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接上卷。上卷写人一生的礼俗,下卷写他们信什么、怕什么、拜什么。
十九章,大半在写神与庙。
观音、关帝、妈祖、城隍、土地、文昌、玉皇、灶君——每一位的来历、职司、生日、庙在哪里、怎么拜,他一一记下。再写和尚与道士:怎样出家,怎样做法事,收多少钱,日子过得怎样。写庙会、进香、求签、扶乩、抽签、问卜、看相、择日、风水。
有几章写的是另一类事,读来不轻松。
鸦片。溺女。善堂与育婴堂。衙门与讼狱——他写过堂的规矩、衙役的敲诈、刑讯的手段。这些他写得很冷,不加修饰。
末几章写传教事业本身:教会在福州怎样立足,中国助手起什么作用,入教的人遭遇什么,以及他认为福音在中国传得慢的六条原因。那六条里,头一条是中文难,第三条是孔孟的身后影响,第四条是祖先崇拜。
这一卷的立场比上卷更外露。他是传教士,对中国的信仰多有贬抑之词——「偶像」「迷信」一类的字眼随处可见。译文照直译,不软化,也不加按语。那正是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所在:它记录的不只是中国的信仰,也是一个一八六〇年代的美国传教士如何看待那些信仰。
有一处要交代:原书第十八章的章首在图书馆扫描本里缺失,所以本书把第十七、十八两章作一段连续正文。正文一个字不缺,只是中间没有分章处。
三十四节,由原书十九章拆分而成。
第一章岁时风俗与节令(上)
关于中国年岁的几点说明;闰月;一个月就是一个月亮;二十四节气;八节与十六气;每季有二节四气;春;夏;秋;冬;中西学者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中国有些人习惯在节气这天吃「补身子的东西」;迎春的仪仗:这一日城中以知府为首;仪仗中抬着水牛的像;像是怎样做的;「接春」;南台一带以海防同知为首;新年的庆典:祭天地;拜家中的神佛;祭已故的祖先;向在世的父母祖父母跪拜;拜年;店铺停业三日至十日以上;大量用福橘作吉兆;船上的妇人讨饼;乐班;爆竹;舞龙;「接神」;「陪神过夜」;迎「大王」;送给某些已婚妇人的奇特而有寓意的礼物;某个吉庆的节日;「光饼」;正月的节令与风俗续:花灯的售卖;灯的样式;正月十五的灯节;在灯下吃芋;十五这天许多已婚妇人到送子娘娘庙去;「大王」有时送给无子的妇人四盏有寓意的灯;文人在晚间猜灯谜;二十日官署开印;带有迷信意味的仪节;这一日专用来欢庆。
关于中国年岁的几点说明
在描述本地及附近通行的主要岁时风俗与节令之前,先就一年中的各个时节说几句;这些时节在中国人看来是极要紧的。
下面所记的风俗,每年都在同一时候举行:或是在用来标明季候某个关节的那个时节到来之日,或是在月内固定的日子。
中国的一年有十三个月或十二个月,看这一年有没有闰月。因此,像冬至、春分这样的大时节,前后两年并不落在同月同日。大致五年之中有两个闰月;说得更确些,十九年之中有七个闰月。没有闰日。月份只称正月、二月等等,各月并没有通用的专名。哪一个月是闰月,日常说话和官府文书里都说得明白。例如六月置闰,这一年就有两个六月,即六月与闰六月。
一个月从来不会是二十八日或三十一日,总是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一个月就是一个月亮,「月」字与「月亮」的「月」本是一个字。一个月的日数,是要和月亮绕地球走完一圈所需的日数相当;而绕一圈需要二十九日到三十日之间,所以有的月算二十九日,有的月算三十日。这样一来,某时月亮的盈亏之数也就标明了这一天是本月的第几日;而历年各月的同一日,月亮总是同一个模样。例如每月十五月圆,初一无月;上弦约在初七傍晚,下弦约在每月二十二。按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日数来定一月的日数,这办法对农人和水手十分便利有用,使他们能精确推算、随口记住月亮的圆缺和潮水的涨落。
每年有二十四个时节,每隔一定的日子到来一个。这二十四个时节之中,有八个叫「节」,十六个叫「气」。「节」这个字,平常用来指天然的或人为的段落,如竹子的节,又如书上的一节。中国人似乎认为一年之中有八个分明而要紧的「节」,即段落,约在那个时候,天气寒暖往往有显著的变化。「气」这个字,平常用来指禽兽的呼吸,或泛指水汽与空气。用在这十六个时节上,指的是天气不甚显著的变化——它们隔着一定的日子,在八节之前或之后到来,仿佛就是这些关节的呼吸或水汽。八节与十六气在前后两年并不落在同月同日,因为一年的日数并不一样。有些年份,就是十二个月的年份,不到三百六十五日;另一些,就是十三个月的年份,则多于此数。几年平均下来,一年约为三百六十五日,所以节与气在绝对时间上大致仍落在同一时候。
每年有四季,每季有两个「节」、四个「气」。
春。中国春天的第一日是一个「节」,叫「立春」,落在阳历一月或二月,有时还在中国的十二月里。过十五六日来一个「气」,叫「雨水」,因为这时候总是、或者说应该下很多雨,才于农人最为有利。再过十五六日又来一个「气」,叫「惊蛰」,因为约在此时,土里的虫子钻出地面,蚕也咬破茧子出来。此地有一句常说的话,据经验看大致不错:若在这个「气」之前打雷,接下去四十九日雨水就会过多,或者说这段日子里会连着阴雨。再过十五六日是一个「节」,春之半,即「春分」,相当于阳历三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过十五六日来一个「气」,叫「清明」,因为这时候天气往往清爽明朗。这个时节常被称作扫墓的节日,因为中国人大抵在这一天修整祖坟、祭扫先人之灵。再过十五六日又来一个「气」,叫「谷雨」,因为约在此时谷物菜蔬极需雨水。
夏。谷雨之后十五六日来一个「节」,表示「立夏」。隔了平常那些日子,来一个「气」,叫「小满」。这名目据解释是说,暑气这时候才真正觉得出来,却还不算酷热。再过十五六日又来一个「气」,叫「芒种」。到这时候,稻子和许多菜蔬都已从育秧的苗床移栽出去,长得正好。又过十五六日来一个「节」,夏之半,即「夏至」,相当于阳历六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过十五六日来一个「气」,叫「小暑」,因为热得还只是平常——未到顶点。又隔平常那些日子来一个「气」,叫「大暑」,意思是约在此时,夏天的暑气可望到最烈的时候。
秋。「大暑」之后十五六日来一个「节」,表示「立秋」。满了十五六日来一个「气」,叫「处暑」。约在此时,日夜明显凉下来。再过十五六日来一个「气」,叫「白露」,因为据说露水是白的、清的。约在此时,早上的露水比平常「肥」些、多些。隔了平常那些日子来一个「节」,秋之半,即「秋分」,相当于阳历九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此后十五六日来一个「气」,叫「寒露」。夜里明显更凉,早上的露水摸着很冷。再过十五六日又来一个「气」,叫「霜降」。意思是说,一年到了这个时候,早上可望开始见霜了。不过福州在冬天是很少有霜的。这一天城里有武官的仪仗,把各种兵器仪物摆在一种亭子或台架上抬着走。
冬。满了十五六日来一个「节」,表示「立冬」。再过十五六日来一个「气」,叫「小雪」。约在此时,地势高的地方、天气湿的日子,或许能见到几片雪花,在帝国偏北的地方尤其如此。又过十五六日来一个「气」,叫「大雪」。此后不久,在合适的纬度上就会下大雪,河面上也大片结冰。再过十五六日来一个「节」,叫冬之半,即「冬至」,相当于阳历十二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再过十五六日来一个「气」,叫「小寒」,表示天气只是有些冷——还没有到最冷。隔了平常那些日子来一个「气」,叫「大寒」,表示照理说天气冷到了极处。
「大寒」之后十五六日,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节」——立春。
据说皇家编历的人有一条规矩:决不让冬至这个「节」落在十月或十二月里。若是它落得很近十一月的末一日,那么下一年就必是闰年。
中国人对自己这套「二十四节气」似乎很得意——「节气」二字是有人替「节」与「气」起的雅称。他们常问:「那一边」的外国人有没有像中国「这一边」这样的「节」和「气」。听说西洋各国用来标明月份与季候变化的法子和中国的不一样,他们便显出一副怜惜的样子,觉得西洋的化外之人竟落后「中国」的居民这么多,连「二十四节气」都没有。
依中国的天文家或学者看来,若是每隔十五六日天气就有一次确定而规律的变化,而且年年如此、朝朝代代如此,都说得出、写得明,那么造化安排起来必是用了一条格外严格的规矩。西洋观察造化的人得出的结论是:在两分两至前后,可以预料天气有大而突然的变化。中国人不但和外国人一样定下了这四个时节,把它们算作造化的四个主要「关节」,还又找出另外四个,以及造化的十六个附属的「气」;他们断言这十六气多少都受那八节的影响。东方的学者在观察与推断上,难道不比西方的学者更明白、更深远么?至少就「二十四节气」而论,他们分明觉得自己更明白、更深远。
有些中国人自称不用查历书,单凭身上的感觉就能分辨这些「节」「气」落在哪一天。有钱的老人,其实还有各个年纪、各色人等,只要出得起这笔额外的钱,照例要在这二十四个时节到来时吃些格外滋补提神的东西,如鸡汤,或是补药,如人参泡的热水,或别的强身提气的药食。这已成了一句俗语:「逢节逢气,总得吃点补的。」许多人似乎以为,这些「节」「气」到来之时,对身子弱的人实在是难过的关口。那时候吃点「补身子的东西」,用意是让身子壮实些,好抵住这时节天气变化可能带来的种种不利于健康的影响。
迎春的仪仗
在「立春」这个节气的前一日,城中与四郊的主要街道上有迎春的仪仗游行。有些年份它落在十二月的下半月,有些年份则落在中国正月的上半月。这一日,知府的位次高于城中所有大官,虽然城里另有六七位、八位品级比他高的官员。按这一日专有的礼数,总督、巡抚、将军、学政若在迎春的仪仗里遇上知府,都得把尊位让给知府。道理是如此;可是大官给小官让路的事却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发生过,原因很简单:这一日那些大官都待在家里,不敢出门,怕碰上知府!在中国人看来,品级高的人站到一边、或是恭恭敬敬停在街旁,让品级低的人在路中间走过,受众人瞩目、受众人敬重,总是不成体统的。
这一日,知府由海防同知和两位知县陪着,还有许多穿戴整齐的百姓跟随。官员坐敞轿,随从两人一排步行,各捧一大束纸花。官员穿官服、着皮袍、戴朝帽,前面有一班乐队,又有一队仆役捧着官牌。他们若有「万民」送的万民伞,或是百姓送来表示信赖爱戴的衣物,有时也取出来在这仪仗里抬着走。一切都安排得欢喜好看,因为这仪仗一半是要公开表示:又一个春天快到了。
仪仗里抬着一头纸糊的水牛,和真牛一般大。骨架用竹片扎成。糊在架上的纸通常有五色——红、黑、白、青、黄,代表五行金木水火土。有人说这五色纸是由一个瞎子随手糊上去的。给他备下五色的纸,他爱怎么糊就怎么糊,并不知道哪一处该是哪一色,也不知道哪一色用得比别色多。实际用得最多的那一色,许多人看作来年天候或世事的一种预兆。譬如红色多于别色,就怕这一年要多火灾,或是天气比往常更热。黄色多于别色,人们就料这一年风大。另有人说,这五色纸是依算命先生细查他那些书之后定下来的样子糊上去的。除了这头由几个人抬着的纸牛,仪仗里还牵着一头活水牛走一段路。另外还抬着几头泥塑的小水牛。
这一班官员等等绕城中主要街道走过之后,出东门到某座庙或亭子去,知府在那里拜将到的春天,照常用的说法,就是「接春」。春的坛前摆上香、烛、酒,他在坛前跪三次、磕九个头。纸牛就在这里毁掉或烧掉,泥牛也打碎。仪仗过一会儿再进城。那头活水牛则被宰了,分给住在此地的官员,牛头照例归总督——中国人是这样说的。
海防同知到傍晚出南门,随从都穿戴齐整,两人一排步行,各拿一束花,前面有一柄万民伞,沿着通到江边的大街走。南台这一路的仪仗里没有像,也没有牛。海防同知坐在敞轿上,照中国人的说法是「像个神像一样」,就是一动不动、神色庄重、很有威仪。这队人走得快,看着并不讨厌。它和寻常官员的随从队伍、或是抬神出巡的队伍大不一样——那样的队伍里总有一大批又脏又破的男人和孩子。这里人人穿的是深色的绸衣或呢衣,或是皮袍,戴着官帽或红缨帽。
此地许多人家在知府主持公开仪仗的这一天,也在家里行一种仪节,叫「接春」。他们在客堂前面或最亮的地方摆一张桌子,桌上摆些香、烛,和一盘盛着五样种子或果子的东西。这份献给春的供品还要行礼拜祭。
这仪仗不只是本地的风俗,而是皇帝下令举行的;它和许多别的岁时仪节一样,正好可以用来说明:官员既然在治理政事上代表皇帝,就有哪些事情是他们必须做的。它是中国国家祀典里岁时仪节的一部分。武官和兵丁都不得参加这仪仗。
新年的庆典
新年的庆祝从正月初一清早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有关这些庆典的准备,都在之前做好了;那些准备的情形,将在讲到十二月下半月的岁时风俗时说明。
新年的庆典,凡是体面人家大抵都照样举行,可分五项:一、祭天地;二、拜家中的神佛;三、祭已故的祖先;四、向在世的父母祖父母等跪拜;五、拜年。
献给天地的祭,通常叫「新年供饭」,是正月初一早上第一件事,往往早到四五点钟就开始。许多人家的大人在除夕夜整夜不睡。摆着供品献天地的桌子,通常摆在正厅的前部。桌上放一桶煮熟的饭,五碗或十碗各样的菜蔬(一点肉都没有),十杯茶,十杯酒,两支大红烛,三支平常的香或一支大的香料香。盛饭的木桶里插着两小枝柏枝或是几朵花,饭面上这里那里插着十双筷子。筷子上放两大张纸钱,一张代表金,一张代表银,只用在新年的供饭上;上头再放另一种纸钱。有一根筷子上用红线挂着一本当年的历书。饭面上纸钱底下,散放着五样干果各几枚。桌子近中间的地方总摆一盘或一碗福橘。一切摆好,就在不远处放爆竹,往往是在门前的街上或门口放。
这时候,一家之长在众人都在场的情形下走上来,在桌前跪下,手里拿着一支或三支点着的香,朝地上磕三个头。起身后,把香插在桌上的香炉里。有些人家把这跪拜的仪节再行第二次或第三次;有些人家只跪一次、磕三个头。有些人家里,跪拜的人跪着念出一番话,谢天地往日的庇佑恩惠,求天地在这新开的一年里保全一家不生病、生意顺利。这仪节是要表明一家受天地之恩,并且要靠天地才得庇佑、得生、得成。礼毕放爆竹,把为这事备下的常用纸钱烧掉。那盘橘子和那桶熟饭,通常搁着一两天不动。
到这时候天差不多亮了,或是已经亮了,便预备拜家中的神佛。照例在神像前的桌上摆几碗饭、几盘菜蔬、线面和果子,另有三杯茶、三杯酒;也点上香烛。有些人家不用菜蔬和饭,有些人家在这一项上不用茶酒。一家之长在神像前跪下,所行的和他在「天地」前所行的大致一样。到时候把纸钱点着烧掉。
接着一家人就该按例向已故的祖先致敬尽思了,祖先是用祖宗牌位代表的。在牌位前摆上的东西,和刚才在神前摆过的差不多。祭拜的方式也差不多,一样跪拜等等。
再行另一件要紧的仪节。一家在世的尊长——父母、祖父母、伯叔姑母——若在场,就须受晚辈的跪拜。受拜的人,若是夫妻,就并坐在椅上。这一项不用香。已娶的儿子和媳妇,以及未娶未嫁的子女,都在尊长面前跪下,只磕三个头,口里道贺。伯叔姑母受这照例的敬礼时,差不多总情愿站着而不肯坐。
一家的成年男子在这一日出门去看男性的亲友,这就是拜年;他们也可以愿意的话,把这些拜访挪到一两日后。身分地位相当的朋友相见,须彼此作揖、自己拱手,互相道贺。地位较低的亲戚见尊长时作揖,有时也装作要跪一膝。尊长决不向卑幼下跪。做丈夫的若妻子的父母住得不太远,就须去拜望,拜他们,也拜他们的祖宗牌位。夫妻彼此不相拜,因为身分相同。住在家里的妾须向丈夫和正妻跪拜,为新年的到来道贺。
中国话里「拜」这一个字,既用在祭已故的祖先上,也用在拜在世的父母上;可是这两种仪节有一点根本的不同:对死者,要用香、用烛、用纸钱,有时还献食物;对生者,则从来不用香、不用烛、不用纸钱,也不献食物。
行号、店铺、杂货店照例在正月初一停业,至少再停一两天。许多较大的店铺行号五六天不开门做生意,有些甚至到初十、或是到正月十五之后才开张。这些店里有许多会在年初四、初五开一扇旁门,卖些东西给熟人方便。一家店铺或行号关得越久,看来越显得体面可靠。中年人说,他们小时候关门到正月初十、十五的铺子和杂货店比如今多得多。现在的趋势是年年越开越早。新年头十天、十五天里,中国人实在很少买卖,除了必需的食物和急用的东西。正月上半月之内,中国人之间很少做成大宗货物的买卖。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这样的买卖有时倒做成。
头三天花钱似乎有一种迷信的忌讳,除了买糖果、蜜饯、花生一类零嘴;把买卖当正事做,被看作一年开头的不吉之兆。
正月初一是各色人等大加欢庆的一日。不必要的活一概不做。若非得雇个苦力或工人做活,他便要讨平常两三倍的工钱。每年头几天,街上、赌场里、人家里都有许多赌博。赌博照律例是一概禁止的,可是官员和衙役众口一词、睁一眼闭一眼,新年里便听它去。中国成年人差不多人人都会好几种赌法。按风俗,凡小孩子在正月初一——或者照有些人说,在正月十五以前的任何时候——到邻居或亲戚家去,都该得两个福橘,不然这孩子就要觉得受了轻看、受了刻薄的待遇。这种橘子在新年里这样招人喜欢,缘故是它的本地名称与「吉」字读音完全相同,而「吉」就是有福、顺当、吉利的意思。送这种橘子,等于祝人一年吉利顺当,是个好兆头。新娶了媳妇的人去拜望丈人丈母,或是拜望自家任何亲戚和要好的朋友,主人须给他两个或四个这种橘子,还有一把西瓜子用红纸包着,让他走时带回家去。大人在新年里到人家去,照例总要用热茶待他喝,用好烟待他吸,还有西瓜子给他吃。本地有句话说:「正月上半月,没有一个人嘴是空的。」
从初一到初四,照例有船上的寻常妇人带着孩子挨家挨户走,向体面人家的人道贺,讨一点饼或是随便什么吃的东西。她们在街门口叫门或敲门,一路唱歌,直到讨着了要的饼,或是讨得累了为止。许多人家一定要给这些船上的妇人。她们并不在这时候去找穷人,倒是穷人来找那些肯给一两个饼的人。她们把饼带回家去,有空慢慢吃。
据估计,一百家里大约有九十家在正月初一不吃肉,这是出于敬天地。这风俗有时叫作为敬天地而吃素,被看作一件积德的事。
第一章岁时风俗与节令(下)
体面人家的新年庆典,从正月初一延到正月十五;官府中人则从初一延到二十,或者说,从旧年十二月二十延到新年正月二十。这一个月,官场上专用来游乐消闲:宴饮、互相拜望、看戏。公事他们办得极少,只有十分紧急的呈控才受理。这是一段从官职的操劳与责任中松下来、歇下来的日子。寻常百姓和士绅之间,则有许许多多彼此请客赴宴的往来。正月上半月,乐班和戏子都忙得很。这段日子里,官员的府第和街坊的庙宇中演了无数的戏。
从初一到十五,照例有乐班白天到体面人家和富户门上来,若主人不立刻把他们打发走,他们便奏起乐来。奏过三支曲子就停,等着收一份赏钱。给多少全凭自愿。这些乐人名义上是来向所到的人家道贺,恭贺又一个新年到来。有时富裕的人家特地请一班乐人到家里来奏乐,给家中妇女解闷。正式请去的报酬,比他们自己找上门的要厚得多。
正月上半月,晚间常放烟火,把庆典点染得更热闹些。这些烟火叫作「花」。晚间放花的场合不算少:譬如为了一件喜事、或是为了还愿,在庙里神佛的像前答谢神恩的时候;又如一大族人在祠堂里或自家宅内祭祖宗牌位的时候;又如官衙里的书吏和别的下属演戏讨财神欢喜的时候;又如富家请了贵客来赴宴的时候——这「放花」往往办得十分排场,花费也大。有些已婚的妇人趁着正月十五的晚上,到某座有名的庙里去,那庙供的是一位称作「奶娘」的女神;她们自己出钱在那里为她放「花」,盼望自己既在她的诞日这样拜她,她便助自己生下男孩。
从十一到十五,照例有成班的戏子、或是肯替人凑热闹的闲人,到各处官员府第、士绅富户的住宅和公共聚会的地方去舞龙。凡让他们在自家院里或门前舞龙取乐的人,舞的人就等着领赏。他们若凑巧到了不受欢迎的地方,给一份比舞过之后应得的少得多的赏钱,也能把他们好好打发走。官员和富人看过半个晚上的龙舞,常给一班人几块银圆。
此地每一家不信教的人家,在正月初四早上都要行一个仪节,叫作「接神供饭」。他们相信:那些在刚过去那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或二十四升天、去向「玉皇上帝」禀报自己所管事务的神,都在正月初四这一天重新降到地上。人们替他们预备一席,算是迎接,也是为了在刚开头的这一年里讨他们的好意。这就叫「接神」。灶君、财神、喜神和别的家神,都当作在这一日从天上下来,开始在人间当差。有人说,已故祖先的魂灵这一日也在他们旧时的家里。厅堂前部的桌上摆一桶熟饭,饭上摆着各样东西,和正月初一献天地的供品差不多,另有十盘菜蔬,三杯茶,三杯酒,还有香烛。一家之长在地上跪下,朝桌子磕三个头,这是向已经到了家里、或是马上就要到的神致敬。跪拜完毕,烧纸钱给他们用。等一小会儿,在家中所拜的每一尊神像前摆一盘五样果子,另有两支烛、三支香,祖宗牌位的龛前也摆一份。有些人这时候在神像前俯伏着念一番祷告的话,求财、求男孩、求身子康健、求生意或文墨上的顺利,等等。有一句常说的俗语:「接神的饭吃了,百样活就该动手了。」其实呢,有些人早已动手做起平常的活计,另一些人把这饭吃完之后还要再等好几天才开工。
街坊庙里有神像的那些神,在十五之前有好几个晚上,照例要「陪神过夜」。这就是在神前献供、设宴,由当年的庙里头家主持。乡社的神——大王老爷——也常被抬出来游行。随行的都是本坊或本村的人,被这样敬奉的大王就是他们的大王。四个装作轿夫的人抬着敞轿,或是抬着放他神像的亭子。两面大锣隔一会儿敲一下。好几个人学着皂隶的装束和样子,手里拿着鞭子;另有人抬着一对极大的灯笼,走在神像前面。走在队伍前头的人还不少:有的用长柄把写着金字的牌子举在头顶上,有的拿着兵器,装作兵丁——全是学大官的随从排场。神像近前还有几个人打旗,又有人捧着点着的香。这些人名义上都充当大王的仆役和随从,护着他不受亵慢、替他清道,等等。这队伍在本坊的主要街道上来回游行,明说的用意是求「平安」,就是在刚开头的这一年里不生病、不遭瘟疫。此地乡间的做法是:这一村的人在迎大王的时候请邻村的亲友来看,一同吃喝;客人等到自己村里也有同样的游行时,再回请主人。这一类游行,是本坊或各村住户人人都有份的。这一天白天和晚上,人人兴奋,闹闹嚷嚷地尽兴作乐,因为酒是尽着喝的。
有一种极奇特的风俗,许多人家都照办:凡自上一年正月十五以来嫁了女儿的人家,若女儿还没有生下男孩,便要在正月初五到十四之间择一个吉日,由她的亲生父母、或是父母已故则由她的兄弟,送几样东西给她。送的东西是这些:一盏纸灯,有时画的是观音抱着孩子,灯上还写着一句话;一个瓦器里装的蛎;一种用炒米加糖浆做的点心;十个福橘;还有柴,有米,有一种特定名目的菜。这些东西,无论一样一样看、还是合起来看,都是向这女儿说:「愿你早生贵子。」橘子在这里解作「快」,因为这种橘子的本地名称,和一个意思是「快」的汉字读音完全一样。瓦器里的蛎意思是「愿来个弟弟」,因为「蛎」的本地叫法和「弟」字同音,而所送那种瓦器的俗名又和「来」或「来了」一个音。那种点心的名目,和「哥」的一个常用叫法同音,意思是愿你生不止一个男孩,好让其中一个当「哥哥」。那种菜表示愿她子孙众多,因为它的名目和一个意思是「孙子和儿子」的词几乎同音。灯上那句话的意思是「愿观音送你一个儿子」。这盏灯,出嫁的女儿必须小心收着,等下面要说的那场庆典时用;到那时候要把它挂在新妇的卧房里,点得亮亮的。送这份礼、受这份礼,都表明两家最亲近的人极盼这桩新婚能生男孩。新妇的父母盼着这个好结果,不然就不会把这些照风俗已有定准含意的东西送给刚出嫁的女儿。丈夫的父母、或是丈夫本人、以及妻子,也都盼着这些东西所寓的结果,不然他们就会气恼地把这些东西退回去,觉得受了侮辱;他们就不会照风俗在这种情形下定下的规矩,道了谢把东西收下自用。
通常在正月十五以前,富裕的人家要择一个晚上,行一种吉庆欢乐的仪节。所择的时候,照中国人的看法是走运吉利的。家中所拜的神佛像前点上烛和香,却不在像前献吃的东西。祖宗牌位前的桌上摆好几碗肉、一种甜糕、线面、蛎、甘蔗和福橘。一切齐备,一家之长点上烛和香,跪下,面对牌位朝地上磕三个头。这一节行完,就烧几样纸钱给亲爱的先人用。约在这时候,家中长辈买给小孩子当玩物的各色纸灯都点起来。有时还烧一堆松木火:木头劈得很细,像搭木栏那样四四方方地架起来,底下是四根,整堆高约十八到二十英寸。又放许多爆竹。玩罢,一家之长再在牌位前跪下磕头。此后把供的食物撤下来,由家里人吃掉;先人的魂灵已经按自己的意思领受了这些食物里那无形无质的精气。活人对鬼神享过之后剩下的粗笨实物,总像是觉得足够满意、足够受用。这场在牌位前的吉庆仪节,大的用意通常解作:求神赐下众多的子孙,叫这一家直系的后代绵延下去。所用的东西除了肉,大半都寓着子孙与兴旺的意思。线面寓长寿;甘蔗寓「姊」;「橘」与「蛎」作寓意用的缘故,前面已经说过了。
街坊庙里的庙祝,每月初一、十五常把一种饼分给住在附近的各家,这饼有个专名,叫「光饼」。每家给两个。这些饼他是先点了香烛,当供品献在街坊的神——大王——面前的;因此它们又得了「香饼」这个名目。凡收下饼的人家,都给庙祝几文钱作谢。民间常说:小孩子吃了这种在乡社的神前供过的饼,就不会闹肚痛。又有人说,这种饼能叫吃的孩子更聪明,读书更容易有长进。实际达到的效果,是让庙祝每月得两回小小的进项,而又丝毫不伤他的脸面。
这件事可以用来说明一点:中国的孩子是在「拜神有灵验」这个信念里长大的。只要吃几个在乡社庙里神像前搁过一会儿的饼,他们就被教得相信,自己会因此得到神异的好处。
正月的节令与风俗(续)
灯节之前的花灯售卖,通常从初十、十一开始,到十四或十五的晚上达到顶点。白天也多少卖一些,但晚上才是摆出最多花灯招引买主的时候,街上看的人、买的人也挤得最密。有时街上几乎挤得走不过去。十五之前好几天,许多铺子除了卖这些玩物,似乎就没别的生意。
花灯有做成方块的,有做成球一样圆的,有做成圆片、方片、扁薄形的,有做成长条的,也有做成各种走兽飞禽模样的。有些做得能像火球一样在地上滚,里头的灯还一直亮着;有些做成公鸡、马的样子,装在轮子上能走;还有些点上蜡烛或油之后,里头某些部件会团团转动——热气上升就是推它的力。这一类装着轮子和小人儿、靠热气转动的灯,有的做得十分精巧整洁。有些灯主要用红纸做,纸上按笔画戳出一行行小孔,拼成一个吉利的汉字,如福、寿、喜;点亮之后,字的形状显得很清楚。另有些灯做成人形,要表的是小孩,或是某位所拜的神,如怀里抱着孩子的观音。有些灯做了柄,可以提在手上;有些是搁在墙上或房间一侧的。灯上常涂着花哨的黑、红、黄三色,红色多半占多,因为红是欢喜热闹的象征。最贵、最好看的那种蒙着白纱或薄白绢,上面用各色颜料精细地画着故事场面,或是单个的人物与物件,有庄重的,也有逗笑的。这一种只要小心使用,可以隔些时候拿出来用,用上一整年。它们须贴在房间的隔板上,或是放在固定的地方,所以只看得见正面。有时也做同样式样而两面都蒙白纱或细薄白绢并画了画的灯。两面蒙纱或绢的,可以挂在房间当中,照平常的样子点起来,两边都能把画看个好。
此地所称的灯节,在十五晚上庆祝。差不多每一户体面人家都要以某种方式过这个节,花费和排场有多有少。这是一个极欢腾喜乐的日子。各家把屋里点得能有多亮就多亮。这一晚的纵情放怀,大概比寻常的节日更甚:酒喝得更多,赌钱和打牌也更多。照例,拜完之后一家人就吃那些供过的食物。有些人家在神像前摆一盘芋。这一日在此地人家里,总要用上这样菜,几乎没有例外。从前有个一定要守的风俗,叫「灯下吃芋」。这个做法如今不如从前普遍了。守这风俗的人备下许多小芋,连皮煮软。到夜很深的时候,或是约在半夜,一家老小男女都聚到一盏挂得高高的、最亮的灯底下,然后吃起备好的芋来。有人说,在亮灯底下吃煮芋,眼力会变得更清楚,或是会变得眼明目亮。另有人说,年年守这风俗,是以为这样可以免去魂灵的轮回。至于在新年正月十五的半夜、在亮灯底下吃煮芋,和上面哪一种结果有什么关联,似乎并不很说得明白。
按风俗,体面人家的已婚妇人在十五晚上似乎比别的晚上得到更多放行。她们平日到了晚上总是严严地守在家里;可是十五这一晚,许多人出门去看街上的花灯。若是路近便利,她们还趁这机会到某座香火盛的庙里去,那庙供的是一位称作「奶娘」的女神;她们在那里答谢神恩、祈求许愿,盼着得她的照顾。已婚无子的妇人在这一日或这一晚,有时向「奶娘」求一只鞋或一朵花,拿回家去,照例点香烧烛供拜,盼望、或是指望这样敬奉「奶娘」之后能生男孩。
有时夫妻成婚好几年还没有生下孩子,便向他们所住那一坊庙里的大王透个意思:若能蒙赐一套特定样式的灯,就十分领情。于是大王便经由当年庙里头家之手,叫人做一套四盏纸灯,每一盏都做成男孩的模样。差不多每一座庙里都能看到四个字,或写、或刻、或画、或镀金在一块匾上,挂在显眼的地方,讲的意思是「诚心祈求的人必得应验」。有些庙里挂着好几块这样的匾,是庙中所供之神的信众送的。无子的夫妻所求的四盏灯,一盏做的是男孩手里举着旗;这一盏对应那四个字的头一个,因为那个字和「旗」字同音。又一盏做的是男孩手里拿着球;这一盏对应第二个字,因为那个字和「球」字同音。又一盏做的是男孩手里握着笔;这一盏对应第三个字,因为那个字和「笔」字同名。剩下那一盏做的是男孩手里捧着印;这一盏对应第四个字,因为那个字和另一个意思是「印」的字同音。
这四盏男孩灯到十五晚上做好,便送到那对无子夫妻的住处,以大王的名义呈上,并带去他的问候与祝愿。有时只许他们从中取一盏,由他们自择,其余三盏退回。常常还有一班乐人同去,从街坊的庙里出发,一路上奏乐到受灯人的住处:这样一来,受灯的人就该给乐人一份辛苦钱。所择的那一盏,或是大王送来的四盏灯,受者都道谢收下,看作吉兆。这份礼里有好几重吉利的意思。第一,那四盏男孩灯手上所持之物所指的那句中国话,按正确次序念出来,是告诉这对夫妻「诚心祈求(儿子),必定得着应验」,在他们这样的境况里,这自然是叫人振作的话;第二,送来的灯做成男孩的模样,正预兆着他们一心盼着真能落到自己身上的事;第三,男孩灯手上所持的每一件器具都极吉利,指的都是只有男孩或男人(而不是女孩或妇人)惯用的东西——等他们日后做了官,或是在武功文墨上出了名的时候。印是官员盖公文用的;笔是作文章、作诗、写告示用的;旗是文武官员上街排仪仗等等时用的;球是「圆」的,寓着一家和睦、欢喜、不分家的意思,此外还是应武举的人练的一件器械。
还有一种清雅无害的文人玩意,常在十五晚上玩,正月上半月的别的晚上、以及通常在八月里过的那个大节的晚上也玩。玩法是把各种谜语写在纸条上,纸条的一端轻轻粘在一盏四面的灯上,挂在出谜人所住的屋子前面,或是挂在近旁街上便当的地方。谁能猜对答案,当场得赏:一小包茶,或是一束爆竹,或是一点槟榔,或是一把扇子,或是一支笔。每一条谜猜中后给什么赏,就写在那条谜语的纸条上,一两个字点明。有时好几个文人合着玩这个。他们自己编谜,或是把他们以为不大为人所知的旧谜写出来,商定猜中之后给什么赏。若是觉得哪一条谜晦涩难猜,常给一点提示,只说明所指的是什么事类、什么样的东西。正月里天气好的夜晚,常能看见一群文人盯着街上某盏灯上贴的谜语议论,急着想解出来讨那份约定的赏——为的是这点乐趣,并不是为了所许之物的价钱。
每年中国正月二十,这座城和城外四郊、大概全国各处的文武各官都要「开印」。印是在上一年十二月二十装进一只小匣子里封起来的。
官印的「开印」,对官员自己、对他们衙署里的书吏和别的属员、以及对那些有呈控要递、有案子等着判的百姓,都是一件极关切、极要紧的事。开印的方式与次序,以及随后相伴的仪节,大致如下:
城中品级最低的文官和最低的武官,在二十日早上三四点钟开始开本衙的印。自家的印开过、该行的仪节都照规矩行完,他们便赶到比自己高一级的上司那里去,文的去文的那边,武的去武的那边,赶在上司开印时在场,一同道贺凑这个热闹。随后他们立刻又一齐往再上一级长官的衙门去,文的属员伺候文的上司,武的属员伺候武的上司。每一班人看过上司开印、和他的书吏属员一同道贺之后,这位上司也加进来,大家不作停留,接着往他的上司的衙门去。这样一来,每开过一道官印,这一队官员就又多出一批,直到文官那边上到巡抚和总督、武官那边上到将军为止。
城外四郊的文武官员清早就开了本衙的印,城门一开锁便预备进城,随即赶到还没有开印的上司那里去,一同凑这个热闹,再按次序陪着他们去拜各自的上司。
各处衙署「开印」的仪节大致一样。装印那只匣子上的纸封被揭破,匣子在主掌本衙的官员面前开锁;他若有属官,属官也在场,还有各种名目和等级的书吏帮办。装印的匣子放在公堂的案上,案上早已点着烛和香。这时候堂上用尽堂内灯烛之力点得极亮。那位官员走到案上的匣子前,由一位「赞礼」的人引着,照定下的章程跪三次、磕九个头。一位首席书吏恭恭敬敬双手把匣子捧起,举得高高的,俯身下去,口里道出祝愿:愿东翁高升,愿本衙这一年兴旺。然后把印从匣子里取出放在案上,那位官员再对它行「三跪九叩」之礼。接着把印拿起来,立刻在一张红纸上盖四处;若这印属于品级较低的官员,纸上先写好某四个字。这张纸随后拿去贴在公堂的大门上。那几个字大意是说,开印是大吉大利的兆头。若这位官员品级较高,红纸上写的就是另外某四个字,也照样盖四次,照样当作好兆头用,那几个字讲的大意是兴旺与升到更高的品级。
开印无论在哪里,都伴着放爆竹和放炮。二十这一日,衙门里的书吏属员专用来嬉游取乐。当日后半天和晚上常有戏看。晚上庆贺的时候,还常放起花炮。
一年一度的那一个月——除了极紧急的事之外,官职的操劳与责任都暂歇下来——到此结束了;官员们开始办另外十一个月的公事。到这时候,因为歇了一个月而积压下来的事,一般已经有一大堆要办了。
第二章岁时风俗与节令续记(上)
正月的节令与风俗续完:吃孝粥;粥是怎样做的;有一些摆在祖宗牌位前和天地前;关于这风俗来历的民间故事;二月、三月、四月的节令与风俗:清明扫墓节;它的固定日期;在坟前祭先人之灵的方式;献给土地神以及麻风病人与乞丐之魂的供品;几个疑问的解答;官员下田扶犁;扶犁的用意与方式;官员劝农;他们拜五谷神;三月初三各家都在门柱上钉荠菜;「佛洗菜」节;和尚头上烧的香疤,作为受全戒的凭据;庆立夏;五月的节令与风俗:端午赛龙舟;初一早上在门柱上钉艾叶和菖蒲;本月头五日称作孩子节;龙舟的样子;赛船时观者如云;这节日的来历;初五正午带迷信意味的做法;债主在这个节上向欠债人讨债;七月的节令与风俗:七月初七的奇特风俗;「七月半烧纸衣」的风俗;祖宗牌位前有三样东西缺不得;「送纱箱」;「分鸭」的风俗。
正月的节令与风俗续完
此地每年正月二十九早上有一种极奇特的风俗,常叫作「吃孝粥」。这天早饭不照平常的样子单用清水煮寻常的米,而是在米里掺些极黏的糯米,又放进好些能吃的东西,如糖、干枣、花生、麻子、芋头等等,一同煮成一锅稠粥。米饭本来每日都是干净洁白的,掺了这些东西,粥就显得很脏。此地许多中国人在二十九这天早上,大概除了这种粥和寻常的菜蔬,别的什么也没有。铺子里有伙计的掌柜,家里雇着人的人家,以及一般的富户,除了「孝粥」还另备平常的早饭,这样一来,若有人不愿吃这黑乎乎的糊糊,也有别的东西现成。在这样的人家里,孝粥由愿吃的人当作早上的点心吃。此地大概每一户不信教的人家,没有例外,每年都在这个指定的早上煮这种粥,除非有人为着某种缘故情愿挪到二月初二早上去煮、去吃。到风俗定下的日子临近,各家的孩子和小辈都颇有兴味地盼着吃这「孝粥」。
粥煮好之后,舀出一部分盛在小碗或小杯里。先盛几碗摆在一家的祖宗牌位前,连着摆几双筷子。又盛几碗摆在家中的神像前。牌位前和神像前都点几支香、两支烛。这一回并不跪下拜它们。让这几碗混合物在牌位和神像前搁一小会儿,便端下来自己吃,父亲、母亲和住在家里的子女都吃。有时他们还把几碗摆在客堂前部的一张桌上,当作献天地的供品,照平常的样子点香烧烛。过一会儿也端下来由家里人吃掉。他们总不忘在灶君前也供上一些这粥。
已婚的妇人,不论嫁了多久,只要父母有一位或两位还在世、住得又不太远,照例要把自己在家做好的这种粥送一两碗到娘家去,表明她对父母的爱始终不改。同送的还有一只煮好的鸡和别的几样食物。娘家有时也回送一些自家做的粥给她。已娶的儿子若不和父母同住,只要路不太远,也一定要把自己做好的这种粥送一些给父母,让他们在自己家里吃。
有些人家在晚间,由孩子或长辈烧一种特别的柴火堆。柴是把寻常木头劈成一尺长的小条,像搭木栏那样一层一层架成空心的方形,堆到两三英尺高。点火的时候,家里的小辈要放爆竹,又有别的欢喜的举动,如戴上狰狞的纸面具,往火上撒盐使它爆响,烧各样纸做的玩物。往往在整堆还没有烧完的时候,取几根着了火的柴放进灶膛里,为的是给一家讨这一年的好运。
据说这个节的由来是极古的事。古时候——照这个传说讲——有一个妇人,丈夫死了,她发愿此生余年只吃素,以表丧夫之痛;后来却破了愿,荤素都吃。这被看作一桩大罪,她死后便因破了这重誓,被关在地狱里,境况极苦。她在世上留下一个极孝的儿子,极为母亲的苦境伤心,想带点吃的去给她,以表孝心;可是每一回他带着照平常煮法煮的饭往母亲被囚的地方去,地狱里的饿鬼和那些帮凶的恶鬼便趁机捞点好东西吃,顽劣地把饭偷吃了,叫老太太得不着孝顺儿子备下的口粮。几次三番想给母亲送些有滋味、有营养的吃食都落了空,他终于想出一个法子,得了手。他在饭里煮进各样东西,叫它看着又黑又脏。那些鬼看他提着这锅难看的粥走过,连尝都不尝,立刻断定它不能吃,就放他安安稳稳过去见母亲了。此地中国人要讲这节的来历,便说它起于这个人对母亲的爱;如今年年守这个节,一为纪念、表彰这份爱,二为使孩子心里牢记:对父母存孝爱之心是要紧的、有功德的,哪怕境况再叫人灰心,也该尽力让父母得些欢喜。这是此地所守的岁时节令里最得人心的一个;靠它,孩子们一年一年被教着:顾念父母的安乐是自己的本分。有些人家把这个节放在二月初二早上过,照上面说的样子煮米、用米。许多人家把正月二十九早上煮的粥留下一些到二月初二早上,热一热再吃。
二月、三月、四月的节令与风俗
通常在二月下半月或三月上半月,即阳历四月初,是有名的清明「扫墓节」,中国人这时候要到祖坟上去,在坟前摆供。
它的日子总是冬至后一百零六日。它不但是一年一度的,而且是全国一致的,这一日在皇历上总是写明的。虽然全国各地同时过这个节,但在守节的具体做法上,各地恐怕有很大的差别。下面所说的是福州过这个节的样子。
这个节名义上定在某一日,可是实际上,在坟前祭奠亡者,有时要看活着的亲属便不便、有没有急事,提前几天或迟几天行。常常在祭奠之前几天,尤其是富裕人家,而且祖坟离家不远的,便先派人去扫坟、清去杂物、把坟上长出来的高草野草拔掉。有时这些事就在祭奠那天早上做。因为有这一道工夫,这个节常被称作「扫墓」。这时候山上显得又热闹又忙碌;因为此地中国人挑这样的地方给死者安身,而不给活人住。
到了这一日,一切齐备,要行祭的人便往祖坟所在的山上去。墓碑正前面,若这坟大、又是「马蹄形」的式样,通常有一座石砌或灰砌的固定供台。行礼往往先在供台的左右各放一支烛,或者就放在地上相应的位置。再在供台中央、正对着墓碑的地方放一只香炉,插上若干支香。烛和香点上之后,便把供品摆在供台上或墓碑前。供品是各样食物,如猪肉、鱼、鸡、糕、菜蔬等等,另有几杯酒和茶。主持的人——父亲在世就是一家之长——跪下,把头朝地上磕三次。随后起身站着,其余的人一个一个照样行礼。再烧一批纸钱,从一百张到一千张不等,并放爆竹。纸钱正烧着的时候,把一杯酒浇在上面,或是纸刚烧完就浇在热灰上。随后把这杯重新倒满酒,放回原处。一家之长这时候再跪一回,磕三个头;跟在他后面,从辈分最高的到最低的,一个一个照样再跪一回、磕一回。
行到这里前后,要给土地神、就是据信管着坟所在那座山的神,另摆一份供。这份供通常是三盘食物、三杯酒、两支烛、三支香,和三份某种专用的纸钱。这些都摆在地上,离墓碑不远。点上烛和香,在爆竹声中把纸钱烧掉。
接着要给乞丐、麻风病人之魂,以及别的在阴间的魂,另摆一份供。这份供里有一百四十四个小白饼,是用麦粉做的,中间裹着一点熟米饭(每个饼顶上盖一个红圆印),另有纸衣和纸钱;有时还添三盘食物。纸衣和纸钱是烧给上面所指那一类魂用的。这份给住在中国阴间的恶魂苦魂的供品,摆得离别的供品略远些,这是出于对亡者的敬重,因为祭的主要对象是他们。
还要把戳了孔的纸条——长八英寸到十五英寸,通常是纸本来的颜色,有时一部分染成黄的——放在墓碑和坟的各处,用一把土或一块小石头压住。把酒浇在墓碑上。随后把吃的东西从供台上撤下来,或由饿了的祭扫者在坟边吃掉,或是带回家吃。临要回家的时候再放一批爆竹。另取一两枝杉枝或别的青树枝,或是一把青麦秆,带回家去,或是插在祖宗牌位前的花瓶里,或是摆在牌位前的桌上。大多数人家还要点上烛和香,连着一些熟饭、多少一点荤素的供品,一并摆在牌位前的桌上。
过这个节的这一日,这座城和城外四郊的每一户人家,通常都把一枝柳条插进屋顶的瓦片底下,让它从屋檐或檐边垂下来,垂在大门外面,安排得叫街上过路的人一眼看见。宅子里头好几处地方,往往也各挂一枝柳条。
许多人家做的比这里说的多得多,有些人家做的少得多。在这个节上,再少也总要在坟和墓碑上摆好纸条,在坟边烧香,并在家里供着的祖宗牌位前烧香。常常有这样的安排:从祖上传下来的产业或家业里,特地拨出一份,专用来付这场墓祭和节庆的花费。这样的人家,由各房轮着,一年一房管这件事。那份产业当年的利息或收益,除去宴席和祭奠的必需花费之后剩下的,常由当年管事的人留着当作得利。
扫坟、在坟和墓碑外面摆纸,表明亡者还有活着的子孙——他这一家没有绝。此地中国人说,一座坟若在这时候不这样扫、不这样照管,就多半有人——或许是这块地原来的主人、或是他的子孙——要来把墓碑动一动,或在坟上做些损毁的事。若第二年还不扫、不修、不摆纸,无疑会有更厉害的侵占;再过不多几年,若没有人出来认领、按已成的风俗每年照管这座坟,坟的痕迹就会全没了,那块地便被开垦,或是卖给别人做葬地。
读过上面这番记述的人,对其中某些细处必要大为诧异,自然也想问几句。
问:为什么在墓碑前摆上食物和酒,最后却由自己把食物吃了、把酒喝了呢?中国人的看法是,亡者之魂享受的是食物和酒里那精纯无形的成分。礼毕之后活人吃的,只是亡者没有动过的粗笨实物。浇在烧着的纸钱余烬上的酒,是特地献给、或是特地送给亡者的。
问:有时放在坟上的黄纸是什么意思?有些中国人说,纸的黄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另有些人说,这表示葬在坟里的人的某位祖先、或是这个人自己,蒙当今皇帝或是某位先朝皇帝赐过特别的荣宠或特许——黄是皇家的颜色。中国人对坟上用黄纸的来历或意思,一般并没有很清楚的说法。
问:把酒浇在墓碑上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浇在石上的酒,是要保住石头本来的好样子,不让它长青苔,甚至要叫它越发白净,叫刻在上面的字随着年月过去越发清楚。若真能有这样好的效验,葬在那里的人的后代必定能得富贵!即便其中没有一个做了官,也不必怕穷到难过。墓碑的情形被看作天意的一个万无一失的征兆。有人断言,酒有时真能叫石头变成一种悦目的淡红色,这正是极可求的结果。
问:为什么要给那位土地神、就是护山的守护神另摆一份供?这是要讨他对亡者一家的好意。中国人似乎相信,这样顾着他、给他这么多食物和钱,他就会喜欢,不但护着坟不受损坏,还会设法叫亡者的子孙兴旺安乐。
问:可是给阴间的恶魂摆供,究竟能有什么用意呢?中国人的看法是:乞丐、麻风病人和类似的苦人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主要靠善心人的施舍过日子;那么他们死后进了那个地方,也差不多照样过活。于是,为免得已故的亲人在这个节上收到在世亲属所送的钱、酒、食物时,被阴间乞丐和麻风病人的苦苦纠缠所扰,便特地给阴间的穷乏者备下一份,把他们需要的东西送给他们。活人想出这个妙法之后,亡者便能安安稳稳享这一席,不必怕有人缠着讨施舍,因为那些乞丐之魂据信还懂礼数、知体面,会把分给自己的领了去,不去扰另一方。
问:为什么从坟上祭完回来,要在一家的祖宗牌位前摆青枝、青麦秆和熟饭等等呢?有人说,他们在那边世界的祖先,在人世过这个节的这一日要请客。若真是如此,熟饭和别的食物岂不是很受用么?汉人的聪明子孙是用了怎样精微的推理,断定亡者要趁人世清明之便,向那边世界的朋友下请帖,这就无从知道了。青枝或青麦秆是兴旺丰足的象征;不过看这百姓中绝大多数眼下的穷乏境况和黯淡前景,这象征的普遍使用倒显得颇不相称。
问:家家屋顶底下垂下一枝青柳条,叫过路人一眼看见,是做什么用的呢?中国人自己对这个表记的解释极不一致。关于它的通行看法,大概是:它是一家的好兆头。有人说,唐朝——它亡到现在已九百五十多年——有个黄巢,谋反朝廷的时候拿柳条作部下的标记。他暗中吩咐倾向他的人把一枝柳条插在屋顶底下、大门上面,又嘱咐自己的兵不得扰这些人家。据说他起事就在风俗定下过这个节的那一日。有人断言,如今年年照上面所说的样子用柳条,是为了庆祝、或是记住当年这样用柳条的人因此得的平安,表明无论外头出什么事,屋里都平安稳当。另有人说,柳条是用来替一家挡住恶魂邪气的。这些人断言——看来也真信——阴间有一位神,品级相当于人世的一省巡抚,他在定下过这个节的这一日打开阴间的门,放被囚的魂回人世来。照常理想,那些存着恶意的魂自然乐意趁这机会挤到不欢迎它们的地方去,做些合它们坏性子的损害事。而照人所教的说法,这些魂若看见自己想去作恶的那家屋顶上有柳条,立刻就吓住,急急地逃开。照这个看法,中国人何其有幸,竟找出这样有力的法子,挡住过节这一日满世界乱窜、而肉眼看不见的那些小鬼的邪气——假如阴间的门那一日真是大开,里头的魂真被许出来人世乱走的话。可是另有人说柳的青枝有另一种奇效,就是能把那些暂时从阴间的刑罚里放出来的魂招到在世亲属的家里去。据说它们一看见屋顶底下垂着柳条,立刻就认出自己活着的子孙的家。照前一种说法,柳有一种极可贵的功用,能把该挡的、本不该上某些人家去的挡开;照另一种说法,柳同样有一种极可贵的性能或力量,能把该招的、在某些人家有血亲的招来。那些可以说是属于这所宅子的魂,一看见门外上头这个青色的记号就立刻进来,领受那烧着的香的馨气,和替它们备下的食物里那缥缈的部分。
第二章岁时风俗与节令续记(下)
二月或三月间的某一日,大官们要行一桩要紧的典礼——「耕耤田」与「劝农」。这是奉皇帝之命举行的,仿的是皇帝自己的榜样。皇帝既然关心农事的成败,关心到肯亲自下田扶犁、做庄稼人最辛苦的活计,那么各级官员自然也该乐意效法这可嘉的榜样,指望由此在农家中间激起一种可褒的争先之心,叫他们好好侍弄土地。皇帝与官员——所谓「百姓的父母官」——既都能亲身去做这样卑下的活计,寻常农人自然更不该嫌下田为耻。这番道理何等堂皇,实际行起来却何等可笑!
到了定下的那一日,四位主要的官员分头出城,到东西南北四座正门外的某些地方去;当着附近的父老和若干属官的面,为本地的农人做出榜样来。他们身上穿的是最华贵的朝服,却并不因为怕弄脏衣裳,就误了身为皇帝代表所应尽的职分。他们把长袍下摆的一角掖起来,上前去抚一抚那头早已套上犁的牛,随后握住犁柄,一手执鞭,吆喝那牲口动起来犁地,扶着犁走一小段路,又拿刺棒在牛身上戳几下。行这桩动人的典礼时,犁柄上往往缠着一段红绸。扶过犁,他们便把这桩重活撂下,另取一把锄头或类似的农具,挖几棵草、锄一小段地,借此演示种田的实情——这一切都是要叫乡下人看看庄稼活该怎么做,好让他们照样去学。看热闹的人目睹这一番勤劳、娴熟与谦抑,想必受益匪浅。
「劝农」的典礼大约同样动人。通常在犁过的那块田近旁搭一座小台,用绸子结成的彩球与绸花装点起来。大官登台,把附近有名望的老农叫到跟前,勉励他们好好尽庄稼人的本分:要勤于耕作;要按着时令下种;要把杂草压住,不可任它蔓延;地要整治得宜,才好下种;收割也要赶在该收的时候,如此等等。这一番劝农的话说完,便以皇帝的名义,赏给选定受赏的农人每人几样东西,用来奖掖鼓励他们勤于本业。这几样东西是:一把极粗的扇子,一顶挡夏日暑气的大叶笠帽,有时还有一面银牌。
与南门外这些典礼相连,官员这时还须焚香设祭,敬五谷之神。这位神的庙已很破败。每年在南郊耕的那块地就在庙的近旁。在社稷之神前焚香点烛、献酒并献一盘五样果品等等,同时要行三跪九叩之礼。
三月初三早上,本地人家照例在自家门柱上离地约六七英尺、朝外的一面,各钉一小束常见的野草,样子很像繁缕。这些草束过路人自然一眼就看得见。许多店铺与行栈的门窗上也钉着这种草,两边各一束,高低样子彼此相称。
寻常百姓虽则人人照办,却说不出这风俗的来历与用意。他们所能给的理由只有一句:祖宗这样做,他们便照样做。
四月初八有一个节,叫「佛洗菜」。寻常百姓过这个节的不多。过的人是这样做:用糯米煮粥,里头搁几样干果和几样果仁同煮,做法与「孝粥」差不多;只是孝粥是甜的,这粥却是咸的。煮好盛几碗,照定规献在祖宗牌位和家中神佛前面。
同一日,几座大丛林里在三宝佛像前摆一只铜脸盆,盆里放一尊趺坐的小铜佛,盆中注少许水。到庙里来的信佛的人,照例各抓一把铜钱,放在佛像头顶上,让钱滚落水中。随后取一把铜勺舀些水,浇在佛头上,如此浇上几回。献浇的人一般先在像前跪下,叩三个头,然后才行这些事。这一日除汉人之外,还有许多满人到大丛林去礼佛。搁在佛顶上的钱是给庙里的香资,通常用来买香烛,供在这位据说今日要自己洗菜的神佛前焚化。
这一日在福州附近最大的两座丛林里是个大日子,因为凡经评定够格受全戒的求度之人,都在这一日烧戒疤。行礼时,庙中所有佛像前都要焚香。把艾叶搓成的小丸放在求度者头顶上,数目与他所求的、或所议定该烧的疤数相等,自一个到九个不等。小丸点着之后,火一直烧进皮里去,有时油脂熬出来,顺着和尚的脸往下淌。礼毕,住持发给这新受戒的僧人一纸文书,写在布上,盖着庙里的印,由住持亲笔署名;这是他已受佛门全戒的凭据,又抵得一张路引或荐书,凭它可以到十八省任何一座佛寺去挂单。这便是佛门的受戒。
夏天到来的时候,许多人家在历书上所定的立夏前后庆贺一番。他们买来或做好些米粉做的糕,或咸或甜,随各人喜好,是蒸的,不是烤的。把这些糕连同肉和菜献在祖宗牌位前,常常也献在家中神佛前,照例行礼。有些人家的规矩是坐在门槛上、或是坐在自家的碓上吃一块糕,算是讨个吉利。又极通行的是把这种糕分送亲友,意思是这样一来,这个时节人常犯的乏力倦怠就可以减轻或免去。开肉摊的人照例在这一日给每个来讨的乞丐和麻风病人一小块猪肉。卖肉的若不肯给,乞丐或麻风病人往往成群围住他,挡着不让主顾近前,直到他答应人人分一块为止。给乞丐与麻风病人分肉的风俗,一年里只限这一日。
五月的节令与风俗
五月头五日,本地人过得格外热闹欢腾。这个时节常相当于阳历六月上旬。端午这个节,严格说是在五月初五,不过前头四日也算与它相连。
五月初一清早,家家照例在门柱和窗框上钉几片艾叶和几片菖蒲叶,扎成一束,离地约六至八英尺。通行的解释是:艾是香的,菖蒲的叶子能驱邪气秽气。
这五日常被称作「孩子们的节」。各色人家的孩子这几日都穿得比平常好,脸洗得干净些,神气也活泼些,成群拥在街上,往闽江边和西门外一个小湖边去了又回;一年之中再没有别的时节这样热闹。老老少少最大的乐子,是看江上湖上赛龙舟。
这种船造得又长又窄,与它的宽度很不相称,长短通常在四五十英尺上下。每条船载得下十五人到三十人。船的样子多少仿着人们想象中的龙形,船头高翘,像龙张开口的头。船身和船尾涂得花花绿绿,照中国人的想头画成一条龙。舵工站在船尾。近船中间有两个人不住地弄出大声响来,一个敲大锣,一个擂大鼓。还有一人坐在龙头上,脸朝着船尾,双手执一面旗,用它来调度划手的动作。划手各持一柄短而结实的桨,随着执旗人把旗左右挥得快慢,手上的桨也划得快慢。
据估计,住在此地的人至少有三四十条这样的龙舟。此外还有许多船从邻近村子来,为的是到城边江面上来较量。这些船大抵是用庙里的钱造的,有时也归几个人合伙出钱造了自用。
大群的孩子和大人聚起来看赛船。看的人有时拿出扇子、糕饼或手巾来,赏给划得最快的那一条。这些彩头常引起各船的人争吵打斗——他们争的并不是彩物的价值,而是夺彩的体面。有时两条船相撞,或是撞上别的船,或是撞在江上石桥的桥墩上。船造得这样细长,中间极易折断;万一相撞,船上的人往往多半被掀进水里。赛船是在没有篷的船上,日头又毒,也常出事。划手大抵都处在极兴奋的状态,一则因为看客在旁呐喊,二则因为喝了酒,三则出于争胜的天性。
读书人中间自称知道底细的,对赛龙舟来历的说法大抵如下。约在二千三百年前,周朝楚国有一位大臣屈原,向与他有亲的国君进言,提出几条于国有益的变革。国君不肯依从。他再进言,第二次又被驳回。他并不因此灰心,第三次谏诤,国君不但不肯变革,还把这位忠心的臣子撤去了近身的职事。屈原预见国家将亡,自己不愿活着看见,便投江自沉。他素来得人心,国人听说他死的情形,立刻驾着小船往江上四处去找,船上坐满了人,拼命划着,像是指望把他的尸首捞上来。他的死据说是在五月初五;从此每逢这一日的周年,人们便照样演一回,以为纪念。
这个节到初五日午间最为热闹,各家各户照着定下的老规矩行种种带迷信与拜偶像意味的事。黄纸裁成大小不一的符,上头印着神像、兽形或是汉字,贴在门上和门柱上,用来驱逐恶鬼。又放一种几乎不出声的爆竹,里头主要装的是一种像硫黄而色偏红的东西,只掺一点点火药。它的烟是黄的,气味不好闻。人相信这烟极能驱走屋里常有的虫豸蠹蚁。点着之后,有人拿在手里,在自家门上写几个字或画一道符,冒出来的烟便在门上留下黄色的笔迹。又把红纸裁成对子,每条上用墨印或写一句诗,一边门柱上贴一条。家神供奉的地方近旁也贴两条,祖宗牌位所在的龛的正面也贴两条。屋里屋外别的地方还贴各色黄符。神像与牌位前点上香烛,任它烧着。前面又常摆上烧酒,酒里掺着上文说过的那种带红色的矿物。这酒在牌位和神佛前摆过一阵之后,取出一部分抹在小孩的耳朵、鼻子和头上,说是可以驱虫;其余的由家里人喝掉。祖宗牌位前摆着八样或十样肉、菜、果品等等。点香点烛,焚化纸钱。过一会儿把吃食从牌位前撤下来,由一家人吃掉。
初五下午,店铺行栈一概关门。各家的男丁、店里的伙计和工匠午间饱餐一顿之后,整个下午不是去看赛龙舟,就是去赌钱取乐。
开店的人照例把新年以来赊出去未付账的货物开成单子,趁这个节上送到主顾家里去讨清。初四一整日和初五上午,街上尽是手里捏着一叠纸条、匆匆穿行的人,四处寻自己的欠债人讨钱。欠债的人照规矩至少要还单上数目的一半。
七月的节令与风俗
本地许多体面人家过七月初七这个节。据说有两颗星在这一日晚上要在「银河」相会,会过之后各自走到对面去,在一年中别的时候再绕回来,重新渡过这条「河」。两颗星里有一颗是男星、或是代表男子,照中国人的说法通常在东边天上看得见;另一颗是女星、或是代表女子,通常在西边天上看得见。人们取一个西瓜,连同时令的各色瓜菜果品、糕饼、鲜花、香烛,摆在客堂里最亮处的一张桌上,献给这一男一女两颗星。献的时候照例跪拜。行这件事的,主要是已婚妇人和未嫁的女儿,或是为她们而行;男人和未娶的男孩很少行,也很少有人替他们行。拜这两颗星、敬这两颗星,所求的主要是女子在分内的活计上得些巧思与手艺,如针线、做花,以及养育儿女。七月初七晚上,女子常拿一根针,不借灯光,在暗处——譬如桌子底下、一炷点着的香前面——半蹲着试着穿线。穿得上的,便把这事看作日后针线上有出息的吉兆。所献的东西,一般要分出些送给别家的人,表示情谊,女子送给女子。男人若也行这献礼,有时把献过的东西分一些给相好的男友。
七月里某一日,一般在十五前后,有一桩值得记的风俗,主要是为着亡者的安乐与受用。人们通常称它作「七月半烧纸衣」。它所声称的用意,是给已故的祖先送去衣裳和钱。为办成这件事,预备下相当多的纸钱和纸衣,在祖宗牌位前的一只大炉或大香炉里烧掉;烧之前先在牌位前点好香烛。
献在祖宗牌位前的吃食里,有三样被看作缺一不可——一只鸭,一个西瓜,一盘某一种面线。这面线是在店里买的,卷成约一英寸宽的卷,主要是极薄的面皮做的;用时把它解开下锅煮。鸭要先炙过或是用油煎过,然后才献。除这三样之外,往往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东西,如肉、鱼、一种蟹——这蟹的名字与「孝」字同音——夹馅的饼、各色果品和酒。这些摆在祖宗牌位前,摆着不动,照常例跪拜祭奠亡者。随后把吃食从牌位前撤下来,由献祭的一家人吃掉。据说本地人家一年之中总有一回要为已故的祖先焚化纸钱纸衣,其中约十分之八是在七月里烧的;其余的人不知为着什么缘故,要拖到八月或十二月。
与这个节相连,还有两桩别致的风俗,出嫁的女儿在其中担着要紧的角色——这是指她的父母一方或双方已经故去、而她又已生过儿子的情形。
除了照常例烧些纸钱纸衣之外,她还得「送一只纱橱」:父母只故去一方的,送给在世的那一位;双亲都已故去的,送给兄弟。这「橱」做成衣橱的样子,约五六英尺高、三四英尺宽,里头有隔板。用竹条扎成架子,背面和两头糊纸,正面空着。隔板上摆着各色小小的家用器物,是用竹篾和纸做的,如床、椅、灯笼、盘碗,还有纸糊的仆役,此外又有纸剪的各样小衣裳。这座衣橱连同里头的东西,要在她父母住过的宅子里如式烧掉,为的是叫亡者受用。
照风俗,她还须送一份吃食给娘家,内有肉、菜、糕饼和果品,其中必得有一只鸭。她送去的东西,娘家要退回她一部分——父母有一位还在世的,由在世的那位退;双亲都已故去的,由她长兄一家退——其中总包括那只鸭的一半。这个风俗叫作「分鸭」。鸭只在她生了儿子之后送这一回;纸钱纸衣却是年年都得送的。出嫁的女儿就这样年年表一回对已故父母的孝心。倘若父母都还在世,这些东西她一样也不能送。这些既是专为已死的人预备的,拿去送给还活着的人便很不成体统;真要送过去,会被看作极不孝的举动,像是盼着他们早些死掉。
第三章岁时风俗与节令再续(上)
八月的节令与风俗:中秋节;「赏月」;民间关于月亮的种种说法;「月饼」;玩具极多;男孩常拜小塔;大塔有时点灯;十四日半夜以后,城里城外山顶上焚香敬天地、敬玉皇;市上出售代表小儿的木像;七星娘娘、即「斗母」极受崇奉;拜牌位;此时讨账;九月与十一月的节令与风俗:九月初九放风筝;过这一日的民间来历;风筝样式极多,做得极巧;同一日另有一个节;为兵器而行的武官仪仗;由相当于副将的武官主持;拜旗神;冬至节;大官为冬至到来向皇帝称贺;寻常百姓过这个时节的样子;米粉丸的一种极别致的用法;居丧的人家不得自备做丸的米粉;十二月的节令与风俗:一年一度谢神;在家中诸神前设供;有时也供奉各路神佛;扫屋是吉兆;舂米粉做一种甜糕;为父母居丧的人不得自备这米粉;这种糕是一年兴旺的象征;店家送礼给有钱的主顾和自家的保护神;二十日官署封印一个月;由品级最高的衙门起,到品级最低的衙门止;行礼的样子;要过一个月的清闲与欢庆;家家拜灶君;他掌着一家人的寿数;在灶君前献肉;他上天向「上帝」奏报;给灶君的素供;「献年饭」;欠债人最后的宽限之日;债主寻到欠债人家里送上账单;不还就要丢脸;「过年」;除夕夜人人换上新衣或洁净衣裳;一家之主给家里人分送礼物;中国的圣诞老人。
八月的节令与风俗
中国人几个有特色的大节之一在八月里,通常叫中秋节。它从十一日起到十五日止。照中国人的算法,它差不多正落在秋天的正中。它原本的用意,似乎是纪念一年里这个特别时节的到来。人们以为秋天过了一半是吉利的时候,最能叫人欢喜畅快。那时昼夜将近一般长。天气不很冷也不很热,比一年中任何时候都更宜于享受,也更宜于养生。秋前的头一季收成已经进仓。这个时节因着种种缘故,正合于欢庆道贺、设宴行乐。
中国的每个月十五总是月圆,所以前头几个晚上也都很亮,除非碰上阴天——这是不常有的。这时候月亮是人人注目称贺的东西。据说在广州,十五日要献供给月亮。到了第二天,年轻人以玩所谓「追月」或「贺月」为乐。在本城过这个节,说「赏月」比说「贺月」更常听见。
俗话常说月亮里有「一只白兔在捣米」。月面上明暗相间的斑点,叫人想到那牲口正忙着做舂米这件有用的活计。又有一种很通行的说法,说月亮上住着许许多多美貌女子,名字取自古时候一位曾到那颗星上去过的美人;至于她们怎样过活、做些什么,就既无从知道,也无人传说了。西洋有些哲人争论「月亮上有没有人住」,中国人是要答「有」的。还有几种树木花草,据说也在月亮上生长。有人说,古时候某一夜,那位创始演戏的人三魂之一游到月亮上去,访了一回月宫。他看见宫里满是月中人在演戏。据说他把月亮上时兴的戏班规矩都记了下来,回到人世之后便照样仿行。
临近中秋的时候,饼铺备下无数样式的饼。许多是圆的,仿着这时候月亮的形状,直径自六英寸到十二英寸不等。有的做成塔形,有的做成人骑马,有的做成鱼或别的讨人喜欢的牲口形状,好叫饼容易卖出去。有些「月饼」一面画着一只白兔拿着杵,旁边还有一位月中美人和几棵树木花草;另一些上面画着神佛、牲口、花卉或人物,随意为之。饼上用的颜色有绿、红、黄、褐、白几种。红的是用朱砂调的。有些饼上还贴着金箔。
这时候,玩具铺里也堆满各色玩意儿,装点摆设得极能招惹过路人的眼目。做家长的大量光顾,为的是哄家里小孩子喜欢。有些玩具是泥做的,只经日晒或风干,有时涂得花花绿绿或是贴上金,做成各种牲口、果子,以及实有的或想出来的东西。外国人看了最觉新奇的,大约要算那许多小塔,自一英尺高到六七英尺高不等,装点得十分好看。
这些日晒干的泥塔,许多做父亲的买回家去给孩子们玩。孩子们有时在塔前焚香点烛,学着大人拜家里的牌位和神像的样子,跪在塔前礼拜。有时他们还备一张神佛的画像或小像,一并拜了。遇到这样的时候,做父母的偶尔会站在旁边高高兴兴地看着。除香烛之外,孩子们还常摆上几杯茶、几样果子和少许吃食,摆在塔和神像——若是用了神像的话——跟前,样样都照大人拜家神与祖宗牌位时摆供的规矩来。
八月十六以前的几个晚上,照例要把城里那两座大塔点上灯,只要募得齐所需的钱,夜里风又不太大。这两座塔是城中最显眼的东西,老远就看得见。点灯要用许多纸灯笼,每个里头点一盏灯或一支寻常蜡烛。有时因为材料价贵、钱不够,便只在十五日晚上点一夜。塔所在的那两座丛林里的和尚,有时索价远高于实际花费。百姓若想看塔上点灯,就得依着他们要的数目付。常用的点法是从塔顶起,连着几层,每层四角各挂一盏灯笼。天气好、塔又点得亮的时候,这景致能招出许多人晚间离家去看。
十四日夜里过了半夜,若是天气晴好,成群的中国人登上本地最高的三座山顶——两座在城墙里头,一座在城外——去焚香敬「天地」。其中两座山上筑有坛,有些人就用那坛;另一座山上有一座庙,奉的是那位常简称「玉皇」的神,也有些拜的人到那里去焚香。他们声称所敬的是「天地」,即至高之神、万物之父母。在山上焚香行这番礼拜,是就着月光,至少也是就着火把的光,总在天亮以前。
节前几日,铺子里摆出许多木像出卖,自半英尺高到一英尺多高不等,涂画得像小孩子的模样。给男孩的和给女孩的一样,只是头顶的形状与画法不同。有时也用没有上过色的小木块,只在上面用黑笔点出眼睛鼻子嘴巴,代替那种贵些、好看些的木像。凡是去年八月这个节以后添了孩子的人家,若先前没有备下,便买一个这样的木像来代表这孩子。孩子的名字写在像的背面,在十五日白天或晚上、以及别的许多场合所行的迷信与拜偶像的仪节里,用它代表这个孩子。
这一日许多人家破费一番,在家中所供的一位极受崇奉的保佑小儿的女神——通常称作「娘」——的像前,献上各色吃食,敬她。许多妇人这一日到她的庙里去焚香,求生男丁。到这时候,一家所有代表孩子的木像都聚到一处,用在家里所行的仪节上。这些木像要小心保存到孩子十六岁;到那时候,照中国的律例,这人已出了童年,成了男子或妇人。此后对那木像便不再特别理会了。可是孩子若不到十六岁就死了,照例要把代表他的木像埋进他的坟里,或者说,装在停尸的同一口棺材里。
这一日还有许多人家拜另一位女神,叫「七星娘娘」。有人说起这位女神时用「斗母」这个称呼。许多人家趁十五日下午或晚上敬「七星娘娘」;她像是住在大熊星座里结成斗形的那七颗星中间。拜这位娘娘的人,有的只在客堂前部或天井里摆一张桌子,桌上排几盘肉、菜、果品等等。另一些人家的礼节就繁得多。他们用三杯水牛乳做的乳酪、三杯茶、三杯酒,点七支蜡烛摆在桌上。又备七碗豆汤、七碗果子汤。桌子正中放一只寻常的四方米斗,斗底搁少许米。斗里插着十双筷子。家中十六岁以下孩子的木像也放在斗上。米上放一盏玻璃灯和两支蜡烛,另备香和纸钱。一般要请一位道士来主持。他的主要事情是念一段短短的咒文,再摇他的铃。他念的那几句是颂扬「斗母」的。他草草办完就走,赶到另一家去应承;因为这一日他这一行的道士实在不够用。到了行礼的时候,一家之主和家里的孩子在桌前跪下,照定规礼拜。这一切所求的,是得女神的恩典,保佑一家的孩子长命到老。斗底所搁的那点米,若煮成粥给孩子吃了,据说极能延年。
这个节最末一日的下午或晚上,要总拜一回祖宗牌位和家中神佛。所行的一部分是献吃食,如肉、禽、饭、果、菜等等,连同香烛和纸钱,并且跪拜。
照着定下的规矩,商人和粮食铺的人在这个节开始前后便开出账单,送到欠债人手里。八月十一日到十五日,街上尽是他们的伙计和帮手匆匆奔走寻找欠债人,忙着、急着要在十五日过去之前把账收回来。欠债的人若付不出全数,也得付出一部分。他若断然一文不还,又拿不出叫人信服的理由,日后便会被看作很靠不住的主顾。送账单是债主的事;欠债人并不必费心自己送上门去结算。他若只付了一半,剩下的便可以拖到十二月下半月再说。
九月与十一月的节令与风俗
本地照例在九月初九这一日,到城里城外最高的山上放风筝。
好问的读者或许要问:中国人为什么偏挑这一日放风筝,而不挑别的日子?或者说,为什么要挑定某一日?中国人的解释是:古时候有个人,听一个自称能知未来的人说,某一日他的家宅或产业要遭一场祸事;于是他在那一日早上带着全家上山去,胡乱消磨了一天。傍晚回家,看见家里的牲畜全死了。那一日正是九月初九。他们又说,为仿他的样,便在九月初九上山去,好躲过本来会在家里撞上的祸事;又为把这一日过得畅快,就带上风筝来放。这叫作「登高」,指的正是在这一日放风筝。
这一日是这桩乐事最热闹的时候。天气若好,满天都是风筝,大小不一,样式极多。有的做成眼镜形;有的像一种鱼;有的像鳗,或别的样子相仿的东西,长自十英尺到三十英尺,宽窄与之相称;又有的像各色鸟雀、虫豸、蝴蝶或走兽。有的像人在空中飞行;有的是八角形的,仿着中国上古一位皇帝所创的八卦。凡做成牲口样子的,大半或全都涂得花花绿绿。最常见、最简单的那种,上面通常画着虎头或龙头,或是某个神像,或是一个吉利字,都用鲜艳的颜色画成。住在此地的外国人,或是路过的客人,这时节走在街上,常会看见远处空中有一只极大的鸟,惊喜交加,以为这难得一见的奇景竟看得这样近;直到看出它几乎不动、动起来又像是被人牵着,才想起那不过是一只纸风筝。又有时候他看见一群大鹞子,像是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盘旋,最后才想起曾听说中国人有一手巧活:能把五只以上的纸鹞一齐放上天去,各用一根短线分别系住,总归在一条粗绳上牵着。再有时候,他会在半英里外惊叹地望见一只极大的风筝,整个是由许多小风筝合成的,做得像骨牌的各张牌面;每一张牌的两头伸出一根四五英尺长的苇秆。这情景格外好看。
每年城里的官员都要为放风筝专出一道告示,告诫九月初九这一日在乌石山上不得滋事。到了这一日,照例派一名小官带着一大批差役衙丁驻在山上,为的是弹压地面,万一有事好及时平息。天气若好,到那座山上放风筝的人大约有三四万。
九月初九还有少数人过一个节。到了这时候,他们在祖宗牌位前所献、随后自家吃掉的东西里,有一盘九个大饼,用米粉浆做得极薄,是蒸的,不是烤的,也不是煎的。又献羊肉、猪肉、鱼和酒。这个筵席和随之而行的祭拜,与放风筝的风俗全不相干,只是碰在同一日罢了。
秋天的后半段,常在九月里,逢「霜降」这个节气有一队武官的仪仗。照有些人的解说,这仪仗像是为迎寒冷将至;另一些人则断言,它是为敬中国打仗所用的兵器。仪仗从离南门不远的南校场出发。奉命参加的武官带着随从在校场会齐,先祭旗神。主祭并在随后的仪仗里居首的,是一位相当于副将的武官,受总督节制。弓箭、盾、旗、刀、枪、盔、甲和别的几样兵器摆在一座亭架上,由在场的武官、他们的随从和少数兵丁抬着,从南门进城,走过城里几条主要街道。这仪仗引不起寻常百姓多大兴趣。虽说每年都办得颇有排场,体面人家里从没费神去看过的却大有人在。
一年之中最短的那一日,阳历十二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就是冬至,是中国一个大节固定的日子。大官和寻常百姓都要大张声势、热热闹闹地庆贺这个时节的回来。
天亮以前,总督和若干品级的文武大官都穿上官服,到城里西门附近一座大屋去,那地方叫万寿宫。殿的后部供着皇帝的牌位。牌位上用金字刻着一句话,意思是愿皇帝活一万年、一万年、一万万年——这句话专用于中国皇帝,大约相当于西洋有些地方常听见的那句成语「国王万岁」「皇帝万岁」,或是圣经里那句「愿王万岁」。
赞礼官一声令下,这些大官一声不响、极恭敬地按着各自品级与职位所分的位次双膝跪下,把头磕在石地上、或是俯到近石地处,一次、两次、三次。随后听着号令一齐起立,照样再跪下,再磕或俯三次。如此起跪再行一回。礼毕,各自回衙门去,整日设宴。主子和上司行这桩叫作「三跪九叩」的礼时,他们的仆役和在场的小官恭恭敬敬地站着看。
这一切的用意,是为冬至的到来向天子、即中国皇帝称贺。京里的大官在皇帝本人面前行类似的礼,或是在一架代表皇帝的黄幔前面行礼。与此同时,帝国境内凡承他统治的大城,凡离京城远的,政府的大员都照上面所说的样子,在供奉皇帝的庙里对着皇帝的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
寻常百姓过这个节的样子大致如下:他们买各色肉食,如鸡鸭、鱼、猪肉和别的吃食,连同酒、线香、蜡烛和许多纸钱。吃食煮好之后,摆在自家的祖宗牌位前。点上香烛摆在牌位前,再把纸钱烧掉。一家年长的几位,或是看情形由在家的全体,一个接一个跪在地上,对着这些牌位把头俯到地上、或是俯到近地处,叩几回。这礼如式行过之后,一家人便让祖先——据说三魂之一就住在方才拜过的牌位里——去享用所备菜肴中那精微缥缈的部分,自己则动手把剩下的粗笨实物饱餐一顿。他们就这样对祖先表一表谢意,谢他们让自己又赶上一个冬至节。
除了这顿筵席之外,本城的中国人中间——自然要除开那少数入了基督教的人家——还通行一桩极别致的风俗。
冬至前一晚,取一种米磨成的粉,和上水,在灶君前面揉成稠面团。这一年里若有儿子娶了亲、把新妇娶进门来,揉面的事便落在她身上,她要穿上红裙。这被看作于她是个吉兆,据说能保她一生有得吃、有得穿。面团和好,全家大小男女都围到盛面的器皿旁边——那器皿就摆在祖宗牌位前——各人取一点,搓成榛子大小的圆丸。搓够了数,便搁到第二天早上。早上头一件事就是把这些丸子下水煮熟。盛几碗寻常吃饭用的碗,摆在祖宗牌位前,也摆在家中神佛前。这时要焚香点烛,却并不真行拜礼。这一点和上文所说献肉时的礼节大不相同。随后一家人各取几丸吃了。
另留下几丸是别有用处的。他们把这些丸子粘在外头门窗的柱子外面,自家住宅和铺子行栈——若家里有铺子行栈的话——都粘。通常每根门柱窗柱上只粘一个,离地约六至八英尺。这些小丸子过路人看得见,样子很奇怪。
搓这些丸子、吃掉一部分、把其余的照上面所说粘在柱上,这风俗在本地中国人心里扎得极深,否则不会行得这样普遍、这样欢喜。丸子是圆的,据说对将尽的一年有某种关合或譬喻。总的说来,百姓相信这风俗隐隐约约地教人一桩要紧的道理:活着的一家人——父母、儿子和未嫁的女儿,老的少的大的小的——都该住在一处,各尽为父母、为子女、为兄弟的本分。一家人聚齐、一同动手搓丸、又一同吃掉一部分,这是看得极重的。倘若上个冬至以来家里有女儿出了嫁,虽说她已不再算父家的人,到这个节上若住得不算太远,也该送几碗煮好的丸子给父母,表明孝心未减。
这一年里死了家长、正在居丧的人家,不许自己舂做丸子用的米粉;不过亲友可以把米粉送给他们。受人所送的粉,便可以拿来搓丸。这里的想头似乎是:他们若自己买米、舂粉、过筛等等,从头到尾这一番做作,一点不像在为父母之丧守孝;可是亲友若肯送些现成的粉来,拿来搓丸就不至于损了孝子居丧的名分。这简直是分而无别。
十二月的节令与风俗
十二月里,多数人家大半的工夫都用在预备年终岁首的种种欢庆上。这一个月里另有几桩风俗,是每年都虔敬或仔细遵行的。
十二月里某一日,通常在二十日以前,中国人照例要向各路神佛献上谢礼,谢这快要过完的一年所赐的福。具体的日子和做法,由各家看自己方便。少数人家为贫穷或生意所累,不得不拖到年底最末一日。表这番谢意的词,字面意思是「分年」,就是「分这一年」;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所备的好东西要在年年所拜的各个对象之间「分」上一分。家中各位神佛、或各类神佛,面前各设一分供。举例说,那些据说吃素的神佛,像前有时摆一桌素食;吃荤的,像前便摆一桌荤食。灶君和灶君娘娘在这时候是从不会被忘掉的。
一切摆好,便在各张桌上点起香烛,开始「谢年」。一家之主若在家便由他,不在家便由他妻子,或是由家里某位成年的人,在每一尊像前、或每一类像前跪下,把头向地叩三次。又在所谢的每一位神佛、或每一类神佛面前烧几种纸钱。行跪拜的那个人,有时在起身之前低声道出一家的「谢」意;若什么也不说,这份谢意便算心照不宣了。
祖宗牌位前也摆一桌荤食,照样行一回礼,谢他们这将尽的一年里所施的恩惠。献给祖先的酒要热的,取个于子孙有利的吉兆;献给神佛的酒,若是献了,则是冷的。
第三章岁时风俗与节令再续(下)
有钱人家往往用一个猪头、一只鹅、一条大鱼连同别的肉食,献给天地——中国所奉的至高之神——作为格外隆重的谢礼。这被看作一桩庄严要紧的祭礼。穷人有时也向这两位神致谢,排场与花费比富人少得多,心意却无疑同样真诚、同样蒙享。
有些人家只在客堂或正厅里摆一两桌吃食,或素或荤,看情形而定,然后在屋里各处的神佛像前点香,不论那像在哪里。香插在一只香炉里,香炉就放在摆吃食的桌子上。这香便代表点香时所对的那位神。一家之主或他的代表在这张桌子和桌上的东西前跪拜,正如别人分别在各位神佛前、或在每一类神佛前跪拜一样。年终的谢礼就这样行了,花费却省得多。
另有些人家为还愿,或为求得神的欢心,到一座或几座香火最盛的庙里去——也包括自家街坊的庙——在庙中神像前献上谢礼,谢这一年的福。有些富户这样跑过的庙,几乎同十二月的日数一样多;此外还在自己家里,在家中神佛和祖宗牌位前另行一回谢礼。
每年谢神这个风俗是很动人的。它表明人心里对所受的恩惠怀着深深的感激。可是这份热忱何其盲目!把谢意献给已死的祖先,献在自己买来、自己贴金的偶像面前,这是何等无知、何等走错了路的虔敬!中国人多么需要圣经所启示的光,来照亮他们浓重的黑暗!
多数人家——为父母居丧的除外——照例要挑一个吉日「扫屋」,取个好兆头。所用的家伙不是寻常那种软扫帚,而是竹枝扎的笤帚。不但地要扫得干干净净,连墙壁、柱子等等也要扫到。这件事像是被看作带着喜庆意味的举动,所以重丧在身的人不许做。
舂米粉做某一种甜糕,也在为父母居丧的人所受的禁忌之列。本地大约有一半人家买一种米,晒干,在大石臼里舂成细白的粉,随后过筛,便可用了。备这种粉要费很大的力气,可是人人干得轻快欢喜,因为这是要用在喜庆上的。
这一年里死了父母、正居丧的人,连这种甜糕也不许做,哪怕粉是别人备好送来的;不过别人把做成的糕送来,他们是可以收的。这种糕主要是米粉、糖和水做的。许多人家自己做了自家用,另一些人买现成的。一个糕重自十磅到三十磅,直径自十英寸到两英尺,厚约两三英寸。糕是蒸的,不是烤的,也不是煮的。十二月里做得极多,为的是年终岁首那一番欢庆上用。亲友之间彼此送这种糕。送这种糕、收这种糕,人人都看作是表好意。它通常的名字叫「年糕」,借着「糕」字的谐音,成了一句吉利话,表示送的人盼着收的人年年添福添财,一年高过一年。这种甜糕一年里别的时节是不做的。
十二月将尽的时候,许多开店的和粮食铺的人要送礼给一年里常照顾他们的阔主顾。这些礼物往往并不值什么钱。它们既是谢人家往日的照顾,也是表示盼着日后继续照顾。木匠常送主顾一捆柴,照本地的风俗,给人家在除夕夜烧旺火用。开饭馆的常送主顾一把大菜刀。许多店家还在庙里自己认作保护神的那些神像前献上谢礼,这同样可以解作求神日后照应。
十二月二十日,各位官员的衙门里要出一桩极要紧的事,就是把官印封起来一个月。朝廷的官员十一个月来日日办事,不曾歇过、松过,被认为已被公务的劳碌与操心磨得疲乏,所以许他们歇一个月;除非遇上极要紧、极紧急、拖不到下月二十日开印的事。封印之前,先用官印在几张空白纸上盖好印,以备这一个月里万不得已时用;在这一个月里,官印无论如何不得真拿去盖告示或拘票。每张纸上用红笔写四个字,遇有急事便可动用。据说在这一个月的清闲期里发出的告示或拘票,若没有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大体表明这张纸是封印以前盖好的——发出它的官员便要受降级或是别的立时而重的处分。这段日子里衙门几乎不办什么事。工夫主要花在宴饮、请客受请和看戏上。这是官场上下、文武百官一同放荡无度的时节。
规矩是:品级最高的官先行封印之礼,品级最低的最后行。属官都须到上司衙门里去,亲眼看着这桩事。文武两班各自为列;当最高的那位依礼封完了印,他属下的官员——他自己衙门里的人除外——便到品级职位次一等的官那里去,照样看他封印,如此一级一级下去,直到品级职位最低的那一位;这一位行礼时只有自己衙门里的书办、差役在场,道理很简单:底下再没有人可来观礼了。品级低的官员在二十日早上因此很不轻松,得把所有的上司都走到。总督与巡抚品级相当,封印时彼此不往来;可是城里城外别的文官都须到他们衙门里去,就是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粮道、知府、海防同知、两位知县,以及几位候补的大员。
封印的仪节,不论官的品级高低,大体是一样的。二十日早上三四点钟,先从总督衙门开始。官印摆在大堂的一张桌子上。那位官员穿着官服站到桌前,依赞礼官的指点跪三次,把头叩在地上或俯向地面九次。随后由一名主要的书办、或由赞礼官把印取过来,恭恭敬敬跪在官员跟前,双手捧着印,说几句盼他高升的话。接着用这印在两条红纸上各盖三次。盖毕,把印放进预备好的印匣里。匣子合上锁好,两条红纸交叉贴成叉形,当作匣上的封条,上面写着衙门的名目和封印的日子。再用一块上好的黄绸把匣子小心包起来,整个收藏好,要到第二年正月二十日清早才开。
到了行礼的时候,在场品级较低的官员向这位官员道贺,贺封印之期已到,并祝他高升顺遂。他衙门里的书办差役也同样道贺称颂,个个像是争着表白自己对这个时节的到来何等欢喜。
礼一完,所有观礼的官员——除本衙门的人之外——就动身去拜品级次一等的官。每走过一处衙门,人就少一批,因为没有人会从自己衙门再往品级更低的衙门去。各衙门都是等看完上一级封印的那群官员一到,立刻开始行礼。最末一颗印通常要到天亮以后才封。
这一日各衙门都尽可能用灯笼、火把和蜡烛点得通明。官员拜印时,摆印的那张桌子上要焚香点烛。封印之际放爆竹、放炮,以示庆贺。到处可见欢喜的样子。为一年一度清闲欢庆之期的到来,彼此道贺,都是出于真心。这一个月里可以不理寻常的公事与干系,满满地过一个月的喜庆日子。
照中国人所说,家家都有两样可拜的东西,就是祖宗牌位和灶君。拜灶君与拜祖宗牌位一样普遍。每月初一、十五的早晚,照例要在灶君前焚香点烛。有些人家天天都在这位神前焚香点烛。逢五月、八月十五、十一月冬至和过年这几个大节,多数人家除香烛之外,还要在这位神前献吃食,同时焚化纸钱。灶君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设置。
有些人家代表这位家神的,不过是一张红纸,上面写一句话,说灶君掌着一家人的寿数。不过一般用的不是写着神名的红纸条,而是一张白纸,上面印着一位老翁和一位老妇的像,另有各色图画,画着鸡、狗、水牛等等牲口,还有关乎各样事情的表。那两个人像代表灶君和灶君娘娘。像与牲口通常都涂得花花绿绿。若用的是红纸,印在上面的图像往往就不上色了。用红纸条的时候,常把纸条贴在一小块木板上,挂在灶间方便的地方;或者就贴在灶边的墙上或板壁上。它不是年年换的,要用上好几年,直到脏得不像样。印着灶君与灶君娘娘像的那张纸,通常就贴在灶间的墙上,灶膛后面或近旁,贴满一年,或者说一年少一日,便揭下来,当晚或次晚换上另一张同样的纸,上面的日子、表格等等都换成来年的。衙门里拜灶君,照古时的规矩,是把他当作察看善恶的监司来拜。
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是一年一度「在灶君前献荤」的日子。据估计,本地和附近约有十分之六的人家行这桩事。行的人不用饭。鸡肉、鸭、羊肉、猪肉、鱼、蛤、蟹、甜糕、甘蔗、福橘、面线等等,连同酒、茶、大蜡烛、香和好几种纸钱,有时便合成所谓荤祭,与素祭相对。这些东西摆在一张桌上,放在旧的灶君像前。到了时候,一家之主在神前跪下,叩三个头。有时家里成年的人也一个接一个照样跪拜,谢这位神过去一年的照拂,年轻的则在旁边放爆竹。祭完,通常把印着灶君与灶君娘娘像的那张纸揭下来,连同所献的纸钱一齐烧掉。有些人家要等到第二天晚上行完礼才烧。
中国人相信,旧的灶君要上天去,向「玉皇上帝」奏报这一家人本年的行止。所以有些人在他上天那一晚、或是前一晚(有些人似乎认为他要到二十四日晚上才离开人世)为他备一桌丰盛的荤席。他们指望这样买通他,叫他多说好话,把这一家人一年里的坏事略过不提。有些人又把这一席解作:一家人盼着灶君在「上帝」跟前替他们说情,求来年保佑赐福。灶君被看作一位有力量的人物;人相信敬重他——尤其是年底他快要回到主子上帝跟前去交年终奏报的时候——于这位神本身也有好处。一家人像是很着急,要他带着「这家人殷勤大方」的印象上路。他虽则声称只管灶间一片地方,却俨然被看作一个专察这一家人行止的探子。
有些人家在他们想着灶君快要离开自家的时候,抓几把豆子,再拿一把稻草搓成的团,往灶间那间屋的屋顶上扔。他们想象这些东西落在瓦上的声响,像是灶君走路的脚步声,或是他所骑的马的蹄声。这算是一种送行。有些人家把草团和豆子烧掉,取个马牛兴旺的吉兆,意思是它们将有草有豆可吃。
住在城东南一带的满人,拜灶君总在二十三日晚上,从不在第二晚。
二十四日晚上,是愿意「给灶君献素」的人所定的时候。不用荤。只用各色蔬果,如地瓜干片、胡萝卜、柿饼、梅干、红枣黑枣、花生、西瓜子、福橘、核桃、冰糖、甘蔗、几样甜糕、茶、香烛和纸钱,一一摆好。不献饭。献的时候照例跪拜。
献祭礼拜之前,先把旧像揭下烧掉——若前一晚已经揭下烧过就不必了——随即把新的灶君与灶君娘娘的像贴在选好的地方。献这桩素祭的用意,一般解作是为新的一年敬这位灶间之神。在他上任视事之初得他的欢心,被看作很要紧。不过也有人解说,这是敬那位管了过去一年灶间的神,指望这样买通他,叫他在向「上帝」交年终奏报时把一家人的坏事含糊过去。
据估计,约有一半人家在二十三日晚上既献素,也献荤。不献素的只是少数。二十四日不在灶君前献什么吃食的人,也断不可不在当晚贴上的新像前焚香点烛。有钱人家通常两样都献,穷人则献自己中意的一样。
年底最末一日清早、或是前一日清早,多数人家——极穷的除外——要行一桩被看得很重的礼,通称「献年饭」。它在某些方面与前面说过的大年初一清早献天地的那一回很相近。那一回是在一年正月初一的早上献的;这一回是在一年十二月末一日的早上献的。即便因为末一日事忙而提前一日献了,也算作是末一日早上献的。
这一回献给天地的东西,与正月初一早上所献的几乎一样,不必再详说。礼拜天地的样子,也为同一缘故略过。家中神佛和祖宗牌位前也要献供行礼。这一早上的礼节主要关乎过去,大年初一早上的则主要关乎将来。这一早上,一家人为过去所得的福泽恩惠,向所拜的对象致谢。照通例,这一回不用荤。
有钱人家和一切腾得出工夫的人家,通常两回都行:一回在本年末一日早上,一回在来年头一日早上。两回都行的人,两次用的菜蔬不同。新历书、某几种纸钱,以及插在末一日早上所献的饭上的花,次日早上还可以再用。别的东西一般都换过。这两回必不可少的是某一种芹菜和福橘,取它们的吉兆:前者譬喻「红嘴」,就是脸色红润、欢喜康健;后者譬喻一年有福。
凡因故未能在十二月前半月里向自己所奉为恩主与保护者的神佛行年终谢礼的人家,便把这桩事与末一日的献供并在一处行,愿意的话荤素都可以用。除非是把年终谢礼并在这一回行,否则这一日或这一晚是没有人家用荤作供的。
一年的最末一晚,是在铺子和杂货店里赊过账的人最后的宽限。照风俗,人人都该在这时候把欠账结清。年底还不出债来,人人都看作极丢脸的事。这时候债主若看出欠债人有意拖过这个日子不还,便逼得很紧。律例并不要求这时候还债,定下来的风俗却要求;而风俗的要求比律例的声音更不容情、更有分量。也有这样的事:欠债人自知年底无力还债,又自负得受不了还不出的羞辱和种种后果,竟自尽了。
开账单送到欠债人手里,是债主的事。欠债人今年不把债还清,来年便没人肯赊给他。他会落下个年底不还账的名声。他的旧债主,以及所有听说这事的店家,都不肯再赊给他,除非他找得出一个靠得住的人作保。他的名声就此毁了。买东西必得在当年付清,这一条无疑大大拦住了人胡乱举债。收债的风险,也使人不敢给家底不厚的主顾赊出大数目。
债主若派伙计去讨不回钱来,有时亲自到欠债人家里去送账单。他若认定对方既不肯还、也不肯好好商量个了结,有时便在年底最末一夜动粗。他出言威吓,砸家具,摔碗盏,闹得一塌糊涂。遇到这种声势,很少有人敢动手抵拒。这样一闹,家里的妇女惊慌失措;而尤其叫人忌讳的是,欠债人家里起了怒声吵闹,是个不吉的兆头。最末一晚通常要行几桩喜庆要紧的礼节。被一个上门讨债的人搅断搅黄,不但极不体面,于日后也极不吉利。
有时欠债的人躲过债主一整个年底的日夜。到了大年初一天亮以后,还能看见债主一手提着点亮的灯笼、一手拿着账单,在街上四处寻他。他既不承认、也不认账说天已经亮了。在他看来,天还黑着;提着灯笼便是凭据——他要靠这灯笼照路去追那赖账的主顾。照风俗,他只要提着点亮的灯笼,就仍旧可以追讨,正如真在夜里必得提灯笼一样;若不提这么一盏灯笼,大年初一天亮之后寻人讨债、收取欠账,是不许可的。
年底前几日,家家都得备下一批过日子的必需品,够吃用好几天。柴、米、肉等等都得买齐,因为过了年这几样东西好几天都买不着。十二月最后一两日,街上和铺子里比平常热闹忙碌得多。年底最末一夜,几条主要街上的大铺子许多通宵不关门,尤其是卖日用品的铺子。这是各色人等都极忙的时候。有的在向欠债人收钱;有的在买这几天要用的东西;有的在设法寻个人借钱还债;有的在数当天收进的铜钱,或是盘点卖剩的货物,或是把一年的生意收个尾。无论是住家的人,还是做各行生意的人,极大一部分在年底最末一夜睡得极少,或是一夜不睡。
年底最末一日天黑以后、半夜以前——这一夜总叫作「三十夜」,哪怕十二月只有二十九日——要过一年中最末一个节。这节照字面讲叫「围年」,就是把这一年围拢起来,也就是过年。凡能把事情安排开回家的,一家人都到齐。在祖宗牌位前献上肉、菜和果品。牌位前和家中神佛前焚香、点烛、烧纸钱。一家之父到牌位前跪拜;他若不在,便由妻子或年纪最长的孩子代他行礼。牌位前燃起一堆松柴的旺火。旺火烧着的时候,家里年轻的人放爆竹。又把盐撒到火里,那噼啪的声响被看作来年交好运的吉兆。过一阵把吃食撤下,由一家人吃掉。这是普天同乐的时候。
「过年」这一席散了,将近半夜时分,有些人家人人都把先前穿的衣裳换下,换上新的或洁净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主人仆人,都是如此。如今备下整套新衣过年的人家已经不多了。此后一家之主便分钱给仆人、孩子,以及在场的侄儿侄女。给各人的数目相差很大,看受的人的身分年纪,也看给的人的力量。分这份钱是来年的吉兆,免得一年开头荷包是空的。有时还往一家之主的钱袋里放上几块银元或钞票,取个好兆头。分给家里人的钱,若是铜钱,该用红绳串起来,表示欢喜。用白绳串就与这喜庆的场合不相称了,因为白是丧事的记号。所分的钱,通常过了年不久就拿去买糖果点心吃掉。
许多人家是在大年初一早上分钱给仆人的。仆人穿着最好的衣裳上前来,向主人或长上俯身下拜,贺新年到来。起身时他们指望得一份钱,得了便道谢。有力量分而不照例分给仆人下属的人家,要被人骂作「硬」或「韧」,就是吝啬。
年底最末一夜分钱,与西洋圣尼古拉、即圣诞老人那传说中的到访相当——在西洋,他在圣诞夜叫孩子们心里欢喜。他那神不知鬼不觉的到访,叫西洋的小孩子又笑又闹;而在这个国度里,年三十夜或大年初一早上从父亲、主人或长上手里得的那份钱,在小孩子、仆人和下属看来,似乎同样受用。
换过衣裳、分过钱不久,便着手张罗献给天地的那桩祭,要在大年初一清早献上;这件事前面已经说过了。
第四章奇特而通行的迷信(上)
为孤苦无依的亡魂而设的四种迷信:据说是有功德的事;用糕谢愿;献食;登台;补供;普度;魂屋;佛教十殿地狱的摆演;三十六间小铺;标着三十六类亡魂的灯;放水灯;破地狱;亡魂过桥;给亲爱的亡故亲人送钱送衣;给饿鬼备下丰足的食物;探问神佛或祖先意旨的几种常用法子:掷筊;用男巫;用笔在沙上写字;妇人用女巫;女巫有两种:一种用柳木刻的小像,一种假作被所请的亡魂附体;求雨:百姓求雨的样子;官员求雨的样子;馒头的迷信:它的来历;行事的样子;这迷信的流传;它何以如此通行;受害的人;读书人并不信它;献这一供要花的钱;庙里的进项;杂记各种迷信行事:请神吃茶;为神摆席;求香灰;求梦;在神前点长明灯;对天点灯;安土地、安神;祭太岁;「暗中有眼」。
为孤苦无依的亡魂而设的四种迷信
中国人对阴间那些不得安乐的亡魂,像是怀着一种慈悲为怀的心肠。因此他们想出许多巧妙的法子,自以为能叫那些亡魂过得舒服些。他们设想亡魂缺吃、缺穿、缺零用钱,便想方设法把这些必需的东西送过去。
中国人相信另一个世界的亡魂对这个世界的事大有影响,所以想求得它们的帮衬,好换来身体康健、钱财或功名。常有人行一些仪节,专为向亡魂致谢。这样的仪节也被看作有功德的事。
有四种通行的风俗,叫作用糕谢愿、献食、登台和普度。行过后两种之后的一两日,总还有一桩仪节,叫作补供。
这些仪节极宜于在晚上行,约在七八点钟开始,到十二点钟以前完事。白天属于天地间的阳,阳的力量比夜里当令的阴更旺、更强。亡魂既属于阴,为它们好处而行的仪节若放在白天,只怕它们到不了场。它们大约敌不过白天当令的那些力量。为同样的缘故,仪节该在半夜以前收场,因为那时阳气又开始旺起来、强起来了。
这些仪节一年里什么时候都可以行;不过大体说来,行得最多的是在下半年,自中国的七月起,尤其是后三种。本地有一句俗话:「七月一到,道士不用买米。」意思是说他们应酬不绝,连饭钱都省了,因为被请去时人家管饭。其实他们并不像这句俗话所说的那样整天有人请。
用糕谢愿。——这个名目的意思是:这桩事是为还先前许下的愿而行的,行的多半是出不起更贵的仪节的穷人家。他们不请道士和尚来帮忙。名目的一半来自所用的一种蒸糕,是麦粉和米做的。整桌谢神的吃食,往往只有下面这几样:一盘这种蒸糕,共一百四十四个;几块豆腐;一点白面线;一碗饭;几个烤饼;一碗菜汤;三杯酒。这些东西有时摆在献供人家屋前或铺前的地上;有时放在一只直径几英尺的平扁敞口竹器里,竹器搁在地上。献供的人通常跪着,手里拿着点着的香,对这些东西叩三个头,口里说出谢意,谢亡魂往日待他好,又求它们继续照应。若这番谢意是替自家孩子向阴间的穷魂献的,便通常叫孩子跪三次,对着所献的东西叩头。随后把预备好的纸钱纸衣点着烧掉。献供的人取几粒饭、或一两个糕,放进菜汤里,把汤泼在地上;或是把几个糕撒在地上,再把一点酒浇在纸钱纸衣烧剩的火灰上。他再对着这些东西跪拜三次,然后把撒在地上、泼在地上的以外的东西都收起来拿进屋去,由他和家里人吃掉。这桩仪节花钱不多,行起来也用不了多少工夫。
献食。——这桩仪节比上一桩更有排场,也更花钱。献供的人请两三个和尚或道士来帮忙。供品摆在桌上,决不摆在地上。备下三到七盘小蒸糕;又有几盘大一些的,每盘三十六个;还有几盘果子,一桶熟饭,一些豆腐、面线、菜汤,几碗两三种糕,一些糊和干净水,桌子底下垫一张纸;请的若是和尚便备三杯茶,是道士便备三杯酒;另有蜡烛、香、纸钱和纸衣。一个僧道击鼓;另一个站在桌边摇铃念咒。献供的人穿着最好的衣裳跪下,叩三个头,口里向那些据说已经到了的亡魂低声诉说自己所求。这一整套把戏要费一个多钟头。完事时把酒和汤泼在地上,或泼在纸衣纸钱的灰上。几个糕撒在地上。其余的吃食撤走,或是大家吃了,或是分给献供人的亲友。僧道各得六分或八分钱的酬劳,另管饭;他们若没闲工夫留下吃饭,便可带走些糕和果子。同一场里请的僧道总是同一类的,就是说要么全是和尚,要么全是道士,两家各有各的做法。两家所指望达到的却是同一件事,就是给阴间孤苦的亡魂送去些过日子的必需品。
登台。——这个名目得自一桩情形:僧道是登在台上做法,不是站在地上。这桩仪节比刚说过的那一桩花钱多得多,也体面得多。有时同宗的几家合办,在其中一家的屋里行,各出一份钱。要请六个以上的僧或道,领头的那位和击鼓的那位得双份工钱。
台或坛是这样搭的:有时先用木板搭一个矮台,台上摆两三层桌子。有时只用桌子。有时在正屋里把桌子摞起来,叠成两层,整个搭好之后远远看去像是两三级大台阶,每级有一张桌子那么高。有时桌子摆在木板台上,并不相叠。搭这座台常要用十五张到二十张桌子。最高的一层一般只有一两张桌子。最高那张桌子后面,以及台上另几张桌子后面,放着小凳,行法时僧道坐在上头。领头的那位坐最高的位子。用多少桌子,看请了多少僧道来帮忙。
仪节先从烧几道符开始。有几道符是用纸做的,样子像一盏小方灯笼。符的几面上有时写着主人家和他妻子儿女的名字。另一种符是纸做的人坐在纸马上。人相信这些符一烧,便能很快把人间正在办的事禀告玉皇上帝或是佛——看请的是道士还是和尚而定。僧道各就各位,坐在叠起的桌子后面的凳上,这样「登了台」,便摇铃、诵经、击鼓等等。
献给那些不得安乐的亡魂的吃食摆在一张桌上。这些吃食里有几盘荤菜、素菜、果子、蒸糕、熟饭、面线,还有一只盛着稀粥或咸糊的器皿。盛粥的器皿上放着纸勺或瓦勺。有一张桌子底下放着半桶水,上面盖一两张纸。桌上放着某位神的纸像,他的职司是管住那些赴席的饿鬼,不许它们为所备的食物争吵打斗。有人称这位神为「鬼王」。若请的是和尚,便在他面前摆十盘素菜供他吃;若请的是道士,所备的就主要是荤菜和果子。
台上最高一层桌子上摆着各色神像。僧道做法的时候,办这桩事的主人照管香烛,或是依僧道的吩咐跪下叩头。到了该烧的时候,把纸钱纸衣烧掉。
晚上某个时候要念一段咒文,又烧一种符——那是几张纸,上面画着三十六类亡魂。还把某一种点着的线香插在给饿鬼预备的食物里,又插在屋前的地上。这段咒文、这几张纸和这样插好的香,据说都能把亡魂招到这地方来。到了时候,把几个糕、一点饭和一些菜汤撒在地上,算是专给亡魂的一份供。做法完毕,献给亡魂的食物取一部分做成随后的筵席,其余的常在第二天分给街坊亲友。
照风俗,行「登台」的那一晚,要在办这桩事的人家的祖宗牌位前摆一张桌子,上面摆各色吃食。这时候牌位前也要焚香点烛、烧纸钱。不过有些人家不在牌位前献荤,只献五样果子和香烛。
读者或许要奇怪:这样的场合为什么要备稀粥或糊,还配上勺子?又为什么要备一桶盖着纸的水?那水是给来赴席的亡魂用的。他们很有见识地揣想:亡魂走了远路,到了之后或许想洗个澡清爽清爽,所以周到地备下水。那张纸据说是当手巾用的。备下的糊,是供那些可能寻到此处来的无头亡魂的特别需要。他们相信有许多亡魂不幸把头丢了,既没有嘴也没有牙,不能像别的亡魂那样吃东西;所以好心地备下勺子,好让它们把糊或粥送进喉咙里去。这样它们就能享用专为它们备下的食物了。
倘若有读者要问:鬼在夜里怎么找得着路呢?那么请他明白:中国人想出了一个巧法子替它们照路,叫亡魂不至于迷途——除非蠢得出奇。他们做一两盏特别的灯笼,挂在最合适的地方,好成全这件事。取一张四五英尺长、三四英尺宽的大纸,把两边糊起来,做成一个两头通的纸袋。再把一盏寻常灯笼放进这纸袋里,点着挂起来,便成了一盏指引亡魂到备席之处的灯。纸袋外面用红笔画着各色符,用来招引亡魂、引它们到该去的地方。法事完了,把灯笼取下,外面的纸袋烧掉。
第二天晚上另备一份「补供」,是给那些没赶上「登台」那一席的亡魂的。他们担心阴间亡魂数目极大,想来的人里头难免有来迟的。有的听到信儿比别人晚,席散了还在路上;有的虽到了场,也许没吃够。再说,瘸的、瞎的、弱的和没头的,照理也可能来得太迟。为免得这些苦命的扫兴动气,便补办一份。不过这一份比起来是很菲薄、很便宜的。
普度。——四种之中以普度最费钱,行得也最少。它要连着行三日三夜、五日五夜或七日七夜。一八五九年九月,城里总督衙门附近行过一场,连行七日七夜。为这场普度搭了二十七座坛,前后共请了一百多个僧道,和尚道士都有,总共花费八千多元,钱是百姓凑的。
它很少由一家一人出钱来办,一般是向行法之处附近的富户和商家募捐。有些街坊议定每十年、或每五年、或每三年办一次普度。本城和城外每年大约要办几十场。
在定下的开坛日子之前十五到二十日,近旁要搭一座粗糙的屋子,叫作「魂屋」。这屋子有时高六英尺到八英尺,进深五英尺到六英尺,长二十英尺到二十五英尺。通常隔成五间。当中一间供一尊大纸像,是某位神,用竹架扎成趺坐的样子。像的一边立着纸和竹做的白无常,另一边立着黑无常,两个是当中那位神的帮手。那位神塑成半边脸白、半边脸黑的样子。他的名号表明他管着今生与来世两界。当中这尊像前摆一张桌子,上有香炉和一对烛台,照理香烛要日夜不断。这一间的正面全敞着,人人都看得见里头。
当中一间的一边,是给来赴会的男鬼歇脚的屋子;另一边是给女鬼用的屋子——门前贴着告示写明。两头的两间派了要紧的用场,是男鬼女鬼的浴室。女鬼的浴室自然挨着女鬼的客堂,男鬼的浴室挨着男鬼的坐处,也都贴了相应的告示让亡魂知道。男女之间若混杂起来闹出话柄,那是极不妥的。浴室前面通常挂着竹帘。
若「魂屋」只隔三间,当中一间照上面所说归那位神和他的帮手,另两间归来赴会的男鬼女鬼,便不另设浴室了。
「魂屋」上找个便当的地方,贴着一张冒充当中那位神所出的告示,知会饥饿无依的亡魂:普度将在某月某日开坛,到时近旁要为它们备一席;又请阴间的「善男」「信女」到场。还请它们住进备好的屋里,并劝它们举止守规矩。
定下的日子近了,便搭起两座以上的坛,形如台阶,三级、四级或五级。这些坛有时搭得很巧,是在离地一两英尺的台子上把桌子一张张叠起来。有时则用木料木板搭成。一两座坛归和尚掌管,他们在上面摆自家教门的佛像;另一两座归道士,他们在上面摆自家这一派的神像。每座坛上有几只香炉、几对烛台。搭几座坛,要看出多少钱、普度行几天。坛若够多,便一座摆附近那座庙——也就是行法之处近旁那座庙——的「大王」像;一座摆城里所奉的城隍像;一座摆五帝的像;一座摆三皇的像。坛上用绣花的帏幔、贵重的古玩和珍奇精致的玩器装点起来。
普度办得大的时候,还要在旁边设一处地方,用小泥像摆演佛教所说十殿地狱里对恶鬼所施的种种刑罚;办得小的,就只挂这些刑罚的画。摆演地狱景象与苦楚的那些小像和机关,必要时由暗处的人扯动系着的绳子,使它们动起来。譬如一个鬼正受竹板的杖责;一个在油锅里煎;一个在大臼里捣;一个被锯开;有的在某殿的判官或王爷面前受审;有的被按在钉满利钉的板上,或是被抛到刀山上;还有的正在投胎,就是说那东西一半像某种牲口,一半像人身。这些摆演多半做得很粗陋,不懂中国人这些特别想头的人,看了会摸不着头脑。
近旁街边一般还设一处小小的摆演,是三十六间小铺:布铺、鞋铺、帽铺、伞铺等等。这些铺子每间只有两三英尺宽、两英尺高,一间挨一间排开,离地六七英尺高。铺子里的人和待卖的货物都是纸和竹篾做的,涂上合宜的颜色,大小相称。行法的几个晚上,这些铺子里点着小红灯笼,灯上通常写着一句话,表明这是众人出钱办的。做得用心又巧的话,这一排铺子稍远些看去很好看。
行法的几个晚上,通到设坛之处的几条大街都点得比平常亮得多。所用的灯笼,有的是鲜红的纸糊在轻竹篾架上,长约十八到二十英寸,直径八九英寸,上面写着行法的那个街坊或那座庙的名字。除这种圆灯笼之外,另有成套的三十六盏,是方的或扁的,隔一段钉在街边,并不悬挂。每盏正面是白纸或白纱做的,约两英尺长、一英尺多宽,上面画着——有时画得颇工整——一种或几种牲口,家养的或野的,四条腿的或两条腿的,还有鸟雀虫豸,或是各色人等,如帝王、官员、行旅、商人、妓女、吸鸦片的、赌徒、强盗;又画各种死法的样子,如上吊、砍头、淹死、自尽;此外还有各路神鬼,善的恶的都有。
这样的成套灯叫作「三十六类灯」。这时候街边还排着另几套灯,每套十盏,摆演所造万物的不同门类,归作十类,一类是哺乳的,一类是卵生的,如此等等——这是照中国人给禽兽、人与神分门别类的想法。佛教所说的轮回也画在其中几盏灯上,如虫豸变成人、人变成虫豸。有时相似的灯上还画着时兴戏文里的场面。这些灯晚上点起来,一则给围拢来看的人群添些乐子,二则也照亮通往普度场的街道。
到了时候,一切齐备,可以开坛了,所请的道士便在他们要主持的一座坛前烧一道黄纸文书。这道文书是写给他们这一派的主神看的,说明在烧文书的这地方将要办些什么事。同时烧一个纸人,骑在纸马上,据说由他把文书稳妥而迅速地送到玉皇手里。与此同时,和尚也在用他们这一门遇此场合的惯例,把人间将办的事禀告佛。
这桩仪节费时不多,就算头一晚的主要法事了。完事之后,僧道在场内或场边吃过晚饭就歇下。
第二天一早,他们先在各坛要紧的地方点上香烛,然后用竹枝或桃枝蘸水、或是用手指蘸水,往坛上、神像上和器物上洒几下。这是为了一桩值得称道的用意:洁净这些东西。随后各就坛前或坛上的位次,开始诵经念咒。过一阵,其中一人请办普度的首事或总理到主坛前跪下叩三个头,行礼拜。
早饭是在各尊主要的神像前摆些简便的东西,如茶、面线、饭和糕,每样少许。午饭备得比早饭丰盛,大约是五盘或十盘素菜或荤菜,看那神像是佛门的还是道门的而定。次一等的神像也有吃食,只是分量少些、质地次些,比不上招待上等主神的。
到了晚上,各坛点起大蜡烛,照得通明。近旁街上那几套灯也都点亮。人群聚来看热闹、听动静。常常还请一班乐手来娱宾。整晚都用在念他们的咒文上。一般说来,普度期间除头一晚和末一晚之外,至少隔一晚、有时每晚都要行一回像「登台」那样的法事。
上面这番简述,可以表明从白天到夜里、直到末一夜之前的大致情形。到末一晚最为热闹。这一夜常有一半工夫用来行各种额外的法事,为的是从几方面给到场的、或想到场的亡魂些好处。
常要备下许多又小又便宜的瓦器,样子有点像碗,有时也用一块木板。每个里头放上松香和别的易燃之物,或是油,或是一支蜡烛。每个外沿上扎着纸做的莲花或别的好看的花。晚上早些时候,僧道列队把这些器皿从行主要法事的地方送到最近的活水边上,点着松香或油,把器皿小心放到水面上,任它漂走。这样做,据解释是为给从水上来去的亡魂照路。僧道来去水边时诵经、击钹,缓步成单行而走。这桩法事叫作「放水灯」。
另有一出把戏叫作「破地狱」,大致是这样演的,用意是救出囚在那里的亡魂。把五片寻常瓦片放在地上,彼此隔开几英尺,一片放在方形的中央,四片放在四角。当中还放一两个纸做的小人像,又放几张纸钱。这些瓦片代表地狱,那些小像代表囚在里头的一部分。一个道士手执一柄法杖,绕着这些瓦片缓步庄重地走,口念咒文。过一阵他把纸钱点着。纸钱烧完,他用法杖把每片瓦都敲一下,敲得粉碎。随后抓起那几个小像带走。
另有一出叫作「亡魂过桥」。
用木板搭在凳子或桌子上做成一座假桥,两边用竹子和纸或布扎起栏杆,免得亡魂从桥侧跌下去。有时还在上面搭一道拱或顶篷,也是竹和纸做的。一切齐备,僧道便开始诵经、吹号、敲锣击钹。一声号令,几个人脸上涂了彩,照中国人想象里鬼的穿戴——青绿色的或带条纹的衣裳——从原先藏着的地方出来,从站在桥这头不远处的一个僧道手里接过一张纸文书,过桥而去。这些人有时扮白无常和黑无常,有时扮乞丐或妇人。他们多半是真的乞丐或极穷的人,为着一点点钱,肯在这种场合装作阴间的小鬼在桥上跑来跑去。过了桥,这些「亡魂」把上桥前接的那张纸交给一个僧道。这些纸要在照例的神像前烧掉。「亡魂」从另一条路回到起点,并不从桥上折回。随后再过一回桥,回到正面,再过,如此过够该过的次数,每回都拿着一张纸文书。据说这座桥是摆演阴间的某一座桥。只有善人才能平安过去;恶人据信要从桥侧跌进底下的水里淹死。办一场普度,据说能叫亡魂过这座桥时更容易、更稳当些。
第四章奇特而通行的迷信(中)
住在近旁的人有时想给自己亡故的亲人送钱送衣,便趁这个机会凑出几只装着这些必需品的箱子,在普度最末一晚烧掉。纸钱纸衣装在红纸和竹篾做的箱子里,箱长两英尺到三英尺,高一英尺到一英尺半。每只箱盖上交叉贴着两条纸,成叉形。这算是一种封条或符。点着火时,僧道诵咒击锣,据说死者便收到了人世上活着的亲友所送的钱与衣。
末一晚为饿鬼备下的食物极丰足。几垛蒸糕,高两三英尺,摆在桌上或地上。又备许多盘素菜、荤菜、果品等等。有时还把糕堆成圆锥形的尖塔,高十英尺或十二英尺;糕是小心码在一个中空木架的外面,木架底下直径好几英尺,是专为这桩事做的。这些糕垛看上去像是整个用糕堆成的。法事完毕,或在第二天,把这些糕、一部分果子和别的吃食分给街坊亲友,也分给前来求施舍的乞丐和麻风病人。
末一夜的第二天晚上要备一份补供,是给那些来得太迟、没赶上头天晚上那一席的亡魂的。普度之后一晚所行的补供,比「登台」之后一晚所行的要丰盛得多。
探问神佛与祖先意旨的几种常用法子
中国人想出好几种法子,自称能由此探明神佛的意思。他们惯常探问的事情五花八门,如病能不能好、能不能生男丁、生意顺不顺、读书有没有出息、能不能得功名官职。他们声称相信:只要用了某几种法子,神佛便会把将来的情形、或是对眼前这件事的意旨指示给人;而所得的答复,就被看作足以据此大体安排自己行止与生意的好理由。
现在把这几种求神示的法子略述一下。探问神意时所行仪节的细处,常因场合的情形或主事人的脾气而大有出入。有时比这里所说的做得多得多,有时又少得多。
无论用哪一种法子问神,总少不了一桩:在所拜的神像前,或是在代表所请对象的东西前,点一支或三支香、一对蜡烛。
用筊杯。——这是一样器具的名目,若是人家自用,一般用木头做;若是庙里用的,便用竹根做。它最粗的一头直径通常两英寸到五英寸,长三英寸到八英寸。一头比另一头细得多,有时细成尖的。做成想要的大小形状之后,从当中顺长剖开。这样每一片自然就有一面平、一面圆。
想向某位神佛探问的人,在神像前、或在代表神像的东西前跪下,跪着恭恭敬敬向地上叩几个头。随后把自己的处境或打算说出来,提出所求,恳求神指示意旨,或是指示他这件事将来的情形。说完站起身,把筊杯平的两面合拢,拿着它在烧着的香的烟上绕几圈。然后恭恭敬敬地向神像前一掷,让它落在自己和神像之间的地上。答复如何,据说看两片落地时的相对位置而定。若一片平面朝上、另一片平面朝下,便算是允、算是吉。若两个圆面都朝上,便算是不允、算是不吉。若两片都是平面朝下,答复就算是不置可否,既不很好,也不很坏。
筊杯也常同样用在住宅或祠堂里的祖宗牌位前,为的是探明亡者对所议之事的意思。每座大庙里至少备一副筊杯,给进香礼拜的人用;许多拜偶像的人家也自备一副,在家中神佛和祖宗牌位前问事用。
抽签。——每座大庙都备有五十到一百首诗签,所说的事情各式各样。每首都编了号,各印在一张纸条上。据说这些诗签大半原是受过庙中神佛好处的人,为还愿献给那位神佛的。每座庙另备一批竹签,数目与诗签相当,按号相对。这些签长八英寸到十二英寸,长短粗细多少看所用那座庙的大小和名气。
这些签是在公庙的某尊神像前抽的;据说决不在私人住宅里抽。要向神求问的人跪在神像前,叩几个头,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处、所问何事,以及是为自己问还是替别人问。随后取过盛签的竹筒,在神像前轻轻摇晃,直到一支签落到地上。他这才起身把签拾起来,放在插着点燃的香的香炉上,小心把写着签号的那一面或那一头朝着神,好让神看得见;若是香炉不便够着,便径直放在神像前。此后他取筊杯,照上面所说的用法,探明神许不许这支签。神若表示许了,便查与签号相对的那首诗,看神对所禀之事的意思或断语。筊杯若表示不许这支签,便把签放回竹筒,照先前的样子再摇出一支。第二回摇出的签照样放在神像前,再掷筊杯,断它是不是对的签。若不是,便一再重来,直到得着允的答复为止。神所许的那支签,签号相对的那首诗,就算是他的神示了。诗意若吉,便断定所禀之事将有好结局;反过来也一样。
神示有时不止一种讲法、一种用法、一种推想。有些诗签附有解说,帮求签人读懂、用上。不过大多数时候,还得他自己看诗的大意,或是看诗里提到的古人古事,自己去比附推想。神所许的那首诗,看庙的人或庙里的僧道要收一点小钱。
用男巫。——这是问神的一种极别致的法子,或在庙里行,或更常在人家屋里行;有几分像美国和英国时兴的那种叩桌问鬼。通常在晚上行;在做法的人那一边,与其说是挣钱的营生,不如说多半是出于交情、给人面子。请他们帮忙的人常送他们一份礼。
除求问的人之外,还要两个做法的人。两人之中,一人在神像前那张点着香烛的桌子前面坐到椅子上。另一人拿起笔,在一张黄纸上画一道符,就着蜡烛点着;纸烧着的时候,在坐着那人面前轻轻上下挥动。这样做是为驱去他身上一切污秽之气,好让他的身子成为所请之神暂住的地方。他于是闭着眼站起身,从同伴手里接过一支点燃的香,双手捧着,安安静静举在胸前,仍旧闭着眼站着,背对那张桌子。另一人这时开始把两手的手指交互绞起来,绞成一种据信特别讨所请之神喜欢的样子。随即走近那个站着的人,猛地把绞着手指的两手朝他脸上一送,活像要打他。这一送把手指分开了,他又绞起来,再朝他一送。如此反复几回,据说极能招神降临。那个始终闭着眼的人不久便现出据信确凿无疑的迹象,表明已被某种看不见的异力附上。他的身子前后摇晃,手里的香掉在地上,开始迈着某位神特有的步子走动,摆出据说属于那位神的姿态神气。这被看作那位神确已降在巫者身上的铁证。
不过据说有时来的是那位神的一名从神,这从巫者摆出那从神特有的姿态上便看得出来。若请神的那个人一定要主神亲临,巫者过一小会儿通常会现出那位神独有的样子,表示他已经到了。
求问的人这时上前,手里拿着三支点着的香,跪倒在巫者面前,请他坐下。巫者坐定,求问的人便说出自己求见神的事由。两边往往就这件事交谈起来,一边自称把所要的消息告诉他,一边恭恭敬敬、感激不尽地听着。不过有时那位神借巫者的口,把求问的人痛骂一顿,骂他求神帮忙去做犯禁的、不上台面的事;有时神干脆不肯把人想知道的事说出来。谈完,巫者像是睡过去几秒钟。醒来给他喝些茶,不多时就恢复原样了。许多人用这法子来问病怎样才能好,也用它来问某一种彩票的门道。
用笔在沙上写字。——这支笔总共是两块木头。大的那块通常长两三英尺,多用桑木、柳木或桃木做。它的样子很像庄稼人的耙,又像一个岔开的丫,是用一段极弯的树枝、或是连着树干的一段枝子削成的。这耙形木条的前端通常雕成中国龙头的样子。前端尖底下横着插一小段上面说的三种木头之一,长约五六英寸,与木条成直角,整件器具看去便像一把极小的耙,只有一个前齿。
想用这法子问神的人,先向专为办这类问事而设的会社中人说明心愿。在所问的神像前、或代表他的标记前摆一张桌子。桌上除香烛之外,还摆鲜花,又备茶或纸钱。这张桌子前面、离神像更远些,另摆一张桌子,上面放一只木盘,长三四英尺、宽两英尺、深几英寸,盘里差不多装满干沙。香烛点过,求问的人跪下,照例行礼并说出所求。起身之后,把纸符点着,趁它烧着,在乩笔、沙盘和那两个将要扶笔的人头上挥动,为的是洁净他们。这两人站在放沙盘的桌子两边,背对神像,默默地、恭恭敬敬地一人一边握住那耙形的器具,使前端尖底下那个齿头触在沙上。
这时另点一种特别的符,放进神像前桌上的香炉里,用以洁净。又在近旁露天、直对天光的地方烧一道符。这是要请神降下,进入乩笔,把神示写出来。他若迟迟不现踪迹,便再烧一道符。他降临的迹象,是笔尖缓缓移动,在沙上划出字来。在沙上写过一两行,笔便停住,把字抄到纸上。此后若答复还没完,便再写一行,如此下去,直到笔完全不动——这表示神的灵已经离了乩笔。剩下要做的只是弄明白神示的意思,而这往往很不容易。有时神示是诗,里头引着古时的人与事;有时写的是今日不通行的某种古体字,或是简省的草书。有时神示像古希腊那样,含着几种模棱两可的意思。求问的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从神的答复里尽力琢磨出一个最说得通的意思来。读书人用这一法子求神的,比别的人更多。
妇人常用女巫。——她们这样做,是为探听亡故的亲友的消息,或是问某个病人该吃哪一种药才能好,如此等等。这种女巫有两类。
一类自称是借一尊柳木刻的极小的像,得着并传出所要的消息。这像先在露天受四十九夜的露水,再行一套迷信的仪节,便据信有了说话的本事。把这像放在它所属的那个妇人的肚子上。她借着它,自称是生人与死人之间传话的媒介。她有时自称把这像打发到阴间去寻所要打听的那个人。像于是变成一个精怪,领命而去。那人的魂进到像里,把生前亲属所要的消息说出来。据说那妇人并不出声,话像是从那像里发出来的。问话是对着女巫问的,答话却像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这叫作「寻线」。里头多半用了一种口技。话既声称是从女巫肚子里发出来的,自然更容易把人骗住。女巫用这法子时不用香烛。想打听亡夫消息的寡妇、想问将来的无儿的妇人,常来找这一类女巫。花费很少,向阴间问一回消息,一般不过二分半钱。有时把那尊柳木像凑到问话人的耳朵边上,好叫她把所问之事听得更明白些。
另一类自称能从死人那里、或是关于死人探得消息的妇人,做法大不相同。女巫坐在桌边。问明死者的姓名和死的确切时辰之后,她便低下头伏在桌上,脸埋着不让人看见。桌上直立着三支点燃的香,有时照例插在香炉里,有时横放在一只盛着少许熟饭的器皿上。桌上还点着两支蜡烛。求问的妇人,也许还有她一两个相识,围在近旁,一声不响。过一小会儿,女巫闭着眼从桌上抬起头来,开口对求问的人说话。这时据说她已被所问的那个死人的魂附体;换句话说,死者进了她的身子,借她的发声器官与活人说话。生人与死人之间便谈起来,彼此互通消息。谈完,女巫把头伏回桌上,过几分钟往往开始干呕或是呕吐。喝些茶之后,不多时就恢复原样,死者的魂已经退了。
女巫有时自称用类似的法子被某位指定的神佛附体,附体之际给来求药的病人开方。遇到这样的事,人相信药真是所请的神定下的。那位神一时投到女巫身上,把病人要想痊愈所该吃的药指点出来。有时还嘱咐求药的人,吃药之前先去敬某一位神。
求雨
一年之中旱得最厉害的时候,通常是中国的六月或七月,约当阳历七八月。到这种时候,官员自有官员求雨的一套,百姓自有百姓求雨的一套:
百姓求雨。——通行的法子有好几种,由出面求雨的人随自己的意思挑一种。
有时他们用竹子扎一尊像,叫作「龙王」,外面糊黄纸或蒙黄布;也有把头上糊青纸、身上蒙黄布的。头脸仿着龙的头脸做;身子和手像人的身子和手。不装脚。像很轻,由一个男人或男孩在队里扛着——他把像罩在自己身上,衣裳一直垂到脚踝,换句话说,扛的人是钻在里头的。像的头离地七英尺到十英尺。像的手捧在胸前,拿着一柄笏,仿着明朝臣子见皇帝时须捧在身前的那样东西。
队里还有几个人拿着锣、鼓和四面布旗,黄、绿、黑、白各一面。黄旗和白旗分别象征风和水,绿旗黑旗代表云。旗宽约一英尺、长四五英尺,顺长缚在青竹竿上,竿梢留着新鲜竹叶。每面旗上写着几个字,意思是「祈雨」或是「救民」。这些字或写在布上,或写在纸上再贴到布上。队里扛旗的男人或男孩一面走一面把旗左右挥动,口里喊「雨来了」或「下雨吧」;拿锣鼓的则一路穿街过巷,不住地敲。
有一个人用扁担挑着两桶水。他一手拿着一枝带叶的青树枝或竹枝,不时蘸蘸水,把叶上滴下的水洒在地上,一面洒一面喊:「雨来了,雨来了。」
队里的人戴白色的尖帽,不带缨子,通常穿白衣。有几个人一路恭恭敬敬地在身前捧着一支点燃的香——至少是在这样的场面里尽量做得恭敬些。
这一队——敲锣打鼓的男人或男孩、扛龙王的、挥旗的、洒水的等等——有时有三四十人。他们随自己的意思,或夜里或白天在街上游行。若在夜里,便另雇几个人提灯笼,灯笼是白纸糊在竹架上的。
有时这求雨的队伍擅自闯进某位官员衙署的院子里,在那里敲锣打鼓,闹够了才肯走。有人断言,被这样闯上门的官员偶尔也肯屈尊出来见这群人;遇到这种时候,便把那尊大龙王像摆在一张桌子前面。这位大人走上前,躬身在像前献香,把香插在桌上的香炉里,然后回自己屋里去。扛龙王的人随即把像重新罩上肩头,队伍便告辞而去。
亲身参加这种求雨的人,极少、或者说从来不是中国社会上层的人,虽则钱可能是上层人出的。街上敲锣、挥旗、洒水的,通常只见得着下等人——男孩、脚夫、小贩之类。
有时队里抬的不是龙王,而是从某座有名的或香火盛的寺庙里请出来的观音像、或送子娘娘像。这像放在一座结实的架子上,架上又扎一座小纸山,主要是用一种带红的蓝纸做的。这座台子、这座小山和这尊像,由八个男孩扛在肩上,在街上来来回回地走。有时送子娘娘像前头走着八个男孩或成年人,穿黑衣,像皂隶一样,不穿袜,脚上着草鞋,背上缚着鞭子和差牌。这样的队伍里也常见几个男孩穿着花衣,很像戏子的穿戴,一个拿铃,一个拿号角,第三个拿剑,第四个拿印。另有一个打扮成——照中国人的想头——闪电的样子,又一个打扮成雷的样子;还有两个抬着一对挂起来的香炉。求雨队里其余的人,就穿戴和器物而论,往往和扛龙王的那种队伍里的人差不多。
有时求雨队里抬的像,是一只成了神的猴子;本地有些人极崇奉这位。
遇上大旱的年头,偶尔还把本城所奉最有法力、最灵验的几尊木像请出庙来,大张旗鼓地在街上游行,由绅士和读书人亲自出面主持照管。极少见的是——只有旱得太厉害时才有——把其中一位神佛的像抬进布政使衙门或别的大官衙署的空院子里,撂在那里让毒日头晒一阵。他们想象那位神这样被晒着,干渴难当,便会觉出下雨的必要,于是赶紧叫雨从天上落下来。
百姓在街上忙着求雨的那些日子或那些礼拜里,许多店家在柜台上摆一块纸牌位,上面写着「五湖四海施雨龙王」。牌位周围插着几面各色小旗。牌位前烧三支香,所用的蜡烛是白蜡或白桕油做的,就是本色,不像礼拜时常用的那样染成红色。
红是喜庆的记号,所以求雨时断不容用红烛。这时候往往连真的白烛也不烧,只在该放烛的地方摆一对纸做的白烛。用纸烛的理由,据说是真烛这样露天放着被风一吹就难点得住。不过纸烛比真烛便宜这一层,大约也多少在人心里占着分量,使人宁可用纸的。
人们盼雨之切,有时表现为不许在场的人打伞、或戴夏天热时常戴的凉帽。有一年夏天,城里城外的百姓和官员天天求雨,这种不许之风盛行到这般地步:不但有热心的人在街上看见同胞戴帽打伞便喝令他们摘帽收伞,甚至还喝令几个外国人把凉帽摘下、把遮日头的伞收起来。
曾有一两回,有人动手要打掉几个外国人的帽子,或是要他们走在街上时把伞收起来。那几个人并不明白为什么被这样喝令,不过料想——料得也不错——这与抬神游行有关,便抵住了。这些热心的中国人心里的意思,像是这样:我们盼雨盼得要命,正在求雨;你们这些戴帽打伞的,却怕下雨怕到要带着东西遮住脑袋,免得淋湿。
官员求雨。——他们求雨的样子与百姓所用的办法大不相同。寻常年头,他们中有些人一日两次,通常步行,身前捧着一支点燃的香,到城中一座山上的名庙去,在代表玉皇上帝(道教的主神)的神像前焚香。焚香时行三跪九叩之礼。与此同时,另请一班道士照他们遇此场合的惯例诵咒行礼,大宗旨就是求雨。这些官员又到同一座山上另一座庙里,在观音像前焚香。同时请一班和尚照他们的惯例诵经礼拜,为的是催促所需的雨早些到来。
第四章奇特而通行的迷信(下)
官员极少、或者说从来不像寻常百姓求雨时那样,抬着神像在街上游行。
旱得太厉害时,他们偶尔出告示禁宰猪三日。到这种时候,猪肉一般还买得着,只是比平常贵些。肉不像平时那样公然摆出来卖,宰猪备市也不像平时那样公开。宰牛取肉照例是犯禁的——至少人人都这样说。
有时——不过很少——他们在白天把一座或几座城门关上。这样做是极度窘迫的表示,说明官民求雨之切。
官员求雨的时候,几乎年年都要派一班人到离城六七英里的一座有名的佛寺去,把寺里一尊有名的观音像借来。去年夏天,城里的知府和一位知县亲自去办这桩要紧的差事。神像由八个人抬着,随行的官员步行走在前面,从东门一直送到城中前面说过的那座山上供这位神的庙里,场面相当肃穆隆重。到了那里,大官一日两次在像前焚香,又请一班僧道按时行求雨的法事,直到下透了雨为止。雨下过不久,他们便向这位娘娘致谢,谢她帮忙成全了这件众所盼望的事。这番致谢,是在她面前摆一张桌子,上面摆各样蔬菜、吃食和茶,同时焚化纸钱、蜡烛、香,并一张写明雨已下过的纸。礼毕,把像欢欢喜喜、体体面面地送回它所属的那座寺里去。
帝国这一带的百姓和官员在旱年求雨的种种办法,上面所述已经够了——要满足人对这件事的好奇,或许还嫌多了些。他们采用这些办法,像是出于这样一种想头:他们的恳求能「感动上天」,叫天把雨降到地上;或者说,所祈求的各路神佛,如龙王、观音、玉皇等等,会被打动,运起法力叫雨落下来。
若问中国人:凭什么相信这些办法能打动上天降雨,或能打动那些他们设想有本事向上天求雨、或能自作主张降雨的神佛?他们的答复是:这是本地的风俗;这样求雨是祖宗教的。他们自己承认,并不清楚所用的办法与所求的结果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也不知道还有比这更灵验的求雨法子。他们断言这些办法一向都是灵的。
这百姓对「那从天降雨给我们的主」,是何等显然、何等可叹地一无所知!
馒头的迷信
本城有一桩别致的风俗,不过十八二十年前才通行起来;它极能说明此地异教信仰的几种值得一记的特点。
事情是这样:南门外近郊有一座九福庙,奉的是「五帝」,庙里缺钱用。庙的董事或经管的人议定,提倡一种与馒头有关的迷信,指望借此把钱柜填满;不过几年工夫,这件事就办得十分成功。
董事们于是放出话来:到某一日,五帝备下一些麦面馒头,赏给前来求取的信众;约定来年要加倍奉还,作为谢礼。求取的办法是这样:信众带一对蜡烛、三支香到五帝像前,把蜡烛插在庙里的烛台上、把香插在庙里的香炉里,跪下向神像叩三个头,同时说出自己特别的所求——譬如生意兴隆、家里某人病愈、或是平安无病等等,随他们自己的意思。起身之后,便从神像前取去几个馒头,一个、两个或更多,随他们愿意。他们的姓名、所住街坊,以及取走的馒头数目,由管账的人记在簿上。照这件事的情理讲,这位信众从此便算受这几位尊神特别的庇护了。他既这样苦求,尊神便分些自家的食物给他;那么,尊神出力成全他心里所求的事,总是最起码的指望了!取了馒头,这人——妇人不许在五帝庙里行礼拜之事——便回家把馒头分给家里人,大家同受这几位神的恩典,也同盼所求的福分。
到了第二年,庙里董事出了公告指明日期,上一年领过馒头的人就该把谢礼送到庙里来;同时也让他们照同样的条件再多领些,别的愿意用这法子求得五帝庇护的人,也一样可以领。前来致谢的人,不但要带来上一年所领数目加倍的馒头、或加倍数目的馒头钱,还要带一点纸钱,为这几位神焚化。他们还须焚香点烛,在神像前俯伏称谢,和当初求领馒头时一样。
这桩迷信由九福庙开了头,如今已极为通行。别的供奉五帝的庙也照样办起来,同样是看中了那笔「实惠」。有几座供奉一位有名的女神——她被看作管接生的娘娘——的庙,也在每年中国正月庆她生日时,照样办了一桩相似的迷信。不过首先把这桩迷信大办起来的九福庙,领馒头的主顾远比别处多。每年四月末或五月初,那座庙附近郊区街上摆出来卖的馒头,数目大得惊人。
若问百姓何以这样快就一窝蜂照办起来,有人断言:九福庙提倡此事之后不久,果真有几个人在五帝前所特别祈求的事应验了!在那样的情形下,他们把这份成功归在这几位神的恩典上。消息传开,便引得别人也来试同样的办法。如今这风俗立住了脚、通行开来,每年照办的人极多;倒不是因为凡求的人都准能如愿——经验自然表明并非如此——一半倒是因为这几位帝被认为管着霍乱和夏天流行的别种瘟疫时疫,寻常百姓很怕他们。若不照例敬他们,料想他们会把不快发作出来,叫地方上病死的人格外多。有这样一桩传闻:某人曾照例在九福庙求领馒头,后来渡海到台湾去,既不曾亲自回来致谢,也不曾托人代他办这件事。他在外几年之后回到此地,攒下不少钱,却仍旧不照规矩奉上那份谢礼;据传说,这几位神便亲自、或打发一尊从神的像,某夜到他家里去,索讨照例的供奉。他的亏欠这样被鲜明地提醒了一回,便决意补上纸钱和馒头、或馒头的价值,数目按二的倍数递加,所乘的次数与他欠着谢礼的年数相等。他还自己出钱,为这几位神演了几台戏。这样一个故事一旦在城里传开,不论实情究竟如何,对中国人那迷信轻信的心思都起了极大的作用:许多素不行此事的人就此开了头,指望自己的心愿或打算能够成就;又有许多本已把领馒头时那份不言而喻的约定搁下不理的人,赶紧把谢礼补上。发馒头的庙在律法上对领馒头的人并无索取其值的权利,更不必说索取双倍之值。还报的责任只是不言而喻的,全靠风俗的力量、靠领馒头的人自私而迷信的畏惧,才得以履行。
行这桩迷信的人,大半属于下层和做买卖的一类。读书人行这个的很少,除非是拿它取笑、顺便白吃些甜糕。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求五帝的欢心,倒是为藐视五帝那想象中的法力。常听人说,读书人中间不时有人到自己脸生的庙里去,尽量多领些馒头自用,又替几个子虚乌有的人领——那些人的姓名住处,他一本正经、装得极恳切地报出来。随后把这些馒头带回家、或带到某个聚会的地方吃掉,嘴里对五帝说的话可不大恭敬;而他为求馒头所花的,只是那点香烛钱,不过一两文。至于跪下来对着五帝叩头、在神像前摆出诚心礼拜的姿态神色,这样实打实的伪善,他们良心上是毫无不安的。这类人自然从没打算去还什么谢礼。不过据说,领了馒头而不奉谢礼的人所占的比例极小,读书人有时是例外。寻常百姓中很少有人敢像读书人那样对待五帝,怕惹他们不快、招他们报复。
每年行这桩迷信的人家有多少,中国人估的数目不一,从一成到四成都有。许多人家只行过一两回,也有人从不行它。
这种馒头是甜的,蒸熟的。通常是圆的或近乎圆的,直径五英寸到七英寸,厚约两英寸,大约重八盎司到十二盎司。在铺子里或摊上买来作谢礼用的,每个要两分到四分钱。信众求馒头时所用的香烛,花费通常不到一分钱。他致谢的时候,除馒头或馒头钱之外,还要添上纸钱的花费,从半分到三四分钱不等,看他乐意买多少、烧多少,权当是给五帝那看不见的钱库上的一份捐。这纸钱虽只值极少的钱,人却相信它代表着一大笔金银,一烧便化成了真金白银。
馒头迷信每年给庙里带来的进项,论数目本身虽不算大,可就本钱而论却大得惊人:照名义算,等于每年所发出的馒头之值的一倍。照这套道理,今年发出一个馒头,明年就收回两个,或两个的价值。领馒头的人若在领到后的头一年不去致谢,第二年便要罚着给四个馒头、或四个的价值;第三年仍不理会,便是八个、或八个的价值;第四年便是十六个、或十六个的价值,如此按二的倍数随拖欠的年数递加,直到他把这笔债还清——或者说,直到他为五帝的恩典道了谢。作为谢礼交进庙里的馒头,或是发给来求馒头的人带走,或是摆到街上卖给那些要买馒头作谢礼的人。这样一来,同一个馒头可以由某人作谢礼献进庙里,再由庙里的伙计卖给另一个信众,那人又把它作谢礼献上,如此在几天之内反复好几回。照道理说,不以馒头本身作谢礼的,就该照馒头的全价付钱;不过近年来实际办起来,庙里只要见得着现钱,肯比全价少收一点,这样便省了庙里再去发落那些馒头的麻烦。
本城一所美国差会所属的本地教会里,有五个青年在归信基督教以前曾向五帝求领过馒头。其中三人按时奉上了照例的谢礼;另外两人从没奉过,若真是基督徒,自然也永远不会奉了。其中一人为着某种缘故把这事拖了一两年;后来进了差会的寄宿学堂,对福音的道理有了些兴趣,便想到一个问题:这笔账究竟该不该照规矩了结。有人劝他不要了结,因为那与基督教的道理不合。他十年前领了两个馒头,如今若照那套算法去还这份谢意,就得拿出一千零二十四个馒头,足足装八到十只大箩筐。
杂记各种迷信行事
请神吃茶。——某尊香火盛的神像将要抬着游街经过的时候,一个街坊的居民有时凑份子出钱,用下面的法子敬这位神:在路边摆几张桌子,每张上放一只插着点燃的香的香炉,两对烛台、每对上插一支大蜡烛,一只插着鲜花的花瓶,一盘时令上好的果子,还有三杯茶——换句话说,就是献茶给他。抬着神的轿子走到桌子对面时,有人拿一支竹签,上面写着「献茶」两个字,递上去像是请轿里坐着的那位过目。抬轿的停下,那人跪在地上,恭恭敬敬把三杯茶一杯一杯献给轿里的神喝。这出把戏演完,抬轿的便往前走。这样做的用意,是求这位神的恩典,叫街坊平安无病、居民生意兴隆或读书有成。有时也有人自己出钱、为自己的好处在神前献这一回茶。花费不多,得的好处据信却大。
为神摆席。——这与献茶的不同,主要在于花费大得多。街边摆开一长排桌子,上面堆满中国人所用最贵的食物,如海参、鹿筋牛筋、鱼翅等等,还有一个猪头、一个羊头、一只整鹅、一只整鸡、一只整鸭,此外有香烛纸钱。又大摆几盘上好的果子、糕饼和蜜饯。出钱的街坊常站在桌边,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香。神走到主桌对面时,抬轿的站住,一位为这桩事请来的道士把几只盘子一只一只拿起来,举向神像。茶、酒等等也照样举一回。随后都放回桌上。最后他念一张纸,上面写着出钱办这桌席的人的名字;他们借此祈求身体平安、或疾病痊愈、或读书与生意有成。念完,队伍便继续往前走。
求香灰。——一个人要出远门、路上又有风险的时候,常到他情愿认作保护神的那位神的庙里去,在像前焚香、点烛、烧纸钱,照例行礼。随后从像前的香炉里取些香灰,装在一只小红袋或一张红纸里。又如家里有人生病,或因别的缘故想在家里拜某一位神而家中又没有他的像,便照刚才所说的法子,从庙里那位神像前的香炉里取些香灰来。这包代表着那位神的红纸或红袋,便极郑重地请回家去。捧的人若是步行,一手把它捧在身前,手里同时拿着一支点燃的香,另一手在头顶上撑一把张开的伞。若不撑伞,便坐轿,照样捧着香和香灰。从庙里到家这一路上,若下雨便须遮雨,若出太阳便须遮日头,这被认为是必要的。到了家,把香灰挂在一个便当的地方,或是放进香炉里按时礼拜,正如家里若有那位神的像便会怎样拜一样。这人撑着伞、捧着香走在街上,样子很是别致。
这人若要出门,便把那袋香灰带在身上,挂在颈上或衣扣上。夜里投宿,取下来在它前面焚香点烛,好求它所代表的那位神保佑。他若平安顺利地从外头回来,这份功劳便归在他出门时所拜的那位神身上;为表谢意,常在当初取香灰的那尊神像前献上贵重的供品,又把带去的香灰送回原来的香炉里。
家里若病人已愈,不再拜这香灰了,便把它送回原来的香炉,同时献上一份谢礼。倘若病人没有好,或是所求的事没有成,有时就把香灰扔掉,说它「不灵」;有时还是送回原来的香炉,怕得罪了那位神,只是不献谢礼。偶尔也把香灰放在纸钱中间一齐烧掉。这被看作发落所求香灰的一种恭敬办法。
求梦。——许多人遇上要紧的事,极难决断该走哪一条路,便到某座香火盛的庙里去,焚过香烛,求所拜的神赐他一个梦,照亮他所困惑的事——他把那件事简略说明。他们常就在神像前睡下,焚着香烛。若做了梦,起来便用筊杯问:这个梦是不是神为答他的祈求、为照亮他的去向而降下的。若得的是允的答复,便去琢磨梦的内容,设法从梦里的指点断定自己对所议之事该怎样办、能不能成。有些人不用筊杯去断梦的来处。据说这些人容易被「野梦」——就是不是神降下的梦——引入歧途。人相信用筊杯可以断明所拜的神是不是这个梦的来处。若是他降的,梦的指点便被看作准确无误。
在神前点长明灯。——人常为某件事许愿,要在某位神佛的庙里、在他像前点一盏灯,点一个月或一年,或只在夜里点,或日夜都点,以所许的期限为限。所求的是钱财、功名、长寿或病愈等等。许愿的人通常雇看庙的人去买油、剪灯花——换句话说,请人代办这桩愿事的花费由许愿的人出,而所得的好处,是指望落在许愿的人身上。
对天点灯。——有时人宁愿许愿对天点一盏灯。这灯通常挂在许愿人住宅的门前。遇到这种情形,灯便由他自己或家里人照管。这样的灯上写着各样的字——有时只有两个字,「天灯」,或是「神灯」,或是「天地灯」,或是「天地神灯」。这些字表明这盏灯是敬所提到的那个对象或那位神的。灯在傍晚早些时候点起来,通常一夜点完一两支蜡烛。
还有许多人向「二十四天神」或「斗母」许愿,把相应的名号写在为还愿所点的灯上。到那位神佛生日那一天,一家人一般献上肉、鱼和蔬菜。每月初一、十五,他们也照例对着天、为灯上所写名号的那位神焚香。所求的事各样都有,如生男丁、病愈、或生意兴隆。
安土地、安神。——人盖了新房子,照风俗要先行一套迷信的法事「安土地」,然后才搬进去住。中国人想象有些当地的小神,或是「野鬼游魂」,若不先把它们安抚好、讨得它们的欢心,便会扰得新房子里的人不得安宁;所以要请一位僧道到地上来,念与此事有关的咒文。这样一来,土地、或是管着屋底下这块地的那些神,就被安抚平定了,一家人便可以搬进去安稳住下。
若是盖了新庙或是塑了新的神像,也须行一桩相似的法事,为的是「安神」或安当地的小神。若不如式恭敬地开光,人相信在这庙里礼拜、或在这神像前焚香,是得不着什么好处的。
祭太岁。——有一类神统称太岁。不过各有各的姓名,彼此分得清楚。他们共六十位,中国一甲子里每年一位。六十位挨次拜过一轮之后,头一位又成了当拜的正主,管着当年。所以在不同的甲子里,同一位神管着每轮里次序相同的那一年,如第一年、第十年、第二十年等等。管当年的那位神,人常在那一年里拜他,为的是求一年中免病免死、或是病能痊愈。做寿的时候,常在那位受益人的家里拜太岁,通常在露天底下拜。别的时候则到供太岁的庙里去拜。
供品一部分摆在放香烛的桌上。一部分放在桌子底下,搁在一只竹篾编的筛子上。那里还放些纸钱,并一个纸剪的小人像,代表那位求神相助的人。又把一些鸡血、一个生鸡蛋、有时还有一块生肉,连同三盘熟肉、三杯酒,一并放在盘上。一切齐备,主持法事的僧道点起香烛,摇铃诵咒,请太岁保那人免死、或使他复原,看情形而定。到了时候,把桌子底下的纸人和纸钱拿到外面烧掉。这据说表示那人所求的事将得应允。
暗中有眼。——东西被偷了、丢了,或是亲友、孩子病了,人有时去找一类自称能就失窃的东西「暗中有眼」、或能说出是哪个鬼怪作祟致病的人。譬如有人病了,吃药又像是不见效,便有时请一个据信能「暗中有眼」的人来,指明他得的是什么病、用什么法子才能好。过一阵,这人便装作说出是什么小鬼或邪气在扰这病人,又指点他该到哪座庙去求助、该许什么样的愿,或是大体上凭什么法子可望把病治好。
至于失窃的东西,他便说出是什么样的人拿了、年纪多大、穿什么衣裳等等,让有干系的人照他所说的样子自己去找贼。自称能「暗中有眼」的人,并不照寻常那样用香烛,而是手里拿一支点燃的香,在屋里慢慢踱来踱去,蜡烛则已吹灭或是撤走了。
第五章生意上的风俗(上)
办大宗买卖所用的居间人或中人之制:他们的酬劳;一种活的广告;买主卖主都容易上当;一类相当于代办行的人;女中人;钱庄、钱票与铜钱:钱庄都是私人开的;从前官府发的钱票;铁钱;「抄」钱庄;钱庄东家的恐慌;挤兑;古钱;铜钱的价值;香港的新币;不取利息的借钱会:「摇会」;「蛇蜕壳会」;「龙头会」;做买卖与开铺子:为彼此护持与得益而结的行会;不二价的铺子;行会每年的聚会;拜财神;每月初二、十六为游魂焚香烧纸;杂记生意上的风俗:定钱;学徒;「打人命」;押银借钱;定期付款与短期赊账;当铺;向「五帝」借钱;撵走房客的法子;一种别致的抵押办法。
办大宗买卖所用的居间人或中人之制
许多种买卖都要在两造之间用居间人或中人,这是此地社会上一种「特有的设置」,大约全帝国都是如此,只是各地略有出入。本地从别的口岸贩货进来的商人,并不亲自与零买或批买的人打交道。待卖待租的房屋田产,它的东家也不必由想买想租的人亲自上门去找。做这一行的人受雇来办这件事,他们是东家与买主之间、或东家与租户之间公认的「中人」。这个办法并不行于寻常零售铺子与它的主顾之间,只行于贩运商、批发商和房屋田地的东家。有人专做米的买卖中人,有人专做油的,有人专做药材的,等等。一般说来,同一个人不兼做一类以上货物或产业的买卖。
这些中人的酬劳,通常是买主付给卖主那笔钱的二十分之一。这一份里,买主出三成、卖主出两成;遇上大宗,这就是一笔很优厚的酬劳,抵得上他的奔走与干系了。实际与净得二十分之一的佣金一样,因为搬运过户的一切花费都由买主出,而中人既不用雇伙计,也不用赁账房或栈房。
单本城的中人大约就有几千,他们时时留心找机会撮合一桩买卖,图的就是那二十分之一的佣金。他起的是一种活广告的作用,是一份会走路的报纸;而用这份报纸,产业的东家和有意的买主一文钱也不必花,除非真的成交。他的工夫主要花在穿街走巷、上批发商和零售商那里去,打听并传递他这一行的消息。帝国这一带的中国人中间并没有「日报」「周报」流通,可以向众人登出新到的货色,或登出待售的田产之类。要弄明白各色货物、待售待租的田产在哪里找得着,成色、情形、价钱如何,零售商和买主、租户实际上都托付给中人去办。他们的本行就是从有货有产的人那里打听消息,再传给想买想租的人。他们必得勤快,不但要从卖主那里问明某几种待售货物的实情,还要去寻找做这一行的人;因为他们的酬劳全看成交与否。
不难看出,买主在货色、尤其是价钱上很容易被中人蒙骗。他在两造之间说合这件事时,极有搪塞作伪的诱惑;而且往往有机会这样做而不至于吃亏,被识破的机会也很少。卖主与中人的好处,都在于把价钱谈高了成交。中人有时向买主开出比卖主或东家实际所要更高的价钱,指望多赚一笔,超过他寻常所得的那一份。卖主有时也知道中人所做的手脚,还同他讲明:买主多付出的、超过卖主实际所要的那笔钱,两人怎样分。在中国的外国人常因这种无赖欺诈而上当;而照社会上定下的规矩和情势所迫,他们买产业、租房子又不得不用这些人作中人。中人若私下与买主讲通了,有时也能凭着似是而非的搪塞、或是干脆撒谎,替自己多赚些,比他照规矩该得的佣金多。
这样买卖的产业,在价钱、成色和情形上这样容易作假,无疑是中国人生意上这套中人之制最糟的一面。除了少数大路货——它们的价钱众人大体都知道——之外,卖主和买主通常没法弄清彼此之间的实情。各人自然知道自己付了多少、收了多少,可是对方那一头的实情他却无从知道。若中人认为作假而不至于被识破,买主就格外容易在卖主串通之下被中人蒙了。不过顾着自己的名声、顾着日后两造还会雇他,这一层无疑常常大大拦住那些动了蒙骗念头的中人。
这套办法在中国大约还要行下去,直到有了报纸和行情表、而且产业的东家与买主普遍都肯用它,直到这许许多多的中人另找了别的营生糊口——那日子看来远得没有准头。眼下,尽管它有种种毛病,却既是特有的、也是少不得的设置;若没有一样同样好的东西顶替就把它废掉,生意场上必要停滞混乱到不堪的地步。一个中国人手里有一批茶、油、木料、糖、布或纸要卖,若不肯照社会上定下的这个规矩办,他的货是不容易找到买主的。与外国人做的茶叶生意,几乎全靠中人经手;外国的本主与中国的本主彼此直接议价的时候很少。
专做同一类产业买卖的中人,若人数颇多,常结成一种行会。每个这样的会,会员一年在某座庙里聚会一两次,为的是礼拜并酬谢他们认作保护神的那位神。批发商、贩运商、零售商和作坊主都得照中人定下的规矩办,否则他们会发觉自己的货物既难卖得有利,又难脱手得快。
遇到要紧的事,尤其是房屋田产的买卖租赁或是定亲,中人的名字和签押是文书有效所必需的。日后这件事若起了纠葛,中人便脱不了干系;即便律法上没有这一条,风俗上也要他帮着了结。他的干系到死方休。
另有一类中人,比上面所说的那一类更近于西洋的代办行。他们有大货栈,东家可以把货物存在那里供人看货出售。遇到这样的情形,买主往往另雇头一类中人去替他买。他得按所付货价的一小成付给号里的伙计;有时还得按所买之数算出一成,归代办行作佣金的一部分,其余的则从卖货所得的款子里扣。这一类中人、也就是代办行,为数相当多;中国人中间最大的几家货栈或商号,有许多就属于这一类。
有几种买卖里大量用妇人作中人,如买卖婢女、替富户雇奶妈、说亲、替内眷置办首饰衣饰等等——凡事情的性质要进到内室去见女眷的,都用她们。她们的酬劳,看事情的情形而定,或是照社会上关于此事的特有风俗而定。
此地男女订婚总是经中人之手。当事的两人通常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之地,也很少有人去问他们。中人是由两家的父母雇的,替他们办订婚的各样细节。男家给女家作聘礼的银数、成婚的日子,以及要商量的种种事情,都全凭中人经手议定。
钱庄、钱票与铜钱
此地的本地钱庄相当多,通行的钱票以样子别致、难以伪造著称。钱庄不受官府稽查管辖。凡有本钱的人、或是凑得出本钱的一伙人,都可以开钱庄、发钱票,用不着向官府领什么执照或准许。
几年前,福州的官员因为寻常铜钱奇缺,曾代朝廷发过钱票。官府又铸了铁钱,起初与铜钱作一样的价收受。可是铁钱不久就被大量私铸,又会生锈。官票既写明用与铜钱同价的铁钱兑付,便很不得人心,价钱大跌。一八五八年有一阵子,一元用官票或铁钱算,竟值一万八千到两万文。官府最后把铁钱收买回去,把官票从市面上撤了,仍旧由私人钱庄供应纸币。〔注一〕
有些钱庄开得年久,东家又都是公认的殷实可靠之人,他们的票子在生意场上通行无阻。票子的面额分好几种,有算铜钱的,有算银元的,有算银两的;数目也各样,铜钱的自四百文、五百文、六百文、一千文等等,直到几十万文;银元的自一元直到几百元甚至几千元;银两的自一两直到几百两、几千两。照经验看,被人伪造的风险比较起来是很小的。人一般宁要票子,不要它所代表的铜钱,除非是要用这笔钱去买零碎东西、或是要拿它零零星星地付账。用票子真正的风险,在于钱庄随时可能突然倒闭。
票子的轮廓,连同种种叫人难以伪造的花样,殷实的钱庄是用一整块黄铜细细刻成的;本小的东家便用硬木代铜。铜版或木版的右边留白比左边宽出一英寸以上,用处下面就说。票面的银数和出票的日子用笔填上,另写一两个字以便查验真伪。票上各处又盖上大小不一的戳记,有圆的、方的、长的,有些刻得极精巧繁复,用红墨或蓝墨印上。这些既使票子大为好看,据说又都带着某种暗记,私铸的人极难分毫不差地仿出来。
不过最能防伪的,或许还是右边那道宽留白的用法。票子裁下、修齐、放出去之前,先在这道留白上盖上或写上各样字句。一切齐备,便用快刀把这些盖的、写的字句从中切开,使票子右边的留白与左边差不多一样宽,看去却大不相同。票子右边的切口与切下来那条纸的切口自然严丝合缝;可是字句既被切成两半,字和戳记便一半在票上、一半在切下的纸条上。这些纸条都仔细装订成册以备查对,每条上有与它相对的那张票子的银数、日期和暗记。有人持票来兑,若对真伪稍有疑心,便去查对相应的存根,钱庄东家或他的伙计立刻就知道是真是假。要把钱票右边留白上那些手写的字句、那些蓝红戳记——而且是沿着与左边平行的一条线切开的——仿得这样丝毫不差、分毫不爽,正好与存下的那条对上,几乎是办不到的。
新钱庄开张时,照风俗,东家要出钱请一席,请的是左近各大钱庄的东家、总管或大伙计,以及与他们往来的主要银钱中人。这一席之后,左近这些钱庄若没有特别的缘故信不过这位新东家、或对他不满意,一般便肯照风俗认下这家新钱庄,使用它的票子。钱庄中人也认它已经立住,照与规矩体面的老钱庄一样的条件同它打交道。
票子都是见票即付的。持某家钱庄票子的人若拿去兑现,可以得铜钱,可以得别家通行的票子,也可以照当时的行市得银子或金子。给他什么作抵,并不全凭持票人的意思,倒更凭钱庄东家的意思,遇到紧急关头尤其如此。不过大体说来,持票人的意思总是照办的。算铜钱的票子通常用铜钱兑付。
此地有一条定下的风俗:钱庄若在人持票来兑时不能立刻以某种方式把票子兑清,持票人若愿意,便可以在钱庄里随手抓取东西拿走,取够他所讨的数目为止,而不至于被告偷窃或犯科。曾有这样的事:一些无赖和他们的同伙存心寻机会、或者说制造机会去抄钱庄,便成群结队地来,一齐拿出票子,大声喧嚷、出言侮辱,用这种不像话的举动闹出一个像是暂停兑付的局面。遇到这种时候,钱庄东家和他的帮手伙计怕真被抢,偶尔就给了这伙无赖一个似是而非的口实,让他们好装作钱庄里现钱不够、自己的票子有兑不着的危险,于是动手抢起钱庄来。一群人既兴头上来、又有利可图,这桩事一旦起了头,就极难拦住不让它做到底。街上多的是乞丐闲汉游民,能帮着干抢钱庄这样又刺激又有赚头的乐事,他们求之不得。钱庄被抄得只要搬得动、值得拿的东西一件不剩,连枕木椽子都给拆走,这种事并不很少见。严格照风俗讲,只有持着这家钱庄票子的人,才有权自取抵债。可是实际上,借着钱庄无钱兑票这个似是而非的口实去抄家的人,极大多数手里并没有它的票子;说穿了不过是贼和强盗。
一八五五年,持票人中间闹过一场少见的恐慌。先前几家钱庄刚倒了,就是说人持票来兑时付不出,店里的东西被持票人和趁火打劫的下等人抢得一干二净。总督决意办几个人做榜样,以防眼看就要来的无法无天与普遍的信用崩塌。某日清早,城里南街一家体面钱庄有许多人持票求兑。一大群人聚拢来,不多时便有许多人动手抢这家钱庄。几个手里并没有这家票子的闹事者被差役拿住,其中有一个穷轿夫,还有钱庄的一位体面邻居、一个卖米的。总督一听说这情形、一听说拿住了这几个人——他们显然除了抢之外,没有别的理由去「抄」这家钱庄——便断定要把他们不经审问立刻斩首,就在出事的那条街上斩。他手下的官员竭力劝阻这桩杀人的举措,怕这几个人这样被斩会激得众人一齐起来,杀掉官员,闹出一场变乱;可是总督很坚决,说这是防住普遍无法无天的上策,若不是唯一的办法的话。他出了处决的牌票,这几个倒霉的人立刻被拖到钱庄门前的大街上砍了头。这一切都在早上九点以前办完,消息也已传遍城里城外。总督所说的效验,他料得不错。这一下雷厉风行的处置,立刻把闹事的乌合之众镇住了;此后相当一段日子里,城里城外再没有人显出要违着风俗去抢钱庄的意思——所谓违着风俗,就是照风俗本无权参与抢钱庄的人,因为他们手里并没有这家的票子。
有时会传出风声,说某家钱庄有倒闭之虞,或是正在被「挤」——就是说持它票子的人因故慌了,纷纷把手头的票子拿来兑现。到这种时候,凡持有它票子的人,不论住在城里城外,都急着赶紧把票子送去,生怕钱庄真的倒了、或是现款用尽后被抢。这些确有债权的人一拥而上,更添了混乱与骚动。遇到这样的场面,钱庄东家的朋友们聚来帮着弹压;闲汉游民则聚在近旁街上,只等用得着他们时好动手抢砸。钱庄若在这时候被抢了,这一抢便免了东家兑付在外票子的一切责任,除非他们自己乐意兑付。本地做钱庄这一行的人,大多还是够体面的:倘若他们是老老实实地折了本、或是在这行里亏得太多以致决意收庄,也会尽力把票子兑清。这样的人通常在店里显眼的地方贴出两个大字,表示日后仍将「照兑」在外的票子。这张告白等于是请持票的人赶紧拿来兑现。它同时也表明他们有意收摊,眼下不打算再发自家的票子了。
有些钱庄东家觉出自己有被「挤」之虞、又有理由担心结果不妙,便先出告白说日后「照兑」,作个防备。照风俗,出了这道告白之后,就不许再抄、再挤这家钱庄了。有时挤兑已经起了头,东家便设法打发一个心腹去同某位官员说通,那位官员立刻派差役来把门关上,在门上一两处贴上又大又长的纸条,交叉成叉形。这些纸条上除别的字外,还有吩咐贴封的那位官员的名号。经这一道手续,这家钱庄便算是被封了,不许再挤。既经官封,他们便可以比原先宽裕些,从从容容地清理账目。据说那位这样帮忙的官员,只要有些好处,总肯把自己的势力借他们一用。钱庄被抄是件丢脸的事,所以体面的东家极不愿摊上。几家钱庄彼此约定,万一被挤便以钱相助,这样的事也不少见。
中国人在银价上投机,大约一点不比西洋人逊色。纹银或银元折合铜钱、钱票的价钱,有时一天一个样,甚至同一天里一个时辰一个样。据说这种涨落主要是做银钱投机的人在操纵,有钱庄中人和几家大钱庄的东家帮衬。他们若有理由相信有一大笔银子已经到了、或快要到了,是那些想买土货的客商的,便设法把银价压得比平常低。反过来,他们若知道有中国人要把相当数目的纹银带到别处去,那么纹银或银元折铜钱的价钱立刻就比平常高。住在本地而有本钱做银钱投机的人,自然要趁这些变动涨落,在银子又贱又多时买进票子或银子,等它又贵又少时卖出。
古时候有些皇帝铸的钱是刀形的,还有别的奇巧样子。这些如今被当作古玩珍重收藏,不再作钱流通。近代的钱是圆的,当中有一个小方孔。古钱常被用作避邪的符或护身的物件。有几种则用来卜卦。
一八五〇年,此地一元折票子或铜钱值一千四百文。一八五四年值一千七百五十文。如今(一八六三年八月)值一千零五十文。为付本口岸所购的茶价而大量运进的银子、或与之等值的东西,把银元的价钱压住了;因此土货各行的生意大半很清淡——因为中国人运银子来买土货,而银子换得的铜钱或票子太少(此地货价通常是按铜钱算的),他们换了铜钱便买不起想带走的东西,做下去准是折本的买卖。银元或纹银在钱庄里价钱高的时候,土货生意就兴旺。那时一元或一两所买的土货,比银元银两价低时多得多。土货的价钱,远不像银价那样涨落得厉害。
一八六四年,香港(一座离广州不到一百英里、属英国的岛)通行起一种铜的「文」、一种铜的「分」和一种银的「一角」,并定为法偿。这些钱是在英国铸的,却是为香港用的。每一种钱上都有中文和英文字样标明它的价值。另有带中文和英文字样的银元正在英国铸造,香港还要设一座铸币厂。那种「文」、也就是铜钱,一文等于一分——这样一元便定为一千文——在中国人中间很受欢迎。他们把这种钱带到邻近的中国地界去,常常七八百枚就换一元。这四种新钱、或其中几种,只要能大量供应、价值为人所知所认,大约不久便会在中国广泛地按平价流通。它们铸得很精致。那种「文」比中国的铜钱小得多、轻得多,当中是圆孔,不是方孔。那种「分」约有美国一分铜币那么大,那种「一角」的大小也与美国的一角银币很相近。中国实在极需要一种比寻常铜钱更便当的货币。
不取利息的借钱会
常有这样的事:一个人想弄一笔现钱来用,却又力所不及。他不去借这笔钱、付放债人所要的重利,也不去向朋友讨这笔钱作馈赠或暂借,而是设法劝他们结成几种会中的一种。这种会眼前的用处是替他凑出所要的数目,日后的效验则是让会里每一个人都依次得着同样一笔钱,而不必付那份沉重的利息。
他请一位靠得住的朋友作「二手」或副手,自己作会首。他预备下若干红封,每封里装一点钱,然后去拜访那些有力量入会、又是他想请入会的亲友,向他们说明自己的打算、要凑的数目、每人该出的份子,以及一切该交代的细节。愿意入会的人各收一个红封,算是定钱;此后非经他同意,或非因他凑不齐人数,便不得退出。照社会上的风俗,他们算是立了约、许了诺,要在这桩共事里尽自己的本分。若凑不齐够数的可靠人名,这桩事便作罢。
许多亲友肯入会帮一个人的忙,却未必肯白送他所需的那笔钱;也有许多人肯去试着结一个名义上于众人都有益的会,却不肯白受人的钱,更羞于开口请朋友凑钱给自己用。
摇会。——这个会得名于会员常要掷骰子。会员的数目不定,自五人到二十人以上都有。假定要凑的是十万文,会员十人,每人的份子便是一万文。假定三个月交一次份子,一共交十次,那么这个会办完要两年半。
一切事情都由会首和他的副手料理,会期在会首家里、或他指定的地方。头一次聚会由他出钱办一席,因为这一次他要收那十万文——其中算上他自己本该交的一份,其实他并不出,只从别人手里收九万文。头一次聚会不掷骰子,因为人人都明白这笔钱是归会首的。
第二次聚会时,每个会员带来一万文,归掷骰子掷得点数最多的那个人;会首和副手不参与掷骰,副手照一般通行的规矩,在第三次聚会时不必掷骰就取走他的十万文。
第四次以及此后每一次聚会,凡还没有取过这笔钱的人,便照会里的规矩掷骰子,定谁取这十万文。凡先前已经取过的人——会首和副手除外——每逢聚会都该出一点钱作杂用,如纸张茶点之类。到第十次聚会时若还有余钱没花完,便算是归那位一直等到这时候才领他那十万文的人。
〔注一〕(原注:中国人发明并最早使用纸币,如今已是公认的事。克拉普罗特、尚杜瓦诸人就这种货币的历史都或多或少说过些细节。据中国典籍可知,纸币最早是九世纪时由朝廷使用的,其后时断时续,一直行到十五世纪将尽;自此直到近世,不曾有人试过重行此法。不过帝国各处凭票取款之风盛行,国库又空虚,于是有人觉得不妨再借此法一试,以解朝廷财政之困;停了四百年之后,各大城里又开了官办的钱庄,发行新的纸币。这次试行的成效,看来还不足以指望这个权宜之法能行得长久。——见伟烈亚力《大清钱币考》,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提交东方学会上海分会。)
第五章生意上的风俗(下)
这样一来,只要人人践约,各人向会里一共交了十万文,也各人收回了同样一笔数目。只是交出去时是零零星星、分几回交的,收回来时却是一次到手。
这种凑钱法子最大的毛病,在于各人能不能照会里的章程尽自己的本分,很没有准。章程里交钱的次数、会员的数目、每期的数额,都是会首起会时定下的。有人会因病、因变故、因死,到期交不出钱。这样的事叫会首和那些已经领过钱的人很为难,因为别的会员要找他们负责。若因几个会员交不出讲定的份子而散了会,那些已经领过钱的人,所领超出自己已交之数的那一部分,便得退还;不能一次还清的,就分成小数目、隔期陆续还。会员中若真有赖账的,会首便算有责任替他补上他该交的数。各人在领那一期所收的钱时,须立一张字据,上面写两个作保人的名字,一个是会里的人,一个是会外的人,保他照应尽的本分办到。这些会里真正赖账的事大约很少,因为会员彼此一般是相好的至交,与会首尤其要好。
有时朋友之间起一个会,数目比较起来很小,一份不过两元、四元或六元。穷人一时凑不出所要的数,却能攒下每季、或更勤一些交一期的钱,有时便入这样的会。不论数目大小、会员多寡、交钱是按月还是按季,宗旨总是一样的:弄一笔整钱来用而不必付利息,以后分期归还。
蛇蜕壳会。——这个会这样叫,是因为会首——就是众人替他凑钱的那个人——要按讲定的期限、分期把钱还给会员;据说就像蛇蜕壳一样,是一点一点、隔着一定的日子蜕下来的。办这个会用不着副手。会员只凑钱、只交一回钱。这笔钱并不在他们之间分派;交齐之后全归会首自用,而交钱就在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聚会上。这时他替会员办一席。他随即讲定,要按一定的期限、以同样的数额,把所收的钱分期还给出钱的人,先后次序在交钱当时由拈阄或掷骰子定下。每个会员都得等轮到自己,才能收回自己所出的钱。
龙头会。——这个会叫作「龙头」,是因为会员头一回交的钱比后来各回大得多;据说这像中国的龙,头比身子大得多。份子的数目、交钱的期限等等,都在会首向朋友邀名入会时安排妥当。
假定会员连会首共二十人,头一回除会首外人人交一万文,会首一文不出,却把交进来的全收了,便是十九万文。若是每季聚一次,头一次之后每隔三个月,会首向会里交一万文,别的会员每人交一千文,共计二万九千文。这笔钱归谁,由掷骰子定。照这样,自起会算起五年之后,会首向会里共交了十九万文,正是他头一次所收的数;别的会员各交了二万九千文,也各收回了同样一笔数目。头一回与后来各回交钱的比例,自然由各方议定,便是一个会的规矩。
做买卖与开铺子
这个国度里,货价、工钱等等上头,很少有西洋那种自由竞争。做同一种东西的人常联合起来,议定批发的价钱。零卖同类货物的人也联合起来定零售的价钱。这样做的主要、也是明说的用意,是彼此护持。若不这样齐心,有人就要贱卖,别人为保住这项货物的一部分生意,便不得不跟着落价。中国人说,不久就会闹出两败俱伤的竞争,原料和成货的价钱也要大起大落。某个开铺子的人是不是在议定货价的那一伙里,向众人表明的办法,是在红纸上印两个大字,贴在铺子里显眼的地方。照道理说,凡议定了价钱的人,便不敢公然贱卖;因为做同一行的别家铺子若知道了,犯规的人便得出一笔罚款,够演一台戏,或够办若干桌酒席请同行的人吃——罚多少,要看他们各自议定的、违规自罚的章程。
有几行生意,凡做的人都不得不入行会,守行规、认罚款——这并非律法所定,而是风俗所定。若有人开张时不肯入会,或是犯了规不肯认罚,相干的人便会在生意上害他,用种种法子折磨他,直到他肯就范为止。
各行的工匠,如木匠、裁缝等等,也各按本行联合起来,议定工钱和别的与自己格外相干的事。雇他们的人到了定下的日子,便得照新定的工价办。雇工匠的人和开铺子的人就这样常常不得不抬高工钱和货价。大体说来,工钱或货价一涨一落,总是同一行工匠、或同一种货物齐涨齐落。改价的日子常常早就有人知道,相干的人先得了信。正因为有这个风俗,相隔不远的各处街坊,同一种货物的价钱、同一行工匠的工价,才会这样整齐划一。
许多铺子里,行会聚会上或由头面人物议定的货价,有时写出来或印出来,贴在相干的铺子里给众人查看。开铺子的人常搬出这个来给主顾看,表明某几样东西不能低于某个价钱卖,否则要罚。
有些铺子声称是按实价卖货——他们断言,比头一回开的价再少,他们是不收的。这类铺子统称「不二价」的铺子。他们声称是以实价卖地道十足的货,而且不分主顾,无论男女老少、城里的绅士还是乡下的土人,一律一样。这类铺子从前比如今老实些,也靠得住得多。如今——至少其中许多家——只要碰上占便宜、蒙人的好机会,也就不照自己标榜的办了。还有许许多多铺子根本不标榜卖地道货、按实价卖;这些自然是想尽法子坑骗主顾、刮主顾的。只标「一价」的铺子,比别的铺子靠得住得多;他们虽则并不严格照自己贴出的话办,骗人却比那些连「不二价」也不标榜的少些。凡在「不二价」前头加一个「真」字、写成「真不二价」的铺子,中国人相信它们在交易上比只标「不二价」的更可靠、更老实。这些铺子也和寻常铺子一样,加入议定统一价钱的约定。
通常在中国的三月或四月,凡入了行会约束本行生意的铺户、工匠和作头,聚在某座庙里吃酒、看戏、把章程酌量改订,并商量共同的事情。须记得各行是各聚各的:卖油的自聚,成衣的自聚,泥水匠自聚,钱庄的自聚,等等。各行办这年度聚会的地方,一般、或许总是选在供奉本行中人认作恩主或保护神的那位神佛的庙里。到这种时候,要在庙里所奉的神前献供、焚香点烛,这是整套章程里要紧的一项,指望借此求得他或她相助,使自己的生意做得精明有利。所选的日子一般是查皇历定下的吉日。这番吃酒、演戏、拜保护神的花费,由犯了行规的人所出的罚款,以及每年向各会员派的乐捐支付。他们有一个董事会,遇到急事可以召集临时聚会,议决不属于他们职分之内的事,或是他们想请相干各方共同商量的事。头面人物的职分之一,就是举发违反行规的人,并收取罚款。
做鱼、木料、果品等生意的代办行,每月初二、十六在自家行栈里办一席,同时在财神和本地土地神前焚香、点烛、烧纸钱。办这一席、拜这些想象中的神灵,明说的用意是敬他们,指望他们赐福给行里的东家,使生意兴隆。这些席面有时花费不小,要备格外上好的东西,如鸡鸭、鱼、猪肉、羊肉、蟹、面线和酒。在所拜的神前献过之后,这些吃食便撤下来,切开、回锅、调味,立刻做好,由东家、伙计和工人一同吃掉。吃的时候,东家或他的代表执起酒壶替众人斟酒,热忱地谢他们帮着做买卖。看来实际上这每月两次的席面有双重用意:一是讨所拜之神的欢心——他们被看作赐人财富兴旺的;二是讨经手做买卖的伙计工人的好。神若帮着东家,伙计又忠于所托,他便想象自己会很快发财。
载货载客到远处去的大船小船,船东或船老大在到埠以前,大多也照样用好东西办一席,先献给妈祖。随后把食物分给船工。行这桩祭明说的用意,是讨所拜之神的照应,保船不遇盗、不遇难,一路顺风,有利可图,不出病不出人命。
城里城外凡拜偶像的铺户、钱庄东家和商人,店里都有一处地方专用来拜财神和本地土地神。「财神」两个字通常只写在或印在一张红纸上,贴在墙上或板壁上,前面焚香点烛。这位神很少有像。若用像,便是一个白脸黑须的老人模样。所说的那位土地神,通常用木像或泥像来代表,是一个红脸白须的老人坐着的样子,左右各有一个帮手站着。若不用像,便常用四个字来代表,写作「福德正神」,写在或印在红纸上,贴在放香炉烛台那张桌子或架子的后面。不过有时也用一块方形或长方形的木板,上好漆,把这四个字刻上去描金。开铺子的、开钱庄的,往往还备一座可以搬动的小龛,样子有点像房子,用来安放神像或牌位。若不用龛,便把它们放在店里便当处的架子上或桌上。早晚在这些神前照例点三支香、两支小蜡烛,指望由此求得他们保佑相助,把生意做得越发有钱。除了这日常的礼拜,到这些神佛生日那天,还要特别献上食物,有时花费不小;照例献过之后撤下来,由店里的人吃掉。衙门里的人一般也在每月初一、十五焚香点烛拜这些神像,到他们生日时则献荤并演戏。
每月初二、十六晚上,在许多铺子、商号、钱庄等做买卖的地方门前的街上,还有一些住宅门前,要烧一堆黑色的粗香(却不点蜡烛)和纸钱纸衣。这些东西是给阴间乞丐、麻风病人等等的游魂用的。据说这样一来,多少能免得进到卖不出去的货,免得开张了无利可图的买卖,也免得有人只来问价、并不打算买。
上面所记几桩与买卖、开铺子有关的风俗,表明寻常百姓的生意往来与迷信的见解、拜偶像的礼拜脱不了干系。
杂记生意上的风俗
中国人受雇定做什么东西,总要先讨一笔定钱。所谓定钱,是指一笔数目,东西做成时便算在价钱里头。人常说这是买原料、付工钱用的。其实真正的缘故,照中国的风俗,是要使这桩约定对两造都有约束力。若不曾给过、收过一笔钱——不论多少——单凭口头议定,照例是不算数的。一个人收了定钱之后,除非拿出收到的定钱的两倍送给对方,否则不得拒不履约。他若收了五元,就得拿十元送给对方;此后对方便不能再逼这做东西的人或卖东西的人履约了,不论他收不收这笔钱。他自然可以收,也可以不收,随他的意思。无论哪一样,这桩买卖都算作罢。反过来说,那个讲定要人做、或讲定要买某几样东西并付了定钱把这桩买卖定下的人,若情愿损失先付的那笔钱,照风俗也不能逼他把东西收下、把余款付清。他若不肯履行自己这一方的约定,对方除了认了之外别无办法,只能把收到的定钱留下。除非所定的东西没有照约做好,否则不能逼他退还。这个风俗在中国人之间是十足通行的。许多本地的商人和作坊主已经晓得:他们与外国人口头订的约,即便没有过定钱,外国人也认作有约束力;于是常常不索要预付的钱,除非自己的本钱实在太薄,不预付就办不成。
凡把儿子送去学寻常手艺当学徒的人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要供他学徒期内一应衣裳,还要供他一年、两年或三年的饭食,直到他替师傅做的活能抵得上伙食为止。
到钱庄、当铺、或别的类似有油水的行当里当学徒的,如首饰匠、钟表匠,通常整个学徒期内自备衣食。这些学徒出身的人家,一般比学鞋匠、裁缝一类粗手艺的孩子家境好些。中国有这么多孩子闲着没活干,正是因为父母穷。学徒期内整段或大半段时间都要给孩子供衣供饭,这笔花费比较起来太大,他们出不起。另一方面,想学手艺、学行当的人太多,师傅便挑最好的收,不得不回绝许多来求的,于是穷孩子往往年复一年只能靠自己家里养活,将来也没有体面有油水的行当可指望;因此才有这么多没有本行营生的苦力、脚夫和游手之徒,只能一天一天地想法混口饭吃。
有时学徒住在师傅家里忽然死了或是自尽了,又或是新娶的媳妇忽然死了或是自尽了。遇到这样的事,这孩子或这媳妇的父兄和别的近亲,常到师傅的铺子里或丈夫的家里去要个说法,相信、或是假装相信这人是被毒死的,或是因一连串的虐待欺凌逼得自尽的。死者动了气的亲属有时索要一大笔钱,才肯回家、才算了结这桩冤屈。若得不着钱、或得不着郑重许诺的钱来满足平息,他们往往动手打师傅或丈夫一家,毁家具,如桌椅碗盏,把凡找得着的、属于犯事一方的东西都砸烂。遇到这样报复的事,官府并不过问,除非有一方请他们相助。除了这样「打人命」——这桩事就是这么叫的——之外,吃了亏的一方有时在恐吓讨不出钱、又决意不去打砸的时候,便设法到官府去告对方杀人或是相干的罪名。
几年前,城里一家又大又兴旺的纸店,就因为一个学徒自尽而被洗劫一空。他的亲属和相好来的人那么多,气又那么大,店东能保住性命逃出去已算万幸;没被抢走的纸和可搬动的家什,不是被毁就是被扔到街上。到末了只剩下笨重搬不动的家什和四壁空墙,标明这里曾是一家兴旺的纸店。
在中国,和别的地方一样,钱庄和私人常凭足够的、叫人放心的抵押把钱借出去。此地有一桩别致的风俗,是押银子借钱用,有钱人有时用这法子。把价值超过所借之数的一笔银子存进钱庄作押。不过钱庄无论如何不得动用这笔作押的银子。为免得它被动用,同时又要钱庄收它作押,银子的主人便雇几个人作见证,当着他们的面验过,在钱庄里封起来,须原封不动地好好存着。银子的主人这就从钱庄支取他所要的数目,或票子或铜钱,拿去用。等他把向钱庄借的数目连同讲定的利息还清,便可以把存在钱庄作押的那包封着的银子取走。他押下的银子自己用不着,也得不着利息,同时又借了差不多同样一笔数目的票子或铜钱,还讲定要付月息。这桩别致的做法,真正的解释有时在于银价时时大变。一个人借钱付息、同时又押一笔更大的纹银在钱庄里,往往是因为他断定这笔纹银在作押的这段日子里,折成票子或铜钱会涨得不少;等到从钱庄取出来时,折成票子或铜钱会比他所借之数加上所付之息还多。换句话说,他打算一半靠所借的钱去投机赚些,一半靠所押的银子赚些——那笔银子到期时(若折成票子或铜钱)不但比存进去时值钱,而且多出来的还不止够付所借之款的利息。有时也把田契房契押在钱庄里。
做批发买卖的商人、或替批发商做代办的人,并不给零售的主顾长期的赊账。开零售铺子的人付现钱,或是答应在一两个月内的某几个定日付现钱,这已成了定下的风俗。这几个日子就是每月初二和十六。伙计雇工拿着账单,在这两日到东家的零售主顾处收取欠款。伙计仆人挨家去收。这些人若爽快付清,日后想赊还可以再赊;若拖着不付,又拿不出通情理、叫人信服的解释,批发商或他的代办下回就不肯轻易赊给他们了。付款常分两期,如初二付一部分,十六付清余数——在别的日子付的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
要凑一笔小数目的现钱,此地的人常求助于为数众多的当铺。大的公开的当铺由官府发照,往往很有钱。要把这样的铺子办得兴旺,须有很大的本钱。当进来的东西若不赎回,名义上存三年,实则只存二十七个月,期满便可以卖掉归铺子所有。铺子里仔细收着数量极大的各色衣裳,标记得极齐整,物主或持当票的人一来赎,不多工夫就能取出来。凭所收的东西作押借出的钱,律例所定的利息随一次所借数目而不同。眼下借二两以下的,月利三分,就是每千文三十文。借二两到十两的,月利二分四厘,就是每千文二十四文。借十两以上的,定下的月利是二分。这些利息比从前律例所定的要高。和西洋的利息比起来虽则高得厉害,百姓还是常常靠这些当铺弄钱应急,指望日后有法子把当的东西赎回来。他们所得的钱都是好钱,不许搭坏钱小钱;赎当付钱时,他们同样也要付足大的好钱,小的、坏的、私铸的一概不收。若用票子付,还得每千文添上几文,算是从钱庄把铜钱搬回当铺的脚力钱。
此地供奉「五帝」和别的几位神的庙,公款有余时,有时按月息六成这样骇人的利钱放出去。这笔钱由庙里的董事掌管,放钱时总要讨可靠的保。钱是分小笔放的,如每张票五百文。一个人若拿得出叫人满意的保,可以借好几张票。每张票的利钱是每日十文;不过借钱的人若因故连着十天没付日息,便得再领一张票,把欠下的一百文从中扣去,这样他实收只有四百文,却要按五百文付息。他立誓每借五百文,在本钱还清以前每月付三百文利。凡拿得出可靠的保的人,借小笔钱本有比这好得多的条件;一个人肯按月息六成这样倾家荡产的利钱借钱,唯一通情理、说得过去的解释是:他自以为这笔款子的真正主人——那些神——会因他动用这笔钱而赐福给他;换句话说,他是想讨债主、也就是那些神的欢心。照上面所说这样高得过分的利钱,借这种钱的人很少。不过据说偶尔还是有人借的。
中国的房东、地主在向佃户房客收租上常很头疼。房客佃户似乎常照「占着的就有九分理」这条道理行事:照约好好交过几回租,便开始少给。若这个数目收下了,下一回往往又少些,或是把交租的日子拖了。于是恶言相向;而打官司是出了名的靠不住——官断得公不公、快不快,很看送到大老爷和他手下人手里的贿银有多少——所以房东地主一般不肯告官,宁可照定下的风俗办:喝令那讨厌的、或是拖赖的住户搬走,许他自接到通知之日起白住三个月。下这样通知的房东,到期房子腾出来也就心满意足了,欠租无论多少都不再追讨。一般说来,凡租房子的人,若不按时交租,随时都可能被限三个月搬走。租若交得爽快,房东就不容易把自己的房子收回来,哪怕许他白住三个月、或折成银钱给他,也难叫他立刻腾房。有时房东为把房客弄出去,不得不把这处房产卖掉。买主可以喝令房客搬走,许他白住三个月;房客若情愿,也可以当下付他三个月的租钱,作为立刻腾房的代价。搬家的花费估算起来约等于三个月的租钱。新主人并不受前主人所订租约条件的任何约束,不过照风俗,他总得让房客白住三个月、或折成银钱给他,才好叫房子腾出来。
中国人想借一笔钱而又不愿付息,手里虽有房产或稻田一类田产,却又不肯卖掉来凑这笔钱,便常用下面这个法子把产业抵出去:他寻一个肯把所需现钱给他、而拿这处产业——房子或田地——作一种抵押的人。双方定下若干年,这几年里产业不得赎回;一方白用产业不付租,一方白用钱不付息。过了所定的年限,若真正的业主有余钱、又想赎回,便可以照所借之数付钱赎产。他若不想还所借的钱把产业赎回,出钱的人也不能逼他赎;借钱的人照旧白用那笔钱,出钱的人照旧白用那处产业。大体说来,后者倒情愿那笔钱不还,因为所借之数通常比抵押当时产业的价值少得多。这处产业实际上便成了出钱人的产业,除非借钱的人想把它赎回。借钱的人要借钱来赎它,或是愿意把它卖掉,都由得他,只要买主肯认下这层抵押。人从业主手里买下它,便指望要去赎的。占着产业的人可以把它出租、卖掉,或是再抵出去,哪怕讲明并写定真正的业主随时只要愿意、又有力量,就可以赎回。业主抵押产业时,自然要交给对方一纸字据,由见证人画押,把抵押的条件写得清清楚楚。
本城有极多产业是照这里所说的法子抵押着的。为给买主一个清白的业权,往往还得由真正业主的一家,把二三十年、一百年甚至更久以前所立的抵押文书的持有人的权利赎回或了结。遇到这样的事,产业若值钱,占着它的一方便百般作梗、制造种种拖延的理由,好叫业主尽量烦恼为难。
第六章功德与善举
散发劝善的书与小册:所说的事情各样;「十二句好话」;另附十五句;敬惜字纸:收字纸的篮与炉;惜字会;字纸灰怎样处置;功过格;本地育婴堂:与其说是办善事,不如说是做功德;它的章程;奶妈尽心有赏;女孩被领去做妻子;周济贫苦守节寡妇的会:这样的会不多;文昌庙所属一会的章程;城隍庙所属一会的规矩;庙里的神就是这会的保护神;关乎婚丧的会:凑钱帮人办婚事或父母的丧事;一种储蓄的办法;为体面的客死异乡者买棺的会。
散发劝善的书与小册
这百姓想出来自以为是在做功德的法子,其中一种是刻印并散发劝世的书与小册。这样的事每年做得极多,主要是读书人和求取功名的人在做,也有管大庙事务的人在做。散发这类书常常是为还愿,或是为谢神所赐的恩惠,或是为求神日后赐下某种好处。每逢文士考取功名的场合,这类散发尤其多。散发的人、或是出钱印送这些书册的人,用意是借此积下一笔功德,帮自己在某一场正式的科考里得中。他们所图的是一己自私之事,止于自己和自己一家,并不是出于想为他人谋福的善念。
这些书所说的事情各样,如宰牛、吃牛肉、敬惜写印过的字、吃素、孝道、溺女、修桥铺路等等。所说的法子是中国人特有的:或劝人做,或劝人不做,又用中国人特有的道理与说法去促人遵行。书里一般举出某种现世的好处作遵行的报应,有时也举出某些人某时所受的灾祸、不幸和苦难,说那是上天或神佛因他们不遵而降下的惩罚。较大部头的书大半注明有意散发的人到哪里去取,又载着几位已经印送过的人的姓名住处,以及他们送出了多少部。书里所教的道理,往往同一部书里就多少杂着儒、释、道各家通行的说法,为的是合各教各派的口味,得各色人等的首肯。
前些时候,有一位年近七十的和尚,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妈祖庙里当住持,把一部大致如上所说的书送给几位前来看庙的人,说这是「一部极好的书」。这部书自称是一位苏州籍的「行善的人」所作。它在中国这一带重刻重印,好让想做散书这件功德的人取用。书中有「十二句好话」。每一句后面有几行讲它意思、劝人遵行的话,又有一首二十八字的诗,意思相仿。这些劝世的善书所讲的道理是什么样子,可以从下面这几句好话的意译里看出一个大概:
十二句好话
一、不可忤逆父母。
二、不可与兄弟争吵。
三、不可纵情于邪僻不正之事。
四、不可出口伤人。
五、不可溺毙女婴。
六、不可昧了良心。
七、不可诈取钱财。
八、不可把东西的价钱压到不该压的地步。
九、不可杀生。
十、不可懈于行善(即做功德之事)。
十一、不可把米粒或字纸抛在地上。
十二、不可吃狗肉、牛肉。
紧接着这「十二句好话」之后,另有十五句,也是为劝世而设的。每句后面也有解说劝勉的话,却没有诗。这十五句是: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欺负孤儿寡妇。
不可咒骂赌誓。
不可开赌场。
不可吸鸦片。
不可替寡妇改嫁作中人。
不可唆使人争吵打斗。
不可设计骗人。
不可演、也不可雇人演淫秽的戏。
不可欺压穷人。
不可忘记别人的恩惠。
不可取重利。
不可不顾祖坟。
不可烧死人的棺木。
举这些出来,是作为这百姓所教、所通行的人的道理与诫命的例子。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例子全是反面的,只说什么不该做。它们并不正面教人立什么德,只能由此反推。其中有几句固然极其要紧,可是这些被人这样称道、这样仰慕的「好话」里,另有几句又何等琐细、何等虚妄。
传教士无不认为:上面略述的这些书册的散发,以及人们口头上对其中道理的尊崇,是接受福音的大障碍。中国人称它们,和称外国传教士所散发的书册,用的是同一个词——「劝世的书」。不过他们对本地书与外国书里道理的天壤之别,是看得很快的。他们称赞自家书里的道理,却断言外国来的书里的道理不合他们的口味、风俗和见解。那些道理给外国人用或许很好,外国人也喜欢,可是在中国却没有用处!他们宁取教人行所谓功德之事的书,不取教人悔罪、仰赖救主功劳的书。
敬惜字纸
这百姓的民族特性之一,是尊敬写过、印过、盖过汉字的纸。在帝国这一带,这种尊敬到了非同寻常、近乎荒唐的地步。「敬惜字纸」四个字写在小纸条上——纸条通常五六英寸长——贴在本城和城外极多地方的墙上房上。又到处可见挂在路边、房上、铺子上的小篮,约容一斗,外面贴着这样的纸条,是给近旁的人盛所有带字的废纸用的。炉子也颇常见,容得下半蒲式耳到几桶,样子像房子或塔,砌在人来人往的大街旁,也砌在僻静的巷子里。炉上写的字与篮上一样,是在废纸烧成灰之前盛纸用的。小些的炉子通常附在房子上,大些的则用砖从地上砌起来,往往还涂着各色花哨的颜色。
汉字常被称作「圣人的眼睛」,有时又称作「圣人留下的踪迹」。有话说:「人若护着、敬着圣人的眼睛(即汉字),正和护着自己的眼睛不致瞎了一样。」凡举动上对字纸显不出敬意的人,便被比作「瞎水牛」。有一句俗话说:今生不敬字的人,来世投胎多半要生来就瞎。书里教说,这样的人「要受地狱里最重的刑罚」。无疑有许许多多人心里存着一种迷信的害怕:若不照定下的规矩敬重写印的字,自己就要瞎。
此地有一种会很多,叫「惜字会」,会员自八人、十人到一百多人不等,宗旨是使汉字免遭不敬的作践。一般每个会砌一座炉,把所收的废纸烧成灰。每个会雇一两个人,专管走街串巷,把落在地上的、或是松松贴在房墙铺墙上的每一片字纸都捡起来。有些人把零碎的字纸、旧账本、招贴等等收拢来,卖给这些会的头面人物或经手人,往往每磅只卖得半分钱,或是更少。这些会买下大批小篮,上面标着所属会的名字,分送给铺户和住户。篮里所存的纸,由会里的人来收走。会员每月各出一笔钱,支付收纸买纸的花费。
这些纸的灰仔细装进瓦器里存着,攒够了一大批,便转装到篮里,由会员穿上最好的衣裳列队护送,走过城里或城外的主要街道,到江边去;或是把灰倒进水里任它漂向大海,或是装上船往下游走几英里——有人说要到江口附近——才倒进江里。队伍另雇一班乐手随行,一路吹打着过街。会员各在身前恭恭敬敬地单手捧着一支已经点燃的大香。
有时一个会附属于一座大庙;或是办会的事托给管庙的董事会去办。几年前盖的某座大庙里,曾见过三四十只瓦器,每只容得下半桶多,专用来盛字纸灰,等着送出去倒进江里。一八五九年秋,我曾碰上一支队伍,其中有一百来人,各挑两大篮灰,是城里最大最富的那座庙所属的会收来的。队伍大张旗鼓地走在南郊的大街上,往闽江边去,随行的有许多衣冠楚楚的绅士和一班乐手。
还有一种可以搬动的小瓦器,有时由私人或会社出钱做了,送给读书人,或是按本钱出售,是给人在家里或铺子里烧字纸用的。这些灰仔细包成包,或是存在一只大器皿里,等着照某种公开的方式发落,或是交给会里的人。
那些肯做「敬惜字纸」这件功德的人所散发的书册,把功与过的各等分际分得极清楚,而这功过全看人待字的恭敬与否、以及到什么地步而定。书里教说,这功与过会或好或坏地影响每个人、以至他子孙几代人的运数。为把这件事说明白,下面从这些书里为数众多的条目中举几条:
凡四处收拾字纸、洗净、焚化的人,得五千功,增寿十二年,将得富贵,子孙贤孝。
凡刻印敬惜字纸的劝善册子散给众人的,得五百功,永无灾咎,多生显贵的儿子。
凡禁止别人用字纸擦拭污秽之物的,得十五功,将得兴旺聪明。
凡用字纸引火的,得十过,身上要生痒疮。
凡动气时把字纸摔在地上的,得五过,要丧失聪明。
凡把字纸抛进污水、或在污秽之处焚化的,得二十过,常要害眼,或是变瞎。
这些会里主事的,以及编印散发这些书的,都是有学问、有才干、有势力的人。不过各色人等都一样抱着这些见解,一样奉行这些敬惜字纸的风俗。外国人不照样敬重自己写印在纸上的外国字,中国人对此大为诧异。
许多人口头上认为:照上面所说敬重字,只不过是对创制文字、教人用字的古圣人表一份应有的敬意罢了。他们断言,这样做无非是表明自己懂得文字在政事、商务、文墨和一应交际上的价值。可是不难看出,极大多数人照着流传在他们中间的书册里的道理,实实在在地把这敬字一事看作大有功德。他们把它算在善事功德之列,说行了这些便可以一生顺遂、免灾免病、或是延年益寿等等。
本地育婴堂
本城有一所本地的育婴堂,凡被父母抛弃的幼儿在那里养上几年,或者直到有了别的着落。这里所说的许多情形,就外国人而论,要紧之处只在于它能说明中国的社会与人心——只在于它表明这百姓彼此之间是怎样行事的,以及他们这样行事真正的、或口头上的动机是什么。
眼下育婴堂由八到十位读书人和绅士掌管,他们作董事,轮流照管堂里的事。他们另雇两名帮办、两名看门的,又按弃婴的数目雇奶妈。另请一位大夫,至少每五日到堂里来一次,给生病的孩子和奶妈开方。帮办的职分之一,是每十日把堂里的事写成一份报告,呈给当值的董事查看;每月另造一份用度清单。
凡收进来的孩子,生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辰,都要记档。这几项,加上父母的姓氏和另几样细节,通常写在随孩子一同留下的一张纸上。若没有这张纸,便只记下收进堂里的时辰。送婴儿来的人把孩子放在某个地方,敲一敲挂在近旁的鼓,然后就走。鼓声是报知又来了一个弃婴。
每个奶妈每月的工钱是一千八百六十文。她若奶水还够养另一个孩子、堂里又正有孩子要她带,便每月另得一千文。一个月满时,她所带的孩子若长得好,她又尽心尽力,便得二百文到五百文的赏。每满三个月,孩子若仍活着,便另得四百文到六百文的赏。弃婴若出痘或出疹,自发病算起一个月后身体仍好,便赏她的奶妈额外五百文,酬她的照料。
女孩不得被领去做妓女、做婢女,只能被领去做妻子——不得做妾,也不得做偏房。有人来求领女孩,育婴堂所在那一区的地保须把这人、他的用意和境况细细查问,免得有人作假。
弃婴送进堂里几个月或几年之后,父母常来寻自己的孩子。孩子若还活着、堂里档册又记得齐全,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只要说出姓氏和出生的确切时辰就行。他们若在送婴儿来时留下了这几项,孩子便认得出来,就会交还给来寻的人。遇到这样的事,照理推想:能说出这几项的人,必是孩子的父母之一、或是他们打发来的。有时父母后悔抛弃了婴儿,或是境况好转了,便决意把孩子领回家去。
留在育婴堂里的只有女孩。不过若有男孩被留下,只要活着,也照样抚养几年,然后送去学一门有用的手艺当学徒,除非父母来领。堂里的章程既收女孩,也容得下养男孩;可是实际上父母并不这样抛弃男孩。男孩总被看作难得的收获,连穷人家也是如此。女孩的情形却大不相同:她们通常被看作家里赔钱的孩子,往往不是被父母溺毙,就是撂在路边等死,或是卖掉、送掉,给朋友的儿子将来做妻子,再不然就是送进育婴堂。
育婴堂的花费比较起来一定不小。钱的来路是房产田产的租息,以及富人、绅士、官员和一切愿意做这件好事、功德之事的人的捐输——所谓好事,就是把那些本会被父母弄死的孩子救活、养大。外间常传说,掌管堂里钱款与事务的人在账上作假、在奶妈和所养婴儿的数目上作假报告等等,从中捞了不少;他们若不常常这样仗着自己的位置舞弊,倒是怪事了。
据说堂里死去的婴儿,比起收进来的数目,比例大得惊人,可见照料和食物都大为不足;也许有很大一部分死亡,可以公平地归咎于婴儿在真正被堂里收下之前所受的冻饿曝露。堂里定了一套赏格,用意是激励奶妈好好照料所带的孩子。这些赏钱数目虽小,对奶妈却起着有益的作用。即便如此,据估计仍有远过半数的弃婴在收进来之后几个月内死去。
弃婴几乎总是远在成年之前就被人定下、领走。不过若有一个到了可以出嫁的年纪还没定下人家,而又有一个合适的人来求妻,便把她领出去交给那人,脸和头都蒙得严严实实。两人行拜天地之礼,礼毕便作夫妇而去;她坐在红轿里——凡体面人家的新娘送到夫家去,用的总是红轿。到了日后的家里,便行婚礼上照例的仪节、办照例的喜事。娶弃婴为妻的人,论钱财、论有钱的亲友,自然都是社会上最下等的。娶这样的妻子固然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丢脸事,可是凡有力量娶一个父母来历清楚的妻子的人,都不会这样做。堂里若正有一个到了年纪的女孩,从堂里讨个妻子要比托中人从体面人家娶一个便宜得多。求领成功的人,通常只须付给堂里几千文作堂里的用度;若去娶一个来历清楚的体面女孩,花费就要大得多了。
中国社会竟到了这步田地,要有这样一所机构才能救下那些生于婚姻之内、否则就要被父母随手弄死的无辜婴儿,这实在是可悲的事;而更见出众人良心扭曲到何等地步的,是这样一种见解竟能流行:帮着养这所堂子,会被神佛看作一桩功德,而且多少会在某种意义上助成捐助者自己的私利、或他父母的康健、或他子孙的兴旺。
周济贫苦守节寡妇的会
这样的会不多,办得也不很起劲。
城里东街文昌庙附带着这样一个会。它每季——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一——所发的钱,来自富人和官员原先所捐款项的利息或红利:那些款子或置了房产田地,或是借给当铺。如今受周济的寡妇每人每月只得三四百文;从前是五百文。她若有儿子,这笔钱发到儿子十六岁为止;若没有儿子,又不改嫁、守得住名节,便发到她去世。她儿子娶亲时,另得四五千文帮着办喜事。她若在受周济期间去世,便发给她家五千文助葬。她若改嫁,所领的钱立刻停发。求周济的人中被收下的,由会里的执事发给一张纸,贴在自家大门上,写明姓名,并说明她受本会周济等等。求领的人若没有有势力的朋友,一般在名字正式登记之后还得等相当久才轮得上,要等受惠名册上因某个寡妇去世、改嫁等等而出了缺才行;因为所周济的人数,是按本金所生的钱多少定的。新收一个寡妇进来受周济时,发给她一本领款簿。按中国的办法,每季发钱时各人呈上的领款簿,要十分留心查验是不是真的,因为执事们容易被假簿子蒙骗。
另有一个会附属于城隍庙,办法与刚说过的那一个不同。它的会员通常是富人或绅士,议定每月出钱周济一定数目的体面寡妇,而寡妇须守会里的规矩;每位会员自己说明许下周济几个人,一个或几个都可以。
收下一个寡妇时,发给她一本空白簿子,是收人时发的,用来登记所领的钱;簿上写着她亡夫的姓名和去世的日子、她的闺名、她眼下的年纪,以及别的种种细节。簿子的前面写着出钱给这位寡妇的人的名字、她自己的闺名和亡夫的姓名,算是一篇小序。这段文字的末了另有一句话,大意是:相干诸人各尽其力,侍奉城隍,同心合力,上敬天上的神明,下防人间的议论。
要定哪一个求领的人补这个缺,便择一吉日,把众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在神像前烧掉,禀告神将要办的事。随后在像前掷阄,阄上写着谁的名字,谁就是被收下的那个。
又发给她一张纸,叫她贴在自家大门外面。这样一来,她的住处容易认得,街坊也知道她受着周济。这等于一张公告,使她日后很难在会里作假。她若有儿子,到儿子二十岁时须把这事报上去,把领款簿交还会里,并最后领一笔四千文。这时儿子便算长大得足以养活母亲和一家人了。她若只有一个儿子,而儿子不到二十岁就死了,只要如式报明记档,她便可以一直领到去世,只要她不改嫁、不立嗣,也不因行为不端而失了资格。
寡妇去世时,她的亲友把领款簿交还会里并报明此事,便可以领三千文作丧葬之费。
她若极穷,去世时亲友实在凑不出钱来买棺材,只要把实情报知会里,会里便给一口棺材;不过这样一来,就不是会里在不给棺材时所发的三千文,而只给一千文助办丧事。
以上所说已足见此地对周济贫苦守节寡妇这件善举的看重。年轻守寡而不改嫁、过着体面日子,众人都看作一桩极大的德行,于她自己与她一家都是光彩;再嫁则被看作丢脸、不贞。出钱周济这样贫苦寡妇的绅士富户,很受寻常百姓的称道敬重。为此出钱,人称作一桩「好事」「功德」。这样做无疑往往是因为在某尊神像前许过愿,为的是成全自私的目的,如生意兴隆、读书有成、或是病愈,而不大是因为捐助的人出于无私之心,想给受惠的人些好处。这些会都附属于庙。上面所说城隍庙那个会,有一部分事情就是在庙中所奉的神面前办的;那位神被认作、或被奉作这个会的保护神。办事时还要焚香点烛;从某些说法看来,人不免推想这被看作一桩敬拜那位庙神的举动,而且人相信由那位神在候选的众寡妇——她们的名字写在当着神掷的阄上——中间指点出该周济哪几位。
关乎婚丧的会
中国人格外以好把婚丧办得体面排场著称。为办一桩「体面」的丧事或婚事所花的钱,往往远过当事人家所能轻易负担的。
因为穷,凑不出办父母丧事、或儿子婚事所需的钱,这是常有的事。遇到这种时候,便结起一种「会」(用中国人的说法),为的是凑出所需的数目,好体体面面地葬了父母、娶了媳妇。这两桩事各色人等都乐见其成;帮一个极穷的人办成其中一桩,不但被看作善举,也被看作一种功德。一个人想娶妻、或想葬父母,却又极穷,办不出于家门有光的排场,他的街坊、亲族和相好便常肯出钱帮着办。这样凑的钱是送的,不是借的,给那需要的人家或那个人。一般由某位亲友出面张罗,拿着一张捐簿四处去募,募得的钱交给对方。这样受人的钱算不得怎么体面,不过受了也算不上实实在在的丢脸,弄到非受不可、或是巴不得受的那份穷,也算不上丢脸。为助人办丧事婚事,出钱总比受钱光彩。寡妇为葬丈夫而受人的钱,也常是这样。
还有一种街坊穷人自愿结成的会,为的是父母去世时手头有现钱可用。会员都是父母尚在的成年子女。他们聚在一处,推举或选定近旁一位靠得住的、或有钱的人作司库兼主事。他们议定每月或每两月——如中国月份的初一、或初一与十五——交给他一笔讲定的小钱。他收下这笔钱,短期放出去生息,或是拿它作本钱在自己生意上用,并讲定一旦出钱人的父亲或母亲去世,一经索取、或接到很短的通知,便把所收之数连同讲定的利息奉还。入这种会的人想攒的数目,通常是二万到四万文。若有人的父母在讲定的数目攒足之前去世,也许他支取所需之数,只要他拿出可靠的保,保证超出他已交之数的那一部分,将按讲定的期数如期交还司库。出钱的人若不按时交钱,便由作保的人代交。
本钱连利息攒到起会或入会时讲定的数目,而那位本来要替他备葬的人仍然在世,存钱的人便可以把钱取出来。他通常拿这笔钱去买棺材和寿衣,留给那位仍在世的父母日后用。孝顺的儿子可以再开始存一批钱,等死神真把老人唤去时再用。钱不到讲定的数目、或是存钱人的父母未曾去世,是不许取出来的。
这里所说的这种会,其实就是一种储蓄的办法,专为所说的那一桩用途:备下葬父母的钱。
八到十年前,本城有一位极富的钱庄东家,以肯帮穷人著称:他收下小笔的存款,等存款人家里死了父亲或母亲,便连本带利还给他。不过这桩事通常是由靠得住的街坊、或是住在会员近旁、心地仁厚好施的富人来经管。
本地中国军队的各营各队里,也有一种宗旨与刚才所说相仿的办法。每个兵丁每月的饷银留出一小部分由发饷的官存着,等相干兵丁的父母去世时取用。据说寻常兵丁中间很少、甚至没有一个不入这个办法来备下葬父母的现钱的,也很少有人不彼此约定在父母去世时以钱相助。
有时人想到自己的死期,又少有、或没有可以倚靠的亲友,便结成一种会,宗旨是备下自己死时要用的钱。他们在三年或五年之内,按讲定的数目、讲定的日子凑钱存钱,期满便把所攒的数目交给一位靠得住的人放出去生息,直到要用它买棺材、备寿衣、或付别的与身后相干的必需花费为止。
此地还有一种善会,宗旨是帮极穷的人葬死者,或是备下钱来给客死此地的体面外乡人买棺材。这些棺材停着不葬,指望死者的亲友来认领运走。若始终无人来认领运走,或是棺材朽坏得厉害了,会里便出钱安葬。有时雇一个人把朽棺里的骨殖收拾起来埋掉,先仔细装进粗瓦小罐,每罐只装一口棺材里的骨殖。这种罐子叫作「金罐」。
这个会的花费,由官员、绅士和富户的捐输支付。这被看作一桩极可嘉、极有功德的事。
把这些善会义会描述到这个地步,已足见这百姓对自己的丧事、父母的丧事看得何等重。父母尚在的成年儿子,有许多工夫和气力花在设法筹措父母身后下葬所需的钱上——中国人以孝心培养得格外深厚著称,这便是其中一个别致的结果。
第七章功德与善举续记
关乎牲畜性命的愿:分两种;许愿在某段日子里不杀某一种牲畜;许愿养着某一种牲畜、让它活到老;常是为谢神所赐的恩惠而许;吃素戒荤的功德:民间对几种荤素的分法;旱年常禁宰牲;有人许愿一生不吃荤;有人许愿只在某段日子或某些场合吃素;记几种愿;民间关于宰水牛、吃牛肉的见解:水牛的劳作有功;宰来吃是犯禁的;屠户不得不打点衙门的差役;劝人不可宰水牛、不可吃牛肉的小册;吃牛肉的人当心;戒食牛肉的好处;几则关于吃牛肉者的故事;杂记各样善举与功德:给行路人备热茶与药茶;给穷人家送棺材;冬天给贫苦人送棉衣;不说不做任何会搅黄人家议亲的事;夜里在街上挂一盏灯;修桥铺路;遇灾荒时给贫苦人舍米粥与饼;绅士富户有时以低于市价的米价卖给穷人;给寡妇孤儿送米;福州没有靠赋税支撑的乡镇济贫院。
关乎牲畜性命的愿
这类愿可分两种:一种是不取某种牲畜的性命;一种是把所指的牲畜养到它寿终为止。中国人相信这两种愿都是功德,而且只要别的条件相当,许了又守住的人必得上天的眷顾、神佛的赐福。
有人在露天底下、或在神像前许愿,在某段日子里不杀某一种家畜,如三年、五年、十年,或是一辈子。许了这个愿的人,通常不许人在自家宅子里宰这样的牲畜。有时他们在别人家里、如赴席时,或是别人宰了、别人做的,也吃荤。不过大体说来,他们声称自己对所许不杀的那种牲畜的肉,是小心翼翼地戒着的。男女都可以随时许这种愿,不过许的妇人比男人多得多。据说许了这愿的人通常都守得住,怕神佛因他们言不由衷、失信负约而降下灾祸作惩罚。许这种愿主要的、也是明说的用意,是求得现世的福分,如子女少年成名、发财、得功名,或是父母的病早好、能活到老。妇人常为丈夫生意兴隆而许这种愿。不生养的妇人也常用这法子打动神佛,指望从此能生男丁。
有人所许的不是明说不杀某种牲畜,而是要「放生」。这个愿里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只要事情办得到,就要供给它们吃用,直到它们老死或是遭意外而死。这种愿是对各色家畜许的,也对几种鸟和鱼许。为免得它们被偷去吃掉——如鸡、鸭、鹅、猪便有这样的危险——也为省得自己照料的麻烦,有些人把想放生的牲畜送到寺里去,交给住寺的和尚照管。遇到这样的事,他们或是供给饲料,或是每月付一笔钱作它们的食宿费。一八六〇年九月去看过的一座有名的大佛寺里,有二十头有角的牛,连小牛在内;又有十六只大小山羊、十只鹅、十只鸭,还有几十只母鸡小鸡。寺所在的那座山脚下,另有一群二十多头有角的牛,其中约有一半是驯养的水牛。这些都是由人出钱养着的:他们把这些牲口许了放生,又把照料与干系转给了这座寺。寺旁有一口鱼塘,里头各色大鱼极多,和尚无论如何不许人去捞来吃。这些鱼原是为还愿而放进去的。
除寻常的鱼之外,鳝和龟也被「放生」作功德。本城一座大庙所属的一个会,每年要放生一大批鳝鱼,多到要许多人才抬得动。抬着穿过城外的大街到江边,放进江里,就这样让它们活着。这些鳝鱼正是为了要倒进水里才买来的!放这些鳝鱼时,通常还要烧掉大量纸钱和香。
大体说来,只有小的野鸟才作这种愿的对象。想许愿的人在某尊神像前、或在露天底下把鸟捧在手里,说出心愿,便任它飞到哪里去。
许愿养一只家禽的人,有时同时许愿一生不吃这种家禽的肉;许愿养一口猪的人,便许愿不吃猪肉,如此等等;不过也并不总是这样。
许这些愿的时候,常要焚香、点素烛,看去很有一番庄重。
格外值得留意的是:许这些愿的人一般、或至少常常要等到所求的事已经到手,才去还愿——买那只鸟或那条鱼,或是挑出那头牲口放生,照着自己与上天、或与所奉的神像立下的约办。他们先许愿,却要等到所求的到了手才去履行。从这一点看,还愿与其说是功德,不如说是谢礼。
放生总被看作「心地好」的凭据,不过并不是指心肠慈软、容易为牲畜临死时的痛苦所动的那种好。这百姓无论是许愿不害性命,还是许愿把某些牲畜养到老死,都被他们拿来作心地良善有德的凭据,也作日后可从神佛那里得好运的功德。
吃素戒荤的功德
吃荤是纵欲、是罪过,或者说与至诚至洁大不相容——这种想法在中国各色人等中间都很通行。这或许是因为佛教盛行的缘故。过修行的日子,往往像是与吃素分不开。传教士起初被人看作、也被人称作「吃素的人」,直到人们弄明白他们并不作那种通行而流行的荤素之分为止。
中国人把一应吃食分作荤与素。他们有一句话:「素里有三样荤」,「荤里有三样素」。意思是说,想吃素、自称吃素的人,并不是什么素都能吃。有三样东西吃素的人是不许吃的,就是蒜、葱、薤;它们味道冲,便被算作实际上的荤,其实不过是素菜罢了。另一面,吃素的人虽声称一应荤腥都戒,却有三样是许吃的。这三样出自咸水,人相信它们本身就是海里的动物,或是海里动物所生之物。因为味道淡而不显,便被算作素。
吃素有益这个道理力量很大,以至旱年里官员偶尔出告示,禁止屠户操他的本业。这道禁令行三日;这三日里若有人宰猪、宰羊、宰牛被官府的差役拿住,便得打点他们,否则肉要被他们没收。遇到这种时候,一点小贿便够堵住那些本来要生事的人的嘴。告示算数的这几日里,官员和一些寻常百姓通常或多或少地在庙里求雨,或是敲锣抬像在街上游行。这时候禁宰的想头,像是说:官民除非家里恰好存着荤腥,否则便不得不吃素;而这件事便可作他们求雨时心诚的凭据,掌着那些未落的雨点的神佛自会领这份情。
此地成年人中大约有很大一部分,一生中总要许下某种戒荤吃素的愿,或长或短。这样做是着眼于自己或家人可得的好处。这些所盼的好处并非为着养生,除了泛泛而论之外,与当事人的身体无干;它们是图利的,关乎生男丁、关乎生意兴隆、关乎文章出众中式等等。以素食为主、或间或吃素,被看作功德;明着许下来,是为从众神、或从所敬的、所对着许愿的那位神佛那里求得某几桩确定的事。
未嫁而许愿吃素的女子叫「菜姑」,已嫁而照这样的愿过日子的妇人叫「菜婆」。她们被认作属于佛门,或是把佛门的道理领受得这样诚、这样深,以至在这件事上愿照佛门的教义过活。她们的穿戴和梳头,都照自己所属那个阶层的风俗。她们像是以为吃素就能得佛国天堂的报应。男人若许愿戒荤吃素,有时被称作「菜佛」。
吃素的人分作两等:一等许愿一生不吃荤;一等许愿只在某几个指定的日子、或某些指定的场合吃素,直到自己认为可以把愿销了为止。
头一等许愿的人比第二等少得多。这一等里穷的富的、不识字的有学问的都有。许这种愿的女子颇多,男子却很少。蛋算在荤里,酒也列在禁单上,虽则酒原是粮食做的。许愿吃素的穷人指望:即便今生并不因此得着神佛什么显著的赐福,来世总能享到自己克己的应得报应。
第二等吃素的人数目众多,各色人等、各种境况的都有。这一等人所求的与头一等一样,如长寿、生意兴隆、或病愈等等。
这一等的愿有十几种,下面举出几种,看看这百姓是怎样「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的。
有人许愿一整年早饭不吃荤。许了这愿又守住的人,被认为功德比许愿终身不吃荤的小。
有人敬那位叫「斗母」的女神——她是本口岸颇受崇奉的保佑小儿的女神之一。许了这个愿的妇人,每月初七、十七、二十七,以及每年整个七月,都不许吃荤。
有人敬观音,在三月、六月、九月戒荤;也有人在二月、六月、九月的初一到十九戒荤;还有人只在二月、六月、九月的十九这一日戒荤。
有人许愿敬「天地」,每月初一、十五只吃素。
有人正吃荤时若打了雷,便立刻停箸,这一天其余工夫都不吃荤。若是早上打雷,便一整天不吃荤。此地人很怕雷神动气。
有人为敬灶君,每月初三戒荤。另有人挑每月初九与二十四、或初八与二十三,作吃素讨灶君欢心的日子。
有人许愿一个月、或所指定的日子里早上什么也不吃,荤素都不吃。这件事就行事本身而论,有几分像圣经里所说的禁食,就行事的用意而论却不然。许多做妻子的许这个愿,为的是丈夫能发财、能有学问。
有人许愿八月十七戒荤,为的是敬贼神。据估计,大约有一半的人许这个愿、守这个愿。这位神在本口岸很受崇奉,为的是求生意兴隆。
有人为求某几桩事,向神许愿在某段日子里只吃白饭(清饭里不搭素菜荤菜),如一个月或一年里每日一餐如此。有人许愿只在某几日吃白饭,如每月初一、十五,求天地、或求神佛赐下所要的恩惠。许了愿之后,到了所指的日子,这人手里拿一支点燃的香跪下,吃那清煮的白饭。有时吃饭时把香插在香炉里。许这种愿的妇人比男人多得多。
另有些愿是为敬月亮、敬三官等等而许的。不过要表明在这迷信而拜偶像的百姓中间,吃素戒荤作功德这个道理生出了多少花样,上面所说大约已经够了,甚至嫌多了。他们守愿时的勤勉坚忍,原该用在更好的地方。其中许多人无疑是老老实实、凭良心守着自己的愿的,尽管这样做叫他们吃了不少克己之苦。
民间关于宰水牛、吃牛肉的见解
这里所说的「水牛」,包括中国所有的牛属两类四足牲口;「牛肉」一词则泛指这两类牲口的肉,不加分别。
照百姓所说,宰水牛充食是犯禁的,而戒食牛肉被看作大有功德。
驯养的水牛因为帮人犁地,被认为极可称道、大有功劳;所以享了它劳苦之益的人不该吃它的肉。据说律例准许宰水牛供皇帝祭天地之用,也准许春秋两季供大官祭孔子和另几位成了神的人之用,却禁止宰来充食。寻常百姓礼拜时献给神鬼的荤供里不用牛肉,神像前也不烧牛油做的蜡烛。
律例虽禁,风俗却容许宰牛卖肉,只要屠户按成数打点官府的差役衙丁。就这件事而论,这条律例早已是一纸空文。据说若有官员查问街上摆着卖的牛肉,答话总是:这是自己死掉的、或是失手弄死的水牛的肉。只要屠户和卖牛肉的肯贿赂他的手下替自己遮掩,想执行这条律例的官员便会发觉这事难如登天。
有时在平常摆卖牛肉的摊上买不着牛肉。常听见的解释是:屠户与某几位官员的手下为该给多少成数闹翻了。有时牛比平常贵,牛肉又没多少人买。到这种时候,除非能把衙门差役每头牛照例该得的那一份赖掉,屠户便暂且不宰水牛,否则要蚀本。若不按时把成数交足,衙门差役便要把那些想赖掉他们惯有油水的屠户的牛肉,不论在哪里找着都没收。甚至肉已经到了零卖的人手里,只要宰牛的人没有践约,他们照样没收。卖牛肉的零售商还常被衙门和官员因这一行当而索要礼物。
以上是此地中国人彼此之间通行的、与这件事相干的风俗。至于衙门差役与那些为供给外国船只而宰牛的人之间有没有什么安排,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屠户大约照旧要给这些鱼鹰子一份成数。据说有几位小官,因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人犯这条禁宰水牛的律例,照例从屠户那里领一份好处。
几年前,本城和城外几条主要街道边的墙上,密密地贴着一种黄纸,长两英尺、宽一英尺半,上面有一头站着的水牛的粗线轮廓。轮廓里头——连四条腿所占的地方在内——全写满了汉字,劝世人不可宰水牛、不可吃牛肉,又用活灵活现的话描写这牲口犁田拉磨、劳苦一生的可怜,以及它常常从所服事的人手里得到的忘恩下场。轮廓外面的空处,则写着劝众人不可溺女的话。一个不知道中国人在牛肉这件事上那种特别的心思、或者说那套道理的外国人,自然会以为这张纸是为促销牛肉、劝人多吃而登的广告,其实恰恰相反!
有一部两百多页的书,载着中国人许多劝善的格言训诫,其中有几页是专劝人不可吃牛肉的。有一篇里,一头水牛的魂——它的肉被煮了吃了,皮被绷成鼓面,骨头被做成妇人的头饰,而这都是在它为人劳碌一生之后——被写成到中国地狱里一位王爷面前去,哭诉自己的冤屈。那位王爷深怜它的遭遇,答道:「已死的宰牛之人正在地狱里为自己的罪受刑。有的被抛上刀树,有的被摔在剑山。有的被灌下熔化的铜汁,有的被绑在烧红的铁柱上。万劫之中他们不得再投生人世;即便再投生,也要变作水牛。」后面像是书的作者又添了一句:「吃牛肉的人若动气不肯听劝,又讥笑水牛有功这个说法,一口咬定牛肉极滋补,必遭大祸,福分断送,子孙贫寒,家门后嗣断绝。」从今往后,吃牛肉的人该知道自己的子孙要落个何等凄惨的下场了!
另有一段里,水牛对屠户、卖肉的和吃牛肉的人倾诉,用动人心肠的话描写自己劳苦而有用的一生:「我在春秋两季的日子还过得去,夏天的暑热却难当。蚊子咬我,我没有手去赶。冬天一来,寒风直透我的骨节骨髓。世上的人若既不把我卖作牛肉,也不杀我、不吃我,他们就成了阿弥陀佛;地方官若禁人杀我吃我,便要节节高升,直升到极品。求男丁的人若不吃我的肉,上天必赐他一个儿子承嗣。求功名的人若戒了牛肉,少年时便能科场得意。求财的人若不吃我的肉,生意必兴隆发财。不吃我的人家的田里五谷丰登,屋里丰足。船上的人不吃我的肉,这条船跑起来必有赚头。兵丁不吃我的肉,不久便能立功升迁。衙门里的随员不吃牛肉,侍候大人便有油水,而且是大油水。」
看哪,戒食牛肉有这许多好处!
有一种中国小册叫《宰牛报应》,本城每逢正式科考时常大量散发;它的序里说屠户都有「铁石心肠」。「吃牛肉的人生性如狼似虎。」「养水牛卖去作牛肉的人,心比狼虎还要狠毒凶恶。」
这小册里满是关于屠户、吃牛肉的人,以及既不吃牛肉也不宰水牛的人的事迹。有一则故事说,某人梦里得管夏天时疫的小鬼相告:他之所以不犯这类病症,正因为他不吃牛肉。又记了好几桩事,说某些人之所以科场得中,是因为家里小心戒食水牛的肉。又说某个屠户某日买了三头水牛,宰了其中一头。一夜他忽然像牛一样吼叫起来,整整一天人事不省。家里人慌了,请大夫来开药把他救醒。他清醒过来,家里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答说梦里见那两头还没宰的水牛忽然像人一样说起话来。一头说:「我是你父亲。」另一头说:「我是你祖父。」不一会儿它们的模样变得像人;他说,仔细一看,「我看出它们真是我父亲和我祖父」。这屠户被这事苦得受不住,便把那两头牛送到乡下去,改了行当。
有个屠户把一头水牛拴在柱子上,预备宰了;这时一个喝醉的街坊走来——他极爱吃牛肉——叫屠户快些把这牲口宰了,他想吃它的肉。那牲口忽然冲他摇头,怒目看着这个催屠户动手的人。它使出全力挣那拴在柱上的绳子,绳子断了,它便向那人直冲过去,一角把他挑起,顶在角上一气跑了四十里不停。一百多人追上去,找着那吃牛肉的人时已经死了。
宋朝有个姓李的人,生性凶野,极出名地爱吃牛肉。他给人家做工,总要人家供他牛肉和酒。淳熙四年他忽然死了。他家里有一头母牛,主人死后不久生下一头小牛。小牛肚子上有四个白毛生成的字,正是死者的名字和绰号那四个字。许多人来看这稀奇,他的寡妻儿女也来了。他们刚哭起来,忽然一只老虎闯进来,把小牛连骨带肉吃了个干净!人相信这是降在死者身上的惩罚,罚他太爱吃牛肉;因为他的魂据说进了那小牛,换句话说,他变成了一头小牛——小牛肚子上那四个白毛字,便是最充分最明白的凭据。还有比这更明白的么?这桩「史实」里的教训何等显然、何等动人!吃牛肉的人读了,该发抖了。
举这些例子、说这些话,已足以表明读书人这一类以及许多别的中国人,口头上是怎样看待宰水牛充食、零卖牛肉和吃牛肉这几桩事的。若以为这些见解主要是在下层人中间起来、由下层人鼓吹的,那就错了。写书劝人不可宰水牛、不可吃牛肉的,正是读书人;有时他们还以身作则,鼓动别的阶层的人去散发这些书,认为这是功德,自己科场得中的机会会因此大些,或者自己的利益会在别的方面因此有进益。
尽管有这许多小册、这许多道理、这许多迷信的心思,还有关乎此事的律例,中国人吃牛肉的还是在增多——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据说有些读书人也吃牛肉,有些官员席上也有牛肉。值得一记的是,中国这一带肯吃水牛肉的妇人极少。
杂记各样善举与功德
中国人所谓「做好事」,包括许多本可以称作善举、而他们却看作功德的事;另有一些他们认为极有用、极要紧的事,在西洋却会被看作荒唐可笑,或是无关紧要、没有实益,甚或竟是罪过。
下面把中国这一带或多或少通行的几桩善举、功德略记一二。
有时在炎夏,街边可见两只大瓦器,一只盛寻常热茶,一只盛一种温的药茶。这两只器皿常放在离地一两英尺的台子上,上面有架子支着一块席子或一条布,遮住日头的直晒。茶被日头晒热了,不但味道不好,而且被认为伤身。器皿上或近旁常贴着一张告白,写明这是「奉送」的。用意是白给过路人一碗茶或一碗药汤喝,免得中了暑气。对又累又热的行路人,这往往真是一桩恩惠,虽则他也常能花极少的钱,从到处都有的茶摊上买到品质好得多的一碗茶。
给穷人家在需要时送棺材,是另一桩「好事」。官员、绅士和富户常用这法子给自己挣个今世的好名声。据说蒙人周济得着棺材的死者,是记得这桩善举的。有时还结成会,给贫苦而本分的人送棺材。有人许愿在若干年内尽自己的力量「奉送」棺材,或者干脆许下送出若干口棺材。另有人偶尔许愿一生送棺材,据说甚至许下在某些情形下叫自己的子孙接着送上几代。有时送的人并不让众人知道自己的名字,甚至连受施的人也不知道,只放出话来说:真正贫苦的人到某家棺材铺去求,便可以得一口棺材。许许多多人肯费力给穷人张罗一口棺材,别的行善的事却舍不得掏钱。在中国人心里,功德这个念头与这种善举是贴得极紧的。
此地纬度上天气虽不很冷(极少结冰下雪),冬天穷人受的苦却不少。富人有时成批买下旧的棉衣,叫人分给最贫苦的人。他们不置备又新又好的衣裳,缘故之一是:若是新的好的,拿去当掉、卖掉换现钱的诱惑就比破旧的大。旧衣既已穿过,当不出几个现钱,实际的用处却与新衣一样。送的人得了个乐善好施的名声,做的又是自己和别人都惯于看作「功德」的事;何况旧衣比新衣便宜得多,这一层无疑也没被忽略过去。有些官员到了冬天将近时,送棉衣给狱里最贫苦的犯人,免得他们冻僵冻死。
凡会搅黄或拆散两家议中的亲事的话和事,一概不说不做,这被看作一桩好事、一种功德。两家往往彼此并没有直接而深切的了解。他们借中人之力,想在定亲之前尽量把对方打听清楚。打听的时候,中人若与两家素不相识,就得向两家的街坊探问。街坊一听说有人要议亲,除非恰好是中人或两家的至交亲戚,便决不把实情、全部实情、只是实情说出来——他们照的是「凡会搅黄这门亲事的话和事一概不说不做」这条道理。譬如那女孩长得丑、或名声不好,便说她貌美、或说她极贤惠。就算她身上像是有什么不足,可她另有许多长处,足足抵得过而有余,如此等等。那男孩若有坏习气、或是愚钝,街坊便反着说。有一句差不多成了俗话:议亲时街坊的话是信不得的。凡实情若不中听、或是会叫中人另替主家的女儿儿子去别处寻对象的,他们极少、或者说从来不肯照实说。
有些人夜里在街上挂一盏灯,以为这是好事、是功德。这种灯通常用竹片或木条做架,约一英尺见方或更大,外面蒙薄的粗白纱或白纸。里头有盛油或插蜡烛的家伙。灯通常点到将近半夜,除非刮风点不住。照亮街道并不是官府出钱办的;若有人办,也是开铺子的人和近旁特别相干的人办的。除了这些为生意而挂在街边、铺子门前的灯之外,还有许多挂在暗处或巷口的,实际上往往是因为许了求长寿、求病愈之类的愿,口头上却说是帮夜行人认路的。
善举好事的另一种样式是修桥铺路。有时一座桥坏得快走不得人了,或是一条路一条街因故极需大修,便由一个富人、或几个富人出面担下这笔必需的花费。另有时所需的数目是向穷的富的、在官的和想做官的公开募来的。肯出钱做这些公认有用的事,在中国人中间一般被看作心地好的记号,也常被说成大有功德。有时今生命运颇苦的人,也多少出些力去修桥铺路,指望这样能保自家子孙日后在财富名望上兴旺;还有许多人是因为在神像前许了愿,或是为谢某位香火盛的神佛所赐的恩惠,才去做这些修缮的。
遇上大水、大饥荒,或是忽来的灾祸使粮价极贵的时候,富人或官员舍米粥、舍寻常饼饵给受难的人,并不少见。这样的事常办得颇有排场。本来实实在在是一桩恻隐怜恤之举,许多人却把它归在做了便算功德的「好事」里。遇到这样的事,每人也不过给几个饼,或是一两碗米粥。
遇上粮食特别短缺、或特别贵的时候,绅士富户有时把城东北门附近他们掌管的几处粮仓打开,把存米低价卖给穷人,常比当时的市价低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这些粮食通常是贱时买进、存到贵时的。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贵或缺,便等它存久了快要坏时按值卖掉。开仓前不久,乡里的地保须把自己所管地面上照这件事的章程有资格照低价买米的人造一份册,如贫苦的孤儿、贫苦的寡妇和贫苦的瞎子。办这桩卖米事的人发给每户有资格买米的人家一张纸,写明有几个孩子几个大人可以来领米、在什么地方、哪几日。这张纸通常只管一两个月。该来的人或他的代表若不在所指的日子和地方按时呈上这张纸,办事的人便宣布作废,除非没来领的缘故说得过去。这样卖米若有亏损,通常由出钱办仓的人按所捐的数目分摊。所收的钱等到时价合适时再买进米。
有时在同样米贵饥荒的情形下,富户、绅士和官员凑钱买米,给那些不但没有固定营生、又没有有力气又肯帮衬的亲友的孤儿寡妇等等。这些米或是白给他们,或是照上面所说低价卖给他们。地保按上头的吩咐定下谁有资格领米,把名字报给办这桩善事的人。有资格领米的每户发给一张纸,须在指定的地方和日子呈上才领得着米。
福州没有西洋那样的乡镇济贫院,贫苦无依的人只能听凭众人那冷冰冰的施舍。本该只算作一桩怜恤慈爱之举的事,往往被归到「好事」里去;而做这些事,又常常是因为在偶像前郑重许过愿,所图的与其说是叫受施的人得益,不如说是要给施舍的人求个福。说真的,中国人自己也常常承认,功德这个念头正是他们做所谓「好事」的主要动因之一——这些事多少能补一补自己从前做错的事,又能为自己或子孙挣来日后的某种好处。
杂记各样善举与功德
中国人所谓「做好事」,包括许多在我们看来该叫做善举、而他们看作功德的事;另有一些他们认为极有用极要紧的事,在西洋却要被看作荒唐可笑,或是无关紧要、毫无实益,甚而竟是有罪的。
下面把中国这一带或多或少常见的几样善举、功德略记一记。
炎夏时节,街边有时摆着两只大瓦器,一只盛寻常的热茶,一只盛一种温的药茶。这两只器皿常搁在离地一两尺高的台上,台上有架子,架上搭一片席或一条布,为的是遮住日头直晒。茶若被日头晒热,不但味道不好,还被看作于身子有害。器皿上或近旁常贴着一张纸,写明这是「奉送」的。用意是白送过路人一口茶、一口药饮,免得受了暑气。对又累又热的行路人,这常是实在的恩惠,虽说他也往往只花极少的钱,就能在到处都有的茶摊上买到好得多的一碗茶。
贫家遇着丧事时施给棺木,是另一桩「好事」。官员、绅士与富人常用这法子替自己在今世挣个名声。据说得人施棺收殓的死者是记得这桩德行的。有时也结成会社,施棺给穷而贤良的人家。有人许愿在若干年内尽自己的力量「奉送」棺木,或者干脆许下施若干口棺。又有人偶尔许愿终身施棺,据说甚而许下在某种情形下叫子孙接着施上好几代。有时施主的姓名并不教众人知道,连受者也不知道,只放出话说:凡当真穷苦的人,到某家棺材铺去说一声便有棺木相送。许多人在别的善事上舍不得掏钱,却肯出力去给穷人备一口棺。中国人心里,功德的念头与这桩善举连得极紧。
这一带的天气虽不很冷(极少结冰下雪),冬天穷人受的苦却很多。富人有时买下许多旧棉衣,分给最穷苦的人。他们不置新的好衣裳,缘故之一是:若给了新衣裳,受者典卖换现钱的心思就比给了次的旧的大。衣裳既已半旧,典卖也换不出几个现钱,而实际上御寒之用与新衣裳是一样的。施主得了乐善好施的名声,做了一桩自己与别人都惯看作「功德」的事;此外旧衣比新衣便宜得多,这一层无疑也不会被忽略。有些官员一到冬天,便给狱里最苦的犯人送棉衣,免得他们冻僵冻死。
凡可能坏了两家议婚的话与事,一概不说不做,被看作好事,或者说是一桩功德。两家往往并不直接深知彼此的家境与为人,便靠中人尽量在议定之前多打听些。中人若与两家都不相熟,打听时就不得不去问两家的街坊。街坊一听说有人在议婚,除非他恰好是中人的至交亲属、或是两家之一的至交亲属,是决不肯说真话、说全部的真话、只说真话的——他们所依的道理,正是不说不做任何可能坏了这桩议婚的事。譬如那女孩若生得丑、或品行不好,他们便说她生得美、或说她极贤德。纵使这姑娘身上似乎有什么不妥,那也还有许多别的长处足以抵过而有余,云云。那男孩若是品行不好、或是蠢笨,街坊便把话说得恰恰相反。竟成了一句俗话:议婚的事,街坊的话信不得。凡说出来于事不利、或可能叫中人另替东家的女儿儿子去别处寻配头的话,他们很少说、或者竟不说。
有些人夜里在街上挂一盏灯,以为这是好事、是功德。这类灯通常用竹片或木条做成,一尺见方有余,外面蒙着薄而粗的白纱或白纸,里头有盛油或插烛的家什。灯通常点到近半夜,除非刮风点不住。街上的照明并不由官府出钱,要有也是开铺子的、以及近旁特别有干系的人出钱。除了街边与铺子门前为生意而挂的这些灯之外,还有许多挂在暗处、或挂在巷口等处的灯;这些其实往往是为求长寿、求病愈等等而许的愿,明说的却是为帮夜行的人认路。
善举好事的另一种,是修桥补路。有时一座桥坏得几乎不能走了,或是因故一条路、一条街极需修整,便由一位富人、或几位富人出面担起这笔花费。有时则向贫富、向在职的与想谋官的人公开募捐。中国人通常把肯出钱办这些公认有用的事看作好心肠的记号,又常说这是极大的功德。有些今生过得颇不顺的人,也多少参与修桥补路,指望由此保得子孙将来在财与名上兴旺;还有许多人之所以参与这类修整,是因为在神像前许过愿,或是为所认为某位得人心的神明曾赐的恩典献一份谢礼。
遇着异常的大水、遍地的饥荒,或是突来的灾殃使粮价腾贵时,富人或官员常施粥、施寻常的饼给受难的人。这事往往办得颇有排场。本是慈悲怜悯之举,许多人却把它归在那些做了便算功德的「好事」里。遇着这样的事,每人不过得几个饼,或是一两碗稀粥。
遇着格外歉收、或粮价贵得出奇时,绅士富户有时把城东北门附近归他们经管的几处仓廒打开,把存米照减价粜给穷人,常比市价低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这些粮食通常趁便宜时买进,存着等贵时出。若并没有什么格外的歉收与缺粮,米存久了快要坏时,便照值多少卖多少卖出去。仓廒将开之前,地保须把自己管下照章有资格照减价买米的人——如穷苦的孤儿、穷寡妇、穷瞎子——造个册子。办这粜米事的人,给每户有资格买米的人家一张纸,写明他家有几个小孩、几个大人可以来领买,在什么地方、哪几日。这张纸通常只管一两个月。该来的人或他的代理若不按指定的时日地点按时来领,除非误期的缘由说得过去,办事的人便在那里宣布这纸作废。这样粜出的米若有亏折,通常由出钱办仓的人按所捐之数分摊。所收的钱,一遇合适的时机便再买米。
有时遇着同样的粮贵或饥荒,富人、绅士与官员捐钱买米,施给那些既没有固定生计、又没有有力而肯相助的亲友的孤儿寡妇等人。这些米或是白给他们,或是照上面所说减价粜给他们。谁有资格领米,由地保照所奉的章程定下,把姓名开给办这善举的董事。每一户有资格领米的人家发给一张纸,须在指定的时地呈上才领得到米。
福州没有西洋那样的乡镇贫民院,穷苦无依的人只好听凭众人那点冷冷的善心。本该只算作慈悲仁爱之举的事,往往被归在「好事」一类里,而且往往是因为在神像前郑重许过愿才做的,其本意与其说是为了益那受施的人,不如说是为了替施主求得某种福分。说真的,中国人自己也常承认,功德这个念头正是他们做所谓「好事」的主要动因之一:以为这样多少可以补一补自己从前做错的事,并能替自己或子孙挣下日后的某种好处。
第八章社会风俗(上)
女子缠裹的小脚:中国的种姓之分;缘起;缠裹的法子;并不用木鞋铁鞋;走路如踮着脚尖;体面人家的鞋有多长;大脚的那一类女子;她们像男人一样下田挑担;溺女:各家著述者的说法;福州及附近盛行此事的凭据;民间自己也承认其多;几桩实例;女孩有时送人作将来的媳妇,或卖掉,或活活弃在路旁;溺女的几种法子;穷人家自言的缘由;富家也常有,他们的说法;被溺的多不是私生;男孩不溺;说起溺女常是轻描淡写的口气;家中的奴婢:父母卖儿女,丈夫卖妻子;女婢到了可嫁的年纪,主人须替她备个丈夫;男奴很少;奴婢的后代;女婢极多;待奴婢之道;妓女常被买卖;中国的奴婢与美国的奴隶大不相同;各种结社:文社;游乐之社;酒社;老人之社;乐社。
女子缠裹的小脚
若说这个帝国里有什么算得上种姓之分的东西,那便是女子脚的形状与大小。平常百姓对于把小女孩的脚缠小这一风俗的来历,既不知道,也不关心。读书人里头,似乎也少有谁对它的缘起说得清楚。有人说这风俗起于商朝一位名叫妲己的王后。她生就一双畸形的脚,便劝她丈夫下令:凡宫中的妇人一概把脚缠裹起来,好把她的毛病遮过去。这样一来,众人的脚就都显得和她的一样了。另有人说,这事起于约一千年前兴盛的唐朝。照这些人的说法,当时国君的宠妃潘妃先缠了自己的脚,风气便由她起头。众人渐渐学她的样,终于通行于帝国各省。
统治这个帝国的满洲人,不许自家的女子缠脚束足。缠了脚,美人也就没了进宫的资格。据民间的说法,小脚女子若踏进北京的皇宫,立时便是死罪——至少人人都这么说。
女孩的脚通常在五六岁上下开始缠裹,为的是不让它再长,把它弄成中国的富人与读书人极为赏玩的那个形状模样。缠的办法是:把脚在踝处绷直,将脚跟那块肉往下往前压,再用一条长布带从踝上一直缠到脚趾尖,又缠回来,裹得仔仔细细。这样一来血脉不通,脚自然就长得慢,或者索性不再长了,这是一想便明白的。几个小脚趾被自然地——或者不如说极不自然地——挤在一处,略略弯到脚底下去。身子的重量压上来时,脚本该随之摊开,如今不许它摊开,于是变得极窄,到大趾尖上收成一个尖。脚面隆起得异乎寻常,那块构成脚跟底部与后部的跟骨,也略略朝下转了过去。缠成这样的脚,塞进一只又短又窄、前头收尖的鞋里;有时还在鞋里垫一块木头托住脚跟,叫人看去像踮着脚尖站着,脚跟比脚趾高出一两英寸。脚跟还往后往上伸出鞋跟之外,所以一只实长四五英寸的脚,稳稳当当地站在一只只有三英寸、三英寸半长的鞋里面、鞋上面。脚踝仍旧差不多是天生的粗细,脚面又隆得很高,这副走路的器具在西洋人看来,模样实在古怪。
若照料得当,大抵要两三年工夫,才能把脚缠成那个体面的形状。缠脚并不用什么铁鞋木鞋,虽然西洋诸国多少都有相反的说法。所用的家伙只是一条条像窄绷带似的布。脚就这样一点点地缩小、干瘪下去。为洗脚、或为缠得更紧而把布解开时,那几个小趾经过几个月、几年的压迫,已经回不到天生的样子和位置,始终蜷在那里,几乎没有什么感觉了。
若在合适的年纪上动手,缠裹也照料得好,脚跟有时能落到地上——或者说,落到与大趾尖齐平。脚跟在缠的过程里仿佛会抽长;可是脚若已经大了、开始缠时差不多已长足,脚跟往往就没法落到与趾尖齐平。那就在鞋里脚跟底下垫一块木头,使人站着时木头的底面与趾尖差不多在一个平面上。其实她是踮着脚尖和脚跟在走。脚踝或脚面便往前凸出去。
给缠脚穿的体面鞋子,鞋底约三英寸。有时竟短于三英寸。脚趾与脚跟尽量塞进鞋里,再把鞋在脚的其余部分上系住,鞋的底下一段便露在外面。脚的上半截总比鞋大得多,又用布缠裹着,整个看去就像一只畸形的脚。塞在鞋里的脚趾与那一段脚上,多少都缠着布或布条。这样的小脚,自然是穿不了袜子的。
缠裹这件事,不能不极痛。因为要把脚趾压到底下去,皮肉常常裂开。若不小心照料,脚上便生疮,而且难好,因为那地方总得紧紧地缠着。若嫌慢,想让脚快些小下去,缠得比该缠的还紧,痛也就跟着加倍。女孩若到十二岁、十五岁才动手缠,要缠成要求的形状就很难,而且痛得厉害。到这时候骨头已经硬了,差不多长到不能再长。不过年纪大些的女孩,通常是把脚趾压一压,脚的其余部分则大体仍旧保着它已成的形状。把脚的前端塞进鞋里,脚跟用木头垫着,其余照平常的法子缠裹。
也有缠过脚的女子,出去给人家做仆妇,便把布解了,自然连那小鞋也不要了,换一种大些的——至少在尺寸上和大脚一类人穿的差不多。这样的人脚多少是变了形的,想来她们开始缠脚时年纪已经不小。此地假装小脚的事颇多。戏台上的角色都是男人,扮女人时有时也把脚缠起来。
因为穿的是那种把脚趾塞进去的鞋,这一类女子看去都显得很高。前面说过,她们走路站立大半靠着脚尖,这就使她们比本来的样子显高。小脚的这一类人站不稳。步子又短又快,走起来是碎步,摇摇晃晃,很少见她们大步走路。她们身子常常也很结实,却大抵挑不得重担,做那种要来回走动的活计时,也不能利落自如。家里粗重的活,若女人是小脚,通常由男人、或由大脚天足的女仆去做。
小脚不是有钱的记号——最穷的人家有时也给女儿缠脚——倒不如说是体面的标志。那是时兴的样子。缠成那样的小脚,多数中国人都看作「美」。常听见「好看」两个字,可见他们看重到什么地步。有些中国人是该替他们说句公道话的:他们斥责这风俗,看它残害女子的精力,招来许多苦楚,而且全无用处。它不但没有好处,反而生出害处。一遇急难,如失火、生病,缠了脚的人几乎一筹莫展、一无所用。可是那些承认小脚女人确是这般情形的人,到了自己女儿身上,若住在城里、又和书香人家有瓜葛,终究觉得不得不随着中国社会的习惯走。大抵说来,女儿是小脚的人家,给儿子娶媳妇也娶同一类人家的。
中国有些地方女子一概缠脚,此地却不是这样。据有些人估计,乡下的居民、以及本城四郊人口的六七成,女子都是天生的脚。据说城里养大的女子,缠脚的大约在九成以上。有人以为,若不是民生穷困,再过一两代,女子就都是小脚了。穷迫使许多人家不得不罢手,只能让女儿的脚照造化给的大小形状长着,好叫她们能下田、能挑重担,自己挣一口饭,至少也替家里挣下大半的嚼用。
许多穷人家宁可勉强挨着过那没着落的日子,把女儿养成小脚,也不肯让她们的脚照本来的样子长大,逼她们去挑担、去做重活,好把日子过得宽裕些。前面说过,小脚不是有钱的标志,而是体面的标志。女儿是小脚的人家,比女儿天足的人家,能把她嫁到更体面、更有书香的门第里去。妾与下房的妻、雇来的仆妇、女婢,一般都是大脚。城里和四郊,从大脚一类往小脚一类里改的风气很盛。住在城里的人,从小脚改回大脚的,极少、或者竟没有。
在中国这一带,下田的女人——在稻田里做活、做田间寻常营生的——都是大脚。帝国北边有些地方,这一类女子也是缠脚的。在街上挑担的,或是从乡下挑着货物进城卖的,都是大脚。从别的通商口岸到这个港口来的外国客人,一眼便被大脚女人的奇特模样打动:她们光着脚在街上走,裤子只垂到膝下一点——其实还常常卷起来,卷到膝上去,像是怕弄脏了。大脚女人与小脚一类人不同之处,不单在脚上、在腿的下半截不着衣裳上;她们头上的饰物、衣裳的颜色与式样,也大不一样,谁都看得出来。可见此地女子分明有两类,她们所趋的时样,相去甚远,不只在缠脚与天足这一桩上。
朝廷的律例,对缠裹女孩的脚一字不提。缠脚只是一种风俗;可是照上面所说,一想便知这风俗势力极大、极得人心——其专横正如西洋有些国家妇人束腰的风气,而且也许并不更可笑、更违背天性,于健康与性命的损害还要轻得多。外国妇人诧异中国妇人为什么要那样违反天性地缠裹女孩的脚,也许还怜她们竟甘为这种残忍无用的时样的信徒;中国妇人则诧异外国妇人为什么要把衣裙穿成眼下这般膨大的样子,而对于用什么法子弄成这副模样,她们想来想去只能猜说:她们裙子底下扣着鸡笼——因为偶尔瞥见的那种鲸骨撑的裙子,在她们看来活像关鸡的寻常家伙。
溺女
美国教士雅裨理牧师在十八二十年前查访过厦门一带溺婴的多少,他亲身查究所得的一些骇人事实,已在美国刊布。巴罗、包令以及别的著述中国的人,也都说起过某些地方溺女之多。另有些著述者对别人在这题目上的说法一概否认,所依的理由多是:这种事没有落在他们自己眼里,或是他们所游历、所居住的地方并不盛行此事,或是觉得这事不近情理、不合天性。溺婴在有些地方、有些省份比别处多,这是不消说的。可是某些地方没有这事,或是某一位著述者没有见过,或是它残忍而违背天性,都丝毫不能证明帝国别处不常有。有极确凿的理由可信:此地与邻近各县都盛行此事,官府也容着它,而且众人说起这题目时漠然视之,轻薄得骇人。下面便是这些理由中的几条。
城墙以内有一所本地人办的育婴堂,靠富裕的中国人、绅士、以及在本地任职的官员捐助维持。
五六年前,天主教堂在城南门附近的郊外盖了一所大育婴堂,专收父母抛弃的女孩。一位本地的天主教徒说过,这堂里一时曾养着约四百个女孩。
美以美会在此地也办了一所小规模的育婴堂,开办约六年,由它养着的女孩有二十五六个、三十个。
每逢考试的时候,劝人不要溺女的单张与小册散得极多。每到这些固定的日子——本府的文才每年、全省的文才每三年一次——都聚在这里,便有中国人把劝人把女孩养活的书送给应考的人和看榜的人。这一桩事确凿地说明此地溺女之盛,否则这类书的散发不会被容许,也不会有什么由头去催动它、促成它。何必为一件并不存在的伤风败俗的事散发劝单,尤其是在文才、见识与体面人物云集如文场之日?分明若非盛行,不会这样当众、在这样的场合受到谏责。
上面所说的这一桩,也说明此事虽有人做,却并不得人心——不是说它被首肯、被读书人替它说话。在这上头还有一点格外值得留意:这些单张小册所针对的,是女孩一出生便被溺死。至于溺死男孩,一字没有,因为并没有这样的事。若有人以为男孩是容许溺死的、所要谏止的只是溺死女孩,那便推断错了。
和中国人谈起来,他们一口便承认此地溺女之盛,而且常常问西洋各国有没有这事。这一带帝国的女孩常在生下不久便被弄死,这骇人的事实,没有一个人想要否认或隐瞒。
一八六一年春天,一个在教士家里做事的仆妇承认,她两个小女儿中的一个,一生下来就被她丈夫弄死了。另一家的一个仆妇,自己生下不久便被父亲判了死,却因为他出了一桩意外,街坊都解作不可杀她的凶兆,她这才逃过。又一家的一个仆妇,有个亲戚八个孩子里溺死了七个女的;剩下的那一个是男孩,才留了命。在一位美国教士家里做乳母的一个女人,屡次答人的询问说:她母亲生过十一个女儿,父亲只许活下四个。
邻近乡间的农户,一家生了几个女儿,留一两个,余下的一概弄死,除非有相识的人想要去养作将来儿子的媳妇。城里一出生便杀女孩的风俗,大概没有乡下那么通行。有些明白事理的中国人估计:城里人家若生了几个女儿、又没有好机会把她们送出去作朋友家儿子的媳妇,弄死一个或几个的,大约占一半。做官的人很少、或者竟不会弄死自己的女儿,因为他们养得起,到了可嫁的年纪也替她们寻得着体面或富足的丈夫。
女孩一生下不久就被送给父母的朋友作将来的儿媳,便被带走,在将来丈夫家里养大。年纪到了,两人就成亲。这样安排女孩的法子,在穷人里头颇为常见,无论住在城里还是乡下。上面说的那个丈夫杀了小女儿的女人,把第二个女儿送给一个相识的人家作将来的媳妇。那个父亲想杀、却因一桩意外而没有下手的仆妇,最后也是为这个缘故送给了一位朋友。本地一个教会里的女教友,是美部会在此地的本地助手之一的妻子,当年也是这样由她母亲安排的,她父亲本是主张弄死她的。
有些人家把女儿养了几年,为穷所迫,便把她们卖去作婢、作妻。这样的孩子若卖去作朋友家儿子将来的妻子,照例的身价约是一岁两元。一岁的女孩通常值两元,两岁的四元。女孩长到能做活的年纪,价就贵得多了。上面说的那几个女人里有一个,两三年前花四元买了一个三岁、模样好、身子壮的女孩,作她六岁小儿子将来的妻子。卖去作婢的,女孩的身价比卖去作妻的要贵得多。
有时这些苦命的孩子不是一生下就被杀死或送走,而是活活弃在街旁、或是弃在什么可以遮一遮的地方。十来十二年之内,这样弃在外国教士住处附近的孩子,着实有不少。父母这样抛弃她们,大概是指望邻近住着的人家把她们收养了去。
弄死这些苦命孩子的法子主要有三:溺死在一桶水里,抛进流水里,或是活埋。据说乡下有少数人家取后一法,是信了这样一来下一个孩子便是男的。最常见的是头一种。下手的人通常是孩子的父亲。接生婆与亲友大抵推却,说这不是自己的事,日后也要招人责备、招人心里不安。母亲一般宁愿把孩子送人,不愿弄死。不过父母有时也商量定了宁可弄死而不送人,为的是免她日后受穷、或受那不堪的日子。
穷人家自言溺死女婴的缘由是穷。一个赤贫的做活人要养一屋子女儿,还要照规矩把她们嫁出去,在人看来是办不到的事。乡下大脚一类的女孩女人像男孩男人一样下田。城里和四郊,女子多半留在家中,小脚那一类尤其如此。她们一般能从铺子里领些在家做的活计。女儿出嫁的时候,父母须备下一笔家具衣裳作嫁妆,穷人实在备不起。女儿一嫁,便算是别人家的人,她和她丈夫都不会在钱财上大帮她父母的忙。中国社会的构造如此:一个穷人家便是养大、嫁出一两个女儿,也极艰难。有一屋子儿子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他们长大了能挣钱,而女儿在同样的时候、同样的地方却挣不了。父母给儿子娶媳妇所出的那笔钱,其实大半又以家具衣裳的形式在他成亲时回到自己家里来。儿子是他们老了病了的拄杖与依靠。他承继、延续这一姓的门户;而最要紧的是,他会在他们的神主前上香,在他们死后替他们扫墓、祭他们的魂灵。
第八章社会风俗(下)
富人家溺死女儿,是不能用穷来推托的。而富户颇常行溺婴之事,证据再明白再充足没有:街坊与同乡都亲眼见过,也都承认。上面说过的仆妇中有一个说,她到教士家做活以前所服事的那户本地富家,已经弄死了一个女孩,留活了两个;而且人人明白,末一个孩子若也是女的,一样要弄死,缘由很简单:家里不想再要女孩了。
此地的富人,通常是把想留想养的数目留足之后,再生的女孩便弄死。至于男孩,则总被看作家里添了一分贵重的财富。溺婴之事在富人里的比例,大概比赤贫的中国人里小得多,因为他们不像那些人所说的那样,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毁掉自己的女儿。可正因如此,他们的罪更重、更无可辩解:那是冷着心、立定了主意做下的,除了不愿养活她们之外,再没有半点理由或借口。
别处有些外国人以为,一生下便被弄死、或被弃在路旁的孩子,多半是私生的。若信此地照上面所说那样被溺死、被送人、被弃置的孩子是私生的,那就大错了。倘是私生,便不会一概只是一种性别,而且偏偏是女的。此地的中国人断然否认男婴曾在出生时被弄死;他们明说,女孩之被溺死、被弃置、被送人,不是因为她们是私生的,而是因为父母穷得养不起,或是虽然养得起却定意不养。乡间有些地方女孩很少留活,于是男孩便远多于女孩。离此十二英里到十五英里有一个村子,如今是教会的一处分站,它一出生就杀女孩这件事,连中国人自己都是出名的。那里男孩明显偏多,当地人自己的解释,就是一生下便杀掉女孩的风俗。由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习特别,此地私生的孩子想来远少于某些开化之邦。被弄死的女孩,据信除了极少数之外,都是正式婚姻里生的。
溺女这桩罪,平常百姓说起来常是轻描淡写的口气。若郑重就此事责问他们,虽然人人都斥它背于情理、违于天性,却有许多人一口便替它说话,说这是不得不然,尤其在穷得没法的人家。虽然「此事其实并没有得到官府的明许,也不合于帝国律例与制度的大体精神」,官员们却容着它、默认它。从没有采取什么办法去查出、惩办那些杀自己婴儿的人。官员偶尔也出告示禁人溺女;可是这桩罪照旧盛行,无人受罚。
在中国,孝道被推崇得极高,男女子女按律例、按社会的习惯都须对父母的意旨百依百顺,甚至卑屈到极处。可父母却被容许在自己那些无力自保的子女之间分出男女,女的随意弄死,男的则备极呵护疼爱。单在这一桩上,他们「没有天然的亲情」,竟到了这般奇特而分明的地步!
家中的奴婢
父母可以把儿女卖去作奴婢,或是作买主的养子养女。丈夫可以把妻子卖给别人作妻,但不得卖去作婢。从人家父母手里买了孩子的人,还可以把孩子转卖给别人。孩子被人从父母身边偷走、带到本省或帝国的别处卖作奴婢,也是常有的事。
中国人说买卖儿女与妻子,所用的字眼和说买卖田地、牛马、以及各种财物时一样。
父母卖孩子,须给买主一张文书,写明孩子的名字、卖得的价钱、是卖去作买主的奴婢还是作他的儿女等等。父母若都在世,两人都要在上面签名,代写文书的人、作保的人、中人也都要签。这样卖出的孩子通常是三岁到十岁。
丈夫把妻子卖给别人作妻,须得她自己情愿。要给买主一张文书,写明为此事而卖。这张文书须有丈夫与妻子的签名,并用两人的手或脚蘸上黑墨印在上面。有时只用丈夫与妻子各一个指头的印作图记。印的地方在各人名字之上。没有这样的印记,文书便不作数。中人、代写文书的人与作保的人也都要签名。
卖儿女或卖妻子的文书,很少、或者竟从不在屋里写定签字,总是在街上或田里。所说的缘由是:在屋里立这种文书不吉利。
父母把儿女卖去作别人的养子养女,买主便不得把他们当奴婢使唤。有时父母把男孩「卖」去作戏子,定下若干年;这些年里父母管不着他,年限一满他便归还父母。有人以为作奴婢还胜于作戏子,因为戏子的子孙三代之内不得应考。
女婢到了可嫁的年纪之后不多几年,主人须替她备个丈夫;就是说,须把她卖掉或是嫁出去。主人不得把她留在手下使唤超过一段合情理的时日。她出嫁之后,主人便再管不着她,也管不着她所生的孩子。那时她已不是奴婢,而是买她的人、她丈夫的妻,身份体面与人平等。不过她仍旧可以在自己情愿的条件下被卖给别人作妻。
有人从女孩的父母手里、或从别人手里买了一个女婢,若原配死了,有时便娶她作正妻,或是作第二房、第三房。照风俗定下的几样公开仪式办过之后,又照她在家中作妻还是作妾的地位,她便不再被看作奴婢,而是平等的人,家中其余的人、亲戚与街坊都须照通行的规矩,按这身份待她。有时买女孩作婢的人后来十分中意她,竟认她作女儿。她出嫁时,照例的礼帖、喜饼、花轿、乐班等等一概齐备,与嫁自己女儿一样,整个喜事与嫁一个奴婢时通行的办法大不相同。这样的情形,自然不会给她丈夫什么卖身文契。
下面关于男奴成亲、以及主人对男奴子孙的管束之权的几条,是一位读书的先生讲的,他的族里就有这样一个奴仆。此地男奴极少,便是最富的人家也少有。
男奴至迟到三十岁上下,主人便该替他娶一房妻。有些主人拖得更久,可这样一拖便要招人议论,奴仆也越来越不满、越来越不尽心。他的儿子孙子可以说是「属」主人的,须照主人的吩咐行事,不过主人不得、至少通常不会把他们卖钱。主人可以把他们送去学手艺,或是雇出去替别人做活,工钱归主人收。他们学成手艺之后,主人高兴的话还可以索取他们出师做工的工钱,不过这事很少有人做。到第四代男丁便自由了,自然也就脱出了他祖上那位主人、或那位主人后代的管束。男奴的女儿不受她父亲主人的管束,由她父亲自己做主。定亲之事归父母掌管,不过这样要紧的事通常也会跟主人商量。
奴仆的儿子孙子若有才、又送去读了书,有时竟能在考场上得中。他们日后或许富起来、或许做了官,到那时自然想把还在为奴的父母祖父母赎出来。据说这样的情形下,主人很少、或者竟不敢拒收人家送上的赎身钱,便是那笔钱并不比当年把他父亲祖父卖为奴仆时所得的价多,也不敢拒。奴仆的后代做了官、发了财,把活着的长辈赎出来的例子,是很少的。
在中国这一带,唯一被认作足以说得过去的卖子为奴、卖妻与人之由,是父母或丈夫穷到了极处,又没有有力而肯相助的亲友。价钱随孩子的年纪、性别、模样,妻子的品貌年纪,以及粮价贵贱等等而定,从几元到几十元,乃至一二百元。一八五八年,福州有个人把妻子卖了约二十元。约在同时,另一个人把自己唯一的儿子——一个五六岁、聪明伶俐的孩子——开价十六元出卖。有人想认他作儿子,出十元,他没有答应。几年前,此地一个在教会义学里读书的男孩,被他母亲卖去作戏子。不到一年前,一位朋友见过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被父母开价一百元出卖;父母是从本地以南八九十、一百英里的原籍把她带来的。不多久前,一个十二岁上下、很聪明的女孩被父母卖了约四万文钱。
前面已经说过,男奴比起来极少。女婢在富家与官员家里却相当多。据说极富的人家偶尔有好几十个,等儿女们陆续成亲时分派给他们。这样的数目并不常见;可是据说许多富家有六个、八个、十个;而大体说来,凡出得起这笔花费、又需要这样帮手的人家,都要买一个两个。人以为买一个女婢比雇女工来看孩子、料理家务便宜些。女婢虽是用钱买来的,主人待她们却很像西洋雇来做事的女仆,只是不给工钱,而她们吃穿也不花自己的钱。人把她们看作一笔颇为稳当的投资,因为主人一旦穷了,随时可以把她们作妻或作婢出手。人以为她们的命比男奴好;因为到了可嫁的年纪、或是过后不久,主人便替她们备下丈夫,那时她们就和别的做妻的人一样自由了。头一代的男奴,除了父母富起来、肯替他赎身,主人又首肯、把原来的卖身文契交还,别无脱身的指望。男奴只在主人面前、在主人家里、在主人亲戚之间被当作下人看;别人待他和待自由人一样。
妓女常被买卖,身价比同样的人单作女婢时贵两三倍。她们多半是本省别处的人,通常是从父母身边被偷来的。不过有时她们原是被卖作奴婢,后来被买主断送到那条下贱的路上去。名义上买去作女婢、后来却送进妓院、或转卖给开妓院的人,一旦事情为人所知、又能证实,买的卖的都可以在官前被告发。此地的父母一般无论如何都不肯把女儿卖去作娼。
上面所说中国人在中国的奴婢之制,与西洋或开化之邦某些地方的黑人奴隶制相比,不同之处极多,相同之处极少。中国的奴婢之制与其行事,似乎远胜于美国近来的奴隶之制与其行事;而中国人——虽是异教之民,纵情声色,恶习深重,行事不端——若得知美国黑人奴隶制从前的情形,得知替那套束缚之制辩护的人所举的理由,得知在行此制的各州为维持它而订立的律法,必定会惊骇到极处。
各种结社
文社
读书人,无论已经得中还是尚未得中,常常结成一种社,为的是在作文上彼此得益。一社聚在一处的人数不多,大抵不过八个十个。社里通常是朋友或相熟的人,并不是凡愿守社规的人都能进来。未得中的与未得中的聚,得中的与得中的聚。一般十天一会,或者更勤些,轮流在社友家中聚。轮到谁家,便由他出题——文题与诗题,备下同社用的纸笔墨,还有烟、茶、点心,若在晚上聚,还要备灯。把同社所作的文字收成一本抄本,拿去请某位有名的学者批改,再传给社中各人看,也是他的事。
一次聚会,每人作一篇散文、一首诗。有时他们商量定了,以一炷香烧完为限,或是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谁到了限期还没把文与诗做完,便罚他一点小钱,这钱通常用来买社里的茶点。限时作文的用意,是练惯了写得快,等到考取功名的时候,便受过了训练,能在主考所定的时辰内把派下的题目做完。有时罚的钱攒着,等到社里有人在考场得中,便拿这笔钱办一桌庆贺的酒席。
这样的社,有些像西洋学堂书院里通行的辩论会或学社,用意上的主要分别是:它所训练的是就临时出的题目作文,不是演说辩难——是用笔辩,不是用口辩。文社里有人得中了(就是在考场得中了),无论是头一级还是第二级的功名,照例要出一笔钱,给其余社友一同吃酒宴饮;这不是为朋友的得中与荣耀而喜,倒是为了抚一抚、宽一宽他们自己没有得中的失望。办这桌酒席所择的日子,通常正是他照风俗要去拜望亲友、受他们贺喜的那一天。摆酒的地方要僻静,免得被街上新贵游行的乐声等等搅扰。得中的那位所出的钱数是自愿的,按他的身份家资、也按他所得的功名高下而定,还要照社中大约的估量来定。往往只给几千文钱。另有些时候,据说那位得意的人给社里八万、十万文钱,让他们办一桌酒席。
游乐之社
六月七月里,中年的富人、以及富家出身的年轻公子,常结成自愿的会社,为的是游玩散心。几个情趣相投、所好相近的人结在一处,约定轮流做主,谁当日、或当那一趟出游的东,便由他出这一回的花费。他们高兴三天一会、五天一会、十天一会都行。备下最好的酒食,到山间僻静阴凉的去处,或是到庙里道观里,在那里吃喝、打牌、下棋,自寻其乐。这样野游、这样为消遣而聚的,自然全是男人;按不容通融的风俗,正经女子是不得参与这类游乐之会的。
酒社
富家子弟常结社,为的是在彼此家中、或在择定的地方一同宴饮,花费由社友轮流出。这样欢乐的结合通常有五到十人,都是所业相近、意气相投的。他们一月里照自己的闲忙与兴致聚两三回,早上便到,一同吃早饭、吃正餐,一整天宴饮、喝酒、打牌,或即席作诗、唱曲、奏乐,随各人的兴致,或照当日主人、当日社首的提议。
老人之社
有闲有钱的老先生,有时结成一种会,为的是消磨时光,把钱花在自己中意的地方。老人结社的缘由似乎是:社中人更喜欢和同年纪的人往来谈说,不喜欢和年轻人在一处,也不喜欢年纪杂、趣味杂的社。这样的社数目想来相当少。社中人聚在一处时,所做的也就是中国人在交际场合惯做的那些事:吃、喝、赌——若不赌钱,便为取乐助兴而赌。据说这样的社正应了古人一句话:「老人变作孩童,好嬉戏游乐。」
乐社
常有十个十二个有闲有钱、又不爱读书的年轻人结成一会,为的是学奏乐器、学唱曲。他们请一位有名的师傅,凑钱付他的束修。学的这段日子里,照例在一位乐神像前点香燃烛;聚会的晚上备下茶、烟与点心,由社友轮流出钱。
这样学奏乐、学唱曲,一半是为自己取乐,一半是为了受人相邀时能在喜庆场合奏乐。他们很少、或者竟不为钱而奏,只为那份体面,或者不如说为富朋友家里请他们去奏时所得的那份交际之乐。这样的场合里,主人请他们吃酒宴饮,还常备下鸦片,任他们高兴时抽。他们也常被请去在街上为神佛庆寿的游行里奏乐,走在所要敬奉的那尊神像之前。正月里他们常在街上奏乐。这样的社在读书的年轻人看来,并不怎么体面可敬。
第九章社会风俗续(上)
寿诞之庆:官员为皇上与皇后庆寿;官员五十以后为自己庆寿;一桩很有意思的事;平常百姓过了五十,每满十岁便做寿;照例要送礼;「拜寿斗」;做寿这天惯吃两个鸭蛋;在神主前与灶君前献供;预先行的一道礼;用线面取长寿之兆;长子的特权与家中的别样事:父母所用的神主与炊具归长子;兄弟分家产的规矩;父子孙辈常几代同居;长子若死了,便立一个子嗣承祧;族长与各房之长;他们的权与分量;「无后」之坛;朋友有时结为兄弟;假认一个孩子,以及关乎这孩子的风俗;中国酒之通用:所谓中国酒是什么;祭神拜佛大量用酒;凡喜庆场合无不用酒;酒要热着喝;请人吃饭叫做「请酒」;「猜拳」之戏;输者罚酒;一种以罚酒为输注的诗令;送礼与受礼;「有口无心」;「看看的马」;路菜;回礼;一份「脱靴」的礼;喜庆场合,女主人照例要送女客一份礼;受了酒席的请帖之后送一份钱礼;每年几个大节与新年照例要送礼受礼。
寿诞之庆
做寿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之一——所谓特有,不在于有这件事,别国也做寿;而在于这庆贺排场之大,以及这些排场的定式化、刻板化。人通常要到五十岁以后,做寿才讲究什么热闹;此后每年生辰回来,一般至少有一桌小酒席,请几位亲友。而五十以后每满十岁的那个生辰,往往极有排场、极花钱,尤其是出得起这笔花费、或是与官府有瓜葛的人家。
皇上的寿诞之庆叫做「万寿」。皇后与太后的叫做「千秋」。这些日子里,各省的大员不得办理任何刑案,不得施行任何刑罚,除非遇着极非常的急事。这些日子一大早,他们须到万寿宫去,各就各人所分的位次,一同拜倒在一面代表天子、或是代表太后的黄色牌位之前。牌位上写着一句话,意思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指的是皇上。赞礼官一声示下,众人便三跪,每跪一次向地上、或向着地磕三个头。所庆的寿诞之前三日、之后三日,官员们宴饮不辍,在衙门里演戏,穿上最华美的袍服,专以此为这日子增光。戏台用五色纸扎的彩球彩带装饰,取其吉庆。到晚上,宅子四周挂起大红灯笼,上面贴着或写着四个红字,意思是「万寿无疆」。
官员到了五十岁,往往对这个生辰、以及此后每满十岁的生辰大加庆贺。这样的场合,有时——若不是每一次都如此——先要向皇上、或向北京该管的衙门请准,才行此庆。几年前,此地的总督极隆重地庆了他的六十大寿,据众人传说,是先从北京得了特许才办的。将近一个月的工夫都用在衙门里宴饮看戏上。照这样场合的规矩,他收了下属官员许多贵重的礼物、或者说许多贵重礼物的馈献。当时照中国风俗献礼,出了一桩事,引得议论纷纷、笑谈不绝,于当事双方的朋友来说,想是许久都忘不了的。
海防同知是品级在知府之下的文官,他想送总督一批出色的礼,一半为那份体面,一半为博总督的欢心(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得宠),便备了好几样东西,心里打算其中有一部分照规矩会被谢而不受。他从一位告老的富家官员、他的一位私交朋友那里,借到一串极贵重的朝珠;那位朋友把这串珠子看得极重,因为是某位皇上赏给他的。这位小官把朝珠放进献给总督的礼里,以为它一定在那些献上而会被推却的东西之列。礼物抬进去,大排大摆地陈列出来,总督一一看过,说很中意,便决定把那串朝珠连同另几样东西留下,其余的谢了又谢退回。这位小官与朝珠主人听得这结果,那份惊慌实在难以想象。主人向他索还珠子,说那只是借的,又不肯开什么价。他若真照应值的价开出来,这位小官便要倾家荡产,因为那笔数目他拿不出。小官又不敢去把实情告诉总督,这事将怎样收场,他也料不着。他左右想不出法子,眼看就是个破败的局面。他本以为总督会明白:这串珠子贵得太过,决不是真要送的,只是作「看看的马」。惶惶不安地过了好几日,他听说珠子被摆在古董街某家铺子里,开了一个价听人赎去。想来他无论出多少价都极愿意赎回来,好还给原主。中国人都信总督自始便知道那只是作「看看的马」献上的,他借这机会留它几日,为的是难为难为这位小属下,又有意给他一个赎回的机会,就是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位小官得了一个教训,想来到今天还不敢忘。
一家之长到了五十、六十、七十岁等等,这样的寿庆与别的寿庆不同,另有一个名目,叫做「做十」。酒席按家中的钱财与门面,办得尽量体面。向亲友发出请帖,他们便照各人的力量与心意回送礼物。有的送钱。有的送一对大红烛,叫做「寿烛」;或是五磅十磅的「寿面」;或是一坛酒;或是一只猪腿猪蹄;或是一只火腿;或是一盘「寿桃」;或是一对红绸红呢做的挂屏,上面或是一个极大的「寿」字,或是用绸子絮棉缝成的八仙像等等。女婿除了寿屏之外,照例还要送一份贵重的礼。做寿的人、或他儿子若是教书先生或读书人,门下的学生常凑在一处,趁这机会送一份体面的礼。主人照例要推却一部分献上的礼。献来的东西许多是借的,借时讲明:若受了,便照价付钱;若不受,便如数还给原主。许多都是为了做样子、为了场面。富人家在一位年高德重的家长做寿时雇一班戏子来演戏,是常有的事。
这是极喜庆的日子。凡不是好话、吉利话,一概不许说。人人都要自己高兴,也要叫别人高兴。客人照例要向这位家长道贺,祝他长寿。客人与家中的人一同享用那桌力所能及的美馔。
做寿的人若是病着,便是无病,只要家里乐意这样定,便行一种叫做「拜斗」、或叫「续寿斗」的礼。它的用意是给这人续寿。取一只四方的、口沿外张的米斗,在屋里摆在桌上。斗里先装得将满的米,再放进几样日常用的东西:一把尺、一把剪子、一盏油灯,还有香等等。有时也把米撒些在桌上。斗前的桌上点七支蜡烛、插七支香。通常请四个道士,桌子每边一个,行所定的这道礼。他们有时绕着桌子慢慢走,不时在每一边停下向桌子作揖。他们念着科仪,摇着铃,吹着号。这道礼不一定只在前面说的「做十」时行,成人的任何一个生辰都可以行。花费常由做寿之人的女婿们出。
送寿礼的事极为常见,尤其是对年高的人。一只鸡、一点钱、一些线面、或是什么寻常的吃食,凡是受邀来吃寿酒的亲友邻舍,无不送上一份。那人家便是再穷,若不应这个邀、或不以送礼来表示收到了请帖,也会被看作一桩重大的欺侮、一桩非同小可的轻慢。
人在自己生辰这天吃两个煮熟的、或用一种红料子腌过的鸭蛋,也极为通行。这是取个吉兆。鸭蛋的雅称叫「太平」,与长毛自称所用的字是一样的。那样的蛋被看作格外地圆,中国人似乎以为它能叫不吉的时运转为吉利,或是像蛋一样地滚转下去,直滚到命运转好。他们常说起「时来运转」,这是指命数的变迁;他们似乎信在生辰吃鸭蛋,和运道转吉有什么密切的关联。他们还吃一碗线面,取其祈求长寿之意。
许多人家在父母生辰这天,儿女备下些线面,或煮或不煮,随意,取三碗摆在家中的神主前,又取三碗摆在灶君前。线面碗里常插上鲜花。这道礼的用意是:儿女愿父母活得长久。这意思是用线面的长来表的,因为线面是极长极细的一条条。他们这样祈求:愿已故的祖先在灶君的帮助之下,慈悯地护佑亲爱的父母长久康健——就是说,愿把他们的寿数像线面一样抽长。
十六岁以下的孩子做生辰,线面是摆在一位叫做「奶娘」的女神像前的;人信这位女神专管护佑孩童,直到他们照中国的律例与中国人的说法成了年,也就是十六岁。
人多而富裕的人家,儿女、女婿与孙辈照例会合在一处,在父母、翁姑或祖父母的寿诞将到之前,先行一种预备的礼。许多人家每年都行这道礼。所用的东西里少不了的,是备些「寿面」、一对「寿烛」、一盘「寿桃」。把烛点起来,摆在神主之前。线面与寿桃,连同炉里点着的香,摆在神主前的一张桌上。一切齐备,儿女、女婿与孙辈便轮次走到神主前跪下叩拜,为寿诞将近向已故的祖先道贺。随后又照样轮次走到那位寿诞将到的尊长面前跪下,道一番同样的贺词。
到了生辰那一天,便照家里先前议定的样子做寿。
凡亲友在自己生辰送过一份体面的线面、火腿、猪蹄等等礼物的,自己须回送一份线面、或许再加些笋干,这被看作礼数中不可少、或者说很要紧的一节。回礼的日子不定:可以是第二天,或是此后不久某个便当的日子。这被看作是祝亲友长寿,正如他们先前送礼祝那位刚做过寿的人长寿一样;线面这种麦做的东西,这样用时便是长寿的表记。在与寿诞有关的场合收下它、或是送出它,意思明明白白,就跟把话一句句说出来一样:「愿你活到更高的寿数。」
长子的特权与家中的别样事
中国人虽然生来自由,却并非人人生来权利、名分与本分相等。中国人里有少数几家世代享有特权;而凡生了儿子的人家,总有一个儿子享有特殊的权与名分——纵然律例上没有定明,至少众人公认、风俗通行。
父亲正妻所生的头一个儿子,因他是长子,便被许了种种特有的名分与本分,纵然他兄弟很多,其中有几个、或者全都比他有才有识。
父母去世,他们用过的炉灶与炊具,一概归他。他的兄弟无论如何不得取去自用。
承受、保管、祭祀父亲一家所有的神主,又在父母去世之后为父母立神主、加以祭祀,这是长子的本分,也是他的名分。他的弟弟们都不得立只代表父亲或只代表母亲的神主。他们各人可以立一面总的神主,所代表的不只是已故的父母,还有父系母系上三代或五代的列祖列宗。他们的长兄不立这一种神主。他只可以在父母去世之后,为父亲立一面、为母亲立一面。父亲所有的那些神主,都作为珍贵的传家之物归他掌管。
兄弟分父亲的产业,长子分得比谁都多。已嫁的女儿在分产时一般不算在内,因为她们已不算父家的人了。她们出嫁时已经领过嫁妆。未嫁的女孩,无论定了亲没有,通常拨给一小笔钱、或一份产业,作她出嫁时的嫁妆,或是用来帮着办喜事的花费。
扣除未嫁女儿的嫁妆之后,余下产业的分法,据说一般的规矩是:长子一份算两份,别的兄弟各算一份。若有四个儿子,产业便分成价值相等的五份,弟弟们各得一份,他得两份。母亲若在分家之后还在世,由他赡养;照定下的时日烧香、燃烛、焚纸钱,在家中神主前照例献供,也归他。若有祖宅,祖宅便算在他所承的那一份里。
有的时候,长子所得的成数比上面所说的少些。他总比任何一个弟弟得的多,不过有时不到一倍。有时他的成数是一份半对一份,不是两份对一份。假如一共只有四个兄弟,弟弟每人得一百元,长兄便按一百五十元的成数得。
父亲去世之后,长子便是这一家名义上的首脑。遇喜事丧事,如丧葬婚娶,他是为首的。凡要向祖先魂灵献任何祭祀之时,无论在他自己家里还是在祠堂里,他便是已故父亲名下诸子各家的大祭司长。凡须有人代表这一家的场合,都由他代表。
分家产的事往往在父母还在世时就办了,家产可观的尤其如此。若拖到父亲死后才分,经验表明,几乎无例外地要伴着许多嫌怨争吵,有时儿女之间、或儿女与叔伯之间还要动些手;叔伯照风俗、照律例算是这份家业的一种执事人或代管人。父亲在世时对儿子们一般权威很大,凡关于他们将承受的产业的分配与处置,只要他生前说明并照办了,儿子们便服他的裁断。
若儿女不多,可承受的产业也不多,便很常有这样的事:父亲生前死后都不正式分家,几代人一同住着。人多的大家里,这样做少有可行、也少有人愿意,尤其是家业大而值钱、而所涉的各人又能在分法上说得合时,尤其是住在大城里的。乡下的产业主要是田地、农具与牛畜,便有极多的例子:整个村子都是亲族,同一个祖姓。在乡间,承继的产业长久不分的情形很多:同一祖先的后代一同住着、一同做活,在族长与各房之长的总管总理之下,同享同分劳作所得。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以这一点出名:同利同姓的兄弟、堂表兄弟以及更远的亲族,世代相处而和睦。各家一般各自做饭各自吃,各有自己的内室,不管同一个院子里、同一个屋顶下住着多少家。
长子若死了,凡须有人代表这一家的场合,须由他的长子来代表。发请帖时,一概用他父亲的长子的名义,不管这孩子年纪多小,不管所关的利害多大多要紧,便是事关他叔伯各家、或他父系的堂兄弟等等,也是如此。有一条习惯与律例上不变的道理:长子的名分、本分与特权,要世代限在长子一家及其子孙身上。
长子若在成亲之前死了,或是成亲之后没有男嗣便死了,照规矩要立一个人作他的子嗣承祧,承受他的名分与特权,作他的代表。这位承祧之子的儿女,与他嗣父的兄弟、叔伯、侄辈的关系,和那位无子之人的亲生后代一样。人以为这事万不可少:从长子起,顺着长子的直系一代一代下去,总得有人向死者的魂灵上香,或是亲生之子,或是承祧之子。
立为长子之嗣的人,多半是本族的亲属,如他的侄儿或堂弟。立嗣之时要备一桌酒席;长子若在世,便由他请族中辈分高于自己的亲属、他的弟弟们,以及各房的房长。长子若已去世,便由那位本分上该替死者寻一个承名承祀之嗣的人出来料理。立嗣的契约通常就在这桌酒席上写定,由到席作证的各位代表签名。文书上写明所立之人的名字与立嗣之人的名字,立嗣之人答应认前者为自己合法的儿子与继嗣,无论他日后是否合自己所望、是否顺自己的心意等等。这契约的正主儿要在家中神主前烧香叩拜。承祧之子拜这些神主,当作自己的祖先来拜,此后便自称是他们的后裔。人以为祖先是在场的,既受这一番敬奉,也作这一场事的见证。
族长只有一位。他下面有好几位房长。房长是同族各房的长子。他们的人数与各房的数目相当。族中若有争吵或犯法之事,族长统管所有房长。房长可以称为各房的家长;若他们不能了断直属各人之间的争吵与难缠的事,便有权请出族长——族长可以称为这一族的总家长——听他的指教与裁断,借他的分量,而他的分量是极大的。官府遇刑案,常向房长打问他属下的人。照中国人的说法,房长与族长要为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人的品行担着责任,因为血脉相连,又因为照帝国的律例与社会的习惯,他们是那些人的首领与家长。
有时某些人家的某一房竟绝了。末一代的后人没有生下儿女,而又没有家业可承,远房的亲族便觉得:既没有产业随着这姓与这些神主而来,最好就不立什么嗣去承这家的姓与神主了。这样的情形下,末一位亲生的或承祧的后人一死,便没有人在他家的神主前上香,神主就被取去安放在一处坛上;这坛一般设在村里或街坊的庙里。每一个村、每一片街坊通常有一所这样的庙。所说的那处坛,正是专为安放绝了后的人家的神主而设的。它有时叫做「无后之坛」,有时叫做「无祀之坛」。这家别的几房都不愿留着这些神主、照规矩去祭它们;因为那不是他们直系祖先的神主,只是远亲的。人家绝后这件事,被看作极不愿有的事,家家都极想把它防住。想到日后或许再没有一个后人把在自己神主前上香看作本分与名分,这在中国人心里是极难受的。这样的下场,被信作神明降罚的确证。有时三代、五代以上的祖先的神主,也安放在所说的那处坛上。
第九章社会风俗续(下)
彼此极熟、又真心相爱相敬的人结为兄弟,是极常有的事。相亲相爱的女子也常结为姊妹。男子结为兄弟,有时是一同跪下拜天地,有时是在关帝、或别的得人心的神像前跪着上香。还有人在青天之下立誓,彼此要做忠实的兄弟,并发下重誓:若日后不相和睦、不尽做兄弟的本分,便当受某种可怕的咒罚。结为兄弟的人约定:彼此的忧患挫折都要同情共担,一生的成就与欢乐都要一同享受;又为自己、为子女立誓,彼此要以兄弟相待、以兄弟自处。行过结拜之礼以后,两家若遇喜事丧事,他们须照亲兄弟在这种场合该有的样子待对方。有了这样彼此的誓,他们有时在钱财上颇为相助,又照情形所宜彼此照应:若两人中有一人、或两人都做到了官,便以官场上的法子相助;若是读书人、做买卖的,也各依其道。结拜之誓被看作有约束之力,只要原先结拜的人中还有一个在世便算有效,不管两人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是否已变,不管一个富贵起来、另一个破了产或成了罪囚。
此地还盛行一种奇特的风俗。有的孩子父母都在,却为一种迷信的缘故,名义上被另一户并不缺孩子的人家认了去。这样的孩子通常是独子,或是多病瘦弱。把他这样认到别人家去的用意是:这一认,他长寿康健的指望便可望添些,运气也容易好起来。他并不因此而有权分嗣家的产业。他的亲生父母心里想:既然父母把他看得这样轻,竟容他被别人家认去,照这道理他必是个无用的、不受看重的孩子,神明就会让他活下来。有人信某些神明、某些恶鬼专要害那些聪明的孩子、或是特别有出息的孩子的身子。如今这个受宠的孩子、这个独子的父母,虽然实在把他捧得像宝贝一样,却指望把他认到某位朋友家去,好骗过这些神明,叫它们以为这孩子算不得什么。其实他们正盼着他能活着长大,这是他们在这世上所能指望的最大的福分之一。出于同样不便明说的缘故,父母有时还把独子头上的头发整整几年都剃光,像佛门的和尚把头发剃尽一样;他们叫他「小和尚」,装着把他当个无用的孩子看待,在世上的分量不比一个为人所贱的和尚更重。为着同一个缘故,他们给他取些很不好听的名字外号,指望骗过那些存心作恶的神明,叫它们以为自己对这孩子的身子性命毫不在意。
孩子若为上述的缘故这样假认到朋友家去,照规矩那家每年要几次打发人,经大街把些米和一两样小菜送给这位嗣子吃,直到他十六岁成人为止。送这些吃食的常例时候是:中国正月的上半月、五月的大节、中秋前后、他的生辰,以及十二月将尽的时候。这米有一个名目,叫做经街上「抬过来的米」。
中国酒之通用
此地人自己做的烈酒,外国人一般叫做烧酒,或叫中国酒。至少在帝国这一带,它多半是用白米、或用红米白米掺着做的。用红米、或用红白米掺着做的,颜色发红。用白米烧的,颜色发白。有时也用番薯、豆子或甘蔗烧。中国人从不用葡萄汁酿酒。中国酒总是烧出来的酒,是一种烧酒。
中国酒大量用于祭神拜佛。——在神主前献荤素供品时,每家常用三杯、五杯或十杯烧酒。在纯粹只属佛门的神像前献食物时,如观音,便很少用烧酒,尤其是拜的人若留心守着佛门的规矩与道理。不过事实上,如今在这些拜祭之事上用酒是越来越通行了。常有用茶代酒的。至于在道教的神像前献食物,用烧酒是极常见的。除了那几杯烧酒,有时还在坛上、桌上摆三杯茶。人给阴间的鬼魂献食物、纸衣与纸钱时,也用烧酒。每年到坟上祭死者,烧酒是摆在墓碑前、如同摆在死者面前的东西之一。大体说来,这些场合里献祭的人在随后那些礼节将完时,取一杯献过的烧酒,照当时的情形倒一些在地上、或倒在纸钱的热灰上、或倒进香炉里、或倒在墓碑上。这倒酒的举动,通常解作献祭的人表敬之意,或是专献给所拜之物的一份供。行这事时恭恭敬敬、郑重其事,被看作礼节中要紧的、甚至不可少的一节。拜完所剩的酒,便由拜的人在随后的席上喝掉。
喜庆场合无不用酒。——人平日、在平常的饭食上不管怎样不喝烧酒,到了喜庆的交际聚会上,如做寿、婚娶、社里备席聚会、开店开行的酒席、或是搬进新屋不久所设的席等等,便没有什么绝对戒酒的事了。凡正式请人吃饭,桌上必有酒。每位客人,或者说凡上桌坐下的人,都备一只酒杯,形状很像极小的茶盅,容得下半小杯酒或更少。
此地喜庆场合所用的红酒,总是热着喝。饭将吃完时,主人提议喝酒,把自己所坐这一桌的杯都倒满;随后举起那杯热气腾腾的酒到唇边,请众人与他同饮。众人一齐把杯中之物饮尽,就分量而论,这并不是难事。接着再吃一会儿,又喝一巡,如此随意下去。许多人一巡只喝杯中的一部分。有时——富人与好杯中物的人甚至常常如此——要喝二三十巡,甚至四十巡。那些不能这样痛饮而不醉的人,便让满杯搁在自己面前桌上,推说不能喝,向众人告个罪;或是在别人喝时把杯举到唇边,尝不尝随意。主人催众人喝酒,而痛饮频饮,人都明白是敬他的表示。他还常说:所备的菜又少又不好吃,要靠诸位多喝几杯来补。
喜庆场合里女子喝酒和男子一样普遍,只是喝得不如男子多。倒酒、请客喝酒,由女主人起头。宴席上女子总是自己坐一处,男子自己坐一处,办得到的话,男女分在不同的屋里。
前面已经说过,异教的中国人若不照规矩备酒待用,那席面便不算得体、不算齐全。在这里也许值得一提:本地信教的人中有些以为这样用酒不妥,因此自己人的喜庆场合既不备也不用。这个口岸本地新教信徒的几回婚事上,主人就没有为朋友的席面备酒。这一层是从发出的请帖上特别的措辞上透出来的,或是从向客人说起这类席面时那种留着分寸的话里透出来的:称之为「请茶」,而不说「请酒」。后一种说法是请人赴席的定式,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至于那些自己既不饮酒、也不在席上备酒或任何烈酒的外国侨民,他们所发的、所受的请人吃饭之约,照这个国家的风俗,连他们自己的仆人都一般称之为「请酒」,别的中国人说起时更是一概如此。
喜庆欢乐的场合,常有两个人玩一种喧闹的游戏,用意似乎是看谁能在对方醉倒之前、或在一方退出之前叫对方多喝酒。这叫做「猜拳」:两人同时向对方伸出一只拳头,同时竖起一个或几个指头。就在这么做的时候,各人喊出一个数目,这是他猜两只拳上所竖指头的总数。若有谁喊的数目正是这些指头的实数,喊的人便算赢,另一个便算输。输的人罚喝一杯酒,接着再玩。若两人都没猜中,便谁也不喝,接着玩。若两人恰好都猜中,便各喝一杯,或是按两人商定的都不喝,接着玩。举个例:甲伸出两个指头,喊「六」;乙同时伸出三个指头,喊「四」。这样便谁也没赢,因为二加三是五,既不是「六」也不是「四」。甲喊「五」,伸出一个指头;乙喊「二」,伸出四个。这一回甲赢,因为一加四是「五」,正是他猜的数。乙作为输家罚喝一杯酒。中国人玩这游戏通常极其喧闹,因为两人都在所饮烈酒的作用下兴奋起来。同一间屋里、甚至同一张桌子周围,有四个、六个、或更多人同时玩这游戏,也是常有的事。
还有一种游戏,是读书人在喜庆场合惯玩的,比刚说的那一种雅得多,也不那么喧嚣吵闹。它和西洋聚会上行酒祝词的风俗只有极浅的相似之处。玩法是:席将散时,围桌而坐的人中有一个念出一句诗,其余各人都须用另一句诗来对;对不上的,便须喝一杯酒。通常由主人或首席的客人念诗起头,所念的不是自己作的。众人的对句也须是选来的诗句,按座次的次序对。谁若记不起、或念不准一句与起头那人所出之句相应的句子(就是说,字数相应,或主要的字、所咏之物相应),照这游戏定下的规矩便算败了,须喝一杯酒,除非众人免了他。这游戏有好几种玩法,都归在同一个总名之下。通常是起头的主人或客人所出那句里含着某个字、或提到某件事物,定要在其余各人所念的对句里寻得着、提得到。举个例:若那个字是「风」,又是首领在这游戏里所出之句的头一个字,那么各人的对句头一个字都须是「风」。轮到谁时若立刻念不出一句来对,便须喝他那杯酒,由下一位来试。若所择的字是「须」、或是指须的字,那么一切对句里都须含着「须」字、或某个指须的词,才能被当下做主做判的那个人接受。参与这种交际游戏的人越有才学,玩起来越有意思。不过这些场合里并没有什么即席祝词与演说。才思固然可以颇为流畅,而这时候所容许、所要求的创意却很少。众人心里摆在头一位的事情之一就是喝酒;而往往最显见的结果之一,便是喧嚷吵闹,或是醉得昏头昏脑。
送礼与受礼
说到送礼与受礼,照中国人的话,有极多情形是「有口无心」,或是「有言无行」——就是说,一桩事面上是一个意思,心里所存的却是另一个、而且大不相同的意思;嘴里说的是一样,心里要的是另一样。许多东西作礼送出去,是为了场面,为了在街坊、亲戚、朋友之间博一个好名声。举个例:一个人送礼给另一个人,心里暗暗盼他不要受,口里却说「你一定要收下」、「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你若不收,我可要觉得很奇怪了」等等。又有人送一份礼,内有两样东西;朋友只受一样,把另一样谢了又谢退回;或是送四样,退回一半或一半以上;或是送八样,摆得极有排场,而几乎整份都被谢了又谢退回。这一切都正合送礼人心里真正的愿望,不管他嘴上说的是什么。若献上的礼全被受了,受的人这么一来必定把送的人气得不得了;而他就算不被当众斥责,也要被看作没有家教、不懂礼数、或是不晓得交际的规矩。
作礼送人的东西,常常只是借来、租来的,与原主讲明:若被受下,便由借的人、租的人照价付钱;若被退回,便如数还他。因为事先无法确知所献的哪几样当真会被受下,而若买了又不被受,买主便用它不着,所以索性借来或租来应这一场,不退还便付钱。再者,想送礼的人往往不是真把东西借来,而是取一张票子、一张欠条,上写某几样东西,如多少磅线面、一对蜡烛、一只火腿,送给朋友。朋友若受了这票子,便打发人到铺子里取所写的东西,由送礼的朋友付账。凡献上的东西被谢而不受,受礼之人便把谢意传给献礼的人。献给朋友作礼的东西叫做「看看的马」,就是说,拿来做样子的东西,整份并不是真要人受下的。
上面关于这件事所说的,是此地通行的情形。人不照自己心里真正所愿的去直做,却为着一个慷慨的名声、为着合时样而行一套假的。不过中国人人人都懂送礼献礼的这些规矩,所以其实谁也没有被骗。
照规矩该送礼受礼的场合极多,这里只说几样。
人将要出门、将要去做买卖、或是将要到别的府别的省去做官,他的亲属与私交常送他些「路菜」,如枣子、茶叶、一只火腿、或是葛粉。有人送两样,有人送四样、八样,摆在一个架子上,由两个人经街上抬去;抬的人是指望得一笔厚酬的。他若是上北京去应会试,便送他麦面做的饼、用叶子包成三角形的粽子、还有一只鹅。这些东西都是吉兆。饼在本地话里的叫法,被解作「定」下他的得中。粽子按官话读来,与一个含着他将在中式之列之意的词几乎同音。「鹅」字在此地照读书音念来,与传说中一种有名的海中巨物「鳌」同音,而这个字用在求取文名上是极吉利的。他们还必定送他安徽的墨与湖北的笔,这是此地所用的笔墨里最好最贵的。
人从远处做买卖、做官、应考等等回来,照定下的规矩,要送礼给当初他出门时送他路菜的那些亲友。他带回些稀罕的物件、或是他所去的那一方的土产——富裕的人便带绸、缎、布等等——分给亲友,并按当初送他「路菜」的礼的厚薄多少相应着分。人回来若不这样记着亲友,便要被看作不懂礼数、或是全无礼数。
照上面所说的情形从远方回来的人那里受了礼的朋友,照规矩须回送一份礼以示领情。这叫做「脱靴」之礼。这样的场合里,一只鸡、或是几个切开两半、中间夹上一块肉的面饼、或是一只猪腿,都很合用,算是帮他把靴子脱下来。朋友们的用意是请这位远行归来的人吃一顿,帮他把旅途劳顿几乎耗尽的精力补一补。如今他有闲把靴子脱了、歇一歇了。那些曾受他的礼的亲友,并不指望在他回来时送他什么;或者即便送了,也不叫做「脱靴」之礼。
人在别人生辰、或是遇着什么场合似乎该格外留意时,送一份「礼数」,是极常见的。这有两个办法——一是送钱,让受的人自去买他中意的东西。送礼的人若因什么缘故拖得太久,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有时便取这个办法。二是买下或备下合宜的礼物,献给所要尊敬、所要讨好的那个人,如呢料、绸、缎、古玩、珠宝、高丽人参、或燕窝。平常百姓自然不惯送很贵重的礼,可是绅士、富人与下级官员,却常向品级与官职在自己之上的人送贵重的礼。大官从不送礼给小官。下属送给上司的礼,有时是钱、有时是贵重之物,一回便从几元到几百元、甚至几千元;数目与价值的差别很大,要看送受双方品级的高下,以及送的人所存的那个特别的用意。
喜庆场合,如婚娶、做寿等等,富裕的人家、或是出得起这笔花费的人家,照例由主妇请几位女眷来吃饭、或在她这里住一两天,大家打牌、吃喝,照中国人的样子取乐。这些女客回家时,她们都盼着、风俗也要求女主人送每人一份礼:鸡蛋糕和在饼铺买来的各色甜饼——两盒、四盒或八盒,看她要怎样尊敬客人,也看客人各家的境况。若不送这样的礼、或至少献上这样的礼,女主人便要被客人说成没有家教;大约只有极近的邻舍、或是常来吃饭的人,才算例外。女客头一回来,女主人若想保住体面,总该送这份礼。小孩子头一回到亲戚家去,将要回去时,照例也送他一份这样的礼。
喜庆场合,受了正式请帖的亲友,照规矩要向这家办喜事、得好事的人送上贺词,并附一份钱礼。钱须装在一个大红封里,封外通常附一条红纸,写着送的人的名字。男女都送这样的礼,以表领了与宴之请;女子送时,封外写一个词,表明这钱是给人买头上的饰物或买果子的。受请的客人所送的数目,从几百文到几千文不等,要看两家钱财上的高下,以及亲疏远近。人家里遇喜事,如头生儿子,亲友往往向这家索一份钱礼,好用来庆贺这件事。他们通常雇一班戏子来演一台戏,演完之后,在场的亲友与戏子一同宴饮。这不在那家喜庆人家里办,花费却由他们出。所给的数目随各家情形相差很大。
每年三个大节——五月、八月、十一月——照规矩出嫁的女儿要送礼给父母,下级官员要送礼给上司。这是朋友之间彼此送受小礼的大时候。五月里,别的东西之外,总该有一些前面说过的三角形的粽子。官员还添上火腿、海参、鱼翅等等。八月里,体面人家少不了两包或更多的一种软饼,叫做「中秋饼」,还有一两只鸭。官员还添上酒。十一月里,所送的东西里有一种米粉做的小白煮饼,这是好时运的吉兆。
中国年将尽的时候,通行的规矩是:相熟的朋友彼此送礼,做买卖的人送礼给东家与帮手,学生送礼给先生。上面说的那几个节日,学生也该照样送。官员在这些时候送礼给他的首席幕僚或教读先生。过中国年前后作礼送出去的,有极大量的一种米粉加糖蒸成的甜饼,每个重十磅到三十磅。官员送山东的鲜山楂、梨、腊羊肉、腊鸭、或帝国北方别样的吃食。
上面关于送礼受礼所记的,说明这个民族的风俗是何等定式、何等刻板,便是关乎寻常无足轻重的情形与场合,也是如此。
第十章社会风俗续(上)
剃头与辫子:剃头编辫的法子;不照此行的几种例外;这不是宗教上的风俗;剃头与辫子是臣服满洲人的记号;头发的样式表明其人的政治身份;满头长发是叛乱的标记;对辫子的留恋,外面看去重于实情;关乎街坊与街坊庙宇的风俗:村庙街坊庙里的神像;这些神佛的诞辰,在庙里设席庆贺;每年向「大王」谢恩;别的定下的时日里的席面与演戏;街坊的董事;「陪神过夜」;「喜金」;街坊的乡约;街坊的父老;关乎麻风病人的风俗:福州的两所麻风院;院中的人从官府领一份口粮;每院由一个头人管着;麻风有湿干两种;患者须入其中一院;民间关于此病由来的说法;患者的尸首要烧掉;患者须听头人的管束;院中的迷信与拜像之礼;访麻风院记;关乎乞丐的风俗:乞丐极多;乞讨的法子;受头人管束;头人与铺家就乞丐之事立下约定;乞丐不得上私人家去;几种例外;乞丐在山上扰人出殡、扰人墓前上祭。
剃头与辫子
平常百姓与官员的剃头之法,与道士、和尚的剃头不同:是每十天十五天用剃刀把整个头剃光,只留头顶一块直径四五英寸的圆地方。这一块的头发任它长到多长,编成一条整齐的三股辫子,自然地垂在背后。辫梢用粗丝线紧紧扎住,不让它散开。丝线的末端留着垂下来。辫子本身若长得不合主人的心意,便在里头编进些从别人头上梳下来的头发——这些头发都仔细地扎成一束一束,专备此用。有些人的志气,非要把它接到离地只几英寸才算满足。做活的时候,以及别的怕辫子碍事的时候,便把它盘在头上、或甩到颈上;可是在上司或东家面前这样盘着头发出现,便是没有礼数。
上面所说的剃头,各色人等都行,只有女子、道士、尼姑、和尚,以及反抗本朝的叛众例外。女子若不是尼姑,照风俗、照律例都准许留着头发不编成辫子。若做了尼姑,便须每十天十五天把头上的发都剃净。道士有的像平常百姓一样剃,有的全然不剃。留长的头发,他们从不像平常百姓那样编起来,也不让它垂在背后,而是盘在头顶上,盘法是他们这一门特有的。佛门的和尚每月两三次把头发尽量剃得光滑。有人解释和尚这样剃头的缘故说:这是表明他们要把这世上的一切都舍去;连自己的头发也不认作自己的。
平常百姓的剃头并不是宗教上的习惯,本来也不是中国的样式。本朝开国的皇帝于一六四四年即位,他取了龙位之后,定意要把他本国满洲的剃头之法,立作中国人臣服于他的权柄的标记与凭据。于是他下令中国人把头剃光,只留头顶,又让这一块的头发长起来,照满洲的风俗装束。中国人在本国皇帝之下,向来是满头留长发,在头上扎成一个髻或盘成一团的。可以想见,叫人从本国的发式改作光头垂辫,这道专横的命令是极不受欢迎的。这变化是渐渐来的,终究通行于全国——渐得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到第二位满洲皇帝康熙即位之初,福州照着征服者的样子改了的人还极少。起初,剃了头、顺了律令的人据说得一两银子的赏;过些时候只得半两,再后只得一钱,再后只得一个鸡蛋。到末了,连一个鸡蛋也不给了。那道要百姓剃头编辫的律令,并不常以立刻处死的刑罚严厉推行;可是有一点变得极明白:凡不顺当朝之意的人,与顺了的人打官司决打不赢,考试也决考不中。官府在官司与考试上的照顾,是给那些遵了朝廷章程的人的。有些自负的文人绅士断然不肯顺这屈辱的异族风俗,结果不但丢了长发,连头也丢了。有人就这件事打趣说:「为一根头发丝绞死」的,不止一个例子。便到康熙那样长的一朝之末,这变化也还没有完;可是到了他后一位皇帝在位时,明朝样式的长发之髻,在帝国这一带便全然让位给光头与辫子,就是满洲一朝的君长所戴的那种。从此以后,凡帝国境内忠于当朝的地方,眼下这剃头与辫子的样式,便被中国人认作臣服满洲人的记号。至于照欧美通行的样式把头发剪短,中国人是全然不知的。
这些事实,正可解释何以华中叛乱的首领要他们的部属、以及被他们征服的人把满头头发都留起来,在头上盘成一个髻。他们明说这是采用明朝——也就是本朝前面那一朝——通行的本国发式。满头长发是反抗北京满洲朝廷的标记。实在说,官军那一边给叛众的通称就是「长毛贼」。一个中国人满头长发,用明白的话解出来便是:「我不认满洲人的至尊。我不认异族的主子。我是个自由的中国人,我的头发表明我在这件事上的心思。」而剃头与那条尾巴似的附属物则明白宣告:「我不是自己的主人。我连头发也不能照自己的意思装束。我并不遮掩自己在政治上的处境与身份。我的头表明我是满洲皇帝的奴仆。」把整个头顶都剃光,是宣告此人是佛门的信徒;而头上盘着不编的发髻、头周围的头发或剃或不剃,便宣告此人是道士。看一看一个中国人的头,看的人便知道此人在政治上的身份、或是在宗教上的职分与行业。
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在这城里的街上、或在中国任何归北京管辖的地方,照前朝本国的样式装束头发而出现;也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在叛众势力所及的地方,执意照满洲人光头垂辫的风俗行事。一个中国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或在宗教上的身份,从他头发怎样剪、怎样装束上便看得明明白白,正如西洋有些国家里一个人领巾的颜色、或衣裳的样式与颜色,便宣告了他的行业或品级一样。
这样式虽然出于异族,可是满洲人势力所及的华南华北的中国人,似乎对眼下这剃头留辫的办法颇为留恋。他们极费心思把辫子保得整齐好看,竟像它是一个光荣的、而不是可耻屈辱的记号。他们看来已把它当初被立起来的那份奴役的用意、那种强暴的手段,忘得一干二净了。二三十年前,广州出的一份期刊上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如今要叫中国人回到满头留长发的旧俗,恐怕和当初叫他们采用剃头与辫子一样,非用同等的强力不可。不过外国人所见的这份对眼下风俗的留恋,据信消极多于积极,外表多于实情。用权威的影响与习惯的力量,便足以解释得过去。两百年来,中国的男子,除了叛众与僧道,几乎人人都剃了头顶、把头顶长的头发编成辫子。如今凡人人都采用的样式,不管它的来历、用意、推行的手段如何,终究会变得体面而时兴。
这场叛乱以把帝位还给中国人、把中国的风俗重立起来为志,它使本国的文人绅士带着热切而有指望的心肠回想前朝本国的那些做法。中国社会的上层热望采用古时本国的风俗;可是在这件事上他们并没有选择之权。叛众那一边与官军那一边,都一样不理个人的好恶、本国的趣味。被这一边征服的人,用生死这样强的理由说服他去把满头头发留起来;而归另一边管辖的人,则被迫把头发全剃光,只留头顶,把头顶长的编成一条长辫。于是,叛众若得了势,全国装束头顶头发的样式便大体回到前一个中国朝代的样子。可是满洲人统治的地方、统治的日子里,每一个中国人便要照旧在额上顶着、在背后垂着那臣服于他们的惯有记号。
关乎街坊庙宇与街坊的风俗
每一片街坊都有一所特别的庙与它相连。这叫做街坊庙,由住在这片街坊的人掌管。除了这所庙,同一片街坊里常还有另外几所庙,专奉某几位神明,如妈祖、关帝等等。
街坊庙里有一尊神像,人信这位神明专管照看这片街坊的利害。这位神的封号是「大王」,一般还有一位夫人,由一尊坐在他身旁的像代表,同受人所献的敬礼。这庙里总有一处地方,供街坊的已婚妇人拜一位极得人心的女神,叫做「奶娘」。「奶娘」有几位侍从。「大王」身边也围着各样的仆从。庙的墙上常画着侍从的图,院内各处通常也有各样下属神佛的像或图。这些庙都设有一座高台,演戏时戏子就在台上站着走着。
「大王」在冥冥之中并不是品级很高的神。民间常说他相当于这看得见的世上的一个地保。街坊的董事常在中国正月、或是春初募钱,请几位道士在庙里大王的神像前、或在外面什么便当的地方行迷信之礼。这番法事的用意,是求火神保佑街坊里人人免于患难疾病,并保他们在刚开头的这一年里营生顺遂。到年底那个月,有些董事会在村中的神像前行一道礼,谢他这将尽的一年里的恩惠。
照例每一家都该在十二月里的某个时候向大王献一份供,意思是谢这一年的恩典。
乡下的村子里,村人每年正月都要抬着大王的神像在村中各处游行,这是通行的风俗,行时极为欢腾热闹。本城里有时不用抬神游行来敬街坊之神,而是街坊合在一处,在他的神像前、在他庙里各处摆设许多东西,用意是谢他、敬他。
在天津,某些得人心的神明诞辰之日、以及别的特别的场合,有一班人踩着高跷在街上游行。其中有人扮作妇人,个个都穿得花哨古怪。各人手里拿着一样家伙。他们通常排成一列,边走边唱边诵。偶尔有人做出些奇特的举动,如踢出一只脚、或跳起来、或转个圈等等。他们练得能或慢或快地走,从容自在。踩高跷的人往往自己就是某个社、某个会的成员,或是受某个与拜神行迷信之事有关的社会所雇,在众人面前做这一份。常有极大的人群聚来看他们游行。
街坊庙里所奉的神明诞辰之日,由街坊出钱设庆以敬他们,其中一节是献上大量的荤素供品。吃食的多少,多少按预计来客的数目而定。这些被看作在「大王」或「奶娘」、或别的哪一尊神像前献过的食物,随后由客人吃掉。有一部分吃食是真摆在那位神明面前的,仿佛他或她就要来吃一样。往往有几十个人坐下来吃这桌席。这些庆典以演戏收尾,戏通常在晚上开演。
除了这些庆典,还有由街坊出钱的席面与戏,通常在五月、八月、十一月那几个照例的大节,以及街坊认为该过的任何别的时日与场合。一年之中还有许多由社中个人出钱的宗教之礼,并带着演戏,或是为还愿,或是为表他们的喜悦——那件喜事,他们乐意归在街坊庙所奉神明的善意照应上。这些演戏极为喧闹,对于恰好住在街坊庙近旁的外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堪忍受的扰害。演戏的时候常放小炮,锣鼓敲得又响又久,还夹着看客的喊叫,想来是算作喝彩的。
街坊的董事或值年每年公举,任期一年。他们通常出自社中最体面的几家。这班董事的头人或首领另有一个称号,叫做「福首」。这班董事的事务是照管庙里所行的宗教之礼,并议定每一家须分摊多少花费,以备他们议定要办的各样席面与戏。董事若按所摊之数、或按众人认捐,收不足庙里日常的用度,便指望由他们补足,或由福首补足。福首一般是这片街坊最有钱的人之一,所以若有必要,补得起这笔亏空。
董事所摊的钱数,律例上并没有约束之力。不过各家钱财上过得去的话,通常都爽快地、乐意地照付。众人的公论便是董事决议的执行之力。凡照所摊之数付足了的人家,便有权派一个人去吃这些席。收尾的戏人人都可以看;而众人通常都愿意尽力多出些钱,去成全那些关乎社中体面、康健与公共利益的事。
有一条定下的风俗:凡兴旺的街坊,在正月十五之前四夜的前半夜,须把街坊庙点起灯来,在神像前献上食物,随后在庙里吃掉,并喝酒、烧香、燃烛、焚纸钱,一概由值年督理。他们置下几只极大的灯笼,蒙着黑的、红的、黄的或白的纸。灯笼上写着些话,表村人为这时节又到而道贺之意。灯笼中有一只做成大鱼的形状,一只做成大鼓的样子,一只做得像钟,一只像花瓶,一只像橘子等等。这些挂在庙里各处,一直留到这个月二十九日的节日。
董事先向众神佛叩拜。随后几位主要的客人照例行跪拜之礼。这个时节是比较闲、比较没有生意牵累的时候。做买卖的、做伙计的,以及别色人等,都趁这机会欢乐取乐。这些欢庆叫做「陪神过夜」。这几个晚上村庙里往往极热闹、极欢腾。
一个人若在前一年里家中遇着什么极好的运气、极喜的事,如在考场得中、或是生了儿子,或是从别村搬到这片街坊来,那么除了为「陪神过夜」所摊给他的那笔钱之外,照例还该向董事们另送一笔钱,叫做「喜金」,由他们花在这场合「道贺」的欢庆上。举个例:一个人若在过去一年里生了儿子,照例该献一对「喜」烛,在街坊庙里「奶娘」像前点燃,又在她像前摆一桌「喜」碟,每碟盛一点不同的吃食。他还须送一份钱礼。董事把该送的钱数、以及别样东西的种类数量,分派给那些有特别喜事的人家,并在这些欢庆之前几日,叫人把一张写明细目的红纸贴在各家所住房屋的门上,以此通知。生意兴旺的人家一般不难应付这笔「喜金」;可是靠每日做工的收入过活的人家,虽然他们的喜悦一样真切、愿意表露的心一样诚实,不输给富些的邻舍,却极难付出这笔「喜金」,除非董事体恤他们的境况,酌量减免。
街坊的董事常设法立下各样乡约或一时的章程,为本村谋益。有时他们在某段日子里禁人在街上赌博,或是禁人把寻常的轿子在等客时停在村中某些地方等等。这些章程在那段时日里通常与律法有同等的力量,因为极少有人会想着执意去做街坊所禁的事——那是一定要受众人切切齐齐的谏责的。有时这些章程又似乎苛刻拘束到有害的地步。举个例:遇着米极少、价极贵的时候,几片相连的街坊各自议定,禁止富农与做米的大商把手里的粮卖给别的、或远处社中的人,并议定:若恰好发现这些人的粮正被运走,便抢了拿走。取这办法的缘由,是怕外来的米商若被容许与本坊的零售米铺争买,米价要大涨。几个相连的村子或街坊同时禁止把米卖给外人,又切实施行他们的决议,存粮的人便无计可施,只好等这些禁令撤去,或是把粮卖给邻舍作本地的口粮。他们在这样的事上若不服本村的决议而告到官那里,一定得不着什么帮助;因为官的同情必定在街坊那一边。
说起这些关乎街坊的事,社中的父老也该提一提。这些人是年纪到了七十、八十上下的。在大而富的街坊里,他们自成一类,照社会的习惯有权享几样人所共知的名分。寻常的情形下,他们不受官府差役的强行拘捕。官若对「村中父老」有什么责问,须恭恭敬敬地请他们到他那里去。他须以敬意待他们。他们在同社的人之中很有影响。一八六零年,村人主张本城郊外某处房产不该租给外国人居住。县官出了一道告示,说照条约那房产是可以按公道的条件出租的,不得再生事端;这道告示竟被街坊的无赖撕了下来。县官请社中父老到衙门里去见他,他们一到,他便厉声问他们是不是有意违抗皇上的意旨。他们一时语塞,立刻答说不是。他随即回说:外国人居住这处房产的事不得再生事端,告示也不得再被人动。随后把他们打发走,并说他们要为本坊的太平与安分担着责任。从那时起,村人再没有积极的抗阻了。
第十章社会风俗续(下)
既不能做活,日子又常常难以打发——身子结实、素来好动的人尤其如此——这些老先生便大抵拿街坊的事来上心,挤进别人的场合里去,比人家乐意的次数要多得多。谁都不许轻侮他们,也不许明摆着怠慢他们。父老自己请自己去赴本坊任何喜庆场合(只要他们乐意,而又没有收到请帖),竟成了许可之事。有人做寿、有人婚娶、有新进的秀才设席等等,任何一位父老都可以递上自己的名帖,附一点钱礼,或是一对贺屏。他们便这样自己请自己赴席,往往人家并不愿有他们相陪。他们就这样被容许在场,与人家正式请来的客人一样同席而食。因为年高德重,他们被许可在本坊之内随意行事,享受年轻人所不见容的那些名分。照风俗,喜庆场合里不得把自请而来的父老拒之门外,也不得却他的贺。中国人对白发之敬,大致如此。
关乎麻风病人的风俗
此地有两所大院,供患了麻风的苦人栖身居住,设在城外,一近东门,一近西门。每院住着两三百个病人。每院有一定数目的人照例从官府领一份小小的口粮。领官府接济的人中若有一个死了,名册上他的位子便填上另一个人的名字。众人都信皇上拨下来养他这些麻风臣民的银子,真正到他们手里的只是一小部分,经手的官吏各抽一成。据说西院的病人从皇家这份恩赏里,每季只得一千到一千五百文钱。
每院由一个头人管着,他须住在院里,名义上或实际上也是病人之一。这头人的职分是按定下的时日向知县报病死、新入等等的数目,并料理院中的一般事务。他了不断的事,须立即报与该管的官。他对院中这些苦人权柄极大。规条极严;据说院中若有人显出分明不服管束的脾性,又屡次故意犯规,头人把他打得极重以至于死,官府也不会过问。这些头人向来有富的名声,据说还把钱放出去生利。
院中分出不同的地段给男女分住。不过夫妇是准许同住的。丈夫若患了麻风,须住到院里去,有些妻子宁愿跟去,不愿留在自家屋里。这些院看去就像一个村子,有街巷,有几间小铺,还有一所学堂。有钱的病人可以在院内租一所体面的房子,所享的东西多出些钱,便能过得很好。院里的病人可以娶嫁、可以养家。民间有一种说法:夫妇之中若有一人得了这病,另一人便不会染上;又说男病人不能把麻风传给女人,而女病人却能传给不是她丈夫的男人。
麻风分两种,按身上的样子与情形,一种叫「湿」的,一种叫「干」的。「干」的是指皮肤干燥、没有流水的疮的那一种、那一等。皮肤潮湿,身上或身上某处满是化了脓、流着水的疮,便叫「湿」的。这两类在吃睡上彼此隔开,住在院中不同的地段。有的病人经小心调理饮食、照法医治,「湿」的便转成「干」的。患「湿」麻风的人往往形貌极为污秽、可憎、触人厌恶。穷的「湿」麻风病人,又没有有力而肯相助的亲友,境遇是最苦的。
人一发了麻风,无论身份多高、家财多厚,照定下的风俗都须被送到这两所院中的一所去,把名字登在院中人的册上,在那里住或长或短的一段时日。街坊若知道了,是不容一个患了麻风的人留在家里的。进院时,病人须给院中头人一笔现钱,多少多少按本人的家财而定。穷人若患了麻风,街坊乐意帮他凑足头人所要的数目,好让他快些走。据说头人所要的这笔进院之费,从几元到三四十元不等。
有时富而有势的人家,若有亲属患了麻风,便设法不让这情形为外人所知:把他关在家里,又把那些他们认为会去告诉街上麻风人或其头人的人挡在外头。街坊若察觉了,便有人去告诉街上的麻风人,由他们报与头人;而街坊自己也要坚持照定下的风俗办。事情既为人所知,有时——不过极少——便向麻风头人行一笔大贿,把这事通融过去。约二十年前,住在本城郊外的一个极富的人患了这病,暗中送头人一千两银子行贿,求准他留在自己家里。这一回他家势大而受人敬重,街坊便没有坚持要他进院——换了穷人是非进不可的。他留在家中,后来死于麻风。
民间关于麻风由来的说法、以及病人一送进院便须施的医治之法,其中无疑掺了不少迷信。众人一般信:病人若不进院,紧邻便容易染上。他往院里去的时候,接管他的那位头人要在他邻舍各家门上插一枝带绿叶的树枝。人以为麻风是飞虫所致,插绿叶的用意是把这些虫挡开,免得它们来扰害、损伤这些屋里的人。有人断言这些虫若近来,便会落在这些叶子上,这样就不会侵害屋里的人了。树枝留三日。这三日是近邻极为惶惶的时候。这三日里,各屋的人不得生火做饭,怕烟气热气招来那可怕的飞虫。期满之后,头人或他的差人把树枝取去,邻舍便又喘得过气来,以为危险已经过去。头人取树枝时,是指望得一点小钱礼的。众人普遍以为头人懂得几样药,病人吃了,这病便可治到他不至于以在场之身把它传给没得过的人。这药是什么,平常百姓不得而知。有钱的病人据说用得着头人所供的这些药,因为他们有钱付他,付得他满意。有一点是确实的:病人在院里住过一段时日之后,便不像人刚知道他患了麻风时那样叫人害怕了。人似乎并不怕从在院里医治过的人身上染上这病。他们去看亲属或旧邻,并不被人回避;若没有进过那为他们这一类人所设的栖身之所,便要被回避了。没有麻风的人有时和那些受过院中之益的人同吃同睡,也不见有什么事。穷的麻风病人在城里与四郊的街上,一日之中几乎时时都见得着,在那里讨钱,其中有些实在是最可怜的样子。有钱的病人有时回旧家住几天,再回院里去。病人在院中住满一定的时日之后,若自己情愿、又挣得出生计,便可以长久回家去,只要不是患「湿」麻风的。
穷的麻风病人过的是不快乐、没有指望的日子。皇家的那份恩赏不够,他不得不在街上讨来贴补;身子无病时境遇已极不堪羡,一病便似乎把他的苦楚凑得圆满了。每院有一位医生,住在院墙之外。可是一个病着的麻风人所需的照看与药,是要钱才得着的。人一死,尸首是烧掉,不埋。人信火能灭掉那些据说致人麻风的虫;尸首若不烧,这些虫照理可望要去扰害近邻、侵染行路的人。
设麻风院的用意,不是为了益那些不得不进去栖身的苦人、把他们治好,而是为了备一处退避之所,使他们不至于必然损害没有麻风的人。这些院的起因,不大在于一片要增进病人福乐的善心,倒多在于自私的打算与众人的迷信之见。说到这里便该提一句:富人有时捐钱捐粮去救济、养活麻风病人,心里以为自己是在做一桩功德。乡下有些村子与农区,有一条定下的风俗:麻风病人每年一次或两次,在两季稻收的时候,从富户或大农那里领一定数量的米。这米送到院里,或是听凭头人处置。头人有时与那些愿出他所要之数的铺家、钱庄立下专门的约定,保他们在一定的期限内免受麻风人上门讨乞。头人所要的数目,按铺户东家的家财与所做生意的性质而定。病人须遵头人这样替他们立下的约定;不遵的罚得极重。病人被许可在喜事丧事上去讨钱,如婚娶、下葬等等;又许在为守节的寡妇立贞节牌坊时去讨,除非他们的头人另立了相反的明约。院中头人用上述法子得来的钱与米,名义上是分给他管下的病人,另留一部分作公用,或是付那些为众人之益而起、众人都有干系的花费。他们的头人总是仔细地把自己的用度备得很宽,从不至于把所受的托付管成使自己变穷的样子。
一年之中定下的时日里,院中由众人出钱行各样迷信与拜像之礼。举个例:西院在七月里行一场「普度」,专为已故病人的魂灵,也为别的各样不幸的鬼魂。三月「清明」之时,院里出钱行「施食」之礼。病人所奉的某几位神明诞辰之日,院中也行那些照例的拜像之礼,与院外别的神明诞辰时通行的一样。
一八五九年秋天,到东门外那所院去的时候,那些苦命的病人围拢过来,那副极不可亲的形貌,是无法描述、也无法忘却的。我们听说院里四百人中有四分之一是女的。我们见到三四十个男女孩童,据说都是在那里生的;大些的男孩女孩有好几个出去讨乞了。我们问起,得知麻风有时在患病父母的孩子身上并不早早发作,而住在院外的亲属有时把那些看来没有染病的孩子接回家去养。有一位老人说他被送进来时才十八岁,在院里已经住了五十四年!
关乎乞丐的风俗
本城的乞丐极多。老少男女都有,瞎的、瘸的、残的、患麻风的。有些是因恶习或疾病而衰弱,有些身子却很好。有些人以乞讨为业,无疑一半是因为懒得做活,一半是因为讨来的钱比做活挣的多。瞎的乞丐有时成群排成一列穿街而过,往睡处去、从睡处来,由一个看得见的人领着。头一个瞎丐把一只手放在领头人的一边肩上,第二个把一只手放在前一个同伴的肩上,如此一个接一个,整队从容地走着。
乞丐有时成群到铺子里去,高声求人怜恤,捶着地板或柜台,或是敲锣敲出震耳的声响,好催人快些给一文钱。一个嗓门大的乞丐,凭他的肺和手里的棍子、或是锣,便能闹得生意全然做不下去,话都听不见,铺家只好算是自卫,把他所要的钱扔给他;他便走开,照样去烦扰另一家铺子。有些乞丐带着一条养熟的蛇,缠在身上,或拿在手里,或绑在一根棍子上。有些拿着一块沉砖、一块大石,捶打自己的身子,或是站着打,或是在他指望讨着那几文钱的铺子门前仰面躺下来打。有些带一只猴子,教它做些逗人的把戏;还有些一到铺子里或铺子门前,便用官话或本地话唱起歌来,一只手拿着竹板打拍子。他们身上的衣裳一般又少又极污秽。有些人身上除了一块旧席披在肩上、或绑在身上,几乎什么也没有。许多人手里拿一只碗,或是颈上挂一只旧袋旧兜,用来装拾来的、或人家给的东西。
城里与四郊的乞丐,在他们这行当上凡有人管的地方,都受头人管束。头人有好几个,名字登在城里知县的衙署里。凡住在、或一时留在某片众所知道的界内的乞丐,都归某一个头人管。这人不是由他管下的乞丐公举或推选的。起初,这些头人是很久以前由官员派定的,为的是省得自己为乞丐的事操心;而当初派去做这丐头之职、丐头之位的,原也是乞丐。如今这头人之位在某几家已成世袭,这几家至少名义上还算是丐户。这些人如今并不真去行乞,而是靠这职位的额外进项与油水过活。据说有些人颇富,日子过得相当体面。他们可以称之为乞丐之王。
丐头可以与他界内的铺家、商人、钱庄立下约定:在讲明的一段时日里,乞丐不得上他们的铺子、货栈、钱庄讨钱;本地的乞丐便须遵这约定。至于僧道化缘的,或是外省来的流人、逃荒的,以乞讨为生的,不在这些章程之内。头人从每一家能与他说成约定的大商号那里收一笔钱,据说每年从几元到十元二十元不等,这是免受乞丐纠缠的价;为凭这约定,他给一条红纸,上面印着或写着一句话,意思是「诸兄弟不得到此扰闹」。这红纸贴在铺子或钱庄显眼的地方,钱便被他拿走,名义上分给有关的乞丐,不过人都精明地猜到他把大头留给了自己。做生意的人与丐头立了这约之后,若有本地乞丐来讨那几文钱,只需指一指那条红纸,叫他走开就行。他若不立刻走,铺主尽可以打他而不受罚;若手里没有立约的凭据,铺主是不敢打的。据说乞丐若屡次违约,头人竟可以把这犯规的人打死、鞭死,上面的官府也不会过问。
那些不与头人立这种约的铺家、钱庄等等,便免不了日复一日、从早到晚随时有乞丐上门——上生意的地方,不上私宅——向他们讨钱。乞丐在铺前或铺内时,常被人用话骂得极不堪,可是从不动手打,也从不被强行逐出铺去,除非他想偷东西、或是犯了某条众所共知的规矩。铺家若违了风俗去待一个乞丐,乞丐立刻便去烦扰他、搅闹他,极其可厌,直到他觉得得了足够的补偿、足够的消气才罢。这样的事里乞丐总是占上风的,因为他既没有名声可丢,也没有钱财上的利害可损,而他为这顿骂、这番伤所挣来的钱,纯是白得的。
大体的规矩是:乞丐不许上私人住宅去。他们可以在路边站着向过路人讨乞,也可以上公开的铺子、钱庄去。唯一可以上私宅乞讨的例外,是遇着非常之事,或喜或丧等等;这样的场合花费颇大,富户又极讲排场体面,照风俗乞丐便可以到人家宅上讨要,除非这家事先已与头人立了约。立了约的,便把那条红纸贴在宅上,又派一个丐帮中人守在那里,挡开那些不知道这约定、或是有意硬闯的同帮;在这场喜事或丧事期间,守着的那个乞丐由这家供他吃住。
富裕人家在山上下葬,或是春天将要在坟前行每年照例的祭祀,乞丐常来搅扰,为的是弄些吃的或钱,除非头人因有专门的约定而禁他们这样做。这样的场合往往要散一笔可观的钱给乞丐,他们才容下葬或祭祀不受搅扰地进行,保得住那份应有的庄重与安静。照中国人迷信的见解,下葬须在算命择日的人所定的吉时举行;乞丐便抓住这一点来拦阻、来纠缠,指望多得些钱才肯安静。一八五七年此地一位本地信徒下葬时,一群乞丐与麻风病人聚在坟边,索要两万文钱作容棺木下坑的条件。那伙人中竟有一个下到坑里去,拦住棺木不得下。下葬就这样耽了两三个钟头,直到天将黑;他们发觉这回不照寻常的风俗,并没有定下成葬的时辰,而他们那漫天的索要也不会被答应,便乐得接下八百文钱分了,棺木这才落到位,葬事完了。
「普度」是一场热闹而迷信的法事,人信它极有益处、极有功德;行这法事的时候,乞丐常成群围拢,一身破布污秽,又缠又嚷,除非事先与他们的头人有了明确的约定。若有这约定,他们便须守着惯常的地界,并知足于头人为保他们不来而收得的那笔钱里他肯给的那一份。
照定下的风俗,乞丐每年只许两回上米铺讨乞,就是乡下的新米开始运来的时候。在帝国这一带,稻子一年两收,在中国的六月与十月。这样的时候,想来每一家大米铺都要散几千文钱、或几千文的米给挤在他们铺里、或铺前街上的乞丐。农人在照例的稻收之时,若有乞丐到他们田里来,照例也该给每人一点米。
第十一章杂记见解与风俗
龙与凤:五爪龙是中国的国徽;专归皇上所用;被看作降雨之主;一则故事;某些官员、以及百姓在某些场合所用的四爪龙之形;皇后以凤为表记;风俗容许龙凤照定下的样子使用;不得通行滥用;一桩事情;谚语与书上的成句:谚语与书上成句的分别;用得极勤;举例;中国人的咒骂:骂人极为常见;「嘴极脏」;举例并加解说;纸钱的制法与用法:制锡箔之法的记述;全用人手做;把锡箔糊到纸上的活计由妇女与女孩做;投下的本钱极大;染成黄色便代表金;纸钱的灰仔细收着,为的是里头的锡;纸钱用得极频。
龙与凤
龙在中国的史事与政制里居着一个特别的位置。在中国人的心上,它也享着一种带着凶吉之意的崇高。它常被说成人类最大的恩主。是龙使云聚起、使雨落下。中国人乐于称赞它奇异的性质与法力。它是受人敬奉的吉祥表记。
五爪龙是皇权的表记。百姓除了特奉皇上之准,不得使用、不得制作它的形象。有人这样推论:皇上既是帝国的化身,五爪龙既是皇上的化身,那么龙便不妨看作中国的国徽。另有人称它为护国之神——帝国的保护神。
皇上把真龙专归自己使用,就是四只脚上各有五爪的那一种。他的朝服上绣着龙的形象。他的宝座叫做「龙座」。他的床叫做「龙床」。他的面容是「龙颜」。他的眼睛是「龙目」。他的须是「龙须」。他写字用的笔叫「龙笔」。他的身子是「龙体」。卫三畏在他的《中国总论》里有一句奇妙的话:「几乎可以说,这条老龙已把中国皇帝盘绕起来——这位皇帝是世上最有力地撑持它权势的人之一;而它又设法借着他,受了人类三分之一的敬拜。」
据说真龙从不把全身一次显给凡人的眼睛看。若见着了头,尾便晦暗不见。若把尾露给人看,便小心把头藏起来。它无论哪一部分现出来时,总有云伴着、或半掩在云里。有些中国人信龙卷风是龙上升下降所致。据说渔人与住在海边的人偶尔瞥见过龙从水里升起、又落到水里去。
它被画成有鳞而无耳。额上两只角朝上支着。它听的器官似乎就在这两只角上,因为据说它是用角来听的。它被看作鱼中之王。
旱年里,龙既是赐雨之主,便常成为皇上与百姓祈求的对象,求它供给那所需之物。中国人说北京有一座大庙,专奉龙,庙院之内有一口井。井口上压着一块大石板,底面刻着龙的形象。照传说,这块石板许久以来只被挪开过一次,因为怕触了龙的怒,招来四方百姓的大祸。当今皇上的曾祖即位之初,北京遇着一场又凶又久的大旱。皇上向龙求了多少回雨,总是无效;这位雨中之主不肯理天子谦卑的祈求。皇上到末了一怒之下,竟敢把井口的石板掀了起来,天上立刻倾盆而下。到第三日,皇上为这雨谢了恩,并请它停住;雨却仍旧倾泻。到第六日,他又表了一番感恩之意,雨却仍旧倾盆不歇。到第九日,皇上为自己这一冒昧之举的后果惊慌起来,便谦卑地向龙承认自己开井之罪。这才平了雨王——五爪龙陛下——的怒,雨立时停了。
直接出自皇上的诏谕,用黄纸刊布,有时上面画着两条龙相对而立,爪里握着、或戏弄着一颗珠;人信龙是极爱珠的。六七年前奉皇上特准在福州开设的官办钱庄,所出的票子边上画着五爪龙。据说从前皇上亲自到他避暑行宫附近那几处美丽的湖上出游取乐时所用的船,船头是雕成龙头的样子的。
皇上把五爪龙专归自己使用,官员与百姓在某些情形下则可以、而且确实使用四爪龙之形。举个例:某些品级的官员,自一品至四品,朝服官服上绣着四爪龙。他们自家的神主上也可以刻同样的龙。考取第二级功名的人聚在一处应试的那座考棚,其中一道门叫做「龙门」;而考中这一级的人,据说是「跃」上了、登上了「龙门」。本地那座大孔庙正殿入口的正前方,有一块极大的上等斜石,上面刻着龙的面与头的形象。有一种船,主要用竹与纸做成,长二三十英尺,在夏月里几次抬神游行时经本城街上游过,随后在闽江边烧掉;这种船的船头做成一个张着大口的狰狞龙头的样子。中国五月龙舟之会所用的船,船头也是这样。中国正月里,有一条用竹架子撑起、外面蒙布的龙,夜间在戏台上现出来,又在大街上游行,由人举着舞动。它被做成在追一颗大珠、一个大球的样子,珠球由人在它前头略略举着走,整条龙里都点着蜡烛。这是极得人心的游戏,叫做舞龙灯。有些纸符上画着龙。
皇上以龙为表记,皇后则以凤为表记。有人说这鸟只到过中国两回,而这两回都是在三千多年前那些杰出人物在世的时候。平常百姓不敢用它想象中的形象去办自己的私事,只有在某些场合、某些情形下,照定下的风俗才可以。举个例:婚礼上所用的一种大蜡烛,上面画着龙与凤。有一种圆饼,在成亲前不久由新郎出钱做了,送给新娘的亲友,可以算作喜饼,上面做着这两样传说中的动物的形象。此地男女定亲时所立的文书,上面也画着龙与凤。男家父母所立、由女家父母收着作定亲凭据的那张文书上画着龙;女家父母所立、由男家父母收着的那张文书上则画着凤。
在这些场合、或许还有别的场合上,通行的风俗已使四爪龙与凤的形象——或并用或分用——成为许可而合法的。可是谁若胆敢不照定下的风俗去用龙或凤的形象来成全自己的私事,无疑不久便有满满的缘由去悔这一试。几年前此地出过一桩事,正可说明这句话。有一位钱庄的东家,把凤的形象用作他票子边上的图饰。这些票子一出,几位官员的仆从差役便向他索要一笔钱,他嫌太多,不肯给。这事为那几位官员所知之后,他们便采取、或默许了一些手段,终于从这位东家手里榨出一大笔钱,末了把他弄到破败。他的罪过只是把凤的形象用在票子边上,而这被看作是侵犯了皇后的专属之权。换句话说,他的罪在于想把那专用来表明、象征皇上配偶的东西,拿来为自己的益处、为自己私人的生意出力。
谚语与书上的成句
平常百姓所说的话里谚语极多,其中有些字眼写起来并没有字可以表它。有学问的人所说的话里简练的成句极多,常出自经书,照组成它的那些字的正音念出来。后者可以叫做「书上的成句」。谚语与书上成句的分界并不很清楚,因为后者若用得极熟、连没读过书的人也一听便懂,便可以归到前者里去。
若读者觉得其中有几条在意思上彼此相抵、或与真确的道理相抵,请不要过分责怪中国人。各国都有谚语,其中许多也彼此不合、或不合于正理。
读者若以为中国人是照这些成句中最好的那些所含的道德之意在过日子、或在努力照它过日子,那就大错了。他们喜欢论事物的道理、论照道理行事之当然,而自己却毫无照此行的念头,除非断定这样于自己有利。许多事上他们有那份聪明去看出什么合理什么不合理、什么明智什么不明智、什么对什么错;可是他们心里也有那份败坏(唉,这并不是他们独有的),使他们在相信这样做可以得钱、得名、得官职的时候,便违着自己的良心与较好的判断去做。
在海底摸一枚针(指做荒唐的事、办不到的事)。
猫领着老鼠去看灯节(指一个坏人用冠冕的说法骗另一个坏人)。
老虎吃苍蝇(指轻重不相称)。
木头老虎(指吓人而没吓住的计策)。
老虎戴枷(指笨拙)。
胆大到敢摸老虎的须(指极大的胆量与勇气)。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指要达所愿,须用正当的法子)。
牛鼻上穿了环(指一个人把自己的性情管住了)。
小牛鼻上没有环(指管不住的孩子)。
小牛不识虎(指天真无知)。
老人如风中之烛(指病来得快,一下便把老人带走,正如一阵风很快把放在风里的蜡烛吹灭)。
猪杀了才讲价(指不正当地趁势占便宜)。
有麝自然香,何须当风立(指有才有德的人自会显出来,不必靠弄手段)。
人心牛肚(指贪得无厌)。
老鼠和猫睡在一处(指坏人嘴上说彼此相合)。
狗占了猫的饭(指干预别人的事)。
贼嘴说出皇上的话(指坏人也能说得冠冕堂皇、像个正人)。
把乡下的土财主当作皇上(指看不出人与物之间要紧的分别)。
在蚝壳里翻跟斗(指想着、谋着办不到的事)。
一人同时站在两只船上(指同一件事不能同时在两处做)。
一筐谷只长出一斤鸡肉(指亏本的买卖)。
嘴上有油,心里像剃刀(指嘴上许得又好又动听,心里却存着恶意)。
木匠做的枷,自己也许要戴(指人往往不知不觉做下终究害了自己的事)。
瞎鸡乱啄虫(指做活没有本事)。
井里的蛤蟆看不见整个天;从井底看天(指见识狭窄)。
上树去寻鱼(指到绝不可能有的地方去找东西)。
吃饭仰着脸对天(指良心安稳而自许)。
佛口蛇心(指外貌和善而心里狠毒)。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指要避开一切像是作恶的样子)。
贪别人的马,丢自己的牛(指为求多得,连已有的产业也丢了)。
在和尚光头上放一颗橄榄(指去试那不容易办成的事)。
有心打石,石也成洞(指持久勤勉能胜过阻难)。
把铁杵磨成针(指为成所愿而有不屈的毅力)。
心存恶念的人锅里满是米;心合天道的人锅里一粒也没有(指生意兴旺并不是一个人立身端正的记号或凭据。恶人有得吃,并不表明上天许了他)。
亏本的买卖无人做,掉头的行当有人干(指人无论用什么法子都要去弄钱,便是会弄到自己掉头,也肯去做;而货物却决不肯低于本钱卖,也不肯做没有赚头的行当)。
不要对吃饱了的人说自己饿(指一个人刚吃了一顿饱饭,不容易体会饿着的人的心情)。
养只老鼠来咬破自己的口袋(指在家里养了一个人一阵,这人却以抢夺、或别样损害恩主的法子来报所受之惠)。
房子起火是好看的景致,于主人却是大损(指远看的样子常是骗人的;事情不能单凭外表来断)。
寻常地过一天,也有四两罪过(指人人都是有罪的)。
穷人手里的钱,乞丐篮里的米(指钱财失了便没有收回的指望,正如穷人把得来的钱花掉、乞丐把讨来的米吃尽,什么也不剩)。
在路上说话,要记得草里有人。
隔墙有耳(与西洋那句「墙有耳」的谚语很相像)。
有财有酒多兄弟。
人若有许多钱而无儿女,不算富;人若有儿女而无钱,不算穷。
穷人虽住在热闹的市上,没有人理他;富人虽住在远山之中,远房的亲戚也要来看他。
心正不怕鬼。
先正自己,再正他人。
见得财,当思义。
贪心永不知足。
有恶子不如无子。
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由天由命,不由人。
祸从天降。
万事皆由天。
天道福善祸淫。
富人嫌家里一千张嘴还太少;穷人嫌自己这一张还太多。
人若有好愿,天必成全。
人行善,天赐百福。
人不行善,天降百殃。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大善与大恶,迟早必有报。
天道无私。
真道害不了真学者。
万恶淫为首。
百善孝为先。
中国人的咒骂
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若不熟悉这里的口语,对身边的人时时所骂的那些话,其多少与种类,都只有极不确切的概念。仆人把最下等的话用在外国东家身上,甚至就在他听得见的地方说出来,还夹着可怕的咒骂,料定他听不懂——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中国人彼此生气时所说的几句常话记在这里,不是因为这些话本身有趣、或听了读了有益,而是因为它们说明中国异教之风的一般底色,并有助于证实一位使徒作者在描述人类的败坏时所用那骇人之语的真确:「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舌下藏着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再者,要知道一个民族真实的道德状况,最好的法子之一便是看他们在激动或激怒时怎样说话。
中国人有极多的咒骂、誓语与恶愿。遇着极琐细的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把最凶的报应咒在惹他们生气的人头上,或是用最脏的话发泄自己的心情。他们受了触犯或欺侮时的常话,通常是最下等的那一类,满是不雅与淫秽的隐语。他们似乎在自己身上较起劲来,像是押了注一般,看谁在用那些污秽、可憎、怀恨的字眼上更胜一筹。两个或几个中国人、或是几伙中国人在大街上来来回回互掷最粗秽的话、互下最可怕的咒,是街头最常见的事之一。
此地的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自己「嘴极脏」;凡学过他们这一方言语的人,对这句话的真确都不会有半点疑惑。他们还有一句话,说「女人的心最毒」,意思是女子骂人时所说的话,比男子所用的更凶更脏。在一个外国人看来,这句话的真确是不容易看出的,因为男女似乎都已练到把最下等的话、最可怕的咒堆在偶然与自己不和的人头上,到了无可再高的熟练。
这里所举的几例,正可见这个民族离《圣经》那纯正而属神的道理有多远:「要爱你们的仇敌,为咒诅你们的人祝福。」那些污秽淫邪的辱骂与咒骂不去译它,这里只举体面人所用的那些——如果说那些用这种话的人也能叫做体面的话。社会各色人等,无论是儒家、佛门还是道教,不分男女、不分行业,都起劲地咒骂那些惹起了他们怒气的人。
愿五帝抓了你去!
愿五帝到你门上拿了你去!
(这「五帝」或「五位主宰」,是此地极受人拜的五位神,人信他们管着霍乱、瘟疫以及一般的疫病。上面这类咒骂的意思是:愿你死于霍乱!愿你死于瘟疫!)
你死了,愿你下阴间,被人剖开肚肠!
愿你在油锅里受煎!
愿你被割了舌头!
愿你被扔到刀山上去!
(这几句指阴间据说有的几种刑罚;说话的人所愿的是:他所咒的人死后照所说的样子受治。)
愿你没有人留下来替你开门、替你剪灯!
愿你的儿女与丈夫都死掉!(对已婚妇人说的。)
愿瘟疫断了你的后!
愿你活不到成年!
愿你没成亲就死!
愿你的香炉倒扣在墙上!
愿你断子绝孙!
(照中国人看来,这些都指一个人所能遭的最大的祸,就是:没有人在他神主前上香,也没有人把这一姓的名传给后世。这咒里说得明明白白:「愿你断子绝孙。」)
愿鱼把你吃掉!
愿鱼作你的棺,水作你的墓!
(愿你溺死,尸首永不被亲友寻着。)
愿乌鸦啄了你的眼睛去!
愿你的身子在一处,头在另一处!
你死了,愿你的尸首没人埋!
愿你的尸首被狗吃了!
(这些都含着暴死、横死,而尸首无人掩埋之意。)
愿你死在牢里!
愿你的尸首从墙洞里被拖出来!
(死在牢里被看作极不光彩,因为尸首不许从门抬出去,要从后墙上开的一个孔里拖出来。)
愿地保来料理你的尸首!
(愿你像个穷人一样由公家出钱埋掉。)
死后愿你永不再生!
(愿你在阴间所受的罚是永远的。)
愿你被五马分尸!
(愿你的死是五匹马拴在身上所致——一匹拴头,两匹拴臂,两匹拴腿。)
愿你死的时辰没人知道!
(中国人把不知道、不记下一个人死的确切时辰看作一桩大祸。)
愿你在山里遇虎,在平地遇蛇!
(愿你处处都在危险之中。)
愿你的尸首装在白木棺里下葬!
(就是没有上色没有油漆的棺。这是咒人穷到极处而死,又没有有力而肯相助的亲友替他置一副体面的棺。)
愿你死在路边!
愿你死在街角!
愿你死在路当中!
愿你走不到半路就死!
愿田埂作你的枕头!
愿你一家人挤在一口棺里!
愿五雷轰死你!
愿天火把你烧了!
愿你再生时做狗做猪!
愿你被砍成一万块!
愿你的肠子一寸一寸地烂掉!
愿你的手脚烂掉!
愿鬼把你抓了去!
读者从这些例子里明摆着的内容,以及从紧在它们之前所说的那几句里,便能明白、也能推想出这个人口最多的帝国里百姓真实的道德状况。然而有些「从远方来」的外人,却不时讥笑说他们需要基督教这个念头,断言他们自己的宗教已足以应付一切所需。显而易见,他们自己的宗教并没有使他们的言语洁净,也没有使他们的心念洁净。他们何等无尽地需要耶稣基督之教那更新洁净的感化!
纸钱的制法与用法
把做纸钱所用的锡浇进小模子里的活计,通常由妇女做,每一片没有打过的锡约宽一英寸、长两英寸,很薄。学徒或手艺不熟的工人用左手拇指与食指夹住这些片子,夹到够一英寸厚,把这一叠的一端放在他身旁一块又大又平的石头面上,另一只手举着重锤,一下一下地打石上那些锡。打一阵之后,他换过来夹住另一端,照样打先前夹在拇指食指之间的那一端。他这样打下去,直到这些片子长到原来的好几倍大。随后交给一个手艺好些的工人,他把这一整叠放在石上,用左手按住一端,右手举锤打另一端。锤要打得有本事,碰着锡要均匀,否则上面几张便要被打得稀烂、或整叠都坏了。在打的过程里,还没打到所要的薄度之前,要上两三回蒸汽,又在各张之间撒一种粉,免得它们因不住的重打而粘在一处、成了一块实的。越近完工,所要的手艺越高;锡一般要经四五个工人的手。打到够薄时,那片两英寸乘一英寸的,便长成了长约两英尺、宽一英尺到一英尺半。在完工前一段工夫里,打的时候要在最上面那张上压一块极厚的纸板,免得各张像不压时那样被打得稀烂损坏。打得够薄之后,把这一叠锡箔的边修齐,送到市上去卖,照货色好坏,每磅卖五角到一元。
做纸钱的人把锡箔裁成各样大小形状,看他要拿它做哪几种纸钱。有的裁成十二英寸、十五英寸见方,有的不到两英寸。
把锡箔糊到纸上的活计,几乎全由穷家的妇女与女孩做。锡箔送到她们家里,连要糊上去的纸一并送去,纸是已经给她们备好了的。她们的工钱按做了多少活计定。手艺好的,做得快的每日能挣一百到一百五十文。年轻的女孩与不熟手的妇女常常每日只挣五十到一百文,合五分到一角,而且自己管饭。手艺不熟的容易把锡箔弄坏。不得法地用一点力,锡箔就坏了,非重熔重做不能再用。本城郊外无疑有好几千穷人家,家里的女子一生所做的活计,除了把锡箔糊到纸上供迷信与拜像之礼所用,别的相比起来极少。
此地做纸钱的纸投下的本钱极大。售卖这种纸的大铺子有三十多家,大小形状不一。有一种做成十二英寸、十五英寸见方的,大量运往直隶的天津与山东省各口岸。另一种是小张的,大量运往南方与北方各口岸。
锡箔留着本色时,纸钱便被信作代表银子,烧了之后,所指定的那位死者或神明便得着了。这世上出钱人的意思,据信便决定了另一个世界里谁收这笔汇款。用一枝蘸了某种桂花煎汁的刷子在锡箔上刷过,把它染成黄色,它便代表金,照样借火之力汇给看不见的那一方。
有一种纸钱叫做「番钱」,是用一片银元大小的圆纸板做的,两面糊上锡箔,再在纸板的两面粗粗地印上西班牙银元的正面与背面。照常例在拜祭或迷信之礼上烧了之后,人信每一片在另一个世界里就成了一元。
另有一种纸钱代表铜钱,只是几片长方的粗纸,每片上有八个十个孔,每孔代表一文钱。
出殡的队伍前头,有时把黄的、褐的或白的圆纸片——径约两英寸,每片中间有一个孔,代表一文钱——沿路撒下,为的是向鬼魂买通行之权,否则它们或许要在棺木往坟上去的路上搅扰它。
在一处烧了一批纸钱之后,灰要仔细收起,为的是里头那些细小的锡末。这些灰按重量卖给那些挨家挨户来收买的人。用加热的法子,锡末便聚在一处,与纸灰分开。这锡又卖给那些以打锡箔为业的人,由他们照上面所述的法子备好去糊到纸上。糊了锡箔的纸烧掉,灰又收起,锡末重熔、重打、重糊到纸上,如此循环。然而百姓还自欺地以为纸钱烧了便照它的颜色成了真银真金,由他们已故的亲友、或由神明在鬼魂之乡收下用去;而同时他们自己却为灰里的锡而把灰收起来、卖钱,好重熔重做成纸钱,在这个世上一遍遍地再用!几乎凡拜祭已故之人的魂灵或神明的场合都要烧些这种纸钱,这做法看来丝毫没有减退,倒是年复一年地更盛。帝国这一带每年烧掉的数量极大。没有一家穷到需用时置不起纸钱;也没有一家异教人家明白到、或摆脱风俗的束缚到了不惯于买它烧它的地步。
第十二章杂记见解与风俗续(上)
变戏法的:几样手法戏的记述;赌徒:赌博极普遍;花样极多;滑稽戏:几出得人心的滑稽戏;游戏与玩耍:毽子;狮子抢球;舞龙;演戏:唐朝一位皇帝是戏子所奉的神之一;戏班极多;女角由男孩扮;中国没有戏园;戏在街上与庙里的台子上演;不收门钱;戏多演史事;演戏常与向神谢恩有关;杂记各事:为表彰名人德行而立的牌坊,须奉皇上特准才得立;福州此类牌坊极多;有时在所表彰之人在世时便立;南郊大庭的一座好牌坊;关于雷电的迷信之见;雷电都受人拜;只有不孝的人、或格外恶的人才被雷「打死」;雷打死了人之后,行一种叫做「雷符」的迷信之礼,好让雷顺顺当当地走;公开尊敬朋友或官员的一种奇特法子;法子的记述;报喜;宣布孩子性别的奇特法子;献上「一道私礼」;卖古玩的人常贿赂门房与仆人;仆人与教读先生常付钱给中人;包工的头儿送礼给东家的仆人;租户有时按所付租金的成数送给房东的仆人;一个例子;这些风俗的害处。
变戏法的
这城里以为人取乐、变些奇妙戏法度日的人不在少数。
有些手法戏,在没有被人点破窍门的人看来,实在莫名其妙,像是办不到的事;另有些则分明是久练而成,不过大多数人只要肯把心思放在这类事上,也能做到相当像样的地步。
极常见的几样戏法是这样的:仰面躺下,把一只大陶水缸放在朝天的脚底上,让它一圈一圈地转。另一样是让一座插着点亮蜡烛的烛台直直地立在头顶上,同时自己手里摇着、打着响板,照着板声唱些小曲。再一样是把一只寻常的盘子平衡在一根短短的竖棍的上端,这根棍的下端又支在变戏法的人口里衔着的另一根棍上,而盘子飞快地旋转。这桩真正奇妙的把戏,奇在竟能这样轻易地让盘子转得这么快。有时人走在街上,会见一个人玩三只或五只圈子,每只径约六英寸八英寸,玩法总能引一群人围住他。他把圈子一只一只抛到空中,落下来时接在手里,这时圈子看去像连在了一处、像一条链子一样套在一起。他把圈子抛成各样形状,丝毫不迟疑、不出错。另有人把三根棍子一根接一根地抛上去,让其中两根总在空中。每一根落下来被他接住时,他便在面前摆的一面鼓上敲一记。有时照样抛三把厨刀,落下来一把一把接住,再抛上去。用刀的时候便不敲鼓了。
还有些时候,一个人占了街面在那里玩一个铁球或铅球——重几磅,系在一根结实而细小的绳子的末端,绳长二三十英尺——于是除了胆大的行人,街上一时便过不得了。他做的是:拿一只手握着那根绳,把球朝前推出去、又拉回来,走的是与地面平行的一条线,高约在他的颈上。球极快地从他身边来去,几乎和他握绳的那只手伸出去、收回来一样快。球从他这里往两边各走出十二英尺、十五英尺远。这把戏的奇处在于:这样难的技艺做起来看去竟那么轻易,球又那么快,来去又那么准,而他始终不碰着球。他若把球照绳子那么长的半径绕着头甩,那便没有什么可奇的;可他是把球前后推拉,走与地面平行的一条线,速度与动作的准确几乎和绕头甩圈一样。他这样玩的时候,球若撞着他自己的头,十成是要把头砸烂、把脑浆打出来的;若撞着街上哪个人的头,结果也一样。不过人人都远远地让开那球。变戏法的人每做完一样手法、每显完一回本事,便指望看的人掏些钱出来,作他替他们取乐的酬劳。
在中国人看来格外奇妙的,是下面所记的一场:变戏法的人装作杀了自己的儿子,又种下一粒瓜子。看的人见他像是用刀把那孩子砍死,砍下了腿与臂。随后他用一块铺在地上的毯子把这些砍下的部分盖起来。不一会儿,尸首不见了,哪里也找不着,像是从那地方消失了。他又把瓜子种在一只盛满土的花盆里,过一阵揭开毯子,地上便见着一只大瓜。若有看的人说也要这瓜消失,便把毯子罩上去。等一小会儿,再揭开罩着的东西,瓜便哪里也不见了。再等一小会儿,揭开毯子,那个不久前像是被砍死砍碎的孩子便在那里,活着,好好的,身上没有一点受伤的痕迹。
有时看的人见他用一把剪子从寻常的纸上剪出一扇小门、一个小孩,放到毯子底下。不一会儿这些东西不见了,毯子底下换成了一碗菜。有个看的人递给他一只空瓶,请他把烧酒装满。瓶放到毯子底下,不一会儿取出来,瞧,里头满是上等的烧酒!
有时还做下面这些把戏:一个人腰上只穿一条裤子,带一个男孩打下手,在人群中清出一块径约二三十英尺的空地。
他不时往嘴里放几根寻常的缝衣针,又另放些线进去。过一会儿,他从嘴里拉出几根线,每根上都串着好些针。
他装作一个一个地吞下几颗金属球,每颗径近一英寸,随后指出它们将在皮下什么地方现出来,如在他颈上、或在他肚子中间。果然,它们似乎正在他所指的地方,现出来的样子是皮肤鼓起一块,高低大小正像真有一颗球在那里一样。
他不时从地上抓起一把纸条,塞进嘴里,直塞到两颊鼓起、话都说不清。这时他把两手按在腰上,装作要让自己的气穿过嘴里那一团纸。过几刻,一小缕烟从他嘴里出来,就像纸着了火一样——其实正是着了火。他继续把气从纸里吹出去,烟便越来越浓,直到从他嘴里不断地涌出,涌到两三英尺远。站在他前面的人看得见他嘴里那团纸中间的火。他继续用气把火扇旺,着火的纸越来越多,直到那一团像是有一半着了,烟与火星不住地从他嘴里出来,而这人做出一副热得很难受的样子。看的人瞧着这满嘴是火的人,颇为开怀。他那些怪相与扭动,叫人忍不住要笑。
过一小会儿——这工夫主要用在向那些又惊奇又开怀的看客收钱上——他开始从嘴里拉出一条纸带,约宽一英寸又四分之一。他绕着清出的那个圈子的外沿走,一路把纸带丢在地上,直到绕了两三圈;纸带便暂且摊在那里,他接着去做别样把戏。
他取出一对中国的铜剑,不算剑柄长约二十英寸。剑身约宽一英寸半,是平的,刃不锋利。他把两把剑平面相叠,随后剑尖朝前,两把一齐放进嘴里。他把头向后仰,使脸与地面约成四十五度,再把两把剑往下压。他不住地往剑柄上压,直到除了剑柄、以及靠柄那一段三四英寸的剑身之外,全都没入不见。剑在这样的位置上时,他面对看客慢慢绕着场子走,有些看客离他只三四英尺。剑的确在他嘴里、而且往下伸着,这一点分明没有什么欺蒙。这时他的孩子招呼看客把钱扔进场子里,扔的人往往很大方。过一阵把剑从嘴里抽出来,递给那些显出想摸一摸、细看一看的看客。
赌徒
中国人是出名的赌徒,为取乐或为钱而发明的赌法极多。有些街上、有些地方开给赌徒的铺子极多。常有几个老练的老手合起来,把一个有现钱带在身上的乡下愣小子引进这些窟里去——他们是打听清楚了的。领他进去的那个人装作是他的真朋友,带他在城里看各处有名的景致。到了铺子里,他被劝着下一小注试试手,又被让着赢了。那些赌客原与这位名义上的朋友串通一气,便夸他有本事、有运气,有几个还要和他赌。他们就这样一步步引他,又哄、又奉承、又羞他、又吓他,直到把他身上的现钱剥光;而那钱大概并不全是他自己的,是街坊亲友托他替他们买货,好在乡下使用或卖的。这人的名声坏了,钱也没了。他怎么见街坊亲友去?他因错信了城里的朋友而给自己招来的这份羞辱,怎么受得下去?大概许多这样的事,结果是他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日久成了乞丐或贼,末了以自尽了结。
街上还有好几种小本的赌局,赌钱或赌蜜饯、糖果等等,人走过时是不能不看见的。其中一种是一类带文墨气的、「诗」的赌局。赌头给自己备一张桌子,坐在街边桌后。他在桌上摆出一句写好的五字或七字的诗,供那些想这样赌的人看,诗里缺一个字。他还备一张单子,上列几个字,其中任何一个填进那空处,都能把这句诗填全、意思也通。赌法是猜这几个字里哪一个才是真缺的那个字,并押上几文钱为注。押了若干文而猜错的,钱便输了。若猜中了那个字,便得五倍于所押之数。为防赌头作弊,真缺的那个字就写在那张载着缺字之诗的纸的角上或边上,只是把纸翻过去遮着不让看,等有人下了注,才翻开给那人看。赌头有时备下许多现成的缺字诗句,备着用得着时拿出来。
另一种赌法是这样:赌头给自己备三根细细的竹片或木片,长八英寸十英寸,又备一只凳子,坐在街边,招待那些想凭这三支签试试运气的人。他用一只手握住三支签的一端,另一端朝外伸着,彼此通常是分开的,好让赌的人容易把钱搁在他所选的那一支上。从他手里垂下一根红色的丝穗或丝线,名义上是系在三支签中的一支握在手里的那一端上。他握这三端的法子,叫旁人看不出系着红线的是哪一支。愿押钱的人,便把自己要押的数目搁在他所赌是系着红线的那一支上。若所选的那支并不是系着线的,他的注便输了。若恰是那一支,赌头便须把他的钱还他,另加两倍于他所押之数。赌头很少赔钱。他通常把事情摆布得几乎总是赢、不会输。红线常是三支都系着的,不过系法是:无论哪一支从那只握着的手里被抽出来,线便滑脱,仍留在另外两支上。若有人押了剩下两支中的一支,而所选那支被抽出来,线照样滑脱,签上便不见有线系着,纵然抽出来之前它确实是系着线的。赌头若张开手给人看一切都办得公道,剩下那一支上线还好好地系着,一切看去都是老实的。自然,若有人疑他、或指他要作弊,这个作弊不公的人在开局之初是不许人看、不许人查他手里那几支签末端上线的情形的。
街上另一样常见的赌具,其中一部分是一块径约十五英寸、十八英寸的圆板,圆周分成八等分或十六等分。从圆心到每个分点画一条直线。圆心上立一根高八英寸十英寸的柱子,顶端细到可以把钱搁上去。另备一根细木条,长度几乎等于圆板的直径,中间有一个光滑的孔,孔大到能松松地套在那根竖柱上,离柱顶两三英寸。这木条是预备套在柱上、在柱上轻易旋转的,转时与那块分成八份或十六份的圆板面平行,而摩擦越小越好。这横木条的一端近处系着一根线的一头,使线的另一头差不多垂到板面上。这根横木用手一下子拨转,手离开之后它还会转一阵;自然,系在它上面的线末了会停在板面的哪一份上,便很难说了。赌法就是猜:这根系着线的横木被拨转之后停下来时,线会指着哪里。想在某一份上押几文钱的人,把要押的数目搁在那根竖柱的顶上,说明他押的是哪一份;或是把钱搁在那一份上,随后把横木一拨,转得快些慢些,随他的意。若线停下来时正指着他所选的那一份,他便赢了,赌头须按圆板面分成八份还是十六份,付他八倍或十六倍于所押之数。若线停在他所押之外的任何一份上,他的注便输了。他若押的是板面上某一条分界线,而线停住时正指着那条线,那么他所应得的钱,便是他押中某一份时所应得的两倍。赌头常备些糖果蜜饯,用来一部分地、或全部地抵他所应赔的,只要赌赢的人肯收这样的货当钱使;若不肯,他便须付钱。
许多男孩把大半的工夫花在街上叫卖各样蜜饯果脯上,倒不大是为卖钱,而是为让人赌它。想弄到这些东西的人,通常用一种特别的法子赌着试运气。拿着蜜饯的那孩子还带着一个竹筒,长六英寸八英寸,径两三英寸,一端用天然的竹节封着。另一端伸出二十来根细竹签。靠着筒底、自然也就看不见的那一端,刻着些缺口或号数。为这些果脯押上一文或几文的人,等那孩子把签摇两三下搅匀之后,照局里的规矩从筒里抽出一根、两根或几根。抽的人若中了,便得价值五倍于所押之钱的果子等等;若不中,所押的便输了。
还有一种极叫人上劲的赌局、或者说彩局,如今官员一知道有这事,总尽快把它禁掉。单论律例,一切赌博都是不合法的。不过多数种类都被大官手下的属吏睁一眼闭一眼放过去了。上面所说官员想禁的那一种,格外叫人上劲,因为赌中了的赢头极高,即三十倍。每逢议定要开这种赌局彩局,办事的人便尽量秘密地做,通常设在僻静的地方,如离城几英里的山间林里,那里的地势便于他们与同伙脱逃。他们通常在城里安着探子或眼线,官员若有意拿办局主,便及早报与他们。在聚会之处附近、以及从城里到那里一路的站头上,都有人望着,一见有形迹可疑的人似乎正往那里去,便早早把消息送给赌徒,使他们若觉着真有危险便散开。
滑稽戏
中国人极爱滑稽戏。戏子一般在庙里或私宅里演,这些其实也是通行的戏文的一部分。这里只举几出为例,以见其余。
有一出很得人心的滑稽戏,是一个和尚领着一个瞎子去看灯。这灯节、这灯会,到中国正月十五到顶。似乎逗人的正是这出戏的主意:和尚既已明言舍了这世间、舍了它一切的娱乐消遣,便不该爱看灯会这样喜庆的景致;而瞎子根本看不见灯。有时画出来的样子是:和尚尽量赶着他所领的瞎伴往前走,两人走近那景致时,脸上都是又喜又兴。
另一出戏是一个匠人替一位俏妇人补一只裂了的水缸。他一边做活,一边同那妇人说笑,竟故意把缸弄得更坏。那幅画上的老头儿把缸夹在两膝之间补着,画里那妇人坐在近旁,吸着烟管同他打趣。
另一出戏说的是一个和尚背着、或驮着一个尼姑。有人说他们本是兄妹;她做了尼姑,他献身做了和尚。后来他在山上一所庵里寻着她,把她救了出来。这出戏有一节的画,是一个和尚肩上驮着一个尼姑下山。另有人说他们并不是兄妹,只是偶然相见,彼此生了情,背了各自的誓,商定私奔同居;而这事只有靠他把她从庵里背走才办得到。
有一出常演的、很受爱重的史戏,演的是明朝一位君主——那一朝开国之君洪武的孙子——的命运变迁。演到一节,这位主角以囚犯的身份上台,关在一种车子里,由一个人拉着走。原来他在阵上被一位叔父战败,失了帝位。他从京城逃走,做了和尚,后来被叔父的人认出拿住。他在车里作囚犯、正被押回京城候审的时候,路上遇见他从前一位忠勇的侍臣,那人把押送的人赶散,救了他旧日的主上,把他安然带走。
另一出史戏演的是一个面带愁苦的官员坐在椅上,而一个据说是疯癫难管的和尚,腋下夹着一把扫帚,正指手画脚、郑重地对他说话。那官员指的是宋朝一位极不公正、极不得人心的大臣;那和尚据解说是阴间的一位王,化作人形,装成佛门一个疯和尚,主要就是为了责骂那恶大臣。他拿着一把扫帚到处走,不时扫一扫,就这样游进了那位恶大臣的府里。因为他看去全然无害,便被容许随意来去。末了他走到他所寻的那个人面前,开口责他的罪恶。那大臣又惊又怒,想把他拿住,他却不见了。
游戏与玩耍
中国的男孩没有西洋那种通行而得人心的球戏。他们的游戏不怎么费力气,也不常分队、不常挑边比赛,去看谁玩得最好。男孩喜欢用一只手把一个小球抛起来、落下时接住,或是在地上拍它,弹起来时接住。这是单调的消遣,激不起多少热劲与兴头。
此地的少年很爱玩一种毽子。他们不用板子,用鞋或脚去踢毽子。毽子是用羽毛与皮子做的,皮子剪成圆形。有时不用皮子,用两三枚铜钱使它有分量。小孩常像是极有兴致地用光脚、或用穿着鞋的脚把这玩意儿踢起来。大体说来,孩子玩那些能强身的游戏消遣,在中国是不被鼓励的。人以为举止端重、守着得体的仪态,比去玩那些要身子十分活动的游戏更体面、更可嘉。
成人之中,在中国的正月、偶尔也在一年里别的时候,有一两种玩耍,在这里也许值得一提。
其中一种是「狮子抢球」。用竹片与纸板做成一只极大的狮子,外面蒙上布,染成合乎民间对这种野兽的想象的颜色。由两个人或两个男孩抬着,他们把头与肩伸进这野兽的身子里。他们的腿与身子的一部分露在下面,约在前腿与后腿该在的地方。这两位扮脚的人头藏在狮身里,身子露出的那部分与下半腿,有时也用衣裳裹着,照中国人以为合宜的法子染色或画上花纹,使它们像那野兽自己的四条腿。狮子有一个极大的头,做成张着口的样子,使扮腿脚的人一个、或两个都能从它口里看得相当清楚。至少前面那个能看清脚下的路,后面那个在追球的时候只好尽其所能。有人拿着一个仿作极大珍珠的球,在这野兽前面跑,或是从它面前窜过,把球晃给它看,为的是引它注意、逗它来追。人信狮子极爱玩球。他们想象狮子一见球便要去弄到手,弄到之后便玩它,很像小猫玩球。正因这个通行的想法,他们才派一个人或一个男孩在这人造的百兽之王面前拿着球。这位王者四足之兽便随着持球的人所引,一路追玩下去。这玩耍从头到尾做得都很粗糙,可是演起来颇引人兴味,也颇逗人发笑。
有时在演戏之际、有时在抬神游行之中,玩这人造的狮子是很显眼的一节。偶尔有人拿着长枪或别的兵器上来,装作要和狮子打、要制服它。与人造狮子的这场假打,做得好时,颇能叫平常百姓喜欢、叫他们上劲。
所说的另一样玩耍是舞龙。这龙的架子是用竹片做的,有些竹片扎成近乎圆形。这一串圈子的架子外面蒙布,还安排得使里面点得起灯。整条做成之后,底下安上几根短杆,使它能举到抬的人头顶几英尺之上。它有时长达几十英尺,又因架子的性质不是硬直的,而是用竹片扎成圈子、外蒙布一类软料,所以能扭转成各样形状。舞龙在中国正月各样庆典的热闹里是相当常见的。它也常是夜间抬神游行的一节。夜间用时便点起灯来,举到人头顶几英尺之上,抬的人把它弄得弯来绕去,照他们所乐于想象的龙行之状。在黑夜里亮亮地点着,那景象很是奇特,大约正如那条老龙自己现出来时该有的样子。照中国人的想法,龙头是极大极丑恶的东西;这些庆典里照所画的样子点起灯来,便给这景象添上一种非人间的、凶恶的气味。
演戏
中国人看戏之笃,似乎与他们拜神像、守迷信风俗之笃相等。
戏子所奉的神、所奉的本业保护神之一,是唐朝的一位皇帝;唐朝兴盛于公元六百二十年至九百零六年之间。他常被说成戏曲的原作者。他通常由一尊小木像代表,由戏子在自己家里拜。
第十二章杂记见解与风俗续(下)
他们在这尊像前烧香点烛以敬它。他们离家出去演戏时,便把这尊像连同戏装与乐器一起装在箱里带着走。给它穿上花色的衣裳,戏里若用得着一个小孩,便拿它来充那小孩。
这城里戏班极多。每一班的人数从十来个到近一百个。有些班大半是男孩,有些是成年人。男孩学戏的时候,常被班主待得极苛,甚至极残忍。他们的身子是从父母或保人手里买来的,讲定若干年,为的是教他们上台演戏。讲定的年限未满,一般不许他们回家。据说这样被雇、被立契送去学戏的人,若因不服管而被打死、或因笨拙懈怠受罚而致死,官府是不会过问的。
通常雇一班戏子演一台戏,价钱按他们的人数与名声而定,从几十元到四十元不等。除了所付的雇价,他们还指望在一台戏演完时、或演到中间得些赏钱,并由雇主请他们吃酒。
戏里若须有一个女角,便由班里一个男孩、或一个成年人穿上女人的衣裳去担这一份。老头儿由戴假须的人扮,老婆子由嗓音尖、或设法把嗓音装尖的男人扮。
中国并没有像西洋那样专为演戏而盖的房子。差不多每一所庙都在便当的地方搭了一座台,专供演戏之用。本城与四郊这样的庙有好几百所。街上也常在晚间——白天则很少——临时搭起台子来演戏。这样在街上演戏,对行路的人、对运货的人常常很是碍事。戏班也常被雇到富人家里、到官员的官邸去演。中国年里正月二月,官员有时一连雇戏班演八天十天。
看戏是不收门钱的。在庙里、在当街演时,凡愿来、又能走到听得见看得见的地方的人,都可以白看。有时在富人与官员的宅里演,便是私演,专为宅中女眷与一班选定的女客取乐。私宅里的戏乐,男女很少混在一处。在官员宅里、或在富人绅士家里演戏时,受请的客人若中意那戏,常在一折演完时赏戏子,有时每折都赏。这样的时候,照定下的规矩,主人该赏得与客人一样多、一样勤。戏子所得的赏钱,常是讲定的雇价的好几倍。赏是当场给的;据说极得人心的戏班,偶尔一夜之间另得几百元、甚至多到一千元。看戏的人这样表许、表喜,至少可以说,比西洋通行的那种空喊、乱拍手、乱跺脚的表喜之法实在得多。客人赏戏子被看作是给主人面子;而主人为顾着客人的欢畅,照例该跟着他们的样,当场赏那些凭机智本事格外替客人解闷的人。
戏子要等到看戏的人来了一大半,才知道自己要演哪一出。请这班戏的那一方的头人,通常请一位特别受邀的客人,从这班戏子会演的戏里点一出。戏子立刻照所点那戏的角色装扮起来,开演。戏班通常只要几分钟的工夫,便能从四五十出、甚至一百出戏里挑任何一出演出来。
戏多讲古时的事,戏子设法模仿那时的服饰与风俗。所戴的面具很不精致、很粗糙。戏子演时并不脱下平常的衣裳,那套专为上台所穿的特别行头只是套在常服外面。那些要表古时风俗的衣裳常常过短过长、过大过小,又是套在穿的人别的衣裳外面,便往往使他显出极可笑的样子,因为他平常的衣裳露得出来。演戏总伴着大量的音乐,主要是敲锣打鼓;在不会赏识的外国耳朵听来,这是极不和谐的,怎么也算不上音乐、算不上悦耳。在官员与富绅面前演时,几乎一概雇说官话的戏子;而在庙里、在街上演时,一般雇说百姓常用的话、说本地土话的。所演的常常粗俗淫猥,戏文里满是不雅的隐语与秽亵的句子。住在近旁而不属最上层的女子,大批地去看街上或庙里演的戏。
除了上面说的那些常常做足了身段的史戏,街上还常见两种傀儡戏,也在庙里与私宅里演——在私宅里常是专为女眷取乐。这些比前者便宜得多,所用的戏子少得多,衣裳与别样配搭的数量与花样也少得多。这两种傀儡戏,一种是用小像,由一个藏在幕后的人牵线操弄,伴着唱或奏乐。另一种是用头可以活动的小像,为表各样人物,由演的人不时把头换过来,他的两手则握着这些像的身子。
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是相当多的观察与思索所得的:演戏、以及它在中国所受的看重,是福音在百姓中被接受、被传开的极大阻碍。照前面所说的,再添上这一句,谁都容易看出事情必然如此:演戏极常常就是一桩拜祭之举,而且在要紧的喜庆典礼上一般都要用它。演戏极常常与向神谢恩有关——谢他们所信从神那里得来的恩惠。所以才用庙宇来演,戏就在神像面前演。众神所传的诞辰,几乎一概以在他们像前演戏来庆贺。戏子也常因雇主许过愿而被雇到庙里去演。遇着儿子成亲、富家年高的家长做寿、或是在照例的考试里得中文名,只要出得起这笔花费,便常雇一班戏子演一台戏。喜庆欢乐的场合,最常以演戏来庆贺。
总之,演戏与中国人的喜庆仪节、以及在神前为敬神而行的拜祭,都密密地交织在一处。各色人等都极度地爱演戏所带来的娱乐与兴头。这一点,连同演戏在极多场合里被看作拜祭之举、拜祭之一节的要紧,便说明它必是中国人归信基督教的一大阻碍。福音将在这个民族的社会风俗上、也在他们宗教的处境上,带来何等的改变!他们何等需要《圣经》所施的那更新之力。
杂记各事
中国有一种风俗:凡在几样事上得了非常名声的人,便奉皇上特准为他立一座牌坊,使他的名字长存、使他的德行受人表彰。本城与附近眼下还立着的那些牌坊,在四座主要城门近处,是为那些丈夫死后不再嫁、守着端正的日子、到老对翁姑孝顺听命的寡妇而立的,据估计有好几百座。另有几座是表彰贞女的:她们所聘的丈夫死了,便立誓终身守贞,而且守住了这誓,像孝顺的女儿一样幽居在翁姑家中。有一座牌坊是表彰一个以孝出名的满洲人;有一座是表彰两兄弟,他们彼此极为亲爱,又照中国人在这件事上的看法尽了兄与弟之道;还有一座是表彰一个活到一百岁的人。凡被认为该得一座牌坊的人,他的亲友或族人可以把实情报与知县,知县再报与知府或布政使。到了时候,便为这事上奏皇上。这奏本若得工部首肯,便呈给皇上;皇上若也准立这座牌坊,便用朱笔表明他的意旨。这准许传给那人所住、或所曾住的那一省的布政使,由他经属下把这喜讯传给有关的人。照道理说,官府要拨一小笔钱给这位受表彰之人的家里,帮着立一座合宜的纪念之物;可事实上这钱很少领得到。要得皇上的准,得有相当的门路。贿赂——或者说礼物——在催成、保成这件事上,灵验得出奇。那些想得着它的人,通常也愿意、也能够出立牌坊所需的钱。
牌坊有时——虽然并不常常——是在所要表彰长存其德的那个人在世时就立的。许多守节孝顺的寡妇,她们的亲友并不去请这座牌坊,因为牌坊已太常见,立它的花费、以及求皇上准许的麻烦与花费又都太大。牌坊近顶上显眼的地方若没有「奉旨」两个字,立了也不算有什么意思。这两个字表明皇上亲自查过这件事的情形,认为这人的德行大到够得上一座公开的纪念之物,所以这座牌坊是奉他特别的意旨而立的。立一座牌坊的花费,很看它有几根柱——两根还是四根;所用是什么石头——是寻常的粗花岗石,还是一种细纹的硬黑石;以及字与花纹刻得多还是少。那人的名字、立坊的年月、所表彰的德行,都刻在牌坊上,通常刻成大大的凹下的字。花费从十五元二十元到一二百元不等。
从江边往城里去约三分之二路程的大庭,有一处茶亭,那里有一座极好的牌坊,凡从南边进城出城的人都要从它底下走过。连地基算上,造它大概花了几百元。它是本朝乾隆年间立的,表彰本地一个姓龚的人,他以施济穷人出名。他并不富裕,却不住地去寻那些极穷极苦的人,给他们钱,又用各样法子帮他们。他似乎乐于不张扬地做好事,与中国人一般的样子大不相同。他以施济、尤其以那副乐善之心出了名,这事便以奏本报与乾隆皇上,皇上表明意旨,叫立刻为他立一座牌坊,上面刻某四个字,表明他「乐善好施」。那四个字下面报明这坊是奉旨而立的。牌坊照此立了起来,却成了那个本要表彰的人致死的缘由。他是「惊死的」。他怕自己的家资应付不了那日渐增多的求济——如今他的名字与为人到处都知道了。他极怕万一应付不了人家求济便要受的那份羞辱,于是病倒死了,成了朋友好意错用的牺牲。不过他死在家资用尽之前,所怕的那份羞辱总算免了。有人说他是牌坊立起来的第二天早上死的。
中国人对雷电有极奇特的想法。雷电都受人拜。东门附近有一座庙专奉雷神。雷有时被画成一个形貌很像公鸡的东西,每只脚上四个爪,两只手从翅膀底下伸出来。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凿子,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槌。电被画成一个妇人,手里拿着一面或两面镜子。画里有时让她两手扶着一面圆镜举在头上。有些庙里有雷电的神像。据说雷的背上有「一条金线」。镜子是映出电光的。
西洋的夷人说人被「电打死」,而中华上国的学者从不说人被电打死,总说是被「雷打死」。照中国人的说法,善良有德的人决不会被雷打死,被打死的只是不孝之人;或是不以应有的敬意对待「五谷」如米麦的人;或是前生犯过杀人、不孝、或别样恶行而还没有受够罚的人;或是不珍重写的、印的字纸的人。他们还想象雷会打死某些虫子爬物;这些东西若不及时这样被灭掉,日久便会长成人形,或成了妖精鬼怪,却带着恶鬼的法力与欲念。
一个人被雷打死,这件事便被看作他确实是个坏人的最好凭据——是照中国人的说法坏,或在今生、或在前世坏,不管他今生的名声与为人如何。他这样死去,被看作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他本不该再活下去,说明他心里是个极恶极坏的人,上天不容他在地上活着。街上常有只一两页的小报出卖,两三文钱一张,说的是某人近来被雷打死,并载着他——照中国人的眼光看来——那些恶行,正是这些恶行叫雷神取了他的命,以警众人。有时还添上几句劝世的话,劝看的人不要做同样的恶事,免得同样暴死、同样不光彩的下场落到自己头上。
人被雷打死之后,在世的家人亲友常请一位道士在尸首近旁行一道迷信之礼,念着应这场合的科仪,摇着铃,又烧香点烛,一概是为了叫雷神离开他所打死的人的身子、升到天上去。人信行这道「雷符」格外能使这位神顺顺当当地离去,从地上升回他下来杀人的那个天上。民间常说:用镜子以某种特别的法子去照被雷打死的人的背,往往能在那里寻见几个字,说明他所犯而致「遭雷打」的罪过。
有一种奇特的法子,有时用来尊敬一位已经启程远行的朋友,就是在路边为他备一桌酒席;席就设在他已上路、却离家不远的地方。这礼节里少不了的一节,是陪他走一段路。他与几位亲密的朋友同行,由他们算作送行;走到那处地方,一张桌子已摆着各样酒食果子,都是他们事先吩咐备下的。他略略吃些喝些,随后谢他们的厚意,他们则祝他出门在外康健顺遂;于是他接着赶路,他们再陪他走一小段。
眼下这样的事,官员为一位同僚离此到帝国别处任职而行此礼,比百姓为百姓行此礼要常见些。
照参与此事的文官或武官所议定的,在城墙外三四里处便当的地方摆一张桌、或摆几张桌。有时每位官员各自出钱摆一张。一张桌上常摆着十样十二样不同的菜蔬、荤食与果子,各盛一器,另有一盅酒、两根筷子。若是官员,便一定要有一种蜜饯,本地话里它的名字与表「升」的那个吉字同音;还要三个橘子,若有这果子的话;若没有,便用三个饼,做得形状大小有些像橘子,又上了色,看去像橘子。这些通常用一根红绳串着。
那位离任的官员一路过来,想以酒席尊敬他的人便挡在他路上把他拦住,各人叫人把名帖递给他。这位受敬的人便全明白了:他们为他备了一桌酒席——倘若他先前还不知道的话。他下轿,照常例的礼节喝三杯酒,收下那蜜饯与三个橘子、或三个像橘子的饼。这一切的寓意是「连升三级」。若桌子不止一张,他便照样同各桌的主人行喝酒之礼,随后上路,由那些官员再陪他走一小段。送行的官员便回自己的衙门去。那些代替真橘子用的饼并不是要吃的,只是备作这些官员为离任之人所愿的官阶与尊荣得升的表记。所备那许多样吃食,照样也不是要在当场吃掉的,摆出来只是给人看、给人赞叹的。
此地有一条风俗:一对夫妇成亲后一生头胎孩子,做父亲的便趁便尽快把这消息报与妻子父母家里;若两家相距不远,同时、或随后不久还要送他们一份礼。这份礼若女婿的家境好,往往相当贵重。所送的东西里一定要有一坛酒和一笔现钱。这风俗里叫外国侨民惊奇、觉得稀罕的,是他们所用的那个法子——向街上众人表明这婴儿的性别。那坛酒通常由两个人抬着过街,坛颈上用一端系着一张纸;这纸凭它的颜色与垂下那一端的样子,便向看见的人宣布了这桩有趣的事实:孩子是男还是女。纸若是黄的、一端剪成细条,便表明孩子是男的;纸若是红的、一端剪成细条,那么这坛酒所送的那家人的小外孙便是女的。中国没有登广告的日报周报,便发明了一个法子,把某太太生了儿子还是女儿这桩有趣的消息刊布出去(看纸的颜色与样子而定)。这份礼整个儿叫做「报喜之礼」。外祖父母须回一份礼,要在婴儿出生后第三日收到。
想进富家门、想得他们的照顾或光顾的人,一般都送礼给门房与宅里主要的仆人。这叫做「送私礼」,对受礼的人一般起着贿赂的作用。门房与仆人受了礼,尤其是比较贵重的礼,便对送礼的人存了好意。来客若是生人、又似乎有事要办,门房常说东家睡了、或出去了、或正吃饭、或正办要紧的事,除非来客送他们一份礼。有时又请来客坐下等一等,一直把他等到耐心用尽,或是等到时候太晚办不成事。给门房一点小钱,效验惊人——东家不久便醒了、或是空下来了、或是刚吃完饭。
那些带着古玩、或带着珍贵之物到私宅去卖的人,若卖成了,须按所得之数付一个成数出去。这成数有时高到卖价的两成、两成半。卖主与门房往往先讲定:门房要得他所得的几成,才肯把这贩古玩的人引进去。多数洋行里也通行这风俗;而门房若什么也没得着、或没得着他所望的那么多,便在东西卖给他那位外国东家之后,在街上把这卖古玩的人拦住,强取些什么,或是把他打一顿,或是下回他来时不许他进门——这样的例子不少。
百姓中间有一条通行的风俗:一个人若把另一个人引荐、荐举到一处按月领工钱的地方,便要索取头一个月的工钱,或是索取他在那里做活期间每月的某个成数。有时求事的人应许把讲定期限内按例所得的四分之一或一半给另一方,为的是让那人把自己引荐、荐举给那位正在寻一个教读先生或一个仆人的东家。这种讲定通常是私下的,只有直接有关的两方知道。一个人若在造房子、造货栈等等,或是与别人订了什么大工程,他家里雇的人常常向包工的头儿或承办的头儿索一份礼,而一般都得着些东西,不过往往不如他们所索的值钱。若不给他们礼,这位营造的人、承办的人便要被这家雇工仆人用某种法子搅扰、损他的利益。给他们一笔贿赂或赏钱,便常使他们对这位营造头儿、承办头儿的利益忠心得与对他们主人东家一样——而他们是从主人东家那里按例领工钱的。仆人与雇工向来有这个名声:只要能弄到一个钱,便是法子不老实也肯干。
中国人中间还极通行这样的做法:租房子、租铺面等等的人,在付第一年租金的时候,按所议定的租金给一个成数给房东的仆人。这有时高到一成半、两成,而且是全然自愿的,或者不如说是照风俗而行的。它常常是公开付的。下面这桩实事,可以说明所说这风俗的这一面。福州有一个英国人把一处房产租给一个中国人,每年八十元,先付。那中国人付了八十元之后,问这英国人:他照本地风俗付他的仆人二十元,可有什么不可。这英国人大为诧异——因为他并不知道有这样的风俗——答说并无不可;那中国人便在他面前把他为此带来的那笔钱交给了宅里的仆人。这样的成数通常只在租住的头一年付给仆人。
「送私礼」、送馈赠这风俗,面目极多,上面所举已足以使人想见:贿赂仆人、或仆人索礼这风俗,就其附带的情形与结果而论,往往何等不公、何等可厌。当家的人很少知道他按例为仆人的服事所付的那笔钱,究竟被他们自己留下了多少;也很少知道那卖古玩的人为某件珍贵之物所得的那笔钱,在把他的门房与别的仆人所索的都应付过之后,究竟还剩下多少。这风俗在中国人家里是人人知道、人人容着的,眼下在中国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行的法子能把它全然去掉。
第十三章符咒与兆象(上)
驱除、挡开恶鬼与不吉之气的符与护身物:红色的东西;黄纸符;古钱;犁头上的铁尖;刀;铁钉;人病时所用的符;盖房子时所用的符;门上所用的符;安在屋顶上的镇物;刀形的符;泰山石;凹面镜;旧渔网;钱剑;用一百家的钱买的锁;三多与九如;菖蒲与艾;葫芦壳;五毒;铜镜;魁星符;辟邪钱;害人的符:用它的用意;取得之法;使用之法;解它之法;娼妓所用的黄符;吉凶的字句:麒麟;寿、安、福等字;蝙蝠的图;刻在玉石上的句子;百子千孙;两个孩子相抱的图;只说好话吉利话;杂记吉凶的兆象:喜鹊;乌鸦;狗来;猫来;母鸡叫;燕子筑巢;枭的叫声;花的样子忽然变了;牡丹;关乎灶君的兆象。
驱除、挡开恶鬼与不吉之气的符与护身物
中国人自言极怕恶鬼与不吉之气。为保自己不受这些鬼气所害,他们想出了许多法术与符咒,并信它们极灵验。可叹的是,他们这样不住地、这样可悲地达不到所图的目的。照理该想:他们会常常为自己的不成功而惊起来,从而想一想自己所取的法子是不是不合所图之事,去寻一条比惯用的更好的挡开恶鬼之道。可他们一般似乎对自己定下的风俗出奇地满意,对那些早已惯熟的做法毫无罢手之意。
大体说来,红色的东西被信作有助于挡开恶鬼。用红墨在经书上点断句,据说能使用书的人不受这些鬼的侵扰;红布红绳也能帮人防着它们。父母常把一块红布放在小儿子身上、或塞进他的口袋里,为的是免他被恶鬼残害。他们又常在孩子的辫子里编进红丝线,为的是保它不被鬼剪去。
黄纸上写的符极多。所用的纸一般从几英寸到两英尺长。有时在这纸上印着或画着一尊神像,或是写上几个汉字,或是用红墨黑墨画上各样花纹。随后把它贴在门上、或贴在床帐上,或插在头发里,或装进一只红袋子吊在纽扣孔上,或是烧了,把灰掺在茶里热水里喝下去,当作治不吉之气与恶鬼的专药。照上面所说的各样法子用掉的这种符,数目多得难以相信。许多屋子的前面、或檐下贴着八张十张、或更多。拜像与迷信之礼上烧掉的更是无数。
古钱常被用作符,拿一根红绳吊着带在身上,或是挂在床帐外面。有时也系在孩子出生不久的身上,带几个月,为的是免他肚痛。新婚夫妇所用的床底下,常放几套五个皇帝的五枚钱。
旧犁头上铁尖的一截,有时吊在衣裳外面。有时又包在银壳里,只让那铁尖露出一小段;或是整整地折进一张纸里,再放进一只红布小袋,带在身上。
杀过人的刀被看得极重,当作符使。它吊在床帐架子的前面,或是搁在架子上头,或是吊在卧房门框的上端、或一扇窗的上端。人以为恶鬼是怕这样的家伙的。
封过棺的铁钉被看作颇能挡开不吉之气。人把它放在口袋里,或是编进辫子里。有时把这样一根钉打成一根长条或长丝,包在银里,再做成一只大环,给男孩戴在脚踝上或手腕上,戴到十六岁。若是独子,常给他备这样一只环。女儿戴这样的腕环脚环只戴几年,或者还要短些。
有几种经书,如《易经》、《大学》,被看作放在睡的人枕头底下、或放在近旁书房里便能挡开恶鬼。谁能在独自走路时背得出这些书里的句子,就不必怕鬼了。
人病了,若以为这病是恶鬼所致,有时便把上面说的那种黄纸符——写着对的字、画着对的像——贴在床帐上;另烧一张,把灰喝下去;再有一张带在病人身上。用这样的法子解救时,是由道士开的方。有时把桃枝或柳枝拿进病人的屋里当鞭子使,不是打病人,是打他躺的床与床架。人以为用这样的枝子狠狠抽一顿,颇能把鬼赶走、吓走,因为据说鬼是怕这类家伙的。有时又用麻做成蛇形的一条鞭子,拿它抽病人的床,为的是把那使他生病的恶鬼逐出去。往往把床与床架抽得极狠,好叫那恶鬼离去。
一尊坐着的陶狮子。一个孩子坐在一只三足的怪兽上,手里拿着弓,像是正要射箭的样子。
上面这些安在屋顶的一侧时,须总与瓦的行向顺着,不可横着;用意是要破掉不远处据说存在的某种不吉之气、败坏之气、致命之气——那些气会使这屋子住着不利于康健、不利于家业。
盖几座大庙以敬那些得人心的所拜之物,如妈祖、孔子等等,照例要铸些铜符,在上梁、把梁安稳的时候使用。这些符有的是圆的,中间一个方孔;有的是刀的形状,仿一千八百五十年前所铸的一种钱;还有的形状各异,随人的意思。这样用符的用意,是替动工的人挡开不吉之气,并作一个吉兆。符上的字说明它的用意、或用它的时日等等。
一个人的房子铺子近旁的大街上若有一条巷子通出来,便常在正对巷口的地方立一块石板或石柱,为的是挡开那据信从巷子里涌出来的坏气、致命之气。这石板露出地面几英尺,上面刻着几个字,表明这块石头是从「泰山」来的,敢当、敢受这些不吉之气。人信住在、或在这巷口近旁做生意的人,为自家的安好,是少不了这样一块石头的。
常有人把一面铜做的凹面镜、外面部分地包着木头,挂在屋上某个位置(磨光的那一面朝外),为的是破掉、或是反回从邻家房屋、或邻近庙宇一个凸出的尖角上来的坏气。邻家屋脊的末端、或屋角若指着另一所屋子,便被信为不吉。受影响那所屋子的主人或住户,须设法破掉、避开这不顺之气,否则便要在康健上、或在财帛上受损。中国人信这样的凹面镜若在屋上安得合法,便能破掉一切从邻近屋宇来的不利之气。
旧渔网常被剪成条出卖,给孩子当腰带系在腰上,用来防恶鬼与害人之气。有时还用这样的网做成一件衣裳,给孩子穿,用意一样。有孕的妇人若神思不宁、容易受惊,坐轿出门时常把一块旧网挂在轿内门的上方,为的是防她见着恶鬼、或是被鬼所扰所动。人以为这些鬼极怕这样的旧网片,把它当作道士捉鬼所用的家伙!
通常所说的「钱剑」,被看作极能挡开恶鬼。它常挂在新婚床帐的前面外侧,挂成与地平行的样子。妇人临产前后,有时又取一把钱剑挂在帐子里面。这剑通常长约两英尺,用三样东西做成,每一样都被看作能防恶鬼:第一,两根长约两英尺的铁条,作这把剑的底子。第二,约一百枚钱,或古或今(若是古钱、或若全是同一位皇帝年间的,便更好),巧巧地系在这两根铁条上,把铁条遮得看不见。铁条摆在中间,钱分两行系在外面。第三,系钱用的是红绳或红丝。这三样东西合成一把剑的形状,便成了一件真正可怕的兵器,那些存心作恶的鬼是极怕它的!
一把银锁,叫做「百家钱锁」,常用来替独子挡开恶鬼。这锁的名字是从买它的钱的来路上得的。谁想为自己儿子的益处弄这样一把锁,便从一百户不同的人家各收几文钱。为这事出钱,极少有人、或者竟没有人推却。这样收来的钱拿去换银子,做成一把长约两英寸、或许还短些的锁;通常还买一条银链、或一只大银环,用这把锁把这环或链锁在孩子的颈上。这样一把锁有助于孩子长寿,因为恶鬼会怕它、敬它!他的父母不必再担心自己的爱子日后被鬼纠缠,并可望他活到可观的高寿。这锁一般给孩子戴到十六岁——倘若他真能活到那时候——那时便把它换掉或卖掉,换些东西献给那位通常叫做「奶娘」的儿童之神,作护佑他到此时的谢礼。有时这样收来的钱换成一只戴在脚踝上的银环,给独子、或给成亲多年才生的独女戴。有时所收的钱做成两只银腕环给孩子戴。用意与上面说的那把锁一样。弄一只脚环是这样收来的钱极常见的用法。不可以为这样向人募钱是因为这独生孩子的人家穷、出不起这笔钱。富家也常这样募钱来办上面所说的事。照中国人这个说法,这出钱的一百家便成了这孩子的一种保人。
有独子的父母常备一条小银链挂在他颈上,当作挡开不吉之气的符、或作一个吉兆。它常被当作这孩子口袋的一种吊带使用。两端各有一只扁钩。这两只钩背的扁面上,往往刻着一句吉利话,一只上是「三多」,另一只上是「九如」。前一句的意思是「多福」、「多寿」、「多男子」。后一句指《诗经》里的九个比喻:「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如日之升」、「如月之恒」等等。这些话含着父母的心愿:愿戴它的人得着「三多」「九如」所指的那份福分。
中国五月初一的早上,每一户异教人家都在自家前门与窗子的两边钉上几片菖蒲叶与艾叶。菖蒲的叶子又长又细,末端收尖,大体像剑的形状。照上面所说那样用时,它们便代表剑。据说恶鬼走近这屋子,一见这些钉着的叶子,便把它们当作剑,拔腿跑得越快越好!
葫芦壳、或画在木上纸上的葫芦、或一只小木葫芦、或剪成葫芦竖剖面形状的纸、或做成葫芦形状的纸灯笼,在此地常被用作散开、挡开害人之气的符。孩子常把葫芦的样子带在身上。这种瓜的壳,有时在年尾最后一夜挂在那些还没出过天花的孩子睡觉的地方近处。中国人解释这风俗说:那位管天花麻疹的神若见着备好了一只,便会把天花「倒」进葫芦壳里,不倒进这些孩子身上。日后他们出天花,也会出得轻。有些人家在年尾最后一晚,取一只像葫芦的灯笼系在每个还没出过天花的孩子颈上,戴到他们上床为止。另有些人家给孩子弄些纸面具,叫他们那一晚戴着,信这样一来自己孩子的相貌便被看作丑的,管天花的神便会越过他们,不把天花「倒」进他们身上。人信这位神极爱用天花的疤痕去毁坏孩子好看的脸。人以为若能使他把好看的孩子的相貌看作丑的,他便不想把这病降在他们身上了。所以每年最后一晚——据说那位神正在寻下手的对象——孩子常戴那些样子可怕的面具。
许多人信老虎、一种蜥蜴、蜈蚣、一种三足的怪物、还有蛇——这五样合起来叫做「五毒」——有破掉害人之气的法力。有时弄来这几样东西的像,由有独子的人家供拜。它们的图常用黑丝线绣在新的红布口袋上,由孩子在五月头五天中的某一天头一回佩上。人信这样一道符颇能免得孩子肚痛,也免得一般害人之气。它们也常被铸在某种径约两英寸的圆铜片的一面上,用作防恶鬼的符。
一面小铜镜,或平或凹,可总是圆的,极常挂在床帐外面、或吊在近旁什么地方。这样一件家伙(尤其是平镜)自然可以被家里的女眷用来妆饰;可它吊在床帐外面时,主要的用处与用意,是破掉、防住、散开鬼气与不吉之气。人以为恶鬼走近来要作害时,多半会在镜里见着自己,一害怕便立刻走开。镜子若是凹的,常被安在刻着八卦的那块板的中心。这样做成的符,被看作防那些存心作恶的鬼极为灵验。
一颗星的像——那颗星被看作文墨之神——常被读书人当作一种符,用来防那些不利之气,或是防那些阻碍、妨害他们在读书上、在照例考取各级功名上得手的气。那像有时用泥或木做成,也常常只做一幅图,或是把表它的字写在纸上,烧香点烛来拜它。这像或图有些像人,一只手拿着笔,站在一只传说中的海中巨物的头上,另一只手举起来像是正要踢出去。有时把四对汉字这样写在纸上,使写成之后整个儿看去像这位文墨之神的形状。这四对字的意思是「正心」、「修身」、「克己」、「复礼」。有时只用四个字来做成这个像,意思是「正心」与「无私」。随后便烧香点烛来拜它。
有一种符,通常是圆的,径约两英寸,不过有时是六角的、长方的、或别样形状,用铜或铁做成,通常叫做「辟邪钱」,孩子用得极多,吊在他们颈上或纽扣孔上。两面通常都有字、或花纹、或人物事物的像。那些字自然都是吉利的,如「福」、「富贵」,或是直指驱除恶鬼、挡开坏气。有时一面上是十二种动物——它们表中国人纪时所用的那十二个字——或是「八卦」、或是「五毒」。那些花纹往往是寻常人看不懂的,据说却是鬼懂得而且怕的符。疼孩子的父母似乎极倚赖这样的钱,靠它保孩子不受不吉之气所害。这些有时用模子铸成,有时把所用的金属打出来、或锉出来,做成所要的形状。
说到这里,已足以使读者对这个民族破不吉之气、驱恶鬼之法用得多广有些概念。各色人等都大量用它。一个民族这样不住地倚赖上述的法子去避开、防住他们所不愿有的结果,却不理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全能而仁爱无穷的上帝的存在——他们的道德品性与灵性处境如何,就让每位读者自己去想吧。
害人的符
这个民族中有些人信:黄纸上印着一个狗头与一个水牛头、或只印着其中一个头,若照某种法子使用,极能叫人生病、发呆、顺从别人的意旨、甚至死掉。因为信这个,有人恨另一个人恨到要他死,便有时取这样的符来致他的死、或使他生病;也有人想占别人的产业,又怕自己骗他、算他的计策单靠自身成不了事,便也用这个。
一八五九年秋,我颇费了些工夫,要弄清这种符——我对它本有些怀疑——在此地是否真有人用。我同一位本地信徒到某座庙去,那庙以这类符灵验而出名。庙里给我们看了八束十束黄纸,每束二十二张,长七八英寸,宽两英寸半。最外面的纸上粗粗地印着一个狗头与一个水牛头,据说是用模子印上去的。庙祝把它们拿给我们看,起初在这题目上谈得颇为爽快,因为他以为我们是要买去用的。等他弄明白我们并不想买,便说后悔把它们给我们看了,关于它们的用法,能不说的便客客气气地少说。
人想弄这些符,便到那几座弄得着的庙里去,先在某几尊神像前献纸钱、香与烛。把这些供物点着之后,他在神像前叩拜,说出自己所要办成的那件事,又许愿说:若成了,便献荤食、鱼、菜等等作谢礼。他从神像前的香炉里带走一小把香灰。他又向庙祝买一两束符,价钱贵得出奇。
这些纸符在他自己家里、或在某座庙里、或在此地跨江的大桥底下某个地方烧成灰。他把这些灰掺上从取符那座庙带回的香灰,设法使它们与他所要害的那个人接触:或是掺一点在茶里给他喝,或是叫人放一些在他的食物里,或是把它涂抹在他头上、衣裳上。不过有时只用符的灰、或只用从庙里香炉取来的灰,照上面所说的法子用。所要害的那个人不该知道自己吃的喝的是施了符的灰,也不该知道有灰抹在了他身上衣上。他若知道了,人便信这灰于他的康健、他的神志、他的性命都不起作用了,因为他会立刻设法去破掉一切恶效。
一个人若因康健衰败、生意上出了不利而又讲不明的变故等等情形,疑心自己正受着别人出于贪心或怨恨而用的符所害,通常一刻也不耽延,便动手去破掉、散开这样的气。他若病得很重、看去将死,便雇一个或几个道士来行一道礼,用意是用他的几件衣裳、以及一面绑在一头有绿枝的竹竿上的镜子,把他的魂叫回来、留下来。有时他雇几个这样的道士,在一座专奉通常叫做「五帝」的神的庙里念他们的科仪,并烧香点烛、在神像前献荤祭,又用一个纸剪的小人代表病人。又或者他请两三个这样的道士上「刀梯」,在梯顶上念各样科仪,像是正在驱邪、逐那恶气。鼓与锣敲打着,还常烧一二百张印着狗头、水牛头的黄纸,为的是好把这人从伤害与死亡里救出来。
第十三章符咒与兆象(下)
眼下有这样的传说:照上面那法子从病人身上逐出的恶气或恶鬼,有时会进到恰好在近旁的另一个人身上。这样的情形下,人信它作害格外厉害。实在说,这样的人被以为几乎治不好了;所以有一句常话:「驱邪的时候,闲人不该在场。」
有时人信原来那道符、那个咒并没有在所指的人身上应验,或是因为施它时出了什么岔子,或是因为他命里正走着顺运,或是因为他该在生意上折本、该在身子上衰败、该死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样的情形下,那道符便「飞」到恰好在近旁的另一个人身上,把力气用在他身上。这结果只能由所受的应验上看出来。这位倒霉而不幸的受害人,须立刻取平常那些法子去破它、逐它。
还有的时候,据说那道符从所指的人身上反弹回施它的人身上,把他替别人谋的那份祸降在他自己头上。这结果与其说是因为他是坏人、那人是好人,不如说是因为所涉各人的运命。这样的情形下,下手的人须立刻设法去除掉自己无心给自己招来的这份害。
人信上面所说那些在康健上、在财产上害人的法子,仇人用起来决不能全然无损。他须先情愿自己身上、或自己家里受些祸——如绝后、或瞎眼、或穷困——然后才能在所图的那件事上得手。
此地的身子不好、事情不顺、以及一般的运气坏,想来有不少是这样解说的:归在某个恶鬼、某种恶气上,而那是仇人照刚才所细说的法子招来、致成的。举个例:就在几个星期前,众人公然传说本省总督雇了十个十二个某一类的道士,为一位得人心的武官行他们驱邪的法术;那位武官鼻子大出血,据以为是某些不明的存心害人之辈所致。
有一种黄符,上面印着狗头,据说此地的娼妓用得极多:她们想叫某位有钱的客人再来时便用它。有时把这样一道符的灰暗暗掺在茶里给他喝;有时在他走时把符烧了,叫它像狗一样跟着他无论到哪里去,信这样便能使他日后再来。
有些庙在院内暗处设一个神龛,里头摆着两尊小像,一尊马头、一尊牛头,专备那些想用这些符害人的人来拜;人可以在它们面前为这类事许愿,也可以在它们面前行驱邪之礼,以破这些符。
这几句简单的叙述,叫人对这异教之民某些风俗那凶恶的用意与性质,生出何等的概念!这与基督之教的精神何等相背!
吉凶的字句
中国的语言,无论说的写的,都有极多被看作吉兆的字与词。用这些字词极为常见,喜庆与应酬的场合尤其如此。下面举他们几个吉的与不吉的字、几句定式的话,以说明中国人这一特别的性情。
麒麟在民间通用为吉兆。这传说中的动物据说只有一只角,浑身披着鳞。几千年来它一直避开了凡人的眼睛,只有一回例外:据说孔子年老时见过它。他把这看作自己将死的兆头。他们说孔子是「麒麟之精」。或许就因这个,才有了那句话:格外聪明的孩子是「麒麟儿」、是「麒麟所送」。中国正月中的元宵灯节上,有一种做成一个孩子骑着麒麟的灯笼大批出卖。一个人买这样一只灯送给朋友,这举动的意思便是:愿你得一个极聪明的儿子。「能骑麒麟的孩子」,是指那显出非常才气、将来有望做学者做官的孩子。
「寿」字被看作极吉利,用法极多。用面做成桃子形状的饼,或是在纸上画出桃的样子、涂成桃的颜色,都叫做「寿桃」,桃是长寿的表记。有时还用掺了红色料子的面条做成这个字。烤过之后,这块寿饼便放在一盘别样饼的顶上,连同别的东西,在年高的亲友做寿时送给他。有时用呢料或绒做成这个字,长两英尺到四英尺,宽窄相称,贴在红绸、红绉纱、或红呢的底子上,用作寿礼。这样的礼物上,那个字往往镀得极整齐的金。另有的时候,把表高寿的那个字照古体写出来,写成一百种不同的写法,大小一样,都写得很大,写在一张红纸上。这些字再镀上金。纸装了轴,可以挂起,于是在亲友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岁的生辰上送给他。它通常挂在客堂里,实在是一件好看的装饰。送寿桃、或送任何一种形状的「寿」字的人,意思是:愿你享一个有福的高寿。众神佛诞辰之日,拜他们的人常在这些像前献上寿饼。用黑墨写在红纸上的「寿」字,常见贴在中国人家的门框窗框上。
「福」字被看作极吉利,在此地大量用作吉的表记。常用黑墨写在几英寸见方的红纸上,或用红墨写在白纸上,再贴在屋门上。过中国年前后,这事办得相当普遍。有时把它刻在木头上,刻成凸出的字。镀了金,便挂在、或钉在屋里屋外一道门的上方,或钉在一根横梁上、一根柱子上。还常见它用红墨写得极漂亮、写得极大,宽两英尺到六英尺八英尺,写在一所屋子前门正门对面的墙上。这风俗的解释是:这样一来,福便总在近旁。谁一开门便见着它!有时在这样写在墙上的「福」字四角画上四只蝙蝠。整个儿便叫做「五福」,因为「蝠」字与「福」字在本地话里同音。这真是极巧、极吉的凑合!人人都愿尽量多得些福,而这便是中国人表这桩人人共有的心愿的法子之一。
「福」、「禄」、「寿」、「喜」四个字,常照某种法子写在一处。其中一个写得极大,另三个写在它里面、或写在它上头,而写得小些。
这类护身的符物常佩在身上垂着;外衣若短,便常见它们晃荡在外面,很像西洋那些老派与时髦的男子炫他们的金表金链。有些是用珠子做的。
「百子千孙」这句话极得人心、极吉利,是四个汉字。有一种做得粗糙的灯笼,长约一英尺半,径八英寸十英寸,蒙着白纱,一面是「百子」两个字,对面是「千孙」两个字,用鲜红的纸剪出贴在纱上;这种灯笼此地用得极多。下葬、婚娶、搬家时都用它,被看作吉兆。寻常的场合若用,只用一只。从葬一位长辈回来、或是把棺木暂放在停棺之所——家里正在寻一处合宜的葬地——回来时,便在轿子前面挂两只这样的灯笼,每根轿杆上一只,每只里头点着蜡烛,虽然是青天白日。抬死者神主的那顶轿,以及坐着家中女眷的那几顶轿,各挂一只这样的灯笼。家中女眷搬进新造的、或新租的屋子时,也照样在轿杆上各挂一只灯笼,抬她们神主的轿也是如此。婚事上这些灯笼是一概要用的。这些场合用这种灯笼的用意,是表明盼子孙众多之意。儿女多的人,被说成是有「福命」。
两个孩子彼此相抱、或是臂膀相挽并肩站着的画,常见出卖。它们是和睦的表记,代表两个人彼此相合、常相伴。有些人家买这幅画挂在家里,作他们愿一家人彼此和睦相爱的表记。同一幅画上有时还画着两只蝙蝠。这样一幅画整个儿看来,既表盼福,也表盼和睦——因为「蝠」字与「福」字在本地读音相同。有些庙里有少年相抱的像,大小如六岁八岁的孩子。人拜它们,为的是使那些曾经相好的人、或是夫妇之间、兄弟之间、生意合伙的人之间,若有了仇怨恶感,便复得和睦。这些疏远了的人的亲友,有几个便瞒着他们到有这些像的庙里去,点了烛与香之后,从像前的香炉里取些灰出来。把这些灰暗暗掺在茶里酒里,拿这杯给那两个要他们和好的人喝。人信到了时候他们便会彼此相好相安。不过他们若察觉了饮料里掺了灰,据说这个使他们和好的法子便不灵了。
「喜」字并排写两遍,像是整个儿只成一个字,被看作极吉的凑合。它可以解作双喜、或喜事重来;照下面所说的法子用时,它表的是盼喜事重来、盼喜事多多的心愿。人取极红的纸,用黑墨在上面尽量工整地写出这个重喜、双喜的字。随后把它贴在新娘房门上,或贴在新屋几道主要的外门上,或贴在一家刚搬进去的旧屋的门上,或在过年前后不久贴在门上门框上,或贴在一所屋子正门对面的墙上——看当时的兴致、口味或情形怎样最合宜。它这样常被用作兴旺的表记。
喜庆或丧吊的场合,如婚娶、生子、死丧、出殡、或做寿,中国人尽量避着说、避着听不吉之言、不祥之语,就是那些能被解作不幸、不吉之兆的话。举个例:婚事上谁也不该说起什么人没有儿孙;生子时谁也不该漏出一句,说孩子弱、多病,或说将来恐怕难养难带。这样的话若被听见,多半要招人心里不快,而且日后被这家人记着。日后这孩子、这一家若出了什么不吉不幸之事,说那话的人大概便被看作这事的起因或由头,或许还要为此被人恨、被人骂,便是当时说着玩的也一样。在特别的喜庆或丧吊场合,仆人、亲属、客人、这家人与邻舍,都须留心避着说「坏话」(这个词丝毫不是指下贱污秽的言语,只是指那些被看作不吉不祥的话)。为同一个缘故,在新屋上做活的工匠、以及一切到这地方来的人,都该避着说关于火灾的话。
杂记吉凶的兆象
中国人不信有一位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仁爱与智慧无穷的主宰——像《圣经》里的上帝那样——施行普遍而具体的眷佑之道。他们不住地受那些见解与想法的左右,其深之程度难以相信;而那些见解不但不合《圣经》的教训,连常情与道理也不合。于是他们便去寻吉兆凶兆,好帮自己定计划、定营生。下面说几样此地常有的吉凶之兆,主要是关乎禽兽的举动或叫声的。
喜鹊被看作吉兆之鸟。人若在思量一桩要办的事、或正做着一件牵着他心思的营生时,忽然听见这鸟的声音,便容易把它看作吉利,因为它的声音轻快欢喜,叫听的人得些鼓舞。有一句谚语说这鸟「声好心不好」,意思是说它惯于奉承。
中国的乌鸦——有时叫做白翼的老鸦——却是凶兆。它的叫声又粗又难听。人把它的声音看作不吉,或许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它听来很像本地话里「咬」那个常用的字。人在办什么事、谋什么事的时候,若忽然听见乌鸦叫着「咬、咬、咬」,常因此生出这个念头:自己不会得手。谚语说这鸟「声不好心好」,意思是说它警告人,不像喜鹊那样奉承人。
狗来,表明日后兴旺。许多人信若有一只生狗来了、又留在一个人家里,便是这一家的吉兆,表明他会更富。有人这样解说这个想法:狗预先知道哪里有够吃的东西,它有时便照这本能、这预知换主人。
猫来一家,是贫穷将至之兆。一只生猫来了、又留在一家屋里,据信预示这家钱财上要有不好的变故。所以谁也不愿家里添这么一口。人以为、至少有人坚持说:猫能预见哪里会有许多老鼠——因为一所屋子快要破败,随着住在里头的人倾家受穷而来。
母鸡叫,被看作它所属那家将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之兆。要断这事是吉是凶,须看那鸡叫时相对的朝向。母鸡叫时若头朝着外面、朝着屋前,便是凶兆,预示穷困或某种坏运;若叫时头朝着屋后,便是吉兆,表明这家要更兴旺些。极少有人家肯养一只会叫的母鸡,便是它预兆日后的好事也不肯,因为像这样异常的兆象被看作不是好事。这只倒霉的鸡一开始叫,便尽快被卖掉或杀掉。据说公鸡若在晚上十点十一点钟叫,也不许它在这家久留,要被杀或被卖,因为这样叫是主人家日后有祸之兆。
燕子来、又在一处新地方筑巢,无论是住宅还是铺子,都被当作将要得手之兆,或是这处房产的主人、住户境况要转旺之兆。有人极郑重地断言:燕子在新地方筑巢,必定伴着好运。帝国这一带从不杀燕子。
枭的叫声,人人听了都怕,因为它被看作近邻将有死丧的先声。有人说它的声音像一个鬼在叫唤它的同类。或许正因这个想法,他们才常说自己听见了鬼的声音,而其实听见的只是远处一只枭模模糊糊的叫。中国人说它的声音有时很像一个表「掘」墓的词。大概就因这个,才有了那句常话:一个人将死的时候,近邻便会听见枭叫着「掘啊,掘啊」。它常被说成是叫魂之鸟、或是勾魂、取魂之鸟。有人断言:它的叫声若沉而不清,像是从远处来的,便预兆近邻有人死;而它的声音若清而分明,像是从近处来的,便必定预兆远处邻里有人死——声音越分明,所预兆要死的人越远;声音越不分明,必死的人越近!民间常说这鸟是阴间十王某一个差役变的,就是说,是披着鸟形的鬼。它也常被称为「阴间的差役」。
中国人还说起从某些花的样子忽然变了而得来的兆象。举一两个例说明这想法。有一种花若开得极盛、叶子极绿,便预兆主人家异常兴旺。有这样一盆花的人,除了出极高的价,很少肯把它让出去。这样一盆花若因什么缘故忽然死了,或是花谢了,或是叶子变成难看的颜色,便被信为穷困或坏运的确兆。此地有一个中国人说,他父亲家三十多年前那场大破财以及后来的穷困,就是起于这样一盆花忽然毁了;后来查明,是一个结了怨的邻舍某一晚把一点盐水倒进了那只花盆里。
牡丹若开满了好看的花、长着绿叶,也被看作好运之兆。反过来,它的叶子若忽然都干了,花忽然谢了、或变成难看的颜色,这样的变故便预示主人家要受穷、或要遭什么压顶的大祸。
有人用一种奇特的法子求兆,是这样的:一个人若已着手办一件事、或正在思量一个计划,而对这事这计划日后成不成心里存疑,有时便取下面的法子来定自己的心:他取一支香点了,向灶君叩拜。手里拿着香,把自己的计划、自己的事、以及自己心里的疑虑告诉灶君。把香插在灶君前的香炉里,他便走到街门口去听过路人说话。他听得清的头一句话,不论是什么,都急急地记在心里,思量一番,再从这话的大意上就自己所疑的事推出结论,断它是吉是凶、是好是坏。有时在把街门口听来的那句话拿来思量之前,他先问一问灶君:所听见的那句话合不合他的用处。另有的时候,他问过灶君之后,在去街门口之前,先在煮饭的锅里放一点水,水上放一只木饭勺。随后把锅盖上,等一阵再揭开盖子,仔细看那勺柄在水上朝着哪个方向。他这才出门,照勺柄所指的方向走,直到听见一句听得明白的话。他把这话记住,就自己计划的成败从中取一个兆。还有的时候,他把饭吃到一半便撇下,把筷子揣在袖子里,走到街上去,为的是听些能当作兆象的话。
第十四章算命
算命的六种法子:按人的年庚;按人的相貌;用一只鸟与纸片;用拆字;用龟壳与古钱;看地势与山水形局;所用名目的解说:表人出生的八个字;五行;十二生肖;择吉日:婚娶上的;盖房上的;下葬上的。
算命的六种法子
「算命」这个词这里取最广的意思,凡推算、预断一个人或其子孙命运的各样法子都包在里面。
人去问算命的,所问的题目极多,要紧的不要紧的都有,看当时的兴致、看各人迷信的深浅。常问的有:买房子买田地;病人能不能好;某一笔钱投下去是赚是亏;要走的一趟路顺不顺;自己读书上能不能得手、什么时候能得中;能不能把坏运转成好运;日后有没有儿女、是男是女等等。
中国人中间所行的算命法子有六种不同的。
一、用表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的那八个干支字
这大概是帝国这一带最常见、最得人心的一种算命。其中不住地要提到「五行」与那「十二生肖」。关于「八字」、「五行」、「十二生肖」这几个名目在算命上的意思,下面就要细细查说。
这一种算命的人分两类:瞎子与不瞎的人。瞎的算命先生通常由一个孩子领着在街上走——也有自己摸着路走的。有些人带着一种弦子,沿街慢慢走时不时弹一弹。有些带着一副响板,是两块小木片。木片拿在一只手里,照某种法子一敲一拍,便发出很像「嗬嗑」的声音;换一种法子敲,便发出「啪啪」的声音。一听见这声音,便知道有瞎的算命先生来了、在近旁了。这一类人很少、或者竟从不开铺子等人去问,只是走遍街巷,靠偶然碰上的客人。这些人据说是「算命」。
眼睛好的算命先生据说是替人「看命」。他们很少、或者竟从不上街去招揽,一般在热闹的街上开一间铺子,在那里等要问的人来。
这门手艺的规矩,两类人是一样的。有书教人怎样照一个人出生的确切时辰,比着五行去推断,推出吉或不吉的结论。瞎的算命先生有一个极大的不便:替客人推命时不能随时翻书,主要得靠记性准、记得牢。这两类人一般都衣裳整洁,举止也得体。
二、看相貌
这一类算命的不开铺子,通常在街上择一处便当的地方,在那里挂出一幅图,不时指着它说。他们查看客人的眼睛与眉毛、鼻、口、耳、颊骨与太阳穴、唇、齿,若是男客还看他的须。他们把「五官」(耳、目、鼻、口、眉)彼此比着看,断它们合不合、称不称,又断那脸上的神气正不正、是贵相还是贱相。他们看人走路坐下的样子,就此推断这人日后的命运:是富是穷、是做官还是做乞丐。他们就相貌所显露的,大谈这位受骗者过去的吉凶、或将来的吉凶。
他们还仔细看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地看长短;看他的手掌厚不厚;看掌上的纹路或天生的记号多不多;看掌上有没有横纹把它分成两大块;又看它红不红。这些要紧的条目合起来,便使他们说得出这位「客人」是穷是富等等。看鼻与口之间那一段,他们便预言他是长寿还是短命。看唇的厚薄、口的宽窄,他们便断得出他日后「衣食」是丰还是缺。眉毛的粗细,帮他们断这人品性的好坏。脸皮底下若有许多血管看得分明,这人必定性情极暴极烈;反过来,他的神气若温和柔顺,便断他心里慈爱仁厚。
这些游走的看相人身上带着一个布袋,上面写着字,表明他们的行当。常见他们在热闹的去处被一圈人围着,向众人滚瓜烂熟地大谈自己能揭开将来与过去的本事,指望招来一个客人。
三、用一只鸟与纸片
这一种算命的像前一种一样,走遍街巷寻生意。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截牛角的小头,长五六英寸,还有一根小竹棍。这两样在一端松松地系在一处,他设法把它们一敲一拍,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这就是他的响器,是他来了、近了的记号。另一只手里、或是吊在褂子前面的纽扣上,他带着一只小鸟笼,笼里有一只某一种的小鸟。他出来做这行当时总带着六十四张小纸片,每张上画着一尊神、或一只鸟、一只兽、一个人;每张上还写着一首短诗,通常四句,每句七字。这些纸片折起来,使画与诗都看不见。有人请这算命的替他推命时,他便把这六十四张纸片摆在桌上、或摆在地上,把鸟笼放在近旁。这时他打开笼门;鸟出来,用嘴衔起一张纸片,他接过来打开,加以解说。这工夫鸟已得了一粒谷作赏,自己进了笼。再把它放出来,它便去衔另一张折着的纸片,照样由算命的打开、看过、解说。就着那画与那诗,他便能就客人交给他的那个题目,谈得颇有学问、颇为深奥。有人说他常让鸟从六十四张里衔出两张来,然后才把它关起来、才讲其中任何一张的内容。这分别无关紧要。无论哪一样,他都自言是从这些纸片上得的灵感。女子与下层百姓大量照顾这一种算命的。
四、拆字
这一类算命的很少、或者竟从不开铺子;他们做这行当时,在热闹的街边择一处便当的地方,把一块油纸或油布铺在地上,笔墨摆在近旁,便张望客人。他们一般带着一只小盒子,里头装着许多折起来的小纸片。每片里面写着一个汉字。请客人挑两张、或随手取两张,他便一张一张地取。算命的把这两张接过来打开,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字。随后他动手拆解每一个字,把组成这字的各个部分分开写出来。接着他就所问的那件事大谈一番,不住地提到这些字各部分的意思,最后把它断定下来,通常是一副有见识、有权威的口气;另有的时候,他给客人一些总括的提点与指示,使他日后的行事不至于出错——至少在所议的这件事上不出错。往往在得出结论之前,他还用笔灵巧地在这些拆开的部分中几个、或全部上头添上笔画,这样便变出新的字来,从新字的意思上替来问他的人就吉凶推出一番精明奇妙的道理。据说这一类人能照自己的意思、照自己事先定下的主意去解拆开的字,并不怎么走样,而这是看来问的人表面上的境况与性情而定的。
五、用龟壳与三枚钱
用这个法子推算的人通常开着铺子,让那些爱用这个法子问将来的人到那里来问。常用的钱是唐朝所铸的某一种。他们先点起香烛,摆在一位老人的画像前面;他们拜这位老人,当作管这一类卜算的神。随后把钱取来放进一只龟壳里,在画像前摇一两摇,求这位神相助、降临。接着把钱倒出来,拿在一只手里,用它们轻轻地敲壳三下,口里仍念着咒语。再把钱放回壳里,照先前那样摇三摇,然后倒在一只盘子上,仔细看它们落在盘上之后现出的样子。记下有几枚是背面朝上之后,再把这几枚钱放进壳里,照样再做一遍、又一遍。摇到第三遍、第三次看过钱的相对位置之后,他们便照这一门卜算深奥繁难的规矩,把卦象与五行比着看。经过一番冗长的观察与比对,他们才就所查的事下断语。
这一种算命常被说成是用「八卦」卜算,中国人一般把它看作一切推断将来之法里最准的。人信要用钱与龟壳、照这门古法起一个靠得住的命盘,须有极大的细心、本事与学问,还要有阅历。许多人对那些自言用这法子起命盘的人,多半是全无信心、或几乎全无信心,说他们是不通的江湖骗子,并没有照古人的章法去做——没有照着法度行。读书的那一类人自言相信——至少其中极多的人相信——这个法子若做得合法,便是正宗,而且百无一失。
六、看地势与山水形局,为的是定一处吉利的葬地
这常叫做风水之术,不过很可以归在算命的法子里,因为它关乎死者子孙日后的命运——葬地正是要替死者择的。
有一类人常被那些出得起花费的人雇去替死者择一处吉利的葬地,盼着子孙由此得益。这事常被说成「看风水」。风水先生带着罗盘与别的家伙,同雇他那家的一个人上山去。把罗盘在所拟的地点摆好之后,他等一阵,让它定下来。这时他便动手查这块地合不合所要的用处:看地的性质、土的颜色、它与四周山、谷、水流等等的相对位置。他若用什么法子查出这地方土里有大石,便断它不吉而弃掉。他若看见地里渗出水、或是本来就湿,便断它不吉。所择之地该相当干;土最吉的颜色是一种「金黄」。
坟地最好是在山坡上,别的地势都不如;因为椅子有靠背,坟也该有靠背;椅子有扶手,坟也该有扶手。换句话说,这地方须能把坟与坟上的设置做得在某些方面像一张椅子的形状,好让死者安安稳稳地歇着。这在平地上、在山顶上是不容易办到的。
还有一点极要紧:照中国人的想法,所拟的坟地须与正前方远近的山——不论是看得分明的还是模糊的——配得好。坟须以吉利的样子「吃」着对面山的「风水」;若吃不着,把死者的遗体安放在那里,便于他的儿孙与更远的子孙无益。所拟之地的前面若有一道深沟,或是有一座山、山峰的影子有时落在这地方上、或正落向它,或是前面既无山也无水,只是一片平坦干燥的地,这地方便该断为不吉而弃掉。葬在那里的人,子孙必定不多、也不富。可是远处若有一道水像是环着坟、绕着坟流,而别的条件一样吉利,那么葬在那里的人,子孙必定又多、又富、又显贵。那道水若是离坟流开去、并不绕向它,便是他子孙的凶兆,除非四周另有极吉之处可以把这凶兆破掉。
这位精明的风水先生还仔细看这吉坟之地左右两边的山。左边叫做「青龙」,右边叫做「白虎」。照中国人的说法,左边那些山的吉象须分明胜过右边那些山的吉象。这道理是明摆着的:青龙天生比白虎弱。白虎除了天生的力气与凶性之外,若还因「风水」之象更吉而占了青龙的上风,结果便是:这所拟之坟里葬的那人的子孙,有些会比别的更粗暴、更凶横;或是有些极富极贵,而别的却又穷又没有高位。要使死者的子孙所得的运道均匀、并保得住这份均匀,有一点便相当要紧:白虎那一边的「风水」之象,须不如青龙那一边的「风水」之象。
上面所说中国人中间常见的六种算命,并不是要把这题目说尽,只是指出与它相关的一些事实。它们说明这个民族何等情愿欺自己、惑自己,而且是自己掏钱去受欺。
这六种算命的人个个口齿极便,对交到他们手里查断的那许多条目,总是张口就有话说。他们个个都是一副施恩于人的派头。
这六种算命里最便宜的是用鸟与纸片的那一种,价钱通常只四文六文。最贵、最繁难的是末了所说的那一种——看风水。富人家往往要付几十元给风水先生,请他择一处吉利的坟地。穷些的人家雇这样的人定坟地,有时只付几千文、甚至只付几百文酬他。用拆字替人推命,所付的钱少——通常八文十二文;用龟壳卜算,约一百文上下。头一种里,那个上街串巷寻生意的瞎子一般得约二十文;而眼睛好、又用那八个表人出生确切时辰的字来推算的人,得约四十文。有时同一个人能用上面说的两种法子算命,以合客人的偏好。他总是设法叫他的「客人」欢喜、满意。
所用名目的解说
下面把那些自言会算命的人最常用的名目解说一下。用意是要比不加解说更明白地显出:算命是怎样凭着人出生的确切时辰、凭着五行、或凭着十二生肖推出来的。
中国人出生的确切时辰是用四组字表的,每组两个字,合起来按这门手艺的叫法称为人年庚的「八字」。说这个题目时,须先略略讲一讲中国六十年的纪元之周。这个周期的发明归在黄帝身上,他生在夏朝开头之前好几百年。它是从他在位第六十一年起算的,即公元前两千六百三十七年。
它是用两组字照某种法子配合而成的,本来是为纪时而设、而用。一组有十个字,叫做「天干」;另一组有十二个字,叫做「地支」。把这些「干」的头一个写在「支」的头一个的右边,这两个字便表一周年、月、日或时里的头一年、或头一月、头一日、头一时,看情形而定。「干」的第二个与「支」的第二个照样配在一处,便表一周年、月、日或时里的第二年、第二月、第二日或第二时,看情形而定;如此把所有的名目都走一遍。十个「干」这样用过一遍之后,便把头一个「干」配「支」的第十一个,第二个「干」配「支」的第十二个,第三个「干」配「支」的第一个,第四个「干」配「支」的第二个,如此下去,直到「干」用过六遍、「支」用过五遍。那时第十个「干」便与第十二个「支」配在一处。这样配出来的不同组合共有六十个,正是一个完整的周。年、月、日、时之周,也是照一模一样的法子构成的。自黄帝这项发明用来纪时以来,已经过去了七十六个完整的甲子。至于这以后过了多少个月之周、日之周、时之周,便不常有人去算了。
照这个法子,中国历里每一年用两个字表,每一月用两个字表,每一日用两个字表,每一时也用两个字表——中国的一个时辰正是西洋两个钟头。每一对字里有一个是十天干之一,另一个是十二地支之一。这四对字合起来便是表人出生确切时辰的「八字」;有几种算命、以及为办事等等择吉日时,都不住地要提到它。
这二十二个字,每一个都被信为「属」于「五行」中的一个。「属」与「五行」这两个说法,在这里都是纯照中国人的意思用的。
五行是金、木、水、火、土。把表人年庚的那些名目与五行相比时,有两句口诀是不住地要用的。一句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另一句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这两句口诀似乎是用来推算:在一个人八字所表的境况与关系之中,就另一个时候、另一桩事而论,这几行彼此有什么影响;是「生」还是「克」——就是说,是吉还是不吉;吉或不吉到什么程度、什么分量,是一部分还是全部等等。
十二地支常被说成「属」五行,而每一个又被看作表十二种动物之一。这十二种动物,按它们所对的那十二个字的次序说,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照上面所说,十二地支中总有一个是表年份那个词的一部分,而这些字各指一种动物,所以每一个中国人都算是生在某一种动物之下,或者说「属」某一种动物。中国人表这个意思,通常是说「他的属相是鼠」、或「他的属相是猴」,看情形而定。这话只是说,他生在那一年——照六十年的纪元之周,表那一年的词里带着对应「鼠」、或对应「猴」的那个字。
如今这十二生肖在眼下有些人所行的算命里占着要紧的一份。算命的人把那八个定下来问卜之人出生确切时、日、月、年的字,与五行仔细比过、又特别照着所拟或所择办某件事的时候比过之后,常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一个属相的人在那件事办的时候须避开。意思只是说:凡生在表那个属相的年份里的人,不该在所说那桩事办的时候在场,如上梁、入殓、或办喜事等等。他们该避开,免得有一股危险致命之气忽然凶猛地作用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生病、受伤、或死去。中国人彼此说这个意思时所用的话,常常容易叫一个不谙事、不入门的外国人以为那动物真会到场、真要向某些人下手,伤他们、吓他们、或毁他们。所要传的意思是:某些人在某些事于某些时候办的时候走近,不但不吉,而且实在危险。这与那些动物的本性丝毫无关——当初从十二种动物里拣这十二种,大概全是随意定的;所关的是那股败坏之气,照五行的道理,它会对生在所说属相之下的人不利。
用八字推一个人的命时,表他生日的那两个字叫做「日主」,另外六个(表年、月、时的)要照这门手艺的法度,用某种法子与它相比,而一切又都要归到五行那不变而奇妙的性质与道理上去。举个例,照有人所说:一个人生日的那两个字若「属」金,而表年、月、时的另六个字「属」水,这局面便被看作不利不吉,因为口诀上说金生水,这样一来便有生水过多之虞。可是这六个名目若有些「属」火、有些「属」木、有些「属」土,结果便照适用于这类情形的规矩而有所变通。上面所说五行相生相克的那两句口诀,算命的人不住地引来断定:就手里这一桩事而论,来问的人可望得手还是要走坏运。在这里还该说一句:算命的人在得出结论的时候,还要提到一样东西——为没有更好的名目,姑且叫做那位把八字交给他的人身上「造化的运行」或「造化的流转」,而这运行、这流转是从八字上看出来的。关于算命之术这一节,这里不打算费什么话、费什么工夫;因为便在中国人看来,这也是个深奥玄妙的题目,略略一查是说不明白的。
十二地支里有四个「属」土,其余八个平均分在金、水、木、火上。十天干里每两个「属」五行之一。五行的道理虽然极古,可是把黄帝为纪时所拣的那些名目拿来,归到「五行」上去,再从中推出那些用这些名目记自己生辰之人的命运——这无疑是把黄帝本来的用意弄歪了。据说中国古书里丝毫没有透露他有意让自己的干支字用来表国人的命运;而把表人出生年、月、日、时的八个字与所谓五行相比,并由后世的中国人解说铺演出来的那套荒唐可笑的要紧道理,在造化里、在道理上、在事实里、在阅历中,显然都没有根据。
择吉日
为办要紧之事择吉日,是算命的人做的。它专就那替来问之人办某件事的确切时候而言。替人择吉日的人开着铺子,让众人可以到那里问他;而做这行当的人一般也会用「八字」与「五行」算命。他们或算命、或择吉日吉时,看雇他们的人要哪一样。
择吉日的人至少须知道来问的人生在哪一年、或属什么。他还须知道来问的人大约想在什么时候办他所问的那件事、那桩生意。于是便是这位择日人的本分,去查那指定的日子吉不吉;若吉,该用哪一个时辰去办;若不吉,便在所要的日子附近尽量近处寻一个吉日。
所择的时候总落在皇历上标为吉的那些日子里。要紧的事决不在皇历标为不吉、不祥的日子动手。若有人要问:皇历既已明明白白指出哪些是吉日、哪些是不吉的日子,为办事择一个吉利的时候又何必再去问择日的人呢?答案是:某些日子虽然大体上是吉的,自然不是对人人都一样吉。这些日子对生在某些年份的人便成了凶日,而这须向那些懂得这上头规矩的人请教才查得出。所以必得亲自去问,才能定下一个真正的吉日;也因此,人在要办要紧之事的前夕,便一概去求那些能帮、肯帮他们这份急的人。
有几桩事,风俗叫各色人等都非得为动手、或为办其中某几项而定一个吉日不可。下面略略提一提。
关于婚娶
某两家可不可以议婚,总要交给算命的去断。
把所关的六个主要的人出生的年份、或他们所生所「属」的属相——拟娶的新郎及其父母、拟嫁的新娘及其父母——告知择吉日的人,并透露所要的婚期。这通常说成是交上他们的「八字」。他于是照五行去断所拟的年、月、日吉不吉;若吉,他便在一张红纸上工整地写明各样要紧的事项该在哪个确切时候办,如:开始裁新娘新郎的喜服;男家把新床在它该摆的地方最后安定;新床帐子做完;新娘绣寿枕(就是她与丈夫婚后要用的枕头);以及新娘将要往她未来丈夫家去时上花轿。帝国这一带没有一个体面的异教中国人会想着不先得算命的人指明这些事项该在哪些吉时办,便去办婚娶这桩大事。所说的这些事项,大概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都办在尽量贴近所指时辰的时候——在实际的情形下各家能办得到的最近处。
上面所说各项所择的时候,是那些能照着办而不至于危及这桩婚事所关主要人物康健性命的时候;这些人的属相是报给择日人的。两家的亲友之中,照规矩通常有几个人属着别的属相,须在这套礼数中某几节办的时候避开。这些场合该避开的是哪几个属相,写在一张纸条上,贴在客堂里、或别处便当而显眼的地方,有时贴在家中神主附近。凡生在那些属相之下的人,这些场合都不可走近。
关于盖房子
照样、也为同样的缘故,盖房子的匠人与业主、以及盖庙的头人,都要求择吉日之人相助。盖庙的时候,把街坊董事与头人的年庚告知一位能断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宜于办所拟之庙各样工程的人。盖房子铺子的时候,把业主的年庚报给择吉日的人。他把本门手艺的规矩用上去,定出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宜于动土打地基;宜于立屋架(若这房子是木造的);宜于把正梁安上;宜于安那道体面的正门;宜于开井;宜于在厨房里砌灶。照道理,所择的时候须不与业主所生的属相相冲,就是说,照「五行」的道理须对他吉利。
择吉日的人有时出一张短告示,这多少算是一种与己无干的好心:常在立屋架、上正梁之前不久,贴在工地上显眼的地方,告知众人在某些事办的时候该怕哪一个、哪几个属相。这样一来,生在那些属相之下的人便及早得了警告,可以躲开那危险的地方。中国人信这些场合里,那地方总有某种致命、不利康健、不吉的气与它相连、或从它上头发出来,而只有生在所说那些属相的年份里的人才须怕它、避它。凡受这些气所忌的工匠与别人,到了该怕这些气的时候总要避开那地方。百姓心里对这份该怕的危险信得极深,没有一个这样的中国人敢冒险走近那地方。这些时候出的许多事故,无疑也被归在所说的那些凶气上。
关于一家之长的下葬
为办与下葬有关的几桩事择吉时,须把死者、以及他或她的长子、还有长孙(若有的话——就是长子的儿子,不是死者长女的儿子)的年庚告知择吉日的人。有时第二子、第三子以及别的儿子的年庚也要告知他。长子与长子的长子既代表这一家,照风俗又是主丧之人,人以为把他们的年庚交给那位择定所需时辰的人是极要紧的,为的是不危及这一家日后的命运,也不危及所有关的人眼下的康健与安乐。
须定下一个吉时给死者入殓,又定下一个吉时封棺。还须择吉时抬棺出门往葬地去;择吉时开始挖墓;择吉时把棺木放进墓里。这家人若定意在下葬之前先把棺木放在停棺之所一阵,还须就月、日、时择一个吉时,好把棺木从住宅移出、安放在那暂歇之处。
末了,在这一节上,算命的人还须断定在坟前头一次祭死者的确切时候,以及这家在世的人头一次拜墓碑的确切时候。第二次以及以后几次在坟前祭死者,据说择日便不必那样仔细了。
上面这些场合里受不吉之气所忌的亲友,既已得了警告,到了有危险的时候一概避开。中国人精明地断定:若不费这份心去防那些生在凶年、就这几个特别场合而论属于不吉之列的人走近,那么在死者入殓、封棺、或抬出去下葬等等的时候,许多事故都可能出来。
除了上面特别提到的那些事,为办别的各样事择吉时吉日也被看作相当要紧,如铸造又大又贵的神像,以及一年中那些极多的抬神游行——在本城与四郊的街上举行,用意是驱走那些有害的、疫病的气与病症。
第十五章鸦片与吸鸦片
鸦片吸之前先熬成膏;吸鸦片与吸烟草的分别;染上鸦片瘾的经过;用鸦片待客待友的风俗;鸦片种种的毒害;花费大,又毁人的生意;损人的身子;烟馆比米铺还多;有人来问治瘾的洋药;鸦片迷人的力量;鸦片之害甚于烈酒;中国人对天意的看法;福音与鸦片都是外来的;鸦片是传福音的阻碍;戒瘾之难;道光帝高尚的话;鸦片与福音都成了合法的;基督教之邦的本分。
鸦片在中国人吸它之前,先用水煮熬,从固体化成膏。为零售而办这道工夫,须有相当的本事与细心。备好待吸时,它看去很像浓稠发暗的糖浆。它常以极小的分量出卖——小到百分之一两。备好的鸦片一两约值一千一百文。百分之一两够一个初吸的人用,他只吸得几口。吸惯之后,吸的人每日能用二十分之一两到三分之一两。
西洋有些明白事理的人,对中国人吸鸦片的样子似乎极不了然。有人说东方人吸鸦片就像西方人吸烟草。这是大错。
人可以站着、走着、躺着吸烟草,也可以一边做许多种事一边吸;可吸鸦片的人一概要躺下,吸它的烟气时把全副心思都放在这件事上。
吸烟草的人通常把烟从口里吐出来,而吸惯鸦片的人在把烟气吸进肺里之后,很少从口里吐出来,一般是从鼻子里出——照中国人的说法是「把它吞下去」。初吸的人多少还从口里吐出些烟来。据说有些吸惯了的人竟练出一种本事:把相当一部分烟气留在、吸在身子里,只从鼻子里出些。
烟草可以凑着一块炭、或凑着任何已经点着的东西点上,可吸鸦片的人要用一盏小油灯那稳定不断的火苗。鸦片从烟斗头凸出那一点上的一个小孔装进斗里。他把那一点稳稳地放在灯火里,直到膏子着了、化了一部分气。在这道工夫进行的时候,吸的人轻轻地把烧着的鸦片所生的烟气吸进去,他口里的吸力总使灯火的一部分进到斗上那个小孔里去。
读者从这段叙述上便容易看出:吸这种鸦片膏的样子与吸烟草的样子大不相同。那些像是要画出中国人吸鸦片样子的画,往往只比丑化之作略好一点——至少就帝国这一带所行的吸法而论是如此。
一个人若按一定的时候吸鸦片,如每天、或每晚、或固定两日一次,不多久便染上瘾,于是非到那时候吸不可,否则便要受戒断那些难受的后果。这情形使人不住地想它、盼它、馋它,大大地使这受害的人无力用心用力,直到他再去取那膏子。这瘾养成的工夫,照各人的体质与各样情形,从十天十五天到一两个月不等。它所取决的,不大在于他吸了多少,而在于他动烟枪动得有多规律。他若在无定的时候吸,如一个星期一回,再隔一天一回,再隔或长或短的一段才又吸,便不会觉着这种急切难忍的馋。他并不染上这个恶习;他还是自己的主人。
有些人原是听了朋友的话,为治牙痛、头痛、或胃病才去取这膏子。痛在当时通常是止住了,可代价是染上吸鸦片的瘾。这瘾一缠住人,起初那个分量不久便止不住痛了;为止痛,便须不时用越来越大的分量。
朋友常彼此请着吸鸦片,作商议生意之前的头一道,或是在寻常谈话的间歇里吸。在有些人那里,这已成了通行的「待客」之法。上层人请客人请朋友吸烟枪这个时样,在此地大约已到了与三四十年前美国请来客喝酒、或请喝别样东西以表待客之礼一样得人心的地步,虽然还没有那么普遍。它也颇像眼下许多在东方的外国人、以及许多在本国的英国人所通行的做法:拿酒、或拿比酒更凶的东西待客。
烟馆里总设着铺板,让买了备好的膏子的人躺在上面吸所买的那一份。两个朋友常在这些铺板上对躺着,当中摆着灯与家伙,头枕在枕上,彼此「请」着吸,通常是各人替对方把那支供众人用的烟枪装好。穷人大半、中等人家许多,都为便当起见就在买膏子的地方吸掉。至于中等人家有些人、以及富人与上层人大半,是从零售的铺子里买已经熬成膏可吸的鸦片,带回家去吸。不过他们有时也买生膏子,在自己家里熬。帝国这一带运来、用掉的鸦片,大概有一半或更多是在买它的人家里吸掉的。许多官员、读书人、富人,以及一般时间可以随意支配的人,都成罐或成小份地买这膏子,在自己宅里熬好,高兴什么时候吸就什么时候吸。
本地的大商号有时为自己的大客户、或为自己的私交备下鸦片,等他们来时用。中国最好的医生往往指望到病人家里被请吸一口,若不受「待」便觉得人家不厚道。衙门里的公人,如差役、捕快,这一类人数目很多,他们被叫到人家家里时,便是为最急最要紧的事,也要先受鸦片之待才肯动手办事。许多富裕人家把烟枪与家伙备得现成,以应这时样之需。他们还往往有专供吸这膏子的屋子,里头设着床或铺板,以便吸的人用。
吸鸦片的毒害又多又杂——在交际上、品行上、心智上、身子上、钱财上都有。这里不打算细说这个恶习种种的坏影响。
第一,吸鸦片明显而不利地关系到人的财产与生意
比起来这是极花钱的一个恶习,花费按各人的情形而定,便是不属最上层最富有那一类的人,每月也要一两元到十元十五元。所说最低的那个数目,若把这个民族工价之低与西洋各国的工价比一比,相对说来也是大而难当的。不过对一切吸的人来说,这恶习在钱财上的影响,决不能单按买膏子实际花出去的钱来估。它那诱人的力量使受害的人荒疏自己的生意,于是迟早要折本、要败落。瘾越深,对生意越不留心。富人因迷恋烟枪而落到贫穷、落到行乞的例子并不少。穷人染了这恶习,往往把自己所住那间破屋里一切能卖的东西都卖掉。有时竟有人为弄这膏子而卖自己的儿女与妻子,末了以做乞丐做贼了结一生。要明白这恶习的花费,西洋的读者或许须记着:中国人绝大多数一般是穷的,而工价一概很低。此地挣一角钱所要的工夫与辛苦,往往、甚至通常相当于在美国挣一元。
第二,吸鸦片损人的身子与体质
若不及时在定下的时候吸够必需的分量,受害的人便管不住自己,也办不了自己的事。他打喷嚏。他打呵欠。鼻里眼里流出黏液。肚子里一阵阵绞痛。整个模样都显出烦躁与苦楚。若不让他吸,又不去搅他,他通常便睡去,可这一觉并不使他爽快、有力。被叫醒之后,只要有鸦片,他便又是自己了;若没有,难受与疼痛便越发多起来。他对寻常的食物毫无胃口,也没有力气、没有心思做活。接着来的是腹泻,又凶又极痛,是吸鸦片的人特有的;若仍旧弄不到鸦片,这不幸的人往往在极难当的痛苦中死去。比起来,腹泻一旦到了这步,能好起来的人极少,除非弄得到鸦片,而便是弄到了也不一定能好。
中国人说起鸦片在人身上的效应,格外着重地讲它所引出的那份懒散与放纵。受害的人没有气力,而且通常在身子上也办不了要费筋力、要用心思的事,除非正在鸦片的兴头上。他睡的习惯也乱了:往往因为这膏子所引起的身上心上的兴奋,他不能像别人那样在前半夜睡下。常常要到近天亮、或竟到天亮他才躺得下去,一睡到上午很晚、或下午早些时候才醒。中国人有一句常话,说吸鸦片「把白日变作黑夜,把黑夜变作白日」。除了睡醒的时辰不合天然之外,他的相貌几乎总是显著地变了,成了一种不健康的、灰白的、死人似的样子。他的肩膀往往永久地高过本来的位置,很像人把肩膀缩起来、同时把头低下去的样子。这样的吸烟人因为肩膀高得不自然,便常被说成「有三个头」。他的眼睛变得暗淡无神。吸得最深的人大抵瘦削,一半是因为鸦片在人身上的直接效应,一半是因为他们胃口既坏,吃得比不染这瘾的人少、时候也更没有规律。他们被称为「烟鬼」。
天生体质强、又有够用的家产养着自己、不必为营生操心劳力的人,可以在这恶习里相当长久地沉溺而几乎不受什么报应。这样的人有时竟活到可观的高寿;可是吸得越久,要撑住他们所需的分量越大。要使吸的人保得住身子、得着可观的寿数,无忧无劳与鸦片充足都是少不了的。富人染了这瘾,寿数所减的并不像人常说的、也不像照理该想的那样多;不过他们的寿数实在被鸦片缩短了不少,这是无疑的。他们虽受鸦片在身上的效应,却常活到高年。在中国,这恶习所毁的性命最多的,无疑是在穷人与做工的人中间。他们没法照所需增添的分量去加鸦片,所以不久便在身子上觉出分量有限的效应。再者,他们一病,不但不得不断了这膏子,而且往往请不起医生、买不起药来帮着复元。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先前吸鸦片便使这场病越发可怕难当。有人估计:穷人成了这迷人恶习的奴仆,寿数被它缩短五年到五十年。
吸鸦片这一恶习早已成了这个民族的安乐与兴旺的一个巨大阻碍。本城与帝国别处吸鸦片的量都在飞快地增加,它的祸害也越来越显、越来越骇人。出卖这膏子的铺子越来越多。它那些不幸的受害人越来越多。这个国家越来越穷。
此地的中国人有一句现成的话:「烟馆比米铺还多。」三四年前,某一片街坊有十二家零售鸦片的铺子,而卖米——米在中国这一带是「命根子」——的铺子只有七家。城里与四郊的烟馆据估计有好几千家。本地人所给的估数虽在细目上相差很大,可大体上都一致地显出:成了鸦片之奴的人数目极大。
吸得深的人、以及初吸的年轻人,向那些表示痛恨这恶习、劝他们脱出来的外国人所问的最常见的话之一,便是:「你有能治它的药么?」中国人存着这样的看法:这膏子既是从外国来的,外国人必定知道某种万无一失的法子,能破它的坏效应、或能把已成的嗜好去掉。于是中国便有了大量的戒烟药,都自言是外国来的。
约六年前我见过六种不同的招贴告白,每一种都有许多张,贴在街上显眼的地方,自称要教人怎样戒掉吸鸦片的瘾,或告诉人到哪里能找着那必需而万无一失的药。其中一张那夸大的名目,会叫众人以为所告白的药是照一张美国的方子配的;另一张说是照从马尼拉得来的方子;又一张说是从印度来的等等。有一张招贴上印着一行行大写的西洋字母,排得毫无意思,却照中国人写字的样式——就是从上到下成行地排。用这样的字母,无疑是为了更顺当地欺哄平常百姓,因为料想他们见了外国字更容易被骗。另一张上有一句用西洋字母草体写的话的仿样,是从此地一位教士所出的基督教历书里取来的。这句话原来的用意,是要说明中国话怎样能用西洋字母来表。在这里它分明被用作所告白之药有效、或是真货的一种凭证。此地识得西洋文字的中国人极少,这句话大概在许多人身上起了它所要起的作用。这些事实说明两件事:受鸦片之害的人对戒烟药需求之大;以及有些中国人何等情愿去造、去卖江湖假药,指望从同国人的恶习上弄钱。
吸鸦片似乎带着一种迷人的力量,使人一旦成瘾便几乎脱不出来。想戒它时所伴的那些特别的疼痛与感觉,无疑也大大地叫人不敢去试。中国别处有些教士与医生似乎以为,靠某几种药已把许多受害的人从这恶习里救了出来;可是在此地,为逐个儿破这瘾的力量所作的善心努力,并没有伴着什么很鼓舞人的成效。便是有外国药相助,能顶着烟枪的诱惑与戒除时的苦楚,撑得够久而彻底治好的人,也极少有这份刚毅。他们通常断了这膏子一小阵之后便又去取它,虽然明知每一回动烟枪只是把自己身上的锁链铆得更紧。
一种奇怪的昏迷,每年驱着许多从未吸过这膏子的中国人去开吸;等到他们被自己所招来的瘾牢牢锁住,才像是醒过来看见自己的囚束。他们完全明白:若按时去吸那迷人的烟枪,必定不久便落在它的权下;然而每年还有许多人自愿去做它新的受害者。他们眼睛睁着看清沉溺必有的后果,却盲着去做那要把自己锁一辈子的事。
有人曾想把中国吸鸦片之害与西洋喝烈酒之害相比。可这两个恶习在几样主要的效应上这样不同,使公允的比较极其为难。一个是叫人安适镇静的,另一个是叫人兴奋、往往叫人发狂的。烈酒常被人喝下去以激起凶暴流血的行为;可鸦片从不为这样的用意而吸,也不生这样的效应。在中国(那里中国的烧酒各色人等无不饮用)吸鸦片与喝酒两害的轻重,这个题目若交给明白事理的中国人去断,那判语必定下得又快又凶猛,是断在鸦片这一边的。他们必定一致地斥鸦片比中国的酒生出多得无量的苦楚、疾病、贫穷与死亡。
中国人说起吸鸦片之害,很少不动气;他们同那些听得懂他们话的外国人谈起这题目时,也很少不显出一副极诚挚恳切的痛恨之意,常用最重的字眼斥它。他们很清楚鸦片之用那毁人的、有毒的影响。有些外国人就中国人在用这膏子的效应上的心情与看法所断言的那些说法,我要申明它既不公允、也不真实。他们并不把它看作一样无害无伤的享受。他们并非不晓得它那骇人而繁多的恶效;实在说,他们承认这些恶效,而且描画得外国人也不能过之。可是说到底,他们对自己似乎真心诚意所斥的东西,仍旧照用不辍。有人问:中国人既全然晓得鸦片在受害人的习性、身子与家财上的恶效,并由此及于帝国的世风与安乐,为什么还照用不辍呢?一位明白事理的读书人——照中国人特有的样子用拇指恭恭敬敬地朝上一指——有一回说的大意是这样:「那位主宰与掌权者,致此必有他的意思。他必是有意要毁这个国家。中国人爱鸦片这件事,再没有别的解法。他们把它那有毒的效应知道得一清二楚,却还极爱吸它。他必是定意要我们举国灭亡。」天意看来确实在用这膏子折服这个自负的国家;不是说他使本地人去吸它、就如他使外国人把它运进来、使外国人的同胞去买它卖它一样;而是说他容着他们为满足一副败坏了的嗜好而自由欢喜地去吸它,正如他容着外国人为求富而造它运它,不管他们所致成的那些苦楚。
在中国的好人痛惜鸦片之用,看它是福音被接受、被传给中国人的一个异常而极巨大的阻碍。西洋人所传的那仁爱之教与这败坏人心的膏子,被这个民族绝大多数的人列在同一类里——就是外国人带进来的东西。教士在斥吸鸦片之害、劝百姓不要沉溺于用它的时候,极常得着这样的回答:「你们外国人把它运来卖,如今又劝我们不要用。你们既不愿我们吸它,为什么把它运进来?你们若不运来卖,我们便买不着,也就不会用它。」起初中国人常把教士看作参与运这膏子的一方。一八五三年洋商大增之前驻此地的英国领事,平常百姓极普遍地相信他是他的政府派来,主要为的是暗中扶植鸦片买卖,并保护停在闽江里那些接运鸦片的船。大体说来,只有那些多少与教士有些私交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并不做这门生意。那些从教士所出的书里得了相当多基督道理的人,大概会推想:那些书的作者、或是信守那些道理的人,是不肯做鸦片买卖的。住在通商口岸的中国人里有颇大一部分把教士看作反对运进、反对吸用这膏子的,因为用它是繁多而层叠的祸害之源——这无疑是实情。不过同样无疑的是:中国离通商口岸远的地方,大多数百姓并没有这样的见识,也并不把传福音的人与运鸦片的人分开。
教士所处的不利与所受的成见,上面几段已说了一部分;除此之外,他还觉着:若「醉酒的人不能进天国」,那么照同一个道理,凡染上吸鸦片之恶习而死在其中的人也必被摒于门外。那些自言对福音有兴味的人,相当一部分迟早查出是这瘾的受害者;阅历表明,若他们不决意断了鸦片,为他们的归信而劳苦几乎是没有指望的。有几个通商口岸、以及内地几处教站的本地教会里,有些教友因爱这膏子,不得不加以惩戒、或革出教会。除了醉酒、谎言、淫邪,以及到处都随着未得更新的人性而来的那一长串恶习与罪过,除了那些出于无识的迷信与有学问的异教——如儒教、佛教、道教——的繁多阻碍之外,到中国来的教士还必得遇上那些伴着吸鸦片之风而起、而来的、关乎福音被接受被遵行的各样特别阻碍。
一八四二年,异教的老皇帝道光就「她最仁慈最虔敬的陛下」维多利亚女王的使臣璞鼎查爵士所提的把鸦片买卖立为合法之议,说过几句何等高尚、何等值得长久记住的话:「这流毒之物进来,我确是禁不住的;贪利的、败坏的人为着利与声色,总要坏我的意旨;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我从我百姓的恶习与苦楚上取一份进项。」可是他那不肖的儿子咸丰——据说他一八五一年登位之前自己就吸鸦片——在一八五八年秋天让步于英、法、美三国使臣那压顶的逼迫,而在背后无疑还有一层:他那摇摇欲坠的皇位缺一笔够用的进项。他经他的大臣把这桩可耻的买卖立为合法,定下鸦片每箱入口税银三十两。那些基督教的、开化的政府的代表,为促成这个结果而直接间接、公事私下所施的影响,该给他们多少称许与荣耀——这个问题,不谙朝廷机密的人是弄不清楚的。从品行上、仁爱上、基督之教的眼光上看,他们的心思与举动确实远远低于那位异教而拜偶像的道光的见识与行事。
照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在上海议定的续增章程,几年来中国的鸦片买卖已不算「走私」。照另一个人那句传神的话说:「鸦片与福音一样成了合法。」运鸦片的人,只要照条约所定缴税,便不再算在「私贩」这个名目之下。在律法眼里,他们所做的生意与运米、运棉货的人一样体面、一样可敬。运鸦片的与卖鸦片的,如今在律法上与传福音的、散《圣经》的站在同一块地上。接运鸦片的船常与运茶的船并泊在一处。稗子与麦子一同长着。
鸦片立为合法在中国人身上究竟会生出怎样的实效,眼下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没解的难题,而其中所关的利害极为重大。中国人会不会比前几年更大量地种罂粟?他们吸的鸦片会不会比它仍旧被禁时更多?它会不会运进来更多、变得比从前更便宜,因而落在更多人出得起的价内?这些以及别的关乎种鸦片、运鸦片、吸鸦片的问题,常是外国侨民思量与议论的题目。有些人议论这里头的或然,好照做买卖的要诀把本钱投在这膏子上、或不投在它上头,为的是在钱上赚得尽量大的成数。另有些人议论这些问题,是因为鸦片买卖合法化眼下与日后的实效,极密地关系到中国百姓在宗教上的利益、以及世风与举国的安乐。
西洋的新教信徒,难道不该情愿每年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上花出与西洋新教商人每年在中国从鸦片买卖上所赚一样多的钱么?英国与美国政府若以保护本国人在这个帝国里运这膏子、做这买卖为国策,那么住在那些国家的新教信徒,难道不该因此被激起更大的勤勉、更切的努力,去把福音——那上天所赐、能治吸鸦片之恶习、能治败坏人性所惯犯的一切恶习的解药与良方——供给亿万中国人么?外国的运鸦片者与贩鸦片者每年在中国「净得」多少,并没有确实的凭据可查;可是无疑比住在英国与美国的信徒每年为传福音给中国人所花的多得无量。这是一桩极可悲、极可悲的事:在这异教之邦,少数几家外国商号的东家、股东、雇员与代理人,每年从这膏子的买卖上所得的钱,远多于他们本国千千万万虔敬的同胞每年为使中国人归信基督所捐的!若以这一方所赚、那一方所花的元角、或镑便士之数作判断的凭据,那么为钱财所驱的几百个人,每年在败坏、毁灭中国人上所做的,远多于基督教之邦千千万万为耶稣的爱所激励的信徒在益人救人上所做的。
第十六章中国的风俗与圣经的风俗(上)
一、民数记二十八章七节;二、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一节;三、创世记二十三章十六节;四、约伯记十九章二十四节;五、申命记六章九节;六、创世记三十七章三节;七、列王纪下九章三十节;八、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六节;九、马可福音五章三节;十、路加福音十四章九节、十节;十一、马太福音二十章三节;十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十三、约伯记十四章二十一节;十四、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十五、民数记八章七节;十六、彼得前书三章三节;十七、罗马书十六章十六节;十八、路加福音五章十二节;十九、约翰福音五章八节;二十、创世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二十一、创世记二十九章二十五节;二十二、约翰福音四章十一节;二十三、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三至十五节;二十四、马可福音六章九节;二十五、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三节;二十七、路加福音八章五十二节;二十八、马太福音六章七节;二十九、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九节;三十、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
中国人是不是以色列失散的十支派的后裔?这个问题早已被人提了出来。几年前有一位在中国的美国教士极力主张这个看法:中国人是亚伯拉罕与基土拉所生的后裔。前一个看法与后一个看法,似乎都没有足够的凭据可以叫人采用。不过这个民族中间通行的风俗里,倒有许多在几样最要紧的地方与圣经所说、所提的风俗极为相像。下面打算记述其中几样。
还有许多中国的风俗,是因为在某些方面与两三千年前犹太地所通行的做法与想法极不相像,才叫人想起圣经里的一些话。其中几样风俗下面也要提到、记述。
所记述的每一样中国风俗之前,都先引一段圣经、或注出圣经一处或几处经文。请读者不要以为那样中国风俗是在说明那段经文,也不要以为所引的圣经里那样风俗在所记述的中国风俗里有对应之物。有些地方两者极为相像;另有些地方则极不相像。那些明显的不像之处,大约和那些显著分明的巧合一样值得留意。
所引圣经里的风俗,这里不打算加以记述。读者一般要自己去把古时圣经里的风俗与今日中国的风俗作对照,自己去推想、自己去得结论。
一、「在圣所中,你要将醇酒浇奠给耶和华为奠祭。」——民数记二十八章七节。
在中国这一带,各色人等——除了和尚、以及当时想守佛门教条的人——向所拜之物献供献祭时,用酒极多。一次所用通常不少于三杯、不多于十杯。礼节仪式的前一段里,这几杯酒与别样献上、祭上的东西一同摆在桌上、台上。到快完的时候,主事的道士、或主要的行礼人之一,取一杯或几杯,把一点酒倒在地上、或倒进盛香的炉里、或倒在正烧着的纸钱上、或倒在它的热灰热烬上。这酒是专献给那些鬼神的,正是这场礼节要敬、要求的对象。百姓每年在祠堂里祭祖、以及在几个主要的日子祭他们所敬的死者时,也通行照这法子用酒、倒酒。奉皇上之命,大员在春秋两季敬孔子以及别的受封为神的人物,礼节里也有倒酒奠地这一节。
二、「哈拿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将一个男孩赐给你的使女……」——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一节。
中国无子的妇人像古时的哈拿一样求男孩;可是与她不同,她们是在偶像与雕刻的像前求。有几位女神被人拜,因为人以为她们有赐子之力。眼下此地名声最大的是观音,以及一位名叫临水奶的女神,通常只称作「奶娘」。除这两位之外,还有几十位「奶娘」,彼此主要是靠姓氏、以及庙里神像的次序分别开来。人信她们的法力大体上是一样的。差不多每一个村子、每一片街坊都有一所庙,里头有一尊「奶娘」像,使住在近旁的已婚妇人拜她极为便当。中国人估计,这一类妇人里一百个有九十个为求男嗣而拜某位神或某位女神。她们随意择定一位或几位神明,向他们为自己、或为亲友祈求。求男孩的法子(没有人求女孩)一般是:在神像前摆一对蜡烛、几支香。点了烛与香之后,她们或跪或立在神像前,把自己此来的用意告诉它,往往是低声说的;又许愿说:心愿若得成全,便向这位神或女神献上某样东西,或是为这尊像演戏。有时她们从神像前带走一双鞋、或一朵花、或香炉里的一些灰,回家之后一段时日里按时在这件东西前面烧香点烛。若生了儿子,便把借来的东西还回去,照所许的献上谢礼。
三、「亚伯拉罕就平了四百舍客勒银子给以弗仑,都是商人通用的银子。」——创世记二十三章十六节。
在中国,除了铜钱之外并没有举国通行的货币——铜钱约一千文上下值一元——所以金银在还债、买东西等等从一人手里过到另一人手里时,通常都要称。换句话说,金银是按「两」算的。中国人所用的银子,通常铸成大小形状不同的块,这样备下的便叫做「纹银」。金子一般铸成条或片。外国的银元,除了重量与价值已为人通晓确认、或是完全光滑无损(就是没有被「砍」过)的之外,本地人买卖议价时一概要称。多数银元一到此地中国钱庄与银号的手里,便用一把锤子和一块钢——钢的一端刻着字或记号——在银元的一端上打一个汉字、或一个私记,好让日后再见时认得出来。换一个主人往往又添一个「戳记」。许多银元的边被锉过,为的是锉下来的那点银子。有时竟从上面挖去一块银子,或是把银元钻开、半剖开,取走里头的一部分。这样弄出的孔或空处,再用铅或铜填满,剖开处又灵巧地接合起来。靠这些以及别的法子,这枚钱原来的形状样子、以及重量与价值,都大大地变了。它实际的价值只有靠称才知道。查验之后若发现里头有铜有铅,便估一估这外来之物的大小与重量,给这枚钱估一个大约的值。靠这些法子,一枚银元常比它该有的重量轻了一成到一成半、乃至两成半三成,而它的值便按称出来、或估出来的多少两银子来算。称金银这风俗既通行,也既麻烦又恼人。
四、「用铁笔……刻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约伯记十九章二十四节。
帝国这一带常见汉字刻在、凿在岩石上,字极大,样式极美。这样做所要成全的用意,大概有时是要把一桩值得被后人记住的了不得的事迹或事件长留下去。盖庙修庙、造桥修桥的花费,连同工程的年月、以及那些为此捐了大笔钱的人的名字与所捐之数,往往刻在与那庙那桥相连的大石碑上、或刻在近旁极大的巨石上。若刻在巨石上,便先把石面凿平,平出所要刻那段文字需用的地方。随后便把文字凿在这片备好的面上,字的大小从一两英寸见方到六英寸八英寸、甚至一英尺见方。城里的乌石山上——旧英国领事馆就设在那里——以及东面六英里八英里处的鼓山上——涌泉寺就在那山上——有许多这样用铁笔刻在石上的题字。在鼓山上涌泉近处,石上有一个「寿」字,长约六英尺八英尺,据说是六七百年前那位有名的经书注家朱夫子写的、做的。在庙里庙近处、或在路边立石碑刻上题字,是极通行的。这些碑高四英尺到十英尺十二英尺,宽两英尺到四五英尺,厚薄相称。这些用铁笔刻在石上的题字,虽不是字面上的「永远」,却往往做得能存无定之数的世代。据所知还存在着的那块景教碑,在陕西省的西安府,是近一千一百年前立的。据说北京还有些石碑石鼓,约有三千年之久。
五、「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申命记六章九节。
一年四季,中国人家的门框窗框外面都见得着用黑墨写在红纸上的题字。其中有些通常在每年中国末一个月的下半月换掉;另一些在五月的上半月换。一年之中遇喜庆的场合,随时都可以多少贴些新题字。这些纸是红的,字又用黑墨写得工整,看去颇为悦目。它们一般长一英尺到四英尺,宽几英寸。富人绅士家里内间的大柱子上、以及庙里的柱子上,这些题字往往不但多,而且写在大张的纸上,字也极大。它们通常是几句吉利或堂皇的话,说的是皇上的恩泽、或天地、或四时、或古时的贤人圣人、或某条道德的道理。两条一般做成在某些地方彼此相对,摆在相对、或相近的地方。每一条五字、七字、十字、或十二字。
六、「又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创世记三十七章三节。
中国的父母爱给小孩穿颜色花哨的衣裳。他们看着孩子穿着大花大彩的衣裳在旁边玩,似乎格外欢喜。有时那布上印着又粗又大的花样。孩子衣裳上配出来的颜色,在外国人看来往往颇为可笑。最常见的是鸟、兽、花与山水的花样。这样的衣裳常是做好了,等孩子满四个月、或遇着生辰时头一回穿上。孩子长到六岁八岁以后,便很少见穿这样的新衣裳了。
七、「就擦粉、梳头。」——列王纪下九章三十节。
此地各色人等的小脚女子(除非是寡妇),遇喜庆场合与照例的节日,一概脸上搽着白粉出来,这是通行的做法。大脚女人很少、或者竟从不把脸弄白。新嫁的少妇,婚后几个月之内、若是富家的甚至婚后几年,差不多总把脸搽得白白的。天生难看的人、以及三十岁上下以后的已婚妇人,把脸搽白、弄白的次数比相貌好的、或年轻些的女子少得多。照社会的风俗,体面的寡妇无论年纪多大,都不许用脂粉。白脸既是通行的女子之美,搽白脸便是用来遮掩小毛病、掩去脸上那点红气。中国的妇人不要颊上那份红润康健的血色,宁要一张灰白无光的脸。住在岸上的娼妓(不是船上的妇人)用这些通行的脂粉用得这样不辍、这样厚,以致「白面」两个字在此地的平常百姓中间成了她们通用的称号。这样的人常被说成「白面」。
八、「你们出来迎接新郎。」——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六节。
犹太地通行出去迎接新郎的风俗,中国这一带的做法却是:成亲那天早上,派一小队人出去,到新娘从父家往未来丈夫家去的路上迎她。这一队通常是新郎的一两个兄弟、或近亲密友。他们有时打算在约一半路上迎着迎亲的队伍,再随它回来,而送新娘到这里的她的兄弟亲属便回她的旧家去。两边都各有一班人跟着,这些人除了别样东西之外还抬着两只点着蜡烛的大灯笼,虽然是青天白日。新娘身边有举着火把的人,还有一班乐工,沿路不时奏乐。这一队有时竟到新娘家里去,再同她一起回她将来的家。
九、「那人常住在坟茔里。」——马可福音五章三节。
装着死者遗体的棺木,通常在人死后不到七十天便相当体面地入土。不过有时还没有定下合宜的葬地。这样的情形下,棺木便暂放在一种专为存放这类棺木而盖的屋子里。这些屋子高八九英尺,长八英尺到十二英尺十五英尺,宽到能横着放下一口棺。它们大体的样子很像一所没有窗的小住宅。若有需要,一所这样的屋子、这样的地上之墓里通常放着几口棺,一直放到寻着合宜的葬地、又到便当下葬的时候。这些屋子通常叫做「停棺之所」。
这些地上的暂墓往往破败得很厉害,而那些棺木有时竟永不被取出入土,或是因为所属那家极穷了、或是因为那家绝了后。这样的情形下,这些停棺之所通常极受冷落,近旁又常成了乞丐的落脚处,或是成了他们过夜、暂住的地方。兴旺人家的停棺之所则照料得好,不时修理,所以乞丐与贼不许擅入、不许到那里过夜、暂住。
十、「朋友,请上坐。」——路加福音十四章九节、十节。
中国人彼此之间的礼数极多、极严。受请赴席时,没有一个人会由着自己的意思、照自己的意思去坐尊位;所以也不会有人因为主人乐意把尊位让给别人而被叫到下座去。谁有资格坐尊位,要看这场合的性质与当时的情形。照礼数该坐那位子的人若不在场,这位子照规矩便空着,虽然实行上也许有例外。举个例:这桌席若是为家里某人得中而设,尊位便属他的老师;老师若不在,他该坐的那张椅子便空着。中国人的礼数,在客人这一边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主人让的位子要推却,直到主人再三让他才受,若有什么表面上的缘由说该由别人去坐,更是如此。一个全然不懂这个民族的交际风俗与言语的外人,往往会很纳闷:两个中国人那场和气的争执究竟为的是什么——其实是要定一桩要紧的事:谁坐在谁的右边。不过这样的事里,两边对于照礼数各人该坐在哪里,总是心里一清二楚的。礼数之一是:主客要设法去坐一个比他该坐、而且确实非坐不可的位子低些的位子,而主人则要拦住他,不让他坐除正位之外的任何位子。安席有时是一桩颇费工夫的礼节,除非有一位讲礼的先生在场,指点在这场合特别的情形下,所请的每一位客人该坐在席上哪里。讲排场、请客人多的礼席上,读书人家或富家通常雇一位赞礼先生来帮忙,使不至于乱,又使规矩得到仔细遵行。尊位在左手。
十一、「又见有人在市上闲站着。」——马太福音二十章三节。
脚夫——就是在街上替人挑担的人——以及抬轿的人,想找活做的时候,一般在街上、或在桥边、或在公共的空地上站着。他们在那里等人叫、等人雇。他们随身带着扁担、绳子、或轿子,看是哪一行,随时预备着一叫就应。他们的衣裳、明摆着的闲在,连同手里的家伙,便向过路人说明了他们的行当。有时彼此看得见的范围内就有二十顶、三十顶、或更多的轿子;在中国这一带,轿子顶替了西洋的出租马车。有些城里若需要,叫几声工夫便能招来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挑夫。没有人叫他们做活的时候,他们便字面上地「整天在市上闲站着」。东西在陆上从一处运到另一处是靠人,不是靠车。
十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
此地一带的穷人大量用干草、树叶与稻草烧饭,不过这些东西很少、或者竟从不字面上地「丢在炉里」,缘由很简单:他们家里并没有炉可用。他们做饭主要是煮、蒸、或炒。稻草麦秸作柴给农人自己烧,往往比作饲料卖给别人喂牛更值钱。把稻草卖了得的钱去买柴,这柴烧饭所顶的用处还不如那稻草自己当柴烧所顶的用处。煤与柴比起来极贵,所以乡下的穷人家常在秋天打发孩子到近旁的山上去扒、去收树叶或干草,日后在家里当柴烧着做饭。住在城里与四郊的人到近旁的山上游玩时,见着男女以及大些的男孩女孩——有时多到几十个、好几十个——在那里收叶子收草,用肩上的扁担挑着极大的捆回家去,这是此地常见的事。
十三、「他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约伯记十四章二十一节。
中国人自言发明了一个法子,使他们的儿孙若得了尊荣,可以告知已故的祖先。得了官职、或升了品级时,若人在家里,这位得意的人在将要往他赴任之处去的那一天、或前一天,在他已故的父亲祖父的神主前、以及别的祖先神主前,点起香与一对蜡烛。随后他叩拜他们。这一切都是要向他们表明:因着他们的德行,他这位有出息的儿子、孙子、或曾孙,已被皇上派了官职。做了知县的人,他的父亲与祖父都有资格得一个比他高一级的封号。这封号只要向该管的部去请便容易得着。他官职品级一升,他们的封号便须跟着改,成了比他高一级一品。他做到高品级的大员时,他父系的曾祖也分得着皇上所能赐的那份荣耀。一个在朝做官的儿子若不关心照律例与情形该给在世与已故的一代、两代、三代祖先加封,便要被解作他的短处。他容易被责为不孝。官员极常请求把皇上已赐给祖先的荣耀再加上去,而这一举总被看作显出孝心与孺慕之情。
十四、「叫他们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耶稣的门徒所受的教训是:他行事端正虔敬最大的动机之一,该是愿把荣耀归给他在天上的父。反过来,中国的少年从小便由训诲与榜样两面,被仔细地灌进「光耀祖先」这个念头。它大概是眼下左右中国少年去读书求学最强的激励。人问「你为什么要读书、学做文章、求得中?」而得的回答有多少次是「为的是做官,光耀我的祖先」!在中国,人以为一个后人在朝做了官、得了品级,祖先便真的因此显赫光大了。能得官品这份功劳被归在祖先的德行上。做官的人不把荣耀与称赞归给上帝、他们在天上的父,倒欢欢喜喜地把自己的得手归在父母以及更远的祖先的德行功劳上。这是这片土地上培养孝思之情极可留意、极奇特的一面。
十五、「用除罪水洒在他们身上。」——民数记八章七节。
此地的中国人拜神像、向它们献供时,有一个风俗:把清水洒、或者说弹在所献的一部分或全部东西上,为的是把它们弄洁净。主事的人或道士一只手拿着一只盛水的小碗,把另一只手的指头伸进水里,再把沾在指头上的水向供物四面一弹。这样做几遍,用意是把祭物上一切不洁去掉;就是要洁净它。一家搬进一所刚被另一家住过的屋子时,往往也行大体一样的礼。这样的情形下,便请一位道士到这房产上来洁净它;他的做法是把屋里各处都走一遍,拿着一碗水,一边从口里把水喷在屋子各处、一边随意用指头把水弹在屋子各处。通常有这家的一个人、或一个帮手跟着他,手里举着一支已经点着的大火把,而他自己则喷水弹水。过一阵他把火把接过来,在这房产各处挥舞一番,随后交给人拿到街上去。这时他点起香烛,念起一道科仪或咒语,一边不住地摇铃;于是这屋子便从先前的不洁里洁净了。一家之长死时,有时也行一种大体相似的礼,总的用意是一样的,就是洁净。尸首入殓之后,叫这家的人穿着白衣走出屋子,站在门前。主事的道士站在门里、或站在门阶上,从口里把水喷在他们身上,随后念一道短短的科仪。这以后他们都回屋里去,便算是从尸首所发、所带的一切污秽里得了洁净。
十六、「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为妆饰。」——彼得前书三章三节。
中国的女子不但极爱「辫头发」,也极爱用花与各样饰物装点自己的头。于是最下层、最穷的那一类用铜的、或镀了银的铜的;中等的用银的;最上层的用金的或珠的。不过其实各色女子都尽自己弄得到、出得起的,戴最好最贵的头饰。女子往往头上戴六样到十样、十二样饰物,很少少于三样。做工的那一类人里许多人有木的、锡的、或白铅做的饰物,做活时戴它,代替贵些的。其中有些整齐好看,另一些则又大又粗,形状笨拙古怪。大脚天足的做工妇人那一类所戴的银耳环或锡耳环,径常约两英寸半或三英寸。这一类女子所戴的头饰,有几件从头上朝各个方向伸出好几英寸。有一件长约一英尺,弯弯的形状,有些像水牛的角、或像西洋犁的把手。它的一端插在头顶的头发里,另一端朝后指着。各色女子也都爱在手腕上戴环。这些环有时是金的、银的、或宝石的;另有的时候是铜做的,再镀上金或银,或是做成仿宝石的样子。各色女子都喜欢戴花,鲜花假花都要。很少见她们头发里不插一朵花。中国人做假花、做小小的虫与鸟的样子极为灵巧,很像真的。假花里他们做得出极多的花样。满脸皱纹的老妇与年轻的美人、富的与穷的、住乡下的与住城里的,各样境况、各样年纪的人,弄得着时都要戴些花,而且是在别的头饰之外再加上花。不过风俗要求富家的年轻寡妇在守丧的期间不可多用头饰。不到四十岁的寡妇不许戴花。帝国这一带的中国女子用花、用饰物装点头发时,从不戴女帽、也不戴任何像女帽的东西。极热的天气里,有些下田的女人在日头底下做活时戴一种草帽,这是女子在外头所戴最接近女帽的东西了。
十七、「你们要以圣洁的亲嘴彼此问安。」——罗马书十六章十六节。
此地的中国人从不在众人面前以亲嘴彼此问安。据说只有父母与儿女、或丈夫与妻子才彼此亲嘴,而且只在两人极相亲的时候。照在中国的外国女眷的样子,以亲嘴表友情、表相识,这个念头与这个做法,在那些亲眼见着、或听说这风俗的中国人中间引起极大的笑乐与诧异,还有讥笑。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外国人都很知道,中国人并不以彼此握手、捏手、或碰一碰、脱一脱帽子来表友情、表相识。客人到主人家拜望时,在主人面前把帽子从头上脱下来,会被看作极不敬、极无礼的举动。品级相等、或社会上身份相同的男子相见,若彼此相识又想彼此致敬,便各人把一只手的指头合在另一只手的拳头上,使两个拇指彼此相对,随后相隔几英尺站着,各人把自己的两手在胸前轻轻地上下举两三次,仿佛是在摇自己的手。他们从不照外国的样子抓住对方的手,捏它摇它以表友情、表相识。品级不同的人相见而想彼此问安时,做法照两人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细细地定。品级相同的妇人相见,便把自己的两手合在一处,指头交叉着,或只把自己的两个拳头并在一处——不像男子那样一只拳头被另一只手合住——随后轻轻地摇一两下以彼此问安。和尚问安的做法是:把一只手的指头与拇指对着另一只手相应的指头与拇指按上,两掌相合,指头都朝前伸出,这样把两手略略上下一动。道士则照品级相等的中国男子的样子把自己两手合在一处,举在胸前,把头慢慢地向前轻轻一动两三次,像是连着作几个短揖,两手仍停在原处。和尚不但问安时把手与指头摆在上面所说的相对位置上,拜佛时、以及念咒念科仪时,也照同一个法子摆手。他们若有一只手拿着什么东西、或正在翻经书的页子等等,另一只手便停在胸前,指头朝外,正像它们与另一只手的指头相对着一样。拜的时候,他们把手轻轻一动,像是问安;而念经唱经的时候,手一般停着不动,摆在上面所说那个奇特的位置上。
今日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对祖先所立的礼数极为留意。风俗与岁月所定下的那些合宜而体面的礼节,无论交际的场合还是公事的场合,无论在家还是在外,无论拜客还是拜神,都非遵行不可。
十八、「有一个满身长大麻风的,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求他。」——路加福音五章十二节。
下层的人将要求一桩大的情、或求些钱、或在困苦急难中求实在的帮助时,若所求的是比较生疏的人、不是私交或亲属,便常在那人面前跪下,然后说出自己所求的。有时他跪着还把头在身前的地上磕一磕,作一种传神的法子,表他的卑屈或他的急难。街上的乞丐讨钱差不多总是跪着的,只有一铺一铺地讨时例外。乞丐很少沿街跟着同国人求施舍,一般是趴在地上,用可怜的声调向过路人讨要。他们不时把头在地上磕一磕、或向地上低低地一躬,指望引住行人的注意,用自己那份明摆着的恳切勾起他的怜恤。那些在该管的官那里讨不着申冤的人,有时作末一着,备一张诉状写明自己的冤屈,趁某位官员坐轿经过时跪在街上向他呈上。这样的情形下,告状的人有时扑倒在轿子前面,更多的时候是跪在那位大人要经过的路边,盼着凭自己所取的这个姿势,在他被抬近时引住他的注意,得准呈上自己的状子。
第十六章中国的风俗与圣经的风俗(下)
十九、「拿起你的褥子走吧。」——约翰福音五章八节。
本地穷苦中国人所用的床架与铺盖,极简单、极轻便,搬来搬去都容易。穷人的床架一般算不得一件笨重的家具,不过是两条四尺来长的凳子,相隔四五尺摆开,上面并排铺上七八块板,每块约一寸厚、七尺长。冬天在板上铺一领麦秸或稻草编的荐子,草荐上面再铺一张与下面草荐一般大的蒲席。到了春夏,草荐撤去,只把蒲席摊在板上。天热的时候,常把席子摊在地上或楼板上凉爽通风的所在;若不怕雨水露水,索性摊在露天地里。冬天盖的只是一床厚棉被。天暖了,就把里头的棉絮抽出来,单用一层被面。中国人要把自己的床随身带走,是极容易办到的。作客的人、赶路的人,离家在外时自带铺盖和一张席子自用,是极平常的事。「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这一句吩咐,在中国人原不费多大气力就能遵行;这句话也极少、甚而从不叫中国人听着费解,因为他立刻就想到本国的风俗。他们从不用羽毛褥子。
二十、「拉班又将婢女辟拉给女儿拉结作使女。」——创世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
女儿出嫁时给她一名婢女,这风俗在本地的殷实人家颇为通行,在帝国别处想必也是如此。有时给的是两名。这些婢女都是中国人,一般是趁她们年纪很小时用银子从父母手里买来的,或是从那些把她们由别处家中拐走的人手里买来的。她们大都与将来的女主人一同在那家里长大。极富极大的人家,往往有十名、十五名用银子买来的使女;一个女儿出嫁,就准她挑一个自己最中意的带去作贴身的人。
这样的婢女,在所属人家的女儿中间,一般待她更像一个伴儿,比西洋蓄奴之地通常待女奴的样子要亲厚,也比那边所认为与女奴的身分名分相称的样子要亲厚。就这一层论,异教的中国女子为奴所连带的德行上的堕落(撇开异教一事不论),并不像所谓基督教之国同一等的女奴中间常有的、或说总有的那样深。婢女到了可以出嫁的年纪之后不久,一般就放她自由,或者说替她备下丈夫。她们很少到二十五岁、三十岁还不出嫁。既嫁之后,她们像别的妻子一样归丈夫管束,不再是奴婢了。
二十一、「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创世记二十九章二十五节。
女家的父母把另一个女儿许给新郎、不是原先说定的那一个,以此欺哄他,这样的事中国也时时有之。不过这种欺哄所持的理由,并不是拉班给雅各的那个托辞——拉班违了约,把利亚而不把拉结给他,说是没有先嫁小女、后嫁长女的规矩。真正的缘故是:那个顶替出嫁的女儿或是有残疾,或是生得极丑,或是年纪已经不小,父母怕知道底细的人中间寻不出一个肯娶她的。
这种欺哄之所以比较容易得手,是因为定亲的办法特别,又因为两家的人与亲族彼此往往素不相识;两造的婚约,从来都是凭媒人经手,媒人或男或女。行骗的路数大抵是这样:媒人把一个模样齐整的女孩领给男家打发来相看的仆人或朋友看,只说媒人所提的、要给他作妻的就是这一个。若男家父母听了回话中意,愿意把亲事定下来,女家父母便在婚书上写下他们急于嫁出去的那个女儿的名字、年庚等项,顶替先前给男家来人看过的那个待嫁女子的名字年庚。婚书送回男家,男家也把自己儿子的名字、年庚等项写在一张婚书上,送到未来儿媳的父母那里。两家依礼交换了这两张帖子,照中国的律例与风俗,这一男一女便算许配了。到了该成婚的日子——或在立约之后几个星期,或在十五年、二十年之后——这约必得照办。即便在成亲以前识破了骗局,婚约对两造仍旧是有拘束力的。不过多半像雅各那一回一样,总要到成亲以后才察觉,因为新娘在喜日子里总是把脸蒙得严严的,直到两人拜过天地、同饮过交杯酒才揭开。无论骗局是在婚前识破还是在婚后识破,新郎总得忍下这个欺哄,将就着过。拉班所提、雅各所应允的那个法子——再娶新娘的姊妹——在中国是决不容许的。
二十二、「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约翰福音四章十一节。
福州的井,一般并不备着什么器具,可以叫过路人立时把水提上来。公井上没有吊杆水桶,没有抽水的机器,也没有辘轳一类的东西,更不预备一只公用的水桶。凡要在公井或街坊的井里打水的,都得自带一只小桶,桶上系着够长的绳子。把桶坠到井里,装满了水,再用手拽上来,倒进大些的水桶或水担里。这样一遍一遍地打,直到把盛水的家伙装满为止。公井往往很大,井口上一般盖着平整的石板,石板上凿几个一尺上下、或略大些的圆孔,刚够打水的小桶自在地上下。这样一来,只要各自带着合用的小桶和绳子,好几个人可以同时在井上一把一把地往上拽水。打满了水担回家时,他们总把打水用的那只小桶和绳子一并带走,免得被人偷去。这样一把一把地往上拽,一回只上来一点水,极慢、极烦、极累人,井深的时候尤其如此。一个人若「没有打水的器具」,即便井并不「深」,也休想取得着水。吊杆和辘轳,中国北方是用的。
二十三、「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法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法码,公平的升斗。」——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三至十五节。
论到发明法子哄骗蒙蔽生意场上无知的人、不留神的人,天下的邦国怕是没有几个、甚而没有一个赛得过中国人的。下面举出几样,略见此地天天行使的作伪欺骗是怎样的路数。
零卖店铺通用的一斤,约合十六英两;可是做出来的秤与秤杆,有许多一斤只有十四两、十五两。批发的字号所用的秤,按所卖货物的种类,一斤从十七两到二十二两不等。油批发按一斤十七两三算,糖按二十一两,果子按二十一两,药材按二十两,鱼按十九两,面粉按十七两。买主若是生客,不谙本地的规矩,就容易叫卖货的用一杆不合式的秤或秤杆给骗了。此外还有些秤做得极巧,称的人作得了弊,买的人当时看不破,事后也只有拿自己信得过的器具重称一遍才知道。据说秤杆有时做成空心的,里头装上些沙子或铁屑,手法灵巧的一摆弄,里头的东西就挪了地方,称出来的数目便随操秤人的意思高下。又据说另备有几样法码,生客看着像是真的、分两也标得明明白白,其实里头或多或少是空的,一个与一个称出来的数目不同。还有人说,有些秤做得能照所用秤钩的位置出不同的数目——称东西时秤钩是背着称的人还是朝着称的人,结果就两样。
中国的尺,论长短也和斤之论轻重一样,并无一定。木匠细工所用的通行的尺,不过比英尺短四分之一英寸;可是别行的商贾工匠还用着别样的尺,彼此相差好几英寸。棉布用一样尺卖,绸、缎、绉纱、呢料用另一样尺卖。绸子和绉纱有时竟论斤卖。箍桶匠与木匠所用的一尺,彼此差着两三英寸。裁缝手里的尺,有十四五英寸长。
量东西的升斗,名目虽同,各处也不一样,大小相差约从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甚而更多。有个中国人说过,单在这一城一关厢的各处街坊里,同名而实在通行的升斗,恐怕不下十样。大抵在某一处街坊里开店零卖的,卖米所用的斗大小相去不远。多数米店都备着干米和浸过水的米,随客人要哪一样。浸过水的米,论斗比干米便宜。
此地所卖的水牛肉、猪肉、羊肉,大概有十分之六七是用一种特别的法子灌过水的,为的是同样一堆分量重些。灌过水,一斤要多出一两到两三两。买的人若分不出「干」肉与「湿」肉,就时时有受骗的危险;若分得出,倒也能买着「干」肉、就是原样的肉,只是论斤要比「湿」肉贵上几文钱。牲口宰了之后、还没凉透的时候,用一根管子接上一个装满水的尿脬,把管子插进心里,挤那连着管子的水脬,直挤到空,水就被逼进了整个躯体。再把脬取下来,重新灌满,重新接上管子,照样把水逼进去。如此一回一回地做,直到肉里灌满了水,或是直到东家或屠户觉得灌够了为止。鱼有时也是这样「灌水」的。
此地市上所卖的鹅、鸭、鸡,嗉囊里事先往往塞了东西,为的是添些分量。它们是活着论斤卖的,凡能加重分量的,都于卖主有利。据说常有这样的事:捉住那禽鸟,单用手指头、或者再借一根小棍,把吃食硬塞下它的喉咙去——倘若它在出卖之先不肯自己吃到叫主人那贪心满意的地步。塞进鸟嗉囊里的食物,还每每搀上泥沙,好叫它比单塞些寻常的轻食分量重些。
这几样已够见这个民族为得不义之财,惯用的手段是何等花样繁多了。
二十四、「只要穿鞋。」——马可福音六章九节。
中国这一带街上处处可见的下等脚夫、寻常挑夫与轿夫,不穿又厚又笨的鞋,一概穿草鞋或蒲鞋。穿这个走路比穿鞋省力,也远不像穿寻常的厚鞋那样容易滑倒。乡下做活的妇人穿一种麻绳打的鞋,仅够遮住脚底,用带子或绳圈套住几个脚趾系牢。这种鞋脱起来和鞋一样便当。苦力穿的则系得很牢。草鞋的好坏、大小、贵贱,花样很多。挑夫轿夫所穿的是稻草打的,一双通常不值一分钱。上好的蒲鞋要值几个先令。
二十五、「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六节。
求决于拈阄,在中国人中间是极平常的事。无论大事小事,凡他们自己不愿决断、恐怕落下不公或偏向的话柄的,都要诉诸拈阄。举一个例:有时一家人要把祖上的产业——或田地,或房屋,或家具——分开,却定不下谁先挑、谁次挑,便用拈阄的法子。预备些颜色大小一律的纸片,把各样东西的名目、或各份产业的说明,分写在各片上,没有两片写着同样的名目或同样的说明。随后把每片搓成一个小团,放进一个深些的家伙里,一齐摇匀。凡与分家有干系的,按先前议定的次序,各人或用手指、或用一双筷子取一个纸团出来。纸上所写的那一样,就归取着的人所有。这样拈阄,往往是在祖宗牌位前头做的。有时也用竹签来决事,签的一头写上有干系的各人的名字,然后把签插进一个竹筒里,只露出没写字的那一头。随后把签抽出来,名字出现的先后,就定了这几个人在某件要紧事上的先后次序。多数街坊都有一个规矩:每年用纸阄推出几个人,充本坊庙宇、本坊公事与一应公众事务一年的董事。所用的名字都是本坊的人,一般是近来没有当过董事的。拈阄是在庙里主神的像前举行的,还要焚香点烛。他们相信这样一来便得了神的帮助,能选出合适的人当董事,并选出一个合适的人作来年的首事。
中国人求决于拈阄的事情种类极多,不值得一一细说。拈阄之用是极通行的,一经阄定,便是定局。
二十六、「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三节。
中国人有各样大小厚薄、漆成白色的板,常拿来写字,略如西洋有些地方用石板一样。这板不能叫作「黑板」,因为它是白的,算是一种白板。学堂里的学生所用的这种板只有半寸来厚、六七寸或八寸长、三四寸宽,在上面拿笔蘸墨练写汉字,或由先生写上字叫他们看、叫他们临。人家里也时常备着这样的板,为的是随手记下要记的事。衙署、铺户、行栈里挂在墙上的,有好几尺长、两三尺宽,用来写明给众人看的条目,或标明货价与本号的规矩。板上的字,无论用墨写还是用朱写,拿湿布或湿纸一擦就掉。还有一种不上漆的板,面上糊一层薄薄的、很像洋铁的金属,用起来更爽利;不过上白漆的板通行得多,大约是因为便宜。
二十七、「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路加福音八章五十二节。
此地的中国人,家里一有人死,在场的亲属立刻放声大哭大号。这里头,除了丧失心爱的儿女父母或别的亲人时算得自然流露的悲痛之外,似乎还有许多形之于外的哀戚,纯是照着成例做出来的一套动作罢了。众所周知、人人指望的是:气一断,在场的亲属——无论父母子女、男男女女——就要同时放声号哭,响彻四邻,借此把这件事告知街坊。父亲以及成年的男子虽也随着哭,却总比死者的母亲、妻子和女眷哭得轻些、缓些。哭声之间还夹着种种话语,说对死者如何情深,说自己如何伤心、无可慰解。人人似乎都要和别人比一比,看谁能说出对刚去世的这一位最亲昵、最敬重的话来。通盘看去,这一番做作与自然真诚的样子相去太远,几乎只像一场一本正经的滑稽戏;说得客气些,也是一场做出来的悲哀,仿佛是雇来的人略饮了些酒、趁着那股兴头张罗起来的。不过中国这一带并不雇人代亲友哭丧;据说在帝国别处,遇着某些情形,这种事倒不稀奇。除了亲属在儿女或父母死时要哭之外,一家人还照例按期这样举哀:如每日早晚(为父母守制时),又如一连七个七日各有一定的时辰,有时还在六十日满、一百日满的时候。这些时候的大放悲声,来得突然;哭过大致相同的一段工夫,又戛然而止,哭的人便各自去做各自的事,仿佛这整桩事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叫人略停一停手罢了。
二十八、「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马太福音六章七节。
中国人做起敬神的事来,极喜欢照着一套死板的成法做。他们的功课与礼拜,照例伴着大量的「重复」。和尚与道士在自己的庙宇或丛林里作公私的功课时,把固定的几句话念上几乎叫人不敢相信的遍数。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功德的念头。譬如和尚口里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如此不已——这不过是佛的许多名号之一。他们还常常只念「阿弥陀」、「阿弥陀」,念得几乎要多快有多快。这种「重复」虽是「无益」而没有意思的,他们却看作有功德。有人解说这个做法,说是佛必听见,必喜悦他们的「多言」,必到他们这里来、与他们同住。
道士所念的则是「太乙救苦天尊」、「太乙救苦天尊」,如此不已,意思是「至大者,救苦者,你天尊」——天尊是他们一位主神的名号。念这些「无益的重复话」、说这些「多言」时,声调总是庄重恭敬的。这念诵与唱念并不当作消遣取乐,而是当作一桩功课、一项本分,做了必得赏报,少做了、丢下了,自己就要吃亏。这些「重复」的功德,若是在自家庙里做的,便算记在自己名下;除非是受人雇请,替别人挣这功德与好处。
和尚与某一类道士,常被人请到私家去,在家中有人病了或死了时做所谓的、也被人看作的「功德」。人家相信这些法事的好处与功德,都归到出钱请他们做法事的人身上。这样的场合,他们除别的事以外,还要念诵经文里的套语与段落,用单调的、带着拖腔的、或念唱的调子念出来。和尚在自家庙里念那些独门的套语时,脖子上一般挂着一串一百零八颗的念珠。一节或一章念完、背完一遍,就把串上的一颗珠子拨过去;再念完一节一章,再拨一颗。这样他们就能把自己那些「无益的」重复数目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并不去揣摩所念所背的文义,只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一遍一遍念得下来,似乎就心满意足了。甚而看着像是闲着无事的时候,也常低声咕哝着那句定了型的「阿弥陀」,仿佛心里想着他们礼拜的主,就是佛。他们在庙里念套语时的声气并不高亢喧嚷,倒很像一个人自言自语、或把心里想的话出声念出来的样子;在私家替别人做法事时,却每每带上唱念或哼诵的腔调。道士与和尚这种「多言」的做法,把救主在「山上宝训」里教训门徒祷告时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的意思,注解得再鲜明、再明白不过了。
二十九、「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九节。
圣经里有许多引喻、许多吩咐,所指的是文明与基督教之地所没有的风俗。正因如此,这些引喻与吩咐便不易领会,在许多西方基督徒看来,也往往显不出什么特别的意思。这类做法,仿佛与基督教国家的人的日用,——姑且这样说,——是不相干的。
这个意思不打算细论,只打算举中国这一带与祭过偶像的食物有关的风俗,以及以某些牲畜的血为食的风俗,来作一个例证。
经过仔细推算,此地的异教人家,一年之中依着成例向家中诸神、向祖宗牌位、有时也向天地献上肉食、蔬菜、果品等物的,约有二十次;差不多家家如此,大约只有极穷的人家除外。这些人家献祭不像富人或不甚穷的人那样勤;或者说,他们在这些时候所备的食物,与平日吃的相差没有那些出得起额外花费的人家那么大。这些供过所拜之物的祭品,随后便由家人与请来的客人吃掉。
除上面所说的时候之外,一年之中还有许多别的时候与情形:如家中年老的尊长做寿,安葬所敬重的亡人的种种仪节,嫁娶,以及种种所谓的「功德」事——有时为死者做,有时为病人或无病的人做,不值得一一细说,——这些时候,也同样要向本家的神与牌位、并向别的各样神道献上食物。这些祭品也一样撤下来由众人吃掉。无论丧事喜事,大半的筵席都或多或少与偶像、神像、牌位有干系。最要紧的几样东西先供在它们面前,随后在席上吃掉。
朝廷另有特旨,或依帝国公认的章程律例,把某些事定为各大官的职分:每年春秋两季向某些神祇、古圣先贤献上一定的祭品,或在每月初一、十五向他们焚香。所献的食物,或其中的某几样,照例由官员与属吏分了;分着的人便照规矩吃掉。
私家所奉、或公庙所奉的神佛诞辰,照例要在像前献上各样食物。凡住在庙宇附近的人家,若已照管庙的董事所派的份额如数出了钱,供庙中的用度,便各有权打发一个人去分吃庙中主神诞辰时公开供过的食物。住在附近的异教人家,都得按力量大小出些钱,帮着办神诞;但只有出到一定数目的,才准吃那一天用祭过的食物摆的席。
三十、「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
这些纸都扎成一包一包的,他们相信凭着每包上一般贴着的那道纸符的灵验,经火一烧,就成了布、成了绸等等。有时把各样衣裳的式样印在纸上,随后烧掉;他们相信这就成了做好的衣裳。死者的魂灵若没有现成的衣裳供给,便要照自己的需用与闲暇,拿这些整料自己裁做衣裳。
钱则用纸来代表,纸片从两三寸见方到一尺多见方不等。纸上贴着多少不等的锡箔。有时锡箔把纸的一面或两面整个盖住;有时只贴在纸的正中,而且只贴一面。锡箔用某种药水染黄了,便代表金;听它本色不染,便代表银。粗纸上往往戳些窟窿,那就代表寻常的铜钱。
这样的假钱假衣裳,一年之中烧掉的数目大得惊人——每月的初一、十五,神佛诞辰的例节,父母生辰与忌日,以及别的种种定期与临时的场合,多得没法一一细数。
这一切风俗,与救主所指教的道路何其不同!他们不把财宝积在天上,倒想方设法往愁苦之域汇款!他们实实在在是立意要把财宝积在地狱里!
本地的信徒自然看得出耶稣给门徒的吩咐与他们那受了迷惑的同胞的实际做法有何等分别。受雇作传道、作宣讲的人,向同胞讲论基督所教的本分与道理时,极放胆、极恳切地指出上面约略说过的这些风俗如何有罪、如何愚昧,这是常有的事。他们劝听的人遵救主的命把财宝积在天上时,所说的话往往极叫人悚然动容。他们责备众人,说他们的罪不单在于不肯把财宝积在天上,更在于实实在在地为自己、为亲友死后的用度,极力把财宝积在地狱里。他们说:「你们不但不指望、不设法进天堂,倒实实在在地指望死后下地狱。活着的时候,你们中间手里有余钱的,少不得要往地狱里存些银钱衣裳,预备到了那里好用。你们死了以后,亲戚朋友也一口咬定你们已经在那苦地方了,因为他们就要替你们预备假钱假衣裳,烧了给你们在那里用。」
有一位已经过世的传道人说过,约在十一二年前,他帮着在城东门外的泰山庙里烧过一大堆这样的纸钱纸衣。这些东西是他一位姑母的,码起来预备烧时装了约三十「箱」。这座庙是敬那位中国人相信掌管地府第七殿的神的;他姑母相信,把这样预备下的纸烧了,就会照着它们的种类变成真衣裳、真衣料、或真金真银,存在这位神看不见的库里,待她到了来世便可支用。
这些事实叫人看出,这个民族对于人死之后魂灵的景况,是何等可叹地无知、何等离奇地受了迷惑!倘若单单把心思系在属地属肉的事上、不把财宝积在天上,就已是违背圣经、是罪,那么上面所说的这些做法又该怎么说呢?什么话才足以描画这个民族德行上的堕落呢?那些人既不够明白上天堂的路,也不够明白怎样把财宝积在那里,竟指望自己了结了尘世就进地狱;又或在生前设法张罗,预备那受苦之地里料想要用的东西,或把这张罗留给身后的亲友去办——他们的前景何其可悲!他们何等需要圣经的光来照亮他们幽暗的心!
第十七、十八章 传教诸事(上)
基督教传入以前,中国不知真教的根本道理:中国诸教不要人牲,也极少把邪恶之事奉为神明——真教的九条根本道理,中国无一知之:一、创世;二、主宰世界;三、敬拜上天、即宇宙主宰的正当方式;四、罪的由来与罪的普遍;五、赎罪;六、圣灵;七、死后的赏罚;八、魂灵的贵重;九、死人复活。——中国人对庄严之事常出亵慢戏谑之言。——本地助手与中国归主之业的关系:凡中心教区都极应设三样学堂,即本地信徒子弟的走读学堂、资质可造的少年男女的寄宿学堂、以及训练本地助手的训练学堂。——教会学堂里不宜教西文。——在上帝之下,本地助手是教会使中国归主的主要指望。——外国教士与本地助手充任宣讲之人时的几处分别。——本地的教牧既要受圣经的训练,也应通晓中国经籍。——教士借着训练有素的助手,可以把影响推得极广。——最有成效的教区都没有忽略把可造的信徒训练成助手。——福州本地助手宣讲的三个例子。——本地助手所择的题目切实而紧要。——他们也「为耶稣挺身」。——为本地助手这一班人特别祷告何以要紧:因为在上帝之下他们是教会的主要指望,又因为先例在中国的分量。——本地助手被人痛骂,说他们撇下孔子去就耶稣,说他们不肯祭自家的祖宗牌位。——他们有生出骄矜自大之心的危险。——他们是一个新出现的、自成一格的阶层。——中国诸教并没有在公众中施行道德与宗教教诲的安排。——本地助手有一重试探:爱钱之心胜过爱人魂灵之心。——撒但与中国的异教徒对基督徒的看法竟是一样的。——几则可以为证的事。——鉴于他们所受的特别的辱骂与所临的特别的危险,常常恳切地为他们祷告,是教会的本分。
基督教传入以前,中国不知真教的几条要紧道理。
中国诸教之中,有两件「没有」的事值得特别留意、特别记取,即:他们不认人牲、也不要人牲;他们一般也不把邪恶之事奉为神明而拜。就这两样看,中国诸教与古今许多别的异教之邦的宗教,分别极为鲜明。
为宗教之故而献人牲,古时在彼此极不相同、相隔极远的国度里都有过;当今非洲有些地方、太平洋上有些岛屿也还有。但就外国人对中国的史事与风俗所知的范围而论,并查不出从前有过、或如今有这样的风俗,作为他们信仰与行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或实有的一部分。
另一件特异之处——即几乎没有把淫邪奉为神明——若说得过去的话,比敬拜中没有人牲还更可注意。古希腊、古罗马的宗教仪典里,令人作呕、猥亵不堪的事甚多;中国诸教里却没有一位女神相当于古人的爱神维纳斯,中国的神话里也不是满篇男女神祇可厌的风流事——这一点与希腊人、印度人及别的许多异教之邦的神话大不相同。借用别人的话说:「中国人虽在言语行事上是个放纵的民族,却不曾设法把邪恶尊为神圣,不曾叫那些追逐所谓快乐的人取道庙宇、托庇于一位神明,好一直往败坏之路上走得更远。」
然而中国人的宗教风俗与观念里,可叹之处仍多。只要把他们对真教几条根本道理与原则的看法略加考察,这一点便一目了然;也可以看出他们何等需要基督教那清洁而使人向上的真理。中国的圣贤从来不能把下面这几件事讲得分明:创世;主宰世界;敬拜那创造并治理万物者的正当方式;罪的由来与罪的普遍;赎罪、即人的罪得赦的凭借;助人行善去恶的那一种作用或感力;人死后的赏与罚;魂灵的贵重;以及死人复活。
一、论创世。——中国人尽管自夸有智慧、有学问,论到世界的创造,所持的见解却最为荒唐、最为互相抵牾。他们有些书上说天地是由「气」结成的:清气上升成天,浊气下降成地。可是气是怎么来的,并无解说。有人说,先前天地紧紧压在一处,有一位叫盘古的把它们开了、分了。可是盘古从何而来、天地紧挨在一处时构成天地的那些元素从何而来,他们都不作声。又有人把万物的由来归之于天地间阴阳二气的作用——这大约是最通行的一说;然而这两种要紧而无所不能的本原本身是怎么产生的,他们并不解说、也不推演,更说不清这两种本原究竟是什么。许多中国人似乎相信物质是自有的、是永存的。福州的百姓论人类的由来有一句俗话,据说出自一部古书,比上面那几种说法也荒唐不了多少、也一样不能叫人满意,即:极古的时候,天上降下两把扫帚,一把变成男人,一把变成女人,人类便是从他们传下来的。有一位自有、全智、全能者从无中造出万物,这个说法中国人常加讥笑;他们似乎把圣经所记造天地之事,只当作解说万物由来的各种学说之一,并不以为比他们中间通行的、或他们古书里的那些说法更合道理。
二、论主宰世界。——中国人对世界由谁主宰,所持的观念极模糊、极不完全。许多人说天是宇宙的主宰与主人。若问他们这样说时所谓的「天」是什么,他们便答不上来。他们听过圣经在这件事上的道理之后,往往说天就是圣经所指明的上帝——就是教士们所传的那位上帝。另有「上帝」一词,有些教士用来称上帝,这词见于中国几部古书,如今也有人用它,意思就是上面所说的「天」。众所周知,中国人所拜的许多偶像与神明都有极尊严的名号,意思是他们有权柄治理天地间的事。「上帝」二字就是好几位这样的神或偶像名号里的一部分。寻常百姓似乎常把世界看作由众多男女神祇管着,至少是受他们的影响;这些神祇有的良善慈悲,有的凶恶暴戾。不过他们也常说某事是命中注定的、或是天意如此。至于宇宙间一切事都在一位全能、全知、无所不在者的照管与掌握之下,而这一位是天上地下、有形无形之物的创造者——这个意思,中国人自己的书上,无论古今,都没有提出过;教士们讲说时,百姓中间一般也不接受。
三、论敬拜上天、即宇宙主宰的正当方式。——中国人的宗教举动、敬拜举动极多;但他们向那些据信管着这世间之事的男女神祇所行的敬礼,极其拘于形式、极其死板、极其无心。他们似乎并不看重心地的洁净,他们的敬拜也不足以在行礼的人、看礼的人心里激起庄严的、属灵的感动。按他们的说法,天太高太尊,寻常凡人拜不来、也拜不出好处,所以敬天的本分、或者说敬天的特权,落在皇帝与他的最高几位大臣身上。他们每年春秋两季照定章向天献祭。至于那些有时被说成是上天辅弼的各路神明,则便当的时候就拜,或是行礼的人觉得当拜、好求得他们眷顾时就拜,通常每月初一、十五至少拜一次。朝廷的高级官员因着职分,须敬拜各样男女神祇。所谓敬拜,一般只是焚香、点烛、烧纸钱,兼以跪拜;常常还在所拜之物前摆上种种肉食菜蔬、酒茶之类。合起来算,每月花在这种拘于形式、全无心肝地敬奉实有的或想象的神灵与权能上的工夫与银钱,是很可观的。孝道被看作最高的、也是首要的本分;在中国人心里,它在很大程度上占了本该归于爱上帝的那个位置。他们敬奉父母的那份心,有许多是只该归于造物主的。
四、论罪的由来与罪的普遍。——罪是怎么来的,中国人并不自称知道;圣经所记罪如何入了世界,他们还加以讥笑。他们并不把罪看作一件极卑污、极可恶的事,也不承认圣经所讲人性生来败坏、人人皆然这个道理是合情理的、是真的。他们一般自称信人心本来洁净良善,只因与恶人来往、或顺从了作恶的引诱,才变得不洁、变恶、变坏。《三字经》——中国学童最先读的书之一——头一句就分明断定:「人之初,性本善。」这良善的本性,是凭习染与教养之力、或凭恶伴恶例的影响,才变坏变污的。在中国人心里,罪也好、过也好、错也好,是件极含混、也相对无关紧要的小事。
五、论赎罪。——以善行、功德抵消己罪的说法,在中国人中间极为盛行。他们没有一种像代人受苦以赎罪那样的道理。一件善举、一件义举的功德,行善的人自己若享不着,他的子孙必定享得着。社会各色人等所行的种种形式上的仪节、种种迷信与拜偶像的礼数,明明白白就是为求功德。富家与中等人家为造桥修路、建庙修庙所捐的银钱,合起来数目极大,所凭的信念便是:这样用钱的人,今世若不见好,来世总要好些。许多人在指定的日子、或指定日子的某几个时辰里不吃荤,只吃素,或照所许的愿在那段时辰里一点不吃,相信这样做有功德。有人发愿一辈子不杀某一只牲畜、或某一类牲畜,好添自己的功德。中国人似乎想躲开罪的刑罚,却显然不看重心地的洁净与行事的诚实。他们以为凭自己所能行的功德就可以免去罪罚,虽然他们自己仍旧爱罪、仍旧犯罪。从本国的书籍与本国的宗教里,他们学不到别的补过之法,只知道做他们心目中仁善有德的事,并以为这样做便有功德。
六、论圣灵。——中国人并不承认人要行善为善,非有圣灵这样一种作用或感力不可。他们不承认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力以外,还须有别的力量来助人过有德的生活、戒除恶念恶言恶行。既然他们主张人性本善,那么自以为有能力行善为善,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古时有几个人,据说因孝顺父母、或因行了种种善事而感动了天。但据我所知,并没有谁教导说:要人尽孝行善,还须天、或别的高于人的力量与作用来感动他、推动他。如今有一句极通行的话,说是天必保佑降福于好人、于行善的人。不过这保佑、这福,单指世上的、身体上的安逸而言。中国人对邪祟与不祥之气,时时怀着极大的畏惧;他们想出、或学来许多法子门道,自以为凭此可以把这样的鬼怪与气数挡住、化解、防住、或讨得它们欢心。他们常向偶像祷告,求免于不祥之气、疾病、灾祸等等,却不求助自己成为良善、诚实、真诚、有德、圣洁。他们不为自己变好、变洁、变圣而去拜哪一位神或女神。
七、论死后的赏罚。——严谨的尊孔之人、即自称遵中国经籍教训的人,常常佯称不信死后有赏有罚。一个人若有德,若忠于人伦之中的常行本分,相应的报偿必在今世于他家中、或在他子孙身上应验。这样的生活所得的报偿——尊孔之人所信的报偿——是声名、财富、官职、长寿、子孙众多,以及世间种种亨通。他们并不立志今生心地洁净、口舌洁净,死后在圣经所启示的天堂那样的地方圣洁而喜乐。同样,这一等人也相信罪当受的刑罚就在今世。恶名、贫穷与贫穷照例带来的苦楚、疾病、短命、无男嗣、无官职、无功名科第等等,不时被看作不孝之行、有罪之行的报应。
奉佛的人自称相信死后有赏有罚,但与圣经所启示的、将来分别加于善人恶人的赏罚极不相同。按他们对「恶」的理解,佛教地狱里为恶人所备的刑罚,大体上竟与今世中国官府所施的刑罚相当!地狱里各样刑罚的图画很是常见。有些庙里,又在举行某些仪典时,把这些刑罚演作活景;所用的像是木头或泥塑的,公开陈列,任凭想看的人观看。佛教的地狱分十殿,每个人在各殿里把生前所犯之罪该受的那一种、那一等刑罚一一受过,便注定要再生到世上,或为男、或为女、或为虫、为鸟、为兽,一一严合至公之理——除非他在世之日已修到佛家所谓的某种地步。若是这样,他便「上西天」,在那里或许成神、成佛;又或许经过无从计量的岁月,以劫计算、每劫五百年,再生到这世上某一相称的境地里来。他们书上所写、或百姓口头所说的来世赏罚,看去极为荒唐、极不相称、极不足道,更不必说与圣经不合了。
读书人这一等里的大多数,即口头上的尊孔之人,虽自称不信、且鄙薄佛家的道理,却自己做、或任凭家人做佛教中关乎来世赏罚的那些迷信仪典。轮回转生之说,似乎中国各色人等都坚信不疑。
道家对来世赏罚的看法,比佛家还更空泛、还更没有边际,这里不必细说。
八、论魂灵的贵重。——中国的经籍,以及异教人所著、在中文书中最为通行的那些讲道德与宗教的书,论到人的魂灵之性情、能力与不朽,都出奇地欠缺。魂灵比之身体何等贵重,在中国人中间几乎全不理会。救主所问的那两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显明的魂灵的极可宝贵,中国人在行事上是不认的。他们竭力去满足身体上接连不断的需要,至于料理魂灵的福祉这件压倒一切、理当全神贯注的大事,却无人理会、无人承认。要举一例说明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见解何等奇特、何等与圣经不合,只需说:他们相信人活着时各有三个分别的魂。人成年死后,这三个魂便分开:一个住在为他所立的祖宗牌位里(若他是一家之长);一个藏在棺材里或坟里;第三个则下到阴间,去受它该受的刑罚。
九、论身体复活。——圣经的道理里,没有哪一条比身体复活之说更叫人听时似乎大感兴趣,而心里实在的不信与轻蔑又更甚的了。他们像古时的人一样,开口就要讥诮地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这本是一条只凭启示才得知的道理,自然在圣经与教士所带来的基督教书籍传入之前,中国无从知道。就中国书籍的范围与种类而论,他们对复活之说毫不掩饰地不信、公然地讥笑鄙薄,也就不足为奇了。
读书人与平民中,常有人用最下流的字眼来说上面这几条、以及圣经别的特有的道理与真理。他们的言语不但污秽不堪、下作之至,他们的见解更是大胆亵慢之极。他们不承认圣经的道理足以应付全人类在宗教上的需要。他们虽承认其中有几条要紧、有用、合理,却把另几条看作不要紧、没用、不合理。他们不认为基督教的道理与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干系,也不认为它在中国有什么实用,虽然他们承认这些道理给住在别国而喜欢它们的人用,倒也未尝不可。教士向他们讲论时,他们动辄搬出本国的宗教,说这些已够他们用了、合他们的需要与口味,并断言中国人就该守中国宗教的道理,与那从外国传来的宗教道理不相干。有人告诉他们:万国的人都可以因悔改、信耶稣而进天堂,又劝他们勉力这样活着,好叫自己死后得福、不致沉沦;有些人便加以讥笑,说「若是人人都进天堂,那地方要挤得难受,而且还有把底掉下来的危险」。照他们自己的道理,人人若都进地狱,地狱也会太满太挤——这一层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也从不露出一点怕地狱把底掉下来的意思。他们与基督教国家里的恶人一样,爱拿庄严的事取笑,同时所过的日子,按他们自己的道理与指望,到了来世必得着苦楚与祸患。
本地助手与中国归主之业的关系
近几年来,颇有人贬斥在异教之邦借着教士所管的教会学堂来大力推行布道之业。这里不打算泛论为异教人办学的事,只想说出我自己所得的一个赞成的结论:中国凡主要的、或中心的教区,都应设立三样学堂。这个结论是经过一番历练、又经相当的思量与观察才得出的。这三样是:走读学堂,专为本地信徒的子弟而设;寄宿学堂,为这些父母的子女中最有造就的男女而设;训练学堂,使虔诚的青年——无论是不是本地信徒的子弟——受到正当的教诲,好能在外国教士的指点下胜任本地助手之职。这三样学堂的大目的,应当是源源不断地供给本地的教员、本地的售书传道人与本地的宣讲人。课本应一律用中文,所涉的题目要广,既要能教人、益人,也要能引人入胜。历来的经验表明:凡由教士教过西文的中国少年,除极少数例外,不久便脱出教士的管束,去给不说中国话的人家当仆人、当买办,或去作官府的通事、外国商人的伙计。当初若不教他们西文,其中多数离开学堂之后,大概还能留在教会的影响之下,若是教会愿意的话。谁要学西文,不要叫布道会出钱去教他。〔注一〕
(原注:论「本地的布道工人」(在中国):「对他们的教诲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不是用西文。这样一来,他们被引去经营俗务的试探就减少了,也免了他们与本国百姓那种朴素生活相疏离的危险;同时教会养他们的花费更少,将来由本地教会妥善供养他们的指望,也比用西文施教要好。别的布道之地情形如何且不论,这些中国的布道工人显然可以用他们本国的语言训练得很好……寄宿学堂至今仍特别着眼于供给本地的布道工人。除此之外,凡信徒与学生中被看作日后有用的,都按部就班地加以训练,相当有成效。」——录自长老会国外布道总会呈于一八六五年五月总会大会的第二十八次年报。)
在上帝之下,本地助手是教会使中国归主的主要指望。
中国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它距美国、距英国——当今海外布道之业所系的两个中心——如此遥远,外国教士所必需的花费又如此之大、如此不断,指望这个帝国主要靠外国人之力归主,似乎是痴想。已在工场上的教士人数、以及愿往那地效力的人数,比起中国的需要来,都远远不足。教会,至少以她眼下在布道上的热心而论,既没有她肯捐的银钱,也没有她肯献的人手,足以按这帝国的广大与稠密相称的规模把那里的工做下去。这片工场的需要总得有人供应;中国必须靠上帝的福分主要临在她自己归了基督的儿女身上,才能归向上帝。有本事、受过良好训练的本地助手,在上帝之下,正是她的主要指望。
下面是外国教士与本地助手作为宣讲之人,在成效与有用这一点上的几处分别。
教士无论走到哪里,与他相处的人中间总有许多无益的骚动与无谓的好奇。他的衣着、他的肤色、他整个的样子、他说话过活的样式,都在宣告他是个外国人。听他讲的人,起初多半是出于不足道的动机才来听的。本地助手则可以在同胞中间悄无声息地来去,不惹人注目、不招人好奇。他们怎么穿,他就怎么穿;他们怎么吃,他就怎么吃;他外表上没有一点叫人先存成见、或撩起人贪念的东西。外国人若留起辫子、剃了前额、穿上中国衣裳,他们一眼就看破他想冒充本地人,往往说他是个「假中国人」。他的肤色、面貌与头发的颜色,泄露出他并不是他装的那个人。
本地助手必需的花费,比外国教士少得多。前者每月的束脩从八元到十二元、十五元不等,这里头包括房租、自己的吃穿,以及一个小家庭的用度。他下乡巡行布道时,花费也比较少,而他的成效与用处却很大。
外国人因病、或因病后的影响,工作上容易屡屡停顿,而且一停就久。他不是本地人、不是自幼习于中国的饮食气候等等,这一点于他的勤劳与有用都有妨碍。他不如一个一辈子住在那里、习惯了当地寒暑变化与水土特性的本地人那样经得起暑热、潮湿与气候的转换。
教士须把许多工夫花在学语言、学文字上,便是学了许多年,至多也只有一点不完全的、甚至可说不够用的本领。本地助手说的是母语。两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辈子在学方言与文字的学生;但论到使用中文时的流利、有力与妥帖——无论口说还是笔写——教士很少能指望比得过一位有本事、有学问的本地助手。
论到中国通行的迷信与偶像崇拜,教士也休想得到像本地信徒那样周全而有用的了解。后者自幼习于最奇怪、最有罪的种种风俗;归信基督以前,他一生都受迷信观念的摆布,还时常亲身参与拜偶像的仪节。等他受过正当的训练,凭上帝的福分,他便能比外国教士更得法、更深入地揭露同胞那些有罪的风俗与见解。他比教士更容易察出一条错误的立身之理在起作用,也更有把握把本地慕道者——尤其是他们——以及一般同胞种种可疑的、前后不一的见解与说法追到根上。因为他是本地人,他知道一个本地人面对本地的风俗与成见时怎样感觉、怎样思想、怎样行事,所以他比外国人更敏于看破假冒为善的人、更能懂得同胞话里真正的意思、真正的心思;除非那外国人经过许多年的历练与观察,才能及得上。
在中国,尤其需要一班受过良好教育的本地教牧,才能在有利的地步上与那国读书明理之人相周旋。一个没有学问的本地助手,在他所遇见的有才学的中国人眼里只是个笑柄。他在圣经的道理上、在讲解、辩护、劝勉这些道理的最好法子上受的训练越好,就越能叫那些一向被教着去信孔子孟子的鸿篇大论、信道家佛家荒谬教条的人心生好感,越能把耶稣的道理——那在他们看来往往不近人情、不合道理、自相违背的道理——向他们讲得明白,越能驳倒他们的谬误、化去他们的成见。一个无知的本地助手与一位有学问的尊孔之人相遇时——这是常有的事——若要同他辩论古圣先贤那些虚妄有害的格言见解,并描述基督教那洁净纯正的道理,就人所能判断的而论,往往是害多于益。本地的宣讲人对中国的经籍应当相当熟习。他应当能随口引用,必要时能准确流利地背出其中许多关乎道德、义理与宗教的最紧要、最警策的句子,好叫听众里的读书人敬重他,也好叫他们看出:他撇开中国古人的见解,并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因为他寻着了更好、更洁净、更纯正的见解。中国和美国、英国一样,需要一班有学问的教牧。
就这几层主要的理由而论,上面所说的三样学堂,极应在中国所有的中心教区设立起来、并切实维持下去。凭天意的福分,这样的学堂凡设立得好、维持得好的,到了时候必有一样特别的结果:每年都添出一批有本事、有学问的本地宣讲人与助手,足以在那帝国大大襄助布道之业。
第十七、十八章 传教诸事(中)
外国教士能亲身接触到的,只是那广土众民之国极小的一部分人;但凭着用通行文字写成的小册与书籍,再凭一班足够人数的本地助手之力,他们影响所及的范围,便只受所能支配的经费多寡的限制。中国并没有书报的查禁,中国人在各处信奉基督教,也已有上谕容许。基督教的小册与书籍若写得好,内容与笔法都能引人入胜,就能流布全国,为那亿万人中识字的一部分所读;而卖书、散书的本地助手,其言语与行实又可以把书中的道理注解出来、印证出来。可叹的是,比起这片土地之大、这片土地上人之多,能干而有学问的本地助手竟如此之少——少得可怜。
就从异教归信而可信为真的人数而论,中国最有成效的教区在厦门与宁波。前一口岸及其附近,与美国、英国各教会相属的本地教友有八九百人;后一口岸及其附近有五六百人。在这两处所设的教区里,有几处特别留意教导、训练本地助手,以及有志于本地教牧之职的青年。结果是:如今这两个通商口岸都有人能切实地担起这荣耀的工作,叫管他们的外国教士大为欣慰。毫无疑问,福音在这两处所以有成效,一个实在的缘由就是:他们相当留意教导、训练有造就的青年信徒去作本地的宣讲人,使他们能以售书传道人与外国教士助手的身分,引起同胞的兴味、给同胞以好的感化。
为说明中国本地助手讲道的样式与内容,这里录下几条笔记,是关于一八六〇年九月某夜在福州南门外救主堂所举行的一场寻常礼拜的。有三个青年,原是美部会教区所办寄宿学堂(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八年)的学生,各择一题向同胞讲说。
头一位二十岁,神气很腼腆。他讲得颇为平板,也不打手势。不过他所说的话表明,他是个沉静而恳切的思想者。他所取的题目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末一段,相当详细地讲解耶稣怎样教训门徒对待毁谤他们的人、逼迫他们的人与仇敌。他处置这题目的手法,连同这题目本身,都叫听的人感兴趣、也服气。他提到本国几样通行的风俗,引了中国几句关于对待仇人的格言,再把救主为门徒所立的、对待那些「咒诅」他们、「恨」他们、「凌辱」他们、「逼迫」他们之人的准则鲜明地对照出来,令人动容。听了这样平实恳切的一席话,我不能不心存感谢——这与异教的中国人在道理上、在行事上所有的一切都如此不同。
第二位二十五岁,单就讲说的风采而论,比头一位悦耳得多、也更有口才。他宣布所讲的题目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他们无故地恨我。」接着便指出中国人反对耶稣的那些常见说法何等不合道理。他断言这句经文在福州应验了,因为耶稣在这里正是被人无故地恨。他极有手段地揭破那些流行的托词与非议如何似是而非,同时也没有略过中国人不信基督的真正缘由。他的话简明而中肯,意思毫不含糊;他的劝责大胆而切中心肺。他讲完的时候,我心存感激:真理被讲得这样恳切,同时又这样和气。
第三位二十岁,讲的是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他的嗓音尖而快,却相当清楚。他用一种讨人喜欢而又直截的方式讲明并力劝:人人都当敬畏上帝,过于敬畏人。他讲到魂灵的性情、贵重与不朽,讲得全堂屏息静听。有不少中国的读书人,至少在口头的道理上似乎主张身体一死魂灵即灭;他驳了这个说法。他大胆而有精神地劝听众敬畏并顺服那位「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不要怕那只能杀身体、却不能杀灭魂灵的人;听众带着一种惊异的兴味听着。
那一夜的礼拜,上面说到的与没有说到的,都可以说明两件可喜而使人得鼓舞的事实;这两件事不单在福州的本地助手身上极为确实,在中国别处也是这样。
第一件是:他们所择来向同胞讲说的题目极切实、极紧要。他们不爱在深奥的、玄虚的、牵强的、凭空想出来的题目上盘桓,也不喜欢讲那些教义上的条目与原理,除非这些条目与原理对人的心、人的行事有明白而有益的关系。他们当众讲说的话里,科学、哲理与史事都不多,却有极大量最紧要的真理,关乎最切实的事,由他们恳切而和气地提出、讲解、力劝。
第二件是:本地助手不怕、也不耻于大胆为救主说话。他们在当众讲说时,实实在在、着力地「为耶稣挺身」。他们的讲说里耶稣实在太多,提到他的生平是唯一完全的榜样、提到他的道理是各等人各国人唯一无误而有权威的准绳,提得实在太多,以致常常惹恼许多听的人。常可听见听过他们讲说的人出来时大意这样说:「十句里头有三四句带着耶稣。」表达同一个意思的另一句常用的话是:「三四个字里有一个是耶稣。」还有不少人明明白白带着怒气离开他们所听的礼拜堂、讲堂,一面说着上面那样的话,一面高声咒骂那本地的宣讲人,骂得极难听。
为中国本地助手特别祷告何以要紧
住在基督教国家的基督徒,为外国教士祷告、为从异教归主的人祷告、为异教之邦的教会学堂祷告、为异教人大概地祷告,都不算稀奇;但特别为本地助手这一班人——为这些为同胞归主而劳苦的人——祷告,却极少有。这件事极为要紧。教会所以应当常常恳切地为中国这样的助手祷告,有几层郑重的理由。
前面已经说过,在上帝之下,本地助手是教会使中国归主的主要指望。那么,从归信的中国人中间,在合适的时地兴起合用的人,并且数目足以应付这工作日增的需要、足以回应天意在那帝国里呼召更多工人的大声呼喊,这是何等要紧!若教会不为这工作中本地的人手与凭借恳切有效地祷告,还能合情理地指望那国归主么?在那地现今的与将来的教士,身上担着拣选中国助手之责、又担着训练与照管他们之劳,并且今后仍要担着;若没有西方基督徒热忱的同情与恳切的祷告相助,他们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做得来这样的劳苦么?
再者,就中国先例的分量而论,这样的祷告也要紧。「小时弯了枝,大了歪了树」,这句老话在中国这样的帝国里,用到德行上有特别深长有力的意思,因为那里风俗与成例一般比律法、比道理更有力量。上层的建筑若要牢固耐久,根基就该打得端正。凡在某处最先、或最先一批被用作本地售书传道人与本地宣讲人的人,若在个人的虔诚与对这工作的献身上立下一个低的标准,那将是尤其要深以为戒的灾祸。住在西方、与教士同工推进那地布道之业的人,难道不该对这件事存着深切有力的关心么?既然借着归信的中国人把这工作开端开得正、推行得正,关系如此重大,他们难道不该为那里本地的人手特别恳切地祷告么?
中国的本地助手尽力造福未归主的同胞时,须时时与几种特别的辱骂相争。一个人若想想中国社会的性情、想想构成中国人品性的那些成分,就必定看出上面所说的这几种特别的辱骂极难忍受。中国虽没有像印度各等人之间的种姓之隔,也没有像土耳其境内那种冒名的、或堕落了的基督教各派之间、或叙利亚境内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血仇,却有好几样极磨人、极厉害的东西,本地助手须不断与之相争,非大得恩助不能得胜。这里只提两样。
一样是:本地助手撇开古圣的教训,而称一种外来的宗教为无上之宝,由此在同胞中间招来的恶名与辱骂。在中国的读书人看来,撇下孔教去就基督教,差不多就是叛逆。在他们中间,称颂推崇古代的经籍、自称谨守经中的格言与道理、并以为这些已足够应付中国人的需要,是极时兴的事。一个中国人把耶稣的道理抬举到孔子、孟子的道理之上,又教人说这是全人类唯一正当而足够的立身准绳,这被看作几乎等于叛逆朝廷。有一条常见而极招人恨的罪名,加在本地信徒头上、尤其加在本地助手头上,就是说他们背弃了本国的圣贤,甘受外夷的辖制。
再者:归奉耶稣的宗教,不单意味着不再用祖宗牌位,更意味着不再把它当作敬拜的对象。这一步被看作违逆天理人情的罪过,叫本地助手背上骂名,说他们对已故的父母不孝、对先人的遗念不敬。如今本地助手当众教人说:祖宗的牌位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情形下,子孙都不该拜它——这就给他们招来极大的、不断的、特别的辱骂。明知自己并非不孝不悌,却被人讥为不孝不悌,这是他们极难忍受的。只要情形合适,他们总是随时准备辩驳这样的指摘,讲明孝道真正的意思,并说明不拜祖宗牌位,与对尚在的父母存最高最真的爱、对已故的父母存敬念之心,是全然可以并行不悖的。
中国的本地助手还有两重极大的危险或试探,须时时防备。一是某种骄矜自大的危险;二是在决意充任、以及决意充任之后,向同胞传福音时过分受贪图钱财之心驱使的试探。
他们开始在外国教士照管指点之下直接公开地作助手时,自己在社会上的身分有了变化,因此容易变得骄傲自满。他们靠外来的款项供养,又公开与外国人往来,相当程度上受他们庇护,常常与他们相处,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着他们个人的友情、信任与体恤;照事情的本性看,很有危险、极有危险的是:他们在同胞中间做工时,未必能像他们所当的那样温柔谦卑,而要在所传福音的人身上收最大的成效,正需要这份温柔谦卑去笼络人、感化人。他们是被外国人推出来作同胞之师的,指出同胞的恶行、迷信与偶像崇拜,为这些事责备他们,又把耶稣的宗教荐给他们。这个地位自然会生出一种自重自高之感,何况中国社会里并没有与他们所居之位相类的东西。〔注一〕可以说,他们是一个新出现的、自成一格的阶层,有着若干特别的权利——就是各处的改革者与劝世者所有的那种权利。他们怎样用自己的工夫,不必向同胞交代;他们的束脩也不是向同胞领的。不难看出:他们在社会地位有了这样显著的变化之后,要保持谦卑,要在为受蒙蔽的同胞得救而劳苦时显出那温柔谦卑的耶稣的心肠,极需要从上头来的恩助。
(原注:福州的孔教、道教与佛教,没有哪一家设有以公开的讲说开导众人的道德宗教之事的安排。中国人中间最接近公众教诲的东西——大概说来,帝国各处作为本土固有制度的也是这个——是一种说书讲古,由一班下等人来做,拿它当谋生的行当。到了晚上,说书的人在公众走的窄街旁找一处显眼的地方站定——常常挨着一处公用的歇脚处或茶摊,那里有几条粗板凳可坐——有闲工夫、又肯各出一点小钱买这份乐子的中国人,便停下听他念一段历史演义、或一本讲道德、毋宁说讲不道德的故事书。他有时被请到人家里去,为左邻右舍人家的女眷说说故事,取些微薄的酬劳;那是为她们解闷,并不是为益她们的心智、德行与信仰。僧道也不向公众讲说本教道理教条中关乎道德宗教的话。)
再者:本地助手有一重强烈的试探,就是过分受爱钱之心、而非爱人魂灵之心的驱使。异教的中国人中间有一句常说的话:凡受雇作基督教塾师、售书传道人或宣讲人的,做这工作只为所得的好处;正如他们不加分别地指摘本地的教友,说他们信教全是为着据信所领的钱、或据称因弃祖宗之教而奉福音、从而在某种门路上得的银钱好处。常有人明明白白对本地助手说:你们拜耶稣、说耶稣道理的好话,是因为有人给你们钱。对他们说的话大意常是这样:「你们是拜耶稣的人养着的,自然要自称服膺他们所传的道理。你吃耶稣的饭,你说耶稣的话。」正如古时撒但在主面前说约伯的那番话,他们那些异教的同胞也这样毁谤本地教友,说他们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
这里头不过是把中国人中间人人自认、人人奉行的一条处世之道,加在从异教归主的人身上罢了。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里所要讲的意思。几年前有个在成衣铺做事的青年来向我求事做,说他每年除膳食外只要两万文钱。我回说他靠不住、不是个说实话的人;他便用极知心的口气答道:「我若受您雇用,自然说合您心意的话。我如今在这里做事,自然该说合铺主心意的话。我现在为他撒谎,将来一样为您撒谎!」
生人、以及许多异教的熟人亲戚,往往不信本地宣讲人自称真心看重自己所讲所劝的道理。几乎人人都信他是为了钱才把自己雇出去教同胞耶稣的道理,与别人为挣钱而操一门行当、一门手艺,完全是一回事。因此人常私下、当众问他们:你每月领多少?他们说出五元、六元、七元这样的数目——这正是他们实领的数——人却通常不信。由这种以利害衡量一切的看法,又生出一种指望与信念:凡归奉、尤其是传这外来道理的人,必靠此发大财。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理会拜耶稣可以出于真心,他们用自己那把自私无情的尺子来量本地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拿他们自己若得着机会肯做的事来量人。
中国人一般承认:为着银钱的报酬而教人圣经的道理,是未尝不可的。所以凡要用基督教书籍的学堂,要多少异教的读书人来教书都请得到。但若说有人出于爱真理之心,当众讲解并力劝圣经的道理,指望引起听者的兴味、使他们感到信救主、守他训诲是何等重大的事——这在多数中国人是无从理会的。听的人若疑心本地宣讲人真信他所恳切宣讲的话,往往大为光火。他们认为:他若只是为所得的工钱劝人,那没有什么实在的要紧;可是他若在自己所称的事上真心诚实,那就全然不可容忍了!
洪君是个有才的青年读书人,一八五八年在信心的凯歌中去世,临终连呼「天堂!天父!」——他是福州与美部会相属的第一所本地教会的四位创立者之一。他有一次以本地助手的身分向一群同胞讲说。另有一位读书人听到他讲完,心里起疑……〔原书此处脱去一段〕
……往往找不到合用的字眼,把圣经里特有的、分别于众的真理讲得明白。有人说中国的文字是魔鬼造出来的,他要用这文字拦阻基督教在一个他有许多热心能干的臣仆的国度里通行。
文字是基督教前进的一大障碍,只要说一句话就明白了:有些精通中文的大学者认为,中文里没有与希伯来文、希腊文「上帝」与「圣灵」相当的字眼可供译经之用、可供布道之用。因此,无论刻书还是讲道,中文里用什么字称上帝、称圣灵,各人主张不同、做法也不同——不但帝国各处不同,有时同住一城的教士之间也不同。至于译圣经、编小册书籍时用哪一种文体最好,才能最有利于在百姓中间推行基督教,各人的看法也相去很远。
二、福音在中国人中间传布的另一重障碍,是他们的国族自负。这是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凡关乎外国的事,这一点都对他们有极大的左右之力。它表现在他们待外国人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他们加给外国人的称呼上。帝国有些地方,他们常称外国人为「番鬼」、「白番鬼」;各处也都惯用侮慢贬损的字眼称呼他们。从前关涉外国人的公文里常用的一个字,意思就是「夷」。他们向来不肯承认有哪一个外国在尊严、权势或分量上与自己相等。多少世代以来,只要不是因为害怕、或因为有银钱上的关系而有所顾忌,他们惯于以侮慢轻蔑待外国人。他们一向自鸣得意,以为外国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他们的藩属、臣仆。他们与欧洲大陆上几个最要紧的强国、以及与美国往来的历史,提供了许多可笑而鲜明的例子,可见他们国族的骄傲与自大。
这种性情也表现在他们爱给本国取的名字上。他们称本国最通行的名目是「中国」,意思是它位居天下之中。他们有时称它作「内地」,又称作「华国」。中国人的世界地图作长方形,其中可居之地,中国占了九成以上,而且摆在正中。几个外国用小小的点标在环绕中国的海洋里,离中国的外界不远。譬如英国,在图的西北角上用一个大小如拇指甲的点标出,离中国的边界约相当于中国一省之宽。至于美利坚合众国,根本不见踪影!他们一般用「天下」二字专指本国,仿佛本国就包括了普天之下。他们相信本国受上天特别的眷顾,相信上天指定当朝的皇室,并在朝政的施行上有压倒一切的影响。皇帝那些浮夸而亵慢的名号里,有一个就是「天子」。
下面从他们最流行的一位文人的文章里摘一小段(取自别人的译文),比任何单纯的描述都更能说明眼下所论的这个国族性情上的奇特之处。
「我庆幸自己生在中国。我常想,我若生在海外天涯某处,情形将何等不同:那里的人远离先王化民的教训,不知人伦,衣草叶,茹木实,居旷野,穴土而处;虽生在世上,这样的境地与野兽也没有分别。如今幸而生在中国:有屋可住,有饮有食,有精致的器具,有衣有冠,有无穷之福。至乐真在我身上了。」
他们这样流露国族的自大与骄傲,在别国人看来无论何等夸诞可笑,在中国人心里却极有分量,似乎极为公允、极为切当。他们认为本国是天下最有礼貌、最有教养、最开化的国。他们自称本国的政体最像父母待子女,因而最好;自称本国是普天之下最古的国,因而最稳固——而且他们信而有征的历史确实比现存任何别的王国、帝国都上溯得更远,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夸耀本国哲人的智慧过人,夸耀圣贤在一切于他们实在有用、实在值得求取的学问上造诣极深。他们既以古老与古代的文章自豪,又在极大程度上不晓得西洋各国真实的情形与品性,便把外国人看作在许多方面远不如自己,根本不配来教他们什么是、什么不是稳当而紧要的道理;虽然他们很痛快地承认外国人在格致之学、在器械制造、在经商的劲头上大大胜过自己。可是比起他们古书里所含的智慧来,这些东西又算得了什么!
不难看出:他们这种以本国为上的独特见解,必定成为他们迅速接受由外国人带来、由外国人推荐的道理的一大阻碍。
三、接受圣经见解的另一重障碍(与上一条颇相近,却不同得足以另立一条),是孔子、孟子与其他古代贤哲身后的影响。
若论世代之久、论受其文章感化与指引的亿万之众,大约没有一个人曾发挥过比孔子更大、更持久的影响。中国的律法,将近二十个世纪、甚或足有二十个世纪以来,即便不是实际按他所倡的道理制定的,口头上总是按这些道理来解释的。百姓现今许多特有的习俗与见解,即便本不是从他的著作里来的,也要依他话里的意思去辩护、去解说。这一个人比任何别人都更把中国人的心思、中国的文章、中国的政体造成了今日的样子。他的格言被看作与中国社会与政体的需要完全相称,因而胜过任何「外」国之人所能供给「内地」居民的东西。
中国人何等珍重这位圣人的遗念,从祭孔仪典里的一段颂词里也许可以略见一斑;卫三畏博士在他的《中国总论》里译过这段话,如下: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孔子以前,既无孔子;
孔子以后,更无孔子。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一八三五年发生的一件事,鲜明地说明孔子对本世纪他的同胞的心思有何等大的左右之力。有几位教士进了山东——这位哲人的本省——的一个村子,遇见两位老者;他们不肯收所递上的几本宗教小册,说道:「你们的书我们看过,既不想要,也不赞成。我们圣人的教训已经够了,远胜过你们所能带来的任何外国道理!」许多教士都能作证:他们把圣经的分卷或宗教小册递给中国的读书人时,这种心思多少次表现在他们的举止上,虽未必说出口来。他又多少次听人说过——也许用的正是这样的话——他们「知道孔子,不知道耶稣」,或者他们「会读孔子的话,不会读耶稣的话」。
影响之大之广仅次于孔子的,是孟子。中国的士子把他的书与孔子的书都背熟了,并以此为做文章的本钱,预备那三年一次、次第考取相当于中国式的学士、硕士与博士几级功名的考试。
在中国,孔子是学童、读书人与官员所拜的对象。
这些事使中国人极不愿意拿自己从古圣先贤的著作里得来、久经试验的风俗与见解,去换圣经所规定的新道理、新做法。
四、不过,中国人迅速归主的几重特别障碍里,最大的大约要数他们对已故先人的祭拜。所凭的媒介一般是祖宗牌位。在长子家中的牌位前焚香、点烛、烧纸钱,即便不是天天,也常常如此,并且照例跪拜——这实在就成了一种家庭的祷告。一般在每月初一、十五,在一年中各大节令,以及另外几个定期的日子——其中最紧要、最通行的是春天到先人坟上去的那一次祭扫——都在代表死者的牌位前献上各样供物。各处对在世的父母在道理上、在外面的样子上所尽的敬,对已故父母遗念所存的顾念,以及在三代、五代祖宗牌位前所行的祭拜,早已变成一种迷信的、拜偶像的敬,因而是有罪的敬。
中国人自幼便习于敬自家的牌位与自家的祖坟,这些事与关乎受尊敬的死者的一切亲切神圣之物都连在一起。再加上这样一种念头所生的情感:自己的坟将来不会被人忘记、被人冷落,自己的牌位在自己死后也不会无人祭拜;那么,未归主的中国人何等不愿撇下这些仪节、何等不愿指斥它们,也就不难想见了。这些仪节有着几乎远古以来普天下通行的习惯作依据,有教养的偏向作依据,又有一种走了样的孝思的催促作依据。不肯行这些惯常的礼数,很容易被看作足以到官府去告状的缘由,罪名是不孝。
第十七、十八章 传教诸事(下)
凡不肯随众照通行的风俗在祖宗牌位前、祖坟前行那敬神之礼的人,便被断为忘恩负义、毫无孝心、禽兽不如。他必定要受家中亲属与素日朋友的侮慢、辱骂与逼迫。他的名声、他的生意与产业,总要吃亏。
祭拜已故的先人,在中国社会各色人等心里扎得这样深,所以——若不是凭信心的眼光来看——这就成了那帝国接受福音的一重无法逾越的屏障。
五、中国人迅速归主的另一重大障碍,是他们那成系统的、迷信的、拜偶像的教养。孩童与少年一步一步地被训练去行拜偶像的风俗与仪节,而且训练得很成功。他们被教着相信:数不清的男女神祇时时在侧,有赐福降祸的大能。
譬如:自出生到十六岁,男孩女孩都被教着相信自己受一位女神的特别庇护,这位女神家常都称作「奶娘」。这期间常在她的像前、或代表她的物事前行种种迷信的、拜偶像的举动,或是为自己所信从她那里得来的恩惠谢她,或是为求功德、好讨她的好,请她照看自己平安无病、有病得愈。到十六岁时要行一样特别的礼,表示从此脱出「奶娘」的特别庇护,归入众神祇的照管与辖治之下。
儿女不单被训练去行数不清的拜偶像的仪节、被训练去相信无数迷信风俗何等要紧;父母还以言教身教不断地教他们:人要在世上成事,非照成规敬奉男女神祇不可。他们长大成人,四面是偶像、牌位与别样代表无形之力的东西;在许多场合里,他们的父母与尊长按时拜它们、供它们、谢它们、怕它们。这些拜偶像的、迷信的风俗与见解,牵涉一切方面:家里的、交际的、信仰的、买卖的、读书的、朝廷的。
这种自幼而起、又成系统的有罪的教养,其影响可以从成年中国人死守本国久已定型的风俗见解、极不愿拿它们去换新的外来的风俗见解上看出来。这影响也可以从他们人人把自己受过的那一套又执着又热心地传给儿女上看出来。常有人断言:中国人必须守中国的做法与见解,不可采用外夷所荐的那一套。他们承认外国的道理给外国人用或许很好,却不合中国人的口味、用处与需要。异教的中国父母从小教导儿女拜神佛、拜祖先,其热心大约胜过西洋基督教国家的父母按圣经的道理教儿女敬畏上帝、爱上帝。中国的父母着实是教养孩童走他不当走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受教养的那条歧路。
六、要动摇为数众多而又明理的一大群人根深蒂固的成见与定见,极为不易,这使福音在中国的进展缓慢而逐步。中国人若是蒙昧的野人、未开化的人,数目又只有几千、几十万,像五十年前的桑威治群岛人那样,那么或许可以指望他们比较容易、比较快地被引着归奉基督教。可是他们是开化的、至少是半开化的民族。他们是个讲文章的民族,他们的文章自成一体、浩如烟海。他们人数极多——有四万万之众——读同一种文字,由一人统治,受同一部律法管辖,又服膺大体相同的国族风俗与见解。他们对自己那一套道德与宗教极为满意,对更张改革极为反感,爱照所教的去做、照所惯的去做。
把这六层——别的障碍且不细说——仔细掂量一下,教会就不该因中国人接受福音之慢而诧异。这几层极圆满地解释了中国归信基督教的人何以相对为少。有一点必定是明白的:在别的条件相等或相似时,同样多、同样性质的布道之劳用在那帝国里,若没有圣灵那使人知罪悔改的感力更丰沛、更不断地浇灌下来,就不该指望它结出同样多的果子,像这同样性质、同样分量的劳苦用在一片并无此类障碍、或并无同样大、同样特别、同样异常之障碍去延阻拦阻人接受基督教的土地上所应结的那样。倒不如说:有了这些障碍,中国眼下竟有这么多可信为真的归主者安安稳稳地在本地教会里,这岂不该叫我们惊奇、叫我们感恩么?实在用不着灰心。福音既遇着这样的阻碍,它前进之速已是合情合理所能指望的了。
教会在思量基督教在中国人中间的成效时,也该思量那里拦阻它前进的障碍。那样她就不会灰心,反要大得鼓舞。有人问耶德逊博士:「缅甸人归主的指望如何?」他答道:「他们归主的指望,与上帝的应许一样光明。」教会也当记得:中国人归奉基督教的指望,与上帝的应许一样光明——不更光明,也不更暗淡。愿她欢喜、愿她感恩。「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与我们,不要归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教会鉴于福音在中国传布的这几重异常障碍所当尽的本分
鉴于中国人归主之业有这些障碍,教会该走哪一条路?她该因这些障碍而不敢以与阻力之大相称的、格外的大力去推行这番事业么?若有一桩世俗上值得称道、关系重大的事业,在成就并享受它的好处之前须对付并克服许多格外厉害的困难,那就更有理由以更大的劲头与热心去做它。这条道理用在世俗的、银钱上的事业上是不错的——海底铺设电线、凿地入腹、开山为隧,都可以为证;那么用在信仰上、属灵上的事业上,难道不也是不错的么?用在中国帝国里的布道之业上——那里关系着上帝的荣耀,关系着今世与来世千千万万魂灵永远的祸福——难道不也是不错的么?那些延阻福音在那里迅速被接受的障碍,若看得透彻,实在正是最有力的理由之一,说明这工作该以与所涉重大利害相称的精力推行下去。
然而可叹!教会在中国增派人手,既不与她的工人所能到之地的日渐开阔相称,也不与所要对付的阻碍相称。自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签订以来,教士可以进的新口岸与城邑有十二处。这十二处里有六处至今全无新教的教士,即:极南海南岛上的琼州一处;帝国极北的牛庄一处;扬子江上的镇江、九江两处;台湾岛上的台湾府与淡水两处。另六处(汕头、汉口、芝罘、登州、天津、北京)虽已有人,却极单薄,而且多半是从别的工场调来的人,他们为在那里传福音,还得另学一种方言——并不是特为供给这些新工场而派去的人。这样的情形,是该如此的么?
商人为求利,把伙计派到新开的通商口岸去,或自己住在那里。基督徒为基督的热心,难道该比他们更没有进取之志么?难道通商比基督教更有驱策之力么?这些地方的异教人还要被撇在那里,多久才知道耶稣曾为他们舍命?
一八五八年,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及其附近做工的受了圣职的新教教士有八十七位。这个数目不算教士的妻子,不算未婚而担任教读的女子,也不算一时离开中国的教士。如今已有人驻守的十二处中心教区,所用的人数大约比七年前六处所用的多不了多少,甚至并不更多;〔注一〕平摊到全国,约是一位教士对四五百万人——而这还是在布道之业在那里开办了将近六十年之后。这够用么?这就是教会所能派出的全部了么?
(原注:我们注意到,福州美以美会的印所出了一本《在华新教教士名录》。照名录所列的数目看来,今年三月二十日实在在工场上的教士,连女子在内不下一百八十七人;另有十五人或告假在外、或正在赴任途中。他们分驻各处如下:广州三十人,香港二十二人,汕头七人,厦门十四人,福州二十人,宁波二十一人,上海二十六人,汉口五人,芝罘九人,登州七人,天津十一人,北京十六人。其中九十二人是美国人,七十八人是英国人,十八人是德国人。派出人数最多的教会团体是美国长老会,计三十四人;其次是伦敦会,用二十四人;第三位又归我们美国的朋友,他们的国外布道总会计二十一人。不过应当说明:这些数目是男女教士各占一半的。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各会虽处境艰难、且日益艰难,所供养的工人仍与英德两国之和相等。这些数目使我们对中国帝国里的布道之业得一瞥,而这一瞥极可喜:将近二百位恳切的男女,在教义与教制上见解各异,虽稀稀落落散在数千里的地面上,却合为一体,同以一个目的为念——把那使他们本国成为今日之貌的开明文明与基督教,分给中国人。——录自《中国邮报》海外版副刊,香港,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三日。)
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岁月是在中国度过的,天天与那里的百姓、那里的迷信、那里的偶像崇拜相接,这也许使我对那片布道的工场怀着不成比例的关切;但我不能不觉得:基督教世界、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教会,在对那亿万将亡之人多尽一点关切、一点同情、一点祷告、一点力气这件事上,大有亏欠——那些人正以每日三万二千人的速度奔向拜偶像者的坟墓。
何以愿意去中国的布道候选人这样少?何以美国、英国与欧洲大陆上已在那帝国做工的二十个布道会,不往各通商口岸派去更多、更不间断的工人,或者至少派够人去占住那些已开而无人的口岸?何以教会没有更恳切地、专为福音在中国的成效祷告?总而言之,何以基督教世界对占人类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归主这件事,所感、所显的兴趣这样少?在中国的教士普遍地、深深地感到:中国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忽略了,基督教国家的基督徒对那地在很大程度上吝于关切、吝于同情、吝于祷告,比起他们慷慨地加于别处——如土耳其、叙利亚、印度斯坦、缅甸与桑威治群岛——的关切、同情与祷告来,相去甚远。他们并不愿意别处所得的关切减少,只愿中国所得的多些。
对一个异教之邦的布道之关切,其标准该是什么——而不是通常是什么?可以调遣的布道人手,该按什么道理分派?或者说,断定各国工人的公平比例,该以什么为凭?这些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不单值得各布道会的书记与董事、尤其是有志于此的候选人恳切祷告地思量,也值得布道之业一切友人与赞助者思量。
一地的人口与其所当影响的疆域之广,与它应得的工人比例有没有关系,尤其是在天意明显相助的时候?那么,就人口之众来看中国罢。地理家公认它是地球上疆域仅次于最大者的帝国;而由一个政府统治、读一种文字的人口之多,毫无疑问全地球无出其右。可是其中教士的人数,按其幅员与人口的比例来算,比任何别的可进的异教之邦都少得多。
是什么使布道的候选人不肯去向中国人宣讲得救之道?是语言拦住了他么?只怕确有许多候选人因中国语言之难而不去中国,虽然这似乎不该是真的!一种为地球上人数最多的民族用了几十个世纪的语言,难道该成为他们与那些自称心中为救主之爱燃烧、为异教人得救而热心如焚的人之间一道无法越过的墙么?这语言的难处,公认是不小不少的;可是拖延下去,它就会变小变少么?这些难处并非大到不可克服,凭着耐心用功就能克服;而对那些因缺少生命之粮而将亡的人魂灵的热爱,正可以支撑并鼓舞这番用功。有些并不信教的人为求钱财、为给官府当通事而学中文;难道基督徒倒该觉得自己学不好中文,不能向那些因缺福音而将亡的人传福音么?有些候选人宁愿去印度学梵文、或去叙利亚学阿拉伯文,也不愿去中国,只因他们把中国语言的难处想得过大。逃了斯库拉的礁,就躲得过卡律布狄斯的涡么?
有人断言中国是一片「乏味的」工场,中国人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民族,于是在同情上、在劳苦上、在祷告上从他们旁边走过去,正像那犹太人与那利未人从落在强盗手中的人旁边走过去一样。他们认为那人乏味、不讨人喜欢;而教会里太多的人行事的样子,仿佛该得称许的是他们两个的行为,而不是那怜恤受伤不幸之人的撒马利亚人的行为。当以律法和法度为准——不可凭人世自私的格言与榜样。若按圣经所立的标准来断,布道的候选人该因中国是个乏味的国而不去么?布道会该因中国人是个不讨人喜欢的民族而议定不往中国添派人手,却把人派到别的更讨人喜欢、或许早已对基督教的道理与原则格外感兴味的国去么?这都是郑重的问题,值得深深地、恳切祷告地思量。各人立足之地不同,所得的结论无疑会大相径庭。可是中国人好苦!若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有趣而讨人喜欢的民族、因为他们还没有对福音格外感兴味,就任凭他们以每三秒钟一人的速度落入拜偶像者的坟墓。
不久前有一位基督教的牧师说过:「中国人一般被看作世上布道最无指望的民族;在许多人看来,指望他们归奉基督教几乎是白费。」又有一位教会的信徒,听了一位从中国回国的教士讲说之后,对他说:「我很难为中国人祷告——他们那样顽固、那样迷信。」约七年前,中国收到一封信,是新英格兰一所神学院的学生写来的,回复一封恳请多派工人的呼吁。这封回信里提到了眼下所论的中国人品性中乏味、不讨人喜欢的这一面。就此,写信的人说:「中国人就像一个哑巴乞丐,只有他的穷困替他说话。」可叹哪,可叹!教会竟把中国人看作最无指望的民族;他们的顽固与迷信竟使人难以为他们祷告;他们那哑然无动于衷的样子,竟成了可以不供给他们福音的推托与理由。哑乞丐的需要,难道不该与吵嚷的乞丐一样得着供给么?荒年放粮,若有人提议把不作声的穷人跳过去,人会怎么说?许多人实际上不肯把生命之粮分给中国人、使他们得吃而永活,只因断定他们「像哑巴乞丐,只有穷困替他们说话」——在上帝眼中这是何等有罪!他们固然比较起来是个不动声色、不讨人喜欢的民族,难道耶稣为救赎中国人舍命,不如为别的异教人舍命么?他何曾说过:顽固迷信太深,便使一国归主几乎无望、在那国百姓中间做工几乎白费?
教会若要等中国人对福音更感兴味、等他们变得更讨人喜欢、更容易被感化,才肯按比例派足自己的儿女前去,才肯为他们归奉基督教恳切有效地祷告,那么她要等到几时?中国这个帝国若不切实使用相宜的凭借,还能成为主的庄稼地么?难道那一个帝国里千千万万无价不朽的魂灵,真要先填满拜偶像者的坟墓、在灵界领受拜偶像者的报应,教会才肯醒悟自己对中国的本分么?
假如一连一个礼拜,天天有某国某座三万、三万五千人的城被地震吞下去,这件事凡传到之处,要激起何等深切痛楚的震动;然而每天有三万多人落入拜偶像者的坟墓,而且不只一个礼拜,乃是中国帝国里一代又一代皇帝治下年年月月如此——基督教世界对这件事却比较漠然,实际上等于说:「这与我何干?」
有一件事值得细究,也重要到至少值得每个基督徒、每个布道候选人各自想一想:就名字、地方、景物而论,圣经上的联想在唤起人为圣经所提到的地方祷告、在引动教会的儿女愿往那些地方及其邻近之国做工上,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众所周知,许多基督徒出游时,宁愿去叙利亚、小亚细亚或希腊等处,只因那里有史事上、圣经上的联想,而不愿去并不更远、山川景物也不逊色的别的地方。这样一种对圣经所提之国的关切——它在很大程度上出自对圣经语言与圣经史事的熟悉——在多大程度上引着基督徒恳切常常地为那些地方祷告,却略过别的虽人口多得多的地方?许多布道候选人岂不是愿往那些地方,却畏缩不肯去别的名声较小、在一般的或史事上的联想上较乏味的国么?这样一种圈得窄窄的、只认一地的布道之心,与基督吩咐使徒往普天下去使万民作门徒的心,相去何啻千里!愿教会蒙赦免:她忽略了一条真理——「田地就是世界」,而中国住着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按情理、按算术、按上帝的话,都有权分得与之相称的一份祷告与劳苦。
通盘而论,中国是全地球异教的直布罗陀、异教的塞瓦斯托波尔。基督教世界对它的顽固、它的迷信、它的偶像崇拜,该发起最猛烈、最持久的攻势。这番归主之业若仍旧照过去那些年从容便宜的样子与分寸推行下去,既不合情理所示,也不合圣经的道理,更不合近来上帝的作为把这帝国如此大大地向教士的劳苦敞开所显明的旨意。在那帝国里平定人对上帝的叛逆,这场仗打得越艰难,就越该恳切有力地去争取得胜;与之相抗的势力与障碍越多、越强,就越有不容推诿的理由、越有迫切的必要,以更大的胆量与热心去抵消这些势力、克服这些障碍。
要推行中国的新教布道之业,教会里最好的人才是必需的。中国人最钟爱孔孟的见解,最死守道佛的教条。要向他们指出这些见解、这些教条何等荒谬、何等不足、何等有罪,并教给他们一条更美更全的路,须有基督教世界里最优秀、最敏锐、学养最好的人才。要用中文为中国人预备一套基督教的书籍,也须有这样的人才。就下面几层想来,预备这样一套书籍的要紧,怎么估量都不为过:
这种文字为几万万人所通晓,比世上任何别的文字通晓的人都多。
现有的本国书籍虽汗牛充栋,却是世俗的、异教的。真正的格致之学教得很少。正当的道德并不提倡。
中国人是个读书的民族。穷人虽大半无人教导,中等与上等人家却一般都能读;他们的学者又以现有的文章自豪,尽管其中许多是虚妄的、不足道的、不合情理的。
中国的基督徒尤其需要这样一套书籍,以助他们心智与属灵上正当的长进,正如西洋的基督徒需要这样的书籍一样。
中国的本地助手极迫切地需要能帮他们自己读懂圣经、并向同胞讲解圣经的书。旧约新约中最紧要、最切用的几卷,眼下亟需精当的注释。若能有一部精当而条理分明的中文全本圣经注释,于中国真是无价之惠。
现有的用通行文字——即文言——所译的圣经,须加修订。还须把圣经译成各处方言,供教会中不识字的人与穷人之用——他们既无余暇、也无余钱去学通行的文字。圣经的若干卷已译成其中几种方言,在教导本地信徒上证明极有用处。另外也极需要一部官话圣经。官话是全国高级官员所说的话,大约也是帝国近一半人口——住在中部、西部、北部与西北各省的人——的本地话。做这番工,所需要的人不但要有热烈的虔诚,还要有过人的才干与学问。
美国与英国的基督徒,更有重大的责任为中国归主恳切地劳苦、恳切地祷告,因为许多美国与英国的商人贩运鸦片、售卖鸦片,大大败坏了中国的民德、大大耗穷了中国的民财。他们本意固然不在败坏与耗穷,但他们贩卖那药物明摆着的、可叹的结果就是如此,与他们公然以此为真意所得的结果并无二致。至少可以指望住在那些国里的基督徒特别出力,去使那些还没有被那药物败坏到无可救药的人归主、得救。
西洋虔诚的饮茶人,也该对那供给这种使人神清气爽而不致醉人的饮料的帝国的属灵福祉格外关心。愿他们记得:在那无数种茶、采茶、为外洋制茶的男女老幼之中,信耶稣的人极少,甚至可以说一个也没有。愿这桩可叹的事引着他们:每逢享用这种已成为他们生活中即便不是必需、至少也是享受的可口饮料时,便恳切地为那地归奉基督教祷告。愿茶与布道之间的关联——饮茶与为那异教的采茶人祷告之间的关联——在基督徒的经历里极分明、极亲切。愿许多饮茶的人成为常常恳切为中国人祷告的人,也成为在中国布道之业上慷慨的赞助者。
美国的礼拜六晚上,正相当于中国的主日早晨;愿美国的基督徒记得每逢礼拜六晚上按时为中国人祷告——这并不是说别的时候就不该恳切为他们祷告。住在美国的人礼拜六夜里将要安歇的时候,中国的外国教士与本地助手正要在地球那一面开始主日的劳苦。后者睡着的时候,前者醒着,正为耶稣做工。那么,西洋的基督徒在礼拜六晚上记念中国、求上帝的福分临到地球那一面为他效力的劳苦,岂不正合时宜?在中国的教士在主日晚上,做完一天的主日之工时,也常祈求在中国的主日之夜,上帝的福分临到西洋在主日的主日学、查经班与讲道中为他效力的劳苦。但愿西洋基督徒在家中的祭坛前、在各自的内室里,礼拜六晚上这样为中国作一次普遍的、每周一次的同心祷告。
教会该因时势的吉兆——上帝的作为在中国的安排——而受鼓舞。眼下并非没有可盼的理由,叫人信福音大大加快的进展已近在眼前。如今已有十二处要紧的影响中心辟为教区,南起广州,北至北京。与这十二处——或者说几乎与每一处——相连的,还有数目不等、远近不等而兴旺的乡间支区。将近三千名归主的中国人散在七八个省里,在四围的浓黑中发出自己的光,归荣耀与上帝。其中大约有二百多人按时在向异教的同胞传福音、或在学堂里把福音教给后一代。学通行文字与几种方言的便利日增。对西洋各国日渐增进的了解,正迅速折去这民族与这朝廷素有的自负。基督教世界已有八十多位儿子在这片工场上宣讲得救的信息。她每年为供养在那地的外国与本地人手,所费示巴的金子大约一年多似一年;也盼望她年复一年向施恩的宝座所献上的、为中国人的祷告,合起来一年比一年更恳切、更频繁、更有效验。
基督教在中国布道的光荣结局,与在别的异教之邦一样,并无可疑。因为「列国」要「赐」给「子」为「基业」,「地极」要赐给他为「田产」。「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
第十九章北京内景(上)
第十九章 北京内景
自天津往京城的交通方式。——骡车的样子。——沿途景物。——中国的独轮车。——牛车。——抵通州。——炕与床架。——张家湾战场。——将近北京。——骆驼极多。——北京略述。——北京的出租车。——北京人不好打听、不出恶言。——京城所见的各国人。——北京人强健壮实。——北京城墙的周长。——人口。——各国使馆所在。——气候宜人。——恭亲王与各国公使。——外国人游历可观之处。——观象台。——葡萄牙人的旧坟地。——俄国人的坟地。——大钟寺。——朝廷与迷信、偶像崇拜的关系。——天坛围内。——仿天穹所建的圆殿。——皇帝拜道教的主神玉皇上帝。——拜的时日与仪节。——天坛。——先农坛。——地坛。——日坛与月坛。——皇室拜活佛。——北城外的喇嘛庙。——北城内的喇嘛寺。——孔庙。——极古的石鼓。——御碑亭——石刻十三经。——牛街的礼拜寺。——天主教的教务。——新教在北京设教区的要紧。——喇嘛教、回教与天主教在那里的存在,正是新教当设教区的理由。——北京既是帝国政事与文章的中心,这也是当在那里推行新教教务的理由。——官话通行,这是当在京城与华北设教区的理由。
一八六三年三月二日早晨,我怀着深切的兴味与好奇,从天津动身往北京,相距七十二英里。我所乘的是一辆两骡拉的车,一骡在前,一骡在后——不像西洋那样并排。前面那头骡子用两条长绳把它的套包系在车那根沉重的外辕上。它既无笼头,也无嚼子缰绳,全凭车夫的鞭子与吆喝驾驭。这位车夫或是在后面那头骡子的左侧随车跑,或是坐在车篷前头左边的辕上,两脚悬在左侧晃荡。车走着他也能一纵上座;有时又跳下来,在牲口旁边跟着跑,一面同它们说话,倒像它们听得懂似的。凡遇见迎面来的车,我们总是向左边让,不向右边。我还留意到:他遇见相识的赶车人,一般要下来,在错车的工夫走上或跑上几步路,并不只是坐在车上同人招呼——他这样做是为礼貌。
车、车夫与两头骡子,讲定三元一角,把我、我的中文先生与行李送到京城,路上车夫的用度自理。坐车出门的人照例要自带铺盖。车上不设座位,乘客把零碎行李与铺盖铺排一下当座、当垫,自己看怎样舒服就怎样摆。车篷只有二尺半宽、三尺半长,高也不过四尺多些,可见里头实在没有多少余地。我们这一路,不是我的先生就是我自己,总有一个坐在车篷外面,两脚从右边外辕上垂下去。车篷正在车轴之上,车轴又没有弹簧,所以外头那个座位其实比里头舒服,因为坐在里头的人身子非蜷着不可,颠簸还不算在内。
头一天路上所见的乡野,样子极乏味——没有篱笆,没有谷仓,像样的住屋也极少。春天这样早,田地看去荒秃得像刚犁过一般。树木稀少、矮小,叶子都没有。处处可见这里的百姓虽穷,却勤快。头十五二十英里内的住屋,除村子里的以外,多半是用晒干的土坯砌的。
往返北京途中,华北通行的运载与行路的法子,我们差不多都见识了:有两骡拉的车,有一骡一驴拉的,有一骡两驴拉的;有人骑马、骑骡、骑驴;还有载客的独轮车、载货载粮的独轮车。这种独轮车做得极结实牢固,构造上使载的东西——有时体积与分量都大得惊人——压在轮子上,不像我们西洋那样主要压在轮子与推车人之间。华北所见的中国独轮车,比西洋所用的独轮车显然高明,因为它让人的气力几乎全用在稳住并推进这担子上,不像用西洋独轮车那样,有很大一部分气力花在提起并托住担子上,因为那里分量有一部分落在轮子与人之间。我们见过一辆大独轮车,装得极重,后面只要一个人扶着掌着,两边却各站一人稳住它、助它前行,另有第四个人赶着两骡一驴——它们并排拴在车前,帮着拉。
有一回我在登州与芝罘之间——即孔子本省——走路时,见一辆独轮车由一个人在后面推着,车前用一条三四十英尺长的绳拴着一头黑驴,帮着拉。车上坐着两个中国客人并他们的行李,其中一位衣冠齐整、相貌堂堂、体态丰腴,约莫五十岁,一面被推着走、一面从容地抽着长烟管吐烟,行速约每小时三英里半。
华北载客载货,独轮车与大车用得极多。有些极大极结实。离开北京那天,我们在近京处见到许多敞车,装粮食与别的土产装得极重,每辆要九头骡子才拉得动。除了车辕间那一头用来掌向的以外,每头骡子各用两条绳单独拴在车上,三头一排地赶着走。
第二夜我们宿在通州,离京城十二到十四英里。我们在这里把一大箱中文的基督教小册与书籍交给一位本地助手,他是美部会华北教区的人,当时驻在这座又大又要紧的城里。这只箱子是搁在车篷后头所搭的一种大行李架上带来的,样子很像西洋马车后面有时装的行李架。一路上我在各处散过一种讲吸鸦片之害的小册,凡接到的人都争着要。我有充分的理由断定:在帝国那样远的地方,吸鸦片的受害者极多,而且人数正在迅速增加——这是两件可叹而严重的事。
一路上我夜里不用床架,而是睡在炕上。炕是一种烧热的台子,华北的中国客店里一定有,那一带中国人家里大约也家家都有,南边却绝无。这台子是砖砌的,有两张以上寻常床架那么大,必要时可以睡好几个人。它约二尺高,面上一般铺大而薄的红砖,看去平整洁净。台子里头不是实心的,有一条烟道穿行其中,从一侧或一端起,在里头来回折转,末了通到对侧或对端的烟囱里去。要拿这台子当床睡以前不久,在烟道外端可以够着的地方点上一点干柴。通常是把一小抱干高粱秆塞进口里点着。火焰、热烟与热气在台子内部的烟道里来回走过,最后出到烟囱去。炕就是这样烘热的。行路的人把自带的褥子与铺盖、毯子摊在这硬而微温的台子上,什么时候便当什么时候安歇。
我把华北通行的行路法子与住宿的安顿说得这样细,是因为行路的人——无论本国人外国人,无论教士、商人还是官员——都非用这些不可;除非坐船,而坐船只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又只在一年中暖和的季节才行得通;再不然就是坐轿,可是坐轿并不常见,又极贵、极费事。
我们的赶骡人,在我往游北京的好几年以前,曾受雇于英国人,在英法联军向京城进兵时替他们赶一辆装行李或粮秣的车。他时时讲起沿途发生过的事,又描述鞑靼马队被联军冲击、或被炮弹开花弹轰打时如何惊惶溃乱,为我们解途中之闷。我们走过张家湾村附近的战场时,他尽其所能指出交战双方各在何处。他告诉我们:交战时他赶着车就在不远处,自己却并不害怕。双方人数虽极悬殊——中国与鞑靼的兵比联军多得多——却很快就吓破了胆、乱了阵脚,惊慌失措地弃阵逃了。
我在中国已住了将近一生的三分之一,凡沿海准外国人去的要紧城市都到过,但仍指望在京城看到一种更进步的开化气象。所以三月四日早晨九点钟左右,我从东面望见北京城墙时,心里怀着相当的兴味。我们将近所要进的那座城门时,最先引起我注意的东西之一,是许多骆驼卧在地上安安静静地倒嚼,等着驮货。帝国南边见不着这种牲口;可是我在京城盘桓的那些天,所见的骆驼无疑有好几千头,有的从城西的煤矿往城里驮煤,有的把货物运往城北、城西的乡下。
有人称北京为「一座遥遥相望的壮丽之城」。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照着阔大慷慨的规模安排的。街道很宽,几条大街比中国南方大城里的大街要宽上几倍。北京分作两部分,通常称作鞑靼城与汉人城。前者又称「北城」,后者称「南城」。分隔两城的那道墙,是鞑靼城南面的城墙,却只是汉人城北面城墙的一段,因为汉人城比鞑靼城宽。这道中隔的墙很高很厚,上面开三座大门,自拂晓到天黑都开着。这三座门通向——或者说正对着——南北两城各自的三条大街。两城里好几条大街东西走向,另几条南北走向,彼此成直角相交。城墙高约三十英尺,上下不等,而且修葺得好;今日中国多数大城的城墙就说不上这一点了。殷实人家的住宅宽敞,就中国的标准说造得也好,还有宽大的院子——从街上看去,一般却极平常,甚至破旧。最好的房子通常被一道高墙挡着,街上走的人看不见。
北京见不着几乘人抬的轿子;一马拉的车倒极多,有些还相当齐整好看,价钱也不贵。这种中国出租车,城里各处空地上一天到晚都停着许多,等着雇主。从城这一头到那一头,这是最好的走法;无论住户还是生客游人,几乎都少不了它。连车夫的工钱在内,一天只要六七角钱就雇得到。
北京人不像帝国南边的中国人那样容易起哄、那样好奇好打听。他们一般各忙各的事,对外国来客不大理会,除非能从他们身上捞点钱,否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怎么在意。这一点或许可以部分地这样解释:几百年来,北京的居民看惯了从各国来的生人——他们到京城来,或是进贡,或是为通商,或是为宗教。在北京街上可以看见远西来的西藏人、远东来的朝鲜人;来自中国本部西面、西北面大漠的蒙古人;来自帝国以北、也就是如今坐龙庭的满洲皇室故乡的满洲人——人人穿着本族的服色,人人说着本族的话。天主教的教士在北京居住已二百五十多年,人数时多时少;俄国人在那里设使节也有相当长的年头了。外国人只要举止得体,可以在街上走动,不致被成群的闲人到处跟着、在身旁跑着纠缠。这里的居民待外国来客,言语举止间远不像我所到过的任何别的大城里的中国人那样无礼、那样放肆侮慢。
北京人、以及住在中国北部的中国人大体上,都比帝国南部的中国人强健壮实得多。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气候较冷、较提神。他们的饮食也比南方人来得实在、来得滋养:米少些、鱼少些,麦、玉米、小米多些,牛羊肉也多些。无论自然上的缘由是什么,他们在身量、体力与总的气象上,无疑都胜过南方的同胞。
至于京城的大小,只需说:据人告诉我,北城城墙周长十四英里,南城城墙周长十英里。南北两城共用的那道墙若长三英里,京城外围的城墙便有二十一英里。有几处关厢也很大。
北京的人口,连中国人与鞑靼人算在内,通常估计至少有二百万。凡明白事理的学童都知道,京城论人口之多,是世上三大城之一,即伦敦、北京与江户。
美国、英国、法国与俄国的使馆都设在鞑靼城南部,彼此相近。它们离那道围着皇城——内有皇宫与供皇室之用的苑囿——的墙,大约都不到半英里。属伦敦会的一位医生所管的医院,在英国使馆的地界里。英美两国的新教教士多半都乐于在北城的这一带附近择地居住。
据外国侨民的经验,北京的气候宜人、使人精神。汉人城与鞑靼城之间那道隔墙离各国使馆很近,所以连妇女小孩也能步行游散消遣,虽然她们是住在二百万人中间;因为她们和别的外国侨民一样,随时可以上到墙顶,在那里爱待多久就待多久,随意透气散步。城里各处散布着大量树木,夏天从中间这道墙上望去,景物便有了几分田野的意味,散步的乐趣也添了不少。
从这道墙上可以望见好几处皇家宫苑,有几处远望极好看。至于在街上散步活动,几乎行不通:一则没有人行道,二则尘土大、人多,车又多,一天到晚街上都是,只有下雨天与清早例外。
美国公使蒲安臣先生与英国公使卜鲁斯爵士,以及法俄两国的公使,与中国朝廷相处友好。他们驻在京城,似乎并没有像许多人所预言、所担心的那样搅乱帝国的平衡、惹出什么特别的麻烦。北京当权的一派是向着外国人的。这一派的首领是恭亲王,与幼年的皇帝是近亲。他又是「天子」冲龄时摄理国政的几位亲贵之一。他的才干与性情的刚强是公认的。只要朝廷在关涉外国与外国利益的政务上仍听他的主意,大约就不会有严重的误会或纠葛。
我在北京盘桓时所游的可观之处,有观象台、葡萄牙人的旧坟地、俄国人的坟地与大钟寺。
这座观象台建于将近二百年前,正在当今皇室御极之初。它位于北城东南角附近,一部分建在城墙上。我看到那架天球的做工之精、构造之巧,不禁惊异。它是铜铸的,直径约七英尺,架在一座精致的铜座上。许多主要的星与星座用铜铸的形体极齐整地贴在球面上,形体大小不一,以表星的大小。台上共有八件测天体远近、行度、大小等等的器械。后来有人告诉我,其中一件来自法国。有一件约十五英尺高,与其余的一样是铜铸的。它们都露天安放在一座平整结实的台面上;想到当年造它们的时地与种种情形,这些器械都显出极大的巧思——它们大半是南怀仁与他的同伴、即天主教的教士,在当朝第二位皇帝康熙年间所造。台周围绕着一圈沉重的铁栏。
耶稣会的坟地,人常称作葡萄牙人的旧坟地,在鞑靼城西面一座城门外不远处。我怀着深切真挚的兴味,瞻望那些天主教教士的白石大墓碑;明朝末年与当今鞑靼王朝之初,这些人在北京发挥过极大的影响。碑共有八九十方,有些刻着拉丁文、中文与满文。我记得见过那些饱经风雨的旧白石碑,标着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苏霖等人遗骸安息之所——他们都以二百年前在北京所做的传教与格致之业著称。我还留意到两座白石的大碑,极为精美,是为纪念东方的耶稣会使徒沙勿略、以及玛利亚的丈夫约瑟而立的。约瑟是中国天主教教务的主保。这两座碑,一左一右立在从街上进坟地的前门两旁。
俄国人的坟地在北城北面最东一座城门外不远处,如今在外国来客看来别有一番凄怆的意味,因为那里立着一座又小又朴素的碑,「纪念」布拉巴宗上尉、安德森中尉与另外十一人;一八六〇年九月十八日,他们与若干士兵在休战旗的保护之下被中国人用诈术拿去做了俘虏,后来在落到的那些本地官员手里受尽酷刑而死。碑前有五个小土堆,是北京向英法联军献城之后寻回遗体的那几位的坟。愿这几位勇敢而不幸的人安息!
大钟寺在北城北面西边那座城门外约三英里处。我去的那天,路上尘土极大,还没到寺门,我几乎要懊悔此行;可是等我看过、细看过那口钟,便觉得一路的尘土与劳顿都得了十足的酬报。它实在是一件艺术上的大奇迹,也确是我在中国所见天才与手艺最大的一座丰碑。钟的下沿约一英尺厚,直径约十五英尺,高约二十英尺。悬它的器具约八英尺高,由八根直径一英尺、形如大环扣的黄铜或紫铜件构成,据说其中四根是焊在钟顶上的。守寺的僧人告诉我,这钟重八万四千斤,合十一万二千磅。钟的内外都铸满了字形极工整的汉字。悬钟的器具与钟的下沿上,也铸着字(汉文与满文)。那僧人对我说,这口巨钟上的字,是他们一宗经典中八十七卷经文的内容。叫人称奇的是:这件器物的钟身无疑近十万磅、甚至足有十万磅重,内外又铸满了字形工整的汉字,竟能一次铸成——它必定是一次铸成的。这口奇钟铸于明朝永乐年间,明朝亡于一六四三年。寺里挤满了闲散的男孩与男人,他们顺着楼梯上到二层,从那里可以俯看这口钟,又从那里把北京通行的铜钱往钟顶上一个小孔里投。钟底下的地上落着许多铜钱,这钱算是寺里的,用来买香烛供寺中之用。有一种说法:谁能把钱投进那孔里,一生所谋必能遂愿。
到北京的基督徒,不能不深深感到当朝政体中迷信与拜偶像的性质。他可以看见许多庙宇、坛壝、寺院等等,从它们琉璃瓦的黄色、所用砖的黄色、以及所连木构彩画的黄色上,便看得出它们或属皇室,或受朝廷的庇护与供养。
不必一一列举,这里有天坛、先农坛、地坛、日坛与月坛。这些坛与它们所在的地界,无不规模宏大、气象壮丽。我实在无力把所游各坛描述得与它们相称、也令自己满意,下面不过勉强勾一个梗概。
天坛在南城东南部,四围一道墙高十五至二十英尺,周约三英里。地界南部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宽直大道,长近一英里或足有一英里,两旁有大树遮荫,修治得好。整个围内在许多方面像一座广大的园林,大荫树成行栽种,间距匀整。里头有几座又大又壮丽的建筑——就中国的标准说是壮丽——各有用场,只在大典时由皇帝本人或皇室中人使用。
那座祭天的殿宇,或者说仿天穹所建的高大圆殿——有人这样解释、这样描述它——实在是一座好看的东西。它是圆的;据看守地面的人告诉我,高九十九英尺,共三层。它建在一座白石砌成的壮丽台基的正中,台基高二十五至三十英尺。台顶可以从四面——正合四方——任何一面沿三段石阶登上去。头一段与第二段石阶的尽头,各有一圈平整的台面绕着台基,每圈约二十英尺宽,外护白石栏杆,有些地方雕得即便说不上秀雅,也极为繁复。殿的外面与殿顶的瓦都是深蓝色,仿天穹的青苍。这是我在中国所见最精美、最有气势的建筑,从稍远处望去尤其如此。
这座殿的内部,据地面上的看守明明白白告诉我,是中国皇帝亲自敬拜道教主神「玉皇上帝」的所在。他们所说的,又为皇帝行礼时所用牌位上的中文题字所印证。不过有些外国人似乎认为所拜的本该是「皇天上帝」,或照别人的译法是「皇天之上的主宰」——照他们的理解,那就是天、就是真神。然而信中国皇帝所拜的是真神的人并不多。殿内北部设有宝座,座上放一把椅子,椅上立一方小牌位,上面用大金字题着中国道教主神通用的名号「玉皇上帝」(照官话读音拼写)。殿内左右两边各放七八把雕工精美的大椅,用来安放当朝历代已故皇帝的牌位;在位的皇帝在玉皇上帝的牌位前焚香、行所定的礼时,这些牌位就摆在那里。行礼的时候,已故皇帝的魂灵被认为在场,是同拜的人,而不是所拜的对象。地面上的人告诉我——所说对不对我不敢断言——每年向玉皇上帝献祭三次,所用的供物有公牛十一头、公羊十二只、猪三口、鹿两头、兔十二只。近旁有一座极大的炉,一头公牛的躯体在里头焚化。
第十九章北京内景(中)
一头公牛的躯体在那座大炉里焚化,算是一种燔祭,别的牲口则整只整只地献上作祭。我留意到十座极大的铁花炉,每座大得装得下好几桶东西,行礼时按时在里头焚化大量的纸钱。
天坛在刚才略述过的那座仿天穹的青色圆殿以南不远处。它也是圆的,有两层台面,每层沿九级石阶登上去,四围绕着白石栏杆等等,有几处与祭天圆殿的台面栏杆相像。不过它顶上并没有殿宇房屋,是平的,完全露天。构成天坛的那座台面,比建圆殿的那片平台小得多,横过去只有约二十八步。近旁有一座极大的炉,用来焚化整只公牛;又有十二座又大又粗的铁花炉,焚化纸钱时用来盛纸钱。另有几只壮丽的大铜炉,用来盛香。坛的四围有四道墙:最里的一道是圆的,其余的是方的、带直角的。最里的两道墙,在东西南北四面各开三个口。每个口里立一座白石的高大牌坊,雕琢极为繁复,共二十四座。坛与墙所用的砖都是上釉着色的,黄色居多。几座殿宇与附属房屋、墙垣、坛台等等,都大量用白石砌造,与那些琉璃砖瓦相映,使这广大的围地显得整洁、华贵而雅致。
先农坛在天坛以西,位于南城的西南部。地界比天坛的略小,但也和天坛一样,大树极多,栽得整齐。坛本身是方的,只有一层高。坛上与近旁有八只极大的铜炉,做工极精。我进去看了那座存放牌位的屋子,里头有山神、海神、风神、雷神、雨神,以及青草青苗之神的牌位。据人告诉我,每年两次在那座屠牲所宰公牛六头、猪六口、羊六只,献与这些神为祭;看守地面的人指给我看,说这是值得一看的。他们又指给我看另一处特别可观的地方,就是存放农具的房子:每年春天皇帝与王公亲自耕种播种,为务农的百姓作榜样,所用的农具不用时就存在这里。御用的犁、耧、耙、桶等等——也就是专供皇帝一人使用的那些——是明黄色的;同一场合王公所用的则是鲜红色的。皇帝与王公当着朝中大员的面行耕、种、播等农事的那两块地,就在献祭的先农坛近旁。我进了皇帝临幸此地时所用的一座殿。从底下望得见的顶棚上,满画着描金的五爪龙,那是皇权特有的标记。这一处地界通盘看来,远不及天坛与祭天圆殿那一处。
地坛在北城北墙一座城门外不远处。地界宽敞,收拾得整齐,栽着许多成行的大树。坛由两层台面构成,即一层叠在一层上。登上顶层要走两段台阶,每段约六英尺高。台面侧壁贴着黄琉璃砖。坛的顶面铺着方正光滑的青灰色砖,每块约二尺半见方。坛外绕着一道又深又窄的干壕,壕壁砌砖整齐,外面又有墙,最里两道是黄的。据看守地面的人告诉我,每年由皇帝或由他所遣的人祭地一次,用鹿一头、兔两只、公牛九头、羊六只、猪六口。单就我所游各坛外观的高下而论,这座坛与地界里的房屋等等,论秀美壮丽仅次于天坛及其四围。等到来不及去看的时候,才有人告诉我皇城里还有一座壮丽的祭光之坛。我看过它的照片,断定它只略逊于天坛。我们一行离开地坛地界时,看见一只野狐在那里游荡,不时停下来望着我们。看守的人认为这狐狸出现是吉兆,无论如何不肯让人把它猎杀。
日坛在鞑靼城东面稍远处,在那一面一座大城门之外。我从城墙上把它看得很清楚。月坛在鞑靼城西墙之外,位置差不多与东面的日坛相对。通往月坛有一条壮丽的宽路,长约四分之一英里。就我所见,这地界里并没有什么比起所游别处坛地来值得特别一提的。
北京有两座极大的喇嘛庙,或者说喇嘛寺,一座在鞑靼城北墙以北不远,一座在以南不远——也就是一座在城外、一座在城内。它们琉璃瓦、砖等等多是黄色的,可见与当朝皇室、或与朝廷有关,因为黄是皇家的标记与颜色。北京传说:当朝皇室中人以私人身分奉活佛,就是喇嘛教的教主。这两处的僧人也奉活佛,活佛住在西藏京城拉萨。
城外那座喇嘛庙的地界里,有一座白石的巨碑,所费的银钱与人工必定极大。碑上满是佛像,以及种种实有的与想象的众生像。碑的四角各有一座白石塔,四五层高,上面也刻着许多佛像。后来有人告诉我,这白石碑上的雕刻镌镂,不知用的什么法子,总归是要把佛教的开山之祖——佛——的降生、一生与涅槃,作一番史事与图像的表现。这实在是一件秀美的艺术品。我们看见一个神情愁苦忧郁的信徒,据说是从中国本部西界以外来的,正朝着这座碑行他的功课。他全身伏在地上,伏着用额头叩地,半出声地念着些套语;每叩一次、念一遍完了,便把颈上所挂那串珠子沿绳拨过一颗,借此记下自己所认为有功德的叩拜与持念的遍数。
城内那座喇嘛寺,据人告诉我,大得容得下三千人。地界确是极宽,房屋又大又多。大体说来,这地界里的庙宇、即供偶像并举行或繁或简、或多或少的敬拜仪典的房屋,与中国南方各处常见的佛寺极为相像。其中一座屋里有一尊极大的佛像,约六十英尺高,据说是中国最大的偶像,也许是世上最大的。我没能看成,因为掌管那屋钥匙的僧人推托撒谎。我答应给他酬劳,他便应许去取钥匙,说是去取,却一去不返。我到那里时,僧人们刚做完午后的功课,正各自散回房去。他们穿着极肥大的深红色裤子,上身不穿褂子,只披着一件像红毯子似的东西。有几个正用北京的大制钱赌博。有些蒙古僧人穿灰色衣服,另一些穿黄色的布衣或绸衣。一般都相信这些喇嘛庙主要靠朝廷拨款供养。那里看不出一点穷相,样样都修葺得好。
上面所说关于各坛与坛上所献之祭、以及关于喇嘛寺的种种事实,足以证明当今的鞑靼朝廷极其迷信、极其崇拜偶像,也足以证明这种官府的、朝廷的迷信与偶像崇拜每年的花费极大。
在北京时,我游祭孔的庙宇,很感兴味。这座庙在前面提到的那座大喇嘛寺附近,位于鞑靼城东北部。庙里用牌位代表这位圣人,不用塑像。庙本身并不很大,但庙与附属房屋、亭子上描金之多、黄瓦之多、黄色彩画与黄砖之多,合起来使这片祭孔、尊孔的地界显得华丽壮观。在一座附属房屋里,可以指给好奇的生客看十面石鼓——就是十块凿成鼓形的石头。据说这是约三千年前造的。它们确实显出极古的痕迹,不过是否真有所说那样古,可疑。鼓的外面刻着许多汉字,虽不十分清楚,用的是极古时的一种字体。
孔庙附近有一座房屋,我且称它作御碑亭。这座亭子与它紧挨着的四周,是外国来客最感兴味的所在之一。亭子两层高,里头有一座宝座,皇帝照例在这里把若干名位赐给那些在科名上角逐得胜的人。我去的那天,宝座前的案上积尘将近八分之一英寸厚,然而案腿上繁复的雕工透过尘土仍看得见。头上的顶棚画着五爪龙,画得富丽、甚至可说花哨。亭子近旁有一座大殿,凡考取第三级功名的人在这里聚齐,当着皇帝本人的面再考一场。在这文场上拔得头筹、又蒙皇帝特别垂顾,便是中国所能得到的最高的科名之荣。
御碑亭两侧两道又长又低的廊子底下,排着约二百方巨大的花岗石碑,每方七八英尺高,宽厚相称。碑上刻着构成中国经籍的十三部书的全文,字刻在碑的两面,刻得整齐。这片广大的地界里,除这二百方碑以外,还用了极多的白石作匾额、立柱、栏杆等等;这些连同众多的房屋,使此地显得整洁可观。
南城西部的牛街上有一座大礼拜寺。它新近修过,看去像新的。这寺原是约二百年前在位的一位中国皇帝建造并赐给当地的回教徒的。寺里几位掌教断言,这次修葺花了三万元之巨。正殿照中国的算法有四十多间,又长又宽又低。我请他们把几处主要门楣上的阿拉伯文念出来,他们念了;可见《古兰经》原来所用的文字,在中国那许多信奉假先知的人中间,至少还有少数人懂得。这座礼拜寺是京城几座礼拜寺中最大、最富的。
天主教在北京的教务兴旺而有势力,似乎受法国公使特别的庇护。他们有一所又大又办得好的学堂,把最有造就的中国信徒训练成天主教的神父,教他们拉丁文等等。有些新教的教士进得去,我却没能进这所学堂,也没能进北京最大的天主堂与修院的里面;我只看了教堂的外面,听见里面的人齐声吟唱。康熙年间在皇城、即黄城界内所建的那座壮丽的教堂——一部分是康熙自己出的钱,古伯察在他《中国基督教史》第三卷里描述过——看来早在耶稣会士在朝中失宠之后,就被中国朝廷没收拆毁了。那片地上后来盖了几座小些的房屋。照新近的中法条约的条款,这片广大而值钱的地界已经发还,交给现今在北京的天主教教士管业。有两位穿中国衣裳的法国神父很客气地领我看了一部分。他们带我到一所小礼拜堂,墙上挂着十八二十幅圣徒等等的画像,堂里筑了一座祭台供行礼之用。据告诉我,他们打算不久就在这片地上动工建一座又大又壮丽的教堂。我不会说法国话,这两位神父不会说英国话,便都用大家恰好都懂的官话交谈。其中一位新近才到北京,是从帝国西南边远的一省来的,为的是把那里一位天主教神父被官府戕害的情形陈述出来,并在京城求个昭雪。他打算过不了几个月就回自己那遥远的工场去。我游北京之前住在天津时,有一个自称是天主教徒、住在京城的人告诉我:那里有外国神父三十位,本地的信徒极多。京城驻的外国神父大约不至于真有三十位,不过北京所在的直隶省内或许有这个数。除北京的神父之外,还有六位或八位外国的仁爱会修女,于一八六二年秋到了天津,是要往京城去的。
从上面所举的种种事实,可见朝廷迷信与崇拜偶像的性质,并由此可以推知它那广大而庞杂的百姓在德行上的光景;那么,在北京维持新教教务何等要紧,也就不言自明了。
喇嘛教(又称萨满教)是主要盛行于西藏与蒙古的一支佛教,前面说过,它在京城也有人。中国的佛教,即在中国南方极盛行的那一支佛教,在北京信的人也不少。道教、即中国的理法之教,在那里比帝国南方还要兴盛。这几样谬误,难道不该由新教基督教的教师在京城彻底地迎上去、彻底地揭破么?
回教徒在那里立足已有几百年,他们的迷妄,难道不该由讲说纯正属灵的基督教的人尽人力所能及地破除、抵消么?
天主教的教士既在那里立足,并受保护得以行他们宗教上、教会上的职事,那么新教的教士也驻在京城、也受保护得以行他们宗教上的权利与本分,岂不过是公平相等而已?新教的英美两国的基督教在北京有护教者、有传教者,难道不与天主教的法国的基督教在那里有护教者、有传教者一样要紧么?
北京是一个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帝国在政事与文章上的中心。十八省各处的高级官员都从北京领凭;他们中间许多人在能补各省最高的官缺之前,还非亲自到京城来一趟不可。要考第三级以上的文武科名的人,即便来自最僻远省分的最僻远之处,也须「上」北京,才能应考。皇家的学府翰林院设在北京,里头住着从十八省各省来的、在御前考取的人;他们在那里担着种种文墨之职,等着奉命到帝国某处去补官。那么,叫这几等有势力、有见识的人能够接触西洋来的基督徒学者、接触原出西洋的基督教书籍,听他们讲说关乎上帝与救主、关乎魂灵与永世的「在耶稣里的真理」,岂不是极要紧的事么?
与这些想法相连的,还有一件显眼而有趣的事实:北京所说的通行话,往南、往西南几百英里之内都听得懂。官话、即朝堂上的话(官员所说的话),是帝国北部与西部好几省各色中国人共通的话。在这一点上,中国南北大不相同。中国南方方言极多,只在一小片地方、为比较少的人所懂。但在北京,说官话的教士不但能叫这里二百万居民听懂,也能叫来自全国近一半、甚至足有一半地方的客人听懂。西藏人、蒙古人、满洲人、朝鲜人,以及为通商、为宗教、为进贡、为使命而上京城来的邻近各国的人,也都或多或少、或精或粗地说这种话。作为宣讲基督教道理、散布中文基督教书册的中心,北京的要紧怎么估量都不为过。
