丝织格纹，深浅不一的红；头上系一方马来印花绸帕，打成一个尖角似的结。穆斯林不能戴有檐或硬顶的帽子，也不能戴任何妨碍他叩首触地礼拜的帽子。

参政司宣读前一日会议的议事记录，苏丹予以确认。凡参政司提出、经会议议定的措置，由他名义上核可，以及签署死刑令，这是「殿下」所存的寥寥几项特权之一。接着宣读拉惹布里安请给年金的呈文，这位拉惹本人在座，样子邋遢。呈文被驳回；苏丹驳回时，说了几句很重的话，责其懒惰——懒惰似乎正是拉惹布里安的大毛病。然而我对他深表同情，因为——

「——何苦

人生须尽是劳役？——

惟有安宁才是乐；

我们身为万物之顶与冠冕，何苦独独劳碌？」

接见之际，一名衣饰华丽的侍从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铁管，像意大利式的烫筒，管里有个大约算是加热器的东西，被他慢慢地上下推拉。我以为他是在备槟榔，道格拉斯先生却说，他是在为苏丹的平安作法，据信他一停手，就要有祸事。另一名侍从衣饰更华丽，肩上搭一条镶流苏、绣金线的白巾，手里捧着两只纯金的瓶，瓶身以极精的工艺錾出花来，细腻得几乎像花丝镶嵌。一只盛槟榔，一只盛蒌叶。这时候，警察的刺刀在日头下闪亮，棕榈荫下的山坡上是那一片黝黑面孔、华服盛装的人群，看着真美。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一个人物，还是那位有意革新的嗣子——这位固执的穆斯林，穿着金色的巴汝，面色黝黑，神情奇特而近乎阴鸷，身上一点西方的浮华饰物也没有。我想，他登位之后大约会生出麻烦，至少若照目下的安排下去是如此。他不像是个甘心只做「异教狗」敕令登记员的人。

苏丹有一间「货栈」，藏着大宗宝物，为此他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成堆的钻石与红宝石，还有无价的花纹钢克力士，剑鞘是纯金的，錾出奇妙的图案，嵌满宝石。据我所知，是经道格拉斯先生的提议，他送了一柄配着精工金鞘的克力士给总督，说：「这不是苏丹送给总督，而是朋友送给朋友。」他似乎很盼着雪兰莪「起来」。他正自出资费在冷岳修一条路；又无疑是听了英国人的劝，很爽快地答应把可憎的债务奴隶之制悄悄从雪兰莪的制度里革去。

这场接见完了，我请求准我拜见苏丹后；于是由弗尼太太作传译，同拉惹慕沙一道去了后宫。那是一所美丽的房子，只一间极大极高的屋子，一部分用厚重的丝帘隔成几间。一端设一座高台，铺着细席，台下另有一座台，铺着波斯地毯。苏丹后就在这台上接见我们；拉惹慕沙并非她所出，他与我们都坐椅子。倘若我没有听错，这位王子既非她所出，我便不明白他何以能进女眷的屋子。两名卫士就在门内席地而坐，苏丹后的许多侍女也一排排坐在地上，有些蒙着白纱。

不能不说，这位「后宫之光」并不美。她看去近乎中年，矮而胖，扁鼻子，鼻孔大张，嘴唇很厚，牙齿锉过，又被嚼槟榔染得很黑。她神情可亲，举止讨人喜欢。她穿一条华丽的红丝条纹纱笼，一件很短的绿丝卡巴雅，缀着钻石搭扣；可她的衣裳与她本人我都没看清多少，因为她几乎整个裹在一幅纯白的细羊毛面纱里，面纱上缀着金星；又因拉惹慕沙在座，她拿面纱把脸遮得很严，我只偶尔瞥见她耳上那一对极大的钻石独粒坠。我们的谈话算不得精彩；在我看来，苏丹后仿佛已经入了涅槃，「既无念头，也不觉得自己没有念头」。我们回去向苏丹告辞；辞出之后，我瞥见他穿着白衬衫、红纱笼，悠然歪坐着，一身富丽都不见了。

回到平房以后，苏丹送了我一份礼。八名侍从一身纯白，鱼贯进屋，各人躬身及地，放下一只铜盘，盘中之物盖着纯白的布。再一躬身，揭开布来，是热带的一应鲜果：嫩椰子、苏丹自己吃的那一种金色香蕉、木瓜，还有一串串的一种蒲桃——梨形的果子，好看极了，每一枚都像用透明的、磨光的白蜡做成，一边泛着粉红。拉惹慕沙也来了，用了咖啡，游廊里挤满他的随从。凡拉惹出门都带着随从，而且随从越多，似乎越受敬重。

正午，我们离了这遥远而美丽的地方；顺朱古拉河而下，又在无浪之海上的岛屿之间，极愉快地航行了五个钟头，傍晚回到了凄清凋敝的巴生。

伊·露·伯

第十五信

虎蚊——虫豸之苦——一个哈吉的下场——马来习惯——誓言与谎话——一场虚惊

参政司署，巴生，二月七日

自冷岳那趟可喜的行程之后，我在这里过了两天算是清静的日子。这地方的气候似乎极宜于人。寒暑表每日都是八十七度，夜里却降到七十四度。气压表则如此近赤道之处的常例，全年只差十分之几英寸。年雨量约一百三十英寸，以一月、二月、三月及季候风转换之时为最多；一年到头雨水总够，草木因而常美。可是在这里——眼前是一片乏味的开荒地，前景全无特色，中景是平铺的红树沼泽——四时无变，白日里寒暑表绝无降到八十度以下之望，既无爽人的风，一生之中也不见气候有什么显著的好转或恶化，那实在单调得可怕。

蚊子厉害极了；不过住在此地的人，苦上几个月之后，便像被这毒种了痘，被咬时只觉烦扰，不觉受伤。我却几乎要被它们打垮了。寻常的那一种已经够受：正当傍晚转凉、坐在游廊上本该舒服的时候，它们开始来袭，专攻脚和脚踝；而这一带的虎蚊竟整日咬人，实在把日子都咬苦了。到了晚上，先生们都在裤子外面套上纱笼防身，太太小姐们也备着纱笼，拿来盖住脚和裙子；可这些孽障隔着两层丝或棉也照咬不误。任凭如何防范，我的脚踝、脚与手臂还是被咬得不成样子，肿得袖子几乎穿不进去；有两天连袜子都穿不上，只好天天把脚缝在亚麻布里！咬出来的肿块已连成一片，发炎得通红。「万物的冠冕」竟不能抵御这些细小的敌人，还被弄得像我此刻这般狼狈，真是丢脸。

不过这气候确是极好的；我写过蚊子、旱蛭、蜈蚣与蛇，关于它的坏处也就说尽了。现在我不妨承认：在双溪乌绒时，我在浴房里被蜈蚣咬过一口，但我当即用小刀把伤处深深划开，挤了挤，又不顾一切地浇上氨水，几个钟头之后疼与肿便都退了。

我到炮台去过——那是军警的大营房——赛耶斯先生给我看了许多东西。首先，一条八英尺来长的蛇被放出来打死。马来人管这叫「两头蛇」；这说法虽出于无知，倒也不是全无来由，因为正头死了之后，尾巴还竖起来往前挪动。这爬虫通身都是黑白相间的阔带子。还有一副难看的鳄鱼头骨挂着晾干，牙有三英寸长。近来有一天，一个可怜的哈吉被鳄鱼叼了去；不久这大家伙被捉住，剖开一看，里面有那哈吉的头骨、半截身子、一块衣裳，还有半只山羊。我带了些战利品回来：虎的牙与爪、鳄鱼的牙、熊的牙等等。

我也去了官署。门口装点着一张极好的虎皮，那只虎是在巴生近旁打死的，此前已吃掉六个人。我旁听了参政司审的两桩案子。头一个被告是马来人，犯的是很英国式的罪：几乎把妻子打死。妻子说她不要告他，只要离异。官府叫她去求伊玛目，那男人则被具结六个月内不得滋事。第二桩案子在这里极平常，堂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买了一个姑娘（长得很不错），如今有人要娶她，她的主人便拿出她写的一纸借据，索价一百六十五元！怎么也没法让他明白，这种交易全然不合法，也全然不合道理。参政司对这人说了几句很重、也很在理的话，责其行径，又译给围观的人听。

关于这几个邦审判罪人所依的法制，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别处，我都问不出什么确切的名堂。看来杀人、抢劫、伪造与暴力伤害归英国刑法管，不论行凶的是英国人、中国人还是马来人，都同样要办。可是除基督徒外，谁也不会因重婚受罚。可见连刑法也要因地方习惯而变通；穆斯林的四个妻子、中国人的妾室，与英国人的一位妻子，一样有被承认的资格。就连马来人自称所遵的伊斯兰教法，也被马来习惯改动过；这种习惯尤其在婚姻、常随婚姻而来的休弃，以及继承这几件事上，显出它的力量。

所谓「马来习惯」本来似乎是一套公道平允的律例，只是刑罚往往严酷——你若找得到纽博尔德的《马六甲》，便可以看到；它大约本是适合这个民族的。然而历代土邦的拉惹或苏丹删削增改，以至如今通行的习惯与原来的「阿达」已只剩极淡的相似。据说每改一次都改得更坏；如今哪个头人凭自己的意思立下什么，都可以拿「马来习惯」来自圆其说。助理辅政司瑞天咸先生说，现存的少数正直的拉惹自己也讲：如今已没有什么「马来习惯」，一切行的都是「随心之习」，也就是人人各随己意的那种习惯。

如此看来，我们的旗下通行着一套极其混乱的法制：伊斯兰教法，被堕落而恶劣的习惯所改，又在某种程度上凭参政司的裁量而改；与之并存的是残缺的英国刑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法官之法」——参政司心目中的「衡平」，凌驾于一切之上。我们既已实际上取得了这几个邦，又要为它们的善治负责，自当给它们一部简明的法典之福，使参政司只做这法典的负责解释者；这法典自然要参酌真正的「马来习惯」，但所依的条件，应与印度和锡兰的人民日益称便的那些条件相同。

〔一位殖民地的朋友告诉我，他曾问某土邦的一位英国推事，他判那几名罪犯三年徒刑，依的是哪一种法——英国法、殖民地法，还是马来法？那位推事耸耸肩答道：「那几个无赖罚得不冤。」〕

誓言同样叫人莫测；而且一个中国苦力证人，若觉得说谎于己有利，大约任何誓言，无论词句多么可怕，也管不住他。

〔海峡殖民地前任首席法官本森·麦克斯韦爵士——我承他许多好意——近来写信给我说：「在中国，我相信很少起誓；起誓时，形式是一种咒诅：证人斩下一只公鸡的头，祷告说自己若说假话，便照此办理。」有一回一个中国证人说了一番我不信的话，我问他：「你肯为这话斩一只公鸡的头么？」他答道：「我肯为这话斩一头象的头。」在殖民地的法庭上，中国人起誓的办法，是烧掉一张纸，纸上写着自己若不说实话便如何如何的咒语。〕

我去看了监狱。那是所还过得去的房子——底下是带铁栅的笼，上面是一长间屋——立在铺石子的院子里，四围高墙。从前没有监狱，罪犯就地正法或受刑：或用克力士刺死，或枪毙，或鞭打。这里的伙食颇宽，有米和咸鱼；所谓「苦役」，也不过是在路上做些轻活。囚犯四十二名，都是成年男子，排成一列；赛耶斯先生点名，一一说出各人的罪与在狱中的表现，其中行止端好的大半要保荐给苏丹，减去一部分刑期。参政司屡次说：「他们要是偷懒就打。」赛耶斯先生却说，除非情节恶劣，他从不责罚他们。囚犯几乎全是中国人，所犯多为杀人、结伙抢劫、伤人与窃盗。约有一半带着镣。狱中死亡率异乎寻常地高，归咎于强令戒烟，不过未必果真该归咎于此。我们也去了医院，主要是警察用的，一长条通风的棚屋，两边各有一道宽板铺。药剂师克莱恩先生是个混血人，他的马来门诊病人颇不少。

回来的路上，四名马来妇人来看我，其中有伊玛目的妻子。她们每一个都可以入画，只是全不懂礼数，一把抓住我的手——我的手被暑热和蚊咬弄得又粗又红又肿——齐声嚷着「灿蒂！灿蒂！」——漂亮！漂亮！我诧异她们眼光这样差，尤其她们自己的手生得又小又美，指甲是杏仁形的。

傍晚，「全班人马」在参政司署用饭。饭后我们坐在游廊的黑暗里，被蚊子咬得发狂；九点半光景，炮台的号角吹起「警报」，几秒之后鼓声打起「归位」；不到五分钟，通往参政司署的每一条路上都站了人，刺刀上着，腰带里各带十四发实弹，巴生四围的每条路上都有巡哨往来。我凭直觉就知道这是「做样子」，安排出来显一显这支小小的军队能多快集合起来；不多时一名传令兵送来一张条子——「虚惊」。然而巴生整夜没有安静下来，吉宁人的手鼓一直敲到天亮。我此刻趁着黎明写信，好赶上邮船。

伊·露·伯

第十六信

一趟汽艇之行——雪兰莪的毁灭——淤泥百态——沼泽热——不振之地——一个「死气沉沉」的上午——无主的漂流人——警察总监

汽艇「阿都沙末号」，二月七日

看我信上的日期，你一定以为我常年在海上。今早八点，参政司、他的女儿、戴利太太、税务官霍利先生和我，一同离开巴生，乘这么一条小东西去作两天的航行。「无风带」当受祝福！照例有卫队的排场，其中几名随行；码头上还有一场军容展示，操练娴熟，统带的赛耶斯先生沉静、干练、可敬而不事张扬。然而温良的道格拉斯太太——她一心照料着无助的女儿——立在栈桥上首，在凄凉衰败的巴生里孤身一人；一想到她的忧伤，想到她在忧伤之中依然有礼有节的款待，那影像便如一幅哀愁的画，总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此刻十一点半，正值落潮，我们搁在雪兰莪河口的沙洲上；于是可以写一点，虽然我很想睡。

伯南河，雪兰莪，二月八日。——「吉拉卡！」（一钱不值的下贱东西）「勃多！」（蠢材）。这两个词我听见有人反复地喊，声如雷霆，怒气冲冲，还伴着一些不必细说的举动。马来人是记仇的民族。倘若有英国官吏这样打骂侮辱他们，人们也只会说——自我进了土邦以来，人家对我说的正是这句话：「好吧，总有一天——我只能说，上帝保佑他！」可是，万一哪个官吏当真挨了格里斯刀，纵然按马来人的想法是死有余辜，一艘炮艇也照样会开上河来「惩戒」，杀人、放火、毁屋；于是有一场「小小的战争」，一笔沉重的战争赔款，而事情的真正原委就此永远湮没了。

昨日在沙洲上耽搁过后，我们溯雪兰莪河而上，直驶到雪兰莪城。河面宽阔浑浊，两岸镶着冒泡的烂泥，鳄鱼正在炎日下晒太阳。荷兰人从前在此地山顶筑有一座炮台。一八七一年八月，我们把它毁了。事情是这样：有一伙华人——他们与雪兰莪究竟有何瓜葛，已无从查考——把一条槟榔屿船主的帆船上的人几乎杀尽，将船开到了雪兰莪。我们要土酋交出这些海盗，他们爽快地交了九个，却不肯交第十个——对此人「似乎并无证据」；我们的警察不顾他们反对，仍要拿人，他们便拔出了格里斯刀。海峡殖民地的（署理）总督不曾向苏丹陈说其属官的失职——无论确有其事还是仅系推测——反倒派了一艘兵舰去捉拿惩办。雪兰莪诸酋忿而向来人开火。于是「里纳尔多号」把这座城毁了，居民死者甚众。

两年之后，吉打苏丹之弟以副王之尊收复雪兰莪，只见昔日人烟稠密、百业兴旺之地几成空城：残存的几间棚屋也都塌坏，园圃里荒莽丛生，园主早已逃散；内地的矿场废弃了，大路小径上到处是成群结伙、半饥半饱的强盗。

〔此处关于雪兰莪的叙述，并非采自当地传闻，而是本于殖民政府两位高级官员之言。〕

雪兰莪是个极凄惨的地方——比巴生还糟。河的一边是个渔村，草席与亚答叶搭的棚屋架在桩上，离红树沼泽的烂泥不过几英尺；另一边是一片烂泥滩，上面有些较大的桩屋，还有一条勉强算得上街的华人店铺，以及一间赌馆——我进去看过，正午时分里头坐满了赌客。这地方同时兼卖烈酒与香槟。到处是烂泥，渗着、冒着泡，在日头下发出腐臭，泛着微光、亮闪闪的，变幻出虹彩，滋生着热病与种种可怖的生命；陆蟹在泥里钻洞，那蟹是鲜明的松石蓝色，一死便褪尽了；还有鱼一样的爬虫，嘴底下挂着大囊；以及数不清的披甲虫豸——都在烈日下于泥中闹腾。

我们顺一道陡梯登上栈桥，桥面像烤架一样条条空隙，只有赤脚才走得稳；霍利先生和我沿着土里凿出的台阶上到炮台。坡上有几株好芒果树，据说是两百年前荷兰人栽的。炮台略呈长方，四围一道石与土筑的墙，近入口处还看得见荷兰人砌的一段砖工。周围的树被英国炮弹打得残破不堪。入口前面有一块大平石，架在粗陋的石座上。几年前曾有一个少女在这石上被杀以祭，马来人的炮上都涂了她的血，说是这样炮就打得准。这故事是听人讲的，我无从考其真假。

炮台之内，税务官兼推事——一个神气十分萎顿的荷兰混血儿——住着一处寒伧的屋子，大半是亚答叶搭的。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屋里凄凉极了，四下里看得见的东西不过是空瓶与肉罐头的空盒。一个人要在这里不至于彻底堕落下去，须得有许多内在的凭借、极大的精力，和一片认真尽职的诚心。他居高而望，所见也无非是一片几乎平坦的红树沼泽与莽林，远处有低矮的丘陵，诸河即发源于其中。天气热——着实热。

这时参政司正在审一桩案子；审完，我们便开出海去，整日贴着我生平所见最单调的海岸行驶。那海岸仅仅高出高潮线，也许还未必；其后是一大片平坦的红树沼泽与密林，极远处有高高的、被莽林覆满的山。那是一片广袤的野兽出没之地，欧洲人一无所知，马来人自己也几乎一无所知。这样小的船，风虽极轻也颠簸得厉害；我没去吃饭，躺在舱顶上看蓝皮书。入夜，我们在伯南河口下锚，为的是躲开内地的蚊子；可我们准是带了几只上船，因为我被咬得极狠。戴利太太和我同住那间既无隐蔽也无舒适可言的舱房。阿都沙末号尽管尽善尽美，船小人多，究竟歇不好；何况热得可怕。我想我们离那片沼泽岸还是不够远，因为夜里戴利太太发起热来，一个马来仆人也病了。早晨，本来清秀、气色极好的戴利太太，面容憔悴发黄，人也大为虚弱。

天一亮我们起锚，溯浑浊的伯南河而上，行了许多英里，两岸尽是红树，间或杂着水椰。路上遇见几株棕榈漂在水里，根与几枚果子露在水面上，正如昨晚在马六甲海峡上所见的那样，远看像一队挤在一处的马来船，张着破烂的席帆。

不到九点，我们就在此处下锚。这地方之凄惨给我印象极深，因为我们要把霍利先生留在这里当税务官。一星期来我天天见他；他和气有礼，又聪明能干，把他孤零零丢在一片瘴疠的沼泽里，实在叫人心惊。这凄凉的税关，不过是河岸上几间格外寒酸的马来屋、几处同样不见起色的华人住宅、树丛里一所茅顶破败的警署；警署旁边有个笼子，里头一个不大像人的犯人躺在席上；还有一所新盖的屋子——或者说一间大房，是为霍利先生架起来的，四面与脚下全是沼泽，近旁挖了几条本为排水的沟渠，如今只积着褐色的腐臭烂浆，不流不动。河岸上有一条约两百码长的堤道，此外无路可言。河面宽阔、水深、流急而浑浊；对岸便是霹雳，半岛上最好的一邦，彼岸那一簇席屋即归霹雳政府管辖。舢板搁在晒烫的烂泥上。椰树沿河岸绵延一段，另有几株枝叶开张的大树，满缀着我生平所见最大最艳的深红花朵，连那色泽浓丽的凤凰木也被比了下去；然而此地前有沼泽、后有莽林——据说犀牛在林中优游无扰——什么景致也好看不起来。

〔伯南一区近已划归霹雳，现由罗先生极为干练地治理。〕

我们坐警艇上岸，栈桥架在桩上，要爬一道横档稀少而又滑溜的梯子。梯顶是一片粗陋的「烤架」，用没有钉牢的尼邦木条铺成；底下河水打旋，急得令人目眩，我只好很不体面地抓住一个华人，才安然走到堤道上。脚下本已不稳，偏又有人在梯顶宰一只山羊，血流得满架皆滑。河岸是一片发亮的烂泥，在烈日下蒸出恶臭；四处弥漫着草木腐烂的气味，那滋生不息的泥沼里每冒一个泡，（谁都会这样想）便呼出一分瘴热来。

霍利先生屋子的游廊上，坐着好几位神情落寞的拉惹，各带着一队同样落寞的随从；警署门前也坐着一群神情落寞的马来人，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一动不动。华人在河岸上头开了一排店铺；便是在这样一片死气的岸上，他们也还显出几分志气与精力。戴利太太和我坐在霍利先生屋子的侧廊上，脚下就是冒泡的沼泽。她读一本沉闷的小说；我握着笔，看这一片死沉沉的生活，想着该怎样把它的情形传达给你。参政司打鹬去了，好添些吃食。不时有一条船从霹雳那边渡过来，偶尔有个闲步的马来人加入蹲着的那一群，偶尔有只鱼鹰扑下去攫一条鱼，偶尔有个警察去把笼中那可怜虫弄醒——炎热的时辰就这样过去。

露水下来时我又提笔；海上已染上将死的海豚那般变幻的颜色。参政司打了满满一袋鹬回来，带着拉惹乌都——一个温和而怯生生的人——和另一位神色不安、面带困惑的拉惹，在一张桌前坐下，身后立着一名警察，带着两把上了膛的左轮。警察鱼贯而入；审了一两桩案子，都驳回了，作证的马来人从头到脚发抖。随后笼里那可怜虫被带上来，模样几乎不像个人：蓬乱未剃的头发底下，一条散开的辫子垂在胸前，他从中偷偷地、惊恐地瞟着眼前这一排人。他的罪名是来历不明。有个马来人在海上把他连船拾了回来；那船的来历他说不出，他自己的来历也说不出。于是有人疑他与劳埃德先生被杀一案有涉，我们便把他重重上了镣，连人带船一并解往槟榔屿。我不知道我们所谓属于人的那些情感，在最下层的东方人身上究竟还存着多少！有一点是确实的：他们中许多人只把善意看作示弱的自供。华人尤其难以测度，似乎没有人真懂他们。便是广州的传教士也说，对华人及其情感，他们几乎一无所知。这可怜的囚犯——他也许与一桩凶残的杀人案有牵连——伏在甲板上，实在是个可悯的景象，横在我与这迷人的黄昏之间，教我享受不成。

午后稍晚我们重新登船，趁着涨潮之便，把雪兰莪抛在身后了。与双溪乌绒相比，它给我的印象不佳。吉隆坡我不能置一词，但别处我看不见一点长进或生气的迹象。这一邦的百姓为苛细的捐税所困，那些税收进来无几，征起来所费甚多，既抑制实业，又赶走人口。诸如此类的有：凡人在境内往来、上下河道、伐木或乘船，都要抽税；某几种物产的出口税重得叫人喘不过气；此外一切未另行专课的进出口货物，一概按价抽税。诉讼之费大得惊人，当事人所出的讼费，与那些花同样的钱便可事事称便的殖民地不相上下。一切法律文书的印花税也压得人苦。各衙门据说都处在一种「杂乱无章」的状态。

尽管如此，小规模的武力排场却不少：刺刀、左轮这类震慑人的家伙尽管拿出来亮相，还有来来往往的操演行进、卫队与仪仗。行政上必是缺了一种正当的魄力，一些下级官吏又抱着「听其自然」的态度，结果这一邦的大好潜力得不到开发，它的资源似乎也没人摸得清。自一八七四年以来，雪兰莪未曾有过骚乱；苏丹也好，马来人也好，华人也好，对英国顾问的提议从未提出什么要紧的异议——如此而局面仍旧这般「落后」，实在奇怪。

军警总监赛耶斯先生看来是个十分能干的人：对于怎样才能使这一邦长进，他的见解通达；对于他那颇为繁难的职位上一切琐细事务，他又尽责而周密。他潜心研究此地的人与此地的土地，马来话说得流利，以一个欧洲人而论，对马来人似乎有一种体谅的了解；他还在钻研华人与华语，以及本地的草木、鸟兽和地质，而为人一点不矜夸。我对他评价极高，凡他当作事实告诉我的，我都可以毫无保留地相信。这是极大的福气；因为无论什么事都有互相抵牾的说法，而要判断哪一种最接近真相又极难——这正是旅行的大苦恼之一！

伊·露·伯

第十七信

天定群岛——邦咯岛上的惨案——热带的日出——罗便臣爵士启程——「中暑」——吉宁人的美——一问一答——乔治市的巴刹——华人步步向前——槟榔屿的物产——种胡椒

槟榔屿，欧罗巴旅馆，二月九日

傍晚，我们到了天定群岛——一簇可爱的小岛，依邦咯条约割与英国，眼下正因一桩不光彩的事出了大名。日头低了，酷热过去，风也停了；在带露的静寂里，最大的那座岛横在我们与太阳之间，浸在金光里，说不出的好看：森林一直覆到陡峭的峰顶，几道石岬伸进澄静深碧的水中，围出几乎封闭的海湾，湾岸是白珊瑚砂，后面是密密的椰林，弯曲的树影黑黑地落在明镜般的海面上。树荫里这里那里有一两间马来屋子，见得有人烟、有人事，然而一片寂然。

一处又高又陡的岬角上，有一小块开出来的空地，立着一所席造的平房，顶上盖着亚答叶；下面还有一所席造的警署。可是全然荒凉，一动不动。我们本打算在天定过前半夜的，结果只在那澄绿水上的浓荫里停了一会儿，看朱红的鱼在珊瑚丛中游戏，看这岛的绝妙之美——浓密的枝叶在清冷的柠檬色天空前映成深影。安宁笼罩着静静的岸，夜开的花草送来浓烈的香气把我们裹住；太阳忽地沉了，空气转凉。那真是一个热带之美的梦。

「吉拉卡！勃多！」这两声刺耳的话，仿佛与一桩惨案有些牵连——那所看去如此安详的平房，不久之前正是出事的地方；这案子你想必也读到过了。一伙华人从屋后扑上来，一路敲锣呼喊。劳埃德上尉起身去看是怎么回事，一斧砍倒，只来得及喊妻子取他的左轮。那枪早被人偷走了，他几支猎枪的枪机也被卸了去。乱中奶妈带着三个孩子逃进林里，最小的一个才出生四个星期。这几个恶徒随后用斧头砸破了劳埃德太太的头骨；又把来做客的英尼斯太太打昏，把两个不省人事的身子塞到床底下，正要放火烧床，不知什么缘故又走了。

此外大约也问不出更多了。警察不是怯懦，便是通同作弊。第二天「彼亚柏吉号」靠岸，把那具伤残得可怕的尸首、神志已乱的劳埃德太太和英尼斯太太一并载到这里来。据推想是华人的秘密会社把公道拦下了。今天早上，此地要绞死一个恶徒抵这桩罪，他自己供认了；可人们相信，他是被某个会社指定来牺牲自己、替真凶遮掩的。傍晚的光里那座岛美成那样，而这件恶事竟把它毁成荒墟——两下相形，实在骇人。

大陆逼近天定；不过雪兰莪那样的红树沼泽，这里已换成高峻的、林木覆满的山岭，和一带镶着棕榈的白珊瑚砂滩。那是个可爱的夜。东北季候风清新而稳定，星光灿烂。舱里很热，我上甲板去，却觉凉爽；天色初染时，我们正驶近以槟榔屿为首的那一组岛屿，日出时分恰好进了它与麻风岛之间的水道。这些岛都林木稠密，岸多岩石。北面，吉打土邦的高山锁住了视野；一道极窄的水道对面，则是威利斯利省的椰林与蔗园。麻风岛在带露的清晨里很美，椰树下都是桩屋；槟榔屿有高耸的峰、稠密的林，岸边棕榈成带，荫庇着一个个马来甘榜，每个甘榜的滩上都拖着船——气象也很可观。

热带日出那一种猛烈的辉煌，永远是新的喜悦。那总是《诗篇》第十九篇里的太阳：东天一片黄色，在某一处渐渐浓起来，清凉的鲜爽还逗留着，黄色的东方一点点深成灿烂的玫瑰红；忽然间，「如荣光一般，大日轮」便碾上地平线，浴露的大地欢欣，空气里洋溢着生气，凡喜光喜热的生物都出来了，夜鸟与夜行的兽退了回去；而我们这些白脸的人，则赶紧撑起伞，免得在日头露面之后不到十分钟便被烤干。

「槟榔」，取自槟榔或曰槟榔树，本是这岛的正名；为奉承乔治四世，才唤作威尔士太子岛。首府名乔治市；可是我们不知怎么一时兴起，偏把这城叫作「庇能」，还把头一个字音写转了。

港里泊着许多船与帆船，还有铁行轮船公司那艘巨大的「北京号」；上下一片匆忙与兴奋，因为殖民政府与各「被保护」邦的许多官员都到了此地，来迎候总督罗便臣爵士——他正要休假回国。四围都是可供琢磨的人情小景。多数人都「另有算盘」。有人在争相邀功，有人想升迁，有人想请假；有的坦白磊落，有的为讨好而不惜下作，或者暗里挖邻人的名声；人人都有所求，而且看来多半要以旁人的损失为代价！

道格拉斯先生把手下都装扮得极其威风，将阿都沙末号泊在北京号旁边，随即带着雪兰莪苏丹所赠的那把金柄金鞘格里斯刀上船去了。这时总督派人来请我上船用早餐，我来不及换下旅途的衣裳，只好就这样走进一群干净齐整的人中间。在甲板上，总督把我引见给霹雳参政司罗先生——我此去霹雳的行程正是他安排的——又引见了副参政司麦士威先生。看着那许多惶惑而焦灼的面孔，我真庆幸自己没有什么好争的。早餐时我坐在威廉·罗便臣爵士旁边，觉得他极其和善有礼，还很关心我对各土邦的观感。雪兰莪那艘游艇的旗子谁也认不出来：四个方块斜着排列，两黄两红，红的一块里有一弯黄色的星月；后桅上又是同一面旗，只是其中一个方块换成了蓝船旗！我不知道那位在冷岳安享清福的懒苏丹，对他这艘「游艇」上的花样究竟知道几分。

道格拉斯先生送我回汽艇，日头正毒得厉害；我为了攀船舷收起伞来，那一下酷热便直打上来，我一阵眩晕，浑身发冷，向前栽了过去。好在一到此地，我就把凉水没头没脑地浇下去，又敷上冰带躺着，此刻已好多了。热带旅行九个月，骑马时连伞也不撑，任烈日全力晒着，我从未这样过。我戴一顶白草帽，帽檐与矮帽顶都絮得厚厚的；又把四英寸宽、三层厚的絮片缝在上衣后背的正中；此外通常还把一条粗毛巾在水里拧过，叠起来放在头顶，让它一直垂到后颈。

我进客厅不久，陪席法官伍德先生便来拜访，把我带到他家去。那里聚着一班十分投合的人：首席法官托马斯·西格里夫斯爵士，霹雳副参政司麦士威先生，新受命（署理）统带霹雳锡克部队的沃克先生，槟榔屿推事金纳斯利先生，还有邻省威利斯利的警务推事艾斯蒙格先生。若把人名地名换一换，这番谈话与我从爱德华王子岛到新加坡在一切英国官场里听到的，一模一样：谁大约要休假回国，谁可能升一级，总督会不会回来，又会新设些什么缺，等等；而罗便臣爵士这次来过，更把这些事的趣味都煽旺了。于我却都是愉快而有意思的。

今晚从窗口望出去，月色美得令人神迷：一道道岬角的影子，一重叠着一重，黑黑地卧在银白的水上，四围是紫色之夜的香气与静默。

人一登上槟榔屿，还未上岸就先被栈桥上人丛服色的斑斓夺去了目光。岛上有一万五千多吉宁人、朱利亚人与其他印度人；他们相貌端好，只是不很显得聪明；配上土耳其红的头巾与腰布，或者男女同样披裹的柔软白纱，个个都可以做画家的模特。此地的吉宁妇人生得美，衣裳裹得极有韵致，只是鼻与耳的软骨都被沉重的环坠坏了。阿拉伯人也不少，都是富商与银钱业者。其中一个叫努鲁丁的，是槟榔屿的巨富，据说在此地的田产值到四十万镑。岛上还有两万一千多马来人；他们的甘榜大半散在椰林之间，但街上也常见他们的红纱笼与白巴汝上衣——不过马来妇人我一个也没见到。城里连同全岛的欧洲人约六百十二名，并不怎么显眼，然而他们那些高大厚重的平房，荫在大面包树与罗望子树下，却给人一种富厚稳固的感觉。

看乔治市里挤满的亚洲人，实在是一大奇观：华人、缅甸人、爪哇人、阿拉伯人、马来人、锡克人、马德拉斯人、吉宁人、朱利亚人、帕西人；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来，坐帆船、坐轮船、坐样子古怪的阿拉伯船来；个个都能谋生，谁也不必奴颜婢膝地仰人鼻息，从不沦为乞丐，各自保着自己的衣冠、风俗与宗教，而且守规矩。人不免要问：是什么把这一片黝黑杂沓的人群，从亚洲各地、从红海到黄海、从麦加到广州，一齐招来的呢？我的一个吉宁船夫替我答了：「女皇好——苦力挣得着钱，守得住钱。」这话翻出来便是：在我们的旗下，这些人的身家性命绝对安稳；在我们的殖民地法庭上，他们确能得到不偏不倚的公道；而「英国鼓声」与一艘英国铁甲舰的存在，于他们不过意味着一种安全——正如一支得力的警察之于我们。在这奇异的远东，别的欧洲国家几乎无足轻重，看着实在奇怪。华人中大约有不少听说过俄国；然而俄、法、德、美这一班「列强」，在此地主要不过是几艘二流兵舰，或者后街上几处寒伧的领事馆；英国却是一个「一呼百应的名字」，由兴旺的殖民地、强大的保护武力、法律、自由与安全来代表。一路西行，这些念头逼得我这样紧，我几乎怕自己写得「夸夸其谈」了；所以只再添一句：我们那位东方派头的大维齐尔，在人人爱戴的「维多利亚女王」之后加上「兼女皇」几个字时，他对东方人的性情、对怎样影响东方人的想法，比诋毁他的人懂得多。

这地方在灿烂的天空下确是灿烂；可是唉，我想念荒野！有一条街，叫朱利亚街，整条街全是朱利亚人与吉宁人的巴刹。每边人行道都是一道粗陋的拱廊，掀开厚帘子走进去，便置身于一条狭窄拥挤的过道，一侧是深深浅浅的壁龛，漂亮而衣饰鲜艳的吉宁人坐在地上，四围堆着他们色彩明丽的货；头顶上，以及这条做买卖闹哄哄的窄道一路望过去，挂满了马来花绸帕、红头巾布、绸的棉的红纱笼、洒着金点的白纱——这极长的巴刹，整条都燃着颜色，配上那样美的衣饰，如画得难以形容。同吉宁人做买卖，比同华人做买卖愉快得多。除了各种供本地人穿用的鲜丽物事，他们还存着大批英国与德国的印花布，卖价比在本国还略便宜些，不到英国铺子里同样货色的一半。

我这样写，好像吉宁人是此地的主角；其实他们只在容貌与色彩上占先。在这里，华人又一次成了移民各族中商业上最要紧的一族——论人数与做工，他们早已如此了。在乔治市，他们除了在小铺子里以公道价钱卖自家的货和各色洋货之外，还开着大商行；一如在别处，他们正渐渐把这地方的贸易握到相当的程度。他们又在洋行里居着要职；他们若罢起工来，一切行业——连邮政局也在内——都得停摆。我走进有利银行，只见清一色的华人司账；到邮政局去，见到的还是一样；及至我上铁行轮船公司的写字间订往锡兰的舱位，打交道的仍是一个华人——不动声色、不多言语、自有主张，而且干净得无可挑剔——彼此说的是「洋泾浜英语」。他们到处都是一样：机敏，见机极快，利害算得分明，做事有目的，节省，俭朴，大体上把诚实当作上策，举止与性情一样自立，一丝一毫「东方式的卑顺」也没有。

乔治市，二月十一日。——两天里我看得并不多；说实在的，我疑心这里也没有多少可看的，至少在我这一路上没有；这岛既没有马六甲那样有意思的古迹，也没有双溪乌绒与雪兰莪那种未经踏勘的莽林之谜。槟榔屿于一七八六年归我所有，靠的是商船船长莱特先生的进取；他因往来吉打及其他马来邦贸易，通晓不少有用的本地情形。印度政府想在远东有一处商业「总汇」和一处海军站，莱特先生便荐了这座岛。那时岛上尽是森林，只住着两户往来迁徙的马来渔家，草棚就搭在如今这城所在的滩上。另有一种颇为浪漫的说法，连近来的百科全书也照样流传；但看来实情是：岛主吉打拉惹并不曾把岛赠与莱特先生，而是以议定每年二千镑的代价卖给了英国政府——他的后人至今仍在领这笔钱。

岛长十三英里出头，宽五至十英里，比怀特岛略小，面积一百零七平方英里。

道路极好。穿过沿海那一带宽阔的椰林与槟榔林之后，便是一片美丽肥沃的乡野，半是平地，半是起伏的坡，岩石为花岗与云母片岩，土壤是一层虽薄却肥的腐殖土，溪流与小瀑布很多；到处点缀着别墅（其中华人的极多）与园圃，种着稻、胡椒和各种果木，较高处则种丁香与肉豆蔻——后者久已不成功了。槟榔屿的中部多林，耕作不多；南岸与西南岸则有很好的甘蔗、咖啡与胡椒园。咖啡看上去很壮旺。自岛中的山脊起，地势向北渐高，到了大峰，高达二千九百二十二英尺。那里有一处疗养地，风景壮丽，气温宜人，在六十度到七十五度之间；城里与低地则在八十度到九十度之间。海风每日都吹，一年到头都下雨，只一月、二月例外。草木繁茂，但不及大陆上的美丽而具热带气象；除了园子里，我极少见到花。

物产繁多——番石榴、芒果、柠檬、橙、香蕉、大蕉、柚、面包果等等；还有蔗糖、稻米、番薯、姜、槟榔与椰子、咖啡、丁香、少量肉豆蔻，以及黑白胡椒。我的马车夫带我去看一处华人的胡椒园——在那趟又长又热的车程里，这是我所见最有意思的东西。胡椒是极有利的作物。插条种下之后三四年开始结实，此后约十三年间每年收两造。它是东印度的植物，样子颇好看，却长得散漫不整齐；藤本，茎光滑柔软，有十英尺、十二英尺长，叶阔卵形而韧。搭架的法子与蛇麻差不多。穗上的浆果一转红便采下，因为任它熟透就要失去辛辣。采下后摊在席上，或用脚踏，或用手搓，使果粒与穗分开，然后簸净。黑胡椒就是这样的果粒，在晒干的过程中皱缩发黑而成；白胡椒则是同样的果粒用水泡过再搓，去掉果皮与果肉而成。有些园主用氯气漂白，好教样子好看；可想而知，这一道工序于味道却没有好处。

在这些地方，本地人用胡椒之多惊人，一切辛辣的调料都如此，欧洲人也学着他们。

园圃虽多，槟榔屿大部分土地仍未开垦；从峰顶望去，多半像是一片森林。全岛九万人，华人比其余各族加在一起还多。它的贸易额一八六〇年估值三百五十万镑，如今（一八八〇年）已近八百万镑；槟榔屿与新加坡一样，是一大转口之地与「集散之点」。

如今又要往荒野去了！

伊·露·伯

霹雳一章

霹雳的疆界与河流——采锡——果蔬——桄榔——霹雳的贸易——咖啡的前程——可望之局——华人的难处——拉律的华人械斗——「邦咯条约」——一场「小小的战争」——霹雳的收束——参政司与副参政司

「被保护」的霹雳邦是半岛诸邦中最富庶、最要紧的一邦，地面也是最大的几邦之一。它的海岸线约一百二十五英里，中间被一小块英国属地截断。南边只与雪兰莪接壤。北边是英属威利斯利省，以及向暹罗纳贡的吉打与北大年两土邦。东界只是个大略的界线，吉兰丹在一大片未经踏勘、只住着沙盖人与塞芒人土著的地方与它相接。这一邦最宽处约八十英里，最窄处三十英里，估计有四五千平方英里。全境的大动脉是霹雳河，一条极其蜿蜒的水。吃水十三英尺的船可上溯至离河口五十英里的榴梿沙峇当，小船还能再航行一百三十英里。此河即在离河口一百五十英里的瓜拉江沙，仍宽二百码，尽可通行吃水一英尺的「尾轮船」，就像密西西比河上游所行的那一种。次于霹雳河的是近打河，注入霹雳河；此外还有伯南河与巴登巴冷河，吃水浅的船都能通行。马来甘榜多半就建在这几条河的岸上。

霹雳内地几乎全被壮丽的森林覆盖，森林中兀立着孤零的石灰岩丘，以及高五千至八千英尺的山脉。景致很美。沿海红树沼泽一带地低而湿；地势一高，自山上冲下来的泥土便肥沃起来；再往内地，平原被天然的沙脊割开，土也因而疏松，极宜种稻。

霹雳的矿产以锡为最多，同别的土邦一样，出产似乎取之不尽。至今只用「淘洗」的办法采取。此项金属的出口，已自一八七六年的十四万四千镑增至一八八一年的四十三万六千镑。采锡不断招来华人源源移入；参政司相信，华人已由一八七九年的两万增至一八八一年的四万。这里论财富以锡块计；近来有个拉惹犯了海盗罪，罚的是若干块锡，而不是若干桶油——在西非海岸便会罚油了。

黄金也出得不少，虽然马来人找金的法子懒散得很。金刚石与石榴石也颇多。大多数河床与各种冲积层里，淘金都不费什么力。这样得来的金是纯的，只是「粗而带粒」；愈近山，颗粒愈大，色作浓红。铁矿很丰富；煤虽也找到了，却无商业价值。采锡与采金的法子都极其原始；霹雳的金属宝藏，恐怕还有极多有待科学的勘探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精力去发掘。

居民以米为主食。从前只种山坡上的旱稻，后来有些印度人自苏门答腊来到霹雳，马来人才向他们学会种水稻，如今已大为通行。一则由于农事上很缺精力，二则由于不事生产的华人矿工要吃掉极多的米，霹雳在一八八一年进口的米值到七万镑。

凡热带之物，这片壮丽的地方几乎无一不产、无一不可产：古塔胶、橡胶、西谷、木薯、棕榈油与棕榈纤维、山药、番薯、丁香、肉豆蔻、咖啡、烟草、胡椒、甘蜜；还有极好的水果——香蕉、面包果、番荔枝、椰子、山竹、榴梿、菠萝蜜、腰果、番石榴、牛心果、石榴、柚、奶油果、木瓜、菠萝，以及数不清的别种。单是本地固有的果子就多得不可胜数，把其中最有价值的几种写一写便够一章。

我们家常的菜蔬在此地长不好；可是西瓜、黄瓜、葫芦、柿子椒、辣椒、椰心菜、可食的芋类，以及凡有华人落户之处的粗生莴苣、萝卜、豆类，都长得极盛；此外还有种种有马来名字、也并非不值一尝的菜蔬。

木材极佳，冠以「林产」这样不相称的名目，贸易做得很大。霹雳是棕榈之乡：出产无比有用的椰树，它周身差不多每一部分都能卖钱；出产结槟榔子的槟榔树；出产桄榔，人们用它坚韧的黑纤维搓绳索缆索，还捻成捕鳄鱼的股线；出产可制糖、也可制一种发酵饮料的糖椰；出产长在马来甘榜四周的尼邦棕，马来人用它铺条状的地板、做屋柱；出产除了好看悦目别无他用的矮棕榈；还有沿河成带的水椰——它便是所谓亚答，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屋顶都用它来盖。

霹雳修路的进展不大，不过铁路已在筹划；从拉律的口岸到华人的大矿镇太平，再到瓜拉江沙的英国参政司署，有一条三十三英里出头的好路，电报线也随路架设。别的路正在修筑；此外，全邦西部还有许多象道与林中小径。

尽管如此，河流仍是天然的大路。霹雳有两个口岸：霹雳河上离河口三十四英里的安顺，和拉律河上游几英里、离太平大锡矿八英里的直落吉当。进出口贸易主要与槟榔屿往来；眼下每天都有几艘小轮船中的一艘自拉律开往该埠。另有一艘轮船在新加坡与槟榔屿之间往返，每两星期在安顺停靠一次；还有一艘每隔三日在同一口岸停靠，并停靠天定与伯南河。

贸易长进很快。这一邦的出口值，一八七六年为十四万七千九百九十三镑，一八八一年已达五十一万三千三百十七镑；进口值一八七六年为十六万六千二百七十五镑，一八八一年达四十八万八千七百零六镑；是年进出口贸易合计一百万二千零二十三镑。霹雳的自由人口现估计为：

马来人　　　五万六千

华人　　　　四万

其他亚洲人　八百五十

欧洲人　　　九十

土著　　　　一千

九万七千九百四十

此外还可加上将近四千的奴隶与债务奴身口。

霹雳的岁入已自一八七六年的四万二千六百八十三镑增至一八八一年的十三万八千五百七十二镑；开支也随之由一八七六年的四万五千二百七十七镑增至一八八一年的十三万零五百八十七镑。霹雳岁入的大宗为关税、鸦片与其他饷码及牌照、地租；支出的大宗为文职与警政两项经费、道路桥梁，以及给各酋长的津贴与年金。值得一提的是：军事经费——那支堂皇的锡克武装警察不妨这样称呼——比文职经费还多。还可以一提的是，由于参政司理财精明、斟酌得当，霹雳的税收征起来并不费事，也没有给纳税人添什么真正的烦扰与苦楚。

各项公共工程正在得力地进行：修筑好的车路与桥梁，开凿运河，清除河中碍航之物，扩充试验园圃，引进并繁育绵羊、牛与改良的家禽，丈量荒地，重建并疏浚各矿镇。经过长期而周密的试验，已经查明霹雳较低的山地极宜种茶、金鸡纳与阿拉伯咖啡，利比里亚咖啡在低地也一样长得好。锡兰的咖啡看来几近「油尽灯枯」，许多咖啡园主已到霹雳来「相地」；如今印度政府又已答应在若干限制之下，容许印度苦力作为试办办法输入本邦，那么咖啡的前程大致可以断言了。这一邦可喜的缘故之一，是马来人自己确实安于英国的治理，并且在这治理之下日见兴旺。马来人聚居的各区里，什么样的犯罪都极稀少。「村制」行得很好；各法庭办事之得力与省费，比起我们殖民地的法庭来毫不逊色；英国法正在渐次引入，人人称便；土著拉惹们也正受训练，按英国法的条文秉公执法，同时又不侵犯马来人的宗教与风俗。霹雳向来实行的奴隶制与债务奴役，其中的种种罪恶与残酷，非亲身在此邦住过的人不能知；如今有望在一八八三年以公平的安排加以废除。还有种种难处有待解决：华人这一大部分人口有犯法的倾向，对付起来须极有定力；外国资本的引进与又一种外来劳力的加入，也许会生出新的纠葛。但是总的说来，霹雳与它的百姓前景是好的——尤其若现任参政司休·罗先生能够留任，把开发资源、了结纠纷、巩固这一邦福祉的事业继续下去。

霹雳早年如何开辟，无人知晓。它从前向马六甲的马来君主纳贡，后来向亚齐的君主纳贡，霹雳诸苏丹以金花银花进献。暹罗也曾几次主张宗主之权、索取贡物，但暹罗人已于一八二二年借邻邦雪兰莪那位好战的酋长拉惹易卜拉欣之力被逐出。此地的政体是专制；最近三百年间，历任苏丹都与柔佛及亚齐的王朝有渊源。

我们与霹雳的交涉始于一八一八年，东印度公司与苏丹订了一个通商条约，主旨是在锡的问题上绕开荷兰人。一八二六年又订一约，议定苏丹得按自己的意志治理其国；暹罗不得派兵「侵扰、攻击或搅乱」霹雳；同时议明暹罗人不得攻扰雪兰莪，英国则担保不容雪兰莪攻扰霹雳。

事情就这样将就过去，直到一八七一年苏丹死了。诸拉惹越过血统上最近王位的两个人，推举了伊斯迈——一个年老而颇为与世无争的人。此后是三年的钩心斗角，还有许多离奇的纠葛，在一般读者看来是全然无趣的；而这些也并不能给英国的干涉提供什么口实。

奇怪的是，霹雳作为独立之邦的倾覆，竟由华人之间一场不妨称作内战的争斗所引起。一八七一年估计华人有三万，主要在拉律采锡。这些华人分作两派——「五州府」与「四州府」；苏丹伊斯迈受推举后几个月，两派起了争端。双方都操起兵器，槟榔屿供给他们枪械、弹药、军需与粮食——槟榔屿的华人此前本就供着开矿所需的资本。这片殖民地因此永无宁日，贸易凋敝；拉律的华人拿了军需，回赠给它的却是两千多个受伤挨饿的人。拉律的马来「总管」孟特里，虽然有施必迪上尉相助，还有他在印度招募、操练精熟的一支队伍和四门克虏伯炮，仍无力恢复秩序。拉律被毁了，整个化为荒地，除三所房子外尽被烧光；马来人逃散，残存的「四州府」人躲在栅寨后面过活；而与孟特里及其统兵官施必迪上尉所结那一派为敌的一派，则靠着把园主赶走后的果园度日，并靠劫掠为生——他们不但在霹雳的水道上，连公海上也大做其海盗与凶杀的勾当。

两派间的战事眼看要成灭族之战；双方都做下可怕的暴行；据说——人们也相信——乱事初起时曾有一日死了三千交战之人。当时若把军火出口的禁令一贯执行下去，这场争斗自会消歇；可是孟特里一番陈说，竟使海峡当局把禁令只限于他的仇敌「五州府」一派，从而对他与「四州府」给予了某种程度的支持。拉律的局面终于坏到不可收拾，槟榔屿也随之受累，海峡殖民地总督安德鲁·克拉克爵士乃以为该出面干涉了。拉律骚乱期间，霹雳下游与马来人大体上都在他们所推举的苏丹伊斯迈治下安然度日。被视为伊斯迈对头的阿都拉则是个亡命之人，既无部属，又无钱财与声望。不过他在新加坡有朋友，其中一位是有名的华人陈金钟；阿都拉许了他一个肥缺，条件是劝动海峡当局承认自己为苏丹。此前金伯利勋爵已训令总督斟酌在「任何马来邦」推行「参政司制」是否得宜，而机会不久就来了。

新加坡的一个英国商人与陈金钟拟了一封致总督的信，由阿都拉署名；这位酋长在信中表示愿将霹雳置于英国保护之下，并「望得一才具足用之人，示我以善政之法」。克拉克爵士受此吁请，便去了霹雳海外的邦咯岛，召华人头目与马来酋长到那里会见；他把前者调处得极为得手，具结保证不再滋事，此后便不再听见他们闹事了。总督对马来酋长与阿都拉说，英国有责任照看王位由继承序列中合适的人来继承。他问众人对阿都拉有无异议；无人提出，诸酋便在一份由克拉克爵士口授的文书上签了字，此即后来所称的「邦咯条约」。条约各款废黜了伊斯迈，立阿都拉为苏丹，割两片地界与英国，并规定新君须接受一名英国参政司与一名副参政司，二人的薪俸与费用由本国岁入首先支付；除宗教与风俗之外，一切事务均须咨询其意见并「照办」；一切税收的征集与管理以及一般行政，均须依其建议办理。此约签订之后，霹雳水域的海盗绝迹，拉律也重新有了人烟，安定而兴旺起来。

〔阿都拉告知「我们的朋友」哲维斯爵士，说他自己与霹雳的处境「极其可悯」，说有两个苏丹，彼此无从调处，说赋税征收不善，法律行之不公。「因此，」他说，「我们看得出霹雳苦极；依我们之见，霹雳之事非得我们的朋友、最伟大最尊贵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表给予强有力的切实保证，便无从了结……我们恳求我们的朋友予霹雳以完全的援助，并治理之，使此邦得享安乐，赋税得以正当征集，法律得以公正施行，全境居民得以安居。」〕

以上关于苏丹之位的经过，我依的是本森·麦士威爵士的叙述。不过瑞天咸先生写道：阿都拉并未获得众人完全承认他为苏丹；他非但不尽本分，反倒沉溺于吸鸦片、斗鸡及别的恶习，又以骄横自大疏远了那些本来只须容让一下便可成为他拥护者的人。还可以一提的是：阿都拉对他的英国顾问，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肯顺从。

邦咯条约签于一八七四年一月。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日，英国参政司毕治先生在巴西沙叻村被杀——他前一晚才到那里，为的是张贴命令与告示，宣告霹雳全国自此由英国官员治理；遇害时他正预备沐浴。

受此挑衅，我们打了一场「小小的战争」。霹雳的名字在英国传开了，伦敦报界开始诘问：殖民地官员怎么可以不经国会认可，便去开疆拓土、增加帝国的担子？卡那封勋爵电告新加坡，说他不能批准动用军队去做「兼并或任何别的大的政治图谋」；随后又有公文补充，说参政司制的核准只是暂时的、试办性质的，并声明政府不会为了强行推行土著不乐意接受的措置，而在一个「仍拥有独立管辖权」的国家驻军。

战事与毕治先生遇害的收场是：仍在霹雳一部分地方保有权柄的伊斯迈被放逐到柔佛；苏丹阿都拉与被指为「好弄权谋之人」的拉律孟特里，都被流放到塞舌尔；而据各方所言极招人厌的拉惹慕达·尤索夫，被抬上了摄政之位——霹雳也就在同时实际上落入我们治下。

我们与这一邦酋长与百姓的交涉，无论战前战后，都笼罩在一大团意气与偏见的雾里。本森·麦士威爵士在《我们的马来征服》中，对殖民当局提出了一篇有力的控诉；麦克奈少校在他论霹雳的书中，则为他们的一切举措辩护。倘容我对这样聚讼纷纭的题目说一句意见，那就是：一切殖民当局与土著民族打交道时，一切参政司及其属员，以及我们与远东各弱小民族之间的一切往来，若能受到几分「照临御座的那种炽烈之光」，都会更好些。心地正的无所畏惧，心地坏的会现出坏来，草率的主张与野心的图谋也会有所收敛。舆论从不曾照到这些赤道的丛林里来；对于这些地方的居民与他们的权利，对于我们的干涉如何起头、又如何施行，我们都茫然无知；除非再起什么乱子、再来一场「小小的战争」，把我们的注意力在这些远邦上聚那么一刻，否则我们多半还要这样无知下去——这于他们大为不利，至少在某一点上，于我们自己也颇为不利。

霹雳的更张办妥之后，原任纳闽政务官的休·罗先生被任为参政司，久有马来事务经验的麦士威先生被任为副参政司。这两位先生都能流利而地道地说马来话，麦士威先生更是精通马来文的学者。无论正职副职，都可以确实地说：他们以机敏、坚定、耐心，以及始终如一地公平顾及马来人与华人两方的利益，不但使这一邦安定下来，而且笼络了诸拉惹，大体上使百姓与新的局面相安。

第十八信

威利斯利省——水牛——一个壮丽的夜——霹雳的官员——一片「阴惨的沼泽」——象在故乡——一句警句式的评语——太平的英国参政司署——苏丹阿都拉的两个儿子——一座华人矿镇——「武装警察」——鳄口余生——斯温伯恩少校——拉律的一席晚宴——清晨的颂歌

英国参政司署，拉律，二月十一日

昨日我辞了伍德法官家，他的仆人在栈桥上打发我上了一条大船，船上张着亚答叶的遮篷，六个吉宁桨手，桨都套在绳圈里划。那道窄海峡极平静，热带黄昏火似的炽光落在上面，看着不像水，倒像油。半个钟头后我在对岸登陆，进了殷实的威利斯利省，脚下是珊瑚砂滩，头上一排壮丽的木麻黄，灰色的羽状枝叶低垂着，树后是椰林里一片庄严的林间空地。小栈桥上有个锡克警察等我；不多时，本省警务推事的夫人艾斯蒙格太太便在一片明亮的绿草坪上迎着我——草坪上点缀着丛丛黄蝉花，四围绕着他们那所可爱的、棕榈掩映的平房。

天色虽已转暗，艾斯蒙格先生还是驾一辆轻车、套一匹烈性的苏门答腊小马，带我去看了看后乡的光景。沿海一路是华人的椰园，绵延数英里，树都栽成直行，成了一条条又长又宽的林荫道，自有一种阴郁的堂皇。再过去是甘蔗与稻田，然后又是椰园。

椰树最宜生在近咸水之处，土壤纵然又松又沙也不妨；在这样合意的地方，它既不用上肥，也不用照管。它含情地朝海弯着腰，把熟果落进海里。可是栽在离滩两百码以外的，便非有肥土或施足粪肥不可，再不然得靠近人家。视土壤而定，它在第四年到第十年间开始结果；一株位置好、又肯出力的树，一年结一百四十到一百五十个果子。它们长得慢得出奇：自开花到坐果要三个月，然后长六个月，再熟三个月，熟后还要在树上挂两个月才落——自花初开算起，共十四个月！

在威利斯利省长的椰树实在算不得好看；在这一带槟榔与别种更秀逸的棕榈跟前，我对椰树的忠心也快要动摇了。

回来时，我们看见棕榈下许多马来甘榜，每一处屋子底下都生着火；另外还有许多火是为水牛生的，这些蠢笨的牲口总是聚在下风头，宁可被熏也不愿被蚊子咬。这些皮薄的大家伙对白人有一种古怪的厌憎。马来人把它们当宠物抚弄，连小孩子也拿它们没有不成的，还能骑在它们背上；可它们一见白人，往往便昂起口鼻，地方一宽就疯了似的冲过来。水牛力气极大，却怕太阳，爱在河里泡澡，爱把泥浆抹满一身，主人也很纵着它这些脾气。据说水牛与老虎公平相搏，往往能斗赢。回程的路，大半是靠几乎不断的片状闪电照着走完的。

这一晚过得极愉快。艾斯蒙格太太是我此刻的主人麦士威先生的妹妹，温婉、体贴、见闻广，又肯用功；她并不像有些人那样，在异国营造一个人造的英国气氛、再住在里头——那样往往把旅居异邦的岁月过得毫无所获——她对马来人发生了兴趣，不但把马来话学得极好，还在翻译一部马来文的书。

我对威利斯利省的无知使我很惭愧：说实在的，我直到马六甲才头一回听见这地方。不过它只是窄窄一条，长三十五英里，宽约十英里；然而耕作精良，土地肥沃，富庶兴旺，人口稠密。从槟榔屿望过去，可以看见它大片鲜绿的甘蔗和糖厂的烟囱；它也种稻、种椰子，人口居然比槟榔屿或马六甲还多，境内的马来人抵得上双溪乌绒、雪兰莪与槟榔屿三处之和——五万八千人！麦士威先生答应过晚上八点把汽艇「近打号」从乔治市开过来；我虽然很累，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一一过去，谈兴始终不衰——足见这一晚何等愉快。

十一点稍过，近打号出现了，银海上一团黑影，吼着要船；无奈浪太大，警艇过了好一会儿才放下去。随后麦士威先生——他那爽朗有力的嗓子总是先到——同沃克先生上了岸，逢人便数落，人明知自己是误事的一方时，往往就是这副样子！白月光下，景致真美：棕榈弯曲的影子落在带露的草上，木麻黄低垂得那样秀逸，水面闪亮，浪花铺成长长一带。上船颇费事，浪都打进艇里；可一穿过浪带，海面便像油一样，桨上滴下来的都是火；从水上望去，岸边那一长条碎浪并不像雪，倒像一长带泛绿的火。

近打号是霹雳政府的汽艇。用日本人一句传神的话说，她的锅炉「病得很重」；她远不及阿都沙末号漂亮，却是一条安静平和、毫不摆架子的船。老实说，在马六甲海峡上，除非遇着「苏门答腊风」，随便什么「老澡盆」都是稳当的。我在甲板上待了好一会儿，享受这夜色绝妙的可爱，也享受同伴中两位的活泼：一位是此地的副参政司麦士威先生，实在能干而精力极旺，很爱争辩，机锋明快，令人愉快；一位是罗便臣爵士的侍从武官沃克上尉，他正从新加坡督辕无休无止的热闹里出来，去霹雳荒寂的丛林中统带锡克军警。第三位是下霹雳的督办英尼斯先生——他的夫人在邦咯岛那桩惨事中几乎丧命——他精神颓丧，仿佛榴梿沙峇当的沼泽把他折磨得受不住了。

下面的小舱热得可怕，与我同舱的不但有两个可爱的马来孩子——被放逐的前苏丹阿都拉的儿子，正在马六甲读书——还有一群又大又横的老鼠。热与鼠都难忍，我便在玫瑰色的黎明里上了甲板；那时我们正驶进拉律河。这是一条浑浊的水，在密林与红树沼泽之间急急地流，两岸是发亮的烂泥，落潮时鳄鱼就在上面晒太阳——半岛上有许多河到了河口并不展宽，这是其中之一。

潮正满，河水盈盈欲溢，看着像是要把整片森林淹掉，红树架起身子的那些支架似的根全没在水下。这是一片寂静孤独的地方，一色浓绿。不时有连根拔起的棕榈顺着打旋的水漂下来，金羽般的叶子，满树金壳的果子；不时又有一条窄窄的小汊汇进拉律河来，树在上面搭成拱，正是杀人的好去处，人若溯它上去，走得再远也还是在红树沼泽与鳄鱼之间。我们经过一小块开出来的地，几个勤勉的华人就住在河与林之间一片发酵般的烂泥上的棚屋里；又经过一所架在桩上的警署，六个警察排成一行，在我们驶过时行礼。七点，我们到了直落吉当：一座码头，一长排棚屋，两三间草房，还有几分官样——人都在一片「阴惨的沼泽」里，有白人，也有半白的。一艘虽小却极有用的华人商轮「斯里砂拉越号」靠在码头上，我们从她肮脏的甲板上岸；甲板上肮脏的华人的猪，正与几乎同样肮脏的半裸汉子混在一处，争抢腐烂的下水。这地方看着如此阴惨，进出口的买卖却做得极大；本区各富矿的锡，都由这里运往槟榔屿转口。

朋友们办事的时候，我在一间空办公室里等了不知多久。屋里一把椅子，一张被经年的墨迹染黑的桌子，一个发霉的墨水台，半张旧历书，一只空杜松子酒瓶。屋外墙根堆着蚶壳；再过去是几道沟渠或小溪，穿过繁茂得几乎叫人厌恶的草木，还有发亮的烂泥，肥腻而泛着虹彩，里面爬满了可厌的虫豸与爬虫，都在烈日下闹腾；其间竟还有壳色天蓝的小蟹，与这般污秽为邻，几乎显得可憎了。草木的浓臭几乎叫人受不住；不过我给你写了信，又做了一点你的绣活，这一场耽搁便也愉快地打发过去了——比这更长的耽搁我也这样打发过许多回，只是没有比这更热的。

过了一会儿来了三辆马车，英尼斯先生和我坐一辆，另两位先生坐一辆，苏丹阿都拉的两个孩子坐一辆。上下拉律的马车要经过一番曲折的手续，走遍天下上下过多少稀奇车辆的经验也帮不上忙。这车是两轮的，上面横一条可坐两人的座位，前面一块板；车夫不在马旁跟着跑的时候便坐在板上。上下车之所以麻烦，就坏在这块板和罩住全车的低车篷。车底铺满了草和叶子，人把脚搁在前面的板上；那些烈性的苏门答腊小马小得像老鼠，却肯一直跑到倒下为止，颠得你飞也似地往前去。这些车归吉宁人所有、由吉宁人驾着，他们身上没有多少衣服拖累；车的数目正迅速增加。路上载锡的水牛重车往来，把路面碾得极坏，人到了近河的一段若不留神，常会被抛到马背上去。

近港口处我们遇见三头象，中间那一头极大，摇摇摆摆地走着，其中一头的大耳朵后面坐着个驭象人。这是被废苏丹仪仗的一部分，是从内地派下来接我和行李的。里头最小的一头，驮我连同我的「格莱斯顿旅行袋」和帆布卷也绰绰有余。头一回看见「象在故乡」，很有气象；不过它们丑得吓人，那一摇一摆的步子，也叫人对往后的行程能否安稳不敢乐观。

我们经过一个虽在沼泽里却很有生气的华人村子，村里几乎清一色是男人；华人在那里造马车，卖一切华人苦力要买的东西。他们在那里和在别处一模一样，在那里也和在别处一样安之若素：面黄，人瘦，脸刮得光，机敏，勤勉，自立，不嗜酒，认钱，可靠，难测，吸鸦片，好赌，抱紧同乡的纽带而不结别的，连邮局与汇兑局这样的事也自己办——他们不断经由这些地方往中国内地寄钱。近来有一位极能干、极有学问的华人对我说，他们把我们看作「兽力与兽性的恶德合成的化身」；我希望这话不是真的。这里是华人的地方，这番离题也就情有可原了。

天气明亮而炎热，正是赤道那种壮丽而均匀的热。出了筑堤穿过的红树沼泽之后，便是好看的热带草木，树上缠着一种大朵的蓝色老鸦嘴，极美。自直落吉当上岸处到英国参政司署所在的太平，有八英里。路经过一片乏味的平地，可是每颠一下都离希让山更近一分；那山从平原上拔起，高三千多英尺，姿态如画。远处有一座奇特的孤丘，叫蓬多山，是整个地区的地标；右首东面是一列雄伟的山脉，最高的峰恐怕不下八千英尺；那青绿的山岭上，看得见至少一道瀑布的白沫，几乎叫人凉快了几分。

我们到了巴马丹——又一个颇有些气派与人口的华人村子；近旁有两所很大的两层马来屋，已有些破败，被放逐的拉律孟特里的妻子带着一群奴隶住在里面。一群神情欢悦的女奴站在窗棂后面偷偷看我们。我们在政府代理人温恩先生家下车；他立刻说了几句客气好客的话，提到早餐——我正盼着早餐；可是洗过澡才知道我们还要赶路。麦士威先生的节制与耐饿的本事，这已是我第二次暗自叫苦了！

自此我们沿一条极好的路朝山驶去，云雾不时从清凉的山顶上飘过；将近正午，进了这座重要的华人市镇。街长约一英里，大巴刹与店铺气派很好，都按中国式样装点得很讲究；还有各帮的会馆、赌馆、作坊、库房（一所结实的深色木造建筑）、锡克警察的大片独立营房、一所医院、一座火药库、一处操场、一所政府货栈、一所很大的新监狱、英国下级官员们整洁的平房；而在一座陡峭孤立、筑成台阶的山顶上，便是英国参政司署。这山实在太陡，车子上不去；幸亏那匹勇壮的小马和吉宁车夫合力，一阵一阵地把车拽上了之字路。我很高兴走出日头，进了一所凉爽通风的屋子，那里有望吃上早餐——或者不如说是午饭。

参政司署又大又高，四面透风——在这样近赤道的地方，这是极高的称许。它由一间约三十英尺宽、六十英尺长、最高处约二十英尺的大屋组成，两端敞着，前端是一个不装玻璃的大凸窗，开向一个极大的游廊。这屋子连同游廊，很像克莱德河大轮船的前舱。屋里横着一架红屏风，后半用来吃饭，前半用来坐卧办事。我的卧室与起坐间，以及苏丹阿都拉两个儿子睡的房间在一侧，麦士威先生的卧室与办公室在另一侧。楼下是浴室，还有锡克哨兵的卫兵室。屋里没有摆设，也没有多余之物。每日两顿简单的饭，早晨七点有茶和香蕉，下午五点有午后茶。麦士威先生极其节制，一早就精神奕奕地办事。马来人来来去去不断，有一种忙而不乱的气象。有一个华人「女仆」——昨天就是她在我的鸭绒被下发现一条四英尺长的蛇盘着；还有一个马来管事；此外我没见过别的仆人。

苏丹阿都拉的那两个孩子，是我平生见过最有趣的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十二岁，脸像猴儿，按也按不住。他们心里全无压舱之物。嘴不停地说，又爱玩又机灵；虽然在马六甲念书花着一大笔钱，说的却是糟透了的「洋泾浜」，至少当着我的面从不说马来话。他们一刻也静不下来：叽叽喳喳，从书里东念一段西念一段，见什么问什么，却又轻浮得懒得听答案；翻筋斗；我写字时伏在我肩上；拿谜语来给我猜，猜不出便尖叫着翻跟头；又跳到麦士威先生肩上讨钱。我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虽这样坐不住、性情像水银，却既不无礼，也不缠人。他们的把戏把这屋子闹得很活；可他们正要骑着我的象往瓜拉江沙去，谒见摄政。不知他们将来会怎样？他们的父亲流放在塞舌尔；从前人们一度以为他们中或有一个能承继现在的拉惹，但另有一位拉惹极得马来人拥戴，人又聪明，如今看来他的继承权不至于被撇开了。

参政司署所在的这座陡峭小山上种着可怜的咖啡，叶子稀疏发黄。我这一边的屋子，可以壮阔地望见秀丽的希让诸山，半英里外一道瀑布铺成一大片白沫从山上落下；一天里大半时候，那边总吹来一阵撒野似的清风。前廊俯瞰太平与别的华人村落，俯瞰整洁多产的华人菜园，俯瞰一个个从前是锡矿、如今积满浑浊死水的坑，俯瞰一道道把矿泥带进拉律河去的狭窄浑浊的小溪，俯瞰一个表面已被采空的矿区所有的荒草与凄凉；再远处是一片望不到边的丛林，树梢平得像海面，一天到晚有紫色的云影在上面航行。清早，操场上有「细细的红线」般的兵列，煞是好看；整天里我用望远镜都看得见太平的营生与忙碌。

太平是个兴旺而日增的地方，六千多居民，除了一小群吉宁人之外全是华人；那些吉宁人开小铺、放债、赶马车与牛车、洗衣裳。此地是一八七三年乱事的中心，华人似乎至今仍须约束：夜里不许无通行证与灯笼出门。他们都是矿工，此外便是开无数铺子供应矿工的人，其中有些很富。太平白天相当空寂；一到黄昏矿工归来，街上与赌馆里便挤满了人，照例的华语喧闹也就开场了。镇上马来人几乎没有。

麦士威先生到处步行骑马，不带随从，也不加防备；可是锡克哨兵日夜守着这所屋子。他们戴大蓝头巾，穿猩红上衣、白裤子。这样的人共有四百五十名，从印度的锡克人与帕坦人中招来，许多人曾在我们旗下从过军。他们名为「武装警察」，其实无异于兵，一切操练与纪律都照兵来；统带是第八十团的斯温伯恩少校。另有半个连的山炮线膛炮，这些人中有许多受过炮手训练。他们的乐事在放枪与抢掠，可是于查案毫无嗅觉。他们生得极其魁伟，长须长髭；不过髯的长端总是编起来掖进头巾里。他们面相大都和善，不嗜酒，驯顺而平和；但斯温伯恩少校说，他们最爱在「神学题目」上大动唇舌。他们一心积钱；其中许多人在印度定了小女孩为妻，几乎把饷银全存下来，好在那里置地安家。不当值时他们穿几乎雪白的头巾与长袍，看去既有古风又很魁梧。他们与马来人处得极好，却瞧不起华人，华人很怕他们。常见一个锡克人赶着四五个华人在前头走，把他们的辫子结在一起当缰绳。每夜我都被换岗的铿锵声惊醒；月光在刺刀上一闪，我便觉出自己确是在霹雳了。

此地空气极爽，夜里很凉，我每天七点前就出门，傍晚又进太平去。今早我去看了医院，那里主要住着锡克人；他们做病人极驯顺，别的方面却极难伺候，因为宗教上的忌讳几乎叫人无法给他们做饭。里头有一个可怜的华人，被咬得血肉模糊。他在一条小汊上偷船，被鳄鱼咬住，两条腿、一只胳膊连同脊背都被撕成那样，还能活着真是奇事。药剂师是个年轻的马德拉斯人。那种在日本叫作「脚气」、在别处叫作「贝里贝里」的可怕病症，这里刚出现了一两例。我们还走到山脚下一道清澈的山溪边，它在大石与茂密的热带草木间轰然而下，清冷得就像苏格兰高地上穿过紫色石南的一道急流。

〔我去过之后，这场疫病三度爆发，死了人；邻近的矿工与苦力中已有三千人丧命。此病看来扎根极牢，各大矿商与政府合力盖了一所大的永久医院，如今已全由政府接管，经费出自每个成年华人每年一元的捐税。其他受灾各处也已备下宽裕的病房与足够的医治。监狱里此病本来极为致命，如今几乎绝迹，据信是因为给囚犯加了含氮的食物之故。有人建议强令雇用矿工苦力的人也照此办理，因为这病的祸害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拉律的兴旺了。〕

这里有一种「吹号虫」，身子鲜绿，翅膀像膜一样透明，张开有四英寸，叫起来的响动够得上一匹马那么大的东西。今晚屋里进来两只，人说话几乎听不见。不过蚊子总算难得地放过了我们。

斯温伯恩少校与沃克上尉在此吃过晚饭；我们吃的是简单的烤羊肉，这是我十个月来头一回尝到，真是大快。做法花哨的菜吃久了要腻——那些菜的主料多半是瘦弱的鸡，换上二十来种样子改头换面罢了。

我离开马六甲时，肖上尉说：「你见了保罗·斯温伯恩，就是见了一个一辈子见不着第二回的人。」所以昨天，当一个瘦高、气派高贵、仿佛与蓓尔美尔街俱乐部的台阶分不开的人大步走进屋来，劈头对我说：「你越早再走开越好；这里没什么可看，没什么可做，也没什么可学」——我自然大感兴味。他的口吻与举止带着几分学来的古怪，很骄傲；但他不像有些骄傲的人，他看得起比他低的人也同是人；他谈锋极健，纵横于艺术、文学、政治、社交，故事讲得精彩，从不词穷，对「谈话的公道」全不理会；锡克人很爱戴他，因为他待他们公平。

在槟榔屿我听到一桩关于他的轶事，很可信。据说摄政要他派锡克兵去捉一个逃走的女奴，他不肯；那位拉惹便出言极辱，他于是挺直身子说：「阁下在贵国是高门之人，我在敝国也是高门之人；只要我一日持有维多利亚女王的委任状，我便一日不受侮辱。今后殿下的命令，我一概不再奉行。」据说他此后果然不曾奉行。

我周围这些人，别有一种少见的风致。麦士威先生很令人愉快，体力与心力都强，聪明而正直；他在牛津与林肯法学院受的教育，却是在海峡殖民地长大的——他父亲曾任那里的首席法官。他能干，好争，独断，读书多，见闻广，措辞犀利，自立自信，意志坚强，秉公到底，处处是个君子；精力与办事的才具都极大，又很有驾驭之能。他也爱说话，说得好，只是常常十分激昂，却又全然出于好意。他的话是可以毫无保留地相信的。他在马来人中间长大，马来话说得地道，不但喜欢他们，还肯下功夫去了解他们、体会他们的观念与情感。他细心研究他们的文学、迷信与风俗，做了些很有价值的札记。我想懂马来人懂得比他更深的，恐怕没有几个。他不喜欢华人。关于他，我有一种很愉快的感觉：他是放对了地方的人，他的工作有用、尽责，令人钦佩。身为副参政司，他实际上是拉律的独裁者，只受罗先生的节制。他是法官，可以判死刑，不过死刑执行令须有摄政的签字。他治华人极严。

沃克上尉是新来的，对霹雳知道的并不比我多。

这一席四个人的晚饭，闹得抵得上二十个笨人！不知怎么说起了维多利亚的政局僵持，竟为着一个并不明显的缘故激起了极强的情绪。沃克上尉抛开了他那副略带柔和的侍从武官仪态，神色变得危险；麦士威先生是为求胜而战，斯温伯恩少校则是为压倒麦士威先生而战，吵得震耳。这样一场争论，在潮湿闷热的新加坡或蒸笼似的马六甲，我看是吵不起来的！这里似乎天天都有一场有力的争执，或许争执正是友谊不可少的一味。争得起来这件事本身，就见得此地的气候何等提神。斯温伯恩少校用一种惹人的口气，拿朋友身上某个或真或假的怪癖、短处开头，讥讽、学样、嘲弄、痛骂，如洪水一般泻下来，毫不留情地折磨对方，又不容人回嘴，说完便走，临去还撂下一句帕提亚人的回马箭：「好啦，我的好朋友，恼也没用，你在世上再找不到我这样的朋友——你知道，若不是有我，你简直教人受不了！」这些都很有趣。要凑成连我所见的这一点世界，也须得多少不同的性情啊！

住在一所没有宠物的屋子里，觉得奇怪；后院有一头小马来熊，可那也算不得宠物。傍晚有时有一种叫狐猴的野兽，发疯似的穿屋而过，从前廊蹿出去。我总怕半夜里它闯过我的房间把我吓着；因为这里同许多别的屋子一样，没有门，只有离地一英尺高的屏风。

今早我天没亮就起身，上了一座正在开垦的山，去领略日出——那是热带一天里最可爱的时辰。满目是露水与玫瑰色，空气里有一种沁人的清鲜，而且鲜得比平常久，因为太阳爬上东边山顶爬得很慢。随后忽然一片荣光，鸟兽虫豸齐声喧唱起来——那是每天升起而从无一个不谐之音的、不成调的颂歌。从这高处也看得见色彩华美的落日；只是人没有闲工夫去领略，而且它们叫人想念北方那种迟迟不去的金色与紫色。到此以后我确实很勤勉，一面给你写信，一面在蓝皮书之类里「补读」各土邦的情形。

伊·露·伯

第十九信

拉律的华人——「猴杯」——华人的款待——一位锡克美人

英国参政司署，拉律

我还要在这里住一两天，正好有工夫把四围的光景讲给你听一点。

拉律省是一长条地面，长约七十英里，宽二十五至四十五英里不等。一八四八年以前，这地方鲜为人知，几乎无人踏勘；那一年有个马来人洗澡时拾到一些黑色的粗砂，化验之下竟是锡。他雇了二十名华人苦力，开了一座矿，居然很有赚头；中国本土的华人听说此处有钱可挣，便纷纷涌进拉律。过了几年，他们为矿的归属争执起来，终于酿成两大帮派之间的一场械斗，眼看要成一场灭族之战，遂招致英国出面干涉，派驻了一位参政司。此后槟榔屿的华商又向愿意去重开那些荒矿的同乡垫付银钱与口粮。不久人口大增，不得不为矿镇择地，两派各给一处：五属的镇叫太平，四属的镇叫甘文丁。

美国人办矿的气魄，也未必比这更快。一八七三年年底，拉律的人口是四千，且全是两派械斗的壮丁。十一个月后，这两座矿镇已有九千居民，其中十分之一是店家，全区则有三万三千人。拉律自海滨至二十英里外的山脉之间一片平坦，景致很是乏味。

我们坐马车去了甘文丁——一座四千人的华人矿镇，离此三英里，路上要穿过一道秀丽的山谷，谷里满是猪笼草，紫色的杯，紫色的盖。头一回把这些奇妙的猪笼草、即所谓「猴杯」拿在手里，你可以想见我多么欢喜。我摘了五个，指望能有一个里面没有虫子，谁知个个杯中都积满了干枯的苍蝇与蚂蚁，那模样很像苍蝇被毛毡苔的腺毛揪住几天之后的样子。杯盖底下有许多花蜜，用以招引虫豸；而杯口那圈微有细棱的卷边以下，内壁光滑如玻璃，受骗的苍蝇一失足便直落底下的水里淹死。既然这一套精巧的机关是专为置它们于死地而设的，这植物想必就是靠它们的浆液为食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确是已经证实的事，猪笼草属于食虫植物之列。］

我们先去了一座极大的锡矿，矿主是个富有而神色十分和气的华人，他亲自接待我们，领我们看遍全矿。这矿像一个大采石场，场里许多小坑，坑里积满了水，用极其精巧的华人水车抽出来，那水车是靠一条无端的链条转动的；此外还有两台强力的蒸汽抽水机在开着。约有四百个精瘦如革的汉子在干活，像蚂蚁一样排成两行从坑里涌上来，每人端一只小竹盘，盛三磅上下的含锡泥土，倒进溜槽，大股水流一冲，泥沙尽去，留下锡来，样子很像「巨人牌」爆破火药。华人对这种竹盘的忠心不减于对他们的辫子，可是这东西实在太费工。另一件家伙便是一把寻常的锄头。苦力按件计酬，眼下每天挣一先令六便士上下。修路及别的活计由吉宁人来做，他们每天挣一先令。

锡是夜里在一座极简陋的炉子里熔的，风箱是华人那种极精巧的式样；熔好了浇进沙模，出来是一块块六十六磅重的锡板。锡的出口税是本地岁入的大宗。熔炉近旁有几座通风的棚子，两侧各有一道台子，按棚里华人的多少隔成若干铺位。所谓一铺，不过一领席、一顶蚊帐而已。拜神的那一套陈设一应俱全，时辰是按线香烧去多少计的。棚里挂着好几件棕榈叶编的蓑衣。这些东西，连同这一大群人日用的几乎一切物件，都是从中国运来的。

随后，我们那位华人主人领我们去看他盖的几间屋子，本是纳凉的去处；为着我们这一趟，他预先往里搬了香槟、雪利酒和苦啤酒！我们说宁可喝茶，他那一脸不肯相信的神气，实在有趣得很；我们执意要茶，他便端出极好的茶，配上中国的蜜饯，还有亨特利与帕默公司的椰子饼干。之后他又执意留下我们雇来的马车与那匹瘦劣的小马，另用自己的轻便马车、套一匹上好的澳洲马送我们走。麦士威先生却说，这里头有礼数，也有算计：教人看见他与参政司交情甚厚，是长他体面的。

我们接着到了甘文丁，一座凄凉的镇子，房屋多是亚答叶盖的，街道沟渠都大有可改之处。我讲了讲价，买了几个华人的钱袋，又进了一家赌场——要看华人脸上那种特有的神情发挥得最尽致，此处便是。那神情并没有什么骇人，不过是一片不加遮掩、又格外炽烈的求利之心罢了。每个苦力做完一天的活，都要抽一筒鸦片；每人都有一壶茶，装在厚厚絮着棉花的篮子里，终日滚热——这一点享受，似乎没有一个华人离得开。

我们在一处锡克警岗歇脚，那位仪表堂堂的警长领我去看他的妻子。她是全队唯一的女人，深居得极严，连指挥官和麦士威先生都不曾见过她。她很美，身段极好，只是首饰戴得太多。她戴一枚大鼻环，两只生得极秀的耳朵上各坠着大大的耳环，一共七只，把耳朵都拽了下来；项上四串璎珞，两臂自腕至肘满是银镯，秀美的脚踝上也有几只。她怀里抱着一个男婴，是全队的孩子，身上只戴一只银圈；做父亲的把他接过去，很得意地捧到我面前。真是一幅可喜的天伦图。

在此的这几日实在是难得的休息，我大半时间都是独处。这里没有女人叽叽喳喳；麦士威先生不办公的时候，谈的也都是值得一谈的事。气候又爽利宜人，午后那阵放肆的大风，把信纸文稿一概不恭地卷走，倒把蚊子也赶净了。

伊·露·伯

第二十信

新奇的处境——丛林中的种种激动——永恒的夏——含羞草——马登的莲湖——象之丑——马来驭象人——一段新鲜经历——家中的宠物——马来人的好客——旱蚂蟥——「一场可怕的快活」——我头一回骑象的收场——瓜拉江沙

英国参政司署，瓜拉江沙，二月十六日

这一回颇可兴奋，因为我走了一段不同寻常的路，眼下的处境也不同寻常：参政司罗先生还没回来，我不但独自住在他这座丛林深处的平房里，而且据我所能打听到的，方圆之内我是唯一的欧洲人。

「往日狂游多少事，

此番痴举是终篇」——

再过半个月，我打算到槟榔屿去，取道前往规矩体面的锡兰，那可爱的「荒野」便要抛在身后了。

今晨四点半，麦士威先生那把精力充沛的嗓子把我唤醒。我起了身，到拉律以来头一回觉得十分疲倦：先是又赴了一场「晚宴」，不惯这样的放纵；再是狐猴发疯似的乱蹿、「号手甲虫」吵闹不休，害我迟迟不能入睡；半夜两点又被换岗的声响惊醒，正梦见锡克兵哗变，就要把欧洲人——连我在内——尽行屠戮！我们吃了香蕉和巧克力，天刚亮就下了山。山下有一辆小车，套着一匹烈性的苏门答腊小马，赶车的是吉本斯先生，一位在此修路的正派的澳洲矿工。他送了我五英里，到了一处路面化作泥沼、无法通行的地方。原先已打电报叫象到那里接我，谁知电报线断了。麦士威先生骑马陪我们同来，到了泥沼处才听说象都进丛林去了，一时懊丧不已；于是除了那头驮我行李的小象之外，再无代步之物，而它还落在两个多钟头之后。

没有别的法子，只好走路，我们一连走了四英里。若不是穿着我那套「登山装」——就是我在日本北部蹚泥水时穿的那身泥色粗呢——一半路我也走不下来。太阳在绯红的云间壮丽地升起，云转作灰色，倒成了一层薄薄的遮蔽；这里的空气又比较干燥，所以虽在赤道以北五度之内，也并不闷热难当。

车这一程把我们带出了华人的地面，进了一片人烟极稀、只有马来人的区域。他们零零落落地住在路旁，屋子马来式样一应俱全：从架在柱上、铺着格栅似的地板的亚答叶小屋，到那种如画的大屋——陡峭的褐色屋顶，深深的檐与门廊，墙是编席或竹篾编成的方格，明暗相间；上去要爬梯子，梯级相距一英尺半，穿鞋的脚极难对付。

丛林里的树木花草令人兴奋不已。啊！那些从前只在暖房里当作异域珍品见过、或只在书上读过的树与草，如今看见它们在自家的土地上生长，是何等的快慰！这一天的路上，我数出一百二十六种不同的乔木灌木、五十三种蔓生植物、十七种附生植物、二十八种蕨。从象背那样的高处望去，灌木与附生植物比我从前看见的都多。有一株鸟巢蕨，三十七片完好的叶从中心放射开去，每片长三英尺四分之一到五英尺半，颜色自香桃木的深绿变到豌豆苗那样最鲜嫩的绿！

有一种兰，叶几乎看不见，却在所寄生的树枝上紧贴着开出六大簇花，每一簇由若干串花组成，像红珊瑚的穗子，顶端泛着淡绿。林间空处有小树，开着刺桐似的华丽的花；有艳丽的秋海棠，有红百合，有一种开金丝雀黄的喇叭花的蔓草；还有一种较小的蔓草，凡不太高的东西它都爬满，与蓝色的老鸦嘴缠在一处，独梗上开着一朵朵报春花形的花，鲑肉般的橙色，中心是一点丝绒似的黑。有些地方能一气遇上三种猪笼草，即「猴杯」，有的杯子里（我想）能盛一品脱水，多半都塞满了受骗的客人的残骸；潮湿处则有钢蓝色的铁角蕨和茂盛的卷柏；再往前是开白花的贝母兰、开白花的石斛，都长在树上或攀着树；还有脉络猩红的羊蹄甲、花叶芋、姜科草木与天南星科植物，教人忍不住一路惊叹赞美。你想象不出热带的草木挤得多么密。地上容不下它一半，于是它便向上寻找，在那些强壮而庄严的大树上安家，被托举到阳光里去——说实在的，大多数的花也只好到那上头去找。

看见永恒之夏的草木，看见造化这样毫不吝惜的挥霍，真是壮观；人便在「故乡」暖房里的那些花草之间尽情流连，看巨大的叶子如何辉煌，看棕榈、竹与树蕨如何秀美。那些硕大而浓艳的花，与羽毛浓艳的鸟一样叫人惊奇；我觉得任何言语都传不出赤道丛林之美与壮丽。可是这美之恒久，本身几乎也算一桩短处。我不久就会怀念春天的骤然而至：那一片普遍的、娇嫩的绿，那一大片一大片合群的花，那成堆的毛茛、滨菊或蒲公英；也会怀念秋的荣光，它的红与金，和连绵数里的紫色石南。这些华丽的兰与别的附生植物都是独株而生。见了这一株，便没有那一株，没有大片的颜色可以在远处燃烧；香气浓重得压人，这份丰饶叫人无所措手。我在其中尽情流连、尽情欢喜；它令人沉醉，然而我心里总萦绕着别样的景象：长满青苔的坡上点点报春与银莲，溪畔一片龙胆的蓝，草地上毛茛的金黄，田野里罂粟的猩红。尽管我这样享受、这样热爱热带，我仍与华莱士先生等人所见略同：温带的花终究给人更长久的愉悦。

路的两旁，地上密密铺着含羞草，那可爱的三出叶上面是绿的，下面是褐的。这是一种迷人的草，起初你除了看它一眼之外若还动它，便觉得自己残忍；可是我已经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学会了以伤它的情意为乐。无论多轻地碰一碰叶的任何一处，它快如念头地合拢。无论多轻地碰一碰三片的中心，叶与柄便像被打中似的垂下去。碰一碰枝，满枝的叶都闭上，每一根柄都像坠了铅一般落下。从它上面走过去，你像是用火一样的脚步把大地烧焦了，身后留下一片荒芜。每一株蔓草都倒伏，叶子合起来，只露出红褐色的背面，一切美都不见了；可是那看去焦枯的地面，第二天早晨依旧如初。

走了四英里之后，转过一个弯，眼前豁然是一片胜景：一座小湖，湖后是林木覆盖的山，山脚一带斜坡上立着椰林，还有被放逐的拉律孟特里那所秀美的马来屋。我说是湖，其实看不见水，水面全被千千万万莲叶遮住了：那盾形的叶几乎是圆的，直径可达一英尺半，在炎日之下看去仍旧清凉带露，浓绿上浮着一层蓝霜。叶上高擎着千千万万的莲花、花苞与莲蓬，一一都是完美之物，竟看不到一朵残花。那硕大的花冠，颜色自深玫瑰红到浅得像粉月季的淡红，深浅各异。有的才开，有的半开，有的全开，露出攒聚的金蕊与中心的金盘。这些华美的花，那深玫瑰红老远就看得见；它们的美把我带回江户的城濠，带回日本许多座金碧的神龛——莲在那里开着，作为洁净、正直与不朽的象征。便是在此地，虽无这样的象征，它看去仍像一件圣物。看这样合群的花挤在一处自得其乐，真是快事。

再过去便是如画的马登甘榜，好房子不少，还有一座清真寺。穿过一道砖柱的门，我们进了一处有围墙的大院，院里有椰林，有几株好树，还有那位被我们流放到塞舌尔去的马来人的华美居所。这是半岛上最大的马来屋之一。屋以木造，漆成绿白两色，几扇圆窗四周的白底上绘着奔放的花卉图样；门廊很大，是给随从等候用的，自然也要爬梯子上去。一间棚子里停着三辆马车，屋后另有几间小屋，住奴隶和别的人。一群女孩与孩子——多半大约是奴隶——从雅致的席帘下面笑嘻嘻地偷看我们。

马来上等人家的屋子，手工实在颇有可观之处。陡顶上的茅草铺得极工整；墙是细密编织的格子席，间以格栅与竹作；里间阴凉，门框雕花，门帘是红绸；地上铺着极精细的席，席上放着金线绣的枕与垫；半遮的窗透进光来，随微风摇动帘屏而闪烁不定——这一切与此地的风土有一种说不出的相称。

我在一所空空落落的屋子里等象，马来人送来钻了孔的椰子、水牛奶，还有一大束莲花与莲蓬；他们把莲子剥出来，就盛在那阔大的莲叶上捧给我。每粒莲子的模样与味道都像榛子，只是中心一道椭圆的缝里，蜷着未来的莲——那一片鲜绿的子叶裹着一枚芽，苦得厉害。

象终于来了，牵到门廊底下。它们实在是丑陋的畜生：灰色的、皱的、无毛的皮；遮着耳朵的两片又大又破的「扇子」，不住地给自己扇风；小而猥琐的眼睛；那丑陋的长鼻，蛇一般缠住一切东西；四条不成形状的腿，活像树干；猪似的背，向后陡陡地斜到那条猥琐的秃尾巴上；总之，与一切熟悉而可亲的走兽全不相像。我几乎写不成字，因为一只小「哇哇」——最讨人喜欢的猿——正用一条又长又瘦的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挂在那里，另一只手不停地夺我的笔，蘸了墨，在我的信上乱涂。它是天下最讨人喜欢的生灵；可我若同它作对，不知它会做出什么来，还是换一支笔罢。象也是一样。我并不知道它做得出什么来！

来此之前，我梦想过象轿和金线织的鞍鞯，我这头象却一样也没有。其实它除了丑之外，毫无堂皇可言。它背上搭着一张生皮，皮上铺了几领席，脊梁那道棱的两边各挂一只浅筐，筐里填着新鲜的枝叶，用藤索拴住。我从门廊上跳进一只筐，一个马来少年跳进另一只，我的旅行袋用藤条捆在后面。又打一个藤索的环当作马镫，供驭象人踏着上去。他是个马来人，身上只一条手巾、一条纱笼，爱说闲话，又漫不经心，一有说话的机会便跳下去，把我们撂在象背上不管。他赶象用一根棍子，末端有个弯钩的尖刺；象不听话时便钩进那层膜似的「扇子」里，总引得它把长鼻高举起来乱挥，并发出一声毫不客气的抗议，一英里外都听得见。他坐在象头上，有时盘着腿，有时把腿搁在那两片大耳罩后面。麦士威先生向我保证，若非万分稳妥，他决不会打发我到一个没有欧洲人的地方去——这话我完全相信；我若说还有什么不放心，那也只与我这坐骑有关。

这种骑法并不舒服。人朝前坐着，两脚悬在筐沿外面。那筐沿不久便硌得人又酸又痛；想靠在什么上头松一松，那笨拙的摇晃又疼得厉害，只好复归原状，直到再一次忍无可忍。加之这头象装载时并没有「用脑子」，它那副驮子就像日本马的草鞋一样磨人。它老是往前滑或往后滑；我又比那马来少年重，于是老是往下溜，老是想把自己扭上那道当作脊梁的大棱去，又老是不成；驭象人也就老是停下来扯那捆着整副行头的藤索，却始终不见有什么长进。

走了不到两个钟头，那庞然大物毫无预兆地先把后半身轻轻坐了下去，随后前半身也轻轻落下，两条又粗又丑的腿向前伸着；那人打手势叫我下来。我便爬到它头上，攀着一根藤索落到驭象人身上，他把背弓起来当作踏脚——因为即使它这样「跪」着（这古怪的姿势便叫作跪），要上下得舒服，仍需一架好梯子。他们重新整治那两只筐的时候，我爬进一户较穷的马来人家，主人以礼相待，拿香蕉和水牛奶款待我。好客是马来人的美德之一。这屋子由前后两间棚屋连成。同别处一样，它高高地架在柱上。立柱是棕榈木，那有弹性的格栅似的地板，是极有用的尼邦棕劈成的板条。墙是芦苇细细劈开编的，屋顶同所有房子一样，是晒干的亚答棕叶，铺在高高的脊檩与陡峭的竹椽上。我看不出这屋里用过一根钉子。整座房子都是用藤捆扎起来的。家具全是席子，铺着一部分地板，既坐且卧；另有几只又小又硬的圆枕，两头绣着花。会客的那间墙上挂着一支火枪、一支矛、几根钓竿和一副水牛轭。后面一间是妇孺的地界，有一口铁锅、一挂香蕉和两只葫芦瓢。女人只穿纱笼，孩子什么也不穿。男人穿得也不多，都懒散地躺在席上。

马来人极爱宠物，据说驯鸟驯兽很有一手。想来是他们说话声低、举止柔和灵便，从不惊着畜生那份胆怯敏感的心。除此之外，马来的孩子对长辈极听话，大人又鼓励他们去赢得鸟兽的信任，而不是去折磨它们。他们捕鸟，或用杜仲胶做的粘鸟胶，或用马鬃做的活套，或学鸟叫。这小小一所屋子里，竹笼里养着二十只鸟，多半是会说话的八哥和绿羽的小鸽子。一叫它们就出笼来，成排落在人的臂上。我不知道八哥能学多少词，只知道它学人声学得出奇：在夏威夷，它说英语时把我彻底骗过了。这几只八哥吐字之像人，我竟分不清说话的是鸟还是马来人。另有四只相思鸟，关在一只做得极精巧的竹笼里，是可爱的小生灵，红嘴，蓝绿的毛。孩子们用一种铲形的藤编器具替鸟捉小蚱蜢。再添上几只寻常的家禽和一只几乎没有尾巴的猫，这一家看得见的家当，我想便算点清了——只还有一只吊在椽上的竹摇篮，里面躺着个褐色的小人儿，以及一间小棚，大约是囤米用的。

那敞开的地板虽通风透气，却也有短处：固体、液体的秽物都顺手从缝里丢下去，屋底下的地面便常有死水洼和一堆堆腐烂的东西；而且睡在这格栅上席子里的人，有时会被寻仇的人从底下把马来短剑插进缝里刺死。

不过我不该给你一个印象，以为马来人是肮脏的民族。他们常洗衣裳，有机会就洗澡。他们尽量把房子盖在水边，还搭小小的浴棚。

我又进了一户人家，比前一家更穷些；他们以一种动人的好客，打手势问我要不要椰子。我略表想要，那男人立刻起身，唤来一只三英尺来高、正同小孩玩耍的猿猴，那牲口便随他出去，转眼已在一株高高的椰树顶上。主人对它说了句什么，它便在树上挪来挪去，把果子一一察看，末了挑定一个青的，又用牙又用手，把它拧了下来。那略带酸味的椰水很解渴，只是它的「肉」，稠度与味道都近乎煮了五分钟的蛋白，不及熟椰子的好。

我先自往前走了一段，回头又走了一程，才找着我的象。我一直在灌丛里翻寻几种酸果子，回到路上时大为吃惊：靴子里灌满了血。寻起缘故来，才见五条褐色的小蚂蟥，身上生着好看的黄条纹，牢牢叮在我脚踝上。我不曾听说霹雳有这样的害物，只怕是什么更糟的东西；驭象人见我这般狼狈，便挤了些烟草汁喷在这些东西身上，它们极厌恶地缩了回去。因为不得不继续走动，被咬的地方流了好几个钟头的血。最初被刺的那一下，我毫无记忆。如今我才听说，这些吸血的东西藏在叶子草丛里，一听见人或牲口经过的窸窣声，便把身子伸到最长，只要能挨着身体或衣服的任何一处，就攀住不放，再尽快爬到能饱餐一顿的地方去。

我把这段叙述写得像我这趟路一样慢；不过我所写的，在你是新鲜的，正如在我是新鲜的一样。这确实新鲜：正午时分，站在一片含羞草织的地毯上，几乎垂直的日光从万里无云的钢蓝色天空倾泻下来；看着那丛林里的庞然大物温顺地跪在地上；同行的是两个一个英文字也不懂的马来人；而我自己既无武器，又无护卫，身处一个不久前还是战地的腹心——关于它，已经写了七部蓝皮书；关于它的无法无天与暴戾，也不知有多少故事被人勤勤恳恳地传布着。

诚然，我一向梦想骑象总有些华贵之处，可是我并不觉得因此增添了半分威仪。不过在此地，这话倒是真的：鞍鞯虽然寒酸、几近粗野，一个人的身价却是按他有多少头象来估量的。驮子整治停当，驭象人跳上象背，把两手伸给我，从象头上把我拽了上去；随后那牲口从地上慢慢起身，我们便又上路了。

可这一程实在是「一场可怕的快活」——倘若算得上快活的话！不多久驭象人便跳下去闲谈抽烟，任象「自行其是」走了一英里多。它拐进丛林，撕扯起树来；接着走到一个泥坑边，把坑里的水吸得干干净净，轰然一声喷了自己和背上的人一身，把我的衣裳浇透；等它回到路上，又几次停下来，把长鼻绷直拄在地上，像是要倒立；我拿伞打它，它便吼了一声，是我平生所闻最响的。同骑的马来少年跳下去回头找驭象人，两只驮筐立刻齐齐往我这一边坍下来，我费力地攀住，心里想着还能出什么别的岔子，一直提防着那挥舞长鼻的畜生把我卷起来，扔进泥坑里去。

驭象人回来后，我只得再下来一次；这一回索性让象到河里去好好洗了个澡。它把大量的水泼在身上，又吸足了水，一路走一路给两胁降温。象那皱皮看着虽厚，极小的虫子也能从上面吸出血来；由着它自己，它便很有见识地给自己糊上泥，像水牛一样护住身子。我重新上去又骑了两个钟头，可它每小时只爬一英里光景，而且一心一意像是要躺下。凡是催它走快些，它就吼：有时是怒吼，有时是含怒的抗辩，有时又是哀哀的央告。驭象人下来跟在它后面走，它索性一步也不动了。那人又想用带钩的棍子钩住它那大「扇子」拉着走，除了引出一连串号叫，别无效验；接着他又爬上它的头，那畜生便接连踉跄了几个大趔趄，每一趔趄都险些成一跤；于是驭象人面露绝望之色，又下来了。我便打手势说我要下来，可象不肯跪下，我只好攀着藤索从它那不成形状的肩上落下去，直到能踩着驭象人的肩膀作梯。两只筐卸下来存在一户人家，象被放进丛林去了；余下的几英里路我自己走到瓜拉江沙，而驭象人替我扛着旅行箱！我头一回骑象，收场竟这样滑稽。我算了算，那一天总共走了八英里上下，居然并不觉得累垮——这很能说明霹雳气候之好。同来的马来人对这里的人说那是「一头坏象」；不过后来又有人告诉我「它病得很重，累得要死」，但愿这才是它那般可厌的行径的实情。

有一段路上风景之壮丽，我还一字未提。那里道路穿过一道雄伟的山峡，热带一切草木的荣光仿佛都聚在那里，人到此才对「风景」二字有了新的认识：在极好的树蕨、叶子完整无缺的芭蕉、棕榈、开着艳花的藤本与秀美的蔓草之下，在太阳鸟、蜂鸟和我平生所见最华丽的蝴蝶之下，一道清澈如水晶的急流在岩石上奔泻，把落水的音乐添进这一片无从描摹的可爱里去。武吉柏拉必山峡，在一个荣光的早晨独自看去，几乎值得为它绕行世界一周。

这一路另一桩奇观是蓬多山，一座巨大的孤丘，红白相间的石灰岩，被风雨与矿色染得斑斓夺目，满是洞穴，其中许多全然无从攀近，洞口垂着巨大的钟乳石。几处可以进去的洞，顶高七十英尺。蓬多山的形状像巴斯岩，高约一千二百英尺。它参差的顶上戴着森林，可那几乎垂直的白色或红色石壁上，树几乎无处生根；它就这样在内地林木覆盖的群山之间，比较荒秃地孤峙着。

走了十个钟头之后，我正独自跋涉，开始遇见马来人；随后又遇见九头象，三头一群，背上驮着男人、女人和孩子，像是出来「兜风」的，那些畜生望去很有气派——它们的正面总是有气派的。可那一段路穿过一片荒僻的丛林地带，虎、象、犀出没其间，只偶尔被马来人几处粗率的蕉园或蔗田打断。日头低下去时，我俯见一条又宽又美的河，对岸是丘陵与山峦，一处岬角的岸上有个村子，村子上头一座草坡，坡顶椰树下立着一所平房；门口那几点鲜红的号衣，教我一望便知那必是参政司署。江沙河上有一座小桥，过桥是一间警卫室和几所架在桩上的官舍，再上一道陡坡便是那平房。房前一段长长的台阶，覆着格子的门廊，通到一道宽阔而陈设舒适的走廊，参政司的办公室兼起坐间就在这里；中间一段两侧各有一间卧房，一直通到屋后，是吃饭的地方。这住处再朴素不过。它挡住日头与雨水，在这样的气候里，该有的舒适一样不缺，此外便再没有了。我从海边走了三十三英里，如今进到这邦的腹地：江沙河在此汇入霹雳河，离霹雳河口一百五十英里——我独自在荒野里了！

第二十信（续）

一头雾水——一席荒诞的晚宴——马穆德与埃卜利斯——嬉闹与顽皮——马穆德的把戏——霹雳的丛林——热带生活的诗意——村居——清真寺的诸执事——一场穆斯林的葬礼——「御象」——泅渡霹雳河——哥打拉马村——一个「海盗窝」——拉惹德里斯

这封信里日期纠缠错乱，只怕要教你十分费解。接待我的是一位气派堂皇的东方管家；我痛痛快快洗过澡之后，晚餐——或者照阿萨姆乐意的叫法，早餐——便「呈上」了。「呈上」二字用得一丝不苟，因为台布、瓷器、水晶、鲜花、烹调，无一不精。阿萨姆是马德拉斯人，比马六甲的巴布更英俊、更庄重；另有一个伶俐的马来少年给他打下手，一个华人坐在台阶上拉着风扇的绳。万物都很谐调：华美的椰树，鲜绿的山坡，落日的金色铺在湖一般的河上，一列列林木覆盖的山在紫光里化得空灵，锡克卫兵黝黑的脸与鲜红的号衣，还有浓郁甘美的香气随着和煦的风飘进来——都是炎炎热带的荣光，说不出，也传不得！

我的旅行袋没有送到，只得仍旧穿上那身溅满泥浆的粗呢衣裳；因此一见餐桌摆着三副餐具，我很是懊恼，便不情愿地在走廊上磨蹭，只当会有两位衣冠笔挺的政府文书出现，想到我独处的美梦要落空，心里颇不痛快。阿萨姆又格外郑重地向我禀报饭已「呈上」，我便一头雾水地在那张陈设齐整的桌前坐下；不想他领进来一只大猿，马来仆人抱进来一只小猿，一名锡克兵又牵进一条大寻回猎犬，拴在我的椅子上！这一切都办得极其庄严。座中既已齐全，晚宴便堂堂皇皇地进行下去。两只猿也吃咖喱、酸辣酱、菠萝、鸡蛋和香蕉，都盛在瓷盘里，与我一样。所不同者，我要等人替我布菜，那只大猿却不大讲礼，管家绕桌传菜时，它时不时从碟子里抓一把；那只小的不多久便从椅子迁到桌上，就坐在我盘子旁边，斯斯文文地自取自吃。多么荒诞的一席晚宴！又是多么愉快的一席！我这几位「至亲」都沉默得合情合理，用不着我费心应酬，实在是极有意思的伴儿。我真切地体会到「沉默是金」；此后我还能这样尽兴地赴一次宴么？

我与这两位同类相识，就在我到的那会儿。我看见它们被长绳拴在门廊上方的走廊栏杆上，不喜欢它们的模样，便躲得远远的给你写信。那大的约有四英尺高，力气极大；小的约二十英寸高。过了一阵，我听见一声哀叫，才看见那大的——它叫马穆德——正在欺负小的埃卜利斯。埃卜利斯逃开，马穆德却把绳子抓在手里，每逢埃卜利斯跑到绳子尽头，便猛地一扯，再用松下来的绳子抽它。我壮着胆子走近，想把这小生灵救出来；它也想过来，却总被拽回去，马穆德脸上每回都露出一种得逞的凶相。末了马穆德抄起一根粗马六甲藤杖，把埃卜利斯拖到近前，狠命毒打，这半像人的小东西的哀号极其可怜。我想叫那锡克哨兵出面，却是白费口舌；他离岗或许算违纪，可当时若他用刺刀把马穆德捅个对穿，我倒要谢天谢地。既然不成，而这分明又是一桩要命的行凶，我便冲上去把拴埃卜利斯的绳子一刀割断；那大家伙吓了一跳，松了手，埃卜利斯——只怕已被打得稀烂——一跃上了我的肩，两臂死死搂住我的脖子，抖得厉害；说实话，我抖得也不比它轻。

［我信里后来描写这两只猿体貌的那一页，很不幸遗失了；这类事以准确为要，我不敢单凭记忆。第十四信中对一只猿的描写，与我对它们的印象相去不远。］

我把它抱到走廊那一头的安乐椅上，它信赖地躺在我臂上，仰起一张勾人怜爱的小脸，甜甜地咕哝着「呜呼！呜呼！」。此后它几乎没有离开过我，只出去在亚答叶屋顶上睡觉。它是最惹人疼爱、最教人着迷的半像人的小东西，迷人到我可以整天看着它，把光阴都虚掷了。我写字时，它有时坐在桌上专心看我，有时拿起一支笔，蘸了墨，在纸上乱画。它偶尔翻翻书页；有一回它把罗先生的公文从架上一封一封取出来，一封封拆开，抽出信纸拿着，像在读，读完却总放回去。随后它变得可亲起来，轻轻从我手里把笔拿走搁在一边，把它那只精致的小手放进我手里；有时我写字，它就躺在我膝上，一条长臂绕着我的脖子，那小小的、古旧而可怜的脸偶尔轻轻贴在我脸上，嘴里发出「呜呼！呜呼！」这一个音节——那声调与含义的变化之多，实在惊人。马穆德倒也颇有礼貌，只是毫无亲热的意思，这倒叫我放心。我抱着埃卜利斯走出它的手够不着的地方时，它把那根藤杖朝它——或是朝我——扔了过来，随后便跳起舞来。

头一夜，老虎逼到屋子跟前，不满地吼着。凌晨四点，我被一阵大声响惊醒，向外一望，只见一幅奇景。椰树华美的叶冠一动不动，映着满天燃烧的繁星。四头大象站在门前，那是被废黜的苏丹仪仗的一部分，其中一头「御象」，硕大无朋，望去极有威仪；驭象人举着火把来往穿梭；锡克兵——有的穿着便装白袍，有的穿着鲜红号衣、戴蓝头巾——聚在一旁观看，忽明忽暗的火光把他们本已高大的身量映得更高；火光在走来走去的刺刀上闪动；无数萤火虫那泛绿的、起伏的小灯，在暗处轻轻游移。

如今我已一连三夜是这平房里唯一的住客！我已吃了五顿只有猿作伴的饭，它们逗得我真心大笑。哨兵们绝对沉默，人声我几乎听不见。能暂时离开那「磨人的世界」，离开一切喧闹、饶舌与「唇舌之争」，置身于猿与象这般不通世故的交游里，实在是好。烦闷是断无可能的。这些猿总在做新花样，它们与其说善于摹仿，不如说很有创意。埃卜利斯方才从橡皮筋底下抽出你的一封信，大张开来拿着，像是在读；一只不曾驯过的合趾猿，平日住在屋顶上，今天鼓起勇气下到走廊来，像个鬼魅似的跳到那条猎犬背上，骑着，拿一把尺子抽它；而那快活又淘气的马穆德，把椅子上的坐垫一一取下来排成一排，又把桌布扯下卷作枕头，此刻正舒舒服服、懒懒散散地躺着，时不时给自己拿一块菠萝吃。它们发起火来叫得吓人；你若拦着不许它们把手伸进你的盘子，它们便像小孩一样气得尖叫，那声音同阿伊努人不高兴时发出的差不多。它们似乎对可爱的小哇哇埃卜利斯妒忌得要命。只要它不在我身边，马穆德便打它、逗它；抢它的食物，等它气得尖叫，它就笑，露出一口白牙。今天早上它把走廊上的椅子全掀翻了，我要责备它，它便把正剥着的一只香蕉朝我扔过来。我敢说，它若会讲我们的话，必定极有一份粗野的机智。

我到的那一晚，罗先生的书记——一位僧伽罗人——来商量一趟出行；次日一早，我同猿们用过早餐后，他便来了，带来了那头御象。这牲口调教得极好，气度也庄严，正是我愿意骑的。它高得出奇（据说有十英尺！），虽然卧下来让人上去，仍需一架相当大的梯子才爬得上它的背。阿萨姆把枕头和一份丰盛的午饭放进筐里；这一天自日出到日落都荣光灿烂，这趟出行真是从头到尾都愉快。

我们立刻拐进丛林，沿霹雳河左岸在林中骑行了七个钟头。那种可爱令人沉醉。树木高大壮丽，许多是我从未见过的。不少树要长到一百英尺以上才分枝。林中的幽光是绿的、暗的，往往在那样繁盛的草木之间竟见不到一朵花。可是同样常有的是：从高高的枝叶缝隙里，望见天空那一片阳光下的、天堂般的蓝；时而又有树倒下留出的空处，热带华美的阳光倾泻进来，照在大树浓艳的花上，照在纯白的兰上，照在藤本垂下的金丝雀色花串上；照在阳光里闪着虹彩、华丽夺目的太阳鸟上；照在蝴蝶上——有的通体金色，有的琥珀与黑，有的琥珀与蓝，有的带着紫与绿的丝绒纹带，有的通体丝绒的黑，缀着朱红或翠绿的斑，翅膀反面的斑与正面相应；有时又有一群绿松石蓝或纯金丝雀色的小精灵在日光里翩跹。太阳鸟一闪，蝴蝶一舞，使人想到欢乐大约本是一切有生之物应得的产业。在这些林间空处，我一时倒庆幸自己既不是鸟类学家，也不是昆虫学家，可以让这些颜色秀丽的生灵各自安享它的性命与美丽。

在这些阳光照进来的空处，美的不只是树与藤本，还有蕨、苔藓、兰与卷柏，还有梢头猩红的龙血树、叶脉猩红的花叶芋，还有那种大红的猪笼草——它那几乎半透明的杯上有紫色的斑；另有一种附生的猪笼草，豆绿的杯子沿着小树的枝条一路攀到很高的地方。连那些秀美的树蕨自身，也驮满了别的蕨、兰与苔藓；每一株倒下的树都披着新绿的形体，每一处沼泽地都是斑驳的天南星、膜蕨与观叶植物的家，多半是绿与金；有的地方还有姜科草木，油亮的大叶足有六英尺长。

在森林深处那绿色的幽光里，露珠缀在叶上直到近十点钟还不散；而在空处，太阳却烧得像一座熔炉。林心的静寂与无色，同空处及树梢间的色彩、活泼、光亮与动荡，对照得极其奇妙。树梢上住着成群的猴子，似乎过着全然在空中的日子。据说它们从不下地，穿过森林时便从这树荡到那树。

马来人若办得到，总把甘榜盖在河边；这一天我们经过好几处。有几处还有或粗或简的清真寺。每个村子都由我先前描写过的那种房屋组成，成群而居，却绝不密集，荫在椰树、菠萝蜜、榴梿、面包果、芒果、肉豆蔻和别的果树之下。蕉园总在不远处。这些人许多在近旁河上有「独木舟」或别的船，有的有浴棚，有的有稻田。这些甘榜很有几分热带生活的诗意，也有它的那份空虚。它们又美，又与这方水土相称，食物就在头顶上，就在四围。「原初的诅咒」在这里几乎无从知晓。极少的劳作便能供给马来人所想要的一切；只要地权稳固（缺乏保障正是一大弊病），又不被课重税，他的日子纵然说不上幸福，也必是平静安逸的。这里的人待人总是有礼；我那位僧伽罗随从每到一个甘榜都要长谈一番。这些住在丛林里的人把房子架在极高的柱上，一半是因为虎多。菠萝蜜树与面包果近亲，同榴梿一样，家家屋子四周都长得繁茂。菠萝蜜与其说是果子，不如说是粮食，它从那生得很好看的树的干与枝上直接长出来，看不见果梗，一个有六七十磅重。榴梿长到人头那么大，周身密布坚硬的尖刺。这两样东西落到头上肩上，都是断断不可的，所以马来人在屋顶上张起结实的网，以防不测。

我头一回看见肉豆蔻长得十全十美的样子。凡是早从书上描写里熟知的树或花，头一回亲眼看见总是一桩大快事，这一回也是。它是一种美丽的树，长足了有四五十英尺高，叶子油亮，略像月桂；果子看去像一颗极大的油桃。有人替我摘了一个熟透的。它已经裂开，露出里面的肉豆蔻：深褐色的壳，透过那一层猩红网状的肉豆蔻衣显出来，整个卧在一片纯白之中，真是一件美物。

甘榜里每一家似乎全家都在屋里，什么也不做，只嚼槟榔。男人在家常的便装里只穿一条纱笼，头上结一块手巾；我想女人在家也是不穿上衣的，因为我留意到两个生人一走近，她们必定匆匆扯过另一条纱笼罩住肩、头和脸，捂得只剩一双眼睛。小孩子照例只用银饰装扮。在自家屋里这样宽衣不过是习俗与气候使然，这些人并不比我们更野蛮。这样瞥见一种全然不曾受欧洲文明沾染的热带土著生活，是极有意思的。

在这些甘榜里，人们有音乐、歌唱、说故事、游戏，还有大约比什么都要紧的宗教仪式。我不曾听说霹雳的马来人在宗教仪节上与半岛别处的马来人有何不同。似乎要凑满四十四户人家才能成一个「教区」。这甘榜便可以有一座名正言顺的清真寺，每逢礼拜五，宗教执事在讲台的阶上诵一段讲辞，颂赞真主、先知及其代治者。婚礼也由此人主持。另有一位执事司献祭之事，并在遗体入土之后诵念殡礼。寺里还有一位低一等的执事，管打扫，把不来公拜的人报给伊玛目，走遍各村通报礼拜的时辰，助理殡葬，并击寺中的大鼓。伊玛目似是最高的职事，主持伊斯兰教中被视为最神圣的礼仪。这些人办事都有定例的酬金，遇有献祭，还分得牲体的一部分。清真寺我是不敢进去的。它们都是木与亚答叶造的锥形建筑，架在木柱上，通常立在离甘榜稍远的小丘上。它们没有宣礼塔，较大的另有一间棚子，存放召唤礼拜用的鼓或锣。

遇宗教节庆，以及富人家的生子、割礼、婚嫁与孩子剃头，都要宰水牛献祭。为宗教之故所宰的水牛必得毫无瑕疵。牛死之后不得折断它的骨头，它的角也不得作寻常用途。宰牛在清真寺近旁举行，有庄严的献祭仪节，一半通常就地烹熟，由「教区里的人」吃掉。

既然说到宗教仪节，我得告诉你今天我远远地、恭敬地看了一场穆斯林的葬礼。坟通常都规规矩矩地聚在一处，不过也有虔诚的富人另辟大片墓地的。挖坟有一定之规：掘的人一直挖到自己的耳朵与地面齐平为止。坟的形状与我们的相仿，只有一处要紧的不同——侧壁上另挖一个两英尺高的龛，用以安放遗体。

死者我想是个男人，身上盖着布，穿着棉衣，用两块板搭成的架子抬着，男性亲属跟在后面。到了坟前，伊玛目用单调的声调诵了一段经文，随后遗体被放下去，落到侧龛的高度，便安置在龛中，再用抬来的那两块板封住。跟着投进一些树叶与花，把坟填满，又在上面洒了些水；然后有一个人——不是伊玛目——坐在坟上，面朝麦加，诵念僧伽罗人说是一种信仰告白的东西。亲属们也朝同一方向叩拜，随即散去；此后逢定期的日子还要献上香料与鲜花。这葬礼恭敬而得体，或许比我在日本见过的佛教葬礼还要得体些；只是坟茔照管得不那么用心，望去更觉凄凉。坟上隆起的土堆，头尾各立一根矮墩墩的、当铺招牌似的石柱，与马六甲一样。他们相信，送葬的人退离坟墓七步之后，便有两位天使前来盘诘。见死期将至，便嘱临终的人诵念一段简短的告白，表明信独一的真主；若他已不能出声，便有人代他诵念。为死者沐浴、着殓衣都是宗教仪节，由清真寺的一位执事来办。阿拉伯那位大先知的影响，持久得实在惊人。

这封信从太阳鸟与蝴蝶写起，如今却落进了一条沉郁的辙里，我得把它拉出来；只是要把什么事情叙述得有条有理，实在很难——迷人的埃卜利斯正在这里咕哝着「呜呼！呜呼！」，坐在我的信笺上，把我手里的笔夺去，划下这些道子，只怕要把我的字弄得认不出来，还一刻不停地要人理会它。

那头御象是高贵的牲口。它驯顺到十全十美。它上下的地方陡得连好马也要出错；叫它拉倒树，它就拉倒；有些树斜斜地横在路上很危险，它便高高举着托住，等我们平安地从下面过去；挡路的倒树，它或者搬开，或者迈开大步跨过；下一道陡岸进霹雳河，它滑得极是利落。人叫它拿一株香蕉树当晚饭，它便贴着地面把那又粗又韧的茎折断，像折一根小棍；随后利落地把八英尺长的叶子剥下来，把每片叶柄的粗头踩在脚下，顺着中脉把两边的叶片整片撕去；再像猴子剥香蕉那样灵巧，把茎上厚厚的皮剥掉，尽情吮里面柔软的汁水。我当时坐在地上，那地方几乎不够它过身；可它那样高贵温和，我竟没想到要站起来，尽管它那沉重的脚就挨着我；我就在它那条大鼻子甩得着的范围里吃我的午饭，它却站着一动不动，只扇一扇「耳朵」，往自己身上喷水。每头象都有自己的驭象人，象语的词汇竟颇不少。驭象人带着一把极有用的刀子似的家伙，叫作巴冷刀，刀头最阔最重；穿林时他左右挥砍开路，相当粗的枝条也几乎不费力便落了下来。

走了几个钟头，我们来到一处椰树与肉豆蔻树下的甘榜，便下来吃午饭，从浓荫里望下去，看那条美丽的河躺在正午的荣光里，两岸鸟蝶灿烂。驭象人在此都是熟人，招呼寒暄不绝。若说有以碰鼻为礼的，我可从未见过。我所见的是：一个人走近另一个人，或将要造访时，两手合十，如同祈求一般；对方便从两边按住他的手，随后把自己的手举到唇边与额上。这是一种看去很有礼数的见面礼。

到了这里，僧伽罗人说土人告诉他霹雳河可以徒涉，可驭象人说这头象是个「会潜水的」，多半要沉下去；不过对我们并无危险，至多是浑身湿透。我很喜欢到对岸去走一趟，于是我们下了陡岸，进了那条又宽又亮的河，离岸而行，到了河心；不多时那象轻轻沉了下去，整个没入水中，庄严地向前走着，庞大的身躯一点也看不见，只有鼻子的末端远远伸在前面，时而扭动盘绕，像一条水蛇，鼻孔始终露在外面，却似乎与它所属的那个生灵毫无关联。我们自然是坐在水里的，可水几乎与空气一样温；我们就这样在这条清亮的河上溯行了好一段，热带的太阳在头顶上燃烧，两岸一切可悦目的东西都在，还有一小片一小片金色的沙滩，森林之上是深浅不一的靛蓝色群山。

倘若你也在场看见，这一程便再没有什么可求的了——虽然你多半要装出一副样子，仿佛你每天都看见一头象载着三个种族的人、沉在水里沿着热带的河走似的！！

僧伽罗人说：「我要带你去哥打拉马；战后还没有欧洲人到过那里。我没去过，参政司也没去过。」我在蓝皮书里翻得够久，知道此地在近来的乱事中得了极不光彩的名声，书上说它是「海盗、无法无天与叛心的渊薮」。我们斜斜地横渡霹雳河时，僧伽罗人又说：「几个月前，两岸都会朝我们开枪的。」那一处景致很美：可爱的河曲折流去，陡岸之上一座甘榜，椰树与榴梿树下是几幢相当大的屋子。崖上聚了不少人，有的持火枪，有的持矛；僧伽罗人说：「真不该来。」可是象攀上岸去，那些人却显得十分友善。我下了象，爬上一所大屋，屋里地板很敞，好几处铺着细席。我进去时屋里有许多妇人和孩子，其中一个妇人拿一领细席铺在一只米袋上给我坐。不一会儿屋里挤满了人，围坐在地板上的竟有五十九个，另有几个男人站着，内中一个哈只，戴脏兮兮的绿头巾，系红纱笼，相貌十足是个恶棍。其余的男人只穿手巾与纱笼。

这些人看去着实很像野人。他们人人带着巴冷刀，或那种叫作「哥罗」的短剑；我本听说马来人已被解除武装，因此看见墙上挂着好几支火枪、一支来复枪和约三十支矛，颇为诧异。就这样，我置身于官书上所谓「盗贼与凶手的巢穴」、「骚乱与叛心的中心」等等的腹心。更有意思的是，我打听这是谁家的屋子，说出来的竟是一位声名狼藉的「叛党」头目的名字；又有人告诉我，那些妇人里有一位是马哈拉惹·勒拉的正室——如今该说是遗孀了——勒拉因参与刺杀毕治先生被处死。然而，我身为英国人，在他们眼里本不该是受欢迎的客人，他们却打发一只猴子摘了两个椰子，把那甘美的椰水给我喝；我要走时，他们又把一所屋子的门梯搬来，帮我爬上象背。

罗先生起初不悦，怪我去了哥打拉马，说我那随从带我去是「无知而愚蠢」；如今他却说，这事他固然不肯担这个责任派我去，可既已做成，他倒是高兴的——因为这是本区已彻底绥靖的一个证据，而这样的证据他至今还不曾有过；不过他又添了一句：头一个去试探哥打拉马人心向背的欧洲人竟是位女士，说来总有些古怪。

离了这座大甘榜，我们循一条荒草没径的象道走，全仗巴冷刀不住地砍，又仗象的力气与见识，才通得过去；一路见了好几处兽窝和几处新鲜的虎迹，翻过一座极陡的山；辛苦地骑了几个钟头之后，下到可爱的霹雳河边，乘一条「独木舟」渡了过去。那船与水面几乎齐平，蹲在船头的土人每划一桨，水就从船舷漫进来。我们在瓜拉江沙村上了岸，

「在落日的荣光里，

在黄昏紫色的雾中」——

被放大的紫色群山，像阿尔卑斯一般堆叠在燃烧的云前。河岸边停着那条龙船，还有那座方形的竹制浮水浴棚——毕治先生便是隔着棚壁被刺成重伤的。

上岸时我们遇见一位十分明快聪慧的马来青年，随从成群，几乎称得上一位翩翩公子：白裤，短短的红纱笼，缀金纽的黑巴汝上衣，金表链，红头饰。他脸上的神情锐利，略带几分倨傲。这便是拉惹德里斯，是一位法官，多半会继承霹雳的王位。现任参政司对他的品性与才干都极推重，他在同胞中也极得人心。他陪我们一直走到清真寺，我听见他打听我的事。村里的穆斯林——有几位是哈只——正陆续来做礼拜，在寺外闲立着等召唤礼拜的声音。礼拜前的净身是在河上的浮水浴棚里做的。瓜拉江沙的买卖似乎都在华人手里，其间夹着几个吉宁人，他们有一排店铺。

第二十信（续）

欢腾的迎接——一场大挫败——英国参政司——每日的来客——拉惹德里斯——一只醉猿——婚嫁之礼——婚宴——马来孩童——拉惹穆达·尤索夫——一场凄凉的葬礼——迷人的伴侣——采椰的猿——大眼斑雉——一个毁于鸦片的人——犀角——驯象——伊斯兰的僵化之力——一个日渐消减的民族

二月十七日。——昨日恰是礼拜天，我很庆幸，总算得了清静的一日；骑象穿林将近十二个钟头，人是要僵硬困倦的。这三天独处：与猿同席用饭，乘象出游，独自闲走，自由自在，在种种舒适与丰裕之中过着露天的热带生活——实在教人心醉。入夜，仆役都回了下房，猿也上了屋顶，我一个人绝对地留在这幢平房里——廊下静立不动的东方哨兵是算不得数的——门窗一概没有，毫无拘束之感，我竟生出几分「举目所及，莫非我土」的意思；及至鼓声与号角响起，锡克卫队整队而出，报知参政司已在望，我倒有些舍不得放下这一班禽兽的陪伴，和我那似乎也颇「古旧」的「孤家寡人之治」。

罗先生一如既往，身边并无随从；他刚到楼梯下，那只寻回犬便一跃而下，马穆德与埃卜利斯则从他头顶凌空掠过，发出尖利的叫声，连那只合趾猿也远远地凑着热闹。有好几分钟我全然看不见主人，因为这些畜生都用长臂吊在他身上，把欢喜表露得淋漓尽致，聪明得很；寻回犬喜得几乎发狂，却又妒得发疯。它们迎接他的热烈，胜过多数人久别之后迎接自己的亲眷。人爱与这些单纯、多情、不通世故的生灵相处，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罗先生一到，我却受了一场大挫败。埃卜利斯自我从马穆德手下救了它，本来对我一片忠心，如今把我丢开得干干净净，看也不看我一眼，仿佛巴不得把我们从前的交情一口否认掉！我见过孩子也正是这样做的，这就显得两者的亲缘更近了。它对主人的依恋极其妩媚：用那双漂亮的婴孩似的手抚摩他，用人间最温柔的声调低低地「呜夫」，他写字时便坐在他肩上或膝上，仰起脸来，眼里有一种奇异的渴慕，好像很想用比一个单音节更好的东西来表达自己。

这是一种古怪的生活。罗先生坐在走廊的一头办公，埃卜利斯像他豢养的精灵一般伴在旁边。我坐在另一头的桌前；漫长的工作时辰里，我们一句话也不交谈。马穆德时而翻出些惊人的筋斗；合趾猿那张奇异、野性、半带人相的脸从屋顶探下来，神情半是信赖半是猜疑；寻回犬伏在地板上，头枕着前爪，睡着也睁着一只眼，随时等主人赏一句它渴望的招呼，或是更渴望的、跟出门去的机会；午饭与晚饭隔着长长的时辰，悄没声地送到走廊的凹处；门口的哨兵换得如此无声无息，教人疑心那一动不动的蓝头巾与猩红号衣里，装的始终是同一个人；近处河水无声地流，一阵阵和风轻得吹不动遮头的棕榈叶，也吹不响屋顶的亚答。天热，寂静，是热带。一天里大半的时候，只有罗先生忙碌的笔声划破这份沉寂；静到这个地步，热带每日那一场阵雨最初打在屋顶上的几大点，都叫人吃一惊。

罗先生极受敬重，在海峡殖民地的官场里被看作行政官的楷模。他在东方历练三十年，多半在马来人中间，不但把马来语学到地道，更带着一份对马来人性情的体贴入微来就今日之任。他懂马来人，也喜欢马来人，对深色的皮肤没有一丝一毫的轻慢——而这一种偏见，往往在英国官员与他治下的亚洲人之间掘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甚至觉得，罗先生在马来人、在他的猿与别的宠物中间，比在开化的欧洲人中间还要快活些！

他一天二十四小时里要做十四小时的事。我想工作是他的癖好，换一种工作便是他唯一的消遣。他把自己全副投在这一邦的利益上，一望而知他是想训练本地的拉惹们公平地治理百姓。英国官署上多花一块钱他都像是心疼，自己就住这幢又小又旧的平房将就着。在这片一度离心的地方，他出门不带兵器，白天哨兵也只执一根藤杖。他的举止安静朴素到无以复加，对马来人说话与对欧洲人一样恭敬，既不因此折了自己的体面，也不折了对方的。看来白昼的任何时辰马来人都可以径直来见他；我给你写信或读书时，常有一条马来人的影子落到我纸上，一个马来人便悄没声地、猫一般地踏上台阶，不经通传就出现在走廊上；罗先生立刻把手边的事搁下，安安静静地料理他的来意。当朝的君主拉惹穆达·尤索夫和拉惹德里斯是每日必到的客人；前者带着一大群随从，他们就留在外头，红色的纱笼与倚在树荫下那些入画的姿态，给这地方添上一种「土著」气息——这是我到哪里都爱的，至少在「土著」受到我心目中应有的待遇的地方；而我的要求是相当严的！

我很清楚：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最危险的莫过于仓促而不确的判断，莫过于凭片面的前提下通盘的结论；此番行旅还多一重危险，就是戴着官家的眼镜看东西。然而有些事情毕竟明摆在表面上，行路人若连这些也得不出一个大致公允的看法，那实在是太蠢了。譬如不难看出：在马来半岛的深处，在欧洲人罕至之地，自己既无人可商量，又远离舆论的约束，所对付的是软弱的统治者，而自己在最后关头代表着压倒性的武力——「参政司」这个位置，差不多就是各人自己愿意把它做成什么样，它便是什么样。同样不难看出的是：英国官员与土人之间究竟是诚恳融洽，还是阴沉猜忌；这位参政司究竟是借着地位替自己张势，在马来人面前雷霆万钧地摆威风，还是以坚定而友善的心，把时间精力都用在促成繁荣、秩序与进步上。

极安静的一天过去，日落时我们去看拉惹德里斯，没有带狗。狗被视为不洁之物，这一桩小事，正是穆斯林与基督徒情感上根深蒂固之歧异的无数例证之一。拉惹德里斯住一所好房子，只是欧化了，也因此俗气了。他很客气地在楼梯上迎我们，领进一间客厅，里头摆着各样不相称的欧洲物件。他的大房被请了出来，是个迟钝而沉重的女人，拉惹穆达·尤索夫的女儿；随后又来了好些女奴和小孩，把那间小屋挤得满满的。拉惹殷勤地以茶、牛奶和蜜渍香蕉待客；只是我很遗憾地看见，白台布污得厉害，瓷器玻璃也俗不可耐。这屋子和其中的陈设，与双溪乌绒那位拿督班达的家成了教人难过的对照——那一位是紧守马来旧习的。拉惹德里斯打发一个仆人提着台灯，一路送我们回来。

今天水银柱有好几个钟头停在九十度上。所幸夜里还凉得可以安眠。近来我学了马来人的法子睡草席，觉得比最硬的褥子还凉快些。不过我并没睡多少，屋里跑着那么多老鼠和壁虎。这些小小的、眼睛发亮的壁虎沿墙而上去捕苍蝇。它们扑向苍蝇时快极了，可是正当你以为它要一口吞下去，它却停住一两秒，然后才纵身。在这一停里，我从没见过一只苍蝇逃脱；那情形就像壁虎把猎物摄住、点住了一般。马来人有句谚语正出于此：「连壁虎也给苍蝇留出祷告的工夫。」此外还有别的动静：野兽——多半是老虎——近得把家禽和马匹都惊了，在左近沉沉地吼了许久；哨兵还喝问过两个人，随后我听见一个报信的把一桩极凄惨的死讯告诉罗先生。

二月十八日。——斯温伯恩少校与沃克上尉早上到了，十二点我们吃了一顿盛大的午饭，马穆德获准坐上桌子。它吃了香肠、柚子、香蕉、菠萝、鸡和咖喱，随后一把抓住一只长杯的香槟，在人夺下之前已喝了不少。醉酒若不是人身上一桩可厌的恶德，看这只猿把它演成滑稽戏，实在要算极有趣的事。它极力装出清醒的样子，想坐直，却坐不住；继而踉跄着挪到一把椅子上，拼命想走稳，一边点着头，脸上那副神气自以为俏皮，其实糊涂已极；后来发觉终归坐不住，便够着一只靠垫，很利落地躺下，头枕在臂弯上，努力做出十分明白事理的模样，却也没有做成，随即睡着了。

午饭后有位拉惹来邀我到他家去，我们便和他那一队随从并我的马来仆人一同走下去。那是一所很好的房子，颜色调和，光影深邃。屋里不久就坐满了人。有两个女人，因为没有通译，我分不清是这位酋长的妻还是姊妹。他拿出好些贵重的克里斯短剑、长矛和巴冷刀给我看，女眷们端来冰露和甜食；大家都极高兴，要我念各样东西的马来名字，我念得不像，女人们便开怀大笑。她们给我看了几粒上好的钻石，镶在那种浓艳的赤金——「俄斐之金」——上，衬得我们西方的黄金像是铜做的赝品。她们显然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她们摘下我的猫眼石戒指，把那金子比在自己的首饰上，做出不以为然的手势。我想猫眼石于她们是新奇之物，那变幻的颜色显然叫她们喜欢。

回教律法关于妻子的某些权利订得极严。马来人的婚约里议定：一切积蓄与「财物」夫妻各半，离异时均分。丈夫若一定要休妻，不但要给她一半财物，还要把当初所付的聘金退还。看来除了酋长，一夫多妻是少见的。

这个民族嫁娶的安排极其繁缛。「订亲」通常由双方的女眷议成，此后男家的亲友到女家父亲那里，商定妆奁，送上礼物，并支付婚事的用度。通常——尤其在上等人家——新郎直到成婚之日才见得着新娘的面。婚姻由一场宗教仪式取得合法；此后若新娘已长成，丈夫便接她回自己家去。女孩十四五岁就出嫁，虽然子女众多的少见，到四十岁上却已像老妇人了。

男家付婚费的前一日，待嫁的女子要锉牙。马来女子小时候很俊俏，日后那副教人生厌的相貌，正是这道工序造成的。它所留下的残破荒芜之感，与日本染黑牙齿差不多，使得一个笑容成了可怕的东西。年轻女孩不许嚼槟榔——嚼槟榔把牙齿染得极坏——所以牙白如珠；但这样的牙齿被认为同禽兽一样。锉牙是用一种坚硬的苏门答腊石头或细钢锉，把牙锉到本来长度的四分之一。这道工序约要一个钟头，牙床要肿痛好几天。等到复原，再用椰壳在铁上烧出的一种黑汁，把嚼槟榔染黑牙齿的过程加快。婚礼前三天，手脚的指甲连同手心都要染上指甲花，额前的头发剪短，略如「庚斯博罗式的刘海」。

喜宴是极隆重的事。宰山羊，宰水牛，新娘的亲友送食物来凑份。婚礼的装饰是家传之物，母传女，代代相承；新郎新娘都披满花朵、珠宝与鲜丽的绣件。新娘盛装端坐，受亲友道贺；正礼既毕，新婚夫妇便坐在高出众宾的座位上，蒌叶与槟榔嚼得很凶。有「花饰」，有音乐，有宴饮；一切生客都受欢迎；年轻男子整个下午都在赌赛，斗鸡照例是其中的大节目；未嫁的少女则在屋子的一角自行取乐，那里用帷幔与众宾隔开，布置得十分鲜亮。

婚与丧既有宗教仪节相随，小儿降生时，父亲便把嘴凑到婴儿耳边，郑重地念出所谓「阿赞」即「安拉至大」；独一真主的名字，是他来到世上耳中获准听见的头一个声音，也正如那是他离世时听见的末一个声音。生产时有一套祷词，第七日又有一套，那天要给孩子剃头。稳婆在产妇身边留四十天，第四十天上产妇行惯例的洁净礼、念惯例的祷词，然后回到日常的职分。孩子一会说话，便学着背诵祷文和《古兰经》的章句，极早就在伊斯兰的种种教义上扎下根。

男女孩童都很俊秀，见了生人却极腼腆胆怯。他们神情天真，驯顺、温和、听话，大半的时间用来驯养自己的小宠物、和它们玩耍，以及玩那些合乎他们年纪的游戏。除了双溪乌绒的一两例，我没有见过一个孩子有眼病、皮肤病或任何残缺。

一整天走廊上都有拉惹，随从们坐在台阶上，罗先生一概安安静静地以礼相待，用茶或咖啡和纸烟款待。不久之前，当朝的君主——他看来并不是个摆设——带着一大队随从来了，其中有些人只围一条纱笼；还带了一个他很疼爱的孙儿，以及我先前对你说过的、被废苏丹的两个男孩。他们穿着马来衣裳，似乎失了从前的活泼，至少是暂时收敛着。我来此地之前，从许多人口中得知「殿下」是普遍遭人厌恶的。本森·麦克斯韦尔爵士在《我们对马来的征服》里也这样说。麦克奈尔少校那本有趣的霹雳专书里说：「他年过中岁，据称才具不小，为许多酋长所畏所恨，性情凶悍残酷；然而他的忠诚（对英国的利益）是经过验证的，而政府既无意兼并霹雳一邦，则在当时情形下，用他是所能采取的最明智的办法。」为英国在霹雳的作为辩护最力的人，也只说得出这些。

我来之前对他就没有好感，因为关于他残酷的种种传闻里，有人告诉我一件「千真万确」的事：三年前，一个逃走的女奴被捉了回来，他把滚水从她背上浇下去，然后把一窝红蚂蚁搁在上面。若「海盗」一词可以用在勒索上，那他确是个海盗，因为凡从他那条河上行的船，货物他都要抽十分之一，上游另一位拉惹也照办。据说他性格极强横，贪得无厌，是个「畜生」；可是罗先生与他相处得似乎很好。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剃了头，戴一顶土耳其毡帽似的东西，留灰色的髭。他的额生得好，脸上有一股力量，只是下半张粗重。他正拿帽子扇风，我穿过走廊递给他一把扇子，他接了过去，连一点道谢的表示也没有，仿佛我是个奴隶。罗先生告诉他我到过哥打拉马，他说那个留我歇脚的酋长该枪毙，也应当枪毙。他与罗先生议了一个钟头的事；不过一切要紧的事项，都在所谓「土邦会议」上办理。

我先前写道，我自信是瓜拉江沙唯一的欧洲人；如今才知道，我写那句话的时候另有一个——一个出身好人家的青年，到这里来谋一个差事。三天前他中了暑，随即高热谵妄；烧得最厉害时，他挣脱了照看他的四个锡克人，冲出门去，力竭倒地，被抬了回来，清晨四点死了；临终昏乱的梦里，说的都是赌博和输了大钱。

这场可叹的葬礼在傍晚影子落下时举行。整件事说完只有这几句——一段放荡的生涯，二十一岁上死了，一口粗糙的长方木箱，没有一个人为他难过。我为他母亲心里作痛：她若能站在我所站的地方，看着「那凄凉的送葬行列」慢慢走上山顶那片凄凉的围地，不知愿意付出多大代价。那围地里草长得又深又绿，围着一排排白色的木十字架，底下是一八七六年阵亡的军官与士兵。棺木上覆着米字旗，由六个锡克人抬着；罗先生、斯温伯恩少校、拉惹德里斯和几名随从，还有闲着无事的苏丹阿卜杜拉的两个男孩，跟在后面。走到墓穴时已须用火把，安葬的礼文是就着我的祈祷书读的。整件事凄凉，也教人凄凉。

天气依旧灿烂，蜿蜒的霹雳河仍旧把极蓝的天映在几乎不起波纹的蓝水里，「从没有风大声地吹」，只有柔风拂响树叶。这样的日子，热带得不能再热带了：椰林之下，猿与象都在左右，水银柱在八十度到九十度之间游走！鸟、蝶与花诚然华丽；然而每当刺桐与凤凰木把火焰似的花洒了一地，我却常常极想极想那纤弱的七瓣莲，想那尖梢染红的地衣，想半掩的报春花淡淡的香气，想紫色荒原上飘来的一缕蜜香与石南香，想一切与你相连的、家常的、芬芳而不张扬的花！我真愿有个机会「冷到骨头里」去！

今天我在猿身上耗掉了太多工夫。它们一天比一天教我入迷。它们活脱脱像是家养的小鬼；两百年前谁家里养着这样的东西，准要被当作巫师烧掉。罗先生在走廊上走过，这两个「家鬼」便蹑手蹑脚跟在他后头。此刻他正与几位拉惹谈公事，那些众多的随从或站或卧在四周；埃卜利斯坐在他肩上，一条胳膊搂着他的脖子，马穆德坐在桌上拆信，合趾猿蹲在椽子上往下看，神气很不受用。埃卜利斯今天屈尊理会我了，偶尔坐到我肩上，低低地「呜夫！呜夫！」——这甜美的声音把种种亲爱与欢喜都包在里头。它们把「哇——哇」叫得很清楚，发怒时像小孩似的尖叫，却没有猴子那种毫无意味的絮聒。正是这一份沉默，使它们成了极可人的伴侣。可是日出时候，它们也像林中的同族一样向太阳欢呼几分钟，那声音一天里再不曾听见，响亮而有乐音，清亮悦耳，仿佛出自人的喉舌。马来人想必因罗先生爱畜宠物而更喜欢他。

午饭时它们照例都坐在桌上。我到现在还很怕马穆德，沃克上尉却对它着了迷，喜欢它那副粗野快活的做派，喜欢它爱闹爱玩。阿萨姆给我端咖啡来，这东西伸出长臂，满脸都是促狭，把咖啡泼到席子上。随后它端起一长杯啤酒，急急地喝起来；罗先生不赞成让它再醉第二回，把杯子夺了去，它便抓起一块烩鸡的胸脯肉，朝夺杯子的人掷过去。这恶徒把各样滑稽勾当做了个遍，末了照它每天这个钟点的老规矩，拽着人人要一同出去；等它把我们统统拽出去了，一转眼已在一株高树顶上，从这枝荡到那枝，猛地扑到下面的咖啡丛上，闪电般又荡回高处，腾跃翻飞！——一幅轻捷、强健、快活的图画。照例的早间聚会上，拉惹和随从们，还有吉宁人和锡克人都在，我疑心他们心里觉得：成年的欧洲人竟被这些冒失胡闹逗得发笑，未免太傻。

有个随从带来一只「狒狒」，是训来采椰子的猿或猴。四足着地时是个长腿的丑东西，却也能直立行走。他们叫它「狗面狒狒」，我想是叫错了。它有一条短而弯的尾巴，貂色的毛到背上渐深，一副极可厌、极阴险凶恶的相貌。它凶，却喜欢——或者至少是听从——它的主人；主人用一根五十英尺长的绳子牵着它。眼下它只驯了一半，放开准会回丛林去。人家打发它上一株椰树，树上果实累累，生熟各样。它悻悻地往上爬，隔一阵回头看看，怒气冲冲地抖一抖链子。到了顶上，它摇那些叶柄，没有一颗掉下来；于是它拣了一颗熟的，转呀转，转到那韧劲十足的纤维断了，把果子扔下，便开始往下爬，以为做得够了；主人一开口，它又大为卖力地干起来，把树上熟的果子一颗颗挑出来，尽数拧下，然后带着一肚子闷气、坏透了的脾气爬下来。它是直立走路的，竟不去谢一谢它这一番辛苦，倒像很失礼似的。

我写着写着，看见一幅动人的景象：三只黑猿坐在屋顶下面，位置正好只让我看见它们的脸；三只都把下巴搁在一根梁上，皱脸白须，活像——罢了。身处野兽之间是极有意思的：它们虽已驯了或半驯了，却并不是囚禁之身；看它们那样有灵性，看它们与我们又那样像、又那样不像。不过爬虫我倒宁可不要。昨夜我屋里有十七只壁虎，还有两只在我的拖鞋里。约莫凌晨三点，万籁俱寂之中，一群人在暗处不远的地方呼喝叫嚷、敲着梆子走过；又有一片蹂躏撕扯的声响——是一群象闯进了香蕉园。

除了猿、象、狗和别的宠物，这里还有几只很好的原鸡，一只雉——我想是「火背鹇」——和一只美得出奇的大眼斑雉。说「美」其实也不确切，因为它尾上那一百只眼睛，与其说是彩色，不如说是用褐色画成的。这些鸟归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照管；他从前有过钱，吸鸦片吸得彻底败落了。他这副骨架上只剩一层皮。就是重病垂危的人，我也没见过这样的形销骨立。

方才我看见马穆德和埃卜利斯走进我房里，随后跟进去一看，马穆德已把一只枕头拖到床脚，舒舒服服地枕着躺下了，埃卜利斯躺在另一头。但愿你不要看猿看厌了。于我它们实在有趣得很，忍不住要写。埃卜利斯发热已有几天。我想它自我到的那天挨了那顿打，就一直没有复原。它日渐消损，越来越弱，除了一点点香蕉什么也不吃；罗先生看它准是要死的。有一桩怪事：这些与欧洲人同住而驯服的猿，会变得极厌恶马来人。

二月十九日。——昨天我出去的时候埃卜利斯大坏了，我怕它必死无疑。它那双冰冷无力的手几乎握不住东西，什么也不吃。它的眼神奇异地像人，遥遥的，正是快要辞别这世界的孩子眼里的那种神气。

今天热得多了，风也小，水银柱到了九十度；好在没有蚊子，菠萝香蕉又随手可得，日子也就过得很好。蚊子却真能把人的生活弄苦，把活计搅坏。看来人从来不会对那毒变得无动于衷——我先前还以为会的；马来人在草席棚屋里，华人苦力在拥挤的工棚里，没有一个是不挂蚊帐的；我也已经说过，马来人在屋子底下生火熏蚊。昨夜出现一只恶毒丑陋的虫子，一寸多长，属于臭虫一类。它咬人之痛，不下于胡蜂的螫。

这一带的丛林似乎满是野兽，尤其是老虎，犀牛也不算稀罕。犀角值十五块钱；不过拉惹穆达·尤索夫想把犀角一手垄断，他说有些角上带着特别的花纹，可以卖给中国人，一只五百块，磨成粉入药。野象很多，但和犀牛一样，只在丛林的深处横行。然而此地一切驯象从前都是野的，包括那五十头——连同刀剑、龙旗、铃铛、金鞘的克里斯短剑和另几件金器，合成霹雳的王室仪仗。捕象要用驯熟稳当的象去追赶象群，看中一头，便一步步把它赶进坚固的围栏，在那里用粗藤索拴在一头有经验的老象身上，几个星期只喂些粗劣的食料，间或赏点甘蔗甜饼之类的美味。俘来的象获准去洗澡、往身上糊泥，始终拴在驯象的伙伴身上；它虽为自由作最拼命的挣扎，末了总是屈服，被牵回栏里拴住。有时便有人爬上去，坐在它头上，在它背上行走。在这里，一头象通常要两年才算彻底驯好、可以信托；和别处一样，也流传着象报仇、象夫被杀的故事。一头成年的象一天要吃约两百磅。这些牲口对椰树是很有破坏性的：一得空，它便把头抵住树身，用一种古怪的摇摆动作，把身子的重量一下一下往树干上压，压到那棕榈轰然倒下，这位挑嘴的巨物便享用花穗与椰果。马来人疼它们、抚摩它们，像对水牛一样和它们说话。行路所载，若是金属或别的体积小的东西，半吨就算够了；若是庞大的货物，四到六英担也就尽够。除了有河流、或有适于牛车与驮牛的道路之处，霹雳的运输几乎全靠它们，沿着丛林里的「象道」驮运。象总是把脚踏进另一头象踏出的坑里，所以走熟了的象道无非是一连串盛着泥水的坑。我想沿着这样一条道走一走，结果全然受挫，因为它根本没有路边可言。两旁的丛林是一道走不通的密叶之墙，灌莽与树木被藤与别的坚韧蔓草无穷无尽的粗股缠结在一起，其中还有一种带刺的，刺呈钩状，马来人叫它「虎爪」。我想我大约走出了七英尺。这还算是丛林小道里好走的。如今我才明白：马来人只消伐倒两三株树，横在比这更糟的道上，就能在某一处把英军一天一天地拖住。

〔这或许是夸大之词，实价可能是五十块。〕

也许有人以为，象群到处游荡，耕作必不可能；其实它们对任何像篱笆的东西都怕得要命，虽然它们的力气几乎足以撞倒坚固的栅栏，一道薄薄的芦苇篱笆通常就能把它们挡在稻田、蔗田和玉米地之外。

马来人正渐渐迁入霹雳。据说近来有大批人从雪兰莪迁来。马来人口将近五万七千，男子远多于女子；然而完全在英国治下的那一小条地——威利斯利省——却挤进了五万八千人，同样享此便利的马六甲则挤进了六万七千人。我想人口的减少，除天花之外，奴隶制与一夫多妻也脱不了干系。从前这些邦是能征集大军的。伊斯兰总是与民族的进步相抵触。它似乎把民族的生命石化、凝冻，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纯粹神权政体的成员，而不是一个国家的爱国公民，或一个民族的一分子。在这些邦里，法律、政府与社会习俗离开宗教便不存在；实在说，它们正是从宗教里长出来的。

奇怪的是：一个由阿拉伯改宗而来、并且无疑有一部分文明得自阿拉伯与波斯的民族，竟从未建造过任何经久之物。他们明天若被一扫而空，除了金属器物，将寻不着一丝痕迹。他们虽已开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印记却不比一个红种印第安人更多。他们不曾毁于大战，不曾毁于大疫，不曾毁于酗酒之害；也不能说他们像某些民族那样，一与欧洲人接触便神秘地消亡；然而这消减的过程，显然已经进行了好几代了。

伊·露·伯

第二十一信

马来人家的内室——马来人的赶鸟——种稻——如画的凄凉——一场恶咒——一场虚惊——遇险的种种可能——耐性与仁厚——男人的聒噪

瓜拉江沙，二月二十日

昨天下午我出了一趟门，很称我的意，只因动身晚了，收场略有些狼狈。沃克上尉要到远处一个莲湖去打猎，约我同行。于是午饭后我们带着两个马来人起身，乘一只独木舟渡过霹雳河，沿着明亮的水与森林之间那一带沙草的岸走了一英里，然后拐进丛林，蹚过一道溪——去时水到我膝，回来时已及腰。随后大雨倾盆，有人请我们爬进一所马来大屋去避，那屋子的地板是用木条铺的，缝隙宽得叫人心惊。屋里至少住着三户人家，男人中有几个身材极魁伟，女人们却躲在一道席屏后面。屋里看着很凄凉。一只小狒狒拴在地板上，像兽园里的野兽那样不安地来回走；笼子里养着许多鸟；屋子底下堆着许多垃圾，成群的鸡在里头啄食。墙上挂着不少钓具，男女都极爱这一项——我想该叫作垂钓吧。他们拿嫩椰子给我们，椰水就着果上的孔洞吸饮——本该如此喝法——实在鲜美绝伦。

马来人凡没有开化到用得起玻璃或瓷器的，就拿晒干的葫芦当饮器。椰子于他们是无价之宝。除了供给他们一种无可比拟的饮料，它还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咖喱的底子，椰肉与椰浆又是各样甜食的配料。我到屏后去看那些女人，见其中一个正做一样东西，看着像我们从前叫作甜酒奶冻的点心。那是用西谷椰子取出的西谷米做的，米色极不曾漂白，和糖一同熬到将近成冻。冻盛在一只陶盘里，做点心的女人把糖与椰浆调在一处，用一束细枝打出薄薄一层沫子，浇在冻上。

雨住了，我们穿过林带，进到一片凄凉的水稻沼泽，水深一英尺，有些地方热得莫名其妙，脚踏进去很不好受。那真是一片愁惨的沼泽，稻子仿佛是偶然夹在芦苇杂草间长出来的。我几乎要以为这是一块休耕的稻田，若不是看见许多稀奇古怪的稻草人——有的只是一捆破布，有的却做成大鸟、大娃娃或猫的模样。当时一丝风也没有，这些东西又都叫阵雨浇透了，我想不出它们怎么会一阵一阵地抽动；后来才看见，它们都用长绳系在一座架在柱子上的小草棚上，棚里坐着一个「赶鸟」的男孩或女孩。麻雀来抢稻子，那漂亮的稻鸟也抢，我们看见的稻鸟极多。

马来人当然算不上勤勉；他们也不必勤勉，耕作的法子是粗陋的。他们犁稻田用的犁，是一根八英尺长的杆子，一端伸出一个叉当犁刀，叉上斜插一根木条作扶手。犁由高大的水牛拖着。犁过之后，拖一根沉重的横木把土块压碎，再用一根钉着铁齿的横木耙地。播种和插秧是女人的事。插秧后四个月便收割。稻穗从短处割下，有时用一把小镰，有时用一种像剪子似的器具。打谷是用粗棍敲穗，把壳敲松，然后用篮子把稻挑到离地十英尺的高台上，任它落到席子上，糠皮便由风吹走。舂米用杵，要有几分手艺才不至于把米舂碎。这一切活计都由女人做。

霹雳的马来人不喜欢给别人做工，但有些人种甘蔗和玉米出卖。就连开垦林地，也不得不雇外来的劳力。

唉，那片沼泽是个愁苦之地！人分不清它从哪里完，丛林又从哪里起；那些不远处覆满森林的山，多半被又暗又重、面目不祥的云遮着。草木的过盛我几乎觉得压人，虫豸与爬虫的过盛则确实压人；成群的活物在水里跳进跳出，看不见的大些的东西沉重地拍着水花；还有几条黑黢黢、像鼻涕虫似的东西吸住我的脚踝，咬出血来，一两个钟头也不肯松。沃克上尉庆幸此处没有蚂蟥，我听了很觉好笑，因为这些吸血的东西至少也是蚂蟥的近亲。我在水下那道田埂上走，两次跌进水里；不过在灶上洗一场热水澡，是不会着凉的。

随后我们来到一道闷塞的、长满芦苇的沟渠似的水道，水面上泊着一只旧独木舟，舟里灌了半舟水；我们设法挤了进去，小心平衡着，勉强让舟沿浮在水面之上。我们在沟里艰难前行，惊起了千万只呼呼作响、噼啪溅水的生物。沟通到一片芦苇沼泽，几头难看的粉红水牛正在里头打滚取乐，一听枪声便都扎进深水游走了，只剩下大角露在外面，看着更像河马，不像牛。它们丑得几乎不下于犀牛；凡白化的牲口都丑，而这些一湿了身，皮色便是鲜亮的鲑鱼粉。

沼泽渐渐化作一片莲湖，大半的水面上覆着千万张阔大的叶与玫瑰粉的花。我们的独木舟在其中横冲直撞，把它们撕裂、碾伤、折断，简直像是亵渎。再没有比这更凄凉更孤寂的景象了。我极少这样被自然强烈地打动。湖卧在暗云之下的热雾里，一边是沼泽与丛林，一边是一堵全然不可穿越的墙——树木与蔓藤纠结成团，密得人要上岸，得先用巴冷刀砍出落脚的地方来。这里仿佛离人烟有一百英里，仿佛从来不曾有人来过，此后也不会再有人来。浓雾抬起，露出重重叠叠的山，都覆着森林，一直伸进半岛的腹心；最高的一座大约还不到五千英尺，可是看它们的形状，看它们从几乎与海平的地方拔起，看那绕在山脚的绵絮似的雾，再加上这灰暗悲凉的空气里的某种东西，它们简直像有一万英尺高。

沃克上尉爬上一株探到湖面上的矮树，望着那数不胜数的小水鸭与赤颈鸭；马来人一言不发，默默地把船撑过这凄凉的湖，在这凄凉的黄昏里去赶鸟。鸟便成群从我们头顶高高飞过；每响一次枪，就是一片尖叫、惊呼与嘎嘎乱叫，千万只鸟从芦苇丛里惊起，鱼在水里拍溅，硝烟沉沉地压在水面上，随后一切又归于寂静。再想不出比这更孤绝、更像与世隔断的地方了——那真是一片凄恻的景象。亚瑟王弥留之际那片湖的朦胧影子浮上我的眼前。倘若我真看见那只肃穆的船载着「三位美后」，穿着「绸缎的袍子，神秘而奇异」，我也不会惊讶；倘若这湖忽然变成冥河，而我是个被摆渡过去的、又冷又无颜色的幽魂，也不算怪事。我们在这片悲剧似的水上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地撑着，直到我当真觉得有一种远过于阴森的恐怖攫住了我。

天色越发灰暗，我们回头去接沃克上尉；他有真猎人那份专注，几乎没有留意暮色已下。重新听见人声真是一种解脱，它打破了我平生所受最厉害的一场魔咒。他从枝上探身要下到独木舟里，树枝一断，他直落到水里，水没到下颏。接着撑船的竿子又断了，因此我们回到稻田时，显然「黑暗」就要「一步跨来」。我提醒他：我们还要走两英里路，夜里还要渡河，晚饭必定大大地误了；罗先生恐怕要替我们担心，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生客，又不会说本地话。可是沃克上尉不以为然。

雨下得太多，蹚过稻田很费力，到得丛林时天已全黑；雨把林中的路弄得极难立足，我们又在黑暗里蹚过涨了水的溪，跌跌撞撞沿着霹雳河岸走，成千的萤火虫在灌木间闪烁——是极美的景象。走到留独木舟的河岸上，遇见几个马来人，他们笑着，见了我们似乎特别高兴，和我们的人大声说话——所谓大声，是就马来人而言，他们素来是轻声说话的。要顺着那道又陡又滑的岸下到一只看不见的、摇摇晃晃的独木舟里，实在很难；天黑得那样厉害，我竟一屁股坐进了两排木条之间的水里，整个渡河的工夫只得那样坐着；因为逆着水，渡了很久。

上岸时，一个锡克军曹迎上来，很是激动。他说马来话，我从几个听得懂的字眼猜出：参政司官邸那边已经闹开了。你知道，玩得正高兴，回来却发现家里的人为你坐立不安——这一切乐趣便顿时败了；而「不给人添麻烦」又是我旅行的信条之一，所以我很过意不去。我们回去，只见上下一片慌乱。斯温伯恩少校正伏在走廊栏杆上，劈头把我们痛骂了几句，说罗先生出去了，很着急。我满身泥浆，从头湿到脚，便躲开去换衣；等到坐下吃那顿拖延已久的晚饭，我从罗先生的沉默与阴郁看得出，他实在很不高兴。不过他随即缓过来了，我们谈笑议论，过了极热闹的一晚——只是沼泽里那些吸血虫咬出的红肿，叫我痛得厉害。马来人的搜寻队已经四出派了出去。拉惹德里斯带着一队在外面，锡克巡捕也都整装待命，只是没有狗，不知能做什么。斯温伯恩少校说他的担心不出那条河，他觉得夜里乘独木舟渡河是危险的；罗先生想到的却是：我们也许遭了歹人的袭击，也许在林中撞上老虎，而我因为不会爬树，被叼了去！

埃卜利斯是必死无疑了。它上了屋顶，那只半驯的合趾猿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扶着它，温柔得像母亲扶着病中的孩子。自从埃卜利斯病了，这只野猿一直待它极温柔极好。我同罗先生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他叫埃卜利斯，那小东西已弱得走不动，微微地哭起来；野猿便牵住它一只手，用一条臂膀搂着它，轻轻把它领到一个地方，好让它落到罗先生的椅子上，随即窜开了；可是趁着天还亮，它一直焦急地望着埃卜利斯，到早上六点，它已克服了怯意，坐在罗先生背后的窗台上，好看着它生病的朋友。这可爱迷人的小东西已瘦得不成样子，如今整日整夜偎着主人——不像别的牲口，病了便躲起来——把两条无力的小胳膊伸向他，那张憔悴的小脸上是说不出的依恋，还用微弱的声音低唤：呜夫！呜夫！罗先生每半个钟头往它喉咙里滴几滴牛奶；若把它放下片刻，它便像婴孩似的尖叫，伸出两只瘦手来。

罗先生与马来人之间的关系，看着很有意思，也很叫人舒心。此刻走廊上躺着三位拉惹，他们众多的随从麇集在台阶上和台阶周围。他对土人从不高声说话，他们看来也喜欢他；从他们的笑声与兴致看，他们在他面前必定十分自在。他一心一意为霹雳打算，切实奉行他所奉的训令——那训令是：「把霹雳看作一个终将由本地拉惹治理的土邦」，他要设法教育、劝导这些人，「而不干涉这个国家的宗教与习俗」。他显然是在训练、教育这些人懂得善政的原理与实务，好让他们能坚定而公正地治理。霹雳很可能成为半岛上最紧要的一邦；我恳切地希望罗先生明智而耐心的努力能结出好果子来——至少在拉惹德里斯身上。

〔见附录甲。〕

罗先生如今不过五十出头；他初来时，那些拉惹对他说，他们「很高兴女王给他们派了一位老先生来！」他极其谨慎，而且像大多数与东方人打过交道的人一样，或许还有几分多疑；然而他的谨慎里配着一副异常仁厚的心肠，于自己的事上更有一种近乎过分的大度——譬如仆人偷了他的东西，他也不肯送官，说：「可怜的家伙！他们不懂得更好的道理。」他待那些猿也是一样地耐着性子容让。某某先生告诉我，他曾把一封给卡那封勋爵的公文誊得极干净极用心，马穆德却把手指蘸了墨，在整整一页上抹过去；他也只是把它抱在怀里，说：「可怜的东西，你给我添了好大的麻烦，可你不懂得更好的道理。」

这是我在此地的末一个晚上，我实在舍不得。这里真真是「荒野」。这里有安息。况且猿是可喜的伴侣，还有各样的走兽、飞鸟与爬虫，自象以下应有尽有。近处的景致与草木都美，马来人安静的生活像一幅一幅画从眼前过去，很有意思；而明智公正的治理就在眼前施行，全无虚饰，也无官样文章，又始终不忘训练马来人自己治理自己——看着这个，总是叫人愉快的。在亚洲我所到过的地方里，我最爱瓜拉江沙，因此离开也格外难过。我若能多留，罗先生本要用御龙舟送我溯霹雳河而上，再乘象翻山进近打；可是我不能再没有你的信了，而它们——唉——还在科伦坡。罗先生很客气地说舍不得我走，说他已经十分习惯我在这里了，又添了一句：「你从不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说话。男客来访，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安静，总在人办正事的当口打搅。」这话极有趣，因为通常的说法该是：「女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安静。」麦克斯韦尔先生有一天也说过，男人在他那里时，他「被他们聒噪得什么也做不成」。我本想明天清晨四点动身，好赶在日出前的凉快里赶路；只是眼下要经过的那段林路虎极多，人家认为我在六点以前动身不妥，那时老虎才回窝里去。

伊·露·伯

第二十二信

畅快的轻骑——一曲晨祷——武吉柏拉必山峡——重回「劳碌的世界」！——一个恶灵——马来人的鬼神之说——「行凶狂走」——一个狂走者的下场——阿莫的由来之说——霹雳丛林里的机会——债奴——三个逃奴的下场——穆斯林的祷词——「像蚂蟥一样活着」——马来谚语——一把「万民伞」

英国参政司署，太平，二月二十一日

我又一次站在这座迎风的小山上，看紫色的云影从平如海面的树梢与红树林上航过；来时走了将近十二个钟头的路，回来只用了约莫四个钟头。今早我离开瓜拉江沙那幢平房时，太阳还没有出来。我骑一匹极好的小马，用罗先生的英国鞍子，一名马来马弁骑马护送，行李由御象驮着。看这庞然大物卧下来，仅仅为了接我那只小提包、一卷帆布行李，外加零星攒下的几根马六甲手杖、几张席子、几柄克里斯短剑、几副虎牙虎爪和一支象牙——统共不到一百磅——实在滑稽。

罗先生已经在办公了，一面写字，一面照料埃卜利斯，那只野猿蹲在梁上看着。我动身时只愿这是来而不是去；这十八英里骑得极其畅快。那匹小马走得很快，小跑也轻松。如今的霹雳何其太平，竟容得一位女客只带一个不带兵器的马来随从，骑马穿过这么长一段丛林！麦克奈尔少校写道：「寻常的土人是个单纯有礼的生灵，他对自由怀着极深的爱，同时也极眷恋自己简朴的家和家里的一切。」我很信他这话。关于行凶狂走、「海盗」、背信、复仇、淬毒的克里斯和暗杀的种种故事，被人说得太过了；土邦里但凡有一桩罪案或一点小骚动，海峡殖民地便惊惶失措。三年前派那样大的水陆两军到霹雳来，必定也是在这种惊惶之下的举动。在这些邦的马来人聚居之区，犯罪极少，若不是为着华人，只消几名巡捕便够了。「村制」——即从前那套有村长与村吏的马来旧制——虽然从前被滥用过，在新的规制下似乎办得很好；马来人靠着它，久已习惯了某种自治，习惯了维持法纪与秩序。我注意到，凡是懂他们的话、待他们公道的欧洲官员，都很喜欢他们；这一点很足以替他们说话。

一路上我并没有遇到什么奇遇。日头还没升到树梢之上，我便畅快地小跑了好几英里；早晨泛着玫瑰色的雾气堂皇地散去；刚到那秀美的武吉柏拉必山峡，猿正在唱它们的晨祷，林中回荡着鸟雀欢悦的婉转与歌声。「主啊，你一切所造的都称颂你！」

蝴蝶华丽极了。其中我留意到一只，上半身与翅膀的上面是漆黑的丝绒，下半身与翅膀的下面是孔雀蓝的丝绒，带着斑点；另一只式样相同，只是蓝换成了金；第三只上半身与翅膀是黑丝绒缀樱桃红的斑点，下半身是樱桃红，翅膀的下面是白底樱桃红斑。这些蝶展开翅膀都足有五英寸宽。单在一处林间空地上，我就数出三十七种这样灿烂的生物，不是几百只，是成千上万，间杂着蓝的、绯红的蜻蜓和闪着虹彩的蝇，都在日光里欢腾。

那道声音洪亮的清溪水极满，穿过深绿的草木，在灰色的大花岗石间抛出一片片宽阔的白沫，为自己的力气而欢喜；每一样绿的东西都亲昵地朝它俯就，或俯身去挨一挨它；一切爱潮湿的秀物——一切柔嫩的苔与卷柏，一切喜阴的蕨与天南星——都在它四周终年长得很好。而高处的日光里，在鸟与蝶之间，秀挺的槟榔与羽毛似的竹子争夺岩棚上那一点勉强的立足之地；玫瑰绯红的花穗、香蕉墨绿的阔叶，以及一切由湿气与日光孕出的丰茂枝叶，都温柔地攀附在它周围。再往下，大森林的乔木在溪上拱成穹顶，阳光从树间漏下，在许多静静的水潭里跳荡，把潭底的沙变成金色，把巍峨的树蕨照亮；又照在那颤巍巍攀着秀丽的垂榕枝条的纤弱水龙骨上，照在那装点着面包树粗陋树干的美丽海金沙上，照在光亮的姜科植物与蔓生的薯蓣上，照在藤本与附生植物上，照在那些攀到最高树顶、又垂下大片花彩的巨大木质藤上——其中许多带着橙色与猩红的花果，从这树过到那树，把森林织成一张活的罗网；卷柏、陵齿蕨、膜蕨与长叶假脉蕨则把岩石披上一层羽毛似的绿，其间还夹着几乎与蕨难辨的苔藓。细小的溪流在暗绿的叶间迸出白沫，把它们清越的呢喃和急流的低沉和声混在一处；又有一重重叶影深处，暮色一般，阳光永不透入，又湿又凉，那里水声美得太过，那份可爱也太过迷人，便生出一种几乎「与痛楚无涉」的怅惘——那是一切浓烈的欢愉里都潜伏着的。

蓬多山这座石灰岩的孤丘，一千二百英尺几乎垂直而起，把它一身鲜亮的颜色都显了出来；霹雳最高的山之一武武山，也在森林之上昂起它花岗石的顶。武吉甘当的莲湖，比礼拜五灰暗的天色下不知美了多少倍；一千只玫瑰色的花瓶在吸饮日光，一万张古典的圆叶在它们底下张开青碧的盾；万物都在含笑而歌。我很舍不得把我那匹好马换成一辆马车——车辕上坐着一个吉宁车夫，身上只松松挂着一块土耳其红的棉布，他虽有雕像般的姿态，脸上的人气却远不及马穆德和埃卜利斯。正午时分，靛青色的希让诸山连同那道涨水后铺成一片白沫的瀑布，看着很清凉；然而当我们疾驰穿过太平，从美丽静谧的瓜拉江沙出来，我又一次被这仿佛「劳碌的世界」压倒了：这里有挂着花哨招牌的大店铺，有街边的摊子，有各帮的会馆，有牛车——水牛都是单套的，因为那对大角张得太开，两头并不到一处；一排排牛车停在店门口，套着一对对肉桂色的驼峰牛；马车套着性子烈的苏门答腊小马四处飞跑；成群的华人苦力半裸着身子忙碌，把不停歇的劳作之声灌满空中——一个操劳、争竞、渴求利益的世界，尽在这里缩成一幅图。

不过我得替这些苦力说句公道话：在有些地方他们比寻常的英国工人更自重，因为世道坏时他们不去累及任何人；他们所产之物跌价时——譬如锡跌价——他们并不「罢工」、不四面骂人，而是接受眼前的局面，安分守己，过得更省俭些，拿更低的工钱做工，等着行情转好。可是别的方面，我并不打算把太平的华人举为德行的表率，因为他们并不是。他们好乱；犯罪在他们中间极多，多半出于他们逐利的欲望。我到此地听见的头一件事，就是一伙华人在一条狭窄的河汊里截击了一名税务官，他被砍得残缺不全的尸身今早漂到了巴马丹。

麦士威先生对我说：他送我到武吉甘当之后回来的路上，赶上一辆马车，车里坐着一个马来女人；他下了马，同那步行的丈夫作伴，却并没有和那女人说话。今天那男人告诉他：次日夜里他妻子尖叫一声惊醒，随即昏迷不醒；他知道是有鬼上了身，便去请了一位「巴湾」（智者或巫师）来。巴湾到了，向那恶灵发问，恶灵便借那女人的舌头答话。「你怎么来的？」「跟着端来的。」——端即麦士威先生。「你怎么跟着他来的？」「在他那匹灰马的尾巴上。」「从哪里来？」「章加惹灵。」丈夫说，章加惹灵的鬼是极恶的。巴湾随即作法驱鬼，又在女人鼻子底下烧气味浓烈的药；此后鬼便出去了，女人睡着，这位「智者」得了一份酬金。

我从没听说哪一国像这里这样，人人相信鬼、精怪、兆头、幽灵、邪术与巫蛊。马来人关于老虎有许多古怪的念头，说起老虎通常只肯低声细语，因为他们以为某些已经辞世的人的魂灵就寄居在这些兽身上；有些地方为这个缘故，老虎若不是特别凶暴地伤了人，他们便不肯打。他们还相信有些人夜里是虎，白天是人！

骑在麦士威先生马尾上的那个恶灵叫作「白丽西」，据说是难产而死的女人的鬼。它化作一只大鸟，叫声凄厉，据信出没于森林与坟地，专害小孩。马来人另有一种瓶中的小鬼叫「波龙」，除主人的血之外什么也不吃；作为回报，它帮主人遂行复仇之事。连无害的猫头鹰也附着许多奇怪的迷信，被叫作「鬼鸟」；你或许还记得，怕撞见它，正是峇东巴西的人不肯陪我们穿丛林去拉沙的缘由之一。

有一种叫「班南加兰」的凶恶邪祟，附在女人身上，把她们变成妖巫，逼她们把大半个身子留下，夜里飞出去满足吸人血的癖好。这很像《天方夜谭》里食尸鬼的故事。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带着鬼犬在林中游荡的幽灵猎人，一个乘旋风而行的风暴凶神，以及从波斯和阿拉伯借来的种种精灵。这几乎叫人觉得：他们所改宗的那种严峻的一神教，反倒逼着他们造出一套庞大的鬼神之说来。

他们还有许多古怪却无害的迷信。譬如：某些人能借精灵之力使自己刀枪不入；各邦的王室仪仗有超自然的法力；佩一枚虎爪可以免病；在树上挂几具粗陋的「风弦琴」，林中的精怪就不来作祟；护符与辟邪之物戴在身上或安在屋里，能挡许多灾殃；遇到险滩——譬如霹雳河上哲隆邦公那一段——须用槟榔和香蕉献祭，以安抚水中的精灵；嚼槟榔的人要交好运，吐时必须往左边吐；修屋与拆屋都不吉利；在甘榜近旁挂起棕榈叶和笼子，可以安抚精灵、挡开疾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们也和华人一样笃信吉日凶日、符咒、法术和一种星命之学。我盼着麦士威先生把他在这些题目上的考究刊布出来。

「行凶狂走」（阿莫）有人以为是「鬼上身」的结果；不过至少在如今，这在这些邦里已比较少见了。马来人在某些关乎体面的事上极其敏感，用暗杀冒犯者来洗刷体面上的污点，在他们看来是正当的、合乎礼法的，正如从前决斗在我国一样。然而遇到冒犯者的身分高于受屈之人，后者有时便在绝望中求助于鸦片，发狂似的冲将出去，逢人便杀。这种不分皂白的杀戮，才是本来意义的阿莫。在某些情形下——譬如由妒忌而起的——复仇之念会把一个马来人整个占据。纽博尔德先生说他见过为受辱之事写的信，写信人说：「我极想要他的血来洗我的脸」，或者「我极想要他的血，来洗去他抹在我身上的猪肉的污秽！」

想想马来人何等讲究礼数、何等有礼，再想想我们中间最好的人也多半何等粗率、何等举止野蛮，再想想我们的水手对异国人的风俗——尤其是关于妇女不与外人相见这一层——何等不加体谅，血腥的报复竟不比现在更多，倒是奇事。

「阿莫」的意思是狂暴而不顾一切的猛扑。毕治先生被杀时，有人喊起「阿莫！阿莫！」，杀人的狂热便攫住了在场所有的人。大约一年前，拉惹穆达·尤索夫的一个儿子，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忽然发作这种偏狂，拔出克里斯短剑向人群冲去，杀了六人，伤了两人，随后逃进丛林。麦克奈尔少校说，马来人讲到阿莫，会说：「我眼前一黑，就往前冲了。」

在马六甲，肖上尉告诉我：「行凶狂走」从前是极平常的事；他有一次出行，自己的一名随从就忽然发起「阿莫」的狂来。他说他知道有一个「阿莫」狂走者曾伤了多至四十人。「阿莫！阿莫！」的喊声一起，人们便左右奔逃躲避；因为那失了心的狂人的克里斯一旦「饮了血」，他的凶性便再也管束不住，他一心只想杀人；他左砍右刺，人沿路倒下；他从背后捅逃跑的人，他的短剑滴着血，他冲得越发狂野，一路都是血与杀戮；到处是尖叫与呻吟，他充血的眼睛从眶里凸出，狂性给了他非人的气力；随后他忽然倒下——或是被一枪贯心，或是气力顿竭——直到交出性命的那一刻，手里还攥着那柄血淋淋的短剑。

正如他一心要杀尽所有人，他往前冲时，所有人也一心要杀他；他背上挨刀，身上中枪，所经之路往往红的是他自己的血。在英国治下，巡捕的头一件事是把「阿莫」狂走者活捉，像寻常杀人犯那样交付审判；若能把他逼到走投无路——有时是能的——他们便用一种粗大的双股叉把他叉在墙上；这种叉我在马六甲见过，正是为此备着的。不过「阿莫」狂走者的下场通常是横死，人们杀他时心里的顾忌，并不比杀一头吃人的老虎更多。我听说这一种狂性在群岛各处的马来人中都有。有人归之于体质未惯的人过量吸食鸦片，有人归之于一种异样的消化失调所生的偏狂；不过既然这是马来人所独有的，我倒偏向麦克奈尔少校的看法：「阿莫必定起于某个亡命的马来人的一桩行径，由传说递到他那些极敏感的后人手里；于是凡因恐惧、或因自以为致命而非血不能洗的屈辱而激成狂性的人，便效法此举，至今仍以此为理当如此的办法，这是毫无疑问的。」

写到这里，来了两位神情沮丧的锡兰种植园主，是来「踏勘」咖啡的，把我打断了。爱丁堡一位市参事的公子很有闯劲，一直在霹雳河那边试种咖啡，只是与劳工闹出了难处，如今正「抽身」。劳力这一难题，将来恐怕只有从印度引进苦力才解决得了，因为马来人除了替自己做工，是不肯做工的；华人则不但更爱采矿那份刺激和矿镇夜里的喧闹，而且在僻静的地方，不惯与他们打交道的人也未必管束得住。

就连开垦丛林也非用外来劳力不可。霹雳是一个康健而壮丽的邦：低地宜于甘蔗、木薯与烟草，山坡则能出咖啡、金鸡纳、香草、茶、丁香与肉豆蔻。这是一片有指望的土地——只是眼下还仅仅是指望而已！我听说开办一座种植园，需二千五百镑到三千五百镑的本钱。开垦丛林每英亩二十五先令。爪哇苦力的工钱是每日一先令，一座容得下五十人的棚屋五镑可以盖起来。地可以免费用三年，此后按每英亩一元永久授予，出口的产物另抽百分之二点五的税。这些章程被认为还不算十分妥当，日后大约会有改良。你去告诉我们几位朋友：他们家里那些有实在见识、筋肉却多过头脑的儿子，霹雳的丛林里是有机会的！不过见识、恒心、稳重，以及对种植略知一二，仍是先决的条件。

这两位「踏勘者」看上去像是听了玫瑰色的传闻，却没有「挖着油」。也许他们指望在这里找到旅馆和碎石大道。我看总得先有路，才好谈种植，除非在近河的地方有可用的田地。

奴隶制与债奴我已不止一次提到。后者是霹雳的一大祸害；而它既属于「马来习俗」的一部分，条约又约束我们尊重这习俗，便极难着手。在双溪乌绒和雪兰莪这些小邦，马来人不过寥寥，废除起来比较容易。霹雳的马来人口比较多，约有四千人是奴隶，情形似乎盘根错节。

无疑，奴隶制的存在是土邦衰败、马来人外流到英属各地的一个缘由。有人替这制度开脱，说它「不过是一种温和的家内仆役之制」；然而已故被杀的参政司毕治先生却用这样重的话写道：「我相信，霹雳目前施行的这一制度，含有种种罪恶与残酷，不曾真正在这些邦里住过的人是不会知道的。」

一个男人或女人一旦欠债，若还不出，债主便可把他或她带走，当奴隶看待，随债主的意思役使；债奴所挣的归债主，债主却不许这些工钱抵偿债款分毫。更苦的是：即便有亲戚朋友出面代偿，债主也有权拒不接受，把奴隶留下；债奴要改善处境，唯一的指望是让主人肯收第三者替他付的赎金，好让他转做赎他之人的奴隶。

然而更恶的还在后头：若欠债的是已婚的男子，他的妻和现有的儿女、日后所生的儿女以及他们的后代，一概沦为奴隶；男男女女都被迫为主人做工，而主人在极多的情形下，还逼迫妇女与女孩为他的好处过那种下贱的生活，甚至债主的妻室也乐得收下这些可怜人挣来的钱。若欠债的是未婚的男女，日后成了亲，则所娶所嫁之人连同一切子嗣，也都成为债奴。这制度最坏的样子见于债主是拉惹的时候：他是最不肯收下债款、放债奴自由的人，因为随从的多寡——哪怕只是些妇女和女孩——也长他的威势；债奴一旦进了拉惹的家，便被看作与他的牛马、他的象一样，是他财产的一部分。海峡殖民地辅政司瑞天咸先生写道：「霹雳对待债奴的残酷，连别的邦的马来人也要惊呼。」雪兰莪据说已把奴隶制悄悄废掉了，可是仅仅五年以前，那位神气安详的阿卜杜·萨马德的次子，仅仅因为他高兴，就杀了三个债奴；后来苏丹的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是债奴——逃走，还是这个嗜血的儿子把他们捉住，把男孩带到田里，令人用克里斯刺死。他的妻子说要到冷岳河里洗澡，叫那两个女孩跟她到离屋子几码远、泡在水里的一根圆木那里；到了那里，两人便被拿住，她丈夫的一个少年随从依次揪住她们的头发，用脚把她们的头按在水里，直到淹死，尸首就丢在那泥泞的岸上。平心而论，那位苏丹是很动了怒的——他儿子去对他说：「那几个逃走的孩子，我已经扔掉了。」

〔瑞天咸先生的《土邦奴隶制报告》见附录乙。〕

在霹雳，向来的风气是捕捉雅昆女子，把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充作奴隶。

自从英国的势力进了霹雳，残酷的事例已大为减少；我想罗先生不久就会拟出一个章程，把一切在束缚中的人解放出来。今早我听说一件奇事。拉律一名马来巡捕的姑母路过一个村子，遇见一位相识，便从路边搬起一块石头，坐在上面说话；起身时忘了把石头挪开。一个钟头后，村里一个小孩被那石头绊倒，额上擦破了一点皮。查出把石头放在路上的是这女人，她被拿去，判罚二十五元；她付不出，便和她的孩子一同成了那受伤孩子父亲的债奴。这件事里，斯皮迪上尉虽借钱给那巡捕替他姑母交罚款，债主却一再拒收，宁可行使他的特权，把这一家当作他名正言顺的奴隶留着。

〔这样一个章程如今正在筹议之中。见附录丙。〕

奴隶制与一夫多妻——伊斯兰惯常的伴生之物——大体已足以说明这些邦何以衰败。

我很想知道：马来人作为穆斯林，究竟「虔诚」到什么地步。他们是死硬的教徒，历来把一切劝其归主的努力都顶了回去，这是无疑的；他们的蒙昧与迷信之深，也是无疑的。据我所能打听到的，他们的祷词主要是反复申明信独一真主，以及朴素地祈求今生与末日的怜悯。

到麦加朝觐，力所能及的人不止去一次，而是两次三次；朝觐者还不惜工本，带回盛着渗渗泉圣水的陶罐，给自己也给亲友，留待临终之时用——据说那时魔鬼易卜劣厮会立在一旁，捧一碗最清的水来引诱灵魂背弃独一真主的信仰。他们最常用的一段告白是：「除独一真主外别无神明，他的约是真实的，他的仆人是得胜的。除真主外别无神明，他无伙伴。国度是他的，赞美归于他，他是全能于万有的。」这些话里有一种旧约的庄严回响，虽然只是半个真理，而且是令人怅然的半个。

到过麦加朝觐的人，在认识他们的英国人眼里并不算「一群圣者」；实在说，据说他们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像蚂蟥一样靠同胞的劳作活着」，还怂恿百姓「作乱」或「行阿莫」。得着特权穿阿拉伯的衣裳、被称一声「端·哈只」，无疑能叫一个人一辈子体面些。然而当他们绕行克尔白、诵念那些特定的祷词时，或许也确曾被激起虔敬与痛悔之心：「主啊，我向你伸出双手，我对你的渴慕何等深切。求你纳我的恳求，除我的障碍，怜我的卑微，慈悲地赐我赦免」；又如「我的主啊，我诚然投奔于你，求你使我远离以物配主、悖逆、一切虚伪，远离恶言，远离在钱财、儿女与家人上的恶念」；又如「主啊，我向你祈求那不会衰落的信、那不会消亡的确信，以及你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善助——愿真主赐福保佑他！主啊，在除你的荫庇之外再无荫庇的那一日，求你以你的荫庇覆我；求你使我得饮你的使者穆罕默德杯中之水——愿真主赐福保佑他！——那一口甘饮之后，直到永远不再干渴。尊荣与荣耀之主啊。」

〔我没有采用我在马六甲得到的这几段祷词的译文，而宁取特里斯特拉姆教士在一八八三年二月号《家中的礼拜日》上一篇关于麦加的佳作里所引的译文。〕

我写着，俯望着太平——望着「一群满城都是偶像的百姓」。这里确乎是「黑暗的半岛」，虽然新教与罗马教都曾努力要把马来人引到基督教里来。或许正因葡萄牙人对伊斯兰发动过那场无情的圣战，对十字架的抵拒才比本来更加阴沉、更加执拗。如今基督教的传教之功主要在华人中间，靠的是新加坡、马六甲与槟榔屿几所极好的女子学堂。

太平通行五种华语方言；华人彼此常用马来话交谈，因为彼此的华语听不懂。他们花在鸦片上的钱必定极多，因为卖鸦片的专利权每年包出去要四千镑！

麦士威先生对我说，马来的谚语多得出奇，也极有意思。于我，它们的趣味主要在于同我们自己和日本人谚语里所收的意思相似。

〔麦士威先生此后在皇家亚细亚学会海峡分会的会刊上刊过一篇论马来谚语的文章。我未能寻到，但听说其中辑录的马来谚理极为丰赡可贵。〕

譬如「才出油锅又入火」，他们说：「刚脱了鳄鱼的嘴，又落进老虎的牙。」「恶风未必不与人便」，他们说：「船一翻，鲨鱼就吃饱。」「鱼篓说竹篮编得粗」，等于我们的「锅嫌壶黑」。「怕鬼反抱尸」，有一种冷峭的反讽，我很喜欢。

《圣经》里几句成语，马来也有对应的说法。古实人不能改变皮肤、豹不能改变斑点，他们说：「你就是用金盘喂原鸡，它照样要往丛林里去。」「把珍珠丢在猪前」，他们说：「孔雀在丛林里开屏有什么用？」「这些石头能变成饼吗？」他们说：「土能变成谷吗？」「咸水里出不了甜水」，他们有一句极精细的格言：「你把苦瓜种在西谷米的畦里，用蜜做肥，用糖蜜浇灌，牵到甘蔗上去，它还是苦瓜」；又有一句：「浑浊的泉里打不出清水来。」

有些说法很见性情。就着斗鸡的玩意儿，他们把胆小的人叫作「带距的鸭子」。说奸险的人是「坐着像猫，扑起来像虎」；说饶舌的人是「乌龟下一万个蛋，没人知道；母鸡下一个，全世界都晓得」。「给天上飞的鸟磨胡椒」，相当于我们的「先捉住兔子再下锅」。「在嘴唇上种甘蔗」，就是「向什么人做什么人」。宿命之意见于一句：「就是住在第七层海底的鱼，早晚也要进网。」「一时下雨，一时放晴」，是常用来说报仇的日子不远了。劝人保密的是一句冷峻的格言：「你若有米，就藏在稻谷底下。」「吝啬到极处，是连霉也舍不得惊动」，是一句妙语；而「芭蕉不结两回果」，可见马来人也隐约懂得「人事有其潮汐」的道理。

做一个像麦士威先生这样满怀同情去研究马来人的人的客人，我觉得极有意思。但愿他不要太快高升了！

〔我誊抄这封信时听说：麦士威先生已调任更高、俸给更厚的职位，但他离开马来人时十分依依，马来人也深以失去他为憾，因为他们不但喜欢他，而且信任他。他做副参政司、住在大批华人中间的那些年，行事必须极坚定，有时几乎要严厉；而华人对这份为官的方正，是用一把绣金的大红绸伞来表示他们的心意的——他们把这叫作「万民伞」，意思是：这份礼不但出自众口一词的一方人众，而且这一方至少有这许多人。〕

伊·露·伯

第二十三信

「结帮凶杀」——马来人的绰号——一个受难的婴孩——黄金半岛的末一程

槟榔屿山顶，伍德法官寓，二月二十四日

主人家再殷勤好客，重新「驯就」种种俗礼总是一桩难熬的事；我这个人，除了在荒野的清静与自在里，总觉得身子不舒坦——虽说单论气候，再没有比这高高的山顶更宜人的了。这两夜水银柱降到六十八度，盖上毛毯竟成了一件快事！

上一封信写完后不久，我便同麦士威先生离开太平，路上在峇东停了一停，打听那位税官的凶手可有些踪迹，却全无所得。督察说他见过许多被害的尸首，却从没有见过残毁得这样可怕的。华人的这种「结帮凶杀」几乎都是为财；华人又嗜好残忍的砍斫和毫无用处的支解。马来人的行刺则几乎全是出于妒忌——一刀，再没有第二刀。

往海岸去的这一程，末段是一条筑堤穿过望不到边的红树林沼泽的路，那一片愁惨极能摄人心神。沿岸数百平方英里，除了沼泽与烂泥再无别物，上面长满了茂盛而无用的草木，连一点足以证成其存在的美也没有，鳄鱼、蛇以及别的怀着恶意的生物在里头孳生。看红树那尖尖的果实穿过凝止的空气坠进下面的泥淖，果上早已生出一条小根——这小根没有不长成大树的——心里总有一种黯然。

五十名锡克兵穿着猩红号衣，列队一直排到船边，为斯温伯恩少校送行；两个钟头以前，他们才抱住他的脚亲吻，把东方人一切悲恸的礼数都做尽了。我们问他临别说了些什么，他说他讲的是：「你们是一伙十足的无赖，一半人该上绞架；不过你们且尽量别惹祸，等我回来，好让我亲手绞你们，也算一桩快事。」其实他很喜欢他们；沃克上尉要来署他的职，他还在后面喊：「老兄，可别打那帮家伙！」那帮「家伙」最怕的，是新官上任之后自己得任凭一个通译摆布。马来人给每一个欧洲人都取绰号，所据的是他体貌或性情上的独异之处。因此他们叫斯温伯恩少校「疯的那个」和「直口的那个」；沃克上尉已经得了「黑豹」的名号；麦士威先生则被叫作「猫眼的那个」和「虎崽」。

临开船前，我很欣慰地收到瓜拉江沙来的一份电报：「易卜劣厮今早略好些。吃了两只蚱蜢，牛奶也肯好好喝，只是很弱。」

〔读者中已对这只极可爱的猿生了兴味的，听见下文怕要难过：它复原以后又好好活了相当久，终究还是死了，它的朋友们都很伤心。〕

下午五点半，我们同一大群蚊子一道登船，度过一个美丽的夜晚，凌晨两点抛锚在乔治市；然而这一程之不适，说来近乎滑稽。一位自命「贵妇」的英国女士——所谓「体面太太」，是半生不熟的文明结出的果子，我对这种人素无同情——与其说是请求，不如说是要求搭近打号的船；随她同行的不但有一个婴孩，还有一个奶妈和一个男仆。汽艇的小舱本可在两条卧榻上睡两个人，那位太太占了一条，又把另一条大半堆上了包裹和各色累赘。地板上铺满行李，奶妈和婴孩就睡在行李中间，男仆坐在舱内梯子的最下一级上。于是这间闷得透不过气的洞里便有五个人、无数蚊子和一盏灯，水银柱整夜停在八十八度。随后一整瓶牛奶打翻了，发了酸；一小瓶白兰地打碎了，散出令人作呕的气味；那婴孩则以一种凶猛的执著号哭不止，与病中的易卜劣厮那份忍耐的、恳求似的神气和它轻轻的「呜夫！呜夫！」恰成对照。抛锚之前，那位太太请我去把先生们叫醒，讨一小匙白兰地来；她提这要求时一本正经，先生们却笑得那样厉害，弄得我几乎不好意思拿了回去见她。斯温伯恩少校自称最恨女人和小孩，这时更是按捺不住，婴孩一哭得不成样子，他便叫他的仆人：「把那小崽子的脖子拧断。」——那仆人自然一个英文字也不懂。凌晨两点甲板上备了巧克力，那不幸的婴儿正在又叫又踢，他便向舱里喊我：「上来喝杯巧克力，祭一祭希律王吧？」麦士威先生自己有四个孩子，行止也好不了多少；我费了极大的气力，殷勤得过了分，又拼命找话说，才尽可能不让那位母亲听见这边的动静！

早六点，热带的日出正辉煌，麦士威先生同我在威利斯利省上岸，登岸处是一片壮丽的木麻黄，枝条带着凄楚的秀致低垂在沙岸上。海峡这一边望不尽的椰林一片幽暗，那一边受着日光亲吻的诸峰一片明亮，琥珀色的水上落着浓重的阴影——都美极了。在热带，真可说是「日出之地欢呼」。

我们到时艾斯蒙格太太不在家，谁也不知道她往哪里去了，于是我们撬开茶叶箱，自己弄了些早饭；吃到末了她回来了，一个上午过得十分愉快。正午，一只六桨的快艇——这是「官家便利」的最后一次——载我们过海去乔治市，顶着不顺的潮水，在烈日下走了一个钟头。马来半岛，到此为止了。

汽轮「马尔瓦号」，二月二十五日

今日午后早些时候，我们在灿烂的阳光里离了槟榔屿，从马六甲海峡波光粼粼的平静，换作孟加拉湾懒洋洋的起伏。轮船的船头指着西北。极远处，半岛的群山像雾一样卧在渐渐泛红的天上。我的热带之梦正在褪去，「黄金半岛」已经成了记忆。

伊·露·伯

附录甲

参政司

殖民部原先所设想的，只是一种「建言」之政，此外别无他意；然而事势所趋，未经殖民部的训令，甚至未经它的与闻，凡派驻参政司的马来各邦，其政事自始便由参政司自己执掌。究其缘故，主要是霹雳、雪兰莪与双溪乌绒三邦，从来不曾有过一位有力量能照参政司的建言行事的君主：拉惹和别的小酋长尽可以公然与他作对。建言的内容，无非是要保境安民、维持秩序，审断刑狱不论罪人身分，赋税征收纳入妥善的章程，政事大体上办得得法；可是当国之君倘若真要照这些话去做，就必然为拉惹们所压倒——拉惹的进项正来自参政司所指斥的那些做法——也必然为那些海盗帮伙所压倒，这些人的活路正系于君主的暗弱与失政。邦咯条约里有一句话，说参政司的建言「必须照办」，于是参政司便接过了公事的方向：编练武装、课征赋税、把税收的征取拿到自己手里、受理一切呈诉、执行审判、惩治为恶的人、缉捕罪犯、弹压成群持械的盗匪。这些官员事实上与其说是土君的顾问，不如说是海峡殖民地总督的代理人；他们虽由土邦的税收支给薪俸，却是这些地方一切事务上的实际统治者，只有关涉马来人的宗教与习俗的除外。照卡那封勋爵所说：「他们的特定目标，应当是维持和平与法度，创立健全的赋税之制，从而开发全境的物力，并监督税收的征取，以保证政府履行主要义务所需的经费，以及支付英国官员与为扶助他们而必需的一切机构的开销。」卡那封勋爵在同一件公文里又说：「兼并，或由英国官员以苏丹的名义治理该国〔此一举措与兼并相去无几〕，都不能允准。」他在别处又说：「我们目下的方针，应当是物色并培养一位或数位酋长，使其才具与识见足以领会文明之治的好处，并在该国的治理上给予有效的助力。」

邦咯条约规定：「凡马来人宗教与习俗以外的一切问题，（在霹雳）均须咨询参政司的意见并照其意见行事；全境税收的征取与管理，以及一般行政，均须依这些参政司的建言办理。」雪兰莪与双溪乌绒的参政司，也是照同样的条件派任的。

附录乙

马来各邦的奴隶之制

冷岳，一八七五年六月三十日

敬启者：上周我随总督阁下巡视若干土邦，同乘殖民地汽轮普鲁托号；其间阁下垂询本半岛债务奴役眼下的情形。

这个题目太大、太要紧，一席谈话里断难说得周全；因此我请阁下准我具文呈报。

现将我亲身所知的债务奴役情形，详陈于下。

论此事的现状——我指的是马来人治下的现状——必须顾到两层：一是欠债之人那种近乎奴隶的处境；二是要在债主与债户之间订出一种办法，既释放此方、又满足彼方，同时还要合于这些邦国里所解的「马来习惯」，其难处何在。

西部各邦、尤其是霹雳，债主与债户的相对地位所包含的种种弊恶，我相信欧洲人全然不知，连近在新加坡的也不知道。

我所指的这些弊恶，向来被看作无可避免的事，被看作拉惹与子民之间寻常关系的一部分。

我不妨先说明：所谓「债务奴役」之制虽在各邦都或多或少存在，但惟有债主是拉惹或酋长、债户是子民的时候，才见得出它最坏的样子。

马来地方的子民，很少有宽裕的。其主因是：一个男人或女人一旦被人知道手里有钱，不是被拉惹抢去，就是被他借去而根本无意归还——无论那子民愿借不愿借。

因此，一个乡民（即子民）要用钱时，只好去求他的拉惹或酋长借给他，因为惟有拉惹借得出。于是或借钱，或借物，约定某期归还。到期不还，通常还要再等些时候，比如两三个月，甚至六个月。

到那时仍旧不还，债户若是单身，便被收进债主家里，成了他的从人，凡这位做债主的拉惹有所差遣、有所役使，他都得去做，直到债清为止——不论要多少年。

这期间拉惹通常供债户的衣食；但债主若给他钱，那钱就算加在债上。

不过拉惹往往什么也不给，债户只得自己设法弄衣食。

债户若娶妻——而拉惹多半会给他找一房妻室——那么他的妻、他的子、他的孙，便与他一样同受这笔债的束缚。

债户若原就有妻室，那么不但他本人，连他的妻与子也一并收进拉惹家里，听凭差遣，直到债清为止。

债户若是女人，未嫁的也好，孀居的也好，办法一样；谁娶了她，谁就同负这笔债；如此代代相传——债户的子孙，被债主的子孙一样地拘束着。

债户若在什么时候居然凑齐了债额，拿去还给债主，照例是该收下的。但若有一大家子为这笔债而在束缚之中，而这家子的人数在拉惹看来正足以增他的体面，那么他多半就不肯收——倒也不是断然不收，只说一声「等着」，而这一等可以是许多年。

债户一经收进拉惹家中，便被看作他的财产，同他的公牛、他的山羊一样；那些惟一有力过问的人，也只袖手不言，因为他们自己也这么干。

这种债户束缚，各邦行得或宽或酷，而霹雳待债户的残酷，连别邦的马来人也要开口指斥。

霹雳的许多酋长，从人多半是青年男女，大都是债户。

男的待遇如我上文所述——衣食或给或不给，通常是给的，因为拉惹的权势与体面正在于他随呼随到的持械从人之多；再者，男人在别的许多事上也用得着。那些在束缚中老去的人，无论男女，拉惹或是碍着颜面养起来，或是逼他们的子女供养。

这些男人，或（一）因为乐意而跟随（这样的实在极少）；或（二）是债户，或债户的子弟；或（三）是从苏门答腊、阿比西尼亚来的真奴隶，或奴隶的子弟。

女子的待遇不同；她们或（一）是奴隶，或奴隶的女儿；或（二）是债户，是债户的女儿或孙女；或（三）拉惹不过因为要她们，就把她们从家里带进自己家里；或（四）为寻欢而跟随他。

在霹雳，有些酋长不给他们的女子衣食，只叫她们自己想法子活命，也就是去卖身——因为债户的劳力既属债主所有，卖身在这里便不是选择，而是不得不然。

每一位拉惹在自己辖境内，都自居有科罚之权，无论死罪还是小过。一个人被科了罚而缴不出，他和他的一家便立刻落入这种债务束缚：并不是去做工抵那笔罚金，而是在打骂之中把一生消磨掉——女儿被逼卖身，儿子被逼行窃，甚至犯更大的罪。

这话并无夸张，是实情。

拉惹什么也不给，既无食也无衣，或者他性子暴烈，为一点小过、甚至毫无过失，就扬言要杀他的某个从人，于是常有人逃亡求生。逃者被捉回，照相沿的成例，据说只施薄惩；然而拉惹若觉得该办，也未必不因此就处人以死。

债户被这个拉惹转手给那个拉惹，从没有人想到要问他们一声。有人逃亡被捉，大有被处死的危险，而多半没有一个人肯动一动手指去救他；其主人则推说，非如此不足以吓住旁人不敢再逃。

这些做债主的拉惹会笑着告诉你：他们知道按穆罕默德教法，债过期不还，债主尽可取债户的财产变卖，卖过之后债户便自由了；可是他们从不照这条办。

不过也有许多男女难得举债，因为他们深知还不出时前头是什么。

马来人依其法度，是准许买卖奴隶的；奴主若有奴隶多年失了踪迹，日后找到，便可连同其妻子一并带走，当作自己的合法财产。

债户束缚还有一种情形，而且是常见的：父亲或母亲把自己一个或几个孩子押在债主那里作债的抵押——这实在是把亲生骨肉卖入往往终身的束缚。这些孩子若死在债主手里，父母就得另拿孩子补上；债一到期，拉惹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把他们全家收进自己家里。

前不久此地有个人，为四十元的债把女儿交在一位拉惹手中，自己逃了。他多半再不会回来；那女孩子却从此得像一个十足的奴隶那样，事事听凭她主人。这样的情形，全是那容许它的习俗养成的。

各邦、尤其是霹雳，还有一种常见的做法：把并未开罪于人的加昆女人像捉野兽那样捉来，使她们和她们的子孙世代为奴。

四月间我在乌鲁雪兰莪，当地的头人诉说：两星期前有一个士林的酋长在乌鲁雪兰莪捉了十四个加昆人和一个马来人，上了锁链赶回士林。到了那里，马来人被放了，自己回来了。

我们分别去信士林与霹雳；虽查明那一伙确曾到过士林，但他们并未留在那里，至今没有下落。

我前面已经说过，拉惹以从人之多寡为其权势的尺度，别的拉惹也照这个敬他畏他。所以他总设法用这个法子把人弄到手下；债户若侥幸凑足了债额，他还多半不肯收。

债户要凑足这笔钱，几乎只有赌赢一条路。他当然极少赢得着；可是他同一切赌徒一样，总以为自己会赢，于是赌博成了他的癖，不惜一切也要过瘾，只要弄得到赌本，什么手段都不大计较。

以上便是奴债之人处境的大略。我所述的这些事，看去似乎难以置信，却几乎天天在做；做的人视之为天经地义，受的人视之为无可幸免的命。

拉惹要从人绝对听命，待他们便极严酷，有时一点极小的开罪也以死相加。他就这样把这些从人握在手里，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连极重的罪也做。

这些人转过来，既要自备衣食，又要为他做事，于是只好去鱼肉那手无寸铁的百姓，打着主子拉惹的旗号，有什么搜刮什么，有时还把自己身受过的那些残酷，加到百姓身上。

可见这种债户束缚之制，影响所及是全体百姓，而且不是浅浅的影响，是很深的影响；其种种情形，非与马来社会各色人等日日往还，简直难以相信。

所争的问题似乎是：如何褫夺拉惹这一份大权——这是肆无忌惮的手里一件肆无忌惮的器具；如何使债户脱离束缚，使女子脱离被迫的卖身，使无辜的百姓脱离拉惹及其奴属的劫掠与杀人的妄行。

〔其中若干话专指雪兰莪而言，该邦的奴隶之制现已废除。伊·露·伯〕

霹雳则不然；那里的债户束缚是主要的习俗之一——是「邦国的柱石」之一——霹雳的拉惹与酋长把这项弊政护得极紧，尤以最会拿它作恶的人为甚。

我常同马来人自己谈起债务奴役这个问题，他们却说，在他们拉惹的统治之下，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法子可以革除他们国中的这一祸害，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弊恶。谨此，等等。

（署名）弗兰克·瑞天咸（现任新加坡助理辅政司）

呈新加坡海峡殖民地土邦事务司大人

附录丙

其一

英王陛下驻霹雳参政司致海峡殖民地辅政司

参政司署，瓜拉江沙，一八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敬启者：接奉阁下六月二十八日来函，奉总督阁下之命，令本司特别留意雪兰莪所采之法——按一定的章程估算奴债之人为其债主服役的价值，以消除对他们的索偿；并令本司就此向总督阁下陈见，以便日后提交邦务会议核议。

一、谨复如下：该函及其附件的抄本已交霹雳助理参政司，其内容亦已通知其余各推事，并饬令凡遇此类案件呈到堂上，务须在债主同意之下，设法依此办法了结。

二、霹雳被黜的拉沙马那之女、被逐的本邦孟特里的正室杜潘·哈丽玛，把她的私财大半放作此类的贷款——在英国干预以前，这是最受喜爱的一种担保——如今她是全境索偿最多的债主。另一位万·德·沙比亚，对若干人家也有同类的债权；这两位女士都很愿意接受这样的清偿办法。

三、前一位的办法，我很抱歉地说，已经落空了：一则债户无论如何不肯按时做工；二则其中很有些人正散处各地、完全自由地过活，虽承认欠债，却不肯就范。

四、另有许多案子，债主一开头就声言，为着上述缘故，这种办法必不能成；另有人推说没有正经的活计可以安置债户；又有人说自己已被近年的变故弄得倾家荡产，只要对方切实照办，他们也愿意应允，只是须由政府像从前土邦拉惹那样先垫些钱，好让他们开矿或辟园，以便安置债户。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情愿、甚至急于接受一个公平的数目来了结债务，其中好几位还提议，此事不妨由邦国承担，把这些人的劳力用在公共工程上，直到债户得自由为止。

五、霹雳从前待这一类人如何，我不敢说；但自我到这地方以来，还不曾有过一件残酷或大加苦楚的事报到我这里。奴债之人绝大多数是同家小另住，往往离主人很远，自己的劳作所得全归自己，只在被唤时偶尔去帮些忙，而这种情形多半也难得有。

六、霹雳的情形，怕是与雪兰莪不同。据我所知，雪兰莪人口少得多，又由一位开明的君主在英国参政司的建言之下治理，故能在平定该地之后随即行此新章。

七、此时若把这一办法行于霹雳，依我之见，将大起扰动；虽然我不以为会引起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武力抵抗，我却敢断言，它将把欧洲官员与地方要人之间已然生出的信任摇撼得非有多年不能恢复。

八、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把同情全给弱的一方。我与地方上的要人所见相同：推行一件原不在当初契约之内的办法，实际上等于没收他们的产业，因为这一类人的劳力其值几乎徒有其名。我仍旧认为，公道而得体的路数，正如现今所行的：禁止债务奴役与奴隶之制再有任何扩充或续行；以强制放免为罚，责成善待这些奴属之人；凡案子到了推事堂上，即把索偿之额减到不失公道于债主的最低限度；静待欧洲资本大量输入农业之后，贫苦之人自会多出自赎的财力；末了，再以某一价格赎买——由于每一案子在欧洲官员与法庭那里所受的冷遇已是尽人皆知，加之别种压力，这价格早晚会比一般算作公平的数目低得多。谨此，等等。

（署名）休·罗，参政司

呈新加坡海峡殖民地辅政司大人

其二

英王陛下驻霹雳参政司致辅政司大人

安顺，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敬启者：本月十四日来函敬悉，函中令本司呈报一八七九年以来本邦革除债务奴役的进展，以便转呈女王陛下的国务大臣。

二、谨复：本司致阁下前任一八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及十二月十四日两函所陈的方针，在霹雳一直稳步推行；凡奴债之人诉请法庭保护的，其案件皆按在不失公道于债主的前提下最宽的条件审断，已有相当多的人利用了这一便利，赎去了加在自己身上的索偿。

三、对当地人更深更切的了解，印证了先前的感想：从前如何姑且不论，自定制之治确立以来，虐待奴隶或奴债之人的事极为罕见；凡有此类事为我或英国官员所知，一律无偿放免。

四、这样的案子有三起，出在两位极高级的邦国大员家里；连同另外一起，便是报到我这里的全部虐待之事。

五、一八七九年曾试由各村社的头人办一次人口清查。每位头人把辖境内每一户主的姓名连同户内人数记录下来，并分别其男女与身分。

六、由此得出自由的马来本地人口共四万七千三百五十九人。其中男子十六岁以上者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五人，以下者九千三百一十三人；女子则为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一人与八千四百一十人。

七、奴隶报作一千六百七十人，男七百七十五、女八百九十五。奴债之人则男七百二十八、女六百五十二，共一千三百八十人；两类奴属之人男女合计三千零五十人。不过我恐怕这些数目并未把全部为奴属的人算在内，因为摄政殿下与另外一两位索偿甚广的人并未造册呈报。

八、我很抱歉地陈报：如本司十二月十四日函中所述，霹雳前任孟特里的正室杜潘·哈丽玛慷慨提出，要以公平的条件让她的奴隶与债户做工抵去正当的索偿，以便利他们的放免；此举的成效却微乎其微。霹雳的马来人一般极不喜、也极不惯于持久的劳作，而衣食又极易自给，因此除短期外，他们无论工价多高，一概不肯做任何活计。

九、如今对奴属之人有索偿的人，大体上已倾向于以公道的条件放免；虽然近打等地几家守旧的老人家仍愿维持旧状，我以为时机已到，不妨筹议一项以此为目的的通行办法，望能于一八八三年内办竣。

十、总督阁下想已在邦务会议三月会期的记录中看到：参政司已将放免奴隶与债户一事陈于摄政殿下，并定五月十五日开会，以议定此举所依的条件及其施行的办法。

十一、本司之见是：应设一委员会，由一两位本地酋长与各区首席欧洲官员组成，依书面训令查明每一案子的情形，酌定在双方看来都公平的补偿，呈候政府核准；所定之款由政府垫付；所判放免之价，或全部或一部（由会议议定），仍作被放之人欠邦国的债，责令他从做本邦公共工程所得的工价中扣出一部分偿还，直到债清为止——倘若他无力或不愿另筹此款的话；女眷若自己无力偿付，其男性亲属应代任其为自由所负的义务；自此项办法办竣之日起，本邦人人绝对自由，奴隶之制与债务束缚宣告为非法之制，永远废除。

十二、我从前曾陈述，据最熟悉情形的当地人之见，需款六万元至八万元当可敷用；但我恐怕即使是较大的数目也还不够，因为这样一件大大改变民人习惯、又叫他们蒙受损失的事，办起来总以宽厚些为宜。谨此，等等。

（署名）休·罗，参政司

呈海峡殖民地辅政司大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